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廖沫沙
简介
  廖沫沙[1]廖沫沙，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办文学刊物，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矾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1]
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以后两年中写了大量杂文。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1]
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
1962年加人中国作协。 1966年5月和邓、吴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初平反。[1]
生平
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军人家庭。后全家迁回湖南。5岁上私塾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1919年入长沙县立高小读书。在湖南省立一师附小完成小学学业。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也受到何叔衡、谢觉哉等革命教师的思想影响。
1922入长沙师范学校，后求学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撰文《人间何世》，批评林语堂创办的宣扬“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人间世》，林语堂著文反击，掀起一场笔战。得到进步文化界的了解和支持。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他承担秘密工作任务，开展地下斗争。曾三次被捕入狱，都坚贞不屈，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1936年夏，经营救出狱。
1948年，在丧偶10多年之后，与《华商报》记者陈海云结婚。1949年5月，应中共中央电召，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
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第三、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吴南星的这些杂文紧密联系现实，敏锐地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
  受害人廖沫沙出庭作证(右)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5、6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淫威，写诗悼念。在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
1979年初平反昭雪，后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大量旧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联书店先后出版。
1991年12月27日病逝。
作品
  《分阴集》------廖沫沙的代表作《鹿马传》
《分阴集》
《廖沫沙杂文集》
《纸上谈兵录》
《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著）
《瓮中杂俎》
《余烬集》
《廖沫沙全集》五卷[1]
轶事
  廖沫沙1991年12月27日，作为“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同志逝世了。[2]
廖沫沙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一生与“书”打交道，廖老曾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2]
这确是廖老积一生实践的经验之谈。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书籍。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1927年，廖老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2]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老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以后便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由于杂文之“杂”，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面，他的读书从此突破了文学的界限，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廖老自1932年起先后在《云中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报》《新华日报》等新闻机构做编辑，工作要求于他的不仅是敏捷的才思，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抗战爆发后，报上的战况报道剧增，廖老便埋下头来学军事，从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到德国军事家克芬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他了解和懂得了许多军事学中的名词、术语，并很快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综合战争形势，探索战争发展规律，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新途径。[2]
廖老曾深有感触地说：“学习要勤奋，贵以恒。任何一门知识都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内达到路路通。”[2]
养生之道
  廖沫沙 1989年作 行书七律廖沫沙老人在迈过人生的第83个春秋之后，于1991年12月逝世。1988年元月16日，廖老81岁寿辰，在湖南同乡向他祝寿时，介绍了自己的养生之道。廖沫沙曾是冤案“三家村”的成员之一，几乎人人皆知。其他两个成员邓拓、吴晗已在“文革”中先后罹难。因此，他的养生之道是从当时批判“三家村”那场劫难讲起的。“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在十年浩劫中，廖老常“自嘲”解闷：“我本是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竟使我‘举世闻名’了。”[3]
一次他和吴晗一起被揪到某矿区批斗，他看到吴晗愁眉苦脸，低垂着头。为解两人的烦恼，他低声对吴啥说：“咱们成了‘名角’了，当年北京‘四大名旦’出场，还没看我们‘唱戏’的人多咧。”吴晗高兴起来，问：“那我们唱什么戏呢?”廖老说：“我们唱的是《五斗米折腰》。”本是历史学家的吴晗当然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两人会心地笑了。批斗会结束后，廖老提出要吃了饭才回去，还风趣地说：“不让我们吃饱饭，你们就没有‘活靶子’了。”在回程的火车上，廖老在默想中作成《嘲吴晗并自嘲》的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头风骚。”
以后他在江西芳山林场劳动时，常自我排忧，冬天偶然买到点柑橘，他即用手指或用一根大头针，把橘皮柑皮刻成一朵朵橘花柑花，放在桌上以供欣赏。面对这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品”，他还作诗一首：“一株清翠赠湘云，力畹贞风寄素心。不畏严寒和酷暑，幽岩之下度黄昏。”养成了冷静沉着、胸怀宽广的性格，这正是他养生保健的基础。
