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涂光炽
生平简介
  涂光炽涂光炽院士，生于1920年，卒于2007年，享年87岁。原籍湖北黄陂，1920年2月14日生于北京；193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1949—1950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助理研究员（ResearchAssociate）；1949年8月他在纽约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1951年在清华大学任副教授，并首先在中国开设地球化学课程，1951—1954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1955年任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自1960年起任副所长。同期仍兼任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66年起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涂光炽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他和侯德封等老一辈科学家根据国际地学发展和中国经济建设、地学科研工作的迫切需要，不失时机地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在贵阳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地球化学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他又建立了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40多年来，他为两所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付出了毕生心血。
曾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七届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中、英文《地球化学》、《矿物学报》主编。自1987年起为美国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曾任《EarthandPlanetaryScienceLetters》杂志国外编委。
涂光炽从事地学研究近70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为地球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祁连山及西北干旱地带作综合地质考察。60年代从事华南花岗岩类有关矿床及铀矿地质研究，70年代除继续此项研究工作外，着重从事富铁矿床研究。80年代主要研究层控矿床，后期侧重新疆北部及黄金地质并持续至今。90年代开始超大型矿床、低温地球化学及分散元素成矿研究。1982年，“华南花岗岩类地球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5年，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工作奖”；1987年“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3年，“中国金矿主要类型、成矿模式及找矿方向”获国家黄金管理局一等奖（以上着作中为第一作者）；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地球科学）；1996年，《中国矿床》专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担任铅锌矿床部分）。
“纪念涂光炽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暨涂光炽学术思想研讨会”定于2010年4月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成长之路
“地学大师，学界楷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为《纪念涂光炽院士九十诞辰文集》的题词。在4月12日召开的纪念涂光炽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路甬祥对涂光炽先生的这一称谓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
涂光炽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地球科学事业，在矿床学和地球化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地球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始终和国家、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涂光炽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时期，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他离开大学赴陕西参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的活动。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中紧张工作，为组织抗日力量作出了贡献。1938年8月，他受党指派到延安抗大五期学习，1939年6月毕业后，继续在陕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他在回西南联大学习期间，遵照党的方针，结交进步同学，帮助中间同学，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他赴美留学，边学习边工作，组织并负责留美进步学生组织，团结广大留美学生，使他们更多地认识和了解祖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为动员、组织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这些留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栋梁，他本人也于1949年8月在纽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我能参加共产党，这使我政治上有了归宿。”1950年9月，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投入到地球科学的建设事业中。他后来总结说：“正是从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开始的60多年的各种实践，塑造了我的一生。”
