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伯
人物简介
西周末期人。中国西周末期思想家，生卒年不可考。  史伯像此人是西周末年的王朝太史伯阳父，亦称史伯。西周太史，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老子、孔子之前二百多年，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为常人所知，此人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故学者在系统的专著中无不提及。但是，评价尚嫌不足。
个人思想
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它是百物构成的法则；“同”是指无差别性的单一事物，如不与另一事物相“和”，就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来，“若以同裨（益）同，尽乃弃矣。”指出西周行将灭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即去以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史伯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见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如果同上加同，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而且世界的一切也就变得平淡无味，没有生气了。史伯的这个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
指明出路
周幽王当政，王朝衰败，有识之士无不考虑退路，郑伯即是其一。郑伯名友，周宣王庶弟（即周幽王之叔），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爵位伯，称郑伯友；谥号桓，为后来的郑国开国之君，称郑桓公。周幽王命郑伯友为王朝司徒，主管教化。郑伯友考虑自己家庭和郑地子民的安全，想作大规模的搬迁，而找史伯商量，讨教办法。史伯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伯友指明了落脚之地。
言论记载
  史伯史伯的言论见于《国语》，主要是《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两篇文字。《史记·周本纪》《史记·郑世家》亦有所载，显然是参考《国语》而记。文献资料简略，是后人对史伯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
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
史伯指出，“戎、狄必昌，不可逼也”。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一定强盛起来，不能靠近他们。
郑伯友对南方抱有幻想，而史伯告诉他：季纟川（《史记》作徇）为楚君，合于民臣之心，功德超过他的先王，十代也废不了。“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逼也。”不可以靠近他们。接着，史伯纵论虞、夏、商、周的历史发展，说明祝融（黄帝之后，楚人之祖）后代八个姓的演变，再次强调只有芈姓的荆国（长江中游大片地区）会兴盛。
如此，只有东方可以考虑，但也要作具体分析。史伯指出，以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南北各有九国，西东各有八国，这三十四个国家不是周王次子、庶子以及母弟甥舅一类的亲戚，就是蛮、荆、戎、狄之人，“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中，只有一块地方，“唯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黄河、济水、洛水、颍水之间，都是子爵男爵的小国，虢国（今河南荥阳东北）、郐国（今河南密县东南）稍大一些。史伯告诉郑伯友，把子民、财物寄放到那里，他们不敢不答应；即便他们将来背叛，只要说是奉天子之命去讨伐，没有不成功的。
郑伯友本人虽然死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国难，但郑地人民东迁虢、郐之地，而保存下来，后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
除了荆国以外，郑伯友曾问史伯还有哪些国家会兴盛，史伯回答说是晋、秦、齐三国。后来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四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
十分明显，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儒效》）以及后代各王所封诸侯国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史伯是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阴阳五行的观念
阴阳、五行的观念产生得很早，大概商代甚至更早已有。今人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战国及秦汉之际成书的，如《左传》《易传》《老子》及《黄帝内经》等。
古人在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中，观察到了自然的阴与阳，以及水、火、木、金、土五种现象或五种材料。慢慢地，衍生出了两类相反相成、五类杂合相济的“类名”。这说明人们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中已经萌生二元对立、多元统一的观念，显露原始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苗头。从西周开始，逐步开始对阴阳、五行的自觉归纳和理性阐述，而史伯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年），泾水、渭水、洛水（与河南洛水同名）流域发生大地震。史伯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烝，升。镇阴，被阴镇住。史伯认为，天地有阴阳二气，要有序、调合；而秩序被打乱，阴气压迫阳气，使阳气伏在下面不能上来，才发生了地震。我们不能要求史伯以今天的科学解释地震，他在“上帝”即神还是主流观念的时代，以阴阳来说明，已经非常了不起。今人论述古代阴阳思想，无不首先引用史伯这段话加以说明。
史伯之后，阴阳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明确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如《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阴阳交替乃宇宙根本规律。
郑伯友向史伯讨教逃难之策，大约是在“三川竭，岐山崩”之后七年。史伯在议论王朝之弊时说了一大段哲理性极强的话，简要节录如下：“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还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认为，世间百物是由土、金、木、水、火五行相杂而成。这显然是与神创论相对立的唯物思想。而且，不难体味五行在史伯那里已不仅仅是五种具体的资料，它们已是五种具有事物根本性质的元素。
关于史伯的阴阳五行思想，文字材料很少，但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古人最初的人文自觉，开始上升为一种理性的智慧。
理论提升
“和”的观念同样产生很早，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而第一个对“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的人，是史伯。史伯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家。
上引史伯哲理性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  《国语》书影，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
