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方言岛
成因
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军事移民凡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移民，都是军事移民。例如，明朝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闽中沙县邓茂七举兵起义，起义军数月之间攻克了20多座州府和县城。次年正月明王朝急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率领京营及江西、浙江等地军队计五万人，入闽把起义军镇压下去。明王朝为防止起义军“死灰复燃”，令陈懋所部留驻延平（今南平市），那些京师官兵就此定居下来，成为自北而南的军事移民。500多年过去了，其后代至今尚有相当部分还在说“土官话”，这就是南平城区的北方方言岛。
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关隘、城池或河流，历代统治者都要调遣重兵驻扎把守。民国十一年（1922）修的《琴江志》载：“雍正六年，福州将军蔡，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着在省老四旗之汉军分派官丁及眷属来营。”另据记载，这支水师旗营由13名官员，30名领催和470名兵丁组成，加上他们的眷属， 当年到琴江来的北方人共有140多个姓氏，总人口当在1000人以上。如今，其后代仍在使用北方方言，形成长乐琴江村北方方言岛。
每逢兵荒马乱，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只好背井离乡，举足他迁，这也形成军事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沦陷，大批福州人溯闽江而上，内迁南平、顺昌等地，很多人就此定居下来。至今顺昌县的洋口镇还有“小福州”之称，是一个福州方言岛。同是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内迁韶关，大批“广府人”也涌入韶关城区，使韶关城区白话基本取代“老韶关话”而成为主要的交际用语，但周边农村仍主要说“老韶关话”或客家话，城区成了白话方言岛。　政治移民政治迫害，是引发政治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以为抗清之基地，但他当年就病逝。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统一了台湾，郑成功的亲属开始受到清廷的政治迫害，其中的一支潜回大陆，隐居于闽南漳浦县沿海。旋被发现，复逃迁到闽侯县西台村。至今，这带郑氏居民都还在说他们自称为“下南话”的方言。又如，四川的官话方言，是元末明初湖广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其中部分原因也与明政府的政治迫害有关。〔1 〕当年随湖广人入川的官话方言，也是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在土着方言之中的。只是随着历代北方人源源不断入川，官话方言才成为四川的主导方言。
政治移民还包括官吏贬谪、罪犯流放所造成的人口迁移。海南岛最南端三亚市的“迈话”，处在闽方言系统的琼文话和琼崖话的包围之中，是一个约有12000人使用的方言岛。明代《正德琼台志》载，“迈人、客人（按：当地对讲海南闽语的人的称说）俱在崖州，乃唐宋以来仕宦谪寓之裔。”这些被贬谪的官员，“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也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时代，谪寓到古崖州前的仕途经历也不大可能相同。”所以，今天的迈话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质；〔2〕黑龙江省的肇东、肇源和泰来等县，有一种与当地的东北官话略有不同的方言──站话。站话的使用者，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的后代。站丁的祖籍多在云南，他们大多是清代“三藩”之一的吴三桂的部卒、附属及其家属。吴三桂清初被册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拥有旗兵53佐领，绿营10营。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乱，至康熙二十年（1681）始被清廷平定，其部卒免死发配到黑龙江。据张伯英《黑龙江志稿》载，“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充谪山海关外。”〔3〕可见，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来自云南一带的政治移民。　经济移民一方的居民在经济生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举足他迁，这是一种经济移民，  它也可能在异地他乡形成方言岛。位于闽东宁德湾南岸的碗窑，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闽南方言岛。“从泉州一带的陶瓷业历史，可以推知碗窑人从闽南迁居宁德的原因……明清之交，闽南的晋江、南安、永春等地瓷业渐趋衰竭。碗窑人的祖先于清初从泉州、南安、永春一带移居宁德，正是由于晋江、南安等地瓷土资料逐渐枯竭，瓷业开始衰败而向外转移的。”〔4〕
四川的官话区中，分布着几十个的客家方言岛，总人口在100 万以上，他们的祖上多是在清代前期从潮州、惠州、嘉应州、韶州和南雄州辗转迁移而来的。粤东、粤北山多地少，土壤贫瘠，加之雍正年间旱涝灾荒连年不断，平民百姓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到异地谋生。恰逢明末清初之际，饱经战争创伤的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5〕， 清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于是，粤东、粤北的客家人，也就大规模地向四川迁移了。（参阅《甘庄洛公全集》卷七）
