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芳吉
简介
1896年吴芳吉出生在重庆杨柳街碧柳院。8岁时他随父迁回江津，10岁入重庆白沙镇聚奎小学，吴芳吉13岁时在2小时的作文课上写出以诗论文、豪放严谨、名噪全川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誉为神童。吴芳吉少年生活的地方环境不好，盗娼赌博者多，父亲吴传姜就用石灰将墙门刷白并写“白屋吴宅”字牌，意为清白之家，吴芳吉遂自名曰“白屋吴生”。1910年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科学校。1912年因他声援、抗议被美籍教师无理辱骂的中国同学，并张贴《讨武檄文》，被迫离校，流浪回家。
后任嘉州（今乐山）中学英文教师，1919年秋赴上海，任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校对，永宁（今叙永）中学教师，上海《新群》诗歌编辑（其间发表了《婉容词》、《两父女》等诗作），先后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教师，西安西北大学教师，辽宁沈阳东北大学教师，1927年受聘为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等。1929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任文科预科主任。1931年受聘为江津中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创作了抗日诗作《巴人歌》并多次到重庆等地朗诵演讲。朗诵演讲时，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晕倒在讲台上，因医治无效，于1932年5月9日在江津故居白屋与世长辞，时年36岁。
个人著作
著名诗作除《婉容词》、《两父女》外，尚有《护国岩词》、《巴人歌》等。自编《白屋吴生诗稿》1929年出版.1934年其友人编订有《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嘉言》、《白屋家书》。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巴蜀书社出版的《白屋诗选》、《吴芳吉全集》都是他的作品集。台湾也出版过其诗文集。
吴芳吉跨入诗界之时，正值“五四”文学革命兴起。  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论战“新旧文学观”。对诗界全部否定传统诗格的“突变论”、全盘欧化的“另植论”、死守陈规的“保守论”都进行了批判。他倡导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吴诗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描写人民的苦难，揭露社会的尖锐预矛盾，表达了人民的追求和意愿，而且语言清新流畅，朗朗上口，形式自由活泼，长短不拘。吴芳吉的诗是在古诗词与民歌基础上的一种探索和创新，他力图闯出一条新路，使中西、古今诗词文化能融合在一种新体诗里，作者十分崇敬这种积极创新和改革的精神。
吴芳吉代表作《婉容词》描写了一位善良贤惠的农家女子婉容被出国留学丈夫抛弃的爱情悲剧。采用白描的手法，句式长短不拘，具有节奏美。语言上融入了大量的现代口语，雅俗共赏，全诗90余句，读来荡气回肠，悲怨之气扑面而来，酸楚之泪盈满眼眶。诗一发表就引起文学界的震惊，全国读者争相传诵，并被选入中小学教材作为新诗范文。此后，吴芳吉相继发表了《护国岩》、《两父女》、《明月楼》、《巴人歌》等著名诗作。这些诗当时虽有一定争议，“新派”责难其“旧”，“旧派”责难其“新”，两派均不容，但又迅速传诵到全国，且历数十年不衰。当时的读书人只要一提到吴芳吉就会随口吟诵出《婉容词》…… 
英年早逝的吴芳吉给世人留下600多首优秀的诗篇，给中国文学留下了难以估价的遗产。他被称为诗词改革的先驱，是举世皆知、享誉华夏的爱国诗人。其代表作《婉容词》被中国诗界誉为“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的传世之作。他的人品、文品都曾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的高度赞誉。吴芳吉一生所追求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祖国解放，自由、民主、富强、现代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新的时代仍然有它的生命力。在中国诗史和艺术史上，吴芳吉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贡献。
创建重庆大学
1927年3月，重庆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及大批进步群众，死伤学生及群众千余人，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组织委员冉钧先后壮烈牺挂，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紧接着，1928年2月，成都军阀杀害了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四川学联副主席袁诗尧，成都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钱芳群、李正恩等爱国人士14人，制造了"三一六"惨案，这时的四川，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川东籍教授沈懋德（巴县人）、吕子方（巴县人）、吴芳吉（江津人）、彭用仪（重庆人）等惊悉惨案，义愤填膺，在成都小福建营成大宿舍吴芳吉处，彻夜饮酒，抨击时局，痛感中国贫弱，一个重要根源是由军阀制度之腐败，对人才横加摧残,把一个好端端的文明古国，搞得愚昧落后，一盘散沙，听任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使一大批远涉重洋去欧美，或东渡日本学成归国的有志之士，满腔热血，走投无路，报国无门。感概之余，一致主张要按孙中山的遗教去唤醒民众，早日在重庆创办一所大学，发展教育、造福桑梓，使川东青年学子不必远赴京沪，就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培养造就大批德智双全，威武不屈的人才，为拯救贫弱的祖国贡献力量。
为了迅速地在重庆开办大学，沈懋德等曾计仪向成都大学校长张表方建议：在重庆设立成都大学分校，以简化学校机构及开办手续，但因张表方担心分散成都大学教学力量，未予同意，于是，沈懋德等教授利用假期返渝之机，凭着自己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遍谒重庆地方名流，绅耆宿老如朱叔痴（老同盟会员，老教育家）,汪云松（重庆留法勤工俭学校校长），温少鹤，李奎安等，说明在重庆创办大学的必要性，并倡议： "如果师资缺乏，我们川东籍在省内外各大学任教者，皆可号召返渝，集中智力，共襄盛举.我们在成都大学任教，虽然未满延聘期限，决心辞聘返渝，服务桑梓，贡献微薄之力，经费和校址，端赖诸老指示扶持"(彭用仪教授回忆提供）.
