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通济渠
简介
  通济渠：又称汴水、汴渠、汴河，全长650公里。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江苏盱眙入淮河，共历现今三省十八县（市），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市、开封县、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灵壁、泗县；江苏省的泗洪、盱眙。
它是于公元六0五年开掘的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连接了黄河与淮河，贯通了西安到扬州，作为中华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交通大动脉，“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历经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个朝代，通航了720年。
公元605年，杨广力排众议，下令由杰出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开凿大运河，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 
通济渠施工时，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行龙舟，龙舟舟体巨大，运河必须凿得很深，否则无法通行。如此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杨广要求的时间却极短。从3月动工，到8月就全部竣工了，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当然，这种奇迹的创造，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凿渠和造船过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官员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通济渠开通后，杨广立刻从洛阳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南巡江都。因此，隋朝时称通济渠为御河。 
《虞城县志》记载了一段杨广沿通济渠“巡游”的盛况：“偕皇后、嫔妃、贵戚、官僚、僧尼、道士等，分乘龙舟、杂船五千二百余艘巡幸江都。”杨广乘坐的龙舟，实际上是奢侈豪华的水上宫殿，其“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饰以金玉，下重有内侍处之”。而皇后乘坐的翔螭舟，除尺寸略小一点外，其装饰和龙舟无异。在龙凤舟前后，另有三重高的花、鸟、虫、鱼彩船九艘，作为流动的“浮景”以供帝妃、王储、公主们游乐。这些龙凤舟和“浮景”船队，组成水上宫殿群体。尾随其后的是各类随行官员的船只数千艘，其后还有补给船只，承载各种供奉之物，以备随时之用。 
这十几万人的“流动宫殿”，穿州过县，游山玩水，乐坏了皇帝、嫔妃，忙坏了地方官吏，害苦了黎民百姓。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杨广决定三游江都。当时，全国已经民不聊生、烽烟四起，一些耿直之臣上书劝谏，结果多人被杀。当杨广所乘龙舟行至梁郡（商丘）时，官绅带领一些群众拦路上书谏阻，结果同样惨遭处死。就是在那次巡游到达目的地江都后，失道寡助的杨广被“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勒死在江都行宫。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运河岸边的一些码头及旧城因运河的航运而迅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如运河南端的杭州，长江岸边的江都，运淮汇合处的楚州（今淮安），运黄汇合处的汴州（今开封）及运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济渠，更是连接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动脉。当时，通济渠两岸的城镇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的宋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时，因其繁荣与兴盛而被定为都城的陪都。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研究员刘昭允介绍说，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商丘的繁荣。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尽显交通枢纽地位。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必须经过睢阳（商丘）城。唐代名将张巡以数千老弱病残之躯，抗击叛将尹子奇统领的10万大军达10个月，极大地消磨了叛军的意志，延迟了叛军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通济渠开通航运后，商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显著增加，至唐代时已成为全国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赞颂。杜甫在《遣怀》诗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地，空余汴水东流海。”刘昭允说，从这些千古传诵的佳作中，可以隐约看到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达，汴水（即大运河）直达于海，舟车来往，络绎不绝。城内街道宽阔壮观，住着达9万户的居民。每当夜幕降临，酒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怀畅饮…… 
除洛阳至黄河的一小段外，通济渠绝大部分是“引黄入淮”，因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经常疏浚。唐、北宋时期，朝廷都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疏通河道。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通济渠的淤积问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黄河水处，向西开渠50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质。据记载，通济渠在唐、北宋时期的航运地位显著，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1]
