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怒族
族名
怒 族 
Nu ethnic group 
怒族自称“怒苏”、“阿怒”和“阿龙”，史称“怒人”、“弩人”、“怒子”等。
溜索飞渡，天堑变通途的民族——怒族。
简介
我国的怒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和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县等地。与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白族、汉族、纳西族等民族交错杂居。主要从事山地农业。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怒族人口数为28759。
怒族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大都使用汉文。怒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方言之间差别很大，几乎不能通话。但由于与傈僳族长期共处，多数人会讲傈僳语。
  怒族怒族是怒江和澜沧江两岸的古老居民。怒族地区山峦重叠、江河汇聚。从旅游观光的角度来看，这里数不尽、望不完的奇峰怪石、飞泉瀑布、激流险滩、古树龙竹，确实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然而，从生活的角度讲，这里贫脊的土地、闭塞的交通却给怒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重困难，致使其社会发展相当的迟缓。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以花木枯荣为时序、靠结绳刻木传递信息、以刀耕火种为耕作方式等许多人类远古的生活图景在这里仍能时时映现。尽管如此，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怒族人民始终都未停止与大自然的搏斗和抗争，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不断改变着历史，谱写着时代的新篇章。
历史
怒族自称“怒苏”(碧江)，“誓阿怒”(福贡)和“阿龙”(贡山)，是怒江和澜沧江两岸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由早期居于今云南省福贡、贡山的土著与唐代“庐鹿蛮”的一部分发展而来。但各地怒族还保留着自称、本民族语言等特点。怒族地区从八世纪起，先后受云南的南诏  怒族、大理政权管辖，元、明以后属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统治。从17世纪开始，怒族除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知府所属维西康普土千总和叶枝土千总统治外，还受察瓦龙藏族土干总和喇嘛寺及兰坪菟峨白族罗姓土司的管辖。此外，迁入怒江地区的傈傈族头人也开始强占怒族土地，甚至掠夺怒族人当奴隶。辛亥革命后，1913年在兰坪县的营盘街设立怒俅殖边总局，先后设置菖蒲桶(贡山)行政委员公署及上帕(福贡)、知子罗(碧江)2个殖民公署；1918年，统一改为行政委员公署。1933年，国民党政府又将3个公署改为贡山、福贡、碧江3个设治局，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社会经济
怒族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主食玉米、荞麦等。传统服饰以麻、棉布长衫为主，妇女喜欢穿裙，佩戴用珊瑚、料珠、贝壳等穿缀而成的头饰和项链。男子喜欢腰佩砍刀，肩挎弩弓。
怒族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至清代已经开始种植麦类和蔬菜，但仍猎  怒族禽兽以佐食，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当时怒族已同外界发生密切的交换关系，以黄连到内地出售，内地的各族商人贩运食盐到怒江，彼此交换。1929年以后，碧江的知子罗、福贡的上帕等地辟为定期集市，铜币、纸币等货币开始流通，怒族中出现了一些季节性的小贩。怒族民间保存着少数的石刀、石斧，说明曾经历过石器时代。他们曾经以木、竹制锄作为农业生产的工具，直到16～17世纪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后，有些人还继续使用这种木、竹锄。 
怒族最初使用的铁制工具是刀、斧。在刀耕火种落后耕作方式下，他们使用铁锄。后来才传入铁犁，实行犁耕。但山地耕作仍停留在刀耕火种或者锄耕阶段。贡山一区的怒族所用铁制工具曾受到纳西族和藏族的很大影响。 
