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贞观十八学士
简介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里难得的一代明君，而他的明，主要就明在善于识人，善于用人。本文阐述的他与十八学士的关系，实在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拜李世民为大策上将军。当时，主要的逐鹿对手如金城薛仁杲、武威李轨、晋北刘武周、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等人皆先后被打败。于是，李世民便由武功转为文治，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入馆，先后入选的有褚亮、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他们皆是“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即都是兼职学士。李世民招选这批兼职学士进天策府来做什么呢？据《新唐书?褚亮传》载：“（十八学士）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悉给珍膳。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文籍，榷略前载，无常礼之间。”这好像又是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武德七年，（薛）收卒，复招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补之”，似乎是非要补足十八人不可。李世民对“十八学士”很重视，他“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也”。时人也因入选而感荣耀，“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
李世民对“十八学士”非常重视。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入主东宫，天策府文学馆被解散，但文学馆里的“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仍追随李世民，为世民所重。如太子东宫府的官属，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载：高祖“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东宫府的官属是由高祖李渊任命的，任谁与不任谁当然由高祖决定，而不能完全取决于李世民。然而，就是由高祖任命的九人中，原文学馆学士就有四人，可知在东宫府官属的任命上，李世民是提过建议或做过工作的。武德四年，李世民即皇帝位，九月初“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随后，盖文达、许敬宗也相继兼任弘文馆学士。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弘文馆学士的任命权全在李世民手中，故八人中，原文学馆学士就占了六个席位；二是从时间上看，八月即位，九月初就置馆招人，时间上之紧急透露出心情上的迫切。由此可见，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对“十八学士”仍然十分器重。
从天策府到东宫府，从东宫府到弘文馆，“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都追随李世民。李世民对他们也是恩宠有加，他们在世时，他关心他们生活，给予丰厚的赏赐；他们病了，他亲自去看望，或派人送药；他们去世了，他为之料理后事，还经常在梦中见到他们。如薛收“寝疾，王（李世民）遣使临问，相望于道，命舆疾至府，亲举袂抚之，论述平生，感慨涕泗”。杜如晦病重时，李世民“亲至其家，抚之梗塞”，及其去世时，“帝哭为恸”，后“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谓及如晦，必流涕”。房玄龄病危时，李世民“命凿苑垣以便候问，亲握手与决”。对于于志宁，“上尝宴近臣，问：志宁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宁品第四。帝悟，特诏预宴，因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虞世南作为李世民的诗友和政治顾问，他们的关系更是亲密。李世民多次对人说：“世南于我犹一体。”虞世南死后，李世民还多次梦见他。另外，在李世民之前去世的孔颖达、虞世南、姚思廉、房玄龄、薛收、褚亮都得到了陪葬昭陵的厚遇。
李世民为何对“十八学士”如此器重和恩宠？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李世民的政治生涯中到底有何贡献？
评价
“十八学士”是一群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文人。入唐前，其中的大部分人就已经是名重四方、誉倾一时的知名人物了。根据他们的特长，约可分为三类：一，以文学著称于世的，有虞世南、蔡允恭、褚亮、薛收、薛元敬、许敬宗等人。如虞世南，与其兄虞世基受学于顾野王，文章婉缛，深得徐陵赏识，“名重当时，故议者方晋二陆”。褚亮“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语，异之。后主召见，使赋诗，江总诸词人在席，皆服其工”。薛元敬“与（薛）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世称河东三凤”。二，以学术名重一时的，有孔颖达、陆德明、盖文达、颜相时、姚思廉、李守素等人。如孔颖达，“炀帝召天下儒生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议论，颖达为冠，而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刺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其学高如此。关于陆德明，据说王世充欲以“陆德明为汉王师，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礼，德明耻之，服巴豆散，卧称病，玄恕入跪床下，对之遗利，竞不与语”。盖文达“博涉前载，尤明《春秋》三家，与宗人文懿同以儒学称，时号‘二盖’。姚思廉是陈吏部尚书姚察之子，精于《汉书》，以史学名家。李守素是姓氏学专家，世号“行谱”。颜相时是颜师古之弟，以儒学名世。三是房玄龄、杜如晦、李玄道、苏世长、于志宁、苏勖等人，各以其长擅名一时。如房、杜二人，少时皆以聪敏博学、好谈文史著称，都深得隋吏部尚书高孝基的器重。高孝基评房玄龄说：“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说杜如晦“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李玄道是山东冠族，以“识量”著称。苏世长擅应对，于志宁“有名于时”，二人皆深得高祖李渊之礼遇。入唐前，“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已是誉倾一时的知名人物。