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后金
简介
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后裔，一直居住在中国东北。明朝永乐时，明朝欲压制北元残馀势力，于是明朝在中国东北一带设立远东指挥使司，开始著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由于南宋时期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所以作为女真的后裔建立后金。  明亡清兴建州女真族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势力强大，南下压迫建州。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部被迫南迁，最终定居於赫图阿拉。
南迁后，建州部与中原地区来往密切，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经济繁荣，八旗制度随即建立，而此时正是努尔哈赤担任明朝建州部首领。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四部，征服东海女真，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地区的女真各部。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族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分裂的女真各部，建立起后金政权，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割据辽东。后金看到明王朝政治日益腐朽，边防日益废弛，就一再向明朝发动进攻，占领抚顺等地。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 [1]。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公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开始公开起兵反明。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明政府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八万八千多人，号称二十四万，分四路进攻后金，想把后金一举征服。努尔哈赤集中六万兵力，在萨尔浒（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西面浑河南岸）把明军打得大败，使明军死亡将领三百多人，士兵四万五千八百多人[1]。
公元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军又先后攻下沈阳、辽阳，占领辽河以东大小七十多个城堡。努尔哈赤把都城迁到辽阳，并且继续大败明军，占领了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形成对山海关以内地区的威胁[1]。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去世后，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1636年（明朝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大金”国号停止使用。
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历史
建州女真的兴起明朝后期，在我国东北长白山西麓，松花江和辽河流域一带，一个少数民族——建州女真族在这里兴盛起来。女真人一直居住在中国东北，后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最为强大，该部明代时称为建州女真，即今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一带。明太祖时，明为包抄和压抑北元残余势力，于是在满洲一带设立远东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明政府先后将建州女真分成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其首领大多为女真部族的领袖。  明朝奴儿干都司
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兀狄哈势力强大，南下压迫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部被迫南移，最终定居于兴京，并并入建州卫。
南移后，建州女真部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1570年代，建州右卫王杲沿边作乱，被击斩后，儿子阿台继续和明军对抗。辽东总兵李成梁又发动攻击，向导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在混战中死亡。这场战争使“建州三卫”瓦解，部落零散，各自为政。而此时正是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任明朝建州部首领。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被明政府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各地的女真各部。八旗制度亦在此期间建立，成为后金的一种社会和军事组织形式。至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时，已对内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
此后，努尔哈赤的内外联系更为频繁。内外发布政令、布告，记录各项公务事宜等，都是借用蒙古文或汉文来完成。女真人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此时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故给日常交流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由于缺乏懂蒙古文的人使得上下难于沟通。因此，努尔哈赤决心创制自己的文字－－满文来书写满语。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努尔哈赤下令借用蒙古文字编制满文。  女真人
建立后金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称汗，国号“金”或“大金”，改元天命，两年后（1618年，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公布名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起兵反明。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与明朝的第一场关键战役－－萨尔浒之战爆发。明神宗任命杨镐率领四路明军合击后金军，准备直捣后金大本营赫图阿拉。四路军的主帅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然而，明军情报却泄露给后金军，使后金军早有准备。结果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以少胜多大败明军，从而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格局，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此后后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而明朝相对于后金处于被动局面。  后金士兵
