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陵大学
学校简介
金陵大学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始建于1888后（清光绪十四年）。它是国内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是南京地区创办最早的一座教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接办，改建为公立金陵大学。到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为止，金陵大学共有64年历史。[1]
（原）金陵大学北大楼(6张)
金陵大学在64年办学中，早期曾按照教会的办学宗旨，推行基督化教育，传播了基督福音，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正是由于在这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使金大饮誉国内外，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影响。金陵大学作为一所老牌教会大学，其历史发展、教育制度、办学特点以及学校传统等等，在国内教会大学中均有其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1]（图册图片资料来源[2]）
办学历史
金陵大学主体历史沿革：
汇文书院（1888）
私立金陵大学（1910）
公立金陵大学（1951）
南京大学
（1952-）[3]
基督书院（1891）
宏育书院（1906）
益智书院（1894）
私立金陵女子大学
（1913）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0）
中央大学
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64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图册图片资料来源[4]）金陵大学主体历史沿革(3张)汇文书院时期金陵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 1888～1910），书院设博物馆（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和神道馆（神学科）。1890年设成美馆为中学部。汇文书院是金陵大学最早的源头，由美国教会美以美会创办，院址在南京干河沿（今金陵中学校址）。它是南京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办学20余年，为金陵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汇文书院是南京地区之有新式学堂的嚆矢，也是国内早期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书院时期(4张)图册[5]）
汇文书院稳步发展的时候，被传教士视为重镇的南京又增添了另外两所教会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1907年，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以基督书院为院址，由美在中任院长，文怀恩任副院长。[3]
基督书院（Nanking Christian College）由美国教会基督会于1891年创办。创办人是美国基督会传教士美葛斯（F.Rank E.Meigs）。他是美国纽约人，父母务农，笃信基督教。他受美国基督教国外传教团的委派于1887年1月抵达南京，立志以身许中国，故自号曰“在中”。起初美在中住宿在基督医院医士马林家中。其时，虽然“南京皈依基督教者日众”，但他认为“信仰虽新，智识依旧，深怕无智识之信仰，易生魔障，非灌输智识，无以羽教旨”。于是他请求基督会捐款，在南京鼓楼西南建造基督书院。美在中被举为院长。开办时学生20人。数年后，达到200余人。[1]
益智书院（The Presbyterian Academy）是美国教会长老会于1894年创办的，院址在南京户部街。创办人是长老会传教士贺子夏（美籍），后由文怀恩（J.E.Williams）继任。文怀恩和美在中同时来华，曾一起创办基督书院。[1]建立与发展时期1910年至1927年为金陵大学建立与发展时期。1910年，美国教会合并汇文书院、宏育书院成立金陵大学堂（1915年随京师大学校改名为金陵大学校），美国人包文任校长，文怀恩任副校长，著名书法家、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题写校名。[3]金陵大学始以汇文书院为校址，后迁入鼓楼西南坡的新校舍（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校址北园）。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大学。[1]从书院到大学堂（1888-1910）(4张)（图册图片资料来源[5]）
一、三书院合并，金陵大学堂建立
20世纪初期，中国官办大学日益发展，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也纷纷创办大学堂。南京三江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时开办的。中国新式大学堂的发展，刺激了教会学校，教会开始 “担心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竞争”，“除非集中力量，否则官办学校就会超过他们。教会学校如果再不增加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不聘请更多更好的教师的话，那么优秀学生将被政府学校吸引去”。于是许多著名传教士竭力主张联合书院，扩大规模，建成名符其实的大学，“以期成为国立大学的榜样”。[1]
在联合的过程中，由于教会内部意见不一，曾出现各种争论，因此联合大都几经周折，但最后都获得了成功。当时联合建成的大学，除金陵大学而外，有北京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齐鲁大学前身），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等。这些大学后来都发展成为著名教会大学。[1]
金陵大学是汇文书院和其他两个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建立的。该三书院在南京城内鼎足而三。[1]三书院都是男生学校，办学宗旨相同，办法亦大同小异。[1]
美在中首先倡议合并书院。他认为“孤往，则精力分散而收效浅；共作，则菁华聚而成功多。且祖国教会聚金委办教育事业，当化畛域而屈群策，以最少经费谋最大功效，不然则获罪于天矣！”1906年将益智书院之高年级并入基督书院。1907年，又有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之议，因汇文书院院长师图尔持有异议未能成功。[1]
汇文书院新任院长包文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他是美国伊利诺州之离盘塞人，毕业于美国讷克司大学文学系。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来华。他“勇于任事，尤具远见卓识”。他以为，“中国之困亟矣，非以教育新民智不足以自振救，而教育之宗旨宜纯正，规模宜远大，组织设备宜健全完美，然后始可以言得人才为社会用，今南京一隅设三校，其政不相谋，课程多重复，且为经费限，不得备其设施，势必至于因循苟且，徒劳而无功，吾不知其有何益于中国，其亦大背吾人办学之旨矣！”包文与美在中皆主张合并书院，建立完备大学。但合并办法，“彼此初甚龃龉”。经过反复协商，始决以宏育并入汇文，定名为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推举包文任学堂监督（校长），文怀恩副之，美在中任大学圣经部主任兼附中校长。大学部设于干河沿汇文书院院址，附中设于宏育书院院址，小学设于益智书院院址。[1]
二、金陵大学开办概况
合并三书院建立金陵大学，旨在建成一所完备高等学府。合并后，美以美会、基督会、北长老会在美国纽约联合组成托事部。该部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掌管大部份行政权力，学校的重要决定均需得到托事部的批准，包括校长、副校长的任命，学校经费的保管与监督。同时也承担筹募经费的责任。托事部的首任会长是美国著名学者及宗教领袖史密尔博士。与此同时，在南京成立董事会（相当于托事部的驻宁办事机构）。由大学校长、有关行政管理人员及联合公会的代表组成。董事会的主要职责：监察审议学校所有进行事宜，包括任命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起草学校年度预算报托事部批准，任免中国教职员，批准学校开设的课程等等。起初，董事会所有董事（包括校长、副校长以及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外国人，并且都是基督徒。后修改董事会章程，增加了同学会（校友会）的代表，于是便有了中国董事。如任驻德公使的黄荣良、任绥远省实业厅长的韩安、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的陶行知均以校友身份担任金大董事会的董事。[1]