史伯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根本法则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统一。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也就是“和”的不断展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这既是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又是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动过程。
从人的认识和实践来说，一方面要尊重客观世界自然的“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人为的破坏，一方面要创造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和”。最简单的事例，土加土，还是土，水加水，还是水，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土加水，则成泥，便可垒墙筑屋，再加火烧，则成各种陶器及砖瓦，便可方便生活、美化生活。总之，人要认识“和”的本质，运用“和”的法则。
预言
史伯正是以“和”的思想为指导，给郑伯友分析王朝之弊的，指出周幽王的要害是“去和而取同”。史伯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恶的谗言；讨厌贤明正直的忠臣，而亲近愚顽智昏和无知鄙陋的小人。断言不出三年周必亡。
思想延续
二百多年后，齐国思想家、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与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见，晏婴是在看到相关记载之后接受了史伯的思想和观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而孔子之孙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的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今之众多学者认为，“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非虚言也。
国语书影
郑伯友本人虽然死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国难，但郑地人民东迁虢、郐之地，而保存下来，后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 
除了荆国以外，郑伯友曾问史伯还有哪些国家会兴盛，史伯回答说是晋、秦、齐三国。后来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四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 
十分明显，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儒效》）以及后代各王所封诸侯国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史伯是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阴阳、五行的观念产生得很早，大概商代甚至更早已有。今人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战国及秦汉之际成书的，如《左传》《易传》《老子》及《黄帝内经》等。 
古人在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中，观察到了自然的阴与阳，以及水、火、木、金、土五种现象或五种材料。慢慢地，衍生出了两类相反相成、五类杂合相济的“类名”。这说明人们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中已经萌生二元对立、多元统一的观念，显露原始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苗头。从西周开始，逐步开始对阴阳、五行的自觉归纳和理性阐述，而史伯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年），泾水、渭水、洛水（与河南洛水同名）流域发生大地震。史伯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烝，升。镇阴，被阴镇住。史伯认为，天地有阴阳二气，要有序、调合；而秩序被打乱，阴气压迫阳气，使阳气伏在下面不能上来，才发生了地震。我们不能要求史伯以今天的科学解释地震，他在“上帝”即神还是主流观念的时代，以阴阳来说明，已经非常了不起。今人论述古代阴阳思想，无不首先引用史伯这段话加以说明。  史伯之后，阴阳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明确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如《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阴阳交替乃宇宙根本规律。 
郑伯友向史伯讨教逃难之策，大约是在“三川竭，岐山崩”之后七年。史伯在议论王朝之弊时说了一大段哲理性极强的话，简要节录如下：“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还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认为，世间百物是由土、金、木、水、火五行相杂而成。这显然是与神创论相对立的唯物思想。而且，不难体味五行在史伯那里已不仅仅是五种具体的资料，它们已是五种具有事物根本性质的元素。 
关于史伯的阴阳五行思想，文字材料很少，但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古人最初的人文自觉，开始上升为一种理性的智慧。 
“和”的观念同样产生很早，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而第一个对“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的人，是史伯。史伯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家。 
上引史伯哲理性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 
史伯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根本法则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统一。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也就是“和”的不断展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这既是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又是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动过程。 
从人的认识和实践来说，一方面要尊重客观世界自然的“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人为的破坏，一方面要创造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和”。最简单的事例，土加土，还是土，水加水，还是水，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土加水，则成泥，便可垒墙筑屋，再加火烧，则成各种陶器及砖瓦，便可方便生活、美化生活。总之，人要认识“和”的本质，运用“和”的法则。 
史伯正是以“和”的思想为指导，给郑伯友分析王朝之弊的，指出周幽王的要害是“去和而取同”。史伯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恶的谗言；讨厌贤明正直的忠臣，而亲近愚顽智昏和无知鄙陋的小人。断言不出三年周必亡。 
二百多年后，齐国思想家、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与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见，晏婴是在看到相关记载之后接受了史伯的思想和观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而孔子之孙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的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今之众多学者认为，“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非虚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