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志玖
个人履历
杨  志玖教授1915年10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周村镇（今淄博市周村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借贷和师友们的接济，同时亦靠自己刻苦努力和一贯优异的成绩所获得的助学金读完了小学、初中并完成了高中与大学的学业。 1931年，他考入山东省著名的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1934年夏高中毕业，在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奖金，以此作为旅费，前往北平考大学，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年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受郑天挺、钱穆、傅斯年等教授的指导。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8月大学毕业，被推荐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外研究生（当时史语所尚未正式招研究生，故名所外）。193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姚从吾、向达两位教授，并接受陈寅格、罗常培、汤用彤诸先生指导。 1941年从研究所毕业，历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借调），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
研究和教学的主要领域
杨志玖教授学术研究和教学的主要领域和方向是：元史（指导博士研究生）、隋唐史（指导博士研究生）、中国回族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80年代初恢复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时，杨志玖先生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在两个研究方向上同时带博士研究生的历史学教授。他的研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为学术界所瞩目的成就。
主要的成果
马可·波罗来华游记研究在蒙元史研究上，杨志玖教授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其最主要的成果集中在马可·波罗的研究、探马赤军研究、元代回族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所撰游记，是元代中西交通史中重大事件。本世纪4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未能在中国史书上发现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记载。1941 年，杨志玖教授在读研究生期间，依据《永乐大典》卷19418所录元代《经世大典.战赤》的一段史料，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卷12期，今收入杨志玖文集《元史三论》）的论文，考证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述他伴随蒙古公主从泉州返波斯等事是真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以前西方人所考订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是迄今所知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到的马可·波罗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了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并因此而获中央研究院名誉学术奖。该文还译为英文，于1944年刊登在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四卷上，又在美国《哈佛亚洲学报》1945年9月9卷1期上发表了论文摘要。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隔绝状态，许多西方学者没能看到杨志玖教授的这篇论文。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利用波斯文史籍对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得出了和杨志玖教授相同的判断。1970年，英国学者波义耳在其论文《拉施特与法兰克人》中，又摘出波斯文史书《史集》中一条原始记载，和《经世大典.战赤》及《马可·波罗游记》互相印证，进一步支持了杨志玖教授的结论。1976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F.W.Cleaves）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综合评价了上述三位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再次肯定了杨志玖教授的贡献。日本马可·波罗研究专家渡边宏1983 年发表《中国人的马可·波罗观》，也对杨志玖教授的论文作了重点介绍。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世界上大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有怀疑看法。1966年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W.Haeger）、 1982年英国人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Clunas）先后发表文章，认为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或只到过中国北方，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斯·伍德（Frances Wood）更是出版了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集怀疑和否定论者之大成。怀疑和否定论者人数虽然不多，其观点也大都出于推测，但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和议论。