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蛤蟆洞
简介
又称玉蟾岩，麻拐岩。属中国湖南省道县寿雁镇所辖。道县，四面环山，地处南岭北麓山间盆地，间布石灰岩残丘和孤峰。西靠南岭山脉的都庞岭，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年平均气温18．0℃，年降水量1296  遗址地理位置毫米，地处亚热带气候区。遗址位置在北纬25~30’，东111‘30’左右。洞穴发育在一石灰岩残丘的下部，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遗址堆积物主要分布在洞厅内。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洞前地势平坦开阔，为远古人类生息繁衍的良好居所。1993年和1995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46平方米。
遗址堆积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扰乱外，地层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质比较单纯，地层变化复杂，纵向剖面上多呈灰黑色烧灰土和白色灰土相间的层序：横向平面上通常呈间断小块的交错土层堆积。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通过发掘了  遗址外景解到，遗址原始地貌西高东低，大石密布。人们最初住进时，在参差的石缝间铺垫碎石，扩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长期生活中，不断地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这种铺垫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
生活遗迹主要为烧灰堆。这时无明显的灶坑，只有平地烧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灰堆的位置也不固定。灰堆中富集炭屑和动物烧骨。有一种位于巨石旁的较大的灰堆，厚度可达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砾碎块，可能作压火保留火种之用。
遗址的原始基面呈西高东低的状态。文化堆积物也呈西高东低倾斜。西部堆积物混杂，颜色斑驳。文化遗物、烧火遗迹及白灰土铺垫均集中于西部。说明西部是人们主要活动区。东部地层多呈颜色单纯的斜平地层，富含碎骨，伴有较多的小螺，表现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积，局部积水。说明东部不是人们主要生活区，仅个别层面具有短时活动的迹象。
人文历史
蛤蟆洞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美合作发掘玉蟾岩遗址，是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的。1993年和1995年，在该遗址连续发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和最早的陶制品，被评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一百项考古发现之一，引起世界轰动。据考古发掘队中方队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研究员介绍，此次发掘集中了当今世界上研究农业起源的最权威的专家，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巴耶瑟夫等4位外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水稻史专家张文绪教授，以及来自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近30人，发掘的主要目标是寻找稻作农业起源更早、更多的证据。
文化遗物
蛤蟆洞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制品近千件，全部为打制，没有磨制石器。
石制品的特点是：
1．以砾石为原料。石料的岩性主要为砂岩，少量石英。
2．石器制作粗陋，多不规整，形状多变。
3．以小型石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中型石器(约占30％)，少大型石器。中型石器长径一般为12厘米左右，直接用砾石锤击而成。小型石器多为石片略作加工，或直接使用小石片。
