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式养老
中国式养老-背景
1999年中国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短短10年，中国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000万，超过江西省的总人口。目前全国除青海、新疆、西藏外，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老年群体中的高龄化、“空巢”化问题严重。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老年群体中的高龄化、“空巢”化问题严重。据全国老龄办测算，目前全国80岁以上老人正在超高速增长，约为老年人口增速的2倍，预计到2050年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80岁以上老人。 养老漫画(9张)
与此同时，“空巢”老人增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加严重。 
此外，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情况也十分突出。目前，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七成以上，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1]
中国式养老-安享晚年的要素
“拥有健康身体”当作首要保证，与“有充足的金钱储备”、“有适合自己的地方养老”、“有家人陪伴”、“生病了有人照顾”等，构成了养老必备的五大条件。 [2]
中国式养老-面临问题
老了以后，“没有足够的金钱看病”、“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生病或不能自理时，没人照顾”，是国人最担心的三大问题。医疗保障一是有些人没有养老或医疗保险；二是有保险却对其内容不了解；三是目前医保还做不到完全保障，比如进口药和有些医疗器材不报销。而且各地政策有别，做得好的地方能报销慢性病用药，有的地方就得让老人自己负担，造成较大生活压力。养老保障制度过去人退休后，知道自己每个月固定能拿多少退休金，心里有底。但现在的养老保险计算特别复杂，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自己退休后能拿多少钱，大家心里没底。相对于在职的人来说，退休人员这十几年来的收入却一直呈下降趋势，对于已退休和没退休的人来说，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有一定的担心。老年照顾老了之后，难免有一天生病或不能自理，上哪儿找有人照顾又让自己满意的养老地点，成为不少人担心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对养老有两种理论：一是脱离理论，就是把老人放在养老院，剥夺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这是一种消极的养老方法，老人会衰老得更快。第二是参与理论，让老人待在家里或社区，积极参与社会和家庭生活，对他们的健康更有利。[2]
中国式养老-养老准备
理财养老养老就质量来说是有层次的，具体到退休生活来说分为三种层次，基本的退休生活；优质的退休生活；富足的退休生活。基本退休生活只靠社保，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优质退休生活则需要资金用于老友人情交往、国内旅游、养车用车、学习、一般健康检查等；富足退休生活需要提前积攒大笔的退休生活准备金，以应对高消费、请佣人、做慈善、海外旅游、高规格身体检查等。 
如果按照3%的通货膨胀率来测算，要过上富足的退休生活，想要在退休后每年花10多万元进行消费，就需要从30岁开始规划，每年应该拿出6万元用于投资，退休时可以达到500多万元。即便是对于差一个档次的优质退休生活，他认为也需要从30岁开始规划，每年应该拿出2万多元用于投资，退休时可以达到170多万元。 
想要退休以后过富足生活，可以选择比较进取一点的投资方式，选择让每年40%的投入资金达到9%的收益产品；如果满足于退休以后过优质生活的市民，则需要选择稳健一点的投资产品，可以考虑把每年用于投资资金的40%获得4%的收益。退休准备金也不能放在一个账户中，市民最好准备七个账户应对不同的退休生活需求：生活账户、医疗账户、安全账户（预防活得太老）、旅游账户、个性化需求账户、援助子女账户、紧急预备金账户。对儿女说不俗话说“养儿防老”，但现在不少年轻人就像蚂蚁一样，把父母的资产一点一点搬完。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父母应该大胆地多讲“拒绝”二字。“养儿防老”已在慢慢失去作用，可能会逐渐变成“养老防儿”。父母对子女讲拒绝其实用不着考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这个问题。如果一个成年子女还把各种问题甩给父母，那么应该是这个子女太自私。
社会上出现了“啃老族”，他们虽然年龄不小已经成人，却仍未“精神断奶”，许多人或不愿吃苦受累赋闲在家，或收入微薄不够挥霍，便依靠父母买单。在这种“啃老”人群中，有些已经成立家庭，甚至为人父、为人母，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啃父母。从这个角度看，真的有些“养老防儿”的感觉。养老金准备提出“1000万不够养老”说法的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表示，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公众的感受和专业人员的研究有差距，我只是推导出我的观点。”钟伟提出“千万难养老”的本质是对于极速货币化造成人民币购买力下降的担忧。2009年，他曾撰文指出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仍然巧妙地、不知不觉地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货币化。极速货币化的一个表现是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 
钟伟估算，上世纪80年代购入昂贵的彩电、冰箱、录像机，提前消费，则这些资产今天的残值为零。买黄金保值，到今天，增值不到五倍。买不会变质的大米，增值七倍。选择储蓄或国债，损失2/3。不管买入什么，积累的速度都赶不上工资增加的速度。北京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88年的2000元，上涨到2008年的56328元，20年间工资上涨近28倍，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8.2%。正是在这一逻辑下，钟伟作出了20年后一线城市居民退休1000万元养老金未必够的判断。 
20年里为何人均工资出现如此快的增长，钟伟将原因归结于发钞过快导致币值不稳定。但显然，在未来的20年间仍保持如此高的货币投放量并不现实，1000万元的数据也就失去了真实意义，更会带来“如何准备养老金”无解的答案。[3]
中国式养老-未富先老
“人口红利”这个词通俗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中适龄劳动力比较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直观的看来，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低价格，劳动力低价格使得我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我国也因此博得了制造业大国之名。老龄化社会又被称为“人口负债”，它是“人口红利”的消减，届时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促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对劳动者来说这并非坏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体现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充分就业也成为可能。 
人口红利造成的低劳动力成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产生了无往而不利的“中国制造”，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的标志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而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企业没有动力更新设备，经济增涨由此持续依赖于劳动力的扩大供给。 
