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懋功
简历
  刘懋功同志遗像[1]1916年8月，刘懋功出生在甘肃庆阳市柔远镇刘沟村。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
1935年，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曾任第十五军团连指导员、营导员、团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
1937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上级考虑到刘懋功是陕甘边区土生土长的干部，被人称为陕甘宁边区的“活地图”，便决定让他留守边区，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营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团长。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4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后任陕宁晋绥联防军旅参谋长。
1947年，在延安保卫战中，立大功。后任第一野战军师长。参加了宜川、扶眉、兰州等战役。
建国后，任空军航空学校政委、校长。
1950年，6月，军委决定从陆军选取15名年轻师职干部到空军，刘懋功有幸被选上，进第二航校学习飞行。  1971年6月，刘懋功在南京机场迎接周恩来[2]1951年，秋，刘懋功调任第四航校政委，担负起了培养空军飞行员的重任。
1953年，刘懋功又被调去筹建第十航校，并担任校长。
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后历任空军军长、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8年，7月，率领空14、16师入闽，全权指挥北线空战区，进行空战13次，击落敌机14架，击伤敌机9架。　1960年，6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和美国经常派飞机在云南上空骚扰，昆明市不得安宁。刘懋功赴云南任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组建了空50师、雷达兵205团、空军工程兵9总队；调入了空26师、27师、空军工程兵1、2、3、8共4个总队；指挥部队击落无人侦察机8架，F─4C战斗侦察机一架。
文革时，刘懋功参加“支左”，作为驻云南军队“支左”委员会的成员，制止了不少武斗。
1968年，刘懋功离开云南，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1975年9月，刘懋功与杨焕民对调，任兰空司令兼党委书记。在兰空的8年，刘懋功十分注意抓好飞行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维护班子的团结，放手让其他年轻一些的同志们干。1979年《解放军报》发表《团结的班子，干实事的班子》一文，表扬了兰空。
1983年，刘懋功离开领导岗位。此后，他联络了几位老同志，编写了《从步兵十师到炮兵某师》一书，亲自召开座谈会，收集资料，对写出的稿件一篇一篇审阅。[3-4]
荣誉
  刘懋功（左三）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5]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经济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慕家塬、劳山、直罗镇、东征和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事部长、大队长、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剿匪、关中分区西线和南线防务作战、爷台山反击战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参谋长、西府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旅长、副旅长兼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参加了关中、榆林、宜川、扶眉、兰州、玉门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刘懋功是中国共产党第九至十一大代表。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6]
事迹
为直罗镇战役打扫外围1935年11月份，蒋介石调动东北军5个师分两路进攻，企图把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围堵在西南部洛河和葫芦河的夹角地带。毛主席审时度势，准备在葫芦河边的直罗镇打一个歼灭战，粉碎蒋介石阴谋。
直罗镇东边有张村驿、东村、羊泉镇几个敌据点必须先“打扫”掉，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该师实际只有一个团）奉命执行这个任务，时任二营教导员的刘懋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羊泉镇驻守敌军一个连，地形平坦，工事也不坚固，比较好打，我们的迫击炮、重机枪一响，一阵猛打就下来了。接着就打张村驿，消灭了守卫的民团。打东村时比较困难。这是当地地主武装镇守的一个土围子，只有几十个民团，也没有什么重武器，但地形异常险峻，寨子位于塬的一兀立的突出部上，四周是很深很陡的沟壑悬崖，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通向寨门。刘懋功脖子上吊着重伤未愈的左胳膊，隐蔽在离寨子五六十米远的一个草堆后面进行观察，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打进去，这时韩先楚团长上来了，问刘懋功怎样打才好？刘懋功说“这四周的土崖太高，路又这么险，夜袭肯定不行。只能在白天集中火力把对方完全摧毁，从这条小路上强攻进去！”说完，韩团长爬在草堆侧面用望远镜向寨子观察，正在这时，寨子里的民团开了枪，一根土枪里的铁条飞来，把他的头顶划开一道血口。刘懋功正贴身站在他的身后，上前一把扶住他，急切地问：“团长，你怎么样？”此时韩团长血流满面，昏迷过去。刘懋功赶紧派人用担架把韩团长抬下去。最后，刘懋功指挥大家强攻，集中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掩护突击队员从惟一的小路抵进寨子，突击队员雨点般地将手榴弹投向敌人。寨子里的民团被这激烈的猛打打怕了，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纷纷丢下武器投降。战斗结束后，红七十八师随即进行打直罗镇的准备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先后到七十八师视察，并接见了全体营以上干部。一天，二营正集合在一起做打直罗镇的战前动员，周副主席刚巧经过这里，刘懋功大着胆子向周副主席提出请他给部队讲话，周副主席马上就答应了。他讲话时间不长，但极其简洁和生动有力，赢得了全营干部战士的热烈掌声。
