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詹长麟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詹长麟  日本总领事馆外景（1913—2008），父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兰英，世居江苏南京，祖籍为安徽徽州，詹长麟自小就机警灵活。他在1928年刚15岁时，就参加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1990年病逝于台湾）的勤务兵。
1932年初，詹长麟19岁，随军参加了一·二八抗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锻炼了胆识与办事能力。后来他退伍，回到南京黄泥岗薛家巷14号的家中，搞纺织谋生。 　　
1934年4月，詹长麟得到一次机遇。他由父亲的一位茶友王明和先生的儿子王高科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应试当仆役，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亲自对詹长麟面试，十分满意，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为其打扫房间，端茶送水。　
令詹长麟想不到的是，那位王先生介绍他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原来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一手策划与部署的。日本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疯狂地向关内地区扩张，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国民政府也在各方面进行抗日备战的工作，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对日情报工作。介绍詹长麟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署。 　　
1936年2月，詹长炳也被日本总领事馆雇用当仆役；并也和弟弟詹长麟一样，参加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军事情报组织；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本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忠于职守，与上下相处得都很好；而且他们仅粗通文墨，不问世事，从无反日言论，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
国仇家恨1937  日伪政府成员（前右为梁鸿志，左为温宗尧）年12月初，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13日，日军占领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了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石头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在这场大劫难中，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妻子也惨遭到日军强暴。家恨、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劳作的压抑交织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新馆改设在鼓楼坡顶上的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维新政府”，因而一直未在南京恢复大使馆，这样就使得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直到1940年11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前，日本当局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找到日本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堀公一，得以重回任仆役；他们时时寻找着打击日寇、汉奸，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的机会。
为国除敌1939  詹长麟80年代在日本领事馆外留影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总领事馆视察。詹长麟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引起了潜伏组织的高度关注。 　　
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22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并要詹长麟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
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人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堀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4人将作为主人主持宴会。
这份  “南京毒酒案”的相关报道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报告给“南京区”。 　　
军统局南京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投毒行动，出其不意地在日寇心脏上插上一刀，将日伪的核心分子一网打尽。行动若能获得成功，必将给正在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寇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由尚振声任组长，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詹长麟则被定为投毒的实施人。 　　
行动小组对投毒行动作了周密的计划与部署。詹长麟接受了任务后，与詹长炳精心筹划，购买回了剧毒药物。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向各方被邀请人士发出请柬的同时，立即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购酒。他在开宴的前一天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
6月10日是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詹长炳、詹长麟实施投毒的日子；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照预定计划，偷偷把毒药倒入酒瓶，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他见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便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事态的进展。 　　
