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涅槃学派
历史沿革
法显在中印度华氏城写得《大般涅槃经》初分的梵本。返国后，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在建康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题名《大般泥洹经》，凡六卷，世称“六卷泥洹”。同时，昙无谶于北凉玄始三年(414)，在北凉译出自己从东印度带来的《大涅槃经》初分十卷；玄始十年又译出在于阗寻得的中、后分，共成四十卷十三品，世称“大本涅槃”。北凉译本于南朝宋元嘉(424～453)年间传到江南，宋文帝令义学名僧慧严、慧观及文学家谢灵运等依“六卷泥洹”增加品目、修改文字，删订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世称“南本涅槃”，而以北凉原译四十卷本为“北本涅槃”。 
在大本涅槃还没有传到江南以前，“六卷泥洹”先行流布。经中说，除一阐提皆有佛性。彭城道生剖析经旨,判定其意未尽，因而即倡“一阐提皆得成佛”说。后大本涅槃传至江南，证明其所倡不谬，即在庐山精舍讲说,是为南方最初的涅槃师。道生又尝校阅真俗典籍,研思因果理致，着《泥洹义疏》立“善不受报”及“顿悟成佛”义。与他同出鸠摩罗什门下的慧观，则主张渐悟。和道生并为涅槃学派中两大系。 
道生、慧观以后，南方出了不少涅槃师，其中属于道生系统的，宋  罗汉像有宝林、法宝、道猷（又作道攸）、道慈、僧瑾、法瑗，齐有僧宗，梁有法朗等。直接受传北方之学的涅槃师，宋有慧静、法瑶、昙斌、僧镜、超讲，齐有僧钟、法安，梁有宝亮、法云、僧迁等。此外，学系不明的涅槃师，宋有僧含、僧庄、昙济，齐有昙纤、道盛、僧慧，梁有智秀、智顺、僧旻、法会、智藏、慧皎，陈有慧勇、警韶、宝琼等。当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和《成实论》的学者，几乎都兼善涅槃学。宝亮等所撰《大般涅槃经集解》，就是集宋、齐、梁间涅槃师学说的大成，其中所收的作品、作家，不少为僧传所未载，可见其时南方对《涅槃经》研究的盛况。 
在北方，慧嵩、道朗曾列席昙无谶的译场，笔受《涅槃经》，并分别作义记、义疏，阐发《涅槃经》的玄旨，是为中国北方最初的涅槃师。此后从北魏中叶到隋初，以涅槃学知名的有慧静、道凭、昙准、道登、昙度、昙无最、圆通、宝彖、僧妙、道安、昙延、慧藏、慧海等。当时在北地兴起的地论学者，大半兼善涅槃学。地论南道系的创始者慧光,曾为《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十地经论》、《地持经》等作疏注。慧光的弟子和涅槃学有关系的，有僧范、慧顺、道凭、灵询、法上、道慎等。 
隋代统一中国后，就当时的佛教义学立为“五众”（即五个佛学研究集团）,而涅槃学居五众的第一位,并先后以法慈、童真、善胄为涅槃众主。入唐以后，南北涅槃师遽尔衰落，不复有以独讲一经名世的涅槃师。
佛学见解
涅槃师关于涅槃佛性的解释，有种种不同的见解。三论学者吉藏所撰《大乘玄论》卷三将其归纳作11家：①依经说“正因者谓诸众生，缘因者谓六波罗蜜”，而以“众生”为正因佛性；②说佛性者，“不即六法（六法即五阴及假人），不离六法”，以“六法”为正因佛性；③说“凡有心者必定当得无上菩提”，以“心”为正因佛性；④说以“冥传不朽”为正因佛性，意谓神识有冥传不朽之性，故说为正因；⑤说“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以“避苦求乐”为正因佛性；⑥说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以“真神”为正因佛性；⑦说以“阿梨耶识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⑧说是以“当果”（另作“当有”）为正因佛性，意谓众生皆当得佛，说为正因；⑨说以“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意谓众生均有得佛之理，故说此理为正因；⑩说以“真谛”为正因佛性；⑾说“佛性者名第一义空”，以“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 
中国佛教中的教相判释，从现存文献看，可说是创始于早期的涅槃师。慧观曾就汉末译出的教典，立二教五时的教判，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大别作顿、渐二教，以《华严经》为顿教，以从鹿野苑到鹄林所说诸经为渐教。更把渐教开作五时，以说三乘行因得果不同的经为第一时三乘别教，以《般若经》为第二时三乘通教，以维摩、思益等经为第三时抑扬教，以《妙法莲华经》为第四时同归教，以《涅槃经》为第五时常住教（一说慧观于顿、渐二教外立不定教成为三教）。后来僧亮、僧宗都配合“涅槃五味”，来区分如来一代教法。刘虬更综合各说把如来一代教法大别作顿、渐二教，更于渐教中立五时七阶。此外，虎丘山籍师、宗爱法师，虽事迹不详，然而他们的教判都以《涅槃经》阐明法身常住为渐教的究竟，可以推定也是涅槃师。
