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
图书信息
  书 名: 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
作　者：朱宗震
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4月
ISBN: 9787501187591
开本： 16开
定价: 18.00 元
内容简介
《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是著名民国史家朱宗震对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总结性解读。正文分专题讲述了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微弱的新思想新文化、传统王朝的崩溃之路、士大夫转型问题、反满和群众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启动。朱先生下笔严谨，立论谨慎，用大视野反思了清末民初的动荡变局。全书附录有作者有关《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的学术论文《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和《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
作者简介
朱宗震，民国史专家。上海人，194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存《真假共和》、《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孤独集》、《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
概述
我的老师费正清教授曾经这样告诫他的学生：“中国学者对他们本国历史的了解总是比你们所能了解的多得多。”这句话我至今铭记在心。芮玛丽（Mary wright）是费正清教授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也是我的同事和导师，她总是抱怨说，在使用中文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像个瘸子。她一直主张自己的学生应该珍惜一切机会学习中文，比她学得更好。在我们这一代，研究生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机会，但我们大多数的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总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对于我是否有资格写这样一篇序言，颇感有点诚惶诚恐。之所以斗胆下笔，也许是因为我曾经对1911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革命的某个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是因为朱宗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相当广泛的问题，其中，比较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而一旦归结到比较的问题，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是通晓一切的专家，必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然，看到外国学者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之间观点相同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啦，中国的同行们之间观点也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他们的争论总是能够给我们这些“老外”带来很大启发，提供很多信息。
图书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问题的深入
第二章　微弱的新思想新文化
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总体认识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
第三章　外重内轻：传统的王朝崩溃之路
一、权臣和地方势力的发展
二、社会的解体
第四章　士大夫转型的“知识分子”问题
一、士大夫的转型
二、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分化
三、两个理论思辨缺陷的典型
第五章　反满和群众问题
一、一个狭隘的口号
二、群众的自发倾向
第六章　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
一、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影响和地位
二、儒商和社会主义
第七章　20世纪中国的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启动
一、官僚政治的延续
二、中央集权系统的重建
三、现代化的启动
四、现代化伦理和现代化的国际环境
附录
甲 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
一 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
二　和平改革的经济政策
三　中国的传统和辛亥革命的后果
四　国民党动员模式的保守化
乙　辛亥革命眭质的新探索
后记
……
后记
美国加州大学台维斯分校的普莱斯教授，是我在1981年武汉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上认识的老朋友。我在美国探亲期间，给予我很多关照，所以，本书基本完成以后，首先就是请他惠予审读。承蒙普莱斯教授对拙稿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并热情地为本书写了序言，在此，谨表示真挚的谢忱。我回国之后，即将本书送请中国人民大学胡绳武教授审读，获得他的首肯，并曾转给多位学者审读。当然，也有学者对本书的评价不高，见仁见智，在所难免。我在本书中，对国内外学者的具体论述，有广泛的评论，本来也只是一家之言。普莱斯教授、胡绳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黎安友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研究员、本所的尚明轩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杰研究员、盛永华先生、《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都曾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心力。多位出版社的先生也曾为本书的出版作过努力。现承新华出版社的雅意，尊重我的学术成果，不计较本书的缺陷和弱点，惠予出版。对于学术界同仁的帮助和出版社的雅意，在此谨表示深深的感谢。
文摘
第一章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历来存在分歧，究竟是国民革命(或全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之间，长期来是有不同的观点的。近几年来，关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也不断受到挑战。在这次会上，台北来的张玉法研究员转换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争论，他说：“记得在台北开会的时候，我曾经提到一个老的议题，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这个议题两岸学者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没有什么焦点，在这个会后，我记得金冲及先生就对我说，实际上大家争来争去主要是名词之争，实质上的争论是不多的。我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名词之争比较多。我当场答应他，以后不再就这个问题做争论了。”①
但是，这个争论看来难以完全按照张先生的设想予以搁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致会议的贺信中，曾提出研究课题说：“我建议，我国的历史学家借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机会，继续深入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比如，如何正确估价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作用？怎样看待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样看待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怎样评价孙中山、黄兴等一系列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这些都是需要史学界用心加以研究的。我期望着我国学者研究的新成果不断问世。”①张海鹏研究员在论文中也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论点：“为什么党和国家这样重视纪念辛亥革命呢？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观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指导思想。正是依据这一思想，确认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代表性事件。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把中国共产党人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由都讲清楚了。这基本上成为此后纪念辛亥革命的基调。”④
这就是说，中国内地学者还有继续研究并确认“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课题。只是可惜，近几年来，除了重申这一论点之外，并没有出现针对国内外学术界的责疑，进一步予以证明的好文章。所以，如果要确认这一论点，必须如李院长所说予以新的研究证明。
