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周
简介
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6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周朝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华夏族的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其它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少数民族。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
历史
周人起源周的先祖起源于黄帝族，西方一个古老的民族夏朝时周人的首领是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即“后稷”，负  西周武士责管理农事，其氏族是一个善于农业耕作的部落，这大大促进了氏族经济发展。尧时，周族首领稷被举为农师，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及杨陵区一带），称“后稷”。
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周人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于是不得不北迁到泾水中游一带。
周原是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裔，属于姬姓之族。到虞夏之际，其祖先弃定居在邰。周弃在这里，继承和发展了种植“百谷百蔬”的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后稷”。周人崛起由公刘再经七八代，到高圉、亚圉时代，大约正当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成为殷西的大邦。由亚圉再传两传，就是古公亶父。
周经历了好几代，大约在商初，公刘在豳(陕西彬县东北）才又发展起来。  周文王姬昌
公刘在豳，扩大耕地，整治农田，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繁庶兴旺之邦。接着，就扩充武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他们涉过渭水采掘矿石，改进生产工具和武器。公刘时期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公亶父由豳南迁到岐山之阳，即所谓“周原”。古公亶父在这里兴建城邑，疆理田地，很快就使岐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也很快增强。散居在岐山西北一带的混夷、西戎诸部落，都被击败逃走；附近的一些小邦，也纷纷归服。古公亶父在岐周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大势力，开始了“翦商”事业。
在周原的考古发掘，清理出早周的宗庙建筑遗址，出土有克商以前的甲骨一万数千片，还有陶瓷器、铜器和玉石器等重要文物。这些遗迹遗物，初步揭示了岐周的实际情况。
太王之后，由幼子季历继位，即“王季”。王季展开对西北诸戎部落的进攻，先后取得很大的胜利，成为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
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与商王朝的矛盾。商王文丁竟杀死季历。季历死，子昌继立，是为周文王。文王时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准备事业。  岐山
周文王时，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巩固了后方，然后全力向东方发展。周文王先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陕西咸阳北阪），接着就渡过渭水，灭掉亲商的崇国（陕西户县东）。不久，就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由岐周迁都于此。关中平原全部为周所有，号称为“西伯”。
周人据有关中平原，河东地区的众多小国纷纷归附。从此，周人就沿河东出河南和河内，直接威胁到殷都。
周原卜辞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记录，说明周人的势力东方达到江淮之间，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南方的大部分邦国和少数民族部落大都归服于周。
周王朝建立以后，仍不断用兵，常和荆楚、鬼方、严允、东夷、淮夷等邻邦发生战争，互有胜负。与此相反，更多的则是与邻邦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武王伐纣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  姜尚垂钓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区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一度将西伯昌囚于羑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周文王(昌)长子伯邑考先于文王而死（死因未载；《封神榜》称其被纣所杀)，立姬发为太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趁商朝主力征战在外之际，周武王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声讨纣的罪行。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配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临时组织17万人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周室初立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  周武王姬发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武王灭商之后，回到镐京，深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为西周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副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成周。成康之治武王死后，周成王(诵)即位。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初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以弟管叔鲜、蔡叔度监之。至武庚联合管蔡与东方夷族叛周。周公东征，平定叛乱，统治扩及东方，大规模多封同姓与异性诸侯。七年，周公还政成王，营建“天下之中”洛邑于洛水之阳，于是丰镐为“宗周”，洛邑为“成周”。
由于周公旦在宗周摄政，鲁侯之爵由他的长子伯禽就封。鲁国的地望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已发现鲁城遗址  周公；姜尚所封的齐国，在今山东临淄；召公所封的燕国在今北京房山，也已发现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乱被平息后，该地封给武王之弟康叔，为卫侯，已在河南浚县发现卫国遗址；纣的庶兄微子启未参预武庚叛乱，他作为商族的后裔被封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卫国的西边，还有个晋国，成王攻灭唐国后，以其地封给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与曲沃交界处已发现其遗址。这些诸侯国的封地往 往形成犄角之势，互有联系、互相制约，因而在早期阶段对政治局面的稳定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献中所说“成康之际，四十年刑错不用”，正说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周王朝出现了一段安定的局面。
周人在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其范围比商朝的地域还大。周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王，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还要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
