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皓晖
个人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的基本经历与阶  孙皓辉段归宿。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完成136集《大秦帝国》文学剧本的创作，同期开始《大秦帝国》的案头准备。1998年后，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人物生平
生在老秦
孙皓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出生地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就是“老秦”之地，离秦国最早的国都栎阳（今临潼）只有数十公里。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今泾惠渠），至今还在他家门前潺潺流过。当年，每逢灌  孙皓辉溉，生产队会派出有经验的老人，带着他们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老人们便说起许多与秦、汉有关的掌故。毗邻家乡的美原镇，又是秦国大将王翦的故乡，孙皓晖每次去那儿拉煤、走亲戚，也会听到许许多多关于秦朝的故事。在他少年时代，一些秦国的古地名，已经印在记忆里。“老内史（今咸阳）、老云阳（今泾阳）、老频阳（今富平）、老下邽（今渭南）……老人们的胡子里都长满了故事。”一鸣惊人1973年，孙皓晖考上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几个朋友合作，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学术论文，在北京一个研讨会上宣读后，一鸣惊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法学人才，北京大学法律系当场问他想不想读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则要“挖”他当老师。最终还是西北政法大学把他“抢”走了。孙皓晖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先后度过了十余年的法律教师生涯。“我就算是和法家思想结缘了，”孙皓晖乐呵呵地说。创作2009年4月，孙皓晖结束了隐居海南的生涯，回到西安。西安市曲江管理委员会为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  签名售书作室，供他进行秦文化的创意工作。这间工作室，位于幽静的唐代曲江遗址附近，不远处就是大雁塔，工作室墙上和玻璃门上挂满了用秦篆写成的书法作品。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是一部正在写的3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稿子。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专门讲解自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帝国这1800多年的中华文明形成史。 “我还可以高效工作10年，再常效工作10年。”孙皓晖点燃一支烟，烟雾拂过他灰白的头发，笑眯眯的眼睛里有幸福的畅想：“那时候，‘为中华文明正源’的心愿应该能实现了，我就可以休息10年了。”
个人事迹
自我放逐
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身为学者，他却首先摒弃了学术著作的形式。“我说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没用。得老百姓都这么说了，才算做到了。那最好的形式，就是电视剧。”所以一开始，孙皓晖写的，是一个《大秦帝国》的电视剧本。两年假期当时，孙皓晖在法学领域，算是功成名就。他是西北大学法律系的教学科研副主任、经济法学的学术带头人，还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第一卷《大秦帝国》剧本写完后，打印本在文化圈里流传，引起陕西省委宣传部的重视。1996年春节，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到西北大学给教授们拜年，亲自登门看望了孙皓晖。在他家里，副省长、校领导和他谈了很久，最后拍板：“给你两年的创作假期，就专门把这个事做完！” 
1997年冬天，约定的两年期限就快到了，孙皓晖的剧本写到第五卷。但他发现，“自己根本完成不了，剧本就写了5年，如果要继续写成小说，别说两年，只怕4年、8年都不够”。潜心创作1998年春天，孙皓晖带着妻子，在海口一个僻静的小区居住下来。他有一间30多平方米的书房，里面凡能落脚之处，皆是书山。史籍典册、诸子百家、先秦文学，就连一般秦史研究者不太关注的古代科普类书籍，如《水经注》、《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梦溪笔谈》等等，孙皓晖都统统看过。“商鞅变法，鼓励农耕，老秦人当时都种什么，收成怎么样，收上来做成什么吃，这些都得认真查实啊。”淡泊心态十几年中，孙皓晖始终保持着不疾不徐的淡泊心态。每天写一个故事段落，万余字到寥寥几百字不等。但也有焦虑的时候，这些年，清朝热、明朝热、汉唐热，在电视屏幕和图书市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唯独孙皓晖立志要呼吁的“中华文明正源”——秦，还是沉默的。书一日没写完，他就一日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焦躁起来，在和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会痛心疾首地喊：“明清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衰落期啊！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和中华文明源头上最有创造力、生命力的秦时期对接！”16年历程2008年春天，当孙皓晖在遥远的海岛上，敲下小说《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满头黑发已经灰白。从43岁到59岁，他人生中最美好、最年富力强的16年，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大秦帝国》。
人物观点
关于司马迁电视剧《大秦帝国·黑色裂变》在海外和网上热播后，人们争议最多的，就是商鞅、秦孝公等人的刻画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出入。孙皓晖以写秦的正史为己任，为何还要对重大历史人物进行演绎？ 
“我坚信，那就是真实的商鞅。”一提及此，孙皓晖语气凝重：“司马迁写《史记》，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是基本真实的。但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遍翻《史记》，凡是在生死存亡之际为国家承担责任、勇于牺牲的人，文仲、吴起、商鞅、晁错……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好评。能得到他好评的都是擅于做人、明哲保身之辈，范蠡、张良、李陵……我们为什么还把司马迁的主观评价当作史实来看？司马迁说商鞅‘刻薄’，只因为他的法律严格。但那是战时法律体系，能不严格吗？法律严格又能反证立法之人刻薄吗？司马迁说商鞅‘造反’，但《战国策》里记载，商鞅死后不久，秦国丞相范雎就说，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试问，商鞅相当于秦国第一任丞相，范雎是第三任丞相，商鞅若是造反，如此短的时间内，范雎就敢给商鞅这么高的评价吗？” 
