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川岛浪速
人物简介
  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川岛浪速（1865～1949），号风外山人，出生于日本信州。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1880年他受日本“兴亚会”影响，选定中国为安身立命之地，并报考东京外语学校，选学汉语。1886年9月，潜入中国上海，参与刺探中国华东地区海防情报。因其略通兵要又精于测绘，所获情报极受日本军部重视。1888年，他以“满蒙独立”、分裂中国为个人政治目标，并于翌年2月孤注一掷地北上去为之奋斗，途中因病抱恨回日本。
生平经历
策划满蒙独立甲午战争中，川岛浪速充任日本翻译，随日军入侵过山东、台湾等地。甲午战争后任台湾官吏，1900年随日军开赴天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出面劝降，迫使清政府弃守北京，因此功被任命为故宫监督。嗣后，出任日军占领区军政事务长官，蓄意保护满蒙贵族府邸，由此与肃亲王善耆开始交往。1901年4月，出任日本在北京办的“北京警务学堂”总监，培训清军送来的预备巡警。同年6月，被清廷庆亲王奕劻借用，任清政府新设的北京警务厅总监督，按日本警视厅制度全权管理警务治安，给予“客卿二品”待遇，与清朝贵族阶层深相结纳，权倾一时。1906年，与肃亲王善耆结拜为义兄义弟，二人沆瀣一气，积极策划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运动”。
辛亥革命时，川岛浪速阴谋建立“北清帝国”，以对抗革命军北上，因失去日本外交支持，阴谋破产。1912年1月底，他把善耆及家眷带出肃王府，于2月2日将善耆乔装打扮成商人，派人护送到旅顺。之后支持善耆成立宗社党复辟清王室，并积极寻求日本军部和关东都督府的支持，以旅顺为基地搞“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1]
发表《对华管见》1912年，由于中国南北议和，局势有变，日本政府改变立场支持中国北洋政府，至1912年6月“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川岛浪速不甘心  川岛浪速与养女川岛芳子，于同年8月发表《对华管见》，再次鼓吹“满蒙独立”。1914年4月，日本大隈内阁执政，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阴谋又获得日本政府支持，于是，宗社党东山再起在川岛浪速的一手操纵下，宗社党开始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网络土匪，将土匪伪装成劳工，集中于大连，建立了“满洲特殊部队”勤王军，鼓噪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勤王军共2800余人，分编为三个团，屯扎在大连寺儿沟、小寺油坊等地进行训练，待机起事。当时，川岛浪速亲任勤王军总帅，任用日俄战争时期参加过“特别任务班”的日本军人和大陆浪人为骨干。为扩大举兵势力，笼络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札布所部3000余人为主力，他将由自己玷污的养女川岛芳子（善耆之女儿，原名金壁辉）嫁给巴布札布之子甘珠尔札布为妻。1916年3月，他在大连设立举事指挥部，预定6月中旬进攻奉天。不想，袁世凯于同年6月6日突然猝死，日本政府转而支持继任者黎元洪，遂阻止川岛浪速等人实施满蒙举兵计划。同年7月中旬，川岛浪速的勤王军被日本政府解散，巴布札布本人也被奉军击毙，“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宣告失败。
1918年前后，川岛浪速以肃亲王善耆生计为名，与关东都督府商请，在大连要到一块地皮，并开办大连露天市场亲自经营。1922年善耆病死后，该露天市场逐渐落入川岛浪速一人之手。1943年，他将该市场以125万元售出，携大半款回日本，1949年病死在东京。
与肃亲王善耆结交
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之时，善耆正在家中丁忧守丧。在得知慈禧挟光绪出逃后，善耆不顾“守丧之礼”与生母病重，连夜追赶，企图说服光绪回京“主持政务”，却遭到了慈禧的斥责。到大同后，慈禧即命善耆回京察看情况。善耆回京后，发现颐和园等处遭到“联军”的劫掠，但紫禁城却完整地被保护下来，又了解到川岛浪速曾经到紫禁城说服守军“和平”移交并且在日占区内建立的“近代化管理制度”，开始对川岛产生了兴趣。
