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举得两虎
作品原文
一举得两虎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陈轸谓楚王〔一〕曰：「王不如以地东解于齐，西讲〔二〕于秦。」　　楚王使陈轸之秦，秦王谓轸曰：「子秦人也〔一〕，寡人与子故也〔二〕，寡人不佞〔三〕，不能亲国事也〔四〕，故子弃〔五〕寡人事楚王。今齐、楚相伐〔六〕，或谓救之便，或谓救之不便〔七〕，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八〕，以其余为寡人乎〔九〕？」陈轸曰：「王独不闻吴人之游〔一0〕楚者乎？楚王〔一一〕甚爱之，病，〔一二〕故使人问之〔一三〕，曰〔一四〕：「诚病乎？意亦思乎？〔一五〕」左右曰：「臣不知〔一六〕其思与不思，诚思则将吴吟。〔一七〕」今轸将为王吴吟〔一八〕。王不闻夫管与之说乎〔一九〕？有两虎诤〔二0〕人而斗者〔二一〕，管庄子将刺之〔二二〕，管与止之曰：「虎者，戾虫〔二三〕；人者，甘饵也〔二四〕。今两虎诤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二五〕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二六〕。」齐、楚今战，战必败〔二七〕。败〔二八〕，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二九〕。计听知覆逆者〔三0〕，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三一〕。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三二〕。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三三〕，听无失本末者难惑〔三四〕。」」〔三五〕[1]
注释译文
词语注释注释①　　
〔一〕鲍本怀。　　　
〔二〕鲍本补曰：讲，当从「媾」读，说见前。　　
注释②　　
〔一〕姚本轸先仕于秦，故言秦人也。　　　
〔二〕姚本故，旧。　　　
〔三〕鲍本佞，高才也。　　　
〔四〕姚本亲，犹知也。鲍本弟亲治国。　　　
〔五〕姚本弃，去也。　　　
〔六〕鲍本轸传言韩、魏。　　　
〔七〕姚本便，利也。　　　
〔八〕鲍本主，怀王。　　　
〔九〕姚本以余计为寡人计也。　　
〔一0〕姚本游，仕也。　　　
〔一一〕鲍本楚先王。　　
〔一二〕鲍本吴人。　　
〔一三〕鲍本楚王使问。　　　
〔一四〕鲍本使者还，主问之。　　　
〔一五〕姚本思，思吴乎？　　　
〔一六〕鲍本「不」作「又」。○注家说「有」为「又」，则「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正曰：刘辰翁云，「又知」犹「安知」。愚谓，终缺「安」字。按姚本作「不知」，是。　　　
〔一七〕姚本吟，歌吟也。鲍本作吴人呻吟。　　　
〔一八〕鲍本言不忘秦。　　
〔一九〕姚本曾「管」作「卞」。管，姓也。说，言也。鲍本轸传作「馆竖子」。　　　
〔二0〕姚本一作「争」。鲍本「诤」作「争」。○补曰：字与「争」通，下同。札记丕烈案：史记作「争」。　　　
〔二一〕鲍本无「者」字。○　　
〔二二〕鲍本传「管」作「卞」。刺，有伤也。补曰：索隐引策作「馆」。馆，谓逆旅舍，其人字庄子。札记丕烈案：今史记作「辨」。索隐又云，或作「卞」。吴氏所引索隐，困学纪闻引同。今王震泽本如此，与单本不同，单本不引战国策正文，即作「馆庄子」。此文下「管与止之」，史记作「馆竖子止之」。当依单本为是。乃史记作「馆」，策文作「管」也。　　　
〔二三〕姚本戾，贪也。鲍本戾，犹暴。　　　
〔二四〕鲍本无「也」字。○以饼饵喻之。　　　
〔二五〕姚本兼，得也。　　
〔二六〕姚本刺，杀也。　　　
〔二七〕鲍本必有一败。　　　
〔二八〕姚本钱、刘，一无下「败」字。　　　
〔二九〕姚本害，危也。鲍本今详秦王言「为子主计」，则以齐、楚正相伐故也。今轸言「无伐楚」，亦并以忠为主也。　　　
〔三0〕鲍本能计善听，知二国之覆逆。覆逆，言不顺于理。正曰：覆，谓反覆；逆，谓逆料。「覆」即下文「一二」；「逆」即下文「本末」。　　　
〔三一〕姚本机，要也。鲍本机主发矢，喻事之要也、先也。　　　
〔三二〕姚本寡，少也。　　　
〔三三〕姚本悖，误也。一本无「也」字。鲍本无「也」字。○「一二」，言反覆计之。集韵，悖，乱也。　　　
〔三四〕姚本惑，乱也。鲍本轸传有。无「计听」。补曰：蒯通说韩信曰，「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　　　
〔三五〕鲍本轸为是媾于秦，而劝秦收齐、楚之敝，岂所以忠为主哉？或疑史作韩、魏者，是。考秦惠时，唯十三年，韩举赵护帅师与魏战，败绩。去楚绝齐时远甚，他不见韩、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时。窃意楚已遣人解齐，轸之媾秦，欲其不助齐耳。当识其意，不可泥于辞也！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秦惠王死，公孙衍〔一〕欲穷〔二〕张仪。李雠〔三〕谓公孙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孙显〔四〕于韩，起〔五〕樗里子于国。三人者，皆张仪〔六〕之雠也〔七〕，公用之，则诸侯必见张仪之无秦矣！」〔八〕　
注释③　　
〔一〕姚本公孙衍，魏人也，仕于秦，当六国时号曰犀首。　　　
〔二〕姚本穷，困也。　　　
