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侯御之
一代才女侯御之
  侯御之侯御之1912年生于北京一个洋派家庭，父亲是传教士，她从小便在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教育。8岁就小学毕业，因为连年跳级，赶上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被公派出国留学日本，少年时的侯御之就有一种完美主义，再加上当时日本人笑话她是“小支那女子”。为堵一口气，她门门功课全都是满分。18岁大学毕业，22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日本，侯御之寄宿在一家叫犹琦的日本望族（日本皇族），接受了系统的贵族礼仪教育。她能讲7国语言，会唱意大利歌剧，会演奏钢琴；凡有聚会，必震惊四座。各国领事馆的外交官看其才貌双全，更是尊称她为“公主殿下”，有时候她不到的时候，大家还会问，今天公主怎么没有来？特别擅长音乐，但没有选学艺术，而是认定《国际法》，想挽回祖国丧失的权益和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为加入到救国救亡的洪流中，放弃了日本的贵族待遇回国。
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遗孀，1933年3月25日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政治活动家杜重远结婚，曾居住于上海原法租界金神父路(今卢湾区瑞金二路)安和新村8号，伉俪志同道合，并肩战斗，为抗日救国积极奔走呼号。（丈夫杜重远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进步实业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推动人之一，1944年6月13日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残杀于狱中，遗骨至今尚未查到。）
50年代反右运动时期被赶出上海的家，靠典当生活。
“文革”时期被抄家批斗，受到严酷迫害。
1986年3月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3月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8年6月21日在上海病逝，侯御之女士的骨灰，于12月21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名人墓地”（宋园）与杜重远先生衣冠合葬。墓碑用带有长城浮雕图案的大理石制成，以表达党和人民对杜重远夫妇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贡献的肯定。
著有《刑法学》、《杜重远文集》、《愿河山如画》文汇报 1996年12月19日。
侯御之与杜重远—一只风筝，一世情缘
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3岁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19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远近闻名的才女侯御之。侯御之当时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等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的演讲，从此结识了杜重远。
短暂的相识后，杜重远就开始苦苦追求侯御之。5年中，他的书信塞满了侯御之的书桌。然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与侯御之志同道合的杜重远，还是遭到了拒绝。原来杜重远曾有过一段封建包办婚姻，还生有4个女儿，但侯御之那么出众，也不想背负不好的名声，顾虑日后说不清楚，一直拒绝着，但杜重远还是经常来找她谈心，说不成为夫妻，可以做个朋友嘛。当时，侯御之的同学很崇尚杜重远，在旁挑拨离间，甚至于对侯御之说：“你就是半推半就，你要是真的不想跟他来往了，一刀两断就完了，你怎么还那么藕断丝连的？”侯御之哪能料到到她的用心，杜重远的信件也不再接收了，再写信来她也原封退回，她连拆都不拆。
无奈的杜重远学成回国，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初衷，在沈阳集资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得到张学良投资12万元的大力支援。同时他又担任了张学良的秘书，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治理东北出谋献策；还在东北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协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推动了东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秋，远在日本的侯御之，听到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坚决放弃了许多日本高等学府的聘用机会，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命运的安排，让她与杜重远在北平再次相逢。 
杜重远终于等来了侯御之，他特别喜欢风筝，做了一个风筝，就挂在侯御之宿舍的窗子底下，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正是这只风筝，感动了侯御之。