周康王(钊)死后，子周昭王(瑕)继位。昭王十六年，他亲率大军南征荆楚，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3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溺死，军队也遭覆灭。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周穆王，在位长达44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彼时东方的徐国正处于徐偃王时期，徐国率九夷侵周。穆王也曾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均未获得重大战果。东方的夷族也时常侵扰周境，战事不断。噩侯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惊朝野。周王派西六师、东八师前往作战，仍无力抵御。后靠同姓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胜利。西北方的犬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外患。江河日下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这一时期，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以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周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
到周厉王时期，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朝中由召公、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46年。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周边的一些地区仍相对落后一些。因此，为财富及利益所驱动，周人与其它国族的战争几乎一直不断。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惨败。走向灭亡前781年，周幽王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  烽火戏诸侯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幽王，宠爱褒姒，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是为平王，翌年迁都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前771年，西周覆亡。
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余臣在平王十一年，既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
疆域
范围周武王灭众多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强迫封建制的小邦国接受周朝的分封制，周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它是按照诸侯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而划分的。周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分封制。  西周分封图
东征结束后，周公按原来的计划，在东方修建洛邑，以加强对东方的监督。又在洛邑以西修建王城，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
于是，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关中的镐京被称为“宗周”；东都王城被称为“成周”。
周公为了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便实行大分封，以作为王室的屏藩。首先，对于殷都旧地，以朝歌为中心，封给武王弟康叔，建立卫国。
东方以商丘为中心的商代宗邑，分封给旧殷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启，称为宋公，使他保持商人的宗祀。
周公自己受封以今天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命长子伯禽前往。受封时，又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具备有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鲁国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大国。
在海、岱之间的薄姑故地，由师尚父受封，在营丘建立齐国。对于违抗王室的侯伯之国，齐国有征伐的特权。 
河东地区，是北通太原防御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为了加强镇守，封成王同母弟叔虞于唐国故地，建立晋国。 
周王室除了加强广大“东土”的统治之外，又扩展了它的“北土”和“南土”。在北方，为了加强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周王封召公奭于蓟，建立燕国。
在南方，为了加强对巴、濮、楚、邓等部的控制，在淮水上游建有蒋、息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还在淮、汉之间建有“汉阳诸姬”，在大江下游的江东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
在周王朝统治下，还有大量的旧国。仍然保持原来的地位不变。
据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共有五十三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的有十六国；属于武王之子的有四国；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六国。这些封国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内的采邑。它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原地区内，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这就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分封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西周桓公。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从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此周公国，此时的周天子已与乞丐无异。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周赧王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周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
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
前256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西周公恐，以西周三十六城、人口三万降秦，秦尽收其地，归其君于周，周赧王悲奋而死，秦没有立新王而取九鼎和礼器置于咸阳(途中一鼎落于泗水)，迁西周公于憾狐，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东周君欲趁秦连丧昭襄、孝文二王合纵伐秦，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大将，起兵十万，执东周君而归，尽收巩城等七邑。迁东周公于阳人之地，然诸侯还有韩国、卫国、魏国、燕国、楚国、赵国、齐国，周朝彻底灭亡，至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一统天下。
政治
中央制度周王是奴隶社会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周王左右的重要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如周文王、武王时的重要谋臣太公望，就被尊称为“师尚父”。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共同辅政。一直到康王时，召公还担任太保。师保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与师保地位相当，而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官职，是太宰。成王时，周公以太师而兼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太宰拥有总揽政务的大权，是政府中的首脑。
