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启芳
生平简介
1925年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主讲经济学，后调回广州任武装团体训练班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到上海．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社会科学名著如德国毕尔的《社会斗争史》、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洛克的《政府论》，美国布尔的《国际关系论》等，成为有名的翻译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经《星岛日报》总编金钟华介绍，在《星岛》增刊，《晨报》任主编；并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任教。1944年至1945年任《大刚报》总编辑及《广西日报》社长。1945年至1946年在香港《新生晚报》任总编辑．1946年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复办，他担任院长，同时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经常与香港的民主人士一道，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7至1948年在上海任《大风》周刊总编辑。
广州解放后，应召回广州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并担任国民大学教务长，华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职。院系调整后，华南联大并人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外国文学史教授．1975年5月17日在广州逝世。译著有《政府论》、《国际关系论》、《社会斗争史》等。
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的叶启芳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上海从事译著活动时，渐渐接触新的社会思潮，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抗战以后，他与左翼文化人士的接触日渐增多。长期浸淫之下，他顺理成章地跻身“进步教授”之列。他是生存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宗教与世俗，新时代与旧时代，专制与自由。甚至是战争与和平夹缝中间的学人。
叶启芳原籍广东三水,他的父亲在广州西关纱厂做工,才举家迁到广州。由于家里兄妹众多(叶启芳排行第十),再加上纱厂倒闭,11岁时,叶启芳被父亲送到香港一家基督教小学做校役,从此与教会结缘。在教会资助下,他得以进入燕京大学读书。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叶启芳任过广州武装团体政治处副主任、广州协和神学院教师、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以及大小5家报纸刊物的总编,由于时局变幻,这些任职大多只有数月时间。唯一的例外是,他还曾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香翰屏邀请,担任广州市公安局护照处主任,为时达7年。
从政之余,叶启芳以译书为爱好。他翻译的唯一一本单行本小说《国际纵队从军记》,是受金仲华、刘思慕等人之托,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而译的。这是英国左翼作家的作品,未及上市,就被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了。
《从军记》之前,叶启芳还出版了最早几部译著,比如《社会斗争通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国际关系论》、《基督教之基础》。无心插柳柳成荫,翻译工作使得“启芳从此逐渐摆脱西方教会的影响,成为进步的文化学术界的一员”。刘思慕如此评价翻译工作对叶启芳的影响。
叶启芳的左倾,还得益于与左翼知识分子的交往。刘思慕回忆,“启芳和我在进步的达德学院(陈其瑗任院长)都兼任过教师。内战再起以后,不少民主人士再度陆续集中到香港来,其中如沈钧儒、邓初民、李章达、茅盾、张铁生等都是启芳的旧识,民主党派有些集会也邀请他出席。在沈老、邓老的鼓励下,启芳有时还和我一起参加民盟的学习会,因而与民盟也接近起来。”
建国初期
1949年3月底,叶启芳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演讲《中国形势对华南与香港的影响》,预计“新局势”6个月内即可展开。当时他的朋友陈君葆对这一乐观估计不以为然,以为“总要到第二年的春间”。
事实证明叶启芳的估计是正确的。10月14日,广州解放。两个月前,叶启芳连续两天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知识分子》一文,开头即说:“最近我国民主革命运动扩展,遍及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增进,如日中天。”在叶启芳看来,“今天是知识分子应当抉择的时候了”。
10月18日,叶启芳约陈君葆到“四时新”饭店吃面,告诉陈自己决意要回广州。陈君葆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岗位问题十分重要,难道留下来的便没有事做么?这是叶启芳不实际的地方。”《叶启芳传》的作者易新农和夏和顺这样分析叶启芳对将来生活的看法:“政治环境问题呢?估计叶启芳也想过,比如:他是教会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着帝国主义的文化根基；他曾长期在广州政府任职,属于旧政权的官僚……叶启芳大概认为,这一切,通过他的政治转变,通过那篇《论知识分子》就可以洗清了。”1950年6月,叶启芳从香港回到广州,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汝棠的邀请,出任国民大学的教务长。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也曾向叶启芳发出邀请,要他去北京任职,他以不适应北方生活为由推辞了。
1950年10月5日,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叶启芳是代表之一,他写信给当时还在香港的妻子汤慕兰说,每次开代表大会时,叶剑英同志都派汽车来接。
