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序
人物生平
1912年3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年丧父，家境困难。大哥留学美国，回国后供职北京，遂把全家迁到北京。王序一直靠大哥供养，在北京上小学，后回无锡入辅仁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
1936年，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深造，在当时颇有声望的斯巴特（Sp?t）教授门下当研究生，具体指导他工作的是威士利（Wisley）教授。他在奥地利攻读4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学位。1940年，王序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倾其所有，买了两箱微量分析仪器和实验用的小型玻璃仪器，取道香港回国。不料这两箱用心血换来的玻璃仪器，竟被香港当局扣留。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当时已迁贵州遵义），1941年，王序到北平研究院工作（当时迁至离昆明10里的黑龙潭）。该院初创时没有房屋，他就利用山顶上一古庙的大雄宝殿做实验室，工作条件很差，无水无电。王序努力创造条件开展研究工作。他利用民用小炭炉作加热工具，每晨挥扇生火，并请人从山下挑水上来，用一瓦缸架高在桌上，作为高位槽，在地下另放一缸，作为低位槽，供冷凝器循环用水。文献资料不足，他便步行10里到昆明市，再坐小火车到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查阅。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王序仍取得不少成果，并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他做实验注意节约原材料，并常常告诫同事们：我们国家穷，物力维艰，一定要节约，只要能得出精确实验数据，尽可能少用材料。有一次因急用一个干净的试验瓶，一位助手在用水洗净后，就用丙酮淋了一下，王序看到后就批评说：“这在国外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丙酮得来不易，怎可如此浪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腾，王序本想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岂知国民政府对科研工作毫不关心，当时台湾已回归祖国，正需要研究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他变卖了所有的衣物，举家回上海，然后转赴台湾工业试验所。台湾工业试验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接收大员并不关心科研，而是忙于争权夺利，任凭日本人把珍贵仪器的重要零件拆走。王序目睹此状，甚为痛心，不到3个月，便决心回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序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振兴中华、强国富民。1950年，王序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1952年底改名为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有机化学教授、教研室主任。1956年，王序当选为全国群英会代表，并出席全国群英会。1957年以后，他真诚地要求下厂，向工人学习，培养自己的工农感情。从1958年开始，他担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代理系主任。“文化大革命”时，王序受到冲击，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党一定会纠正，一定会雨过天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不计前怨，欣然继续担任药学系的领导工作。1978年为系主任，1984年为名誉系主任直到逝世。他先后领导药学系工作20年，在药学系除原有的药化、药学两个专业外，新建立了化学专业。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都经过他的精心设计。对教师的培养，他也有完整的计划，如药剂学教员先在物化教研组打基础，药化教师先在有机教研组打基础。几十年来，他为药学教育、科研事业做出很多贡献，1983年，他以7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序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担任北京化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常委。他还曾任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药学组副组长，北京药学会理事长。
人物事迹
言传身教
创立独特的教学方法
王序大部分时间是在高等院校任教，讲授过有机化学、有机分析、有机合成、单元作业、理论有机等课。他在古稀之年，仍不辞辛劳，亲自上第一线，选用国外最好的教材，为药学系学生讲授有机化学。他的教学方法，不是让学生死记，而是讲重点、难点，尤其是着重介绍事物发展的过去与现在，设想将来，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自学与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很多学生反映：“听王先生的课，日后回忆，越回忆越有味……”他还主张要重视实验，正确掌握实验技巧，仔细观察反应现象，录取数据。他经常到学生实验室看学生做实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搞有机化学的人，如果手不行（即实验技能不行），就等于废物。”他在60多岁时，还亲自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为大家示范如何做微量物质重结晶的方法。
王序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工作，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师资质量的提高。早在60年代初期，他就提出：“青年助教带学生实验，必须做学生3倍量的实验（最低限），并结合实验阅读有关理论及参考文献，这样才能保证实验的质量。”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教学，使得中青年教师基础不够，知识老化，王序提出青年师资必须从头培养，加强数理基础及实验基本功训练。他亲自带研究生多名，指导中年教师做深入的科研工作，对培养有机化学、植物化学的专门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序很注意思想教育。他与研究生、科研助手们讨论业务问题的同时，总是勉励他们要刻苦学习，为提高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去攻克一个个难关，攀登科学的高峰。他认为这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感、责任感。针对当前青年学生做实验大手大脚、浪费试剂等情况，王序经常以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那种简陋的条件下做实验的事例去教育学生、启发学生厉行节约。他常说：“做工作是要有条件的，但更重要的是主观上的努力。”由于他教书育人工作做得出色深入，院系有关部门的领导，在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时，常请他出来做动员报告，效果极好。1983年，王序对研究生入学教育的录音报告，学校里至今保存并在必要时拿来教育学生。
