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孚凌
个人介绍
  　　孙孚凌，1938年至1940年在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学习。1940年至1941年任滇缅公路局昆明西站职员。1941年至1945年在成都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学习。1945年至1948年历任重庆天府煤矿营运处办事员，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办事员、科员、专员。1948年至1958年任淮南煤矿矿路公司下关煤厂课员，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厂长。1958年至1983年任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局长、市对外贸易局副局长，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民建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至199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1983年3月至1988年1月任北京市第六届政协副主席。1988年1月至1993年2月任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2月至1998年1月任北京市第八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8月当选为第九届北京市工商联主委。1993年10月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名誉副主席。1996年1月起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烘焙业公会名誉会长。1997年6月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第十届名誉会长。1997年11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八届名誉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
抉择不悔
1948年1948年底，正在淮南煤矿营运处工作的孙孚凌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速回北平准备南迁。孙老回忆到，南迁就是南逃。当时东北已经解放，淮海战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铁壁合围之势，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要员纷纷携家眷南逃，自己的父亲———北平福兴面粉厂老板，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也已将部分生产设备运到沿海城市，做好了南逃的准备。孙孚凌说：“1948年12月8日，正好是冬至，寒风凌厉，我乘火车回到北平，那是通往北平的‘末班车’，以后就断路了。”  孙孚凌孙孚凌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数学系，并于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像当时出身殷实人家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既向往又茫然。“当时我想，‘产’总是要‘共’的，但是我才27岁，还可以做许多事，又没有剥削过人，因此我劝说父亲留了下来。”孙老告诉我，当时能够下决心留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我有几个很要好的大学同学，他们有正义感，人品极好，而国民党特务总是盯着他们不放，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中国一定有希望。”正是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使年轻的孙孚凌做出了人生抉择。 
对于27岁的人生，会有许多可能，但孙孚凌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抉择改变了他实业报国的初衷，使他最终走上了参政、议政的大舞台。1949-1953年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如何管理旧城市是新政权面临的重要问题。1949年3月，进城不久的军管会一连召开了几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已经接掌了福兴面粉厂的孙孚凌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这些会议。他清楚地记得，参加会议的还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刘仁、萧明、崔月犁、钱端升、吴晗、雷洁琼等四五十人。孙老回忆到：“那时，我们的会议常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的方方面面的问题。4月21日夜里12点多，就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那一次，会议一直延续到午夜两点。”据孙老回忆，座谈会议题广泛，有如何组织、恢复生产，也有如何安排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种问题。孙老明确地说，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就是政协的前身。  孙孚凌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来自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孙孚凌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协议委员会委员。当年11月，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协议委员会更名的协商委员会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孙孚凌当选为副秘书长。孙老还记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堂开会时，毛主席来讲话的情景。他说，当时毛主席讲，北京这个地方各朝各代的人物都要在这里“唱”，但是封建的统治者“唱”得不好，人民群众不爱听，现在人们来“唱”了。毛主席号召全北平的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他更记得旁听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毛主席激动人心地说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会场上的热烈掌声。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在天安门城楼下参加开国大典观礼时，听到城楼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的声音和周总理的朗朗笑声。  孙孚凌讲到这一切，孙孚凌说，北京市政协是区别于旧政协的全国第一个地方人民政协组织。毛主席在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时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旦条件成熟，现在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可以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现在，中国已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孙孚凌是这一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见证人。 1949年初，孙孚凌加入了职业青年联盟。1949年7月，参加了北京青年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常委；也是在1949年初，孙孚凌还着手筹备北京市工商联，1951年北京市工商联成立了；1952年孙孚凌又参与筹备全国工商联，1953年全国工商联也成立了。当年，孙孚凌和他的福兴面粉厂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1958-1993年1958年，孙孚凌走马上任北京市服务局局长，成了全市的“大后勤”，也开始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参与政府工作，走上了从政的舞台。虽然经过十年“文革”的磨难，但孙孚凌报国初衷未改。1973年，在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全国政协组织党外知名人士到全国各地参观考察，孙孚凌才得以走出囚禁地，摆脱了“劳改”。作为“双料”政协委员，他义无返顾地回到政协，在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协参政议政，在政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孙老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8年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从副市长职位退下来后，于1993年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工商联成立以来，孙孚凌还长期担任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肝胆相照敢直言
人民政协以广开言路著称，更以集思广益见长。无论是协商监督，还是参政议政，大多都是通过做批评提建议、建言立论体现的。但是，要想把话真正说到点子上，还需要有胆有识。  孙孚凌建国初期，人们的政治热情很高，讲话却时有过头。在一次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增加生产，搞好群众生活时，有来自企业的代表说：“解放了，太高兴了，赔钱我们也干！”年轻的孙孚凌却实话实说：“少赚可以，赔钱不现实。你有多少钱可以赔的？赔光了企业，你的工人怎么办？”一席话说得彭真同志连连点头。为了扩大生产，孙孚凌把运到沿海城市的设备运了回来，并且改过去的自产自销等级粉为全部由国家来料加工，14台机器每天生产一万袋标准粉，一个福兴面粉厂就可以保证全市十分之一市民的口粮供应。加工比自销总要利润低，但可以扩大生产，有力地保证城市供应。这就是孙孚凌的少赚不赔。
孙孚凌绍兴考察
2010年4月1日～5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来绍考察。省政协原副主席程炜，市领导钱建民、顾秋麟、王玉书、陈伯怀等陪同考察。  孙孚凌在实地考察绍兴县越崎中学等地后，孙孚凌听取了我市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并对我市近年来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希望绍兴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尤其要重点扶持山区教育发展，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才，也为绍兴经济社会走在全国地级市前列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孙孚凌一行还来到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和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考察。在三圆石化有限公司，孙孚凌仔细询问了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以及目前企业生产、研发和销售情况。当听到公司的汽车保险杠专用聚丙烯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受到“大众”、“通用”等国内外著名汽车制造企业青睐时，孙孚凌希望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向日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孙孚凌参观了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线，听取了企业负责人的介绍。得知企业生产的自主品牌太阳能电池板得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客户的认可后，孙孚凌连连表示祝贺。他指出，做企业不能满足现状，要有长远和战略性的发展眼光，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保持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取得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