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怯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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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在称汗之后，下令挑选各部贵族子弟及“自身人”（自由民）中“有技能、身体健全者”组建一支1万人的怯薛。这支军队由他直接指挥，驻扎在他的殿帐周围，分为四班，由四个亲信的那可儿任怯薛臣长，每三日轮流值班。这就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对地方加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
历史概况
怯薛即护卫军，源起子氏族社会崩溃过程中出现的伴当（那可儿）。在成吉思汗称雄漠北的过程中，曾两次扩大侍卫队伍。12拓年，为了适应长期战争和拱卫同一国家的需要，成吉思汗又对护卫军做了第三次扩弃，组建了一支包括一千宿卫、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在内的共一万人的护卫军。充当护卫的人都是从千百户及蒙古自身人（平民）子弟中选拔出来。怯薛的职责主要是担任大汗的护卫。
怯薛之下所有单位都分为四班轮流值守，故又称“四怯薛”，分由四位开国元勋，即“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以及其子孙世袭统治率领。怯薛还分管帐营宫室的各种事务，随着王室分工的细致，怯薛的职责也在增加。
怯薛既是大汗的护卫军，同时也是整个蒙古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通过这一制度，蒙古国家得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精锐常备军。
历史渊源
在蒙古国时期，怯薛主要是一种大汗周围常备的护卫军组织，但同时也形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雏型。蒙古国汗庭的行政机关只是怯薛组织的职能的一部分。随着元皇朝的建立，其行政职能，已由依仿汉制所建立的中书省官僚机构所取代。军事护卫也由逐步扩大的诸侍卫亲军来担承。怯薛在军事上的作用，已只是轮番宿直禁廷，而极少直接使用于征战。因此，人元以后的怯薛组织，与其把它视为军事组织，毋宁说它是一个给侍内廷的上层人物的特权集团。这可以从它的组成、职能与权益三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组成怯薛的人员，根据忽必烈在位时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四种。一是出自先朝大汗的拨赐或所分子的拖雷家族所属世臣的子弟，如畏兀儿人孟速思，年十五，尽通本国书，成吉思汗征至，以授拖雷，后复事忽必烈于潜邸。真定藁城是拖雷系的封地。1250年，唆鲁禾帖尼命择邑中子弟人侍，董俊子文用受征，侍忽必烈于潜藩，“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蒙古惯例，诸王都有自己规模不等的怯薛护卫组织。上述的这种人便是构成忽必烈在潜藩时的怯薛队伍的主要部分。第二是忽必烈即皇帝位后所征召的贵臣、官员子弟。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一即位，立即征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师宿卫。这些人大概都是当时由忽必烈所控制的军民官员的子弟。李擅子彦简充质子，张弘范任御用局总管，无疑都是这一类的应征者。至元十年(1273年)，西北诸王亦奉诏各遣贵族子弟来备宿卫。如唐古人阿波古，曾事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者阿鲁忽，其子亦力撒合被遣来大都，充任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在元代，臣属将自己的年轻子弟奉献给皇帝或诸王作为怯薛是一种荣誉的义务，同时也是登仕的捷径。怯薛的地位是颇高的，因此，元朝的怯薛人员，绝大部分是贵族阀阅与高官世家的子弟世袭担任的。第三是从质子中擢拔。质子，即所谓秃鲁花。《元史·兵志》：“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华军。中统四年，忽必烈诏“统军司及管军万户、千户等，可遵太祖之制，令各官以子弟入朝充秃鲁花”。江南平，敕江南归附官三晶以上者遣质子一人人侍。对少数民族，如彝族的杨、田两家，亦以其子弟人质。臣附的高丽、安南诸国也责令遣质子来京。至元二十年，“定质子令，凡大官子弟，遣赴京师”。但在元朝时期，以质子而得充宿卫者固属多有，然质子似并不皆得充宿卫。故在《元史·舆服志》中，质子与质子之在宿卫者是相区别的。第四类是一些异能之士，通过赏识与荐引而人侍左右者。汉人中的刘秉忠、姚枢等都是以此为进身者。皇帝的怯薛沿用成吉思汗定制，定员大体为一万人，分四番轮流人值宫中，每番三日。因为领四怯薛的四杰中，博尔忽与赤老温皆无后嗣，故第一怯薛例由皇帝亲领，第四怯薛则右丞相兼领。忽必烈以后，皇帝怯薛的队伍越来越扩大，最多达一万七千余。元朝定例，皇帝死后，其怯薛组织照样保留，人员往往还维持七八百人。这样，累朝都有各自的怯薛，诸王又有各自的怯薛。总计起来，怯薛的数额是相当庞大的。怯薛的职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宫殿的警卫外，他们承担皇帝的饮食、服饰、车马、医药、巫卜、奏乐等生活所需的一应事务。
