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汉斯·德尔布吕克
简介
  汉斯·德尔布吕克[1]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1848—1929)19和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无论是作为军事史家，还是作为以德国民众为对象的军事教育家和德国统帅部的批评者，他都对现代战略思想的发展贡献卓著。德尔布吕克的战略思想属于克劳塞维茨传统，是对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不仅坚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而且明显发展了其关于战争双重形式的论点，提出和阐释了战略的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从而批判了毛奇、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以后德国军队主流战略思想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曲解和背离。
早年的学者生涯
德尔布吕克1848年11月出生于贝尔根。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法院法官，母亲是柏林大学一位哲学教授的女儿。在他的先辈中有神学家、法学家和大学学者。他起先在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一所预备学校接受教育，以后在海德尔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很早就显示了对历史学的兴趣，听过诺尔登、沙费尔和居贝尔等人的讲授，这些人都深受兰克为历史学术开创的新的科学潮流启示。作为波恩大学一名22岁的学生，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其间因突患斑疹伤寒奉命退役。痊愈后，他重回大学，在居贝尔指导下于1873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主题是11世纪德意志的一位编年史家拉姆贝尔特·冯·赫尔兹费尔德。他对其著述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评析，首次展示了他在考证方面的机敏，那将使他的所有历史著作卓越不凡。 
1874年，在巴登政府大臣弗兰茨·冯·罗根巴赫的帮助下，德尔布吕克被任命为腓特烈王储第4子、6岁的普鲁士亲王的瓦尔德马的私人教师，一直到王子夭折。在这个岗位上的五年不仅使他得以洞察当时的政治问题，还有助于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军事。在符腾堡1874年的春季演习期间，他一面履行自己作为后备役军官的年度义务，一面阅读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的《步兵史》 ，后者是一位前普鲁士军官，为躲避政府对其 1848～1849年的政治活动的惩罚而逃离该国，1860年在西西里担任加里波第的参谋长，并且是瑞士参谋本部的创始人之一。 德尔布吕克后来说阅读吕斯托的书决定了他选择军事史研究生涯，尽管事实上直到 1877年他才开始认真从事战争研究，当时他被给予机会去完成格奈瑟瑙的回忆录和文件的编辑工作，那是已由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佩尔茨开始的。当他潜心于德意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时，他强烈地感觉到两类战略思维似乎有根本的不同：一类是拿破仑和格奈泽瑙的，另一类则是卡尔大公、威灵顿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当他随编辑工作之后撰写格奈泽瑙传记时，他进一步探究，这种不同便看来更加明显。19世纪的战略总的来说同前一个世纪的战略显著有别。他首次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且与腓特烈宫廷里的军官们作长时间交谈。在此过程中，他对军事史的兴趣变得更浓，决心探寻战略和作战的那些基本的、决定性的要素。  
1879年瓦尔德马亲王去世后，德尔布吕克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虽然其间并非一帆风顺。1881年他获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但他在柏林大学就1866年战争作首轮讲授时，引起了大学院长的反对，原因在于主题是当代性质的，而且他并未获准教授军事史。这位年轻学者仍然坚持下去，但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久远的历史时期，首先讲授自封建制度初始起的战争艺术史，然后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推到从希波战争至罗马帝国衰亡。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古代和中世纪史料，发表了一系列短篇研究作品，主题分别涉及希波战争、伯里克利和克里昂的战略、罗马军团支队的战术、早期日耳曼人的军事体制、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战略等。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对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同样细致的研究。从这些讲授和专题论文中，产生了德尔布吕克的《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其第一卷于1900年问世。（全书共7卷，但只有前4卷才能被认为是德尔布吕克自己的作品）。
德尔布吕克全神贯注的军事史领域在学术界并未得到高度看重，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和政论活动往往对帝国的政策有强烈的批评性 (他从 1882～1885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属自由保守党，1884～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1883～1890年是《普鲁士年鉴》编委会成员，此后成为该刊惟一主编)，这些大有损于他得到承认，而那是他的学术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会得到的。他直到1895年才当上教授，其时在柏林大学新设立了一个非教席教授职位，普鲁士文化部内负责大学事务的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指定由他担任。一年后，当他继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之后出任世界史教授时，他才成了教席教授。然而，他从未成为他所在大学的院校长，也从未入选普鲁士科学院，虽然这些荣誉落到了远不如他的同事们身上，他们从来不曾写过或做过任何能与他那流芳后世的工作相媲美的论著或业绩。
辉煌的战史大师
