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亨利·坎宁安
生平简介
坎宁安(Henry Cunningham)出身于军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而他祖父  亨利·坎宁安则是一位陆军元帅（哈丁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后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后裔。起初，他就在来自这两方面的遗传影响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后来才下定决心为成为一名律师而来到剑桥。1870年，坎宁安进入圣约翰学院，攻读伦理学学位。当时，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学院的伦理学讲师，而福克斯韦尔则是当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坎宁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们二人的影响。坎宁安在1873年获得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宁安与梅特兰同获这一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在他之后的一年，詹姆斯·沃德获得第一名，再后一年，获得第一名的是我父亲J．N．凯恩斯。可能正是在与坎宁安的通信中，马歇尔第一次讨论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1904年，坎宁安在撰写那本关于曲线的著作的时候，马歇尔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那些他本人从小就熟悉的对外贸易曲线。马歇尔在信的结尾写道：“这封信很长，但我并不想为此道歉。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贴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树，还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热爱着的一张张脸。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写信人却是那个不修边幅的老教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1]
这对坎宁安产生的影响和对他思想的启发是持久的——大约20年之后，他成为关于数理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刚刚组建的《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30年后，他出版了他的《几何政治经济学》（1904年）。马歇尔夫人写信给我，回忆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宁安是马歇尔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第一次听说他，是有一次在课堂上马歇尔说，出乎他的意外，坎宁安竟然不是伦理学学位考试的一等荣誉获得者，而只是获得了二等荣誉。后来，当时圣约翰的校长告诉我，他常常看到艾尔弗雷德和坎宁安并肩坐在‘新建筑’的走廊台阶上，专心致志地讨论经济学问题。他在获得学位之后经常来拜访我们，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其他什么偶尔感兴趣的学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令人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又宽又壮、圆头圆脑，红润的脸上总带着幽默的微笑。他一点儿也不流于尘俗。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着贝克斯漫步，当时他把高帽戴在脑后，嘴里叼着烟斗，这种举止在 80年代的剑桥显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为艾尔弗雷德发明了一个工具，马歇尔用它可以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他在讲授关于垄断的章节的时候，这个工具派上了大用场。” [1]
马歇尔夫人提到的这种能在黑板上画出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听过马歇尔的课程的四十批学生都很熟悉。马歇尔把他最早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铅字的文章）交给剑桥哲学学会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更为人所熟知了。马歇尔的这篇论文名叫“以一系列的双曲线图表示的与垄断相关的若干经济问题”，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 [1]
离开剑桥之后，坎宁安的职业几经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他先是撰写了一部关于专利法的颇受欢迎的论著，后来却慢慢由法庭转向了行政机构，其间他曾担任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秘书，成绩卓著。其中的一项杰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为处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专员后，建立了伦敦综合工艺学校。另一项成就是他当选为皇家委员会煤矿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过了《煤矿法》。《泰晤士报》讲述道：“尽管有时显得异想天开，但这位委员会主席的才能的确不同凡响。他从大不列颠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在各种矿井里上上下下，穿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服，亲自考察矿工们的工作条件。” [1]
1880年，他担任英属圭亚那事务专员；1888年，担任帕内尔委员会秘书；1892年，担任白令海调解委员会秘书；1894年，担任鲍厄勋爵委员会处理“羽石骚乱”问题的秘书；后又担任驻法、驻德各种国际委员会的英方代表；1899年，担任皇家委员会处理铁路事故的委员；1903年，担任皇家委员会战时食品供应方面的委员……诸如此类，数不胜数。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为法律事务助理以及国内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这一职务他担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报》的讣告作者把他在这一职务上的履历作了总结：“恐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府职务是由像坎宁安这样古怪，或者说颇具个性的人来担任的了。他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很难说是展现聪明才智的最佳场所。看起来没有哪一学科是他一无所知的，也没有哪个论题是他不能滔滔不绝的。他是个电气技师，并曾一度担任过电气工程师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设有实验室和工作间。在正式会见中，他经常引用黑格尔哲学、巴尔扎克的小说（对其情节他了如指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以及他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学或学问的分支，他的旁征博引使会见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产中的‘磷毒性颌疽’引起了国内事务办公室的注意，坎宁安宣布，他自己发明并生产了一种无磷的安全火柴。