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万里九百石印精舍图长卷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九百石印精舍图长卷
【作品作者】张大千、马万里  陶铸吉金乐石白文印拓
【创作年代】现代，民国时期
【作品规格】纵31.5厘米，横131厘米（张大千绘画部分）
【文物原属】博物馆旧藏
【文物现状】现藏广西博物馆
作品简介
九百石印精舍，系马万里治印斋名。1938年张大千作《九百石印精舍图》称颂马万里的篆刻艺术。马万里拣选其所刻印章一百六十八方，亲自拓于图后。1940年，  九百石印精舍图长卷(局部)马万里入川于青城山中与张大千相会，将九百石印精舍图及一百六十八石印拓卷轴取出赏玩。张大千为图卷补题“陶铸吉金乐石”六字，这是一百六十八印图中首印的印识。马万里曾邀马一浮、章士钊、胡小石、潘伯鹰等一众名流在图卷上题跋，并将张大千所作字画、印拓手卷、众人题跋合装裱成一长卷。九百石印精舍图长卷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作者简介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  张大千是一位深受爱戴的伟大艺术家，特别在艺术界更是深得敬仰和追捧。张大千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
马万里（1904～1979），原名瑞图，字允甫，又字万里，别署曼庐，晚号大年。斋名天地庐、墨君堂、九百石印精舍等，  马万里江苏常州武进人，是一位杰出的书画篆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马万里在诗词、绘画、书法、篆刻方面皆具有十分突出的艺术造诣，其中以花鸟画作品闻名于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人民艺术家。
作品赏析
文摘选汇
亡友马万里先生，与我生同乡里，夙知其妙擅六法，一时誉满江南，甚为海内诸老所称赏，如钱名山（钱振锽）、庄思缄（庄蕴宽）、吴缶庐（吴昌硕）、曾农髯（曾熙）等皆有题赠，深喜吾邑自恽南田、汤雨生后，画坛继起有人。
日寇之难，乡国沦陷，予避寇西上，恰与万里邂逅于桂林，欢喜踊跃，顿失流离之感，遂接至其寓所，即出示其与张大千合作之独秀峰图，但见烟鬟雾鬓，顾盼多姿，俨然一幅遗世独立之绝代佳人图，笔意飞动，墨气融和，如出一手，已是拍案叫绝。复搜其行箧，展观其命名为《九百石印精舍图卷》者，则赫然手拓印存也。镕今铸古，面目生新，风格之老成，乃欲突过乡前辈赵仲穆先生，益叹万里兼擅群艺，不独绘画一事而已。
九百石印精舍，本是万里治印斋名，其画友张大千欣然为作精舍图，九百石印精舍图长卷资料(3张)题曰：“戊寅秋，桂林旅次，为万里道兄写，乞正，大千张爰。”万里将此图装成三丈馀之长卷。精选自刻存印一百六十八石，拓于图后，珍逾拱璧，从不轻以示人。旋与大千同游青城，大千复于行首补题：“陶铸吉金乐石”六字，下署“既为万里老长兄作图，复题其专，蝯”，足见此卷亦大千心血所注，非同凡迹。加以卷中名家题咏联翩，珠玉并晖，弥觉蔚丽，若马湛翁（马一浮）、章行严（章士钊）、胡小石（胡光炜）三先生之笔札，尤为难得之珍品，其文辞之雅，书法之美，皆足为后生楷式，他处未易见也，宜万里爱之若命，造次勿离其左右矣。重庆大轰炸，其画箧尽毁，此卷独存，若有神物呵护者。
建国初，万里挟之游北京，李济深先生一见称绝，知爱不可夺，乃借置案头，日夕展玩以自娱，不意李公溘然谢世，其家人初不辨孰为借来之品，竟随其他遗物一并捐赠广西博物馆。今万里亦已作古，其妹清和女士常以未能索还为憾。余慰之曰：“天下之宝，当与天下人共之，藏之于博物馆，公之于大众，物已得其所归，是大佳事，方将持酒相庆，复何所恨？”伊笑颔之，即谓余曰：“先兄平生故旧，凋零略尽。大千亦垂垂老矣，今尚流寓台北，能知先兄成艺之苦心者，唯有吾兄在，于其书画之成就，已蒙为《江苏画刊》撰文以彰之。至其精研金石，用力之深，造诣之卓，知者盖甚少，今幸《九百石印精舍图卷》竟能历劫不磨，孰能无感，愿乞一言，记其梗概，并略论其治印可乎？”余谢以老病，迟迟不敢应命，催促再四，不得已而试言之。
