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布尔察姓
基本介绍
布尔察[布尔察，读音作bù ěr chá(ㄅㄨˋ ㄦˇ ㄔㄚˊ)，满语为“Bulca”]
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朝时期虎尔哈女真布尔察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布尔察氏，为正红旗，始祖曾是努尔哈赤的贴身警卫，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为统一女真各部立下汗马功劳。始祖移驻宁古塔，据今400年，已是第14代。始祖讷怒诺生4子，长子产柱（移驻宁古塔，现哈达卜氏先祖），二子产戴移驻吉林，三子英戴曾任佐领，四子倪棠阿曾任副都统，五子产恩移驻宁古塔。从家谱上看，布尔察氏家族世代均为武官，谱中任佐领、协领、领催、侍卫、前锋、骁骑校、防御等官职的，比比皆是，家谱中还记录了祖坟的位置以及要“善邻相亲”的祖训，以及后辈“世、承、其、德……”等16字传绪字。
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布尔察氏，源于虎尔哈女真族，满语为Bulca Hala，汉义“规避”，以地为氏，世居阿里库(今俄罗斯滨海地区)、虎尔哈(今黑龙江黑河、俄罗斯)、阿扈河(今黑龙江宁安)、博尔屯(今吉林汪清)、布尔哈村(今黑龙江牡丹江流域)、绰拉剔屯(今黑龙江下游右岸俄罗斯阿纽依河口)、德邻(今黑龙江镜泊湖)、鄂通(今黑龙江鹤岗东梧桐河流域)、额提奇屯(今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噶山(今俄罗斯加斯西湖口)等地。
清朝晚期以后，满族布尔察氏多冠汉姓为卜氏、布氏、步氏等。
迁徙分布
布尔察氏复姓是典型而又古老的女真-满族姓氏，今仍在称呼使用，亦多汉化为卜氏、布氏、步氏等，分别融入各氏大家庭，多以牡丹江、辽东为郡望。
郡望堂号
郡望牡丹江：唐朝时期称忽汗河，明朝时期称胡里改江。该地区原称“虎尔哈”，由于所依“胡里改江”在清朝末期改称“牡丹江”，虎尔哈地区是后来因江得名。牡丹江地区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代的石器时期，肃慎民族的先民们就在牡丹江流域生息繁衍，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古肃慎文化。从商、周到隋朝的两千三百多年间，牡丹江地区是满族的先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部族的世居地，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进行着不断的朝贡往来。唐朝时期，粟末靺鞨民族在牡丹江流域崛起，建立了渤海国，为唐朝附属的地方民族政权，长期以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为首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与建设，开展了同唐、日本、契丹、新罗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活动。渤海国的贵族特别注重搞好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不断派出王室子弟到唐廷长安“宿卫”，到唐廷朝贺、进贡、抄写典籍和留学。渤海靺鞨部族的第一、第二代君主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从渤海的第三代王大钦茂起，以下各代皆被唐册封为渤海国王。渤海国努力学习中原的先进科技文化，处处仿效唐京长安，积极从事渤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被誉为“海东盛国”，辖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零三县，国传十五位王，历时长达二百二十九年，为牡丹江地区后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发展，留有深远的影响。在辽、金、元、明各个朝代，牡丹江一直为女真族居住经营。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公元926年)，渤海国被契丹(辽)攻灭后，契丹在渤海国故地建立了一个东丹国(意为契丹以东的国)，以原渤海国首都上京城为东丹国的京城，改称天福城，后因契丹国发生内乱，东丹国的京城于后唐天成三年(戊子，公元928年)冬焚毁，自此给渤海上京城留下个“东京城”的称呼。金国晚期，大将军蒲鲜·万奴叛金，于南宋嘉定八年(戊寅，公元1215年)在牡丹江地方自立一个大真国，自称天王，改元天泰，拥兵十万余众，史称“东真国”或“东夏国”。立国十九年后于南宋绍定六年(申，公元1233年)被蒙古大军攻灭。