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神国思想
概述
神国思想是日本的一种宗教理念，是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初盟发神国思想的催化剂是外国书籍的流入，后经忽必烈侵日时期、室町幕府时期的进一步发现，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日本神国思想。
神国思想的形成历程
1.忽必烈侵日以前在《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前记》中有“神国”一词的最早用例:“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堕焉失志,乃今醒之日。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皇,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拒乎。”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神国”并不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而是出自他国(新罗王) 之口。也就是说,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人对所谓“神力造国、神威护国”的理解具有广泛性,尚无“唯我日本是神国”的意识。
最初使日本人萌发“神国思想”的催化剂应该说是外国书籍的流入。上述的《日本书纪》中,其编纂材料就大量引用了朝鲜半岛的史料,尤其是百济史书,如被称为朝鲜半岛三大佚书的《百济记》、《百济新撰》、《百济本纪》等等。
自从《日本书纪》的编者采录新罗王之言后,直至奈良时代,日本人的神国意识没有什么发展。那么,日本人自我产生神国观念究竟在什么时候? 从史料记载上看,可以追溯到平安初的贞观年间(859- 877) 。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 贞观十一年(869) 十二月,新罗船袭击筑前国那珂郡,“我朝久无军旅,专忘警备,兵乱之事尤可慎怒。然我日本朝所谓神明之国,神明之助护赐,何兵寇可近来。况挂畏皇大神,我朝大祖御座,食国天下照赐护赐。然则他国异类加侮致乱事,何曾闻食天。”可见,当时认为虽“久无军旅,专忘警备”,但对“异类”的入侵,日本显得尤其镇定,是因为“日本朝所谓神明之国,神明之助护赐,何兵寇可近来”。我们从文中“神明之国”前的“所谓”一词可以看出“, 神国”的词源虽引自他国之言,但日本人已认可并为己所用,因而可以说这是现存文献中日本人自称的“神国”一词之嚆矢。之后在《春记》、《大槐秘抄》、《平家物语》以及《东大寺众徒参诣伊势太神宫记》等历史典籍中都出现了“神国”一词。《吾妻镜》寿永三年(1184) 二月条中还这样记道:“我朝者神国也,往古神领无相违。恒例神事,守式目,无懈怠,可令勤行。”这样,从平安初期到镰仓初期“, 日本是神国所以不受诸国之攻,皇统延绵不断”的“神国思想”得到进一步地梳理并强化,“崇敬神灵,重视神事”也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2.忽必烈侵日时神国思想的发展进入13 世纪后,中国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的游牧民族蒙古族逐渐强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自至元二年(1265) 起,忽必烈不惮其烦的遣使东渡招谕,但日本以“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明实录》第68 卷“洪武四年条”) 为由,始终无果。最后付诸于武力,进行了两次东征日本。
在第一次东征即“甲戌之役”(日本称“文永之役”) 前的至元五年(1268) 正月,高丽使臣起居舍人潘阜等持高丽致日本的国书连同上次元朝使臣黑的所持的谕日本国书,经对马岛抵达大宰府。蒙古国书中带有强烈恐吓性的语言,使日本满朝公卿大惊,一连商议了六天没有结果,最后又扩大参加公卿重臣的范围,才决定由参议藤原长成草拟复牒。复文拟就并经朝廷同意后送到幕府,幕府方面掌握军权的执权北条时宗认为,蒙古国书有不少失礼之处,还不如不作答复为佳。至元六年(1269) 七月,高丽王派金有成送还同年二月在对马岛上所捕的两名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 ,并携有蒙古中书省谕日本牒状和高丽致日本国书。由于这次是中书省牒,与过去的国书体裁不同,所以朝廷决定由菅原长成草《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作答复,牒中写道:“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统,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属左庙右稷之灵。得一无二之盟,百王之镇护孔昭,四夷之修靖无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乞也思量。”如果这个牒状被送到忽必烈手中,那可以说这是日本第一次正式向中国自称是“神国”。但当时幕府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向蒙古回书,所以此牒被搁置。朝廷得知幕府不让作复并拒退使者之后,就遣人到伊势大神宫和京都附近的22 个神社、寺庙祈祷“异国之降伏”。对于没有实力、又无法调兵遣将的朝廷来说,除此之外恐怕也真别无良策。
日本的屡招不至,最终使忽必烈大动干戈。但蒙元军两次东征都遭惨败,有关原因众说不一,如遭遇飓风、指挥不一、延误战机等等,但绝不会像一些持“皇国史观”论的人所说的那样,失败是因为日本是神国,蒙元军乃被“神风”所败,这无非是一种欺骗人、抬高其“天孙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优秀人种的愚民企图而已。
