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佛龛
简介
佛寺的意思（杂名）佛寺也。鸡林志：龟山有佛龛，林木益邃。传云：罗汉三藏，行化至此。俗亦谓供佛之小室曰佛龛。安置佛像之所龛原指掘凿岩崖为空，以安置佛像之所。据《观佛三昧海经》卷四记载，一一之须弥山有龛室无量，  佛龛其中有无数化佛。《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七记载：底沙佛至山上，入吠琉璃龛，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入火界定。
现今各大佛教遗迹中，如印度之阿旃塔，爱罗拉，我国云冈、龙门等石窟，四壁皆穿凿众佛菩萨之龛室。后世转为以石或木，作成橱子形，并设门扉，供奉佛像，称为佛龛；此外，亦有奉置开山祖师像。
1995年，文物所收回木雕佛龛3件，金漆坐佛2尊。该佛龛为纯木质，通高0.95米，由龛与座组成，中用榫相接固定。其座厚0.16米，如豆瓣状，龛宽0.35米，厚0.15米，完全是镂空透雕技法。顶部为一龙头，身缠于花藤中，头上饰以一顶双层沿盔式帽，似佛帽又似官帽。龛两侧各一龙一凤造型，上龙下凤，神态逼真，最下部为一只麒麟，仰首啸天，与顶中之龙首交相呼应。龛正中锥形凹槽高0.38米，宽0.13米，深0.12米，下雕莲花宝座，金漆佛置于其中。金漆佛坐姿，通身漆金，形态慈祥端庄，与透雕神龛合璧，可谓天造之作。这几座佛龛为乾隆年间之物，且雕刻技艺之高，形态构思之妙，实是本区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现由区文物所收藏。
历史发展
源于建筑又精于建筑《说文》记载，“龛”在古时并没有后来的含义，汉扬雄著《方言》四称：“龛，受也。”即容纳、盛受之意。佛教传入中国后，龛又指掘凿岩崖为室，安置佛像，即供龛。在中国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中均能见到。此后，又出现了将石、木或其他材料做成橱子形小阁供奉佛像，但大都是与佛堂建筑同期进行，尺寸上有一定规范的较大佛龛。而在故宫中，独立于建筑主体之外，可随时拆迁并与佛像有多种组合关系的小型供龛，则在数量、样式和艺术特征上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佛龛。
乾隆时期，承做供龛的事项主要记录在《活计档》的“金玉作”、“匣裱作”、“油木作”、“广木作”、“珐琅作”及“如意馆”等档案中。尽管雍正时期档案中已有大量制龛活动的记载，但现存实务并不多见。目前，故宫中珍存的供龛多属乾隆时所作，样式和装饰内容融汇满、蒙、汉、藏宗教和生活中众多艺术元素。据乾隆年间档案的记载可知，宫中佛龛制作遵循着传统的审定方式。制作需皇帝亲自监督当内务府官员将佛像及供龛呈皇帝时，皇帝首先会降旨将“法身梅洗，开脸，像染青发”，然后让造办处为佛像配龛，然后让如意馆或中正殿按皇帝意图绘画纸样，贵重的金银质地佛龛还要先做出模型，皇帝常会提出一些意见，令其修改后再次呈览，有时反复多次，直至满意后开始制作。内务部所属各部门按照分工性质承揽活计。如“钱粮库”筹备制龛用的各类材料，“广木作”、“油木作”、“匣裱作”承做各式木龛，除制龛、罩油、镶嵌外，还要进行红片金或黄缎裱里，龛背后刻四体字样等工序；“金玉作”承造各式金、银质地佛龛以及各类镶嵌工艺；“珐琅作”承造珐琅龛及珐琅装饰物；“如意馆”除绘画供龛纸样外，还负责各种玉饰雕刻工艺。一座制作精美的供龛通常需要由造办处多个部门协作完成。
供龛制成后，最后的验收者往往是皇帝本人。不要小看皇帝的审美能力和对工艺细腻程度的苛求，工匠们因制龛不能令皇帝满意而遭罚俸禄之事时有发生。从“用材不好”、“大小不合”到“做工粗糙”，都有可能成为受罚的原因。乾隆十三年（1770年）7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造办处“金玉作”为皇太后万寿节所制四座供龛呈览给乾隆时，皇帝认为“佛呙做小了，又糙，片金里为何不用好圆金片做”等，降旨将相关责任人“并该作俱议不是”，结果，相关人分别被罚俸禄六个月、罚钱粮六个月。惩罚如此严厉的原因却极为简单：此龛是特地为皇太后八十大寿制作的，而皇太后又崇佛至极，乾隆皇帝是至孝之君人尽皆知，岂能容忍制龛之事有半点闪失？此事也足见皇帝对供龛制作的重视。
佛龛样式
著名建筑史学家刘致平曾指出：“我国对于龛、藏、石灯、纪念柱、香炉等小物品，通常是用小型房  佛龛屋来解决造型问题，这是一种习惯，也是有将小物大作的意思，显得格外精巧。”
“的确，在清宫中佛龛不仅以‘房屋’造型占很大比例，其中又以模拟官式建筑者为大宗，如宫殿式龛、楼阁式龛、亭式龛和各式塔龛等。清宫佛龛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是建筑的某个类别，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制难以长期保留，因此佛龛作为建筑缩影的价值就更显珍贵。”何芳告诉记者。
