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代文化
政治领域变化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阶段。诗、词、散文、小说、戏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告终。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近代文学阶段。
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学 清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镇压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南明政权，残酷地屠杀反抗的汉人。为了巩固统治，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严禁结社，大兴文字狱。
表面上，内阁六部，满汉官员分设复职，实际上，权力掌握于满族议政王大臣之手,最后裁决于皇帝,形成带有种族歧视的封建专制。国内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初期又有朝廷亲贵与旗兵的大规模掠夺汉人土地的“圈地”行动。这一切，形成了统治者和汉族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清代文化但同时，清朝统治者又采取一些缓和矛盾和怀柔笼络的措施，如经济上免除明末加收的“三饷”；奖励垦荒,屡次豁免灾区的多年赋税；康熙亲政以后,下令禁止“圈地”；改进明朝的“一条鞭”地丁税收制度，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农民减轻负担。在政治、文化上，继续推行科举考试，另开博学鸿词科，以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提倡程、朱理学，宣扬纲常名教，以削弱人们的反抗意识。康熙后40年出现了安定局面，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文学界变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
遗民作家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是清初的两个重要作家。  他们的身份不同于遗民，而作品内容却有相似之处。
钱谦益学问渊博，文章气概恢宏，在黄、顾、王三家之前，已开始转变晚明散文的格局，扩大其规模。其诗兼学唐、宋诸大家，入清后的作品，也好写兴亡之感，以自托“不忘故国”。
吴伟业的诗作，多写明末清初的史事，其七言歌行，辞藻绵丽，感情恻怆，音节谐美，有很强的感染力。
散文作家著名的散文作家，还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
魏禧是遗民，其文有较浓厚的民族感情和较强的形象性。侯方域文奔放有气势。汪琬文流畅简洁。在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下，清初文人，多博览群籍，典实丰富，所以也多善于写作骈文，以陈维崧所写的才气横溢的骈文为最著。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
诗人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  王士禛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的诗作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词人清初词坛，也呈振兴之概。陈维崧效法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作品数量多，为阳羡派词的代表作家。朱彝尊编选《词综》，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雅洁的词风，为浙派词的开山祖。纳兰性德词擅长白描，神似南唐李煜。他们对后来都有较大的影响。
戏曲由于文学本身的演变和城市生活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等原因，元明以来，新兴的戏曲、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超过当时的诗歌、散文。清代文学，也还继续着这种趋势，戏曲、小说的成就比较突出。  吴伟业清初的戏曲，如吴伟业的《秣陵春》、李玉的《牛头山》等，抒写国家衰亡之痛，是当时民族矛盾的曲折投影。
李玉等人合作的《清忠谱》，揭露宦官当政的黑暗，把市民群众的斗争搬上舞台；情节人物比较集中，减少明代传奇戏曲头绪纷繁的毛病，内容和形式都值得肯定。
朱罐（字素臣）的《十五贯》、叶稚斐（字时章）的《琥珀匙》，内容也有可取。接着出现了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杰出的传奇。
《长生殿》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放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背景上描写，抨击了封建政治和李、杨生活的腐朽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矛盾；在歌颂真挚爱情方面贯注了作者的理想。虽在对主题思想和主人公性格的处理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缺点，但此剧情节动人，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成就还是较高的。
《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主线，抒写南明福王弘光朝覆灭，以至明室300年隳败的兴亡之感，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比较成功的结合。它直接写到清兵入关前后的史事，和现实斗争的联系比《长生殿》密切。全剧结构紧密，表现了身居被侮辱、被压迫地位而有高贵品格的李香君，塑造了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妇女形象。它的主要局限性是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敌视。
小说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通过写前代故事，反映了阶级斗争、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但艺术成就较高的，还推蒲松龄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它借花妖狐魅等故事,揭发封建吏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黑暗，歌颂青年男女对于幸福与爱情的追求。它用流畅的文言文来写，想象丰富，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善于把非现实世界的人物，赋予浓厚的现实生活的人情味。
经济繁荣下的社会矛盾