重庆五老"李公度，朱钗痴，汪云松，温少鹤，李奎安"是当时学界，商界的知名人士，颇有社会地位. 李公度担任驻防重庆的二十一军政务处长，刘湘的军师。温少鹤、李奎安先后担任重庆商会会长，号召力强，登高一呼，商会所属七十二行帮可以群起响应.早在1925年冬，巴县议事会义长李奎安就已在议事会正式提出议案，倡议筹办重庆大学，可见诸老早有刨办大学的宿愿。所以，对沈懋德等教授的主张，咸表赞助，并概然应允愿将二十一军向商会预征款数十万元作为筹办重庆大学开办经费的后盾。
经过充分酝酿，在重庆成立重庆大学促进会，在成都成立了促进分会。.
促进会成立后，广泛进行舆论准备，大力宣传在重庆府办大学的必要性。
从沈懋德，吴芳吉等拟订的筹备宣言，可以看出当时精辟而系统的论述，文情并茂，立论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筹备宣言就重庆的地位来分析创办大学的必要，强调指出：“重庆外受江汊委输，内作川康绾毂，北通关陕，南达黔中，商货殷阒（音qù），华洋萃集。又两江滨带，蒸汽易施，大小工厂，岁月兴立.如使工商两业缺乏人才，则操奇计赢，不足与外人兢进，技师工匠，亦必向远方征求，财贿外流，大利坐丧. 如于重庆大学设置工商两科，数年之后，阛阓必多通才，制作必臻美利.盖商场工厂，触目即是，实地练习，功倍可期.而一埠之中，忽有此最高学府，增多数十大学教授,聚集数百专科学生，大足供工商业之参稽，资其借镜，厥备顾问.于以增进本埠之繁荣，拓殖酉南之福利，其为关系，又至重钜也”。
宣言还从四川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升学需要，来论证创办大学的必要，"顾全川百四十六县，几乎县有中学，县岁毕业，至少以十数人计，即一年内当有二千以上须升学之中学生.成都可升之校，每苦不能悉纳，且川东各县，距成都远者二千里而遥，水陆间阻，往返艰难，东下宁沪，北上平津，则省外生活奇昂，资斧更不容易，以是中学毕业，东两顾望，怆然麟学者，不知凡几.故自川东言，如只主持设立成大，而不筹设重庆大学，则是当局之偏也.自全川言，如谓成都设有大学已足，不必再设重庆大学，则是川人之陋也"。
宣言进一步再从人才培养关系国强民富,抵御列强侵略的极端重要性，来分析论证在重庆创办大学，势在必行： "抑有进者，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悉以人才为其主要之因。必人才日出，然后事业日新，必事业日新，然后生机永畅。世界所以进化无疆，国家所以长存不敝，胥赖于此。使世无须才，则虽洪荒草昧，终古不开可也；使国无须才，则虽保国羽民，逮今不灭可也。故昔之言国者日：乌合之众，不足当技击之士，技击之士，不足当节制之师。今之言国者曰：野蛮之民，不足当半开化之邦，半开化之邦不足当文明全盛之国。今察欧美各邦，疆域或小于我，人民或少于我，而入其国境，大学林立。 即以吾川论，广土众民，西驾德意，东媲日本，而惟省会始有大学，其他各省尚有并一大学而无之者，以此而求国际平等，抗拒侵略，我实不兢，于人何尤。且中学毕业，难言成才，如遂听其废阁，则沉珠于水，埋玉于璞，弃宝实乡。若国家地方之事，尽以此未成熟之才为之，复无多数智术高深，德性坚定之士为之指导，则直贼夫人之子兼害于尔家，凶于尔国，今日现象已呈如此，凡具深识，能无隐忧 友邦人士，既告我矣，日今日中国所最缺乏者为领导人才，苛不河汉斯言，则筹设重庆大学，以树西瑰风声者，尤为不可以已也"。
同时，筹备宣言还对各种障碍筹办重庆大学的言论和思想进行了针峰相对的驳斥，以论证创办重庆大学的现实可能性。
有人认为，重庆乃繁华商埤，城市暄嚷，不宜兴办大学。吴芳吉教授等认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列举国际国内例证驳斥道： "则上海，广州因文明之先进，伦敦、纽约亦庠序之中枢，宁舍通都大邑而不居，适穷乡僻壤而有当 此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
有人认为，重庆是商埠,人才寥落，难于兴办大学.针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教授们驳斥道： "人才之聚，聚于事业，必事业愈兴，而人才愈至.未有事业不举，而坐待人才者.渝中素无大学教育，故大学人才不聚于此。成都所以较胜，既以大学兹多，有以安置人才之故。今使大学竟成，何患无师，有师何患无士。此又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
