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海之神
基本信息
名称：南海之神
体裁：现代诗
作者：闻一多
作品原文
南海之神

作品赏析
这首诗作于闻一多留美期间，未收入任何诗集。
正如它的副题所标明的那样，这是一首颂扬中国现代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诗篇。因为中山先生诞生在广东，正与南海濒临，所以闻一多便在“南海之神”这一奇伟巨丽的诗题下展开了他满怀深情的颂誉。读罢全诗，我们不难对诗人所塑造的开创新天地、拯救旧世界的时代伟人肃然起敬，也很容易为抒情者那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感情潮流所裹挟，并为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渴望革命的爱国主义赤诚所感染。这些诗歌的基本内容勿需我们在这里来饶舌了。
我想，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在于，闻一多这么一位执着于自己的精神革命、又曾倾向于“艺术救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意义上对政治革命的领袖百般钦敬的？这反映了诗人的一些什么样的特殊心态，又因这样的特殊心态，反过来对诗歌本身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因忧愤深广的民族情感而派生出的焦灼与急切，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始终都在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反差中蠕动爬行，在我们之外，是西方工业文明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向前发展，是政治制度、经济形式及文化品位的“现代性”都不断闪烁着刺激性的光芒，在内，却是一个古老的封闭的文明仍然固守在封建的河道里。在那些曾经亲身体验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那里，社会历史的反差又特别强烈地内化成为他们心灵的冲突，这就是对现代文化的渴望和对“死水”一般的社会现象的绝望，尽管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曾提出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理想，诸如教育救国、艺术救国，也包括鲁迅式的不抱希望的“改造国民性”，尽管这些知识分子的确特别的自信，并执着于自己的精神革命而绝不让步，但是，在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精神意义的改革毕竟是最艰难、最缓慢、最不易在短时间内见成效的，由此，面对那依然黑暗、依然沉寂的世界，他们又隐隐地充满了焦灼与急切，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的民主革命的理想能够尽快地在中国实现呀！
相对于知识分子所“迷信”的精神革命，政治家的政治革命则是果断、干脆而卓有成效的。枪炮的力量可以在一个昼夜摧毁腐败的专制政权，在城市的上空高高飘扬起自由的旗帜，这又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啊！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焦灼与急切便因政治革命的鼓励而转化为一种对强权、对政治领袖的崇拜。闻一多对孙中山就是崇拜之至的。留学美国珂泉的时候，闻一多忽然看见报载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反复地说：“这个人如何可以死？这个人如何可以死？”并立即发电到纽约去查询，才知道是误传，引起了一场虚惊。不久他到了纽约，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来了，那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上的孙中山遗像就是闻一多亲手所绘。
在这首《南海之神》里，闻一多想象孙中山有神那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对一切的腐朽势力施行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你看：　　 
全宇宙的震怒在他身中烧着了。
他是一座洪炉──他是洪炉中的一条火龙，
每一颗鳞甲是一颗火星，
每一条须髯是一条火焰。
时期到了！时期到了！他不能再思了！
于是他挥起巨斧，巨斧在他手中抖颤──
摩天的巨斧象山岳一般倒下来了，
……
于是在第二个盘石的神斧之下，
五千年的金龙宝殿一扫而空──
在诗人的渲染当中，中国现代政治家的那所向披靡的气概得到了最激动人心的表现。在伟人的巨斧之下，什么人情的纠葛，什么新与旧的缠绞、什么瞻前顾后的犹疑，都通通“变成齑粉”了，五千年紧闭的大门向世界洞开，中国知识分子的怯弱在政治家那里得以补偿。
