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阮略
西晋齐郡太守
阮略，字德规，生卒年不详。晋朝人阮放、阮裕之祖父，官至齐郡（位于今山东淄博）太守。
《晋书》四十九卷阮放传：“放字思度。祖略，齐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
《陈留志》曰：“阮略，字德规，为齐国内史（魏晋要郡有以内史代太守之风），为政表贤黜恶，化风大行。卒於郡，齐人欲为立碑
。时官制严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齐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树碑，然后诣阙待罪。朝廷闻之，尤叹其惠。”
萧统选编《文选‧卷三十八‧表下》：“而阮略既泯，故首冒严科，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叹。”
近代人物
以下内容由许特昂先生整理摘自贵阳市群众艺术馆阮居平先生及杨天佑先生所作之《国民党八十九军独立第一师起义投诚将领──阮略》
简介： 
阮略, 幼名定邦, 人学后改名开第, 又名铁生, 号晓军, 从军后改名略。1890生于贵州省平越福泉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后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军事教官和上海交通大学主任军事教官。1931年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派东渡日本留学, 于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学, 获法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 任留日学生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和“ 留东新闻”主笔，对日本作军事考察。
抗战期间回国，受贵州省主席邀请回乡为官，先后在贵州广顺（今长顺县）、水城、剑河、松桃、盘县担任县长之职。抗战后受刘伯龙委任为八十九军高参, 后又任少将政工处长。解放前于八十九军任上投诚。
生平：
阮略, 幼名定邦, 人学后改名开第, 又名铁生, 号晓军, 从军后改名略, 取文韬武略之意。1890年出生在贵州省平越福泉县牛场镇堡子村的一个耕读世家。其父是一名清末武秀才, 在他的严格管教下, 阮略从小发奋攻读, 熟诵四书五经, 诸子百家, 刻苦习字作画, 为日后远涉重洋, 为官从戎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1914年, 阮略为逃避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 只身一人, 穿着一双麻耳草鞋步行来到贵阳, 考人了贵阳农业学校学习蚕桑专业, 与原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龙里人同在一班读书。其时政局混乱、财政困难, 使无数有识之士和热血青年都感到十分气馁。1925年, 他决心投笔从戎、离家出走。当时, 建国联军李世荣部招收兵员。阮略便应募人扬烈团部任团副, 但该部草创成军、粮响短缺、难以维持, 阮略不得已出省另谋出路, 1926转辗至江苏南京时, 已腰无分文, 晚上没有去处, 便依躺在一家店铺的柜台脚下。幸被一同乡发现, 才给了他一点微薄的支助, 后经过努力,终于考人顾祝同部任书记官。由于他办事认真, 书法又好, 加上才思敏捷, 很快得到了顾祝同的器重和赏识, 便于年保送他进了黄辅军官学校六期炮科学习, 与原国民党某部师长、身前任贵州省民革省委常委的牟龙光同期同学, 又与刘伯龙成了先后期的黄辅学生刘为黄辅期。1926年阮略在黄辅六期以优异成绩毕业, 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并亲自送给他一床德国尤克毡军毯、一块怀表和一支派克钢笔, 笔上还刻有蒋中正三个字。这三件东西, 其家人一直保留到解放。黄辅军校毕业后先后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军事教官和上海交通大学主任军事教官。由于他教学认真、成绩显著, 年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他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学, 获法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同时身负国民党交派的特殊使命, 任留日学生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和“ 留东新闻”主笔。更主要的是对日本作军事考察, 用今天的话来说, 大概就是当时政府派出到留学生中作特务工作的人员。
