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许倬云
简介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讲授课程
《许倬云访谈录》、《文化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集》、《百年的努力与迷茫》　
经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1956-1962）
副研究员（1962-1967）
研究员（1967-1971）
通信研究员（1981-1997）
研究员（1997-）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989, 1999-2000, 2003, 2004, 2006)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1962-1964）
教授兼主任（1964-1970）
讲座教授（1984-1985）
特聘讲座教授（2006）
．美国匹兹堡大学
历史系及社会系教授（1970-1982）
校聘讲座教授 (1982-1999)
荣休校聘讲座教授(1999-）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讲座教授、伟伦讲座教授（1991-1998）
中国研究荣誉教授（1998-2001）
．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1996）
．SeniorVisiting Fellow, East-West Center,（1996，Spring）.
．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1998-2000）
．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2000）
．南京大学余纪忠夫妇荣誉讲座教授（2005-）
．东南大学荣誉教授（2005-）
学术荣誉
．中央研究院院士（1980-）
．Phi BetaKappa荣誉会士（1986-）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2000-）
．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04-）
．NEH Grant ForResearch on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1982-1984）
．ACLS Grant toGermany（1982）
．Exxon Grantfor Curriculum on Comparison of Civilizations（1986-1987）
．钱穆讲座新亚书院（1991）
．DistinguishedAlumni Speaker,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1995）
．Inauguratingthe H.G. Creel Memorial Lecture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5）
．DistinguishedSpeaker, Governor John Burns Memorial Foundation（1996）
．傅斯年讲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2）
．李国鼎讲座中央大学 (2001)
．包玉刚讲座香港科技大学 （2000）
．HonoraryDoctorate in Humanit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1）
．光华讲座北京大学 （2004）
．特聘讲座 长江管理学院（2005）
．余英时讲座香港中文大学 （2007）
自述
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一、随父迁台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  许倬云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  许倬云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二、转学历史归功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  许倬云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三、追忆王世杰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  许倬云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是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  许倬云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四、斥责李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  王力宏和舅公在家族聚会上前后李敖曾经著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笔下老师
许倬云笔下的胡适和傅斯年[1]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能做研究，能办行政，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赴美留学，但出资人李国钦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获得这笔奖金。许倬云是残障人士，痛失奖学金。台大校长钱思亮为许倬云感到不平，请胡适出面募集奖金。胡适四次去纽约郊区拜访了华侨徐铭信先生。徐先生主张科学救国，不重视文科，但碍于胡适的情面，破例捐了1500块美金，且说好下不为例。靠了这笔钱，许倬云得以赴美留学。胡适虽没有直接给许倬云上过课，但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
相比之下，许倬云和傅斯年关系就更亲近了。因为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傅斯年是他们的校长。许倬云入学三个星期后，校长就找他谈话，勉励有加，因为他卷子答得好。后来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许倬云荣获第一，校长又去找他，大加鼓励。许倬云天生残疾，傅斯年特别关照他，让这位优等生在大学期间“得到一些颇为不同的待遇”。在傅斯年亲自劝说下，许倬云才从外文系转入历史系。
不屈服权威
胡适、傅斯年的治学精神、政治理念，乃至他们的做人风骨，对许倬云都有很大影响。不过许倬云并非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两位老师的教诲，他是通过自己的阅历和感悟，一点一点理解并接受了老师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