碧江怒族的农业耕作技术比福贡和贡山怒族都要粗放，早期的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占着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一致的。福贡地势、土壤都比碧江为好，又由于交通方便而便于购置农具。因而锄犁耕作技术比碧江先进。碧江、福贡和贡山三地的怒族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土地制度有差异性，福贡地区的怒族个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有的土地保留较少，但仍保存着个体成员共同占有的集体耕地。贡山一区的怒族因受到藏族、纳西族的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这里形成了以地缘联系为纽带的村社，在村社内部存在两种土地所有制：村社内未经垦耕的山地和森林属于村社所有；经过垦耕的土地归个体家庭长期占有。此外，还存在个体家庭间的共耕耕地。由于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上的广泛使用，已能生产出一些剩余产品，从而使交换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已产生雇工，其工资分实物工资和货币工资两种。在怒族社会内外还出现了借贷关系，有实物和货币两种借贷，实物借贷多半是租借牲畜、粮食。同时已开始发生土地抵押和蓄奴现象。 
建国前，怒族地区有的古老村寨还保存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公社的某些特点。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个体家庭成员间，保存不同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和正在发展的个体土地私有制。碧江甲加、罗宜益的家庭公社保存的特点比较显著，他们曾以图腾作为共同的祖先。福贡怒族氏族血缘组织为“提其”，每个提其都出自一个共同的始祖。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若干近亲家庭成员集团“的康”。由于成员不断增加，在每个“的康”之下，又形成近亲兄弟关系“的拉”。“阿沙”是家族公社的领袖，负责处理公社内外的公共性事务，调解成员间的纠纷，对外代表公社处理公社间的事务。 
建国前，分布在兰坪菟峨和少数散居在维西县的怒族人民，生产与生活水平与汉、白、纳西等族相似，早已进入封建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怒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1954年8月成立  怒族怒江傈傈族自治区(包括怒族分布的碧江、福贡、贡山等县)，1957年1月改为自治州。1956年10月1日，成立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怒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帮助怒族人民进行社会改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四十多年来，怒族地区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过去连一根铁钉也不会制造的贡山县，现已建起了农具厂，怒江州有了十几个行业的几十个厂矿企业。过去没有水利可言的山坡旱地，如今修凿了沟渠，开出了梯田，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以往崖陡路险，山封江锁，交通极为闭塞，现已修通了数条公路，修整了大量驿道，在江河上架起了钢索吊桥。怒族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过去怒族地区文化非常落后，在国民党设治局统治怒江几十年，只培养出一、二十个怒族小学生，县有中学，大部分村都有小学，80%以上适龄儿童入了学。昔日怒族地区痢疾、伤寒、霍乱、天花十分流行，如今从州至县、乡、村已初步建立了医疗卫生网，基本上控制瘟疫疾病的流行，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文化艺术
怒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1957年初，发现了怒族古代绘画——洞穴壁画和崖画。洞穴壁画画在碧江县一岩洞的洞穴壁上，上有七幅图画，画中图形清晰可辨，如太阳、鱼鸟、牛马等，以红色颜料作画，笔画简练，线条粗犷、形象生动。在一些石壁上也有这类崖壁画。据学者们推测，此画属史前的原始绘画艺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怒族诗歌大部分为即兴编唱，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点，其曲调有一定  怒族格律，内容广泛，形式完整，以琵琶、笛子、口弦、葫芦笙等伴奏。流传较广的有《祭猎神调》和《瘟神歌》。此外，还有反映农业生产的收包谷调，反映男女爱情的求婚调《婚礼歌》和表示悼念死者的哀叹调等。在民间传说中，流传较广的有《大力士阿洪》、《茂英充》等，描述了怒族的先民与大自然顽强斗争的故事。《瞎子求医》、《神仙草》等歌颂真、善、美，鞭挞残忍和邪恶，充分反映了怒族人民善良、互助、知恩必报的美德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此外，还有反映农业生产的收包谷调，反映男女爱情的求婚调《婚礼歌》和表示悼念死者的哀叹调等。在婚礼宴会上，老年人还会唱起《婚礼歌》。“哦得得”是怒族古老的歌曲衬词。
