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洪煨莲
人物简介
洪煨莲（1893.10.27-1980.12.22），男，原名业，字鹿岑，谱名正继，号煨莲，英  洪煨莲（1893-1980）[1]文学名William。福建侯官（今闽侯）人。著名历史学家。
1980年12月22日，洪煨莲在美国去世，终年87岁。
人物生平及主要成就
洪煨莲幼学于家，1910年入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硕士学位。1920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学士学位。1920-1922年在美国巡回演讲，争取美国友好人士援助中国抵抗日本强占青岛。1923年受燕京大学之聘，协助哈里·卢斯为燕京大学在北平西郊建造新校舍募得巨款，当年返回北平，参与新校舍建设，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燕京大学执教的23年期间，曾历任文理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职。1924年受燕京大学之命与哈佛大学协商，为创立哈佛燕京学社和争取查尔斯·马丁·霍尔的亚洲文化教育事业基金做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赴哈佛大学讲学。1930年回国，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兼导师。1933年、1940年先后获得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名誉神学博士。
在燕京大学期间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总编辑20多年，1937年获巴黎茹理安（儒莲）奖金。1941年12月与陆志韦、赵紫宸、邓之诚等人被日军逮捕入狱，次年出狱后拒绝为日伪工作。1945年燕京大学复校，仍任历史系教授。1946年赴哈佛大学讲学，1947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1947-1948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1948年起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58年兼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73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倡导者奖状”。
洪煨莲在1928年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精心制定图书馆管理制度，注意国内外新版书刊和明清史志善本图书的采购，在图书目录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进。
洪煨莲博闻强识，治学严谨。非常重视工具书的编纂与应用，自创“中国字庋撷法”，著《引得说》，用以编纂各种引得，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经、史、子、集引得64种，81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大便利。为引得所做的《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文字从数万言到近十万言，考订有关学术源流，汇集相关论述，论述版本流传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洪煨莲对于杜甫的诗与生平、《蒙古秘史》、《史通》等都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洪煨莲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为发展燕京大学、创立哈佛燕京学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个人作品
著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英文专著）、《洪业论学集》等。  《洪业论学集》主要论文：《引得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蒙古秘史源流考》（英文）、《史通点烦篇臆补》、《再论杜甫》（英文）等。[2]
人物故事
1953年，司徒雷登完成了他的自传之后，请胡适为他作序。在序言中，胡适这样写道：我在北大与燕大为邻，对燕大的成长非常关心，司徒雷登领导的燕大成绩非常可观，“我趁此向燕大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的燕京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燕京大学教务长洪业，号煨莲，1893年10月27日生于福州。他的父亲洪曦是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辛卯科举人。
洪煨莲的启蒙教育是在私塾中进行的。1904年，他随父亲到山东曲阜任上，进入县立新式学堂读书。后到福州，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开办的英华书院。1915 年毕业后，得到书院董事汉福德·克劳弗德的资助，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卫斯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获得文学士、文硕士、神学士等学位。
1922年，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助理教授。翌年8月携妻女回国。
