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学划界标准
一，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
⑽目的A包括发现或使用D的规律，把有关D 的假说加以系统化以及改进M中的方法。
⑾方法体系M只包括可考察的（可检验的、可分析的、 可批评的）和可辩护的程序。
⑿E是一个更大的知识领域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 至少有另一个（相邻的）研究领域使得：（a）这两个领域的整体看法， 形式背景、特殊背景、知识储备，目的和方法体系具有真正重合的部分。 （b）一个领域的论域包括在另一个领域的论域之中。
邦格强调，任何不能满足上述十二个条件的知识领域都不能称为科学。这实际上是一组与劳丹的观点一致的必要条件。
与科学相对应，伪科学也是一个知识领域，
E＝（C，S，D，G，F，B，P，K，A，M），
二，它满足以下条件：
⑴E的十个组成部分长期不发生变化。即使有些变化， 也只表现在少数几个方面，并且是由于批判或外来的压力而不是来自内在的研究。
⑵C 是一个由自称为科学家但并不进行任何研究的信徒组成的社团。
⑶承认C的社会S只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才支持C， 或者容忍它的存在但却把它逐出官方文化的疆界之外。
⑷论域D中充满了不真实的或者至少不能得到确证的实体， 例如星象对人事的影响，脱离躯体的思想，超自我等等。
⑸世界观包括：（a）一种支持非物质实体或过程的本体论。 （b）一种为来自权威的论证或者只有那些得到专门传授或受过解释经文训练的人才能掌握的，超自然的认识论。（c）一种不崇尚清晰、精确、 深刻、融贯或真理的价值体系。（d）一种不主张自由探索真理， 而是顽固扞卫教条，必要时甚至使用欺骗手段的精神。
⑹形式背景的地位偏低。逻辑并不总是受到尊重，使用数学模型的做法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少数数学模型也不能用实验方法检验，而是虚有其表。
⑺特殊背景B很少或没有。一种伪科学很少或者根本不从其它知识领域取得知识，同样，它对其它知识领域的发展也不起什么作用。
⑻问题组合P所包含的在多是人生实际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⑼知识储备K实际上停滞不前， 包含很多与已被确认的科学假说相冲突的不用检验的甚至错误的假说。
⑽C的成员的目标A同其问题组合一致，往往不是认识性质而是实用性质的。这些目的不是发现规律或使用规律来理解或预测事实。
⑾方法论体系M所包含的方法既不能用另外的方法加以检验， 也不能用已被确认的理论来说明，伪科学不欢迎批判。
⑿除了另一种假科学之外，没有任何知识领域与E 有重合的部分从而可以控制和丰富E。换言之， 每一种伪科学都是孤立无援的：没有什么类似真正科学体系的伪科学体系。
E的每一个元素自身又是一个集合。 对此的展开和分别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以C 即共同体成员为例加以说明：揭示科学家和伪科学家的区别。（见下页表）
在界定了科学与伪科学之后，邦格还对伪科学与“科学异端”作了区分。所谓科学异端是指反传统的或者未普及的科学。人们认为，在伪科学中也许有金子，这就是原始科学或新兴科学。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原因有三：⑴虽然炼金术士认为铅可以转化为金的说法在后来得到验证，但炼金术士当时作出这一断言是错误的；因为（a ）他们不具备必要的（核结构）理论。（b）他们没有必要的工具（粒子加速器）。 （c）他们缺少获得理论和工具的可能性， 因为他们受传统（特别是四大要素说）的束缚并且相信教条，依靠反复试验（而不是精心设计的实验）和有魔力的符咒。所以炼金术士的断言在他们当时的理论语境中是伪科学。⑵科学异端与伪科学的区别还在于时间检验。一个学说如果半个世纪之后仍未发展成一种成熟的科学，那么怀疑会取代慎重。⑶科学异端则全然不同。如，场物理学最初是异端，因为它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超距作用理论不一致，但它却是一个真正的科学领域，因为它具有足够的可检验的假说和令人震惊的新实验。
邦格极有见地地总结道：“科学中教条主义对科学家比对于普通人危害更大，而伪科学则对普通人产生更大的危害。”（〔8〕p.51）
萨伽德和邦格所构造的多元划界标准，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差别，笔者试图对二者提出一些具体的批评。
典型态度和活动　　　　　　　　科学家
肯定　　否害　　　任选
承认自己无知，因而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
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充满困难和漏洞　　△
通过提出和解决问题取得进展　　　　　△
欢迎新的假说的方法　　　　　　　△
提出并检验新假说　　　　　　△
努力找出和使用规律　　　　　　　△
希望科学的统一　　　　　　　△
依靠逻辑　　　　　　　　△
使用数学　　　　　　　　△
搜集或使用数据，特别是定量数据　　　△
寻找反面例证　　　　　　　　△
发明或使用客观检验方法　　　　　△
通过实验或计算解决争论　　　　　△
一贯依赖权威　　　　　　　　　　 △
隐瞒或歪曲不利的资料　　　　　　　　 △
更新自己的知识　　　　　　　△
征求别人的意见　　　　　　　△
写的论文要让每个人都读懂　　　　　　 △
容易一举成名　　　　　　　　　　 △
典型态度和活动　　　　　　　　伪科学家
肯定　　否定　　任选
承认自己无知，因而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
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充满和漏洞　　　　　　 △
通过提出和解决问题取得进展　　　　　　　 △
欢迎新的假说的方法　　　　　　　　　 △
提出并检验新假说　　　　　　　　　　　△
努力找出和使用规律　　　　　　　　　 △
希望科学的统一　　　　　　　　　 △
依靠逻辑　　　　　　　　　　　　　△
使用数学　　　　　　　　　　　　　△
搜集或使用数据，特别是定量数据　　　　　　　　△
寻找反面例证　　　　　　　　　　 △
发明或使用客观检验方法　　　　　　　 △
通过实验或计算解决争论　　　　　　　 △
一贯依赖权威　　　　　　　　　△
隐瞒或歪曲不利的资料　　　　　　　△
更新自己的知识　　　　　　　　△
