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粤军
粤军历史
在八国联军之后，清廷以袁世凯统筹新军，算是中国陆军正式迈入现代化。在袁世凯练成北洋六镇之后，清廷更以各省分别负责编练新军，要完成三十六镇新式国防军的规模。各省分练的新军在编制，操法与干部选用上均向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看齐，部队编制要完全采泰西编组方式，部队操练一律用洋操，部队干部则多用新式军事专门学堂学生。新军的编练完全与各省原有的绿营旧军不同。不过各省在编组新军上纷纷遇到一个难题：新军的干部要用新式学堂的学生，而这些新式学堂却正是反清思想的大本营！所以清廷倾举国之力，在十年之内编练出来的新军竟都成为辛亥年间反清革命的主力。辛亥武昌起事，各省新军纷纷起而反抗清廷。在袁世凯建政之后这些新军首领为各省军头，袁世凯采远交近攻策略，逐一削平这些方兴未艾的割据势力。在袁世凯病逝之后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割据，这些军阀多半以省为割据单位，并且多渊源于该省的新军。
详细资料
  粤军回粤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陈炯明纠集的广东民军，曾组建有八千人的“建国粤军第四军”北伐，后来这支部队被遣散了。在“二次革命”中，粤军内部矛盾重重，龙济光趁虚而入，广东民军被摧毁殆尽。
护国战争后，龙济光被赶到海南岛，桂系控制广东地盘。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由广东省长朱庆澜拨出其亲军20营交由陈炯明统率，是为援闽粤  民主革命先驱、上校团长何贯中墓志铭军，成为近代粤军的雏形。粤军移驻汕头，随后攻取闽南二十六县，建立闽南护法区。
陈炯明、许崇智等在闽粤边境编练军队，于1920年夏回粤驱桂，将桂系的广东督军莫荣新逐出广东，孙中山得以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继续北伐。
右图：1920年秋，援闽粤军奉孙中山大元帅之命回师广东，在惠州平叛桂系军阀莫荣新之时壮烈牺牲的粤军独立营营长、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六弟、民主革命先驱何贯中墓志铭。1921年，孙中山非常大总统追授何贯中为上校团长，迁葬广州瘦狗岭粤军第一师陵园，即现在的“银河公墓”。
陈炯明叛变
但是陈炯明这支倾注了孙中山全副心血的“子弟兵”，仍然脱不了军阀的本性，在1922年北伐中叛变，炮轰总统府，之后粤军迅速分化瓦解，分为陈炯明、许崇智、邓铿（梁鸿楷）、李福林等部。
许崇智当时为北伐军总司令兼粤军第二军军长，陈炯明叛乱后，许崇智、李福林支持孙中山，回师靖难，与陈炯明展开激战。当时蒋介石、顾祝同、钱大均、卫立煌等均属许崇智的部下，陈诚在保定八期刚毕业，任粤军见习排长。
陈炯明部为粤军第一军，发动叛变后被许、桂、滇联军驱逐到东江一带。但是仍然保持一定实力，对广州革命政府构成相当的威胁。
邓铿力量
邓铿是粤军第一师师长，粤军第一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粤军的精华所在，原来隶属陈炯明第一军的序列，但是邓铿坚决支持孙中山，与陈分道扬镳，后来遇刺，梁鸿楷接任师长，与陈炯明和许崇智均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介于陈炯明和许崇智之间的一股独立的力量。  建国粤军第一师
李福林部队本来是绿林出身，没有什么战斗力，后来编成北伐军第五军，再后来被陈济棠兼并。
1925年，以黄埔学生为主的国民革命军发起东征，盘据惠州的陈炯明被消灭，少量残余部队逃江西投孙传芳，陈炯明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廖仲恺遇刺
廖仲恺遇刺后，许崇智被蒋介石挤走，其军队一部分被蒋吞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3师、第14师、第20师，后来演变成为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的部队。一部分被编到第四军，参加北伐。
梁鸿楷也被蒋逼走，李济深接任师长，北伐时扩编为第四军，战功卓著，被誉为“铁军”，也称为“粤军之母”。
李济深的第四军由陈铭枢第10师、陈济棠第11师、张发奎第12师、徐景唐第13师、叶挺独立团编成。但是粤军内部新的矛盾又形成了，首先是地域矛盾，从部队来源来看，第10师属于广（州）肇（庆）系，来自广州和珠三角；第11师来自粤西的钦（州）廉（江）高（州）雷（州）一带；第12师是客家系，来自梅州和韶关。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与12师较为亲近（叶挺、邓演达是惠阳客家人），后来在南昌发生暴动；徐景堂部较弱，后来被陈济棠兼并。
