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香成
概述
刘香成是著名美籍华人摄影家与媒体管理人，1951出生于香港，刘香成童年时代在母亲的老家福州度过，中 国血缘和中国情结成了他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起点。20世纪60年代刘香成  刘香成去了香港，在那里读完中学。16岁他开始远渡重洋，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就开始他充满传奇的传媒生涯。在《生活》杂志担任实习记者期间，他采访过法国的政界要人，亲历了西班牙、葡萄牙动荡的政局。作为《时代》周刊和美联社的驻外记者，他走遍了中国、苏联、印度、韩国、阿富汗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他的摄影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苏联的解体》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因此获得美联社最佳记者奖、密苏里大学年度“最佳图片奖”以及全球新闻界的“奥斯卡”——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进入21世纪，刘香成完成了从记者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型，1997年10月至2000年8月，刘香成就任时代华纳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2000年9月至2005年9月加入新闻集团历任常务副总栽，高级顾问。
普利策奖
对刘香成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大”故事。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刘香成用他手里的相机，记录过众多的“大事件”：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种族纷争频仍；在斯里兰卡，宗教战争火焰熊熊；在阿富  刘香成汗，到处都是苏制坦克、大炮，“我差点被火箭筒轰掉。”而在苏联，刘香成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土崩瓦解。
1990年，刘香成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时间迅速滚动到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刘香成跟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董事长汤姆·约翰逊，一路混了进来，他成为全球媒体唯一入场的摄影记者。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刘香成，绝对不许拍照。
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讲话。一个超级大国，即将不复存在。
刘香成在等待机会。他目测距离，悄悄调好相机的光圈、焦距。
演讲稿一共4页，戈尔巴乔夫读到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说完，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惋惜，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电光石火间，刘香成手中的快门“喀嚓”作响。
几乎同时，“砰”，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刘香成后背。
刘香成忙不迭地向盛怒的特工解释，甚至恳求，自己没有恶意，只想赶快发稿。
克格勃终于把刘香成推了出去。克里姆林宫鲜艳的红地毯上，这个抱着相机的记者一路狂奔。
大门外，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正在焦急等待。看到刘香成冲出来，所有人朝他比出中指。“Fuck you！”他们大骂，“这家伙拿到了独家新闻！”
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戈尔巴乔夫扔稿子”，一个时代结束了。1992年，刘香成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唯一华人。
用镜头思考
刘香成这个名字与普利策奖联在了一起，他在1992年摘得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而在摄影圈中，知道刘香成更多的是从《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开始的，尽管他们中很多人仅闻其名没见其书。在那本摄影集中，当年还很年轻的刘香成，作为当年（1978-1983年）美国主流媒体《时  刘香成代》周刊和美联社常驻中国的摄影记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时期，记录了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却没有发现、走过却没有留意的事态与变化；也许因为我们身处其中，一切对我们来说太过寻常。但是，这样的寻常成为刘香成镜头下的主题，而这本摄影集后来成为中国不少媒体摄影记者的必读书。 
