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卫拉特
蒙古国的卫拉特研究
主要思想准则阿阑豁阿的子孙——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共同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群保留着许多早期的传统礼仪和习俗并具有独特的文化，具有果敢、智慧、勤劳的品德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卫拉特史是蒙古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卫拉特研究将充实和丰富蒙古民族古今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从未有过单独的卫拉特民族，她不是独立的少数民族或是蒙古民族的小部族。历史上的蒙古民族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这在古代是由叫“草原百姓”（尼鲁温蒙古）和“林中百姓”（卫拉特、布利亚特）的两部分组成的。到后来是由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为主）两部分组成的。但是如果否认以黄金家族为主的中央蒙古在历史上一直作为蒙古民族的主体这一事实，那就是歪曲历史。蒙古历史是由所有的蒙古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受异族恶毒的挑拨分化政策的控制，蒙古统治阶级实行某些狭隘的政策，使蒙古两大主要集团之间世代都有令人痛心的悲剧发生。成吉思汗从未将蒙古民族整体依大小、强弱或是黄金家族和非黄金家族来区分，而是一视同仁，强调统一和团结。这一点应当成为蒙古历史研究人员坚持的主要思想准则。卫拉特人民历史自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帝国之后，尤其是在满清统治时期，卫拉特蒙古人民深受灾难、溃散、歧视之苦，这是由于内外势力相互勾结造成的。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虽曾一度被歪曲，但在全球性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所有国家的民族的历史都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总之，认真地介绍、评价西部蒙古人民历史的高质量的论著在蒙古国内外还不多见。
卫拉特蒙古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来说在新疆、青海、甘肃北部的肃北蒙古、呼伦贝尔的厄鲁特和黑龙江的厄鲁特旗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境内都居住着保留传统习俗的卫拉特蒙古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聚居着被称为额勒斯太卡尔梅克的以吐尔扈特、杜尔伯特为主的卫拉特蒙古人，现在他们建立了卡尔梅克共和国，走上发展的新路程。从卡尔梅克中分出来的一部分卫拉特人现居住在美国。还有自认为是蒙古人一支的图瓦乌梁海。在蒙古国西部的三个省——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省居住着属卫拉特蒙古的杜尔伯特、巴雅特、扎哈沁、乌梁海、吐尔扈特、厄鲁特、明嘎特等部族。从1989年的统计数字看，杜尔伯特有55200人，巴雅特有39200人、扎哈沁有23000人、乌梁海有21300人、吐尔扈特有10100人、厄鲁特人9200人、明嘎特有4800人[（1）a]。因噶丹汗战争而移居到后杭爱、前杭爱省的少数厄鲁特人民至今还在那里生活并仍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土默特的阿勒坦汗和呼图格台彻辰洪台吉等征讨平定居住在扎布汗的卫拉特，在翻越西阿尔泰山时，落下一部分属辉特部的厄鲁特人，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居住在那里并完好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习俗。此外，戈壁阿尔泰、扎布汗、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也散居着一些卫拉特部族的人。蒙古国共有20万卫拉特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在术赤、察哈尔、斡阔台汗所统辖的国家和地区，因服兵役或以属民的身份被调去的一部分卫拉特人已被伊斯兰同化了。如果除去这部分人，现在全世界大约有近60万卫拉特蒙古人。
