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华民族
简介介绍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及国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的话语中，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经由最初的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到梁启超的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再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终于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我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中华民族[2]
但是，这一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还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才最后完成（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三点原因导致：
1、大规模抗战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
2、国共联合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
3、战争造成的人员迁徙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隔绝）。抗战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祖国，标志着中华民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由衰到兴的历史性转折。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在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根据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少数族群未必是炎黄子孙），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汉人或海外华人(未必有中国国籍)。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
辞源介绍
中华辞源“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 在《资治通鉴》记载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也曾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华民族辞源
“中华民族”一词，乃由近代的梁启超首先提出，之后同时期后续提出有杨度和章太炎等诸多学者阐释与政府认可。梁启超提出指华夏族、汉民族、炎黄遗族等。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七次（简称为“华族”），并明确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由此可知，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就等于汉族，他将中华民族认定为汉族与其前身华夏族，而不是认定中华民族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
词汇提出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实际上，这个词，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 
“中华”一词，是公元300年魏晋时期钟信“天人合一”观念的哲人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中”侧重自然（天），寓意天下之中；“华”侧重民族（人），一般代指中国。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目前中国可信文献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3]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历史学家认为华是源于上古的华胥国（位于陕西西安附近），也有人说“华”是因华山而得名，“夏”是因夏水（汉水）得名。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的代名词。　“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之“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但是梁启超也创造了东方民族一词，他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
发展
中华民族一词现泛指大中华地区境内的公民及海外华人。[4]其族群内涵至今无明确的现代公民、血缘种族的统一识别标准，而中华民族、大中华地区等概念包含的内容之差异，可以从此词自晚清到现代的演变说明。晚清中华民族的最早使用单指汉族，其内涵其为汉族并以炎黄遗族、华夏族为代称或另称的同义词。当时中国为满族统治的清朝，意图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士早期的国族政治主张为将满族赶出汉地(中国本土)的十八行省，如辛亥革命时用的十八星旗仅代表汉族生活的十八行省。觉醒自雍正《大义觉迷录》提出以文化地理为区分中华以后，“中华”一词逐渐由汉族扩展到更广阔的含义。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深受西方影响。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于是中国民族主义最初趋于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方面是被梁启超称为“大民族主义”的势力，即把中国国境内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通过效忠满清，主张以满汉合作、维护中国主权为诉求；另一方面则是被梁启超称为“小民族主义”的汉本位民族主义，以排满倒满、推翻满人的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为诉求，其中以孙中山受甲午战败影响最深为代表。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是以“仇满”为中心口号的阶段；从同盟会成立后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是以排除满洲贵族为中心口号的阶段;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则正式提出了体现资产阶级民族平等原则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5]孙中山在倒满成功之后继而认可了“中华民族”的观念，认为各族在中国境内只要接受中华文化则皆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6]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即“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 。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民国1924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他的民族定义，孙中山先生则认为构成民族有“五种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来的。孙中山的理解是正确的符合了日本以及西方对于民族的理解。
1926年蔡元培在北京写《说民族学》一文，认为民族的特征是“血系、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这也是对民族的正确解释。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清末民初不同定义
梁启超的“多元混合”说
1905年，梁启超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192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他在书中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征，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并具体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但是一个民族的融合必须是语言文化宗教习惯的融合。从政治上谈融合势必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不耻。
李大钊的“融合”说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7]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可是融合论是背叛了民族学，民族的融合必须是“一切被融合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的完全消失，被融合民族的消亡”。显然，谈融合就是否定了56个民族的存在。
