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战后派
简介
战后派在战后文学发展的重要时刻，溶进了他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冷峻思索和透视，成为在推动当时落后于时代的上层建筑向先进转化这一长期而痛苦的历史过程的中心环节，对遭受劫难之后的文学事业的复苏与振兴，也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战后文学蓬勃兴起的第一批报  战后派春燕子。
从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内容的归纳分析，以及“战后派文学”与“原子弹文学”的比较中，得出“战后派文学”立足于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洞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并果敢地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扮演了侵略者、占领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风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一批中、青年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流派。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创作手法和风格等方面,都同战前作家迥然相异,富于战后的时代特色。战后派作家共有两批。
第一批战后派作家是战后初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野间宏、椎名麟三、中村真一郎、梅崎春生等人。他们在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岁月中断送了青春，或因参加进步活动身系囹圄，  战后派--文学遭受法西斯警察的摧残与迫害；或被征兵驱往战场，心灵饱受创伤。他们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从本身的经历中，对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逐渐有了认识，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他们描述战争的悲惨景象和人们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同人民大众有相通之处。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1946)、埴谷雄高的《死灵》（1946）、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阴影下》(1947)、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品。长篇小说《死灵》和《阴暗的图画》主题大体相同，描写战时几名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暴露法西斯势力统治下的黑暗生活，表现了对摧残他们生命和青春的军国主义的愤恨。《樱岛》以日本军国主义覆灭前夕的1945年为背景，反映驻扎在鹿儿岛南端樱岛上的海军士兵的厌战情绪。这些小说所描写的战时生活都是作者所经历过的，流露了作者的愤恨心情，具有较大的感染力。
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文学活动是在《近代文学》杂志文艺批评家的影响下进行的。《近代文学》创刊于1946年，成员有本多秋五、平野谦、埴谷雄高、山室静、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他们都是在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挫折时从事文艺评论活动，经历同第一批战后派作家大同小异。他们提倡艺术至上主义，强调尊重个人，并主张摆脱党派的束缚，保证个人的创作自由。第一批战后派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力图摒弃从大正年代起就在日本文学中流行的“私小说”的传统，主张“在观念中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反对描写“人物行为的表面现象，而重视其心理动机”。在创作手法上宣称要突破现实主义，确立新的表现形式和文体，使用抽象语言。椎名麟三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开拓者，野间宏和中村真一郎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上都模仿英美的意识流小说。他们大量采用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以表现日本的社会生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岛尾敏雄、堀田善卫、安部公房、大冈升平、井上光晴等为第二批战后派作家。他们在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同第一批战后派作家有一脉相承之处。堀田善卫在短篇小说《广场的孤独》(1951)中，以朝鲜战争前后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描写日本知识分子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前途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在几篇以中国为活动舞台的作品中，堀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他的小说《时间》(1953)是描写日本法西斯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血腥罪行的第一篇小说。剧本《命运》(1958)的主人公，战前曾是侵华军队的一名下士，战后随代表团访华参观，当他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同被他遗弃的中国籍妻女相会,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罪行和他自己的过错,表现出忏悔和赎罪的心情。
文学思想