  杜重远与侯御之结婚照1932年，他们在北平订婚。第二年，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为了迎娶侯御之，杜重远买下了位于淮海路的豪宅，六亩地的大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不仅是想给侯御之一个惊喜，也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原来那时候杜重远已经跟周恩来、潘汉年，这些地下党员已经联系到了，也跟一些爱国人士很熟悉，他们经常会开会，他就希望买这样一个豪宅掩护他们工作，所以在这里头就发生了很多的抗日活动。 新婚第三夜，他即离家，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举行的成立大会。
只要杜重远在上海，他的豪宅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麻将……这些都是掩护，实际上这里是爱国人士秘密开会接头的地方。当时，汪精卫的特务和日寇，已经注意到这所豪宅不对劲，也在暗中观察着。一天深夜，杜重远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孙达生等人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本人、汪伪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他们每次开会都会摆上麻将作掩护，偏偏那天就忘了把麻将拿出来，因为形势比较紧张，坐下就谈正事了。侯御之见事态紧急，迅速换上了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傲慢愠怒地出现在日本人面前，他们立刻被她高贵的气质所震慑。侯御之把他们领到大客厅，故意让他们看一看客厅里挂的那些照片，上面挂的照片也都是有用意的，有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黄炎培，还有张公权，都是当时的大亨，她用皇家贵族的高等日语，说出很多在犹琦夫妇家知晓的日本军界高层关系，吓得日本人连连道歉，仓皇逃走。事后潘汉年等人连连称赞侯御之是“女诸葛”，但侯御之却说自己全身都是冷汗。
1935年，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因鼓吹抗日而被捕。在狱中，他向前来探望的东北军将领表示，要“反蒋抗日”。他给张学良写了《建议书》，劝张“停止‘剿共’，保存实力”；又给杨虎城写信，力劝东北、西北两军之间解除误会，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同年12月，张学良乘专机由南京飞往上海。当时，杜重远已被保释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看病。当晚，张学良便来探视杜重远，他们见面后相拥而泣。张学良直言不讳地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说以前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跟着蒋介石剿共，是希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现在认识到那一套做法走不通。杜重远也直率地批判了张学良过去的做法，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 
1936年，杜重远出狱后，立即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成“西安事变”起到了巨大作用。杜重远因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事后被陈立夫押送南京。杜重远临行前在机场歉疚地与侯御之话别，侯御之感到身心交瘁，摇摇欲倒。后来，侯御之在给杜重远的信里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重启，杜重远获得释放。但形势更为严峻，由于杜重远是著名的实业家、抗日积极分子，又被提名为国共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日寇四处通缉，密令追杀。不得不改名换姓，与侯御之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侯御之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夫妇去美国创办实业，然而他们却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 
1939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侯御之与杜重远一起来到了荒凉落后的新疆，侯御之从小生活优越，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此行她带了40多个箱子，遭到杜重远的批评。她不知道新疆那么苦，连条路都没有，全是牛粪羊粪，一下车就吓傻了，也和杜重远发脾气，说他骗了她，即便如此，侯御之还是留了下来。五年颠沛，五年艰辛，侯御之都坚持过来。
新疆军阀盛世才任命他为新疆学院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杜重远与盛世才是东北同乡，又是留学日本的同学，特别是受到盛世才伪装进步的欺骗，他写过《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介绍了一些盛世才和新疆的情况。不料盛世才是个口蜜腹剑、阴险毒辣、反复无常的投机军阀，他在1941年看到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初步得逞，就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必毁，共产党必败，同时对杜重远在新疆人民中的声望和工作的成绩又产生了忌恨和疑惧，于是在杀害了共产党人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后，1941年5月18日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了杜重远，杜重远这一别，成了与家人的永诀，盛世才进行严刑逼供，要杜承认与汪伪汉奸勾结在新疆搞颠覆活动，但杜坚贞不屈。当时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闻讯后曾多方设法去电营救，但都无效。1942年周恩来因公途经新疆也曾当面向盛世才询问，要求将杜释放，盛世才仍拖延不放，终于在1944年6月13以“汪精卫系统汉奸”、“托派分子”、“中共秘密党员”和“苏联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重远严刑拷打，并注射烈性毒药残杀于狱中，遗骨至今尚未查到。
