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边守靖
人物简介
边守靖(1885—1956)，字洁卿、洁清，天津静海县大瓦头人。边少年家贫，笃志好学。  后来，私塾先生准其免交束学(学费)方入校门。1903年中优廪生。后留学日本，
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1910年回国后，曾任保定师范学堂监督、浙江政务厅厅长、顺直议会议长、天津警察厅司法科科长、直隶公署顾问兼《河北日报》主编等职。1913年3月10日，被选为顺直议会议长后，曾要求国会弹劾袁世凯擅借外债，准备发动内战之罪状。1915年10月，法国驻津领事妄图侵占天津老西开一带，边率议会成员予以坚决抵制。“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顺直议会的名义分别致电总统府和国务院，赞扬学界“热血喷涌，奔走号呼，凡所以为国者，可称仁至义尽”;申明“京师学生殴章宗祥事，实因全国人民义愤所至，非一二学生所可负责”。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边为直系津派策划贿选的主干人物。曹倒台后，边随之去职。1928年，专管曹氏家族经营的天津恒源纱厂。1956年7月6日，于津病逝。
人生经历
东渡留学 参加革命边守靖，字洁清，直隶省静海县(现属天津市)大瓦子头镇人。边家是静海县的望族，先辈代有功名，祖父边余庵是清朝五品知府同知；父亲边仲三是清光绪甲午科举人(未及殿试即病故)；叔父边锡三是乙酉科拔贡，乡试大挑一等的榜下知县。家业兴盛时，有良田近30顷。边守靖幼年丧父，母亲身体欠佳，在其襁褓时，即被叔父家收养，抚如己出，婶母断亲生女儿的奶而哺乳之。他天资聪颖，幼小能文，祖父极为钟爱，叔父更视如掌上明珠，亲自教以诗书，弱冠即考中秀才。彼时学堂已开，旋即送他到天津市中学读书，后考入师范。他刻苦用功，成绩优良，考试均列前茅，学校颇器重之。适朝廷招考公费留日学生，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渡日后攻文科。当时留日学生中，有许多人接受了革命思想，痛恨清朝政府之腐败无能，立志革命。他虽然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出于爱国之心，也倾向革命，经人介绍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作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边毕业回国后，任保定师范学堂教习，直至武昌起义。 　　
参与省政 兴利除弊民国成立后，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体制，中央组成国会(参众两院)，各省成立省议会，各县成立县议会为立法机关。民国元年(1912年)选举直隶省临时议会议长时，胡源汇当选为议长，边守靖以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身份当选为副议长。民国2年(1913年)，正式成立省议会，边守靖被选为议长。 　　
边氏当选议长后，锐意维新，邀集一部分志同道合的议员商讨，经过博采众议，将当时需要办理的事情拟成十大议案，交议员大会审议。这个十大议案，顺利得到通过，除函请都督查照采择施行外，并通知各县议会参照执行。这十大议案虽未能够全部实施，但也办了一部分。各县议会遵照省命宣传鼓动，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启发民智、广开言路、除旧创新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民国5年(1916年)天津法租界当局擅自违约，扩占租界区域，将老西开一部分划入租界区。这事引起津埠人民强烈反对，纷纷向省政当局及省议会请愿，请求维护国家主权，向法方交涉，退还强占土地。边守靖对法人的无理扩张十分愤慨，除作为民众代表向法领事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外，还多次向民众讲演，慷慨陈词，有时声泪俱下，更激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广大民众义愤填膺，敌忾同仇，纷纷上街游行，谴责强权，舆论报纸也大力声援，气势浩大，轰动津门。其它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各地也予报道支持。经过多次的斗争，法方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被迫让了步。随波逐流 拥袁称帝天下事往往是善始易，善终难。边守靖连选连任后，名声日隆，省中要人及津埠绅商多慕其名，与之结交，达官贵人的豪华生活逐渐影响了他。他曾向亲友说：“人家全有壮丽的公馆，殷厚的资财，而我只租了一所平房，依靠薪俸度日，真是相形见绌。”