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资治通鉴·后梁纪·叔侄之争
原文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戊辰，公元908年）
晋王疽(1)发于首，病笃。周德威等退屯乱柳。晋王命其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曰：“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尔曹善教导之！”辛卯，晋王谓存勖曰：“嗣昭厄于重围，吾不及见矣。俟葬毕，汝与德威辈速竭力救之！”又谓克宁等曰：“以亚子累汝！”亚子，存勖小名也。言终而卒。克宁纲纪军府，中外无敢喧哗。[1]
克宁久总兵柄，有次立之势，时上党围未解，军中以存勖年少，多窃议者，人情汹汹(2)。存勖惧，以位让克宁。克宁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谁敢违之！”将吏欲谒见存勖，存勖方哀哭未出。张承业入谓存勖曰：“大孝在不坠基业，多哭何为！”因扶存勖出，袭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帅诸将拜贺，王悉以军府事季之。
以李存璋为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侯。先王之时，多宠借胡人及军士，侵扰市肆，存璋既领职，执其尤暴横者戮之，旬月间城中肃然。[1]
初，晋王克用多养军中壮士为子，宠遇如真子。及晋王存勖立，诸假子皆年长握兵，心怏怏不服，或托疾不出，或见新王不拜。李克宁权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颢阴说克宁曰：“兄终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侄，于理安乎！天与不取，后悔无及！”克宁曰：“吾家世以慈孝闻天下，先王之业苟有所归，吾复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斩汝！”克宁妻孟氏，素刚悍，诸假子各遣其妻入说孟氏，孟氏以为然，且虑语泄及祸，数以迫克宁。克宁性怯，朝夕惑于众言，心不能无动；又与张承业、李存璋相失，数诮让之；又因事擅杀都虞候李存质；又求领大同节度使，以蔚、朔、应州为巡属。晋王皆听之。[1]
李存颢等为克宁谋，因晋王过其第，杀承业、存璋，奉克宁为节度使，举河东九州附于梁，执晋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镕，少事晋王克用，居帐下，见亲信，克宁欲知府中阴事，召敬镕，密以谋告之。敬镕阴许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骇，召张承业，指晋王谓之曰：“先王把此儿臂授公等，如闻外间谋欲负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业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晋王以克宁之谋告，且曰：“至亲不可自相鱼肉，吾苟避位，则乱不作矣。”承业曰：“克宁欲投大王母子于虎口，不除之岂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吴珙及假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使阴为之备。壬戌，置酒会诸将于府舍，伏甲执克宁、存颢于座。晋王流涕数之曰：“儿向以军府让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复为此谋，忍以吾母子遗仇雠(3)！”克宁曰：“此皆谗人交构，夫复何言！”是日，杀克宁及存颢。[1]
注释
(1)疽：痈疽，毒疮。[1]
(2)汹汹：喧扰不安、纷扰不宁的样子。[1]
(3)雠（chóu）： 同“仇”。仇恨,仇怨。[1]
译文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戊辰，公元908年）
晋王李克用头上长了个毒疮，病情十分严重。周德威等撤退到乱柳屯驻。晋王李克用下令他的弟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李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等人拥立他的儿子晋州刺史李存勖为嗣，并说：“这个孩子从小志向远大，定能完成我的事业。你们可要好好教导他啊！”十九日，晋王对李存勖说：“李嗣昭被困在重围中，我来不及见到他了。等到丧葬完毕，你与周德威等立即竭尽全力援救他！”又对李克宁等人说道：“我就烦劳你们替我照看亚子了！”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李克用说完就死了。李克宁治理军府极为严谨，因此内外没有人敢大声喧哗。[1]
李克宁长时间总领兵权，很有兄死弟立的势头，当时上党的围困尚没有解除，军中大都认为李存勖年少，所以多在私下里悄悄议论，一时间，人心惶惶。李存勖甚感恐惧，打算将王位让给李克宁。李克宁说：“你是嫡长子，更何况有先王的遗命，谁敢违抗！”将吏们想要谒见李存勖，可是李存勖正在里边悲伤哭泣，一时没有出来。张承业于是就进去对李存勖说道：“大孝在于不失去基业。哭泣再多又有什么用！”随即将李存勖搀扶出来，继位做了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先率领诸将前来朝拜道贺，晋王李存勖于是把军府所有的事务全都委托给了李克宁。
晋王李存勖让李存璋出任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侯。先王李克用在世的时候，对胡人及军士非常宠信。致使他们经常侵犯扰乱街市店铺。李存璋就职以后，将其中尤其残暴霸道的抓起来斩首示众，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城中就变得秩序井然。[1]
