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袁血卒
简介
袁血卒祖籍湖北省麻城，外祖籍四川巴州，父亲小时候是装在萝筐里被爷爷挑着从湖北麻城逃到汉水边上乞食，母亲是从四川巴州不知何年何月也逃到陕西宁陕县关口镇定居。
关口镇这个地方是八百里秦岭中最长最深最险的一条山谷叫做子午谷，他们就住在这个子午谷底的一个小镇。长安河横过，清水细流，人民勤劳，森林茂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真是“春来也，鱼龙变化，鸟语花香”。
家庭状况
父亲袁熙帜，字烈臣，行二。为人耿直忠厚，同乡人都叫他“二爷”。他读过两年私塾，爱看“三国、水浒”之类的小说。对世间的不平愤愤于心。他还当过一年“清兵”。退伍回家种地，租地五斗。对半交租，即收十斗交五斗，收八斗或七斗也是交五斗。母亲叫司清莲。世居董家坝，出自忠厚的农家，会刺绣，虫、鱼、鸟、兽随手剪裁，活灵活现，乡友们都赞扬她手巧。煮酒、熬糖、做豆腐、养猪、泡菜等家务活样样能干，凭着她勤劳的双手帮着丈夫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袁血卒自幼家贫，一家人租种几亩坡地，常常不能填饱肚子，全凭心灵手巧的母亲给人刺绣、裁缝衣服等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民国13年，宁陕遭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血卒的四个姐妹、两个弟弟相继病饿而死。正在这时，地主又串通县衙门逼债，使其父受尽凌辱。血卒见此情景，气愤至极，幼小的心灵从此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人物生平
1926年前后，关口传来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报纸，西安的学生联合会还派了学生代表到关口小学演讲。血卒听到了“三民主义”、列宁主义等。1926年冬，国民军进入西安，血卒热血沸腾，与同学相约到西安投奔了国民军韩德元部，被编入了学兵连。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军事政治学校，于1927年2月在学校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随西北军东出潼关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战争。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袁血卒与党失去联系，后几经周折，于1931年在上海找到党。被介绍到中共中央军委由朱瑞同志负责的训练班里受训。受训后与王超、李肃等被派往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中做兵运工作。袁血卒一行人到二十六路军后，利用军中的进步力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他严格按照兵运工作原则和组织上的要求，积极寻找自己熟悉的关系，培养发展党员，为争取二十六路军暴动打下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争取这支部队，袁血卒等人千方百计做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等上级军官的工作。在争取赵博生入党后，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党组织活动情况，决定组成特支，袁血卒任组织委员兼管士兵支部。正当形势迅速发展之时，党的接头机关遭到破坏，特支成员全部暴露。情况突变，特支紧急商议，决定提前暴动，派袁血卒到苏区跟红军取得联系。 
在红军总司令部，朱德总司令接见了袁血卒。第二天，召开了军委会，会议制定了二十六路军暴动的方针及防范措施。会后，毛主席在办公室召见了袁血卒，并指示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了一把刀也是好的……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力量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回到宁都后，袁血卒同刘振亚、赵博生一道投入暴动前的各项准备。秘密紧张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931年12月14日黄昏，赵博生参谋长以执行南昌行营命令“进剿”为名，在总指挥部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暴动。一切按计划行动，暴动的勇士向着自己的攻击目标前进。暴动胜利了，由二十六路改编的红五军团诞生了。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将兵强马壮的主力红24师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袁血卒作为24师代理政治部主任，被留在苏区。在此期间，袁血卒主要参与了东线作战，战线在福建连城、旧县一带。在战线长、兵力少、机动性大的情况下，袁血卒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去迷惑敌人，阻击敌人，给敌人以错觉，起到了防守阵地。阻击敌人前进的作用，成功地掩护了主力突围转移。11月21日，敌东路第3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24师赶到谢坊附近埋伏，这次战斗结束后，按中央分局给中央发的电报说：“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师。” 
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项英还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政委。1934年初至1934年底，袁血卒任地方游击政治部和破坏部的负责人（他从红24师政治部调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当时政治部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班，开始由刘梦槐同志主办，后来被肃反掉了，这个训练班就由袁血卒兼管。贺昌、陈毅同志有时到训练班讲课。