尽管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断早有不同意见，中国内地学者对这一论断的责疑也越来越多，但许多中国内地学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把“资产阶级”的帽子套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或事变头上。收入本论文集的许多实证性文章，其实并不关心这一争论，但仍然作为套话和帽子，连篇累牍地在本文集中出现，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中国内地学者在理论性领域，往往习惯于运用演绎法，而不习惯于运用归纳法。以圣贤的论断为自己的论断。读经注经式的研究，早已落后于时代，在提倡创造性思维、思想解放的今天，更是必须予以纠正的。
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即李文海教授、颜军副教授的徒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就随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类的断语，其中更强调提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坚定的民主主义者。”①我们知道，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核心人物，就是这一群革命派里的人物，他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吗？除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已经去世之外，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骨干及执掌军政大权的许多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阎锡山、唐继尧，哪一位可以称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同盟会人物中，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构成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派系吗？他们的连续性难道能够以缺乏力量和长期影响力的国民党“左派”来代表吗？他们是否一直坚定到去世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果不能，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团体，又怎么能够是属于“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派系呢？在40年代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骨干人物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在历史渊源上更接近梁启超、张謇的立宪派，他们基本上被归属于“资产阶级右翼”，他们的民主主义立场比那些当年还健在的同盟会员是否更“坚定”一些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结论，是否下得太随意了一些？
刘伟教授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一文，虽然避免了流行的“资产阶级”立宪派、革命派一类套话，但开头还是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转折，它埋葬了封建专制主义，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①我想作者决不会认为民国以后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封建专制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学者中有随意说套话的毛病，在这句话里表现无遗。
熊志勇副教授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论略》一文，虽然是一篇更新话语系统的好文章，但可惜，他偶尔也冒出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话。我想以他的理论思辨模式，读了我的文章，一定会把“资产阶级”四个字圈掉，圈掉这四个字，于他的大作，毫无损伤。
许宪隆教授、韦甜讲师的《民初西北军政舞台的“变脸”艺术》，给西北马家军新生代定义为“资产阶级新军阀”。①两位先生显然是经过研究，并进行了证明来定性的，所以，这一判断，对他们来说，不是作为套话来运用的。但给新军阀定性为资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他们经营了一些现代企业，输入了一些现代观念，就可以给他们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军阀的本质是家族性、私兵性、专制性，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如果以此定性，从袁世凯起的中国近代军阀，都可以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更无论国民政府时代的各派军事系统。如果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军阀性，那么他们还会发动民主革命吗？这在理论上会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困惑。对于中国近代各派军事系统的社会属性的研究，是个复杂问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刘曼容教授的《沦孙中山仿效西方模式革命中的独特性创造》一文，运用的是传统的话语系统，还新加了一句“中国特色”的断语：“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②我们是否要给自己下一句“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家”的定义？其实，我们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具有中国特色。
当然，许多学者已经摆脱了陈旧的分析模式，不再用套话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实事求是地论述相关问题。这是中国学者的进步。或许我的上述分析有失公平，过于吹毛求疵，许多文章确实是好文章。我是希望学者们建立起一个更具独创性的学风。问题不在于学者们是否坚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问题是要认真进行证明，而不是人云亦云。同时，新的证明也不应该沿袭原先笼统的大帽子，而应该有分寸感，仔细地分解辛亥革命的复杂组成。我所担心的是，中国学术的传统是为圣人立言，学者摆脱了土套话，摆脱了土圣人、土贤人的框架，换来一个洋圣人、洋贤人的洋框架，一个许多人读不懂的洋话语系统。话语系统变了，而思维方法没有改变，自己的创造欲望仍然被埋没了。我不懂外语，对洋话语系统基本不懂，难以作出评判，只能凭直觉说话，敬请内行教正。
二、问题的深入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我个人认为，就原来两岸学者的争论而言，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学术上确实已经成为名词之争，尤其对于两岸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更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国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争论源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同，即国民革命的观点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分析，国民革命也好，全民革命也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周恩来在解放初就解释过这一问题。国民的概念是没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说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无论当时的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了什么态度，国民革命在方向上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国民党方面，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辛亥革命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即全民的革命。因此，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已经没有什么争论的价值，如果要争论的话，只能从总体意识形态着手进行。当两岸学者都淡化了意识形态，使用更丰富多样
的方法，转向实证研究的今天，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学术上也确实只是个名词问题了。
原来的学术上的争论，虽然已经解开了问题的症结，并不等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在科学的意义上已经解决。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没有再争论这一问题，但仍然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 日本田中比吕志助教授认为：“那么辛亥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呢？回答这一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极为复杂的。本文集中在清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课题上进行探讨。”①这是说，他的研究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辛亥革命，为从总体上认识辛亥革命的性质提供帮助，这是很科学的态度。确实，要真正对辛亥革命的性质有精确的认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