朱总司令给刘懋功送战马1941年10月下旬，刘懋功到延安开会，星期天抽空去中央党校看望从抗日前线回来学习的老首长韩先楚同志，韩先楚说：“咱们看一下朱总司令吧。”刘懋功说：好。
他俩一起来到王家坪朱老总的住处，一进门，就见朱老总正在办公室前面一块菜地里忙着，见他们来了，朱老总拍拍手上的土招呼他俩到办公室坐下。警卫员端来开水，朱老总和蔼可亲地问刘懋功会议的情况，问韩先楚的学习情况，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俩连忙起身要告别，朱老总对刘懋功说：“我这里有一匹好马，在我这里无用武之地，可惜了，你在关中分区守护延安的南大门，正用得着它，就送给你吧！”刘懋功连忙推辞，站在旁边的康克清大姐也劝刘懋功说：“朱老总年级大了，你就收下吧。”刘懋功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很感激地接受了，然后和韩先楚向朱老总敬礼告别。[7]
生前作品
梦回吹角连营
刘志丹指挥粉碎第二次“围剿”
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胜利发展，惊动了蒋介石。1934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策划第二次“围剿”，调动了共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马对我陕甘边、陕北、神府三个根据地采取“分割包围”战术，妄图各个击破，进而达到消灭的目的。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北线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驻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横山、靖边一带；高桂滋的八十四师驻清涧、安定、延安、延长、延川一带，该部装备精良，来势汹汹，直逼我陕北根据地腹心地区，但因新从河南调来，立足未稳；西线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驻陇东、环县、合水、庆阳一带；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驻正宁、宁县一带；南线杨虎城部的四十二师驻宜君、洛川和黄陵一带；晋军则陈兵黄河东岸。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敌军采取从我根据地周边向中心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企图将我根据地一块块吃掉。但蒋介石的如意部署，一受敌军内部矛盾的制约，锣齐鼓不齐；二受西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制约，故迟至1935年4月方才就绪。
当时，我陕甘边、陕北、神府根据地被敌军分割，互不连接，主力红军虽有二十六和二十七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兵力不足3000人，即使加上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合起来也还不足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更无法相比。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作战策略。决定首先在北线，集中红军主力，打破敌军精锐高桂滋八十四师的防线，然后向南、向西发展，巩固扩大根据地。具体战法则是，不同敌硬拼，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有生力量，逐步削弱敌人，待条件具备时，吃掉敌重兵设防的孤立据点。3月底，他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调到陕北。刘志丹也继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主力红军兵团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根据刘志丹的作战部署，陕甘边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中是侧翼战场，其任务是牵制敌军，配合主力在陕北的作战行动。留下来的部队首先是骑兵团在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同志的率领下，跨越子午岭，过正宁、宁县，冲过敌军封锁线，并一举攻占陕西长武县城，歼敌近百人，缴获甚丰，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随即，骑兵团又奇袭国民党环县县政府驻地曲子镇，歼民团200余人。2月中旬，杨森又率骑兵团东进延安，在高桥川口、三十里铺、松树林、金盆湾、甘泉临真镇等地出击敌军和民团10余次，有力地牵制了敌军的兵力，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给根据地军民以极大鼓舞。
我们红二团从陕北回到南梁后，正值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向陕甘边根据地推进，遂受命在老爷岭一带阻击该敌进攻。在游击队、赤卫军的配合下， 3月下旬，我团配合红三团和义勇军主动出击悦乐镇东北的黄大湾，歼敌三十五师一个连。这样就有力地配合了刘志丹亲自指挥的红军在陕北的作战。
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到4月中旬，陕甘边根据地的形势就十分严重了。为了保存实力，按照刘志丹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南梁，向敌后三边一带发展。此时，原红二团团长刘景范已就任陕甘边军委主席，团长一职由孔令甫接任。4月14日，南梁荔园堡被敌三十五师侵占，陕甘边领导机关迁移到保安县石卯湾。
