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赵镕
生平概况
  赵镕与战友合影赵镕，一九二四年在拱卫军任参谋。一九二六年入朱德创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副官、书记长。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部军需员，红十二军经理部会计科科长，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红三十二军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供给部副部长，冀热察挺进军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驻涞源办事处主任，晋察冀军区兵站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运输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1]
大事年表
  赵镕将军骨灰安葬仪式199年10月17日生于云南省宾川县彩凤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籍江西南昌罗家店。8岁起入私塾读书3年。
1917年毕业于县城高小。
1919年到昆明谋生不成，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后入昆明政法学校经济系求学。
在此期间，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积极投身学生反帝爱国斗争，曾参加省立一中“学生爱国联合会”，主持出版校刊《滇潮》，开始接受和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23年底，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追随好友赵醒吾离开昆明，途经越南河内和香港等地到达广州投身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军，任大元帅府拱卫军编修。
1924年5月入滇军总部将校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驻粤滇军任参谋、连长。
1925年重返拱卫军任上尉差遣，随军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1927年初入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官教育团学员提前毕业，被派往赣东北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
同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他闻讯赶上起义部队随军南下。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到井冈山。
1930年起任红4军军需处军需员。后调任红12军经济处会计科科长。
1933年起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红9军团供给部部长。
参加了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随红9军团长征，次年7月一、四方面军于川西北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红9军团改称第32军并随红四方面军行动，调任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成立，第32军归红二方面军建制，继任该军供给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供给部副部长，冀热察挺进军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部长。
参加了1940年平西区春季反“扫荡”和晋察冀边区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抗战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驻涞源办事处主任、兵站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
参加了察南绥东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等战役。
1952年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1955年华北军区改称北京军区，继任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1957年离职休养，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
在长期从事领导部队后勤保障和经济工作中，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受到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赞扬，并在实践中探索后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供应及后勤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会计协会顾问，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赵镕长征日记》、《赵镕回忆录》等。[2]
个人事迹
军官教育团的诞生  南昌军官教育团旧址,赵镕曾就读与此南昌，早在清朝统治的末期，就发生过反帝国主义的大暴动，打死了在市内横行不法的法、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军阀统治时期，共产党人赵醒侬、方志敏等在南昌展开了革命活动，并发动过多次以反帝反军阀为内容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南昌以后，南昌的革命运动便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时驻在江西的北伐部队是朱培德的主力第三军、新扩编的第九军和受朱培德临时指挥的第六军。第三军和第九军均系滇军倒唐倒顾（品珍）时的流亡部队。共产党中央军委鉴于北伐以来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日见暴露，为了培养和训练自己的军事人材，直接掌握革命武装，乃指示朱德同志，利用他前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一个军官学校。
学校很快创办起来，名义上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政治上接受共产党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领导。校址选定在南昌进贤门里花园角的讲武堂内。由朱德同志任团长。党又派魏瑾钧为党代表，刘介眉任副团长，陈奇涵同志任参谋长并担任共产党教育团支部书记。李正方为第一营营长兼教官，曾天宇等为教员。建立了团部各机关。经过约近一月的筹备，到一九二六年底，学校开始接收学员。赵镕图集(4张)
朱德同志在滇军中很有威望，因此，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以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均纷纷要求入校学习，江西各地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赶来报考，仅一个多月，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即接收学员一千一百多人。赵镕便是在第一批被选入校的。
