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教战守策
简介
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积极实行变法的时候，苏轼曾经因政见不合，  苏轼[1]自请外调，相继在杭州等地任地方官。其实这不能说明苏轼不关心朝政，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就进献了《教战守策》，根据当时战争必不可避免的形势，建议早做准备，以免发生不测之患。
原文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  苏轼《望江南词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2]？
[注释]
1.豢:(huàn)
2.刈:(yì)
3.眊:(mào)
[评析]
本文的议论就是从常见的事实中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
此篇不见于原本古文观止。校以四部丛刊影宋版《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七。
译文
（注：黑体加粗的小标题为段落的概括，非原文）  苏轼故居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出的。现在不给它想办法，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的时候，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
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几十年以后，装备武器都败坏了，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惶恐，传布谣言，不战就逃跑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四方的人民就象鸟兽奔窜一样，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难道不是很周全吗？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农夫平民，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使得他们轻视霜露，不畏风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门就坐车子，刮风就如穿皮衣，下雨就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体了。因此，会保养身体的人，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慢步快走活动操作，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人民也是如此。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就象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谈论起打仗的事情，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的财物，每年以百万来计算。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从我方开始，便从敌方开始，不发生在西方，便发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总之，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所以说，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象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等实行的时间长了，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然而议论的人（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又用军法困扰，那百姓将会不安定；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骄横又有怨言，欺压百姓，向他们的上司邀功，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创作背景
北宋王朝到了仁宗赵祯时期，在承平的帷幕背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迅速地深刻化、尖锐化。内部的农民起义，一年多一年，一伙强一伙；外边的西北二虏(夏、辽)气焰嚣张，不时内犯。很显然，如不改弦易辙，小朝廷很快便要土崩瓦解的。于是，统治阶级当中一些较能正视现实、深谋远虑的人，便不断提出革新政治以自救的主张与要求。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就是这种趋势下的产物。年轻的苏轼，很快地也投身于这个浪潮中了。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五岁的苏轼应“制科”考试时所作的《进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就集中地表现了苏轼的这种政治思想。
《教战守策》乃《策别》中的一篇，旨在论述他教民于平时练习战守之事，以防边患的意见。
赏析
文章首段，单刀直入，提出问题，并指出了它的严重性：当今之严重危险，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亦即不习战守之事；如果不早为之计，到一发而不可收拾时，见兔顾犬，就来不及了。
劈头先逆写后患，大声一呼，以悚动视听，引起人们的注意，下边再论述申说为什么“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平时不习战守之事，其危害竟苏轼论文，十分重视艺术上的多样化与创造性，而反对黄茅白苇，弥望
如一(《答张文潜》)，他的创作也大致实践了他的这一主张。他不曾从理论上去剖析，而是援引一些历史事实来证明。先王归制，“天下虽平，不敢忘战”，所以平时常教民讲武，“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后世则用“迂儒之议”，“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因而，“卒有盗贼之变，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两种作法，两种结局，孰得孰失，较然可知。下边再证以唐代的安史之乱：朝廷偃武修文，人们安于太平之乐，故而安史一举兵作乱，大家都惊骇恐惧，无所措其手足，李唐帝国也从此一蹶不振了。至此，忘战去兵之非是，习战讲武的必要，为事实所证明，无可怀疑了。
事实固然如此，然而其所以然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第三段接着便申论此意。不过，他仍不是从理论上去推求，而又是以生动、贴切的比喻来阐说的。农夫小民，锻炼有素，故而“寒暑不能为之毒”；王公贵人，“养之太过”，反倒“小不如意，则寒暑人之矣”。可知，勤苦力作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夫民亦然”四字，一笔勒回本题。居安念危，处逸能劳，才能御敌卫国，这些意思，作者虽未再明说，但读者都可得之于言外。以下，切指时事，应首段起首四句。当今生民，不习战守，士大夫又未尝言兵，“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一遇仓促事变，将何以卫国御敌?
