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国英
人物简介
吴国英（1925.9-2011.12） 男，浙江省余姚市人，人民出版社编审，曾用名谷鹰、冯维静、胡汉、郭英等，1942年9月入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华东纺织工学院前身）纺织科，1944年4月因耳聋退学，在家治疗、自修；1947年12月至1949年底在蒙古史学家余元盦处任私人助理；1950年3月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在董秋斯指导下从事《翻译通报》的编辑工作；1952年4月至1986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辑加工工作。  人民出版社编审吴国英&amp;nbsp
主要成就
  吴国英19岁时耳聋，仍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俄语、德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参加工作后长期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辑和翻译，曾校订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30余种，如《论美国内战》、《论西班牙内战》、《给美国人的信》、《论殖民主义》、《论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印度史编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直接生产的结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论原始基督教史》、《爱尔弗特纲领草案批判》、《劳工旗帜论文集》、《<资本论>第一卷提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5卷等。他还参加了《斯大林全集》的编辑工作，补译了其中的一些文章，并参加了《列宁选集》的突击性出版工作。
他于1963年编辑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论艺术》）中译本，除仔细校正译文（曹葆华译）外，还参考、查阅数十种中外文书籍，对原书作了许多注释、考评工作，查明原书间接引用或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并订正了原书中的一些错误，还把俄文原书未收的普列汉诺夫一部分手稿编入中译本，受到胡乔木同志的赞扬。
吴国英曾翻译过多部作品，如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7篇书评、《卡尔·马克思》、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对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深有感触，同时，他从事编辑工作30余年，对马列经典著作和译文质量有较高的鉴别能力，因此，他针对从事译稿编辑工作的编辑人员提出了要求：“编辑自己必须有点硬功夫，外文能读、能译、能校，能看一些参考书。在提选题时，必须能看懂其中的内容，了解其中一些重要论点，否则光凭别人推荐，自己心中无数，就不一定合适。对译稿来说，如编辑有翻译经验，外文有水平，就可以多核对原文，提高质量；这对编辑来说，也是提高自己的途径之一。所以，自己研究一些东西，或译一些东西，对提高编辑工作水平有好处。事实上一些译稿上往往留下一些译者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需要编辑去解决，编辑没有一定的外文水平和理论修养者，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或不了了之。编辑若是能迎着困难去解决，能克服困难，对编辑本人是一大提高，译稿的质量也同时提高了。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党对人民负责，我认为是一致的。”[1][1]
主要作品
翻译作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7篇书评（先在《新建设》上发表，后来收入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提纲》，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卡尔·马克思》（从苏联大百科中译出，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历史唯物主义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合译，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逻辑哲学论》；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重印，被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布拉戈耶夫《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合译）；卢那察斯基《关于艺术的对话》；鲁特凯维奇《从弗洛伊德到海格尔》；《拿破仑传》（合译）
翻译研究专文——《翻译与商品》、《评<哥达纲领>中译本》、《<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新译本》、《译<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两种译本》、《瞿秋白论翻译》、《对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意见》、《论吸收新的表现法》、《学习列宁的翻译方法》、《略谈翻译批评》、《高尔基的<海燕>》、《恩格斯论翻译》等
叶红：记人民出版社编审吴国英
吴国英，浙江省余姚人, 1925年9月生。
1944年，19岁的吴国英受到了人生巨大的打击。本来正常的耳朵．在一星期内失聪了，本来一头浓密的黑发，渐渐脱光了。伤寒病魔夺去了他的健康，生活迫得他只能从事尽可能不用听觉的工作，这是使他走上文字生涯的一个外部原因。他放弃了在学校里学习的纺织科，在家一边治疗，一边自修。由于国统区学运的高涨和解放战争的发展，他深感学习革俞理论的重要。为了学好马列主义，特别是钻研原著，他以惊人的毅力通过在学校里学到的一点英语来学习俄文。
