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冯任
人物简介
冯任（1905-1930.7.10），曾用名红刃、鸿任、冯仁、冯凌、王警吾、洪任、王亦吾等，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土塘镇冯坊人。是江西省早期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1905出生于乡绅家庭。大革命时期，1924年4月发动组织江西海员工会，被推为主席。1924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6月被派往南昌明星书社工作。12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2月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代理书记。1926年2月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随后任中共南昌地委秘书长干事、江西区委秘书。3月任共青团南昌地委组织部主任。6月赴九江，化名王警吾，发展党、团组织，领导工人运动，迎接北伐。11月5日北伐军攻克九江后，深入基层，指导基层党、团工作。12月调南昌，任中共江西地委技术秘书。1927年4月与袁玉冰、汪群等发起组织“列宁主义研究会”，在《红灯》周刊上号召全省青年“对列宁主义作较深的研究”。5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1927年7月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委委员。同年10月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工作。1928年11月任省委宣传部长，在12月全省第二次党代会上，代表省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1929年3月，任省委候补常委、赣西特委书记。10月任省委巡视员，去赣南巡视工作。1930年2月被中央派往武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等职。7月10日牺牲于武汉。　民主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新思想。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读书会，负责主办会刊《读书札记》，传播新思潮，宣传新文化。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冯任，别号任之，曾用名红刃、鸿任、冯仁、冯凌、王警吾、洪任、王亦吾等。1905年9月出生于江西都昌土塘洒下冯村一乡绅家庭。他自幼聪颖俊秀，又为长孙，颇得祖父疼爱，孩提时，即为他养了一房童养媳，指望他早日成材，传宗接代。冯任的父亲，早年在安义县当钱粮科科长，后以 “父母在，不远游”为由，辞职还乡，凭较富裕的家产，充当地方绅士。父辈们决心按着乡里传统的模式，把冯任培养成世俗的孝子贤孙。 
1918年夏，冯任13岁，入都昌源头港广智高等小学。该校校长李伯农，是都昌著名的开明人士，“甲午中东之役”，曾“以清诸生上书大府”，力主“不变法不足以图强，变法须自废八股停科举始”。他提倡重实学，反对读死书，主张学生应关心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昌，波及都昌，李伯农特邀学运领袖、省农专学生刘肩三至广智，并安排冯任等师生停课陪刘肩三等，在源头港周围乡村演讲。这一次活动，在政治与交通闭塞的乡间，使冯任对外界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决心冲破封建家庭的桎梏，去探索新的世界。民主革命时期1921年夏，冯任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到了省城，冯任接触到更多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字。其笔花墨浪，激扬凌厉，使他的反封建意识得到了发展。是年寒假前，其父来信要他回家完婚。冯任决心反抗这门封建婚姻，回信要求解除与大他3岁的童养媳的婚约，否则就不回家过春节。家里没答应，冯任果真留校度岁不归。 
1922年1月，都昌县知事刘燮臣不顾该县遭受特大水灾，向农民追缴5年“旧欠”，激起公愤。于是，在刘肩三等人组织下，掀起了一场驱逐刘燮臣的风潮。旅居省城的都昌人得知家乡发起“驱刘”风潮消息，聚集于都昌会馆，商讨如何响应刘肩三发来的《告旅省都昌同乡书》。因前清遗老徐虎鸣和省军法处官吏秦瑞麟一伙竭力反对，大多数青年学生虽愤愤不平，但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平素不甚言语的冯任再也按捺不住，激动地站起来说： “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民国，既曰民国，民众就有权管理国家。中国就是坏在刘燮臣这班贪官污吏手中。我们青年人要拿出自己的主见，反对贪官污吏，不能让他们为非作歹! ”冯任的话，当即赢得满堂喝彩。会后，大家在冯任率领下，奔走督署、民政厅，控告刘燮臣，并向社会揭露刘的酷政，使“驱刘”风潮，在省城也掀了起来。逃往南昌的刘燮臣，闻讯后再也没胆量回都昌了。 
“驱刘”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冯任却因此遭到旧势力的非议。他们以冯任拒婚事，攻击冯任为离经叛道的“逆子”。冯父也接二连三写信给学校的教导长，以图通过学校师长对他进行威逼。对此，冯任毫不妥协，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进步活动。他与同班的陈逸群和晚一届的邹努等同学一起，组织了该校的进步学生团体读书会，共同研读传播新思潮的书刊，反对学校的腐败教育，宣传新文化。 
