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阳渠
简介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始建年代
《水经注·   水注》载：“按陆机《洛阳记》”，六澄之《水初记》言：城之西面有阳渠，周公制之地也。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吕不韦以是推之，非专周公可知矣。（阳渠）亦渭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陆、刘二位将汉代以前，自西周以来洛阳城的建设演变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其论断业已得到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所证实⑦。他们并且把东汉时期的城西阳渠追溯到西周时期，说是周公所制。同时又将周国所制沟渠与西周初期迁殷顽民，营建成周城密切连不起来。《水注经》作者郦道元认为，城东“九曲渎”又是阳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水注经·谷水注》又载：“故李尤《鸿池陂铭》：鸿池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阳渠）左合七里涧……阳渠水流经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阳渠水又东经亳殷南。”很明显，郦氏引用李尤之作，主要是证明城东阳渠的年代、起源、位置、流向和创始人邓历史关系，李尤认为鸿池陂北岸之水（阳渠），是圣王（指周公）所规划的，开渠东注，出自成周城，东流经过鸿池北岸。同时，《水注经》作者又将亲眼看到的北魏时期的洛阳城阳渠，自上而下沿途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进行连贯性的详细叙述。勘探资料表明，汉魏洛阳城东阳渠的东、西两段阳渠渠道，从其地理位置和笔直的走向来看，二者眼本是一条东西向完整的渠道，途径鸿池陂北侧通道，并且是经过认真规划设计，一次性人工开挖形成。这一现象正如李尤所言，由于前述陆、刘二位对城西阳渠观点完全吻合。因此可见，东汉三位学者作著时，对洛阳城和城东、城西阳渠的间色和情况有着较为准确可靠的传闻，甚至可能东汉初期还有人亲眼目睹过西周时期周公所制沟渠的遗迹，他们所言洛阳城历史演变情况和城东、城西阳区的存在情况，都被近年来考古发掘、勘探和研究工作所证实。当然，他们所说阳渠是周公所建也是较具有说服力的。北魏郦道元所著《水注经》时，距东汉几位学者作著时间仅有两百年左右，从中还可以看到，作者浏览了大量文史资料，并且做了大量实地科学考察，东汉至北魏期间，洛阳城上下阳渠修建宫城，基本上相互接踵不断，对其创始年代的传承说法也是较为确切可靠地。因此，我们认为阳渠的始建年代，当在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成周城的营建与阳渠的始建。关于西周初期对邑的营建,《尚书》等文献及出土青铜器铭文均有记述。《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班固对雒阳与河南的自注称:“雒阳，周公因迁殷民，是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郑玄《诗·王城谱》也说：“周王摄政五年，成王在，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即成，谓之王城，是谓东都，今河南是也。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处西都”。均以为成周在汉魏洛阳故城处。据《读史方舆记要》河南下引陆机《洛阳记》：“洛阳城周公所制。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大其城。汉魏益增修之”。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上发现规模较大的西周城址，历经东周、秦汉，城之规模不断扩大；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又相继建都与此⑨。从时间，地望以及城之演变情况与诸多古代学者，又把阳渠追溯到西周时期，说是周公所制。尤其是前述东汉李尤的《洛阳记》，把这一西周城址和东汉阳渠都说成为周公所制。那么，我们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现实考古发掘、勘探、研究资料，对二者关系分析如下：东汉时期洛阳城的上东门（北魏建春门）和上西门（北魏阊阖门）东西相对，均位居西周时期成周城北侧，已发现的城东阳渠出自建春门外打到北侧；《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城西）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其水北高渠，枝分上下，历石桥东入城。”这里的阳渠水“南暨”、“北乘”分明是两股水流，形成了江流关系，那么“南暨”之水从各方面自然条件分析，当属自而东抵达阊阖门之水，《水注经》中所指城西阳渠还是此水，与建春门外的城东阳渠东西对应，均位于西周城址北侧，二者东西贯通，可能既是西周时期周公所制沟渠。若是，周公所制沟渠则沿西周时期城址北垣外东西通过，与城址形成密切关系。而且是不谋而合。西周时期城址和周公所制沟渠应当是同一时期的产物，而且是经过统一认真谋划的结果。因此，古人“周公卜宅雒邑，营建成周”之说是完全成立的。另外，在西周初期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巩固新政权，利用殷顽民的迁徒改造机会，大力营建城池，兴修水利工程，也是极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时期沟渠的设计规划、建造，一方面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条件，另一方面有加强了成周城防护作用。这两方面都应当是成周城建设的先决条件。因此来说，西周时期成周城的建设和周公所制沟渠，是相辅相成的建设关系，沟渠建设是成周城的必备工程。东周时期洛阳城在西周时期成周城的基础上向北扩建，西周时期沟渠被割断一分为二。东汉以后，在西周、东周、秦汉城址的基础上，一次次维修加固沿袭使用。阳渠也在西周时期沟渠的基础上随之不断引修改造利用。
