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列昂廷·拉乌图
人物
列昂廷·拉乌图 Leonte Rautu（1910年2月28日——1993年） 
前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宣传鼓动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斯特凡·乔治乌”社会政治学院院长。  列昂廷·拉乌图
传记
早期活动1910年2月28日生于俄罗斯帝国比萨拉比亚省的伯尔兹（今属摩尔多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奥根斯坦，1945年改名为列昂廷·拉乌图。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奥根斯坦是一名药剂师，是在俄罗斯接受教育的犹太人。
拉乌图出生后一直生活在伯尔兹，并见证了大罗马尼亚的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王国合并，形成了大罗马尼亚）这一历史时刻，中学毕业后迁居布科维纳，1928年来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就读于布加勒斯特大学医学院和数学系，但都没有毕业。1929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48——1965年称罗马尼亚工人党），从事党的宣传活动。罗马尼亚共产党被禁止后几年里，他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门任机关报《火花报》编辑，与斯特凡·福里什、卢克雷奇乌·帕特勒什卡努、瓦尔特·罗曼、索林·托马、米尔恰·巴拉内斯库、塔蒂亚娜·莉亚皮斯一同工作。其中，塔蒂亚娜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拉乌图素以机智、善于嘲讽和见识广博著称，喜欢俄罗斯和苏维埃文学，他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少数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积极分子。拉乌图也被认为是一位东欧教条式的斯大林主义者，就如同雅各布·伯曼（波兰统一工人党意识形态领导人）、雷瓦伊·约瑟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识形态领导人）和库尔特·海格（德国统一社会党意识形态领导人）。他是在俄罗斯文化土壤中成长的犹太人，早已与他的犹太血统分离，他谴责一切形式的犹太民族主义，被归类为“犹太无神论者”。[1]　苏联岁月1930年，拉乌图因煽动武装暴动被罗马尼亚王国反动政府逮捕并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先后被关押在基希讷乌监狱和多夫塔纳监狱，获释后不久，1932年，他再次尝试暴动，1934年再次被捕，先被关押在切尔诺夫策的监狱，后被转到吉拉瓦的监狱。获释后，他在布加勒斯特党委工作。他和第一任妻子塔蒂亚娜·莉亚皮斯离婚后，结识了同是接受俄罗斯教育的犹太人娜塔莉亚·瑞德尔。1940年苏联占领比萨拉比亚后，拉乌图和娜塔莉亚移居苏联，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任《苏维埃土地》杂志的编辑，他也是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的一位思想意识形态工作者。在此期间，拉乌图和娜塔莉亚结婚，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拉乌图夫妇逃离比萨拉比亚，撤退到苏联内地。
1943——1945年任莫斯科广播电台罗马尼亚语编辑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受到罗共中央国外领导人安娜·波克尔、瓦尔特·罗曼、彼得·博里勒的赏识，这种关系使他得以直接接触波克尔在共产国际的同事们，他取代了在莱比锡大学有很高声望的巴兹尔·斯皮鲁，并负责监督违反纪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此外，他还在苏联外文出版社任图书编辑。　政治崛起1945年，列昂廷·拉乌图应波克尔的要求回到解放后的罗马尼亚并立即被安排到党中央负责宣传鼓动部门的领导工作，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作为约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的副手，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编辑团队，他的文章以辛辣的讽刺和激烈的措辞抨击反动资产阶级，特别是揭露和抨击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图谋，并提出“消灭多党制度”。拉乌图以及西尔维乌·布鲁坎、斯特凡·沃伊库、索林·托马、内斯特·伊格纳特、尼古拉·莫拉鲁、米隆·拉杜·帕拉斯基韦斯库等人被吸收进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研究小组，形成了党的核心思想家团队。拉乌图还在协助建立和指导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教育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人民政府粉碎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和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勾结西方帝国主义，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阴谋，拉乌图组织宣传力量向反动势力发动猛烈舆论宣传攻势。同时，他指示宣传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谴责西方阵营和他们推行的的“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支持把社会主义工业建立在确保不受外来压力和干涉的可靠的国内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此外，拉乌图参与了由安娜·波克尔主导的打击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播，起草了1948年党的民族政策决议，向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保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原则下，他们的公民权利不会受到侵害。  陪同伏罗希洛夫元帅参观访问[2]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拉乌图在1948——1965年先后控制了党的宣传鼓动部门、国家教育部和文化部、罗马尼亚科学院、罗马尼亚广播委员会和电影制作机构、罗马尼亚国家通讯社、作家联合会和艺术家协会、甚至体育协会和俱乐部。