胡适的做人修养好，他的气量大归功于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如果说胡适是从母亲那里“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那么，许倬云则是靠理性、靠慎思明辨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涵养、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他说：“我至少常常想到，一己的情感冲动难免会影响到别人。自己怒时，可能以言辞伤人；自己怨时，可能不接受别人的善意；自己有求而不得时，可能嫉恨别人。因为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我只要还有一丝理性，这一丝理性就会把我从激越的关口拉回来，叫我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言词。这种在紧急关头的自我节制，往往可以在俄顷之后立刻反省。”
“容异”与“存疑”是胡适思想的两大基石。许倬云赴美留学后，通过阅读书本、观察社会，慢慢懂得并接受了这两块基石。由此他也懂得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堂课，就结识了一位微胖、秃顶的中年美国人，名叫柴勃尔。交谈中，许倬云向他讨教，作为一位留学生该如何读书学习，柴勃尔对他说：“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
美国的学生都喜欢问问题。许倬云的一位印度朋友，一次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
许倬云由此悟出，不屈服权威，正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时候，许倬云发现，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已与胡适越来越近。
捍卫学者尊严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全才：“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做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
从身兼数职方面来看，许倬云很像傅斯年，因为他也做学问也办行政，而且都取得不俗的成绩。李济访美时就对杨联升说：“史语所来了个人叫许倬云，是当年的傅斯年。”
傅斯年是个严守规矩的人，任史语所所长时，他立下不少规矩，比如：专职研究员不能在外校兼课；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等等。
在严守学术规矩方面，许倬云颇有乃师遗风。
李济是许倬云的老师，他对学考古的弟子立下一条规矩：不许收买古董，因为那会鼓励挖坟盗墓。许倬云谨遵师命，不玩古董。张光直任中研院副院长时，一批竹简从湖北偷运至香港。张光直募集了300万港币，想以史语所的名义买下。担心是假货，就让许倬云把一下关。许倬云交了10万港币的定金，将竹简拿回去研究。他确定全是真品，但却建议张光直退货。张光直问，既是真的，为何不买？许倬云答：“买就坏了我们史语所的规矩，就是鼓励偷坟盗墓。”许倬云宁可不要那十万块定金，也不肯坏了史语所的规矩。到手的真货不得不退回，许倬云其实也难过，但他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要守原则，就只好守到底。”
傅斯年炮轰两届行政院长，气冲斗牛，名震一时；胡适当众说蒋介石错了，许倬云赞叹：“这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而许倬云在捍卫知识人的尊严、弘扬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方面，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动人篇章。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时，教育部突然来函说，据有关方面反映，你们用的教科书篡改了历史，必须换政战人员编写的教材。许倬云当即回函要对方告知“有关方面”是哪方面，对方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许倬云便正告对方：“如果我是贵党党员，你们可以用党部的名义发文给我，但我不是贵党党员，碍难从命。”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许倬云尊重、服膺乃至敬仰胡适、傅斯年两位恩师。但他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也指出两位恩师的局限所在。许倬云承认胡适的贡献很大，但他也实话实说“不赞成胡适的科学主义”，并且批评胡适的“德先生”也不太清楚。
王小波是许倬云的得意门生，他转述了许倬云对中国人科学观的精辟分析：“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后把它当做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胡适和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傅斯年的两句名言强调的都是史料的重要性：“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他看重的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
中文论著
一、专书
⒈ 《心路历程》，台北：文星书店，1964；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⒉ 《历史学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⒊ 《中国科学思想的因素》，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演习所，1968年。
⒋ 《中国传统的性格与道德规范》，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演习所，1968年。
⒌ 《传统与更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0年。
⒍ 《关心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
⒎ 《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
⒏ 《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北京：三联书店，1994；修订三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增补本（海外学人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