《战争艺术史》从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起，就成为激烈抨击的对象。古典学者怨恨德尔布吕克很不客气地对待希罗多德，中世纪研究家攻击他对封建制度起源的论述，满怀爱国心的英国学者则对他轻视玫瑰战争大感愤怒。许多由此而来的争议在该书后来再版时被写入了脚注，在那里仍能见到尚未平息的学界怒火。不过，就其主要梗概而言，专家们的抨击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地位，它受到种种不同读者的广泛赞誉，其中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威廉·格罗埃内尔将军和社会主义的大政论家弗兰茨·梅林。前者说它“绝对独一无二”， 后者称其为“新世纪里资产阶级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产生的最重要著作”，而K．博卡罗夫在他写的苏联国防部编《战争艺术史》全译本第一卷导言里，更少保留地重复了梅林的评价(“不仅就取材范围之宏大，而且就探究辨析之严谨而言，是该领域内最伟大的著作”)。写作的目的在德尔布吕克撰写的四卷当中，第一卷讨论了从希波战争直至恺撒麾下罗马武功的全盛时期的战争艺术。第二卷主要论述早期日耳曼人，但也论及罗马军事机器的衰落、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封建制度的起源。第三卷用于论述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败，乃至近乎消失，其结尾部分展示了战术形式在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第四卷将战术方法和战略思想的发展一直论述到了拿破仑时代。  
在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第三卷中，一位年轻军官说道：“在一位军事史学家的史述中，最琐细的事实，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仅仅是一种观念的表象，这观念必须得到分析，而且它往往有如一个复写本，从中可以揭示出其他观念。”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德尔布吕克的军事史观。他感兴趣的是总的思想和趋势，而非充斥于早先的军事史书中的细枝末节。在第一卷的导言里，他特别否认有任何意图来写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他指出，这样的著作必须包括诸如“训练细目及其指导，武器技术和养马技能，最后还有整个海军事务——诸如此类我全无新鲜话可说、或者根本不懂的事情”。德尔布吕克史书的写作目的表述在书名里；它是一部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 
在第四卷的导言里，德尔布吕克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解释。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国家体制与战略战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认知战术、战略、国家体制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思考(军事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它揭示了许多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或者不为人知的事情。本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战争艺术本身，而在于认识世界史。如果军人们阅读它，而且受到它的激励，那么我将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然而，它是一位历史学家为历史爱好者写的。”还原历史的方法然而，德尔布吕克同时认识到，在能够从过去的战争中得出任何普遍的结论以前，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查明那些战争是怎么打的。正是因为他意欲探求其他历史学家也将感兴趣的普遍道理，他就不得不费劲儿去搞清楚过去战争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和“最琐细的事实”；而且，虽然他自己否认，但他对这些事实的重新评价不仅对历史学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军人也是如此。  
这些“事实”要到过去传留下来的大量史料中去找，但是许多军事史料显然不可靠，不比“洗手间里的闲聊和仆人们的流言”好。 现代的历史学家应当如何核实这些古代记录？  
德尔布吕克相信可以用若干办法做到这一点。只要历史学家知道过去的战斗在其中发生的地形，他就能用现代地理学的所有知识核实流传下来的报道。只要他知道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重构过去的战术，因为使用每一种武器的战术规则都可以被确认。对现代战争方式的研究会向历史学家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他可以判定在现代战役中平均每个士兵的行军能力、平均每匹马的负重能力以及大规模人群的机动性。最后，往往可能发现这样的战役或战斗：存在着关于它们的可靠报道，而且在其中，早先历史上的战斗状况差不多一模一样地再现出来。存有准确记载的瑞士－勃艮第战争与惟有希罗多德记述过的马拉松之战，都是一方为骑兵和弓箭手，另一方为手持肉搏战武器的步兵。在这两个战例中，步兵都是胜利者。所以，应当有可能从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战斗中得出能应用于马拉松之战的结论。还原历史的范例这里只需提及“事件考辨法”的很少几项应用。德尔布吕克的一些最惊人成果，是依靠探究过去战争中参战部队的人数取得的。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480年在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统率下，进犯希腊的波斯大军有26.42万名战斗人员，加上至少同样多的水手、奴仆和随营人员。 德尔布吕克指出这不可信。“按照德国的行军队形，3万人组成的一个军将蜿蜒约3英里，辎重车队还不算在内。据此，波斯人的行军队列将长达420英里，亦即波斯先头部队抵达塞莫皮莱城下时，其殿后部队才刚离开底格里斯河对岸的苏萨”。
即使这一尴尬的事实可以解释得通，也没有任何战场大得足以容下希罗多德记载中那么巨量的军队。例如，马拉松平原“如此之小，以致 50年前一位去参观的波斯参谋官颇为诧异地写道：即使一个波斯旅，也极难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演练”。德尔布吕克基于对古希腊人口的现代研究估计，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迎战波斯人的希腊军队约有1.2万人。由于希罗多德断言希腊军队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他虽然没有说对方的兵力规模有多大，但估计波斯伤亡6400人)，这就意味着参战部队的总人数远远超过这位普鲁士观察家设定的极限。  