全团共编为三个营。第一、二营共七百余人，学员多是滇军中排级以上的军官、军佐。其中不少是由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他们大都趋向革命，内有个别共产党员。这是学员中进步的部分。思想落后，对革命现实不满的占少数；较多的一部分是到这里来寻求出路的。第三营约四百余人，大部分是由地方来的进步知识青年，小部分是江西军阀李烈钧保送的富有人家的子弟。接收学员大体完毕，还没有举行开学典礼，便正式开课了。
开始，学习生活还是和旧式军校差不多，每天三操两讲堂。但在党的以政治思想训练为主、军事学术训练为辅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教育团的教育方法很快就有了改变，逐渐改为两操三讲堂，三操三讲堂，最后是两操四讲堂。学习的内容，特别是政治教育内容显著增加了。政治课主要是讲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记得农民问题是由曾天宇同志讲的。他是南昌党的负责人之一，讲的课生动深刻，最受学员的欢迎。此外，每星期天早晨还有一小时至两小时的纪念周，听团党代表讲一周来国际国内形势和军事政治情况。朱团长有时也在纪念周或晚点名时讲话，向赵镕和同学们讲解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
随着紧张的学习生活和政治教育的加强，党的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当时，教育团有共产党组织这一点是公开的，但党的组织和活动则是带秘密性的。党组织在进步的学员中发展了党员。最初，每连发展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学期结束前，每连即发展到十数人，在一营有的连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左右。[3-4]走向校外  赵镕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前的纪念周上所听到的，大都还是些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但从三月六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被反革命分子倪弼等击杀，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同志被枪毙，接着而来的是各地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相继惨遭杀害，每次纪念周总会听到几件令人愤慨的事件。反动派的活动日益猖獗，三月十六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迫解散，学联、妇女协会等机关被AB团分子捣毁。十七日，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遭到特务的围攻……。接着，“四·一二”惨案发生，“四·一八”蒋介石公开宣布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赵镕和同学们的情绪也一天比一天激愤。记得在追悼陈赞贤同志示威游行中，教育团曾喊着口号，首先击破国民党省党部的大门，冲进了省党部，并和当地革命群众一道抓住了江西AB团头子之一的程天放，把他捆了游行之后，绑在江西新舞台上示众。
这时，朱培德还不敢得罪武汉政府，王均也装聋作哑，作狡猾的骑墙派。教育团党组织抓住了反革命这一矛盾，当即号召学员行动起来，展开校外活动。选出了八十人组成临时宣传队，四人为一组，于星期日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赵镕被指任为组长，在百花洲的观鳌亭附近向群众宣传。这种宣传活动，到“马日事变”后更达到了高潮。宣传内容更加明确了，并根据党的指示，提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这时南昌反动当局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AB团的活动更加猖狂，斗争也更为尖锐。记得在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赵镕等人组来到孺子亭前，见亭中喝茶的人很多，有的正在谈论时局。赵镕当即展开宣传。正讲着，突然有三个歹徒前来捣乱，企图哄散群众，其中一个家伙并拿起桌上的茶碗向赵镕打来，把赵镕的头皮擦破了。但赵镕和同学事前已作了准备，又有在场的工人、学生协助，当即把骚乱平息，把目标转向这些坏分子。群众激愤地大喊：“捉拿反革命!”当场就抓住了一个AB团分子。
除了宣传革命形势和揭发反动派的罪恶活动以外，为了配合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教育团还进行了“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赵镕和学员们组织和带领群众，打了奶奶庙，还活捉了企图逃避农民斗争而潜逃南昌的张天师，彻底揭露了这个历代封建统治帮凶欺骗愚弄工农群众的鬼话；他那“降妖宝剑”和“祛病符法”，也被群众踩在脚下，并没收了他带到南昌的所有财物分配给穷人，工农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赵镕还配合南昌工农群众进行过一些反击反革命迫害的斗争。“马日事变”前夕，团内一部分学员领导着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等群众武装，围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把该团副团长关麟徵以下全部人员都抓了起来。赵镕还加强了与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和工人纠察队的联系，甚至与相邻的第三军炮兵团中某些较有觉悟的士兵也秘密建立了关系，争取他们参加对革命的斗争。此外，还有部分警察与保安人员，因朱团长兼任公安局长，对他们进行过教育，也多站在我们这一边，互相支援配合，打击反动分子的气焰。这种活动几起几伏一直继续到七月初。当反动的卫戍司令部纠察队公开镇压革命活动，并大肆捕杀革命者时，赵镕才转入文字宣传（写标语、传单），进入半秘密的活动。[3]支援农民运动就在蒋介石公开反动的时候，教育团根据党组织的意图还进行了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派出一部分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协助农民运动的开展。派到万安去的学员，除积极宣传和组织群众外，三月中曾一度发动群众，把残杀我革命同志的帝国主义分子神甫逮捕起来，开了一个有四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并根据群众要求，将凶犯处死。这一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振奋了人心。派到抚州方面去的学员，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并留下教育团的肖志戎同志任队长；此后这支农民武装参加了“八一”起义军的行列。其他派到萍乡、浮梁、吉安、太和、九江，德安等县的学员，亦大力协助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大多掌握了农民自卫军武装和南浔铁路工人纠察队，成了这些群众运动的骨干。
