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多米诺理论
简介
多米诺理论是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提出来的。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关键时刻，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7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东南亚，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这一理论意在为美国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制造理论根据。人们常用“多米诺”来形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连锁反应现象。
前言
自艾森豪威尔用“多米诺骨牌”效应形象地诠释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必要性以来，“多米诺理论”就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美国政府卷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的“依据”。辩护者往往以此说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而批评者则抨击说，正是美国政府对该理论的盲目迷信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并最终酿成悲剧。事实上，不管是辩护者，还是批评者，其立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目的是为了防止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从来没有哪个学者对上述预设提出过质疑。由此导致了另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识，那就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乃是针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而采取的防御性和地区性的措施。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不揣冒昧，尝试在分析“多米诺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将其内容、特征与美国的干涉实践进行比照，进而对该理论在美国干涉印度支那事务中的地位重新做出定位。
理论的形成期
多米诺理论的源起大致可以追溯到1947年。（注：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论述的“多米诺理论”专指战后美国针对东南亚尤其是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及美国应如何应对而发展出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事实上，适于该理论的基本逻辑在此之前即已存在，譬如，在遏制政策形成过程中，艾奇逊就提出了所谓苹果“烂一个，烂一筐”的说法。）该年5月13日，国务卿马歇尔致电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就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与战争政策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忧虑，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为将加强共产主义者在整个南亚地区的势力并危及西方各国在该地区的脆弱地位。[1](P95-97)
1950年4月24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一份名为《美国关于印度支那的立场的文件》（即NSC64号文件），首次以政策文件的方式表述了多米诺理论的基本内涵。文件指出：“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政府控制，其邻国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下。”[2](P745-747)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均认为，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关键区域，美国应该向在该地区作战的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驻西贡新任代办埃德蒙·古里安更是耸人听闻地提出，如果丢掉印度支那，世界上绝大部分有色种族都将迅速落入共产党人的“镰刀”之下。[2](P803-804)不过，古里安的看法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政府高层人士的担忧仍局限于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此外，NSC64号文件相当简短，并未对多米诺理论的内容进行系统的阐释。
1951年5月17日通过的NSC48/4号文件是形成多米诺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定了多米诺理论的如下内容：(1)多米诺效应的根源——苏联的东亚政策：利用共产党中国的资源，将东亚大陆以及最终将日本和西太平洋沿海主要岛屿置于其控制之下。(2)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美国短缺的战略原料）及其众多的人口，东南亚各国对自由世界极具价值。(3)“丢掉”东南亚的后果。共产主义控制中国和东南亚之后，将会置日本于非常脆弱的位置并严重影响美国在太平洋的整个安全地位，大陆各国的陷落将导致美国控制的沿海岛屿链由基地变为前沿，并将导致这些基地相互间被隔离开来从而要求美国对军队的整个战略部署重新审视。(4)美国在该地区面临的直接威胁。文件强调，在东南亚地区，美国面临的直接威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武力征服和内部颠覆。不过，文件认为，虽然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相当重要，但“即使共产党中国发动公开侵略，使用美国军事部队以保卫东南亚大陆各国目前还不在美国全部安全利益的考虑之列”。因此，与后来的NSC124/2号文件不同，该份文件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做出保证，不让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而只是要求美国采取措施，为增强对沿海岛屿链的防御和在资源上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争取时间。[3](P105-108)由于NSC48/4号文件的主要任务是评估美国在整个亚洲的目标，因此该文件只是从整体上强调了美国失去东南亚的后果，而没有对东南亚内部的多米诺效应作进一步的阐释。但如果我们将该文件与NSC64号文件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多米诺理论”的基本框架在1951年已经形成。
