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杜车别
个人资料
网名：杜车别
头衔：中国大陆网络上的思想者、共产主义理论革新的参与者，“网络明史学派”的主要代表。
个人介绍
杜车别，数学系毕业，先后获应用数学学士、理学硕士学位。爱好苏俄文学与鲁迅作品。现为自由研究者，在影视剧评论、社会发展史、中国古代经济史、明代政治史、苏联史、史学理论、民族政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领域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写出了《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再讨论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包括第二编〈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对历史上民族压迫危害的分析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毛文龙真相考辨》、《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口问题》等长篇著作共计一百五十多万字。
以及《变形金刚——矩阵的外化、黑客帝国之后机器文明演化的历史》、《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对清代中国内卷化的经济学解释》、《地震预报的可行与一些建议》、《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清代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明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比》、《明代舆论独立的超前和君权约束的制度分析》等中短篇文章。
在网络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并得到了学术圈内一些学者的回应。
其网名原为“杜车别赫”，取自俄罗斯19世纪四大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赫尔岑，其中杜勃罗留波夫是杜车别最佩服的外国思想家（尽管25岁就死了）。
屠格涅夫对别林斯基的优缺点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别林斯基）是急不可耐和爱冲动的，然而是清醒的和头脑健全的聪明人真情的不可遏制的流露，他的理智为纯洁和热情的心灵之火所温暖，并且受到几乎无法用任何东西取代的、对真和美的灵敏而正确的鉴别力的指引。别林斯基正是我敢称之为中心人物的人；也就是说他因自己的全部优缺点而站在靠近中心的地方，处于靠近本国人民的本质的地方。因此他的缺点本身，例如他的知识较少，好动而无苦干精神，不乐意从事需时较多的工作等，似乎带有必然性，具有历史的含义。二十年前，一个饱学之士不可能成为我们社会的真正代表；甚至在今天他也可能成不了。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别林斯基成为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的领导者之一。因为，第一，他虽然不是饱学之士，但是他知道的东西就足以使他有权说话和开导别人；第二，他所知道的正是需要知道的东西，……”
“别林斯基热烈希望任何时候都做一个真正的人，他没有任何鄙俗的面子观念，因此他容易受到他所尊重和信赖的人的影响。他生性喜欢夸张，或者更确切地说，喜欢无所顾忌地、完完全全地说出他觉得是正确的一切；他不小心翼翼，反复掂量。”“因此他经常写的起了劲，自相矛盾起来，后来他的论敌就幸灾乐祸、得意洋洋地指出他的矛盾，但毫无用处。”
杜车别在优点上自然远远达不到别林斯基的高度，但在缺点上和别林斯基有共通之处。
现代的中国社会或许无法培育出类似19世纪的俄罗斯产生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人物，但类似杜车别这样有自己鲜明个性和独树一帜观点的人存在，也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
王朔曾经说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都不过是知道分子，有知无识。杜车别或许不属于那种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对任何知识都能口若悬河、信手拈来的人，但凡是在他曾经花过一段时间深入了解的领域，他能提出带有自己鲜明烙印的，带有系统颠覆性的看法。他的观点或许不完全正确，但他的观点所具有的启发性是客观存在的。
在史学上，对大陆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秉持的“五段论”进行了扬弃与修正，否认“奴隶社会”为一独立存在的社会阶段，提出了“星火意识”、“燎原意识”、“资本主义待孕社会”、“资本主义因素”等概念，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新的探讨与定义，在此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对“中国古代王朝盛衰周期律”、“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明朝灭亡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形象、合理的全新解释，并对黄仁宇、樊树志、顾诚、钱穆、孟森、吴思、郭沫若、阎崇年、马克思·韦伯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或深或浅的批判，全面否定了解放后统治中国大陆学界的“战国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论断，并认为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关键在于满清的入侵与民族压迫；坚决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脸谱化”、“标签化”倾向，主张还原古人以“正常人”的真实面目；坚决反对一些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系伪命题”的观点。
个人基本观点和立场
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杜氏高度评价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称赞前东欧拉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为“整个人类新文明先驱者”；坚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对“斯大林模式”予以高度评价，而对推崇市场经济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多有批判，试图从“自私本性”出发证明“资本主义信徒”的荒谬及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合理性；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自由”、“民主”等概念进行了透彻的、新的阐释，以“彻底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等为标准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拥护者、宪政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相关价值理念的片面性与历史局限性；在相关论述中，特别强调“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并认为以往社会主义探索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对在旧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生产积极性的变革与改造；提出了“快乐机制”的概念，站在新的视角上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制度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设想。
杜车别在《资本主义萌芽新理论》中指出：“任何问题，只要能够被提出来，能够进入人们注意力的中心，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就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加深人们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可以增加我们原来缺少的知识，可以澄清头脑中一直存在的一些迷雾，即使最后发现组成这个问题一些概念一些提法并不确切恰当，那么它依然是历史存在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真问题。因为如果从严格的角度上，由于人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大部分的概念都只有暂时的意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先用这些概念表达的问题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杜车别在《计划经济是唯一出路——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的引言部分写道：“相信未来终有一天，所有正直的人都会同意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上镌刻着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包括昂纳克在内的所有前东欧拉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纪念他们作为整个人类新文明先驱者的伟大贡献，没有他们筚路蓝缕的探索，没有他们千辛万苦的实践，没有他们的失败，也就永远不可能有后来者的胜利。人类会以感激尊敬的心情来纪念他们，来抹去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
其他内容
相关文章贴出后，在天涯、百度、新浪、凤凰网等网络论坛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论战，其文也被大量地转载。杜氏的“粉丝”认为其文文笔犀利，旁征博引，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观点石破天惊又合情合理，同时直击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误区和认识盲区，使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有振聋发聩之效；而为数不少的反皇汉主意者则认为其受民族主义情节干扰，犯了“选择性失明”的错误，有断章取义之嫌，在研究中有明显的偏向性，一些论述与评价有失偏颇；许多立论直接建立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系“二手资料”，史料收集与整理不够踏实，并且过于理想化，一些观点显得想当然。
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虞云国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程念祺副研究员，明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家范教授都有对杜车别其人或其文的评论。
由于其观点相对传统学术太具颠覆性，目前尚未有完整著作出版。文章散见于《社会观察》、《经济管理文摘》、《大历史》、《先锋国家历史》等期刊和《新史记》等书籍。
学术活动
2009年10月18日，杜车别受邀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题为《洗清泼在明朝历史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脏水》的演讲。
杜车别发表于纸质媒体的文章的不完全统计：
1、《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政策的反思》，载于《经济管理文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2008年第21期
2、《破解明代赋税收入过低之谜》，载于《社会观察》2007年第9期
3、《关于明代赋税收入过低问题——对话黄仁宇》，载于《社会观察》2007年第9期
4、《关于横征暴敛问题——兼驳吴思“崇祯死弯”》，载于《社会观察》2007年第8期
5、《内帑真相——戳破一个甚嚣尘上的谎言》，载于《社会观察》2007年第8期
6、《 所谓万历作风问题——兼驳阎崇年等谬论》，载于《社会观察》2007年第7期
7、《万历真的昏聩无能么？》，载于《社会观察》2007年第7期
8、《程朱理学的产生与科学精神的建立》，载于《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7年22期
9、《康熙仁爱乎——对于阎崇年教授一些观点的商榷》，载于《大历史》2008年12期。
10、《中国文化的歪曲从满清开始》，载于《新史记》第一辑（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