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事变
1932.1.28 第一次上海事变
一·二八事变简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1932年1月18日，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20日，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第19路军防务。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当晚突袭闸北。
日本称一·二八事变为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在1932年中国上海发生，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军事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起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1月20日，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1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事变经过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闸北多处燃烧。但日本陆战队夺占北站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1月31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 
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往洛阳，表示决不屈服（年底才迁回南京）。 
2月初，1万多日军多次进攻吴淞，均被击退。2月13日，日军劲旅久留米混成旅团千余人，在蕰藻浜曹家桥偷渡成功后，在永安纱厂门前被中国重兵包围，又有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600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 
之后战事扩大，日军四易主帅，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由海军中将任，最后以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数度增兵后日方最后投入兵力超过三个师团七万人；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中国方面，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复出主理军事，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蒋再调正在江西围剿共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中国军队在国民支持下，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全面从前线后撤。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中国军队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附：第一次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3月3日第19路军奋起抗战
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及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1月28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防守市区的第156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16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缓兵待援。上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2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南京政府于30日仓促迁往洛阳。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蒋光鼐急调第60、第61师参战。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再向闸北进攻，被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3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由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指挥。7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第19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61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第5军驰援上海作战
上海战况于日军不利，日本内阁于2月14日又调陆军第9师参战,改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同日，中国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20日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19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
日军增兵袭击浏河攻陷上海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11、第14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指挥第9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日战事结束。
是役，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经谈判，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国民党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后来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参战部队及损失两国参战军队：
日军7万人：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 
中国军队5万人：十九路军；第五军（张治中）。 
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5年后八一三淞沪会战，闸北华界几乎全部被毁）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虹口公园爆炸案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韩国人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1937.8.13 第二次上海事变
（八一三事变）事变经过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在上海制造的事变，也称第二次上海事变。1937年8月9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中国上海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同时，向上海增派军队。8月13日， 日军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埔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国际影响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在实行武装抵抗的同时，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试图通过处交途径寻求和平结束战争。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国民政府先后试图求助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但由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坚定不移，也由于英美等国远东政策的软弱无能，国民政府的这一努力遭到了失败。从9月起，国民政府又将其外交努力的重点转移到了争取国联和《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侵略，中国代表团在国联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罪行，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但在英国的操纵下，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没有任何具体援华的措施，也完全不提制裁日本。同时，《九国公约》会议也最终成为英美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一次会议，它们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互相推诿，不同意建立共同阵线来制止日本的侵华，这使国民政府求助于国际组织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最后，从1937年10月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为“实现和平”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动。然而当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后，南京政府宣布中日断交，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德国调停也以毫无结果而告终了。至此，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战便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
外交战的不利丝毫没有影响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决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感情。当“八一三”的自卫枪声传到德国时，《人道报》说：“许多年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耸立了起来。”《共和报》载文称：“上海乃世界最富庶城市之一，在日本垂涎已久，在中国必以死力抵御，原属意料中事。观于战况之烈，足见日本获胜之望尚属渺茫。”
在英国，牛津、剑桥等18所大学的90名教授联合致电中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日本军队轰炸上海、摧毁学校，吾等闻讯为之发指：吾将敦促本国政府，协力制止日军侵华行动”。英国工会也发表声明，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10 月15 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蓝博士主持召开“反对日本在华暴行”的万人市民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国联调查团主席李顿爵士等英国著名人士，英国前任首相劳合·乔治也送来书面发言表示支持。会议开始前日本东京教会曾来电要求大主教不要举办此会，但遭到严辞拒绝。大主教在大会上说道：“这个会的目的，在于反对杀戮和残害非战斗人员，这是今天中国惨痛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也使文明世界为之震惊。我们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美国民众也对上海人民深表同情。美国传教士琼斯博士在给日本国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认为贵国民众在贵国领袖领导下已误入歧途。中国拒绝贵国侵犯它的主权，各国赞赏中国的立场。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侵略行径的仇恨如火山爆发，这种愤慨情绪将旷日持久，而使贵国蒙害匪浅。”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合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勿与日本合作，“直至日本军队完全退出中国，并放弃侵略政策为止”。此外，德国驻沪总领事和在沪德国商会、印度国民大会、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国也纷纷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的淞沪抗战。
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淞沪抗战也给予了热诚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表明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对于日军的嚣张气焰不失为一沉重打击。另外，苏联还派出空军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并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随着抗战的继续，这种友谊的意义就显得更意味深长了。
在沪的国际友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援助淞沪战争的进程。《大美晚报》主持人高尔德（Randall Gould）便利用其报纸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争，《密勒氏评论报》的主持人鲍威尔（J.B.Powell）更是以他的良心向世人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以致招致日军的极度仇视。有一次，日方派人用报纸包着一枚炸弹向鲍威尔掷来，幸亏炸弹没有爆炸。上海沦陷后，日军冲进租界将鲍威尔逮捕入狱百般折磨，最终使其终身残疾。当采访完淞沪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后，早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一举成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便在他的新著《为亚洲而战》中写道：“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国内影响八一三事变以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后来，又把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九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
附：第二次淞沪抗战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