多米诺理论最终形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是在1952年。鉴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力度和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上连连受挫，该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建议起草一份文件，探讨美国的应对措施。2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名为《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的问题上美国的目标和行动计划》的研究报告。由于该份报告所针对的只是中国的“直接军事入侵”，并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此，在国务卿艾奇逊的坚持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3月5日要求准备有关在中国不“入侵”的情况下，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行动报告。后经国务院和国防部一系列的讨论，文件起草小组最终拿出了定稿，并于6月25日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同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名为《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政策文件（即NSCl24/2号文件）。[4](P127-134)正是在该份文件中，美国政府全面阐述了多米诺理论的内涵，只不过没有冠之以“多米诺”这个时髦的名称而已。
1953年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前任政府关于东南亚地区多米诺效应的说法。1954年1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NSC5405号文件）甚至大段抄引NSC124/2号文件的内容，以图证明印度支那对美国和“自由世界”之安全的战略性意义，强化“丢掉”印度支那在政治和军事上将造成的灾难性后果。[5](P971-976)事实上，就多米诺理论而言，新政府惟一的“创新”就是将多米诺效应绝对化，其主要工作乃在于向公众推销这种理论。1953年1月17日，杜勒斯发表全国广播电视讲话，声言“苏联不仅通过朝鲜而且通过印度支那试图夺取日本。苏联控制了印度支那后，就会力图将控制延伸到日本和印度”。[5](P360)同年12月23日，副总统尼克松通过电视和广播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是造成美国在亚洲所有麻烦的基本原因，并危言耸听地告诫美国公众，如果丢掉印度支那，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就会相继落入共产党人之手。[6](P225-226)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在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再次推销多米诺理论，其对多米诺效应的夸张与尼克松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7](P2373-2376)同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首次用多米诺骨牌来形象地诠释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丢掉印度支那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美国干涉的必要性：将一排骨牌立起之后，推倒第一块骨牌，最后一块也将很快跟着倒下去。因此，只要有一个地方开始瓦解，它就会产生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反应。[8](P382-384,P387-388)这样，杜鲁门政府多米诺理论的专利，被贴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标签，并由后者成功地兜售给美国公众，成为自杜鲁门政府开始美国在印度支那尤其是日后在越南进行干涉的“依据”。
理论的基本框架
多米诺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加以概括：东南亚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共产党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都会在该地区产生连锁反应并最终波及其他地区；目前东南亚地区正面临着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所以美国要采取措施，在该地区全面遏制共产主义。具体而言：
1.东南亚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对“自由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南亚地区，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天然橡胶和锡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是石油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出产地；缅甸和泰国的大米出口，对马来西亚、锡兰、香港、日本和印度具有重大意义。东南亚地区的“丧失”，将改变两大世界间的资源占有平衡。(2)东南亚地区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这些国家是保护与促进从日本到新西兰的太平洋沿岸各岛的经济发展与军事防卫的第一道防线，是联结太平洋地区和印度、中东的重要纽带。如果共产党控制整个东南亚，美国在太平洋近海岛屿链的地位将岌岌可危。(3)东南亚地区人口众多，“丢失”与否，将关系到“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总之，如果东南亚被共产党控制，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将得不到保障。[4](P127)[3](P107)[6](P225)[7](P2375)
2.多米诺现象将以下列方式出现：在东南亚地区，如果不采取有效而及时的抵抗行动，任何一个国家的丧失都很可能导致其余国家较快地向共产主义屈服或站在共产主义一边。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化之后，多米诺效应将向东西两个方向外溢。在东边，日本将极有可能同共产主义妥协；在西边，首先是印度，然后是中东，将十之八九会逐渐跟着站在共产主义一方。最终的结果便是，菲律宾、台湾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欧洲的稳定与安全也将面临危险。[4](P127)[7](P2375)[8](P382-384)
