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慰祖
人物生平
幼习书法篆刻得翁思洵、顾懋钧指授，继师韩天衡。又从马承源攻习玺印篆刻鉴定研究。孙慰祖的艺术人生(10张)
书法篆刻作品曾入选全国一、二、三、届篆刻艺术展、全国四、五届书法篆刻展、中国美术馆当代篆刻艺术邀请展 、当代篆刻艺术大展、当代著名篆刻家作品邀请展等。篆刻作品出版有《孙慰祖印稿》、《孙慰祖印选》、《淳法上人别署印谱》、《孙慰祖印谱》、《印中岁月―可斋忆事印记》。
先后担任上海首届篆刻大奖赛，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国际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篆刻艺术评展、全澳书画联展等各类展览评审委员。
已出版主要著作有《孙慰祖论印文稿》、《封泥：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封泥》、《可斋论印新稿》、《可斋论印三集》、《印章》、《邓石如篆刻》、《陈鸿寿篆刻》、《两汉官印汇考》、《古封泥集成》、《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中国篆刻全集·汉代卷》、《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合著有《印章艺术概说》、《秦汉金文汇编》、《印里印外》等；参与编撰著作主要有《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篆刻大辞典》等 32部著作。
孙慰祖 主要出版物：（1988年-2010年，共计32册）书 名出版时间出版社备注《孙慰祖印稿》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作品集《孙慰祖印选》200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作品集《淳法上人别署印谱》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作品集《印中岁月——可斋忆事印记》2008年吉林美术出版社作品集《孙慰祖印谱》2008年西泠印社出版社作品集《两汉官印汇考》199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香港大业公司著作《印章》199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著作《孙慰祖论印文稿》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著作《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著作《封泥：发现与研究》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著作《可斋论印新稿》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著作《可斋论印三集》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著作《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2010年吉林美术出版社著作《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2010年外文出版社著作《古封泥集成》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著《中国篆刻全集 ·汉代卷》2000年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编著《邓石如篆刻》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著《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著《陈鸿寿篆刻》200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著《印章艺术概说》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古玉印精萃》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秦汉金文汇编》199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印里印外》2000年台湾汶采有限公司合作《古玉印集存》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单晓天印选》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黄士陵印谱》199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徐三庚印谱》199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梅花草堂白石印存》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近现代名家篆刻》200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执行主编《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1949-2008》2010年荣宝斋出版社执行主编《中国玺印篆刻全集》199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委《中国篆刻大辞典》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委