而且，这些并非仅有的理由，使人可以相信希罗多德总是倾向于夸大波斯部队的兵力。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军队是一支公民军队，被训练来按照一种原始的方阵打仗，不适于战术机动。波斯军队是一支职业军队，其战士之勇敢甚至在希腊人的记述中都承认。“如果(波斯军队的)规模与其作战之勇敢都是真的，被反复称道的希腊人的胜利就无法解释得通。在这两件事当中，只有一件能够是真的；因此很明显，波斯人的优势不在于兵力数量，而在于兵力质量。”  德尔布吕克断定，波斯人远非拥有希罗多德所述的庞大的军队，而是在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兵力数量实际上少于希腊人。  
希罗多德的记载很久以来就受到怀疑，德尔布吕克的批评绝非完全独创。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将同一套系统的方法应用于考证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每一场战争的人数记载。因此，在讨论恺撒的高卢战役时，他明确地显示出于政治原因，恺撒对其敌手的兵力估计是严重夸大了的。根据恺撒，长途跋涉的赫尔维蒂人有36.8万之众，并且携带三个月的供给。在德尔布吕克看来，这人数估计带有神话意味。然而，正是恺撒关于赫尔维蒂人的粮食供给所写的话，使他能够证实这一点。他指出，要携带三个月的供给大约需要8500辆货车，而在恺撒时代的道路条件下，这么一支队伍的行进很不可能。还有，在讨论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时，德尔布吕克通过描述毛奇在1870年战争中指挥50万大军作迂回机动时经历的困难，有力地破除了相信阿提拉拥有一支70万人的大军的观点。“统一指挥如此巨大的一支军队，即使是有铁路、公路、电报和参谋本部，也是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如果毛奇沿同样的路线调动50万人都那么困难，阿提拉怎么能统率70万人从德国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然后直抵沙隆平原？可以用其中一个数字来核对另一个数字”。 
德尔布吕克对军队人数的探究不只是有一种单纯的古史研究意义。在德国军队正被教导从历史中寻求教益的时候，破除神话有助于它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战争或战争研究中，兵员数目最重要。 德尔布吕克本人指出：“一项1000人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的兵力运动，对于1万人的部队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对于5万人的部队就是一项艺术，而对于10万人的部队便不可能了。”除非知道往昔的战役中参战部队的准确人数，否则就不可能从中引出教益。  
“事件考辨法”还有其他用途。依靠这个方法，德尔布吕克能够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再现单个战役的详细情况，而他在这方面的成功给德国参谋本部历史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对那种使得侧翼包抄成为可能的斜行进战斗队形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其价值格罗埃内尔将军予以了证实； 斜形战术最早由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使用，它与腓特烈大帝1757年在洛伊滕会战使用的队形惊人地相似。众所周知，他对坎尼战役中包围运动的科学描述强有力地影响了施里芬伯爵的作战理论。 然而，对马拉松之战的叙述也许是德尔布吕克重现往昔的战斗细节这一才能的最好例证，尤其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如果知道敌对双方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那么地形就是决定战斗特征的一个如此重要和令人信服的因素，以致只要结果确定无疑，便可以大胆地以梗概形式再现战斗过程。”德尔布吕克不仅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马拉松之战，而且也以此来再现托伊托堡森林之战的情景。 
在马拉松的希腊军队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原始方阵，其机动性很有限，只能缓慢前行。同它对阵的军队人数处于劣势，却由训练优良的弓箭手和骑兵组成。希罗多德写道，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上猛烈冲锋约5480英尺，一举粉碎波斯军队的中央阵线，从而赢得了这场战斗。德尔布吕克指出这在体能上不可能。根据现代德国的训练手册，全副武装的战士仅能跑2分钟，大约1080英尺到1150英尺。雅典士兵身负装备并不轻于现代德国士兵，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两个不利因素：他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平民；他们当中许多人超过了在现代军队里要求的年龄限制。不仅如此，希腊方阵是一种人员排列很密集的阵形，它使任何快速行进都不可能。如此长距离的冲锋将使雅典人的方阵变为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那会被波斯的职业军人轻而易举地战胜。 [ 注：假设希腊军队只是行进到弓箭射程之内才发动冲锋，德尔布吕克的立论就变得不那么有力了。然而希罗多德明明说他们“奔跑着冲向敌人，不少于1英里距离。”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支持希罗多德的说法，争辩说阿耳特弥斯女神给了希腊人足够的力量发起冲锋，并且批评一类研究低估了神祇和其他形式的精神力量激励的重要性。他得到了克罗迈尔的支持，德尔布吕克曾在《历史学刊》和《普鲁士年鉴》上就此与后者进行了争论。 ]  
希罗多德叙述的战术显然不可能，尤其是因为希腊方阵的侧翼是如此脆弱，以致在开阔的战场上进行的任何遭遇战中，都可以被波斯骑兵包围。在德尔布吕克看来，这场战斗显然不是发生在马拉松平原本部，而是发生在东南面的一个小山谷。在那里，希腊人的侧翼有高山和森林掩护，以免被包抄。希罗多德说双方延迟数日才投入战斗，这一事实表明雅典指挥官米尔蒂阿泽斯选择了一个有利位置；考虑到希腊军队的战术形式，惟一可能的阵地位于弗拉纳山谷。不仅如此，这个阵地还扼守着通往雅典的惟一道路。为了进占雅典城，波斯军队不得不进攻米尔蒂阿泽斯的军队，否则就放弃整个战役，而他们选择了前者。因此，对这场战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波斯人虽然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无法使用包抄战术，但还是首先发动进攻；米太亚得在关键时刻转守为攻，击垮波斯军队的中央阵列，一举赢得战斗胜利。
