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元吉
元代道士
黄元吉与谱入温陵处士黄天麟讳权公同龄。在净明道系谱中称净明嗣教、旌阳三传。出身豫章丰城（今属江西）望族。十二岁入西山玉隆万寿宫师事清逸堂朱尊师，朱尊师死后，又得朱师王月航之教。王卒，复得刘玉器重。黄元吉事刘如父，刘玉临终前嘱其嗣教，乃于西山择地立玉真、隐真、洞真三坛以授弟子。至治三年（1323），黄元吉游京师，极得公卿士大夫赞誉。 泰定元年（1324），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朝京师，向元廷推荐黄元吉并称“宜表异之”。元廷因之赐号“净明崇德弘道法师、教门高士”，为“玉隆万寿宫焚修提点”。未行，玄教大宗师张留孙挽留其住崇真万寿宫。次年卒于京师。遗嘱火葬，弟子负遗剑归西山，由徐异嗣教，为第三代传人。黄元吉毕生以阐扬刘玉学说为己任，其阐释发挥净明忠孝学说的言论，由弟子陈天和编集为《中黄先生问答》，收入《净明忠孝全书》卷六。他认为“只要除去欲念便是净，就里除去邪恶之念，外而便无不好的行检”；并认为居处端庄、斋戒沐浴、以崇香火，仅是外貌之净，应内外交养，以达真净。“学者但当行持能净、能明、能忠、能孝，久久至于真净、真明、真忠、真孝”。他对修道之士崇尚的“真人”。阐释为：“净明教中所谓真人者，非谓吐纳按摩休粮辟谷而成真也，只是惩忿窒欲，改过迁善，明理复性，配天地为三极，无愧人道，谓之真人。”认为十二真君皆慕孝道之教而成真，说明道由心悟，关键是内心的修炼。弟子问及有无罪福因果之事，则答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凡人作善者，譬如下五谷种子，分明是春种秋收，作恶者譬如弯弓入阵，决定有报箭来。”黄元吉继承和弘扬刘玉的净明忠孝思想，并将刘玉生平言行，辑为《玉真先生语录》（分内集、外集、别集）三卷。由黄元吉编集，净明道第三代传人徐异校正的《净明忠孝全书》，是净明道的基本经典。
清代道士、丹道大家、留形住世之真人
清代：黄元吉，名裳，字元吉，一说号元吉，江西省丰城县人，生平不详，清朝时曾在四川富顺乐育堂传授内丹诀法，由门下弟子笔录并编纂成《道德经讲义》、《乐育堂语录》、《道门语要》三书留传于世。据传尚有《玄宗口诀》、《醒心经注》、《求心经注》等书，惜已难于搜求。
黄元吉学际天人，修养工夫又达到“金液还丹”的高深境界，他以精深的学养透彻阐发道的全体大用，将内圣外王之学和千古口口相传的返本还原之法融为一炉，宣泄于《道德经讲义》之中。《乐育堂语录》是记述黄元吉内丹心法最为详尽的一部书，细细品读，可以想见当时黄元吉因机设教、因人而异、循循善诱的动人情景。
《道德经讲义》注本特点是：每章首揭常道，次述丹道；首言世法，次言丹法。道学精微，文理密察。本末兼赅，体用咸宜。尤以其融儒入道，而能凿空无痕；因道弘儒，而能浑全一体。明道修德，可端天下之风尚；养心养气，足正成世之人心。本人道以明仙道，字字金科玉律；体圣学以阐玄学，言言口诀心传。深入浅出，亲切平实。以之为用，可以明心见性，可以入圣登真，可以明哲处世，可以治国平天下。可藏可守，仕隐咸宜。衡情而论，确为《道德经》解本中不朽名著。无论道家儒家，皆可奉为无上圣经，视作修圣修仙之不二法门也。
《道门语要》序
念不出总持门，心要在腔子里。自古三教圣人，诀惟此而已矣！修道清静无为，随地随时皆是。不用习静观空，自然止其所止。从来道本天然，无有动静终始。人欲无事於心，必先无心於事。善恶都莫思量，有甚人欲天理。如镜之光无镜，来则应之而已。本来妙觉圆明，何事修己克己。犹目本自光明，难夹些微芥子。天地原自至宽，何恶亦何所喜。虽云有作有为，成始成终靡底。勉强亦归自然，妙入无为之理。道门语要刊成，聊述其事如此。
《道德经讲义》序
《道德经精义》例言（摘要）按：《道德经注释》曾于1970年在台湾易名为《道德经精义》出版。该书序言称：“黄注”尤为精辟，确乎言玄机，字字精义，故名曰“注释”，毋宁名曰“精义”之为得也，因易名重刊，以期普渡云云。下文摘自肖天石为《道德经精义》大字本写的“例言”。 （一）历代注释《道德经》者数百家，收入《道藏》解本亦五十余种。解注最早者为韩非与河上公。韩非仅“解老、喻老”两篇，全注自河上公始，数千年来，盛行于世者，首推王弼本。唐宋间羽流盛行，逐渐递增，可传佳本，当在二三十种之间，惟得全无一失者不多。 （二）《道藏》中所收解本，各有所长：唐玄宗本以穷理尽性、坐忘遗照、损事无为、理身理事为主；宋徽宗本共三种，多引《左》、《易》词理参证；明太祖本解注则纯以修齐治平为法；苏子由注本彻了根宗，而多见性之言，融合三家于一旨。