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灯塔经济
理论的提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
“……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
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
“……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
“这是政府服务的最新例子：灯塔。它们保全生命和货物。灯塔管理者很难向船主收取使用费。因此，这部高深的著作将说明：“私人利益和货币成本”（正如一个想靠建灯塔发财的人所看到的）与真正的社会利益和成本（将被保全的生命和货物与（1）灯塔的总成本和（2）让更多的船只看到警告灯塔的额外成本相比较）是存在差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般都承认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外部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政府的必要作用。”
后来，萨缪尔森再次提到灯塔“由于外部经济效应而成为政府的合理活动”。他写道：
“考察上面提到的为了警告礁石而设置的灯塔。它的光亮有助于每个看到它的人。企业家不会为了赢利而建造它，因为要向每个使用者收费会引起极大的困难。这肯定是政府要从事的一种事业。”
萨缪尔森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用灯塔来说明另一个论点（一个早期作家没有论述过的论点）。他写道：
“……在灯塔的例子中，应该注意一件事：灯塔管理者不能很容易地以销售价格的形式向受惠者收费这一事实使灯塔成为某种社会或公有物品。但即使灯塔管理者——假定通过雷达跟踪——能向每一个附近的使用者收费，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灯塔服务能象根据市场价格而提供的私有物品那样，以社会最优的方式提供出来。为什么？因为容许更多的船只使用灯塔的社会成本是零附加成本。因此，由于避免付费而远离灯塔水域的任何船只代表着社会的经济损失——即使向一切船只收费，其价格的总和也并不会大于灯塔的长期开支。如果灯塔从社会的观点上看来是值得建造和维修的——它不一定是应该的——较为高深的著作能够说明为什么这种社会的物品应该以最优的方式给予一切人。”
在萨缪尔森的论点中有一个悖论。因为私人企业不可能为它们的服务收费，所以必须由政府提供灯塔。但如果私人企业收费是可能的，也不允许它们这样做（这也假定应由政府来做）。萨缪尔森的立场完全不同于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立场。读了这些作家的著作，我发现收取灯塔使用费的困难是对灯塔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他们不反对收费，因此，如果能够这样做，他们也不反对私人经营灯塔。然而，穆勒的观点有点模棱两可。他认为，政府应该建造和维修灯塔，因为既然不可能让受益的船只支付使用费，所以私人企业就不愿意提供灯塔服务。但是他附加了一个限制性的短语：“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我认为，“强制征税”是一种向受惠于灯塔的船只施加的压力（实际上，强制税就是使用费）。穆勒的说明模棱两可的根本之处是，他的意思到底是“强制征税”使出于个人利益动机建造灯塔成为可能，因而不必由政府经营，还是对私人企业家来说是不可能的（或不值得的），所以“用强制征税来补偿，因而需要由政府经营”。我的观点是，穆勒是持前一种解释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它代表着他的建造和维修灯塔是“政府的适当职责”观点的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在任何情形下，似乎很明显，穆勒原则上并不反对收取使用费。西奇威克的观点并没有解释上的问题。然而，它的含意也非常清楚。他写道：“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的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益处，然而却很难向它们收费。”这并不是说收费是不可能的。它的意思恰恰相反。它是说受益于灯塔的大部分船只逃避付费的情况很可能发生，而不是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灯塔的受益大部分由比较容易向其征税的船只享用，它意味着在这些情形中，收取使用费是合乎需要的——这使私人经营灯塔成为可能。
英国灯塔制度
英国建造和维修灯塔的机构是领港公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北方灯塔委员会（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灯塔委员会（在爱尔兰）。这些机构的开支由通用灯塔基金拨出。这项基金的收入来源是由船主缴纳的灯塔税。灯塔税的缴纳和报表管理由领港公会负责（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均可缴纳），而具体的征税由港口的税务局完成。从灯塔税得来的钱属于通用灯塔基金，由商业部控制。灯塔机构向通用灯塔基金领取它们的开支。
商业部和各灯塔机构的关系有些类似于财政部和英国政府部门的关系。这些机构的预算必须经商业部批准。三个机构的预算方案必须在圣诞节期间提交给商业部，而且需要每年在伦敦召开的灯塔大会上加以审议。除了这三个灯塔机构和商业部外，出席大会的还有灯塔咨询委员会——即代表船主、水险商和货运者的船运协会（一个商业协会）的委员会——的成员。灯塔咨询委员会尽管没有法定的权力，然而在讨论过程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灯塔机构在制定预算时，商业部在决定是否通过预算时都要考虑它的意见。灯塔税的标准由商业部决定，以使在某一年限内的税收收入足够维持支出。但是在制定工作规划和改变原有安排时，大会的参加者，特别是灯塔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考虑新的工作规划和改变原有安排对灯塔税标准的影响。
征收灯塔税的根据在1898年颁布的商业船运（商业船舶基金）法的第二细目表中有说明。虽然后来理事会条例对灯塔税标准及其中的某些方面作了修改，目前的征税结构基本上是1898年确定的。对于在英国到港或离港的一切船只，每个航次每吨的纳税标准有极大的不同。“内航”船只一年内10个航次之后就不再缴纳灯塔税。“外航”船只6个航次之后就不再纳税。这两类船只的收税标准不同，如果船的体积相同，“内航”船只10个航次所缴纳的税额近似等于“外航”船只6个航次所缴纳的。某些船只每吨纳税率比较低，如超过100吨的帆船及巡航船。拖船和游艇按年纳税而不是按航次纳税。而且，有些船只可免缴灯塔税：属于英国或外国政府的船只（运载货物或乘客的除外），渔船，底卸式船和挖泥船，小于100吨的帆船（游艇除外），小于20吨的所有船只（包括游艇），只装底货的、等待燃料煤的、装补给品的和避免海险的船只（拖船和游艇除外）。所有这些条例都有限制条件，但它们足以说明条例的性质。
