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农业志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上海市农林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为原则。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发端之初；下限原则上断至1990年底。
三、农林业生产的发展，均按生产本身规律，如实记述其来龙去脉、兴衰起伏、成败得失。
四、本志记述内容的地域范围，以1990年底9县1区（宝山区）为界。
五、本志按“横排门类，纵述历史”的原则，采用编、章、节、目式结构。全志分10编，编以下设概述和章，章以下设节，节以下分目或子目。全志之首设总述，为全志之纲；设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全志末尾设附录。
六、本志以志、记、述、图（包括照片）、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一般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七、本志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涉及日伪傀儡政权和军队，则前置“伪”字。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地理名称注明今地。
本志所指“上海解放后”系指1949年5月27日以后。
八、本志对文字、标点、数字、计量的记述，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度量衡单位的使用，解放前用当时通行的计量单位，并注明与现行计量单位的折算比例；解放后按照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数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标点符号用法》执行。各类简称在首次出现时书写全称，并在括号内注明简称。节以下的序码，目统一用汉字一、二、三、……标明；子目统一用阿拉伯字1、2、3、……标号。子目以下，采用分段、分层次记述。
九、本志统计数字，除注明资料来源者外，统一依据市统计部门资料。
十、本志中的字体，用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的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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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一）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北纬31°14′，东经121°29′。北为长江入海口，东临东海，南濒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
上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全年平均气温15.5℃，近百年来最高气温为40.2℃，最低气温为－12.1℃。常年11月中旬初霜，次年4月上旬终霜，年均无霜期225天。年平均日照1934.4小时，太阳辐射总量4670兆焦耳/平方米，其中光合有效辐射占一半；年平均有效积温2630℃·日。雨量充沛，年雨日130天，平均年雨量1145.4毫米。光、热、水基本同季，农业气候条件比较优越。
上海成陆于地质史近期新生代第四纪。自外冈——马桥——漕泾一线，有几条偏西北走向东南的古海岸遗迹，俗称“冈身”，是上海成陆的重要标志。在“冈身”及其以西，已发现25处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有石锛、石铲、石刀、陶网坠，还有已经碳化的稻谷籽粒和家猪的猪骨等。这证明在距今6000年左右，上海的先民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农作物种植、家畜家禽饲养和渔猎活动。“冈身”以东成陆较晚，长江口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则成陆更晚，其中横沙岛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方露出水面。
上海是典型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全境除西南部有天马山、佘山等少数高度大都在海拔100米以下的小山丘外，整个大陆和江岛地势低平，地面平均高度为海拔4米左右，西部淀泖地区略低，东部临海地区略高。土壤类型有水稻土、潮土、滨海盐土、黄棕壤四类，其中前两类占93.2%；理化性状较好，有机质含量较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力。境内河道、港汊、湖泊纵横交错，相互连接，水网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约有河道6～7公里。主要河道、湖泊有黄浦江、苏州河、淀山湖等。地表水资源总量估算593.54亿立方米，其中天然地表径流量占3%，上游太湖来水量占17%，长江、黄浦江潮水量占80%。
上海全市1990年土地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378.4平方公里，占6%；郊区5962.1平方公里，占94%。农业区域包括9个县、宝山区的农村、杨浦区的五角场乡，共211个乡（镇），以及15个市属国营农场。耕地面积484.79万亩。农村总户数139.79万户，农村总人口417.9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12.47万人，占96.68%；农村总劳动力249.97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75.04万人，占30%。农业国民生产总值31.12亿元，占郊区农村国民生产总值124.51亿元的25%。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42.69%，林业占0.54%，畜牧业占44.38%（第一年超过种植业产值），副业占0.06%，渔业占11.79%。农业商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6.6%。是全国城郊型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二）
上海古代农业起自渔盐之利，盛于稻棉种植。
