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唐纵
人物简介
唐纵  唐纵（1905—1981）先生信札手迹（1905—1981），字乃建；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曾历任侍从室六组组长（负责情报）、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务。
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1905年出生；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1929年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后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
1930年任戴笠部情报处主任秘书。1932年任复兴社总社副书记。1936年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受命调查研究德国警察、情报组织及欧洲各国动向。
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军事情报8年。1945年9月起,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主持全国警政，并负责掌握全国保安部队。
1949年去台湾,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常委、台湾驻韩国“大使”、大民银行董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
人物生平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于湖南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1927年第六期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中央情报处、《建国日报》、复兴社任职。早年曾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后入军界。历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上校参谋、少将组长、随侍蒋介石政府中将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保安局局长等职，为情治特务系统首领之一。 
1944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后继升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国防保安局中将局长。 
从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以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各方面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消。但蒋介石对如何完整地保留特务组织费尽心机。戴笠刚一死去，他便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选了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无形中就把唐纵挤了出去。 
1948年初开始，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特务集团同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 
1949年，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同年赴台，初任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负责收编赴台特务人员，筹划特务情报作业。嗣任"总裁办公室"第七组组长兼党政干部训练班副主任，旋即调任"内政部"政务次长。有"智多星"之称。 
1950年8月，奉派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六组主任。1952年当选国民党七届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委员会第一组主任，负责国民党组训事务。1957年调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1959年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从事国民党幕僚工作，主持党务，凡5年。 
1964年创办台南家政专科学校，任董事长。同年调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暨"战地政务员会"委筹备处主任。1969年任驻韩国"大使"，翌年回台，就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6年后退职。受聘"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七至十届中央委员。 
1981年病卒台北，享年76岁。 
他在国民党内长期从事军警情报工作,素有军统“智多星”之称。他工于心计,老谋深算,深得蒋介石、蒋经国的器重。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有时也表现了民族气节，如1937年秋，他应邀参观德军演习,在演习结束后的酒会上，拒绝了日本武官阿喜马要求合作的提议,对日军侵略中国表示了义愤。
1949年去台湾后,参与起草《国民党改造纲领》，并兼任总裁办公室组长和党政训练班主任。
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和《党友之理论与实践》等书。
人物轶事
唐纵乃蒋介石贴心侍从,历任要职:侍从室六组组长(负责情报)、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他在日记中多次对其上司戴笠进行评价。评价戴笠1938年夏,福建省保安处长叶成不买戴笠的账,利用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权力,惩办了戴笠派往福建的军统站长张超,判了死刑。戴笠为出这口气,自然要找叶成算账。但叶成出身黄埔三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也是蒋介石的心腹,再说钩挂着陈仪,蒋介石也两边难摆平。当戴笠找到蒋介石,要求惩办叶成,蒋不同意,戴便下了跪。蒋介石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戴笠退出后,写了一份很长的辞职报告,次日递上。蒋不准。后来,胡宗南让叶成去西北当师长,戴笠与叶成的关系才缓和下来。
戴笠为部属下跪,其属员认为戴勇于任事,敢挑担子,十分感动。唐纵评道:“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75页。)
戴笠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也确实有点绝招。如他夫人死后不再迎娶,情人亦仅一胡蝶。更绝的是他不允许部下结婚,戴氏名言:“针不能两头尖”,意谓必须一心一意服务党国事业,不受家室拖累。其部属唐纵评曰:“雨农(戴笠字雨农)不主张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未免太偏,而且失之情理,因此引起部下不少反感。但是在人多为家室奴役的条件下,这个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不少女军统为此苦恼不已,常醉酒哭泣。包括一些大特务想结婚都不敢提出申请。“他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力,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98页、第336～337页。)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上午十时由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下午一时到达南京上空,因天气不佳,有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戴笠之所以去青岛,说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222号机进行穿云下降。如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因上海、济南天气也不好,222号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但222号运输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的讯号。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的葬身之地。
222号机撞山后着火爆炸,残骸四处飞溅,有的被雨水冲走,机上11人(机组4人,乘客7人)全部摔死,主要随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又经过大雨的冲刷,尸体被冲到沟内和山脚下的小庙旁,尸体被发现时,大都肢体不全,个个焦黑。222号的机翼和机身均已烧毁,只留下一截飞机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编号“222”。飞机失事以后,大雨不停,尸体在大雨中泡冲数天才被发现,随即雇人整理,埋葬于南京灵谷寺烈士公墓。
222号运输机之所以失事,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技术问题。他听说有飞沪任务,当时上海的黄金美钞生意正大有赚头,他捞钱心切,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任。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本来就不错,但队长因张飞行技术不高,有所犹豫。张巧言道:“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于是队长动了心,两人在222号起飞前,连夜准备,翌晨赶到机场,以队长命令将原飞行员换下。
这位原飞行员事后分析:从正副驾驶员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来分析,一般气候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冯俊忠年龄较长,飞行经验丰富,完全能够胜任。但他们都是在日式飞行训练中培养出来的,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罗盘及单凭听觉的定向盲飞,全未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初步的穿云下降理论,毫无实践经验。冯俊忠是广东航校的老前辈,经验飞行很出色,但一遇到要使用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就有困难了。因此一遇到恶劣气候,缺乏应变能力,这是这次空难的必然性因素。作为空运队长本应有所预料,但他为牟取暴利,心怀侥幸,违反飞行纪律,滥用权力取消原飞行技术方案,此乃事故主因。222号专机失事,实为国民党空军史之丑闻,当时不可能披露真相。
1946年3月21日,唐纵在戴老板升天后,在日记中对戴氏盖棺定论:“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过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其成功处在能选择重点,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财力办理一事,无顾忌无畏葸!”(《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601页。)[1]唐纵日记唐纵日记乃绝对私密性记述,连老婆都不让看的,军统高层人士都知道唐纵的日记很“精彩”,沈醉在其文章《唐纵其人》中曾回忆说,一次趁唐不在家,(沈醉)“曾好奇地问他老婆,是不是看到过唐每天写的日记,不料此话一出,她马上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大发牢骚,说他写的日记谁也不准看,他们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的那些宝贝日记,都被拒绝了,吵过好几回也没有让她看。”
李锐先生评唐纵:“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唐纵的眼光也确实老辣,1942年8月,不到39岁的他在日记中进行一周反省,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今之世,欲求闻达,行不由径者滔滔皆是,兹就其所知者列单于下:
一、品格高尚为人赞扬,但攫权得势者多为小有才智,恭顺权贵,为权贵所赏识提携。
二、学识渊博为人称道,但踞高位者,多为善权术长机智,应变有方,处事圆滑之人。
三、对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张,上之所欲者集全力为之,上之所恶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计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
四、对同僚,应酬可以换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谊的保障,一切过失误会,皆可消释。
五、对下操纵在手牵制得法,苛刻严峻,反为当权者得意之作,宽恕仅为儒生之谈助。(《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99页。)
由此,我们可以部分见出唐纵之为人,而他在绝对私密性的日记中对戴笠的评价则显示出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