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赵园
园林
赵园概论赵园位于江苏省常熟城区西南隅翁府前，又名水吾园。原为明万历御史钱岱所筑“小辋川”部分遗址。清同治、光绪间，园归阳湖赵烈文，俗称赵吾园。  赵园原处曾园西面，两园相隔一条民居环秀弄，现两园合为一园--曾赵园。艺术简介赵园，又名水吾园，与曾园毗邻，建于清同治光绪间，此园在造园艺术上，充分以水为主体，故名“水园”。 景点皆环池而筑，参差错落，巧而得体。并与曾园一样，借虞山为景，引入园中，水光山色共一园。人在园中行，如在画中游，令人称绝。赵园特色赵园以虞山南麓为依托，城西山腰上的西城楼阁、山顶的辛峰亭都是绝妙的景色。赵园(15张)园内水波荡漾，融山光水色于一体，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山水画景。赵园以长方形的水池为主体，以水景取胜，景点皆环池而建，参差错落，布置得宜。池西、南两面建有游廊，池中又有水阁点缀。似舫的旱船在池的南端，旁有九曲桥通至池中小岛，岛西有一座石环洞桥，名“柳风”，园外之水即自此入内，名“清溪”。北有水轩三间，面临小岛。廊中有八角形和方形台榭各一。溪北辟楼三楹藏书处，名“天放楼”蓄书数万卷，石舫旁有湖石假山一座，挺拔隽秀，东面黄石假山，平岗小坡，山上有亭名“梅泉”。园区详解全园由南向北可分为四个景区。入口处为第一区，该区以一座三进院落的能静居为主，西行贯长廊，名“先春”，廊中有榭北向，设石制几案，又西侧南面有经堂五间，向西仍为长廊，名“殿春”，廊至此折而向北，长达十数丈，面水池依围墙而筑，中置二层八角亭形阁与方形台榭，饶有特色。由能静居向东北为第二区，系“似舫”与“梅泉志胜”区。石舫北临池水，舫南有老柳数株，名“舫栖浪”，复临涧溪曲折，傍筑湖石假山一座，峻秀多姿。折而东又有黄石假山一座，平岗低坡，上有亭已废，仅有石井栏，名“梅泉”，为赵氏光绪十年题记，此即“梅泉志胜”，并有松柏三株，古朴盎然，为钱氏“小辋川”遗物。人立石舫，北望虞山峰峦起伏，眼前西长廊则如长虹卧波，倒映池中，遥山近水，景色佳绝。由石舫向北，便是辽阔池水，为第三区。全园中心，以水景取胜，池上筑有九曲石桥，南通石舫，北抵临池小岛假山，波光桥影，如诗如绘。再北为第四区，西有构筑精致的石砌柳风桥，通西侧临水长廊，城河之水由柳风桥入，名“静溪”。溪之北有楼名“天放楼”，为赵烈文藏书处。溪南即为通九曲桥之小岛假山，其西麓有石梁通柳风桥，面积不大而布局精妙。全园贯通，如画卷一气呵成。赵园楹联选明月作昼；
春桃生花。
——赵烈文题常熟赵园外宅
赵烈文（1832～1894）乳名来求，字惠甫，一字伟甫，号能静，室名天放搂。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少有才名，然三应乡试不第，后由姐丈周腾虎荐入曾国藩幕，很快受到宠信，一直随其左右参谋军机，后任易州知州，终老于常熟。
山随平野尽；
村入郭门来。
——赵烈文集句题常熟赵园大门
诗书敦夙好；
山水有清音。
——赵烈文集句题常熟赵园大门
溪水到如云；
霞光散成绮。
——赵烈文题常熟赵园外宅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
——佚名集孟浩然句题常熟赵园
得山水清气；
极天的大观。
——于右任题常熟赵园山满楼
人物
赵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著有《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以及散文集《独语》、《红之羽》等。赵园语录●我做学术主要靠关起门来自己读书、思考，不大有与人讨论的习惯。朋友圈子也没有过定期的读书会、讨论会之类。直到现在，除非不得已，一般不参加学术会议，也不大听演讲。这不止出于天性，也是能力的限制。 
●学术对于我不是一切，没有必要让它覆盖我的全部生活。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个人讲座《治学四题》学术历程在这个春天，赵园回忆起自己的学术历程，她说：“学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考了现代文学，却连《子夜》也没读过 
1978年考回北大，事后看来，当然是意义相当重要的选择。我读研究生那年，已经三十三岁了。几乎完全说不上什么“基础”。考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却连《子夜》、《骆驼祥子》也没有读过——在那之前几乎是只读外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 