《蒙古秘史》[（2）a]、拉施特哀丁的《史集》[（3）a]、《元史》[（4）a]、《明实录》[（5）a]、《明史》[（6）a]和《明史纪事本末》[（7）a]等史料和流传于卫拉特蒙古人中的一些传说和故事及一些零散的托忒文史料记载，卫拉特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沿贝加尔湖、库苏古尔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萨彦岭、郭尔罗格河（叶尼塞）、额尔齐斯河上游和沿阿尔泰山脉的原始森林地带。她们除了从事牧业外，一部分还以狩猎、捕鱼为生。她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从事农业，这大概是后来才产生的。早在9世纪的史料中就有对卫拉特部的先民之一的乌梁海部的记载。卫拉特部族卫拉特部族在史料中的记载虽有2000多年，但较明确的记述还是在10世纪之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发音在早先可能与现在有些区别，也许在方言中叫“θлхнийхэ、θθлд、θголэй”等。“卫拉特”这一名称在汉文史料中有六、七种记载。例如：斡亦剌惕、斡亦剌、外剌、猥剌、瓦剌、卫拉特、厄额鲁特等。在元（1260—1368），明（1368—1644），清（1616—1911）时代，是以不同的文言都能适应的象形文字记载的。其中明朝的“瓦剌”、清朝的“卫拉特”使用较多。有些汉文史料中还有“大瓦剌”（Их　Ойрад）这一名称。学者们对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含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有两种解释影响最大。一种认为是从“Ойрдотно”“（亲密的）”“Ойр　 худын”（亲家），“Ойрынхолбоо”（亲近的联盟）而来的。另一种认为是从“Ойр　иргэн”（林中百姓）“Ойд　 амьдрагчид”（生活在林中的人）发展而来的。研究卫拉特史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赞同第二种观点。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依据。有关“卫拉特”这一名称的更详尽的研究，最近几年国外学者，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努力钻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1）b]。“卫拉特”这一名称最初也许是地名、也许是以主要首领的名字称呼的。不管怎么说，“卫拉特”似乎是以卫拉特四部的主要部族卫拉特部的名字命名的。较可信的说法是指卫拉特四部之间的联盟或他们内部之间亲密的联系，从这一内容产生了“卫拉特”这一名称。
虽说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的文献资料不算丰富，但以蒙、藏、汉、满、俄文写成的史记、回忆录、游记、信件、公函、呈文、法典等并不少见，在蒙、汉文文献中见不到的一些珍贵资料在藏文中可以查到，现在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这类资料尤其是在青海蒙古中比较多见。相关著作、文献对于中国明代，特别是清朝的有关卫拉特的汉、满文文献如果不进行仔细的推敲，只求字面上的理解，就会产生片面的见解。举个例子，1755—1758年，满清皇帝为讨伐卫拉特蒙古多年不降之罪，采取了杀尽斩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等手段，造成了深重的罪孽。1757年的悲剧在卫拉特蒙古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那一年，奉乾隆皇帝的旨令，几万卫拉特人被活埋，无数的村落被扫荡一空，特别是对领导卫拉特四部斗争的绰罗斯和厄鲁特部更是格杀勿论。卫拉特蒙古的首府古尔扎城遭到破坏，该城中闻名于世的“巴伦召”的金顶古尔扎都纲和银顶海奴齐都纲全都化为灰烬。在古尔扎寺和海奴齐寺内可召开容纳7000名喇嘛的大法会。满人为了悔罪，收拢当地人民的心，在原寺的遗址上建造了“安远庙”。用蒙古文所写的经文有许多被烧毁了。1765年，乾隆皇帝亲自赴卫拉特草原，隆重纪念镇压卫拉特10周年，并去了“安远庙”，对卫拉特蒙古采取了奸滑的政策。那时，胜者是满清统治者，败者为卫拉特人民。所以，胜者一方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大力吹嘘自己的力量，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伤天害理的事，也被描绘成是“正义的事业”。为民族的自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卫拉特蒙古因为遭到失败，所以其功绩一概被抹煞，在史籍中被冠以“叛徒”、“逆贼”、“乱匪”等罪名。