雍正、乾隆时期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学在康熙后期政治、经济形势上升的基础上,雍正、乾隆时期就进入清朝的“盛世”。被破坏了的明中叶以来萌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封建经济呈现最后阶段的繁荣。  雍正但在清廷夸耀其文治武功都取得胜利的同时，土地集中,官吏贪污，统治者奢侈腐化和穷兵黩武，又逐渐激化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
在文化、思想方面，继续厉行钳制政策：雍正朝的吕留良遗书，乾隆朝的胡中藻、彭家屏等文字狱，仍然株连广泛，刑戮残酷；统治者在提倡程、朱理学之外，又奖励考据学，实际上起着引导文人学者钻入脱离现实斗争的学术研究中去的作用；乾隆朝利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大量销毁、窜改不利于清廷统治的书籍。
这时期，各种文学创作活跃。
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屈服于朝廷的钳制压力，迷惑于“盛世”的表面承平，继续康熙后期的倾向，创作上反映社会矛盾的内容薄弱。但诗说、诗派颇为活跃。
著名诗人有持格调说的沈德潜，持性灵说的袁枚，还有与袁枚齐名和创作主张相近的蒋士铨、赵翼、张问陶；风格以幽秀取胜的厉鹗，以生新取胜的钱载，以奇峭取胜的黎简，以清迥倜傥取胜的黄景仁；以及描写人民疾苦的郑燮（即郑板桥）等等。诗人众多，风格多样化，艺术技巧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形成了元明以来所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散文方面，产生了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方苞讲求义法，姚鼐讲究文章的阴阳刚柔。思想上守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风格以清真雅正为宗，适应当时的政治背景。他们的简淡有风神的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但缺乏宏伟的气魄和规模。
这时期的骈文作家也不少：接轨六朝唐宋，以才藻富丽取胜的，有胡天游、袁枚、吴锡麒、孔广森等人；效法魏晋，以风格高雅取胜的，有汪中、洪亮吉、邵齐焘等人。
词坛则以浙派的影响为最大，代表作家有厉鹗等。  文学巨著《儒林外史》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
《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
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嘉庆、道光时期嘉庆、道光时期的文学。乾隆后期政治上的腐败,使社会矛盾激化起来。
从嘉庆初年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之前(1796～1840),社会矛盾继续发展,更加尖锐。
清朝的“盛世”趋于没落，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日益走向衰亡。人民的反抗斗争随着生活的日趋贫困而加强，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的大规模起义。当时的文人，眼看“盛世”面貌的逐渐幻灭，又挣不脱思想上所受的钳制，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中。文坛上有一些小的变化，但蓬勃的气象则已不如前一时期。
在散文方面，有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提倡文章要合汉魏六朝与唐宋之长，合骈、散两体之长，想以健茂的气格，救桐城派的薄弱，称为阳湖派。阳湖派在写作实践方面的成就，并不能超过桐城派，其影响也不及桐城派的深广。桐城派在这时期的代表作家，还有梅曾亮、管同等人。  恽敬 花鸟作品张惠言与稍后的周济等，宣扬词的比兴意义和社会作用，宣扬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质实厚重。在理论上有较大的贡献，推动了清词的进展，其影响直接延伸到近代，称为常州派。但他们的创作，虽想“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实际上受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的影响较深，颇偏于绮艳，而且缺乏有深广现实意义和积极精神的内容。比诸浙派和阳羡派，并没有真正的高下之别。
在常州派风靡词坛的时候，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的词人，如郭麐撰、项鸿祚，其作品写得清隽哀婉，别有风韵，也为论者所推重。
诗的方面，著名作者有王昙、孙原湘、舒位等，被称为继袁枚、蒋士铨、赵翼“乾隆三大家”之后的“后三家”。舒位诗善于剪裁成语，富有奇气；孙原湘诗写得清丽，富于巧思，也有精彩的作品。
以上诗、文、词的作家，虽都在嘉庆时期去世，但有的创作活动，在乾隆后期已开始，所以文学史上，也曾把恽敬、张惠言、王昙、孙原湘等人放在上一时期的作家之列。
预感暴风雨即将到来，期待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的代表作家是龚自珍。他生活于本时期，但他的带有启蒙主义思想、富有瑰奇璀璨色彩的诗词散文，开创新的风气，对近代文学的影响更大，所以文学史上又常把他列为近代文学的先锋。  龚自珍小说、戏曲，在本时期走向低潮。长篇章回小说较著名的是李汝珍的《镜花缘》。它在妇女问题上有一些进步见解，体现出民主思想，但也有不少封建说教和庸俗内容，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缺憾。
传奇在《长生殿》、《桃花扇》之后，内容上已逐渐趋于宣扬封建道德和适应士大夫娱乐的需要；形式上也多冗长、堆砌，趋于僵化，优秀的作品少见。
代之而起的比较有新的生命力的是各种地方戏曲。讲唱文学如评书、鼓词、弹词等，品种多样，在城市和农村都相当活跃，显示了它们的民间色彩和生命力。
农业成就
清代，中国的土地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亩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是相当低的，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实际是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的人口来说，据记载，战国时期，一个农业劳动力可养活5－9人，（下农养5人，上农养9人）[1]；到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清代，被称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仍是如此，并没有什么提高，即一个壮夫可养活5－9人。
靳辅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说：“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有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2]