随后在国内事务秘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验证这一发明，不过坎宁安火柴的前景在腾起的一阵烟雾中破灭了。另有一次，皇家矿业委员会调查预防矿工肺结核病的问题，坎宁安在自己的工作间里造出了一个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够演示喉咙和肺的工作情况，还能说明烟尘是怎样进入呼吸系统的，这让他的同事们惊诧不已。这些不过是他锐意求新的公共服务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渊博学识以及实际知识能够专精于某一方面，他也许会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官场历程并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麦肯齐·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后，他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内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尽管如此，像坎宁安这样的人仍然是英国政府部门的骄傲与光荣。[1] 
还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诸多爱好中，他还是制图员、上釉技师、钟表方面的权威以及黑格尔的信徒。因为他曾写过“金属上釉工艺”、“欧洲的釉质”、“电腐蚀”、“时间与钟表”、“哲学短论”等著作，他还写过一本电照明方面的书。[1]
主要作品
“一种能够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剑桥哲学学会会刊》，1873年10月。 
由大学函授教育伦敦协会的主办，在汤因比楼发表了十次演说，题目是“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工业状况”，时间大约在1883年。马歇尔图书馆的一本论文集中收有这些演说的概略，这是从《慈善机构记事录》上翻印下来的。 
“表述交换价值、垄断和地租的简单几何方法的某些改进”，《经济学杂志）（1892年），第2卷，第35页。 
“以几何方法检验的从价的和从量的进出口关税效应分析”，《经济学杂志》（1903年），第13卷，第313页。 
《几何政治经济学，以图解方法对经济学纯理论进行的基本论述》第128页，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04年。 
在19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部和统计学部发表的主席演说，《统计学杂志》（1912－1913年）第76卷，第88页。 
今天，可以就1883年汤因比楼的演说讲一堂精彩的课，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像所有经济学家应该做的那样，同时也是一位道德科学家。有两个预言性的段落可以引用如下：“有人惯于认为，只要使一个民族保持无知，就可以避免革命。事实却恰恰相反……富人的财产和生活正在由穷人任意支配，这个教训是不需要认字就能学到的。实际上，最无知的人们就最容易掌握这一点。俄罗斯农民把他们所憎恨的犹太人野蛮地驱逐出俄罗斯，一旦他们掌握了‘人的权利’这一观念，那些拥有庞大家产的人和那些远方的城堡可能就要大难临头了。”又：“如今在英格兰大肆鼓吹的社会主义纯属无稽之谈，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建立在偏见和谬误的基础之上。但我斗胆预言，在未来几年里，人们会听到更多这方面的谈论。 [1]
“这段时间里，在这些以及其他理论找到更稳固的基础之前，我建议要像科学家对待假说那样对待它们——就是要姑妄听之，而不可行之。” [1]
“当今英国人的任务，就是要承担起落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去教育下一代，去铲除徇私舞弊，全力以赴地支持公正，并且，以最明智的方法努力减轻困苦，推进我们国家的社会状况和道德水准。为了得到对社会问题更清晰的理论观点，我想，最好还是等待，而不是在黎明来临之前就误用我们那点儿见识的微光。” 
他最重要、最富创见的作品是1892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几何方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坎宁安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几何方法要优于代数方法，因为在经济学中，我们所表述的并不是严格的函数关系，比如说，如果把f（x）=y当作供给函数，我们也不能预言出f函数曲线的整个形状，因为经济学中存在的是实际的统计关系。他认为，我们在使用图解时，也不能像写下错误的分析函数f那样忽略这一点。这显然很有说服力，值得当代作家们加以注意。 
2、他利用一种他自己称作“连续效用曲线”的分析工具，试图说明，需求曲线从总体上说并不独立于供给曲线，因为它与供给的不同状态相对应。这实际上涉及这种现象的三维特性，他的阐述是这方面独具匠心的创见。 
3、与此相似，他又引入了“连续供给曲线”的概念，用以说明短期内的成本上升和长期中的成本下降。他的论述有些纠缠不清，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这是解释生产者剩余的可能性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较早尝试，如今一般把这看作是与报酬递增相关的工业问题。就严谨地解释报酬递增这一难题来说，这是一次最早的尝试。 
这篇文章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文笔优美流畅，时而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下面引用的段落正是体现他的思维能力与想像力的例证。“只要能够进行，并且法律保持稳定，资本积累就总会根据环境自我调节。除了共产主义之外，能够成功地破坏资本积累的方法一是定期征用或在所有者死亡以及其他情况下将财产瓜分，一是依据法律在不确定、无法预知的时机里全部或部分征用。前者在法国有所运用，后者则在祖鲁族人中通过所谓巫术审判的方法得到有效的运用。他们的理论是，获得不正当财富的人不能正当地占有它。他因此将被剥夺财产，财产转归首领所有。这些方法无论是由共和民主政体实施，还是由独裁政府实施，其成功必须都要先让人们感到安全，诱使他积累资本，然后突然夺取过来，有时这是依靠工厂主的支持来打击地主，有时又是联合土地利益打击工业资本。如果经常性地使用这种方法，资本最终可能会落入金融辛迪加之手，因为这种组织行动迅速，它能够打破那些缓慢的操作规程。同时，它也使得不定期的全部征用成为必要，有时干脆是驱逐出境，就像犹太人在俄国的遭遇一样。” [1]
有趣的是，马歇尔读到这篇文章时却大为不满，在与埃奇沃思的一封未发表的信（1892年3月26日和28日）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连续效用曲线”，他准备部分地接受，他写道：“我称它们为‘暂时’需求曲线，这里对‘暂时’和‘短期’作了细致的区分，这是一个为专门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术语，与坎宁安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他那里完全是随随便便的。经过深思熟虑，我断定暂时需求曲线（与能够转换形状的名义需求曲线相比照）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它们将会给读者造成困难，并且转移他们对更重要的部分的注意力。对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我已作过讨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