作为一个学通中西的教育者，洪煨莲经常思考如何将中国几千年的学问融入大学教育的框架之中。他认为一古脑将其归入“国学”是不科学的，也太不负责任了，应该将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分成：语文、数学、科学、人文四大类。中国的考古、艺术、哲学、宗教等都应该与相对应的西方科目结合在一起，来教和学。
1924年，洪煨莲出任燕大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他深知燕大要想在国内高校中立住脚，必须要把中文系办好。他辞退了教中文的几位“老古董”，高薪聘请资历高深的教授。并取消预科，创办了文理科研究院。严格规定学生各科平均成绩达不到乙等者，学校将勒令其退学。执行该规定第一年的400多名学生中，有93名学生因为没有达到标准而退学。洪煨莲对学校课程的设置和改进想了很多办法，对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一定的促进改革作用。洪煨莲为燕大图书馆的建设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洪煨莲任教务长期间，燕京大学由一所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一跃而成为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国际性知名学府，洪煨莲功不可没。“我是卖国贼，你得救救我”1925年的一个夜晚，洪煨莲的学生王近仁突然打电话要见他。一见面，王近仁便跪在自己的恩师面前：“我是卖国贼，你得救救我。”洪煨莲被弄得满头雾水，赶忙将他扶起来，“别说胡话，你一个穷学生哪里有卖国的资格。”
王近仁向他哭诉道，自己为了挣点钱维持学业，去年向学校请了假，给一个从哈佛来的叫华纳的美国人当翻译。华纳提出了一个到西北探险的计划，在王近仁的安排下，他们到了敦煌。在莫高窟附近的一个庙里住下后，华纳说要研究佛教古物。有一天睡到半夜，王近仁在朦胧之中发现华纳不见了，赶忙出去找。在一个窑洞里，他看到华纳正在用一块布往壁画上盖。发觉身后有人，华纳吓了一跳，见是王近仁，他神色非常尴尬地说道：这些东西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很高，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把它们遗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无异于暴殄天物。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想搞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他现在正试着用甘油渗透的棉纱布，把壁画揭下来带回美国。一旦试验成功，他还会再来，到时候还要请王近仁帮忙。
当时，王近仁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没往深处想。可现在那个华纳又来了，带着好几个人，还有大量的甘油和棉纱布。王近仁知道，他们是要动真格的了。
洪煨莲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旦华纳的计划实现，敦煌遗址将被洗劫一空。他再三叮嘱王近仁，一定要装得像个没事儿人一样，继续跟华纳到敦煌去。
天一亮，洪煨莲便雇了车去见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秦汾。秦汾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当即用电报逐个通知北京到敦煌沿途各省、各县有关人员，有一批美国人要到西北考古，请各地官员予以悉心关照，加派武装保护他们的安全。
洪煨莲悬了一夜的那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华纳带着他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令他奇怪的是，沿途所到之处，都有政府官员出面接待。到了敦煌之后，每个外国人都由两个中国士兵片刻不离地保卫着“安全”，华纳他们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敦煌壁画免此浩劫，洪煨莲功不可没!华纳垂头丧气地踏上了归程，路过兰州时，他把甘油和棉纱布都送给了当地一所教会医院。“熊掌怎么还没上来？”1928年，哈佛大学邀请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煨莲赴美讲学。授课之余，洪煨莲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哈佛的图书馆里。馆藏有关中国近代外交材料之丰富，令他欣喜若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协约国获得的德国外交史料，苏联公布的沙俄时期档案，西方人亲眼目睹的太平天国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 奇文共欣赏”，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急忙写信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国内研究近代史的蒋廷黻、简又文等好友。
其中，洪煨莲最感兴趣的是一本1887年版的德文书—《蚀经》。书中计算出从公元前1209年到公元2161年，3000多年间80个日蚀的日期、每次日蚀的经过以及在地球的哪个地方能看到它。历代留下来的古籍中有不少“伪书”，即使在那些“真书”中也有许多错误的记载。辨别史料真伪，是学者们在研究当中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洪煨莲欣喜地发现，《蚀经》这本书能为学者们在去伪存真的过程中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1930年，洪煨莲回到燕京大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学生，对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接触有限，认识不深。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查找资料，对他们而言很有些吃力。洪煨莲因此产生了编纂引得（即索引，英文index的音译），为研究者提供便利的想法。