1621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十三日率重兵围攻沈阳。沈阳城很坚固，而且埋伏火炮，故易守难攻。但由于城中降兵叛变以及后金军不断加强兵力，后金终攻克沈阳城。同年，后金还成功攻取辽阳，并下令迁都辽阳。1625年，后金又决定迁都沈阳，并改沈阳为盛京。
努尔哈赤于1626年攻打宁远，是为宁远战役。然而宁远在明军将领袁崇焕的防守下久攻不克，后袁崇焕采用红夷大炮，击退后金进攻，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极在一场权力斗争获胜后继位。由于东边的李氏朝鲜亲明，而且明朝作战时常有朝鲜兵参战，皇太极遂以此为借口下令攻打朝鲜，使得后者降伏。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此时山海关外，明政府只剩下锦州、宁远、松山三个据地，其他已成为后金汗国的领土。皇太极随后通过反间计，使得崇祯帝中计，将袁崇焕以“通虏谋叛”等罪名处死。从此后金基本控制了关外。不过，由于朝鲜王朝之后仍然奉行亲明政策，皇太极于十年后再次下令进攻朝鲜，最终迫使朝鲜屈服并成为其属国。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丙子虏乱”。  努尔哈赤
统一漠南蒙古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兴起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控制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并逐渐向内蒙古草原进行扩张。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虎敦兔汗）雄踞一方，也有重新统一蒙古的雄心。位于后金和察哈尔部之间的科尔沁六部和喀尔喀五部，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2]。 后金即与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察哈尔部发生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不过直到此时，由于之前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明朝和漠南蒙古进行两线作战。萨尔浒战役大获全胜后，后金继续攻击明朝驻守的铁岭，大伤元气的明朝此时不得不向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求援，并给予蒙古以经济方面的好处。于是林丹汗急派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率军万余人驰援明军，当蒙古援军抵达铁岭时，努尔哈赤已攻陷铁岭，在数量占优且士气高涨的后金军的攻击下，蒙古军战败。铁岭、沈阳之战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势力退回到漠南蒙古境内[3]。  明末时期的后金
科尔沁部部长明安和喀尔喀部的锡伯、卦勒察两部曾参加反建州的九部联军，失败后科尔沁部嗣部长奥巴首先服于后金。林丹汗率部逾兴安岭攻奥巴，被后金军败于赵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喀尔喀五部中的锡伯、卦勒察两部也先后为后金和林丹汗攻灭，其余巴林、翁牛特、扎鲁特三部亦相继臣服于后金。后金还诱使作为察哈尔东部前锋的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四部离林丹汗而附已，林丹汗势力日削[2]。 
皇太极即位后，决定在南下入关之前解决蒙古这个后背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为消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而且由于林丹汗后期在西藏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的影响下皈依红教，引起信奉黄教的蒙古蒙古众多部的不满，使得这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同时，在后金军的优势武力打击下，漠南蒙古各部逐渐瓦解。林丹汗虽组织力量抵抗，但其下属已逐渐离心离德，纷纷向后金投降。3月皇太极决定亲自对林丹汗进行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征讨战。在后金大军压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然而喀尔喀部不愿接纳他。在皇太极的追击之下，林丹汗只得西逃，在此期间部下不断为皇太极的追兵所收拢。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兵大破林丹汗于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一带（今内蒙古林西至克什克腾旗一线），林丹汗势力被逐出西辽河流域。崇贞五年（公元1632年），后金主皇太极会同归附的蒙古各部大举进攻林丹汗。后金军冒雨西进，越兴安岭至达勒鄂漠（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若尔）。林丹汗不意敌军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众沿途散走十之七八。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今内蒙古商都），闻追军将至，仓猝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又西渡黄河而南。后金军在追击中飞骑散发布告，瓦解察哈尔部众。皇太极进归化城后，兵骑四出，俘获甚众，土默特余部亦降于后金[2]。
至1634年，林丹汗逃至大草滩（今甘肃境内）一带安营扎寨，但在此因病去世。林丹汗去世后，其势力加速走向崩溃。第二年（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降皇太极，并献上据说是当年元顺帝离开中原时带走的传国玉玺。漠南蒙古遂被并入后金版图。
皇太极于次年（1636年）在沈阳称帝，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后金汗国遂为大清帝国所取代[4]。
政治
从天启元年至天启二年(1621—1622年)开始的几年时间里，随着后金军攻占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努尔哈赤把后金残暴落后的弊政推广到新占领的汉族聚居的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广大汉族人民群众反抗后金弊政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起来[5]。
后金军攻占辽东的广大地区后，努尔哈赤在辽东推行一系列残暴落后的弊政，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项。
强令剃发女真族与广大汉族在发式上有很明显的差别，汉族蓄满发，女真族留辫发。努尔哈赤把汉族改变发式、剃去头发作为其归降后金的标志，因此，他每攻占一个汉族聚居的地方，就下令汉族“剃发”，即剃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依照女真族(满族)的习俗削发垂辫。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袭破抚顺，不仅李永芳剃发投降，而且“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这里指代剃发)为夷……” 努尔哈赤从攻占抚顺开始的改变汉族人民发式、污辱汉族人民民族尊严的举措，随着他攻占的辽东地区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和升级[5]。  剃发后金攻占辽阳以后，大肆推行剃发的命令，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赦免)不杀”。在他的强制剃发的命令下，致使“河东之民，无留髫(假头发)矣”。 努尔哈赤在辽河以东推行剃发令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确信，他可以兵不血刃地把剃发令推行到尚在明朝控制下的敌占区去。于是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黄衣的闹剧便出现了，王在晋记载说：“原任通判黄衣，广宁人，经臣委收粮于辽城(辽阳)，城陷剃头投降，奴以大红蟒衣与之，与骡一头，同三仆还(广宁)。(他)招摇市巷曰：‘奴不杀辽人，止杀西兵与角者，川兵尤其所恨，拿获川兵一名者，赏银十两，凡官兵肯剃发投降者，即显用之，三日不剃降，杀无悔。’荧惑群听，震怖人心。”后来辽东巡抚薛国用将其“诛之”，将“三仆枭示”。 关于黄衣的活动，《明实录》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辽阳先是有原任通判黄衣者，广宁人，袁应泰委视仓借，城陷白髡降奴，奴衣以红蟒与赢一头，复人广宁，为奴游说。巡抚薛国用执而戮之，具疏以闻。” 如果把这两段资料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以发现，努尔哈赤不仅仅在占领区大肆推行强制剃发的命令，而且公开派奸细到明朝的管辖地区为努尔哈赤游说和推行剃发的指令[5]。
