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端升
生平简介
解放前任教1924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时帝国主义在华横行无忌，租界尤为罪恶渊薮，端升对此痛心疾首。1927年（民国16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论述，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租界；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1930年，回清华任教并兼任课北大。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进逼华北，国民政府加紧“文化围剿”，民族危机益亟。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因抨击时政被通缉，离职他去。端升继任主笔，数月间发表议论170篇，针砭时弊，辛辣尖刻，洞中要害。终因写《论华北大势—一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一篇社论，也被迫去职，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任教。柳亚子作《怀人》诗，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抗日战争爆发后，应北京大学聘随校西撤至昆明，参与筹建西南联大法学院。辛勤教学外，撰写有关国际时事的论文和学术研究的专著，积极参加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端升声蜚中外，1937—1949年，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47年底，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中国政府与政治》（195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坚辞美国著名学府聘任，1948年返回北京大学。北平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紧密联系，保护革命学生，维持学校秩序以待解放军接管。解放后任教新中国成立，先后任北大法学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并致力于新中国法制建设。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1957年，端升被错划为右派，迫离讲坛。1974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年事已高，仍热烈投入国家政务活动，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主编法律学丛书。到了1980年，钱端升又担任 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北大校友会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名誉会长、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人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1年，应聘任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共产党。 1990年1月21日病逝。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相关著作
端升著作除短篇外，有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的《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民国政制史》。独著的《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版）、《战后世界之改造》、《政治与政治学》。译著《英国史》、《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政治观点
端升毕生从事政治学、法学研究，并以学人身份积极介入政治，介入社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1925年提出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与国际公法之基于“主权属土”说背道而驰，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非如过去近东回教国所赋予耶教国之出于自愿，纯系鸦片战后列强所强加；有关租界条约所订的“按法  钱端升相关著作审理”的“法”之系“程序法”而非“实体法”，领事裁判“僭越超过条约之所许”，理应废除，废除可取“先礼后兵”的办法（《治外法权问题》）。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在1934年就黄郛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一事，提出“中日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交涉于我国不利（《论华北大势——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对立宪运动，提出“行政没有一定手续，而人民常遭压迫，那无论政体怎样规定，政治总不会怎样高明，令法律迁就事实易，令事实遵循法律难”，“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所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1929年《评立宪运动与宪章修正案》）。解放初，对国家工业化的途径，提出“为求工业化而过分奖励私营工商业，则有流于资本主义之危险。过分强调国营事业，则因国家财力薄弱之故，必将有延缓生产的危险”（1950年《统一战线·人民政府·共同纲领》）。1990年1月21日卒于北京。
逝人追忆
相隔整整40年的两个细节，为钱端升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
——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前，人头攒动，灯火通明。钱端升正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听众掌声雷动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在围墙外鸣枪相威胁。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钱氏却仍然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
这是1945年11月25日夜，钱端升在西南联大做时事演讲。有在场学生事后叹道：“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钱端升铜像——在中国政法大学人声喧闹的食堂里，一位退休司机当众对一位研究钱端升的青年教师说：“钱端升？哼，他妈的，“文革”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这是1985年的11月。解放后一度担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院长的钱端升，成了退休司机炫耀“武功”的谈资。
如果光看1949年前的履历，称钱端升为现代中国政治学、法学的一代宗师并不为过。在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在短短8个月内，他写出了170篇笔锋犀利的社论，其中许多是针对时弊、主张抗日及反对投降的文章。1947年，时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钱端升接受校方邀请，用英文写出《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该书随后便成为哈佛、斯坦福等大学政治学系的教科书。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与王世杰合写的《比较宪法》，至今还是当当、卓越等网上书店的热销书。
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他最后的编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钱端升，组织几个教师编译一本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该书已译120万字。随后红卫兵抄家，这一小小事业也成了“革命”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33年，一个学者的后半生，就这样“几近空白”。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内中写道：“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如此种种，让钱端升的旧友——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感觉“诧异”。1972年，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但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钱端升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不只是费正清，没有人能真正清楚，在这“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1982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钱端升，却破例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死者是钱端升在哈佛大学的弟子田保生。1949年后，原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的田保生，听从钱端升的劝告回国，担任外交学会国际法的编译工作。“文革”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杀，后来才获“平反”。
时人回忆，钱端升默默站在弟子灵位前，注视良久，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蹒跚离去。
往事略集
如果光看钱端升1949年之前的人生经历，那么钱端升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铁骨钲钲的勇士的形象。这位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始终秉持学者的天职，及时而又勇敢地发出独立的声音，不管他面对的是笑脸还是冰冷的枪口。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和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钱端升等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但面对钱端升等知识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钱端升的这种独立，更多来自于其洁身自好，他压根就不愿意做蒋介石的官。谢泳先生在《寂寞钱端  钱端升学术研讨会升》一文中就指出：“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怎么个多法呢？钱端升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端升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作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令为我设法者也。”就凭钱端升的聪明，不会不理解见蒋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说，他也不会不理解陈布雷对于其当官的利用价值，可是钱端升却依然想回学校教书，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10月1日，钱端升和西南联大的另外九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双十协定”在桌面上签字后，背地下内战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 
由于有关方面的干涉，原定于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召开的时事晚会被禁止，云南大学被勒令不得提供场所。后来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除了西南联大的学生外，社会各界也来不少人冲破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约有6000多人前来聆听时事演讲。在主持人王瑞源简短致词后，钱端升便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西南联大草坪上掌声雷动。 
突然间一声枪响，紧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住师生，企图鸣枪驱散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先生并没有因此终止他的演讲。国民党军警此计不成，又突然停电试图结束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和其他师生一道，又点起汽灯继续发表他们的看法，一直到会议结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应该说，面对国民党的极权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正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
学术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作出了下述两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1)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又称"国家主义政治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制度，而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宪法条文的集合，所以归根结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宪法条文，比较政治也就是比较宪法。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将这种政治学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较之传统的思辨政治学，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政治学终于把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当"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发展至高峰之时，一些政治学家又开始呼吁：政治学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国家的法律形式，即宪法条文。它应该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学习，运用经验的方法研究动态的政治事实和政治行为。于是，在早期行为主义的推动之下，政治学科学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2)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它未来的发展，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 
政治学距成为经验科学的理想甚远，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钱端升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的关系。此外，历史学为政治学研究之工具，心理学有助于分析政治行为之心理基础，均不可忽视。钱端升完整地定义道："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钱端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具体化，构建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第一层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国际关系三大块。这应该算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的将政治学理论体系化的努力。 
钱端升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可见，钱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和制度的昌明。
钱瑞升奖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倡议设立的全国性法学研究奖项，旨在纪念钱端升先生对我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促进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推动国家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