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登州
生平简介
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中国伊斯兰大学者，经堂教育创始人。后人尊称胡太师，也有称胡太师巴巴者。太师于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出生在陕西咸阳渭城里一个家境富裕的家庭，自幼聪颖过人，灵慧超众，“生平无骄，不二色”。幼年曾习儒学，不久即随本乡高师祖习经，聆其吾教义理之大略，遂概然以宏扬正道为已任。太师欲要启后世之蒙，泄先天之秘，则感汉学知识不足，在他年过半百时，又崇延名师，谙习诗书，能过目成诵。不久适逢有西来学人（缠头），相觅请教，遂出经教授。太师默识义旨，顿会其意，继归秦中（陕西），遍索藏经之家，高价请购，于是昼夜钻研，刻苦考查，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安于席者数年，乃深明正心诚意之学，贯通尽性穹理之源，宣天方之秘，漏泄其微，按东土之音，配合其节，究于理之赅而不偏，辞之平而有味，且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于是远近端士正人，如梦方觉，负芨载道，接踵其门，从师求学。太师从此讲经传道，设帐于家，后延至清真寺内，始有经堂教育产生。
太师帐下，授徒百人，著名者有冯、海二先师（名不详），冯巴巴（咸阳人）设帐于家，经传华北、中原、江南、东南沿海一带；海巴巴（渭城里人），在宁夏同心城设帐多年，弟子众多，经传西北和西南诸省。
经学之始，阐训万代，自太师启之。迄今四百余年，学业相承，代不乏人，人才之盛，宛若群星。太师所创经堂教育，由陕西关中辐射长城万里、黄河上下、长江两岸、大漠内外、天山南北，经声琅琅，教门大兴，光彩熠熠。太师创经学之苦心，引后来者之功德，开百世未明之惑，救教门于衰微之时，辩异端是似之非，其功无与论比也。
太师巴巴归真于明朝万历年间，即公元1597年古历八月二十八日，享年76岁。初葬河边。清康熙壬寅年间，即公元1662年，太师归真65年之后，渭河泛滥，太师坟墓将受其浸，后人迁坟于咸阳渭城里胡家沟东塬上。这里有一片回民公墓，附近则是明时的渭城大寺。相传，迁坟那天有千数百人，启坟时，异香袭人，骨若淡金。及殓后，两手芬馨，多时不散。此机密乃大能的真主醒令人们知太师为传教大贤，真正的“卧里”之品也。
后裔及发展
太师在世时，咸阳渭城里有二十六坊，族性繁多，生计鼎盛。渭城里的胡姓为一大姓，在一八六二年，陕回起义后，渭城是抗清中心，后惨遭卡非勒杀戳，二十六座清真寺被焚，幸免于难者逃往别处，渭城再无一户吾教人居住。真主护佑，太师之墓。仍保存至今。每年八月二十八日，西安各坊教民来此上坟。
清人赵灿阿訇赞胡太师曰：“志奋道兴，学旷千古，才萃万灵”。四百年前，在明朝皇帝律令高压，儒家思想对回人的同化，佛道势力重重包围，伊斯兰学人寥落，经典匮乏，圣教面临泯灭之时，真主相助胡太师巴巴应运而生，创立经堂教育，设定经堂课目，从此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拉开了经堂教育的序幕。太师巴巴是真主太而俩为中国穆斯林特选造就的复兴中国伊斯兰教的大贤哲。埃及艾大教授赞胡太师是中国的安萨里。太师巴巴延续、发扬振兴了中国的伊斯兰教，他用经堂教育这一光辉模式，塑造了从明朝嘉靖至今日四百余年的1700万中国穆斯林。
居住在陕西咸阳渭城弯胡家沟的胡氏族人和后裔，由于战乱和灾荒，在明朝末年相继逃难定居各地，以陕西镇安县西口镇程家川为多。近百年来，部分族人遍及国内八省十七个县市。据有人统计，祖籍咸阳胡家沟的胡姓穆斯林，现已繁衍了十六代，有三千多口人。数百年来，胡氏族人谨遵祖训，每年逢太师忌日，都要过“乜贴”，缅怀胡巴巴对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以继承和发扬太师巴巴用毕生精力振兴伊斯兰文化的不朽精神。
经学教育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胡登洲早年学习汉文和儒学，年过五旬时，得阿拉伯贡使指点，征集西方伊斯兰教经书，潜心学习经史百家，赴麦加朝觐归国，途中，游历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状况。归国后深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即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已任，立志兴学”。开始在自己家中设招收门徒，后转移至清真寺内，将伊斯兰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经典，用经堂语，即古汉语、阿语、波斯语单词混合而成的独特表达形式，口译和讲解伊斯兰经典，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毕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常教育的基础。