对其领袖人物噶尔丹巴（Galdambaa），策妄阿拉布坦（Tseveenravdan）噶尔丹策凌（Galdantseren），舒奈（Shunai）、达瓦齐（Dawats）和噶尔丹（Galdan-Boshogt），阿穆尔萨纳（Amarsanaa）等人更是除了“猪”“狗”之类的词外没有其他称呼。深受卫拉特人民爱戴的英雄噶尔丹巴和舒奈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被记载。这一点在记录1663—1722年间事情的康熙《实录》，记录1736—1795年间事情的乾隆《实录》中清楚地得到了证实。满清时期的一切历史，档案资料都是依据这些“实录”写成的。可见，对于封建阶级的文献资料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历史。但是一概否认汉、满文的卫拉特文献资料的价值也是行不通的。由汉文或满文写成的卫拉特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清实录》、《朔漠方略》、《钦定准格尔方略》等三部巨著至少应当得到利用，否则，进行卫拉特史研究将会有很多缺憾。
过去，我们在进行卫拉特研究时，没有充分利用蒙、藏、汉、满、俄文的著作、档案资料，只是局限于手头的一些资料，从而产生了片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上面已经说到了。
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地区是卫拉特四部发源地之一。那里有与卫拉特、蒙古历史有关的уенч　 Бодомчнийн　урхацал．　Алтайн　таван　богд．　иаван　хумаст　хайрхан．　Б--умба　 уул．　улаан　даваа．　Цамбагарав　уул．　Баатар　хайрхан　уул．　уенчийн　цагаан　д-- эрс．　ээрийн　щар　хулс．　сартагтайн　гуу（суваг）等众多的地方。在蒙古国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后杭爰、戈壁阿尔泰、扎布汗、库苏古尔、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的卫拉特蒙古地区或其部族的后代中存有许多文化和实物方面的遗产，此外，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存有《卫拉特四部史》、《札雅班迪传》（四卫拉特史记）、《金念珠》、《文字的汇编》、《汗哈冉惠》等一批托忒蒙古文史料。这些文物资料对于推进卫拉特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1924年，学者K·策旺（Tseween）撰写了《蒙古诸部落族源与现状》（моголын 　жижиг　ястнуудын　угсаа．　оноо--гийн　байдал）一文[（1）c]，这是蒙古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有关卫拉特蒙古方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蒙古国的杜尔伯特、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乌梁海、和硕特、霍屯和从新疆迁移来的察哈尔等部的起源、历史、文化及当时的状况。在这之后，B·布彦楚格兰（B·Buyanchuulgan）的《蒙古厄鲁特史》[（2）c]发表于30年代，该书由《噶尔丹汗》、《噶尔丹策凌汗》、《达瓦齐汗》、《阿穆尔萨纳汗》、《卫拉特部族的斗争》等五部分组成。之后直到50年代末，卫拉特研究在蒙古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从50、60年代开始在B·仁亲（B·Rentsin）、U·达木丁苏荣（Ch·Damdinsuren）、M·鲁布桑旺丹（Sh·Luwsanwandan）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卫拉特研究又开始得到发展。
从那时开始，一批研究卫拉特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的学者队伍逐步形成。通过走访卫拉特部族，搜集有关历史文物，托忒文文献资料，故事寓言、歌词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研究大事记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美国、蒙古三国卫拉特研究学者会议。三国学者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情况，这次会议对于蒙古的卫拉特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65年，为纪念著名说书艺人帕尔亲（Parchin）诞辰110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这是蒙古首次召开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帕尔亲是西部蒙古巴雅特部族人，是以马头琴伴奏吟唱史诗的著名说书艺人。会议的报告、讲话及吟唱的史诗通过整理，于1966年出版专辑《蒙古英雄史诗辑》。
