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殷健灵
基本信息
殷健灵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1年10月 
星 座：天蝎座
民　族： 汉族
人物简介
殷健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做过女性杂志主编，为新民晚报主任编辑、东方广播电台读书节目“夜阑书香”嘉宾主持人。
18岁在《少年文艺》（上海）发表处女作，由诗歌起步，从此与儿童文学结缘。写作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纸人》《哭泣精灵》《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橘子鱼》《千万个明天》《1937·少年夏之秋》《甜心小米》系列等，长篇幻想小说《风中之樱》，散文集《纯真季节》《记得那年花下》《听见萤火虫》，中短篇小说集《青春密码》《一滴秘密的眼泪》，诗集《盛开的心情》等近300万字。
2010年，瑞典系列引进殷健灵的多部儿童文学作品，是第一个被译介到瑞典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亦有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输出海外。
曾获冰心图书奖大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四次）、“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新世纪儿童文学奖、首届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台湾“好书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等全国性奖项，并获第四届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首届《儿童文学》青年金作家称号等。获2013年度国际林格伦纪念奖（世界最大的儿童文学奖）提名。
殷健灵的作品以女性特有的观察力、想象力，敏锐细腻以及清新雅致的文字，道出少年儿童成长的困惑、失落、欣喜与收获。探悉少年儿童隐秘曲折的心理世界是她所长，她的作品立足现实，视角独特，题材多样，风格典雅、宁静、唯美，充满人文关怀。她的读者年龄层纵跨10岁到45岁，被媒体誉为孩子和家长共同的“成长知己”和“精神摆渡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推出殷健灵的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五本）和“殷健灵‘温暖’系列”（五本），系统收入殷健灵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精品。
部分作品
《纸人》及其他2005-10-27 作者：殷健灵 
我没有想到写于1999年间的《纸人》会成为我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如今，有不少儿童文学研究者认为她是国内第一部真正的“成长小说”，还被列入了一些学校的“儿童文学必读书单”。《纸人》没有获得过任何一项来自官方的奖项，却令我得到了来自读者的各种形式的感激和首肯，俨然成了我的代表作。 
想起当初的创作，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那以前，我便一直专注于青春期少女题材的创作。我以为，青春期的大部分苦闷其实都来自心理上性意识的觉醒。它就像少年成长中的“成长仪式”，更像少年生命中的“第二次诞生”。和少男相比，青春期带给少女的变化，其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微妙、隐蔽。它更多的投射到心理活动上，是一种情感的隐秘渴望、一种在梦想世界里的精神巡游、一种有趣曲折的情绪游戏。这样的心理活动，有时是美好的，有时却是痛苦的、难以自拔的。那些对爱的渴望，未必都会倾注到异性的身上，也有可能同样的倾注到同性的年长者身上（心理学上称之为“恋慕年长者期”）。而她们对爱的渴望的表现形式有时也是不合逻辑、未可理喻的。在她们的面前摆着那么多难解的谜，包括对她们自己以及对她们自己的身体。 
我关于少女心理的触及是从对自己的内视开始的。起初是以散文的形式。当年一些微妙的心情、隐蔽的心绪、深藏的记忆，一一翻检出来，晒晒今天的太阳。那些散文赢得了无数今天少女的青睐，她们给我写信、倾诉，这有些让我意外，她们告诉我：她们和我一样。她们让我确信：生命、爱和情感都是永恒的，它们不因时代的更替而变更。在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今天的孩子比我们过去更不容易。他们要忍受更大的心理压力，面对更纷繁的诱惑。对敏感的孩子来说，假如没有舒解的渠道，那痛苦和压抑便是加了倍的。 
后来，当我需要更丰满、更立体地表达我的那些想法的时候，散文的样式就显得有些单薄了，于是就借助于小说。我想写和别人不完全一样的小说。我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今日孩子的生活，因为我的阅历我的年龄我的心态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投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即使写，那也是一种有距离的观望，是浅表的描摹。与少年写手相比，我们这些成人儿童文学作家所能做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直抵他们身心的对生命本质的探寻，是撼动自己也能撼动别人的真诚表述。 
1999年之前，断断续续地写过关于少女心理的几个中篇，准确地说，是关于少女性心理和青春期的轻微萌动的。我采用的是一种谨慎的、适可而止的姿态。但在有了那些叙述之后，却有了一种骨鲠在喉欲吐不能的感觉。我承认，在少儿文学领域里，的确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可以”和“不恰当”。这样那样的“禁区”让成人写作者在写作时不自觉地畏首畏尾、避重就轻。那时，我正在读儿童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梅子涵先生适时地点拨我，他建议我将焦距瞄准少女青春期的成长和苦痛，写一个细致的大东西。在此前，我曾经主持过一段时间青春心理热线，我发现，如今成长中的少女羁绊重重。有一个怪异的求询少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没能解决她的问题，还是另一位心理专家释开了她的心结，她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因幼年时的性创伤养成自慰习惯，并强烈自责。她瞒着家人四处求询，但几乎没人能彻底治愈她。（她后来成了《纸人》中秋子的原型）我想到自己成长中对身体对性的无知和懵懂；想到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女生过早地告别少女时代，成为一个粗俗男人的女人；想到我的父母和师长对性教育方面的讳莫如深；想到现在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诱惑……渐渐的，头脑中有了《纸人》的雏形。 
