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蜀文字
概览
巴蜀文字指铸刻在战国时代巴蜀铜器上的一些图像和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与纯粹用于器物装潢的纹饰不同，  具有原始图像表意文字的一些外部特征。
巴和蜀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两个古老的部族和王国，战国时代其活动中心主要在今四川省境内，公元前316年先后为秦国所灭。 
巴蜀文字在地下湮埋了几千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巴蜀铜器在四川出土，才为今人所发现。解放后，四川地区考古工作不断发展，巴蜀铜器在四川大量出土，有的铜器纹饰与成都白马寺相同，最为典型的即是所谓手心纹。这一发现，引起科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巴蜀符号
[1]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
巴蜀符号是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
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巴蜀文字材料
[2]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3卷7期上，以《巴蜀文化》为题，公布了所收集的巴蜀铜器上h类48种纹饰符号。于是巴蜀文字的材料，便正式在学术界面世。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鹰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所发现的巴蜀文字材料日益增多。及时地将那些零星分散的材料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客观上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
到了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毅然担负起这项重任，利用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面。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刘女士《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四川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为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文中将巴蜀兵器归纳为戈、矛、剑、钱等四类。1. 铜戈据冯汉骥先生的研究，分为：
1.1 式戈为长援、无胡，锋向下略弯，方内，内上的穿呈尖桃形。一般援部和内上均有纹饰。其中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内上浅雕一蚕纹;1976年绵竹出土铜戈援部铸有虎头 。
1.2 式与i式略同，但戈本与内之间有长条形平阑。
1.3 式戈援作尖锐三角形，无胡，方内。其中馆藏一件援身两面皆浅雕一鹰;另一件内上近阑处有三字铭文(即《金石索》夔戈)。
1.4 式戈援部狭长而直，后部特宽，有脊，刃作弧形。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援部雕一龙形;20世纪50年代成都自马寺出土铜戈内上有巴蜀图像文字(中间 形如骨刀，右为三个三角形连作弧形，左为六角星及日符。
1.5 式则为有胡戈，又可分为中胡、长胡等4型;援部多雕有龙、虎形纹。这种类型的铜戈上，多出现巴蜀文字。其中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成都羊子山34号墓出土的2型戈以及馆藏3型戈，内上皆有图像文字;峨眉符溪出土的4型戈，从援本至胡雕有龙纹，援的上部则有图像文字。新都、郫县的2型戈，胡上有类似彝文字母的一行巴蜀方块文字;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3型戈，胡上也有一行方块文字，但笔画要稍稍繁复一些，近似古汉字 。2. 铜矛多有弓形耳系，分为：
