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中玉
简介
姓　名： 徐中玉
笔　名：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15/2/15 
民　族： 汉族
人物介绍
徐中玉，作家与文艺理论家，1915年2月15日生，江阴华士人。少时就读于华士积谷仓小学、杨舍梁丰中学。1929年考入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至县立澄南小学教书。1934年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担任山东大学文学社社长。1938年3月山东大学并入国立中央大学，他任“中大文学会”主席，并经老舍推荐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年毕业后到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  徐中玉所研究古代文论。1941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46年8月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起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高教部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1989年至1997年，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
徐中玉倾心文艺理论研究，精心写作、编著教学书籍约1000万字，主编教材和期刊达2000万字，可谓“著作等身”。其作品观点新颖，见解独特，构思缜密，学术价值很高。其主编出版的《古文鉴赏大辞典》赢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欢迎，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荣获1999年国家图书出版最高荣誉奖。
作品
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主要作品：《论苏轼的创作经验》1981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古代文艺创作诗集》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印象》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198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激流中的探索》1994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等作品。
《古文鉴赏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全国长书金钥匙一等奖。
《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上海书店，全国长书最高荣誉奖。
重要成就
国文作为高校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公共课，大学语文在建国前许多高校都已开设，名称和叫法不全一样，有叫“中国文学名著选读”，有叫“文选及习作”，口头统一名称叫“大一国文”。
大学语文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开课程，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代语文的教学，白话文迅速流行，从高中到大学，就有必要继续选教文言文，增加语体文这两方面的文章。一是仍要文言文的根基教学，二是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语体文的新作品，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立足于汉“语文”的各类名著。  徐中玉这门课程当时并无统一的教材，教师各编各的。北方的大学比较开放，大一国文除了文言文，还有一些白话文，甚至外国文学作品。南方大学比较保守，选的多属学术性文章，后来白话文章才多起来。
在师资安排上，各大学安排的多是知识面最博的老师。比如当时的清华大学，是最有教学经验的朱自清、吕叔湘等来担任，很多人即使愿意，还上不了这门课。
我当时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读书，知道山东大学采取的就是清华的做法，由沈从文等系里最好的老师来教。
我是读中文系的，教《文学名著选》的老师是当时的《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冯沅君、陆侃如、郭绍虞、朱东润、许杰等先生都曾上过这个课。我后来在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也相继多年教授这门课程。
教材版本新中国成立后，大一国文采用的是郭绍虞、章靳以两教授编的教材。“文言白话之争”尘埃落定，白话文名作多起来，大学语文内容逐渐趋向古代、当代、外国文学三方面的融合，但仍未及出版一本比较流行的教材。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后，教育学习前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不再有人重视文理要交叉，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从此中断了三十年。  徐中玉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约我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这门课程。
