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勃鲁·聂鲁达
基本资料
巴勃鲁·聂鲁  达
姓名：巴勃鲁·聂鲁达（Pablo Neruda）
本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
性别：男
出生年代：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
国籍：智利
名人职称：诗人，政治活动家
所获奖项：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
个人简介
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派罗（Parral），父亲（JosédelCarmenReyesMorales）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RosaBasoaltodeReyes）是一名小学教师。聂鲁达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因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两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覃缪科（Temuco）城，在那里，他的父亲与一位女士（CandiaMarvedre）结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不久，全家迁居智利南部森林地区的特穆科镇。这个背景和邻近的大海使这位未来诗人积累了丰富的象征和关于自然的比喻。聂鲁达的文学才能在特穆科开始展露。  巴勃鲁·聂鲁达聂鲁达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16年他遇到其生命中第一位启蒙老师，智利诗人加布里拉（GabrielaMistral），加布里拉在聂鲁达的文学创作上给了他很多鼓励，1971年，当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布里拉。13岁时，聂鲁达在马那那（LaManana）杂志上刊登了其第一篇文章。1920年，聂鲁达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为了避免引起父亲的不满，他用了笔名“聂鲁达”。4年后，聂鲁达出版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引起智利文学界的注意，从此登上了智利诗坛。
1921年之前，他一直住在圣地亚哥，为日后成为一名法语教师而学习，并且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书首次出版。1927年，按照拉美国家授予作家官职的传统，他被派到东方，在缅甸、斯里兰卡、新加坡、爪哇担任领事。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和一位荷兰女人结为伉俪。回到智利以后，他继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班牙担任领事。1934年，他的独生女儿玛尔娃·玛丽娜在西班牙出世。1936年与妻子离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女儿(女儿死于1942年)。 聂鲁达在饱尝内战之苦的西班牙呆到1937年初，然后同他的新伴侣、阿根廷画家迪莉娅·德拉·卡里尔离开西班牙。后来他又担任驻其他国家的领事(最突出的是1940年至1943年在墨西哥担任领事)，然后回国。1945年，由于写作政治性作品，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正式加入共产党。1948年，由于反共的冈萨雷斯·魏地拉政府对他发出了通缉令，聂鲁达开始了流亡生活。他起初在智利秘密活动，后来又流亡拉美和欧洲。1952年，聂鲁达获准返回智利。1955年，他和第二个妻子离婚，并和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同居。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和聂鲁达已经来往好多年，后来成了他的第三位妻子，一直伴随着聂鲁达，直至他去世。  巴勃鲁·聂鲁达50年代，聂鲁达再也不必靠外交官的薪水来维持生计了，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和政治作品的创作中。1965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他曾是1969年智利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但为了支持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聂鲁达退出了竞选。1970年，聂鲁达被查明患有癌症，但翌年仍去巴黎出任驻法国大使。1972年他因健康原因辞职，回到智利。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去世。在他去世前12天，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为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的实验带来一个血腥的结尾。
鲜明的个性
聂鲁达是个凡人，他既有许多高尚的品德，也不乏明显的缺点，不必把他变成神话式的人物，否则他自己也会感到可怕。他不喜欢小说中的典型英雄和那些身无瑕疵的人，反倒偏爱有点疯疯癫癫的人或无可救药的罪犯。 他慷慨大方，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到黑岛，在酒吧里喝酒聊天，吃大餐，晚上即使他回房间休息，他们依然可以继续自己的活动。但他又十分小心眼，爱记仇。聂鲁达在友情方面爱嫉妒。他喜欢被众星捧月的感觉。他的朋友遍天下，但是敌人也如影随形。  巴勃鲁·聂鲁达他个性鲜明，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优点同缺点一样突出；因此他的朋友，觉得他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他的敌人，不惜一切手段要打倒他，让他身败名裂。巴勃罗·德·罗卡，和聂鲁达同时代的诗人，也是最坚定的反聂鲁达分子，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从未停止对聂鲁达的攻击，为此编辑了25本杂志，还专门出版过一本书《聂鲁达和我》用来摧毁聂鲁达的声望和在诗坛的地位。但德·罗卡也是智利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之一，他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聂鲁达很少出面回击这些谩骂和中伤。而且，尽管他从不会把德·罗卡当作朋友，但这并不影响他高度评价德·罗卡的诗歌和社会立场。此外，像希梅内斯、维多夫罗、帕斯、博尔赫斯等诗人都与聂鲁达发生过论争，但是聂鲁达从未把他们当作敌人。虽然有时候，比如他和帕斯之间曾经闹到绝不同桌吃饭的地步，但这些都是诗歌理念和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差异，是君子之争。因此，最终希梅内斯、帕斯都和聂鲁达重归于好。而维多夫罗在逝世前，专程来黑岛访问过聂鲁达，他们第一次像朋友一样进行了交谈。对于博尔赫斯，聂鲁达始终推崇他为拉美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聂鲁达说，博尔赫斯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在侵略越南的人。我和博尔赫斯的争论是在和平中进行的。我们之间的差异是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造成的。但是对于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和他并肩斗争的古巴诗人纪廉，当他在控诉聂鲁达出席在美国举办的国际笔会的古巴作家抗议信上签名之后，聂鲁达终生都不肯原谅他，他认为那是朋友的背叛。  巴勃鲁·聂鲁达他喜欢看侦探小说，喜欢看最商业的喜剧电影，不喜欢歌剧，听不懂交响乐，喜欢跟大海有关的一切东西，船、海螺、贝壳、船首雕像图158，喜欢鸟，喜欢石头，喜欢养狗，喜欢观察小虫子。他有收藏癖，收藏作家手稿、文学作品各种罕见的珍贵版本，收藏海螺、船首雕像、葡萄酒。凡是他看到新奇的东西，他都想把它们买下来运到黑岛的家里。他喜欢绘画和造型艺术，有时会为自己或朋友的诗绘制插图，喜欢建筑房屋，所有的家都是他自己设计图纸，每个家都别具一格。
