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江健三郎
人物生平
出生与成长
日本  大江健三郎作家。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就读，1944年丧父。
战争结束后，大江健三郎于1947年进入战后设立的新制中学——大濑中学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并以同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
1950年入县立内子高中，翌年转入县立松山东高中，在校期间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
1953年高中毕业后大江健三郎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做报考大学的准备。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大学生涯1955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并创作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于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
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在《文艺、时评》上谈到该短篇小说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作品”。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其中《死者的奢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该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
1958年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得以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齐名，同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其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当时，这种尝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种种攻击性批评。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缘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而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1]代表作品  个人的体验封面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其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 。《个人的体验》这部长篇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生活经验为基础写成。
大江健三郎生有一残疾儿子，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以主人公下决心承担起抚育畸形儿的重任为终局。小说获日本第十一届新潮文学奖。《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写两兄弟回四国山村故园寻根，却发现这个山村仍陷于百年前（即万延元年）农民起义的影响中。
作品在暴动、自杀、通奸、畸形儿诞生等互相交织的社会场面中，插入维新精神和战后精神，无论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堪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高峰。小说获日本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
瑞典文学院宣布，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因此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成为26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
据作家本人回忆，他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他认为宪法中“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日本政府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的事件，使得这位15岁的少年为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感到苦闷。
1960年5月底，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大江健三郎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1]
创作历程
大江  大江健三郎健三郎的这些经历，很难不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影响。
早在1958年，这位东京大学法文专业的学生作家在以小说《饲育》获芥川奖后即对报界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进一步谈及文学的责任时，这位作家认为：“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21世纪。”
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为题材，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部小说，通过对17岁少年沦为暗杀凶手的描写，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制度。《政治少年之死》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后，大江健三郎立即遭到右翼势力的威胁，而《文艺春秋》杂志则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刊登了道歉声明。自此，这篇小说再也未能收入到他的任何作品集里。 　
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196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却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还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这两件与死亡相关联的事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
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获  大江健三郎一家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年)，正是作者在这种苦闷之中创作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如同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所盛赞的那样，“在大江健三郎至今的所有作品里，这是最为出色的一部”。
在这部发表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的作品中，当主人公鸟在面临脑残疾婴儿的生死抉择——或听从情妇劝告，借黑市堕胎医生之手埋掉病儿，或接受医院建议，为病儿施行脑疝气手术以拯救其生命——时，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
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同将会留下严重脑残疾的儿子共度生涯，从而把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部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年)也属于这一类表现残疾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被称之为现代传奇小说的作品中，白痴儿的父亲蜜三郎与从美国回来的弟弟鹰四，一起返回故乡四国的群山之间，卖掉了百年老屋并寻找这座老屋所象征的祖先的谱系。
早在万延元年(1860年)的农民起义中，他们的曾祖父(身为村长的老屋主人)与其任义军首领的弟弟相互对抗，最后曾祖父杀死了纵火焚烧老屋的弟弟。为把村里年轻人组织起来同朝鲜人抗衡，鹰四用卖老屋的钱办起一支足球队，蜜三郎却通过此事从鹰四身上看到了曾祖父弟弟的暴力基因。
  大江健三郎在计划抢劫朝鲜人的超级市场失败后，鹰四承认了奸污白痴妹妹并在致其怀孕后逼迫她自杀的事实，随后自己也用猎枪自杀身亡。蜜三郎与妻子商定，要把白痴儿子接回来，并收养鹰四的孩子。
