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国璋
基本信息
  黄国璋，192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10月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8月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潘菽等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翌年9月3日更名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调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在1930年代，中国地理学界有“南胡北黄”之说，南方以胡焕庸教授为首，北方以黄国璋教授为首。 
1911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同时走出两位“奇特”的学生，并同时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一位是语文成绩特优，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走“政治救国”之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一位是英语成绩特优，走“科技救国”之路，后来成为中国地理“三杰”之一，被誉为地学先师与泰斗，同时又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理事长的黄国璋。他们两人殊途同归，对国家的民主与富强都做了贡献。毛泽东功高日月，成为一代伟人；黄国璋凭着冀民族兴旺、望祖国昌盛的赤子之心，在地理学领域里顽强拼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不断探索真理，追求光明，在民主爱国运动中英勇搏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和高层民主人士。
1964年12月至1975年1月期间，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福建省人大代表。
主要事迹
胸怀报国学地理
黄国璋字海平，祖籍湘乡县城北郊黄泥坪，1896年8月5日生于上海。父黄抚九曾在上海谋事，目睹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感到十分气愤；同时，看到满清末期，洋务运动的兴衰沧桑，又觉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深信“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有出路。他聘请家庭教师，教儿子从小学习英语，以期将来成为“通晓西事”，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为国家发展工业做出贡献的人才。黄国璋受此熏陶，从小把父亲的期望化作自己的志向，努力学好英语，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打下基础。故从小学到大学，其英语尤其是口语水平，总是居全班第一。清末民初，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有不少留学日本和英美回归的学子担任教师，民主科学空气甚浓，学校学风严谨，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革新教学内容闻名遐迩，且学校开设英语课。黄抚九慕名将儿子送到这里读书。
从东山高小到驻省湘乡中学，再到雅礼大学，黄国璋一直把英语和理科作为重点，以实现父亲嘱咐和自己的志向。1919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在中学部教英语和地理。“五四运动”的伟大潮流，不仅给他以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更使他懂得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息息相关的道理。在地理教学中，他接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德国学者洪堡、李特尔的著作，逐渐认识到要报国图强，需要首先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地理科学，觉得我们太落后了，国家疆界混乱，被列强不断蚕食，令人痛心。他想，如能掌握西方地理科学，改变国内地学落后状态，将有利于守土卫国，有利于开发资源，有利于提高大众爱国热情。他欣喜地认为，这就是报国之路，强国之策。他在《学习本国地理第一要义》一文中写道：“ 学习本国地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国家的可爱，唤起民众、一般国民的国家观念。”
1926年，黄国璋怀着振兴中国地理科学，改进中国地理教学的志向，辞去教师职务，毅然踏上赴美留学之路，成为我国出国学习经济地理第一人。在轮船上，他望着浩瀚无边的海洋，经受着滔天巨浪的颠簸，感叹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大啊、多么精彩啊！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恨不得马上登上美国的大学课堂，去接受那些认识海洋，认识高山、平原、湖泊、河流，认识大千世界的地理学知识。
在美国，他举目无亲。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祖国迥异，人们穿着五彩缤纷，夜晚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茶楼、酒馆、歌厅、舞厅、夜总会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女成双成对，或牵手，或拥抱，或翩翩起舞……黄国璋无心领略这些异国风情，他不去任何娱乐场所游玩，他不吸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只是一个心思地学，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科学知识。1927年入美国纽芬雅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当年毕业；次年入芝加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师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当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的导师和同学，对他在如此短期内完成学业并取得优秀成绩赞叹不已。在美国，他阅读了大量欧美近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学到了先进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绘图技术，并到美国的港口、草原和峡谷考察，获得了丰富的地学知识。对此，他感到极大的欣慰。他想，我们的国家太需要这些知识了。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草原、森林、峡谷、港口有待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啊！他下定决心，献身祖国地理科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绝不动摇。
