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
作品原文1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
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1]
译文凡是奸臣都想通过依顺君主的心意来取得被亲近宠爱的地位。因此君主有所喜爱的，奸臣便跟着赞誉；君主有所憎恶的，奸臣便跟着诋毁。凡是人大体的情形，取舍相同的就互相认可，取舍不同的就互相反对。现在奸臣所赞美的，就是君主所认可的，这就称之为共同的取向；奸臣所诋毁的，就是君主所反对的，这就称之为共同的舍弃。那对于事物的看法取舍一致而人与人之间再互相对立发生冲突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就是奸臣所以被君主信任和宠爱的道理。奸臣是能够凭借被君主信任和宠爱的地位来毁谤或称赞、提拔或罢免群臣的人，君主如果没有权术去驾驭他，不用参验形名的办法去审察他，那就会因为他过去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就是那些得宠的奸臣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而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必定在上面受欺骗而奸臣必定在下面掌握重权，这就称之为能控制君主的奸臣。[2]
浅析本篇奸劫弑臣，是指奸臣、劫臣、弑臣等几种人，本节则是论述奸臣，这种奸臣就是会迎合领导心意，善于溜须拍马，这种人到现在都非常多。要说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取向，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世界观、价值观相同。但君主与臣下、领导人与被领导人，其世界观、价值观往往都是不同的。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可是表面上装着相同，这就是奸臣、奸人。所以做领导的，千万不要轻信部下与自己意见相同，除非这个下属很有主人翁精神，很有主人意识。而对于很有主人意识的下属，什么都为主人考虑的下属，那可就要当心了，因为他可以代替你做好一切事情，因而就使得领导人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这样你就会失去所有权势。当然，有彻底忠诚的人，有至死忠诚的人，但也有假装忠诚的人，而且某些小忠诚会把你活活害死。不可不辨也。
作品原文2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1其害；为奸利以弊2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3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4。[1]
注释1.罹：（lí厘）唐李朝威《柳毅传》：“远罹构害。”清方苞《狱中杂记》：“无罪者罹其毒。”这里用为遭受、遭逢之意。
2.弊：通“蔽”。《周礼·大宰》：“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周礼·司寇》：“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老子·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韩非子·难一》：“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这里用为遮盖、遮挡之意。
3.几：古通“机”。《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诗·小雅·楚茨[3]》：“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法言·先知》：“或问为政有几。”《文心雕龙·情采》：“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这里用为机会之意。
4.田常、齐简公：见《韩非子·二柄》第一节注释。
译文国家有了可以擅自作主的大臣，那么群臣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表达自己对君主的忠诚，百官下面的办事员就不可能奉公守法来做出自己的成绩了。怎么样明白这些呢？对安全有利的就靠近它，对危险有害的就离开它，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做臣下的，竭尽全力来建立功业、绞尽脑汁来向君主效忠的人，他们自身困苦而家里贫困，父母子女都受到拖累；而那些做邪恶之事来谋取私利以至于蒙蔽君主、赠送财物来奉承贵重的大臣的人，本身地位尊贵家庭富裕，父母子女都享受到恩惠，人怎么能离开安全有利的道路而去靠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理国家象这样就错了，而君主想要下属没有奸臣、官吏都奉公守法，这种局面不可能得到是很明显的。
所以君主身边的近臣知道忠贞诚实是不可能用来取得安乐和利益的，就一定会说：“我以忠诚信用侍奉上级，积累功劳来求取安乐，就好像是瞎子想知道黑色和白色的情况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如果用正道教化、行为于正理、不趋向富贵权势、侍奉上级而求得安乐，就好像是聋子想要辨别声音的清亮与重浊一样，更加没有机会。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用来取得安乐，我怎么能不和别人互相勾结、蒙蔽君主上级、去干邪恶的勾当来迎合那些重臣呢？”这种人必然是不顾上下级关系的行为方式了。那些百官下属的办事员也知道依靠方正是不可以得到安乐的，他们必然会说：“我以清正廉洁侍奉上级而求取安乐，就象是没有圆规和矩尺却要画方形和圆形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如果以奉公守法、不结党营私、干好本职工作来求取安乐，就象是用脚来搔头顶，更是没有机会。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用来求得安乐，我能不废弃法令、行为于私下勾当来迎合那些重臣呢？”这种人必然是不顾君主上级的法令了。所以用私下行为迎合重臣的人众多，而用法令来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上级孤立在上而群臣结党营私在下，这就是田常之所以杀死齐简公的原因。
说明本节所述的是弑臣，奸臣、弑臣的产生，关键在于行为于正道不被举用，反而是依靠结党营私的人能得到重用。这就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去走邪门歪道，以期得到安乐和利益。从根源上追究，这都是最高领导人的过错。如果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只有正道可走，那么下属就很难去走邪门歪道。只要领导人有一点点偏私，那么下级就会有机可乘，就会逐渐掌握大权，最后就会杀掉、或废除领导而自立。所以，凡事不要骂下级无能，不要骂下级很坏，因为一切的根源在于领导人自己。
作品原文3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1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2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1]
注释1.苟：《诗·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苟亦无信。”《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荀子·不苟》：“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虽怯儒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韩诗外传》：“不恤乎公道之达义，偷合苟同，以持禄养者，是谓国贼也。”这里用为随便之意。
