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秦翰才
简介
秦翰才（1895年出生），名之衔，字又元，翰才其号，陈行乡人。父锡芷，荣光第四子，患痼疾，亡故时翰才仅半岁，故为祖父母所钟爱。聪颖好学，就读三林学校、省立松江第三中学，学业名列前茅。毕业后，经黄炎培介绍任江苏教育会文书，1917年（民国6年）后转入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务科任秘书、通讯主任。1927年后，受黄伯樵之聘为上海市公用局秘书科长，后随黄转为”两路局”（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秘书，主办文书档案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局内迁，在 
  秦翰才重庆任交通部专员。1939年夏，应原上海市工务局长沈怡邀，赴香港参加编纂《中国经济建设资料》。1942年秋，赴兰州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任主任秘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秘书处长，1955年退休。1956年10月，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自署千谱楼主。年谱收藏家。郑逸梅著《艺林散叶》称：“翰才早有左癖，后有谱癖。所谓左癖者，搜集左宗棠史料；所谓谱癖者，搜集古今中外年谱”。经他整理、汇集的年谱达2090种。1982年由其子女秦曾志、秦曾期、秦小猛遵照遗愿，将家藏年谱和左宗棠资料悉数捐献上海图书馆。
成就
治学勤奋严谨，译介西方学术以切于实用者为主，学术研究重资料依据。在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时，随襟兄刘人法学英语，不数年，先后译出《巴黎和会秘史》、《英国海军秘史》，并协助黄炎培编译《美利坚之中学》、《欧美职业教育》。又继承秦氏家学，留意地方人物掌故，精研文史。一生注重搜集、研究清代左宗棠资料，搜集、整理、抄录历代名人年谱，故时人称为”左癖”、”谱癖”。早年受二伯锡圭影响，对左宗棠的爱国思想和在西北的建树尤感兴趣。后在汉口、长沙、香港等地随时搜集有关资料，到兰州后，更深入搜集、踏勘，终于1944年写成约20万字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次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撰成《左宗棠全传》、《左宗棠外记》、《左宗棠逸事汇编》等稿，成为国内左宗棠研究的开拓者。搜求历代人物年谱，不惜时间、财力，原以500种为目标，后改以1000种，实现后，自署”千谱楼主”.解放后更乐此不疲，经亲手整理，汇目者达2090余种，成为国内有数的年谱收藏家。有书商高价收购，坚不为动，逝世后，子女遵遗嘱将所有书、稿、资料捐献国家。翰才著作重调查，1945年赴大连，两次客旅长春，五访伪满宫庭，查阅伪满宫藏图书字画目录，搜求溥仪书信和逸事，著《满宫残照记》，辑《满洲伪国官印集》。又根据长期从事秘书档案工作体验，先后编写《  秦翰才档案科学管理法》等书，协助大伯父锡田校印秦氏族人著作及《胡雪岩资料集》等传世。
经他整理、汇集的年谱达2 090种。1982年由其子女秦曾志、秦曾期、秦小猛遵照遗愿，将家藏年谱和左宗棠资料悉数捐献上海图书馆。著译有《巴黎和会秘史》、《英国海军秘史》、《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全传》、《左宗棠外记》、《满宫残照记》、《左宗棠逸事汇编》等。[1]
学术生涯
1922年，秦翰才在二十七岁时读了左宗棠的书信、札记和左氏年谱，触发了他对左氏这个晚清历史人物的兴趣。1935年，他读了《左宗棠文集》后，对左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写下了心得体会。这些笔记收在他于1936年出版的论文集《开心集》中。 
抗战征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秦翰才开始了他长达八年半的“不当亡国奴”的抗战征途。他的征途从上海开始，足迹遍及八个省市，包括杭州、南京、南昌、衡阳、长沙、武汉、桂林、重庆、香港，珍珠港事变后，又从香港徒步返回桂林，继而又去重庆、兰州，在抗战胜利后去北京、长春、锦州。秦翰才在1937年10月间离开上海时，左右手各提一个手提箱，一个装着生活用品，另一个则装着他历年积累的左宗棠资料，这些资料是他最珍贵的财物。在八年半的征途中，秦翰才经历了千难万险，诸如偷渡封锁线、逃避敌机轰炸、爬山涉水、忍饥挨饿、与虫害疾病抗争等等。但他对这一切泰然处之，每到一处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左宗棠资料，作实地调查研究和采访，奇迹般地完成了两部有关左氏的书稿。
《左宗棠评传》在长沙（左宗棠的出生地），秦翰才造访了左氏在司马桥荒芜多年的家园，感叹左氏兴衰交替、毁誉参半的一生。有感于极少有人为此晚清名将评述，秦翰才立志为他立传，初步拟题为《左宗棠评传》。在战时首都重庆任交通部专员时，秦翰才无视敌机的狂轰滥炸及盛夏的炎热，利用公余时间写作，完成了“评传”初稿。