怒族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其舞蹈内容十分丰富，大部分为模拟动物的活动形象，如猴舞、鸡舞、喜鹊舞、鸟王舞等，也有表现生活场景和反映生产活动的，如锅庄舞、洗衣舞、秋收舞、割麦舞等，此外还有琵琶舞、脚跟舞等。舞蹈动作粗犷豪放，敏捷有力，节奏鲜明。无论是喜庆还是悲伤，怒族人民都能用歌舞来表达真挚的思想感情。如在婚礼宴会上，老年人唱的《婚礼歌》，先从人类起源唱起，分为《创世》、《谈情》、《牧羊》、《剪毛》、《迎亲》等章节。  《怒族舞蹈》 陈玉先
风俗习惯
怒族男女服饰多为麻布质地，妇女一般穿敞襟宽胸、衣长到踝的麻布袍，在衣服前后摆的接口处，缀一块红色的镶边布。年轻少女喜欢在麻布袍的外面加一条围裙，并在衣服边上绣上各色花边。男子一般穿敞襟宽胸、衣长及膝的麻布袍，腰间系一根布带或绳子，腰以上的前襟往上收，便于装东西。怒族男女都注意装饰，妇女用珊瑚、玛瑙、料珠、贝壳、银币等穿成漂亮的头饰和胸饰，戴在头上和胸前。耳上戴珊瑚一类的耳环，喜欢用青布或花头巾包头。男子蓄长发，用青色布包头，裹麻  怒族布绑腿，喜欢腰佩砍刀，肩挎弩弓和箭包。怒族主食为玉米、养子等。贡山北部怒族还从藏族那里学到种植青稞、燕麦，食青稞面。少数怒族受藏族生活方式影响，有时也吃酥油糌粑。副食除鸡、鱼、猪、羊、牛肉外，还有猎获的野味。怒族普遍喜欢吃饭菜合煮的较稠的饭粥，将野味一起煮在里面，鲜美可口。怒族男女均喜饮酒，并喜欢豪饮。怒族住房分木板房及竹篾房两种，在木桩上铺设木板或竹篾席建成。一般都为两间，外间待客，并设有火塘，火塘上安置铁三角架或石三角架，供烧饭之用。内间为主人卧室及储藏粮食，不许外人进入。 
建国前，怒族的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少数头人和富裕户也有多妻的。各地较普遍流行转房制。男子婚后，便在父母住房附近另建新屋，与父母分居，并分到少量财产。但小家庭在生产生活上仍然与父母及整个家族保持着共同耕作及相互协助的义务。幼子与父母同住，父母死后，所遗土地、牲畜、房屋主要归幼子继承。世系按父系计算。碧江怒族实行的父子连名制，是计算世系和财产的重要标志。贡山的怒族有重丧的习俗；福贡、碧江怒族的先民行火葬，有氏族墓地。现行土葬。 
千脚落地房
“怒人居山巅”，“覆竹为屋，编竹为垣”，这是古人对怒族居住生活的描述。 
怒族的房屋为干栏式，多依山而建。主要分木板房和竹篾房两种。贡山地区的怒族多住木板房或半土墙半木房。这种房子比较宽大，一般是垛圆木为墙，屋顶覆盖薄石板。石板约一尺见方，由屋檐铺起，第一块平铺，第二块压着第一块的上边，第三块压着第二块的上边……一直覆盖到屋脊。福贡怒族都住竹篾房。这种房子较为矮小，多用竹篾笆做外墙和隔墙，用木板或石板覆顶。这两种房  怒族屋一般都为两层，楼上又多分成两间，外间待客，并设有火塘。火塘上安置铁三角架或石三角架，供炊饮之用。内间为卧室兼储藏室。楼下存放农具杂物或关牲畜。楼板用木板或竹篾席制成，铺设于架在斜坡地上的许多木桩上即可。这些木桩和房柱，如同千百只脚一样，支撑着整个房屋。因此，人们常常将这种房屋称为“千脚落地的房子”。 
怒族的这种千脚落地竹木房，结构简单，既易搭建，也易于拆迁，又适合山区多雨多雾的特点。按传统习俗，一家建房，全村都来帮忙，一天之内就可以把房子建成。如今，随着怒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怒族人民的住房形式也正朝着多样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怒族发明
高山峡谷滑动的桥──溜索
怒江大峡谷及其两岸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层峦叠嶂，危岩耸立，悬崖陡峭。谷中水流湍急，汹涌澎湃。自古以来，这里的交通就十分不便，正所谓“岩羊无路走，猴子也发愁”。整个怒江只有几处水势稍缓的渡口可以用木船摆渡，除此而外，其它地方既无法架桥，又不能涉渡。两岸的怒族人民只有依靠溜索这种古老的渡江工具往来飞渡，保持着彼此间的交往与联系。
溜索是怒族人民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设施。溜索的制作方法，最初是用竹  怒族篾扭成手腕粗细的大索，然后横拉于江河之上，固定在两岸的大树、木桩或石崖上。人们用溜板（溜梆）作辅助工具，沿竹索从空中滑过即可。溜板是长七、八寸、宽约四寸的槽形硬木，背面凿有两个对称的用以拴绳的长孔。使用时将溜板的凹槽卡在溜索上，用麻绳或皮条穿过长孔，牢系于腰间，然后以仰卧的姿势手握溜板，即可以顺势滑下。溜索有平溜和陡溜两种。平溜只有一根溜索，它基本平直，没有斜度，来往都可以溜。但这种方法比较吃力。由于溜索中段会自然下垂，所以人溜滑至中段以后，还要借助四肢的力量，半攀半爬地向对岸滑行。陡溜需要一来一往两根溜索，它一头高，一头低，有一定的倾斜度。这种方法溜渡速度快、省力，但容易撞伤，需格外小心。溜索不仅可以溜渡人，而且还可以溜渡货物、牲畜等。
