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越南第二次北属时期
历史沿革
东汉时期的统治在东汉光武帝建国称帝之初，越南北、中部隶属汉廷统治，当时置有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公元40年，交趾麊泠豪族征氏姊妹起事作反。汉廷派马援率军南下，于公元43年歼灭征氏姊妹，平地越地的各处叛乱。到日南郡南界时，树立铜柱，以作汉朝国境的边界。[1-2]
马援在越期间，曾推行过不少新措施，改革州郡的政治制度。如在交趾郡人口众多的西于县（当时有三万二千户），分设封溪、望海二县。马援行军所过的郡县，则修治城郭（《越史略》称：“筑为茧城，其圆如茧。”），穿渠灌溉，以便利当地民众。又整理当地的“越律”与“汉律”，向越人颁布施行。自此，以雒越为主的越人部落一直仅遵马援的定制。[3-4]马援的做法，据中国大陆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论述，是要使郡县制度在当地加紧推行，以使从州、郡、县、乡、亭各级，都能够由中央朝廷指派官员，直接掌握军事及行政。[5]
东汉明帝时，任李善为日南太守。李善的管治“以惠爱为政”，务求“怀来异俗”，稳固汉廷对越地各族的统治。[1][6]日南地区的反抗东汉中期，日南郡的象林地区发生了多次乱事。公元100年，“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起事，寇掠百姓，烧毁官寺，当地郡县政府旋即发兵讨平，并置“象林将兵长史”一职，负责防备其患。[7]汉廷又作出安抚措施，于101年账贷“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并对于“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禀赐下贫谷食”。[8]不过，汉人在越地的统治仍相当松散。东汉顺帝时的交趾太守周敞就曾于136年上书朝廷，称“交土既远，处九围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指出汉廷在越地有必要设置权力较大的州牧为行政长官，以加强管理效能。[6]但汉廷经过研究后，“朝议不许”，又任周敞为权力较低、仅有监察权的交州刺史。
其后，象林地区“蛮夷”的反抗行动日益炽烈。据《后汉书》的记载，137年，象林人区怜率数千人起事，攻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汉廷采取招诱手段，派交趾刺史张乔“开示慰诱”，以及九真太守祝良“招以威信”，于是“岭外复平”，乱事暂时平息。[7]然而，这次象林“蛮夷”的反抗只是林邑国（即占婆）立国的滥殇。中国大陆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就认为：“如果指出林邑国建国的具体年代，也可说是在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5]
从此，东汉王朝便多次在日南地区周旋。144年，日南蛮夷攻烧城邑，交趾刺史夏方将之招降。157年，九真郡居风县人朱达等因不满县令贪暴无度，便与当地“蛮夷”起兵，人数达四五千人，击杀居风县令及九真太守儿式。后来被九真都尉魏朗击破，屯据日南，至160年汉廷委任夏方为交趾刺史，日南民众才看在他“威惠素著”而降。178年，合浦郡的乌浒蛮为乱，迅即蔓延到九真、日南等地，到181年被交趾刺史朱俊击破。[1][7]
其后林邑国的情况，据《水经注》称“自区连以后，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宗胤灭绝，无复种裔”。[9]然而，据乔治·马司培罗的研究指出，到中国的三国时代，该国便继续有所活动。[10]士燮时期的统治在东汉末期中原内地的乱世当中，交州在士燮的管治下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士燮于187年出任交趾太守，其后，190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夷贼”所攻杀，交州大乱，士燮便保境安民，由兄弟出任州内要职，其家族遂成为州内的重要势力。