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藏经
大藏经
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大藏经[1]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盘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大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大藏经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开宝藏》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984）传入日本，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1063），契丹还把新刻就的《契丹藏》印本送给高丽。6世纪中叶，部分汉译佛典通过朝鲜南部的百济国流传到日本。7世纪初，佛教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汉译佛经的写本和历代官私刻本的各版大藏经大量传入日本各大寺院。自13世纪末叶迄20世纪20年代的700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正藏经》、《卍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等7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20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南传大藏经》65卷，并编辑出版《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和《日本大藏经》，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大正藏
大正藏，是目前来讲使用最广泛的汉文大藏经，今天我们讲到大藏经一般都是通指大正藏
  大藏经[2]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大藏经，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编辑体例也别创一格，经藏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盘、大集、经集、密教十类；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祗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和菩萨戒等；论藏分为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五类；杂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和目录等八类。续藏30册中除最末一册为古逸和疑似两类，专收敦煌古逸经、律、论疏和疑伪经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续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类及悉昙。图象12册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历代有名佛教画像和密宗明王像、金刚像及各种曼荼罗图等363种。总目3册收入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以及大正藏勘同录、大正藏总目录、总索引、译著目录等77种，为比较实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错字，错句颇多。此外，大藏经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巴利语系
(Baliyuxi Dazangjing)
南传上座部所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后，于公元前29年在马塔勒的灰寺举行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受的巴利语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5～9世纪，锡兰多次派遣僧尼到东南亚地区传教，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巴利语佛典，逐渐形成以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和4种傣文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三藏典籍。这些文字音译本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其内容基本一致，其编次为：律、经、论和藏外四大部分。律藏分为分别部（戒的条文）、犍度（僧团生活制度）、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分为长部（相当于汉译《长阿含经》）、中部（相当于汉译《中阿含经》）、相应部（相当于汉译《杂阿含经》）、增支部（相当于汉译《增一阿含经》）和小部；论藏包括《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发趣论》、《人施设论》、《论事》；藏外分为注疏和其他两类。注疏原系僧伽罗文共28种，5世纪时由佛音、法护、近军、佛授、大名等编译，为僧伽罗文字母写定的巴利语本24种。其中律藏注疏2种，经藏注疏19种，论藏注疏3种。其他部分包括《岛史》、《大史》、《弥兰王问经》和《清净道论》等4部。现在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区。各种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共有贝叶、纸写和排印的译本8种和日文译本1种。其中有：僧伽罗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67卷），泰文字母贝叶本和两种排印本（39卷本和45卷本），缅甸文字母贝叶本和5种排印本（20卷本、21卷本、37卷本、38卷本和51卷的疏释本），高棉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9卷），老挝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种傣文字母的贝叶本和纸写本，天城体梵文字母排印本（41卷），拉丁字母排印本（65卷），日本译本南传大藏经（65卷）。1956年，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盘2500年，邀请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2500人，举行第六次结集，根据各种版本和1871年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对巴利语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了迄今最完善的巴利语系大藏经。
