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晗
人物简介
吴晗  吴晗（青年时期）（1909年～1969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曾用笔名酉生、梧轩、赵彦、刘勉之、刘恢之等；浙江省义乌人。
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颇受校长胡适赏识。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
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北平  吴晗在西南联大做演讲报告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文化  吴晗与妻子袁震合影[1]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2]
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为吴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0年，吴晗好友、“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3]
人物年表
吴晗，字  吴晗像辰伯。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人。
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 
1930年未能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经顾颉刚帮助，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 
1930年因写成《胡应麟年谱》，受到胡适赏识，希望能够获得推荐直接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但胡适希望参加考试。
1931年7月13日至22日，几乎同时参加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转学生入学考试。其北大考试因数学零分而未被录取，而清华的转学生入学考试仅考党义、国文、英文、中史、西史，以及物理、化学、生物、论理“任选一门”，故此顺利录取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胡适写信推荐其当工读生，专治明史。 
1934年毕业，并留校任校，专讲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 
1937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吴晗（左2）与周恩来（左3）等合影[4]
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停办，返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教授，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 
1948年秋奔赴解放区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并且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3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以后还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吴晗的最后二十年 封面等职。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5]
1954年起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等工作，后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系列。 
1957年积极参加反右斗争，6月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8月又揭发批判罗隆基。公开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5]。当时毛泽东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1965年，江青前往上海停留了几个月，上海市长柯庆施指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协助其工作。同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突然对多年来受到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文章认为《海瑞罢官》宣传了错误的阶级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由毛泽东指示、各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开了序幕。吴晗在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反毛泽东路线，遭到批斗。 [6]
1968年3月经康生、谢富治批准被捕入狱。 
1969年3月18日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  海瑞罢官
1969年10月11日早晨，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1976年9月23日，养女吴小彦在精神病院自杀。
人物评价
吴晗吴晗先生著作集萃(13张)先生从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提倡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手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不仅留下了一部方便实用的研究资料，而且留下了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学术研究之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吴晗的评价多为正面结论，但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香港所发行的未删节版本）中，披露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吴晗曾同康生一样，利用其职权，强行从中国大陆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 
1950年代吴晗极力主张挖掘明成祖长陵（后改为挖掘定陵），也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计划，从而抹煞了吴晗对明史研究的贡献。
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更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这也让他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反对拆毁北京古建筑派发生激烈的交锋。[5]
人物作品
史学作品人物传记：《朱元璋传》
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
史学著作：《读史札记》、《吴晗历史论著选集》、《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文学作品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　《吴晗全集》作者  吴晗全集：吴晗，常君实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吴晗全集》共十卷，五百余万字，以作品类别辑录，收录了迄今发现的吴晗所有历史研究论文、人物传记、杂文作品、书信、诗歌、戏剧和翻译作品等，照顾到吴晗写史的变化，辑录其传记尤其是《朱元璋传》的不同版本，并且将时人介绍、反思吴晗的珍贵文献一同收入，向读者全面呈现真实的吴晗。
全集的出版，对于推动史学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了解吴晗、研究吴晗，了解民国文化，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学术、文化的多样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朱元璋传》作者：吴晗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本书是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代表作。
朱元璋  《朱元璋传》封面（人民出版社）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皇帝中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等措施。这些都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前进，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值得肯定的。
本书全面介绍了明太祖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一生，结合元末明初的历史条件，对朱元璋一生的功过作了具体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8]杂文欣赏《谈骨气》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2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2000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9]
人物轶事
师从胡适吴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但吴晗志不在此，1928年他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该校停办，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久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1930年3月19日，吴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此外，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群情激奋。吴晗显然是一位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指责当局：“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没有回答。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
因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求学之需。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3]　治学严谨吴晗真是做史学的料，聪慧勤奋，再加恩师教诲，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一员。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3]人物婚姻正逢其时，年轻有为的吴晗开始了自己的婚恋，他结识了清华女学长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得落花流水。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后，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袁震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她，一来二去，两人生出几多情愫，变成了情侣。
袁震在病榻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取笑道：“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对袁震的倾心。后来吴晗也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吴晗顶住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两人终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10]投身左翼抗战全面爆发两个月后，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南下云南成为历史学教授，年仅28岁。此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西南联大亦南下建立。
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3年的吴晗重回母校，思想开始全面左转。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沸沸扬扬，诸如孔祥熙用飞机抢运私产、带狗上飞机之类的消息铺天盖地，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这些账一股脑儿都算到国民政府头上。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查吴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吴晗选择了左翼道路，并抨击“读书救国”论：“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吴晗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还同时拥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呢？正如他写《朱元璋传》前后观念的变化一样，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时，走的几乎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而到了60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成了“命题史学”，把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的杀伐归结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此述史，叫人如何信服？[3]分道扬镳抗战结束，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传来，吴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写道，独裁与专制“保证你有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他指出，这种暗杀政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
同年的7月17日和18日晚，吴晗两次在张君励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他来说更是巨大鼓舞，遂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回到清华后，吴晗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位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
吴晗此时已成为中共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听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单。经中共地下党安排，他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初到解放区的吴晗并不习惯“专政”、“万岁”这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但渐渐被周边气氛感染，不久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1946年吴晗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吴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是耶？非耶？[3]吴晗之死1966年夏，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而上一年的“大棍子”通过点燃“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终于完成自己的最高形态，升级为“金棍子”的姚文元在这一年又掀 “狂潮”，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这篇文章一出，全国报刊立即转载。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5月16日，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1968年4月，“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
1969年10月11日，吴彰和姐姐被带到一家医院，他们没能最后看上爸爸一眼。姐姐哭着问，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在场的人说因为昨晚没找到他们。而姐姐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后来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含恨死去，而几天之后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革”结束。[11] 
吴晗，上海中学东校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