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独立协会
背景
1876年朝鲜被日本打开国门，签订《江华条约》而开港以后，朝鲜的民族资本主义就逐渐诞生并发展了，1885年—1886年就有织造局、造纸局、矿务局、电报局等民族企业创立，此后的机器厂、卷烟局、转运局、三湖玻璃局等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从事海运的转运局，1886年到1892年间已居朝鲜海运业的首位。随着朝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朝鲜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开港城市，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当时的开港城市釜山、仁川、元山、南浦、木浦等沿海通商口岸都已经成为拥有5万人口以上的近代城市，而汉城、平壤、开城等传统都市的市民阶层规模也变得相当庞大。朝鲜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为后来的独立协会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朝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非常不充分的，它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艰难成长。尤其是外国的经济侵略十分严重，尤其是日本。除了经济侵略以外，外国入侵造成的长期以来极度动荡、风雨飘摇的局面也使朝鲜民族资本主义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困难。日本等国趁机干涉朝鲜内政，将朝鲜变作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企图将朝鲜列为他们的殖民地，因此朝鲜正蒙受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这成为独立协会爱国运动发生的外部条件。
在国内经济基础发展、国外列强入侵刺激，或者说是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朝鲜的资产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势力。早期资产阶级雏形建立了开化党，并在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企图藉此使朝鲜走上近代化  当时的徐载弼道路，但在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介入下以失败告终，幸免于难的开化党人流亡海外，其中的徐载弼经由日本流亡美国，在美国潜心读书，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取得了美国公民权，甚至还娶了一位美国太太。但是他心系祖国，从未忘却自己的未竟志向和朝鲜的独立富强，因此深入研究西方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书籍，使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更上层楼。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在甲申政变失败后亡命美国，后来到中国上海中西书院读书，甲午更张期间返回朝鲜，参与近代化改革，1896年又随闵泳焕访问俄国，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有着较广眼界的政治家，因此有人称他为“朝鲜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还有一名开化知识分子——李商在，系朝鲜大臣朴定阳的门生，早年随朴定阳出使美国，后来退隐研读西方启蒙书籍多年，对朝鲜的发展有较深的认识。这三人就是后来独立协会的“三巨头”。1894年朝鲜开始实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更是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上为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创造条件。1895年，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开化党人朴泳孝劝告徐载弼归国，为祖国的近代化服务。1896年1月，徐载弼在甲午更张的感召下归国参与改革，任中枢院顾问，准备联合国内开化派知识分子大展宏图。就这样，独立协会运动终于在朝鲜发生了。