年轻时经常朝不保夕吃不上饭的聂鲁达，对舒适生活一直保持着热切向往。他对美酒佳肴非常在行，曾经和阿斯图里亚斯合写过一本《吃在匈牙利》。
除了写诗之外，聂鲁达还是出色的译者。他翻译过法朗士的小说，威廉·布莱克、惠特曼、波德莱尔、兰波和里尔克的诗，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还写过话剧《华金·穆列塔的显赫与死亡》，尽管演出时总是掌声雷动，但他的确不太懂得戏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每况愈下。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回忆录《我的生活经历》，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政治生涯
1927年，23岁的聂鲁达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驻缅甸领事，之后的8年里他先后到过锡兰、爪哇、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以及马德里。这期间，聂鲁达出版了《热情的投掷手》（EnthusiasticSlingshooter）和《土地的居民》（ResidenceonEarth），这两部诗集中蕴含着一种突破，不仅在写作技巧上，更是在思想上。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的一位朋友，西班牙诗人劳卡（GarcíaLorca）被谋杀，这两件事情很深的影响了聂鲁达致使他投身于民主运动的事业中。  巴勃鲁·聂鲁达当聂鲁达被委派出使法国的时期，他帮助了大量西班牙难民前往智利定居。1942年，聂鲁达写长诗赞扬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同年，他加入共产党。3年后，聂鲁达被选为议员，他公开反对总统魏德拉（GonzálezVidela）以及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也因此被驱逐出国，他在智利躲了两年后1949年逃往墨西哥。期间，聂鲁达前往苏联，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聂鲁达放逐生活的后半段，他住在意大利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他每天到海边听海的声音，写诗。当反对魏德拉势力的战斗在智利国内取得胜利，对左翼分子拘捕的命令撤销后，聂鲁达回到久别的智利。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当时的苏联文坛形势紧张，政府在思想上实行独裁，《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打上反动的标志驱逐。聂鲁达在他1958年的选集《放纵》（Estravagario）中反思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1957年，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被捕。此后，聂鲁达开始旅行，他去了古巴和美国，1970年当阿兰德当选总统后，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的大使。1973年9月23号，因为白血病，聂鲁达逝世。他逝世后不久，智利发生政变，阿连德被暗杀，聂鲁达在智利的两处家被抢劫。
文学历程
尽管聂鲁达在乡村的隔绝状态中长大，但特穆科的学校环境卓有成效地培育了他的诗歌才华。那里的老师们(其中的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后来于1945年成为拉美国家第一位诺贝尔桂冠诗人)向聂鲁达传授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知识。聂鲁达过早成熟，受到很大的激励。1919年在全国文学竞赛中荣获地区奖。第二年，他确定使用笔名巴勃罗·聂鲁达，以此向捷克诗人詹·聂鲁达表示敬意。1921年，他定居圣地亚哥，学习法语，从此以后，就积极参与圣地亚哥的文学活动。他在20年代初期的诗作依赖于比他早一代的西班牙现代派。这些作品中强烈的情欲部分地源自于本世纪初包括米斯特拉尔在内的女诗人。但是，他所出版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年)的坦率而渴望功名的人物形象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无疑就是聂鲁达的声音。 到20年代中期，聂鲁达已成为智利诗坛的中心人物，但作为远航者的生活还尚未开始。他在东方过着一种孤独的、远离尘嚣的生活。在亚洲之行前夕，他在圣地亚哥出版了《无限的人性试炼》(1926年)。在这部确确实实存在但几乎无人问津的试验性的书中，饱经磨练的主观主义已经十分明显。他在东方的生活又进一步滋养了这种主观主义。在东方，他最终完成了《大地的居所》(1933年，1935年，1947年)三卷中的第一卷。这三卷书可能是他最深刻、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书中独一无二的语言、连续的明喻、梦幻般的暗喻和急迫的半口语、半正式的韵律，随着每首诗对个人经历和表达的痛苦领域里的探索，也似乎自发地发展着。  巴勃鲁·聂鲁达30年代中期，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诗人把聂鲁达作为他们之中受人尊敬的成员来欢迎。正是通过和革命诗人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聂鲁达才开始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证实丁他的诺言。在《大地的居所》第三卷，他宣布“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在前两卷书中，对于时间和孤独的摧残，他是一个主观的目击者。现在，他的视线集中到与时事更为密切相关的事件上，例如西班牙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诗歌总集》是对拉美自然奇观的赞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改写。正是通过这部不朽的著作，聂鲁达充分展露了政治诗才。聂鲁达被称为若干部诗作、而不是单首诗的诗人。在评论家恩尼库—马里奥·桑蒂的文章里，《诗歌总集》被称为聂鲁达模仿《圣经》的书中之书。《马楚·比楚高峰》是全书十五章中最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章。这一章融合了政治讽刺(通过勾起对四百年前在山顶修建因卡城时死去的工人的回忆来含蓄地比喻现代对劳动的剥削)和自然景观的富有风采的描写，是聂鲁达从与世隔绝的人生观向与人民保持团结一致转变的抒情性重述，这种转变似乎是通过他对马楚·比楚的访问和他的诗歌所推出的自然和历史所产生的内在的解构来完成的。并非《诗歌总集》的所有章节都达到了同样复杂的水平，但正是这部雄心勃勃、富于变化的书使聂鲁达被国际社会誉为拉美国家和人民的代言人。