王序十分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他认为大学毕业生，应该到艰苦地方去工作几年，才能磨练意志。他自己从未休过寒暑假，组织上安排他去外地疗养，他也从来不去。他的言传身教，对学生和子女都起了极大的作用。1964年，他的第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去大庆油田工作。这个女儿一直坚持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已成为当地石油工业的技术骨干。
探索研究中药成分的新路
建立核酸化学研究室
王序除教学以外，还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国外期间，王序就曾经在植物有机成分的结构分析方面进行过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德国《化学会志》等杂志上。回国后，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王序致力于中药成分的研究，成为我国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条件极端困难，王序靠着熟练、精细的有机化学实验技巧和坚实的有机化学理论基础，用经典的有机化学方法，成功地研究了土大黄、丹参、射干等中药的成分，并确定了它们的化学结构。这些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中国化学会志》和《英国化学会志》上。当时王序的大量工作，是做天然物的结构分析，但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开展了天然成分的合成研究。在那时王序曾完成了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合成和发展了一个合成稠环角甲基的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王序满腔热情地全力投入了为新中国发展教育、科研，培养人才的工作。王序始终坚持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一定要有自己的学科方向，走自己的道路，并尽量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王序先后领导了对中草药益母草、鸦胆子、玉米须、锡生藤、猪屎豆、吊群草等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草药的过程中，王序进一步提出了研究中药必须与中医的辩证施治原则结合起来，认为几千年来中医治病所使用的中药不过几百种，如果能用现代基础医学的研究成果来系统地研究这几百味中药，一定能走出自己的路。王序不满意经典药理学筛选药物的方法，他善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自己的科研设想服务。他敏感地发现近代生物学的一些方法，如酶和受体的试验，可以快速地检出很多有生物活性的微量物质，因此他在国内较早地提出用酶和受体的试验，作为评价中药有效成分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应该重视水溶性成分和微量成分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和国外合作，对约300余种中药提取物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用酶和受体的作用解释了一些传统的动物模型不能说明的中药作用原理，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在科研中，王序大胆创新，走自己的路。早在1958年，他就抓住了在生命科学中极有发展前途的核酸化学这一方向，从而提出了要建立系统的研究碱基、核苷、核苷酸合成方法的学科体系，结合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寻找新药。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卫生部的支持，并在1961年成立了由卫生部批准的核酸化学研究室。在王序的领导下，该室系统地研究了硫代糖、去氧糖、嘧啶、嘌呤类化合物的合成、核苷与碳苷的合成及生物活性等。在含氮杂环的取代反应中，他发现了羟基含氮杂环化合物的不正常对甲苯磺酰化反应，这一发现为羟基含氮杂环的取代反应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合成大量的化合物提供了方法。这项研究成果，由卫生部推荐给国家科技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成果归档（号码000812）并出版单行本。在碱基、核苷、核苷酸的研究中，一些设计的嘧啶、三嗪类化合物和它们的核苷，经药理试验表明，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
王序在科研中的创新思想，还反映在他敢于向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探索。他看到癌症病人化疗后，头发脱落、身体消瘦的可悲情况，设想治疗肿瘤不能单靠杀伤癌细胞。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包括他不大熟悉的生化、生物、组织等基础医学的文献，认为cAMP系统在机体内对一系列生理、生化过程的调节控制作用，特别是对细胞的生长和分化的调控作用，是可以利用来发展抗肿瘤药物的。从这一点出发来研究，有可能找到新类型的高效低毒的抗癌药物。他于1975年在中国药学会及中华医学会联合组织的会议上，作了《强化机体的功能用于治疗癌症的可能性》的文献综述报告，起到了动员组织的作用。在王序倡导下，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了临床基础医学和药学等学科，共同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王序提出，研究重点应该放在cAMP系统为什么有特异性作用这一关键的问题上。他建议合成一些在cAMP磷酸部分进行修饰的模拟物。在这些合成的模拟物中，目前也已经发现有一些立体异构体，对不同来源的磷酸二酯酶、蛋白激酶和DNA聚合酶有不同的作用，并发现这些化合物可以抑制DNA和RNA的合成，但并不杀伤细胞。这些有意思的结果，为今后进一步探索cAMP系统的作用，提供了实验依据。这一思路在他离开我们8年后的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并指导我们工作的进行。现已证明：cAMP的磷酸苄酯，可以完整地进入细胞膜，可以拮抗磷酸二酯酶的水解，可以与蛋白激酶结合，模拟cAMP的作用，突破了文献报道的cAMP磷酸部分改造后，即失去活性的框框。