在70多年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涂先生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研究所的战略定位。上世纪60年代，为发展国防和核工业，他组织地球化学所开展了铀矿资源的调查研究；为满足国民经济现代化所需的稀有、有色金属资源，开展了南岭地区花岗岩类与成矿综合研究及四川攀枝花、内蒙古白云鄂博、甘肃金川等矿床的物质成分、赋存状态及综合利用研究；组织开展了富铁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和金矿成矿规律、找矿方向及选冶技术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为贯彻国家经济建设重点逐步西移的战略，提前为西部大开发作好矿产资源准备，涂先生和孙鸿烈等专家在国家科委领导下，组织了国家攻关项目——“加速查明新疆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研究”（305项目）。涂先生这种坚定不移地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两所几代科技人员心中，成为科技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使两所在事关中国重大矿产资源基地的矿床物质成分、赋存状态、综合利用、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的综合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涂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要把双眼紧紧盯在经常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学科前沿上，结合国民经济需求提出新方向、新课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涂先生根据铀矿成矿特点提出“相当多的铀矿床是改造成矿作用的产物”，这一新观点成为他后来组织领导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研究的基础，这一成果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后期，涂先生考虑到超大型矿床对解决矿产资源、建立矿业基地的重大意义和国际上刚刚提出超大型矿床全球背景研究的设想，及时提出了在中国开展寻找超大型矿床有关的基础研究，该项研究被列入国家攀登计划。在该项目的研究中，他提出了有关超大型矿床的概念、分类、类型选择及中国超大型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形成机制；在新疆305项目研究中，他提出了世界第三大成矿域——中亚成矿域；在2003年，立足于地球科学的宏观性和区域性，他又提出了“比较矿床学”。在他因病住院前4个月举行的全国矿床大会上，他仍提出了二氧化碳与金、铀的成矿作用，即使在他临终前的病榻前的衣物中，仍带着有关二氧化碳与金、铀的成矿作用的资料。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这项研究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件憾事！
涂先生对地质科研事业充满信心。在上世纪90年代初科研体制改革初期，中国地质科研也受到国际矿产资源萧条的影响，科研经费短缺。在这种形势下，不少科研人员对工作失去信心，针对这种现象，涂先生从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的战略高度分析形势，鼓励大家。他在写给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全所职工的信中说：“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的国家里，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作搞好是头等重要的事，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起伏不平，高峰与低谷交替。但从长远看，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事业中，地学占有很大的分量，而地球化学的贡献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他要求全所科研人员“以事业为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开拓思路，坚守阵地，为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涂先生高瞻远瞩的分析和鼓励，坚定了全所职工克服困难的决心，开创了科研工作新局面。
科学思维
涂光炽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觉运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他倡导开展地球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建议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设立地球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会，这对活跃地球科学的学术思想，提倡创造思维，推动地球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求真求实，逆向思维涂光炽追求理论联系实际，他提出的找矿设想和思路，尤其在事关中国地质找矿方向等重大关键问题上，总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矿情，坚持实事求是，摒弃从众心理，运用“逆向思维”，提出个人的见解，开拓新的局面。
1974年，中国掀起了寻找富铁矿的高潮。当时，颇为强烈的找矿指导思想是寻找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富铁矿，领导者这样号召，同行也如此论证。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前寒武系条带状铁矿的研究实践与理论分析，指出这样的找矿思路存在着问题。他认为依据加拿大、澳大利亚、前苏联、美国、巴西这些产富铁矿国家的富铁矿部分为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由此推论中国也应主要寻找古风化壳型富铁矿，这样的推论是不合适的。他在多次富铁矿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早前寒武系曾发生多次变质作用，很难在其中出现未变质或浅变质的富铁硅酸盐、碳酸盐和硫化物建造，而后者正是后期形成风化壳型富铁矿的基础；中国早前寒武系主要产出铁的氧化物建造，它们很难在后期风化作用中富集；中国地质历史晚期相对剧烈的构造活动也不利于风化壳的渗透发育与保存。他认为，富铁矿形成机制多种多样，因而应广开门路，不局限于寻找古风化壳型富铁矿。