《中国日报》著名摄影家王文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这样说过：在他从事摄影的事业中，刘香成对他的影响最大。“1978年我们认识时，他还在美联社任职。那时他的作品就已经按照国际化摄影标准拍摄了。写实的手法，很深的寓意。比如他拍在天安门广场，穿军大衣的小伙子，喝着可口可乐，揭示了美国文化进入了中国。“他的《毛以后的中国》，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反映出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马上就要张开胸怀，沉积的岩浆就要爆发了，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翻看他的《苏联的解体》，你会由衷地认可，刘香成的人物拍得真的很好，那些人物和历史剧烈的变革过程紧紧地胶结凝固在一起，静默地躺在这本画册之中。然而，信手翻阅，所有的历史和人物又都栩栩如生了，仿佛从来未曾离去。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因这些照片而得以不朽，一张张经典的照片会使生命的能量和情感得以永生。“他给了我很深的影响，让我从单纯的摄影中跳了出来，学会观察和思考。”关于那本《毛以后的中国》， 《中国青年报》社摄影部的张左先生对书中一张北京人冬储大白菜的片子印象深刻。他说，其实画面很简单，就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还有北京人的几分钱一斤的大白菜，但老北京看了特亲切，因为那就是那时候他们的生活。
记录历史
刘香成用镜头记录了历史，对于过来人来说，是一种回忆，一段生活；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意味着一个时代，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过去。刘香成的“第三只眼”。 
刘香成说：看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你就会感到我的拍摄始终是围绕着“了解中国”展开的。毛主席的去世对中国是一个转折点，1978年我来中国工作，这年就召开了  刘香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进行改革。我觉得一个国家，在观念上稍微动一动，国家就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以前我们是一律公有制,后来稍微动了一动，公有制可以和私有制并存，这20年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变，世界是公认的。作为摄影师，要告诉后人这个变化是怎么一回事，给后人留下一些视觉的东西。与刘香成聊了很多，他并没有提到他的工作室，只是在他留给记者关于他那张获普利策奖照片的信封上，记者注意到了这样的字样：人文的中国（1949-2008）刘香成工作室。 
尽管如今刘香成已经放下了手中的相机，但他的脑子里还有根深的摄影家的思维，他在观察中国，关注着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度，这一次他选择的跨度更大，从解放后的中国一直到北京2008——将被全球瞩目的中国。2003年《巴黎摄影》杂志将刘香成列入当今世界上99个有重要影响的摄影人之一，并认为刘香成擅长报道政治新闻，照片“将深刻的中国人的灵魂和西方重视客观、讲究报道的方式方法结合在一起。”
深刻理解
曾经的经历更深的理解，在刘香成的作品里提到最多的是人文，是一种思考，而他的思考在画面上轻易地传达。说到《毛以后的中国》，必须提到一个细节，那是1976年，当时刘香成被《生活》杂志派到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采访，那天刘香成采访完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刘香成从地铁站出来，在报摊上看到一家报纸整版地登着毛泽东的照片，知道中国出事了。刘香成当即打电话给他的  刘香成的四合院代理人，说想去北京采访。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机会，代理人表示，《时代》周刊愿意派刘香成去中国采访毛泽东去世的新闻。“我从巴黎飞到香港，当时不用说外国人，连海外华人去北京都很不容易，后来知道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去不成北京，我就在广州采访，到处去拍照片，街上的人胳膊上都戴着黑纱，饭店也在毛主席像上挂上黑纱来悼念毛主席，整个气氛很沉重，但很平静。我是用很沉静的画面报道了毛泽东去世这个非常不一般的新闻。”刘香成强调说，如果没有小时候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我也许没有这样的判断。 
刘香成的小时候在福建的福州度过，刘香成的父亲也是一位报人，是《星岛日报》创史人之一。“在福州念小学时，我是班里唯一一个因为家庭成分戴不上红领巾的学生。1960年，村里的人没有东西吃，都饿得水肿了，我们也挨饿，但情况好一点，我父亲会寄点外汇，我们能到专门的涉外商店买上一点面粉。如果没有这些亲身经历，我就不会关心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在广州，刘香成从中国人的脸上读到了一种境界，他说这是一种无以言状的表情，你感觉到人们意识到了毛主席去世之后，中国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怎么变他们说不出来。他说：“很多人知道一些也不大知道一些，如果没有早期在中国经历过大跃进等事情，以后我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会缺少很多感受。”。“在广州，我觉得人们的面孔跟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样了，人们终于把包袱放下来了。人放松不放松，一部分是身体语言，一部分是脸孔。毛去逝以后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我后来花了四年的时间，用一种普遍的东西来说明这个时代。”刘香成决定把这样的“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表情用照片记录。