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社学
南 学（南社学）
历代学术多以地理区域剖分，自周代始，就有东、西、南、北并太学之说，合称“五学”。南朝宋何之（庐江潜县人）曾在南郭外聚生徒讲学，谓之“南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重玄学的被称之为“南学”，重经学的被称之为“北学”。清国子监也有南、北学之分，以在本监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者为“北学。”
尤其至清末，随着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倾颓，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维新派的政治理论与学术思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辛亥革命前后，以推翻清王朝（北廷）为目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以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等同盟会员，仰慕明末几社、复社人士提倡的民族气节，以文会友，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以振兴中华为宗旨，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大规模革命文化团体——南社。他们都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操南音不忘本”，是南社的“南”字取义所在。
南社的崛起
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朱梁任、包天笑等若干人，登苏州郊外狮子山,冒死高举绘有雄狮狰狞状的白布幡,吟诗文以招国魂，那是南社先锋队激情推出的一出活剧.。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山塘街明末抗清英雄张国维祠，举行了南社成立时的第一次雅集，到会者有陈去病、柳亚子、朱梁任、黄宾虹、朱少屏等十七人。他们仰慕明末的几社、复社人士提倡民族气节，以文会友，以笔杆为武器，希望能领导中国文坛，开一代风气，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其后，南社活动中心主要由苏州转到上海，并在绍兴、沈阳、广州、南京和南洋等地相继成立南社之分社，分别称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等。社员前后总数达1180人，连同各分社和社友人数将超过3000人，可以说，当时南社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
涌现的风云人物
南社成立后，会员中涌现出了辛亥革命吒咤风云的人物，如陈其美、黄兴、于右任、李根源、柳亚子、陈去病、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等；还有政法、外交界的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沈钧儒、戴季陶、邵元冲等；有文学艺术界的高旭、吴梅、黄宾虹、徐枕亚、胡寄尘、沈尹默、曹聚仁、刘半农、范烟桥、鲁迅、包天笑、茅盾、周瘦鹃、欧阳予倩等；有宗教界的苏曼殊（玄瑛）、李叔同（弘一）等；有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如姚石子、林白水、蔡守、胡朴安、邵飘萍、成舍我等；有教育界马叙伦、陈望道、胡蕴、郑之蕃等；有天文学家高平子和翻译家周超然、赵景深等；还有在反袁反敌伪斗争中牺牲的宁调元、仇亮、范光启、朱少屏等；还有一些后来变节的，如汉奸汪精卫。南社会员中受吴文化的影响，以江、浙籍的人占为多数，其次为广东、湖南等。
民国时，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文科学者有80℅的都是南方人，其中许多人都与南社人有关。
1923年北京国会选举总统，南社中有19名社员收贿投票，柳亚子与其他社员义愤反对，社务逐渐停顿。原南社解体后，又有新南社。新南社由柳亚子、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组成，曾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
1935年11月在南社的发祥地虎丘，公葬了发起人之一陈去病后，又由柳亚子出面，联络部分新、老社员，成立了“南社纪念会”，并吸收了热心支持者章乃器、蔡元培、刘海粟、郑逸梅、黄苗子、余十眉、夏丏尊、朱剑芒、胡道静、胡子婴等400名会员参加。
社会活动与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南社的崛起就标志着中国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成长。他们创办报刊，赋诗作画，著书立说，鼓吹革命，宣传民众，拥护共和，势如潮涌。会员中有很高声誉的诗人、作家、戏剧家、书画金石家、教育家、音乐家、翻译家、收藏家、法学家和新闻出版界、宗教界、科技界等名流。尤其在数十家报刊中，其创办人、主持人、编辑和负责撰述重要文稿的南社社员，计有百数十人。
1936年，政治嗅觉敏锐的柳亚子发现：近十年的中国政治，可说是文经武纬，都在南社的笼罩之下了。有一个时期，南京的行政院院长是汪兆铭，代理立法院院长是邵元冲，司法院院长是居觉生、考试院院长是戴季陶、监察院院长是于右任，而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另在报界、学界、文坛等领域南社的人之多就更不用提了。
特别是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在苏州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七君子事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此次事件虽不是以南社名义组织的,但文化界救国会中就有很多讲气节的南社成员。后来，蒋介石拉拢南社人物叶楚伧及陈布雷等人，欲诱降“七君子”，遭到了拒绝。为此，宋庆龄亲自在苏州发起和参加了“救国入狱运动”，与新南社社友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等十六人联名呈文：如爱国有罪，自请入狱。在二十一位著名辩护律师中，首席律师张志让曾是南社在1909年虎丘成立时到会的十九人之一，针对检察官说的“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问题，他要求法院传张学良来庭作证，使检察官瞠目结舌。后来在海内外爱国侨胞及国际人士的呼吁和声援中，“七君子 ”才被南社元老李根源等出具保状后获释。
1945年,柳亚子作为国民党左派元老,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毛泽东将自己的《沁园春·雪》寄给柳亚子,柳亚子将其介绍给了人民大众。1949年为纪念南社成立40周年，在北平举办了“南社雅集”，周恩来、叶剑英还参加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此为南社最后的活动。
