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指针内容
1978年内容第一，双方为预防对日本的武装入侵，应建立有效的防卫合作态势。一方面，日本应在自卫所需范围内，保持适当规模的防卫力量，并确保美军稳定而有效地使用日本的基地和设施；另一方面，美国要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在前沿部署应急部队，并保持能够及时增援日本的其他兵力。此外，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建立起情报交换、通讯联络和后方支援体制，加紧研究制定联合作战计划，适时举行联合演习和训练。 
第二，当日本受到武力进攻时，对小规模的侵略，由日本独自排除；日本独自排除有困难时，由日美共同排除之。作战分工是，日本负责领土及周边海域、空域的防御作战，美国负责攻势作战及对日支援作战。 
第三，在远东地区发生危机日本安全的事态时，日美双方要进行密切的合作，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磋商，并事先研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日本为美军前来支援提供必要的各种方便。 
在上述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有关“建立防止侵略于未然的体制”和第二项有关“当日本受到武力侵略时日美采取联合措施”，由于这两项主要涉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合作问题，所以到1984年时，双方已经制定了相应共同作战计划，但第三项有关“远东发生不测事态时日美进行合作”只是笼统地提出日本要给美国“提供便利”，但提供何种便利，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该指针的制定，不仅使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带上了军事同盟的色彩，而且也加快了日本增强军事力量的步伐。 [1-2]1998年内容  帕内塔（左）与森本敏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主要内容也为三项，即平常时期的合作、对日本进行武力侵略时的合作以及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态时的合作。特别是对最后一项作了详细的规定，即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事态时，第一，日美两国战时援救难民、海上搜索、撤离非战斗人员等的各自行动；第二，日本在提供自卫队以及民间设施、为美军运输战争物资、后勤服务等方面与美国军队进行合作；第三，日美在收集情报、警戒监视、扫雷等方面进行合作。为落实“新指针”所规定的具体内容，日本内阁在1998年 4月将有关的三个法案、即《周边事态安全保障法草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务协定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提交国会审议。[1]
1998年初，“新指针”相关三个法案提交日本国会审议，因而有关“周边地区”和“周边事态”的争论再起，同时也成为中日之间的外交问题。[1]
更新背景
第一次更新1996年4月，日美两国首脑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声称日美两国将对18年前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两国将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态时加强防卫合作。[1]1997年9月，日美两国有关部门完成了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公布了“新指针”。[1]为落实“新指针”所规定的具体内容，日本又在1999年5月24日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根据这三项法案，如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日本自卫队就可以配合美军作战，向美军提供除作战现场之外的一切支援；自卫队的舰艇和战机可以自由派出日本，“救护”和“寻找”在国外的日本人，救护美军伤员并寻找美军失散人员；日本政府也能够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向美军提供各种后方援助。[2]第二次更新2012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就指示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研究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日本这次考虑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主要是为了应对中日钓鱼岛争端、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导弹的问题。由于美国将亚洲视为重点，加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因此日本意欲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气氛变得日渐浓厚。[3]
2013年1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面临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和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之际，美国和日本着手15年来首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对合作指针的修改中将规定日美军队在日本或日本附近的合作方式。
日本防卫省官员表示，日方希望能以今后5年、10年、15年的眼光探讨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队的角色以及相应时期内的安全环境。日本政府表示，促成本次修改的原因是过去15年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中国海上扩张和朝鲜的导弹发展。
  美日官方在东京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成为本次合作指针修改工作的开端。完成这项工作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日美修改合作指针与美国的外交“支点”和安全重心转移到亚洲相一致。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塞切尼称，“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安倍政府是否会重新解释宪法，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果制定了这项政策，显然会影响自卫队和美国军队的合作方式。”
日本承认具有被称为集体自卫权，这意味着即使日本自身不受到攻击，日本也有权帮助受到攻击的盟国进行防御。但传统上，日本政府解释和平宪法禁止日本实际行使这项权利。安倍晋三希望修改宪法解释，使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4]
指针争议
“新指针”的出笼引起亚太地区各有关国家的警惕和不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取向对亚洲邻国一直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俄罗斯报纸指出，警惕日美军事同盟变成“太平洋的北约”，希望日本首相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周边国家的警告；东盟九国大使一致要求日本澄清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随涵盖的地理范围；新加坡的一家报纸指出，日美防卫合作的扩大，让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然引起世界舆论的非议；韩国媒体评论说，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给他们造成的苦难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担心日本武装力量作用的扩大，等等。 
1998年4月30日，针对日本新闻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就日美安全合作设定的“周边事态”拟定了基本见解，称其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必须强调的是，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直接或间接将中国台湾海峡纳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的做法，都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但在5月22日，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证时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因此日本的“周边事态”也包括台湾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厉抨击道，“我们对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发言表示严重关注，对日方这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已就此问题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明确的澄清和解释”。虽然此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老调重弹，辩解“‘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设想的地区，迄今为止说的是着眼于事情性质的概念，我们自主地判断”，但日本政府“未超过日美安保条约框架”或“政府的传统见解未变”等措辞仍然未明确表明其态度。1999年 1月14日，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时说，“所谓的日本周边，至少要把邻近日本的各国全部包括在内，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俄国、朝鲜半岛、中国和台湾。”虽然日本政府表示小泽发言不代表政府见解，但同一天小渊首相改造内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却说，“在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坚实基础确保日本安全这一点上，自民党与自由党在基本理念和思考方式上没有丝毫的不同”。 [1]
影响及评价
消极影响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90年代的“新安保”将对日本乃至地区各国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它为地区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在亚太地区，由于大国之间军事对抗的水平降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虽然该地区还存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矛盾，未能建立起多边安全保障体制，但在美国、日本、东盟、中国、俄罗斯五大主要力量互相牵制下，正在形成亚太地区多极化格局，有助于地区稳定与发展。但日美之间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两国军事合作同盟，实际上仍然是冷战思维在新国际形势下的延续，不利于在本地区建立以平等协商原则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机制，也破坏了亚太地区缓和的氛围。 
其次，“新指针”一方面为日本使用军事力量干预国际事务或地区事务提供了依据，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创造了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它将日本更加束缚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框架中，进一步缩小了日本在外交上的独立性回旋余地，很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卷入武装冲突中去。由于美军在日本设有130多个军事基地，美军还有权使用日本的民用机场和港口，这样，一旦日美所谓的不测事态发展，日本便成为没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前沿基地。再加上日本有义务向美军提供雷达基地、预警飞机和潜艇收集到的情报，以及参加扫雷活动，为没军提供补给等支援都会使日本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去。 
另外，“新指针”赋予日本在其国境外发挥军事作用的义务，将导致日本扩充军备，提高自卫队军事装备水平，并在日美联合作战的旗号下无所顾忌地向海外派兵。这将引起各国的不安与疑虑，并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 [1]评价“新指针”所涉及的范围问题和台湾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面对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首先应在东亚地区建立类似于欧洲共同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共同体。作为该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只有相互之间建立起理解与信赖的关系才能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因此，中日两国应以切实负责的态度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所有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