在整部作品里，作者以故乡四国的群山、森林和山村为舞台，把虚构与现实、“过去”、“当下”、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幅离奇的画面，并借该作品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人类应如何走出那片象征着核时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与前一时期的作品相比，作者在1963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主要题材，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
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同时，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日常生活的冒险》(1964年)、《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1968年)等长篇小说。此外，大江健三郎在随笔和文学评论领域也非常活跃，著有《广岛日记》(1965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年)和《小说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论。[1]
获诺贝尔奖
授奖瑞典  大江健三郎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授奖辞中指出：“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
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听众，只是在对日本的读者说话。
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存在着‘变异的现实主义’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全新的见解和充满凝练形象的诗。使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 (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对其变化感到惊讶，理解了作者有关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这一见解。
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大家全都关注的感人形象。”[1]演说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受奖辞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其他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讲，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文艺理念和文学主张。 
大江说，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这里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以“暧昧”这个词为起点，大江的受奖辞着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日本》的文化处境和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的关联。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受奖辞认为，日本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大江自己，身为被刻上子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健三郎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大江则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
然而，蕴涵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大江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不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生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
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大江试图从乔治·奥威尔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大江在“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将‘正派的’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 
接着，大江的受奖辞谈到了自己的恩师，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渡边一夫。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时期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他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周围的日本乃至周围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郑义和莫言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而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 
“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
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庞大固埃(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王)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 
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大江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刨伤。
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1]
作品评价
  大江健三郎大江对传统文化十分执著和尊重，从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很好地继承并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语》(859—877年间)延续下来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
与此同时，这位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异常热情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予以吸收，显现出一种“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
在谈到授奖原因时，瑞典文学院认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作者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玄虚)，两者之间既截然分明，又随意重叠，而将这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则是大江氏从日本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又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幽玄)。
在这个独特、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
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1]
个人年表
19  大江健三郎35年1月31日
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父大江好太郎。兄妹七人，兄弟间排行第三。大濑为一森林峡谷间的村庄，这里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颇有影响。 
1941年　
6岁 4月，入大濑国民学校读书。时年12月2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4年　
9岁 祖母和父亲相继故去，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家里男人只有健三郎一人。
1945年　
10岁 国民学校小学五年级。是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7年　
12岁 3月，大濑小学毕业，4月，入大濑中学。是年，日本学校制度改革。5月，战后日本新宪法公布、实施。新制中学把原来的修身课改为新宪法学习，这对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0年
15岁 3月，初中毕业；4月，入爱媛县县立内子高中。
1951年
16岁 4月，转学至爱媛县立松山东高中。编集学生文艺杂志《掌上》。自是年起，开始了以后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寄宿生生活。
