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益都农民暴动
基本简介

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于1932年7月到益都召开县委扩大会，讨论益都暴动问题。县委书记段亦民认为条件不成熟，不能马上举行暴动，被张鸿礼当场宣布撤职。指定县委宣传委员郑心亭任暴动总指挥。18日上午暴动开始，第十区区委书记、东乡暴动指挥冀虎臣等率众冲入区公所和郑母镇民团第三分队，击毙区助理员和民团一个分队，缴获了十余支步枪。但起义部队很快被敌人打散，暴动失败。暴动群众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有20多名共产党员、互济会员被逮捕杀害，其中包括暴动总指挥郑心亭和原县委书记段亦民。 

历史经过

1932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到益都，指示中共益都县委举行武装暴动。7月初，张张鸿礼又到益都，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指示县委一定要在“青纱帐”起时行动。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向前来检查暴动工作的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如实反映情况，认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够、无胜利把握。张鸿礼指责段太右、怕死，并当即撤销了段亦民的职务。博兴暴动不久，益都县委在省委的督促下，在第一区和第十区同时举行暴动，县委主要领导人郑心亭任起义总指挥。8月18日，暴动队伍袭击了第十区区公所和民团，共缴获10余支步枪。在暴动中，他们拒绝100多名联庄会会丁参加暴动队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力还击敌人。当暴动队伍在老鸦窝集结时，遭到敌人围攻，队伍一触即散。19日，队伍只剩下10余人，又因一区未按县委决定行事，区委只好决定解散暴动队伍。这次暴动，同样遭到敌人疯狂反扑和镇压，有24人先后被捕，14人被枪杀。[1]
彭瑞林对暴动的回忆

1928——1929年上半年，益都县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但由于杜华梓、王福增等叛变，益都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益都没有了县委和区委的领导机构，只在个别地区个别单位存在着个别支部和个别党员的活动，如益都第四师范有马石安同志在校内的活动，益都北乡东朱鹿、阳河一带有党的活动。 
1931年的春季，正式成立了中共益都县委，段亦民任县委书记，郑云岫任宣传部长，王济生任组织部长负责工人工作，曹金言、冯仙洲也一度参加县委领导工作。山东省委军事委员张鸿礼参加了县委成立会并传达了省委指示。县委成立后，益都党的革命活动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一切工作发展较快，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从学校发展到市民、兵营。在县委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广泛开展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群众活动，建立起各种外围群众组织，如互济会、赤卫队、贫农团、左联、反帝大同盟等，发展了数百名党、团员，建立了各级党、团领导机构。学生运动也更为活跃，由校内发展到校外，深入到了工、农、兵群众中去。 
彭瑞林于1930年下半年考入益都第十中学，由王济生同志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任十中外围组织的支部书记。1931年春节后，来益都检查工作的团省委巡视员魏钦五、张得放直接发展他为员，并叫他在十中建立团的组织，他任团支部书记，后又担任益都城区团委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他和段亦民、郑云岫两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省委军委负责人张鸿礼作为监视人参加了彭瑞林的入党宣誓仪式。彭瑞林入党后，即任第十中学党支部书记及城区区委书记。 
自1931年中共益都县委成立后，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到1932年，益都的革命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从1932年春到6月，中共山东省委曾多次指示益都县委迅速作好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关于益都暴动，省委除有文字指示外，还派军委委员张鸿礼多次来益都布置发动武装起义。 