两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外来入侵在日本民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不意中成了“神道思想”克服“末法思想”的重要契机,使得日本国内曾经一度偃旗的“神国思想”卷土重来,并产生了“神风”说。“这种认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贵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新思想,就是说原先崇拜中国,而这时产生了一种新思想,认为中国不足道,印度也不足道,没有别的国家像日本这样高贵,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形成了当时的文化独立。”此后“神国思想”越演越烈,“国家神道”这种祭政一致的体系就是典型的畸变产物。二战失败后,盟军虽强行其政教分离,才从制度上否定了国家神道。但直至今天“, 神”在一些人心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3.室町幕府时期的神国思想日本究竟在何时第一次正式向中国表明自己是“神国”的呢? 有正式文献记载的应是明代永乐十七年(1419) 七月二十日。这天,小憩于兵库福严寺的明朝宣谕使吕渊和周肇等,被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1394- 1423) 的使节古幢周胜告知说,日本拒绝与明交往。询之,理由如下:
征夷大将军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国使臣,来说两国往来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国开辟以来,百皆听诸神。神所不许,虽云细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顷年我先君惑于左右,不详肥官口辩之愆,猥通外国船信之问。自后神人不和,雨阳失序,先君寻亦殂落,其易箦之际,以册书誓诸神,永绝外国之通问,孰辜先君告命,而犯诸神宪章哉! 去岁即命古幢长老,往谕此意,今有使而止,盖前谕之未达也,又责以海岛小民数侵边圉,是实我所不知也,今倘云止之,则前亦知而令之也,岂有人主而教民为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虽然逋逃亡命,或窜身于　绝之海岛、时时出害边民者恐有之,当命沿海之吏制焉。又同君曰,夫与邻国通好,商贾往来,安边利民,非所不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说,先君之得病也,卜云,诸神为祟,故以奔走精祷,当是时也,灵神托人谓曰,我国自古不向外国称臣,比者变前圣王之为,受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找病也,于是先君大惧,誓乎明神,今后无受外国使命,因垂诚子孙,固守毋坠。其后僧使坚中与明朝行人偕来,余故不接之,以其未以如上事谕使臣,亦为吊先君来,故违誓而迎之。及乎使臣之归令坚中为谕此意,不知,未详通乎,去岁使船重来,亦使等特长老重传此意,使臣归到本国,胡不以此意达而主耶,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持险阻不服也,顺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来,舟师百万,皆无功而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实神兵阴助以防御也,远闻是事,必为怪诞,古来吾国之神灵验赫,可不恐乎,事详国史,今闻将以使者不通为辩,用兵来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亦不要深我池,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寇边圉,则逋逃之徒,窜于海岛之间者为也,欲讨电灭飚势,师还则乌合蚁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带而来哉,来书亦云,使臣至中国,或拘留、或杀戮,听尔所为,是何谓哉,吾不欲拘杀使臣,只要彼不来,此不往,各保封疆。庄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也,不亦休,西堂以此意,谕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
以上所谓的《谕明朝使臣书》,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前朝因违反神意与明交往,结果给日本带来“神人不和,雨阳失序,先君寻亦殂落”等严重的不良后果;二是表明了幕府对倭寇跋扈而“实我所不知”的态度。鉴于此,日本必须“永绝外国之通问”。这样,在足利义持担任幕府将军期间,中日之间曾一度断交。4.丰臣秀吉的“神国思想”提到丰臣秀吉的“神国思想”,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日本中世末近世初神道思想史上著名的“根叶花实”论进行一下说明。此说是吉田兼俱(1435 -1511) 在前人的基础上而集大成的,旨在处理和解决神佛习合关系、儒释神道融合关系,并张扬宗源意识、神国思想和“一分为三,合三为一”的思维方式。依据“根叶花实”论,“日本种植、生出种子,中国展现枝叶,印度开花结果。所以佛教是万法的花果,儒学为万法的枝叶,神道则是万法的根本。换言之,佛儒皆是神道的分化所成。从而将神道置于根本、主体地位, 而佛儒则被定位在附属地位”。“根叶花实”论是日本神道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想,其“日本为根本”的内涵符合了丰臣秀吉的统治理念,秀吉“神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很有可能源发于此。因此,按照以上这个理论再来解读上述秀吉书简的主要内容时,上述的三个存疑也许可以迎刃而解。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丰臣秀吉往往以为自己异乎常人,且自认为神,而梦想常人之所未想。
所以秀吉在当时以优于万国之日本为东亚各国之中心,异乎常人的秀吉自认为万国领袖,乃理所当然之事”。在日本侵略朝鲜时,“‘日本是神国’这一意识不仅占据了丰臣秀吉的头脑,而且还广泛渗透在侵略军的武士和僧侣间。”1592 年4 月,丰臣秀吉参拜了祭祀着仲哀天皇和神功皇后的社祠,重温“神功皇后新罗征伐”一传说,为侵略朝鲜、出兵大陆首先进行了理论上的开脱。因此“, 日本是神国”这种意识,在国家规模的军事动员上,成了积极的吹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