从海滨渔村到“东南名邑”，是古上海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汉晋之际，松江两岸居民多捕鱼为生，渔民创造一种用于捕鱼捉蟹的工具称为“扈”（即“簖”）。将竹插在海中用绳编成栅，向两岸张开，潮涨时伏没，潮落时竖起，随潮而入的鱼虾蟹类在潮退时被阻挡于竹栅内，易为渔民捕获。当时吴松江下游近海处一段称为“沪渎”。晚唐诗人陆龟蒙在其《渔具咏》序中说：“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上海也因此而简称“沪”。唐代上海渔业兴盛，诗人皮日休在《钓侣二章》诗注中说：“吴中卖鱼论斗”，“海濒之民以网罟蒲赢之利而自业者，比于农圃。”上海地区的盐业，西汉初年就是“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元代两浙34个盐场中，松江府就有5个盐场，成为产盐的重要地区。
上海地区的水稻生产在唐朝末年已被誉称“苏湖熟，天下足”。“安史之乱”后，“天下仰给东南”，华亭县大量稻米作为贡米运入京城长安，已成为江淮漕粮的重要供给地。吴越国时华亭县从海滨到内地，逐河逐浦都建有堰闸保护农田，使圩田旱能灌、涝能排，保证粮食丰收。到宋代，上海地区水稻生产进一步发展。据明正德《松江府志》的主纂人顾清所著《傍秋亭杂记》载，南宋绍熙时（1190～1194年），华亭县亩产稻谷2～3石（150～225公斤），成为当时粮食亩产量最高地区。至明弘治年间，松江一府的粮食产量达940万石（70.5万吨）以上。其中除留作农民口粮和向朝廷缴纳赋税之外，不少是作为商品粮提供给市场的。
种植棉花始于南宋。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木棉本出闽广，可为布，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镇（今上海县龙华乡华泾镇），今沿海高乡多植之。”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黄道婆返乡，带回了在海南岛学得的先进纺织技术和工具，向乡人传授，遂远近闻名。明初，朝廷明令植棉，规定百姓可用棉布缴纳田赋。到明万历年间（1576～1619年），棉花已成为上海地区主要农作物之一，“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明末清初，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和崇明等县（厅）已形成“棉七稻三”的种植格局。当时上海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写道：“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弗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当时上海地区植棉织布已是面向全国的商品性生产。到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多数年份在300万亩左右，约占耕地面积的一半。民国9年（1920年）种植面积曾高达356万余亩，籽棉总产达4.85万吨（折皮棉约为1.62万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封锁，粮价飞涨，许多棉农被迫压棉种粮。民国32年，棉花种植面积为142万多亩，降到解放前上海植棉史上的最低点。
上海开埠后的近代，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的农业逐步向城郊型演变。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郊区已是城市蔬菜、鲜牛奶和一些瓜果、花卉等园艺产品的重要供应基地。民国37年，郊区商品蔬菜种植面积有11.5万亩，上市蔬菜15万吨，提供城市蔬菜消费量的1/3左右；有生产牛奶的牧场130多个，还有为城市生产供应瓜果、花卉的园、场80多个。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开始成为上海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
广大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褚华的《木棉谱》、《水蜜桃谱》，姜皋的《浦泖农咨》，孙峻的《筑圩图说》等农书，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在徐光启的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中，也有上海地区合理施肥经验的论述。
（三）
解放以后，40多年来，上海农业在发展粮食、棉花、油菜籽生产的同时，根据城市需要积极发展蔬菜和猪、禽、蛋、奶、鱼等副食品生产，不断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城郊型现代农业的长足发展。
粮棉油生产稳定增长。粮棉油既是上海传统农业的大宗农产品，又是解放以后改善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当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对粮棉油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留下种子和农民生活所需的产品之后，一定要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收购任务，为城市提供粮食、棉纺织工业原料和食用植物油。因此把稳定发展粮棉油生产放在首位。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按粮田面积计算的常年亩产）218.5公斤，棉花平均亩产（皮棉）9.5公斤，油菜籽平均亩产32.5公斤。195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到1967年争取实现亩产千斤粮、百斤棉、150斤（75公斤）油菜籽的奋斗目标。这些目标分别于1964年、1965年提前实现。以后继续不断努力提高粮棉油产量，到1990年，粮食、棉花、油菜籽平均亩产分别达到673公斤、63公斤和130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2倍、5.6倍和3倍。在1985年前的历史时期内，棉粮油三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均保持了一定的比例。因而在提高单产的同时，棉粮油总产量也都有相应的增长。从1985年起，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两个立足点”（即农民口粮立足于自给，城市主要副食品供应立足于郊区）的农业生产方针，郊区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形成以粮食、油菜籽为主，同时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的新格局。
