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特征
（1）以神的话为中心；
（2）聚会地点一般在信徒的家里，规模一般比较小；
（3）有较为固定的人群，一般由基督徒带领朋友来听福音；
（4）神职人员一般由年纪比较大，灵修比较好的人担任。
教会发展趋势
中国目前很多年轻人到外地打工，留下家中老人无人照看，华东地区一个家庭教会系统就联合了当地多间教会照顾这些老人，为他们洗澡、送饭甚至送终，感动了很多非信徒。还有的家庭教会组成医院探访队，或在城市里做外地学生的辅导关怀工作，或帮助城市边缘地区的民工改善生活环境，这些默默奉献社会的基督徒当中很多都来自家庭教会。
一、 各家庭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接纳，相互连结，取长补短，走向合一。 　
二、 要在圣经真理上加强训练，避免极端，平衡神学，防止、抵制异端邪说。 　
三、 提高教会领袖素质，建立精壮领袖群，把教会的老者当成教会的祝福与遮盖，壮年工人成为教会的实际力量，青年人成为教会的未来和希望；健全教会体制，家长制转成合议制。 　
四、 教会的经费来源应该多向内看，少向外看，尽量自立，鼓励信徒奉献，有条件的可以发展经济实体。 　
五、 注重文字事工，发现、培养写作人才，把神赐给中国教会的宝贝资产保存下来，成为未来教会的祝福。 　
六、 提倡爱心关怀，热心行善，教会当起到光和盐的作用，用真实的好行为影响社会，转变政府对教会的态度，叫执政者真正地认识到每位基督徒都是遵纪守法，爱教爱国的好公民。 　
七、 抓紧对青年信徒的训练，提高教肓水准，使他们的生命、恩赐、知识、技能一齐增长，免得人才流失、青黄不接。如果教会变成老年人的教会，就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八、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福音在祖国内地虽已被传开，但边远或少数民族地区却因经济、文化的落后，交通不便等，仍有许多人未听过福音。为了使少数民族同胞能享受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需要各兄弟教会同心协力，不停地差传，使福音真道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传开。 　
九、 重视大中城市福音事工的发展，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传福音，用基督的文明净化社会风气。 　
十、 中国教会应担负起世界宣教的大使命，争取在二十一世纪里使中国成为宣教大国，向佛教及伊斯兰教国家进军，把福音传到地极。 
甚愿中国的家庭教会在新时代中能够稳步向前，走向更合神心意的道路，幷且能与时幷进，配合今日中国教会的发展和需要，将福音传遍整个神州大地。
合法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批准立项对家庭教会进行实证调查。
这项研究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2]
第一，实地调查。
包括家庭教会的信仰、传教线路和方式、主要活动内容、地区性教会组织、宗教印刷品来源、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礼仪、主要人员状况、信仰者及其组织要求、宗教活动经费、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管理、与境外联络等。
第二，理论分析。
包括信教群众与家庭教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主要人员的政治面貌和职业分布、政治倾向与要求、主要人员的宗教信仰真实性、各级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当地政府的宗教管理现状、宗教人员涉嫌犯罪及其可能性、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包括慈善事业、其它公益性活动和一般社会活动、国家公职人员和党政干部信仰基督教及其影响、国内基督教组织与境外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对现在和未来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和作用等。
第三，政策研究。
包括界定正常的宗教活动、非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具有危害性和危险性倾向的宗教活动。
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课题组成员先后到了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苏、云南、湖南、重庆、海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四川、湖北、陕西、安徽、辽宁、吉林等十几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并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理论研讨会和重点案例的分析会。
经过研究，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迅速、类型多样，且因非法生存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需要有新的政策安排。发展阶段一般认为，大体经历如下几个阶段。[3]
地下传教阶段
1950年，中国基督教界开展三自爱国运动，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由于观念上过于强调教会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官方所主导。
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基督徒不认可“三自运动”的一些理念。
特别是在大跃进后期，农村出现了“三自教会”之外的地下传教活动。
对当时的情况，基督教内有“三个半省”的说法，三个省是指安徽、河南和山东，半个即浙江的温州。
