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子贞
人物简介
  张子贞将军张子贞，字青圃，于1879年诞生于云南大理龙尾古城。1905年，青年时代的张子贞被选送到日本振武陆军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校期间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张子贞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在云南讲武堂任步兵教官。在同年举行的辛亥重九革命中，张子贞率讲武堂学生积极作战，革命成功后任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牒查部长，后任滇军第一师少将旅长、中将师长。1916年护国运动时，张子贞任护国军总参谋长、云南都督府参谋厅厅长、护国第六军军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期校长，护国胜利后中华民国大总统授予张子贞勋三位、二等嘉禾勋章、三等嘉禾勋章、将军府将军衔。1921年，支持顾品珍反对唐继尧的独裁统治，任整编后的护国第二军旅长。1922年，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军务院参议。1929年，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1930年，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部总参谋长。
张子贞在近代中国辛亥重九起义、讨袁护国运动、反对唐继尧独裁等历次革命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离开云南后，张子贞参加了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在晚年寓居上海期间，张子贞同情共产主义，协助上海地下党工作，是一个毕生为中国的民主和富强探索道路的革命者。1931年，张子贞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52岁。
生平志业
云南虽地处边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出现过许多敢为天下先的著名军事将领，张子贞即为其中之一。
张子贞，字青圃，他一生的历史，是他所处的那个铁血峥嵘伟大时代的缩影，他的经历和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紧密相连，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是反对封建独裁统治、支持和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将领。张子贞的革命生涯和军事活动,从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经历了留学东瀛、任教云南讲武堂，经历了辛亥重九起义、讨袁护国起义、反对唐继尧独裁统治、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和二次北伐等历次革命斗争，以及后期对国民党左派青年将领的协助和支持。
留日时期
1905年，26岁的张子贞与赵钟奇、姜梅龄东渡扶桑就读于日本振武学堂，加上1903年入校的杨振鸿、罗佩金等，1904年入校的谢汝翼、李鸿祥、李根源、唐继尧、张开儒、赵复祥、顾品珍、王廷治、叶成林、叶荃、孙永安、刘祖武、欧阳沂、顾万祥、刘德坤、庚恩赐（后改名为庚恩旸）等，当时在校云南籍学生共计40人。振武学堂里的主要学科有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地文学、生理学和各种典范令等。1905年8月，孙中山到达东京，将兴中会、黄兴派的华兴会和章炳麟的光复会合并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举孙中山为总理，由黄兴等分任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工作，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张子贞等经常参加同盟会的集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多次演讲，对孙先生所讲的“君主立宪好比马车，民主共和好比火车，必须抛弃马车乘火车，国家才能进步”的主张深为赞赏。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于1906年毅然第一批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士官学校的云南同学中，李鸿祥、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黄毓成、张开儒，叶荃、赵复祥和黄毓英等也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先后加入同盟会，并组建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出版刊物《云南》。这些军校学子，日后都成为了云南推翻帝制重九起义的中坚力量。
讲武堂时期
1911年，张子贞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云南任陆军讲武堂步兵教官，同为教官的还有李烈钧、唐继尧、顾品珍、张开儒、刘祖武、罗佩金、庾恩旸等，李根源被任命为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练，后为总办（校长）。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于1907年9月，大批受到进步思想熏陶的留日军校学生被聘为教官，在担任教官的47人中，有张子贞等17人属于同盟会成员。作为教官的张子贞，不仅向讲武堂学生传播进步思想，而且还秘密在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张子贞归国，充讲讲武堂步科教官，讲授中屡以种族、人权之说，激发生徒，暗播革命种子”。[i]朱德就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因此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当时实际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的学校，并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人材，如早期的朱德、叶剑英，以及随后的龙云、卢汉等。这些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讲武堂学生被分配入新军任职，掌握了部队军权，为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都打下了坚实的革命基础。