2.因：《诗·鄘风·载驰[4]》：“谁因谁极。”《诗·大雅·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荀子·议兵》：“因其民，袭其处。”《韩非子·五蠹》：“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因人成事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这里用为依靠，凭借之意。
译文那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能够效法度量规矩的言论，对上能明白表达君主法令，对下能使奸臣走投无路，以此来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因此度量规矩的言论能得到效法在前，那么赏罚就能够在后施行。君主诚信明白于圣人的办法而不跟随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称和事实是否符合来确定是非，凭借对事实的检验来审察言论，那么君主身边亲近熟悉的宠臣，就会知道诡诈伪善是不可以用来求取得安乐的，就一定会说：“我不抛弃邪恶的行为方式，、尽心竭力来侍奉君主，而竟然以相互结党营私、胡乱毁谤赞誉来求取安乐，就象是背着上千斤的重负掉到了深不可测的水潭中还想求得生存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百官下属的办事员也知道干邪恶的勾当取利是不可以得到安乐的，必然会说：“我不用清正廉洁方正为人奉公守法来求取安乐，而竟然用贪利卑污的念头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就象是登上高山的山顶又坠落到峻峭的溪谷下求得生存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安乐和危险的道路就是这样明白，那些左右近臣怎么能用假话虚言来迷惑君主？而群臣百官又怎么敢因为贪婪而渔肉百姓？因此臣下能够向君主陈述自己的忠诚而不蒙蔽君主，下级能忠于职守而不怨天尤人。这就是管仲之所以治理齐国而商鞅之所以强大秦国的道理。
说明本节紧接上节，说到根源了，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这就要求领导人要有主见，要行正道，那么下级无机可乘，也就跟随着走正道了。走正道能够得到安乐和利益，谁不愿意呢？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能得到安乐和利益。
作品原文4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1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2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3，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未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注释1.离娄：人名，古代一个视力极好的人，相传是黄帝时人，能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2.师旷：春秋时代晋国的著名乐师。
3.数：《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老子·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荀子·荣辱》：“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荀子·解蔽》：“数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商君书》：“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这里用为道数，方法之意。
译文从上面的论述来看，那么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道路，而不是依靠别人因为仁爱的原因才来为我效劳。依靠别人因为仁爱的原因来为我效劳的人是危险的，依靠我自己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劳的人能得到安乐。君臣之间并没有骨肉之亲，正直无邪的道路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下就会尽力侍奉君主；正直无邪的道路不可以得到安乐，那么臣下就可以行为于私利以干扰上级了。
明白的领导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设立了利益和危害的道路来告示天下而已。因此君主虽然不用亲口去教育百官，不用亲眼去审视奸邪，而国家却已经治理好了。所谓人民的主人，并不是说眼睛像离娄那样才算视力好，也不是说耳朵像师旷那样才算是听觉灵敏。观察事物如果不使用办法，而要依靠自己的眼睛来作为视力看明白，那么所能看见的就很少，这决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打听情况如果不依靠形势，而依靠耳朵作为自己的听力，那么能听到的就很少了，这决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所谓明白的君主，使天下的臣民不得不为自己去观察事物，使天下的臣民不得不为自己去打听情况，所以自己虽在深宫之中而能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蒙蔽不能欺骗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愚昧混乱的道路废除而使自己耳聪目明的权势兴盛起来了。
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人国家安定，不知道凭借权势的人国家危险。古时候秦国的风俗，君臣废弃法治而用自己的私智，因此国家混乱兵力衰弱而君主地位卑微。商君劝说秦孝公改变旧法、移风易俗来彰明奉公的原则，奖赏告发奸邪的行为，遏制枝末事业而做根本的农业。在这个时候，秦国人民习惯于有罪可以赦免，无功劳可以得到显贵的风俗，所以轻易地就可以触犯法令。于是对违犯新法的人惩罚很重而且一定执行，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优厚而且诚守信用。所以奸邪没有不被发现而且受到惩处的人很多，百姓痛恨埋怨新法而且责难的人日益众多。秦孝公不听，还是继续推行商君新法。
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然被惩罚而被惩处的私行和奸人很多，所以民众不敢再违背新法，致使刑法没有办法再增加了。因此国家得到治理而兵力强盛，国土广阔而君主尊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包庇隐藏罪犯的人处罚严厉而且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丰厚。这也是使天下的臣民必须为自己去监察打听情况的办法。能使国家大治的法术已经是这样明白了，而现今社会上那些学者却一点也不知道。[2]
说明本节论述的治国之法，其实中心就是一个，用法治，不用人治。用法治，就是君主自己也要守法，用人治，君主当然首先就可以不守法。然而这个“法治”，到现在仍然很难实行，原因就是每一层领导人自己首先不想守法，因为守法是不自由的，是受约束的，不能随自己的心意说了算。如果每一个领导人自己都想超脱在法之外，那么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治理不好的。
作者简介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非”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作者思想
《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选自《韩非子》[2]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