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天启八年(1623年)三月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到广宁去的黄通判被杀，努尔哈赤可能是考虑到他为后金丢掉了性命，便任命他的儿子黄延增为守堡，派到武靖营为额真[5]。 
汉族的发式已延续了几千年，这种发式与汉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构成了汉族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大汉族十分珍视自己的头发。除此之外，广大汉族对改为满族的辫发，不仅仅是不习惯的问题，还存在着一种担忧和恐惧，朝鲜史学家李肯翊记载道：那些不肯剃发的辽民说：“我等死生不足顾，一番剃头便作挞子，他日官军(指明军)不辨真假而剿灭，死当为冤鬼。[5]” 
努尔哈赤污辱辽东汉族的民族尊严，妄图以强制推行女真族的发式为手段来达到同化汉族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完颜金的始祖阿骨打开明。努尔哈赤强令剃发的举措后来被他的儿、孙们所继承，这样，随着他的儿、孙的人关，从辽东地区开始的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就在中国大地上依次展开了[5]。
迁徙汉民
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东西广大汉民居住区域后，为了加强对广大汉民的严密控制，防止他们借助地理优势密谋造反或者结伙逃亡，可以说是瞎折腾般地大批大量地迁徙辽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小规模零星迁移，则始终不断[5]。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命令“和硕阿敏贝勒率兵五千去镇江”，执行强制搬迁令，命令凤凰城的游击，把镇江、汤山、宽奠、镇东堡、镇西堡等地属下的小村的堡民，都强制迁移到萨尔浒。为了强使人民搬迁，努尔哈赤还命令以孤山为边界，把在那以南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掉。 这次强制迁徙显然是针对同年七、八月镇江人民的武装暴动而采取的残酷报复措施。当时正是隆冬时节，被迁移的汉人携妻带子，艰难跋涉，其受苦受难之深不难想象[5]。  剃发易服天启二年(天命七年、t622年)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军进驻广宁，他在占领广宁不过十天之后，在二月初四下达给都堂的文书中，又给辽河以西的广宁九卫的广大汉族制造了一场人为的苦难，下令把这九卫的老百姓瞎折腾到辽河以东，规定：锦州二卫迁到辽东(辽阳)，右屯卫迁到金州、复州，义州的一卫迁到盖州，义州的另一卫迁到威宁营，广宁的一卫迁到奉集堡，广宁的其他三卫迁到沈阳。 这次迁移也是在严寒的冬季强制进行的[5]。
后金迁徙汉民带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突发性，努尔哈赤头一天下达迁移令，后金军第二天就驱赶汉民上路；辽民不愿意迁移，后金军就放火烧房子，就兵刃加颈，大肆屠杀，以强制辽东汉民迁徙。如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后金军就把孤山以南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掉，你呆在原处不迁徙也无处存身；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大贝勒代善发怒，把留在后面不想投降的约三千汉人全都杀了，并且扬言，“如果不快去指定的地方，也那样杀掉”。 那些被迁徙的人，到了指定的陌生地方，无房无粮无田，后金都堂对于这些三无的迁移的汉民安置的原则是：“大户合于大家，小户合于小家，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 这就全部剥夺了被迁徙人口的土地，部分地剥夺了迁往地区的汉人的土地，把强制迁徙所造成的重负和苦难转嫁给被迁徙地区的广大汉民。使得一部分无田可耕的迁移人口或沦落为“计丁授田”的人户，或沦落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总之一句话，努尔哈赤通过强行移民把一部分汉民沦落为后金国家的农奴[5]。
有时努尔哈赤对被迁汉民还许下充饥的画饼，可是后来根本没有土地兑现。锦州城的人户，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初五日被迁时，有妇女儿童七千六百三十四人、男子六千一百五十人，总计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人；右屯卫被迁徙男子四千五百三十七人、人口总数八千八百六十四人，二者合计被迁徙的男丁数为一万零六百八十七人、总人数为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八人。 这些人后来于二月二十七日被安排在复州、金州、岫岩、青苔峪、析木城， 按着“计丁授田”的标准，以每丁六垧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六万四千一百二十二垧，可是努尔哈赤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那么多闲置不用的土地可以计丁授田，只好命令被迁移的汉民与当地的汉民合耕当地的土地，从而将强制移民所造成的艰难困苦转嫁到广大汉民身上[5]。
屠戮汉民努尔哈赤对辽东汉区的征服，总是伴随着烧、杀、抢、掠，后金军每到一地，总是大肆杀人，放火烧毁房屋，抢掠汉区的官、私财物，充分暴露出后金女真贵族残酷野蛮的一面[5]。
开原、铁岭是辽东的重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军于六月攻陷开原，七月攻占铁岭后，在这两个城市中，大肆屠杀汉民，疯狂掠夺财物，他们在开原杀掠军民数万人，《明实录》说：“杀掠士民男妇大约不下十万余口”。在铁岭杀掠军民达二万多人。 在被杀掠的人中，职业军人只占少数，大多数是和平居民。数以万计的和平汉族居民被屠杀显然是与后金军放火、奸淫、抢掠联系在一起的。后金军对开原的掠夺成为当时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开原是一座古城，在完颜金统治北中国时，开原是“古之黄龙府”；元朝的时候，它是所谓上都，“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攻占开原后，住在城中，“用我(指明朝)牛马车辆运金钱财货，数日未尽，何止数百万”。 辽东经略熊廷弼在《舶巨襄愍公集》卷三中也作了大体相似的记载，可见此事不虚。这些价值“何止数百万”的“金钱财货”显然是后金军使用各种手段从开原掠夺而来。为了向后金运送这些战利晶，努尔哈赤调动后金和当时开原的运输能力，运输了五六天，还是运输不完，后金军对开原的抢掠之惨可想而知了。他们在残酷地抢掠了开原城后，返回时，又“放火烧了房屋、衙门、楼、台”， 在开原再也没什么可抢掠的情况下，他们放火把开原烧成废墟[5]。