从1981年到现在，我们主编的大学语文已经出到了第9版。在风格面貌上，随着时代和视野的变化，大学语文教材仍在进行不同的修订。
编第1版大学语文时，我们选编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没有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因为那时文化空间不能让我们完全自由发挥，所以在编选文章时不免有些保守；结构上采用的是文学史的办法，从先秦两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最后到近代、现代；在编著体例上采取的是原文、作者简介、注释、练习题几部分。这版大学语文一出版就受到热烈欢迎，两年时间里，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为了配合教学，也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1982年5月，我们又出版了补充教材，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结果也很受欢迎。
根据读者反馈，1983年，我们召开编写会议，在第1版的基础上，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又增加了少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
为满足不同高校的需要，第2版大学语文分出两个版本。一个只有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个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1985年5月，大学语文又修订了第3版。这次修订，撤换了与中学语文教材重复的文章，补充、修改、重写了某些说明、注释和思考练习题，增加了《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
这次修订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时80岁的巴金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收录的由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因为在修订中向他请教过问题，他很快把这篇散文重新翻译了一遍。  徐中玉1987年3月，第4版大学语文修订出版。这时有种思潮兴起，提出解放思想，改革旧观念，就该怀疑、否定过去的文化传统，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许多作品都“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大学语文也应该把这些东西清除掉。
我当时特别气愤，十年“文革”才过去，就有人忘了“文革”过程中“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带来的沉痛教训了。
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我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力主启发、感悟，而非重复教条空谈，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结合有准备、有重点的讨论。
入选作品多是名作，强调文史打通，比如《史记》，不是文学作品，但其文章优美。再比如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他们的文章好，能够代表他所在时代的文学成就。古人写文章都很短，所以看起来，古代文学作品比较多一点。古代文学精品应该认真读原著，它一翻译过来味道就变掉了，感受不到其中的精美。
教学现在的大学语文，应该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但我认为不能把这个课变成思想观念课，而是要感悟从作品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魅力。
现在不少院校开了大学语文，是件好事。但学习时间不宜太短。课程只有半年一学期，学校也不重视，随便找人来教，不求效果。
不能要求上了一个学期大学语文，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语言表达、写作能力、人文素养、道德情操，都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大学语文的实际定位应该是通识教育，它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形成，文化修养、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编好教材重要，教好这门课，方法更重要。
