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桃园经验
主要经验
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中央肯定
中共中央随即批示进行了肯定，“桃园经验”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国推广。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桃园经验的总结报告人王光美
经验背景
《王光美访谈录》：关于“桃园经验”
黄峥：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后来影响比较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王光美：1964年五一节前我回到北京。在乡下5个月确实比较辛苦，自我感觉身体有点差，我想休整一段时间再说。要不要再去参加一期“四清”？下一期到哪里？当时都没有具体打算，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总结一个“桃园经验”。之所以后来形成一个“桃园经验”，并且产生那样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64年开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督促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成了全党全国的一项中心政治工作。各省、各中央机关都动起来了，派出了大量工作队。各级领导亲自带头，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我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这样，我在中直机关党委召集的干部会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
修改十条
少奇同志1963年一直忙于国际事务和反修斗争方面的事，对“四清”运  桃园经验的中共中央倡导者动没太管。1964年以后，他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到“四清”运动上来。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少奇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全国“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少奇同志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这样，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少奇同志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6月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的时候，6月15、16日，毛主席、少奇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附近，观看了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表演。毛主席兴致很高，对比武表演很赞赏。主席还说，全军要普及“尖子”经验，部队要学会游泳。当晚，主席、少奇同志还一起畅游十三陵水库。罗瑞卿总参谋长负责安排并陪着游。我和郝治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夫人）也下去了，我俩在一起游。下乡后，我的身体差了，体力不行了，游不过郝治平。
少奇巡视
为了解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准备修改《后十条》，少奇同志决定到一些省市巡视。正好这段时间，各地都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64年6月底，我陪他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抚宁县桃园大队是河北省“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刘子厚、林铁同志便要我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7月5日，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了一次。这次比在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月6日，我们离开天津到济南。山东省委也在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省委的同志已经听说，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报告，便要我在他们的会上也讲一讲。这样，我在山东又讲了一次。讲过之后，当时会上就反映强烈，要求印发书面材料，组织学习。与会同志说是几个没想到：没想到我这样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点，能讲出这么一些经验。
中央电话
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但工作队下去之后，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我的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我的报告。这样，少奇同志就让我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肖风同志帮忙，将我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离开山东，我们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在上海，突然接到中央电话，说毛主席让少奇同志回北京开会。我们赶紧往回走。回去途经郑州停了一下。河南省委的同志也要我讲一讲。于是，我留下作报告，少奇同志先回北京。
主席指示
少奇回北京后，不知怎么中央没有开会。毛主席对少奇说：“大热天你们坐火车一站站跑干吗？不如坐飞机，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在北京待了几天，8月5日少奇同志和我又再次南下。这回去了湖北、湖南、广东。在广州住的时间比较长，8月11日到，20日离开。离开广东以后又去了广西、云南。这接连两次南下，少奇同志主要是和各地的领导同志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阅当地这方面的会议简报、材料，并且在一些省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四清”、“五反”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少奇同志在广州停留，主要是为修改《后十条》。真正具体动手修改的，是田家英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他们俩把初稿写出来之后，交给少奇同志。少奇又修改了一遍，加写了一些话。8月16日，少奇同志让田家英同志把《后十条》修改稿带回北京，呈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核。
形成文件
黄峥：这时各大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正在北京开会。田家英同志将修改稿拿到北京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审阅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来习惯称这个文件为《后十条修正草案》。
形成文字
光美同志，“桃园经验”是不是也在这期间形成文字的？
王光美：是的。自从我在河北、山东介绍了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以后，南下的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提出要我讲一讲。结果只有在湖北武汉没有讲。王任重同志对我说：“天气太热，饶了你吧！让大家听录音。”不少地方还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说现在下面特别需要这样的经验介绍。我说：“这是口头讲话，没有文字推敲，当文件发出不行。”他说：“就这样好，口语化。”在这之前，周恩来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他给少奇同志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少奇在边上批了一下，说已经有人建议发全文，这个稿子就不要发了。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我再认真修改一下。这样，在广州的那几天，我就关在房间里改这个记录稿。
代拟批语
一天晚饭后我在外面散步，赵紫阳、田家英同志截住我，要我参加他们一起修改《后十条》。我说：“不行不行，我也在忙着改稿子呢！”我把讲话稿改出来后，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去也改了一遍。8月19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少奇同志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主席审批
少奇同志将这套材料报送毛主席审批。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关于“桃园经验”形成的前后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
历史秘闻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点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搞“四清”的经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从这次会后,在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运动,既是为了整顿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秩序”,也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大跃进”以来的群众运动建设方式,使经济范围内出现了混乱现象。在宏观经济中表现为一些人倒买倒卖国家紧俏物资;在微观经济中,则表现为管理混乱,多数企业、社队财产账目不清,干部多吃多占很严重。通过行政手段治理这种混乱现象,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四清运动是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重大行动。关于这种政治目的,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有明确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为了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的,也由于对基层干部的问题估计得较为严重,四清运动采取了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不同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运动的领导,不是由原单位、原地区的领导人负责的,而是由上而下派遣工作团(队)全权负责;在工作方式上,则采取了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再进行清查和“夺权”斗争。固然,从清查经济问题来说,由上而下是必要且正常的,否则自己查自己,自难有结果。但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不免会扩大打击面。 
四清运动不仅在方式上“左”的色彩很浓,在内容上,也完全受已经形成的“左”的理论的支配,将阶级斗争突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理论上极力强调阶级斗争在运动的各项具体内容中的中心地位和重大意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强调:“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则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运动的实际内容上,则把展开阶级斗争和“夺权”作为中心内容。 
而作为全国“夺权”典型的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所谓“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冤假错案,即产生于以上背景中的社教运动。 
1963年夏天,河北省委已经在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同年冬,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这个工作队是由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领的。工作队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联,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工作队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在该地订的初步计划是3个月,可是进村后“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搞了5个月。 
进村以前,公社向工作队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有”。“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200块钱的问题”。进村以后,支部书记给工作队介绍情况:“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现在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200块钱,到现在只退了100元,那100元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 
工作队决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首先发动群众,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370多人。群众开始有顾虑,工作队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但群众还是有顾虑,工作队就先组织少数“根子”(积极分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根据群众要求,又搞了意见箱。 