前寒武系古砾岩型金、铀矿床一直是广大地质工作者十分关注的找矿对象，因为无论就储量、产量而言，这种类型的矿床多年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也有不少地质同行提倡应寻找古砾岩型矿床。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他从剖析中国前寒武系发育演化的具体条件出发，论证了在中国产出古砾岩型金、铀矿床的前景不佳，实际上较大规模的这种类型矿床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未曾找到过。他提出了中国金矿类型划分的意见，并论证了哪些矿床类型在哪些地区最有前景。同时，他也强调了某些在国外出现的重要的类型在中国出现几率不高的道理。
注重实践中国多年寻找富铁矿、金矿、铀矿的实践证明，他从中国的地质实际出发，敢于实事求是，不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与看法，因而其见解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是正确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重实践。他是重视文献资料的，但他更重视野外观察和力所能及的实验测试。他亲自工作或考察过的国内外矿床有三百多个。在早、中期工作中，他争取时间做显微镜下的观察实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时，他看了大量光片、薄片。他认为只有在野外和镜下观察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合理的测试和实验方案。反过来，实验测试结果应当与野外和镜下观察相结合，否则，片面强调数据，便有可能作出错误判断。
在业务实践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一个地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业务实践。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决非易事，要下大功夫才成。他分析了地学研究的三种制约因素：
（1）地质作用本身和地质体的形成是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现在只能看到这些长期作用的最后结果，如要探索全过程则缺乏系统的理论、方法、手段，容易带上主观色彩。
（2）地学的区域性因素很强某一地带的规律、现象不一定会出现于其他地带，但在一个地区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把对这一地区的看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因而难免带来一定的片面性。
（3）各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
要突破上述三种制约因素，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实际，就要讲究思维方法，处理好若干关系和矛盾问题。通过自己的长期业务实践，他提出了地学工作者应当重视的八个问题，即：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复杂成因与单一成因；将今论古与地球演化；突变论与渐变论；共性与个性；⑥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⑦野外观察与实验测试；⑧均一性与非均一性。
80年代，他曾多次探讨了这八个地学思维问题，并写成文章《地学中若干思想方法的讨论》，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期刊，此文于该期刊创刊10周年之际被评为优秀论文。
这八个问题涉及地学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的主要思想方法。这里，他通过两个实例说明自己长期坚持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断启迪了他辩证思维的智慧，使他联想到作为固体地球科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成岩成矿理论，恰好在成岩成矿的某些关键认识上，长期以来主要是“非此即彼”观点占主导地位。从传统成矿理论出发，矿床被看作不是外生的、沉积的、风化的，就一定是内生的、岩浆或岩浆热液的、变质的。内生成矿与外生成矿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成矿作用，即所谓“水火不相容”，中间不存在过渡类型。他认为在成岩成矿作用中，确实存在“非此即彼”，但不可能全部概括其类型，过渡型、“亦此亦彼”的成岩成矿作用也是广泛发育的。作为实例，他列举了现代洋底成矿作用，大量洋底块状硫化物矿床是在热液介质中主要以沉积方式形成的，这是一种“亦此亦彼”。另外，洋底之上的水体中成矿以沉积方式为主，而洋底之下的岩石介质中成矿方式主要是热液充填与交代，这又是一种“亦此亦彼”。
在地球地壳的各种各样发展演化过程中穿插着渐变与突变现象。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也要讲究思维方法。他认为地学界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均变论占统治地位，因而不少地学工作者不习惯于突变论观点。然而，在自然界的各种灾害中，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涝等都是突变的表现形式。由于成岩成矿过程动辄以亿万年计，因而人们易于着眼均变而忽视突变。其实在地球演化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矿种的形成过程都存在着渐变与突变现象。如铅和稀土元素在太古宙时不成矿，但到中元古宙则大量成矿，形成一些著名的超大型矿床。这便是突变成矿的实例。