为此，1979年以来，杨志玖教授又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走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均收于《元史三论》）、《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2期）、《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 >的介绍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1、2期）、《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与《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谈话》（《南方周末》1996年 9月20日）、《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光明日报》1997年10月4日）、《马可·波罗书中的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等一系列论文，就引起争论的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是否做过扬州总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怀疑和否定论者提出的诸如马可·波罗书中未提到茶叶、汉字、印刷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某种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等疑问和论据一一给以具体的回答。杨志玖教授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了近年在我国举行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研讨会及有关马可·波罗书的出版整理。他坚持马可·波罗书真实性的观点也再次得到了国内外治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学者的普遍支持，国内多位元史专家发表了相关论文，当今国际著名的蒙元史学者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lgor deRachwiltz）亦发文对伍德书提出了严厉批评。可以说，杨志玖教授的以上论文对辨明事实、促进马可·波罗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是国际公认的马可·波罗研究的权威之一。
探马赤军研究探马赤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军队，它长期征戍于西域和汉地，对元代政治军事影响很大。但因史料记载含混，关于这支军队的真实面貌又是长期存在较多疑窦和争议的难题。60年代以前，国内史学界大多沿用日本学者的看法，未作细致的研究。1965年，杨志玖教授发表《元代的探马赤军》（《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批评了日本蒙古学者那珂通世、箭内亘等认为探马赤军系契丹人和女真人等非蒙古人组成的军队的观点，并对探马赤军的语源、语义、组成和性质进行了探讨。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研究探马赤军问题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80年代以来，杨志玖教授又连续发表《探马赤军问题再探》（《民族研究》1981年1期）、《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南开学报》1982年2期）、《辽金的挞马与元代的探马赤》（《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等论文，在吸收国内学者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得出了“探马赤军是蒙古国时期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挑选士兵混编成的精锐军队，其职司是战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的结论。对此问题还与日本学者荻原淳平等进行了有益的商榷和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
回族形成研究元代是西域人大量东来和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元色目人重要部分的回回人问题，既引人注目，又错综复杂。杨志玖教授长期致力于元代回族史，进行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40年代初，杨志玖教授就撰写了《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 1948年11月，收入《元史三论》）一文，考辨回纥（回鹘）到回回的转变。他认为：回回是宋元之际社会上流行的易写易念的大众语，是用以代替回鹘或回纥的。回回一词初现于宋沈括《梦溪笔谈》，到蒙古国初期，它除为回鹘、回纥的一音之转外，只是对西域民族的笼统泛称，和伊斯兰教尚无密切关系。元代官方文书开始确定地用回回和畏兀儿二词分别表示西域人中信奉伊斯兰教诸族人和信奉佛教的原回鹘人，然而在文人笔下仍多沿用回鹘或回纥等古老字眼来描述元代的回回人。这篇文章对回鹘、回纥、回回音转过程中的区别和杂出联系等，论证精细而有说服力，可以称得上国内有关回回称谓阐释的重要代表作之一。1992年，杨先生又发表《<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的再认识》（《中国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11月），与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关于回回人的构成，杨志玖教授也颇多创见。元代的回回人，一般认为是由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而阿儿浑人、哈喇鲁人及畏兀儿人在一些材料中被排除在回回人之外。杨志玖教授所撰《元代的阿儿浑人》（《南开史学》1983年1期）在详细考辨阿儿浑泛指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的突厥部族之后，又从咯喇汗王朝已信奉伊斯兰教，阿儿浑人的名字、婚姻，元末称回回等方面，订正和确认阿儿浑人当在元代回回之列。《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元史论丛》第四辑）一文，还考证出元代哈剌鲁人以及居住在喀什葛尔等处的畏兀儿人也信伊斯兰教，应属回回人。与此相关，杨先生又撰写《阿儿思家族事迹杂考》（《元史论丛》第五辑），从元代哈喇鲁部首领家族入手，进一步说明哈喇鲁人此时已成为回回一部分。另一方面，《古速鲁氏非回回辨》（《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5期）一文则经反复论证，否定了清华大学学者钱大昕、屠寄的说法，考订古速鲁氏不属于元代的回回人，而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畏兀儿人。