藏文
(Zangwen Dazangjing )
藏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自7世纪初由汉族地区、印度和尼泊尔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后，据传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曾派遣端美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语。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8世纪时，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写目录，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形成。全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倾、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
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十之七八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13世纪以前，藏文大药经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七年（1320）间，在江河尕布的主持下，搜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是为藏文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乐奈塘古版。其版式采取贝叶经夹形式，长方形散叶两面刊刻，每部（或几部）或数卷以夹板束为一夹。版片及印本均无流传。以后续有刊刻，其中在国内各地刻造的版本有：①永乐版。明永乐八年（1410）在南京据奈塘古版复刻，只刻了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朱刷印，亦称赤字版。②万历版。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续刻了丹珠尔。以上二版早已毁损不存，印本也极少流传。③塔尔寺版。刻于青海塔尔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④昌都版。刻于昌都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⑤理塘版。明末崇祯（1628~1644）年间由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赞助，据其家藏写本刻制，也仅有甘珠尔。版片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毁于兵火。⑥北京版又名嵩祝寺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据西藏霞卢寺写本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了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续刻了丹珠尔。早期印本大部为朱刷，也称赤字版。版片毁于光绪二十六年康子之役。该版藏经因系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颇为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每夹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大多出自藏族和蒙族宗教画家手笔。该版藏经曾流传到日本和欧洲。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曾据以编为151巨册（内含目录一册）影印百余部，分为两种精装本发行。⑦卓尼版。清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在甘肃临潭县卓尼寺雕造，版片现已不存。⑧德格版。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在德格县（今属四川）刻造。甘珠尔为理塘版的复刻；周珠尔则据霞卢寺写本并增补布敦目录所收典籍雕造，版藏德格寺。⑨奈塘新版。七世达赖喇嘛据奈塘古版增入布敦目录典籍刻造，甘珠尔成于雍正八年；丹珠尔成于乾隆七年。该经以刻工精港，校勘优良，被誉为最佳版本。版片原藏奈塘寺，已毁损无存。⑩拉萨版。1933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主持下雕造，当时仅刻出甘珠尔。
国外版本有普拉卡版与库伦版两种，有者刻于不丹的夏都普拉止，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后者1920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刻造。为德格版的复雕本
房山石经
隋大业（605~617）间，幽州（今北京地区）沙门静琬，秉承其师南岳慧思的发愿，于房山雕造石刻大藏经一藏。其目的是防止佛经被焚，借以长期保存。房山石经自静琬始刻，历经隋、唐、辽、金、明等五代（元代时除个别佛教徒对少数经碑作了修理外，刻造工作完全停顿）在刻造过程中，曾得到历代皇室、官员和佛教信徒的捐施和支援。唐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曾大力施助，奏请玄宗赐给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石经底本，并命西崇福寺沙门智升送往房山石经山交付。因此，房山石经中保留着不少唐代宫廷抄本佛典的原貌。但房山石经没有按照大藏经的编次顺序刻制，而施刻信徒往往凭一已之意愿刻制，如《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流行较广的佛经，重复刻造的较多。因此，所刻经种只有1100余部，有的经只刻其中一部分，并且还包括几部道教经典在内。因此，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但具有与各版木刻本大藏经不同的一些特点：①保存了50种以上的各版大藏经所没有的经籍；②绝大部分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精品；③经文后附有约6000则施刻人题记，有明确纪年者约四分这一，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④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官员，其中的职称和官街，有的可补史籍记载所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⑤题记中所附刻人的籍贯和居住的城市、村镇、城坊等，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的政治区域规划，特别是关于燕京的城坊布局，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汉文大藏经随着佛教的传播，先后东传至高丽和日本。他们根据各版汉文大藏经进行复刻、排印或编纂，先后共有8个不同的版本。
白玉大藏
