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巫蛊
简介
制造通俗的讲蛊其实就是一种毒虫，所说的巫蛊之术就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因为古时候缺乏医学知识，所以人们才将这一现象和巫术联系到一起。
列举一个制作巫蛊方法：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在一个容器中，密封十天，开封后存活下来的那只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蛊的首选，然后经过饲养（略去方法）最终就是蛊，把它的粪便放在被人家的水井或粮食里吃了的人肚子里就会长虫，慢慢身体虚弱而死。
蛊，音同古，相传是一种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传说放蛊是我国古代遗传下来的神秘巫术；过去，在中国的南方乡村中，曾经闹得非常厉害，谈蛊色变。文人学士交相传述，笔之翰籍，也俨然以为有其事；一部分的医药家，也以其为真，记下一些治蛊之法。
制蛊法：多于端午日制之，乘其阳气极盛时以制药，是以致人于病、死。又多用蛇、蛊、蜈蚣之属来制，一触便可杀生。分类蛊之种类有十一种：蛇蛊、金蚕蛊、篾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疳蛊、肿蛊、癫蛊、阴蛇蛊、生蛇蛊。
其余有些特殊的，分说如下：
癫蛊：传说多是壮族所为，把蛇埋土中，取菌以害人。
疳蛊：又谓之“放疳”、“放蜂”。据说，两粤的人，多善为此。方法是：端午日，取蜈蚣和小蛇，蚂蚁、蝉、蚯蚓、蚰蛊、头发等研末为粉，置于房内或箱内所刻的五瘟神像前，供奉久之，便成为毒药了。
泥鳅蛊：用竹叶和蛊药放水中浸之，即变有毒的泥鳅。
石头蛊：用随便的石头，施以蛊药而成的。
篾片蛊：将竹片施以蛊药后便成。
金蚕蛊：据说这种蛊不畏火枪，最难除灭；而且金蚕蛊还能以金银等物嫁之别人。《岭南卫生方》云：制蛊之法，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视其独存的，便可为蛊害人。
历史记载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伯伐许，颍考叔被本国大夫公孙阏（子都）用暗箭射死。战争结束后，郑伯为惩治射颍考叔的凶手，命军队出貑（公猪）及犬、鸡，诅而射之。传世之《祖楚文》，据考为秦惠王诅咒楚怀王的告神之辞。汉代，诅咒术十分盛行，故法律规定对诅咒者处以死刑。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纸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日诅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针刺之，认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
西汉武帝晚年，奸佞江充诈称武帝得病是由于巫蛊作祟，以预先埋设的偶人诬害太子，结果造成太子及其家属全部遇难，连累而死前后共数万人的大冤案。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及八十一回，赵姨娘买通女巫马道婆剪纸人和做木偶人陷害凤姐与贾宝玉，也属此类。毒蛊指用毒虫害人。又称蛊毒、放蛊、蛊术等，封建法律严禁，自汉代起即规定，对蛊人者处以斩刑。近代则闽、粤及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行毒蛊之术者，名目繁多。
《史记.封禅书》：“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汉书.武五子传》：“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祝诅事发觉，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胥，指文陵厉王刘胥。
《汉书.王莽传》：“宗姊妨为卫交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
《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驱蛊录》：“隋书志江南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相传不绝。”
清刘昆《南中杂说》：“世传南人能造蛊......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一月刊，则阁门并命矣。”
——参阅张紫晨《中国巫术》。
巫蛊之祸
历史史实征和二年（公元前91），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久之，巫蛊事多不信。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武帝乃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巫蛊之乱的发生，包括四个阶段：（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8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受害者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 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经过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瘥（chài，病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
“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
“（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
“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太子随即杀死江充，处死上林苑中的巫蛊术士。但是百密一疏，让苏文侥幸脱逃，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父子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被苏文等人连续欺骗两次后终于上当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纠集了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皇后自杀，太子宾客多人亦被捕杀。此时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曰：“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武帝醒悟，有悔意，但并未赦免太子，太子逃到湖县一户贫家，户主常卖屦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因为刘据派人找他而被人发现，官吏围捕太子，太子因拒绝被捕而自杀，户主亦被杀。
平反与清洗
征和三年（公元前90），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察觉，却难以推翻自己之前的作为，看守高帝庙的小郎官田千秋正好在此时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武帝大悟，于是借机下台，将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为“子弄父兵”，同时召见田千秋，并颇有深意地说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并因此在一年间将田千秋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丞相。随后。武帝愤而族灭江充及刘屈氂家族，焚苏文于横桥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
武帝痛惜太子无辜，于是在爱子丧生的湖县（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县豫灵镇底董村南）修建思子宫以及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举令天下唏嘘不已。戾太子一案极大刺激了晚年的汉武帝，促使他颁布轮台诏，对自己过去几十年间的作为进行自我反思，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并为昭宣中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太子死后，武帝迟迟不立太子，时为武帝长子的燕王刘旦请求宿卫长安（显然意谋太子位），武帝斥之曰：”生子当置齐鲁礼仪之乡！“并惩罚燕王，削其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后元二年二月乙丑，武帝病笃，终于决定立赵国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皇太子，翌日以霍光（霍去病异母弟）为大司马大将军，命其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辅少主。第三天武帝驾崩。
太子有三子一女，长子史皇孙刘进（即汉宣帝刘询之父），一女尚平舆侯嗣子。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留下皇曾孙刘询。十七年后刘弗陵去世，无子。权臣霍光废刘贺后，扶助刘询登上帝位，是为宣帝，即位后刘询颁布诏书：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谥刘据曰“戾”（东汉著作 《说文》:“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故而“戾”字应取蒙冤受屈之意），所以刘据又称“戾太子”。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汉武帝受奸人蛊惑，小人利用武帝晚年的多疑乘虚而入，由是酿成了这对原本亲厚的父子间的悲剧。
涉及作品
玄色《哑舍·巫蛊偶》
陆群《湘西巫蛊》
天干地支《巫蛊谜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