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花岗起义
事件简介
即第一次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遗址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爆发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
  黄花岗起义一览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只有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历史背景
  缅怀起义烈士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诸多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虽然直到1909年，沿袭中国1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血气方刚的年轻新锐随即脱颖而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爆发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
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
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只有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
具体过程
  革命军功牌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先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黄花岗起义纪念碑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黄兴连开三枪，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
  烈士墓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纪念日被民国政府定为青年节。
资料记载
起事经过，《申报》有详细记载，特别是在1911年5月3日到9日的四篇《革命党起事纪》中有长篇连载。《申报》最早报导该事件是转载自《文汇报》的记载，只有短短数百字，1911年4月29日《申报》4版《广州又有警耗传来矣》：
文汇报载三十日伦敦电云，广州近日谣言大起，谓西法操练之新军拟于星期六、日与革命党并力占夺广州省城。
又据最近消息，有人以炸弹轰炸督署，幸仅损及外屋数椽，其首领业已拘获。
又广州电，信云前数日，省城警局缉获匪党多人，迭经研训自认为革命党，并供有同党数百人挟带军械火药由水陆两途混入省城，谋在省中揭号起事，官场得供大惊，正在分投严备，不意上月二十九晚，有外国装者数人携枪向督署轰击，管带金振邦闻声出据，立时阵亡，匪党亦即逃散，刻下官场正在严捕首要。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烈士被清廷下令曝尸，后被潘达微、江孔殷等为首的义士收敛葬于广州郊外红花岗，潘达微并在《平民报》和《七十二行商报》发表题为是：《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的文章，称：“党人视死地为乐所，余身命久置度外”。后来，此次革命就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1911年06月29《申报》12版发表《黄花冈上之红颜白骨》的文章，记载了人们凭吊烈士的情形：
广东 
○七十二革党丛葬黄花冈，好事之徒每携只鸡斗酒登临凭吊，此鹦鹉名士之结习，非必持何种主义也，上月念五日复有少女四五十人，乘坐肩舆，携带花圈花球无数，由大南门入城，出东门直达黄花岗，群以花圈、花球置冢前，行鞠躬礼，欷歔流涕，徘徊约一小时，始行联袂归去，时观者见诸妇女淡妆素服如不胜情，中有西妇五六人，疑皆大家闺秀云。[2]
辛亥革命策源地——箭竹顶
箭竹顶茶场是何子渊家的祖传产业，地僻山高，环境险峻，外人轻易不敢涉足，  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正是革命党人畅谈国是，针砭时弊的理想场所。故，但凡党内、盟内有重大事项要最后敲定，均要到箭竹顶协商、拍板，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1904年春，丘逢甲在广东兴梅交界的箭竹顶茶场谋划潮州黄冈起义期间，在石马星窝子——顺裕庐挥笔写下迁善楼三个字后，在子渊先生家里住了一晚。为了掩人耳目，第二天一早，吃完早点便坐着轿子，跟何子渊一前一后到了离星窝子大约八里开外的“箭竹顶”古茶场。
那天，先后赶到茶场的还有子渊先生的拜把子兄弟——兴宁萧惠长、平远姚竹英、梅州江柏坚等同志。在那次碰头会上，大家基本敲定筹划汕头黄冈起义的行动方案，并做了具体分工：由姚竹英继续保持与潮安人许雪秋的单线联系，萧惠长、江柏坚负责联络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何子渊负责经费统筹工作，“光汉茶庄”作为革命党人联络、避风、掩护的秘密据点……
但思想一贯激进的邱逢甲，这一次却异常冷静，认为条件还未完全成熟，自始至终虽持保留意见，但仍赞成按积极稳妥的原则，加快进度，尽快“起事”。后来也正应了他的高见，两次黄冈起义均因泄密及诸多原因而导致失败，其中1907年的第二次起义规模空前，参加响应者达5000余众，潮梅两地革命党人悉数参加，影响巨大，给风雨飘摇的清廷以沉重打击。
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间，特地以何子渊的字号东汉为据，为子渊先生题下“光汉茶庄”“渊庐”“顺裕庐”等多幅墨宝。
光汉茶庄坐落在石马圩光记商店对面，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是箭竹顶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年间非常出名，行销海外、南洋一带。民国时期，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陈济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等政要，均赞不绝口。“渊庐”坐落在“光记”旁边，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中小学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
1904年正月十八，邱逢甲回到兴民学堂，不久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 
1907年5月，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等革命党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萧惠长、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箭竹顶茶场商讨对策。最后，遇险党人在何子渊等人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1904年，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黄冈起义行动计划期间，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墨宝，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这次子渊先生又在箭竹顶茶场议事厅请邱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