1923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组织秘密成立。同年2月，赵醒侬等人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冯任和读书会成员，积极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他常与邹努等溜出学校，跑到三道桥东湖边上的新文化书社和工人、店员、学生中的进步青年一道，讨论时事，对各种观点与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争论。他经常携带《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 ABC》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到学校阅读，悉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924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西各种工会组织相继成立。鄱阳湖水域中的都昌船员较多，冯任又常与他们接触，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船员中享有一定威信，于是由他发动，组织了江西海员工会，并被推举为江西海员工会主席。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实践中，冯任成长起来。1924年5月，冯任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6月，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创办明星书社，冯任被选派到书社工作，与经理曾天宇等六人轮流值班。书社引进和出售大量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野花》、《新江西》、《时代之花》、《红灯》等，吸引着大批青年。冯任常与汇集到这里的进步学生和青年在一起，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赵醒侬、曾天宇等，也经常鼓励和指导他们学习。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冯任进步更快。是月，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北伐前
1925年4月，国家主义派陈启天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式，窜到青年运动活跃的省立一师，散布抽象的国家概念，欺骗青年，诋毁马克思主义学说。冯任与邹努等党、团员组织全校进步师生进行反击，当众驳斥陈的谬论，使其狼狈而去。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1925年6月，在省、市学联领导下，南昌各校组织了仇货检查团，冯任参加并为主要组织者。9月1日，检查团在冯任等率领下，将查获的李怡昌号私藏的200多箱英国造哈德门香烟焚毁，在南昌引起很大震动。 
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军阀当局极为恐慌，加紧了对江西革命活动的防范和镇压。1925年12月，赵醒侬等三人在牛行车站被捕。同月底，明星书社等被封，共青团南昌地委领导人也或被捕或出走，中共南昌组织遂指定冯任代理南昌团地委书记。他临危不惧，勇敢地领导着团地委于白色恐怖中展开工作。1926年1月19日，冯任主持召开了在南昌的全体团员大会，针对白色恐怖中暴露出来的团的工作的缺点，如“没有应付环境的能力”，“组织及训练不严密”，“未能将我们的政策深入群众，以致发生变故时不能获得社会上一般人的援助”等等，组织大家讨论如何在逆境下开展工作和巩固发展团的组织。会上还安排了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刘越“报告广地政治、社会党务、团务及其余各团体的大概情形”，使大家深受鼓舞和启发。冯任号召回乡度寒假的共青团员，“趁此深入民间的机会，正好从事农村的工作，于短期内，建立我们的基础。”为了指导回乡团员更好地开展活动，冯任还制定了寒假工作计划表、农村调查表、读书报告表等发给每个人，“使同学依照预定的计划，斟酌客观情势做去。”同时，他组织留南昌的团员，“往近城各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并于可能范围内组织农民团体。”此间，他还主持召开了三次地委会议，派遣刘越、向义等分赴都昌、景德镇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 
鉴于驻赣军阀方本仁密令驻扎各地之军警严查所谓一切赤化过激宣传之动向，冯任为团地委拟就通告，制订秘密工作原则，通知“返梓及留校各同学，一方面固宜努力宣传与组织，并于可能范围内作公开的活动，俾本校之政策，深入群众，他方面仍须严守秘密，免为敌人所看破，而妨碍本校之发展” 。 
1926年2月，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君实来江西巡视，根据江西团的工作实际情形，令冯任正式担任团南昌地委书记。3月28日，根据团中央安排，团南昌地委改选，冯任当选为团地委组织部主任。由于冯任在任共青团南昌第六届地委代书记、书记期间的努力，特别是他当选团南昌第七届地委组织部主任之后，很好地执行了团中央的指示，纠正了“右倾保守的偏向”，使江西团的组织和团员的质量，在逆境中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冯任和团地委的努力工作下，到1926年5 月底，南昌团地委下辖的团支部已由1925年底的9个发展到 12个，并发展到景德镇、清江、都昌等地; 团员由55人发展到147人。冯任还极力主张“在无产阶级的青年工农里面建立我们的基础”，以克服注重学生，脱离工农，防止团组织的“畸形的发展”。为此，他派出同志“设法在工农群众内活动”，并取得成效，两周内，建立起印刷所、牛行车站两个工人支部和抚外一个农民支部。 
北伐中
1926年上半年，冯任于省立一师毕业，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是年6月，受组织派遣，冯任潜赴九江，肩负起发展党、团组织及海员工会，领导赣北人民迎接北伐的重任。冯任到九江后，化名王警吾，在临江的西园巷一个硝制牛皮的作坊后面，租了间小房住下，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冯任用 “百花姐”的化名，写信到都昌等地，加强对群众组织的指导。都昌的农民运动，在冯任的指导下，发展十分迅速，到10月份，已有会员1 200余人。 
1926年10月，北伐军数路并进，计划在赣北全歼孙传芳的主力。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为避免主力受到打击，企图在江西取守势而以主力攻湖北，相机截断粤汉路，腰击北伐军。为此，孙将华商招商局和三北公司行驶长江的全部轮船扣作军需运输。 
10月中旬，冯任获悉招商局所属“江永”号货轮，载有大批军需物资和1 500余名士兵，从南京浦口抵浔，遂会同共青团九江地委书记丁潜，千方百计帮助江汉宣抚使田桐所募派的人员，化装为茶役，带着火油等燃烧品混入“江永”轮，将该轮于抵达九江港的16日清晨6时许，引爆在入港抛锚之际。引爆后，“焚燃历两小时余，船体被毁，所载之大炮、小枪弹全部炸裂，其余军需品亦完全被毁，传闻炸弹声有100万发以上，一时如天崩地裂之象。”这一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孙传芳，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 
