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犀牛
物种介绍
中国犀牛是人们对生活在我国的亚洲犀牛（印度犀、苏门犀、爪哇犀）的统称，它们在中国生存了几千年，曾经广泛分布于大半个中国，自从远古时期便和人们一起生活在一起。由于人类的活动和过度开发，使得它们的栖息地逐年减少；再加上它们头部的犀角的经济和药用价值极高，使它们从远古时代便受到人类的大肆猎杀，且被捕杀数量离近代越近越多，就这样它们终于在20世纪初在中国几乎踪迹全无，并于建国后的1957年在中国彻底消失。
体态特征
  中国苏门犀中国犀牛一般体长在2.1-2.8米，高1.1-1.5米，重1吨。它有许多独特的外貌特征，异常粗笨的躯体，短柱般的四肢，庞大的头部，全身披以铠甲似的厚皮，吻部上面长有单角或双角，还有生于头两侧的一对小眼睛。它们虽是身体庞大，相貌丑陋，却是胆小不伤人的动物。不过它们受伤或陷入困境时却凶猛异常，往往会盲目地冲向敌人，用头上的角猛刺对方。它们虽然体型笨重，但仍能以相当快的速度行走或奔跑，短距离内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左右。
分布范围
中国犀牛曾广泛分布在大半个中国，主要栖息在接近水源的林缘山地地区，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冷，和人类的开发活动对它们生活环境的不断破坏，使得它们的栖息地逐年速缩小。殷商时期犀牛所能到达的北界，或还在殷墟之北的内蒙古乌海一带，经六盘山往东，过子午岭、中条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侧，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春秋时期的北界，则已缩减到了渭南山地、汉水上游、淮河流域直至长江下游；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原就已经没有犀牛了。唐朝时，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甚至青海，都有分布。明朝时，只分布于贵州、云南。到了清朝时，它们的栖息地就仅剩下云南了。  中国苏门犀
分布种类
中国原有三种犀牛：大独角犀（印度犀）、小独角犀（爪哇犀）和双角犀（苏门犀），现在这三种犀牛原本土生土长在中国的种群已全部绝种。其中，爪哇犀的两个亚种不仅是在中国境内灭绝，而且也已从世界上消失。
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又称大独角犀，有一个鼻角，身上的皮肤似甲胄，体型较大，是仅次于白犀的大型犀牛。印度犀现分布于印度北部和尼泊尔等地，虽然数量不多，仅千余头，但仍是目前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 
在我国于1934年灭绝。
爪哇犀（印度亚种、印支亚种）Rhinoceros sondaicus又称小独角犀，外形和印度犀很接近，但是体型略小，仅雄性有角。爪哇犀原分布于东南亚广大地区，现仅存的印尼中国犀牛(5张)亚种不足60头，仅分布于爪哇岛极西部地区，且无人工饲养，是目前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越南亚种已于2010年灭绝）。 
分布在我国境内的为印度亚种和印支亚种亚种，这两个亚种分布于1957年和1885年在我国绝迹。
现可能已于1960年代分别灭绝于缅甸和2010年灭绝于越南。
苏门犀（北部亚种）Dicerorhinus sumatrensis是现存体型最小和唯一披毛的犀牛，和爪哇犀一样原分布于东南亚的广大地区，现在分布较零星，但尚比爪哇犀分布广泛，数量也略多，现存数百头。
分布在我国境内的为苏门犀体型较大的北方亚种，在我国于1948年绝迹。
最后一次目击是1990年在云南，这个亚种很可能已灭绝。  苏门犀也很可能残存在缅甸、柬埔寨、老挝三国的深林里，数量应该在10-30头。
种群下降
中原大规模的猎犀，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就已成为绝响。已经去世的珍稀动物研究专家何业恒教授生前研究发现，六七千年间，犀牛栖息地一直往南移，春秋时期还广泛分布于大半个中国。
