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T-4行动
简介
“T-4”是“Tiergartenstraße 4”（“蒂尔加滕街4号”）的缩写，该词是德国柏林区一间别墅的地址。此处是“治疗与院内护理慈善基金”（Gemeinnützige Stiftung für Heil- und Anstaltspflege）总部的所在地。[1]
历史背景
1939年9 月19日，亦即入侵波兰之战爆发不久，希特勒召见了帝国元首府办公厅主任菲利普·比勒和党卫军卫生部门负责人卡尔·勃兰特、莱奥纳多·康蒂，向他们下达了消灭全国重残病人的命令，近期内至少要杀掉一半。 
他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重残病人都是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而他们长期难以治愈，徒然占据着大批病床，造成许多光荣负伤的战士得不到及时医治，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所有重残病人均应消灭掉。至于消灭上述病人的手段，康蒂主张使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希特勒则坚持使用毒气，结果是两手并用；反正是贯彻了无痛死亡的安乐死原则。 
卡尔·勃兰特和菲利普·比勒是希特勒直接任命的执行“安乐死”计划的最高全权代表。他们负责编制行动纲领、讨论重大问题、经常向希特勒汇报情况，并接受和迅速贯彻他的指示。但是，此2 人并未参加灭绝残疾人计划的日常工作，儿童和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具体负责人是维克托·布拉克，他的正式官职是纳粹德国元首府办公厅第二办公室主任。
机构设置
实施灭绝残疾人计划的办事机构如下：中央办公室，由格哈德·勃恩博士负责；医学 办公室，由维尔纳·海德博士负责（1941年12月以后，由保罗·尼彻博士负责）； 行政办公室，主任由格哈德·勃恩兼任；中央财务办公室，由维利·施奈德负责；运输办公室，由莱因霍尔 德·福尔贝格负责，副手为格哈德·希勃特；人事办公室，由弗里德里希·豪斯和阿诺德·奥尔斯负责；监察员办公室，由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负责。其中， 前三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均为全国有名的专家教授。上述负责人中的一部分曾作为美军军事法庭举行的医生审判案的主犯出庭受审，如卡尔·勃兰特、维克托·布拉克， 且均被处以死刑保罗·尼彻在民主德国举行的另一个审判案中被判处死刑，维尔纳·海德则被缺席判处死刑。总之，上述各个官员均已成为够格的战犯。 
纳粹党和帝国卫生部门的负责人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元首的命令。经过月余的拼搏，思想已经完全纳粹化的医学专家、法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以及教授们，炮制出一套系统地、主要依靠医疗单位消灭重残病人的计划。由于该计划是在柏林市动物园大街（Strasse Tiengarden）4 号的一座别墅中拟订的，为保密起见，该计划的代号简称为T —4 计划，具体执行该计划的护士被称为T 一4 护士。消灭重残病人的刑场，由原来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儿科诊所等略加改造即成，主要是要修建若干间可导人毒气的“浴室”和培训一批掌握用医疗手段杀人技术的医生护士。同年12月，由玛丽娅·阿萍捷、葆琳·克奈斯勒等二三十名未婚男女护士组成的首批T —4 护士经过秘密宣誓后，开始接受培训，至多数周以后即上岗操作。
实施场所
至于实施安乐死的场所，纳粹卫生部门连忙将4 个过去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先后改造为专门以毒气和医疗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的机构——它们的名字是格拉芬奈克、佐恩施泰因、勃兰登堡、哈尔特海姆（1940年以后，格拉芬奈克和勃兰登堡停止运行，分别由新成立的哈达马尔和贝恩堡取而代之。）这些以杀人害命为专职的医院、疗养院和精神病院，在纳粹的秘密文件中被称为处决中心。不久，全国各地的重残病人均接到地方当局的通知：为使他们的身体尽快痊愈，国家决定对他们进行集中治疗。须于指定期限内到指定医院报道并住院治疗。在这些医院和疗养院里，陪同病人的亲友得到医生们耐心、细致的住院咨询，病人则被一群年轻、热情、善解人意的女护士搀扶着或用车推人医疗条件优越的病房。