地理类型
从地理位置和分布状况看，方言岛可分为孤岛型、群岛型、列岛型和岛中之岛型等四种基本类型。　孤岛型方言岛操某方言的一个村落（有时是一个城镇），或者相连成片的几个村落，处于另外一种方言的包围之中，即独立的一个语言区，周围都被本地语言区所包围。福建省长乐县琴江村北方方言如上所述，这里的居民，上了一定年纪的都还在继续使用“旗下话”，年轻人则改说周边的福州话了。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分布在全镇的几十个自然村中，基本上都相连成片，同处在武平客家话的包围之中，也是孤岛型方言岛。据考证，中山镇“军家话”是明朝洪武年间来自江西、浙江等地的官兵及其眷属带来的，至今还保留赣方言的某些特点。　群岛型方言岛在一个方言区（片）中，几个乃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互不相  连成片，但在分布上集中在一个区域上，而被周围方言彼此隔离开来，形成一种类似于大海中的群岛的形式的方言岛区域，即是群岛型方言岛。群岛型方言岛是网状的方言岛。四川的客家话，散布在20多个县市的局部地区，“其人数多寡不一，少则几百（如威远石坪），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隆昌县达20多万），全省总人数估计在100万以上。”〔6〕在福建省福清市和闽侯县的闽东方言片中，有几十个闽南方言岛散布在近十个乡镇中，大多是清代前期从闽南地区播迁来的，实为一方言群岛。　列岛型方言岛在一个方言区（片）中，沿着河流或交通要道的走向，分布着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即由交通通道如河流、公路等连接在一起的多个方言岛。列岛型方言岛实是一个线状的方言群岛。在粤北地区，北起乐昌市，南至清远市，沿着武江、浈江和北江（武、浈两江至韶关市汇合成北江）的两岸，分布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闽南方言村落，这是沿河流分布的列岛型方言岛；黑龙江的站话，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所使用的方言，有别于当地的东北官话。因为驿站是沿驿道设立的，所以站话分布在驿道两侧而形成列岛型方言岛。　岛中之岛型方言岛本地方言包围着方言岛，该方言岛又包围着另外一个方言岛。比如，乙方言处在甲方言的包围之中，而丙方言又处于乙方言包围之中，这样，丙方言就受到甲、乙两方言的双重包围，形成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在闽东福鼎县的沙埕镇，有一个闽东方言包围之中的闽南方言岛，口音近于泉州、永春一带。在这个闽南方言岛内，又有澳腰和后港两个村的2000多人说的是莆田方言─澳腰。澳腰话即属于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7〕。
影响
南平的北方方言岛，岛方言“土官话”几百年来处在闽方言的包围之中，借用闽方言的语词，出现了闽方言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没有轻唇音声母[f]，[is]与[ish]两组声母不分，[─n]尾韵与[─η] 尾韵合流（闽北、闽中特点），但还保留北方方言的基本特征。可见，岛方言“土官话”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是轻微的；闽侯县西台村的闽南方言岛“下南话”，几百年来在福州话的严重侵袭下，虽然还保留闽南话的一些基本语词的语音特点，但已融入了大量的福州话特点，如阳声韵收[─η]，入声韵收[─？]及声母类化，还借用了大量的福州话语词。所以，今天的“下南话”与本土的闽南话已难于通话，它实际上已成为闽南──闽东的一种混合方言。类似“下南话”的还有闽西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是“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混合的一种方言。”　
岛方言是岛民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母语，是方言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社团的最重要标帜。每个语言社团，都有维护母语、忠诚母语的语言感情和语言态度，即语言心理。这种语言心理，是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是维系某个语言社团团结合作，相互认同的纽带，具有稳固性和持久性，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正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语言心理。方言岛的居民，在上述语言心理的支配下，对内坚持使用岛方言，客观上起到联络乡谊、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
但是，这种语言心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极端的表现如福建省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据了解，当地闽南人地方、宗族观念很重，过去一般不与顺昌人通婚，后来虽然通婚了，但在语言观念上仍相当保守，家族中严格保持闽南话，一般不许说顺昌话……”〔8〕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年轻一代的岛民，出于现实交际的功用，不是很注重维护岛方言的使用，有些人已基本放弃岛方言而改说包围方言了。
发展趋势
共同趋势逐渐缩小范围以至最终消亡，是大多数方言岛的共同趋势。
在方言岛内，各个角落双方言交际的状况是各不相同的。与包围方言直接相交接的那些地方，双方言交际以包围方言为主，以岛方言为辅，岛方言的主要使用者是老年人。经过一段时期，随着这批使用岛方言的老年人的死亡，这里将完全被包围方言“侵占”，方言岛的势力范围向内退缩；与包围方言相距较远的方言岛中心地带，双方言交际以岛方言为主，以包围方言为辅。但随着包围方言的步步进逼，方言岛的中心地带也必将被蚕食，方言岛最终沉没在包围方言之中。闽侯县青口镇茱萸洋村，历史上曾经是个自称为“汀州话”的客家方言岛。时至今天，全村就剩下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会说“汀州话”。可以想像，再过几年，这个客家方言岛将不复存在。