1968年9月，为纪念托忒文字诞生320周年，在乌兰巴托市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这是在蒙古举办的有关卫拉特研究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蒙古著名学者全部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学术报告。科学院院士M·鲁布桑旺丹宣读的论文为《论八思巴文和托忒文正字法中标记长元音的方法》、B·仁亲院士的论文是《论托忒蒙文的文化意义》、U·达木丁苏荣院士的论文题目为《托忒文〈罗摩衍那〉》。通过这次学术活动进一步认识用托忒文翻译、编写的书籍对于蒙古学研究，特别是卫拉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而进行卫拉特研究，将会产生片面的结论。
1990年8月，蒙古和中国的卫拉特研究学者在乌兰巴托会晤，就各自的卫拉特研究情况做了通报，在今后的研究计划方面交换了意见[（1）d]。在此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学研究工作最有成效，已出版、发表了许多论著。他们还召开了几次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198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江格尔”国际研讨会，蒙古学者д·策仁索德诺姆 (D·Tserehsodnom）、ч·达赖（Ch·Dalai）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台湾的蒙古历史研究也有进展，其中出版了几本有关卫拉特研究方面的论著[（2）d]。
与卫拉特历史有关的问题一直是蒙古历史学工作者的课题。其中д·宫古尔（D·Gonggor）的《科布多简史》[（1）e]。H·伊西扎木茨（N·Ishjamts）的《1755—1758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2）e]。C·普尔布扎布（S·Purevjav）写的《和托辉特的族源与历史问题》[（3）e]。奥其尔的《蒙古的卫拉特简史》[（4）e]等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历史学者在撰写《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三卷本、一卷本时，其卫拉特史部分虽然尚显简要，可都是必有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有些史学家在成果中坚持一些片面的观点，这可能是在对卫拉特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掌握不足，尤其是对汉、满、藏文献几乎没有加以利用的情况下撰写的。有关卫拉特蒙古的文学作品也不少见。有作家K· 普热布（J·Purev）的《心中的怒火》、《迷雾》，ш·纳楚克道尔基院士（Sh·Natsagdorji）所写的《水晶鉴》，记者策恩布勒（Tsembel）所写的《阿穆尔萨纳》、《噶尔丹汗》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大胆涉及领导卫拉特蒙古人民进行争取自由斗争的主要英雄人物为特点。可以看出作家为创作好作品而花费了不少心血。但在真实地描写卫拉特蒙古人民的斗争历史，对领袖人物噶尔丹汗、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等人的形象刻画方面，除策恩布勒的《噶尔丹汗》之外，可以说还很不够，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总结和反映。这是由于没能认真查阅各种文字的有关卫拉特的资料，或对卫拉特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尚有欠缺。