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郭士立
人物简介
  郭士立像(1)郭士立（G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又译郭实腊。生于波美拉尼亚。1821年入柏林耶尼克传教士学校。1823年在鹿特丹加入尼德兰传教会。曾在爪哇岛布道。1828年由新加坡到泰国。不久辞去尼德兰传教会职务，成为自立传教士。1829～1831年在泰国用暹罗文翻译《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并出版《交趾支那字典》。1831年到澳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船上进行情报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1833～1837年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该刊除传教文字外，还刊载政治、科学和商业方面的文章。1834年与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埃利加·C·布里奇曼）共同组织益智会。1835年继马礼逊任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一度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43～1851年任香港英国当局汉文秘书，同时从事传教。1844年在香港设立汉会，又名福汉会，意为汉人信道得福。该会又被称为郭士立差会，专门训练中国传教人员到内地布道。他是德国教会传入华南的开创人。在华曾参与圣经汉译工作。1851年病故于香港。
个人生平  郭士立像(2)郭实腊，又名郭士腊、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因为家境贫穷14岁便辍学。1820年，他大胆给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献诗表达求知愿望，国王准其进入一家神学院上学。1823年，他受荷兰传道会招募，于1826年受其派遣来到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传教。后又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一个独立传教士，但与伦敦会一直关系密切。
郭实腊的个人智慧是毋庸置疑的。除母语德文外，他还通中文、日文、荷兰文，对中国官话和广东、福建的方言也有相当的了解，还会马来语、暹罗语，曾将《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暹罗语。他一生著述多至80多种，语种、内容纷杂，关于中国的就有61种，如《中国简史》、《开放的中国》，从横向、纵向介绍中国历史；如《道光皇帝传》，是道光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也是道光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这三部都是由英文所写，在欧洲出版。此外，还有德文、荷兰文、日文著述，领域涉及-、经济、历史、地理、科技、金融各个方面。对于早期传教士学术方面最多着手的语言和语法，虽然郭实腊在著述方面没有太大突破，但对中国语言的认识确实高人一筹。对19世纪早期最流行的两本语法书马里逊的《通用汉语之法》和马希曼的《中国言法》他一语中的地点明要害：“欧洲学者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总是给中文披上西方的外衣……谈论什么单数、复数、现在、过去和将来时态。”这一点，也成为后来传教士编写语法书时孜孜改正的方向。
1831、1832、1833年的三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及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是郭实腊最重要的行动和著作，他因此声名鹊起。这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是郭实腊身份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三次航海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郭实腊沿路讲道、诊病、分发宗教宣传册、书籍、药物等，直接目的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形象。但又更进一步，他详细记录下了所到之处的海防、军事、军备状况，为他盼望中的轰开大门做积极准备。
  郭士立像(3)郭实腊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他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个期刊，借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和合”观念，来促进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破除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为西方人被蔑称为“夷”而正名。在此之前，虽有《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天下新闻》等创立于外埠的中文报纸，但多是意义比较单纯的定期性的宗教册子，到了郭实腊手中，方为报纸注入世俗内容，这部分内容很值得研究。除了地理和科学知识的着力普及，他在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市价”，辟有“贸易”栏，介绍中国及各国-、制度、经济尤其是西方科学的状况。
当时的新教传教士，在战争问题上或明或暗持赞成态度；那么在鸦片问题上，则多是鄙夷和反对。需要提出的是，1840年前，传教士中与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国‘开放’的郭实腊”（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他不仅在第三次航行中，作为翻译参与鸦片贸易，还在《东西洋》上撰文：“我为这样一个贸易的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感到欢欣鼓舞，但也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而感到痛心……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对之，伯驾、卫三畏都在《中国丛报》上表达了反对意见。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与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实腊。三次航海让他看到战争的可能性，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故于香港。
19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自视为世界上的“天朝王国”、“中央大国”，而把包括西方在内所有外国都称“番国”，即边鄙之地的小国，把外国人统称“夷人”、“夷狄”，即不开化的野蛮人。郭实腊认为，这种“华夷”观念是妨碍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展开正常贸易的主要思想障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只有大量地宣传西方世界的文明，为西方人被称为“夷狄”而正名，才能转变中国人这种落后的“华夷”观念。 