在他撰写的论文和主编的专着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线索：如在讨论层控金属矿床与油气矿床的异同时，他尽力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列举了金属改造成矿作用与油气成藏作用的许多类似和不同之处，它们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瞄准学科前沿，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他十分注意经常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学科前沿，并结合国民经济需求，瞄准新的突破口，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进而亲自组织实施，力求早日占领新的学科制高点，在工作中逐步提出新认识、新见解。70年代后期，他察觉到层控矿床的重要性。“文革”刚刚结束，他即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部分，围绕层控矿床的概念、分类、形成机制、时空分布、国内外对比等问题，多次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并引导大家进行层控矿床理论总结，在80年代出版了《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3卷专着。根据同行专家评审意见，“此书是中国第一部层控矿床系统研究专着和理论总结，它在系统性、概念理解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深度上，超过了国外以《层控矿床及层状矿床》（1976—1981）13卷丛书为代表的成果”，本项研究于198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80年代初，他根据在华南的地质实践和在国外开始的关于A?型花岗岩的讨论，提出了研究富碱侵入岩带的必要性。他定义的富碱侵入岩包括成因上和时空分布上密切联系的富碱的硅不饱和、饱和和过饱和侵入岩类，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些岩类成因上无联系的片面认识。之后，他又在北疆的地质考察工作中，进一步论证了富碱侵入岩带在造山带地质发育演化上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蛇绿岩带。
80年代后期，考虑到超大型矿床对解决矿产资源、建立矿业基地的重大意义，以及国际上刚提出的超大型矿床全球背景研究设想，他及时论证了在中国开展有关寻找超大型矿床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内容、措施、课题、技术路线等问题。经过多次酝酿与评审，最终成为由国家科委主持的基础科学攀登计划项目之一，他是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基于过去几年的项目研究实践，他们已初步提出了有关超大型矿床概念、分类、类型选择性，以及中国超大型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形成机制等方面的见解。类似的工作在国外比较零星且缺少系统性。
在金矿及其他矿产地质、地球化学领域的多年实践，使他确信，在低温条件下（<200℃，包括常温和零下温度）的一定介质中，金与其他金属都可以成为活泼、易溶、可迁移元素，并可富集成矿；但经典成矿理论却认为热液金矿床主要是高、中温矿床，而砂金则主要靠机械搬运而非化学搬运形成，除汞、锑之外的热液金属矿床也是在高、中温条件下形成的。岩石学研究存在类似情况，即大于300℃和常温的成岩实验数据是大量的，而50—250℃区间的实验数据则很少，因而低级变质作用、埋藏变质作用、成岩作用研究水平较差。上述情况不仅制约了成岩成矿理论的深入发展，对找矿评价也是不利因素。当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文献中出现较多讨论低温成岩成矿的文章时，他抓紧这一时机，于90年代伊始便提出了低温地球化学研究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从1995年结题情况看，本项研究在银的成矿作用、低温条件下一些元素的活动性实验、吸附实验、油气田的埋藏变质等方面，均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与思路。
矿床学界和地球化学界一向认为分散元素不可能成矿，实际上分散元素矿物无论在数目和总量上都是很少的。但无独有偶，近年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锗、碲、铊、硒等分散元素形成独立矿床或矿体的报道，这使他兴奋不已，夜不能寐，反复追思其奥秘所在。他想，究竟是什么因素、条件、介质、环境、背景导致这些元素不趋向于分散，而趋向于富集成矿呢？这显然是找矿和成矿理论上的重要课题，与环境保护也有密切联系。于是他又及时组织力量，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了立项申请，获得批准并已启动。初步认识是：分散元素可以成矿，但条件十分苛刻。
坚持学术民主，集中群体智慧在成矿基础理论问题上，他强调尊重前人早已建立的各种理论体系与学说，但也要敢于大胆突破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例如，他在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剖析后，认为成矿作用与成岩作用既有不少类似之处，又不宜完全等同起来。成岩作用涉及的主要是量大面广的常量元素，而成矿金属则多为微量元素。根据成因机理，岩石可以划分为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但沉积作用（包括沉积成岩、风化等作用）、岩浆及岩浆热液作用和变质作用尚不能囊括所有重要的成矿作用。1974年，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成矿作用——改造成矿作用，并对它的概念、内涵、机制等进行了多次阐述与讨论。据此，他还建议将矿床成因类型的三分法改为四分法。
在对矿床形成过程作了系统剖析后，他发现传统的单成因观点对某些矿床与矿床类型是难以应用的。早在1974年，他就指出了叠加成矿对某些矿床形成的重要性。1977年，他进一步以矽卡岩型矿床为例，阐明了这一类型矿床的多成因问题。此外某些矿床的形成过程持续时间甚长，具多期性；物质来源复杂，具多源性。这些矿床的形成也不是单一成因所能解释的。当然，对某些矿床持多成因观点并不排除另一些矿床具单一成因的特点。
他提出的改造成矿作用和矿床多成因论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成矿学说的不足，使之更接近成矿作用的客观实际，在今天已被许多矿床学同行专家所接受。
他认为一个研究所、研究室可以为发展某一学科而设立，但不应为维护某一学派或某一学术观点而设立；以行政手段打击一个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是错误的，但同样，以行政手段扶持一个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也未必正确，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检验某一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因此，他认为研究单位对于各种学术观点应力求兼容并蓄，不同观点可以通过相互讨论，在百家争鸣中互相补充。
