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陕南端公戏
概述
陕南端公戏，俗称“坛戏”、“对儿戏”。扎根于南郑、西乡和城固、镇巴、宁强的部分地区，流行于勉县、留坝、略阳、安康及川北、陇南地区。是由端公化妆“庆坛”跳神、唱神歌衍进而来的一个地方剧种。因其行头简易，一包袱可携，故又称为“包袱戏”。在巴山地区有着浓厚的群众基础。
端公跳神、庆坛在汉中地区历史遥远。《汉书》、《宋书》、《地理志》中都有“汉中之人，……好祀鬼  陕南端公戏[1]神”的记载。正是这种巫觋之风，为端公戏的出现奠定了艺术根基和群众基础。
端公为人迎神、庆坛、禳灾、祛疫演唱的“跳坛戏”，以驱邪逐魔祝福还愿为表演内容。后来逐渐引进和融汇了“大筒子戏”的音乐唱腔和部分剧目，还吸取了当地丰富的山歌民谣和民间舞蹈的滋养，逐渐淘汰了一些颂神歌词与祭祀节目，至清咸丰、同治时期（1851——1862），端公戏已完全形成。不仅积累了自己的剧目，而且伴奏也趋于完善，表演上已有生、旦、末、丑的行当区别。
端公戏虽未办过科班，但传艺都有师承关系。
端公戏演出剧目，多为小戏、喜剧，以反映群众日常生活、精神面貌、乡土风俗和儿女私情内容的居多。如《让课》、《请长工》、《审缸》、《十八里相送》、《刘海砍樵》、《洞宾戏牡丹》等。
端公戏的音乐曲调是神歌与当地情歌小调和“大筒子”戏唱腔的综合体。板路有二六（分快慢两种）、一字、四平等。
解放后，汉中地区文化主管部门曾多次组织人力挖掘端公戏剧目，汉中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创作、改编、移植、整理的端公小戏。如《打麦场》、《吹鼓手招亲》、《双献料》、《赶工》、《讨债》、《好媳妇》、《一分工》等。其中，《一分工》还为中央和陕西省电台录音、灌唱片，使之流行全国。[2]
基本特征
陕南端公戏行当划分为老生、小生、老旦、小旦、花脸、比较简单。该戏在长期流传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唱腔和表演。陕南端公戏音乐多见于五声羽调式和五声商征调式，结构完整，常见于2/4拍，旋律起伏不大，比较平稳，一般在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偶尔出现57-2-1……完全是演唱上采用滑音形成。演唱中节奏明快，气氛热烈，音调与词的结合是唱非唱，是说非说，流动感强，很注意字与音的韵味。乐曲中常出现一个乐句反复演唱，领唱时不用打击乐，合唱时则加入打击乐伴奏。伴奏以打击乐为主，一般常用马锣（小锣）、中锣、钹、小钗、鼓。据说前几辈人起，开始加入“胡琴”（自制的竹筒二胡）、喇叭（土长号），伴奏时用于唱腔前奏、间奏、结尾。一般情况，唱时不舞，舞时不唱，多数情况是演唱者在唱腔间奏中随锣鼓声起舞。音乐表现出各种人物喜、怒、哀、乐及烘托气氛、情景，具有古朴厚重的特色。如“关爷”出场的唱腔铿锵有力，加上“土长号”和“牛角”，以及打击乐的声响，很有古战场的气氛。 陕南端公戏音乐根据节目和表演形式，有祭祀性音乐、正戏音乐和外戏（插戏）音乐几种类型。祭祀性音乐和正戏音乐，是为傩仪服务的，是具有宗教色彩的音乐，具有古老吟诵风格。外戏音乐，是在传统的正戏基础上，吸取了当地的花灯小调、民歌民谣，以及一些外来戏曲音乐形成的。这些音乐，提高了陕南端公戏的表现力。
牛角和师刀，在傩戏演出中既是常用道具，也是具有特殊音响效果的乐器。牛角吹奏出的声音，基本上没有旋律，只有两个音高，通常都是在一个小二度上进行，由高及低发出颤音，给人以森严悲壮的乐感。师刀舞动时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给陕南端公戏音乐蒙上一层宗教神秘色彩，造成一种巫术活动的氛围。
陕南端公戏音乐的板腔体系正在形成。据端公老艺人说有“九板十三腔”，“九板”是指锣鼓的九种打法，也可称为“板式”。“九板”是“扑灯蛾”、“凤点头”、“双柏翅”、“单夹双”、“三捶锣”、“双凤朝阳”、“朝金殿”、“豹子头”、“三击鼓”。“十三腔”即各种不同的唱腔。“十三腔”是“滴水”、“神河”、“悲哀”、“二黄”、“慢三眼”、“喜乐”、“猛虎”、“三黄快”、“倒数”、“桃花拜柳”、“二黄原”、“三黄散”、“四平调”，各地名称不一。
端公戏的表演动作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程式化动作，除动作的模拟外，有不少类似拳术和戏曲动作的舞姿。步伐自由而少规整，常用的有“左右踏步”、“大小八字步”、“丁字步”、“踱脚”、“搓步”、“平步”、“前后点步”、“半蹲”、“平步旋转”，舞步迅速而多变。表演高潮时也有“腾跃”、“蹦窜”、“翻滚”、“旋转”等一些技巧性动作，还有类似戏曲“亮相”的造型和片刻停顿，强调动作的力度、力感。演员在表演时还遵循对称、方整的程式向2个或4个方向重复一套动作，让四方围观的观众都能看得见，据陕南地区端公老艺人的介绍，端公戏舞蹈也渐趋向程式化，舞蹈动作就有单插翅、双插翅、手拨摇摆步、单金、双金、起飞式、大团圆、滴水舞等。[3]
