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社会科学志
目录
序[1] 凡例 
总述 大事记 
第一编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二编哲学 
第三编经济学 
第四编法学 
第五编政治学-国际政治学 
第六编社会学 
第七编历史学 
第八编文学 
第九编语言学 
第十编图书馆学-情报学-新学科-新闻传播学 
第十一编管理 
第十二编人物 
编纂审定验收人员名录 
版权页 
学科发展
晚清[2]，上海在全国最早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科学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清光绪四年（1878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中，第一次使用“康密民人”、“康密民党”的提法，这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二词最早的音译。
光绪二十四年夏，胡贻谷（也有称胡颐谷的）译英国柯卡普所著《社会主义史》一书以《泰西民法志》为书名，由英国传教士威廉士创办的上海广学会出版。此书专辟《马克思》一章，第一次在中文出版物中提到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生平和思想，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都被大家承认‘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民国9年（1920年）10月，李季译此书的增订本，以《社会主义史》为书名，由上海新青年社出版。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刊物《万国公报》，发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所著《社会的进化》一书的前4章，书名为《大同学》，同年出版了单行本。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称马克思的学说为“安民新学”。
20世纪初，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掀起了一股译介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当时上海的作新社、广智书局、文明编译局、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在光绪二十九年翻译出版的这类译著就有10多种，其中，上海《翻译世界》杂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2月）编译了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该书在中国是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译著。书中论述了剩余价值学说。光绪三十年，赵必振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认为，“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与英、法社会主义思潮相比，有两大特征：其一它的深远之学理，精密而研究之，以讲究经济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其二它不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而“注重于世界”。该书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同年9月，中国达识社译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根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主要观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革命实是科学的命令，历史的要求，进化的理法。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对当时上海思想界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人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以及“社会主义”等概念，几乎都是通过日本转译过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国内出版的刊物中，开始陆续译介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作。清宣统二年（1910年8月19日），上海《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六号刊载钱智修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认为“近代社会主义之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即马克思）。民国元年5～7月，上海出的《新世界》第一、三、五、六、八期上以《理论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连载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这是国内最早译载恩格斯的一本著作。同年6月，《新世界》第二期刊登蛰伸（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几克（即马克思）之学说》，文中全译了《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并有一节专门介绍“资本论之概略”。同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说中，介绍了马克思的功绩，称赞马克思“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之所本”，并认为“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民国6年11月10日，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以要闻版头条地位，在中国最早报道这一消息。次年3月，《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号上，刊载布施胜治撰写的《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列宁）》一文，第一次对列宁的生平事迹作了介绍。民国8年9月1日，由张东荪、俞颂华主编的《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发表金侣琴译列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一文，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列宁著作中译文。从此以后，上海的报刊杂志陆续刊登大量列宁的文稿，并逐渐形成广泛的列宁主义传播。
民国9年在上海创刊的《少年世界》和《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前者大量介绍苏俄的文章。第七期上译载了列宁《伟大的创举》中的一部分，标题为《李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共产党》月刊第一号载有震寰译的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标题为《俄罗斯的新问题》。同年8月，陈望道根据原著的日文和英文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由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该书第一个铅印的中文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书的封面上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像的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下面是“共产党宣言”5个大字。第一版印刷1000本，很快销售一空，同年9月再版。民国10年1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一书，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同年5月，《共产党》月刊第4号，刊登列宁著、P生译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
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撰写文章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者作用的李大钊，从民国7年开始在《新青年》等刊物陆续撰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赞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民国7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是20世纪世界人类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五四”运动以后，他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刊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文，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说，并根据这些学说阐明旧社会制度的必然崩溃。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民国8年3月号刊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号，以后，《新青年》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陈独秀在刊载于民国8年第七卷第一号的《本志宣言》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他说“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公例，都是不可逃底命运。”他还在《新青年》发表的《谈政治》、《马克思学说》等论文中，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上海开展了两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民国8年2月，黄凌霜在《进化》月刊第二号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宣称他“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奉劝国人信奉无政府主义。同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他以伯恩施坦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为依据，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民国9年1月创刊的《奋斗》杂志黄凌霜又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扬言要革布尔什维克的命。同年4月，在《新潮》杂志上还发表了《“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并根据这种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挑衅，同年9月，陈独秀在刚迁上海不久的《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这篇文章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击无政府主义的信号。不久，《新青年》又陆续发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下品的无政府党》、《讨论无政府主义》以及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章。《共产党》月刊的《短言》及李达的《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这场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不分政权性质，笼统地反对一切国家、强权的谬论。在自由问题上，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谬论。在生产和分配的原则问题上，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打破集中的大生产和在不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实行按劳分配的怪论。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
民国9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中国“太穷”，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主张“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该文立即遭到了抨击。翌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江春（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和望道（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8日《觉悟》又发表力子（邵力子）的《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从而揭开论战序幕。12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十号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集中转载陈独秀辑录的讨论社会主义的13篇文章。12月15日，张东荪在上海《改造》第三卷第四号上，刊出全面阐述其反社会主义观点的《现在与将来》；次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公布其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纲领。这期《改造》杂志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刊出多篇文章。民国10年9月16日，张东荪等人在《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上刊载《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指出“人类存在的根本方针，就是‘职能的民主主义’”，公开宣布“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一年多时间内，几十种报刊发表了300多篇探讨社会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通过同各种社会思潮斗争，得到进一步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工作。民国10年9月1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上刊载的一项通告，公布了该社的出版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11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实际出版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和《资本论初版序言》3种；还出版了列宁的《讨论进行计划书》、《劳农会之建设》、《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等。民国14年2～3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连载了“丽英女士”（即柯柏年）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是首次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全译文。在20年代中期前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多是节译或摘译本。
民国16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有较多的全译本在上海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书信的单行本、专题文集达50多种。民国17年5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由朱镜我根据敦克尔的版本翻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上海泰康阁书局出版由黄思越根据日文翻译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纲》。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两种全译单行本。民国18年6月，上海新生命书局首次出版李膺扬（即杨贤江）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全译本。该书再版了7次。同年7月，上海中外研究会翻译出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全译本。民国19年华兴书局出版华岗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该书在国内出版的第二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原来的译本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华岗的这个译本将其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同年3月，华兴书局又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小册子，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等6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编者在序言中说：“这几本著作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目前青年界对于一般社会科学正是热烈研究的时候，相信对于一般青年读者必定有很有力的帮助”。同年11月，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该书上海再版过几次，后来又以“笔耕堂”的名义翻印出版。民国27年8～9月，上海读者生活出版社出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这是《资本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介绍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读物。如上海泰东书局从民国17年起出版过一套“马克思研究丛书”，其中有《马克思的经济概念》、《马克思的社会民族及国家概念》、《马克思的国家发展过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理论》等。从民国18年开始，上海一些书店先后出版了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河上肇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资本论入门》，赖德勤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史》，柯恩的《社会主义概论》，波多野鼎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久保田明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史的解说》，沙德威尔的《欧战后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等著作。这批读物大部分不是原著译文，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在当时有积极作用。
民国35年底，梅林著、罗稷南译《马克思传》一书，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次年5月，林超真译《马克思致顾克尔曼的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该书收集了马克思在1862～1874年10年间写给顾克尔曼的58封信。同月，迈耶尔著郭大力译《恩格斯传》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9月，亚东图书馆出版林超真译《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收有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到1895年的书信98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