第四段，根据当时民族矛盾的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其势必至于战，用兵必不可免。用兵既不可免，而朝野上下又厌言兵革，不习战守，“则其为患必有不测”之理，就昭然若揭，而教民战守之绝对必要，也就更无可怀疑了。此处又与首段后四句遥相呼应，布局极其精严，脉络十分清楚。
以下水到渠成，顺手扼要地提出了他教民战守的具体办法，并趁便驳斥了“议者”“无敌而动民”，“民将不安”的说法之不达于理，最后又附带指出：民习于兵，将于折“天下屯聚之兵”的骄横之气，总见教民战守，利莫大焉。
有此二段，文章亦更觉神完气足。
就如何把论文写得更活泼生动些这点而论，只要我们善于咀嚼消化，举一反三，这篇文章的技巧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天下虽平，不敢忘战”，居安思危，能逸能劳，方可以御不测之患，因而主张平时教民习战讲兵，这种思想对我们有无启示、借鉴意义，有无用处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不过，要经过批判、分析，要“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而不能把作者这一思想原封不动地搬来，否则，囫囵吞枣，生吞活剥，非徒无益，且将有害。
作者在《策别叙例》中说“臣闻为治者，有先后，有本末。响之所论者，皆当今之所宜先，而为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臣请列而言之”。可见，他之所以劳心苦虑地写这二十五篇《进策》，原本为赵宋王朝的统治设想、献策的。这篇《教战守策》当然也不例外，文中，作者所忧心焦虑的不测之患，其基础与核心乃是赵宋政权之能否维持与巩固。在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是这个阶级的思想家，“这是它的积极的、善于概括的思想代表者，他们把制造这个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作为自己生计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轼正是赵宋王朝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代表者。
由于他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因而，在他“教战守”这一思想上就必不可免地要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
首先，他说：在太平之世，“人民日以安于快乐”，甚而“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因而，“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瘘蹶而不复振”。我们知道，在任何封建时代的所谓太平盛世里，无论汉代的文、景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开元之时，人民的处境，不过是能比较安稳地做个奴隶而已。安稳固然安稳，但终究不过是个奴隶。“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这才是他们生活面貌比较真实的写照。因而，其不习兵革、战守的事是有的，而其所谓“安于佚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者，自始迄终，就从未有过；所谓“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的现象，当然就更无从产生了。这，显然是对所谓封建盛世里人民的面貌的歪曲。
他又说：“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闺门。”当时的情况，又何尝是这样的呢?宋王朝开国后，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对内“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配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对民族敌人，则由“奉子如骄子”而“敬之如兄长”，而“事之如君父”(杨有仁编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因而，“产业家家坏，诛术岁岁新”(李觏《村行》诗)。“春秋生成一二倍，天下三分二分贫”(张泳《悯农》诂)。致使还在宋太宗时，王小波、李顺就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口号，在蜀中起义了(《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从此，农民的革命斗争就彼伏此起，直未间断。由此可知，当时的所谓“治平”，不过是一种畸形的，表面的现象。处在这等统治下的人民，能“骄惰脆弱”么?又能“不出于闺门”么?显然也是对当时人民面貌的歪曲。之所以会这样，无疑是和作者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与偏见分不开的。实际上，“安于使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骄惰脆弱”的只是封建统治阶级，而人民则向来不但刻苦勤劳，而且具有传统的革命精神。
其次，正因为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无法认清，也不愿承认人民伟大的精神面貌，所以也就不可能充分信任与组织、调动人民的力量。“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庶人之在官者”，指被调进官府供役使的勤杂；“役民之司盗者”，指抽来缉捕盗贼的差役。讲了好久教民战守之重要，但其教授、动员面却小得如此可怜，杯水车薪，这又能济得多少事呢?如果把全体人民调动起来，武装起来，实行“全民皆兵”，那必将有效地打击民族敌人的侵略气焰，保卫祖国、人民的安全。但同时，他们也必将有效地打击阶级敌人所强加于他们的专制统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岂不意味着致封建统治阶级于死地吗?他们怎么能自掘坟墓呢?
那么，上述的前后参差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叶公岂是好真龙”!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态度，总是这样矛盾、可笑的。
以上所说的，都是需要我们经过分解予以抛弃的糟粕，排除了这些杂质，才能吸取到对我们真正有益处、有作用的东西。
作者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嘉祐二年(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苏轼手迹苏轼于1036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 
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7月26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