南社重视文化的社会作用，是新文化的前驱，前期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风格慷慨豪壮，后期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但南社人引领的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也称礼拜六派）”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思想影响也不能忽视；南社倡导国学教育与中西文化交流、对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的研究贡献也不小；南社的诗跨晚清、民国与共和国三代，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诗；南社的人文思想也更值得研究。
南社文化与黄埔精神共存
1924年,新南社的代表人物 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并任军校党代表。他艰难地筹措军费所取得的功绩,博得了师生们的好评,被誉为“黄埔的慈母”。后来还有一些南社成员,如邵力子、邵元冲、汪兆铭、戴季陶、陶铸、何香凝、茅盾等在黄埔军校担任过主要职务。故南社与黄埔一起荣获同盟会表彰, 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盛誉。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南社与黄埔军校前后一文一武，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它虽创立于苏州，但活动于全国和海外，一个40年没有固定地址的组织却活动卓绝，值得称奇。
关于“南学”研究
南社文化涉及到文学、教育、新闻、历史、戏曲、音乐、宗教、书画、法律、科技和军事等领域，涵盖面很广。南社不单纯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出现，这本身就触发人们思考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出现的背后动因。但过去学术界对它的评价和定位不够，认为它不属于新文化，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化视野以外，将其划分到古典文化范畴，对这一段尘封近一百年历史的挖掘认识不够，特别是没有看到它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所独具的承前启后的意义，这与南社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它现在所处的历史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广东、香港等地方和一些高等院校，先后成立了不少南社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们以超越时代的目光，客观地、综合地研究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发掘、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拓宽研究领域，已将与南社有关的一切历史和文化，尤其是那些文化人的活动踪迹与学术列入了研究范围，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称之为“南社学”，简称“南学”。这是中国文化中又一张让海内外人瞩目的名片。
南社与近代文化变革
卢文芸（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光明日报    
今年的5月31日，南社纪念馆在上海金山南社后期人物姚石子的故居落成开展，第二届南社学金山论坛同时在这里召开。这不能不说是南社研究界筹划已久的一件盛事。 
回首创立于1909年的南社，人们比较容易记起的恐怕还是那位与毛泽东有多年诗文交往的柳亚子，至于其他的人和事，与我们已远隔了一个世纪的云烟，今人能够记起来的就不多了。而在学术界，学人们对南社了解的虽然不少，但对南社的误解也较常见。例如，南社通常仅被当作一个文学社团来看待，而实际上，它是社会各领域知识分子结合而成的一个进步文化团体，古典文学形式只不过是其联谊的手段。正如南社成员高旭所说：南社成员虽“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但除了以文会友外，更主要的是借南社互通声气，鼓动革命。南社成员陆丹林在一篇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表白。又如，由于前期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人们对南社的誉扬就多强调其政治功绩，而对于南社成员坚守的古典文学形式则多有批评。其实，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们可以发现，南社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对于中华古文明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也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并且在很多领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在辛亥革命时期，南社毫无疑问是当时进步文化革新思潮的产物，事实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先路，是从清末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陈万维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中包括南社在内的文化革新思潮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不仅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与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为同一世代”。前期南社成员在参与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在倡导并进行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并且为中国现代新文化中诸如文学、艺术、学术、新闻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它的思想和文学的革命性创新相对来说是有局限的，温和的。例如，南社这一代人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那么激烈地反传统，但他们已将传统儒学经典与君主制度下的政治伦理相剥离，使之转化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时代的召唤、革命的需要，也使他们在宣传革命、启蒙大众的过程中，对文学文体革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已经在报刊上大量使用白话文，提高了戏剧与小说的地位，并且成为现代戏剧与小说的创作先锋。