嘉属革命党领导人何子渊等人不甘心“黄冈起义”之失败，不久又与广东兴宁石马人氏同盟会早期领导人何天翰、何天炯等同志积极筹款，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敢死队员参与筹划惠州和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3月上旬，何子渊特指派石马刁田村的洪门兄弟陈文友负责和罗炽扬、严德明等人从香港运带驳壳枪18支、无烟枪17支，还有九响枪和弹药一批回惠州，拟在惠城起义。商船在大亚湾澳头靠岸时，遭巡逻清兵搜查，陈文友等人当场被捕，罗炽扬乘机逃脱。身份爆露后，严德明用革命大义说服士兵，兵勇们都尊称他们叫“革命先生”，戒备随之松懈，严德明乘夜色逃脱，陈文友被严密递解惠州。
案发后，同党严确廷偕惠州中学学生杨瑞廷驰往营救未遂。驻惠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凭直觉发现革命党人起事在即，遂密令捕获严确廷，随后专船押解陈文友、严确廷到广州，密囚于南海监狱。
1911年4月29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等革命同志围攻督署事败，文友闻之，在狱中连声哀叹“同胞可怜、同胞可怜……”，狱卒闻之应曰“是诚可谓不畏死者也！”。第二天，遂被斩于监狱门外。
烈士陈文友、严确廷遗骸和“三·二九”死难烈士遗骸一同堆放于咨议局门前，后由潘达微收葬于黄花岗。1919年，审定七十二烈士第一批为56人，1922年，审定第二批为16人，1932年，审定陈文友等烈士13人，另立一碑，碑文为胡汉民所书。　
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孙中山深情致祭：“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同年，孙中山又为黄花岗纪功坊题写了“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主要领导
起义军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革命时期化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汉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于上海去世。1917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清军张鸣岐(1875—1945) 字坚白，一作健伯，号韩斋。山东无棣县段家村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举人。
人物记载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
1910年1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同盟会槟榔屿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起义，由黄兴、赵声驻香港成立统筹部，直接组织指挥。并组织“选锋队”（敢死队）作为起义中坚力量。由姚雨平、朱执信负责运动新军，防营和民军工作。又于广州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发动，黄兴率领革命党人攻打两广总督署，经过一昼夜激战，起义失败。烈士的遗骸被同盟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收殓合葬在广州城外的黄花岗。故又称“黄花岗之役”。
孙中山，起义的策划、决定者，负责筹款购械。
黄　兴，起义的策划、组织者，总指挥。
胡汉民，起义的策划、组织者。
赵　声，起义的组织者、副总指挥。
朱执信，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负责运动新军、防营、民军。
姚雨平，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负责运动清军、民军。
陈炯明，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
胡毅生，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
邹　鲁，筹划、参与起义。
徐维扬，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
刘梅卿，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督练公所。
潘达微，收葬起义烈士。
江孔殷，收葬起义烈士。
喻培伦，别号云纪，四川内江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
林　文，别号时爽、广麈，福建侯官人，日本大学学生。
宋玉琳，别号建侯、豫琳，安徽怀远人，军官。
方声洞，别号子明，福建侯官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
饶国梁，别号小峰，四川大足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
林觉民，别号意洞、抖飞，福建闽县人，日本庆应大学学生。
李文甫，别号炽，广东东莞人，香港《中国日报》经理。
林尹民，别号靖庵、无我，福建闽县人，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
李德山，广西罗城人，龙岸民团管带。
陈与燊，福建闽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
庞　雄，广东吴川人，军人。
陈可钧，福建侯官人，日本正则学校学生。
陈更新，福建侯官人，长门炮术学校毕业。
冯超骧，福建侯官人，南洋水师学校学生。
李雁南，广东开平人，南洋华侨。
刘元栋，福建闽县人，南台消防会会长。
刘六符，福建人，福建讲武堂学生。
李炳辉，广东封川人，南洋教士。
李文楷，广东清远人，星洲《晨报》印刷工人。
李　晚，广东云浮人，南洋华侨。
郭继枚，广东增城人，南洋华侨。
余东雄，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
黄鹤鸣，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杜凤书，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徐培添，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进炲，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广滔，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临端，广东花县人，工人。
徐礼明，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曾日全，广东花县人，工人。
江继复，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熠成，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日培，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容九，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满凌，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茂燎，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佩旒，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廉辉，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松根，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保生，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昭良，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应安，广东花县人。
