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伯达
个人履历
在此期间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中共党内  陈伯达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被定为江青四人帮集团主犯，而非林彪集团主犯。1981年8月5日保外就医，1989年9月22日卒于北京。陈伯达曾有三任妻子，分别是：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
代表作品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成为历史的罪人。当初他是如何成为毛泽东秘书，并一步步飞黄腾达的？
个人经历
求学生活陈伯达于1904年10月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15岁那年，陈伯达考入华侨富商陈  毛泽东的两大秘书 陈伯达与江青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现为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担任小学老师时的陈伯达十分倾慕中国诗坛上的“新星”郭沫若，他一遍又一遍拜读郭沫若新出的诗集《女神》，还写信给郭沫若，大谈读了《女神》之后的感想。郭沫若给了他回信，使他兴高采烈。 
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帮助下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所大学里，陈伯达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熏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就在这年初春，还是文坛上无名小卒的陈伯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陈伯达刚满20岁，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21岁的陈伯达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来到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陈伯达向中共组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达在自己回忆往事的手稿中，是这样写他的入党经过：“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陈伯达在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很难在上海立脚。他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共产党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负责宣传1930年底，26岁的陈伯达回国。1931年春，陈伯达来到上海，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一到上海，陈伯达出乎意料，不但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王明，还见到了校长米夫。尽管王明与陈伯达同岁，  陈伯达(中)但当时王明已经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口气跟陈伯达谈话了。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负责出版、编辑一个刊物——《北方红旗》。 
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计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1933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次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奔赴延安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同年8月初，陈伯达离开北平来到天津。天津在日军铁蹄之下，一片混乱。陈伯达期望着能有稍微安定的环境，可以继续他的著述，希望能够前往延安。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陈伯达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岛，然后西行。 
陈伯达到延安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需要教员。因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可是陈伯达那一口闽南方言，实在让人难以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学生才能明白。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任。张闻天即洛甫，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陈伯达，但当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员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话。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中国教员陈伯达给中国学员上大课，往往要带“翻译”，将他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于是，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人生转折陈伯达在初到延安时未能得到中共中央重用，其心境不那么舒畅。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  陈伯达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很仔细倾听着双方的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以便大家能听懂。陈伯达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忙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情况，问起张申府(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其夫人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夫妻双双脱党)的近况。 
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话题，越谈越投机。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政治秘书被毛泽东看中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请求毛指正。毛泽东细致地读完后，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但这次因《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虽然复了信，但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送上他所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毛泽东读后，兴致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陈伯达为毛泽东所看中，就是势所必然了。 
1939年，张闻天找陈伯达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陈伯达，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的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脱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责。评价他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央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陈伯达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三。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陈伯达为首席秘书。五大秘书各有分工：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论年纪，陈伯达年过“天命”，毛泽东跟中央其他领导往往用“老夫子”戏称他，由此可见陈伯达当时在中央的声望。时间到了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逐渐向“左”偏航。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致发生了“文革”的错误。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毛泽东的理论引经据典作论证，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理论和政策，最终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
个人特点
陈伯达是个怪怪的人，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特点。头顶不见天日无论冬天夏天，黑天白天，室内室外，他总是戴一顶帽子。不问别人姓名他到首钢多次，军管会的几位领导人迎送陪同，向他汇报，听他讲话。但他始终不知道这些面孔熟识的人姓甚名谁。喜欢平房当时首钢厂东门办公厅的院子里，只有一座砖砌的拐角平房和几排油毡盖顶的工棚式的房子，简陋至极。陈伯达看了大加赞赏，说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他到石家庄，看到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在裕华东路原石家庄地区党校的一座楼里办公，随口提出批评：“不要高高在上嘛！”他走后，李雪峰便下令将省革委会搬到桥西的一处平房里安置。不坐沙发因为他经常光顾，以表示礼遇，首钢在办公厅一间大房子里，周围摆一圈沙发，中间铺上地毯。他来了，对沙发不屑一顾，将屁股落在地毯上，盘膝而坐，侃侃而谈。其他人只得一齐席地而坐。说话难懂他那一口福建话，听起来实在费劲。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谢富治懂得他的话，与他同来的时候，总是替他当翻译。他对谢富治表示感谢，连连拱手道：“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不准记录他讲话时，发现别人记录，便立即制止：“为什么记下我的话，是不是想抓辫子把我打倒？不要记！不要记！”所以，在他正面和两侧听他发表“高论”的人，只能洗耳恭听。但在他背后还是特地安排了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人做记录。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央常委、文革组长，他说的话是要向下传达贯彻的，不记怎么行？自由行动做到中央常委，出行都有警卫随同，需要由秘书事先向中央警卫局打招呼。我们在首钢，每每见到陈伯达坐一辆挂着“午”字牌（空军车牌）的轿车，由一名女护士陪同，悄然而至。约十几分钟后，才有一车警卫匆匆赶到，下车后急忙实施警戒。我问战士：“你们为什么不和首长一起来？”战士答：“咳，他出来不先打招呼。”周末深夜突然来临一个星期六晚上，11时左右，几个人在会议室下象棋，二人对阵，余者旁观。身后忽然有人说话：“跳马，跳马！”回头一看，啊唷，竟是陈伯达。大家连忙推开棋盘，张罗接待。陈伯达说：“不慌，接着下。”怎能不慌呢？因为是星期六，头头们都回家了，于是打电话通知，派车接人，搞得手忙脚乱。后来掌握了一条规律：陈伯达单独到来，多在周末的半夜，而且说来就来，事先不给通知。为此，每逢周末，都要做好准备，头头们也要轮换留宿值班，以防突然袭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