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谦之
求学生涯
朱谦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
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修佛学。1923年任厦门大学讲师。1924年-1928年客居杭州西湖，潜心著述。1929年东赴日本，研究哲学。 
1932年回国。1932年-1951年，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 
朱谦之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景教》等
幼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成人。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论》等小册子，因而知名于乡里。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朱谦之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学习，凡二年，又转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直至毕业。当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朱谦之深受熏陶。他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前途，勤奋学习．打下深厚功底。他听名师授课外，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社科书籍会被朱谦之读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到：“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朱在法预料的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太极新图说》等。
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朱谦之满怀搬情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并参加当时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宣传无政府思想的《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他撰文抨击时弊，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认为，读书为求学问，不想要文凭，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1920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时  朱谦之，朱谦之在《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劳动节的祝辞》，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口号，主张“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1920年，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后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才获释。出狱后，著有《革命哲学》（创造社丛书之二）一书，充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青年人理想。
求助佛教
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多次碰壁后，设想通过改造人心的途径改造社会，因而求助于佛教。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名佛学家欧阳竟无求教。经过出家体验后，他认为佛教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遂发表《反教》诗，宣布与佛门断绝关系。以后他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于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飘，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此时他发表了《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等，抛弃过去虚无主义思想，宣称宇宙人生都是浑—的真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间即可实现。
1934年，朱谦之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他在厦大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后扩充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获祖国内外好评；此书出版后，日本中村嗣次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1925年，朱谦之辞去厦大教职，隐居于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甫(和靖)故居，潜心著书立说。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哲学》；撰写了《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到大同之路》等等，以托古改制方式，宣扬儒教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希望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他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又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多次发表讲演，号召“农工大联合”，倡导革命。
历史研究
1928年，朱回杭州不久，妻子杨没累病逝，对他打击沉重，再赴广州、上海，与胡也频、丁玲、沈从文等谈诗论赋，寄情笔墨．1929年．朱谦之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在日本，他首次接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难物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说加以研究。1931年归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他在暨大主编《历史哲学》丛书，并为丛书撰写了《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历史哲学大纲》等文。1932年起至广州解放止．朱谦之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
这一时期是其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撰写了大量著作，重要的有：《历史哲学大纲》、《文化哲学》、《孔德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扶桑国考证》、《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等等。1935年，他与学生何绛云结婚。抗日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运动’；自己出资筹办《现代史学》，推动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
1949年l0月广州解放。他在中山大学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回到母校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2年至1964年，他先后完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史科学》、《老子哲学》、《老子校释》、《李贺》、《中国哲学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充著作考》、《新辑本职确镶》等一大批专著以及论文数十篇。
东方哲学
1958年后．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此后陆续发表《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新编朱舜水集》、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等著作，另外．还发表了《空海与汉文学》等重要论文多用。1964—1970年，朱谦之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致力于宗教学研究，这时他已得重病，卧床不起，但仍奋力完成《中国景教》一书，并翻译了《中国掸学思想史》和《韩国禅教史》等。 1972年，他突发脑溢血症逝世，享年73岁。
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誊：“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朱谦之读书极其认真，钻研极其刻苦，治学十分谨严。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用脑和用手，读书时常用朱笔勾画圈点、摘录。在着手写一著作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书目，如在写作《日本哲学史》时所列书目竞达30多个印张；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一书的“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竟有190处引文和注释。可见其用力之勤！他所写《老于校释》序言，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贴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巨大贡献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对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知识．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慨括在他所著《中国哲学  朱谦之史简编》
