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冯志来
个人简介
男，1936年出生，义乌赤岸乔亭村人。义乌市第八届政协副主席，金华市第三、四届政协常委，浙江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综合所特约研究员，金华市咨询委委员。
1955年金华农校毕业后分配到瑞安县农林科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翌年下放瑞安、隆山畜牧场劳动。1960年右派分子摘帽后，调瑞安湖岭农技站，目睹农民困境，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1962年初，完成《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两篇政论文章，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思，指出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本系因是“左”的错误，竭力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冒着莫大危险将文章直送党中央。旋被指责为“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之一而遭批判。1963年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义乌监督劳动。1979年错划右派分子得到改正。其事迹载入《大梦谁先觉》、《南北春秋》、《历史不再徘徊》等20多处书刊中，并在电视政论片《父老乡亲》中播出。
80年代出任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义乌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等职，致力于市场经济与旅游文化研究，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擅长诗词、书法。著有《兴市边鼓集》、《冯志来诗词集》、《云黄山双林寺》。
相关采访
大梦谁先觉？——读冯志来《1962年的呼喊》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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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来，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一书中说毛主席当年指着浙江省委书记批评“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冯志来不知算一个还是半个，反正是罪恶“通天”的小人物了。但是，比起陕西省户县城关镇的农民杨伟名，我对冯志来的了解和关注则要少得多。我曾满怀崇敬地研读过杨伟名起草并领衔上书的文本《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却未曾读到冯志来的“单干理论”。
2010年11月，趁到浙江开会的机会，我先飞义乌去看这个闻名全球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金华日报社驻义乌记者蒋中意先生除了陪我看市场，还特意让我拜访了两个人。一个义乌专业市场研究所执行所长许庆军先生；另一个就是冯志来先生。
老人家出生于1936年，时年七十有五，但看上去很精神。目光清澈，应对敏捷，给人的感觉就是气宇不凡，我脑子里蹦出的是“睭奇磊落”四个字——古人形容高士王冕的词语。冯志来于1979年第二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彻底平反，旋即出任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市体改委主任，长期担任义乌市场研究会会长，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培育者之一，更是名震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城的发展见证人。
老人家送我两本书和两幅书法作品。一本是他的新著《傅大士传》（华夏出版社，2009），写的是南朝义乌人傅翕如何成为五百罗汉之“善慧尊者”的行迹；另一本就是本文要介绍的《1962年的呼喊：半社会主义论及其论述》。
我拿到手，相见恨晚，在从义乌到绍兴的大巴上就开始读了。这本书署名“冯志来编著”，编的部分有已故老作家高光的报告文学《大梦谁先觉》（主要记“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即时为温州地区瑞安县湖岭区农技站畜牧兽医员的冯志来、绍兴地区新昌县镜岭区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和嵊县农技站蚕桑技术员杨木水三个为民请命的基层干部悲壮的历程，而以冯的故事为重），以及报告文学作家赵瑜、何建明、凌志军关于冯志来的作品，以及时任金华市委书记的郑尚金和杂文家牧惠、冯英子关于冯志来的评论。读这些“外围”文章及冯志来的本书自序《〈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出台的前前后后》，使我们对冯志来的生平和他1962年惊天“呼喊”的背景，可以有清晰的了解。
1955年1月，冯志来从金华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瑞安县农林科工作。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尽管只有8亩田，父亲以从教为生，并在任教育局长期间保护过冯雪峰等共产党人），1956年“肃清反革命”运动时他就成了机关的陪斗对象。虽然对合作化运动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等问题有腹诽，作为曾经的陪斗人1957年也没有资格“大鸣大放”，但1958年初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后每月只发12元生活费安置在畜牧场监督劳动。1961年下半年摘掉“右派”帽子，调湖岭农技站工作。经历了惨痛的大饥荒，看到群众、干部开荒扩种自救和经营自留地的积极性后，他对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左”的做法“从半信半疑走到了非常怀疑”，劳动之余苦读马恩列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苏联革命史，完成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半社会主义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思（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个人化表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失误，为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毛主席在会上也做了自我批评。冯志来于1962年4月下旬跑到北京，将文章分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那个时候的信访材料还是有人看的，两天后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来信邀他去信访室面谈（后来才知此行只是给戚本禹提供了写批判文章立功的靶子）。从北京回来后，冯志来又炮制了更加放言无忌的《怎么办》，指出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左”的错误，竭力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为了引起高层重视，而以党内著名右派分子冯雪峰侄儿的身份寄出 （大约是这个时候，他的文章，被毛指责为 “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之一）。两篇文章“抛”出后，这个摘帽“右派”感到在机关呆下去是等死，主动申请作为“下放干部”回义乌老家。1962年8月获准回乡后，他游走在江西、湖南等地以卖苍蝇药、爆米花谋生。这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反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层层传达到基层，冯志来被瑞安县公安局逮回原单位批判，并于1963年5月由浙江省委下文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义乌劳动改造……
