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存信
人物 简介
高存信　一九三六年黄埔军校炮科毕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  高存信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东北干部队政治指导员，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干部教导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总队长，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联络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炮兵干部训练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炮兵团团长，炮兵旅旅长，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参谋长兼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解放军军事学院炮兵系主任，炮兵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人物事迹
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到今天已整整五十年了。在这五十年里，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投笔从戎，立志抗日救国，云集革命胜地延安。那种刻苦学习，紧张工作，团结活泼，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犹如昨日。当前纪念抗战五十周年之际，使高存信回忆起在延安的革命岁月。
为抗日投奔延安“七七”抗战，东北军炮六旅由洛阳开赴平汉线北段，配合步兵投入抗击日寇沿平汉路南下的作战，不料在日寇大举进攻中，形成难以收拾的大溃退局面。一连串的败仗，高存信原来依靠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宿愿幻灭了。十月初，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一千余人。接着八路军在华北又取得了广灵伏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等—系列鼓舞人心的胜利。高存信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真能抗日，我把打回老家去的愿望，转而寄托在八路军身上了。经刘澜波，家父高崇民请示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他亲笔写信介绍我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高存信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高存信请求先到延安抗大学习一期，经办事处伍云甫主任同意，一九三八年一日七日，高存信到延安进了抗大。正赶上抗大迅猛发展时期，这年先后成立了八个大队，教员奇缺，因此，领导上决定高存信在抗大当军事教员，从而开始了抗大的新生活。
我在抗大四大队任军事教员，担任射击课，教学步枪。当时，我抗战热情很高，几乎每天都一面教课一面选听政治课，也不觉得累，心情还很舒畅。至延安后和在抗大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所看到的延安社会状况，与我在旧军队所经历的大不相同，这里完全是崭新的。延安所有的人抗战热情都非常高，到处都可以听到《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抗战歌声。尤其听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全都靠我们自己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抗大校歌”以及“毕业歌”等，更是激动人心，鼓舞斗志。学校里政治上民主，思想上自由，学习方法和行政制度方面都是靠学员的自觉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处处体现着人人平等，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办抗大非常重视，为了培养抗日干部，他们都是在百忙之中亲自到抗大作报告、讲课，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等活动。我在四大队工作仅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我都听到了，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当时，我还选听了时事政策、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政治课，从而对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和它所领导的抗大、八路军，在认识上又有了新的提高，发自我内心的崇敬、钦佩，拥护的思想已初步地树立起来了。并确认东北人要抗战打回老家去，一定要跟共产党走，一定要在八路军中干。
难忘的革命熔炉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我随一大队(四大队改编的)由延安迁到瓦窑堡。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跃邦、副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处主任王赤军，政治主任教员张如心，军事教育主任胡道全，他们都是红军老干部。军事教员中有王文科、袁庆才、李一、倪景阳、吉志锐等同志，还有军事教员干事潘焱(后任队长)，政治处的股长、干事有周子健、赵正洪、牛克伦等；政治教员有任白戈、郭奇、彭友今等。我们这些同志都住在大队部，编在一个党支部。政治指导员是罗应怀同志。各支队长，教导员、学员队队长，政治指导员大都是红军干部，经过学习毕业留校工作。他们都兼任本队的军事、政治教员，教育、行政、思想政治工作，都集中在几个队干部身上。这是抗大在组织体制上一个突出特点，是保证取得教学优异成绩的好体制。
到瓦窑堡后，我除继续教射击课外，还教炮兵常识，军事地形学，最后还教战术课。此时期，是我授课任务最多最紧张的时期，也是我在抗大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个时期。对我个人来说，这一年，是我在革命熔炉抗大得到哺育，受到培养教育，经受锻炼，从理论和实践中接受了共主义思想，从而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我革命一生中具有关键性的一年。今天回忆起来，从大队长，政委起，对大家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帮助都是十分感人的。军事教育干事潘焱同志，是红四方面军干部，他担任全大队军事教育、行政工作。在延安时，他与我同住一个屋子，经常给我讲一些红军过去的情况和共产党八路军现在的情况，使我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组织，八路军是劳动群众的军队。他对我帮助很大，直至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而他个人在生活上很艰苦，