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罗共—社民党统一代表大会），决定罗马尼亚共产党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罗马尼亚工人党，大会随后转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拉乌图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1948年2月——1955年12月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1955年12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罗共“七大”）上当选为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7年11月——1965年7月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传和文化部部长。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罗共八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逝世后，1965年3月22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拉乌图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7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9年3月13日——1972年2月28日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1969年8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1972年2月——1981年11月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特凡·乔治乌”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学院院长。1974年11月罗共“十一大”、1979年11月罗共“十二大”均当选为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3]
  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展览会[4]
文化独裁者
复制日丹诺夫主义列昂廷·拉乌图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和思想家，长期负责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自1948年起，拉乌图把持罗马尼亚教育、科学、文化和宣传媒体以及党的组织干部培训近三十年，是约瑟夫·基希涅夫斯基最亲密的合作者和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门的首脑，从1956年起，直到乔治乌-德治逝世，这一时期的拉乌图一直被广泛认为是“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的独裁者”。1949年，他基于反对世界主义和资产阶级客观性的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客观主义”），在党的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文章。这项工作是向罗马尼亚人介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元化对文化和科学问题的分析，借用苏联对“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批判：对遗传学、新马尔萨斯主义、非决定论，并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国际化”的社会思想家（欧内斯特·贝文、莱昂·勃鲁姆、哈罗德·拉斯基）。两个世纪的罗马尼亚哲学，从倡导西方化（蒂图·利维乌·马约雷斯库）到激进的本土主义（尼古拉·C·约内斯库）都被罗马尼亚工人党所摒弃，与拉乌图牢牢扎根于罗马尼亚传统上归属的东欧文化圈。同样，右翼历史学家格奥尔基·I·布拉蒂亚努（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被指责是“希特勒”和“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于1947年被软禁，1950年被逮捕，1953年死于狱中。
他的理论依据源自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苏共“二号人物”和斯大林的接班人）大力推崇并片面夸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作用，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排斥、打击其他一切创作形式，拒绝接受任何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作品。拉乌图试图在解放后的罗马尼亚复制这种模式，他和基希涅夫斯基将“斯大林体制”和“日丹诺夫主义”引入罗马尼亚文化领域。自1948年开始，拉乌图一直致力于消灭“腐朽”的文学和艺术。他宣布日丹诺夫对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严厉批判是一个积极的榜样：“脱下手套，让我们开始批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鉴苏联的经验。”之后，他指示出版社和文学杂志要遵循“公正准绳”，为遵循工人党原则和“走下象牙塔”的作家提供资助和预留版面。