经过
创建徐载弼归国以后，一直以“外臣”自居，因此他被作为外国人而授予顾问之职。徐载弼在他向政府提出的建议未被采纳的情况下，决定以内部大臣俞吉濬提供的5000元国库补助金，于1896年（建阳元年）4月7日创办了《独立新闻》。《独立新闻》是朝鲜最早的大规模发售的近代报刊，其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报纸内容全部用朝鲜文，不夹杂任何汉字，这正寄托着徐载弼等开化派人士对于祖国独立的追求。而它宣传的内容更是革命性的，包括西方的天赋人权说、法治思想以及拒绝任何外来干涉的独立自主精神等，并以社论形式发表。徐载弼曾总结甲申政变的失败原因，认为甲申政变最大的败笔就在于没有得到国民的支持，对国民的近代文明普及严重缺乏。[1]因此他决定用通俗易懂的朝鲜文（谚文）创办《独立新闻》，系统、大规模地向朝鲜官民普及西方启蒙思想。《独立新闻》果然大受欢迎，创刊号的发行量仅为300份，后来增加到500份，再后来超过了3000份[2]，对朝鲜的近代化启蒙立下汗马功劳，也加速了独立协会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建立。因此史学界将《独立新闻》的创刊作为独立协会运动的开端。
随着《独立新闻》影响的扩大，不断吸引着知识分子和开明政府官员参与，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协会结成了。1896年5月21日，徐载弼在美国人创办的培材学堂进行每周一讲，他在那天向160多名学生提议建立讨论会这样的知识分子沙龙。随后，前“建阳协会”和亲西方官员组成的“贞洞俱乐部”等组织的成员联合起来，以建立独立门为契机，于1896年7月2日建立了“独立协会”。独立协会虽然由徐载弼、李商在等开化派知识分子发起，但是其主导人物却是朝廷大臣，比如会长是安駉寿，委员长是李完用，而李商在、南宫檍、吴世昌、彭翰周、郑乔等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则担任委员、干事、书记等职务，徐载弼以美国人自居，是独立协会的顾问，却是独立协会事实上的首脑。
  独立门独立协会最开始是鼓吹民族思想，呼吁朝鲜独立，而他们第一个靶子又是朝鲜的前宗主国——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朝鲜为亲俄政府主导，日俄在朝鲜的争夺非常激烈，朝鲜政府不断出卖国家主权。如果甫创办就攻击日本和俄国的话，那么正犯了朝鲜政府的大忌，也会使独立协会中的政府要员离心，难免使独立协会被扼杀于摇篮中；另一方面，朝鲜数千年来盛行事大主义，以“小中华”标榜，尽管中日甲午战争后已经脱离中国独立，但其余毒仍然存在。独立协会会员撰文向来蔑称为“支那”，视为半开化国家，决心割裂与中国的关系，而他们在1896年7月2日建立独立协会时，其名义就是建立独立门。当时他们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外部署前举行第一次集会，向民众募集建立独立门的资金。他们准备拆毁过去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改建为象征朝鲜独立的“独立门”。而迎恩门附近用以“迎敕”的驿馆——慕华馆，也被改建为“独立馆”。到1896年11月21日，在万众集会的欢庆声中，独立门终于竣工，独立馆也成为了独立协会的办公室，位于三田渡的丙子胡乱期间树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也被拆除。随着过去藩属国的标志——迎恩门和慕华馆被拆除，所有的朝鲜人都豪气万丈，有史料对当时人们的心态形容道：“半岛江山，自白头山至汉拿山，自鸭绿江至洛东江，数千年来所谓事大耻辱一洗净尽。当时情况，人人肩臂欲与独立门争其高，人人胸襟欲与独立馆争其广。”[3]建立独立门和独立馆也成为了独立协会创办以来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独立协会刚创立时，只反中国，不反日俄，再加上内部有许多政府要员，与政府的步调基本一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朝鲜政府的支持。但持续的时间并不久。1896年11月30日，独立协会的机关刊物——《大朝鲜独立协会会报》由独立新闻社刊行，作为《独立新闻》下属的半月刊。它宣称其编辑的方针是：“一以阐扬幽沈、一以开豁知见、一以补阙治化、一以外御人侮，洵及时之要务，不世之盛事也。”。[4]独立协会最初的活动可以说是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沙龙性活动，讨论近代文明的学术问题和启蒙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学生、知识分子被吸收入会，独立协会对现实政治问题也就愈发关心了。