多年来，作为多单位协作攻关的若干科研大项目的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他强调在合作科研中既要坚持学术民主，又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求更好地集中群体智慧，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例如，超大型矿床的定义和概念，有关这一项目的参加者观点必须一致，否则就缺少最起码的共同语言了。在讨论超大型矿床与矿床密集区的空间分布规律时，不同学者的思想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有的人从大地构造单元出发，有的人提出同位素急变带的见解，有的人则对岩石圈厚度、地热流异常等因素进行探索。此时此刻，作为首席科学家就不能只停留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水平上，而应力求高屋建瓴地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以便求得高层次的总结性见解。做到这一点很难，但他总是尽力去达到综合认识的预期结果。
既要异想天开，又要实事求是十多年前涂光炽也为自己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下列八句话作为座右铭：
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
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
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
结论要留有余地，表达要言简意赅。
这是针对地学工作者说的。
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地学的研究对象和实验室是广袤的自然界，固体地球科学要面向已生存和演化了长达45亿年的地球。这些时空背景要求地学工作者的设想和思路必须开阔一些，要着眼于整个地球，而不只是周边景观；面对眼前地质现象，要回顾过去亿万年发生的地质事件。因此，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事一物。地学工作者要勤于思考，善于联想、对比和推理。
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这些也是他针对地学工作者说的。他认为固体地球科学涉及地球与邻近天体各圈层，上下数十亿年历史，从目前科学水平看，所认识、所理解的只是部分现象、事实和规律，尚待解决和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即未知世界还很辽阔。因此，地学工作者切忌推论过早过多，结论也不宜说得太死。但这决非含糊其词、模棱两可。
在他的八条座右铭中，关于观察、实验、分析、表达、立论等五条的提法，他认为科技界是会同意的，但另外三条，即上述关于设想、推论和结论的提法是否恰当，他本人也觉得没有把握，希望能引起地学界同仁的讨论和评议。
教育事业
教书育人除了科研工作以外，数十年来涂光炽教授还做了大量教学、组织管理和外事工作。早在1950年他回国后，就在清华大学讲授地球化学，这是在中国最早开设的地球化学课程。
1955年1月，涂光炽留苏回到北京，他先到由派他留苏的清华大学地学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组合并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继续任教，开设了“找矿勘探”和“矿床成因”课程。他以当时的经典教材为基础，结合留美期间所做的实验工作和留苏期间在乌拉尔等矿区大量的野外实践，把国际上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学生，因此，他的讲课内容新颖而丰富，论证严谨而深刻。学生们说：听涂先生的课是知识和思维的升华，是一种高尚的学术熏陶。他们为涂光炽老师讲的每一堂课而倾倒，激发出对他深情的崇拜。1955年11月18日，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学术委员会，涂光炽副教授当选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后来涂光炽到中国科学院任职后仍兼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继续开设上述两门课程。50年代后期，他仍在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大学兼课。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地球化学系后，他多次到该系讲授矿床地球化学课程，后来他担任了兼职的该系的副主任。因而中国地球化学学科的创立和地球化学事业的发展是和涂光炽的贡献与建树分不开的。
培养科研人才重视培养科研人才是涂光炽教授几十年科研生涯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956年他参与了制定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工作，当时年仅36岁的涂光炽，除研究工作外还承担了指导研究生的任务，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他从未间断过指导研究生的工作。
在大海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增长才能。涂光炽一再强调：“要学会独立工作”；“研究生不同于大学生，要学会自学”；“要学会查文献，熟习自己研究领域的进展”。每隔一段时间，涂光炽都要亲自主持全室的学术会议，要每个人作各自领域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既活跃了学术空气，又使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启发思路、扩展知识，还使每个人学会组织材料、综合分析、准确表达、提高水平。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从课程、外语、选题、野外考察计划、室内地球化学方法，到审定论文提纲，他都亲自指导。他总是把研究生放在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或基础研究中最前沿的科研领域中培养锻炼。如金属矿产资源的矿床地球化学研究、环境地球化学、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等新兴学科。他放手让研究生在这些领域中钻研，教育他们要有创见、有抱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不要做书呆子，成为墨守成规者。
