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鉴真
生平事迹
鉴真（688~763）日文又称鉴真（がんじん），中国唐朝僧人，  鉴真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唐代律宗僧人。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双目失明，终抵奈良。在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历史功绩。 
唐代高僧，医家。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十四岁时于大云寺为沙弥，就高僧智满禅师学佛，后又赴长安从弘景法师受具足戒，先后达三年，遂返扬州，学识渊博。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学佛留学，并敦请鉴真赴日传佛。鉴真欣然应允，并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六次始获成功。他携带佛经、佛具及佛像，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抵日本。此时鉴真双目失明，但他仍努力弘扬佛法，传播中国文化并以其丰富之经验，讲授医药知识，特别是他所带之香料药物等，至今日本奈良招提寺及东大寺正仓院仍保存有其遗迹。尝治愈光明皇太后及圣武天皇之病（见天台乌药）。日本曾授予“大僧都”、“大和上”封号，日本人民誉他为“过海大师”。其著作有《鉴上人秘方》，惜未见流传。  鉴真他在14岁时被智满收为沙弥，配居大云寺。神龙元年（705），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出游洛阳，继至长安。次年在长安实际寺依恒景律师受具足戒。巡游两京，究学三藏。对于律藏，造诣尤深。为他授戒的道岸、恒景，都是律学的一时名德，又是南山宗开创人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他的律学，虽师承南山宗，但他并不持一家之见。唐代律学，除了独占优势的南山宗外，还有相州日光寺法砺的相部宗和西太原寺怀素的东塔宗，一时鼎足而三。其后，鉴真东渡日本携带的律学典籍则兼及后者两宗。在传授中又以法砺的《四分律疏》、定宾（属相部宗）的《饰宗义记》与道宣的《行事钞》三书为主，重点尤在法砺、定宾所著两书。 
在佛教建筑、雕塑等方面，他也颇多建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每于“讲授之间，造立寺舍，……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在医药学方面，博达多能，品鉴极精，曾主持过大云寺的悲田院，为人治病，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医道甚高。
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他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载，12年中，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经过端州时，日本弟子荣睿病故，鉴真哀恸悲切，加上炎热，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载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 
鉴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旋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为80们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756年孝谦天皇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  鉴真后即在那里传律授戒。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他与弟子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为鉴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整个结构和装饰，都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色，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鉴真去世前，弟子们还采用干漆夹 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坐像。日本奉为国宝。1980年2月，日中友好团体为了增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情谊，曾将坐像送回北京、扬州两地供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瞻礼。鉴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时携带王羲之、献之父子真迹，影响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犹热爱中国书法艺术不衰。当时日本佛典，多从朝鲜传入，口授、手抄，错误在所难免。据《续日本纪》记载，天皇曾为此委托鉴真校正经疏错误。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出生及受戒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702年，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706年，受菩萨戒，709年，随道岸禅师入长安，在实际寺受具足戒。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一世佛缘
初入佛门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他“总丱俊明，器度宏博”。十四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鉴真手迹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二十二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 《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佛门领袖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 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四十五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四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六次东渡  鉴真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 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十月，