2.1 式矛为长骸，骸与叶长大致相等，骹部两面多施以图像文字。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骹部一面为虎纹、花蒂、三个人头串;一面为手文与汉字“王”的组合、蜂纹与折线组合，及钩状、器状图像。1979年广汉文化馆收集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虎、星、兽面，一面为水草、鹿、心手文、双折线与植物符号组合等。
2.2 式矛为短骸，图像文字仍在骹部两面。峨眉符溪出土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蛙纹、七角星、双髻佩剑立人、手文、心文及一组组合图案。3. 铜剑多呈扁茎的柳叶形，分为：
3.1，3.2 式剑无格，茎端有穿孔，剑基多浅刻图像文字。其中一件犍为出土的剑，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月、星、飞鸟、手文。
3.3 式剑有格，图像文字亦在剑基。巴县冬笋坝出土的一件，刻有带翼立人，双手处各有一方形图符;其下有带矩形框的云形符号。4. 铜钺4.1 式钺身呈椭圆形 ，折腰，近肩处多刻有简单图符。
4.2 式钺为直腰，弧刃，图符多刻于近肩处。
4.3 式钺有耸肩。
为了便于研究，刘女士将兵器上的巴蜀文字分解成180个图符，分列于17目，集中在一张图上。这对于释读巴蜀文字，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工作。
《巴蜀铜器纹饰图录》一文，以讨论器物上的纹饰图案主， 附带涉及巴蜀文字。其中提到1965年成都百花 潭出土的“符号纹盉”（当作鍪），盖上有一圈纹饰，其间夹有两组图像文字，相对排列;内圈还有一组图像文字;各组皆由两个图符构成。刘女士将许多铜器纹饰图案加以分解，列在一张图上，图中6、7和8就是百花潭鍪盖上的图像文字。1980年新都马家场战国大墓出土一批器物，上面多刻有同一图符，图中18就是这个巴蜀文字。1950年新津出土的云纹铜钫圈足上的图像文字，则列于图中24。此外，还有两件匙形铜带钩上，也有图像文字的组合。近年出土的大量巴蜀文字印章，亦集中绘在一张图上;其中以圆印、阴刻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印文 当中，汉字“王”屡见不鲜。
五期巴蜀文化墓葬
罗君将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分为5期:
i期：包括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青羊小区四、五、六工区4座船棺;罗家碾两座土坑墓。其时代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而亦有更早的可能。
ii期：前段有大邑五龙机砖厂4号墓船棺;后段有犍为金井万年二队两座土坑墓;新都马家大型木停船棺墓;蒲江东北一大队两座船棺、城东一座船棺;彭县太平 二大队一座船棺。其时代约自战国早期至中期（公元前450年至前350年）。
iii期：包括巴县冬笋坝4、5、7、10、11、18、41号船棺;大邑五龙机砖厂l、2、3号土坑墓;成都青羊宫侧土坑墓;成都无机校土坑墓;成都枣子巷省政协院土坑墓;成都南郊土坑墓;绵竹清道三队船棺;瞿唐峡盔甲洞崖墓。其时代约为战国中、晚期之际，秦灭巴蜀之前(公元前350年至前316年)。
iv期：发现的墓葬最多。船棺有巴县冬笋坝2、3、s、9、12、14、16、35、42、43、49、50、51、84号墓;郫县晨光、红光各一座;土坑墓有涪陵小田溪7座;成都圣人灯十队2座;犍为金井万年二队1、2、3、4号墓及菜地一座；犍为五联五一大队1、2、4、6、7号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荥经烈太一座；芦山清仁一座;珙县合作猫儿沟一座；巴县冬笋坝l、6、31、32、33、34、36、37、39、46、48、52、53、54、55、56、57、58、59、60、61、65、68、73、76、78、85号墓；广元宝轮院2、4、7、9、10、13号墓;成都洪家包216、217、221、222、223、225、226号墓；湖北荆门漳河车桥一座。其时代自秦灭巴蜀至秦末。
v期：包括越西华阳村2墓;涪陵点易三队2墓；绵竹清道粮站木版墓；绵阳东方绝缘材料厂木版墓；大邑五龙土坑墓；犍为五联五一大队十一队3、5号墓;重庆长航疗养院2墓；巫溪荆竹坝崖墓；奉节风箱峡崖墓；珙县沐滩乡新民村塘子1墓；成都石羊木椁墓；陕西 紫阳白马石8墓。其时代自秦末至西汉初。
罗君对巴蜀文字的界定
i期：铜器上，已有少量图像文字存在。如成都百花潭铜壶上的“心文”，即为后世所继承。
ii期：巴蜀文字，主要反映在印章上。11期前段的大邑五龙4号墓出土石印，印文简单，呈现原始特征。11期后段则出现铜印 。如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方印和圆印，在巴蜀印章中都是最大的一种，蒲江东北2号墓出土的方印也比较大。印无界格，似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亦为后世所袭用，但此期的波纹钱，一个字里笔画只有两道。
