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兆佳
个人简介
  刘兆佳刘兆佳教授，JP（Lau Siu-kai，1947年－），1947年6月7日生于香港，祖籍东莞厚街新塘，港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为曾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暨讲座教授，并同时兼任该校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研究范围涵盖社会及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等领域。2002年至今被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2003年起当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香港区委员，2009年至今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
刘兆佳毕业于圣保罗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暨系主任，并同时兼任该校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他致力研究工作，范围涵盖社会及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等领域，2002年7月起被委任为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1]
刘兆佳教授的祖上刘松筠，于1945年日军投降后，全家迁至香港，经营泰益栈，1955年在港设长江公司，专营传统草席。刘松筠之子刘铭波，1967年积极支持工人参加抗英防爆游行示威运动，1984年捐资60万港元，在家乡兴建松筠中学。[2]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主要官员:
特区政府三司十二局15位问责官员:
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律政司司长黄仁龙；教育局局长孙明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保安局局长李少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
中央人民政府同时任命五位主要官员，领导第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纪律部队、廉政公署和审计署。他们是警务处处长邓竟成、廉政专员汤显明、审计署署长邓国斌、入境事务处处长黎栋国及海关关长袁铭辉。
陈德霖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刘兆佳继续担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刘教授现年六十岁，于二○○二年七月起担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刘教授加入政府前，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暨系主任，并同时兼任该校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他致力研究工作，范围涵盖社会及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等领域。
个人履历
1971年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 　
1975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 　
1990年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1993年　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 　
1993年　港事顾问 　
1994年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1996年　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9年　非官守太平绅士 　
2001年　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成员 　
2002年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2003年　全国政协委员
讨论港深合作
深港加深合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年都会在立法会发表一份《施政报告》，回顾过去一年港府施政的成绩，展示来年的发展蓝图。或者你有所不知，这份浓缩香港施政纲领的文字，正是由港府官方智囊团———中央政策组一手草拟。日前，中央政策组首席专家刘兆佳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中央政策组成立于1989年，现时主要职能是向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提供意见。刘兆佳(9张)中央政策组的工作包括：从事政策研究、编写每年的施政报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参与粤港发展策略研究小组工作以及为策略发展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支持。
行政长官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其起草工作由中央政策组负责统筹。中央政策组的研究工作，包括三位首长所指定的课题，遍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尤其是涉及多个决策范畴的课题。
刘兆佳，2002年至今担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成为港府官方智囊的首脑。进入政府任职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暨系主任，并同时兼任该校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30周年前夕，刘兆佳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深圳的30年是创新的30年，冲破僵化思想的束缚、‘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是深圳过往成功的关键所在。”刘兆佳总结深圳30年发展经验时说。而展望未来，他认为当年特区的优惠政策已成为全国城市皆享有的普惠政策，突破自我、勇于创新亦将是深圳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并保持特区地位的根本途径。