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有一张照片，一个贴满大字报的墙的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就是当时很中国的东西。现在的中国青年人早就不这样了。那时候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很有意思，他们是两只脚交叉，这张照片把当时背景下那代人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了。刘香成说：“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就希望坐下来享受一点生活的亲密。看起来这是很细节的东西，但能说明大问题。我觉得我拍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异常，我是用摄影把生活与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走遍世界
行走改变理解，作为一个摄影师，刘香成的足迹走遍了全世界，他亲历了很多历史性的时刻，并自然地成为其中一分子。在他最终选择“暂居”北京前，他的生活和工作一直是在世界行走，而且很多时候他选择长驻。“我经常在一个国家一呆就是三四年，四五年，春夏秋冬与别人一起过，你会用不同的心态去观察。那时候，你的家搬过去了，家具也过去了。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环境，你都会找到不同的空间去吸收和欣赏不同的文化。”。“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呆  刘香成的奇趣雅宅上10天半个月，你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沉淀下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行走给我最宝贵的就是让我能更容易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当年我在美国南加州的美联社工作，记得我要离开洛杉矶，去驻新德里前，我的美国同事都不理解。当时印度正值甘地夫人被刺，时局很乱。因为是我主动要求离开外派。在暗房里，我的同事说，刘香成，你疯了，全美国人都愿意来南加州，这里有阳光沙滩，我们开着敞篷跑车工作，我们还有手机（当时手机并不普及），每天工作拍一两个任务就完了。一切都那么美好，你为什么要去那个鬼地方？” 
刘香成说，“这是我的一种选择，但是在印度让我增加了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的文化我总是既明白又不明白，其实当你了解一个文化到一定程度时，你就会觉得这里文化很深，都会有同样的困惑。我现在对中国还有这样的困惑。”。“我在印度的时候，感觉到中国比印度穷多了。”记者脸上诧异的表情并没有逃过刘香成先生的眼睛，他说，每当我说这句话时，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像你这样的反应。“我指的是自然条件，印度可耕地那么大，而中国虽然地广，但只有17%的可耕地，我指的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田不多，这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人很强的生存能力。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务实，中国人很早的问候语就是“你吃了吗？”因为吃饭并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当然现代的年轻人不会理解。”
“中国人要平稳，要安定，西方人一直生活在富裕的环境下，他们对‘中国人求稳’从字面上可以认识，心情上不能理解。中国人的改革在外国人看来显得‘保守’，中国人在一项改革推进之前总要在一个地方进行试验，比如先是在深圳建立特区，接着在沿海地区推开。因为外国人没有经历过中国的动荡，没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们会很难理解领导人说的‘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什么叫‘来之不易’”。“我知道如果我一辈子住在中国，我对中国的理解也不会是这个结论。很多的摄影师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到这样的东西，而我们都看不到，我想行走使我对于不同的文化有更多的视角和理解。而无论是图片或者文字如果对文化理解不深入的话，它们也就不会很有力量。”
读出图片
王文澜说，在刘香成的照片里看到了思考，所以可看而更可读。关于“读”照片，刘香成有这样的理解。“如果一张照片只值得你看不值得你读的话，我就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让你去想问题，我很幸运，从大师们的作品里学会了怎样去读照片。”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刘香成有幸师从摄影大师米利，“我发现，这个东西是要和生活紧密地扯在一起。生活，就是文  刘香成泡在四合院的生活化啊、历史啊、宗教啊、传统啊、国与国的关系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学校里教的。”与米利实习9个月的时间里，大师与刘香成无所不谈，就是没谈过照相要用8的光圈还是用1/125秒的速度。但米利教会了刘香成更宝贵的，刘香成说，“米利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自己喜欢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墙上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就会发现问题。这个过程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去创作，常常需要去想问题，需要休闲。” 