开原城中的父老乡亲对努尔哈赤的残忍本性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们宁可选择死亡，也不作后金的顺民，朝鲜人说：“开元(原)城中最多节义之士，(后金)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开原城中这些被迫自缢而死者以自己的死亡，向努尔哈赤的极其野蛮残酷的烧、杀、抢、掠政策提出了最严正的抗议。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攻占了辽阳之后，又把屠杀和掠夺带到了辽阳。八旗军攻占辽阳后，后金当局竟然派出一名将领坐在西门，见“辽人状貌可疑者”，即“点而杀之”，后金的官员们简直是草菅人命!他们的残暴行径终于激起民变：“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棍棒)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 后金不仅在辽阳草菅人命，而且大肆抢夺搜刮民财，“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 在正式放抢之前，努尔哈赤下令，规定大家富户只许留下衣服九件，中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五件，下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三件，其他的财物一律交出，这一命令使辽阳汉人家家破产，室室皆空。后金当局把以这种方式强抢的衣服聚集在辽阳的教军场上，供给女真和蒙古的贵族们取拾享用[5]。 
后金军对广宁的抢夺尤其疯狂，他们不仅对地表上的东西进行抢掠，而且挖地三尺，把广宁居民埋于地下的东西抢走。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初一日，努尔哈赤送给广宁都堂的文书说：“要停止修城，令兵丁探掘广宁城内外的掩埋的窖藏。如果得银二三百两，都给掘得的人；如果得千两万两，给掘得的人一半。如果多得缎子、蟒缎，交出一部分上等品，其他的东西都给掘得的人。如果获得粮食，获得的人可以卖。” 为了获取财物，努尔哈赤竟然组织士兵挖地三尺，这种由最高统帅组织的抢夺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属奇闻。
努尔哈赤指挥士兵把广宁地上地下财物抢掠过后，命令放火烧毁广宁城，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二十四日，他送给广宁的文书说：“预先调查城内坚固的地方，并要加以破坏，放火烧毁全部房屋。头一天放火没烧完的房，第二天再放火烧，(使之)尽成灰烬，剥下城门的铁放火烧。[5]” 
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初九日，努尔哈赤为复州人民再次暴动的激烈反抗所激怒，派大贝勒代善会同宰桑古台吉(舒尔哈齐的第五子)、多铎台吉(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领每牛录十五人，计二万人再去镇压。他们残酷地镇压了复州人民的反金斗争，把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杀了，将其妻孥(儿女)、牛马作为俘虏带回。 
努尔哈赤征服辽东的过程，就是后金贵族把血与火，把屠杀和抢掠施之于辽河东西两岸的过程[5]。
满汉同住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接连攻克沈阳和辽阳以后，为了巩固对辽沈一带的统治，后金当局急需把建州地区的女真民户迁入辽沈地区，为此努尔哈赤下令女真民户大规模地向西迁移。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建州的女真民户迁进了辽沈地区。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后迁进的女真民户，努尔哈赤采取了极其严重损害辽民利益的办法，那就是实行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办法。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下达汗谕，规定了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具体办法，说：“前曾谕令诸申人(女真人)、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诸申人不得欺压汉人，勿得掠夺汉人诸物。倘如抢夺侵害，汉人来诉，则治罪。汉人尔等亦勿得无中生有捏造浮言。倘捏造浮言，经双方事主当面对质，确系伪造，则从重治罪也。……诸申汉人不得糜费或买卖粮谷，倘知有买卖者等，则必治罪。开粮窖时，诸申、汉人合开。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5]” 
这条汗谕中所说的“诸申人、汉人同居一屯”，并不是实情，实际情况应是“合居一房”。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下达的另一条汗谕说的才是实情：“曾命诸申、汉人合居、同住、同食、同耕。今闻诸申人命同居之汉人赶其牛车输运粮草，并苛取诸物等语。该汉人岂给尔为奴耶?只因由地方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合居也。嗣后，诸申、汉人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外，诸申、汉人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种，诸申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汉人，则汉人可执之前来告于法司。汉人也不可因降此谕，肆意诬枉诸申人，尔等皆为一汗之民也。[5]” 
这就是努尔哈赤发明创造的女真、汉民合住、同食、共耕的怪异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汉民供养女真，女真监管汉民，该政策造成的结果势必是汉民的房屋、土地被女真人强占，粮食被女真人掠夺，人身受污辱，妻女被奸淫[5]。
汉人成了彻头彻尾的女真人的奴隶。这一政策严重侵害了辽民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苦难，势必破坏辽东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粮食短缺，辽民流离失所。这个政策直接引出了努尔哈赤清查辽民粮食，捕杀无谷辽民的另一弊政[5]。
清查辽民的粮食努尔哈赤执掌后金政权时期，“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5]。 
后金的统治区域粮食贵到每升值银一两。努尔哈赤不反思自己的农业政策和农村政策，不从增加农业产出着眼，反而在限制消费上打主意，如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汗谕规定：“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尽管这样做了，但仍然解决不了辽东的粮荒，辽东汉民因为缺少粮食，饿死的人很多。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初一，又命令汉人如实报告存储的粮食的数量，并且实行按人口定量配给粮食的办法，具体的配给数量为：“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 四升粮约合十六市斤。即使这样压缩消费，仍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命令大规模清查粮食，清查的范围为“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 努尔哈赤命令，清查过后，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汉人的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女真)看守粮食。 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清查粮食还修改了划分有粮无粮的标准，努尔哈赤下达的汗谕规定：“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李林的《重译满文老档》卷61还有这样一句话：“要把(无粮)户带来，作为阿哈。”努尔哈赤命令将“无粮的人”收为阿哈(奴隶)还算是客气的了，接着，在三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命令：“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光无粮之汉人。” 努尔哈赤以无粮为理由大肆屠杀无粮的汉人，充分显示出他血腥残暴的本性，是对辽东社会生产力的残酷摧毁和破坏[5]。
