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约翰·卫斯理
个人简介
【英文名字】John Wesley
【生 卒】（1703-1791）
约翰·卫斯理从一七三九年起，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五十二年之间  约翰·卫斯理，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人物生平
从烈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在英国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厄普卧（Epworth)有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名叫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 此人在牛津大学受过高深教育，也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 但他薪水微薄，与厄普卧居民的贫困状况并无多大差别. 1703年6月28日，他的第15个孩子 —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出生了. 在那个时代，儿童因营养不足而夭折是平常的事. 在他之前的14个兄姐中，已有8个不幸夭折. 他过后的4个弟妹中，也有一个不幸夭折. 因此，约翰·卫斯理能幸存下来，确实是神的恩典和美意. 
1709年2月9日午夜时分，撒母耳·卫斯理的住家突然失火，全家人仓皇逃出屋后，才发现约翰·卫斯理还在屋内. 约翰·卫斯理当时年仅6岁，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但他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爬上椅子大声求救，直到获救. 他一被救出来后，屋顶立时就倒塌下来. 他的父亲心中充满感激，大声喊道: “各位邻舍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恩待我们一家，使我8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 任凭房子烧毁吧！ 我已心满意足了！” 他的母亲苏珊娜（另译“苏撒拿”，Susanna Annesley)翻开圣经找到经文（摩4:11; 亚3:2），为这“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而感谢神. 他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说神这次救他必有特殊的目的和日后的美意. 这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过后画了一张图画，画中有间失火的房屋，下面写着: “这岂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行善求圣的牛津大学讲师1720年6月24日，约翰·卫斯理17岁时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 — 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修读. 他最感兴趣的课程是逻辑学和古典文学. 他博览群书，特别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对福音的讲解，曾引起他的注意. 1725年，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Anglican)按立为执事，并在同年9月26日,第一次对会众讲道. 那时，约翰·卫斯理开始有渴慕主的心，阅读了中世纪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Kempis，另译“多马·肯培”)[1]的经典著作《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约翰·卫斯理认为托马斯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与现实世界脱节. 《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但却无从效法. 他同时阅读威廉·劳（或译“劳威廉”，William Law)的名著《奉献和圣洁生活的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此书打动他的心，他开始向往一种圣洁的生活. 
1726年，约翰·卫斯理被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的院士. 1727年2月14日，他荣获文学硕士的学位. 他在牛津大学里以辩才和演讲闻名，获得多人赞赏. 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希腊文讲师，又兼教哲学和逻辑学. 1727年11月，他担任鲁特（Wroot)教区的副牧师. 1728年9月22日，他在牛津正式被按立为牧师，并于同年11月从鲁特教区返回牛津大学. 回到牛津不久后，约翰·卫斯理被选为“圣洁会”（Holy Club)的领袖. 此会是由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或译“查理士·卫斯理”，Charles Wesley)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所创立. 圣洁会会员因循规蹈矩地祷告、敬拜、济贫，和探访监狱犯人而闻名，所以他们后来被人称为“循道（会)友”（Methodists). 
约翰·卫斯理和威廉·摩根时常前往监狱探访被虐待的犯人，并捐赠一些药品、书籍、日用品给囚犯. 约翰·卫斯理参加了在伦敦一个从事监狱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团体 — “传播基督徒知识会社”（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虽然积极参加济贫慈善和社会关怀的事工，并追求圣洁的生活，但约翰·卫斯理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罪得赦免的保证. 因行善不过是人应尽的本分，就算行了也无可夸之处，绝不能涂抹人以往犯罪的旧债.
往美洲宣道的圣公会牧师1734年，英国在美洲有块殖民地，即乔治亚（Georgia). 此地需要一位牧师，特别是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传福音.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Susanna Annesley)认为这是约翰·卫斯理事奉神的良机，同时说道: “假如我有20个儿女，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事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也心甘情愿.” 圣公会的传播福音会社（Anglican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赞助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给他年俸50英镑. 1735年10月，他和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两人乘搭“希盟斯号”（或译“鲜敏号”，Simmonds)前往美洲的乔治亚. 