[1]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207年，曹操所委派的交州刺史张津被部将所杀，曹操便以刘表“窥看南土”为由，授任士燮“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后来又增加“安远将军”、“龙度亭侯”等封衔，认同士燮在交州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士燮凭著个人威望及品德，招揽中原人士，“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11]于是当地文教甚为盛行，后来越南史家吴士连就称赞：“我国（指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士燮）始。”[12]
210年，据有江东一带的孙权委任步骘为交州刺史，授任士燮为左将军，然而交州实权仍在士燮兄弟手中。到226年，士燮去世。士燮死后，孙权有感交州地殊遥远，就将北部的合浦郡、苍梧郡、桂林郡和南海郡划为广州，交州只保留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士燮之子士徽抗命不服，但最终被东吴的广州刺史吕岱等率兵讨平，亦使越南归入东吴统治。[1][11]六朝时期的统治226年，中国江东的东吴政权铲除士氏家族，夺得交州的控制权，孙权命吕岱为交州刺史。吕岱在当地任职十二年，形象廉洁，曾派使到海外宣扬东吴国威。[1][13]248年，交趾、九真等地发生骚动，起事者攻没城邑，孙权命陆胤为交州刺史及安南校尉，采取恩信招降及赠以财币的方式，使当地人民归顺，交州回复安宁。[1][14]
中国北方地区的西晋王朝成立之初，曾与东吴进行交州的争夺战。先是曹魏政权于263年吞并蜀汉时，适值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造反，遣使到魏，要求内附，九真、日南两郡亦响应。曹魏就乘机收取三郡，派爨谷出任交趾太守，到达时司马炎已取代曹魏，交州便成为西晋领土。东吴君主孙皓设法规复交州，268年派军进击，但被晋军大败。其后东吴派陶璜等率军出战，经过一轮战事，到271年终于收回交州。陶璜父亲陶基亦曾任交州刺史，在当地享有一定声望，孙皓委任他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到280年，西晋灭吴，陶璜仍保有交州，孙皓手书劝谕，陶璜才降。于是交州再度归入西晋统治。[1]
西晋统一中国后，交州历经陶璜、吾彦两任刺史，局面大体安宁。到西晋末、东晋初期，州务由督军梁硕所把持，而局势亦陷入混乱。梁硕曾与谋求割据交广州两州的王机交战，其后王机被广州刺史陶侃所平后，梁硕自立为交址太守，拥立脩湛主管州事，但到322年，晋廷当权者王敦则派王谅任交州刺史，杀脩湛，梁硕因而造反。323年，梁硕歼灭王凉，割据交州，不久被陶侃派军平定。晋廷便委任陶侃“兼领交州刺史”。[1][15]
在整个东晋时期，交州时常处于内忧外患。交州南方的林邑国屡次北侵。而内忧方面，380年，发生九真太守李逊的叛变，并惹起林邑入侵，其后为交趾太守杜瑗所平。410年，曾在东晋内地的五斗米道起事者卢循入侵交州，但被当时的交州刺史杜慧度（又作杜惠度）击破。[1][16]
杜慧度在南朝宋初期继续就任交州刺史，在他治下州政得到整顿，“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民饥，则以私禄赈给。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17]到南朝宋的后期，交州一度被当地人士所割据。468年，交州刺史刘牧死，交趾人李长仁趁机据据州造反，自称刺史。该年十一月，李长仁向宋廷请降，自贬“行州事”，宋廷亦派刺史到交州赴任，但均形同虚设，州务由李长仁主理，交州遂处于割据状态。李长仁死后，从弟李叔献继续专制交州。直到南朝齐时期，485年，南齐武帝派刘楷率军入交州，李叔献才惧而入朝，割据之局亦告终结。据学者吕士朋的见解，李长仁、李叔献的专制交州是“开后来交州人士自谋独立之先声”。[1]
在南朝梁时，505年，交州刺史李凯造反，被长史李畟所平。[18]516年，阮宗孝反，亦被李畟所击破。[18]到541年，交州爆发规模庞大的李贲起事，第二次北属时期亦至此终结。李贲起事541年，交州人九德监李贲不满出身梁朝宗室的刺史萧咨暴虐，乃连附近地区起兵，萧咨闻讯逃入广州，李贲占据州城龙编。梁武帝派军征讨，但途中遇上疾疫而回。李贲乃于544年，自称“南越帝”，年号“天德”，[18]越南史学上称其政权为万春国和前李朝。545年十一月，梁廷派杨瞟为交州刺史，陈霸先为司马，率兵攻击李贲。李贲不敌，逃至屈獠洞，后在该地死去，当地人将其首级呈交梁廷，时在548年三月。[1-2][18]