北上途中，红二团在军委主席刘景范、团长孔令甫、政委胡彦英率领下，4月下旬在赤安县西北的杨清川西沟塌和张廷芝部的王义元骑兵连遭遇，我先敌攻击，将敌打垮，缴获了几十匹战马。5月中旬，又在吴起镇东部的宁塞川、五谷城歼灭反动民团200余人。接着北上靖边，在宁条梁附近的崔家涧攻克了敌人的一个修械所，收缴了一批修枪的机器、工具和一批待修枪支。随后又挥师南下，在吴起镇乱石头川的梁家台村夜袭张廷芝带领的骑兵部队。敌人猝不及防，大部分连衣服、裤子也顾不上穿，光屁股骑上没备马鞍的马逃跑。这一仗虽然未把张廷芝活捉，但缴获了10几匹战马和近百套鞍鞯。
就在这个时候，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记得当时和我一起转党的还有王四海同志。有一天，在吴起镇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孔令甫团长、胡彦英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朱奎等同志。会上，团党委书记胡彦英讲话，介绍了我们在工作和战斗中的表现，代表团党委提出同意我们转党的意见，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最后举行宣誓仪式。记得誓词有“为党奋斗，保守机密，不怕牺牲，永不叛党”等内容。当时没有预备（候补）期，我转党后立即被推选为团党委委员。
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在安定县白庙岔与红二十七军会合。5月4日，在安定县玉家湾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
第二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是1935年5月7日至9日，在安定县杨家园子、老虎堰、马家坪主力红军三战三捷。三次战斗都是刘志丹亲自指挥，共歼高桂滋八十四师两个营加两个连共1300余。
① 原保安。
人。迫使敌八十四师驻安定县城的一个营和驻延川县永坪镇的一个营退守瓦窑堡。安定县城遂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从1935年5月9日解放安定县城开始，主力红军从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作战。到6月30日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转战800里，从东向西一连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共6座县城。我们红四十二师二团作为主力红军的一部分，在攻占6座县城的战斗中，主要参加了解放靖边之战。
靖边攻坚战
靖边县南邻保安、安塞、安定，西北与内蒙古交界，位于毛乌素大沙漠边缘，是陕北土皇帝井岳秀统治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是八十六师五一三团二营，营长曲子鹏是井岳秀的得力干将，辖4个连400余人的兵力，另有保安队、和民团200余人。县城背靠高山，面对芦河，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
刘志丹同志是军事家，不但善于指挥游击战和运动战，也深懂攻坚战术之奥妙。他决定集中红四十二师二团、三团、抗日义勇军、红八十四师一团、三团共5个主力团，加上陕北的游击纵队、赤卫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奔袭拿下靖边城。
6月23日，我们红二团由安定北上，25日进抵靖边县东南的青阳岔待命。刘志丹召集八十四师师长杨琪及各团领导开作战会议，分析敌情，分配任务，讨论作战方案。我们红二团的任务是与红三团协同，攻占靖边城墙东南角的城楼，然后向敌县政府、保安队、警察局进攻并营救监狱中关押的同志和群众。城外由游击队、赤卫军负责堵截逃敌和拦击来援的敌军。
团领导开会回来后，向我们连干部作了传达部署。接下来是制作攻城云梯，练习攀登技术，检查武器弹药，看地形，找向导等。作为连队经济员，我还协助团经理处长筹集干粮，商量如何解决天热部队饮水问题等。刘志丹不断跑上跑下到各团、连了解检查备战情况，和战士一起说笑拉话，两三天到我们红二团来了好几次。
6月27日傍晚，部队向靖边城开进。夜行军80多里，次日凌晨两点左右到达靖边城东的芦河岸边。这时，刘志丹又来到我们团，向孔令甫团长、胡彦英政委询问部队情况。他说这里离城只有两里多路，切实注意不要发出响声，不要吸烟，以免声响和火光惊动敌人。还特别交代涉水过河时要注意安全。
芦河是沙底，河岸和水流平缓，水深只及膝盖。三四个团按预定时间准时下水涉渡，既听不见战马嘶鸣，也听不到人说话。由于长途跋涉，天热出汗，渴得难受，我和不少同志一边涉水，一边把脸埋进河里喝水。
过河后，辨明预定方位，我们抬着攻城云梯开始向东南城角隐蔽运动。原预定4点钟总攻，时间已经到了，总攻命令却没下达。事后知道是由于抗日义勇军被向导带错路，未能按时到达战斗位置造成的。但这时我们师的三团已开始行动，他们架云梯迅速爬上3丈多高的城墙，在敌军哨兵报警的枪声中战士们喊着杀声扑向东南角城楼。我们协同作战的二团怎能袖手旁观？团长一声令下，我们也迅速架起云梯爬上城墙。东南角城楼的敌军顷刻间被三团全歼。三团的部队顺势向东城门楼发起冲击。孔令甫团长指挥我们一、二两个连下城墙去打县政府。但这一段城墙没有下去的坡道，我和几个战士急忙把云梯搬上来往城里放下去，心急的同志干脆顺着陡直的城墙往下溜，有的人就被摔伤了。进城后，我跟着刘安堂连长向县政府冲击，指导员王四海带两个排去打警察局和监狱。我们打进县政府活捉了敌县长和10几个官吏；王四海率队攻占了监狱，救出几十名被关押的同志和群众。但不幸的是刘安堂连长的右臂被打伤。
敌人利用街墙、房屋继续顽抗，并且丧心病狂地抓了一些老百姓当人墙，向我军射击和投掷手榴弹。为了不误伤群众，我们伤亡了一些战士。由于西山寨、钟楼、城隍庙等制高点还在敌军手中，战斗仍然十分激烈。直到下午两点多钟，义勇军攻占敌军最后一个顽固据点西山寨，靖边古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靖边一战，击毙敌营长曲子鹏，生俘靖边县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100余人，歼敌600余人，缴获火炮6门，长短枪600余支。我军伤亡指战员150余人。与我一起从庆阳游击队编入红二团的两个战友也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战后，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把烈士们的遗体掩埋在芦河滩上。
曲子鹏营的覆灭把驻守保安县城的敌八十六师另一个营吓破了胆，他们于6月30日放弃保安县城逃往定边。保安城不攻自破，遂成为红军解放的第六座县城。