当时在安徽省的西部、河南的南阳地区、山东的某些落后地区及浙江的温州地区有许多“三自教会”之外的传道人进行着各种传福音活动并建立了一些地下的教会组织。
在文革后期，基层政府开始逼迫，由此导致这些教会解散，特别是南阳地区和阜阳地区，传道人开始四处逃跑。但直到这时还没有“家庭教会”一说，所有传道人都处于秘密地下状态。
团队式家庭教会
文革结束后，“三自教会”开始恢复活动。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本人是南浸会教会的执事，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背景的海外资金、书籍、资料、圣经大量进入，更因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结构逻辑与信仰需求，相对于“三自教会”之外出现了家庭教会。
在八十年代初，由于“三自”内部历来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信仰立场的区别、内部的权力之争和政府的强势干预，一部分“三自教会”的成员进入家庭教会体系。
到八十年代，在海外的支持下，尤其是赵天恩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还有香港包德宁的工作，使海外教会和家庭教会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团队式家庭教会正式形成。
独立地方教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城市化进程加速，面临世俗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强大挑战，教会一时无法适应，出现混乱。
到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团队体系达到鼎盛，其内部问题也逐步暴露：
一是教会体制问题，如家长制、个人崇拜等等；
二是教义问题，各种异端、邪教纷纷出现；
三是政府加大打击力度，导致教会的对抗性大大增强。
从此之后，海外教会对国内家庭教会的资金支持开始逐步减少，以此使团队的控制力开始减弱，推动团队教会独立化和转型为地方型教会，地方教会意识开始兴起。发展现状基督教家庭教会经过1990年后的快速增长，到目前，具体有多少信教群众，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数据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2006年4月18日表示，基督教信徒超过1600万人。
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TheCenterfortheStudyofGlobalChristianity)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经达到一亿。
网上流传据称，韩国基督教会的统计图称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一亿二千万。
BBC在2008年3月12日报道称，中国基督教人数近7000万。
《芝加哥论坛报》2008年7月4日文章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近7000万。
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4]
根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综合其它各方面的数据；
其二，与许多多年都在各地从事神学教育和福音传播的传道人讨论；
其三，根据抽样调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列出的数据也是根据当地宗教人士的估算及对部分教堂的走访获得的。而且在许多地方，如河南的一些农村地区，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而在现实中，家庭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夸大，三自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压低。因为家庭教会喜欢夸大人数以吸引外界注意，尤其以中部安徽、河南团队为甚。三自教会不愿意向官方汇报真实人数，以免给官方发展过快的印象。同时宗教局也不愿向上汇报，以免给上级控制不力的印象。
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三自教会人数的数倍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这是因为，宗教局统计的信仰者人数是在两会登记入册受洗的人数，排除了家庭教会成员和未受洗入册的信徒。
对信徒身份的认定也很难达成统一的标准，有人未受洗却自认为是基督徒；有人经常参加教堂活动、对基督教抱有好感，但仍徘徊在基督教门口，这也是对某地基督徒人数很难做出准确统计的原因。
从发展区域来看，除少数民族区域外，三自教会在全国各县市都普遍存在。
家庭教会主要分布：
淮河流域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河南、安徽和苏北；
闽浙沿海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宁波、台州、温州和福州、泉州等；
云南和陕西榆林地区也较多。
在陕西榆林地区，每个乡镇有4、5个教堂，家庭教会就更多。
河南、陕西这些区域应该重点研究。
一般认为，地域上分布的差异，跟传教士最早来的地方有关，可能还要从历史原因上找找。
云南地区很好解释。榆林地区、淮河流域这一带传教比较活跃。
在山东，韩国的传教士比较多，他们一边办工厂，一边传教，许多工人都变成了教徒。教会分类客观地说，对家庭教会进行分类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从活动范围来看，家庭教会大概有这些分类：
（1）全国范围或跨省范围的体系，一般称为团队、团契，
如徐州淮海福音团契、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队、利辛团队等；
（2）省级区域范围的体系，亦称团队，限于本省范围甚至只到市范围，
如大庆团队、淮北团队等；
（3）本地教会体系，只限于当地，已在本地立足，但还未能向外拓展，除了藏区应该每个县都有；
