标题：武周
简介
  武周疆域
武周（690年－705年），是武则天建立的王朝，史称武周。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掌权40多年。武则天是该朝代唯一的皇帝[1]。
武周仍然袭用唐制，武则天既是两个唐朝皇帝的生母，死前又恢复唐朝，故此历史上一般不把武周视为单独的朝代，惯例上把武周计入唐朝帝系，武周时期计入唐朝统治年数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2]。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周时期版图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3]；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3]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腐败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4]。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历史
定都洛阳武则天在称帝建立武周前，就在考虑定城何处，因为这对即将建立的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她为定都洛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⑴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⑵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⑶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 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⑷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定都洛阳是早有准备的。
在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之后，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登上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洛阳为都城，改元天授，赐酺七日，“在宥天下，咸与惟新”。五天后，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⑸降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具仪，比皇太子”。⑹至此，“武周”取代了“李唐”，武则天戴皇冠，穿皇袍，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那么武则天为什么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呢？
至于以洛阳为都，并不是像封建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怕王皇后、萧淑妃披发沥血的灵魂，不敢回长安；②事实上，武则天于长安元年（701年）曾返长安，且住了两年，故仅以王、萧二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是像今人岑仲勉先生所说的那样“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以纵情荒淫起见”。⑺武则天出家，人所共知；洛阳是唐王朝之东都，与长安联系最为紧密。难道武则天到了洛阳就洗刷掉了出家的事实？何况“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想要遮掩是不可能的。既不能洗刷，则纵情淫乐长安亦可，何必洛阳？所以岑仲勉先生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⑻
笔者认为，陈寅恪先生所说很有道理，武则天之定都洛阳不单是王、萧二人之死或避洛的纵情荒淫之因，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洛阳有利的区位优势所决定的。
武则天之所以以洛阳为首都，主要是由于洛阳具有作为都城的条件，而且已被经营为有利于武周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武则天要改唐为“周”，建立新王朝，需要有一个首都作为根据地，作为她的后盾，无疑，洛阳是最令她满意的地方。自东周至唐，已有好几个王朝曾建都于此，它具备建都的历史因素。当年，血气方刚的高宗欲纳志同道合的武则天为后，遭到大臣的反对；欲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往往受到他们的控制。后虽打击了个别人士，但生活在长安，总觉得有所限制，不太满意。正好此时战事频繁，高宗便下诏改洛阳为东都，修葺宫殿携武则天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二人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而武则天住洛阳的时间则更长，达三、四十年在此期间，武则天一直参与朝政，已经培养了相当的势力。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到易唐为周前夕，洛阳已成为号令所出的政治中心，租赋所集的经济中心，精兵拱卫的军事中心和文人所趋、符瑞所出的文化思想中心，是她的政治大本营。因此，她不能舍洛阳而趋长安。对她而言，以洛阳为都城是最恰当的。
再者，在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气氛下，尽管她贵为天子，但毕竟是一个女子，怎样也改变不了李唐王朝媳妇的身份。武则天的这种无奈 充分体现在立皇嗣问题上。天授二年（691年），王庆之等人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武则天问王氏：“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氏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 ⑼这种回答不无道理，武氏只好抚慰他离开。后来王氏屡次求见武 则天，劝说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武则天大怒，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杖击王氏。李昭德趁势劝谏武则天：“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 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巨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⑽武氏亦以为然。七年后，立嗣风波又起。武承嗣、武三思多次派人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子弟为太子。武氏对此犹豫不决。狄仁杰因谏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镐， 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无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 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 ⑾此外，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李昭德、王方庆、王及善、吉顼以及她的心腹二张兄弟也从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出发，详细分析了立子立侄的利弊，反对立侄，主张立子。武则天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武氏诸王不得人心，立侄利少弊多，不仅死后有陵庙无享祭、子孙被凌夷的可能，而且眼下就会造成与臣僚的隔阂，有丧失人心的危险，因此她打消了立侄的念头，决意立子。