大多数病人，在人院后的一周内就得到了”治疗“：他们或是在”人浴“时，吸人致命的气体倒下毙命；或是被女护士喂饭后，腹部绞痛而死；或是经美貌的女护士温存地劝说下，接受了注射、灌肠、洗胃、穿刺等常规治疗后”意外“身亡。对有些病人，特别是那些不肯合作的病人，纳粹医生和护士，往往采取逐步消减营养的办法，最后将病人生生地饿死。其他病人的性命，至多延续了数月后，也无不遭受同样的下场。总之，病人的亲属们在接到住院单位的死亡通知后，再也没能见到病人一面，不但尸体，连骨灰也往往不是本人的。不仅成年人，就是儿童，也同样必须接受类似的”治疗“。开始，当局只要求3 岁之内的残疾儿童接受”治疗“；不久，必须接受”治疗“的儿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到17岁。
杀害儿童
为了杀害残疾儿童，纳粹当局竞建立了22家儿童“安乐死”诊所：柏林市立医院、柏林温兹勒医生诊所、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和考夫布伦医院、勃兰登堡一戈登医院、慕尼黑郊区的埃格尔芬一哈尔医院、艾尔特维尔附近的艾希贝格医院、汉堡的朗根霍恩医院、汉堡的罗森伯格索尔特医院、伊德斯膝附近的卡尔门霍夫医院、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莱比锡的多森医院、卢勒堡医院、梅舍里茨一奥布拉沃尔医院、卡塞尔附近的涅德玛尔斯堡医院、施维林附近的萨斯森堡医院、施塔德特罗达医院、斯图加特市立儿童医院、乌施茨普林格医院、海德堡附近的维斯罗希医院、沃尔德尼尔医院、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
在杀人的手段方面，儿童处决中心同成人处决中心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纳粹医生和护士在杀害儿童时，从未使用过毒气，而只使用注射毒剂、毒剂灌肠、过量抽取脊髓、喂给过量麻醉剂和含有毒素的食物等医疗、护理手段；而杀害成人时则两者并用，且使用毒气的概率更高。大约有五六十名纳粹医生（其中至少有4 名女医生）参与了组织杀害儿童的罪恶行动计划甚至直接下手杀害残疾儿童，从而堕落为可耻的纳粹战犯。 
起初，必须接受“治疗”的还只是德国居民；后来，随着纳粹占领区的不断扩大，被占领国的重残病人也必须接受“治疗”。再往后，就是那些被赶到德国作苦工的外国人，只要身患上述疾病，也必须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1939—1941年不到2 年时间内，至少有十万名重残病人，包括近万名儿童在处决中心内惨遭杀害。 
加上波兰、苏联、捷克等国的受害者，死亡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医生护士，当然都是够格的战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境外，都受到过严正审判和应有的惩罚。在德国的哈达玛尔和勃兰登堡两个处决中心审判案中，有数十名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被判处死刑或徒刑。哈达马尔有4 名罪恶累累的纳粹医生，每个人都曾通过注射毒药杀害过1000多名病人；罪行最为严重的女性是哈达玛尔中心的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珀，经她布置杀害或她亲手杀害的病人估计为500 人左右，她被判处25年的重刑；另一个T —4 护士保琳·克奈丝勒被判刑15年，她亲手杀害的德国、波兰、俄罗斯病人高达150 余人。
创直接杀人记录的女杀手大概是勃兰登堡中心的T —4 护士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她用饭食中掺人毒药、注射毒液和灌肠液中掺人毒剂的手法，足足杀死了220 多个病人。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来，那时德国早已废除了死刑。另外一名长期逍遥法外的T—4 护士是玛丽娅·阿平捷。她可以算是T—4 护士组的元老。由于六大处决中心的犯罪事实，只有哈达马尔一家在战争结束不久即为盟军获悉，其工作人员遭到审判。而其他5 个处决中心的罪恶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盟国执法人员抓住足够的证据，不曾在哈达马尔供职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T-4医疗队的残忍行为
