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祖佑
个人简介:
杨祖佑，1940年出生中国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杨家迁至昆明；1949年  杨祖佑中国大陆解放，他们一家再迁往台湾。随着当空军的父亲，杨祖佑的中小学生涯都在台湾南部度过，而且经常换学校；小学三年换了三所，中学六年换了四所。他只在上了台湾大学，才安定下来，四年内完成土木工程学士课程，1962年毕业。 杨祖佑博士于现为APRU 主席、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校长。此前，他是美国普渡大学航空航天研究的NeilA.Armstrong杰出教授，并担任工程系系主任十年之久。
杨祖佑博士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航空航天协会成员。鉴于他在研究、教学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成绩，杨祖佑获得了多项荣誉，其中包括四个荣誉博士学位、美国工程教育协会颁发的最高奖——BenjaminGarverLamme金奖，2008年他又荣获了美国航空航天协会颁发的结构、结构力学和材料奖。目前，杨祖佑也是北美大学联盟执行委员会、千年技术奖委员会、Kavli基金等组织成员，并担任30米望远镜项目主席。[1]
研究领域:
杨祖佑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航空宇宙结构、结构力学、合成材料、有限元素、跨音速气动力弹性学、风力及地震结构工程、智能化制造系统等。他个人或与他人合作发表了170多篇学术论文。作为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导师，杨祖佑坚持每年都要给本科生上课，2007年他获得了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学术委员会颁发的杰出教学奖。
伯乐相马;
1997年初，他从加州飞到新泽西州，邀请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戴维·格罗斯加盟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他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格罗斯要求4个发展方向，他承诺全部满足，格罗斯随即成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并于2004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顾茅庐:2000年，他三顾茅庐，将日本蓝色激光发明者中村修二请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2006年，他陪同中村修二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接受芬兰总统颁发的千禧年技术奖及100万欧元奖金，刚回到大学不久，中村修二就告诉他，附近另外一所大学要为自己建一座大楼，请他和研究团队过去工作。他说：你别走，我将为你建一座大楼。现在，中村修二愉快地呆在圣巴巴拉。这位到世界各地为大学请最好教授的人就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华裔校长杨祖佑。哈佛大学教授、知名数学家丘成桐说，杨校长是我最佩服的一位教育学家，他在圣巴巴拉分校做了14年的校长，在这14年里，他将一个相当普通的大学办成差不多世界一流的大学。
2007年12月，杨祖佑到中国杭州参加第四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在题为《对加州大学圣巴巴分校的展望》的大会演讲中，他讲述自己如何争取到最好学生和最好教授的故事。
教学成就:杨祖佑校长(中)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起。左为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伦·黑格尔教授，右为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赫伯特·克雷默教  杨祖佑(中)授。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距离洛杉矶北部160公里，背靠圣伊内斯山，面临太平洋，风景迷人但位置偏僻。1994年6月，加州大学总校长杰克·佩特森从150位候选人中，聘请了普度大学工程学院院长杨祖佑出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第五任校长。
在杨祖佑的领导下，从1998年到2004年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共有5位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世界为之震惊。
教授们的成就让这所偏僻的校园成为美国科学和工程学者向往的胜地，2006年11月10日出版的《华尔街杂志》以《超越伯克利》为题，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列为8所发展显著的州立大学之一，称之为“后起之秀”。
杨祖佑说，大学有3个重要的目标：营造一个智力环境、吸收天才、留住天才。天才包括高质量的学生和教授，高质量的学生会吸引高质量的教授，高质量的教授也会吸引高质量的学生。
亲自拜访学生和家长:成立于1944年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是一所年轻的大学，现在大约有2万名学生、1050位教师。当杨祖佑在1994年出任该校校长时，他吃惊地发现，新生的申请人数只有大约1.7万人。“这个数字太低，令人担心。因为衡量新生质量的指标之一是学生的申请人数。”