刘香成坚定地认为，休闲让人有时间思考，创新需要休闲，需要人们坐下来胡思乱想。在如今人们的心目中，休闲是个很奢侈的词儿，它意味着有钱有闲，刘香成说，现在的中国发展得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好，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的富起来。但休闲并不意味着开跑车，住别墅，度假，拥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没有钱也可以找到悠闲。现在中国人求学问、做工作，每一样事都很用心，但这与坐下来乱想是两回事儿，中国社会现在提倡创新，其实创新需要一个很休闲的环境。我经常说到巴黎，在巴黎一个学生如果身上只有5个欧元，他可能也会拿出两三个欧元，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喝杯咖啡，坐上一天同别人乱侃；而在中国，现在每一个都说很忙，中国人都快忙死了，每一个人都比我忙。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刘香成补充说，这当然只基于我个人经验做的一个主观的判断。当然刘香成先生也不否认，自己也很忙，“我也忙，但我有时间跟你聊天。”刘香成开玩笑说。一个发达的社会常常会有一个休闲的阶级，休闲不一定非要有钱。这就是为什么穷画家凡·高要到巴黎，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很穷地休闲，很穷地思考，并有一群与他一样的人。
四合院
刘香成和他的四合院，仅凭路名和门牌号，想要顺利地找到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刘香成的四合院太难了，虽然这个院子的大致方位描述起来很是简单——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景山和北海中间。显然刘香成对此早有准备，在约定采访时间后，他的秘书主动传来了一张“联络图”。在寻找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张图绝非多余，没有它，寻四合院者很可能迷失在幽深曲折、宛如迷宫的老北京的胡同中。寻找这座四合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走在胡同中，头顶合拢的绿树、下棋的街坊老头、满耳纯正的京腔、路边杂乱的家什——访幽探秘的感觉不期而至。这时你看见的才是最迷人最真实的北京。身居高位、工作在风口浪尖上的刘香成，住在这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按图索骥，穿过一条嘈杂的胡同后，终于看到了一扇紧闭的朱红大门——这就是那座因刘香成而闻名的四合院。从外观看，这个院子古色古香：青砖、青瓦、飞檐斗拱、朱红大门、黄铜狮子门环、石鼓门墩，沿着院墙还种了一排竹子。整个院落整洁、高大，院门口清清净净，没有闲人杂物，与周围的老四合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一个散步路过的胡同居民对我们说：这住着一个美籍华人，有钱着呢！
进了头道门，迎面竟是三尊真人大小的塑像。这三尊塑像非仙非佛，乃是穿着蹩脚的西装的民工。“民工是中国这一阶段的特殊现象，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看这一组塑像比较有意思就买下放在院子里。”刘香成说。头道门与二道门(垂花门)之间距离很窄，两道门之间是佣人居住的倒座房。在右手的小间里，赫然挂着一幅周总理纺线的油画，非常显眼。进了二道门之后，门一关，外面旅游者的喧哗一下子就被屏蔽了，院子里只有若隐若现的音乐和几声蝉鸣。四合院围起来的四面墙就有这个功  著名摄影师刘香成的四合院能：隔音效果极好。面前是一个整洁的小院子，粗磨花岗岩铺就的地面，两棵郁郁葱葱的石榴树据说已经生长90年了，树上挂满了石榴，朝着阳光的石榴已经红了。四四方方的院子里，阴影中有一把休闲椅，上面睡着一只猫，我们来了，猫只是动了一下耳朵，就继续酣睡。院子左手的角落里还有一个笼子，里面睡着一只兔子。天空中不时有鸽子掠过，影子在地面一晃而过。隐约的现代音乐从正房里传出来，正房前面也有五个民工雕塑，或蹲或站。刘香成的这座四合院属于四合院中最简单的，整个院落大概有450多平方米，房间占了350平方米左右，其余的100平方米就是眼前的这个小院儿。 
两侧厢房的门窗都敞开着，站在院子里往屋里看，最醒目的就是每个房子里的大幅照片或者油画，粗粗看去就会发觉，照片、油画的主题和风格都非常独特。右手的厢房是一体的餐厅、厨房，墙壁左边的黑白照片应该是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景象，右边的照片则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全都出自刘先生之手。也许你还不知道，在大学毕业后，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驻外通讯员摄影记者，刘香成曾走遍全球几乎所有出现新闻热点的国家，1982年，他出版了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这本摄影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极大反响；10年后，也就是1992年，他再次出版摄影集——《苏联的解体》。1989年，刘香成获得美联社最佳记者奖及密苏里大学年度“美国最佳图片奖”；1992年，因报道前苏联的解体，刘香成与同事们分享普利策新闻奖“现场新闻摄影奖”，这是全球新闻界奥斯卡。