这年秋天，经过学校本部年会的批准，引得编纂处成立，主任和总纂一职由洪煨莲兼任。田继综、聂崇岐和李书春分别担任编纂。引得编纂处的主要任务是将中国主要的古籍进行系统地重新校勘，用现代眼光作出全新的评价，并加编索引。此前，虽然有人做过这项工作，但大都不如洪煨莲主持下的引得编纂处做得系统、扎实。
引得编纂处整理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庄子》、《墨子》、《荀子》、《十三经》等大量古籍。引得中有十几种是关于古人的人名、字、号、传记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非常讲究，相互之间的称呼，因为彼此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名、字、号、别名、郡县里望等等都可以用来称呼某人。况且有的人有好几个字和号，历史上同名同姓的人更多，功力浅一点的研究者很容易搞混。而在前四史的人名引得和这些综合引得的帮助下，从上古至清代历史上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了。
在书目方面，引得编纂处搞了《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明代敕书考附引得》、《藏书纪事诗引得》等。这些引得为研究者提供了古籍何朝出现、何代佚失等相关线索。
1931年到1951年，编纂处共出版正刊41种，特刊23种，共计64种，81册。这一系列工具书在为研究者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可靠、准确、带句读的版本。引得序言中对古籍自身价值、版本优劣所作的精辟独到的分析，更令后学者耳目一新。直到现在，除一些被更新的索引替代外，许多种引得仍为国内外研究者所使用。
在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讲坛上，洪煨莲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培养一群具备世界观的中国历史学家，希望他们能从璀璨的中国古老文化遗产中有所发现，将其中的精髓永远地传承下去。他随时留意那些有愿望有能力做历史工作的学生。首先，这些学生得有清醒的头脑，其次还需要具备搞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一旦发现可塑之才，洪煨莲便刻意予以栽培。但同时又对学生们进行严格要求，文章所引用的论据必须是第一手的，并且要详细标明出处。
洪煨莲在学生中培养历史人才是有计划的，主要是断代史。在他的鼓励下，学生中有郑德坤搞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专攻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六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钟翰研究清代。如今，他的学生们大多已经作古。他的学生的学生也多已成长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中坚力量。若泉下有知，洪煨莲当可笑慰了。
对于特别可造就的学生，洪煨莲便鼓励他们学习外语，尽量帮助他们出国深造。翁独健是福建人，在燕京大学，他不仅学会了日文、英文，而且还能读懂蒙文、法文、德文、俄文和满文。洪煨莲拿出以前一个学生的文章，交给翁独健修改。翁改好后，洪煨莲看了非常满意，就让他整理《道藏子目引得》。自己却暗地里跟哈佛大学联系，推荐翁赴美深造。拿到哈佛大学同意接受翁独健的电报后，洪煨莲将这个心爱的学生叫到了办公室。翁独健被这从天而降的喜讯惊呆了，“事先您怎么一点消息都不透露给我呢？”洪煨莲慈爱地看着他，微笑着说：“我怕办不成”。
洪煨莲开的“历史方法课”，令学生们受益匪浅。他请学校图书馆的职员，利用星期天时间，到市场上去收购废纸。这些废纸中什么都有，包括日历、药方、符咒、信件等等。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便带了学生到废纸堆中去挑挑拣拣。洪煨莲要求学生要一张张地看，纸上写的是什么，什么时代的东西，有什么背景……一旦发现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他就要求学生据此写一篇文章拿到《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
他们在废纸堆中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有一次翻到几页清朝档案，洪煨莲当即交还给政府了。还有一回，发现了一封信。仔细辨认，竟然是清末一位著名学者写给封疆大吏端方的效忠信，自告奋勇要为清政府侦察革命党的活动。
《大公报史地周刊》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轮流负责。当时《大公报》的主编是张季鸾，报社付给每期周刊100元，作者每千字可以得到5元稿酬。年底结完账，清华、燕京义务编周刊的人就一起将余下的钱吃掉。有一年到厚德福去吃熊掌，恰好张季鸾带着报社的员工也在那里。张过来和洪煨莲打招呼。边谈边吃，聊了好一阵子。洪煨莲很纳闷就问周围的人，这熊掌怎么还没上来。同桌的人告诉他，你早已经吃过了。洪煨莲后悔得不行，第一次吃这么珍贵的东西，净顾着聊天了，居然食不知味。“我向武力鞠躬”1941年12月8日早晨，洪煨莲接到了燕大哲学教授张东荪的电话：美国和日本开战了。几乎与此同时，手持上了刺刀的三八枪的日军士兵已经把住了燕京大学的校门。不久，司徒雷登也在天津被捕。
