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兽面纹夔足铜鼎
文物简介
兽面纹夔足铜鼎造于西周周康王时期。兽面纹夔足铜鼎铸工精湛，装饰华丽，圈足和腹部前后  兽面纹夔足铜鼎布满了精美的兽面纹饰。兽面纹夔足铜鼎全身锈色碧绿，晶莹美观，是难得一见的青铜器珍品鼎高一百点八厘米，口径七十八点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点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周康王时的兽面纹夔足铜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
文物工艺
兽面纹夔足铜鼎主要成分为铜与锡的两元合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就有  兽面纹夔足铜鼎“四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鼎的合金组成中，铜与锡的含量依制作的年代、地点、原料来源、工艺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说来，铜的含量在70%-80%或稍高、锡的含量在10%-20%左右，此外，合金中常常还含有铅、铁等其它成分。 兽面纹夔足铜鼎的含铜量约为80%-83%、含锡量约为16%-17%，另外还有少量的铅和铁，可能是原料中含的杂质。作为青铜鼎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是王子午鼎不锈的原因之一。在古代墓葬中，它发生锈蚀的途径一般说来有这样几条：在潮湿的条件下，有空气或氧气存在时，发生锈蚀，生成铜盐；在潮湿的条件下与贵重金属(如金、银等)接触，产生电化学腐蚀；与硫或含有硫的物质接触，生成铜的硫化物等。
鼎文化
兽面纹夔足铜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  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兽面纹夔足铜鼎就是典型的代表。 
西周铜器可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为代表，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器物较少，器形有爵、戈、刀、镞、锥、锛、凿等。礼器种类单调，胎质薄，铸造粗，无花纹，无铭文，但有的铜牌饰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有较高的工艺。中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为代表，年代大致在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铜器所出较多，其中礼器种类有鼎、鬲、簋、觚、爵、卣、盘等，比早期大大增加，而胎质一般仍较薄，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其中也有象郑州发现的高达1米的方鼎那样需要相当高铸造成水平的大型器物。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至商末。此时铜器发展到极盛阶段，数量很多，年代也较可靠。这个阶段的中期最富自己的特点，以妇好墓所出铜器为代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更丰富多姿，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繁缛，并开始出现铭文。按用途来分，铜器有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以礼器为重。礼器又分为食器）鼎、鬲、簋、觥、瓿、方彝等），水器（盘）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器形和花纹都有明显差异。如礼器在早期只发现爵、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短足、无柱、无纹饰；在中期爵则没有明显束腰，三足也较长，铜礼器普遍有饕殄纹或圆圈纹等带状纹饰；在晚期，出现有妇好墓出土的三连、偶方彝等稀世罕见的器物，还有尊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鸟兽形铜器，器体厚重、纹饰复杂，有雷纹、龙纹、蟑纹、鸟纹、蚕纹、龟纹等多种，往往布满全器，有地纹、主体纹之分。都具有很高的美术价值。其他铜器中，乐器有铙和鼓；兵器有戈、矛、刀、镞、盔和弓形器等；工具有斧、锛、凿、铲、锥等；车马器有辖套、踵、轭等。另在妇好墓发现有圆形、背面带半环形钮的铜镜。
铭文
兽面纹夔足铜鼎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  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兽面纹夔足铜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兽面纹夔足铜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兽面纹夔足铜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兽面纹夔足铜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部份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收藏经历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兽面纹夔足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  ，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买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兽面纹夔足铜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兽面纹夔足铜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兽面纹夔足铜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必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兽面纹夔足铜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兽面纹夔足铜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兽面纹夔足铜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兽面纹夔足铜鼎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兽面纹夔足铜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兽面纹夔足铜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兽面纹夔足铜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兽面纹夔足铜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兽面纹夔足铜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兽面纹夔足铜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  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兽面纹夔足铜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兽面纹夔足铜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兽面纹夔足铜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上海博物馆于1952年开馆，广大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地欣赏曾经秘藏于深宅，不予示人的国之瑰宝的风采。至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兽面纹夔足铜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兽面纹夔足铜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