背景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运，战国时已为鸿沟所沟通。西汉  通济渠以后，这条运道便逐渐被汴渠(即汳水)所代替。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又进一步对汴渠进行了整修和局部改建。隋炀帝在此基础上于大业元年(公元六零五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注：《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零。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它分二段凿成：一段自今河南洛阳县西的隋帝宫殿“西苑”开始，引谷、洛二水达于河，大概循着东汉张纯所开阳渠的故道，由偃师至巩县的洛口入黄河；另一段自河南的板渚(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东北三十五里)，引黄河水经荥阳、开封间与汴水合流，又至今杞县以西与汴水分流，折向东南，经今商丘、永城、宿县、灵壁、泗县、泗洪县，在盱眙之北入淮水。通济渠在今商丘以下趋向东南，直接入淮，这是与东汉的汴渠入泅不同的。因旧漕渠自今徐州以，下，流经泗水。由于泅水河道弯曲，又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之险，所以通济渠改行新道，撇开徐州以下的泅水迳直入淮。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③[注：《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零。]同时还进一步疏浚了山阳渎。通济渠和山阳渎共长二千余里，渠广四十步，两岸筑御道，并种了柳树，既可护岸，又可给牵船人遮荫。
记载
为什么说通济渠到元代才湮塞呢？《开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  通济渠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门、下水门，岁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万石达京师。常至决溢，设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黄河决，始淤塞。旧府治南有汴梁故迹，即其地也。”
《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志》卷十四《河防》：汴河 在府城门南五里，或曰即浪荡渠，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元代年号中有两个“至元”，分别是公元1264----1294年、公元1335----1341年。）
《宿州志》（清。光绪 何庆钊等修撰）卷三《舆地志》：（汴水）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
《宿州地区志》“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黄河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宿州埇桥亦废。”
《宿州市志》“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汴水复于徐州与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经宿州城的汴水湮没，埇桥由此废。”
发源地
发源地介绍发源于今长安区申店乡，河北侧，西北流，经西安城西南丈八沟，过三桥镇，北注于渭河。项忠所奏凿的通济渠，从府城西南丈八沟设闸遏水，引水北上，自闸北西行二里折而北流，过丈八头小石桥，又北至南窑头，又北过甘家寨，又东北过糜家桥、解家村，又北至西安外城郭，再至安定门吊桥，城外渠道二十六里。然后经洞口入瓮城南流，出瓮城水门外，沿城而南，过一敌楼，复入城，东南流至白鹭湾，折而东北流，至梁家牌楼南，又东流入于地下砖渠，再分为三派分流：一派自长安县署(今西大街城隍庙东)东流过广济街，沿西大街、东大街之南东流，过大菜市(今大差市)、真武庵出城，注灌于东城壕。沿途所过，支分渠水，分注于按察司(在今西大街市公安局处)、永寿王府(在今竹笆市东永寿巷)，布政司(在今钟楼西南粮道巷西)、保安王府(在今钟楼东北隅)及秦王府城；一派从西大街广济街北流，过迎祥观(今北广济街南口东)而西，过永丰仓(在今庙后街西仓)前，西入贡院(在今西大街西段北侧儿童公园)；一派从广济街直北而上，过麻家什字，汇入莲花池(今莲湖公园)。成化时开凿的通济渠，入城后渠道用砖砌一千五百五十丈，合4960米。弘治(1488—1505)间，陕西巡抚周季鳞与西安知府马炳然对通济渠城内尚未砌而有损坏的渠道，以砖砌七百二十丈，合2304米，并对城外土渠亦加疏浚修筑二十五里。为了城内居民饮水卫生，周季鳞令沿通济、龙首两渠所过每十家作一井口，以砖为栏，以瓷为口，以板为盖，启闭以时。清朝多次疏浚清代时期，对通济渠进行过多次疏浚。由于明末战乱，通济渠  通济渠湮塞不通。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与长安知县梁禹甸、咸宁知县黄鼎修浚通济渠。康熙六年(1667年)重修。不久渠道又多湮塞。雍正(1723—1735)时通济渠城内三派水渠，仅自广济街北经永丰仓前入于贡院一流畅通，其向东注入东城壕之渠自广济街东淤塞，自广济街向北汇入莲花池一流也淤塞不通。乾隆二年(1737年)，陕西巡抚崔纪行重加疏浚。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陕西巡抚鄂弼修葺西安城墙时，将入城水门废弃，自此通济，龙首二渠之水不复入城，而仅能分灌于城壕，并改变分注方向。龙首渠原先灌注西城壕，现不入城而灌于东城壕。通济渠原先灌注东城壕，现不入城而灌于西城壕。乾隆四十年(1775年)巡抚毕沅、道光五年(1825年)西安知府叶世倬曾多次疏浚通济渠，多是为了放水入西城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陕西巡抚魏光焘疏浚通济渠，并在西门吊桥南设火药局、置水碾，再次引水入城，经贡院，复东北流，入注于莲花池。二十九年(1903年)，陕西巡抚升允又疏浚通济渠城内外渠道，“导水自西门入，曲达街巷，绕护行宫，便民汲引。城外近渠民田，兼可灌溉。并浚城壕，引水环焉”(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地理考下》)。
流域发展
沿岸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洛阳、郑州、开封和商丘均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外。这里有驰名中外的少林寺、龙门石窟、黄帝故里等文化景点。还有五岳之一的嵩山，开封附近的悬河等自然景观。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和安徽都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河南在全国率先提出“旅游立省”的战略构想，对旅游发展极其重视。大运河申遗一旦成功，城市知名度将有极大提高，会给沿岸城市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积极采取保护措施。在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许多市文物局已制定出下一步工作方案，形成了规范性的文件，依照行政法规进行保护。 
有大城市依托
大运河沿岸的郑州、洛阳和开封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经济实力较为雄厚，都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相对成熟，具备相对丰富的经验，可为通济渠段的开发更好献计献策。交通便利此地区位于中原地区，与陇海、京广、焦柳、京九和京  通济渠广等铁路线相互交织；运河一线有平行公路，交通方便，如开封市区以西的大运河基本沿郑开大道分布，商丘以东的大运河基本沿商永公路分布，安徽段基本沿永宿公路分布；此地还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徐州观音机场，洛阳机场等。客源市场广阔通济渠连接了长三角地区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是中国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之一，运河中部也靠近山东经济区，西接关中城市群。随着人们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景区文化内涵的开发将成为衡量其生命力的重要指标。该地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很大的优势。古老的中国文明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最主要原因，而郑汴洛地区正是中华文明的最主要的发祥地，中国八大古都中的三个都位于此运河一线。
