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渭渠
人物介绍
  叶渭渠先生[1]叶渭渠（1929~2010）广东东莞人。1929年出生于越南湄公河畔的华人聚居区，1952年归国。叶渭渠与夫人唐月梅都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专业都是日本语。曾供职于国务院对外联络委员会、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京都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及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叶渭渠对日本文学、文学史，以及日本文化的译介和研究，不仅在国内享有声誉，而且得到过包括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称赞。
叶渭渠与夫人唐月梅（三岛由纪夫作品译者）结缘于中学时代，两人合著有《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简史》、《20世纪日本文学史》等书；合译有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作品多部。夫妇俩曾在老师季羡林先生在世时为他祝寿过生日。
2010年12月11日晚10点因心脏病在垂杨柳医院去世。
个人作品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化史》、《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散文集《樱园拾叶》、《扶桑掇琐》、《雪国的诱惑》、《周游织梦》，与唐月梅合著有《日本文学史》（全四卷六册）、《20世纪日本文学史》、《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多人合著《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图库——樱花之国》等。译有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川端康成的《雪国》、《千只鹤》、《名人》、《睡美人》、《掌小说全集》、《散文选》、《谈创作》等。主编有“东方文化集成”日本文化篇、“东灜美文之旅”以及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谷崎润一郎、横光利一等）文集十二套。
学生回忆
日本文学翻译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金龙接受采访时说：“我心情不太好，不能说太多，他应该是希望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明天上午他就要在八宝山离开大家了，大家也都挺难受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工作到最后一天，一直坚持工作。学术上，很多人都是被他引上学术道路，我也是其中之一，被他带着一起研究大江健三郎等等，但因为我自身的懒惰，有时会被他批评，以后再也没人批评我了……他译著等身，自己也写了大量作品。他淡泊名利，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我们只能说以后要尽量向他靠拢，但是让我觉得难过的是，还有人泼他脏水，自己做不了就这样，叫人寒心。我能讲的就是这些。”
逝世报道
我国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叶渭渠2010年12月11日晚10点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垂杨柳医院去世，遵照其生前遗嘱，不搞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于12月15日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
叶渭渠、唐月梅 最美学者伉俪
  叶谓渠与夫人唐月梅12月11日晚，我国知名的日本文学、文化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叶渭渠先生，在家中伏案工作一天后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2岁。遗体于15日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同日，记者登门采访了叶渭渠先生的遗孀——学者、翻译家唐月梅及子女。
叶渭渠、唐月梅——这对相识于少年时代异国他乡的学者伉俪，一同坠入爱河，一同归国，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一同攻读日语专业，又一同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古都》，并合著《日本文学史》等。夫妻俩合译合著合编的有关日本文学、文化著作多达200余卷。