社会评价
孙慰祖：“我怎么把四十多年时光抛进了一个小天地”
印章中的万千气象，不仅在于她作为一门艺术所呈现的美感与气度。对于经年累月与印孙慰祖书法作品(12张)章耳鬓厮磨的学人来说，古印不啻于一台时光机，载着现代人去洞悉那个时代的社会治乱、政治兴替、经济强弱和文化盛衰。
就如孙慰祖新著《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中文版）中提到的：“人们习惯将中国印章视为一种艺术现象，而事实上，我认为它首先是深刻地参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制度之器。”
孙慰祖是一位时而探究古印，饱览历史世界中山水沟壑，时而走石飞刀，在方寸之间亲自演绎绮丽风光的学者和艺术家。他曾自况 “怪怪的两栖动物”。但作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孙慰祖早已是国内外公认的印学学科带头人和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典型的成功跨界者。
最初因为对书法篆刻“眷恋生出一份神圣的情结和为他贡献出绵薄的冲动”，孙慰祖从少年时代开始迈上了一条“寂静小路”。如今，回望过去，他在一件篆刻作品的边款中留下了“将四十多年时光抛进了一个小天地”的感慨。孙慰祖篆刻作品(19张)
只是，正是这个“小天地”，几十年间在像孙慰祖这样一批学者前赴后继地开拓下，逐渐丰厚而广阔起来：中国印章的艺术价值正为大众和媒体所认识，同时，其史料价值、流变规律也正以完整和清晰的面目呈现于世界文博界。
学人孙慰祖，勤奋、审慎而敏锐。牵引他在这条路上孜孜以求的是对历史的强烈好奇和对时代所给予的研究机会的负责。
学术上的每一步突破，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偶然，背后必然包含着广泛的资料搜集、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素养。在这个学术体系相对薄弱、资料相对匮乏的学科中，更是如此。自1985年进入上海博物馆从事印学史、古印鉴定的研究之后，孙慰祖以细谨的性格捕捉着点滴学术材料，在宏观的视野中作出思辨，用勤奋钻研充实着自己的理论功底。几十年的每一个突破背后包含的都是长期的专注和殚精竭虑的思索。
1996年，他独立担纲完成了国内外第一个中国玺印篆刻陈列——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印章馆”的展品体系和论述体系。填补了长期以来文物博物馆陈列中古代印章专题的空白。
2002年，通过对马王堆三号墓与一号墓所出封泥的综合考察，判断三号墓与一号墓主人死时存在两代“轪侯家丞”，又成功复原释读出三十年来无人破解的一枚“利豨”残封泥，由此确定三号墓的主人就是第二代轪侯，解决了发掘至今长期未断的考古学疑案；
通过收藏印迹的考证，对上海博物馆新收宋本《淳化阁帖》的年代确定、版本归属提供了拓本自证以外的可靠依据。
对存世唐宋辽金时期的私印进行全面资料汇集、文字考订和断代研究，为鉴别此期私印和进一步研究此期印史奠定了学术基础。
此外，孙慰祖又极具前瞻性地意识到封泥研究在当代条件下作为中国印学课题的重要性。十年的时间，他醉心于封泥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作成百年来最为完备的封泥资料总集——《古封泥集成》，也完成了古封泥研究最系统的专著——《封泥：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封泥》。这些成果曾得到学界“中国古封泥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的赞誉。
这些成果，从课题方向、研究方向和观点上都具有开拓性和首创性。这一系列课题的选择并不是偶然，而与孙慰祖在课题选择上“趋冷避热”的律条有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说到底，当这一领域科学的研究体系真正完备起来的时候，再来反观现阶段各方面探索者艰难的交替、酝酿、铺垫等一切努力，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成分才会被看得较为清晰。一切浮华和附丽将如潮水褪去。”可以看到，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个性使然，不如说是由孙慰祖所处的视角与位置所决定：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来审视自己的研究。“填空”是他走出这样一条研究足迹背后的深层逻辑。早日完备学术体系、夯实学科基础是他的最为本源也最为深切的愿望。不过，这些原本冷寂的地方又往往因为他的涉足而被带动起来，由冷趋热。比如封泥研究，比如唐宋元印章研究，等等，等等。