“港深合作发展到如今，容易走的路已经走了，未来进一步的合作需双方在体制、机制、甚至思维模式上创新。”就深港合作的未来蓝图，刘兆佳认为深港合作的未来将着眼前海和河套两地。“我认为适当控制城市开发的节奏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有利，一味求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下一个30年的发展需求。深圳经历30年大开发，前海是深圳仅存的一块区位优越的土地，在前海的发展方面多一点时间讨论和研究，未必不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今年恰逢深圳建立经济特区30周年，深港之间一衣带水，你如何评价深圳这30年的变化？
  刘兆佳(以下简称刘)：30年间，深圳从一个只有3万人的边境小渔村到今天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创造了举世惊叹的“深圳速度”。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者，深圳造就了国家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无数个“第一”，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开拓了道路、积累了经验，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可以说无愧于“特区”的地位。
南都：深圳30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你觉得深圳特区发展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刘：深圳的30年是创新的30年，冲破僵化思想的束缚、“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是深圳过往成功的关键所在。如今，当年特区的优惠政策已成为全国城市普惠的政策时，突破自我、勇于创新亦将是深圳继续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并保持特区地位的根本途径，也是香港应该借鉴的经验。
南都：深圳30年的发展，香港因素(资本、人才、经验等)举足轻重，你如何评价香港因素对深圳特区30年发展的影响？
刘：  深圳是香港与内地唯一陆地接壤的城市，享有地缘优势。客观来看，香港因素在深圳过往的发展中功不可没。港资的进入和港深经贸合作，启动了深圳工业化的进程，带动了深圳基础设施的建设、市场观念、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理念的建立、直接或间接地为深圳培养了一大批具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家、技术和管理人才，并催生了深圳的服务体系，推动了深圳今天产业基础的形成。可以说，香港因素对深圳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替代。
而同时，香港借助深圳这一基地，得以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网络带入内地，为国家的改革发展作出贡献；香港自身亦通过产业转移和分工，实现了后工业化，得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物流及商贸服务中心。因此，广东特别是深圳的高速发展与香港经济的转型是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3]
深港引领国家新一轮改革  在体制和制度创新、加工贸易转型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方面为国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南都：深圳政府曾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口号，你如何评价这30年来深港关系的发展？
刘：30年来，港深两地的合作已从民间自发的往来和互动走到了制度层面。当中自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自2004年港深两地签订《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及2007年签订《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后，两地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多个领域，包括重要基础设施合作、口岸安排、城市规划、经贸、创新科技、旅游、环境保护及教育等方面，均取得实质进展及成果。目前，港深合作除了粤港联席会议及该框架下与港深有关的各个专责小组之外，我们有一年一度的“港深合作会议”、一年一度的“港深论坛”以及频密的政府、学术界、商界及其他社会界别的沟通和往来，两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南都：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还提出港深共建国际大都会。
  刘：携手共建国际大都会，配合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并增强共同的竞争力，是港深两地的共同战略利益所在。之前，深圳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口号。事实上，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即是服务广东和服务全国，将香港具国际水平的服务业延伸到内地，积极推动内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建立现代服务业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科学发展。我们的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未来向内地走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深圳的力量。
南都：三十而立，深圳从低端加工制造业起家，到现在提出经济升级转型，发展高端产业，作为港府智库首脑，  你认为深圳未来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在哪里？香港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刘：去年，深圳公布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以港深紧密合作为重点，全面创新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体制和机制，并指出深圳将与香港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建设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我非常同意深圳为未来发展所制订的这一战略。过往，深圳作为特区，通过港深合作，发挥了引领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未来，港深两地发展方向应该是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引领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体制和制度创新、加工贸易产业的转型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等方面，港深可以互相学习和配合，为国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深港产业竞争是好事  竞争是好事，鞭策城市不断进步；竞争无法避免，也不应该完全避免。
