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印
词语解释
golden seal
1.旧时帝王或高级官员金质的印玺。图：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金印图片12.借指官职。
3.宋代称犯人脸上刺的字。
4.指公文﹑证件上的金泥印章。
词意探源
（1）指用黄金铸造的官印。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
（2）指犯人脸上刺的字。
《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张胜看张员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头垢面，衣服不整齐。”
详细解释
金质印玺旧时帝王或高级官员金质的印玺。《史记·孝武本纪》：“是时上方忧 河 决，而黄金不就，乃拜 大 （ 欒大 ）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金印。” 宋 苏辙 《观捕鱼》诗：“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 清 黄遵宪 《琉求歌》：“尚有丹书珠殿挂，空将金印紫泥封。”
官职唐 杜甫 《陪李王苏李四使君登惠义寺》诗：“谁能解金印，潇洒自安禅。” 宋 乐雷发 《乌乌歌》：“好杀贼奴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
刺字宋代称犯人脸上刺的字。
《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 张胜 看 张员外 ，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头垢面，衣服不整齐。”《水浒传》第八回：“原来 宋 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换做打金印。”
金泥印章指公文、证件上的金泥印章。 
明 唐顺之 《条陈海防经略事疏》：“臣又据总兵官 卢镗 手本……与 日本 金印勘合。”许地山 《三博士》：“她们一同看着（博士文凭）上面的文字和金印。”
汉委奴国王金印
  “汉委奴国王”金印委奴国王印,即日本福冈市东区志贺岛出土的金印。1784年（天明4年）发现，福冈藩主黑田家收藏。为边长2.3厘米的正方形，印身高2.2厘米，重108.7克。上有蛇钮，加印身计高2.3厘米。分三行刻有五个篆文“汉委奴国王”。一般读作“汉倭奴国王”。通常认为这颗金印就是《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东汉光武帝时公元57年倭之奴国王朝贡时接受的那颗印章。还有私印说和伪造说，但缺乏说服力。现为日本国宝，存于福冈市美术馆。[1]
滇国金印
综述长期以来，代表着云南古代文明之光的古滇国，在中外历史学家的眼中，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除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寥寥几百字的记载外，再也找不到可供研究的任何历史文字记载了。因此，揭开古滇国之谜，成了史学界，特别是云南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商人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金印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现身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么一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丘，竟然埋藏着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东南角的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枣核形，南北两头尖、中间宽，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最高处至地平面仅30多米，长约500米，最宽处约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为石寨山村，属晋宁县的牛恋乡。
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印证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50多年过去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石寨山先后又进行了5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以万件。伴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及科学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国神秘的面纱被揭开，石寨山已经成为云南考古事业的辉煌历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在云南的青铜时代，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存在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王国——滇国，在滇池之滨，滇人的社会、文化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战国时，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楚国派将领庄踽率军进入滇池地区，“济湘沅以南征”，到达滇池地区后，庄踽以“兵威定属楚”。正当他欲返回楚国时，秦军攻克了楚属巫，黔中之地，阻断了庄踽的归路。至此，庄踽及其部属“变服从俗，以长之”，当了滇王。庄踽带来的楚人和当地的土著民族，在滇池之滨的千里沃野上共同创造和发展了灿烂辉煌的古滇国文明。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近40年时间里，考古人虽在晋宁石寨山共进行了5次正式的考古发掘，一共清理了86座滇国古墓，出土珍贵文物5000余件（套），揭开了厚厚的历史尘封，古滇王国被淹没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露出了冰山一角。石寨山出土的数千件美轮美奂的古滇国文物，映射了古滇国发达的青铜文化，极具代表性的有滇国金印：石寨山6号墓出土。蛇钮，蛇背上有鳞片纹，蛇头向右上方。边长2.4厘米，高2厘米，重90克，篆书：“滇王之印”。据汉代玺印制度，诸侯王印无蛇钮之制，传世的四夷王侯（即外在臣王）及邑长之类亦罕见作蛇钮者，说明西汉时滇王身份特殊，和一般外臣王及内臣侯王均有区别。滇王金印的发现对确定石寨山墓地的性质、年代以及墓主的身份等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证据，其历史和科学价值之高，是任何一件滇国文物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贮贝器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青铜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石寨山青铜文化之所以名闻遐迩，与出土许多精美的贮贝器有很大关系。石寨山共出土各种贮贝器32件，较典型的如鎏金骑士贮贝器，此器高50厘米，盖径26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腰部微束，平底，底部有兽爪形三矮足，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登状，张口欲噬。器盖中央立一柱，柱上有一长方形平台，一佩剑鎏金骑马者立于其上，周围啡凭藿歉叻馀K耐贰?