1953年
17岁 3月，高中毕业；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准备大学考试。 
1954年
19岁 4月，考入东京大学文科。
1955年
20岁 9月，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基础教育部）学生杂志《学园》上发表作品《火山》，后 获银杏并木奖。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索尔·贝索、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6年
21岁 4月，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创作剧本《死人无口》、《野兽之声》。
1957年
22岁 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小说《奇妙的工作》，获该报五月祭奖，并获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的注意。8月，小说《死者的奢华》发表于《文学界》杂志，成为日本文学界最为推重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由此正式登上文坛。
1958年
23岁 1月，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并于当年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同年，早期作品集《死者的奢华》由文艺春秋新社出版。发表《感化院的少年》等作品。因突然进入作家生活，写作过度紧张，服用安眠药过度，几至中毒。 
1959年
24岁 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毕业后，专注于文学创作；是年，发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性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
1960年
25岁 2月，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创作电视歌剧《昏暗的镜子》；参加“安保批判之会”、“青年日本之会”，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5月，作为第三次日本文学家访华代表团成员，与野间宏等访问中国。9月，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
1961年
26岁 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杀事件为题材，创作并发表《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因此遭到右派势力威胁。8月起，赴欧洲旅行，曾在巴黎访问萨特。
1963年
28岁 5月，发表中篇小说《性的人》；6月，长子大江光诞生，头骨先天残疾。夏，访问广岛，调查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种种情况。 
1964年
29岁 8月，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出版，获新潮文学奖。10月，长篇随笔《广岛札记》开始在《世界》杂志连载，至翌年三月载完。 
1965年
30岁 夏至秋，赴美国旅行，参加哈佛大学的研讨班。
1966年
31岁 4月，新潮社开始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翌年二月全六卷出齐。为创作新的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 
1967年
32岁 1月，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7月刊完，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同年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长女菜采子于同年7月诞生。赴冲绳旅行并发表《为与冲绳共叹共怒》等文章。 
1968年
33岁3月，赴澳大利亚旅行。4月，发表《参院选举反映了民意吗——当投票意味着放弃权利的时候》等文。5月，《个人的体验》英译本出版，应译者与出版社邀请赴美旅行。8月，发表《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文。 
1969年
34岁 8月，长篇随笔《冲绳札记》开始在《世界》杂志连载，翌年6月刊完。 
1970年
35岁 7月，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由新潮社出版。是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大江健三郎曾就此事件多次发表意见。 
1971年
36岁 夏，参与创办并编辑季刊《冲绳经验》；7月，出版与重藤文夫的对谈录《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人》。“启示录”“末世”、“末日”等词汇频频出现于大江的作品和谈话里。 
1973年
38岁 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上、下）由新潮社出版，同年12月获野间文艺奖。 
1974年
39岁 2月，在日本作家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上署名。11月，出版《文学笔记》（新潮社），其中详细记录了《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推敲修改过程。 
1975年
40岁 5月，为抗议韩国当时的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而参加有关活动。大学时代的恩师、东京大学教授渡边一夫去世；山口昌男著《文化的两义性》由岩波书店出版。大江后来曾把这称为“两个重大事件”，并说，这两个事件在他的内心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他把渡边一夫视为终生之师，而他开始关注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则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响。
1976年
41岁 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思想史”。
1977年
42岁 9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二辑，全六卷，翌年2月出齐。10月，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东西文化在文学里的相遇”研讨会，做了“关于边缘性文化”的报告。 
1978年
43岁 5月，《小说的方法》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小说论著里，可以明显看到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 
1979年
44岁 11月，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由新潮社出版。
1980年
45岁 1月，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发表于《文学界》杂志。6月，《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全十卷，翌年8月出齐。
1981年
46岁 先后参加陀斯妥耶夫斯基逝世百年祭、正冈子规纪念馆开馆等活动并发表讲演。 
1982年
47岁 7月，系列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由新潮社出版，翌年获第34届读卖文学奖；系列短篇《新人呵，醒来吧》第一篇《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发表于《群像》杂志。 
1983年
48岁 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呵，醒来吧》由讲谈社出版。系列随笔《小说的图谋·理性的愉悦》开始在《波》杂志连载（4月），翌年12月刊完。 
1984年
49岁 1月，与作家堀田善卫的通信，以《核时代的乌托邦》为题发表于《朝日新闻》；5月，参加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做了题为《核状况下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演。9月，辞去芥川文学奖评委职务。 
1985年
50岁 长篇小说《MBT》序章发表。
1986年
51岁 《MB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由岩波书店出版。
1988年
53岁 理论著作《为了新的文学》由岩波书店出版；该书结尾部分，大江提到了自己“最后的小说”；他说，关于广岛，关于核笼罩的当今世界的问题，将构成这部作品的核心。 
1989年
54岁 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认为，大江对欧洲文学也给予了相当的影响，他创造了能够表现个人体验与普遍性经验相结合的文体。同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瑞典文版出版。 
1992年