香港任职期间在香港任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秘书的两年内，秦翰才又利用一切时间搜集左氏资料，修改并补充“评传”初稿。香港中华书局已接受出版，岂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打乱了全盘计划。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次日，香港即被日军占领。秦翰才不愿留在香港受敌人奴役，也不愿回到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故乡。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他与几个友人—起，偷渡日军封锁线，来到广东佛山。然后，他们攀山越岭，涉水淌河，克服艰险，忍受饥寒，一路徒步走到桂林，历时整整两个月。秦翰才在信中写道，与同胞同生死、共存亡的强烈的欲望给了他战胜一切险阻的力量。秦翰才又写道，在逃离香港时，深恐他在重返内地的途中将左氏书稿丢失，因此把它交给一个 
  秦翰才友人带回上海。他十分忧虑书稿的安全，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左氏书稿丢失或遭到破坏，他将从头做起，重写左氏稿。直到1946年3月22日，父新在北京等待新任命时，才得知他的左氏书稿已由友人带回上海，安全地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那已是五年后了。
搜集左氏资料秦翰才经由桂林到达重庆后，在几个职务中（大多都在重庆），他却挑选了去甘肃兰州。甘肃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却对秦翰才具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因为左宗棠曾在那里当多年总督。在任时，左宗棠曾建立了一系列的行政、军事制度和机构，建立西北地区的第一个纺织厂，引进西方技术，为开发西北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秦翰才参观了当年左氏设立的机构、军营，查阅了左氏当政时的历史记载，研读刻有左氏政绩的碑文，并造访居民。虽然生活艰苦，但能获得有关左氏资料则为秦翰才的最大乐事。在抗战年代，出于战事的需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急需发展西南地区经济。根据当时交通部副部长沈君，哈先生和负责文化事务的谷正纲先生的建议，秦翰才把他在西北收集到的有关左氏资料，整理成为《左文襄公在西北》（左氏逝世后被清廷封为文襄公）。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开发西南地区有了仿效的模式起了促进作用。
协助建立大连市政府1945年8月，日本五条件投降，秦翰才接到新的任命，去东北大连协助新任命的市长建立大连市政府。在从重庆经北京到大连的旅程中，因国共两党在东北开始交战，秦翰才两次受阻于长春。但秦翰才是个天生的学者，他把在长春的受阻，变为一次实地考察研究末代皇帝溥仪的机会。长春一度曾是傀儡政府“满洲国”的京都，那里曾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宫。在长春受阻的两个月内（1946年1月24日至1946年3月21日），秦翰才五次去溥仪的皇宫，把散落在地上的纸片、照片、信件、书籍、账册一一收集起来，为计划书写有关溥仪文稿搜集资料。
《满宫残照记》1946年4月26日，秦翰才回到上海，结束了他长达八年半的征途，并接任中国纺织机械公司职务。在与家人欢度团聚短短的一周后，他又立即投入写作。他利用公余的分秒时间，在两个月内完成了有关溥仪的著作。秦翰才在前言中写道：“我五游满宫，都在下午三时左右。其地在市尘之外，积雪笼罩了一切，车马之声几绝，鸡犬之声无闻，固已寂寥如墟墓。其时又值冬天晷短，西边黯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凄凉景色。这些都正是象征了满洲国的末日，所以这书也就叫做《满宫残照记》了。”该书于1947年出版，在时隔四十年后由长沙岳麓书社重印。《满宫残照记》写成后，他又全心全意地投入整理左宗棠资料的工作。他发现他积累的庞大资料无法纳入一本书稿之内。最后，他决定把这些资料分别纳入四部书稿：《左宗棠全传》（77条目，80万字）、《左宗棠割记》（42条目，4万字）、《左宗棠逸事汇编》（171篇，2.8万字）、《左宗棠外记》。
这四部书稿于1948年10月以前全部完成，花了秦翰才整整十年的时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准备将《左宗棠全传》付印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打乱了出版计划。新政权成立后，左宗棠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被视为反动分子和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终于，秦翰才不得不把他珍贵的四部左氏文稿锁进箱子，放在他的床底下。
