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阮氏萍
前言
在外交战线上，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她就是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出席越美巴黎谈判的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和后来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主席阮氏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称赞阮氏萍是“杰出的女外交家”。
投身革命
阮氏萍于1927年生于越南南方的同塔省，祖籍则是中部的广南省。她的的外祖父是20世纪初越南著名的思想家、维新运动的发起人潘周祯。潘氏主张用外国文明来“开民智、振民气”，激发民族精神，进而驱逐法国殖民者，争取国家的独立。为此，法国殖民当局曾以“叛逆”的罪名，将其逮捕并判处死刑。只是由于舆论的强烈反对和法国保护人权协会的干预，潘周祯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到昆仑岛，之后又被押送到法国，软禁达14年之久。1926年潘周祯逝世，由于葬礼声势过大，震动了全国，阮氏萍的父母担心会有更大的灾祸降临，便被迫携子女移居柬埔寨。阮氏萍在金边由法国人开办的西索瓦中学毕业。她从小就接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的熏陶，又受到进步书刊的影响，所以很早就树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立志驱逐法国殖民者，争取国家的独立。
1944年，胡志明领导的反对法、日侵略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运动空前高涨，声势遍及印度支那三国，阮氏萍在当地积极参加越盟领导的扫盲和救济灾民活动。1945年，阮氏萍随家人响应越盟的号召，从柬埔寨回国，直接投身革命。
1945年，阮氏萍在西贡参加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负责为南部的革命部队运送武器、粮食。1946年法国再度大举入侵越南后，阮氏萍在西贡参加敌后的秘密工作。1950年至1951年参加和领导了学生和妇女运动。1950年3月19日，西贡爆发了5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打倒法国殖民主义！”、“打倒美国干涉者！”等口号，降下并撕毁了美国国旗，焚烧了警察的车辆和兵营。后来，3月19日被定为越南“全国反美日”。这期间，阮氏萍在敌占区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被人们称为“游行专家”。1951年4月，阮氏萍遭逮捕，被关进西贡志和监狱，时年仅22岁，直至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才获释放。
出狱后，阮氏萍继续在敌占区从事革命活动，曾化装成小贩和充当家庭教师，借机深入群众，并获取一定报酬，赖以糊口。1955年抗法战争胜利后，阮氏萍于1955年到北方集结，被分配在首都河内从事妇运工作。这一年，阮氏萍同越南人民军的一位军官结婚，两人早就相爱，只因一人在北方军队中服役，一人在南方敌占区活动，直到9年后才建立了小家庭。阮氏萍16岁时，母亲去世，她是弟妹六人中的老大，父亲从事的是地质测量工作，经常出门在外，阮氏萍作为大姐，便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弟妹的职责，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仍和两个弟弟住在一起。
初涉外交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但美国力图取代法国，扶植南越傀儡政权，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为此，南方人民奋起进行了反对南越傀儡政权和美国干涉、侵略的斗争。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阮氏萍成为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是南方解放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南方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主要从事对外活动和国际交往事务，从此开始了她的外交生涯。
1962年6月，阮氏萍前往出席在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学生大会。这是阮氏萍第一次出访，一切都十分陌生。但在越南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许多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她逐渐进入了角色。1963年2月，阮氏萍率领越南南方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出席了在坦桑尼亚举行的第10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会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被选为亚非团结组织正式成员和常设秘书处成员。从那时起，阮氏萍本人担任亚非团结组织副主席长达20年之久。
当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宣传活动，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介绍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国际承认。为此，阮氏萍访问了亚非和欧洲、拉美的许多国家，会见了不少外国政要和新闻记者。无论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斗争需要，她都努力去做。1963年阮氏萍访问印尼，任务是争取印尼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承认。为达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设法见到苏加诺总统。当时的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表示愿意给予帮助。艾地说，第二天在雅加达有一个招待会，届时他可以把阮氏萍引见给苏加诺总统，但是总统非常喜欢跳舞，很可能会邀请阮氏萍一起跳舞，希望她有所准备。第二天，素来不会唱歌、跳舞的阮氏萍见到苏加诺时，勇敢地同总统跳了舞。几十年后她回忆说，当时根本不知道该怎样跳，只是跟着总统的动作扭来扭去，手脚十分僵硬，但总统却非常高兴。可能是她的勇敢精神感动了总统。不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雅加达便设立了代表处。
