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佛教的中国化
基本信息
  图为洛阳白马寺，中国最早的寺庙之一【词目中文】佛教中国化
【词目拼音】Fójiào Zhōngguóhuà 
【词目英译】Buddhism of Chinese 
【词目性质】名词词组
【词目解义】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历朝历代演变，逐渐向中国本土化演变，并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过程
佛教的中国化溯源以及过程
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
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5.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
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中国哲学有双向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单向的。
6. 中国佛教的特点
与印度佛教相比，简易性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觉悟本性而成佛，众生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迷惑，一旦万念俱灰，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这派以惠能为代表，他把以心外佛变成了心内佛，把佛变成平常人。 
②顿悟成佛，与渐悟相对：提出一念觉悟，刹那成佛，以禅宗为代表。充分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简易。
③称名念佛：净土宗，提出：“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实行称名念佛为外因，实想念佛、观想念佛为内因，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佛国。
佛教中国化的人物
汉武帝
汉武帝(2张)自从印度僧人于秦嬴政时期首次来华后的80－90多年间，再无僧人来华，这一段是我国佛教的空白期。
直至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才又和佛教有了接触。这次接触缘于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国共同对付匈奴的想法和实践。汉武帝时期，汉朝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西北大漠的匈奴，匈奴人善骑射，骁勇善战，彪悍无比，常常侵犯大汉边界，这使得汉武帝十分头疼，连年的征战，各有胜负，双方都极大的损耗了国力，汉武帝无奈还是沿用了祖宗的和亲一法，但这也只能换来短暂的和平，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休养生息几年后，汉武帝雄心奋起，发誓一定要报累世之仇，选派大奖卫青、霍去病和李广等人，经过15次大规模的战争，终于使得匈奴一蹶不振，当然，汉朝也损失极大。在这一过程中，有一段时期，汉武帝是想与大月氏结盟，形成对匈奴的夹击之势，以求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匈奴。大月氏国以前备受匈奴的欺侮，其国王就曾被匈奴人逼死，无奈大月氏人只好西迁，以远离匈奴的侵害，所以大月氏人迁居到了现今的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等地区定居下来。由于大月氏与匈奴的这段仇恨，汉武帝就想与之联合，共同打击匈奴，于是才有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故事。（尽管汉武帝这一设想最终没能成功，但张骞西域之行的确促进了汉朝经济文化的大交流，也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张骞出使大月氏，必须经过匈奴的领地，所以行程十分曲折，这一段人人尽知，不在这里详说了。本文要说的是，大月氏及其周边国家在张骞出使时就已经十分盛行佛教信仰了，张骞在大宛国、康居国、大夏国、安息国等地接触到了佛教信仰，回来后，他把这些情况介绍给了汉武帝，还带回了异域音乐，其中就有一首曲子叫“摩诃”，这正是梵语宏大的意思。另外一个记载是：“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所以说，汉武帝时期，上层社会已经对佛教有所了解了。这是我国佛教传入之始。
取经第一人——法显
法显(3张)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今西安市）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东晋义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到达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他经常思念遥远的祖国，又想着一开始的“巡礼团”，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心里无限悲伤。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触物伤情，不觉潸然泪下。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舶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泊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取经第二人——玄奘
玄奘(2张)玄奘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原名叫陈袆（音huī），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缑音gōu）人。十三岁那年，他出家做和尚，就认真研究佛学。后来他到处拜师学习，精通佛教经典，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三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他发现原来翻译过来的佛经错误很多，又听说天竺地方有很多的佛经，就决定到天竺去学习。公元629年（一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到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当时，朝廷禁止唐人出境，他在凉州被边境兵士发现，叫他回长安去。他逃过边防关卡，向西来到玉门关附近的瓜州（今甘肃安西）。玄奘在瓜州，打听到玉门关外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之间相隔一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只有堡垒旁有水源，并且由兵士把守。这时候，凉州的官员已经发现他偷越边防，发出公文到瓜州通缉他。如果经过堡垒，一定会被兵士捉住。玄奘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碰到了当地一个胡族人，名叫石盘陀，愿意替他带路。玄奘喜出望外，变卖了衣服，换了两匹马，连夜跟石盘陀一起出发，好不容易混出了玉门关。他们在草丛里睡了一觉，准备继续西进。哪儿想到石盘陀走了一程，就不想再走了，甚至想谋杀玄奘。玄奘发现他不怀好意，把他打发走了。打那以后，玄奘单人匹马在关外的沙漠地带摸索前进。约摸走了八十多里，才到了第一堡边。