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丽
人物档案
个人履历
1998年07月，人民日报社《信息导刊》高端访谈栏目主编；[1]文丽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李克强总理记者招待会(5张)
2002年01月，经济日报社《经济决策》栏目主任、高级记者；[2]
2006年09月，经济日报社《经济》调研部主任、高级记者；[3]
2010年08月，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总编室副主任、高端访谈栏目主编、财经国家智库战略研究室主任。[4]
高端访谈
省部长访谈  文丽在文丽主持高端访谈栏目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以心灵鸡汤式的对接，与多位国家领导人、部委及地方领导、行业领袖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用文丽自己的话说，“通过洞悉这些风流人物，了解他们的生理心理属性、教育背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舍、思想思维逻辑，和他们进行思想性的对话，可以深度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性质、意义、问题，预测发展方向，努力让社会了解，让社会更透明、洁静、理解、包容、多元、厚重，形成直面问题，共同担当，群策解决，做到和而不同，和谐发展。这也是这份职业应尽的责任。”
国家的远见——走进“十二五”省部长系列访谈档案采访对象
采访主题采访时间李盛霖 交通运输部部长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刻不容缓20101020蔡武 文化部部长文化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20101024陈德铭 商务部部长商务发展转型20110110张云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农行的后上市时代20110105姜建清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利率市场化冲击银行业20110124陈刚 北京市副市长政府要掌握70%的住房市场20110221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专家产业转型要靠市场力量20110304黄华华 广东省省长提升金融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10309李立国 民政部部长应对十二五民生课题20110406徐绍史 国土资源部部长善治国土资源20110505袁贵仁 教育部部长推进教改需从教育体系和教育部入手20110628王国强 卫生部副部长新医改手术刀20100616郭树清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很小20110822杜家豪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医改新动力20110919李斌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人口经济账20111012张少春 财政部副部长财政投入新试验20110905马建堂 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统计局要把把统计工作透明化公开化20111114宋海 广东省副省长实业强则国家强20111128陈锡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不要陶醉在城镇化的数字中20111213庄心一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差异化监管推动市场发展20120123邵琪伟 国家旅游局局长旅游业怎样成为支柱产业20120319汪民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找矿突破新方略20120720王军 财政部副部长公共财政的民生情结20120806陈云贤 广东省副省长金改创新先行一步20121211  文丽在人民大会堂两会现场报道高端访谈案例: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 琏改革框架性设计是必须要有的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徐淑君
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政策来赢得时间，抓紧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当前，由于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化，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动力来自改革，“由政府来主持建立新的体制”。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紧不得、松不得的“两难”困境。中国人民银行自2月24日起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50个基点。此次上调后，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分别达到19.5%和17.5%。央行仍认为通胀风险在加大并有意继续收紧政策。
“中国采取紧缩政策后，要谨防经济下滑的风险，并且防止‘半拉子工程’的大量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要避免货币超发和资产负债表再杠杆
化问题再次突出，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松不得。吴敬琏认为，“十二五”期间，解决“两难”困境的办法是通过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九五”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二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多年。吴敬琏说，多年成效不明显的症结还是在于体制。“‘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动力来自改革，改变经济体制的改革。”吴敬琏表示，由政府来主持建立新的体制，这个设计并不是像指令性计划那样非常具体，但是框架性的设计是必须要有的。
吴敬琏谈到改革，语气坚定。他说，当前旧的体制还有很多遗留问题，用旧体制来推进转型，会出现类似“洋跃进”的局面，从而导致一些消极后果。
作为中国比较制度分析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上世纪80年代初，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运用比较制度分析学科的研究成果，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文丽(2张)证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理论框架。
吴敬琏认为中国需要明白通过改革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他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制订一个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怎么执行好更重要。
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从穷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证明以往采取渐进的、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但这种改革方式并非永远正确。
继续推进改革，并不是短期就能顺利完成的。当前，由于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化，吴敬琏说，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
至少不要硬着陆。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起步之年。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之际，中国却迎来了物价较快上涨、通胀预期加剧等多重经济难题。
一季度也因此成了中国政府政策调整与出台的密集时期。政策出台出现“三率齐发”，即法定存款准备金
率、利率与汇率都会有调整。在CPI通胀率数据下降、商业银行在新增贷款的发放上更为自律、以及1月份M2增速减缓之后，部分市场观察人士已开始对通胀和政策收紧风险放松警惕，而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则表明央行仍在紧缩政策。
《财经国家周刊》：2011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将会怎样，您如何理解当前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吴敬琏：从短期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相当不错。2009年所采取的“扩需求、保增长”政策取得了成效，使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年度GDP增长率达到9.1%。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刺激政策的消极影响也不能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状况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松不得、紧不得的“两难”困境。
中国大致从2008年之后进入了“两难”困境。再继续松，不管是资产泡沫还是CPI都面临很严峻的
问题。中国连续这么多年M2增长速度在18%，超出了供给的增长。如果用GDP来反映供给的可能增长，就会超过一倍甚至更多。这样的形势下需要谨慎，但是盘子太大，在建规模太大。