太宰以下，有众多的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仍然是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诸有司。司徒除管土地的垦辟、井田的划分和有关奴隶耕作等事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事宜。司马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以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还有很多的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西周青铜器(19张)
周代的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大为削弱。一切有关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在《周礼》中都属于掌礼机构管理，司巫在这一机构中地位是较低的。史官的地位，则有了很大的提高。
太史不仅掌管天文历法的观测制订，文献典籍的收藏整理和教育贵族子弟等有关文教方面的工作，而且熟悉国家的政令典则，常在周王左右以备咨询。内史为周王起草诏令，出纳王命，成为王室近臣。另外，还有小史、外史等官职。
周王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这样就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局面。同时，还出现了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周礼制度周礼是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它的名目繁多，有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他是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工具。如周礼规定了贵族饮宴列鼎的数量和鼎内的肉食种类：王九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 诸侯七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 卿大夫五鼎（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 、士三鼎（乳猪、干鱼、干肉）。乐舞数量也有差异。礼乐制度自周公制定后，任何人都不能修改。周王有权惩罚违礼的贵族。宗法制度西周的国家实行分封制。即古书中所说的“封建”，而分封制的基础则是宗法。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继承制。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它构成了等级阶梯，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型，到了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完备的程度。
严格意义的宗法，只在卿、大夫、士的范围内施行。这些阶层各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国君的嫡长子立为太子，继承君位，其他各子即为别子。因为别子也是国君之子，故又称公子。别子不能与继承国君的太子同祖，必须分出去自立家族，成为这个家族中嫡长继承系统的始祖，不再改变，称为大宗。别子的长子以外各子，长孙以外各孙……，都是庶子，对大宗而言，称为小宗。其间血缘关系超过五代，就不再宗原来的小宗。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居于族长地位，称为宗子。始立这个家族的别子一般有卿、大夫爵位，爵位即由宗子承袭。
广义说来，宗法也适用于周王室。周王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其他王子多分封为王畿内外的诸侯，其间血缘关系原则颇与卿、大夫、士的宗法相似。周初分封同姓，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康王之后，周朝疆域大体固定，分封的机会减少，太子以外各子多留在朝中为卿、大夫，但分封并未绝迹。直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宣王还把其弟友分封在郑（今陕西华县东）。
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再加上与异姓间的婚姻联系，构成庞大的血缘关系网。西周统治者希望用这种关系维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
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场所，称为“太庙”。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天子才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历代的周天子应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诸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称为别子。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分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其爵位和封地亦由嫡长子继承。这些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他们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为族长，就是“大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族，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
卿大夫以下，还可分出他们的家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各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所有的士都要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
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这种层层的相属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于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等级制度，就是依据这种宗法关系来确立的。这样就形成了封建制国家的体制。
由于封建国家体制与贵族的宗法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各级贵族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
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的崇敬。等而下之，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在整个封建制贵族阶级中占居首要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排斥异姓贵族。一方面，宗法制度的原则，通行于所有的百姓贵族；同时，在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之间，还要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亲戚之国，用以加强联系。这种通婚关系，是对宗法关系的补充。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这些等级区别，形成为宗法制度的各种名分。按照名分，也确立了伦理规范和礼法制度。　官员制度据记载西周职官最详细的《周礼》，周王朝设有各统辖若干官员的六卿，其中冢宰，掌邦治，其诸官分司王的宫寝、饮食、皮裘、府藏以及贡赋等事；司徒，掌邦教，其诸官分司土地人民、乡遂、山林川泽等事；宗伯，掌邦礼，其诸官分司宗庙祭祀、冢墓、礼乐、卜祝巫史、车旗等事；司马，掌邦政，其诸官分司军旅、田役、车马、封疆道路等事；司寇，掌邦禁，其诸官分司刑罚狱讼、盟誓、约剂、盗贼、宾客等事。司空，因《周礼》原文残缺，详情不明。
学者多认为《周礼》所记过于详密，西周不可能有这样整齐划一的官制。但与已发现金文对比，《周礼》很多地方相同或相似。据统计，《周礼》现存官名三百五十六官，和金文相同或类似的有九十六官。可见《周礼》有相当成分还是反映西周官制的实际的。