包括《两汉官印汇考》、《孙慰祖论印文稿》、《可斋论印新稿》、《可斋论印三集》等两百余万文字的专著大致反映了孙慰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而《古封泥集成》、《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黄士陵印谱》、《徐三庚印谱》、《邓石如篆刻》等资料整理汇编则是孙慰祖为学科研究体系的建立所作出的基础性工作。
新近出版的《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是一本关于印章的通史性著作。从中也可以看到孙慰祖更为宏观的理论图式和学科视野。他采用新资料，使用新的论述框架。同时，演绎了印章的制度性发展和艺术风格的演变过程，探究其规律。更为难能可贵的，将古玺印与文人篆刻置入更宏大的社会历史范畴中加以论述，学术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古代东方与奈良、新罗古印，凸显了这一“制度之器”的史料价值。
这部《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呈现。其中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将有关中国印章内涵与外延的知识延绵至海外。，美国著名东方艺术家、大都会博物馆主任屈志仁读后给外文出版社来信表达他的感叹：“现在终于有了一部论述中国印章艺术的发展历史及其美学的权威论著”。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丸道雄则称她“是划时代的”著作。其实，作为国内外公认的印学权威，孙慰祖在国外流传的著述不止于此。在治学之余，大陆之外的高规格学术机构和学术会议也可见到他的足迹。
1999年，孙慰祖应东京国立博物馆邀请以“中国古代封泥研究”为题作大型学术报告。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讲坛上，《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现》、《陈鸿寿行略与艺事考》、《封泥所见秦汉官制与郡县史料——兼论封泥分型之意义》、《新出玺印封泥的史料与考古学意义》《中国历代玺宝体制的嬗变》等论题先后被孙慰祖呈现在港台地区的学人和艺术爱好者面前。
作为学者的崇实与作为艺术家的浪漫在孙慰祖身上和睦共处，成就了一篇篇演绎历史，归纳规律的论文，也激荡出了刀笔之间的别样韵致。
孙慰祖与书法篆刻艺术于幼时结缘，五十多年来从未搁置。学艺之路漫长而崎岖，物质生活的匮乏、十年文革对个性与文化的禁锢和上山下乡都没有阻挡他对金石艺术的痴爱。无论是劳动之后的休闲，还是治学之后将自己丢入感性世界的游弋，篆刻对于孙慰祖是精神世界的寄托，一份割舍不断的情节。这个经历了半世沧桑的印人将关于世界观、人文情怀和人生智慧尽情付于印石；阅遍古印数万方的学者，很自然将先贤凝结的美学智慧倾注到自己的作品中。李刚田先生称赞孙慰祖的篆刻作品“醇古见清新”，具有一股“正大气象”，可谓恰如其分。
作为历史研究材料的印章和作为篆刻艺术载体的印章，占据了孙慰祖生命的两个侧面：7部学术专著、5本篆刻作品集、十多本资料汇编是这两个侧面的佐证，也是他视之为“生命依归”的最好注脚。同时，学人的理性、深刻、审慎与艺术家的感性、浪漫、激越交织出了一个丰满的灵魂。
散见于孙慰祖著述与印章边款的隽永小品，即是这颗灵魂在篆刻与学术论文之外的另一种吐露。这些文字记录心境，撷取感悟，附着于著述与印章，却又旁逸斜出地扩散到了人生、历史与社会。读来回味悠长，催人奋进，发人深省。充满思辨色彩的语言是作者情不自禁的抒怀，对于读者来说则可能是与篆刻家思想与审美的双重交汇。
孙慰祖的这些小品文字其实可以脱离他的篆刻而作为文学作品单独呈现。也由于此，当《印中岁月——可斋忆事印集》出版的时候，文学小品与篆刻艺术交互呈现的方式让这本集子的接纳圈子漫过书法篆刻爱好者，如同他的篆刻作品流传于南北中外一样“进入平常百姓家”。华东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民晚报》为此书在《夜光杯》版连载一年，这也开创了大众媒体前所未有的记录。就像孙慰祖在这本印谱中所写到的“一个普通生命的悲欢冷暖也不是孤立的”，一代人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感悟得到的不仅是同龄人的共鸣，还有在各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人们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尤其是，这些感悟又实实在在地来源于在学术与艺术天地中躬身耕作的高傲灵魂。
即使有这样的成就，孙慰祖仍说自己是将四十多年光阴交付于一个小天地。他还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走出圈外反观，书法篆刻也好，印学也好，即使拥有一点心得一点新见，与这个千姿百态而又亿万斯年延续下去的人类精神世界相比，真是何足道哉！”这样的看法，来源于一份对无限广阔世界的认识与敬畏，一份超然于自己生活半径的清醒。
