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泽厚
人物简介
李泽厚(12张)李泽厚，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1930年6月，曾就读  于宁乡四中，湖南省第一师范，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人物简历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突出贡献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美学三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李泽厚作品(14张)。这套文集由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一直由西方理论家统治的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美学思想
综述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这种重要性，首先不在于他对具体学术问题富  于新意的阐释，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他率先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超越了心—物二元对立的反映论模式。他通过康德研究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其中对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地位的强调，以及对于历史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在80年代初具有双重积极意义，那就是，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有助于消解庸俗唯物论的影响，强调实践的物质性，有助于消解斗争哲学的影响。“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个体主体性的领悟，使其所谓社会、实践等范畴显示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哲学教科书的特殊活力。当然，这种领悟与其立足于整体性的理论视角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紧张，但这种理论紧张对年轻一代的理论思考却形成了特殊的刺激效应。为了消除这种紧张而创构的“积淀”学说，虽猜想多于证明，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90年代，他又提出“情感本体”的观念，体现出追踪时代潮流的努力，只是这个观念没有带动其既有体系的整体性嬗变，也没有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阐释起点，而基本上停留在感性咏叹的层面。  
批判李泽厚登上美学舞台之初，是以朱光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但50-60年代的大环境决定了朱光潜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为李泽厚新理论确立之障碍的，主要是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蔡仪是从认识论立场切入美学问题的。在他看来，美是客观事物的客观属性，这种属性即“典型性”；美感是我们的意识对这种典型性进行反映的结果。反映当然是第二性的，并且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在这种反映论美学的框架中，美学基本问题被归纳为心—物关系问题，美的本质被对应于物，人的活动则被对应于心的意识。因此，问题的核心，就成了美与美感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这种框架的弊端在于，单纯从意识—反映的角度对审美活动进行分析，则人的地位和功能无形中就被心的地位与功能问题所取代了。取代的结果，是如果强调人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地位，就往往流于主观主义；而抗拒主观主义的结果，是常常陷入机械反映论的泥坑。李泽厚的贡献，在于将“实践”范畴引入了有关美的本质的思考中。李泽厚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能够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是因为作为类的人的“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本来是与人对立的自然变成了某种程度上是为人的自然，所谓“人化的自然”。探求美的本质，主要不能依据个体心理意识层面的所谓反映，而应依据群体人类物质实践层面的创造。这种实践的创造是过程性的，所以对美的本质的透视，不能局限于个体美感对它的横向的认识关系，而还必须转向纵向的美的历史生成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李泽厚批评说：“‘人’在蔡仪这里也仅是作为鉴赏者、认识者而存在，根本没有看到‘人’同时也是作为实践者、对现实的改造者的存在。”在“‘美’的诞生”、同时也是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消极被动的、作为映现工具的“心”或曰“美感”，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创造历史、也创造自身的“人”，其活动范围拓宽了，僵化的心—物对立得以消解。“实践”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使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作为客体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从而也是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成为了可能。
实践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李泽厚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口号，并以此为前提，对有关美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主体性实践哲学”将李泽厚自己50-60年代所倡导的“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突出了出来，使作为历史主体的行动着的“人”成为了哲学关注的焦点。就当代中国美学的学科发展来说，“实践”观点的意义在于推动美学摆脱了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主体性”观念的意义，则是明确了审美活动内在的自由本性，并有效地推动中国美学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向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深层心理学等多学科开放。与对“主体性”的强调相应，李泽厚对“实践”的阐释也发生了变化。50—60年代，李泽厚谈“实践”主要是针对孤立的实体观念及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强调其作为物质性力量在改造自然与人自身方面的巨大可能性。70—80年代李泽厚强调的，则主要是“实践”所体现的人所特有的自动、自觉、自为的特性。60—7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诸多尖锐矛盾，不能不触动李作为哲学家的敏感。这种触动对其学术探索方向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促使他在主体性范畴中给个体留下比较明确的存在空间，并正面批评了“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的倾向。认为“把一切予以逻辑化、认识论化”的结果，是“个体的存在的深刻的现实性经常被忽视或抹掉了。人成了认识的历史行程或逻辑机器中无足道的被动一环，人的存在及其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质被掩盖和阉割掉了”。 