金大的行政管理人员除校长、副校长外，还有司库（会计）、校长秘书、房屋和场地总管、学监等，他们分别负责学校各方面的行政事务，学校的教学行政单位为科。金大初创时，仅设文科，数理化等科附设文科，均授文学士学位。包文兼任文科科长。[1]
学校的经费，1910年经各联合教会协议，由每个差会交付相当于4万美元的土地、房屋、设备、现金，提供3名教师，每年出捐助费0.24万美金。后来，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到1922年时，提供教师数增加为5名，年捐款数增加为0.4万美金。[1]
金陵大学在完成其行政管理组织以后，作为一所完备大学，尚需得到政府认可。但当时教会学校在行政上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清政府一向认为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是以外国人的资格和条约上的权利为依据而设立的，非国内教育事业，因此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不考虑学校办理立案之类的手续，当时也无立案的明文规定。这样教会学校便不认为对中国负有什么责任。因此，金陵大学成立后，立即向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申请立案。1911年4月，金陵大学便接到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局长和纽约大学校长签署的特别许可证，正式同意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并承认金陵大学为一完全大学，得以享受“泰西凡大学应享之权利”，金陵大学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学位文凭，并和美国康乃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自此，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就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然后转致金陵大学堂监发毕业生。毕业生持此文凭便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学位。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在美国立案，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在1900年中华教育会第六届会议上曾坦白地承认：“立案后的中国大学便变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美国附属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治外治权原则的扩充。[1]
与金陵大学同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教会大学有：华西协合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以及在1913年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学等。[1]
金陵大学初创，无论课堂宿舍、图书设备以及师资力量均简陋缺乏，不敷使用。而大学开办后，学生人数岁有增加，校务呈蒸蒸日上之势。因此，无论校舍之扩大，师资之补充，设备之改善均十分紧迫。包文校长制定了宏大的建校规划。规划的第一步便是购置土地，重建校舍。虽然“经济窘困，人为之忧”，可他毫不犹豫顾忌，胸有成竹。他派员携其手订之计划，回美国赴托事部以募捐及增添教师为请。他与文怀恩副校长也多次亲自回美筹划经费，请求捐款。当时美国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景气时期，募捐比较容易，慷慨解囊之富商不少。历数年之苦心经营，终于获得巨额资金，使金大重建校舍的计划得以实施。这是包、文两校长为金大日后的发展所建立的首功。[1]
1910年，金大在鼓楼之西南坡购得大片土地作为新校址。这地方名曰“西山”，是南京古时战场，死者就地埋葬，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为义冢地。后来成为当地居民的坟地，荒丘垒垒，乱坟无数。教会用极低廉的价格买下后，将丘铲平，挖掉墓坟。为此曾“争讼数年，案盈几尺”，最后还是金大打赢了这场官司，占有了这片坟地。随即便从美国请来测绘师和建筑师规划、设计校舍建筑。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及基本土木外，也大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1年开始设计，1915年科学馆落成，至1921年便全部竣工。校舍基地面积达2300余亩，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建成的校舍，规模宏大，计有行政楼、科学馆、医科诊室、礼堂、课堂宿舍等共有大楼11座。1924年得美国洛氏基金社中国医学委员会与美国仕女的赞助，又建农林馆一座，名“裴以理楼”。这些楼房中西合璧，宏伟壮丽，与鼓楼平峙，为当时南京最高大的建筑。[1]
金陵大学自1916年起，便陆续迁入新校舍。干河沿旧址改设附属中学。1911年，金陵大学又以4万美元购置了与金大校园相毗联的旧宅一座。该宅名陶园（或桃园），是清朝一位俞姓贵族的住宅，三层楼房，屋宇精美，地址宽阔，风景优美，适合儿童课余游息。同年秋，便将设在城南户部街的小学移设于此。后来在三层楼下，“深凿其底，建筑底层”，建成地下室，作为学生的习艺场所。西山本是南京阴森可怕之坟地，金大购之建成环境幽美的高等学府；陶园当时被视为凶宅，无人问津，转手金大，又成为传播知识的摇篮。这在20世纪初期风气尚很闭塞的年代，金大此举倒是起了破除“风水邪说”的先锋作用。[1]金陵大学建立与发展时期 （1910-1937）(8张)
学校初办，教师数量少，且“其学术水平高下不齐，难以传授高深学问”。包文向美托事部请求增聘教师。学校组织了聘任委员会，审查教师资格。于是，文理农医等各方面专家学者来校者日众，学校气象逐渐更新。[1]（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改革时期1927年至1937年为金陵大学改革时期。在全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下，金陵大学率先改组，成立由中国人占多数的校董会，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向政府办理立案，校务及宗教方面也随之进行重大改革，学校事业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1]
一、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从1922年到192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基督教运动及由此而引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在华基督教势力受到严重挑战，迫使教会学校在大发展以后进入了改革时期。[1]
在这一时期中，金大的基督徒胆颤心惊，祈祷会等宗教活动不得不偷偷在凌晨或黑夜进行，参加礼拜的人数也愈来愈少。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金大有五幢住宅被烧毁，文怀恩副校长在住宅遭劫时，被流弹打中殒命。西籍教职员仓惶逃离回国，学生也离校返家，学校停课。1927年4月14日金大理事会召开第23次会议，包文以“老病告退”，正式选举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陈中凡、陈嵘、李德毅、李汉生等七位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过探先为该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金大。该委员会在时局变动时，在维持学校工作中发挥了不少作用。[1]
二、改组与立案经过
1927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收回教育权。1927年11月10日，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文理科科长陈裕光博士当选为金大校长。1928年3月，美国托事部打来贺电，表示认可。于是陈裕光就任金大第一任中国校长。他也是国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1]
陈裕光上任后，十分注重中国教育主权，不仅在行政管体制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而且在教学上推行“三一制”，即教学、科研和推广三合一制度。[6]