我慢慢清楚了，自己需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纸人》的主题其实就是女孩子的“性”。而这个主题在儿童文学里始终是一个雷区。 
但我以为，女孩的“性”不是不能写，关键是掌握好叙述的面向和如何叙述。正是因为少年时期性意识的萌动，其性的感觉和心理上的异性爱不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表现少年性意识的焦点应该是集中在心灵上的细微感受和爱的情感方面。我想，这也是少年文学和成人文学在切入视角上和表述方式上的本质区别。对女孩来说，引导她们将身体的发育成熟看做美的过程显得犹为重要，爱自己的身体，进而才会珍视生命。而成长，正是在懵懂中疼痛和清醒。《蜻蜓，蜻蜓》的引子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泰戈尔《飞鸟集》
引子
如果你第一次来碧瑶镇，会发现瑶河的水和别处的水不一样。
春暖时，河水就酽酽地流起来，平平地、不动声色地流，一直流到这一年的冰冻期。好像一个执著的归乡的旅人，一路向着家的方向去，默默的，也不言语。因此，它又是柔顺的，是一匹缎子，更像从河床上滑过的透明玻璃，底下散落着棱角分明的碎瓷片、洁净光滑的鹅卵石、妖娆丰美的水草，还有穿梭于水草和瓷片间大大小小的鱼群……
从岸上看瑶河，很养眼。放学的孩子，并不急着回家，常常在河边逗留。这河也像慈祥的母亲，包容了来这里戏耍的孩子。最好看的，应是水里的鱼。瑶河的鱼大概是世间最幸福的了。大可盈尺，幼不及半寸，红白相间的、浅灰、烟黑，被岸上的树阴罩着，三两结队，或游或停，或觅食或嬉戏，惬意悠然的模样。这里，没有诱饵的阴谋，也没有渔网的危险，有的只是平静的水，与岸上和平的大人和小孩。水里的鱼和岸上的人，一同享受着粉墙黛瓦、石埠拱桥的倒影，静听远方急流处水车们咿咿呀呀的欢歌。
说到水里的鱼，不得不说一说碧瑶镇的禁渔风俗了。据说，碧瑶镇的爱鱼风俗由来已久，河里的鱼不是捕来吃的，而是用来看的。居民吃鱼，只有去集市上买。镇上除了制定对偷渔者的惩罚规定外，日夜还有人在河畔巡视。日久，大人小孩都有了爱鱼的意识。镇里镇外还流传着一则有趣的故事。说某日，一位勤快的大嫂到瑶河里挑水，不知不觉将两尾指甲般大小的鱼苗舀进了水桶，被在岸上一光头男孩儿看见。那男孩儿也不吭声，佯装在石板上撩水洗脸，直到大嫂将水挑进了自家厨房，忽听尾随身后的男孩儿一声断喝：“好哇，竟敢偷河里的鱼苗打牙祭呢！明天看你扛着红旗唱山歌！”大嫂一懵，待俯身到桶里细探，当即脸一红。因为碧瑶镇的人都知道，偷鱼不但要罚款，还得扛面红旗走街串巷高声背上几天“禁渔规章”，这岂不羞煞人！但那位大嫂毕竟是无意的，赶紧回头将两尾鱼苗放回河里，而那光头男孩儿看一切做得妥当后，便心安理得地嚼着大嫂送上的高粱饴糖雀跃而去……
除去水里的鱼儿，值得细说的，还有那瑶河底下数不清的细瓷片。谁也说不清它们在水底沉睡了多少年。静卧于大山深处、草莽之间，碧瑶镇本就是一个细瓷般美妙的传说。一千多年前，碧瑶镇周围便已经陶坊遍野、窑包遍地了，马尾松劈成的窑柴码得高高，小山包似的瓷窑烧得火红，还有不知疲倦日夜劳作的水碓……瑶河边，成排的木杠七上八下，起起落落，坚硬的瓷石被舂成了齑粉，加工成釉果后，又通过瑶河水捎到那些制瓷的作坊。妇人们背着孩子、拎着盛满米饭和腌菜的竹筒从四面八方的村落赶来，为得给烧窑的瓷工、自己的丈夫送上一口饭。石径上于是有了一串串碎脚印，仿佛落叶，化在泥里了，也印在男人的心上。而那些忙碌的男人手里端着的，也许就是刚刚出窑的玲珑剔透的碗盏杯盘……多少个春秋过去，现如今，碧瑶镇盛景不再，窑包也难觅踪影，那些碎瓷片连同过去的时光在瑶河底沉了下来。但瓷片并未睡着，它们依然醒着，那细腻的涟漪和水波，便是瓷片的呢喃，絮叨着关于碧瑶镇久远的传说。
然而，光阴毕竟远去了，碧瑶镇的繁荣也已是过眼烟云。舂声停歇，古窑遗韵随风飘散。这些年，瑶河水流着流着竟有了几分落寞和凄清。这个地方慢慢地空落起来，壮年的人大概嫌这里过于寡淡清静，于是纷纷走了出去，去往外面更大的世界了，只遗下些老人和孩童守在这里，一天一天过着日子。这日子，说淡，却也像甜津津的麦芽糖，居然还是耐嚼的。老人有着老人的悠闲，孩子自有孩子的乐趣。这生活，明明白白，从从容容，好像门前静静淌过的清澈见底的瑶河水。
创作年表
1995年
诗集《盛开的心情》百家出版社
1996年
散文集《纯真季节》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
自传体长篇小说《玻璃鸟》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冰心图书奖大奖
1999年
长篇幻想小说《哭泣精灵》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中篇小说集《青春密码》 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上海市优秀青少年读物一等奖、“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海峡两岸少年小说征文佳作奖
2000年
长篇小说《纸人》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全国优秀青少年读物三等奖
长篇小说《月亮茶馆里的童年》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四川省优秀图书奖
2001年
女性散文集《临界情感》 东方出版中心
2002年
纪实文学集《热点女人》 文汇出版社
2003年
长篇小说《轮子上的麦小麦》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年
散文集《记得那年花下》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篇小说《米兰公寓》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篇小说《米兰公寓》（繁体字版）香港山边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品自选集《殷健灵少女物语》（三卷）少年儿童出版社
散文集《爱情无耻》台湾知本家出版社
2005年-2006年
长篇幻想小说《风中之樱》（四卷）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年
散文集《听见萤火虫》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首届政府出版奖提名奖、三个“一百”入选图书、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2007年
中短篇小说集《一滴秘密的眼泪》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作品系列《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系列》（五卷）（含长篇小说《橘子鱼》《纸人》《轮子上的麦小麦》《月亮茶馆里的童年》《哭泣精灵》） 贵州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遇见从前》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年
