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羽田亨
生平简介
羽田亨（1882-1955）日本学者、敦煌学家，生于1882年5月15日，是京都府京丹后市峰山町人。他本姓吉村，父亲叫吉村和，他是第四子。上中学时，他成为羽田家的养子，改名羽田亨[1]。根据间野英二博士的介绍，羽田亨自幼非常聪明，享有神童的美名，不到14岁就已经成为当地小学的教师。当时，他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记者。为了实现他的梦想，1901年考入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深造。 
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在白鸟库吉博士的指导下，开始研习支那边疆史和民族史。外语天赋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他几乎把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各种外语上。导师白鸟博士本来就是个精通数种外语的东洋史家，使聪明的羽田亨对外语的学习兴趣和对东洋史的研究兴趣同时得到了发展。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和严格的教育，为他走上专业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毕业论文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他离开东京，直接考入了刚刚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成了那里内藤湖南博士门下的第一个东洋史学的研究生。 
1909年，羽田亨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东洋史讲座讲师。1913年，羽田亨由于杰出的外语才能，受到当时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讲座教授新村出博士的赏识。于是羽田亨转任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讲座副教授。1922年，羽田亨获得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羽田亨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1928年，羽田亨当选为京都帝国大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32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长，1936年当选为日本帝国学士院院士。1938年11月，前任校长滨田耕作博士突然逝世，羽田亨被文部省任命为京都帝国大学第12代校长。 
正是在羽田亨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期间，数千学生参加了日本军，成为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和细菌战部队的成员。2006年6月10日，现任京都大学校长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创设百周年纪念》讲话中说：“1943年11月20日，羽田亨校长在地域预备队学生入伍践行式上如下说：‘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归来，大学的门一直为你们开着，在等待着你们。，……根据大学文书馆的调查，在学生入伍仪式上，京都大学有4500名在校生成为了日本军人。其中，文科的学生将近八成都成了军人。后来确认有260名学生死在战争中。” 
1943年，羽田亨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45年，出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52年获法国儒莲汉学奖，1953年获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和文化勋章。1955年4月13日，羽田亨病逝。羽田亨之子羽田明教授也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京都大学的教授
主要学术成就
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时期，羽田亨和他的两位老师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博士及他人，共同打造出了世界闻名的史学学派。而羽田亨作为东洋史学的两个分支元蒙塞外史和西域中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利用他精通十几种外语的语言特长，建立了西域学·敦煌学京都学派。羽田亨先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论》[2]、《满和辞典》(主编)、多卷本《敦煌遗书》(主编)、18卷本《明代满蒙史料》(主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主编)等，有些论文几乎就是独立的专著，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后人为他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羽田亨博士史学论文集》。
羽田亨的学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元蒙史的研究，第二是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第三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毫无疑问，西域史和敦煌学研究是他的学术事业的核心和顶点。对元蒙史的研究我们知道，元蒙史的研究是羽田亨起家的肇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成为一名东洋史家之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对这个领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学的振兴，《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的刊印，为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家们研究元蒙史提供了系统的史料。 