《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临终时召见“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大保奭即召公以下六人就是六卿。康王时金文小盂鼎有“三左三右”，也指在王左右的六卿。六卿的设立，是王朝官制的中心，诸侯国的官制与王朝相似，但规模较小，官名多同于王朝。　两京制度西周政权实行著名的两都制度，也就是首都和陪都制度。  岐山西周宫殿线描复原图首都“宗周”位于陕西省长安区沣河两岸,又分为两部分：文王作丰邑在河西，周武王作镐京处河东,之所以名“宗周”是由于这是周族的聚居地,祖先宗庙的所在地.“成周”位于今洛阳附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中，又称为新邑、新邑洛,又分为分为王城和城周两个城邑：“成周”,意味周朝大业已“成”西周设立两都架构,是不足为怪的,从地理上讲,宗周处于西部边陲,不仅无法有效的控制从商族手中夺取的中原地区,还时常收到西北方向戎族的威胁(最后镐京就陷落在犬戎的手里),所以在地处中原咽喉的洛邑附近建立陪都可有效的统治殷商遗民和周围少数民族.虽然成周是周公一手兴建的,但武王其实早注意到了这点他在灭商返回途中，"宅兹中国，自之于民"。直到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基,平定三监叛乱,击溃东夷联军,才正式的开始兴建洛邑。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奴隶社会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封建制国家的垦田是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比较好的熟田大都集中在这里。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的单位的。
西周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当时普遍采用熟荒耕作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
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如黄现璠说道：“井田制之有无，古今争辩众矣，然其所论多不从大处着想，博而寡。余今否认井田之说的最大理由，即周天子无土地授民是也。　周为奴隶社会，封建者何?即天子以土地，封授诸侯，建立国家者也。诸侯有封地，卿大夫有采邑，封地之使用权，非天子所有。即畿内之地，亦分赐卿大夫，亦非天子所有。全国土地、一再分割，所存无几，而谓天子以土授民，行井田制，宁有是理乎?　有论者曰天子虽无土地授民，然周已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可颁布法规，通令诸侯施行，不必亲以地授民而后可。是又不然，周之中央集权，是相对而非绝对，可能而非必然。天下宗周，固诸侯所承认。然周只能宗之，非真能命之，诸侯亦只能宗周，非真受命于周，所谓“朝诸侯而有天下”是也。诸侯与天子之关系，唯有一朝，不朝即无关系，天子亦即无天下，非如后世有君臣之义。诸侯内政，天子向不过问。事实上，亦无权过问。例如君位传授，鲁多行兄终弟及制，齐晋及其他国，则行父子相传，各随其便，皆不同周之传嫡制，又如到任呈报，齐太公五月，鲁伯禽三年[注1]亦皆听之。周无一定法规，诸侯亦不一定用周制，而谓井田之制，周能通令，行诸天下，又宁有是理乎?施行井田制，大前提必须是天子有充分土地，以及中央权力健全集中，而周于此两点未之能行，则井田制之实施，不知从何说起。”[1]法律制度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法则和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贵族犯法，往往可以获得特赦，即使按律判刑，又可以“赎刑”。如墨刑罚一百锾(一锾为六两铜），劓刑罚二百锾等等，即可免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周王朝有严格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极为残忍。
军事
周王室保持了庞大的军旅。这种军旅，用于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十四师，达十四万人以上。分封的诸侯国，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也有一军。
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周王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军队，名义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挥和调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亲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亲自出征，则指派重要的卿士统率中军，作为全军的指挥者。
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辆战车谓之一乘。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奴隶则在军队中服杂役。
军队是西周国家政权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肩负对内镇压异己、守卫疆土，对外征伐和扩张的职能。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与商代一样仍然称师，西周金文和《诗经》等文献中屡有提及。《周礼。地官。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按此，在师之下尚有旅、卒、两、伍等编制单位。与此相应的军事将领按《尚书。牧誓》所说有师氏、亚、旅、千夫长、百夫长等。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质疑》一文中说：“师氏见于彝铭者乃武职，在王之近侧，是则师氏之名取诸师戍也”。西周军队的统帅是周王，他经常率领军队亲自出征，《诗·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的诗句以及屡见于史书的昭王南征的事迹即其例子。西周军队的各种主要军官亦往往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铭文记载：“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师、殷八师征东夷”，是周王任命伯懋父为西六师和殷八师的统帅。师克盨铭云：“则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是周王任命禁卫部队统帅的例子。
经济
农业发展首先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比较锐利的农具，当时一些有关农事的诗篇，都是说用比较锋利的耜在“南亩”中开展耕作。这些专用农具都是比较锋利的，当是金属制造的。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铁制农器的使用始于西周是可能的。  西周耕作器具
西周时期，盛行耦耕，即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这样，既较省力，动作又快，当是耕作方法的一个进步。
金属农具的应用和耦耕的推广，使开垦荒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千耦其耘”的诗句，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大规模耦耕的景象。
当时人们不仅能进行深耕、熟耘，而且也能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荼寥朽止，黍稷茂止”，就是把田间耨锄的荼寥和杂草沤作绿肥，使黍稷等作物生长得更为茂盛。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的堆肥，也是常用的肥料。此外，对防治虫害也非常注意。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如稻、粱、粟、麦、菽、稷以及桑、麻、瓜、果之属，品种和产量都有了增加。《诗经》里保存着一些喜庆丰收的诗句。
耕作井田的农夫，仍然笼统地称为“庶人”或者“庶民”。民，也作氓。奠（甸）是管理耕作的人，氓和庶人都是耕作人。这些耕作的人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这种耕作的人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属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公子”的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田间劳作，到秋收完毕，才能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他们的妻女同样是“公子”的仆人，要为“公子”进行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等劳作。
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卿大夫之家都要向公室缴纳贡税，而贡税的征收，大致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即“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