这种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后东突厥汗国。圣历元年（698年）六月，突厥默涰请求与唐和亲，武则天命令武延秀纳默啜女为妃。默啜却认为其女要嫁的是李氏，并非武氏，李氏才是天子之子，并以此为借口起兵侵唐。这虽然只是默啜起兵的一个借口，但却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甚大，连正朔观念不强的游牧部族也受到了影响。况且长安本是唐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她要称帝，就不得不在洛阳另起炉灶，这样既维持了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减少了李姓士族对她称帝的阻力，又能显现出武氏在洛阳的至高无上，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就经济因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秦汉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国的经济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这样偏西一隅的长安的经济优势逐渐被洛阳所取代。况且洛阳所处的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为伊、洛、河、济交汇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都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反之，关中地区的优势与重要性逐渐下降。关中古称天府之国，被山带河，金城千里，故西周、西汉、西魏、隋、唐等王朝皆定都于此。然东汉以来，随着战乱的加剧，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从内、外两方面来考虑，内：提高关中地区的生产能力，外：从关东或江南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而关中自身条件又非以前所能比，要振兴关东地区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大不如以前。关中在遭受了几次战乱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之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减弱，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却增加了。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 1/4。⑿二是人口不断加剧，使土地失去了可负荷能力，导致地狭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少。据统计，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③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④在短短的六十年时间里，人口竟增长了3倍多，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人口密度更大，土地负荷力更为巨大，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⒀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硙，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⒁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由此可以看出，振兴关中这一途径不行，只好依靠漕运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也并非易事。古代航海水平毕竟有限，再加上路途遥远，黄河水流湍急，尤其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位落差极大，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从江南漕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漕运虽能暂时缓解粮食危机，但付出代价太大，运输量十分有限，也非长久之计。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⒂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⒃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 陆运佣钱三十万缗”，⒄ 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⒅所以往关中进行漕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洛阳就不同了，本来就居中，位于隋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的中转站上，无论是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输送物资都十分方便，漕运十分便利。
再次，洛阳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它左据城皋，右阻渑池，前临嵩山，后界大河，是所谓“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令，困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⒆时人陈子昂亦说，洛阳地区“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⒇陈建《建都论》云：古今天下都会有四，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夫建都之要，一形胜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惟洛阳三善咸备。隋炀帝幸洛阳诏亦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21）
就地理位置而言，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22）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就地理形势而言，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这种“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最后，洛阳城的建城理念也深为武则天所喜爱。今天，我们若以洛河为东西轴线，分布洛南和洛北两个城区，正好与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一致，只不过古人提出了一个更浪漫的城市建设理念，这就是“洛水贯都”。“洛水贯都”的建城理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走向，是拿洛水比作天上的银河，而把棋盘似的里坊比作天空的星辰。它寓意“有河汉之象”。“河汉”是什么呢？就是天际的银河。隋唐两代在建设洛阳城的时候，都把皇城规划为以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去对应《论语》中的一句话。《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极星。天上的众星拱卫着北斗，地上的皇城街区和里坊，拱卫着中央行署，这天上人间的的两组对应景观，真可谓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最和谐的乐章，这就更有了“天地之所合”的意兆，昭示在洛阳执政的皇帝，将以德为政，赢得天下百姓拥戴。此外，在隋唐洛阳城的构件中，深深融入了“天”的元素，城的最南头是天阙（龙门）。然后沿着南北中轴线，贯通南北的这是定鼎门街，也叫“天门街”，又名“天津街”，或曰“天街”。下来依次是天门（定鼎门）、天宫寺、天汉（洛水）、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如此以“天”的强烈意识作为规划的主导思想，寓意这座城市如同人间天堂一般，是圣城，是圣地，最符合女皇的天子身份和她独特的魅力。也正是洛阳城具有这样独特的建城理念和“天地之所合”的意兆，使得武则天更为喜欢它，推崇它。
