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琰
人物简介
董琰 (1914～1968)  山东新泰人。1929年夏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参与领导狱中斗争。1937年出狱后，历任中共新泰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兼八路军新泰办事处主任，中共泰山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山东分局高级党校总支书记，中共泰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鲁中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沂蒙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1950年7月调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1952年12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5年后，因受向明错案的牵连，被长期隔离审查。1958年又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62年5月得以平反。1963年调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副省长。1968年2月逝世。
参加革命
董琰，山东新泰人，1914年出生于城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董植兰，字香谷，是同盟会会员。
董琰8岁上学，lO岁那年父母先后去世，在叔父、婶母的关照下，继续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他在校能与同学和睦相处，尊敬师长，学习专心致志，成绩优秀，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敬重。
1929年夏，董琰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在济南一中读书期间，由于他关心爱护同学，同学们也都愿意接近他。他常与同学们讨论国家大事，时时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非常痛恨；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丧权辱国的政策极为不满。他除常向同学们讲些反帝救国的道理以外，还组织一部分同学成立读书会，在读书会里讲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董琰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学校党团组织的赞赏，经同学沈钧奎(后叛变)介绍，加入了党团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组织学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数月内就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继而向热河逼近，鲸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全国同胞掀起了反日浪潮。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学生组织请愿团，奔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北京、青岛的请愿学生途经济南时，下车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给济南的学生以很大的影响。这时的董琰，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11月份，他组织部分同学抬着水桶到济南火车站慰问南下的学生。12月初，当济南各校学生参加全国各地掀起的学生“晋京请愿”运动时，他是领导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带领济南一中的同学冒雪赶到火车站，军警阻拦学生队伍，他大喊：“枪口对外!一致抗日!”顿时口号声响彻车站上空。学生们怒火中烧，一拥而上，冲破了军警的重重“防线”，占满了整个车站站台。国民党省政府下令不给学生派车，董琰等组织一部分同学带头趴雪卧轨，切断了南北交通，终于迫使省政府下令，安排了专列。学生请愿团直奔南京国民政府。
董琰带头趴雪卧轨，晋京请愿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学校反动当局的仇视。1932年春天，学校当局以“制造学潮”为名，开除了董琰等7名同学的学籍。
董琰和其他6名同学被开除学籍之后，他秘密鼓动济南一中学生罢课，要求校长收回开除董琰等7名学生的成命，但没有成功，反而又有朱国平等17名学生被开除。这年夏天，董琰经省立济南高中学生孙善帅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党，又受组织之命暂时转移到家乡新泰。
1933年2月20日，董琰由新泰返回济南，租赁新东门外联升街1号房安了家。迅速与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接上关系，省委便决定在董琰这所房子里办短期党团训练班。从此，董琰的家便成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经常出入的地方。
坚贞不屈
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蒋介石以重兵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也对国统区我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破坏。1932年11月，原团山东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在上海被捕叛变，带捕共队回到济南，使山东省党团组织遭受了一次大破坏。从1933年2月26日深夜到3月3日，短短5天内逮捕29人，其中有省委、团省特委主要负责人任作民、华岗、向明和孙善帅。董琰是2月26日深夜和借住在他家的沈钧奎一起被捕的，被捕后押在国民党省党部。
第一次审讯，敌人逼问董琰何时入团，何人介绍，现在的工作任务等等。董琰一口否认参加团组织，只承认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再三强调是“刚从乡下来”，“准备考学读书的”。董琰的回答坚毅沉着，敌人只好把沈钧奎出卖董琰的情况抖了出来，企图以此威逼招供。然而董琰轻蔑地一笑，说：“现在日寇侵占了我东北国土，又进犯热河，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参加反帝大同盟，只要是中国人是不会反对的。”敌人听了面面相觑，无话以对，又只好拉出一个董琰不曾认识的叛徒来指供“董琰参加省委党团训练班”。董琰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能说出我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你相识的?第三者证明又是谁?”叛徒被责问得张口结舌，结巴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他们只好结束了这场审讯。    