韦统钤，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统淮，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树模，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荣初，广西平南人，教士。
林盛初，广西平南人。
秦　炳，四川广安人。
周　华，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
陈　春，广东南海人，安南华侨。
马　侣，广东番禺人，安南华侨。
劳　培，广东开平人，星洲（今新加坡）《晨报》记者。
游　寿，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石德宽，安徽寿县人，日本警监学校学生。
程　良，安徽怀远人，陆军小学毕业，任教官。
罗仲霍，广东惠阳人，南洋教员。
严确廷，广东惠阳人
李祖恩，广东翁源人
林修明，广东梅州蕉岭人，教员。
陈文褒，广东梅州大埔人，南洋商人。
陈文友，广东梅州兴宁人，洪门兄弟，同盟会员，印尼华侨。
张学龄，广东梅州兴宁人，商人。
饶辅廷，广东嘉应(今梅州）人，教员。
周　增，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商人。
李炳基，广东梅州人
黄嵩南，广东梅州人
李挺生，广东梅州人
张引士，广东梅州人
王兴中，广东梅州人
郭典三，广东梅州人
姚雨平，广东梅州人
郭冠雄，广东梅州人
廖叔唐，广东梅州人
罗　坤，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陈　潮，广东海丰人，农民。
黄忠炳，福建连江人，农民技击家。
王灿登，福建连江人，技击家。
卓秋元，福建连江人。
胡应升，福建连江人，工人。
魏金龙，福建连江人。
陈清畴，福建连江人，技击家。
陈发炎，福建连江人，农民。
罗乃琳，福建连江人。
林西惠，福建连江人，军人。
历史影响
黄花岗起义是近代史上一次具有较全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虽然失败了，但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黄花岗起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民主革命精神的进一步高涨，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并且推动了亚洲的民主革命运动。
虽然黄花岗起义失败了，但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
相关论述
从阶级分析看黄花岗起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作者：肖淑娟、肖燕玲、严星柔、伦秀文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为避免亡国灭种而武装革命。
1901年，《辛丑条约》使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国内两大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矛头直指清政府，革命派把推翻清政府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
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虽然1911年前多次旨在建立民国的起义失败，但革命党在掩埋失败的创伤后就为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黄花岗起义作准备。
让我们将视线投放到当时的广东。
首先，广东思想解放最早，近代多次思想解放运动皆源于广东。如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康梁维新思想等等。
第二，由于广东清军受到太平军和革命派起义的打击，并之广东有一大批接受新思想支持革命的新军存在，因此，当时的广东已变成清政府力量薄弱区。
第三，广东毗邻港澳，有利于革命资金的周转和武器的运入。
而广州作为广东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地带，理所当然成为起义的不二场所了。遗憾的是这次起义又失败了。虽然如此，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在自由女神的指引下，为了追寻自己自由与平等的民国而甘愿做“选锋”的烈士们。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七十二烈士，也是最有血性，最有理想，最具浪漫色彩仁人志士。他们是中国的筋骨脊梁。我们被烈士追求自由平等的志向深深感动。
下面让我们看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阶级分析。资产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作为黄花岗起义的领导阶级，是起义中的主导力量。由于历史条件和其自身性质，决定了在半殖民在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阶级内部构成是极其复杂的。它不仅包括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例如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商人，教士，军官等，也包括国外的资产阶级，一支不可忽视的坚强力量——华侨。
占人数最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黄花岗起义中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其中留日学生占了绝大多数。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他们，怀着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之路的美好愿望而留学海外。隔海远望，日本这个通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的东方强国，毋庸置疑地成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向往地。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可均等人，他们都曾到日本留学。这些人在留学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思潮。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深刻地烙在他们的头脑中。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大肆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他们的愤慨。而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则为他们提供实现理想抱负的政治舞台。
