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阚思颖
投身革命
阚思颖，又名甘棠、阚世英、阚士英。1910年9月22日，出生于南溪县城一个商人家里。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刘鼎（阚思竣）。1926年5月5日在叙府女子中学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经中共宜宾特支批准入党。 [1]
1928年初，阚思颖调中央特科任交通员。1930年底任江西苏区党的交通总站秘书。1934年夏，调任苏区中央妇女部当秘书，10月调中央工作团，在董必武、徐特立领导下的红军总卫生部、总供给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调任中央政治部宣传科长。在长征途中，她抓住好人好事，编写成快板、唱词、故事等文艺宣传资料，亲自带领一支宣传队，不辞辛苦地一面照样行军，一面进行宣传鼓动，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组织群众，开仓分粮，积极配合和支援了红军行动。 
游击战士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到达云南，党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为了击破敌人新的围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会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川南特委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一个区域的地方工作。阚思颖留任纵队司令部秘书，机关党总支书记和政治部宣传队长。 
在川南特委领导下，阚思颖常同留在纵队里任司令部指导员的女红军李桂红（后名李桂英，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长戴元怀的爱人，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一道行动，并肩战斗。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开展游击战争中，每到一地，除了完成作战任务外，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阚思颖率领宣传队更是走到哪里，便宣传到哪里。她说的四川语，熟悉地方风俗，会讲能写，还会唱、会跳，群众乐于听她的宣传；喜欢同她接触。她与宣传队的同志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阐明游击纵队的性质和任务，揭露反动派制造的各种谣言，解除人们顾虑，激发群众的革命热忱。 
当时，在纵队活动的区域里，许多革命的标语、口号就是阚思颖亲自所写。如193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纵队在叙永的落堡召开军民大会，特委书记徐策在大会上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颁布了特委制定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后，阚思颖即安起桌子登上板凳，举起毛笔，在胡泽云家的墙壁上将《纲领》内容逐字逐段地写了起来，她脚腿软了，腰部酸了，手腕疼了，就退在桌上弯弯腰，伸伸腿，甩甩手，又坚持写下去，直至把近1500字的全文工工整整地写完才搁笔。围观者对她这种不顾疲劳，热心革命的精神赞不绝口，劳苦大众对这个《纲领》非常拥护，把它作为自己闹翻身、求解放的斗争武器备加爱惜。 
纵队攻入纳溪的叙蓬溪（又名护国镇），进入场上时，开初群众有顾虑，跑的跑、躲的躲，关门闭户。战士们立即展开宣传，说明：“红军是贫苦人家的子弟，是打倒蒋介石，解放贫苦人民的……”以后，老百姓看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尤其是两个女红军的言行更引人注目，顷刻，三五成群的人围着她们问长问短，亲切交谈，一时冷冷清清的镇上变得热气腾腾。当晚，宣传队在该镇礼堂万寿宫演文明戏时，观众达数百人之多。当时阚思颖等披着红绸上台表演，进行穷人翻身求解放和扩大红军的宣传，以及一批青年踊跃入伍的情景，至今健在老人尚记忆犹新。纵队占领筠连县城后，广大群众听了宣传队的演讲，见到指战员的一举一动，老年人感慨地说：“我们平生什么样的兵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他们给战士端茶送水，腾房间，抱铺草，无比热情。游击队第一次打到珙县洛表时，群众见到阚思颖身着青衣、青帽、青绑腿，帽载五角红星，脚穿草鞋，容貌端庄，举止文雅，讲起话来，言词恳切，既有军人风貌，又和蔼可亲，钦佩不已，有的当即吟诗道：“遥想当年花木力（即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敬慕之情。纵队第二次进占洛表后，阚思颖、李桂红听到贫苦妇女陈金凤控诉“坐地虎”洛表区团总李腾骧、“母老虎”范良珍等上次纵队转战后进行反攻倒算的罪恶，立即报告特委，经查实批准，对尚未逃遁的“母老虎”即行处决，博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阚思颖遇事机警，有做秘密工作的经验，纵队领导安排她做重要的联络工作。当时贵州省工委几次派人来进行秘密接头，都是先由她出面办理。如1935 年10月，对方派出康庆长藏着密信在该省的大定（大方）找到纵队驻地时，阚思颖通过接触了解无疑，才引去与政委余泽鸿洽谈。根据领导指示，她对康的食宿作了妥善安排，次晨天未亮就把康唤醒，给他一封密件，缝在裤脚边里，并给一件白汗衫和一包烟土，打扮成商人模样，并再三叮嘱，送康上路，直到临别时，才将自己的姓名告诉他。 
地下隐蔽