不久，政治犯都被押在省高等法院看守所。董琰响应省委书记任作民提出的“监狱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的号召，一面学习，一面对付敌人。他积极参加了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的由14名学生组成的训练班，听取了华岗、向明关于政治、党建和群众工作方法的辅导。他们共同分析了董琰的案情，拟定了口供。在以后的审讯中，董琰机智灵活地把承认参加反帝大同盟也翻了供，并且谴责叛徒沈钧奎“恩将仇报”、“编造谎言”。孙善帅与难友们谈话时说：“小董(指董琰)受审表现很坚强，虽有人当面供他，始终也没有承认参加任何活动和组织。”
董琰为了争取政治犯的合法权力，与看守所长进行了说理斗争，当他们几次被打后，带头参加了省委书记任作民领导的两次绝食斗争，不仅迫使所长答应了“取消打骂”、“改善伙食”等五项条件，而且迫使高等法院撤换了所长。
1935年7月，董琰被拨入山东省反省院。在反省院物质生活虽然比监狱好一点，但政治生活非常残酷，天天逼迫写 “反省日志”和反动文章。为了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董琰与彭瑞林等5人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与敌人展开了斗争。按院方规定，“反省”好的一期(6个月)就出院，“反省”不合格要继续“反省”。董琰连住了三期。敌人无奈，只好于1936年底把他开除反省院，加重判决，先后转押滋阳 (兖州)等地方监狱。在押滋阳监狱时，新泰县几个上层人物，联名写了保释书，打算递交省政府，保释董琰出狱。他们托人把保释书先交董琰过目，结果董琰气愤地把保释书撕了。他坚信自己无罪，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
1937年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中共中央派张经武来山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交涉释放政治犯。 11月，董琰等人由韩复榘亲自释放出狱。
抗日战斗
5年的铁窗生活，董琰受到了党的教育，锻炼了革命意志，增强了对敌斗争的才干，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1937年11月中旬，董琰从济南回到新泰。适逢鲁中工委主要负责人孙汉卿在新泰帮助工作，董琰把被捕、坐牢以及出狱的经过，向新泰党组织和孙汉卿同志作了汇报，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在孙汉卿同志主持下成立了中共新泰县工作委员会，董琰任书记。根据省委“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新泰工委立即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分工地点，分头发动人员，筹集枪支，抓紧组织武装，待机起义。
1938年1月1日，省委发动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英雄的泰山儿女从此举起了抗日大旗。3日下午，董琰在他分工的新泰县第二区董家庄、兴隆屯一带，与党员骨干组织20余人的武装，当晚从兴隆屯出发辗转至瑞山后、将军堂，5日赶到起义地点徂徕山光化寺，加入了省委的起义部队——四支队。董琰在四支队先后任排政治员、中队指导员和营教导员等职。
1938年5月，党中央任命郭洪涛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并决定把山东建成八路军在华北抗日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为此，省委把参加徂徕山起义的一部分党员骨干，分别派往各地成立地方党委，以便创建抗日根据地。董琰和李枚青、周星夫等被派回新泰。6月，在南鲍村由省委负责人主持组建了抗战时期新泰县第一届县委(对外称八路军驻新泰办事处)，董琰任书记兼八路军新泰办事处主任。他带领县委成员，首先在新泰东部的龙廷、土门一带开展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新泰县委认真贯彻了党的抗战政策，团结、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成立了“新泰县各界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让有影响的开明人士林笃泉担任动委会主任，县委成员都担任了动委会的公开职务。同时建立了七区区委。在七区大部分村庄和二区的前后羊村、高家店、穆家店、孙家庄、曹家庄等进行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工作。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县委有计划地改编了岳柏良、徐芹荣等地方游击队为县独立营，董琰任教导员。经过短期教育，整顿后升级到四支队。半年时间，新泰县即创建了以七区为中心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董琰调任泰山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后泰山特委改为泰山地委，董琰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长。他根据地委决定，参与创立了泰山地委机关报——《泰山时报》。这个报刊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各项政策，对于动员群众、武装群众投入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董琰特别重视根据地党员的思想建设，热情支持县、区各种形式的党团训练班以及工、青、妇、小学教师等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
1940年11月至1941年8月，董琰在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学习期间任党总支书记。