南都：深圳目前的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产业)，占深圳G D P总量的60%，其中金融、物流同样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你认为今后深港产业上的合作如何避免竞争，取得优势互补，达到双赢？
刘：其实，竞争是好事，鞭策城市不断进步；竞争无法避免，也不应该完全避免。香港不可能要求深圳不涉足自己的优势产业，事实上香港也乐于看到深圳在金融、物流等领域快速发展，因为虽然是同样的产业，但两地的定位不同，反而有助于实现整体最优化，增强港深的整体竞争力。
再如物流范畴，深圳的港口服务素质迅速提升，通关效率也有改善，且有成本和接近货源的优势，因此在港口货柜业务成为香港的强劲对手在所难免。但香港的航运业并非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事实上，有了深圳帮助香港承担港口货柜业务，香港可大力向航运服务业发展，将香港在贸易、物流、航运、金融、法律仲裁及其他服务领域的优势结合起来，向“国际航运综合服务中心”和“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转型。两地通过这种配合，  可成为南中国一个完备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基地，携手开拓内地的强大市场。
南都：河套和前海是深港合作的两个重大项目，目前河套定位为发展教育，而前海定位为高端服务业，主攻金融，你如何评价这两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对深港融合的意义？
刘：河套和前海有非常独特的区位条件，可以综合港深两地的需要和优势，用于推动港深合作迫切需要突破的领域。河套定位为教育，而前海定位为现代服务业是比较恰当的，一方面可以促进深圳的教育和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推动深圳的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带动广东乃至全国的服务业发展和产业升级，配合国家未来发展的大局，体现特区对国家的新贡献，另一方面可以扩大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市场，有利于香港服务业的进一步提升。
南都：早前深圳市市长许勤访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曾表示“金融业是深港合作重中之重”，金融业作为两地的支柱产业，如何合作，存在哪些障碍，前海开发会否成为一个契机？
刘：港深两地对于继续推进金融合作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逐步打通两地的金融市场，加强两地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资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互流互通。
前海的发展应强化作为国家金融发展、改革和创新的试验基地角色。如果中央给予前海更多在金融方面与香港合作的先行先试条件，可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为国家的金融开放累积经验；而容许香港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人才等先进入前海，亦有助于两地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创新。
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不适宜  我认为适当控制城市开发的节奏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有利
南都：深港融合共建国际都会，目前的成绩往往集中在通关效率上，新口岸落成、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等，但包括河套、前海等深港合作项目却迟迟不见动作，你如何评价深港融合的这种微妙状态？
刘：港深合作发展到如今，容易走的路已经走了，未来进一步的合作需双方在体制、机制、甚至思维模式上创新。河套和前海的发展，不能再沿用以往制造业合作的思维模式。河套和前海无疑应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但港深服务业的合作尚在探索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地域可控性，可以划定一个区域做实验；而且由于“两头在外”，对本地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只要提供适当的要素条件，就可以发展。
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制度环境的配合。而且很多服务业并不具有地域可控性，面对的市场也并非国外市场，而是直接面对国内市场。例如，金融服务很难实现地域可控，因为无法阻断前海与内地其他地区的资金流通，也不可能只为前海服务，必然影响到前海以外的地区，因此，港深合作在前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有一个跟国家服务业开放大局配合的问题。目前来看，如何在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下，推进前海港深现代服务业合作的先行先试，尚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另外，我认为适当控制城市开发的节奏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有利，一味求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下一个30年的发展需求。深圳经历30年大开发，前海是深圳仅存的一块区位优越的土地，在前海的发展方面多一点时间讨论和研究，未必不是好事。
南都：香港早前一直计划建设深港机场联络线，以轨道交通连接深港两大机场，建设深港超级空港，但由于广深港高铁引发争议，目前该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你认为该项目是否可行，深港机场的合作有多大空间？
刘：港深机场联络线预计耗资巨大，必将在香港社会引发较大争议，有必要审慎处理。目前，由港深两地政府成立的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已委托专家进行联络线的前期研究，基本上确定了联络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另外，港深两地已就轨道的功能定位方面达成原则性共识。
然而，该联络线的建设需结合两地城市长远的规划和发展，综合考虑土地运用等多项重要的因素。如何让耗资如此巨大的基建设施服务更多的功能和更多的人，并对两地机场及整体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策略性作用，有关的研究尚在开展当中，不宜操之过急。港深两地政府会详细分析有关研究结果，探讨如何处理这些具体问题，以便推进联络线下一阶段的工作。
港校进入内地的步伐缓慢  香港实施校董会制度和“教授治校”，而内地高校管理体制的行政色彩较浓。
