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郭太
人物生平
出身  郭太像[1]郭太家世贫穷，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度日。成人后，身高八尺，容貌魁伟。母亲想让他到县廷做事，但他认为“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于是向亲友借钱，长途跋涉到河南成皋屈伯彦处求学。求学期间，他虽常陷入衣衫褴褛，两日一餐的窘况，但经过3年刻苦学习， 终于博通《三坟》、《五典》等古籍，并“善谈论，美音制。” 
郭太学成后，游学于京师洛阳。最初，众人对他都不甚了解。他后来名噪京师，主要借助于符融、牵膺。符融初见郭太，就为他的仪表、学识所折服。当即把他介绍给学者李膺。李膺对郭太亦大表惊叹，认为他是少见的聪明、高雅、博学之人。年轻的郭太能受到李膺的如此青睐，众儒生自然对他刮目相视。郭太一时间名震京师。然郭太无意迹入仕途，后来还是向李膺辞行还乡。当时，黄河边上送行的车马竟有好几千辆。郭太曾在河南陈、梁间闲走遇雨，头巾被淋湿，一角下垂。人们见他戴的头巾两角高低不一，也争相效仿，一时竞被誉为“林宗巾”。 [2]　　汉和帝建和(147年一149年)年间，太常赵典举荐郭太，郭太坚辞不受。永兴(153年一l54年)年间，司徒黄琼征召，他又不受。有朋友劝他应召入仕途，他婉言谢绝，立志要“优游卒岁”，“淡泊终生”。被同郡人宋冲赞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匹敌者。”政治见解郭太虽淡于利禄，不求仕进，却有较明确的政治见解。东汉后期，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冀诛灭。此后，宦官集团操纵朝廷大权30余年。宦官残暴黑暗的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郭太清楚地认识到这—政治局势，于游太学时通过交游，会友等方式，发动组织耿直官僚、名士，太学生等共同与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做斗争。 
当时，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3万人，是反对宦官集田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太等人为首，对宦官集团口诛笔伐，甚至编顺口溜畅清激浊，褒贬朝政，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当时被称为“清议”，致使公卿以下无不惧怕太学生的贬议。太学生活动郭太等领导的太学生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造出了震惊古今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致使太学生—千人多人被捕，李膺、范滂、杜密等百余人死于获中，各地被诬为“党人”而“死、徒、废、禁”者达六、七百人。郭太虽为太学生首领之一，因没有公开批评朝廷或得罪宦官，故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于难， “党锢之祸”起后，郭太罢游归家，从此闭门讲学，有弟子数千人。 
乐于奖进才德之士，是郭太一生中极其突出的一个方面。郭太奖进的对象以才德为标准，从不拘泥于门第出身。因此，他不仅同官僚、太学生频繁往来，而且能与漆工、邮役、屠沽、士卒、垄亩、刍牧等人结交。只要才德兼优，便极力奖进， 引导其成名。 
茅容，字季伟、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天， 郭太到陈留，途中遇雨。在大树下避雨时，见一农夫坐姿端正，猜想可能是种地的读书人，通报姓名后，故意请求在他家借宿。茅容把他接到家中过夜，第二天一早，郭太见茅容杀鸡做饭，认为是招待自己。但吃饭时，茅容却先将鸡肉服侍母亲吃了，然后和郭太同食素菜粗食。饭后，郭太向茅容作揖，说他是一名贤士，应该出去游学。茅容依照郭太的指点，外出游学，成了名士。 
漆工申屠蟠，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喜欢读书，很有义气。但因家道贫穷，只能给人做佣工，干些油漆活。郭太亲自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使申屠蟠顿开茅塞，迫切想去求学。郭太于是资助他游学，后来成为东汉的经石学家。劝说对一些犯有严重错而受人歧视的“不仁之人”，郭太也总是尽己所能，劝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一个名叫左原的郡学生因犯法被斥，心情不畅，抑郁寡合。一天，郭太与他相遇，当即设酒肴款待他，席间好言相抚，并以古贤哲为喻，劝其自省，痛改前愆。左原深为感动。事后，有人讥笑郭太与恶人往来。郭太却认为对犯错误的人应该热情帮助，劝其从善。不然，无异于使他继续作恶。 
宋果，字仲乙，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性浅薄、蛮横，喜欢报复，被当地人痛恨。郭太用规矩法度教导他，使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惧怕，于是改过自新。以后宋果以刚烈之气闻名于世，被公府征召，先后做过侍御史、并州刺史。 
贾淑，字子原，郭太同乡人。为人险，是乡里一大患。郭太母亲去世，贾淑前去凭吊。前来凭吊的钜鹿孙威直看到郭太这样的大贤士接受恶人的凭吊，心中责怪他，不入而去。 郭太追出，以“孔子不拒互乡”向孙威直解释。贾淑听到后，决心改过自新，终于成为—个善士。同乡人但有忧患，贾淑便竭尽全力相帮，为乡人称道。善品评郭太亦极善品评人伦世事。济阳(今山东菏泽附近)人黄允，以俊才知名。郭太见他后，认为他不能笃守正道。后黄允因欲作袁隗的女婿，休了妻子夏侯氏，被夏侯氏当众历数其隐匿秽恶之事15件，使黄允声名衰败。 
谢甄，字子微，与陈留人边让都善谈论，有盛名。每共遇郭太，二人对述常连日达夜。郭太对门人说：“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果然，谢甄后因不拘小节被毁，边让因轻侮曹操被杀。 
史家称郭太的奖进人才为“雅俗无所失”， “恂恂善导，使士墓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郭太卒于家中，时年42岁。 四方之士赶来会葬者成千上万。郭太的志同道合者，共同为他刻石立碑。大学士藜邕。亲自撰写碑文。书毕，他感慨地对涿郡人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于是后人称此碑为“无愧碑”。据《太平寰宇》记载： “周武帝时除天下碑，唯郭林宗碑诏特留。” 
