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荀子·正论
荀子简介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汉族，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周朝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
荀子·正论
原文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1]
题解正论，即纠正不正确的言论。在本篇中荀子通过对世俗观点的驳斥，伸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本段针对世俗中“人主理政宜于隐密”的说法，指出：人主是人民的表率，应该宣明自己的观念，公开处理政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下知上、民情安，人主的地位才会稳固。原文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有势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弑，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桀、纣者，其知虑至险也，其志意至暗也，其行之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国王，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1]
题解本文针对世俗中“商汤周武是篡夺桀纣天下”的说法，指出：商汤、周武不是篡夺天下，而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天下归于商汤、周武。天下是圣人才能据有的。原文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题解世俗认为古代的治世没有肉刑，只有一些象征性的处罚，这是不正确的。处罚人的目的是要惩暴，使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古代不是没有肉刑，而是罪与罚相称。文中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等重要论点。原文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题解世俗说商汤、周武不能施行禁令，这是不对的。汤、武是最善用禁令的，但王者之制不在于形式划一，而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1]原文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者焉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有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睾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人侍西房；居则设张容，负依而立，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睾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驺中《韶》、《护》以养耳，三公奉軶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题解世俗说，尧禅让天下与舜，这是不正确的。天子是至尊之位，无人会让出来。如果天子道德纯备，生民向化，那又何必让呢？世俗之人根本不知道逆顺之理。原文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尧、舜者，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夫是之谓嵬说。羿、逢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暤、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之谓也。
题解世俗认为尧、舜不能教化，因为他们的子弟中有很恶劣的人，这不正确。尧舜是天下最善教化的人，尧的儿子朱、舜的弟弟象之所以不顺教化，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与尧舜无干。无论哪朝哪代，都有这种冥顽不化者。原文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足以重有余地。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当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虽此倮而埋之，犹且必龁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乱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谓也。[1]
题解世俗认为：古人薄葬，所以无人盗墓；今人厚葬，所以有人盗墓。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人们进行偷盗都是有目的的，不是因为贫穷，就是为了更加富有。古代风俗淳美，路不拾遗，财货充裕，即使随葬品再丰厚，也无人去盗掘，因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今世则与此完全相反。原文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曰：“恶而不辱也。”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而退耳！说莫病是矣。子宋子曰：“见侮不辱。”应之曰：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舌，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是荣辱之两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势辱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案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譬之，是犹以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颠跌碎折，不待顷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
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题解宋钘认为了解了受欺侮并不是耻辱的启发，人们就不会有杀斗了，这是错误的。人们相互杀斗的原因不是羞辱，而是因为他憎恶对方的行径。宋钘企图让人甘心受辱，其说必难施行。此外，宋钘认为人的欲望很少，这也是很荒谬的。欲望多是人之常情，所以先王厚赏臣下，使人人都有俸禄衣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