1901年的一天，善耆带着瑞徵拜访了川岛。川岛则在第二天到东单二条善耆当时的住所回访。川岛看到善耆的住所出乎意料的简陋，对善耆说“深表同情”。善耆则回答说：此次的大乱和遭受“八国联军”的侵略完全属于清政府的“自作自受”。虽然遭受此大难，但如果可使清廷统治者醒悟且发奋图强，“应为国家庆贺”；同时说如非这场大乱，则无法结识川岛浪速等“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川岛则称赞善耆是“非凡之人”。  川岛浪速（左）和肃亲王善耆（右）由此善耆和川岛开始了交往。川岛协助清廷“维持京城治安”之后，直接隶属于善耆主持的工巡局，掌管工务及警务治安。工作往来使两人经常接触。另外，川岛对善耆投其所好，也是两人迅速成为朋友的重要原因。首先，川岛通过与善耆交换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在对亚洲局势的分析上逐渐达成了“共识”。如，善耆错误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凭借紫禁城被日军“保存”这一点，就盲目认为当时世界上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白人帝国主义诸国”，而非“黄种”帝国主义的日本。他认为，在这些白人帝国主义诸国中，对清王朝威胁最大的当属俄罗斯。因为清王朝二百余年来一直受到俄罗斯的侵略威胁。而对抗“白人”侵略的方法是与“同为黄种人”的日本提携。善耆说：“如欲挽回如此滔滔大波之颓势固非易事，若非中日两国提携，终难达亚洲复兴之目的”，中日两国，“若能长短相补，中国因日本之强而得到庇护，日本因中国之富而得到补给，则东方出现一大富强之亚洲，抵御白色势力上绰绰有余。”虽然善耆意识到为争夺中国日俄之战在所难免，但他却认为：如果日本战胜沙俄，清王朝还能“保全”。
善耆的看法与川岛把沙俄看成日本在中国东北、蒙古地区扩张的最大敌人、志在中国建立“防波堤”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相似点。因此川岛对善耆表示“赞同”。在善耆的帮助下，川岛在中国东北、内蒙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获取了大量情报。同时，川岛等人通过善耆的介绍（善耆之妹嫁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将日本人河原操子等安插在蒙古王公府内做“教师”，使各王公府邸成为了日本间谍实质上的情报站和联络点。
除了对“白人”、对沙俄思维上“接近”外，川岛接近善耆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善耆急于改革的心态，向善耆献计献策，以达到接近善耆的目的。这种方法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善耆曾对川岛说：清王朝已如同“腐朽糜烂之屋”，“必须全部拆解，由根本上进行重新建筑”。但“余生于大清之家，谋求保全中国的同时，有义务维护大清之命运”。川岛则表示“甚为钦佩”，并经常帮助善耆谋划。在善耆任工巡局管理事务大臣兼步军统领期间，曾企图撤销步军统领衙门。这种“激进的改革”马上遭到了廷臣们的非议。最后以善耆遭到罢免而结束。在被免官以后，川岛很快造访了善耆，对他说：“见官报得知王被革职，特来为殿下祝贺。”善耆沉思了一阵，紧紧握住川岛的手说：“多谢多谢。”川岛则趁机进言说：“曾向王建言，须以航海之数驾驭，但殿下未悟事以兹此，然而其乃为殿下适宜之活教训，殿下之大志从此成功也。”善耆说：“正是。天赐余极好休养之时机，从此专心读书修心也。”从此越发将川岛视为知己。[2]
满蒙独立运动
川岛浪速在1912 年写的《对中国管见》一文中，明白表达了他发起“ 满蒙独立运动”的思想基础。他认为“ 世界列强之分割中国是必至的，所以日本应在此以前在满蒙制造保护国，如有机会可支援满蒙这一保护国， 以统一中国本土的一半左右于日本的势力之下”。辛亥革命后，川岛曾经考虑一个“ 南北两分策”的阴谋，即在日本卵翼下，在黄河以北建立“ 北清帝国”，由日本帮助阻止革命军北上。清帝逊位之后，川岛又与日本驻北京武官多贺宗之策划，企图暗杀袁世凯，同时劫走宣统皇帝溥仪。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于是又与清贵族肃亲王、喀喇沁王、那亲王等密谋，与良弼、铁良等组织的宗社党勾结，进行复辟清朝的活动。川岛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北（即满洲）拥立肃亲王，同时使蒙古的喀喇沁王或巴林王举兵，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在实行这一计划之前，川岛曾多次电请日本参谋本部予以支持。