怀揣着仰望星空的遐想，潜心耕种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学术与艺术之间来回跳跃。孙慰祖就是这样走过了大半生，现在回望，当初的小路也许已经焕发生机。但前方的路无疑不会太热闹，因为，重复自己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先生本色是印人——读孙慰祖篆刻近作 李刚田近年，慰祖兄推出了几本厚厚的印学专著，这是他半生的心血所聚，尤其是研究中的一些原创性的重大突破，如对马王堆汉墓残缺封泥“利豨”和三号墓主身份的破译，对《淳化阁帖》收藏印的断代结论，对古代封泥的系统研究以及对汉晋官印分期、唐宋元官私印的鉴定整理等成果，都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在如今学术界、艺术界人心浮躁，许多人热衷于短期行为、泡沫效应的时风中，作为长期从事文物工作的一名研究员，慰祖兄能践行“板凳须坐十年冷”的为学之道，独立不移的在自己脚下挖一口深井，展示出自已息心静气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他在学术上的一系列成果正是来自于此。他在学术界、艺术界为人知晓、受人钦服也完全是因为实实在在地向社会不断地奉献着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张扬。这是圈内人所皆知的事实。
当人们将他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著名印学专家去认识的时候，或许会冲淡其篆刻艺术家本色。其实,最初他是由篆刻艺术创作渐渐走向印学研究领域的，他的篆刻创作实践是他印学研究的重要支撑之一。他的知识结构中比纯粹的考古研究者多了艺术创作这一面，并且他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也从未从印坛卸妆谢幕，忘怀篆刻，而是忙里偷闲，不断有新作问世，在创作中又不断有新的实破，只不过他不太注重展示自己而已。如果说印学研究是艰苦枯燥的创造性劳动，通过完成一个个研究课题体现着人生的价值，那么篆刻艺术创作对他来说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创造性劳动，是他学术劳顿中的心灵驿站，他在驶刀石面的过程中，在面对一方方朱红的印拓时，无疑会物我两忘，体味人生的精神自由。
慰祖兄刻印已有四十余年，对他早期创作影响最大的有古今两面。从他临摹的大量古代印章中可以看出汉印对他篆刻创作的影响力，他从汉印中得到篆刻的基本形质，同时也体味到古代印章所传达出的特殊的金石气。而时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韩天衡先生。他早期作品篆法、刀法及印面形式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影响。但这个时间不算太长，后来慢慢在作品的形质上显现出自家的性格。四十年的篆刻创作过程，是个不断变化出新的过程，展示出篆刻取法的广泛与形式的丰富。另一方面，这四十年的过程又是一以贯之的，其技法语言有着独特的"音质"，对篆刻的理解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立性。
无疑，古玺印传统是他篆刻创作的重要依托。古玺、汉印、元押，封泥、唐宋官印、玉印等等，凡是古来遗存的种种印式，在他的创作中几乎都能看到。通过对古印样式的借用，使他的作品表现出古典意味和金石气息，使自己的创作与数千年的篆刻历史相接轨。在传统与时风之间若即若离，在古与今之间穿梭贯通，因而他对古印式的借用是一种主动的把握和变化灵活的运用，不是机械地拿来即是。如在汉印式的创作中，不著迹象地融入古玺印的自由与灵活，在古玺印式创作中，又增加了汉印的平直凝重。总之，在篆刻创作中他能思接千载，并且是以我为主的去剪裁千古，所展现的思维跨度以及流淌其中的率真无拘的情趣，正是他的作品耐人玩味之处。
大量的古文字是他创作中变化出新的重要素材，在他的作品中尤其重视调动那些过去很少或者不曾被人取用入印的古汉字，通过使用这些变化丰富、充满天趣的古文字入印，使创作中表现出勃勃生气，使作品具有新颖感和对视觉的冲击力，如将楚简帛书介入到篆刻创作之中，在当代印坛，他是使用较早并且运用娴熟而自出新意的篆刻家。使用这些原非篆刻文字的素材，必须进行一审改造变化，使之转化为篆刻语言，把灵活的笔触转换成刀意石趣，把变化的结构作适合印面形式的调整，这方面他做得非常出色。其实，古印式与取用印外的古文字入印是相互矛盾又相互支撑的关系，也就是篆刻艺术的印章属性与书法属性之间对立统一关系。失去前者，创作将失去醇厚的金石意味，而不善于运用后者，印面又会失去鲜活的生命力，慰祖兄能很好的把握篆刻中这两种属性的关系，所以他的印能醇古中见鲜活.
他的篆刻，既不是招摇过市的时代弄潮儿，又不是那种峨冠方步作魏晋名士状者，而是平平实实地展示着本色的自我，求一种“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创作定位。他的印中有着广泛的包容性，不偏执一端，不作异形怪状以招徕看客，而是有一种正大气象。读他的印，我们既可以体会到醇厚的金石气，又能领略到一种文人的“雅”意。在细细玩味每一方印作时，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具有时代感的匠心独运。