（4）全国性团契趋向比较明显，像中华福音团契值得很好地去研究。
从团契的活动范围来看，温州在把宗教带到全国各地，北京的几个大教会都与温州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从治理模式来说，基督教家庭教会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
（1）联邦式的长老会体制。这种类型的教会往往有基督徒聚会处背景，深受倪柝声“地方教会”思想的影响，神学上是福音派立场，强调分权和制衡，强调教会自身的独立主权。
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
（2）中央集权家长式的团队模式，灵恩派的此种倾向往往最为强烈，形成一些可控制教会的领袖人物。
主要分布于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
宗派是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形成的。
关于家庭教会的宗派划分问题，就神学立场而言，中国家庭教会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础上的福音派。
现在有两种神学思潮影响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就是改革宗运动和灵恩派运动，从而使中国教会的未来趋势基本上划分为三派：福音派、改革宗和灵恩派。教会类型与地区分布第一，传统式的家庭教会
（1）与“三自”教会没有组织联系、并相互抵触，没有得到政府认可；
（2）聚会地点一般在信徒的家里，规模比较小；
（3）最关键的一点：对外不开放，有较为固定的人群，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只有通过内部人才能进入其中，外界很少能知道其中的人员和组织结构；
（4）聚集到一起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不需要特别的神职人员，有些由年长，灵修比较好的人担任活动的主导；
（5）多采用家长制治理模式。
传统家庭教会在中西部地带分布较多。
第二，开放式的家庭教会
（1）教会不再按照亲朋关系而是教会章程所确定的成立教会的同工来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2）聚会规模庞大，有的教会信徒达上千人；
（3）透明程度较高，信徒公开聚会，个别教会建立教堂；
（4）对“三自”教会的抵触情绪逐渐淡化，但仍不与“三自”教会往来。
（5）多采用分权和制衡的治理模式。
开放式家庭教会往往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第三，城市新兴教会
（1）独立性很强，不受“三自”教会约束，与传统家庭教会也没有隶属关系，横向联系刚起步；
（2）没有历史包袱和传承，根基很浅，绝大多数教会还没有建立教堂，而是租用或购买写字楼来进行宗教活动；
（3）公开化程度高，信仰公开告白，信徒公开聚会；
（4）信徒多是城市青年的白领阶层，文化层次较高，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占有一定比例，有些教会就是由大学生团契发展起来的；
（5）强调教会建制和组织管理的民主化；
（6）重视政教关系建设，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对话，主张教会在“三自”教会体系之外进行登记。非法生存和冲突不断中国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很复杂。
就中央而言，公开的文件和法律法规含糊不清，未对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这种宗教政策属于典型的“鸵鸟政策”。这样，就给地方政府相对宽容或滥用权力留下了空间。
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会”这个概念指称家庭教会。
从目前地方宗教政策的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差异较大。
一般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政策较为宽松，常常采取漠视态度；
中西部落后地区对待家庭教会则较为严厉，经常会用严厉的措施进行打压。最近也发生过不少打压的事件。
政府的打压政策常常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在浙江温州，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候，也是政府打压最严厉的时候。
因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家庭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打压政策也同样为家庭教会提供了非法生存的空间。
从某些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以“非法聚会”的名义进行打击，就可以看到它们“非法生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存在本身是非法的，但其生存方式上却是“非法”的，政府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来进行打压。
“非法生存”带来的问题
第一，教会财产纠纷增加。
第二，教会的地下秘密化。
第三，宗教维权的政治化。社会目标和政策选择国家对待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政策应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一，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不要装作看不见。
第二，准许家庭教会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
第三，批准登记后的家庭教会或单位联合兴办神学院，一定要公开办，坚决反对秘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