4．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采用锤击法。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很少，并局限于单面加工，往往由腹面向背面加工。
5．石器的组合主要为刮削器、砍斫器、锄形器、石锤，还有少量的尖头器、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总体看来，玉蟾岩的石器工业风格明显地继承了华南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工业传统，器体小型化。它与中国南岭以南地区的全新世初期黄岩洞，独石仔等洞穴石器相类。其中锄形器是该遗址富有特征的工具，它是选用一篇长砾石为原料，在其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它应该是绑在弯柄上的复合工具，用于掘土，当与原始农业有关。
骨器种类有骨铲和骨锥，骨铲是用动物的长骨做成。它是将长骨纵向裂成二半，一端可能打击成刃使用。遗址中出土的骨铲刃部均已磨蚀得非常光滑，应是长期作用细软物质磨蚀而成，并非磨制加工痕迹。骨铲的体柄部往往保留长骨的生理形状。骨锥一般用鹿类动物的炮骨作为原料。炮骨被纵向分割成骨杆，然后进行磨制加工。
有的骨锥通体磨光呈细长圆柱状，尖部为圆锥刃。有的骨锥仅将尖部磨成圆锥刃，柄部仍保持骨杆的原始形状，可只稍稍磨圆棱脊。
角器仅见角铲，往往以角环部为柄部，以角干折断斜面为刃部，
刃部也可能是打击加工而成。现见到的角铲刃部均因使用磨蚀比较光滑，其作用也是用于掘土。
穿孔蚌器数量较少，且均为残片。蚌器上的圆孔，均是将蚌的外表磨薄之后，再击穿而成。穿孔蚌器的功能是起利削和切割作用。
玉蟾岩遗存还发现用动物的犬齿制作装饰品。目前发现的牙饰有用扁刀状的鹿类犬齿和圆锥状的小型食肉类犬齿制作的牙饰，都是在犬齿的根端刻一周凹槽，用于拴绳佩带。
动植物残骸
遗址中同时伴出大量的动植物化石。由于石化程度不深，通常称为半化石。动物化石大体分为哺乳动物、鸟禽类、鱼类、龟鳖类、螺蚌、昆虫等。    
哺乳动物达28种，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如水鹿(Cervusu-nieolor)、梅花鹿(Cervus nippon)、赤麂(Muntiacus tauntjak)、小麂(Muntiacus reeveoi)、麝(Moschuosp)，其次为野猪(Sussp)、牛(Bossp)、竹鼠(Rhizomyssinensis)、豪猪(Hystrixsp)，食肉类多为小型动物，种类较多。如青鼬(Marteoflaviguo)、水獭(Lutralutra)、猪獾(Aretonyxcollarts)、狗獾(Meleomdeo)、食蟹蠓(Herpestesllrva)、斑灵狸(Prionodon par&color)、花面狸(Paguma larvate)、椰子狸(Paradaxurushermaphmdituo)；野猫(Feliosp)、大灵猫(Viverra Zi-betha)、小灵猫(Viverricuda indica)、貉(Nyctereutes sp)、熊(Ur—sussp)。此外，还有猕猴(Macacasp)、兔(Lepussp)、羊(Caprinae)、鼠(Ellobiuosp)、食虫目(1nsectivora)等化石。以上化石种类，绝大部分与人类狩猎经济相关。不难看出玉蟾岩人主要狩猎较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
鸟禽类的骨骼数量之多，令人注目。其个体数量可占动物骨骼的30％以上，这在我国史前遗址中少见。经鉴定达27种属，其中与水泊环境相关的水栖种类18种，约占鸟禽化石的67％，如：鹭(Ardeasp)、雁(Angersp)、天鹅(Cygnussp)、鸭(Arassp)、鹤(Grus-grus)、鸳鸯(Aixgalericulata)等。这样丰富的水栖鸟类反映蛤蟆洞附近有着宽阔湖泊的自然环境。
鱼类化石有鲤鱼(Cyprinnus carpio)、草鱼(Ctenopharyn idel—lyus)、青鱼(Mylopharyngodenpiceus)等。龟鳖类有鳖(Amydasp)、隐颈龟(Cryptodiraindet)。
螺蚌的富集构成了洞穴堆积的时代特征。收集的螺壳种类有大型的和细小标本。细小螺壳有淡水环境的，也有陆生环境的，可以反映堆积物的埋藏环境。大型螺壳基本为淡水环境，显然与人们捕捞食用相关。经鉴定螺壳种类在26种以上，其中肯定人类食用的有5种：桶田螺(Viviparusdoliaris)、中国田螺双涨亚种(Viviparuschinen—siSaubryana)、割田螺(Viviparus mutious)、沟田螺(Viviparus rivu—lefts)、方形田螺方形亚种(Viviparus quadratus quadratus)。蚌类7种，均为淡水湖泊、河流、河滨池塘生活种类，当与人类捕捞食用有关，如：重美带蚌(Lepidodesma ponderosa)、短褶矛蚌(Lanceolaria grayama)、珍珠(Margaritifera印)、河北篮蚬(Corbicula O—brutschewi)、篮蚬(CorbiculaSp)。