抗日战争期间, 阮略在日本处境困难遂离别日本, 携妻子白定璋日本东京巴黎洋裁学院毕业生及在日本出生的一女一子阮居敬（原遵义三中退休高级教师）阮居正（原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回国,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将在日本前后考察的成果, 著成《军事教育》一书, 经当局审核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期间, 时任贵州省省主席的吴鼎昌了解到由贵州地方出去, 有一位黄辅军校毕业又留学日本的人。而当时的贵州又特别缺乏人才, 于是专门写信派人去到南京, 邀请阮略回乡服务桑梓、报效父老。揣怀满腔热情,
阮略一路风尘仆仆携带家人,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原以为到了这穷乡僻壤的贵州,会有很好的职位在等着他去上任, 谁知, 还没等他落稳脚根, 省政府的一纸委任状便派他去县份上作了地方官。此一去, 便是他宦海生涯的十几个年头。曾先后在广顺今长顺县、水城、剑河、松桃、盘县长期担任县长之职。对于当时政府给予他的这种低职使用,阮略并不十分计较, 而是每到一处, 便尽力削平匪患, 整治地方建设, 着力加强教育, 选贤任能。因为他从小尊崇儒学, 特别崇拜曾国藩, 喜读文史, 更擅长书法, 真草隶篆, 均有相当的造诣。据福泉县志记载阮略每到一地, 由于考虑到贵州贫穷落后, 需要大量有识之士来发展地方经济。在发展地方教育方面他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他历任过的几个县份, 基本上做到了乡乡有完全小学, 保保有国民学校, 教师经考试合格才能任教。在松桃任职期间, 他曾编过一则顺口溜日“ 民财建教保, 样样要搞好, 兵工钱粮款, 件件不能缓, ”并作对联鼓励教育界“ 试看从古大丈夫, 翰国栋梁、谁非当年小朋友甚愿此间贤父老、教育抚养, 都是未来主人翁。”在松桃县还为历史上的名将杨芳编选出版《果勇侯杨芳全集》并作序, 修建了杨芳楼, 以作纪念。对每地的名胜、古迹诸如映月亭、静月舫、惠林亭乃至民众茶园等公众场所均题有诗文,如映月亭联四面云山归眼底, 一潭烟雨动诗情。又如惠林亭联“ 千秋丰碑光梓里, 一池春水润书田。” 再如静月舫联“ 静影澄碧疑封镜, 落花流水喜成文” 等等。
1944年，抗战接近胜利, 阮略在剑河县长任内, 不汉动用财力, 修通了剑穗剑河至三穗公路, 县运动场, 而且创办了四县联立师范, 亲自兼任校长, 并广招四方贤士前来任教, 留用了逃难过剑河的吉林省工学院教授徐明月, 桂林师范学院教授王慎庵以及全家逃到剑河的北平大学教授陈致平及夫人著名画家袁行恕台湾著名作家琼瑶之父母等,
也因此同时解决了他一家人的生活, 琼瑶父母前些年一直来信, 念念不忘此情。阮略重用贤良, 体恤百姓, 而对上面的当权者却从无巴结之举, 这自然对他的官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抗战胜利之师杨森部途经剑河, 到贵阳接任省主席之职时, 杨也了解到阮略对其治县为官颇有才干, 于是在阮调任松桃后, 就曾多次密令借阮之手杀掉曾与贺龙一起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原国民党某部师长、爱国将领欧百川松桃人、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以除去他的一心腹大患。由于阮略一向尊崇贤士, 对欧百川的为人和经历也十分钦佩, 因而对杨森的多次密令却采取睁一只眼、
闭一只的作法, 至使赋闲在家的欧百川得以保全生命。同时还释放了前任关押在松桃的四名华莹山的共产党干部。阮的此举, 自然深深得罪了顶头上司杨森, 不久便以对松桃的共产党地下活动采取宽容态度为名, 给予
撤职查办了。其实, 当时的阮略, 对于官阶的升迁并没有多作考虑, 而对上层的腐败却看在了眼里, 心想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 就是一县之长的最起码的本分了。有他的感怀诗一首为证“ 安仁宰河阳, 满县种桃花, 我来松江上, 挥笔遍万家。
1948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出击, 进军大西南将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反动政权、再无回天之力挽回彻底灭亡的局面。时任盘县县长的阮略, 已被当时的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和保安司令韩文焕以通共容共罪名撤职查办软禁起来。而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 却早与谷正伦, 明争暗斗地妄图争夺贵州这块地方。他们各自拉拢亲信、搭帮结伙扩展自己的势力。时任云南省平彝县长的刘剑魂, 已弃政从戎、投奔在刘伯龙摩下, 充任八十九军高参。刘曾任过贵筑县长, 在贵州地方军政官员中, 也算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士。刘与阮是同乡同学, 又是同年老庚, 从小就十分
