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长捷
个人履历
  
他早年考入保定军校，后来在阎锡山的部队中服役。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南口战役和平型关战役。后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天津攻城战中被俘。1959年获特赦。曾在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工作。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
个人年表
生于1892年6月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福建闽侯人，字介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毕业。
1919年10月军校毕业后派任山西陆军第4混成旅（旅长赵戴文）第7团（团长龚凤山）第1营（营长卢丰年）少尉见习官、第1连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团副。
1925年1月调升第1旅（旅长傅存怀）第2团（团长卢丰年）中校团副。
1926年8月升任第18旅（旅长卢丰年）上校参谋长。
1927年3月第18旅扩编为第10师（师长卢丰年），仍任上校参谋长。7月调升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阎锡山）独立第15旅（辖两团）少将旅长。
1928年3月所部扩编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9师（辖三团），升任少将师长。9月第9师缩编为第3集团军暂编第5师（师长李生达）第9旅（辖三团），降任少将旅长。10月第9旅改称第36师（师长李生达）第106旅（辖三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0年4月第106旅扩编为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12师（辖三团），升任少将师长。
1931年1月第12师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9师（师长李生达）第17旅（辖两团），降任少将旅长。6月边17旅改称第72师（师长李生达）第208旅（辖两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5年4月19日叙任陆军少将。
1936年7月升任第72师（辖两旅）中将师长。11月12日获颁四等云麾勋章、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
1937年8月升任第1预备军（辖第72师）中将军长。10月预1军改称第61军（辖第72师），仍任中将军长。11月15日晋任陆军中将。
1939年3月9日升任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中将副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5月26日调升第6集团军（辖第61军、暂编第1军）中将总司令。
1941年4月调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中将副总司令。11月调任伊盟守备军（辖新编第26师、骑兵第7师）中将司令。
1943年10月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月陆大毕业后派任军政部第20军官总队中将总队长。
1947年3月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8补给区中将司令。
1948年6月调任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11月兼任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
1949年1月15日在天津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后派任政协上海市秘书处专员。
1968年4月7日在上海因遭批斗自杀。
1979年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予以平反。[1]
家庭出生
陈长捷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因为家境贫困，其母受人雇佣当乳母，早早地把长捷断了奶，而且狠心弃置在宗祠里。他的哥哥姐姐们，实在舍不得，不得不一起到祠堂抱回来，拾了一条幼小的生命，自此别名就称“拾拾”。
早年求学
“拾拾”长到2岁，聪明过人，便到私塾斋里读书。老师田春干十分赏识他，不但免了“束修”，后来还资助他到福州师范学堂读书，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陈长捷说，田春干不但是他的导师，还是他的第一个大恩人。
军旅生涯
一、投笔从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长捷参加福州学生军北上。不久南北议和，学生军被解散，他又回福州转入武备学堂读书。1917年毕业后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学习。  保定军校二、晋军效力1919年毕业，应同窗好友傅作义的邀请，赴山西任阎锡山晋军步兵第七团见习排长，渐次擢升为排长、连长、团副、代理团长和旅参谋长。1927年为第十五旅旅长。1930年第十五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参加反蒋“中原大战”，沿津浦线南下，打济南，夺泰安，攻曲阜，捣徐州，屡建战功。后因冯玉祥部下倒戈，张学良东北军乘机入关，陈长捷的第十一师腹背受敌，不得不退回山西，所部改编为二○八旅。1935年晋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被人暗杀，师长则由陈长  中原大战前，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捷继任。三、抗战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进攻南口，汤恩伯部队惨败，陈长捷奉命驰援反攻，经过23次血与肉的拼杀，终于夺回了阵地，后因察哈尔刘汝明怯战致张家口失陷，七十二师又陷入敌围。在生死关头，陈长捷指挥若定，出敌不意地率师向敌军密集的方向冲杀，终于突围成功，保存实力，以待再战。 