长篇小说《蜻蜓，蜻蜓》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入选第三届“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年度文学推荐书目
儿童散文集《一定找到你》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自选集《靠近你，靠近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画框里的猫·出逃》（繁体字版） 台湾联合报系童书出版社 2008年度台湾“好书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2009年
《殷健灵儿童文学佳作温暖系列》（五卷）（含长篇小说《玻璃鸟》《千万个明天》{新作}《蜻蜓，蜻蜓》中短篇小说集《夏日和声》散文集《亲爱的人》）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长篇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 贵州人民出版社
翻译小说《凯蒂的幸福时光》 贵州人民出版社
自选集《纯情游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相关评价
儿童文学史意义上的殷健灵喧嚣中的寂寞歌者
——殷健灵及其成长小说创作
牛学智 杨永静
1
二零零二年夏季的某一天，我参加了合肥幼师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儿童文学研讨会”。会场情绪激昂，重矢所指无非两个：一是无法容忍唾沫吐向安徒生；二是《哈利·波特》把中国孩子的钱包掏空了，怎么办？前者旨在捍卫儿童文学创作的经典性审美取向，后者希望不要无视外来文化的侵略。在一本书的畅销中看出其将会导致的某种价值隐忧，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先见。
可是新世纪的时间过了将近十年，儿童文学的城头非但没有变化大王旗，原先带兵的老把总除了变了个把花样，依然是如此的势不可挡。连小学三年级学生都能清晰准确地表达出对杨红樱童话作品本质的看法，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却还在哪里貌似高深地制造什么“杨红樱现象”；夸张一点，真有误把胡闹当经典的无知。我不妨援引两条网上挂了多时的中小学生的意见仅供大人们判断：
“我很稀饭（喜欢）看杨红樱写的一些的校园小说以及别的作家写的那些淘气捣蛋的小孩发生的有趣故事。偶然间，我看见了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写的《淘气包艾米尔》和法国作家勒内·戈西尼写的《小淘气尼古拉》，发现文中有很多和杨红樱写的地方相似甚至一致。两位外国作家早已英年早逝。杨红樱的书百分之四十内都含有这两本书的精华。我很讨厌杨红樱的这种做法！！！”说完，他气呼呼地坐下了，然而，他的话却遭到了一片赞同，“我在半年时间内看完了杨红樱在短短几年内出的十几本书，发现有些书只是把人物的名字换了一换，压根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男生日记》和《非常男生》、《漂亮老师和坏小子》以及《非常老师》……书中的内容基本一致，只不过她又多了一本书的稿酬罢了！”还没等她说完，同学们就七嘴八舌得议论开来“没想到呀！”“我早知道她了……”
介绍说，这是某小学三年级学生一次班会课上的讨论。
杨红樱现象或者杨红樱之所以能成为所谓的现象，是批评界的制造，作为主力读者的校园里的孩子们，他们也只是这个现象的组成部分。按照孩子们的一般水平，他们还没有能力来评判这个热闹当中的猫腻。然而，一般水平绝不能代表个别水平，事实上正是个别水平才是构成某种倾向性阅读的始作俑者。校园里一传十、十传百，你介绍给我，我介绍给他，这是我们常见的童书阅读流通情况。在这个现象当中，批评者也许只在意这个现象的文化意义，再加上对课堂教育的一些以偏概全的猜测，当然这些偏见是建立在对现行教育模式的想当然的理论描述。比如，认为单调的考分评价抹杀了孩子们的天真天性，明确的考学目的忽视了教育中快乐的成分，以及人才的多渠道化、多元化价值观等等。我们目见的由开辟“第二课堂”到“素质教育”，从“素质教育”到“创新教育”、“绿色教育”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概念中，实际上是一个把教育逐渐简化得只剩下天性、只确保自尊、只知道“顺毛缕”的反知识、反挫折、反培养的脆弱训练营。杨红樱们的校园淘气包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介入并占领孩子们的心灵空间的。
以上摘引的孩子们的观点，虽然未必能代表批评家的看法，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类作品非但没有原创性、不能满足孩子们成长的精神需求，同时，它们的畅销遮蔽了儿童文学史上另一类作品的真正意义。
2
近三十年来，把童书写得更加畅销，把孩子塑造得更加天马行空，把孩子世界孩子的心灵空间打造得更加纯净，或者相反，在孩子的“使坏”中取“天性”，在孩子与长辈的对抗中诠释孩子成长的艰难，实际上构成了当代儿童文学史最刺耳的声音。从八十年代的郑渊洁到九十年代至今的杨红樱无不是这样。张天翼、任氏兄弟（任大霖、任大星）、冰波、曹文轩、梅子涵、殷健灵、彭学军、薛涛等致力于追寻成长者主体性的作家，不是被放置到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就是笼统地归纳到成人小说的行列，显得不尴不尬。当然这些作家，尤其像曹文轩、殷健灵，他们的成长小说一方面介入社会问题，参与着成人价值观的重建；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故事虽单纯但质地有点形而上，也就是说不那么单面向地彰显成长者的心智世界，而是把心智的成熟置于时代现实的大背景下，探讨成长者的时代境遇。
这方面，殷健灵的成长小说可能更加典型，更加具有可分析的价值，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就更加凸显更加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殷健灵的创作已经引起了理论批评者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我所浏览到的一些理论批评文章，殷健灵在儿童文学史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被展开，比如，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去谈她的拯救、承担乃至“引渡者”形象，可是这些要命的命题，倘独立地解释也许就不是殷健灵一个人的个性，而可能是属于儿童文学这个部门的公共领域。正因为以上命题涉及到了当下现实的深层文化结构，某些时候，殷健灵或许正是寂寞的和孤独的。