支援农民运动的活动，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借“剿匪”之名进行的。四五月间，南昌当局命令军官教育团开往赣东“剿匪”。要“剿”的是些什么“匪”呢?原来自从萍乡县安源路矿工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大罢工的空前胜利后，江西革命的工农群众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及至北伐军进入江西之后，党即向农民群众宣传了三大政策，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消灭贪官污吏、铲除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这些口号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拥护，并立即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农民革命斗争一经发动，就象狂风骤雨一样，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但当时各地旧的政权机关并未摧毁和改造，这些县长、司法官等，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自然处处卫护土豪劣绅的利益，而称革命群众为“匪”；于是便大喊大叫，请求当局派兵进“剿”。当时，日趋反动的江西当局决定派军官教育团去。教育团各连除留些学员继续参加南昌的革命活动外，其余的由朱团长亲自带领前往赣东（当时赵镕因病后去)。记得动身之前，朱团长召集学员讲了一次话。他指示赵镕怎样开展工作，又特地嘱咐赵镕要注意纪律，不许象旧军队那样糟踏老百姓，“只有老百姓看你们真象革命者，你们的工作才能展开。”
部队开到赣东临川、贵溪、崇仁一带。当地的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以为“救星”来了，革命群众也曾一度对赵镕发生误解。但赵镕坚决执行了党的援助工人农民斗争的方针，首先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以坚决打击，随即派出人去指导农民斗争的开展。农民运动得到支持和指导，更加发展起来。在部队奉命调回南昌的时候，党又派了教育团党部干事黎素同志任临川县长，留下二营营长郑桥松担任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姓卓的副官主任为临川县公安局长，还留了些学员在农村工作，安排停当后才返回南昌。这一革命行动，不仅支援了农民斗争，也给了学员以实际的教育和斗争的锻炼，从而使教育团更走向革命化。
教育团回到南昌后不久，接着，又派出了一些人员去参加支援农民斗争的活动。这次，赵镕是随曾天宇同志第二次到万安去，在当地训练骨干，进一步巩固农民协会。工作了大约两个多星期，赵镕即被调回南昌。赵镕回南昌后，万安农民为反击“马日事变”的暴行，就在曾天宇同志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暴动。
六月，形势更紧张了，朱培德已公开叛变革命，以王均为司令的卫戍司令部公开强令停止工农运动，四处张贴“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标语，大批共产党人被押送出境，白色恐怖笼罩了南昌。就在这时，传来反动当局蓄意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这时，党迅速结束了教育团，让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仅三营有三百余人留团继续学习。一、二营学员除少数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配到赣江流域的各县和铁路线上，作工会、农协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就在这时，赵镕等几个学员又随政治教员方兴同志到鄱阳的鸣山矿上去做工人工作。[3]起义前后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分干部合影赵镕在鸣山工作了三十多天，八月三日，消息传来，南昌起义了。当时因赣东的党组织事先没有接到南昌起义的布置，事后起义指导机关也没有及时通知赵镕响应支援，因此赵镕接到消息也迟了些。尽管消息来得晚，大家却一样感到万分兴奋。于是赵镕一面在工人中积极展开宣传鼓动，支援南昌起义，一面派李宿庵同志连夜兼程赶赴南昌与团部联系。
一个星期以后，李宿庵来信了。这封关于赵镕今后工作的指示信是化为平常的家信交邮局寄来的。写着：“兴胞兄：我于离开的第三晚平安抵家，家中老幼均好。……唯我到达莲塘附近时，看见南昌开来的军队，据说是武汉开来的，现正继续南开。家中老人说：兵荒马乱的，你不必返家，就在那里干下去，以后再说……”原来他还没有赶到南昌城，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便碰上了撤出的起义军。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南昌情况赵镕虽风闻一些，但关于起义军却传说不一。十多天后，本团一个姓刘的同学因病掉队找到赵镕这里，才向赵镕具体地介绍了起义的情况。原来自从赵镕离开南昌以后，南昌的白色恐怖更日甚一日。每晚戒严时间提早，岗哨增多，革命群众团体被查封，共产党主办的《贯彻日报》被封闭，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器被收缴，国民党党校学生和卫戍司令部的侦缉队到处抓人。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青年被捕了；连住宿旅馆、出入城门、上下码头的行人，也遭受严密盘查，稍有可疑即遭逮捕。甚至本团的党代表魏瑾钧等也被捕了。幸好军法处有我们的人，被捕的党员都未被害。对于日趋革命化的军官教育团，敌人当然不肯放过。教育团的一些反动的国民党教职员和个别的学员，首先公开叫嚣“分共”。党领导着全体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与这些右派、反动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争取了中间分子，打击了反动分子的气焰。敌人看看从内部搞不成，乃由上层出面，“礼送”朱团长出境。于是朱团长于六月下旬被迫暂时离开南昌。但是敌人破坏军官教育团的这一阴谋并没有得逞，七月二十一日，朱团长又在党的指示下秘密返回南昌，利用滇军中老部下老关系的掩护，开始领导教育团作参加起义的准备。
教育团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首先就是掌握武器。教育团的枪支本来不多，而且种类复杂，党组织便暗中作了调配，使枪支都掌握在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进步群众手里。接着又进行了战斗演习。
一、二营学员分配工作后，团里曾发生一度的松懈现象，但不几天，又复紧张起来，连续打了两次野外，做了侦察、搜索和通过复杂地形等演习，并进行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当时大家并不知要举行起义，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晚，才突然宣布起义命令。由于教育团此时兵力单薄，分配战斗任务时，只分配教育团一面监视进贤门方面的情况，一面监视小花园敌军的一个团；这个团由另外起义的部队负责解决，我们团作预备队。
起义进行的十分顺利，仅四个多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起义后。朱德同志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赵镕便换上了崭新的枪支，编成了九军指挥部的基本部队，投入了进军广东的南征。[3][5]
个人荣誉
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