1934年，金大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了与其他国际间之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颁发获国际认可之学士和硕士学位。[6]西迁与复校时期1937年至1949年，因抗战爆发，金陵大学举校西迁，在四川成都华西坝艰苦办学。12月，金陵大学南京校园西迁入川与东还复校时期（1937-1949）(6张)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列为难民区收容所，涌进了大批的难民。1941年，汪伪国民政府在金陵大学原址兴办（汪伪）中央大学。1945年返宁，金陵大学驻宁人员接收汪伪中央大学。同年9月，学校在南京复课，[3]学校规模有所发展。复员后，学校基本上处于稳定阶段。[1]（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
与此同时，留守南京的副校长、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等教职员与在宁的外籍教授、专家医生、职员等组织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尽力收容、保护中国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金陵大学校园当时成为南京市民避难所。现珍藏在美国耶鲁神学院的“贝德士文献”，就是真实记录当年日军罪行的原始档案。当年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拉贝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桩桩暴行。[5]（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留守南京的金陵大学教职员与南京国际安全区(3张)转折时期1949年至1952年为金陵大学的转折时期。新中国成立，金陵大学获得新生。1951年9月，断绝与美国教会的联系后，李方训任校长，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3]（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转折 期（1949-1952）(4张)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等西方教会大学撤销建制，金陵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并入新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其余部分院系分出），成为南京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金陵大学校名取消，南京大学迁至金陵大学鼓楼校址（南京大学校长潘菽为了照顾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将南大原有的四牌楼校区移交给南京工学院使用[7]）。[1]根据《南京、金陵两大学合并、调整工作进行办法》，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及其前身学校的历史档案明确划归（新）南京大学。[8]
金陵大学教育系、农学院、农学院林学系、理学院电机系、化工系、水利系等系科分出，和南京大学等有关大学相关院系组建了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学院（电机系在今东南大学，化工系在今南京工业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等校。电影与广播专修科迁至北京组建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另有部分院系（经济系，银行系，管理系，文理科系）调至上海复旦大学等高校。[8-10]
1952年院系调整具体情况：
1、金陵大学文学院全部及理学院主体——并入南京大学
2、金陵大学教育系——并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
3、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体——并入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
4、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并入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
5、金陵大学理学院电机系——并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
6、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工系——先并入南京工学院化工系，后参与组建今南京工业大学
7、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南京市第十中学——金陵中学（南京大学实验中学）
8、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南京市人民鼓楼医院——南京市鼓楼医院（1987年成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9、金陵大学电影与广播专修科——北京电影学院 [8]
校容校貌
校园设计汇文书院的校园起初建在南京干河沿，第一座建筑名曰“钟楼”，由首任校长福开森设计，当时被南京人称为“三层楼洋行”。陆续建造的还有礼拜堂、青年会堂等，以后作为中学部，现为金陵中学校园。[3]
1910年合并改名金陵大学后，由美国教会募集资金在鼓楼西南坡购地2340亩建造新校舍，同时中国政府以金大教授裴义理主持华洋义赈有功赠地百亩，1913年由纽约建筑师克尔考里（C. X. C）完成校园规划，之后由美国建筑师司斐罗、芝加哥珀金斯费洛斯与汉密尔顿（Perkins, Fellows & Hamilton）建筑师事务所的测绘师莫尔负责建造，1921年建成后作为大学部。1952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金陵苑成为南京大学校园。[11]
金陵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由当时的校董福开森策划，教务主任、美国传教士魏特琳着手实施，采用中式造型和装饰。以塔楼为中心，形成不完全对称的布局，造型和装饰为中式，材料和构架为西式，许多建筑材料由美国进口，质料上乘，将民族样式与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结合，建造了首批融入西方风格的中国民族建筑。[12]主要建筑金陵大学在1910－1937年之间规划建造了大批中西合璧、宏壮华丽的建筑群。这些建筑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极具时代特色。金陵大学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东北大楼、礼拜堂、小礼堂、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等十余幢建筑。这些建筑一律都是青砖墙面，歇山顶，上覆灰色筒瓦，建筑造型严谨对称，进深较大，窗户较小，显得封闭稳重，体现了中国北方官式建筑的特征。最高处北大楼与鼓楼平峙，由北向南，顺坡而下，充分利用地势起伏来布局规划。构思处，既浑成一体，又错落有致，巧妙融入四周环境中，有天然浑成之美。整个建筑群隐于森森树木，含珠四季花草之中，春夏不同，景色各异，而百年不变的老建筑，更显沉稳儒雅的风范。[13]
北大楼（塔楼，现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行政楼），南京大学标志性建筑，也是南大的象征。北大楼建于1917年，1919年落成，由美国建筑师司迈尔（A. G. Small）设计，砖木结构，地上2层，地下1层，建筑面积3473平方米。屋顶为中国建筑常用的歇山顶，灰色筒瓦，青砖厚墙，设小窗，主体建筑两层，塔楼五层，高耸突兀。塔楼为四面歇山顶，顶脊有小兽。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复杂的屋顶样式。门南向，阔踏道，两侧有抱鼓石。门厅绘有飞鹤图案，挂有水晶宫灯。这幢楼造型独特，糅合了东西方的建筑风格，虽不高大，却雄伟仕观。它的四周绿树掩映．门前如茵的草坪平整开阔，楼后是纯净的蓝天，墙体爬满茂密的藤蔓，像披了一件绿风衣，身姿庄重而不失飘逸，成为校园一大景观。南大将行政楼搬至仙林校区后，北大楼则改作博物馆使用。[14]北大楼作为南京大学地标性建筑，2005年入选“新金陵48景”名单，2012年再次入选。[15-16]