杜重远被害4个月后，侯御之才得知这一噩耗，得到消息的侯御之像个木头人一动不动。然而盛世才对他的家属子女也不肯放过，对杜夫人侯御之和一子二女进行监禁、下毒、摧残折磨，使一家四人在冰天雪地、举目无亲、悲惨痛苦中生活，甚至被盛世才关进了当地的结核病院，一家人都被传染上了肺病，从而失去了健康。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盛世才被调往重庆。侯御之终于历尽艰难辗带着三个重病在身的孩子回到了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杜重远的故居。这幢大宅也经历了沧桑巨变，先被敌寇占领，又因“敌产”收回。长女杜毅说，“原先代管此房的姨夫、姨母，为妈妈尽可能地恢复了旧观。妈妈在房子外面站了很久，泪珠慢慢滚下，说了一句——画楼重上与谁同？” 
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
一天下午，女儿杜颖忽然听到弟弟在后花园里哭叫。原来侯御之做了一只风筝，写有“不传消息只传情”的风筝。弟弟放飞时绳子断了，风筝扶摇直上云端。只见妈妈蹲下身来对儿子说：“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绳子不断，怎能飞到爸爸那里？”儿子似懂非懂，抹干了眼泪。
建国后，组织上考虑她是国际司法学的博士，曾有意照顾，让她担任司法部部长，却被她拒绝了。次女杜颖说：“了解妈妈的人，都说妈妈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会。她太单纯了，完美主义者。妈妈想法很简单，突如其来的打击，已经让她心力交瘁，她无法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好。”那时，侯御之仍不乏追求者，但她毫不动心，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 接下来，侯御之用3年时间，教会了没上过一天学的子女12年的中小学课程，她要让孩子直接报考大学。1963年，杜家三子女分别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并被高分录取，一时在沪上传为美谈。儿女们总记着妈妈的话：“活着对社会有用，才有活着的价值。”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侯御之却一病不起，查出肺癌。1998年，侯御之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杜毅感慨地说：“多少人都说我妈妈是生不逢时。她多才多艺，才貌超群，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美好卓绝的东西，多半会被摧毁。妈妈并不埋怨，也不后悔她所走过的路，她说，一是因为她嫁给了爸爸，一个爱国者；二是因为她和爸爸没有愧对祖国……”
侯御之与张学良的两岸交流
  侯御之在上海杜家与台湾亲友关系甚多，在台北有两个姨母，一个姨夫和表兄、表嫂、侄子，还有杜重远生前的好友以及这些老友的后人。与张学良的关系仍很密切。
1988年，侯御之曾给张学良写信告诉他杜重远遇害以来一家的生活情况，谈到了三个子女已长大成人并在香港开设贸易公司等，还寄去了全家的照片。
1989年11月收到张学良回信，内容是：“御之夫人：来信像片我都收到了，甚慰。你含辛茹苦抚养重远三个子女成材，重远有知，亦当含笑地下，我也为你感到骄傲。我目力不好，恕我不能多写。望上帝保佑你们。知名不具。”
后来《杜重远文集》出版。姐妹俩又给张学良寄去了书和信，在1990年10月收到张学良的回信：“毅、颖贤侄女：很高兴收到戴吾明先生转来的书和信，欣悉《杜重远文集》出版，我的确希望先睹为快，请代问侯令堂，祝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张学良。”信的正文是钢笔所写，签名用的是毛笔。
侯御之看出信是赵四小姐（赵一荻）代写，签名是汉卿手迹。张学良90岁生日时，她们全家合唱祝寿歌，拍摄了录像片，托人带往台湾，并送了一只大花篮向张学良祝寿。
为了加强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往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她们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与台湾的亲友合资在香港开设了“远源有限公司”，由长女杜毅任董事长，次女杜颖任副总经理，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与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
疏影—慈母侯御之
文:杜  毅
妈妈走了，我常在梦里见到妈妈。醒来，我眼泪汩汩而下，怕惊醒同屋如今也在病中的小妹。我忍住抽泣，不敢翻身，不敢开灯，泪眼婆娑中，默默梳理着妈妈那些发黄的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
流韵扶桑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妈妈身穿藕色团花和服，在日本京都大学毕业，成绩出众，获奖时所拍的一张照片。
