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
形式简介
中国穆斯林宗教教育制度为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陕西伊斯兰教经学家胡登洲（1522～1597）所开创。。他有感于“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现状，在家收徒讲学，倡导学习  清真寺经典。从其二传弟子开始，教馆从私家移入清真寺，在寺内招徒授经。课堂一般设在大殿北侧厢房，因讲授经籍为主而称经堂。清真寺延聘阿訇担任经师，称开学阿訇。学生的食宿费用等多由教坊教民供给。学员多少则视阿訇的学识声望，以及教坊的经济能力而定。这种中世纪伊斯兰教寺院教育与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因适合中国穆斯林社团发展的急切需要，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育制度。 
胡登洲倡兴的宗教教育，是改变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吸引各地穆斯林“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他的学生代代相承，分布全国 ，带动各地 清 真寺纷起效法。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各地因课程内容和教学特点的不同，形成风格各异的学派。早期，西北地区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形成精而专的陕西学派。明末清初，常志美、李延龄、舍起灵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设帐讲学，授徒众多，形成博而熟的山东学派。清代中叶，在马德 新、马 联 元倡导下，云南出现中阿并授的新学派。在新疆地区，经堂教育大多属小型分散的私塾形式。穆斯林聚居的城镇，有专门设置的宗教学校麦德赖赛，或附设清真寺内，或单独建校。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均有该地区的民族特点。
制度
小学部亦称经文小学，一般招收6～7岁儿童入学，主要教习初级阿拉伯语拼读和宗教常识。教师多由寺内“二阿訇”担任，也有现任开学阿旬担任的。
其课程有：
1．阿拉伯语字母发音及拼读，由教师将阿文字母表写在牛肩胛骨上或硬纸片上，称为“黄本”，学生照此念诵背记，达到能拼音会读经文。
2．《凯里迈》。即基本宗教信条，要求反复拼读原文，领会老师口译意思，称作“编凯里迈”，系对各种拼音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对学童进行宗教信条的基本训练。
3．《亥听》。即《古兰经》选读本，要求达到熟练地背诵，以为礼拜诵念和为以后诵读整本《古兰经》打下基础。
4．《凯赫甫》。即《古兰经》第18章，共110节经文，学会带韵诵读，供以后参加有关的宗教活动诵念。
5．《乜帖》。系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各种拜中念词和祷词，为初级宗教知识的普及读物，变称“杂学”。小学部只进行宗教知识和启蒙教育，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入学、退学自由，不分班次与级别，也不规定年限，一般需3～4年时间。学习期间年龄大的学生可参加礼拜、封斋，但不参加对外的宗教活动。学完上述课程后，自愿深造且具备条件者，可升人大学部深造。[1]大学部亦称经文大学，即进行系统的宗教专业教育和道德陶冶，入学手续较简便，一般在主麻日的聚礼后，由小学老师及主管乡老领学生到开学阿訇面前去“接经”，举行拜师和开课仪式后即为入学。学生被称为“海里凡”或“满拉”，可以取得礼拜缠头(即戴斯塔尔)资格，享受“供养”(即助学金)，参加对外宗教活动，接受穆斯林邀请料理宗教事务，成为经堂教育主要的培养对象。但各地自由择师“投学”以选攻某门专业课者居多。经文大学的主要课程有：阿拉伯和波斯两种语文的经典，学波斯语经典称为“过法尔西”。在全部课程中，波斯语经典课程，因地区不同所占比重多少不一。开设课程分为基础课与专业课两大类，基础课有阿、波语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3门，基本上没有宗教内容。在此期间，学员的宗教知识与修养，主要是通过日常的宗教生活实践与阿訇的言传身教去培养。专业课包括《古兰经》及经注学、圣训及圣训学、凯拉姆学、教法学、苏菲哲学和古典宗教训谕性文学等课程，为各地经堂教育的必修课。
采用的课本有13种，通称为“13本经”；
1．(连五本》，共5卷，为阿拉伯语词法、语法的基础课本。
2．《遭五·米斯巴哈》，为阿拉伯语中级语法课本，系《连五本》的诠释。
3．《满俩》，又名《舍莱哈·卡非耶》，为阿拉伯语法的理论课本。
4．《白亚尼》，系阿拉伯语修辞学课本。
5．《阿戛伊德》，又名《阿戛伊德·奈赛菲》，为认主学课本，有杨仲明的《教心经注》和马坚的《教典诠释》汉译本。
6．《舍莱哈·伟戛业》，系哈乃斐学派的教法著作(共4卷)，有王静斋阿訇的《伟戛业》汉译本(节选)。
7．《海瓦依·米诺哈吉》，波斯语语法学名著，中国学者常志美著。
8．《虎托布》，系对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释，侧重于宗教道德修养，有李虞宸阿訇的《圣谕详解》汉译本。
9．《艾尔白欧》：波斯文本，系对另外40段圣训的注释，侧重于人生哲理。
10．《古洛司汤》，波斯语文学著作。中国流传颇广，有王静斋的《真境花园》汉译本。
11．《米尔萨德》：波斯文本，着重讲解苏菲派修身养性，认主、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有伍遵契的《归真要道》汉译本。
12．《艾什阿·莱麦阿特》，为波斯文的苏菲主义理论著作，有舍起灵的《昭元秘诀》汉译本。
13．《古兰经》，参照各种经注通讲全经。现代，有些城镇的大寺经堂教育还设有汉语和普通文化课程。大学部的修业年限也不固定，一般需要6～7年时间，在学完上述课程后，经讲学阿訇鉴定认可、管事乡老同意，方可“穿衣挂幛”毕业，才有资格应聘到各地清真寺担任开学阿訇或任教。[2]
经堂教育培养目标
经堂教育一贯重视德育，讲求“知”、“行”并进，其培养目标，《经学系传谱》总结为；
（1）有学有传：苦志力学，学有所成，并掌握言传身教、传道授业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有德：洁身自好，循规蹈矩，有较高的品德修养与操守。
（3）有言；既能言教，且能著书立说。
