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
理论背景
埃里克森（E.H.Erikson，1902）是美国著名精神病医师，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他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的顺序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每一阶段能否顺利度过却是由环境决定的，所以这个理论可称为心理社会阶段理论。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忽视的。
埃里克森的人格终生发展论，为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教育内容，任何年龄段的教育失误，都会给一个人的终生发展造成障碍。它也告诉每个人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心理品质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多在哪个年龄段形成的，给你以反思的依据。
理论基础
人格形成的天生渐成原理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八个阶段的顺序是由遗传来决定的，因而是不可变更的。这种由遗传决定的发展顺序被认为是遵循渐成原理的，这是埃里克森从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术语。他对这一原理描述如下：
无论何时我们要试图了解生长的含义，最好记住有机体的生长从子宫内就获得了的渐成原理。笼统说来，这个原理说明任何生物都有一个大体的生长方案。由于有了这个方案，机体的各部分才得到生长，每一部分都具有它特殊的优势，只有各个部分都能获得生长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968，第92页）
危机是划分每个发展的特征。埃里克森使用危机一词就象医生使用它一样，也就是说，是为了表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而，作为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危机就同时兼有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和消极的解决办法。积极的解决办法有助于自我的加强，因而有助于形成较好的顺应能力。消极的解决办法削弱了自我，阻碍了顺应能力的形成。
更进一步说，在某个阶段中积极的危机解决办法增加了作为下个阶段特征的危机得到积极解决的可能性。而在某个阶段中消极的危机解决办法降低了使作为下一阶段特征的危机得到有效解决的可能性。
虽然生物基础决定了这些阶段产生的时间，因为成熟过程决定了可能获得各种经验的时间，但正是社会环境决定了与任何特定阶段相联系的危机能否得到积极的解决。由于这一原因，埃里克森提议把八个阶段称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来同弗洛伊德心理性欲阶段相区别。
最后，在列出八个阶段前我们需说明一点。埃里克森并不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要么是完全积极的，要么是完全消极的。相反，他认为危机的解决办法中兼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只有在有利于积极解决的因素比消极因素所占的比率高时才能说危机被积极地解决了。埃里克森说，一旦某一阶段的特征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那这个人的人格中就形成一种美德。
精神治疗的目的埃里克森强调他的精神治疗的医术与传统的精神分析不同，因为现代出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精神失调。例如，他解释说，“今天的病人大部分是遭受着他应当信仰什么，他应成为什么样的人，或确切地说，他可能是怎样的人或会成为怎样的人等问题的折磨，而早期精神分析者治疗的病人大多数是遭受着阻止他们成为什么人和阻止他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的各种约束的折磨”（1963，笫279页）。
对埃里克森来说，治疗过程的关键是必须增强病人的自我，使其能达到处理生活问题的程度。“如果临床治疗侧重于病人零乱的人生规划，如果规导注重于加强对建立病人同一性的各个要素的重新整合，患者的恢复工作就会进行得更有效更经济”（1959，第43页）。
埃里克森觉得传统的发泄潜意识心理内容的治疗法弊大于利。他说，精神分析法“会使某些患者的病情更重……特别是在精神治疗的情境下我们对‘使之有意识’任务的热心追求的时候，就会把一个俯身于潜意识危险境地边缘的人推进去了”（1968，第164页）。
埃里克森让他的病人坐在他对面的安乐椅上，而不让他躺在病床上，因为对病人来说，前者比后者创造了一个更为宁静的情境。他轻视梦的分析，说道，“甚至注重梦的周期性今天看来也是浪费，甚至可能会有害于治疗”（1954，第131页）。
简而言之，健康的人的自我是以在八个发展阶段中每个危机都能得到积极的解决而形成的八种美德为特征的。精神治疗的目的是促进未曾得到的美德的形成，即使这种治疗意味返回到前面阶段来帮助这位患者形成基本信任感。对埃里克森来说，每一种危机解决的结果是可以消除的。例如，一个在离开第一个发展阶段时未形成基本信任的人，是可以在以后获得，而已获得这一美德的人也会丧失它。