至此，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第二次“围剿”，最终以损兵折将6000余名，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刘志丹领导下，我西北红军则赢得了党在西北开展革命斗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原来被敌人长期割裂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从此连到了一起，统一起来，形成一块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百万、建有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发展到拥有2个军、2个师、约6000余人，装备精良。各路游击队也发展到
① 除去在关中的红一团、神府的红三团，为与红二十五军会合时的兵力。约5000余人。
4000余人。为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形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破坏，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中央、毛主席不得不历尽千难万险，转战二万五千里，来到西北。在这时，这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经过长征后的落脚点，指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刘志丹同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驱逐梁占奎
战争，是考验人们意志、信念的试金石，隐蔽的祸患也最容易在这时暴露。正当反“围剿”紧张的时刻，梁占奎的抗日独立军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支部队虽然打上红军的旗帜，但不少人并没有在红军的教育影响下脱胎换骨，仍然带着国民党军队的恶习。打仗时他们不严格执行命令，不很好地和兄弟部队协同配合；在战场上随意打骂残杀俘虏，搜俘虏腰包发洋财；自由散漫，不守军纪和群众纪律，欺侮老百姓，污辱妇女；耍钱，抽大烟更是家常便饭。更严重的是，在敌人“围剿”的严酷条件下，梁部先是骑兵逃跑了，接着步兵也开始逃亡。
在战争环境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隐患。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商量并报刘志丹同意后，决定解散这支部队。
梁占奎不管在什么地方，身边总是带着一个手枪队保镖，因此要想轻易地解决他是个难题。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荔园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红二团政委胡彦英把我和另外一名战士叫去，交待了解除梁占奎武装的步骤和安排。然后，习仲勋和胡彦英带着我俩往南走到离荔园堡10几里的一个小村。部队已埋伏好了。习仲勋带我俩进到一个窑洞里，安排我们伺守门侧，到时候下他们的枪。这时已经通知梁占奎来开会，习仲勋坐在炕上等他们。不一会儿，梁占奎带着他手下一个营长应召而来。他刚一跨进窑门，习仲勋立即站起来招呼说：“占奎，来来来，到炕上说话。”不由分说，拽住梁占奎的胳膊就把他拉过来坐在炕沿上，几乎同时那个战士迅速抱住随后进门的营长，我趁机下了他的盒子枪。与此同时，在窑洞外，胡彦英指挥预先埋伏好的战士，把梁占奎的手枪队缴了械。梁占奎一见这架式失声乱喊：“习主席，这是做啥哩，做啥哩嘛？”我们这时用枪指住他俩，习仲勋严肃地说：“我代表特委、军委宣布，逮捕你们，解散抗日独立军！你们不配当红军！”梁占奎和那个营长以为要杀他们，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任由我们用绳子捆了。习仲勋接着说：“你们现在还没犯死罪，不会杀你们。要把你们送到后方去，交给地方处理。如果今后再敢欺侮老百姓，与红军为敌的话，再见面我们就不客气！”我们把这俩人送到骑兵团，由他们再押送到关中。对抗日独立军，则收了枪，把那些兵痞、大烟鬼集训教育了几天，发路费遣散回家；确实表现好的，编入了郭宝珊的抗日义勇军。[8]
社会评价
兰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刘懋功少将，是一位从革命老区庆阳走出去的将军，他1916年8月23日生于华池县刘沟村。将军一生戎马报国，半世魂系蓝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令人可敬。2009年12月23日，将军走完了他不凡人生的93个春秋，因病在京逝世。 　将军祖籍陕西省澄城县。约在清末光绪年间，陕西渭北发生大旱，他的爷爷刘本宽带上妻子黄氏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到陕北吴旗县，靠做长工为生。他的大伯刘生枝、父亲刘生财和叔叔刘生发就出生在这里。据说当时他家家境很穷，上无瓦片，下无寸土。后来，他爷爷听说同吴旗县接壤的华池县柔远一带有大片荒地无人耕种，就毅然携家南下来到柔远刘沟落了脚。不久，刘懋功就在刘沟出生了。直到八九岁时，他一直给大伯家放羊。当时刘沟一带没有学校，要想学习文化真难，幸好他大伯是个识字人，能看懂《三字经》、《千字文》。在大伯教自己儿子认字时，他也常常站在旁边跟着学，这就是他最初所受的启蒙教育，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十四岁。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在这里开始搞兵运活动，并于1931年秋同马锡五在合水县平定川创建了陕甘边第一支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1933年，张秀山在陇东一带做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赤卫队的工作，经常来刘沟搞宣传，就住在懋功大伯家。特别是当红军游击队开进刘沟驻扎时，懋功看到红军战士纪律严明、说话和气、精神抖擞，就打心底里羡慕，真想跟着一块走，但他当时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实在走不开，也不能走。
