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昌照
个人简介
  钱昌照钱昌照（1899年～198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钱昌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10月14日5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钱昌照同志1899年11月生于江苏常熟（现张家港鹿苑），1918年在上海浦东中学毕业，1919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2年进牛津大学深造。1922年参加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到英国、美国、日本考察。回国后，他有志从事工业建设，但由于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未能如愿。
1928年，钱昌照同志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1929年任国民政府秘书，1930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1932年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建为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与主任委员翁文灏合作，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在大后方兴办了一批工矿企业，并组织力量对各种资源进行勘探，为发展战时生产，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昌照同志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他和副委员长孙越崎共同计划进行经济建设，开发资源，增强国力。但是  钱昌照与邓小平同志国民党当局蓄意发动内战，使他们的计划无法实现。钱昌照同志在失望之余，于1947年春辞去了资源委员会的职务，1948年秋，出国至英国、法国、比利时考察工业生产。钱昌照同志在国外得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深受鼓舞．决心回到祖国，在中共有关方面的帮助下，于1949年6月经香港到达北平，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接见。
1949年9月，钱昌照同志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以后，钱昌照同志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五、六届民革中央副主席。
40年来，钱昌照同志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社会实践，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钱昌照同志衷心赞同改革和开放，并不辞辛苦进行实地调查，对海南岛的开发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直到病危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开发海南和发展教育，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钱昌照同志一贯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他先后撰写大量诗文，发表多次谈话，期望在台湾和海外的亲朋故旧，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近年来，他为海峡两岸出现的缓和气氛感到由衷的欣慰，并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接待不少来自台湾和国外的亲友，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解释政策，介绍情况，消除疑虑，增进共识。他对祖国统一抱有坚定的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钱昌照同志是民革中央卓越的领导人，对民革的成长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十分重视民革在爱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中的作用，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他珍惜民革的光荣传统，教育党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民革的优势，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服务。他关心年轻一代党员的成长，鼓励他们继承老一辈的政治品德和工作作风，使民革的事业后继有人。
钱昌照同志始终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真诚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钱昌照夫妇与邓颖超同志策，高度评价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没有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他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钱昌照同志酷爱读书，知识渊博，对诗词歌赋有很深的造诣。1987年被推为首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并有诗集出版。他关心京昆戏剧的发展，经常参加文化界的活动，广交朋友。他一生廉洁奉公，热心公益事业， 曾多次捐资办学，受到人们赞扬。
钱昌照同志是老一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逝世，是爱国统一战线和民革的重大损失。我们悼念钱昌照同志，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增强爱国统一战线的凝聚力，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争取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胜利而奋斗。
钱昌照之子钱士湘回忆先父钱昌照
  今年是先母沈性元100周年冥诞，也是沈性元奖学金连续发放的第20年，该奖学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私人奖学金，于1999年更名为钱昌照、沈性元奖学金。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钱昌照住在重庆上清寺牛角沱资源委员会简陋的办公室内，指挥、经营  钱昌照著作和运筹着大[1]后方的国营工业企（事）业。为躲避日寇轰炸，母亲沈性元和我住在郊区歌乐山上，那是一处石头结构的平房，解放后从父亲“三反五反”交待材料中得知，盖房子的钱是向孙越崎先生借的，直到1945年才还清孙伯伯的借款，也使我理解到当年母亲为什么那样节俭的原因。平房东头是一间客厅（连着饭厅），东墙上挂着一幅徐悲鸿先生为先祖父临摹的油画像（可惜1949年母亲和我仓惶从台北出逃时未带到香港），两边挂着父亲描写山中景色的一幅对联“迷离山色崇朝变，澎湃东流几日清”，何人书写已无从查考；记得曹禺先生（我称他万家宝伯伯）来山中寒舍小住并为我题纪念册时改为“迷离山色终需变，汹涌东洋指日清”，时为1943年，太平洋战争已起，意指猖狂的小日本覆灭之日为期不远也。北墙有一处壁炉，但只是聋子的耳朵，从未见它冒烟。壁炉上方挂有一方大理石，是云南知名人士、七十年代从美国回归大陆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缪云台先生所赠，据云为传家之物，一副天然的山水画，远山、白云、轻舟、流水依稀可见，至今仍挂在我的卧室里。
父母均好客，父亲常带客人上山小住。每当中外宾客来临，母亲都要显示一下她的厨艺和独特的菜品。记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顾问拉铁摩尔和国际知名大坝设计专家萨凡奇博士来到歌乐山时，母亲用纱布将亲手种植的西红柿挤水做饮料，这在敌后的陪都也算是难得一见的新鲜饮料吧！此外她的文武肉（牛肉和猪肉合炖）也常常受到好评。为客人表演义勇军进行曲，是母亲为我安排的保留节目，而请贵客给我题词留念，则是我必做的功课。
初到歌乐山，母亲没有让我去上学，而是亲自执教。说实话，我还真怕吃她的“板子”（当要犯错误时，必然会用手拧我的屁股）。为了让我有外出活动的机会和兴趣，规定每天采集两样不同的植物标本。于是，拿着一根棍子到处乱跑，在灌木丛中拨来拨去的少年每天出现在歌乐山各处的山坡上。过了一段时间，减为每天一片叶子，直到我对爬山真的有了兴趣，每天下午不用采标本也会自觉出去锻炼了。
父亲当年虽贵为部级领导，手中掌握着大量建设资金（仅开发玉门油矿一项就向蒋介石要了五百万美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左三）元），但母亲和我平时在乡下过着十分清寒的日子，我最盼望的是周末父亲能回来，那样才有肉吃。平素每晚喝粥，母亲就吃点泡菜，而优待我一个生鸡蛋拌在粥里。自奉甚俭，但对朋友所托却毫不吝啬。记得徐悲鸿先生有一位爱徒因肺病（当时称TB）住在宽仁医院，该生家境贫寒，营养严重不足，母亲就每周炖一锅牛肉汤用那种搪瓷提盒给他送去，我见了大咽口水，于是从此每晚的稀饭里就由鸡蛋变成鹅蛋，据称大于鸡蛋至少一倍云云。为了节约和健康，母亲还向徐道邻的德籍夫人芭芭拉学会了做麸皮黑面包，有时面发得不好，变得又黑又硬又酸，但仍逼着我当早饭吃，说是富有维生素B。为了能使我适应各种环境，母亲训练我耐寒，寒冬腊月也只能穿短裤（当然还配一双长至小腿的布袜子），所以直到我的古稀之年仍很经冻，从未穿过毛裤。
建国后母亲带着我从台北经香港回到北京，她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十几年如一日为街坊大爷大妈读报，组织手工小组生产自救，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积极配合父亲，把解放后积累的大部分储蓄捐赠和回馈给了社会。1986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和我商量为她设一个奖学金，并于1986年秋亲临北航出席奖学金的首发仪式，这就是文章一开头所说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奖学金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