动脉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运河岸边的一些码头及旧城因运河的航运而迅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如运河南端的杭州，长江岸边的江都，运淮汇合处的楚州（今淮安），运黄汇合处的汴州（今开封）及运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济渠，更是连接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动脉。当时，通济渠两岸的城镇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的宋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时，因其繁荣与兴盛而被定为都城的陪都。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研究员刘昭允介绍说，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商丘的繁荣。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尽显交通枢纽地位。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必须经过睢阳（商丘）城。唐代名将张巡以数千老弱病残之躯，抗击叛将尹子奇统领的10万大军达10个月，极大地消磨了叛军的意志，延迟了叛军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通济渠开通航运后，商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显著增加，至唐代时已成为全国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赞颂。杜甫在《遣怀》诗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地，空余汴水东流海。”刘昭允说，从这些千古传诵的佳作中，可以隐约看到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达，汴水（即大运河）直达于海，舟车来往，络绎不绝。城内街道宽阔壮观，住着达9万户的居民。每当夜幕降临，酒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怀畅饮……
觉醒
除洛阳至黄河的一小段外，通济渠绝大部分是“引黄入淮”，因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经常疏浚。唐、北宋时期，朝廷都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疏通河道。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通济渠的淤积问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黄河水处，向西开渠50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质。据记载，通济渠在唐、北宋时期的航运地位显著，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通济渠越来越落寞，成了一些文人骚客吟诗填词、寄托哀苦的荒草堤。 
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单霁翔向中外记者宣布：大运河已经被列入重新评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有媒体称，运河申遗，是“一场迟到20年的约会”。因为，中华文明有两大象征，长城与大运河。可是，1987年长城被列入首批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时，没有大运河的影子。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长城从山海关由东向西南延伸，写下“阳刚雄健的一撇”；大运河则从北京由北向中国东南沿海缓缓流淌，写下“阴柔深沉的一捺”。两大人工奇迹组成了中国汉字中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2007年6月20日，国家文物管理局在北京召开由隋唐大运河沿线24个城市参加的申遗工作协调会。为配合隋唐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我市把开展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调查工作列为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7年7月13日至8月4日，我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勘探、调查，掌握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位置走向及长度，绘制出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故道图。2007年年底，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带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到我市考察，充分肯定了我市对大运河勘探、调查的前期工作。 
2009年1月8日，我市文物考古队在大运河的考古中，又作出重大贡献。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在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地下，发掘出北宋时期的通济渠宋州码头遗址。在码头遗址发掘口处发现了房屋的地基、船板、灶台、青砖等，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充分显示了当年宋州码头的繁华盛貌。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局长李景曾说：“宋州码头遗址的发掘，对隋唐大运河的申遗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商丘古城的申遗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是找到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户口簿’。” 
李景曾还表示，待到时机成熟时，我市要建一个隋唐大运河南关码头博物馆，同时还要恢复一段古码头的风貌，河里面还可以搞一些仿古船只，到时让大家都来感受一下历史的沧桑。 
通济渠，作为大运河重要的一部分，在经过几百年的沉睡之后，因申遗又重新走入国人的视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作为通济渠、大运河中曾经承载无数繁荣、兴盛及商人梦想的一段历史，不久将会以更加饱满、更加厚重、更加美丽的姿态重现光彩。
影响
通济渠凿成后，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古通济渠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宏伟工程，是祖先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隋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及当时的水利史、航运史、造船技术、陶瓷技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