在文化堆积中经过筛选、漂洗收集了大量的植物果核，初步分析有40多种，目前能鉴定到种属的有17种。其中可以食用的4种：中华猕猴桃(Actinidiachinerksis)、猕猴桃(Actinidiasp)、野葡萄(Vitissp)、梅(PrtmtlsmtlBe)。值得注意的是朴树籽在遗址中最为丰富，其种类有：紫弹朴(Celtisbiondii)、珊瑚朴(C~ltisjulianae)、朴(Celtissp)。在史前遗址中经常伴出这种植物种子，如北京猿人遗址，陕西汉中的龙岗寺遗址等，据此推断，尽管其肉质不多，可能还是与人类食用有关。
原始古稻
蛤蟆洞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水稻壳的出土。1993年在漂洗遗址近底部的文化层土样中发现二枚稻壳，颜色呈黑色。1995年在层位稍上的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二枚水稻，颜色呈灰黄色。两次出土稻壳的  12000年前的水稻颜色存在差别，是因为标本所处的埋藏环境的不同。前者埋藏于较疏松的灰烬土层中，出土后因氧化而呈黑色，后者埋藏于黄白色钙质胶结层中，可能因钙化而呈灰黄色，更接近稻谷的本色。
同时，专家们对遗址文化层进行了植硅体的土样分析。由于洞穴堆积中碱性腐蚀严重，植硅石的形态往往被腐蚀而不清楚，给植硅石的分析带来困难。尽管如此，两次发掘送测的土样均发现了双峰乳实形态特征的稻属（Oryzas）植硅体。1995年发掘的土样中还发现有扇形、哑铃形的植硅体，由于形态腐蚀不甚清楚，暂定为稻亚科（Oryzoideae），有待更进一步分析。稻属硅酸体的存在进一步验证了玉蟾岩遗址存在水稻  水稻谷壳的事实。
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对两次发现的稻谷进行了电镜分析鉴定。他从稻谷的粒长、粒宽和长宽比、稃毛长度和稃肩角度特征，稻谷稃面的双峰乳突形态等三个不同角度对玉蟾岩出土水稻进行综合研究，认为玉蟾岩出土稻谷的粒长与普通野稻相似，粒宽则介于籼粳之间而倾梗，长宽比值则处于籼稻的变域而偏于上限，显示出一种普通野稻粒形向宽度横向扩大演化的现象。出土稻谷稃毛长度处于普通野稻与籼稻之间，表现出一种纵向缩短的趋向。出土稻谷的双峰乳突形状及其各项指标却与粳稻相似，并保持了江永普通野稻的原始状态。出土稻谷外稃顶端无芒，完全不同于普通野稻，表明已具栽培稻的性质。根据这些特征所显示的迹象可以推定
玉蟾岩出土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
蛤蟆洞古栽培稻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作为一种食物源，先民采集和种植水稻的目的是获取稻  水稻硅质体谷。谷粒的变异当是远古人们最初注意的性状。当时并不在意植株形态和单位面积产量，但却在意谷粒的变大。在野稻粒长不变的基础上发生的粒宽变异，必然受到注意，并有意无意地加以选择，这是最原始栽培稻是一种长而宽的大粒型稻谷的演化动力。玉蟾岩古栽培稻的特征就是这一演化历史阶段的表现。它在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原始陶器
蛤蟆洞遗址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十分原始的陶片。
在整个文化堆积中，极少见到陶片碎片的散布。仅在个别层位发现数块不足一厘米的碎屑，且形态特征  1995年发掘陶片现场不明确，一时难以判断。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陶器稀少，尚未广泛流行的原始状况。1993年在接近基底的地层中意外地发现了三块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相距一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堆约30X30厘米范围的陶片。出土时，陶质非常疏松，好似泥团捏成，一碰即碎，表现火候很低。陶器制作粗陋，陶胎厚薄不匀，厚者达2厘米。火候不匀造成黑褐色、红色陶胎，近口沿部分夹碳、羼和料为石英砂，既有一定磨圆磨光的自然河砂，也有用石英砾砸碎的颗粒。砂粒大小悬殊，大者长径达2厘米，通常在5毫米至10毫米。陶片内外均有纹饰。1993年出土陶片纹  陶物样类似绳纹，显得粗松模糊，可能是植物茎藤滚压而成。1995年出土陶片内外饰绳纹，相对细密一些。