省委认为益都及山东其他几个地区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省委要求益都县委在1932年春夏之间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在青纱帐起来的时候举行暴动，密切配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省委安排的山东各地武装暴动的顺序是：博兴、益都、日照、沂水、坊子、海莱(海阳、莱阳)边区、泰莱(泰安、莱芜)边区，并要求各地要严密配合，统一行动。省委要求益都县委的工作应立即转入以准备武装暴动为中心，所有的党员要全力以赴。张鸿礼并指定段亦民为益都暴动总指挥，郑云岫为副指挥，军事骨干由省委考虑解决。 
县委根据张鸿礼布置的任务，反复开会讨论了多次，彭瑞林亲自参加的有三次： 第一次，1932年5月间，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地点在益都南门里路东高兰亭家北屋里，参加会议的人有省委军委的张鸿礼，益都县的段亦民、郑云岫、高兰亭、冀虎臣、刘法增、彭瑞林和日照县的郑天久同志。在讨论中，县委的同志们对举行益都暴动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益都新发展的力量还是很薄弱，没有枪枝；时间太仓促；军运士兵工作刚刚开始，还需要进一步在警备队、民团里做工作；武装暴动不是简单的事情，缺乏有经验的军事指挥人员；暴动起来以后，队伍往何处拉?他们提这些问题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当时在益都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不具备，不成熟。条件不成熟硬要搞，会使他们党的工作遭受损失，要求省委领导慎重考虑这一问题。对于大家的意见，张鸿礼作了一些说明，说这是“北方落后论”的结果，要克服“北方落后论”。他说南方条件也不怎么样，南方就是解决了个领导问题，就是主观努力，北方也有很充足的条件，克服了“北方落后论”，这个条件还是具备的。他认为他们提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他们思想右倾。接着，他就大批县委的右倾思想。最后，他也答应省派军事干部来统一指挥这次行动，并同意县委意见，一是把当时在广饶的省委巡视员耿贞元调到益都协助工作。这次会议对于如何举行武装起义没有具体安排。第二次会议是十几天以后在松林院街吴光备家南屋里举行的。当时张鸿礼就住在里边。会议主要是督促抓紧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第三次研究暴动的会议是在1932年7月初开的，这时各学校还未放暑假。会议地点在益都城东关十字路口北一区区公所的西屋。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段亦民、郑云岫、耿贞元、冀虎臣、高兰亭、泮有年、陈华亭和彭瑞林，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同志，连同张鸿礼共12个人。会议由张鸿礼主持。他讲，省委已经决定，先在博兴举行暴动，那里已经准备好了，紧接着就是在益都举行暴动，接下去是日照暴动。为配合其他地区的暴动，益都暴动的准备工作要抓紧进行，一定要在八月间青纱帐起来的时候开始行动。张鸿礼讲得很严肃，时间又是这么紧迫，大家心情都比较紧张，一时讲不出话来，会议出现了冷场。沉默了一段时间，段亦民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暴动的准备工作，但准备得还很差，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军事，缺少军事干部。这次暴动能不能取得胜利，还得看军事指挥问题怎么解决。”段亦民还讲了其他一些问题，流露了信心不足的情绪。段亦民一说完，张鸿礼就指着他批开了，声色俱厉地说：“准备不足责任就在你！你怕死！你是孬种！”段亦民不服，两人就争执起来。段亦民说：“不能拿鸡蛋碰石头，不能拿人家的性命开玩笑。”又指着张鸿礼说：“你能行，你来领导指挥，我一定协助。你说我怕死，我决不怕死， 咱们怎么搞都行，我决不装熊，决不孬种。”张鸿礼大发雷霆，一拍桌子说：“你这是右倾，我撤你的职，开除你出党。”这时，段亦民气得脸发青，手发抖。他说：“你不要撤职、开除，我不干好了。”一气之下，站起来就走了。段亦民一走，会议就中断了，大家议论纷纷。最后，张鸿礼说：“行动一定要按省委指示进行，要执行铁的纪律，我代表省委正式宣布：撤销段亦民县委书记职务，县委书记由郑云岫担任，并任暴动总指挥。冀虎臣任东乡暴动指挥，耿贞元协助。高兰亭任城区指挥，彭澍兴协助。”彭澍兴是彭瑞林当时的名字。张鸿礼在会上宣布彭瑞林参加县委，接任县委组织部长职务，同时，他又一次答应把曹金言调回益都，还保证派一个有军事经验的指挥干部来。他还透露，他要去博兴领导武装暴动。散会以后，彭瑞林和郑云岫去看段亦民。段亦民表示他决不变心，要继续革命到底。不久，段亦民和他爱人汤佩琛到金岭镇附近崔家碾村小学教书去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虽然对张鸿礼的粗暴作风有意见，一些人也同意段亦民的看法，但又认为这是省委指示，不通也得干。所以会后，都行动起来了。耿贞元随泮有年、冀虎臣到圣水村，领导东乡农运及郑母的准备工作；彭瑞林和牛玉昌跟城区几个街道支部、四师支部、师范讲习所和十中支部都打了招呼，叫他们作好准备工作。至于怎样具体领导好这次暴动，暴动起来以后怎么办，他们既没经验，也没很好考虑，认为只要上级派一个懂军事的坚强的领导人来，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因此，他们一直等待着上级派军事人员来指挥。 
