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承源
人物简介
  马承源
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马承源在学生时代即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承源历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他是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兼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2004年9月25日，因患抑郁症加上受到伪造竹简的谣言刺激而跳楼自杀。
人物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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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1928—2004），浙江镇海三北镇方马村人，1928年10月出生。1951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1949年至1954年任上海市教育局科员视导，上海新华仪表厂公方厂长。1954年起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组长、青铜研究部主任。1987年获文博专业研究馆员职称。1985年至1999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现任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兼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  马承源
数十年来，经马承源之手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文物，仅在香港就收归青铜器、石刻、陶瓷、玉器等300多件流散文物，其中1994年先后两次收归被誉为“国家重宝”的战国楚竹书1200余枚，其价值更是不可估量。1996年领导创建成上海博物馆新馆。 
马承源长期从事青铜器和古文字、楚简研究，编著出版有《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二册)、《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青铜礼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主编国家规划项目有《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青铜器卷）、《中国青铜器》、《战国楚竹书》、《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四卷）、《吴越地区青铜器论文集》、《中国青铜器全集》。发表论文有《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何尊铭文初释》、《灿烂的中国青铜时代》、《商周青铜双音钟》、《西周金文和周历研究》、《再论一月四分月相》、《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的研究》、《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汉代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晋侯稣钟》等30余篇。 
马承源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7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委员会颁发的1996年至1997年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奖，1998年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1999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2年获“美国上海博物馆之友”卓越学者奖。 
生平事迹
地下党·学者在成为上海博物馆馆长之前，马承源已经在上博工作了31年。30多年来，他从一名普通的文物爱好者、博物馆工作者成长为世界级的专家学者，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的泰斗。马承源曾回忆说，1954年，27岁的他调到上海博物馆工作，是他一生“得其所哉”的转折点。而成全他“得其所哉”的老报人陈向平，是马承源参加地下党工作时期的老领导。抗战胜利后，正在上海读高中的马承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随后他接受党组织的指示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学生运动。1948年夏天，马承源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身为“共匪”的他被开除学籍，并被公开缉捕。随后，组织上把他转移到苏北，进入
党校学习。1949年，一身军装的马承源随解放大军回到了上海，干教育，搞工业……上级还准备任命他为公私合营的仪表厂的公方厂长。怀着满腔的热情，年轻的马承源颇有干劲。但他的个人兴趣却一直在文物古玩上面，业余时间常跑古董摊儿。1952年，上海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馆，当时在教育局工作的马承源一大早就赶到位于南京路跑马厅钟楼的上博，竟不期成为参观上博的第一人。  
巧合的是，马承源的老领导陈向平也是个文物爱好者，两人平日还多有切磋。陈向平认为马承源是个人才，遂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推荐他去博物馆。陈向平做事很慎重，直到调令开出，他还没有和马承源提起过这件事。面对这意外之喜，马承源吃惊之余，自是兴奋异常。后来，马承源曾专程登门向陈向平道谢。再后来，马承源常对别人说，陈向平是改变他一生工作和生活方向的人。 
