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河口西周墓地
墓地概况
  存在于西周到春秋的“霸”国墓地[1]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占地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有墓葬千余座。从200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墓地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墓葬内不仅首次发现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国宝，而且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铜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三千年前的这些宝器为研究古代封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2011年4月25日，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入围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
地理位置
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处于一片两河交汇形成的三角洲高地上。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与西侧台地相接外，皆为沟壑地貌，浍河干流和支流分别萦绕墓地西南两侧流过，地势为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其北部为太岳山余脉和尚公德山（又名二峰山），东南为太行山余脉翔山，西部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为冲积平原。在墓地的周围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墓地西南方的浍河东岸台地上，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东周和汉代遗址分布于墓地东北、东侧和西南方台地上，墓地范围内也包含有数十座东周窖穴遗存。[1]
发掘历史
  大河口西周墓葬群的发掘现场[2]2007年5月大河口西周墓地被盗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共试掘了6座墓葬；2008年9月至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通过勘探发掘了解到墓地分布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 1000余座。2009年5月开始进行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墓葬内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车马器、乐器等；陶器组合主要有：鬲，鬲罐，罐，鬲盆罐等。玉、石、骨、蚌器、贝和串饰较多，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到2011年4月末，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工作进入尾声，仅剩下数十座小型墓葬尚未发掘、保护。
为了保证遗址科学顺利地发掘，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部署。以勘探结果为依据，选择重点区域，确定发掘面积，设立坐标基点，统一分区布方，首先进行抽样式小探方发掘，再进行大面积探方揭露，按层位发掘所有探方墓口上文化层，暴露墓口，拍摄探方全景照后，打掉隔梁，然后将每座墓葬下挖30厘米，对墓葬进行统一测量绘图、航拍、编号，再按计划有步骤地发掘单个墓葬。墓葬填土采取半剖面或多剖面结合的发掘方法，按照逆埋葬顺序逐层发掘，并及时做好记录资料、取样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加强多学科合作。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并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1][3]
墓地形制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多口小底大。葬俗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葬，以头向西为主，少量头向东，南北向墓葬仅10余座。墓葬间很少发现有打破现象，大中型墓葬在发掘区域内散布，分布没有明显规律，区域内墓葬聚群特征明显。车马坑均位于大中型墓葬的东侧，除1座为南北向外，余均为东西向。部分墓葬发现有脚窝和生土二层台，个别墓葬有壁龛，葬具为一棺、一棺一椁或二棺一椁，椁盖板一般为横铺，棺盖板、底板和椁底板一般为竖铺（个别例外），四壁立板间多为榫卯结构。墓主多为仰身直肢，个别为屈肢葬，未发现俯身葬式。发现腰坑和腰坑殉狗的墓葬较多，未发现殉人。仅2008年发掘的M1发现有四个斜洞，其余墓葬均未发现此类设施。随葬器物多放置在墓主头前，其余置于棺椁间、二层台上、棺内或盖板上，大中型墓葬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型墓葬以随葬陶器为主。青铜器种类丰富，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车马器、乐器等都有发现；陶器组合主要有鬲、鬲罐、罐、鬲盆罐等等；玉、石、骨、蚌器、贝和串饰较多；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发现有金器；少部分墓葬未发现随葬器物。