人们都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我们却分明看到“做学问是美丽的”。我们似乎已经见多了生活枯燥、表情刻板的学者之家，当面对这样一对美丽的学者夫妻时颇感惊讶。他们相知相伴50余载的人生故事，如同他们的译文《雪国》、《古都》一样清新婉约、美好动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梅”影来“哎呀，我从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只见一位少年骑着自行车，正好从对面过来。多么神奇的眼神！好像有一股很强很大的魅力，看到你马上就能吸引你，我简直呆住了。”已然80岁的唐月梅老人谈起初恋时，面颊微微泛红，眼中闪烁出充满爱意的幸福光芒——这是1945年秋，越南堤岸华人城的知用中学里，同为华侨子弟的唐月梅和叶渭渠的第一次相遇。
当时，从小成绩优异的唐月梅刚由小学直接升入初二年级。因为很尊崇一位老师，主动要求到他任教的乙班读书，平日住宿在学校里；叶渭渠则在甲班走读，在学校的时间很少，但两人还是遇见了。“后来叶君跟我讲，那天他也一下子记住了我。我刚刚从小地方来到堤岸这样大的华侨城，还穿着乡下白衣黑裤的唐装，非常朴素。他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很特别，跟同学打听，知道了我叫唐月梅。那时我们好年轻啊，我只有15岁，他不过17岁。虽然彼此印象深刻，但并没有熟悉起来，不久后他就转到别的中学。”
直到高中二年级，叶渭渠才转学回来，二人成为同窗。“当时他在学校很出风头，是学校壁报的主编，笔头很快，写字画画都在行，加上为人特别随和，有一种纯真的魅力，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有一位和我同宿舍的女同学，经常邀请他出去玩，约他看电影，没想到叶君提出：‘你把唐月梅也叫上吧。’这算感情开始有一点萌芽，但我们很少单独约会，也从来没有讲到一个爱字，可能我们都是比较保守的人吧。”
“我曾经开玩笑和叶君说，公开的是我领导你，实际地下是你在领导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学校里因为成绩优异，担任学生会主席。这时叶君已经是地下学联的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宣传新中国，反对国民党腐败领导，同时参与越南共产党的一些活动。这些都只能是很隐秘的地下活动，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叶君发展我加入，是我的联系人。他生性平和，不会热血沸腾地宣讲革命，就是慢慢引导，先介绍给我一些进步的小说，比如《小二黑结婚》，我觉得好看，过些日子又拿来一本《王贵与李香香》。我们聚会也很有意思，几个人装出打麻将的样子，麻将桌下，就是要讨论学习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值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革命和爱情就在两人懵懂中进行着。
在学校的话剧团，叶渭渠担任男主角，唐月梅是女主角，主演了不少话剧作品，像田汉的《南归》，还有一部名叫《圣诞之夜》的作品让老人印象深刻——“故事大概是讲一位有钱的富家女，爱上了落魄的小说家。女孩儿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偷偷相好，男孩却身染重病。圣诞夜，女孩儿冒着风雪来探望，两人深深拥抱后，小说家病逝。这样的爱情悲剧演起来却有别样的感觉，因为落幕之前，我们要拥抱，那怎么好意思啊，只能隔得远远抱一下。”
叶渭渠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生活在越南乡下的湄公河畔。这是一条有着浓郁异国风情的河流。河边交杂生长的椰林、芭蕉林和棕榈林共同组成一幅静寂优美的异国风光。他对这条美丽的河流一直非常留恋，这条河也印下唐叶二人初恋时一段难得的浪漫回忆。“那是1951年，我们已经高中毕业，打定主意要回新中国，念大学，开始崭新的生活。为了筹措路费，他白天到西贡中国银行工作，晚上还要去夜校教工友读书，我则在一所小学谋得一份教职。工作之余，我们在湄公河畔漫步，也曾沿河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望着这滚滚流向远方的河水，心中充溢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期盼。现在家里还珍藏着一张我们在湄公河畔的照片，我穿着旗袍，他一身银行职员的制服，在一位热爱摄影朋友的指引下，我们依偎着，留下了一张颇有浪漫色彩的合照。这也是我们的订婚照。虽然后来我们辗转多处，‘文革’中还烧毁过一大批旧时合影，这张小照却得以留存下来，也许是湄公河神保佑了它吧。”借巢完婚亦温馨，著书立说轮值夜1952年6月，叶唐二人正式踏上归国的路程，一切都在保密中进行，对周围的人只说是要去香港。他们先搭飞机到香港，从深圳罗湖桥入境。“没想到在香港出关时不仅遭遇冰冷的白眼，还被敲诈，随身本不多的钱财竟被勒索了大半。怀着失落的心境走到大陆这边，完全是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广播里放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迎面都是解放军热情友善的笑脸。我不由得眼泪哗哗地流淌下来，一看他，也在流泪，激动不已的我们第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从广州又搭火车，辗转了一个星期才来到北京。二人在越南华侨联络站的帮助下安顿下来，准备考大学。一开始叶渭渠的志愿是新闻系，而唐月梅想学医。“但周围有人建议，中国此时外语人才奇缺，作为华侨我们又有一定的语言优势，不如改考语言专业。最终，我们双双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日语，第二语言为印度语。我们选择日本和印度，因其都有着悠久古老的文化。”