可见二千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仍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唯一不同的是一夫可耕的土地面积不同，战国时一人可耕百亩（合69市亩），清代一人可耕12－13亩（市亩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前者耕作比较粗放，后者比较精耕细作；二是，清代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均耕地相应减少。虽然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同前者一样，但后者是在耕地减少了82%（即57亩）的条件下取得的，按照清代农民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还是可以提高的，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耕地不足，制约了农民生产能力的发挥。由此可见影响我国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除了个体农民本身的生产能力以外，耕地的不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前期较有影响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王锡阐、梅文鼎、梅彀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的著述，农学与水利学方面有鄂尔泰等人编修的农书《授时通考》、张履祥编《补农书》和水利学著作《陈潢河防述言》，医学方面的进展仍局限在传统中医学的范畴，其中以王清任著《医林改错》较多新意 
清朝官方在18世纪中叶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粗略统计，《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著录的科技文献有300余种，约占全书著录的十分之一；存目360余种，约占全书存目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数学、天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和地学方面的书籍最多，而工程技术方面书籍较少。
工程技术书著录和存目仅有100余种，主要涉及建筑、水利、交通运输等，偏颇较甚。就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而言，当时采进的重要著作，《四库》大多著录，仅有少数列入存目。如天学的《新仪象法要》、《晓庵新法》，数学的《算经十书》、《数书九章》、《测圆海镜》，农学的《齐民要术》、《陈农书》、《王祯农书》，医学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至金元四大医家的主要论著等，都已悉数收录。
明代四大科学名著（《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也著录了前三种。工程技术类著录有《考工记》、《营造法式》、《武经总要》等，存目书则涉及建筑、纺织、冶铸、水利、交通运输、造船、兵器、造纸、印刷、陶瓷、制糖、酿酒、制盐等，名目不少，但数量不多。《四库》收录的一些综合类著作，亦常为科技史家所征引。如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两项重大发明（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成果，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史上的名著。  
另外，在《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方志、笔记、文集等文献中，也间有一些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情形的珍贵史料。由上可见，《四库》中的科技文献和科技史料是相当丰富的。  
《四库》不仅收有当时流传的许多科技文献，更为可贵的还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一批当时罕传罕见之书。例如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在明末清初几近失传，南宋鲍遆之刻本仅存五章且是孤本，另有一部是这一残本的影抄本。著名学者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九章》及刘徽等注，使之成为全帙，并做了初步的整理与校勘。他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秦九韶的《数学九章》。中国数学史上这两大名著幸赖《四库》保存下来，重显于世，后经多次翻刻而流传至今。又如《永乐大典》收录的《熬波图》，图文并茂，是有关制盐技术的重要文献，也经《四库》著录而得以传留。（摘自《光明日报》2．10
清代绘画
中国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院体的新风貌。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早期绘画郑燮 《竹石图》 竹子作为独立的画种出现很早。唐、五代纯以浓墨画竹，至北宋文同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苏轼及后朝的赵孟頫、王绂等皆以此为宗，以写实为主：竹竿较粗，竹叶较细，结构比例准确。至清代郑燮为之一变，独创“板桥竹”，造型削繁就简。竹竿细挺有韧性，而叶肥如柳、桃叶，具不似之似妙，而且竹子虚心自强、劲直向上的品性，被赋予坚贞高洁的寓意。王鉴《烟浮远岫图》。
《竹石图》修竹数枝，秀石几块，形简而意足，是板桥六十二岁的作品，‘总观全局，气势俊朗萧散，卓然不群。竹自姿致疏落，顾盼有情，石则拔地直耸，瘦硬秀拔，笔致灵动疏爽，竹浓石淡，浓淡辉映，妙趣横生。题画行款独具特色，大小、正斜、疏密、浓淡灵巧有致地排列起来，使诗书画和谐地融在一起，增强构图的形式美，并通过题跋，表露出自己的思想及创作动机。 “昔东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无竹，则留然无色矣，余作竹作石固无取于枯木也，意在画竹，则竹为主以石辅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渐老年兄属，乾隆甲戌重九日板桥郑燮画。”钤“七品官耳”、“丙辰进士”印。
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 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吴宏、叶欣、谢荪、胡□，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堉、张风等人。