副食品生产不断发展。上海的副食品生产，是在原来自然发展的基础上，进入按计划、分步骤、有重点发展的。1955年1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贯彻郊区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的社论，提出以最大的努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满足市民的需要。1957年底以前的小郊区，重点发展蔬菜生产。1958年国务院先后两次决定将江苏省的10个县划归上海市以后，重点发展养猪和海洋捕捞渔业。1966年和1971年，先后达到农业人口“一人一猪”和耕地“一亩一猪”，水产品产量也在1962年突破10万吨，其中海水产品占87%。1978年以后，重点发展禽、蛋、淡水鱼和牛奶生产。从1988年开始，又系统地进行“菜篮子”工程建设，着重筹措副食品生产发展基金，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稳定可靠的副食品基地和良种、饲料、防疫、加工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到1990年，共建成副食品基地1198个。这一年，蔬菜上市量100.9万吨，比1949年的15.98万吨增长5.3倍，约占市区供应总量的90%；出栏肉猪411.8万头，比1949年的17.36万头增长22.7倍，其中供应市区150万头，约占市区供应总量的30%；牛奶产量22.68万吨，比1949年的0.6万吨增长36.8倍，市区日供应180万瓶消毒鲜牛奶的原料全部由郊区生产；水产品总产量27.36万吨，比1949年的0.7万吨增长38倍，约占市区供应总量的60%；上市的家禽、鲜蛋分别约占市区供应总量的70%、80%；食用菌总产量2.63万吨，其中内销1.4万吨；西甜瓜上市量29万吨，水果产量9.4万吨，丰富了上海市场的副食品供应。
农业现代化逐步建设。经过各个时期有重点地进行建设，郊区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和化学化。从1954年起，首先解决灌溉机电化问题，到1970年，机电灌溉面积达到占耕地面积的90%以上。古代传统戽水用的风车、牛车、人力车，已全部为现代化的电力机械灌排所取代。从1956年开始，经过20年时间的发展农业机械化，到1975年，郊区基本实现了耕耙、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村照明全部用上电灯。广大农民长期盼望的“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终于变成现实。自70年代末期起，又重点发展蔬菜生产的园艺设施和提高饲养业的机械化水平。到1990年，蔬菜生产基本实现了从种苗、栽培、排灌、耕作到包装运输的5个系列化现代化设施建设。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已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免耕麦、免耕油菜和直播稻、抛秧稻等粮油轻型栽培新技术，也在有步骤地推行。由此使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1990年在农村总劳动力中，有70%的劳动力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1990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3097公斤、油菜籽240公斤、蔬菜2446公斤，创造农业产值8477元。
（四）
上海农业是在多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得到不断发展的。主要是通过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城市的支援下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事业，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的结果。
改革与完善农业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1年底，上海郊区全面胜利完成土地改革。土改前，地主、富农占总人口的6.2%，占有的土地为45.3%。土改中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90%的土地，共300.82万亩，分给70%以上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接着，引导农民建立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春，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郊区有高级社2793个，入社农户76.65万户，占总农户的97.5%。虽然后期的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但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还是保证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农业生产力，由于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逐步调整农村政策，1963～1965年，农业生产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郊区虽然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但广大干部、农民仍然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郊区在实行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于1982年冬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打破劳动生产上的“大呼隆”和收益分配中的“大锅饭”，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个人的积极性得到更好的结合和充分的发挥，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5年起，上海郊区开始出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并逐年有所发展。1990年粮田适度规模经营单位已达9367个，经营粮田20.53万亩，占粮田总面积的6%。同时，县、乡、村三级的农业服务网络，也随之逐步形成与壮大。到1990年，全郊区有72.4%的村建立农业综合服务队，服务队伍总人数达7.5万人，平均每村25人，农作物从种到收的农活约有70%由服务队承担。农业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渐趋完善，郊区农业生产出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