经过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开始感到有了压力,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工作队认为这里的干部有几类:一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二是出身也还好,就是不敢讲,受人控制如袁秀英、卢彦来。三是对工作队表面嘻嘻哈哈,实际上抵触很大,如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 
于是工作队认为“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工作队开始“选根子”,支部提了26个“根子”,工作队只选用了14个,又自行发展了11个。经过半个多月,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工作队宣布“四清”正式开始。工作队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账、边查证的办法,同时让基层干部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 
“四清”开始时工作队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而后让桃园大队干部“洗澡”,也互相“搓澡”。但工作队觉得吴臣“不老实”,“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混淆是非”。 
经过3次放“包袱”高潮,本来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吴臣被无限上纲:“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由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打着共产党员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可笑的是一直到工作队撤出,承认“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即使是这样,依然咬定“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最后,公社党委批准把吴臣清除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 
以上冤假错案却形成了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其“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只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刘少奇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刘少奇将这套材料报送毛泽东审批。8月2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 
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将其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政治部转发,并作了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桃园大队的经验……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自此,“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在大背景下产生的桃园大队的冤假错案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义矛盾的,是大量的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1963年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中国社会矛盾的状况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况,而不是那种夸大情况的“左”的估计。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冤假错案(如桃园大队“夺权”典型、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夺权”斗争经验等等)。据《抚宁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 
1967年4月23日,抚宁县转达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园“造反派”名义,在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召开抚宁县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区各县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光美。同时,会上为原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平反,宣布摘掉“四清”为其戴的坏分子帽子,恢复党籍。5月6日,《解放军报》点名原桃园大队大队长关景东为“党内走资派”。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8年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经历年复查,改变了原处分决定,还为4924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为6339名地、富子女改变了本人成分,改变地富出身的7810名,解放了一大批受株连的家属和亲友。
影响历史
在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发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1]
错误纠正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65年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对于刘少奇在“四清”经验的错误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和纠正。会议纪要又称作二十三条。如下：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们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动。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後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2、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3、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4、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5、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6、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象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7、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进行初步的排队。
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最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
点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队，要上下左右适当地结合起来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发展，解决一批地方的问题，又解决另一批地方的问题。
各省、市要有调配力量的机动权，必要时可以调集一些干部，在运动中培养训练。
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这样，点可以多搞一些，也利于走群众路线。
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配备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和懂得走群众路线的骨干。
七、蹲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人比较长期地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除了选择一个地方蹲下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蹲点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会议，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他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团，以便掌握动态，互通情报，交流经验。
八、抓面的工作。
必须兼顾点和面。
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
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区、全省、全专区的工作。
面上，也要适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启发自觉，洗手洗澡。应当向他们明确宣布，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
面上，有的县，如果有条件，经过省委批准，也可以进行一些四清试点的工作。
可参考一些地方整训干部、由点带面的有效办法。
九、干部问题。
1、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
2、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情况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
3、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又说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
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
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
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4、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查。
5、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
6、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
7、不称职的干部，有的可以调整，有的可以改选。不够条件的党员，可以劝他们退党。这些都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一般的，党籍问题放在后头解决。个别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撤职，开除党籍，以至拘留。
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要开除党籍。
在要夺权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下，要采取妥当办法，把民兵的枪支、弹药收上来，发给贫下中农中可靠的人。
8、个别对群众有严重威胁的反、坏分子，必要时，有的可以暂时放在当地看管起来，有的送农场劳动，同时审理他们的案件。
重大案件，例如，杀人放火或有其他严重罪行的现行犯，要逮捕法办。
9、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
十、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会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
十一、时间。
一个大队，半年左右。一个县，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从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
六、七年内，全国搞完。
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确，运动的进展，就可以争取快些。
十二、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
瞒地，经过群众讨论，自愿公开后，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负担，不加征购。
十三、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
不准因为那里搞了四清，就增加负担和多收贷款。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等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
十四、工作队的成员。
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用处。
工作队要不断总结经验，定期整顿。
十五、给出路。
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有的不当干部了，不当党员了，可以让他们当社员，好好劳动。
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
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都由群众审议决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
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
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十七、生产队规模。
生产队可以在四清过程中，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十八、基层干部任期。
要按六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连选连任，一般的，以四年为限。贪污的，犯严重错误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
十九、监督问题。
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在四清运动中，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监督机构的权力，要大于同级的执行机构。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二十三、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原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