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斯蒂格利茨怪圈
提出人物
J.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出生于194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因为对信息经济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十分畅销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诺顿公司）和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等。他编著的新版《经济学》推翻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并形成自己的框架，被誉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教材。1987年，他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年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96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经济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在获奖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市场经济的特征是高度的非理性和不完整性。旧的模型假定信息是完美和理想的，但即使很小程度的信息不完整也能够导致很大的经济后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些人知道的比另一些人多。’” 
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提出了现代经济学最优理论的非均衡量。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指出，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标准信息假设中，轻微的不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同时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描述经济运行仅仅局限于运用价格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新古典模型并不能为市场体制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一旦将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难得出市场是有效率的推论。 
斯蒂格利茨将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引入，进而批评了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的种种错误理解和误导。指出，其关于竞争市场经济的推论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即它没有理解市场经济框架的不充分性并错误地鼓吹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与潜在效力相距甚远的经济模型。 
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新的模型并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不仅为洞察市场经济运行拓宽了理论视角，而且为在转型经济中的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思路。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较年轻的一流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是一个有创意并富有挑战性的学者。在其(经济学)一书中，他提出了要“超越马歇尔和萨缪尔森”，推翻新古典综合派体系。他在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著述有：<竞争、激励与风险理论)(与F.马修森合作，1987)，(政府经济学)(1988)，<国家的经济职能)(1989)，《不完全与非对称信息的福利经济学》(1993)，<信息与经济分析)(1993)，《农户与城市居民：税收、价格与经济发展的负担》(与R·萨合作，1993)等。
中国情况
陷入怪圈为何中国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 就中国而言，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资产市场出现流动性“洪灾”的时候，实体经济还存在流动性“旱情”。原因分析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快速积累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结构和惯性的工业化战略导致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高储蓄，金融抑制进一步造成了对外资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为何中国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
总结和反思过去30年的增长路径，可以看到，痼疾之一，是消费的体制性抑制与增长对投资与出口拉动的过度依赖。
中国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可以上溯到1950年代形成的工业化战略。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战略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 结构，带来严重的“三农”问题；后者造成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工业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又进一步导致工业 化战略的刚性。
3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革，延续了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但实现了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的转变。中央 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赶超冲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导致民生抑制、市场分割和产能过剩；开拓外部市场成为这种增长模式持续运行的必要前提。而地方经济多头对 外、无序竞争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出口产业的短期成本优势。
中国制造业的蚂蚁雄兵打败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老大象，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不断上升。出口规模快速扩张带来两个负面效应：通过对发达国家就业岗位的挤压导致西方国家的全面恐慌和强烈反弹；严重透支了国内的资源环境、居民的教育健康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痼疾之二，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中国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
由于金融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和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我国金融业和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未能充分发挥动员国内储蓄、促进投资的有效形 成和配置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各级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和利用外资，导致外国资本对国内储蓄的部分替代，也导致了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两头挤压， 造成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组织的不足。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同时又对外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以企业产权交换对美国财政部的债权实际上反映 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投资主体的缺失。
痼疾之三，在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上存在不平衡和不对称问题，而且中央政府出于对地方政府信用的担忧而限制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融资权利，忽视了通过 市场约束机制培育地方政府信用的重要性，导致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吸引外资的无序竞争，以及对土地财政的日益依赖。
此外政府的税收收入过度依赖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间接税和直接税，而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租金则未能通过适当的税种予以征收，不仅导致资源环境的透支性消耗、生产性经济活动受到抑制，而且会鼓励土地和矿产资源的私有化和资产泡沫的泛滥。
除去上述缺陷之外，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金融开放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在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制度选择等政策组合问题上陷入困惑之中。探讨解决目前迫切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在于：
反通货膨胀是仅考虑CPI，还是也应该考虑资产价格？
通货膨胀以CPI指数为主要的衡量指标显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消费制成品的供过于求状态很大程度上成为成本推进和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向最终消费品传递的阻力，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会使货币政策的反应过于迟缓。
另外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更多通过热钱的流动反映在各国资产泡沫上，而金融危机又多以泡沫破灭为特征，因此防范金融危机显然需要货币当局监控资产市场价格。
曾经的英雄后又沦为罪人的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讨论过这一问题。他在次贷危机发生前好几年已看出资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并提出了非理性繁荣的说法，试 图进行调控，因无效果而退缩。他提出三点理由为自己辩护：一是美国的法律未规定美联储有监督、调控资产价格的职责；二是资产泡沫的界定十分困难；三是调控 资产价格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过大。
就中国而言，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资产市场出现流动性“洪灾”的时候，实体经济还存在流动性“旱情”，如何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真实经济发展，同时避免资产市场过度的泡沫膨胀，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如何避免国际投资者通过通货膨胀时间差进行套利？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已经普遍接受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但是，这一政策规则在开放条件下是否具有 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资本账户开放场合，一国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流动性的供给，而全球流动性供给的最大部分是由美联储投放的。美联储大规 模印制钞票，让美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外国的商品和企业产权，由于流动性的投放和通货膨胀之间在国内有9-18个月的时滞，在全球范围理应 有更长时间的时滞，因此在流动性扩张和泛滥的过程中，最先获得流动性的投资者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出于对出口部门的保护（这个部门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臣在政府决策中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和对汇率浮动的 恐惧心理（人们对不熟悉的东西总是心生恐惧）而坚持对资源价格的管制和对汇率的干预。这使外国投资者享受投资品价值低估和汇率低估的双重好处。发展中国家 推行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客观上就为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和美国投资者通过通货膨胀时间差实现套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而美国又以对外投资和贸易赤字方式输出通货膨胀，因此当美国通过进口渠道再输入通货膨胀时，全球的流动性或过剩美元已经泛滥成灾，这个灾就是可能瞬间破灭的全球资产和资源泡沫。
人民币要不要盯住美元？
华尔街资深预测分析家Peter D. Schiff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机作出分析：“几乎每个月，美国政府或国会议员会呼吁中国放弃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以使人民币升值。类似的行为是 纯粹的政治表演，是在虚张声势。我可以肯定地讲，他们私下里是不希望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中国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持 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此外，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廉价消费品的来源地。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还要求中国提高出口到美国的消费品价格和针对美国国债的利率 水平呢？显然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外这还会让中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对美国政客来讲，除了大选之外，他们最担心的想必就是中国放弃盯住 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要求中国这样做呢？原因就在于，中国以为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如果美国要求中国继续盯住美元 的话，想必中国早就放弃这一汇率制度了”。
蒙代尔则在各种场合主张中国应该坚守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认为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面临一场灾难。
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呢？在分析国际大家的见解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的大投资家，比如索罗斯、罗杰斯、Schiff等人的意见往往与美国的大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除外）大相径庭，其实谁更代表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谁的话就更值得推敲玩味，而不应照单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