殷健灵引起批评者、读者广泛好评的200余万字的成长题材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轮子上的麦小麦》《月亮茶馆里的童年》《哭泣精灵》《纸人》《蜻蜓，蜻蜓》《橘子鱼》等等，大的方面都属于亲情、友情以及成长中少男少女的自我探索，友谊、亲情不在场，但上帝一定在场，那是属于引渡者必然出现的情感性观照的创作阶段。我一直对把作家的创作分成几个阶段的做法如鲠在喉，觉得很有必要废弃这种机械的归纳。文学史显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范德海格的《走下坡路的男人》，其后期作品如前者的《自由国度》《魔种》，后者的《我现在的年龄》、《最后一次穿越》等，都很难说超过了他们三十岁或三十岁不到时候的处女作。当然一些不朽的篇名还可以列出一大串：《雷雨》《蚀》三部曲、《狂人日记》、《女神》、《茶花女》、《羊脂球》、《少年维特之烦恼》、《玩笑》、《老张的哲学》、《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胜枚举。殷健灵也一样，刘绪源在殷健灵自选集《纯情游走》的序言中提到的多数他认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散文或小说，比如收在第一辑的两篇少女题材散文《微风拂窗棂》和《妈妈，你是我的陌生人》，收在第二辑的一篇成人题材散文《表达空白》，以及收在第四辑的《纸人》，都是她较早时期的作品。诚如刘绪源所说，“它没有了那种外在的客观理性的分析，只是一味地叙述，意义全蕴含在文字的深处。这是一份极端个人的成长纪录，却足以成为典型性的人生参照文本。”据刘讲，甚至殷健灵作品对少女“同性恋”的写实性发现，一度还启发了理论批评迟钝的感觉，遂使他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研究文章茅塞顿开。“《风中之樱》是我为自己创造的一次精神戏游，一方面能满足自我挑战欲，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提供一个抚慰心灵的机会。这无疑是有趣的。”（殷健灵长篇幻想小说《风中之樱》创作谈）的确，早期作品中的那种放纵的感觉，那种对少女内心真相的肆意直击，那种精确的叙述和曼妙而富有诗性韵味的雅致语言风格，后来的作品你可以说哲思的深沉有加，但早期天才般的轻灵、颖悟或许未必是后来作品能追寻得到的。
之所以花一些篇幅强调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殷健灵在她个人人生经历的某一个阶段，即“情感性观照”对象的阶段，其实把对象浑融于“我”的另一个面了，“我-你”式叙事使作品获得最大限度的沟通、共鸣之时，作品对对象企图从更高处把握的意图恰好囿于一些局部的，或者细节性的遭遇上，也就是作品一定程度实际上无法让笔下人物健全、完整。单亲孩子的心灵最需要什么？父母缺席的家庭，需要通过什么渠道给孩子提供情感、尊严上的保障？少女妈妈成为一个新生的普遍性社会现象，如何完成它的后续问题或者如何掐断它的源头？一系列的追问，殷健灵所发现并深入探察的，与其他云集在这个领域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区别，至多也是水准高低的问题，而不大可能构成本质性的区别，成为一个阶段文学史上标高性质的作品。因为情感观照的方方面面，视角的原因，实际上还不会把对象的全人纳入可视的视野。有关这一点，可能是个人人生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通过一个人或某几个个体来拯救一个置身于文化潮流中的未成年人，持颓废的悲观的态度。这与我的现实经验有密切联系。职业的缘故，我每天会面对十五六到十七八的半大青年人，也每天都在目睹“好心人”对他们中的个别个体进行有时往往超过一两个小时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疏导训练，其中也不乏殷健灵笔下的丹妮、秦川、木溪等等角色，但瞬间的洗礼过后，当然有从此变得两样的，大多数该怎样还怎样——不然，它就不会成为令人棘手的社会现象。
作为从意识深处改观人生疑难的文学，我的意思，深度的诗意可能才配称拯救。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殷健灵最新的长篇《千万个明天》，还有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古堡》、《第十一根红布带》等，恐怕是迄今为止最有寓言意味的作品。曹文轩很熟悉他作品存在的文化土壤，所以通过寓言、象征的手法强化主体精神的独立，这显得很独特。但这个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家，因过分对廉价的愉悦的痛恨和对忧郁情调的彰显，再加上疏于写实，使得本来可以在儿童文学史上放射异彩的作品，反而显得抽象并且失之于“真”。我不知道殷健灵自己怎样评价曹文轩，我个人感觉，《千万个明天》在精神深度上是属于曹文轩这个谱系的，并且《千万个明天》可以看做是“踩”在曹文轩肩上而诞生的。正是《千万个明天》，把“拯救”这个永恒的儿童文学母题拓展到了一个宽广的领域。作为成长主题，她的眼光投向了成长者成长的繁复文化网络，并在这个网络中诗意地拎出了若干正面肯定性的价值方向。
粗略看，《千万个明天》和她他以前作品也有密切的连续性：父亲中途缺席；父母关系不好，甚至后来发现父亲可能有外遇；主人公——少女海瑟薇自闭、内向、自尊；母亲与女儿互为文本，耽于性格，海瑟薇的明天也许就是母亲虚伪、压抑、内倾、自我折磨的今天。情节进行到了中间，殷健灵的视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概括而言，由最初的少女成长变成了女儿对母亲的启蒙，或者说，在母亲对父亲发疯似的思念折磨中，女儿自觉地把与同性朋友秦湘之间互吐秘密的愿望取消了，至少不再看成是人生的最大困难。母亲心灵的创伤这个镜像消解了自我内心的心结。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通常的心智成熟叙事，也恐怕很难简单地说殷健灵讲述的是一个情感抚慰式故事。母亲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是，如何走出已故父亲的世界，走出的程度表明母亲精神独立的程度。海瑟薇反客为主的行为，以及从感情的抚慰到对母亲人格尊严的理解，她的长大意味着当下一批成长小说大同小异叙事模式的被打破。
首先，突破了大量纠缠于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的关系式成长模式，推进到了个体与个体之间如何争取人格独立的世界观的高度。也就是人物心路历程的完形指向自我的不断打开，指向对“他者”的不断进入。这种脉脉的意识潜流不单是情感范畴的容纳和沟通，也不全是道义上的同情和理解，可能正是“小我”被“大我”改变的“个体人格”的建立。据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与自由》中的相关表述，个体、尊严、自由的获得，是一个不断去蔽的蝉蜕过程。首先得正视现实，其次是去掉各种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加上去的文化遮蔽，最后这个个体才算是达到了精神成人。很难想像，当全世界城市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穿同一品牌的服装，玩同样的游戏，吃同样滋味的肯德基，追捧同一个嘴脸的娱乐明星时，可能介入他们心灵并帮助他们的心灵作出重要选择的节骨眼正张开着，而他们侥幸读进去的成长小说，还仅停留在刻画瞬间心理状态的水准，这应该不是阅读期待的满足，而是阅读的亏欠。正是这一点，我觉得能在文化上换血的成长小说，除殷健灵之外，还绝无仅有。