何业恒曾著文指出，殷商时期犀牛所能到达的北界，或还在殷墟之北的内蒙古乌海一带，经六盘山往东，过子午岭、中条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侧，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春秋时期的北界，则已缩减到了渭南山地、汉水上游、淮河流域直至长江下游；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原就已经没有犀牛了。
唐代犀牛分布北界则是青海西宁至福建漳州一线，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北部等西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等，那时犀牛已经“仅仅生活在温暖的南方部分地区”，因在中原难得一见，以至于唐人在云南地方及民族史著作《蛮书校注》里提到茫蛮部落(傣族先人)用陷阱捕犀、用犀牛皮制盔甲的情景时，大感惊讶，似乎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实际上，两晋以后，有关犀牛的文物——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献陵石犀不计)，几乎成为绝响。后来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犀牛画走了样，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画得莫名其妙。
南宋以后，犀牛栖息地继续南移。唐代湖南、贵州、湖北、四川交界处，原本有十五个州郡出产犀牛，是重要的犀牛栖息地，这时已经只剩一两个州郡还有犀牛了，此后犀牛栖息地继续缩减到只剩温暖湿润的岭南两广地区和云南。
此后犀牛栖息地缩减速度，甚至超过了习性相近的另一种大型温带食草动物亚洲象。但历史上野犀分布的地区，曾较野象更为广大。个中原因，除了人类持续大规模的猎杀外，何业恒与人合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一文指出，气候逐渐变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犀牛是一种喜欢温暖气候的热带、亚热带动物。
从公元前500年前后黄河以北气候明显变冷开始，该地区的犀牛种群持续南迁。到唐朝时，黄河以北地区已完全不适合犀牛生存，唐贞元年间那头得到最高礼遇的犀牛，白居易诗中描述的生活情形是“驯犀生处南方热，秋天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严寒月。饮冰卧霰苦蜷局，角骨冻伤鳞甲缩。”《旧唐书·德宗纪》记载，797年(贞元十二年)冬天，“大雪平地二尺， 竹柏多死”，这头犀牛就冻死在了长安皇宫动物园中。  印度爪哇犀
此后，唐人放生驯犀一般都要送回原产地去，如东南亚送来的带回东南亚去，渠州(今四川广安一带)送来的也带回原籍放生，而不是就地放生，这正是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冷，已不再适合犀牛生存。
到1050年前后，似乎不仅长江流域的气候也开始变冷，冬天连岭南郁林州(今广西兴业县)的犀牛都要“掘地藏身而出鼻”，也就是犀牛在地上挖个坑，把自己整个身体躲进去，仅留个鼻子在外面。  苏门犀
栖息地每年压缩500米
以犀牛在商周之际的1800千米的北界作一条边，以最西北端屈吴山作原点，由原点向南与云南西南端连一条线、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弧形之间围成的扇形区域，就是中国古代犀牛分布的总面积。
根据这个扇形面积的缩小速度，东北师范大学的王振堂教授等人进而提出，三千多年来，中国犀牛栖息地北界线一直在以每年500米的速度向西南移动，直到当代归零，造成这种改变的外力，不仅是气候改变和直接大量捕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人口压力增加，无形之中就一直改变着犀牛栖息地环境。
“人口压力较低时，人口种群的生活地区与犀牛生存地带相间交错分布。犀牛只因直接捕杀而减少。但栖息地与人类交错的野生动物，都会承受一定的人口压力，因为人类数量超过一定范围后，必然焚烧山林、薮泽，开垦丘陵及湖畔，永久性破坏其生存环境，大面积占据其栖息地。”
犀牛也是如此，在气候与人口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其生存空间遭到永久性破坏后，便出现了地域性灭绝。