对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来说，《战争艺术史》像先前的许多著作一样，仅仅是一部战例汇编。然而德尔布吕克所以那么仔细地重构一场场战事，是因为他的主要目的需要如此。他觉得，通过对关键性战斗的研究，学者便能掌握一个时代的战术，并且可以由此进至探究更广泛的问题。关键性战斗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所在时代的典型表现，而且因为它是军事科学逐渐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尔布吕克有如普鲁斯特小说中的那位年轻的军官，相信往昔的战斗是“当今战斗的文学表现、教益源泉、经验由来和精华所在”。通过再现一场场往昔的战斗，他探寻军事史的内在连贯性，因而他的“事件考辨法”使他得以形成三大主题，它们赋予他的著作一种意义和统一性，那是在先前的此类著作中看不到的。它们是：战术单位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时代的演变；整个历史上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战略的两大基本形态。对战术进化的考察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演变的论述被称作他对军事思想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经过研究，他确信罗马人在军事上的至上地位是其用兵灵活性和机动性的直接结果，而这些又来自他们军队的战术组织形式。他进一步论辩说，“古代战争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原始的希腊方阵逐渐演变为罗马人使用的、得到精巧协调的战术阵列， 而此类阵列在15世纪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连同它们在以拿破仑称霸欧洲而结束的那个时期里的改进和完善，构成现代军事史上的突出事态。  
古代战争史的转折点是坎尼战役。在坎尼，汉尼拔统率下的迦太基人以一场所曾有过的最完美的战术会战大败罗马人。罗马人怎么能够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击败迦太基人并最终对整个古代世界行使其军事优势？答案要从方阵的演进中去寻找。在坎尼，罗马步兵的阵列就像马拉松战场上的希腊军队那样，这就使他们成了汉尼拔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们的侧翼暴露，加上后卫部队不能独立于军队主体作迂回机动，使得他们不可能抵挡迦太基骑兵使用的包围战术。然而在坎尼战役以后的岁月里，罗马的战斗阵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马人首先排出一个整齐的方阵，然后将它分成若干纵队，最后再分成大量小型战术单位；这些单位有时互相靠拢，形成一个紧凑和不可穿透的整体，有时又灵活自如地改变队形，他们能够互相分开，并且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运动。” 对于现代的战争研究者，这一事态看来那么自然，以致几乎不值得注意。然而，要做到这一步极其困难，在所有古代民族中间只有罗马人才成功了。就罗马人来说，它所以可能，也是靠了历时百年的实验——这期间罗马军队从一支公民武装变成了一支职业军队，并且靠了作为罗马体制特征的对于军纪的强调。 “纪律的意义和威力是由罗马人首先充分认识和予以实现的”。 
因此，罗马人所以征服了世界，不是因为他们的部队“比他们的所有对手更勇敢，而是因为靠着纪律，他们有更强的战术组织”。 惟一成功地避免被罗马征服的民族是日耳曼人，他们的抵抗所以可能有效，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体制当中一种天然固有的纪律，加上日耳曼人的战斗纵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战术阵列。  确实，在与罗马人打仗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学会了模仿罗马军团的组合方式，并且随机或独立、或结合地运动其战斗纵队。 
随着罗马国家的衰落和帝国的野蛮化，米太亚得时期以来取得的战术进步逐渐终止。从塞韦里即位开始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混乱削弱了罗马军队的纪律，逐渐损害了它的优秀的战术形式。 与此同时，大量蛮族人被接纳进军队，因而已无可能保持历经几个世纪形成的高度整合的战斗序列。历史证明，只有被组织成强有力的战术单位，步兵才优于骑兵。现在，随着国家衰败和因此而来的战术蜕化，在西方新的蛮族帝国和查士丁尼皇帝的军队里，有一种越来越加剧的、以重装骑兵取代步兵的趋势。 当这一趋势占据主导地位时，步兵战术决定战斗胜负的时代终告结束，欧洲进入了一个由全副武装的骑士支配军事史的漫长时期。 
德尔布吕克被指责持有下述观点：军事科学的发展随罗马帝国的衰败而停顿，后来随文艺复兴而再度开始。 这一指责是对的。从查理曼的时候起，到瑞士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出现为止，所有战争的核心成分都是封建军队。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观点，这不算是战术单位。它依靠的是单个武士的战斗素质；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兵种的有效区分。在这整个时期里，没有取得任何战术进步，而德尔布吕克看来倾向于赞同马克·吐温笔下“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佬”所言：“当你计算结果时，你无法将一场格斗同另一场格斗区分开来，也无法说清谁被打了。”诚然，在克雷西会战中，英格兰骑士卸去马匹，徒步打了一场防御战，相反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未骑马的骑士实际上打了进攻战；然而这些仅仅是插曲，不能被视作现代步兵发展的前兆。
独立的步兵在15世纪的瑞士人中间重新出现。“经过劳彭和曾帕赫、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等一系列战役，我们又有了可以同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媲美的步兵部队了。” 瑞士的长矛兵将自己组织成类似于日耳曼人的战斗纵队那样的单位；在与勃艮第人的战争过程中，他们完善了罗马军团用过的组合战术。例如在曾帕赫战役中，瑞士步兵分成两支：一支坚执防御阵势，抗击敌方骑士，另一支对敌军侧翼发动决定性打击。 
战术单位的复活是一次军事革命，堪与坎尼战役之后的军事革命相比。正是战术单位的复活而非火器的引入导致了封建战争的终结。在米尔唐、格朗松和南锡战役中，骑兵使用了新式武器，但对战役结局没有任何影响。随着步兵战术单位重新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骑在马上的武士成了纯粹的骑兵——军队的一个用处很大、但只是辅助性的部分。在其著作的第四卷里，德尔布吕克讨论了这一发展，连同到常备军时代的现代步兵演进，并且在结尾部分论述了由于法国大革命而成为可能的战术变更。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的出现予以的关切不仅使其军事史具有一种连贯性，而且显示了被他认作全书之本的那个论题，即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每个历史时期里，政治的发展与战术的演进密切相连。“重装步兵方阵在马其顿诸王统治下的发展方式，同它在罗马共和国贵族制度下的发展方式很不一样，而只是同政体变化相关，罗马步兵分队战术才得到发展。同样，根据其性质，日耳曼百人队的作战方式与罗马步兵分队也大不一样”。 