该刊第三期卷首有一篇《论》，即是为外国“夷”人正名的言论：“夫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苏东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是也。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义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比较之与禽兽待之如外夷。呜呼！远其错乎！何其谬论者欤！怀柔远客，是贵国民人之规矩，是以莫若称之‘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人’，或以各国之名。”
该期刊还托中国人之口，刊登他们在国外所见的事例来称道西方文明。如《子外寄父》一文，描写儿子在环球航行中所见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写信给父亲说：中国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国，外国的领土并不都比中国小，外国人“聪明通窍，身晓才艺，何可以为夷者乎！”再如《侄外奉姑书》一文，用中国侄女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亲身感受给姑妈写信，描写了那里的男女从小平等，女婴与男孩一样从小倍受爱护，无溺女之陋习，女孩长大后在文学馆学习，长辈们不禁朋友间来往，成婚也不须媒婆斧柯，而是自由恋爱，成家之后夫妻相爱相慈。《兰墩十咏》还刊登一位旅居英国首都的中国人赋诗说：“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伦。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山泽钟灵秀，层峦展画眉。赋人尊女贵，在地应坤滋。少女红花脸，佳人白玉肌。由来情爱重，夫妇乐相依。”“两岸分南北，三桥隔水通。舟船过胯下，人马步云中。富庶烟花地，人工斗物华。帝城双凤阙，云树万人家。公子驰车马，佳人弋缎纱。六街花柳地，何处种桑麻？”这分明是一派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画卷，哪里有“红毛番鬼”的影子？
据资料显示，郭实腊在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同时，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书叫《是非略论》。他用中国民间话本的写作方式，假托李姓、陈姓二人辩论英人是否“番鬼夷人”，英国是否文明昌盛。陈姓人用自己赴英经商致富返国的经历，说明“华夏皇帝虽重，外邦君德亦隆”，“英国人身通才艺，学问聪明，如中国准外国人来贸易，沾润本国，使两国各便其用。”这说明郭实腊在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就已经认识到，只有大量介绍西方文明，才能逐渐破除中国陈旧的“华夷”观念，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明孤芳自赏，对西方文明轻侮蔑视的态度。这也正反映了鸦片战争前西学东渐初期时西方文化在中土遇到的尴尬处境。
西方少有的中国通郭士立在新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自愿参加了传教工作，后在柏林和鹿特丹训练之后，于1826年被派到亚洲传教。由于中国清政府严禁传教，使他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郭士立是一个怀有极大报负的人，他决心以自己百倍的努力，去打开中国紧闭的国门，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的“福音”。
为了有朝一日实现到中国传教的愿望，他刻苦地学习汉语，而且很快学会了广东话和福建话。为了表示对中国人的友好态度和取得中国人的尊敬，他还特为自己取了一些笔名，如“爱汉者”，即爱中国人的人；“深德者”，即勤于道德的人。他自己说他已加入了一个中国宗族并成为福建籍的公民。当访问福建时，他不断地自我介绍是福建老乡。当他第一次沿海旅行时，他还穿着当地福建人的衣服甚至戴上头巾，“他很象一个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常认为他是一个扮作洋人的汉人”（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郭士立曾说过，“除了让他把余生为中国服务外，他别无所求”（J·G·路兹：《教士外交家郭士立与鸦片战争》，《史学选译》17期）。郭士立真的是这样吗？他一生服务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尽管郭士立有着普鲁士传统，他却把自己很好地融入了英国人的行列中，而且他的许多西文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当他用汉语表达或介绍政策时，‘我们’一词他通常是指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同上）。郭士立实际和鸦片战争有很大干系。
在华活动
  在香港传教的日程、探访人物及内容郭士立牧师及当时宣教同工在香港传教的日程、探访人物及内容。郭士立首先是一个传教士，他来到中国沿海以后，不顾清廷对基督教的禁令，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传教，使中国人皈依基督。为了使他的传教更有效，他边传教，边行医，以行医博取人们对上帝的好感。他每到一处，就散发一些简单的特效药和基督教的小册子。他传教的对象，有水手、商人以及普通的农民。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就是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
郭士立和马礼逊、裨治文一起将《圣经》翻译成汉语，其中有关以色列的章节就是郭士立翻译的。他的翻译准确而忠实于原本。这个版本的《圣经》完成于1847年，对后来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很大影响，不少内容成为太平天国的组织信条。
鸦片贸易郭士立极力主张鸦片贸易。在英国鸦片贩子疯狂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年代，郭士立积极从事鸦片走私贸易，从中获取暴利。他曾经指责鸦片令人上瘾，使人虚弱，但鸦片贸易巨大利润的诱惑，使他抛弃了自己的良知，在传教的同时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他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着走私和传教两方面的工作”（同上）。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地理，风俗人情等，更为他参与贩卖鸦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租用“阿美士德勋爵号”载着棉布和棉纱等货物起锚北行，调查中国沿海市场情况。“阿美士德勋爵号”途经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一直到达朝鲜沿海。这艘船上虽然没有装载鸦片，但装载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东印度公司的林赛，化名“胡夏米”，他身负的使命是查明这个帝国可以渐次对大不列颠商业开放最适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另一个就是郭士立。由于会说中文--包括福建话和广东话在内的多种方言，郭士立在此次航行中充当翻译。就在前一年（1831），郭士立刚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到达过天津、辽东半岛附近。
