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广州非洲街
概述
广州非洲街主要是指从最先的三元里，到主流聚集地小北路，再到二沙岛、天河北、番禺等区域。
内容
《新快报》报道，到广州小北路走一圈，你就会看到大量的非洲人，广州讲法语的非洲黑人主要聚居在这里。写字楼里、过街桥上、饭店门口、小酒馆里，你随时会与黑人朋友擦肩而过。商店橱窗里展示的T恤衫上，印着非洲国家领导人或黑人名流的头像；咖啡馆或餐馆的招牌上，写着有非洲特色的名字。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想到非洲。除了小北路的“非洲街”，广州的三元里大道是尼日利亚人主要聚集的地方。这里还没有像小北路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人区，它首先是一个商业区，中非贸易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里谈判和交易。当然，这里不谈石油和建筑工程等大宗买卖，主要的交易是把中国生产的日常消费用品大批出口到非洲。
与北京五道口的韩国城、上海古北虹桥的日本人、台商居住区、义乌的“中东人一条街”不同，广州的跨国移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漂泊者，以男性居多。这些讲阿拉伯语、法语的非洲人，轻易地勾画出其广州迁徙路线：从最先的三元里，到主流聚集地小北路，再到二沙岛、天河北、番禺等区域。而现在，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萎缩，还有中国对入境签证的收紧，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无签证无护照的人正在向生活成本更低，监控更宽松的地区转移。
新的黑人聚居地，通常有着像宝汉直街一样，如同城中村一般相对自由无序的环境，同时，那些在天秀大厦、宝汉直街为黑人生活提供支持的饮、食、住、行的生态系统，也被当地人迅速地建立起来。
  [1]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不全是商人。还有一大批人最初抱着其他目的来到中国，后来也学着做起生意。他们多半是为了转道去欧洲才来中国的，以中部非洲人居多。由于很难拿到欧洲的签证，再说在中国谋生也比较容易，所以他们改变计划留在了中国。
从空中俯瞰，这里是一个铁路横向分割的漏斗形区域。在铁轨路基的南边，是越秀公园侧畔小北路的商用高楼，著名的天秀大厦；到了铁轨路基的北面，是一片典型的广州城中村。由南往北，当你在地面穿越铁道下一段漆黑的桥洞，你将从黑人商业区进入一个热闹的多国居住区，那种境况，犹如置身异国。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狭窄繁杂的宝汉直街，更多的非洲女性出现了。由于宗教各异，她们有的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的穿着深色的服装，抱着孩子闲逛。她们有时会一家接一家地逛大号服装店或鞋店，而精品店里挂着大量色彩鲜艳的饰物也能提供给她们选择。
事实上，宝汉直街的店铺完全足以应付非洲人每天的基本消费。在一家“金山象商贸城”中，有专门提供国际长途机票的柜台、有可以拨打长途电话的网点、还有专门为黑人理发修指甲的理容店。宝汉直街上还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泰安诊所，坐诊的医生可以应付非洲人一般的生理疾病。
在小北附近的街头，很多人在沿路兜售电话卡。“外国人通常都是直接用手机打电话回本国，所以电话卡生意很好做。”一个小贩告诉记者，他一天最少能卖出1000元的电话卡，而他的熟客说两天就会花掉100元。即使是擦鞋的阿姨，也向记者反映他们的生意相当不错。
曾经有报刊调查，做这些“后勤”生意的多数是宁夏人和新疆人，他们懂得少量的阿拉伯语，能跟一些外国人进行简单沟通。很多学英语的大学生有时也会来给外国人做翻译，帮着他们经营生意和处理生活上的琐事。甚至，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保安的梦想都是在上夜班的时候恶补英语，争取某一天能成为某个档口里的翻译。由于生活所需基本齐备，这个外国人社区已基本成型。有一个卖装饰画的老板生意格外好，他卖得最多的一种画是沙丘中的大象。“我知道非洲人喜欢这个，”他洋洋自得地告诉记者：“来中国这么久了，想家了吧？”过了晚上12点之后，天秀宾馆已经找不到任何空闲的房间，宝汉直街上的登峰宾馆也全部客满，只有新登峰宾馆和宝汉酒店还有少量价格偏高的余房。非洲妓女们坐在天秀宾馆的左侧围栏上抽烟，期待某个喝酒晚归的非洲人能够把她带走。不过男人们一般都会带着黄皮肤的妓女回来。
对于非洲黑人召妓，在小北路干活的值班保安郭峰说自己通常没有办法干预——“值班的保安不会让妓女上楼，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亲戚’，最后只能随便登记一个访客名字，根本拦不住。”
分布图
火车站-三元里集中街道：登峰街（麓景路）、永平街（沙涌南）、远景路、广花三路、增槎路
集中商埠:唐旗服装城、迦南服装城、御龙服装城
集中居所：金麓山庄（登峰街）阳光雅居（马务）

调查
在两个多月前，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曾发表过一项调查：在这个漏斗形区域底部的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马里、多哥、冈比亚、几内亚、加纳、塞内加尔和刚果等七个黄金海岸周边国家；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与他们一起毗邻生活，互相交错的，还有那些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一条龙服务的中国人，一个“无微不至”的服务系统，这个系统的长度，可以从小北路一直延伸到新白云机场。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目前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并且这个数据还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有报道称这个数字至少20万。在天秀大厦等地方，部分黑人经营的生意多未经工商管理部分登记注册, 有些甚至是‘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经商) 人员。”
过去，“三元里”、“小北”等地段是广州人熟悉的黑人聚居点，但近两年，由于广州警方盘查非法居留的密度不断增大，再加上金融风暴造成的国际贸易不景气，很多黑人都选择离开传统的聚居点，越来越多的黑人出现在番禺、黄岐等广州周边的城乡交接地区，与“天秀大厦-宝汉直街”相仿的黑人社会生态系统，正在悄悄地在广州的其他地方建立起来，这对当地的社管系统来说，无疑是一项“新鲜”的挑战。
在每个星期天下午，广州的石室大教堂，数百个来自的黑人会聚集在一起祈祷、唱诗、学习《圣经》。他们出发来这里的地点将会越来越多，而祈祷可能是他们最独立又清净的时刻：没有人兜售货品，没有美金要兑换，没有成堆的货物要塞进货柜，也没有警察查护照——踏出教堂，他们又立刻会回复街头独行人的角色。i
社会问题
黑人涌动，裹挟五大问题