在元朝时期，牡丹江地区属胡里改军民万户府统辖。元大德十一年(丁未，公元1307年)划归合兰府(海兰府)古州(谷州)管辖。明朝时期，牡丹江地区由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在牡丹江地区设有建州卫、麦兰河(穆棱河)卫、阿速江卫、五林河卫、速平江卫、沙虎卫等宁古塔路的四十八卫所。清朝时期，管辖祖国东北盛京将军衙署以北广大地区的衙署――宁古塔将军府就设在今牡丹江市辖区以内。先是在今海林市旧街设有宁古塔昂邦章京衙署，后改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府，衙署于清康熙五年(丙午，公元1666年)被康熙大帝下令从海林旧街迁往今宁安。清康熙十五年(丙辰，公元1676年)，宁古塔将军衙署迁往吉林以后，在宁古塔地方仍设有副都统镇守。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农历2月，沙俄侵略者修筑中东铁路，建牡丹江车站。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公元1907年)，清政府将东三省将军制改为行省制，撤销宁古塔副都统及其衙署，改设绥芬厅管辖。清宣统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改绥芬厅为宁安府，归属于吉林省。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宁安府改为宁安县，今牡丹江市郊乜河当时属宁安县第五行政区团聚乡所在地，为当时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牡丹江车站两侧归哈尔滨中东铁路公司督办公署辖属。民国九年～十九年(公元1920～1930年)，中东铁路哈尔滨地亩管理局在牡丹江站周围地段发放过三次街基号，街路不断扩大，人口继续增加，店铺作坊日益兴起，逐步形成集镇，宁安县第五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快从乜河转移到火车站周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5月，日寇占领牡丹江车站及乜河、铁岭河、卡路、海浪、南岭(今胜利村)等地。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公元1933年)7月，日寇将东省特别区改为北满特别区(公元1936年1月撤销)，将中东铁路改为北满铁路。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公元1934年)10月，日寇将宁安等县划为新成立的滨江省管辖，今牡丹江大部分境域仍属宁安县的第五区。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公元1935年)，日伪当局成立滨江省牡丹江办事处。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公元1936年)12月图们至佳木斯铁路全线通车后，牡丹江新火车站(宁北站)成为吉林、黑龙江两省东北部交通枢纽。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7月1日，日伪当局设立牡丹江省公署，辖宁安、穆棱、东宁、密山、虎林五县。在伪省公署内设立牡丹江市政筹备处，12月1日正式成立伪牡丹江市公署，共辖五县一市，省会设在牡丹江市。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公元1943年)10月1日，日伪当局设立东满总省，辖牡丹江省、东安省和间岛省(今吉林延边)，共三市十六县，东满总省省会就设在牡丹江市。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5月28日，日伪当局撤销东满总省，划出间岛省，将牡丹江省和东安省合并，设立东满省，辖两市十一县，省会仍设在牡丹江市。8月14日，日寇败退，伪东满省公署和牡丹江市公署同时解体。8月18日成立牡丹江市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25日成立中共牡丹江市委员会，隶属中共牡丹江地区委员会领导。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牡丹江军区李荆璞司令员率部接收牡丹江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建立了中共领导下的牡丹江市民主政府。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公元1946年)4月8～10日在牡丹江市召开绥宁省临时参议会，成立绥宁省政府，省府设在牡丹江市，辖一市八县。4月18日成立中共绥宁省委。10月7日绥宁省撤销，成立东北政联直属牡丹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牡丹江市隶属牡丹江专员公署领导。