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肃反
中共肃反
[1]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之所以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是与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的严重“左”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总计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
1934年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
1935年发生在陕北“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2]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事件，逮捕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200多人。[3]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坚决反对“改组派”，并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随即，在苏联学习期间结成了宗派并以中国革命“苏联化”为思想路线的王明等左倾中共领导积极响应“肃反”号召，在中共党内也开始了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要手段的党内斗争，随即在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了各种名目的“肃反”运动，如反对“AB团”、“改组派”、“第三党”、“托陈派”等。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曾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所谓“AB团”，原是国民党于1926年在南昌成立的“以篡夺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大权为目的”的组织，所以取名“AB”，是英文Anti Bol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在1927年已被摧毁，其成员也早已作鸟兽散，根本无从打入共产党内部，因此它是被附会而出的。红色“割据”在江西首先形成后，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有人建议“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随口就提到了“AB团”，而且认为它“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除富农外--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中共江西省委还在决议中估计其人数有十万之巨，“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三十万”，这也就是说“AB团”的人数是全部党员人数的1/3了。由此带来了一场让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回忆中悲痛地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4]
苏联肃反运动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30年代初，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1934年12月1日发生的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导火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侦查恐怖活动不得超过10天；有关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1935年1月审讯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前反对派分子，罪名是他们在托洛茨基指使下，组织了“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地下反革命组织，阴谋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被害就是他们策划的。被告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达到了高潮。1937—1938年间审理的要案主要有：以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国防部人员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这些案件的被告都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肃反运动使许多无辜者遭到逮捕和杀害，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苏联肃反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处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当时，株连是有法律依据的，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严惩不贷。大清洗年代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到一边。”他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反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而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则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进展愈大，胜利愈多，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论断。他指出：“在我们所有的和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因此，必须改变党内斗争方式，由“辩论的方法”改用“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坚决消灭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36年7月29日，苏联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这次运动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权力斗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党内的反对派即“有党证的暗害者”，但无数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而在农业和生物学界，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 天文学家们更是胆战心惊，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的天文学家被捕。此外，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逮捕入狱，而整个航空科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骨干都被监禁——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了一座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让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5]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1938年12月，苏联内务部长叶若夫本人也被处决，他的职务由拉夫连季.贝利亚继任。这时，大肃反运动已经扩大到漫无边际的地步，连加里宁、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兄弟以及斯大林的大部分亲戚都遭到了逮捕或处决。 1939年初，联共（布）中央已对肃反的严重后果有所觉察，1月，联共（布）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命令，要他们不要“过分警惕”，要接受无辜者的申诉。此后，肃反运动所有缓和。 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部则把肃反的矛头对准了内务部内的“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毁谤者”和“说谎者”，这些人大多是人人痛恨的秘密警察，这样，肃反运动变成了“清洗清洗者运动”，不过时间不长规模不大。 1941年7月，莫斯科军事法庭判处4名苏联将军死刑并立即执行：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大将巴甫洛夫；西北方面军参谋长、少将克里莫夫斯基赫；西北方面军通讯主任、少将格里果里雅夫；第4集团军司令、少将科罗布科夫。1956年苏军总参谋部为以上4人平反昭雪，除去强加于他们头上的“贪生怕死”“指挥错误”的罪名。苏军克里木惨败后，苏军元帅库利克、上将瓦里西·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多夫，被捕受审并被处决。1957年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军衔。苏共中央认为，指挥错误的责任不应由他们承担。大清洗运动对苏联红军的打击最为沉重：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等许多优秀将领遭捕杀。大肃反运动前，苏联红军共有五个元帅，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叶戈罗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前三人均在大肃反运动中遭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