还有人振振有词地提出： 开办一所大学，所需经费甚钜，必先筹足巨款，始能创办。经费无着，何能侈谈兴办大学。教授们并未被这个难题所吓倒，理直气壮地答覆说："今之百政所费，谁为有着。诚欲先有巨款而后兴学，则实现之期，河清莫俟，征之全国大学成例，何独不然，不闻款绌遂废之者，有人斯有财也，夫重庆富力，远过成都，开源取用，不止一途，或就国，省税款，酌情划拨；或就地方捐税，移转接济。按年递进，曲少增多，数微则始易兴，时长则后易继，此亦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
也有人认为，四川已有成都大学，不必另办重庆大学，重庆再办，有损成都，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则大谬不然。教授们认为，即使办了两所大学，仍患不足。 "以视英，日小岛，多寡何如。况大学成立，基于社会自然之需，不徒借此润色鸿业，成渝俱有大学，正可相观而善，携手偕行，谋所以成德达材移风易俗之事，讵同业之相忌，实同枯而失荣，此尤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
沈懋德，吴芳吉教授等在充分论证后，得出结论说：
"总之，重庆大学之应成立，有其需要，有其可能，已届时机，非属梦想〃.综上所述，可以说： 五四运动的影晌,重庆人民的觉醒，重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是创办重庆大学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一批川东籍教授出于爱国爱乡的热心倡议发动，地方绅耆宿儒特别是商界领导人的积极赞助以及当时重庆军政当局大力支持，则是创办重庆大学的主观因素。
〔注〕 本节引文见重庆大学校史资料第五期
同名教师
男，1945年4月生，陕西省镇安县人。大专文化。中学一级教师。1965年到1978年12月在镇安县西镇乡爱国小学等校任教，1979年2月至1984年7月在镇安县灵龙中学任政语教研组长、教导主任，1984年9月至1997年6月在镇安县西口区任教育干部，1997年7月至今任镇安县茅坪回族镇教育办公室主任。1998年12月当选为茅坪回族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哈尔滨市《成才之路》杂志社聘为特约编辑，被商洛地区复式教学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为宗旨，深入实际，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工作中坚持以事业为重，以人民利益为先，以德为本，兢兢业业，辛勤工作，曾先后5次获得“县先进工作者”称号，8次获得“区、镇先进工作者”称号。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坚持教育改革的方向，积极探索素质教育和教育教学管理，推行“目标教学”、“快乐教学”等教学方法，开展优质课、教改实验活动。在西口区工作时，单位曾3次被评为县优质课、第二课堂活动先进单位。并且积极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教育部门举办的学科知识竞赛活动。4次获县优秀个人组织奖。1995年组织的中学生“爱我中华”读书竞赛活动，代表队获县一等奖，单位获优秀组织奖。他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结合实际，搞好教育改革，大胆探索和实践，积极撰写论文。撰写的《略谈学校管理方法》、《评课艺术浅谈》等13篇论文在镇安县获奖或发表，《加强素质教育应重视写字教学》、《复式教学管理浅谈》等5篇论文在商洛地区获奖或发表，《思想教育中的疏导》等两篇论文在省级获奖或发表，《对少数民族地区素质教育的思考》获国家二等奖，编入《素质教育学术文库》、《校长选用应重德》获国家优秀奖，编入《当代素质教育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