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北史纲
写作《东北史纲》之缘由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傅斯年正在北平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不久,北京大学召集教授和学者讨论时势。在会上,傅斯年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论点。这一问题引起了与会各位同仁的广泛思考,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傅斯年认为:“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东北史纲·卷首·引语)作为一介学人,傅斯年紧握手中笔,用自己的知识,向帝国主义宣战。这也是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之第一动机也”。傅斯之所以写作《东北史纲》,还鉴于“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尽管有的“国人之酣梦如故”,但并不是全部,如“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即是明证,中国也并没有到了该亡国之时。关键之处,在于有人起而振臂高呼,引导百姓起来反抗。“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东北史纲·卷首·引语)。这也是目前所亟需解决的,必须用知识来说服国人,增进国人对东北地区的了解,进而增加国人抗日的决心。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的另外一个动机是因为“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并“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这是在1932年1月,国联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成立了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美、法、意、德等国组成的“李顿国联调查团”。日本人为使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合法化,大造舆论,极力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等谬论。为了反击日本人的阴谋,同时也为了给李顿调查团提供历史根据。傅斯年怀着鲜明的历史责任感,怀着抵御外侮的必胜信念,决定编写一部东北地方史,用历史事实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于是,他联络了方壮猷、徐中舒、肖一山、蒋廷黻等人来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傅斯年此后便不分昼夜,俯案疾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第一卷,命名为《东北史纲》。此书用大量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傅斯年在此书《卷首·引语》中还说明了本书所用材料,共分三大部分。首先是以前代的正史和通鉴等材料为宗。其次是关于明清两代者,引用了大量新发现的材料。最后是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问中“公实立言”者,作为其证据之一。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于此,傅斯年之所以这样,是想给人们一个明了的、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其意义不言而喻。
《东北史纲》之架构与旨趣
《东北史纲》一书共分五卷,于五卷前有《卷首·引语》和《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从其卷首《告白》可以考见是书框架大概。除五卷为几位学者分别著述之外,尚“外附彩色地图若干幅。兹因便于读者起见,每卷分别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图印就后,即不分售”(东北史纲·卷首·告白)。由此可知,《东北史纲》一书附有地图若干;五卷写就之后分别出版,即五卷是相对独立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傅斯年所著《古代之东北》是收录于《傅斯年全集》当中,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东北史纲》一书。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从“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共四节。计第一节为“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在本节内容中,最为重要者当属傅斯年引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安特生、步达生和日本学人滨田耕作、清野谦次的论点。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安特生“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后经研究指出:“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中国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京都帝国大学的清野谦次,对其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曰:“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中国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中国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中国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运用考古成果,指出了从远古时代开始东北与中国同宗同族。尤其是“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为两君(安特生、步达生)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者”。傅斯年以考古发掘为根据,并且引用日本学者的结论来加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第二节为“肃慎)挹娄)女真”。满族是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到隋唐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是其一脉相承的祖先。从辽、宋到明末,则称为女真。