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文辞类纂》序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古文辞类纂》序
创作年代：清代 
作者：  姚鼐       
文学体裁：散文[1]﻿
作品原文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薑坞[1]先生及同乡刘耕南[2]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类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3]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4]始。盖退之[5]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6]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7]；子瞻[8]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9]。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10]，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11]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12]，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13]《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14]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15]之遗，学者多涌之。其载《春秋》内外传[16]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17]，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18]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19]。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20]。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21]，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22]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23]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24]。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25]，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26]具之矣。茅顺甫[27]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犹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28]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29]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30]，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31]，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32]为法。古文不取六朝[33]人，恶意靡[34]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35]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36]、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1]﻿
作品注释
[1]薑坞：姚范，字南菁，号薑坞，1741（乾隆六年）进士。作者姚鼐是姚范之弟姚淑之子。
[2]刘耕南：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方苞弟子。在桐城派古文家中，上承方苞义法理论，下开姚鼐文章精粗途辙。
[3]老、庄：老子、庄子。
[4]贾生：指西汉文学家贾谊。
[5]退之：唐文学家韩愈的字。
[6]子厚：唐文学家柳宗元的字。
[7]明允：宋文学家苏洵的字。苏、张之流：指苏秦、张仪等纵横家。
[8]子瞻：宋文学家苏轼的字。
[9]年为之也：寿命限制的原故。按：柳宗元四十七岁卒。姚鼐认为由于早逝，其文未臻至境，作品中有向古人学习的形迹。
[10]《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都是《周易》的注解、辅助读物，从司马迁以来，都认为是孔子所作。传：经书的的解释。
[11]太史公：指司马迁。欧阳永叔：宋文学家欧阳修。
[12]向、歆：刘向、刘歆。汉武帝时，使刘向校中秘之书。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论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13]子政：刘向的字。
[14]子固：宋文学家曾巩的字。
[15]谟诰：《尚书》中有《皋陶谟》、《康王之诰》等篇。
[16]《春秋》内外传：内传即《左传》，外传即《国语》。
[17]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皆臣下主动提出的对时务的意见。对策：臣下就皇帝提出的关于经义、时事的问题作出的回答。
[18]两苏：苏轼、苏辙。制举：唐宋科举制，有岁举与制举之分，岁举是长年贡举，制举为皇帝自诏选拔。
[19]书说：信叫书，当面谈话叫说。《君奭》：《尚书序》认为周公、召公同为成王相，召公不满，周公作《君奭》告召公。
[20]赠处：《札记檀弓下》：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颜答后又问子路：“何以处我？”
[21]梁王：梁惠王魏婴。宴请诸侯于范台事见《战国策魏策二》。择言：选择恰当的言词。
[22]三军：周代天子六军，大国诸侯三军。
[23]刘先生：指刘大櫆。
[24]圬者：指韩愈为之作传的泥瓦工王承福。种树：指柳宗元为之作传的种树人郭橐驼 。
[25]石鼓刻文：即《石鼓文》，相传为周宣王时作。
[26]秦刻琅邪：秦始皇多次东巡，登临之地都刻石纪颂统一天下的功业，《琅邪刻石》即其中之一。
[27]茅顺甫：明散文家茅坤。
[28]张子：指北宋哲学家张载。
[29]屈子：屈原。
[30]《辞赋略》：当是《诗赋略》。刘歆继其父刘向整理汉朝中央藏书，校秦《七略》，其中之一为《诗赋略》。
[31]昭明太子：萧统，曾编选《文选》。
[32]汉《略》：即《七略》。
[33]六朝：指晋、宋、齐、梁、陈、隋。
[34]靡：纤丽少气骨。
[35]介甫：宋王安石。
[36]扬子云：汉文学家扬雄。[1]﻿
作品赏析
取自中国古文总集。编者清代姚鼐。该集是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代表选本，一度颇为流行。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其前后亦选有各朝代知名作家的文章。全书文体分类达13种，收作品700多篇，共74卷 。其卷首的《序目》简要叙述了各类文体的源流及特点。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庆时康绍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评语及圈点。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刊 行了徐斯 异等人编撰的《 评点笺 注古文辞类纂》。清末王先谦、黎庶昌都先后编有《续古文辞类纂 》，分别为34卷、28卷。[2]﻿
作者简介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祖籍在今牛集乡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城里。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含今枞阳县境）乎!”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嘉庆十五年 (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嘉庆二十四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牛集乡阮贩村铁门口。今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