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钟泉周
人物生平
背井离乡  辗转求学钟泉周父亲以中医为业，生有子女4人，泉周是最小的儿子。他4岁丧母，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在家帮助姐姐料理家务，自小体验了生活的艰苦。钟泉周虽然幼年失去母爱，但姐弟情深，得到了姐姐的关心，姐姐的言行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1933年，钟泉周14岁时，父亲送他到宁波的新学会社一家书店当学徒。在书店里，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杂活，因年纪小，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但他还是利用书店的有利条件，起早摸黑、见缝插针，钻进书堆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由于勤奋好学，几年后钟泉周考进宁波效实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升入高中。3年的学徒生活，还培育了他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的性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江浙一带先后沦陷，钟泉周目睹日本侵略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践踏和蹂躏，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国破家亡的创伤。他无法继续在家乡读书。后由姐姐带他到重庆，于1938年夏考入合川国立二中为插班生。
在学校学习期间，由于受社会思潮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钟泉周开始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1941年高中毕业，进入四川江津白沙大学预修班，同年9月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在这里钟泉周有幸聆听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的讲演，亲自感受革命的激情，这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科学救国”志向的激励下，他白天课余忙于学校的社会工作，晚上经常通宵达旦地攻读电机课程，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精神，深为同学们所钦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面临沦陷，国民党中的某些上层人物及其家属，仗势用民航机携带细软、家什、宠物从香港出逃，而许多仁人志士却身陷香港。这使钟泉周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黑暗，“科学救国”的思想在国破家亡的事实面前已彻底破灭。他愤然投入打倒孔祥熙的“倒孔运动”中，不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单捐献出来，用毛笔书写“倒孔”两个大字，作为游行队伍的大旗，唤醒人们认清国民党财阀的伪善真面目。
由于钟泉周为人正直，待人热心，做事认真，有正义感，在第二学期就被同学们选入学生会，负责福利工作。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战争的形势更加复杂。为了把青年发动起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向青年们发出“勤学、勤业、交友”的号召。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钟泉周和进步同学一起深入抗日部队，教士兵们学文化、学唱歌，传播进步思想，同时还从事友军的统战工作。1944年底，钟泉周经同学何东昌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思想，他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四处联络工作，晚上刻印进步传单，还与“三青团”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1]
支持学运  体察民生1945年，钟泉周从西南联大毕业，到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执教。抗战胜利后，为了反对内战，西南联大等昆明的四所大学联合起来，致电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遭到军警阻挠后，学生组织罢课斗争，并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为了破坏学生的罢课斗争，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暴徒于12月1日分数路闯入西南联大等数所学校，殴打师生，捣毁校舍，劫掠财物，并向学生投掷手榴弹，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惨遭杀害，20多人受伤，酿成了昆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进步师生的“一二·一”惨案。钟泉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坚决参加调查反动派行凶真相的行动，并在重庆参与组织联大校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呼吁声援昆明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运动。1946年2月，钟泉周等人又在重庆中央工专筹办了《科学时代》杂志，主张必须把科学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只有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才能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否则，科学救国只能是一种幻想。
国共“重庆谈判”后不久，刚刚迎来的和平、民主曙光被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炮火彻底淹没。1946年夏，钟泉周随老师章名涛回上海，先在上海市公用局电车公司筹备处工作，不久转入公交保养场任工务员（技术员）。他在与工人的接触中，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辅导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体察工人的疾苦，因而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信任，工人们有事常找他商量，愿意与他交谈，他也非常乐意为工人办事，替工人说话。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府财政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公用局、公共交通公司以汽油、配件材料费用激增，难以为继为由，决定裁减新招收的司机和售票员。1948年7月初，公司公布了被解雇的125名售票员和72名司机名单，发给每人半个月工资作补助费，并要他们立即去所属营业所办理离职手续。1948年7月7、8日，上海公交行业爆发了一场反解雇的罢工斗争，1500余名公共交通公司的工人开着公共汽车举行大游行，向社会局、市政府请愿，反对公司解雇工人和售票员、技术人员、职员等，挫败了公交当局利用工贼拉选票的伎俩，于8月30、31日选举出钟泉周等人组成的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以取代过去为公司当局服务的员工福利会原班人马。9月9日，他又以老成持重、办事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任和拥戴，当选为理事长。[1]