毕业后，美国的一些学校留他教学，一些科研机构劝他留在美国搞科研、做学问，薪金比国内高得多。他都一一谢绝。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的需要来学，学到手了就要回祖国去服务。”1928年底他满怀报国图强之志，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从美国回来后，黄国璋一度彷徨：学了这么多先进的地理科学知识，怎样用来为国家服务呢？去野外考察，绘制山川形势图吗？不是几个人能办到的事；搞地学研究，提高国内地学水平，努力赶上欧美吗？目前国内还没有地学研究机构；到边疆考察，搞清地域疆界及其历史渊源吗？这更是国家行为。他思前想后，一时难以定夺。当他想到在雅礼中学部教地理时的情景，所用地理教材内容陈旧，概念不清；教学方法落后；无论搞考察，作研究，从事地理教学都需要人才。我国地理科学落后，人才奇缺，而中小学地理教师中，不乏滥竽充数之辈，要改变这种状态，关键是要从教育入手，培养地理学科学人才。经过彷徨、思索，他决心献身地理教育事业。从此，他在近40年的地理教学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理科学中坚人才。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是我国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人。
1929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在这里，他成为传播西方地理科学的主要学者。在教学中，他刻苦努力，对学生循循善诱，用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大家学习地理的积极性。学生都喜欢听他讲课。由此而使“地理新潮滚滚东来，在国内新兴科学中，俨如异军之突起”（《地理教学》发刊词），有力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记述型地志学。
1936年，黄国璋被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他认为，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实现为国家培养地学教育人才的夙愿。为此，他决心把这个系办成全国有影响的系。首先确定地理系的任务和目标有三：改进各中等学校的地理教学；培养中学优秀地理教师；开展地理科学研究工作。据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打破门户之见，聘请国内外名家学者来系授课；派得力教授到中学任教，从中了解教学情况，探索教改之路，发现和培养地理科学拔尖苗子；自己动手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实行野外考察与教学并举的方针；亲自联系学校，派青年教师出国深造。不到一年，北师大地理系教学与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地理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可以说是北师大地理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北师大地理系教授宋春青：《黄国璋事略》）他还把几经周折争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捐赠的两万块银圆，全部用来采购图书和仪器。“凡有利于中等学校地理教学之事项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无不规划周详，亟图充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概况》）。
多年教学实践，黄国璋深感基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重要，他力主创立了地理丛刊委员会、中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中小学课外读物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亚洲地形图》、《河北地形图》和其它教学用图。他主持编辑出版的《地理教学》双月刊，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学刊物，对指导中学教师教好地理课，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北师大地理系在黄国璋主持下，系风突变，百家争鸣，在全国声誉日隆，为培养高校地理教学人才，推动全国中小学地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大学西迁城固，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他受命筹建联大地理系。在国家艰危、烽火连年的岁月里，他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奔波操劳，使地理系在短时间内筹备就绪，并及时开课。
1948年底至1949年春，他顶住反动政府的压力，拒绝出逃台湾，并与广大师生一道护系护校，粉碎了反动派的破坏阴谋，使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52年黄国璋受到错误处理，被撤销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学会的一切领导职务，贬出北京。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不为自己的冤屈申诉，不为留恋北京求情，唯一的请求是允许他继续教地理，从事地理科学，哪怕是到边远山区教中学地理也行。其献身地理科学，热爱地理教学的赤诚之心，闻者莫不为之肃然起敬！后被派往陕西师大筹建地理系。他胸怀宽广，毫无怨言，一到任就亡命工作。他的行动和敬业精神，感动了所有的人，深得院校领导的尊重与信任。
黄国璋先后主讲《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地理学原理》《地理教学法》及英语等课程。他的讲授内容充实，语言风趣，引发学生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在教学中不断吸收科学新成果，充实教材内容。他常说：“地理学家的思想，随着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而演变，而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又随着人类活动范围而与时俱进。”同事们评说，黄国璋的地理学思想、地理教育，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他经常注意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阐明学习本国地理的要义。他常说：“一个近代公民对于自己国家内的山川气候等自然形势，人口聚落、物产交通等人文现象及相关之理应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同的国家观念，才能激发出爱国激情。”
