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文虎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他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也不以知识分子自命，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他发家后，自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的宏论，热心于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因而也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胡文虎身世：
  胡文虎与胡文豹合影(刘南笏摄)胡文虎是一位客家人，原籍福建龙岩市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
其一生映照了“客家子弟不平凡的一生”这句话。
1882年1月16日生于缅甸仰光。父亲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
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胡文豹则留在缅甸受英国教育。四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亲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
1908年，父亲病故，胡氏兄弟继承父业。胡文虎通晓中文，经常往来香港等地办货。胡文豹通晓英文，留守仰光店面，二人同心协力，业务日趋发达。
1909年，胡文虎周游了祖国以及日本、暹罗（即今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第二年回仰光，着手扩充永安堂虎豹行。南洋气候炎热，日光强烈，人们容易中暑、头晕、疲乏。
1923年，由于业务发展，胡文虎将永安堂总行迁到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业务。他在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
1932年，他又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制药厂，并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澳门、台湾、暹罗（即今泰国）的曼谷，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吧城、泗水、棉兰等地设立分行，市场扩展到中国东南沿海以及西南内地。
抗战胜利后，为了建设家乡，胡文虎于1946年秋在新加坡发起组织“福建经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准备经营金融、交通、工业、矿产以及茶叶、水果等土特产。
1984年5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布将胡文虎在福建的遗产归还给胡氏家属。胡仙将中川虎豹别墅修葺一新，捐献给政府作胡文虎纪念馆。1994年9月18日，她专程回乡参加了胡文虎纪念馆开馆暨胡文虎基金会成立庆典大会。
行医经历：
胡子钦早年行医时，曾用一种国内带去的中成药“玉树神散”（功能清神解暑）给人治病，颇受欢迎。胡文虎根据中西药理，采择中、缅古方，并重金聘请医师、药剂师多人，用科学方法，将“玉树神散”改良成为既能外抹、又能内服、携带方便、价钱便宜的万金油；同时，又吸收中国传统膏丹丸散的优点，研制成八卦丹、头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成药。永安堂“虎标良药”从此畅销于整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域，包括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这3个人口最多的市场，销售对象达到全球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特别是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以后，当时中国的前方、后方——包括敌占区以及整个东南亚所缺的物资，除武器弹药和食物外，就是药品，即使是一般成药，也是到处奇缺。
虎标良药：
不久，“虎标良药”便畅销于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亚各地，成为家家必备、老少皆知的药品，胡氏兄弟由此发家致富。
胡文虎因发售“虎标良药”致富，所以他兴办慈善事业，也以捐资于医药方面为最多，以创建医院、造福贫病为急务。他创办的医院，以1931年落成的南京中央医院为最著名。所以“虎标良药”也就成为市场的抢手货，行销之处无不利市百倍。
人物特点：
乐善好施 热心教育胡文虎自称对政治无兴趣，热心于文化教育和医药慈善事业。他在海外兴学，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最著名的是1935年独资创办新加坡民众义务学校。该校分上午、下午、夜校、女子部等四部，学生1600多名，为当时南洋唯一设备完善的义务学校，惠及广大华侨贫寒子弟。另外就是1938年春，他大力支持新加坡中正中学的创办，并出任该校董事长，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28年，胡文虎曾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总理，捐资数万元。对其他学校，如南洋女校、崇正学校、养正学校、静方女校、南华女校以及美以美会女校、圣约瑟实业学校等，也都或捐设备，或助经费。此外，如北马槟榔屿的钟灵中学、马六甲的培风学校以及霹雳、麻坡等地的学校，也得到他的捐助。胡文虎本着“畛域不分，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各帮所办的华文学校，采取“凡有请求，辄不悛拒”的态度，都酌情加以赞助。