王翚《秋林图》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渐江 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4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道人)并称“二□”。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中期绘画王原祁《华山秋色图》
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彩。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见清代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
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诸□、张锡宁、张□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晚期绘画任颐《苏武牧羊》汪士慎《镜影水月图》 
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李鱓《芭蕉萱石图》是李鱓绘画风格成熟的作品．受徐渭、石涛影响，用笔挥洒自如，豪爽奔放，泼墨酣畅淋漓，将水与墨结合，并参以书法用笔，形成自己“水墨融成奇趣”的风格。他曾自题水墨花卉云：“八大山人长于用笔，而墨不及石涛。清湘大涤子用墨最佳，笔次之。笔与墨作合生动，妙在用水。余长于用水，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甚矣。笔墨之难也。”民间绘画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
金农《佛像图》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衣纹用笔粗犷古拙，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劲道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
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
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
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 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
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恽寿平 《牡丹图》 这幅《牡丹图》，造型典雅，牡丹雍容华美，枝叶舒展婀娜；神情骨秀，色泽润藉，笔法俊逸，意境幽淡， —派明丽清新的感觉。秦祖永评价恽寿平的画“花卉斟酌古个，以北宋徐崇嗣为归，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 “比之天仙化人，不食人间烟火，列为逸品”。中国画分品第论画，以逸品为最高，可见恽氏在历代所受评价之高。 
断代画史方面
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 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
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奉□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  清代（公元1616-191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的建筑大体因袭明代传统，但也有发展和创新，建筑物更崇尚工巧华丽。
清代的都城北京城基本保持了明朝时的原状，城内共有20座高大、雄伟的城门，气势最为磅礴的是内城的正阳门。因沿用了明代的帝王宫殿，清代帝王兴建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这些园林建筑是清代建筑的精华，其中包括华美的圆明园与颐和园。
在清代建筑群实例中，群体布置与装修设计水平已达成熟。尤其是园林建筑，在结合地形或空间进行处理、变化造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建筑技艺仍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玻璃的引进使用及砖石建筑的进步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民居建筑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自由式建筑较多。
风格独特的藏传佛教建筑在这一时期兴盛。这些佛寺造型多样，打破了原有寺庙建筑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以北京雍和宫和承德兴建的一批藏传佛教寺庙为代表。
清代晚期，中国还出现了部分中西合璧的新建筑形象。
清代文化特点
1.共有，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但是也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间也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异。 
2.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这一角度看，非人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如吃白蚁的方式警戒的呼喊声等。这和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相比较仅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3.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 
4.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 
5.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 
6.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 
7.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 
8.文化一方面是正在进行、不可停顿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是寓蕴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并规范、调节、控制、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意义。 
9.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象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事实上，文化可以与承担者分开，并可以由一个承担者向另一个承担者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