据说当年地方方言也是划分派别的一个标致，薛岳的部队说客家话，十九路军的说粤语罗广片为主，陈济棠的部下，会讲湛江雷州话的的人很吃香。潮汕人在陆军系统中受排挤，他们只能投奔海军，与福建人认老乡。
宁汉分裂
宁汉分裂以后，粤军内部由暗里的明争暗斗走向公开的决裂，张发奎是武汉政府的台柱力量。陈铭枢支持宁方，他的基本力量第十师当时驻在江西，南昌起义时被胁迫参加，出南昌以后，师长蔡廷锴带着队伍离开起义军，去投奔老上司陈铭枢，之后去福建，重新扩编为第十一军。张黄事变以后，李济深调第十一军回粤。
李济深去南京扣留以后，陈济棠继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取得了粤军兵权。 留守广州的陈济棠是胡汉民粤方政府（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坚力量，李福林、徐景唐等其他粤军都被他吞并，势力不断膨胀，主政广东，号称“南天王”。
后来张发奎两次回粤均被击败，联合桂系北上又被粤军击败。此后因军费无着落，四军只好交与中央，成为国民党中央军旁系，或“半陈诚系”，是长征时期追击红军的主力部队。抗战时期继承第四军的传统番号，其他的如94军、99军与其也有很多关联。这一系的主要人物还有黄琪翔、吴奇伟、欧震、郭思演、邹洪、王作华等。
蒋光鼐、蔡廷楷的部队中原大战时站在蒋介石一方，番号改为第十九路军，出兵长沙配合何键阻挡桂军北进，出兵中原与冯军、晋军作战，打遍半个中国还没输过，基本完胜。后来移师上海，对侵略上海的日军奋起抵抗，此役是为凇沪抗战，十九路军也因此成为民族英雄部队。其后调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失败后部队被中央改造或解散。这一系的主要人物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区寿年、张炎等，后来大多数走向新中国阵营。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由于另外两路粤军离开广东，从1930-36年期间，广东成为陈济棠的地盘，到抗战前夕，陈济棠在“两广政府委员会”的招牌下，对中央实行地方割据，对内精心经营，政绩显著。粤军则扩编到3个军合13个师，还有一百多架战机，空中力量比蒋中央军的还要强大。
广东的地形图呈等腰三角形状，韶关、湛江、汕头构成战略上的三个角，陈济棠把余汉谋的第1军部署在韶关，香翰屏第2军驻粤西，李扬敬第3军驻汕头，广州只留一个教导师，省城兵力十分空虚——陈济棠的部署主要是应付蒋介石大军压境。但是1936年“两广事变”，余汉谋通电拥蒋，率第1军沿铁路线南下，两三天就从韶关兵临广州城下，加上空军司令黄光锐率机飞往南京，陈济棠政权倒台。
结果
抗战爆发后，余汉谋粤军编成6个军（62-66军，83军），出兵抗日。在南京保卫战中第66军、83军损失惨重，但在友军纷纷向长江方向溃退时，66军军长叶肇与83军军长邓龙光决定正面突围，冲击日军封锁线，并取得成功。此后66军参加万家岭之战，并攻上万家岭主峰。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进攻广州，北上抗战的各路粤军回粤，先后参加了两次粤北会战和桂南会战。  粤北会战
抗战结束后，粤军全部北调打内战，第63军、64军编入黄伯韬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第62军调华北，在平津战役中在天津被消灭；第65军调西北，编成李振的18兵团，后来起义。
粤军近代海军
广东海军沿革广东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67年。当时清朝两广总督瑞麟向英、法购入了6艘兵船，用于巡海、缉私、捕盗。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海军中最早建立的一支舰队。作为中国沿海各省中独立色彩比较浓厚的省份，广东海军的发展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不受中央政府重视，缺乏财政拨款，财政上依靠的是地方筹款；舰艇多向香港等地船厂购买；自制大批用于内河和近海作战的小型船只。这种特点贯穿于其整个历史中。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为改变广东舰艇“小、杂、差”的状况，陆续订制了“广甲”等几艘大舰，建造和购买了一批浅水炮舰，初具规模。但甲午年间，广东最大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北上参加甲午海战，损失殆尽，此后再无可出海作战之主力舰艇，一直未能恢复元气。