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分属二件陶器个体。1995年出土陶片已复原为一件釜形器。陶釜为侈口、圆唇、斜弧壁、尖环底。外壁饰绳纹，纹样右斜走向。外壁局部可见表层脱落的内层面上也有绳纹痕迹，说明在已经制好饰纹的陶器上局部贴泥进行整形修理的工序。内壁凹凸不平，包饰绳纹近水平走向，下部纹样可能因为收分手抹而不清晰。唇部也有纹样印痕，与外壁走向吻合。陶器的口径31厘米，通高29厘米。陶器可能采用泥片贴筑方法手捏制成。1993年出土陶片大致也可复原成一件釜形器，形态类同，个体略小。
表一：玉蟾岩遗址出大陶片化学成分重量(％)
┌──────┬────┬─────┬─────┬────┬────┐
│    陶片部位│  Mg    │  A1      │  Si      │  P     │  Ca    │
├──────┼────┼─────┼─────┼────┼────┤
│    表层1   │7．867  │9．372    │15．842   │25．019 │41．900 │
├──────┼────┼─────┼─────┼────┼────┤
│    表层2   │6．737  │9．219    │13．109   │22．506 │48．429 │
├──────┼────┼─────┼─────┼────┼────┤
│    内胎    │  6．571│  30．261 │  49．152 │  8．730│  5．285│
└──────┴────┴─────┴─────┴────┴────┘
通过扫描电镜对1995年出土陶片作了初步的化学成分分析(表)。结果表明陶片的化学成分主要有钙(Ca)、磷(P)、硅(Si)、铝(A1)和镁(Mg)等元素组成。但陶片表层与内胎的化学成份重量比率并不一样。表层为Ca>P>Si>Al>Mg。陶片内胎表现为Si>Al>P>Ca>Mg。其中钙磷的重量比率在陶片表层和内胎显示截然相反。钙在表层为41．9—48．43，在内胎为5．28；磷在表层为22．5—25．0，而在内胎为8．73。这种差异并不是制陶过程中表层与内胎采用了不同的原料，应该是洞穴遗址埋藏环境造成。钙的富集显然为石灰岩洞穴碳酸钙的渗透凝聚。磷的富集与文化堆积中大量动物骨骼的分解相关。排除钙磷元素的干扰，内表的陶土原料应该一致。铁土中硅的含量大约在49．5％以上，铝的含量达30．3％，助溶剂镁的含量为6．57％。因此玉蟾岩陶器所采用的原料属于高铝质的耐火粘土，不同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下层早期陶片所采用的普通易熔粘土原料，而与广东英德青塘的陶土原料接近。其原因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工作。
蛤蟆洞遗址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主要表现
一是玉蟾岩遗存文化单纯，内涵丰富，对于研究一万年以前华南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二是玉蟾岩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实物标本，对探索稻作农业起源时间、地点及水稻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玉蟾岩的陶片是中国目前最原始的陶制品之一，其复原的釜形器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具有完整形态的陶器，对探讨中国制陶工艺的起源与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四是玉蟾岩遗址含有大量种类丰富的动、植物标本，其中有些种类如猕猴桃、梅的果实是目前世界上人工遗存中发现的最古老的标本，不仅反映了原始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对于研究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的生态、气候环境和探索生物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讨论
蛤蟆洞文化堆积物具有全新世初期华南洞穴堆积特征，它与华南全新世早期的广东独石仔、黄岩洞和广西桂林庙岩遗址的堆积物相同。首先，文化堆积中含有多层钙质胶结层，颜色多呈灰黄色或黄白色。既不同于更新世的红色和黄色钙质胶结层，也不同于全新世中晚期的相对松散堆积。其次，堆积物中含有大量的螺蚌壳，人们称之为“含介壳的洞穴堆积”。这是冰后期气候转暖事件在人类生活中的反映，是原有渔捞经济基础与气候环境变化相结合的特定产物。第三，堆积物中包含丰富的脊椎动物半化石，其中哺乳动物28种，鸟类27种，还有鱼类，龟鳖等水生动物。这些动物全部为现生种。