1935年2月，留守在中央苏区的全部红军，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国民党军队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经项英、陈毅、陈谭秋、邓子恢、谭震林、张鼎承组成的中央分局研究决定，把部队兵分四路，突出重围。袁血卒又一次受命于危难时刻，担任掩护主力突围的游击4大队政委。在上坪山、天门障地域，与围追之敌展开殊死搏斗，击退了数倍于我之敌的轮番冲击，一直坚持到弹尽粮绝，全大队500余人，只剩下袁血卒和李翔吾政委、一个文化干事、两个通信员，还有两个士兵，敌人距他们越来越逼近，李翔吾政委说：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决不让敌人抓住我们一个活的，并提出留下一颗子弹。袁血卒说：“翔吾同志提出的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毫无疑问，但我们要找敌人薄弱环节，冲出一个也是党的一份力量我们兵力虽小，但耍分布，要四处左右分散出击，迷惑敌人……。”这一提议得到其它同志的拥护。但冲击时，又牺牲了两位同志，剩余5人中，李翔吾亦中弹受伤了，袁血卒让通信员拖着李政委走，李翔吾说：“血卒，血卒……放下我吧，你们前进，不要管我。”这时，唐继章看李政委确实不行了。想放下，袁血卒说：“你把他丢下，我枪毙你。”李翔吾有气无力地向袁血卒说：“我有两件事情托给你了，第一。全国解放了，你向党打招呼我牺牲了；第二，家中有个老母亲，还有个刚出生的孩子，你们胜利后代我照顾一下。”说完后用留下的一颗子弹自毙，让剩余部队继续前进。大家含泪告别，这时，部队除两位通信员唐继章、钟卫生与文化干事周子祯外，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胜利完成了掩护苏区红军主力再分散的艰巨任务。最后袁血卒带着劫后余生的3人化装突围，昼伏夜出，历尽艰辛，经过15个日日夜夜的煎熬。终于在1935年3月31日成功突围，到达上海，寻找党组织
当时，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国民党四处通缉由苏区进入上海的几名“共匪”。特别声明捉拿共匪头子（指的是袁血卒），他们处境十分危险。他同唐、钟（何侠是上海的工人，到达上海后就回家了）商定了应付敌人的办法，并叮嘱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一切都往他身上推。这时袁血卒化名黄日升，同唐、钟一起露宿街头以卖报做掩护，沿街乞讨为生，继续寻找党的关系。
1935年12月6口。由于人力车夫告密，袁血卒、钟卫生、唐继章三人同时被国民党上海市伪警察局拘留在拘留所里、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以“瘪三”的而目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在威逼利诱均不奏效又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决定以放出找人为诡计，将袁血卒放出，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他以没钱吃饭为理由，又回拘留所，骗取了敌人的四元钱后交给党组织，警察局毫无办法于12月8日将他释放。释放后敌人仍在暗查，袁血卒奉上级命令又化名吴银到国民党57师当兵离开上海。57师驻防海盐、平湖一带，将近半年时间，他时常怀念唐继章、钟卫生在上海拘留所的情况，又开小差回上海，在上海闸北火车站找到张新生(1也下党支部书记），询问了唐继章、钟卫生的情况，张告之唐、钟已经出狱，他们已给送出上海，解除了他的一块心病。
1936年初，袁血卒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化名董守成。到驻扎在浙江江山县的国民党部队当兵，伺机寻找党的关系。新兵点名时不料被发现，袁血卒又以“政治嫌疑犯”罪名于当年8月74日再次被捕。依照所谓“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被判处5年徒刑，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执行
在监狱的审讯室中，而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袁血卒始终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他还灵活地以“大头兵”的身份做掩护，取得看守人员好感而放松对他的监管，使他得以借机给狱友传送情报，互通消息。鼓励狱友坚持斗争，争取早日回到“母亲的怀抱”
1937年，国民党政府在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感召下，决定释放“全国政治犯”。袁血卒和狱中难友一起，于11月23日被集体释放出狱。12月他几经转折进入延安，到达延安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讲清自江西苏区突围后的坎坷经历及狱中同敌人斗争情况。请求组织给予审查，澄清事实，做出结论。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审查会持续三年多，在被审查的三年中他任政治训练大队政治教员、编辑等职，直到1941年9月中央组织部才根据何侠（周子桢）、李克如、李兴宗等同志的证明和组织上调查了解所掌握的情况，做出了“恢厦袁血卒同志全部党籍”的结论。1941年9月17日，陈云同志亲自对袁血卒宣布结论：袁血卒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掩护了同志，恢复党籍、送党校学习。他再次感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这个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无所畏惧从不掉泪的硬汉，此时此刻眼睛却湿润了。
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袁血卒在劫难逃，被毒打批斗，还以枪毙相威胁，逼其承认“两次被捕，两次自首”。袁血卒心地坦然，他牢记党实事求是的教导，严守“身可辱志不可短”的家训，据理申辩，坚决不同意强加给他的“两次自首”的错误结论。他在为此而写的书面声明中写道：“对于‘两次自首’的结论我过去不同意，现在不同意，永远不同意。”在自己处境恶劣、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还挺身而出，为其它被诬陷受冤的同志出面作证。直至今日不少当年目睹此情此景的老同志们，对于袁血卒同志这种敢于坚持真理，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高贵气节，仍表示由衷的敬佩。袁血卒被关押在延安保卫处近三年时间，1945年朱总司令从保卫处将他要出，给其恢复党籍，派往前方，任命为冀热辽纵队宣传部副部长，后又任命为晋察冀二纵队敌工部部长，但被康生诬陷在档案里“两次自首”的错误结论像影子一样始终跟随着他，被长期控制使用。
在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国民党110师师长，地下党员廖运周同志率部起义，袁血卒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张际春之命，组织领导了对110师的教育改造工作。袁血卒按照“长期改造，慎重处理，帮助生产，产量就业，使人皆有用，各得其所”的总方针，组织在国民党110师中广泛开展了“打倒恐蒋亲美的思想教育”；发动广大士兵开展“诉苦运动”，激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同时开展了“清洗顽固分子、争取不坚定分子、打击反动分子”的活动。通过他的辛勤工作，使这支部队很快改造成为了人民的军队。以后不久，蒋介石又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110师，师长廖运升。袁血卒巧妙地利用廖运周与廖运升的兄弟关系，派杨大伦同志多次去做廖运升的工作，晓之以情，明之以理。在他的策动下，该师在浙江义乌一带投诚起义，为进一步壮大了我军力量做出贡献。
