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卡尔•波兰尼
个人经历
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1886-1964）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他离开了出生的匈牙利，成为英国公民。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大转型》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等作品。他在布达佩斯度过青年时代，是匈牙利籍犹太经济学家。受曼海姆等人的影响，波兰尼的思想较为激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流放俄罗斯前线，回到维也纳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1933年波兰尼移居到英国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0在美国讲学期间，担任Benniton学院的教职。
1944年，波兰尼在英国出版了他的不朽之作《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根源》（The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1947年，波兰尼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作为客座教授主持制度演进的经济方面的研究课题，直至退休。
1957年，波兰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
波兰尼的其他著作《原人与现代经济》、《人的经济》则分别由他的两位学生乔治·多尔顿和皮尔逊在他1964年逝世后编辑出版。波兰尼的《大转变》自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中文、日文及巴西文等多种文字，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波兰尼的研究也构成国外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开始重视的研究领域，并将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
主要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服役，后来在大学任教，也曾在维也纳一家财政新闻报社担任编辑。1934年迁居英国后，先后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任教，后前往美国，在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供职。帝国体制、纳粹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及市场，构成了卡尔社会思想的主要关注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开始构思一部具有思想穿透作用的作品。1944年，书稿以《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以下简称《大转型》）为名正式出版。
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试图重写工业革命的历史。他认为，使英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变革的原因，既非机器或先前的世界贸易突然蓬勃发展所致，也不是由于农业革命产生的过剩资本，而是由于市场体系的延伸、超越货品贸易和资本交易的供需法则，加上其他两项“生产的主因”，即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后者，劳动者的就业及其生计。这地的确确是前所未有的主题，直到今日，仍然有着广泛的争议。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盟国的喉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构成鲜明的反差。19世纪出现西方文明编年史中没有先例的现象，这就是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百年和平”。是什么因素造就了19世纪的“和平百年”？又是什么因素在20世纪一开始就摧毁了西方世界的和平？与卡尔同时代的理论家，大多从那些有损于“和平百年”之制度基础的种种潜在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而卡尔则完全相反，他坚信“和平”与“战争”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百年和平”并不是因为19世纪不存在冲突的原因，而是因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种对和平的热切兴趣：贸易在这个世纪里史无前例地与和平连接在一起[1]。
主要思想
卡尔·波兰尼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图景是以“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为基础的。卡尔论述道：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得利用市场来交易商品、分配资金，但绝对不可以用市场来分配土地和劳动力。不管就互惠还是就重新分配而言，应运用的是社会和政治原则而非经济法则。卡尔在《大转型》中提到：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把市场放在外面。在整合国外的、长距离的贸易方面，市场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但是社会内的社群和期间的人际关系却必须提防市场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已经为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及之前的几次大小不等经济危机所证明。反观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卡尔·波兰尼所提出的这一经济结构理论，即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也就是重新分配、互惠和市场贸易相结合，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是一个值得各国政府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学家们予以给多的关注思考的重大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课题。