胡文虎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厦门大学以及广州仲恺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私立迥澜中学、海口琼崖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学、双十中学、中华中学、群惠中学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虎豹体育馆”、“文虎科学馆”以及“虎豹亭”之类纪念性建筑物。抗日战争前夕，胡文虎还捐350万港币，准备10年内在中国兴建1000所小学，争取每县办一所，以实现在国内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夙愿。后因战争爆发，学校只建了一部分，但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款项，后来全部认购了“抗日救国公债”，计划抗战胜利后兑换成现款，继续兴办小学。可是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通货恶性膨胀，这200万元公债已因货币贬值而变成一堆废纸。加上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局动荡，胡文虎兴办小学的计划完全落空，成为终生憾事。
胡文虎因发售“虎标良药”致富，所以他兴办慈善事业，也以捐资于医药方面为最多，以创建医院、造福贫病为急务。他创办的医院，以1931年落成的南京中央医院为最著名。该院由胡氏独资捐献国币37.5万元而建成，为宏伟的4层大楼，至今仍矗立于南京中山东路。1933年至1934年，他又先后捐款60万元兴建汕头医院、厦门中山医院、福州福建省立医院（三院各20万元）。其他在国内外独资创办或捐助的医院、麻疯医院、接生院（妇产医院）、安老院（养老院）、孤儿院有40多所。此外，还捐款办了收容流浪儿童的上海儿童教养所、广州儿童新村等等。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曾致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抗战胜利后修建县级医院100所，并汇款1000万元（当时估计大县建一所医院需10万元，小县需5万元，共需款1000万元），分别存入当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币值一贬再贬，这笔建造百所医院的巨款最后只剩下几张“金圆券”，因而告吹了。由于胡文虎慷慨捐助慈善事业，1950年，英皇特授予他圣约翰救伤队爵士勋位。香港大学也于1951年初设立“胡文虎妇产科病系奖学金”。他晚年在香港庆寿时，常常施舍食品、日用品，或赠送现金，济助穷苦老人和孤儿。
继承传统 创制良药胡文虎对体育运动怀有浓厚兴趣，曾出任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鼓吹体育运动，不遗余力。20年代至30年代，他在新加坡多次倡议组织“新加坡中华体育会”、“星州华侨体育总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平时，各地体育团体和各类球队来新加坡参加比赛，他无不热情招待，提供便利。如1928年至1929年，上海暨南大学足球队和复旦大学足球队先后远征海外，他都安顿于其私人别墅下榻，并设宴招待。至于篮球赛、羽毛球公开赛，甚至武术竞赛，他多亲临观看，并赠奖杯、银盾等，以资鼓励。1935年秋，上海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胡文虎除赞助2.3万元外，还亲自率领马华选手回国参加竞赛。除了赞助体育团体的建设和活动经费外，他也独资修建体育设施，如新加坡的虎豹游泳场（1931年开幕）、海南岛海口白沙游泳场（1936年开幕）、福州体育场（1936年竣工）等等。对于开展体育运动，胡文虎功不可没。
广揽人才 创办报纸胡文虎一生中，用了很大一部分财力与人力办报纸。他是最著名的星系报业的主人。早在20世纪初，胡文虎便开始他的办报活动。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办《仰光日报》。他独资兴办的第一家报纸是1929年1月在新加坡发刊的《星洲日报》。两年之后，他又在广东汕头创办《星华日报》。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办的中文晚报《星中晚报》也正式发行。他还筹备在广州创办一份大型报纸《星粤日报》，并开始修建印刷厂，后因华南局势动乱，计划拖延了下来。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办的《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聘请名记者金仲华为总编辑，报纸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是胡文虎星系报业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办的《星槟日报》顺利出版了，唯在缅甸的《星仰日报》和在荷属东印度的《星巴日报》因战争爆发，半途而废。但星系报业已是硕果累累，无疑是胡氏一生事业中的又一辉煌成就。他本人虽只读过几年书，然而能独具慧眼，把握时机，不惜投入很大一部分资金、人力去办报，终于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谓“适应时势，恰逢其时”。先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恐慌，继之是中国的“九·一八”、“七·七”抗战和第二次大战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人人关心战争局势，新闻报道倍受重视，报业也就无不利市三倍。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文虎雄心未泯，东山再起，除了迅速恢复战前已经出版的报纸外，又在福州创刊《星闽日报》，在上海筹办《星沪日报》。