民国后，广东海军一度将其主要舰只交给中央以统一海军；但袁世凯死后，中国又进入军阀割据时代，广东海军再度成为一股重要的地方海军势力。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宣言反对段祺瑞，程璧光率海军主力组成“护法舰队”响应。护法舰队南下时，带来了“海圻”、“海琛”、“肇和”等大舰，广东海军声势大振。虽然后来经历程璧光遇刺、陈炯明叛变等一系列变故，各舰又纷纷叛逃投奔北方（1923年，护法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带领主力舰只北逃，组成“渤海舰队”，后归并于东北海军），但如“永丰”、“飞鹰”等舰从此就留在广东，壮大了其势力。广东海军后来参与了**政府进行的“西征”、“东征”等军事行动。但当国民**军以广州为根据地誓师北伐时，广东海军因舰艇小、力量弱并未参战。
1928年东北易帜、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后，统一全国海军的问题再度提到了台面上。由于蒋介石与传统上掌控海军中枢多年的闽系有矛盾，不愿其接收广东和东北舰队而壮大声势，因而在还没有培养出嫡系海军干部（后来的电雷学校）的情况下，蒋介石宁可让全国各地方派系的海军继续分裂下去；所以造成了南京政府的中央海军部只管闽系海军（第一、二舰队），而广东（后改编为第四舰队）与东北海军（后改编为第三舰队）分别直属军政部，后来又在军政部名下搞出一个电雷学校，“一国四制”的怪现象。
出于本位主义观念，抗战前先后主政广东的军阀如李济深、陈济棠等人对建设本派系的海军相当积极；不过限于财力，承袭了其一贯传统，只以浅水炮舰与鱼雷艇为主，以数量计颇为可观，但吨位都极小。在海军教育方面则有一所黄埔海校，后来逐渐形成旧海军中颇有势力的“黄埔系”。
广东海军的发展演变与广东政局的变迁一直息息相关。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驱走李济深之时，广东海军部分官兵即有异议，“飞鹰”舰为此出走汕头。俟1929年陈济棠衔蒋介石之命入主广东，海军因不满其司令陈策对中央的服从和接受改编为第四舰队的计划，“飞鹰”、“中山”等7舰一度宣布拥桂反陈，并有敌对行动，僵持近半月之久。
1931年6月3日，陈济棠与桂系借胡汉民事件联合反蒋之时，将其海军改编为“第一舰队”（隶属于反蒋派别的领导机构“西南政务委员会”）。次年，陈济棠与海军司令陈策因“改制”发生矛盾，陈策占据海南与陈济棠对抗，双方甚至兵戎相见并导致海军的“飞鹰”舰被炸沉。后来陈策下野，此事才告终。陈济棠随后将第一舰队改称第一集团军江防舰队，以张之英为司令，李庆文任副司令。
1933年7月，“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因为内部矛盾脱离东北海军，南下投奔广东（即“薛家岛事件”），被改编为独立于第一集团军舰队外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粤海舰队”，广东海军势力大增。但陈济棠并不信任粤海舰队将士，先后借故撤换其高级军官。1935年4月，为防止被第一集团军舰队吞并，“海圻”与“海琛”又北上南京，归属军政部管辖。6月10日，粤海舰队正式并入第一集团军舰队。
此后广东海军因为实力削弱，也因为陈济棠下台、亲中央的余汉谋入主，这才接受了中央下达的“广东省江防舰队司令部”番号，但仍然不归南京政府的中央海军部管辖，而是自成一枝。抗战时期广东海军的作战属中央海军以外的独立战区，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战例，因而本文专门阐述。
一、 广东海军的备战 1936年7月，盘踞广东多年的“南天王”陈济棠公开打出反蒋旗号。但在蒋介石的内部分化策略下，陈所部将领及虎门要塞先后通电反对，陈被迫下台。从粤军集团中分化出的余汉谋取代了他的位置，出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司令。属于陈济棠系统的江防舰队司令张之英被撤换，以冯焯勋接替；从东北海军投奔来的姜西园仍担任常务副司令，副司令、参谋长李庆文。
据1937年2月统计，广东省江防舰队司令部辖有：
“肇和”号巡洋舰（2600吨），
“永福”（2330吨）、
“福安”号（1700吨）运输舰，
“海瑞”（1200吨）、
“海虎”（680吨）、
“广金”（457吨）、
“舞凤”（200吨）、
“江大”（274吨）、
“江巩”（344吨）、
“坚如”（225吨）、
“执信”（222．5吨）、
“安北”（316吨）、
“仲元”、“仲恺”（均60吨）、
“飞鹏”（98吨）、
“平西”（89吨）、
“广安”（83吨）、
“光华”（113吨）、
“湖山”（130吨）、
“淞江”（68吨）、
“珠江”（62吨）、
“金马”（100吨）、