11月5日清晨，北伐军胜利攻克九江。是时，中共南昌地委派曾延生来九江，冯任配合他将中共九江特支改组为中共九江地委，6日又公开建立起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根据中共九江地委部署，冯任还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各基层党、团工作，使南浔铁路、久兴纱厂、轮船码头、省立第六师范和郊区黄志门、马回岭、港口等地的党、团组织，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的健全和发展。12月，在大好形势下，中共南昌地委扩建为江西区委，冯任受命调回南昌，担任中共江西区委的技术秘书。 
北伐后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全国革命空气为之一新。中共江西区委把握着这种大好形势，及时建立了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控制了国民党省党部的大部分权力，掌握了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全省工农运动呈现了如火如荼的大好局面。但是，自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并以此为据点，发展他的反革命大本营，与武汉革命政府分庭抗礼，使大好的形势，笼罩着一层阴影。特别是经蒋介石圈定，以段锡朋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AB 团”篡夺了省党部的领导权后，反革命的气焰更是甚嚣尘上，十分猖獗。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冯任认真分析各地的政治情况，把各县地方社、团分别按中共控制、“AB团”控制和中间状态三种情况，一一列表并标以记号，分发给省党部、农协、总工会等公开团体的中共党员同志，嘱咐他们区分敌、我、友，团结争取中间派，建立巩固的基础，以打击右派。 
为了打击“AB团”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中共江西区委经与国民党左派商议，定于4月2日采取行动，摧毁“AB团” 的司令部——已被他们操纵了的省党部。冯任将这一决定秘密而又迅速地通知给南昌市的各基层中共组织，要求他们发动群众，配合以南昌市学联名义发起的行动。4月2日上午，2 000 多名学生和工人、市民，高呼着“打倒反动的省党部”、“严拿一切反革命分子”等口号，冲进省党部，一举砸了这个“AB 团”盘踞的巢穴，并捉拿了程天放等多名“AB团”骨干分子。次日，又召开了3万多人参加的斗争大会。反击“AB团” 的胜利，使形势一度好转。但冯任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右派并未善罢甘休，他们的反革命理论，还在迷惑着青年，甚至“把许多并非无望的青年送进了坟墓”。江西“表面上虽然已经是一个很左的革命的政治局面，但是实际上仍旧是蒋介石的余毒未除，充满着黑暗的反动势力”。为了用正确的理论武装青年，把他们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去迎接一场更为残酷的阶级决斗，1927年4月15日，冯任与袁玉冰、汪群等30人，发起组织了列宁主义研究会，并在共青团江西省委机关刊物《红灯》第10期上向全省青年发出号召，指出“革命的理论是离不开实际的行动的，但是，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号召青年“对列宁主义作较深的研究”。 
1927年5月，根据中共五大精神，中共江西区委改为中共江西省委，并由中共中央调江浙区委罗亦农任省委书记，冯任改任省委秘书。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将湖北省委汪泽楷与罗亦农对调，冯任仍留省委任秘书。这期间，江西新军阀朱培德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宣布“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全省各地的反革命分子也公开打起了 “清党”反共的旗子，血雨腥风弥漫着江西大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冯任一直坚持在南昌战斗。随着机关的频繁转移，他在三益巷、松柏巷那些阴暗简陋的房子里，接待安置各地来南昌寻找组织的同志，并机智地采取对调等形式，将他们安排到外地继续战斗。 
1927年7月21日，中共江西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南昌松柏巷女师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冯任当选为省委委员，继续担任省委秘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一”南昌起义时，冯任一直在南昌。他以严格的党性，遵守党的纪律，默默地战斗在党所指定的位置上。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江西。在那险恶环境下，有些人逃离江西，逃离南昌，甚至动摇变节，背叛革命，而冯任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坚守在南昌，协助省委联络各地失散的同志，整顿恢复党的组织。1927年“十月底，江西省委奉长江局命改组”，汪泽楷调走，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潭秋任书记，并将常委由原三人增为五人。冯任补为常委，任省委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工作。这时，“江西省委工作由恢复而紧张”了，而且不久常委兼宣传科科长宛希俨外调赣南特委书记，工人常委彭义先调乐平，农民常委王凤飞兼了南昌近郊的工作，于是省委只有陈潭秋、冯任两人在机关坚持日常工作。 