小说是人民大众的财富，很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尤其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以蒙古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应有根有据，不应歪曲历史或虚设人物，必须从“蒙古”这一整体意识出发才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近年来，在卫拉特历史方面：A·奥其尔（A·Ochir）、T·明斯（G·Mins）、女学者C·朝洛蒙（S·Tsolmon）；在这方面和民间文学方面：K·措罗（J·Tsoloo），在江格尔研究方面：A·纳然图雅（A·Narantuyaa）、л·杜格尔苏荣（L·Dugersuren）；在古迹、风俗、物质文化方面画家阿木嘎朗（Amgalan）等人的成绩显著。现在，蒙古很重视研究整理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这项工作。这是一项有益于研究和丰富祖国历史文化的工作。在蒙古的图书馆中藏有近2000册托忒文书籍资料。在恢复卫拉特研究、搜集托忒文资料并进行研究方面学者X·鲁布桑巴拉丹（H·Luwsanbaldan）做了很大的努力。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学研究室正在编写卫拉特民俗学，这一大部头的著作对于卫拉特研究将做出突出的贡献。
1991年蒙古成立了卫拉特学会并创办发行了《卫拉特风俗》报，该报经常刊登些与卫拉特历史、文化、习俗有关的新资料。1993年初，在乌兰巴托市成立了“国际卫拉特研究会”。这些学会的宗旨在于，使卫拉特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受政治方面的影响。1994年是噶尔丹汗逝世300周年，届时蒙古将举行纪念活动。长篇历史小说《噶尔丹汗》已完稿，现正在出版当中。由作家道格米德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被清理的活佛》已完成。
努力发展蒙古的卫拉特研究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开始同卡尔梅克的学者们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开展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还要同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等开展卫拉特研究的国家进行合作。
（楚伦·达赖　蒙古国科学院院士　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责编：浩思）
参考文献：
[1]（[2]（[3]（[4]（[5]（
（7）a　《明史纪事本末》节20、21、29、32、33章中记载着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的详尽资料。特别是第32章中的内容更是引人入胜，是反映明朝时期蒙古真实情况的可靠资料。
（1）b　陶格陶呼：《文献研究五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1987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增设了卫拉特研究专辑。
（1）c　K·策温《论达尔哈特、库苏古尔乌梁海、杜尔伯特、回回、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和硕特、察哈尔、达理冈嘎、阿尔泰乌梁海、哈萨克、哈莫尼干等的起源问题》。乌兰巴托，1934。
（2）c　B·布彦楚格兰《蒙古厄鲁特史》中噶尔丹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书；《蒙古版图》，国家图书馆藏书；《满清统治蒙古时期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书。以上所述书籍都与卫拉特史有关。
（1）d　在双方的会晤中，蒙方有H·伊什扎木茨和ч·达赖博士、教授、A·奥其尔、K·措罗、ц·巴特尔副博士等卫拉特研究人员，中方有巴雅尔、金峰、那仁巴图、确丹达尔、额尔德尼巴雅尔等卫拉特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参加。
（2）d　刘学铫：《土尔扈特喀尔玛克蒙古简史》，台北，1969。
刘学铫：《土尔扈特源流与考证校补》，台北，1970。
金兆鸿：《海西及青海额鲁特蒙古》，《新夏月刊》12期，1970。
张哲诚：《从阿鲁台到额鲁特》，《中国边政》85期，1984。
李卓英：《卡尔玛克蒙古之历史背景》，《中国边政》37—38期合刊，1972。
（1）e　д·宫古尔博士是卫拉特蒙古史方面的专家，在《科布多史》这部著作中，对居住在科布多省的卫拉特人的历史写得相当好。
（2）e　H·伊什扎本茨：《1755—1758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起义）》，乌兰巴托，1962年；H·伊什扎本茨是蒙古历史学者中首先运用汉、满文资料撰写卫拉特史的人。
