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Peter Hall
人物简介
在著名的英国雷丁大学担任过城市和社区研究系主任长达20年(1968～1988);
1988 - 1992: 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城市和区域研究所所长,并任该校终生教授.
1991 - 1994: 为环境国务大臣提供策略性规划之特别顾问
1995 - 1999: 任英国城乡规划协会主席.
1998 - 1999: 为副首相之城市专责小组组员
2002年被任命为英国伦敦社会研究所所长.
他是城市区域研究学会之创会会员，并其区域性期刊之首位编辑; 
曾获皇家地理学会颁创会奖项 (Founder's Medal)，表彰其卓越之研究.
由于其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1988年他被英国女王授予骑士爵位.
他长期从事城市区域规划、交通和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教学和科研,著作多产而又影响广泛深远.
著作
他写作或编辑了30多部有关城市和区域及相关问题的著作，其中包括：《伦敦2000》(London 2000，1963，1969)、《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1966，1977，1983)、《规划与城市增长：英美比较》(Planning and Urban Growth:An Anglo-American，与M.Clawson合著，1973)、《城市与区域规划》(Urban and Regiona Planning，1975，1982)、《欧洲2000》(Europe 2000，编辑，1977)、《规划大灾难》(Great Planning Disasters，1980)、《欧洲城市体系中的增长中心》(Growth Centres in the European Urban System，与D.Hay合著，1980)、《内城及其关系》(The Inner City in Context，编辑，1981)、《硅谷景观》(Silicon Landscapes，与A.Markusen合著，1985)、《铁路能拯救城市吗？》(Can Rail Save the　City？与C.Hass-Klau合著，1985)、《高科技的美国》(High-tech　America，与A.Markusen和A.Glasmeier合著，1986)、《载波》(The Carrier Wave，与P.Preston合著，1988)、《明天的城市》(Cities　of Tomorrow，1988)、《伦敦2001》(London 2001，1989)、《Gunbelt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Gunbelt，与A.Markusen，S.Campbell和S.Deitrick合著，1991)、《世界技术城市》(Technopoles of the World，与M.Castells合著，1994)、《与人友善的城市》(Sociable Cities，与C.Ward合著，1998)、《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1998)、《21世纪的城市未来》(Urban Future 21，与U.Pfeiffer合著，2000)、《运营资金》(Working Capital，与N.Buck等合著)。
成就及荣誉
由于杰出的研究工作他曾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奠基人奖(Founder's Medal)，他还是皇家城镇规划学会和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荣誉会员，并拥有11个由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等国家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1998年，为表彰他为城乡规划学会所做出的贡献被授予爵士头衔。 
他是区域研究学会(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创始人，是《区域研究》杂志(Regional Studies)的第一位编辑(1967～1978)。他曾担任城乡规划学会(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ssociation)的主席(1995～1999)，也是理事会成员。他是《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杂志的联合编辑。 
他还是许多英国官方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社会科学委员会(1974～1979)、东南区域规划委员会(1965～1979)、环境委员会(1975～1979)和主干路评估顾问委员会(1977～1979)。 
在美国，他曾为国会和加州立法机构工作，帮助确定了企业区(Enterprise Zone)的概念。1992～1994年，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任，他担任城市下层阶级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 on the Urban Underclass)的主席。他曾是由美国科学院组织的“汽车的未来”委员会成员；是“21世纪城市化”世界委员会的会议召集人。 
他具有非常丰富而广泛的研究经验。近期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ESRC城市计划“中”伦敦城市整体发展研究”(London Integrated City Study，1998～2001)的首席调查员，并领导了在曼彻斯特和莱比锡的两个关于控制城市衰落的实例研究。他还有着非常丰富的顾问工作经历：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都市战略评价的专家顾问(1990～1992)；伦敦和大陆铁路公司关于伦敦到海底隧道快速铁路联系的顾问(1994～1995)；Arup小组成员(关注伦敦在英国经济中的竞争力，1994～1995)；指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关于4个世界城市的研究(1995～1996)；为伦敦政府协会编写伦敦社会经济评估报告(1997)；编写伦敦空间经济报告；伦敦发展合作关系变化的动力(1999)；新加坡政府顾问(关于新加坡战略规划的评价，2001～2003)；伦敦规划的市长外部顾问委员会主席(2001～2002)。
城市规划思想