iii期：图像文字便丰富起来。新出回形文、u形文、手文、鱼文、鹰爪文等。方印和图像文字，则由蜀地渐入巴地。此期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笔画增多至三道。
iv期：文字资料骤增，其数量可占到全部文字资料的62%左右。此期印章中方印、圆印、半通印并行;方印与半通印还出现了界格;并且有巴蜀文字印与汉字印同出一墓的现象。在涪陵还发现了圆形陶印。在铜器上，出现了许多笔画很细的刻画文字。
v期：巴蜀文字资料，基本上只见于蜀地，巴地未见。在键为五联土坑墓中，首先出现了琉璃 印章。
罗君这些分期论述，无疑有较多的启发性，从中可以看出巴蜀文字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而后迅速消亡的过程。他说，学术界长期以为巴蜀文字创自巴人，其印文是模仿汉字印;现在不必多论，便知其误。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印章6钮，其中汉字印有2钮，另4钮为巴蜀文字;荥经烈太一墓出印8钮，其中汉字印1钮，另7钮为巴蜀文字，一墓中出土二、三钮印章者更是普遍。由此可知，这些印章的性质，不可能仅代表族徽或图腾。文字中常见图符的分布范围，实已越出了巴和蜀的地理界线，甚至还见于南方其他地区。如印文“王”字，两广青铜器 上亦较多见，锭形符号还见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甲胄上。罗君认为，蜀中天师道符篆的基本组合形式，直接起源于巴蜀符号，或者说是巴蜀符号的汉语化。巴蜀印文和兵器铭识，也许与符篆一样，起着企求吉祥、辟邪除祸的作用。不过，罗君相信：巴蜀王国使用的是巴蜀文字，虽然汉字在秦灭巴蜀以前就可能传入，但巴蜀王国不会使用中原 文字；所以，他对荥经曾家沟战国墓出土漆器上的“王邦”、“成亭”等铭文发生怀疑，以为时代或许没有那么早，又可能墓主是楚国移民，受到一定的巴蜀文化影响之故。
巴蜀古印文的整理
1998年，四川省文物局高文 研究员等辑录了战国巴蜀铜印122件，秦印6件，正式出版《巴蜀铜印》一书，这是对巴蜀印文的一次集中整理，很有学术价值。书中不但拓出印文，还一一刊出了印章的照片，每件印章的下面，并注明时代、形状、规格、出处等详细资料，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书前言指出：对于巴蜀古印，过去研究者很少涉及，只有少数几方巴蜀古印收入谱录，如龚心钊《瞻麓斋古印征》、《宾虹草堂 藏古玺印》等。
桐城姚石倩曾在成都编有《渴斋藏印》，为宜宾博物馆周植桑所珍藏。其中有不少未曾发表过的巴蜀古印，书中首次收录并加以公布。前言还说，巴蜀印文可能是带有巫术色彩的吉祥图语;有些可能是氏族徽号。巴蜀铜印中除巴蜀符号印外，还有一些汉字印，所刻如“富贵”、“中仁”、“敬事”、“万岁”、“可行”、“百”、“高”、“王子”等语，多为战国秦汉所流行。总之，此书印刷精良，印文清晰，弥足珍贵 。
不过，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正式公布，迄今还嫌太少。许多材料仅分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多数照片模糊，图形过小，字迹不清，绘制不善;这对于研究者来说，真是过于苛刻了。卫先生、刘女士和罗、高等君付出了很大努力，功不可没，但个人的条件毕竟有限;而且文字资料目前还在不断出土，有价值的新材料仍在涌现之中。例如宣汉罗家坝最近发现的巴王墓，出土一件圆形铜印;2003年6月29日《成都晚报》15版刊印了它的照片，比较清楚。这一材料十分重要。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建立专门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组织，及时公布正规的文字资料，以供学者研究。
1928年顾颉刚先生在《闽歌甲集序》中说过：“殷墟贞卜的甲骨，若罗振玉先生买到之后只供自己的赏玩，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后再行发表，那么，这些东西便至今不能为人所知，有了同没有一样。惟其他肯尽量地印，供给别人研究的利便，所以会得造成一个新风气，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开出一个新天地。”如今，巴蜀文字也像年发现殷墟甲骨文 一样，需要更多的罗振玉先生，为这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