杨度的“文化族名”说 
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里，杨度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
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他与杨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但他的观点较其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
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1921年3月6日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孙中山说道“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涵义扩大1911年12月1日，一些外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中国清朝中央政府外蒙古办事大臣驻地）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国”。 
针对这样的分裂叛国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 
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示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示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 
此后，“中华民族”一词时已不再专指汉族，而是泛指中华各个民族的观念已经开始普及。 中华民族范围大形成：《现代汉语词典》：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中华民族经过不断扩大，“中华”也就借指“中国”了。蒙古族为中国的大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271年蒙古大汗国改名为大元国，或称“大元大蒙古国”，是为元朝的正式开始，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孙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在中国元朝时，实现了全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最大范围的的大统一，结束了唐朝末期、五代、两宋以来的300多年的分裂，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再次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版图空前辽阔，使中华民族的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为清朝的统一和为中国国土范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蒙古族开创的元朝创设了“行省”制度，现在的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都在行省的管辖之下。把云南、四川、华北、东北广大地区纳入到中央政府的有力管辖下，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同时在云、贵、川、康等民族地区设土司制度，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辖。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的大统一，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尤其是元朝首次实现了全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最大范围的的大统一和把以前的中原王朝无法统一的青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在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民族内涵
中华民族并非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具有相同血系、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的真正民族，而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华民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定义，并没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仅仅指国家共同体（nation）。世界民族之林有一个璀璨的明珠，那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中部。经过民族识别，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包括：
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 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共56个民族。
  中华民族此外，尚有少量未经识别的人口。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1133682501 人。其中汉族占91.96%，少数民族占8.04%。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国旗，而中华帝国和其它古文明帝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的和其它的部落联合，融化和扩张，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当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时，现代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文字，以致难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现代的中国人却能读通几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华祖先的文化。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当然有受到外族的侵入，中国也曾经被外族统治过，但是，不是我们要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明，相反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具侵略性，而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的完全的被我们所同化，融合，使我中华文明更趋先进，更具活力。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祖先吧。
中华民族传统服饰 汉族服饰 汉族服饰 满族服饰 苗族服饰 哈尼族服饰 藏族服饰 傣族服饰 回族服饰　　
国族意涵
体制化
华人学者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换言之，中华民族并非传统中国里的民族，而是中国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后，经由“民族自觉”所出现的国族团体。他还认为，在过去的三千年中，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他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著凝聚和联系关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史式认为中华民族是用来指代由古至今主体曾经在中国，在现代可理解为大中华地区，长期居留且有较深层次的相互交流、融合甚至同化的一批族群的统称。
若以公民身份国族定义中华民族，则该词包含由中华民国宪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有国境内的各民族，为中国人的国族。亦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乃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合为一体。例如芮逸夫曾诠释孙中山之说，将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说是“三位一体”。
国族文化及汉文化的分歧或融合
中华文化可指“中华传统文化”(以汉族传统文化仪式为主)或中华民族的“现代国族文化”。因此中华民族其文化内涵定义的差异，会因现代化主张、处理传统汉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等等不主的主张上，在国家政策文化上产生分歧或融合。
举例来说，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与胡适为代表，提倡以现代民主和科学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洋文化推动并改进中华文化的现代进步意义。这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阀政府主张信奉孔学的主张则不同。