《白玉大藏》[3]以《大正藏》、《龙藏》和《嘉兴藏》为依据雕刻而成的经典白玉版，雕刻地点位于浙江 
省天台山慈恩寺“天台洞窟”内，总计约56.5万块白玉版。
为何要雕刻白玉大藏经[4]
(1)、上千年来诸多大藏木刻版均因毁损难存，印刷的纸书也是遗失严重。白玉大藏经不惜重金用白玉雕刻，令世人珍惜保存，不易毁损。
(2)、佛学经典浩瀚，个人根器不同，有心学佛不知从何下手，这是信众时常遇到的。《白玉大藏》依修行次第编排雕刻，可以使信众依次第阅读相应经典，既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又能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主动远离迷信和邪教。
(3)、天台山作为佛教中国化第一大宗的发祥地，在历史上已出版的三十八部《大藏经》，尚未有出于天台本山。《白玉大藏》依次第编排，与天台教义相一致，将成为天台山伏藏而承世，意义重大。
(4)、因《白玉大藏》由书法家们沐手恭书后，经编审通过原样刻印到白玉版上； 随着电脑之普及,能书法之大家也愈来愈近凤毛麟角，由于本项目手书工作量之大，将汇聚海内外二万多名国家级书法家和各地省市书法名家，从《白玉大藏》拓印发行之《天台藏》，除了教理意义上的价值外，还可供人临摹、传承书法等，手书《大藏经》本身即是推动中国书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行动。
(5)、世上之白玉资源必定愈来愈少,雕刻手书《白玉大藏》,就是以无价之玉供奉世上最尊贵之巨著，现如今正是时宜，后恐更加不易。
(6)、末法时期具备法脉传承的长老大德愈来愈少，能承接次第修法者更是凤毛麟角，本项目期望能在众长老隐世前、尚有经法修习次第传承之时，完成这一重大举措，令正法久住，护持世间正气。
敦煌
简称《敦煌藏》，由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星星出版公司与台北前景出版社于1989年起汇编影印出版。该藏是一部以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典籍为素材，经整理、选编而成的写本大藏经。所收典籍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写本为基础，增补英、法等国及国内各地的所藏经卷。全藏分正、续两编，现已出版正编，共63册，前60册为汉文部分，后3册为古代民族文字部分。该藏以唐代《开元释教录》的体系为蓝本，主体部分以此编定。对于《开元释教录》没有涉及的内容，也一并收入，包括印度佛教原典的汉泽本、中国内地久失的中国僧人著述、反映敦煌地区佛教状况的著作，以及用梵文、吐蕃文、于闽文、回鹘文等语言书写的佛典等等。后部分内容很多都是近代首次发现，为历代大藏经中所不存，其中古代民族文字写本，更为本藏独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藏各经、卷、品后增多有详细的校勘记，除介绍写本的存佚情况外，还特别列出了与日本《大正藏》、《中华藏》的参见页码，使用十分方便。《敦煌藏》的出版，为研究佛教流传史、译经史、民族文化交流史、中国佛经史，乃至古代民族语言和汉语音韵学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中华大藏经
简称《中华藏》，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成立于1982年，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佛学专家们主其事。该藏包括汉、藏等多种文字，出齐后将成为有史以来经籍数量最多的大藏经。目前正出版汉、藏文两部分。 
《中华藏》的汉文部分由3编组成。第1编为历代大藏经所收集的编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也就是历代的正藏，共两千余部，一万余卷。此编以海内稀世珍本金代《赵城藏》为影印底本，补足它本而成。《赵城藏》成书于12世经中叶，其主体部分是中国第1部雕版大藏经宋代《开宝藏》的复刻本，同时吸收了辽代《契丹藏》的优点。现在《开宝藏》、《契丹蒇》均已亡佚，《赵城藏》的价值弥是珍贵。《赵城藏》缺失的部分，《中华藏》以《高丽藏》补足，同时收录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12种大藏经中按千字文编次的全部经籍。另外，此编还选用了《房山石经》、《碛砂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等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校本，与《赵城藏》对比校勘，罗列异同。《中华藏》第2编是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所收的没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续藏，亦有两千余部，一万余卷，包括《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日本《 续藏》，《房山石经》正编未收部分，《频伽藏》、《普慧藏》以及敦煌遗书中的特有经论等c《中华藏》的正、续两编总数可达4200余种，23000余卷，将分装220册。第3编为新编入藏，拟收入历代大藏经中未收的藏外逸典和近代新出现的佛教著译。《中华藏》汉文部分正编于1984年开始出版，现已发行90册。为便于检索，正文全部出齐后将编印经籍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笔画等7种索引。 
《中华藏》的藏文部分自1986年始，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整理、对勘。1995年已出版《中华大藏经·丹珠尔》。
  
其他版本
满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盘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始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期待》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送杭州刻印，到大德六年（1302）竣工，前后共刷印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傣文大藏经部派佛教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大藏经之一。有三种不同的方言文字写刻本，即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和傣绷文，其内容和其他文字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基本一致，也分律、经、论和藏外典籍四大部类，用三种不同的傣文字母音译巴利语原典。除了相应部和增支部收入的各经大部分未曾译出外，其他经籍都有译本。此外，还有用傣文翻译的部分重要典籍和注疏，以及信仰上座部佛教各民族僧侣的著述，涉及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语言、诗歌、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都被视为佛典在信徒中流传，别具一格。傣文经卷可分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写本两类。