另外，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对国民党员异常仇视，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收买，二是收买不成即予驱逐，边因口碑较好，无瑕可指，又是民意机关的领导人，所以袁氏党徒暂予收容，对他采取先恫吓后收买的办法。边为了保全禄位，免遭意外，渐渐地改变了初衷，由洁身自好变为随波逐流，后来堕落成同流合污的官僚政客。他对他的表弟王吏清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是行不通的。我不效法屈原。”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除了准备兵戎外，还示意民意机关为之制造舆论，上拥戴书。袁颁发了大总统令，特授边守靖为勋四位(当时仍沿清制，只是换了名称，勋位分为五等，即清时的公、侯、伯、子、男)二等文虎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边氏欣然接受，遂联络议员以省议会名义向袁世凯劝进，拥护袁世凯称帝。劝进书送递后，袁曾派人给边送来5万元作为酬劳，并许登极后另予加官。从此，边利令智昏，越陷越深，将革命初衷抛到九霄云外。投靠军阀 财官两旺边守靖自改弦易辙后，即结交当道，同流合污，同时结纳绅商扩大影响。他与省内外要人、军政大员如曹锟、齐燮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苏督军)、张孝若(江苏省议会议长)、张弧(财政总长)、高凌爵(内务总长)、吴毓麟(交通总长)、陆宗舆(龙烟煤铁矿督办)、张福来(河南督理军务善后事宜)、陈光远(江西督军)、陆锦(陆军总长)、陈嘉谟(湖北督办)、张绍曾(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吴景濂(众议院议长)、张廷谔(直隶省议会议员、长芦盐运使)、王树翰(张学良的秘书长)、刘恩鸿(张作霖的驻京办公处处长)等，均称兄道弟，时有往来。尤其吴景濂，张弧、张福来更是亲密，张弧曾送给他一所房子，与张福来是儿女亲家。 　　
民国7年(1918年)曹锐任直隶省长。曹、边不久即结为金兰兄弟。曹依边之智谋，边靠曹的权势，互为支持。省公署交议之事，省议会无不通过；省议会欲办之件，省公署一一照允。省中要政，多经边氏裁断，人员更动，边某无不与闻。因边与曹锐交厚，得到其兄曹锟的赏识与器重，有关军政要事也时请边氏出谋划策。边大显身手，竭尽才智为之筹划，谋而多中，甚获曹锟之欢心，被曹锟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高等顾问，继而又被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聘为高等顾问。高等顾问表面上是不支薪的名誉职务，但每月都馈送数字可观的车马费。但边氏并不惬意，认为自己才大于职，想再往上攀登染指中枢。按体制论，省议会议长只能管本省事务，无权参与国政，但他依仗曹家权势，目中无人，常与曹锐到阁员会议上发表政见。边博得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之器重。不久，甘肃省长出缺，发表他为甘肃省长，但他认为任甘肃省长不如任直隶省议会议长实惠而托辞谢命。 　　
因边与曹锐关系密切，所以各县知事甚至道尹遇有疑难事项来省请示时，不少是先谒议长再谒省长，议长的指示就等于省长的指示，边氏的片言只字是举足轻重的。如此一来，给边的号房头(当差的头)开辟了生财之道。
边守靖既已权势炙手，原租赁之平房宅邸已不适用，于是在英租界小孟庄墙子河边购买地皮，建筑了一所数十间楼房的豪华公馆，又买了新式汽车，家中听差护卫随手转，仆妇丫环一大群。曹氏兄弟及当权官僚又为了捧场，知其祖父母灵柩尚在停厝，遂倡议出殡荣及先人。殡礼在原籍举行，大总统赐给挽匾，阁僚纷送挽帐。曹氏兄弟之挽帐极为醒目，上写“太老伯父伯母大人尊灵，愚再晚曹锟曹锐叩挽”。此外，许多省的督军、省长及直隶省的官员均送了奠仪。挽帐琳琅满目，宾客纷至如云，瓦子头镇路途为之阻塞，极一时之盛。后又因其母青年守志，认为可嘉，又作了一次大寿。除大总统赐给匾额外，各当道要人也都送了寿仪。吴佩孚还派专员送来寿帐。边的家乡临子牙河，旧桥已破朽，边募捐建了新桥，请华世奎写了：“崇喜桥”的匾额，建桥余款在镇之东南隅建了一所西式房子，亭台花榭，风景宜人。另外，边为了与家中联系方便，还特地由天津至静海县大瓦子头镇架设了一条长途电话线。当时边的权势声望已值高峰，趋炎附势的亲友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边家的灶房，昼夜有厨师值班，随时可以供餐。他本人的生活豪华奢侈，尽量享受，吃饭每餐8个菜，7天不重样。有人说，他有家财7000万元，这话未免夸大，但是聚集确多，财产来源别人难以弄清。他既能取财又善理财，以后多年闲居，开销依然如故。 　　