（4）有守：甘于贫困，坚持纯正信仰，致力于宗教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富于追求“两世富贵”的情操。明末清初一批著名的伊斯兰经师和学者，如冯养吾、海巴巴、常志美、舍起灵以及马德新、马伯良等，都是经常教育培养出的杰出人才，他们的学识、德行及贡献，至今为各族穆斯林所追念。 [3]
中国经堂教育发展演变
早期发展经堂教育在各地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中心和特点，早期有：
（1）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以精研细讲凯拉姆学、《古兰经》注为特点的陕西派。
（2）以常志美、李延龄、舍起灵等为代表，以讲授阿、波文13本经并注重苏菲哲学见长的山东派。
（4）以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以改进经堂教育、主张阿、汉经书并授为特点的云南派。 
前已述及，伊斯兰教育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开始，那么，可以说，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伴随伊斯兰教的传入而开始了。中国穆斯林的祖先是中国经商的阿拉伯、波斯斯、哈里发帝国派来华的官方使节、唐时来华帮助平安史之乱的阿拉伯、波斯军队、元初大批来华的阿拉伯、波斯、中亚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的军队、工匠、商人、学者。回回是其中一支。元末明初，即回族成之前，这些外来的穆斯林说的基本上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波斯语更流行。无时回回政治地位优越，国家设“回回国子监”。教授“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从回回中培养国家公务员和翻译人才，但“回回国子监”是否讲授伊斯兰知识，无从考查，我们可能把它算作公办的回族穆斯林普通教育。那么，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育是如何进行的呢？穆斯林要做“五时拜功”，要举行其宗教仪式，必须学会通读《古兰经》，要学习基本的教义、教法，所以，必须接受伊斯兰教育。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根据资料和推断，有以下几种： 　①穆斯林在自己的家中向自己的子女和新入教的穆斯林口头教授阿拉伯语音、读法，教会他们诵读《古兰经》，过宗教生活，口头教授基本教义、教法知识。
②来华传教的“答什蛮”（阿訇、宗教学者，波斯语，元朝官方称“答什蛮”）向穆斯林群众口头传授伊斯兰知识，传诵《古兰经》、教授他们生活中的语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③“答什蛮”在各地设“回子房”，作为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中心。
以上形式，可以说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定居的内地经堂教育的雏形，后来成为胡太师创立经堂教育的基础。而新疆地区伊斯兰教育的情况和内地略有不同，它近似阿拉伯伊斯兰国有的情况。早在10世纪，喀喇汗伊斯兰王朝在喀什建立官方萨吉耶经文大学；在10世纪中叶，建立军里克王室经学堂．
自先知受命传播伊斯兰教、创建清真寺以来，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育的基地和中心。因此，谢赫胡登洲在明代创立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可以追溯到先知时代、并借鉴于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清真寺内附设的学校，不过，中国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在中国的环境中形成自己的特点． 　谢赫胡登洲早年学习汉文和儒学，后随经师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教义及哈乃斐派教法。后赴麦加朝觐，回国途中游历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伊斯兰国家的教育状况。归国后深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已任，立志兴学。”开始在自己家中设帐招门徒。后转移到治真寺内，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经典，用经堂语，即古汉语、阿语、波斯语单词混合而成的独特表达形式，口译和讲解伊斯兰经典，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洋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堂胜育的基础。
胡太师的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代，他的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比较著名的有陕西的周良隽阿訇，山东的常志美阿訇，云南的马复初阿訇，河南的张万东等阿訇。形成了陕西学派与山东学派。陕西派包括陕、甘、宁、青、新西北各省及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省，以周良隽阿訇为代表；山东派包括山东、河北及东北各省，以常志美阿訇为代表。陕西派注重“凯俩目”学（认主学）、《古兰经》注，不学汉文，提倡“精而专”；而山东派提倡阿、汉、波并重，注重“博而熟”．但两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如南方的陕西学派后来开始注重汉学，尤其云南的马复初阿訇原是周老爷（良隽）的第子，但他于1841年～1848年赴麦加朝觐后游学亚丁、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及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等城市，与各地的穆斯林学者交流、探讨“东方之学”，回国后在云南各设帐讲学，改良经堂教育，吸收陕西、山东两学派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云南学派，提倡阿、汉经书并授，兼学波斯文，“诸科分进”的教学方针。