怒族人民发明和使用溜索，据说最早是看见蜘蛛在树间织网、来回爬行而受到启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怒江上已建起了几座现代化的桥梁，但溜索这种深受怒族人民青睐的传统交通工具仍然横亘于怒江之上。不过，危险易断的篾索已被坚固而且带有滑轮的铁索所取代了。
怒族酒文化
情深意长“同心酒”
怒族同胞喜欢饮酒，也擅酿酒。怒族的酒主要有“咕嘟酒”、“浊酒”和高梁酒等。“咕嘟酒”用“咕嘟饭”（用玉米面和荞子面制成，似年糕）酿制。其做法是将咕嘟饭晾凉，拌上酒曲装入竹篾箩里捂好，几天后发出酒味，或渗出酒液即改装在罐子里，密封十几天就成了。吃时先用笊篱过滤，再兑上一点开水或冷开水，加一点蜂蜜或甜味剂，稍加酝酿，即可饮用。这种酒香甜醇厚，是怒族酒中的上品，既可解渴，又有滋补健身之功效。
酒是怒族人民日常生活的饮料，更是他们待客的必需品。贵客光临，必以酒相待。他们的饮酒方式一般是边饮边聊。在比较欢快热闹的场合，不论男女老少，如果将某人视为知己时，便要与他喝“同心酒”。即两人腮贴腮，嘴挨嘴，一手搂肩，一手同端酒碗，仰面同饮，一饮而尽。置身于这种情深意浓的场景，即使是平日滴酒不沾的人，也难以推脱。因为只有喝了这同心酒，你才算怒家人的真正朋友！
怒族节日与艺术
鲜花祭英雄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日，贡山怒族群众都要欢度盛大的传统节日──鲜花节（又称“仙女节”）。节日这天一早，怒族群众穿上节日盛装，带上早已准备好的祭品和野餐所需的各种食物，手捧一束束鲜花，前往村寨附近的溶洞去祭祀、朝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仙女”阿茸，并举行聚  怒族餐和各种娱乐活动。人们边吃边喝，边唱边跳，整个山谷都沉浸在古朴而隆重的节日气氛中。关于鲜花节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很久以前，怒家山寨有一个勤劳、聪明而又美丽的姑娘阿茸。她不辞艰辛，劈开了高黎贡山，引来了泉水，使常年干旱、荒芜的怒家山寨得到了浇灌，使两岸的岩石变成了沃土，荒山变成了绿野。可是她却被可恶的头人烧死在高黎贡山的山洞里。这一天是农历三月十五日，时值阳春三月，怒江两岸鲜花怒放。怒族人民为了纪念阿茸，便将这一天定为节日──鲜花节，以此来纪念他们崇敬、热爱的阿茸。
怒族非常讲究礼貌，团结互相。在路上无论遇到熟人或生人，都会主动让路并致问候。有客人来访，全家起立鞠躬相迎，临别要再三挽留后送到寨边的大路上。古朴典雅的模拟舞蹈怒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怒族山寨，哪怕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也会依呀学语般地哼上几句歌，也会踏出歪歪斜斜的舞步。怒族的山寨是歌舞的海洋，他们的歌唱不完，舞跳不尽。怒族的传统舞蹈有120多种，内容涉及历史、宗教、生产劳动、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怒族舞蹈模拟性强，动作粗  怒族犷豪放，敏捷有力，节奏鲜明。如反映动物习性的《鸡抖脚舞》、《母鸡下蛋舞》、《乌鸦喝水舞》、《猴子打架舞》、《斗羊舞》；反映生产劳动的《挖地舞》、《载秧舞》、《放羊舞》；反映爱情婚姻的《找情人舞》、《逗趣舞》、《迎亲舞》、《逃婚舞》；反映艺术生活的《反弹琵琶舞》、《双人琵琶舞》等等。
怒族善于演奏乐器，瑟琶和口弦较普及。青年男女谈恋爱，不是用语言来交谈，而是靠“达变”和“拟力”两种怒族乐器来“弹”。这两种乐器音域广，表现力强，怒族青年自小就要学习，如果大了还不会，就会被认为是笨，他有可能连对象也找不到。当怒族小伙向姑娘求爱 时，首先向她弹响怀中的“达变”，“叮咚”地向她倾诉心中的秘密。女青年听到求爱，会吹起“拟力”以作答。双方可以提问、讨论，相互交换意见。从思想到生产、生活等各种问题都都可以“弹”，他们都能够从对方的曲调和音色中理解其中的含义。据说有的青年从认识到结婚都不说过一句话，完全靠音乐来沟通，从中可以反映出他们对音乐的独到之处。这种独特的恋爱方式，也许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怒族的文艺工作者在整理、挖掘本民族音乐、舞蹈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音乐、舞蹈的方法与技巧，创作出了很多歌颂党、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歌舞，如《歌声飞出心窝窝》、《怒江在歌唱》、《怒族姑娘》、《蝴蝶舞》等。
怒族的发展
巨变的怒江