成员在T —4 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式各样的纳粹医生。从事这一勾当的数百名医生中，既有老资格的专家教授，也有刚刚走出医科大学校门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忠实信徒，或者是纳粹党员，或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团员，或者是德国医师联盟，或者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
残害无辜战后曾被盟军审判的纳粹医生威廉·古斯塔夫·舒埃普博士，就是亲身参与了这种披着医学外衣的屠杀的一个范例。1941年9 月基辅陷落，到1942年3 月，舒埃普受纳粹德国医学领袖内奥那多惊蒂派遣，到基辅病理学研究所任职。实际上，他担任一支由20多个医生和身着医生制服的保安警察组成的特别突击队的领导，其任务就是“毁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具体地讲，是把被运到该研究所内的残疾人和属于劣等种族的犹太人、吉普塞人和土库曼人通过注射毒剂和其他医疗手段杀死。 
据他估计，当他在基辅工作的半年左右时间内，被杀死的受害者超过10万人。杀害精神病患者并非只是纳粹医生和护士们的专利，明火执仗地杀人的特别行动队也负责杀害被占领国家的精神病患者。例如，在波兰被占领的但泽地区，党卫军上尉赫伯特·朗格领导下的瓦克斯图伦巴奈曼行动队不仅杀害了大批波兰知识分子、驱赶波兰人和犹太人出境，而且首要任务就是杀害精神病人；他们在波美拉尼亚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1400名精神病人，在康拉特施泰因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2000名精神病人。运用同样的手段，他们以后在东普鲁士的索尔多集中营又杀害了1558名重病人以及后来运进来的300 名波兰“疯子”。正是这支突击队，于1942年在瓦尔特兰地区建立了纳粹德国范围内第一个灭绝营——海乌姆诺灭绝营，专门用于实施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计划败露T —4 计划并非进展一帆风顺。由于处决中心一般都设在大中城市内，有些就设在原来一些医院的某一部分，因此，受害者被焚尸后产生的带有特殊臭味的黑烟，往往引起周围居民的怀疑。长此以往，T —4 计划的奥秘终于被泄露出去。在德国宗教势力甚至纳粹党内部一些人的极力抗议下，希特勒被迫于1941年8 月颁布停止杀害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的命令。
欺骗公众然而，这一命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它实际上仅仅适用于某几个处决中心。对残疾人的大规模处决仍然通过其它方式继续进行；而且，停止屠杀的命令也不适用于从未使用过毒气室的儿童“安乐死”计划。因此，尽管停止屠杀的命令使某些精神病患者进入毒气室的过程得以延续，但纳粹医生、护士们仍可以通过诱骗病人服用毒剂、注射毒药、中止饮食的手法继续杀害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所以，在“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后，死于“安乐死”行动的受害者较之命令下达之前不是减少了，反而有所增多。
愈演愈烈1941年以来，由于T —4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转人地下状态，所需的医生。护士减少，纳粹卫生当局便将数十名T —4 医生。护士、监工派往从事“莱因哈特行动” 的灭绝营继续从事屠杀事业——包括波兰总督区内的贝乌泽茨、索比博和特列勃林卡以及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以后，还有一些处决中心的杀手被调遣到的里雅斯特附近的专门用于杀害南欧国家犹太人的圣萨巴集中营。 
到集中营或灭绝营任职，对披着白色工作服的纳粹杀手的工作性质毫无改动，只不过要求杀人的效率成倍增长而已。因此，这些医生、护士的杀人才gan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罪恶也日见严重。霍斯特·舒曼、弗里德里希·梅内克等不少医生就是在调动工作之后，由丙级战犯跃升为乙级战犯的。从原来在格拉芬内克和哈达马尔两个处决中心工作，后来调至波兰的特列勃林卡、索比博以及圣萨巴集中营工作的刽子手弗兰茨·霍都的经历来考察，人们难以发现他的工作的屠杀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
