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丁贡南
人物简历
1917—1921年　安徽省立工业学校土木科毕业。
1923—1929年　在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和中央大学读书，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
1929—1932年　任杭江铁路（即浙赣铁路）练习工程司及帮工程司。
1932—1933年　任杭徽公路皖（霞坑至歙县）段工程处主任工程司。
1933—1934年　任屯（溪）淳（安）公路工程处主任工程司。
1934—1935年　任皖赣路工程处主任工程司。
1935—1936年　任安徽省政府建设厅技正。
1936—1937年　任皖北公路工程处主任工程司。
1937—1938年　任安徽省公路局总工程司。
1938—1943年　任汉渝公路第二测量队队长、工务第二总段长、工程处主任工程司。
1943—1946年　任西康省水利局局长兼水文总站主任。
1946—1950年　任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五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司及第四国道踏勘队队长。
1950—1951年　任西南区公路局计划处副处长。
1951—1953年　任西南交通部计划处副处长。
1953—1955年　任西南公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1955—1960年　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总工程师。
1960—1963年　任交通部基本建设局副总工程师。
1963—1969年　任交通部公路工程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1975—1976年　任交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76—1991年　任交通部公路局顾问。
1952年12月　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第二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1978—1985年　当选为中国公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85年被聘为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
1990年被授予荣誉理事。
1991年3月24日　病逝于北京。
生平概况
丁贡南在青年时期，受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选学土木工程专业，决心以技术振兴实业，拯救国家[1]。1921年于安徽省立工业学校土木科毕业后，为了提高学术水平，又到东南大学、海河大学及中央大学深造。1929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曾在浙赣铁路任练习工程司及帮工程司，参加该路约160公里线路的测设及部分路段的施工。 
1932年后，历任杭徽路皖段（霞坑至歙县）、屯（溪）淳（安）公路、皖赣公路等三个工程处的主任工程司，安徽省建设厅技正、皖北公路工程处主任工程司及安徽省公路局总工程司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到汉渝公路任第二测量队队长及第二工务总段段长。1940年任改组后的汉渝公路工程处主任工程司。1943年到西康省水利局任副局长、局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五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司，直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西南区公路局及西南交通部计划处副处长，西南公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1955年，调赴北京，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总局、基本建设局、公路工程管理局及公路局等单位副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劳动，后到休干班学习。1978年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曾任科技委委员，后任公路局顾问。
丁贡南1952年12月在重庆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二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农工民主党第五、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他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当选为中国公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5年被聘为名誉理事，1990年被授予荣誉理事。
1991年3月2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90岁。
人物贡献
主持建设多条干线公路  山区公路丁贡南从事公路建设工作60多年。从1921年参加安徽省省道局工作开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止，在安徽省从事公路建设工作10余年。当时安徽省根据七省公路会议的计划，决定修建若干条与各邻省的联络公路。1932年，丁贡南任皖南地区三段公路工程处的主任工程司，主持并亲自参加霞歙、屯淳、屯歙及谭（家桥）杨（村）等四条公路的踏勘、定线、设计及施工（其中霞歙段，他仅负责施工）。这些公路共长620余公里，均地处皖南山区，地形复杂，工程艰巨，石方量大。如屯淳公路沿新安江的30多公里和黄山附近的30余公里，工程更为艰巨、困难，他不畏艰险，反复勘测，运用现代勘测技术，充分利用地形，选择了经济合理的路线，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4条路的建设任务，为中国山区公路选线技术做出贡献。