罗里回回（吉普赛人）的研究对元代回回人的特殊集团——罗里回回（吉普赛人）的研究，也是杨志玖教授的一个突出学术贡献。罗里回回是元代来华回回人的一种，日本学者田坂兴道曾据波斯语Luri解释为一种流浪部族名。
1991年，杨志玖教授发表《元代的吉普赛人——罗里回回》（《历史研究》1991 年3期）一文，利用英文、俄文、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诸多文献，博采众说，对罗里回回的释义，罗里的起源，与茨冈、吉普赛等称谓的联系，元代和元代以后罗里回回的活动等，进行了详尽系统的考述，首次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吉普赛人早期活动的可靠知识和信息，考订了元代罗里回回即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吉普赛人。关于回回人物，杨志玖教授主要侧重于对疑难或有争议问题的考证。例如，回回人札八儿火者、阿三（哈散）与西夏人阿里鲜及阿剌浅，本为四人，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将此四人误作一人。1948年杨志玖教授发表《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文史杂志》6卷2期），条分缕析，将史事陈述与名字对音注释结合起来，纠正了屠、柯二氏的讹误，进而究明了元代最早出现的几名回回人的生平事迹。又如30年代，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称明代著名人物海瑞 “或是回回人”，但此说一直未举出有关证据。1959年，杨志玖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海瑞是否回族？》一文，依据明代梁云龙《海公行状》及元明时期色目人改姓方式，考证出海瑞先世海答儿系明初军官，自广东到海南岛从军，以第一字“海”字为姓，定居琼山，繁衍为琼山海氏。杨先生海补充辨析了海姓多回族，亦有汉族等相关问题。此篇考证精辟严密，使海瑞回回祖属成为定论。关于元代回回人中是否存在伊斯兰诸教派，过去一直未有专门的研究，1988年，杨志玖教授撰写《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初探》，搜集、梳理和考辨大量零散史料，证实了什叶派、苏菲派成员及其活动在元代的确实存在，首次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伊斯兰教派在元代的情况，颇有学术价值。关于回回人与元代政治，1941年，杨志玖教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中提出了“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曾是元世祖时期朝廷斗争的主要文化背景的观点”。1984年，又发表《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历史研究》1984年3 期），从元朝建立前的回回人、元朝建立后中书省的回回人、行中书省的回回人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回回人在元代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把政治斗争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分析回回人在元代政治中地位的深入研究在学界尚属首例。自90年代开始，杨志玖教授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撰写系统、全面的《元代回族史》专著上。作为专著的前期准备，杨先生又相继发表了《元代的回回人》（《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1991年）、《元代回族史稿绪言》、《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上、下）、《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一、二、三、四、五上、五下）（以上10篇以连载的形式在《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至 1995年2期各期上发表）等十数篇论文。即将出版的《元代回族史》将是60年来元代回族研究的总结性论著。
隋唐史方面在隋唐史方面，杨志玖教授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隋唐五代史的学科基础建设和一些重要史实及理论上的建树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1955 年，杨志玖教授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著了《隋唐五代史纲要》一书，先后由新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纲要》内容系统概括，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明快，观点鲜明，立论平实，是建国初期颇受欢迎的一部断代史著作和优秀教材。杨先生还著有一部《隋唐史通俗讲话》，由通俗读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对当时普及隋唐历史知识起了一定作用。70年代末，由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历史学家集体协作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的中国历史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工程开始进行，杨志玖教授被聘为编辑委员会主编和隋唐五代史分卷主编。杨先生除本人承担了大量辞条的撰写外，还不时写出有关辞条的考证订误文章，供其他编纂者作示范和参考。各学者编写完的辞条汇集后，杨志玖教授又长时间地亲自逐条审阅修改隋唐史分卷的全部辞条，为保证这部代表当代中国学术界水平的大型工具书的质量耗费了难以计算的精力和时间。