由于南方各省的穆斯林与汉族杂居，故受汉文化的影响政大，同时，满、汉封建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不甚了解，在官方文书和书籍中歪曲伊斯兰教的现象有屡屡发生，不少儒生常把伊斯兰教和儒、佛，道教混为一谈，因此，南方各省的经堂激育注重汉学，提倡阿、汉、波并举，立志用汉文著书译经，向汉族介绍伊斯兰教，其结果，出现了一批阿、汉精通的伊斯兰经师、学者和一批汉文的伊斯兰著作和译著，如南京王岱舆（1570～1660）及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等，苏州张中（1584～1670）及其《也真总义》、云南马注（1640～1711）及其《清真格用》、南京刘智（1660～1730）及其《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云南马复初（1794～1874）及其《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从而我国的经堂繁育开始了阿、波经书译汉的实践陕西原为我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经堂教育的发祥地，号称“八百里秦川为‘尔林’（学术）的教场。”但自清咸丰、同治年间陕、甘等地回民起义失败后，日老虎西撤，陕西回民西迁，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和经堂教育的中心从陕西西移，集中于河州（临夏）和青海，形成了以通讲教义学《宗教学科的复兴》（安萨里著作）、《古兰经》注《戛最》、《胡赛尼》、圣训《米什卡特》、教派《伟戛叶》等大部头经典为特点的河州派。
由于清王朝对西北和云南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经堂教育亦遭到严重摧残，几乎荡然无存．回族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产生了一种消极的闭关自守倾向，经堂教育关起门来学宗教，以图保族、保教，排斥汉文化．
回族自明代形成，汉语就成了回族的正式语言，日常生活中说的是汉语，但回族，尤其西北回族不学汉文，经堂教育也不学汉文，因此，西北回族穆斯林普遍不识汉字，吃了不少苦头。经堂教育不学汉语，汉语水平所限，只能用汉、阿、波三种文字的单词混合成的经堂语口泽、讲解经典，因此，不能准确地把阿、波文经典用汉文译出来，讲“卧尔兹”也用“经堂语”，而“经堂语”译出来的混合语言又受到阿文语言结构的影响，译文不是普通汉语。穆斯林群众听起来似懂非懂，有损于经典的既与含义。认立学经典中有许多哲学词汇，由于阿訇、满拉（海里凡）中文和哲学知识的障碍，有些哲学术语不能准确地译出来，而只能把阿文术语念出来，加上阿语水平的障碍，不能理解真正的含义，形成教师、学员心里似乎明白是什么意思，但说不出来．
从经堂教育设置的课程看，是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大学的课程，所以经堂教育高级阶段所属大学性质，但满拉（海里凡）没有掌握本民族的语言一汉语，也就是没有掌握获得知识的语言工具，因此，知识面窄，限制理解能力和思想水平，而阿拉伯语、波斯语在中国不是社会语言和交际语言，没有报张杂志，没有介绍各种知识的书籍，即便有，经堂教育中学到的阿、波文不可能用来作为获得各种知识的语言工具．知识面窄，理解能力差，容易把经文理解铝，甚至把一个词、术语理解错了，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引起纠纷，分门立户，造成派别，导致民族内部、穆斯林兄弟内部的不团结。[4]清末和民国初期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以河州(今甘肃临夏)为中心并以通讲《戛最古兰经注》、《米什卡特·麦萨比哈圣训集》、《宗教学科的复兴》等大部头经典为特点的河州派。(5)新疆地区的宗教教育，大多属小型分散的私塾形式，大清真寺附设有独立的“麦德莱赛”(即宗教学校)，在教学形式、讲授内容及管理方式上都具有该地区的民族特点。辛亥革命前后穆斯林中的宗教学者和留日学生提出了“教育普及和宗教改良”的主张，各地在经堂教育基础上，先后创办了一批新式宗教学校和师范学校。1909年在北京牛街创办的京师第一两等小学堂，1925年创办的成达师范，1927年创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1928年创办的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等学校，为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经书两通的人才开辟了道路。中国伊斯兰教育随之步入了现代历程。
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育演变
自先知时代至8世纪，伊斯兰教育的特点，或形式是：
①在清真寺设教学圈。在先知时代，先知在麦地那先知清真寺内，对门弟子们，也对妇女们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也请门弟子中有学问的人担任先知清真寺的教师。再传弟子哈桑·巴士里（642—728）曾在巴土拉大清真寺内任教，设教学圈，讲授教义、教法和圣训。在大马士革的任麦叶大清真寺以及麦加、麦地那、埃及、巴格达、库德等大清真寺内都设有教学圈。在伍麦叶时期（661—750），在一些清真寺内开始组织穆斯林学习阿拉伯语、（古兰经》、圣训、教法等。到了阿拔斯时期（750－1258），出现了清真寺附设的小学。
②学者们在家中设帐讲学，收徒，相当于中国的私塾。
教学内容主要是《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认主学）、哲学、逻辑学等。
自伍麦叶王朝开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翻译运动，到阿拔斯王朝麦蒙（786—833）时代达到了高潮．哈里发麦蒙于830年在巴格达创建了“智慧馆”，它是第一所国家级图书馆、科学院、翻译局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亦称哲理大学，也是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智慧馆”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各种科学著作，尤其希腊哲学译成阿拉伯语．因此，这个时期学术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学术、教育的发展，从8世纪到12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教义、教法、圣训学家、如哈桑、巴士里、瓦绥勒·本·阿塔（699—749）、贾法尔、萨迪格（699—765）、伊玛目·赖比尔（8世纪）、伊玛目文什尔黑（873一935）、伊玛目安萨黑（1085—1111）、文布、哈尼德（700—767）、马立克（715—795）等四大教法学家、六大圣训学家，如布哈里、穆斯林等。