慰祖兄是印学家，又是篆刻艺术家，学者式的逻辑思维与艺术家的奇特想象力相辅相成，使他的印学研究与篆刻创作中都能体现出理性与激情的两重性，也即是说，他的情感领域既洋溢着历史文化的沧桑情怀，从而造就了艺术创作所必须的激越恣肆和细腻敏感，同时也沉潜着学者资质所必备的理智冷静、严谨崇实的思辨色彩，这种组合使他在两个领域都相得益彰。这就是他治学为艺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仅仅是技法与形式的个性，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个性。
当兴趣的火花被引燃
——《孙慰祖印稿》后记至少已有好几年时间了，总有几位圈内的朋友在一边怂恿我编出一本自己的印集，他们认为这样才算是我的本来面貌，而不至於常常被一些人谬以学者相量之——可能他们觉得作为印人的我更为好玩，也可能是常有来往的原因，对我这么些年来刻的印有一点亲切因而也有一点偏爱。其实自己心裏明白，我不但没有成为学者，现在呢，也不太像是一个印人，不过是个对印章深深喜欢、对於有关印章的种种问题很有研究兴趣，过去也曾经很想成为书法篆刻家的一个文博工作者。所以，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情绪，对於出本印集，一直没有信心。
这种心态倒并不是因为什么谦虚。自己长期从事玺印篆刻的研究，可以说时时有置身印城、与古今印章朝夕晤谈之感，除了关注其中的史料信息以外，那些丰富的艺术表现语言也会令我常常不能自已。古代玺印、明清篆刻仍有叫人醉心的魅力，仍是创作者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而当代印坛也正以新的艺术精神化古为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表现形态和思维方式，同样使人如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以这样的眼光再来审度自己这些年来刻的印，无论相对於古人还是今人，都是自负不起来的。
直到不久前，一些师友在看了我偶然发表的作品後，竟然妄加赞许，又认真诚恳地鼓励我不妨将三十多年来陆续留存的印蜕翻检出来，先做一次回顾性的自我评审，然後再作定夺。
看着这些印蜕使我猛然悟到，大半人生已一晃而过。这些习作是自己半生精神的一部分,它串连着三十多年的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的生活过程，串连起许多值得回忆或者不堪回首的时光和人事。而从对自己学习过程以及其中的得失进行一番总结的角度考虑，将它们定格下来，无论对於个人今後的创作还是对一些正在步入篆刻之门的青年朋友，都可能有一点好处。这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以自己的心力蕴积而成的小草小花，其中也凝聚着老辈、同辈甚至年轻朋友们的一份精神在。大家给予我不同形式而又极为真诚的帮助，都已融入在这些殷红的朱迹中，而这是我没有理由固执地淹没它们的。想到这一点，我决定打消原先的顾虑。
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自然界直至人类精神世界的每一个体都是不相重复的，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宽容地接纳它。大家在气象，名家在精神，这是禀性使然，这些印作包括它们的选择原则，也多少存着一个爱好篆刻的人的性格烙记。比如考虑这些印作的选择时，我感到应当将自己学印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习作按其先後选取有代表性的袒露在大家面前，将自己每一阶段所借鉴、所探索的表现形态和盘托出，而没有仅仅择取近年的印作。“神龙见首不见尾”，固然容易使人仰之弥高，肃然起敬，但却也可能使人觉得天上人间，踏雪无痕。我们都有过幼稚的时光，而幼稚也有天真之处。天真无法追回，又何必“悔其少作”？其实自己直到现在仍然深感很不成熟。
在翻检这些习作的每一个夜晚，我的思绪常常情不自禁地逸出印外，从孩童时代开始学习书法、篆刻起，给予我指导、激励、提携的师长、友人都一一浮现在面前——其实平时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到中年，特别是自己也为人师、为人父之後，就越来越感念既往艰辛求学求艺历程乃至於人生道路上所有帮助了我的人们，感念生养了我的父母。
我清晰地记得，一九六四年，校内的一次书法展览中，书法老师翁思洵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这两年来的习作鼓励了一番，并表示看到我习作上所钤用的自刻名印颇感兴趣，问我喜欢不喜欢学篆刻。随後，我便成了思洵老师家中的小客人。在他寓所小楼的灯光下，我看到了大堆碑帖，还有几本印谱，愈加感到了书法篆刻天地的新奇和深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对好奇心特别浓烈的少年产生的诱惑和吸引是可想而知的。不久思洵老师又将我和另两名同学介绍给在大昌街小学任副校长的顾懋钧老师。於是每逢周六，我们三人背着一书包沉重的石章和刀笔，又聚集在懋钧老师的办公室裏。在学校归於宁静之後的夜灯下，懋钧老师指导我们正确执刀、运刀和临摹的方法，告诉我们单刀、双刀这样一些新鲜概念。记得，我们的启蒙篆刻教材是陈寿荣先生的《怎样刻印章》和南京艺术学院当时编印的篆刻讲义。我向懋钧老师借来并手抄了一本《汉印分韵三集》，至今仍然保存如初。我们初尝创作的乐趣，热情很高。一九六五年冬，我们三位同学居然将切磋两个多月刻成的一套《卜算子·咏梅》词的印稿请思洵老师题签，然後兴致勃勃地投寄给《少年文艺》。事隔三十五年，这套印稿随我上山下乡，又经几次迁居，却终未丢失。前不久，我与思洵老师谈起，想不到老人家将当时我们呈送给他的那一页印稿同样完好地收存至今，使我一阵惊异，也使我深深感动。