可惜  “南京毒酒案”的相关报道的是，当宴会开始时，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伪“维新政府”的政要却都来了。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日本外交人员补充空缺。总领事首先致辞，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宴席上群魔狂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然后一饮而尽。詹长麟躲在暗处，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白色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总领馆后门。 　　
他赶到不远处的傅厚岗高云岭巷子里与哥哥会合后，迅速而去，经玄武门出中央门，赶到燕子矶笆斗山江边。刘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里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也送到了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10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味道，大叫：“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中了不同程度的毒。酒宴立即停止，召来日本军医化验。结果发现酒中确有毒。但已有多人中毒倒地，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南京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速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  “南京毒酒案”的相关报道供。
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但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发现詹家早已逃离。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刊登）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日本总领事馆发生的毒酒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日伪当局严密封锁，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南京城；市民们无不暗自拍手称快。 　
南京的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同胞，也为了保护好军统在这里的地下组织，乃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专门写了一封信，于6月25日从上海英、法租界寄给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因为詹氏兄弟在信中声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显然还将去中国的大后方，因而日军当局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定下抓捕他们兄弟的行动方案。但结果仍一无所获，连人影子也没看见。  　　
其实  “南京毒酒案”的相关报道，在军统寄给日本总领事馆的信中，声称詹氏兄弟将前往香港，是他们布下的烟幕弹。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根据军统组织的要求，对毒酒案作了连续5次报道，也都故作疑阵，进行配合。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对日军起到很好的迷惑，使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
实际上，詹家兄弟并没有到上海，也没有去香港，更没有前往大后方重庆，而是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江北六合乡村一家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就和全家人亡命天涯，6年走过浙、闽、湘三省，历经磨难，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南京。
英雄无声1944  晚年的詹长麟在长城留影年，根据军统安排，詹长麟一家来到湖南衡阳军统的干部培训班，让詹当“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詹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毕业时还发给他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抗战胜利后，詹带全家回到南京。
1946年，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他和哥哥5万元法币的奖金，还颁发一尊银盾，上刻有“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字样。
詹长麟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三层楼，其中“中和旅馆”占楼一半，由他经营。旅馆有电灯电话，甚至还有冰箱，生意很好；此后军统未给他安排工作，但让他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挂了个上尉头衔”，他每月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薪水。
解放前夕，詹过去的上级、时任保密局外事组组长的赵世瑞找到他，要他一起去台湾；他说他当时因为旅馆生意好，未舍得离开。
1950年“镇反”期间与哥哥詹长炳同时被捕，因“坦白交代”好及未参与军统实际工作，获“从宽”处理，未被判刑，得以继续经营旅馆；但詹长炳则被判死刑，不  詹长麟晚年接受媒体采访久就被处决，年39岁。
1956年“三大改造”后，詹的旅馆被“公私合营”，靠工资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詹被作为“四类分子”罚扫马路，直至改革开放，晚年练身体、练书法，后因患食道癌于2008年10月7日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
2009年12月，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文斌代领了红色烫金的表彰册和一枚镀金的银质奖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官方首次正式确认当年“金陵毒酒案”当事人英雄地位。
相关事件
金陵毒酒案“金陵毒酒案”（又名“南京毒酒案”）发生至今，倏忽大半世纪，当事诸杰，均已作古。而中共抗战史料，当年《新华日报》尚且只字未提，往后更无确切记录。国民党内部秘密档案多在台湾，尤以特务历史，迄今未能解密。加上当事人生前敢于公开回忆，也已是半个世纪之后，遥想当年细节，难免叙述有误（沈醉将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之某凶手姓名记错，促酿冤案，便是一例），或有主观臧否，亦人之常情。一些报道为补缀缺失链条，辅以“合理想象”，乃至以讹传讹，偶亦见之。
个人行为还是组织决定？
