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沙漠化
概念
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定义，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干旱亚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简言之，“荒漠化”是干旱土地（Dryland）的“退化”。[1]
《公约》中的“土地”是指具有陆地生物生产力的系统，由土壤、植被、其他生物区系和在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生态及水文过程组成。
《公约》中的“土地退化”是指由于使用土地或由于一种营力或数种营力结合致使干旱、半干旱和干旱亚湿润地区雨浇地、水浇地或草原、牧场、森林和林地的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杂性下降或丧失，其中包括：风蚀和水蚀致使土壤物质流失；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或经济特性退化，及自然植被长期丧失。[2]
“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是指年降水量与潜在蒸发散之比在0.05至0.65之间的地区，但不包括极区和副极区；
“防治荒漠化”包括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为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土地综合开发的部分活动，包括：
1、防止和/或减少土地退化；
2、恢复部分退化的土地；及
3、垦复已荒漠化的土地。防治荒漠化的主要领域是：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土壤盐渍化、植被退化[3]
形成原因
气候干旱沙漠化现象可能是自然的。作为自然现象的沙漠化是因为地球干燥带移动，所产生的气候变化导致局部地区沙漠化。人类活动过度放牧，过度樵采，过度农垦，水资源利用不当，工矿交通建设中不注意环保等造成的。文明发祥地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地区是世上最早发展农业的地域之一，从而发展成世上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本来甚为肥沃，不过由于过度的农业活动、人们不理会土地长期枯渴，更开发河段上流、采伐森林，上流土地从而不能吸收降雨，雨水一气流入河中造成水土流失以及洪水。来源有丰富的沙物质来源是沙漠化发生的物质基础。
沙漠化
根据1998年国家林业局防治荒漠化办公室等政府部门发表的材料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全国沙漠、戈壁和沙化土地普查及荒漠化调研结果表明，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4%，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据中、美、加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中国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541亿人民币。 
据记载，我国西北地区从公元前3世纪到1949年间，共发生有记载的强沙尘暴70次，平均31年发生一次。而建国以来近50年中已发生71次。虽然历史记载与现今气象观测在标准上差异较大，但证明沙尘暴现在比过去多得多，是没有问题的。 
严峻事实
根据对我国17个典型沙区，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陆地卫星影像资料进行分析，也证明了我国荒漠化发展形势十分严峻。毛乌素沙地地处内蒙古、陕西、宁夏交界，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40年间流沙面积增加了47%，林地面积减少了76.4%，草地面积减少了17%。浑善达克沙地南部由于过度放牧和砍柴，短短9年间流沙面积增加了98.3%，草地面积减少了28.6%。此外，甘肃民勤绿洲的萎缩，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胡杨林和红柳林的消亡，甘肃阿拉善地区草场退化、梭梭林消失……一系列严峻的事实，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土地荒漠化最终结果大多是沙漠化。
形成阶段
沙漠化是环境退化的现象，是一种逐步导致生物性生产力下降的过程，包括发生、发展和形成三个阶段。发生阶段（初期阶段）是潜在性沙漠化，仅存在发生沙漠化的基本条件，如气候干燥、地表植被开始被破坏，并形成小面积松散的流沙等；发展阶段，地面植被开始被破坏，出现风蚀，地表粗化、斑点状流沙和低矮灌丛沙堆，随着风沙活动的加剧，进一步出现流动沙丘或吹扬的灌丛沙堆；形成阶段，地表广泛分布着密集的流动沙丘或吹扬的灌丛沙堆，其面积占土地面积50%以上。
重大危害
生存环境地球上受到沙漠化影响的土地面积有3800多万平方公里，目前，全世界每  沙漠化年约有600万公顷土地发生沙漠化。沙漠化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已引起全世界关注。干地（定义为降水量低且降水通常由雨量小、不稳定、时间短、强度大的风暴造成的那些地区）覆盖了全球40%的陆地面积，供养着世界上1/5的人口。这些干地的沙漠化是由于植被和可利用的水减少、作物产量下降以及土壤侵蚀引起的土地退化，它起因于人口增长、人类需求增加或者政治、经济压力（例如，需要经济作物来增加外汇）造成的过度土地利用，通常由自然发生的干旱启动或加剧。目前，沙漠化的速率是每年6万平方千米或每年0.1%的总干地面积。这对于70%的干地（全球陆地面积的25%）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沙漠化，是对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威胁。沙漠化是环境退化现象。它使土地滋生能力退化，农牧生产能力及生物产量下降，可供耕地及牧场面积减少。由于沙漠化而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贫瘠，已使不少国家遭致连年饥荒。全球受沙漠化影响的土地已达3800万平方千米。因沙漠化而丧失的土地，每年都高达5~7平方千米，几乎每分钟就有11顷的土地被沙漠化。如果沙漠化继续下去而得不到有效抑制，本世纪末，预计损失的耕地将会达到目前耕地的1/3，这是多么危险的信号！因此，保护和利用好土地，封沙育草，营造防风沙林，实行林、牧、水利等的综合开发治理·将会充分发挥植被群体效应以达到退沙还土的目的。土壤是植物的母亲，是绿色家园繁荣昌盛的物质基础。保护利用好土地，就是保护了绿色家园，保护了人类自己。[2]环境恶化所谓沙漠化指的就是土地上的生物，其生产力衰退甚至丧失。  沙漠化沙漠化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侧的撒黑尔。此地的北部，以游牧或放牧的型态饲养着羊和骆驼，把整个地区的植物都吃光了，导致土地光秃秃的一片。而较为湿阔的南部，则因家畜过度繁殖，再加上原本不过方寸小的耕地，禁不起接连不断的耕作，整个地区逐渐变成不毛之地。