在轮船上，卫斯理兄弟与另外两人组成循道友的圣洁会. 四人在船上遵守严格的纪律生活，早上4至5时守晨更祷告，5至7时研读圣经，8时再度聚集一起祷告. 在船上，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26个摩拉维亚派（另译“莫拉维亚派”，Moravians)的新教徒. 他们不但信心坚定和内心喜乐，行为也非常严肃谨慎. 他们的谦卑可从他们辛苦服事其他乘客上表露无遗. 
希盟斯号轮船途中遭暴风进袭，海中巨浪翻腾，乘客处境危殆. 1736年1月17日来了第一次大风浪，1月23日第二浪又来. 1月25日当第三浪来临时，暴风欲撕裂了船上的巨帆，船身摇荡，十分危急. 可是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暴风雨中表现出镇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平安，当船上众人因船几乎沉下而大声惊叫，失声哭号之际，他们继续安详地唱着诗歌. 这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版上刻下很深的印象.
本身尚未重生得救的牧师1736年2月15日，希盟斯号终于抵达美洲的萨凡纳河（另译“撒万那河”，Savannah River)河口. 在那里，约翰·卫斯理受到摩拉维亚传道士史宾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迎接. 史宾真堡问约翰·卫斯理说: “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参罗8:16）. 这个问题叫约翰·卫斯理听了惊愕万分. 他对此问题感到生疏，不知如何回答. 史宾真堡察觉他的惊愕情况，又问他道: “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约翰·卫斯理稍为迟疑一下，答道: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 史宾真堡说: “诚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 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然后答道: “我希望他为救赎我而死.” 史宾真堡最后问: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 约翰·卫斯理应道: “我知道.” 约翰·卫斯理之后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并加上评语: “恐怕当时我所说的都是空话吧！” 这证明当时约翰·卫斯理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还未真正重生得救. 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来到美洲劝别人悔改信主（convert)，但我本身却未悔改信主.” 他只靠自己努力行善，[2] 却未全心单靠救主救赎恩典. 
萨凡纳（Savannah)是新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的首府，居民约有5百多人. 1736年3月7日,约翰·卫斯理在萨凡纳首次讲道，差不多有1百人前来聆听. 1736年5月，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 他每天凌晨4时起身，先和一位与他同来的圣洁会循道友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守晨更祷告，接着他和一些摩拉维亚信徒唱诗赞美主，然后他再带领教会的晨早祷告聚会. 他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能用英语向英国移民讲道，以法语对法国移民讲道，用德语对德国人讲道，甚至能以刚学到的西班牙语，向从西班牙来的犹太人传讲福音. 约翰·卫斯理每日就是这样辛劳刻苦地从早晨工作，直到晚上10时方才就寝.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牧师，每天热诚地向人传讲福音，自己却未借着福音重生得救，这点证实福音那“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当代已变得含糊不清，同时也暴露了按立神职人员制度的弊病 — 以神学知识而非属灵生命作为事奉神之人的资格. 无可否认，如果连约翰·卫斯理这样“热心追求、牛津大学毕业的虔诚牧师”都未得救，当代必然有许多未重生得救的牧师！ 今日在同样神职按立制度下的牧师也有相同的危机，所以让我们别认为每一位“传扬基督的牧师”都一定是“基督徒”，即重生得救的人.
单靠基督获得救恩的确据1737年12月3日，约翰·卫斯理返回英国. 他回到伦敦后，1738年2月7日，就遇到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传道士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 波勒在史宾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教导下，对福音真理有正确的观念. 他坚信一个人可以单凭信心得着救恩. 波勒常和约翰·卫斯理一起散步，谈论救恩的事. 1738年5月24日，约翰·卫斯理读到彼后1:4: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他心里多么渴望神的应许能应验在他身上. 