历史渊源
傩戏是由傩、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它是被人们遗忘的我国古老的傩文化的载体。作为这种古老文化的遗存。它以独特的方式，一直在民间传承保存到现在，成为我国傩文化的“活化石”。 
中国的傩，种类繁多，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民间傩，又称“百姓傩”，是流行于民间的傩，春秋时叫“乡人傩”；二是宫廷傩，是在宫廷中进行的傩，亦称“大傩”、“国傩”；三是军傩，是古代部队里的傩，剧目多为战争题材的历史演义戏；四是寺院傩，它是活动于寺院的傩，藏族的傩仪叫“羌姆”，即“跳神”。寺院傩与藏戏有渊源关系。傩戏在陕南的称呼即“端公戏”，俗称“耍坛”。“坛戏”、“对儿戏”。扎根于南郑、西乡和城固、镇巴、宁强的部分地区，流行于勉县、留坝、略阳、安康及川北、陇南地区。是由端公化妆“庆坛”跳神、唱神歌衍进而来的一个地方剧种。因其行头简易，一包袱可携，故又称为“包袱戏”。在巴山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端公跳神、庆坛在汉中地区历史遥远。《汉书》、《宋书》、《地理志》中都有“汉中之人，……好祀鬼神”的记载。《续陕西通史稿》转引的《宪政调查报告书》中说：“愚民有病，初不延医而延巫，俗云端公，即古新称担弓者也。喧阗一夜，祈祷无效，始进而谋诸医”。正是这种巫觋之风，为端公戏的出现奠定了艺术根基和群众基础。[4]
区域简介
汉中市是陕西省辖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地处秦巴山区西段，北靠秦岭、南倚米仓山（即大巴山西段），中为汉江上游谷地平坝（即汉中、西乡盆地）；北与宝鸡市的凤县、太白县及西安市的周至县毗连，东与安康地区的宁陕县、石泉县、汉阴县和紫阳县接壤，南与四川省的青川县、广元县、旺苍县、南江县、通江县和万源县相连，西与甘肃省的徽县、成县、康县及武都县相邻，介于东经105°—108°和北纬32°—33°之间，东西最长258.6公里，南北最宽192.9公里，幅员面积27246平方公里。
夏至西周，境内有褒国。先后属梁州、雍州。春秋战国时境内为南郑地，先后分属巴蜀、秦国。秦至西汉置汉中郡（治在今安康地区境内）隶之。东汉初，郡治迁于南郑（今属汉台区）。（自汉初至1949年12月6日，二千年内，汉中建制更迭近30次）。
194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汉中，设陕南行政公署。1951年设南郑专区。1954年改称汉中专区。1968年改称汉中地区。1996年2月21日，国务院批准，改设汉中市，同年6月6日，正式对外办公。
器具资料
陕南端公戏相关彻末道具主要有：
神榜、师牌、勅令、法印、法铃、角卦、号角、师刀、令旗、令剑、法衣、法裙、冠帽、面具、木雕神像等。
神榜：用纸或布绘制的神像。长方形，小的不低于1米，大的有几米，分三至五层绘制，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界主要神圣，矿物或植物颜料，铁线描后用桐油浸润。
师牌：长30cm左右，宽8cm左右的长方形小木合子，内装师传的《传牌度职牒文》，然后再以红布包裹，连带绣花布条。为传师授徒的凭证。
勅令：相当于官爷们的惊堂木。
法印：黄铜印。有：佛法僧宝、道经师宝、五雷烤罩（照）。（已收集有印模）。
师刀：一直径20cm的铁圈内串有古铜钱或小铁圆环（六个、八个、九个不等）。可以做为乐器伴奏。
号角：两块雕空半圆木，再粘合一起成牛角形状，可吹响，如牛角号。可以做为乐器伴奏。
令旗：三角红黄小旗。
刀、剑：武打道具。
衣、裙：也称八卦衣，八卦裙。
冠：如佛家、道家做法事时头上所戴之冠。象征坛主。
面具：和人面大小相同的木雕的人或兽样面壳，七窍雕空彩绘，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代表扮演之神圣。
木雕神像（坛神或坛公坛婆）。[5]
主要价值
陕南端公戏是由上古人类跳傩衍进为巫师（现称端公）在“庆坛”中唱歌跳舞娱神娱人的一个地方剧种，据专家考证，该剧种也是陕西唯一的“傩及祭祀戏剧”。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较为突出。