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他们也被称为“庶人”，或者“小人”。还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隶，逐渐脱离了贵族的羁绊，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商业发展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贵族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奴隶。奴隶的价格，据铭文所记，五名奴隶才值“匹马束丝”。
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是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
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展开，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情景。
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农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
西周时期，商业发达，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计算。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文化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 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礼乐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例如师嫠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宗教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象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祝宗卜史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分。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学校西周已有较发展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典籍西周时期文献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尚书》中出于西周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内容的时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时占大多数。这十几篇书记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况，有重要历史价值。
《逸周书》也有一些篇属于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关于西周的重要史料。
有重大文学价值的《诗经》，包括有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篇有准确作者，例如《大雅·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封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逐渐被赋以抽象的意义。有的封、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使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学意味。天道观从西周文献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观较之商代有相当大的发展。西周统治者强调天命和德的观念，认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内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义，也有伦理性质。《尚书》所载周公的许多言辞，都反复阐述天命与德的联系，告诫王和贵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则天命即将失坠，商朝的覆亡是为鉴戒。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见解。据《逸周书·祭公》，他曾以同样的天命与德的观点劝诫穆王及其他朝臣，类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现。
这种天道观到西周晚年遭到动摇。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灾祸频仍，人们对天和祖先的神圣产生了怀疑。这个时代创作的一些诗篇，充满了对“浩浩昊天”怨恨不满的情绪，一时形成思潮，为怀疑以至否定神权的进步思想提供了基础。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周幽王时臣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杂和作为比喻，就表明了这样的趋势。华夏称呼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民族，它以通婚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联合在一起，同时以包容的方式来共存，不仅在燕国的地点如此，即使在长江边靠近下游的当涂县所出现的遗址也有同样的现象。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情况使得周人可以继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从一个交流混合体里面构成的共同体系，它在周人身上得到延续。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用“华夏”称呼自己呢？可能在古代“华”和“夏”两个字是同一发音，读急了变成一个字，慢读了  出土的甲骨文就变成两个字，说实话，梧溪人到对这两个字还是分不清，如果要他们念的话，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华夏”变成周人用来称呼整个的族群，不过他并不叫它“周”，因为他承认有别处不是周，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在周人几百年的统治里，虽然它分出去的远征军或驻防军的基地一个个变成国家，一个个逐渐地发挥了地方的特性，可是那些特性只是小异，基本上还是大同的，大的同点就是远到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成型的共同体系；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等到周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 
  西周车马容性出现以后，才造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与刚才我们所讲的文化体系相辅相成，替中国构成了一个永远庞大而充实的核心体，这个核心体到了历史时代以后继续不断的有人口的移植与人口的收容，不断在吸收，也不断在扩大，内涵极丰富，而且扩张性也很强，因此变成一个非常结实的文化大民族，它不会被打散，在世界上是个少见的例子。
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不仅代替文化较高的大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基业，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若干平行发展的文化，各在一个地区滋 生发达，相互影响，彼此交流，遂使处保地方文化的面貌逐渐接近。但是今日号为中国的东亚大陆，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任何一个主文化，其势力范围可以笼罩全局。商王国的文化圈可能远超过其政治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商人与各方国之间，大多有战争及贸易的交往，商以大邑商自居，大约只有商王畿之内的人以此认同。在王畿之外，未必有一个广泛的共同意识。
  西周散氏盘为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
殷商时代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逐步扩张充实其笼罩的范围，却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因此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以小邦蔚为大国，其立国过程必须多求助力，因此在先周时代，周人崎岖晋南陕右的山地，采撷了农耕文化及北面草原文化的长处，终于与姜姓部族结为奥援。此后翦商经过，也是稳扎稳打的一步步逼向殷都。天下归仁，也未尝不是多所招抚的另一种说法。及至克商以后，历武王周公及成康之世的经营，周人的基本策略，不外乎抚辑殷人，以为我用，再以姬姜与殷商的联合力量，监督其他部族集团，并以婚姻关系加强其联系，同时进用当地俊民，承认原有信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