人格发展的八阶段
根据：心理社会危机1、婴儿前期0-2岁信任-怀疑5、青少年期12-18岁角色同一-混乱2、婴儿后期2-4岁自主-羞耻6、成年早期18-25岁亲密-孤独3、幼儿期4-7岁主动-内疚7、成年中期25-50岁繁衍-停滞4、童年期7-12岁勤奋-自卑8、成年后期50岁后完善-失望、厌恶⑴婴儿前期（0～2岁）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希望的美德；如果危机没有得到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胆小惧怕。
这个阶段的儿童最为孤弱，因而对成人依赖性最大，如果护理人能以慈爱和惯常的方式来满足儿童的需要，他们就会形成基本信任感。如果他们的母亲拒绝他们需要或以非惯常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儿童就会形成不信任感。
如果护理是充满爱和惯常的，那么儿童就懂得他们可以不必为失去一位慈爱和信赖的母亲担心，所以，当母亲不在身边时，他们也不会有明显的烦燥不安。
婴儿首项社会成就是愿意母亲离开而不产生过分的焦虑和愤怒，因为她不仅具有一种外部的预见性，而且还发展了一种内在的信念。这种惯常的，持续的，同样的体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自我同一性意识，我想，这种自我同一性意识依赖于对大量内部识记的和预见的感觉的认识，以及依赖于对那些确实与大量外部熟悉的和可预见性的事物及人物有关的想像。（埃里克森1963，第247页）
当儿童形成的信任感超过不信任感时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危机方才得到解决。应当牢记，重要的是两种解决办法所占的比率。对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信任的儿童必然会陷入困境。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是积极的和有助于生存的。但是，信任感占优势的儿童具有敢于冒险的勇气，不会被绝望和挫折所压垮。
埃里克森说，一旦某一阶段的特征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那这个人的人格中就形成一种美德。美德是某些能够为一个人的自我增添力量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具有的基本信任超过基本不信任，就形成希望的美德。埃里克森把希望解释为“对热烈愿望的实现怀有持久的信念，尽管存在标志生存初期的那种隐晦的迫切要求及愤怒”（1964，第118页）。 
我们可以说，得到信任的儿童敢于希望，这是一个注重未来的过程，而缺乏足够信任的儿童不可能怀有希望，因为他们必须为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而担忧。所以他们被目前所束缚。
⑵婴儿后期（2～4岁）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形成的自主性超过羞怯与疑虑，就形成意志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自我疑虑。
在这个阶段中。儿童迅速形成许许多多的技能。他们学会了走、爬、推、拉和交谈。更通俗地说，他们学会了如何抓握和放开。他们不仅把这些能力应用于物体，而且还应用于控制和排泄大小便。换句话说，儿童现在能“随心所欲”地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些事情。因而儿童从这时起就介入了自己意愿与父母意愿相互冲突的矛盾之中。
父母必须按照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向，履行控制儿童行为的精心任务，而又不能伤害儿童的自我控制感和自主性。换言之，父母必须具有理智的忍耐精神，但仍然必须坚定地保证儿童的社会许可行为的发展。
如果父母过分溺爱和不公正地使用体罚，儿童就会感到疑虑而体验到羞怯。“持久的良好愿望与自豪感发自没有丧失自尊的自我控制感，持久的动辄爱疑虑和爱羞怯的倾向来自丧失自我控制感和过度的外部控制”（埃里克森1963，第254页）。
关于羞怯，埃里克森说：“羞怯意味着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被暴露无遗，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审视，一句话，它是一种自我意识。一个人被他人识破，并且在毫无准备之下被人识破……”（1964，第119页）。
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形成的自主性超过羞怯与疑虑，就形成意志的美德。埃里克森把意志解释为：“进行自由决策和自我约束的不屈不挠的决心，尽管在幼年期不可避免地要体验到羞怯和疑虑”（1964，第119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危机积极解决的结果所形成的各种美德都是自我的功能。例如：希望和意志的美德对人生的价值具有某些影响，但它们很少影响人的生存。没有多少希望和意志美德的个人仍能生存，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满足生物（本我）的需要，但他可能不及那些充满希望和具有意志的人们那样灵活，那样乐观，或总的说来，没有那么幸福。
⑶幼儿期（4～7岁）主动对内疚的冲突，如果这个阶段的危机成功得到解决，就会形成方向和目的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自卑感。