郭太一生博学多才，不墓高爵，安于退让，谈于仕途，视利禄如浮云，礼贤下士，乐与常人为伍。被称为东汉第一名士。有人曾问妆南太守范滂“郭林宗何如人？”范滂说： “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轶事典故
认清时事[3]东汉从和帝时开始，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借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势力打了下去。此后，宦官集团操纵朝廷大权达三十年之久。他们在搜刮百姓、霸占土地方面的贪残横暴，较之外戚更加厉害。这种状况引起了人民和一批官僚和士人的不满。官僚、士人和太学生们结成了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偏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向宦官集团展开猛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着三万太学生的首都洛阳太学，是一块重要的阵地。郭太就是这块阵地上的首领人物之一。
郭太对东汉政治的日趋黑暗、国家的日趋衰弱体察得非常深刻。他认为这种大局难以扭转，所以一直拒绝做官。司空黄琼等人屡次征召，他都没有答应。名士范滂评价郭太的为人时，说他“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郭太自己也总是对那些劝他仕进的人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知道天已示废，非人力所能支持。”尽管如此，他还是风尘仆仆地周游郡国，把自己的精力全花在培养人材上。只要碰到有识之士，他就劝他们上太学去深造，或者鼓励他们注重道德，研究学问。有一次，他到了陈留，正在田野里走着，突然下起了大雨。他跑到大树底下，看到有几个庄稼人在树下避雨，有的躺着，有的蹲着，有的伸着腿坐着。可是其中有一位与众不同，他正襟危坐，举止斯文，约有四十来岁。郭太有意跟他说话，互通了姓名，知道这个庄稼人叫茅容。他提出可否在茅容家借宿一宵，茅容坦然应允，引郭太到自己家里住下。第二天一大早，郭太看到茅容杀鸡做饭，以为是要款待自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没想到茅容这是做给他母亲吃的。他侍奉母校吃完饭，才请郭太共餐，但桌上却连个鸡爪子都没有，只是请郭太吃了一顿平常的饭菜，郭太吃完饭，对茅容说：“你真是个高士，是我的好朋友！”郭太劝他去游学，茅容按着他的指点，后来也成了名士。
司空黄琼免职后病逝，四方名士都来送殡。有个儒生拿着祭品，到坟头上了供，哭了一阵，然后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就走了。会葬的人们见此人行动异常，都交头接耳地猜测他到底是谁。这时郭太说了声：“这准是南州高士徐孺子！”徐孺子即徐樨，本来是黄琼的门生，后来黄琼当了官，徐樨就再也没有去看过他。茅容听郭太这么一说，马上就要追上去问个明白。他追了几里地，追上了那人。一问，果然正是徐樨。茅容就将他请进酒店，边饮边聊，谈天文，谈庄稼，谈得很高兴。茅容就想趁机和他谈谈国家大事，听听他的高见，可是徐樨对此只是付之一笑，一个字也不谈。两个人喝完酒，起身作别，徐樨这才对茅容说：“请替我问候郭林宗。告诉他：大树要倒，不是一根绳子能拉住的。何必忙忙碌碌到处奔跑呢？叫他安静些吧！”茅容回来将徐樨的话告诉了郭太。郭太不禁长叹一声，说：“孺子为人，清廉高洁，他平日宁可挨冻受饿，也不会接受别人赐予的食物和衣服。他今天能和茅容一起吃酒，这分明是已经把茅容当作知己看待了。他闭口不谈国家大事，这说明他的聪明，咱们还可以学学，而他那大智若愚的气度，谁也没法跟他比。”
郭太佩服徐樨的大智若愚，但他不愿做那种隐居无为的人，仍然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有一次，他在钜鹿这个地方，看见有个人背着沙锅走路，沙锅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人竟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郭太便喊住那个人，问他沙锅摔了怎么也不看看。那人说：“沙锅已经破了，看它有什么有用呢？”郭太见这人很有决断，经交谈才知道这人叫做孟敏。孟敏在他的鼓励下进了太学，后来也成了名士。陈留有个漆工叫申屠蟠，以讲义气出了名。郭太听说后就亲自去看他。他得知申屠蟠喜欢读书，可是家里很穷，就给他资助，让他去游学。申屠蟠后来也成了东汉的经学名家。免遭党祸 闭门讲学  党锢之祸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有人勾结宦官控告李膺等“党人”“诽讪朝廷”，桓帝下令将李膺等二百多人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生不许做官。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第一次“党锢之祸”。郭太深感世道艰危，遂闭门教授，生徒至数千人。郭太在当时士人中间有很高的声望，很多人在品德、学问上以他为楷模，甚至连他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也有人模仿。据说有一次，郭太在路上行走淋了雨，头巾的一角被雨浇得搭拉了下来。以后郭太就戴着这顶一只角高、一只角低的头巾。当时的士人、儒生们看见郭太这个样子，也都故意把自己的头巾压低一只角，还把这种头巾叫做“林宗巾”。当时，太学生和士人曾给全国三十二位大名士立了“八顾”（有德行）、“八俊”（俊杰）、“八及”（能引导后进）、“八厨”（有钱救济贫士）的称号，郭太被尊为“八顾”之首。[4]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汉灵帝被宦官挟持下诏收捕李膺、杜密等一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太学生被逮捕的有一千多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郭太由于平素“不为危言覆论”，宦官集团抓不住他的把柄，所以总算得免于党祸。但是他听到枉死了这么多正派的人，不由得暗中挥泪说：“汉朝的天下恐怕长不了啦！”就在这一年，郭太病死在家中，死时年仅四十二岁。四方之士千余人赶来会葬，生前好友还为他立了石碑，议郎蔡邕撰写了碑铭。
史料记载
  后汉书[5]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乃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