（3）e　C·普热布扎布：《霍特高依特的族源考（16—19世纪）》，乌兰巴托，1970。
（4）e　A·奥其尔：《蒙古的卫拉特简史》，乌兰巴托，1993，这是蒙古最新的有关卫拉特史的力作。
卫拉特蒙古的多元宗教观念
简介卫拉特蒙古(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蒙古族）先是信仰萨满教，万物有灵，祭拜“翁衮”（蒙古语)。元代忽必烈开始推崇藏传佛教的噶玛派，并在统治者中得以传播，当时也曾传入卫拉特蒙古地区。不过基本在贵族中传播，民间并没有太大影响。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和四部盟主拜巴格拜（赛音特勒斯墨日根特穆纳），倡导崇奉藏传佛教。派使迎请察汗诺门汗到卫拉特蒙古地区传教。于是一部分王公子弟和牧民的孩子皈依佛教前往西藏当喇嘛。其中一部分牧民孩子是侍从同往西藏的。17世纪中叶，固始汗—拜汗巴格斯的弟弟图鲁拜琥主持“丘尔干”，做出决定援助藏传佛教格鲁派。尽管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势力日增，但是萨满教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广泛流传在卫拉特蒙古民间，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进行殊死争斗。在阿布迪卡卡迪尔·伊南的《萨满教今昔》中这样记载“土尔扈特有个亲王喇嘛命令把翁衮搜集起来，当众放到火中烧掉。但是蒙古人又做了新的来代替被烧掉的。……将喇嘛们从西藏带来的佛像同萨满们所做的翁衮并排放在寺庙里。”[ 1 ]
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在1640年王公联席会议中制定了《察津·必齐格》（《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针对当时萨满教还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制定了取缔萨满教偶像翁衮的内容。卫拉特蒙古贵族用法典来扶持藏传佛教的发展，但是在卫拉特蒙古人信仰中整体蒙古人的原始崇拜和萨满教的遗迹仍然存在，或与藏传佛教的某些仪式融为一体。卫拉特蒙古人原始宗教和藏传佛教的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形成了卫拉特蒙古的多元宗教观念，这一多元宗教观念在卫拉特蒙古的民俗文化中体现的尤为突出。生活习俗方面的表现形式藏传佛教传入后，顺应蒙古地区的具体情况，适应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形成了多元宗教特色。这种多元宗教观念渗透到卫拉特蒙古人民俗生活文化的深层次，并彰显在卫拉特蒙古人的民俗生活之中。在卫拉特蒙古人并不宽敞的蒙古包中有着井然有序的摆设，对着蒙古包的门摆放着一个柜子，柜子上放置佛龛。佛龛中的佛是卫拉特蒙古人最尊贵的神。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有些卫拉特蒙古人家中，佛龛的位置是在蒙古包的西北面，这是蒙古人对原始宗教萨满教“翁衮”信仰习俗的表现形式。只是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翁衮”被佛像取代了。据调查，在青海海西蒙古人家中的佛龛，位置在正北面。这说明海西蒙古人，视西北面为神灵的宗教观念被当地藏族崇尚帐篷内正北面放置佛龛的宗教观念所取代。
在蒙古包的中央置一个炉灶，以炉灶为家庭中心。在卫拉特蒙古人心目中,火神是圣洁而不可侵犯的。火崇拜观念在卫拉特蒙古人进行某种特殊仪式或用火净化不洁之物的活动中能够明显地体现出来，比如在卫拉特蒙古吐尔扈特人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祭灶神活动时：居时念祭火经，祈祷火神，将肉、奶油放入伙中，或供在灶旁。当天晚上还要迎送火神，全家人在蒙古包外面，供上祭品焚香，点一捆柴草，扔进丝线绵羊脯，全家磕头，家长念诵，请火神：“上天奏美言，下地保家安”等祈祷词。吐尔扈特人把火神当女神，叫“腾格里嘎林额格”（火神母），是光明、幸福、昌盛的象征；是消灭灾难，传承家业，净化万物的赐予者。[ 2 ]
这是新疆吐尔扈特蒙古人原始萨满教火神崇拜观念的体现。在新疆巴音郭勒州，和硕特部的祭灶活动是农历九月份，但是没有固定的日子，祭灶的时候请喇嘛念祭火经，祈祷火神。祭灶神是典型的萨满教拜火习俗遗迹与藏传佛教灶神崇拜的结合性信仰。由此可见卫拉特蒙古人的日常起居的小环境———蒙古包内具有了多种信仰的表现形式，也是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蒙古地区以后的多元宗教观念的表现形式。人生礼仪中的信仰习俗表现形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关于人生礼仪的信仰习俗，其中生育礼仪、婚姻礼仪和丧葬礼仪最为重要。每个民族的人生礼仪是本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观念的真实写照。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蒙古地区之后，在牧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中，牧民迁移牧地、婚姻丧葬、生病、天灾、出门远行等等无不打上藏传佛教的烙印。
