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凯塞琳·曼斯菲尔德
简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年10月14日-1923年1月9日）新西兰出生的英国女作家。短篇小说大师，她发展出一种具有诗的许多特色的独特的散文风格。善于描写内心冲突，行文扑朔迷离，观察烛幽洞微，显示出契科夫的影响。她对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惠林顿和伦敦完成学业后，19岁离开新西兰到英国，从事文学创作。191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表现了他最初幻想的破灭。1914年前，她在评论家、散文集约翰·默里主编的《韵律》和《蓝色品论》上发表短篇小说，1918年与伯登离婚后同默里结婚。短篇小说集《序曲》道出了她对新西兰故乡的思念之情。这些小说又加上另外一些故事，合编为《幸福》，1920年出版。《幸福》一书即是她的成名作，又是他艺术手法的典型。此后两年，她写下她最优秀的作品，她的天才达到顶峰。《园会》（1922）包括以新西兰为背景的《在海湾》《航程》《陌生人》，以及抒发困顿心情的《已故上校的两个女儿》。死后发表的晚期著作有《鸽巢》和《幼稚》。
生平
她出生于新西兰富裕家庭,由于对写作和成名的热望,她独自闯荡英国文坛,历尽苦难,最终成为现代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从小早熟的她对同性有着狂乱不羁的迷恋和肉欲,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既可以吸引男人又可以吸引女人”[1](P41)结果她成了同时拥有同性和异性爱人的双性恋者。[2](P131)
曼斯菲尔德很早就开始创作,青春期多次同女孩的恋爱在她的写作中留下了痕迹。首先是故事“LeavesAmores”①,内容是不加任何掩饰的女性同性恋。其次“Summer Idylle”涉及女性间不同寻常的“情谊”。最重要的要数“Juliet”中对青春期女性的性心理描写和剖析。她的母亲就是从这个故事中看到女儿可能有同性恋行为或者是有不健康的性兴趣,开始焦虑不安。[3](P42)而托玛琳分析曼斯菲尔德早年对性冒险的兴趣来自于对家庭和社会所要求的女性角色的拒绝和对社会规范的反抗。[3](P24)对此卡普兰则从“自我认知”的角度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审美观来自于她早熟的对自我的认知,她有许多的自我———男性/女性只是其中一对。她对身份的多重性的体验非常早。”[4](P169)
曼斯菲尔德的著名短篇《幸福》(Bliss, 1918)全面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家的双性气质和“双性同体”思想。通过描写女性矛盾的性心理和强烈的双性倾向,[4](P25-26)暗示出曼斯菲尔德试图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实现两性融合,突破性别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消除两性之间的对峙状态,达到超越性别鸿沟的境界。女主角贝莎试图以双性恋逃离了传统意义上妻子和母亲的宿命,体现了曼斯菲尔德的人生理想。
一、成长历程曼斯菲尔德成长于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家庭,外婆、母亲、小姨和四个小姐妹,幼弟莱斯利是全家人的宝贝,父亲
是主要的经济支柱。作为第三个女儿,在家里她不仅比唯一的弟弟得到的关爱要少,也比不上姐姐们,成了家中落单的人。由此造成了她的不平衡心理和孤独的心态。难怪曼斯菲尔德自童年就产生了浓郁的自卑情结,寂寞地生长着,亲情的缺失已成为她幼小心灵上无法弥补的缺憾。
在家里不合群的曼斯菲尔德在学校里比较活跃,喜欢读书、写作和办刊物。她所受教育基本上都来自于女子学校,②早熟的她对同性有着狂乱不羁的迷恋和肉欲,她多数的女友都是同学。最早是1898年曼斯菲尔德与玛丽·鲁迪克成为朋友,并孩子气地宣称玛丽“是她一人的”,结果发展成曼斯菲尔德对玛丽“控制性的”和“占有性的”爱。[3](P15)一年后她最要好的朋友变成毛利女孩玛塔,后来曼斯菲尔德展开了对玛塔的狂热追求,具有了性的色彩。[5](P39)托玛琳认为曼斯菲尔德意识到自身的双性气质,就是从她与玛塔的恋爱开始的。[3](P16)在皇后学院,曼斯菲尔德与薇拉·贝克被传关系暧昧,两人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道德行为。[3](P25)这就是青春期曼斯菲尔德的“风流韵事”。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和其他少女一样,曼斯菲尔德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然而又不承认自己正在变成成人。她一会儿责备自己的幼稚,一会儿又责备自己的女性服从,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否定的状态中。对自身性萌动的敏感产生了焦虑和恐惧,对她注定要归属的男性都感到厌恶,但无法否定自身性的觉醒,于是她变得郁郁寡欢。她在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她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她在独立的童年期与顺从的女人期之间徘徊犹疑。正是这种无常,在她离开未成熟的青春期的时候,尝到了青果的苦涩。[6](P313)即将成年的女性已经体会到了成长的痛苦和必然,但她仍被束缚在童年世界里,她不愿意从纯真的童年进入复杂的成人世界。[6](P319)