在这一时期，儿童能更多地进行各种具体的运动神经活动，更精确地运用语言和更生动地运用想象力。这些技能使儿童萌发出各种思想，行为和幻想，以及规划未来的前景。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个阶段的儿童“一般对形状规格的差异，特别对性差异都产生一种毫不厌倦的好奇心……现在他在学习上大胆探索且精力充沛：这就致使他越出自己有限范围，投入未来无限的前景之中”（1959，第76页）。
在前两个阶段，儿童已懂得他们是人。现在他们开始探究他们能成为哪一类人。在这个阶段，儿童检验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以便找到哪些是属于许可的范围，而哪些又是不许可的。如果父母鼓励儿童的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那儿童会以一种健康的独创性意识离开这个阶段。然而，如果父母讥笑儿童的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那儿童就会以缺乏自信心离开这一阶段。由于缺乏自主性，因此当他们在考虑种种行为时总是易于产生内疚感，所以，他们倾向于生活在别人为他们安排好的狭隘的圈子里。
如果儿童在这个阶段获得的自主性胜过内疚，就会形成目的的美德。埃里克森把目的解释为：“正视和追求有价值的目的的勇气，尽管这种目的曾被幼年的幻想，被内疚、被对惩罚的丢魂落魄的恐惧所阻挡”（1964，第122页）。随着儿童在前面三个阶段中所遇到的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就获得了希望，意志和目的三个积极的美德。
⑷童年期（7～12岁）勤奋对自卑的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能力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无能。
在这一阶段中，儿童学习各种必要的谋生技能以及能使他们成为社会生产者所具备的专业技巧。……内部发展阶段似乎是为“步入生活”而设置的，它不认为生活必须首先是学校生活，不管学校是田野，是丛林还是教室。儿童必须忘记他过去的希望和愿望，他丰富的想象被驯服，被一些非人性事物的法则所约束，甚至被读、写、算所约束。因为，尽管儿童在心理上已经具有做父母的基本因素，但他在生理上成为父母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劳动者和有可能养家活口的人。（埃里克森1963，第258—259页）
学校是培养儿童将来就业及顺应他们文化的场所。因为在大多数文化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存要求具备与他人合作的工作能力，所以社交技巧是学校传授的重要课程之。
儿童在这一阶段所学的最重要的课程是“体验以稳定的注意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来完成工作的乐趣”。（埃里克森1963，第259页）。在这门课程中，儿童可以获得一种为他在社会中满怀信心地同别人一起寻求各种劳动职业做准备的勤奋感。
如果儿童没有形成这种勤奋感，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引起他们对成为社会有用成员的能力丧失信心的自卑感。这种儿童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消极的同一性”，这个概念将在本章后面再做解释。
同这一阶段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危险，即儿童会过分重视他们在工作能力方面的地位。对这样的人说来，工作就是生活，因而他们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其它重要方面。“如果他把工作作为他唯一的义务，把某种工作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标准，那么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因循守旧的人，成为他自己的技术和可能利用他的技术的那些人的毫无思想的奴仆”（埃里克森1963，第261页）。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在这个阶段里，必须鼓励儿童掌握为未来就业所必需的技能，但不能以牺牲人类某些其它重要的品质为代价。
如果儿童获得的勤奋感胜过自卑感，他们就会以能力的美德离开这个阶段。“能力……是不为儿童期自卑感所损害的在完成任务中运用自如的聪明才智”（埃里克森1964，第124页）。象以上论述过的其它美德一样，能力是由于爱的关注与鼓励而形成的。自卑感是由于儿童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对他的嘲笑或漠不关心造成的。
⑸青春期（12～18岁）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忠诚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不确定性或说是无归属感、为人冷谈冷漠、缺乏关爱的意识。
