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冠服
概述
简介冠服是中国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之对应的冠服制度也是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衣裳的产生，头上戴的冠帽也产生了，就是利用兽皮缝合成帽形而加之于头上。冠与帽的区别，前者只罩住发髻而后者则覆盖整个头顶。在阶级社会，冠帽是贵贱等级的标志。等级不同，则冠帽不同，贫贱无身份的不准戴冠[1]。重要性自古“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冠服的更替往往意味着改朝换代。所以王朝的统治者们对冠服制度都非常重视，而礼服为“朝祭所御，礼法攸关，所系尤重”[2]。
历史发展
起源冠服制度大约初步确立于夏商时期，至周趋于完善，在此之前，男子一般都长发披肩，或稍加系束，或梳成辫发，头戴冠巾。而女子发式略同男子。至于剃发，则是一种刑法，叫髡。此时的冠服制度已成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分别等级尊卑的东西，标志着权力和等级的冕服和官服以及各种饰品逐渐成为服饰发展的主流[3]。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冠服制度进一步纳入礼治范畴，成为礼仪的表现形式，充分反映了封建的等级制度。这个时期的衣服主要形式是上衣下裳制，上衣多为小袖，长至膝盖，下裳为前后分制，两侧各有一条腰间用绦带系束。但在战国时期，服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深衣和胡服的岀现，这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第一次大变革。
秦地近西陲，与戎杂处，很难想像它的衣冠制度不打上戎人服装的烙印。中原列国目之为戎狄，也并非仅囿于其军政礼制上不与华夏同。始皇帝建制百端，衣冠即其一，肯定也是在原制度上有所强化尊卑而已。
汉初承秦制，大体沿袭，直至东汉明帝时，始参照三代与秦的服制，确立了以冠帽为区别等级主要标志的冠服制度。服饰整体呈现凝重、典雅的风格。秦汉时期男子主要穿着一种宽衣大袖的袍服，基本上分为曲裾与直裾。前者即战国时的深衣；後者又称襜褕，除祭祀、朝会外，其它场合均可穿着。汉代服饰还有一个特点是实行佩绶制度。汉代妇女礼服是深衣，还有穿襦裙和裤，这种裤有点像现在的套裤，仅两只裤管。她们一般都将头发往后梳，绾成一个髻，样式名目繁多，不可胜举。贵族妇女头上还插步摇、花钗作装饰，奴婢则多以巾裹头。汉代的鞋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靣深刻影响，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服饰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渐趋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史第二次大变革。这一时期的服饰特点主要是自然洒脱、清秀空疏。当时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醉心于褒衣博带式的汉族服饰，开始穿着汉族服饰；同时在北方少数民族迁居中原、民族杂处的现实情况下，广大汉人也逐渐穿着少数民族服饰。从此，原有的深衣形制在民间日益消亡，胡服开始盛行。用巾帛裹头是这个时期的主要首服。较为流行的是一种在小冠上加笼巾的笼冠。汉族男子的服装主要是袖口宽大，不受衣袪约束的衫。少数民族男子则是紧窄的裤褶和裲裆。汉族妇女服装初秦汉旧制，后有所变化；衣衫多为对襟，下着长裙，腰束帛带，流行假髻。少数民族妇女除穿衫裙外，也穿裤褶和裲裆。
唐代服饰承上启下，法服与常服同时并行。法服即传统的礼服，冠、冕、衣、裳之类的；常服又称公服，即一般性的正式场合所穿着的衣服，包括圆领袍衫、幞头、革带、长筒靴。品色衣至此已形成制度。平民则多着白衣，妇女髻式繁复，还有在髻鬓上插金钗、犀角梳篦的。贵族妇女面部化妆成额黄、花钿、妆靥等。女服主要为裙、衫、帔。由于唐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文化交流中采取广采博收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所以我们经常能在影视中欣赏到唐朝贵族妇女那种以展示女性形体和气质美的薄、露、透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史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南北交流）不同，这次是东西交流。
  宋代朝臣冠服[4]宋朝服饰大体沿袭隋唐旧制，但因宋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交并之中，加之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服饰崇尚简朴、严谨、含蓄。唐的软脚幞头这时已演变为内衬木骨、外罩漆纱的幞头帽子。皇帝与达官显宦戴展脚幞头，公差、仆役等戴无脚幞头，儒生则戴头巾。宋代男子服饰仍以圆领袍衫为主。妇女发式以晚唐盛行的高髻为贵。簪插花朵蔚然成风，女裙较唐时窄，且有细褶，“多如眉皱”；衫多对襟，覆在裙外。
辽朝服饰与汉服并行，契丹族男子髡发，穿皮袍皮裈，女子面部常饰佛妆，着直领左衽团衫，拖地长裙。金大体保持女真族服饰，盛行保护色装。男子通常梳辫发，裹皂罗巾，身穿盘领窄袖衣，乌皮靴。女子辫发向上盘髻，服装以襜裙为主，法定服饰初承辽制，后吸纳宋朝服饰特点，形成女真、契丹、汉族三合一的特色。元灭南宋后，等级森严，在服饰上多有禁制。帝王、大臣朝会时，一律穿同一颜色连体紧窄的质孙衣，以质地精粗不同区分等级。夏服、冬服也各有定制。贵族满身红紫细软，以宝石装饰为荣。妇女一般戴皮帽，穿左衽窄袖织锦女袍，着靴。其最具特色的便是姑姑冠。它上宽下窄，像个倒置的花瓶。蒙古族男子皆剃婆焦，戴皮帽，着右衽翻领皮袄，穿靴。此三朝戎服以便于骑射为特色。