再加上水源不足，人们开始挖掘井水，当人群因水源而聚集，豢养的家畜也就多了起来，又再次加速了环境的恶化，促成沙漠化，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该区人民生活普遍过得很困苦。撒哈拉沙漠没有雨季，所以不会降雨，但只要是有任何一点点的水气，冗睡在地底下的植物就会争着冒出新芽，但很快的，又会被过度放牧的家畜吃光了…所以沙漠化的土质现在仍在无声无息的扩大中…沙地植被对这个问题可以回答的极其简单，一句话，治理  沙漠化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也就是点上在治理的同时，面上在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越造林越治理沙漠化、荒漠化面积越大，草场退化沙化越严重的原因。这让城里人感受最深的就是沙尘暴的频繁发生。但具体原因确实很复杂，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从表面上看，沙地植被大面积破坏的直接原因有：
1．干旱区城乡群众、农垦大军、筑路大军等由于燃料需求→（砍伐、樵柴、连根挖）破坏沙地乔、灌、草植被→荒漠化发展。
2．干旱区过度开荒垦殖：a、水资源不足而部分弃耕；b、过量用水（大水漫灌）造成盐渍化而弃耕；c、也造成沙地植被破坏→荒漠化发展。
3．半干旱（草原区）地区不宜农作的沙质草原→（广种薄收、轮荒倒种）土地沙化（开一亩沙化三亩）沙地植物被直接破坏；
4．（半干旱地区）草场（草原）超载过牧、自由放牧、靠天养畜、草地大锅饭→大面积（草原）草场退化沙化、沙地植被破坏；
5．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缺乏有效管理）上游过量用水→下游来水大减，水位大幅下降→（1、大面积人工林及天然植被死亡；2、耕地废弃，风沙活动再起）→沙漠化发展。以额济纳和民勤绿洲最为典型。
6．利益驱动（1、乱挖：甘草、苁蓉、冬虫夏草；2、乱搂：发菜→破坏沙地植被→沙漠化发展。）
中国状况
事实概述中国也是一个土地沙漠化严重的国家，沙漠与沙漠化的地域已由1949年的66.7万平方千米扩大到1985年的130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6%。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于2006年6月17日的公布，中国沙漠化土地达到173万970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以上，影响全国30个一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沙化土地，每年还以60平方千米的速度增长。
陆地卫星影像资料进行分析，也证明了中国荒漠化发展形势十分严峻。毛乌素沙地地处内蒙古、陕西、宁夏交界，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40年间流沙面积增加了47%，林地面积减少了76.4%，草地面积减少了17%。浑善达克沙地南部由于过度放牧和砍柴，短短9年间流沙面积增加了98.3%，草地面积减少了28.6%。此外，甘肃民勤绿洲的萎缩，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胡杨林和红柳林的消亡，甘肃阿拉善地区草场退化、梭梭林消失……一系列严峻的事实。原因分析中国土地沙漠化的形成，除了因力作用而造成沙丘前移入侵的自然因  沙漠化素以外，由于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砍伐、工业交通建设等破坏植被的人为因素引起沙漠化的现象更为普遍。有一组统计数字很说明问题，中国土地沙漠化原因：森林过度采伐占32.4%，过度放牧占29.4%，土地过分使用占23.3%水资源利用不当占6%，沙丘移动占5.5%，城市、工矿建设占0.8%。由这些统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绝大部分（占95%）的土地沙漠化是人因素造成的。典型沙区中国荒漠化类型及其分布中国有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冻融荒漠化、土壤盐渍化等4种类型的荒漠化土地。 中国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160.7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于旱、半干旱地区，在各类型荒 漠化土地中是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一种。其中，干旱地区约有87.6万平方公里，大体分布在内蒙古狼山以西，腾格里沙漠和龙首山以北包括河西走廊以北、柴达木盆地及其以北、以西到西藏北部。半干旱地区约有49.2万平方公里，大体分布在内蒙古狼山以东向南，穿杭锦后旗、橙口县、乌海市，然后向西纵贯河西走廊的中一东部直到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呈连续大片分布。亚湿润干旱地区约23.9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毛乌素沙漠东部至内蒙右东部和东经106度。 中国水蚀荒漠化总面积为20.5万平方公里，占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7.8%。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北部的无定河、窟野河、秃尾河等流域，在东北地区主要分布在西辽河的中上游及大凌 河的上游。 
中国冻融荒漠化地的面积共36.6万平方公里，占荒漠化土地思面积的13.8%。冻融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中国盐渍化土地总面积为23．3万平方公里，占荒漠化总面积的8，9的。土壤盐渍化比较集中连片分布的地区有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以及天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地带、河套平原、银川平原、华北平原及黄河三角洲。沙尘暴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强沙尘暴俗称“黑风”。因为进入沙尘暴之中常伸手不见五指）发生越来越频繁，且强度大，范围广。1993年5月5日新疆、甘肃、宁夏先后发生强沙尘暴，造成116人死亡或失踪，264人受伤，损失牲畜几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33.7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1998年4月15-21日，自西向东发生了一场席卷中国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的强沙尘暴，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河北和山西西部。4月16日飘浮在高空的尘土在京津和长江下游以北地区沉降，形成大面积浮尘天气。其中北京、济南等地因浮尘与降雨云系相遇，于是“泥雨”从天而降。宁夏银川因连续下沙子，飞机停飞，人们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中国西北地区从公元前3世纪到1949年间，共发生有记载的强沙尘暴70次，平均31年发生一次。而建国以来近50年中已发生71次。虽然历史记载与现今气象观测在标准上差异较大，但证明沙尘暴现在比过去多得多，是没有问题的。 [4]