燕大1941年的圣诞节没有了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和白头发、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日本军部派有末精三少将来到燕园，要求燕大在日本指挥下进行改组，自然不会有人听从。几个星期后，日军决定解散燕大，美丽的校园成了日军医院。
圣诞节过后没几天，洪煨莲和邓之诚、蔡一谔三人同时被捕。大约关了一个星期左右，日本人开始对他们进行审讯。一进审讯室，翻译要求洪煨莲“给太君鞠躬”。年近半百的饱学之士，在山河破碎之际，竟然被迫向一个20多岁的侵略者行鞠躬大礼，这是何等的悲哀。破巢之下安有完卵!洪煨莲面色凝重地说：“我向武力鞠躬”。毕竟面对的是一位大学教授，日本军官不敢太过放肆，搬了一张椅子请洪业跟他面对面地坐下。先问洪业的姓名、年龄、籍贯、学历、为什么到美国读书、到过日本没有、在日本有没有朋友等等。类似的谈话大约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日本军官突然发问：你是不是抗日分子？“我是。”（后来他才知道，被捕者抗日如果不明说，日本人会动刑的）“你为什么抗日？”洪业非常坦率地答道：“我不得不如此。请给我二十分钟，不要打断。”日本军官答应了。洪业说：“我不仇视日本人民……但我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什么时候终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总有一天要终了。战事结束时，日本人民是要受苦的。”“我可怜日本人民，因为他们受军人哄骗了，当他们有一天觉醒时，便会发现所有的宣传都是假的，你们宣传说日本的目的是要亚洲各国共同繁荣，这完全是骗人的话，……你们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韩国。”审讯的日本军官听了洪业这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后，脸色发白，不待翻译将洪业的话译完，便挥手让卫兵将他带回牢房。
洪煨莲回到牢房，偷偷地将受审经过说给同牢的难友听。下午，洪煨莲被再次带去审问。当翻译叫他“给太君鞠躬”时，洪煨莲又说：“我对武力鞠躬”。
这时候，年轻的日本军官忽地站起身，来到了桌子旁边，深深地弯下了腰，用流利的中国话讲道：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讲实话的人鞠躬。没有材料记载当时洪煨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用他坚强的爱国心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洞察力，在精神上彻底征服了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
不久以后，洪煨莲和邓之诚、蔡一谔、张东荪、陆志韦、侯仁之等其他燕大同仁一起被转押到一所日本监狱里。在那里，他们被搜身、盖手印，而且每个人都分派了号码，洪业是056号。
在监狱里相互之间不准交谈。洪煨莲和同仁们发明了两套英文密码互通信息，即用身体各个部分代表26个英文字母，大家在抓痒的时候，便可以将消息传递出去。再有就是靠声音，短短敲一下是第一个英文字母，长长地敲两下是第二个英文字母，依此类推。他们被相互隔离以后，互相间传递信息就完全靠第二套密码进行。
到1942年4月中旬，日本人意识到这些教授们虽然有反日思想，但对他们都构不成太大威胁。慑于他们在中国国内以及国际包括日本的影响，决定将所有人无罪开释。洪煨莲等燕大教授在一个月之内陆续出狱。希望能在宗教、教育、政治等领域有所成就洪煨莲出狱后，生活没了来源，全家只有靠典当过日子。地毯、中英文打字机、书籍等等，都卖掉了。最让洪煨莲心疼的是一套《二十四史》，多年来他在上面做了许多眉批，但是迫于生计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天津东亚毛纺织厂老板宋裴卿在一天夜里，送来一大笔钱。他让洪煨莲把钱分给其他教授。为了避免引起日军的怀疑，对外就说宋老板从大家手中收购了不少字画。洪煨莲把钱分成10份，偷偷地给各家送去，以解燃眉之急。
当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了避免留在敌占区的著名人士因生活所迫而屈身事敌，为了鼓励洪煨莲等燕大教授饱受囹圄之苦而不失爱国气节，专门拨了一笔款项。但是经过国民党底下人员的层层盘剥，真正发到教授们手中的也只够买几斤猪肉的了。
因为不肯向敌伪低头，教授们自然找不到事做，经济上的拮据造成了不少人家中关系紧张。为了躲避压抑的家庭气氛，教授们经常凑在一起打麻将消磨时光。有一回，天太晚了，洪煨莲和陆志韦便借宿在朋友家中，两个人促膝而谈，聊了很多。
陆志韦问洪希望在哪方面有所建树。洪煨莲说他希望能在宗教、教育、政治等领域里有所成就。接着他反问陆，陆志韦说他在教育方面很有些想法，他希望有机会出任教育部长。他自认为抗战前期，自己在代理校长任上干得还不错。等战争结束了，还想继任燕京大学校长。
洪煨莲非常诚恳地说道，燕大复校后，校长人选大概就在你我之间，到时候我一定全力支持你。从燕京大学校长到教育部长应该不算太难。可没想到陆志韦却语出惊人，我不想做国民党的教育部长。照我看共产党能成功，我希望能在共产党下做一任教育部长。我爱美国，我更爱祖国抗战胜利后，洪煨莲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燕园。他感到这四年里与外界隔绝得太久，对学术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想到美国去，一来尽快掌握学术界有哪些进展，二来为学校的经济想些办法。接到哈佛大学请他去讲学半年的聘书后，洪煨莲于1946年4月离开了北平。
1947年春，夏威夷大学聘请他到该校任教。洪煨莲打算在那里结束课程后回国。但是国共两党内战正酣，经济急剧恶化。夏威夷到处花红柳绿，莺歌燕舞，而国内却是饿殍遍野。如此情境，令他踌躇不前。是年夏天，他决定先搬回康桥再做打算。
朝鲜战争的爆发，令洪煨莲彻底放弃了回国的念头。这个抉择令他痛苦不堪，放弃回国，等于放弃燕大，等于放弃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东西。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来的几年里，饱受流离之苦，他感到自己的意志已经消耗殆尽，年过半百的他已没有勇气去迎接一个未知的挑战。
