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红五军团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概述
  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红5军团组成后，立即开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肃反扩大化中季振同被错杀，总指挥改由董振堂担任。后参加长征。1935年7月，红1、红4方面军会师以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仍由董振堂任军长，编入左路军开始西征。1937年1月，红5军主力与六倍与己的敌人血战甘肃之高台，军长董振堂以下2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只有极少数人辗转回到陕北。
红五军团的建制变迁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领导国民革命军笫二十六路军在江西省宁都县起义，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笫五军团。下辖红十三军、红十四军、红十五军，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委，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
1932年2至3月，红五军团参加赣州战役。3月12日，周子昆任军团参谋长，红十四军调入红三军团，红十五军调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只辖红十三军，全军团6600余人。6月，红十三军缩编为红十三师，博生胜利石城模范师改编为红十四师，两个师各辖3个大团，隶属红五军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参谋长陈伯钓，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保卫局长欧阳毅，供给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长陈义厚.后姬鹏飞。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谢良，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笫十四师师长程子华，政委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际，10月28日，红十四师调入红九军团。年底，曹里怀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刘振亚任补充师师长。
1934年6月，红七军团三十四师调入红五军团，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慧，政治部主任朱良才，郭如岳任军团参谋长，曾日三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军团12594人。
1934年10月，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军团政委，陈云为中央驻五军团代表，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傅兰荪任军团后方部主任，刘型任军团后方部政委，姬鹕飞任军团卫生部长，彭嘉庆任军团卫生部政委，邓振洵任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突围转移时全军团约12100人。突破湘江蒋介石笫四道封锁线时，红三十四师大部壮烈牺牲，红八军团仅剩1000佘人。12月18日，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剩余部队补入红五军团。罗荣桓调红五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刘伯承调回中革军委任总参谋长，陈伯钧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1935年2月，扎西整编，撤销红十三师番号，军团直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7月21日，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9月15日，张国焘强令红五军随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1月，红五军部队缩编为红十三师，红三十三军部队缩编为红十五师，红五军辖两个师。
1936年11月8日，红五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日，红五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
李达曾经任红五军团连长
1931年12月，李达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1932年9月加入中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第十七师参谋长兼团长、第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红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他率军团部分部队，几经辗转，冲出重围，与贺龙同志所率第二军团胜利会合。后调任第二军团参谋长，参加指挥了龙家寨、梧溪河、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37年初，李达任援西军参谋长。
宁都起义诞生的雄师铁军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军1.7万多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红军。而此时的红一、三军团，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16日，军委就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随后，红五军团开往石城一带进行整编。毛泽东对“宁都起义”有很高评价，曾于1938年12月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经过整编后，红五军团成为我工农武装的一支雄师铁军。1932年，红一、三军团攻打赣州，由于赣州城三面环水，又有坚实的城墙，易守难攻，炸城墙进到城里的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此时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受命前往增援，战士们挥舞大刀冲进敌阵，把受困的部队解救了出来。随后在攻打漳州以及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等历次战斗中都屡立战功，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著称。1933年1月8日，该军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赵博生在金溪黄狮渡战役中英勇牺牲，中央人民政府为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在红都瑞金叶坪建博生堡以示纪念。宁都至今还有赵博生烈士陵园及赵博生墓，原来的起义旧址成“宁都起义纪念馆”，收藏了有关红五军团的各种资料，宁都的博生路是目前该县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流后卫”成为红五军团的另一称呼。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三十四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被俘后，他从腹部的伤口中拽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九昼夜，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日，第五军在甘肃高台遭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进攻，全军将士在董振堂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高台，血战七天八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终于寡不敌众，董振堂及380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五军在临泽的37团和43团，最终编入了红九军。
红五军团四位领导人的悲壮人生历程
[1]
1931年12月14日，被蒋介石驱入江西“围剿”红军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该军中共特别支部的策动、组织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领于驻地宁都城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在巩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和红军长征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而红五军团的四位卓越领导人，却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赵、董血洒疆场，季、黄冤遭错杀。
赵博生——血染黄狮渡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党支部建在连上。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红五军团，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十五军政委。
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团结，去掉不良作风，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有不少困难，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在后头了”。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两个多月的整编结束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7月间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8月，红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战役。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颤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
1933年初，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正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赵博生深感责任重大，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研究与部署战斗，告诫叮嘱指挥员，在长员庙利守难攻的地形上，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善挖战壕构筑碉堡，发扬我们善于防守阵地的作用。这次战斗事关全军胜利，必须要完成这次战役的光荣使命。
战斗开始后，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炸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此时，我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1时左右，敌人又向我左路发动进攻。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团的阵地，左路一二八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一三五团恢复阵地”。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一三五团的阵地。赵博生把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找去说，估计敌人还会进攻一三五团阵地。一三五团阵地地势低，工事薄弱，战斗动作不熟。要他补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节省弹药，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亲赴一三五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部队伤亡增大，阵地发生了动摇。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并慰勉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曾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