  巴勃鲁·聂鲁达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很多作品都是政治的暗示或直接的陈述，但大量的作品集中在爱情、自然和个人经历的事件上。到50年代，他才详细说明他的作品调谐中的多方位和有特色的语言。1952年他完成了《船长的诗》(1972年)，这是一部由马蒂尔德·乌鲁蒂亚激发起灵感的爱情诗集，为了尊重仍是他妻子的迪莉亚·德拉·卡里尔，开始时只是匿名出版。50年代末期，在和乌鲁蒂亚关系确定以后，聂鲁达出版了《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59年)。
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他的政治色彩明显表现在《葡萄园和风》(1954年)中。这部诗集包括党的路线诗的单调练习，也包括一些发自灵感的简短诗行。这种简短诗行后来成为他喜爱的形式。它在《元素之歌》(1954年)中被认为是完美的形式。每一首诗奉献给自然或社会的一种元素，每首诗都有奇观、想象力的观察、幽默、讽刺或者这一切的混合体。
1958年，聂鲁达抛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对社会主义艺术的专制，在《遐想集》(1958年)中以发言人的身份宣布他要再次关注与个人有关的事情，这一意图在后来很多书中得到了贯彻。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回忆录》(1974年)，其中大部分于1962年在巴西《十字架》报上连载。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基本源泉。他的回忆诗、浓缩的生活，在绵长的《黑岛纪事》(1964年)中可以发现。曼努埃尔·杜兰和马尔盖雷·桑弗罗称《黑岛纪事》是他“六十多岁时最重要的作品”。公开的自传诗也挤进其他大量作品中，赋予聂鲁达作为情人、战士、善享口福之人、自然的观察者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1934年所评论的本质的聂鲁达——直觉的哲学家以诗的声音。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诗集大部分都是抒发个人情感，其中很多诗歌表达了对死亡的期望。  巴勃鲁·聂鲁达由于聂鲁达认识到原子时代的危险，也为了与他大多数诗歌中预言的声音保持一致，在他晚年出版的两部书《世界末日》(1969年)和《烧红的剑》(1970年)，以及去世后出版的诗集《2000年》中，都把启示作为作品的主题。1973年智利民主的结束似乎是出于天意，聂鲁达则于同年去世，这是一个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正住在老家黑岛的一个渔村，突然广播和电视里传出了军事政变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消息。当时，聂鲁达正忙于他八部诗集的定稿，准备197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出版。他的身体已经因癌症而日渐虚弱，又听到激烈的军事占领的消息，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两星期，便离开了人世。聂鲁达的八部书稿得以保全下来，并由多年与之交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商洛萨达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聂鲁达的两处住所都被军队搜查过，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抹杀掉阿连德政权的文化象征。但是，军队的努力白费了：成千上万勇敢的智利人民参加了聂鲁达的葬礼，并把它变为反对新军人政权的第一次抗议活动。
聂鲁达一直是智利和拉美民主的象征，不完全因为他曾加入过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杰出的政治诗和与阿连德政权的联系。在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文学奖以前，他的诗已经堪称经典，而且这种地位会一直保持下去。无论从口头上(他的许多诗被吟诵或改编成广为流传的歌曲)还是从拉美诗歌的新闻媒介来看，他的影响领域是广泛的。例如，很多60年代和70年代诗人朴实无华的诗的语言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聂鲁达对简单表达方式的回归。
诗歌特点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 从表面上看，聂鲁达的自我在诗中无所不在，使一些评论家感到压抑——让·佛朗哥说，他的无所不在的出场“在某种程度上，使读者只起一个观察者的作用”——甚至使诗人自己也感到厌烦：  巴勃鲁·聂鲁达从任何方面来说，聂鲁达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一位利己主义者，第一人称的诗歌常常威胁性地出现，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占很大的比重，但同样真实的是，整部书(《大地的居所》前两卷)和很多具体的诗采用了地地道道的现代派手法，将文学的主观性呈现出来。
获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并非因为授予了伟大作家才享有崇高的声誉。诺贝尔奖具有的殊荣，实在是得奖者本身带来的，无疑，它只有授予合适的人选时才能显示出其价值，那么，具有这一资格的获奖者应该是什么人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嘱，此奖应该颁发给“从理想出发”而写成的作品，这一告诫由于未能用标准的瑞典文来表述，其正确的解释至今仍众说纷纭：譬如，我们总是在并不理想的条件下写作……所谓“理想主义”一句的本意应该仅仅意味着，那些“同人类永恒的期望保持一致的事。”然而，倘若持这一观点来对待诺贝尔奖，或许，尚不能充分地领会到其中蕴含的要旨，因为，这句话在诺贝尔健在的年代，可能更富有哲理。“理想”虽然能抽象地表达事物的非本质的现象，但也意味着，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  巴勃鲁·聂鲁达如果把诺贝尔所期待的事同他的遗嘱中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我们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获奖作品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幸福。不过，这一认识还不足以能消除我们的困惑，因为一切堪称伟大的作品，或者说所有那些满怀挚诚之心写成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些能带给我们以开心的欢笑的作品，无疑都对人类的幸福作出了贡献，看来，遗嘱的要旨实在不很确切。然而，今年的获奖者巴勃鲁·聂鲁达先生，却是无须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引起争论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这是因为，仅就他的作品本身的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能有助于人类的幸福。
此刻，我所要做的只是简捷地指出这一意义罢了。当然，要阐述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并非易事，因为试图扼要地来谈论聂鲁达先生，无异于是用捕虫网来捕兀鹰，再者，把胡桃核限制于胡桃壳中也极不明智，因为正是胡桃核致使胡桃壳的破裂。