这期间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任务，一是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二是组织各地武装暴动。特别是由于省委认真贯彻了中共 “八七”会议精神，全省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并初步形成了赣西南以东固为中心，赣东北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两块区域的武装割据。但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江西省委也不顾暴动条件尚未成熟就一再催促各地暴动，暴动后又要求暴动农民手执刀矛等简陋武器去攻打强敌守备的县城，因而造成了一些地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1928年3月， “赣南暴动失败后，江西革命高潮，也随着全国革命高潮过去而过去”。“恰逢中央调动省委书记，二次改组江西省委”，将省委书记陈潭秋调中央，委原在湖北工作的陆沉来接替。这时，常委王凤飞又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省委只剩下书记陆沉和冯任两个负责人。为了指导弋横根据地党的工作，冯任与团中央特派员一起赴赣东北巡视，根据弋横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经验与问题，写出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22条两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对创造苏区与党的建设有很大作用”。11月，根据中共中央布置，中共江西省委再次改组，陆沉调离，冯任改任宣传部部长。1928年12月 5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湖口舜德王燧村召开。冯任为大会执行委员，并代表省委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比较客观地估计了江西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加强武装斗争等等正确的方针。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冯任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又被选为省委候补常委，继续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此时，冯任对苏维埃区域工作的重要，已有一定的认识。他在为湖口会议起草的《江西省委通告——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中写道： “苏维埃区域的工作，是实行全国大会土地政纲，时刻不要忘记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并特别强调了苏区加强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的重要，指出要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党员政治的水平线，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培养新的工农干部人材，建立支部生活，使支部成为群众的核心”。这些思想，无疑对推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的武装割据区域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1929年1月底，中共中央调阮啸仙来江西省委任常委，并接替了冯任的宣传部部长职务。2月，冯任同省工委主任胡子寿赴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到上海后，他见到中央关于当时时局分析的一份通告，认为与实际情形相违，遂向中央写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央关于国民党编遣会议后将出现一个延长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间的相持局面的观点是错误的，指出： “编遣会议不但是没有延长两派相持的局面，而且破坏相持的局面”， “两派根本战争，在编遣会议，即有爆发的可能”，而不是像中央通告中所分析的“两阶级的冲突仍然在各种实际问题中时时酝酿”，从而建议“中央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反战工作，在已发生战争的省份更须有特殊的指导。不过这个反战策略，当然是以夺取广大群众为前提，绝不是……盲动”⑥。他对中央过分强调中心城市工作和忽视对农村革命斗争的领导，也提出了批评，强调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要求中央对“目前全国农村中，尤其是江西，已普遍的发生很多严重问题，如盲动主义失败后割据乡村工作问题，春荒中灾民运动问题，富农问题，游击战争问题，日常斗争与地方暴动问题等”，急迫地加以解决。对中央历史上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对江西省委造成的损害，他也提出了自己意见，并指名批评了李立三对地方形势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中央要正确地具体地指导地方党部工作，必须彻底了解各省的一般现象和特殊情形”。建议中央多加强与地方的联系，多接触工农斗争的实际。冯任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意见，与毛泽东对当时军阀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求得工农武装割据区域的存在和发展的意见基本相符，且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可是，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被中央接受，反而遭到严厉的批评。3月 1日，他在向中央汇报完工作并与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讨论有关白区工作的具体问题后，又于3月3日撰写了《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 