“智利”（104吨）、
“江澄”（90吨）、
“利琛”（80吨）、
“江平”（90吨）、
“海鸥”（69吨）、
“绥江”（70吨）、
“西兴”（61吨）、
“安东”（65吨）、
“海强”（200吨）等28艘浅水炮舰，
另有第1、2（12．5吨）、3、4号（18吨）鱼雷快艇。
不久“肇和”改隶广州行营，“福安”、“海瑞”、“广金”、“江澄”、“利琛”、“智利”等舰先后裁撤，仅存10余艘，大多在千吨以下。
1937年抗战爆发前，日舰就多次南下广东沿海实施侦察。“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以优势海军力量封锁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并于华南海面伺机突击登陆；日机也常常窜入广州市区轰炸骚扰。
我广东省舰队江防司令部在抗战开始之初，鉴于浅水舰艇难以防阻敌舰入侵，首先采取堵塞封锁的办法，将珠江三角洲“六门”虎门、模门、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以及泥湾门、潭州口等口各主要航道，用废舰船158艘和鹿角、山石等加以沉塞，以阻滞敌舰由口外侵入。
同时还将旧存各式视发水雷敷设于虎门、崖门、狮子洋及汕头的马屿口等五处，并派出舰艇分赴各处警戒，日夜对空进行监视，准备迎敌。
广东海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前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中将此时也以虎门要塞司令的身份督战前线（虎门要塞归属军政部直接管辖），率要塞守备团拱卫中国的南大门。
广东空军的主力第7大队虽然北上支援淞沪战场，但留在广州的第29中队9架霍克III型战斗机（驻天河机场）在中队长何泾渭率领下，仍然认真进行训练和战备。
为集中舰艇力量抗敌、便于有效指挥，原直属广东绥靖主任行署的“肇和”巡洋舰，两广盐运署及广东缉私处所属的“海维”、“海周”、“海武”、“广源”、“靖东”等炮舰暨中央海军派驻广东执行测量任务的“公胜”号测量舰此时亦归属广东省江防舰队司令部指挥。
具体的部署是以“肇和”巡洋舰、“海周”、“海虎”、“海鸥”等炮舰巡弋于伶仃洋至虎门一带（其中“肇和”、“海周”专门协防虎门），严防日本海军侵犯珠江口一带水域；
“坚如”、“湖山”、“江澄”等炮舰防守在潭州口一带；
“安北”、“海继”（一说“海雄”）、“平西”、“靖东”等舰防守崖门一带；
“江大”、“飞鹏”、“光华”、“江平”等舰防守横门一带；
“江巩”、“舞凤”、“广安”、“广源”、“广澄”等舰防守磨刀门一带。
原有所属水鱼雷队以下设的水雷分队三队开展制、布雷行动，鱼雷快艇4艘则驻防横门口一带，相机袭击敌舰。
陆上的防御中，虎门要塞是广东的濒海门户，也是广东海军当局海岸防御的核心。以旧有炮台为基础，此地共设置了三道防线：最外端的沙角炮台为第一线，下辖上游、下游、大角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余人；长洲炮台为第二线，下设长沙路、牛山、鱼珠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人；威远炮台为第三线，下设威远、上下横档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余人。
海军守备部队为1个团和水雷队一队(视发水雷100具，官兵60人)，由陆军第63军153师协防。鉴于虎门要塞的火炮大多是清末民初的旧式炮、性能落后，海军派出的守备兵力也不足，中国方面采用灵活的战略，一反正常情况下大口径火炮部署在后、小炮在前的战术，把口径最大的150毫米维克斯炮部署于最前端的大角，平时就以浮标设定射击距离，以便克服射速低的劣势，尽可能在远距离上攻击通过要塞正面的敌舰；而后面两层炮台只装备轻型火炮，用于打击绕到沙角背后的敌舰。
因为防空力量不强，要塞司令陈策又积极筹措，增调来2个高射炮连；并联络空军进行协防。日军此时也大力加强在华海军兵力。除原有在华兵力(中国派遣舰队，即第3舰队)外，另抽调舰只成立了华南派遣舰队(第5舰队)，携航空兵部队进驻华南。其主力为航空母舰“龙骧”号、“凤翔”号，轻巡洋舰“夕张”号，驱逐舰“疾风”、“追风”、“朝颜”等，仅7410吨的“凤翔”号航空母舰就超过广东所有中国军舰吨位的总和。
但因为当时日军既要在华北、上海等地作战，又要兼顾攻击集结在江阴附近的中国中央海军主力，手中可供在广东方向上使用的陆战兵力不过千余人，和广东地区的中国陆军相差几十倍。
因此日军抱定了“围而不打”的主张，希望通过封锁珠江口打压广东的中国军队，等待攻占广州的有利时机。 二、两次虎门之役 “七七”事变后数日，广东海军的“海周”号炮舰奉命载运陆军独立第二旅增援海南岛。回航途经澳门外海时，发现东面大铲关附近有舰艇4艘，其中一艘以灯号要求“海周”停航。在判明对方身份是日舰后，“海周”加快马力驶入珠江内河，日舰未能拦截。