1932年8月初，张鸿礼来益都找到彭瑞林的住处，他对彭瑞林说：“我这几天很疲劳，要好好睡一觉，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就住了下来。他在彭瑞林处住了两天以后，又到松林院街吴广备家住了两天。他在两处住了四、五天后，说要走，但没有路费。彭瑞林和吴广备凑了四元钱，给他作了去济南的路费。事后才得知，他在领导博兴暴动时，临阵脱逃，致使博兴暴动失败。许多同志被捕，但他那时却没有向彭瑞林吐露有关博兴暴动失败的一个字，也没有嘱咐彭瑞林益都暴动应注意些什么，以便益都暴动时接受教训，避免或减少损失。但他只字不提。 
1932年8月18日，益都城区突然紧张起来，四面城门关闭，到处盘查行人，城内驻军倾巢出动搜捕共产党。老百姓纷纷传说，“东乡共产党暴动，军警开赴东乡进剿去了。”原来，耿贞元、冀虎臣等同志到了东乡后，在那里积极地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在东乡的郑母、老鸦窝等十几个村子里成立了贫农团、赤卫队等，随时准备按省委的指示举行暴动。但是，张鸿礼再三答应派的军事干部一直没有来，曹金言也一直没有调回来。后来，他们有些沉不住气了，未经县委讨论，拔掉西瓜、甜瓜蔓子，就行动起来了。冀虎臣等同志在郑母打死区公所一个区助理员，缴了区公所的二十多枝枪，暴动就这样搞起来了。而这时，郑云岫在东关区公所，王济生和彭瑞林在城里，他们这些人还在那里等着，还准备开会研究暴动的问题。 
郑母暴动爆发，国民党县政府闻讯以后，立即关闭益都城门，全城戒严。同时，派驻军展书堂师的一个营和警备队一部，由县长杨九五、县党部常委赵若谦率领去东乡镇压。 18日早上，彭瑞林在城内听到、看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去东门找郑云岫，想找他问明情况。但在此时东门已关，敌人正在城门边搜查进出的人。彭瑞林急忙转身到了县民团驻地太公庙。在这里，彭瑞林见到了民团党支部书记高兰亭和李品一。他们告诉彭瑞林，国民党县政府已发通令，要在城内抓共产党人，情况十分紧急，要彭瑞林赶快走。他们就把彭瑞林从营房后院矮墙送出，高兰亭也随彭瑞林一起出去。彭瑞林既未回家，也未回学校，随着赶集的人混出了西门，立即转到益都火车站附近夏家庄关帝庙小学。这里有个教员叫王彭阁，是“互济会”会员，放假回家了，彭瑞林认识庙里的道士，就住在王彭阁的寝室里，暂作隐蔽。 
去东乡镇压暴动的敌人，在那里打死和抓去了一批群众，并抓住了耿贞元、冀龙光、泮有年等二、三十个同志。后来又在东关抓住了郑云岫，在城里抓住了牛玉昌，继而又在金岭镇捕了段亦民、汤佩琛。在城里捕去的一大批人中，有太公庙民团的李品一、李殿龙、乙洪志、方云祥、哈致和、赵殿臣等。在敌人包围情况下，暴动武装难以坚持，冀虎臣同志就拉了一部分暴动农民跑向临朐去了。彭瑞林在关帝庙小学住，设法找到了他的妹妹，叫他妹妹亲自告诉金明到火车站与他接头。第二天一早金明就来到关帝庙小学。彭瑞林问明城里情况以后，把几个可能未暴露的关系告诉了金明，叫他去接头联系，还告诉了他省里来人时的联络标记和口号，并叫他到彭瑞林家取出存放的一包袱秘密文件、书籍等，由他负责保管。彭瑞林准备离开益都。他又按郑云岫事先给他的与省委联络的暗号和秘密通讯地址，写信给省委，要省委立即派人来益都。就在这期间，彭瑞林在益都火车站马路边看到郑母暴动失败后被捕的一些同志，其中就有耿贞元、郑云岫、段亦民、汤佩琛、牛玉昌等，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被敌人用大汽车载着押到火车站。见到这种情景，彭瑞林难过万分，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 
约在8月25号左右，马兰村代表省委来到关帝庙小学找到了彭瑞林。彭瑞林把益都暴动遭到失败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汇报，并把他所知道的未暴露的关系介绍给他，叫他先去和金明联系，然后再接头其他关系。与马兰村接头后，彭瑞林根据上级指示，离开益都，调往济南。马兰村在益都住了月余，收拾了残局，成立了益都党、团联合县委。 
益都暴动，是在不顾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单纯强调克服所谓“北方落后论”左倾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结果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丧失了一些组织，牺牲了许多同志，教训是极其深刻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