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以俗为雅
概念简介
最早对“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做出正面肯定和宣传的是宋初诗人梅尧臣，稍后的苏轼承袭和扩充了这一创作主张，而江西诗派的一代宗师黄庭坚则从梅、苏诸位前辈手中接过这笔遗产，将“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作为其诗论最基本的主张。因为这个主张概括了在盛极一时的唐诗之后，诗歌意象如何发展和更新的两条基本路子。[1]
产生原因
首先，以俗为雅与宋代诗人喜欢创新的理念有关。宋代诗人好读书，因此  对于前人诗文的突出成就有清醒的认识：“世间所有好句，古人皆道之”；“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好俗语，已被乐天道尽”。可见当他们面对古人，尤其是唐代诗人的辉煌成就，觉得若按传统的写作方式无法超越古人，因此在心理上有压力，感到沮丧。但另一方面，宋代诗人又喜欢创新，喜欢另辟蹊径与古人、与唐人抗衡，所以他们开始作新的尝试与探索。其创新尝试之一，就是以俗为雅。
其次，宋代诗人把以俗为雅视作追求雅的一个新手段。宋代诗人一般是主张忌俗尚雅的。如苏轼这样来标榜自己忌俗尚雅：“可使食无肉，不可使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於潜僧绿筠轩》)。黄庭坚也有类似主张：“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绘卷后》)。可见他们是坚决主张要摒弃俗的。但在诗歌创作中，宋人又主张“以俗为雅”。这里他们倡导的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用意仍要归为雅。“以俗为雅”既有主张运用俗事俗物反映世俗生活和运用俚语方言俗词入诗的用意在，但重点还是在“为雅”上。那些世俗的题材内容、粗浅的俗语方言，经过作者的提炼和处理，使之进入诗这一高雅的文学殿堂，并具有审美意境，这才是“以俗为雅”的最终目的。
最早提出以俗为雅观点的，是北宋时期诗人梅尧臣。据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记载梅尧臣批评闽士写诗不用陈语常谈，主张以俗为雅。梅尧臣的诗歌创作，也确实存在以俗为雅这一倾向。如他将饭后拉肚子、入厕见蛆虫、喝茶肚子响等俗事俗物写进诗中，虽说只是停留在俗这一层面上，但他毕竟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以梅尧臣在宋代诗坛“开山祖师”的地位，自然会影响其后诸多诗人。苏轼所谓：“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黄庭坚所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兵法。”(《再次韵杨明叔序》)，都是把以俗为雅与以故为新紧联在一起。
再者，宋代诗人所认为的雅俗内容有所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雅俗可以转化。在理论上，雅俗是对立的，但有时审美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完全有能力超越俗而转化为雅。这样，雅的内涵就有所扩大。如“荒寒”景象，在宋代之前的人们审美中是可怕的，没有美感，但在宋代却是作为一种美的境界来加以描写。其二，雅俗可以共存。黄庭坚十分推崇周敦颐，称赞他“如光风霁月”般的人生风范，但又在称赞周敦颐雅境的同时，以为“视其平居，无异乎俗人，临大节则不可夺。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认为这种雅境应该停留在穿衣吃饭之中。宋人对雅俗内容的这些认识，无疑会直接反映在诗歌创作中。
此外，以俗为雅还与宋人普遍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有关。禅宗影响宋诗主要是在两方面：其一，题材上，禅宗公案多举日常世俗之事，对宋代诗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有所影响。禅宗是佛教的世俗化，其主要主张为“顿悟成佛”，不用出家，“凡人皆可成佛”。《古尊宿语录》卷四《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之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这就使原本抽象的佛教变得很世俗，修练成佛也变得极为容易。所以，宋代文人受禅宗风气的影响，多雅好佛事，在家习佛，且与佛家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皆受禅宗影响。其二，语言上，禅宗典籍通俗活泼的语言风格给了宋诗以直接的启示，并对士大夫思想、行为、语言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全宋文》卷一七三九释了元的《与苏轼书》，其中有对佛法的阐释：“(佛法)在行住坐卧处，苏轼在与释了元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这种语言风格的影响，影响他的雅俗观。比如他曾说：“一念清静，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跋王氏华严经解》；“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题意可诗后》)。从这些句子即可看出禅宗对苏轼语言和俗雅观有着一定影响。黄庭坚曾诙谐地说“诗者，矢也，上则为诗下则矢。”(《豫章先生遗文》卷五《杂论十三》)。所以，文人这种观照态度来看待俗事俗物自然会将其提升到高雅的层面。
