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崇明寺
崇明寺 - 崇明寺访古
修武县五里源乡五里源村的崇明寺，自古以来即为本县名刹，不惟其建寺之早，始建于北齐年间；地位之高，为北齐时高僧稠禅师所首创，与山阳城的藏梅寺同为百家岩寺的下院；更因其风景之美，道光《修武县志》载其“颇具花木竹柏之胜”，天下名泉马坊泉由北南流环绕寺侧，其所在的五里源一带为古代名水吴泽陂的核心区域，这里稻塍相连，水竹明秀，号为“豫北小江南”，历代文人雅士到此后无不流连忘返，多有诗文碑刻以记其游其情。但惜其堙没已久，六十年代即已被乡医生院所取代，以致于家住寺东南不足300米，幼时常到这里玩耍的我竟不知此处为一古代寺庙。只是这些年因工作关系，才知崇明寺的所在。五一期间，回老家时顺便重访崇明寺，所见所闻不仅印证了旧志的记载，而且竟有意外发现。 
崇明寺的历史与今天
道光《修武县志·金石志》记载有两通关于崇明石的古碑，一通为至正十年（1350年）元代礼部郎中张琬撰的《五里源崇明寺碑》（以下简称张琬碑），一通为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代礼部侍郎何瑭撰的《重修五里源崇明寺碑》（以下简称何瑭碑），张琬碑云“兹寺，大禅师稠公之所创”，何瑭碑云“屯西南有崇明寺，盖禅师稠公之所建也”，两碑都认为此寺的创建者为稠禅师。稠禅师，稠禅师（510～585），名慧，北朝魏齐间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人。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佛门著名武僧和少林寺二祖。北齐天宝七年（557年），稠禅师奉文宣帝旨意，在太行山一带沿山建寺二十多所，在天门山腰首建大护国仁王寺，即今天的百家岩寺。又据张琬碑，其篆额有“百岩崇明寺碑，大护国仁王寺下院”，则知五里源崇明寺为百家岩寺的下院，其建寺年代也当在北齐天宝年间。据此推算，崇明寺已有1450多年的历史。 
崇明寺建成后，因其位于县城和百家岩正中，且是县城去百家岩的必经之处，因此无论善男信女还是文人骚客，慕名前往百家岩的，无不先到崇明寺或先礼佛，或作小憩，又因这里风景绝佳，由此崇明寺之名大噪，遂成一处名刹兼名胜。张琬碑称其“负太行而揖嵩少，东连乎苏门、百泉之幽胜，西接乎济水、盘谷之清雅，风气淳淑，民物繁伙，加以水竹之明秀，村落之旁午，稻塍蔬圃，鸡犬相闻，故高人胜士联鏕并驾，游咏不乏，盛境振名于怀卫”，赞其为“实中土之杰区，空门之福地”，而何瑭碑则记其“北负太行，东连百泉，西去海蟾宫里许，宫之前有泉涌出，下流寺侧，盖宁城之胜地也”。 
崇明寺代有修葺，有明确记载的有：至正年间，住持僧因资、因全重修。因资俗姓霍氏，河内人，出家于河内天圣院；因全，俗姓师氏，清华人，为因资师弟，因资圆寂后继任本寺住持。此次重修，由当时的翰林文字同知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议大夫礼部郎中张琬为之作记。明代成化年间，僧官祥俊及其弟子妙淳、妙庆重修，由当时的河南按察使杨徽为之作记；嘉靖二年（1523年），由当地耆老杭鉴及其子杭彪州捐银一百两及当地信士共同资助，本寺住持广坚、清应等主持重修，历时两年半，于嘉靖四年十月完工，重建雷音殿五间、伽蓝殿三间、东西方丈六间。此次重修，由当时的礼部右侍郎何瑭为之作记。另据道光《修武县志·寺观附》记载，百家岩寺曾一度倾废，其僧众皆居于五里源之崇明寺，由此可见当时崇明寺规模之盛。但至道光年间，虽然该寺颇具“花木竹柏之胜”，但已墙垣颓败，寺僧寥落无存。其后有无重修，不得而知。2001年，五里源村有心之士根据当地老年人的回忆，绘制了民国时期的崇明寺示意图，阅图可知，当年的崇明寺有山门一间，东西廊庑各五间，中佛殿三间，大佛殿五间，中佛殿东南有钟楼一座，大佛殿东侧有观音殿一间，观音殿还有地下室，另有东西配殿各五间，最后为僧房十一间。当地百姓传说，庙中大殿梁上虽然长年无人打扫，却从无积尘，也无本寺一奇。 
据现在主持募修的五里源信徒郝小具说，此寺在日伪时期被彻底拆除，用于修建本村炮楼和碉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五里源公社在原崇明寺的废址上兴建了公社卫生院，原来寺院的碑刻也散落各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当地善男信女开始筹划重建崇明寺。九十年代后期，信众集资购买了乡卫生院后院作为安神之所，原碑刻文物也逐渐被找回，其中就有著名的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和北宋鲁迁之诗碣。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来历