创新城市与文化工业彼得· 霍尔无疑是当代欧美规划大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作为地理学家和规划师，置身英国泾渭分明的学术界和政界背景之中，真正能够兼收并蓄的人并不多见，彼得· 霍尔是极少能从学术角度深刻影响政府，直接指导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一位，政府和学界的联合邀请也能体现出他在这一角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彼得· 霍尔本人对“创新城市”显然有其独到的见解。围绕他在1998年发表的近1200页的巨著《文明中的城市》，彼得· 霍尔将城市的活力、创新能力与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纵谈古今。从创新角度，彼得· 霍尔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城市历史划分为3个时代：技术一生产创新(technological-productive)；文化一智能创新(culturalintellectual)，以及文化-技术创新(cultural-technological)。第一波技术性创新的城市如177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的工业革命，184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的机器工业和1870年代德国柏林的工业技术设计和创新；第二波文化－技术创新如1920年代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的出现，1955年代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城猫王李维斯对音乐工业的革命性影响等等。城市技术、智能创新造就了一座座曾经伟大的世界城市。当前，新的文化工业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方向。新一波的城市创新表现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互联网技术为物质基础，以新的含有附加价值的服务业(new value-added　service)为支撑。他预见新的创新性中心城市将出现在三种城市中：历史悠久的大都市，如伦敦、巴黎、纽约等；阳光地带怡人适居的都市，如温哥华、悉尼等；复兴中的老城市，如格拉斯哥、纽卡斯尔等等。 
彼得· 霍尔也指出这一发展方向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如旅游产业的消极创新往往伴随着城市文化和空间的单一和死板，易出现建筑的模仿复制，以至于城市没有了可识别性。城市未来的生与死新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体现了城市强大的生命力。彼得· 霍尔对于城市未来的看法：中心集聚仍将存在，并且会与信息高速公路互补地共存下去。 
“(城市集聚)到了尽头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夸大的说辞”(Hall2003)。在他看来，通讯技术的发展虽然降低了人类联系通勤的成本，但同时也大大刺激了人类经济活动中进行直接交往的欲望和面对面的需要，集聚效应大于分散效应。与萨森的看法相同(Sassen2001)，他认为控制型的经济跨国公司集团需要集聚以实现信息的高效调控，以信息制造、传递和消费为特征的新服务业需要方便可达的劳动力，这些都是空间集聚存在的源泉。源泉既存，中心城市的生命即在。但空间的发展永远存在竞争，技术进步同样带来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此消彼长。远程通勤、远程工作等会使多中心边缘城市的开发成为可能，传统城市中心将依靠历史基础与之长期竞争，而新文化产业的时空分离性将决定这场竞争的结果：不同层次的商业中心、边缘城市、远距离边缘城市和专业化的城市(以体育、会展、主题公园等为核心)将构造新的富于活力的多中心城市。世界体系与世界城市城市和城镇体系变化决定了新的全球视野下的区位观，新的世界体系在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城市研究的核心。彼得· 霍尔对全球城市性质的研究(Hall 1996)，彼得· 霍尔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化的出现使生产和创新在全球扩展，为新的全球等级网络结构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他非常强调历史对于城市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强调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同时身为地理学家和规划大师，彼得· 霍尔深刻理解城市规划的学术脉络和前景未来。在《明天的城市》一书中，他曾详尽地阐述了他对过去、当代和未来城市规划的看法(Hall 1988)。二战以前的城市规划主要以形体物质规划为特征，城市规划教育人员同时是规划师、设计师和景观设计者，建筑设计被扩展到城市尺度即可誉为规划。一旦规划图纸完成，城市即被视为可以如房屋般创造出来。1960年代计量革命的影响使多种背景的人员开始进入规划界经济学、地理学、数学、系统分析等开始为规划发展全新的范式。城市规划被视为科学而不仅是制图，系统的计量分析开始引入规划的制定中。而1960年代同时发生的城市危机和种族问题等更使规划师对社会问题开始重视，他们开始反问“规划什么样的城市？为谁制定规划？”等问题，这为城市研究新范式的发展和19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铺就了道路。基于阶级分析的城市理论遍布整个1970年代。但是，当代后现代城市的理解更多依赖定性和定量融合的改良状态，缺少具有深度的理论支撑，对城市的认识再度陷入沉寂之中，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设计不幸脱节。在彼得·霍尔看来，今天的城市研究纯粹讨论圈中的理论问题，很少考察具体的规划实施，而规划设计人员同样漠视深层的理论研究，埋首实际的工程设计。因此他倡导规划人员和研究者的融合，倡导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他自己正是此中写照。作为30多本专著的著者，他是伦敦大学学院(UCL)的规划教授，曾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划系主任，他是院士，是1995～1999年度英国城镇规划协会的主席。作为规划专家、爵士，他是英国政府环境战略规划的顾问，是副首相顾问团成员，是伦敦铁路轻轨的规划咨询人，是伦敦空间经济研究的顾问，是世界多个城市政府的规划顾问，并曾于2002年到中国参加长江三角洲发展的国际研讨会。 
在《文明中的城市》的结尾，彼得· 霍尔预言城市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文化工业的兴起，全球城市的发展，都表明了城市文明将在信息时代继续。同时，三大问题正凸现为未来城市的主题：交通技术和可持续的城市主义，更加不公平的城市世界，以及逐步变化中的经济、家庭和市民社会(Hall 1998)。快速发展下的中国无疑也将汇入这股城市潮流，辉煌与瑕疵并存，成功与失误同在。市场经济下更为异质的社会存在和城市空间对规划师的自身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发展是快速多变的，城市现象是系统复杂的，城市社会空间与规划的互动是纷繁的，但是霍尔预言的伟大城市时代应是一种召唤，一种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