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如艾布·优素福·肯迪（800—879）、艾布·奈斯尔·穆罕默德，法拉比（870—950）、艾布·阿里·伊本·西拿（980—1037）、伊本·路什德（1126—1198）等。
同时也涌出现一批自然科学家，医学家阿里·泰伯里（785—861）、艾布·伯克尔，拉齐（864—932）；数学家、天文学家，如花拉子密（78O－850）、白塔尼（858—929）、穆罕默德·比鲁尼（973—1050）。
从上述这些伟大的伊斯兰学者、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可以看出当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教育水平。但从数量上看，伊斯兰专业、哲学占主导地位，也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教育。
由于大量的希腊哲学著作，尤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译成阿拉伯语，加之哈里发麦蒙酷爱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倡哲学，一时读哲学、研究哲学成为时尚，伊斯兰教义学（认立学）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认主学家们运用希腊哲学中的理性思辨及逻辑方法，论证真主的存在、其主的本体和偶性．似艾什尔里、安萨里为代表的逊尼派（正统派）教义学家，即“新凯俩目”派为反对希腊哲学而研究希腊哲学，其结果，他们自己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伊斯兰教的苏菲学受到新柏图主义的影响。
从9世纪开始，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出现了清真寺服或独立的伊斯兰大学。859年，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在摩洛哥的非斯创建了盖尔维因大学、其前身是盖尔维因大清真寺．972年，埃及法蒂玛王朝在开罗创建了爱资哈尔大学。1097年，塞尔柱王朝在巴格达创建了尼采尼亚大学。伊玛目安萨里曾在此大学任教。11世纪，塞尔柱王朝又在内沙布尔（伊朗东部）建立一所伊斯兰经学院．13世纪，阿拔斯王朝第27任哈里发穆斯坦绥尔在巴格达创建穆斯坦绥里耶大学。14世纪，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的奈斯尔王朝在格拉纳达创建格拉纳达大学。上述的大学中尼彩来亚大学。穆斯坦绥里耶大学、格拉纳达大学等除了设伊斯兰各学科之外还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如历史、地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化学、动物学等。[4]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教育
当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伊斯兰教育与普通教育既分高又结合。当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绝大多数实行政教分离。因此，国家办的普通教育占公办的私民办的伊斯兰教育也是分开的。譬如，普通学校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即所谓的“阿里玛尼”（世俗的）；宗教学校专门培养宗教专业人才。这跟中世纪的情况不同，当时的哈里发帝国或伊斯兰王朝是政教合一的政体，所以，国家的教育主要是宗教教育，在有些清真寺附设的大学里设一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科目。当今的大多数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由于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结果，实行了政教分离，但把伊斯兰教仍定为回教，所以，在公办的普通学校里也开伊斯兰基本知识课，但不是作为专业获育，因此，也可以说是普通教育与伊斯兰教育的结合。土耳其除外，土耳其自1924年，凯末尔党人推翻奥斯曼帝国哈里发制度，建立世俗的共和国之后，禁止在公办的普通学校里设宗教课，也限制伊斯兰学校的数字。
②在普通专科学校和大学里设宗教专业课。如阿联酋的艾因—所中等普通学校设伊担兰专业课，招收一些亚非国家的穆斯林学生学习伊斯兰专业，同时学习其他文化课。阿联酋大学是一所普通综合大学。设立许多专业学校，如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等，同时设立教法学院，即法律专业，不仅学伊斯兰教法，也学习其他法，毕业学生当律师、法官等。文学院又设许多专业系，如阿拉伯语系、英语系、法语系、历史、地理、新闻等系，同时设伊斯兰研究学，有圣训、宣教、世界伊斯兰等系。
沙特的利雅得国王大学、麦加的温母、古拉大学等都是综合大学，但都设有伊斯兰学科专业学院。
③伊斯兰大学内设普通专业教育学院，如爱资哈尔大学以伊斯兰专业学科为主，但自穆罕默德·阿卜杜等经过改良以后设社会科系、自然科学、理工等不院。现在共有36所学院，除各伊斯兰学科专业学院之外，还设有科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商学院等。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等都是宗教大学，但都设有普通专业学院，如医学院、工程技术学院、伊斯兰经济学院、商业学院等。