起初，晋王李克用在军中收养了许多壮士作为养子，对他们的宠信待遇犹如亲生儿子一样。等到晋王李存勖继位后，诸位养子都已经年长并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因此心里都怏怏不服，有的干脆托病不出来晋见新王，有的虽然出来晋见但是却不叩拜。李克宁的权力地位这时显得尤其重要，人情大多倾向于他。养子李存颢私下里劝说李克宁道：“哥哥死了，弟弟继位，自古就有这样的例子。以叔叔的身份去向低自己一辈的侄子叩拜，怎能心安理得呢？现在正是上天授予的机会，如果您不接受，恐怕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李克宁说：“我家世代都以父慈子孝而闻名天下，先王的基业如今已经有了归属，我又有什么谋求呢！你再敢胡说。我就将你杀掉！”李克宁的妻子孟氏，平素刚强野蛮，诸位养子分别派他们的妻子到内室去劝说孟氏，孟氏认为她们的话很有道理，况且担心这些话会泄露出去为自己带来祸患，因此多次逼迫李克宁。李克宁生性怯懦，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众人的蛊惑之语，怎能无动于衷？再加上他又与张承业、李存璋不和，多次责备他们；又因故擅自杀死了都虞侯李存质；又要求兼任大同节度使，以蔚州、朔州、应州为巡属。晋王李存勖都悉数依从了他。[1]
李存颢等人替李克宁出谋划策，让他趁晋王到李克宁的家里探望的机会，斩杀张承业、李存璋，拥奉李克宁为节度使。率河东所统辖的九个州一并归附后梁，逮捕晋王李存勖以及太夫人曹氏押送到大梁去。太原人史敬镕，年轻时曾经侍奉晋王李克用，居于晋王帐下，深受晋王宠信，李克宁想知道晋王府中的隐秘事情，于是召见史敬镕，秘密地将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他。史敬镕当时假装答应了他的要求，随后悄悄地去到晋王府当面向太夫人报告。太夫人听后极为惊骇。随即召见张承业，指着晋王李存勖对他说：“当初先王拉着此儿的胳膊托付给您等的时候，说如果得知外边图谋想要背弃他的消息，就只求能有地方安置我们母子，千万不要送往大梁，其他就不连累您。”张承业诚惶诚恐地说：“老奴以死奉先王的遗命，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晋王李存勖于是把李克宁等人的阴谋告诉了张承业，并且说：“亲人不能够互相残杀，假如我让位于叔父，那么就不会发生什么祸乱了。”张承业说：“李克宁图谋将大王母子投入虎口，如果不将他除掉。怎么会有安全可言呢！”随即召见李存璋、吴珙以及养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让他们于暗地里做好防备工作。二十一日，在晋王府大摆酒席宴饮诸将，一旁埋伏的甲兵从座位上将李克宁、李存颢等人逮捕。晋王李存勖泪流满面地对李克宁说道：“孩儿过去曾把节度使府让给叔父。可是叔父却拒不接受。如今大局已定，怎么能再有这样的图谋，忍心将我们母子送到仇人那里去呢？”李克宁说：“这些都是那些奸佞小人从中搬弄是非，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这一天，李克宁和李存颢都被处死。[1]
评析
晋王李存勖就是后来的后唐庄宗。他的父亲晋王李克用原本是唐朝的节度使。朱全忠灭唐之后，各地割据势力相互混战，逐渐建立了几个小国家，其中李克用就是其中一派。李克用生前为了收买人心，收下了很多养子，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的大将，李克用死后，他们不愿意服从李存勖的号令，就鼓动李克宁造反。李克宁原本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大臣，却经不住他人的撺掇，起兵造反不成，反倒弄得个家破身亡。[1]
作品简介
《资治通鉴》（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2]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幼聪慧，七岁时，以石破瓮抢救坠水儿童，传为佳话。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中进士甲科。四十岁前历任苏州、武成军、郓州、并州判官等职。四十岁召还为开封府推官，累除知制诰、天章阁侍制、知谏院。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力辞曰“臣不能为四六”，不获辞。神宗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司马光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又无力抗拒，力求外补。1071年（熙宁四年），以西京留守退居洛阳，筑独乐园，专意编著《资治通鉴》。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召还主国政，将新法废除殆尽。1086年（元祐元年），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年九月，卒于位，当政仅一年多。赠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在政治上，始终与变法派对立。在为人方面，他正直磊落，务实敢言，律己严谨，正如其自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八） 
司马光著述宏富，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续诗话》一卷，笔记《涑水纪闻》十六卷等等。其诗文集名《传家集》，有八十卷。司马光自谓：“光素无文，于诗尤拙”（《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这其实是他的自谦之辞。其集中存诗十四卷，共一千一百多首，其中律诗近九百首。他的诗质朴充实，不事华藻，却又能寓情于辞，言尽其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