陈霸先击破李贲后，在梁朝中掌握大权，后更于557年夺取帝位，建立南朝陈，但无暇兼顾交州。而李贲兄李天宝等继续反抗。[1][19]到中国北方的隋朝灭陈后，交州尚有李佛子势力，隋朝乃派兵将之平定。[1][20]
对外交通
在第二次北属时期，越南中、北部地区是中国对南洋交通的重要孔道。台湾学者吕士朋指出“交州位居我国（中国）西南，地滨南海，南洋及西方诸国之人，由海道来中国，大都先在交州登陆”，当中的日南郡是“海外诸国贡献必经之道”。[1]法国学者伯希和也提到：“纪元初年，中国与南海诸国商业政治关系频繁之时。交趾──质言之东京，曾为航行之终点。”[21]
在东汉时期，南亚地区的叶调国（今爪哇）、掸国（今缅北）、天竺国（今印度）等国，所派至中国的使节，均经日南入境。[1]166年，罗马帝国人士到中国致送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也是途经日南。[22]
到三国时代，交州地区的交通重要性更为突出。东吴的交州刺史吕岱曾遗使“南宣国化”，让林邑、扶南等国派员入吴交往。[13]在西方，有罗马帝国商人来到交趾，并在交趾太守吴邈协助下晋见孙权。[23]
晋代时，自南海“通中国者盖鲜”，越地交通一度处于低潮，到南朝的宋、齐时，中国对南海的交流才见起色[23]，而当时“商货所资，或出交部”，越北的交州地区仍是重要交通地点之一。到梁朝时中国南海交流日益频繁，“航海岁至，逾于前代”[23]，而交州从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到日后的隋朝时期，交趾仍发挥此一功能，与南海（今中国广州）同为对南方交往的重要地带，《隋书》记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24]
文化发展
中国文化的输入在第一次北属时，因中国内地人移入日多，加上推行文治教化政策，使当地加深接触中国文化。到东汉晚期，有交州人士李进任交州刺史，李琴、张重等在中国内地任官。到汉末全国大乱，交州则在士燮家族管治下，政局相对安定，而且能谦恭待人，因而吸引到“中国士人往依避难”[11]，例如桓晔、许靖、许慈、刘熙、程秉、薛综等等，这批人士在文化界均有一定地位，对越地文化也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1]
在三国时代的东吴统治时，先前避难到交州的士人，回到北方的甚多。但亦有文官被贬到交州，而且潜心学问，因而维持了当地文风。[1]如被孙权流放到交州的虞翻，“虽处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25]又如东吴名臣顾雍之子顾谭，在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26]
另外，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好玄学、重门第等风尚，亦影响越地。[1]如出身交州官宦的杜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能弹琴，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17]在南朝梁时，有一位善于文学的交趾并韶，希望在朝廷求得高官职位，但由于“并姓无前贤”而落空，后来愤而参与李贲起义。[27]佛教传入第二次北属期间，佛教从中国传入。推动传播这些宗教的，较重要的有牟子。牟子在东汉末年时避乱交趾，获得当地太守士燮招揽，著有《理惑论》，贬抑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尊崇佛教。自牟子开始，佛教在交州盛行。在三国时代的东吴，康僧会（祖先是康居人，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在交趾出家为僧，由于受“舍利之感应”，获得东吴朝廷重视，并从而带动了中国江南的佛教发展。在255年时，有西域僧人支强梁接在交州译《法华三昧经》。学者吕士朋认为，康僧会和支强梁接等的事迹，反映了佛教在交州兴盛的情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