1906年曼斯菲尔德的学业完成,迫不得已与父母姐妹启程回国。在船上,她与父母关系逐渐紧张。这肯定与她对待性的态度很随便有关,也许是受商人父亲的逐利思想的影响,她认为性是可以赚钱的商品。[3](P29)
回到惠灵顿,曼斯菲尔德结识了年长她9岁的女画家埃蒂斯·本达尔,并迷上了埃蒂斯“艺术家的身份和独立的工作室”[3](P35),打算合作出书,期间她俩的友谊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曼斯菲尔德看来,埃蒂斯是“一个能挣钱养活她自己,在世界上有所表现的职业女人,会很容易和男人一样有迷人的魅力。”[6](P321)她写给埃蒂斯激情洋溢的情书,还在日记中坦白她的性感受:“昨晚我在她的怀抱中度过———今晚我恨她———也就是说我疼爱她:我躺在自己床上时总想到她身体的魅力……同她在一起时,我感到的性冲动超过同任何男人在一起。”[7](P12)曼斯菲尔德跟埃蒂斯的恋爱起源于对女性精英形象的崇拜,这是她一直向往的生活,在她与埃蒂斯的拥抱中,“每个人都既是男人又是女人,而且都为对方的半男半女的特质所陶醉。”[6](P386)波伏娃说,“同性恋的抚摸既不意味着破坏少女的童贞,也不意味着插入。少女既可以实现她作为被动客体的使命,又没有觉得自己被深深地异化。”[6](P322)这正是女性同性恋在少女中流行的重要原因。也很好地解释了曼斯菲尔德的同性恋行为。但是,这样一种体验通常只代表一个阶段,“它的简单易行恰恰就是它的死亡证书。”[6](P324)
1908年埃蒂斯结婚,伤心的曼斯菲尔德认为她太被动,绝对不可能成就伟大。[3](P37)就这样两人分道扬镳。从此她开始思考是否其他同龄的女孩子也有过同样的欲望,她们是否也像她一样感到“这样绝对强烈地放荡,几乎接近肉体的病态?”[1](P49)不久曼斯菲尔德与玛塔在惠灵顿重逢,并再续前缘。除此之外,她还和另外几个女同学关系亲密。当然,在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中这些恋爱都不可能修成正果。
二、婚姻的磨难波伏娃曾不无嘲讽地指出,“结婚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而且也不像许多其他事业那样令人厌倦:唯有它才既允
许女人完整保存自己的社会尊严,又允许她作为爱人和女人获得性的实现。”[3](P307)女人的正常而完整的命运就是“属于男人”[3](P324)可惜一度沉迷于同性恋的曼斯菲尔德也无法逃脱异性恋婚姻的宿命,原因可能是“想证实自己是个正常的女人,男人的女人”。而且与异性的婚姻关系不会与之前的同性恋关系一样,“使她一直受到羞愧的折磨”[1](P91)。也有人认为婚姻可以使曼斯菲尔德从专制的家庭中解放出来。[3](P63)可
结果却表明,婚姻并未给她带来任何的幸福和快乐,为了自由她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
1908年,曼斯菲尔德终于逃出了父母的控制,但她发现这向往已久的独立令人窘迫:没有父母的监护,仍有大量有形和无形的监护者限制着她的自由。要光明正大地追求梦想,最好是已婚妇女的身份。在伦敦,来自殖民地的曼斯菲尔德始终有不安全感,是这个保守社会中的不和谐音;在这个世界中女性被要求在私人空间和职业领域都顺从,可她是个双性的活跃女性,看来她得寻求保护性的伪装了。[5](P50)
很快她与同样来自新西兰的加尼特·特罗威尔坠入爱河,并秘密订婚,但男方父母强烈反对二人的结合,而加尼特性格柔弱又无稳定收入来源,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伤心欲绝的曼斯菲尔德凯瑟琳带着身孕离开了加尼特。不久音乐教师乔治·波登对她一见钟情,短暂交往后两人在1909年3月仓促结婚。可是她婚后第二天就离开了新婚丈夫,这真是一次异常草率的婚姻!对于婚姻的失败波登认为是曼斯菲尔德性欲不平衡,还有同性恋的怪癖导致她无法过正常的婚姻生活。[1](P94)
此后十年间,曼斯菲尔德都不得不以波登夫人的称呼出现在公开场合,离婚进行得很不顺利。婚后曼斯菲尔德的心理很矛盾,“虽然她内心的一半盼望做个老式的妻子,依靠一位坚强的好丈夫,而另一半却坚持要求独立,……”[1](P296)1918年,随着她与波登先生的婚姻关系结束,她和文学编辑约翰·默里结为连理。但由于相识的初期是曼斯菲尔德供养默里,所以在物质方面她扮演着“丈夫”的角色。[5](P127-128)虽然自此直至辞世她与默里都是夫妻关系,但更多的是她在承担着做“丈夫”的责任,后来这段婚姻也始终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默里夫人”这个面具也越来越难以带下去了,最终她仍是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③所广为人知。
正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同性恋的倾向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还有两次婚姻的不幸,所以只能通过写作来宣泄压抑的欲望。在异性恋婚姻之外发展女性同性恋似乎是曼斯菲尔德苦苦寻觅的一剂良药,即使不能救女性出婚姻的牢笼,至少可以改善不和谐的夫妻关系。曼斯菲尔德以不幸的婚姻为主题的小说很多,如《一杯茶》、《幸福》、《毒药》、《女店主》等,她“在婚姻故事里融入了她自身惨痛的婚恋经历,作品主要是通过女性在婚恋中的生存真相的透视来表现情爱短暂,婚姻的虚无,人生的无常”[8]。日积月累的生活创伤和感情挫折在多愁善感的曼斯菲尔德心中积淀,对男性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浓烈,从失败的婚姻到丧失生育能力,她对男性彻底绝望了。
