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送高闲上人序
作品内容
原文送高闲上人序①
  张旭草书作品《古诗四帖》局部[1]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②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③。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④！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⑤。[2]
注释按，注释采用简著方式（即可以采用内链链接到的词条，不作详注）：[3]①段：“高闲上人”，即高闲，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详。唐朝时僧。唐宣宗曾赐紫衣袍。后圆寂于湖州开元寺。闲好以霅川（按：即霅溪，湖州别名霅川）白纻（按：白色的苎麻布）以作真、草书。传世书迹有草书《千字文》残卷真迹，湖州有石刻《千字文》、《令孤楚诗》等。[4]　②句中“养叔治射”，《史记》：养由基善射，去柳叶百步射之，百发百中。“僚之于丸”，《庄子》：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秋之于弈”，《孟子》：弈秋，通国之善弈者。[5]“不哜其胾者也”，哜音jì，略尝一点。[6]胾，音zì，切成的大块肉。[7]
③句中“张旭”，苏州吴郡人。唐代著名书法家。传世作品有《古诗四帖》（传）、《千字文》、《郎官石柱记》等。其书法开启了中唐的浪漫主义写意书风，展示了唐代书法全盛时期风采。唐文宗李昂曾下诏，将李白的诗歌、裴曼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定为“三绝”。[8]愉佚，亦作愉逸。安逸、快乐。[9]
④句中“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苏东坡《送参寥诗》云：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正谓此一段文意。[10]
⑤句中“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马其昶注谓：韩公本意，但谓人必有不平之心，郁积之久而后发之，则其气勇决，而伎必精。今高闲既无是心，则其为伎，宜其溃败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则不可知耳。[10]
译文：如果能将技巧与智慧运用到某事中去,做到心手相应,精力集中,则就会意志坚定,始终如一。虽有外物干扰,也会无动于心。尧、舜、禹、汤始理天下,养由基苦练射术,庖丁精研宰牛,师旷目盲而治声律,扁鹊专注于医术,熊宜僚一心于戏人丸,弈秋潜心于棋,刘伶痴迷于酒,他们都乐此不疲,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呢?那些见异思迁的人,是不可能登堂入室,尝到美味佳肴的。过去张旭善写草书,不涉其他技艺。喜怒、窘困、忧悲、愉悦、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每有心动,必以草书抒发出来。看到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歌舞战斗等等,天地间的万千变化,或喜或惊,都以草书来表现其情感。所以张旭的书法,神出鬼没,变幻莫测,因此享誉后世。来源书法 屋，书法 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
如今高闲于草书,有意学张旭。然而仅学其形,未得到精神,所以不算学到了张旭草书的真东西。学习张旭要有法,利害要分明,不要粗枝大叶,情感要发于内心,大胆释放,有取有舍,然后挥毫而书,才可近乎张旭。现在高闲师从佛门,明生死之理,超然物外,因而心态寂静,处世淡然。恬静与闲适相结合,则颓废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其表现于书法,必将了无生气。
我曾听说佛家善于应变,多有技能,高闲若能精通于此,那么他的成就就是我无法预测的了。
作品解读
抒情的表现观陈振濂在《书法美的性质》一章中，解读到，唐代韩愈称“文起八代之衰”，他在书法上既非宗师式的人物，也不是出类拔萃的创作家，但他的《送高闲上人序》文中“往时张旭善草书……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一段，道尽书法表现之妙。
大凡为人作跋作序，总是要说几句捧场话，至少不能说扫兴话。韩愈却对高闲不留情面，指出他作为“槛外人”的与世无争、因而无喜怒无情感的特点，从而判断他的字是“无象”即不可能高妙的。这是让草书家高闲哭笑不得的话。这样的序置于高闲上人草书册前，对其书法只会起反作用的。
离开高闲的情绪，体会一下韩愈的书法观。韩愈对张旭的“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和“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是书法表现——抒情至上的观点。而他对高闲那“一死生，解外胶”的佛家超于物外的处世态度的批评，也是基于书法表现这一立场的。韩愈的赞颂与批评，抓住了书法艺术的本质。[11]语言的情感力度《送高闲上人序》表现出了韩愈典型的创作心态。其中的“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仅是对高闲草书的赞赏，更为他自己所身体力行，由此形成了他诗文的“动”感，其突出表现是追求语言的情感力度以及求奇。这一特点的成因主要是由于受王朝衰落带来的儒学衰微及佛教和市民文学的影响。而韩愈对高闲草书“无象之然”的贬评，既道出了他在创作动机上与禅僧的根本不同，也暴露出了他创作心态中自然体悟的不足。
在韩愈看来，作品作为动荡不居的心灵写照，“动”为常态。而禅僧高闲那样“泊然无所起”之心，所能表现的只是“无象之然”。这个“象”，是比附拟义于伦理情志的“喻象”。僧人既无功业情志这个本体，喻体当然无从出，难怪高闲草书要被评为“无象之然”了。这里道出了韩愈在创作动机上与禅僧的根本不同。
禅宗对于包括“象”在内的色相的态度是出入其中而不为所囿。如《金刚经》所谓“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中晚唐时禅僧为了接引后学，大行话头、公案风，其中不乏以意象、以诗喻禅处，即为一证。书法作为艺术门类之一，固然在表情达意上与文学相同，即通过骨势气韵的流动变化表现作者的情绪波动，如张怀瓘《书法要录》说：“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或审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但僧儒之作有表现自然之情和社会之情的不同。张旭“初见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知笔意。及观公孙大娘舞剑，然后得其神”（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所取者皆社会人事，这和他曾“为尉”、“官至左率府长史”的仕途有关。其人酒后曾“叫呼狂走方落笔”，竟至“以发濡墨作大字”，与《送高闲上人序》中的描述契合，可见其性格和落拓之胸怀，其草书是饱蘸社会情志的儒书。韩愈“无象之然”的贬评其实是一个误区，正表现出他创作心态中自然体悟的不足。
《送高闲上人序》评张旭草书的创作动机云：“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此论在《送孟东野序》中也有表达：“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这种“郁于中而泄于外”的创作动机论，在二文中表现得很类似。[12]
作者简介
  韩愈像[13]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因其常据郡望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世称之为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世称韩文公。
韩愈7岁读书，13岁能文，792年（唐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历任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824年（长庆四年）正月去世。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论说文名篇有《原道》、《原毁》、《师说》等；记叙文名篇有《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韩愈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