方言岛区域的居民，在与包围区域的居民长期发生经济接触、通婚等因素的影响下，其从远方家乡带来的方言会逐渐消失。
另一影响因素在于方言岛的方言往往是该区域的老一辈人使用，如果这些方言没有传给下一代人，方言岛也就会因为下一代人接触包围区的方言而逐渐消失。
方言岛内的方言，也会因为和周边地区的交流而逐渐被同化，如使用一些包围区的方言词组。
即使岛方言与包围方言是两种系属相同而且可以相互通话的方言，有时在方言岛中也形成双方言并存并用的格局。如山东青州市北城满族村是个北京官话方言岛，岛方言与包围方言青州话同属北方方言系统，可相互通话。但是，“北城满族的语言使用现在普遍为双方言制：在北城内部或北城人之间，使用北城话；与当地汉族交往时使用当地青州方言。”〔9〕类似的还有上述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　双方言区方言岛处在其他方言包围之中，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岛民们一般都要兼通包围方言而成为双方言者，所以，方言岛一般都成为双方言区。但是，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方言岛就在城镇当中，则不一定兼通周边乡村的包围方言。如南平北方方言岛的居民，不兼通周边的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顺昌县洋口镇的福州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当地顺昌话；粤北韶关市区的粤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周边农村的客家话及各种土话。
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多数的方言岛都是岛方言与包围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区。即使像长乐琴江村这样的长期闭关自守的北方方言岛也不例外。这个方言岛的岛民“旗下人”乃是清代官兵及其眷属，长期享受清廷的俸禄，辛亥革命前，他们一般不与城外的福州人通婚，也不学说福州话，倒是进城就读的福州人得学说“旗下话”。辛亥革命后，琴江“旗下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得不走到周边的福州话区谋生。（据原琴江小学校长，67岁的旗下人许辉先生的介绍。）混合型方言在方言岛中，由于岛方言和包围方言在岛民们的言语能力中共存，岛民们根据交际的需要转换使用两种方言，这样，一种方言的成分就会悄悄渗入另一种方言而成为变异成分。如果这些变异成分受到其他岛民的模仿，并在方言岛中扩散开来，那么，一种方言也就实现了对另一种方言某个方面的影响。观察表明，在方言岛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平衡的，即岛方言一般总是受到包围方言的影响，而包围方言因为大都是人口多，势力大的强势方言，它所受岛方言的影响往往是不明显的。在闽侯县西台村闽南方言岛，岛方言“下南话”所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闽南──闽东的混合型方言，而岛内所说的福州话与周边的福州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不同的方言岛，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各不相同的。戈尔龙在《论语言与方言相互影响的类型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将借用和融合看作语言或方言相互影响的两种类型〔10〕，是非常有见地的。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轻微的仅限于部分词语及某些语音、语法形式的借用，深刻的则可能引起方言的融合，甚至导致方言基本属性的改变。　方言转换岛方言因接受包围方言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基本属性的转变。临安（今杭州）在两宋之际屡遭战火，人口下降甚多。建炎元年（1127年），宋王朝从汴梁（今开封）迁都临安，大量将相臣僚及下层百姓随驾移居临安。（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 ）他们操的仍旧是从中州带来的汴梁官话，它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北方方言岛。然而，时至今天，杭州话虽还保留着北方话的某些特点，但已基本转变成一个吴方言了。
在方言岛内，岛方言老派与新派的口音往往有较明显的差异，老派保留了该方言早些时候的面貌，而新派则体现了该方言几十年来在包围方言影响下的新发展。岛方言新、老派的共时差异，正透露了岛方言在包围方言的不断影响、渗透之下发生的历时演变的事实。
据李如龙、陈章太先生的研究，宁德碗窑闽南方言岛，老派有70个韵母，而新派只有53个韵母。新、老派在韵母方面的差异，一是韵类的合并，二是韵值的变化。体现了碗窑话几十年来在闽东方言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词汇是岛方言新、老派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新派比老派更多地放弃本方言原来的说法而改用包围方言的说法。所以，老派仍在坚持使用的一些方言词，新派已经少说或根本就不说。闽侯闽南方言岛“下南话”，老派更多地保留闽南话的词语，如火金姑（萤火虫）、胡蝇（苍蝇）、烧水（热火）、龙眼（桂圆）、巷（胡同）、爸母（父母）、姊（姐姐）等，而新派则改用福州话的说法，即蓝尾星、菩蝇、汤、宝丸、弄、爸奶、依姐等，从而构成新、老派的词汇差异。这种词汇差异，也体现了岛方言“下南话”不断接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影响、渗透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