57岁 4月，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专栏作家，持续至1994年3月；所撰评论，表示出对中国“文革”后文学的关注，认为从中国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说日译本，可以看出潜藏着破坏旧文体的力量。 
1993年
58岁 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 
1994年
59岁 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大江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2月，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7日发表受奖纪念讲演《我在暖昧的日本》。同年，表示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拟议颁发的文化勋章。《小说的经验》由朝日新闻社出版。[1]
和中国作家莫言
大江健三郎曾表示，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2002年春节期间写的。
  两位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在山东高密
当时大江健三郎先生说：“再有10年，他能拿奖！”
2002年，诺贝尔文学大师,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曾私访中国作家莫言的老家， 山东省高密县。从东京飞北京, 再从北京飞青岛, 然后驱车开往莫言老家的那个村子：高密县大栏乡。
作为主人, 莫言从北京启程与其同行,在拓宽的公路上,汽车一路飞奔, 道路两旁的树木、田野，偶尔一扫而过的牛车、马匹，扬起的尘土犹如蒙蒙花絮, 在车后卷起一圈一圈的线团儿。大江先生一边往窗外眺望,一边跟莫言说：“地平线有时能解放一个郁闷的人。”
莫言在他家里盛情款待了大江先生, 他们坐在土炕上谈论文学,然后又坐到炉灶边喝起了酒, 喝到夜半,，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
大江先生结束了对莫言老家的私访, 并跟莫言在高密县话别后,与陪同大江先生一起的中国记者毛丹青，从青岛飞回了北京。最后, 北京国际机场送他搭乘日航班机返回东京的时候, 他对毛丹青说：“能看见地平线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 我这次看到了, 而且是永远的地平线, 文学纪行让我圆了少年梦。”说完, 大江先生紧握我的手继续说：“请向莫言先生表达我的衷心谢意, 我在东京会等待他的早日来访。”
2012年10月，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
演讲摘要
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能够有机会面对北大附中的同学们发表讲话。我在北京对年轻的中国人——也就是你们——发表讲话，可在内心里，却好像同时面对东京那些年轻的日本人发表讲话。今天这个讲话的稿子，预计在日本也将很快出版。
像这样用同样的话语对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进行呼吁，并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这种愿望从不曾如此强烈过。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要深深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的所有人。同时，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谢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视着我的各位同学。 
在你们这些非常年轻的同学，我所阅读的中国小说家是鲁迅。当然，是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的。
在那之后直至二十岁，好像还数度阅读过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录到《呐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却很尖锐、厚重的短篇小说。
因此，当前不久我的中国朋友利用各种机会向我询问“您最初阅读鲁迅小说时大概几岁？”这个问题时，我一直难以准确回答。不过，若说起“在哪儿读的？读了哪些作品？”等问题的话，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岛叫作四国的岛屿上一片大森林里的峡谷中的村子里读的。
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间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株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小开本的文库版图书，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让我觉得有趣并为之感动的，是《孔乙己》和《故乡》这两个短篇小说。
我还记得孔乙己的发音是コンイーチー，是在翻译文本目录上的汉字标题旁用日语片假名标示的读法。这叫作注音读法，是日本人为学习难读汉字的读音法而创造出来的方法。我就是依据这种注音读法来发音的。不过，在我最初阅读的那本书上，标示的是“クンイチ”这个读音，我便这样记了下来。
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对此进行一番调查，于是，终于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刚才说到的“岩波文库”的那家出版社。
我请这个朋友复印了出版社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的那本书的第一版版本，然后，我怀着亲近感着迷地阅读了《孔乙己》。在这里，由于我希望年轻的日本人能阅读在日本很容易得到的这个译作，因此要作一些引用（是筑摩书房出版、由竹内好翻译的《鲁迅文集》第一卷）。
刚开始阅读不久，就读到了“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一行，于是，记忆便像泉水一般从此处涌流而出。这里所说的镇子，就是经常出在鲁迅小说里的鲁镇。
说了这番话语后，叙述者便开始了自己的回忆。而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确实从内心底里这样想道： 
“啊，我们村里成立了新制中学，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也已经满了十二岁的自己就上不成学校，将去某个店铺里当小伙计！” 
1947年，也就是我十二岁的时候，阅读了《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译）中这两个短小的作品，是作为我进入新制中学的贺礼而从母亲手里得到这个小开本书的。
母亲是一个没什么学问的人，可她的一个从孩童时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却前往东京的学校里学习，母亲以此作为自己的骄傲。
此人还是女大学生那阵子，对刚刚被介绍到日本来的中国文学比较关注，并对母亲说起这些情况。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亲一直没能从产后的疲弱中恢复过来，那位朋友便将刚刚出版的岩波文库本赠送给她，母亲好像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
然而，两年之后，也就是1937年的7月，日中两军在卢沟桥发生了冲突，日中战争就此开始。那一年的12月，占领了南京的日本军队制造了大屠杀事件。这时，即便在日本农村的小村子里，也已经不再能说起有关中国文学的话题。
于是，我母亲便将包括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在内的、她那为数不多、却被她所珍视的书籍藏进一个小皮箱里，直至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升入中学的希望也越来越遥远了。实际上，也曾听说母亲打算让我去做雇工（住在雇主家里见习的少年雇工），并在某处寻找需要小伙计的店铺。 
1945年，战争结束了，战败了的日本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制定了新宪法。就连我们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新宪法中有个不进行战争、不维持军备的第九条。
教育制度也在民主主义原则下得到改革，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我作为第一届一年级新生升入这座中学，于是，母亲便从皮箱里取出《鲁迅选集》并送给了我。 我还曾被问道，当时你为什么喜欢《孔乙己》？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发现那位叙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称之为“样子太傻”的小伙计的那位少年，与自己有相同之处。
当那位多少有些学问、却因此招致奚落的贫穷顾客孔乙己就学习问题和自己攀谈时，少年“毫不热心”；但当这位客人落难之时，少年随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与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在持续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深为喜爱的作品却变成了《故乡》。尤其是结尾处的文章，每当遇见新的译本，就会抄写在笔记本上，有时还会把那段中文原样抄到纸上，然后贴在租住房间的墙壁。