他怕被守兵发现，白天躲在沙沟里，等天黑了才走近堡垒前的水源。他正想用皮袋盛水，忽然一支箭射来，几乎射中他的膝盖。玄奘知道躲不过，索性朝着堡垒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和尚，你们别射箭！”堡中的人停止射箭，打开堡门，把玄奘带进堡垒。幸好守堡的校尉王祥也是信佛教的，问清楚玄奘的来历后，不但不为难他，还派人帮他盛水，还送了一些饼，亲自把他送到十几里外，指引他一条通向第四堡的小道。第四堡的校尉是王祥的同族兄弟，听说玄奘是王祥那里来的，也很热情地接待他，并且告诉他，第五堡的守兵十分凶暴，叫他绕过第五堡，到野马泉去取水，再往西走，就是一片长八百里的大沙漠了。玄奘离开第四堡，又走了一百多里，迷了路，没有找到野马泉。他正要拿起随带的水袋喝水，哪知一失手，一皮袋的水都泼翻在沙土上了。没有水，怎么越过沙漠呢。玄奘想折回第四堡去取水，走了十几里，忽然想起临走的时候，他曾经立下誓言，不达到目的地，决不后退一步。现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想到这里，他拨转马头，继续朝西前进。大沙漠里一片茫茫，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有时一阵旋风，卷起满天沙土，像暴雨一样落下来。玄奘在沙漠里接连走了四夜五天，没有一点水喝，口渴得像火烧一样，终于支不住昏倒在沙漠上。到了第五天半夜，天边起了凉风，把玄奘吹得清醒过来。他站起来，牵着马又走了十几里，发现了一片草地和一个池塘。有了水草，人和马才摆脱绝境。又走了两天，终于走出大沙漠，经过伊吾（今新疆哈密），到了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王麹（音qǔ）文泰也是信佛的，听说玄奘是大唐来的高僧，十分敬重，请他讲经，还恳切要他在高昌留下来。玄奘坚持不肯。麹文泰没法挽留，就给玄奘准备好行装，派了二十五人，随带三十匹马护送；还写信给沿路二十四国的国王，请他们保护玄奘过境。玄奘带领人马，越过雪山冰河，冲过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碎叶城（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受到西突厥可汗的接待。打那以后，一路顺利，通过西域各国进了天竺。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有很多佛教古迹。玄奘在天竺游历各地，朝拜圣迹，向高僧学经。有一次，他在乘船渡恒河的时候，碰到一群强盗。他们迷信妖神，每年秋天都要杀个人祭神。船中的强盗看中玄奘，要把他杀了祭神，玄奘再三向他们解释也没有用，只好闭着眼睛念起经来。说也凑巧，这时正好起了一阵狂风，河里浊浪汹涌，差一点打翻了船。强盗害怕起来，赶快跪下忏悔，把玄奘放了。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当地的人都还认为玄奘真有什么佛法保护呢。天竺摩揭陀国有一座古老的大寺院，叫做那烂陀寺。寺里有个戒贤法师，是天竺的大学者。玄奘来到那烂陀寺，跟着戒贤法师，学了五年，把那里的经全部学会了。摩揭陀国的戒日王是个笃信佛教的国王，听到玄奘的名声，在他的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境内卡瑙季）为玄奘开了一个隆重的讲学大会。天竺十八个国的国王和三千多高僧到了会。戒日王请玄奘在会上讲学，还让大家辩论。大会开了十八天，大家对玄奘的精采演讲十分佩服，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后，戒日王派人举起玄奘的袈裟，宣布讲学成功。戒日王接见玄奘的时候，说起他早就听说中国有个英武的秦王。玄奘告诉他，秦王就是现在的大唐皇帝。玄奘的游历，不但在佛学上取得很大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公元645年，他带了六百多部佛经，回到阔别十多年的长安。玄奘和尚百折不挠的取经事迹，轰动了长安人民。正在洛阳的唐太宗，对玄奘的壮举十分赞赏，在洛阳行宫接见了玄奘。玄奘把他游历西域的经历向太宗作了详细的汇报。在这以后，玄奘就定居下来，专心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他还和他的弟子一起，编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在这本书里，他把亲自到过的一百十个国家和听到过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地理情况、风俗习惯记载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和地理著作。由于玄奘取经这件事本身带有传奇色彩，后来，在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唐僧取经的神话，说他取经路上，遇到许多妖魔精怪，这当然是虚构出来的。到了明朝，小说家吴承恩，根据民间传说作了艺术加工，写成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那里面的故事，跟真正的玄奘取经事迹已经离得很远了。
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的改造和融合，经一千多年时间，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新体系。考察其过程，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
1.佛教文化融合中国文化
一个文化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最基本的特征就需要保存，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的沉积，就不能推动现在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教人入世。儒家的“修、齐、治、平”和印度佛家出世大相径庭，在融合佛教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入世精神没有被外来文化改变，相反，佛教越来越走上世俗化道路。“事君事亲，也能成佛”。这是宋明理学能取代佛教的原因。说明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的要求，不得不变形。
2.中国文化吸纳外来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活力，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活力，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国文化因为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壮大，更新自己，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
3. 中国文化应有的包容性
由上可见，本位文化、国粹主义都是错误的，不仅有害本民族文化发展，而且会造成本民族文化的衰落。拒外更是衰落的表现。古今中外问题，困扰到现在，应该怎么办？佛教最初传入从依附方术→渗透→变形→流传 矛盾冲突→ 互适交流→融合入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历朝历代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心态。因此，我们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以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大胆吸纳古今中外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更绚烂的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佛教中国化探因