此外，还计划在北平、汉口、沈阳和台北设立报馆，并恢复战时被日军拆毁的广州印刷厂，但因当时国内局势动乱，都未能实现。1949年3月，胡文虎在香港创办英文《虎报》（TIGER STANDARD）。第二年，又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报》，甚至购置了专为运送报纸的私人飞机，这在当时的东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内）都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托拉斯，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胡氏本人也获得“报业巨子”的称号，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胡文虎认为办报与建立学校、创办医院，都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他标榜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实际上，他办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便于给虎标药品做广告，扩大他的商业影响。同时，由于办报，有了印刷厂，药品的商标、包装纸、说明书等等都可以自己印刷，又节省了印刷费。因此，他对报馆主编及编辑人员的任用也比较放手，只要能扩大报纸发行量就行。所以星系各报的立场、言论并不统一，同一报纸在不同时期立场、观点也不一样，甚至同一报纸的不同版面的立场、言论也不尽相同，均随主编及各版编辑的政治态度而定。许多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俞颂华、郁达夫等，曾在香港、新加坡星系报馆中任过主编、编辑。著名画家叶浅予、摄影家郎静山等也曾任图画副刊特约记者。星系报纸在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胡文虎本人也曾自称：“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政党政治，素不参与。”
爱国爱乡 支援抗战同海外广大华侨一样，胡文虎对家乡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建设。早在30年代，他就出资8万元修筑闽西公路，并投资港币20万元兴办福州自来水公司。1933年蒋光鼐主闽时，致力于地方的改革与建设，组织“福建省建设委员会”，胡文虎应聘为该委员会委员，在医药卫生方面积极提供意见，并在《星州日报》发行“新福建”专刊，借以推动福建省建设计划的实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出钱出力，从各方面声援祖国。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海外华侨深受鼓舞，胡文虎闻讯后，立即从银行电汇国币一万元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前线救伤之用。2月下旬，又电汇一万元直接给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并捐赠大批“虎标良药”和其他药品。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药品、物资外，又出钱组织华侨救护队，直接回国参加抢救伤兵工作。他及时将储存在香港永安堂的一批价值8000多元的纱布急运上海，支援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抗日救护队。另外，又先后捐赠救护车多辆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福建省政府。他先后义捐（包括认购“抗日救国公债”）总数超过300万元。
抗战胜利后，为了建设家乡，胡文虎于1946年秋在新加坡发起组织“福建经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准备经营金融、交通、工业、矿产以及茶叶、水果等土特产。该公司总资本初步定为国币300亿元，计划在东南亚募股200亿元，在国内募股100亿元，他自己率先承担10亿元。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胡文虎的回国投资活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侨胞的爱国热情受到严重打击，整个投资建设计划终告失败。
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庆出席参政会议，受到蒋介石接见。返回香港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胡文虎被软禁了3天，获释后仍留在香港。
广东解放后，胡文虎曾两次以私人名义给广州市长叶剑英写信，表示愿意为广州儿童教养院捐港币13万元，修建礼堂一座；为贫困同胞捐救济米2万斤；并认购折实胜利公债2万份。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于政党政治，素不参与，凡能掌握政权，增进人民幸福者，俱为本人所愿竭诚拥护。”表示对新政权的拥护。
胡氏在东南亚的事业，从60年代起便大为衰落，股权大部分已转入他人之手。目前硕果仅存的是知名的香港万金油产业的女继承人胡仙，她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主席，还担任过“国际新闻协会”首任亚洲人主席。《星岛日报》行销世界各地，在檀香山、纽约、温哥华、伦敦、悉尼等地都有卫星传真影印的《星岛日报》国际版。
客家文化传统对胡文虎的影响：