1936年至1938年在省建设厅、皖北公路工程处及省公路局任职期间，为了抗战的需要，主持并亲自参加皖北的蚌埠至亳州、固镇、寿县及至临淮关等4条共450公里公路的勘测设计及施工。这些公路是为抗日战争需要而修建的，广大人民群众热情支持，踊跃上路，有的地方出工人数竟超过要求征集工数的一倍以上。当时丁贡南和所有参加筑路的技术人员，均深入现场，日夜守候在自己的岗位上，与广大民工共同奋战，同仇敌忾，迅速抢通了这几条公路。在修建这几条公路中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皖北地区与皖南刚好相反，缺乏砂石。当时丁贡南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搜集碎砖、礓石等多种材料做为集料，建成了各种就地取材的低级路面结构。保证了公路的畅通，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并为中、低级路面铺筑技术积累了经验。
汉渝公路为接送苏联援助抗日物资至重庆的一条最近的路线，当时有“川陕东路”之称。它比川陕中路缩短90余公里，比川陕西路缩短270余公里。因此，武汉国民政府于1938年2月下令兴修。丁贡南于当年8月到汉渝公路，先后任第二测量队队长及第二工务总段段长，负责达县北段的测设与施工。1940年6月，因苏联援华物资减少，汉（中）宣（汉）段奉令停工，将原来的汉宣、宣渝两个工程处改组为汉渝公路工程处，丁贡南任主任工程司，负责万沅至重庆，全长共417公里公路的测设施工。其中达县以北地区，地形复杂，工程艰巨，选线十分困难。但汉渝路的机构、人员及经费等条件较优，技术标准要求较严，从而加重了勘测选线的艰巨性。在他和广大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使汉渝公路成为当时线形标准较好的一条公路，受到好评。
该路的桥涵工程较多，大多采用石拱及钢筋混凝土永久式结构。为此，当时确定跨径10米以上的桥梁和渡口，另设桥渡工程处负责。但其中于1941年初建成的通川大桥是由丁贡南在任第二测量队队长时负责勘定的桥位。该桥位于达县县城附近，跨越州河。州河由前河、中河、后河汇合而成。洪水季节，山洪爆发，水流湍急。他经过反复勘测选定了当时的桥位，水流顺直，基础较好。该桥后经桥渡工程处设计为11孔跨径20米的钢筋混凝土悬臂梁桥，连同引桥，全桥共长300．94米，设计载重为15吨。系当时跨径最大的悬臂结构的永久式公路大桥。大桥南北两端，建有牌坊，横额上分别刻有由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及公路总管理处长赵祖康分别题写的“通川桥”三个大字。在南端牌坊上，还刻有当时任公路总管理处帮办的著名公路专家周凤九撰写的对联：“叠石起长虹，喜此日万众欢娱，共祝通川胜利；援人登彼岸，愿今后全民团结，完成建国功勋。”铭记新桥建成盛况，表达团结建设祖国的心愿。这一切说明这座大桥的建成，对支援抗战功不可没。1943—1946年，他任西康省水利局局长时，创办了西康水文总站，开创了西康省的水文工作。主持西康天全小型灌溉工程，其中4．5公里的引水干渠，多在悬崖峭壁上，工程艰巨，建有小型隧道三处，共长约160余米。该项灌溉工程灌溉面积约4500余亩，收到较好的效益，受到当地的好评。
1946年后，他在第五区公路工程管理局任职期间，又负责勘测重庆至湖北恩施的450多公里公路（不包括比较线）。该路系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规划的南京至重庆高等级公路的一部分，是中国第一条拟建的高等级公路。他任第四国道踏勘队队长，负责该段的勘测。该段公路所经地区的地形极为复杂，又系高等级公路，在选线原则等均不同于低等级公路。因此，他爬山涉水，反复勘测2000多公里，选定了比较经济合理的路线，为中国高等级公路的测设技术提供了经验。另外，当时系战后恢复时期，他还曾主持对成渝、川陕、川黔等公路的中、小桥梁的改建修复工程，采用石拱及多种钢筋混凝土永久式结构，使这些公路上的桥梁实现永久化，为西南地区公路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贡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20多年中，主持测设施工10余条干线的新建及修复、改建工程，总里程2000多公里，还主持修建了大量的永久式桥梁，采用了许多现代公路测设施工技术。为中国早期公路建设技术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丁贡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20多年中，主持测设施工10余条干线的新建及修复、改建工程，总里程2000多公里，还主持修建了大量的永久式桥梁，采用了许多现代公路测设施工技术。为我国早期公路建设技术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参与制订规划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西南大区工作期间，积极参与西南地区道路、桥梁的修复工作；制订“一五”期间公路交通事业发展规划；亲自深入现场进行勘测设计，帮助制订作业计划和劳动组织安排，主持解决技术上存在的问题。他为中国西南地区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调交通部工作后，部的机构多次变动，他一直担任副总工程师的职务。协助领导组织有关公路方面的技术问题的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和办法，组织审查公路设计文件、技术标准、规范及有关的规章制度，总结、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他曾主持并组织制订了中国自己的养路规范、路线勘测规程及一些技术规范。对“一五”期间经中央审批兴建的公路设计，在路线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如通往少数民族地区的贵州的册（亨）三（江，即今锦屏）公路，长500多公里。他在审批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率员亲赴现场，在贵州的山区中，实地勘察，对路线走向、减少工程量及照顾少数民族的需要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路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但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主要从事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工作，积极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维护中国的安定团结，积极发挥农工民主党的参政议政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