文坛上自从有了“80后”、“90后”之类暧昧的命名，有关文化断裂、价值混乱、精神迷失的论述已经不少。但多数都在成人文学的空间展开，并且一直充斥着由所谓多元主义偷换概念成相对主义的靡靡之声，使得一些本该达成起码共识的基本常识也就长期处在昏昧不明的空白地带。而那些在成人世界始终呈现为“动不得”的精神事件，置换到另一领域——未成年人世界，就完全成了正面的核心的事件，比如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所必须的道义、基本的良知、必要的社会正义感和自我内省的信念、理想甚至包括一定的英雄主义等等。《千万个明天》能够悉举出来的多个面向子题，比如饱满的人道情怀、高迈的理想主义气质以及充满善念的社会正义感等等，构成了这部作品颇为丰赡的多义性。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扭转了一直以来成长小说乐于把成长的困难显微化，却失之于宏观撼动时代颓废意识的思想力量。
其次，《千万个明天》成熟地启用了复调叙事手段。租住的崔明亮和她的残疾母亲是海瑟薇与母亲走出自我、超越自我的价值参照。人们记住的不只是崔明亮及母亲的乐观和笑容，而是他们自我拯救的人格魅力。视界高一点，可以说，崔明亮传达给海瑟薇的是关于个体如何有效地实施个人灵魂的文化重建的信息。
这一点可以看出，殷健灵的创作步入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复杂和丰富。前面说过轻灵、曼妙可能打开个体内在的死结，而不见得对个体生存、成长时更加莫测的外部环境奏效，就在于前者是局部的眼光，后者是整体的眼光。或者说前者是审美抚慰，后者或者是人生的远景观照。时代尖锐的社会问题并非不本质，这绝对不是“是与不是”的问题，而是艺术能否看得见尖锐现象背面的真相，朝向真相的探索肯定是震撼人心的。就像只看见浮起在水面上的浪花不见得就把握了海深处的奥妙一样。如此，这样的作品也就显得格调高远、境界阔大。我私下里固执地认为，大格局的作品，内里蕴含着可以剖析出的时代各个侧面的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又是被无形地统摄在作品大框架中的。因此，它真正显示给读者的形象又是如此的单纯、清晰和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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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比较共识的一个看法是，殷健灵的创作才华主要体现在“写实”上，比如深入少女的内心困惑，而又不止于平面的心理分析；深谙未成年人尤其家庭不健全未成年人的意识深层，却又时时刻刻使释解对方的笔尖分寸有致、不至于划伤脆弱的心事；良知康健，然而又从来如鱼在水，知冷知热，“引渡者”的使命感、责任意识向来如盐之溶于水，饮之醇浓，观之却无；故事的取舍包含了尖锐的现实问题，情节的详略放进了对象的苦楚或者浪漫，细节的描绘包括微观的遣词造句也许孕育着不经意间的微言大义，然而，这一切行文、叙述、象征、寓言，人们还是看出了作者自家的志趣、心事、寄托，甚至有些段落的书写可能还是对当年童心不泯的真实回放，或者对童年遗憾的诗意追悔。的确，如此的表述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真诚了。
殷健灵也在创作谈中反复讲过，记者的职业神经促使她不得不有一个敏感的直觉。她亲见过少女妈妈坠楼的婴儿，也目睹过租住者不堪的生活场景，更聆听过倾诉者欲说还休的倾诉。可是，上海实在太大了，日日穿过的灰色“成人仪式楼”（殷健灵长篇小说《纸人》中的意象）也许真的不是在什么时候、任何角度都可以出现在视野中巴尔扎克时代的“埃菲尔铁塔”。
《千万个明天》的基调及它的收笔，殷健灵往后的创作似乎更难了。这是她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高度——她只能回到历史，回到虚构？
按照殷健灵惯常习惯，她不会丢弃《千万个明天》开启的空间，然而又不会重写这个综合了她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特有智慧的宁馨儿。《千万个明天》确实汇集了太多可再开掘的线头。比如它的结尾：
只要投入海水中，她就能和爸爸的气息相遇。
“变成鱼，游回大海去！”有一个声音在高处对她说。
“妈妈，去戏水吧。来海边怎么可以不玩水呢？”海瑟薇脱掉鞋子，拽着妈妈奔向海边。
“慢点！”妈妈经不住他的拖拽，跟在后面跑。
“快点！”海瑟薇大声催促道。
她加快了步子，跑得飞快，半长不长的头发在风中向后飞去。她已经嗅到海水咸涩清新的气味了，那是大海孕育的生命在迎接她。
母女俩欢快地奔跑的攀牙海湾，曾使这对母女讳莫如深；咸涩而清新的海水，或者就是母女俩脚下的那块海边，一年前，曾是父亲的葬身之地。这次重来这里认领尸体，本来是个新增痛苦的特殊祭奠。然而，海的博大，海的象征意味，与其说是作家的有意点题，不如说是作家对另一主题的暗示。
我的意思是，结尾的这一对话，实际上表明了殷健灵对于另一长篇《1937·少年夏之秋》的思想构架。因为，早在这个有意味的结尾来临之前，《千万个明天》中一直使人惦念着的崔明亮及其母亲，这一对弱势母子，还有同样残疾的父亲，已经破镜重圆了。而海瑟薇家，母女俩残缺的心灵也已经自我修复了。海的意象既是指过去，又是指未来。也就是在《1937·少年夏之秋》中，十二岁的男孩夏之秋也许会续演崔明亮的命运变奏曲，四岁还不到的妹妹夏之冰绝不会是今天的海瑟薇，但她一定会重写海瑟薇的心路历程。显然，这是殷健灵的一种尝试，她希望刷新人们已经知道的崔明亮和海瑟薇。于是，夏氏兄妹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孤儿，而崔明亮和海瑟薇在夏氏兄妹这个年龄时，即便家庭并不富裕，却仍然拥有健全的家庭和健康的亲情，至少他们不是生活在孤岛的上海。换言之，夏氏兄妹及他们周围的众多同龄人，需要暂时离开现如今的语境，比如他们身边可能不会及时出现理想的理解者，比如他们的主要任务也许不是喋喋不休地展开自己的内心秘密，还比如他们甚至连叛逆的父母都是缺席的。伴随他们的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们渴求的温暖将只能是梦，他们睁眼看到的、身体体验到的将是没有任何过渡的赤裸裸的成人世界。这部不再由相对封闭的家庭关系成其为主要骨架的故事，人物由独生子女而变成姊妹之间、兄妹之间，情感交流方式由真诚、小心翼翼、包容、呵护、亲情变成猜测、直接对抗、陌生、白眼、冰冷的社会关系的人生画面。意味了殷健灵完全走出自我、或自我体验支撑的私密叙事，进入完全由陌生的他者、异性对象构筑的他人世界的尝试。一句话，殷健灵在《1937·少年夏之秋》中施展的也许是批评家不怎么看好的虚构、想象、重塑历史的能力。它要的是摆脱自我经验的参照，是理性、史识照耀下的语境还原法。