抗战前后在国内家喻户晓，东南亚声名显赫的华侨钜子，爱国华侨领袖胡文虎先生系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的客家人士，南宋著名文学泰斗胡铨的三十二世孙。他素有“万金油大王”、“报业巨子”、“大慈善家”、“东南亚传奇人物”之称。他于1882年2月侨生缅甸首府仰光，1892年十岁时由父亲胡子钦携带回原籍金丰里中川乡（今永定下洋中川村）读私塾，1896年十四岁中重返仰光学商习医，后继承父业经营永安堂国药行，研制虎标万金油大获成功，成为卷席大半地球的亿万富翁。他发迹后积极倡导“以天下文财，供天下之用”捐资行善，悬壶济贫、广赈搏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热心抗日救亡，筹建家园，倍受国人、政府器重。然而，对胡文虎一生的成败得失，功过是非，毁誉参半，莫衷一是，争论颇多。笔者试图从胡文虎固有的客家人内在的文化精神传统角度，剖析胡文虎在追求事业和为人处世中客观的文化心理素质。
客家先民大多居住在河南、山西一带，经过历代战乱和天灾，辗转五次南下迁徙，是一个极富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群体。在恶劣的环境下客家人一方面保持了原有中原文化的古老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又造就了客家人在历经苦难和折磨后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精神传统，据《胡文虎宗族世系源流考略》，胡文虎先辈们在三十几代人中，经过几次迁徙，从中原到江西庐陵、宁都，又到福建长汀、上杭、永定，以及海外的缅甸、新加坡等地，他们和所有客家人一样，在社会动荡和自然选择中，养成了同声同气同风俗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份，主要精神实质是传统儒家文化。胡文虎虽然侨生海外缅甸，但是从小即受到客家观念意识极浓厚的家庭教育，又返乡求学四载，熟读《四书》、《五经》、《水浒传》、《三国演义》，并耳闻目睹乡土乡俗，潜移默化中在其幼小的心灵栽下了“客家精神”。正如他后来在香港崇正总三十周年纪念特别刊物上作的序文中所述：“我客家人士，既因故土硗壤养成勤劳善思，英迈创业精神……”，“客家精神就是刻苦耐劳，刚强弘毅、刻苦创业，团结奋斗。”可见，客家人固有的文化精神传统和伦理道德对胡文虎的影响是深刻的。 　吃苦耐劳是客家文化传统中优良的精髓，是客家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它对胡文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客家先民，度过了漫长的迁移历程，经过无数复杂的环境，使他们在适应环境、维持生活过程中，体验到刻苦耐劳，容物覃人，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形成了客家人比其他民系罕见的勤劳、刻苦和俭朴。胡文虎生在缅甸一个勉强能维持生计的药行家庭，童年时又体验到了故乡劳动人民贫苦、朴实和默默耕作的艰辛。老一辈华侨南渡谋生，大都是文化低，只能做苦工，拼体力，靠勤劳吃苦换取敷衍的生活。客家山歌《南洋记》词唱：可悲世界莫相干，穷人饿死堆成山，逼得有脚行无路，只好结外走番邦，鸡叫头更就起床，鬼叫半夜才收工，做牛做马也有歇，牛马不如比华工。在这种景况下，华侨先辈不依靠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很难生存的。康吉文著作的《胡文虎传》中提到的一样“华侨的第一代联手胝足打天下，第二代却通常是‘秦二世’一类吃喝玩乐，坐享其成的人物，然而胡文虎不是这号人，而是能拳打脚踢，创江山打天下——成家立业的始祖型人物。”1908年，胡子钦谢世后，永安堂中药行由于受到西药的挑战和冲击，生意惨淡无光，每况愈下，遗留资本不足二千元，面对这种困境，胡文虎毅然“穷则思变”携其胞弟胡文豹吃苦耐劳，勤俭发家，亲自到各地拜师觅药，经过二年多的时间，九百零九次的试制才研制成功“虎标”“万金油”及“八卦丹”，“头痛粉”、“清凉丸”、“止痛散”等中医良药。后来在推销中药过程中，“亲携虎标中药标本，只借一同乡自星洲远至荷兰东印度各埠，深入荒芜村落，冒暑绕行遍贴广告招纸，至午始息于道旁，出所携饭团蘸炒盐食之，掬溪水而饮，夜则宿于客店，同行伙伴不能忍受此苦役，先生即遗其返星，独自继续工作，其刻苦耐劳之精神，殆非常人所及”。即使随着虎标中药门路打开，名扬南洋，生意兴隆，手头积累资金也不少，但胡文虎是一位“吃苦耐劳”禀性不改的客家创业者，他“仍少时每日工作达二十小时，睡眠时间甫过四小时即足矣，劳逸之别至巨。胡文虎这种“苦心志，劳筋骨”的苦行僧精神，是客家人在长期的逆境和困难面前依靠吃苦耐劳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集中反映，是胡文虎事业成功的基础。当后来有记者采访胡文虎“为什么有这股精神”时，胡文虎自傲地说：“客家人以吃苦耐劳为荣、苟非有强健体魄，刻苦精神，则不能生存发展！”
客家人的文化传统崇尚吃苦耐劳的精神，由此而引申在生活上崇尚克勤克俭，不讲排场，不记奢侈。“富强不忘潦倒时”、“勤俭节约是立家之本”是客家人常挂在口头的俗语。胡文虎持躬严谨，起居有节，常云：“饮食之事，不可刻意求精，更不可穷口腹之欲，恣为铺张，暴殄天物”据他周围的同事回忆，胡文虎从来不下塌高级餐馆，特别是外国人经营的。即使后来成了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仍然“每日早餐桌上必备酸菜（永定名菜，闽西八大干之一），或和辣椒作汤，甚值甚微”；“嗜之日久，至死不厌，盖志不忘之意”。他在自己生活上克勤克俭，朴素节省，然而对于金钱财富的理解和分配则豁达慷慨，“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他认为为个人或子孙积钱是愚笨的事，不主张把钱放入银行生利吃息，而要用在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上。正是这种优秀的客家文化传统的熏陶和启迪促使胡文虎奋力拼搏，生活朴素，谆谆告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凭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倔性和品性为胡文虎的毕生及其事业的成功提供了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