有清一代，道家人才辈出，解《道德经》者，以龙渊子、宋常惺与黄元吉祖师为最上乘，而黄本尤能宗各家之所长，补百家之不足。宋本已刊于《道藏》第三集中，兹影刊黄本入《道藏》。 （三）黄注本特点是：每章首揭常道，次述丹道；首言世法，次言丹法。道学精微，文理密察。本末兼赅，体用咸宜。尤以其融儒入道，而能凿空无痕；因道弘儒，而能浑全一体。明道修德，可端天下之风尚；养心养气，足正成世之人心。本人道以明仙道，字字金科玉律；体圣学以阐玄学，言言口诀心传。深入浅出，亲切平实。以之为用，可以明心见性，可以入圣登真，可以明哲处世，可以治国平天下。可藏可守，仕隐咸宜。衡情而论，确为《道德经》解本中不朽名著。无论道家儒家，皆可奉为无上圣经，视作修圣修仙之不二法门也。 （四）丹道经籍，愈古愈玄。上古丹经，十隐八九；中古丹经，十隐其半；迄乎近代，十隐二三。黄元吉先生本书，成于清道咸之交，故能畅述玄机，大露宗风，举往圣之所不泄者泄之，尽往圣之所不传者传之。就丹法言丹法，即此一经，已括尽千经万典之要蕴而巨细无遗矣！先生讲学乐育堂时，入门弟子数千人，其《乐育堂语录》、《道门语要》早已风行，为世所重。至其所著《玄宗口诀》，传抄很少。所著《求心》、《醒心》诸经已失传，兹得是书，不忍再令其湮没也。 （五）本书原刊于清光绪十年，版存四川自流井（今自贡市自井区），鲁鱼亥豕，误刊不少，三年前得一刊本于殷启唐先生处，后寄还南美。今年得马炳文、马杰康二先生所藏乙亥华阳汪氏养性斋刊本，无句读；后复得南京红十字会道院精刊本于傅安澄先生处。本次影印，原拟用马养性斋刊本，经仔细校刊之后，又改用傅藏道院刊本。俞以正忙于佛事，未及执笔述其藏书因缘。 民国庚子孟冬月 文山肖天石于台北 
黄元吉《道德经注释》自序 
三教之道，圣道而已。儒曰至诚，道曰金丹，释曰真空，要皆太虚一气，贯乎天地人物之中者也。惟圣人独探其原，造其极，与天地虚圆无二，是以成为圣人。能刚能柔，可圆可方，无形状可拟，无声臭可拘，所由神灵变化其妙无穷，有不可得而窥测者。若皆自然天然，本来特事，处圣不增，处凡不减。即等而下之，鸟兽草木之微，亦莫不与圣人同此一气、同此一理。试观汪洋大海，水至难测者。然而一海所涵水也，一勺所容亦无非水。太虚之气，亦犹海水一般。天地、圣贤、人物，虽纷纭错杂，万有不齐，而其受气成形之初，同此一气。除此以外，另无生气，亦别无生理，所争者，姿禀之各殊耳。孟子曰，尧舜与人同；又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诚确论也。无如世风日下，民俗益偷；大道虽属平常，而人多以诡怪离奇目之。所以儒益非儒，释益非释，道益非道矣。若不指出根源，抉破窍妙，恐大道愈晦而不彰，人心愈坏而难治——势必至与鸟兽草木同群，而圣贤直等诸弁髦，大道益危如累卵，虚悬天壤，无人能任斯文之责矣。恭逢盛世，天下平安，适遇名山道友，谈玄说妙。予窃听之，实非空谈者流，徒来口耳之用，因得与于其际。群尊予以师席，故日夜讲论“道德”一经，以为修身立德之证，不觉连篇累牍。第其瑕疵迭见，殊难质诸高明。然亦有与太上微意偶合处，不无小补于世。众友请付剞厥，公诸天下后世。予于此注，实多抱愧，不敢自欺欺人。无奈众友念切，始诺其请。兹刊刻肇始，予故弁数言于篇首，以叙此注之由来如此。光绪十年孟冬月 谷旦 元吉黄裳自序
黄元吉真人 乐育堂一脉远古传承： 
广成子——黄帝——岐伯天师——老子——尹喜——麻衣道者——陈抟——火龙真人——黄元吉祖师黄元吉真人 乐育堂古道近代当代传承：第一代（元）： 黄 裳（元吉）第二代（恒）： (富顺)陶炳南（恒真）郭明赋（恒秉）朱达成（恒泰）李应元（恒阳）第三代（真）： 刘客舟（真元）官德懋（真贯）龙腾剑（真清）康千里（真道）第四代（常）： 赵德正（常静） 梅自强（常明）第五代（贤）： 廖贤阳 梅忠恕 等注；1、廖贤阳道长传承的乐育堂古道，其顶尖部分来源四代大成就者赵德正老先生。新法来源四代学者梅自强先生。2、目前乐育堂一脉出来公开传道的，只有廖贤阳道长一人。
清代翰林学士
黄元吉（1720—1800年），清福州候官（今台江区洋中圣王庙金墩街）人，字宗藜，号巩溪，黄正睿长子，清乾隆十六年解元，十七年联捷进士。历清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学士，累官至台湾淡水港竹堑通判，遂家于台湾淡水新竹而居焉。清康熙庚子年正月初四日生，清嘉庆庚申年八月十五日卒，配甘氏，湖广副总兵国宝次妹。子二：长男黄成书世居台湾淡水港竹堑黄宅，次男黄成训守居福州榕城候官文山铺圣王庙金墩街。弟黄金声（即黄正睿次子）字宗文号集亭清乾隆丁卯科亚魁举人配杨氏继配魏氏侧室杨氏子成言世居福州候官。