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君主李熙（朝鲜高宗）就一直住在俄国公使馆内，而作为报酬，亲俄政府向俄国等欧美列强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独立协会会员因此走上街头，公开举行讨论、辩论、演讲等活动，反对继续高宗居住在外国公使馆，反对外国人担任政府各部的顾问，反对出卖国家主权。在独立协会的压力下，俄国人和亲俄政府不得不同意高宗返回王宫。1897年2月20日，高宗及王族离开了居住一年之久的俄国驻朝公使馆，来到了庆运宫（今德寿宫），独立协会呼吁高宗还宫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后来，独立协会又呼吁高宗“称帝建元”，取得与中日相同的地位。在独立协会的强烈呼吁下，高宗于1897年8月改元“光武”，1897年10月12日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地位。
发展1898年是独立协会全面开花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重大变化首先体现在人事变动上。1898年2月27日，独立协会改选，李完用接替安駉寿出任独立协会会长。3月11日，由于李完用外放为全罗北道观察使，尹致昊当选代理会长。随着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尹致昊代理会长一职，独立协会的活动也从内部讨论转化为街头集会，公开向全社会开放。独立协会的发展，导致了内部“批判和攻击国政的积极派”与反对批判政府的“温和派”的“分裂与对立”，以致“官吏会员逐渐退出、民间人士大量参加”。[2]1898年8月18日，独立协会开大会追究前会长李完用任外部大臣时出卖国家利权的责任，决定将他开除出会。同时将尹致昊选举为正式会长，李商在为副会长，徐载弼留任顾问（后离韩去美）。至此，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独立协会“三巨头”体制正式形成。与此同时，独立协会在各地的支会及其他民间政治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1898年2月，独立协会建立公州支会，7月建立平壤支会，9月建立大邱支会。到这一年年底，义州、宣川、江界、北青、木浦、仁川均建立支会。另外，当时的朝鲜也涌现出总商会、协成会、国民协会、光武协会、教育会、缙绅会、顺成会等等进步组织。
1898年以后，独立协会运动的主要方向是：（1）保卫国家的独立，反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反对政府出卖国家经济权益，主张国家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中立政策。（2）提倡广开言路，效仿欧美，使“大小政令，上达百僚，下至庶民，广询博采，措诸所为”。[5]（3）要求民众参与立法，将中枢院由咨询机构改造为近代化的议会，实现政治民主和君主立宪。（4）兴办学校教育，开设工厂，推进民族自强运动。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独立协会不懈地进行针对守旧大臣及政府恶政的斗争。1898年，独立协会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首先是利权让与反对运动，1898年2月，独立协会成功地组织了反对俄国租借绝影岛的斗争，外部协办闵种默在独立协会的弹劾下被迫职。同时，朝鲜政府还慑于独立协会所制造的舆论压力，放弃延长聘请俄国军事和财政顾问的决定，关闭了开业不久的朝俄银行。此外5月间法国对矿山采掘权的要求及俄国租借镇南浦的要求  独立协会集会情景也遭到独立协会的上疏反对并最终作罢。其次是对人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在独立协会的弹劾下，1898年6月，企图勒索独立协会会员洪在旭的法部大臣李裕寅被罢官，肆意拷问并掠夺民财的警务使申奭熙也被解任。1898年9月发生“茶毒事件”，前俄语通译金鸿陆企图毒杀高宗未遂，金鸿陆及其同党孔洪植等人被捕。法部大臣兼高等裁判所所长申箕善等人主张恢复甲午更张时期废除的连坐法和孥戮刑，将金鸿陆一族男女老幼全部处决。独立协会认为此举野蛮残忍，有违人权保护，因此上疏弹劾申箕善、沈舜泽等7名政府大臣，最终韩国政府迫于压力而将他们全部免职，朴定阳、闵泳焕等开明官员上台。独立协会还展开了议会设立运动，独立协会会长尹致昊提出将中枢院改组为议会，议官50人，官选、民选各居其半。独立协会组织群众的种种斗争，迫使韩国政府一再做出让步，许多官员被迫下台，“自是政府益惮协会之直言矣”。[6]
