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泗浦
中国古代海港黄泗浦
据日本天平时代（710～794）的著名作家真人元开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和尚在前五次东渡失败后，第六次东渡从苏州黄泗浦起航，终于获得成功。苏州黄泗浦就是位于今张家港东南部塘桥镇境内的黄泗浦。隋唐时期的黄泗浦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成为鉴真东渡启航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江尾海头的古黄泗浦
晋唐时代，黄泗浦是一条南北向的直通江海的干河。它位于长江下游，紧靠出海口，亦即古代志书所称之“江尾海头”。至于它开凿于何时，名称从何而来，已很难查找到确切的史料依据。有人曾推测黄泗浦系战国时期楚国春申君黄歇所开，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据史载，楚考烈王在公元前247年，把吴地江东十二县即今苏锡常和上海一带，封赠于春申君黄歇。吴地靠江襟湖，地势低洼，水患频繁。黄歇在吴十一年，开凿河道，兴修水利，发展水运，政绩卓著，相传上海黄浦江和江阴黄田港、申港、君山等地名由来均与黄歇有关。难怪有人将黄泗浦说成是“黄歇浦”（见张静芬所著《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第16章）。若果真如此，则黄泗浦开凿距今至少已有2200多年了。
至于古黄泗浦的规模，唐代以前无记载。直至宋代始留下珍贵记录。北宋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守苏州郡，曾亲临长江之滨，“督浚白茆、福山、黄泗、浒、奚五大浦”，以改变吴地之水“艰于入海”的困局（见康熙《常熟县志》卷六《水利》）。可见在唐宋时期，黄泗浦就是一条吴中引水入海的重要河道。熙宁年间，应天府户曹参军郏亶撰长篇奏章《吴中水利书》，其中多处提到黄泗浦，说“古人治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以“东取海潮、北引江水灌田”，“黄泗浦即是吴地60条港、浦之一”。
对黄泗浦记述得较为详细的则是南宋范成大。他纂修的《吴郡志》称，北宋宣和元年（1119），官居两浙提举常平的赵霖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此役自正月二十一日役夫兴工，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竣工，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其中，疏浚的“四浦”之一便有黄泗浦。据记载，疏浚后的黄泗浦北通长江，南至湖口，“长七十里有畸，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万六千九百余工”。与同时疏浚的长江要塞江阴黄田港相比，河面阔出1丈5尺，河底阔出1丈8尺，所费人工多出1倍，而疏浚长度则是在“一江、一港、四浦”中最长的，达70余里，其余江、港、浦皆不过二三十里（见《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从以上记述可以想见，唐宋以前的黄泗浦就是直通长江、太湖的干河，担负着江南地区出江入海的重任。
那么，黄泗浦最北端的出海口又是什么样的呢？据专家考证，黄泗浦在隋唐时期就不是一个普通渡口，而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海港。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从黄泗浦启航，这是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的选择，而不是鉴真的选择。原因很简单，遣唐使团从日本渡海到达中国，就是先在黄泗浦登陆小憩，然后顺长江到扬州，再从陆路奔长安（见日本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第八章《遣唐使》）。回日本时，遣唐使团循原路返回，先顺路到扬州拜访鉴真，邀请再次东渡，然后在黄泗浦等候鉴真一行。
黄泗浦成为古代海港，有其天然的地理条件。远古以来，黄泗浦以北乃江口海域，波涛万顷。到南北朝时期，始有胡逗洲、南布洲等数块沙洲浮出江面（见《南通县志》第106页，《张家港市土地志》第58页），这些沙洲成为南岸黄泗浦海港的天然屏障。（插图1.2.2、《张家港市土地志》第58页）当时的长江主航道就在黄泗浦与这些沙洲之间。正是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造就了黄泗浦在隋唐时期逐步演变为海港的重要条件。
另外从旧志记载看，黄泗浦确实也是一个海港。《重修常昭合志》记载：“黄泗浦、奚浦并为出江大口。”（卷四《山川志》）。清康熙《常熟县志》记载：“黄泗浦在县西北，南通江阴，北入扬子江，设巡检司守其要害。”巡检司设巡检一员，弓兵一百名，还设置多座烽火墩，“亦循（宋代）建炎时遗制也”（见卷二《水》、卷十二《兵防》）。既然黄泗浦当时就是日本进出中国的口岸之一，鉴真从这里启航第六次东渡就不足为怪了。从这一点看，张家港港口文化的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年之前。