对策建议
制定法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与防治沙漠化有关的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目前又在制定《防沙治沙》，还制定了与这些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之所以称其为法律法规，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没有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本身就是非法，为法所不容。因此，任何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政府行为）都要依法进行惩处，并给予改正。否则，法不成法，只能助长行政腐败，扰乱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中，  沙丘总有人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的特权，好像法律法规是给老百姓制定的，是专门用来管教老百姓的，而约束不了自己。凡符合自己和本部门利益的就依法行政；反之，则千方百计绕过“政策障碍”，甚至寻找种种借口，把法律法规撇到一边。应该说，正是这种执法部门的行政腐败，加剧了中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建议全国人大以“西部开发，生态先行”为题，就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进行一次执法大检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执法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历史上大开发带来生态大破坏的悲剧重演。
土地荒漠化不仅是中国西部地区当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制约中国西部大开发顺利进行的主要瓶颈之一。面对中国西部地区土地荒漠化的现状，吸取国外相关法律措施,提出在资源管理和决策上建立部门交叉合作的协调机制、在"禁限制度"中建立一个西部固沙植物保护名录等一些完善中国《防沙治沙法》、《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的法律建议，力求能对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防治的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5]未雨绸缪中国保护天然林、在长江、黄河中上游首先禁伐天然林的决策是在1996年水灾后作出的；而禁止采挖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决策也是在2000年春季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灾害连续袭击北京地区后作出的。均系亡羊补牢，付出了惨痛代价后而痛下决心。事实上，无论是洪涝还是干旱，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学者和媒体发出了“长江有变成黄河的危险”、“风沙紧逼北京城”这样的警告。中国高层决策者也并非置若罔闻，只是由于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有限，难以当机立断。然而，凡属生态环境问题都有一种“叠加效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解决，只能事倍功半，不可能遏制住环境加速恶化的步伐，而且将来一旦治理起来，费用也更加高昂，代价也会更加惨重，远远超过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取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利益。
建议国务院设立包括沙漠化在内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和预警预报系统，为政府部门的高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5]加大投入中国治沙工程，国家长期投入不足。“八五”期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仅1亿多元，地方配套资金又很难落实，因为沙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地方财力有限。相当一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很难拿出钱来防沙治沙。1999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为3000多万元，主要用于治沙工程建设，按治理面积平均每亩投入2.26元，只够买两三棵小树苗，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有专家认为治沙经费每年需20亿元）。目前，在西北地区，造林一亩成本约100元，每亩治沙工程造林，则需500至600元。过去的办法是发动农民投工投劳，以弥补造林经费的不足。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投资水平加行政命令，硬性摊派，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何况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允许加大农民的负担，如果再不加大对治沙的投入，今后工作势必出现滑坡。事实上，由于缺乏经费，防沙治沙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节水技术推广、优良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得不到解决；许多治沙林场、苗圃、治沙站、保护站等基层防沙治沙单位、职工工资无保障，生产生活举步维艰、正常防治沙漠化的工作难以开展，同时也造成了工程建设速度慢、质量低、布局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管护力量薄弱，造林种草成果难以巩固等等问题。这些现状，与实现国家扶贫攻坚和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极不相称。