⒐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
⒑ 《挑战与更新：许倬云文集（政论之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
⒒ 《刹那与永恒：许倬云文集（文化之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
⒓ 《风雨江山：许倬云的天下事》，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1年。
⒔ 《推动历史的因素》，台北：社会大学文教基金会，1990。
⒕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⒖ 《从历史看领导：松下幸之助的管理手札》，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2年。
⒗ 《从历史看领导》，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⒘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⒙ 《现代伦理寓言——东游记》，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⒚ 《现代社会的职业伦理》，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
⒛ 《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台北：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
21. 《寻路集》，River Edge,New Jersey：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
22. 《从历史看组织》，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2011年5月第2版。
23.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4. 《历史分光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25. 《九六文录：中国人文探索》，台北：台湾书店，1998年。
26.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2000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27. 《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
28. 《倚杖听江声》，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9. 《江渚候潮汐》，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0. 《江心现明月》，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1. 《从历史看人物》，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200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32. 《从历史看管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 《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王勇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34.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邹水杰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5.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台北：英文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36. 《史海巡航：历史问学周记》，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37. 许倬云主讲，《傅钟回响：许倬云先生台大讲学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
38. 《江口望海潮》，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39. 《许倬云问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40. 《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41. 《历史大脉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42. 《许倬云自选集》（汉学名家书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
43.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44.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 口述，李怀宇 撰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45.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8月。
46. 许倬云看历史系列（全四册）：《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47.《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 许倬云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48.《西周史》（增补二版），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月。
49.《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
50.《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4月。二、合著⒈ 李方桂等编，《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1967年。
⒉ 《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年。
⒊ 颜元叔等著：《人文学概论》，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⒋ 《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1982年。
