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非子·备内第十七
作品原文1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1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2。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3傅丽姬4杀申生5而立奚齐6。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1]
注释1.觇：(chān掺)《国语·晋语六》：“公使觇之，信。”《礼记·檀弓下》：“晋人之觇宋者返。”《淮南子·俶真训[2]》：“其兄掩户而入觇之。”《说文》：“觇，窥也。”这里用为暗中察看之意。
2.主父：即赵武灵王，名雍。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公元前325～299年在位。前299年，他把王位传给小儿子何(赵惠文王)，自号“主父”。前295年，李兑帮助赵惠文王与赵武灵王长子章争夺君权，与公子成合谋，把赵武灵王围困在沙丘宫达三个月，赵武灵王因此被饿死。
3.优施：人名。春秋时期晋献公跟前的一个艺人。
4.丽姬：人名。或称骊姬。春秋时期晋献公征伐丽戎时俘获的一个漂亮女人，作为自己的妾。
5.申生：人名。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儿子。
6.奚齐：人名。丽姬的儿子。
译文君主的祸患在于信任别人。信任人，那就会被别人控制。臣子对于君主，是没有骨肉之亲的，是因为受到形势约束而不得不侍奉君主。所以作为别人的臣子，窥伺暗查他们的君主的心思没有一刻停止过，而君主却懈怠傲慢处在上位，这就是世上会发生劫持君主杀害主人的原因。做君主的如果非常相信自己的儿子，那么奸臣就会凭借这儿子来使自己阴谋得逞，所以李兑辅佐赵惠文王而把赵武灵王饿死了。做君主的如果非常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凭借这妻子来使自己阴谋得逞，所以优施辅佐骊姬进谗言杀死了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凭妻子的亲近和儿子的亲密尚且不可以相信，那么其余的人也就没有可信任的了。
浅析备内，就是防备内部，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后院起火”。如果仅是内部谋反，一般很难成功，关键的是内外勾结，所以能使领导人防不胜防。韩非所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内外勾结。但韩非这个不能相信所有人的观点却很偏激，在这个世界上干任何事，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凡事都必须要依靠别人。所以，对人，并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而是认识不认识人的问题。如果能真正认清一个人，那么就可以完全相信他；如果对一个人了解不够，当然也就不能相信了。比如骊姬，虽然是自己所宠爱的女人，但她平日里经常显露出喜欢权势、喜欢炫耀等等，那么就要防备她，不能完全相信她。所以，最关键的是，领导人自己首先得做一个明白人，才不会被别人欺骗，乃至劫弑。
作品原文2
【原文】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2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3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4叁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
【注释】
1.适：(dí敌)古通“嫡”。正妻生的长子称嫡子，省称“嫡”。《公羊传·隐公元年》：“立适以长，不以贤。”《韩非子·亡征》：“轻其适正，庶子称衡。”《列子·力命》：“齐公族多宠，嫡庶并行。”《汉书·杜周传附翟义》：“此必适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篇海类编·人事类》：“适，适庶，与嫡同。”这里用为正室长子之意。
2.解：通“懈”。《诗·大雅·假乐[3]》：“不解于位，民之攸墍。”《礼记·杂记一》：“三日不解。”《易·杂卦传》注：“解，缓也。”本意为松懈、懒散、做事不抓紧之意。这里引申为减弱之意。
3.王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善御者。
4.偶：(ǒu藕)《书·君奭》：“汝明勗偶王，在亶，乘兹大命。”这里用为配合之意。
【译文】
况且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君主、拥有千乘兵车的中等君主，其后妃、夫人、正妻儿子做太子的，或者有想要他们的君主早点死去的想法。怎么样知道他们会这样呢？所谓的夫妻，没有骨肉的恩情，相爱就亲近，不爱就会疏远。俗话说：“母亲很好那么她的儿子就会被父亲抱在怀里。”那么反过来说，母亲被厌恶那么她的儿子就没人抱。成年男子到了五十岁而爱好女色的本性没有减弱，妇女年龄到了三十岁美丽的容颜就衰退了。以衰退了容颜的妇女来侍奉好色的男人，那么就会被疏远和看不起，而她的儿子也就怀疑自己不能成为继承人，这就是后妃、夫人希望她们的君主死去的原因。而唯有母亲成了太后而儿子成了君主，那么发布命令无不施行，下达禁令无不停止，男女之间的欢乐不会比先前的君主差，而独揽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政权毫无疑问了才能放心，这就是鸩酒毒杀绞缢扼杀之所以被使用的原因啊。所以《桃左春秋》说：“君主生病去世的不能达到半数。”君主不知道这些，那么混乱就会有更多凭借了。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了对自己有利的人众多，那么君主就危险了。所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是为了打仗和赶路。医生善于吮吸别人的伤口，口含别人的脓血，并不是和病人有骨肉之亲，是因为有利益加在这些事上。所以造车的人造成车子，那就是想要别人富贵；木匠造成棺材，那就是想要人死亡。并不是造车人仁爱而木匠坏，而是因为别人不富贵，那么车子就卖不出去；人不死亡，那么就没有人来买棺材。木匠的人之常情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他的利益是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党羽结成后就希望君主快死去，君主不死，那么他们的权势就不会大。他们的人之常情并不是憎恨君主，而是他们的利益是在君主的死亡上。所以君主不能不对那些因为自己的死亡而有利可图的人多加小心。所以说“日月有光圈围绕在外，它的毛病在内部；防备自己所憎恨的人，祸根却在所爱的人身上。”所以明白的君王不举荐没有经过参验的事情，不吃不寻常的食物；既打听远方的情况也要观察身边之事来审察内外的失误，省察相同和不同的言论来了解党派的区分，配合各种检验结果来督责臣下陈述问题的真实；拿事后的结果来对照事前的言行，按法令来治理民众，根据各方面情况来检验观照；对读书人没有侥幸的奖赏，奖赏不会逾越等级；诛杀必须与罪行相当，有罪一概不赦免；那么奸邪之人就没有地方可以容纳阴私了。
【说明】
本节接着对防内作出说明，自己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会谋算自己？那就是“利益”！自夏启王天下以来，天下就成了人的天下，到夏朝末期，私有制愈演愈烈，所以商汤夺天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有制更是畸形发展，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土地而算计，而奋斗，而抛头颅洒鲜血，人们都为了自己的私有利益而不顾社会的公有利益，不顾家庭的公有利益，不顾亲人的利益，人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开始丧失了群体意识，而且也丧失了人类的良知。这种畸形状况一直发展到今天，私有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制度。但是现在的人们却忘记了，一个人必须是要依赖别人的劳动成果才能生存下去的，就是鲁滨逊，也依赖了别人制造的工具和前人留下的智慧。人们在沉醉于私有利益的时候，往往就不在乎别人的利益，被眼前利益蒙蔽，从而也就成了睁眼瞎。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私有利益在作怪。因此，只要真正认清利益的根本所在，也就能很好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作者简介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非”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作者思想
《韩非子·备内·第十七》选自《韩非子》[1]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