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拒礼艺术
技巧
政治从来就是一门特殊艺术，大小官员就是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各色各类演员，演得如何，自然要看艺术修养的高低了。以下方法：先声夺人，明确告示清朝康熙年间，江苏常州的张埙到任登封后，了解到登封县贿赂成风，官不理事，民不聊生。三天后，就召集县衙人员，明确宣布：“不取一钱，不枉一人”。同时，在县衙的门口还立了一块表明誓言的巨石。这样一来，有的人想投机取巧送礼也不敢了。经过他的治理，登封县人民安居乐业，政事清明，老百姓送给张埙“官清民乐”四个字以称颂他。 
先声夺人还可以应用于送礼者尚未提起所求事宜时，首先“约法三章”，表明自己做人原则，将对方的话口封住。晓之道义，当场拒绝东汉时期的杨震被誉为“关西孔子”，一次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县，昌邑县令半夜怀揣重金前来谒见。他对杨震说：“深更半夜，此事无人知晓。”杨震面对重金，没有动心，回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来人羞愧难当，只好收起重金告辞。南北朝时李幼廉为官做人清心寡欲，有人将黄金珠宝送给他，他当场扔到地上，告诉来人：“你以黄金珠宝为宝，而我以保持清廉名节为宝。”杨震拒金，胜在义正词严，幼廉拒宝，胜在道义分明。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就是，当下属或者陌生人来送礼时，完全可以拉下面子，晓之以道义、纪律、法规，当场予以拒绝，态度要诚恳，立场要鲜明，柔中见刚，使送礼者没有回旋余地。薄受厚馈，婉然相拒南北朝梁武帝时的清官郭祖深为官清廉节俭，有一次一个老妪送他一个未熟的青瓜，他再三推辞不下，只好收下，立即教家人送了一匹布过去。无独有偶，宋代有位叫刘温叟的官员，有一次家乡亲戚为求其办事送给他一车粮草，他回赠了一件价值高昂的衣服，送礼人感觉十分惭愧，于是就把粮草带回去了。
我们往往会碰到送礼人是亲朋好友的情况，不收，他们会埋怨你不讲情面，甚至可能会结下怨仇，收下吧，又违反工作纪律和法律。这种“两难”局面的确难以处理。郭祖深和刘温叟的做法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既不得罪他，又让他明白送礼也是白搭，反而要让受礼人多贴出东西。如此一来他送礼的意图就难以实现。援引案例，借以示人明朝朱元璋实行“重典治吏”以促使官吏廉洁从政：官吏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四十贯处斩；官吏犯赃款罪，轻者罚苦役，守边疆，赃满六十两，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为此，也重典处斩了一些人，并将案例编成《明大诰》发给官吏学习。当时官吏深为震慑，相互以案例为戒，不敢越雷池半步。 
今天，我们的干部应该说对一些不正之风还是有警惕之心的。但是，由于送礼人无所不用其极，在送礼的方式上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总是借亲情、友情、老乡感情等理由进行掩盖，往往也令人防不胜防。因此，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一定要头脑冷静，态度鲜明地予以拒绝。对方既然谈感情，那么不妨举一些系统内发生的案例来作为“挡箭牌”：“最近我们系统发生过这样的案子……他们为此丢了位子，既然你为我好，就应该为我考虑，不要让我为难。”上交组织，清白于心刘少奇同志当年在淮北开展革命斗争时，有一次紧急军事转移，依依不舍的房东趁他不注意，将一些红枣等干果塞进他的行李包中。途中休息时，他才发现。当时的形势已不可能退回，于是，他便将东西上交组织。
一代伟人就是如此在细微之处严于自律。当然，房东大娘送干果并不是对刘少奇同志有所图，但是，他这种做法仍然可资借鉴。对于无法拒收的钱物，将其上交单位纪委等组织，保持自己的“一片冰心在玉壶”，丢掉心理包袱，照样坚持按原则办事。上交组织后，还可以正告行贿人，使其丢掉幻想。讲明政策，送礼枉然前不久，江苏省监狱系统实施了“狱务公开”活动，对涉及到减刑、假释的条件、标准、程序都实行“阳光操作”。在系统内的一次廉政先进人物经验交流会上，一位先进就介绍说，有一次一个家里很穷的罪犯亲属到他家送礼。他首先将当前监狱减刑、假释的操作标准对其进行了宣传，又告知现在的狱务公开制度，该减刑的不送礼也能减，不该减的送了礼也不能减，罪犯亲属恍然大悟，说：“早知这样，我们就不全家凑钱送礼了！”公之于众，以儆效尤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中的大学士刘统勋，平时勤俭仆素，讨厌别人奉承，偏偏有个资郎喜欢奉承送了一份厚礼。第二天，刘统勋召集全体官吏，当众对资郎呵斥：“半夜三更叫门，不是正当人的行为嘛！今后再犯，严惩不怠！”这种“公之于众，以儆效尤”的方法，今天也不乏其例。