秦翰才是个有远见的人。他感到像他这样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部门任职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领导下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将免不了麻烦。加上，他发现自己的右耳失聪影响工作，因此决定在1955年提前退休。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热衷于对年谱的研究。在左宗棠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他不能再作左氏研究，他的兴趣转向年谱的收集和研究。他希望退休后可将全部精力从事此项研究。
作品
1、《左宗棠逸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 1986年 
2、《满宫残照记》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年
3、《文书写作谭》上海：耕耘出版社 1947年
4、《档案科学管理法》桂林：科学书店 1942年
5、《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 1984年
6、《清宫残照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
7、《开心集》上海：普通书店 1935年
8、《文书写作谈[普通古籍]》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同人通讯 民国30年（1941年） 
  秦翰才
评论
儿子眼中的秦翰才 
父亲秦翰才（1895—1968）是位历史学家、研究左宗棠的专家，是中国收集年谱数量最多的年谱收藏家。父亲于1968年9月28日谢世三十五年后，我已步入八旬老妇的行列，但我仍经常思念我的父亲，缅怀与父亲共度的岁月。回顾我的一生，学术上的成长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和他严谨的治学精神的影响。值我父亲逝世三十五周年之际，我将自己用英语书写的家庭回忆录《HeartbeatsandHeartachesMemoriesofanIntellectualFamilyinChina》中的有关章节浓缩成文，追忆我敬爱的父亲秦翰才先生。
中国近代文学艺术评论家郑逸梅先生在《艺林散叶》中写道:“……秦翰才早有左癖，后有谱癖。所谓左癖者是，搜集左宗棠史料。所谓谱癖者，搜集古今名家年谱……。”这个评语概括了父亲的学术生涯。
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他感到像他这样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部门任职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领导下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将免不了麻烦。加上，他发现自己的右耳失聪影响工作，因此决定在1955年提前退休。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热衷于对年谱的研究。在左宗棠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他不能再作左氏研究，他的兴趣转向年谱的收集和研究。他希望退休后可将全部精力从事此项研究。
父亲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但购买年谱却不惜重金。他与各古籍书店保持联系，专事收集著名历史人物和家族的年谱。他并自己出资建立了一百五十个接触点。凡是书市上买不到的年谱，他通过接触点，向有关人士或有关家族借阅，然后一丝不苟地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父亲最早的指标是购获1000种，后来提高到2000种。到1966年，父亲搜集的年谱已达2090种，使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年谱收藏家，并获得“千谱楼主”的称号。
父亲退休后，并未清闲度日，而是整天抄写整理年谱。盛夏酷暑，他伏案埋头阅读或书写，额头上冒着汗珠，书写时垫在胳膊下的毛巾浸透了汗水。寒冬腊月，他细心修补年谱脆薄的纸页，或用蜡线订书。他的手指冻得僵硬麻木，仍不肯停下取暖。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却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