综上所述，武则天定都洛阳，决非避免王、萧二人阴魂纠缠，更非满足荒淫私欲，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洛阳的区位优势、独特的建城理念以及关东地区优势地位下降等原因综合所致。武则天迁都洛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既缓解了关中地区人口与土地、粮食之间的巨大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解决了向关中漕运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有利于为国家节省开支，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同时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推动了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武周代唐唐武则天称帝，史称“武后革命”，这里的“革命”，是革命的本意，革是动词，命是朝代，所以，革命是“改朝换代”的意思。
高宗死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因为与中宗不合，武太后不久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李敬业的反叛后，武太后天授元年（690年）废睿宗帝号，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号称神都），改立李旦为皇嗣。武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由於武氏死后的諡号中有「则天」二字，所以近代学者多称她为「武则天」。
但是武后革命，其来路并不十分坦荡，早期大致可行，深入体制之后，就是问题多多。所以不动用权谋，不获得众多官僚的拥戴，没有政治手腕，新体制也是建立不起来，或者建立起来也没有根基。  唐中宗
武则天既位前后，也进行了“流血的”王朝更替，但是在其过程中，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在唐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出面竭力反对，他们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她依靠庶族官僚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贬长孙无忌、杀掉了褚遂良等人。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睿宗，实际上只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山东聊城）、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
在武则天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里，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史称贞观遗风。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武则天开创了殿试和武举，并且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打击北魏以来的世家势力；对外战争巩固并拓展了国家的版图；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但武则天任用酷吏，在后世经常受到传统史学家的批评。武则天又设北门学士，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武则天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武周之治则天善于治国，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并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国家在其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极其重要的基础，史称武周之治。武则天日渐衰老，虽然唐睿宗李旦改姓武，为皇嗣，但朝臣大多倾向由继位庐陵王的唐中宗李显继位。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谏言“那有侄儿替姑母立庙”后，下旨接庐陵王回朝。女皇晚年希望庐陵王李显改“武”姓以继帝位，但李显的软弱使她放心不下。神龙政变神龙元年（705）正月，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张柬之、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崔元?、禁军长官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敬晖、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袁恕己等利用禁军发动宫廷政变，逼武则天下台，立皇太子李显为皇帝。武则天于当年十一月去世。这是不是表明“李武政权”的破裂？不是的，因为这次政变的矛头本来不是针对武则天，而是针对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的。
政治
善言纳谏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5]。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6]。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7]《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8]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8]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8]。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9]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10]“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11]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10]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12]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13]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隐私，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整顿吏治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14]，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15]；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15]。