1929年3月下旬，冯任返回江西。月底，中共江西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一定要进一步的改造和健全东北、赣西重要特委及九江乐平等中心县委”的指示，调冯任担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此时，赣西由于湘赣边特委领导下的井冈山地区和赣西特委领导下的东固山地区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度恐慌和疯狂镇压，党的地下活动十分困难，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冯任于4月初到达赣西后，先后派出五名巡视员赴太和、吉水、东固、延福等地，当月即恢复和整顿了吉安、吉水、万安三个县委，包括安福、太和在内的16个区委、130多个支部，登记党员1 030余人。5月，冯任又主持召开了中共赣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改组了特委。 
在赣西工作的半年中，冯任坚持把“秘密工作和山区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均有较大的发展。他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中去建立群众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的指示，加强特委对赣西地区工运、农运、兵运的领导，发动吉安码头工人反对国民党公安局的登记和卖牌子斗争。他致力于在吉安城区组织赤色工会，在郊区和各县发展农民协会，在国民党驻军中建立“工农兄弟团” 。当时，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奉命进攻东固根据地。冯任获知罗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政策不满，遂派特委组织部部长刘士奇去做罗炳辉的工作，并于是年7月将罗发展入党，随后又通过罗在各县靖卫团内安插自己的同志，开展积极有效的兵运工作，为后来罗炳辉于同年10月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打下了基础。 
对于冯任在赣西的工作，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多次报告中，都一再予以了表彰。省农委书记沈建华在1929年8 月21日写的《江西省委工作报告》中，肯定“吉安自洪同志去后，新的精神较景德镇接受的程度更多点，工作上进步多了”。省委秘书长范自成8月25日向中央报告江西干部状况时，对此也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冯任“是江西省委中历史最长久的一个，工作能力很强，……改组以后接受新的精神，在江西的同志中，他是比较任何人都要快的一个，此次自从退出省常委，参加地方工作积极地 (的) 精神，尤其是表现他到西特后，西特的工作焕然改观，在江西的干部中总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了”。 
半年后，中共江西省委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推动全国总暴动”的指示，决定加强对各中心区域工作的布置和指导，将冯任从赣西调回，担任省委巡视员。10月底，他被派往赣南指导工作。赣南就义就在冯任奔赴赣南巡视期间，中共江西地方组织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 
1929年11月上旬，冯任到达赣州，无法找到同志，街上盘查又严。他觉察到情况异常，当机立断，带了妻子女儿沿江而下奔往吉安。船还没有靠岸，就远远看到码头上站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军警。为了弄清情况，他还是不顾一切下了船。他们夫妇刚上大街，迎头碰到他曾设立机关的房东，被这家伙一把拉住，送到了稽查处。后来他向中央报告说： “幸好房东忘记了我的姓名，竟被我七拉八骗脱了，但当时检查异常严密，我和我的老婆身上什么衣缝里都查了，并且把碘酒清樊水来涂信纸、草纸等东西。还好，中央给朱毛指示的长信，是放在我不满两岁的小孩子身上，而侥幸骗过。”
从稽查处出来，冯任找到了中共码头支部和厨业支部的书记。从他们那里知道，中共赣西特委于11月5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两天被敌人破坏，被捕340余人，其中有特委常委黄宜等50余名共产党员，并有12名同志已经遇难。冯任在吉安无法立足，想到省委也可能处于危急之中，便将赣西特委的工作作了一番安排后，搭船直奔南昌。在南昌，他找到了省委书记沈剑华，方知省委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团省委秘书长彭云飞叛变投敌。彭认识省委及各地方党团组织大批负责人，他的叛变，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个危急的时候，省委工作完全停顿，并且连工作同志住的地方都没法可想。”冯任凭着对省城情况比较熟悉，协助沈剑华恢复省委部分工作。经过努力，联系上一些同志，分别委派他们去赣东北、信江、赣西特委和九江县委、南城区委巡视和恢复工作。 
这时，由于“接二连三逢着过去自首的余永年及团已经开除的刘继培”，“于是在南昌没有站脚的余地”。沈剑华决定冯任赴九江、德安巡视。12月1日，冯任离南昌赴九江。3 日，沈剑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亦来九江与冯任见面。冯任考虑沈剑华曾在九江工作过较长时间，认识他的人多，难于活动，建议他先去中央汇报。沈剑华没有同意。三天后，沈剑华果然被捕。最后，冯任在获悉各地组织均次第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和一批人自首叛变的情况下，“认为此时非来中央报告不可”，方于12月20日从九江赶到上海。 
在上海，冯任找到中共中央，口头反映了江西的情况，并在短短六天内，向中央写出了近万字的书面报告。字里行间，留下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对党的事业一片赤诚的崇高精神。他在报告中沉痛地指出： “这个空前的大破获，我相信不是彭云飞等叛党分子 (出) 卖阶级，绝对不至于此。” 他呼吁全党，对叛徒要毫不手软地打击，“因为他们叛变的近因，都是 ‘保存狗命一条’”。他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驳斥了一些人的悲观论调，满怀信心地说： “我认为恢复省委工作不是绝对没有办法，而是要艰难困苦耐心点。” 
鉴于自己在江西工作多年，一时就不便回去，冯任曾请求中央安排他学习一段时间，哪怕一个短期的训练也好。可是，恰在这时，中共中央为加强“中心城市” “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等工作，以“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定在武汉建立正式的湖北省委，因而急需一批有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干部去湖北。面对党的事业的这一特殊需要，冯任立即表示放弃个人的要求，去服从组织的安排。于是，1930年2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包括冯任在内的湖北省委组成人员和分工的央定，指定他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农委书记 (2月18日，又调整决定，冯任“宣传，……将来派金刃来任农委和军委”) 。 
