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直峰
帮杨虎城筹组密电室
1930年10月，倾向革命的杨虎城开始主持陕甘军政，先后任命左派人士南汉宸（实为中共地下党员）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续范亭为驻甘肃行署参谋长等。李直峰获悉后，便直接与南、续联系。通过近一年的准备，1932年秋李直峰悄悄离开太原潜往西安。南汉宸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嘱他化名李致远，将他介绍给杨虎城。名义上任西安绥靖公署上校机要秘书。实为杨虎城组建密电研究室，专责检译和侦破明的、暗的无线电密码电报。走马上任的李直峰不遗余力，很快便破译出十七路军驻甘南的马青宛部密谋叛杨投蒋，及蒋介石分别下令杀害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等人的绝密电报，使杨虎城更加看清了蒋的为人。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命令成立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将李直峰领导的密电研究室划编为侍从室第一组，李以机要秘书身份兼任第一组组长，再将办公地点由绥署直接搬入杨虎城官邸。在事变后的30余天时间里，李直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破译着何应钦所指挥的30个“讨伐师”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并随时报送杨虎城，为西安方面采取应变措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周恩来器重 接受中共指令
西安事变期间，绥署侍从室多次奉杨虎城之命，将破译的密码电报内容送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参阅，遂引起周的关注，在得知这些电报皆为李直峰领导的密电室破译时，周指示南汉宸择机秘密指引李于中共代表团驻地相见。当南汉宸将李直峰介绍给周恩来时，周起身相迎，亲切握住李直峰的手，慰勉有加，周恩来说：“你1926年就在武汉加入我党的统一战线，现在革命更加需要你，你破译工作做得如此之好，说明你有一颗爱国救民的心，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革命的行列中来。”李直峰动情地说：“我坚决服从周副主席的指示，不怕艰苦危难，努力完成任务而终身不渝。”周恩来遂命在隔间等候的李克农、曾希圣进来指示道：“这位是李直峰同志，是杨主任的机要秘书，已经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现将他交由你两人领导，布置工作。”当时李克农和曾希圣分别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正、副部长。 
顺利潜伏“特工总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李直峰在南汉宸的巧妙安排下，与助手武子明及随员10人，由同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的公开介绍，来到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军统局第一处找到处长徐恩曾，呈上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徐心中暗自高兴，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私下里命亲信、时任情报科长的张国栋进行政治和业务上的双重甄别，经过近3个月的明查暗访、跟踪侦察和书面询问等，李直峰顺利过关。当时的军统局第一处只是一个对外的机构形式，实际上徐恩曾领导着一个庞大而秘密的“特工总部”，即中统局的前身。李直峰被安排在情报科下属的密电二股任股长，武子明为副股长，随员10人为股员。 
特工总部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和管理制度，收发电报由电讯总台负责，翻译电文由情报科译电股负责，李直峰又担负密码的侦听和破译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李直峰是难以获得情报的。但李本职工作做得极佳，侦破许多密电，尤以桂系、龙云系、刘湘系的居多，阎系次多，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和嘉奖，至于共产党密电一件也没有破获，但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潜入“军委会”冒险赴延安
1938年7月，蒋介石为整合密电资源，命包括中统局在内的所有部门的密电人员全部交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由毛庆祥统一领导。就这样李直峰又顺利潜入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部门。具体职务是“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副组长，后该组扩编为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李直峰被任命为该室第六组副组长兼该组第一科科长。 
