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仕途经济
名称
仕途经济  仕途经济
拼音
shì tú jīng jì
解释
仕途：做官的途径，也指官场；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做官治理国家。
出处
《宋史·王安石传论》：“朱熹尝论安石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
“仕途经济”是大观园中怡红公子贾宝玉最讨厌的一个字眼。凡是劝宝公子留意“仕途经济”的话，无论是从谁的嘴里说出的，都一律被公子斥为“混帐话”。而他最爱和林妹妹说话，其原因之一也是“林妹妹就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可见“仕途经济”这种东西在宝公子的价值观中是最轻的，最薄的，也许根本没有半点分量。  薛宝钗热衷于仕途经济何谓“仕途经济”？《红楼梦》中虽然没有明说，但通过其中侧面的描述以及暗示，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二。“仕途经济”应该是指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人通过一番奋斗取得功名，获得官职，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其家人、亲属以及朋友也地跟着沾光，获得利益。  仕途经济
发展历史
辞书上说：“仕途，做官的途径；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如果是为了“治理国家”而走一条正确的途径去“做官”，倒也无可厚非。然而，纵观中国五千年发展史，这种官实在是太少了，而更多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把“仕途经济”理解为“升官发财”，似乎更贴近一些。
翻开《红楼梦》，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可谓是“仕途经济”的代表人物，不过，这个记录却是常常被刷新的，而且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两千多年前的那位“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吕不韦了。
吕不韦是一位很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他满眼都是钱。一次，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之利几倍？”答：“十倍。”问：“珠玉之赢几倍？”答：“百倍。”问：“立主定国之赢几倍？”答：“无数。”如此问答，不是把社会上一切活动都商品化了吗？从此，吕不韦便开始了他赚得“无数钱财”的精心运作。当他见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孝王中男（秦孝王有二十余子）子楚时，竟不把他当人看，而是觉得“此奇货可居”。而且毫不犹豫地出伍佰金买下了这一“奇货”。吕不韦不愧是既识货又果断且善经营的商界“能人”，这个会说话的“奇货”当时便一口答应：“必如钧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伍佰金”自然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与买来个“得分秦国”的利润相比，“伍佰金”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获利不可谓不丰厚。吕不韦经营得非常顺利。
他利用奸商的惯技，拉关系、走后门、送厚礼，巧言令色，暗渡陈仓，无所不用其极，竟然让这位“不得见爱”而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成功册立为太子，吕不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位“奇货”的师傅，由此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预期经营目标，为下一步赚“无数”的钱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的第二步是：“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政便是后来的秦始皇，他原来竟是吕不韦的儿子。孝文王仅立一年，就由“太子子楚代立”。子楚即位三年就死了，“太子政立为王”。秦王每更迭一次，吕不韦的官就升迁一次，一直升到“相国”，号称“仲父”，至此，“经营”已经达到了极致，官位已经是至高无上，不能再升了。此时的吕不韦已经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一部《吕氏春秋》，谁若能“增损”一字者就奖千金，如此看来，家产难道还有数吗？所以，吕不韦不仅对“升官发财”阐释得非常透彻，而且操作技艺娴熟，运作相当成功，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出了个政治商人，就是人们在电视剧中领略其“风采”的和珅，他从一个低级官员校尉，一步步升到了“文华大学士”，位列一等公；并和乾隆皇帝结为儿女亲家；他的家产也随着他的官职急剧膨胀了起来。当时有人测算：“和珅的整个家产折合成白银，可有10亿两的价值，超过乾隆时朝廷军费开支的10倍，相当于清政府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是和珅当政20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和的一半。”如果只当他的校尉，断然不会有这亿万家财。和珅，同样是一个缘“升官”而“发财”的绝佳典型。
