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城市特色危机
危机原因
“空间失配”是美国学者Kain在1964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指在黑人居住的区域比白人居住的区域拥有更少的工作机会。这样，黑人寻找工作的困难就会增大，或者工资较低，或者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通勤时间，从而造成失业率的增高。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鲍宗豪教授在引用这一概念时指出，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不仅表现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基建投资规模、高速膨胀的城市空间、亿万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迅速消失的农地资源、惊人的煤电油运耗损、大量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不断扩大的工业区和居民区等等，而且发生着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大转换，即“空间再造”。鲍宗豪认为，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为价值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再造，是建立在不断剥夺农村居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对空间居住和享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当代中国城市的空间失配表现在六个“失”上：即“失地”、“失业”、“失居”、“失保”、“失学”、“失身份”。城市化变成对一部分人空间权益的剥夺。高速城市化就必然变成剥夺的加剧和矛盾的大量积累，因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样的城市化是难以持续的。
在城市盲目追求现代化，城市弥漫欲望和躁动的二十几年来，中国的特色城市建设已经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中：节制城市欲望的缰绳完全放开，城市不断建造着越来越高的楼房，城市独特的人文历史积淀被简单的高楼化所吞噬，城市的文化被欲望的洪流所淹没，城市的特色被欲望的洪流所摧毁。当城市的引擎装满欲望的燃料，在通往现代化的跑道上奔驰并不断释放城市的欲望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勇进被催化出盲目的动力；跨越到国际化城市的欲望，在十一五规划的蓝图中被空前的释放。欲望让城市盲目，随着城市欲望的无限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的特色正逐步丧失，由此带来目标趋同、功能重复、产业同构、形象单一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关于这场席卷全国城市的特色危机，社会和舆论的反思和关注重心基本上都是就特色而谈特色，至多讨论一下经济或者建筑方面的问题，少数理性的、关注文化的专家认为这也是一场价值危机和文化危机。但几乎没有人看到这场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的后面是城市的欲望的失控。城市无止境和无底线的财富欲望和规训手段之间矛盾的激化和均衡关系的失效，才是城市特色危机的罪魁祸首。 [1]
主要问题
一是城市记忆的消失。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采取了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到处是推土机的轰鸣，到处是写了“拆”字画了白圈的建筑。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二是城市面貌的趋同。城市面貌是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是，一些城市在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城市面貌正在急速地走向趋同，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 
三是城市建设的失调。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缺少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往往采取单一依赖土地经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导致出现“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 。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水面、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如果我们将这些新型城市的照片摆在一起，谁能分得清它们是哪一座城市？ 
四是城市形象的低俗。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至今仍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现代化的标志，寄希望于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城市习惯用“招投标”的方式来简单地让城市改头换面，很多外国公司拿来的方案并不能与城市的文化历史相结合，反而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
五是城市环境的恶化。一些城市以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来满足发展的欲望，致使环境面临突出问题：空气污染、土质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听觉污染；热岛效应加剧、交通堵塞加剧、资源短缺加剧；绿色空间减少、安全空间减少、人的活动空间减少。不少文化遗产地也出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趋势。 
六是城市精神的衰落。一些城市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倾向。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定位的迷茫。 
七是城市管理的错位。一些城市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城市病”的病根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八是城市文化的沉沦。城市文化是市民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并与市民的社会心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一些城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自身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化自己的文化内涵，使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
文化遗产保护
1933年，诞生了关于“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 ，主张以功能分区的观念规划城市，并指出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要协调、平衡发展。这一理念对各地城市规划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人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功能分区无法解决城市的诸多复杂问题。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竞争力，也包括文化竞争力。当前，文化竞争力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人们看到，在物质增长方式趋同，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城市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体现出更强的经济社会价值。 
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当你把它当成是城市发展的负担时，它就只能蓬头垢面地呆在角落里，而当你把它当成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文化资源时，它就立刻站起来，光照四方。文化遗产应拥有自己的尊严，应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城市最美丽的地方。 
以前我们总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上发生争论，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保护与利用的目的都应统一在“传承”上。作为当代人，我们并不能因为现时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而随意处置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传承这些文化遗产，与历史和祖先进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吸取智慧和力量。因此，我们不仅要为当代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适当地加以利用，还要使“子子孙孙永葆用”。 
文化遗产保护也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广大民众的支持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果民众不珍惜、不保护、不传承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将无法挽回地快速走向消亡。 
2003年1月，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的农民发现了一组重要的青铜器，立刻报告了文物部门。当专家从土窖里面取出27件精美的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时大吃一惊，件件都是国宝。农民保护文物的消息传开后，在当地，仅4年间又有11批农民把在生产时发现的珍贵文物上交国家。 
在贵州黎平县地坪乡的侗族村寨，有一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2004年7月20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无情地将风雨桥冲毁。在桥倒塌的那一瞬间，当地在场的年轻男性侗族群众，全部自发地跃入江中舍身打捞风雨桥的构件，从贵州一直打捞到广西，硬是从洪水中抢救回风雨桥的73%的构件，使地坪风雨桥最终得以修复。 
谁创造了文化遗产？谁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谁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力量？——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只有当地居民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只有全体民众积极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之中，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强大的社会意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