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他想起关于中国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亲赠袈裟给中国僧人的故事。自己虽已五十四岁，但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鉴真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问他们询问：“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  鉴真东渡纪念馆（张家港）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上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如海不满，跑到采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采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失败了。 不久，鉴真个人出钱八十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
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天宝七载（748）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十四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他们留居一年有余。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后决定重返扬州，他们从振州出发，经广西、广东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时，普照离鉴真北去。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糊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支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如今祥彦的死使六十三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
天宝十载（751）春，鉴真回到扬州，又着手筹备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古黄泗浦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
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十四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胜宝五年，即753 年初），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弘法日本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天宝十三载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阪府）时，受到了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 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 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然而，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759 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搬进居住。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尚东征传》。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 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764年，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国宝。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历史贡献
佛教方面 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鉴真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鉴真到达时，受到日本朝野热烈欢迎。此后，他定居日本奈良。鉴真除讲授佛经，还详细介绍中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医学方面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以下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推动使用的：
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 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 花椒、吴茱萸。
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书法方面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建筑方面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 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雕塑方面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这种夹纻法我国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到唐朝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武则天时用夹纻法塑造的大佛高达九百尺。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
后世纪念
鉴真在中、日两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其圆寂的消息传回扬州的时候，扬州僧众全体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在日本，鉴真也享有国宝级人物的待遇。1963年是鉴真去世一千二百年，中国和日本佛教界都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日本佛教界还将该年定为“鉴真大师显彰年”。1980年，在邓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奉鉴真漆像“回乡探亲”，扬州大明寺因此得以重修，成为中日邦交史上一件大事。