⒌ 许倬云等著：《知识与民主》，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
⒍ 许倬云等著：《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⒎ 许倬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⒏ 钱穆、余英时、许倬云等著：《中国何处去？》，台北：《联合月刊》杂志社，1986年。
⒐ 严文郁等著：《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⒑ 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1988年。
⒒ 徐佳士等著：《中华民国文化发展之评估与展望》，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0年。
⒓ 许倬云等著：《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李登辉先生政策理念之探析》，台北：正中书局，1990年。
⒔ 宋文熏主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
⒕ 许倬云等著：《浩然基金会暑期研习会演讲讨论辑：世界宏观（第一册）》，台北：浩然基金会，1991年。
⒖ 许倬云等著：《浩然基金会暑期研习会演讲讨论辑：人文（第五册）》，台北：浩然基金会，1991年。
⒗ 余英时等著：《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
⒘ 许倬云等著：《寻找九十年代的人生价值：智慧生活》，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4年。
⒙ 《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
⒚ 《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
⒛ 王永庆等著：《叫太阳起床的人》，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
21. 许倬云等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三、编著或合编著⒈ 许倬云主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台北：国风出版社，1965年；再版，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6-1967年；三版，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5年。
⒉ 台静农、许倬云主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16期至第26期，1965-1968年。
⒊ 屈万里、许倬云主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27期至第38期，1969-1972年。
⒋ 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主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年。
⒌ 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社，1986年。
⒍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⒎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
⒏ 许倬云、陈天机、关子尹主编：《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⒐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4月。四、论文〈周礼中的兵制〉，《大陆杂志》9.3 (1954）。
〈殷历谱气朔新证举例〉，《大陆杂志》10.3 (1955）。
〈中国古代民族的溶合〉，《主义与国策》44 (1955）。
〈先秦诸子对天的看法（上）（下）〉，《大陆杂志》15.2 (1957）；15.3 (1957）。
〈试拟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论点〉，《思与言》1.2 (1963）。
〈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下（1963）。
〈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 (1964）。
〈一位廿世纪的史学家──比兰〉，《思与言》3.1 (1965）。
〈战国的统治机构与治术〉，《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4 (1965）。
〈对于「商王庙号新考」一文的补充意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 (1965）。
〈汉代家庭的大小〉，收入李方桂等编，《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7）。
〈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1 (1967）。
〈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8 (1968）。
〈两周农作技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4 (1971）。
〈十九世纪的宜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3 (1972）。
〈两周的物理天文与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4.4 (1973）。
〈汉代的市场化农业经济〉，《思与言》12.4 (1974）。
〈周代的衣、食、住、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7.3 (1976）。
〈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8.2 (1977）。
〈社会史的研究〉，《史化》9 (1978）。
〈周东迁始末〉，《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
〈政权与政治的关系〉，《东海大学史学会刊》7 (1978）。
〈中华农业史──论集导言〉，《思与言》16.1 (1978）。
〈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若干特性〉，《食货月刊》11.5 (1981）。
〈步入文明：中国文化的发展〉，《故宫季刊》16.1 (1981）。
〈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变动〉，《幼狮杂志》16.3 (1981）。