王序还十分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尽量吸取国外先进技术为祖国科研工作服务。1980年，他访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及默克Merck药厂，并做了“环核苷酸类药物及中药研究”的学术报告。同年，“环核苷酸类化合物的合成及生物活性的研究”获北京市技术成果三等奖。1982年，他再次访问日本，与日本卫材药株式会社签订了北京医科大学与该研究所合作研究的意向书。
在进行大量基础研究的同时，王序主张基础研究应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1965年，他亲自率领自己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他的研究生到天津中津制药厂，研究维生素B1生产中的问题；1976年，又领导全室人员去华北制药厂研究核酸降解产物的利用问题。他还指导了先锋霉素的重要中间体——噻嗪酸酯的工艺研究。他指导完成了SMZ生产工艺的改革及阿糖胞苷合成新路线。这些成果有些被广泛推广使用，有些已总结成论文发表，给药物化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鞠躬尽瘁 以身殉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序重新看到了祖国光明的前途，心里如同燃起一团火，精神抖擞。他为全系工作做了新的规划，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教学计划，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了推动新教材的运用，他以古稀之年，亲自登台授课，给年轻教师做示范；为了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他逐个落实各教研组的科研方向和课题项目，他的为人和品德很值得称颂，他经常教育助手们，要把精力集中在工作和事业上，不要去计较个人的虚名。他乐于助人，甘当科学研究道路上的铺路石和人梯。对于来讨论问题的人，他从来都是非常耐心地接待，毫无保留地谈自己的看法，有时竟忘了吃饭，误了下班的班车。王序经常主动把一些参加学术会议和大会发言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并于1983年6月，主动退居二线，把自己的工作职务，让给年轻人，而自己却默默无闻地在后边出主意做后盾。他常对别人说：“我的余年不多了，我得赶紧干，我欠了好多账。”他嫌家里杂乱，干脆一个人搬到学校住，自己不愿做饭，经常吃面包、方便面。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大家都努力工作。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将来要在2000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创造能力要与世界水平相适应。现在应提倡创造性的工作，要看到将来是要靠创造能力来竞争的。要培养大批有创造能力的人。人是最关键的。……”这发自肺腑的心声反映出这位老知识分子的强烈事业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正在王序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之际，无情的心脏病却夺去了他的生命。1984年2月10日上午9时40分，王序突然躺倒在学校生化楼303室的实验台旁边，与世长辞了。
“披肝照胆诚诚恳恳为了祖国未来；呕心沥血点点滴滴付予革命事业。”这是药学系全体师生送给王序的一副挽联，它如实地反映了王序为了药学事业和祖国的未来鞠躬尽瘁的一生。
王序，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无锡人。民国20年于无锡辅仁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民国24年毕业。翌年4月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深造，进行植物成分有机结构分析方面的研究，获博士学位。民国29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翌年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中药天然成分的分析和合成研究，曾先后成功地研究出土大黄、丹参、射干、益母草、野百合碱的成分，并确定它们的结构。同时开展对天然成分的合成研究，完成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合成，并发明合成稠环角甲基的方法，取得新的研究成果。****1950年，王序调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教授。曾主持对益母草、鸦胆子、玉米须、锡生藤、猪尿豆、吊群草等中药的研究。他提出并应用酶和受体系统作为寻找中药活性成分的工具，对已整理出的200味常用中药，用15个酶和受体系统进行筛选，找到了一些对 PAF和安定受体有活性的新结构类型，加快和提高了研究的进程和质量。1955年，他提出要建立系统研究碱基、核苷和核苷酸合成方法的科学体系，结合抗肿癌药物的研究寻找新药。1961年建立核酸化学研究室，系统研究硫代糖、去氧糖以及嘧啶、嘌玲类核苷和碳苷的合成。其中一些三嗪类化合物和它们的核苷，经证明是有效的抗癌剂。在此期间与同事合作，利用羟基含氮杂环的不正常对甲苯硫酰化反应，为合成不同取代的杂环化合物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这项新成果获1964年国家科学发明奖。1970年，他根据中医“扶正怯邪”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增强免疫系统的活力和增强体内的激素调节能力，调节酶系统作为“扶正”的两种途径。他从研究 C—AMP(即环状胨呤核苷酸)的调节能力着手，紧紧抓住近代发展起来的环核苷酸系统，首先解决合成方法及生产路线，进而合成一系列的核苷亚磷酸及核苷环亚磷酸，为进一步研究 C—AMP的作用、机制及寻找新的、更有效的抗肿瘤药物开辟一条新路。1977年，他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β--内酰胺抗菌素、四环素类、前列腺素类、长春花碱等的半合成以及 Ansa大环类化合物化学的研究作了详细分析，写成《复杂的天然产物全合成中的问题》一文。这些科研成果，分别于1978、1980年获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的发明奖和成果奖。他先后发表论文35篇，与人合著《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命名原则》两本书。
王序曾被评为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历任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主任及药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药学组副组、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以及《化学学报》、《药学学报》编委和《化学通报》主编等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第七届人大代表。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2月10日，他在实验室工作时猝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