尽管如此困难，我仍然不揣冒昧，试图来说明一下这一果核!聂鲁达先生的作品所达到的极致，一言说尽，就是“与存在相通”。结论似乎简单，对我们却是极为棘手的一个问题。聂鲁达先生早在1956年出版的《新元素之歌》中，就使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句话来表达这一内涵。这部诗集的标题极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它说明聂鲁达先生从孤独、自省以及不协调的困惑中体验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在有关青春和恋情的诗作中，聂鲁达先生，同样也沉浸于孤独、自省和不调和的矛盾中。《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最足以表明他的诗在西班牙语中所产生的意义。这部作品数次被谱写成歌曲，广为流传，发行出版总数打破纪录，早在10年前就已达百万册之巨，然而，伴随着这一朦胧而具有诱惑力的美丽形象的却是置身于所谓的冷漠的失败阴影中的陌生人。  巴勃鲁·聂鲁达继《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后的另一杰作《地球上的居所》中，他仍然经常“孑然一身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生活”。其后，聂鲁达以在西班牙的生活经验作为转折点，进入一个转变期，冲破孤立，摆脱了死亡的恐怖。当他目睹朋友或其他诗人被押赴刑场时——其中就有他所爱的卡露西娅·洛茄卡——他同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害的人之间息息相通的情感此刻便油然而生。西班牙内战后，他返回曾被征服的，但对当今的征服者来说，虽仍充满诱惑、却又无能为力的祖国时，这一共通情感又再次喷发。他由衷感到已经无法割断同这块恐怖的土地的血肉联系，为祖国大地的富饶及昔日的伟大历史而感到光荣，更对具有远大前景又极为遥远的东方怀着梦幻般的希望。聂鲁达先生的诗以这个时期为起点，明显地面对政治。他的诗歌，对现在和将来所进行的斗争及其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且更着重于表达对未来的憧憬。在他的主要作品《漫歌集》中，他特别描写了这样一种人，他们仅仅因为持不同政见，便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家里骑着马四处隐匿。他认为，祖国属于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绝不能让任何人的尊严受到损害。
他的气势磅礴的诗集——共有16章250首诗——在他壮阔的诗歌大江中，只不过是一点一滴。从他的诗泉中奔涌而出的诗，令人感到犹如涨潮与退潮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此而言，另一问题便自然而来，即这部作品中的狂放的节奏，是否有失于内在的稳定性或者缺乏缜密的构思。如果真如此，灵感以及情感的表白自然会受到阻碍，绝不可能如激流般涌出，再者诸如稳定性以及缜密的构思此类要素，又怎样才算适当呢?聂鲁达先生的诗作中听涉及的事物具有创造性。就此而言，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中的大陆会苏醒过来，叙说一切，让一切真相大白。如果指望灵感可以用尺度或容积来衡量，这无异是要在热带的原始丛林中，要求秩序与光明，要去阻止火山的喷发。
代表作品
聂鲁达先生的作品甚丰，所以，政治和人生经历两方面的内容很难截然分开，在他近期的诗作中，有一部题为“埃斯特拉瓦卡里欧”，标题虽可理解，但或许无人能够翻译出来。因为，这是作者创造的，其含义可为“离经叛道”、“流浪”、“幻想”以及“不同于世俗”等等。之所以以此为作品标题是由于继《漫歌集》写作之后，诗人的生涯尚很漫长，而且又已经体验到丰富而又痛苦的人生。它所揭示的是人性中所包含的一切同新生事物的联系，以及人们追求的目标中对未来的期望等等，而且彼此已融为一体。他还顿悟到，即使是在令人窒息的恐怖之地，通向来来的希望之路仍可寻觅，为希望这一信念所鼓舞着的眼睛，会以难以压抑的冲动，从远处去窥视那块恐怖之地。昔日穿长统靴、蓄大胡子，以涂上漆的神像来表示备受赞美的偶像，现在已从暗淡的光亮中逐渐显现出原形。他以“胡须与小胡须”来象征体现在服饰与举止两方面上的共同性。在诗人的经历中此时也能发现同女性之间的新联系，它们既是生命的泉源，也是人生的维系。最近写成的另一杰作《船歌》就形式美而言，堪称一绝。由此看来没有人能断言聂鲁达先生的路会通向何地，不过，他本人已对此作出了回答，即通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我想要了解他的愿望与日俱增，不遗余力地阅读研究他那美妙绝伦的作品。这些作品犹如苏醒过来的大道，无论何时都充溢着勃勃生机，体现着力量与自尊。它们仿佛是一条大江，愈接近出海处，愈加波澜壮阔、宏伟、宽广。
人物评论
十多年来，聂鲁达一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他终于获奖的时候，伴随着他写作生涯的争议也随之而来。在从评论角度经过权衡的广播讲话中，文学院常务秘书吉罗追溯了30年代关于聂鲁达的争论。那次争论的主要人物是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曾称赞聂鲁达对自然高于技巧的强调。希梅内斯——一位精细的技巧家，称聂鲁达是“伟大的坏诗人，一个布局紊乱的诗人”。聂鲁达1945年加入共产党及其入党以后所写的大量政治诗成为反对派攻击的主要依据。1971年又出现这类批评。但是，世界上大多数评论承认聂鲁达的大量诗作是无愧于诺贝尔奖的。 拉美国家对聂鲁达获奖的反应是复杂的，但主流是自豪和赞扬。政治上保守的阿根廷文学大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在60年代同聂鲁达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评论中，他友好地显示出高姿态：“尽管我们政见不同，我认为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奖是非常明智的。”消极的评论来自右派和极左派两方面。最尖刻的批评是刊登在新左倾阿根廷新闻周刊《首版》上的文章，作者以年代为顺序列举了聂鲁达在60年代对诺贝尔奖所发表的言论，使其表现出自相矛盾和利己主义倾向，并说聂鲁达以前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但后来由于他屈从于党的纪律和自己的机会主义而被毁掉了。
拉美以外的国家对聂鲁达获奖的反应更为热烈。让·马塞纳克在《世界报》上撰文，反映了欧洲对智利诗人“丰富而赏心悦目的作品”中的多才多艺的敬慕，这些作品“既容纳最坦直的纯朴，又不拒绝最令人费神的矫饰”。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的作者们对聂鲁达的获奖表示赞许，提到他作为“当代拉美最伟大的诗人”的声誉，并指出，“对拉丁美洲人来说，聂鲁达是他们自身和他们大陆的诗化的再创造”。
聂鲁达作品的翻译家纳撒尼尔·塔恩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智利的桂冠诗人是“我们时代的巨人”，并陈述了聂鲁达与沃尔特·惠特曼的相似之处。惠特曼是与聂鲁达旗鼓相当的描写广袤风景的北美诗人。通过两个人的作品，“贫穷的欧洲源远流长的文学控制……结束了”。塔恩对聂鲁达的政治诗所受到的攻击加以解脱，他说在如此庞大的巨著中不可能每一页上都是伟大的诗：“重要的是拒绝逃避生活所明显带来的责任与欢乐。”