如果政策趋紧，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就会颇有怨言。面对这个形势，我们需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我们开局之年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至少不至于硬着陆。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进行海量贷款，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就难免发生破裂，并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通胀率持续上升也会引起大众的不满。
中国采取紧缩措施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经济开始下滑，“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很大压力。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其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同时需要担心的是，紧缩政策会引发地方财政问题，增加银行不良资产。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提到，短期来看，刺激政策有较好的正面效果，从长期来看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中文丽(4张)国政府应该如何从中取得平衡？
吴敬琏：中国面临“两难”困境的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2008年的问题在于，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进出口顺差一下降，就造成了总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点就是尽力扩大需
求。只要能够扩大总需求，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所以，单纯依靠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抓紧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财经国家周刊》：从长期来看，解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的有效方法是什么？
吴敬琏：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上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叫做“集约生产方式”)，就是在劳动、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等四种主要生产要素中，让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往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在增长中起主要作用，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
我们非常需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如果要提高消费，首先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正像马克思所说，人们以何种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何种方式加入分配，收入结构取决于生产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投入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就会较高；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时，收入占比高的就变成了自然资源所有者。
下面来看看自然资源和资本占有者都是谁？以土地为例，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根文丽(18张)据一些农业经济学家的计算，这个差价达到20至30万亿元，而这些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另外，资本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从收入结构来看，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比较高，但消费倾向较低。
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难以提高消费的比重。还有一种办法是增加国家税收，然后再补贴给老百姓。不过，这个方式会增加百姓税收负担，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理解您所说的，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什么这样会拉动消费？
吴敬琏：增加消费最为有效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即所谓“白领”(“中产阶级”)，“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他们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消费的增加。所以，只有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讲话中，胡锦涛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省部级高官们在“加快转变”上下功夫、见实效。时隔一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成为2011年“两会”和“十二五”规划主题。吴敬琏认为，中国政府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但很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抓什么。他说，转变的核心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先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哪些弊端？
吴敬琏：中国从“九五”时期正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么多年都没能够转变好，所以，各种矛盾都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不得不改。
中国政府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但很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抓什么。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主要由投资来驱动增长，这是过去从苏联引进的模式，在计划经济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后，这一模式事实上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甚至有所加强(改革开放以后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攀升，甚至达到接近50%的高水平)。
长期来看，投资驱动模式必然会导致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失业率增加和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大规模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种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资本主义一度面临危机。
为了解决由投资增长模式引发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向东亚国家和地区学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靠出口需求支撑高增长是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派生出来的。东亚国家为了提早实现工业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靠投资来推动。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条件，用“出口导向”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我国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出口导向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这不是说要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库兹涅茨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发展。到了上世纪50年代，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靠信息技术。这样在收入结构上就表现为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的崛起。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需要迎头而上，所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和出口导向来拉动的增长模式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过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很难推动，症结在什么地方，对“十二五”时期的转变发展有什么启示？
吴敬琏：要保障“十二五”规划圆满地实现，就必须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搞了这么多年，成效依然不明显的症结所在，然后才好对症下药，保证我们的规划不至于再次落空。