扬子云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彼直以大儒自居，认为壮夫当以明道为第一大事，故鄙薄小技而不屑为。其实道不远人，道不遗物，宇宙之间，触处皆道，无道不成艺。是以伯乐有相马之道，庖丁有解牛之道，轮扁有斫轮之道，矢溺、瓦砾之中，亦莫不有道。何况金石之学，源于远古以来之文字学，旁通于浩博无涯之历史学与社会学，岂得目之为小技而等闲视之？ 
元明以来，始以刻石相尚，与古异趣而同法。自吾丘衍、王元璋倡之于前，文三桥、丁龙泓（丁敬）等继承发扬于后，作手辈出，印学为之大昌。竟于书画两门艺事之外，异军突起，  九百石印精舍图长卷(局部)附庸蔚为大国，已在艺苑中形成鼎足之势，亦始创者所未及料者。良以治印既已成为一门独特之艺术科目，自身必然具有一种特有之美，与书画同样能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此马万里之所以爱画而尤耽此艺也。万里曾著《小中见大说治印》一文，略云：“篆刻虽雕虫小技，其内容却包涵极大。试看古文字之存于今者，唯金石为最久，既能考见数千年中国文字之流变，亦足以反映历代文化之盛衰，所关非细。故有志于金石之学者，非有极大之智慧与坚强之毅力，积数十年钻研不懈之精神，  九百石印精舍图长卷(局部)决不能臻于大成。所谓小中见大，非虚语也”。万里于金石之学既具此卓识，其功力复足以副之。为童子时，即对刻印有极浓厚之兴趣，欲求古印谱为范本而不得，乃于家藏书画中剜取作者之印章为模式，虽遭大人呵责，其志益坚。成人以后，博综文字之学，尽读说文解字，古彝款识、殷墟契文，以植其基；旁究秦汉金篆与瓦当石刻，以通其变；罗致古今印谱而参酌之，以博其趣。尝谓：“古人能以一艺成名者，必有过人之处，皆我师也。门户之见存，则主奴之讼兴，混然淆乱，是非失准，我不取也。”平居谦然常若不足，故能日进而不已。观其落墨奏刀，动中绳墨，略无滞机，以其专于其业而取资广也。吾见其作画之外，手常不离铁笔，历数十年从无间倦之时，以致右手拇食中三指皆为变形，积胼累累，短秃如椎。友人每笑之，勿顾也。
吾尝戏之曰：“传字从人专，若要传，须得专。吾兄于篆刻之道，已窥其秘奥矣。试观世间各种学问技艺，不专则必无所成，专心到如痴如颠程度，则大成矣。画家若顾恺之、黄公望，人皆谓之痴，书家若张旭、米芾，人则号谓颠。吾兄醉心于金石，似亦近于痴矣。”万里闻言，相与抚掌大笑。万里之于治印，耕耘既勤，收获自富。虽取法古制而别见新裁，师承前修而不袭其貌。故能搏采众长，自成一家之法。譬如蜂采百花而成蜜，不复见百花之形色，艺至如此，进乎道矣。马湛翁先生云：“吴昌硕后，唯君能精于其事”良非过誉。
盖此艺看似容易，求工实难，非深达古文之源流，明辨其体制之演变，无方者莫辨。因循墨守，亦步亦趋者固非，师心自用，数典忘祖者亦未为得也。秦书八体，五曰：摹印，新莽六体，五曰：缪篆（即摹印书），所谓缪篆，乃介于小篆与古隶间之一种特定书体，较之小篆则多所伪略，比之古隶则篆意偏多，或增或省，侧重于技术之美，不必悉准于六书，而又未尝不根柢于六书，此其要也。万里选字入印，极为谨严，观其所作，大抵以缪篆居多，从不羼入异体，混杂成章。若刻大篆则必据金文，决不任意拼凑。一印之中，必使体裁纯正，不相杂厕。如“阳湖”“集古”“我师造化”“万里”等朱文印，即纯为大篆。如“万里长年”“历劫不磨”等朱文无栏印，则又神似古甓文。如“马程万”“徐悲鸿”“曼福堂”“闻尊”等白文印，则纯用缪篆，朴茂雄健，置之汉印谱中亦不能复辨。至如“兰陵允公”等印，则又仿佛如见古封泥矣。尝鼎一脔，可知全味；略举数例，以概其馀。其印无不体制纯正， 妙造自然，古意新韵，交融而益美。至其布局之工，尤为绝出。每刻一印，必先审查印文之繁简，定其书体所适，辨其阴阳之宜，然后惨淡经营其位置，不惜更定数四，必使全局协调，无复遗憾而后已。刻琢之功，转不如部署之难，此决非外人所能理解者。若悟得众艺一理，则疑团自释。譬如作诗，谋篇不善，虽有佳句，也只是有句无篇，算不得好诗，此刻印之所以贵整体结构之美也。然而纸上谈兵，人人能之，实地操作，则又茫然不知所措者比比皆是，盖以几个互不相关之独立文字，集于方寸之间，不但不容相犯，还得雍容揖让，顾盼有情，融洽无间，绝无一毫牵强凑合之痕迹，亲如一家眷属，共同生活于斗室之中，能和睦相处，而无挂碍拥挤之感，此难之又难者，治印家不破此关，终落凡工。万里于此，已三折肱矣！吾言之特详者，以期共知其苦心所在也。
