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钧
个人简介
钱钧，原名钱运彬。河南省光山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豫鄂皖特区手枪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一师三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副营长、营长、营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  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团长，第十二支队副司令员，沂山支队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三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九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军区司令员，胶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
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钱运彬。1905年5月2日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土楼乡钱家湾村。幼年家贫，6岁起被迫给地主放牛，8岁离家到湖北礼山县宣化店（今属湖北大悟）自谋生路，跟随一位漆匠学艺。3年后，又学会了打铁、钉掌、骟马等手艺。13岁入少林寺攻习武功，18岁回归故里，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为养家糊口，烧过炭、当过漆匠、骟过牲畜。1925年经人介绍入湖北汉口一家铸铁厂当翻砂工，同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革命起点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光山县殷区开展宣传、组织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工作，先后任乡农民协会主席，农民自卫队大队长。1929年4月参与领导殷区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编入殷区游击队后任中队长。加入红军同年9月随游击队编入红军第11军31师，后任鄂豫皖边特区手枪队队长。1930年3月，率手枪队于宣化店附近之陈家坪缴获国民党军飞机1架（飞机后被鄂豫皖苏区政府命名为“列宁号”），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师3团2营6连指导员、连长、副营长。1931年1月起任红4军第10师28团1营营长、3营政治委员，曾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俘国民党军第34师师长岳维峻。后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治委员、第11师33团团长、第11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反“围剿”、反“围攻”作战。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团团长，率部3次跋涉渺无人烟的大草地，在翻越终年冰封的雪山时曾感染严重伤寒，险些被病魔夺去性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团长。1937年9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奉派随干部队赴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山东鲁中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第3团副团长，山东纵队第4支队2团团长，第12、第1支队副支队长，第1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沂山支队支队长，鲁中军区三军分区（泰南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3旅旅长。参加了开辟泰山、鲁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初期，任鲁中军区第9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1948年7月起任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纵队、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潍县、莱芜、济南、淮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第3工区总指挥。1955年调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改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1965～1975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其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4月13日于南京逝世。著有《钱钧回忆录》。 [2]
人物故事
少林时光过去，有不少人都传闻过许世友司令员在少林寺练过功夫的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军区还有位副司令员钱钧也出自少林。
钱钧出生在河南光山县钱家湾一户贫农家里。六岁那年，人长得没有牛肚子高，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当了放牛娃。一双小手，成天牵着一丈多长的牛缰绳，风里来，雨里去，在牛背上转了两年，终因受不尽东家的打骂，又跑到一个过路的漆匠那里去讨口饭吃。于是，八岁的钱钧，又挑起了油漆担子，不分冬夏，一年四季，叮叮当当，跟着漆匠走街串巷。漆匠生性暴躁，干活时稍不如意就对小钱均拳打脚踢，到十一岁上，苦日子再也熬不下去了，经相邻说合，钱均又辗转到湖北省宣化匠家当了学徒。