妈妈对自己幼年时的回忆：“……慈母猝亡于暴病，遗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兄姐高不及桌沿，妹弟尚在襁褓中，由父亲牵着背着哀哀走在灵车后，倾盆骤雨中……”
妈妈进小学早，连年跳级，提前毕业。考取《庚子赔款》官费，年仅8岁孤身爬上赴日船梯，远驶异国天涯。在日本学习期间，妈妈日夜苦读，年年门门功课亦是百分。18岁大学毕业，22岁获法学博士学位。小荷尖尖、崭露头角。特别当国外使节纷纷祝贺，妈妈以流利的日、英、法等七国外语答谢时，更震动了全场。他们尊称她为“公主殿下”。
1926年在日本与爸爸杜重远结识后，妈妈更多地参加了要求收回旅、大等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的演讲，随爸爸率团去请愿。冬季深夜，宿舍炭火熄灭，她常裹一件厚衣，伏案疾书论文到天明，身体日渐衰弱，患严重胃溃疡，坚持大考结束，即住进了医院，妈妈是在病床上接到校方通知：“阁下的成绩再次独占鳌头。”领奖这一天，爸爸为妈妈拍下了这张照片，以志纪念。
1932年秋，妈妈博士论文和《刑法学》等著作尚未公布，许多日本高等学府，如“东京帝大”、“同志社大学”等和各领使馆纷纷来函聘职。她的导师龙川教授———日本法学泰斗，将一串钥匙并一个存折，放在她面前，挽留妈妈继续作他的得力助手。当时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妈妈放弃了这一切，回到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
当时两校校长常亲临教室，聆听这位最年轻的教授颇有新意的讲学，也为我国第一个女法学博士击掌喝彩。
俏不争春
妈妈披纱、爸爸礼服、珠联璧合的婚照，拽着一只风筝，冉冉而来。爸爸有过一次封建包办婚姻。虽然离异，但妈妈总顾虑日后说不清楚，一直拒婚，甚至中断音讯颇久。一天，在她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雁形风筝。上写“不传消息，但传情”。大家都说妈妈终被这只风筝感动了。实际是被爸爸忧国忧民、实业救国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那年春假，她随爸爸去了一次杭州。西子湖畔，妈妈饶有兴趣地观看爸爸制作风筝。牵线放线，一只“彩蝶”，翩跹高空。“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在那祖国河山破碎的日子里，新婚燕尔亦无欢。妈妈回忆：“1932年底，我从国外学成归来，重远正忙于抗日救亡活动，无暇择日而是撞日订婚。假座北平铁道饭店举行仪式。我穿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未施脂粉，仅一双红鞋，略志喜庆。汉卿（张学良）先生送来了贺礼———一个心形金盾，当中镶刻一个爱字。他语重心长地祝贺说：‘愿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1933年初，日寇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我与重远推迟了原订于该年2月2日的婚期，重远带领青年记者随同汉卿、子文先生奔赴热河。”
翌年，爸爸从热河前线回来，与妈妈在上海举行了隆重而阔绰的婚礼。不是爸妈在国难之际，刻求奢华，而是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爸爸已与周恩来、潘汉年分别取得了联系，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新婚第三夜，爸爸即离家，为“国难宣传团”紧急备车，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举行的成立大会。在妈妈新婚和婚后的十年中———爸爸有生之年，伉俪情深，却一直离多聚少。爸爸为救国难，一直奔波在外，几乎夜夜晚归或不归。在“地方协会”每晚开会，向上海工商界宣传抵制日货；组织物资支援十九路军和马占山将军，在敌机狂轰滥炸、血染成河的重灾区安置难民。爸爸还经常与众人推着抛锚的大卡车，行进在悬崖陡壁的小路上，亲送军需上前线。抗战需要资金，爸爸又在江西景德镇创办了第二个“光大瓷厂”，同时在上海、武汉、云南等地续办第三、第四个瓷厂。哪里有困难、有需要、有危险，爸爸就在哪里出现。家中留下新婚的妈妈一人面对庞大而陌生的环境：六亩地的大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三个筹建瓷厂的催款单；达官贵妇们的清唱、茶会、麻将之约，常使一向潜心学问，不喜抛头露面的妈妈手足无措。爸爸信中、电话里劝导：“要利用这些聚会，多作宣传抗日工作。”妈妈刻意改变自己，每日处理纷至沓来、各种复杂局面。当时日军和蓝衣社等组织已注意到爸爸这座“豪宅”的一些可疑“形迹”。一天深夜，爸爸正与潘汉年、宋介农、胡愈之、高崇民伯伯、叔叔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人、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一身华贵和服，“傲慢愠怒”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她用纯熟的日语，提出很多在犹琦夫妇家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巧妙地击退了这一突然袭击。1935年，爸爸因“新生事件”爱国入狱后。妈妈身怀六甲，不顾骄阳酷暑，日夜奔波营救。撰写《抗告》文，诉诸法律报端。劳伤过度，头胎流失。爸爸出狱后，赶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再定“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重大决策。“西安事变”爆发，爸爸二次被捕，押送南京。
凌霜斗雪