申请人数越低，大学选择的范围就越小，杨祖佑着手组建了各种委员会、讨论会和行动小组。因为已被录取的学生最后不一定会选择这所大学，所以“每年3月，我们会从已录取的新生中选出前20%，这是最好中的最好，然后，我带着太太和教授、学生志愿者团队，拜访学生们的家庭和所在的城市，介绍学校的情况，听取他们的要求和疑问。”杨祖佑说：“通常情况下，父母和学生有不同的关心和要求。比如，父母担心学校是否有24小时的保安、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学生们则会问学校的海滩怎么样、周末生活如何安排等。我们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有些问题是学生或家长们担心而学校没有考虑到的，回到学校后我们就会着手解决。”
经过14年的努力，到2007年，大学新生的申请人数达到了4.1万人。杨祖佑说，在录取人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这让他们有更多机会选择最优秀的学生。
竭尽所能邀请大师:从1998年到2004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5位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偏远的校园也因此为世界所瞩目。杨祖佑讲述了诺贝尔奖教授们的故事。
“芬恩·基德伦教授于20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基德伦从事宏观经济研究，1973年，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作博士研究时，选择了爱尔兰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来研究他的宏观经济学。30年后，爱尔兰的经济很成功，而阿根廷的经济则失败了，基德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杨祖佑说：“为了请他，我们特别筹款，设立讲座教授，2004年7月，他从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来到我们大学。没有想到还不到半年，他就获奖了。”
谈到戴维·格罗斯时，杨祖佑说，1997年，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请格罗斯时，是认定他在那个领域有很强的能力和很高的水平，而并不是冲着他日后会得诺贝尔奖去的。杨祖佑承诺会为他营造一个更好的研究环境，让他更自由地去作研究。7年后，格罗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奖是表彰他在31年前所做的工作。当然，他如果仍在普林斯顿大学，也会得奖。不过他选择来到我们的学校，是因为我们给他提供的一流而又和谐的研究环境和团队，而他的成就也让大学得益。”
1994年，基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赫尔伯特·克雷默和艾伦·黑格尔教授的基础研究，日本日亚化学工业公司技术员中村修二研制出蓝色发光二级管，这种二级管的电能转化率可以高达80%~90%，世界公认这项发明可能会取代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杨祖佑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在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克雷默就建议：大学的资源有限，无法与大型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硅半导体研究上竞争，所以，我们不应该以硅半导体为发展方向，而应发展异质结构半导体材料。
学校接受了克雷默的建议，当时世界上只有20多个人在从事这项研究，中村修二后来加入其中，并在克雷默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蓝色激光。“当中村修二在1994年发明了蓝色激光后，我们知道克雷默应该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因为他的理论被中村修二证实了。果然，2000年，克雷默和黑格尔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杨祖佑说：“但实际上，当克雷默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一理论时，他的论文被拒绝了。”
“聘请他们，因为他们优秀”:
杨祖佑决定邀请中村修二加盟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当我们飞到日本时，发现中村修二在地下室做实验，职位只是一个技术员，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他说：“于是我们为他配备研究团队，甚至让团队中的研究人员到日本工作一年，学习日语，为他营造一种日本文化环境，让他能愉快地呆在大学里。”
2006年，中村修二获得芬兰千禧年基金会颁发的2006年千禧年技术奖，表彰他发明了革命性的新光源——蓝色、绿色和白色的发光二级管和蓝色激光。
迈克尔·葛詹尼加是全球著名的脑科学家之一，为了能请他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杨祖佑用了5年的时间为他建了新大楼、申请经费、购置核磁共振成像仪、成立研究团队……如今，葛詹尼加成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圣吉心智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领导着麦克阿瑟基金提供的一项1000万美元的全国性项目。
当杨祖佑准备请菲尔茨奖获得者迈克尔·弗雷德曼加盟大学时，他问物理系主任和教授：是否有空间给新人？他们回答说：没有，我们还需要新空间。但是，当他们被告知这个人是弗雷德曼时，他们立即回答：“我们有空间，我们需要他。”
2006年10月5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1966~2006年间，在82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和医学奖的科学家中，有19位在加州，其中斯坦福大学位居第一，有5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位居第二，有4位。