在严冬腊月，身上只穿着一身棉花很薄的空心棉衣裤，夜间只有一床薄被，什么铺的都没有，贴着冷炕席而眠，从来没听他说过一个冷字、一个苦字，这种共产党人的形象，使我非常钦佩和感动。我把我的毛毯打开俩人铺用，绒衣也送给他穿。回忆起当年抗大那种亲密无间、互相帮助的同志关系，那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的生气勃勃的生活环境，真是令人无限神往。军事教员王文科是东北同乡，他教战术课，是黄埔军校十期步兵科毕业，分在东北军担任排长工作，西安事变时接受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思想。东北军在东调豫、皖之前，王文科投奔了红军，到抗大学习了一期。我到抗大时，他已当了军事教员，他给我的帮助很大，教我怎样当教员，怎么备课?怎么了解学员?还介绍备课不仅自己在屋里从书本上备，一定要到学员中去备，特别要了解他们有什么要求，思想状况怎样。另外，在我入党问题上，也给我很大帮助。他以本身经验给我介绍，入党首先要自己提出要求，告诉我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改造思想。生活会上要敢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思想状况。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按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等，因此，他也就成为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了。
到瓦窑堡和我住在一个屋的也是东北同乡倪景阳同志。他是由新疆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他教炮兵常识课，我也教炮兵常识课，所以在备课时，互相研究，共同商讨，效果比较好。他是党支部副书记，很能吃苦，处处以身作则。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在他身上我学到了怎样做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作风。在抗大工作的同志们，政治思想上所以进步较快，教学工作成绩之所以较好，与同志们互相帮助和经常自我检查是分不开的。抗大的生活管理和学习制度，主要是依靠个人自觉，依靠同志们互帮互学，互管互教。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抗大特有的好制度、好传统。
我原来是要求到抗大学习的，因为抗大缺教员，几经谈话，最后罗瑞卿副校长找我谈话才说服了我，他让我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政治。抗大对在职干部的培养是十分重视的，建立有经常的在职干部学习制度，有计划有总结。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全体在职干部停止办公一律参加学习，必须上课的教员，课后自己补学。所以我也安心工作，认真坚持政治学习。学习方法是先由教员上学习辅导课，尔后自己按规定的时间看书。在看书过程中即按予先发下的讨论题进行准备，尔后在小组进行讨论，最后再由教员根据讨论情况和提出的问题作学习小结和讲解答复问题。每门课结束时大都进行一次开卷考试，着重阐述对理论原则的理解。我学习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几门课程，如列宁主义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共产党宣言、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是通过在职学习的。我从基本理论上已初步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奋斗的道路和目标，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了信仰，决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于是我向组织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经过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考查之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光荣的抗大教员“开饭馆要有好厨师，办学校要有好教员。”学校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对教员的选择与培养。但是有的教员不愿当教员，愿到战斗部队去。毛泽东主席给教员们讲话曾讲过：“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这个教员”，“教员是最无私的，一不谋官，二不为利，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人民，乐得桃李满天下，乐得青出于兰而胜于兰，这是当教员的光荣”。他还说：“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教育事业是非常光荣的事业”。他让同志们想一想：“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呢?……”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利益引伸到当教员的光荣和责任，讲得十分透彻，使大家深得教益，曾不安心作教员工作的也都安心了。抗大还重视在实际工作中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扶持教员的威信。教员参加的会议比一般行政干部要多，有时为照顾教员的备课，在生产劳动时间上也有所减少。生活上，在延安那种艰苦条件下，还不时给教员发些大米、面粉、鸡蛋、烟等。在抗大尊师之风已普遍树立。抗大的教员们都感到无尚光荣。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一大队开展创造“斯达汉诺夫”的革命竞赛运动。历时近三个月，对调动全大队教职学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教学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以后被学校推广。“斯达汉诺夫”运动，对教员要求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要保证学员听起来易记、好懂、能理解、会运用。