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16]。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14]。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17]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18]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19]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20]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21]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知人善任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1-22]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改革科举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21]。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23]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24]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24]。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25]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22]。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26]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7]，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28]；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29]；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30]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31]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经济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2]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7]。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32]，“泛延谠议，时礼正人”[33]，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文化
《罗织经》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俊臣生前曾经与人合作，共同撰写过一部《罗织经》，这是一部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愤书”。传说武则天看后也很感叹，她说：“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
台湾学者柏杨注疏《资治通鉴》，对此书作过这样的评价：“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由愤青“自主撰写”的重要经典，发现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据说前几年曾有人拼凑出一本《罗织经》，似乎非真。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如能早些刊行于世，说不定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那也很有可能。
来俊臣生当盛唐，此人不似陈亮与严蕊，因为他“无才无学”，也不似汲黯有汉武帝这个阔学生，按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愤懑”的，但是很奇怪，他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时代、大机遇。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人治社会，官场上历来是“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
身为下等人，要想挤进仕途，谋取官位，获得权力，必须取悦上司，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携，否则也是徒有其志。用眼下时髦的话说：首先你本人得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还得行的人对你行不行很关键：“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积案如山武则天正苦于此事，一个叫鱼保家的人来献策，请铸“铜匦”，奖励告密。这可正中女皇下怀，立即诏令鱼保家监铸铜匦，并诏旨各个州县，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给以驿马和五品官的供奉，送其尽速来京，并不得“问诘”所告内容。告密属实者，给以封赏；不实者，免予追究。从此，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拥而来，跑到长安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
这个铜匦设置之后，可以“风闻言事”，告密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各类愤青，以至于积案如山，日渐“垃圾化”。
武则天没有办法，就从愤青中拔擢了一大批官吏刑讯、治狱，“愤青事，愤青毕”。这批愤青，大多数出身于市民与下层社会，却从此进入了宫廷与“上流社会”，成为出身草根的新朝官僚。
武则天正好要以这些人“为其刀斧”，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在这些愤青的助力之下，她先诛杀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与高官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军政官吏则不计其数，以千百万人头落地，来打击李唐宗室及旧朝势力。
来俊臣也是恰好赶上了，他善于“揣摩上意”，积极参与，共襄“愤青革命”的“盛举”；为此，仅经他的手诛杀的大臣和官员，据《新唐书》记载，共有一千多家。
新朝滥杀，愤青当道。引起人人自危，造成了新的危机，武则天就反手委罪于这些“愤青官吏”的“贪酷”，以此脱卸责任，借用鹰犬的头颅，来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