明朝冠服全套(18张)明立国不久，就下令禁穿胡服，恢复了唐朝衣冠制度，法服与常服又得以并行了。法服大体同于唐朝，祗是进贤冠改成了梁冠，并增加了忠静冠、保和冠等冠式。官吏戴乌纱帽，穿圆领袍。袍服除了品色规定外，还在胸背缀有补子，并以其所绣图案的不同来表示官阶的不同，不独唯此，官员的腰带也因品级的不同而在质地上有所不同。故有明一代的服饰特点主要体现岀等级限制的严格。书生多穿直裰或曳撒，戴巾。平民则穿短衣，戴小帽或网巾。明朝女子髻式也颇多，且常在额上系兜子，名“遮眉勒”。衣裙近似宋元两朝，但内衣有小圆领，颈部加纽扣。衣身较长，缀有金玉坠子，外加云肩、比甲（大背心）等[3]。消亡清兵入关，为巩固其在中原统治计，强制施行“剃发令”，那句名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就是在此时诞生的，并相继制定了官民服饰制度、服色制度。结果导致了传统冠服制度最终消亡的开始，形成满族服饰的一统地位，从而岀现了中国古代服饰史第四次大变革。清代男子一律剃去额发，后拖长辫，服装有袍、袄、衫等形制。官员穿开衩箭袖长袍，外着朝褂，胸背各缀一块补子，上绣文饰用以区别官员品级。此外，还用帽顶饰物质地的优劣来表示官员品级的不同。女子则满汉并存，满族女子梳辫或髻，或“两把头”、“大拉翘”。着旗袍，外加坎肩，穿高底鞋。汉族女子仍上着衫、袄，下着裙、裤。这一形制到辛亥革命爆发，男子纷纷抛弃长袍马褂，剪掉长辫而着中山装或西装，妇女蜂起剪去长发而穿起西洋化的旗袍，长不过膝的裙装，从而掀起中国服饰史上又一次更大的变革。至此服饰的发展重新回到了自由的状态[3]。
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享有“礼仪之邦”、“衣冠王国”的盛誉。唐代孔颖达在注释《左传》时曾经这样解释对中华民族的“华夏”之谓：“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源远流长的礼仪制度，繁荣灿烂的冠服文化，是华夏民族的首要标志，是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色。我们民族的古老文明的产生，就与衣冠紧密相连。
汉字的“初”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故而可见在中国古代衣裳的重要，是一切事物的初始，它的产生，是人类告别动物，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周易》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作为中华文明最早的代表者之一，被古代的先哲们推崇和神化为文明发展中建造诸多功业的圣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黄帝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制衣裳”。黄帝之前“未有麻丝，衣其羽皮”，黄帝教人们建造屋宇，“治其丝麻以为布帛”，设置了衣裳之制。从此，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且不论传说是否可信，但至少反映出一个真理：衣裳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古代的冠服礼仪中有着严格的区别和衣着禁令[1]。
禁忌
古代的服饰制度始终贯穿着礼的“分等级，定尊卑”的精神。《后汉书：舆服志》曰：“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所谓“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维护的是古代社会等级中人与人之间贵与贱、上与下的系统排列，身份地位异，则“冠履异，则衣袋异，则环佩异……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其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位……尊卑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历代王朝以帝王冠服为主线、以各级官吏为从属，制定了各自的冠服制度，界限森严，不得逾越。颁布各种服饰禁令，对下级官吏，特别对平民庶人的服饰做出种种限制 。
庶民百姓的服饰禁忌名目繁多。在服饰的质料、颜色、款式等方面均有严格的限制。古代庶人百姓俗称“布衣”，服饰的质料只能用布，不可以丝。这一方面受其经济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许多王朝都有硬性的规定。例如：按唐制：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细葛布……未有官者，服粗葛布。《明史：舆服志》载：庶人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丝线罗，只许绢、素纱。庶民服装的颜色也有限制性规定。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服制》中称：“散民不敢服杂彩，百工商贾不敢服狐貉……”；《宋史：舆服志》载：“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怜人，只许服皂、白衣，……不得服紫”。元代曾明令：庶人不得服赭黄。明代，大红色、青色多为官服所用，规定：庶人妻女“悉禁勿用”。 庶民服装的款式及其装饰均有限制。例如唐代曾规定：庶人外衣袍衫“衣曳地不过两寸，袖不过一尺三寸”，“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服不过一尺五寸。”又如《明史：舆服志》载：庶人衣长，去地五寸，绣长过手六寸，袖椿广一尺，袖口一寸。庶人冠服……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饰之。 
此外，与古代“抑商”政策相适应，许多朝代都制定颁布过有关商人的服饰禁令。例如据《汉书：高帝纪》载，高祖曾下诏令：贾人毋得农锦绣、绮、毂、絺、罽。据《明史：舆服志》，明代对商人的服饰限制更加严格：农可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衣。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也不得衣绸纱。 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礼记：王制》中有“四诛”之说。其中包括“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对于不合礼制的奇装异服，历代都是明令禁止，称之为“服妖”，认为是不祥之兆，是国之大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