铜鼓铜鼓是滇国各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是滇国青铜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物件之一，类似中原地区商周青铜文化中的钟鼎重器。石寨山型铜鼓以晋宁石寨山出土最早、最多而得名。
铜扣饰滇国铜扣饰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形状，有的正面镶嵌玛瑙、玉石及孔雀石等，有的为浮雕人物或动物图像。背面均有一矩形扣，扣饰之名即由此而来。滇国的扣饰基本为青铜制品，也有少量铜铸鎏金，总的扣饰数量在出土文物中所占比例较小，说明多限于滇国上层社会。在圆形和长方形扣饰上多饰以动物纹或动物图像，还有斗牛、舞乐、房屋、祭礼等内容，造型极其生动逼真。不规则形扣饰无固定形状，主要是根据器物表面的人物或动物的不同动态要求制作的，因此多呈不规则形。为了使扣饰的人物和动物不致松散影响整个构图的美观，特在扣饰的下端加铸横卧的一蛇或二蛇，以增强其整体感。滇国墓地出土不规则形的扣饰较多，而且多数是动物纹图案，如“虎豹噬牛”、“二虎斗牛”、“三狼噬羊”、“虎噬野猪”、“三水鸟”、“三头牛”、“立豹”、“虎头”、“螺蛳”等。
青铜文化自庄踽以后至西汉中叶是滇国的繁荣鼎盛时期，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建筑业、冶金业、纺织、制陶、珠宝玉石器加工业等社会生产各方面的技术水平均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例如建筑，石寨山出土的滇国干栏式房屋铜铸模型，其底架及上层建筑均较完整，由于铸工精细，不仅整座房屋的全貌甚至连细部结构都看得非常清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滇国建筑创造了条件。冶金，当时滇国生产的青铜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青铜文化媲美，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滇国文明在滇池区域内经历了大约300–500年的历程，滇池之滨的千里沃野孕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中的这支青铜文明奇葩。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或现在的考古手段所不能探究的因素，古滇国留给我们太多诸如滇国古城之谜。但是，随着石寨山文物的发现，使世人对石寨山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古滇国的千古历史之谜也将随着其它古滇文化遗物的不断发掘、涌现而真相大白。
随之出土的文物几乎代表了滇国时代青铜文化的精品，有贮贝器、铜编钟、带金鞘的剑、黄金珠、玛瑙、玉、车马饰和造型奇异的铜扣饰。它们价值连城，代表着一个淹没了的云南古史上第一个地方政权——古滇王国的真实存在。
美轮美奂的青铜文化，是这个古老王国的背景，它们极其精美，工艺水平极高，其风格与造型与中原文化绝无相同之处，是一个在独立的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毫不逊色的文明。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这个孤立的王国终于走到了终点。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了滇王金印，这枚纯金铸就的滇王金印，埋藏两千年后，被考古学家们发掘于石寨山的泥土之中，古滇国的历史文化逐步凸现在世人面前……
置身于滇文化的发祥地，面对如此厚重的古滇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你的心灵，必将受到深深的震撼与陶冶。
牛恋乡告别晋城，转眼之间，来到了滇池东岸的牛恋乡，这个地方之所以叫牛恋乡，这其中有一个美丽而感人的传说：这个村子以前有人把自己养的牛卖到了海口，牛因惦念主人，又游水从滇池中回来。村中风景如画，古人诗曰：“南湖北望四山峰，一发青痕在碧空；风约湖心平又凸，青山吐涮白云中。”值得一提的是，牛恋乡产金线鱼，这种鱼的形状很像白鱼，金色细鳞，大的不过七八寸，夏秋之际甚多，平时喜欢躲在石洞里面，下雨时由于洞中闷热才出来。徐霞客在游记中记载说：“金线鱼出滇池金线洞，金色鳞细，长不盈尺，味极鲜美，实为鱼中珍品。”清代昆阳知州刘安科，曾有一首五律介绍道：“金光飞一线，流入洞中天；遍梁游鳞活，都呈丽色鲜。何劳工笔画，不费绣针穿；大造真奇巧，滇池异族传。
相关故事
太平天国《贼情汇纂》里说太平军官服里有金冠、金盔，但都是用竹篾扎、绸缎或纸糊成的，英国翻译富礼赐也说，虽然太平天国的王爵都有“金冠”，但真正用金子做的他只见到李秀成一顶，“金印”当也可作如是观，当物资较丰富、天王心情较好时，被封的官员可能获得银印、甚至真的金印（如刘裕鸠），更多的时候能弄个木头的就不错了——昭王黄文英癸开十三年（1863年）七月三十日就封王，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才领到一枚木头官印。  金印李秀成在被俘后曾感慨“我天王封无数之将”，的确，太平天国的官爵泛滥，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这些成千上万的王爵、高官，不管有没有实权、兵权和地盘，一人一枚属于自己的官印是不可少的。
纯金王印
按照太平天国早期的制度，王印是用纯金制成的，侯爵、国宗的印用银，天官正丞相的印也用银（一说国宗以下用银包木），以下则都是木印；后期虽然没有明确制度，但所有诏旨中提到王爵的印，都说是“金印”，且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三十一日，幼主加封李秀成次子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书中称赐给“金牌、金颈圈、雉翎、金印”，“忠二殿下”的地位要低于王爵一点，如果李容发的忠二殿下印是金印，那么比他官爵更高的王爵们，照理都应该是金印才是。
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是后期才有的，照理不该套用前期侯爵的体制，但1858年胜保曾经奏报，投降的捻首张龙向他呈缴的是一枚象纽银印，张龙的爵位是钟天福，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至少福爵和比福爵更高的义爵、安爵，应该用的是银印。