庆安镇与尊胜禅院
黄泗浦口既然作为重要海港，必然有城市或集镇作为依托。那么，这个城市或集镇又在何处呢？
从理论上讲，黄泗浦当年所依托的城市毫无疑问是苏州和常熟。这从《唐大和尚东征传》中“苏州黄泗浦”句便可明了。但郡城苏州离黄泗浦口有近百里之遥，县城常熟离开黄泗浦口也有四五十里路，均非海港直接依托之“城”。当我们翻开元代常熟《琴川志》，在“宋元诸浦示意图”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黄泗浦口醒目地标记着一个重要集镇──庆安镇。
清初史学家钱陆灿在纂修《常熟县志》卷五《市镇》时，把庆安镇列为第一条记载：“庆安镇，去县西北八十里，在南沙乡，滨江，旧名石闼市，宋元丰间改为镇，旧有石门，今废。”从旧志记载中可知，庆安镇宋代以前就是市肆兴盛、商贸云集的石闼市，到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才将“市”改为“镇”。由于集镇滨江而踞，前人为节制江海洪潮，特地在镇北建造了一座石质水闸，这就是“石闼市”地名的由来。到了明清时期，河水改道，水闸被废弃。但是庆安镇究竟建于何时，钱陆灿没有记载。
要查清庆安的创建时间，《陆氏宗谱》的记述可作为参考。谱载，东吴大将陆逊的族孙陆濯落户庆安，集镇自此而兴，时在西晋时期。到东晋时，庆安镇上有居民四五千人，发展为常熟西北巨镇，而当时常熟全县人口还不足5万人。据乘航史志工作者陆掌保考，庆安镇东接黄泗浦，西至双泾河，仅东西之间的镇区街道就长达二里多路。
另据清康熙《常熟县志》记载，就在庆安镇西市梢，有一座建于梁代大同二年（536）的古寺——尊胜禅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朝廷将尊胜禅院赐名为净居禅院（见卷十三《寺观》）。《海虞别乘》对净居禅院描述云：“寺有瑞石像，铭曰：素台月举，腾光于梵室；妙趾神行，布武于椒殿。”诗人李湛有《游净居院诗》：“入门松桂深，清气生人心；霞影迷窗绮，花光照地金。微风起层阁，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满空钟磬音”（见《吴郡志·卷三十六》）。从诗中可以略窥当年寺院的环境、建筑、规模。以后历经兵燹，到解放时寺院仅剩残基。据陆掌保对寺院残基实地测量，寺院占地55亩2分，折合约3.7万平方米。（插图1.2.4、尊胜禅院遗址）
真人元开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写道，藤原清河于公元753年农历10月15日到扬州拜访邀请鉴真，即率遣唐使团先到黄泗浦渡口等候鉴真一行，并作起航准备。鉴真和尚于10月19日从扬州启程，次日赶到黄泗浦。先上船，后因风传官府要搜查遣唐使船，又不得不于23日下船，直到11月10日才重新上船，11月16日正式启航。也就是说，日本遣唐使团在黄泗浦等候停留整整一个月，鉴真和尚在陆地驻留亦起码半个月。由此可否推测，日本遣唐使船队停泊黄泗浦后，补充给养、准备物资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商贸繁华的庆安镇；鉴真一行下船后的食宿安排和念佛诵经，最可能的下榻之处便是“满空钟磬音”的尊胜禅院了。
为了揭开鉴真东渡与庆安镇、尊胜禅院关系之谜，南京博物院和张家港博物馆于2008年12月联合对古黄泗浦遗址进行初步试掘，试掘地点就在当年尊胜禅院（当地百姓称为大寺）的旧基。共开探沟8条，总发掘面积357平方米。据南京博物院所撰《张家港市古黄泗浦遗址考古成果汇报》，这次发掘主要发现了六朝至隋唐时期的水井1口，灰沟1条，排水漕1条，路面1条，以及宋代的砖砌墙基、夯土台基、路、水沟等多处，清理出明清古墓两座，还出土了陶器、青瓷器、酱釉器、瓦当、石佛像背光以及白瓷、影青瓷、黑瓷、青花瓷等200多件标本。
考古报告在分析古黄泗浦遗址的价值时，做出四条结论：一、古黄泗浦遗址是江苏省乃至全国少见的隋唐时期的古遗址。在省内，这种遗址除扬州唐城外，其他地方比较罕见，在沿江地区更是少见。遗址为研究隋唐时期沿江地区港口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二、从试掘的成果看，发掘地点可能就是尊胜禅院遗址，因为遗址存在的时间、内涵、性质与文献记载中的尊胜禅院极为相符。三、古黄泗浦遗址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其建筑基址规格之高，出土器物制作之精美，并非普通平民所有。故黄泗浦遗址是一处难得的古建筑遗址，可以此来规划、建设遗址公园。四、文献记载鉴真和尚与遣唐使团从黄泗浦出发东渡，曾在起航地盘桓半个多月，那么出发前鉴真应在尊胜禅院驻留一段时间，并作东渡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南京博物院考古成果公之于世后，《东方早报》和《中新网》以醒目位置报道：江苏发现鉴真和尚东渡赴日前的最后居所。这一成果在历史学界、考古界受到极大关注。
底蕴丰厚的古文化遗址