《1937·少年夏之秋》的出现，我以为首先是对读者阅读成长小说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挑战：第一，作品不再、或较少关注个体成长的心理准备了，它的意图在于赋予个体一个历史身份——孤儿。这当然不是新版“三毛流浪记”，或者别的什么“历险记”。因为流浪记也罢，历险记也罢，这一类故事注定了有惊无险或有难无果的结局，读者只要洗耳恭听，领受流浪者、历险者带来的成长苦难、生活艰辛就足够了。很清楚，这一类题材的创作需要超人的想象力，但更需要生活的阅历。一般为“40后”、“50后”或“60后”作家所包揽。它们是教育至上，忆苦思甜为其思想主轴。殷健灵属于“70后”，论“文革”，她懵懂；论“文革”前，她无知。可是她却选择了上世纪的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并且两个孤儿兄妹连缀的故事，充满血腥和偶然，舅舅舅妈不再是“引渡者”，而是需要兄妹俩照顾的人。角色的翻转，命运的偶然性，成长不再是一个诗意的倾诉，可能是硬邦邦的活着。殷健灵在这部小说中增加的全新元素，表明她需要在陌生的历史中畅游，读者则会个性化地赋予这历史以意义：生存也许没有必然性，成长或者不可能仅仅是失足后关在卧室的郁闷、林阴道上猜疑斗智的交流，也不可能给你留太多的时间用来没事找事式的奢侈，它是严肃的历史归位。当邮差、流浪、目睹流血、忍受胳膊分家、照料长辈等等，既是比喻，也更是现实。读者对《1937·少年夏之秋》可能的不适，实际上就是成长环境由典型的居室变为波谲云诡的社会，人物由呵护型变成独立型的文化反差引起的阅读倒错。
第二，“写实”，尤其是惯性的写实，被宠坏了的未成年人读者，总习惯于把叙述手段的“写实”与生活中的作者划等号，以为可以探一探美女作家的传奇经历。本质上这是审美经验匮乏造成的障碍。《1937·少年夏之秋》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殷健灵创造了一个对等于现实世界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并没有诗意，有的是残酷、猜忌和不信任。这一点，小说的主题有别于拯救叙事模式，它转而为“承担”。人物承担身份的无奈，故事承担对逻辑现实的重新编组，命运承担随时传来的坏消息。小说讲述的是不是孤岛上海的真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如此的讲述，重新赋予历史的未成年人，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来路、自己装扮的人生。
在童书写作越来越短、平、快，越来越轻、浮、浅的总体趋向下，就近三十年来童话创作的价值观而言，成长者的人物谱系实际上呈现了如此趋势：从小布头（孙幼军《小布头奇遇记》）离家及离家后的种种奇遇，并在切身的体验中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和为啥要爱惜粮食的自我教育者形象，到孙自己的《怪老头》中通过荒诞大胆的幻想和出其不意的滑稽调侃手法的运用，儿童已变成了承载着作家游戏精神的搞笑者。孙本人的儿童文学史既宣告了孩子因自我教育变得乖巧、听话者角色的终结，又开启了调皮、捣蛋孩子的先河，史称“热闹派”。八十年代童话界活跃的另一个作家是郑渊洁，郑直接继承了孙的“热闹”衣钵，比如较长时期为孩子们所铭记的皮皮鲁和鲁西西（《皮皮鲁外传》、《鲁西西外传》）。正像郑渊洁的夫子自道，“我的目的是，丰富孩子的想象力；让他们解除一天的学习疲劳；让他们笑，让他们高兴”。这种情况一直到他完成十二本一百多万字的《十二生肖系列童话》，可谓盛况空前，也因此有了八十年代的“郑渊洁现象”。“郑渊洁现象”在八十年代教育还未能彻底从古板、僵化甚至于学习结论还唯标准答案的马首是瞻的年代出现，其积极意义，或者说其童话中对孩子童年生命状态的正面关注，肯定不能与“怎么做都行”、甚至连分数的高低都不敢公开、不敢排名次的九十年代乃至世纪之交的今天同日而语。如此现状，仍只持续“热闹”的“杨红樱现象”，除了市场价值，不知还有多少正面的文化建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诚如前文所述，曹文轩的成长小说就显得目光独特，并且他着力于成长者精神在磨难和挫折中慢慢蜕化成人的努力，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格外耀眼。可是，他的生活阅历、艺术志趣和过分强调作家意愿的追求，使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几乎耽于“夭折”。之所以说殷健灵是“踩”在曹文轩的肩上的诞生，殷健灵除了有与曹文轩共通的知识分子远景意识外，她的成长文学一路走来，尤其新近历史叙事的出现，既完形了曹文轩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贯彻下去的诗学路子，又补白了儿童文学史上早已掉了链的空挡。曹文轩那里已经由本意的“空灵”走向“虚无”的对对象独白性的想象，在殷健灵这里，多了一份历史的凝重和现实的关怀。殷健灵没有丢掉前期创作的平等叙述。“孩子本位”依然是她的基本视角，新增加的是，她开始在本来的历史语境中展开了对成长严酷的对话。《千万个明天》因为打开了家庭叙事的圈囿，而显出了成长者襟怀博大的端倪，《1937·少年夏之秋》因为建立了完整的他者世界，而表现出了逻辑和理性不能解释的吊诡和偶然。试着让未成年人认识在人生路上迟早要来临的不完美、不理想，总比一开始就置身在对那个世界的回避、“瞒”和“骗”，或者假想层面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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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1937·少年夏之秋》，我遥想茫茫上海，一九三七和二零零九，娇小的殷健灵穿梭在旧时墙泥斑驳的弄堂与今天摩天大楼的窄道。那辆曾经载她上下班的公交车可能依然如故，威海路七五五号大楼里依然灯火通明、电话不断，上海恼人的小雨还在不失时机地落着……我曾在专门谈她诗意语言的《将成长誊在纸上》一文中，说到的她语言的诗味、韵味，干净、雅致使人不油然联想到她人的单纯、率真甚至时有涉世不深之嫌。该文结尾似乎是说，奔美而去的作家是值得期待的。现在应该还加上，心里装着纯美，然而目光始终在纯美之外的作家，不得不期待。
可是，殷健灵的变化太大了，短短几年，她几乎让我陌生。她的创作像熟知她的刘绪源说的那样，主题上绝对有延续性。《玻璃鸟》或者《橘子鱼》《纸人》《千万个明天》还是《1937·少年夏之秋》等等，按照我个人的阅读习惯——前面说过，我甚至是个阶段论或进步论的否弃者，但阅读殷健灵，她一步步进逼你层层深化的主题，和这主题内熟悉而陌生的感觉，我不由要说，殷健灵属于进步论的作家。但是对于更熟悉她的读者而言，特别是从《千万个明天》到《1937·少年夏之秋》的跨度，他们能适应吗？