当时，湖北特别是武汉三镇，白色恐怖空前严重，在以反共老手夏斗寅为司令的武汉警备司令部之下，设有稽查处、宪兵团、教导团、游击大队、武昌公安局、汉口公安局、水上公安局等专事对付共产党的军警机关和部队。晚上9时即断绝交通，并颁布戒严条例16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处死刑。特别是外地人到三镇居住，除了必须有家眷同行，还得有合法身分。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冯任毫无所惧。他接受任务之后，即通过一位在上海“太平洋通讯社”工作的都昌同志，弄到了一份该社的记者证，化名王亦吾，以该社驻汉记者的身分来到了汉口。 
早春的江城上空，乌云沉沉，昔日喧闹的三镇，而今百业凋零。冯任在紧靠扬子江的日租界找了间房子安置家眷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由于省委人少事多，书记毛春芳忙于深入实际领导斗争，省委机关日常工作乏人主持。冯任到后，即以其精干的机关工作才能，协助毛春芳整顿机关，明确分工，迅速解决了机关工作忙闲不均的状况。前届临时省委曾数月未向全省发过通告，新省委成立后，即由冯任亲笔起草了《军阀战争中湖北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主要任务》等两个通告。他还给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写了不少反映湖北工人运动、军阀战争、社会动态情形的通讯。在省委宣传部一度实际只他一人、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冯任帮助省委其他负责人把机关日常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其卓越干练的工作才能，两次在湖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得到称赞。 
1930年3月23日，毛春芳于洪山主持武昌区委活动分子会议时，不幸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毛春芳被捕后，冯任即在3月25日召开的省委临时会议上，被“中央代表——胡子同志指定……暂代书记”。3月27日，这一指定被中央来信确认。于是，他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率领全省共产党人与敌人展开了更加艰苦的斗争。4月15日至月底，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召开，冯任出席了会议并代表前届省委作了关于湖北形势及省委工作的报告。大会产生了任弼时任书记的新省委，在新省委中，冯任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 
5月7日，冯任返抵武汉，与书记任弼时、组织部长郭士杰、宣传部长华冈等一道，紧张高效地开展了新省委的一系列工作。他除了负责安排省委常委会议，主持文件起草、印刷、发放，布置交通，组织机关保卫，分配活动经费等外，还常常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担负一些实际工作。 
这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强调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为此，一方面安排各路红军集中攻打中心城市，另方面在城市中大搞“工人阶级罢工的高潮”、搞“飞行集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给湖北省委造成了严重危害。1930年6月，省总工会常委、工纠部长黄昌恒在参加刘杨惨案飞行集会时被捕，随之可耻地成为叛徒，将省总工会接头机关供出，从而招至 “省总常委接头机关……突于16日正午左右被敌破获”。 “省委冯任同志适前去接头……亦即被捕”，并被当场搜去身边的两份文件和一份《红旗》党刊。冯任被捕后，任凭敌人刑讯逼供，始终咬定自己仅是一名记者，姓王名亦吾，其余坚不吐实。敌人虽从叛徒口中知道冯任是省委里的人，并本着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血腥政策，于冯任被捕次日就将他内判了死刑，但总想通过这个被划入“省委类”的年轻人，打开破获中共湖北省委的缺口，便放风让冯任亲属速交千余元保金保释冯任。 
为了营救冯任，6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即向中共中央写了专题报告，急呼“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得知敌人尚未杀害冯任后，7月1日省委又向中央报告： “冯任在狱中，要求千余元作保”，请求中央设法营救。为了营救丈夫，冯任的妻子也一面电告上海太平洋通讯社，请求那位都昌同志速来汉口保释冯任，一面电告都昌请家中速携款去汉。在太平洋通讯社那位同志赶到汉口的同时，冯任的父亲冯堃也携款抵汉。冯堃恼怒儿子不守家教，又期望通过这次“受挫”使儿子回头。一到汉口，冯堃不听劝阻，即寻找在宪兵团当团长的都昌人欧阳紫亭说情，并将前来营救冯任的那位都昌同志的身分，也一一告诉了国民党当局。从而给组织上的营救造成了困难。 
当敌人带冯堃采到狱中，冯任就清楚自己的处境已经恶化，遂更加泰然，抱定“始终如一的做个好党员，任凭怎样艰难困苦威迫利诱，都不能改变我们对党的信仰”，“生死都要做个共产党员，永远不肯背党”的决心，准备以一死报党。 
在所有被捕的人员中，冯任作为湖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毫无疑问了解党的机密是最多、最全面的，不仅书记、常委甚至下级工作人员的住址、各机关的设置地点他知道，而且组织的活动规律他都清楚，可凶残而又愚蠢的敌人，却对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无可奈何，叛徒提供不了更多的情况，冯堃对其子更是一无所知。在《武汉警备司令部19年度办理共案分类一览表》“省委类”一栏内，冯任留给敌人的只有“王亦吾，25岁，江西，职业报”寥寥12字。由于冯堃的缘故，才在王亦吾之后添上了 “即冯任”三字。国民党虽摸清了冯任的真实姓名，却无法再从这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口中获得半点所需要的东西，遂于1930年7月的一天，将冯任在汉阳枪杀。[1]