这就是弥漫在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英雄崇拜情结”。卡莱尔在《神圣英雄》中曾经分析过“英雄崇拜”的心理特征：“在英雄崇拜里包含着治理世界的永恒希望，即使人们所建立的一切传统、关系、信条、组织全都消逝，这个世界还会照样继续存在。英雄一定会来到我们这里，英雄一旦来到，我们就有能力，有必要，向英雄表示敬意。英雄是透过烟云、尘云、倾盆大雨和熊熊烈火的光芒四射的北斗星。”卡莱尔所描绘的英雄临世的景象也在《南海之神》里随处可见，闻一多写到，孙中山是“勇武聪睿的主将”，举着“神光辐射的炬火”，“他的前面是个半球，／他的后面又是一个半球，”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关系、信条、组织”全都在他的利斧下土崩瓦解了。
不过，闻一多的“中山崇拜”还包涵着另一层不易理解的心理事实：这就是他显然将自我与这位“盘古第二”拉开了距离，孙中山因其是“南海之神”而愈来愈高耸入云，而自我却因无限的景仰和钦佩而愈发显得缈小了，以致还在最后一部分无休止地自我忏悔、自我谴责起来，这就不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所能解释的了。
西方文化意义上的“英雄崇拜”，就其实质乃是一种自我崇拜、自我超越的渴望，人类渴望着有超凡入圣的伟人与雄心，于是才产生了“英雄”，英雄的出现总是最终激发起每个人潜在的生命能量，向着命运的高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正如当年无数血气方刚的欧洲青年翻山越岭地奔向法国，投奔英雄拿破仑，他们的确都无限的崇拜拿破仑，愿意为他牺牲一切，但这一崇拜，这一牺牲本身也被视作他们自身生命最辉煌的一幕！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从来没有为我们提供过类似的“英雄崇拜”的心理基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崇拜”依旧充满了对帝王、对救世主顶礼膜拜、感恩戴德的意识。在诗的第一部分里，闻一多不厌其烦地交待了孙中山作为“神”的身世：高天是他的严父，大地是他的慈母，五岳给他庄严，石壁献给他坚忍，长江赋予他毅力，太平洋奉上度量，海鸥赠来冒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就是宇宙之独一无二的精华，是上帝专门派遣到尘世来平定祸乱，拯救苍生的神的使者，于是，作为“神”的孙中山就与作为“人”的闻一多产生了质的差别。那么，那自我忏悔、自我谴责、万众哀鸣的奇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原因依旧在于对“救世主”的这种感恩。诗人认为孙中山是高于我们的“圣人”，本来可以对我们的苦难不屑一顾的，但是他却大慈大悲地降临了，用自己的力量来解救我们，这样，孙中山的每一份政治业绩都不再是他作为生命个体向命运的挑战，而是一种纯粹“利他”的“恩泽”，我们的每一丝小小的灾难都成了他的“负担”，他“额外的”痛苦，此情此景，难道不就是我们的万千罪孽吗？于是，大地苍生的捶胸跺脚的忏悔就成了对这位大救星的最好的报答！“请你宽赦我们，请你饶恕我们”，“让我们忏悔！让我们忏悔”这就是“英雄崇拜”的尾声，这已经有点象是在肃穆森严的教堂里祈祷了。当然，孙中山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他不是上帝，不是耶稣，闻一多的“忏悔”就无法得到神的超度。
《南海之神》由此便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软弱，他们还没有“自我崇拜”的愿望，他们还习惯于感恩戴德，当然，这可能也仅仅是闻一多在特殊状态下的心理失衡，（比如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从诗人后来编选的诗集及他实际的人生态度来看，闻一多并不是这样的单簿无能。
在艺术上，这首诗最大的特征就是大段落大段落地浪漫抒情，诗人一反他在许多诗歌中严谨小心的做作，充分调动想象力，围绕一个中心，反复渲染、烘托，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如写“神之降生”。
巍峨的五岳献给他庄严；
瞿塘滪滟的石壁献给坚忍；
……
谁献给他慈蔼的美德？──
说苏了小草的春雨和吹着麦浪的薰风，
谁献给他先觉的智慧？──踞阜的晨鸡；
谁献给他决计的精神？──负隅的困兽，
九天的雷霆献给他洞察的眼光；
然后造物者又把创造的全能交付给了。
这样的铺陈方式和夸张的风格都令人想起汉大赋。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汉大赋是在一种歌功颂德的文化背景中诞生的。也许，这与闻一多当时的“中山先生颂”构成了某些跨时代的联系吧！[1]‍
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1946），著名现代诗人、文史学者、革命烈士，原名亦多，字友三，后改夕夕，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北京艺专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他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2本诗集《死水》出版。192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并被选为校务会议中文学院的唯一代表。1928年秋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