④伊斯兰学科的专业化。随着现代化世界各国的教育走向专业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大学各学科也走向专业化．如爱资哈尔大学、沙特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等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大学都没有古兰经学院、圣训学院、教法学院、宜教学院等，各科都设有学土、硕士、博士学院。伊斯兰大学某科教师必须获这个专业的博士学位，如圣训学院的教师必须获圣训专业的博士学位。当阿訇或宣教员必须获宣教专业的学位等。报考伊斯兰大学各专科学院的学生必须是普通高中毕业生，以便让宗教大学的学生掌运各种科学基础知识，再学宗教专业。现代各伊斯兰国家清真寺的伊玛目必须是获有伊斯兰大学某一学科专业学位的毕业生。所以，伊斯兰大学的学生必须掌握本国的语官，同时要掌握一、二门外语，如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大学的学生除阿拉伯语外，必须掌握英语或法语或乌尔都语。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大学学生，如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生除了掌握本国语言之外，还须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
我国经堂教育，特别是西北地区，不学汉语，即不学本国、本族的语言，这仿佛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大学的学生不学不懂乌尔杜语；阿拉伯伊斯兰大学的学生不学不懂阿拉伯语；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大学的学生不学不懂印尼语，新疆维族办的伊斯兰学校不学、不会维语一样。
教育形式
经堂教育是中国穆斯林创办的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育形式，它对于培养经学人才及宗教教职人员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而兴起的经堂语与“小儿锦”，则是中国穆斯林对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亲和交融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各地相继建立了9所高等伊斯兰教经学院，专事培养爱国爱教、具有较高宗教学识文化和道德素养的中青年宗教教职人员，以解决中国伊斯兰教所需合格的后继人问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堂教育基本宗旨的继承与发展。
经堂教育影响
回族的教育史经过经堂教育一近代新式回民教育一现代普通回民教育三个阶段。经堂教育是回族教育史上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回族传统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所谓经堂教育，是一种以学习经文为主的寺院教育方式，它以清真寺有能力传授知识的阿訇为授业者，招收若干学员，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种类型进行教学。明朝初叶，刚刚形成的新民族——回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由于回族先民多来自阿拉伯及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义规定了回族自身特殊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伊斯兰文化已成为回族文化的内核。但另一方面，回族几乎要与周边民族，主要是与汉族交往，过去，封建统治者又通过强行说汉语、穿汉服、用汉姓、回汉通婚等方法企图同化回族。特别是明朝中叶后，回族语言已完成了向汉语的过渡，农业兼商业的基本经济生活方式已成定型，服饰、姓氏也都基本汉化，回族中通晓阿文或波斯文的学者日益减少，而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能没有懂阿文或波斯文的学者，面对内外部环境，回族只有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加之回族人口的逐渐增加，过去那种父子相传、师徒相承的授业方式所培养的伊斯兰学者在数量上远远跟不上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吸收伊斯兰文化传统和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结合自身的实际创立了新的教育制度——经堂教育。创办经堂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回族社会所急需的宗教职业者，更主要的是为广大穆斯林普及伊斯兰文化知识，使年轻一代的穆斯林懂得基本宗教常识而成为合格的穆斯林。经堂教育从产生起就成为回族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伊斯兰文化内容成为整个回族文化教育的核心，为伊斯兰文化在回族中保持数百年而不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5]
中国经堂教育的现状
我国经堂教育，自谢赫胡登洲于明代创立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了。期间，它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并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改良中发展起来。从而在汉文化——孔、孟、佛、道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进行伊斯兰教育、培养阿訇、经师；继承、传播、发展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保卫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后灭的。然而，半年多世纪以来，由于时局的动荡，它基本上没有得到改良与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经堂教育的现状还保留着中世纪的状况，与当今伊斯兰世界的现状相差几百年。阿訇是穆斯林群众的导师，思想道德上的楷模，阿訇要讲“卧尔兹”，教育群众，所以，穆斯林群众对阿訇的要求较高，目前穆斯林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初中基本普及，高中生、大学生不断增加，一些大学生反映，他们听不懂阿訇的“卧尔兹”，既便听懂一些，解决不了他们思考的问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知识水平有倒挂的现象……”清真寺经堂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没有学制，如满拉（海里凡）入学没有学历要求，毕业没有年限等。