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上海郊区把兴修水利放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首位。解放后40多年中，投入水利建设的资金总额23.22亿元，其中集体投入11.2亿元，占48.23%，按1990年耕地面积计算，平均每亩投资479元。到1990年底，郊区已初步建成以海塘、江堤、圩堤为主体的防涝挡潮工程体系，以骨干河道和水闸、泵站为主体的农田排灌工程体系，低洼地、高亢地、盐渍地大部分得到改造治理，旱涝保收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95%。为了弥补耕地资源的减少，上海郊区还不断进行围涂造地。长江平均每年有5亿吨泥沙下泄入海，其中约有一半在长江口和杭州湾北岸沉淀淤积成滩。从50年代开始到1990年，已围涂造地上百万亩。除弥补同期城乡建设征用占用的土地约1/4，以及扩大当地农村的部分土地外，已形成农副业生产用地56.72万亩。在成片滩涂围区，新建15个市属国营农场、2个军垦农场、4个垦区乡和5个县农场、种子场、林场、养殖场等，生产和提供不少农副产品。同时，通过城市的支援和各级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郊区农机、农用电和农用物资的拥有量和使用量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依靠农业科技教育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农业科研、教育事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从1952年开始，先后建立了农业、畜牧业等试验研究的场、站、所。在此基础上，1960年建立上海市农业科学院。1963年又把市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市农业科技委员会。至1990年，全市共有农业科研院所28个单位，科研人员999人，共取得县级以上单位鉴定的农业科研成果906项，其中市农科院436项。这些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已在郊区农业生产中应用推广，转化为新的农业生产力。农业教育单位，有1960年创办、两年后一度停办、1980年复校的上海农学院，还有1956年创办的上海市农业学校，1981年开办的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农业中专。到1990年，共培训各级农业领导干部和各类农业科技人员1.3万余人，大都成为促进郊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骨干人才。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从无到有逐步形成。50年代初，着重树立高产典型，表彰劳动模范，总结推广农民群众的传统丰产经验。总结推广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的生产经验，获得了增产效果。1957年1月，周金楠等4人出席全国农业增产模范大会，推动了市郊的蔬菜生产。以后，通过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58年总结出来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项增产措施）来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50年代末60年代初，市、县、公社3级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继健全，到70年代中期又建立大队、生产队的农民技术员和农业科学实验小组，形成四级农科网。80年代在此基础上形成“县为中心、乡为枢纽、村为重点、户为对象”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0%，统一供种率达到50%，植保实行统一防治和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推广面积，都已达到90%。1990年全市已有各类农业科技专业人员7463人，达到每100个农业劳动力中有1名农业科技人员。在农业增产部分中，科技转化率已达38%。科学技术在促进农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市级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也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由1950年6月在市民政局内设立的农事处，到1954年4月建立上海市农业局，统管郊区农林水利事宜。以后几经变化，到1991年底发展成7个局1个办，即农业局、蔬菜办、畜牧局、水产局、农场管理局、水利局、农机化管理局和土地管理局，按照农业分类分别进行专业管理。
（五）
解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海农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广大农民比喻为“芝麻开花节节高”。
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废除了约5000万公斤粮食地租的负担，农民开始改变解放前“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的缺吃少穿的贫困生活。
发展互助合作以后，农民又走上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到1978年，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达到230元，赶上并超过土改前富裕中农的水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暂的12年，农民生活又有很大提高。1990年，人均年纯收入达1664.95元，比1978年增加6.2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也增加1倍多。农民生活在吃、穿、住、用四个方面，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2]
编后记
《上海农业志》是第一部记述上海农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由上海市农业局承担编纂任务。在本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及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历时8年，终于成志。