礼拜堂（现为南京大学大礼堂），由美国芝加哥帕金斯建筑事物所于1917年3月28日完成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1918年竣工。1958年在大门入口加筑了一座门厅。它是金陵大学现存最早的建筑物。建筑造型仿照古代的庙宇。地上二层，砖木结构，主建筑歇山顶，附属建筑硬山顶，屋顶装饰由青砖砌筑，覆盖蝴蝶瓦，清水砖刻线脚。屋顶侧面的山墙上有砖雕山花，为圆形万字如意纹吉祥图案。屋檐饰有精美的花饰。外墙用明代城墙砖砌筑，城砖上仍留有铭文印记，厚重而有历史感。正门突出附带四顶小楼，两两前后分立两侧，毗连着正面三开大门。整个大礼堂采用的是单层大空间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建筑式样。大礼堂南北两面檐角各有寿字如意纹，花纹团在中央，细看却各个不同。如意纹下面正中有砖雕蝙蝠，意寓福到。硬山墙上，依然是红色木质小墙体和一溜排列成花边状的灰瓦，其外部色调与建造式样与东、西、北大楼遥相呼应。大礼堂内部天棚饰有彩绘，头顶红冠，修颈长腿、步履轻盈、优雅多姿的丹顶鹤在中国被尊为仙鹤，是吉祥、高贵和长寿的象征。作为南京大学的大礼堂，在新的文化时空里，曾有法国总统密特朗、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此做过演讲。[13]
小礼拜堂（现为南京大学小礼拜堂，或称小礼堂），建于1923年，由中国建筑师齐兆昌、美国费洛斯与汉密尔顿建筑事务所共同设计。屋顶为歇山顶，单屋建筑，拱形门，大门上方用砖砌出三面围裹的结构，既可支撑墙体，又有装饰作用。门楣和窗框饰有石刻西式图案。门前有抱鼓石一对，踏道间设丹陛石，上面雕刻纹饰。小礼堂精巧灵秀，有中国南方建筑的味道。小礼堂门前有牌坊，上挂铜钟一座，金陵大学时，每日上、下课的钟声由此敲出。如今门前规划有石椅石桌和半圈的花园。[13]
东大楼，位于北大楼东南侧，初名科学馆，建于1913年，由齐兆昌建筑师设计，陈明营造厂承建。建筑面积3905平方米。平面为长方形，内廊式布局。大楼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砖木结构．大楼设计采用中国北方建筑形式，歇山顶，筒瓦屋面，屋顶脊中加脊，中部高耸，外墙采用青砖砌筑，素灰勾缝。大楼入口处建有突出的门套。进得大厅，最能体现这所大楼西式风格的是大厅地面上印有的十二星座的铜雕。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因火灾烧毁屋顶，1958年修复。[13]
东北大楼，在东大楼的南面。建于1935年，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建筑面积1726.4平方米。混合结构，高四层，卷棚式屋顶，筒瓦屋面。外墙用烟色粘土砖砌筑。大楼入口出有道直通二楼。如今为地科系的办公大楼，一楼长长的过道里陈列着美丽的奇石。[13]
西大楼，原名裴义理楼，位于北大楼西南侧，为纪念农科创办人、美国人裴义理而命名为“裴义理楼”。该楼建于1925年，由美国芝加哥帕金斯建筑事物所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建造面积3604平方米，平面为长方形，内廊式布局。大楼地上二层，地下一层，砖木结构。歇山顶、筒瓦屋面。大楼底部为明代城墙砖砌筑，上部为烟色黏土砖砌筑。勒脚部位和门窗过粱采用斩毛青石，白色大理石正门，朱漆雕花大门，灰瓦铺就的门头，有张齿的小龙和脊兽。[13]
图书馆（现为南京大学老图书馆，校史博物馆），位于北大楼的正南方，它与北大楼共同构成金陵大学校园的中轴线，其他的建筑物基本上都分列在这条中轴线的两侧。建于1936年，由基泰工程司建筑师杨廷宝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建筑面积2626平方米。地上二层，地下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歇山顶，青筒瓦屋面，青砖墙面。建筑平面为十字形。一层中部为主要入口，面朝北，两侧为图书采编等业务办公用房以及小阅览室。二层中部为借书处，两侧各有一个大阅览室。图书馆的外部处理与其他几幢建筑物风格相近。有人为纪念被北伐军士兵杀害的文怀恩博士（J. E. Williams）曾称其为“文怀恩图书馆”。[13]
学生宿舍（现为外语学院的办公、教学楼），共用四幢，分别称为甲乙楼丙丁楼、戊己庚楼、辛壬楼。建于1925年。陈明记营造厂承建。砖木结构，卷棚式屋顶，筒瓦屋面，外墙用烟色粘土砖砌筑。甲乙楼与丙丁楼大小相同，建筑面积均为755平方米；戊己庚楼与辛壬楼大小相同，建筑面积均为1685平方米。[13]（图册图片资料来源[17]）
金陵大学建筑(6张)金陵大学旧址金陵大学旧址（含汇文书院钟楼）2006年入选国家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8]2013年1月成为南京老城区16处历史风貌区之一，规划名称金陵大学历史风貌区，规划内容详见：[19]。
金陵大学旧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校园内，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底蕴。建于1916到1937年的原金陵大学建筑群，以清代宫殿式建筑为外部特征，以塔楼(北大楼)为中心，作不完全对称布局，由美国建筑师和留美、游欧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分别设计建造。现存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大礼堂、小礼堂。老图书馆、宿舍楼等十余座建筑。这些建筑由北而南。顺坡而下，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这种充分利用自然地势的起落而建的建筑物，既各具风格．又错落有致，有朴素浑成之美。建筑群普遍采用灰色筒瓦．青砖厚墙，除屋顶侧面为红色、细部有砖雕墙花外，全无雕梁画栋，平淡自然．朴素简约。虽然建筑形式是中国传统的，但规整宽阔的草坪、突兀的塔楼与群体的整体建筑的不协调性，又体现出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建筑群没于森森树木、含珠花草之中，四季不同，景色各异，惟一不变的是老建筑沉静而儒雅的风范。[20]
南京大学的民国建筑群，既有北方的端庄浑厚，又有南方的灵巧细腻；既有西式的风格，又呈中式面貌。因此，南大的民国建筑，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是西风东渐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建筑艺术的缩影。[21]
办学规模
金陵大学创立初期仅设文科。1913年，恢复医科。1914年，创办农科，为中国四年制大学农业教育之先河。同年改组文科，设国文、英文、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系，数理学科仍附设在文科。1918年，农林科筹设蚕桑系和蚕桑特科。1921年，改文科为文理科，理科部分设化学、数理两系及工业化学科和医学先修科，增授理学士学位。1926年，文理科增设国文专修科。[1]至1926年，文理、农林两科之下共设有国文、外语、宗教、教育、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理、化学、森林、棉作、蚕桑、农业经济、乡村教育等13个系，附设有鼓楼医院、金陵大学附中等学校。[11]早期金陵大学的教材、图书杂志、教学仪器以至生活设施都来自美国，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教授也以外国人为主。金大之课程设置，偏重于西洋科学与文化；日常教学用语除国文和经史等课程外，都用英语，文娱活动场所，实验室内，运动场上，甚至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亦不例外。（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金陵大学学生活动(10张)
1927年，农林科成立园艺系。1928年陈裕光出任校长后，注重中国教育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发场中国文化。首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同时增聘中国教职，加强中文、地理、历史的教学。并将金陵神学院从金陵大学脱钩出去，将宗教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尊重信仰自由。1928年9月，经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的前身）批准，设立文、理、农三学院。[3]
1930年，金大按《大学组织法》成立与文、理、农三学院并列的中国文化研究所。1931年理学院建电机工程科，1932年成立化学研究所。1934年停办医学先修科，在动物学系增设医学动物组以替代。1935年，农学院成立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1]
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嵯峨，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成就卓著，尤其农林为中国先驱闻名世界。其他方面亦有发展，如开创中国电影教育、首开中国医科七年制教育和博士教育。在美国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ABC编类中，是中国唯一的一所A类大学，享誉海内外。[3]