1937年8月8日，日军飞机低飞侦察虎门要塞。守军用高射炮射击，日机退去。随后日机开始轰炸虎门要塞和周围阵地，虎门之战拉开序幕。 8月中旬开始，日军不断派舰炮击沙角炮台，并以飞机集中轰炸要塞。最初日军的试探性进攻并不顺利，虎门要塞构筑坚固，“肇和”、“海周”两舰依托岛礁不断进行灵活的机动，岸、舰炮配合，日舰一靠近炮台便即时还击，给敌人造成不小损失。日军的飞机骚扰因为天气原因，效果也不很好，9月1日还有一架闯入虎门炮台高炮火力射击范围内的日机被击坠于黄潭，两名飞行员死亡。日军试图收买水匪侦察我方水道情况的行动也被查获，汉奸即日就被枪决。
庞大的日军舰队与中国军队对峙月余，竟毫无进展。通过试探性进攻，日军意识到虎门炮台扼守广州的正面，必然防御完备，一时恐怕难以攻克。于是转而采取迂回战术，以攻击周围岛屿构筑包围圈。8月24日，日军第二、第三舰队宣布对中国海岸进行第二次交通封锁。
9月3日晨，日本海军巡洋舰“夕张”号、驱逐舰“朝颜”号驶近南海诸岛中唯一设防的岛屿、东沙群岛主岛东沙岛，发炮轰击守军阵地，掩护登陆艇上的陆战队登陆。守备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岸巡防处江宝容中校指挥下固守阵地，激战竞日，技士黄凤岩少校、台员涂吉奇中尉等表现英勇。但终因兵力悬殊、火力单薄，战至4日中午，中国守军在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后，弹尽力竭，东沙岛失守。
东沙岛上修筑有双层气象大楼、无线电台及淡水制造厂房等设施，对东南沿海的气象预报及舰岸通讯、航道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它的陷落，是广东战局中我方第一个重大损失。
此后，9月6日，日军炮轰珠江口的赤湾，并随之攻占了大铲岛、三灶岛，控制了虎门外围的万山群岛。日本舰队进驻大铲附近，频频骚扰我沿海地区。
13日，大鹏湾也遭到日军炮击。日军攻取万山群岛的战略意图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抑制广州港的进出口贸易，达到切断中国获得海外援助的目的。然而广东货物进出口多经过中立的香港、澳门，日军无法阻拦；且万山群岛海区面积过大，日军舰只有限，封锁效果极不想。
为了切实达到破交目的，日本中国派遣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海军中将指示华南派遣舰队调整战术。日军很快发现，虎门是广州港所有向外水路的必经之处；只要攻占扼守珠江咽喉的虎门要塞，届时整个广州港就会被完全封闭。于是日军向虎门继续增兵，频频进击。虎门战局此后也逐渐转入被动。
8月31日，日军木更津航空队96陆攻6架由台湾起飞，首次轰炸我天河、白云机场以压制中国空军活动，争夺制空权。广东空军29中队飞行员黄肇濂、邓从凯、谢全和冒着炸弹从天河机场强行起飞，在新洲上空赶上投完弹向南经河南折回向东返航的日机，击落敌机2架，其中一架坠毁在珠江口附近。一时军民上下，极为兴奋；自此日机近一个月不敢侵犯广东上空。
9月13日平明前，突然有一队飞机自要塞方向飞来，向“肇和”、“海周”两舰俯冲轰炸。两舰仓促还击，因为缺乏防空火力，只能令大口径主炮以最大仰角对空开火，并用数量极少的手提机枪和2磅炮射击飞机，试图迫使飞机不敢低飞以降低其投弹命中率。忽而飞机离去，至此双方均无伤亡。
事后才得知，原来这是刚从南京调至广州的空军某中队，奉令出击封锁珠江口的日舰，但因为地形不熟加之空海联络不畅，天亮前两舰又未升旗，才发生了这场误会。后经虎门要塞方面紧急电告广州空军司令部，方才阻止了悲剧发生。但阴错阳差的，这也成了广东空军在要塞上空的最后一次掩护巡逻。因为，谁也没有注意到，此刻有个不速之客正在不远处，静静地窥探着这一切。
中国海空军发生误会的时候，日军第29驱逐战队的“疾风”号驱逐舰正在口外巡弋。发现异常情况后，该舰舰长认为有可乘之机，立即根据高射炮的炸点推断出了“肇和”与“海周”的锚地。他连夜致电第五水雷战队旗舰“夕张”等3舰前来设伏截击，试图一举消灭阻碍日军攻势的广东海军主力。
1937年9月14日凌晨，驻守在虎门的“肇和”号巡洋舰和“海周”号炮舰根据余汉谋组织军舰主动出击、积极防御的战略，开始启航巡逻，以警戒日军可能的登陆行动。
按照巡航惯例，“海周”在前“肇和”在后，从大虎出发向大角炮台航进，然后左传至沙角炮台，再又左转至威远炮台，最后返回大虎。刚刚由大角向左转的时候，了望兵就发现日海军第五水雷战队旗舰巡洋舰“夕张”号在“追风”、“疾风”2艘驱逐舰的簇拥下，已从珠江口的伶仃洋闯入内河，直趋虎门。
旗舰“海周”（因为编队指挥、江防舰队副司令姜西园厌恶“肇和”舰长方念祖的为人，故坐镇较小的“海周”）急忙发出警报，后续的“肇和”舰水兵还没站好炮位，日军的炮弹就已经劈面而来。第一发就击中了前面的“海周”舰！