唐安史之乱以后出现的藩镇割据，是唐后期历史中的重大问题。过去许多学者认为，藩镇割据是庄园经济的产物，藩镇代表庄园主的利益，或者说，藩镇政权是代表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权。1980年，杨志玖教授发表《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1980年 6期）的论文，批评以上说法，指出：藩镇依靠地方军士的支持而割据，而这些军士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他们以当兵为职业，依靠丰厚的待遇和赏赐来养活家口，节度使只代表他们的利益，执行他们的意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使均田制度破坏后失业的农民，而不是庄园主。此文突破了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与传统说法差异颇大，在唐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后，杨先生又与张国刚合作，发表《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大土地所有制》（《学术月刊》1982年6期）推动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精神和治学方法
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杨志玖教授的治学方法和学风是值得称道的。其特点归纳起来就是：精于考证，追求真实，富有创见，从善如流。30年代，杨先生在北大和中央研究员史语所学习期间，深受当时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考据学派的影响，他既注意继承清代乾嘉考据学，又尽量吸收西方近代史学方法。他主张，考证是澄清历史事实的必要手段，应予足够重视。近六十年来，他撰写的的学术论文将近一半是考证类的。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杨志玖教授掌握了相当娴熟的考证方法，他思维敏捷，文笔秀隽，考证精审而有逻辑，即使是微观的考证文章，也能写的生动活泼，形成了将严谨论证与郁郁文才融为一体的风格。杨志玖教授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求真，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历史真相，不容主观臆测，这也就是实事求是。50年代，杨先生学习了唯物辩证法，眼界更为开阔，他认为在“求真”方面，各家实有相通之处。要做到求真，就要对历史资料认真钻研，对其进行鉴别审查，去伪存真。他的所有著述，都是本着这一原则和目标来撰著的。1960年和1978年，杨志玖教授发表了《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的口号吗？》（《光明日报》1960年9月29日）、《再论方腊起义没有提出平等口号》（《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4－5期）二文，反驳史学界不少人所持方腊起义曾提出“平等”的口号的看法。杨先生指出：从南宋庄季裕《鸡肋篇》中摩尼教徒有意误念《金刚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记载，不能得出方腊起义主张“平等”的结论。古代“平等”一次是佛教用语，是指精神世界而言。它大量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名物和文献中，在经济和政治上则不见应用。王小波、钟相、邓茂七、李自成等起义都不应用这个词，连太平天国的正式文献也不见这个词，虽然这些起义有类似平等的思想和行动。总之，“平等”一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独有的涵义和应用范围，不能作任意的解释，也不能用今天的理解强加于古代。这两篇论文充分地体现了杨志玖教授不顾传统观念和时势压力，坚持追求真实和科学的良好学风。从追求真实的目标出发，杨志玖教授敢于怀疑和摆脱前人的成说。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无论篇幅长短，都富有创见，都不与旧说雷同。杨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不摆教授专家的架子，但对学术问题上的是非又好与人辩，无所顾忌。例如，关于蒙古国时期贵由汗（元定宗）与拔都有隙，率兵讨伐拔都事，汉文正史中隐而不载，以往学者意见也不统一。1935年，岑仲勉先生撰《定宗征把秃》文，否认有贵由征拔都事。杨志玖平素颇受岑先生教益，对岑先生深为尊重，但他考辨中外诸史料，断定定宗贵由征拔都确有此事，于是便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另撰《定宗征拔都》（文撰于1943年，今收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及《元史三论》）纠正岑先生的误释。杨先生的见解一度被岑先生驳斥，但最终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和承认。杨志玖教授也非常愿意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从善如流。在听到批评时，他总是择善而从，随时接受，并公开纠正自己的失误或不足。撰文发表时，对提供帮助的学者，都要一一附志，不埋没他人的协助之功。这些做法，颇赢得学界的尊重和敬佩。
教学成就
自1941年在西南联大任教和抗战后南开大学历史系恢复以来，杨志玖教授在历史教坛上执教已达五十余年，为南开历史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元史、宋辽金元史、蒙古史专题、隋唐史、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回族史、中国交通史等多门课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史学人才。1978年以后，他又相继指导和培养了数名隋唐史和元史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已毕业硕士九人、博士六人（至1998年还有两名在职博士在读）。杨先生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分布在各高校和研究部门的研究生大部分都已晋升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等，成为中国史等领域有所建树的学术骨干。他的大批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事业有成，称得上桃李满天下。
贡献余热
1996年6月，杨志玖教授光荣退休，但他仍在勤奋地工作，他不顾耄耋之年和严重的眼疾，除继续指导博士生外，一天也未停止过研究，每天都在伏案撰写，甚至春节期间也是如此。使当时去看望他的天津市教卫工委领导非常感动。从1996年以来，杨志玖教授又有多篇论文面世，他还将继续以他深邃的学识和洞察力给人们以教益，以他新的成果给史学发展以推动。2002年5月24日下午16时46分杨志玖教授在天津市总医院归真，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