二次大战后初期，日本全民族的感情中，对军国主义有着一股蛰伏已久的怨恨与愤懑。文学在精神初步解禁的时刻，成为反思噩梦般的往昔的重要渠道。战后派关心的对象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共振，击中了群众情绪的敏感点。文学通过对法西斯政权对外侵略战场和后方生活各个横断面的描写，展示出战争对普通人幸福生活的毁灭，构筑了一条宣泄的渠道。这种触动很难言传，它似乎超出了小说故事之外，勾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种种经历与回味，并对沉重滞缓的民族历史进行自我解剖和反思。这种对国家、民族饱经忧患沧桑的深切感悟，历史的理性反思色彩可能严肃而沉重，但这种批判却弥足珍贵，它可以鉴往知来，让人们看见了军国主义昨天的肆虐和平民百姓呻吟中的挣扎的真实。任何对历史的疏忽(尤其是篡改)都会对未来埋下灾难性的伏笔，尚未远去的苦难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对于一个有可能最终赢得机会与好运的国度来说，反思和警示无论怎样尖锐、深刻都不能说是过分和多余。回首往事，揭开旧日的疮疤，会有新的鲜血和泪水滴下来，但人们的身心将会健康，鲜血和泪水将长久滋养人们的灵魂。豪迈地向前走，封存所有的痛苦是一种思路，敞开旧日的伤口来提醒不曾有伤口的后来者，又是一条思路。一个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教训往往需要付出代价，而错误本身却成为一种难以言状的财富。这种理性反思更符合文学的本质。 战后派作为战后日本新文化滥殇期涌现的一支文学流派，一下子从无边的梦魇中惊醒过来，开始从屈从外部压力和扭曲，转向对主体价值的发掘和张扬，触及到时代的敏感神经。可以说他们经历了苦难的历程，这苦难又意外地造就了他们的文学。那浸透了一代人的被压制的荒诞历史，在他们笔下是那样沉甸苦涩，而他们又偏偏反复咀嚼，从而放射出一种历史感知和理性光芒，凸现了历史的再理解、再阐述这样一个基本主题。这批在战后初期步入文坛的后起之秀，在冰封之后重振，精神视野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对文化历史深层的理解，写的是他们多年血与泪、生与死的交织凝结，堆积的是让人心悸的苦苦思索，预示了一个被愚弄时代的结束。
文学的创作和建树常常发端于以形式或表现手法的变异，开拓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战后派跳出战争题材小说直接写刀光剑影的窠臼而独辟蹊径，把握人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变动性，追求心理刻画的历史感和思索感。人的心灵世界是历史的产物。他们把人物的心理分析作为社会分析的补充，并与客观世界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勾画出启人遐思的妙境，在立意和构思上较单纯抉物显然高出一筹。战后派精湛纯熟的功夫来源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其造型的肯定、结实以及内心刻画的丰富协调，则显然得益于西方现代派大胆吸收。他们师前人而不为其所缚，学西方又不失民族的精髓，自铸风貌，在艺术叙述的整体构架上,力图站在人类学、哲学和悲剧的角度,不是将美而是将生命作为小说表现的最终目的，让手中的笔去宣泄灵魂在战争中的焦灼、狂乱和苦闷，从现代人的视角，创造出回顾历史和透视战争的主题，表达作家对日本现代史的见解。我们既要看到战后派作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及主要方面的共同性，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它自身的特殊性。由于各自的感受不同，艺术修养有高有低，每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明显不同。
然而，作为战后派所具有的沉郁强烈的悲剧主题和风格，可以认为是战争中几代年轻人的灵魂的忠实记录，并把几代人的痛苦提升到了全民族的高度。战后派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回忆，带动了一群人的回忆。
兴衰原因
战后派文学的兴起，给刚刚打破了沉闷凝重的战后初期日本文坛吹来了一缕清风，而且激励着有良知的日本人放弃旧观点，反省过去的错误，为新生而努力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后，世界两极的对立加强，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纳入其远东战略体制圈内，日本政治、社会转向反动。因此，以“反战”为特点的战后派文学从50年代初开始就无法继续存在了。可以说，日本社会转型是战后派文学的兴衰的主要原因。同时，战后初期没有彻底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成了今天日本“大国意识”明显抬头的历史根源。
代表人物
野间宏， 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生于神户市东池尻。10岁丧父。1932年人第三高校习文，在学期间发表诗作，受象征主义影响，高校毕业前后，接近马克思主义，并对革命运动甚为关心。1938年于京都大学毕业，在大阪市政府社会部供职，积极参加部落民的解放运动。1941年应征入伍，被派住中国华北、菲律宾。1943年夏以违反《治安络持法》的罪名，由陆军军事法庭下令逮捕，关进大阪陆军监狱。同年11月开除军籍。这一时期的亲身体验，为《真空地带》的创作作了准备。1944年进军需工厂工作。 
1946年发表短篇小说《阴暗的图画》，采用意识流手法，以主人公回忆的形式，描  野间宏写“七七事变”前后京都大学几个学生参加进步活动被捕惨死狱中的故事，表现了对军国主义的愤恨。这篇小说以1931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前后为时代背景，细腻描述了学生们参加绝望的左翼运动的心理状态。学生们明明知道毫无成功的可能，但他们追求的是心理的自我完成。这部作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日本评论家本多秋五说：“这是一篇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角度描写人的综合小说。”1946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新日本文学会。1947年发表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反映侵略战争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1952年发表短篇小说《志津子的去向》，写一个女学生的堕落。他擅长人物内心活动的分析和刻画。最初几篇作品受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影响。长篇小说《真空地带》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一个普通士兵遭到诬陷迫害，暴露了法西斯军队的腐朽黑暗，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日本战后派文学的杰作之一，曾获每日出版文化奖。野间宏还写有许多中、短篇小说，如《崩溃的感觉》(1948)、《骰子的天空》(1958)以及《我的塔矗立在那里》(1960)。1966年完成的《青年之环》(1947～1971)是作者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小说，获谷崎润一郎奖。《真空地带》、《脸上的红月亮》和《志津子的去向》均已有中译本。
在创作方法上，可以说他交错使用了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野间宏在文学的国际交流工作中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8年出席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者，作了题为《国际紧张局势对作家的影响》的报告。1960年5月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团长率团来中国访问。1961年出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理事国会议。1962年又应苏联作家同盟的邀请访问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