重九起义时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首义。为了响应武昌首义，包括张子贞在内的云南革命党人积极行动起来，秘密地连续举行了5次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和部署起义，张子贞先后参加了第一、第四和第五次秘密会议。1911年10月16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晚7时至11时，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张子贞、沈汪度在昆明萧家巷刘存厚家举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讨论并决定事项：“一、刘存厚报告四川争路之近情，可为革命之机会。二、研究革命之进行法。三、联络革命之必要人材。四、同举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如左：甲、本夜列席者勿论。乙、蔡锷、韩凤楼、罗佩金、雷飙、李凤楼、刘云峰、谢汝翼。五、同议可共事革命之人员如左：李根源、庾恩旸、李鸿祥、黄毓英、邓泰中等。”[ii]在这次会议中，包括张子贞在内的同盟会骨干和首领们分析了云南当时的世局，并商定了联络共谋革命的进步人员，为武装起义做了初步组织准备。1911年10月25日7时至10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张子贞、殷承瓛、沈汪度、雷飙等人，又在昆明萧家巷刘存厚家举行了第四次秘密会议。据会议记录说明，是夜天雨，赴会人员均不带随从，冒雨单人步行至刘宅。到会人员歃血为盟，用白纸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须”，全体人员看过后，将写有誓词的白纸烧了，灰烬调入酒中，众人分饮表结同心。1911年10月28日7时至次日凌晨3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张子贞、沈汪度、李鸿祥等人，在昆明洪化桥唐继尧家中举行了第五次秘密会议。这是昆明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前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了起义的兵力配置、攻击计划、军事指挥以及发动时间等重要事项，并决定由张子贞率讲武堂在校学生在城内接应，全体起义部队务必于10月31日拂晓占城昆明四城门及圆通山，开始总攻击。在经过5次秘密会议后，10月30日下午3时，蔡锷和李根源、唐继尧、张子贞、沈汪度、雷飙等人又再次碰头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按照原定计划于本日深夜起义。[iii]根据李根源回忆：“（10月30日）蔡松坡等在巫家坝，闻得北校场已开始发动，遂率领罗佩金步兵七十四标、韩建铎炮兵十九标两部，谢汝翼、雷飙、唐继尧……张子贞等及讲武堂、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全部员生攻打督府及各机关、各城门。至次日正，全城大定。”[iv]“蔡锷等以居中内应，非讲武堂莫属。子贞自度于学生素有信用，遂慨然任之。及期，事泄早，同盟各军仓猝起，子贞即率全体学生出，先破西城门，迎入炮兵，助攻军械局及清督署，力战达旦。”[v]
根据刘存厚的会议记录和李根源的回忆可以看出，参加筹备起义的唐继尧、刘存厚、蔡锷、张子贞、沈汪度、李鸿祥、殷承瓛、雷飙、黄毓英、罗佩金、谢汝翼、韩凤楼、黄永杜、黄毓成等14人是发动云南辛亥重九起义的主要骨干人物，其中张子贞参加了5次会议中的3次，特别是最后的两次重要会议以及起义前一刻与蔡锷的临时会议，并直接率领讲武堂学生军“开各城门、居间援助”，[vi]“攻下军械局”，[vii]直接参加第一线战斗，这些都表明他是辛亥昆明起义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1911年11月1日，重九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内置一院（参议院）、三部（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张子贞任军都督府参谋部谍查部部长。“参谋部主军事上一切谋画……其下分设部凡七：一曰作战；二曰牒查；三曰编制；四曰兵站；五曰辎重弹药；六曰炮兵材料；七曰测地。以谢汝翼、张子贞……任之。”[viii]张子贞担任牒查部部长后，“侦探内外情形，预防国际交涉，昕夕无少休”[ix]随后，云南军都督府招募新兵，改编军队，对军队建制进行了改革，改原清军的镇为师，协为旅（后为梯团），标为联，营为大队，队为中队，排为小队，军政府调任张子贞为步兵第四联长。军政府刚成立之际，蒙自发生兵变，蔡锷命张子贞离昆南下戡乱，张子贞到蒙自后收服叛军，编入军政府军队，叛乱遂被制止，维护了新生的革命军政权。
云南光复，在全国以省而言仅在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之后而排列第五，在西南地区则为首义。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省内秩序迅速恢复，为支援邻省反封建帝制革命，起义胜利仅半个月就先后派出滇军援川、援黔和援藏，敢为天下先，为全国首举！为辛亥革命和全国反帝斗争造成宏大声势，并为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子贞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援川、援黔的军事革命斗争中。