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文字训练靠的是偶尔写写信和文革中为自己所属的一派起草大字报。但对文字，一向很在意，即使是个便条，也会字斟句酌。由后来的职业看，这种习惯当然有益。重返校园我们那一帮同学入学时，都是老青年了。钱理群、吴福辉已近“不惑之年”。这个年龄从头做起，辛苦可想而知。 
每天宿舍—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真走怕了。毕业后偶尔回北大，不但不怀念学校生活，看着教学楼、图书馆的灯火，总有点凄凉似的，也就因为书读得太苦、太累，付出的代价太高。 
这帮人起点不同，经历各异，但好不容易“重返校园”，都很玩儿命，相互之间也不免暗中较劲。都有了一把年纪，遇到一起，很投缘，这尤其不容易。有时也吵架。记得有回跟人吵翻，大怒之下摔门而去，第二天早餐在饭厅迎面碰上，还想保持冷战状态，但看那同学笑眯眯地端着饭碗走过来，也就不好意思再绷着了。那几年间，寒暑假也很少休息，有的同学将老婆孩子接来，自己照样跑图书馆。讨论起学术，兴奋得很，常常弄到忘情无我。一同春游秋游，必得约好了“只谈风月”，警告言必称沈从文的凌宇，只要提到沈从文的名字就罚。记得头一年秋天一起去香山看红叶，由山上下来，才发现并没有留心红叶。也就是在那期间，我对学术“本身”发生了兴趣。学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由学校出来之后，就不再有当年那种跟人讨论学术的冲动。学术对于我，似乎只是书斋里的事。在他人的想象中，我和丈夫和友人间，大约总在讨论学术。其实我们的话题很广泛，聊的多半是社会、人事。我跟年轻人说，学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对我的占有已够多，我不希望学术覆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偶尔也仍然会讨论讨论。记得有一回去长沙开会，一进硬卧车厢，就和几个朋友大谈起四十年代——那时我正在写骆宾基，对四十年代兴致很高。 
即使在不热心讨论之后，仍然是一段思维极其活跃的岁月。说不上“文思泉涌”，却也往往被各种思路所激动。还记得那时书桌上、床头上到处放了纸片，随时准备着“灵感”来袭。即使已经睡下，也会起身，将某个稍纵即逝的想法记下来。有年轻人写关于我的评论，谈到书后的“余论”，书中的注释，用了“奢侈”这个字样。那时的思维的确活跃到近于奢侈，种种想法，像是可以无穷无尽地挥霍似的。这当然是幻觉。你会老，会迟钝甚至干枯。那种“泉涌”，在我，永远不可能再现了。 
整个八十年代，专业之外，对小说、美术、电影都有兴趣。订了《中国美术报》、《世界美术》，和丈夫去看美展，还约了一班朋友参加电影界的讨论，“玩儿票”写影评。记得由小西天看片子出来，黄子平的夫人玫珊动作敏捷，一跨上自行车，就如弹头出膛，眨眼间就冲进了夜色中。对学术开始厌倦写完《北京：城与人》，对学术开始厌倦 
到了八十年代末，《北京：城与人》已经完成。这是一本计划外的书。刚才已经提到，八十年代的我并不以“专业” 
自限，对当时的小说就很留意。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其实只是读了邓友梅、汪曾祺的几篇小说，被他们的文字所吸引。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老舍，也就自然地将当代的京味小说与老舍挂在了一条线上，找到了“纵深”。文字感觉对于我太重要了。我选择研究对象，有时就因了文字感觉。京味小说外，再比如对萧红，对明清之交的傅山。也会有不自觉的模仿。如果某段时间读一种读物，笔调会向那读物靠近。《北京：城与人》在我的“学术作品”中比较好读，与那段时间读京味小说有关。 