然而，这种追逐“升官发财”的人，大多没有个好下场。炙手可热的吕不韦好景不长，待秦始皇亲政之后，既没有改变秦国的国号，也没有认他这位“亲生父亲”，而是罢了他的官，并敕令他迁居蜀郡，这让呼风唤雨，自命不凡的吕不韦深感绝望，在皇帝小儿的淫威下，饮鸩自杀了。而风光一时的和珅也落得个“论罪赐死和查抄全部家产”的下场。
两千多年过去了，社会形态也向前迈进了，由封建社会经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升官发财”这个历史遗毒仍然阴魂不散，腐蚀着相当数量的大小官员以及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芸芸众生。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以及一批大小“老虎”，由浴血疆场，奋勇杀敌的“红小鬼”，蜕变为侵吞人民血汗的罪人，成为国人的惨痛记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历史遗毒再度膨胀起来，官员贪腐成为了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贪腐的层级不断攀升，贪腐的手段不断翻新，贪腐的数额不断加码，贪腐的技巧令现代科技都望尘莫及！从级别最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到将贪腐心得传授儿子的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从挥金如土，包养情妇，仅“五奶小青”一人，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10000元的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到借考察之机外逃法国的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严重干扰了党的工作，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特别是一批携巨款外逃的官员，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据商务部统计，30年来，有4000名官员外逃，带出国外的贪腐资金高达800亿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外逃官员携带巨款一亿多元人民币，这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千方百计聚敛民脂民膏的贪官，与他们的老前辈和珅、吕不韦一样，终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个个贪腐案件被摊在了聚光灯下，一个个贪腐官员翻身落马，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同时，中央进一步加大了预防和惩治力度。最近，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去年以来广东率先推行的领导干部收入状况申报制度，其中不仅包括领导干部个人情况，还包括家属收入状况，以及子女出国情况等，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堵塞漏洞，消除官员贪腐的土壤，特别是老婆孩子出国情况的申报规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堵死官员外逃的通道，有效遏止日趋蔓延的“裸官”现象。可是，效果如何？民众将拭目以待！
正所谓：银钱本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夜有一床，日可三餐足矣。为攫取钱财，辛苦操劳，夜夜噩梦，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1]
相关典故
仕途情结《上韩荆州书》云：“十五学剑术，徧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李白曾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借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意欲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此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为了完成这个理想，干谒、走终南捷径、参军，这些途径他都试过了，但他还是没有成功。虽然靠走终南捷径成为了玄宗的御用文人，但那短暂的长安经历不仅没法实现他的理想，反而让他更感到理想的渺茫，也树下了众多权势显赫的敌人，让他的理想更难实现。