1世黄震旦（福州金墩初祖莆田黄石金墩黄幼洛子）-2世黄俊-3世黄大成-4世黄元吉（1720-1800年黄正睿长子出承福州台江圣王庙金墩街黄大成为嗣）台湾淡水港始祖解元翰林学士通判-5世黄成书1745年-6世黄嘉荣1775年---7世黄惠1805年---8世黄玉柱1835年---9世黄彦鸿1866年---10世（黄浚、黄济、黄溥、黄瀚、黄均1914年）---11世（黄晟、黄燧、黄度、黄麟1943年）析居北京、福州台江圣王庙金墩和台湾淡水港（据莆田沙堤金墩黄氏宗谱
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
黄元吉（1897—1969）原名黄中元。 江西九江人。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1917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1918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192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应聘到福特汽车工厂工作。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任教，讲授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课程。1926年应聘到北京海关总署《经济月刊》社任编辑。1928年去上海，历任上海银行支行主任、副襄理、经理等职。1947年到青岛，任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青岛解放后，继任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先后当选为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1950年冬，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担任民建青岛分会筹备委员会、民建青岛分会委员会和民建青岛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民建山东省第一届代表。是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青岛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山东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青岛市人民政府、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69年2月24日病逝于青岛。
首义之甲种功勋
黄元吉，字建宇，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湖北应城陈河人。少年时的黄元吉机灵聪明，胆略过人。长大后，到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入伍不久，考入湖北讲武堂，先后参加了进步组织武德自治社、群治学社和共进会，从事革命活动，并与曾省三等一起创建进步组织自新文学社。 
1910年4月，湖南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官府派兵镇压，长沙全市罢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给湖北革命党人黄申芗的书信约定，湖北、湖南同时起义。黄申芗收信后，立即与自己信得过的黄元吉、查光佛、吴王佐、汤行健、丁仁杰、江炳灵等人密谋，打算成立临时军政部，以便起义时统一调度指挥。后因抢米风潮平息，焦达峰停止了攻打长沙的行动。武昌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也传播开来，清政府大肆逮捕革命同志，黄申芗、汤行健等人逃到上海教堂避难，湖北的起义也被迫取消。黄元吉因为身份尚未暴露，仍然留在军中伺机行动。