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左原者，陈留人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对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林宗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后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惰土}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官，遂为诸生佣。后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坐，诸生博士皆就雠问，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后征辟并不起，号曰“征君”。
宋果字仲乙，扶风人也。性轻悍，憙与人殷仇，为郡县所疾。林宗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敕。后以烈气闻，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俊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
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论曰：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沈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逊言危行，终享时晦，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
融益以知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亻由等三人，因辞病自绝。会有党事，亦遭禁锢。
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融同郡田盛，字仲向，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优游不仕，并以寿终。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邵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
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乃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
赞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节好耻，并不逡巡。[6]
历史评价
[7]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③’耳。” ——《后汉书 郭太列传》
鲁迅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毫无疑问，东汉著名党人，“八顾”之首的太学生领袖郭太就是这样一个“真的猛士”。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把持朝政，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机  蔡邕器在这两大集团“杀伐”与“滥赏”的血腥循环政治游戏下，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与破坏。这非但加深了下层民众的苦难，使得更多的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原东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士族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他们疯狂地卖官鬻爵，堵死了许多士族子弟正常的做官与升迁的途径。所以无论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士大夫阶层都不得不与宦官集团展开殊死斗争。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地方强大乡绅士族的支持下，一场由当时中国正直知识分子主动发起并组织的“政治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出身世代官宦家庭且官至太尉（一品）的陈蕃与同样出身世代官宦家庭并官至司隶校尉（三品）的李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一个公开“有澄清天下之志”，一个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基本上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并为他们摇旗呐喊，宣传他们“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陈蕃、李膺也领导士大夫集团通过“清议”互相标榜，奖掖后进，进一步壮大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力量，并一同对宦官专权提出尖锐批评，对宦官集团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与陈蕃、李膺相比，家世贫贱的郭太，出身明显要低了许多，但郭太凭着一股子“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的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日夜苦读，博览群籍，终于成了一个“善谈论，美音制”的青年书生；外加他“身高八尺（大约184公分，汉一尺约为23厘米），容貌魁伟”，自然是个玉树临风、谈吐优雅的翩翩佳公子。
此时，学业有成又一表人才的郭太开始涉足当时帝国的权力中心——洛阳，并通过当时名士符融的引荐，拜访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士林领袖李膺。由于此时李膺名声甚重，能成为他座上宾并得到他褒奖的后进士子，可以一日身价倍增，所以，当时人把造访李膺府邸称为“登龙门”。
可谁也没有想到，风格秀整、名满天下的李膺见到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郭太后，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对郭太的才学人品，交口称赞，并常常约郭太一同泛舟出游，与他畅谈天下之事。