怒江流域，是我国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地区之一。加之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怒江流域各民族社会发展相当迟缓。直至解放初期，怒族社会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水平，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大部分地区使用的工具还是木锄、木棍，刀耕火种是主要  怒族的耕作方式。采集、狩猎还是生活的重要来源。衣难蔽体，食不果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帮助怒、独龙、傈僳等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项事业。如今，古老的怒江涛声依旧，可峡谷岸边的景象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怒江及两岸桥梁、道路等交通设施的变化就是鲜明的例证、生动的缩影。
1949年怒江获得和平解放。在此之前，怒江仅有500多公里的山间驿道，由于路面窄，还常被山洪冲毁。一些乡村小路两人不能并行，双马无法对过。很多地方还要攀藤附葛、荡秋千或过独木天梯，交通极为原始、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怒江的交通日新月异，获得了迅速发展。仅1951年至1961年的10年间，怒江的驿道就发展到2000多公里，同时还建起了运输站，增加了驮马，用上了畜力车。1956年，怒江开始修建第一条公路，从此，汽车开进了怒江。到1984年，公路已达58条，通车里程883.5公里。此外，国家还在怒江、澜沧江、独龙河上建起了一座单孔横跨大桥、5座公路吊桥、26座便桥、23座人马吊桥，48对钢溜索，其它永久性河桥188座，驿道增至6389公里。如今的怒江，更是天堑变通途，公路四通八达，车辆畅行无阻。
怒族宗教
中国怒族固有的宗教。该族约2.3万人（1982）,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碧江、福贡、贡山等县，另有小部分居住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宗教信仰除本族固有宗教崇尚原始崇拜外，也有少数改信藏传佛教、天主教和新教。各氏族名称大多以动物命名，并在氏族起源的传说中，把该动物视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者视为有特殊关系而加以崇拜，带有图腾崇拜的色彩。如碧江县的“斗霍”氏族，又称“别阿起”，意为“蜂氏族”，传说其祖先“茂英充”，是从天上飞来的一群蜜峰变成的女人所生。“达霍”氏族，又称“拉起”，意为“虎氏族”，传说其祖先是老虎。居住碧江县老母登、普乐、知子罗等地的怒族，传说有六个氏族的祖先分别是蜂、猴、熊、鼠、蛇和鸟。 
怒族认为山川树木、风雨雷电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有神灵主宰。人的祸福都来自鬼神。不同地区的崇拜对象和具体内容不尽相同。碧江怒族崇奉天鬼“门多”、山鬼“米枯于”、水鬼“独药于”。福贡县崇奉山神“宽赤”、战神“埋尼”、瘟疫鬼“尼主”、冲犯鬼“褚腊”、天地鬼“冻尼”等。贡山县则信奉山鬼“木里布拉”、水鬼“昂布拉”、路鬼"木胡布拉"、树鬼“穷那底布”等。家里有人患病,要请巫师禳解、招魂。村寨发生偷盗事件无法明辨时，失主与被怀疑对象要请巫师主持“神判”。判法有:①滚汤捞石。以铁锅盛满“三合水”(井水、河水、江水),放入石块，升火烧煮。被疑者为男性，烧柴九捆；女性则烧柴七捆。巫师祷告，双方立誓。然后伸手入锅,各捞一块石头。三日内如果不起泡溃烂,即为清白；如果烫烂，即为罪犯；②烈火拔桩。树立长约二尺的石柱，半埋入土。堆柴于石旁焚烧（烧柴数量如上）。经祷告、立誓后，双手拔石,手不伤者为清白,受伤者为罪犯。他们认为“神判”事关氏族声誉，仪式十分严肃。双方亲友都要到场。清白者恢复名誉并可得牛多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民主与法制的建立，此法已废弃不用。 
巫师的称谓各地不一，碧江称“米亚楼”或“禹古苏”；福贡称“尼玛”、“达施”；贡山称“董木萨”或“那木沙”。其主要宗教活动是主持祭祀以及“通神降鬼”和占卜。
怒族名人
阿洪（生卒年不详）：传说生于云南碧江县一区九村，生年适逢怒族第十一代祖先赤赤维时代，即距今八代以前。当时传说有一个“白衣”放人统治着怒江地区和怒族人。“白衣”人的统治很残酷，迫使怒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阿洪就曾领导怒族人击败“白衣”人的侵扰。据考证，所谓“白衣”人就是今天傣族的先民。阿洪生前曾居住“依洛夫”及“通屋腊斯”岩洞，死后有四处墓葬。依洛夫洞穴在今云南省怒江州原碧江县匹河西岸怒族居住的托别村下约两公里，在洞内高约十米、宽约十米的灰褐色水成岩壁上，用土红颜料画有几幅线条粗犷的画像。相传，这些崖画都是阿洪画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历史意义。 