援川援黔时期
1911年11月11日，云南军都督府议“援蜀案”，标出三大宗旨：“一、天府之国，为形势所必争，川乱平，则鄂无牵制；一、铁路风潮起，各省次第反正，川为赵、端钳制，转不能独立，应扶助之，俾五族早定共和；一、赵、端大肆淫威，政、学、商、绅，死亡枕籍，宜披发缨冠往救。”[x]旋即组织援川军一师，都督蔡锷乃以军务总长韩建铎为师长兼援川军总司令，下辖两个梯团，命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张子贞为第一联联长，黄毓英为大队长。张子贞率所部兵经由贵州威宁、毕节、永宁向四川泸州、重庆前进。12月中旬，张子贞进驻四川泸州，“沿途惩办匪徒，剿抚兼施，擒斩匪首多人，川南以靖。”[xi]随后，由于四川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川、滇军的误会日益加深，又加上援川巡按使郭灿（四川人）被第一梯团张开儒所辱，引起川军强烈不满，川滇两军几欲发生冲突。这时，张子贞以大局为重，代表蔡锷亲自向巡按使郭灿道歉，避免了川滇两军的进一步冲突。这时，重庆、泸州已经被第二梯团光复，梯团长李鸿祥欲溯长江北上，亲自率师赴富顺、自流井，筹议北伐，留联长张子贞率步兵第一大队及弹药驻泸，作为北伐基地。这时川滇两军有生龌龊，面对川军的无理挑衅，“张子贞等愤不能忍，电请蔡都督准许，愿以死力大搏一战，进取成都。”[xii]蔡锷接电后，阻止安抚张子贞等，“以北伐为急，内哄为耻，虽衅由蜀开，我仍按兵不动，务始终顾持大局。”[xiii]张子贞诸将接到电报后悉听命停兵，张子贞率兵直上富顺，与川军调和，协议北伐，随后滇军与川军的误会逐渐消除，加上陆军总长黄兴、陕西都督乞援于滇军。于是滇军与川军仍然遵守约定，共同北伐。于是，“二月十八日，援蜀滇军总司令官韩建铎、第一梯团长谢汝翼，第二梯团长李鸿祥、自贡支队长张子贞，会蜀军政府北伐团全权大使于自流井，商定北伐约。”[xiv]滇川两军约定北伐后，川军出陕，滇军出荆襄，张子贞任北伐军支队长，遂率军进驻重庆筹备军械军需，当时四川东部的治安，多倚赖张子贞维持。后重庆军政府想违背协约，张子贞“力与争之，至欲用兵，以大局威迫乃止。”[xv]张子贞以大局为重，维护了北伐军的团结，随后带兵离开重庆向武汉进发。张子贞离开重庆后，川军又复自乱，重庆都督潜逃，为了保障北伐顺利成功，张子贞改变计划，率军返回重庆，平定乱军，稳定了北伐军的后方。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于是滇川北伐军停止前进。同年，蔡锷命令张子贞为支队长，率黄毓英、马为麟所部，助唐继尧援黔，于是，张子贞率黄毓英、马为麟等部离开重庆，进军贵州，“子贞削平各地土匪，皆所向披靡，黔人多叹服之者”[xvi]张子贞在遵义、铜仁等处平定了匪患，恢复了治安和秩序。1个月后，张子贞再派所部军队，由湄潭、思南，出铜仁，扑灭当地叛军，自此贵州境内逐渐恢复平静。当时的贵州都督唐继尧电调张子贞领兵赴贵阳，商办善后事宜，并要求张子贞屯兵贵州，协助维持秩序，但张子贞不愿久留贵州，于是婉言拒绝了唐继尧。
授勋和军衔
在完成援川、援黔的军事任务后，张子贞于1912年6月率部离黔回滇，7月改任步兵第二团团长，招练新兵。12月28日，奉中华民国大总统令，张子贞晋升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授陆军少将衔。1914年3月12日大总统令，张子贞晋升为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授中将衔。
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发表接任帝位的申令，接下来他开始用高官厚爵来笼络各地军政要员已达到称帝的目的。21日，袁世凯在全国各地掌握兵权的将领中开始授予五等爵位，其中封唐继尧等9人为一等侯，封张子贞等19人为二等男，全国共计封爵128人。随后袁世凯派专使何国华赴云南举行所谓封爵授勋大典，唐继尧、张子贞、刘祖武等人假意接受。大典之日，唐继尧着陆军上将服，张子贞、刘祖武等4位将军，着陆军中将服，肃立恭迎何国华至督署。12月17日，李烈钧等人到达昆明后，便与唐继尧、张子贞、刘祖武等于忠烈祠讨论反袁大计，做出了：一、增加兵力，二、筹划军费，三、补充军械，四、调遣军队等四项决定。[xvii]12月19日蔡锷等人安全抵达昆明，12月21日唐继尧在第一师师部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参加的有：任可澄、张子贞、刘祖武等。蔡锷起立发表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随后众人举行了准备起义的第四次军事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宣布起义日期不可再缓”，遂决定紧急行动，先电袁氏，令其取消帝制，然后宣布云南独立。12月22日，又举行了起义前的第五次军事会议，起义将领们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参加宣誓的人员为：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任可澄、张子贞、罗佩金、顾品珍等39人。其誓词为：“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弑。[xviii]1995年12月24日，张子贞、刘祖武以陆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身份向全国发出《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电》，通电反袁，“子贞等全体军人，协同一致，此举实为保存我中华庄严灿烂之民国，铲削千古未有之奇耻”，“纯出于爱国热忱，并无一毫意气存乎其间，堂堂正正，大义昭然”，要求全国人民，“奋袂而起，合力同心，扫除帝制，重建共和。”[xix]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暨军政全体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30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张子贞等19人，再次联名致电各省军政长官，促各省兴师讨袁。[xx]31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张子贞等9人联名发布《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之通电》。[xxi]云南宣布独立后，成立云南都督府和护国军，制定了《云南都督府组织条例》，并以陆军第一师为基本队伍编制护国第一军，原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任都督府参谋厅厅长、护国军总参谋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期校长。[xxii]随后唐继尧又任命张子贞为护国第六军军长，出兵广东。护国战争胜利后，黎元洪颁布大总统令，授张子贞二等嘉禾章、三等嘉禾章、将军府将军衔。