〔三〕姚本李雠，秦人也。鲍本秦人。正曰：李雠，据高注，此无据。　　　
〔四〕鲍本秦人。　　
〔五〕姚本起，犹举也。　　　
〔六〕鲍本「仪」作「子」，下句同。○　　
〔七〕姚本雠，仇也。　　　
〔八〕姚本公，谓公孙衍。用此三人，则诸侯知张仪无权宠于秦（一下有「也」字）。[1]作品译文楚国与齐绝交后，齐发兵攻打楚国。陈轸对楚怀王说：：“大王实在不如把土地送给东方的齐国求得谅解，然后再跟西方的秦国建立邦交。”　　
于是楚怀王派陈轸出使秦国。秦惠王对陈轸说：“贤卿本来就是秦国人，而且是寡人的老臣。可惜由于寡人不能识才，对于处理国家大事又欠周详，以致使贤卿离开寡人去给楚王服务。如今齐、楚两国互相攻伐，有的人认为救援有利，有的人认为不救援有利。贤卿为何不在为楚国效忠之余，也为我出一点主意呢？”陈轸说：“大王难道没听说过吴国人到楚国去做官的故事吗？楚王很喜欢这位客卿，可是某次这位客卿生了病，楚王就派人去问候说：‘是真生病吗？还是思念吴国呢？’左右侍臣回答说：‘不知道他是否怀乡，假如真是怀乡的话，那他就要唱吴歌了。’现在我就准备为大王唱‘吴歌’。不知大王有没有听说管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有两只老虎，因为争吃人肉而打斗起来，管庄子准备去刺杀这两只虎，可是管与赶忙来制止说：‘老虎是贪狠的大虫，人肉是他的最香甜的食物，现在两只老虎为争吃人肉而打斗，小虎必然因斗败而死，大虎也必然因苦斗而伤，你就等着去刺杀那只受伤的大虎吧！这是一举而杀两虎的妙计，不用费杀死一只老虎的辛苦，实际上却能兼得刺杀两只虎的英名。’如今齐、楚两国既然正在苦战，战则双方必有伤亡，那时大王再度救援，既能获得救齐的好处，而又没有伐楚的危险与害处。是否听从我的计谋，预知事情的反复逆顺，那就全看大王自己定夺了。计谋是做事的根本，听从良计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计谋错了，或听从错计，而能保住国家的君王很少。所以说：‘计谋要再三反复思虑才不会错误，听从必然事物、本末兼顾才不会迷惑’。” [2]
作品评析
陈轸用两个故事形象、直接的说明了事理。第一个故事说明了他自己的处境：他虽为楚臣，但在楚国得不到善用，如今来到故乡秦国，向秦王献计献策，恰似生病的人思念故乡时唱家乡的一支歌，如此既表达了思乡之情和感谢秦王的知遇之恩，又对自己以楚臣的身份替秦国谋划作出了委婉地解释，其中的微妙非常丰富，语言不能详尽，而用故事却能十分贴切的讲明一切，意蕴深厚，颇耐人寻味。第二个故事说明了秦国可以等到两败俱伤时坐收渔利，直观明白，最具有信服力。在说话、演说时我们要切记多讲一些故事、寓言，将一些深奥的道理直白化，让受众更易于理解，对一些复杂的不能直说的隐情也可以用故事来暗喻。[2]
编订简介
  刘向画像[3]刘向(约前77一前6)，本名更生，后改名向，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时期儒家学者，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刘向是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西汉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宣帝时任谏大夫，成帝时迁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好神仙方术，习方士《枕中鸿宝苑秘书》，欲为炼金术，曾以铸伪黄金而下狱，险遭处死。其为人生性格谨忠直，敢于上言，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为此亦曾下狱。
刘向少时即受家学熏陶，于儒、道、阴阳、五行诸学均有涉猎。学问博洽，通诸子百家，善为文章。于儒家经典则通《易》、《诗》、《书》，又沼受《春秋毅梁传》，曾参加“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同异。他尊崇儒术，主张贵德教，轻刑罚，尊贤重士，藏富于民，提倡薄葬。否认人性有先天的善恶，认为人性善恶是“感于物而动”，即由外界的刺激而引发，所以又十分重视礼乐。
成帝河平三年(前26)，奉沼与其子刘歆领校中秘图书，他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每校完一书，“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写成书录奏上，后被辑为《别录》二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书目提要（今尚残存数篇）。又刘歌所成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亦颇受其父刘向影响。另有《洪范五行传》（今存于《汉书·五行传》中），用阴阳灾异来推论时政之得失。还编撰有《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今存。所作文章《九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原有文集，已佚，明朝人辑有《刘中垒集》。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存有一卷。[3]
相关信息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