某县县委书记上任后，先后有9名干部给他送了3万多元，他不仅将钱退了，还在领导班子会议上当众曝光了送钱人的名单，令送钱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这种“公之于众，以儆效尤”的曝光方式，是打击行贿送礼之风的一剂“猛药”，尽管比较刚猛了一点，甚至有可能会招来送礼者的仇恨。但是，对于那些像“狗皮膏药”一样屡次三番不死心的送礼人，如果想一下子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倒不失为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周恩来拒礼艺术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 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恩来的拒礼艺术 信不足二百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风格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拒礼"的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品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语气的把握。
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虽然如此，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语气和缓、娓娓道来，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态度，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态度。 
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
明朝有一则"悬鹅示众"的故事：一个叫周新的人担任司法按察使后，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鹅。他坚决不受，但送礼人已经留下烤鹅抢先出门了。于是，周新叫家人把烤鹅挂在屋子后面，以后凡送礼者，他就让家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鹅。从此，再没有人来周家送礼了。周新的清廉之举固然令人钦佩，然而，他对礼品的处理考虑得并不十分周全，难道只有扔掉，使其坏掉一法吗？ 
相比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做法就显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留下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并变价以钱偿付；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针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这就避免了浪费。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用以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费用。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元）的四分之一。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过答案。一次，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周恩来知道后说： “我不需要。”他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便嘱咐说：“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 "是25元，寄去50元，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他说：“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这两处细节令人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 
最后，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此举更加耐人寻味。
古人拒礼拒贿艺术
笑谈拒贿北宋大臣吕蒙正，中过状元，三任宰相，以正直敢言、清正廉明著称，官僚士绅都知道他厉害，无人敢向他行贿送礼捞好处。朝里有个官儿“偏不信邪”，琢磨了三天三夜，终于琢磨出一个“锦囊妙计”。原来他家有件秘不示人的传家宝———一面青铜古镜，不知出自哪朝哪代哪位巧匠之手，浑圆天成，钮座联珠，铭文重圈，镜面幽光熠熠。铜镜本为古人照脸之具，可这面古镜据说竟能照清二百里远近景物。他想献镜给吕，凭宰相一言九鼎，自己必能平步青云。但若直接送上，又必定碰一鼻子灰甚至碰得鼻青脸肿，必须采取迂回战术，施计巧献，让吕相爷乖乖受贿而不知是贿，一切自然妥贴，天衣无缝。