例如，罗马军队所以在坎尼战役中败北，是因为其战术弱点。然而，促成这战术缺陷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军队由未经训练的平民而非职业军人组成，同时国家的宪制要求军队指挥权由两位执政官交替行使。 坎尼战役之后的岁月里，统一指挥的必要被普遍认识到了。在经过多次政治试验之后，公元前211年大西庇阿被任命为罗马驻非洲军队的总司令，并且被确保在战争持续期间始终担任此职。这项任命直接违背了国家的宪制，标志共和体制开始衰落。在这个事例中，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显而易见。德尔布吕克写道：“第二次布匿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罗马实现了一场内部变更，它极大地增进了罗马的军事潜力，”  同时却改变了国家的整个性质。  
正如政治因素在罗马战术的优化中起支配作用一样，罗马战术形式的瓦解也只有靠仔细研究帝国后期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解释。公元3世纪的政治经济混乱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军事机器。“持续的内战毁坏了迄今为止确保罗马军队坚不可摧的凝聚剂——构成军团价值所在的纪律”。 
纵观整部《战争艺术史》，没有哪个地方德尔布吕克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做了概括性讨论。然而，随着从一个历史时期转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他总是将纯粹的军事问题恰当地置于其历史大背景之中，说明政治体制与军事体制之间的紧密联系，显示一个领域内的变化如何必然导致另一个领域内的相关反应。他论证日耳曼战斗纵队是日耳曼部落的村社组织在军事上的表现形态，并且说明了日耳曼公社生活的瓦解如何导致战斗纵队作为一种战术单位的消亡。 他展示了15世纪的瑞士人怎么可能取得胜利：依靠各州民主成分与贵族成分的融合，连同城市贵族与农民大众的联盟。他还描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因素的军事作用，即“保卫祖国的新思想激发了(士兵)大众如此高涨的战斗意愿，以致能够形成新的战术”。战略的两种形态德尔布吕克的全部军事学说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于所有军事战略皆可分成两大基本形态。这个理论在《战争艺术史》出版以前许久便已经形成，在该书的第一卷和第四卷里得到了运用自如的概述。 　　    在德尔布吕克那个时候，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相信战争是为了歼灭敌军，因而实现歼敌的会战是一切战略的目的。他们往往有选择地援引克劳塞维茨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德尔布吕克经过对军事史的最初研究，就确信这种战略思维方式并非一向被普遍接受；相反，在一些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流行的是一类完全不同的战略。不仅如此，他发现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断言整个历史上并非只存在一类战略体系：在1827年的一个便笺中，克劳塞维茨提出有两种显著有别的战争方法，一种是决意歼灭敌人，另一种是有限战争，在其中并无这样的歼敌可能性，其原因或者在于战争涉及的政治目的有限或政治紧张程度低，或者在于军事手段不足以实现歼灭。 
克劳塞维茨在去世前业已开始修改《战争论》，但未及完成他对两大战争方式打算作的全面分析便与世长辞。德尔布吕克决心接受这一区分，并且阐明其中每一种方式的内在原理。他将第一种战争方法称为歼灭战略。它的惟一目的就是决定性会战，司令官只被要求来估计在某一特定形势下进行这种会战的可能性。  
德尔布吕克称第二种战略为消耗战略，有时也称之为两极战略。它与歼灭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歼灭战略仅有一极，那就是会战，消耗战略却有两极——会战和迂回，将领所做的决定游移于这两极中间”。在消耗战略中，会战仅是若干同等有效的手段中间的一个手段，它们都服务于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会战本质上并不比占领领土、摧毁庄稼或商业、实行封锁更重要。第二种战略既不是第一种战略的单纯的变体，也不是一种较低级的战略形态。在某一些历史时期里，由于政治原因，或者由于军队规模小，它是惟一可以被使用的战略。它赋予军队指挥者的任务就如对于歼灭战略的代表者要求的一样困难。由于掌握的资源有限，消耗战略的实行者必须确定在若干个战争手段中间哪个将最适合自己的目的，何时进行战斗，何时实施迂回，何时奉行“大胆冒险”战法，何时遵循“节约兵力”原则。“就此所做的决定是个主观的东西，尤其是因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彻底和准确地知道所有情况，特别是敌方营垒内正在发生的事态。在对所有情形——战争目的、战斗部队、政治反响、敌方统帅的个性、敌国政府和民众的特征以及自己一方的相应状况——仔细研究之后，司令官必须决定一场会战是否可取。他可以断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较大规模的行动；他也可以决定在每个场合都寻求会战，以致他的操作和一极战略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在历史上的伟大统帅中间，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是歼灭战略家。然而，一些同样伟大的将领是消耗战略的典型代表。在他们当中，德尔布吕克列举了伯里克利、贝利萨留、华伦斯坦、古斯塔夫二世和腓特烈大帝。将腓特烈列入其中招来了对德尔布吕克的一片愤怒抨击。抨击者中间嗓门最大的是参谋本部的历史学家，他们相信歼灭战略是惟一正确的战略，坚持认为腓特烈是拿破仑的先驱。德尔布吕克反驳说，持这种观点是对腓特烈的严重贬损。如果腓特烈是歼灭战略家，那么如何解释1741年时他统率着6万大军，却拒绝进攻一支仅有2.5万人的已遭败绩的军队？又如何解释1745年在取得霍亨弗里德堡战役的伟大胜利后，他宁愿重新诉诸迂回战？如果歼灭战略的原则被当作评判将领素质的惟一标准，腓特烈就将留下一个很糟糕的形象。 [ 德尔布吕克写了一则意在嘲讽的模仿文，显示用这种标准评判腓特烈的战役将使他沦为一名三流将领。为此，德尔布吕克在普鲁士邦议会中被谴责为恶毒诬蔑一位民族英雄。 ] 然而，腓特烈的伟大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尽管他认识到自己的资源不足，从而不能在每个场合都寻求会战，但他仍然能有效地运用其他战略原则以赢得战争。  
德尔布吕克的争辩没有使抨击者信服。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和弗里德里希·冯·贝尔恩哈迪都加入了抨击者的行列，随之而来笔墨仗打了20多年。 对德尔布吕克战略理论的最透彻、最有见地的批评出自奥托·欣茨。欣茨反对德尔布吕克将腓特烈时代的战略与拿破仑时代的战略截然分开的做法，坚持认为腓特烈既是歼灭战略家，又是消耗战略家。他还质疑德尔布吕克对克劳塞维茨的用意的解释，罗辛斯基在《历史学刊》第151期(1938年)上表达了同样的质疑。 喜爱争论的德尔布吕克不屈不挠地反驳对他理论的指责，但是由拿破仑和毛奇的传统熏陶出来的军官队伍拒不接受他的消耗战略思想，确信速战速决是可行的。  