纸写本又分为摺装本和书册本两种式样。傣文大藏经的流传地区，以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书写的经卷流布面较广，傣绷文经卷则只在耿马的勐定和勐连一带流传。蒙文大藏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普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鹇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竣工；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契丹藏约在辽兴宗（1031~1054）时开雕。又名辽藏。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华严经随品赞》、《一切佛菩萨名集》、《随愿往生集》、《释摩诃衍论》、《大日经义释》、《大日经义释演秘钞》、《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称，这部藏经人579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 字。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未能炬陀罗尼经》卷13，“靡”字号，每行均为17字）。赵城金藏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该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又名《赵城金藏》。发起人为潞州崔进之女法珍。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很多佛教信众深受感动，纷纷捐盗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以前，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基经版会”负责刻造，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全藏刻成之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两年后，崔受封为宏教大师。
《赵城藏》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藏》蜀版（第一部刻印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散失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原貌，无论在版本或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赵城藏》旧刻的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 字，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式经卷在内。现存的《赵城藏》系元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6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册，现存5100余卷）。由于年久散失缺损，明万历二十年（1592），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在信徒的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这两次的补本。因系根据明代《永乐南藏》本进行抄录，编次多见错落重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发动向广胜寺进攻，企图劫走《赵城藏》。中共山西省委获悉后，派出部队进行保护，并将藏经转移到一个山洞中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找回。由于洞内潮湿，不少卷册遭到毁损。经过十多年的细心修补，终于恢复原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31种，559卷卷轴式装帧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次和《赵城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赵城藏》输版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
20世纪30年代，北京三时学会曾把《赵城藏》中所特有而为其他各版藏经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经籍46种，246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本线装120册，分12池发行。高丽藏据现有记载，《开宝藏》刻成后，印本曾在北宋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其后的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也分别在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东传。另外，契丹王朝在辽清宁九年（1063）也把新刻的《契丹藏》印本赠送给高丽王朝。高丽王朝得宋开宝初本后，即据以复刻，1025年完工，是为高丽藏初雕本。1090年又据《开宝藏》的天禧和熙宁两个修订本及契丹本加上高丽沙门义天所编《诸宗教藏总录》所收章疏典籍3000余卷，进行校勘，在兴王寺开雕《高丽续藏经》4000余卷；刻完后，和初雕本经版一同藏于符仁寺。1232年全部版本毁于战火，印本流传情况不详。1236~1251年又根据印本复刻，版本原藏禅源寺，1398年迁至支天寺，次年再迁海印寺，后曾刷印50部。1960年刷印12部，70年代以后，又影印改为书册式装帧，共45册。在海印寺刷印的50部中，先后有4部传入日本。1957年日本曾将其缩印为书册式精装本发行。全藏共639函，千字文编交天字至洞字，入经1522部，6558卷。龙藏清代官版藏经。又名《清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竣工，雕成经版79036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1669部，7168卷。版式和《永乐北藏》一致。全藏也分正续两部分，正藏48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漆字，内容完全和《永乐北藏》相同；续藏239函，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刷印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入藏。1935年又印过22部。经版原存宫内武殿，后移藏于柏林寺，至今尚存。元代官刻1982年12月在云南发现，仅存32卷，现藏云南省衅书馆。经版较现有各种大藏经为大，每版7个半页，42行。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行间疏朗，上下有外粗内细的双栏线，每版中缝及卷首经名下刻有千字文编次，版式为摺装本。在残存的32卷中，有2卷卷首附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施印愿文，字体为秀丽飘逸的赵体。卷末有诠经讲主等僧人及居士23人的名录，依北方少数民族文字行文惯例，由左起直行按僧职大小顺序向右排列。另有一卷的卷末，还附有参加刻藏的38人职官名录，也是按职位大小依次由左至右排列。这一职官名录为进一步考证元代官刻大藏经的雕造年代和研究元代职官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据对残存的32卷经册千字文编次的初步考察，全藏至少有651函，6500余卷，入藏内容仅次于《赵城藏》，应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藏经。石刻藏文甘孜县草原广阔，东部有洛戈梁子草原，北部有达通玛大草原，天然草场面积达617927公顷， 占全县草场总面积的89.98%，牧草丰茂，主要集中在茶扎、大德、查龙、卡龙、下雄等乡。 