上海解放后，他阅读到不久前复刊的《翻译》杂志，看到一篇对于《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评论。他就平时阅读《资本论》中译本、英译本、俄译本时的心得，并结合当时从香港传入的乔木校过的成仿吾译本写下篇文章，说明几种版本的得失，还详细指出恩格斯审订过的英译本与原文的不同处，并作了初步研究。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学习德文，其中一些问题还写信请教一些知名学者。文章寄给《翻译》后不久就收到鼓励他继续写作的回信。于是他又写了一篇，这两文章都发表在《翻译》上。
1949年底吴国英应征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开始是在翻译处从事俄文翻译。后来在编审处的《翻译通报》工作时，他得到了主编董秋斯同志关于翻译工作和翻译理论的不少教导。除了审查一些翻译书稿外，还编审《翻译通报》的稿子，也写稿。不到两年的时间，为《通报》写了近20篇文章，有评论译书译文的，有谈翻译理论的。他介绍了苏联的翻译理论，整理了鲁迅和瞿秋白的翻译理论。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在业余时还从事一些译校写作。1951年《新建设》上刊登的马恩重要著作年表，就是应陶镛之约编写的。北京图书馆在纪念马克思逝世70周年举办展时，还将此年表翻印成小册子。
1953年人民出版社为配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准备出版列宁的一些著作的单行本。虽然这些译本曾在延安等地出版过，但为了更新译文或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要重新对照《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进行校订。吴国英校了列宁的《告农村贫民书》、《论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基的错误》、《左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政论家札记》以及斯大林的《问题与答复》、《答拉辛》等十几本书，还补译了《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译校过程中，他自己又阅读了一大批经典著作，进一步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的几年，他专门编辑加工马列主义经典。当时我们还没有力量马上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书，人民出版社领导决定与编译局合作，在《全集》未出之前，先将一批比较重要的经典著作译校出来，出版单行本。这样他就作了一些经典著作译本的责任编辑，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美国内战》、《给美国人的信》、《论西班牙革命》，马克思的《印度史编年稿》、《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直接生产的结果》、《博士论文》，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论原始基督教史》、《爱尔弗特纲领草案批判》、《劳工旗帜论文集》、《<资本论>第一卷提纲》等等不下20余种，其中有些书从选题到组稿都是他自己担任的。这些译本译自英文、俄文、德文，而且译文水平不一，对许多译稿实际上几乎是从头核对原文的。虽然社领导认为翻译书稿可以用“通读加工”的办法，但吴国英认为对于经典著作的译本这样搞总不太放心，所以总是尽可能提高译文质量，不辞辛劳，宁肯自己多花费力气，也不轻易放过。
工作中遇上“难啃的骨头”，他不回避。如刚到人民出版社时，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译文不太好，也很难提高译文质量。吴国英自告奋勇领了这个任务，第二编室主任陈原给了他一个助手，协助他搞书后的索引。虽然这本书的译文不够好，但却是解放后第一部有人名等索引的书。
在这几年里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译全了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7篇，先在《新建设》上发表，后来收入1957年人民版的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提纲》；从苏联大百科中译了《卡尔·马克思》（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别人合译了《历史唯物主义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为了研究《资本论》还翻译了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等书籍。他原来想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现代哲学，因此译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重印，被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他还参加了《列宁选集》的突击性出版工作。
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是当时中央指定出版的30本书之一。社领导把这本书的加工整理工作交给了他。在开始具体工作之前，社领导把胡乔木同志就曹葆华译本的若干问题写的信交给吴同英看。胡乔木对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不仅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还指出了做好出版工作总的精神就是要对读者负责，即为人民服务。读了这封信，吴国英思索着如何做好工作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这就要在编辑工作中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不照抄照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搞出适合我们需要的译本。这样，许多工作必须自己做，原版本书后注及书后索引只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且这本书引证的资料涉及到哲学、美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不仅要求编者知识范围广泛；还需要做大量的查证工作。摆在眼前的困难不少，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译本超过外国的版本。我们的版本没有拘泥于原版本。第一，在编校过程中增加译者注。对于1956年俄文单行本上的编者注，完全重新查证，有的加以改写。还给原版本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及一些间接的引证加了注。第二，对索引作了重新加工，结果单是人名索引这一项就比原版本多收入34人（原版本收入121人）。第三，统一了译名，作了地名、人种、部落名、专名的译名对照表。第四，对于原版的书后注也作了整理。还增加了普列汉诺夫的一些手稿。