人的说话能力经常有机会发言才能培养起来。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不怕闯祸。后来到了政治年代，你讲错一句话就是反动了，不敢讲，惟恐讲错，别人打他小报告，过去的人不都这样嘛。所以这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在宽松的环境之下，容易培养说话能力。  徐中玉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还很严重。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通过作品艺术分析，把人固有的精神和力量表现出来，使学生通过积极的思考，感悟文章的力量。因此，我赞成大学语文教学多学习艺术院校的课堂教学，结合创作、课文，教师谈经验，学生谈读后的体会，发言机会多，而且十分热烈。
叶嘉莹先生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本身修养高，讲课也好，生动优美，懂得怎么说服人，能够通过艺术的描绘把文章内蕴思想体现出来，现在这样的教师太少了。台湾和香港的语文教学里，保留传统优秀的东西也许比我们多。
现在大学扩招，学生很多。有的大学为新生做语文测验，学得好的就不用再学大学语文了，不好的再去学，并不叫所有的新生都要必修这门课。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这样的方式可使教室里的人少点，教师可以关心的也多一点。
我去过美国几次，美国大学其实也有这门课程。我有个孙子去美国读大学，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但也要学这门课程。外国的大学，对语文课程比我们抓得还紧，不仅上完课，还要规定写读书报告，你不交这个报告就没有成绩。
人物故事
文汇出版社推出的《四季青作家丛书》中有我的一本散文集《岁月留香》，德高望重的徐中玉先生为拙作写序，为本书增光添彩。他在文中谈及我曾为他当过信使，代他拜访张光年、臧克家、姚雪垠、陈荒煤等前辈的往事。我拿出当年的录音带，听着诸位前辈亲切的话语，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可惜姚、陈两公已作古，令人徒生感慨。 
记得1994年，那时我在主编劳动报月末刊，欲北上拜访一些文坛前辈，想让我的导师、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徐先生为我牵线搭桥。来到徐先生府上录下他对北京老友的问候，到北京后放给他们听。北京老友与徐先生已多年未谋面了，十分思念，耳闻从远方捎来的问候，倍感兴奋，个个脸上洋溢着喜色。我又录下京畿诸公问候徐先生的话语，返沪放给徐先生听。徐先生认认真真地听着老友的熟悉的声音，笑容满面，这给徐先生带来了快慰，令我无比欣慰。在京诸前辈听说我是徐先生的学生，对我十分热情，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回来后，我写出了《一代诗人臧克家》、 《姚雪垠话说李自成》等报告文学作品，被多家报刊转载，受到读者的好评。
“文革”期间，有人把苏东坡列入儒家加以批判，因他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徐先生课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评价苏子瞻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这是要担点风险的。此事给我印象颇深，后来我也喜爱上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学士的作品，还读背了他的许多诗文。用现在眼光来评价东坡居士，该称得上“德艺双馨”了。他忠君爱民，宠辱不惊，在庙堂为百姓争利，在江湖为社稷分忧，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能有几人？我也对徐先生平添了几分敬意，他算得上一位真诚而有胆识的学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委托上海编写沿海发达地区教材。徐先生出任了H版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编，我有幸在他领导下从事编写工作，接触机会多了起来。他平易近人，关心晚学，工作十分负责，对我们拟定的编写大纲和体系都有具体的意见。我们选出的教材，他都仔细阅读并提供了具体的建议，有时还对文章作了文字上的修改。这套教材至今仍在中小学生中使用。
此次，文汇出版社推出《上海作家散文百篇》，编委会提出请徐先生作序，委托我与之联系。我想徐先生年事已高，工作繁忙，不好意思开口，想不到徐先生闻讯后第三天，就寄来了长达2300余字的精彩序言，还给我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告诫我们：“这本书很有创意，但‘经典’与否，应由读者来评说。”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拟发新闻稿时作了低调处理。书出版后，我们想举行一次大型签名售书活动，以扩大这本展示新时期上海散文创作成果的新书的影响。此后还要义卖，其所得将捐给上海慈善基金会。有人说能请徐先生出出场就好了。我考虑天气已凉，再请年届86岁的徐先生出来助阵实在有点为难，想不到徐先生一口答应，这令我不安起来。我与一位作家朋友谈起此事，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就是徐中玉先生”。乍听觉得轻描淡写，但细细品味，这句话的分量该有多重啊。