蛤蟆洞遗存的生态环境与现代有较大的差别。最突出的表现是当时有较大的水域分布。出土的动物半化石中与水域环境相关的动物占绝对优势。现已鉴定的27种鸟类中，有18种为水栖鸟类。哺乳动物中水栖动物有水獭，鹿类也喜在林缘湖滩上活动。此外丰富的鱼、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均反映玉蟾岩周围分布有水域广阔的湖泊。化石中的熊、猴、野猪、麝等种类反映周围必然有茂盛的森林。水鹿梅花鹿、豪猪以及大量的小型食肉类动物反映出稀树草地或灌木丛的开阔地带。数量较多的竹鼠化石，说明茂密竹林的存在。不难想象，在一万多年以前，玉蟾岩的自然环境是既有茂盛的森林，又有开阔的林间草地和灌木竹林，还有相当宽阔的湖泊水域。在亚热带的湿润气候下，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既保证了狩猎经济的规模，又丰富了采集经济的基础，并拓展了水生动物的捕捞经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阔的湖泊浅沼环境为水稻植物的利用、驯化提供了必须的前提条件。丰富的食物资源，既保证了人们的稳定生活，又增加了人们对湖沼地域野生水稻的认识，从而进一步诱发水稻的栽培。
蛤蟆洞遗存的文化面貌表现一种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特征。出土的石器全部为打制石器，不见任何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基本上承袭了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是以砾石石器为主导的石器工业，除了保留并盛行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之外，又新出现了锄形器、亚腰打制石斧、尖头器、苏门答腊式石器等。这些新出现的石器均具备新石器时代盛行的磨制斧、矛、铲等工具毛胚形态。玉蟾岩遗存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骨角器，表现了磨制工艺在骨角制品上的运用，这是继承了旧石器时期晚期骨角工业传统。
其工具的类型、制作方法均与贵州穿洞、江西万年仙人洞类同。这种传统一直盛行于新石器文化鼎盛阶段。
陶器的起源是长期困扰着考古学家、史学家的一个难题。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原始古陶的不断发现，这一研究也不断推进。玉蟾岩陶器的形态、制作工艺、生产方式及分布状况均显示出非常原始的情况。具有最原始陶器的初级形态。玉蟾岩的陶片相对集中，片大，并能大体复原成完整陶器，是以往我国已报导的早期陶片资料不能比的。它为研究最原始的陶器工业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据目前的观察，玉蟾岩还不是最初发明的陶器。玉蟾岩陶器的羼和料尽管表现为非常原始的粗大不均的石英颗粒，但从羼和料多为砸碎的石英颗粒判断，陶胎中的砂粒并非自然状况下混入的，而是有意识地拌入陶土之中。说明玉蟾岩人在经过一段更原始的烧陶实践中，认识到陶土掺人砂粒之后，可以防止陶器在晾干和火烧中因升温过急发生破裂。因此在玉蟾岩陶器之前可能还有更原始的陶器制作。北京大学C14实验室对1993年出土的玉蟾岩陶片进行质谱加速器C14年代测定了四个数据，其中用陶片上腐殖酸测定年代距今12320±120年；用陶片基质测定年代距今14810±230年；用同层位的木炭测定年代距今14490±230年。据此估计，中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发明陶器（容器）不应该感到奇怪。
陶器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在全球广泛分布制陶粘土的物质条件下，这主要由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人类的需要决定的。这不仅是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如此，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华南、华北均有各自陶器发明的中心。就世界范围而言，最早的陶器相对集中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以及南韩均有一万年以前的陶片报导。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的陶器资料更为丰富。根据火山灰的层位判断，其绝对年代在11000年以前，表明日本是陶器起源的中心之一。玉蟾岩的陶器与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的陶器差别较大。前者火候低，陶色不匀而呈黑褐色、红色、厚胎夹粗砂，采用泥片贴筑手制法，内外饰绳纹或类似绳纹的藤条纹。