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小谟
个人履历
  王小谟，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人，雷达工程专家，中国国产预警机事业开创者、奠基人。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曾任电子工业部38所（现中国电科38所）所长、信息产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现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北京理工大学信号处理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博士生导师。电子工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工业与信息化部科技委副主任，原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2012年荣获“全国百名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
  邓小平同志接见时任38所所长王小谟院士2013年1月18日，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批准并报请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授予王小谟院士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4-5]
  王小谟（左）
主要贡献
  从事雷达科研50余年。60年代创造性提出脉内扫描方法，使雷达系统大大简化。
70年代，担任JY－8雷达主持设计师，主持设计的JY-8雷达成为中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80年代，设计制造中国第一部高低空兼顾的JY-9雷达，具有较强的抗干扰和低空性能，在国内外军事演习中综合评分名列前茅，获得了国内外多部订货，是国际上优秀低空雷达，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雷达，尤其在三坐标雷达和低空雷达方面卓有建树，为国家创造出较大的经济效益，为军事电子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分别获1986年、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90年代，坚持力主自主研制预警机，并亲自担任某型预警机总设计师、预警机研制工程总顾问，为中国预警机形成初步规模、进入国际先进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2006年获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2008年获国防科学技术特等奖；201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6]
主要论文有《计算机模拟试验法－雷达发展概率的计算》、《三坐标雷达的最佳设计》等。
研究方向
学科专业一：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方向一：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学科专业二：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二：信号与信息处理
著作简介
  监视雷达技术《监视雷达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监视雷达主要指地面对空监视雷达。监视雷达是应用最早，使用最广泛的雷达，几乎各个主要的独立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防空系统，监视雷达是防空系统中的主要装备。重点介绍监视雷达总体设计的基本思想。
书中搜集和选编了大量有用的计算资料，不求严密地推导，而注重其概念清晰和易于使用。书中还介绍大量的实例，通过分析使读者加深理解，特别是有许多内容是著者多年实践的总结。可供从事雷达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对于广大从事雷达装备使用和维修的部队官兵也是更加深入了解和系统学习监视雷达知识的好教材，同时还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语录
“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
“我只是一位普通人。国家给我这个奖，是对整个科研团队的肯定，我代表他们领奖。”
王小谟的故事
科研人生从组装收音机开始
王小谟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当年，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那时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每有闲暇，大杂院里喜欢京剧的大老爷们总是三五成群，凳子一摆，胡琴一拉，戏声悠扬。王小谟厮混其中，时间长了，也能哼上几段。他还缠着伴奏的胡琴师傅教他习琴，一学就会。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
从此，组装收音机成了王小谟的一门“手艺”，也培养了他“自己动手”的习惯。他笑言：“我装的收音机比市场上的便宜多了，还能赶上‘国内水平’，高中时就能装三灯机、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有些邻居想省钱，就请我去装。收音机坏了，也请我去修。不免费，给我点小零花钱，或把剩余的零件给我。”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
对于这次命运的抉择，王小谟说，“那时候年纪很小，没有说非做哪一行不可。当年一起听戏、唱戏，进了艺术院校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比如那时的‘当家花旦’柳石明，后来成为中央歌舞剧院院长。人生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大学里王小谟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因祸得福掌握了计算机技术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
14所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雷达修配厂，解放后，一批老的技术人员留在了这里，如戴季江，他是雷达显示技术方面的专家。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在这里起步。王小谟来到这里之前，14所就已经做出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警戒雷达406。到14所之后，王小谟听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艰苦创业的故事，如“向北望，学雷达”：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坐绿皮火车，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老大哥”的雷达什么样，回来仿制。
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两维坐标，不能给出高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山沟里带出一流科研所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黔南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回忆，“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当时进城是一件大事。那会儿，司机是最好的职业。大家都要拍司机的马屁。和司机关系好点儿，可以搭顺风车，去城里买豆腐皮，买肉，拉煤也会先拉到你家。还可以托他买东西。”而儿子是他的心痛，“我没办法为大儿子创造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大学都没能上。”王小谟哽咽。
虽然山沟里条件苦，但政治运动也少。青山绿水中，适合静心搞研究。王小谟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这时期的王小谟，挑起了三坐标雷达总设计师的担子，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三坐标雷达长达十三年的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能看见汗毛孔里汗珠冒出来。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王小谟强调说：“我多次到美国出差，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还是纽约、华盛顿，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笨啊！关键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并很好地组织起来，创造好一些的工作环境。”
终于研制出自己的预警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外方合作共同开发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在合作期间，王小谟高瞻远瞩，意识到必须自力更生，部署安排了国内同步研制。在外方单方面赔款中止合同时，王小谟向装备研制主管部门和中央提出“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的建议，得到支持。
王小谟这么有信心，源于中国电科深厚的军工电子技术积淀和对国防事业的使命与责任。在预警机研制过程中，从中国电科集团总部到各个研究所，都将预警机项目作为“天字号”工程，以签订军令状的方式，将任务层层分解。信心，还源于王小谟已储备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技术人才。“对年轻人有信心，敢于给他们重任再推一把”，这就是王小谟培养人才的绝招。比如吴曼青，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主导研制的数字阵列雷达获得成功，现已成为我国预警机采用的主要雷达。
西北大戈壁上的试飞现场，夏日骄阳似火，把漫天黄沙烤得热气腾腾。预警机封闭的机舱内，温度达到了40多摄氏度，在里面工作就像是在蒸“桑拿”；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即使裹着羊皮大衣也瑟瑟发抖，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而且预警机试飞会有生命危险。年近七旬的王小谟，经常带着技术人员苦干，一上机就是4个多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一工作就是整整两个多月。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庞大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2010年，这一预警机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此时，“我们一定要争口气”的大幅标语，已在中国电科机库的白墙上挂了整整十年！
回望人生无憾事
2010年10月22日，贵州都匀大坪镇。王小谟又回到了这里。看着颓败的厂房和依然苍翠的青山，他眼中含泪——他对这里，爱得深沉。这里，有他近二十年事业奋斗的日日夜夜，有他和妻子张湘云种菜养鸡的相守，有他一家人小半年吃一大块板肉的欢声笑语……这些，都是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知足，让这位老人笑对晚年。即便躺在早期淋巴癌的病床上输液，他依然关心我国的预警机事业，把设计师们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赶赴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生活中，京剧和胡琴依然是良伴，《苏三起解》、《杨门女将》……他把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把胡琴拉得如泣如诉。戏里琴外，寄托着对那些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同事的怀念，他让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资料链接一：我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实现众多第一：第一次在雷达中采用集成电路，第一次采用电子计算机，第一次采用人机工程理念，第一次采用基于统计的试飞方法，解决了C波段射频网络、自相参、双脉冲、动目标显示、沃氏函数图传等技术，在探测威力、三坐标测量精度和自动化程度等方面都优于当时世界的主流雷达美国TPS43。
资料链接二：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一项项独特的设计思路和集成创新，使我们的国产预警机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评论：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