徐先生一生历经坎坷，饱尝磨难，可他仍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他忧国忧民，为人师表，服务社会，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总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宠辱得失，光明磊落，真是“人到无求品自高”。1994年岁末他赠我《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我拜读后深受启迪。徐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值得崇敬的长者。古人云：仁者寿。愿徐先生福寿绵长，笔力永健。 作者:钱汉东
重要思想
徐中玉，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和中山大学研究院。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教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出版专著十余种，最近出版的专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我学未成就，业无贡献，实在不敢妄谈什么治学经验。只能谈一些几十年来读书、学习、工作中的粗浅体会，不知能否有助于青年同志们少走一点弯路。
“实事求是”，这已是一句大家口头上常用的话了。这的确是一句非常有用，非常深刻的话。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或很快懂得它的作用、它的深刻意义的。坦白讲，我自己已快七十岁，也是白过了很多时间，才逐渐懂得了这句话的一些重要指导意义，而离经常能在学习、工作中身体力行，则还颇远。这句话首先说的是要“实事”，我们知道的是否全是“实事”呢？其中有没有虚假的、半真半假、三真七假、或者很不完整的呢？自己思想上当然不愿有，可是实际上这类东西是有的，也难免会有的。见闻寡陋，缺少调查研究，识别力差，实践之功太少，等等，有很多原因，可以产生这种毛病。这句话的核心是“求”，我有没有总是下定决心，满怀勇气，认真去“求”呢？常常并未做到。以致浅尝辄止，以“大路货”为满足，未曾多动脑筋的东西就冒出来了。这句话又说要“求是”，即不但去求，还必须求出个“是”来才可罢休。知也无涯，是也无涯，知识的海洋和绝对的真理当然谁也无力包办，但相对的真理，某些符合科学规律的知识，应该是人人都可能认识到一些、发现到一些的。各民族的文化，全人类的文明，原就是这样逐渐积累、提高，发展起来的。可是这却绝不是“灵机一动”，“大笔一挥”，花言巧语，徒凭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一时得人口称就能做到的。我自己显然也极少这种“是”处。这不是我“故示谦虚”，实实在在就是这个样子。
治学应该从实事出发。也就是从实际出发。有些搞自然科学的同志，上天下地到处观察，搜集标本，回来还要用显微镜看，千百次的实验、分析、比较，求得精密的数据，不知做了多少工作，终于证明或概括出了某种规律、定理。如果他们不从实际出发，怎么能取得成绩，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呢？而我们搞社会科学包括搞文学在内的同志，会说“从实际出发”的人也许是更多的，而真能这样作到的人却好象一直比较少。书本当然要看，伟大人物的结论当然更值得重视，但不从实际出发而专从书本出发，专门重复伟大人物已有的结论、满口称赞，只会注释、疏解，甚至奉为神圣不可侵犯、永远不必再加补充、修正、发展的绝对真理，并以为这样做已尽科学研究的能事，这又怎么算得上在真正治学呢？自然有自然的实际，社会有社会的实际，都有其丰富而复杂的未知内容，学者们的用武之地太广了，太深了，一个人心安理得地钻在螺蛳壳里，凭脱离深广实际的沧海一粟之知自命英雄，甚至连用自己的语言来重复别人结论的本领还未学会，就自命“权威”，把生命如此浪费，既可惜，更可悲。
搞文学研究的人，“实际”同样是无比丰富、复杂的。有过去社会、过去各色各样人的实际；又有当前社会和当前各色各样人的实际。实际既记录、反映在书本里，有极为真实、全面的书本资料需要搜集、研究；有的就生动地感人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需要我们从种种现象中及时去捕捉、理解、思考。既要古为今用，又要鉴古知今，一个专门家当然有其着重的方面，可是治古全不知今，治今全不知古，结果会哪一方面都成不了专门家，发挥不出多少作用。我赞同章学诚功力不等于学问之说，不过丝毫没有轻视功力的意思，因为学问离不开功力。丰富而复杂的实际若无艰苦的功力去搜集，就到不了你的手里脑里，不从实际出发，又怎能经过分析综合概括出新知、即学问来呢？我之所以谈不上有何学问，一部分的原因就在连功力也未到家。
就以书面材料来说罢，也许比搜集、研究当前的活材料还稍稍方便些，但已实在不易。你选择的主攻方向即使很明确，也并未超过你目前的力量，但这往往已足够需要花掉你三年五载，甚至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你得知道有哪些目录、索引、资料汇编、年谱、前人书文等可供利用，知道了还要找到手，找到手了还要细看、记住、消化，甚至拣必要的抄录摘记下来。你当然不能只重视第二手第三手的东西，你当然不能贪现成，只在别人已经研究整理过的成绩上稍加补充辨正就算数，你必须更加注意钻研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资料又不仅有研究对象本人的全部著作，还有足以帮助我们知其人、论其世，评其作品高下的当时社会历史材料。即使你专攻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某一问题，范围颇小的了，可是古书数量相对说来虽不甚多，却或残缺，或分散，或注释未周，或理解分歧，“竭泽而渔”全弄到手固难，弄到手了完全通解仍难。要搜求后人或当代有关的参考材料，虽较容易，也少不了相当周折。就说你手头已有的报刊罢，总该算是你的囊中物了吧，但有的从所登目录中看到有此一文，却找不到文章；有的从目录上看不出文章内容，却与你的研究课题有很多关系，易被忽略。就算你都已到手、摘下了罢，若不随时标题分类储存，堆积一大堆之后没功夫分放，岂不仍象废纸！而若能每天及时处理一下，也许只消个把小时就可以使之各得其所，随时都可以增加一些积累，利用一些新知。这样做并不难，难在持之以恒，天天如此，不做完决不罢手。当然有时时间有限，那就得见缝插针，把零星时间利用起来，好在这种事情并不都需整段的很长的时间，有时五分钟就可解决一两样应该安置的问题。也有时身体不好，或手里事情实在放不下，不得不隔一天两天补做。那就一定要抽空坚决把遗留下来的事补做完，然后仍是每天做完每天该做的一份。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真是心得良言。放松，疏懒，懈怠一下，让它十天半月拖下去搁一段也罢，往往就会发展成拖搁几个月，最后便连原来已经养成的好习惯也全抛弃了。