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周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进入。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的互  西周。青色，略显鸡骨白色。斥。
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收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拟。这一面过程中，政府不复仅以人治为本而趋于组织化与制度化。封建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点状的殖民与驻防，而趋于由邦国与田邑层级式的组织。甚至世官世禄的贵簇社会，也因若干新兴力量的出现，而较为开放。华夏世界的韧力，经厉王幽王两度丧乱的考验，王室的威权削弱了，但是华夏世界凝聚性之强，足以维护其世界于不坠。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
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任何文化体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的“天下”观念，这个体系就难以接纳别的文化成分，也难以让别的文化体系分享其输出的文化成分。华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时，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笺理性主义。为此，华夏文化不致有强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扩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而终逐渐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对南方文化的吸纳而统摄为更广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成就，也当归功于华夏世界有广大的包容性及开放性。
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
科技
手工技术手工业技术的提高
手工业技术的提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私需要的浩繁，周王朝很重视手工业生产。周王室和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所谓“工商食官”。
西周时期，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有比较显著的进步。
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西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器，其形制、纹饰和品种和商末大致相似。康王以后，才逐渐推陈出新，表现出一些新的风格和特色。
西周青铜器铸造的地域分布，比商代要广泛得多。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铜器铸造作坊，乃至影响到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某些地方性的特色。青铜技术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  超过商代。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更有成批的出土。 如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一批青铜器，达60件，其中的利簋的铭文载录了武王伐纣的事，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同年12月又在扶风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内有微史家族的青铜器103件。
西周青铜器的类型比商代有了显著变化。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或绝灭，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陶器技术陶瓷器的制作，西周时期有突出的发展。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有簋、豆、罐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这些原始瓷器，基本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西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也有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不见了。西周陶器的器形，作炊器主要有鬲、 甑，作饮器的主要有爵、 觚等。但已经 很少，作食器用的重要有豆和簋，作盛器用的主要有勰、罐瓮、盆、盂等等。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这时附加堆纹已很少使用。西周时期烧造陶器的窑炉主要还是馒头窑，龙窑的使用还是相当少。造车技术西周时期车辆的制造，形制更为精巧，种类也有增多。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目。制造一辆车，要有多种熟练工匠的密切协作，构成了综合性的手工业。  西周文物玉器艺术玉器的应用，在贵族中更为普遍了。不仅用作华丽的装饰，而且成为典礼中的礼器，如圭、璧等的制作都  《周礼》去研究西周玉器很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还有比较发达的煤玉雕刻。
周王列表
序
谥号
名
在位年代
年数
都城
1
周武王
发
前1046年—前1043年
4
镐京
2
周成王
诵
前1042年—前1021年
22
镐京
3
周康王
钊
前1020年—前996年
25
镐京
4
周昭王
瑕
前995年—前977年
19
镐京
5
周穆王
满
前976年—前922年
55
镐京
6
周共王
繄扈
前922年—前900年
23
镐京
7
周懿王
囏
前899年—前892年
8
镐京
8
周孝王
辟方
前891年—前886年
6
镐京
9
周夷王
燮
前885年—前878年
8
镐京
10
周厉王
胡
前877年—前841年
37
镐京
？
(共伯和)
和
前841年—前828年
14
镐京
11
周宣王
静
前827年—前782年
46
镐京
12
周幽王
宫涅
前781年—前771年
11
镐京
著名天子
文王(姬昌)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1046年(在位51年)
文王姓姬名昌，父名季历。在位51年姬昌即位后曾一度被商王所泅，后被释放  周公庙考古。他礼贤下士，有姜子牙等名臣辅佐，为以后灭商打下基础。据传文王死时97岁。
武王(姬发)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1043年(在位3年)
武王姬发，父姬昌。即位后大举伐商，并于牧野，大败商军，纣王自焚，商亡。根据最新的断代工程确定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6年.武王建都于镐京。史称西周。之后在商王畿设三监治理，并继续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势力。同时，分封了一批同姓宗室或异姓功臣.克商二年后，武王病重死。武王死时54岁。
穆王(姬满)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922年(在位44年)
穆王姬满，昭王子。穆王时作《吕刑》，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法典。穆王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
厉王(姬胡)
出生：公元前873年--去世：元前827年(在位21年)
厉王姬胡，夷王的儿子。厉王是一位暴君，对外战争屡败，国势日危。厉王横徵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他竟被国人放逐。（厉王奔彘）
幽王(姬宫涅)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771年(在位10年)
幽王姬宫涅，宣王的儿子。贪淫无道，为博宠姬褒姒一笑，竟“烽火戏诸侯”，从而亡国被杀。这就是“一笑倾国”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