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棒棒军
简介
“棒棒”一词来源于民间。在旧中国，他们大多被称为“脚夫”或“苦力”，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劳动  者。
“棒棒军”之名大致是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才开始流行起来的 。因名字既形象又通俗，很快就被重庆人接纳。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棒棒在重庆活动，他们凭自己双肩扛下天下，因为他们通常是群体活动，所以又被称为“棒棒军”。 
1997年，重庆方言剧《山城棒棒军》的播出，直接将“棒棒军”这个纯粹的民间称谓进行了一次全国化的命名普及，乃至吸引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关于重庆全市“棒棒”的数量，历来都有争议，有说上百万的，有说三四十万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谋生手段，由于“棒棒军”群体的流动性和随意性极大，官方不可能获得具体准确的数字。但不管如何，数字的逐年递减确是一个大趋势。
现实状况
“棒棒军”的困境日益显现：一些人缺少技术，无奈当“棒棒”；街头“棒棒”如打游击，接活靠运气；年满60岁的“棒棒”已超过国家规定的劳动力年龄范畴，但他们还得卖力养老；一些“棒棒”生活困难，一月不知肉味。
许多年轻农民工不再选择棒棒这个行当，有如下原因：
随着交通和运输方式的改变，业务减少。比如码头，现在机械化装箱，不要“棒棒”扛了，不少人有了私家车，不需要“棒棒”了；工作环境差，收入少，物价上涨，年轻的“棒棒”选择改行； 农村现在有了低保，一些"棒棒"不需要再靠肩挑背扛，也可以回乡过安稳日子。
很多棒棒如今都转型成为了固定单位的搬运工人。
不少公司需要干体力活的工人；公司用相对固定的“棒棒”，可以避免临时喊“棒棒”带来的沟通成本，同时又避免聘用专人带来的高昂成本；街头“棒棒”更愿意当单位“棒棒”，因为这样业务更稳定、收入更高、工作条件更好[1]。
历史沿革
重庆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上游的水陆重镇，历史上曾两次大规模的出现棒棒。开埠时期19世纪末开埠以来，更是成为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大量的货物都要依赖人工  转运。那时的重庆，“棒棒军”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那时候，城区开始向上半城拓展。而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靠人力从长江、嘉陵江挑水。
在三峡博物馆，陈放着这样一组照片：1932年天旱，重庆各供水站挤满了等待取水的孩子；一群跳水工正挑着木桶爬坡上坎……挑水工也许就是棒棒的前身。后随着重庆上半城自来水管网的完善，棒棒一度开始减少。 
据《重庆民俗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记载，棒棒军规模一度很大，并形成了局、号等行帮组织。
同治五年（1886年）由昆明迁渝的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到上世纪初已经发展为重庆“棒棒军”行业的大佬，除经营人力运输业外，还开设有自己的钱庄，经营汇兑及现金业务。
生意做大了，自然要建祠堂光宗耀祖，而“棒棒”出生的老板还颇有些“饮水思源”的情怀，将他当年入行时用过的扁担、绳子、木杵、垫肩，供奉在位于麦子市的祠堂的神龛上，让它们享受子孙后代的膜拜与敬仰。抗战时期在抗战中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将大量人员和10万吨迁川工厂物资由宜昌抢运到重庆，被誉为中  生活杂志：中国苦力老龚（音译）灿烂的笑着国“敦克尔克”战役的功臣、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也是“棒棒”的后代。
当他抢运的物资到达重庆后，“棒棒军”用肩挑背磨的原始运输方式，最后完成了这一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重生的壮举。
在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卡尔·迈当斯的镜头中，一群当年的“棒棒军”抬着沉重的设备在河滩上艰难前行，正午的阳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在遍布乱石的河滩上，脚下的草鞋已经破烂不堪，瘦骨嶙峋的身体显示出他们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的生活境况。
而在另一张他们背面拍摄的照片，更真切地展示了他们劳动时的艰辛，他们不但要涉过河滩上的泥泞，还要跨过旁边杂乱的障碍。改革时期重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出现棒棒军，是1980年代后的事儿了。这一轮棒棒军的“勃兴”，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而这一时间段，也几乎和重庆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同步。
2011年11月1日重庆市社科院发布《重庆“棒棒军”生存徘徊与发展前景》调查报告，称重庆主城棒棒军、力哥越来越少。有市民由此感叹力哥减少带来的生活不便，惋惜正在消失的区域文化现象，经济学家也忧虑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发展。[2]
意义价值
棒棒进城是城镇化的一个缩影，把归宿寄托在土地，则是城镇化过程中遇挫的悲观反应。棒棒岗位的存在，发挥着提供就业岗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没有棒棒，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口将变窄，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没有棒棒，朝天门批发市场就会周转不灵；没有棒棒，城市居民的生活不会那么方便；重庆城，因棒棒变得更便捷，城市化进程更快。
