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普彤塔
历史概况
  昔日普彤塔据《后汉书》记载：“世传明帝夜寐南宫，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高僧传》卷一记载：“明帝刘庄永平中，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西域天竺寻求佛法。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摄摩腾、竺法兰，邀二人来中国……。”相传，建佛塔选址南宫城内，是因汉明帝刘庄随其父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时，曾在南宫驻跸，并在大风亭下对灶燎衣、吃饭歇息。刘秀言此地是风水宝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回洛阳途中，明帝刘庄命其在南宫大风亭附近修建佛塔。
此塔为八角实心砖塔，共9级，塔高33米，底层直径5米，塔身每级出檐，檐下翘置斗拱。塔的须弥座正南面，有一门洞，直至塔心，塔心下有一砖井，砖井东、西、北三面之上分坐石佛3尊，这种佛龛营造方式，实属罕见。在风雨剥蚀的漫长岁月中，普彤塔经过魏（三国）、唐、宋等各朝的重修、维修。明嘉靖十五年维修时筹集资金甚多，动工规模较大，按明代建筑风格修塔一新。1966年邢台地震，塔顶震掉铜佛3尊，均为红铜质菩萨像，最大的一尊是观音菩萨，高41厘米，重8．25公斤，观音菩萨安详地坐于“海天佛国”（东海小岛普陀山）海岸，手扶佛经、口念经语、衣着佛珠、一足蹬着海岸，足下蹬莲，一足伸向海水，水中生莲一株，海水波涛滚滚，上浮海马、鱼、海螺等海生动物和佛经、元宝等物，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庄严形象栩栩如生。背部刻有铭文：“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摩腾建竺法兰大耳三藏公至太和四年正月初五日海和尚重修至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重建……”
塔名取“普彤”二字源自于佛经《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解释：“普以周普为义”。佛学“普渡”指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彤”为朱色。东汉时，娘娘住的皇宫涂朱色，叫“彤庭”，因为塔后普彤寺内供奉着菩萨，塔身及寺均为朱色，故取“彤”字，所以塔取名“普彤塔”。
辛勤考证者
200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中国最早的塔---普彤塔》一文，并配发了普彤塔的照片，旋即在海内外佛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的作者巩修山，现任南宫市政协常委、政协提案委委员，是一位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佛学研究和普彤塔考查、考证与宣传工作的有识之士。
为了考证普彤寺、普彤塔的起源，并为家乡的历史文化资源正名，巩先生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先后购买了数千册有关历史与佛教的图书资料。他曾自费专程前往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地的文物部门，寻找普彤塔为汉朝建筑的关键实物证据御碑。他撰写的《普彤塔－中国第一塔》、《中国佛教第一寺应是我省南宫普彤寺》等文章先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乡音》、《民族与宗教》、《老人世界》、《河北日报》等中央及省、市媒体发表，并被国内30余家报刊转载，引起强烈反响。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协会和美国东方文化艺术中心的重视与关注。
肇建年考证
普彤塔是一幢佛教古塔，坐落在河北省南宫市（县级市）西约1.5公里处。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15°21'19′′，北纬37°22'07′′，地面海拔高度28米。现存普彤塔为八角形楼阁式九级红砖塔，通高33米，呈明代建筑风格。1982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志资料显示，普彤塔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若果真如此，则该塔建造年代比公认的“神州第一刹”洛阳白马寺（始建于永平十一年）及其齐云塔（始建于永平十二年）还要稍早，可谓神州最早之佛塔。