当天晚上，约翰·卫斯理到阿尔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那时有位弟兄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正读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罗马书序言》（Preface to Romans). 当威廉·荷兰讲到人借着对基督的信，神在人心里所施行的那种改变，约翰·卫斯理心里觉得异常的温暖. 就在这一晚,他突破了信心的障碍，全心单靠基督并他的救赎. 他感觉到自己实在已经信靠了基督，已经获得了得救的确据. 他深知主耶稣已经洗净他一切的罪，且已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 聚会一完，他立即前往弟弟查理·卫斯理的住宅，向他表示自己已因信耶稣基督而清楚得救. 在这喜乐的时刻，卫斯理兄弟两人合唱一首弟弟查理·卫斯理刚作成的赞美诗: “我流浪之灵始于何处? 如何热望天家一切? 由死和罪得赎之奴，由永火中抽出之柴，我如何奋起得胜，歌颂伟大救主?”
探访摩拉维亚教徒的总部得救后的几个月里，约翰·卫斯理继续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那些聚会的主要成员是摩拉维亚新教徒. 这类性质的小组聚会逐渐发展成著称的“会社”（Societies). 这些会社初期是圣公会的外围组织，会社本来无意取代圣公会，却带有循道友的特色. 但随着事情的转变，循道会终于脱离圣公会，而会社便成为循道会的重要组织. 
约翰·卫斯理在摩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目睹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敬虔，就立意到德国去探访他们的总部. 1738年6月，约翰·卫斯理在3位摩拉维亚信徒的陪同下，前往德国，并在马利恩邦（Marienborn)会见了他们的领袖亲岑道夫伯爵（另译“辛生道夫”，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4] 接着约翰·卫斯理于8月1日前往摩拉维亚信徒的总部 — 守望屋（Herrnhut). 他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深深地被那里信徒敬虔和弟兄相爱的生活所感动，以至于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我愿意在此间快乐地度过一生！”
露天布道破坏圣公会传统约翰·卫斯理回国后，信心更坚固. 他在传福音时强调，人只要信靠基督，认同不是倚靠自己的善行和功德，方能蒙恩得救，罪得赦免. 但他这“因信称义”的信息却令那些严守教会规条和虚文的牧师们大表不满，结果英国各大教堂都关起大门，拒绝让约翰·卫斯理在教堂讲道. 
此时，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怀特腓（或译“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在英国海港布里斯多（Bristol)展开户外的露天布道工作. 由于他有负担到美洲布道,所以便邀请约翰·卫斯理接替他露天布道的工作. 约翰·卫斯理最后应邀前往. 1739年4月2日，约翰·卫斯理站在布里斯多的一座小山丘上，向着3千人讲道. 陈福中指出: “他知道身为圣公会的牧师，在露天布道，违反了圣公会的习俗与规条，然而他觉得神呼召了他，托付他一项重大的使命，即传扬福音给贫穷地区的庶民.”[5] 
在布里斯多的8个月，约翰·卫斯理传讲了5百篇信息，只有8篇是在教堂中宣讲的. 大多数牧师都反对他，认为他破坏了圣公会的传统，不再准许他在教堂中讲道. 在布里斯多期间，他用所收到的奉献款项，在马市场（Horse Fair)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兴建一所房子，来容纳那些日渐增加的新得救者. 新房子（New Room)开始被一般人称为循道会，[6] 而事实上，这确实是世界上第一间循道会的教堂.
与摩拉维亚派的信徒分手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多期间，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参加了摩拉维亚派在（伦敦)费达巷（Fetter Lane)的聚会. 那里的聚会或称“会社”也是约翰·卫斯理之前所参加的，它的主要负责人是雅各·哈顿（另译“肯顿”，James Hutton). 1939年10月18日，摩拉维亚派的摩尔德（Philip Henry Molther)经过伦敦. 此人提倡“静止学说”（doctrine of stillness)，认为如果信徒心中仍然疑惑，他们就未真正得到得救的信仰，他们应安静地等候基督. 费达巷的雅各·哈顿和另一位负责弟兄接受了摩尔德的教训. 