南口战后，七十二师与新独四旅合编为预备第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在代县集结待命。9月，日军坂垣师团直逼平型关，长驱直入，军情紧急。陈长捷受命率军星夜驰战，在鹞子沟和团城口与日军血战12个昼夜，取得大胜，打下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平型关一战，陈长捷的军威大振。“预一军”正名为六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不久为总指挥。全权指挥前线部队反攻。10月2日开始与日军展开“拉锯战”，连续23个昼夜，拉累拉垮日本军队，逼得日军坂垣师团三易联队，孤注一掷，动用了火焰放射器和凝固汽油弹等新式武器，再犯南怀化。陈长捷则采用开掘坑道办法，潜击敌前，使日军的武器不能发挥威力。八路军又及时赶到日军的后方出击。于是日军受到包围，几被全歼。接着陈长捷乘胜统军南下，收复宁乡、莆县，在吕梁山南段建立第二战区指挥中枢，又在泰山庙山地截击日军尾随部队，大获全胜。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1939年7月，以战功先后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
194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缴化，陈长捷反对阎锡山收缴中央九十军散兵的武器。阎锡山怀疑陈长捷与国民党中央军嫡系将领来往频繁，解除他的军职。陈长捷一气之下，率一个警卫营到绥远投奔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1941年蒋介石命陈长捷为晋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因所辖的二十六师和骑兵第七师，乘剿缉烟匪机会，大肆抢掠，发生流血事件，迫使伊克昭盟盟长沙王出逃。国民党追究责任，罪及陈长捷，被免去各职。陈长捷孑然一身，请求到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将官班学习。四、战败被俘1945年，抗战胜利，陈长捷又出任芜湖军官总队长，1947年改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12月，蒋介石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升天津警备司令是傅作义鼎力推荐的。当年投靠阎锡山也是傅作义的主意，因此傅作义也不能不是他的恩人。陈长捷对他的恩人保证：“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当年的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北京和天津都是“特别市”，直接归南京行政院管辖，现在守住北京和天津都是傅作义天字一号的大事。傅作义很高兴地说：“知我者，莫过于介山也。”陈长捷在天津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又增兵添将、修建工事，连蒋介石视察后也夸奖说：“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但天津还是没能守得住。1949年1月2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采用“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并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陈长捷等人，劝其放下武器和平解放。但陈长捷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说：“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东北野战军再次重申：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1月8日过去了。过了两天，解放军严令：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陈长捷向北京的傅作义请示。傅作义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自然是惟命是从了。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的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陈长捷等人只好躲到地下室里指挥战斗。晚上他要通华北“剿总”的电话。参谋长李世杰仍然回答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陈长捷摸不着头脑。他坚持到15日上午9时，解放军已经涌进了他的地下室指挥部。他颤抖地举起双手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们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抗日常胜
陈长捷，（1892年－1968年4月7日），字介山，福建闽侯螺洲（今属福州）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陈长捷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因为家境贫困，其母受人雇佣当乳母，早早地把长捷断了奶，而且狠心弃置在宗祠里。他的哥哥姐姐们，实在舍不得，不得不一起到祠堂抱回来，拾了一条幼小的生命，自此别名就称“拾拾”。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长捷参加福州学生军北上。不久南北议和，学生军被解散，他又回福州转入武备学堂读书。1917年毕业后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学习。
1919年毕业，应同窗好友傅作义的邀请，赴山西任阎锡山晋军步兵第七团见习排长，渐次擢升为排长、连长、团副、代理团长和旅参谋长。1927年为第十五旅旅长。1930年第十五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参加反蒋“中原大战”，沿津浦线南下，打济南，夺泰安，攻曲阜，捣徐州，屡建战功。后因冯玉祥部下倒戈，张学良东北军乘机入关，陈长捷的第十一师腹背受敌，不得不退回山西，所部改编为二○八旅。1935年晋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被人暗杀，师长则由陈长捷继任。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进攻南口，汤恩伯部队惨败，陈长捷奉命驰援反攻，经过23次血与肉的拼杀，终于夺回了阵地，后因察哈尔刘汝明怯战致张家口失陷，七十二师又陷入敌围。在生死关头，陈长捷指挥若定，出敌不意地率师向敌军密集的方向冲杀，终于突围成功，保存实力，以待再战。 