他一生痴迷于仕途经济，但却从没真正实现过自己的理想，胸中激荡着的鲲鹏之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他活得很痛苦。诗人晚年在《赠张相镐》中曾悲愤地感叹：“一生欲报主，百带期荣亲。其事竟不成，哀哉难重陈”。是什么原因让他到老都痴迷于仕途经济？
分析原因“客”出身
这是基本原因。关于李白的身世，向来有很多说法。比如：李阳冰《草堂集序》说：“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此二说，在时间上相去二百年（渠蒙逊破凉，事在南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即公元421年；隋末多难，事在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即公元618年）；在地理上相距二千里（条支都督府在今阿富汗境内，碎叶城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在性质上亦迥不相同（一系犯法流放，一系国亡出奔）。而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叙其家世，则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又与李《序》、范《碑》大不一致。此三说均出自与李白之口，怎么这么矛盾？但不管它们如何矛盾，都恰好共同说明了一点：李白是异乡人，是“客”出生。李白是异乡人，“客”出身的地位本来就低，现代某些李白研究者推测李白的父亲是一位大商人。在一个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甚至不能由正常的科举出仕。李白出生于一个“遭沮渠蒙逊难”，“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的家庭，唐王朝这个时期实行抑制豪族地主及广开才路的政策，使这个家庭看到光明的前景，于是李白就确立了“事君”、“荣亲”这两个最高理想。
遍谒不仕
二十岁，谒苏颋。颋甚赞其才，复励之以学。见《上安州裴长史书》：“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竂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青年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二十五岁，在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重新改定，名《大鹏赋》。（司马承祯字子微，唐时道教大师。）二十六岁，由扬州西来，或经陈州。时李邕为陈州刺史。初谒李邕，当在此时。二十九岁，在安陆，安州都督马公许为奇才。白与元丹丘结识，当在来安陆以前。得罪李京之，作《上安州李长史书》。三十岁，前此曾多次谒见裴长史，因遭人谗谤，故上书自由。终为裴所拒，遂有入长安之念，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至长安，谒张说父子，见《韩荆州书》。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颇受冷遇。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欲谒玉真公主，未果。见《玉真仙人词》。又曾谒其他王公大臣，均无结果。见《见路难》（其二）和《梁甫吟》。三十四岁，春游襄阳，谒韩朝宗。见《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作《上韩荆州书》，极言己之怀抱与才能，望韩加以品题，使己得“扬眉吐气，激昂青云。”然干谒不遂，乃作《襄阳歌》，以抒愤懑。复求助于襄阳县尉李皓。见《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年轻时，李白曾拜隐士赵蕤为师。赵蕤的教导，使李白对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晏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高卧隆中、三顾始出的诸葛亮以及善设奇谋诡计、为世排难解纷的鲁仲连等盖世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而使他萌发了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雄心和理想。而后李白开始游历蜀中，在去成都途中，曾投刺谒见当时著名人物苏颋，受到苏颋的赞誉。苏颋的赞誉给予李白极大鼓舞，使他对自己的济世才能更加自信。在遇到无数次的挫折后，有人会放弃，有人却会更加坚定地往前走。李白属于后者。早过了而立之年，他还遍谒不仕，建功立业、事君、荣亲毫无指望。但这一切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仰慕，更加坚定了他实现理想的决心。不做出一番事业来，怎对得起自己、自己的家人，尤其是社会上众多的李白迷？可事实上，李白已经干出了一番事业了，他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无法超越的高峰。