1935年11月，因李桂红有孕，不便行军，组织决定，由阚思颖陪同去余泽鸿的家乡——四川省长宁县梅硐乡隐蔽。当年春，纵队到这里时，曾留下部分同志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了梅硐区委，组建了农会、游击小组和妇女小组，因而群众基础较好。阚思颖来后，由区委安排在坳田坡王二和（名号王箩筐）家，受到王家夫妻热情接待和细心照顾，把仅有的一间草房让给她们，自己住牛棚。她们就近开展访贫问苦，宣传党的主张，讲述红军领导穷人闹翻身的事迹，使自己很快融合于群众之中。后来敌人有所觉察，经常派兵查捕。一天，敌军又突然前来搜索，已来不及往外转移了，王箩筐夫妇急中生智，连忙把阚、李二人藏入室内地下苕窖中，窖口盖上木板，板面铺上柴灰，再放粪桶等农具。阚、李二人进入地窖，立即把各自的手枪子弹上膛，只要敌兵揭开窖盖，就开枪射击，决一死战。正当敌兵冲进室内，四处搜查，踢倒粪桶，触动地盖，万分危急时，恰逢发生地震，敌兵惊慌失措，夺门而出，乱放数枪，败兴而去。随后，敌人搜查更严，王家单门独户，房小狭窄，不利隐藏，为了安全起见，她俩天不见亮，就去深山密林岩腔头躲避，晚上摸黑回屋住宿，由附近的几户人以打柴或割草为掩护轮流送饭。不久李桂红临产，爬山极度困难，经区委领导同余泽鸿的父亲商定，把她们化妆成民妇，转移到了余泽鸿的家。（李分娩时，阚思颖在胡治国家暂住）余家的房屋宽敞，生活条件也较好，但却是敌人的眼中钉，更是常遭搜查的重点。敌人开初来余家，对老年人花言巧语，献假殷勤，给小孩花生糖果吃，企图诱出两个女红军的下落；继则强行入室，翻箱倒柜，四处搜查；甚至行凶逼问。一次，敌军陈五师所部闯进余家时，阚思颖与李桂红正隐藏在屋内一间褊窄光微的“印子”里。她俩听到敌人对余泽鸿母亲逼供的打骂声，小孩的啼哭声，不禁泪如泉涌，心似刀绞，决心冲出，与敌拼杀。正当她俩提起手枪，去开门时，却被余泽鸿的祖母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了。敌兵折腾一阵，毫无所获，走了之后，她俩双双抱住余母痛哭一场，对她不顾折磨，同敌斗争的精神万分敬佩，此事使她俩终生难忘。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余家的信中说：“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您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痛苦。我特向众父老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娘（王萝筐之妻）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阚思颖在梅硐乡的两个月中，由于经常受到敌人搜捕的威胁，虽在组织和群众的大力保护下，她同李桂红都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了虎口，但因较长期地进山林，蹲地窖，特别是在地窖里，头不能抬，腰没法伸，坐不起，躺不下，导致头昏眼花，病魔缠身。 [2]
1936年1月，阚思颖由梅硐区委派人护送回到了部队。这时，经受川、滇、黔三省军阀“会剿”，多次与强敌浴血奋战的游击纵队，仅剩下一百来人了。战争的环境十分紧张，时常在很狭小的溜滑路和七上八下的大小山头上行军，往往星夜兼程，几乎天天打仗。阚思颖小时候缠过脚的半大脚同志，行动比较困难，但她不甘示弱，坚持和纵队指导员一道，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忍饥受冻，既要与敌军周旋，又要做群众工作。她鞋穿烂了，就用旧布缠住脚板行军，脚底打起了一个又一个血泡，忍痛咬着牙齿赶路；在行军途中跌了无数跤，从不吭一声，爬起来又走；衣服单薄不畏冷；肚子饥了不叫饿，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了斗争。同年11月26日，纵队在敌军天天搜山，跟追很紧的情况下，天未明即从大雪山出发，急行军一百多华里，进入云南的野腊溪。其时，大家都很疲劳，认为已经甩开了敌人，找到一家三合头房暂住，战士们正在烧水洗脸洗脚，突然枪声大作，发现被敌人包围。领导当即带着大家冲杀出去，阚思颖与李桂红正在洗脚，连鞋都没有穿好，就仓猝上阵，刚冲到门外的竹林头，阚思颖的脚被戮伤。敌人蜂拥扑来，她俩突围受挫，不幸被捕。阚、李被捕，连夜被押解到扎西，后又被解送去昭通敌军旅部关禁。在押期间，敌军头目多次提问，她俩审慎而灵活地与敌周旋，始终坚持不泄露党组织的机密。当时，特委委员邹凤平在云南镇雄关上王区长家，以教师作掩护，敌人拿出捏造王区长的供词，妄图通过她们获得线索，她俩看后分析到敌人尚未掌握证据，便统一口径，矢口不露；并故意把关上的区、乡长等说得很坏来迷惑敌人。当问到长宁梅硐时的事情，她们避而不谈事实，另编一些假情况来对付。敌人见她们寒冬天气仅穿一件衬衫时问：“你们的衣服呢”？甘棠气愤地说：“被土匪抢去了”！敌问：“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则答：“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问我们”！敌人打骂，她俩毫不畏惧，刚毅不屈地说：“要杀就杀，打死也不知道”。始终只说自己是爱国青年。敌人没有办法，结果自问自答给阚思颖扣上一顶“红军宣传员”的帽子而被监禁起来。
出狱工作
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由昭通押送四川，途经南溪时，经南溪设法营救回家，9月党组织安排阚思颖在重庆加入党的活动。1938年春，调任四川省工委秘书。1940年3月转移去延安，与原四川省工委书记邹凤平结婚，新婚后不久在抢救运动中不堪压力诬指丈夫邹凤平为特务，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3]1946年10月，任中央党校三部生活干事。1947年3月，调任晋城五师家属队协理员及该师党校九支书记。1948年11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 
1950年1月，留重庆筹建西南妇联的工作。3月，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兼市政府委员、西南妇联委员。11月，调任全总西南办事处女工部副部长、兼西南妇委副书记。1954年，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先后被选为中共四川省临委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1年11月28日，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1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