南口战后，七十二师与新独四旅合编为预备第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在代县集结待命。9月，日军坂垣师团直逼平型关，长驱直入，军情紧急。陈长捷受命率军星夜驰战，在鹞子沟和团城口与日军血战12个昼夜，取得大胜，打下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平型关一战，陈长捷的军威大振。“预一军”正名为六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不久为总指挥。全权指挥前线部队反攻。10月2日开始与日军展开“拉锯战”，连续23个昼夜，拉累拉垮日本军队，逼得日军坂垣师团三易联队，孤注一掷，动用了火焰放射器和凝固汽油弹等新式武器，再犯南怀化。陈长捷则采用开掘坑道办法，潜击敌前，使日军的武器不能发挥威力。八路军又及时赶到日军的后方出击。于是日军受到包围，几被全歼。接着陈长捷乘胜统军南下，收复宁乡、莆县，在吕梁山南段建立第二战区指挥中枢，又在泰山庙山地截击日军尾随部队，大获全胜。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1939年7月，以战功先后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 
194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缴化，陈长捷反对阎锡山收缴中央九十军散兵的武器。阎锡山怀疑陈长捷与国民党中央军嫡系将领来往频繁，解除他的军职。陈长捷一气之下，率一个警卫营到绥远投奔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1941年蒋介石命陈长捷为晋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因所辖的二十六师和骑兵第七师，乘剿缉烟匪机会，大肆抢掠，发生流血事件，迫使伊克昭盟盟长沙王出逃。国民党追究责任，罪及陈长捷，被免去各职。陈长捷孑然一身，请求到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将官班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陈长捷又出任芜湖军官总队长，1947年改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12月，蒋介石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升天津警备司令是傅作义鼎力推荐的。当年投靠阎锡山也是傅作义的主意，因此傅作义也不能不是他的恩人。陈长捷对他的恩人保证：“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当年的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北京和天津都是“特别市”，直接归南京行政院管辖，现在守住北京和天津都是傅作义天字一号的大事。傅作义很高兴地说：“知我者，莫过于介山也。”陈长捷在天津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又增兵添将、修建工事，连蒋介石视察后也夸奖说：“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但天津还是没能守得住。1949年1月2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采用“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并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陈长捷等人，劝其放下武器和平解放。但陈长捷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说：“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东北野战军再次重申：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1月8日过去了。过了两天，解放军严令：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陈长捷向北京的傅作义请示。傅作义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自然是惟命是从了。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的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陈长捷等人只好躲到地下室里指挥战斗。晚上他要通华北“剿总”的电话。参谋长李世杰仍然回答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陈长捷摸不着头脑。他坚持到15日上午9时，解放军已经涌进了他的地下室指挥部。他颤抖地举起双手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们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陈长捷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布的战犯被俘虏的，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后迁北京功德林，归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 
陈长捷怀着弃恶从善的愿望，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工作，一直表现很好。管理人员说，他自费买马列的书读，很认真。开头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读着读着，有了兴趣，竟至于手不释卷，大家戏称他为“理论家”。再则，劳动态度也很好。他年高体弱，列在三、四类，可以只干些轻微的劳动，可是他总是争取多干。 
但是他对于傅作义总是耿耿于怀。有一次，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到功德林监狱看他，他怒目而视。傅作义走到他的面前，他故意低头不语，似乎有许多的怨恨。他曾对人说：“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真有些“成已萧何，败也萧何”的意思。 
傅作义是在天津解放后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的。当时事关机密，没有告诉陈长捷，只是模棱两可说：“坚守就有办法。”谁知北平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天津就不能“坚守”而被解放了。傅作义起义后对陈长捷的处境觉得很内疚，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1956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傅作义两次发言说：“我为这些人(指战犯)乞求，要求宽大他们，把他们度出来。”他说，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 