我所教的学员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象：一支队三个队，三百多人，都是工农出身的，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原红军的团职干部；二、三支队共七个队，七百多人，都是自愿来抗大，追求革命真理，学习自觉性很强，抗战热情很高的青年学生。在开展“斯达汉诺夫”的竞赛运动中，为了达到大队领导对教学效果的要求，我们教员都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自己担任的课程教好。当时教学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教具，有块黑板就算不错了。我给一支队学员讲军事地形课，学员们对现地的地形、地貌、地物都很熟悉，但不会看地图，更谈不上应用了。而学军事地形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会用军事地形图，作地形判断和进行战斗部署与指挥。为了帮助工农学员突破地形学这一难关，我找来一个大萝卜，把它刻削成一座山的形状，然后再切成一样厚度的几个横断面，以此作山的模型，讲解地图上的曲线；讲“等高线”时，把萝卜一片一片的摆开，一片就代表一个“等高线”，一个“等高线”按比例尺大小规定等高值多少，如五十米高吧，再迭上一片，这又是一个“等高线”，又增加五十米，这样一片一片萝卜(等高线)摆上去，就成了三百米或八百米的一座山。用这种办法讲解之后，学员们对曲线、“等高线”也就清楚了，也会用地形图计算山有多高了，使用地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给青年学生队教地形课，他们有文化，理解的很快，但他们缺少实战经验，对判断利用地形是他们的难点，这就需要把各种地形、地物在军事上的价值和利用方法等都要详
细讲清楚才行。青年学生喜欢从理论上追根问底，所以，我给他们讲射击课，讲射弹散布原理，以及利用勾股弦定律测量射击距离和修正偏差量等，都要从三角、几何方面作好准备，以便和学员们从原理上进行研究与证明。由于教员的共同努力，学员学习成绩都比较好，在“斯达汉诺夫”竞赛运动中，我和其他不少教员曾荣获“斯达汉诺夫”光荣称号。
奔向抗日前线一九三九年三月，一大队迁回延安，将原一大队二支队已毕业同学，选择一部分留校继续深造，组成两个高级队。一队培养军事干部，队长兼军事教员王文科；二队培养政治干部，我任队长兼军事教员。对王文科和我的任用，并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来自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而有两样看待，都是一视同仁，完全靠个人的表现和工作成绩，而获得组织与群众的信任。一九三九年夏初，中央已决定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到抗日根据地办学。同时，党中央决定的由张学思同志领导的东北干部队已基本筹建起来，组织上决定调我去东北干部队任队长，继续留在延安。东北干部队编为延安抗大三分校，直属第二队，习惯称之为东干队，住延安宝塔山上的窑洞内。予定学习半年挺进敌后，组建部队伺机向东北进军。东干队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有的是在东北军工作过，有的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他们到延安来，自愿报名经组织批准调到东干队的。全队八十多人。一九三九年七月开始执行半年的训练计划。军事方面重点学习游击战术、军事辩证法，毛主席《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政治方面主要是学习《社会科学概论》，《列宁主义问题》。军政课的教员除抗大三分校给选派外，还外请了许多有经验的领导同志， 如吴玉章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王若飞讲马列主义和华北问题，郭化若讲战略学，还有杨松与李延禄讲世界革命运动史、日本问题、东北问题等。在学习方法上，我们完全继承和发扬了抗大已有的优良学风，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一九三九年底， 因敌后形势的原因，确定延长学习时间，又制定了半年学习计划。政治课增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矛盾论》；军事课增加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等内容。到七、八两个月准备向敌后挺进的时候，更着重解决参加敌后斗争的实际能力的提高，专请从敌后回到延安的领导同志，如宋时轮、舒同、孙志远等同志，作实际工作情况和敌后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学习效果很好，给以后参加敌后的残酷斗争提供了好经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间，张学思同志已毕业回东干队任队长，我改任军事教员。学思同志和指导员徐健生密切配合，队里的工作大为加强。学思同志对工作抓的很紧，对日常生活也要求比较严，无论工作、生活、学习，他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背粮背柴，生产劳动，总是和大家一齐干。全队同志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真不像军阀家庭出身的人了，完全变成为一个很有修养的共产党的干部了”。东干队通过在抗大三分校的这座“革命熔炉”里生活、学习一年多，不仅在军事、政治理论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特别是增强了党性，树立了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念和为党的事业而牺牲奋斗的决心。东干队的学员是来自十三个省、市，同志们把艰苦、危险已置之度外，一心要到最艰险的东北，为驱逐日寇，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当时全队团结一致，思想统一，革命干劲十足，组织纪律性很强。在抗大三分校的一些集体活动中，东干队这个小队伍，走起路来步伐整齐，唱起歌来雄壮嘹亮，文体工作都很活跃，充分体现了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东干队在抗大三分校曾被评为模范队。一九四O年九月，我又改任为东干队的政治指导员，与张学思队长共同带领全队同志武装整队出发，向肃穆矗立的宝塔山告别，向抗大母校告别，踏上奔向敌后的征程。
当今，“抗大”已成为历史名称，但其优良革命传统与作风，以及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之发扬，乃是人们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抚今追昔，莫不如此。万众一心奔四化，“抗大”传统不可丢。[1]
个人著作
《炮兵的发展和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对战争初期炮兵的运用》
《往事回忆》
《白山黑水忆将军》
《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