写得随意，心态也松弛。其中有的部分，含了一点反省。我自己缺少的，就是老北京人的生活趣味，他们那种由琐细人生中“找乐”的能力。我是个枯燥乏味的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于是对京味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淡淡的欣赏态度。完稿的时期到了《城与人》完稿的时期，我对“学术研究”感到了厌倦。有兴趣的题目像是都已经做过，不知道该如何打发余下的岁月。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我甚至想，自己能不能干点别的？有朋友开玩笑说，我给赵园找点材料，让她编织工艺品吧。那时常常会想到做学术的代价，比如“生机”的斫丧。是不是真的只能这样生活？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这也应当受了八十年代的空气的鼓励。你会非常希望生气勃勃生活。至于怎样“生气勃勃”，其实也说不大清楚。 
在转向新的课题之前，像是为了告别，写了那本《地之子》。这也是我所写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后的一本书。转向明清之际研究接受陈平原建议，转向明清之际研究 
这些年别人总要问起，为什么我后来转向了“明清之际”。我只能说，我的选择有非常个人的理由。那就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方向，把我由厌倦中救出来，重新激发起对学术的兴趣。有一段时间甚至有点走投无路的样子，在朋友们面前说起这“绝望”，竟然会泪流满面。大约就在某个这样的场合，出于同情，陈平原、夏晓虹夫妇说，试试明清怎么样？命运的转移有时候你的命运的转移，就在一念之间。也像当年的考研究生，“试试明清”这一念，让我在三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中流连到了今天。这期间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十几年！但也像当年的考研，我对这回的选择并没有后悔。 
如果没有这次的转向，倒会真有点遗憾呢，因为我毕竟曾经喜爱中国的古代文学。圆梦这十几年做的尽管不是文学，也仍然像是圆了一个梦。有时候，一握线装书在手，又轻又软，也会让我觉得愉快；倘若遇到好的文字，那简直就是享受。当然，这种机会并不那么多。我所做的，是像在沙里淘金，比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辛苦多了，也因为没有本钱。 
最初，甚至读线装书有断不了句的时候。我没有古代文学更没有古代文献的专业训练，原先的那一点爱好也早就消耗殆尽。没有导师，只能自己摸索。好在还不算太晚，精力还比较充沛。 
当然，我的生活中也有别的。比如有音乐，有电影——看看碟，或者和丈夫去电影院。仍然和朋友聊天。我不希望也相信不会被学术榨干。 
我讨厌故作悲壮，从来不说“献身”学术，把学术这种职业神圣化也神秘化。老舍说自己是“写家”，较为平情。前些年流行说“码字儿”，就有点矫情。学术不神圣，尤其不神秘，但在学术这职业的“从业者”，应当对学术心存敬畏。 
最怕的，是那种无所不敢写、不敢说的“学者”。至于做学术做到哪一天，还不敢说。但我会随时想到，学术不是也不应当是我的全部生活。记者手记赵园做学术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自始就“有志于”此。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时，她应试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离开她任教的那所中学。1964年考入北大，大学毕业去河南农村插队，她只带了《辞海》文学艺术分册，那两年间不记得读过别的书。有时，赵园会在劳动了一天，同伴们睡熟后，在床头点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读那两册《辞海》。——这也是那两年她所能搜寻到的跟后来的“学术生涯”有关的仅有的记忆了。 
曾有学者说，赵园的研究凭借触发。一旦有东西激发了她的灵感，她的思想会喷薄而出。赵园觉得这符合她的状态，因此她在读书时很挑剔。看她的学术研究和写作，这种触发似乎一直在牵引着她前行。 
赵园有一本散文集《独语》。“独语”大概也是她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现状。学术研究需要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演绎，散文的倾诉需要细致的感受和情感的触动。以学者的角色，在研究之外用散文来给予补充，赵园显然想让自己的人生更为丰富，所以才身体力行一种更为本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