1941年9月，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鲁中区党委从泰山地委划出部分地区，成立泰南地委(即鲁中区党委三地委)，调董琰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泰南地区位于莲花山南麓，柴汶河中上游两岸，堪称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咽喉和门户，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初辖新蒙、新甫、泰宁、泰南(泰安县南部)等县，后增费北、新西等县。当时这一地区处在敌、伪、顽统治、分割封锁之下，敌人频繁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和自首活动。在“扫荡”中又推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使泰南地委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董琰领导广大军民，利用本地区地处数县边沿和敌人割据的特点，依靠小部队活动，运用毛主席“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有效地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反自首的斗争。敌人利用“铁壁合围”的战术“扫荡”莲花山后，新西地区又被顽军冯光田部所控制，白色恐怖笼罩全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三地委决定，选派有勇有谋的敌工干部徐刚等深入虎穴，打进冯部作内应；选派李春之．曹礼琴等去新泰西部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于1943年2月建立了新西工委和新西办事处，李春之任工委书记，曹礼琴任工委委员兼办事处主任。委员们熟悉当地情况，利用家乡关系，贯彻了“以政治斗争为主，分散游击活动为辅”的方针，不长时间就恢复建立了20多个农村党支部，初步打开了新西的斗争局面。5月6日，我主力部队与徐刚、杨继彬等里应外合，摧垮了顽军冯光田部。为便于领导泰宁、费北一带工作，董琰贯彻区党委的指示，于1943年3月主持建立了泰宁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书记由地委宣传部长张烈兼任。同时派军分区副司令单洪带十一团三营到该地区活动，并统一指挥泰宁、费北两县独立营。
1944年春，为了扩大根据地，经地委研究决定，由董琰和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指挥军分区部队，一举拔除了星村、仲村、盘车沟等敌据点，争取了两个大队和一个中队的伪军起义。结果把盘据在刘杜、岔河一带的敌人吓跑了，使泰宁县很快恢复和开辟了100多个村庄的工作，形成七八个区相连，并与费北、泰泗宁接壤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下半年至1947年7月，董琰任鲁中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后又改任组织部长)期间，协助区党委和行署的其他领导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支前任务。
发展生产
1948年春天，区党委调董琰任沂蒙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那时整个沂蒙地区因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造成严重灾荒，董琰认真贯彻执行华东局生产救灾的方针，迅速建立了地委生产救灾委员会，并自兼主任，发动全体军民开展“救灾度荒、发展生产”的运动，努力做到“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同时教育党员、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经过一段辛勤的工作，终于带领全区人民度过了灾荒。
1949年夏，董琰调鲁中南区党委，先后任常委兼秘书长、副书记等职。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他参与组织了数批成套的地委、县委领导班子随军南下，为支援江南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做出了贡献。    
1950年6月，董琰由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调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协助谷牧同志主持济南市委的领导工作，后任市委书记。在领导济南市的土改(郊区)、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民主改革、整党以及恢复发展生产的运动中，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蒙冤受屈
1954年lO月，董琰又肩负起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重任。他工作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组织人事工作中，任人唯贤，坚持党性，为党和政府选拔和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955年，因受向明错案的牵累，董琰被错误地批斗和长期隔离审查。1958年又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下放到青岛某国棉纺织厂任副厂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为党的事业积极工作。不久，董琰又被下放济宁农场劳动改造。他身处逆境，却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坚信党对他的问题是会做出正确结论的。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盼望着组织上给他甄别平反。
1962年5月，董琰终于得以平反，恢复了党籍。1963年调江西省任省委委员、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董琰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江西的死党残酷迫害，于1968年2月5日惨逝于上海市华山医院。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江西省委于1977年11月22日在南昌隆重举行了董琰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江西省委负责同志江渭清、方志纯以及生前友好霍士廉、刘振华、姚仲明、秦和珍、高启云等50余人送了花圈。江西省委的负责同志和从山东、北京、南京、上海、浙江等地专程前往的生前友好以及江西省、南昌市各界群众代表600余人参加了安放仪式。
董琰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艺术和开创新局面的精神。他坚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广大党员和干部永远学习的榜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