有时候读这段历史，我认为来俊臣这些愤青，其个人是相当无辜的，他们只是朝廷的鹰犬--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以告密进身，为吏害人无数；但是你真正观察他们的办案，都是“职务犯罪”，属于执行最高层的授意及高层的政治意图，却很难发现他们“为恶民间”的实据。
对此，《新唐书》的评价也很公道，认为：“呜呼！非吏敢也，时诱之为也。观俊臣辈，怵利放命，内怀滔天，又张汤、郅都之土苴云。”最后一句是说，愤青们如此嚣张，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他们如果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汉景帝或者汉武帝这样的明君，也都应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而且，武则天对他们也很无情，比如，来俊臣最后被杀，也没有真正的过恶--受理此案的官员，原本就是来俊臣很多年的好朋友卫遂忠，也是当时著名的愤青之一，“造案”手段高强，自然也把来俊臣办成了“铁案”、问成了“死罪”，“斩于西市”，“以马践其骨，无孑馀，家属籍没。”
来俊臣至死也没有辩白。
人物
说到盛唐时期的标志性人物，蒙曼说，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不是唐太宗，也不是唐玄宗，而是武则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唐太宗虽然政治清明，文治武功都十分杰出，可是朝廷太穷，皇室、朝臣和百姓日子都过得十分清苦。蒙曼举例说，唐太宗和太子李治在一起吃饭，当看到儿子要把羊肉上的油脂扔掉时，唐太宗的眼里流露出了鹰一样的凶光，世人都说唐太宗简朴，其实是国家贫穷的缘故，皇室如此，百姓的日子当是更加难熬。盛世应该和富裕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唐太宗不能作为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
唐玄宗也不能作为盛世的代表，他虽然开创了开元盛世，让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顶峰，可是唐玄宗的明君作为有始无终，在他治理国家的后期，唐朝由盛而衰。
但武则天与他们二人不同，武则天顺应了时代变革的大势，她一手拉住皇帝，一手拉住平民官员，那个时代是贵族没落、皇权和平民都在崛起的时代，她完善了科举制度，她首次应用殿试，在人才选拔上做到了“英雄不问出处”，她作到了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动员，她执行的人才政策，在武周时期有用，在以后的时代依然发挥作用，像唐玄宗统治初期的几个名相，都是武则天选拔出来的人才。对于普通百姓的流动，她采取自由政策，百姓的自由流动极大地释放出了一个国家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些无人否认的历史功绩，让她在身后依然享有后人的尊崇，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历史的发展。
建筑
武周宫殿于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建成，号“万象神宫”  武周宫殿万象神宫，富丽堂皇，准许民众入内参观。武太后又令于明堂之北起天堂，以贮夹像。颁《亲享明堂制》。
后来武则天称帝万象神宫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举行祭天地的仪式，同时迎接各地使节。
唐明堂乐章记载万象神宫记载，千官肃事，万国朝宗。载延百辟，爰集三宫。君臣德合，鱼水斯同。睿图方永，周历长隆。
明堂为武则天垂拱四年（668年）在乾元殿旧址上建造。据文献记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为多边形，圆顶。有上中下三层，古人认为明堂可以上通天象，所以“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上层为圆盖顶亭子，上立高一丈的涂金铁凤，屋顶铺木胎夹纻漆瓦。明堂有上下贯通的巨木中桩，作为斗栱梁架依附的主干。明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超过唐两京所有宫殿，反映其设计与施工能力已接近或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武则天时期，曾在此宴飨群臣，接受朝贺，发布政令。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武则天时的一些宏伟建筑物先后被毁掉。开元二十七年毁明堂上层，改修下层为新殿，次年又改新殿为乾元殿。
1986年发掘的武则天明堂遗址，在遗址中心夯土基址中心部位，发现有一圆形大柱坑，口部直径9.8米，深4.06米。坑底为四块方形大青石拼成的巨型柱础。武则天执政期间，为她正式登基称帝作准备，决定建造明堂，遂令沙门薛怀义负责主持此项工程，于垂拱三年（687年）春至四年（688年）正月，近一年的时间在东都洛阳宫城内建起了号称“万象神宫”的明堂。明堂的建造，标新立异，与汉以来在都城南郊高置的礼制性建筑不同，而是按周朝制度，“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神都洛阳城  神都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显庆二年（657年）10月，高宗“循皇后武氏之请”首次东幸洛阳，并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并如雍州”，把洛阳升格到都城的地位。这是武则天迁都洛阳的第一步骤。
此后的二十六年间，唐高宗李治曾九次来往于东西两都，寓居洛阳十一年。
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
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后，不复西返。唐高宗尚未东幸洛阳前，便着手修葺洛阳宫殿。显庆二年4月，他命司农少卿韦机（韦弘机，为避讳改为韦机）为司农卿兼知东都营田，完葺宫苑，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序幕。韦机在洛阳宫原有的基础上，增建了许多宫殿设施，禁苑中修造了高山、宿羽两宫，制度壮丽；沿洛水建造了奢华无比的上阳宫，显胜一时。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官名、官服都加以变更；洛阳城的许多名称也加以变动，改东都为神都，东都苑为神都苑。洛阳城的建设也进入了她辉煌灿烂的时代。神都洛阳增建了许多壮观的建筑物，如宫城里的万象神宫、天堂，端门外的天枢，则天门及阙等。为自己帝位的巩固，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
此外，武则天迁十万户居民入洛阳，使洛阳人口超过百万；疏通城内水上交通，大力发展商业等举措对洛阳成为当时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国际贸易城和“丝绸之路”的东起点。  洛阳龙门石窟
天阙：即龙门“伊阙”，位于中轴线的最南端，对应于天上的“天阙星座”。
天街：即“定鼎门大街”，连接宫城正门和郭城正南门“定鼎门”的御道，宽110米。“天街”有天子之街的意思，对应于天上的“天街”星座。
天津：即“天津桥”，隋炀帝时所建。洛阳就像天帝的居所“紫微宫”，洛水就像天上的“银河”，其上之桥则喻意通向天庭天子之渡口，故取名“天津桥”。
天枢：立于皇城正门端门外、天津桥头以北之“万国颂德”铜铸纪念碑，高30余米，对应天上的“天枢星”。
天门：即宫城正门“应天门”， 对应天上的“天门”星座。隋、唐初之时称“则天门”，睿宗李旦因避其母名讳而改名，晚唐五代时期称“五凤楼”，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李世民取东都时因太过奢华而被焚毁，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重建。平面呈“凹”字形，双向三出阙，由门楼、朵楼、阙楼组成，是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朝廷举行重大国事庆典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经考古发掘，“应天门”形制为北京故宫宫城正门“午门”之最初原型。