虽然身在海外，洪煨莲仍心怀故国。他常对朋友们讲：“我爱美国，我更爱祖国。祖国是我父母之邦。”
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洪煨莲听说他的得意门生，一向被称为“齐胖子”的齐思和，因生活艰苦瘦了许多。他想有所表示，却苦于无法联系。恰在此时，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向他约稿，洪煨莲便写了《我怎么写杜甫》一文。嗣后，再三叮嘱该报编辑，请他不必将稿费汇来美国，只需代自己买些食物寄给北京齐思和。
1979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两学者赴哈佛讲学，其中一位是邓之诚与翁独健的学生。洪煨莲见到他们后非常兴奋，亲自下厨做饭招待。整个晚上他都在不停地询问留在国内的朋友和学生的情况。经历过“文革”浩劫，他所问的人大部分都故去了。洪煨莲慨然长叹，杜诗中有“访旧半为鬼”，他现在是“相知多为鬼”了。洪煨莲对文物更是关心，从米万钟的勺园图到孔庙的石碑，到济南的泉水……对故土几十年的思恋，岂是这一个短短的夜晚所能表达完全的。分给学生们的砚台洪煨莲在美期间，花了相当大的功夫整理杜诗，他不但在哈佛开了杜甫课，而且在耶鲁大学、匹兹堡大学、夏威夷大学等高校演讲时，也都以讲杜甫的作品和品格为主。
他将自己多年来研究杜甫的成果整理成书，《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于1952年出版。这本英文专著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录了杜甫的诗作374首，并详细说明其时代背景与史实的关系。下册是注解，注明各诗的出处，中外人士的翻译，历朝历代给杜诗所作注解，其中大量夹杂洪煨莲本人的观点和看法。该书对杜甫的生平有很多新发现，对杜诗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在序言里，洪煨莲很谦逊地说自己英文不好，可能造成某些失实。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他将杜诗译得非常传神。这本书在杜甫及杜诗研究者当中，是当之无愧的权威之作。
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的教授柯立夫，与洪煨莲结识于20世纪30年代，两个人交谊甚笃。柯立夫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梵文、汉、满、蒙等十几种文字，对中国的边疆历史、地理，尤其是元代历史相当有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经常在星期日下午到洪煨莲的寓所来，两个人或讨论问题，或同读一篇经史书籍，以此展开学术交流。洪煨莲有关元史的两篇重要学术著作，与柯立夫的启示是分不开的。
《蒙古秘史源流考》（英文）一文，长达数万字，在包罗古今中外学者对《秘史》有关论述的同时，提出了新观点。洪煨莲认为《秘史》最初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原著》，是根据1264年一个老年文盲的口述整理而成。1368—1418年间刊行于世，改名为《元朝秘史》。这部作品问世后，成为世界各国各大学讲授蒙古史的重要参考教材。作为研究蒙古史的权威，柯立夫教授对洪煨莲的结论另有看法。但是为了避免破坏两人之间的友谊，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一放就是几十年。直到洪煨莲去世后5年，柯立夫才将其拿出来出版。
钱大昕是清代学者中研究《元史》和利用《蒙古秘史》的第一人。洪煨莲著《钱大昕题〈元史〉三诗的英译和注释》一文，对学术界有关观点进行了详细探讨，令众多学者耳目一新。
洪煨莲的高足、国内著名清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钟翰先生在回忆业师时曾写道：“先生穷年累月，用力最久最深，莫过于《史通》一书。”洪煨莲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发表过《史通点烦篇臆补》一文，文章引经据典，逐字逐句恢复了刘知几原文的本来面貌。从1923年起，他便搜集了许多与《史通》有关的资料，并作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赴美之前，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洪煨莲没有携带与此有关的材料。1950年，他决定不再回国后，便给聂崇岐写信，请他将这些材料寄到美国来。聂很快回信，说许多相关书籍是50年前出版，属于古籍，不能出国。洪煨莲的手稿需经政府审查后才能寄出。但不幸的是，到 1952年中美之间断邮，洪煨莲只有望洋兴叹了。到美国之后，他只写有《“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几所作辩》等四篇文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起来。洪煨莲请王钟翰帮助处理自己留在国内的三万多册书籍和其他私人用品。王遵照老师的嘱咐，将有保存价值的东西捐给学校图书馆或博物馆，把图书分给了做学问的朋友们。
在洪煨莲的物品中，有一些古砚台，这是他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收集的。洪煨莲还专门为此撰写过一篇文章，说准备像老和尚传钵一样，等到适当的机会，把这些砚台分送给学术上有成就的学生，象征着自己的学术后继有人。他请王钟翰把所存砚台分给在国内的学生。
1980年3月洪煨莲在晨练时跌倒，造成肘骨骨折，此后身体每况愈下。是年12月16日夜，洪煨莲突然神智不清，跟身边的人讲起了福州家乡土话。1980年12月22日，在海外飘泊了30余年的一代学人洪煨莲撒手人寰，客死异乡，终年87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