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过总结，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当时大致上认为有四方面体制性障碍：一是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这两条促使各级政府尽量运用自已支配资源的权力，来保证GDP的高增长。三是财税体制方面存在问题。从收入方面来看，生产型增值税是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生产型增值税和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是直接相关的；从支出方面来看，主要的支出责任(在中国，通常把支出责任称为“事权”)过度下移。像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责任，大致上70%由县及县以下政府承担。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努力地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否则财政状况就会非常紧张。四是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扭曲，特别是资源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过低，鼓励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在“十一五”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新技术没能大量涌现和新技术难以产业化的重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前面已经提到，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新技术产业化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有些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被叫做“小老头树”。技术发展一日千里，虽然一些企业的技术很新，但是过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就被别人更新的技术超越了。
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缺乏鼓励创新和创业，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一整套的制度环境。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应该如何实现发展模式转变？从而转向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附加值，有哪些可操作方式？
吴敬琏：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
这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还是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如说富士康，它转型以后继续做代工。另外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与富士康是两种不同的代工模式。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传统产业升级也有相关性。传统产业只要在一个技术上有突破，就会很快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信心，但是通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做的调研，发现我们其实有很多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改革使得中国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后，新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不断进步。
令人失望的是，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往往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新技术。但仍存在技术突破的可能性，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会或多或少带来技术上的革命。
当前，中国既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机遇时，也是构建我们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时期。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例如信息通信产业、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产业。
产业转型要靠市场力量
《财经国家周刊》：在实现产业转型方面，您觉得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吴敬琏：中央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新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在“十一五”早期就已经开始行动。这些地方大多是外资企业，研发机构在境外，虽然技术的溢出效应不可阻挡，可是首先会遇到没有承接项目的困难。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下，显得比其它别地方更有生机。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规划之后发展起来的，已经出现初步成效。广东省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二是电动汽车，三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广东有两个“短板”，一是没有核心芯片，二是液晶屏有问题。为此，广东正在采取措施补“短板”，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兴产业本来是很好的设想，但一哄而上就容易出问题。有些地方政府领导提出有保有压，但不明确，刚刚还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可能变成“压”的了。
总之，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是通过各方面的改革，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这么说，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也在于改革，您认为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吴敬琏：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消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样才能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需要，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说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学创新的主体是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那么，对于制度上的除旧布新，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
前一段时间，政府受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作为不够有力，甚至不作为的批评，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都加大了自己的作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需要分清什么是政府应该“为”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为”的。
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要在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系、科研体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撑。政府不该利用权力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
2010年以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出现的一些苗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比如说，不考虑本地的比较优势和实际情况，一哄而起地上项目，导致新一轮的同构化发展。一说LED(半导体照明)就到处都投资建厂搞LED。由政府官员指定技术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甚至直接确定投资项目等。这样做，很可能导致投资的大量浪费。因此，“为不当为”有时比“当为不为”的危害还大。
此外，由于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大、风险高，而且研发成果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效益，政府应该加以支持。但需要明确支持的方式和途径。政府支持采取什么方法，很需要研究。一般来说，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补贴应当是“竞争前”的，专项补贴应当做公开透明的招标、公正的评选，而不能采取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办法，只让内定的企业中标。节能、环保产品的补贴最好补“需方”而不是要补“供方”。