〈汉代农业史导论〉，《思与言》20.6 (1983）。
〈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序言〉，《汉学研究通讯》2.4 (1983.10）。
〈论雅斯培枢轴时代的背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1 (1984）。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原文献》18.8 (1986）。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原文献》18.9 (1986)。
〈李宗侗教授遗著目录〉，《汉学研究通讯》5.3 (1986）。
〈战前与战时的社会比较〉，收入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地方文献学会年刊》75 (1987）。
〈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收入严文郁等著，《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九州岛学刊》2.3 (1988）。
〈社会学与史学〉，《自由青年》79.4 (1988）。
〈推动历史的因素〉，《自由青年》80.3 (1988）。
〈南朝奴役劳力的商品化〉，收入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下册。
〈文化的历劫〉，《中原文献》21.2 (1989）。
〈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之地位〉，《中华文化复兴月刊》22.10 (1989）。
〈中国考古遗址文化层的分布──人口与区位的初步考察〉，收入宋文熏等主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
〈试论网络〉，《新史学》2.1 (1991.5）。
〈中古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收入余英时等著，《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
〈中国文化演变周期概说〉，《哲学杂志》1 (1992）。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国科会人文社会学刊》3.1 (1993）。
〈文化与社会崩解的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 (1993）。
〈古公亶父时代的先周──谨答饶选堂教授〉，《二十一世纪》16 (1993.4）。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宜兰〉，《宜兰文献杂志》5 (1993.1）。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西周篇与两河篇〉，《历史月刊》69 (1993.10）。
〈关于未来全球文化冲击的讨论⑵：走向整合的世界〉，《二十一世纪》20 (1993.12）。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埃及篇〉，《历史月刊》74 (1994）。
〈古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比较〉，《历史月刊》77 (1994）。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古中国与古希腊〉，《历史月刊》84 (1994）。
〈一个整合过程的假设〉，《二十一世纪》25 (1994.10）。
〈体系网络与中国分合〉，《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中原文献》27.3 (1995.7）。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结合〉，《二十一世纪》31 (1995.10）。
〈钱存训先生及其大作──造纸及印刷〉，《汉学研究》14.1 (1996）。
〈人生智慧分享──研究与教学者职业规范〉，《教改通讯》24 (1996.9）。
〈义、瑞、西三国汉学研究近况〉，《汉学研究通讯》16.1 (1997.2）。
〈受过教育的人该学什么〉，《宏观》31 (1997.5）。
〈香港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体性〉，《二十一世纪》41 (1997.6)。
〈怎样看江泽民访美〉，《关爱与服务》86.11 (1997.11）。
〈介绍《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个新的学术主题典范〉，《汉学研究通讯》16.3 (1997.8）。
〈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新史学》8.1 (1997）。
〈试论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简牍学报》16 (1997.11）。
〈不卑不亢与世融合〉，《天下杂志》200 (1998.1）。
〈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存方式──也谈两岸关系〉，《关爱与服务》87.1 (1998.1）。
〈法律的无力感〉，《司法改革杂志》14 (1998.4）。
〈法律的无力感〉，《关爱与服务》87.4 (1998.4）。
〈漫谈说唱〉，《关爱与服务》87.10 (1998.10）。
〈傅先生的史学观点及其渊源〉，《大陆杂志》97.5 (1998）。
〈社会科学观点的转变与科际整合〉，《历史月刊》131 (1998）。
〈「中美书缘」序言〉，《国家图书馆馆刊》87.2 (1998）。
〈台湾文化发展轨迹──写在台大「跨世纪台湾文化发展研讨会」之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讯》94 (1999.4）。
〈昆艺瓖宝──《昆剧传世演出珍本全编》介绍〉，《汉学研究通讯》18.4 (1999.11）：538-539。
〈谈枢轴时代〉，《二十一世纪》57 (2000.2）：30-32。
〈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发展轨迹（座谈会）〉，许倬云、李国祁主讲，李惠华整理，《历史月刊》145 (2000.2）：74-85。
〈由地缘意义谈一中原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讯》103 (2000.10）：10-12。
〈两岸对话的发展过程〉，《交流》56 (2001.4）：27-30。
〈汉学中心二十年庆──回顾与前瞻〉，《汉学研究通讯》20.3 (2001.8）：1-2。
〈杨庆？先生的治学生涯 (1911-1999）〉，《汉学研究通讯》20.3 (2001.8）：88-90。
〈试论伊斯兰文化体系与东西方两大文化的互动〉，《历史月刊》169 (2002.2）：68-73。
〈也是一番反省──「台湾史学五十年」序言〉，《历史月刊》175 (2002.8）：85-90。
〈农民自主与农业振兴〉，《农训杂志》20.1 (2003.1）：6-9。