此说是否属实，涉及佛教初传汉地的诸多问题，有必要加以探究。方志记载及其解读普彤塔的建造年代在历代《南宫县志》中均有记载。
经查，自明朝至民国，共编纂南宫志书10部，其中7部传世，可供今人查阅[①]，而其中[明]嘉靖版、[清]康熙版和民国版的《南宫县志》可作为代表。
[明]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一·地理志第一·古迹》关于普彤塔的记载如下：
普彤塔，在废县。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
[清]康熙版《南宫县志》对嘉靖版《南宫县志》的记载有所补充：
普彤塔，在旧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府志一作“彤塔书院”。
民国版《南宫县志》又有所补充：
普彤塔，在旧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一统志》作“普同寺”。《正定府志》作“彤塔书院”。
从上述方志资料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一）历代《南宫县志》均明确记载普彤塔建于汉明帝永平十年，而且文中没有“传”、“闻”的字样。这表明，普彤塔建于永平十年的传说非常久远，至少明清两代南宫当地方志著者对此说不存疑议。
（二）各版县志中对普彤塔的地理位置描述十分准确，增强了关于普彤塔建造年代记述的可信度。所谓“废县”或“旧城”，就是成化十四年（1478年）以前的南宫县城，因被洪水淹浸而废弃，在新县城以西3华里处（见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二·建置志第二·城池》。现在此地有“北旧城”和“南旧城”两个行政村，而普彤塔就坐落在北旧城村东北侧，距离现南宫市中心1.5公里。
（三）因地震和洪水之患，普彤塔在历史上屡遭损毁，但又多次被修缮和重建，反映了当时人对该塔的珍视。县志中特别提到，唐代大耳禅师曾主持普彤塔的重建，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据[宋]道彦《景德传灯录·忠国师章》记载，大耳三藏法师是“西天”高僧，唐代宗时抵达帝都。唐代宗因闻知大耳三藏法师“得心慧眼”（能够以心灵感知他人所思，亦即有“他心通”），遂敕令他与中国高僧忠国师当面验证：
三藏方见师，便礼拜，而立于右边。师问：汝得他心通耶？对曰：不敢。师曰：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师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狲？师第三问语曰亦同前，三藏良久而罔知去处。师叱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三藏无以对。
而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四·杂物志第八·仙释》则记载:
大耳禅师，不知何许人也，唐贞元年间居普彤寺，建浮图，高十余丈。 
唐代宗在位年代是公元763－779年；“贞元”是唐德宗年号，相当于公元785－805年。看来大耳法师是唐代宗时抵达首都，唐德宗时到达南宫的。一位印度旅华高僧，专程到南宫普彤寺住持一段时间，并且倾力修缮已经损毁的普彤塔，这一事件印证了普彤塔在海外僧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佐证了普彤塔的特殊身世。
有必要说明，上述几部县志中所记“贞观四年”疑为“贞元四年”之讹，因为大耳三藏法师应当是在贞元年间重修普彤塔的，除非有证据表明，在贞观年间另有人重修普彤塔。相关文物及其分析如果说县志资料有所欠缺，那么已发现的文物资料则可以提供补充和佐证。
1、1995－2006年，在南宫境内3处地点陆续发现北朝至唐朝时期汉白玉和青石佛教造像残件数百件，应为唐朝末年“武宗灭佛”事件的遗迹。特别是在普彤塔侧畔群英湖湖底发现的北齐时期汉白玉佛教造像残件近百件，堪称中国佛教考古稀有发现。这些佛教造像数量众多，年代久远，且许多造像基座上都镌刻着供养者的姓名，可弥补方志之不足，佐证南宫普彤塔年代之久远，名声之显赫[②]。
2、据南宫文物管理部门介绍，1990－1992年河北省文物局拨款，由河北省古建筑研究所主持，对普彤塔进行维修时，曾经发现一块带铭文石板残片，系民国二十二年（1933）修缮普彤塔的记事板，上有铭文说明普彤塔的建造年代：
……汉明帝永平十年始建，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竣工 ……
