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广州十三行
简介
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明清时期，  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而以牙行经纪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赚大洋。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足见当年十三行的兴隆旺景。[1]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开放海禁之处，并没有设置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日子一长，十三行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买办中，又尤其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所以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1]而广州也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
历史发展
起始时间自唐代以来，广州一向是我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广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又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
关于广州十三行起始的年代问题，没有详细记载的史料。过去的学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归纳起来，约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见，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的一年，认为是广州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国摩斯、美国亨德等西方学者主张这一说。后来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说的谬误，认为“是年无非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种意见认为广东十三行出现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后，如日本学者稻叶岩古郎以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十三行逐渐变成了公行的代名词。这一说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广东洋货行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是《广东十三行考》的主张：“粤海设关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吴晗在介绍《广东十三行考》所写的书评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说法。不过，他根据昭涟《啸亭杂录》记吴兴祚的事：“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认为这是吴兴祚始任两广总督到粤海设关之年任内时期的事，因而断定说：“则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间事。”公行制度在清代前期，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了广州整个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公行”贸易制度。
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团体，即所谓的"公行"。据史记载，于1720年11月26日，公行众商啜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
第一条：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
第二条：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第三条：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第四条：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第五条：货价即经协议议妥贴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第六条：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第七条：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第十条：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第十一条：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第十二条：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条：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初时，公行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也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部署，组织相当松散，时散时复。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即是说要复设公行。两年后，经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复，从此一直延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再也没有解散过。历史沿革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相传其名起于明代，这种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13 家。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16 家洋行于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自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十三行遂日趋没落。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多数行商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夹击下，招致破产。
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个别商人倒账破产而被官府革除，其业务划归外洋行，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
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公行议定行规，表面是为约束不法行为，扶持对外贸易，实际上却增加了不少禁约。它对货物实施公行垄断，以便按照行会的利益自行调整价格。英商为打破公行垄断，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难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间，在行商之间及行商和散商之间，又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得以乘机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对行欠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故不断出现倒闭。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开始设立利用行佣积累起来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偿行商的拖欠、罚款等，以维护公行的稳定。重建后的公行，延续了近六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他们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丰帝六年(1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清朝政策清朝以后我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
影响：对外国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自卫作用。但是中国看不到世界的发展变化，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
原因：封建自给自足的经济占统治地位；自明朝中后期始，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封建统治出现危机。商人分类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牙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其中以牙商最为著名。