金陵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大学，英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金大学生尤以英文水平高而被称道。在教会大学英语演讲、辩论比赛中，其他大学学生都是西装革履，唯金大学生长袍布履，夺冠者则多为金大，而且一度金大理学院学生的英语水平胜过其他大学英语系学生，引起国民政府教育部关注，曾特别委派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等人进行调查。20年代初，由金大首倡，金大与之江、沪江、圣约翰四教会大学一起开始定期在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轮流主办英语辩论友谊赛。在这些赛事中，出战的金大辩论员因在舌战中“观点正确，内容丰富，曾蝉联六年英语辩论比赛锦杯。[3]　　文学院文学院是由金陵大学成立最早的文科发展而来，其教学与科研地位突出，首任院长为刘国钧，其间，陈裕光校长曾一度兼任院长，刘崇本、刘乃敬等先后也曾任院长。[3]金陵大学文学院(9张)
文学院共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8个系，在组织建构上为： 7个主系、3个辅系（教育系下属三个组均为辅系）、2个专修班、1个研究班、2个研究部，以及若干选修课程。文学院建院时学生达206人。全院主要教授有： 刘继萱、刘崇本、刘乃敬、吴世瑞、胡小石、贝德士(M. S. Bates，美籍)、陈恭禄、王绳祖、吴景超、章文新（J. P. Jones,美籍）、芳卫廉（美籍)、柯象峰、马博厂、徐益棠等。[3]（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理学院1930年春，金陵大学将文理科分开，成立文学院和理学院。理学院先后设置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复员后的教学行政体制为6系1部1专修科，即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化学工程系、电机工程系、理科研究所化学部和电化教育专修科。[3]
理学院在短短的20多年中，虽受社会动荡的影响，但仍能贯彻自主办学的宗旨，在各项事业上均取得相当的成功，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3]（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金陵大学理学院(6张)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创办，肇端于美国学者裴义理（Joseph Bailie）的义农会。1911年江南省一带暴雨成灾，“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毖者约四五十万人”，金陵大学教习裴义理“深感农业改进之重要”，和张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得到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等三十位民国要人“竭力襄助”，由华洋董事组成董事会，故又称“华洋义赈会”。在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活动中，裴义理继感农林人才缺乏，乃于1914年在金陵大学创设农科，次年设林科，再一年合并为农林科，裴义理任主任。[3]
1917年裴义理辞职返美，芮思娄（J. H. Reisner）任农林科主任。1918年，与“万国蚕桑合众改良会”合作成立蚕桑学系，由吴伟士（C. W. Woodworth）主持。同年，农科首届毕业生李积新、陈桢、叶元鼎、徐澄、潘健卿、赵叔愚六人毕业。1921年设立农业经济学系，由卜凯（J. L. Buck）主持。1930年农林科改为农学院，谢家声任院长。金陵大学农学院采用“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推动了中国农业的近代化。[3]
胡适对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评价是：民国3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是在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后来加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科。这就是后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这两个农学院的初期领袖人物，都是美国几个著名的农学院出身的现代农学者，他们都能实行他们的新式教学方法，用活的材料来教学生，用中国农业的当前困难问题来做研究。金大的农林科是1914年（民国3年）创办的，南高的农科是1918年（民国7年）成立的。从‘雇佣江北难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赈’开始，在20多年之内，发达到全中国农业科学的教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中心——全中国作物品种改良的最重要中心，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发达史的一叶，是中华民国教育建设史的一叶，是很值得记载的。[3]（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金陵大学农学院(6张)医科金陵大学1888年成立时设医学馆，到1907年停办，1913年重建医科，同年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东方医科大学并入，东方医科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一所医科大学。1910年基督教会感于医学对于扩大宗教事业的帮助，决定在中国建立一所医科大学，1911年正式建立，命名为“中国东方医科大学”，设在南京，先后有史尔德、宝珍三等医学专家加入。1917年金陵大学再次停办医科，保留医预科和附属鼓楼医院。金陵大学理学院成立时，将1917年停办医科时保留的医学预科附设于动物学系，1933年改称医学先修科。[3]中国文化研究所金陵大学有许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学者，1927年陈裕光当选校长，以美国工业家霍尔（C. M. Hall）的捐款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聘徐养秋主持，在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法学、目录学、国画研究及海外汉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建树。1934年，金陵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班，国学导师有胡小石、胡翔冬、黄侃、吴梅、汪辟疆、商承祚等人。著名词人沈祖棻就是金陵大学国学班的首届毕业生。该研究班在学术界赢得良好声誉，开创了中国东南部各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先河。[3]（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5张)
师资力量
历任校长任职时间
校长
说明
1888-1896
福开森
汇文书院
1896-1907
师图尔 (G.A. Stuart)
汇文书院
1907-1927
包文（A. J. Bowen）
汇文书院、私立金陵大学
1927-1951
陈裕光
私立金陵大学
1951-1952
李方训
国立金陵大学[3]学校文化
师资概况院系教师（部分）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胡小石、胡翔冬、黄季刚、吴梅、刘衡如（国钧）、刘确杲（继宣）、汪辟疆等外国文学系赛珍珠(Pearl S. Buck)、白资德（Brady）、章文新（F. P. Jones）、芳卫廉等历史学系陈恭禄、王绳祖、贝德士、吴征铸、陈锡祺、丁云孙等政治学系刘崇本、马博厂、高炳春、包必荣、刘平侯等经济学系吴世瑞、许士哲、倪惠元等社会学系吴景超、史迈士、柯象峰、徐益棠等教育学系刘国钧、李小缘、陈长伟、曹祖彬等哲学系（哲学心理系）方东美、廖温魁、倪青原、潘菽等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刘国钧、王绳祖、陈恭禄、徐益棠、李小缘等 理学院数学系余光琅、张济华等物理系吴汝麟、许国睴等化学系唐美森（J.C.Thomson)、戴安邦等
生物学系伊礼克、陈纳逊等化学工程系陶延桥、马杰、钱宝钧、杨同德、钱宝钧等电机工程系杨简初、吴汝麟等电化教育专修科倪尚达、魏荣爵等化学研究所戴安邦等农学院农艺学系洛夫、马雅思、魏庚、郝钦铭、黄瑞采、汤湘雨、高立民、靳自重、顾元亮等森林学系陈嵘、朱惠方、朱大猷、朱楫、徐善根、王一桂等
蚕桑系单寿父、吴学谦等