在禅宗影响之下，文人也时常在诗歌写作中说一些俗话。他们或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或仿拟禅宗偈颂的俗语言风格。如苏轼就有“前身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的诗句，句中“信手拈得”即为禅宗语录中的俗语词汇；黄庭坚有“每于红尘中，常题青云志”、“似僧有发，似俗无尘”等诗句，即用俗语表达雅兴。在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的诗集中，有不少仿拟和改造禅宗偈颂的诗作。由此，可见禅宗对宋诗的明显影响。[2]
审美特征
第一，“以俗为雅”在宋诗中主要体现在对俗人、俗事和俗物题材的成功开拓及普及化。从《诗经》开始，我国的古代诗歌就以“雅”为贵，以表现高人雅致为主流，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很难“登堂入室”，进入正统。以“平淡自然”而被后人称颂的陶渊明，虽然留下了一些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但是他诗歌的价值并未得到认可，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其只字未提，钟嵘的《诗品》中也只将其列为中品。到了唐代，杜甫等人的诗歌中也有一写描写世俗生活的内容，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诗歌潮流。只有在宋代，诗歌中大量出现表现俗人、俗事和俗物的内容，琐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真正形成了一种“以俗为雅”的诗歌风气，展现出一种难得的“变俗为雅”之美。
最常见的“俗物”，写过《鳊鱼》《食雉》《春菜》《棕笋》《食柑》等几十首描写食物的诗作，每一首都能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美食的诱惑。宋诗中还有很多是一般认为毫无诗意的事物，甚至是丑陋不堪的事物，在诗人笔下都能幻化为一种诗意。如：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诗人居然将牛屎也写进诗中，但是并没有感到俗不可耐，反而有一种真实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第二，“以俗为雅”在宋诗中还体现为将俗字俚语引入诗歌创作。宋代诗人大胆运用以往被忽视的民间俗字俚语，正如苏轼所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苏轼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如“不怕飞蚊如立豹”“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香”，其中“立豹”“软饱”“黑甜”等即为宋时俚语。宋诗在诗歌中开拓世俗题材，引入方言俚语都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挑战和颠覆，“以俗为雅”正是宋人追求立意新奇，展现才学和智慧的最好写照。[3]
表现形式
宋诗中的“以俗为雅”将俗不着痕迹地转换，使人在世俗的世界中享受到高雅、豁达的人生境界。雅俗相融，以雅化俗宋诗中不仅表现俗物，同时还有雅志，俗物和雅志并存，相融，相衬相转化。如苏轼《汲江煎茶》一诗，诗中将水、火、瓢、勺、枯肠等俗物，与江雪、明月、松风高雅之物相比衬；将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等俗事与想象与梦境相融合，俗物俗事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旷达的胸襟和豪放的人生境界。情景交融，以理化俗宋诗中善于将常见的细小的景物赋以思理，从而转化、提升俗。如杨万里《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用“惜”“爱”将泉眼和树阴拟人化了，用“露”和“立”生动活泼地表现“荷花”和“蜻蜓”，达到了情景交融，同时蕴涵了新事物总要代替旧事物，争拔头筹等哲理。典故入诗，以趣化俗利用典故中的丰富内涵，转化俗事、俗语，提升高雅情趣。如黄庭坚《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动物，“本来全都是自然意象，而黄庭坚并没有到自然界中去观赏这些禽鸟虫鱼，而是从古代典籍里认识它们，全诗充满了典故”，而且每一种动物都具有人的情态和动作，认识到了“物我一体”的道理，具有了一定的主观人文意识，使诗歌充满了高雅的情趣。[3]
意义影响
宋诗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同时也使得诗歌更贴近现实人生。读宋诗会发现，宋代诗人在世俗生活中任何地方都能发现美，找到审美情趣；尤其是以俗事俗物入诗，不仅扩大了诗歌题材，而且更真实地反映了世俗生活；既延长了传统诗歌的生命力，同时还使诗歌更贴近真实的人生。“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诗终于形成了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局面，并以自己不可取代的风格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宋诗中俗语的运用，不仅是对诗歌语言材料作了充分的补充，同时还是同诗歌创作中文人诗歌语言多趋于华丽典雅的一种对抗。而这种俗与雅的相对，并且能产生一种张力，使得诗歌充满力量与变化，更加具有生命力。正如惠洪所说：“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脱颖不可干之韵。”即谓俗语的运用，可使诗歌获得一种张力。这无疑会激发文人们诗作歌创作的新活力，激发他们产生创作的兴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