在是节中傅斯年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如《左传》、《国语》、《周书》、《书序》、《尚书大传》、《史记》、《汉书》、《论语》、《说文》、《后汉书》、《魏志》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第三节为“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于此,傅斯年运用神话传说,认为“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通过比较研究,傅斯年得出结论,说:“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落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落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由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第四节为“殷商与东北”。傅斯年以两事为证: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鲜与箕子之故事。傅斯年认为:“以此二事,可知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就历史之系统论,东北与中国为一体,更不待烦言然后解也。”在本章最后,傅斯年对以上内容进行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更能够使人清晰地了解到东北与中国之关系,具体为:“一、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二、以神话之比较为工具,已足说明历代之东北部族与开中国历史之朝代有密切之关系。三、以殷商朝鲜肃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国史之初期中,渤海两岸是一体。四、更以诸史所记东北部族之习俗生活等,知其与所谓‘汉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转与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系近代科学寻求所供给吾等之知识,有物质之证明,非揣测之论断。”第二章为《燕秦汉与东北》。首先,傅斯年列举了关于燕秦汉与东北关系之重要史料,计有:《史记·秦始皇本纪》、《3史记4自序》、《魏略》(引见《三国志注》)、《史记·朝鲜列传》(《汉书》之异文附注于下)、《晋书·地理志·乐浪郡》等。其后,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后得出结论:“一、周汉时之朝鲜(当时之朝鲜境与今不同:当时朝鲜,北有今辽宁省之一部,南有今朝鲜境之大半,而所谓三韩者不与),初为箕子后人之国,继为卫满自王之地,较之南粤与中国之关系更近。二、燕时辽东及朝鲜之一部皆属燕,其建置之可考者有辽东郡(见《史记·匈奴传》)三、秦代之东北境有辽东郡,辽西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皆燕时所置(见《匈奴传》),更以朝鲜属辽东外徼。燕秦时今朝鲜西境皆臣服于中国,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鲜京城之南。,,四、汉兴,稍向内撤守御,‘复兴辽东故塞,至浿水(今朝鲜平壤城之大同江)为界,属燕。’然辽东仍为重镇,有高庙(汉高帝庙)。五、汉武时,以朝鲜王右渠不恭顺为借口而东伐,定其全部,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韩(辰韩,马韩,弁韩)皆入贡。于是朝鲜半岛与今所谓南满及东海滨州者,皆统一于中国之治焉。”第三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论述了两汉魏晋之时东北诸郡沿革之状况。尤其是对于真番郡的论述,傅斯年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同时,对于前人成说进行考证,纠正其可疑之处,得出结论,曰:“今以考真番所在之结果,连带证明一事,即燕秦东向已据朝鲜半岛沿黄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时箕子之朝当已夷为附属,逮汉初,威不及远,箕氏或更延余绪。然中国人卫满终有之,并以和汉之政策,兼并四邻,而臻箕氏所不及之版图。汉武之划为四郡,特中国人最后之成功耳,事非创举,遂延绵也。”其后,附有“汉至隋东北诸郡县沿革表”,计有辽东郡、辽西郡、辽东属国:昌黎郡、玄菟郡、乐浪郡、带方郡。如辽东郡,于表中先列举了辽东郡在前汉、后汉、魏、晋、前燕、后燕、北燕、后魏、齐、隋各朝所属各县;再附之“考释”,依据相关史料来证明其出处及其真实性。总之,该图表详述了各郡沿革之变化,更加明了地体现出东北各郡与中国之关系。第四章为《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分为“史料”、“分解”、“文化”、“诸部之推移”、“民族之认识”。“史料”部分则包括:一、夫余;二、挹娄(肃慎);三、高句骊和句骊;四、东沃沮、北沃沮(勿吉别附挹娄下);五、濊;六、三韩。傅斯年认为:“汉魏晋东北属部,严格言之,夫余高句骊句骊沃沮濊貊也。更广其义,亦可将岁时朝谒之三韩列入,挹娄则并非中国属部,仅中国属部夫余之属部耳。然如不合挹娄以统论诸部,势感困难,故仍存之。”因此,于本部分内容中共罗列了夫余、挹娄(肃慎)、高句骊和句骊、东沃沮、北沃沮(勿吉别附挹娄下)、濊和三韩几部。对于每一部的论述中,傅斯年引用大量史料来证明之。如夫余,所引用史料计有《后汉书》、《魏志》、《魏略》、《晋书》等。且每种史料都是大段完整地录入下来的。由此可以说明,汉魏晋东北各部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分解”则包括地望和族类两部分,于族类则附有地图。这部分内容则是对东北各属部从地理位置和各部族源渊及发展状况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化”则包括生活状态和习俗两部分。通过从这两方面对东北各部族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文化最高者为濊部,其中乐浪东部之纯濊民最驯良,俨然华风。其北之夫余句骊虽长于兵革,犹不失其濊民之基本素,夫余之若干习俗尤与相传之殷俗合,盖略变于胡,亦已近于中国之故,所受之中国化或更多也。三韩部落文化颇低,在组织(无大国)及生活(犹处土穴)上皆简略,然已至农业状态。其文化之稍进步处,皆秦汉人在乐浪者影响之也。文化最低者为挹娄,仍在石器时代,处土穴中。句骊以好洁著,挹娄以不洁闻,显非同类。至于挹娄人形似夫余者,盖以如此邻近之国,易有混合,其本非一系,可断言也。”其后两部分“诸部之推迁”和“民族之认识”则是依此民族部落之别以探其与后来之民族有如何之关系。第五章为《汉晋间东北之大事》,共四节,主要是介绍了汉晋间东北地区发生的四件大事。即曹操征乌桓、公孙氏据辽东、田丘俭平高句骊、慕容廆创业辽西(为了增加说服力,文中还附有石刻一)。通过汉晋间发生的几件大事,更加明了清晰地使人看到东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东北地区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傅斯年《东北史纲》一书从历史各个时期论述了在中国历史上东北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运用的神话传说,还是其运用的有史可考的诸多史料,都充分说明了中国与东北之间的关系,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