农业经济学系乔启明、孙文郁、杨蔚、徐澄、刘润涛、应廉耕、欧阳苹等
园艺学系胡昌炽、章文才、汪菊渊等
植物病虫害学系戴芳澜、俞大绂、魏景超、樊庆笙等农业教育学系包望敏、徐伯申、章之汶、辛润棠等
植物学系史德蔚、焦启源、樊庆生、谭伯禹等[3]

历届英才
教育质量从1888年到1952年，金陵大学共有毕业生4475人，其中本科生3170人，专科生1206人，研究生79人，医预科生26人。分布于海内外政治、实业、文化、教育、农业等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内发挥所长，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比如，在农业界，据美国学者杰西·卢茨所著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49年前，金大毕业生一度领导着中国农林部7个技术部门中的5个，5所国立研究所中的3所，10余所国立大学农学院中的7所；1950年代后在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大部分骨干是金大毕业生。[3]（图册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5]）金陵大学教育质量(7张)校友划分金陵大学毕业生、肄业生等校友档案资料归属现南京大学，相关系科衍生或并入高校与南京大学拥有该系科部分共同校友（如原金陵大学教育系校友由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共同所有，原金陵大学林学系校友由南京大学和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共同所有等）。[22]知名校友校友 
主要成就
张德慈
首位华裔泰勒奖得主[23]
李景均
中国遗传学之父，曾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24]
李卓皓
第一位拉斯克奖华人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5-26]
杭立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首席代表、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27]
左天觉
国际著名烟草专家，曾任美国农业部烟草研究室主任[28]
蒋彦士
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行政院”秘书长
台湾“教育部长”，“外交部长”[29]
王应睐
中国生物化学科研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生物化学会名誉理事长[30]
马保之
农学家，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被称为“利比里亚农业之父”[3]
南怀瑾
禅学大师，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教授[3]
陶行知
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活动家，首开高校“女禁”[31]
刘伯明
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学界精神领袖[3]
程千帆
国学大师、中国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32]
孙明经
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中国电视之父、中国电影教学之父[33]
刘国钧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
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法创立人[34]
吴德耀
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被称为“海南一代哲人”[35]
牟复礼
美国儒学学者、汉学家、中国学家
在美国创办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3]
程抱一
第一位华裔法兰西文学院院士
“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永不疲倦的摆渡人”[36]
赛珍珠（执教）
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37]
邹秉文（执教）
农学家，曾任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筹备委员会副主席[3]
章之汶
农学家，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3]
戚寿南
中国现代内科学先驱[3]
戴安邦
中国配位化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3]
魏荣爵
中华人民共和国声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38]
沈嵩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3]
王绳祖
历史学家[39]
彭佩云
中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国务委员[40]
两院院士南京大学两院院士（金陵大学部分）
一、 中国科学院
(一) 数理学部院士
陈彪 天体物理学家，长期担任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太阳物理研究室负责人，1982年任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台长，1986年任名誉台长。194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物理学系。[41]
魏荣爵 声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物理学系系主任，中国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1937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理学院物理系。[42]
(二) 化学部院士
程镕时 高分子物理及物理化学家，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194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43]
戴安邦 无机化学家，南京大学化学系名誉系主任，教授。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理科化学系。[44]
李方训 物理化学家，金陵大学校长、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192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45]
陆熙炎 有机化学家，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46～1647年在金陵大学化学系学习。[46]
汪猷 有机化学家，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
吴征铠 物理化学家、放射化学家，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高级顾问，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47]
(三) 生物学部院士
陈焕镛 植物分类学家，原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1920年应聘任金陵大学林学系教授，后转至国立东南大学任教。[48]
陈桢 动物遗传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1918年金陵大学农林科毕业，1922年后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动物系系主任，1928年8月任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副教授。[49]
戴芳澜 真菌学家，原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1923～1927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927～1934年任金陵大学教授。[50]
戴松恩 作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副院长。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51]