川岛在电报中明白表示：实行这一计划，将使满蒙实际上置于日本手中，是有关日本霸权的大计。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觊觎中国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和军部都积极采取维护和扩大在满蒙权益的政策，策略之一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 独立”，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川岛浪速发起的满蒙独立运动，恰恰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因而受到参谋本部的支持。  川岛浪速
满蒙独立运动是在川岛浪速倡议下，以日本参谋本部的部分军官为主。会同宗社党人以及日本的一些下级军官、在华浪人进行的。1912 年1 月，参谋本部派高山公通到北京，与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和武官等密商，由高山公通护送肃亲王于2 月2 日傍晚逃离北京去旅顺。川岛浪速随后陪同肃亲王家眷等60 人赶到旅顺，在这里形成了进行满蒙独立运动阴谋活动的中心。同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又派贵志弥治郎来沈阳，与川岛等配合行动。贵志与高山公通、多贺宗之、守田利远、松井清助等日本现役军官构成指挥中心，策动北大营的部分东北军首先起事，并指望赵尔巽、张作霖等响应宣布东北独立，结果起事部队进城抢劫骚乱，被张作霖守城军队镇压驱散，不了了之。这时中国形势发生了变化，南北议和，日本政府认为“ 革命党将建设国家，日本有必要与之保持亲善协和，特别是列国成立借款团，日本也应参加，因而现在如发生满蒙举事之类的事，于国家不利”，从而改变了支持满蒙独立运动的政策，把川岛浪速召至东京，要求停止这一运动。川岛被迫应允停止行动，但作为交换条件，提出要求永久保障肃亲王的生活和不干涉川岛一派的人部署在满蒙各地。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为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中止，主要是日本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门与军部之间意见分歧的结果。军部和川岛都没有放弃这一行动计划，不久又开始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5 年夏，袁世凯帝制运动进入高潮，而南方各省反袁运动已呈山雨欲来之势，日本政府和军部一致采取了倒袁并进而扶植一个亲日政府的方针。具体办法是： 一面支援反对帝制的南方派；一面使在川岛浪速等唆使下的宗社党、蒙古部族在满洲举兵，南北呼应，以颠覆袁世凯的政府，将满蒙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为执行这一计划， 参谋本部派土井市之进、小矶国昭等来中国东北具体“ 指导”。当时，川岛浪速操纵的宗社党，正网罗东北各地的土匪约2000 人，伪装劳工，集中于大连，同时与蒙古军将领巴布扎布联系，待机起事。土井、小矶等抵东北后，首先会见川岛，了解川岛的计划，协调行动。日本财阀大仓组为肃亲王提供了一百万元贷款作为经费，三菱财阀也曾给川岛多次资助。准备就绪，起事已经引弦待发。
这时，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的领事机关和驻军，认为宗杜党等土匪乃乌合之众，不只成功无望，反而会有损于日本“ 国威”，因而反对川岛的计划，极力主张扶植张作霖，以更加稳妥地实现使满蒙独立的计划。日本政府因此改变态度， 电令参谋本部派出人员土井、小矶停止以川岛为中心的满蒙独立起事，等待命令。在这之前土井和川岛等已经约定4 月15 日起兵，接到电令后，小矶立即回东京了解中央本部的真实意图。原来参谋本部的态度并不是反对起事，而是要慎重行事，一旦动手则期其必成，并避免暴露日本政府在幕后操纵的真相。根据这一精神，土井、川岛等重新下决心行动，  川岛浪速（前排居中）和家人并确定行动时间在6 月10 日至15 日之间。川岛等领导的宗社党土匪队伍集结于大连，、貔子窝、丹东一线，整装待发。不料想6 月6 日袁世凯猝死，日本政府又改变为支持袁的继任者黎元洪和扶助中国南北合作的方针，因而川岛等的满蒙起事再次被迫中止。当川岛率领的队伍停止行动时，蒙古巴布扎布军已按计划进至满铁沿线郭家店，由川岛与日本军部交涉， 以承认蒙古军“ 自发”地进行独立运动为条件，并给予巴布扎布军五万元和部分武器，使巴布扎布军退回哈拉哈河畔，巴布扎布本人在撤退途中被张作霖部队打死。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至此告终。