罗伯特．J．克莱门茨在《星期六评论》中详细阐述了聂鲁达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及败坏其诗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坏诗”。克莱门茨承认聂鲁达的伟大，但倾向于他的主观主义风格。他主要解释了瑞典文学院选择1971年授予聂鲁达诺贝尔奖的原因。聂鲁达新的外交职务唤起人们对最近另外一些大使桂冠诗人——颇为得宠的一伙人的注意。而且他年近七十，这个年龄符合保守的诺贝尔奖评委们对候选人年龄的要求。但是，克莱门茨说，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是聂鲁达像大多数瑞典人一样，反对美国对越战争及美国在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政策。克莱门茨假设1971年的授奖是文学宣言，同时也是政治声明，这种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的北美种族中心主义，他并没有提到瑞典文学院通过授奖于聂鲁达，就等于欢迎智利进步政权——阿连德政府的上台。
生平与创作
巴勃鲁·聂鲁达（PabloNeruda，19O4-1973）智利诗人。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为聂鲁达，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3年逝世。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从1925年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是聂鲁达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基本上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追求神秘的内心体验，主要诗作是《地球上的居所》（1933一1935）。1937年，进入创作的第三阶段，亦是全盛时期，主要作品有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和代表作《诗歌总集》（195o），后者包括此时期发表的最著名的两首长诗：《马楚·比楚高峰》和《伐木者，醒来吧》（1948）。此后陆续发表诗集《元素之歌》（1954）、《葡萄和风》（1954）、《新元素之歌》（1956）、《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1957）、《英雄事业的赞歌》（196O）等。
聂鲁达于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1949年流亡国外，思想越发激进。他参加国际和平组织，受到苏联的热情帮助，感情上必然偏向克里姆林宫。1950年因为《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诗中不仅歌颂林肯，而且还歌颂斯大林和苏联），荣获国际和平奖金。后来成为苏联的盟友，写了大量歌颂苏联的政治抒情诗，如《葡萄园与风》。1953年，还得过斯大林和平奖金。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聂鲁达不能接受。他对斯大林的错误，至死都未能认清。他在晚年回忆录《我曾历尽沧桑》中，这样写道：“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又将一首诗献给了这位强有力的人物。那是在他去世的时候。这首诗在我的任何一版全集里都可以找到。克里姆林宫的巨人有一种强烈的影响，振奋着人类，我的诗就是吸收了这种巨大影响。”
聂鲁达在拉美文学史上是继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表现了拉美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历程，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聂鲁达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爱情与婚姻
也许南美洲人大都比较风流倜傥，更何况是多情诗人，聂鲁达前后娶了三位妻子，并一生风流韵事不断，但作为诺贝尔奖的桂冠诗人，世人更加关注的是他那些不朽的爱情诗篇，而原谅了他的婚外情。
1930年聂鲁达娶了第一位妻子玛丽亚，轰轰烈烈爱过一阵子以后以分居结束，玛丽亚的起诉差点毁了他的一生。从1936年开始，聂鲁达与比他大20岁的德丽亚·德尔·卡丽尔在一起生活了18年，并于1943年在墨西哥结婚，但这第二次婚姻不被智利所承认。智利这个南美小国，政治动荡不安，法律陈腐保守，一旦结婚就不允许离婚。 聂鲁达和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阿露霞是1946年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音乐会上认识的，当时他们两人不过是逢场作戏。玛蒂尔德虽然也出身平凡，但有一股子波西米亚精神，她在遇到聂鲁达之前已作为演员和歌星闯荡了整个拉丁美洲。三年后他们在墨西哥城再次相遇，聂鲁达得了奇怪的静脉炎，已在墨西哥音乐学院教书的玛蒂尔给他做护士，于是两人开始“偷情”。聂鲁达被智利右翼分子迫害而流亡时，他俩辗转欧洲和美洲，多次秘密幽会。1951年聂鲁达应邀在柏林国际共产青年节上发言时，邀请玛蒂尔德前往唱歌助兴，两人的关系第一次在朋友中曝光。也就是在这次大会期间，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俩突然相爱了，偶尔的逢场作戏已不能满足他们想多厮守在一起的愿望，于是聂鲁达把当时的第二任妻子德丽亚遣派回智利，让她与政府周旋，解除对他的逮捕令，他自己则与39岁的红发女郎玛蒂尔德逃到了意大利。
在意大利一个美丽的小岛上同居的日子里，聂鲁达和玛蒂尔德每天早上醒来后在床上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下午在海边尽情地散步，晚上聊天，两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聂鲁达常常给玛蒂尔德一些意外的小礼物──一首接一首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情诗，最意外的礼物是1952年5月1日的晚上，聂鲁达把她拉到海边，为她戴上了一枚戒指。他俩在月光下自行举行了一个别致的“婚礼”，两人对着月光发誓，无论今后发生什么，两人从此永不分离。当然，这个婚姻既不被法律所承认，也不被世人所认可。
1952年回到智利以后，聂鲁达巧妙地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德丽亚长期以来是他的政治同盟、战友、兼评论家，也是一个母亲形像，但她从来不为聂鲁达料理家务。聂鲁达近50岁时，德丽亚已快70岁了，此时的聂鲁达想要一位年轻一点的女人陪伴，想过家庭生活。活泼、性感的玛蒂尔德比他小8岁，除了喜欢唱歌以外，还喜欢做饭烧菜、种花植草、养狗喂鸟，正合他意，但只能在外供养起来。
玛蒂尔德的波西米亚精神使她不计名份、不把社会习俗放在眼里，她同意让德丽亚保留“皇后”地位，并让聂鲁达继续维持法定婚姻，她只在暗中享受他给予她的秘密“桂冠”。聂鲁达常以“开会”的借口出去幽会，他和玛蒂尔德的秘密关系直到1957年才被发现。
正史上说，党组织要求聂鲁达快刀斩乱麻。野史上说，当德丽亚知道聂鲁达在外有情妇后，逼着他立刻在两人之间作出选择，没想到聂鲁达在众叛亲离之下选择了情人玛蒂尔德，永远离开了德丽亚，众人为此而同情、偏向于这位合法夫人，直至今日，文学圈内的人仍然认为德丽亚对聂鲁达的奉献高于玛蒂尔德。
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终于可以公开生活在一起了，但这个事实婚姻仍然不被认可，直到1966年德丽亚去世后，他们才重新结为合法夫妻。然而，在玛蒂尔德心里，自从1952年那个月光下的婚礼，聂鲁达就是她的终身爱人了。