从舰艇吨位上看，日舰“夕张”号3451吨，“疾风”、“追风”1340吨；中国的“肇和”2600吨，“海周”1250吨。从战斗力上看，“肇和”是1909年英国造的巡洋舰，航速仅20节，装备2门152毫米主炮，在1937年已经严重过时，而且因在连年内战中多次受伤，舰体年久失修；而“海周”号原是由英国退役炮舰的改装作为缉私船，仅有4.7英寸前主炮1门，战斗力更不值得一提。
与之相比，日军的“夕张”舰是日本造舰“鬼才”平贺让（日本无畏舰之父）的得意之作，被称为日本海军现代巡洋舰的里程碑，航速35.5节，装备140毫米主炮6门，战斗力极强。“疾风”号、“追风”号属于日军第一型现代化驱逐舰“峰风”级，每艘都装备4门127毫米炮，航速可达36节！
日舰显然是有备而来，“疾风”、“追风”死死咬住首当其冲的“海周”进行攻击。“海周”舰长陈天得是一员能战之将，多日前就命令军舰处于一级备战状态，此时奋力还击。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军舰不久就被命中三弹。
第一炮命中机舱，第二炮摧毁后主炮炮塔，正在操作的水兵十余人伤亡。好在离舢板洲最近、有着近百年反帝传统的的沙角灯台岛炮台及时开炮支援，向攻击“海周”的日舰开炮，分散了日舰的一部分火力。但该炮因为安装位置缘故有较大射击死角，只能向一侧日舰射击，随着日舰的120毫米主炮从两个方向上的还击火力逐渐被压制下去。 
“夕张”在“肇和”还没来得及作出战术动作之时就扑到了跟前。由于“海周”被两艘日舰在前围攻，从侧面攻来的“夕张”把“肇和”置于了一个进不能进（“海周”就在前方不远处）、退不能退（遭受攻击时尚未完全驶出口，无法实施及时转向向上游撤退）的境地。于是“肇和”迎头对敌，在敌舰进入前主炮有限射程内后，立即开炮射击。
一时间硝烟弥漫，弹片横飞。“肇和”号的旧式152毫米前主炮仅有正面防盾，后部敞开，每中一弹，装弹和操炮的水兵都有重大伤亡。但“肇和”的水兵没有畏惧，顶着炙烈的火焰不断向敌人发出仇恨的炮弹。
前主炮第三次齐射时，“夕张”弯曲的烟囱被准确命中一弹。但这枚劣质的炮弹穿过日舰的装甲径直落入海中，竟然没有爆炸！相反，“夕张”号的6门140毫米炮在精确观瞄仪器的修正下连连命中“肇和”号，撕开了这艘老舰仅有1英寸厚的装甲。
战斗开始还不到半小时，“肇和”舰机舱已被击穿进水，甲板上水兵死伤惨重，舰体开始倾斜下沉。好在该舰边开火边移动，此时已经冲出了海口，舰长方念祖下令立即转舵机动撤退。
不堪重负的“肇和”带着负伤进水的舰体蹒跚上驶，还没开到锚地就不得不抢滩搁浅。从技术角度说，方念祖的撤退命令是为了保全军舰，并没有错。但大舰“肇和”的撤退却使小舰“海周”独自承受了三艘日舰的炮火，遭到了灭顶之灾。
该舰在继续苦战了十分钟以后也试图转舵撤离，不料锚机已被第二弹的破片摧毁，锚链断裂，战舰失去了控制。最后一弹击中驾驶室，死6人伤多人。短短的几分钟内，“海周”就瘫痪在海面上，舰尾逐渐下沉。幸好该处水浅，该舰勉强搁坐在礁石上。
日本海战史学家濑名尧彦的《扬子江上的战斗》一文记载到：“‘夕张’的第三次齐射命中‘肇和’，并且继续命中企图转舵逃离战场的该舰，终于使之搁坐浅滩”，并称，“据当时日军公布的战报，另有一艘巡洋舰也被击伤搁浅。”
然而经他调查当时中国海军在华南并没有第二条巡洋舰，这里应该指的是“海周”号（日方称“特务舰”）。
战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对此战的描述是：“（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晨，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自伶仃洋直向虎门疾驰，我守舰肇和、海周发觉后，俟敌至我舰炮火有效射程以内，始发炮射击；……经四十余分钟之海战，遥见敌驱逐舰一艘浓烟突起，其他敌舰在我岸舰炮火夹击之下，不敢恋战，遂仓惶挟护受创敌舰后退。该受创敌舰以受伤过重，卒沉没于伶仃洋附近，首开粤海击沉敌舰之新纪录。在海战中，我舰海周号在激战时不幸舰尾中弹受伤，官兵壮烈殉国及负伤亦极惨重。此即为虎门之役。……”
对比当时日军的编制和相关史实记载，似乎并不存在第三艘驱逐舰。至于击沉敌舰一说，实属不可信。故而这一战报显然存在着极大谬误。更何况，此战中还有更为精彩的经历没有描述呢！打垮中国战舰之后，日舰马上以炮击压制虎门要塞，掩护正在珠江口外海停船待机的运输舰“甘丸”实施登陆行动。
该舰搭载的海军陆战队1000余人立即换乘小艇，向虎门炮台正面扑来。然而，日军刚刚开始换乘，虎门要塞就突然开火，炮弹准确的飞向“甘丸”，在它周围炸开一条条水柱。陈策就任虎门要塞司令之时，苦于火炮性能落后、射程不足等弊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取巧”的打法。