丑闻事件
出租车日本人素有“工作狂”之名，连其公务员也不例外。据说福田首相每天工作14小时，每天只睡4个钟头。由于很多公务员工作到深夜，误掉了火车或地铁，政府就出台一项规定，对于这班工作到深夜错过地铁的公务员，可以公费打的。日本法律本来就规定公务员上下班可以公费坐地铁，公费打的只不过是公费坐地铁的一项具有人情味的延伸而已，并无不可。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出租车司机借鉴航空公司的旅客航程积分制，以送啤酒、送小额现金等方式招徕像公务员这样的固定客源，从而无意中将此事转化为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收受不当财物的经济案件。事件曝光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工作狂”首相福田处境尴尬。 
日本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在记者会上发布调查结果称，17个政府部门共计1402人涉案。日本政府按照《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处罚了33人，其中1人停职、11人减薪、21人受到公开谴责，并对另外118人予以内部训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处分总人数为151人。由于卷入此丑闻的职员中大部分来自财务省，财务大臣作出自我处罚，决定退还两成月薪，还有多名未卷入此丑闻的财务省高官也表示效仿财务大臣，退还部分薪金以示惩戒。 
此事传到中国，引起网友们的惊愕。一名新浪网友说，公务员“还打的，坐地铁，日本真也小小气了，看看我们，车子一部还不够，升职了车也跟着升！”这名网友可能是对中国国内公务员公车私用，普通官员滥用豪华车的情形感到愤怒。在日本，公务员无专车接送，或开私车，或乘车或坐地铁，只有坐地铁可以报账。还有一名新浪网友评论说：“人家小小地占点便宜，当个什么重大贪污事件来报道，中国国家的公仆们如只是占如此便宜可谓是廉洁清官了。”看来这名网友抱持现实主义态度，默认了国内腐败文化盛行的事实。一名搜狐网友则有点想不明白，“如此高薪的日本官员，竟还会贪如此蝇头小利”，恐怕这名网友不清楚，日本并未高薪养廉，日本公务员工资处于该国平均工资水平，其待遇与民营企业职工差不多。 
那么，这桩看似稀松平常的经济丑闻对于官员的仕途有何影响呢？日本公务员伦理委员会想必会很认真地把所有这些涉案的公务员记录在册，今后这些公务员的升迁会因此大受影响，对立党派会时时以此敲打对方。财务省大臣额贺福志郎也是在压力之下才会自我惩罚，以期挽回失去的民心。当然了，对于“工作狂”福田首相，民众不会因他的敬业，而原谅其部下可以乱来。 
比萨饼比萨饼是什么东西？站在东方，它首先是舶来品，其次，因为是舶来品才变得奢侈起来。但在欧美，比萨饼就像中国的北方大饼、兰州拉面或重庆麻辣小面一样，是一种沿街叫卖的小吃而已。贪吃一碗“小面”就让从政多年的女部长挥泪告别政坛，这足以让盛行请吃风尚的国人坐立不安了。话说印度籍锡克族难民哈吉．辛格没有在移民局规定的时间到移民大厅报到，而是派了其儿子来冒充，被办事人员当场识破。移民局以辛格违反移民法规定为由逮捕了他，并颁发遣返令，要把辛格驱逐出境。 
哈吉．辛格于1988年举家移居加拿大，移民局数次遣返，都无功而返。哈吉申请了难民身份，申领到联邦政府慷慨的补助金，并在多伦多开有一家比萨店。辛格眼看要被遣返，情急之下，向有关部门揭发了移民部女部长朱迪．斯格罗。他称，在朱迪．斯格罗议员竞选期间，她曾允诺，只要辛格免费送比萨饼给她吃，她就会在辛格办理居留证时帮上忙。 
这等于一名高级官员为了免费吃到一碗街头小面而向摊主进行不对称的“腐败交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多么滑稽可笑。但反对党不这么认为。这事传开后，加国反对党立即发动猛烈攻势，痛斥当时的自由党马丁政府。为了集中精力为自己洗冤，也为了不让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影响到政府工作，朱迪向马丁总理递交了辞呈。人们往往认为，说到为自己洗脱指控，最好的办法就是紧紧抓住在手的权力，并动用权力圈中一切可利用的关系和影响。但朱迪没有这么做，她回归一介平民，以普通平民的身份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洗冤。当然了，朱迪这么做最大的动力来源于对司法部门的信任。假如法院无法成为所有纠纷最终解决之所，人们也就有冤不愿告到法院，宁可走上层路线，或采取私力 “救济”方式，走上暴力护权。 
中国媒体在传发这则新闻时竟先入为主，纷纷以“女部长贪免费比萨饼而丢官”定调为女部长是腐败分子，而更让笔者毛骨悚然的是，一家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法制杂志在编发包括此案的一组国际各类官员腐败案时开头语竟用 “腐败分子沦为丧家之犬”的惊人之语！殊不知，仅仅在词语上图个痛快而偏离了客观的立场，就会遗漏别国在防腐治腐上的自我修复机制，无缘给本国“丑闻不再是丑闻”的麻木驱动器输入一道替换的程序。那么，朱迪的“比萨丑闻”对其有何影响呢？随着她的辞职并诉诸法院，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位集美丽与才干于一身的政治人物，她的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不存在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 