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体现了童年期向青年期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在前四个阶段中，儿童懂得了他是什么，能干什么，也就是说，懂得所能担任的各种角色。在这个阶段中，儿童必须仔细思考全部积累起来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知识，最后致力于某一生活策略。一旦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获得了一种同一性，长大成人了。获得个人的同一性就标志着这个发展阶段取得了满意的结局。
然而，这个阶段自身应当看作是一个寻找同一性的时期，而不是具有同一性的时期。埃里克森把这个时期称为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他用这一术语来表示青年人和成年期的间隔。
埃里克森在许多方面使用同一性（有时也称自我同一性）这一术语。例如，它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埃里克森1959，第118页）。他探讨了同一性和早期经验的关系：
正在生长和发展的青年人，他们正面临着一场内部生理发育的革命，面临着摆在他们前头的成年人的使命，他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把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自己的感觉相比较，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各种角色及早期培养的技能和当今职业的标准相联系这个问题……。
这种以自我同一性的形式发生的整合在数量上超过了童年期的各种自居作用。它是自我把一切自居作用与力必多的变化，与先天遗传形成的自然倾向，与在社会各种角色中提供的机会进行整合的这种能力的自然增长的历程。所以，自我同一性的感觉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一种一个人在过去经历中形成的内在的恒常性和同一感 （心理上的自我），一旦这种同一性的自我感觉与一个在他人心目中的感觉相配时，那么，就表明一个人的“生涯”是大有前途的。（1963，第261—262页）
埃里克森没有为他在各个方面使用同一性寻找借口。他觉得既然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就应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它。
如果年轻人不能以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那他们就会以角色混乱或者也许会以消极的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角色混乱是以不能选择生活角色为特征的，这样就无限制地延长了心理的合法延续期，或者说仅仅应诺了一些很快就抛弃的口头许愿。消极同一性是告诫儿童不要学习不良行为。埃里克森把消极同一性解释为：“是一种违背意愿地建立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并向个人呈现出所有最厌恶的，最危险的，然而也许是最真实的各种自居作用和角色之上的同一性” （1959，第131页）。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孩子的母亲对堕落成酒精中毒症的兄弟充满了一种无意识的恨铁不成钢的感情，她会有选择地仅对他儿子有可能重蹈其兄弟的命运那些特征作出重复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消极的”同一性对她的孩子来说，比他内心要成为好孩子的愿望更现实，他也许会努力成为一名醉汉……（1959，第131页）。
在埃里克森看来，角色混乱和消极的同一性可以解释美国青少年所表现出的许许多多骚乱和攻击现象。他在对美国黑人领袖哈尔科姆·厄克斯（HalcolmX）的分析中，得出以下要点，……　如果儿童感到环境试图对允许他把下一阶段整合在他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的所有表现形式进行彻底地剥夺，那么，儿童就会以野兽突然被迫捍卫其生命般地进发出惊人的力量进行抵抗。的确，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如果没有同一性的意识就没有生存的感觉。（1964，第24页）
青少年也许会痛恨地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们的同一性：同一性意识的丧失常常表现为以一种讽刺和势利的敌意对待家庭或未来社会所提供的合适和理想的角色。作为要求的角色中的某个部分，某个方面或全部各个部分，不管它是男性方面还是女性方面，是国籍方面还是阶级成员方面都会成为青年人加以辛辣讽刺的主要焦点 （埃里克森1959，第129页）。
为什么青年人在不能获得积极的同一性时要选择消极的同一性呢?埃里克森说，因为他“宁可成为一个无名小卒，或者成为臭名昭著的大人物，或者成为某个的确已经死了的人——总之，它们是经过自由选择的角色——而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太象样的人’（1959，第132页）。

埃里克森与弗洛伊德的比较
发展弗洛伊德把他的研究集中于六岁前就形成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因为他感到人格发展的大部分最重要的东西那时就已形成。而埃里克森研究的是贯穿整个人生的人格发展。尽管荣格也相信重要的发展在整个人生中都会出现，但是，埃里克森对发展过程的阐述比荣格更为详尽。