由于静止学说与约翰·卫斯理所强调的恩典之法互不相容，约翰·卫斯理于1939年10月31日晚上，与摩尔德进行一段长时间的谈话. 双方看法不同，意见分歧，关系出现裂痕. 1940年7月20日，约翰·卫斯理在费达巷的一次聚会上，很坦白地表明了他与伦敦的摩拉维亚弟兄们某些看法上的分歧之处，谈到结尾,他呼吁那些和他看法一致的人，可以起来跟随他. 当场就有20人站到他那一边，一同脱离了摩拉维亚教会，转而参加了由马斯费（Thomas Maxfield)所带领的聚会. 聚会地点是在伦敦的铸造厂（Foundry). 马斯费从未被圣公会按立为牧师，但约翰·卫斯理打破圣公会的规条和传统，特别允许马斯费担任讲道和主持圣礼的职务.
旅行布道宣扬基督的福音自1739年，约翰·卫斯理开始露天布道. 他为了要到各处旅行布道，就开始骑马. 陈福中表示: “约翰·卫斯理从1739年起，开始露天布道. 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52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 他总共旅行了2万5千哩.[8] 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4万次; 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2万人. 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9] 
约翰·卫斯理把他的布道旅行记录在他的日记里，后来将之出版在一本名为《日记》（Journal)的书中，阐述了他一生事奉的细节和详情. 约翰·卫斯理经常一天讲道4 、5次，间中还要处理很多事务. 他平日清晨4时起身，起床后的1小时是他灵修的时间. 他出门骑马时，经常携带书籍诵读. 他目光近视，双手捧书，几乎贴近眼睛. 他那种刻苦勤学的精神，令人敬佩.
事奉旅途上苦难荆棘满布当循道主义盛行时，约翰·卫斯理的助手 — 平信徒传道人（layman preacher) — 既未正式被按立为牧师，又到处传道，就引起很多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们的愤怒. 此外，各地的恶霸豪强，也不喜欢循道会所宣传的道理，反对循道会所提倡的消除社会阶级的区别，不赞同循道会所主张人民一律平等的理念. 加上又有人散布谣言,诬说卫斯理兄弟两人支持流亡的（法国)查理王子（Charles Edward Stuart)，企图推翻英国乔治王朝. 结果，圣公会的保守派牧师、地方上的恶霸豪强、英国的保皇派，皆因不同动机而到处煽风点火，竭力攻击约翰·卫斯理，使他遇到许多危险. 以下列举两个例子. 
1741年7月12日，当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查理（Charles Square)讲道时，有人雇佣一些流氓来捣乱，他们赶着一头野牛进入露天会场，使尽力气要把野牛赶入群众当中. 但神使这些暴徒的计谋归于徒然； 不论他们怎样卖力，这头野牛总在外面打圈子，一圈一圈地跑，最后突破暴徒的包围逃跑了. 会众得以平静喜乐地赞美神. 但神有时也允许苦难临到，考验信徒的信心. 1742年1月25日，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长巷（Long Lane)传道时，有人把大石头抛到屋顶的瓦片上. 顿时间，石头、碎瓦纷纷坠落到会众当中，聚会于是受到阻挠. 
虽然受到百般攻击和各种危害，约翰·卫斯理仍骑着马，风尘仆仆地前往许多偏远的角落传道. 有时他讲完道，极其疲乏，却找不到栖身之所； 他唯有睡在地板上，连保暖的被盖都没有. 他所经历的苦难，绝非笔墨所能罄述. 很多地方的居民并不慷慨奉献，他往往没有食物充饥，只能摘下路旁生长的黑莓来吃. 虽然如此，靠着神的恩典，他却因着得以四处传扬福音而满心喜乐. 在他日后制定的循道会12条基本条例，他以拯救灵魂为最高目标. 他如此写着: “你们除救灵魂之外，不必做别的事. 你们要用或被用在这工作上. 你们的本分不在乎讲几次道，但你们要救越多灵魂越好，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而且要尽力帮助他们达到圣洁，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博学非凡的文字事工作家约翰·卫斯理常常从一些平信徒当中，提拔他们为同工. 有者甚至没有受过教育，单凭他们有颗事奉主的心，并有圣灵所赐的恩赐，这点合乎新约圣经的教导. 但这事引起很多当代的宗教人士对他不满. 圣诗“万古磐石”（Rock of Ages)的作者托坡雷迪(Augustus Toplady)曾批判约翰·卫斯理贬低了牧师的神职地位，把神圣的工作托付给一群粗俗无学的人. 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也发表文章攻击他. 约翰·卫斯理因而撰写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来为真道辩护. 