修建与改造
东汉时期有关阳区的修建工程，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后汉书·王梁传》载：“建武5年（公元29年）梁代欧阳   ，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即今涧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看来，王梁主持的这次兴修的阳渠工程，是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引进的首次与城市建设配套的水利建设工程。文献中并详细技术了阳渠的流程、走向和工程成效，按照有关资料分析，这次工程应当是在西周时期周公所制沟渠的基础上，再次全线开挖，其工程效果不佳，造成水流不畅，以失败而告终。简报中显示，城东阳渠东殷，渠浅且窄，底部无淤泥流水痕迹，当时此次工程的真正遗存。第二次，同上书《张纯传》载：“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纯代杜林为司空。明年，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水经注·谷水注》综述这两次修凿阳渠之事曰：“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尹，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赡。”张纯这次修凿阳渠，是继建武五年王梁凿渠之后的又一次兴修阳渠工程。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次穿凿阳渠，应当着重对城南阳渠和东去之水（亦称阳渠）进行了疏导，从而打到了堰洛通槽之功效，为洛阳城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次所谓似与上次王梁修凿渠道有所不同。第三次，《水经注·谷水注》在记述建春门外石桥时曰：“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之‘阳嘉四年（135年）乙酉壬申，诏书以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止。’使中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文献中显示，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汉顺帝下诏书兴修上东门外漕渠和石桥。可建这次阳渠修凿工程，规模空前之大，成效显著，当在建武五年王梁凿渠的旧迹上，重新对城东阳渠加宽、加深改造的结果。简报称城东阳渠西段较东段宽且深壑西段阳渠侏儒鸿池陂，并打断东段阳渠现象，足以证明属这次工程所为。这次修造阳渠工程结果表明，城东阳渠中途改道，通过鸿池陂与洛阳城南张纯所修漕运渠道会和，东通洛水、黄河，已形成“东通河济、南引江淮”之漕运网络，使洛阳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加繁荣昌盛。 魏晋时期阳渠的修建工程。继东汉数次阳渠修建改造之后，洛阳城东、城西阳渠规模，行经路线及其性质已基本确定。城西阳渠主要为引谷入洛工程，以保障洛阳城城市供水的需求；城东阳渠主要为堰洛通漕工程，以承担洛阳城水路运输之重任。城西阳渠的引谷入洛工程，文献中曾多次涉及到千金，千金堤、千金渠、千金坞、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长分桥、张方沟、石巷水门等工程的修筑情况，实在东汉时期穿凿阳渠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整修、加固、改造、利用工程，并且大多是引咎入洛工程中的局部作为，其中也有涉及到抗洪排泄的需求的工程。《水经注·谷水注》引《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竭。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白庚戌造筑此堨，更开沟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坚也，必经年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记之云尔。”正是这一时期其中一次工程的真实写照。有关城东阳渠的漕运工程，《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亦谓之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又按博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狼（协）凿运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可见，西晋时期的九曲渎，有事东汉时期的阳渠。陈狼（协）主持这次穿凿漕渠的工程，是西晋时期一次较为重要的大型兴修漕渠工程，其工程当在东汉阳嘉四年通漕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深捞、清淤、疏通工程。 北魏迁洛之初，就十分重视这一历史性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文献中曾有记载修复千金等引谷入洛河堰洛通漕工程。《水经注·谷水注》载：“晋永嘉之后,‘积年，渠  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正是这一时期整修阳渠工程的一个例证。阳区的废气时间。从北魏杨衙之《洛阳珈蓝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获悉，这一时期阳渠还在频繁使用。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城也随之而废，历史数百年的阳渠也不例外，也已逐渐荒废，慢慢被邙山冲刷下来的淤积土所填塞。简报中提到，唐宗以后就看不到阳渠遗迹了。
名字的沿革