调到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担任了保管部副主任，同时兼任支部书记，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当时上博颇有一批专家学者，接触中，马承源感到了自己与专家们在学识上的巨大差距，按照他的话说，是“根本不能够跟这些专家对话。自己就感觉到没有资格跟他们交谈。只能谈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谈知识方面的问题。”这种感觉当然让好胜的马承源很不舒服，而且，自己痴迷的文物就在眼前，触手可及，个中的玄机奥妙就像小猫的爪子，轻轻挠着马承源的心。
从到博物馆工作的那一刻起，马承源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个行当里的行家里手。他选择了青铜器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按照他的话说，是因为青铜器奥秘太多，实际上恐怕他选择青铜器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早在学生时代，马承源就痴迷于对古代钱币的收藏。
神秘的青铜器让马承源痴迷了一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始终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马承源说自己是自学出来的，老师有很多，除了博物馆的专家前辈，“郭沫若、容庚、商承祚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马承源说，这些大学者有很多著作，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知识。与此同时，上海博物馆丰富的藏品又让马承源有很多实践的机会。理论联系实际，得此机缘，他自是不会轻易放过，一头扎进文物库房，手摩挲着一件件青铜器物，心则徜徉于一部部专著学说。几十年寒暑潜心学术，终获丰硕成果： 
他编写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不仅系统地从青铜器的类别、纹饰、铭文、断代、铸造等多方面对中国青铜器的特性做出了总结，还独辟“青铜器鉴定”一节，对各类作伪手段详加说明。此书被牛津大学翻译出版后，影响极广，成为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中国青铜器研究》收有马承源40余篇论
  马承源(左)文，开创了全新的中国青铜器分期体系。《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青铜器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他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和16卷巨制《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分册》，更是集学术性、艺术性为一体，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图书中最完整、最系统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马承源与同仁们共同研究、注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经出版了四册，研究成果涉及先秦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军事、教育、音乐等多个领域，使学术界为之震惊。　马承源提倡实验考古，他确立了更切合历史真相的青铜器纹样命名及分类体系，创造性地研究了多种纹样的属性源流，在世界青铜器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一家之言。
马承源在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对文博系统的多个领域均有涉猎，但他始终谦逊地认为自己只是“青铜器专家”。他说：“博物馆的专家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当，当一个领域的专家要真正的‘专’，当两个领域的专家就要尤为谨慎，当三个领域的专家依我看就和古玩店的老板没有区别了。”识宝伯乐浸淫学海多年的马承源，不仅著作等身，更练就了一双鉴定青铜器的慧眼。人们说，马承源是当今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这绝非溢美之词。凭借这双慧眼，近50年来，马承源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文物。 
上海并非出土青铜器之地，但上博却藏有中国最多最好的青铜器，这得益于上博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征集和抢救工作。马承源从担任保管部副主任起就负责这项工作，著名的汉代青铜蒸馏器就是他在冶炼厂的高炉前抢救下来的。这一发现，将中国蒸馏器的制造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当时正值大炼钢铁的上世纪50年代，大量从民间收集的“破铜烂铁”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厂，马承源与同事们炉口夺宝，从中抢救出了春秋时期的龙耳尊、鲁原钟，东汉时期的婴座熨斗等大批文物。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给全社会公、私收藏的传世文物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马承源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一次，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找上门来，要在上海博物馆“破四旧”。马承源和同事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赶紧自己组织“闹革命”。他们连夜加班，把博物馆所有的文物陈列柜都用《解放日报》贴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当时，毛主席语录是绝对不能动的。这样，上博躲过了一劫。