“新中国百废待兴，大家也是好不容易才有了学习的机会，自然学习热情高涨。每日清晨，未名湖畔站的都是晨读的同学。”
四年充实的大学生活结束，“1956年，我们就在老师和同学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新房借用的是一位休假教师的宿舍，加两个凳子，再铺上块木板。全班同学合送了一条新毛巾，算是最值钱的家当。三天后，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宿舍，随后到青岛旅游度蜜月。”就这样，相识11年的二人正式成为夫妇。
之后的岁月，物质生活一直是比较清贫，婚后第一间屋子只有6平方米，“屋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再生一个火炉，人进到屋里都只能侧着身子走路，就在这里我们生下了长子。对于生活条件的艰苦，我们在回国的时候都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怎样都可以适应，最难过的就是不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文革”时，夫妻俩流着眼泪，将一直以来积攒的日文书籍都烧毁了，可有一本日汉词典怎么也舍不得烧，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时还偷偷带在身边，每天晚上拿出来背单词，“实在不想让学了那么多年的日语荒废掉。”
上世纪70年代末，叶渭渠和唐月梅才真正开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我们已近知天命之年，心里总有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这个时候家庭负担也是最繁重的时候，家里一双未成年儿女，还有重病在身的婆婆。“我们只能在杂物间支起一张小书桌，轮流工作。老叶习惯工作到深夜，我则凌晨四五点起床和他换班，要休息时就睡在过道支起的行军床上。”正是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中，两人完成了《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等重要作品的翻译工作。谈到两位老人的执著和投入，弟子许金龙深情回忆道：“一次陪二老到天津开会，刚坐上长途客车，只见他俩一人掏出一份手稿，开始边校边改。回程时亦是如此，我问先生不晕吗，叶先生答：‘还是抢点儿时间吧。’别人会奇怪叶唐两位先生怎么这么高产，我想说如果你也把坐火车、等飞机、甚至坐公车的时间都用来做事，自然就明白了。”
从1956年结婚，叶渭渠和唐月梅携手度过50多年的风雨人生。“这么多年我们能相互扶持着走过来，最重要的是彼此关照，互相理解，尤其是在对方不顺利的时候多点体谅。即使心里很悲伤，也不说丧气话。相比之下，我的脾气没他好，也比较急，有时候冲口而出一些气话，过后就比较后悔，但比较能主动道歉。老叶的哲学就是我硬他就软，到我道歉的时候再开开玩笑：‘不能说说算了，还要再三鞠躬才行。’平时工作，老叶常常是废寝忘食，不知道照顾自己。年纪大了，伏案一久，我就要找个由头：‘你看窗外，天上什么飞过去了。’或是‘到楼下转转吧，池子里新养了鱼。’……虽然他有点恼火我打断他，但为了身体考虑，还是要想办法让他走动一下。”《雪国》呈现岛国美 译者慧心释心语上世纪70年代末，叶渭渠、唐月梅夫妇合译的川端康成的小说集《雪国》、《古都》，即将由山东出版社首次出版。
“但那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尚属‘思想禁区’中的重点人物。有人甚至写文章指责、批判川端康成是一位颓废作家，属于与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著有小说《为党生活的人》）相对立的新感觉派作者，又称其作品《雪国》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美丽、善良、多才多艺的驹子是‘五等妓女出卖肉身’，因而认定《雪国》是一部黄色小说。一时间出版界视之为‘祸水’。作者川端康成本人曾说：‘从感情上说，驹子（艺妓）的哀伤，就是我的哀伤。’——这一点恐怕是那些只强调小说诉诸感官功能的人所不曾想到的。”
小说集《雪国》、《古都》译著书稿在出版社积压多日，因有人对《雪国》的诬陷之词而决定单独出版《古都》。可是叶、唐夫妇态度坚决，要么《雪国》、《古都》一同出版，要么将两部小说译稿一同收回。出版方见两位翻译家这样执拗、倔强、毫不变通，也只好缓和一下口气，为了避免事后承担“政治责任”，便将出版小说集的决定权交由上级审定。好事多磨，最终小说集译稿不仅成功出版发行，并且第1版就印了12万册之多，堪称畅销书。人们给予这部译著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改变了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学的偏见，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20年中国小说的创作走向……
事实上，越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往往越有商业市场，争议越激烈销售越红火。《雪国》在舆论界所产生的信息传播的滚雪球效应马上显现。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部小说宣扬“虚无主义人生观”，这种虚无思想与日本古典文学传统一脉相承，最早可以上溯至平安时代（794-1192年）女性作家紫式部所创作的小说《源氏物语》（叶渭渠为中译本作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小说有“唯美主义”倾向，认为它是一种虚幻的美、超现实的美，而它所守望的是“一片看不到颗粒的精神田野”；更加肤浅的观点则认为，它表现的是公子哥式好色人物——岛村的享乐主义人生态度，并着重用色情描写来麻醉读者……
