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激流三部曲
作品简介
《激流三部曲》是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巴金：《激流》的第四部《群》，所述的不再是高家的故事了），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  激流三部曲漫画在现代文学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像巴金这样旷日持久地坚持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并不多，像《激流三部曲》这样从内部对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写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见。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明确揭示它“木叶黄落”的穷途末路，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1]
《激流三部曲》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配、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激流三部曲》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爱憎的鲜明，为巴金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挚浓烈的爱憎感情，随着流畅而充满抒情气质的文字跳荡，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据塑造的那些艺术典型，鲜明生动，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构成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这部巨著的成就，标志着巴金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2]
创作背景
巴金从小就对下层人民有浓厚的同情心。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洗礼。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同时还加入了进步组织，参与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过《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巴金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毕业后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在此期间，巴金积极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27年初去了法国，在那里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及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著述，开始从事翻译和创作活动。在法国蒂埃里堡，巴金感觉“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1928年底，巴金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创作。192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回国后发表在了《小说月报》上。1931年，巴金创作的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时报》上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于是年轻的巴金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曾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的编委。1934年，赴日本旅行，次年归国。而后担任了上海文化活动出版社总编辑，编辑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季刊》，创办了《文学月刊》。并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曾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从事过《呐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段时期，也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许多小说、散文及杂文就是在这时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的另两部长篇小说《春》和《秋》，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完成出版。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年。第一部写于1931年，以《激流》为题，从当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断断续续地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年多，1933年5月出版单行本时，作为《激流》之一改题《家》。《春》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了十章，后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写完，单行本同年4月出版。《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气写成的，这段时间每晚写五、六个小时，边写边送印刷厂付排，5月初结稿，7月即出书。[2]
内容概述
《激流三部曲》以成都为背景，描写了1919年至1924年中国历史处在转折时期这一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中，封建大家庭高家四代人的生活。记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分化与衰落，以及青年一代冲破封建宗法束缚，走向新生活的过程，描绘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掀起的改变旧生活的伟大力量。此外，《憩园》是《激流三部曲》尾场，主要讲述了一座以“憩园”命名的花园的先后两代主人的命运。
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是作者的代表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33年5月，首次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家》中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作品在描写青年一代爱情悲剧的同时，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封建大家庭的必然的衰落过程：高觉慧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创办杂志，对家中在道德礼法掩盖下的种种腐败现象十分厌恶，他的祖父高老太爷是家中的专制魔王，一手包办儿孙的婚姻，造成了梅芬、鸣凤、瑞珏、觉新等人的悲剧，觉慧不满大哥觉新的“作揖主义”，积极支持二哥觉民抗婚。最后，当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象征高老太爷死去时，觉慧毅然离家出走，奔向新的生活。