1950年，袁血卒被任命为西南军区教导总队（下辖2个师，3个独立团的编制）总队长兼政委。2月，在其所辖的教1团和教2团收审的国民党校、尉级军官共800余人，密谋以木棍、铁锹、铁镐做武器，砸毁教导总队队部，组织反革命暴乱。袁血卒同志查觉后，随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并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很快予以瓦解。
1951年12月，袁血卒被任命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高研班主任。1952年元月29日，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袁血卒与校党委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他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分期毕业”的意见，提出了“分期处理”的主张，并于2月1日写信给二野政委邓小平同志，陈述己见，提出“该放的放，该用的用，该养的养，该管的管，该杀的杀”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和支持。对教育、改造和利用国民党高级军官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袁血卒是校“三反”运动核心领导成员。当运动进行到“打虎”阶段时，他对那种不顾客观实际，不做调查研究而硬性往各单位分配“老虎”指标的做法持反对意见，还为被错划成“老虎”已判死刑（尚未执行）的司机肖义干部党员张光炎平反，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又遭到诬陷“袁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袁长期做敌工工作，接触国民党高级军官，必有受贿”等，以“贪污”罪名将其关押。1953年6月28日宣布：“给予袁血卒同志以撤职、降级、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调往西南军区后勤部公路处任处长，后改任西南军区工程学校副校长。
1957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对袁血卒的历史问题进行了重新认定，得出“两次被捕均不以自首论处”的结论，依然没有摆脱所谓“抢救运动”中所犯斗争扩大化错误遗留下来的“极左”痕迹。袁血卒坚决不同意总后这个改头换面的错误结论。他坚信自己是无愧的，更是无辜的。在以后漫长的十多年时间里，年年申诉。
1957年12月，袁血卒任总后干部学校校长。他以培养红、专合格人才为目标，坚持抗大的办学方针，借鉴自己在红军特科学校任政委时的办学经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为我军培养了成批合格的后勤干部。后来他坚决响应党的支持边疆建设的号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全校营以上100多人到祖国的北部边疆北大荒安家落户，为繁荣和建设祖国边疆做出了贡献。
1958年9月，奉上级命令，袁血卒同志由总后干部学校转业到天津化工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从此，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投身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天津化工学院是天津教育战线有名的“四无”院校（无教师、无校舍、无食堂、无室外训练场地），学院开始成立时，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无一是处。有的说：“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要比老大学低一等。”有的说：“我一到学校就凉了半截。”有的一进学校门就要求退学、转学，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未经学校批准私自回家，一去不返。很多人不愿佩带学校校徽或把校徽藏在衣袋里，说：“戴化工学院的牌子嫌丢人。”不但学生有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就是当时在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对该院瞧不起。
对待这些问题，袁血卒同志带领党委一班人，保持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重点抓了调集师资力量、创建教学环境、办厂创收，促进自我发展等重点工作。他坚持不拘一格，任人为贤的观点，贯彻了历史问题看现在，家庭问题看个人，个人问题看表现的政策。使一批家庭出身不好，历史上有某些污点的知识分子（教师）得以放下包袱，发挥各自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袁血卒处处身先士卒，同广大教职员工一样，风餐露宿，早起晚归。盖起了简易校舍。基建面积达20225平方米，其中教学用房5598平方米，生活用房11927平方米，新建食堂一座2850平方米；新教学楼一座12000平方米；另外还修建物理、化学实验室一座1200平方米，有力地保证了教学。为了进一步改善教学条件和环境，提高全院师生员工的福利，他还下力量抓了校办工厂的建设。没厂房建厂房，没原料找代用品，因此生产产量猛增，建厂时全部资产共合7万元左右，截止1962年10月底，累计利润140万元，并从实现的利润中抽出7.3911万元购置了教学设备和试验仪器，用于学生集体福利和学生生产劳动保护及营养方面共达13万余元，为教学和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的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几乎停滞不前，绝大部分院校都处于停课或半停课状态。化工学院怎么办？面临着抉择。袁血卒同志带领全院师生利用业余时间开垦荒地，种粮种菜。种菜25亩，四年收获蔬菜105万斤，猪肉9.7898万斤。鸡蛋9851斤（鸡因1961年春饲料供不上，全部处理了），粮食7758斤。副业的收入，改善了伙食，添置了一些桌椅板凳及教学用具，保障了教学，顺利渡过了难关。为此，天津市教育系统在化工学院召开了现场会，被树为先进典型。天津化工学院的师生感到光荣，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愿意接收天津化工学院毕业生到本单位工作，彻底改变了学院的四无”而貌，在天津教育战线上树起了一面旗帜。