后者火候相对较高，陶色多为赭红色，胎心呈灰褐色，薄胎，夹细砂，胎土较细，采用泥条圈筑手制法。纹饰以隆带纹和隆线纹为主。往往装饰在陶器的外壁近口沿部位或外壁的上部。二者也有一些共同之点，如口沿唇部饰纹。最大的共性则是陶器均为敞口，斜壁，尖环底的釜形器。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生产生活的普遍共性。其产生的动因值得深思。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陶器的出现，促进了人类安居生活的更加稳定，并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探索陶器的起源与发展，也是总结人类历史在这一关键环节上的行为过程。玉蟾岩陶器的发现对这一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出土的动植物标本判断，玉蟾岩遗存的经济形态，是以狩猎捕捞和采集相结合为主体的生产方式。狩猎兽类的对象主要是大型的鹿类动物，其次是猪、牛、羊、竹鼠。食肉动物比较凶猛，因此捕猎的是一些小型的食肉类动物。如猪、狗獾、猪獾、果子狸、椰子狸、大小灵猫等。捕食鸟类是玉蟾岩人的一项主要生产活动，占据动物骨骼30％以上的比例说明了这一点。鸟类的捕捉技巧反映了玉蟾岩人的机智。此外，冰后期气温回升转暖，造成大量水生动物的繁衍，从而拓展了人类的食物源，玉蟾岩遗址伴出的丰富的鱼类、龟鳖、螺蛳蚌壳反映水生动物捕捞业的兴盛。采集经济无疑是玉蟾岩文化遗存的
一项主要的经济活动。出土植物品种中可食的只有猕猴桃、野葡萄、梅、朴树籽等。由于采食大量的块茎植物在文化层中难以体现，但其客观存在是不用怀疑的。
在狩猎捕捞采集经济非常兴旺的情况下，玉蟾岩遗存已经发生—了水稻栽培。也就是说一万多年以前，在湖南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由于年代早，又是首例，人们必然对此持谨慎态度，歧说纷纷，不足为怪。玉蟾岩古栽培稻实物标本的出土，则是水稻栽培的最有力证明。此外，遗存提供的旁证条件，也说明水稻农业萌芽的可能性。其一，文化层土样标本分析出水稻植硅石的结果，有力地证明玉蟾岩遗存中水稻的存在和利用。其二，18种水栖鸟类化石所反映的湖泊浅沼环境，有着水稻生长的良好自然条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还为人们有意无意进行人工选择，驯化野稻提供了客观基地。其三，玉蟾岩邻近的江永县至今还保存野生稻的分布，预示着玉蟾岩附近在远古时代野生稻的分布，为水稻栽培奠定了物种基础。其四，玉蟾岩遗存中出现了一批新的生产工具，如锄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亚腰打制石斧等，显然不只是适应采集经济的变化，而可能与原始农业相关。因此玉蟾岩遗存出现水稻栽培并不是不可理喻的，而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当然，玉蟾岩遗存的水稻栽培，还只能说仅仅处在水稻农业的最初萌芽阶段。
一场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新石器革命长期以来，水稻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是中日两国学者最关心并积极探索的重要课题。水稻农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阶段性的意见。如中国云南——印度阿萨姆起源说，华南起源说，长江下游起源说，长江中下游起源说。起源的时间也由四、五千年前逐渐推移到八千多年以前，这些意见都是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材料的不断更新，人们的认识才不断深入，从而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发现，无疑地将这一问题的探讨推进了一步。从水系流域来讲，它可以归属于长江中游地区。但从气候带来说，它归属于华南亚热带的南区，其生态环境更接近岭南两广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玉蟾岩古栽培稻支持了华南起源说。其实，它并不排除长江中游起源说。水稻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可能会比想象的更复杂，它不是简单的“中心——传播——扩散”模式。不是直线的起源——发展。而会是曲折反复的。水稻起源的地域范围可能比以往圈定的范围会更广阔一些。在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内，最初出现的对野生稻的人工选择驯化可能多处发生，并有不同的选择方向，有成功有失败，有淘汰有继承，有交换有保留，长沙中游洞庭湖平原便是栽培水稻起源的可能中心。目前的考古成果表明，大约在八千多年以前，在彭头山文化时期，洞庭湖平原便已经具有比较发达的水稻农业规模。澧县八十档遗址中上万粒稻谷米粒的出土便是很好的说明。河南贾湖遗址丰富水稻米粒的出土，也表明八千年左右，水稻农业的规模已经扩展到黄河以南地区。八十档古稻的性状显然与玉蟾岩古栽培稻不同，表现出另外的选择方向，暗示着洞庭湖平原有着更早的栽培水稻发生的源头。