在新的岗位上，他开始负责焚烧受害者的尸体，以后调人医务室，穿上白大褂。但他从来不给押送到此的妇女和她们的幼儿看病，只是大声地命令她们立刻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立等候诊治。然而，根本不具备医科学历的霍都从来不曾使 用听诊器，他的器械只有勃郎宁手枪。只是当他需要换弹夹时，为了遮人耳目，防止受害者看透他的伎俩进行反抗，他勉强往妇女们的肛门内插进一根体温计。一旦子弹上膛后，他马上就朝着被害妇女的后脑开枪。有时，进来的妇女带着的孩子很小，他便不使用枪弹，结果了孩子的母亲后，又猛地抡起枪柄，把幼儿的头骨砸碎。 
某些时候，他的工作复杂一些，还要割下女尸的乳房，交给委托他的纳粹医生充当试验材料或者送给那些具有强烈淫虐狂的党卫军官兵消遣。
其中，对患病的苏联、东欧国家劳工的屠杀，自1943年以后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1944年9 月6 日，纳粹德国内政部通知各级地方政府：务必将由于精神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东欧劳工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国营医院接受治疗。其实，这些劳工中有许多人患的不过是略加治疗即可痊愈的轻症。而纳粹当局却不分清红皂白，把他们一体纳人应予处决的范围内。这回五家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冒尔一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名义上已经不复存在的 T —4 中央办公室对东欧劳工的运输加以安排，并对这次屠杀行动提供了财政方面的支持。在哈达马尔医院，这次屠杀行动是由医院的行政主管阿尔方斯·克莱全盘负责的，具体操作则是由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琅、代理护士长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护士葆琳·克奈丝勒等30余人进行的。数千名男女东欧劳工被T —4 护士们假借打防疫针名义注射毒剂杀害后，医院的医务主任阿道夫·维尔曼经检查确信所有劳工已经死亡后，便着手准备伪称死者死于各种病因的死亡通知书。进入其它10 家医院进行“治疗”的东欧劳工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殊途同归。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T —4 行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春，大概有2 万多人在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的注射器下命归黄泉。
美军占领后依旧执行此后，小批量的T —4 行动依然在继续进行，直到纳粹德国彻底垮台。一个例外的小插曲竟然发生在德国投降一个多月以后：由瓦伦丁·法特豪泽尔担任院长的考夫布伦国营医院及其位于爱尔希的附属医院，在希特勒下令停止T —4 屠杀的命令后成为一个从事任意“安乐死”的处决中心。该医院还设有一个儿童处决病房。 1945年4 月底，美国军队占领了考夫布伦医院，但由于国营医院被列人禁止入内的区域，美军并未干预医院的运行。在长达2 个多月的时间内，该医院的儿童处决病房位于距离美军最高司令部和宪兵总部均不到半英里的一个田园小镇上，不受任何干扰地照常运行，而T —4 行动也在暗中继续进行：1945年5 月29日下午，该医院的医务人员最后注射杀害了一名儿童——年仅4 岁的里查德·杰恩。瓦伦丁· 法特豪泽尔还煞有介事地在杰恩的死亡鉴定书的死亡原因栏内写上“伤寒”的字样。
败露终结这一罪恶勾当直到美军接到举报，于7 月2 日进入该医院才最终被制止。在T —4 时期，各个处决中心的毒气室已然开始崭露头角，它们勾魂夺命的能力，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从15人猛长到150 人。后者已经同灭绝营时期规模较小的毒气室的杀人能力持平。只要把掌握使用毒气设施的医生、护士们调动过去，把原有的毒气室成倍扩大，专事杀害重残病人的T —4 阶段即可轻而易地转人大规模处决犹太人的莱因哈特阶段。从1941年T —4 行动暂停，到灭绝营大显身手的莱因哈 特阶段于1942年春天启动，其间隔不到一年，足见T —4 阶段正是莱因哈特阶段的前奏和预演。当然，后者也与前者有所不同：纳粹杀手汲取了处决中心的黑幕被暴露的教训，把灭绝营纷纷建立在远离德国本土的波兰东部，而且一律设在偏僻荒凉的村镇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