征求别人的意见　　　　　　　　　 △
写的论文要让每个人都读懂　　　　　△
容易一举成名　　　　　　　　　△
对多元划界模型的几点评价
⑴萨伽德与邦格所设立的多元划界标准有以下共同之处：（a）他们都强调科学划界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科学的文化权威”，而是“伪科学对文化的侵害”。笔者以为，科学的权威是文化领域、传统相互竞争的结果，它的产生不是人为的，显然带着感情色彩的“消解”也无济于事。与此相比，清除伪科学的毒害则要紧迫和重要得多。无论如何，伪科学比所谓“科学权威”对我们生活的诸方面的危害要大得多。（b）他们两人都认为科学划界标准是多元的。 具体的操作上， 萨伽德给出了5个评判单元，而邦格则是12个单元。　多元的划界标准在科学划界的历史上是一次创新。（c ）他们两人界定的划界对象是相同的。“领域”和“知识领域”从定义上看几乎完全一致，都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形式。对划界对象的拓展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科学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的主体、方法、对象、理论等又为内涵复杂的子系统。〔9〕
⑵萨伽德与邦格不同之处有：（a ）萨氏认为科学划界标准不能是必要充分条件，而是允许出现反例的“典型逼近”。而邦格提出的定义则是“精确的”必要充分条件。（b ）萨氏着重从认识角度去分析“相互联系”与“相似性”思维的特征。邦格则在科学家与伪科学家的区别上做了一些具体展开。从全面性角度来衡量，邦格的模型是比较完善的，它几乎考虑到了“知识领域”的主体、方法、社会背景、信念、理论等元素。
⑶在科学哲学界，邦格是以追求“精确性”而闻名的。他把精确化与可错论结合起来，从分析哲学采枝嫁接于可错论。〔10〕他认为“如果有一种精确的意义和一个明确的指称类（reference class）， 就可用科学谓词‘精确的’称呼它。”〔11〕故此，他的科学划界标准也是“精确的”。如果一个知识领域部分满足他的12条标准部分不满足时，就必须排除在外。另外，邦格没有说明，他设立的12个标准是否同样重要，应不应对某些因素“加权”。他没有考虑量化的划界标准的可能。笔者认为，邦格的“精确性”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任何“知识领域”都因其复杂性、整体性和变更性而具有模糊性。就象我们生活中的“高”、“长”、“美”等概念一样，“科学”与“伪科学”这些集合也没有明确的界线。对这样的自身复杂、变化和模糊的对象，设立一个相应的、多元的、模糊的标准才能达到“精确”。
⑷萨伽德和邦格的模型都是静态的和解析的。他们没有考虑各个元的变化，元与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判别时对各个元不同的加权。笔者以“Fuzzy集合”为工具，建立了一个科学划界模型， 企图克服这些不足。〔12〕另外，萨伽德和邦格似乎都认为，科学划界理所当然是哲学家的份内事，笔者认为，科学划界应由科学家、哲学家及广大的民众来承担，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判别不能诉诸简单的“举手表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提出的“不可能定理”或“独裁定理”就说明，举手表决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管用，我们可以提供更慎重和严密的方法。
总之，从一元标准到多元标准，是区别科学和伪科学这项事业中的进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补充，比如如何确立“知识领域”的元，这些元自身又包括哪些因素，具体的数学模型如何确立，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等等。在我们国内，区别科学与伪科学在当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和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K.Popper,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Hutchinson(1983),p.161.
〔2〕P.Thagard, 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IT Press (1988), p.157.
〔3〕L.Laudan, "The Demise of Demarcation Problem", in R. S. Cohen and L. Laudan　( eds) . Physics,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p.124.
〔4〕J.G.Frazer,The Golden Bough, New York (1946), p.35.
〔5〕M.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p.163.
〔6〕I.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75).pp.18—30.
〔7〕R.A.Eve and F.B.Harrold,The Creationist Movement　inModern America,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1).pp.54—66.
〔8〕M.Bunge：“什么是伪科学？”《哲学研究》1987，№ 4,p.57.
〔9〕陈健：“方法作为科学划界标准的失败”， 《自然辩证法通讯》Vol.12,№ 6 （1990）第19页。
〔10〕J.Agassi and R.S.Cohen (eds.),Scientific　Philosophy′Today,Dordrecht,Boston, (1982),p.46.
〔11〕M.Bunge,E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hy, Vol Ⅱ, D.Reidel, Boston (1974),p.147.
〔12〕陈健：“异质性与科学划界”，《哲学研究》1994年第9 期，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