羽田亨在中国古典元蒙史料文献整理上迈出了一大步。他指导学生田村实造博士完成了多达18卷的史料的《明代满蒙史料》一书。他又先后撰写了《蒙古驿传考》、《元朝驿传杂考》、《元朝汉文明为态度》等论文。表现出对元蒙文化制度史专题研究的倾向。 
请看羽田亨的名作之一的《元朝驿传杂考》Ⅲ中的相关考证： 《元朝秘史》卷12所载，漠北施行驿传制度时，已置札木臣及兀刺阿臣于各驿。所谓札木臣者，其为Jamcl’n换言之，即掌握驿务的人名称。固不可待言也。兀刺阿臣为ularaoin，ulaoin之对音，或作兀刺赤(ularaoi，ulaoi)，ulara为驿马，ci系管护人的接尾语，其意不外乎驿马人。初似来自土耳其语，后讹为蒙古语。如此考证之后，则札木臣及兀刺阿臣的意思已经焕然冰释。 
再如他对《经世大典·站赤一》中的“脱择能干官一员充脱脱禾孙”一语的考证：置脱脱禾于都会关要之地，以辨诘奸伪往来之使臣或押运。沙畹(Chavannes)氏尝解此语与Todotkhaktchi，即“说明者”(Explicateur)同源语，而白鸟博士解为Toqtora，即“定”或“止”义而加语尾一Sun之对音者，并谓似因此等官员止问往来人，故名。上引二说，均似有理，然余今从其职责上考之，以为Todotra即系“使之明嘹”(Deu—tlich machen，aufklaren)之语源而加一Sun之接尾者。此名见于史乘，如前所述，自中统元年(1260)始，然在《经世大典》中，前亦屡见验使臣之记事，是以吾人不妨为从前已置驿长及驿令人。 
我想，以上两例足以说明他的元蒙史研究的特点和贡献之所在了。这些研究在史学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大量使用。元蒙史研究的难点，就在于语言文字的繁杂和混乱，涉及地域的广博和史料的残缺更是问题之问题。掌握了十几种语言文字的羽田亨，从事这一研究可说是得心应手。再如对“首思”一词的解读和文化制度史的考证研究，无不如此。 
羽田亨在名作《西域文化史》一书中，他对蒙古研究列有专章《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进行讨论。他首先分析了蒙古政权占据西域地区的由来： 
中央亚细亚地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归蒙古所领。成吉思汗将所属领地分封诸子。他把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沙漠之北前乃蛮部所据之地分给了第三子窝阔台。他将此西一带直到阿姆河地区和天山南路，分给了第二子察合台。这样中亚细亚为此两汗国所领有。两汗国在各自的领地上使其族和部下住下来，从而蒙古族也像在其他领地一样广泛分布在这一地区。 
然后，羽田亨特别分析并研究了蒙古贵族出身的帖木儿帝国建立政权振兴蒙古的统治过程：帖木儿是生于Kesh并受突厥文化教育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本来是蒙古族出身，按其家系与成吉思汗属于同一氏族。他的理想是统一分裂的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他大致实现了这一理想：平定了波斯的伊儿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开拓的领地)和伏尔加河直到南俄的钦察牙国(成吉思汗孙拔都开拓的领地)，征服了据有小亚细亚的奥斯曼突厥，侵略北印度，与东察合台汗国联合，死在东征明朝的路上。 
帖木儿一代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经略，实为历史上的一个伟观。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崛起于萨马尔罕即两河地方的势力。古来这个地方未曾出现过以此为根据地的强大势力。可看作历史的异例。从当时形势来看，四周无特别强大的势力，他从少数部落酋长中崭露头角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到统一了两河地方而羽翼丰满之后，再就没有能够对抗他的强敌。帖木儿之所以能完成其伟业，还因为他作为蒙古族的后裔而怀有恢复祖先故业的大志。 
羽田亨还肯定了帖木儿废除波斯语而对弘扬突厥文学的贡献：　帖木儿虽为蒙古族系出身，如前所述，他和其属下却都早已突厥化，是在突厥文化中成长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们知道，帖木儿很羡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并以恢复其大业为己任，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该王朝时代遂成为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期。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羽田亨也注意到了“敦煌出土的唐代汉文基督教经典中已有大概为粟特语音译的二三个名词，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他随时能有所发现。 
羽田亨的这一研究特色，在元蒙史学界立刻形成了一股风气。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入手，对元蒙史进行文化制度史的研究和解读，从此成了中外元蒙史学界的一个重点研究路数。对西域和敦煌的研究羽田亨的西域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是紧密地结合成一起的。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远远超出当时狩野、内藤、滨田等博士，也绝非探险家大谷光瑞氏所能及。我们试分为几小点来说明。 
第一，羽田亨对敦煌文献的收购 。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羽田亨最早访华是1911年。羽田亨和内藤湖南到达沈阳，专为满文老档案照相的。他们使用当时所谓“晒蓝”的复制方法，一下子复制了四千多张满文档案。这使羽田亨尝到了占有中国文献资料的甜头，以后，他秘密收购敦煌文献也就不奇怪了。 
1911年前后，罗振玉全家人去日本，那时还是讲师的羽田亨经常造访罗振玉，年轻的他对长辈的罗相当尊敬，甚至他经常利用造访罗家的机会，教罗的小孙子们几旬日语。方宝川《刘蕙孙教授学术传略》介绍：“刘蕙孙，谱名厚滋，字佩韦，祖籍江苏镇江，1909年7月出生于北京。他是晚清《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嫡孙，也是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近代学术大师罗振玉的外孙。辛亥革命后，刘蕙孙与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期间，罗振玉以学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学的关照。日本学术界最著名的一些东方学教授，如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经常到罗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讨论学术问题。刘蕙孙是罗的外孙，且天资聪颖，为长辈所喜爱，常常静静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虽然年纪尚小，听不懂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那种恬静严肃的学术氛围，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据他后来回忆说，教他学会第一句日本语‘早安’的人，就是当时常到罗家旁听学习、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总长的羽田亨教授。” 