要好, 彼此都喜好诗文书画。任着他们自身的资历和经历, 早已看清了局势的发展, 并最终认定国民党反动政权必将灭亡, 新中国必将诞生。当时, 刘剑魂虽在八十九军, 却频繁往返昆明、贵阳, 暗暗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参与作策动卢汉起义的工作。刘伯龙路过盘县,得知阮略的尴尬处境, 二话没说, 立即委任阮略为八十九军高参, 后又任少将政工处长。这事情虽然使谷正伦内心感到不快, 但畏于刘伯龙的军力, 也不好怎样发作。就这样, 刘剑魂、阮略依附在刘伯龙魔下, 着手组建八十九军独立第一师, 开始谋划起他们下一步的出路。
至于阮略是因何被谷正伦撤职查办的,说来也有其原委即将覆灭的旧中国, 越是接近解放, 越更显得黑暗, 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 广大劳苦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因此, 他们必须团结行动起来, 反抗暴政、争取自己民主的新生活。位于黔西南边睡的盘县, 是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和重镇,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活动也较频繁。而由龙腾宵领导的罗盘区人民武装力量, 对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的打击更成为了谷正伦、韩文焕一伙的心腹大患。于是谷正伦特派保安团两个营驻扎盘县, 随时准备对人民武装进行追剿。作为当时盘县一县之长的阮略, 则一直认为盘南的武装多是受苦受难的农民百姓, 武装进剿必然伤害众多穷苦百姓, 还要留下千古骂名。在这种情况下, 阮略对于上司的指令并未积极配合, 而是私下派了一名与盘南人民武装可以通气话
叫蒋丹霞的人前去说和, 寻找解决办法, 此举让保安团营长祝乐山知道后, 即密报谷正伦。谷正伦接到密报, 立即派韩文焕亲赴盘县视察, 韩一到盘县便大发其火, 指手漫骂阮略亲土共指盘南人民游击武装, 随即下令以阮剿匪不力, 贻误时机为由将阮撤职查办, 与外隔离, 软禁起来。由密告有功者祝乐山接任县长职务。阮略被撤职软禁后, 吃、住、行动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甚至很有随时被谷、韩一伙处决的可能。一个几十年跟随蒋家王朝尽心尽职, 为所谓党国效忠一生的黄辅六期优秀生, 就这样被历史无情地推向了反面。这样, 当他逃离虎口, 到了刘伯龙魔下, 就再
也没有死心踏地地去为反动政权卖命的想法了, 而是随时随地在寻找可以立功赎罪的机会, 借以向即将建立的新生政权表示心迹。
出于这样的心境和这样的考虑, 阮、刘自组建八十九军独立第一师后, 时时留心事态发展, 窥测战局动向。再得知刘伯龙已被谷正伦派往晴隆的保安团枪杀了的消息后, 更认清了反动势力的黑暗和国民党内部官场的险恶。当下, 阮、刘对这个生在龙里、死在晴擒隆龙戎马一生的一世泉雄发出不可名状的感叹外, 对如落’花流水大势已去的伪政权就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 他们决计撤走驻扎在贵阳甲秀楼附近的独立师部, 带领身边随员迅急往织金方向开去。其目的是想进一步往金沙前行, 试图招降曾与保安团抗衡一时的地方势力吴向荣部吴曾是刘、阮
的学生。吴手下有几百人, 几百条枪, 而且对保安团一直心怀不满。他们打算只要争取这部份力量后, 便立即宣布起义, 迎接解放军进驻贵州。可不知怎么搞的, 他们的这一打算, 已被内部人走漏了风声, 当他们带领随行人员跨人鸭池河地带, 便立即遭到当地保安团和地方武装的阻击。对方还宣称八十九军所属驻防任务是西路, 即安顺、晴隆、盘县方向。北路是四十九军负责, 河防由四十九军接守。在此万不得以人困马乏的情况下,刘剑魂亲自出面交涉也没有结果, 便先期返回贵阳因刘的家属还在贵阳。剩下阮略只好带领他的师部随行一百多人, 舍弃其车辆
和不便带走的笨重物资, 直奔鸭池河上游鸭佃河, 用小木船摆渡进人织金县境内。在织金县龙场住了几日, 继续往金沙方向步行, 计划进入织金县城后, 好解决所部的吃住问题。
1949年11月，时正天寒地冻, 阴雨绵绵,阮略带领他的随行副官杨天佑和八个警卫人员一道进人织金, 刚到城外, 一阵枪声, 突然被当地保安团一个营李成学任营长包围起来, 并当即收缴了他们身上的武器。随后将阮略一行绳捆索绑连成一线, 押送到县政府的一间大房子内, 进行逐个审讯。审讯时, 保安团的人还说根本没有听说过八十九军什么独立师的番号, 你们这一伙可能就是共产党派来打前战的。这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 行船又遇挡头风。直到过了一星期, 织金县长王佐前来过问此事, 王与阮一见均是故交, 才解除了疑团让阮一行获得了自由。阮被羁押时, 气氛十分紧张, 保安团的人持刀荷条枪, 一刻不离左右, 要不是县长王佐前来解危, 当时的阮略险些没命了