当时我离开了儿时的伙伴，离开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时寂寥地想象着将来：我也许不会再住回到这个峡谷里来了吧（实际上，后来也确实如此），随后便第一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生活。 
我还是要引用竹内好翻译的结尾处这一段文章：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么，十二岁的我深刻理解了鲁迅的这段话了吗？在这里，我要模仿鲁迅的口吻，认为无所谓已经理解，无所谓没有理解。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十二岁的我从内心里珍视这句话，认为写出这种话语的鲁迅是个了不起的人。
在那之后，分别于十五岁和十八岁的时候，我又借助新的译本重新阅读了这段话语，就这样加深了自己的理解。我已经七十一岁了，在稿纸上引用这段话语的同时，我觉察到，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而且我意识到，自己从内心里相信之中有希望，那是鲁迅所说话语的意蕴…… 
刚才我说过，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个人的话题，请大家允许我说说那些经历中的一个具体事例。
我的长子出生时，他的头部有一个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如果做了手术，今后也许眼不能见，耳不能听，最终成为植物状态。主治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动摇。然而，我的妻子却要求医生立即准备手术。 
手术前，我们为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光（那是祝愿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光明）。
手术后，他的眼睛果然能够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够听见声音，可是，他在智力发育上的迟缓也随之显现出来了。
直到五岁的时候，还从不曾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对电视机里传出的野鸟叫声表现出了兴趣，我便把灌装了野鸟叫声的唱片转录到录音带上，循环往复，整日里在我们家中播放。
首先传出的是野鸟的叫声，片刻之后，便是女播音员的声音。这就是那个录音的顺序。鸟的叫声，鸽子；鸟的叫声，黄莺；鸟的叫声，白脸山雀……这个录音带听了一年之后，我把光带到夏日里避暑用的山间小屋去，当时将他扛在脖颈上漫步在林子里。在林子对面的水塘边，水鸡叫了起来。片刻间，骑坐在我脖颈上的光突然说道：“这是、水鸡。”这就是光使用语言的开始。 
以这个野鸟叫声录音带为契机，让光进行语言训练的会话，就在光与我和妻子之间开始了。后来发展到以钢琴为媒介，训练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称和调子的特性。从在那片林子里第一次说出人类语言那一天算起，十年之后，光能够创作出短小的曲子了，将这些曲子汇集起来的CD发行后，竟拥有了为数众多的听众。
虽然光只能说出三岁儿童的语言，可他一直持续着具有丰富内容的作曲工作。 
光的第一次手术结束后，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装上用以保护头盖骨缺损部位的塑料板。经过这一番周折后，光终于回到家里，开始了与我们共生的日子。
当时，妻子什么也没说，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这是决心接受智障的儿子，为了一同生活下去而在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与光共生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就光的症状而言，是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
可是，在承认这一切的基础之上，自己决心接受这个孩子，并为之积蓄力量。当光通过野鸟录音带的训练而发出人类语言的时候，我觉察到一条希望之路开启了，随着光的CD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条希望之路也便成了很多人都在行走的大道。
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经历，逐渐理解了鲁迅的话语。而且同样坚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鲁迅话语的真实意蕴。 刚才我已经说了，十二岁时第一次阅读的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自己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接下去我想说的是，对于自己也很重要的、与希望并在的另一个话语——未来，以及有关未来这个话语存活在我的身体内部的定义是如何来到的。
在此之前，我必须预先说明一下这样做的理由，也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考虑未来这个话语，并决定在大家面前说起这个话题。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实业家，我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没有与国家权利有关联的任何力量，也没有实际驱动政府组织的力量。同时，也没有从事将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积极联系起来的工作。 
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这是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来的朋友、美国的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
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工作。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围绕日本社会的进程，我也一直与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责任所导致的。我在想，在这种状态下，对于日本和中国这两国年轻人之间的未来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合作，当然还有因此而构建出的美好前景，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我明白了自己想要述说的内容，在北京面对着你们、回国后在东京将要面对那里的年轻人进行述说的内容，并为此而做了相应准备。在今天讲话的结尾处，我还会回到那个问题上来。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日本的政治家（直接说来，就是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错误的。
我想就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谈谈自己的见解，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我年轻的时候从法国一位大诗人、评论家那里学来、并一直认为是正确的。 
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
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报纸上表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开拓日中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还有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持有和我相同的观点。然而，尽管小泉首相的任期行将结束，作为最后一场演出，他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
他做了这么一番发言：在海外诸国中（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和韩国吧），有些人说是“考虑一下历史吧”。国内那些批判者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是“考虑一下目前国际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吧”。可是，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指向是未来。
自己是以未来作为目标的，是以与那些国家在未来共同构建积极而良好的关系为指向的。这就是小泉首相围绕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时的行动所作的发言。 我们日本知识分子也在很认真地倾听着来自海外的批判。不但政府那些领导人的声音，因特网上很多人的声音也直接传了过来。
他们把日本在过去那个军国主义时代针对亚洲的侵略作为具体问题，批判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岂止不进行反省和谢罪，还采取了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行动。 
在那种时候，自己竭力忘却过去，在现实中又不负责任，在说到那些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时，怎么可能构想出未来？日本周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信任这位口称“那是自己的未来指向”的日本政治领导人呢？！ 