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是安倍晋三内阁的农林水产大臣。2007年媒体报道说，农林水产大臣办公室的租金“高得不同寻常”，怀疑这名大臣侵占政府公共开支。除此之外，农林水产省只要有“绿色资源”机构收受政治献金，献金提供者均获得了农林水产省的项目合同。人们普遍怀疑这名大臣卷入了非法交易，但松冈本人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2007年5月28日东京时间上午10时，松冈在其寓所内与秘书见面后就一人独关在屋内。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当秘书和保镖再次进入房间时，发现松冈已经上吊自杀。在自杀前一周，松冈飞回老家看望老母亲。老母亲说，那天儿子在祖坟和神位牌前站立很久。一名私交甚密的老友劝他说，你向公众道歉吧，人们会谅解你的，道歉后就没事了。 
但他还是选择一走了之，一了百了。接任农林水产大臣之职的赤城德彦在一个多月后因虚报公费一事而引咎辞职。这之后，远藤武彦接掌此职，但没过几天，媒体就报道他所领导的一个协会曾以增列损失而获得额外的政府补助金。他随后也以辞职谢天下。说句实话，不论是出租车腐败案，还是比萨饼案，或是农林水产大臣系列案，涉案金额都微不足道。即便被认定为腐败，有的甚至根本不够追究刑事责任。 
国人大可不必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他国的腐败丑闻，更不必以悲天悯人的眼光注视陷入丑闻中挣扎的异国官员。一桩小小的交易，一桩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交易，在位的当权者为了权力的尊严敢于辞职，这本身已经让人尊敬万分了。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曾说：“人的想象，自然而然适合于所在国的习俗；8天监禁，或轻微罚款，对于一个生长在温和国家的欧洲人，其刺激的程度，不亚于割去一条手臂对于一个亚洲人的威吓。”如果国人皆能自爱，当权者个个奉权力为神圣，那么，即使腐败是一场气势汹汹的瘟疫，也定会在某一环节上自动被阻断。但是在一个争先恐后腐败的社会中，再严峻的刑罚也恐怕难挡腐败的侵蚀，因为视怂恿腐败为常态的官场文化，早已死死堵住了建立反腐败政治机制的通道。[2]
不同看法
从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发迹史上看，这种奋斗应有两种途径：一是发奋学习，研读四书五经八股等文章，以期能在科举考试中名列魁元，金榜得中，从而一朝成名，跻身权贵。这在封建社会中被视为最光彩的进取“正途”。很多自以为学问大本领高的人都乐于走这条路。也有很多有作为的官员走的就是这条路。《红楼梦》中的贾政因为没走上这条路，懊悔终生。贾宝玉的侄子贾兰以及贾宝玉的弟弟贾环，后来也都走了这条路。贾政很是希望宝玉也能走这条路，所以对宝玉读书一事抓得很紧，庭训也就异常严格，以至于宝玉看见他老子“就像老鼠见了猫儿一般”。当然宝玉也不是不爱读书。宝玉读了许多像《西厢记》那样的书，还能学以致用，在追求林妹妹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里面的台词。此外他还读过许多名人的诗词歌赋，还有什么“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不知宝公子当时是否这样读的？），不过这一切在贾政的眼里都只能算是“精致的淘气”，因为这些东西属于“杂览”，与科举功名无关，也就与“仕途经济”无关了。 
实现“仕途经济”的第二条奋斗途径就是投奔已经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有亲的认亲，同姓的联宗，八竿子打不着的也可以去做清客，或成为其门生。总之，多与权贵来往，以期得到他们的提携。《红楼梦》有好几位人士走的都是这条路。平民百姓如刘姥姥者，勇敢地踏入贾府的高门槛，前去认亲，虽然被贾府上下人等玩弄嘲笑，却也着实为自己的家庭捞了不少物质上的实惠。想向上爬的人如贾雨村者，借着与贾府联宗的方便，靠着贾府的势力，顺利做上了应天府尹。贾府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也是依靠贾家的势力做上了知县。至于贾府本身，一是靠祖上的功劳，而是靠皇亲国戚的身份，三是靠与权贵北静王府的不一般的关系，始终维持着王侯一般的地位和生活。但最终因为和另一位权贵西平王府没有处好关系而被弹劾、被抄检，被抛入了地狱。由此可见，这第二条“仕途经济”途径也是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宝公子讨厌“仕途经济”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代，搞“仕途经济”的人大都是势利小人，如贾雨村、赖尚荣、贾环等人莫不如此。宝公子乃高雅清秀之人，自然不屑与他们为伍。当然宝公子也喜欢交朋友。不过他的朋友下层人较多，如柳湘莲、蒋玉菡等人。虽然他也和北静王有些交情，但是天地良心，宝公子决不是为“仕途经济”才结交王爷的。此外宝公子的朋友都是些女孩子。有千金小姐，也有丫鬟、唱戏的。宝公子从不讲等级地位，对小姐、丫鬟基本上一视同仁。这些人际交往，可以说和“仕途经济”没有半点联系。 