博物馆的文物安全了，收藏在私人手里的文物却没有这样幸运。随着抄家风愈演愈烈，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小将”视为“封建糟粕”，弃之如敝屣。马承源心急如焚，他与馆长商议后给市政府打了报告，说这些历史文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破坏了可惜，建议派专人接收“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由博物馆“代为管理”。报告被批准后，马承源和同事们日夜守在博物馆，随时准备一得到消息就出发，以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同时向藏家说明情况，当面清点、鉴定文物并出具详细的收据和清单。“文革”结束后，不少藏家看到安然渡过劫难的藏品，感激复感慨，不少人当即决定，变委托“代管”为捐献。
收藏家李荫轩收藏的青铜器在上海很有名气，“文革”前马承源就经常登门拜访李荫轩，切磋学术。两人常来常往，成了朋友。“文革”当中，李家遭到灭顶之灾。红卫兵到李家抄家，李荫轩赶紧给马承源打电话，说要把所藏文物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要马承源马上派人来取。马承源十万火急地赶到李宅，他
  青铜器被满满一屋子的青铜器惊呆了——共有70多件珍品啊！“文革”结束后，上博考虑到李荫轩当时的捐献是因势所迫，遂决定将文物一件不少地退还李家。李荫轩深深为上博的做法所感动。不久，李先生病重，去世前他写下遗嘱，将所藏青铜器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上博收藏的另一件重器——商鞅方升，其入藏过程与李荫轩先生的捐赠异曲同工。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件方升上刻有铭文，铭文内容说明此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秦国“大良造”，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标准量器。上世纪30年代，该物的铭文、拓本曾见诸报端，但实物却一直不知所踪。
马承源调入上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这件宝物在合肥龚氏手中，而龚氏后人就住在上海。马承源通过种种关系与藏家联系，还在上海最高级的国际饭店宴请其全家。在当时的环境下请客吃饭，可谓破天荒了，但藏家却不接马承源的话茬。不过马承源没有气馁，仍旧一直关注着商鞅方升。
“文革”开始后，龚家被抄，连屋顶也被掀翻了。马承源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了现场，请“造反派”找找看有没有这样一件东西，最后终于在墙角的一堆垃圾中找到了这件国宝。“造反派”们当然不懂这件东西的价值，也许在他们看来，砸烂了才最好。马承源心生一计，组织人敲锣打鼓送锦旗到抄龚家的造反队，“感谢”他们为上博“发现”了珍贵文物。这样，造反队骑虎难下，不得不将文物送交博物馆保管。 
“文革”结束后，上博根据政策将商鞅方升还给了龚家。后经协商，上海博物馆以收购的方式，终使这件重器复归国有。
多年以后，马承源回忆起这件事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代管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因为它不起眼，既不是财宝，又不是首饰，谁都不认识，一转眼就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新问题：盗掘古墓、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猖獗，很多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而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地走私文物的集散地。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马承源开始关注海外文物市场，而他第一次去香港就大有收获。 
那是1990年7月的一个下午，烈日当头，马承源在友人范季融的陪同下来到香港古玩街。古玩街分上、下两条街，有上百家古玩店，沿街的橱窗里摆放的古董有许多都是新出土的文物，一看就是大陆的。马承源心里直发慌：那么多好东西怎么都跑到香港来了？
一只不起眼的鼎引起了马承源的注意，他看到鼎上好像有铭文，仔细一看，认出“晋侯”两个字。从形制上看，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那么，这应该是他见过的晋国最早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了。马承源惊呆了。范季融看他魂不守舍的样子就问：这东西有价值吗？马承源压低声音轻轻说：非常有价值，这上面有字。范季融和古玩店老板讲价，老板要6万港币。马承源当然拿不出这笔钱，于是范季融慷慨解囊，买下来后送给了马承源。马承源把这只鼎抱回上博，经清洗去锈，内壁上的铭文显现了出来，共计6行43字，记述的内容是一个晋国将领率领部队抵抗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打了胜仗，晋侯给予戈、弓等兵器作为奖励，并铸造这个鼎作为纪念。铭文上记述的这场战争，《史记》等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一段淹没的历史，由此浮现出来。“这么重要的东西，恐怕60万、600万都买不到，那个老板不懂，我们捡了一个便宜。”几年前，马承源提起这件事，仍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不过，这样的“便宜”恐怕只有他这双慧眼才看得到。