“求”，可见一定要“勤求”、“力求”，才有效。松松垮垮，打一天鱼，晒三天网，似求非求，得过且过，或者列举一大堆客观困难，或者“比下有余”，自得其乐。在吃了这么多年“大锅饭”之后的今天，此类余毒确还不少。在我身上也不是没有。我们只有大家共勉，互相鞭策，在“勤求”、“力求”，甚至“苦求”上狠下功夫，学术之功，才能大有建树。
材料要“求”，不“求”决不会自己跑来。我看人家先进，有电子机器可以储存大量材料供大家利用，这当然极好，可以节省学者查找资料的时间。不过，还是先要有人仔细地去“求”，才储存得起来；你还要有“求”的愿望，才会多方设法去利用这些储存。而且无论如何，总要有人不断地去求，科学知识的总储量才会越积越多。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是有志于“求”的学者发明创造出来的，发明创造这种先进技术手段的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地“求”，求得全体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快发展，全人类的生活过得更高尚，更美满，更幸福。
材料要“求”，“是”更要“求”，“求”材料的目的即在于通过真实、全面的材料以求“是”。前面说过，我以为符合科学、符合规律，含有真理性的东西就是“是”。真实、全面的材料难得，“是”更难得。虽然难，但也不是不能得。虽然谁也包办不了，毕竟有志之士总可以贡献其力量，发挥其作用。只要能从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全力以赴去求，或多或少，或迟或早，总能求到一些真理，不负此生，尽一些责任的。 
如果方向对，方法对，也尽最大的努力去求了，而还未曾发现自己所求得的结论有错了的地方，为什么绝对不可以“自以为是”一下呢？难道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自以为非”？真有这样的人才怪。学者应该有相当的自信。得到的认识符合实际，能以确凿的材料驳倒反对的意见，就可以姑且自信，姑且坚持下去。没出息的人才千百遍地象念经一般盲从别人的结论，私心太重的人才不敢坚持正确的东西而随风俯仰。多年风狂浪险，值得“自以为是”的人太少，而不必要地“自以为非”的人却太多了。这对学者来说，决非好现象，实在很可悲的。“自以为是”的人，有空虚不学，顽固不化，狂妄无知，应加指斥的；但也有见解独到，所知极深，视一时诋毁为无物，甚至把真理看得比生命还更宝贵的。必须具体分析，只有那种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它为错误而仍死不认错，坚决不改的“自以为是”之徒，才是应该受到贬责的。“自以为是”过一段，后来学有长进，承认事实，乃自以为并不全是，或者更进而“自以为非”，这样的学者难道不是很好的学习榜样吗？我觉得，很多大学问家，他们所以终于能够成为值得人们佩服、尊敬的大学问家，就因为有这种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态度。一个学者，只要具有这样的品质，即使他的造诣不是很高深，总算是一个学者。没有这种道德品质的人，可以有钱、有势，却决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狂妄自大”与“妄自菲薄”不对，也不必，因为它们都是有害的。 
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决不能丢，决不可轻的。鲁迅说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后，很多文学上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大意），我相信这是他的甘苦之言。比如，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可以起到影响和改造生活的作用，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种道理过去就不曾被科学地阐明过。更不要说今天的文学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的新道理了。而今天我们无论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不以这些根本原则为指导，显然是会走入歪门邪道，至少事倍功半，或徒劳无功的。
求“是”，就要“博采众长”，“集大成”，无论谁说谁写的，只要是正确、合理、有长处的，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益的，就应该博采广集，取精用宏。过去，这方面我们存在着过多禁区和不应有的框框，仿佛古人全是笨蛋、坏人、胡涂虫，什么真理和科学知识都全然未曾发现过。对外人也多这样对待。现在渐知并非如此，其实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对之还不过是小学生。偏见也是一个框框，如说“儒家”完全反动，“法家”特别进步，宗教学说全是迷信，唯心观点一派胡言，等等。无知轻率，行政命令，实用主义，为害学术实在不浅。痛定思痛，今天应该坚决回到“实事求是”这条康庄大路上来了。