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居在城区和郊区，已经成为广州市的一个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合法居留还是非法居留，这些来到广州并定居在这里的非洲裔外籍人口都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看待这个群体，如何面对可能引起的新问题，既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既不能有畏难情绪，采取自由放任、不管不顾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堵截、打击政策。这既是一个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甚至还可能引发政治层面的问题。笔者于去年12月份到广州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调研，对于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做以下罗列。
文·包胜勇 （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一、原住民认同障碍
黑人的聚集对于原有社会的居民来说，是一种突生社会结构，会令本地民众产生一定的认同障碍和文化震惊。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关系相对简单的国家和社会，大量的外籍人口聚居空间的出现，使得原有的社会空间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这个过程发生较快，对于原有社会的居民来说，是一种突生社会结构，会令本地民众产生一定的认同障碍和文化震惊，接受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而能否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则取决于这个过程中外籍人口与本地人群之间族群关系的发展。广州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集在特定区域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种族问题的隐患
当这种聚集产生一些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并带来利益竞争时，反应会更加强烈，也容易埋下日后种族问题的种子。
尽管广州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开放性、国际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城市，但非洲裔外籍人口聚居与本地人所形成的一种族群关系对于现代的广州来说也是一个新生现象。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情况，也不同于今天国内各民族之间相处的关系。这种新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这个新型的族群关系，是基于种族关系的。
非洲裔外籍人口在身体上与中国人具有根本不同的种族特征，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像生物界的物种外侵时一样，本地人具有一种本能的应激和反应，尤其是当这种聚集产生一些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并带来利益竞争时，反应会更加强烈，也容易埋下日后种族问题的种子，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社会反应过程，因此不得不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这种基于种族关系的新型族群关系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Z*F及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部门的立场、态度和措施。
三、国际人口非法迁移
在非洲裔人口聚集区，形成相对排他的社会空间时，客观上也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提供了一种社区和群体的掩护。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所谓外籍人口迁移中的“三非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应对这种情况，但是效果却十分有限。对于我国民众来说，从国内偷渡到国外，或者非法居留国外发达国家等诱发的案件屡见不鲜，而对于外籍人口偷渡到国内或者在国内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则相对陌生。对于我国Z*F及相关部门来说，对于此等情况的处理和应对也尤其缺乏经验。
从有关官方部门的统计来看，目前广州居住的非洲裔黑人大多是持我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签发的旅游、学习、访问或工作签证合法入境的外籍人士，还有一部分是入境后签证过期造成非法居留的，也有一部分是有意过期滞留或故意遗失、损毁护照、签证等入境身份证件非法居留的，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非法偷渡入境的非洲裔外籍人口。
据有关学者和媒体调查，现在广州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尤其是当非洲裔人口开始形成聚集区，形成相对排他的社会空间的时候，它客观上也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黑人提供了一种社区和群体的掩护。由于非洲裔人口相对突出的身体特征，他们在本地居民区出现和活动时非常易于辨认和发现，而在黑人聚居社区活动则很难发现；同时，非洲裔外来人口之间也常常互相掩护，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同胞提供各种帮助、交流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非洲裔人口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这种情况使得警方打击非法移民的工作异常困难。
此外，大量聚居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很容易形成一种社会生态结构，也容易产生有组织犯罪和组织化的非法移民活动，这就为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外籍人口管理和城市社区管理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四、城市资源新压力
人口密集使得社会公共空间也变得拥挤不堪,而很多本地人希望能够与非洲裔外籍人口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近1400万的城市人口使得城市管理具有极大压力，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显得十分紧张和缺乏。尤其是非洲裔外籍人口不同于一般国内的流动人口，巨大的身体、文化和心理差异使得他们对城市管理、资源配置和社会环境有着特殊的需求。