孙皓晖得出结论：司马迁错了，商鞅没造反。车裂商鞅，只是秦孝公死后秦国朝野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和其他战国外交周旋的需要。关于秦始皇同样的人物颠覆，还有秦始皇。“司马迁把秦始皇小丑化了”，孙皓晖不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更不认为秦国灭亡于暴政。“它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法家历来有‘法、术、势’三个流派，商鞅遵循的是‘法治’，到秦始皇这里，他个人的强大威望和战时法律制度一结合，就变成了‘势治’。一旦这个权势人物死去，帝国也就坍塌。”“写《大秦帝国》，我就是想超越《史记》这座大山。” 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话：“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句是晏子的话：“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国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大秦帝国》的可贵，根本点便在于作者对战国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形成了《大秦帝国》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作者的智慧、胸襟、才华、见识在此体现的非常充分。而渗透作品的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更在于作品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历史地看，中国原生文明的高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是这个文明高原上的最高峰。它们衍生了中华文明，并且蓬勃发展。
孙皓晖说，电视剧拍完后，他也看了。“其中有关商鞅变法的内容，拍得最精彩，完全展示了小说中的精髓。但有的内容，电视剧比小说薄弱。”说起演员，孙皓晖最欣赏的是侯勇扮演的秦孝公：“怎一个‘好’字了得！他可从来没演过古装戏，更别说演君王了。我常常想，这部戏在大陆电视台播出后，侯勇会成为继唐国强、陈宝国之后的又一个‘皇帝专业户’的。”
巨著大秦帝国
《大秦帝国》是其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分为六部 ：《黑色裂变》 《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  巨著《大秦帝国》大秦春秋》 《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的历史遮蔽，让秦帝国特殊的历史价值遭到严重程度的错误解读，种种戏说泛滥，更使得秦帝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风貌面目全非。要廓清历史消除误读，孙皓晖以为，第一要务便是史观视角。也就是说，站在什么高度以什么样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
出生于陕西三原的孙皓晖，非但有着“老秦人”的情怀，有着这片帝国故土后裔的骄傲，更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用孙皓晖的话说，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虽然，这已经够重要了。但是，孙皓晖以为，这还不是《大秦帝国》最佳最高的切入点。这个最高最佳点是什么？孙皓晖的回答，是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史，是这一时代的文明意义与文明价值；如果春秋战国秦帝国对中国不具有开创文明正源的价值和意义，《大秦帝国》便没有这么重要，对当今中国的精神价值也没有这么大；某种意义上，也不值得我倾注最有价值的全部盛年时光去表现他。
作者在作品扉页的题记是：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在《大秦帝国》自序中，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人文学者的历史眼光，充满激情地说：“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这是《大秦帝国》的根本立意，是作者的创作目的。作者在序言中强调的“原生文明”、“强势生存”以及秦文明对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影响，时时可见前人所不敢发之言。
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话：“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句是晏子的话：“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国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大秦帝国》的可贵，根本点便在于作者对战国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形成了《大秦帝国》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作者的智慧、胸襟、才华、见识在此体现的非常充分。而渗透作品的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更在于作品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历史地看，中国原生文明的高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是这个文明高原上的最高峰。它们衍生了中华文明，并且蓬勃发展。
如果说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虎狼之国”，那么《大秦帝国》就表现了这种虎狼精神，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
《大秦帝国》之所以让那么多读者感奋，正在于这部作品的灵魂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学子喜欢看，军人喜欢看，商人喜欢看，农民喜欢看，男人喜欢看，女人也喜欢看。说到底，人们喜欢的，正是这部作品所召唤的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缺失了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凝聚在万千故事之中，而不仅仅是几句表白。唯其如此，他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也让我们喜欢着这部作品。《大秦帝国》告诉读者，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的文明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品评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刘芳 北京报道
“看了《大秦帝国》，更深刻地感觉到今天的台湾还远远不如两千年前的秦国……即便近年来一直是‘法家’治国，却也到处充斥着贪赃枉法的事情。”台湾网友Elonia713在博客中写道。
由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今年2月起在台湾年代综合台重播。首播是在去年夏季，收视率良好。
《大秦帝国》全剧共六部，预计约240集，投资超过2亿。第一部《黑色裂变》围绕商鞅变法这一主线，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2006年底已拍摄完毕，但一直未在大陆上映，只在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播出过。
《大秦帝国》制片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已定于今年年底在国内四家卫视播出，目前第二部《国命纵横》正在剧本讨论中。