列昂廷·拉乌图和索林·托马在罗马尼亚文学领域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著名诗人、科学院院士图多尔·阿尔盖济因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而遭到批判，他被攻击为“颓废”并在随后的数年被禁止出版著作。此后，文学评论家谢尔班·乔库列斯库、弗拉基米尔·施特赖努都被指为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1949年，拉乌图开始了他在学术界的清洗，首当其冲的是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文史学家乔治·卡利内斯库，他虽属左翼，但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从1949年3月至1952年5月，拉乌图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主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工作。 
当他的政治导师波克尔和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内明争暗斗异常激烈之时，拉乌图建立了自己的声望，在清除卢克雷奇乌·帕特勒什卡努时，拉乌图指控他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诽谤者。铁托和斯大林关系破裂（苏南冲突）后，拉乌图参与揭露铁托对罗马尼亚搞“渗透”，组织发动针对铁托和南斯拉夫的宣传舆论攻势。同时，他接手了名义上独立的左翼报纸《真理报》的监管工作，1951年在其监督下对《真理报》进行了整肃并停刊。
1952年，拉乌图是在安娜·波克尔倒台后极少数得以全身而退并没有被指控为“右倾反对派”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国际派”领导人，此后，他与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党内知识分子一起，发起了一场旨在清除党内其他所有反对派的运动，并起草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相关决议。拉乌图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干部政策的发言，并引述了苏共十九大及其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加以论证。他指责波克尔是一个集体化的破坏者并和她的同伙瓦西列·卢卡从事“犯罪活动”。
拉乌图经过多年经营，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新的权力基础团队，这些人包括宣传鼓动家、作家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拉鲁、塞尔马鲁、萨文·布拉图、奥维·克洛梅尼恰努、保罗·乔治斯库、尼古拉·德尔图良和扬·维特纳。还有多年来作为他的副手的米哈伊尔·罗勒尔、奥费利娅·马诺莱、保罗·尼古列斯库-米齐尔、尼古拉·戈德伯格、马尼亚·曼内斯库、科尔内尔·奥内斯库、帕维尔·楚古伊。以及他最喜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斯坦丁·约内斯库·古利安和埃诺·加勒等人。拉乌图俨然成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衣主教”。
在1952年以后，拉乌图更是在文化、学术领域严格贯彻“斯大林主义”。根据乔治乌-德治的指示，在罗马尼亚有针对性地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支流派的“孟什维克主义”，在1951年，相对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之父康斯坦丁·多布罗贾努-盖雷亚，拉乌图和约内斯库-古利安谴责了持保守主义观点并与盖雷亚对立的蒂图·马约雷斯库，将他视作资产阶级的象征。一批著名学者：卢西恩·布拉加、图多尔·维亚努、利维乌·鲁苏、特奥多尔·布格纳留、亚历山德鲁·罗塞蒂、亚历山德鲁·格劳尔、约尔古·约尔丹等都受到批判、审查和迫害。体育界也受到波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任工人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向拉乌图汇报了关于体育运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包括1953年调查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的宗派主义并“将其利益置于国家体育利益之上”的活动。
  乔治乌-德治、拉乌图、沃伊捷克在联大上反对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层的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此时的拉乌图仍然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1956年以后，他在党内唯一的上级乔治乌-德治基本很少过问文化方面的事，这使得拉乌图在社会人文领域形成了垄断的话语权。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特别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罗马尼亚参加了对匈牙利的干预。拉乌图自己也说，公众认为，罗马尼亚正遭遇“苏联在匈牙利制造的恐怖”。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共政权的核心人物，包括拉乌图和乔治乌-德治的经济顾问亚历山德鲁·伯尔勒迪亚努在改革派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进行调停，乔治乌-德治为平息两大派系的相互对抗，决定改变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采用的的日丹诺夫主义政策，他甚至让拉乌图和米哈伊尔·罗勒尔负责缓和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知识分子脆弱的关系。 。