从那个时候起，马承源开始高度关注香港的文物市场。
1994年春，马承源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打来电话，说在一家店看到了一批似是竹简的东西。马承源请他临摹了竹简上的文字，经认真研读，马承源从文字、语句、内容等各方面判断这是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竹简上的内容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已经湮灭于世。
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素养，马承源毅然拍板，决定斥资100多万港币购买竹简——当时，日本的一个买家早已觊觎多时，只要上博不要，他们马上接手。几个月后，又一批相同的竹简出现在香港市场，在友人的资助下，上博亦全部购进收藏。
两批竹简共1200多根，由于是走私货，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这批2300多年前的战国原始古籍，是已发现的战国简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实物史料。竹简经脱水保护后，在马承源的主持下，开始对其进行艰苦的解读工作。辨认文字工作的难度，有人打了个比方：就好比把一叠报纸剪成面条宽的长条，打乱之后重新整理。其实，这个比方还不准确，因为竹简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国人写的，
  马承源题字文章不止一篇，作者也不止一个，与其说是文字，莫若说是“天书”。上海博物馆不仅动用了馆内的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北京、香港的学者一起参与整理。竹简记载的内容填补了前秦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出版后，权威媒体评介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至今，该书已出版4册。晋侯墓地出土的14件晋侯稣钟，也是上博从香港购回的。这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钟上300多字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铭文还有对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几年中，马承源在香港古玩市场一共为国家抢救了3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竹简、青铜器、石刻、玉器、印章、陶瓷等等。其中除了晋侯鼎和战国竹简外，还有吴王夫差送给西施的“吴王夫差”、艳丽的战国丝绸、 南北朝时期“瘦骨清像”的石刻造像、唐代丰腴的仕女俑……一件件稀世珍宝被抢救回来，不仅充实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更为后人多保存了几把开启先祖秘密之门的钥匙。馆长·建设者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各地兴起了一股新建、扩建博物馆的热潮。全国各省的博物馆多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多已破旧。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各地陆续将博物馆的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立项之后，几乎所有省市的考察工作都把上海博物馆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几乎所有的考察者在参观之后都感到收获巨大——上海博物馆在软件、硬件两个方面都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而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成是马承源离任馆长前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
1985年，马承源就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任伊始，他就心怀着建设新馆的梦想，这个梦想源于1980年他的美国之行。那一年，《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文物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马承源随展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美国，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中国文物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而且其展出环境及陈列设计都好得“不能想像”，马承源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刺激。然而，迫切的心情并不能改变囊中羞涩的窘境。没有钱，这个现实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承源。
马承源的性格不允许他退缩。在建设新馆暂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准备对博物馆的陈列室进行现代化改造。1986年，他千方百计从国家文物局争取到50万元资金，首先对青铜器陈列室进行了改造：在陈列内容体系及表现手段上重新进行设计，改造室内灯光，还装上了空调。改造之后，青铜器陈列室面貌一新。之后,马承源和博物馆的同仁们再接再厉，又完成了陶瓷、雕塑和书画陈列室的改建，同样获得成功。