此铭文说明普彤塔的肇建时间是永平十年，而竣工时间是永平十五年初，历时近5年，这应当符合当时南宫县的物力状况和建塔主持者的精力状况。此外，永平十年是众所周知的佛教始传中国内地标志性年代，如果普彤塔肇建于永平十年，则建塔的发起者只能是传说中第一批来中国内地传法的印度高僧摄摩腾（Kashyapa-matanga，又译称“迦叶摩腾”，意译为"饮光象"）以及竺法兰(Dharma-ratna，即天竺的“法宝”, 概顺汉人三字姓名习惯，故均以三字称呼之)等人，因为当时中国内地别无佛僧。
3、邢台市文物局现收藏1966年大地震时从普彤塔塔顶震落的3尊明代铜佛像，其中最大的一尊（高41厘米，重6.25公斤）佛像背部有铭文，说明普彤塔肇建者的确是摄摩腾等人：
……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摄摩腾建……竺法兰……大耳三藏公……至元和四年正月初五海和尚重修，至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五重修……
此段铭文中的“永平十五年”应当是普彤塔的建成年代。
也许正是因为普彤塔的初建者是外国僧人，所以后来才有多名外国僧人对其进行修缮。除前文提到的“大耳三藏”外，此段铭文中的“海和尚”疑为“海东和尚”，即一位唐朝时期来华访学的新罗高僧（见[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先后有两位海外高僧对中国的一座佛塔进行修葺，这种情形在佛教史上并不多见。它是否暗示普彤塔的身世非同一般呢？迦摄摩腾旅行路线推测方志和文物所提供的线索，使普彤塔的修建与“永平求法”联系起来，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佛教史上这个著名事件。
所谓“永平求法”，就是汉明帝（东汉第二位皇帝刘庄）于永平年间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迎请佛法之事，是世所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惟因“正史”《后汉书》中对此只记有寥寥数语，而记载该事件的其他多种著作又说法不一，以致后人无从了解事件的详情，而仅能推测其梗概：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某夜，汉明帝梦有金身大神飞翔于殿前，因此询问朝臣；有人回答说：西方有身高一丈六尺的金色大神，称作佛；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赴印度迎请佛法；汉使者在大月氏国（贵霜王国，Kushan）遇到印度高僧迦摄摩腾等，遂带领高僧返还东土，以白马驮载佛经和佛像，终于永平十年十二月底抵达东汉首都洛阳[③]；汉明帝接见摄摩腾等人，并下令将高僧安置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下属的馆舍，并且在第二年（公元68年）敕令在洛阳城雍门外兴建僧院，即“白马寺”，又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敕建“释迦舍利塔”（后称“齐云塔”）；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等在白马寺完成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的撰译工作，佛教从此传播于华夏九州。 
根据这个史实轮廓判断，若南宫普彤塔肇建于永平十年，其日期只能在摄摩腾等人进入东汉首都之前，因为他们抵达洛阳的日期已经是永平十年年底。
如果摄摩腾等在抵达雒阳之前开始建造普彤塔，就意味着他们从西域到洛阳的旅行路线经过南宫。这是否可能呢？
首先应当承认，从西域到洛阳的最便捷路线不经过南宫。这条路线西起葱岭的乌孜别里山口，东到东汉首都洛阳，分为三段。第一段是西域都护府辖区，其路线是乌孜别里山口－－疏勒－－龟兹－－焉耆－－戊己校尉城－－宜禾校尉城－－玉门关；第二段是凉洲刺史辖区，其路线串联“河西五郡”（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金城郡）以及陇西郡和汉阳郡（永平十七年改天水郡置）的治所；第三段是司隶校尉辖区（即当时中央直辖区），其路线是天水－－长安－－弘农－－黾池－－函谷关－－洛阳。
在这条“便捷路线”中，从乌孜别里山口到玉门关，是处于汉朝政权控制下的一连串沙漠绿洲，自然是汉朝使者旅行的最佳路线；而从玉门关到武威郡治所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是狭长河西走廊中别无选择的路径；但是自武威以东，道路有多条，可供旅行者选择。而恰恰在汉明帝即位当年，武威以东的路段上出现了严重情况。《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二》记载如下：