直皖战后，直系势力膨胀，当时分为三大派：保定派、洛阳派、天津派。保定派以曹锟为首；洛阳派以吴佩孚为首；天津派以曹锐、边守靖为首。曹、边每次晋京，往返均乘专车。当时人谓边守靖为曹锐之灵魂、曹锟之智囊。曹、边两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民国13年(1924年)曹锐遽亡后，边守靖极为悲痛。曹锟下台后，两家仍一直往来不断，尤其晚年，经常会晤。抗日期间，曹锟病逝，边守靖亲往吊唁执幡，执弟辈礼。投资工商 兴办纱厂曹、边财官两旺，但边仍不满足，他对曹锐说：“四哥，世事沧桑，宦海浮沉，人生不能作一辈子官，上台终有下台时，何况战争频仍，政局多变，趁着我们有权有势的时候，想方设法创办个新式企业，建个新兴工厂，对国家可以换回点利权，对个人也立个根基。一旦退居林下，有个栖身之所，比只干钱庄商号要好一些。”曹锐对此深以为然，说：“找机会吧，有路子咱就办。”嗣后，曹锐对此悉心注意。有章瑞廷者，是天津的知名人士，开设了恒记德军衣庄和恒源帆布厂，承制军装被服篷帐，赚了大笔的钱。章善经营，盘算恒源帆布厂若能与毗邻的直隶模范纱厂合并，成立一个大纱厂，财源更会滚滚而来。但模范纱厂是官办的，欲达此愿望，非通过当权的直隶省长曹锐不可。于是章千方百计拉拢曹锐。曹锐找边守靖商量，边认为是大好机会，极力促办。结果达成协议，两厂合并，除原有资金外又招新股。曹、边广为号召，于是有一些官僚巨富认了股，边守靖作为发起人之一也认了股。纱厂规模扩大，购买机器扩建新厂房，易名恒源纱厂。
攀龙附凤 主办贿选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势力达到高峰。曹锟是直系首脑，其时不可一世；志得意满，权欲日增，时时窥视总统宝座欲图之。于是，曹将自己所想告知心腹幕僚。众人早有此心，咸欲攀龙附凤谋取功名，因而一致赞同。边守靖尤为拥护，并被推为选举主办人。为了运动国会议员投赞成票，边守靖各处奔走弄来了贿款，由何处弄来，数字多少，局外人难以知晓，但从长芦盐税中确实筹了一笔钱。据说曹锟还掏了点腰包。有人与边氏在谈天时说及此事，边因事不光彩，含糊其词语焉不详，所以筹款情况始终不清楚。筹款以后，边守靖拉拢联络国会议员，在议长吴景濂赞助下达成贿选交易。
曹锟贿选，边守靖无论在出谋划策或筹集款项及拉拢议员等方面，均卖了大气力。曹锟为了酬谢其功，在登位之前，曾在保定光园召开会议，议定边守靖为交通总长。此事报纸已经披露，但后来听说吴佩孚不同意，吴向曹说：“边氏为人过于圆滑．不易驾驭，可任为次长。”事为边氏知悉，非常气愤，坚辞不就。曹又任其兼津浦铁路局局长，边仍不就。他说：“当我这个议长最好，此外任何官职也不愿干，隆情厚意心领就是了。”弄得曹锟左右为难，边是智囊，少了他办事不顺手，但吴掌握军权，是曹的台柱，更不可得罪。曹全面权衡，最后还是顺吴拂边。曹于是多次向边致歉，并言以后另予调换位置。曹哪里料到，一年之后由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而垮台了。边守靖费尽心机，四处奔走营谋，结果不仅名利未获，还落了个总统贿选主办人的不光彩的名声。宦海运筹 连任议长由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16年(1927年)下半年，直隶首脑一职几经易人，但省议会议长一直是边守靖。立法机构当然不尽随政府人选之变动而改变，但也不是没有受到影响。边的连任，主要是他为人灵活，因人而异，因势而谋，所以虽派系更迭，而他主直隶议会连续16年之久并无变化，这在军阀混战时期是罕见的事情。民国11年，曹锐任直隶省长已经5年，宦囊已满。曹锟为拢络部属，即拟定王承斌接替曹锐为直隶督理兼省长，曹锐专任巡阅使。曹锐不愿，经边守靖计议，予曹锐以荣耀辞职，并另任高等职务，才得曹锐的顺从。王承斌与边守靖早有交往，此次督直，边又出力斡旋，因之接任后与边过从甚密，倚为心腹。曹锐虽辞了省长，但改任直鲁豫三省矿务督办，还算满意，亦知边之情。边就是这样运筹谋划，两头落好。 　　
奉系军阀李景林督办直隶后，也与边结为深交，李为了保护边的安全，出入常同乘一辆汽车，令卫士荷枪立车之两旁，并派督署卫队到边的宅邸为之守卫。褚玉璞督直时，也与边相交厚，褚之参谋长张冠武、秘书长钱守鼎对边颇为尊重，常以“边四爷”呼之。褚玉璞采纳边的治理直隶河道的建议，成立直隶省治河筹备处，以边守靖兼治河督办，并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拨了一部分专款作为费用，这在军阀混战时期是不易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见褚对边之器重。息影八年 专营企业北伐成功，北京改称北平，将原直隶省所属之天津与北平分别成立特别市直接隶属中央，同时，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取消原直隶省议会，因而边守靖也随着省议会的裁撤而下台。从此，他息影津门，不问政治，一心经营工商企业图谋生计，由官僚政客变为工商企业资本家。他所出资经营的工商业较多，除恒源纺织厂外，还有信记银号、稻香村食品店、西服店、酱园、铁厂、浴池等。