他一有空就落笔疾书. 他著作的书籍和小册子累积起来有233本之多. 我们很难想象，这一个马不停蹄、深入穷乡僻壤传道的人，竟有空闲和精力来撰写这么多种的书. 他的著作范围甚至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课题，例如他著述了《英国史》、《罗马史》，还有一册伦理学，另有一本《疾病简易自然疗法》（An Easy and Natural Method of Curing Most Diseases). 此书介绍725种药方，可治243种疾病. 此外，他精通多种语文，编纂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字典，并于1777年，主编一份属灵刊物，即《亚美尼亚杂志》（The Arminian Magazine). 
约翰·卫斯理的书籍主要是教导基督徒如何活出完美和圣洁的生活，例如他在1742年所出版的《循道会信徒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a Methodist); 以及1765年所写的《基督徒的完美主简易说明》（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他借此书提醒信徒要如何在恩典中成长，达到完美的地步. 还有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就是他每日都抽出时间写日记，记录了一天的活动、以及他与一些当代人交接的情况，或对周围人、事、物的感想. 这使后人对他的心灵世界、生平经历和当代背景有更深入的认识.
脱离圣公会的美以美会早在1758年，西印度群岛的安提瓜岛（Antigua)有个名叫吉尔伯特（Nathanael Gilbert)的下议院议员到了英国，听到约翰·卫斯理的讲道后信主得救. 回到安提瓜岛后，他就继续传扬福音，在那里建立了循道会，并有教友2百多人. 1769年，约翰·卫斯理觉得英国循道会应当支援在美洲的工作，就派宣道士到美洲，使循道会的工作在美洲很快扩展. 
不久,美国爆发革命，争取脱离英国的管辖. 1776年，眼看美国的独立运动就快升级为武装斗争，约翰·卫斯理催促所有循道会的传道士返回英国，那时唯有在1771年前来美洲宣道的循道会宣道士阿斯伯里（或译“亚斯贝立”，Francis Asbury,1745-1816）一人不肯离开美洲，不愿遗弃当时在美国的7千名循道会教友，与他们同甘共苦，这使他赢得美国循道会上下的敬佩. 1780年，美国正式脱离英国的管辖，许多教友主张由阿斯伯里来主持美国的循道会. 但阿斯伯里劝他们要尊重约翰·卫斯理的领导地位，要他们写信请示约翰·卫斯理，请他来美国视察情况. 但年迈的约翰·卫斯理不良于行，力不从心. 
陈福中指出: “自从英藉收师临阵退缩，美国的循道会也就没有正式封立（按立)的牧师，教会的圣礼也就没有人可以主持. … 1784年9月1日，约翰·卫斯理…按立了两位传道人为执事. 他们是华库（Richard Whatcoat)和瓦西（Thomas Vasey). 次日又提升他们，按立他们两人为长老，以便差派他们到美国的循道会教会服事及主持圣礼. 另一方面，约翰·卫斯理又按立他多年的密友柯克（另译“科克”，Thomas Coke)牧师为美洲循道会的监督. ”[10] 
值得一提的是，初期约翰·卫斯理不顾圣公会的反对，鼓励有恩赐的人在未受圣公会按立的情况下作传道人（人称为“平信徒传道人”)，此举是合乎圣经所教导的“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 可惜过后，约翰·卫斯理又回到按立授职（Ordination)制度下的“圣职主义”（Sacerdotium)，认为只有按立的神职人员才能主持圣礼. 这点违反圣经的教导，诚然可悲. 