钱钧在少林寺内生活五年，练就了一身武艺，特别以“铁掌”著称，他的“朱砂掌”发起功来，真象是一把刚铸的利斧，大块岩石，一掌下去，立刻碎裂。至于劈青砖，那简直象切豆腐一样，不在话下了。他和许世友是同乡，都因家中穷得没法存身，小小年纪，就流落到少林寺当苦役。他比许世友迟三年进寺。两个人一起在寺中呆了五年，同一年出的寺门。当时寺里僧人云集，两个“菩萨”虽在一座庙里，却各不相识。直到长征到了延安，他们彼此谈起往事，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等事。参加革命1927年钱钧由董必武同志亲自介绍，宣誓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此，在鄂、豫、皖的崇山峻岭中，在雪山草地上，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他那一身武艺，他那铁塔一样坚强的身骨，使他在战争中如虎添翼。即使遇到常人难以克服的困境时，也能化险为夷，获得胜利。
1933年，钱均在鄂、豫、皖特委担任手枪队长时，为消灭地主武装“红枪会”，进行过一场特殊战斗，那天，他率领手枪队，攻打“红枪会”贼窝时，一群匪徒正围着土豪劣绅们的屋里念经。当他们听到动静时，发现大门已被堵死，五、六十个亡命之徒，就蜂拥地攀墙而上，妄想突围逃命，趁着夜色沉沉，隐蔽在墙外水塘的钱均，一纵身就跃上墙头。匪徒们爬上，钱均伸出铁掌，老鹰小鸡似的叉起一个就往外摔。他一连气摔了十几个匪徒，有的当场跌死，有的被摔进水塘，咕嘟咕嘟地喊救命。在全体手枪队员的配合上，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战斗任务。
一九三八年，钱钧任鲁南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二团团长。在滕县八里沟一次粉碎敌人围歼、保卫省委机关的战斗中，为了夺回被敌人抢走的两部省委与党中央保持联系的通讯电台，他率领一个连冒死冲进敌阵，当战斗进行到白刃战时，钱钧高举大刀，左砍右劈。在一道道寒光下，刀起首落，敌人土崩似地倒下，两部电台终于安然地回到我军手中。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日本鬼子打了几十次仗，每次白刃肉搏，敌人都没占一点便宜！但他身上却挨了十五颗子弹，挂过十九次彩。不过，他年轻时练就的强壮体质使他重返战场。
钱钧在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任政委时，在四川、甘肃交界处千佛山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腹。他被担架抬出了三十里地，鲜血染满了衣衫，渗透了紧捆在腰间的随身带。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连着昏迷了一天一夜。同志们都以为他牺牲了，于是从一个地主家找来一口没有棺盖的寿材，抬来一块翘棱的门板，含泪把他入殓后，停放在屋后的牛棚里。第二天清早，钱钧渐渐苏醒过来，耳边隐隐约约地传来王团长的声音：“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和同志们走进牛棚，悲痛地揭开门板时，却见到政委正在里面眨眼呢，人们又惊又喜，立即把他从棺材里抱了出来。艺高不轻露钱钧在少林寺练就了一身武功，但不论在军内军外，却很少宣露。除了少数高级将领外，知道他熟谙武术的人并不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怕太宣露了，引起了大家的好奇，都来要求比试，担心误伤了同志。他常说，“有武功的人，与不会武术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时你出手时并不想伤人，但往往事与愿违，一出手就误伤了人。过去，有时因对敌斗争的需要，我曾毫不留情地利用过功法，而在同志中间，有人邀我试拳、交手、掰腕子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装“矮人”，甘拜下风，轻易不开手。当然有时候不使大家扫兴，或者兴之所至，也偶尔露一手。”
一次，他到苏北去检查民兵工作。傍晚休息时，干部们都要求他表演“劈石头”。但苏北一马平川，一时间到哪儿去找合适的石头呢？最后，还是找来了一块压咸菜用的青石，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二十来斤，光溜溜，湿漉漉，放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钱司令果真能劈开它吗？”“肉手能劈碎岩石，我还从没见来过！”在这人们的窃窃私语声中，钱钧走到桌前，摆正石块，猛抬右手，一掌下去，只听“砰”地一声。青石顿成三瓣。劈裂的石渣，竟蹦出一丈多远！青山不老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是钱钧的八十大寿。这天，孩子们给老人家祝寿送上一幅《松鹤延年》的丝织壁毯，就挂在书房里。钱钧看着壁毯上象征着下一代美好心意的青松白鹤，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长寿固然可喜，但长寿者一定要身体健康，二要生活充实，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幸福！” 
钱钧遵循着自己的幸福观，丰富而有规律地安排着他的离休生活。他每天破晓起床，或练拳，或散步；然后利用清醒的头脑读书一小时。白天则练字、作画、写文章。近两年来，他辛勤整理的回忆录文稿已近百万字。如回忆文章《一枝驳壳枪》、《无人村又升起了炊烟》等。他还坚持绘画，发表的作品有国画《青松红日》等。 
确实，钱钧是放牛娃出身，没有上过学，他是到了革命队伍里才开始刻苦学习文化的，他对人说：“我们这辈人，困难的就是没有文化。我在长征中，当上团长了，还不认识字呢，学习文件还得叫别人念，那个难处实在大。所以，一旦得到了学习条件，那份刻苦劲儿，就和当年少林寺学练武功一样。”解放初期，他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时，参加军以上干部学习。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一下子接触那么多书本，从头学起，真够为难的。但他没有畏缩，和副司令员胡大荣同志一起猛攻文化关。遇到生字和不理解的词句就写在手心上，吃饭走路都念，连躺在被窝里还用手划字。碰到难题他就想，少林寺的习武生活，几十年的战争经历，堪称艰难了，还不是一关关地闯过来了，这文化关再难也定要闯过去！就这样起早贪黑地苦学了半年，他居然能够读书、看报了。打那以后，三十年来，他天天坚持学习，直到现在这个习惯没有丢。现在，他受一个武术团体之约，正在总结、写作《朱砂掌功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