3.多米诺骨牌倒塌的原动力来自于所谓对“自由世界”“采取敌对态度的、侵略性的共产党中国”。按照NSC124/2号文件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的威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军事进攻；另一种是向当地的共产党人提供援助，通过颠覆的手段实现对东南亚的控制。这两种手段中，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但公开的军事进攻也是一种固有的危险。[4](P28)
4.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可能是缅甸，但最大的可能是印度支那地区，尤其是越南的东京地区。因此，成功地守住东京地区，是“把东南亚的大陆地区保持在非共产党人手中的关键”。但美国的行动方针必须“视共产党人打入东南亚所采取的路线而有所改变”。[4](P28)
5.鉴于上述分析，美国政府得出结论：为避免多米诺现象的出现，美国首先要守住东南亚，而守住东南亚的关键则在于守住印度支那。为此，美国必须利用各种手段，拉拢东南亚各国，而重点在于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遏制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扩张”。[4](P128-132)
多米诺理论的实行
长期以来，多米诺理论一直被视为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依据”。由此导致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便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是针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
不可否认，在美国政府内部，相信多米诺理论之逻辑的，的确大有人在。但多米诺理论是否是美国政府介入印度支那事务的行动方针却大有疑问。
首先，多米诺理论的核心文本NSC124/2号文件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即东南亚地区任何一个国家的“陷落”都很有可能导致在该地区产生连锁反应并由此而波及其他地区。艾森豪威尔的比喻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必然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丢失”。但早在1951年12月21日就形势非常严峻的印度支那问题进行讨论时，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得出了下述结论，即丢掉印度支那并不一定导致整个东南亚的“丢失”：虽然缅甸和泰国可能会丢掉，但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肯定可以守得住。[9](P568-570)既然东南亚地区都不会出现多米诺现象，日本、印度、中东又怎么会“共产主义化”呢？而从NSC124/2号文件来看，东南亚地区的连锁反应也并不是必然的：文件中“很有可能”一词的使用本身即含有多米诺现象可能不会出现的意思。至于艾森豪威尔的比喻，既可以视为其对多米诺理论的发展、对多米诺现象必定会出现的判断，也可以视为他为兜售多米诺理论而采取的“营销”手段——形象的比喻、对“共产主义扩张”威胁的夸大以及对多米诺现象的绝对化。事实上，多米诺理论的假设既可以被视为对东南亚地区可能会出现某种危险的预判，也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之必要性的理论说明。正因为连锁反应“很有可能”出现，所以要干涉；正因为多米诺现象“必然”会出现，所以更要干涉。不可否认，多米诺理论出现在政府的政策文件中的确说明这一理论在美国干涉印度支那的行动中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政客的说辞都是为其当下的行动寻找合法性依据，以证明其采取某一行动的正当性。
其次，多米诺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世界上具有战略地理位置的各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力图控制的地区，因此，即使东南亚不会出现多米诺现象，美国也不会放弃对该地区的争夺。举例来说，就印度支那和朝鲜的比较而言，早在1949年划定远东防御圈时，美国决策层就曾对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大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做过比较分析，并认定印度支那地区最为重要；[10](P296)1952年通过NSC124/2号文件的附件也明确指出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远远超过朝鲜。[3](P113)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下列质疑：为什么美国1950年愿意派兵“保卫朝鲜”，而使用军事部队去保卫战略意义远为重要的印度支那在1951年却不在美国全部安全利益的考虑之列，甚至表示不能保证不“丢掉”东南亚呢？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美国此时在朝鲜腾不开手脚。但美国在朝鲜大动干戈而置东南亚于不顾则恰好说明，只要某一地区具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不管它的“丧失”是否会导致多米诺现象的出现，都将成为美国力图控制的目标。因此，东南亚地区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只是美国力图控制该地区的一个因素而非多米诺理论的特定前提。更有甚者，美国政府“使用美国军事部队以保卫东南亚大陆各国目前还不在美国全部安全利益的考虑之列”的表示进一步说明，即使东南亚地区发生多米诺效应，在当时情况下，美国也不会全力以赴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多米诺理沦本身并不构成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充要条件。
第三，多米诺理论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即它具有强烈的地区性和防御性色彩——在东南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但就美国的政策目标而言，其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既不局限于地区性目标，也不具备防御性特点。也就是说，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指导方针已经远远超过了多米诺理论的范畴。就1954年之前而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反共干涉具有四重考虑：(1)确保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控制，以免“反共事业颗粒无收”；[3](P133)(2)防止东南亚地区多米诺现象的可能出现；(3)“如果不在印度支那承担义务，在朝鲜战场上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便毫无价值”；[3](P113)(4)从欧洲的战略意义考虑，印度支那所发生的一切远比在朝鲜所发生的一切重要，[5](P930)因为丢掉印度支那将对法国产生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5](P603)而一个强大的法国则是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的重要工具。由此看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乃是其全球遏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要进行干涉，乃是基于多重考虑而非仅仅局限于防止东南亚地区多米诺现象的出现。而在1954年之后，美国的这一全球遏制政策目标依旧没有改变。
