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子龙
个人简介
叶子龙，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并担任村里的儿童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候补代表，中共八大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北京市的优秀领导者。夫人蒋英。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3月11日19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人物生平
叶子龙同志（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2月加入共青团，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战役；1932年初，调红一军团总部任译电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月调到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任科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调中央军委机要股任译电员，次月调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参谋、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1936年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毛泽东同志秘书；1942年8月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处机要科科长；1947年3月随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参谋长；1949年3月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中共中央主席秘书、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主任。1962年5月，叶子龙同志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1974年7月任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1979年5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叶子龙同志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候补代表，中共八大代表。[1]
叶子龙同志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保持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辉本色，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革命工作倾注了满腔热血和全部智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和爱戴，是北京市德高望重的优秀领导干部。叶子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汪光焘、陈元、李志坚、逄先知、杨德中、田期玉、令狐安、刘源、徐锡安、丁人林、王海蓉、唐闻生、谭友林、林丽蕴、聂力、孙勇、蒋先进、何廷一、慕风韵；北京市领导有孟学农、于均波、龙新民、强卫、杜德印、阳安江等。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焦若愚、白介夫、杨春茂等北京市老领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等，以及中央有关部门、部分省市、北京市领导、市老领导送了花圈。
革命生涯
参加红军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黄公略领导的红6军某机关枪连当战士，红6军宣传员，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战役。
1932年初经过短期培训，调任红3军政治委员办公厅油印员，红3军司令部译电员，红11军第31师译电员，1933年10月任新成立的红七军团总部译电员。1934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科员，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技术书记，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机要股股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刘三源）译电员。
毛泽东军事参谋  任弼时和叶子龙（左）在延安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任毛泽东同志军事参谋（接替黄友凤）、中共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接替刘三源）。1936年6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局机要科（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科长、毛泽东同志机要秘书。
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机要科科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3月随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延安后，留在陕北的中央和中央军委人员组成中央纵队）参谋长。1948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1949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中共中央主席秘书、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主任。重视机关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参加创立为党中央服务的机要工作体制和操作规范，建立《中央工作大事记》，采用速记和电子技术，保留了大量资料。1962年5月至1964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1964年6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受迫害 。
发明“圈阅”制度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
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主席更不高兴，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 
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好吧，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主席也平静下来，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
窃听器案
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重回岗位
1977年9月至1978年10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1979年9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务委员。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妥善安置数十万待业青年工作，主持组建十三陵、八达岭特区办事处，主持领导全市落实私房政策工作，完成组织首都重大庆典活动和中央交办的工作。1982年11月至1987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政法大学筹建组成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享受市长级待遇）。
人物评价
2003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配发的评论说：“叶子龙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保持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辉本色，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革命工作倾注了满腔热血和全部智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和爱戴，是北京市德高望重的优秀领导干部。叶子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