“文革”初期，在康生唆使下，陈伯达由北京窜至天津，在河北工学院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恶毒污蔑袁血卒是“没有开除党籍的大叛徒”、“工学院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煽动、挑拨和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极其野蛮、惨忍的手段施以烙铁烙、火筷烫和活埋等残酷的刑罚对袁血卒进行迫害。他的家人和子女也受到株连，精神和肉体上遭到严重摧残。
袁血卒同志靠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和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被关押期间，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同这些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978年5月18日，经中央批准，袁血卒40年的政治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平反后袁血卒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民政部党组成员。当时，他有三句话：“一是幸存下来了；二是身体还健康；三是我现在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于工资级别、补发款项等从不向组织伸手，全身心地投人到工作之中。5月20日，他参加了民政部召开的第一次党组会，会议决定由他带队到西南片召开省、市、自治区民政厅局长座谈会，了解全国各地的民政工作情况；7月18日，中共民政部党组会议决定党组成员分工，袁血卒主要分管优抚和信访工作；1979年9月6日。中央为解决上访问题，决定成立中央机关工作团，任命袁血卒为工作团的领导小组成员。
在为党工作期间，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以分秒必争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在他主管民政部信访工作期间，由于“十年浩劫”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信访工作任务艰巨，量也很大。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亲自承办了大量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为不少人平反昭雪，使民政部信访工作走在其它部委的前面，受到中央通报表彰。他关心祖国的残疾人事业，经常深入灾区和贫困地区察看灾情，他还深入了解基层居委会的情况，他在一篇“加强居民委员会的建议”一文中写道：“居委会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对部里的优抚工作和扶贫工作非常重视，为推进我国民政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3年，袁血卒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退居二线。袁血卒曾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忧国忧民的拳拳报国之心使他人老心不老，人退心不退。1995年7月18日经中央批准，袁血卒同志享受正部级待遇。
袁血卒同志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各个时期以及和平年代，都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高尚品质。
他为人正直，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处处平易近人，事事联系群众，他作风清正廉洁，为人襟怀坦荡。工作中他善于学习理论政策，刻苦钻研思考业务，身先士卒，为人表率，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千难万险，始终坚韧不拔，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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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004年2月11日电　民政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袁血卒同志（正部级）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袁血卒病重期间及逝世后，胡锦涛、曾庆红、贺国强、刘华清、宋任穷和张震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袁血卒1908年生于陕西省宁陕县。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宁都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为成功举行宁都暴动、壮大红军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宁都暴动后，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6次进攻战役和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因作战勇敢、战功卓著，被中央军委授予“火线英雄”称号和“二等红星勋章”。
1934年袁血卒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长汀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红24师代理政治部主任，率部掩护主力红军长征。1935年，留守苏区的红军被围困时，他临危受命，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淮海战役中，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对国民党军110师的争取、策反、教育和改造工作，为战役取得胜利、进一步壮大我军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晋察冀军区教导总队总队长兼政委、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部长、总后勤部士部学校校长、天津长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民政部副部长。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任西南军区教导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俘虏中的中高级军官的教育和改造工作。1978年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他主管的民政部信访工作受到中央通报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