虐罗虐及（生卒年不详）：云南碧江怒族第36代祖。传说他有四子：长子拉黑，次子拉欧，三了拉穷，四子拉赊。今碧江八村的怒族为次子拉欧的后代，九村为三子拉穷的后代，七村的部分怒族为四子拉赊的后代。据说长子拉黑因出生后不断啼哭，按照怒族习欲必须迁居方能止啼，故迁至高黎页山以西的墨河、狄秀江一带居住。其后人与当地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子民繁衍基本居住两地。居墨河者称为“曼娃”，居狄秀江者称“逖秀龙”，至今已有27代，并发展演变为独龙族。是以今当地怒族和独龙族往来频繁，互称亲戚，关系密切。 
哇详水（生卒年不详）：十七世纪云南怒江福贡县木古里怒族第九世祖。从其第一世祖仆纳庆传至哇详水、哇启独，距今约有280年历史。随着人口逐步增长和赋税进一步增加，荒地逐渐被开垦，各族之间甚而怒族之间已将土地看作自己重要的私人财产。其女出嫁到碧江三区的怒族村落时，割去一块名叫鱼独的土地作为陪嫁。为防止碧江三区的怒族乘机侵入，引起土地纠纷，哇详水主张双方划定界线，从此各家族纷纷仿效，致使木古里怒族与碧江三区的怒族划定了辖区界线。由于各个家族土地界线分明，迁徙流动减少，逐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村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邓扒才（1943～）：云南福贡人。建国后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怒族干部，对在怒族地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怒族人民致富奔小康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邓扒才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生产队会计，乡武装部干事，中共福贡县马吉区委书记，怒江傈僳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贡县马吉乡人大主席团主席，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绍恩（1959～）：云南兰坪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曾任兰坪县委党校理沦教员；兰坪县委宣传部长；怒江州委党校理沦教员及教务处主任、怒江州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发表（出版）过数十篇共50多万字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参与有关部门（受省、州钉关部门之聘）撰写过一些书籍，研究过一些课题。1982—1988年，研究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及宗教信仰；1989—1990年，主要从小怒之江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此间完成了《兰坪县怒族志》初稿；1991年，主要研究怒族支系“若柔”人的语言，在此间完成了《怒族若柔语语言资料集》-书；1992年，跟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达成先生研究并编撰《中国民族文化大观·怒族卷》，接着撰写《少数民族妇女·怒族》一书；参加云南省“八五”社科大型课题《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没研究》的研究工作，并承担第十章的编撰工作；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学习参政》一书的编撰统稿工作。 
耿地荣（1943～）：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老母登村人，民间著名骨科医师，有对人体任何部位的骨折、粉碎性骨折都能治愈的高超技术，人称其为“神医”，曾给方圆百里的上千病人治病。还治愈了一个在某县医院住院达一个多月但仍医治无效，要求其亲人签字准备施行截肢手术的双腿粉碎性骨折的危重病人。类似的病例不胜枚举。
波益斯：在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波益斯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生长在“猎王”家庭里，12岁时迷上怒族传统弹唱器乐“欧得得”，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许多抒情欢快、深受群众喜爱的歌舞，被省有关部门授予“民间音乐师”。“天保”工程实施后，波益斯毅然砸碎了祖传的猎枪、猎扣、弩弓、箭筒，做了一名称职的护林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