按说，羽田亨肯定也在那里经常向王国维先生请教的。那时的王国维先生已经开始对元蒙史和商周史的研究。王国维先生自杀后，羽田亨出席了京都举行的悼念活动。《王静安先生殉节纪念帖引》中，当时到场的人员有他的大名。 
1922年，已经是副教授的羽田亨，以文部省国费留学生的身份再次来到沈阳，跟随一名藏族喇嘛学习藏语、蒙语和满洲语。 
胡适先生自美国返回路过日本时，也曾和羽田亨有过接触。《胡适日记》1922年2月12日：“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着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影印本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 
1936年，羽田亨再次来到沈阳参加东方文化协会中国分会机构的成立大会，并短期停留。在此期间，他还应友人金毓黻的要求，亲自为他前往日本申请签证。金毓黻《沈阳蒙难记》记载：“24年春，余母吴太夫人年七十有九，弃养于辽阳，余假奔丧守制之理由，常住辽阳，即将所修通志结至清末，草草编成，而出走之计亦定于是时。余于逻骑如织之中，何能私自出走?且出境须有凭证，否则一经察觉，则首领不保矣。适值……羽田亨等过沈，余早与之相善，乃托其向日军部商洽，谓金某研究东方学术及东北文献为吾等所敬佩，应其准赴日留学二年，以收联系之雅，竞借其力得以无阻。” 
实际上，羽田亨博士很少和中国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以后，后来当了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就连日本学者也觉得他让人有一种“畏惧感”。这就是说他身上官气太重，令人难以接近。再加上他和旧日本军部、外务省高层有很深厚的私人交情，因此著名学者兼政府高级官员的气派十分浓厚和突出。
影响及学术评价
羽田亨博士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敦煌学和西域史研究。正如滨田耕作博士有以他个人命名的考古学奖项一样，羽田亨博士也有他个人的专属纪念馆。间野英二博士评价说：现在在京都北郊上贺茂，在地近羽田住所处设有附属京大文学部的羽由纪念馆(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其促进内亚研究的基金出自羽田教授的亲友三岛海云、武田长兵卫等人的捐助。由学界外的朋友捐资，为一位学者创建这种纪念馆还是罕见的。尤其是他的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间野英二指出：羽田亨毕生精力投诸之所在，尤其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他称得上是先驱。早在1910年，他发表了《伯希和中亚旅行——敦煌石室遗书发现始末》一文，指出敦煌所现的新史料意义之重大。他精心研究了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李柏文书，撰写了诸如《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等享誉日本国内外的论文，而他在此基础上所写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更被公认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中国，《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二书，有多个译本出版，因此也可以看出羽田亨博士的学术影响了。羽田亨博士的重要论文，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也立刻被翻译出版。 
1925年，他的《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的发表，对著名的《郎君行记碑》的研究，成为契丹文字研究的新起点。从此以后，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煌、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等对契丹文字的解读，从文字构造到读音等的研究，使死文字成了活的契丹学。 
当然，也有些观点未必是定论，中外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如，蔡鸿生先生在《胡名试探》一文中就曾指出：“羽田亨博士高才卓识，但他将‘拂耽延’一名拿来与持摩尼经人唐的波斯人‘拂多诞，(Furs—todan，即‘知教义者’)比附，是智者千虑之失。其致误之由，即在对‘延’字之不可易未能觉察。当代粟特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拂耽延……’意为‘第一件礼物’。”张承志先生在《从象牙塔到吐鲁番》中也曾记载了羽田亨博士在《回鹘文女子卖渡文书》中把“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的硬伤。但是，这也未必就是定论。羽田亨博士的学生护雅夫博士主张那是一件葡萄园卖渡文书。古代史料记载，买卖西域女子的事件在当时非常多。唐诗中屡见的“胡姬”、“胡女”、“胡姬酒”等词语，都是这一买卖现象的反映。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的《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权贸易》一文，对此问题有很好的阐述。 
看起来，在对这件文书的解释，中日学者还在顺着羽田亨博士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着。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中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方面，羽田亨博士的研究成果已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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