三、终身伴侣时间回到1903年,在皇后学院,接待曼斯菲尔德和两个姐姐的是女生埃达·贝克,④埃达刚刚失去了母亲,父亲和姐
姐也离开了伦敦。她比曼斯菲尔德大9个月,资质平庸,貌不出众,但性格柔和,宽容大度,助人为乐。曼斯菲尔德因与姐姐们和不来,在学校里落落寡欢,一次她和埃达在公园散步,一时兴起她以近乎命令的口吻对埃达说,“让我们成为朋友吧。”谁能料到,埃达后来居然成了曼斯菲尔德“一生中最无私奉献的、最忠诚的朋友”[3](P22)和不离不弃的终身伴侣。但曼斯菲尔德对埃达的态度,却十分矛盾。每当自己陷入与异性的情感困境、经济危机或病魔的折磨,她总是首先渴求埃达无私的关爱和照顾,觉得离不开她;但当情感、·事业和健康状况都好转时,就让埃达自谋生路,不要干扰自己的生活。对此蒋虹分析说,“一方面,她需要埃达对她的无私关爱;另一方面,她又痛恨自己对埃达的依赖及后者的干预。”[9](P215)直至人生的最后几年,曼斯菲尔德在备受疾病折磨的同时,还在与默里和埃达的矛盾情感间痛苦挣扎———反复无常,失踪,混乱的性爱,狂乱错综的情绪。她与贝克
的“夫妻”关系和跟默里的夫妻关系在感情的强烈程度上是不分伯仲的。她们之间相处的模式充满憎恨、厌倦、和好、眷恋,像人生一样充满迷惑。曼斯菲尔德曾多次咒骂埃达的失败人生,但却又极度地依赖她,这种依赖更加深了她对这种亲密关系的憎恨。在意大利与埃达一起租住的小屋里,她给默里写信恶毒地嘲讽埃达的大个子,“如果我娶了她,看我会怎么揍她。我才不会把她射死呢,要不然事后处理起来可真是个大麻烦!”[10](P20)然后她还告诉默里在那个适合于情侣居住的屋子里,她期待着他的到来。1922年她感到来日无多,才终于大度地承认埃达的身份,“我不配有这样一个妻子。可我实在太爱她了。”[5](P131)
曼斯菲尔德与埃达·贝克长达二十年的伴侣关系中,曼斯菲尔德以埃达为原型创作了许多作品。首先是《已故上校的女儿》,这部被曼斯菲尔德自称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唯一最使我满意的小说”[11](P171)通过描写约瑟芬和康斯坦尼亚这两个老处女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养成的病态心理,指出父权制大家长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扼杀。据说小说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取材于埃达家的真实情况。曼斯菲尔德通过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和意识流的叙述手法,成功地表现出了毫无主见、惶恐不安、极不成熟的两姐妹的生活状态。“在墓地上,当棺材徐徐落穴时,约瑟芬想到她和康斯坦尼亚事先没有征求父亲许可就把他入土,不由得胆战心惊。父亲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说呢?”两姐妹是大男子主义的受害者,她们虽然岁数不小,但人生的经验却异常缺乏,在父亲的死亡无可避免
地来临后,两人陷入了困境:失去了父亲,又没有丈夫,她们连女佣都管理不了,生活陷入困境,一筹莫展。其次,对
于埃达给她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作出的牺牲奉献,曼斯菲尔德都写进了《女主人的贴身女仆》。整篇小说是女仆与某个夫人的对话形式展开的,这个听故事的夫人就是个听众,而女主人则在女仆的嘴里是个慷慨大方、心地善良的好人,女仆心甘情愿地为主人奉献终身。“女主人”利用“女仆”的善良,既无休止地压榨女仆的劳动力,还阻挠她得来不易的好姻缘,使她推掉婚约终身陪伴在女主人的身边。通过分析女主人和女仆的关系,读者不难发现曼斯菲尔德对这个“女主人”的批评和讽刺,略显幼稚的女仆失去了拥有幸福婚姻的机会还对主人感恩戴德,真让人哭笑不得!通过赞美这样一个单纯质朴的女仆,批评那个假惺惺、残忍的女主人,曼斯菲尔德表达了自己对埃达的愧疚之情,承认了埃达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埃达一直照顾着体弱多病的曼斯菲尔德,分享着她的文学梦想,分担她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她是曼斯菲尔德的护士、管家和知己。她十分清楚自由地写作对曼斯菲尔德的重大意义。[5](P51)她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似“夫妻”,但由于曼斯菲尔德羸弱的病体和不幸的婚姻,并不带有性的色彩。更多的是埃达对曼斯菲尔德的理解和支持,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女性友谊。从皇后学院的偶然相识,到枫丹白露的生死离别,埃达不愧是曼斯菲尔德的终身伴侣。