为国保土察地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的铁蹄蹂躏我东北三省，南京的大街小巷，涌动着东北的入关难民，秦淮河畔飘荡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血泪歌声。作为地理学家的黄国璋，眼睁睁地看着野兽的铁蹄践踏着祖国母亲的胸膛，他的心快要碎了。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相反调集30万大军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黄国璋气愤、心痛，和师生们走上街头游行请愿，要求举国一致，枪口对外。而蒋介石的答复却是无情的镇压。黄国璋再次为报国无门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山河破碎，国无宁日。长期霸占缅甸的英国，乘我东北多事，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调解之机，借口缅甸和我国云南西部的南北未定界悬案，攫取我国班洪银矿区，激起云南人民的极大愤慨，派代表团到南京向中央政府呼吁求援。当时我国边界地理不清，外交争执难有依据，须组织实地调查考察，绘制山川形势地图，确定两国边界。黄国璋得知此消息，对英帝罪行十分气愤。他慷慨激昂地说：“晚清时期的留学生，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侵凌，提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如今日寇侵我东三省，英国又在云南边疆打我们的主意，真是欺人太甚。我是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只要国家用得着我，一定要发扬先辈爱国精神，共赴国难。”后经各方联系，决定由黄国璋教授负责筹组云南地理考察团入滇。黄国璋欣然应命。经多方努力，筹措法币2.4万元，购置从德国进口的先进仪器，与国际联盟派来的奥籍专家费师孟（H·V·WISSMANN）教授及滇籍外交专家张凤歧、助手王德基、严德一等5人组成考察团，经专业培训并筹足路费后，于1934年中秋出发。时蒋介石忙于“剿共”，交通阻塞，乃绕道香港、河内到达昆明。英国政府慌了手脚，忙派人到南京交涉，以阻挠考察团进入争议地区。蒋介石不敢得罪英国，与之订立中英两国政府关于暂缓两方人员进入争议地区考察的协议。刚到昆明的考察团得到的是任务被取消的消息。黄国璋眼看一腔热血，两年筹备好的计划付之东流而心急如焚。他以云南南部当时在中国地理学界尚为盲区为由，经与云南地方当局协商，改去西双版纳考察热带资源。11月，黄国璋率考察团顺迤南大道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脉，递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澜沧江边的卑湿低坝，勘查西双版纳全境。从迤南至允景洪共24个马站，仅两站通汽车，其余全靠马驮轿乘。他们晓行夜宿，边走边工作，沿途绘图摄影作笔记，并调查访问。黄国璋除抓全面外，还兼农林地理。时值旱季，“山径变为悬梯，无论骑乘，备感忐忑。”（《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4期）步履之难，难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没，须巧妙周旋，方可避害。路上的宿店有的隔三四十里，有的隔八九十里。晓行夜宿，必须赶店，否则夜宿林边，必遭野兽侵扰。普洱、思茅系滇南名城，考察团到此时，只见城内十室九空，街肆馆舍关门落锁；所见城乡居民，多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大腹如鼓，脑壳如瓜，史称瘴气之乡，都因疟疾为灾。自元江以南，气候渐热，蚊蝇四季不绝，高原人士谈瘴色变。在昆明就听到“欲过元江坝，先把婆娘嫁”的警言。考察团一行，严格注意防蚊，可喜均未感染疟疾。元江河谷海拔仅500米，而周围都是2000米以上的高山，故气候酷热，考察团成员个个汗流浃背，彻夜难眠。黄国璋总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考察团绕西双版纳一周，考察滇缅、滇越边界，勘察了澜沧江河谷。搜集到的文字资料和图片都极其丰富珍贵。黄国璋用平板仪步测景洪坝曼景囊村前的田亩图，研究傣族土司的土地制度和灌溉系统。图成后明确傣族沿袭的土地制度，是土司有大片官田，居灌溉渠首，由百姓集体共耕，作为劳役。民间耕地为村有，居灌溉下游，由各村头人计户授田，各自耕种，收赋三成。公私田亩，图上分明，极似汉族古代的井田制。研究结果使黄国璋极为兴奋。他和张凤歧详细探讨这种制度形成的历史。他认为，不论怎么说，它都证明西双版纳和内地农业文化的血缘关系。黄国璋深知这样的考察机会难得，他要求团员们勤于采风问俗，广作社会调查，并为各族人民摄像，还购买许多少数民族服饰实物带回南京。考察历时半年。在总结这次考察时，黄国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看到，这里的热带资源原封未动，面积有30万方里（即30万平方里），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英法帝国主义向远东掠夺缅甸、安南热带资源贪得无厌，犹觊觎这块宝地。我们这次经广东、广西、云南河口一带地区调查访问，华南沿海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广西的龙洲、滇南河口各地，栽培热带植物均难免冬季寒潮、夏秋台风的灾害。西双版纳因位在北回归线以南，热量充足又属印度洋西南季风范围，北有高原屏障寒潮，东南距海较远，可免台风袭击，是今后栽培热带植物的理想宝地。”
此次考察开学者考察西双版纳之先河。黄国璋著的《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资料翔实，描述生动，曾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引起各界极大兴趣，为解放后对这个地方的考察与开发起开拓性作用。考察团带回的图片实物，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赞叹不已。民族学家凌纯声、马长寿等，认为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农林学外，还丰富了民族学和社会科学，使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名扬中外。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国璋多次率队翻山越岭对川康、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陕南进行考察。1938年率30多人的考察队，历6-12月的酷暑与严寒，步行或骑马翻越麻日雪山，拜会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禅大师肉身像，并给德钦汪母活佛摄影留念，观看藏民族天葬大礼。1958年，他身处逆境，以62岁高龄之躯，率陕西师大地理系师生到秦巴山区作考察。他著的《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其意义已超出单纯的地理学；他的《汉中地理志》被国家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地理志的范本推广；《渭水河流域报告》《陕西经济地图》等，对陕西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黄国璋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皑皑雪域，到处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的这种实干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同事和莘莘学子！