刘香成1951年出生于香港，随后在母亲的老家——福州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童年，1960年回到香港；他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大学毕业后，刘香成开始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记者生涯。也许是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缘故，刘香成使四合院的每个细节都布满了中西合壁的痕迹——厨房屋顶改造成美国加州式的透明顶棚；餐厅里有一个楼梯直通地下室，地下室里面放着储存美酒的格子；卧室的右手有一个全木的桑拿浴房。混合风格不仅局限于院落建筑，在厨房你会看到带着厚重笨拙的铜合叶的中国古典家具，也能看到现代的钢架椅子；在书房你会看到最新式的电脑放在古旧的桌子上。虽则混合，但每个房间里都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见到烦琐豪华就烦。”刘香成说。这显然是新闻职业习惯带来的影响。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士进来，请我们喝冰水，这位女士的神情、话语完全是四合院感觉：平和，恬淡，从容。她是刘香成的夫人。正房正对着垂花门，客厅就在正房里，从窗口向外望去，绿树掩映，那几个民工塑像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生动。客厅里最醒目的是靠墙壁摆放着的一张床，那张床雕龙画凤，非常阔大。床的上方挂着一张文革风格的油画，通红的底色，工农兵三位一体，神情坚毅，但是在画的左上方却有WTO三个醒目的字母，那是一张现代画。
快乐生活
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刘香成对四合院的喜爱由来已久，但买这个四合院却纯属巧合。这个院子的原主人是前国民党的一个将军，现在住在洛杉矶，这位将军的亲人都不在大陆了，他的奶妈就一直住在这里。一位朋友听说他喜欢四合院，就告诉他有这么个所在。他过来看后一见钟情，毫不犹  著名摄影师刘香成的四合院豫地就买了下来。1996年院子到手，刘香成马上就着手进行了改造。因为四合院建成的年代久远，有很多不适合现代生活的地方，比如水压、电压、卫生等等。改造以后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此后第二年10月至2000年8月，刘香成就任时代华纳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完成了从记者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型；2000年9月，刘香成加入新闻集团，出任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负责企业传播，全面协调公司在华的政府关系和媒体关系。同时出任新闻集团全资子公司——星空传媒集团资深副总裁。这座院落价值不菲，用这笔钱在北京买一座豪华别墅绰绰有余，但刘香成说：别墅太多了，哪里比得上四合院呢？这是传统文化，是历史文物。再说，这座四合院刚好坐落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都在这条线上，古代称为龙脉。刘香成还告诉我们，这附近的建筑都已经列入了文物保护名单，四周几乎就没有高过三层的楼。　经过改造，别墅能担当的功能这个四合院已经完全能够实现，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处。
51岁的刘香成如今神情平和、笑容满面，几乎可以用安详来形容，满头的白发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些。经过几十年在世界各地的奔走之后，他坐在这座四合院的树荫下，疼爱地抱起那只猫喃喃自语时，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功成身退”这个词，联想到四合院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内敛，闲适，与世无争。其实这样的时刻对刘香成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虽然他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做刀尖之舞——他曾亲身见证了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印度锡克教与印度教的冲突、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战争等，但他的身份注定了他仍然将拼搏在名利场中，商场之惊心动魄并不亚于战场。刘  刘香成香成说，自己住在四合院可以说是隐居，但绝非避世，他是要在四合院里寻找“接触点”——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接触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点”，这个接触点就是平衡点，杠杆的两头要平衡，否则人生就不丰满。每到周末闲暇，刘香成就去北海或者景山散步，走在昔日皇家的园林中，跟黄城根下的邻里相互招呼，相处融洽。混同在人群中，大家很快就不再以功利来衡量对方，而是以一个自然人的心态进行交往，这个时候微笑和真诚才是最重要的。从本质上来讲，刘香成更像一个艺术家，他始终没有忽视心灵的充盈。也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心态，才造就了刘香成跻身本世纪全球顶级新闻人行列的成就。
刘香成说自己很有可能在这个四合院里颐养天年，不过对于刘香成来说，颐养天年并不等于蜗居不动，在法国海边他还有一套别墅，想来退休后刘香成的生活仍将是飞来飞去，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现在，刘香成经常在这个院子里召开音乐会，请来民族乐队演奏中国古典音乐，请来野孩子等乐队演奏现代音乐。院子够大，可以坐60多人。在这样的院落里看着树的影子渐渐地生长，一天的消失几乎是难以察觉的。[1-2]
刘香成摄影作品
  可口可乐  爱情  戴墨镜的巡逻队员  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