1. 在冲突中吸收融合　　
任何一个外来宗教想要在新的地域传播都不可避免的要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中互相排斥，吸收，融合。才能形成最终的稳定形态。佛教传入中国也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这个阶段。
2. 普遍性
但应该说，佛教的中国化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意义。普遍意义即如上所说，事实上当佛教传入泰国，越南，日本等地，也不可避免地、适度地当地化了。
3. 特殊性
佛教中国化的特殊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包容力，中华民族有比较淡薄的宗教观念，而佛教传入时恰好又填补了我们古代哲学思想、性命修炼上的很多空白。在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下，终于诞生了佛教中国化的结晶，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禅宗。
论文 ——《佛教的中国化》
一、 佛教中国化概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文化上拥有高度发达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在这一思想文化体系中，对于天帝、祖先神的崇拜以及祭祀的宗教观念习俗、阴阳五行、黄老和神仙方术，也很流行。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札根并得到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与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化。佛教具有很大的适应性，传播迅速，在经历了初传、普及和义理研究的诸阶段之后，隋唐时期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基本完成。回顾这一过程，佛经翻译、宣讲佛经、佛学研究和诠释著述等，都是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重要环节。二、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翻译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 
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 
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 
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三、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宣讲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 
（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
（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
（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四、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研究及其学派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
（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
（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 
1. 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 
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 
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
（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
（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
（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
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五、佛教中国化过程——诠释著述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六、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国佛教宗派形成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
（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
（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
（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的说唱文学、小说和诗歌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南北朝以来，佛经的宣传有传读、梵呗、唱导三种形式，这是中国说唱文学之滥觞。中国的诗歌也与中国化佛教有密切关系。金代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诗人受禅的影响，以禅助诗，以禅入诗，以禅喻诗，都大大深化了诗歌艺术的创作与审美。其中唐代王维以山水示禅境，最为杰出，有“诗佛”之称，苏轼赞其为“诗中有画”。 
佛教的中国化还对中国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现量说，境界说和妙悟、神韵说。所谓现量说，是清代王夫之用新因明中的现量、比量的论述所提出来的文学评论理论。 “因明”，“因”为理由，“明”为学问。王氏说：“现者，有现在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为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他并以“长河落日园”、“隔水问樵夫”的诗句为例，以说明作诗要即景会心。所谓境界说，亦即意境说，是指性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境界”同样是一个佛教名词，如“了知境界，如幻如梦”，“我弃内证智，忘觉非境界”。唐代王维提出诗有物境、情境、心境说，清代王国维则进一步提出境界说。王氏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所谓妙悟、神韵说，前者源于严羽之《沧浪诗话》，后者则为清代王士祯提出。其中妙悟说与佛教思想渊源最深。明代胡应麟说：“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
图书——《佛教的中国化》
图书基本信息  作者: 许抗生　着 ISBN: 9787802540057
页数: 358
定价: 32.00
出版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8-1
装帧: 平装
开本:图书内容简介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