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舫法师
人物生平
感困离俗法舫回到家乡后，曾读过两年县立初级中学，他生性勤奋好学，所以成绩优良。唯感于自幼孤苦，身世飘零，时有出世离俗的念头。1921年（民国十年），十七岁时，依姚家井观音寺是岸和尚剃度出家。后来到北京法源寺，依道阶法师受具足戒。
1922年（民国十一年），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开学，法舫以在北京任陆军部部员王虚亭居士的介绍，南下武昌，入佛学院为第一期学生。王虚亭居士亦于是年秋天辞去军职，到武昌佛学院依太虚大师剃度出家，法号大严。
勤学向上法舫在佛学院两年，他戒相庄严，为学精进，深为师友所推重，亦为太虚大师所赏识。武院本定三年毕业，第二学年开始时，太虚大师感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施教困难，因此决定把第一期学生提前毕业，将第二、三学年的课程浓缩在第二学年上完。因之，法舫于十三年六月毕业。
法舫毕业之前，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专修藏文。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中，有大刚、超一、法尊、观空、严定及法舫等多人，都转学到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翌年，藏文学院改为「留藏学法团」，专究藏密，为赴藏学法作准备。
1925年（民国十四年）秋，大勇率领的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启程，团员有法尊、严定、大刚、观空等二十余人，法舫亦为团员之一。学法团由四川入西康，行到甘孜，因故不能前进。法舫以学法之事机缘未具，乃返回武昌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原设有初级部、大学部、研究部三部。后来因在「北伐」期间，佛学院为军队占用而停顿，师生星散。法舫回到武院，与大敬法师二人留在院中看守。在此期间，他潜心自修，专攻唯识学与俱舍学，数年之间，学力大进。
修学教学1929年（民国十八年），太虚大师自欧美弘化归来，于佛学院旧址设「世界佛学苑研究部」，由法舫负责筹备。1930年（民国十九年）夏，大师在北京柏林寺，与住持台源设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命法舫将武昌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迁到北京柏林寺。同时把教理院的学生改为世苑的华日文系，将武昌迁去的锡兰留学团改为世苑的华英文系，仍由常惺法师任院长。法舫担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的书记，并在柏林教理院任教职兼任监学，协助常惺法师。他在教理院开讲《俱舍论》，义解精当，深受学生欢迎。
是年秋，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人谋我日亟，致华北情势紧张，经济萧条。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柏林教理院以经费无著而停办。年底，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把世苑迁回武昌，在武昌佛学院内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法舫任图书馆主任。世苑图书馆，原是由武昌佛学院改组而成。其中佛学院原有的图书及太虚大师的藏书全集中于此。馆中藏书凡二万四千二百余部，十一万一千余卷，其中有日本《大正藏》、《万字续藏》、《频伽藏》、巴利文藏经，及普通书籍《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万有文库》等，舫师以二年时间，分门别类编号整理。以后逐年增加，书籍达到十余万册，成为一所极具规模的图书馆。
在整理图书馆期间，法舫法师在馆中恢复了早年武院的研究部，集中优秀的僧青年从事佛学研究。研究员多是闽南、柏林、九华等各地佛学院的毕业生，或在各地佛学院任过教师的青年法师。如谈玄、本光、苇舫、尘空、印顺、寂安、清虚、敏智、守志等，都曾在此研究。
在主持图书馆的同时，他接手编辑《海潮音》月刊，从事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想的宣传。他主编了第十三卷全卷。以后又两度接任主编，先主编十六、十七、十八三卷，后来又主编二十一卷。后两次主编海刊，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编辑发行的。
传盛佛学由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五年之间（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极盛时期，法舫在这段时间，为图书馆尽了最大的心力。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武汉成为军事要冲。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舫师应太虚大师之召，及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之请，西上入川，进入汉藏教理学院任职教务主任。舫师在汉院三年，协助法尊处理院务外，并讲授《俱舍论》，深受汉院学生的欢迎。後来，舫师示寂，演培法师在〈敬悼舫公法师〉一文中，追述舫师在汉院的情形∶