来自军方的批评者们完全看不到德尔布吕克战略理论的深刻意义。历史表明不可能只有一种战略理论，对每个时期来说都正确。就像战争的其他每个方面那样，战略与政治、与国家的生活和实力密切相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其敌对同盟的政治弱点相比的雅典的政治弱点，决定了伯里克利实行的那种战略。假如伯里克利试图奉行歼灭战略，像克里昂后来做的那样，那就必然招致灾难。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决定了贝利萨留在意大利作战的战略。“在此，就像在所有其他场合一样，决定战争操作、规定战略方针的是政治。”同样，“三十年战争的战略由极其复杂、反复变化的政治关系支配”；古斯塔夫斯·阿道夫之类将帅的个人勇敢和喜好会战无可置疑，但他们不得不进行有限战争。使腓特烈大帝成为伟大统帅的不是他赢得的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敏锐及其战略之符合政治现实。任何战略体系都不可能自立自足；一旦企图使之如此，亦即使之脱离其政治环境，战略家就变成了国家的威胁。  
从王朝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胜利，国家战争潜力的巨大增长：所有这一切似乎证明歼灭战略是现代理所当然的战争方式。迟至1890年，德尔布吕克本人虽然坚持战略的相对性，但似乎仍然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在19世纪最后的岁月里，60年代的大规模军队正在变成后来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更为庞大的“百万大军”。难道这一转变不会使歼灭战略的应用变得不可能，从而预示回到伯里克利和腓特烈的战略原则？难道国家不是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因为参谋本部继续拒不承认有替代性的战略体系？随德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隐含在德尔布吕克全部军事著作中的这些问题就成了他的口中常言。
罕见的战略洞察力
由于德尔布吕克是德国民间头号军事问题专家，他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著述就颇为重要。作为一名军事评论家，他的信息来源完全不优于其他报刊写作者。像他们那样，他不得不依赖参谋本部发表的新闻公报、见于日报的种种叙述和来自中立国的报道。如果说他对战争的论述因视野宽阔、见识广博——这在民间评论家的学究性作品中并非常见——而卓越超群的话，那归功于他的现代战争专门知识和他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纵深感。从他发表于《普鲁士年鉴》的月度评论中，可以发觉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勾勒的原理、特别是他的战略理论和他强调的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得到了进一步阐明。
根据施里芬战略，德军在1914年大举突入比利时，以便迅速粉碎法军抵抗，然后全力打击俄国。这是歼灭战略的最极端形态，而德尔布吕克本人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觉得这是合理的。像他的绝大多数同胞那样，他几乎完全不但心法国能有效地抵抗。法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只会损害其军事机器。“一支43年里更换了42位陆军部长的军队在组织上不可能有效运行。”他也不觉得英国有能力持续抵抗。他相信，鉴于其过去的政治发展，英国至多只可能征召一支象征性的兵力。英国一向依赖小规模的职业军队，实施普遍征兵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都是其历史的产儿，不可能完全脱离这历史，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取消其青年时代的影响一样”。对德军政治力量的批评然而，当德国首场大进攻未能实现其目的、以致旷日持久的堑壕战开始时，德尔布吕克意识到发生了一种头等重要的战略变更。随西线的僵局持续下去，特别是在凡尔登攻势失败后，他越来越确信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思维必须予以修改。至少在西线，防御战已成定局，而这一事实“变得更重要，因为在战前德国被鼓励的战略理论当中，进攻至上总是以很罕见的片面性得到宣言和鼓吹”。  现在很明显，西线状况接近于历史上流行消耗战略时的情景。“尽管这场战争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东西，但仍然可能从中找到某些历史的相像处：例如腓特烈式的战略——连同其坚不可摧的阵地、越来越加强的火炮、野战筑防工事、战术变化之罕见以及随之而来的长久撤退——同今天的阵地战和消耗战无疑地相似”。在西线，依靠决战已不再可能，德国将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  
到1916年12月，德尔布吕克已在指出：“无论我们的军事地位多么有利，继续打下去都很少有可能使我们如此占上风，以致我们能够为所欲为地规定和平条件。”德国武力取得粉碎性全胜不大可能，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然而，这并不意味德国无法“赢得战争”。它的内线位置不仅将它的对手分隔开来，而且使它能保持主动权。它的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致理应不难使它的敌人确信不可能打败德国。当西线坚固的防守在削弱协约国部队的意志时，统帅部可以明智地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打击协约国集团的最薄弱环节，即打击俄国和意大利。集中进攻俄国将使土气低落的沙皇军队彻底丧失斗志，并且很可能促成在圣彼得堡早日爆发革命。德奥对意进攻的成功则不仅会在英法两国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而且将威胁法国与北非的联系。
因此，在德尔布吕克看来，德国的战略必须以毁坏敌对联盟、从而孤立英法为目的。在这方面，同等重要的是切勿采取可能导致英法获得新盟友的任何措施。德尔布鲁克始终坚决反对潜艇战，正确地担心这导致美国参战。 然而说到底，如果德国想赢得战争，政府就必须表明它清楚地理解蕴含在冲突中的政治现实。西线的战争已经成为一场消耗战，因而冲突的政治方面变得更重要了。“政治是支配因素、限制因素；军事行动仅是它的手段之一。”必须制定出一个政治战略来削弱英法两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从战争伊始，德尔布吕克就感到德国在政治领域苦于一项非常真实的战略弱点。“由于我们在普鲁士的波兰人和丹麦人聚居区实行狭隘的德意志化政策，我们在世界上自招弱小民族的压迫者而非保护者的名声”。 如果这名声在战争过程中被确认，它将使德国的敌人得到精神鼓舞，毁坏德国赢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德尔布吕克争辩说，拿破仑应当是德国政治领导人的前车之鉴。这位皇帝的最具压倒性的胜利只是加强了敌人的斗志，为其最终失败铺平了道路。“但愿上帝阻止德国步拿破仑政策的后尘……欧洲怀抱一项信念团结不屈，那就是它永不屈从单独一国对它强施的霸权”。 