1898年10月29日，独立协会组织汉城市民在汉城市中心的钟路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同时邀请了朴定阳等政府高官出席，称为“万民共同会”，这次会议又被称为“官民共同会”。史料记载当天开会时“广大遮日，蔽于半天。太极国旗翻于西风，木栅周匝于会场。数千名会员静坐于栅内，观光者如云”。[7]会议通过了6项决议，准备进呈给韩国政府及高宗皇帝，称为“献议六条”。其内容是：
一、不为倚附于外国人，官民同心合力，坚固专制皇权事。 
二、矿山、铁道、煤炭、森林及借款、借兵，凡政府与外国人约条事，若非各部大臣及中枢院议长合同着衔捺印，则不得施行事。 
三、全国财政，则毋论某税，并自度支部句管，而他府部及私会社则毋得干涉，豫算、决算人民处公布事。 
四、自今为始，凡干重大罪犯，另行公办，而被告到底说明究竟，自服后施行事。 
五、敕任官则大皇帝陛下咨询政府，从其过半数任命事。 
六、实践章程事。[8]
“献议六条”是独立协会运动的政治纲领，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代表了当时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万民共同会（官民共同会）的召开及“献议六条”的公布，标志着独立协会运动进入高潮。
失败独立协会自建立以来，就是守旧大臣和儒生攻击的对象。1896年7月9日，儒生郑惺愚首先发难，上疏攻击独立协会创建者徐载弼，称：“凶徒载弼，身被万古罔赦之罪，肆还本国，安敢头戴天日，手弄国柄，又况自称外臣于陛下之前。渠若外臣，何关于朝鲜国之事务乎？渠所谓《独立新闻》，不过诽讪，都蔑义理，此非为国，亦非为民，只欲改先王之法制，专欲为本国之倾覆。如此凶逆，岂可容贷于覆载之间乎？”要求将徐载弼等人“明正典刑”。[9]此后这类攻击独立协会“大逆不道”、“目无君父”的上疏源源不断，虽然都被高宗一一驳回，但高宗及守旧大臣对独立协会愈发激进的行为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1898年以来，韩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基本应允了独立协会的要求，但是暗中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将其镇压下去。1898年7月，法部民事局长李基东召集各地褓负商，成立了所谓“皇国协会”，被独立协会弹劾免职的大臣赵秉式又建立了“皇国中央总商会”。这两个团体以修订商务规则为幌子，实际上充当政府的打手，与独立协会对抗，冲入独立协会集会场所进行殴打破坏。1898年10月29日召开官民共同会、通过“献议六条”以后，高宗皇帝对此表示全部认可，并颁布了所谓的“诏敕五条”以回复独立协会，称：“一、谏官废止后，言路壅滞，上下无勤勉警励之意。亟定中枢院章程，以为实施事。一、各项规则，既有一定，各会与新闻亦不可无防限。会规令议政府、中枢院参酌时宜。裁定新闻条例，令内部农商工部，依仿各国例裁定施行事。一、观察使以下地方官及地方队长官等，无论现任与已递，若有干没公货者，依赃律施行。骗夺民财者，这这推给本主后，按律惩勘事。一、御史、视察等员之作弊者，许令本土人民赴诉于内部及法部，以为査究惩治事。一、设立商工学校，以劝民业事。”[8]独立协会听说后，山呼万岁，十分欣喜。11月2日，朝廷又按照独立协会的要求公布了中枢院新官制，  赵秉式（中坐者）韩圭卨为议长，尹致昊为副议长，半数为官选议官，半数为民选议官，民选由独立协会中投票选出。[10]独立协会的政治改革运动似乎取得了胜利。
然而，以赵秉式为首的守旧大臣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制造了“匿名书事件”来打击独立协会。1898年11月4日夜晚，赵秉式指使手下的褓负商在光化门外的朝房及汉城各通衢粘贴匿名书，称独立协会将阴谋废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赵秉式前去奏对时，更是利用高宗对独立协会的不满心理，将匿名书事件加以润色，诬称独立协会将于5日举行大会，建立共和国，选举朴定阳为总统，尹致昊为副总统，其余独立协会会员均有一官半职。高宗闻讯大怒，下令将李商在、南宫檍、郑乔等独立协会要人17名全部逮捕投狱，朴定阳等人罢官，尹致昊逃走。汉城市民听说了政府的暴行以后十分愤慨，再次召开万民共同会，强烈要求释放独立协会被捕会员。高宗迫于人民的抗议，不得不于11月10日下令释放李商在等17人，宣布匿名书为捏造，并将赵秉式革职查办。然而群众仍然不满意，于11月15日在仁化门外举行万民共同会，谴责政府的镇压政策，要求“诛群奸、施六条、任贤能、允民会”。在高宗本人的授意下，皇国协会的褓负商们于11月21日在吉永洙、洪钟宇的率领下突然冲进万民共同会的集会场所中，对集会群众乱棒殴打，酿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人民失望之极，又冲击赵秉式、李基东、吉永洙、洪钟宇、闵种默、闵泳绮的家宅，破坏褓负商的老巢信义商务所。高宗下令惩罚褓负商头目洪钟宇及赵秉式等人，又赦免了尹致昊，任命他为汉城府判尹，暂时平息了风波。