1934年，马仰西来刘沟一代开辟地方工作，常与懋功一块干活、拉家常，讲刘志丹的故事，向他灌输红军就是穷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思想，积极动员懋功参加红军。通过一段时间的讲解和启发，懋功觉得很有道理，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 1934年1月，刚满17岁的他就经马仰西秘密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和赤卫队，从此丢下羊鞭，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懋功将军家和我家是亲戚关系，最初他对此并不清楚，因为他离家当兵时，我家还没搬到刘沟。他大伯刘生枝的妻子是我母亲的娘家姑姑，按辈分，我把他们分别称姑爷、姑奶。那时生枝是我们刘沟唯一的识字人，我家搬住到刘沟后，我父亲就成为全村第二个识字人。父亲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能认会写，还教我们弟兄几个都学写背通这几本书。生枝姑爷家住在山顶，我家住在山底，相距不到二里路。那时刘沟人烟稀少，亲戚更少，所以我妈经常请姑爷和姑奶来家串门，因为父亲和姑爷都识字，还懂一些古书，又都嗜好喝酒，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吧。所以他们一来，我妈就备些酒菜，他俩边喝边说，谈今论古，很有趣味。
懋功因为聪明好学，少有大志，从一个识字不多的放羊娃成长为军队里的排长、营长、团长、旅长、军长和空军司令，最后获“少将”军衔，可以说，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从1946年我12岁时起，直到2004年，我有幸先后七次零距离接触刘懋功将军，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1947年，胡宗南的西北军和马匪袭击二将川、悦乐等地，搞得老百姓不能安宁。我家恰好住在沿川路边，怕被敌人抢劫，就暂时搬住到杨湾刘懋功的老家躲避。大概在七八月份，刘懋功带领部队去悦乐和环县，当时他已担任旅长兼参谋长，路过刘沟，顺便同妻子余群回到杨湾老家看望他的母亲和叔父。那时我13岁，见到刘旅长真是太高兴了。只见他三十出头，身穿一身草灰色军装，精神抖擞，说话干练和气。我像他当年羡慕红军一样羡慕他！他回来带了个望远镜，家里人因为谁也没见过这玩意，都不懂这是干啥用的。最后懋功介绍说是望远镜，指挥打仗时用的，能把很远的东西清楚地看在眼前。当时人还有些怀疑，但当轮流试看了后，都说这玩意真好。那天晚上休息时，因天气太热，又怕蚊子咬，家里人就在院子里给他搭起了板床，点上艾蒿，让他露天睡了一宿。第二天，夫妻二人骑马赶部队去了。走后，群众都说懋功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真是个好人。
第二次相见，我和将军首次合影留念。懋功将军1947年离家后，转战大江南北，后来又大搞空军军事建设，四十多年没回过老家。1975年家乡群众知道他当了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时，都非常高兴，期盼他回家乡走走。群众的呼声，也是我的愿望。1985年7月，我任庆阳县副县长，地委派我去兰州政法学院学习一个月，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看望刘司令。
那天中午十二点，他请我们吃饭，进到司令员的家庭餐厅，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有鱼有肉，还有几个没见过的菜和一瓶好酒。司令员很热情，没有一点官架子，亲自给我们倒酒。我们八个人一桌，边吃边聊，很热闹。当时我说司令员我这次来你处，一是看望你，二是代表家乡群众请你方便的时候回刘沟看看，家乡群众对您很敬重。刘司令高兴地说：“感谢家乡父老对我的关怀，现在我已经休息了，也有时间了，请你告诉家乡群众，我一定会回去看望父老乡亲的。”我提出饭后同司令合影留念的请求，他痛快地答应了。随后就把余群阿姨叫到院子里同我们每人合了影。直到现在，我还很好地保存着同刘司令、余群阿姨的合影。
1990年，我已经离开庆阳县到地区畜牧处工作。11月上旬，我同人秘科科长刘明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看望我处在此住院的米国柱同志，随后我就去兰空干休所看望了刘司令。那天中午，他热情地留我们在他家吃火锅。饭后刘司令说：“明义，咱们刘沟条件差，现在还未通车通电，群众还是沿河湾走便道。从上次回到西安后，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总觉得对不起家乡人民。我个人没有能力为家乡架桥铺路通电，但是出点力却是可以的，所以我和老伴余群商议给家乡捐资一万元，帮助修路拉电，老伴一口答应，这样总是表达我对家乡人民的一份心愿。”当时就让余群从二楼拿来一万元交给我。余阿姨说这是老头子一年的工资，想多给点，再没有了。她还说：“这钱交给你带回去。”我接过钱，深受感动，当面代表家乡人民表示感谢。那时的一万元，确实够多了，能办好多事。《陇东报》1991年1月19日还刊登了“将军捐款建设家乡”的报道。我回来将一万元亲自交给华池县副县长张建的手里，他随后又将捐款交给柔远镇党委书记吴秉儒。吴秉儒接到这笔捐款，十分感动，大力宣传将军捐资建设家乡的感人事迹，并亲自组织带领干部，勘察路线、破土斩崖，开始修路，决心把刘沟群众的路修好、电通上。
1991年8月17日，我收到刘司令从西安发来的电报(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原文是：耿明义18号中午到西峰，懋功。接到电报，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俩事先约好争取在今年回趟刘沟看望乡亲。
18日11点，刘司令带着秘书和在江苏工作的堂弟刘懋珍乘车来到我家，我还请了地区政协工委主任周特祥和我二哥耿明孝(离休干部)在家等候作陪。午饭时，我们喝了少量酒，吃了老伴做的床子面。司令员边吃边谈，他说今天又吃到了家乡饭，吃得很顺口。我顺便讲了回老家的时间安排，并提出饭后与司令合影的建议。他立马赞同，马上起身出门走到我家的小院子里同大家合了影。我让他午休，他说不用了，咱们抓紧时间回老家吧。我同大哥明孝、老伴刘桂英一起陪同刘司令赶往华池。
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县上，住宿安排好后，刘司令顾不上休息立马要多看看华池县城市容，陪同的有县委书记马永孝、县长白自力、当年为司令当过通讯员的魏怀明、亲戚宗海军、司令的侄子刘海满，我们一行十几个沿街边走边看边谈，还去县人大和政协看望了工作人员。每到一处，刘司令都热情地与干部群众握手问好。碰到的干部群众一听说是刘懋功司令回来了，都自觉地停下脚步，投来了敬仰而惊喜的目光，有些年长者主动上前和司令握手问候。我们越往前走，招来的人越多。五点多，我们回到宾馆。晚上县委、县政府招待刘司令，书记马永孝说：“刘司令今天回老家，我们非常高兴，你是革命的功臣，更是我们华池人民的骄傲。”接着捧起“五粮液”酒敬给刘司令，可被这位一生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刘司令拒绝了。司令说：“我是回家乡看望群众的，你们这样太浪费了，咱们喝点本地酒，吃一般的饭菜就可以了。”司令站着用手拦住马书记的手不让斟酒。大家都在观望，当时局面确实有些尴尬。这时我劝司令：“你多年没回来了，今天回到县上，领导和群众都高兴，还有很多人想来看你，喝点酒是出于感情。”大家也都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后，司令笑着说：“我是回家看你们的，不想给你们带来额外的麻烦。”最后司令让大家都斟上酒，共同干杯，气氛一下又变得活跃起来。刘司令七十多了，酒量还好，喝了四五盅后站起来举杯向在座的同志说：“感谢家乡的父母官的热情款待！”