给原版本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查明出处是非常麻烦的。为此吴国英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不知星期日。有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却一无所得，有的简直无从查起。他凭借着广博的知识，触类旁通获得线索后查到有关资料；有的则要不厌其烦地跑许多图书馆，查阅许多百科辞典，一步步查出所需资料。
通过使用几种不同版本校勘，他发现迷信洋人是危险的，洋人搞自己的东西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保险。俄文原版和英文本、法文本中，有关他们本国的材料也并不是都知道或认真去查考过的。
1964年胡乔木同志在见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没有地址的信》后给王子野同志写信，对吴国英的工作深为满意，表示“为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不怕困难和麻烦、不盲从外国或权威的精神深为感动”。“这是自立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我很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够为所有编辑工作者在整个编辑工作中所学习，而不限于对中央所指定要学习的经典著作。……”
想不到这件好事竟使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胡乔木的黑笔杆子”。他为此被造反派批斗、被抄家，被拷打得昏死过去几次。
最动荡不定的几年过去之后，吴国英从干校回到北京，社领导交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感到“手生”多了，于是便抓紧一切机会学习。由于“文革”中身体受损伤，在干校三年中的超强度劳动，再加上回北京后一直紧张工作，1975年他患了肝炎。后来医生还发现他有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奇怪何以这样晚才发现。此症不能久坐。长年的不适迫使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了，但他还是加工出了80万字的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用了10个月的时间校改了一些译文。由于译者晚年患有严重眼疾，这部稿子留下的问题较多，吴国英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这个时期他编辑加工的还有不少马列原著或研究经典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神圣家族>》等。
退休之前，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文集。此外，他还处理了《列宁年谱》两部稿子，每卷有七八十万字，书中有许多是《全集》中未收入的列宁的一些简短的批语或批注等等，译文虽经校订，也还是留下许多问题，编辑加工任务十分繁重。虽然这部书因为订数少，暂不出版，但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付的辛苦将永远被后人称颂。[2][2]

个人履历
  吴国英1989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1985年至1995年在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作美术编辑，创作出版了大量插图，连环画和油画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获得北京市及国家奖项，作品被海内外艺术爱好者及收藏家广泛收藏。
个人经历
1996年访问美国。
1998年在洛杉矶MONTERCITO画廊举办个人绘画展览。美籍著名画家丁绍光先生题写了展名。
2008年，纽约的美国网络电视台USWTV对吴国英的绘画艺术进行了专访。
2008年，作品《林妖的舞蹈》入选久负盛名的美国纽约AUDUBON ARTISTS 66届年展。
2009年3月，参加纽约艺术博览会。
2009年3月，近年来的代表性作品—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进入2009年纽约艺术搏览会，并举办个人画展，荣获当地市长颁发的奖状。
画作特点
吴国英的绘画创作充满了迷人的色彩，恢宏的气势和饱满的构图，尤其是他近年的超现实绘画创作，更展现出画家对飞速变幻的世界，物欲迷漫的社会的思考及在心灵和哲理层面的的探索。
近年来埋头创作，以写实性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方式，表达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感受和看法，尤以《大格局》，《货币碾压机》，《鼠年》等作品，深获画坛好评。
2008年，美国纽约网络电视台USWTV专访及介绍了的吴国英绘画艺术成就。
相关评价
正如他的老师许钟灵教授对他的评价：传统技艺与现代风格之自然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艺术之美好交融，现实主义与抽象手法之完美体现，艺术才华与勤奋汗水之宝贵结晶。
2009年2月6日加拿大《北美时报》艺术欣赏 48 期有人撰文写到：“近年来崛起于北美画坛的画家吴国英，以其细腻深入的写实表现技巧，新颖的构思和丰富的隐喻，荒谬的真实感和幻想的空间，以极具表现力的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魅力征服了观众”。文章写到“得益于扎实的学院派现实主义写实根基，和他的与生俱来的灵动活跃的思绪，有感而发，有感而画是他的绘画作品的一大特点。”