《东北史纲》撰述之意义
《东北史纲》是日本侵占东北后,中国史学界出版的第一部东北地区史,由于时间的限制,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其中若干细枝末叶尚欠推敲是难免的,但其框架、主要结论是正确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首先,为了揭穿日本,反驳日本的谬论,以正视听。日本政府鉴于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自从幕府末期和明治以来,一直都处心积虑地想吞并这一领土。为了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日本在国内大造舆论,并大规模地扩军备战。日本于1928年后,先后制定起草和发表了《对华政策要点》、《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动荡之满蒙》、《对满蒙方策》、《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和《紧迫的满蒙对策》等文件和文章,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恪于1931年9月9日更是在名古屋市的演讲中胡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洲的领土。”在此后的几天内,日军飞行团在本土的一些城市中空投了10万份题为“醒来吧,国防”的传单,力主以武力解决中国东北问题。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城附近铁路,诬陷中国东北军进攻日本守备队,当夜,日军突袭东北军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傅斯年通过《东北史纲》,从民族学、语言学的角度,结合古代文献记载,详实地证明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诸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强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散布了各种谬论。其次,对国人进行历史和爱国教育,从而激发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心。“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下令军队后撤。致使日本关东军到1932年2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尽管东北军部分部队进行了抵抗,但主力已退到山海关以内,整个东北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政府为了蒙骗人民群众,向全国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为了对国人进行历史和爱国教育,傅斯年怀着鲜明的历史责任感,怀着抵御外侮的必胜信念,联络方壮猷等人日夜奋战,奋笔疾书,于很短时间内便完成了《东北史纲》一书。傅斯年在书序中写道:“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该书的出版,推动了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抗日浪潮的兴起,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正义战争而献身。(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三,使李顿调查团向国联写出近于事实的报告,让世界人民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一面要国人镇静忍耐,一面将事变的经过诉诸国联,希望国联能够主持公道,出面制止日本而给予合理的解决。当时的国联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再加之它始终为西方几个大国所操纵,因而只代表着列强的利益,充当了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维护殖民统治的工具。国民党寄希望于国联,但并不能够得到任何实际的效果。事实上亦是如此,国联只是草草地下了一个不分是非曲直的结论,劝告中日双方不可将事态扩大,由双方协议撤兵。同时,于1932年1月,组成了以李顿为首的五人调查团,到中国和日本进行调查。傅斯年《东北史纲》一书完成,在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后,傅斯年让李济将《东北史纲》节译成英文,送交李顿调查团。可见,《东北史纲》一书便成为李顿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供的确凿历史证据。后来,李顿调查团在给国联的调查报告书中写道: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日本在中国东北谋取“非常权利”和“特殊地位之观念”,限制中国主权的行施,是导致中日冲突的根源;而溥仪为首的“满洲国政府”不过是日本人的工具罢了。报告书公布后,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联以报告书为基础,解决中日问题。“国联作出有利于中国的评判,虽不能全归功于《东北史纲》,但它所起的史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该书的写成表现了傅斯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中国人的高尚人格与国格。(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对于《东北史纲》一书的价值,于此,引用傅斯年的学生陈磐的话权作为本文的结尾,陈磐这样说:“东北事变,大局震荡,孟真师忧心如焚,百忙中而有《东北史纲》之作。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心。这种史学方法和史实,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出版以后,颇受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辨。批评的人从细微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的人,都不一定就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画出这样的轮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来做补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一语中的,切中了事情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