建议国家加大对防治沙漠化的资金投入，除多渠道筹集资金，与农业综合开发、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相结合；还应制定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实行谁治理，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推广荒沙拍卖，租贷、转让、股份合作等治理方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全社会共同参与治沙的新局面。[5]专项小组  沙漠里的一片绿防沙治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它涉及了社会、经济、生态各个方面和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等各个政府部门。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往，沙漠化防治之所以不尽人意，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的各个部门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甚至一个部门治沙，其它部门却在造沙。凡属环境问题，都是跨行政区横向发展的，而解决环境问题的政府部门却又是纵向设计的。如果恪守于这种部门分割和地域分割的纵向的行政管理模式，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横向的环境问题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横向来设计我们的环境行政管理体系，避免部门之间工作中的扯皮，内耗，分散和重复，提高生态建设工程的整体效率。为此，建议将国家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升格为国家防治荒漠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以提高其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根据部门的职能分工，办公室仍设在国家林业局。同时，要加强“高级专家顾问组”的作用，保证荒漠化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增加科学技术和规划设计的透明度。[5]政绩考核任何经济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都要产生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一利带来一弊。然而，究竟是利大抑或弊大，如何趋利避害，则要通过对环境成本的评估，决定取舍。例如，近十年来，因挖发菜还使内蒙古2.2亿亩草场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6000万亩沦为荒漠，其余的也处于沙化的过程之中。为此每年对牧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亿元，生态破坏的损失不可估量，还引发了农牧民冲突，造成了影响民族团结的社会问题。因此，这种资源掠夺式的经济活动，理当在禁止之列。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基层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中，只有发展经济的指标而无生态建设的指标，特别在脱贫目标上，一味强调增加牲畜的存栏数和粮食产量，从而助长了牧民过牧草场，农民毁林毁草开荒种地，而由此造沙漠化(16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则不在考核之列。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一些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不惜付出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任期内的“政绩”。这是导致急功近利，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决策短期化的根源。
由此可见，环境的问题根植于我们社会和经济的结构、体系之中。不改变与生态建设的目标不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改善环境的努力就不会有大的作为。目前，我们急待解决的就是把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并将生态建设的具体内容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去。[5]人口容量环境对人口的容量是制定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中国西部生态极其脆弱，破坏易而恢复难，“地广人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环境容量十分有限，许多地区的人口已经超饱和。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北方荒漠化地区人口总数已达4亿人，比建国初增加了160%。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可供人类生存繁衍的绿洲仅有4.5%，目前农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0-400人，同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已不相上下。20世纪初，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地区仅有15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含沙漠、戈壁）2人；到80年代，人口增至51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人，超过联合国制定的沙漠地区人口密度临界指标为7人的标准。青
藏高原河谷合理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超过20人，而今在该地区却达90人，大大超出土地承载力。过垦过牧，造成风沙肆虐。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土壤瘠薄，植被破坏后石漠化严重。石漠化使土地永久丧失生产力，因此比沙漠化问题更严重，也更难以治理。