此一行, 阮略不但没有招降到吴向荣部,反而白白遭到地方保安团长达一星期的无理扣押。真使他感到前路茫茫, 无所归依到了极处。因此, 当他得知八十九军已宣布就地责任编辑俞菲起义的消息后, 便立即赶到刚成立的织金县支前委员会, 领来了八十九军的起义通知和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 准备待解放军进城后再返回贵阳。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了织金县。全城欢声雷动, 锣鼓喧天。阮略立即向人民政府和驻扎在织金的一四0团首长, 汇报了八十九军独立一师的整个情况。在得知阮略是一个擅长书法的旧官僚时, 县领导和部队首长, 还专门请他前去写了许多条幅, 内容全都是毛主席诗词。在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对待和宽大后, 阮略夜不能寐, 思绪万千, 当时就写下了许多感怀诗, 可惜这些诗早已流失。
阮居平（贵阳市群众艺术馆）
责任编辑俞菲
张克文
初读《文史天地》柏士良先生的《抗战时期的清官阮略》( 2001年5月) 一文, 我为阮略为官清廉的事迹所感动。同时误认为阮略不是曾任水城县县长的阮略。可当我读到“1938 年夏历冬月初10 日, 阮略调任荷城( 现水城) 县长”时, 才知道柏先生所写的“抗战时期的清官阮略”就是历史上曾任水城县的县长阮略。我不禁有所思, 也有所怀疑。
一、“抗战时期的清官”这个时期的定语不妥, 不应做为阮略的定论, 建议改为“抗战初期贵州广顺县的一位清官阮略”。
“抗战时期”指的是1937~ 1945 年。查水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44 页) “水城历任县长一览表( 1911- 1949) ”上的阮略, 在任时期为“1938 年~ 1941 年”。这段时期就为抗战的主要时期, 所以应将阮略在水城县任职期间的“政绩”作为他“抗战时期”这个阶段来评价才对。然而柏先生所叙述的是他在广顺县时的清廉。笔者查阅史料, 发现阮略在水城县期间的所做所为, 并非称得上“清官”二字。故建议柏先生将文章标题改一下, 改为“抗战初期贵州广顺县的一位清官阮略”( 不知可否?) 。
二、“君子好财, 取之有道”
如果说1938 年春在贵州广顺县任县长的阮略的确是位清官, 是位君子, 所以才有“1938年时阮略囊中羞涩, 临行前只得向广顺街上蒋某等借得铜元百枚做赏钱, 到任后不久方将钱带来( 去? ) 归还。( 柏先生文, 26 页) ”的结果, 可是钱从何来? 据《水城县( 特区) 志》938 页上“人物篇阮略”上记载: “阮以禁烟为名, 组织缉私队, 四处活动, 获取大量银洋、烟土, 中饱私囊。”可见阮略的钱财系不义之财, 明明白白证明他是位伪君子、地地道道的贪官。
三、镇压人民、反共、反对抗日
柏先生写道: “阮略连任荷城、剑河县县长后, 从军抗日救国, 转战沙场。”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据《水城县( 特区) 志》( 938 页) 记载:“在水城任职间, 借整顿地方治安为名, 调集千人武装镇压苞谷山、窝子箐一带回族人民。”同书“大事记”记载: “民国28 年4 月, 水城县县长阮略派人杀害红军尹自勇。”该书938 页又写道:“民国30 年1 月, ( 阮略) 又将留贵州开展武装斗争之红军欧阳崇庭杀害于水城城郊三块田。为此, 水城一些土豪劣绅呈请省政府为其表功。”可见阮略是个刽子手, 是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官员。
阮略不仅反共反人民, 还反对抗日。据《水城县( 特区) 志》记载: “民国29 年寒假, 水城旅省学生回乡公演话剧宣传抗日, 阮百般刁难, 演出被迫停止。学生回校后, 立即将阮略在水城劣迹呈教育厅转省政府。省府派员调查, 后调离水城。”可见阮略反对抗日的罪恶行径影响之坏,造成的恶果害己也害国家和人民。他不得不离任水城。但是他离任水城时, 再也没有他离广顺县那动人的送行场面了。
阮略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反对抗日的官员, 怎么可能“从军抗日救国、转战沙场?”如果果真如此, 也一定具有政治投机性, 或其中有不解之迷。
当然, 阮略在水城任职期间的确为地方人民办了些实事, 如《水城县( 特区) 志》记载: “曾与地方人士筹建初级中学, 调整城区小学布局,提倡男女同校, 主持修筑老城至场坝公路”等等, 但从历史史实出发,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以“抗战时期的清官”给他作为盖棺定论是欠妥的。
读完柏先生文章, 写此文作为研讨, 如有不当处, 请予指正。
《文史天地》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