与李立三
冯任在江西省委工作期间，两次代表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从批评李立三到认识李立三，随后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又与李立三在一起开会，比较了解李立三，与李立三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
1929年2月，冯任前往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前，他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党刊上的一些文章，感到中央过分强调城市工作，忽视农民运动，他又联系到中央其他工作，当即写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以个人名义呈送中央。在《意见书》中，冯任除了对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后的形势走向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外，还建议中央经常了解下情，重视农民运动，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志敏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并以此证明“城市中心论”的正确。冯任尖锐地指出：“弋阳的事，更是相反，弋阳的农民没有因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而复动起来，年余来，都是自动，而景德镇工人反有希望弋阳方志敏打来的思想。”李立三看了《意见书》很不高兴，不知这位冯任是何许人物。但他性情豪爽，3月2日与冯任见面并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一道听取冯任的汇报后，知道眼前这位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比自己小7岁，不仅不生气，还很赏识冯任的才能和胆识。冯任这次口头的汇报，形成了《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一文。
192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江西党的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先后被捕的有省委书记沈建华，省委常委、工委书记胡子寿，前省委书记、省委特派员张世熙，省委特派员、策划罗炳辉将军起义的赵醒吾等共400余人。11月下旬从赣南巡视返省的冯任，一路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了解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并尽快通知各地尚不知情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以减少损失。随后，冯任赶赴上海，向中央写出了近万字的《关于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江西省委和部分特委、县委被破坏的经过，分析了被破坏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恢复江西省委的具体意见。冯任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的重视。中宣部长、秘书长李立三看了这份报告后，认为冯任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有能力，有地下工作经验，可以委以重任。
1930年1月1日和14日，中央两次讨论重建江西省委问题。参加1月1日第112次中常委会议3人，即向忠发、李立三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罗登贤。会上，罗登贤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罗绮园）、张国庶、冯任3人组成，机关暂驻上海，准备回浔。李立三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罗绮园）、张国庶、刘作抚3人组成，在上海时冯任参加。李立三考虑到冯任在江西省委时间太久，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回江西，另有重用。由于李、罗意见不一，向忠发又未表示明确态度，会上对冯任去留未形成决议，但明确提出，根据冯任在报告中的建议，省委机关暂设九江，省委组成人员由李立三“与之谈话”。由于李立三的坚持，冯任没有回江西，改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以加强湖北省委的工作。
李立三找冯任谈话，告诉冯任，现任湖北省委书记毛春芳（化名），正是他在南昌第一师范的同学欧阳洛，彼此很熟悉，便于开展工作。冯任对欧阳洛很了解，还在《关于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报告中建议中央把欧阳洛调往江西工作，殊不知欧阳洛已在3个月前调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任临时省委书记。因此，当李立三找他谈话，说明欧阳洛已在武汉，要他去湖北省委工作时，他很快动身起程。欧阳洛对冯任也很了解，冯任的组织领导才能在一师读书时就崭露头角。冯任一上任，欧阳洛就把省委机关工作交给冯任负责，放手让冯任去干，自己则深入工厂、铁路，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从当时中央对冯任的工作安排来看，说明李立三对冯任的信任和器重。2月3日中央下文决定湖北省委领导分工时明确指出，除欧阳洛、冯任外，其他省委常委都有赴外地巡视的任务。2月18日中央又下文，由欧阳洛兼任省委组织部长，原组织部长何玉琳改任秘书长，这样，冯任就明确地协助欧阳洛主持省委工作。3月23日欧阳洛被捕后，中央就指定冯任代理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2月初，冯任调到湖北省委工作以后，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进入了“立三路线”时期。