反对唐继尧独裁
护国战争结束后，张子贞与唐继尧的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袁世凯曾经任命张子贞为云南将军，试图取代唐继尧，虽然张子贞予以坚决拒绝，并且张子贞当年在唐继尧回滇任都督时曾起过关键的支持作用，但任人唯亲的唐继尧对有实力威胁自己地位的张子贞已不放心，而且由于李根源对唐继尧的不满和失望，转而策动张子贞等反袁，后来段祺瑞更要张子贞做云南督军以取代唐继尧，这些都更加加剧了唐继尧对张子贞的不信任。护国战争后，唐继尧利用张子贞家严治丧的机会，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削去张子贞兵权，后来唐继尧更进一步将张子贞解职，从此张子贞与唐继尧分道扬镳，随后张子贞发动和参与了两次倒唐运动。根据张子贞的挚友戢翼翘先生[xxiii]回忆，1918年7月，张子贞到楚雄来找戢翼翘，希望能把唐继尧推翻，由于张子贞既无军职，又无可靠部队，想借戢翼翘在楚雄的两旅兵攻唐。但戢翼翘予以婉言拒绝，戢翼翘对张子贞说：“我的军队不能帮你的忙，双方都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帮他打你，也不能帮你打他。”这时唐继尧不在昆明，他的弟弟唐继禹代理督军，已获悉张子贞谋不利于唐继尧的事，下令通缉张子贞。在张子贞到达楚雄时，唐继禹的通缉令也到了，悬赏20万银元，如经拿获就地正法，若隐匿不报或纵逃，一律军法从事。这通缉令是用电报打来的。戢翼翘就对张子贞说：“你走，可以从我的防地到缅甸去。”张子贞便由楚雄安全出走，经缅甸到北京去。[xxiv]张子贞第一次试图发动倒唐以失败告终，随后张子贞在北京被中华民国陆军部加将军衔，任将军府将军、[xxv]军务院参议。[xxvi]1921年，顾品珍率驻川滇军将士回云南，推翻唐继尧独裁统治，任滇军总司令，张子贞、李鸿祥两位将军回到云南，张子贞任护国第二军旅长。1922年，唐继尧复辟，顾品珍战死，3月9日，金汉鼎、警察厅长朱德、旅长唐淮源等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和机枪营、警卫连离昆西去，后来赶到的有罗佩金、张子贞等一行人。后罗佩金被害，金汉鼎、朱德、张子贞一行改变原计划，由牟定、姚安一路退向川南，到四川渡口时，只剩下十几人，一路上真是险情迭生，历尽艰辛。众人于4月下旬到达重庆，四川督军刘湘、重庆警备司令杨森派人前来迎接，6月，众人离开重庆去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朱德自费赴欧州学习和考察军事，张子贞则在上海寓居至1924年。
北伐战争时期
1924年冬，杨杰将军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回国任国民军第3军参谋长，由于杨杰将军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是张子贞的同学[xxvii]，护国战争时是同志，同时还是云南大理同乡，私交关系甚好，于是杨杰将军邀请张子贞任国民军第3军参谋。1925年3月，杨杰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张子贞任参谋，9月后杨杰、张子贞旋脱离国民军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杨杰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总参议，张子贞任参议，参加北伐。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杨杰历任第6军17师师长、第1纵队队长、第6军副军长并代理军长、第18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张子贞都作为参谋或参议辅佐杨杰。1928年杨杰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二次北伐，张子贞任参谋。
1929年3月，杨杰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行营总参谋长，张子贞任总参议，10月杨杰任南路军行营总参谋长、讨逆军第10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张子贞都任高级参议。1930年2月杨杰将军调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总司令，张子贞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时期的张子贞主要辅佐杨杰进行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
寓居上海时期
张子贞在中原大战之后退出军界，寓居上海，并开始关注共产主义，觉得共产主义不乏为一条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于是张子贞积极支持其长子张公达参加在上海由夏衍领导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甚至把自己的寓所提供给地下党作为集会场所，张公达当时任南京陆军军官团第二连上校连长，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后来由于地下党被破坏，军统特务搜出地下党成员名单上有张公达名字，于是1929年初张公达被何应钦逮捕，交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后又至龙华监狱管押。张子贞在知道上海地下党被破坏、张公达被关押后，与杨杰（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治中（时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陈仪（时任浙江省及台湾省主席）、冯铁裴（时任陆军军官团中将副团长）积极展开营救活动，张公达与其它地下党员遂获得保释。[xxviii]1931年，张子贞将军病逝于上海，享年52岁，于右任为其亲题碑文：“张公青圃之墓”。  于右任题“张公青圃之墓”