在加州的这份光荣里，有杨祖佑的一份功劳。他说：“聘请这些教授，不是因为他们能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因为他们非常优秀。作为校长，我大概要用80%的时间与教授和学生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愉快地呆在学校，互相合作努力，我每天都要做这样的工作，我喜欢这样的工作。”
治校经验
对于要怎样治校，从来没有当大学校长经验的杨祖佑说：“当日我是战战兢兢到校的。我除了虚心向资深的学长请教，还积极和每一位教授接触。这一年，我尽量留在校园；每天中午，我都安排和8至10位教授吃饭。这样的午餐会，那年我吃了100顿。和教授午餐会的谈话纪录，收集了一大摞。教授都有要把大学变成世界级、领导级、研究型大学的心志，大家也非常关注本科生。就这样，我们有了很简单而又明确的目标，因为都是大家的意见，实行起来，特别通畅、顺利。”
提高素质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进行提高新生素质的工作。杨校长说：“在教授的支持下，我带着妻子崔德林和教授团队、校友和学生（每次80至100人），从加州  杨祖佑北部到南部，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向已经被我们录取的学生做介绍讲解会。优秀的学生是很多大学争取的对象，他们虽然已经被我们录取，到时却不一定来。到他们家门口开介绍讲解会，一方面可以让家长和学生了解大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学了解家长和学生的需求。这对我们后来做大学改善工作很有帮助。”他说，家长一般关注大学的教学素质、安全、图书馆设备和生活环境；学生则非常重视“平衡”。所谓“平衡”，就是要在学术方面有知识上的满足、智慧上的挑战，还要有富于意义、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杨校长说：“我们听了家长和学生的意见，除了在校园大兴土木，建造设备完善的宿舍，还加开专为大一新生开办的‘100位大师讲座’，请知名的教授为大一学生演讲，让他们在挑选就读的院系时，有大师的意见作参考；我们也为本科生提供做研究的机会。这些改进都是逐步推展的。”
当校长至今13年坚持教书讲课、带学生做研究
教学奖热爱教学的杨祖佑教授，在普渡大学任教的26年里，曾获12次杰出教学奖。1994年出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长，仍然坚持每年带学生做研究，为大学本科生讲一门或两门课，从不间断。他现在经常为大三学生上结构工程学。杨祖佑说：“一天无论有多忙，无论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只要进了课室3分钟，我就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重新回到当初我选择这个职业的起点。看到学生炽热的求知心，还有和他们的对话，最让我有满足感。
“教书的时候，我会把学生的名字记下来，经常叫他们的名字，能让学生集中精神，也有亲切感。下课后，我还会多逗留5到10分钟，和他们闲话家常，拉近距离。有时高兴起来，还会跟他们回宿舍，一起吃晚饭。教书实在给我很大的满足感；当然，校长也教书，可以让教授知道教学也是很重要。家长知道校长进课室教书，一般都是特别赞成。”
回忆无论现代科技有多进步，杨校长认为教育是人与人、面对面知识交流的过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他说：“在台大读书时，有一次在校园碰到一位我很仰慕的教授，他停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那个情景，我到现在还忘不了。其实，大学生活留存在我们脑海里的，是教授的风度、风范，待人处事的态度；他们所讲的课程内容，很少人会记得。”
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让杨校长感到收获最大的是，偶尔在机场或公共场合，突然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走上前来致谢，告诉他是受了当日他说过的哪几句话的激励，才有今天的成就。
杨校长说：“老实说，当日说过什么话，我已经忘记，但却永远留在学生的脑海。他们把我从前说过的话‘说还给我’，是让我最有满足感，受到最大鼓舞的。”
到台湾大学读土木工程是因为当时台湾正大兴土木，需要土木工程师；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时转读结构工程，1968年毕业。后来到普渡大学教书，则进了航空工程系，改为研究空气结构力学、材料科学和制造工程。
杨祖佑说：“每四五年换个领域学新东西，在求知的过程中，我永远不感觉疲倦。”
寻访母校
如今已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杨祖佑，对母校记忆深刻。他指着学校的一处绿地说，“原来的学校就在那个地方，很小”。杨祖佑仿佛回到了60年前的新村小学，又看到了儿时一起玩耍、读书的同学。站在杨祖佑身旁，穿牛仔上衣的老人是云南大学教授杨华康，他和杨祖佑是小学同学。
“他是我们班最矮的两个同学之一，爱闹。”沉浸在往事中的杨祖佑，脸上不时露出笑容。
说话还有昆明口音
杨祖佑突然问道：“现在还有没有火把节啊？”旁边的人说“有的。”他说，那个时候“一手拿小火把，一手抓把松香”。在昆明生活的4年中，他随父亲去过曲靖沾益、楚雄、大理宾川等地。
9岁时，杨祖佑一家离开昆明前往台湾。1994年当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第五任校长。1998年至2004年短短7年时间里，在他主掌下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出现了5位教授获颁诺贝尔奖殊荣的奇迹。
他说，别人问他来自哪里时，他总会想到昆明。“对我来说，对祖国的记忆就是昆明。”虽然告别昆明这么多年，杨祖佑至今还带点昆明口音。
个人荣誉
杨祖佑获得了多项荣誉，其中包括四个荣誉博士学位、美国工程教育协会颁发的最高奖——Benjamin Garver Lamme金奖，2008年他又荣获了美国航空航天协会颁发的结构、结构力学和材料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