卫拉特蒙古人民的人生礼仪和生产民俗被改变过程中，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宗教观念遗迹保留下来，如卫拉特蒙古人的洗婴仪式即诞生礼。这一天各方亲朋好友汇聚一起，带着礼物，带着祝福赴宴庆贺婴儿诞生。盆中盛水或茶水，有的水中放置羊骨、盐等预示某种意义。如：盐可以消炎，并预示着婴儿长大成人后像盐一样有益于人民等等。洗婴儿的时候在脚底下放置两块石头，从佛教的伦理观念来讲,这预示着婴儿长大成人后像岩石般坚强的意志和多行善事，为民效力，为国立功等。其实这一人生礼仪习俗更能体现的是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观念—崇尚白色的习俗和岩石崇拜的观念。卫拉特蒙古人的婚姻习俗中体现出本部族婚姻观念的写照，并且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搀杂着萨满教原始崇拜和藏传佛教等宗教信仰观念的因素。在卫拉特蒙古人民的普通婚礼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宗教观念。如：甘肃苏北蒙古人家的婚礼分为提亲、定亲、送“祖苏”，婚礼仪式等步骤。男女方家长认定婚事后由男方派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如果允许婚事，便要定亲。定亲的时候男方家的父母或亲戚带着哈达到女方家，商议婚事，还要请喇嘛选择吉日良辰。接下来就是送“祖苏”（意思为“胶”）的礼仪。即男方家送给女方的哈达和一瓶酒及其他礼品，酒瓶颈上用红绳子系着绘有双鱼对嘴的方块形面团，以表示新婚夫妇恩爱如胶似漆，永不分离。后设婚宴，男方家迎亲时在女方家和男方家之间设三个歇息地，称为“午的”。迎亲的队伍携新娘到第一“午的”时举行撒“荫恩”仪式，即撒干炒面和一些碎肉，视为驱邪。到第二“午的”时由喇嘛为新娘摸顶，念经。到第三“午的”时新郎在此等候迎新队伍，新郎新娘进行拜日、月、天的仪式。随后才进行一些给双亲磕头仪式、打火仪式等等一系列仪式。
在这些诸多仪式中包含着浓郁的宗教观念，如驱邪、拜日、月、天等仪式，体现出卫拉特蒙古人古老的萨满教对日、月、天的崇拜。虽然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蒙古地区后喇嘛成为婚礼中的主要人物，但是在具体的仪式中掺杂着浓郁的蒙古人古老的萨满教的因素。
卫拉特蒙古人婚礼的诸多仪式几乎都在颂赞祝词中进行。如，在新疆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婚礼中迎亲队伍唱的歌是：
在这吉利的日子里，
新郎洒洒祭祀苍天，
祈盼诸神降福给我，
山神水仙各路神仙。[ 2 ]
就这样迎亲，然后新娘家的亲戚们对唱完后举行拜天仪式，最后新娘和新郎合唱：
蓝天，由彩云来连接，
草原，由绿草来连接。
树木，由根端来连接，
夫妻，由头发来连接。
高山,保佑我们白头偕老。
流水，保佑我们日日和好。
苍天，保佑我们福星高照。
大地，保佑我们良缘结老。[ 2 ]
从这些婚礼中的颂赞祝词中可以看到卫拉特蒙古人崇拜大自然的原始观念。在蒙古人的原始观念中，视大自然的山、水、天、地皆有神灵。
人生礼仪中丧葬礼仪在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是无情的，可怕的，也是很神秘莫测的问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对死亡的理解和解释。同样蒙古民族也有自己的解释，甚至每个部落、各个地区的蒙古人对“死亡”的理解和解释都有自己的特色，具体在每个地区的丧葬礼仪中得到体现。特别是当“死亡”与宗教不以人为地汇合为一体的时候，“死亡”便更加神秘起来。因此丧葬习俗中的宗教文化的内容更鲜明了。