《邮差》背后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的情妇、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阿露霞临终前写下的自传《我和聂鲁达在一起的日子》最近正式出版，算是为纪念聂鲁达诞辰100周年的所有纪念活动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聂鲁达生前的好友、《聂鲁达传记》作者特特保穆这样评价道，“她没有将秘密带进坟墓，而是临死前在绝望中找到勇气，写出了一部伟大的爱情故事。” 玛蒂尔德在自传中透露，聂鲁达爱上她是因为她不懂政治、不懂诗歌。聂鲁达的诗人朋友说，就像德丽亚曾经培养塑造了聂鲁达，聂鲁达转过来又培养塑造了玛蒂尔德。在与聂鲁达相处的日子里，玛蒂尔德提高了文学修养，聂鲁达则从她那里吸取了民歌素材和创作灵感。聂鲁达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时间里的许多作品都是为玛蒂尔德所写的，其中最有名的是《船长之歌》、《100首爱情十四行诗》等。199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意大利电影《邮差》描述了一个普通邮差因送信而认识了聂鲁达、因亲历诗人的生活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影片里那位时隐时现的快乐女郎正是玛蒂尔德。
聂鲁达和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的自传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政变”讲述了1973年9月智利政变以及两周后聂鲁达突然病逝的过程；第二部份“流亡”倒叙了1951至1952年聂鲁达流亡的日子和他俩逃到意大利之后那段鲜为人知的秘密生活，包括他俩在月光下的秘密婚礼、以及她的不幸流产等隐私；第三部份“幸存者”描写了她的孤独与悲哀、聂鲁达逝世后的世态炎凉、以及她怎样在智利政变后将聂鲁达的诗稿和自传手稿偷偷带到国外找人编辑和出版的艰难过程。书中共有16张照片，一展他俩的风采和愉快相处的情景。 有关聂鲁达的各种传记以及他的自传都只谈到他的诗歌生涯和政治生涯，而玛蒂尔德的自传侧重个人生活，为世人立体了解聂鲁达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聂鲁达仍然风流不减、韵事不断，但玛蒂尔德在自传中对此以及她所受的委屈只字不提。她在聂鲁达生前也许贡献微薄，但在他死后为保护及出版他的手稿、为维护诗人的声誉所奉献的种种都使得聂鲁达的崇拜者们不得不敬佩。
一位自由歌手和一位浪漫诗人相遇，轻松随意的关系中迸出爱情火花，可歌可泣。正是这位由情人而成为妻子的女人，保障了聂鲁达晚年生活的相对平静，更使得一代诗人逝世后英名不朽。
创作《漫歌集》
聂鲁达1943年年10月，途经秘鲁参观马丘·比丘高处。这里是古代印第安民族所建立的印加帝国的遗址，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启示。在这之前，聂鲁达一直想以史书的形式，写一本智利的诗歌总集。现在站在废墟上，他明白：古代的印第安人，是拉美各国的共同祖先。于是，他产生了新的构思，想写一本美洲的诗歌总集。“它应该是一种像我们各国地理一样片片断断的组合，大地应该经常不变地在诗中出现。”1945年9月，他先写出《马丘·比丘高处》（旧译《马楚·比楚高峰》）这首大诗。1948年2月5日，智利政府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同时开始《漫歌集》的秘密写作，于1949年2月完成，历时一年。  《漫歌集》插图《漫歌集》是一部史诗性的诗集，分15章，由250首诗组合而成。第一章，《大地上的灯》（1400），诗人饱含深情，以史诗的语调，写出了欧洲殖民者未到新大陆之前，美洲大地的和平与宁静：
在礼服和假发来到这里以前，
只有大河，滔滔滚滚的大河，
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飞鹰或积雪仿佛一动不动，
只有湿气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
雷鸣，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
第二章，是《马丘·比丘高处》。在西方诗界，《漫歌集》被认为是聂鲁达的代表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500行的长诗《马丘·比丘高处》。此诗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古代印加帝国历史的辉煌和神秘的消亡，具有深厚的印第安民族文化底蕴，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写这首大诗时，聂鲁达才41岁。
第三章，《征服者》叙述了300年来，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屠杀和掠夺的苦难史。这些充满血泪的种族灭绝，长期被西方文明所遮蔽所回避。聂鲁达把它们一一呈现出来，这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世界性的大事件，一路读下来，令人惊心动魂。第四章《解放者》、第五章《背叛的沙子》，第六章《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继续写美洲的历史和地理。第七章《智利的诗歌总集》，是诗人对祖国智利的礼赞。第八章《名叫胡安的土地》，歌颂他所认识的几个智利和拉美的劳动者。第九章，《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旧译《伐木者，醒来吧》，是纪念美国林肯总统），是著名的政治抒情长诗。第十章《逃亡者》和第十一章《布尼塔基的花朵》，是写诗人逃亡中所见所闻。第十二章《歌的河流》，是诗人写给各国友人的书信（诗篇）。第十三章《新年大合唱》，是诗人于1979年献给正处在黑暗中的祖国。第十四章《大洋》，在诗集的结构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长长的智利一边是浩瀚的太平洋，聂鲁达的家所在的黑岛，就面对着碧波万倾的太平洋。这一章所写的是太平洋的风光，有复活节岛和南极，展示了辽阔的时空感，给人以永恒的思绪，真是大手笔。最后一章《我是》，以聂鲁达的前半生为题材，是诗人在危险的境遇中，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
在20世纪的世界诗歌史上，很少看到《漫歌集》这样宏大开阔和浑厚有力的杰作。诗人个人的命运和情感，与整个美洲大陆辉煌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这就是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的高度概括：“由于他那具有自然力般的诗，复苏了一个大陆的梦幻与命运。”
1971年，瑞典文学院能把诺贝尔文学奖给聂鲁达，可以说是超越了政治偏见，因为当时30年代那种红色国际革命已经退潮了。二战的胜利，开启了一个以政治意识对峙的冷战时代。聂鲁达的诗歌，因为应合了当时红色国际的背景，被推向世界的舞台。同时也表明，他前期诗歌因为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艺术，并在《漫歌集》中表现出来的对欧洲殖民者入侵新大陆的强烈抗争，也打动了西方有良知的知识界对祖先暴行的反省。这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中可以得到验证。可以说，聂鲁达的诗歌是个复杂的存在。他前后期诗歌的变化，也是20世纪世界复杂性的体现。50多年过去了，《漫歌集》在世界诗坛的独特地位，已经是不可代替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还说：聂鲁达“他的作品，不是以作品的本身，而是以其所具有的意义，对人类的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瑞典文学院认为聂鲁达之所以能获奖的理由。在20世纪的诗坛上，有多少诗作，能称得上对“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