1832年秋天，乍甸和马地臣行作出重大决定，即租赁新建造的飞剪船“精灵号”（Sylph，又译为“气仙号”）远征天津以北。前往陌生的华北地区推销鸦片，没有好翻译随行断难成功。。这时，刚刚随“阿美士德勋爵号”从北方回到广州的郭士立闯入了渣甸的视野。这位在华传教多年、娶了英国女子为妻的传教士，不仅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请到郭士立担当此次北行的翻译，自然是最佳选择。威廉·乍甸(W·Jardine)曾指示他的船长说：“你将很高兴就与改变自己的有关的所有问题与郭士立博士商量，他在语言及中国人的特点方面的广博知识，对你制订及实施计划很有益处。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很好地意识到合作双方的热情”。他为鸦片贩子提供翻译服务，然而他这种服务不是无偿的。一个鸦片贩子说：“我为郭士立的三天时间付了1000美元”（同上）。与此同时，乍甸还答应为郭士立正要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提供6个月的经费。
郭士立在鸦片贸易上唯利是图的作法受到了含蓄的或直言不讳的批评。受害的中国人曾讥问他，为什么耶稣的信徒把邪恶带给中国？有一些正直的传教士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说他们从事鸦片贸易损害了传教事业。传教劝人为善，而从事鸦片走私是为人作恶，这是极为矛盾的。他们对郭士立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鸦片贸易的活动现象进行研究，其结论是：郭士立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与鸦片贸易矛盾达到最令人吃惊的尖锐程度而为人们记住”（同上）。
情报搜集郭士立还是英国的间谍。他在中国沿海进行海道测量、地形勘查、绘制航海地图，调查各地物产及商业贸易情况，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提供给英国政府以备采纳。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查理·马奇班克斯派遣公司职员胡夏米到中国沿海进行一次周密的侦察，调查中国沿海市场情况。为了不使中国发现洋人深入北部沿海，他们都改名换姓。胡夏米本名叫林赛，冒充船主。郭士立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成员，翻译兼医生，更名为甲立。
1832年2月26日，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开始了这次长途侦查，沿途经过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于9月4日回到澳门。他们沿途为人治病，诱人信教，并分发《戒赌博》、《戒谎言》和《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宣扬教义和宣传西方。而真正的船主礼士则专门测量沿途的河道、河湾、绘制航海地图等。
胡夏米、郭士立这次侦察活动，为后来的英国侵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报。他们调查了广州以外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的商业贸易情况，认为要扩大对华贸易，必须开放东北部的贸易。怎么打开广州以外的贸易局面？郭士立认为：“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但通过武力解决，可以达到目的。他还认为中国的防御是脆弱的，“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英国的）一艘战舰”（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这次对中国沿海的侦察，成为鸦片战争时英军制定作战计划的根据。
参与鸦片战争  英军进攻定海英军进攻定海郭士立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得力干将郭士立还是英国侵华战争的主要参加者。1835年，他接受了英国对华商务监督的汉语秘书职务。他是鸦片战争前九龙之战的主要肇事者。1839年9月5日，与林则徐具结贸易政策相对抗的义律带着译员郭士立，率领一支由5只战船组成的舰队进抵九龙海湾。郭士立在两名水手的陪同下乘小舟上岸，向中国方面递交他用中文替义律写的信函。信中说，如果中国方面不供应英国船队食物，那么将受到英国方面的武力惩罚。清广东水师遵照林则徐的指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英舰向清广东水师船开炮。中国水师战船和九龙炮台被迫还击，这就是九龙之战。
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作为英国远征军的翻译随军作战。由于英军官和士兵都不懂汉语，翻译的工作尤为重要，他承担了大量重要的任务。比如同中国军政官员的谈判，军需的供应，情报的搜集及对攻陷城市的管理等都由译员承担。1840年7月5日，英军进攻定海。郭士立与来自鸦片经营者所组成的领航员一起为舰队提供了航海资料，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经验，参加侦察探险队，搜集有关军队布置、军事设施和可能攻击地点地形的情报、他递送了最后通牒并同中国军官进行了谈判，要求中国地方投降以免遭到炮轰。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陆部队，随身带来了安民告示以安抚中国百姓“（J·G·路兹：《教士外交家郭士立与鸦片战争》）。郭士立被任命为定海知县，他堂而皇之地进入定海知县衙门，坐在原属中国知县的交椅上，以知县的名义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曾在英国占领的几处地方做民政官。1842年8月，英军打至南京，清政府向英国议和，鸦片战争结束。郭士立参加了《南京条约》的最后谈判和多次谈判会议。
郭士立就是这样一个集传教、鸦片走私和间谍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式的人物，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阿瑟·维利称郭士立为“牧师和强盗、江湖郎中和天才、慈善家和骗子的综合体”。
个人著作
郭士立著述有英文六十一篇（部）、德文七篇、荷文五篇、日文两篇、逻罗文一篇，慕尼黑大学有其全部中文著作。关于中国近代的著作有《中国简史》（1834年）、《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附逻罗、朝鲜、琉球介绍》（1834年）、《道光皇帝传》（1852年）、《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两卷本，183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