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光亚
人物简介
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宜昌  title。
1938年至1941年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1941年至1942年在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至1953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
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教授，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
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
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
  朱光亚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7年后担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名誉董事长。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 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2002年5月， 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1]。
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北京逝世，享年87岁。[2]2011年3月2日在京火化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3]求学密执安大学  朱光亚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遇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相识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在选择导师时，张文裕、王承书建议他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人物经历
  朱光亚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赤子情深  朱光亚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聪慧、稳重的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原子弹之梦  朱光亚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李政道；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王瑞酰。 吴大猷先去了英国出席学术会议，后来抵达美国。朱光亚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女士与之同行。
到达美国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梦想，终于成为泡影。培养核事业人才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几年之内便使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如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院士等都是朱光亚教过的学生。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5月，朱光亚奉调与胡济民、虞福春等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当时由二机部领导，后改名技术物理系），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这是国家加快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五项措施之一。1956年夏，核物理专业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等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平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所长的赞赏。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中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光亚在视察  朱光亚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看着父母今非昔比的容貌，他很想尽尽孝心。然而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两人。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朱光亚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这时美国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朱光亚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开会时长时间耐心地听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
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核威胁，使朱光亚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研究原子弹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目标。部长宋任穷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深信，“中字辈”的朱光亚能够很好地挑起这副重担。7月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李觉所长、吴际霖副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有关专业人才也很少，加上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外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技术资料严加保密，对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极不容易。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同志一起，带领大家制定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朱光亚在主持会议  朱光亚当初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霖等领导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来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朱光亚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朱光亚还敏锐地发现，从四面八方调来的青年组成的科研队伍，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尚不能适应国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务的要求。于是，他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比自己年长的著名专家、研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识，共同深入一线指导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共事，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就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各项工作都有效协同地运转了起来。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朱光亚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科研成就
中国首颗原子弹  朱光亚“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两个纲领性文件”立即转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与二机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协同攻关的实际行动。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兼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与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中子源的攻关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4月2日，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等78位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邓小平总书记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给核武器研究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以及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朱光亚与陈毅在视察原子弹基地
1963年5月，按照张爱萍、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与刘杰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计划制订后，朱光亚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具体指挥。在他和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
1964年2月，二机部决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9人任副院长。朱光亚仍然协助李觉、吴际霖统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首次核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一起从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了周密的技术措施。
  朱光亚在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的基础上，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试验取得完全成功，预示着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已经成功在望。在现场视察指导工作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即兴赋诗一首：“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冷试验成功——赠朱光亚和九院全体同志：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对核装置运输、总装与质量检验、引控系统调试、测试项目等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组成了以李觉、朱光亚为首的第九作业队，并由吴际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等专家组成技术领导核心，负责处理现场出现的问题。8月20日，首次核试验用的试验装置以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陆续运往试验场。8月23日，在核试验基地成立了由张爱萍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首次试验委员会，朱光亚等13人任常委。下设12个部，他兼任试验部副部长和第九作业队副队长。9月，中央专委会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早试，二是择机待试。毛泽东指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试。
10月8日成立国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朱光亚等9人任副主任委员。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14日晚，经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等签字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被吊上铁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纲领性文件  朱光亚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朱光亚主持拟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回答提问的准确，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称赞。散会时，总理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后来，李觉回忆说：朱光亚在高层决策岗位发挥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周总理汇报，都要他参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空投与两弹结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装置与运载工具结合、形成有实战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务，摆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国人说中国在5年内解决不了运载的问题，西方记者也说中国人“有弹无枪”。
其实，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机载核航弹的问题。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龙文光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国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朱光亚图册(20张)
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我国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为了表彰和鼓励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人员，5月30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和核航弹空爆试验研制人员和有关部门代表，朱光亚作为科学家和部门代表之一受到了亲切接见。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两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 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和关怀，多次强调：“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在世界上是个创举。我们要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确保质量，确保绝对安全。”