南社中有些人，后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沈尹默就是新诗的最初尝试者之一。南社人还是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是新闻、出版、教育、法政、工商等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的第一批开创者和成功者。所以，在新文化诸子出现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正如顾颉刚所说：“那时革命的文学团体，是陈去病和柳亚子所领导的南社，……使得我们作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学叶绍钧就在这报上抄下了许多心爱的诗词，作为自己创作的模范。”当然，作为新文化的前驱，南社人在文化转型中无可避免地要比新文化运动诸子更早地触碰到传统文化兼容现代文明的底线，由于旧文化的底色更重一些，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也就显得更谨慎一些。而更具意义的是，南社人在文化的守成与创新上面临的两难困境及痛苦经历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鉴，新文化运动正是通过对这一代人的扬弃来实现他们在文学革命与思想解放诸方面的突围的。就此而言，我们对南社一代人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也就值得重新评估，尽量客观地凸显其价值。 
即便是对于南社备受诟病的文化保守风格，我们亦当历史地看，而不可轻率地一笔抹杀。当年南社的命题——在努力促进民族现代化的同时，怀着国魂丧失的隐忧，致力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这依然是今天面临全球化与文明冲突共存的我们不能抛弃的命题。他们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与他们在传承并且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上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可以视为一枚硬币同时具有的两面。事实上，南社人对传统文化的开掘和发展，曾为清末困难重重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也使中国近代文化在不断变革的同时，仍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可以守望的心灵故乡。他们的努力及由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是如此丰富而广泛，囊括了精神与物质各个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与人格修养、艺术形式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例如，南社人表现出的厚重的传统人格，向世人呈现出的从狂生、名士到爱国主义者的诸多形象，都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凝结。又如，除了拥有众多的国学大师外，南社人从诗文词曲、琴棋书画、金石篆刻甚至于医卜星相、花木盆景、辟谷养生，但凡国粹人才无所不具，无奇不有；对各种中国艺术，他们在全面总结、充分继承中，又以开放的胸襟借鉴与融汇西学，从而有新的创造，新的发展，为中国文化开出新局面。再如，南社人大多热衷收藏古玩字画、宋元铅椠，无宝不珍，还对多处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抢救与保护、宣传。柳亚子、姚石子、高燮都是著名藏书家。姚氏后人将姚氏五万册藏书捐献国家时，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撰文嘉奖，有“四部门目悉备，精校名椠，灿然溢目”的评价。 
还应该提到的是，南社以它遍布国内各个行业的1000余名社员和相关的刊物，构成了类似梁启超所说的“学者社会”中的一个巨型的学者社区。松散的、轻松自由的联谊关系构成的独立的学者社会，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在现代学院体制下消逝的传统之一。中国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建立之后，部分传统文化内容，诸如诗词、书画、篆刻等，很大程度上被学院教育拒斥。而南社及其成员，以及他们所依存所联系的文化圈，通过家传、师承、社团等学院外的民间形式，继续传承这些民族文化之脉。此外南社人在图书馆、地方志等方面也作出诸多贡献，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文史馆工作过，是现代方志和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忆及这些，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到敬佩和欣慰？ 
总之，南社与南社人，尤其是它对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梳理。第二届南社学金山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人们重新评估与重新认识南社与南社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南社百年 南社“风 骨”今何在
于今而言，文人结社仿佛是一个久远的传说一般，只在史籍钩沉与章回小说中留下一些依稀的碎影，比如东林党，比如几社、复社——而离当下最近的，则是南社。
今年是南社的百年诞辰，一百年前的1909年岁末，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发起成立的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社团组织——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其成员被认为囊括当时“中国半数的知识精英”，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诗友柳亚子，更有辛亥革命的干将、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精英，也有文坛领袖、书画巨匠，如于右任、鲁迅、李叔同、苏曼殊、黄宾虹、林庚白、马君武等。“今人纪念南社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坚守文化遗产的盛举。”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沈立人在前不久的南社百年研讨会上说。