早年  金陵毒酒案组织、策划者尚振声报道，此案多被定性为詹氏兄弟个人作为，甚至南京史志办当年访问当事人，也持此种说法。如“两人（指詹氏兄弟）都在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当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为了报国仇家恨，他们采取了毒杀日寇的办法”（《服务导报》1997年12月31日），或“消息（指卢沟桥事变——笔者）传到南京后，詹长麟悄悄对哥哥詹长炳说：‘政府已经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咱们走吧，别再伺候日本人了。’受尽凌辱的詹长炳咬着牙说：‘走？哼！这样走太便宜这些东洋人了！咱们得找个机会，好好收拾他们一顿再走。’”（广东《炎黄世界》1999年第一期），再，“这场毒酒案就是他们兄弟俩事前谋划的”（《扬子晚报》1994年11月13日），等等。这些报道，均只字未提该重大事件的幕后组织策划者，仿佛获知情报、购买毒药、投毒、撤离等一系列行为都是百姓个人义举。当年各报因军统保密工作做到家，也概未觉察幕后组织行为。甚至2005年出版的《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等史书，也持“个人报仇”观点。
个人行为，就将此次事件的其他当事人撇开了。曾介绍詹长麟去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并在投毒事件发生后冒险负责撤退接应的王高科，生前对此就很有意见。王病逝后，其子王正勇曾于1997年奉父命跑到詹长麟家，请老人亲笔写下“王高科在江边接应”等字样，以防日后无人作证。此做法稍嫌唐突，竟令詹长麟后人不满，但从长远看，对澄清历史，不无裨益。
现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军统局南京区自始至终策划组织了这次行动，并如前文所述，军统为该事件的善后，前后用了近两年时间，花费不少人力物力。主要当事人晚年也承认这一点，此悬疑现已澄清。
究竟由谁领导？
这与前一点相关。既系组织行为，必有出头领导者，但领导者是谁呢？焦点集中在钱新民和尚振声两人身上。早期报道，由于相信是个人行为，这两人的名字鲜有提及。后来的报道，多认为钱新民是主要策划和领导者，如直至2009年第五期的《文史月刊》还说：“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22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但也有一些报道认为尚振声是主要领导，如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明确记载：“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领导”。也有将二人相提并论的。
至于“毒酒案”，综合各种资料及当事人回忆，应主要由尚全权负责直至善后，钱新民主持全面工作。笔者从尚振声女儿尚慧潜大姐处见到其设法从台湾获得的台湾《中外杂志》1980年8月刊，有专文《河南英烈尚振声先生》，说到南京沦陷后，尚振声副区长潜伏山西路一带领导地下工作，“其时戴雨农（戴笠）先生曾指示南京区特别加强行动工作，俾汉奸附敌之辈知所儆戒。嗣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原文如此——笔者）接获情报，指出日寇重要将领、特务机关首脑，以及伪组织之高级汉奸等，将于八月（应为六月——笔者）七日在日寇大使馆内集会，并举行公宴，尚烈士乃星夜召集干部研究制裁办法，最后决定于敌伪公宴时暗中下毒，俾能一网打尽。”此台湾文献大陆从未刊载，可资佐证。
情报从何而来？
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访宁，是抗战爆发后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的访华行动，包括随后在总领事馆设宴邀请日伪军政要员，均属绝密事项，何以预先泄漏？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及其子詹文斌讲述，是詹长麟从日人信函中发现，进而报告南京军统的。《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以詹老第一人称口吻说：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山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我及时把这一重要情报向特务组织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地）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
毒药究系何物？
“南京毒酒案”的结果是，虽“毒倒一片”，但只毒死两三人，包括“维新政府”首脑在内的其余人等，虽毒倒入院，终无大碍。此“惊天行动”与军统的预期多少有些差距，于是人们对投放的毒药产生了兴趣，以致公开报道上出现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阿托品”说。早期一些报道及部分出版物均称毒药系“阿托品”，如“詹长麟先到中华路119号老万金酒店买回4瓶老陈旧，然后秘密地向各瓶投入大剂量的阿托品，重新将盖口按原样封好，送到总领事馆邸。6月10日下午6时左右宴会开始前，詹长麟又负责温酒。他将渗入毒液的陈酒灌入日本式的酒壶中”（《南京沦陷八年史》，2005年出版）。
第二种是“醉仙桃”说。有报道引述王高科及其后人的回忆，说毒药是一种名叫“醉仙桃”的中药，如“这次下毒从策划到最后执行，间隔了很长时间。下毒采用的是一种名为醉仙桃的毒药，此药是一种中药，能够麻醉人的神经。如果使用过量，能当场致人死亡，如果喝酒后死亡速度过快，那么下毒者短时间内无法撤退。所以，下毒的剂量、下毒的时间、药性的发挥等等方面都要考虑得当。为了精确药的用量，他们曾拿猴子做试验。如果日本人喝下毒酒之后，好像喝醉了一样，在醉态当中缓慢死亡，这样既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詹氏兄弟就可以在相对充分的时间内撤退了”（《金陵晚报》2005年9月7日）。笔者此次采访王高科儿子王正勇时，这位年轻时学过中医，迄今仍时常免费为街坊邻居治病的退休工人仍坚持此说。他说，“醉仙桃”的学名叫“曼陀罗花”，服用少量易醉，大量可使心脏麻痹而致死，而且不易查出，临床上用于麻醉药。
第三种是“氰化钾”说。这是目前较多的观点，缘自詹长麟后来的亲口叙述，如“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应为妹夫，下同——笔者）潘崇声，姑夫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USA三个字母”（《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2006年出版）。詹文斌也向我讲述了同样的父亲回忆，并确认那“白色粉末”其实就是剧毒药物“氰化钾”。
氰化钾溶解后无色、无臭、剧毒、速效、用量少，因而最常采用，何况此事由直接当事人回忆，可信度较高。
最终毒死几人？
投毒者和所有相关人当晚即成功逃离，因此他们对此后在日本领事馆发生的详情并不知晓，最后的结果只能靠军统内部情报及媒体的公开报道来了解了。由于迄今也未见到军统内部的通报文字，死伤情况便有了出入。主要是关于死亡人数，一为2人，一为3人。
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持“3人说”：“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只可惜日本几个主要官员饮酒不多没有毙命，三浦大佐、宫下、船山都一命呜呼，而汉奸头目们因在日本领事馆不敢放肆吃喝，逃避了惩罚，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皆中毒后获救未死。”但更多的报道坚持“2人说”，詹长麟、王高科等生前回忆此事时也说是死了两个日本人。
从当时报纸的报道看，都说是死了两位日本人，且包括日伪报纸在内的各派报纸均未对毙命人数存疑。特别是《申报》一直引述德国海通社消息，其中一则发自东京，系日外务省信息公布，消息称：“参与星期日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相信这一消息是可靠的，三浦当时是日本现役军人，史料未见有日本军官被毒死的记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