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亚等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安全模拟试验和分析论证，在正式试验之前，又与七机部合作进行了一发安全自毁系统飞行试验和两发引爆控制系统飞行试验，努力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有人评论说，朱光亚等科学家是把物理成果转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变成战斗力的大师。地下核试验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们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同时，报告还指出，我们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弹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8月10日，周总理主持地下核试验准备情况汇报会，朱光亚副院长代表核武器研究院汇报了试验目的、试验装置准备及加工情况。中央专委和周总理要求9月15日前准备完毕。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为了尽快使地下核试验技术过关，在动荡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朱光亚与有关同志一起，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方案，解决关键问题。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新形势下核武器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在病床上与于敏等同志多次讨论后，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等同志写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具体组织领导实施中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中，朱光亚在关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的同时，到核试验现场的次数更多了。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及有关同志的指导下，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天晚上，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中国首颗氢弹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氢弹。”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由于刘杰、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对氢弹有关问题进行预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此基础上，他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许多科学家、技术人员靠边站，这令朱光亚既困惑又有苦难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经过夜以继日的苦斗，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推动核电事业发展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的30多年岁月里，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核电技术是在军用核科技的基础上起步的。随着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在军事应用的牵引下，我国迅速建起了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核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2月、7月、11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提出要搞核电建设，并提出二机部不是“爆炸部”，除了爆炸原子弹、氢弹外，还要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他与二机部领导同志一起提名推荐专家参加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在“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里迅速组建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的技术专家队伍，着手核电站的探索研究和调查论证。选择堆型是建设核电站需要慎重决策的关键环节。当初，对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选择哪种堆型，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在朱光亚的支持下，项目组经过与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论证，逐渐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放弃熔盐堆改用压水堆的意见，并很快完成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1974年3月，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核电站设计方案汇报。会上，朱光亚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对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决定列入国家专项工程，定名为“七二八”工程。后来的实践证明，压水堆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实际和世界核电站发展的主流。朱光亚指导了核电站研究、设计任务的分解，以及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研制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指导，使核燃料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国内研制成功。
尽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病重和逝世后的几年里，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核电站建设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代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并对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凝聚着朱光亚的心血和智慧。组织领导“863”计划“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朱光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项国家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敏锐注意到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将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参与组织指导了激光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研究发展座谈会，并建议在国防科技研究项目计划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国提出SDI（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西欧、日本等国也相继提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研究对策。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重要建议。3月5日，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后，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核军备控制研究和交流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注意到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开放扩大，世界形势特别是军控形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他提出，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从此，朱光亚开始倡导并组织核军备控制研究，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军备控制不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我们要从科学和技术上支持国家外事工作。他多次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工作，讨论如何扩大研究队伍和深化研究，提出要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人才，搞一个干实事的小组。在他亲自动员和领导下，成立了由核技术、军事、外交等领域专家组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军控研究和交流工作。他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研究方向，还亲自参加许多具体工作，使我国核军控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外交斗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这是他自1950年从密执安大学归国之后时隔41年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我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我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他为能够参与军备控制研究这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工作感到欣慰。
学术成果
《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60年代，他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及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教育事业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光亚众望所归，被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之后，成为这个全国性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在每年一度代表常务委员会向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他反复阐述要从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两个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协工作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对科协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形势面前坚持团体性质和正确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珍视老一辈科学家在旧中国艰难环境和条件下开创的民主办会的宝贵经验，提出要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的运行机制与科协团体民主办会、搞好服务的关系，把二者统一到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上来，使民主办会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发扬。
荣誉评价
40多年来，朱光亚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朱光亚与其他22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我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历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主席团名誉主席。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他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和有关奖励。1985年，《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8 年，《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6年11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由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撰写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朱光亚被评为“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
高尚情怀
1996年朱光亚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他在把金钱捐赠出去的同时，对子女则注意知识传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恢复，耽误学业的三个子女的文化课补习中，数学、物理由他指导，化学则由妻子负责。他辅导孩子时主要传授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他们学会举一反三，并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提出选择专业的建议。
感动中国
2012年2月3日晚，《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白岩松和敬一丹联手主持，2011感动中国人物榜单正式出炉。
当选的10位感动中国人物分别是：
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朱光亚视频在扩展阅读里
坚守雪域高原12年的义务支教者胡忠、谢晓君夫妇
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的医学泰斗吴孟超
让全世界见证梦想奇迹的无臂钢琴师刘伟
一生奉献清廉履职的好书记杨善洲
烤羊肉串的善良慈善家阿里木
跨越海峡为大陆添爱心的志愿者张平宜
奋力救下坠楼婴儿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照顾养母12年的善良孝女孟佩杰
两袖清风的公安部高官刘金国
他的颁奖辞：人生为一大事来。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