东渡之谜
唐代高僧鉴真十年东渡，赴日传法，建唐招提寺，以“一衣带水”比喻中日两国，堪称促进文化交流的巨匠。鉴真的生平介绍并不难找到，但是，其中对于鉴真东渡以后在日本的情况，记载并不很多。而中日文献中，即便是鉴真的东渡，也颇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鉴真。在这位高僧的生涯中，似乎有五个话题，可以视作“谜”来解一解。
■谜之一：鉴真到底东渡了几次？
鉴真东渡，历时十年。第一次东渡，日方纪念鉴真的文献《挑战与挫折的十一年———六次渡日大作战》中记载是天平15年（743年），鉴真借拜访天台山之机前往日本（当时唐玄宗爱惜鉴真才德，没有批准他东渡的要求）。鉴真的弟子向港口的官员报告前来邀请鉴真的日本和尚实为海盗，于是在官府干预下，东渡胎死腹中；第二次东渡则是743年年末，购买了军用船，鉴真一行包括工匠等85人从扬州出海，在狼沟浦遭遇巨浪，危急中鉴真镇定自若，高诵经文———这对于海潮未必有什么作用，但确实安定了众人的情绪，终于将船驶回；第三次东渡在744年，当地倾慕鉴真的士绅不愿他冒险出发，再次举报日本和尚荣睿和普照是海贼，于是俩日本和尚又被捕，经过鉴真搭救，才以“病死”为名，脱身逃走；第四次东渡在744年，由于长江一线出海控制较严，鉴真前往福州出航，这一次他的弟子再次向官府报告师父的计划，鉴真被官府送还扬州，日本和尚逃亡；看到弟子和崇拜者因为爱自己而阻挠东渡，鉴真花了几年时间做通他们的工作，于748年第五次东渡，这次很不幸，遇到飓风，船被吹到了海南岛，历时一年才返回扬州，负责邀请的日本僧人荣睿病死，鉴真也因病双目失明；753年，65岁的鉴真第六次东渡，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返回的船只，终于到达日本。
中方文献内容大同小异，但有鉴真七次东渡的说法。其中多出的一次东渡，是在743年年末，有人认为当时鉴真于12月乘船东下，在狼沟浦遇险后，返回下屿山，第二年曾经再次出发，结果在桑石山海面再次遇到暴风，只得退回。因此应算作两次东渡。
究竟鉴真的东渡应该算六次还是七次呢？在日本，我采访了日本教育学者滨崎昭先生。对此，滨崎先生的解释是双方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无歧义，采用不同数字是文化背景造成的。日本，七的发音为“XIQI”，与“死”的发音接近，不太吉利，而六则是吉利数字，因此说鉴真“六次东渡”。中国的“七”并无这样的发音避讳，而佛教有“七级浮屠”的说法，所以使用了“七次东渡”，也是吉利的意思。
■谜之二：日本为何执意邀请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前，已经有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睿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东渡，日本为何还要执意邀请鉴真呢？而且，到达日本后，鉴真的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东渡僧侣，无论其来自中国、印度还是百济，他为何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从唐朝邀请高僧东渡传法，主要是为解决日本僧侣戒律不严的问题。日本民间普遍采取自誓自愿的方式出家，对于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门。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而且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和尚当得也太自在了。日本当时官民都对佛教很推崇，但对这样随意的僧侣又觉得不能信任，于是，就产生了严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规范僧侣的要求。
大多数僧人都要经历受戒的仪式，不过，由于派别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很不相同。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而最为严格的大乘佛教徒，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也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受戒。这种严格的戒律日本当时无人了解，所以决心到中国聘请高僧。鉴真与其他赴日僧侣不同，他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已经为四万名僧侣受戒，正是日本方面寻找的理想对象。
今天日本的佛教流派中，大多数都不排斥吃肉娶妻。而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中的律宗寺僧，依然是日本除临济宗总坛以外仅有的严守戒律的僧侣。这也算是鉴真给日本佛教界留下的一大遗产吧。
■谜之三:鉴真是怎样东渡成功的？
鉴真在748年东渡失败后，因为年老体弱，虽然积极筹备再次东渡，却有五年时间无法成行。这时，日本僧人普照带来了好消息———日本向唐朝派来了第十次遣唐使船队。
这使鉴真萌生了随其一同前往日本的想法。但是，唐朝政府继续坚持不同意鉴真东渡的决定，日本遣唐使正使藤原清河不敢带鉴真一行去日本，以至与其部下发生争吵。最后，副使大伴宿弥仲马吕安排作了折中处理———鉴真不乘较大的藤原座舰，而与大伴宿弥仲马吕乘副使坐的船，这样万一被唐朝发现，也可推脱藤原不知情。
出航顺利，但是东渡途中，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由于当时航海水平的限制，遣唐使能够平安航行往返中日之间的，也不过50%。这一次藤原的船队也碰上了风暴，结果鉴真乘坐的副使座舰，得以闯出风暴，以半漂流的状态到达日本，较大的藤原座舰，却被风吹到了南方的越南中部，结果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论打仗当时日本人是不行的，大半船员丧生，藤原仅以身免，返回长安。和他同难的还有一个人很有名，就是李白、王维诗中提到过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
■谜之四:鉴真东渡有没有犹豫？
从日本流传的鉴真弟子所著文献看，鉴真对于东渡，有过两次犹豫。
第一次犹豫，是在748年船只被暴风刮到了海南岛导致东渡失败以后。不过，鉴真当时的犹豫并不是后悔东渡，而是因为这次漂流使他产生了新的想法———海南岛已经是中国当时的最南端，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鉴真明白这里大约是中国从海上去印度最近的地方了。所以，他怀疑是不是佛在指点他前往天竺佛国深修佛法。如此，自己不该向东，而应该向西！
但是，因为长期师奉鉴真的日本僧人荣睿，在这次东渡失败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临终还请求鉴真务必东渡。鉴真感其至诚，遂不再思考天竺之行。