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罪减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免是年更赋，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鸿军大败战殁。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讨烧当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就在汉明帝即位当年（中元二年，公元57年），游居于金城郡和陇西郡的“烧当羌”（羌族一支）暴动，先在陇西郡的允街（音“沿佳”）城打败驻陇西汉军，又在金城郡的允吾（音“沿牙”）城附近打败朝廷派来的征讨军队，斩杀汉军统帅张鸿及其所统官兵。紧急关头，汉明帝派遣窦固作监军，委派马武为主帅，率领重兵，才将暴动镇压。但是羌人活动并未从此被遏止。永平初年，金城郡和陇西郡境内大道被旅行者视为险途。因此摄摩腾和汉使者难免要避开这段道路，向东北方向迂回。
向东北方向迂回可能是“小迂回”，也可能是“大迂回”。前者是指经过安定郡（在武威郡东方、金城郡的东北方，亦属于凉州刺史辖区），沿泾水进入司隶校尉辖区，抵达长安后再续走“便捷路线”的第三段；后者是指经过凉州刺史辖区的安定郡、北地郡进入并州刺史辖区（包括今山西大部以及陕西、内蒙古各一部），然后进入冀州刺史辖区（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的中南部），最后转入洛阳。由于两汉之际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右扶风、京兆尹、左冯翊）屡遭兵燹，以致建武年间曾出现“三辅大饥，人自相食，城郭皆空”的情况，估计摄摩腾等人可能进行“大迂回”。此外，汉使者和摄摩腾选择“大迂回”路线的原因还有两个。
第一，明帝求法的动因。世人皆知汉明帝“感梦”而求法，却鲜有人分析他为何“感梦”。《后汉书》中记载了明帝两次“感梦”，一次发生于是永平十七年，《后汉书·卷第十上·后纪第十上·阴皇后纪》记载为：
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明帝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率百官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另一次“感梦”发生在“永平求法”事件之前，其梦境已为人所熟知。《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记载为：
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身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 
后一段记载没有标明“感梦”的年月，但是联想到阴太后崩于永平七年正月癸卯，葬于二月庚申（见《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二》），可以推断此次“感梦”发生时间应当与阴太后逝世或安葬的日期相去不远。
汉明帝与其母亲的深厚情感史书中多有记载，他的两次“感梦”都与其母亲阴太后（阴丽华）有关，这本不足为奇。但是，它能够说明，汉明帝遣使求法之初衷，并非寻求海外治国之道，而是要拜求有大功德的异域神祇庇佑母后亡灵，以尽自己孝心。而冀州与阴太后以及汉明帝的经历密切相关，例如阴太后（当时为阴贵人）就是在冀州的元氏县生下汉明帝的。既然汉使者明了汉明帝的心迹，在被迫迂回奔赴洛阳的情况下，取道冀州以取悦于汉明帝，并非不可思议之举。
第二，冀州与刘秀、刘庄父子的特殊关系。众所周知，冀州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家之地。当年刘秀开始经略河北，曾经受到豪强王朗（当时占据邯郸）的追迫。刘秀经过南宫时，躲到一所民舍中避风雨，当时惶然不知投奔何处，奇迹般见到一位白衣老者，指点他投奔约80华里外的信都郡治所（当时南宫县属于信都郡），于是取得了第一座归自己控制的城池。正是在信都立脚之后，刘秀才得以率军转战河北，取真定，陷元氏，克房子，占邯郸，在篙县（后改名为高邑）称帝（见《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为纪念在南宫的奇遇，后来东汉朝廷在南宫县建立“大风亭”（见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一·地理志第一·古迹》），标明此处是东汉王朝的“福地”。而在刘秀、刘庄父子统治期间，冀州始终是东汉朝廷统治最稳固的地区。因此汉使者携摄摩腾等取道冀州，不仅可以确保旅途安全，而且可以沿途瞻仰元氏、高邑、南宫等地“圣迹”。