《上海农业志》前设总述、大事记，主体部分共分10编、52章、215节，后有附录，共约69万字。在编纂过程中，根据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按照横分门类、纵述始末、详今略古的志书体例，采用简洁朴实、通顺流畅的语言文字，较为系统地记述上海地区农林业（包括粮棉油、蔬菜食用菌、林果花等）6000年历史发展的脉络轨迹和当今新貌，体现上海城郊型农业和江南水乡农业的特点。对此，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方志审定委员会在定稿意见中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上海农业志》送审稿政治观点正确，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上海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全志门类齐全，体例编排合理，入志资料丰富翔实，文字表述通畅，较充分反映了上海地区城郊型农业特点，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要求。”
《上海农业志》的编纂工作，从1987年8月开始，到1995年6月完成。编纂过程大体经历6个阶段：一是筹备阶段。1987年8月～1988年7月，以上海市农业局为主成立编纂委员会和编辑室，四易其稿拟定志稿编目，确定分编主编、副主编和落实编写人员，对全体编写人员进行3次培训。二是搜集资料阶段。1988年8月～1990年7月，编辑室和编写人员摘录单位档案材料和本人珍藏资料，召开座谈会，采访当事人，并到本市和南京、北京的有关图书馆、藏书楼、博物馆、历史档案馆及大专院校等，广泛搜集资料，共搜集到资料约600万字。三是撰稿阶段。1990年8月～1992年1月，在草拟和讨论确定编写提纲的基础上，由编写人员撰写志稿。一般先写成初稿，再编就资料长编，也有的按先制资料卡片、再编资料长编、后撰写成初稿的要求，循序渐进。四是总纂阶段。1992年2月～1993年8月，当约有半数章节形成初稿后就开始总纂。有的一次成稿，略作修改加工；有的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形成初稿；也有的由编辑室直接修饰文字，甚至重新改写，以确保志稿质量，加快总纂进程。五是评稿修改阶段。1993年9月～1995年3月，全志初稿经过编纂委员会审稿、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初评以后，根据领导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在各分编分头修改补充的基础上，编辑室集中力量和时间，采用倒计时方法，分工把关过滤修改，主编全面通稿，并配套地图照片。六是定稿订正阶段。1995年4月～同年6月，修改后的送审稿经过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地方志审定委员会审议定稿后，编辑室按照政治把关、文字润色、技术纠错的要求，根据定稿会上提出的意见，突出重点细致修改，全面校阅加以订正。最后送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验收，付印出版。
值此《上海农业志》编纂工作胜利完成之际，谨向直接领导与指导编纂工作的本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方志审定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为编纂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写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谨向大力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市农科院、上海农学院、市气象局、农机局、水利局、园林局、农场局、环保局、财政局、农业区划办公室、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农业展览馆、全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和图书馆、江苏省农林厅农业志编辑室、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以及上海市郊10个县区的方志办公室、农业局等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对为本志提供有关资料和地图、照片的单位和同志，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上海农业志》的编纂也难免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诸如有些事物缺少源头资料，或者解放前有一、二段时期资料较为贫乏；由于编纂过程中机构体制的变化，畜牧业部分未能入志；还因实践中确有很大难度，有关人物没有单独列传成章等。本志的编纂和撰写人员，都是行政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都是第一次修志，对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都很陌生。特别是我们编辑室的同志，政治、业务、文化水平有限，又缺乏修志的实践经验。本志在编纂中的不足、疏漏与错误之处实属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和批评指正。[3]
编审人员名单
《上海农业志》编纂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万景亮
董家邦
燕明
主任
王洪熹
朱颂华
副主任
王端云
陈文泉
范陈杰
夏德润
委员
史子禄
刘钦
吕景芳
庄福纯
李方
陈开松
巫开梁
陈玉华
沈兰全
沈学行
苗金堂
周国祺
张勇进
庞廉
傅关云
储昕
蒋德隆
《上海农业志》编辑室人员名单主编
王祖德
陈正玄
副主编
王柏生
成员
田野
黄宝心
黄彰栋
汪家驹
沈罗亚
龚建平
林爱珰
参与工作和提供资料人员陈建芳
梅国春
陈渭坤
王同昆
彭培森
蔡仓
邢汸
方志权
方之首
魏启昆
冯国余
刘琦虹
任向群
赵曙晤
萧永平
沈康君
钱丽珠
《上海农业志》各分编主编、副主编名单分编序号
分编名称
主编
副主编
第一编
农业生产条件
黄彰栋
第二编
农业生产关系
郑锡麟
第三编
粮食和经济作物
叶国骐
韩茀
第四编
蔬菜
徐道东
王统正
第五编
林业
陈希侠
金国培
第六编
农业科研
周林桃
章道忠
第七编
农业教育
周林桃
第八编
农村能源与环保
金宗武
第九编
农业国际交流
高立成
蒋忠棠
第十编
农业机构
陈俊仁
冯晓莉
《上海农业志》撰稿人员名单于永隆
王志通
王柏生
王统正
王祖德
王洪熹
王麟祥
叶国骐
古守良
田小平
刘希文
刘健莺
朱寿伟
朱昌义
任翠珠
孙国强
叶福臻
毕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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