在雅加达期间，阮氏萍等10名越南妇女同10名美国妇女一起讨论了越南战争问题。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使对方了解了越南问题的真相，许多人回国后成为了反战运动的骨干。其中有一个女青年名叫南希，后来成为了律师和New Mexico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1998年，南希应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邀请访问越南，提出一定要同国家副主席阮氏萍见面。南希激动地说：“30年前，是您给了我莫大的激励。当时您已是革命战士，而我还是一名热衷于和平运动的女学生。如今，您身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副主席，仍将继续激励着我。”
通过不懈的努力，阮氏萍的工作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效果。1962年7月至1963年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先后在古巴、阿尔及利亚和捷克设立了代表机构。接着，又相继在中国、苏联、民主德国、罗马尼亚、蒙古、老挝、柬埔寨、瑞典、挪威和法国等国设立了代表机构和新闻处。截至1967年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设立代表机构的国家增加到20多个。
四方会谈
1965年以后，美国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并对越南北方进行了全面轰炸。越南人民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发扬决战决胜的精神，给美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尽管到1967年底，侵越美军总数已达到54万人，但战争越是升级，越是遭到惨败。至此已有2960架美国飞机被击落，致使侵越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 被撤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迫辞职。特别是1968年初，越南武装力量发起了声势凌厉的“春节攻势”，侵越美军的许多指挥机构都遭到了炮击。而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则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同意与越南方面在巴黎坐下来谈判。从1968年年中起，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当年5月至10月越南北方同美方的谈判，成果是美方宣布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同意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对话。从1969年1月开始，巴黎谈判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美方代表团、南越代表团、越南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举行的四方谈判。阮氏萍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副团长。
1968年11月4日，阮氏萍一行抵达巴黎Le Bourget机场。越南北方代表团团长春水和其他成员以及众多法国朋友和越侨前往迎接。特别是记者们更将阮氏萍团团围住，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尽管有北方代表团成员和法国保安人员开路，仍无法向前移动。过了很久，阮氏萍才得以站在一个地方，宣读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五点声明”。主要内容是：美国必须从越南南方撤军，越南南方的事务应由南方人民自行解决，成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进而进行普选。开始时，在场的人们还能保持安静，但不久就变得熙熙攘攘，人们你推我搡，碰倒了桌子，弄折了椅子，还挤破了门窗的玻璃。这时，春水和越侨代表们巧妙地引导阮氏萍离开了拥挤的人群。第二天，巴黎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越共”代表抵达巴黎的消息。
四方谈判开始前，越南北方代表和美方代表仅为谈判桌的形状问题就争论了近三个月。越南北方建议谈判桌应为正方形，每个代表团在方桌的一边就坐，这样可以体现是四方谈判。但美方不同意，起初建议谈判桌为长方形，美方和西贡傀儡政权代表团坐在桌子的一边，越南北方和越南南方代表团坐在对面。继而又提出三种桌子形状：（1）两个半月形桌子并在一起。（2）两个半月形桌子相对，中间隔开一定距离。（3）两个半月形桌子相对，中间隔开一定距离，两头分别放有两张长方形小桌，供书记员使用。美方的意图就是要把四方谈判变成实质上的两方谈判，以此来贬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为了这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双方总共讨论了14次，最后才商定谈判桌的形状为圆形。