廖老养生之道的第二点是坚持有益的生活习惯，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后进北京城，他都坚持早睡早起。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即在床上从头顶至脚心进行按摩，再穿衣，上厕，洗漱，喝一杯凉开水。天暖时每天都要跑步，入冬后，是打开门窗，在书房里锻炼。锻炼的程序是：抡胳膊，甩腿，将腿架在书桌上压压。随后揉腹部，上下左右，顺时针，逆时针，做180下，边揉边做深呼吸，廖老说，揉腹可使六气补于合谷，能镇痛通络，祛病延年。
廖老的早点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碗玉米粥。午饭后，廖老按例睡上一觉，晚上用温水擦洗全身，晚上11时准时睡觉。据廖老夫人说，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廖老一直坚持到走完一生最后的旅程。
故居
  廖沫沙----故居东四四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全长500多米，南侧有支巷通东四三条，北侧有两条支巷通东四五条。
明代，称“东四牌楼四条胡同”，简称“四条胡同”，因排列顺序得名，即：东四牌楼北面路东的第四条胡同。“东四牌楼”系指明代在朝阳门内大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建有四座四柱三楼式的跨街木质牌楼，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额书“大市街”，东边路口的牌楼额书“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额书“行义”。此地遂称“四牌楼”。又因宣武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亦建有四座牌楼，为了便于区分，彼“四牌楼”称“西四牌楼”，简称“西四”；此“四牌楼”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建于明代的东四牌楼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火灾中被毁，后复建；1954年，因拓宽道路将“东四牌楼”拆除。
1949年，“四条胡同”改称“东四四条”；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水车胡同”和“西水车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四条”，后复称“东四四条”。
东四四条85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东、西两路四进宅院，院门虽为如意门，但高大精致，院内房屋也颇为讲究，且东、西两路之间有长廊作为分隔与联系，东路二、三进院落有回廊环绕。据此分析，此宅应为清代所建，其主人虽非高官显贵，但家境殷实。如果说皇城以西近山临水是致仕高官择居之地，皇城以东有“大市街”乃富商巨贾置业之区，并由此衍生的“东富西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此宅便可作为一个佐证。
东四四条85号现为民居。廖沫沙先生在此居住过。
读书体会
  爱读书、会读书的廖沫沙廖沫沙认为，提倡多读书，无疑是一件好事。不少人以为，读书就是读文学方面的书，读语文、读历史方面的书，廖沫沙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他主张要有目的地读书，把读书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比如，农民科学种田，需要多读点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工厂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厂长、经理需要多看点现代管理的A、B 、C。他自己在读书方面，也是从不自学到比较自学，从学会读书到比较会读的。
廖沫沙从小酷爱文学方面的书。小学三年级，他便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小说。到了高小，除读完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些古典小说外，还背诵了大量古体诗词，也读过谢冰心、詹大悲的小说集，以及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编的《新的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接触了外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1922年，即廖沫沙15岁那年，他考上了徐特立创办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从此，他开始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鲁迅先生编的《语丝》以及鲁迅先生本人的文集，他都逐字逐句阅读。25岁那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杂文，于是，他同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鲁迅先生的杂文写得好，富有战斗性，便处处留心研究、学习。由于杂文无所不谈，这就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从此，他读书的范围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领域。
1936年至1949年，廖沫沙曾经先后在《抗战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纸上刊载的战报占有主要的版面。一切政论、时评，三句话离不开抗日战争。军事问题成了一切文章的主题。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担当起谈军事、写军事的任务来。
不是军人，却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虽然是迫于形势，却也使他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以后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读的头一本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同志1938抻6月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他又连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读了这些书以后他不但懂得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离不开政治等原理，而且对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
这个边写边学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就靠这种方法，仅1947到1949的两年间，在香港《华商报》和《群众》半月刊上，发表的军事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几乎每周都写一篇。去年1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将它们汇集成册，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了。
廖沫沙认为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加快青年人自学成才的进程。“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这即是他学习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青年一代的鼓励!(张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