②教学内容陈旧，主要课本仍是中世纪的几本经，文字古老，满拉们学习、理解困难。
③教学法古老、陈旧，即语法翻译法，只训练读、口译，不能听说、笔译。
④只学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经典，不学汉语和其他文化科学知识．
⑤只考虑念经当阿訇，不考虑社会效益等等。[4]
近代伊斯兰教育的改良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改良运动从8世纪到18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教育基本上是宗教教育，只有少数伊斯兰大学设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因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逐渐走向衰落，招致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　
1798年4月，拿破仑率法国海军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登陆，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中、近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实行殖民统洽的开始。从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先后沦西方基督教列强的殖民地。
当拿破仑在亚历山大登陆时，埃及人民没有思想上、军事上准备，苏菲修士们在修道院内隐遁苦修；统治阶级纵欲享乐，埃及人民用大刀、长矛与法军的洋枪、洋炮拼搏，牺牲惨重，情景悲壮。这一重大事件惊醒了埃及知识分子和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知识分子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改良，如何救国。这仿佛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洋枪、洋炮惊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一样。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阿富汗的哲马路丁、阿富汗尼（1838～1897）、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1865－1935）、叙利亚的阿卜杜·拉哈曼·凯瓦齐比（1854～1902）、印度的穆罕默德·伊克巴似（1877～1938）、阿米尔，阿里（1849～1928）等．　这些改良主义者思考、分析东方的伊斯兰国家遭到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和失败的原因。他们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西方之所以比东方强大是因为西方不断地改良，工业、经济、教育发达．因此，要想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强大起来。必须奋起改良，他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张。有主张政治、社会改良的；有主张宗教改良的；有主张教育改良的；有主张泛伊斯兰主义的；有主张现代主义的。但他们主张改良的主要途径首先是发展普通教育，重点发展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和工业技术的专科学校；培养军事人才的军官学校等等。使伊斯兰国家象西方基督教国一样，有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军事人才。这些改良主义者当中也有少数亲西方殖民主义、主张西化的分子，但绝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是爱教爱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举意是好的。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在遵循伊斯兰基本信仰的前提下改良伊所兰教，使之现代化；使伊斯兰教与科学相结合，与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相适应；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他们在《古兰经》、圣训中寻找适应现代思想的精神与依据。他们发现《古兰经》有许多提倡“伊斯俩哈”（改良）的经文，没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经文；《古兰经》、圣圳鼓励穆斯林求知进取；鼓励学习各种知识，没有规定只学宗教学科。当时西方东方学家提出一种论调说，“西方国家先进是因为它们有进步的基督教；而东方的伊斯兰国家落后的原因是落后的伊斯兰教。”同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欧洲的留学生中流行着同样的看法：“东方伊斯兰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不进步的宗教。” 　
针对上述论瞩，哲马路丁·阿富汗泥和穆罕默德·阿卜杜在巴黎创办的《坚柄》杂志、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学生拉希德·里达在开罗创办的《灯塔》月刊展开了大辩论，批判西方东方学家和国内保守势力两方面的攻击。对西方东方党家的论调他们指出；伊斯兰国家落后的原因不是伊斯兰教落后，而是人落后了，没有按《古兰经》、圣训的精神办事；人们的信仰薄弱了。在中世纪，他们把伊斯兰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①十字军东征，蒙古人西征，严重破坏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历、文化。　