按丁编庄为把对辽的征服战争进行到底，努尔哈赤向广大辽民大量摊派兵役和徭役。出征、守城、修城、筑路、煮盐、收获、运输等各种兵役和劳役接踵无已，搞得辽民困厄不堪，几无喘息的时机，使得辽东的男丁大量逃亡。为了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人身控制，将他们牢牢地固定在农奴制的封建土地之上，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发布“按丁编庄”的汗谕：“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成一庄。把庄头的兄弟要算人那十三男子的数中，庄头自己来沈阳，住在牛录额真家的邻近。要使二庄头住在一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役使，那二庄头可以轮流前往督催。诸申不要参与。把庄头的名，庄的十二男子的名，牛、驴的毛色都写上交给村的章京，去的大臣书写带来。[5]”
“若收养的人放在公中，那么也会被诸申侵害，全都编在汗、诸贝勒的庄中。一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每一日为一垧)。其中二十日为贡赋的东西，八十日是你们自己吃的东西。[5]”
“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给予一庄。” 
如果把《满文老档·太祖》以上三大句话，综合概括一下，后金对辽民实行的“按丁编庄”的主要内容就是：每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土地百日(垧)，其中二十日作为交纳官粮，八十日供给壮丁衣食；每备御或以上给与一庄[5]。
后金的按丁编庄是农奴制的田庄，庄丁是农奴，备御以上的各级官员是农奴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庄丁除了受备御以上官员的压迫和剥削外，还要多受庄头的一层剥削。·后金的农奴主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管辖来实现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庄丁对后金贵族和庄头提供劳役地租，后金贵族通过庄头则对庄丁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毫无疑义，后金的按丁编庄对于辽东地区原来的封建租佃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倒退。后金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监督把庄丁牢牢地固定在封建的土地之上，使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使压迫程度和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按丁编庄视为后金在辽东推行的第六大弊政[5]。
各地反抗
后金在辽东推行的种种弊政，诸如强令剃发，改变汉民族习俗信仰，胡乱迁民，强行剥夺汉人的大片耕田，女真与汉人的所谓三同(房同住、饭同吃、田同耕)，清查没收汉人的粮食，繁苛的兵役和徭役，以及加重压迫和剥削的按丁编庄制度等等，终于激起了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5]。
后金在辽东地区推行的种种残暴弊政，终于激起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他们拿起各种原始的、粗劣的武器，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与后金军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5]。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辽东地区爆发的大大小小武装暴动不计其数，准确数字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主要的有如下七次：
辽阳在辽东汉民的诸多武装暴动中，第一次武装暴动发生在辽阳。关于辽阳暴动的起因和经过，虽然本书在前面的不同章节已有叙述，但由于是第一次武装暴动，而且在它的带动下以后的辽民武装暴动一浪高过一浪，作者认为有必要把这次武装暴动的原因和经过系统地叙述如下[5]。
后金占领辽阳以后，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便下令在辽阳全城开始搜刮公私财物，《明实录》说：“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分遗西虏(蒙古)”， 单是掠夺的衣物聚集在辽阳教军场上，堆积如山。其次，努尔哈赤“驱辽民居城北，奴众居城南”。第三，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不杀”，强令汉民剃发，激起广大汉民的强烈不满。第四，努尔哈赤在辽阳征发极其苛重的兵役：“家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为兵，有三人者抽二人。” 努尔哈赤在辽东首府推行的这些暴政，终于激起了辽阳城的市民暴动[5]。
在辽阳城内住着生员一家，父子共计六人。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和尊严，始终没有剃发，自知迟早必得被杀。有一天父子做好了铤而走险的一切准备，来到辽阳西门，父亲突然抽出战刀向那个指挥杀人的将领砍去，当场把他砍死在地。诸子见父亲偷袭成功，也都手执棍棒奋击后金士卒，共击杀了二十余人。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后金当局根本没有应急的准备，辽阳城的老百姓乘机出逃，五六百人结队向南开拔，后金当局竟然没有派兵追赶。 
辽阳市民的武装暴动，使得辽河东西的广大辽东土地上，反抗后金民族压迫的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波及整个辽东地区[5]。
辽南东山辽阳城暴动后，辽南四卫的矿工发起武装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士大夫阶层，盖州的诸生李遇春和他的弟弟李光春成为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聚矿徒二千人自守”。努尔哈赤派去六人引诱矿工们投降，结果有五个人被李遇春杀掉。 这次暴动以不剃发为号召，以辽南四卫的矿工为主力。一部分暴动者聚集在辽阳东面的东山，大部分暴动者聚集在盖州附近的铁山上。他们凡见有剃发的人来到，一律斩杀勿论。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努尔哈赤派遣后金的两个额驸，副将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等率兵三千人前往东山、铁山进行镇压。东山反剃发斗争的矿工们坚强不屈，英勇对敌，“有数万人尽遭李永芳毒手”，另有“万余人奔入朝鲜”。 盖州铁山的矿工和辽南屯军合力对敌，几次打败来剿的后金军，使后金军战死者以千计。后来努尔哈赤调遣“鱼皮达子万余人”前来增援后金军，经过长期围困才镇压了辽南矿工的反剃发斗争[5]。