《1962年的呼喊》这本书的核心和精华部分，当然是冯志来当年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它们既有历史文献的研究价值，也有文章文本的鉴赏价值。
对于前者来说，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定性”已成为执政党的纲领性提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为长期的经济制度。但我们要解答的主要是，冯志来等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历史的教训何在？
在我看来，冯志来提出“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不需要多少天才，至少不需要那么下功夫研读马恩列斯毛——杨伟名等三个农民身份的生产队干部比他文化水平低，不是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的理论吗？他的理论与建议来自日常生活体验与观察思考。他当时不可能知道“大跃进”以来全国饿死了多少人，但身边的乡亲情况如何他是深悉的，同时如上所述他也看到了身边干群开荒自救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自家小块自留地的热情与效果。他与杨伟名等人只是讲出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心声。当然，对“左”的路线和政策，很多干部包括冯志来，有一个如他所说的从盲信盲从、半信半疑、非常怀疑到回归常识理性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只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即遵循后来为改革开放开路的“实践标准”。
冯志来最可宝贵的是他的良知和勇气。以他的“地主”家庭出身、摘帽“右派”身份，若明哲保身，就该对政治是非避之惟恐不及。而他确是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进京上书的，行前特意拜别了老同事老朋友，回到久违的故乡看望父老乡亲。他说国难当头降世之时，父亲名他以“志来”、字他以“铁肩”，就是要他担当民族兴亡的；又很诚挚地表白“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只有人民的利益才是我的利益”——这话虽然朴素，很多沦落底层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但很少有人甘愿当出头的椽子。
与冯志来的“半社会主义理论”及包产到户对策形成对照，我们必须正视、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以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何以反不如冯志来们有洞见呢？
极左的路线政策，原其初衷无疑是好的。毛泽东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不可谓不真诚。“三年困难”后经济形势一旦好转，就重弹“阶级斗争为纲”老调，反资本主义复辟，其中有对个人政治权力与名望的高度敏感，有政治上的好大喜功，有“马上治天下”搞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但都不是主要原因（贯彻民主集中制、遵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本就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主调）。
那么，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点不可忽视：
一、从政治哲学方面讲，对“人性”缺乏认知，陷入了“改造人性”培养“大公无私”新人的伟大梦幻之中。毛泽东始终认为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社会主义的大敌，应当遏制乃至消灭，所以，他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三年困难时期”他默许搞“三自一包”，那是万不得已的退让。他相信人是可以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途径就是“斗私批修”改造思想，怎么能够容忍建立在“经济人”自利假设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呢？
二、从政治伦理上讲，他将“国家利益”绝对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缺乏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的现代思维，而打江山年代“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心态要改弦易辙也难。
第三就是在决策制度上，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来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难以祛除领导人“致命的自负”。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语录我们在“文革”中背得滚瓜烂熟，却同时要捍卫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邓小平后来讲“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又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页）。他举的关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这两个例子，与冯志来的建言与义乌的发展有关。可是，在“一句顶万句”、领袖意志压倒一切的时代，人民群众这样的首创是不可能不受打压的。
重读冯志来49年前写就的《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思辩的深刻。比如，作者视野开阔，把我国的纺织工业与印度比较，以说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力性质，用数据证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激进更冒进；比如，坚持强调生产力标准；比如，有些段落今天读来好像是针对“新左派”美化“大跃进”的反驳。但是，我更欣赏的是其文本价值：当仁不让，大气磅礴，公民精神隐然挺立。
与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万言书，以及杨伟名等人的《当前形势怀感》进行比较，冯志来的《半社会主义论》与《怎么办》绝无吞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而像孙子兵法说的“正正之旗”，“堂堂之阵”，前篇旗帜鲜明，后篇直截了当。请读前文的小标题：一、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二、先来温习一下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常识；三、现阶段中国生产力的性质；四、中国必须通过半社会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五、结束语。哪一条都是直抒己见，充满自信，决无“小人物”的自卑感和猥琐之态。
作者第一节引用了毛主席语录：“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而结束语则正气凛然地说：“口口声声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口口声声讲群众路线的同志，不应该忘记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文中更不假辞色地说：“有的同志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当前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这真是荒唐透顶。”然而，冯志来并不是直言切谏的忠臣，他不是“肉食者”，甚至不属毛泽东提倡的进言“五不怕”对象，因为他没有党籍可以开除。他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他认定自己有权利这样讲话。——这是他最了不起的，现代公民意识形诸笔墨的现代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