但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马承源尴尬万分的事情，这件事让他痛下决心：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把新馆建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来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陪同他来到改造过的陈列室。就在惠特拉姆兴致盎然之时，一串水珠突然从天而降，差点浇了惠特拉姆一身——那是房顶上安装的空调的积水。惠特拉姆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对马承源说，馆长，我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就这样，在滴答滴答的水珠旁，马承源拍下了平生最为难忘的一张照片。马承源非常难过，他感到以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小修小补、修修改改没有用处。
从此以后，马承源每次出访只要有时间，就会泡在各个博物馆里。他不仅收集文物资料，还收集博物馆的建筑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室内装修、陈列设计等问题，甚至灯光、色温、玻璃的反光处理等细节。他向国外的同行要博物馆的建筑图和结构图，询问建筑材料的产地及价格。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也许我们要造一个新的博物馆。后来，朋友们遇到他，经常会开玩笑地问：“马馆长，新馆开始造了吗？”其实那时建设新馆一事还没有提到政府的日程上，但马承源早早地就开始暗暗做准备了。
在一次次报告、一份份申请之后，马承源终于盼来了建设新馆的消息。1991年12月18日，上海市长黄菊来到上博，宣布建设上博新馆，馆址定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人民广场中轴线南侧，并将其列为
  马承源文博论集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大建设项目之一。1993年9月，上博新馆正式破土动工。从开工的那天起，马承源好像就不是馆长了，而是工程监理。从选择建材到监督施工，他都亲力亲为。60多岁的人，还常常上下脚手架，吃饭时间秘书总是把盒饭包在旧棉袄里，再发动人们去找他。出差时，他会关照秘书每天打电话汇报建设进度。从土建工程到室内装修，以至展陈设计、大堂装修，每一个馆的基本色调、光线，展柜的样式，每一个细节他都全部参与。也难怪，建新馆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他不允许有半点瑕疵。
在上博流传着一个望远镜的故事。那时，马承源的办公室与新馆工地仅一路之隔，他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一有空就举镜眺望，监督施工质量。这个故事后来得到了马承源的证实，他说：“关键时候要拿望远镜看一看，因为远了看不清。我当时已经60多岁了，虽然脚手架也能爬，但天天爬还是有些力不从心。”马承源常对身边的人说，建这个新馆不容易，我们要把它建好。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时，只有18000件文物；1996年新馆建成时，已经拥有21个门类的60万件文物，其中珍品达12万件，占江南文物的半壁江山。新馆开馆时，马承源累得病倒了，但他终于为这些瑰宝修建了一个舒适的家。社会活动家马承源把上海博物馆建设成了国际水准的博物馆，他本人更是一位国际水准的博物馆馆长。这不仅是说他的学术水平，也包括他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
在上海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刻满了捐献者的名字，他们是为建设新馆慷慨捐资的各界人士。其中有很多都是马承源的朋友：香港何东集团主席何鸿章捐资建造了博物馆贵宾厅；其胞弟何鸿卿出资赞助古代玉器馆的装修；邵逸夫赞助装修了历代绘画馆；徐展堂赞助装修了古代陶瓷馆；嘉道理家族赞助装修了少数民族工艺馆；葛士翘赞助装修了葛士翘展览厅；胡宝星赞助装修了青铜器馆；家具馆中的展品系收藏家王世襄先生庋藏，由庄氏兄弟购买后捐献。据统计，上博在新馆的建设中，共接收捐赠约1000万美元。
“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像上博这样能筹到钱，要看你平时下的功夫怎么样。”马承源说，“我们交了很多朋友，那时候，上博在国际上的声誉是最好的。很多朋友都感到上海博物馆最大气，他们很喜欢与上海博物馆打交道。” 
这些“喜欢和上博打交道”的人还有一个组织，叫“上博之友”。1994年，上博在香港收购第一批战国竹简后几个月，市场上又出现了第二批。当时上博资金困难，无力购买。“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麟、叶昌午五个人共同出资55万港币，买下竹简捐赠给上博。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马承源从香港古玩街购回的第一件重器晋侯鼎，是与美籍华人范季融逛街时偶然得之，马承源如果按照程序申报、等待批准，恐怕早失购买良机。范季融知道马承源的苦衷，当即拿出自己的信用卡，买下来让马承源直接带回上博。著名的吴王夫差，上面铸有“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吉器”12字铭文，可知这是夫差为一女子专铸之器。根据当时的礼制与青铜器铭文的惯例判断，这名女子绝非贵族而是平民，那么她应该就是西施。西施遗物，价值几何？古董商开价150万港币，当时上博账面上只有20多万元资金，马承源找到实业家何鸿章，又是何先生买下后捐给上博……
说起这些，马承源感慨地说，人要有交情啊，没有交情办不到这些事情。交情自然是交出来的，马承源交朋友就很讲究。他的文物鉴定功底深厚，很多人请他鉴定文物。只要朋友开口，不管是大半夜、下雨天，或者旅途劳累，他从不推托，马上就办，而且从来都是无偿的。马承源说，他交朋友有两个原则:一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和规定；二对博物馆有利。在这个前提下，马承源和上海博物馆都尽量给朋友们以最大的帮助和服务。这些人都是文物收藏者、爱好者，有些人还颇有研究，他们来到上博，不仅可以看陈列的文物，还可以看库房的文物;博物馆的专家从马承源以降都义务为他们做专题讲座，或帮助他们鉴定文物……收藏家们的要求上博无不重视，尽量满足。他们到上博，就像回到家一样。 