同年,叶启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据汤慕兰等人说,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安排,让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来做事”。两年后,叶启芳当选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1956年,已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叶启芳,不仅当选为民盟广州市副主任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这年11月20日到28日,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叶启芳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发言。发言被《广州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使社会知识分子的才能有所发挥”。
政治遭遇
叶启芳的发言是对1956年初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响应。他批评说:“知识分子在读到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一股热诚,非常高兴,立即到街办事处登记。可是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应有的接待,而是冷嘲热讽,并且诸多留难。有一些社会知识分子到街办事处,询问知识分子登记手续,街办事处的同志以极傲慢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们连登记手续都不懂,还算什么知识分子’,试问这样的态度和言词,怎样能够贯彻周总理的知识分子政策?”章乃器当时正在广州,为这篇发言登门拜访叶启芳,可惜叶启芳当时不在家,章乃器就给他留了一张字条:“您在市人大的发言,甚好。我等将给以极大的注意,以后请多反映这些情况。”叶启芳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自称“远程大炮”。
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半个月后,5月17日,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发动民主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叶启芳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烧热这个会场”。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对高校党委制放炮:“学校有党委不要紧,但必须是由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来当党委才行”,“目前的问题是在于以党代政,党委代替了校长”。他认为还应当成立校务委员会,党委委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校委会。
在发言中,叶启芳对肃反运动也放了炮。他认为中山大学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中山大学的肃反只是中山大学的党员借机整人。他认同“民盟是党的打手”的说法,还为当时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教授鸣不平,称其“只是纯技术观点的问题而已”。
叶启芳不知道,就在他发言的前两天,5月15日,毛泽东就亲自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送党内高级干部传阅。其中说道,“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我们越有利。”6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后,广东省委宣布,“对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拒绝接受,并在全省反击右派猖狂进攻”。
从此,叶启芳的命运便急转而下。
1957年9月7日,民盟广州市委召开会议批斗叶启芳,称他恶性发展盟员,拉拢教会人士；诬蔑党报是官报,想办同仁杂志；挑拨党群关系,想当校长。10日,中大中文系开会继续批判叶启芳,次日《广州日报》以大篇幅报道了会议消息,称叶启芳“被撕下了‘年老消极’的面罩,露出了向党进攻的‘远程炮手’的真面目”。
到1958年,“右派”性质确定后,60岁的叶启芳便被撤销了图书馆长的职务,三级教授降为五级,不但工资随之递减,还搬出了入住不久的教授楼,被迫参加在虎门人民公社的监督劳动。直到1959年1月底,才从东莞回到广州,继续讲授外国文学史。碍于形势,叶启芳只敢照本宣科,结果被学生编顺口溜讽刺:“右派分子叶启芳,专念讲义和文章,如此长期搞下去,外国文学要遭殃。”其实叶启芳真正当“右派”的时间并不长,1959年下半年,他便被“摘帽”,此后便以“摘帽右派”的身份终老。
1964年2月,叶启芳与瞿菊农合译的洛克《政府论》(下篇)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理论价值稍逊的上篇则由于“文革”而拖延至1982年才出版,那时叶启芳已去世7年。
1965年下半年,运动又起,中大中文系停止了包括叶启芳在内的不少老教师的教学工作。这一转变并没有再次对叶启芳形成冲击,他决定“随遇而安”。在给儿媳邝薇的信中,他称自己“在家不是帮助料理家务,就是拿书来看。或中文或外文,看个不停,最近思想通彻,精神愉快”。
但时代所造成的变化并不是68岁的叶启芳想“安”就能“安”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向教授及其家属进行打击及侮辱之行动,如剪了头发游行,青年学生则敲锣打鼓随后助兴。教授们白天到礼堂检讨或到田间劳动,启芳也在其内,这是有人带领去的,不去不成。”叶夫人汤慕兰回忆。“最多不过一死,但他们未有问我杀过人否,则死罪无从定。我家里穷,我死后家人无法生活,故不能自杀,只能忍辱而已。”叶启芳在这段时间写了大量的交待、检查材料,还写过关于“斗私批修”的几篇文章,痛骂自己是“原封不动的旧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过去全部否定。他在外国文学史中所肯定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的现实主义被当作是鼓吹“全盘西化”的铁证,甚至被迫承认自己讲授“神仙鬼怪的但丁作品、帝王将相的莎士比亚作品、才子佳人的歌德作品、封建迷信的托尔斯泰作品和个人至上的拜伦作品,毒害青年学生”。