但是，这部世界性的诗歌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却充满着误读和错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把聂鲁达作为一个继马雅可夫斯基之后的国际红色大诗人来接受。聂鲁达不仅享有盛誉，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着迷于他那新颖有力的革命长诗，如《伐木者醒来吧》（旧译），《献给列宁格勒的情歌》等。中国诗人们从聂鲁达的诗作中，学习如何将政治内容和自由体长诗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漫歌集》中的最重要的诗作，却没有人翻译，一般人也无从了解。
只有蔡其矫于1964年翻译了《漫歌集》中最重要的《马丘·比丘高处》。文革期间，蔡其矫曾把《马丘·比丘高处》的译诗手稿，拿给北岛、杨炼和江河传抄。对后来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杨炼的文化组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漫歌集》中那种把整个美洲作为表现对象的系统化的构思，对蔡其矫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他晚年走遍中国的旅游题材中表现出来。还有《马丘·比丘高处》那种将惠特曼的浪漫主义抒情与超现实主义手法相融合的现代诗艺，是促进晚年蔡其矫和牛汉再创艺术高峰的重要艺术动力。
由于，聂鲁达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诗界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抒情诗。而《漫歌集》中译本——王央乐译为《诗歌总集》，直到1984年才出版。虽然蔡其矫1964年就译出《马丘·比丘高处》，但一直到1983年，才收入《聂鲁达诗选》。而80年代的中国诗界，特别是青年诗人，着迷于西方现代派诗歌，视聂鲁达《漫歌集》过时，不感兴趣了。近年来，只有少数诗人和读者，还在阅读聂鲁达的爱情诗。
理想的《漫歌集》中译本，还没有出现。《漫歌集》巨大的经典价值，还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因为很少有人认真研读，更遑论从中受益。
主要作品
《黄昏》、《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地球上的居所》、《西班牙在我心中》、《诗歌总集》、《马楚·比楚高峰》、《伐木者，醒来吧》、《元素之歌》、《葡萄园和风》、《新元素之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英雄事业的赞歌》等
作品选辑
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首哀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巴勃鲁·聂鲁达1 女人之躯，洁白的双腿，
你那委身于我的姿势就如同大地。
我这粗野的农夫之体在挖掘着你，
努力让儿子从大地深处欢声堕地。
我曾经是一个空洞。鸟儿纷纷离我而去，
黑夜就断然侵占了我的身子。
为了活下去我像武器一样地锻造着自己，
如同我那弓上的箭，我那弹弓里的石子。
现在复仇的时刻已来临，可是我爱你。
爱你的肌肤，青丝，焦渴而坚挺的双乳。
噢，扣碗状的酥胸！噢，出神迷离的眼！
噢，玫瑰般的小腹！噢，你那悠悠的喘息！
我女人的身躯，我要执著地追求你的美。
我的渴望，我无限的焦虑，我游移不定的路！
就是那永恒渴望经过的黑色沟渠，
就是那劳顿之地，那无限伤心的沟渠。
2
夕阳用它微弱的光芒将你包裹。
沉思中的你，面色苍白，背对着
晚霞那衰老的螺旋
围绕着你不停地旋转。
我的女友，默默无语，
孤零零地与这死亡时刻独处
心里充盈着火一般的生气,
纯粹继承着已破碎的白日。
一束光芒从太阳落至你黑色的衣裳。
一条条巨大的根茎在夜间
突然从你心田里生长，
隐藏在你心中的事返回外面。
因此一个苍白的蓝色民族
一降生就从你身上获取营养。
啊，你这伟大、丰盈，有魅力的女奴
从那黑色与金黄的交替循环里，
挺拔屹立，完成了生命的创造
鲜花为之倾倒，可你充满了伤悲。
3
啊，一望无际的松林，涛声陪伴折断声，
光线缓缓地做着游戏，孤独陪伴着教堂，
霞光落进了，你的眼睛，可爱的小美人，
地上的长春花，大地在你心里歌唱！
河流在你心中歌唱：按照你的希望，  巴勃鲁·聂鲁达听凭你的要求，我的灵魂在水中荡漾。
请用你的希望之弓，为我指明路程，
我会在狂热中射出一束束飞快的箭。
围着我，让我看到了你朦胧的细腰，
无言的你催促着我那被追捕的时光，
是你用那碧玉般的胳膊，
留驻了我的亲吻，孕育了我对水的渴望。啊，你那被爱情染了色的神秘声音
与暮色发生共鸣，令人闻之心也醉！
于是，在深夜里我就看到了
田野里的麦穗被清风的嘴巴吹弯了腰。
4
在夏日的心脏里
一个布满风暴的早晨。
仿佛道别时挥动的白手帕，云彩在旅行，
风儿用它那游子的双手摇动着白云。
不知道有多少颗风儿的心脏，
在我们相爱的寂静里跳动。
心儿在林间像管弦乐神圣地嗡嗡响，
如同一个充满战争与歌声的舌簧。
风儿以神偷的方式卷走了枯枝败叶
迫使飞箭般的鸟群改道而去。
风儿用无泡沫的浪花和轻飘的物质
把枯枝败叶打落在地，堆成倾斜的火。
风儿停了，把密密的亲吻沉落下来
战败在夏风的大门口。
5
为了你能听我说
我的话语
往往消瘦成
银鸥在沙滩上的足迹。
手串，喝醉酒的串铃
献给你那葡萄般的手。
望着我自己远去的话语。
比我多的，是你的话语。
它们似海蛇向我原有的痛苦爬去。
它们就这样沿着潮湿的墙壁爬去。
这个血腥游戏的罪人就是你。
它们纷纷逃避我那黑暗的藏身之地。．
你处处塞满你的一切，塞满你的一切。
在你之前它们已开拓了你要占据的孤独之地，
并且比你更习惯于我的悲伤。
现在我想要它们说出我想对你说的话
为的是你能听到如同我希望你听见的话。
焦虑的风还是经常卷走你的话。
梦中的飓风还是经常把它们推倒。
从我痛苦的声音里你听一听其它声响。
哭声还是来自那些嘴巴，
流血还是因为原来的恳求．
爱我吧，女友。别抛弃我。跟我来吧！
跟我来吧，女友，冲破那焦虑的浪。
可是我的话语正渐渐被你的爱情染上颜色。
一切都让你给占了，你占领了一切。
我要把一切编成一条无限长的手串
献给你那柔软得赛葡萄的洁白双手。
6
我记得你最后那个秋季的模样。
你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
你的眼里跳动着晚霞的火焰。
树叶一片片落入你那似水的心田。
你像一朵牵牛花紧贴在我怀中，
树叶接收着你缓慢而平静的声音。
惊愕的篝火燃烧著我的饥渴。
甜蜜的蓝色堇盘绕在我的心田。
我发觉你的眼睛在出神，可秋天已经远去：
灰色的贝雷帽，小鸟般的声音，家中的心脏，
我深切的渴望就是移居你的家中
我那快乐的亲吻会像火炭般地纷纷落下。
从船上看是天空，从山上看是田野。
忆起你，就想到了光明，炊烟，宁静的水塘！
在你的眼底深处燃烧着万道霞光。
秋天的枯叶盘旋飞绕在你的心田。
7
俯视着黄昏，我把悲伤的网
撒向你海洋般的眼睛。
那里，在最高的篝火上燃烧、蔓延着
我的孤独，它像溺水者那样挥动着臂膀。
我朝着你那出神的眼睛送去红色的信号
像海水拍击着有灯塔的海岸。
你一味沉默不语，我那远方的心上人儿。
从你的目光里时时显出惊惶的海岸。
俯视着黄昏，我把悲伤的网
撒向撼动你海洋般的双眼。
群群夜鸟啄食着第一批星星
它们的闪烁如同我爱你的那颗心。
夜神骑着他的黑马在奔驰
在原野上播撒蓝色的花穗。
8
洁白的蜜蜂，你喝醉了蜜，在我的心上嗡嗡叫
围着袅袅的炊烟，你嗡嗡地飞绕盘旋。
我是个绝望的人，是没有回音的话语
我失去了一切，又是一个拥有一切的人。
最后的羁绊，我最后的忧虑在你心中吱吱响。
在我这块荒原上，你是最后一朵玫瑰花。
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
闭上你那深邃的眼睛。夜神在那里扑扇着翅膀。
啊，露出你那颤抖的雕像般的身体吧!