太平天国仅仅封王的就有2700多人，六爵更是多到数不胜数，如果这么多官印都是金印、银印，那么清方的缴获、民间的目击，应当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才是。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剔除不属于这一级别的天王金玺，除了早期《贼情汇纂》记载了王、侯、天官正丞相的官印质地，并有“金银印均极薄”的描述外，明确提到金印、银印的如凤毛麟角，金印居然一处也没有，银印也不过两处：前面提到的张龙，以及1864年9月20日战死在浙江开化七都村头的享王刘裕鸠，左宗棠奏报中提到，享王用的是纯银官印。
这个比例未免太小，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本应成千上万的金印、银印，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盛巽昌先生认为，这些消失的金印、银印，是因为清方将领的贪婪，在缴获后贪污藏私，变成金条、银元宝之类流通货了。
极薄官印
但这种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随身都携带金镯、金条脱等贵重金器，以作为紧急时的军需经费，相比较而言，“极薄”的官印实在没有多少分量（洪秀全的金玺另当别论）；缴获官印意味着抓住“叛匪”的一条大鱼，清朝对军功奖赏优厚，上缴一枚金印、银印所能获得的物质、职务和荣誉回报，绝对会远胜过官印那可怜的一点点金银价值，这笔账，整天盘算着升官发财的清兵、清将，如何可能算不清楚？
那么，金印、银印呢？
最明确记载王印是金质的，是《贼情汇纂》，但该书同时也指出，他们看到的太平天国官印，许多并没有本应拥有的、刻有不同等级的印纽，甚至连方便抓握使用的直纽也没有。目前保存的唯一一方王印—后期的首王范汝增木印，就没有印纽，而只有一个装把的小孔。《贼情汇纂》说，刻有龙纽、象纽的官印都有人见过，却并没有说那些印是不是金的、银的，相反，却称国宗提督军务的印章只是在木头外面包了一层银皮。前期高官数量很少，王爵不过7人，侯爵不到20位，国宗、丞相数量也极有限（国宗连闲散的算上也最多几十个，天官正丞相只有1位，而且因为印章上不刻姓名，就算换人也可以沿用旧印），尚且满足不了制度所规定的金印、银印数量，后期、尤其最后期物资匮乏，而获得高级职称的官员人数反倒多得惊人，哪儿来这么多真金白银呢？
由此可推断，所谓“金印”不过是制度规定。太平天国等级森严，不同等级有特定的称呼，而“金”正是对应从天王到普通王爵各种“用品”的专称，这些“用品”不但包括实实在在的物品，也包括虚拟的事物，甚至人。如《天父圣旨卷三》提到东王杨秀清的锣叫“金锣”（其实是铜的），《太平礼制》前后两个版本都规定，洪秀全和诸王的女儿叫“金”（如天长金、翼三金等，她们当然不可能是金的），《天朝爵职称谓》中提到向王爵请安要叫“金安”，王爵下指示叫“金谕”，赏赐东西要谢“金恩”，这些自然也不可能真是金的。因此，但凡是王印都叫“金印”，这个是级别所规定的，刘裕鸠的银印也好，范汝增的木印也好，在太平天国官方看来，都是“金印”。
唐代金印窑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命人以白瓷造为编磬，供杨贵妃赏玩娱乐。然官窑所炼造的白瓷虽然莹白细腻，敲击之音却浑浊暗哑，贵妃甚为不悦。后有岭南人不远万里献上白瓷编磬，贵妃敲击这“类银类雪，轻且坚”的白瓷编磬，“犹如金振玉声”，甚为欢喜。玄宗见爱妃开怀遂大悦，赏金千两并赐御用官窑金印一块，当时人称其为金印窑。
汉光武帝授金印之谜古代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严肃特点的史书的记载，而且有充满着遐想的动人的传说，还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在日本距离中国大陆较近的九州地区，曾经在发掘的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后）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国大陆传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铜镜、铜剑、铜茅等。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上汉光武帝授于倭王的那块弥足珍贵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余年之后于日本九州的志贺岛奇迹般地重见了天日。这一重大发现，无疑是反映中日两国古代交往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金印中国史书关于汉光武帝授金印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 。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后汉书·倭传》明确记载了这一年光武帝接见倭国使者，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由于在《后汉书》之前问世的《三国志》未载此事，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是最早系统记载日本列岛情况的史书，加上也没有旁的记载可资佐证，此事的可信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质疑。 
日本福冈县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
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说起金印的发现，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正在为防备来年可能出现的旱灾而修筑一条水渠。在搬动一块大石头时，他无意间发现了大石底下一块与泥巴相裹着的金属。他并不认识此物，便让家里人和近邻辨识，一个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不过这个人也没有认识到此印章的价值。后来消息传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级上交到了管辖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赏给了农民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叫龟井南溟的儒者鉴定。龟井南溟经过仔细鉴定后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知道这方金印的价值后，便将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据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志贺岛汉金印的真实性问题
