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乐森璕
人物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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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0—1924年　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学习，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1925—1927年　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练习员和调查员。
1927—1934年　在广州市两广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并在中山大学兼任教学工作。1934—1936年　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格廷根大学和马堡大学学习。
1937—1950年　任贵州省矿产测勘团主任、贵州省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大学地质学系教授。
1950—1953年　任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1953年　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古生物学教研室主任。
1954年　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
1955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兼地质学教研室主任。
195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64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
1964年　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8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
1989年2月12日　在北京病逝。
生平概况
乐森璕，字季纯，1899年9月19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由于受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启发，“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1920年升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受到著名学者李四光、何杰、王烈及葛利普等教授的培养。1924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在贵州省的煤、铁、铝、汞、铜、锰等矿产资源的普查评价和开发利用方面，乐森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945年发表《贵州主要矿产之分布与重工业中心之建立》，大力呼吁发挥贵州省的资源优势，建立重工业基础。他1929年的《贵州南部地质矿产》一文奠定了都匀、独山一带泥盆系地层划分的基础，创立蟒山石英砂岩，并论证了中上石炭统及二叠系地层的存在。此外，他还在贵州的安顺、关岭、法郎和永宁等县创立了新铺中生代地层名称，发现安顺淡水螺层，并最早发现了中三叠统法郎组的化石。
抗日战争爆发，乐森璕在贵州省建立了贵州矿产测勘团，着手研究贵州省的地质矿产，同时还为贵州大学地质学系的学生授课。那时经费不足，人手少，交通不便，匪盗横行，工作条件十分险恶，生活也很艰苦。当时风华正茂的地质学者许德佑、陈康和马以思在贵州境内惨遭土匪杀害。墨耗传来，乐森璕十分悲痛。亲友劝他放弃地质研究，但他不畏艰险，继续奔劳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之间。当日机轰炸贵阳市时，他正在周围的山上进行地质调查，城中数处中弹起火。但他不顾家室安危，继续坚持地质工作。其论文、报告和地质图达15种之多。1944年他在贵阳市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0届年会上宣读了《贵州地质纲要》和《贵阳附近地质构造》两篇论文，首次发现贵阳市附近的志留系地层并称之为高寨田页岩，确定其时代为晚志留世。乐森璕和蒋溶还编制了《贵阳附近地质旅行指南及地质图》，实测了贵州省清镇、平坝、安顺、紫云、关岭、郎岱、镇宁和普定等8个县的1/20万地质图及贵阳市附近的1/5万地质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森璕还一如既往地关心贵州省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家乡经济建设。他一贯认为贵州省地下资源富饶，贵州的开发大有可为。1981年，乐森璕年逾八旬，还兴致勃勃地飞往贵阳市，参加贵州省委和省科委举办的“自然科学讲座”，做了题为《贵州煤矿研究史》的报告，并一再表示愿为开发贵州省的自然资源尽力。
乐森璕非常关心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师资队伍的建设。青年教师开课前，他总是热心辅导，帮助制定教学计划，修改讲稿，有时还亲自听课，并且组织教师互相观摩。他曾多次制定和修改中青年教师培养和进修计划，花许多时间审查教师的科研成果，提出修改意见，热情推荐发表，甚至亲自作序。
1946年以后，乐森璕到贵州大学兼课，帮助丁道衡培养贵州大学第一届地质系毕业生。他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培养，精心指导，严格要求，热情鼓励。研究生一入学，他就帮助制定学习计划，指定英文参考书，并要求全文译成中文，规定进度，每周检查。乐森璕对研究生的论文选题、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都给予详细指导和定期检查，还对研究生论文逐字反复修改，连标点符号和参考文献格式都不放过，甚至亲手示范贴化石图版。在他的细心指导下，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提高很快。
古生物地层学
乐森璕一生以极大的兴趣从事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做了许多奠基性工作，特别是对中国泥盆纪珊瑚的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