19日上午，我们陪同刘司令回到刘沟，先住到他弟弟刘懋庭家里。由于8月的天气闷热，加之家里地方窄狭，司令和大伙都围坐在院子里的树下乘凉、聊天、吃饭。不一会，司令的亲朋好友都闻讯赶来看望他，晚上住在堂弟刘懋乾家。因为第二天县上“四大班子”、部门领导、村干部、老党员、亲朋邻居要来刘沟看望刘司令，所以队里还要准备一顿饭。当时就拉回四只大羯羊拴在门口的槐树上，被刘司令看见了，他问这是谁家的羊栓在这干啥，他弟弟说是为明天招待来客用的，刘司令听了有些不高兴，嫌这样太浪费，立即让弟弟把羊放了。我赶紧上前劝司令，说：“明天县上要来很多人看望你，也顺便看看群众和刘沟的变化，队里要安排一顿饭，不能让人家大老远来不吃就回去，咱这山大沟深条件差，没个招待的地方，只能用羊肉招待，这事由队里安排就行了。”刘司令说他怕给群众造成麻烦。接着我带司令看了他曾经放过羊的地方和我老家的住处。当走到他小时放羊的马畔沟时，司令停下了脚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些坡洼上放羊，觉得害怕，保护我的就是两条狗，当时这里没有人烟，全是森林，狐狸、兔子成群出没，十分荒凉，现在人多了，可林少了。”说着就到了我家，我大嫂听说刘叔要来家里，非常高兴，提前就准备好了细长面。刘司令吃了一碗，称赞这才是真正的手工面。
20日九点，刘司令在其弟弟、妹妹、侄子、孙子的陪伴下带着花圈上山到他爷爷、奶奶、父母双亲的坟前扫墓祭祀。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敬仰祖先、回报父母的养育恩德。中午客人陆续都来了，刘司令热情地接待了每个人，并和来的亲戚、村干部、老党员合了影。
刘司令参加了南梁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庆阳。据刘北说：“爸爸从那次离开家乡后，身体就不太好了，精神衰退，饮食突减，经过检查后就去北京空军医院住了院。”此后，有次我给西安刘司令家打电话时，警卫员说首长去北京住院了。
2009年12月份，我同老伴在兰州女儿家，我儿子昌锋从西峰打来电话说：“刘将军去世了，市上已派人去北京参加告别仪式。”惊闻将军离世，我悲痛不已，肃立致哀。将军曾经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回老家，现在竟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将军平易近人的笑容、平和的言语犹在眼前耳旁，真让人痛思不已。
2010年元月下旬，刘海峰和刘北回到西峰，我到宾馆看望他们，海峰说：“我父亲是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逝世的，庆阳市委对我父亲的逝世非常重视，派市人大主任张志一和华池县长张万福带着家乡人民的深厚情意到北京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对我们兄妹给予了深切问候。”海峰当时给我两份将军的生平简介，他说：“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由许世友的儿子、现任空军司令员许其亮致悼词。空军党委对父亲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看到悼词里说：“刘懋功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勤奋敬业、任劳任怨、谦虚谨慎，求真务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廉洁奉公，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老战士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刘懋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党员，我军失去了一位忠诚战士。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9]
开国将军刘懋功的宝鸡情缘
他，一个放牛娃 ,走进人民军队，戎马一生，转战陕甘两省，参加扶眉战役解放了宝鸡，成为开国名将；西秦大地是他一直魂牵梦萦的热土——
2009年 12月 23日，开国名将刘懋功在北京空军医院病逝，走完了他 93岁的生命历程。病重期间，老将军曾留下遗言，希望能将他安葬在扶眉战役烈士陵园，与昔日的战友长眠在一起。那么，老将军为什么对宝鸡这块热土如此情深？刘懋功生前，记者曾采访过他。他逝世后，记者又走访相关人士，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放牛娃出身的将军
刘懋功，1916年出生于甘肃省华池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父亲因病早逝， 14岁的刘懋功就扛起锄头，成了家里的壮劳力。然而，当时兵荒马乱，加之连年遭灾，靠贫瘠的土地难以养活这一家人。
1933年，刘志丹率领红军来到华池县，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组建当地的游击队。刘懋功先是跑去看热闹，后来就和游击队员们熟悉了。一位小红军看到刘懋功穿的棉袄开了花，手中握着个鞭子，就问起他的身世。小红军还告诉他，红军是由穷人组成的队伍，是为劳苦大众打江山的，只有跟着红军，才能打倒欺压穷人的地主老财，翻身得解放。听着小红军的话，刘懋功两眼放光，他问：“红军哥，你说我能参加游击队不？”“能啊，只要你愿意。”“我一百个愿意，就怕我娘不愿意。我走了，东家（地主）的牛谁放呀？”回到家中，刘懋功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了他娘，他娘说，东家是把咱欺压够了，可你不给东家放牛，咱娘几个吃啥哩？“咱穷人团结起来，把地主老财打倒，分了他的地，不是就有吃的了？”
刘懋功老人生前说，那时他不识字，对革命的理解还不深刻，只知道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家人有饭吃。
就这样，到了 1934年开春，刘懋功将牛赶到山坡上，偷偷离开村子跑到县城参加了游击队。当上游击队员，他参加了陕甘宁苏区反“围剿”作战，后改编进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21岁的独立营营长刘懋功恨不得也和许多战友一样，带领战士们去杀敌立功，但上级考虑到他是陕甘宁苏区的“活地图”，决定让他留守。他所在的部队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苏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后来，他成为彭德怀麾下第一野战军中一名得力的指挥员。到了 1949年，在解放大西北的著名战役——扶眉战役中，刘懋功已成为第 2兵团 4军 10师师长，时年 33岁。