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公元1947年)8月20日牡丹江专区与东安专区合并，成立牡丹江省，牡丹江市隶属牡丹江省领导。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7月9日撤销牡丹江省建制，并入松江省，牡丹江市为松江省直辖市。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5月27日牡丹江市政府改称市人民政府。1954年6月19日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划为黑龙江省直辖市。1955年3月24日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改称牡丹江市人民委员会。1958年6月18日牡丹江市划归牡丹江专员公署领导，变为地辖市。1966年2月8日牡丹江市由地辖市又改为黑龙江省直辖市。1967年4月8日撤销牡丹江市人民委员会，成立牡丹江市革命委员会，隶属于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1968年2月撤销牡丹江市建制，市革委并入地革委。1973年9月1日牡丹江地、市分设，恢复牡丹江市建制，仍归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1979年2月8日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牡丹江行政公署，牡丹江市革命委员会仍隶属牡丹江行政公署领导。1980年12月1日牡丹江市革命委员会改称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归牡丹江行政公署领导。1983年9月29日牡丹江地、市合并，撤销牡丹江行政公署建制，牡丹江市为省辖市，实行市管县的领导体制，原牡丹江行署管辖的海林、宁安、林口、穆棱、东宁、密山、虎林七县和绥芬河市皆归属牡丹江市，原所属鸡东县划归鸡西市。1991年密山县划归鸡西市。1992年虎林县划归鸡西市。市属的海林、宁安、穆棱三县分别于1992、1993、1995年改为县级市。
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西晋时期曾改称辽东国；十六国时期的后燕国末期，其地归入东海郡；北燕时期又复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北齐时期废黜；到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昌黎(今义县)，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三国时期的曹魏改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辽都卫，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为辽东都司，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为今辽宁省大部地区；自明正统后期因兀良哈诸族南移，渐失辽河套(今辽河中游两岸地)；从明朝天启元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21～1642年)期间，全境为后金(清)所并。③军镇名，明朝“九边”之一，相当于辽东都司的辖境，主要是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隆庆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朝末期废黜。④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堂号牡丹江堂：以望立堂，亦称虎尔哈堂、宁北堂。
辽东堂：以望立堂。
历史名人
布尔察·图尔伯绅(生卒年待考)，满族。著名清朝杭州将军。
布尔察·岱德(生卒年待考)，满族。著名清朝将领。清朝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布尔察·岱德在富察·福康安的指挥下，镇压了发生在台湾省的庄达田、林爽文所发动的天地会起义。
庄达田：公元？～1788年待考，广东省平和县五寨乡优美村人，在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渡海赴台，居于凤山(今台湾高雄)，种田为业，后成为凤山县天地会首领。公元1787年，北路林爽文举旗起义，南路的庄大田率众响应，一举攻克了凤山县城。庄大田称“南路辅国大元帅”。在公元 1787年3月26日以後，庄达田、林爽文率领南、北两路起义军数次围攻台湾府治(今台湾台南)，清军死伤惨重，起义军逐渐控制了除府城和鹿耳门外的台湾岛西部的广大地区。满清政府为扑灭台湾岛的天地会起义之火，乾隆大帝命两广总督福康安、参务大臣海兰察、成都将军鄂辉联合出兵台湾，进行残酷镇压，林爽文、庄大田的义军终不敌大批清军，遂退守琅乔(今台湾恒存)。清乾隆五十三年农历2月5日，庄大田在与福康安麾下副将布尔察·岱德作战中受重伤被俘，在台湾府城英勇就义。在镇压了台湾天地会起义后，布尔察·岱德因功回调浙江，晋升黄岩镇总兵、赐骑都尉。