团结地理学界　致力民主科学
黄国璋利用自己在地理学方面的声望，致力团结地学界人士和广大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民主和科学的繁荣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积极参加中国地学会的活动。1909年，著名地学家张相文，在天津创办中国地理学会。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三个群众学术团体之一。该会于1910年创办的《地学杂志》，为我国最早的地学学术刊物。1936年，中国地学会改组，推黄国璋为总干事。他为《地学杂志》内容的革新和编辑工作，倾注大量心血，并取得显著成效。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地学会停止活动。1946年黄国璋回北平后，他以地学会总干事和北师大地理系主任的身份，和地学会理事张星火良（张相文之子）教授联系，恢复地学会活动，推张为理事长，黄为副理事长兼总干事。他积极做好会员登记和发展工作，并借此机会，宣传“九三学社”的主张，动员广大会员积极从事民主科学活动。1948年9月，中国地学会参加全国12个学术团体联合举行的年会，动员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民主和科学大众化出力。1950年夏，党中央在北京召集全国各界自然科学代表，商讨组建全国科联和科普机构。中国地学会代表黄国璋、王成组同中国地理学会（1934年在南京成立）的代表李春芳、李旭旦协商南北两会联合，推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黄国璋为副理事长。黄国璋对中国地理学会后期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积极参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二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有一个进步组织——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和居理分任英、法分会负责人。1944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黄国璋与潘菽等40多位科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筹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8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开会成立，推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藩菽为常务理事。1948年，黄国璋与钱伟长、马大猷等发起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为反对独裁，争取人民民主而奋斗。1948年3月28日，黄国璋在《大公报》发表《科学工作者要联合起来——庆祝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成立》一文，指出：“在我们中国，刚在胜利之余，欢呼未停，而杀声又起。”“今日的科学工作者，普遍地在为着将要断炊的柴米和子女的教育费而发愁，为着实验设备的缺乏而阻挠了工作程序，为着肚皮的饥饿而降低了工作能力，这是目前司空见惯的事实。”“同时科学的成果被少数的资本家和野心家所垄断收买，当作了个人致富的法宝，这样科学乃遭遇了空前的大危机，而大多数的人民便躬逢了目前的大迫害。”“只有为大众的科学才算真正的科学。”“……科学与民主，这只有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去争取，才能达到目的。”
积极参与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并进而发起组建“九三学社”。1943年，黄国璋由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驻地）转到重庆市区建设委员会。时日寇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国民党内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势力猖獗。黄国璋常为此痛心疾首。因他与许德珩之妻兄劳启强是同学，故结识许氏夫妇，常去许家畅谈国事。两人对局势均感焦虑。后他邀潘菽，潘又邀税西柱、梁希、金宝善等一起参加，座谈民主与抗战问题。大家对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表赞同。在许德珩倡议下，决定将座谈会固定下来，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5月黄国璋赴兰州讲学，介绍黎锦熙、袁翰青二人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8月28日，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黄国璋与各界人士到机场迎接。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开会庆祝，定名“九三座谈会”，进而成立九三学社筹委会。次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开成立会，黄国璋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秘书长）。成立大会上，他与卢于道等演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内战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公正调解国共纠纷，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8-9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北平，黄国璋回北师大任教，他兼学社组织和财务，成为许德珩的重要助手。他在地理界发展不少人入社。时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黄国璋毫无畏惧，在许德珩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社员积极参与反独裁、反内战、反暴力民主运动。