〈对王德权先生「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的响应──许倬云先生的对话〉，《新史学》14.1 (2003.3）：203-208。
〈从历史角度论述几个违反永续发展的案例〉，《全球变迁通讯杂志》38 (2003.6）：17-20。
〈自古霸业终成空〉，《历史月刊》185 (2003.6）：60-64。
〈锦瑟无端五十弦──忆台湾半世纪的史学概况〉，《当代》200 (2004.4）：70-75。
〈人、空间、时间（一～三）〉，《人生杂志》255 (2004.11）：112-117；256 (2004.12）：112-116；257 (2005.1）：112-116。
〈历史散论：历史的多种定义〉，《历史月刊》206 (2005.3)：36-38。
〈学史散论──古代的中原是怎样形成的？〉，《历史月刊》207 (2005.4）：34-37。
〈中国概念与其经济接口〉，《历史月刊》208 (2005.5）：38-40。
〈学史散论──古代中原的多种文化〉，《历史月刊》209 (2005.6）：30-32。
〈第二次世界战争──战后六十年的回顾〉，《历史月刊》211 (2005.8）：48-52。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史料意义举隅〉，《历史月刊》212 (2005.9）：34-38。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开展与转折》自序〉，《历史月刊》213 (2005.10）：34-36。
〈二十世纪中叶前台湾百年的变化〉，《历史月刊》214 (2005.11）：38-40。
〈君权与相权〉，《历史月刊》218 (2006.3）：35-37。
〈中国现代学术科目的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2 (2006.6）：1-8。
〈刘邦与朱元璋：两位开国董事长〉，《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HBR中文版》1 (2006.9）：68-72。
〈温良正直、博厚高明──钱存训先生《留美杂忆》序言〉，《传记文学》91.4 (2007.10）：123-125。
〈对于 Peter Zarrow 教授书评的响应〉，《汉学研究》25.2 (2007.12）：479-484。
自由思考
摘要自由思考、自由交换，反而不会造成灾难。假如让一些地下组织、地下活动去思考的话，往往走于偏激，而变成对抗的形式。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放开，反而可以使压力减轻，使大家在交换、讨论之中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力，或者思想上的框框，累计的内压也不会产生爆炸。　要点一、心存空虚这一现象不会自然解决，除非给民间一个自己做思考的空间
二、共享资源，是把经济资源分散给民间，但不是分散给特定的利益团体
三、真正宽大对待，反而可以减轻压力，不要让压力累积到爆炸
四、中国目前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是用廉价劳力去赚钱，我盼望将来不要这样　正文2009年12月16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南京就“2020，中国新十年”主题接受了凤凰网与正义网的联合访谈。中国面临的危机凤凰网资讯：先请许老师回顾一下前30年。在您看来，中国前30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历史坐标中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许倬云：中国从19世纪以来的命运，就是一直在寻找自己重新建立中国的地位，不仅是在外面寻找中国的地位，在内部也要重整一个新秩序，建立新的共和国。这一也可称为“长征”的长程努力包括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投入和种种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也是在尝试，前面30年可以说偏得向左边一点，偏得过激了一点，不免就造成混乱，这30年又比较靠中间一点了。所以说这是“长征”百年努力的一个阶段，方向基本上是对的，可还是有些困难产生，下面要继续努力。
凤凰网资讯：您刚才说，现在和前30年是处于一个完整连续的阶段，对吗？
许倬云：对，也一直在尝试。
凤凰网资讯：目前中国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也有人用“盛世”来形容，但也发现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或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这是一个必经阶段吗？
许倬云：任何发展过程都一定会有大毛病和小毛病，有些小毛病是没拿捏得准发生的，有些大毛病是结构性问题。在国内来说就是贫富差距太大，很多百姓虽然基本上吃穿没问题，但一辈子买不起房。另外在事业的道路上，少数人占尽便宜，许多人却得不到任何机会---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
在我看来，还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大家都拼命赚钱，精神生活上相当空虚，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尺度在哪里。于是许多秩序就不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是个普遍现象。这不能说是必经阶段，但我们需要警惕。过去100年里，中国不断地丢失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在吸收外面传进来不同价值观念时却又往往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念是个真空。
对外来说，有些不是中国自己单单面临的，比如说生态问题、气候变暖、粮食危机，这些都是大问题。尤其在中国，我们最好的产粮区土地现在变成了水泥覆盖的市区、道路和建筑物，江南一带本来是粮产丰富的粮仓，现在几乎不产什么粮食，要靠别处，甚至外国，运粮供应了。
这么多的问题都存在着，并不是说我们过了一个阶段，就会天下太平，没有这事。克服困难是要智慧的，困难不克服，就越来越麻烦，越来越深。就等于一个人生病，小病也许能挺过去，稍微严重的病或者结构性的病，你不治疗是不行的，就只有越来越坏。不能说一个转型期，痛苦过了，阵痛过了，然后就好了，没有这个事。
凤凰网资讯：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当下不解决，以后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许倬云：对。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很快就要变成不能过日子的地方了，大多数河流都被污染，土地因为使用不当出现沙土化或者水土流失，我们很快就要面临生态的困难。可能到了某个时候，我们无可住之处，无可喝之水，甚至无干净空气，这个危机是极为严重的，政府必须要面对和处理它，我们老百姓也不能以歌颂盛世来麻醉自己。这是就外在环境来说。