据道光《修武县志·金石志》，五里源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为唐代碑刻，但既未录幢文，又无注明雕刻时间。在郝小具的指认下，我一一找到了幢首、幢身、幢座进行辨认。幢首高约60公分，直径约80公分，周围雕有佛教人物，线条流畅，造型精美。幢身为八面柱形，每面宽约30公分，幢身高约1.4米，直径约80公分。八面皆镌文字，分经序和经文两个部分。幢座为正方形，边长约1.2米，高约20公分，中有八面微槽，与幢身正好吻合。在幢身上的文字中，我未能找到雕刻时间，但有五里源信士撰写的材料记载此幢造于唐代武则天时代的垂拱三年（687年），只是不知其本，不敢妄下定论。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只有唐代才有，且县志有载，此幢为唐时之物当确信无疑。 
经幢正文分两个部分，其经序记述的是唐仪凤元年（676年），印度婆罗门僧人佛陀波利得遇文殊菩萨点化，西渡取经。历经艰辛，费时六载，终于永淳二年（682年）从印度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带回西京，并译成中文，此后此经迅速流布民间。关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的由来，是释迦牟尼为解救善住天子即将面临短命寿终，受畜身、地狱等苦难而说的。某日夜晚，善住天子在享受和诸天游园等种种欢娱之后，忽然听到他即将遭受许多苦难的预告，包括他即将在七天之后寿尽命终，死后的境遇极为凄惨：先是受七返畜生身和地狱之苦，其后虽然得以脱离地狱，生为人身，不过，却是生在贫贱之家，而且一出生就是无眼的残疾之身。善住天子听了，大为惊怖，于是向天帝释求救。然而，天帝释并无解救之法，乃转而求助于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应帝释之请求，便教以解救之道，即是“佛顶尊胜陀罗尼”。天帝释将此陀罗尼及其受持之法，传授善住天子。善住天子依法受持此陀罗尼六日六夜，不仅逃过死难，还得以远离一切恶道之苦，住菩提道，并获延年增寿。又据刘淑芬所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尊胜经幢的建立》一文，此经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兼济生灵与亡者，尤其特别强调“尊胜陀罗尼”的破地狱功能。从此经中释迦牟尼说“尊胜陀罗尼”的两个别称，便可知晓。此经又名为《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和《吉祥能净一切恶道》，可知此陀罗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净除一切恶道——包括地狱、畜牲和饿鬼。而在唐代，地狱观念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镌刻此经的经幢其功能就是灭罪度亡、破地狱门，兼及祛病延寿、禳灾祈福，乃至镇护土地、保境安民等，唐人因信仰、尊奉此经而广植经幢。佛教特有石柱建筑经幢即是由此而来。 
无论就佛教史、社会史或艺术史研究而言，经幢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以佛教史来说，迄今的研究大都从众多经典的翻译，来看佛教的发展；至于汉译经典真正流传的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则难以追查。在这方面，经幢提供了一部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从汉译过程到其流传——包括在地域上的广度，以及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很完整的流布个案。此外，集佛教资料大成的《大藏经》和史籍中，绝大多数是偏重居住在城市里上层阶级的僧人和俗人的记载，而罕见关于平民和乡村佛教的资料；由于建立尊胜经幢者涵括了贵族、官僚和平民百姓，它同时流行于城市和乡村，所以经幢上的题记，可以补充《大藏经》和史籍中对于乡村和平民方面记载的不足。以社会史而言，经幢是研究社会心态史一种绝好的资料。在数以千计被译成汉文的经典中，仅有少数经典为多数信徒所敬信而广为流传，而某一部经典之所以广为人们崇奉，除了经典本身的内容外，也必有某些和其时社会相呼应的成分。