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193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主要情节是，高克明要把女儿淑英嫁给轻浮浪荡的陈公子，周伯涛要把女儿蕙嫁给品行恶劣的郑某。尽管她们都对自己的婚事不满，但生性懦弱的蕙逆来顺受，对她充满同情爱慕的觉新又不敢帮她摆脱困境，她只得按照父命出嫁，最后含恨死去。蕙的死教育了高家的年轻人，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帮助下，淑英终于逃到上海，重获新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自由、美好、绚丽的春天。这部小说表现了不合理的、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批判。
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7月初版。作品《秋》的从封建家族后继人的堕落上以及从封建观念受毒最深的懦弱者的反抗上，描写了封建大家庭高家的最后衰败。主要情节是：经过一系列事变之后，克明和觉新虽然还想维持高家的门面，但它已经到了千疮百孔、无法挽救的地步。克明的儿子不争气，克安、克定公开纳妾宿娼，克定的女儿淑贞不堪父母逼迫而自杀。克明死后，克安、克定闹着分家，最后将高公馆卖掉，各家搬出另觅住处，高家彻底崩溃。《秋》是解剖封建社会教育弊病的一本书。巴金在揭示这种愚昧、专制的封建家庭教育戕害灵魂的同时，又深入地提示了这种反动教育在怎样地一步步地伤害那个时代的少年的生命，梅的夭折就是对万恶的封建制度杀害下一代的血泪控诉。[2]
作品评论
巴金在谈到写作《激流三部曲》的意图时说道：“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他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死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
在《激流三部曲》中，作者描写了一群丑恶残忍的封建专制的刽子手形象，他说：“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是针对周伯涛和高克明。”高老太爷这个黑暗王国的统治者的性格既是专制主义制度造成的，又反过来加重了这个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性。郑国光是一个十足的卑琐和庸俗的怪物。克安、克定、陈大胡子等人，巴金在表现他们的糜烂绝顶的私生活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人性变态。冯乐山、陈克家之流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衣冠禽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命运中可以很集中地反映出社会来。在高家这个大家庭里，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一切典型特征。全部权力、财产高度集中在一个人——高老太爷的手中。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他最爱说的话就是：“我说是对，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跟着放下”。《家》中吃年夜饭的盛会，把封建等级制度描写得格外的活灵活现。
巴金有意识地把家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代表，在“家”里使人看到一个缩小了的社会。高老太爷庭训觉慧：“你们学生整天不读书，只爱闹事。现在的学堂真坏极了，只制造出来一些捣乱人物。我原说不要你们进学堂的，现在的子弟一进学堂就学坏了。”可见这个家庭是多么的闭关自守，惧怕和敌视新思想、新事物。小说的中心人物觉新，便是专制主义重压下的病态灵魂。旧的制度把一个原先极有才华、极有希望的青年的前途给葬送了。“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生更多的敌人。”他是高家的第一个悲剧人物。觉新的典型意义在于，作家通过这个形象，挖掘出了在封建主义重压下懦弱苟且的国民性。
在两代人的冲突中，旗帜最鲜明、斗争最坚决的是觉慧，第一看出了高家内部的腐朽和统治的不合理性，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和否定。作为高家的第一个掘墓人的觉慧这个形象告诉人们：只有革命才是惟一的出路，逃离家庭、个性解放，仅仅是第一步。
《激流三部曲》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的揭露主要是通过年轻一代惨遭戕害的情节来完成的。鸣凤，这个十六岁的婢女爱上了三少爷觉慧。然而也正是从这儿，种下了悲剧的种子：不同的阶级出身成为爱情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鸣凤是外表非常温柔平静，然而内心却是激荡起伏的女性，她始终处在极其矛盾的状态之中。鸣凤性格中的柔顺正是专制制度长期压抑的结果。爱得胆怯而又热烈，正是这一内心与外表的矛盾构成鸣凤的悲剧美。鸣凤的自杀集中反映了高公馆的阶级压迫。在所有被残害的女性中，只有鸣凤表现出最决然的反抗。
作品中除了像鸣凤那样表现了直接的阶级压迫外，梅、瑞珏以及蕙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激流三部曲》中，年轻一代的女性几乎无一不是品德极为纯洁高雅的人，美好的个性相继的毁灭，才造成作品极其浓重的悲剧气氛，并给读者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与中国清代所著的《红楼梦》十分相似。
《激流三部曲》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伦理观念对人性的麻痹和毒害。例如书中讲到当克明得知女儿淑英和觉民公开外出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淑英痛骂了一顿，淑英因此被气病。但是当克明听说淑英有病时，根本就无动于衷，“他甚至不到淑英的房里去一趟”。当淑英离家出走后，这个感情麻木、顽固不化的父亲又公然表示绝不原谅女儿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并且恶毒的说：“在我看来二女已经死了。”
《激流三部曲》在结构上也是很有特点的：小说中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作者却安排得有条不紊，起伏有致。往往以事件为主线索，以一个又一个的场面组织起来。每一部分的首尾都落在各部分中同一件事上，因而形成三部独立完整的著作，而整部《激流》又被这样一些相似的情节、场景前后呼应，因而又形成一整部完整的作品——这就是《激流》的结构艺术。[2]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是我国现代的文坛泰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宦家庭。历任中国文联首届常委及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及第四、五届主席，中国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4张)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杂志主编。中国文联第二届至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
届至第四届理事，全国第五届人大常委，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在国内，巴金是与茅盾、老舍、曹禺齐名的著名作家；在国外，巴金及其著作同样享有很高的声誉，曾被授予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及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国际天文联合会批准了北京天文台的申请，同意以“巴金星”命名为8315号小行星，这是全世界给予巴金的一项崇高而永久的荣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