镇江镇江位于今丹东市北郊，地处水陆枢纽：从镇江过鸭绿江就是朝鲜，它在辽金元明四朝一直是中国与朝鲜的陆路通道；海路经过黄海可以通往山东的登州和莱州。镇江是辽东东部的一个重镇，这里不乏节义之士。当后金军业已攻占沈阳、辽阳，但势力尚未抵达镇江的时候，镇江城的著名人土缪姓兄弟五人(指挥一员、诸生四员)首先捐献万金作为建立抗金武装的经费，同时广泛结交义士仁人，发誓不剃发，把抗击后金的斗争进行到底。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初，后金委派的降将带领士兵到镇江城建立统治秩序，强制推行剃发令。镇江的人民得知辽东汉人必须剃头的命令之后，他们不但不剃发，反而杀死了派去推行剃发令的使臣，他们在缪氏兄弟的领导下在五月五日掀起了反剃发的武装暴动。努尔哈赤得知镇江人民反剃发暴动的消息后，从盖州围攻铁山矿工的战场上调来武尔古岱和李永芳，要他们率领一千后金军前去镇江镇压反剃发暴动。武尔古岱和李永芳首先向镇江人民展示努尔哈赤写给镇江人民的书信，劝说镇江人民投降，该书信说：“如果害怕，就将首恶四五个逮捕起来，你们都剃头。如果那样，所有的事都完结。如不投降……你们怎么取胜呢?” 镇江人民拒绝归顺。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率领后金军两千人进行镇压，大肆屠杀镇江人民，经过将近二十天的激烈交战，后金军暂时把镇江人民起义镇压下去，武尔古岱等把俘获的汉人的妻室、儿女一千多人带回辽阳，努尔哈赤将她们赏给后金官兵为奴。 后金军为追杀镇江逃民，还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王国的境内。失败的镇江汉民有一部分退出镇江，在附近的山上凭借地理环境继续战斗，等待外援[5]。
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镇江汉民的武装暴动再次爆发。镇江汉民的七月暴动是与辽东巡抚王化贞麾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的支持分不开的。这年五月，毛文龙受王化贞的命令，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七月初一，毛文龙在猪岛外洋获得鹿岛居民李景先的支持，几天后又探得鹿岛的情报，便派遣守备苏其民收复了鹿岛。初八日收复给店岛。初九日，毛文龙至石城岛捕获后金驻岛官员何国用，斩首级三，擒获三十人，缴获舟一、铜炮二、铁炮四。其时有辽左诸生王一宁在辽阳陷落后去朝鲜借兵，未果，返回时在石城岛与毛文龙相会。毛文龙因而命令王一宁至朝鲜弥串堡地方，潜令镇江避难人民暗中串通镇江知识界和广大百姓，密谋暴动。接着，他们首先派遣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作为内应。七月二十日夜半，镇江城中军陈良策，与居民潜通明将毛文龙，令别村之民在城外诈称明兵已到，大声呼噪，闹得城中惊扰不堪。城内的陈良策听到城外的呼噪声后，也应声呐喊，并大声喊叫说：“汉人的大兵到了。”毛文龙的部下张元祉乘乱率先登上镇江城，陈良策与弟弟陈良汉以及苏义自内响应。在内外夹攻之下，镇江城被明兵攻陷。明军擒获后金守城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等贼党六十人，交给了毛文龙。毛文龙收兵万人，南卫震动。 汤站、险山二堡的民众也执守堡官陈九阶与李世科，叛投毛文龙，长甸守堡也自愿投归毛文龙。八月，明廷晋升毛文龙为副总兵，驻师镇江城[5]。 
毛文龙与镇江城的市民里应外合攻占镇江城以后，努尔哈赤派遣四贝勒皇太极、任都堂职的东果额驸何和里统率三千人开往镇江城，临行前努尔哈赤向他们交待说：“镇江的叛民中，杀掉首恶的人，其他的人编为户籍带来。”送走皇太极等人后，那天夜里，努尔哈赤感到很担心，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七日又增派阿敏贝勒、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率兵二千随后增援，在他们开拔前，努尔哈赤吩咐他们说：“如果敌兵不撤回，而是进攻，你们也进攻，可是不能急，要调查周围情况，准备楯车，巧妙地稳重地进攻。”结果，后金的前后两股部队五千人，血洗了镇江城，迫使三万多镇江人民渡江进入朝鲜王国境内，皇太极、阿敏所部俘虏镇江人口一万二千人带回。 八月十二日，后金将从镇江城俘获的人畜进行分配，取牛二千头赏给有官职的人。给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十五头，给阿敦阿哥(努尔哈赤的族弟)、阿巴泰阿哥(努尔哈赤第七子)各五头，给总兵官各四头，给副将各三头，给一等参将各二头，给二等及三等参将每二人各三头，给三等游击各一头。后金军在镇江还掠夺、捕获许多俘虏，给达尔汉侍卫扈尔汉一百三十名，给阿巴泰阿哥旗一百二十名，给大额驸何和里的旗八十名[5]。 
十月，明廷处治叛逆，辽东叛将佟养真、佟丰年、佟三、何国用等伏诛。他们是于七月被镇江的暴动汉民俘获而交给毛文龙的。上述四人被处死后，仍与病故叛生胡可宾传首九边。(佟)养真即逆贼(佟)养性兄，与其子(佟)丰年、侄(佟)三，在抚顺城陷时降奴，伪受游击，代守镇江，为毛文龙所缚，而(何)国用等皆为岛官。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后金再次发兵，逼令那些逃到山上的镇江人民下山耕田。三月二十二日，后金向驻在镇江方面的额克兴额增兵，抽调每牛录各一人，炮手二十人，加强额克兴额的兵力。后金当局给逃进山中的暴动汉人送去文书说：“命尔等居于山谷之汉人从速下山耕田，造舍而居。尔等人山海关，所需住舍、耕田、食粮，孰予办理之?况我大军拟于(癸)亥年(1623年)或(甲)子年(1624年)，进入山海关征伐。尔等若下山来降大英明汗，则公平给以食粮、耕田、住舍，而养育之。若不下山来降，必剿杀之。”
这封劝降信很可能没起任何作用，汉人拒绝下山。最后，率兵前往镇压的额克兴额俘获七百人解来。 镇江人民的武装暴动至此告一段落[5]。
复州城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以后，毛文龙在辽东沿海进行了一系列策反活动，在他的策动下，复州守将单荩忠重新归属明廷。后来在后金将要派大军进攻镇江城的时候，在盖州、金州二卫皆降的情况下，唯有“复州单游击聚辽人数万，尽赴长山岛”，继续坚持抗战，据滕绍箴先生考证，单荩忠率领辽东军民进入长山岛者有五万多人[5]。 
八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遣莽古尔泰贝勒和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率领后金军二千人，前往长山岛。他们先进行劝降，送给岛民的文书说：“长山岛的人，你们逮捕为首叛变的人交出来，你们逮捕交出来为首的人，(我们就)可以不杀你们众人。” 长山岛民拒绝投降，后金军经过战斗，屠杀军民二千人，俘获逃民一万多人。努尔哈赤把从海岛带来的一万俘虏，全都平均赏给都堂以下、守备以上的官员[5]。
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努尔哈赤得到情报，说是复州人民再次暴动。六月初九日，他派大贝勒代善、宰桑古台吉、多铎台吉、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二万大军，向复州出发。后金军残酷地镇压了复州人民的暴动，把男子全部杀光，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牛马抢掠一空，于六月二十八日返回辽阳[5]。 
金州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中，由于后金的将领刘爱塔归明一事败露，后金军将金、复二州的人民“诛戮殆尽”，逃难的人民甚多，明将守备张盘、程鸿鸣等派出舟船到青山咀去接应他们，使张盘得以招抚辽民男女老幼四千余人，这是一批“无尺布掩体”的人群，张盘从中“挑选丁壮”，组成三十五队兵士。 
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张盘的哨探经过侦察得知，金州城内只有后金军五百人嘹守，便在七月初三日，以岛民作向导，登岸后昼伏夜行，于三更时分到了金州城下，发炮呐喊，呼噪攻城。后金军遭到起义者的突然袭击，狼狈地从金州北门逃遁。张盘率领起义者进入金州城，得到稻谷三千石、火药五百斤、铳炮一千多件，自此驻军金州。 八月，后金夺回金州，张盘退守旅顺[5]。