四、结语1921年,在历经了两次不幸的婚姻和死神的威胁后,曼斯菲尔德仍渴望获得这样理想的两性关系:“我们既不能全为男性,也不能全为女性,而应该是两性的复合体。我选择发展自身的男性因素,他选择扩展他身上的女性因素,这样我们就完整了。”[7](P259)这种理想体现了曼斯菲尔德对两性之间平等、和谐关系的向往,强调男女两性的互补性,提倡两性融合。曼斯菲尔德以复杂的两性情感经历和独特的小说创作展示了女性对自我的追寻和关注。她的同性恋经历是对父权制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的大胆挑战,既是她追求自由和成就的方式,也是她体验生活的一种形式。她的异性恋婚姻,是她尝试顺从社会和家庭要求作出的牺牲和努力,是向父权制规范的妥协。这些双性恋经历有效地释放出了作家的男性“力比多”,调节她身上的男性和女性因素趋于平衡,由此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为20世纪初的女性文学开辟了新领域。五、参考资料[1] Alpers, Antony. 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 Parkin-Gounelas, Ruth. Fictionsofthe Female Self: Charlotte Br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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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plan Sydney Janet.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st
Fiction [M]. New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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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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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nsfield, Katherine. Journal of Katherine Mansfield,“Definitive
Edition”[Z]. ed. J. M. Murry. London: Constable, 1954.
[8]杨春红,郑友奇,素雅婉约的女性之歌———曼斯菲尔德的《幸
福》与凌叔华的《花之寺》之比较[J].怀化学院学报,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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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矛盾身份[M].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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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nsfield, Katherine. The Letter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Ⅲ) [Z].
ed. J. M. Murry. London: Constable, 1928.
[11]陈家宁.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Z].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 1991.
注释:
①此故事收录在Claire Tomalin著,Katherine Mansfield:A Secret Life一书
的附录I中。
②曼斯菲尔德一共在惠灵顿和伦敦的三个女子学校中学习过,它们依
次是Wellington Girl s School,Miss Swainson s School和Queen s College。
③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父姓是Beauchamp,但她在1907年19岁生日到
来前就决心改名,采用了外婆的姓氏Mansfield,也标志着她与父亲的
彻底决裂。几乎她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以Katherine Mansfield之名。
④即Ida Baker,后被曼斯菲尔德改名为Leslie Moore(L.M.)。
·87·第29卷第7期　　　　　　　　　　吴群涛:双性恋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作品
她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是1909年旅居巴伐利亚时的试笔，批评了当地对婢仆的非人待遇、妇女所受的屈辱和压抑，嘲笑了没落贵族和民族偏见。以后出版的有《幸福》、《园会》。她死后出版了《鸽巢》、《幼稚》等4部短篇小说集。《玩具房子》写洗衣妇的两个幼女在小学极受歧视，偶然被富家小姑娘邀去家中看玩具房子，遭人斥逐。《园会》中，谢太太穷苦的近邻不幸身亡，遗族正在伤心，她却在园中奏乐宴客。两篇都从侧面表现了阶级对立。 
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大多揭露社会的黑暗，但也有少数作品表现了生的欣悦。如《幼稚可也很自然》表现少年初恋时的天真。《前奏》、《在海湾》两部中篇小说则以优美的散文描绘惠灵顿郊野的风物和家庭的情趣。 
她在艺术上深受契诃夫的启发，不设奇局，不求曲折的情节，注重从看似平凡的小处发掘人物情绪的变化。作品色彩鲜明，文笔简洁而流畅，自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