学社多次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镇压人民，表示拥护中共主张，支持人民革命。他本人也多次撰文或与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1948年4月19日，国民党北平市党务委员吴铸人发表讲话，攻击许德珩等在北大民主广场反对伪国大的演讲是“受奸匪利用。”23日，黄国璋与北平4院校90名教授联名写信给北平各报，驳斥吴的谬论并质询。6月29日，黄国璋与各院校104位教授发表宣言，抗议反动派轰炸开封，“迫切呼吁全国父老，共同抗议。”1949年1月16日，黄国璋与北平10余位教授，应北平“剿总”傅作义之邀，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谈和平解放北平与军队出城事宜。1月27日，黄国璋与北平文化界30余位人士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14日所提八项和平主张。5月的一天，毛泽东到北师大看望汤王噪真、黎锦熙、黄国璋及许德珩夫妇等九三学社的朋友，听取黄国璋关于九三学社成立经过的汇报。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并嘱咐大家为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努力。事后，黄国璋积极参与政协筹备工作。
相关会议
1950年11月29日—12月5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代表会议性质），黄国璋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兼秘书长。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有人抓住他曾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40年又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任所长，后任国民政府设计局委员、区划设计组组长等历史问题，说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给予猛烈批判，撤销其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理学会一切领导职务。“多亏竺可桢等一批老前辈力保，年近花甲的黄国璋先生才免西出阳关。”（《民主与科学》1996年6期）应本人请求派到陕西师院（后为师大）筹建地理系。他不计个人得失，努力教学，多次找党组织汇报思想，申请入党。
1966年，70高龄的黄国璋，申请去农村社教与贫下中农“三同”，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他说：“我是搞经济地理的。对农村、对贫下中农不了解，就难以教好经济地理。同时，我们老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实际，接近工农，才有利于思想改造，才能锻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回校后，正准备向校党委递交入党申请书。“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两夫妇被轮番揪斗。9月6日与夫人范雪茵含冤去世。1978年6月17日陕西师大隆重举行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1979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为黄国璋恢复名誉。1996年5月30日，又在陕西师大召开盛况空前的黄国璋诞辰百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陈学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吴传钧等6位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北师大、浙大等国内10多所名牌大学54位教授，10多家新闻媒体。以及湘乡的代表等参加大会，对黄国璋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科学，致力爱国民主运动，给予充分肯定，称他为地学界先驱、先师与泰斗，大家表示要学习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爱岗敬业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学习他精深而又与时俱进的地学思想，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黄国璋有5女1子。他处处充当子女的表率，不吸烟、不喝酒，无其它不良嗜好，专心致志做学问，一心一意讲奉献。他严格要求子女，一辈子跟共产党走，并要求他们在艰苦中锻炼成长。他的女婿刘涤源是武汉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整风中被错划成右派，黄国璋与他谈心，鼓励他相信党和人民，走认准的道路。三女兴友毕业后，支持她长期在云南边疆工作。幺女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参军赴中老边境，她给父亲写信报告军旅生活情况后，黄国璋给众儿女写信说：“兴燕来信，她思想进步，认识正确，工作热情很高，可喜！这确是她一次很好的革命锻炼时机。”20世纪50年代，他给四女兴宁写信，谈如何做人时说：“一个人的品质：1、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怎么样，至少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最低的政治要求。2、做人必须忠诚老实，而不能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是非常重要的。3、做事要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一个青年若具备这三条，在品质上也算差不多了，至少说是一个可靠的人。如果一个人基本不可靠，其它也就无从谈起。”他对儿女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力民，从小就严格要求。1958年，大炼钢铁，读高三的儿子与同学一道去60里外用板车拉石灰，感到为难。他鼓励儿子：“都是年轻人，农村孩子能拉，你也能拉，身体是锻炼出来的，再累，累不坏人，锻炼自己，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在他的教育下，6个子女都在大学本科毕业，都成为国家有用人才，成为教授、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其中3个参军。
黄国璋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科学的精神永垂不朽！

个人简历