没有料到，我们人生这一段天真的狂热不久就被搅碎。十年动乱开始，懋钧老师因为担任校长而受到冲击。童心无畏，得到这一消息，我们三人依然相约前往劳动工地去看望懋钧老师。我们在远处看了一眼，然後又走近他身边，叫了一声“顾老师”。相视无言。我们好似孤雁，感到了莫大的失落和怅惘。
後来的情形，就是我在《论印文稿》一书後记中所追述的那样。在学校无课可上的岁月裏，仍然是写字和刻印让我找到了精神的归宿。下乡以後的第二年，老师们的处境稍有改观，我又将自己的书法刻印作业每月寄给思洵老师、懋钧老师批阅。思洵老师的回信每次都很长，那每一个字可都是双手扶笔仍然颤抖着写成的——那时他患上了至今未愈的手疾。也在这一年冬天，两位老师又真诚地将我推荐给比他们年轻很多而在印艺上已卓然自立的韩天衡老师，更多的由他继续指导我学习书法篆刻。这种惟才贤而无计年齿的坦荡胸怀，使我深受教益并且令我一生敬重。现在，他们都是耄耋高龄了，天衡老师也已年过花甲。一个有志的後学，应当为老师增光，带给他们以安慰，而不是总想着如何扛出老师的声望去打天下。惭愧如我，一介书生，除了力求工作、艺术上有所寸进外，至今没有能够更多地给他们其他报答。
少年时代兴趣的火花往往稍纵即逝，是他们及时的引燃，才使它成为许多人一生道路上不熄的追求之火。蜜成花不见。耕耘在少年教育园地裏的老师，常常易为有些人所淡忘；或者蝉曳别枝後不屑於再提起那些曾经付出心血但却少为人知的启蒙老师，而热衷於扯来名人来谬托知己以为进身之道的也并不少见。这是令人很有感慨的现实。
天衡老师指导我学习篆刻，一晃也近三十年了。他给我最初的辅导是看了我每月寄去的习书、习印的作业後给我写来的那些信函。语虽简约，却一针见血，给当时正处於热情投入而路径多歧状况中的我以很大的清醒，方法、方向也更为准确，那些话至今仍感到受益无穷。那时天衡老师不仅自己的创作任务很重，而且承担着繁忙的行政工作，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收到他深夜挤出时间给我评改後寄回的作业。这时，一个挚爱着书艺、印艺的天涯游子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也是现在许多求学条件优越的青少年所难以体验到的。
几年中三位老师给我的信，我至今珍藏无缺。它们给予我的不仅是艺术、为人的启迪、教诲。在那段气氛苍凉、生活艰苦、文化肃杀的岁月裏，它们和书籍、艺术本身一起，曾经赐予我极大的人生慰籍和鼓舞。
到上海後，多方面的条件都大胜以往。在学艺、读书都渐有长进的同时，天衡老师一面教我攻习印艺，一面不断鼓励我多研究些印学问题，先後推荐我参与教学、研究、写作等实践，扶持我走进探索印学理论的大门，并将我引荐於方介堪先生、马承源先生、方去疾先生等老一辈的印家、学者，支持我广泛吸纳，转益多师。多年来，他一直强调多学传统，多学前人，而不要学他的面目；不能不变，但又不能乱变。事实上，他对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并重的风格以及勤奋、执着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更甚於我在艺术方面艺术方面所受的浸淫，我之走上专业研究工作的道路，也完全与此有关。我在近二十年中尽管因为专业的关系，主要时间投在了印史和印章鉴定的研究、写作中，但仍然没有放弃忙裏偷闲搞些创作探索，也是与这种性格的感染分不开的。
我将几位老师、前辈先後为我的印谱写的题签和题辞，收入这本印集，藉此作为纪念。
因此这本印集是不敏如我三十五年学印的行迹。和去年将所写的四十馀万字的《论印文稿》交付出版前夕一样，感到要拿出去与印友见面，其心情就好似怀胎十月，有几分喜悦，有几分惶恐。说实话，这些作品能否经得起自己将来几年的翻看，我是很怀疑的，何况印友圈中多得是高人。由此我猜度老师、友人们的督促，多半是为了鼓励我继续创作的积极性，而不要被文债、书债所淹没，岂敢当真无知无畏而沾沾自喜。一位友人很不客气地说这种心情是计较面子的虚荣心在作怪。我想想也是。那就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教吧。无论见仁见智，我都真诚地希望听到，毫无疑问，这将对我今後的创作和学习带来莫大的好处。今後路还长，我重复这样的看法：“以为自己最理解自己的作品，恐怕未必。”
这本印集的面世，还要在此感谢友人毛勇兄的竭诚敦促，他和敬频兄等对此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印人骆铮化费了不少时间为我钤拓边款；还有几位同道、朋友、学生也热心赐助。我内心的感动和不安，都不是在此志谢可以了却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於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