牛棚里指挥阻击战
1949年 6月，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等部联合，以 12个军的兵力把守宝鸡地区，企图阻止我第一野战军西进和南下。我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扶眉战役，歼灭敌军。
1949年 7月 10日下午，第 2兵团召开会议，许光达司令员传达了由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议精神：根据毛主席提出的“钳马打胡”作战方针。 11日，第 2兵团要隐蔽集结在武功、乾县附近的临平镇以东地区，以多路纵队向扶风法门寺、岐山益店镇方向前进，占领扶风罗局镇，扼住敌军西逃的咽喉，协助周士弟的 18兵团将敌 3个军包围于渭河北岸，一举歼灭。会上，决定由第 4军阻击敌人。军部在礼泉县召开了战前动员会，担任 10师师长的刘懋功主动请缨，要在阻击战中打先锋，担负罗局镇的阻击任务。
刘懋功回到师部，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命令，进行了作战部署。为了准时赶到罗局镇，减轻战士们身上的负担， 10师当即编成三个梯队，由 28、29、 30团组成第一梯队，只带轻武器，快速前进；以骡、马拉大炮的炮兵营为第二梯队；各团后勤部和各连炊事班为第三梯队，负责携带战士背包、物资等随后紧跟。 3个团的官兵全部轻装于 7月 11日下午 3时率先出发，不顾敌军干扰和行军疲劳向罗局镇跑步急行。经过 11个小时的行军，先后翻过四条沟、越过五道河，于 12日凌晨到达岐山益店镇。他们在过一条小河时，被敌军巡逻兵发现， 28团 2营与敌军交火；一营快速穿插跑步抢先来到了罗局镇。罗局镇的守敌见情况不妙，纷纷穿着裤头仓皇逃窜。
坚守罗局镇，是全歼渭河北岸敌军的关键。战士们稍事休息后，迅速开始挖战壕，擦枪磨刀。刘懋功及团以上干部就在一家农民的牛棚里摊开地图，分析敌情，直到半夜才打了个盹。 12日拂晓，一阵枪炮声将他吵醒，通讯员跑进牛棚报告：“大批敌军向西突围，已与我军交火！”刘懋功提着望远镜跑到一个土堆上望去，只见一辆辆装甲车、汽车后面紧跟着一排排的国民党士兵蜂拥而至，我军将士正在奋力阻击。指战员们呐喊着，一发发子弹射向敌军，一颗颗手榴弹在敌军中爆炸，敌人一次次的进攻都被我军击退。期间，有的指战员受伤，有的牺牲，一个伤员被抬下来，又一个战士冲上去……“人在阵地在，决不能让敌人逃向宝鸡！”这是10师全体指战员的坚强信念。天已大亮，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刘懋功忽然发现，一个机枪手中弹牺牲，他跑上前去，抱起机枪就扣动了扳机。刘懋功正打得红了眼，警卫员弯腰跑上前，拽住他的衣襟说：“师长，快，军部来电！”他这才跑回牛棚，只见政委左爱手握电话筒：“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守阵地，决不让敌军前进一步。”
就这样， 10师指战员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在罗局镇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连续打退国民党军 10余次轮番进攻；我第 3、第 6军在相继攻克扶风县城和午井镇、高王寺诸要点后，立即向罗局镇地区敌军后方发起攻击。至 12日中午，国民党军 3个军被压缩在午井镇以西、罗局镇以东、高王寺以南的渭河滩上，全部被歼。
头部中弹不下火线
7月 12日凌晨， 10师 28团 3个营刚刚占领眉县火车站，就与沿陇海铁路西撤的敌军接上了火。听到枪炮声，刘懋功命令：“ 29团下塬增援！”冲锋号随即响起。在号声中，将士们高喊“冲啊——冲啊——”冲下塬去，将敌军拦腰截断。战斗中，由于双方离得太近，大炮用不上，甚至开枪都来不及，战士们就与敌人拼起刺刀，用长矛、大刀砍向敌人，用枪托向敌人砸去……经过激战，我军迅速歼灭了敌人，其中俘虏敌军 150余人，给敌人的前卫团一个迎头痛击，暂时堵住了敌人的退路。
12日 9时左右，敌军收拢集结后，两个军的兵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我军阵地轮番进攻，企图冲破防线，都被我军 10师的两个团击退。我军连续阻击了敌前卫团，敌 38军、 65军以及甘肃王治奇第 2兵团的数次反扑，死死扼住了敌人的咽喉。与此同时， 28团两个营还担负着防御宝鸡、凤翔来援之敌的警戒任务。
为保证阻击战的胜利，军部向前线部队发出了“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的命令。 10师和 11师官兵全部赶到眉县火车站，连续打退敌 38军、 65军的 10次进攻。然而我军在战斗中伤亡也是惨重的，其中 29团 5连只剩下 5名战士，但他们仍然坚守着阵地； 30团 3连和 7连，连续 9次打退敌人的冲锋； 30团 3名干部伤亡，下级干部就自动代理，负伤的干部战士头上、胳膊上绷着纱布，仍不下火线，坚守阵地。刘懋功的身上也多处挂彩，头部还留下一块弹片。“这都是扶眉战役给我留下的纪念。”刘懋功老人脱掉衬衣让记者看，只见他的左胳膊和背部留有几个褐色的伤痕。“但我比牺牲的战友幸运多了，因为有了他们的浴血奋战，才有了新中国啊！”
12日中午，我军发起总攻。野战军的炮火向渭河北岸的敌军轰击，第 2兵团的第 3、第 6军和第 18兵团各部队向敌人猛攻，敌军一片混乱，敌前线指挥官李振、王治岐等都丢下部队各自逃命。王震的第 1兵团在沼泽地带长途行军，追歼南岸敌军。当日下午他们占领眉县县城后，迅速派出部队控制了渭河河滩，挡住了敌军的南逃之路。此时，渭河北岸的敌军已面临被全部歼灭之势，一些退到河岸的敌军官兵，纷纷跳入渭河，拼命向南泅渡，欲夺路而逃，正好被我军 1兵团的部队截住， 8000多敌军被俘。
到了下午 4时许，在一野参战部队的合围中，敌人全线崩溃。刘懋功带领的 10师战士士气更旺，他们乘胜追击残敌，整个战场喊杀声一片，敌人被逼到了沟底、渭河滩，东奔西跑狼狈不堪，多数当了俘虏，有少数在逃跑中淹死在渭河中。
刘懋功告诉记者，眉县车站的战斗虽然只是罗局镇阻击战的一部分，但同样惨烈，塬上塬下经过 12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以伤亡 2000人的代价，顶住了敌方 2个军兵力的轮番攻击，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在这场阻击战中， 10师涌现出 1个英雄团， 2个英雄营， 5个英雄连。