“凡怯薛长之子孙，或由天子所亲信，或由宰相所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虽其官卑勿论也。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晶官。”其他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之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中有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诸司，亦三日一次轮流入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宫车之前；上御殿廷，则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今中书移咨各省，或有须备隶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等，以此之故。”元朝“以国语(即蒙古文字)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类圣旨即出自怯薛的必du赤之手。由此可见，怯薛作为皇帝的近侍，不单能通过生活的接近而于皇帝以有力的影响，而且是作为皇帝个人的助手，直接干预国家大政。不单止此，皇帝又利托，俾调动静而始人告。”怯薛是做官的捷径。仕途之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一些“有脚根”而受到皇帝赏识的怯薛人员，便可平步而登使相。安童是木华黎四世孙，忽必烈即皇帝位时，他才十三岁，召人长宿卫，位在百僚上。至元二年，年十八，出任中书右丞相。至元二十八年安童告退，罢相，仍领宿卫事。死后其子兀都带袭长宿卫，领太常寺事，死，子拜住袭为宿卫长，英宗时宫中书右丞相。通过这一例子，便可以窥见怯薛世袭特权的大概。《经世大典·序录·人官》说：元之用人，其途非一。“亲近莫若禁卫之臣所谓怯薛者。然而任使有亲疏，职事有繁易，历时有久近，门第有贵贱，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辅；或小而冗散，不可齐也。国人之备宿卫者，浸长其属，则以自贵，不以外官为达。”这些贵胄世家，甚至连丞相一职也不放在眼里。
怯薛之家世代相传，衍生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集团，很快展为元朝靡费财政、浊乱朝政的毒瘤。忽必烈后期，近侍乱政的现象已经出现，他们不通过中书，口传圣旨以任命官职、赐予财物、纵释罪囚等。至元三十年二月，中书省便向忽必烈报告：“近臣传旨予宫者，先后七十人。臣今欲加汰择，不可用者不敢奉诏。帝曰：率非朕言。凡来奏者朕祗令谕卿等，可用与否，卿等自处之。”忽必烈以后，近侍乱政的现象更日形严重。他们隔越中书省而乞持玺书，自择名分，选任官吏，从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至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的十三四年内，不经中书而由近侍直接颁发的玺书达六千三百余道，都是关系田土、户口、金银、矿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用怯薛作为使者(宣差)，遍及中外，传达旨意，处理问题，了解山川形势、民风俗习。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充中书断事官、参决枢密院事，及奉旨署事于大宗正府。一些怯薛人员则委 派担任诸省部长官，或者兼领外廷的某些要职，“昼出治事，夜人番直”。中统四年还分遣怯薛充诸汉军万户府监战和参议，以监汉军。凹这些都表明，怯薛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宫阃之内，而是作为皇帝的亲信耳目，遍及外朝和全国各地。由于他们接近皇帝，受到亲信，因此，无形中具有极大权威。“丞相而下，犹必咨事。武宗时期更加达到高潮。怯薛还利用权势，影占人户，霸占田土，欺害人民。按照规定，一般的汉人与南人是不能充任怯薛的。但因为它有种种特权与优厚的赏赐，因此人们都千方百计混迹其间。一些人“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歹”。“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贾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迹宫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投入，以图升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元朝末期，宫廷中又大批使用宦者，但怯薛的人数与职任则一直无所变更。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阉宦为祸，元朝宫廷中宦官的这份职务，则多由怯薛承担。他们在身份上远高于“刑余之人”的宦者，活动也不局限在宫中，有的人还正式挂有外廷显赫的职务。因此，他们在当时朝廷上的活动量与影响力，比起历朝的宦官来要大得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