邓叔群 真菌学家、森林学家，原中科院微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1928年任金陵大学副教授。[52]
李继侗 生态学家，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教授。192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53]
钱崇澍 植物学家，原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1919年任金陵大学教授，1920年任中央大学教授。[54]
裘维蕃 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教授。1930年入金陵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48年任清华大学副教授。[55]
秦仁昌 植物分类学家，蕨类学家，中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一位拓荒者，原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顾问。1925年金陵大学林学系毕业，1924年被聘为国立东南大学助教、讲师。[56]
王应睐 生物化学家，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29年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1948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科教授。[57]
魏曦 生物学家，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21、1928年分别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学习。[58]
吴中伦 森林生态学家、森林地理学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留校任教，1945年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技术员。[59]
阳含熙 植物生态学家，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员，193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森林系。[60]
俞大绂 植物病理学家、微生物学家，北京农业大学名誉校长。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任金大植物病理学研究室教授、主任。[61]
朱壬葆 生理学家、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1940年应聘金陵大学任教，1943～1946年中央大学生理研究所工作。[62]
庄巧生 作物遗传育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在金大任教。[63]
沈蕴芬 原生动物学专家，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至1952年先后就读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64-65]
二、 中国工程院
陈俊愉 园林及花卉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194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66]
黄宗道 天然橡胶及热带作物专家，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67]
蒋亦元 农业机械专家，东北农业大学教授。195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68]
刘大钧 植物遗传育种专家，南京农业大学细胞遗传研究所名誉所长。194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曾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任教。[69]
卢良恕 小麦育种、栽培、农业与科技发展专家，这个农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1947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70]
乔登江 核技术应用专家，国防科工委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71]
学校文化
校歌词：胡小石 曲：H.S.Thompson
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  金陵大学校歌[5]
石城虎踞，钟山龙蟠，我当其中。
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3]　校训“诚、真、勤、仁”。（Honesty，Truth，Diligence，Kindness）[3][5]校风金陵大学办学理念：“沟通中西文化，介绍西方新进科学”。金大注重“介绍新进科学”和借鉴西方大学的办学经验，同时，金大师生也十分注重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对民族尊严的维护。[5]金大的校风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或传统，金大人称之为“金陵精神”或“金陵传统”。[1]
附录
陈裕光与金陵大学陈裕光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陈裕光自1927年受聘为金陵大学校长起，连续任校长达20余年，他既是中国教会大学第一个华人校长，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被公认为中国教育界的元老之一。他在任职期间，以其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治校才能和献身教育的精神，为金大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立了卓著业绩，使金大成为全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并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也因此而蜚声海内外，曾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奖章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的称号。[1]
陈裕光的办学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维护民族尊严和教育主权　　
陈裕光一向怀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抱负，早在美国留学期间，目睹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曾默默地写下了“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的诗句，抒发了他振兴国家、发奋自强的爱国情怀。[1]
他在全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潮中出任金陵大学校长。他认为“在我国办学，理应尊重我国主权”。因此他到任后“刻不容缓”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政府法令筹备立案。1928年立案获准后，就按规定着手改革行政管理机构，改文理、农林二科为文、理、农三学院，任命中国人担任各院系和各级机构的领导职务，改革宗教等等。进行这一系列的改革，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取消宗教系，遭到教会的竭力反对。但他在多数师生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这些改革，在教会大学中开了风气之先。在那时，这确是个大胆的创举，没有民族精神是很难做到的。[1]
立案后的金大，在行政管理方面，他重视发扬“共和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使民主精神得到发扬。尽管经济、人事权仍在教会手中，他虽为校长也难有大的作为，但对于事关民族尊严的事，他还是要力争的。如教育系一个美籍教授一心想当作家，有一次他拍摄了一处不雅观的外景，拟寄回美国发表，被学生发觉，要他交出有辱于中国的胶卷，并赔礼道歉。陈裕光便设法辞退了这位教授。类似这样涉及外籍教师的事发生过数次，陈裕光都能从维护民族尊严出发，作出严肃处理。[1]