董振堂——高台铸荣光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龙冈、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认真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当时对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是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还送到红军学校接受学习。因受到“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许多争取起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对此，人们有议论。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耐心做好被劝说回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离开。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熏陶，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战斗热情高涨。此时，红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多次激战未克。于是红五军团受命前往助战，与红三军团一道着手第四次爆破攻城。董振堂指挥部队，棺材内装上爆药，炸掉了城楼和后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敌阵地，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余人，随后董振堂亲率战士攻入城去。但因敌人阻击火力强大，后又撤出城外。敌人加兵救援，红军用火力封锁赣江上下游，把援敌堵截于赣江彼岸，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击了守城敌军。
1937年3月，红军撤围赣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漳州战役战事吃紧时，红五军团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显红五军团英勇善战，在董振堂指挥下，俘敌1000多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1932年9月，水口战役打响，红一、三军团打得十分激烈，红五军团再次奉命助战，军团领导亲上战场，红五军团勇猛杀敌，声威大震。为此，在庆祝红五军团诞生一周年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又疾至湘江，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因战斗激烈悲壮，人员伤亡较大，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未能渡江，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之后，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在贵州，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坚守九天九夜，掩护全军安然过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五军团响应党中央继续北上的号召开出会宁城。但当红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到达靖远附近时，却接到张国焘西渡黄河的命令。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董振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沉着、镇定。为顾全大局，减少红军损失，他一边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稳住大家，一边把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朱总司令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及时掌握到了这一信息。但红五军团在张国焘的胁迫下还是渡过了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于1937年1月2日一举攻克高台城，但随即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马彪等匪首以数倍于我的兵力，猛烈攻城。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一场残酷的巷战经过几小时的肉搏，敌人胆战心惊，尸积成山，我方也伤亡惨重，活着的为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只得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欲阻止援敌，但未果。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身边的几名战士跳下城去，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手举两把盒子枪，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毙数敌后，不幸大腿中弹。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时，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振堂县”。
毛泽东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干部合影留念，并亲笔在照片上题词：“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
季振同、黄中岳——沉冤遭错杀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起义后，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加入红军后，在起义部队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及后来黄中岳率红十五军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中，都很积极，经受了考验。但作为原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起义后也存在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斗争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偶尔邀集几位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季振同起义后因军权旁落，心情郁闷，也曾对人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的话。但他对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很尊重，有什么心里话都对萧说。他在1932年三四月间表示自己难以适应红军中的工作，希望能离开红军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并把这个想法向萧劲光作了报告。萧发电报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国学习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方面对季振同进行策反。季振同原在西北军的老上级冯玉祥派其参谋长刘骥为代表与季联系。季振同将此事报告了萧劲光，萧报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与刘见面。事后，季也将国民党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给萧看，表明他“不为所动”。为出国学习，季振同离开军团部时，萧为他开了欢送会。季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给了萧劲光，一匹骠骏的青马留下，后来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枪交了，警卫班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萧劲光派人将他送到了瑞金。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期间，思想有些动摇，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乘便做了一套便服，“准备开小差”时用；还说过“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拖枪）不动就算了”的话，但却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实际行为。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参谋长萧世俊逮捕。5月8日，又将等待出国、请假到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随后被捕的还有：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六人。当时加给季、黄、萧等人的是“反革命”罪名。
1932年8月3日至4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审讯。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叔衡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并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审讯结束时，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判决如下：“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没有同意。他们认为：“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于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泽东、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朱、高、张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判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县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解除后顾之忧，中央政治保卫局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
毛泽东对季、黄之死十分痛心。据萧劲光说：“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
周恩来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曾沉痛地谈到：“五军团两个暴动过来的非党人士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
可见季振同、黄中岳是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肃反”运动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