川岛浪速发起的满蒙独立运动虽未成功，但它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的雏形和预演。川岛回国以后，仍未放弃侵略满蒙计划，继续进行帝国主义的宣传等活动。1935 年伪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时，特地派侍从长官去川岛家“ 慰问”，赏赐有加，也说明了川岛与清朝复辟势力的深厚关系。
1922 年肃亲王病死旅顺后，肃亲王的家务乃由川岛浪速代管。肃亲王的女儿金璧辉由川岛带回日本抚养，改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在17岁时，就被其养父川岛浪速灭绝人伦般的玷污。川岛芳子成人之后，曾在日本侵华期间任伪热河定国军总司令、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等职，又从事间谍括动，被称为“魔性的女人”；战后被处决。
总之，川岛浪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几十年，干尽了坏事。回到日本后，于1949 病死。
历史影响
川岛浪速与京师警务学堂1901年，八国联军尚未完全撤出北京，清廷即委派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与川岛浪速联系，筹划中国警察教育。1901年8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一日） ，清政府与川岛签订合同，聘川岛为监督（相当于校长） ，合同规定，“大清国政府拟日后办理警务事宜，是以在北京设立警务学堂，并选派学生十名赴日本学习警务。聘请大日本川岛为监督办理学堂一切事宜，并日后带领学生赴日本学习。约定每月薪俸四百元。以三年为期，期满后留用与否，彼时再议。所有学堂内聘用日本教师若干名，支付一切经费，均归川岛一手经理。学堂经费每月约两千五百元，日本教师约八名，月俸每月共两千元，学生以五百名以下为定额。京师警务学堂随即开办。次年制定的《警务学堂章程》把七月一日作为学堂的“成立纪念日”。
1904年8月，川岛与清政府原定为期三年的办理警务学堂合同即将期满，是否续聘提上日程，6月日本驻华公使向陶大均提出此事，陶向负责工巡局事务大臣那桐作了汇报。6月14日那桐致函川岛，对川岛承办三年的警务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希望川岛继续接办，“查合同内本有期满再议之语，拟请贵监督再行接办两年，俾臻完备。在贵监督乐育为怀，夙倡维持东亚之论，亦当不愿漠然置之也”，并约定“如承许可，即希见覆。并以此函作定，不再续立合同，一俟二年期满后彼时斟酌情形再议。” 6月17日，川岛迅速复函表示愿意继续主持警务学堂的工作。
1906年，续办两年的警务学堂再度期满。清政府此时警政建设已具规模，有意也有能力独自办理，于是接管了京师警务学堂，改名为高等警务学堂。作为近代中国警察教育起源的京师警务学堂终结了，但它的办学模式、所培养的最早的警务人才，对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影响。“
提出近代中国警政建设的方案川岛在操办警务学堂过程中，与清廷警政要员庆亲王奕劻、毓朗、善耆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1902年清廷派毓朗、陆宗舆赴日本“访询工巡事宜”，川岛随同前往。此外还经常向清政府提出警政方面的建议和设想，其中最为著名的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庆亲王奕劻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中国警政建设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的认识。
“上庆亲王书”的主要内容：（一）论述中国建立警察制度的重要性；（二）提出警察组织、权限、人事等方面的建议。
对清末警政的影响（一）建议警政体制完整，权限明晰；
（二）开创中国警务教育先河，参与管理；
（三）发挥警察教育在警政建设中的先导作用；
（四）为近代警政建设培养了最早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