早期的珊瑚研究：在1927年乐森璕发表的论文《奉天直隶石炭纪管状珊瑚之一新属》，是第一篇中国学者研究珊瑚化石的著作。乐森璕与黄汲清在1932年合著的《扬子江下游栖霞石灰岩之珊瑚化石》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研究早二叠世床板珊瑚、四射珊瑚和苔藓虫的专著，大大丰富了世界同期珊瑚动物群的资料，为国际地质古生物界所重视。1927年到1933年间，乐森璕发表的《广西北部栖霞层新发现之珊瑚化石》、《浙江西南志留纪凤竹页岩中之网膜珊瑚》等一系列珊瑚研究论文，增加了对于中国南方珊瑚动物群的认识，为划分对比地层和确定地质时代提供了新的依据。
留学德国的研究成果：1934年到1936年乐森璕赴德国留学，先在格廷根大学研究德国泥盆纪的石燕等腕足动物化石，后在马堡大学师从著名古生物学者魏德肯学习四射珊瑚。他的博士论文《华南广西省中泥盆世四射珊瑚化石群》，详细描述了大量四射珊瑚化石种属，与莱茵区进行对比，结合腕足动物群的对比研究，建立了广西省中泥盆统艾菲尔阶和吉维特阶的地层划分，确定了泥盆系三个统的生物地层，证明该地区下泥盆统存在海相地层，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乐森璕的研究论文《中国南部海相下泥盆统上部及中泥盆统下部地层问题》，经过几十年生物地层学实践的考验，证明地层结论基本正确，奠定了中国南方泥盆系研究的重要基础。
四川龙门山泥盆纪地层的详细分层分带研究：在1953年乐森璕应四川省石油管理局之邀，详细研究四川省西北部龙门山地区的泥盆纪地层和化石，把泥盆纪地层划分为上泥盆统2个组、3个化石带，中泥盆统2个组、7个化石带和下泥盆统2个组、3个化石带，列出了各化石带的珊瑚和腕足化石名单。他的研究为四川地区的区域地质研究和石油天然气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推进了中国泥盆系的研究。
在龙门山地区野外调查研究期间，乐森璕发现一个寺庙的台阶上露出了一点鱼化石，当即请石匠将这块阶石换下来，经古脊椎动物专家刘宪亭研究确定为新属新种，命名为乐氏江油鱼。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节甲目鱼化石。这个发现也说明了他观察的精细和知识的渊博。
四射珊瑚的总结著作。在1955年，乐森璕与王鸿祯和俞建章一起编写了《中国标准化石》中的腔肠动物部分，对中国已发现的珊瑚化石进行了总结，以满足当时大规模开展地质普查工作的急需。
1964年乐森璕与吴望始合著的《珊瑚化石》 （四射珊瑚）一书，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总结四射珊瑚研究的著作，系统介绍了四射珊瑚的形态、构造、分类、时代分布规律、古生态和演化趋向，以及采集和研究方法。该书在美国、法国和苏联的四射珊瑚总结著作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修正，代表了当时国内外四射珊瑚研究的新水平。
乐森璕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一些问题往往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多方验证后才做出结论。
60年代，乐森璕到北京西郊小汤山疗养期间，将马特斯著的德文《微体古生物学导论》译成中文，约55万字。他以工作代替了休养。虽已84岁高龄，他还亲自撰写《四射珊瑚类的起源问题》文稿，由科研助手带到第一届全国珊瑚学术会议上宣讲。这篇论文介绍了澳大利亚发现的早寒武世四射珊瑚和床板珊瑚，进而探讨古生代早期珊瑚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
地质人才培养
乐森璕把一生献给了地质教育事业。1927年到1934年，他在中山大学兼课，1936年留德归来又在中山大学任教，直到抗日战争爆发。1946年以后，他到贵州大学兼课，帮助丁道衡培养贵州大学第一届地质系毕业生。1950年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3年，调到重庆大学地质系任教授，兼古生物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任系主任。1955年北京大学恢复地质学专业，乐森璕先后担任地质地理系的地质学教研室主任和古生物学教研室主任，1964年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1978年起，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与地理系分开，他担任地质学系主任。
乐森璕多年从事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育，在北京大学亲自讲授过“无脊椎古生物学”、“地史学通论”、“床板珊瑚”、“四射珊瑚”、“古生物学研究法”、“生物地层学概论”和“矿产地层学”等课程。他讲课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还经常讲老专家学者的作风，鼓励同学们热爱地质事业，树立雄心大志，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乐森璕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培养，精心指导，严格要求，热情鼓励。研究生一入学，他就帮助制定学习计划，指定英文参考书，并要求全文译成中文，规定进度，每周检查。乐森璕对研究生的论文选题、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都给予详细指导和定期检查，还对研究生论文逐字反复修改，连标点符号和参考文献格式都不放过，甚至亲手示范贴化石图版。在他的细心指导下，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提高很快。
乐森璕始终关心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师资队伍的建设。青年教师开课前，他总是热心辅导，帮助制定教学计划，修改讲稿，有时还亲自听课，并且组织教师互相观摩。他曾多次制定和修改中青年教师培养和进修计划，花许多时间审查教师的科研成果，提出修改意见，热情推荐发表，甚至亲自作序。他60高龄还亲自带领中青年教师进行野外工作和教学实习，拄着手杖上山，指导现场观察，收集科研资料。
为恢复和发展北京大学地质系呕心沥血，1955年乐森璕着手恢复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他和王嘉阴两位教授，带着两名助教日夜忙碌，担当起组建教师队伍、开展教学工作，选择和建立实习基地，购置图书资料、仪器标本和建设实验室等一系列繁重任务。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和发展起来，其中凝聚着乐森璕的不少心血。
乐森璕念念不忘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教学实验大楼的建设，他曾多次向国家有关部门写提案，还利用各种机会提出建议。他常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地质学系重建好；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为培养地质科学人材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