德尔布吕克认为，入侵比利时实属战略必需；但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项不幸的行动，因为它似乎证实了人们的猜疑，即德国决意征服和兼并小国。从1914年9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尔布吕克一直坚持这么一点：德国政府必须无保留地宣布决无任何意图在战争结束时兼并比利时。他认为，只要有德国保持占领佛兰德海岸的危险，英国就决不会媾和。削弱西方强国抵抗的第一步，应当是清楚地宣布德国在西面没有领土野心，其战争目的“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其他民族的自由和尊严” 。  
要使西方强国相信德国不追求主宰世界，或许最好的办法是表明它不反对经谈判实现和平。从1914年9月协约国在马恩河畔成功地进行反攻以来，德尔布吕克始终赞成这样的和平。他坚信战争是由俄国的侵略引起，认为英法两国没有任何原因应该继续同一个“捍卫欧亚两洲免遭莫斯科帝国统治”的国家作战。 随着战争拖延下去，他更加确信真诚的谈判意愿将使德国赢得胜利——仅靠战争无力实现的胜利；美国参战后，他公开预言除非德国领导人使用谈判这一武器，否则定将失败。因此，他对帝国议会通过1917年7月和平决议案 [ 注：帝国议会以212票对126票通过“和平决议案”，其部分条文如下：“帝国议会致力于实现双方彼此谅解的和平与各民族间的持久和解。领土侵犯和政治、经济、财政压迫皆于此种和平相背。帝国议会反对任何旨在战后设置经济壁垒或使民族仇恨永久化的计划。公海自由必须得到保障。经济和平本身将奠定各民族友好协作的基础。帝国议会将积极促进创建国际司法组织。但是，只要敌国政府拒绝此种和平，只要它们以征服和统治威胁德国及其盟国，德国人民就将始终团结一致，毫不动摇，奋战到底，直至德国及其盟友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得到保障。如此万众一心，德国人民不可征服。” ] 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他觉得这比在西线发动任何可能的新攻势更能削弱西方国家的抵抗。  
德尔布吕克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德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信念，但他明白有最优秀的军队还不够。在整个1917年，他反反复复地强调一个主题：“我们必须正视眼前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反对我们的是一个世界性联盟；我们决不能无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试图深入地探知这个世界性联盟的基本缘由，我们就会反复碰到害怕德国世界霸权的心理……对德国专制主义的恐惧是我们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最重要事实之一，也是构成敌人力量的最强劲因素之一。”直到这恐惧被克服为止，战争将一直持续下去，而要克服这恐惧，惟有依靠一种基于否认在西面有领土野心和愿意谈判的政治战略。  
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正是由于目前的战争状况与18世纪的战争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对战争之政治方面的这种更大注重完全符合腓特烈大帝实行过的消耗战略原则。德国在1914年发动战争时，将所有赌注都押在决战上，结果失败了。德尔布吕克现在将军事行动降至从属位置。作战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个手段。如果德国政治家起初未能使西方强国相信和平值得想望，那就可以发动一场新的军事攻势，那将起到打消犹豫的作用。只有将军事努力与政治谋划如此协调起来，才能赢得战争胜利。  
德尔布吕克渴望有一个有效削弱敌方抵抗的政治战略，但到头来非常失望。早在1915年就显而易见，部分强有力的德国公众舆论将战争当作不仅在东方、也在西方攫取新领土的手段。当德尔布吕克呼吁宣布愿意撤出比利时之际，迎接他的是辱骂，连同《德意志日报》的谴责，即他“向我们的国外敌人屈服”。 战局的变化并未减小攫取战利品的欲望，最重要的兼并主义群体——势力很大的祖国党对国家政策施加了强有力影响。德国政府不仅没有作任何关于比利时的宣告，而且从未表明自己在谈判媾和问题上的立场。当帝国议会于1917年辩论“和平决议案”时，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发出威胁：倘若通过该文，他们就辞职。决议案通过后，统帅部如此有效地施加了影响，以致政府不敢将它当作政策要旨。经过这所谓1917年7月危机，西方强国被鼓励相信帝国议会所言全属花招，德国领导人仍决意统治世界。  
在德尔布吕克眼里，7月危机有更深刻的意义。它表明在政府内部缺乏政治领导，军方越来越趋于支配政策制订。德国军方领导从来不以政治敏锐著称，但在过去他们遵奉国家政治首脑的意见。格奈泽瑙自愿服从哈登堡的观点，毛奇——虽然有时勉强——屈服于俾斯麦的政治决断。如今，在德国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军方在接管一切，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现行的政治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尽管有军事才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企求的仍然只是对西方国家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只是一次将使他们完全控制西欧的大决战。德尔布吕克怀着愈益增长的绝望感写道：“雅典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到灭顶之灾，是因为伯里克利没有好的继任者。在德国，我们有够多暴躁好斗的克里昂。任何信任德意志民族的人，都会确信其子孙中间不仅有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有才能出众的国务家，时局的必需将把驾驭对外政策的缰绳交到他手上。” 然而这样才能出众的国务家始终没有出现，暴躁好斗的克里昂们甚嚣尘上。  
结果，德尔布吕克全无信心地看着德军发动1918年攻势。他写道：“很显然，我自战争打响以来就一直阐说的那些原则无可修改，而在我们的西线战争目的问题上分歧依然如故。” 他坚持认为，战略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不能脱离政治考虑。“大规模的战略攻势本应有类似的政治攻势来配合或加强，后者将如战场上的兴登堡及其手下官兵对前线起的作用一样，对我们敌人的国内战线起作用”。假如在进攻开始前的14天，德国政府宣布它坚定地希望经谈判实现和平，并且宣布在此种和平来临后从比利时撤出，结果本来会怎样？劳合·乔治和乔治·克列孟梭可能认为这些宣告是德国虚弱的表现。然而现在，攻势已经展开，“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是否仍将掌舵？我非常怀疑。我们甚至可能现在已坐在谈判桌前了”。 