1969年1月25日，四方谈判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始。但在头几个月，经过14次会议，谈判毫无进展。之后，越南方面提出了“十点解决方案”，美国提出了“八点和谈计划”。双方分歧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撤军问题。越南要求美国必须无条件尽快从越南全部撤军，撤销在越南的所有军事基地；美国原则上同意全部撤军，但坚决要求越南北方的军队也必须撤出南方。越南坚决不同意，表示南方是越南领土的一部分，决不能把军队撤出自己的祖国。第二是关于西贡傀儡政权问题。越南要求必须解散在南越执政的阮文绍卖国政府，成立有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美方坚决不同意推翻阮文绍政权，认为现行政权应原封不动，社会制度也不得改变。就这样，谈判原地踏步，毫无进展。 
1969年6月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后，阮氏萍被任命为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和出席巴黎谈判代表团团长。引人注目的是，参加四方谈判的其他三个代表团几乎没有女性，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中不仅团长阮氏萍本人是女性，其他六名成员也都是女性。6月12日，阮氏萍第一次以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巴黎谈判。面对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阮氏萍运用她的全部智慧和多年积累的政治、外交斗争经验，同越南北方代表团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一方面体现出坚定的立场，要求美国无条件从越南全部撤军，由越南人民自行解决越南的内部问题；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运用斗争艺术，表现出策略上的灵活性，迫使美国逐步后退，最终达成一项符合越南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解决办法。
这期间，阮氏萍代表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提出了多项解决越战问题的建议，如1970年9月19日的“八点计划”、1971年7月1日的“七点建议”和1972年2月2日的“两点补充说明”。所有这些建议，中心内容是要求美国尽快从越南南方撤出侵略军，让越南人民自行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但也体现了对美方要求的某些关切，如把美国撤军同交还美军战俘相联系，把排除西贡傀儡政权同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临时联合政府相联系，等等。
在谈判艺术上，阮氏萍也有她独特的风格。谈判桌上，阮氏萍很少使用“强烈谴责”、“彻底揭露”、“完全拒绝”等激烈字眼儿，而表现出谦虚、沉着和以理服人。当美方提出美军和越南北方的军队应同时撤出越南南方时，阮氏萍不是简单地予以驳回，而是表示：一方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而进行神圣的战斗，而另一方则是出兵去侵略别的国家，怎么能同时撤军？当美方指责越南南方代表团不肯听取美方的发言时，阮氏萍说，我们对美方的声音已经听得很多了，其中有你们在越南南方投下的炸弹声，有你们镇压越南南方群众游行示威的枪声和大打出手的大棒声。在目前的谈判中，我们没有听到美方任何建设性的建议，却听到你们不少替自己辩护的言辞，怎能说我们没有听你们的声音？相反，恰恰是你们不肯听取我们的声音。如果你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声音，从越南南方尽快撤军，不再支持西贡政权，则越南南方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曾担任越南党报《人民报》总编的何登回忆说，当年他也参加了巴黎谈判，负责为代表团团长起草发言稿。他亲眼看到，虽越美双方的立场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但由于阮氏萍始终坚持以理服人，谈判对方从未对她的态度作出过强烈的反应。
当越南北方代表团顾问、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时，阮氏萍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便着重在会外开展活动，争取世界人民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对美国施加压力。这期间，阮氏萍利用一切时间会见记者和各国代表团，让他们了解美国侵略越南的真相和越南的正义立场。她还多次从巴黎给斯德哥尔摩、魁北克、罗马的群众反战团体打电话，及时通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活动。第二天，这些城市的群众便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示对越南的声援。与此同时，阮氏萍还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出访了许多国家，结识了众多国家的领导人。1971年，瑞典首相帕尔梅派专人到巴黎，邀请阮氏萍作为唯一的外国贵宾，出席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几个月后，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声援越南的大规模游行，阮氏萍应邀参加，同帕尔梅首相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就这样，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截至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增加到65个。
阮氏萍和她的代表团，在巴黎的工作十分紧张，生活却极为简朴。代表团的住房坐落在巴黎市郊的一栋小楼，阮氏萍本人和一名女秘书则住在顶层的一间狭小的屋子里。代表团不少成员的衣服都是从公家借来的，阮氏萍本人的大衣也是在莫斯科的旧货市场购买的。美国和西贡代表团的人们经常到超级市场购物，外出打高尔夫球。而越南北方和南方两个代表团的人们则是在家里打排球和乒乓球，而且从来不去商店。就连理发，也都是自带工具，互相帮忙。 
访问北京