然而，李泽厚并没有由此走向认同解构整体性框架的个性解放思潮，而只是希望通过改良，使这个整体性框架变得更富于弹性一些，更温和一些。在基本理论视角上，“主体性实践哲学”与“实践美学”仍然一脉相承。尽管承认主体存在着群体与个体两个不同层面，但“主体性”范畴仍主要是在与“类本质”的联系中加以确定的：“这种主体性的人性结构就是‘理性的内化’（智力结构）、‘理性的凝聚’（意志结构）、‘理性的积淀’（审美结构）。它们作为普遍形式是人类群体超生物族类的确证。”就此而言，个体的生存活动，无论多么重要，也仍然扮演的是负载工具、显现形式的角色。50-60年代的“实践美学”将“本质”的决定权系于作为类的物质性实践，这种倾向在“主体性实践哲学”中依然如故：“这并不是说人的主观意志、情感、思想不重要，不起作用，而是说从哲学上看，它们不能在美的最终根源和本质这个层次上起作用。……‘人’更明确是指人类，而不是指个体、个人。”
积淀一方面是坚持理论的整体性视角，强调制造——使用工具的物质性实践及相应的群体、理性之类概念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给这种整体性框架灌注新的活力，给个体性留下适度的活动空间。这种双重性努力决定了“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内在紧张。“积淀”观念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视作这种内在紧张的结果。“积淀”观念中，能够看到康德先验认识形式、荣格心理原型等学说的影响，但在根本上，它《人物周刊》中的照片(5张)是“实践美学”—“主体性实践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李泽厚将对象世界的审美属性与主体自身的审美能力都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但又强调这种实践的抽象总体性，强调其对具体主体活动间的超越关系。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抽象总体性的实践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具体对象的审美属性及具体社会成员的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的？也就是说，“实践”范畴对于僵硬的心—物对立、主—客对立以及主体自身感性—理性对立的超越都存在着如何具体落实的问题。对于50-60年代的“实践美学”而言，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因为那时的个体及具体完全被笼罩在总体性的阴影之下，但是，对于明确承认了主体性的个体和群体两个不同层面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来说，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了。“积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不论是具体自然物的审美属性，还是具体个体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或审美形式感，都不是总体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能直接创造的，也不是在这种实践活动基础上抽象出来的认识理性或道德理性所能直接设计的，这种决定必然经过个体活动的中介。“积淀”说的目标，就是既论证这种总体性实践作为本体对具体审美活动作为现象的决定地位，同时也对个体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要研究理性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再现在心理中。后来我造了‘积淀’这个词，就是指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了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它是通过‘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来实现的。”李泽厚对“积淀”的具体形态、类型、方式和途径等，都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某些解释，总体上看，这些解释还属于猜想性质的，因而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众多非议。作为哲学阐释，是否具备实证性根据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意在消解纠正“实践美学”忽视个体历史地位的倾向，从而消解“主体性实践哲学”内在理论紧张的“积淀”之说，其思路，仍然是从起源过程中寻求本质的奥秘，是从外在工艺—社会结构中寻求内在心理的奥秘，它对于文化进程的描述，仍然是片面强调由历史而现实，由群体而个体的单向度传递过程。就此而言，“积淀”说没有能够真正化解“主体性实践哲学”因为既要肯定个体地位又要坚持群体本位立场而产生的内在紧张。
情本体从80年代末开始，一种与“主体性”范畴存在着明显气质差异的“情本体”概念，在李泽厚的美学与哲学思考中愈来愈引人注目。“情本体”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同李泽厚早在1984年就提出的“建立新感性”的命题有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则同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及国内更年轻一代对“积淀”说的批判不可分。“建立新感性”强调的，是通过审美活动来塑造新的人性，在个体、感性的形式中实现理性的、社会的飞跃。因此，它与“积淀”观念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立足于个体接受的角度，后者则立足于群体传递的角度。但在《华夏美学》  华夏美学 美学四讲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个似乎是普遍性的情感积淀和本体结构，却又恰恰只存在在个体对‘此在’的主动把握中……去把握、去感受、去珍惜它们吧！在这感受、把握和珍惜中，你便既参与了人类心理本体的建构和积淀，同时又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因为每个个体的感性存在和‘此在’，都是独一无二的。”由对“此在”的独一无二的强调，李泽厚走向了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的转变：“从程朱到阳明到现代新儒家，讲的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种‘本体’仍然是使人屈从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道德体系或结构之下。我以为，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事实上在《美学四讲》就曾出现过类似鼓吹感性此在之本体意义的语句。 
“情本体”与“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在于后者虽不否定个体感性的存在，却将这种存在的内容归结为工艺—社会结构作为“工具本体”的直接延伸。由此才能理解80年代以前的李泽厚对所谓真正科学的美学的信心：“审美……的结构是社会历史的积淀，……其具体表现形式将来应可用某种数学方程式和数学结构来作出精确的表述。”但到90年代“情本体”时，李泽厚明确承认：“‘情’是‘性’（道德）与‘欲’（本能）多种多样不同比例的配置和组合，从而不可能建构成某种固定的框架、体系或‘超越的’‘本体’。”