当时，武汉被李立三确定为全国武装暴动的中心，李立三很希望冯任能够围绕这个中心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快发动武汉暴动。但冯任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他在为省委拟发的第一号通告《军阀战争中湖北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指出：“湖北在政治上、地理上都是蒋冯阎战争的中心”，“反军阀战争是党的中心任务”，各级党的组织要加强“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向群众宣传“蒋冯阎的战争是反革命的战争”，揭穿蒋介石的“以党治国，为党国讨伐封建军阀”和阎锡山的“党是党人的解决，国是国人的解决”的欺骗，有条件地组织地方暴动，不失时机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30年3月，为组织好武汉暴动，李立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3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改组湖北省委。3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朱毛红军与红三军会合，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汉总暴动。3月1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湖北“四大”的各项决议草案的起草人：政治报告由李立三起草，组织问题报告由任弼时起草，职工问题报告由项英起草，湖北省委工作报告由冯任起草，并限定3月底起草完。在中央的压力下，冯任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地方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的观点，于4月2日拟发了湖北省委第4号通告。但在通告中，冯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湖北的形势，在指出诸多有利条件的同时，深感“缺点仍然是非常之多”。冯任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暴动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努力做好工作，克服这些“缺点”，暴动只能是一句空话。
4月15日至24日，中共湖北四大在上海召开。李立三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动员大会。因此，出席大会代表除湖北16人以外，还有湖南、河南、江西及红军代表6人。大会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由任弼时主持。大会的第一天，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冯任代表湖北省委作工作报告。大会的第二天，任弼时作政治报告小结，他针对李立三政治报告中的一些“左”的观点，提出暴动要具备的一些重要条件。李立三听了冯任的工作报告和任弼时的政治报告小结以后，很不满意，在大会进行的第四天重作政治报告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据弼时、冯任两位同志报告，革命有首先在湖北胜利的可能，但是必定要决定我们的斗争。因为可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同志们应力争这个可能。”（李立三《政治报告结论》，1930年4月18日）批评任弼时、冯任对暴动胜利缺乏信心。大会在李立三的压力下，通过了贯彻“立三路线”的政治决议案，改组了湖北省委，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冯任为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当任弼时的助手。
湖北党的四大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高潮，他一再督促任弼时在武汉开展行动。但整个湖北处于军事状态，武汉的形势愈加险恶。还在冯任返回武汉前，武汉党组织就遭到一个大破坏，400余人被捕。尽管如此，湖北省委还是决定6月15日至21日在武汉三镇举行“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运动周宣传活动”，并由冯任起草《湖北省委派工农革命分子和党员打入反革命军队做士兵运动的计划》和《湖北省委关于拥护红军，鼓动工潮的通知》两个文件。6月16日上午，湖北总工会在武昌花厂和蛋厂举行集会，被大批军警包围，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总工会常委、工纠部长黄昌恒被捕后叛变，供出汉口碧云里12号省总常委接头处，并带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来到这个接头点，准备逮捕前来接头的人员。这一切发生在瞬间，冯任并不知道。
6月17日上午，冯任前去接头，他看到碧云里12号的二楼窗口放了一盆鲜花，觉得没有问题，就走了进去。突然从左侧小房间窜出几个便衣特务，拿枪对着冯任。叛徒黄昌恒从阴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一个特务头目问黄昌恒：“你认识他吗？”黄说：“他叫王亦吾，是个重要分子。”特务从冯任身上搜去省委两份文件、一份《红旗》党刊和300元钱。在此情况下，冯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做交通，刚从上海来武汉，其他什么都不说，决心以死报党。当天，任弼时得知冯任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立即报告中央“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请示中央紧急援救办法。敌人对冯任严刑拷打，但什么情况也未得到。为了从冯任身上打开破获湖北省委的口子，敌人将他暂时关押，扬言要千元做保。任弼时得知敌人尚未杀害冯任，再次报告中央：“冯任在狱中，要求千元做保，省委机关仍处在特别戒备中。”然而任弼时的两次报告，并没有引起李立三的重视，他正忙于组织武装暴动。敌人始终没有从冯任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于7月10日将他杀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