内在来说，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人们缺乏方向、缺乏目标、缺乏价值。其原因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不能由人民自己去处理，不能由每个人自己去思考。我们有一些禁忌、有一些框框条条。既然大众不能去做任何思考也不能接受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就要交给政府做，假如政府不作为的话，那就没有人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大麻烦，也是我认为社会问题最严重的一条。心灵和精神状态的空虚凤凰网资讯：在今后10年，它可能的一个演变趋势会是什么样呢？有没有可能避免？
许倬云：不容易。虽然我看见中国政府相当努力地在经济问题上做种种调整，而且也显示出来有相当的成绩。但是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的空虚，似乎是已存在的现象。不然像《百家讲坛》这些节目，不会那么红，那么多人要去看。一本薄薄《论语》的解说，也不会有几百万人去买它。所以心存空虚这一现象不会自然解决，除非给民间一个自己做思考的空间，自己做阐释，自己做互相的讨论和对话。因此，意识形态思想空间必须开放，不然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当下与未来凤凰网资讯：关于中国的社会信仰问题，传统的儒释道、外来的基督教等这种信仰，您觉得在当下中国呈现一种怎么样的格局呢？
许倬云：我先从后面两种说起，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被多数人接受的信仰。
回到儒道佛的问题，中国从儒家开始，接受佛家，然后道家又起来，在最后面的五六百年，这三个信仰基本上已经融合成一团，变成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不用读太多的书，也不用上太多课，它基本上就已经是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逐渐在流失，年轻一代已经逐渐不知道这一套观念的内涵是什么，中青年以上对这些观念的内涵也是模模糊糊。除了学术界以外，其他人对这三个合一体系的内涵是不清楚的。这一思想，必须要有专业人用心投入，去做更多的整理。因为时间在变，我们面临的环境也在变，大环境、小环境都在改变。任何一种思想的方式和价值观念要传承下去，都必须随时调整，就需要有人去做阐释和推广的工作。
目前学术界由于专业化的现象，对每个人把自己专业当成工作来做，对这一思想的反思、阐释和推广，人数上不能算多，触及的面也不能算广。电视台上许多像《百家论坛》、《文化论坛》都在尝试做这些事情。就是由于他们感觉到老百姓有饥渴感，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想要找东西，所以许多这样的节目应运而生，用平易近人的、深入浅出的语言告诉大家。但这背后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除了要在台面上站出来讲话叫人喜欢听的名嘴以外，许多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人也应当共同投入，这个方面我们有相当的缺陷。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在未来10年，或者说更长一个时间内，这几种信仰在中国会以一种怎样的力量此消彼涨？
许倬云：如果只靠民间自己做，那就不会是很精确的，甚至有时候是扭曲。比如说儒道佛的信仰，现在我们理解已经有相当多的地下信仰。地下信仰，他们的内容其实常常是很肤浅的，离那些精深的宗教信仰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些信仰解决不了人的基本问题，可能反而是搅乱了一些正常发展。
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这样子，儒道佛三家，实际上都是以“人”，一撇一捺的人字，作为根本的。因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基本的假定就是以人为本。从这个上面，儒家要发展仁、忠，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慢慢和佛家的慈悲混合起来。慢慢又和道家的宽大和自然混合起来。中国对天和自然环境的观点，一向是强调天人之间的互相协调，道家一向秉承这种精神，所以道家和儒家向来的传统不是取利于天和滥用环境，而是天人互相协调的运作。国人的信仰凤凰网资讯：刚才您也说，中国人的信仰还是需要有学者的引导，而不是任其自然的发展？
许倬云：是，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里面要有许多学科的帮忙。在初创时，犹太教先知在山洞里面凭自己的直觉和智慧，就能建构出一些观念来，孔子可以跟弟子讨论想出许多观念。但孔子之后又加进去许多内容，比孔子所说的更广泛。同样，各种思想体系都是许多人全心投入自己的努力，使这一套体系更为完备、更为周全、更有说服力、更不受偏差，是开放的。
凤凰网资讯：您怎么看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下社会扮演的角色？
许倬云：我感觉最严重的情况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同仁，就应是做这个工作最主要的队伍，由于现在的规定，在学校执教的教授始终要面临工作产品数量问题，相当于要求一个木匠要出几张椅子，一个铁匠出几把剪刀一样。这种以数量来要求，而不以质量来要求的办法是不太合适的，只能将大家搞得忙忙碌碌，像个小白老鼠整天踩车轮一样，没有时间做深入思考。
这个现象不仅是大陆存在，美国、日本、包括台湾也都如此，因为现在是功利社会，要取得最好的成果才给它钱。从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无处不是处于功利的社会，都以衡量产品的数量来付报酬，这个不是好事情。所以20世纪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真正重要的哲学家，全世界没有看见重要的哲学思想出现。
而世界变化如此快，我们知识的范畴扩展得那么迅速，这么庞大，这么复杂，但是提纲挈领方面、给我们带来观念带来指导方面、可以引领我们思想的一些思想体系上，反而是萎缩，这是可悲的现象。不是中国一家如此，只是中国这个现象比别的地方更加严重，尤其学科彼此隔离的现象，是比别的国家更为严重。
凤凰网资讯：那您觉得这种情况，在可预期的10年之内，有没有可能改变呢？中国知识分子，在您看来，它应该是在中国进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许倬云：知识分子应当担起三个任务：一批人做知识累积的工作，又一批人做将知识提升到智慧的工作，第三批人要做把智慧普及给大家的工作。这三个梯队的工作是一系列的，也是互相呼应的工作。