天宫：即“明堂”，初号“万象神宫”，重建后曰“通天宫”。史上体量最大之木构建筑，基底正方90米X90米，高约88米，唐代建筑技术之巅峰巨作；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礼制建筑，开创了明堂建筑由方到圆的先河，其形制及理念为北京天坛“祈年殿”所延用。
天堂：即礼佛堂“天堂”，内贮大佛，高度估约150米以上，史上最高之木构建筑。
重要事件
67岁，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废睿宗，正式称帝。自号“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
69岁，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派王孝杰帅军收复安西四镇，在龟兹国恢复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并遣军常驻，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
72岁，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突厥默啜可汗遣使请降。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73岁，天册万岁二年（696年）十二月，武则天封禅嵩山。
74岁，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杀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75岁，圣历元年（698年）三月，复立被废的庐陵王李显为太子。
79岁，长安二年（702年），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置北庭都护府，取代金山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82岁，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二张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武则天被迫将皇位让给儿子中宗李显，复唐国号。同年十月病逝于上阳宫，留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合葬于乾陵，共在位16年。
酷吏
来俊臣来俊臣（651—697），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武周时期最著名的酷吏。历任侍御史、左台御史中丞。喜酷刑，擅逼供。在任期间，前后所破千余家，冤死者众。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迁升洛阳令、司农少卿。万岁通天二年，因得罪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诛。
来俊臣是一个代表性的病例—一个完美地体现了“正邪两赋”理论的典型病例。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曾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方，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这就是著名的“正邪两赋”论。
了满足事业的需要，来俊臣可谓绞尽脑汁，体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性—他发明的刑具都代表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譬如他发明了一种叫做“突地吼”的刑具。凡是被上了这种“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停地转圈。于是，受刑的人先是上吐下泻，接着四肢瘫软，如果还不认罪，那就继续转下去，直到受刑的人晕倒为止。不论怎么说，“突地吼”还算比较“温柔”的刑具，“铁圈笼头”就没有这么“体贴”了。顾名思义，铁圈笼头是用粗铁丝做成的圈。这种刑具的独到之处是，每当审讯犯人时，就将铁圈套在犯人的头上，如果犯人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好，否则，来俊臣就指示手下往铁圈里加木楔，很多人因此脑浆迸裂。来俊臣的刑具就是这样“别出心裁”，让人不寒而栗。
来俊臣还善于运用心理战术，在审讯囚犯之前，他的习惯动作是将所有的刑具撂出来，先向囚犯展示一番。据说，大多数囚犯见到刑具即已魂飞魄散，为了躲避酷刑，只好一切都顺着来俊臣的意思来说。
大将军张虔勖、范云仙等都被来俊臣审讯过。在洛阳州官署里，张虔勖等不堪忍受痛苦，自诉对国家有功，来俊臣就命令卫士把他乱刀砍死。范云仙更是不识好歹，在被审讯时也是历数自己一生伺奉先朝的丰功伟绩，声言自己遭遇司法不公，来俊臣就下令割去了他的舌头。周兴请君入瓮：语出唐·张■《朝野佥载》（《太平广记·一二一·周兴》引）：“（来俊臣）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
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 
来俊臣还治周兴：事见《新唐书·酷吏传》、《资治通鉴·唐纪二十》。
评价
对于这段时期治绩一直深富争议。否定武则天的人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唐王朝出现了全面的倒退，他们把唐朝前期历史的发展比作是马蹄形，说武则天统治时期处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的低谷。肯定武则天的人则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唐王朝发展的重要阶段，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双怀。比较原始史料，可以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所发生的种种政治斗争并未祸及一般平民，始终是一场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争斗，因而保证了唐王朝的生产和社会发展。
亦有人认为，武周的发展能承接贞观的强盛，为其后的开元之治建立强大而又稳固的基础，实在功不可没。武周政权采用唐朝的以故手法统治，实质只是改朝换名，对唐的及后发展利多于弊。

简介
武周，字伯南（武伯南），生卒年不详，源于姬姓，出自周平王幼子姬武之后。三国时期（公元220年-公元265年）魏国官吏。沛国竹邑（今安徽宿州市北）人。武端之子。时称为雅士。曹操时任下邳令，曾为张辽之护军。后为文帝侍御史。官至光禄大夫。封南昌侯。
有四子，长子武陔（字元夏），三子武韶（字叔夏），四子武韶（字叔夏），次子名不详。
史料记载
《三国志·臧霸传》：沛国公武周为下邳令，霸敬异周，身诣令舍。
《新唐书·宰相世系》：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汉有武臣，为赵王。梁邹孝侯臣，生德。德生东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婴。婴生中涓、济阴侯山附，后以酎金国除。山附生陈留太守、内黄侯都。都生汝南太守宣，字文达。宣二子：尚、浮。浮字元海，司徒、左长史。生临漳令静，字伯济。静生烈，字文照。烈生光禄勋笃，字猗伯。笃生太常、中垒校尉悌，字周笃。悌生九江太守、临颍侯端。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字伯南。周三子：陔、韶、茂。陔字元夏，晋左仆射、薛定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