德尔布吕克感到，由于未能将战争的政治方面与军事方面彼此协调起来，攻势至多只会导致纯粹的战术成功，而不会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然而即使是他，也没有想到这是歼灭战略家们的最后一赌，因而德国的突然彻底崩溃对他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在1918年11月一期《普鲁士年鉴》上，他给读者们写了一篇古怪但颇能说明问题的致歉文。“我错得多么厉害”，他写道，“不管四周前情况怎么糟糕，我仍然不愿放弃希望，企盼前线虽然岌岌可危，但能守住，并将迫使敌人接受一种能保住我们边界的停战协议”。接着在下面这句话里，他表达了他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军事评论家对德国人民负有的责任：“我承认，我说和写的往往比内心感到的更有信心。我不只一次地让自己被陆海军公告和报道的自信口气所蒙蔽。”然而虽然有这些判断错误，他说他仍然能够对一个事实感到自豪，那就是他一向坚持德国人民有权利了解真相，哪怕在真相很糟糕的时候，而且他不断主张政治上温和节制，以此力图向他们展示赢得胜利的途径。对1918年攻势的批评也是本着这一精神，德尔布吕克对战争最后阶段的作战进行了他最全面的审查和最透彻的批评。这些表述在他1922年的两份报告里，它们被提交给德国议会在战后为调查1918年崩溃原因而建立的专门委员会之第四小组委员会。在向该小组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德尔布吕克重申了他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的论辩。然而，由于取消了审查制度的限制，他便能够对1918年攻势的军事方面进行详细得多的批评，那在战时是不可能的。 
德尔布吕克的大部分批评针对鲁登道夫——1918年攻势的构想者和指挥者。他觉得，这位将军只在一个方面表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在部队的先期训练和对敌突袭的时机选择方面，他以一种非常娴熟的方式，干劲十足并极为细心地为进攻做了准备。”但是，先期准备上的这一优势被若干根本弱点和战略思维的严重错误战略抵消掉了。首先，在进攻前夕，德军不具备给敌人致命一击的能力。它在兵力数量上只占微弱优势，而其后备兵员远不及敌人。它在装备的许多方面同样处于劣势，并且严重受阻于很不完善的补给系统和摩托化部队所需油料的库存短缺。这些不利条件在攻势发动以前显而易见，但统帅部置若罔闻。 　　然而，鲁登道夫对这些弱点知道得足够清楚，以致承认无法在本可取得最大战略性成功的地方打击敌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战术将比单纯的战略更得到看重。”实际上，这意味着鲁登道夫攻击的是最易突破之处，而不是那些最有利于促成所宣称的进攻宗旨的地方。战役的战略目的在于歼灭敌人。“为了实现战略目的，亦即将英军同法军隔开，然后卷击英军侧翼，进攻本应最好地安排成沿索姆河展开。然而，鲁登道夫却将进攻锋面向南延伸了大约四英里，因为那里的敌人似乎特别弱”。赫蒂埃尔麾下负责防御的部队突破了该点，但正是其成功阻碍了攻势的发展，因为它的推进速度超过了比洛麾下真正承担进攻任务的部队，后者正在进击阿拉斯。当比洛的部队受阻后，“我们一定程度上被迫顺着(赫蒂埃尔的)成功走下去……结果这场攻势的战略观念被改变，兵力分散的危险接踵而来”。 
总之，由于奉行攻击最弱之敌的战术方针，鲁登道夫开始了一种灾难性的随机政策，违背了他宣称要遵循的歼灭战略的首要原则。“一种战略，倘若并非基于决战决胜和歼灭敌人，而是满足于零敲碎打，那就可以一会儿这里打一下，一会儿那里捅一刀。然而，倘若战略是意在迫使敌人决战，那就必须在进行第一次成功打击的地方这么做。”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远远没有遵循这一规则，而是按照相反的原则行动，即在一个地方变得困难时，就转而进攻另一个地方。结果，这场大攻势蜕变成了一系列单独的突击，缺乏协调，缺乏成效。  
根本失误在于最高统帅部没有弄清德军在1918年究竟能成就什么，也没有使其战略适应德军的潜力。在此，德尔布吕克又回到了他作为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的全部工作的中心主题。鉴于敌人的相对力量，最高统帅部本应认识到已不再有可能歼灭之。因此，1918年攻势的目的本应在于令敌人如此疲惫，以致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这本身只有在德国政府表达了它自己的和谈意愿时才有可能。然而，一旦明确宣布愿意和谈，发动攻势的德军就会拥有一项重大的战略性有利条件。它的攻势现在能够同它的可用实力相吻合。它可以稳妥地进攻战术上有利的地点，即最容易获得成功的地点，因为现在即使是小的胜利，也会在敌人的首都造成加倍的心理影响。 最高统帅部在1918年所以失败并输掉了战争，是因为它无视历史的最重要教益——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克劳塞维茨的那句至理名言：不考虑政治目的，任何战略观念都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
民间战略学者的悲哀
军事史学家通常是一类别扭的角色，既遭到其职业同行、也遭到其描述对象即军人的怀疑。军人的怀疑不难解释。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专业人员对业余者的一种本能的蔑视。但是，学问家们所以不信任他们自己中间的军事史学家，却有更深的原因。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它来自这么一个信念：战争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反常现象，因而战争研究既无多大裨益，又不符合时宜。饶有意味的是，20世纪初的军事史学泰斗查尔斯·奥曼在其概论性著作《论历史写作》里，会用“为军事史呼吁”作为讨论他本人所从事领域的那一章的标题。查尔斯爵士说，民间历史学家涉猎军事事务是个例外现象。他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对于战争的含义，中世纪修道院的编年史学家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往往持有很接近的观念，那就是战争包含种种恐怖，造成可悲的生命损失。这两类史学家都极力掩饰自己对军事问题的无知或厌恶，办法是贬低它们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和意义。”
汉斯·德尔布吕克在其一生中，同样深深地感受到奥曼抱怨的那种偏见。在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者将自己的才华转向军事史时，他就发现史学界的同行们认为他的专业不值得他花费那么大精力。利奥波德·冯·兰克本人在德尔布吕克取得大学执教资格后，得知这位年轻人打算写一部战争艺术史，便表示不赞成这个设想，而特奥多尔·蒙森在德尔布吕克将其著作的第一卷送给他时，相当不客气地说“他没有什么时间来读这本书” 。很少有专业历史学家理睬德尔布吕克在1887年的呼吁：学者们大有必要“不仅偶尔注意一下战争史，而且对其有专业兴趣”。在生前的最后岁月里，就像他在《世界史》里写的那样，他仍在抱怨那些认为“战役和战争可以被当作世界史的区区副产品”的人。
时间的流逝可能使人不再对德尔布吕克运用“事件考辨法”做出的发现有那么大兴趣，甚至他喜爱的战略争论也已变得多少远离我们当今的种种关切。但是毫无疑问，《战争艺术史》仍将是现代科学应用于历史遗产的最佳范例之一，而且无论细节如何被修改，这一著作的大部分仍然无可挑剔。不仅如此，在战争成为人人关注的对象的时代里，德尔布吕克作为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在其著作中论说的主题既是提醒，也是告诫。在当今，政治与战争的协调就如它在伯里克利的时代一样重要，变得自立自足或漠视战争之政治方面的战略思维只能导致灾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