南社所延续的“几复风流”并非文人雅士的雅好流风，而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猛士气概，南社风流中有一种文化风骨在传承，这样的精神不仅对当下知识分子如何自处提供了一次反思与反省的镜鉴，更是一种需要汲取的精神资源。认识起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风骨“最需要各位帮我澄清的是，南社绝不是一个饮酒作诗的文学团体，它和中国近现代史息息相关，更是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和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南社第二任社长姚石子之子、南社纪念馆发起人姚昆田前天在上海文史馆所做的南社百年纪念讲座上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值清末中国社会巨变之际，南社立意便在“革命”二字——在南社酝酿阶段，南社创始人陈去病与高旭等人游虎丘，陈去病说：“南社组织之原因，根于皖、淅事败，同志星散，故欲借文字以促进革命之实力。”1909年11月13日，南社正式成立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除三位发起人，最初的成员还包括黄宾虹﹑蔡守等，其后社员达1180余人，加上分社成员，总数达两三千人。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在和袁世凯“议和”，柳亚子等以上海《天铎报》为据点，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府。
南社文化研究院院长、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罗时进认为，讲南社，不能不讲到南社成立之前陈去病主持的神交社，神交社具有强烈的继承复社、几社精神，再现“几复风流”的政治倾向。“我们应清楚地知道，在明末清初民族主义精神高涨时期，‘几复风流’不是文人雅士的雅好流风，而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猛士气概！”这实际上正是南社的精神基础，陈去病在《南社雅集小启》中曾有“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的呼唤。南社的成立就是与北方满清统治相对抗、“反对北庭”。陈去病的“彼南枝”语出古诗十九首“冀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同样也是一种“南”情抒发。“南”字不仅是“江南”，在揭示一种精神祈向时，还揭示出一种文化祈向。
罗时进说，明末复社的虎丘大会是有巨大影响的，在南社创始人眼中，虎丘不是一处名胜，而是一个政治标志和文化符号，而虎丘山下山塘街的张公祠，因明末苏州巡抚张国维抗清兵败后投水殉国的悲壮事迹，也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风标了。南社选择在苏州张公祠进行第一次雅集，在文人流风的“形”中，内涵着民族气节同心相应的“神”，“南社首次雅集就是向世人宣示，他们将以明末民族英雄为榜样，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这是我们认识南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历史功绩：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姚昆田前天在南社百年纪念讲座中展示了他潜心寻访收藏的同盟会中国大陆的分会会长名单，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所有的负责人都是南社社员。南社的创始人之一高旭更是身携孙中山的图章，客观上成了孙中山在国内的联络人。“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前唯一的一次秘密来到上海是1906年7月20日，当天，在黄浦江中的一艘法国邮轮上，他接见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南社的领导人们——高旭、朱少屏、陈陶遗和柳亚子。”姚昆田说。
柳亚子曾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多年来研究南社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会副会长黄霖认为，事实确是如此，南社成立后，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积极配合，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揭露清朝反动统治、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诗文。一些同盟会高层领导也纷纷加入了南社，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以及江苏、上海、安徽、山东、陕西等省区的同盟会会长或主盟人都加入了南社。当武昌起义爆发时，许多南社成员积极投入，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地纷纷独立，都与南社社员有密切的关系。如上海的光复，主要领导就是南社社员陈其美。他曾亲自率领商团及敢死队进攻清军，甚至深入虎穴，攻破了江南制造局这个清军的最后堡垒。
南社成员不仅舞文弄墨，并且抛头颅洒热血，据统计，南社成员中为了革命杀身成仁的知名人士就有23位之多，与众不同的是，这些烈士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宋教仁、廖仲恺、朱少萍……而这些名字，无不见证了这个社团与中国近现代进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辛亥革命中，一些南社社员如周实、阮式等被捕牺牲。但辛亥革命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中国2000年封建帝制，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改变贫困落后挨打的局面，走向繁荣富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南社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与这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黄霖说。
在其后的讨伐袁世凯复辟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南社社员宋教仁拒绝袁氏的收买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后，终于爆发了“二次革命”。南社社员立即投入讨袁斗争。当时，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陈去病出任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陈其美在上海任讨袁军总司令等，还有更多的南社社员拿起笔杆子，为讨袁斗争呐喊助威。重新评价：分化后的南社须整体把握南社的第一任社长柳亚子曾说，南社是文坛怪物；又说，一部南社史真不知从何写起。