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1[4]M1为东西方向，土坑竖穴，口小底大，墓口长4.25米、宽3.22米、墓底长4.6米、宽3.78米、自深9.75米，在墓口平面四角外发现4个通向墓壁的斜洞，这是继绛县横水墓地之后又一次发现类似的斜洞设施。墓主头向西，仰身直下肢，一棺一椁，椁底有一腰坑。在墓室二层台之上四壁发现11个壁龛，壁龛内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和陶器等物，已发现的漆木器有俎、罍、豆、壶、杯（双耳杯、单耳杯、角状杯）、牺尊、坐屏等等，在一座墓葬内发现如此多的壁龛、并且在壁龛内放置大量器物的现象，为西周墓考古中首见。在东部二层台上发现两个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作持物状，两俑前面及侧面放置有漆木器，这在中原地区西周墓葬内也是首见。在其他几面二层台上还发现有带木柄铜兵器和漆木盾牌等。在墓室内棺椁之间或棺盖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青铜礼器中有鼎24件、簋9件、鬲7件、甗1件、盘1件、盉1件、觚1件、爵6件、觯8 件、尊2件、卣4件、罍1件、单耳罐1件、斗1件等，乐器有铜钟和铙3组8件，发现的木盾牌青铜饰昜、兵器戈、戟、矛、钺等30余件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很多兵器遗存有木柄，铜工具有斧、凿、铲等。铜车马器有铜挂缰钩、銮铃、车辖、当卢等，还发现原始瓷尊4件，瓷豆6件，瓷瓿1件，陶器有鼎2件、鬲1件、豆6件、筒形尊1件、爵杯2件、壶1件、圈足盘1件、三足盘1件等，此外还发现大量的玉石器、骨器、龟甲、鹿角、蚌器、贝等。24件铜鼎中有方鼎2件，一件为四足圆角方鼎，一件为四足方角方鼎，腹足带扉棱圆鼎8件，其中一件鼎内壁铭“伯作宝尊彝”，无扉棱柱足圆鼎12件，扁足鼎2件。铜簋9件，其中方座簋 2件，高圈足簋2件，竖条纹簋1件，喇叭形圈足簋1件，内底铸铭文“□父戊”，鼎式簋1件，盖、器内底有铭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乳钉纹簋1件，圈足三足簋1件，盖底对铭“霸中作旅彝”，4件铜卣形制略同，从大到小排列，前两件形制相同，后两件形制相同。其中最大的一件卣盖内铭“燕侯旨作姑妹宝尊彝”，卣内置酒器一套7件。6件铜爵中有两件铭“旨作父辛爵”。铜觯6件，其中一件盖内铭“析父丁”。从随葬兵器等判断墓主为男性。
M2为一座三鼎墓，土圹竖穴，东西向，墓主头向西，墓口长3.51米、宽2.49米、墓底长4.2米、宽3.47米、自深8.2米，两棺一椁，墓主为女性，仰身直肢。随葬铜器有鼎3件、簋1件、甗1件、盘1件、盉1件、盆1件、钟1件等，陶器有鬲1件、罐1件、三足瓮1件、未烧结碎陶器7件，玉石串饰7 件、项饰2件、玉玦8件、握玉2件、柄形饰2组。另外还发现蚌器和贝等。在M2铜甗内壁发现有铸铭“唯正月初吉霸（□）伯作宝甗其永用”。
M1017墓口长5米、宽3.4米、自深10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有腰坑。墓室内发现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锡器、蚌器、贝等，数十件青铜容器置于墓主头前棺椁之间，其余青铜器发现于棺椁之间或棺盖上。青铜器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青铜食器中鼎簋数量较多，计有方鼎5 件、圆鼎8件、簋6件、盨2件、鬲1件、盆1件、豆4件、甗1件、觚3件、爵7件、觯2件、尊3件、卣3件、罍1件、斝1件、斗1件、壶1件、盂1件、盘 1件、盉1件、甬钟3件，青铜兵器戈、矛、镞多件，工具有凿、刀等，金柄形器1件，锡器6件，二层台上发现陶鬲1件。在青铜盂、簋、豆等器内发现铭文，其中铜豆盖内铭“霸伯作大宝尊彝其孙孙子子万年永用”。此墓已整体搬迁至室内进行发掘。
M2002墓口长2.75米、宽1.68米、墓底长3.83米、宽2.83米、自深9.91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腰坑内殉狗1只，一棺一椁，墓主仰身直肢，为男性。随葬铜鼎3件、簋3件、鬲2件、甗1件、盘1件、鸟尊形盉1件，及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还发现陶鬲1件及铅、玉、石、骨、蚌、贝等器物。其中出土的瓦棱纹扁腹圈足双耳铜簋的盖、内底铸有铭文4行近30字，鸟尊形盉盖内铸铭文8行约50字。
M1034墓口长3米、宽1.61米、墓底长3.15米、宽1.86米、自深4.43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腰坑内殉狗1只，一棺一椁，墓主仰身直肢，双手置于髋骨位置，为男性。随葬铜鼎3件、铜簋2件，及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器、漆器、蚌器和贝等。[5]
出土文物
“霸”国出现填补空白  大河口西周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2[6]在试掘阶段，考古队就发现这是一个诸侯国君级别的墓——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壁龛内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从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确证，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 “霸”，“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国的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并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风格。其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相继的考古发现，“霸”国和周王室以及晋国、倗国、燕国等国关系密切。