在与上博的密切交往中，收藏家们也切身感受到了马承源和上博人做事的态度，做人的标准。他们说，把东西交给马馆长，交给上博，我们放心。
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对那些早期的捐赠者及家属，马承源一直放在心里。上博为这些人买房子，装空调，马承源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说：“那些无价之宝，捐献者只要卖掉一件，就足以让后人享受几代，我们能不记住他们，关心他们吗？”
马承源做馆长时，不少上博员工都“怕”他，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而且平日言语不多，表情严肃。但是每当听他喊“开瓶酒来喝喝”，大家都知道这必是他开心的时候——马承源酒量好得惊人，但平时却很少喝酒，他这样喊时，要么是新馆建设取得了大进展，要么就是馆中又收到了珍品……
马承源走了，他的后继者们说，我们多做几件漂亮事，让马馆长在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了，也高兴地喊“开瓶酒来喝喝”，这应该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
人物轶事
吴王夫差礼器的发现1995年岁末，香港荷里活道。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在“闲逛”。在一家古玩店，马承源盯上了一件形态别致、制作精良的青铜器的肩部刻有“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的12字铭文。按照古代礼制和常见青铜器铭文的惯例，马承源推断，这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专铸的酒器。而这女子，或许该是西施。
这也是吴王夫差礼器的首次被发现。古董商开价150万港币，而当时上博账上仅存资金20万元。马承源多方设法，终于使香港著名实业家何鸿章先生斥资购下这件?，并捐献给上博。有人问马承源，为什么一定要买回那只，他说：“这是件国宝啊，我是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办法把它抢救回来，那么我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在国内文博界，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及古文字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奖、法兰西荣誉勋章。对上海博物馆职工而言，马承源则是备受尊敬的老馆长———没有他，上博不可能有国内文物庋藏“半壁江山”与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之誉；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美轮美奂的上博新馆。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却是记者几次从上博人那里听到的原话。
解放后新上海博物馆开馆的第一位观众，30年后，成了上博馆长。年轻的地下工作者想不到，这位享誉国际的文博专家早年还是我党一位年轻的地下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正读高中的马承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入大夏大学，读历史，搞学运，因为上了“黑名单”，组织上把他转移到苏北，进党校学习。
上海解放时，一身黄色粗布军装的马承源回到上海，干教育，搞工业，从事思想政治和经济理论工作，还差点儿成了仪表厂的公方厂长。在业余时间，他对文物古籍兴趣浓厚，常跑古玩市场，能识金文。1952年，上海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天开馆。还在教育局工作的马承源是参观上博的第一个人。老报人陈向平为这样的人才“错位”而可惜，向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推荐。于是，1954年，27岁的他成了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报到那天，马承源早上7点多就赶到位于南京路跑马厅钟楼的上博，眼巴巴地等着开门。当时心花怒放又迫不及待的心情，71岁的马承源记忆犹新。那是他一生“得其所哉”的转折点。
近代以来，上海已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文物市场，私人收藏丰富。上海博物馆占了地利之先。建国初期，陈毅市长重视文物征集工作，收到捐赠品，往往由市长出面送奖状、副市长出面设宴感谢，并发给奖金。一些收藏大家如苏州潘氏、合肥李氏等，出于爱国热忱，纷纷积极捐献。马承源和当时上博的专家、员工们一起，努力摸清沉在民间的收藏家情况，动员捐赠；利用文物市场，“拦截”、收购；“大跃进”中，到有色金属冶炼厂驻守，“炉口夺宝”。建馆之初只有文物1．6万件的上海博物馆，到1966年前后，在青铜器、书画收藏方面已大大跳了一级。
因为专心与文物打交道，在以后的一次次极“左”干扰中，他被打上“白专”罪名，受过党纪处分，“文革”中甚至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秀才”。“再怎么批判、罢官，文物征集工作还让我做就行”，是马承源想了好久得出的结论。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找上门来，博物馆赶紧自己组织“闹革命”以保护馆藏。一些收藏家因担心而要求捐献，还有一些人被抄家。马承源与馆长商议，以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说明文物是国家的财宝，不要破坏，博物馆可以“代管”。那段时间，他们日夜守在博物馆，随时准备出发，清点、鉴定，向藏家和里弄居委会说明情况，并出具收据、清单。“文革”后，不少藏家看到安然度过劫难的藏品，感激复感慨，不少人当即决定，变“代管”为捐献。