1957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约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和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因攻击乔治乌-德治，被指责为“自由社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并被清洗出党中央领导核心。虽然拉乌图是基希涅夫斯基的亲信（他的妻子娜塔莉亚·拉乌图是基希涅夫斯基的秘书），但拉乌图在政治风波中得以生存并保全政治地位。他表示全力支持乔治乌-德治，参与负责起草工人党中央全会决议文件并向全党传达。他和齐奥塞斯库合作完成了这项工作，可见他是一个乔治乌-德治所信任的人。
此时，拉乌图唯一潜在的对手是格雷戈里·普雷奥蒂亚萨，当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的基希涅夫斯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书记处后，普雷奥蒂亚萨取代了他的位置，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罗马尼亚文化有了重新审视文化政策的可能，出现了“解冻”的迹象。然而1957年11月普雷奥蒂亚萨的突然死亡，使拉乌图无可争议的掌握了文宣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当时，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所乘坐的图-104飞机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着陆时发生事故，普雷奥蒂亚萨遇难，拉乌图等多人受重伤。
拉乌图回国后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正主义运动。1958年5月，他在演讲中严厉批判反苏的第四国际（国际托派）；谴责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和“自由主义理论”；批评了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拉乌图重新评价了自己的政治定位，他把基希涅夫斯基描绘出一个病态的斯大林主义者并和他自己作一个平衡的比较。1958年6月，他和乔治乌-德治针对罗马尼亚工人党元老康斯坦丁·东恰质疑乔治乌-德治的革命首要地位进行了驳斥。拉乌图指责东恰是一个“铁托分子”，借口东恰及其追随者仍抱有现代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进行审查。但同时，拉乌图起草了一份注意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淡化反铁托宣传的秘密文件。作为罗共文化活动家，拉乌图还策划了对哲学家康斯坦丁·诺伊卡、迪努·皮拉特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的审判，他们都受到国家保安部门秘密警察的侦讯和迫害。  乔治乌-德治、拉乌图参加斯大林的葬礼[5]转型过渡在从斯大林主义向民族共产主义转型过渡后，拉乌图操纵、策划了一系列打压另类文化、批判和揭露嫌疑分子的活动：共产主义作家亚历山德鲁·加尔和伽柏·伽尔要求去斯大林化；现代主义雕塑家米利塔·佩特拉斯库敌视和诽谤罗马尼亚的人民民主制度；古典作曲家米哈伊·安德里库因被揭发他赞赏西方而受到严厉斥责。拉乌图还拒绝为现代派诗人、翻译家扬·维纳平反，称他的问题与艺术无关，而是充当英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1960年，在乔治·卡利内斯库的问题上，拉乌图指责他偏离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的路线，拉乌图的人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卡利内斯库曾美化铁卫队。卡利内斯库的申诉博得了乔治乌-德治的同情，他被允许在大学教学，但仍不能恢复教授职衔。
列昂廷·拉乌图在政治局直接负责控制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区事务，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拉乌图虽然是犹太人，但罗马尼亚对犹太人区别对待的歧视政策，造成大批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拉乌图要求党的领导人不要剥夺他们的罗马尼亚公民资格，并且乔治乌-德治的反犹太主义的评论，得出的结论是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整合犹太少数民族失败了。最终，拉乌图顺从了乔治乌-德治的观点，他开始站在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主要是罗共领导人）的立场上讲话。1958年，作为清洗党内部分犹太党员的主要负责人，拉乌图表现出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他还指责著名艺术家约瑟夫·莫尔纳鼓吹犹太复国主义，勒令他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  拉乌图和齐奥塞斯库视察巴贝什-博尧伊大学
拉乌图还被派去安抚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少数民族，平息匈牙利族人的“闹事”，他提出“民族主义一元化的作用”，宣扬“罗马尼亚化”（民族同化政策），要求对“敌对分子”支持“匈牙利民族主义”采取行动，并参与对巴贝什-博尧伊大学实行“政教分离”。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后，马扎尔匈牙利族自治区被解散，最关键的岗位都充满了忠实于罗马尼亚的人。1958年，所有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小学都被强制合并。1959年，克鲁日的匈牙利大学在与罗马尼亚合并后几乎完全成为罗马尼亚语机构。从1959年9月起，受中央委托，拉乌图和齐奥塞斯库主持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负责抑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传播，维护和促进少数民族的权益。