而且，低工资有着自我加强的能力，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企业用劳动力替代资本，那么产品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扩大，劳动力价格的变动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更加强烈，企业主则更加不愿调整员工工资，面对加薪要求宁愿选择解雇老员工雇用新员工。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只是在经济增长面具之下的为世界各国提供廉价劳动的实质，一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人民福利的增加，GDP的增长而福利原地踏步甚至后退，这种增长无足夸耀。 
西方经济学家把“人口红利”是分作两个时期，第一红利期和第二红利期。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提法，或者是印度提法，也就是说人口的比例是两头轻，中间重，适龄劳动人口众多。一般认为第一红利期会经历六十年左右，它不仅是退休人数少。同时出生人口也少，所以整个社会的负担都不重，劳动力充足，并且负担很轻。 
而第二人口红利期恰恰是随着老龄化社会一起到来的。随着大批劳动者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口会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可能人们的退休时间会推后，工作年限会提高，第二是进入老龄生活的人也更多，这样的人口结构对增加资产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因为退休者的养老金将发挥作用，除开政府或家庭为他们的养老提供保障，他们的个人积蓄也将进入投资和消费领域。不管是这些年老者的个人投资放在哪里，都会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第二次红利期，一般被看作是把第一次红利期的红利扩大，它是人口红利稳定的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经验是，第二人口红利期对经济的贡献比第一人口红利期更大也更稳定。 
毫无疑问，老龄化并不等于衰退，甚至在统计学意义上而言，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专利”。问题是，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与对“第二个人口红利期”的畅想比起来，萧条的老龄化也许更接近我们真正的现实。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08年，中国人均GDP也突破了3000美元，似乎差距不是很大。但真正的差距在于，中国的工资总量只占GDP的13%左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接受超低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在老龄化到来的时候，个人养老能力可想而知。 
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劳动者低工资，低保障的成本优势，中国这一轮的人口红利主要来自于是7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大多只受过初中教育，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技术劳动，经验的增长对这种劳动的益处赶不上体力衰败的坏处，他们在体力劳动岗位上难以延迟退休，中国针对这一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也严重缺失，因此他们退休之后不会有多少的积蓄和稳定的养老金收入。 
尽管今天的人们有总量数额巨大的个人存款，但是教育，住房，医疗正在源源不断的从中吸取，而且由于缺乏保障，剩下的根本不敢用于投资和消费。因此，最现实的结果是，人口红利期结束后，人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投资，拉动第二次人口红利。[4]
中国式养老-儿女赡养面临的困难
中国绝大多数人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是由于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想象，随着老年人更长寿，独生子女们成人后可能要赡养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父母，人口学家称之为“421”（4个老人、2个年轻人、1个孩子）问题。  中国式养老80后称自己无法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主要原因来自二方面： 
一是面临的生活压力过大。
其次，就是来自工作的压力。面对竞争激烈就业市场，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已实属不易，而找到一份高薪水又稳定的工作更加困难，很多80后为了经济独立等现实问题，只能被迫从事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工作。
中国式养老-国家养老面临的问题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赡养负担加重。 
“35年前，中国有赡养老人能力的成人与老年人的比率是6比1，但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再过35年，这一比例将锐降为1比2”，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对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中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较优的养老金制度对于赡养老人来说无疑至关重要。然而，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成本高，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一大负担。在中国，光凭征缴养老保险税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养老保险支出，财政每年都必须向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补贴，并且这种补贴还在逐年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 
再分配功能是养老金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中国养老金制度虽然实际上是一个现收现付制度，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再分配功能。 
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2，到2000年已达0.458，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1。中国养老金制度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相反存在逆向补偿的倾向。 
中国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局限于国企和公共部门，采用现收现付制。1997年改革后，国家把私营部门的员工包括到基本养老保险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和个人退休账户。
个人账户是1997年改革后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养老金的途径，体现的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私营企业主、包括不少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不愿意为这部分账户掏钱。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没有资金的旧制度付账。[5]​
中国式养老-养老解决方案
以房养老“以房养老”也被称为“住房反向抵[6]押贷款”或者“倒按揭”。是指老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
“以房养老”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