于是，他到吕蒙正弟弟吕蒙休家，让蒙休鉴定古镜。蒙休连夸：“宝镜宝镜，日月生辉，明鉴天地!”他一看有门儿，心中大喜，却装做不经意似地说：“明鉴天地，满朝文武只有令兄大人配得上享用!小弟我人微福薄，留着它早晚要惹祸，神偷惯盗把它弄去不说，还可能杀人灭口哩!侯门似海，相府森严，只有那里才最安全，宝镜万无一失，小弟我也跟着平安无事，高枕无忧了。”吕蒙休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却不敢代收代转古镜，大摇其头说：“绝对不行!我哥那脾气谁不知道?”那人笑道：“令兄是古器物鉴赏专家，您带古镜去让他鉴定一下，这不难办吧?只要他老人家微露爱意，您不就可以说话了吗?反正我也不是送礼，不过是为了保住古代文物罢了。”蒙休只好答应，却不敢持镜见哥哥，便对那人说：“宝镜您先拿回去，我去试探试探再说。”
吕蒙休见了哥哥，说了一大堆“引言”，才引到古镜上，末了说：“哥给鉴定后就留下照脸用吧!”吕蒙正哈哈大笑道：“老二呀，你看哥这张老脸，不是也只有碟子大小吗?干嘛要用能照方圆二百里的天大镜子呀!”在场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事传开后，人人叹服，连那位“偏不信邪”欲行巧贿者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不到自己三天三夜好歹琢磨出来的锦囊妙计，被铁面宰相一句笑谈轻轻一碰，顷刻间化为乌有，反成了朝里朝外大小官员饭后茶余的笑料!他自惭形秽，对人说：“我现在才知道人世间终究是邪不压正，……”隐喻拒贿明末清官蔡懋德，在当时腐败官场的乌烟瘴气中独能一身清正，决不与之同流合污。论德才，论政绩，他早该位列公卿，只因不肯巴结当权同乡顾秉谦，一直蔑视祸国殃民的大宦官头子魏忠贤，加上他清廉自持得了个“苦行头陀”(苦行僧)的雅号而遭贪浊群小的嫉恨，才久久不得升迁，并被挤出朝廷。他初到山东担任地方长官时，劣迹昭彰的官吏纷纷“引避”，仿佛躲避灾星。属下泰安州知州觉得自己贪贿丑行尚未暴露，又怕苦行头陀明察秋毫会查处自己，遂派几个暗探在济南搜集有关“情报”，以便预做准备。
不久，一个小探子报告：“蔡大人为避免属下借年节寿辰送礼行贿，所以从来不搞寿庆，年节也是草草而过。昨儿个我灌醉了蔡府一个家丁，才套出一个重要情况：今日是蔡大人五十大寿，便连夜赶回来报告。”知州大喜，忙问：“蔡家都缺什么?”小探子回答：“家丁说蔡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德。”州官心想这话反过来套到自己身上就成了“咱家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德”，莫非这小子跟那家丁说了什么，人家一语双关骂我吧?妈的，实在可恶，该掌嘴打屁股。又想他连夜跑回来报告，也算忠心耿耿了，只是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经常犯忌讳。小探子见老爷驴脸忽晴忽阴，心里发毛，慌忙补充报告：“家丁说蔡大人衣袍也很破旧，连一条象样的袍带都没有。”州官贼眼一亮，连说“有了，有了”。急忙翻出一条受贿得来的镶金缀玉精制袍带和两套特级绸缎华衣，同小探子快马加鞭赶到济南。到蔡府一看，见毫无寿庆气氛，蔡大人刚刚吃过晚饭，他纳头便拜，口称：“大人五十华诞，下官公务忙昏了头，现在才来，有罪有罪!衷心敬祝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星高照，飞黄腾达!”说罢，起身先将金带双手献上，胁肩谄笑道：“此带乃祖上所传，粗劣不成敬意，乞大人笑纳!”
蔡懋德果然笑了，笑罢即双手自提袍带，非常幽默地说：“老弟知道吧：衣带束身，因人得气，也有清浊香臭之分。我自做官以来，这条铜带一束二十年，早有一股清香之气，近年越发沁人心脾啦!您那祖传金带，想必更有妙不可言之处吧?还是自用为好。”
州官灰溜溜打道回府，归途中越想越怕，第二天便赶紧自动解职罢官了。此后，蔡懋德所到之处，贪官污吏莫不望风而逃，有小毛病的也无不自责自警，不敢继续胡来。题诗退礼明初清官吴讷，明经史，通医术，为人朴直，憎恶虚言伪行，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以严肃官风法纪为己任，曾严惩贪官董正等44人，威震朝野。他原任监察御史时主要负责贵州地区监察工作，长年在那里跋山涉水，明察暗访，查处了几乎所有陈年积案，并使新案发案率几乎降为零，全贵州吏治一新，当地官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同胞“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
后来任期已满，吴讷须回京候调。贵州百姓闻讯，慌忙选出代表团，不远数千里到京向皇上恳请留下吴讷。皇上不准，百姓只得采取围堵之法，而吴讷则施计逃出。狂奔到今重庆市奉节县，正要登船过三峡，携带百两黄金的贵州人马却追了上来，老远便大喊：“吴大人留步!我们不是追您回去的，是来送行的!”吴讷便在江岸站住。跑得大汗淋漓的年轻骑手们来到后一齐下马跪倒，队长捧着礼盒大声说：“贵州军政长官代表父老乡亲给吴大人一点儿路费，务请收下!”吴讷感动得热泪滚滚，望着西南方向说：“贵州山区贫穷，我了然于胸。父老们的厚情我领了，东西拿回去周济最困难的百姓吧!”骑手们不肯，硬要把“路费”搬上船，吴讷急了，取出文房四宝，说：“我先给你们写个收条!”大笔一挥，在盒面上写下二十八个大字：
萧萧行李向东还，
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
任他沉在碧波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