文章指出，吴国英多年来致力于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绘画之路。当今社会科技高速发展，而人们的道德水准却在下降，荒谬的甚至荒诞的社会现象展示着人们心灵的荒漠。画家成长并得益于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薰陶，画家经历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和回归，特别是面对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的崛起，面对西方舆论喉舌对于中国的污蔑和歪曲，画家感受到了一种心灵的创击，这也恰恰是他艺术创作的切入点。
加拿大多伦多艺术学院孙昌茵院长是这样评价吴国英的，清瘦，平和、儒雅， 若穿唐装，必定是一个明清山林隐士。他说，“艺术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殉道，是一种对生命特殊的活法。在国英君身上体现得既贴切又充分，他可以一直坚守这个孤独的阵地，面对花花世界，义无反顾，颠覆身体和精神，去顺从他心灵的事业。他有没有胜利？他有没有冠以“伟大的成就”的头衔？ 简短的接触，我无从得知。 但有一点，我坚信他无悔的追求已经得到鲜花与掌声外的认同和赞赏。”
2009年9月国内某媒体记者韩凤石在文章中写到：“旅美的经历对他而言是人生中一笔丰饶的文化财富，在这双重文化的渗入、滋养下，他深感中西方文化的深层碰撞，加上对现实社会敏锐的洞察，他将所见、所闻、所感通过画笔一一表达，而其含蓄而不失客观的态度，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作品评介
画家是如何创作出这一幅幅引人入胜的艺术作品的呢？让我们一边欣赏这些精美的绘画作品，一边体味画家的创作心路历程。
1998年来到加拿大后，画家行走在北美的雄奇壮美的山川之间，寻找美的灵感创作源泉，创作了许多优美的风景画作品。近年来，画家的绘画创作回归了他情有独钟的领域----超现实主义绘画。
这幅《大格局》，颓坐在地球仪旁的白人女子，虽然仍可随意操控那个地球仪，虽然脚边仍有胡罗卜加大棒加板儿砖，但早已丰韵不再，举起闹钟的女子已经在提示时间已到，而手持王冠和权杖的女子已然离去; 在画面左面坐着一位端庄美丽的东方女子，也许并不完美，甚至还有几许风尘，但她凝重，自信而充满活力，虽然她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她身边的穿华丽衣服的小童（台湾问题）正把笑脸转向白人女子，并偷偷伸出他的小手，然而小童坐着的计量仪正如中国反分裂法，孙猴子再怎麽折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的，其他如藏獒（西藏问题），狐狸（疆独问题），但在这个牌局大格局中，东方女子手中还有许多牌可打，而白人女子基本上只剩一，两张牌和怀中的恶猫了。
《货币碾压机》这幅画，在中国北方随处可见的石碾子，没什麽稀奇，但如果碾压的是货币MONEY，人民币，美元和加元，这样的场景就有些古怪甚至荒诞了，而更荒谬的是居然还有人在磨盘下架柴升火，居然还有人用破扇子扇风点火，用如此原始而粗陋的方式迫使某种货币升值，看看画面中的狗，驴以及所有的人都伸出舌头，面对MONEY的贪婪，铜锣的警告，拱形通道的后面,正在接近的风暴, 这些征兆让人们警惕了吗？此画创作于2008年初，不幸2008年底金融风暴便席卷了全球。
《红粉兵团》明眼人都看得出是伊拉克和石油的事儿，被摁倒在地上的前伊拉克老大向世界老大伸手对暗号，而世界老大最终也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世界老大帝国仍会继续扑腾，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盾牌上的螃蟹LOGO不也正说明她们的行事风格吗？《水晶球》和《平衡空间》的金鱼代表贪欲和诱惑， 鸟笼中装上鸽子或秃鹰都是双重反黠式思考《不期而遇》。

人物简介
1  .吴国英，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抗大、女大、鲁艺、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加入延安电影团，随之东征至兴山，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片编辑，新闻片组副组长，参加《民主东北》的编辑工作。1949年4月到北平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处副处长，先后编辑《北平入城式》、《解放太原》、《和平万岁》等纪录片。1953年转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副总编辑。曾任伊文思导演的纪录故事片《五支歌》的中国部分的导演。1955年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72至1978在新影担任总编辑，后又回北京电影学院工作。
相关内容
我看过2部电影，在湖北时看了第一部由陈波儿、袁牧之主演的电影《八百壮士》、另外一部是我到延安之后看的《夏伯阳》，那时我和同学坐在操场的地上看露天银幕。
我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电影团的，那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全体大搬家，男女老少全体东征，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北的一个顶靠北的矿区的小城市兴山。刚才看的南泥湾，是当时拍摄的，很不容易，那里有很多的记载。我们那时就是走路，走到就是胜利。
延安电影团5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去了一趟，当时看到破的倒塌的窑洞还在，都非常亲切像看到老战友一样很高兴。
那时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打前站，壕房子、买菜、买粮食，我们沿路都自己做饭，用石头，衣架把锅支在地上煮饭吃。像走到山西太原，当时阎锡山把铁轨弄断，想进进不去想出出不来，他知道我们八路军总部大搬家我们不是一支武装部队，就打我们，做封锁线，我们就想办法避开他，走小路，走难走的地方，我们当时2个东西不能丢，这些器材照相机特别是照片，那时的照片对现在来讲就是电影，因为只能拍照片，另外就是2个孩子，这2样是不能丢的，我们就想尽办法保护2个小孩，保护所有的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