学者其实都是自学出来的。关键决不在于是否进过高等学府的大门。勇于探索真理，勇于坚持真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同时便是革命战士。区区如我，差距远哉，写这些话，不过表示愿以余年黾勉以赴，追随同志们多少补些课而已。
对学术研究的看法
问题回顾与今后期望学术研究最需要懂得独立思考之必要，与能独立思考，并坚持不懈努力下去永远以追求学术真理、规律为职志的人才。宣传鼓动工作也需要，但这是另外一种工作，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追求长治久安之道，不能朝三暮四，随风转弯，这正是它之所以有最大责任和最大作用。学术研究工作，特别需要能于勇于坚持独立思考品格的人才。现在讲创新的很多，讲需要能于勇于独立思考，质疑问题的却不多。要善于引导。再不能总喜欢驯服工具了。曹禺晚年自悔所以没再创作出早期那些好作品，就因为自己“太听话”了。“太听话”就不能突破自己，有所创新，甚至还会滑下去。
要大力形成对“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些我国古老而至今仍新，真是“刚健、笃实、辉光”之至的精深历史教训之共识。前两句出于《论语》的“学而”与“子路”章；后两句出于《周易·系辞下》，都与孔子直接有关。这难道只是孔子个人的见解？孔子很坦诚，常说他只是“温故知新”，“述而不作”。他当时还能多看到一些历史资料，多听到一些口耳相传的历史经验，而像这些具有无比深沉历史内含，非具博学深思功力、敏锐眼光观察者不能说得出来的语言，肯定不属于某一个人的独见。 自然，孔子能如此深入又浅出的传达下来，仍有创造之功，生存在天地之内的人群，实际上会有矛盾差异，如悬殊的生存条件，必然引起过许多残酷的斗争、破坏与牺牲。代代传下来的教训，却就在三个字：“和为贵”。今天还经常到处都听得到的口头语还有：和美、和善、和乐、和合、和睦、和亲、和平、和谐、和顺，举不胜举。“和”可引来一切的好处，收到一切的益处。应非弱者的哲学，实是痛定思痛后的理性选择，是人群追求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必然途径。立足点要力求在“和”，承认“不同”的合理性，容许人群内各自把“不同”的要求与建议提出来，承认这是应有的权利，从而大家一起来商量，协调，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法，缓解了矛盾，避免了互相残杀，两败俱伤。虽有波折，毕竟天地之大，人类互相依存的共同利益空间更大。“百虑”促成“一致”，“殊途”总能“同归”。这“同归”之路就是人类、人群逐渐走向共同富裕发展之路，谁也决不要自限只有一条路可走，宁可在一条路上不惜一切破坏和牺牲，终致人群自身的重创与持续落后。不管在什么好听的名义下，宁可迷失在一条道路或吊在一棵树上都是极不明智的，这是我们都看见与经过的。我在又读了上述几句古语后，受到这一启发。我们现在也开始说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了，这样很好。原无须强分古今中外，只要是优秀的合理的，都要吸收。不要自命不凡，不忙自叹不如，不卑不亢，自信地平等交流，就能互相沟通，补充交融。就像上述几句古语，过去不但不承认是宝贝，而批判为“唯心论”、“合稀泥”的反动理论。它当然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不同，驯服工具们怎能读出这些古语中的现实意义来呢？
已有的一些倡导与推进学术研究规划还应具体化，不要流于徒托空言。学术研究应有的自由。独立思考，不至于被认成不可容忍的政治活动，这些都应有法律保障。如何维护学术研究事业的公平、公正、公开皆然。各种官方奖助仍实际受到垄断，各种评估实际仍有意识形态干预。官本位，官僚主义，在学术界高校中蔓延民主进程甚少。在高校中，什么时候才能由教师们来选择自己的领导？如果连这样起码的权利至今还遥远，能说“与时俱进”了吗？
我讲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把对文学问题的研究，包括在内的。对过去时代应该吸取的深刻历史教训，至今仍未认真总结出来，是早已应该做却还未做出的一件大事。
工作体会我学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高谈一套一套理论。我没有这么多本钱，胡乱搞出来的东西毫无价值。我从不迷信文学流域内五光十色的主义，中间也或有一些亮点可以注意。开始时有些新意，到了成为主义，便以为可以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这把钥匙可以开通所有的锁了。主义容易变成陷阱。种种生搬硬套，加上翻译语句的诘屈聱牙，似通非通，叫卖的不少，实际影响很小。国外学者，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难以看到，不易得。希望今后有关研究机构能及时简报介绍，功德无量。