  青铜罍口颈内壁铸铭文“霸伯作宝尊”[7]“霸”国与晋国相邻。从墓地规模及随葬品推测，“霸”国应比晋国低一个档次，属于小国。在君主称谓方面，晋国的君主被封为晋侯，而“霸”国的君主则被称为霸伯。此外，两国的墓葬规模也相距甚远，晋国曲村墓地的墓葬多达20000多座，而“霸”国大河口墓地的墓葬仅有1500座左右，从这里也可反映出两国国都人口规模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认为，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揭示了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西周“霸”国的历史及文化，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对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
稀有漆木俑保留完好  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漆木俑[8]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一座墓葬内发现如此多的壁龛在西周考古上还是第一次，墓内随葬漆木俑可能是目前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实物资料。
考古队在发掘墓葬的填土工作中，在东边二层台上意外发掘出了重要宝物：两个一米多高的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作持物状，两俑前面及侧面放置漆木器，这在中原地区西周墓葬内也是首见。考古学家介绍，漆木器在两种环境下易于保存：一是十分湿润的环境，二是十分干燥的环境。在黄土高原忽干忽湿的环境里，两个漆木俑经数千年还能较为完好地保留下来，弥足珍贵。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谢尧亭介绍，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礼制。古人朝会、狩猎、宴享、训练军队等活动都强调‘秩序’。故而推测这两个漆木俑与礼制和宗教有关系。
考古专家历经两年，清理出大量的漆木器遗存，包括漆木俑、俎、罍、豆、壶、牺尊、坐屏、杯、案、盾牌、方彝等种类。
鸟盉大河口西周墓葬还发掘出一个青铜鸟形器物，经鉴定  鸟盉是鸟盉（hé）。这件器物被视为大河口西周墓葬铜器中的瑰宝，它为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提供了一件新的器形。
在此件鸟形器物出土之前，发现的鸟尊大多属于酒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鸟形的盛酒器，用来在各类祭祀活动中盛装不同的酒。距此二三十公里的北赵晋侯墓地就发现了鸟尊，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院，是其“镇院之宝”。此次发现的青铜鸟形器物与北赵晋侯墓地发现的鸟尊有所不同，腹部没有管状流。专家认为，大河口这件鸟形器物不是尊，而是盉。
谢尧亭介绍，商周时期，盉多是一种注水的水器。按照商周贵族礼仪，在祭祀、宴饮、典礼过程中，参与者要洗手盥洗。侍者用盉将水倒出。在既往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器物中都未曾见过像大河口墓葬中这样的鸟形盉。
鸟形盉的出现也意外纠正了一个错误：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鸟尊在发掘时尾巴已断，上海博物院将尾巴修复为朝里卷。此次发现的鸟形盉十分完整，它清晰地显示，鸟的尾巴是朝外  鸟盉铭文图卷的。[2]
墓地价值
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一考古项目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肯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就在会上表示，该墓地是中国西周封国墓地考古中的重要收获。青铜器铭文显示，“霸”是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霸伯”是其最高权力拥有者，“霸”器曾见于以往的青铜器著录，在《殷周金文集成》中著录有“霸姞作宝尊彝”鼎簋，曲村墓地M6197也曾出土过一件“霸伯作宝尊彝”铜簋。虽然“霸”是国名，但不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墓地的面积和墓葬埋藏数量显示，当时大河口人群规模不大，推测其所居城邑和所辖区域也不会很大。可是铭文上又显示它与晋、燕等国和周王朝都有往来关系，从埋葬习俗看，大河口墓地的头向、腰坑、殉狗、斜洞、使用日名等习俗与绛县横水墓地相似；车马坑的布局、无俯身葬、无殉人等现象又与天马—曲村墓地有共同之处；陶器组合和青铜器风格又具有周文化的特征，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自身文化特色独具。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其墓主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文化面貌显示其人群相对单纯。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历史和考古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