毛文龙的抗金斗争毛文龙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取得收复镇江的重大胜利后，虽然使辽南四卫的抗击后金的斗争形成了崭新的局面，给了后金军以重大打击，但他所掌握的军队兵力单薄，无力长期拒守，在阿敏、莽古尔泰所统率的后金军的跟踪打击下，被迫退居皮岛[5]。
皮岛(朝鲜称其为椴岛)是一个南北长约八十里的荒岛，北距黄海岸约有八十里。皮岛原名平岛，毛文龙将其改为皮岛。《边事小记》说：“(皮岛)其名曰平岛。(毛文)龙以毛非皮不附，改而为皮岛。” 毛文龙的意思是要在皮岛牢牢地站稳脚跟，犹如毛附着于皮之上。毛文龙占领皮岛后，明廷于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在皮岛设东江镇。毛文龙作为明朝的副总兵驻守于此，主持抗金大计，他后来被提升为都督。
设于皮岛的东江镇管辖旅顺口以东沿海的大大小小多个岛屿，毛文龙利用这些岛屿与辽南四卫声息相通，吸引了大批的汉族仁人志士逃来岛上。毛文龙或者把这些人编人军队，或者令其务农经商。经过他的几年的经营，东江镇终于变成威胁后金统治的一把锐利的尖刀。毛文龙借助东江镇作根据地，一方面不断地策动和支持辽南四卫的汉民的武装起义，一方面派出军队扰乱后金的后方，先是攻击辽东南部沿海的地域，后来又向后金东部的腹地进军。天启二年(1622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镇东堡、汤站、凤凰城、汤山、险山；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长甸、金州、昌城、凉马佃、白羊口、会安堡；天启四年(1624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高岭、沙松牌、孤山；天启五年(1625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耀州、叶克书堡、永宁堡；天启六年(1626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和深入到威宁营、海州、会安堡、鞍山驿、萨尔浒等地。 
毛文龙以东江镇的毛家军对后金军频频发动袭击，造成了后金国的动荡不宁，牵制了后金军队向西的对明进军和南下攻占辽东半岛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孙承宗、袁崇焕经营辽西的抗金活动。努尔哈赤一时之间无法扑灭毛文龙反击后金的活动，便通过李永芳想方设法收买毛文龙，史料记载：毛文龙“又接李永芳手札，以文龙族属在辽者俱加优待，诱龙同叛，中分土地”。 努尔哈赤还向毛文龙许愿，如果他能够归降，他将位在“佟驸马(佟养性)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 即他将居于汉宫之最高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努尔哈赤恨死了毛文龙，后来当袁崇焕要求和谈时，他要求袁崇焕提着毛文龙的头来见。 努尔哈赤这时候才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文龙对支持辽民的反金武装暴动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在当时抗金的辽民盼望明兵的支持甚至达到“望兵至不啻眼穿” 的情况下，毛文龙的越海支援，确实给了辽民以武力上的、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援，使辽民的反抗后金的武装暴动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但是毛文龙绝不是一个优秀的抗金将领，他有大功，但也有大过[5]。
十三山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后金军渡过辽河进攻广宁，辽河以西的人民纷纷逃人深山之中，躲避后金军的抢掠烧杀。努尔哈赤在辽西得手之后，决定迁移锦州人民到辽河以东的辽阳，迁移义州的人民到辽河以东的盖州、威宁营。锦州和义州的人民不愿迁徙，又有一些人逃奔深山之中。这样，先后逃到十三山山城(锦县城东)的有四万余人，逃到前寺山的万余人，逃到查角山的有四万余人，此外还有人聚集在义州城南的戚家堡，锦州城南的双堡、十官屯等地。以上这些人拒不归降后金，他们在总领导人大侠杨三的指导下，拼死抵抗后金军的进攻。李永芳率后金军前来进攻，先后杀害起义者五六百人，但仍无法清剿起义者。后来起义者内部发生纷争，混入暴动者队伍中的毕麻子火并了起义军。九月十六日，十三山起义被后金军扑灭，只有二人逃人关内[5]。 
王在晋记载了十三山暴动者一件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 暴动者宁可扼杀自己的婴儿，也绝不“剃发”投降后金，这充分显示出辽西汉族人民的崇高民族气节，他们将在中国历史上永放光芒。
辽东地区汉民反抗后金暴政的武装暴动，先是由于经抚不和，得不到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武装支援；后来由于新经略王在晋、高第实行消极防御的龟缩政策，得不到王在晋和高第的武装支持；有作为的辽东经略孙承宗在十三山坚持苦斗时，又因朝廷掣肘不能伸出援助之手。总之，明廷的辽东大员没有一个人给辽东汉民的武装暴动以切实支持，除了王化贞派出的由毛文龙率领的二百二十名乌合之众外，暴动的辽东汉民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苦斗，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5]。
对外战争
萨尔浒之战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经过认真准备，以“七大恨”告天誓师，率步骑2万(一说4万)征明。后金军兵分两路，直趋辽东的咽喉要地抚顺(今辽宁抚顺市北)，采取智取和强攻相结合的战法，袭取该城，揭开了辽东战争的序幕。辽东巡抚李维翰急命总兵张承荫率军1万反击。努尔哈赤分兵三路迎战，全歼明军，获马9000匹，甲7000副，人畜30万，兵器装备甚众，并攻占500余所屯堡，后毁抚顺城而还抚顺之战。努尔哈赤初战告捷，更增强了取明而代之的信心。五月，后金军再次征明，相继攻克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均在今辽宁铁岭东南)等11个屯堡。七月，继入鸦鹘关，袭破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市东北)。努尔哈赤欲乘胜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侧翼受到叶赫部的威胁，且侦知明廷将派大军增援辽东，遂于九月主动撤退。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征叶赫部，捣毁大小城堡20余处，基本消除了叶赫部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明军[6-7]。 
辽东失城丧将，明廷朝野震惊。辽东是京师屏障，辽东失则京师危。二月，明朝政府为安定辽东，决定大规模发动进攻。他们调集关内明军8.8万余人，叶赫军一部和朝鲜军1.3万余人，计11万余人，号称47万，由辽东经略杨镐及总兵杜松、马林、刘綖、李如柏率领；兵分4路，自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向赫图阿拉(兴京，今辽宁新宾西)推进，企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后金政权。努尔哈赤临危不乱，准确判断明军东、南、北三路为策应，西路为主力，遂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经5天激战，明军东、西、北三路全军覆没，唯南路军逃回。损失杜松、刘綖以下将领310余人，士卒45870余人，马、骡、驼28600余匹，以及大量武器装备。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后金大胜而告终。此役是明朝与后金力量消长的关键一战，在明清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此，明朝控制女真的政策彻底破产，在关外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后金力量猛增，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6]。