那么，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是否如多米诺理论所展现的那样，乃是基于防御性的目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理论上说，遏制政策本身就不是防御性的，因为其最终目的是要使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确立所谓“民主”政权的一统天下。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目标并非仅限于防止多米诺骨牌倒向自己这一边，其最终的目标乃是使骨牌倒向苏联并促使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张骨牌——苏联倒下去。而从现实的目标和手段来说，美国的所作所为绝非仅仅局限于遏制。早在1951年，杜鲁门政府就确定了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即在亚洲建立非共产主义的“亲美”政府；消除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或者将其力量与影响削减到不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的程度。[3](P106)显然，鉴于新中国业已成立和苏联已经在亚洲具备一定影响的事实，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目标绝对说不上具有防御性的特点。至于日内瓦会议后的越南问题，美国历届政府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为了“保卫”南越，即防止多米诺骨牌进一步倒塌。但事实绝非如此。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对划线分治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力主法国固守越南北部的各个孤立据点，以备日后反攻之用。[3](P154)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于8月20日又通过了一项政策声明（即NSC5492/2号文件），敦促采取“大规模而有效的半公开行动”来维持印度支那的非共产党政府并促使共产党对北越的控制越发困难。[3](P164-166)在1956年的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美国政府又一次声称要“努力削弱北越和南越的共产党力量，以便最后能让南越和北越和平统一，成为一个反共人士领导下的自由和独立的越南”。[11](P24)显然，就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其对越政策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遏制，而是杜勒斯所谓的“解放”。至于后来的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只谈“保卫”南越，一则是因为这种提法有助于获取道义上的支持；二则美国在南越本来就已经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对北越实施反攻，也就是说，这两任政府在越南采取“守势”乃是出于无奈而非出自本意。
由此可见，对东南亚地区多米诺现象可能出现的担忧的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绝非仅仅是多米诺理论的产物。而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既不具备地区性特征，也不具有防御性色彩。就对抗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目标而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多米诺理论的目标范畴。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的发展虽然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前者是否可以构成后者的必要条件也很值得怀疑。事实上，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并非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作为战后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大国，美国的目标一直都是谋求世界霸权，实现美国对世界各地的控制，为美国谋取各种利益。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壮大显然对美国的这种企图提出了当时最强有力的挑战。为了实现独霸世界的目标，美国必然要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而印度支那恰恰又为美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战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的发展决定了美国主要的干涉形式和干涉内容——通过反共斗争来谋求对印度支那的控制。显然，我们不能将决定干涉形式和干涉内容的因素等同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根源。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即美苏冷战还未开始之前，罗斯福总统就提出了在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的反殖计划。按照安东尼·艾登的说法，罗斯福此举乃是指望“从前的殖民地一旦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了自由，就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靠美国，而他是不用担心别的国家能担当得了这个角色的”。”[12](P895)由是可知，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是美国控制印度支那并借此谋取各种现实利益的野心。[13](P105-112)（注：可参见拙作《1949-1950年间美国卷入对越干涉的再考察》，《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因此，即使印度支那不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该地区出现不利于美国实现控制和谋取利益的力量，美国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打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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