王振堂研究古文献后得出，古代犀牛在最适生境区内最高密度可达每100平方千米6－7头，但在古代州郡建制的大范围内，只能达到每600平方千米l头。结合犀牛的被捕杀频率，以及犀牛近两年才产一仔的繁殖率，他用数学模型计算出，犀牛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压力为4人/平方千米。
王教授还统计分析了唐代34个产、贡犀或犀角的州郡，发现其中除连州人口压力为3.17人/平方千米、玉林为3.03人/平方千米外。其他各州皆小于2.90人/平方千米，且有10个州郡人口密度小于1人/平方千米。
400年后的宋代，唐代曾有犀牛生存的各州，除云贵高原外，其他州郡的人口压力皆已在4人/平方千米以上，其中除2个州郡尚偶有犀牛记载外，其他各州已无犀牛生存。  爪哇犀
到明清时期，中国犀牛已仅在云南省有残存了，此时云南省境内，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都在5人/平方千米以上，甚至15人/平方千米，只有普洱府、镇元府、沅江府人口压力低于4人/平方千米，当时尚有犀牛记载的州府，也正是这几个。
走向濒危
人们把犀牛角当成珍贵的药材，同时也将它与象牙一样用来雕刻制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人还将犀牛的皮和血入药，在宋朝就有用犀牛角的记载。由于犀牛数量稀少，因此越发显得珍贵。到了清朝，南方各省官员为了使犀牛角成为官府私有的财产，发出公告，不许民间乱捕犀牛，只许官方猎杀。这样，犀牛遭到了官兵的狂杀滥捕，他们打死犀牛，当场把犀牛角锯下，然后多数进贡给他们的上司和皇上，为自己以后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当时最多出动上千官兵，一次能捕几十头犀牛，当时民间一些人为了发财也大量偷猎犀牛。 　如此疯狂捕杀，到了公元20世纪初，犀牛在中国所剩无几。这时的犀牛角更显得珍贵，但据当时官方资料，在公元1900年到公元1910年，仅10年间，官方和民间进贡的犀牛角就有300多支，这还不包括偷运到国外的！而这之后，犀牛就极少能捕到了。
完全灭绝
人们把原本一直生长在中国南方山林中的印度犀牛、爪哇犀牛（印度亚种、印支亚种）和苏门答腊犀牛（北部亚种）统称为中国犀牛。[1]
  中国爪哇犀犀牛角是一种珍贵的清热凉血中药材，其皮和血也可以入药，救人无数，在中国宋朝就有用犀牛角的记载，另外犀牛皮也在古代被广泛用于士兵皮甲制作，这加速其灭绝速度。
由于滥杀，犀牛数量越来越少，因此越发显得珍贵。于是只有有权，有财的人才能享用。到了清朝，南方各省官员为了使犀牛角成为自己私有的财产，发出公告，不许民间乱捕犀牛，只许官方猎杀。这样，犀牛遭到了官兵的狂杀滥捕，他们打死犀牛，当场把犀牛角锯下，然后多数进贡给他们的上司和皇上作为珍贵药材，为他们以后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当时最多出动上千官兵，一次能捕几十头犀牛，当时民间一些人为了发财也大量偷猎犀牛。 
1916年，一头双角犀（苏门答腊犀）被捕杀；1920年，一头大独角犀（印度犀）被杀；1922年，一头小独角犀（爪哇犀）被杀；在民国建立后的十余年间，共捕杀只有10头左右。此后，犀牛几乎在中国踪迹全无了。据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兽类专家王应祥教授调查发现，1924年、1934年和1945年还有云南的当地居民捕到过犀牛。滇南最后3头犀牛应是分别于1948或1949年在腾冲、1950年在勐海和1957年在江城被捕杀。因为，滇南是云南犀牛的最后一个分布区，而云南是整个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片犀牛栖息地，因此，犀牛在中国的灭绝时间应是1957年。
北京动物园工作人员曾在1955年至1976年间在西双版纳蹲点狩猎，其间没有见到野犀。而昆明动物园工作人员的调查情况也大体类似。  北部苏门犀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从海外引进了一些犀牛，尽管9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的动物园内目睹和光赏到犀牛，但是，原本土生土长在中国野外环境里的犀牛，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虽然这三种犀牛至今还存在，但是它们依然处在濒危和极危状态，仍然急需我们人类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