湖北新军中有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中发展。两团体的领导人常以人数众多而自炫，甚至彼此歧视，给革命运动带来诸多不便。黄元吉、陈孝芬、刘复基等认为两组织虽分属两派，实为一体，政治目的一致，如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于是他们积极奔走于两派之间，使得两团体同意推举代表，相互协商。1911年5月11日，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住处开会，协商未获结果。会后，黄元吉等人在两组织间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讲明比力量、争权力不利于协商、不利于革命的道理。6月，在黄元吉等人的极力撮合下，于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家中举行第二次协商会议，达成“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协议。9月14日 ，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家召开第三次联合会议，实现了文学社、共进会的联合，决定以蒋翊武为总指挥，管军令；孙武为军务部长，管军政；刘公为总理，管民事。两团体的联合，为武昌首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10月9日，黄元吉、邓炳三、杨玉如、马骥云等20余人密议当晚9时起义，决定以坛角工程队举火为号，以营中原有白三角巾捆左手为暗记。随后，黄元吉直趋武昌小朝街82号，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蔡大辅、徐达明、王华国等会晤，然后到千家街杨洪胜处告以消息；再找到测绘学堂方兴、第三十一标赵又云、陈献斌等，叮嘱他们做好起义准备。不料，湖广总督瑞澄突然调来巡防营、警察队、消防营、守卫队、巡警教练队，分布各街巷，以10人为一班，尽力巡查，异常严密。这一夜不仅没有集合的机会，各革命机关也同时被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就义。坛角工程队虽然点了火，却没有人响应。
10月10日上午九时，黄元吉从后山到胭脂巷附近，遇到胡祖舜，相互之间不敢说话。胡见黄的神情后，尾随黄到一偏僻处。经商议，黄元吉到第三十一标一营通知赵又云及各同志，并嘱咐赵通知测绘学堂的方兴等，然后黄出城到南湖与陈子龙等接洽，告诉陈当天下午吹下操号时发动起义。当时盛传孙中山派了几千革命党人到武汉，枪支、子弹、炸弹很多，瑞澄听后非常害怕，下令全城戒严，命令各军营士兵不准相互走动，不准接待客人。原定当天吹下操号时起义，但因当日各种号都没吹，只好改为第三十一标举火为起义暗号。商议妥后，黄元吉四处通知革命同志，让他们为起义作好准备。
晚上8点多钟，工程营督队官阮荣发被熊秉坤击毙，各标营听到枪声都纷纷响应，一时武昌城内枪声大作。黄元吉带队响应，率赵又云、陈献斌、江光国、程英侯、刘少廷等200余人攻打楚望台。占领楚望台后，派马明熙等人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黄元吉又同蔡济民、熊秉坤、吴醒汉及各位同志集合第二十九标、工程营、第三十一标、第四十一标等部队进攻督署；同时，命令炮兵到蛇山向督署射击。因为天太黑，炮弹总不能命中，冲锋数次，仍攻不下督署。见此情况，黄元吉带领几名士兵将督署附近的六也茶馆点燃作为目标，督署才被攻占。瑞澄、张彪等人在辎重八营的掩护下，从督署后墙穿洞逃上军舰。不久，黄元吉带人到督署，里面的人都逃光了。这时，天已大亮，黄元吉等人聚集在咨议局，扶助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咨议局改为军政府，一面招汤化龙到军政府议事，以维持秩序，一面派兵守住藩库、官钱局、善后局、度支公所等处。午后一点左右，第三十1911年10月11日晨，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湖广总督署标管带率200多清兵向督署反扑，督署里的人纷纷逃跑，乱作一团。黄元吉指挥士兵奋起还击，打退敌人。下午，黄元吉随黎元洪到左旗，召集各标营士兵训话。由于当时非常混乱，各城门都无人防守，黄元吉奉命布置了各标营的守城任务。10月14日，经黄元吉等人再三劝说，晓以大义，黎元洪等剪去辫子，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黎元洪委派黄元吉为军政府参谋，后代理第三协统领。