入唐后，他们追随李世民，各以其力，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政治的统一和稳定方面首先，在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方面。在唐初统一全国的几次大战役中，“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功勋卓著。学者或称魏征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其实，魏征一直是以一位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谏诤者见称的，太宗群臣中的实干家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在战争期间为太宗“收取人物”，荐举将才，分别以“善谋”和“能断”帮助太宗打天下，尔后又直接策划玄武门事变，帮助太宗取太子位。可以说，房、杜不仅是实干家，也是太宗的心腹。唐朝之建立和太宗之继位，皆与二人直接相关。除房、杜外，最得太宗之信任者要算虞世南，他是太宗身边最重要的秘书侍从，他的德行、忠直、博学、文词和书翰，曾被太宗称为“五绝”，称许他为“当代名臣，人伦准臣”。另外，薛收、许敬宗、薛元敬曾专掌军府书檄和朝廷诰令，深得太宗之赏识。褚亮在战争期间，“尝预秘谋，有裨补之益”。就是浅学、嗜酒、简率无威仪的苏世长，在贞观年间，出使突厥，“与颉利争礼，不屈，拒却赂遗”，也为大唐王朝赢得了荣誉。文化建设方面其次，在文化建设方面。太宗贞观年间的文化建设工作基本上是由“十八学士”完成的。如在儒学研究上，“十八学士”中的孔颖达、陆德明、颜相时、盖文达，最为杰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名重一时，泽及后世。盖文达是当时著名的《春秋》学者。颜相时与其兄颜师古齐名，以儒学名世。其时人才济济，成果丰硕，非他世可比，故范祖禹说：“唐之儒学，惟贞观、开元为盛。”在史学方面，唐初史学兴盛，唐太宗又尤重史之鉴戒作用，故于贞观三年（629年）设史馆，由房玄龄主持编写前六代史。“十八学士”中的姚思廉、蔡允恭、许敬宗有史著传世。在文学创作上，“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皆有诗、文传世，其中影响最大者是许敬宗、虞世南。如虞世南，据现存史料记载，他是唐代较早反对宫体诗的作家，“帝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联试卿耳。”这对革新初唐文风当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辅佐太子的工作方面第三，在辅佐太子的工作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世传天下，希望太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多选择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人担任东宫僚属。“十八学士”中除李玄道、李守素、盖文达、苏世长、薛收、颜相时六人，其他十二人都曾先后在太子世民、承乾、李治的东宫中做过僚属，其中于志宁、孔颖达、房玄龄等人因辅佐有功，而多次得到唐太宗的奖赏。而于志宁又是其中以辅佐太子闻名的，综其一生，皆在从事辅佐太子的工作。他多次上疏切谏，惹怒了太子，以致太子承乾曾两次派人刺杀他。唐太宗对他甚为倚重，曾对他说：“今太子幼，卿当辅以正道，无使邪僻启其心，勉之，官赏可不次得也。”
“十八学士”帮助唐太宗打天下、治国家。太宗即位后，又以他们去辅佐太子。他即位不久，即立长子承乾为太子，然承乾在诸多方面有失规矩，太宗便有废承乾立李泰的想法。贞观十年（636年）二月，“以越王泰为魏王，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禄大夫张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胡三省注云：“为泰图东宫张本。”胡氏此注极为精审，因为唐太宗本人就是依靠天策府文学馆的“十八学士”打天下、入东宫、治国家的，因而他也希望李泰走这条道路。李泰最终没有成功，并不是这条路有问题，而是遇到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胡汉集团的阻碍。这里，牵涉到南北文化的冲突问题。“十八学士”是一个南北文化代表的集合体，唐太宗招览“十八学士”，并与之朝夕相处，体现了唐太宗兼容南北的胸襟。故《旧唐书?太子承乾传》载：“高祖呼太宗小名谓斐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读书为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胡三省《资治通鉴》“武德四年”注云：“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太宗深知统一帝国的文化建设须兼容南北，“好文学”的李泰正有此种兼容胸襟，而承乾素无学术，质近顽鲁，难当此任。此太宗命李泰“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之本意所在。
“十八学士”在唐初的贡献，主要有如上三点，而这三点正是唐太宗立国、治国之根本。可以说，“十八学士”是唐太宗平天下、入东宫、治国家的重要助手。故柳冕《与权侍郎书》说：“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兴也，十贤而已；汉之王也，三杰而已；太宗之盛也，十八学士而已。岂多乎载？”元稹《教本书》亦说：“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于为太子也，选知道德得十八人与之游习。即位之后，虽游宴饮食之间，若十八人者，实在其中。上失无不言，下情无不达，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岂一二日而致是乎？游习之渐之。”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亦云：“唐兴之时，特开馆殿，以待贤俊，得学士十八人，声满天下，此文皇帝养将相之才，以论道经邦而成大化也。”贞观之治，“十八学士”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唐初政治舞台上，“十八学士”是一个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人集团。唐代史家蒋父著《秦府十八学士》一书，以记载其事迹。后人也模仿唐太宗，重建“十八学士”集团，如武则天时，“北门学士”多参预机密，议论政事，“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形象，号为《高士图》。”唐玄宗时，集贤院也有“十八学士”，玄宗模仿太宗，命画工画《开元十八学士图》，并亲自撰写赞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十八学士”开启了学士参政之先例。六朝时虽有各类学士名目，但那时的学士地位不高，仅从事文字工作。太宗“十八学士”始介入政治；武则天时的“北门学士”参掌机密，分宰相之权；唐代中后期，翰林学士居宰相之次、列百官之上，有“内相”之称。据此可知，太宗“十八学士”对唐代政治之影响，的确是非常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