11月29日，韩国政府重新颁布中枢院新官制，议官仍然为50人，可是皇国协会29人，守旧官员4人，独立协会只有17人。这意味着皇帝实际上已经压制了独立协会。独立协会仍然召开万民共同会，抗议政府，弹劾大臣，钟路的市廛商人也罢市支持。皇国协会仍然不断捣乱，与万民共同会对峙。高宗于12月22日下令动员军队，将独立协会用武力强制解散，12月25日，高宗亲赴端门晓谕汉城市民，将11项罪名强加给独立协会，宣布取缔独立协会。[11]至此，独立协会宣告解散。1899年1月17日，韩国政府又指示各地镇卫队用武力对独立协会支会“痛禁之”，独立协会领导人李承晚等人被捕，郑乔等人躲进外国租界，尹致昊则被怀柔政策收买并任命为德源监理兼德源府尹。[12]李商在亦“特免惩戒”。[13]《独立新闻》也与这一年停刊。独立协会运动在韩国政府的镇压下以彻底失败告终。
意义
独立协会运动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此有学者认为它是韩国版的“自由民权运动”，同时也是继甲午农民战争之后又一次群众性爱国运动，所以独立协会这一组织及其掀起的爱国运动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独立协会运动作为一次近代化政治运动，区别于之前的甲申政变和甲午更张的是这次运动具有更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扩大了这次运动的影响；作为一次群众性爱国运动，又比先前的甲午农民战争更加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直接推动了朝鲜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思想的启蒙。然而独立协会又是朝鲜民族资产阶级早熟的表现，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及朝鲜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现状，因此它的局限性还很大，也注定了独立协会的短命。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2代总统、历史学家朴殷植对独立协会这样评价道：“吾国民党号为有力者三，即甲午东学党、丁酉独立党（指独立协会）、甲辰一进党（指一进会）是也。东学之暴动，一进之卖国，其状襮著天下，毋庸论之。惟独立党由绅士组织，最有精神之足尚，故其败为吾民之深惜焉。然独立党之知识根基亦不免幼稚粗浅，急于虚荣，骛于狂躁，能无蹶乎？”[14]
后世史学界对独立协会的评价大致也像朴殷植那样以肯定为主的客观评价。韩国的姜万吉教授将独立协会定性为“门户开放以后20余年期间发展起来的近代政治势力、新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众势力为中心所展开的民权运动达到的一个高峰”。[15]然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却对独立协会以否定为主，指出独立协会是美国侵略朝鲜的工具，批判独立协会成员“急忙把自己打扮成最坚强的‘独立斗士’、‘忧国之士’，令人瞩目地提出一些攻击政府的口号，想利用人民群众不断高涨的爱国运动，来实现其丑恶的政治野心”。[16]这明显是根据独立协会领导人徐载弼、尹致昊、李承晚等人后来的亲美反共立场而从现实政治角度作出的评价。不管怎么说，尽管独立协会运动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然是彪炳史册，不容抹杀的。
独立协会被镇压意味着韩国又一次错失了实现近代化的机会，与之对立的大韩帝国专制政府虽然实施了“光武改革”，但只是经济方面的近代化改革，政治方面仍然延续腐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并透过1899年的“大韩国国制”以宪法形式确定了“无限君权”，社会一片黑暗。朴殷植指责当时的韩国政府“不以厚我民力为自强之图，徒以庆运宫在各国使馆之侧为太平之基，竭吾国财謟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以苟安，其能久乎？”[14]这使韩国国势并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转机，最终失去独立地位，被日本控制并吞并。而韩国的资产阶级也在独立协会运动数年之后展开了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进一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