别称
  炎黄二帝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这两种称呼有时候可以通用，都是指的中华民族。但是大同之中又有小异，"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因此，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
  母亲河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由于血缘。其次才是由于文化。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以后这个部落发展壮大了，才会接纳血缘不同的人群参加。在世界上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各民族之间，有些民族特别重视血缘，认为血浓于水，在血缘上有排他性，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人群参加；有些民族重视文化，只要外来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欢迎他们参加，不加排斥。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在发展中也就表现出首重文化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  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陕西)正因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具有重文化轻血缘的传统，所以文化色彩较浓的"中华儿女"之称比起血缘色彩较浓的"炎黄子孙"之称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对"炎黄子孙"之称反对最力的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1991年5月，我们在上海会晤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直指"炎黄子孙"之说违背史实，因为中华民族是多源的，既是多源，即无共祖（共同的祖先）。"炎黄子孙"之说，既不科学，又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因此，他认为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在正式的场合里，不要使用"炎黄子孙"一语。
历史演变
在古代，“中华”本为汉族自称。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乃中国做为国家共同体的一个国族概念，由于现代中国自晚清迄今的历史及政体更变，此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涵及争论，如孙中山革命时，关于满洲人是否为要驱逐的外族，还是五族共和之一的民族。“中华民族”一词的演进也因此反映了近百年来国族与民族主义的相关争议。“中华民族”其内涵是否为汉族还是指指国族，成为对汉本位、大汉族中心的主要疑虑。
因此，此词不同于“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等于有外显的种族及文化的象征，而是有外显政治象征，如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反映了做为国家共同体的国族概念。
在清朝之前，虽然有华夷之分的观念，虽然没有“中华民族”的词语的存在，但此时的华即后来的中华民族，夷即中国清皇朝的藩属国等。有待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华民族”在少数民族的语言里是不能翻译的，只能依靠汉语使之存在。比如，藏语里的中国人是rgya mi，指的是汉族。藏语是没有中华一词的。同时维吾尔语的“中华民族”是jungxua milletliri，只是汉语的音译。蒙古语的中华民族是doomd in wended ten（族民华中）也仅仅是音译，没有本民族语言的意义。
“中华民族”一词，乃由近代的梁启超首先提出。其意原只包括汉族，之后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大小族。
1912年，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主张重提民族主义并扬弃五族的说法：“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
史学考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民族学名称，泛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但是，这个族体已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称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 
“中华民族”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舜名“重华”，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这种解释不合情理，难以置信。如果细究其源，“重华”的“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木正，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二十九年》）。重亦即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 
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理下的人民为“华”。“华”作为族称见之于《尚书·周书·武成》，意思是指先圣王的后代，即远古社会的贵族。这是初始的、狭义的内涵。而后来的“华”作为族称见于《北史·西域传》，意思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这是广义的内涵。以后，“华”作为族称从此流传下来，直到现在，成为约定俗成的对全体中国人的称呼。即使迁徙到海外，也叫海外华人。如果拥有其他国籍，也叫外籍华裔。 
在“华”的族称形成之后，历史上一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朝代名称，也曾经作为华人的别称流传，如秦人，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唐人，见于《明史·外国真腊传》；甚至于契丹在北方声名远播后，也成了华人的别称。 
“中华”一词，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在公元3—6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见载于《魏书·纪序》；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见载于《周书·帝纪》；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等。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也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见载于《南齐书·芮芮传》。同时，“舜为东夷之人”、“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西夷”等语，亦常出于诸君王之口，以明中华圣人本身也多有出自边疆族的先例。此外，也有的政权强调中华的地理内涵。居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 
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民族”一词，作为近代以来民族学的一个术语，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此前，在中国古代汉文献中，指称人们共同体的词汇，有“人”、“民”、“族”、“家”等。这些词都单独使用。偶然也有把民族两个字连起来使用的，但那是指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复数概念，如唐代李筌著《太白阴经》序中有“愚人得之（心术）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言。“宗社民族”则指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宗是指祭祀共同祖先的社会组织，社是指祭祀土地的社会组织，在宗社聚会祭祀时，特别注意等级秩序。民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群体，如古代称士农工商为“四民”（见《谷梁传·成元年》），今尚存“农民”称呼。族是指有共同地缘的社会群体，如“四闾为族”（见《周礼·地官》），闾是相邻的二十五家，则相邻百家为族；族也指有共同血缘的社会群体，如父子孙为三族（见《周礼·春官》），自高祖至玄孙为九族。在《太白阴经》序言中，“民族”二字虽然连用，但与近代以来的“民族”一词有明显差别。 
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近代出现的、相对于外国民族而言的概念。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但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实体则是远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出现以前数千年就形成了。 