1972年底，巴黎谈判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美方在停战前要给越方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从12月18日到30日，美国出动大批B52型战略轰炸机和其他巨型轰炸机，昼夜连续对河内、海防和越南北方许多城市进行了地毯式轰炸。12天内，美国飞机共投下了8万吨炸弹，其中投在河内的为4万吨，河内许多街道被夷为平地，仅北方六个省、市就有4000居民被炸死。美方企图用这样的手段来摧毁越南的意志，在谈判中取得对美方更有利的结果。
  毛泽东主席会见阮氏萍就在这时，为体现对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强有力支持，中国政府邀请阮氏萍于1972年12月27日至3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方对阮氏萍部长给予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和接待。阮氏萍抵达北京时，外交部长姬鹏飞、中联部长耿飚、外经部长方毅、外贸部长李强、海军司令萧劲光、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等20多位高级官员以及首都4000名群众到机场迎接，其中还有500名持枪女民兵。阮氏萍的车队经过长安街时，天安门广场有近5万群众夹道欢迎。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了阮氏萍一行。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李德生、徐向前、姬鹏飞、耿飚、方毅等领导同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阮氏萍先后发表了长篇讲话。
叶剑英副主席在大会上庄严表示：“中国人民一贯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只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不停止，中国人民就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阮氏萍在讲话中揭露了美方在巴黎谈判中出尔反尔的伎俩，严正指出：美国政府必须结束侵略越南的战争，立即停止目前对越南北方极其残暴的毁灭性轰炸，毫不拖延地签订越美双方业已商定的协定。“如果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反复无常的态度，顽固强化战争，妄图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那么，越南南方人民决心信守自己的誓言，同北方同胞一道，实现胡主席的神圣遗嘱，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和促进抗战事业，直到彻底胜利。”阮氏萍还代表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南方人民，衷心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热情和强有力的支持，巨大和极其宝贵的援助”。
在北京期间，阮氏萍还参观了中国生产装甲车的兵工厂。她激动地对该厂厂长说，这个厂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生产了武器，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可以说，越南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你们厂作出的贡献。越南人民决心更好地使用中国提供的援助物资和武器，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不辜负中国同志的支持和信任。
面对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越南人民进行了坚决反击，仅10天内就击落美国现代化飞机72架，其中B52型飞机33架。美国侵略者不仅未能使越南人民屈服，反而蒙受了惨重损失，被迫接受谈判结果。这样，从1969年1月25日至1973年1月27日，经过整整4年共174次会议，出席巴黎谈判的四方终于达成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协定规定，美国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在60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军；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由越南南方人民自行决定，外国不得干涉，等等。至此，美国出动54万军队、投下了1000多万吨炸弹、耗费了3000亿美元的侵越战争宣告结束。
停战协议
1973年1月27日这一天对于阮氏萍和南方代表团来说，是难忘的一天。从清晨起，巴黎和附近各国的朋友就打电话或送花篮表示祝贺。10时整，4个代表团成员相继来到国际会议中心。众多越侨挥动着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聚集在会场门前和马路两旁。法国方面出动了2000名警察和保安人员负责保卫签字仪式现场，4位外长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阮维祯、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长阮氏萍、美国国务卿威廉·皮尔斯·罗杰斯 和西贡政权外长陈文览，从手持长剑的法兰西共和国卫队中间走过。阮氏萍和其他3位外长分别在协定和议定书上签字，每人要使用32支笔，签字32次。美国合众社记者报道说，4位外长“将会在1973年1月27日这一天，让全世界都注视着巴黎”。美国代表团成员、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签字仪式后，将谈判桌上摆放的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的桌签拿走，作为历史性的纪念。20多年后，阮氏萍在回忆录中说：“在巴黎协定上签字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想到南方，想到同胞、同志、家庭，想到南、北两方的朋友们，想到那些已经牺牲的人们如果听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将会怎样，我不禁流下了热泪。能够代表南方人民和战士在巴黎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能够看到全世界为我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而感到自豪和光荣，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深厚情谊，这对我一生来说是极大的荣誉。”