②苏菲文化的盛行。主张人们隐遁苦修，脱离现世。而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是终生奋斗、进取的。　
③关闭“伊智提哈迪”（演绎教法）的大门，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古兰经》、圣训的精神演绎新教法。因为伊斯兰正统派认为演绎教法的大门自伊玛目安萨里之后已关闭了，后人再没有能力演绎教法，而只能遵循四大教法学家演绎的教法．对这种观点《灯塔》月刊进行了驳斥，认为这种说法没有经、训依据，不符合理智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规律是真主创造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只能越来越聪明，不能起来越愚昧。《古兰经》是在23年期间，随着事件的发生、变化百降示的，因此，有停止和被停止的经文。先知逝世后启示停止，然而，先知教导人们运用理智。先知派弟子穆阿兹·本·杰白勒到也门当总督的时侯问他。“你到那以什么判断？”穆阿兹答道：“以安拉的经典。”又问：“如果安拉的经典中没有时，你以什么判断？”答：“以安拉使者的圣圳。”又问：“若圣训中也没有时，你以什么判断？”答：“凭自己的见解。”先知赞许了穆阿兹的回答。　
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时代，因平息部落叛乱，许多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圣门弟子牺牲了。欧麦尔向艾布·伯克尔建议尽快搜集、汇编《古兰经》，否则，《古兰经》要失传。文布·伯克尔说：“我怎么能做先知未曾做过的事呢？”欧麦尔说：“这是件好事。”于是文布·伯克尔把栽德·本·萨比特叫来，欧麦尔也在场，请栽德负责这项工作。栽德也说；“我怎么敢做先知没有做过的呢？”艾布·伯克尔说：“这是件好事。”还有许多事情在《古兰经》、圣训中没有；或有，但情况变了，如执行，不利于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大众，在这种增况下，欧麦尔依据《古兰经》停止、被停止的情况，运用理智，以个人见解判断、处理事情。欧麦尔有一句名言：“凡符合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大众利益的事，真主会喜悦，先知会赞成的。”故欧麦尔被称为“意见派”的领袖。　
北京《世界知识》杂志上有一篇翻译文章，是一位美国新穆斯林撰写的，题目是“科学必将在伊斯兰世界复兴”文章概述了中世纪穆斯林对世界科学文化的贡献，分析了后来衰落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正统派自己关闭了“伊智提哈迪（演绎教法）的大门，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认为只要打开“伊智提哈迪”的大门，科学必将在伊斯兰世界重新复兴。　
④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及殖民统治和压迫。　
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还涉及穆斯林妇女的解放问题。妇女有权接受教育的问题，因圣训有明确的规定：“求知对穆斯林男女都是生命。”本来没有什么争议。但是，自8世纪到18世纪，改良运动兴起之前，伊斯兰国家的妇女基本上剥夺了接受教育、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权利，《灯塔》月刊也讨论妇女的解决、一夫一妻制、妇女戴面纱等问题。关于妇女戴面纱，《古兰经》中规定妇女须戴遮盖物，但没有说明遮盖到什么程度。根据教法学家的演绎推理，有两种意见，一是遮盖全身，包括面部、手、头发等，尤其是面部，从究其妇女戴遮盖物的理由看，面部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另一种意见是遮住头发，脖子、首饰，可以露出脸部和手。因为从先知和正统哈里发时代妇女从征看，应该露出脸部和手，当时妇女的主要任务是救护、包扎伤员、做饭、送水等工作，也有极少数武艺高强的妇女参加战斗。如果把脸部、手全遮住就无法工作和战斗了。因此，当今伊斯兰国家的妇女基本上分为上述两种情况。关于妇女参加战斗的亦有圣训记载。　
既然先知时代，妇女出征并参加战斗，那么妇女上学、接受教育、参加社会活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了，但在学校里，男女应该分班。当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许多大学里，女生的数字已超过了男生。如阿联酋大学男生的数逐年减少；而女生的数字却逐年增加，现在女生数已超过了男生。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提倡的现代主义的伊斯兰改良运动，首先从教育入手。他是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后在爱大任教，他提出改革爱大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在他担任爱大行政委员期间，改革了爱大的行政制度，但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的改革因保守势的极力反对，在他生前未能完成，但他逝世后全都实现，爱大的课程增设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直到今天。　
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中的地位，埃及的改良运动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榜样。穆罕默德·阿卜杜在生前，他的声望已很高，不仅在埃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1899年，被任命为埃及大穆央提，被誉为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现代主义的创始人。　