东汉时期文献统称阳渠。曹魏、西晋时期，洛阳城阳渠的称谓，仍可分为城东、城西两部分。城西部分有阳渠千金渠、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等称谓繁多。只于千金  ，千金堤、千金坞、九龙堰、长分桥、张方沟、石巷水门等，当属这一时期的阳渠上的一些附属建筑设施。这一时期的这些称谓随时随处而不同。城东部分，有阳渠、九曲渎的称谓。关于九曲渎的名称，《阮嗣宗集》咏怀诗第六十四首有“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遥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诗人以见景生情之手法，充分表达了内心的感情。从诗中可以看到，当时站在上东门（北魏建春门），可以一眼看到首阳山，其间沟壑纵横、垂暮眼帘。阳渠北侧的南北向自然沟，与阳渠成江流或交叉关系，亦正是诗中表达的“九曲间”的再现。为此，笔者又专门踏察过这一区域内的邙山阳坡地形，结果发现自汉魏洛阳城汉上东门遗址至首阳山之间，规模大、流源长的自然泄洪沟正好有九条。东汉人可能因此而得名称之为“九曲”。九曲渎名称与其地名密切相关。《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亦谓九曲渎。”引《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至洛阳。”又引傅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狼（协）凿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们。”因此看来，城东阳渠在西晋时期称为九曲渎，这种称谓当属短期现象。北魏时期，城东、城西统称阳渠，环城阳渠和城南漕运渠道有“谷水”之称。阳渠不称七里涧，七里涧和七里桥关系极为密切，七里桥横跨七里涧。《洛阳珈蓝记》在叙述沿阳渠的里坊、寺院以及其他名胜时，提到七里桥。“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时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七里桥东一里，郭开三门，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朱超石《与兄书》云：“（七里）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5年）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太平寰宇记》引陆机《洛阳记》：“城东有石桥，以跨七里涧。”陆机曾为成都王颖入洛，被击败，人死如积，塞满七里涧。郦道元以为“即是涧也。”汉魏洛阳城东约2公里的石桥村，村民戚永安（70岁）告诉我们，传说石桥在今村南，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在村南曾发现过大量的是自、流沙等，为一南北向沟状。我们认为，戚永安所说，方能正是七里涧遗迹。七里涧应与阳渠成汇流关系。唯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曰：“七里涧，在故洛阳城东二十里。《水注经》鸿池陂在洛阳东二十里，其水东流合于七里涧。……”。
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水源都是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段鹏琦先生在《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与利用》中，根据洛阳城周围的地形、自然环境和水利条件，对汉魏时期洛阳城的用水水源问题，做出了认真详细的分析，认为这时期引谷入洛的阳渠建设工程，即是为满足当时城市用水的需求，而进行的水利建设。当然，西周时期周公所建城西沟渠也不例外，同样是为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并且汉魏时期引谷入洛工程的阳区建设，是以此为基础的。那么，西周时期成周城以东周公规划建造的沟渠又作何用途？汉魏时期又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历代帝王所遵循的不破真理。西周时期周公规划成周城东沟渠的目的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灌溉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洛阳盆地四周环山，盆地内有洛、伊、瀍、涧（谷）四水。洛河自西而东从盆地中穿过；瀍、涧（谷）二水于盆地西部纳入洛水；古时伊河于盆地中部会流于洛河。伊、洛河为盆地内的两条主要河流，自然把盆地分为三大块。伊洛河之间夹河地带，地势低平，水资源丰富；伊洛河南北两岸各有一带高地，它们依山面河，由山麓至河岸，海报高度逐渐缓缓下降，高低幅员辽阔，但水源贫乏，给历代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利因素。《水经注·伊水条》载：“伊水（伊阙东北流，枝津右出焉，东北引溉，东会合水，同注公路涧，入于洛，今无水。《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田，西周不下水，苏子见西周君曰：今不下水，以病之，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是东周受命于君矣。西周遂下水，既是水之故渠也。”《水经注·  水注》曰：“考王封周桓公于是为西周，及其孙惠公；封少子於巩，为东周，故有东西之名矣。”这一历史故事说明，东周时期伊洛河南岸一带高地上已有枝津渠的存在，并被广泛用于农业灌溉，该渠的行径路线之长，辐射了伊洛河南岸大片高地，为当时该地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灌溉条例，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同时使东周时期的统治政权也得到了巩固。东汉初期，光武帝即位，建武五年（公元29年）使王梁在西周时期周公建造的沟渠基础上，再次修建阳渠，其目的应当与周公所建沟渠用途相同。汉顺帝时，阳嘉四年（公元125年），城东阳渠经过大型修整改造，途径鸿池陂于洛，从此改变了城东阳渠的用途，成为洛阳城的重要漕运渠道。以后数代一直沿袭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