棒棒军是山城的一大景观——假如你坐在重庆的公汽上，几乎经过每个站台，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棒棒。每当一辆公汽到站，那些脚踏解放鞋、揣着竹筒的棒棒，眼睛就在顷刻间放出光亮，并立即随着缓缓进站的公共汽车迅速跑动。
棒棒名人
近年来，在山城的棒棒军群体里，出现过名人不计其数，有诗人，有作家，有画家，知名企业家，还有上过全国“两会”、再上央视的三位棒棒。[3]诗人张其林四川省渠县新市乡人，1986年前到重庆打工，因为文化低，只好在街头当棒棒。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张其林从小喜欢编打油诗，进城当棒棒后，家住阳光公寓里的他在农民工书屋又找回了读书的感觉。几年来，张其林写了5本诗歌，在各大报刊发表，被农民工们称为“棒棒诗人”。模特田庆华“棒棒”田庆华20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一直在重庆黄桷坪做人体模特，不仅为自己在四川美术学院挣得了‘第一名模’的称号”，而且，靠着自己当年的敢“脱”，他大大方方的挣了12万元补贴家用和供孩子上学。20年来，他经常和“棒棒”兄弟们在一起，站在街边等 “业务”，也经常出现在四川美院的人体模特教室。[4]老板刘晓萧刘晓萧出生在四川自贡，父母弟兄七口人，挤在三间茅草房里。15岁，初中毕业便辍学了。直到25岁  棒棒军剪纸图案，才又开始自学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就差最后一门课程没考时，刘晓萧又辍学了。1992年，刘晓萧开始在重庆街头当棒棒。1994年，他在《重庆晚报》发表文章《我的名字叫棒棒》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其后，刘晓萧决定创业挣钱。他跟一个皮鞋匠、一个猪倌、一个县长朋友借来钱，并拉拢了几个合伙人总共筹了5万块后，1998年9月18日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山城棒棒军服务公司”，一夜之间红遍大街小巷。
如今，刘晓萧旗下有固定员工三十多人，一年的营业额约600万元，纯利也有100多万元。[5]
著名事迹
义勇抓抢匪“棒棒”谢忠德曾在广东惠州农贸市场工作过3年，因为经常抓小偷，被犯罪团伙追杀，为了家人的安全才来到了重庆工作。
在重庆2004年“11·3”抢劫案中，谢忠德因抓抢匪而被刺成重伤，被大渡口区政府授予“见义勇为”的称号，并获得5000元奖励。[6]缺钱不缺德2011年的元旦，58岁的棒棒郑定祥在重庆万州区揽活。当天下午，一名雇主雇他帮挑两包服装，途中  郑定祥，他与雇主失去联系。随后，他多地寻找，在大雪天里放弃工作连续奔波，天天去商场等待，挨个问谁丢了货，还通过报纸广播寻找，甚至来不及照顾卧病在床的妻子。
最终，15天后，郑定祥联系上失主，退还了货物。他没有接受500元的感谢费，只拿了10元的力钱。郑定祥的“缺钱不一定缺德”也作为流行语被广泛传播。
争议话题
落选城市名片2005年11月13日，“重庆十大名片评选”活动揭晓，结果出炉之后却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和不满，原因是，评选方忽略了重庆极富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山城“棒棒军”。 
据说，此次评选“重庆名片”一是要有知名度；二是要有美誉度；三是要有代表性；第四就是独特性——棒棒军未能上榜，罪魁祸首就是“美誉度”不够。逐渐淡出城市棒棒军推动了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棒棒却最终会因城市的高度发展而消失。
到今天，重庆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正飞速朝国际化大都市迈进；重庆致力于缩小三个差距、推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棒棒的消失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如何消失，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迫，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外界评价
媒体报道《南方周末》评价：“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地形和港口经济，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文人描述诗人傅维这样描述：在重庆，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喝醉了，可以请棒棒把他们或你背回去；女友过生日，可以请一群棒棒把花送去，还献上一首《生日快乐》歌；如果你的宠物遭遇不幸，你可以请棒棒来帮哭，他们可以哭得摧肝裂胆，涕泗纵横。如果你偶然想来次夜不收，棒棒可以往你家里打电话，帮你圆谎；如果你看不惯某人，他可以跳起脚帮你骂他；如果你心情不好，他可以陪你喝酒——往往还蛮有效。[7]市民评价有网友如此评价：凭借一根棒棒谋求全家生活，这是一种地位不高但是极有骨气的生存方式！是那些憨厚老实、也绝无谋生技能的农民兄弟不甘贫穷的一种积极态度。
还有市民评价：棒棒跟黄葛树一样，代表着这座城市市民坚韧乐观的性格———栽在哪，就活在哪。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这座城市不可摧毁的精神！
相关影视
重庆电视台曾经在20世纪末1997年拍摄过一部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描写棒棒们平凡而又朴实的生活，深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