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是一个流囚
基本信息
名称：我是一个流囚
体裁：现代诗
作者：闻一多
作品原文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黄昏时候，
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
幸福底朱扉已向我关上了，
金甲紫面的门神
举起宝剑来逐我；
我只得闯进缜密的黑暗，
犁着我的道路往前走。
忽地一座壮阁底飞檐，
象只大鹏底翅子
插在浮沤密布的天海上：
卍字格的窗棂里
泻出醺人的灯光，黄酒一般地酽；
哀宕淫热的笙歌，
被激愤的檀板催窘了，
螺旋似地锤进我的心房：
我的身子不觉轻去一半，
仿佛在那孔雀屏前跳舞了。
啊快乐──严懔的快乐──
抽出他的讥诮的银刀，
把我刺醒了；
哎呀！我才知道──
我是快乐底罪人，
幸福之宫里逐出的流囚，
怎能在这里随便打溷呢？
走罢！再走上那没尽头的黑道罢！
唉！但是我受伤太厉害；
我的步子渐渐迟重了；
我的鲜红的生命，
渐渐染了脚下的枯草！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作品赏析
这是一首寓言性的诗作：一位被人放逐的流囚，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泊，没有欢乐、没有希望，他步履迟重、足下鲜血淋漓。这并不是一个写实性的画面，而是诗人某一精神体验的形象化表述。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解读它的内涵。
其一，这个流囚“年壮力强”。这四个字生动地道出了“我”的青春焕发，热血沸腾。“我”的生命力正处于极度旺盛的上升时期，生活对于它当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我”需要人生、需要快乐，也有无穷无尽的勇气，有用之不竭的精力，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阻碍他去追求、去奋斗。但是，成为“流囚的竟然就是我”！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囚徒带给人的是那种悠长的凄凉感，而“年壮力强”与囚徒的身份联在一起又给人强烈的压抑，乃至气闷的感觉，一个年青的生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力，这无论怎么说都是残酷的。
其二，这也不是一般失去自由的囚犯，而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流囚”。“流”似乎给了他一些自由，可以不必如另外一些犯人那样被拘禁在牢狱里，过着终年不见阳光的生活；但是，“流”所给予他的相对的自由并不比他因此而遭受到的苦难多，当“我”的前方一片茫然，没有任何的生机，当“我”永远都不能再步入途中的任何一处温暖的居所作短暂的休憩时，“流”就意味着眼睁睁地流向死亡，而且这还不可能是那种痛苦淋漓的猝死暴亡，死将是悠长的、慢腾腾的，需对那“鲜红的生命”一滴一滴的耗尽……流浪者也许是“自由”的，但自由闯荡在茫茫天地间竟又永无获救的希望。这又是怎样的自由呢？
如果将第一个方面与第二方面综合起来看，那么“我”的遭遇就更是不幸、更是苦涩的了。那么，这样的辛酸又象征着闻一多在当时的什么样的精神体验呢？该诗作于闻一多刚到美国留学之时。1922年9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讲到了这首诗的缘起。他说；“《我是一个流囚》是卢君之事所暗示的；卢君之事实即我之事。”卢君与闻一多是清华校友，也爱好文学，但因不惯异国生活，精神上受到了不少刺激，以至发疯。这可以说是当时一代青年人的普遍现象：初涉人生长途，孤独、寂寞以及对未来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这种心情与诗人作为“五四”青年那特有的“年壮力强”相对应，形成了诗人内心体验的复杂性，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年壮力强”而对人生世事怀着自己独立的理解。这些人生观、世界观又在当时显得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于是，那种强烈的流浪感、被放逐感就产生了，诗人不知不觉地便以“流囚”自居。
被放逐感、流浪飘泊感，这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体验。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哲学家都自称自己时常笼罩在强烈的“被抛弃”、“被放逐”的体验之中，漫长的漂泊之路横亘在他们面前，又向着无限的远方伸展开去。当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囚”群落中，闻一多的体验还是颇为与众不同的。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闻一多的独特性。
其一是流囚自我的清白感。贯穿这首诗始终的是这样一个自白：“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这无疑就是对这不幸命运的抗议和控拆。在他看来，自己是清清白白的，本来就毫无罪过，可见，放逐是现实社会对他的残酷迫害。清白的自我与污浊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我清白必然也是个人与现实两相对立的结果。与之相应的背景是：个人向社会争夺生存权利，社会以其整体的传统力量压制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个人又已经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他敢于公开维护自己的利益，他非常清醒、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理想的正义性。所有这些都属于“五四”文化背景之产物。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方法及道德范畴中进行了新的革命，他们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但是，作为专制的统治，作为愚弱的国民却显然在整体上构成了巨大的传统性力量，从各个方向上完成着对先知先觉者的包围和迫害，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只是道义上“清白感”。
这是与二十世纪“流浪意识”的重要区别之所在。西方二十世纪作家几乎都不再为自己的什么“清白”而辩护，他们所要反复强调的是他们“流浪”中的重重精神苦难，是不断的对真理的探寻及其不断的失败。在这里，道义的问题引起他们的兴趣。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并非社会的传统力量对个人的压制和迫害之结果，而是先觉先知的精英分子在超越历史、超越人群之后的一种茫然失措，在这个时代，重要的问题都在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着讨论和对话，道义性自慰早已成为了遥远的历史。相反，由于宗教意识的复活，他们还很可能自虐般地宣布：我有罪！我应当接受上帝的惩处。当然，这罪也不是道德性的，而是他为肩负苦难而选择的精神支点。在西方文学史上，自我清白感主要存在于十九世纪初期一些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之中（包括卢梭），而中国“五四”文化背景从本质上讲更具有与十九世纪西方文化相近似的特点。
其二是放逐流囚的是他周遭的人们。用诗中的话说，就是“他们”，那些住在“幸福底朱扉”后面的人。这里暗示了一个“家”的意象，“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我”所受到的迫害固然是社会意义的，但又还不是西方十九世纪意义上的“社会”，而是社会的“具体细胞”──人伦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人伦关系决定了所谓“社会”的一切实质性内容，所谓社会的迫害其实也就是人伦的破害（费孝通先生曾认为中国在本质上是没有“社会”的）。迫害的方式也是“人伦型”的：剥夺他享受人间温暖的权力，把他拒绝在所有的“家”门之外，那么，失去了“家”的中国人就失去了灵魂，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你看，诗中写到，“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黄昏，在这个时刻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正匆匆地赶回到他们的巢穴之中，但“我”却被“推出门外”。古人旅行在外，见日落西山，小桥流水尚且生出思家的怅惘，何况是被永远的赶出家门呢。至于途中浮现的“家”的幻景就分明更是对“我”有意的讽刺和侮辱了。我们只有扪心自问，家在我们的人生中究竟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然后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受到如此厉害的内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这漫长的漂泊之途中，真正引起诗人恐惧的还不是死亡，不是未来的黑暗，而是一个非常富有中国特征的东西：他永远失去了人伦的归宿──家。
人伦，是解读中国现代悲剧的一把钥匙，也正是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悲剧精神的民族内涵。[1]‍
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1946），著名现代诗人、文史学者、革命烈士，原名亦多，字友三，后改夕夕，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北京艺专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他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2本诗集《死水》出版。192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并被选为校务会议中文学院的唯一代表。1928年秋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