今生最大一本书1964年，马承源组织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彩版工具书《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出版，很快被翻印流传于国外；他写的《中国青铜器》是“文革”后研究青铜器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牛津大学随即翻译出版，影响极广，还是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他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因见解独到，成为专业人士案头必备书；《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分册》和今年刚出齐的《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分册》（16册），更是本世纪最完整、系统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一本本书，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准确鉴定，渐渐确立了他作为青铜器和古文字专家的地位。
然而，对马承源而言，他此生最宏大的一本著作却不是用笔写出的。那就是崭新的上海博物馆。这部大书的“读者”，也大大多于读得懂其文物专著的人。1980年，马承源率团到美国巡展，在大都会博物馆台阶上伫立良久，回来就调整陈列，使上博内部展室焕然一新，赢来赞誉。此后，每次出访，工作之余，他从不去别处观光，就泡在各个博物馆中，不仅看展品，还要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陈列室灯光、色温、玻璃橱窗反光处理等细节，希望中国能早日有自己的现代化博物馆。申请报告写了一份又一份，常有朋友善意地调侃：“新馆开始造了吗”。最终，是他直接写信给市委书记黄菊，以不懈努力为上博赢来了今天的一块“风水宝地”和5．7亿元的资金。
从1993年新馆打下第一根桩起，马承源一直“钉”在工地上。这是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他不允许有半点瑕疵。从选择建材到设计陈列、保管，他都亲力亲为，画了部署图纸，又制展览小样。60多岁的人，还常常上下脚手架，吃饭时间秘书总是把盒饭包在旧棉袄里，再发动人们去找他。去出差时，他关照秘书每天打电话汇报进度。访美归来，预知飞机将在晚上10点到达，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北京开会，就约了馆里其他几位领导，晚上11点到他家谈谈新馆，一直到次日凌晨3时多。他的办公室与新馆工地隔开一条路，马承源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一空下来就举镜眺望。一次，他对着外墙的花岗岩贴面看了很久，告诉日本的施工人员，说两块石头间的接缝有误差，两条线不平行。对方不信，在他的坚持下只好爬上脚手架测量，结果证实误差了几毫米。这下人们可服了，叫他“马内行”。
为了“中国的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梦想成真，他付出了健康代价。1996年10月新馆正式开幕前，在香港征集文物的马承源突然中风，经积极治疗才得缓解。“开瓶酒来喝喝”不少上博员工“怕”马承源。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表情也严肃傲然为多———因为陷在自己的思想中而对周围熟视无睹。跟他出差，他眼里只有博物馆、文物，办好事就走，不为风景名胜所动，缺少情趣。他自我放松的办法，不过是换一种文物摩挲、换一篇文章写写。中风以前，他喜欢喝酒且酒量不错，海内外的老朋友常常送酒。但他每次叫“开瓶酒来喝喝”，必是为了刚为馆中收到了珍品、或新馆建设有了大进展。
然而，有机会走近他的人则说，他是个“老好人”，爽气，讲情义。他至今记得那些对上博作过重大贡献的收藏家及家属，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动情地说：“那些无价之宝，捐献者只要卖掉一件，就足以让后人享受几代，我们能不感念关心他们吗？”上博新馆投资中，有8000万元是募集来的，不少展品也出自那些已经或正在成为上博老友的海外富商、名流的捐献。几十年了，马承源和汪庆正等人，为他们作了多少义务鉴定，还以老朋友的诚意，爽快地打开库房，请爱好文物的他们欣赏，相互切磋。有了这些朋友的相帮和市领导的支持，上博才从香港和海外救回了那一批批珍贵的文物：战国竹简、晋侯?编钟、吴王夫差?、南北朝石刻造像……
今天，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上，已拥有21个门类60万件文物、珍品达12万件的上海博物馆新馆，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
主要专著
1、《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2、《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3、《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青铜礼器》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
5、《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主编(第一、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6、2001、2002年主编国家规划项目
7、《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7年
8、《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9、《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青铜器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
10、《吴越地区青铜器论文集》香港两目出版社1997年
11、《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