在1962年的短期教育工作会议上，拉乌图宣布：“40000名宣传鼓动工作者教育了140万罗马尼亚年轻人，这一切都源自于对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渴望”。同时，拉乌图也采取了一些自由化措施，他作为大国民议会代表，参加乔治乌-德治率领的官方代表团访问美国并参加联合国大会。拉乌图改变了他对“颓废诗人”的立场，欢迎图多尔·阿尔盖济和扬·巴尔布重返文坛，甚至还自诩为艺术自主性的保护者。1962年，在他的默许下，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为一些受欢迎的传统主义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但是，拉乌图在批评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依然保持沉默。1963年根据拉乌图的命令，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一样，成为仅有的禁止翻译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东欧国家。1964年，当乔治乌-德治发出脱离苏联的去斯大林化的政治信号时，拉乌图再次呼吁将强思想政治工作。乔治乌-德治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共产党，拉乌图协助起草了“四月提纲”指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权利”。
  齐奥塞斯库和拉乌图在解放十四周年庆典上齐奥塞斯库的助手列昂廷·拉乌图被形容为“最聪明的共产主义领袖”。当他所处的社会和自己的民族起源发生冲突时，拉乌图通过他的妻子纳塔莉亚与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之间的友谊，寻求加强同乔治乌-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良好关系，他与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乔治乌-德治时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变色龙”式的人物，这也是他成为政治“常青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乔治乌-德治健康状况恶化后的权力角逐中，拉乌图都一直支持主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工作的齐奥塞斯库。在此期间，齐奥塞斯库给拉乌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仅是可怕的罗共“监狱派”的精英，还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6]
1965年3月19日，乔治乌-德治逝世，列昂廷·拉乌图撰写和发布了官方讣告，并负责葬礼仪式。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上台后，拉乌图的地位继续上升并成为齐奥塞斯库的忠实合作者，在1965年7月的罗共九大上，拉乌图被选入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重要领导人。1969——1972年任主管教育的副总理，1972——1981年任中央党校“斯特凡·乔治乌”学院院长，主管党的干部培训及相关行政职能和宣传鼓动工作，为党组织、社会、政治、经济和国家管理培养人才。当罗共中央决定重新审定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史后，拉乌图负责编辑简明党史教程，以此来阐述乔治乌-德治的各种思想。
  罗共中央领导与“九大”代表合影[7]
尽管拉乌图在政治变局中力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他在党内的发展势头还是受到遏制，因为他和齐奥塞斯库绝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1966年是他的政治低潮期，他仅仅负责监督国内贸易部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拉乌图阅读和研究了大量政治理论文献，包括赫伯特·马尔库赛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说。明面上，拉乌图表现出积极主动迎合齐奥塞斯库。1971年“七月讲话”提出了抑制自由化和建立民族共产主义体制后，拉乌图表示欢迎，赞扬齐奥塞斯库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典范”和征服政治经济文化的“积极的、革命性的态度”。他还向齐奥塞斯库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深刻检讨”。他在“斯特凡·乔治乌”学院成立了“历史进步和世界革命进程研究室”，致力于捍卫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反对技术官僚的“错误思想”。
1978年1月25日，为庆祝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六十岁寿辰和参加革命活动四十五周年，“斯特凡·乔治乌”社会政治学院和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院在布加勒斯特联合举行隆重仪式，分别授予齐奥塞斯库同志政治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称号。参加仪式的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埃列娜·齐奥塞斯库、马尼亚·曼内斯库和其他所有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以及中央委员。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和其他政府成员、国务委员会委员、各高等院校和中央各研究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仪式。教育部长苏扎娜·格德亚主持仪式。“斯特凡·乔治乌”学院院长拉乌图讲了话并向齐奥塞斯库颁发了政治学博士学位证书。[8]