道生的见解
道生的涅槃佛性论，另有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佛性本有说和顿悟成佛说。据《高僧传》载，道生曾着《佛性当有论》，此文已佚，内容不详，后世学者据此论题而以为道生主张佛性“始有”。如唐代均正《大乘四论玄义》卷七、新罗元晓《涅槃宗要》等都持有此说。但从道生  道生法师所坚持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顿悟成佛”等观点来看，道生实际上主张的是佛性“本有”。道生注《涅槃经》“贫女得金藏”故事，说：“佛性即我”，“本有佛性，即是慈念众生也”；“藏者，常乐之理，隐伏未发也。”(《大般涅槃经集解》卷十八)意思是说，佛性本有，这是诸佛对众生慈念的表示；众生含藏佛性，只是隐伏未发。他又说：“众生本有佛知见分，但为垢障不现耳。”(《法华经疏》卷上)这里所说的“佛知见”，根据罗什和道生的理解，便是佛性。道生认为，“佛知见”是众生“本有”的，由于被烦恼尘垢所障而不得显现。所以，成佛也就是去除烦恼尘垢而发现本有佛性，即所谓返本称性，得大涅槃。他说：“苟能涉求，便返迷归极，归极得本。”(《大般涅槃经集解》卷一)从概念上理解，“始有”即“当有”，指将来有，成佛之时方有；“本有”指本来具有。道生既然倡众生成佛、阐提成佛、顿悟成佛，也就必然与本有佛性相联系。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是他涅槃佛性学说的又一著名论点。根据传统佛教教义，无论是“见道”(悟解)或是“修道”(践行)，都必须遵循一定的阶级地位，所以是渐进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则有了“七住顿悟”说，主张者有道林、道安、僧肇、慧远、法瑶等人。这种被后世称作“小顿悟”的顿悟说，把成佛的步骤分割为两截，显得很粗糙，难以引起大的反响，更何况不否认七住以前的漫长渐修渐悟过程。但它与小乘学说相比，无疑是一大发展变化。竺道生提倡的“大顿悟”是在对“小顿悟”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七住”内不可能顿悟，只有至“十住”时最后一念“金刚道心”，才能顿悟成佛。这里，他否定了顿悟的阶段性，但继承了“理不可分”的理论依据。就是说，“至理”、“法身”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所以觉悟也应该一次性地全体领取。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是对传统思想和修养的一个强有力冲击，同时在思想方法和学说内容方面为禅宗的建立提供过宝贵的资料。为此，长期以  惠能来，学术界通常把道生的顿悟说与惠能的顿悟说加以联系考察，或认为惠能“直接继承”了道生的顿悟思想，或认为道生学说实为“禅宗的渊源”、“中国禅的基石”。
道生的顿悟说，系门阀士族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从当时佛学派别的角度提出来的；惠能的顿悟说，则反映为门阀士族制度渐趋衰微时期佛教改革的基本趋势，它以佛教宗派的形式加以表现。道生的顿悟说，通过玄学和般若学的思辨，将大乘经典思想重新加以组织，是在肯定佛教经典却又不拘于文字形式的前提下提出的；惠能的顿悟说则是在排斥印度经典、否定文字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以中国撰述《大乘起信论》的“本觉”思想为重要依据而确立的。道生的顿悟说，突出“明理”、“见理”的重要性，并提倡“积学无限”、“不废渐悟”；惠能的顿悟，从“自明本心”着手，以个体主观能动性为前提，表现为“不假外修”、“来去自由”的性格。(详见《道生、惠能“顿悟”说的歧异》，《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二期) 
自道生提倡顿悟成佛说之后，围绕着顿、渐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谢灵运着《辨宗论》，支持顿悟说，而慧观则反对顿悟，主张渐悟。刘宋陆澄《法论》说：“沙门竺道生执顿悟，谢康乐灵运《辨宗》述顿悟，沙门释慧观执渐悟。”(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由此而形成南方涅槃师的两大系统。
慧观的见解
慧观先为慧远弟子，后又师事罗什，著有《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胜鬘经序》等，申述渐悟思想。陆澄的《法经目录》载有他的《渐悟论》，注明“沙门释慧观执渐悟。”(《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慧观认为，真如佛性必须经过修习定慧才能测知，而定慧需要阶级相递。慧观曾参加《大般涅槃经》的改订，后把全部佛说经教予以判释，首创二教(顿教、渐教)五时(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的判教。他判《般若》为“三乘通教”，地位仅高于小乘三藏；而以《涅槃经》为最高，判为常住教。这种判教，意在推崇《涅槃》而贬低《般若》，反映了鸠摩罗什之后出现的一股新的佛教思潮。大乘空宗般若学说趋于衰落，大乘有宗涅槃佛性学说受到普遍重视，这是南北朝后期直到隋唐时期的佛教总趋势。