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陆军学院编印的《教学参考战例》第一册中，编入了《第四军第十师罗局镇地区迂回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则指出：“罗局镇是敌人大部队西逃的重要通道，敌人能否夺取罗局镇是决定其命运的重要一步；我军能否坚守罗局镇，则是能否消灭胡宗南主力的关键。因此，对罗局镇的争夺战成了战役的中心。”
宝鸡解放后，刘懋功所在的第一野战军一路西进，解放了天水、兰州、玉门等地。全国解放后，他历任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1983年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位置上离休，后居住于西安兰空干休所。
战友情深助建陵园
刘懋功将军一生身经百战，而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扶眉战役中的罗局镇阻击战。他的许多战友牺牲在这一战役中，他对宝鸡这块热土有着深厚的感情。
据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管理处原主任郑周怀回忆，早在 1980年 7月，刘懋功就和原一野 2兵团 4军副军长高锦纯、副参谋长姚知一及 10师政委左爱一起来到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缅怀战友。 4位当年的老战士看到安葬着600多名烈士的陵园里荒草萋萋，回忆起当年那惨烈的战斗情景，心情异常沉重，最后坐在一个烈士的墓前老泪纵横。他们说，战友们为了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要修建好陵园，让烈士的灵魂安息，让后人永远记住，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
1993年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刘懋功都要和老部下陈汝义以扶眉战役老战士的身份来到陵园，参加祭奠烈士活动。而每一次来陵园，总有抹不干的眼泪。两位老人经常说：要把陵园建设好，让它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作用，让下一代知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纪念馆，他每每听到讲解员的介绍，看到战友们的照片和遗物，都会不由自主地讲起扶眉战役中的战斗故事，甚至能说出许多烈士的出身和爱好。
2000年冬天，眉县民政局的领导前往西安看望刘老，谈了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的改造设想。当刘老得知在改造中资金不足时，当即给老首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写信求援。马文瑞接到信后，很快转给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不久，中央文明委下拨给眉县 100万元的陵园改建专款。经过 2年多的紧张施工，扶眉战役烈士陵园重修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增加了彭德怀元帅、许光达、王震、杨得志和周士弟将军的石雕，栽植了玉兰、侧柏等树木，烈士墓由原来的土堆改为草坪，墓碑也换成了花岗岩的，面貌焕然一新。
2003年清明节，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纪念馆开馆之际，眉县特意邀请刘懋功参加开馆仪式。老将军不顾年迈体弱，和陈汝义等 10位老战友专程从西安赶来，在讲话时他潸然泪下，几度哽咽。 2004年清明节， 88岁的刘懋功将军在外孙女的搀扶下，最后一次来到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看望逝去的战友。当他得知，眉县准备将陵园再改造一次，要重新建起一个高 19.49米的纪念碑，背面和侧面要刻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傅全有将军的题词和烈士群雕时，高兴地说：“中央对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视，你们这样做很好！就是要让更多的青少年接受教育，让他们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正含义，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郑周怀说，刘懋功将军数十次来到扶眉战役烈士陵园，他也先后 4次代表县上去西安看望老人，征集扶眉战役史料，老人总是平易近人，尽力协助。
在宝鸡解放 58周年之际的 2007年 7月 2日，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西安市丰镐路兰州军区干休所采访刘懋功老人。听家人说是《宝鸡日报》的记者采访，刘老高兴地说：“好！好！我接受，我对宝鸡感情是很深的。”提起惊心动魄的扶眉战役，已 91岁高龄的他仍记忆犹新。
将军逝去魂归故里
早在几年前，刘懋功老人在与眉县有关负责人交谈时，就曾表达过自己的一个夙愿：他去世后要和参加扶眉战役的烈士埋在一起，与烈士们作伴。眉县方面表示完全同意。 2009年 4月，老人病重前往北京空军医院治疗期间 ,还托秘书专门打电话询问此事。然而，当眉县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此事时，有关部门解释，依据有关规定，专门的烈士陵园不能安葬其他人。郑周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我们告诉老人的亲属，希望能通过兰空部队争取，给老人在陵园特批一块墓地，但老人知道后，坚决予以拒绝。老人说，‘我是有着 7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跟着共产党干了一辈子，既然政府有规定，就坚决不能违反。’”
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家中还有什么人？记者电话采访了刘懋功的大女儿刘北。刘北说，她的母亲十多年前已去世，她有 1个哥哥、 2个妹妹，兄妹 4人从小在军营长大，后来全部参军入伍，其中哥哥刘海风一直在部队干到退休。当问到老将军魂归何处时，刘北说，她父亲临终遗言里提到，一是安葬于扶眉大地，或是魂归故里。她得知甘肃省庆阳将建红军烈士陵园，说届时她父亲的骨灰将撒在陇东革命老区的热土上。
刘懋功将军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人们会永远记住：在解放宝鸡的人民子弟兵中，有位叫刘懋功的铁血将军。[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