1、陕南端公戏历史悠久。
汉中跳端公（傩祭）是古傩遗风。汉中是巴人繁衍生息之地，端公戏中保存着大量的古巴人信息。
1976年城固县出土的青铜人兽面具，又名铺首、铜脑壳，商代巴人祭祀歌舞面具。这也说明汉中地区的傩祭祀活动已有近4000年的历史。而陕南端公戏正是在这种土壤中生存发展的。
2、陕南端公戏形成较早。
据史料记载，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韩亿知详州，记西乡、城固、洋县戏剧活动的诗句有“夜月人家奏管弦”、“喧阗鼓吹迎神社”。
陆游在他“四十从戎驻南郑“《九月一日夜读诗篇有感，走笔作歌》中记有”羯鼓手匀风雨疾“的诗句（据专家考证当时的汉中羌人常常跳傩，演唱者手执羯鼓）。
明嘉靖九年（1530），城固县旬月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并伴有歌舞戏剧（祭祀戏剧——端公戏）。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城固县正月，市民戴纸面狮象，各扮戏剧人物以效傩戏。
清康熙六十年（1721），西乡正月23日火神庙会演戏。4月28日城隍庙演天明戏，6月6日大王庙演戏赛神（祭祀——端公戏）。
道光二十年（1840）汉中城区端公艺人熊某成立戏班，先后演唱四十多年。
据以上资料证明，端公戏在明清时已有戏班演出，最早可在元朝。
3、陕南端公戏群众基础雄厚，在汉中及周边地区影响较大。
据《陕西省戏剧志·汉中地区卷》（陕西戏剧）编辑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出版）记载：
端公戏、汉中曲子戏、洋县碗碗腔和八岔等剧种，由于艺人多为业余和半业余性质，有农业生产作为基本生活依托，且演出规模小、人员小，易于生存，易于流动，常常活跃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受战乱、经济调敝的影响较小，大致仍以原有的状态在民间流传并缓慢地有所发展。
解放后，汉中地区文化主管部门曾多次组织人力挖掘端公戏剧目，邀请端公艺人座谈演出。汉中地区歌舞剧团和有关县市的新文艺工作者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和创新，使之曲调不断丰富，乐器也增加了板胡、二胡、三弦、京铰子、京锣等。1956年到1966年期间，汉中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创作、改编、移植、整理的端公小戏。如《打麦场》、《吹鼓手招亲》、《双献料》、《赶工》、《讨债》、《好媳妇》、《一分工》。其中，《一分工》还为中央和陕西省电台录音、灌唱片，使之流行全国。
4、陕南端公戏学术价值突出。据汉中戏剧志（同上）载：1956年6月15日至7月26日，在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西安）上，由当时的汉中地区红星歌剧团参演的端公戏《打麦场》，获《整理改编一等奖》，改编者张世杰，同时获《演出二等奖》、《导演三等奖》、《演员一、二、三等奖》多名。
1958年10月，由当时的西乡县文工团改编创作的端公戏《鲤鱼招亲》、《赶工》，参加西北五省第一届戏剧汇演，1960年创作的端公戏《双献料》、《让课》、《盘花》参加陕西省小剧种会演，1964年4月以创的端公戏《一分工》、《闲不惯》、《双献料》等小戏参加陕西省现代戏汇演均受到专家好评，《一分工》、《鲤鱼招亲》均被灌唱片，使之流行全国。
汉中地区歌剧团，改编演出新端公的事迹（包括其他剧种），以《上山下乡，让新歌剧为农民服务》为题登载于1965年9月27日的《人民日报》，并有多家报刊转载。[6]
濒危状况
1、端公戏的主角（也是班主、掌坛师）端公老艺人，解放初即受到严重的批判，甚至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摧残、打击，（主要是傩及傩祭祀的戏曲）政策界线把握不清，是个“重灾区”。
2、在“反右扩大化”的倾象中，汉中涉足端公戏包括其他传统剧目的老艺术家、剧作家等多人被打成右派，就连改编创作现代端公戏一等奖得主张世杰也不能幸免。
3、文革中，原来以演端公戏、曲子戏为主的几百个民间剧团（社、班）纷纷解体，文革后也未能重新组建，所剩无几的班社在以后的戏剧低靡中，更是一厥不振。
4、老端公人亡艺绝。据初步调查，现有七十岁以上的老端公不足十人，人亡艺绝的现象随时还会发生。由我们已经建档的老端公谢朝坤老艺人，2005年9月去世，享年95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