注释
[i] 周钟岳：《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2页。
[ii]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30页。
[iii]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辛亥革命史》第95页至第98页。
[iv] 李根源：《辛亥革命前后十年杂议》，《新编曲石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7-388页。
[v] 周钟岳：《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2页。
[vi] 邹鲁：《中国国名党史稿》
[vii] 马伯周：《朱德轶事》，《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9页。
[viii] 蔡锷、周钟岳：《建设篇（一）》，《云南光复纪要》第16页。
[ix] 周钟岳：《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2页。
[x] 蔡锷、周钟岳：《援川篇（一）》，《云南光复纪要》第78页。
[xi] 周钟岳：《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3页。
[xii] 蔡锷、周钟岳：《援川篇（一）》，《云南光复纪要》第84页。
[xiii] 蔡锷、周钟岳：《援川篇（一）》，《云南光复纪要》第85页。
[xiv] 蔡锷、周钟岳：《援川篇（一）》，《云南光复纪要》第85页。
[xv] 周钟岳：《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3页。
[xvi] 周钟岳：《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3页。
[xvii]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下册第34页。
[xviii] 谢本书、冯祖贻、顾大全、孙代兴、高光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xix] 张子贞：《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电》，1915年12月24日。
[xx] 张子贞、唐继尧等：《促各省兴师讨袁电》，1915年12月30日。
[xxi] 张子贞、唐继尧等：《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之通电》，1915年12月31日。
[xxii]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1916年
[xxiii] 戢翼翘，湖北郧阳人，1885-1976，字劲成、勋成，湖北房县人，1905年肄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堂，继而留学日本，1909年11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1年5月毕业，参加过1915年云南护国运动，后任南京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江苏第四旅旅长、安国军第29军军长、四洮铁路局局长，1929年10月29日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1931年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北平行营参谋长、直隶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财政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33年5月19日任军事委员分会委员。1935年4月5日升中将。1946年3月1日被聘为制宪国民大会北平市区域代表。1947年3月1日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6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前离开大陆到台湾，曾经担任过民社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1976年8月在台湾台中市去世。
[xxiv]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五章
[xxv] 1914年6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设立“将军”诸名号。7月18日又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和将军行署编制令，并在北京设立了将军府，作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直接隶属袁大总统。一般的高级军官，授与“将军”；“有特殊功勋者”，授与上将军；各省有督理军务之权的，授与“将军”，并冠以一“武”字；凡在一省做过都督而被解职来京者，授与“将军”，并冠以一“威”字。“将军”的名号属荣誉衔，与军阶有别。袁世凯死后，将军府依然存在，继续给有关军人颁授名号，但不再加“威”和“武”，直至北洋政府灭亡。
[xxvi] 田子渝、刘德军：《中国近代军阀史词典》，档案出版社，1989年。
[xxvii] 张子贞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杨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科毕业。
[xxviii] 张公达：《张公达回忆录》手稿，尹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