1968年6月,中大康乐园发生严重武斗,人人自危,叶启芳辗转逃回三水老家,与因“右派”早被遣送回老家的妻子汤慕兰团圆。因受了刺激,叶启芳回到家便大病一场。之后身体一直不好,1974年9月突发脑溢血,在朋友大力帮助下,才得以转送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
1975年4月30日,叶启芳再次中风,昏迷17天后,溘然长逝,终年77岁。叶启芳个人的经历也是一部现代中国学人伤痛的历史。原本心气甚高的叶启芳晚年做诗自嘲。没有书可译，对叶启芳来说就好比是生活在一间没有光亮的铁屋子里。他怎么能不痛苦呢？痛苦的又何止是叶启芳一人呢？ 那是每一个学人都会感到痛苦的年代。
翻译成就
叶启芳一生中充当过多种职务和角色，且不停地转换。他是教会培养出来的学子。曾任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还曾担任过多家报刊的总编辑。他曾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长和民盟广州市副主委。
叶启芳在教育、新闻等领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其成就最为突出者还在翻译方面。他一生译述数百万字，其中所译（洛克）《政府论》，作为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不断再版，至今仍广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年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将其列为政治学、法学等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必读书目 。
作为洛克《政府论》、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等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译者,叶启芳一生著译数百万字,但除了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和1984年出版的《政府论》上篇,是于1950年代末译竣者外,其余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他晚年曾感慨,“有人劝我再搞翻译工作,但现在世界上有什么好的书,我完全不晓得,不经选择,译什么呢?只好作罢。”
叶启芳的青年时代是中国翻译事业勃发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张元济、王云五等商务印书馆同仁的组织运作。叶启芳在广州协和神学院及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即已从事翻译工作。他是广州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并因此结识沈雁冰、郑振铎等人。他曾翻译过《圣经之文学研究》等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
叶启芳辞去广州培英中学校长职务后， 在沈雁冰、郑振铎等介绍下，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在此前后他翻译出版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比尔的《社会斗争通史》、 英国人塔尼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 美国人布尔的《国际关系论》、 卡尔·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缪勒利尔的《婚姻进化史》等著作。
这其中《社会斗争通史》在当时影响很大，也是叶启芳平生最得意的译作。叶启芳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此书共分五卷。第四卷出版时，胡汉民亲自为其写序，题为《三民主义的历史观》，比尔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本义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历史，胡汉民作此序言的目的，是想以此书为三民主义的历史观做注释。 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历史观即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叶启芳夫妇于香港沦陷后逃往广西的途中，曾碰见几位青年学生正在读《社会斗争通史》，叶启芳与学生们交谈起来， 学生们知道本书的译者就在眼前，十分景仰，即称叶启芳为老师。并在路上帮了叶启芳夫妇不少忙。左翼文化人当然也很重视这部《社会斗争通史》，后来成为中共理论大家的胡绳：当时主编《读书月报》曾就此书写过读书随笔 。
而叶启芳一生译著中《国际纵队从军记》则最具传奇色彩。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期国际纵队的故事。作者为英国左翼作家约翰·孙马菲尔德。叶启芳收到原版书，还来不及详细翻阅。当天下午，广州即遭遇日寇飞机轰炸。叶启芳办公室被炸毁，此书也被埋在瓦砾之中。两天后，叶启芳找到另一本原著。开始动手翻译，其后不久，原书竟在清理被炸毁的房屋时发掘出来。叶启芳把书送回给金仲华留作纪念。
叶启芳刚刚译竣此书，日军大举入侵广州。他只抢得译文底稿，匆匆逃奔香港。在香港继续译事。 他在（译者序）中说： 校对的时间，接连听见广州失守和武汉退出的恶劣消息，所以常常手握笔管，耳边听见英国飞机在上空演习所发出的嗡嗡声响，双眼呆看窗外的绿水青天，眼眶里为泪水所模糊，连自己所写原稿字也看不清楚了。
在叶启芳翻译《国际纵队从军记》时，甚具戏剧性。其翻译之初即遭遇国家民族重大灾难，其出版之后又因系生活书店所出而遭到禁售。叶启芳曾在广州清平路一旧书摊中发现一本残破的《国际纵队从军记》，心情十分激动。随即购买回来，细心修补重装。并于书后作记曰：本书刚出版时，即为反动派伪中宣部禁售，故流出坊间的很少。
诗作一二
百不如人死亦休，浮名身后复何求。烂柯山下东流急，漠漠斜阳一钓舟。 
人间荣辱尝已惯，纸上兴亡看亦轻。惟恨暮年旧交少，满怀心事向谁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