南都：从2007年起，深港共建国际都会的口号，被两地政府和智库组织不断提起，但“一国两制”下，深港两地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建深港都会是否可行，会面临哪些障碍，如何解决？
刘：港深两地除了地缘上的关系和经贸上的往来，经历30年的发展，早已在人缘、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建立了紧密的互动关系。共建港深都会某种程度上已不是可不可行的问题，两地合作已为港深都会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而且在很多范畴港深都会已经成为现实。
不过，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作为国家体制外和边境外的特别行政区，与深圳之间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流动尚面对两种制度的阻隔，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亦无法实现畅通无阻。另外，港深合作不仅仅是两地之间的问题，还涉及与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以及珠三角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推动港深深层次合作需双方及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共同研究磋商，创新港深合作机制。
南都：你曾表示，香港高校应该加快在内地合作办学，尤其在广东建设分校。但目前除浸会大学在珠海与北师大合办一个学院外，港中大也计划在深圳建设分校，有声音认为香港高校进入内地的步伐缓慢，你如何分析？
  刘：我同意香港高校进入内地的步伐缓慢这种看法。总体来看，香港与内地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明显落后于经贸方面的合作。有人把教育比喻成国家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堡垒”，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放比较谨慎。目前，港深之间的合作要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来处理，香港高校不能在内地独立办学，只能合作办学。
其实，目前港深在合作办学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并非没有进展。不过，两地高校在办学体制、办学理念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有较大自主权，而深圳院校的专业设置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在院校管理方面，香港实施校董会制度和“教授治校”，而内地高校管理体制的行政色彩较浓；在办学理念方面，香港学者强调“价值中立”及“学术性”，而内地高校注重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指导作用，强调学术研究的应用性，强调为现实服务，包括为政治服务。这些差异使两地合作办学面临一定的障碍。
但我认为，两地在教育和培训范畴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职业培训方面，香港有这方面的优势，而深圳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及巨大的需求。两地未来可以加强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这对广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及香港高端服务业的深化及新兴产业的形成均具有推动作用。
香港部分福利已跨过深圳河  综援长者自愿回广东养老计划已实施逾十年，香港公益、慈善机构亦开始将服务延至内地。
南都：香港禁区是深港之间一块宝贵的处女地，上月香港规划署通过禁区发展规划，在保育的前提下释放禁区土地发展，你如何评价未来禁区土地的发展方向与作用？
刘：如你所言，香港禁区是一块宝贵的土地资源，一方面有较高的生态价值，一方面又连接港深两地。我认为，禁区的发展应分利用其特殊的区位优势，结合双方的优势和需要，其用途应该有利于推动港深合作和粤港合作。
南都：深港融合除了经济合作外，社会民生更显重要。现在大量香港居民在深圳长期定居，但目前港府的政策是“福利不过关”，今后大量在深港人的福利医疗保障如何实施，你有何建议？
刘：将香港目前的政策描述为“福利不过关”并不确切。香港社会福利署从1997年开始实施“综援长者自愿回广东省养老计划”，为符合申请资格、并选择到广东养老的综援受助长者继续提供现金援助，至今已实施十几年。2005年，香港社会福利署将“综援长者自愿回广东省养老计划”的适用范围扩展至福建省。
另外，自2005年10月，香港政府把“公共福利金计划”下领取高龄津贴的每年离港宽限，由180天放宽至240天。此外，香港的公益、慈善机构亦开始将服务延伸到内地。如2001年，香港“伸手助人协会”在肇庆筹建的护老院开始为香港长者提供服务。2004年，香港赛马会和“康复会”在深圳盐田梧桐山兴建集安老、养老、康复治疗一体的“康颐雅苑”，为香港长者提供服务。2007年，香港利民会与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成立广州利康家属资源中心，为广州残疾市民服务。以上都是香港的社会福利跨过深圳河的实际案例。
南都：在长者津贴申领方面，居住在内地的港人还有不少障碍，前段时间，有个居住在深圳的港人告到法院，对条件过严提出上诉，结果官司打赢了。
刘：目前，“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和“公共福利金计划”对长者在内地领取综援和高龄津贴有一定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两项计划均为社会保障计划，经费全部来自政府的一般收入，对公共财政的影响很大。如果取消离港限制等领取条件，是否可以只惠及在深圳或广东省的港人，还是应惠及在全球港人，以及会对香港公共财政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尚在考察和研究当中。
事实上，有调查显示，目前已经回内地居住的港人大部分并不属于弱势阶层；真正的弱势群体更为依赖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医疗、综援等福利而留在香港。特区政府一方面需关注在粤港人的福利问题，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资源下改善本港弱势群体的生活亦是迫切的问题。南都：依赖港府福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内地去的新移民多不多？
刘：香港依赖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为新移民人士，大部分来自广东省。2009年，共有48600人持单程证进入香港，与香港2009年整体人口增长的比率为130%。过去5年(2005年至2009年)，持单程证来港人数超过23.3万人。单程证人士进入香港后，不少再回到广东生活。如何为这些来自广东、又再回到广东生活的新移民人士提供社会福利，恐怕需粤港两地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