从并州刺史辖区进入冀州刺史辖区，必须穿越太行山脉，其数条道路皆为河谷通道，诸如浣水河谷、滹沱河河谷、绵曼水河谷、漳水河谷，而其中滹沱河河谷大概是摄摩腾一行所经之路。做此推测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该河谷中央水流终年不断，河畔道路较为宽敞，两侧山峰植被之繁茂为太行山脉中段所鲜见，地理条件最佳。第二，滹沱河蜿蜒穿流太行山的地段，即东经113°30'－114°30'，北纬38°00'－39°10'，后来在这里兴建了几座名寺，如太行山西侧的五台山佛教寺院群，太行山东侧的临济宗的祖庭临济院（寺）；从临济院（寺）向东南约75公里，有赵州柏林寺；再向南约80公里，就是南宫的的普彤寺。这些寺院虽然规模不一，却都有起源于东汉的传说。传说固然不等于历史，但是其中可能包含着历史信息。
由此判断，摄摩腾等人的第三段行程可能是从并州刺史辖区，沿滹沱河进入冀州刺史辖区，经由真定（属于常山国）、元氏（属于常山国）、高邑（属于常山国）、南宫（当时已属于安平国）、邯郸（属于赵国）等地，再由魏郡进入司隶校尉辖区，最终抵达洛阳。考证结论综上所述，历代《南宫县志》关于普彤塔始建于永平十年的记载是有所依据的。可以推测，迦摄摩腾等印度高僧在从西域赴洛阳旅途中，曾经在南宫逗留，并且于此期间开始修建普彤塔；在他们到达洛阳之后，继续这项工程，直至永平十五年春完工。几点说明对于以上结论，还有几点说明。
第一，永平十年是普彤塔的肇建年代，据现有已知的历史资料证明，普彤塔是中国内地肇建年代最早的佛塔。因此，完全有理由称普彤塔是“中国第一佛塔”。
第二，普彤塔虽然也泛称为“塔”，但估计它不是“浮屠”，而是“支提”。依照印度佛教惯例，安置舍利的塔称作“浮屠”（Stūpa），而不安置舍利的塔称作“支提”（Caitya）。根据南宫文管部门资料记载，在1990－1992年修复普彤塔时，发现该塔1－6层塔为空筒结构，底部有一水井，7－9层是实心结构，整塔之中未发现安放舍利宝匣的空间。由此推断该塔并未安置舍利，应当是弘扬佛法的标志，以表明佛法从此在中国内地扎根。 
第三，有学者注意到，摄摩腾和竺法兰不是同时到达洛阳的，即摄摩腾于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抵洛阳，而竺法兰稍后才至。这不禁令人猜想，究竟什么事情耽搁了竺法兰的行程？会不会是普彤塔的筹建呢？
普彤塔赞
明帝感梦，佛现永平；
月氏缘遇，罗汉东行；
远赴帝都，先达风亭；
宝地献瑞，筹建普彤。
赤砖通体，七宝凌空，
九级支提，五载竣工。
汉地佛塔，肇始南宫，
庄严肃穆，悠久堪称。
天灾损毁，代有修葺；
今逢盛世，重现繁荣。
[①] 传世的7部志书是：（1）[明]叶恒嵩修，刘濂纂：《南宫县志》（五卷），嘉靖十四年修，三十八年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2）[明]邢侗纂修：《南宫县志》（十三卷），万历年间修，现藏于国家图书馆；（3）[清]胡胤铨纂修：《南宫县志》（十二卷），康熙十二年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4）[清]周栻修，陈柱纂：《南宫县志》（十六卷），道光十一年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河北省档案馆；（5）[清]戴世文修，乔国桢纂：《南宫县志》（十八卷），光绪三十年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保定市图书馆；（6）[民国]黄容惠修，贾恩绂纂：《南宫县志》（二十六卷），民国二十五年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河北省档案馆；（7）[清]佚名氏：《南宫乡土志》，光绪年间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佚失的3部志书是：（8）无名氏：《南宫图册》（二卷）；（9）无名氏：《南宫县志》；（10）[明]卢风纂修：《南宫县志》（十卷）。参见河北大学地方志研究室编，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本文中所引用3部《南宫县志》，就是上列志书中的（1）、（3）和（6）。
[②] 发现大量残损佛教造像的3处地点是：垂阳镇北慈达村西北河床、北胡办事处小关村群英湖北部湖底、仔仲镇后底阁村村西取土坑。后底阁村外的考古发掘迄今尚未结束。因河北省文物研究专家正在对数量众多的佛教造像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作者不便描述文物详情。
[③] 东汉首都应确切称作“雒阳”，其地理位置在今洛阳东15公里，本文中顺从今人之惯称，写作“洛阳”。
[④] 有关“永平求法”事件的考证，参见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14页。
[⑤] 关于东汉时期的州郡设置和东西交通路线，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⑥] 参见徐金星：《洛阳白马寺》，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