他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先后为国家培养了近40名研究生，培养了几代地球化学领域的大量科技人才。他培养的人才已成为中国地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中国矿床学、地球化学等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及有名望的科学家和管理专家。他提出人才与成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他强调第一流的研究所要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他总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给科研人员、野外地质队的技术人员做学术报告，讲授地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想，以提高在职人员的理论水平；到兼职的院校给教师和学生上课；亲自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成学业与从事科研工作。
培养研究生名单
涂光炽院士桃李满天下，由他亲手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包括：欧阳自远（院士），赵振华（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刘丛强（院士），李献华（中科院地质所），周永章（中山大学），黄伟林（美国），胡耀国（广东），吴丰昌（北京），陈振楼（上海），黄琳（美国），鲁观清（加拿大）等。
他指导的博士后包括：胡瑞忠（中科院地化所），周怀阳（同济大学），陈衍景（北京大学），倪师军（成都理工大学），王京彬（中国有色），肖荣阁（地大北京）胡斌（中南大学）等
代表论著
1.涂光炽.1963.干旱和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下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发育特征.地质学报，43（4）：361—377
2.涂光炽.1973.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中一个新生长点——环境科学.环境地质与健康.北京：科学出版社，1—3
3.涂光炽.1975.叠加与再造——被忽视了的成矿作用.湖南地质科技情报.铁矿座谈会资料汇编（1）：68—75
4.Tu Guangchi.1985.Evolution of Precambrian REF Mineralization.Precambrian Research,27（1—3）:131—153
5.Tu Guangchi.1986.Mineralizations Relevant to Granitoids as Examplified by the Chinese Ore Deposits.In “Advances in Science of China,Earth Sciences”，cd.By Tu Guangchi,Science Press and John Wiley Sons,Vol.1,407—426
6.涂光炽.1987.华南两个富碱侵入岩带的初步研究.见：花岗岩地质与成矿关系.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1—37
7.涂光炽.1988.一些金矿床地质问题的讨论.地质找矿论丛，3（1）:1—8
8.涂光炽.1989.中国南方几个特殊的热水沉积矿床.见：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编.中国矿床学——纪念谢家辰诞辰90周年文集.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89—198
9.涂光炽.1990.中国原生金矿类型的划分和不同类型金矿的远景剖析.矿产与地质，1—10
10.涂光炽.1991.地球化学走向何方?南京大学学报（地球科学），3（3）：203—209
11.Tu Guangchi.1991.Pb?Isotopic—Mineralogic Constraints on the Source of Metals in Certain Skarns Deposits in North China,in 《Skarns——Their Genesis?Metallogency》，99—107，Theophnas?tus Publications S.A.Athens,Greece
12.Tu Guangchi.Zhao Zhenhua.1992.Granitoids as a mobilizing agency in ore formation.Petrogenesis and Mineralization of granitoids Proceedings of 1987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cience Press,713—720
13.涂光炽.1993.关于砂金矿床形成条件及砂金矿床与厚生金矿床空间关系的讨论.见：中国金矿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2—27
14.涂光炽主编.1993.新疆北部固体地球科学新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15.涂光炽.1995.回顾30年来的矿床学.见：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26—134
16.Tu GuangChi.1995.Some Problems pertaining to Superlarge Ore Deposits of China.Episodes,IUGS 18（1—2）:83—86
17.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Low?Temperature Geochemistry.Science Press
18.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Geochemistry of Strata?bound Deposits in China.Science Press
19.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1998.高等地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其中“绪论——兼论地球化学领域近十余年来的若干重要进展”系涂光炽执笔
20.Tu Guangchi.1998.Comments on isotope geochemistry as related to mineral deposits in China.In:(editors?in?chief) Tu Guangchi,T.J.Chow.Isotope Geochemistry Researches in China.Science Press,368—374
21.涂光炽.1998.贵金属找矿的若干问题讨论.见：陈毓川主编，当代矿产资源勘察评价的理论与方法（186—191）.北京：地质出版社
22.涂光炽.1998.试论非常规超大型矿床物质组成、地质背景、形成机制的某些独特性——初谈非常规超大型矿床，中国科学（D辑）28卷增刊，1—6
23.涂光炽.1999.初议中亚成矿域.地质科学，34（4）：397—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