他常对亲友说：“人无百日好，花难百日红，人生一世，要顺乎潮流，应进则进，该退就退，现在到了隐居作寓公的时候了。”因而他深居简出，除旧日友好外不事交游，一直在野8年。张学良作北平军分会副主任时，曾邀他出山，但他婉言辞谢了。8年当中，与他往来者多系下台官僚、在野名流及津埠的巨商大贾。应聘出山 襄助政务民国24年(1935年)，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奉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筹组县参议会的选举。因边守靖曾任省议会议长多年，遂请边出来组织冀察选举县参议会筹备处，任边为处长，张璧为副处长。嗣后，又因边曾督办过直隶治河事务，又由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函请行政院，聘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我曾去找他，请求在华北水利委员会工作，他说：“委员是名誉职，不便荐人，在他处设法吧。”民国25年(1936年)，张自忠任天津市长，邀边任职，籍资臂助。但边不愿任实职，遂请其任市政府首席参事。民国26年(1937年)，他曾陪同张自忠赴日本访问。我当时不断去他家，曾向其家人说：“外间盛传四舅是亲日派，不知为何落此名声?”他们说：“你四舅是日本留学生，朋友之中又有一些亲日派，所以招致众议。实际他并不亲日，他还深恶痛绝日本的侵略行径呢。” 　　
芦沟桥事变后，宋哲元离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任边守靖代理市长。当时有记者访边守靖，边氏云：“本人暂负秘书长职务，维持秩序再等后命。”数天以后，中国守军奉令撤离，天津沦陷。坚守气节 不当汉奸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当时想组织河北省及天津市伪政权，请边守靖、高凌爵分别主持河北省政及天津市政，遭到边的拒绝。日方多次向边施加压力，威胁利诱，促任伪职，但均遭边的辞绝，实在纠缠不清时，就装病搪塞。 　　
日伪统治天津为时8年，边守靖在此期间一心经营工商企业，绝口不问政事。边氏每天到自己经营的信记银号处理业务，很少他往，间或到老友家中坐坐，时间也很短暂，对已任伪职的友人，仅通庆吊，政治上决无联系。边只有一次因其表弟王吏清生活无着，屡次求见，请边为其推荐工作，给当时天津伪市长温世珍写了一封推荐信。 
等待解放 弃旧图新日本投降后，边守靖又在天津河东增开了一个银号(商号名已忘)，自任董事长。当时，国民党派来的市长张廷谔，曾是边的老部下老朋友，但他与张并无联系，仍是专心致志于工商业。1946年，将恒源纺织厂由信孚收回自管，与同仁苦心经营，扭亏为盈。他对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专横跋扈、贪赃枉法深为不满，但又对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的渐渐缩小感到日恐忧虑，认为如果局势这样发展下去，自己的前途是危险的。东北解放后，天津的达官显宦、巨贾大商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人离津南下。边守靖也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举棋不定。后来得到共产党有关城市政策宣传材料，看了后才改变想法，他说：“共产党如成功了，将是执政大党，定的政策就得实行，决不会失信，自食诺言。还是留下为上，不必出走。”并劝恒源纺织厂的总经理、曹锐的孙子曹郁文也留下。曹不以为然，还是溜走了，于是边就兼任了恒源的总经理。 　　
天津解放之初，边虽然知道了我党的一些政策，但仍是将信将疑，心中惴惴。后见闾阎不惊，工商如故，才慢慢安下心来。周恩来总理去津时，曾召见他并设便宴，勉励他好好经营，要相信党的政策，为恢复经济做点贡献，这使边极为感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对他也不断帮助启发。党安排了他为市政协常委，又选为工商联副主委，后又被任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津分会副主委，协助主委黄火青处理日常事务。共产党的信任，使他非常感激，更加努力工作。 　　
恒源纺织厂遵循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公私合营，并且是天津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的第一家，获得了模范厂的光荣称号，为旧工业改造作出示范。 　　
边守靖于1954年病故，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许多领导参加了追悼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