“算总账算老账”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来做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先导。”今年60岁的孙皓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真地说。
他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
孙皓晖的构思开始于1992年，那时他的身份还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那年他去北京参加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评判不外乎两种理念：一是纪录片《河殇》带来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一是柏杨的“中国文明酱缸论”。
“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他说自己当时感到非常困惑。
为此，孙皓晖下决心“算总账算老账”，从秦帝国时代着手梳理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
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孙皓晖，在古老的郑国渠畔长大。那时每逢灌溉，生产队就会派有经验的老人带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带头的老者常会说起许多秦汉的历史传说。
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关于秦帝国的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那时认为电视剧是最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形式。”不过当时因故没能拍摄。
却有出版社上门联系，希望将剧本发展为历史小说后出版。1998年，孙皓晖辞掉西北大学的职务，前往海南专心创作。那年，他49岁。
从1992年开始构思到2008年全套《大秦帝国》的正式出版，16年的创作历程，孙皓晖从不肯细说，他更喜欢谈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感悟。所以有报道曾这样描述：“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著地叙说他的理念。”[1]
求变图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
孙皓晖告诉本刊记者，在海外播出的《黑色裂变》共51集，而大陆版本为48集，主要是删减掉了一些关于法儒之争的戏份。
《瞭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主要描写商鞅变法，它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孙皓晖：商鞅变法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变革，具有永恒的借鉴价值。一则，以非暴力的变法完成了革命性的文明跨越，付出的社会代价最小，取得的历史进步最大；二则，恒定的法治精神与强大的政府信誉，最大限度地凝聚激发了社会创造力。
从实际意义上讲，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社会法治及一系列经济民生文化制度，奠定了秦文明的根基与框架。在此基础上的秦帝国，建立了以统一政权为轴心的统一文明体系。此后，中国古典文明最终成型，历经两千余年没有变化。很清楚，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瞭望东方周刊》：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现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只留下了保守之道。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于是，自告奋勇来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拍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儒家的不赞成主要在哪些方面？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所谓政治立场的倒退，是指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回归井田制时代；所谓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那种游离出复古立场，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有其历史价值。但这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而若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那它一定是腐朽落后的。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更不用说深彻全面的成功了；而且，越到后来，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越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的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恢复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神圣光环。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还想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蹩脚不？
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一年前，全套《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共六部11卷，504万字，从商鞅变法一直写到阿房宫大火。据该书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本刊介绍，作品发行后的两个月内，首印的12000套全部售完。如今，这部定价近400元的书已加印4次，销售4万余套。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共鸣？
孙皓晖：春秋战国的基本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春秋战国与当下中国当然不一样。但两个大时代的历史性质都是社会大转型，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我们今天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表达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思考时，为什么选择剧本、历史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学术论著？
孙皓晖：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过枯涩；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
我认为，只有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工夫，而不想强行播种。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而信念危机也很明显。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