特别是从五代以后，当时人建立经幢的目的已经和唐代有若干质方面的变化，正是观察社会思潮流变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惟如此，我曾咨询过修武县博物馆馆长杨天亮先生，他说，如果此幢确系唐代之物，那么此幢就是现在发现的本县最早石刻。即便在碑刻如林的百家岩，也大多为明清碑刻，宋代石刻已经非常少见，更遑谈唐代石刻了，著名的杜鸿渐《重修百家岩寺碑》早在清代就已无存，其碑文也只能见于史料。因此，五里源崇明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修武县境内惟一保存完好的唐代石刻，其文物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崇明寺 - 鲁千之诗碣及历代文人吟咏
道光《修武县志·金石志》载录崇明寺前有宋人鲁千之诗碣，上面除鲁千之的题诗外，还记有刘师忠题名诗。我在崇明寺所见的鲁千之诗碣，长约60公分，高约50公分，厚约20公分，已断为两截，疑是近来有人在移动时不小心新断的，但上面所刻不仅有鲁诗和刘诗，还有署名为“状元李士祥”的题名诗。诗碣全部内容如下： 
心情稍宽难如旧，胜迹依然日日新。鹤怨猿惊嗟往事，再来山色似迎人。元符戊寅春崇明寺鲁千之。延昌寺僧赐紫僧道准立石。当年匹马度荒村，青眼相逢是此君。重到故乡归兴动，一竿风月以何人。宣和辛丑初春京畿提型刘师忠题。珎重东平入凤城，锦笺双羽蹙南征。马蹄不惧拦关雪，一驾须骑万里逞。状元李士祥。 
鲁千之，北宋时诗人，文献中存诗仅此一首。元符为宋哲宗年号，元符戊寅即元符元年（1098年）。虽然立石落款不是本地之人，为陕西铜川延昌寺的赐紫僧（赐紫即朝廷对得道或有德高僧的一种嘉奖恩宠）道准，但又有“崇明寺鲁千之”之名，因此为鲁千之特地来游此寺而作。道准或是陪同，或是此寺的挂单僧人，或是受派而来的本寺的住持，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另百家岩的崇宁四年（1105年）《百家岩寺僧智深经幢铭》有智深弟子道英之名，年代、名号与道准相近，两人应是同时代同辈分的僧人。此碣为草书，笔力遒劲，且最后题名“鲁”字之下“千之”二字相连缀，如花押状，颇能令人临摹玩赏。 
刘诗忠的落款时间为宣和辛丑初春，宣和为宋徽宗年号，宣和辛丑即宣和三年（1121年），晚于鲁诗16年。刘师忠的官职为京畿提刑，提刑即提点刑狱公事，设于各路，主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兼管农桑，其官署称“宪司”。除各路外，北宋在京畿地区设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掌京畿地区县镇刑狱、治安、场务（考场）、河渠。仔细体味该诗，据其“重到故乡归兴动”之句，刘师忠或为五里源一带或本县之人，但史志不载，只能存疑。此诗也有风致，但惜书法一般。 
从鲁诗和刘诗来看，可知五里源崇明寺在宋时已是一地名胜。另外，宋代石刻除二人诗碣外，旧志还记有《崇明寺大佛殿功德记》，但又云当时已经佚失，只有钱大昕的《天一阁碑目》记载，此碑为元符庚辰（即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李潜撰书。 
最后一诗，虽然署名为状元李士祥，但既无时间也无籍贯，上网收搜一无所获，实为憾事。又据其“马蹄不惧拦关雪，一驾须骑万里逞”，倒很符合状元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心态。此诗县志不载，则推测李士祥为道光之后的清末之人。此为我此次重访崇明寺的意外收获。 
鲁诗石刻几乎占去石碣一半，刘诗和李诗合占一半，后二诗皆为楷书，字体也明显小于鲁诗。 
此外，道光《修武县志》载有明末本县人王宾王的《读书崇明寺》，其诗云：“梵宫绿荫围，境静客来稀。怪石侵枯树，春禽噪夕晖。开窗趣翠入，卷幔放云飞。到寺才三日，翛然与世违。”王宾王，字太之，号句湖，生性孝友敦睦，购书万卷，著有《浮园集》、《句湖集》、《水明楼集》等诗文集，旧志另存有其所撰的民间故事《异鸟记》，中崇祯己卯科（1639年）副榜，为本县名士。 
总之，修武县崇明寺虽堙没已久，但其在历史上的“中州杰区、空门福地”的地位昭然史志，最珍贵的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和宋代诗碣基本保存完好，另有多处明清碑刻和造型独特的莲花盆香炉，且其西临通往云台山的云台大道，北接马坊泉和海蟾宫，东北邻李固浊鹿城和古汉山汉献帝禅陵，而其本身风景幽致，足以与以上诸名胜古迹连成一体，成为云台旅游线路的重要一处人文景观。虽然目前囿于资金尚未开发，但随着焦作市和修武县对人文旅游重视力度的加大，崇明寺所闪烁的历史之光必为世人所叹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