对于如此作为的小泉首相的未来指向，我们日本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批判态度：这种未来指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和年轻的日本人本应拥有的真正的未来。 接下去，我要说说十九岁时在大学的教室里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生涯的、有关定义未来的那些话语。 
这是在法国引领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于1935年面对母校的中学生们进行讲演时说过的一段话（由于偶然的一致，这也是母亲生了我以后难以恢复的那一年，还是母亲从朋友那里得到当年刚刚出版的《鲁迅选集》那一年。而鲁迅就在那一年的翌年去世了）。
我曾将这段话语翻译过来并引用在了自己的小说之中（那是我为了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的作品，叫作《两百年的孩子》），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这段话语。瓦莱里是这么说的： 
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被我翻译为工作的这个法语单词，在瓦莱里的法语中是fonction。我希望你们之中学习法语的同学知道，在古老的文章里也可以将其翻译为职能这个单词），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的生活，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未来之中。
有关未来的这个定义做得确实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没有必要另外加以说明。我只是想把该讲演中的这一段话语送给北京的年轻人，而且，回到日本后如果得到讲演的机会，也会把今天这段话原样传达给东京那些年轻人。
下面，我要讲述这一段话语在我身上唤起的几个思考，从而结束今天的讲话。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所引用的瓦莱里这段话的结尾处。我再读一遍，就是“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这一处。 
关于过去，唤起回忆也好，后悔也罢，如果确实具有意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种意义呢？我在这样询问自己（这也是瓦莱里询问作为自己晚辈的那些年轻的法国人、法国的青年和少年的问题，因为这正是面对他们而进行的讲演）。
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莱里进行这场演讲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作为已然如此上了年岁的老人，他本人当然拥有各种各样的回忆。瓦莱里知道，已经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只是回顾流逝了的过去，只是回忆年轻时曾有过这样或那样快乐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产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么，后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轻时曾做过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对别人干下残酷无情的事情……回想起这一切便感到后悔了。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上了年岁后都会想起这样一些往事并为之而后悔。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如此这般地后悔就能够产生出积极意义吗？对于生成某种新因素就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不还是没有积极意义、不能为生成新因素而发挥作用吗？只是一味沉沦于对过去所做坏事而引发的痛苦、遗憾以及羞愧的回忆之中，后悔自己如果没做下那坏事就好了…… 
但是，瓦莱里的思考却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瓦莱里认为，即是在迈向未来；呼吸着，摄取着营养并四处活动，这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从事的劳动；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造未来；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际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瓦莱里告诉我们，在这种时候，对过去的回忆才会产生意义，将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来更为美好，更加丰厚；在这种时候，后悔也将产生意义，使得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说，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从内心里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北京的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你们。同时，我也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东京那些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他们。 
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精神领域非常重要的深处的关系，究竟出现了哪些恶变？出现了哪些具体而直接的恶变？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
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了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离开政权，作为其最后的演出。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许是以过去时态发出了这种支持的声音。然而，我却无法忘却瓦莱里所说的那些话语——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未来，准备未来。
我是一个已然七十一岁的老年小说家，我深为不远之未来的日本人的命运而忧虑，尽管那时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我，还有我们，被一种巨大的悔恨所压倒，那就是没能在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之关系这个问题上达到目的并迎来巨大转机。 
然而，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
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
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
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 
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来创造那个未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
钓鱼岛问题
要求日本政府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并对历史问题进行反省。 
针对钓鱼岛问题，声明说，领土问题除通过协议、对话方式进行解决外别无他法。因此，日本应该停止“不存在领土问题”这种虚构性认知。声明指出，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此前计划了很多友好活动。友好转变成纷争的原因，就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以及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宣布“国有化”方针。对于石原的行动，日本国内的批判太过薄弱。
就历史问题，声明说，钓鱼岛是在甲午战争末期的1895年1月被“纳入日本领土”。在3个月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台湾及澎湖列岛也成为日本殖民地。
声明强调，日本最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反省自己的历史问题，即近代对邻国的侵略，并将此诚实地表达出来。应尊重到目前为止与邻国之间签订的《日中联合声明》（1972）、《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8）等文件，并应表现出欲与邻国和解及加强友好、合作的姿态。声明同时指出，不应将与邻国之间的纠纷作为强化日美安保并在冲绳布置“鱼鹰”垂直起降运输机等设备的借口。
这份声明共获得千余名日本民众的署名，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等著名人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