第二次犹豫，是到达日本后，鉴真发现理想和现实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的确，他受到日本皇室乃至平民的极大欢迎。两位天皇和一位皇后经他受戒，并任命鉴真为“大僧纲”，总领日本佛教界，日本政府竭力推崇鉴真的精严戒律思想。然而，鉴真满意之余却看出了这背后的端倪。
原来，当时佛教正日益为日本官民各阶层所接受，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同时，又有大批劳动力或真或假地出家为僧———僧人是不用承担田赋和徭役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鉴真带来严格的戒律，提高成为僧人的门槛，从而达到减少僧侣数量，避免劳动力流失的目的。这和鉴真希望在日本弘扬佛法无疑是南辕北辙。
看到自己被利用的鉴真，曾经表达出一定的消极想法，有日本文献称他甚至一度有归国之念，只是，以七旬老病之身，又怎能回得去呢？
然而，这位高僧很快就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坚韧不拔精神。他放弃了个人的地位，离开佛教的中心东大寺，不再担任大僧纲，只接受了“大和上”的尊号，与日本佛教界达成接受自誓自戒的协议，自建唐招提寺，通过普及知识，建立贫田院周济平民等方式扩大佛教影响，并创立了日本佛教南六宗之一的律宗，继续自己弘扬佛法的事业。唐招提寺很快因此成为日本佛教圣地。
■谜之五:鉴真最后的时光是怎样的？
鉴真到达日本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而且已双目失明。由于不能见物，鉴真通过耳听的方式帮助日本僧人校正了大批佛经，又用舌尝的方式为日本修正了药典。
但是， 《奈良新闻》 2004年10月29日有一则新的报道，认为鉴真到日本后，双目可能还存  鉴真在微弱的视力。其依据是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经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出具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西山厚研究员检证，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微弱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
不过，随后就有人提出，由于文献记载鉴真并不是最后一次东渡才失明的，而是此前五年就已经失明。所以在中国保留的所谓相关文献，也未必是鉴真的亲笔，很可能是鉴真失明后由其弟子代写的。
此外，日本的文献记载，鉴真在日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
日本天平宝字7年（763年）5月6日，鉴真坐化于唐招提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时鉴真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犹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大约是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历史评价
鉴真不仅为日本带去了佛经，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在佛教、医药、书法等方面，鉴真对于日本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鉴真像
东大寺鉴真像首次回国2010年9月28日，上海博物馆与日本文化厅联合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两大特展28日在此间掀起“盖头”。  鉴真墓
日本国宝级文物——奈良东大寺木质鉴真和尚坐像，几百年来第一次回国“省亲”；一大批国内博物馆收藏甚少的唐宋画家画迹，此番也首次亮相，与故宫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和上博的馆藏书画一起，勾勒出唐宋元绘画史多姿多彩的风格面貌。
在仿造日本奈良寺庙风格构建的展厅内，鉴真和尚双目紧闭，仪态端庄，面目安详；他的面容使用了木头原有的色泽，身着暗灰袈裟，整体刻画细腻。
鉴真和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先后经历5次渡海失败、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重重阻碍，于公元753年东渡日本，掀开了日本佛教史中崭新的一页，他的事迹在日本无人不晓。招提寺鉴真像回国早在30年前，1980年4月，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干漆像也曾回到故乡。在当时，有超过30万的扬州人争睹鉴真像。 
运输：哪怕飞机失事，干漆像都不能受损
当年在扬州市宣传部门工作的许凤仪亲身经历了鉴真干漆像回家的全过程。据他回忆，当初鉴真干漆像回家意义重大，成了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一件盛事。 
  鉴真手迹在日本，陈列于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干漆像是日本“国宝”，一年之内，开放的时间只有3天。能够来到中国，堪称不易。当时在日本进行包装时，就非常讲究，安全程度极高。要达到哪怕飞机失事，干漆像都不能受损的程度。 
许凤仪回忆说，运至上海后，陆路交通也非常谨慎。因为当初的交通，还不如今日发达，所以放置在一般的车辆上，可能会因为颠簸对鉴真干漆像造成损伤。所以，特地制造了一辆“运像车”，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震动。在正式运像之前，还专门从上海到扬州走了一趟，进行具体的测量。到了正式运输时，车辆速度非常缓慢，从上海到扬州的路途，走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沿途的苏州、无锡、镇江的市领导，都亲自在路边守候。 
招提寺鉴真像回国
展览：30多万扬州人争睹鉴真干漆像
运像车到了镇江之后，渡口专门安排了一艘渡轮来迎接，船只也运行得非常平稳。到了瓜洲，真是万人空巷。“从扬州市区到瓜洲，路边密密麻麻全都站满了人，好像整座扬州城的人都出来迎接了。”许凤仪回忆道。 
当时，鉴真干漆像被安放在大明寺鉴真纪念堂内，接受民众们的瞻仰。鉴真干漆像放在专门的柜子中，日本也要求展览期间不能断电，用以保持着恒温恒湿的状态。 
前来瞻仰鉴真干漆像的扬州市民可谓是络绎不绝，每天都从大明寺门前一直排到山脚下。当时，瞻仰鉴真干漆像的门票真是一票难  鉴真很多扬州市民都四处托人，想要得到一张门票。有一位仪征的老人，对子女说，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张瞻仰鉴真干漆像的门票，此生也无憾了。到了最后一天，因为人数实在太多，警察不得已采取了非常规的措施，才保证了瞻仰队伍的秩序。据粗略地统计，共有30多万扬州人瞻仰了鉴真干漆像。日本将保留数字化鉴真坐像将鉴真的容貌流传后世,日本奈良市的唐招提寺和凸版印刷公司2012年5月31日宣布,对寺内的国宝鉴真坐像进行了3D数字化测量，以便详尽地记录了尺寸和色彩等细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