那么，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果真是《后汉书》中记载的、被人们传说已久的汉光武帝所赐日本委奴国王的印章吗？龟井南溟的鉴定究竟是否可靠？经过中日双方的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汉制的，它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确定。
志贺岛汉金印后来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正好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可以说在尺寸上是符合汉制的。
不过，汉代的印章是等级分明的，一般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从这两方面看，学者认为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并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这个问题随着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的东汉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这个发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
金印与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从金印发现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那么，为何一枚金印会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如此的重视？它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首先，日本九州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史籍记事的严谨，一条看似不经意的记载，却决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
其次，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委奴国王金印，说明早在公元57年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皇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最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先秦时期，更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关于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书和其他书籍中都有很多的记载。相对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弥生时代中日相互间的往来可能更加频繁一些，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同时史籍中的记载也可为佐证。就在《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接着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永初元年，即107年，这与上次委奴国遣使相距刚好50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也有学者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无论哪种说法，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确实是很大的。将此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说明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由于比起书籍记载，实物更具有直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印无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来的最好的见证。
最后，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亚洲金印
广州2010年亚运会是继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的又一次体育盛会，亚运金系列产品是经过亚组委授权而开发的贵金属产品。近日上市的“亚运金印”是2010年亚运会的首款金印，被定位为第16届亚运会贵金属中高端的特许商品，具有很高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亚洲金印据介绍，该产品采用999纯金打造，印身造型选用出土于广州南越王墓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最大的一枚汉代金印“文帝行玺”，印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造型优美古朴、栩栩如生。印身镌刻“第16届亚运会”、“广州2010”的英文字样，印文为第16届亚运会会徽图案。客户可在深圳中行各大网点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