10月15日，清廷派荫昌率二镇陆军及萨镇冰统领海军楚有、楚谦、楚豫、楚太、建安、建威等舰，水陆两路夹击起义军，阳夏战争爆发。为了先发制人，起义军准备先进攻汉口刘家庙的清军，再向北进攻，阻止清军南下。10月16日，黎元洪在阅马场誓师，登台祭告天地，悬赏缉拿瑞澄、张彪等人。黄元吉奉命率领敢死队连夜渡江，拂晓开始攻打刘家庙的清军。10月17日，起义军向三道桥发起进攻。当日，荫昌的先头部队约一标人到达滠口附近，等待后续部队。下午2时许，清军攻势加强，起义军的阵地眼看就要丢失，黄元吉率敢死队拼命从敌右侧进攻，打退敌人，并与敌人在刘家庙、丹水池一带展开了拉锯战。10月18日，熊秉坤所在的一协、谢元恺所在的一标渡河增援，于下午1时许将刘家庙、丹水池完全占领，歼敌500余人，残敌向滠口溃逃。 
10月19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滠口、三道桥一带的七里河对攻。下午，起义军的炮弹击中清军运兵车头，同时，滠口一带的草房也被击中起火，清军大乱。3时许，起义军攻过滠口及戴家山一带，清军向孝感溃退。黄元吉等人力主乘胜追击，或在滠口、戴家山一带设防。临时指挥官何锡藩不听，且退兵到刘家庙、造纸厂一带。随后，何以生病为由不再担任临时指挥官。黎元洪不顾众人反对，委任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张景良原为张彪部下统带，心怀异图。张到任后，消极怠工，不发作战命令。而敌人却争分夺秒在滠口、戴家山一带布防，在三道桥口架设机枪，尽力死守待援。
10月25日，黄元吉等奉命率敢死队占领滠口、戴家山一带，拂晓向三道桥搜索前进，第二标统带谢元恺率部向戴家山一带涉水前进，并同时向清军发起进攻。因为清军在三道桥口架设了机枪，所以冲锋数次都攻不下来，双方在三道桥的七里河一带相峙。10月27日，冯国璋、段祺瑞率清廷援军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因为临时总指挥张景良错误指挥，损失惨重，相继溃退到谌家矶、大智门一带。10月31日，汉口完全失守。冯国璋纵火焚烧汉口3天，烧毁数千民宅。虽然清军在战争中暂时占了优势，但已完全丧失了人心，人们争相支援起义军，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加上袁世凯不断给清廷施压，12月2日早上8时，清廷宣布停战，并派代表南下议和。
议和成功后，孙武个人权力欲望恶性膨胀，自认为在湖北革命军中资深且富于智谋，却没有得到重用。他鄙视旧日革命同志，并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召集一批失意军官如张振武、孙发绪、蓝天蔚、王正廷、朱瑞、石星川、夏占奎等组成民社，以黎元洪作为民社的后盾，并在武昌成立以“拥黎（元洪）反孙（中山）”为目的的民社分社，命令黄元吉把统领职务交给夏占奎。于是，黄元吉与孙武产生了矛盾。2月27日，黄申芗、向海潜等策动“倒孙事件”（即武昌二次革命），黄元吉、李基鸿等人积极参与。此前，孙武听到风声，已经避到汉口。后经调解，孙武发出退职宣言。
1913年，北京稽勋局叙首义之功，黄元吉名列甲种。之后，1915年“讨袁”及1917年“护法”，黄都挺身而出。1927年，革命转入低潮，他仍率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从事农运工作，一度被捕入狱。1938年，武汉失守，他深感难以自保，遂组织地方武装，参加抗日游击队。1941年3月，黄元吉当选为应城县抗日民主参议会议长和鄂豫边区参议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进驻湖区，黄为地方安全努力调停。1949年2月，黄元吉被国民党军队枪杀。生前撰有《革命烈士传》、《祝炳奎传》、《吴王佐传》及《汤行健事略》等手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