黄国璋（1919—1984），化名吴广，福建省莆田城区人。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青团，1934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期间，主要从事团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区委、县委书记。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主要负责开辟新区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1937年2月，任闽中工委委员。同年4月和11月，两度奉派赴香港向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1937年12月，任闽中工委书记。1938年8月闽中工委分为莆田、福清、泉州三个中心县委后，奉调到省委机关学习，不久任省委巡视员。1940年春，调任江西上饶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5月，日军侵占福州及闽中沿海地区，奉省委之命，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到闽中组织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3年春起，改任闽南（即原闽中地区）特委书记。1947年1月，被选为闽浙赣区党委委员、常委、兼任闽中地委（后改为闽中工委）书记，闽中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福州市委书记等职。1984年2月因病不幸逝世，终年65岁。  黄国璋(1919—1984)黄国璋是继刘突军之后的闽中工委书记、闽中特委书记、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闽中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人物生平
黄国璋,1919年出生于莆田城关一个贫民家庭。父母克勤克俭，供他上学。在学校，他刻苦用功，成绩出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4岁的黄国璋很快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他参加并负责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十人团”。
1934年，黄国璋投笔从戎，参加红军游击队。他加入共产党，担任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1937年2月，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等被捕壮烈牺牲。在危难时刻，年轻的黄国璋被推举为新组建的闽中工委委员。他和书记刘突军、委员苏华一起，继续领导闽中革命斗争。1938年1月，刘突军牺牲后，黄国璋挑起重担，担任闽中工委书记。黄国璋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福州、泉州、莆田之间，与游击队和群众密切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地方当局消灭游击队的阴谋，保存了一支红军队伍。
1939年，黄国璋被调到福建省委机关工作。1940年秋，黄国璋担任江西上饶中心县委书记。他在国民党重兵驻扎的上饶地区恢复了被破坏的党组织，打开局面，为闽浙赣省委创立了一个新据点。
1941年4月，日寇派兵进攻福建省会福州等地。在强敌面前，黄国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服从省委的决定，回到闽中永泰，找到闽南党的特派员李铁和省委委员苏华。
黄国璋回到闽中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后，黄国璋带领干部和游击队员，深入长乐、福清、平潭、莆田等日伪军占领的沦陷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狠狠打击敌人，点燃了闽中地区抗日的烽火。
为了反击顽军的进攻，1944年2月29日，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亲自率领蔡文焕、康金树、郭永星等14名游击队勇士虎口拔牙，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根据省委指示，闽中游击队在永泰、官烈一带建立“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闽中司令部”，黄国璋任司令员兼政委。他当机立断，率领游击队开赴闽侯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7年1月，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黄国璋被选为党委常委。1947年2月，他主持闽中地委会议，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福建统治的心脏地区——闽中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区军民狠狠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他组织“龙高暴动”和“安海暴动”，率部血战戴云山，建立新的根据地。在戴云山区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后，他带领部队突破敌兵重围，返回莆田、福清一带。展开反“清剿”斗争，建立、巩固根据地，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翌年，根据省委指示，部队进行整编，并成立“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黄国璋任司令员兼政委。  黄国璋在庄边宁里的住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身为地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的黄国璋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命运，成为干部、战士的表率。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自率领游击队参加第一线战斗。在江口上林亭，他和参谋长叶良运身先士卒，叶良运不幸牺牲，他头部中弹负重伤，仍继续指挥战斗。1948年8月，他旧伤复发，被迫离开炮火纷飞的前线，经香港、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在黄国璋的影响下，他一家四位亲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
[1]新中国建立后，黄国璋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58年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成员，开除党籍，下放工厂劳动。1963年甄别平反后，恢复原职，继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82年开始住院疗养，1984年1月病逝，终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