我喜读中国古代的文艺评论文字，篇幅短，文字简要，往往非常精彩，而且具体生动。读古人这些文字，很轻松、愉快，又有所得。他们不是为名利而写，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现代论文，洋洋洒洒，一两万文章，拍拍头脑，摇笔即来，没有保留价值。研究当代文学之作，尤多这类文字，极少要看。美学研究太哲学化，似与文学无缘。说要审美，美学文章却不审美，枯燥乏味。古代文论精品，中外都有论者这样评价，是直观的，随意性大，缺乏理性分析，逻辑不强，应向西方文论学习。这种评价也值得我们参考，研讨。不过何以能得出这种评价，是比较研究了多少资料才得出的，我怀疑其非常不够。古人认为“通道”必简，无须下笔不能自休，应让人有思考余地，留下想像空间，即有心使读者“思而得之”。他们多是把思考再三所得的综合感悟写了出来，理性分析的过程省略了，细心的读者多会明白。认为如此表达就是缺乏理性分析，还是逻辑有问题，未免牛头不对马嘴。烦琐的分析，把一座七宝楼台分析得鸡零狗碎，忘掉了主体的整体把握，生命力，就好么？死板统一的结论就好么？我觉得，各国都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欣赏习惯，不同的感悟焦点，是无法也不必求同、统一的。只据个人或极少的所见，怎么说也可以，但说服力主要还得看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以为中国古代文论专书最高明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并无理论专著，以创作为主的苏轼，则是留下最多文论资料、而且最有创新见地的代表人物。文学研究的文风，现在一般远不如他们的精细而又阔大，富有艺术魅力。今天的论者须把从使用电脑节省下来的时间精力，转用到精心思考和反复推敲修改上去才好。 （徐中玉）
访谈录
我们必须在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努力挖掘、汲取出其中蕴涵丰富深刻的、对今天仍有普适价值的思想资源，再不可像过去那样一概抹杀，数典忘祖了。一些高校特别重视外语、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教育，本国语文教育似已可有可无。大学毕业时，外语是否达标，有考查办法，母语是否达标，却没被看成问题。 徐中玉，1915年2月出生，江苏江阴人。1941年起，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工作，1952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等职。现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 
□从当年您与匡亚明先生携手组编《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到现在，这本教材已出到了第八版，其间哪些信念是你们一直坚守的，又有哪些在实践当中经过了调整？ 
■我想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的开设情况。作为公共课，"大学语文"建国初在我国各大学基本上都开设。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大学语文"课程随即不再开设，并从此中断了三十年。正常的人文素质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严重脱节，人文教育几乎成为一片荒漠，教训极其惨痛和深刻！ 
针对这种严重违背教育规律的状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共同倡议，在高校中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此举立即得到了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同仁们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经教育领导部门批准，中断了整整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得以重新开设。自此之后，全国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高校逐年增加，逐渐蔚然成风。 
我们发起组织部分全国高校专家、学者，一起来共同编写新的"大学语文"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二十多年间已经出到了第八版。这些年来，我国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但我们一直坚持以精选我国丰富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为主，择优选入教材，作为感悟、熏陶、启发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基本材料，这样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认为，"大学语文"这门课，不仅可以让大学生们进一步掌握丰富的语文知识，培养他们对祖国优秀文化、文学精品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表达能力，而且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铸造"中国人为人的道德"(鲁迅语)。无论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还是在激发大学生爱国热情、培养创新精神等方面，"大学语文"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开设"大学语文"课有巨大、深刻的意义。 
□我们发现，现在《大学语文》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被赶超的领跑者，很多同类教材，甚至是一些不成系统的边缘性读物，都在高呼取代《大学语文》，大家都清楚这中间有商业竞争与商业炒作的因素，您对此怎样评价? 
