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贾湖契刻符号
简介
1  贾湖契刻符号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舞阳北22公里贾湖村东侧裴李岗文化遗址中 发掘出甲骨契刻符号，引起学术界关注，称其为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
遗址面积5万多平方米，地下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是一处距今8000年左右的 原始社会聚落遗址。该遗址的墓葬中随葬有成组龟甲，有的龟甲上有契刻符号无疑是为了记事或抒发情怀，这对研究中国文字有重要意义。它比以往发现的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或图形要早一、二千年。其中个别符号形体已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字字形相似。由此可以说贾湖契刻符号应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
贾湖契刻共发现十七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专家研究，刻符结构为“横”“点”“竖”“撇”“捺”“竖勾”“横折”等笔画，书写特点也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与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其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形似眼目的“目”，光芒四射的太阳纹等。
专家研究认为，8000年前贾湖契刻与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书写工具相同，皆以利器为工具把符号刻在龟甲、骨器上；二是作用相同，商代甲骨文是用来记载占卜内容的，而贾湖契刻也与占卜相关；三是造字原理相同，贾湖契刻是事理符号，而甲骨文的事理文字很多。
一些学者提出，文字在中国的形成已经历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其源头甚至可追溯到八千年前。他们研究认为，河南省的新石器时代墓穴中发现的龟壳上的契刻痕迹是最终演变成汉字体系已知的最早前身。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考证，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也认为“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有的学者认为“贾湖契刻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特点
学者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发现了10多例契刻符号，除了在骨笛上所见的设计音孔时的刻记和契刻骨板上的单道刻记外，可以确认的契刻符号共发现有17例。其中龟甲有9例，骨器上3例，石器上2例，陶  贾湖契刻符号器上3例。
这17例契刻符号，大体上可分三类：
第一类有龟甲4例，骨器3例，石器、陶器各1例，共9例，占所发现契刻符号的一半以上。此类符号从其形状上分析都具有多笔画组成的组合结构，其中应蕴含着契刻者的某种意图，记录了一件特定事情，因之，应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
第二类3例。契刻在石颜料块或陶坠上，不排除作戳记之用的可能。
第三类数量也较多，但均在龟甲上契刻，共5例，为横或竖的一道或两道直向刻痕，明显为有意所为，与半坡、姜寨的同类陶文刻符相似，可能具有记数的性质，如是则应为计数类符号。
由于贾湖刻符部分刻于龟甲上，刻符龟甲又出自墓葬，且多为8个一组，故自然使人联想至《周易》的八卦。
贾湖龟甲划符号有以下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符号多刻在龟甲的明显位置应该是为了便于看到；
符号似乎暗示了龟甲的放置方向；
在同一墓龟甲中，有时有一个以上刻有符号，符号并不相同，说明符号不是墓主个人的标记；
在同一龟甲上，有时出现两个刻划符号。
符号比较有象形性，如眼形、门户形，很像后世的文字。过去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刻划符号，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符号，极少有象形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和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的符号，则象形因素较多，从而不少学者认为是原始文字。就这一点而言，贾湖这些符号确与文字接近。
学者们注意贾湖龟甲符号，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在龟甲上刻出符号，有似于殷墟时期在龟甲上刻写文字，近年考古研究已经指出，对龟的神秘性的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贾湖墓葬的龟甲中，多与石子同出，证明是一种原始的占卜工具，在占卜的方式上虽与商代的灼卜不同，其基于对龟灵的信仰则是一致的，龟甲占卜可能有传袭击的关系，刻划符号是否与后来的文字有关，不是不应该考虑的。
贾湖原始文字发表之后，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讲行解读。由于这些符号过于抽象，目前还不便对之进行臆猜，但都具有一定的形，应记录了当时的主人一定的寓义，应是可以肯定的。而义是要用语言来解读的，因之也应有对应的语言。若如此，这些刻符就具备了文字的形、音、义的基本条件。尽管它大多只是单字，但已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功能。所以，笔者认为称其为原始文字，或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当是可以成立的。
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由笔划为基本书写单位构成的，它的笔划走势和框架结构，表现了汉字的基本特征。汉字的组合方式是拼合式，先由笔划组字根，再构成合体字。从汉字的组织结构上看，它是由三个层次组成的。
第一个层次是笔划，如点、横、竖、撇、捺、勾、折等。
第二个层次为合成字，这些构件就是字根，目前电脑操作中的五笔字形输入法，就是以这些字根来拆字的，如匕 、十、刀、乙、儿、厶等。由这些字根组合成大量的汉字。
第三层次为合成字，如基、着、学、深、和、加等。如先由撇、竖组成立人，再加“匕”，即成“化”字；由三点组成水旁，再加“工”，即组成“江”字，如此等等。从此可看出，汉字是有三级结构，这是汉字独有的特性。
贾湖刻符和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和现代的汉字一样，从书写特征看也有3个结构层次，贾湖契刻与商代甲骨文是一致的，因为同样刻在坚硬甲骨等物体上，笔划遒劲，撇折有矩。与现代汉字相比，书写的特点也基本一致，如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里后处等等。如若不照这些笔顺来写，不但写起来困难，也难以写好，这是汉字的特性使然。因之也可以说，贾湖刻符也是现代汉字书法艺术的滥觞。
从以上分析可知，贾湖契刻符号与汉字的基本结构、组合方式、书写特征都是一致的，汉字的基础在8000年的贾湖时期已经奠定，贾湖刻符的性质及与汉字起源的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了。[1]
意义
贾湖的契刻符号，是世界上可能与文字关联的符号中出现最早的，年代早到公元前第七千纪。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如被一些学者认为与苏美尔文字的发明有关的粘土tokens，其简素的一种已上溯到公元前第八千纪。但与此相比，实际上贾湖符号与文字的相似性要更大得多。因此，贾湖契刻符号一经公布，就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如《科学》网站报道说，“在南方的伊拉克于5200年前出现文字之后2000年，中国出现了文字，但是一个由中国和美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如今提出，文字在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令人惊讶的8000年前。他们研究认为，在河南省的新石器时代墓穴中发现的龟壳上契刻痕迹，是最终演变为汉字体系的已知最早的前身，并且它们很有可能用来完成一些萨满教的仪式。或许找到促使中国文字发展的理由比了解中国文字发展的过程更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与比自身早4000年的贾湖遗址一样，很多商朝的文字也是在龟壳上发现的。这一证据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龟壳就已用来进行占卜活动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曾对贾湖刻符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中细致地对每一个符号进行了考证，并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有学者认为，贾湖契刻符号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这不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前形式。”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古文学学家葛英会也认为“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原始文字。
彝族学者朱琚元根据古彝族文字与这些符号进行对比，发现它们之间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4个符号，用古彝文不但能够成功的释读，其意义也似乎与这件器物的用途极其相符。不仅如此，朱琚元还认为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与彝族地区的一些用品也有类似之处。 处于语段文字阶段的材料，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很多，我国新石器时代各文化普遍有所发现，已知载体有陶、石、骨、甲等，已知自贾湖契刻符号到商代甲骨文与文字相关的材料相当丰富，至少到龙山时代已有成篇可读的文字出现，需对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使用更为方便又不易保存的载体如竹木、布帛、树皮等有字材料，更应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给予高度的重视。
汉字由语段文字阶段发展到语词文字阶段，从现有资料来看，自贾湖契刻符号到商代甲骨文，至少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程，成熟的商代甲骨文之所以被认为是突然出现，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载体的变化，寻找这类过渡阶段的文字载体，是解决汉字起源之谜的主要途径，应是我们考古工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之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