但普通芸芸众生只怕就没有宝公子那番心境了。宝公子不用搞“仕途经济”也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王侯一般的生活，一般人谁有这个条件？像贾雨村，如不搞“仕途经济”，他就会穷得丁当响，不仅不可能为官为宦，只怕连吃的住的都搞不到。而贾府那些清客，如单聘仁、卜固修等，怕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陪伴在贾政身边作态吧。另外，那些被宝公子称作“水做的骨”的女孩子们，也并非不懂得“仕途经济”。薛宝钗、史湘云二人曾亲口劝说宝玉研究研究“仕途经济”，不用说是深谙个中玄机的。像袭人、平儿之类的丫鬟也是深懂“仕途经济”的：她们对上、对下、对左、对右关系搞得滴水不漏，设若身为男子，也一定会是“仕途经济”中的高手的。 
这就是说，在那个社会中，仕途经济还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普通人、下等人还是对王侯将相来说都是这样。而在当今社会中呢，我感觉“仕途经济”的价值只怕是会更大。只是当今没有了“仕途经济”这个词语，却又出现了“人际关系”、“公共关系”、“联络感情”等等的近义词语。当今社会没有了科举，仕途经济的第一条路已经走不通，只剩下第二条路了。这第二条路如果走的通畅，将是一条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但如果走得不正，也可能是迈向地狱的通行证。无论如何，当代的人们决不会像宝公子那样超脱，他们还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的。
现象评论
中国过去的文人都认定了仕途经济一条路，“经济”指的是“治理国家”，比升官发财要好听得多。现在说的“仕途经济”，指当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仕途经济”可能一时让人不好接受，现在是一个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经济时代，比如“执法经济”，一开始很多人不习惯，后来这个经济越发展越猛，人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经济，农业有农业经济，林业有林业经济，仕途当然也可以叫仕途经济，恐怕这还是当今热门经济的一种，不次于办学、开药店、搞房地产。人们投奔仕途的热情，足可以说它是当今热门经济。
旧时的读书人不妨唱唱高调，明明是自己想出人头地，得到一个就业的好位置。这是人之常情，人的生存手段就是经济，没有经济，人就没法生存。世界上所有的从业者，肯定想到的是利，也就是经济，所谓的冷门和热门，无非是经济利益的大小。当官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先把为官的高调子放下，这样我们才好说事。你如果一说到官，都是父母官，都是公仆，都代表政府，高尚得无可质疑，那就没法评说了。实际上官与其它行业的人谋生的目的没有什么不同，“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和穿”，这倒是最实在的，它与“治国平天下”的高调确实不可比，朴素的话，实话，也并非不能说。当官首先是为了自己就业和谋生，为了“吃和穿”或养家糊口，这是前提。在所有的行业中，官俸官禄可能比其它行业的经济势力强，所以很多人就想从事当官这一职业。仕途自古熙熙攘攘，这只能说明这是一个热门行业。官从事的行业，只能说他们的责任大一些，你不能说他们就是一个觉悟和道德极其高尚的人群。我们自古把官捧得太高，对他们期望值太大，反而容易失望。
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法治民，以德教民，刑不上大夫，官好像都是“神父”角色。实际上古代的官也是凡人，首先靠一种职业谋生。如果提到经济的高度，因为当官可以发财。尽管有人说“当官不许发财”，但靠当官发财大有其人。靠当官能捞到很多钱，这就成为仕途经济了。中国人自古对当官都非常热衷，汲汲于功名，功名可等于利禄，这可以说是当官的普遍的目的。功名是靠个人打拼出来的，这是仕途经济的积极拼搏，这样的拼搏利己利国利民，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唱高调唱出来的。
从经济角度讲，现代社会的仕途不应当那么热，现代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不可能有“食万户”的官，官员也是工薪制，他们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利益并不是很突出，并非发财的行业和暴富行业，不可能腰绕万贯。相比而言，其它“朝阳经济”比比皆是。既如此，人们为什么又热衷于当官呢？也许他们的经济在于隐性！从人们当官的热情来看，这个经济利益是不可低估的，一些人跻身官场，发财有术，成为巨大经济利益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亦官亦商，谋取暴利。这些贪官，每抓出一个来，除查明的贪污受贿数额之外，常有很多财产不能说明来源，这个灰色经济成为一个巨大黑洞。他们把仕途变成了险途。有一个叫武保安的“七品官”，上任八个月，卖官收入多达四五百万元，真可谓“一官万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