附_福康安奏报　《奏报进剿南路贼匪打仗得胜晓谕生番堵截情形折》
臣福康安、海兰察、鄂辉跪奏：为大兵直抵琅硚，生擒贼目庄大田，全郡平定恭折奏闻事。窃臣等在枋寮打仗杀贼情形，前经奏，蒙圣鉴在案，兹探知败逃贼匪尚有数千人在极南之琅硚潜匿，庄大田亦由山内窜往该处。路径崎岖，树林深密，若不筹截去路，大兵一到必致惊窜远扬，缉捕又稽时日。且台湾节令极早雨水，最多一交三月即值地气蒸溽山水，涨发之时入山追剿更难得手。臣自进兵南路以来，昼夜实在可嘉。焦思多方，筹办必须四面围拏，将贼目一鼓生擒方可。迅速藏事查琅硚地方山内，十八社皆系生番，直通傀儡大山。其山外之柴城叠峦等处逼近海岸，亦有闽粤民人居住，随密谕该处民人务将逃来贼匪假意容留，毋令闻风惊散。一面传出琅硚各社生番，面加晓谕在沿山隘口处处严密堵截。又有山猪毛义民首曾中立招集傀儡山生番一千名听候调遣，各处布置已定，派令乌什哈达带领福建水师及广东兵丁乘舟由海道前往，海兰察、鄂辉等带领大兵由山路进发，臣福康安督催各兵前进，于二月初四日行抵风港。据柴城民人报称，庄大田带同匪众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率社，经番众极力抵御，复行退回。现在居民等遵奉檄谕，密相约会官兵到彼，贼匪断难逃逸等语。
初五日黎明，由风港发兵，越箐穿林道路极为逼窄，凡遇险要地方俱酌量留兵扼守，以备接应。约行二十余里，贼匪多人从树林内突出，前队之侍卫博斌、副将岱德、参将张朝龙、都司张占魁等带兵迎击，海兰察、鄂辉率领巴图鲁侍卫奋勇齐攻，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一百四十三名。追至柴城，贼匪人数众多，惟恐我兵攻扑过急，贼目庄大田或临阵被杀，匪伙等或乘间窜逸，转不能悉数成擒。因派令穆克登阿带领屯练降番为一队，许世亨、岱德带领贵州官兵各一队，梁朝桂、张朝龙带领广东官兵各一队，恒瑞、王宣带领广西官兵为一队，山猪毛义民、副理事刘绳祖带领粤庄义民为一队，都司庄锡舍、北路义民首黄奠邦、郑天球、张元懃、蓝应举各带所管义民共为一队，自山梁挨次排下直抵海岸。好乌什哈达所带水师兵丁适值顺风，连樯齐至，将船只沿海密布，四面合围，水陆并进。海兰察、鄂辉带同六十七，袁国璜及巴图鲁侍卫奋勇，各兵往来剿杀。臣福康安照料督催，令各队层层围逼。自辰刻直至午刻，杀贼二千余名，贼匪情急相率投海，被水师兵丁放鎗击毙及泅水擒杀者尸浮海面，不计其数。贼目等拼死冲突不能逸出重围，俱在树林山沟内伏匿，随督令官兵义民等分投搜捕，将庄大田及有名头目获。贼者究何人，庄大田、许光来、简天德、许尚等四十余名全数擒获，并搜获庄大田之母庄黄氏一口，此外又生擒贼匪八百二十余名，柴城民人及各社生番缚献贼匪三百余名，俱即于军前正法。得获大小炮三十五位，鸟鎗四百九十六杆，刀矛一千一百二十六件，藤牌旗帜无算。查逆匪林爽文、庄大田肆为不法，滋扰一载有余，罪大恶极，实为覆载所不容。兹仰赖圣主天威，巴图鲁侍卫官兵等奋勇出力，屡战克捷，全郡俱已平定。首逆凶渠悉行俘获，即日解京审办，尽法处治，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其余零星逸匪并庄大田家属臣等，仍分派官兵各处搜查，务期净绝根株，不留遗孽。仰副我皇上永靖海疆之至意，除将贼目庄大田讯取供词，即派委大员带领巴图鲁侍卫兵丁等起解外，理合先行恭折驰奏
伏乞皇上睿鉴
谨奏嘉悦览之，即有旨谕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姓氏相关-满族
满族姓氏转变为汉姓的过程
满族的姓氏在满语里面是HALA(哈拉)，意思就是姓氏，而且表示是有血缘的集团；另外一个是MOKUN(莫昆)，意思是家族，表示的是姓氏的分支。民族姓氏的来源与沿革，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现在几乎没有满族人使用满族姓氏了，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已经不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姓氏了，这对民族学的研究会起到阻碍作用，对满族人自己来说也是极大的遗憾。 同一个哈拉的人都是父辈直系下来的有血缘关系的人，同一个莫昆的人是有亲缘关系但不是父辈直系下来的人。今天，或许我们不再需要用哈拉和莫昆来进行区别了；但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改变过区分亲缘关系的判断依据。最为可惜的是，我们不再使用能够代表我们自己民族、自己身份以及自己家庭关系的姓氏名称来称呼自己了。我们需要判断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总要翻阅厚厚的家谱。 