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夏梅说
作品原文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极热之侯。冬春冰雪，繁花粲粲，雅俗争赴，此其极热时也。三、四、五月，累累其实，和风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实俱往，时维朱夏（1），叶干相守，与烈日争，而梅之冷极矣。故夫看梅与咏梅者，未有于无花之时者也。
张谓《官舍早梅》诗所咏者，花之终，实之始也。咏梅而及于实，斯已难矣，况叶乎？梅至于叶，而过时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都，在告（2），有夏梅诗，始及于叶。何者？舍叶无所谓夏梅也。予为梅感此谊，属同志者和焉，而为图卷以赠之。
夫世固有处极冷之时之地，而名实之权在焉。巧者乘间赴之，有名实之得，而又无赴热之讥，此趋梅于冬春冰雪者之人也，乃真附热者也。苟真为热之所在，虽与地之极冷，而有所必辩焉。此咏夏梅也。[1]​
注释译文
作品注释（1）朱夏：《尔雅·释天》：“夏为朱明。”故称夏季为“朱夏”。
（2）“廷尉董崇相”二名：董崇相，即董应举，福建人，时任南京大理寺丞，故沿古称谓这廷尉。廷尉，汉代为九卿之一，掌刑狱。南都，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南京为南都。在告，古代官员在家休假。[1]​作品译文梅花冬天开放，是人们容易知道的事情，然而它也有被人们关注的时候。冬春之际，冰雪之中，梅花开得繁多而又灿烂鲜明，雅人俗人纷纷抢着去欣赏，这就是它非常热闹的时候了。三、四、五月时，梅子结实繁多而串联，和风吹，甘霖降，这时候的(l来赏梅的人）开始始冷清了。当花朵凋零，梅子熟谢时，时间已经进入了炎炎的夏日，只剩树叶与树干相依相守，和烈日相互对抗，而这时（来赏梅）的真是非常冷清了。所以一般人欣赏梅，歌咏梅，从来没有在它不开花的时候。
唐代诗人张谓的诗《官舍早梅》里头所歌咏的梅，是花快要凋谢，而梅子才刚要生出来的时候。歌咏梅而能涉及到梅子，已经是很难了，何况是梅叶呢！梅树到了叶子茂盛时，已经过了开花期很久了。
董崇相廷尉，在南京当官，目前正在休假，他写了夏梅诗，才开始在诗歌里涉及到叶子。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梅叶，那也就不称其为夏梅了。我替梅感念这份情谊，就吩咐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写诗唱和，并画一幅图画来送给他。 
这世间本来就有处在非常受冷落的时间和地位，名利大权却握在手里的人。奸巧的人会利用机会去亲近他们，既能够得到实际的名利，又不会有趋炎附势的讥讽；这些奸巧的人就像是在冬春之际，冰雪之中跑去欣赏梅花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趋炎附势的人，假如真是“热”（权势）所在的地方，即便他目前是处在非常冷的时间和地位，也一定要分辨清楚，这就是我歌咏夏梅的真正意思哪！[2]​
作品赏析
钟惺的《夏梅说》是竟陵派诗文作品中一篇新奇隽永之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竟陵派“幽深孤峭”的风格，这是一篇谈梅论世、托物寓意的叙议小品。“说”，古代文体之一。汉代以后以“说”命名的篇章论著，一般表示说明或申说事理的意思，往往带有某些杂感的性质，或写一时感触，或记一得之见，题目可大可小，行文比较自由方便。《夏梅说》是一部带有杂感性质的小品文。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以“说”命题的文章，韩愈的《马说》是以马取喻，苏轼的《日喻说》是以人取喻，周敦颐的《爱莲说》是以莲取喻，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因事而发，揭示说明问题。而该文则既非以物喻人，也非以事喻理，而是从赏梅者欣赏心理的角度之不同而生发开去，以赏物的常见现象来揭示社会上层人物中的世态炎凉、趋炎附势之风。[3]
夏梅——指夏天的梅树。夏梅既无花又无果，只有枝叶，表面上没有什么可观赏的价值。作者因友人写了夏梅诗，而产生感触，画了夏梅图，并写了这篇《夏梅说》。它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冷暖。[3]作者以他对社会的观察，人情的体味和对世事的敏感，抓住了问题的另一面，并且以深沉的构思、独特的表达写出了这篇启人深思的小品文。此文的结构并不复杂，只分了三个层次，然而每一层次都蕴涵着一条哲理，从不同的角度透视了人间的一种丑陋现象——趋炎附势。[4]
一、对立与统一。文章抓住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写出作者独到的感受，梅的被冷落容易了解。紧接着笔锋一转，又写它也有特别热门的季节。这样文章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对比感，使读者跳到冷与热两点论的圈子中。接下来写梅由热到冷的三阶段，“繁花粲粲”的极热时；“累累其实”的“梅始冷矣”；“叶干相守”的“梅之冷极矣”。这一叙述，既讲了“冷”与“热”的两点论，又讲了“极则反”的变化论。正如《周易》中所说“物不可以终止”，“物不可以终动”，“物不可以终难”，“物不可以终通”，“穷则变”“极则反”“穷上反下”。这正是现代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冷”与“热”是相对的，没有冷就无所谓热，没有热也就无所谓冷。两者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但是它们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在达到一定极限时就要向其反面转化。因此，作者是在暗示人事上的变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位的时候是热，退下来就会变冷。梅花的遭际便是这样，当它繁花盛开的时候，文人雅士，世俗平民都争相观赏，咏赞，可是到了花谢果落，只剩下叶干相守的时候，就没有人来光顾了。于是作者得出结论，看梅和咏梅的人们，没有一个是在不开花的时候去的。这就是作者从正面角度所给予读者的一句含义明确的忠告。