之后，1973年2月26日至3月2日，在巴黎举行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监督委员会7个成员国的代表。中国外长姬鹏飞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同其他与会国代表一道，在《巴黎协定》上逐一签字，对协定的所有条款予以郑重确认。会议开幕前，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特意来到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驻地看望阮氏萍，高度评价了她本人和她率领的代表团为促成谈判达成协议所作的重要贡献，并示意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可以向联合国派驻观察员。3月1日，阮氏萍设宴款待各国代表团，美国代表团团长罗杰斯等应邀出席。第二天，美方举行招待会，曾经长时间拒不承认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美国，此时在给阮氏萍的请帖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致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女士。”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会见阮氏萍外长巴黎协定签订后，美国按照规定的期限，于60天内全部撤走了侵越美军。阮氏萍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也启程回国。鉴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大本营是在越南南方西宁省的丛林中，不便于同外界交往，遂决定将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设在刚刚解放的中部广治省。阮氏萍作为外长，逐一安排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各国大使，前往广治省向阮友寿主席递交国书。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5月30日，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接管了西贡政权外交部。
阮氏萍在从事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除中国领导人外，还有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 和印尼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等。通过这些接触和交往，使阮氏萍理所当然地得以跻身于世界女政治家的行列。 
政坛元老
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后，从1976年到1987年，阮氏萍担任越南教育部长，为发展越南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1987年到1992年，阮氏萍担任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和国会外委会主任，继续从事外交工作。
1992年至2002年7月，阮氏萍担任越南国家副主席长达10年之久。这期间，她先后协助两任国家主席黎德英和陈德良，承担了大量国务活动。作为副主席，她经常在主席府接受各国新任大使呈递国书。凭借高水平的法语，她非常重视发展越南同法语国家的友好关系。1997年11月，首次在越南举行了法语国家首脑会议。与此同时，她出访了众多国家，1995年还作为特邀贵宾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对国内的革新和发展，阮氏萍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她经常引用胡志明主席的一段话：“国家得到了独立，而人民尚得不到温饱和幸福，就不能称为完全的独立。”为此，她经常向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面陈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提出建议。由于多年形成的倔强性格，发现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她便直接过问。一次，南方槟知省有一名青年被判处死刑，一位同此案完全无关的人告诉阮氏萍说，这是一桩冤案。但此时距离执行的日期只剩下3天。阮氏萍听后便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报告，建议暂缓执行。同时又向国家主席陈德良反映了这一情况，要求重新审理此案。终于通过最高领导的干预，将这起案件移交最高法院审理。阮氏萍说，不一定每次斗争都能达到满意的结果，但不管怎样，只要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就一定要管。
作为70多岁的老人，阮氏萍副主席还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她现在还担任越南保卫儿童基金会主席、赞助残疾儿童基金会名誉主席、救助化学毒剂受害者基金会名誉主席。为了筹集公益事业经费，阮氏萍创立了“一百万越南盾俱乐部”，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唯一条件就是要赞助越币100万盾（约合70美元），用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为此，阮氏萍到处奔走，登门造访，把许多部长、副部长，甚至更高的领导人“拉”入俱乐部。她希望别人能多多关注公益事业，自己更是带头作出表率。多年来，阮氏萍一直坚持赞助两名贫困学生上大学，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