100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看伊斯兰世界这些改良主义大师们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改良运动，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改良思想和主张基本上都实现了。他们的理想是在伊斯兰的基本信仰，即“六大信仰”、“五项基本功课”的前提下，改良伊斯兰教、改良穆斯林社会、改良教育，寻找《古兰经》、圣训中符合现代的思想与糟神，使伊斯兰与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相适应，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和工业，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强大起来，以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基督教家的侵略和压迫。　
然而，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保守势称他们为“叛教”。在中国西北也有少数穆斯林同胞一听到“改良”、“改革”二词就很反感，说什么“改良”、“改革”就是篡改伊斯兰教。孰不知“改良”或“改革”一词在《古兰经》中出现有十几处。不管经注学家们如何注释，其基本含义是把事物往好处改，《古兰经》号召改良，清除非伊斯兰的不良成分；恢复伊斯兰的真正精神。伊斯兰教的正统派也承认，在每个历史时期，真主使之出现一个，或几个“穆占迪济”（宗教革新者），这说明在每个时代需要宗教改革新家来更新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改良正如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创立借鉴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清真寺附设的学校一样，中国经堂教育的改良也是受到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改良运动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规律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切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变革，教育亦不例外。因此，中国经堂教育的改良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中国的经堂教育自谢赫胡登洲创立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几个浪潮，也几经波拆，在不断改良的过程中发展的。近代中国经堂教育改良的代表人物首推北京的谢赫阿卜杜·拉赫曼王浩然阿訇（1848～1919）。　
清光绪32年（1906年）王浩然阿訇赴麦加朝觐后游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那里的伊斯兰教育状况。回国后深有感触地说；“余游土耳其归国后，始知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鼓吹教育普及，提倡经汉两通。”为振兴伊斯兰教，提高穆斯林的文化素质，他提示“改革经堂教育陈旧内容和方法，倡导举办经学与汉学并举的新式学校。”1907年，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由他的弟子达浦生阿訇任校长，改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除设伊斯兰学科、阿拉伯文之外兼授其他文化课，以培养新时代的阿訇和师资。王静斋阿訇写道：“古都名阿訇王浩然大师游历土耳其等回教国家归来之后，因得到新的知识不少，乃在北平牛街大寺创办改良大学，由达浦生阿訇担任教授，阿文的一切课程照旧，另添读法、作文、会话等课，更增加国文一课。自是以后，中国回教教育，另开一新纪元。” 　
王浩然阿訇开创了中国经堂教育上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先河。从此，各地效法。辛亥革命前后，各地穆斯林在经堂教育的基础上创办了新式的伊斯兰学校和师范学校。尤其近、现代四大阿訇达浦生、哈德成、王静斋、乌松亭继承王浩然阿訇的事业，创办阿汉并举、经堂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新型伊斯兰学校。如1925年，马松亭阿訇和唐柯三先生在济南西兰清真寺内创办成达师范（后迁北平）。1927年，由达浦生、哈德成阿訇发起，马福祥先生捐助，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内，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1938年西迁甘肃平凉，即平凉伊斯兰师范）。1928年，由周级三先生发起，在四川万县清真寺后山坡上创办万县伊斯兰师范。同年，由杭州凤皇寺董事会创办的杭州穆兴中学。1929年，由云南回教促进会创办的昆明明德中学等。这些新型的伊斯兰学校选派了一批留埃学生，培养了一批像庞土谦、马坚、纳忠、刘麟瑞、张秉铎、马宏毅等既当阿訇，又能当教授的一代修斯林高级知识分子。　
西北地区的经堂教育在这个时期亦有所发展。但未能与普通教育相结合，仍不重视汉文。如河州的谢赫努哈马万福（果园哈智）阿訇（1894—1934）于清光绪年间赴麦加朝觐并留学，“回来后目睹中国穆斯林师道之伊斯兰参杂着许多汉族风俗，于是展开了遵经改俗的运动……”。大力发展经堂教育，广收满拉，从而在西北地区，尤其甘肃何州和青海经堂教育兴起，培养了一批新阿訇。与此同时甘肃清水的谢赫穆罕墨德·优素福马良骏阿訇在陕、甘、宁、新等西北地区致力于传统经堂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阿訇，但都未能重视阿汉并举，虽培养了一批大阿訇，但他们绝大多数不识汉字，只能用经堂语几译、讲解经典，不能听说，不能意译，这与王浩然阿訇和达浦生等四大阿訇以及他们培养出来后代经汉两通的阿訇——高级知识分子相比有些逊色了，贡献也大不相同。　
由于西北地区经堂教育不重视汉语，不注重普通教育，所以没有掌握获得知识的语言工具，知识面窄，理解能力差，加上教学方法是古老的语法翻译法，所以成功率低，苦读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学成能讲经的阿訇的只是极少数天资聪明、百折不挠的满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