以当时李膺士林领袖的社会影响力，他如此推重郭太，郭太自然是鲤鱼跳龙门，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后进士子中的佼佼者，并逐渐成为太学生的重要领袖。据说，当年郭太离开洛阳返回家乡太原时，为他送行的马车竟然有千辆之多。足见，短短一个洛阳之游，郭太已经完成了从青年书生到当时大名士身份的质变。
由于东汉宦官集团的专权擅政，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所以，东汉党人运动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体行为，而是士大夫阶层自上而下的政治协同。受过士林领袖李膺知遇之恩的郭太作为太学生的领袖，士大夫阶层的一员，理所当然地要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当时，士大夫阶层为了扩大影响，壮大声势，互相标榜，将主要的领袖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　”之类的美称，郭太也以其太学生领袖的身份获得“八顾”之首的美誉。
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郭太没有像前辈陈蕃、李膺那样，动不动就扬言“澄清天下”，动不动就评论“天下名教是非”，反而始终拒绝他人的举荐，不愿正式踏足官场，并且对敏感的政治是非也三缄其口。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郭太是当时少数敢于正视东汉王朝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已经远非人力可以挽回败局的勇敢士大夫。他不愿涉足官场，对政治是非三缄其口，既是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正直的士大夫中必须要有人活下去，在一片血腥中继续传递微弱的希望。
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真如郭太所担心的那样，虽然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火并，但结果却是既没有复兴东汉王朝，也使得士大夫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二次党锢之祸，东汉士大夫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虽然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陈蕃、李膺、杜密等名士领袖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谓至死不渝，陈、李以下的各级士大夫也把与陈蕃、李膺一同下狱赴死、以身殉道做为人生崇高的荣耀，甚至许多本不在党人名单上的士子乡绅也主动要求下狱，以与党人生死与共为荣，以不在党人名单上为耻。这其中又以“八顾　”之一范滂老母的话最具代表性，也最让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当时，范滂的老母亲对将要投案的儿子大义凛然地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两次血淋淋的党锢之祸，郭太虽然身为“八顾”之首，是重要的士大夫集团领袖，但由于他不是官场中人，又从来不对政治是非发表明确评论，所以也就不在宦官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名单上。
郭太虽然自己躲过了这两场残酷的政治迫害，但眼见至交好友整家人整家人地倒在血泊里，他的内心深处又怎会无动于衷？但做为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的真正猛士，他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流的血已经实在够多了，他只能分别借用《诗经?大雅》和《诗经?小雅》的两句话“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来隐晦地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黑暗政治的控诉。
郭太虽然没有与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理想的至交好友生死与共，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活下来的人应该做的事。在当时一片血腥极为恐怖的政治环境下，郭太选择了闭门讲学，他把自己的毕生所学，把那些他殉道师友“澄清天下之志”的使命感，“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责任感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几千个学生。让他们这些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去传承东汉士大夫集团的精神，为那些殉难师友至死不渝的梦想留住希望的火种。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像陈蕃、李膺、范滂这样以身殉道，最后倒在血泊中的正直士大夫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身上都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当然历史的惨剧也在一幕幕不停地重演。午夜，关上灯，闭上双眼，杨涟、左光斗、高攀龙、谭嗣同、秋瑾、李大钊、闻一多、邓拓这类的名字随时都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出好长一串。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殉道的已经够多了，滚烫的赤子之血奔流的也已经够多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或许更需要如郭太这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忍辱负重将微弱的理性与希望之火继续传递下去的“真的猛士”。正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最后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