满族姓氏为什么变成汉姓了呢？清雍正年间，国家励精图治，满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已经能够更加和睦的相处了。这时候，汉族名字风行的程度超呼想象，朝廷内员的满族大臣也有风靡汉姓的潮流。因为汉姓的简短和单一性更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于是满族人从八旗贵胄开始最先流行改汉姓。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意欲阻挠满洲大臣以及贵族改满姓为汉姓，但是屡禁不止，后来就暂停了对满洲人改汉姓的限制，成了默许的行为。 当时改汉姓只是一个苗头，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雍正年间虽然还是奉行国语(满语)骑射，但是问鼎中原之后，清朝统治阶级以及八旗贵胄对汉文化的大量吸收，以及用儒家文化来弱化思想的统治转变，证明了清朝初期加速封建化的作为对满族遗失民族特点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满族在清朝时期养尊处优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从龙思想都更加推波助澜地锐化了这一矛盾。么满族姓氏是如何按照习惯变成汉姓的呢？这个学问很深，有的是按照字面的读音而直接变换，也就是俗称的音译，有的是按照哈拉和莫昆的政治地位来决定的，有的是依据满族以地为氏(姓氏)的习惯来变更，有的则完全就是根据八旗满洲的氏族通谱或者家族被赐姓来择定的。 满族姓氏变成汉姓的确是满族的一大遗憾，不过遗憾也可以弥补。在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一定又会出现保留着民族特色，使用满族姓氏的后裔。这一批人如果能够使用民族姓氏，那么民族意识会比我们更高更强。满族的民族姓氏又会被重新挖掘和研究。
满族的信仰
古代满族信仰萨满教，神职人员分为管祭祀的家萨满和跳神的萨满。以后，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崇拜对象变得多元化。一般满族家中供有观世音、关公、楚霸王神位，还喜欢供一个“锁头妈妈”，用麻线栓一支箭在门头，一年祭三、四次，祭时一般在晚上把箭头拿下来，摸黑磕头，祈求“锁头妈妈”保祜一家平安。 早期满族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是“巫”的意思，是多神论。萨满教信奉世界为三层，上层为“天堂”，诸神所居：中层为人类所居；下层为“地狱”，鬼神所居。人类的祸福是诸神赐给的。 猎人离家外出捕猎，要祷告诸神。祷告猎神，求得能多捕获一些猎物；祷告路神，求得在密山中不迷路；祷告福神，求得在山里少受痛苦。 早期满族人敬的神多达一百多种，大多是女神，只有几个是男神。经常出现的男神是猎神。各种神都有偶像，有的是泥塑的，有的是木制的，也有用布缝的。猎神身材魁梧，佩带弓箭，嘴边还有两缕小胡，形象逼真。 猎人祭神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先竖起一个杆子，再用土堆起一个高两米的土台子，猎人排到台前，推选一位有威望的长者，在土台上钉牲祭祀，祷告诸神，然后奔向山区。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我国北方各民族原来都信仰过萨满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承受着社会与经济的变迁，这种教在许多民族中已被佛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惟有满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直到解放时还信仰它。萨满教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内容和祭祀活动仪式。 满族先人对自然的崇拜是同狩猎生活和采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衣食都取之于野兽，人们把狩猎所获取的野兽，视为主宰野兽的“神灵”的恩赐，因而加以崇拜。 满族的先人当时还不理解人类的起源，认为某种动物与他们的氏族有着血缘联系，于是视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对它加以崇拜，这叫作图腾崇拜。 满族的先人，随着灵魂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死者及周年的悼念活动。于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人们既然创造了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与福祸寄托在这些神的身上。