在清宫佛堂的显要位置，通常放置拟宫殿样式并完全按照实体比例微缩制成的佛龛。上为屋顶，常刻有斗拱，中为柱身，内供佛像；下为基座，常用须弥座。其间每个细节并非随意设计，而是具有强烈的伦理特征，体现着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如屋顶的式样、装饰物走兽的数量以及斗拱、彩画纹样等，都一一有严格规定。
除了宫殿式供龛之外，故宫中数量居众、样式颇多的是拟宗教建筑造型供龛，其中又以塔式供龛最为引人注目。塔是随佛教而传入我国的一种建筑类型，清宫造办处的工匠从历史文献、壁画、石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所制塔龛样式除传统的楼阁式、重檐式等外，还有许多大胆变体以及结合体式，其中最具清宫特色的是“三塔龛”和“五塔龛”，综合了汉藏两地的典型建筑，顶部排列三尊或五尊喇嘛合欢塔，代表“三世佛”或“五佛五智”之意。
此外，还有类似僧人苦修的“草庐”式龛，有些甚至还变幻出莲蓬的外形，专家称其创作灵感可能来自石窟壁画或西藏唐卡。总之，宫廷工匠利用其高超技艺，将各地宗教建筑的代表性特征浓缩到宫中的佛堂之中。
此外，拟园林式建筑造型的佛龛也很常见。其中的点睛之作便是亭式龛，其写意手法极尽想象与创造之能事，成为清宫供龛中最富变化和观赏性的样式。拟亭式造型供龛又分为园亭式、四方亭式、长方亭式以及四角、六角、八角亭式等。其顶部的变化最为丰富多彩，有歇山、悬山、攒尖、盝顶等，一些飞檐设计更是变幻奇突，轻巧美妙。
除了上述造型外，还有拟传统器物造型的供龛。如屏风式龛，灵感来自西藏唐卡的“漆泥子佛挂屏龛”则是独具清宫特色的装饰屏风。这种形式后来还被发展为全部以无量寿佛为主题的挂屏式龛，作为皇太后或皇帝的祝寿之器。此外，葫芦形龛也是清宫佛堂的常见供龛样式，它以葫芦及其变体为载体，内供佛像常以3、6、9或9的倍数为一组出现。之所以选用葫芦形，是因为传统认为葫芦多籽，藤蔓绵延不绝，象征子孙繁衍，生生不息。此外葫芦还因“福、禄”的谐音成为“福禄万代”的吉祥物，因此在清宫中有大量器物选用葫芦造型。令人惊异的是，这种造型被供龛制作者采用，而且供奉的是藏传佛教尊神，恰好表明了清朝诸帝认为的儒、释、道三教“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的观念。此外，在乾隆中晚期造龛档案中，开始频繁出现“西洋式龛”的记载，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装饰上也使用了大量“西番莲纹”、“西番葡纹”、“西番花草纹”等，营造出浓郁的西洋情调。
材质工艺
何芳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和审美倾向的变化，到乾隆年间，清朝手工业已经发展成独特的清式风格。宁波、福州的漆艺，广东的嵌螺钿，山东潍县的嵌金银，安徽的木刻、镂雕，西藏的金属雕刻及镶嵌，还有北京的珐琅、漆器等，都为宫廷制龛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作手段。自清中期开始，随着供龛制作量的急剧增长，龛与像的从属关系开始出现失衡的态势，一些供龛的尺寸及工料投入甚至远远大于佛像本身，制作工艺上也更为奢华精致、不拘一格，而佛像制作却呈相反的态势。多变的造型和内容的复杂性使供龛愈加背离了作为装饰品的使命，于是逐渐“喧宾夺主”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艺术品。在佛龛中，多样化和程式化这对看似矛盾的两个极端恰好是宫廷艺术的外在表现，其内在特质则是在愉悦宫廷的同时为王朝统治服务。严格的程式是用来强调权力、尊威、等级与贵贱的，并非用以约束皇帝。随着集权统治的稳固，轻松浪漫和奢侈的新趣味则开始在炫耀权威和财富的同时蔚然成风。
奉职于清宫造办处的能工巧匠招募于全国各地，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彼此间经常切磋交流，所制的供龛也代表着当时手工业制作的顶尖技艺。皇室作坊材料充裕，且不计工本，因此当时制龛大量使用各种贵重材料，除紫檀木、花黎木、楠木等珍稀木材外，还有金、银等贵金属，以及红蓝宝石、青绿松石、珊瑚、珍珠、白玉、水晶、玛瑙、玳瑁、象牙、蜜蜡、沉香等装饰物。此外，造办处“钱粮作”还专门负责收集宫内外送来的橱、格、箱、匣等弃置小物件，对此皇帝均降旨“俱收贮作材料用”。其中大量作品被翻新，各地丰富的造型与宫廷豪华繁复的包装相结合，往往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震撼效果。
何芳指出，供龛的装饰题材除了常见的龙的形象之外，还有藏传佛教的“八宝”，及各种传统祥瑞名物等。如象（祥）、蝙蝠（福）、桃子（长寿）、葫芦（福禄、子孙连绵）、荷花、缠枝牡丹（富贵）、灵芝（如意）等，此外还有八宝卷云、如意云、流云、花卉纹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体现着不同民族的信仰、生活风俗和审美取向，它们如此完美地装饰于同一座供龛之上，于豪华富丽中体现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威严，这也是精工佛堂供龛所折射出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