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时候，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使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和“十二五”规划规定的任务能够实现。[5]
智库决策研究
　　
实证调研  实证调研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充分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指导思想，为催生智库产业这一创新型知识经济载体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和最高行动纲领。目前，文丽和她的团队正致力于智库决策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实施，主要以服务决策为指导方针，以应用性政策研究为特色，提供决策信息竞争力和政策智力支持，进行重大战略性课题的研究与转化，为国家的新一轮改革提供决策参考。中国下一步最大的国家竞争力就是要充分发挥智库科学决策的效力，在政策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搭建第三方智库平台，开启民智，服务国智。
智库决策调研档案牵头单位调研对象调研课题交通运输部 政府及交通系统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评价调研国家海事局 海事系统海洋强国服务创新研究财政部 政府及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研究广东省政府 政府、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广东金融创新时政研究智库决策调研案例: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 外交也是生产力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李航
程国平认为，2012年中国外交工作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同时就自己分管领域而言，他认为周边外交应该先  交通运输部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评价江苏省调研行。
程国平曾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外交部欧亚司司长以及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如今是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亚事务和涉外安全事务。他认为，中国外交工作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同时就自己分管领域而言，他认为周边外交应该先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外交活动。
而在大国关系方面，他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出口立国”，将使全球加工业中心发生转移，这也给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带来挑战。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
在整个2011年，国际局势充满了复杂与多变，美债以及欧债危机持续蔓延，造成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浮动，政治与经济形势振动加剧。中国外交是如何走过这一年的？而迈入2012年，国际形势之严峻，较之刚刚过去的一年，并无逊色。面对纷繁复杂、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国际环境，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中国外交该有怎样的作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
大国关系与周边外交
《财经国家周刊》：回顾2011年，您认为国际形势有哪些显著的特点？
程国平：2011年是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一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国际形势中动荡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长及有关部门座谈的一面比较突出，一些格局性、趋势性变化更加明朗。总起来看，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进一步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风险上升。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主要经济体增速下滑，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内部通胀加剧等挑战，全球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二是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面临的挑战日益多样化。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地区形势进入动荡与变革交织的不稳定期。各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能源资源、网络安全、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安全问题的突发性、传导性、联动性显著增强。三是国际力量对比加快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整体崛起势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机制化合作不断深化。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四是亚太地区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各主要力量在亚太交汇并存，竞相加大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给地区形势和地区关系带来新的复杂因素。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2012年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程国平：2012年，国际力量的消长变化、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国际关系的磨合互动将在更深层次展开。我国外交事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在上升，但总的看，我国面临的机遇依然大于挑战。我们要同各大国增进互信，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密切同发展中国家高层交往，发挥好我国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负责任大国作用。继续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地开展公共人文外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十二五”规划的全面实施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妥善处理大国关系，首先是中美关系。中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合作将是中美  上海海事局调研关系的主流，当然双方也会有斗争，中美关系始终是合作与斗争相互交织。中美都会理性地处理矛盾和分歧，双方谁也承受不起搞对抗、走极端的代价。两国军方已建立接触机制，相互交流，增进透明度，这是互信提高的表现。奥巴马总统表示愿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与合作，甚至说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乐见中国强大。要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让中美关系始终在正常轨道上发展。还有就是对俄关系，处理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我们在大国关系上就占据了主动。
就我个人分管的工作而言，要搞好周边外交。周边稳则国内稳，与周边国家关系搞好了，合作搞上去了，自然就会有稳定的周边环境，这将为外交工作赢得很大的回旋空间。因此要把周边外交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大投入，甚至周边外交先行。不久前，我们推动湄公河四方联合执法，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成功实践和突破。虽然是安全合作，但实际上不仅妥善解决了湄公河水道安全问题，也促进了我与老挝、缅甸、泰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湄公河是一条黄金水道，对云南和周边省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周边外交搞好了，不仅能维护国内稳定，还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今后要本着创新精神大胆尝试，只要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有利于维护周边安全稳定，有利于促进我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事就应大胆地去做。