■我们认为大学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必须把重点放在讲好文学精品本身上，经过教师引导和课堂讨论，把作品讲话、讲透，使学生把握到其中所蕴涵着的人文精神实质，不是一味讲字、词、句、篇，而忽视了整体把握。不是在"大学语文"课中来学习文学史、文化知识，把它变成又一个思想课、观念课。坦率地讲，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可以说目前大多数教师还待转变观念，改变救法，还得认真、负责，自己先要有充分的准备。有些人似乎认为"大学语文"最易教了，什么人都能教得好。这完全是外行话。对此我自己也要重新学习，决不敢轻薄为文，夸口妄谈。 
大约在1900年以后，全国出现了纷纷编写和出版大学语文教材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大学语文教材已有几十种之多，打破了教材编写中长期存在的单一状况，形成了多元互补、相互竞争的局面，给各类不同的高校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教材提供了可能。这其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良现象，例如粗制滥造，照抄他人框架，改头换面一下就大模大样用来作为自己学术成果，等等，应予辨别。有些情况应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自觉杜绝。比如，前不久某报采访了一位正在新编一种大学语文教材的负责人，他竟说这本还未编出的东西，已可预言将能"一统天下"，学术工作者怎能如此信口开河，如此自我"炒作"呢!一些人文类的读物，对于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是有益的，但是否宜作教材，应据实际效果，不是靠商业炒作、靠自我吹嘘就能做到的。人们欢迎正当光明的竞争，应共同为提高教材的质量而努力。高校教材不会定于一尊，这是必然之理。我们一向赞同教材应郑重编写，各具特色，不断提高质量，这才是教材建设的正途。
□现在一些大学语文教师很痛心，在一些大学中，大学语文课程日趋被边缘化，我们的母语教育正在受到伤害。您如何评价这种现状? 
■尽管大学语文课程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提倡，但当前"大学语文"在高校教学中，仍处在边缘状态，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大学语文》还没有被明确定为公共必修课，可开可不开，开多少算多少。教学时间未规定，教师缺乏编制上的保证。在一些高校《大学浯文》是否开课，时常决定于校系领导是否重视和支持，不仅各校情况不一，即使在同一所学校里，开或不开，课时多少，是否继  续开设，也很不稳定，很不平衡。近年受到市场经济兴起后消费主义的严重冲击，实用主义观念大为流行，金钱至上，道德薄弱，整个社会追求立竿见影的功利效果，并以此来衡量、判断事物的价值，有些人因此对大学语文课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有一些高校院系要压缩、停开课程，首当其冲的往往就是"大学语文"。高校一般均特别重视外语、计算机技术、政治等的教育，本国语文教育似已可有可无。大学毕业时，外语是否达标，有考查办法，对母语是否达标，却没被看成问题。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切宜考虑解决。全国自学考试将"大学语文"作为必考课程，而有些全日制高校却将"大学语文"停开或仅仅作为选修课，这种现象令人费解，令人忧虑。 
我知道很多发达国家知名高校的大学生，除主修某一学科外，几乎有一半学分是靠随意去选修人文、社会或自然方面的课程获得的，各种专家、专书、专题的课程有很大的吸引力。每个大学生应有一专之长，但通才教育就需要他们尽可能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高远的视野，具有人文精神与素质。 《红楼梦》中留下这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言简意赅，深刻中肯。仅有一些知识和专业技术是不够的，人文品行更重要。每个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许多问题，要同各种人、各种事打交道，缺乏观察、分析、综合等能力怎么行，就非得从接受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这一根本做起不可，因此，这种学习乃是一辈子的事。对本国语文教育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形成，审美能力的提高，对于以上方面学好、教好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它的价值是无法用一时的物质回报的多少来衡量的。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决不可忽视、削弱。愿有更多同行，专家们，一道来加大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