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来看，数千年来，内部各族族称在不断变化，大约数百年一易。族称的演变显示出其中历史内涵的变化；一些族兴起了，一些族衰亡了，一些族迁徙了，一些族与别的族融合后改换族称了。尽管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原政权的更迭，常常导致一些族群向边疆乃至海外迁徙；而另一些边疆族则向中原汇聚，并建立政权。但不管其内部怎样变化，中华民族本身始终是一个数千年以来包容中国各族共同发展的恒久的主体。
中华民族、海外华人与双重国籍
由于海外华人常拥有中国之外的国籍，因不同的国籍法则有不同的国籍及侨务政策，而为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人主张采取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如中华民国政府的作法。 1956年东南亚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使周恩来明确采取单一国籍的政策，以避免东南亚诸国对对华侨华人政治忠诚度的疑虑。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侨委会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专有名词，指“认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人”。侨委会号召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并期望华侨教育能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
由来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其首创者是梁启超。在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过，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以及外国人称中国的“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称谓。
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对“中华”一词的内涵作了说明；接着，他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所属专辑
《中华民族》
年代记录
1982
歌词内容
词曲：刘家昌
演唱：张明敏
青海碧草原
一眼看不完
喜马拉雅山
峰峰相连到天边
古圣和先贤
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打中
耸立五千年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经得起考验
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千秋万世
直到永远
民族专辑
发行年代：1982 (2004复黑)
发行公司：香港永恒唱片公司
专辑歌手：张明敏
01. 中华民族 
02. 又见柳叶青 
03. 回家 
04. 龙的传人
05. 三月里的小雨
06. 梦的衣裳 
07. 思念总在分手后 
08. 蒙尘的巨龙 
09. 归人 
10. 故乡
11. 年节时景 
12. 毕业生

简介介绍
《中华民族》栏目是中央电视台与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由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于1996年12月推出的专门报道中国少数民族的专题类栏目。以介绍中国西部的地域、人文环境，反映各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传承，表现各民族同胞的精神面貌为主要内容。每周播出一期，每期20分钟。  《中华民族》
群体定位
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社会发展状态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士，中国西部关注自身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的各民族同胞。
《中华民族》栏目多年来致力于展现中华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介绍中国西部的地域、人文环境，反映各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传承，表现各民族同胞的精神面貌，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交流。
发展历程
多年来，《中华民族》栏目记者的采访足迹遍及内蒙、新疆、西藏、宁夏、广西五大自治区和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题材范围涉及了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制作出许多优秀专题节目和纪录片。
1999年《中华民族》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共同主办了“全国首届少数民族人物短片大赛”。
2002年初，制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春节特别节目《民族欢歌》。
2002年9月制作了由广电总局和国家民委主办的《全国民族知识电视竞赛》节目，四场共240分钟。
2000年9月至2002年3月制作播出了54集大型系列节目《走进西部》。
《中华民族》栏目由于题材广泛，她的节目形式也是多样的，从1999年开始，以纪录片和专题样式为主，每期节目采取单一主题的方式，阶段性地规划主题。《走进西部》大型系列节目长达54集，是《中华民族》栏目在以往的单本优秀纪录片的基础上，发挥系列片的优势，专门策划制作的。在中央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初期，它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反映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况、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西部人对西部大开发的渴望。内容涉及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环保、基础建设等诸多方面。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系统化的对中国西部的集中报道。摄制组分两路于2000年9月出发，历时十四个月，驱车八万多公里，跨越了西部大开发所界定的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跋山涉水深入到西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采访拍摄，并以车载演播室独特的节目样式和精心的编辑制作，在电视界和广大观众中，尤其是西部地区得到了普遍好评。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栏目的采访拍摄地多是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栏目组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采访作风和吃苦耐劳的传统。少数民族节目拍摄难度非常大，许多地方道路条件差，有的地方还没通公路，甚至还没有电，记者们扛着机器一天步行百八十里也是经常的事。民族地区的生活条件艰苦、风俗各异，不习惯也得习惯，摄制组赶上什么吃什么，在农村没有招待所，只能在老乡家里住，有时没有床也没有被子，只能用稻草铺在地上，盖上自己的衣服睡。面对这些，我们的记者从来没有怨言、从不挑剔。可以说《中华民族》栏目的记者和编导往往比其他栏目的编辑记者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栏目组的记者，多年从事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50%的编导是少数民族，他们比较熟悉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对少数民族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再加上对电视事业的热爱，所以吃苦受累对大家来说，都感到是一种人生经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大家的这种工作作风、敬业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和当地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播出时间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每周二 00：31
获奖情况
1998年分别获得国家民族事物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1999年9月荣获国务院“第三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000年、2002年分别荣获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栏目一等奖，并有多个节目荣获一、二、三等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