早在“八一三”之前，他已下令将要塞各种火炮的射程距离测好目标，布设信号浮标作为标记修正射击诸元，以求日舰到来时能够准确命中。而且如前文所述，虎门要塞的火炮安装颇有“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太极式策略，是重炮在前的。不明就里的“甘丸”自以为尚处在“安全地带”，竟然抛锚停泊组织换乘，结果让中国炮台打起了固定靶！
中国的要塞炮均为清末留下的旧式火炮，属于弹药分装式，因此无论射程还是命中率都有欠缺。但因为运用得当，效果奇好。一颗150毫米炮弹首先命中“甘丸”舰首，接着其轮机舱也被击中。“甘丸”舰长顾不上还没撤回来的登陆兵，急急忙忙砍断锚链，带着累累弹痕和燃烧着的上层建筑向珠江口外窜去。 
“我儿哪里逃！”说时迟那时快，要塞附近水面瞬时腾起一片浪。原来多日来一直在相机歼敌的广东海军水鱼雷队快艇分队（又称“雷舰队”）4艘鱼雷快艇在队长梁康年中校率领下前来助战了！这些航速达40节的魔鬼直扑受伤的“甘丸”，令日军方寸大乱！
3艘日舰顾不得继续攻击负伤搁浅的“海周”，“夕张”全力压制炮台火炮，“追风”“疾风”则掉头阻击鱼雷艇的攻击。但瞬间4枚18英寸白头鱼雷已经出膛，划着4道白浪奔向“甘丸”。
不待日军驱逐舰还击，中国鱼雷艇已经高速返航。海面冲起4根巨大的水柱，爆炸的响声震耳欲聋。中国军队事后的战报称：“一条鱼雷命中甘丸，将其击沉。”而日军方面则没有该舰被命中的纪录。
据推测，因为广东海军鱼雷艇采用的的是无发射管的抛掷式鱼雷发射法，命中精度较低，“甘丸”还是全身而退了。但其搭载的登陆兵仅有1/3不到下水成功，且均在抢滩前均被消灭；而留在舱里的那2/3也死伤惨重。代价巨大的登陆行动，竟然没能有一个人登上滩头阵地！
登陆受挫后，疯狂的日军旗舰“夕张”继续和大角炮台对攻，试图为落荒而逃的友舰挽回面子。谁知天空突然响起一阵沉闷的响声——广东空军的3架“霍克”战机赶来助战！失去动力、随波漂流的“海周”舰此时也向外海漂来（因当时退潮，水向外流）。
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日军未能分辨，以为该舰是前进追击，于是立即停止了对虎门要塞的炮击，全舰队沿珠江向外撤向大铲岛锚地。中国飞机继续追击，先后发动四次攻击（当时广东空军的“霍克”临时改装上简易挂架，能携带轻型炸弹），“夕张”被近失弹击中，造成一定伤亡。
随着黄昏降临，枪炮声渐渐平息，虎门要塞方面派出小火轮将“海周”拖回沙角炮台河面，将舰上前后主炮拆卸搬上沙角炮台，重新择地安装以加强要塞火力。而“海周”舰体自则由“海虎”舰拖到新洲尾处理，留下二副黄里和水兵数人看管。 
“肇和”舰在“海周”报废后，经过抽水堵漏恢复了部分动力，退回黄埔河面锚泊，日机常来轰炸。当时国民**军事委员会行营一部分亦设在黄埔的长洲岛，行营认为此举会影响行营的安全，曾与舰长方念祖商议，着其驶离黄埔；但方始终不理。
后“肇和”因此被日机炸沉。联想到虎门战斗前方常常声称日舰炮火如何厉害、航速如何快，我舰各方面均落后等情况，行营于11月15日将其免职，随即以“临阵退缩、抗战不力”的罪名将他枪毙。
中国海军仅部分大型炮舰装备有高射炮，其余多系轻型武器；炮台要塞的炮火也均不能对空射击。虽然面对敌机轰炸，海军官兵以步、机枪英勇抗击，一度致使敌机不敢低飞，命中率大为降低，但仍不敌其攻势。9月25日后，日军第23航空队、水上飞机母舰“香久丸”、第9战队以及“五十铃”号巡洋舰上不断派机群袭击中国舰艇。
战斗一直持续到30日，双方战斗激烈，中国舰艇虽以步、机枪击落日机1架、击伤4架（我方称6架），但主要舰艇亦有多艘被炸沉没，当地人民群众也伤亡惨重。 “肇和”、“海周”舰和炮舰“海虎”号先后在虎门至黄埔一线中弹沉没；炮舰“江大”沉没于横门；“舞凤”沉没于磨刀门；“海维”沉没于崖门；“坚如”号沉没于潭州（后被打捞修复）。官兵共伤亡数百人（注：广东海军当局对部分舰艇的沉没抱默许的态度，只是要求沉的正以便将来打捞。后来日军占领广州后打捞起不少原中国军舰，整修后作为杂役船或交给华南的伪海军使用）。
4艘快艇相机转移到虎门沙角炮台水域。防空战接近尾声之时，广东省江防舰队司令部发生了人事变动。11月，冯焯勋司令退职，黄文田接任，李庆文仍任副司令。
因较大的舰艇已损毁殆尽，黄司令乃下令将剩余的小舰艇重新部署，警戒巡弋各地。
计有：
“公胜”、“江巩”、“湖山”等舰警戒虎门至广州一线；“平西”、“仲恺”等舰巡弋于潭州至板沙尾一线；
“仲元”、“飞鹏”等舰警戒横门、小揽、莺哥嘴一线；
“执信”、“安东”等舰在江门外海垒石至虎坑口驻防；
4艘鱼雷快艇则控制虎门、沙角炮台，伺机出击。
面对中国海军虚虚实实的布防，日军摸不清底细，不敢下手（事实上也找不到下手之处），直到1938年2月，双方始终僵持在虎门要塞之前的珠江口。　
2月，日军试图再次以强攻夺取虎门，因此恢复了攻势。虎门口外的日舰冒险深入，疯狂炮击虎门各炮台；日军飞机也从大铲岛、三灶岛起飞，对广州、虎门各地进行开战以来最猛烈之轰炸。日军重巡洋舰“妙高”号以203毫米舰炮猛攻沙角炮台所属的四方山和鹅夷炮台，我军三门口等处的守军在亲临炮台的陈策指挥下冒死发炮迎击。最终日舰在沙角顽强的反击下撤退。