晚清以来，整个社会思潮，已随政治体制之不断更新而突飞猛进。长期笼罩于艺苑之一股馆阁气、头巾气、庸俗气、陈腐气顿失其发酵之因素而自行消散。加以考古学盛兴，地下出土文物日多，如契文封泥，皆古人所未见，彝器考释亦益见精详。凡此皆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无不今胜于昔。是以治印家取资日富，造就境界弥以阔大，巨匠名手，乘时辈兴，林立海内，印风为之大变，皆有突过前人者，吴缶庐开一代风气之先，特其尤著者耳，若万里辈则继起之佼佼者也。然而世间事物，决不能有利而无弊，由于时论高唱大破陈规，一切艺事，遂失矩矱。后生视治印为凡艺，刻凿为儿戏，学不究根柢，业不贵师承，毋怪好之者众，中的者少，乃欲一举手而取胜于古之作者，不亦有类于缘木求鱼乎。观其所制，一印之中，古籀与小篆并居，一字之身，周冠汉履，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甚而支丈无别，天而不分，手毛同形，鸟乌莫辨，此特略举一二，以见体裁乖谬之病。至于布白刻画之奇正变化，更无论矣。往往以杜撰为创新，荒诞为神奇，纤弱为秀丽，粗犷为雄健，不知是病，反以为美，此近来印学发展主流中存在之一支浊流，欲除此弊，必先澄源。
苟有志于金石之学者，一读万里之印范，当有所憬悟，而复归于雅正也。吾前跋万里印谱云：“万里治印，胎息秦汉，斟酌皖浙，博采封泥瓦当之奇丽，彷徨浃洽，寓变化于法度之中，巧而不纤，拙而弥古，浑厚典重，如其为人。”《近代印人传》[1]作者马国权，以为知言，因录之以为此文结语。
（原载--《九百石印精舍图卷》读后感 虞逸夫 万里人生 2003年11月出版）
作者关联
马万里与张大千的交往，见诸各地史料记载。早年二人结识于上海，同入蜜蜂画社。后马万里与黄宾虹相偕入游八桂，又与大千在广西相遇。两人并徐悲鸿，在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桂林独秀峰》就是彼时马万里与张大千合作的一幅作品。还有一幅《云溪精舍图》，也是张大千题的行首。马万里入川之后，又得与张大千再续前缘，合作过《登秋山图》、《高仕松竹图》（张大千画高仕，马万里写苍松，罗文谟作墨竹）等作品。期间，大千还将一张自画像赠与万里先生[2]。
文摘选汇
万里与大千颇多翰墨缘。早岁玉岑（谢玉岑）为介已订交，同客上海时，过从更频。万里西行后，大千、悲鸿亦先后到南宁，曾多次合作。其中《岁寒三友图》，大千写松、悲鸿画梅、万里补竹，就是此时所作。它标志着他们之间的情谊，成为艺林佳话。其后在桂林三人又两次同登独秀峰。大千签署的《曼庐大千合写桂林独秀峰》手卷，即第二次下山后所作。悲鸿为写行首，并有诗记其事，一时名流，多有题咏。万里且将悲鸿在南宁为他个展赠序之手迹，一并装裱成一长卷。现广西博物馆已作为文献珍品收藏。其后两年，万里、大千又相聚于蜀。是年大千四十二岁，曾自画像一帧，题曰：“奉贻万里老友，时同在青城山中，庚辰六月十日也。”又刻白文三字印“不犹人”赠之，此印边款：“大千为万里刻。”俗话说，有来必有往，何况万里是个多产作家，他画了精品赠给大千，一定不少；至于为大千治的印，现在看到的已有六、七枚之多。
……
万里的篆刻更是独辟蹊径，卓然成家。他从小勤奋练字刻石，家中悬挂书画，潜用小刀把印章挖出，集辑临摹。一九三八年张大千为作《九百石印精舍图》，万里手拓一百六十八印于其后，大千复将其首印“陶铸吉金乐石”朱文印写成“行首”冠于图前。著名学者马一浮先生赠长题，一时名流，竞相跋识，遂成长卷。己卯立夏前三日，日寇轰炸渝城，廛市焚荡，万里所居，适丁其厄，平生所作画印尽毁，而此卷幸存。
（摘自--马万里的艺坛生活 郑逸梅《朵云》8集 198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