在教学工作方面，陈裕光认为，金大首先是中国人的学校，学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应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必须弘扬民族固有文化。他鉴于金大过去办学中重英语而轻国文，以致造成学生英语水平高而国文水平偏低的状况，便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国文系的建设，用重金聘请名师；首创国学研究班，培养研究生；又成立与三院并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通过这些措施，不仅使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国学研究人才，文史研究成果累累。金大首任院长福开森收藏有大批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铜器和瓷器，陈裕光认为这批收藏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很有价值，便不时向他表示希望他有所捐赠的意图。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使金大得到了他一千多件文物的捐赠。金大在中国古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所以能名列全国教会大学的前茅，有陈裕光不可磨灭的功劳。同时，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陈裕光在金大20多年，从不穿西装。在他的影响下，教授、学生中平时穿中装的也为数不少。[1]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高涨。陈裕光始终满怀热情地支持金大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尤其在1937年11月南京即将沦陷的危急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执行政府指示，冒着纷飞战火，举校西迁，跋涉三个多月到达成都，在华西坝艰苦办学，历经沧桑而矢志不渝，充分表现了他捍卫民族独立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精神。[1]
2. 以改革教育为己任　　
陈裕光重视教育应有的功能。他说：“教育是人类完满发展的工具”，是“我民族的建国工具”，应“以教育为第一大事”。“假使我国民众不能承受完满发展的教育，即不免走入偏跛畸形的程度，在今日世界民族中，就不免人家不尊重，我也无以自重。”由此，他明确地提出“教会大学的出路在于行政管理和教育的改革”。这表明他要改革金大教育，把金大办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水准的教育、学术机构，成为“我民族之建国工具”。[1]
为了办好教育，他曾先后四次出国考察欧美和东南亚的教育制度，吸取有益的办学经验。他认识到“教育本身并非仅以增加知识为已足，而在于作育人才，济世惠民，即所谓‘我非役人，乃役于人’，由小我推及大我，变利己的思想而为利他的思想。”为此，他强调教育要面向社会，结合实际，服务人民。在他任职后的20多年中，他一方面大力发展应用学科，先后创设了机电工程系、汽车专修科、影音专修科、园艺专修科等十几个应用性强的学科；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农林科芮思娄教授（外籍）接任科长后，从美国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简称三一制），旨在以研究为中心，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推广事业，实施后成效显著。陈裕光把这一制度推广至文、理学院，以推动全校科研和服务工作的开展。由此，各学院都把科研作为本院基本任务之一，成立研究委员会加以指导；同时，要求文科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理科学生要体验生产实践，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社会服务。由于金大的科研、推广事业面向社会，对社会有所裨益，因此，与金大合作的一些单位和商界人士便纷纷解囊资助金大科研事业，使得金大科研工作如虎添翼，更加繁荣。与此同时，陈裕光把教师的科研成果作为晋升职称和进修休假的依据之一，更提高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后来金大在八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教师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立案后的金大，进行宗教方面的改革后，校园内的宗教气氛便日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日趋活跃而浓厚的学术空气。[1]
陈裕光以改革教育为已任，经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办学取得很大成功。而在他进行诸多改革中，办学方针的革新是根本的。这对发展教育事业起了关键作用。陈裕光在1948年11月举行的金大60周年校庆庆典上陈词说：“金大向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介绍西方新进科学为其自然特点，而文化亦因沟通而更加发扬。”又说“本人自办学以来，亦一向与本校同仁同学畅谈办学方针，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他的这番话，显然表明金大在60年进程中，特别是30年代以来，经过教育改革，逐步地实现了其办学目标由传播宗教为目的到以办教育为本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但与陈裕光的个人作用也是分不开的。[1]
3. 重视品格陶养，培育“金大精神”　　
陈裕光说：“教育二字，包括两种意思，一为教导学识，二为陶养品格，两者并重，不可或缺，若有学问而无品格，则于人于事无所裨益。”（转引自申晓云：《从金陵大学校训谈起》，《南大报》第733期，2001年5月30日。）又说：“办学要把整个人生作为教育目标。”因此他常鼓励学生不仅要“为学问而致力”，更“要为修养而淬励”。他对学生在品格上的要求，一向从严。[1]
金大的校训是“诚、真、勤、仁”。这四个字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为金大人据以自豪的金大传统（或金大精神）。陈裕光积多年治校经验，曾深有感慨地称：金大灵魂之所在便是“诚、真、勤、仁，本校五十余年之校训也！”这四个字的含义，简言之：“诚”即诚心向学，以办教育为职志，为己任，为师者要诚心教学，不仅自己要有学问，还要潜心研究学问、传授学术，为学生者要诚心求学，不仅要会念书，而且要学会做学问。陈裕光曾以“卓越超群，非笃学不为功”的题词来勉励学生，被不少学生奉为座右铭；“真”即崇真尚实，是无论办学、治学、求学所一以贯之的科学目标、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通过训练这种对待科学一丝不苟、崇真尚实的精神，金大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在学术上创造了国内的一流；“勤”即勤动手、勤用脑，以养成劳动习惯，训练服务能力，培养吃苦耐劳和务实的精神。为此，金大大力提倡勤工俭学活动和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很多在校学生在求学同时，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学校图书管理、收发信件以及打字、打钟等工作。在成都华西坝建校时，师生都参加筑路、建房等劳动，陈裕光与三院院长也挥锄上阵；“仁”即爱心、服务和奉献。金大作为教会学校，在育人中，尤重视人格的教化和仁爱精神的熏陶。因此无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校长与师生之间关系均很融洽，尊师爱生，助人为乐，蔚然成风。使人生活其中处处有温馨、宽容、仁慈的感受。不少人因此而终生得益。[1]教会大学历史背景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等。[72]金陵大学校友档案查询南京大学保留原金陵大学（包括前身学校）历届所有院系毕业生的学籍资料、档案、成绩单等档案资料（“文革”期间出于档案安全及南大场地因素的考虑，部分档案移送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放，2012年全部移交南京大学）。[73]金陵大学校友官方档案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也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网页版查询[22]，官方查询入口①金陵大学学籍：[74]；②金陵大学中途离校学籍：[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