1784年11月3日，这3位新的英国教牧人员抵达美国纽约. 到了圣诞节，美国循道会在美国的巴尔的摩（Baltimore)举办了一次年会，将美国循道会改名为“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大会正式选出柯克（Thomas Coke)和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同为美以美会的会督（bishop). 在这大会上，柯克展示约翰·卫斯理所写的有关建立美洲循道会的手谕. 内中提到约翰·卫斯理把圣公会沿袭的第39条规例剔除，因为这条规例要求教会必须宣誓效忠英国皇室. 在《宗教的条款》上，约翰·卫斯理剔除圣公会原有的条款中的15项. 至此，美国的美以美会得以完全脱离了英国的圣公会.
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翰·卫斯理在1783年时已达80岁的高龄，但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我至今已经活了80岁了，感谢神，我的一生并不辛苦. 我不觉得现在比起25岁时,有更多的病痛. 这应该归功于: （1）神的能力使我能做他呼召我做的工作； （2）我每年（布道)旅行了4、5千英里的路程； （3）在白天或黑夜，我都能随心所愿地安眠休息； （4）每日定时起床； （5）我恒久地讲道，特别是在清晨的时光； （6）我爽朗坦诚的性情. 我天性多愁善感，但因着神的恩典，我再也不须忧愁了. 
1784年2月28日，约翰·卫斯理发表了《宣告书》（Deed of Declaration)，把他的领袖权力移交给100个宣道士组成的大会. 此时，英国已有359间循道会的教堂. 1790年元旦，87岁的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写道: “我现在真是一个老翁了，眼目昏花，手臂颤抖，嘴唇焦干. 我每天几乎都有缠身不去的发烧. 但是，感谢神，我并没有松懈我的工作. 我仍然继续讲道和著作.” 1790年8月，他参加了在布里斯多（Bristol)举行的循道会年会. 这时，循道会教徒在英国有7万多人，美洲有4万3千人，散布世界各地也有5千多人. 在这个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年会上，有几位宣道士询问他有何办法可使循道会长久延续下去. 约翰·卫斯理答说: “要注意培植新生的一代.” 
1791年2月25日早晨，约翰·卫斯理探访了几位弟兄姐妹后，便病卧床上，身体发烧. 接连数日，他在死亡边沿. 他一直喁喁细语地向神发出感谢赞美. 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 “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The best of all is,God is with us). 1791年3月2日，88岁高龄的约翰·卫斯理终于卸下世上的劳苦，被主接回天家，永享安息，
卫斯理宗神学的四大原理
综述形成卫斯理宗神学的四大基本原理是圣经、传统、经验和理性。其中三种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曾经使用的，在那基础上卫斯理增加了体验。圣经圣经被看作是四个基准中最源泉式（prominent)的神学资料。圣经中包含救赎所需的一切内容，是通过圣灵在圣徒心目中出现时能与基督相见。在圣灵的指导下，如此慎重地采取圣经时，信徒能将其原理应用于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传统教会传统（Tradition)成为卫斯理解释圣经和神学的重要根据，所以卫斯理认为初期教父（初期教会五世纪的神学家)，特别是325年尼西亚会议以前的教父是生活在基督教的根源最近处，是圣灵充满的有权威的圣经注释家。并且，接受了很多尼西亚会议后的教父们（Macarius the Egyptian. St. Gregory of Nyssa,St. Chrysostom,St. Augustine)的神学思想。因传统是在历史中出现的共同体的集体经验，所以对他们批判性理解使对上帝的掌权的信仰更为丰富。体验卫斯理认为对神学和圣经解释应与信徒的体验作比较来理解。这种经验（Experience)是人格参与上帝的恩典，即人与神相见（Encounter)的经验。但是在神学的解释上，比起个人的体验（神秘主义)，卫斯理更强调通过属会的共同体的经验。理性人的经验中也包括理性。理性检验圣经真理的正确性和信实性。但是卫斯理所说的理性不是中世的经院主义式、形而上学式、逻辑式的追求或思辨（speculation)，而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服务于福音的理性，即是信心的用人，是信心为前提的理性。因而，圣灵的恩典和启示先开始作用于人类理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