舫公对于佛法的认识是多方面的，但特精于唯识、俱舍，我在汉院时，他为我们同学亲授俱舍一课。每当他来上课时，同学们即聚精会神的静听，他那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口若悬河的无碍辩才，在在引起学僧的兴趣。尤其他对每一事理的分析明白，每一论题的剖析精微，更能控制学僧的情绪。．．．舫公主持汉院教务三年，对院内应兴革的事宜，确费了不少的心力，汉院得有今日的声誉，虽说是由于抗战时大师住院指导，名德法师的集中教学，但舫公的多方擘画，辛勤领导，其功尤不可没。
离国考察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各东南亚佛教国家，他感于对这些佛教国家有进一步联络的必要，归国之后，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以传教师名义，赴东南亚各国传教，并携达居、白慧二师赴印留学。三人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出国，途经缅甸，留下达居在缅甸学习巴利文，并在十方观音院附设的佛学院任教。法舫和白慧二人亦在缅甸停留年余，考察当地佛教情形，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始到达印度。
国外传教舫师偕同白慧到达印度后，进入著名的「国际大学」，从事梵文、巴利文及英文的研究。此时，战前已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居士，对法舫的接引与照应殊多。法舫在国际大学进修三年，又转往锡兰智严学院，从事巴利文及梵文小乘教理的研究。法舫刻苦修学，进步颇速，短短四年，他已勉强可用英文授课，并试译巴利文佛典《南传阿毗达摩摄义论》。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他在锡兰惊悉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悲痛不已。而上海方面，太虚大师的弟子和护法居士们开会讨论，认为大师圆寂，奉化雪窦寺及武昌世苑图书馆都乏人主持，咸认法舫法师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大家联名敦促，希望他早日返国。法舫认为扶持大师的事业，是弟子应担的责任，乃摒挡归国。途经马来西亚、香港，所至辄随缘教化，备受四众推崇。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五月抵上海，迳往奉化雪窦寺礼太虚大师舍利塔。并继大醒法师之后，出任雪窦寺住持。是年秋末，他又赴武昌，接任武昌佛学院院长，并在院内为太虚大师营建舍利塔。
疲劳而逝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太虚大师即命苇舫法师去武昌，交涉收回武院旧址，予以修缮整理，计画复院工作。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修整就绪，对外招生，于中秋节开学。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舫师抵达武昌之时，武院代院长苇舫已到上海接任玉佛寺住持。舫师接任院长后，原想有一番作为，
以光大太虚大师的佛教事业。唯以内战日炽，烽火连天，人心浮动不安，学院亦受到影响。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春，受请到湖南长沙讲经，讲经圆满，战局剧变，已无法回武汉。只好南下广州，驻锡六榕寺。这时，武院学生隆根也到了广州，到六榕寺谒见，告知武院受战事影响，学生星散。隆根是卖自己的书籍，凑作路费来到广州。大局如此，舫师为之黯然。他告诉隆根，将在六榕寺休息一段时间，然後到香港转赴锡兰，到锡兰大学任教。他致送隆根两枚银元，希望隆根离开广州到香港去。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底，舫师抵达香港，受佛门善信之请，五启讲席，法化称盛。1950年元月底，离港抵新加坡，卓锡灵峰菩提学院，应请讲《般若心经》三日，复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之请，在圆通寺讲《药师经》十日，之后转赴锡兰。是年五月，他在锡兰出席由锡兰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大会。会后应聘锡兰国立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佛教文学及大乘佛学教授。他以流利的英语讲授大乘教理，深受学生欢迎。暇时曾一度游化马来亚、暹罗等地，事毕仍返锡兰。
他原患高血压症，唯并不影响工作。在锡兰大学任教年余，1951年10月，突以脑溢血逝世，世寿四十八岁，僧腊三十年。
个人成就
法舫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入室弟子，也是忠实和得力的助手，他对大师革新佛教的理想，竭诚拥护，不遗余力。三度主编《海潮音》杂?，发表许有关教理和学术的文章，并宣传佛教的革新运动。两度出国传教，为中印、中锡（斯里兰卡）文化交流作出相当大的贡献。
他一生著作甚多，主要的有《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佛学对于人生之看法》，《一个佛学者的程序》、《金刚经演讲词》、《印度之文化》等。译作有《阿毗达磨摄义论》等。他所译的《阿毗达磨摄义论》在香港出版，深为法、英等国东方学者所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