法瑶的见解
由慧观开出涅槃学派的另一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还有法瑶。法瑶于元嘉年间过江，住吴兴武康小山寺，前后十九年讲经不辍。宋孝武帝召之入京，与道猷同住新安寺，意使顿、渐二义各有所宗。陈代慧达《肇论疏》说：“埵法师云：三界诸结，七地初得无生，一时顿断，为菩萨见谛也。”埵法师即新安寺法瑶，他所主张的七地顿断指小顿悟，也就是道生所反对的渐悟说。据《高僧传》卷七载，法瑶曾着《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经的义疏。昙斌曾从静林谘受《涅槃》，又就法瑶研访《泥洹》、《胜鬘》，后于新安寺“申顿悟、渐悟之旨”，宣传法瑶的小顿悟说。
梁武帝提倡佛教，并对《般若》、《涅槃》两部大乘经典颇为重视，认为，“《涅槃》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出三藏记集》卷八《注解大品序》)他不仅亲自讲述并撰写了《制旨大涅槃经讲疏》，而且钦命佛教学者为《涅槃经》作注释。先敕灵味寺宝亮撰《涅槃义疏》，后又敕建元寺僧朗(或作法朗)编集《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二卷(现存七十一卷)。该书集录了道生、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等十多家学说，成为研究涅槃学师说的基本资料。其中宝亮以讲经闻名京师，受敕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梁武帝亲自为之作序，序中有言：“佛性开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归极之宗。”可见宝亮和梁武帝也是主张佛性“本有”的。僧亮或作道亮，《大般涅槃经集解》中收录他的释文最多，据吉藏《大品游意》载，僧亮也作五时判教，并把《涅槃经》判为最高经典。可见，涅槃学在南朝的盛行，除了南方义学的环境以及士族社会的条件等客观原因，还得力于各家判教有意提高《涅槃经》的地位。
影响
据近代学者研究指出，《大涅槃经》前分的原本来自中天竺的华氏城，系婆罗门族佛教徒诵出，而事实上天竺、罽宾、龟兹等地的信奉者和研读者甚少；它的后分则来自于阗，流行于高昌、敦煌等地。由此可知，该经在葱岭以西大约未曾得到传播，汉译本最后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  涅槃学派样子，必然经历了多次的增删改写。参与北本翻译的道朗就曾指出，昙无谶所据的“胡本”不仅“分离残缺未备”，而且因“后人不量愚浅，抄略此经，分作数分，随意增损，杂以世语”，于是使之失去真相，与原本相违。(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涅槃经序》)由于多次增删改写，以致该经的前后观点也不很一致。此外，从《涅槃经》在印度的受冷落可以看出，在印度佛教中，佛性思想的范围和地位始终受到限制。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原则上不讲佛性；大乘初期的般若学，其性空思想与佛性妙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立的；大乘中期虽有多部论述佛性的经典问世，但是大多数印度论师仍对此不甚重视，并贬斥佛性说为不了义。相反，在中国佛教中，佛性学说受到僧俗两界的高度重视。这反映了中印两国佛教思想的明显差异。 
道生的顿悟说因受到宋文帝的推崇，所以在刘宋时期曾风靡一时。宋文帝不仅亲自讲述顿悟说，而且常召沙门入宫论议。他对道生弟子道猷以顿悟说一一击败敌手深表叹服，说：“生公孤情绝照，猷公直辔独上，可为克明师匠，无忝徽音。”(《高僧传》卷七《道猷传》)慧观弟子法瑗反对师说而申述顿悟义，也为宋文帝礼遇，被敕任法主，何尚之赞叹说：“常谓生公殁后，徽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高僧传》卷八《法瑗传》)此外，道生的弟子宝林，宝林的弟子法宝也都祖述顿悟说。齐代的僧宗是法瑗的弟子，擅长《涅槃经》、《胜鬘经》、《维摩经》等，著有《涅槃义疏》、《涅槃集解》。上述其他涅槃师也大多有《涅槃经》或《胜鬘经》的记、疏。梁代僧旻说：“宋世贵道生，开顿悟以通经。”(《高僧传》卷五《僧旻传》)这里所说的“经”即指《大涅槃经》、《胜鬘经》等，其中论述了涅槃佛性思想、如来藏佛性思想。由于道生对《涅槃经》的重视，此后不论赞同还是反对顿悟说的，都必须研习和讲述《涅槃经》，使涅槃佛性学说日益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