要搞好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是我国举办的唯一一场重大国际活动，是党的“十八大”前的重大外交活动，要认真准备。本次峰会将制定下一个10年上合组织发展战略，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也将有重大突破。我们要推动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还要推动安全合作。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对中亚构成潜在威胁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如何在维护中亚安全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是本次峰会要着重研究解决的。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问题日趋突出。中国外交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
程国平：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经济交融，资本、商品流动带动人员大量流动，这是经济发展的链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也日益增多。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到国外会遇到各种各样问题，包括企业及民事纠纷等。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是中国外交部一项重要职责。大量中国企业和人员走出国门给外交工作提出了新课题。这几年，中国外交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实事，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利比亚撤侨行动，由外交部牵头，在如此短的时间进行了如此大的规模、而且无一伤亡的撤侨行动，在国际上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另外包括中国军舰在亚丁湾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等，也都体现了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
《财经国家周刊》：外交工作具有一定特殊性，各国的外交部门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舆论压力，在中国也同样面临类似问题。您对此如何看待？
程国平：社会上对外交工作有些批评声音也是正常的，应从积极角度看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老百姓关心时事，也体现了中国的开放和民主程度。一些国人认为中国已是大国、强国，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还是应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强大。有经济学家曾算过，虽然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中国人想要过上美国人2004年的生活，需要GDP达到50万亿美元，这是天文数字。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性看待当今世界和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曾讲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欧亚联盟”不影响中国地区合作
《财经国家周刊》：2001年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俄  广东海事局调研座谈（东莞）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内政局也有了新变化，3月将选举出新总统。新的一年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否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
程国平：自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在条约的精神和原则指导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胡锦涛主席2011年6月成功访俄期间，两国领导人以庆祝条约签署10周年为契机，宣布致力于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定了未来10年中俄关系发展方向、目标和各领域合作规划。温家宝总理与普京总理成功举行中俄总理第十六次定期会晤，就加强两国务实领域合作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新项目。中俄关系呈现更加积极、全面、深入的发展势头。
中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都视之为本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对中俄关系的重要战略价值有着深刻认识；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两国都致力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愿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在资源、市场、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有地缘和互补优势，都视扩大中俄全面务实合作为促进各自发展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中俄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战略抉择，决不是权宜之计。
搞好2012年和2013年中俄旅游年，加深两国民众之间的理解和友谊；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财经国家周刊》：中俄双方都高度关注天然气管道项目合作。据了解，双方企业正在工作层面上进行谈判。谈判进展如何？双方有哪些分歧，这些分歧如何解决？您怎么看待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
程国平：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天然气领域合作文件，两国企业一直就西、东天然气管道项目保持密切磋商。这是中俄能源合作又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项目。经过双方积极协商，两国有关专家已就西线管道建设技术参数、供气质量等大部分技术细节达成了一致。天然气价格的确是双方关注的焦点，由于这是一个涉及30年的大型合作项目，无论是合作规模还是涉及金额都很大，双方企业需要时间仔细协商。
我相信，双方企业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第七次能源谈判代表会晤期间签署的议定书确定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一定能达成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合作协议。
中俄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稳固的政治保障，还具备天然的地缘优势。中俄作为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能源合作互补优势明显，前景广阔。
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的合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能源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原油管道投入运营，中俄合资东方石化(天津)炼厂项目奠基，双方在石油上下游领域合作进展顺利。两国煤炭贸易和电力边贸不断增长，能效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起步良好，为两国能源合作开辟了新方向。
展望未来，中方愿继续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扩大和深化中俄能源合作，共同构建中俄能源战略伙伴关  深圳公交处座谈系，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更加充实的内涵。
《财经国家周刊》：俄主导推进独联体地区一体化不断取得新进展，俄罗斯总理普京不久前提出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基础上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俄推动地区一体化是否会对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开展合作带来影响？
程国平：我们注意到普京总理提出欧亚联盟构想以及推进独联体地区一体化取得的成果。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发展，各国都在寻求通过加强区域合作等方式共同应对危机。作为欧亚地区国家的友好邻邦，我们理解并尊重地区国家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努力，也相信相关国家间的合作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建立了密切的沟通协调机制。中国尊重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传统影响和利益，双方就在独联体和中亚开展合作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不断积极探讨灵活的、符合双方及地区各国共同利益的合作方式。其他独联体国家也都是我们友好的合作伙伴。相信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不会影响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上合组织审慎扩