卫拉特蒙古族丧葬礼仪中同样也渗透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如青海海西蒙古人以前部落人死亡后请萨满占卜或施行巫术。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蒙古地区之后由喇嘛来占卜或念经，甚至整个送葬的过程都由喇嘛来完成，特别是甘肃苏北蒙古人的丧葬习俗仪式中贯穿着浓烈的藏传佛教文化色彩。喇嘛成为丧葬礼仪中的关键人物，整个礼仪都在喇嘛的指导下进行的。喇嘛担任着超度亡灵的重任，帮助死者顺利的进入来世，这样整个丧葬礼仪中体现除了藏传佛教的生命要转世轮回的观念。但是在卫拉特蒙古人的丧葬禁忌中体现出了蒙古人的灵魂不灭和生命永生的原始信仰，如青海海西蒙古人忌讳人们在出殡过程中和安葬后四十九天内哭泣，不能用干梳子梳头发，否则泪水犹如雨水，梳断的头发犹如网一样阻碍死者灵魂的转世。由于这种生命的永胜信仰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卫拉特蒙古人视死为今生的终结，来世神秘的展开，而且这种多元宗教观念贯穿着整个葬礼。节日庆典中的游艺习俗表现形式卫拉特蒙古人的节日庆典较多，其中重要的是白节（春节） 、祭“敖包”、那达慕及祝寿等。首先，白节（春节）是蒙古人的最主要的传统节日，各地方的白节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时间都是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期间叫白色佳节。白节的命名来自于蒙古人崇尚白色的观念。在蒙古人传统观念中白色是纯洁、善良、坦白、尊敬的意思。蒙古人的这种纯朴的观念和信仰体现在其传统节日中，卫拉特蒙古之一———甘肃苏北蒙古人的白节也是这样的。
在除夕之夜各家吃水饺，相邻互送水饺初一清晨早起，成年女子在蒙古包内烧茶，家中的一名成年男子出门在蒙古包顶的各方位用炒面摆放吉祥图案。随后顺时针围绕蒙古包一圈,边走边泼洒茶水。
结束这个仪式后回蒙古包内敬奉佛龛，为佛敬献供品，净水，点香，而后全家人膜拜。又将去了毛，烫干净的羊头，垫在门槛上将其上下额扳开。表示镇魔消灾。之后用煮熟的羊头，年茶，食品摆席。全家穿上节日盛装参加宴会。家内拜年，先由晚辈向长辈敬献哈达，祝长辈新年愉快，健康，平安。而后由长辈回祝晚辈年节平安快乐。将油饼等的食品放入火中，加旺火“祭火神”。出门拜年的时候全家人按照年前请喇嘛占卜的制定的路线出门，然后才能随意行走。正月十五日晚间，家家点大型的酥油灯。也有的到寺院观看灯会，灯会上摆放各种图案的酥油灯，陈列各种酥油花。[ 3 ]
卫拉特蒙古人的白节内容庞杂，各种信仰交错并存。仅从甘肃苏北蒙古人白节的仪式来看，在整个仪式中包含了藏传佛教信仰、拜火信仰、英雄崇拜信仰，英雄崇拜观念和大自然崇拜观念等等。
其次是祭“敖包”活动。敖包又译为“鄂博”，是蒙古语的音译。敖包是蒙古族古代自然崇拜的遗存物。祭祀对象开始是天、地、日月星辰乃至动植物（图腾），后来内容日益丰富。早期的敖包祭祀由萨满掌祭，部落长辈致祭辞。16世纪，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蒙古地区以后祭祀“敖包”的活动中融合了许多藏传佛教因素。如卫拉特蒙古地区堆积敖包时，请喇嘛占卜择地。动土前三天请喇嘛念经。敖包堆上插木桩上面悬挂有藏传佛教六字箴言的幡旗。祭祀活中喇嘛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萨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往的萨满教的“血祭”仪式基本消失，而以鲜奶祭祀，火祭祀等替之。祭祀仪式结束后，大家进行各种娱乐性活动。如蒙古族传统的“好汉三项比赛”即摔跤，射箭，赛马活动。这种活动久而久之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娱乐活动———“那达慕”大会。目前在卫拉特蒙古草原上,祭“敖包”活动与“那达慕”并存，虽然现在祭祀“敖包”活动的规模形式比以往有所减小，却仍然在萨满教、原始崇拜观念及藏传佛教的互相妥协、相互渗透中生息着，保留了卫拉特蒙古人民的多元宗教观念的表现形式。
卫拉特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庆典活动是祝寿活动，如甘肃苏北蒙古人讲究在老人七十三岁，八十五岁，九十九岁时祝寿。祝寿时间可以据寿星生辰属相，也可以请喇嘛选定。待客祝寿时专门请诵祝人员诵祝颂辞，祝词后宾客献寿礼，设全羊席祝颂八段“大成吉思汗”和六段“小成吉思汗”祝词。祝寿的整个过程中很明显的体现出藏传佛教观念意识，同时在祝寿仪式中的“成吉思汗”颂词也表现出了蒙古人的祖先崇拜观念，因此卫拉特蒙古人的祝寿习俗可谓蒙古人祖先崇拜与藏传佛教观念浑为一体的表现形式。
总之，卫拉特蒙古族作为西域民族，受多元宗教信仰共存互容文化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卫拉特蒙
古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人生礼仪中的信仰习俗和节日庆典中的游艺习俗中的表现形式足以证明西域多元宗教观念的并存及互容的文化特征。
[6]参考文献
[ 1 ] 　白翠琴著. 瓦剌史.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 2 ] 　张体先著. 吐尔扈特部落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 3 ] 　文化著. 卫拉特—西蒙古文化变迁. 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