所谓牙商，本来是指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从中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亦称牙人。明清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称为牙行。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指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不过，这里的牙行数目并不固定，时有增减。牙行潘振承——十三行行商首领
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 
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 
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 
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潘振承潘启又叫潘振承，字逊贤，号文岩，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在栖栅社（今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潘厝  十三行首领——潘振承社），于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卒在广州，后被葬在故里文圃山下（今龙海市龙池开发区灿坤工业园区）。 
其父潘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较为贫苦。潘启是潘乡五个儿子中的老大，也是广州十三行的商总（即行商首领）、十八世纪世界首富。商帮形成广东拥有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商品性农业发展蓬勃，明清时期，朝廷对广东实行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广东商人从此崛起，并称雄海内外商界。
此外，广东商帮的形成，还与广东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烈的商品意识有密切的联系。自秦汉以来，广东就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镇。千年的商业沉积，孕育了广东人强烈的经商意识，促使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辛勤的经营，为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次火灾从广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间，广州十三洋行先后发生过多次大火。火势迅猛。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连续烧了两日，夷馆、洋行多间被烧毁，损失惨重。
据后统计，11家洋行未被烧的只有5家。外商的货物全部烧毁，所有行商房屋货栈变成了灰烬，牵连附近的房屋店铺千余家。第二次大火是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名英军士兵在洋行前中国人开的水果店抢水果吃，还用刀将店主划伤，激起了广州民众的愤慨。半夜，广州民众火烧英国商馆，广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众掷来的密集石头阻截，使之不能前进。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才熄灭。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广州民众从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火势舜间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15日凌晨烧及美法商馆，下午2时延至英国商馆，到下午5时，十三行地区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据当时南海知县华延杰在《触藩始末》一书描写：“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英军失去据点，被迫撤回泊于珠江上的军舰。十三行商馆区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
1915年7月13日，正当广州遭受水灾之时，十三行一带不慎失火，祸及专售火油、火柴等的同兴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随油流。火势更借珠江上首尾连结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头，珠江两岸顿成火海。同时因街道水深数尺，难以施救，大火持续两天两夜，25条大小街道尽成火场，烧毁商号、住户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要求“租借”位于十三行商馆区残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馆区。
批发商圈
概况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2]：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路，熟悉的人一般简称为“十三行”。如今的十三行仍然是一个服装批发中心。批发零售均可，以十三行路为中心，故衣街、十三行豆栏上街、和平东路服装商场环绕成的物流商业圈，已成为广州历史最长的服装批发集散地。这里每天进出货物数千吨，人流量达数十万人次，商业辐射全国各地、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地区。  如今的广州十三行路
广州十三行商圈主要由新中国大厦和红遍天大厦构成。“新中国”的一楼到三楼的零售批发商铺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开门做生意，四楼以上的大户则八点开门。“红遍天”一二楼也是零售批发兼做的商铺，一般也在早上六点半开门，三楼以上的写字楼生意较稳定，主要是向全国的批发大户承接“打包”生意，很少做零售，大多在七点半后才开门。
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的定位：中低档服装批发为主，其中新中国大厦写字楼的服装中高档，批发档口以中档为多。红遍天服装批发市场，豆栏街等周边批发市场多以低档为主。市场现状每年八九月，都是十三行最旺的时段，一到换季，全国各地的服装批发商都到这里拿衣服，秋冬服装如今也已挂满了大小档口。从皮衣、针织、毛衣、套装、衬衣、牛仔系列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在“新中国”和“红遍天”两座大厦间有条长约400米左右的路段，全部堆满了如山的货物，都是用编织袋或纸皮箱打包好的货物，等待发货。在“红遍天”和“新中国”大厦之间有一排写着全国各地城市名字的发货点，堪比省汽车站的发车处，分有省内、上海、杭州、山东、北京、石家庄、内蒙古等多个方向，还分空运和陆运等不同运输方式。在这个发货点附近，还形成了“红遍天”货运配载城等物流中心，专门做服装批发生意。
十三行以卖20~30元的货色为主，在全世界的中国制造里面，凡是能用七八十元人民币买到的衣服，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时装杂志里今年最兴的蓝色，已经取代了曾经大热的白衬衣在十三行全面开花，每个档口都有一两件“克莱因蓝”或“姣婆蓝”坐镇；当北京动物园廉价时装街的批发商纷纷挂出了平价的窝钉系列，京沪甚至韩国首尔街头出现“窝钉党”和“蓝衣党”时，制作出这些流行款式的广州人还在奋战35度高温。
十三行每天对外发货达三四千吨，只要两三天时间就能提供最新货色，一万多名时装从业者正日夜为全世界草根衣橱换季而奋战。地理位置地址：广州市十三行路
广州市内交通线路：乘31、38、61、102、106、103、128、134、186、202、209、217、239、251、288、521、541、556、823至“人民南路站”下车～·走约350米到十三行
地铁线路：直达的地铁口文化公园站。如果想通过地铁到达十三行的外地朋友，最快的路径是： 
1.由广州火车站搭地铁二号线到“海珠广场”站，走路15分钟可到十三行路街口； 
2.或者到地铁二号线“公园前”站下车，转搭102号电车巴士到“文化公园”站下车即到。
旧城改造
荔湾区人口老化严重、南北发展不平衡。在此情况下，区政府在“十二五” 期间将重点落实统领旧城改造的“十三行商圈”战略思路。据介绍，十三行商圈策略规划编制工作已完成；广州文化公园已下放区政府管理， 十三行历史博物馆正抓紧筹建； 上下九———十三行岭南商贸文化旅游体验区被列入广州市战略性发展平台。 
未来荔湾区将形成南有白鹅潭、北有十三行的发展格局。十三行的改造成功与否，关系着整个老城的命运。该地区不少房子已经残破不堪， 直接危及到住户生命安全； 同时， 大量批发市场占用了过多的道路以及其它社会资源，阻碍了旧城进一步发展。因此，尽管旧城改造困难可想而知， 但十三行商圈必须从规划进入实施， 这是老城复兴的最好机会。[3]重在惠民十三行地区以向2万个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免费派发文化惠民卡。这些市民 可以凭卡在特定文化场所参观古迹以及观看电影、戏曲等文化演出。但十三行地区文化设施少， 一直是文化活动的最大瓶颈。在未来的五年内，十三行地区将加大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力度。向西看在过去的五年， 城市中轴东移被一次次提起。从现在算起的五年， 土地资源紧缺，“包袱” 却又非常重的十三行地区，会有怎么样的未来？
未来十三行地区要“向西看”。投资商对地域特性划分非常清晰，十三行地区要发展，就必须有吸引人的特质。正如广州的“教育、医疗、文化”在全省的位置无法取代，十三行地区将承接这份“家底”，在广佛同城的背景下“向西辐射”，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