无容置疑的是，卡尔·波兰尼有着强烈的人道理想主义倾向。随着他对于史前经济史、原始经济学和古典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就得到越多的证据，证明李嘉图和边沁的市场经济信条是恐怖狰狞的，即使与卡尔同时代的曼切斯特学派的传承人、或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Frederick Hayek）也都好不到哪里去。中年后的卡尔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早在1927年，当他还是一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编辑的时候，他就曾经对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如张作霖、冯玉祥、蒋介石、毛泽东诸人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期待，他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位当代孔子，能够引领世界步入一种健全的社会中。然而，当卡尔在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与好友德鲁克会晤时不无遗憾地感概道：“原先我希望现代中国产生另一个孔子。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大可能了。”
家庭成员
波兰尼家族一度曾被西方世界誉为最为成功的家族之一。父亲老波兰尼父亲老波兰尼才华超众。作为一名犹太人，老波兰尼不到25岁便已成为匈牙利游击队的指挥官，于1848年参加过著名的匈牙利起义，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在欧洲各地从事机械制造和铁路修建，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铁路修建工程师，直到1850年代末期被特赦后才结束流亡，返回匈牙利。回国短短几年内，老波兰尼便成为匈牙利铁路之王，1868年当其事业达到巅峰时，平民出身的匈牙利首富——老波兰尼才迎娶了小自己约二十岁的一位流亡的俄罗斯女伯爵——当时俄罗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塞西莉亚。老大奥托老大奥托年纪轻轻就到瑞士和德国工作，也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和成功的商人，1910年左右便成为意大利顶级富商和坚定而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奥托一度出资创办了一份名为《前进》（AVANTI）报纸，这份报纸工作人员中的一位深得奥托宠信和提携的年轻编辑，便是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老二阿道夫则子承父业，不过那时老波兰尼在1900年前后过世时因为过度扩张而致破产，而阿道夫创业的地点也不是在匈牙利，甚至不是欧洲，而是巴西。阿道夫成为了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为巴西修建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基础工业设施。巴西吸引阿道夫·波兰尼的地方在于阿道夫认为一个新社会可以在这里得以形成，不同于欧洲那“堕落的资本主义”。在巴西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中，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可以融合，创造出现代化却又不失种族色彩、自由却又不失个人主义的新文明。老三穆希波兰尼五兄妹中唯一的一个女性便是卡尔的姐姐，排行老三的穆希。穆希小姐也许是波兰尼家族中最有天份、最富创造力的成员之一，然而，她的创造力却也是五兄妹中最短暂的一个，在她25岁结婚前，穆希可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中一个耀眼的星星。穆希19岁之际便创办了一份杂志，自己亲自撰写其中一半以上的稿件，杂志当时影响所及遍布多瑙河盆地，直至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古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地带，例如克罗地亚。这个民族运动引发了“绿色前线”运动，也就是提倡农业合作社和民主的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这是蔚为大观的政治力量。后来成为南斯拉夫民族独立英雄的铁托就是克罗地亚的农村社会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却是穆希·波兰尼的真实信徒。而穆希·波兰尼主义的另一个著名的信徒，德国社会学和经济学家奥本海默创设的第一个犹太人在圣地的群落，也是以集体农场为蓝图的——如田园诗般的农民共同社区——其高度的文化和简朴的生活，即是按照穆希·波兰尼的理想而策划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既非倾向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而是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可惜的是，穆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理想，嫁为人妇后，立刻成为了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专注于生儿育女，对其它的一切都不复关怀，婚后的穆希·波兰尼虽然高寿地活到85岁，但此后却再也不曾留下片言只字。老五麦克尔卡尔的弟弟麦克尔也是一位二十世纪中的怪才。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麦克尔自小和其他兄弟姊妹一样，早年接受的教育是其父严格按照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立下的教育规范式的教育：即孩子们一定要彻底和社会的伪善与腐败隔绝。麦克尔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爱因斯坦在德国柏林时的助手。20世纪20年代中还一度获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只是当时他研究的领域不好界定为物理学还是化学学。希特勒掌权后，麦克尔跑到了英国，在曼切斯特担任化学教授。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尔却改变了研究领域，转向哲学发展。一开始，麦克尔像他其他所有的家人一样，关心社会和社会化的过程，试图在科学中找到答案。但是很快他就放弃了，并成为怀抱人道主义的哲学家，反对实证主义、传统自由派的理性主义，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的那种集体主义。对于麦克尔·波兰尼而言，人都是孤立的个体，而个人的存在是基于价值和伦理，而非逻辑和理性。他最为知名的著作便是《超越虚无》（BEYOND NIHILISM）。可谓是典型的现代斯多噶派学者。然而，麦克尔作为现代科学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又运用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阿赞地人宗教的研究，在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做了一项比较分析，指出在二者的相似性中包含着一项重要差异，即原始思维的内在连贯性，是以知识的自我封闭为前提的，而科学思维则恰好相反，其内在连贯性的存在前提，乃是知识不断推翻自身的开放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