二、个别与一般。文章的第二层既是点题、解题，又是第一层的延伸。作者从张谓的《官舍早梅》谈到董崇相的夏梅诗。张谓的诗写的是梅花已凋谢，梅子刚结成的时候。因此作者认为在许许多多咏梅的佳作绝唱中，像张谓这样提到果实的是很少见的。而能提到叶子就更没有，董崇相是头一个，作者对此充满感谢之情。为了酬谢董崇相对梅花的这份情谊——在梅受到极冷落的时候来光顾它，托付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写了诗，画了夏梅图相赠。
这里就蓄含了一个一般与个别的道理，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花界的一般与特殊。自然界之美在于花，鲜花盛开、蝶舞蜂飞、生机盎然，使人产生一种热爱生活、向往自然的思想感情。在自然界，绝大多数植物都是春华秋实，这是它们的普遍性，虽然也有秋季开花的，也比不得梅花特殊。在严寒的冬春之际，冰天雪地，寒风袭人，百花销匿，独有梅花盛开。它那怒放的花儿，给人以欣欣向荣一片生机之感，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正是它的这一特殊性，使得它在极冷之时反倒极热。而夏天，繁花盛开争奇斗艳，梅花却只是干叶相守，这又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一特殊性又使得它在极热的环境下，受到极其冷落的待遇。
另一方面是人界的普遍于特殊。人们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五彩缤纷的自然界由于它的廉价和自由，就成为了人们消闲散闷的场所。同时，由于植物开花有一种外在的美，也就成了人们观赏的对象。特别是在万籁惧寂的环境下，人们看到斗雪傲霜的干枝梅，又多了一份激情，从而争相趋之。这是人之常情，因而成了人界的一种普遍性。这样，赏梅咏梅在冬春之际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但就有人要显得与众不同，即如文中提到的张谓、董崇相，便要在无花之时咏梅赞梅，这就是人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代表了事物的另一方面，这正是作者要大加赞赏的一面。因此，他真挚地要替“梅”感谢董崇相的这份情义。这一层作者既解释了之所以要写这篇《夏梅说》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对那种淡薄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看人眉睫、趋炎附势的正人君子，表示了由衷的赞誉。从另一个角度给了读者一句善意的劝告。
三、现象与本质。文章的第三层由叙述转入了议论。中心意思是：有的人虽然处于被冷落的环境，但仍然握有实权，那些善于钻营的人，看准了时机，趋而附之，既能攫取名利，又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这是因为他善于制造假象，而把本质掩盖起来。表面上“趋梅”，实质上是“附热”；表象上是“趋同”，实质上是“附势”；表面上是“趋时”，实际上是怀有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此等等。对于那些善于蒙人的假象，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加以认真地辨别，作者最后又给读者一句由衷的劝告。[4]
就艺术特色而言，这是一篇刻意求新的小品文。这种“新”主要体现在：
选材角度新。古往今来，咏梅诗人和咏梅作品不计其数，但这些作品中，咏梅花者有很多，咏梅叶者却十分少见。这些咏梅花的诗文，都是以梅花为题材的。而咏吟花谢实落的夏梅的人，更是只有钟惺，他通过描写夏梅来揭示封建社会中的世态炎凉和趋炎附势者。夏梅无花无果，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作者却抓住了这一平常事物，将其写入文章加以赞颂，这是该文的一新。
立意角度新。一般借物抒情的文章，大多离不开以物喻人这一故技。而《夏梅说》着眼点不在咏梅上，即不是直接地以梅喻人，而是以人对梅的态度、欣赏者的审美心理来喻人对人的态度，将人之赏物的特点移及对人。作者避开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现象，超凡脱俗，而发掘出了富有深刻意义的主题，托物言志，讽刺世态炎凉，揭露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恶嘴脸，寓意十分深刻，这就不是一般的借物抒情了，这是该文的二新。
结构形式新。文章题为“夏梅”，而全篇却没有只咏“夏梅”，舍弃“冬梅”、“春梅”，而是由冬至春，再由春至夏，娓娓道来，写梅树的冷热变化，层次分明，前后照应，有条不紊，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作者的立意之中，同时又为后面分析人对不同时令梅的态度对比张本。从时令气候的冷热，谈到赏梅咏梅的冷热，再谈到人情世态的冷热，从而批判社会上常见的坏风气。这就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使人们对趋炎附势之徒痛恨不已。这样的结构形式，表面上显得芜杂，实际上却很俊俏，此又一新。这“三新”可视为“幽深孤峭”的风格。[5-6]
这篇文章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视觉、犀利的笔锋和“超前意识”。作者抓住当时社会上既普通又普遍的现象，以赏梅的不同时段，不同心态作比喻，运用极富哲理的语言，批判的态度，揭露了一些人追名逐利的丑行。四百年前写的文章，所指斥的斑斑劣迹，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可以找到它们的“寄生主”。[4]
作者简介
钟惺（1574—1624），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字伯敬，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进士，官做到福建提学佥事。他与谭元春同为竟陵派（明代后期与公安派并称的文学流派）的创始者，文学主张基本上与公安派相同，提倡抒写性灵的作品，同时又企图以幽深峭拔的风格来矫正公安派的浮浅之弊，在反对当时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过度追求形式，因而使作品流于冷僻苦涩。著有《隐秀轩文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