但日军的报复火力也极为凶猛，四方山和鹅夷炮台几乎被夷为平地，守军伤亡惨重。陈策在战斗中被日军炮弹击中，左腿炸断，身负重伤。此战以后，广州市抗敌后援会召集各团体募捐、声援、慰劳要塞**将士。
陈策将军此后先到广州和香港治疗，伤愈后转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后来到香港主持国民政府与港英政府间的联络工作，建下奇功。
日军遂决定1938年4月中旬“内外合力”进攻广州虎门。具体方案是：
1.李的旧部首先开始暴动，一举攻取广州；
2.日军在珠江南岸为李军空投弹药物资等补给，李部预先作好接收准备；
3.日本海军同日攻击虎门要塞，以掩护海军陆战队登陆。
日军哪里想到，国难当头之时，李福林早已抛弃了个人成见和派系争端。从一开始起，他是在就与日方佯作周旋，暗地已电告广东方面派谍报人员前来协助，一举将日方的全部计划搞到了手，预先设下了十面埋伏。
1938年4月15日是预定日军进攻开始的日子。按照计划，本日日军应派运输机空降物资于珠江以南指定地点；待李部拿下白云、天河机场后，将日军一部空运两机场，协助叛军控制广州。
日本海军也应于同日以大型战舰炮击虎门，另以机帆船6艘载运的陆战队和浪人组成“彰武队”，混在民船和外国船只中绕过沙角炮台，从要塞背面登陆，一举占领要塞、消灭中国守备部队。
前一日，为了即将到来的战斗，余汉谋下令虎门守军严密戒备，并以一部冒充叛军，在指定地点接运物资；为了防止内奸破坏和意外，广州当天全市戒严，作好应战准备。谁知此举打草惊蛇，潜伏在广州的日本特务马上将这一异常情况发给了其情报部门。
刚好当日军运输机到达指定空投位置时，遭到地面部分陆军部队射击。敌立刻意识到上当，下令取消空投，全队撤回，同时通知海军登陆部队立即返回。但电报发出之时，“彰武队”的帆船此时已绕过了沙角炮台，撤退不及。
虽然抓紧调转船头逃走，早有准备的中国军队的大炮却响了。测好距离的大炮对准日军船队猛烈轰击，“彰武队”船只接连中弹，纷纷沉没。战至黄昏，日军“彰武队”各船皆被击沉，部分试图登岸的敌军被中国炮台全歼。虎门口外的日舰发射了数弹后悻悻而去，第二次虎门之战落下了帷幕。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守备虎门的广东海、陆军部队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防守体系：日军白天进攻要面对虎门要塞重炮的打击，夜间偷袭要遭到广东海军鱼雷艇队的严重威胁。同时，中国海军方面没有拘泥于消极防守，一直在积极备战，及时出击：
首先，至关重要的广虎公路已于上年11月建设完成，一旦有警，陆军部队可在数小时内驰援虎门；
其次，黄文田司令下令加强布雷战力度，在广州市区自行赶制水雷2000余枚，招募离职海军士兵增编了11个水雷组，每组20余人，征用火轮10余艘、民船100余艘，在虎跳门、泥门、磨刀门、大刀沙、淡水河口、小虎门、三虎山、潭洲、外海及大亚湾等水域加布水雷，扩大了雷区范围；
第三，在虎门要塞前方水域布设水雷和沉船等水下障碍物，并把航灯标全部毁去。
珠江航道回环曲折，水文条件极其复杂，此后为了避免搁浅，日军此后降低了进入珠江口的频率。即使进口也只敢走航道中央，经常遭到炮台的痛击。广东海军指挥机关还组织打捞修“坚如”等负伤舰艇，重新组建华南的水面舰艇部队。面对灵活多端的对手，日军一时一筹莫展。
1938年年初，高须四郎屡次请求日本陆军提供一个师团以上的部队，登陆解决珠江口中国守军。然而当时日军正深陷于长江南北、山西、两淮战场的泥潭中，兵力捉襟见肘；除了防备苏联的关东军，大本营根本无兵可调。
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中枢逐渐意识到，全面的军事进攻只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于事无补；中国人力资源虽丰沛，但装备储备匮乏，只要切断中国和外界的联系，造成中国的孤立无援，就能达到迫使其丧失抗战意志、不战而降的目的。
于是日军当初“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即时调整为“以战养战”。封锁由广东经香港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线，日益成为日军重要的战略目标。香港、澳门因其特殊的地位，日军暂时还有所忌殚；于是只剩下那条当初试图绕过的老路——冒险攻打广州。
起初这一计划的阻力相当大。当时日军已经开始了武汉会战，主力胶着在前线无法抽身，以至于一度立即进攻广州的设想，准备在攻克武汉以后在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但随着战局发展，大本营认为完全有足够力量同时对武汉和广州发动进攻，因而加快了备战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