自我心理学埃里克森把注意从本我转到自我的研究上来。他把社会看成是潜在的力量源泉，而不是把个人当做与社会作斗争的战士。柯西尼（Consini）对这一点作了以下解释，埃里克森并非把个人当做社会力量的玩物，而是向人们呈现了一个正在生成的个体的概念，由于受到人生危机的挑战，从而使他以胜利者和强者的形象出现。这就意味着埃里克森把个人当做自身的主宰，当做命运之船的船长，而不是那种不得不服从别人支使的船员。埃里克森具有一种乐观而富于创造性的人格观。（1977，第413页）
潜意识心理虽然埃里克森的理论强调意识的自我，但他并不完全忽视潜意识的机制。事实上，尽管自我从某些社会经验获得力量，但是这些经验本身却大部分是潜意识的。
精神治疗我们已经看到，埃里克森把成功地通过人生八个发展阶段从而获得希望，意志，目的，能力，忠诚，爱，关心和智慧等美德的人看成是健康的人。如果没有获得这些美德，那他们的自我就会比健康人的自我更脆弱，帮助提供形成这些美德的各种条件正是治疗者的职责。这与弗洛伊德把使用诸如梦的分析和自由联想法的治疗作为有助于了解潜意识的信条截然不同。
宗教弗洛伊德对宗教的看法是模糊不清的，他认为宗教仅仅是建立在幼年恐惧和愿望之上的集体神经病症。埃里克森完全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宗教是许多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多少世纪来，人类一直运用宗教来更好地表达人生的各种事件，从而减少对人类的威胁。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如果没有宗教，成千上万人的人生中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这方面，埃里克森与荣格和阿德勒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验证与评论
我们知道，虽然埃里克森自称为弗洛伊德的信徒，但他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很少有共同之处。此外，他有关人性的概念与弗洛伊德的人性观有显著的差异。
也许，正象我们已提出过的，埃里克森的理论本身并非象他个人坚持认为的那样很接近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他对弗洛伊德的门徒接纳他为其中一员，从而解决他自身严重的同一性危机的感念之恩。评价象众多的人格理论一样，不能（或者说起码还不能）按照实验室研究法来评定埃里克森的理论。
埃里克森并非为研究者创立理论。他力图从概念上对与人格发展有关的几个条目进行分类，任何一个人可以认为它们是清晰的也可以认为是模糊的，可以认为他的理论对了解人格是一种有用的引导，也可以认为是毫无用处的。“理论的证据存在于治疗者与病人之间”不断进展“的交流过程中，从而引起新颖的和令人惊奇的顿悟，使病人对自己承担了更大的责任”（1964，第5页）。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埃里克森认为除了实验室研究法外，还有其他评定人格理论的方法。尽管埃里克森感到需要对他的理论进行科学验证，但其他学者已毅然开展了这一工作。
例如，西厄欧（Ciaccio 1971）要求一百二十名白人男孩用五幅图画来编造故事。儿童相等地分为五岁，八岁和十一岁三个组。在几名裁判者的协助下，对儿童所叙述的故事按照它与哪个发展阶段最一致来逐句分类，并把每个儿童所使用与埃里克森前四个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句子的百分比作了记录。这些数据结果明显地支持了埃里克森的理论。四岁儿童表现的主题与第二发展阶段相关性最高（46%），其次为与第三发展阶段的相关（42%）。八岁儿童表现的主题与第三发展阶段相关性最高（56%），其次为与第二发展阶段相关 （20%）。十一岁儿童表现的主题与第四发展阶段相关性最高<；“%），其次为与第三发展阶段相关（26%）。
在本章前面已经提到，埃里克森运用他的理论剖析了几个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例如：希特勒、乔治·肖伯纳，默哈特默·甘地、马克西姆·高尔基和马丁·路德等。他的成就导致了一门称为历史心理学的新学科的诞生。
有人也许会问，埃里克森对历史人物分析的精确性如何呢？他的答复是，他的分析是基于一种训练有素的主观性，也可以说是基于“半传说”之上的。埃里克森谈到他对马丁·路德的分析时说：“如果说这种分析中的某些部分是传说的话，那就让它这样吧。传说的构成部分来自对历史的学术上的改写，部分来自学者著作中使用的原始素材。因而，只要所记载的事件与其它公认的事实没有矛盾，只要始终坚持一种真理的口吻，只要得出一种与心理学理论相一致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把它当作是半传说半历史的。（1958，第37页）”
正因为埃里克森的理论缺乏科学的严谨性，所以罗森告诫我们：“……要认识到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套理论，而不是一些事实。正是部分地由于他承认自己缺乏理论意识，才使许多读者在读完他的著作后去掉或破除一种信仰，尽管他表白过他的意图，但他仍然揭示了一门必然性的学科，而不是建陶了一种有价值的观点。”（1976，第120页）
尽管埃里克森的理论缺乏科学的严谨性，但他的理论被许多人看作是所提出的人格理论中最有价值的一种。因此，在你碰到心理社会发展、自我强度、历史心理学、同一性、同—性危机和生命周期等这些术语时，请记住都是爱利克·埃里克森首创的概念，自此之后它们成为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