李泽厚走向“情本体”的理由，按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人活着’为出发点”，因而要将“使用—制造工具的人类实践活动”“命名为‘工具本体’”。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世界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刻将明显来临。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人们将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心理本体’（‘人心’—‘天心’问题）将取代‘工具本体’，成为注意的焦点。”如其所描述：“‘不知何事萦怀抱，醉也无聊，睡也无聊。’如此偶然人生，如此孤独命运，怎能不‘烦’、‘畏’？但与其去重建‘性’、‘理’、‘天’ ‘Being’ ‘上帝’ ‘五行’……等等‘道体’来管辖、统治、皈依、归宿，又何不就皈依归宿在这‘情’、这‘乐’、这‘超时间’、这‘天人交会’总之这‘故园情意’中呢？”问题是，强调“工具本体”与“心理（价值）本体”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对应性的结果，是自觉不自觉地割断了二者之间的本质性相关。李泽厚曾解释说：“‘体’指本体、实质、原则（body,substance,principle），‘用’指运用、功能、使用（use,function,application）。”按此界定，则在“实践美学”及“主体性实践哲学”，李泽厚是立足于总体性而将“工具本体”当做处在主动构造地位的“本体、实质、原则”的，因为处于这样的“体”的地位，因而“工具本体”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工具”的定位。“情感本体”的提出，则意味着，李泽厚试图将自己的立足点转移到个体的精神性生存层面。但由于“情感本体”缺乏内在于类的物质实践的规范功能，这就既使得对它的强调落入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主观性”，又使得所谓“本体”的定位流于空泛。对此李自身也有所自觉，所以说“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 
提出“情本体”范畴，体现了李泽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和世界哲学主导思潮，超越“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努力，但“情本体”之丧失形上超越品格，与其强调“工具本体”的一贯思路却有内在关联。在李泽厚的思路中，超越性的价值关切与个体存在意义的追寻，并不构成人类实践进程的内在环节，它们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本质性相关，而只是“经济上去了”，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后，人们可以获得的某种权利、享受、奢侈。在“实践美学”中，个体生存活动的意义，包括个体的审美与自由，被规定为体现“工具本体”必然性的某种形式，而到“情感本体”，则被定义为“工具本体”高度发达后的某种衍生物或点缀。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性都不具有对“工具本体”的建构功能。如果说区别的话，那么定位为“形式”表明的是个体对现实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甚至献身热诚，而定位为“本体”乃至“万岁”，则表明的是从生存压力下有所解脱之后心态上的闲适和惬意。
著作要目
1、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2、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 
3、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4、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5、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
6、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与刘纲纪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7、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8、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9、走我自己的路（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10、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与刘纲纪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 版）
11、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
12、华夏美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13、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14、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16、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人物特写
  李泽厚的家在北京城的中心，紧邻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栋高楼，约50平方米的小套房。从东边窗口望出去，是美术馆端端正正的小广场；探出身子往南，是景山公园林木掩映的楼阁。转到西边的阳台，能看见天安门和前门巍峨的檐角。窗台下，一溜儿摆放着红色的桃子、黄色的橘子，给白色的阳台镶了一道彩边。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于北京西郊皂君庙、面积相当于现在两倍的房子换来的。“住在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他露出满足的笑。
从1992年开始，这位80年代的青年思想启蒙老师便长期定居国外，只有每年秋天回北京住一阵。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一些看起来是怪癖的习惯：坚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对镜头也不换装。据说他访问日本时，住和式的传统房子，他必穿拖鞋走在不许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说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说他是“湖南骡子，倔”，因为这份倔强，所以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最终是他站在那里，为年轻人打开一扇走出荒芜的大门。“他的确有自己新的见解。”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从学生到学者，李泽厚说自己的经历相当简单，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人际压力，有的是学术之争导致的疏远，还有遭受饥饿、劳累、不自由等多种磨难的时代，以及A型血自闭悲观的特质，造成他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据说这届人大非常活跃敢言，但李泽厚只发过一次言，他说自己的态度是“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
9月9日，在翠花胡同给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挥手道别后，他一个人沿着胡同，穿过马路和街心花园，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总容易显得单调孤独。2002年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他走路顾盼自雄，他说，没有，我是踽踽独行。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也因为孤独，或许他放弃了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对政治的观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底事——龚自珍。
人物生平
穷困与激情  1945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家道中落，没有饭吃那种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他对本刊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国民党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本刊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李泽厚于是独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