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一时无力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分别退守城池。努尔哈赤却乘胜攻陷开原，占据铁岭，吞并叶赫。七月，明廷命熊廷弼代杨镐为辽东经略。熊廷弼面对辽东的残破局面，力排朝中“进剿”之议，坚持主张“坚守渐逼之策”，实施积极的战略防御：在叆阳、清河(今辽宁抚顺东南)、抚顺、柴河(今辽宁铁岭东)、三岔儿(今辽宁抚顺市北)、镇江(今辽宁丹东东北)各重要关口，布置重兵，构筑工事，形成灵活机动的防御体系。企图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遇大敌互相应援，不时出击搔扰敌人，伺机进行反攻。正当辽东形势趋于好转之时，明廷发生重大变故，神宗朱翊钧及新即位的光宗朱常洛在不足两月的时间里相继死去，熹宗朱由检即位；时三案(梃击、红丸、移宫)构争，党祸益炽。性情刚直的熊廷弼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以莫须有罪名被迫解职，由袁应泰代为辽东经略。将才粗疏的袁应泰一改熊廷弼积极防御政策，力主积极进攻，使得辽东军心涣散，边防紊乱。努尔哈赤抓住战机，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相继攻陷辽(辽阳)沈(沈阳)，袁应泰自焚而死。辽东地区明军纷纷投降，大小70余城尽入后金之手，努尔哈赤遂迁都辽阳。辽沈失守，京师大震，明廷命熊廷弼再任辽东经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以期扭转战局。 熊廷弼力主“三方布置策”：集中辽东步兵扼守广宁(今辽宁北镇)，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牵制其主力行动；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水师主力，随时准备由水路进击辽阳附近地区；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建立船舰基地，集中部分水陆两栖部队，适时袭扰后金的腹心地区。等待时机，大举反击。而王化贞则违背军事常识，主张将辽东主力呈一字阵摆开，分兵扼守辽河。“经抚不和”与朝内党争搅在一起，使得防御上集中与分散的分歧进而演变为防御与进攻的分歧。王化贞在其朝内党羽的支持下，取得了辽东战场的实际指挥权，并部署诸将，准备渡河进战。正当经抚矛盾日趋激烈之时，努尔哈赤趁机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发兵攻占广宁，明朝总兵刘渠、祁秉忠等全军覆没。熊廷弼、王化贞带领辽东军民逃入山海关，关外几无遗土。三月，明廷改命王在晋为辽东经略，袁崇焕为兵备佥事，指挥辽东战局。但王、袁战略方针相左，不久即由兵部尚书孙承宗接替王在晋为辽东经略[7]。
孙承宗兼取袁崇焕等人的意见，一面派袁崇焕固守宁远，一面派水师驻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南菊花岛)，以便水陆配合，屏蔽山海关。同时出兵收复锦州、松山(今辽宁锦县南)、大凌河(今锦县东)、小凌河(今锦县东南)、杏山(今锦县西南)、右屯(今锦县东)诸要地，作为宁远外围据点，将明军防线向前推进200多里，辽东战局初步稳定下来。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因朝内党争所致，孙承宗被迫辞职回家，由不谙军事的兵部尚书高第接任辽东经略。高第一反孙承宗所为，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等地守具、驻军，退守山海关。宁前道袁崇焕以死相争，才得以孤守宁远。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侦悉明军经略易人，大军撤入关内，急率13万大军直扑宁远孤城。袁崇焕及总兵祖大寿满桂率军民凭城固守，激战3日，终于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终。这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对于改变辽东战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崇焕率军乘胜反击，收复了高第放弃的地区，重新筑起了巩固的宁锦防线[7]。 
宁远之战努尔哈赤退回沈阳后，于八月悒悒而死，其子皇太极继为后金大汗。皇太极鉴于朝鲜多次出兵援明，遂于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发兵五六万往征朝鲜，迫其订立“江都和约”，在明与后金之间严守中立。五月，皇太极自朝鲜回师以后，深感明军宁锦防线日益坚固，如再延误战机，进军辽西将更为困难，遂冒暑对明发动进攻，以一部兵力攻宁远，亲率主力攻锦州。皇太极攻锦受挫，移师宁远。袁崇焕督师固守，后金军伤亡甚大。宁、锦军民乘胜出击，后金兵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明军宁锦大捷，再次沉重打击了后金，使辽东战局趋于稳定，迫使皇太极不得不在战略上作重大调整[7]。 
皇太极两次兵败宁远，深感明军宁锦防线难于突破。随即根据剪枝弱干的原则，在与明朝进行“和谈”的幌子掩护下，征服朝鲜、蒙古，切断明朝左右两臂，解除后顾之忧。进而避开袁崇焕营造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入边，深入明朝腹地，进行破坏性作战，削弱明朝实力[7]。
松山之战自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至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八九月间，清军先后数次深入京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劫夺人畜数十万，金银数百万两，极大地削弱了明朝实力。时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已发展至川、陕、豫地区，使得明朝两面作战，疲惫不堪。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皇太极感到剪枝弱干的目的已经达到，与明军主力进行决战的条件业已成熟，决计采取“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的战略，夺取锦州，打通辽西通道，为入主中原扫清道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遣兵包围锦州。明廷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统13万大军往援。双方经过两年的较量，松山、锦州之战终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终松锦之战。皇太极乘胜攻占塔山(今辽宁锦西东北)、杏山(今辽宁锦州南)。明军辽东精锐损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崩溃。清朝入主中原已成必然之势[7]。影响长达20余年的明与后金(清)辽东战争，终以明朝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明朝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战争频仍，国力衰竭。而军事上缺乏统一战略方针，兵力分散，消极防御，以及自毁长城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后金(清)则在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的统领下，战略对头，战术灵活多变。尤其在明军宁锦防线难于突破时，不死拚硬攻，而采取断其两臂以解后顾之忧，然后绕道蒙古入边，深入明朝腹地进行破坏的战略，当时机成熟时，决战致胜[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