中国南方是水稻农业的发祥地，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为人类农业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湖南，为人类的水稻农业发生和发展创立了不朽的成就。
改写世界农耕文明史的几粒稻谷“民以食为天”，所以我们把生产粮食的农业视为第一产业，人类文明，最早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起源于何时？传统的认识是：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大量距今7000年的炭化稻谷，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农作物。 
这一认知，在1995年被湖南道县一个俗名蛤蟆洞、学名玉蟾岩的小山洞的考古发现改变了。 
遗址位于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文化堆积厚1.2－1.8米，出土物主要为打制石器和骨、角、牙、蚌制品及大量的动物遗骸，呈现出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面貌，时代约在1万年前。 
1995年11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农学专家和环境考古专家多学科合作，在蛤蟆洞遗址发现了4粒古稻谷。经专家鉴定：这是栽培种，尚保留野生稻、籼稻及粳稻的综合特征，距今1.2万年至1.4万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2004年11月，中美联合考古队在玉蟾岩遗址再次发现5粒古稻谷，人类稻作起源的谜底揭开了。 
从采集渔猎走向农耕时代，人类经历自身的第一次革命。遗址证明：这次革命，就发生在湖南道县！ 
一万年前的永州喝螺蛤蟆洞的秘密，还不仅仅藏在几粒稻谷上。随着挖掘的深入，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人工遗存中最古老的猕猴桃、梅等果实标本，发现了包括被捕获的天鹅、鸳鸯等27种鸟类（原始狩猎之源），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片（原始手工业之源）…… 
有意思的是，这里有大量去掉了尾端的螺壳化石，说明远古的道县人已经懂得怎样吃螺了——看来永州喝螺的来头不小，居然有上万年的历史！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且流传至今的地方特色小吃了吧。 
蛤蟆洞，走在人类文明嬗变的前列美国《考古科学杂志》2009年刊发文章认为，陶器的出土，表明蛤蟆洞遗址存在资源强化利用的现象，这是人类从定居走向农业生产的先兆。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口的增加，可供蛤蟆洞食用的动植物资源日趋不足，蛤蟆洞人加强了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孕育了原始农业。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四大标志：一是陶器及青铜器的发明，二是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三是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四是文字的出现。而人类步入文明关键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玉蟾岩都走在了前列。由此可见，潇水流域在中华远古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2001年3月，遗址被中国社科院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6月，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蛤蟆洞，成了世界稻作文明起源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