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不为任务写作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李泽厚在政治气氛浓厚的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想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会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
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
很难说李泽厚是否意识到了前辈学人因为谨慎而少有建树，但他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谈中说：“反正我是称过他们的分量，分量也就那个样子，包括一些名家。”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宗白华先生去世的时候，李泽厚得知他是因行政级别不够而被阻挡了就医之路，在90岁诞辰的前三天逝世，就写了一篇悼文：我为宗先生哭！我为中国知识分子哭！我为中国哭！
地下思考、边缘写作  李泽厚从“文革”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当时是政治挂帅，但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从1958到1978的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物资紧缺，活力全无。李泽厚的生活是这段时间停滞的一个注脚：“我在困难时期用的那个暖壶，没有铁的，竹子做的，你们看都没看到过。一用就1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工资10年20年不涨，大学生毕业52元，也许以后60年都是这样。物价也很稳定，3毛钱一个猪肝，10年也不变。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当时日本还没有在话下。结果搞了10多年，日本比不上，台湾地区也比不上。”
大约1995年的时候，他总结出了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然这只是大体区划，并不可截然分开。我从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等等，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前者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切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经济是在‘最终意义’上和长时期内对其他一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文革’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他讲起失去个人自由的苦痛：“有一次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离北京也不远。我躺在一个场地上，坡上就是火车道，看着火车从路边开过，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坐火车回去，回北京看看啊。”
“不过这样我就了解人生，你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大概比较早地想到这些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他从自身的苦难中体味到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的重要，“我认为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发展次序。这4个方面，在不同的时候侧重可以微调，但顺序不能变”。
只发过一次言上世纪80年代，图书开禁，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学术上的成功伴随了政治上的受青睐。1986年，他以中国社科院普通研究员的身份，获得了一套国家分给的房子，100平方米，这是当时常务副院长的待遇。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我甚至有走仕途的机会。”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不过我不愿意入党。”经历过的政治生活的荒诞性，使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政治是先有结论，这和搞学术不同。”
“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政治的判断非常准确，猜胡锦涛这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我只错了两个。”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李泽厚做人大代表期间属于教科文卫组。他还记得同组的都是业界的知名人物：有1966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吴阶平，还有许嘉璐，他是第九、十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当人大代表期间，李泽厚说他很少发言。他唯一记得的一次发言就是在1988年4月2日人大小组会上，“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参加讨论时在湖南组。同组的有厉以宁、刘大年，还有中央的一些人”。
李泽厚发言的内容是：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吸取了数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在新时期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是依靠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毛泽东在《在新民主主义》中曾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将有一个较长时期，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占领导和统治地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苏联经过了70年后又在重提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评价布哈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估价当年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思想呢？
“当时说这个是比较大胆的，比较激进的。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我的发言就是说社会主义进入早了，毛泽东那时候搞新民主主义挺好的。我之所以发言，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关系到社会如何定性。这是大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会上很多人都不吱声，但会后反应还是蛮强烈。1988年4月7日《人民日报》摘登一些代表发言，其中包括李泽厚的发言。“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说明是认可的。后来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现在还搞这个阶段。”李泽厚说。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虽然饱受诟病，但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
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去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一个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毕竟比美国的民主对我更重要。”
（作者：陈晓 吴丽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