除了青年知识分子以外，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中，广西籍的烈士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追溯那段不平凡的岁月，我们可以清晰的忆起，广西——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深刻的革命传统使当地志士纷纷起来投身革命。祖辈的革命烙印在他们的反清革命思想里直接投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子。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民团管带和教士的他们找到了反清的政治团体——同盟会。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无悔，只为延续那不灭的革命志向。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华侨。他们当中的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是从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从工人出身的。由于他们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比较少，所以封建腐朽思想的毒害不深刻。在较弱的思想枷锁的控制下，反抗意识较容易占据思想主流。同时，他们接触了西方民主文化，却又受到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和欺凌，还受到清政府的迫害和歧视。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使他们迫切希望有个强大的，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祖国。他们的革命要求特别强烈，因而义无反顾地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去。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像是孪生兄弟，共存于时代的洪流中。工人阶级在黄花岗起义中，工人阶级岁作为新兴力量，确是不容小觑的。
参与黄花岗起义殉难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工人占到10人。工人作为一个比中国资产阶级产生早了30年的阶级，与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相比，力量还仍然弱小，此时还没有能力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其中有来自洪秀全故乡广东花县的三十七岁的徐临端和四十五岁的工人曾日全工人。处于国难当前与革命传统因素交织的历史交汇点上，广东花县的群众对道光、咸丰时太平军和天地会红兵的遗闻轶事耳熟能详，思想中有着深刻的反清革命意识根基。同盟会会员徐维扬与莫纪彭组织的番县花县同盟分会奋力投身革命宣传活动之中，并与保皇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在辩论中，革命派指出亡国之源是清朝的腐朽统治，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救国之方，同时力斥颠倒是非的“革命亡国”论。进行社会革命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等思想的理论主张符合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心声，促使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倾向于孙中山的领导，此外早期的工人主要来自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所雇佣的工人，还有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兴建工程所雇佣的工人，因为他们大多由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而不是从工厂手工业发展而来的，比较容易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关系，所以能积极调动工农阶级参加黄花岗起义。而且，这些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革命性很强，因而积极投身到黄花岗起义中去。但更多的工人是来自海外南洋的。纵观中国近代历史的卷帙，华侨曾经历过许多灾难和洗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中国载走了一批批的劳苦大众，将其掠卖。这些华工在殖民者的皮鞭下为当地的开发流血流汗，却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者的奴役和欺凌，还有清政府的歧视。鉴于此，华工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维护他们利益的政府，改变这种受人奴役的现状，因而投身到旨在推翻清政府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中去，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黄花皓月的时代，呼唤着人民意识的觉醒。农民阶级虽然大多只是注目于乡间田野之上，但是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中的阶级构成可看出，他们当中也不乏先进之士。
那长眠于神州大地之下的二十位为理想的民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农民阶级的烈士。这些农民阶级的烈士接近占了这七十二位烈士的27.78%。从参加这次广州起义的四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来看，仿佛比平均水平（25%）还胜出一些。但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占了59.72%，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占烈士的比例来看，却只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虽说如此，农民阶级在此次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那么这些农民阶级的烈士为什么会大无畏的站出来为自己理想的民国而不惜流血牺牲，在起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呢？
首先，反抗的精神与意识起的作用。由于农民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反抗的意识和精神异常强烈。我们可从矛头直指清政府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拳）运动可以看出。接着，地域性的因素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农民烈士绝大多数都是广东籍的。众所周知，广东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那么，接受到思想启蒙最早的理所当然也应该是这位勇闯，敢试，力行的在思想与风气上的急先锋了。从第一座教堂建立传播的基督教博爱思想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从郑观应的商战所必须提倡的平等思想到梁启超的“兴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的维新民主思想，再到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共和民主思想。农村虽然比较闭塞，但农民或多或少会了解到一些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主张。最后，年龄在这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农民烈士绝大部分在20岁到30岁之间。正值青壮年的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程度比较低，行动的能力也强，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思想包袱轻，血气方刚，豪情满怀，壮志冲天，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而共和民主的思想正好与其憧憬相碰撞而产生交集，这使他们可以为了追求理想中的民国而不惜牺牲一切。