实际上，黄泗浦之所以在晋唐时期就是一个重要出海港口，之所以能够成为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成功起航地，除了港口的地理位置以及所依托的庆安古镇和尊胜禅院外，还离不开黄泗浦周边地区古老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985年，距黄泗浦约1公里的鹿苑徐家湾，发现了一处古遗址。经苏州和张家港考古专家联合发掘，确认这一遗址为距今55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遗址总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发现古墓葬13座、灰坑18处、房基3座以及水井、水沟、灶台等。出土文物有280多件，其中墓葬出土文物166件，探方出土文物103件，采集文物20多件。出土文物中有锛、斧、钺、刀、凿、耘田器、石球、箭镞、纺轮等石器，有璜、玦、管、耳坠等玉器，有豆、罐、鼎、壶、杯等陶器，还有彩绘石球(石弹)、彩绘石镞各一件，并发现红烧土、兽骨、稻谷等，可谓琳琅满目，内涵丰富。
徐家湾遗址的发现，在当时产生轰动效应，很快引起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经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地质矿产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地层古生物研究室分别进行C14测定和孢粉化验分析，确定徐家湾遗址距今约55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类型。遗址还出土了14颗稻谷，引起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浓厚兴趣，他对这些稻谷进行了仔细的化验分析，鉴定其中有籼稻5颗，占35．72%；粳稻9颗，占64．28%。徐家湾遗址中这种籼粳型稻谷并存的现象，同崧泽、罗家角等遗址相似。说明早在5500多年前，这里就基本完成了从“野生稻”到“籼稻”再到“粳稻”的进化过程，是原始稻作文化重要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发祥地。
1985年11月，中国第四纪海岸线研究会与江苏省考古学会联合召开学术年会，4位学部委员和160多名专家学者专程到徐家湾遗址实地考察，并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徐家湾遗址的发现，原定的5000年前古海岸线位置需要重新划定。原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古海岸线的南岸在江阴顾山一线，顾山以北即是汪洋大海。徐家湾遗址的发现推翻了原有结论，古海岸线应从顾山向北推移10多公里，在今鹿苑、乘航、杨舍一线，亦即黄泗浦出海口周边地区。
除了徐家湾遗址，在黄泗浦周围5公里范围内还先后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历史的许庄遗址和蔡墩遗址，这两个遗址同样内涵丰富，具有重要考古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泗浦周边地区不仅有新石器时期遗址，还先后发现了极具文化内涵、富有特色的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吴文化遗址。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张家港境内先后发掘出多座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古墓葬。这些古墓葬有相当一部分就在黄泗浦附近的鹿苑、塘桥一带。在这些古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有：春秋时期的青铜蒸器，出土于黄泗浦南3公里处河阳山，这是贵族家庭蒸饭的器物，器物表面雕刻的文饰精细，所绘草原放牧图场面壮阔，动物形象逼真，类似器物迄今为止全国仅见两件；春秋时期宫廷乐器青铜勾鑃，出土于黄泗浦东南2公里处蔡舍村，勾鑃表面原有32个字，后被凿掉，留下明显痕迹，这种凿掉铭文的现象引起考古专家的注意；春秋时期的青铜矛头一对，出土于河阳山，均制作精良，文饰别致，属王公贵族使用的武器；汉代的口含玉蝉，出土于黄泗浦南5公里处港口砖瓦厂，呈翠绿色，双面雕刻，刀法娴熟，是典型的汉代玉雕“汉八刀”工艺代表作。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黄泗浦南1公里处徐家湾出土的战国时期文物角容器，竟重达9公斤，青铜质，方口，上大下小，形似靴，器表有密文图案，这一器物的发现引起考古泰斗郭沫若的重视，认为该物是战国时期宫内盛酒之物，名曰“角容器”。江苏省文物部门后来鉴定为战国时期古铜车马之“轩辕”，将其存放于南京博物院。对于“角容器”的制作年代，专家并无不同意见，但对于“角容器”的性质和用途，学术界仍在探讨之中。
从新石器时期的徐家湾遗址，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文化遗址，再到晋唐时期的黄泗浦海港文化遗址，无不证明了一个毋容置疑的史实：黄泗浦是一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港口，它作为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的起航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属古往今来当之无愧的成功福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