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白俄
最早的上海白俄

俄罗斯人在上海形成自己的社区比其他侨民要晚得多。沙俄时代，俄国在上海的势力较小。甲午战争以前，俄国的对华贸易仅有砖茶一项较为重要，在长江中游的汉口开设了3大洋行，经营收购和压制砖茶的业务。然后经水路运往天津，再经过张家口、库伦运抵俄国。上海是俄国商人的必经之处，但是极少有俄国人定居此处。直到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政府发现日本准备觊觎辽东半岛，开始将经营重点转向满洲，因此中国与北方邻国之间的贸易额猛然剧增。海参崴与上海之间开通了定期轮船航线之后，俄国茶叶商人立刻开始定居在这个中国的商业首都。到1905年，大约有350民俄国侨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定居。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在1896年开设了俄国驻上海领事馆。今天，当年的古老建筑仍然为俄国驻上海领事馆所使用，是外滩地区一座规模较小的建筑物。1915年有402人，多数住在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提篮桥地段（又名汇山，Wayside），住在法租界的只有41人。他们在北河南路距离北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型的东正教堂，称为主显堂，这座上海最早的东正教堂后来毁于1932年“一二八”战火。
战舰纷纷抵申城

俄国“十月革命”后曾有过几年内战，到1922年10月，红军已取得全面胜利。俄国资产阶级滨海地区临时政府最后一任首脑季捷里赫斯将军下令，所属军队向中朝边境附近撤退，并宣布让所有自愿离境者随同出国。 
在人潮滚滚的白俄流亡者中，首批是博罗金将军率领的第一团和莫尔恰诺夫将军的第三团，夹杂着没钱的男女平民逃到了中国境内的珲春附近，总共约有七千人左右。其后，跟随而至的白俄辗转到哈尔滨和东北各地，人数多达二十万。 
比较有钱的两千多名白俄则争相投奔斯塔尔克海军少将，买票坐船从海路逃亡。当时斯塔尔克麾下有大小军用船只三十多艘，其中战舰、炮艇、军用运输船、客轮、货轮、破冰船、军用驳船、军用通信船、扫雷舰、海关缉私舰、快艇等，应有尽有。这些船只早已装满了原有的沙俄海军官兵和军需品，还有与军队挂边的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在这种满员待航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逃亡到滨海地区的白俄难民，又手举卢布潮水般地涌上了船。 
  为逃避苏俄红军的追赶，这三十多条战船满载九千多难民，驶往朝鲜元山港。但这些逃难船队刚进永兴湾，便受到日本警察的阻拦。斯塔尔克一面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派人与驻元山的各国领事馆交涉，呼吁救助白俄难民。在西方外交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局允许老弱病残5300人上岸，暂居在元山海关的空屋中。 
在三十多人相继病死后，斯塔尔克万般无奈，只得带领15艘最为坚固的舰船，载着三千多人向中国的上海驶去。白俄难民船队开到距上海100海里时，突然遭到强台风袭击，“德德莫夫中尉”号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1922年12月5日，斯塔尔克率领14艘舰船终于驰抵吴淞口。这使中国官方和上海租界当局慌乱不堪。北洋政府立即下令，除有特殊情况者外，白俄难民一律不准上陆。 
斯塔尔克决定实施小股登陆，但都被中国官兵发现并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难民中有朋友和亲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亲靠友。上海当局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好拒绝，于是，沪上军政要人和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美国驻沪红十字会会长白汕脱与俄国难民领袖斯塔尔克、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会办格罗谢等，共同协商解决的方案。斯塔尔克说明舰船上的粮食所剩无几，燃煤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恳请中国当局允许难民上岸脱离苦海。上海当局根据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筹款赈济，并当场认捐二万元，供给燃煤2000吨、面粉1500袋，但仍要求难民尽早离沪。斯塔尔克回到旗舰“贝加尔”号，传达中国当局的处置方策，决定力争使中国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儿士官生。几经交涉，中国政府终于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沪有亲戚朋友的一千二百多人在上海登陆，其余的人随斯塔尔克分乘12艘较好的舰船前往马尼拉。 
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难民180人又到达上海。他们在朝鲜元山将乘用的俄舰卖掉，然后到日本转乘“长崎丸”抵沪。1923年6月28日，第三批七百名白俄难民乘俄舰“埃利多拉多号”又到了吴淞口并滞留不走。9月14日，由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率领的两艘战舰又驶进上海长江口，与前艘战舰汇合。中国海军派“永绩”号军舰上前阻拦，并上船检查，发现所载军火颇多，遂限格列博夫48小时内率部离开上海。 
格列博夫素以性格倔强著称，他拒不降下俄罗斯帝国的三色国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为达到离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设法混上岸去。真有一百余人偷登成功，他们拿出银两买通上海租界当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养病为名，让哥萨克官兵24人一组，轮流上岸休养。格列博夫发现吴淞口浦东沿江有两处房子，被称作验疫所闲置未用，就与江苏特派交涉员许秋帆联系，将两所房子借给白俄难民轮流居住。 
1925年春，格列博夫因食物中毒到岸上休养，白俄难民发生冲突，三艘战舰相互开枪开炮，死伤三人。中国当局担心他们闹出更大的事情，就与苏联方面联系。这时白俄难民另一首领阿尼西莫夫将军带74人也向苏联驻上海领事提出请求，被准予回国。另一艘战舰“扎希特尼”号则开往东北，卖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剩下的“鄂霍次克”号年久失修接近报废。格列博夫手下已有40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剩下的120人最后被中国当局收容。 
乘势站稳脚跟