我要强调的是，网络时代、消费时代的个体成长，一定会遭遇到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难题。对于阅读，理想一点考虑，如果它的价值还保留着某种拯救、担当的话，不妨说，《小溪流的歌唱》着实太简化了，《渔夫和小金鱼的故事》或者又太复杂了；而杨红樱等人的各种“淘气”不要太当真，《哈利· 波特》还是多一份批判为好。进入殷健灵的新作，保持一份天真、愉悦的心情，而又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或者太复杂，这是必要的意识准备。
谁都知道，回家的路并不是坦途，世间本没有天堂，或者地狱，有的只是人间的现实，注重过程，也几乎成了时代大词，人人耳熟能详。只是，正因为没有天堂，没有地域，在人间的成长，就多了些许诡秘，逻辑几乎失灵、撞运气只是懒人干的傻事。漫漫回家路，大概是充满荆棘，莽莽苍苍的吧！《风中之樱》相关评价《风中之樱》作品研讨会摘要
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这是一部展示作家丰富想像力的作品，又是一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作品。作家用想像力所营构的世界是一种象征、一种寓言，是用虚拟的方法抽象出的现实社会。这一虚拟社会中良知废弛、爱心难觅、真假莫辨、美丑不分。主人公樱率领着孱弱的一群，在浊流涤荡中寻找灵魂的绿洲，在寻找中完成自己的成人礼，这一题旨具有相当超迈的概括性和指向现实的力度。可以说，殷健灵既打通了虚拟的想像世界，又保留了对现实世界的感触和思考。因此，这部作品既有瑰丽的意境、纯美的诗意，又深藏着冷峻的诉说和痛切的叹惋，传递了对正义、善良、美好等一系列人类美德的肯定。
褚水敖（上海市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风中之樱》是一部大气的作品，从题材到表述方式到其中的寓意，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女性作家的局限，具有宽广的视野、复杂的情节、惊险的冲突、奔放的节奏和无羁的幻想。这部小说所展现给读者的那一连串的故事，无不寄寓着对人类前途和人性之光的执著猜想和不倦追求。这群孩子所进行的漫长求索，其实也是人类心灵正在经历的漫长求索的一个艺术记录。用优美诗意的文笔，在宏大的幻想境界中写生动曲折的神话故事，是这部小说的精妙之处。
邹景阳（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为作家服务。由我们的北京编辑部策划出版这样一部作品，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希望能对本土原创作品大力扶持，也更看重有文化价值的作品。
樊发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风中之樱》非常符合“大幻想文学”的范式，而且，我以为这是一部儿童文学奇书，奇就奇在它根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恢宏大气的幻想时空及其一幅幅撼人心魄的图景。作品有着关于人类社会、关于人性、关于善恶乃至关于成长的厚实、深邃的人文主题意蕴。它给予我们的感悟和启迪，既是审美的，也是理性的。
全书情节跌宕起伏，语言朴素纯美。作者以诗意优雅的文字、潇洒不羁的想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恢宏惟美、如诗如画的文学图景。在景物美的衬映下，作品人物身上放射出的人性之美更是动人心魄。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这部小说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首先它是一部具有综合意义的创作。我在阅读时，看到很多西方小说文体的影子，比如悬疑小说、心理犯罪小说、家庭伦理小说、成长小说。后来我看介绍，知道殷健灵还是二级心理咨询师。很多小说文学上的意义在于综合的意义，要重新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小说综合了这么多因素，具有综合领域的价值。
作品的另一个贡献是作者的突破，即突破了儿童和成人的界限。作家这个意识非常强，她讲了人类普遍性的东西。
范咏戈（《文艺报》总编辑）：有人认为世界儿童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民间童话到创作童话，再到幻想文学。如果这三个阶段成立的话，殷健灵的《风中之樱》无疑是处于幻想文学高端的作品。作品的文学价值也很有意义。中国历来在童话精神上是缺失的，出现这样一部大幻想、大寓意、大现实的作品，既符合幻想小说的审美规范，包含超自然的要素，又具有小说式故事，能够引起读者的惊奇。阅读这部作品，除了一般的阅读故事类作品的心理状态外，还需要第六感的素质。作品是从独创性的想像力上产生出来的，作者强调的是心灵的力量，抛弃了对幻想的暧昧态度，是敢于幻想的小说。
蒋 巍（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这部作品的文字犹如天鹅绒般的优美、轻灵、柔情和富有诗意，这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是较为少见的。情节一波接一波向前推进，把我们带进梦幻般的超时空想像。那里充满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他们的追求又是那样坚决而且坚定，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中，一定要为爱、为真善美而斗争。正如作者在《大道书》中所启示的那样：你要保证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爱与美好”，“你要保证自己的良心永远平和安详”。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这不仅是一个虚拟的童话世界，更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写真。几个孩子为我们做了榜样，当真善美泯灭的时候，孩子用纤尘不染的童心拯救大人，认识、了解和改变世界。在现实世界物欲横流、美德泯灭的时候，大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另外，在大人对孩子过分溺爱的今天，孩子面对懵懂的世界，这部书写的主题强调自我的锻造，也为家长教育孩子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牛玉秋（中国作协创研部创研处处长）：把真善美的寻找和实现作为作品的主题，这让我非常感动。现在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今天的社会生活相当混乱，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说出让我们大人都感到吃惊的话。他们对生活复杂性的洞察，是我们大人想像不到的。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环境下，道德失范，物欲横流，面对这样一种生活时，成年人都会感到困惑：我们拿什么教育我们的儿童？可喜的是，《风中之樱》让人感到了亮色。