  土地沙漠化退耕还林还草工作要与“退人”结合起来，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逐步将超过环境容量的人口迁移出来，转移到小城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退耕后反复的问题和“靠山吃山”，继续破坏植被的问题，给大自然以喘息之机，恢复元气；同时，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富余人口，也可以带动多种产业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缓和西部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5]生态系统沙漠化形成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态系统（包括沙漠、戈壁系统、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系统、森林系统和湿地系统）的人为破坏所致，是对该系统中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系统内部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失调的结果。以往，我们一手植树种草，通过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防治沙漠化，另一只手却破坏荒漠生态系统，制造新的沙漠化土地。事实上，正是由于荒漠生态系统的破坏，尽管我们营造了“三北”防护林，实施了防沙治沙工程，却仍然未能在整体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张的步伐。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沙暴频频的真正原因，并非人工植被营造太少，而是天然植被破坏过甚。小环境的局部改善，抵消不了大环境的整体逆变。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调整防沙治沙战略，从片面重视发展人工植被转到积极发展人工――天然乔灌草复合植被；从单纯保护绿洲到积极保护包括绿洲在内的整个荒漠生态系统。只有重建荒漠生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展的势头，扭转防沙治沙和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也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中国西北地区的大生态、大环境。
防治战略
我国政府一贯十分重视防治荒漠化工作，建设规划将防治荒漠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近50年来，国家先后4次召开全国治沙会议，陆续启动全国防沙治沙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等。进入90年代后，中国政府将防沙治沙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先后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中国执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并颁布了《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2002年1月开始实施《防沙治沙法》。坚持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把生态建设作为根本和切入点。在防治荒漠化领域，完善了各级政府领导协调机构，强化防治荒漠化的组织保障。
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强防治荒漠化法制建设，通过了《防沙治沙法》，基本形成了由防治荒漠化专门法律与相关法律、国家法律与地方法规相结合的防治荒漠化法律法规体系，国家通过实施《防治荒漠化国家行动方案》，有效地组织跨区域、跨流域、跨行业的大规模生态工程建设，进一步加速了荒漠化土地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使一些地区的荒漠化问题初步得到有效控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防治荒漠化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国家将荒漠化防治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科技攻关专项计划。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全国荒漠化监测和早期预警体系，为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全社会参与，提高了全民防治荒漠化意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框架下国际合作，先后主办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多次重要国际会议，开展了区域专题网络建设，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进行合作，探索建立在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
随着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2001年，国家将林业生态工程系统整合为六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与此同时，实施了草原保护“八大工程”；对水土流失治理进行了重点布局；在有风沙危害的铁路沿线实施了千里绿色长廊工程和治理沙害工程；开展了全国荒漠化监测工作；将荒漠化防治科学研究纳入科技攻关内容；国家制订各项优惠政策，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防治荒漠化的积极性；结合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和“八七”扶贫计划，使一些地区的区域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呈现出林茂、粮丰、草多、畜旺的喜人景象。同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在防治荒漠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力推进防治荒漠化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国林业生态工程包括：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以速生丰产用材林为主的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工程。其中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覆盖了我国85%以上的沙化土地，构筑了中国防沙治沙工程的主体框架。[1]
防治措施
1.合理利用水资源 
2.利用生物和工程措施构筑防护林体系 
3.调节农林牧副渔的关系 
4.采取综合措施，多途径解决当地能源问题 
5.控制人口增长 
6.推广作物的轮休制度 
7.推进土壤保护制度
8.多种植树木
9.退耕还林还草
10.对沙漠化加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