你的眼睛深邃，黑夜在里面扑扇着翅膀。
你的胳膊细嫩，好似花朵；膝盖如同玫瑰。
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
你的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
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
这就是你不在这里造成的孤独。
下雨了。海风追捕着流浪的银鸥。
流水赤着脚走在潮湿的街道上。
树叶像病人那样抱怨着大树。
洁白的蜜蜂，你不在，却嗡嗡响在我心头。
时间会使你重生，消瘦而沉默的姑娘。
啊，沉默的姑娘！
9
沉醉在松香和长吻中，
夏日里，我驾驶着玫瑰小船，
拐向那消瘦的死神，
凭借着水手的坚强和狂热。
面色苍白，被拴在贪婪的水上
我穿过晴朗天气的酸腥气味，
依旧身穿灰衣，耳听痛苦的呻吟
一支把浪花扔到后面的悲伤桅杆。
撇开激情，我骑上唯一的浪头，
月夜，白昼，炎热，寒冷，突然间，
睡倒在幸运岛屿的喉头
洁白而甜蜜的海岛如同双胯一样新鲜。
潮湿的夜晚，带着亲吻的衣裳在颤抖
衣衫上，疯狂带电般地行走，
按照史诗的方式，它被分成各种梦想
令人陶醉的玫瑰也在我心中成长。
外部的浪涛中，海流压在上面，
你那平行的身躯，紧贴在我胸间
犹如一条鱼永远游在我的心田，
快和慢都在那天下的热能之间。
10
我们错过了这个晚霞。
今天黄昏没人看见我们手拉手
那时蓝色的夜正渐渐落到天下。
从窗口处我看到了
落日在远山里的宴会。
那么你当时在哪里?
呆在什么人中间?
说些什么话语?
为什么正当我伤心，
觉得你在远方时，
全部的爱会突然而至?
经常在黄昏时分被挑中的书落到了地上，
像一条受伤的狗在脚下滚动了我的衣裳。
你总是、总是在暮色苍茫时分离去
走向晚霞边跑动边抹去雕像的地方
人物影响
“我不是来解决什么，我到这里来是唱歌，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唱。”聂鲁达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又是一个复杂的人，一个才情卓越、少年成名、爱自然如同爱女人、美酒和佳肴，其情诗混合着深情和肉欲的智利伟大诗人，一位视社会正义和诗艺同等重要的直言不讳的政治家，一位驻外大使和总统候选人，1971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前却数度在自己的祖国智利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他的《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有这样的诗句：“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因为他的诗歌，对他有多么长久的热爱。在他的百年诞辰纪念，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诗人的爱，自年初开始的一系列纪念活动达到顶峰———智利政府再次将他以国家英雄之名奉入了智利的先贤祠。在无上的荣光中，聂鲁达可以安息了，一个讴歌爱情的诗人和他爱的诗篇造就的辉煌和传奇，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永远。
两个聂鲁达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第一次翻译和出版聂鲁达的作品时，只译政治诗，每一首都慷慨激昂，剑拔弩张。80年代虽然译了一些他的爱情诗，但由于舍弃了其中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性爱诗篇，因而无法展现聂鲁达情诗最重要的特色。当国门大开，审美繁荣，各种现代、后现代的诗歌流派一齐涌入后，聂鲁达，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被遗忘了。1995年，由于一部获奥斯卡的意大利电影《邮差》，聂鲁达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这之后聂鲁达的情诗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小热点，以致人们突然发现，怎么有两个聂鲁达，而新近认识的这个如此陌生，他居然写了那么多美妙的爱情诗篇，居然如此细致动情地描写了性。
其实，只有一个聂鲁达。只是有时候，我们将他描画成抗着红旗冲锋的钢铁战士，有时候，我们将他塑造为恋爱中的男人。聂鲁达从来没有变，他一生都热爱自然，追求爱情，迷恋女人，崇尚友谊，忠于祖国，所有这些贯穿他整个诗歌创作。从来没有一个聂鲁达，只关心女人而不关注政治，也不存在一个聂鲁达只抗议黑暗现实、抗议压迫剥削而不讴歌丰富的大自然与人文世界，不赞美爱情，不为女人写下挑拨心弦的诗句。据说，巴勃罗（Pablo），在希伯莱语中的意思是“讲述美好的事情”，聂鲁达来自捷克作家扬·聂鲁达，他关注底层，为捷克人民写作。当十四岁男孩内夫塔利·雷耶斯选了巴勃罗·聂鲁达作为笔名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它会暗合他一生诗歌中的主题。
聂鲁达死因
人民网5月31日电 据南方电视台报道，智利共产党将向司法机构提出诉讼，要求调查皮诺切特独裁政权（1973-1990）暗杀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这是官方昨天宣布的。
智利共产党主席特列尔指出，这项针对谋杀聂鲁达的嫌犯的刑事诉讼可能在星期二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其罪名是谋杀，目的是开始进行调查以查清事实。聂鲁达是在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1973年9月23日死亡的。有证人的声明赞同聂鲁达被杀害的说法，而不是如政变分子所说的死于前列腺癌的并发症。
人权辩护律师孔特雷拉斯认为，聂鲁达当时并不是处在可能导致他死亡的疾病的最后阶段，存在可以提出上诉的因素。曾接近聂鲁达的人士认为围绕诗人的死情况很奇怪。聂鲁达的司机阿拉亚曾说过，诗人是在向他的胃部打针后死亡的，“就是这一针打死了他。他得了癌症，但是情况很好。那天他还计划去墨西哥。他情况不坏，没有理由死亡。军政府不愿意他离开国家，因此就那么做”。
聂鲁达当代世界文学界著名的诗人之一，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智利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智利共产党的成员，在阿连德政府中曾任大使职务。聂鲁达死于圣地亚哥的一个诊所，他的家人认为，诗人的死亡是人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