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唐
地名
历史沿革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在吴、越旧地设置了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钱唐县是西汉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之一。
西汉时，钱唐县一度成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王莽时（9—23年），更名泉亭县。
东汉光武时，又恢复钱唐故名。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原会稽郡的浙江（钱塘江）以西部分设吴郡，钱唐属吴郡。
三国时，钱唐入吴国版图，属吴郡，隶扬州，钱唐县并为吴郡都尉治。
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改置杭州，州治初设余杭，次年移钱唐。大业三年(607年)，又改杭州为余杭郡，钱唐仍为所属。
唐武德四年(621年)复余杭郡为杭州，为避国号讳，改钱唐为钱塘。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南巡会稽时，“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浙江即钱塘江，由于当时西湖仍与江、海相通，和烟波浩淼的钱塘江连成一片，波涛汹涌，只好再溯江西行一百二十里到今富阳境内江面较狭处过渡去绍兴。相传在今宝石山下，还有“秦始皇缆船石”的遗迹，元人陶宗仪记载此事云：“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又据传说，今将台山为当年秦始皇因渡江而登山了望的地方，故名“秦望山”。以上说明秦时钱唐县附近的浙江水面颇为辽阔。地理位置关于钱唐县的地理位置，最早见于记载的为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曾任钱唐县令的刘道真所著《钱唐记》：“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在”。其后，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亦云：“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他们所说的位于灵隐山下的钱唐废址或钱唐故县，当指六百多年前秦代初建县的遗址。今西湖群山中并无名灵隐山者，但北高峰东南的灵隐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在刘道真撰写的《钱唐记》之前，根据以山名寺的惯例，可以推断其时灵隐山可能即今灵隐寺所在。又秦时武林湾（西湖的前身）深入今西湖以西，近北高峰东麓，这与县治“在灵隐山下”，县境“逼近江流”也是符合的。据《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钱唐县下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武林山指西湖群山，其时发源于西湖群山的诸水（武林水），入海而不入湖，可见西汉时期武林湾仍与海相通，杭州地区尚未成陆。
人名
人物简介钱唐，字惟明，象山（今属浙江）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  钱唐像[1]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人物评析中国的读书人在封建时代是“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要找几位硬骨头者真是寥若晨星，且多数饱受磨难，或竞杀身殒命。六百多年前的象山县丹城人钱唐(1314～1394)是一位铁胆、硬骨头人物，而且他的晚景尚可，原因何在，值得后人思索。史料记载《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2]钱唐抗疏钱唐生于元延祐元年直到这个朝代的完蛋，他是丹城人，是吴越钱缪后代，祖上从台州迁来象山，自幼饱读诗书，一生中有五十三年生活在元朝。蒙古贵族统治者，自始至终实行民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把全国各族人分成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中亚及东欧人)，第三等为原金统治地区各族人，第四等为原南宋统治地区人(称南人)，各路、府、州、县长官均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南人只能担任不甚重要的副职，另设一种叫“达鲁花赤”的官职，只能由蒙古人担任，一切官吏服从其指挥，在法律上蒙古人享有特权，杀人不偿命，四等人犯法，分属不同机关处理，量刑不平等。赋税征收，南人负担最重。统治集团奢侈成风，贿赂公行，对人民敲骨吸髓，内部又长期相互倾轧、争夺帝位，战争频起。公元1308年至年1333年25年内换了八位皇帝，天灾人祸，把人民推向死亡边缘。在熟读孔孟的钱唐眼里，终元一朝简直是昏天黑地的地狱世界，长期隐居在象山丹城白石山中，“且耕且读”。只到了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才觉得自己该出山了，用自己毕生所学，以济天下，而出身布衣对民间疾苦有切身体验的朱元璋从前朝教训中，知道打天下靠勇猛武士，治天下还得靠清正的文人。洪武元年就下了一道态度诚恳的诏书，诏书是这样写的：“天下之治，天下贤士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居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贤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不使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逋定，朕愿与儒讲明经治道，有能辅朕者，有司礼遣。“这份诏书迅速下达到全国各地。相关诗词钱唐的“博学敦行”早已名声远播，就这样，54岁的他被“有司”礼请到了南京，讲明经对策，论治平之道，得到朱元璋赏识，当了大司寇(刑部尚书)，此前他的心情是颇为欢欣鼓舞的，从象山起程上宁波过姑苏，眼前一片光明，胸中雄心勃勃，一路上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一首(《春雨应制》，既是写给皇帝看，也是表明他的抱负：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声天地响。
龙飞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增气象。
山人昔住东海山，山形如象W：8丹。
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隐遁松林间。
一朝(指元朝)阴雾蔽白日，天昏地黑人惨颜。
人人惨颜心铁黑，山人铁胆仍铁肝。
山人名不挂人齿，山人不与人相似。
吴江江上吴山青，吴山有城高百雉。
好风吹步上京师，铁杖麻鞋见天子。
天颜悦怿天开明，谨身殿前承圣旨。
致君尧舜端有时，山人事业应如此。人格魅力在崇尚孔孟的封建社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达”就是作官，作官就是匡君，匡君的“匡”字，王字外面加一道规范，是既防止皇帝随心所欲乱来，又保护了皇上意思，聪明的汉字创造者用意明显，作臣子的，有根据孔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诲，随时匡正皇帝的言和行。尽管在实践中，大多数变成阿谀小人，但每个朝代总有些至死坚守这一理念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孔孟之教是“教无类”的，不管是谁，都得“由其教，行其道”。皇帝虽然有至高权利，也不能例外。作为臣子，也应是皇帝的老师，使他成为唐虞之世尧舜一样与民保持一致的人，虽然这也是一种乌托邦，但始终是当时正直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为了这个理想，“爵禄可辞，白刃可蹈”，乌纱帽，生命皆可不顾，当朱元璋以皇帝至高无上之权威否定孟子这一以民为本理想时，钱唐能振臂高呼“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独立人格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铸就钱唐自称“不与人相似”的“铁胆”。这难道不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民族的脊梁”吗?《明史》还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戏剧化记载：“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史书的白纸黑色，把卑微的马屁精和高尚的知识分子形象抖落得何其淋漓尽致。晚年犯错每一个人总有他的局限性。钱唐晚年犯了一个错误，反对朱元璋在皇宫里挂武后图像，再一次激怒了朱皇帝，被拉到门外等候处斩，《明史》说：“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从史书所记看，朱元璋对待正直的儒生还真有雅量，最后没有杀他，把他贬谪到寿州当地方官去了。此时钱唐已活到80岁了，到寿州以后，没有多久便撒手人寰，终年81岁。在二十五史记载中留下厚重一笔。社会评价钱唐是一位视孔孟之学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秉性与众不同，麻鞋布衣见天子金殿对策，并非作秀，他给朱元璋送去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山人此来非为做官发财，而协助你天下大治，27年京官生涯，清正廉直，身体力行。清方能正，廉则可直。在象山丹城并没有因做了官增加一亩田产，也无像样官家庄园，两袖清风到临终。丹城桃园路的钱司寇祠是他死后朝廷拨款建造的。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南明兵部尚书(大司马)张苍水康熙甲辰七月在象山南田花岙岛由叛徒出卖被执，过丹城时，特地到钱祠“衣冠再拜钱司寇”，发出“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浩叹。此事由乾隆19年进士，与纪昀、钱大昕并称八彦的著名学者姜炳璋详细记载于《樽乡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