胡太师之后，其亲传弟子和再传弟了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代，经堂教育遍布中国东西南北各地，并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陕西学派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各省及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省，此学派注重“认主学”、《古兰经》注，不学汉文，提倡“精而专”；山东派遍及山东、河北及东北各省，此派提倡阿、汉、波并重，注重“博而熟”。此后，本属陕西学派的云南，经马复初阿訇吸收陕西、山东两学派的优点和长处，改良经堂教育，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云南学派，提倡阿、汉经书并授、兼学波斯文、“诸科分进”的教学方针，极大地推进了经堂教育的发展。
由于经堂教育的倡兴，“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于是，“学人寥落”的状况开始扭转，“传译不明”的忧虑得到解，“阐扬无自”的苦恼有所减轻，“经文匮乏”的困难正在逐步解决。经堂教育倡兴至今，培养和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一代又一代“阿訇”、“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成为400多年来振兴和弘扬伊斯兰文化、维护教门本色不变而前赴后继的中坚。同时，也正是经堂教育的倡兴和发展，为汉文译著、以儒诠经活动的开展奠定了人才条件，为伊斯兰教的学说化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说化是伊斯兰经籍译释，即“经学”的产生为标志的。李兴华先生提出，伊斯兰经籍译释没有专一的形式，口头语言、动作示范、暗示提示、书面形式都有。就书面形式而言，既有汉文写成的“汉经”，也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写成的经书。有的著述，为了拒绝汉语世界对之阅读，还采用阿、波文交叉写成。门宦家的译释经书均不公开刻版问世，仅靠手抄在很有限的信众中密传。门宦经学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译释方式，它们都共同载负着门宦家所着意宣传的本门本派和本家本宗的独特信仰精神；三是汉文译著经学，即指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伊斯兰学者用汉文对伊斯兰原文（主要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籍的译释。与经堂经学不同，汉文译著经学或者整本全译，或者是围绕一个主题，在几部或几十部有关原文经籍中“提供大纲，撮其紧要”，进行意译、编译、“借文转译”，翻译时都须做到“训文解字，必摹对推敲，使两义恰合，然后下笔。”就诠释这一侧面而论，经堂释经讲求简明扼要，只要授者当下解释清楚、受者当下听得明白就行，而译著诠释经典，往往须“援引诸家”，对译出的经文特别是关系基本教旨的经文，进行多方面、多体例的注释。如刘智的《天文典礼》，在正文外，有解、大注、小注、实义、广义、考证、集鉴、问答、附论等九种注释体例，“集鉴、考证儒者之语，余皆天方各经传中采辑而成”。译经、释经大多数被刻版印刷，公诸于世，不分教内教外、经生非经生，凡知汉文者皆幸阅读，这也是与经堂译经解经的不同之处。
由经堂教育初步形成、经汉文译著发展成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即伊斯兰教义学），着在中国，伊斯兰教已摆脱了“礼俗”层面的局限而跃迁为“学理”的阶段，完成了学说化的过程。中国伊斯兰教学说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仅仅表现为经堂教育和译著译经释经中采用汉语和汉文，更重要的也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是，经学大师们大胆地、积极地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译经、释经中以中国传统思想阐明伊斯兰学理，以当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的架构来创建伊斯兰教义学的体系，使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大环境的整体文化氛围相适应，使伊斯兰具有了明显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从而也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获得了理论的根基，从低谷走上勃兴之道。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从经堂教育倡兴到汉文译著译经释经发展的明清之际，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