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南社内部的分化愈烈，争论不断，相当部分的人对新的形势不理解，有的消沉，有的保守，有的投靠军阀，成为政客，为反动势力效劳，甚至成为汉奸，如汪精卫等人。黄霖在分析南社内部的分化后认为，当时南社的核心力量，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徬徨与动摇，但总体上能与时俱进。
在多年的找寻过程中，姚昆田发现南社成员的组成精彩纷呈，“很多年来，我们对于南社的认识都集中在柳亚子一个人的身上，柳亚子当然对南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南社的成员经历太多太精彩了，对南社的评论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姚昆田说。
南社成员中最多的是办报的和兴办教育的，前者开舆论之先，客观上也成为了进步思潮的宣传者；后者办学，尤其是近代中国女子学校的创立者，大多是南社人所为。和普通的社团不同，南社成员大多出自世家，家境殷实，因此，南社的活动经费都是社员自己筹措，在办报和办学校上既出钱又出力者众多。“新闻界的成舍我、曹聚仁当年都是南社人，在南社成员中，新闻人有330人，而且这些人不只是一般的记者，而是主编，既办报又自己写文章。办教育的更多，有350人，比如马君武，当时身兼三个大学的校长。”姚昆田一一历数。
柳亚子在十多年后总结南社时曾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可说是文经武纬，都是南社的‘势力范围’。”事实上，除了黄兴、宋教仁是南社成员，国民党内的高官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以及文化大家李叔同、茅盾、苏曼殊、黄宾虹、沈尹默、白蕉等都是南社中人。
“作为南社灵魂的柳亚子，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五四以赞成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后来也拥护白话文和新文学。1923年，他与叶楚伧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新南社发起宣言》就说：‘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黄霖认为，南社的社员，大多数是文人。那些即使后来成为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人物，也往往是从文人出身的，所以他们的贡献，除了直接投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之外，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南社的主要作家往往钟情于旧体诗词，以此为正宗，有的因此而顽固地反对新文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南社中也有一些人积极从西方的文学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如高旭就很早主张‘鼓吹欧潮’，反对盲目复古。正是受西风的影响，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后来出现了新诗，沈尹默也是最初一批尝试写新诗中的一个。南社社员又积极提倡戏剧改革，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刊了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曾孝谷、李叔同等改编并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是中
国最早的话剧，成为中国新戏剧运动的开端。跨越局限：反思知识分子如何自处不可否认的是，在19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南社在历史、文学史上所受的重视不够，茅盾、阿英对此都曾表示过意见。过去有人曾认为辛亥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南社革命不彻底；南社中许多文人作风过于传统，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民国后不少南社成员又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
“南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人看不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天石说，建国后受“左”倾思想影响，认为南社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资产阶级的团体，众多清规戒律导致改革开放前的南社研究非常尴尬。他写的一本南社研究著作，1964年就安排出版，结果到了1982年才获出版。
罗时进教授则认为，现在对南社的研究不应受到当初的那种局限，百年间，南社研究自南社人自己开始，其后有盛衰消长，但一条线绵延不断，这条线可以称为“南社学”，“研究南社学，就是向20世纪初的一批文化英雄致敬，南社人在20世纪初以文字播弄时代风潮，抗清反袁，未必非常成功，但他们爱我们的民族，那样勇敢无畏；南社人从民族存亡的高度存国粹，振国魂，其目的与效果未必一致，但其‘夫国而无学，国将立亡’的深痛剀切之感，那样振聋发聩；他们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国、爱地方的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是我们最应该守护和继承的。”
一些观点认为，今天的文士风骨已成为一种稀有现象，一些经济学家遭受公众空前的质疑，大学校长、教授视抄袭如常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崇敬渐渐烟消云散，而对老派文人的怀念却与日俱增，那些独立于利益之外，为国家与生民呐喊的声音成了怀旧的主题，而南社无疑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文资源。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曾景忠认为，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南社的这一精神十分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发扬和借鉴。
“今人纪念南社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坚守文化遗产的盛举。”南社成员沈龙圣之子沈立人认为，纪念南社，更让人反思的是当下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永久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