时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难民进入了上海。其中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两所士官武备学校的700名孤儿士官生，经一年多学习，已有530人前往塞尔维亚深造，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军官，其中170人自愿留在上海。上海当局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又有大批白俄难民自哈尔滨南下，这些难民大多一贫如洗，沦入社会底层。 
正当白俄难民苦不堪言时，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革命战争给他们提供了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机会。1925年2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在邓中夏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在共产党领导下，5月30日上海举行大规模罢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汉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当局急得火烧眉毛。格列博夫敏锐地发现，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兵力极其微弱。于是他大力宣传他指挥的远东哥萨克仍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可供列强保卫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还带领上海租界头目实地察看，列强大员也大吃一惊，这些剽悍的哥萨克到上海三年有余，但尚武之风依然未减，天天进行军事训练。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练。  
当时，上海租界当局正紧急从外籍雇员里选拔青壮年，组织“万国义勇队”，于是拨出专款，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筹组“俄国义勇队”。大笔金钱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数千白俄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出来，成为“万国义勇队”的主力。这些原哥萨克官兵住在营区被免费供给膳宿，还能支付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雇员，生活一下子变得相当优裕。不久后，上海万国商团的俄国分队被扩大为俄国联队。其他白俄侨民发现这是个机会，也纷纷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国驻上海总领事格罗谢求援。此时上海许多工厂、企业停工，急需召募人员。格罗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难民代替罢工的工人和职员，以此破坏和抵制罢工斗争。这正中外国资本家的下怀，于是由俄国联合会出面，向上海各大工厂和外国人开办的企事业单位派去所需的俄国难民。大多数白俄难民找到了工作，得到了较为优厚的报酬。大批滞留在哈尔滨的白俄得此消息，也纷纷南下到上海谋生，致使上海的白俄达一万三千五百多人。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白俄义勇队”又追随帝国主义势力，帮助蒋介石搜捕和屠杀工人及革命者。为奖赏白俄在上海万国商团的“卓著表现”，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准许他们成为上海的合法市民；还把没收的俄国三色国旗作为一种荣誉交还他们，作为万国商团俄国联队的队旗。格列博夫也成为上海俄侨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此白俄难民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29年，中国和苏联在东北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在哈尔滨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进入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1934年，法租界有俄侨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侨3017人）。使上海成为除哈尔滨以外一个重要的俄国人聚居地，同时也构成了上海人数最多的白种人群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白俄难民参加了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洛契科夫斯基。他1926年来到中国，先任军阀张宗昌属下的白俄铁甲车队指挥，后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莫洛契科夫斯基积极参加“八·一三”上海保卫战，他率领白俄勇士组成的一列铁甲车，向盘踞上海北站与闸北的日本侵略者猛烈炮击。后为掩护中国部队撤出上海出了大力，堪称淞沪抗日英雄。其后为重庆特务机关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559号处架设秘密电台，遭日本宪兵队逮捕，莫氏开枪自戕，年仅45岁。 
上海白俄生存状况