傅作义通过监狱管理人员向陈长捷作了解释。陈长捷心中的怨恨烟消云散，紧紧地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谢谢，谢谢！”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喜获新生。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对他宽勉有加。接着他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他写有10余篇30多万字文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卷入横扫之列，几乎天天都要遭到批斗。1968年4月7日自杀。[2]
1979年复查平反，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大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并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解放后期
一、改造陈长捷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布的战犯被俘虏的，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后迁北京功德林，归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 
陈长捷怀着弃恶从善的愿望，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工作，一直表现很好。管理人员说，他自费买马列的书读，很认真。开头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读着读着，有了兴趣，竟至于手不释卷，大家戏称他为“理论家”。再则，劳动态度也很好。他年高体弱，列在三、四类，可以只干些轻微的劳动，可是他总是争取多干。 
但是他对于傅作义总是耿耿于怀。有一次，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到功德林监狱看他，他怒目而视。傅作义走到他的面前，他故意低头不语，似乎有许多的怨恨。他曾对人说：“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真有些“成已萧何，败也萧何”的意思。 
傅作义是在天津解放后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的。当时事关机密，没有告诉陈长捷，只是模棱两可说：“坚守就有办法。”谁知北平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天津就不能“坚守”而被解放了。傅作义起义后对陈长捷的处境觉得很内疚，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1956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傅作义两次发言说：“我为这些人（指战犯）乞求，要求宽大他们，把他们度出来。”他说，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 
傅作义通过监狱管理人员向陈长捷作了解释。陈长捷心中的怨恨烟消云散，紧紧地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谢谢，谢谢！”二、释放后的生活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喜获新生。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对他宽勉有加。接着他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他写有10余篇30多万字文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卷入横扫之列，几乎天天都要遭到批斗。1968年4月7日自杀。三、平反1979年复查平反，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大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并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战犯改造
战败被活捉许多人一提到陈长捷，总认为他只是山西部队中的一员猛将。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打过几次小胜仗。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他带兵打仗是有一套的，主要是他敢拼敢打，而且在紧急关头，也真的能“身先士卒”。 
但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仗——在防守天津市的时候，正当他在他的地堡指挥所中，还在用电话指挥部下作垂死的挣扎时，解放军的指战员正用手枪和冲锋枪对着他的背部。而且是等他发布完“坚持到底”的命令，放下电话筒，转过身去，正要吩咐跟随他身边的参谋人员查看地图时，才发觉他已被解放军包围，连准备抽出身上的手枪自杀的几秒钟时间都没有了，他才吃惊地举起手来，是带着一副很不服气的神情被押解出地堡的。 
如果我不是和他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一起改造过，我始终认为这人只不过是一个骁勇的大老粗，所以我第一次去看和他同组的徐远举，徐给我介绍：“这位是陈长捷”时，我当时就愕了一下，心想，怎么陈长捷是这样一个瘦削得像书生一样的人，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大个子。细读资本论过不几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不是行伍出身的，而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第一名高材生。他不仅外表温文尔雅，而且看文件也有很高深的理解能力，当时在战犯所自费去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有些人是装门面，但他倒真是很认真地读，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写下他读后的批语和心得，这就大出我的意料了。 