这个在大撤退时期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天天辗转迁徙，还要遭受空袭，再加上懂日文的不多，侦破工作久无进展，而军委会则天天催着要日方情报，一帮人员倾其全力，亦束手无策。此时又一个大胆而美好的想法在李直峰脑海里冒了出来，“到延安去，直接为党工作”。深思熟虑以后，他以寻找破译资源为名，向毛庆祥建议：“派人到各大战区去搜集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密电码本，将会有助于日本密电的破译，至少也会有参考价值。”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参议，于1939年夏，怀揣着蒋介石的手令。在各大战区转了一圈后，悄悄带上妻儿，来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在延安他找到直接领导他的曾希圣，请求转呈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让他留在延安公开为党工作。正当党中央准备批准他的请求时，毛庆祥打电话到处找他，鉴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中央令他先回重庆待命。为了解除毛的怀疑，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将八路军缴获的3种日军密电码本交给军委会，但考虑到安全问题，另由八路军派专人护送。尽管这样，李直峰这次延安之行还是引起军统特务的怀疑，但没有把柄可抓，也奈何他不得。 
此次，李直峰曾数次将获取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叶剑英等，为此，中共中央特别来电嘉奖，令李直峰感动不已。 
“告密”告得军统、中统一场恶斗
早在1937年上海沦陷前，国民党中央银行就将10元券的法币印钞版送往被认为十分安全的香港保存。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又将其运回上海，并大量仿制、倾销，以达到破坏重庆政府金融之目的。其头目渊上等人找到以大老板做掩护的中统在上海的联系人程士范，提出以1比40的优惠价格帮助销售。程见有利可图，便一下子购买了200万元赝品法币，没想到这些赝币在上海不能流通，便电示中统局本部：“是否可以密运到大后方，用以收购桐油、医疗等用品，如此往返，当可收一本万利之功效。”徐恩曾也是贪婪之辈，遂电示可以运回，并明确了路线、时间等，还要求严守秘密，运回后亲交他的手中。结果这一绝密情报被李直峰侦得。李认为：如果将这一情报泄密给军统，必引起中、军两统的恶斗，正是自己完成任务的绝好机会。想到这里，便联合与徐恩曾有隔阂的同乡、时已调任中统局秘书的郭紫峻，密赴国府路黄家垭、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的家（魏一度兼任军技室主任，是李的顶头上司），以闲谈的方式，将这一绝密情报泄露给魏。李、郭两人刚走，魏就迫不及待地向戴笠禀报。戴如获至宝，于1944年4月亲赴安徽屯溪，带上大批缉私督察，在新安江船上如期截获赝品法币193万元，当场逮捕参与押运的中统特务高子文、夏伯良和程士范之子程憾（系中共地工，李当时不知情）等3人。戴一面命人严刑拷问，弄清案情原委，送入大牢；一面将赝币送往银行验证；再密捕程士范赴重庆归案。当所有证据齐全后，戴亲拟诉状，以“徐恩曾勾结日本特务机关贩运伪币，破坏政府金融，且证据齐全”为名，向蒋介石恶告了一状。众所周知，中统、军统视如水火，常常为争功邀宠斗得死去活来，这次徐恩曾被戴笠抓住把柄，恨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 
该案的卷宗很快便放在了蒋介石的案头，蒋批示：“此案交由军法执行总监部审理，中统局负责人徐恩曾应以处分。”同年8月，总监部以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罪判处程等4人死刑。这下急坏了徐恩曾，一面央求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向蒋介石辩解；一面伙同党羽多方活动，终使该案改判：程士范为首犯判刑8年，高子文为主犯判刑3年，两从犯取保释放，而徐恩曾则以渎职罪论处，由主管部门发落。戴笠见这次并没有将徐恩曾“打死”，其后便又搞出一个蓄谋已久的“王书青走私案”，终于将徐恩曾打翻在地。 
抗战胜利后，军技室解散，因李直峰是从中统局来的，只能回到中统局。而此时他的同乡郭紫峻已升任中统局副局长，在郭的关照下，李直峰又捞了个专员的头衔。1949年上海解放，李直峰才公开了身份。在华东区公安部社会处机要组任职，1950年调北京中央公安部七局任副组长。1957年随老首长曾希圣赴合肥任安徽省人委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调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1983年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过着幸福而快乐的晚年生活。
《江南时报》 (2005年12月06日 第二十一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