蒋介石生还南京，爸爸虽获自由，但形势更为严峻：由于爸爸是著名的实业家，抗日积极分子，又被提名为国共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影响颇大，日寇四处通缉、密令追杀。爸爸日夜在为上海工厂内迁紧张工作的同时，不得不改名换姓，与妈妈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妈妈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爸妈去美创办实业，然而他们终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妈妈决心走出翠楼暖阁，离开霓虹灯闪烁的大上海。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1939年与爸爸一起来到了荒凉落后的新疆。
到达新疆不久，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革命，大批虐杀陈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爸爸先被软禁，后被监禁，最后受尽酷刑，惨遭杀害，并被毁尸灭迹。妈妈的辛酸记忆：“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边疆五月之夜，重远与我和孩子长别的那个夜晚。塞外的初夏仍然凉气袭人。再加这晚月黑星暗、雨凄风急。在我们晚饭时，盛世才杀人组织———‘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进了重远的书房和我们的卧室，翻箱倒柜并‘请’走了重远。我站在大街门外，望着囚车远去、远去。直到雨水从发间流下，衣角也在渗水，我才惊觉在夜风冷雨中站得太久。回到满地狼藉的卧室，我跌坐在地，靠在新疆特别低矮的窗台上，就此浑浑噩噩……似乎窗外风雨已停，只有?人的狗哭声，断断续续，时远时近。檐间积雨，漏得艰难，似簌簌泪、滴滴血……”
从此妈妈的空房，从生离变成了死别。爸爸的狱友王保民叔叔，事后来家叙述爸爸被害经过：“重远受过二十六种酷刑，长号大骂达16天，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重远上身（刑名‘穿马甲’），用烈焰烧下半身（刑名‘烘山药’）。可怜重远大片皮肤被浇烧得嘶嘶作响……”保民叔叔说得热泪淋淋，妈妈面色惨白，两手捂住耳朵，拼命摇头，摇散了发髻，摇乱了神志。整整两天两夜呆坐桌旁，不语、不吃、不睡。弟弟、小妹饿醒了哭、哭累了睡，妈妈一如泥雕。保民叔叔请来了医生，大院的邻居也都聚拢来，大家认定：她精神失常了……
四个月后才通知妈妈这一噩耗，妈妈悲怆回眸：“记得十月的新疆已开始下雪，我被通知重远已死，要我去领取遗物。我坐在新疆特有的六轱辘车上，奔往监狱。感到一片白茫茫，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倏忽间，大雪纷飞里，我似乎看到重远那关注而呵护的目光，听到了我们到新疆被软禁后，重远常鼓励我要坚强的话语：‘困难再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气’，‘万一我遇害了，你千万这样想，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男儿有泪不轻弹，巾帼如你，也要有泪不轻弹啊’。面对皮笑肉不笑、等着看我笑话的狱长和狱卒们，我拿着重远衣物，硬是没有流下一滴眼泪，镇静地走出了牢房。尽管回来时，昏倒在家门前，我觉得我维护了重远的形象……”
爸爸残酷被害后，又一厄运接踵而来：盛世才阴谋用疾病夺去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妈妈和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结核病院，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大口咯血的女病人。一旦确诊我们也都染上痨病，又将我们软禁在家，冻结爸妈银行存款，使我们既无钱治疗，又陷入断炊绝境。一天，妈妈长久站在爸爸遗像前，泪流满面，又很快擦干，默默祈祷爸爸保佑我们，自己带病单身进城，也不知怎样闯进了那戒备森严的盛世才“督办公署”，严正要求：“救救孩子，孩子无罪。”盛世才命令特务用“拖死狗”的方式将妈妈从城里拖到郊外。他们一人拖，一人双手掐紧妈妈咽喉至气绝，松手，再扼紧。如此一路反复，停停走走，使妈妈受尽了窒息死亡的痛苦。她被掷回家中，几天后，又虚弱地站在爸爸遗像前，没有哭泣，没有默祷，而是将爸爸遗像取下，放进小旅行袋里，大雪迷漫的夜晚，妈妈带上刚会走路的我，刚会说话的弟弟和还在襁褓中的小妹，半坐驴车，半步行，直奔飞机场，想趁天黑逃上机舱，飞往内地。当我们母子女匍匐挨近机场外围，即被岗上哨兵发现，子弹上膛，厉声喝止：“不许动，否则开枪。”大风雪呛得我透不上气，双脚冻得骨折般剧痛，实在也走不动了。妈妈这时放下小旅行袋，右手拖我，左手挟弟，背着小妹，继续前行。刺耳的枪声响了，连续射击。妈妈按倒我们，趴伏雪地，被围上来的持枪大兵抓住，又将我们押回那已冰冷的家。妈妈没有经验，用热水敷我们冻坏了的手脚，痛得我们三人撕心裂肺般的哭叫。急得妈妈环室乱转。“黑狼”把守门外，也无法出去求助，妈妈痛楚的眼泪滚滚而下……午夜，由于冻饿，我们意识朦胧。恍惚间，妈妈从箱子里找出瓶瓶罐罐，喂我们吃一种有些怪味的果酱，并要我们大量喝水。从此白天要我们卧床不动，保存体力，夜间避开看守，喂我们三次果酱，每人每次一匙，妈妈半匙。就是这些从内地带来，已经有些发霉的果酱，维持了我们将近两个月的生命，等待胜利。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调往重庆。妈妈带着三个气息奄奄的我们回到了上海，回到了那“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爸爸的故居。
“屋漏又遭连夜雨”，一位赫赫有名将军的夫人看中了爸爸这座豪宅，强行要我们搬家。从此，我们无家可归，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等我们病情稳定后，妈妈又挑起超负荷的重担，在三年内教会我们全部中小学课程，使我们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暗香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