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志士仁人
注音
zhì shì rén rén
出处
《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解释：
“志士仁人，没有为乞求苟全生命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仁道。”[1]
示例
清 黄宗羲《吴山益然大师塔铭》：志士仁人，兴亡之数，鸿纤亿刹，常如视诸掌。 ★清·黄宗羲《吴山益然大师塔铭》
汉 东方朔 《非有先生论》：“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喣喣，终无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 
宋 陆游 《秋雨叹》诗：“志士仁人万行泪，孤臣孽子无穷忧。” 
清 邹容 《革命军》第六章：“滥用名器，致贵贱贫富之格大相悬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赋歛无度，此 法国 志士仁人所以不辞暴举逆乱之名，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 
袁鹰 《悲欢·飞》：“多少忧国忧民的 中华儿女，志士仁人，怀着满腹豪情，都在向往、找寻和探索使国家民族腾飞的道路。”
涵义
孔子释涵义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国家民族之所以能够鼎立于世界，往往系于少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献身。
《韩诗外传卷一》与《说苑·立节》：“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轼，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轼，何也？’孔子曰：‘国亡而不知，不智也；智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轼也。’”
上述二书记载孔子师生的车队路过陈国，看到进攻陈国的荆国军队驱使陈国的降民们修筑在攻城战中被摧毁的城墙，降民们向孔子行礼，但孔子不还礼，示意直接通过，子贡抓着缰绳问：“依照礼节，见到三个相识的人就要下车行礼，看到两个人就手扶横木欠身行礼，现在陈国修门的人那样多了，老师您不向他们行礼，为什么？”孔子说：“国家灭亡了却不知道，是没有智慧；智慧却不不抗争，是不忠诚；国家沦亡却不死战殉难，是没有勇气。修门的国人虽然多，不能够有一个人为国家尽忠尽节，所以我不为他们行礼。”
约四十年代，一位军人面对记者的采访坚定地表示抗战必胜的决心，当记者问及抗战胜利后他打算做些什么时，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军人平静地说，那时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罢!这位在国难当头之际穿上军装的普通国民不算是什么“贤人”，他没有任何的高谈阔论与豪言壮语，但在平淡无奇的片言之间显示为国牺牲的信念，这位无名军人的品质远胜于汪精卫之类身受正统教育却在国难当头之际腆颜无耻地向侵略者卖身投靠的某些“贤达闻人”们。孟子释涵义孟子对于生命与仁义的分析是最为彻底的。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说：“鱼是我所喜爱的，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两样不可能同时得到，就舍弃鱼而选择熊掌。生存是我所喜爱的，义也是我所喜爱的；两样不能同时兼顾，就放弃生存而选择义。生存是我所喜爱的，但所喜爱的有超过生存的，所以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憎恶的，但我所憎恶的有超过死亡的，所以有些祸患我不躲避。假使人们所喜爱的没有什么超过生存的了，那么凡是可以保命的手段，哪样不采用呢？假使人们所憎恶的没有什么超过死亡的了，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事，哪样不去干呢？按这么做就能生存，然而有人却不去做，按这么做就能避开祸患，然而有人却不干，由此可见，所喜爱的有超过生存的，所憎恶的有超过死亡的。不仅仅是贤人有这样的思想，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贤人能不丧失它罢了。……”黑暗时代1966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段漫长的政治高压和精神恐怖的黑暗时代。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虽然遭受无尽的摧残，然而他们仍然守护自己天性中的正直品质，禀承先圣先贤之精神道统，丝毫没有舍弃对于真理、良知、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追求，尽管气若游丝，却不绝如缕，仍然可以听到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铁幕的呐喊……他们面对残暴邪恶而正气凛然，怀抱死志，求仁得仁。披着革命外套的反革命势力夺去他们如流光一瞬的年轻生命，但他们的生命光辉必将指引中华民族，他们的事迹也一定会照耀于中华民族之史册。可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太史公司马迁作《报任少卿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过零丁洋》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固有一死，人活着要有意义，与其泯灭良知，蒙蔽羞恶是非之心而屈辱苟活，不如为正义为人民更为自己的良心而死，死得其所，问心无愧！
代表人物
苏武、岳飞、文天祥、夏完淳等古代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一样，近世为人民、为国家民族之解放而慷慨捐生的莫过于辛亥烈士林觉民（1887-1911）与台湾光复先驱罗福星(1884--1914)二君。
1911年4月26日，广州起义的前夜，林觉民写下著名的《与妻书》，他在书中对已经怀孕的妻子说：“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 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他对战友郑烈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吾等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他还对其它战友说：“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次日战斗失败后受伤被擒，在会审时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参与会审的清朝总督张呜岐与水师提督李准惊为天人，张氏说：“此人面貌如玉，心地光明如雪，也称得上奇男子……这样的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冀，这还了得！”遂判处林觉民死刑。
林觉民故居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中段，故居内有一个非常优雅别致的小庭院。他出身于书香之家，他的妻子陈意映是清朝名臣陈若霖的后代。林觉民这样的革命者不比那些逼上梁山的洪秀全、黄巢之类的无产者，凭着林觉民的家世与经济条件，可以说是个真正的贵族，他与他的妻子感情深厚，在他赴义之前，妻子已经怀孕，他完全可以继续过着自己舒适快乐的小日子，没有必要象某些无产者那样去为一口饭而战斗，但他没有沉湎于自己的安乐舒适的小康生活，而是献身于推翻暴政、拯救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因此这样的革命精神，才是没有夹杂私欲的真正纯洁而彻底的高尚的革命精神。
罗福星烈士，别名东亚、中血、国权，1886年2月24日生于印尼雅加达，祖籍广东省蕉岭县，客家人。1908年,在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任华侨学校校长。常往来于新加坡、河内、仰光等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主张, 为了台湾的光复不避艰险身入虎穴。自1912年开始先后筹划了4次反日起义，最后失败被捕。他在狱中慷慨陈词：“为忧国忧民，毙而埋尸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古今英雄同此志气”，并从容赋绝命诗：“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 1914年3月33日，罗福星从容就义，当时年仅29岁。 在从容就义前，罗福星留下遗书：“余弃故山妻子，奔走东西，是为忧国爱民，毙而埋尸台湾，永为台湾纪念！” 显示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他那忧国忧民、不畏强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质，始终闪耀着光辉，为广大台胞所怀念。
“仁德”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道德精神品质，“仁”的信念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而抛头颅洒热血，为社会公正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从此以后二千余年的各阶层中国人都熟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对词组，并且历代都不乏为着道义与信念而慷慨捐生的人物。如《五人墓碑记》中的五位出身民间的烈士，为着道义而傲然挺身承受奸宦的杀戮。
缺乏见义勇为之精神的社会一定是个道德冷漠的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鼎立于世界，在于这个国家与民族拥有敢于为公义而奋斗献身的英烈志士，而国家民族的存亡命运，也往往系于少数志士仁人的舍命拼搏，以他们的精神感召同志共拯时艰。而他们的热情与精神，也感召当时及后代的同志勇敢地承担天下道义的责任而不畏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