目前的情况是，英国灯塔服务的支出由通用灯塔基金拨出，该基金的收入来源于灯塔税。基金除用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灯塔开支外，还用于某些殖民地的灯塔维修和建造、清除残骸的支出，虽然这只占总支出的很小一部分。灯塔也有一部分开支不是由基金拨出的。如果“地方性的灯塔”只使某些使用特定港口的船只受益，它的建造和维修开支就不由基金支出，基金被限于通常为了“一般航行”的灯塔的财政开支。“地方性的灯塔”的支出通常由港务局拨款，由港口税弥补。
灯塔经济真谛
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平性，这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供给过程的公平性。公共产品本身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在供给过程中不可以拒绝“搭便车”的情况。其供给对于每个人包括穷人都是公平的。二是供给机制的公平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或个人出于逐利的动机，不愿意去经营这些可以“搭便车”的公共产品，为了弥补这种“市场失效”，就得由政府建立一种公平公正的供给机制，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这种产品。不仅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而且其供给也不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等价交换，少花钱甚至不花钱也可以获得。三是供给取向的公平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出于弥补市场失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实现社会总福利和人均总福利的最大化，要求政府必须按照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的。
鉴于公共产品的这种公平属性，经济学将其喻为“灯塔经济”，说明它应当为所有人提供服务，即使穷人也可以“借光”。尽管经济学家们在公共产品的提供途径和方式上存在着分歧，有的甚至更加强调效率，但他们都不否认它的公平属性。所以，公平优先应当是灯塔经济，即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理应遵循的原则，给包括穷人在内的全社会所有人以普照的光，才是灯塔经济的真谛。
倾斜的灯塔
如果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从其基本属性出发体现公平优先的原则，那将会扭曲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比市场失效更糟糕的政府失效，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
从近些年的改革看，为了追求效率一些本应由政府出资提供的公共产品，被下放到民间成为赢利机构。有的地方甚至把不规范的国企产权改革套用到公共产品上，凡是学校、医院、防疫站全部卖光，实行所谓的民营化。这种民营化的公共产品改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不久前媒体关于“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的报导其实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答案。对于谁交钱就给谁救火、不交钱就不给救火的民营消防队来说，“排他”的性质十分明显，已经不再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了。而公共产品一旦变成排他的私人产品，不但会失去公平性，其效率也会大打折扣。就拿见火不救的消防队来说，其公平正义性已经很值得商榷了，而一个不救火的消防队效率又在哪里呢？为什么教育、医疗改革被社会诟病多时，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的改革，一方面推行着民营化的改革，另一方面又放弃了监管，从而改变了它们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背离了公平优先的原则。
如果从空间布局上看，还会发现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城乡之间更是存在着由来已久的不公平。政府出资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年来仅限于少量的水利设施和科技推广等。近年来虽增加了电网改造、生态恢复、广播电视转播等方面的投入，但卫生医疗、基础教育等，仍由农民自行筹措，而3倍于农民收入的城市居民却享受着由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的社会保障。至于城市现代生活设施中的供水、供气、供热等，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盲点”。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城乡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仅使得农业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失去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加深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鸿沟。
穷人因为占有资源较少才成为穷人，而公共产品则是他们可以与他人共同占有的主要资源，甚至是他们生存的依赖。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相当部分的穷人正是依靠政府提供的包括社会基本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为生。因此，无论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还是分配的不公，都会给穷人带来更大的伤害，甚至使他们失去生存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