但是，诺贝尔奖评语（指《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千羽鹤》四部小说）则是这样写的：“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如今，《雪国》凄美惆怅的笔调已经征服了不知多少读者。它成为高等学府中文专业学生的必读课本，也是对翻译家的最大褒奖。
叶渭渠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关于川端康成及小说艺术的讲演中，对日本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小说中常见的所谓“好色”倾向做了分析和解释：“‘好色’在中国文学来讲，通常是作为贬义的。而在日本文学，‘好色’一词是有特殊的意义，有华美和恋爱情趣的含义。”“就连‘无赖文学’一词也是一样，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无赖、无用、无奈的释义以外，还有爱的极致，乃至反叛的意味。因此，‘好色文学’也好，‘无赖文学’也好，不能用中文来理解日文……”
看来文化差异常常是文化偏见的诱因，而翻译则显出重要。同游京都清水寺，共解金橘个数谜从书本到书本的翻译局限于尺幅之间，而人类生活的天地经纬纵横广阔无比。54岁的叶渭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室做翻译多年后，赢得一个成为学问家的机遇——受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做日本文化、文学研究工作。赏识他的研究所老所长何方既尊重他喜欢日本文学研究的个人兴趣，又引导他投身到日本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中，使他开阔了学术视野，也在日后更加广泛的大文化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叶渭渠此前曾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公务员，也曾做过部委领导秘书，为楚图南、阳翰笙起草文稿、撰写调查报告……其间，他没有荒废大学日语语言专业知识，有时间就从事翻译，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翻译歌词，为日本电影《砂器》做配音翻译，也翻译了一些在当时允许出版的小林多喜二和吉佐和子的小说等。在他的文章《我的求学之路》中说起这段工作调动经历时带有感情色彩：
“我没有想到我已年过50，还有机会踏进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实在是我苦苦追求的梦的实现。”
在中国社科院，夫妻俩（妻子唐月梅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编委）有了更多的时间研究学术，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出访日本。上世纪80年代初，俩人接受日本一家基金会的邀请，来到日本，游览了东京、京都、奈良、北海道等地。在京都清水寺前，夫妻合影，并一同感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必要，他们曾在翻译吉佐和子的小说时遇到麻烦：“从清水寺舞台上跳下去的决心”一句该怎么理解？“从清水寺舞台上跳下去的决心”——这决心到底有多大？——一见才知，这清水寺建在万丈悬崖之上。
位于廉仓市长谷的川端康成之家是必须拜访的。自1972年（获得诺贝尔奖4年后）川端康成自杀后，他妻子秀子一直独自生活。在辞别时，夫人秀子让女佣准备了一袋新采摘的金色橘子。夫人亲自仔细清点橘子数目，确认是奇数后才送到中国客人的手上。——“这又是两国文化差异的鲜明例子。中国人崇尚偶数，日本人看中奇数。他们送的礼品一定要是奇数，甚至连捆绑礼品的绳子也要是单的。”由此引申出来，“与中国人崇尚宏大、辉煌的美不同，日本民族欣赏的美是雅致、纤巧、细腻、素朴，如皇宫的外墙可由竹篱笆构成。中国人喜红，在日本，红为凶色，他们钟情的是白色，以白来表现美的理想……”叶唐二人的翻译，始终是建立在对日本文化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之上。尾声叶渭渠、唐月梅——一对学者伉俪的爱情美，著书立说的事业美，《雪国》、《古都》的翻译文字美，治学为人的情操美……
戏剧大师曹禺寄信赞美这对翻译家夫妻的华文，作家、诗人刘白羽也赠书（手抄唐诗数卷）酬谢他们的翻译佳作。
曹禺称赞：“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的这几篇中十分显明……”
刘白羽问候：“天虽然阴沉，但你们送给我的成堆贵著作，在我心灵里却闪耀辉煌。我摆在沙发前、书几头。这至美的大山，是你们给的心血之作，我如获至宝。很久得不到你们的消息，却带给我如此丰厚的成就，我太感谢你们了。你们正是丰收之年，我等待你们从美国归来的新赠，祝你们更大成功。无以报答。仅手抄唐诗选一部，秋风中的安好。”（彭俐 吴萌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