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狱中自述
作品简介
  李大钊《狱中自述》手迹[1]《狱中自述》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的遗作，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2]
创作背景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3]
全文内容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4]
内容解读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2]
作者简介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三大和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