今天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研究的方向，都只在做第一个梯队的任务，没有管到第二、第三梯队。第三梯队是在民间文化上出现，比如说媒体，中间那环显然是脱节的。
允许自由思考反而不会造成灾难
凤凰网资讯：那今后10年，您觉得这种情况怎么样？
许倬云：下面10年么，事在人为。我觉得政府应当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放开许多尺度，甚至完全放开大家自由思考、自由交换。自由思考、自由交换，反而不会造成灾难。假如让一些地下组织、地下活动去思考的话，往往走于偏激，而变成对抗的形式。所以如果当局能够放开，反而可以使压力减轻，使大家在交换、讨论之中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力，或者思想上的框框，累计的内压也不会产生爆炸。
假如我们从邓小平30年前开放到现在来看，开放的速度是相当不错的，假如以这个速度继续往同样开放的方向走，而不走回头路，或停止在原地踏步，我想10年之内是有可能的。但是政权必须要相当程度地开放，要配合在一起。
知识界本身，包括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应当多做各种努力，我看得出来你们媒体相当努力地在做，但也面临许多困难。
可是我也同样盼望，学术界的同仁要踏出自己划地为牢的圈圈，投入相当多的心力，做第二步的工作，将知识提升到人的智慧的工作。我想这些工作，要到了一定地步后才能做得比较顺畅。我盼望在学术上已经有地位，在学校里边也已经是资深的教授，可以不必太在乎去写太过专业的文章，可以匀下一部分时间做这些虽不见得有经济上的报酬，但是有心灵上愉快的工作，是将自己已经积累的知识提炼成智慧。
如何看待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
凤凰网资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一些重要行业领域仍存在垄断现象。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这种情况在今后10年，有没有可能打破？
许倬云：我希望它能打破，因为我想共产党选择领导人的时候，是七选八选，种种渠道、种种阶段的选，大概通常可以选出相当能干的人。以过去经验来看，大致也是最突出的人。然而，枪打出头鸟，有些优秀人才，可能被埋没掉了。但是选上来的，这一套选拔制度本身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同时我希望政府想到两个事情：其一，压力不管多强，压久了一定会反弹，假如说要压的话，压的时间越久，反弹时的力量与暴力越难控制。其二，我们治国是财聚者人散，财散者人聚。共享资源，我们把经济资源分散给民间，但不是说分散给特定的一些利益团体，而是分散给普罗大众。
比如说，目前农村享受到社会福利的程度非常之少，城市里中下层的人也在边缘上。就医药而论，我想一般穷困的人，在生死关头得不到治疗的机会。刚才我也讲了房子的事情，同样我们有高楼大厦，华屋豪宅，但是许多人是五尺宽十尺深的小房间，白天开店，晚上窝在里头。对不对？
凤凰网资讯：对。
许倬云：这种现象不是很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福利是应有的事情。
凤凰网资讯：这种情况在您看来有可能改变吗？
许倬云：我刚才说过了，我盼望他们有智慧，我盼望他们自动、自发地了解大家的情形、心理，了解目前的情况；而不要等到揭竿而起，等到抗议的时候再抓人，现阶段抗议毕竟不是造反，只是上访、上告而已。如果这些机会都没有，不让人们有宣泄的机会，一直压在那，这是不好的。任何人在路上走，最好旁边常有一个人告诉你：小心，前面有坑！小心，有一个树枝在你头上，不太远了。但目前我看不见在结构上有这种提醒人的机制。
我觉得舆论是这种机制，所以中国历来帝王，都设谏官、言官，但亡国的帝国将言官谏官杀掉。开国兴盛的帝王，像唐太宗等等，听谏官言官的话；糊涂的皇帝就会说，天下都是错的，就我是对的，崇祯皇帝到了死还说是群臣误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凤凰网资讯：您梦想中的未来十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许倬云：对外，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欺负人、压迫人的大国。是大哥哥对待弟、妹那样的，与人共处，有机会帮人忙，大家和平相处的，没有侵占心，也没有压人的大国。
对内，我希望社会是安居乐业，衣食无虑，生活充裕。但是也要有舒畅的精神，舒畅的精神可以使他们发挥自己天赋和才能，个人寻求自己的一片天。而在大社会里面，每个人知道大社会为他做什么事情，在他成长的时候照顾他，在老年时候有所依靠，幼年发展的时候有所教育，在他穷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晓得这个大社会给他帮忙。同时这个人也想到，他是大社会里面一分子，他要竭尽自己能力，回报社会，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敛钱为己。这种社会，我们知道有权利参与，有机会发展，但我们也知道，有投入的义务。这种国家、这种社会的统治者是老百姓选择出来的。
凤凰网资讯：那您对中国未来十年，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建议？
许倬云：目前国际上的活动，我觉得很好，可是我看见我们都在收买各处的资源，当然我们可以预先储备一些资源，免得将来不够用。可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世界上科技正在迅速的进展，在下面10年我可以预期，会有新的能源出现，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材料。今天储备的原料，竟可能过时没用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还处在做世界工厂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我们生产的东西是赶不上发展的，因为我们生产的是旧东西，而人家正在开拓新东西。这个落差，今天会是我们经济上保8、保9的一个优势，以后会逐渐逐渐流失，反而我们背上一大堆负债。
比如说以今天的价钱买了许多油、煤的矿藏，将来忽然发现这两个资源对我们没有用处了，这是经济上我觉得要担心的事情。我们自己必须有创新、开拓的能力，使我们能在经济上，站在未来科技产业的最前哨。就是说，不是抄袭人家的成果。我们必须要开发许多观念和技术，要自己寻找方向。
中国目前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是用廉价劳力去赚钱，我盼望将来不要这样做。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做的不错，在各处都交朋友，基本上还没有令人受不了的地方，---只是印度和日本常有不安的感觉。
关于国内的很多问题，真正宽大对待，反而可以减轻压力，不要让压力累积到爆炸。
注：以上稿件为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出品，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