信仰既明  矢志不渝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为了挽救危机，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按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的比例限期收兑，不准私藏黄金，这一措施明为限制市场物价，实为进一步搜乱民财。在这种所谓币制改革政策的影响下，物价依然似脱僵的野马，不出3个月，行政院又宣传取消限价，币制改革失败，导致市场物价进一步飞涨。10月的上海，出现了抢购的狂潮，11月又出现连续抢米事件，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钟泉周当选为理事长后，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改善职工的伙食，自告奋勇地挑起办好职工食堂的重担。他不负众望，清除积弊，组织职工膳食委员会，并亲自带领膳食委员会的人员到郊县采购蔬菜、肉类和柴米，解决了伙食供应的困难。钟泉周还根据职工群众的要求向公司交涉：贷款置办冬季大衣发给职工御寒，工伤医药费由公司全部承担等。资方虽然处处刁难，但通过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与资方的机智斗争，公司不得不勉强答应职工的合理要求。他这种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职工服务的品德，更加赢得了职工们的信任和拥护，新理事会的声誉也随之进一步提高。
为了向职工及时宣传员工福利会的主张，反映职工的呼声和合理要求，针对《公交旬报》的歪曲宣传，在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的据理力争下，创办了《福利导报》，通过这一宣传阵地倾诉工人的心声。有人来稿提出：“当官的轿车进出，薪金高，生活优裕，这是为什么？”“生活的艰难使工人喘不过气来，饿肚皮出来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另外还发表了“公交职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报道。由于《福利导报》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为工人说话，公交当局指责理事会发表这些工人来信是煽动性的，下令停刊。钟泉周等人向公司当局指出：“报道是无可非议的，工人们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公司又派人找钟泉周谈话，要求将《福利导报》与《公交旬报》合并，钟泉周不同意，顶住了公司的压力，《福利导报》得以继续出版。
公司当局不甘心失败，竟然勾结警察局，于同年10月21日、11月2日连续逮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竞选工作的积极分子。钟泉周对敌人迫害公交工人的罪行极为气愤，一边努力安慰被捕工友家属，一边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在11月3月和19日两次向公交当局提出：“一、被捕的工人在定案前应作假期处理，保留其职务，薪金照发；二、要求公司向特别刑庭提出对被捕的工友予以迅速审判。”虽然公司对有些条件作了答复，但在“薪金照发”的问题上进行推诿。经过钟泉周和被捕人员家属一再交涉努力，公司只得作了让步，给被捕的工人补发了薪金。在营救被捕工友的过程中，钟泉周还联合公交工人和被捕工友家属向特刑庭施加压力，请律师、投诉状，并于1949年1月19日代表员工福利会直接致函特刑庭要求开释被捕的公交工人，并根据当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同意释放政治犯的允诺，向警察局据理力争。在公交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只得于1月22日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1月25日，被捕工人终于获释。
钟泉周处处为工人争取权利和一系列营救行动引起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在暗地里密切注意钟泉周的动向，准备一旦抓住什么“把柄”，就将置其于死地。钟泉周的妻子察觉到敌人可能要下毒手，提醒他要提高警惕，他坦然表示：“我信仰既明，就矢志不渝；目标既定，就勇干到底”，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忠贞不渝的志向。[1]
被捕入狱  英勇就义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如秋后之蝉，在迁都广州的同时，指示各地做好“应变”准备，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由于公交工人一直被视为“公教人员”，收入菲薄，生活困难，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以“停驶”等方式进行抗争。1月30日，钟泉周汇集职工意见，以政府要求“应变”为由，向公交当局提出发给“应变费”等项要求。2月12日，钟泉周主持召开了理事会扩大会议，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又向当局提出发放“应变米”等条件。由于迟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们在2月16日清晨开始举行罢工。当晚，反动当局就派特务闯入钟泉周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虽然一无所获，还是将他逮捕。被押走前，钟泉周亲切地叮咛怀孕的妻子保重身体，上囚车前还镇静地为妻子雇了车，同意她去公司责问：凭什么乱捕人。那天晚上，公交系统共有9名职工被捕。
钟泉周等人先被押至警察局，次日凌晨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受审。军法处审讯人员对钟泉周威胁说：“你们这个案子连夜押到这里来审讯，是非常严重的。”随即将他们9人排在刑具间门口，用意是“不招供就马上会给你们用刑”。钟泉周等人深知斗争的残酷性，料到反动派即将灭亡时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会更加疯狂地屠杀革命志士。他们面对敌人的威胁，大义凛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当审讯人员宣布他们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罪时，钟泉周冷静地加以驳斥：“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我为职工谋福利有何罪？”与钟泉周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顾伯康激昂地说：“你们以为逮捕我们就可以镇压工潮，简直是做梦，一个人被捕，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王元在敌人面前高呼：“为大众谋利益，求生存，争自由，死也值得！死何可惜”他们还相互勉励：“不要怕，牙齿要咬紧，要经得起考验。”钟泉周对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愤然疾书一封家信，信中声明：“家中一切，请同学曹淼照顾。”审讯人员目睹他们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一筹莫展，只好把9人集中在审讯室门口，恶狠狠地吼道：“你们招供也好，不招供也好，都是要枪毙的。”当天晚上6时，钟泉周、顾伯康、王元三人在江湾刑场英勇就义，钟泉周牺牲时年仅30岁。[1]
悼念英烈
上海公交党支部为了悼念三位烈士，决定组织瞻仰钟泉周、顾伯康、王元的遗容，以此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人群众的愤然情绪引导到积极准备护厂、迎接解放的行动中来。国内外进步人士也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无辜的暴行。《大公报》在2月19日以《殡仪馆中一片凄怆》为标题，报道了公交工人追悼三位烈士的悲壮情景。宋庆龄创办领导的中国福利会获悉钟泉周妻子身怀遗孤，怀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慨和对受害者家属慰问之情，特为烈士未出世的孩子精心裁制了从幼婴至16岁的全套服装。美国依列诺大学内由华罗庚任理事长的科学工作者协会也组织了悼念活动，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残杀科技人员的滔天罪行，并募款慰问烈士家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