1978年2月3日，罗马尼亚科学院科学技术革命委员会、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科学院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政治和人类影响研究委员会、罗共中央党校“乔治乌·斯特凡”学院历史进步和世界革命进程研究室，联合召开学术讨论会，讨论“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讨论会总结了罗马尼亚几年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列昂廷·拉乌图在开幕词中说：组织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宗旨是“从多学科的观点来研究科学技术革命的各个不同方面及其对当代世界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力。经济沿着集约的方向发展，着重在质的方面提高，把最新科学成果引进物质生产，如何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罗马尼亚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罗共中央领导会见匈牙利族代表[9]
1979年11月在党的第十二全国次代表大会上，罗共元老、前总书记康斯坦丁·珀尔伏列斯库对齐奥塞斯库的错误提出批评，拉乌图立即向珀尔伏列斯库发起猛烈的攻击。在1980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拉乌图回顾党史，声称自己是第一个注意到年轻的齐奥塞斯库的“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的共产党人，他和所有党员积极分子都感谢“我亲爱的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思想指导。1980年3月起分管党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工作。  接见匈牙利族知识分子[10]荣誉列昂廷·拉乌图曾在1964年8月解放二十周年之际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镰刀和铁锤”金星勋章，同时被授勋的还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亚历山德鲁·伯尔勒迪亚努、杜米特鲁·科列乌、列昂廷·萨拉扬和斯特凡·沃伊捷克等人，以表彰他们在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功勋。[11]1969年8月被授予祖国解放二十五周年勋章，1980年拉乌图在70岁寿辰时，被授予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以表彰他在社会主义建设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　沉寂和最后的岁月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拉乌图的妻子纳塔莉亚·拉乌图的健康状况恶化，她自20世纪40年代一直受偶发性偏头痛困扰，她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并陷入昏迷状态，在埃利亚斯医院接受专门护理，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齐奥塞斯库和党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人民不满情绪加深。持续恶化的国民经济、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造成大批公民外逃移居国外，其中包括许多党政高级干部或其直系亲属。对此，齐奥塞斯库和罗共中央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1981年，拉乌图的女儿埃列娜和女婿安德烈·科勒移民美国并取得永久居留权，这使他在政治上极为被动，在党内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在1981年8月18日的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拉乌图受到严厉批评。会议指出，“拉乌图目前的家庭状况同他作为党的领导成员的身份是不相容的。”会议认为，党的干部和党员应对自己的亲属、尤其是对子女进行爱国主义的和革命的教育，并对他们的劳动、生活和社会表现以及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负有责任。因此，要在这方面对党的干部和党员提出严格要求。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鉴于列·拉乌图的直系亲属要求最终离弃祖国定居国外，决定解除他的罗共中央政治执委和罗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12]此后，这位文化思想家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专注于党史研究工作。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政局发生剧变，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体系崩溃，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拉乌图看到他一生为之奋斗和奉献的社会主义制度倾覆。由于担心遭到新政权和反共势力的政治清算，他转而支持新总统扬·伊利埃斯库。伊利埃斯库曾在齐奥塞斯库时代任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执委、中央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是拉乌图的老同事、老部下，他对拉乌图一直很尊重。
剧变后的罗马尼亚没有剥夺列昂廷·拉乌图在乔治乌-德治时代作为共产主义元老所取得的特权待遇，在法律上将他列入“反法西斯老战士”，继续领取丰厚的养老金，并享受特殊医疗照顾。1993年，拉乌图病逝于布加勒斯特，享年83岁。遗体火化后安葬，葬仪上奏响《国际歌》。　文化世家列昂廷·拉乌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塔蒂亚娜·莉亚皮斯，第二任妻子纳塔莉亚·拉乌图，都是罗共党员、革命家、宣传活动家。他和纳塔莉亚育有两个女儿：安卡·拉乌图-奥罗维亚努（罗马尼亚作家、艺术评论家）和埃列娜·拉乌图（科勒）。拉乌图的兄弟米哈伊曾任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政府通讯部副部长。拉乌图的两个侄子：瓦列里·奥伊斯泰努是罗马尼亚和美国诗人、艺术评论家、散文家、摄影家和表演艺术家，安德烈·奥伊斯泰努是罗马尼亚宗教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文学评论家、小说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