《财经国家周刊》：有观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应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全权成员国加入，印巴两国的成员国资格将巩固上合组织的地位，并将促进地区局势稳定。2012年是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您怎么看上合组织扩员问题？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非常复杂，不稳定因素很多，上合组织未来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程国平：透明、开放、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秉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该组织“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的重要原因。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已先后吸收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4个观察员国和白俄罗斯、斯里兰卡2个对话伙伴，与阿富汗建立了联络组，与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随着上合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不断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参与组织合作，有的提出加入组织，我们对此表示理解。扩员问题关系上合组织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需综合研究法律、组织等一系列问题。成员国扩员专家组努力工作，在制定扩员法律基础方面取得初步成果。2010年塔什干峰会批准《上合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2011年阿斯塔纳峰会批准《关于申请国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这充分显示了上合组织的开放态度。上合组织愿与观察员、对话伙伴加强相关领域合作。中方欢迎有关国家更积极地参与上合组织合作。成员国将对有关申请进行研究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作出决定。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加，“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有增无减，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影响广泛，地区各国均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重任。为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冲击，上合组织将加快能力建设，建立更加完善的合作体系，进一步提高区域合作水平，切实增强防范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阿富汗当前局势？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以维护我国利益并保证周边地区的稳定？
程国平：阿富汗和平重建，在各方面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仍面临恐怖主义回潮、重建进程缓慢等严峻挑战。2011年7月，北约启动撤军进程，阿局势进入加速演变的过渡期。阿实现全面稳定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阿政府和人民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继续给予支持和帮助。
作为阿传统友好邻邦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阿和平重建进程。我们向阿提供了真诚援助，为阿建设了一批造福民生的工程，包括医院、水利工程、科教中心和教学楼等，并累计为阿培训各领域专业人员近千人。中国公司投资阿矿产、能源等领域项目，也体现了中方对阿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今后，中方将根据阿方实际需要，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阿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以实际行动帮助阿和平重建，支持阿资源开发、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各领域建设。
外交也是生产力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前景？
程国平：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东北亚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形势发展所需。历史上看，东北亚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上个世纪经济学家曾称为“雁行结构”，即日本是“雁头”，中间是亚洲“四小龙”，“雁尾”是中国等不发达国家。日本一度是亚洲经济的“领头羊”，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但日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亚洲“四小龙”也不同程度陷入困境，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雁行结构”已不复存在。但放眼世界来看，亚洲特别是东北亚经济发展还是很强劲，金砖国家中的中国和印度都在亚洲。中日韩三国合作发展良好，是带动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中日韩三国各有特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后劲强，有市场、人力资源和外汇储备等优势。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有工业基础，科技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被称为“第三次浪潮”的信息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加工业发达。总体看，中日韩合作将带动东北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您是一位“老外交”，在您的30年外交生涯中，也经历了许多大事件，有哪些心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国平：外交是一项很崇高的事业，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这项工作对人的素质和职业操守的要求都是很  财政部营改增内部座谈会高的，要代表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周总理曾讲“外交无小事”。外交上一个细节没处理好，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甚至影响国家关系。我从事外交工作近30年，深感使命和责任重于泰山，养成了如履薄冰的严谨工作作风。不管在工作中做了什么事，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那都属于过去，我们要面向未来，要想着如何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而不要陶醉在过去所取得的成绩中。搞外交一是要奉献，二是要不断向前看，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势在不断发展，这要求人的观念不仅要跟上形势发展，而且还要有前瞻性和超前性，要站得更高，有战略谋划，有战略思维。正因如此，中央一再强调政治家办外交。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有值得自豪的事情。从使命角度来说，为国家服务就非常值得自豪。从做的具体事情来说，在驻外使领馆圆满接待了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访，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心里觉得很高兴、很踏实。圆满处理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也很值得高兴。有时候尽管两个国家很友好，但也会出现一些突发的敏感个案，处理这些突发事件时需要较强的政策水平和应变能力。尽管授权有限，但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尤其是大使作为第一责任人，就必须及时作出决定妥善处理，不要让它影响两国关系发展大局。这需要能力和魄力，需要勇于承担责任，当然压力也很大。如果处理得好，突发事件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甚至可能变成好事。如果处理不好，后果则是无法承受的。外交工作随时都会遇到这种挑战。我在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期间也遇到了一些突发事件，最后都妥善处理了，不仅没有因此影响中哈友好关系，而且由于处理及时、有力，一定意义上还促进了两国政治互信。
外交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无私奉献，外交人员的核心价值观即是忠诚、使命、奉献。搞外交工作长期在海外漂泊，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时间陪家人。雨果说，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外交官在国外工作时基本都是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为大家舍小家、耐得住寂寞也是外交工作的基本要求。对家人照顾得很少，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但外交需要无私奉献，很多外交人员的青春年华都是在国外很枯燥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度过的，这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