因为对陈长捷的看法有改变，除了曾和他闲聊过很多次外，还从和他在天津顽抗到底的天津市警察局长、军统老同事李汉元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他的许多情况。怒瞪傅作义李汉元曾悄悄告诉我，傅作义和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来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时，许多人见到这些人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见到傅作义时竟是那样满脸怒容，一句话都不讲，弄成很尴尬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我终于从陈长捷本人和别人嘴里得到答案。 
原来陈长捷曾在甘肃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这是一个自己不求人而只有别人去求他的肥职，掌握该地区军队一切准备物品的补给，是不用打仗的工作。因他和傅作义过去是晋军的老同事，傅熟知他是有名的骁将。当傅作义受命成立“华北剿总”时，因为他的嫡系精锐部队三十五军，在易县涞水被解放军击溃，知道解放军野战部队的威力，决定把部队集结于平绥与北宁铁路沿线地区，将张家口、北平、天津作为3个基点，以及沿这两条铁路的主要城市，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行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的方略。傅作义向蒋介石提出要调陈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加强天津的防守力量，当然一提就准。1948年秋天，济南和东北完全解放后，傅军在华北就更为孤立暴露。当时傅所指挥的军队约50万左右，原来是排成一线，如不集结便有被分段吃掉的可能。这样天津成为鼎足而立的重点，傅认为陈是常胜将军，希望他能把这一进可以战、退有路可逃的海口城市牢牢守住。因国民党的渤海舰队正在长山列岛筹建基地，可以支援塘沽，保持海口。 
陈长捷认为他防守天津，失败在于兵力太少，他的工事是修筑得相当坚固的，到后来很多坚固的工事都没有兵去把守了。因傅作义把许多精锐部队都从天津抽走，只剩下广东部队由林伟俦统率的六十二军和刘云翰统率的八十五军，以及九十二军一个不完整的师队。 
靠这几万人要守住天津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抵御成倍的解放军已经是不容易了，而最麻烦的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为了修筑工事，扫清射界，强拆去大量民房，使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特别是林伟俦那个军所属的一个团长，在防守天津附近宜兴埠时，陈长捷因为另外两个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摧毁，要这个团将该据点放弃，以免因孤立而被“吃掉”。陈要他撤出时将工事破坏，谁知那个团长把破坏工事误认为将那个村庄也破坏，便下令纵火焚村。一时大火冲天，上千家房屋均付一炬，等到发觉，想抢救也来不及了。因而天津人民对国民党防守部队痛恨异常，巴不得解放军早点打进来。 
陈长捷是自命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标准军人，由于傅作义一再命令他“坚持就有办法”，他一直没有考虑过投降问题。虽然他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几个军、师长都曾接到解放军在缩小了包围圈、准备攻下天津之前一天给他们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知。他在召集这些人开会时，谁都不愿先发言。他便先拿出这一通知，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因害怕特务在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应该放下武器，最后还是吞吞吐吐地作了一个含糊的决定，答复解放军：只表示“为了天津免于糜烂，要解放军派负责人来商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这等于是拒绝放下武器和谈判。陈长捷则依然表示“坚守就有办法”。最后是走上被活捉这条道路。讪笑杜聿明在农场劳动，陈长捷是属于二三流的劳动力。他编在第三队，而杜聿明更次一点编入四队，一、二两队是强壮些的，一般较重的活都由这两队担任，三、四两队担任较轻的活儿。往往是在一起工作。有次他和杜聿明两人抬一筐粪肥向地里走时，旁边看的一些同学都在暗暗发笑。因为杜聿明不但是深度近视眼，而且左腿比右腿短1厘米，走起路来，总有点一拐一拐，两个人都是那样瘦，又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许多人发笑是因为这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今天凑在一起抬粪筐，不认识他们的，谁会相信这一对书生一样的人，是当年指挥过那么多精锐部队的将军呢？ 
当他们看到大家在笑着议论他俩时，便放下粪筐和大家坐在一起。我说：“你们两人合作，可以叫做宝一对！” 
陈长捷一听很不服气，便揭杜聿明的老底，说他比杜聿明要胜一筹，气力也比杜聿明大，而且不会连踩死了老鼠都不知道。这一下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因为杜聿明的确闹过这样的笑话。在一次学习时，杜聿明一走进学习室，大家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今天这位同学走起路来和平日不一样一拐一拐，而是与别人一样端端正正地走，因为他是有名的“东北二瘸”之一。他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都是有一条腿短1厘米。熊是在上海任警备司令调升江西省主席时，乘坐的飞机刚一起飞，便撞在龙华飞机场附近江面一条大帆船的桅杆上，虽然没有摔死，但腿断了一只，医好后，便短了1厘米。不过和杜聿明相反是右腿比左腿短。他们二人在东北，一个是负责军事的，一个是负责行政的。这两个东北大头头在一起开会时，一个向左拐，一个向右拐，曾使得许多见到这罕见场面的人，背地里不知笑过多少次。 
那时当面是没人敢说的，杜当了战犯后，没有人去取笑他，不过看到他走路突然端正了姿势，有点惊奇。杜发现别人注意他，也似乎感到今天走路比平日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左脚棉鞋去摸，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向鞋尖滑下去。他忙摘下近视眼镜，凑近棉鞋一看，自言自语说一声：“一条绳子！”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了的小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这一下弄得全组的人连文件也读不下去，而是捧腹大笑了一场。从此，这一笑话在战犯管理所中就传开了。 
陈长捷的劳动能力的确要比杜聿明强一些，而我最佩服的，是他在休息的时候，既不打桥牌，也不下棋，而是手不释卷专心致志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