虽然上海租界是一个相对自由与安全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生存条件还是与白俄难民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首先，由于苏俄政府在1921年废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全都是无国籍者，他们中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旅行证件，只有国际联盟签发的南森护照。与在华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们不享有中外条约赋予的治外法权的特权。而且，由于他们不具备在上海这个国际城市谋生的最基本的技能——掌握英语，无法在外资企业中得到像样的职位；由于不通汉语，又不善于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同中国苦力竞争。有许多俄国难民就依靠妻子或女儿当舞女来维持全家的生计。1935年，国际联盟还发现在上海，16岁到45岁之间的俄国妇女中，有22%从事卖淫业。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则从事犯罪活动。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计有多达85%的上海外国罪犯都是俄国人。
正是因为俄国妇女投身于娱乐业、舞蹈等，当时的城市指南中经常强调上海这座城市的异国情调。许多人寻求成为其他外侨的妻子或情妇，詹姆斯·艾佛瑞（James Ivory）导演的电影《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 ，2005年）就描绘了这种处境。
但是还是有一些白俄终于找到了正当职业，例如教授音乐或法语。其它人找到了鞋匠、售货员或理发师的工作。虽然地位较低，经历了许多困难，上海的俄国社区不仅维持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且确实开始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走向繁荣。到1930年代中叶，他们在上海创办了2所俄国学校，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体育俱乐部。上海还拥有《上海柴拉报》（1936年发行量达6000份，在外文报纸中仅次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和《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与《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并列第三）、《斯罗沃报》（1936年发行量达5000份）等俄语报纸和俄语广播电台。当然，俄国东正教也构成上海俄侨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1930年代，他们在法租界还修建了2座美丽的东正教堂：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建筑物都保留至今。前者还是东正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位于亨利路（新乐路）和劳而东路（襄阳北路）路口西南转角，紧邻今日的襄阳公园。后者位于高乃依路（皋兰路），现在是一个饭店。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站稳脚跟后，都设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仅有210名俄侨，1934年，增至826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吕班路、环龙路、金神父路一带，在霞飞路中段，所谓的小俄罗斯区域，开设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使得霞飞路成为上海最浪漫的一条商业街。
上海白俄带来俄罗斯文化

  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在他们的带动下，歌剧、芭蕾舞在上海盛极一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乐队成员大部分都是俄国人。1934年，工部局交响乐队的45名队员中，有24名为俄国侨民。还有不少俄侨音乐家任教于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如钢琴系主任扎哈罗夫、大提琴系主任舍夫佐夫、声乐系教授苏石林等，他们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音乐家。
近两万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得到了超常发挥，创造了辉煌的俄罗斯东方文化。白俄在上海，最叫得响的是话剧演出，俄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曾联合一批白俄艺术家在上海组建了“上海俄国话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轻音乐喜剧、滑稽短剧，在“法国公学”演出严肃戏剧。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作为著名导演，还亲自上台领衔主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聪明误》、《伊凡雷帝》、《白痴》等俄国古今名剧，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普里贝特科娃怀着极大的热情关心中国的话剧事业，她亲自辅导上海业余剧人演出俄罗斯名剧《大雷雨》。她还导演过中国戏剧家曹禺的《雷雨》，并主演女主角周繁漪，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了作用。 
俄音乐家对上海的音乐发展也有卓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乐队”的多半成员，都是极有音乐造诣的白俄音乐家，他们每周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室内音乐会，夏天则在工部局公园里进行露天演出，演奏的都是欧洲著名音乐作品。由于白俄音乐家声誉很高，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聘请扎哈罗夫担任钢琴系主任，聘请苏什林等担任教授。上海俄侨还组织了著名音乐团体“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利德钦男声合唱队”、“东正教堂合唱队”等，都很有影响。俄国芭蕾舞在国际上素具盛名，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克·彼·马克佐娃1923年来到上海定居，应邀开办芭蕾舞学校，培养了一批中国和白俄芭蕾舞演员。她又联合塔坡·斯韦特拉诺娃另开设了一所芭蕾舞学校，还联合一些俄国芭蕾舞艺术家组成“俄国歌舞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上海，还产生了一批白俄作家，他们反映白俄的逃亡和流浪生涯。其中较著名的是俄侨诗人、社会活动家斯韦特洛夫，他出任俄侨文艺团体“上海丘拉耶夫卡”的会长，出版过几个诗集，曾翻译过鲁迅的小说、老舍的《柳家大院》、艾青的《向太阳》。
逃到中国来的白俄共有25万，大都与东正教有关。东正教、天主教、耶稣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著名俄侨领袖西蒙主教于1926年在当时上海俄侨聚居中心百老汇（今大名路）一带的惠民路，修建了一座提篮桥求主堂，搜集到一些精美圣像，还组织起一个颇像样子的教堂合唱队。1927年春，侨居上海的白俄大都迁入上海法租界，在复兴路建起了一幢三层楼、顶上有钟楼的圣母堂。为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4年，又在上海法租界建起一座圣尼古拉斯教堂，成为上海白俄侨民的一大宗教盛事。此外，白俄侨民还在上海先后建立了“主显堂（闸北俄国礼拜堂）、霍山路圣安得列教堂、衡山路俄国商业提唤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