一个个烈士的身影背后，涌动着救国的矢志不渝，澎湃着复兴的热血之路。然而，由于阶级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每个阶级对于黄花岗起义的影响都不可等量齐观。下面我们就来看起义中的主要阶级成分对起义的作用。华侨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对黄花岗起义起着基础性作用的华侨来看一下。对于整个辛亥革命来说，孙中山评价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协助孙中山筹建革命团体，宣传革命主张，募集革命经费。这一次华侨捐了九万七千多元，占了总义捐总数十五万七千元的绝大部分。而对于黄花岗起义来说，他们的付出更甚：华侨烈士中的工人（11人）和小资产阶级（16人）不仅捐钱，而且还投身武装起义，直至为国捐躯，在所不惜。他们的行为使更多的华侨觉醒，也使一些华侨大资本家感到震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领导这次起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可以说是这次起义的“头脑”。而且大部分都是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他们一方面具有较大的革命热情，一方面又具有轻视群众，既急于求成，又患得患失的弱点。革命的成败大部分都决于他们的表现。他们在革命高涨的环境里，能有积极的表现，一遇挫折，或到革命低潮时期，就会悲观失望，或者颓唐消极，或者采取个人暗杀手段。他们采用这种个人的恐怖手段，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不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具体表现。温生才在起义前的刺杀就直接影响到三月二十九日起义的失败。黄土龙的告密成了失败的最大原因。而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的退逃成了失败的又一原因。黄兴在撤退时竟与温统带带领的新军混战，造成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悲剧，也是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是留学生的牺牲引起了国际的同情，如日本早稻田大学为该校死难的中国留学生下半旗志哀，更多的外国人关心起中国的起义。而领导阶级也从中吸取了教训，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农民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农民的力量。起义前，黄兴派徐维扬同志回他的家乡花县，召集一批农民打手，来增强革命起义力量。一共十八位，加上徐维扬十九位。这些农民幼习洪天王故事，革命思想一触即发，而他们大部分都是习过武术的，在巷战中搏斗比较在行。但这次用的是热兵器，搏斗毕竟少，且他们受的热兵器训练时间非常之短，所以有些吃不消的感觉。但是，他们全部人都革命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徐维扬与这十八位农民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壮举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使领导阶级开始关注农民的力量。少数民族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少数民族的力量。以上都是相对于汉族而言的。烈士中有几个广西籍的少数民族烈士，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勇于就义，使少数民族同胞开始觉醒起来了。
正是那华侨的飘零，工人的辛酸，小资产阶级的困穷，农民的血泪，少数民族人民的苦难铸成了辛亥革命，也铸成了与武昌之役并寿的黄花岗起义。
但因力量的对比悬殊这一根本原因，黄花岗起义最终失败了。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中规模最大，牺牲最大的一次。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未就，而国内革命之时势，时以之造成矣。这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的失败，不过半年，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由此看来，黄花岗起义对辛亥革命的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对此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遇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队伍役并寿。”这些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革命党人用生命与热血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些革命党人崇高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身于革命，焕起了当时处于低潮的民主革命，极大地促使这个落后腐朽的封建王朝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迅速覆亡。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黄花岗起义是失败的，而辛亥革命也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没有真正为中国赢得复兴的曙光。从黄花岗起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启蒙意识，知识分子的先进觉悟都明显优于下层群众，农民虽然不乏先进之士，但这个数字，相对当时中国庞大的农民人口而言，确实微之甚微。同时，七十二烈士中未见一女英雄的身影，封建思想的残余仍深刻可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国人的潜意识里，思想解放的不完全明显显示出革命的悲剧性因素。同时，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领导革命的旗帜性阶级，其强烈的依附性与妥协性决定了这场革命，最终成为，国人心中的痛。
无论如何，岁月悠悠，“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当我们亲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墓前，那份大义凛然，那种勇往直前，始终令我们饱含激动之情，自豪之气。自由女神像挺立于央，象征着烈士的向往，顶天立地，民族的脊梁，民族的气概。“碧血浇黄花，民主萌芽；破碎山河空有家。齏粉纵教弘理想，壮烈建中华。”黄花皓月，浩气长存。中华民族凭着这份浩气，与所有历史的伤痕，巨龙，腾飞，载望。[3]
烈士名单
附录：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东人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照，徐褶成，徐应安，李炳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龄，周增，林修明福建人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燊，陈清畴，陈发炎广西人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铃，李德山，林盛初四川人秦炳，喻培伦，饶国梁安徽人程良，宋玉琳，石德宽
相关事件
第二次黄花岗起义
即广州革命团起义。这次起义是武昌起义后，第一次全面抗击清军，获得全面成功，为南北和谈创建有利条件的起义。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盛赞这次起义是“推动中国革命的伟大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