首先就是语言方面的需求。多数非洲裔外籍人口不懂汉语，甚至大部分也无法使用英语交流，他们当中很多人说法语、阿拉伯语或者自己的民族语言，更多的时候其中一些人还是使用土著语言。这样要满足与这些人口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中的沟通需求，就需要大量能够用外语交流的管理人员。在登峰宾馆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越秀区登封街境外人口管理站的标牌目前也是使用汉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标示，其中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可以使用这些语种工作的。但总的来说，无论是警力还是其它部门的管理人员，精通外语并能够与非洲裔外籍人口沟通的各类人才的缺乏和准备不足依然是城市管理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其次是城市硬件资源配置和生活空间紧张的问题。大量涌入的外籍人口在这里出入、活动和工作，使目前这些社区本来就颇为紧张的硬件设施配置显得格外紧张，人口密集使得社会公共空间也变得拥挤不堪。目前公众对非洲裔外籍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是“不讲卫生、体味重”，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被访者都提到过这个问题，很多本地人不愿意与非洲裔外籍人口同时使用电梯，并希望能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在三元里地区的一些非洲裔外籍人口居住的城中村，一些基本的社区卫生条件还无法很好保证，社区环境脏乱差，垃圾处理也不及时；由于警力有限，这些地区的社会治安条件也得不到保证。此外，还有诸如面向外籍人口的社区医疗和城市医疗服务的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等等。这些都凸显了大量非洲裔外籍人口聚集对当前广州城市管理和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新的压力。
五、群体权利需求以及其它
不仅会争夺部分就业机会，在非洲裔人口内部也会产生各类犯罪，甚至是涉黑组织。 
在当前国际移民的新形势下，还会产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对于Z*F、城市管理者、本地居民和公众来说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社会对此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应付措施。
在这些新问题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格外注意。其一是，外籍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非法就业”问题凸现，外籍人口的非法就业可能会出现与本地人竞争有限就业资源的问题。在白云区的永平街仓库集中区出现非洲裔外籍人口与外来农民工抢夺搬运工作的问题。
此外，新的人群的新的服务需求也在改变一些传统的农民工就业结构。如很多中东人开办的面向外籍人口和非洲裔的餐饮、咖啡馆等服务机构也更多地雇佣来自宁夏或新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不是广州最大量的湖南或四川的农民工。天秀大厦下面的快餐店、咖啡馆以及登峰宾馆附近地区的很多餐饮店都是这样。
其二是，很多非洲裔外籍人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广园西路调查时就发现在这些区域活动或工作的非洲裔人口中很多都是来自北非、西非的穆斯林。在天秀大厦，我们可以看到由广州伊斯兰协会张贴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广州地区每日五时拜时间表》。在这些区域集中活动的非洲裔穆斯林、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人以及来自中国宁夏、新疆的穆斯林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穆斯林”社区，这种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认同性社区会改变原有的社区结构和城市文化，也会形成许多新的需求，需要慎重对待。
其三是，跨国犯罪在走向组织化和集团化也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跨国犯罪是国际移民的伴生问题，随着境外人口大量入境，在这些外籍人口集中的社区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据有关研究者的研究，目前居住广州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帮派等涉黑组织；此外，传统的国际性难题“黄”、“赌”、“毒”在这些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地区也不容忽视。
如2008年6月9日《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以“黄流涌动城中村”为题报道了外籍人口、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登峰街辖区存在严重的涉嫌卖淫嫖娼事件。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广园西路、三元里等地区调研时，经常可以发现张贴着提醒路人的启示，如近期警情通告、犯罪特点等。这些都表明了这些地区存在的问题。
此外，还应当关注广州外籍人口入境以后的权利保障问题，而且随着非洲裔外籍人口的增多，他们的群体权利需求和自我认知也逐渐加强，甚至有些非洲裔已经表示不愿意离开广州，希望入籍中国，渴望获得公民权利。不管这些需求是否符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也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种需求是否合理、甚至是不管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群体权利需求和置身于广州社会之中的群体认同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必需引起高度的重视。
2009年7月15日，广园西路的非洲裔人士聚集当地派出所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他们的一种主张权利和维护权益的表现。此外，还有一些由国际移民和境外人口大量入境、聚集引起的其他问题和新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