于是逐渐形成祈求“神灵”的各种祭祀活动。这便产生了交往于人和神之间的使者——萨满。 萨满教信仰的“神”有几十种，其中属于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还有来源于众多动物名目的神。所有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体和偶像。比如“熊神”是以一张熊皮为其偶体。有的削木为偶，有的以石为偶，有的把被崇拜的“神”绘制在纸上或布上。 这些偶像还不是真正的“神”，只能做为象征而存在，要通过这些偶像与真正的“神”打交道，需要能通“神”的萨满。可见萨满是古代社会中作为现实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间的交往者。 
萨满非世袭，上一代萨满死后相隔数年后，产生出下一代萨满。新萨满被认为是上一代萨满的“神灵”选择的。因而婴儿出生时未脱胞者、神经错乱者、久病不愈者，被认为是当萨满的征兆。学习当萨满者，要学会祭神的祷词，熟悉萨满宗教活动的内容。最后考试时，跳得神智不清，才被认定这是萨满“神灵”已附体，这才取得进行宗教活动的资格。 萨满必须有“神帽”、“神衣”、“神鼓”等一套用具。“神帽”以铜条或铁条为帽架，帽顶前侧有一只铜制的鹰，后侧是两根铜制鹿角，角叉的多少表明萨满的品级。“神衣”是紧身对襟长袍，一般用鹿皮制作，周身上下缀有铜镜、小镜、腰铃等。下身后侧是飘带。“神鼓”以板条做鼓边，用山羊皮、小牛皮或狍皮做鼓面。此外还有神刀、神杖等用具。萨满跳起”神来，有节奏地敲“神鼓”，大小铜镜和腰铃相击作响，飘带四飞，俨然如沙场上的勇士，用以显示“神灵”的威严。 萨满的宗教活动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声称“消除灾祸，保佑人的安全”，为祭家消除灾祸。第二，声称“为病人祭神驱鬼”，这是萨满经常性的宗教活动。根据患者的症状，如果认为是“外来的鬼”致病时，在大门外或村边上生起篝火，萨满在篝火边“跳神”，并做象征性的射击，表示“驱鬼”。如果认为是触犯某一种神致病时，便杀猪、杀牛或杀羊进行祭礼，由萨满主持献祭，“请求神的宽恕”。遇到病危的患者，认为其“灵魂”已经离开肉体，到了“阴间世界”，便在夜间祭祀，萨满的“神”到“阴间”把病人的“魂”带回来附还于肉体。据说不管你患了何种病，病情多么严重，萨满都可以用不同的办法给你治好。第三，声称能“祈求生产丰收”。不同地区的生产活动方式不同，祈求生产丰收的宗教活动的形式也不同。狩猎的人长期捕获不着野兽时便供祭萨满的“神”。祭祀时先用柳条做成鹿、猪等模型，萨满披挂上阵，做拉弓射箭的模样，于是鹿、猪模型纷纷射倒，这时猎人便可以上山，据说马上便能获得大批猎物。如果遇到旱灾、虫灾或水灾。萨满当然也有办法，他们又披挂起来，去祭祀“河神”、“虫神”，于是便风调雨顺，害虫绝迹，牲畜兴旺，五谷丰登。 
萨满向每一种“神”祈祷，都有不同的祷词。祷词中有各种“神”出身历史、丰功伟绩以及这位神仙的性情爱好等，从而使每一种神都有了各自不同的“高大形象”。祭祀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祭祀方式。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必须在夜间供祭，有的“神”需在室内供祭，有的“神”必须在野外供祭，有的“神”喜欢猪、羊、牛等家畜，有的“神”则喜欢飞禽或鱼类。供品一定要适合“神”的不同口味，供错了不但不灵，还会引起“神”的愤怒，带来灾难。萨满的宗教活动不仅使萨满教的内容更加复杂化。而且使各种“神”的形象也定型化了。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清代弘昼、鄂尔泰、福敏、徐元梦等奉清高宗弘历之赦编纂，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竣于乾隆九年（1744），书中辑录了除清代皇室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满洲姓氏，记其归顺爱新觉罗氏的时间、原籍何地、官阶及勋绩情况，全书共录姓氏1114个，每姓氏中勋业最著者立传；事迹不显者亦简记之，称为“附载”。立传着2240人，附载者4938人，共7178人。无论是立传者还是附载者，其子孙有业绩者亦附记于后，加上这些子孙，全书记录清乾隆以前的八旗人物超过二万人。因此，该书不仅是一部了解满洲姓氏及八旗的书，也是一部了解清初任务的书，是研究明末清初东北民族分布、民族关系、满族族源，以及研究清史，查找清代任务的重要资料。是各图书馆及教学科研人员所必备的工具书。此书自修成以来，只乾隆时宫内武英殿刻印过一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格，现在由辽海出版社（原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定价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