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古刹扎拉寺，有庄重巍峨的铜色山宫，有纯洁无暇的白塔，还有被喻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明珠——石刻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是藏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它记载了藏族的历史、地理、佛教、医学、天文、工巧等各方面文化知识，是藏族的古代百科全书。 
藏文《大藏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甘珠尔》意为佛语部，亦称“正藏”，即释迦牟尼本人语录的译文。第二部分《丹珠尔》意为论述部，亦称“副藏”，即佛教众弟子对释迦牟尼的教义注释及僧人的论著。全藏经共有三百二十六部，四千五百六十九种，二十一万七千多块经板，六千八百多万字。 
石刻藏文《大藏经》，位于达通玛区西北部的大德乡境内，离县城120公里，海拨4080米。在达曲河的最上游东岸与嘉仁河的西岸，两河汇合处的嘉仁塘大草原上，扎拉寺巴尔多活佛首次发愿创建和民间发愿雇佣（工匠）雕刻堆积成的石刻经墙。其雕刻功底深厚，经墙窟处有佛尊，其佛像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该经墙长2000米，宽2米，高2米。据创建人统计，此地经典内容远远超过了《甘珠尔》和《丹珠尔》，估计石片约有十一万个。石片经书大小不一，大者如桌面，小者如椅面，平均约有一公分左右厚，石面光滑，字迹清晰，粒粒可见。在石经的东端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白塔，与经墙互相映衬，形成了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十二部经
什么是三藏十二部经？ 
“三藏”是指经藏、律藏、论藏，是佛陀的教法，是佛教的教义，是佛弟子依之修行的指南： 
经藏：梵语音译“修多罗藏”，意译“契经藏”，凡所有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根机的佛陀教法，都属经藏。 
律藏：梵语音译“毗奈耶藏”，意译“调伏藏”，是佛陀为调伏弟子心性，对治众生恶习所制定的教团生活规则。 
论藏：梵语音译“阿毗达磨藏”，意译“对法藏”，是佛弟子将经典教义加以论议、解释、整理，而成组织化、体系化的典籍。 
“十二部经”是将佛陀教法，依叙述形式与内容分成十二种类，又称十二分教、十二分圣教、十二分取消高亮经。 
契经：又称长行，是以散文方式直接记载佛陀的教法，通大小乘经典，也包含律和杂藏。 
应颂：又称重颂，和契经相应，而以偈颂重覆阐述契经所说的教法。 
记别：又称授记，本为教义的解说，后来特指佛陀对弟子们的未来修证果位所作的印证。 
讽颂：又称孤起颂，全部以偈颂来记载佛陀的教法，因非重述长行，故称孤起颂。 
自说：是佛陀不待他人请法而自行开示的教说，如《阿弥陀经》。 
因缘：是记载佛陀说法教化的因缘。 
譬喻：以譬喻来宣说法义，如《法华经》中的火宅喻、化城喻等。 
本事：是叙述佛陀及佛弟子过去世的因缘事迹。 
本生：记载佛陀过去世种种大悲行。 
方广：宣说广大深奥的教义。 
希法：记载佛陀及诸弟子等希有殊胜之事。 
论议：记述佛陀论议、抉择诸法体性，并分别明了法义，是一切论书的通称。 
有一首偈语，正可说明上述十二部经的内容： 
长行重颂并孤起，譬喻因缘与自说， 
本生本事未曾有，方广论议及授记。
大藏经
2008年11月20日中国佛教的最高典籍《大藏经》近日摆上了南京可一书店的书架，首次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流通。
《大藏经》是将所能搜集到的佛教典籍汇集编成的全集，历来一般只由宫廷、官府、大寺院收藏。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有盛世修撰《大藏经》的传统。千余年来，中国先后有 十几种官刻大藏经问世。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刻印了《乾隆大藏经》（又称《龙藏》、《清藏》）。1909年，由在中国致富的美国商人哈同夫妇出资，著名高僧宗仰上人和著名学者王国维、章太炎等校勘编纂了《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藏》）。
此次公开发行的《大藏经》即依据《频伽藏》版本。《频伽藏》是中国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铅印本《大藏经》，在中国已编修《大藏经》中成书最晚、规模最大，共收经文8416卷，是众多《大藏经》中唯一有句读、适合现代人阅读的版本。
一诚长老表示，不限量公开发行《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太平盛世的标志，不仅表明中国日益开放，也表明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对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建设的支持。[5]
大藏经
《乾隆版大藏经》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亦称《清藏》，又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名《龙藏》。它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 ，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
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共用经版79036块。
由亚太中国（香港）佛教研究院整理的《乾隆大藏经》三本套装，是中国目前第一套也是唯一为供奉所特殊制作的版本。其严谨、完整的佛学经论，对于佛教的历史、文化、哲学传承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得到一部大藏经曾是无数善众所终身寻求而不可多得的大件功德。非寻常之造化。
尺寸：28mm*38mm*38mm
装帧：特别精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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