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风中之樱》是将幻想故事置于一种充满诗性、诗艺、诗美的意境和语境中来展开的。虽然整部作品充满了生存与争斗，却不是时下那些幻想类作品中充满血腥味、鬼怪气、暴力、砍杀、嚎叫的东西，它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诗性的想像与美感。此外，结构与布局、情节与叙述、空间与意境，尤其是它的语言具有一种诗的格调和韵味，使人驻足留恋。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殷健灵的《风中之樱》代表了幻想文学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许多幻想类包括国外的幻想类作品没有的，就是把这个幻想放在纯文学的语境里来处理，把它放在一个审美的、诗化的格调来处理，而现在所见到的国内外的幻想类作品大都是把幻想放在一个情节范畴来处理的，就是编织离奇的甚至血腥的故事，而殷健灵把这个方向放弃了。我想，对这个作品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她带来了幻想文学的新方向，对这个意义，我们应该给与特别的关注。
张之路（中影集团策划部主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觉得幻想小说首先应有价值的精神支持，我们如果胡编乱造，一天写出一两万字一点都没有问题。比如我现在就可以想像，玻璃碎了，砸进来一个锅，锅里蹦出来四个小人，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手枪，其中一个说，“我就是张之路你爸爸。”这样的故事可以唬住小孩，但瞎编乱造不负责任。如果没有智慧在里面，就不会是一个好东西。除了智慧之外，还要有崇高的有价值的道德取向和精神取向，这些东西《风中之樱》里都有，所以我们读了会觉得厚重和沉甸甸的。
徐德霞（《儿童文学》杂志主编）：无论在思想价值上还是在文学价值上，《风中之樱》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儿童文学界，特别是在当下奇幻文学盛行的时候，《风中之樱》给这个领域的创作带来了亮色和高度。
这部书是四人一鸟一兽的探险过程，是寻找毛拉的名字和回忆的过程，从结构上说，类似于《西游记》，如果没有殷健灵的文学诗意的底蕴作依托，很可能会是一个流俗的作品。但因为有了作家的文学底蕴的依托和想像力的大气，使得作品获得了开阔的恢宏气势，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生活底蕴和文化底蕴，展示了作者的文学修养和思考。
谭旭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从某种意义上说，殷健灵的《风中之樱》是典型的意象主义小说。我觉得真正的小说应该是能够留下意象的，而不是讲述故事的。讲述故事一直被当作为叙事文学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但讲述故事并不是人类的最高手段，因为人类的故事讲述是最初就有的能力，甚至是一种本能的需要。讲述故事之后，人类还需要什么？或者说，当我们学会了讲述故事之后，还能给故事做些什么，还能给文字世界做些什么？这是需要作家思考的。因为我们不仅仅需要故事，还需要意象，那是不能讲述的符号，是需要调动全部精神乃至全部人生经验和智慧才能理解和捕捉的形象。《风中之樱》有六个意象特别有意味，特别具有审美深度，而这些意象正是当下儿童小说所缺失的。
李东华（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处长）：我每次看到或想到殷健灵的作品，脑海里都映现出三个词：严肃、勤奋和求变。作者不大为时尚的东西所变，而以上海女作家缠绵细腻的调子把握少女心理，丝丝入扣。在《纸人》中对少女性心理的发掘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她的写作风格不是很触目张扬的那种，但她的心底里保持着自己独有的风格，在温和的基调下能看出属于她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个性，给人留下非常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书中最突出的感觉是她以语言和想像驾驭了宏大的场面，并且比以前多了很多哲理性的思考。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风中之樱》以人物一路行走寻求作为线索，似乎又可以将作品与“流浪汉文学”、“游历文学”相联系。这样的谋篇布局是一类小说的写法和特征。无疑作者的想像力是大胆的、丰富的、活跃的，却又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和衍生出来的，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由此我认为，作者在写作时是有明确的主题思想或哲理性考虑的，她要向读者指明的是金钱对于人们的蒙蔽，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的情感应该受到尊重，人与人应相互关爱、相互信任等。
安武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部主任）：阅读殷健灵的“风中之樱”系列长篇，多多少少让人有点忧伤。这样的忧伤充满了恬静的诗意，令人赞叹和惊喜。曹文轩先生说，殷健灵作品的出现使幻想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在我看来，殷健灵的幻想作品，是我们目前国内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幻想类作品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
阿 甲（红泥巴网站主编）：我刚读时，感到很惊讶，这本书吸收了非常多的元素在里面，如动漫卡通、通俗小说、经典幻想小说等，但很多东西也是作家一脉相承的，比如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特别是问题少年的关注，她始终在做着类似心理治疗的工作。她在尝试着新东西，但更是在延续着自己的个性化。
殷健灵（《风中之樱》作者）：我们这些为孩子写作的成年人，与那些青春写手们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些青春写手们拥有最天然的抒写青春的天赋，他们写自己，哪怕流于生活的庸常琐碎，哪怕叛逆到底，都是那么自然。他们在宣泄，也在表达。这种表达很鲜活、很自然、很率性。但是成年作家写今天的孩子，多少是有一点隔膜的，我们要的是深入而不是迎合，是引领而不是讨好。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是已经过去了的成长经历，以自身的经验来观照今天孩子的成长。讲故事作家都会，但如何在给孩子讲故事的同时融入精神的东西，在关注成长和表现成长的同时，也能潜移默化地引领成长，就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