（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三部9册）中。他是治中围哲学史中最早注意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之一：他也重视中国哲学在汉文字圈中的传播和西方的影响。他在1918年就发表《周秦诺子学统述》，这是最早用新观点整理的我国早期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对孔子、老于和庄子等部有专门的著作。《老于校释》在各种版本中招集资料员丰，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研究，给予荣誉奖赏：他的《李贽》一书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好评。朱谦之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国标性荣誉。郭沫若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我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扶桑国考》、《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1958年以后，朱谦之转入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的研究生，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科选》（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另外，还协助朝鲜留学生完成《朝鲜哲学史》中“程朱理学对朝鲜的影响”、翻译《朝鲜禅学思想史》等。在上述研究中，他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经散失但仍在我国保存的珍贵文献和资料。他的开拓性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苏联和日本都曾提出要与我国合编日本哲学史资料，越南科学院要派人向朱谦之学习，希望协助他们完成《越南哲学史》等。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为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学术思想
虚无思想朱先生是一位个性独立的人物， 
因此他对哲学追求的就是“虚空粉粹，大地平沉”的虚无主义理想。在中山大学的20年，是朱谦之先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时他已经能用比较理性的思考来看待整个世界，思想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他出资创办的《现代史学》，就是以“考今”为目的，即将过去的历史用现代的思想来看待，除了解释古代社会与人物是什么外，还要看它今天有什么意义。九·一八事变发生，使他深感到“以为欲救中国，须根本上从文化着手。……深感于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复兴。”他提出了“南方文化运动”，强调“南方文化的本质，实际就是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对于帝国主义，不消说又是革命的文化了。”他说：“南方文化虽未成熟，然实为未来中国兴亡存续的一大关键，如南方无望，则中国亦无望，生存的努力，都等于无意义了。”
文化见解朱谦之先生对文化的类型和作用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化的根本类型，在知识生活上表现为四种：即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世界文化的体系，不属于宗教型就属于哲学型或科学型。就文化的传播而言，不是为印度文化所传播，就是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化所传播。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朱谦之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强调世界战争即是文化战争。他说：“须知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效果，无疑的归结为于文化。所以此次战争，亦可说是文化战争。欧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与兴亡，皆在此一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兴废，亦以此役为试金石。此战者不失败于侵略主义者魔手，则人类文明即将括垢，而中国文化，亦必将发扬光大。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实为我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最大关头。”朱先生提出的“文化战争”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前瞻性。几十年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未来世界的冲突即为各种“文明”的冲突，实为朱先生思想的继承，可惜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朱先生这一思想的重要性。
学术成就
文化遗产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
专着42部，译着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着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中国还是开创  朱谦之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誊：“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朱谦之读书极其认真，钻研极其刻苦，治学十分谨严。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用脑和用手，读书时常用朱笔勾画圈点、摘录。在着手写一着作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书目，如在写作《日本哲学史》时所列书目竞达30多个印张；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一书的“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竟有190处引文和注释。可见其用力之勤。他所写《老于校释》序言，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贴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对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知识．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慨括在他所着《中国哲学史简编》（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三部9册）中。
他是治中国哲学史中最早注意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之一：他也重视中国哲学在汉文字圈中的传播和西方的影响。他在1918年就发表《周秦诺子学统述》，这是最早用新观点整理的中国早期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对孔子、老子和庄子等部有专门的着作。《老子校释》在各种版本中招集资料员丰，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研究，给予荣誉奖赏：他的《李贽》一书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好评。朱谦之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国标性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英文版）
郭沫若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中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扶桑国考》、《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1958年以后，朱谦之转入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的研究生，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科选》（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另外，还协助朝鲜留学生完成《朝鲜哲学史》中“程朱理学对朝鲜的影响”、翻译《朝鲜禅学恩想史》等。在上述研究中，他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经散失但仍在中国保存的珍贵文献和资料。他的开拓性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苏联和日本都曾提出要与中国合编日本哲学史资料，越南科学院要派人向朱谦之学习，希望协助他们完成《越南哲学史》等。朱谦之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驰名世界的史学家2010年5月7日，国际著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英文版，英文书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ans》，国际书号总号13：9781155788609，分号10：1155788605），内收黄现璠（Huang Xianfan）、郭沫若（Guo Moruo）、季羡林（Ji Xianlin）、顾颉刚（Gu Jiegang）、翦伯赞（Jian Bozan）、朱谦之（Zhu Qianzhi）、杨继绳（Yang Jisheng）、薛宗正（Xue Zongzheng）（按书封面英文名和收入内容先后顺序排名）等一批驰名世界的史学大家。除封面列名之外，书中还收有柳诒徵、白寿彝、李文海、孟宪实、易中天、王立群等人传记。
南朝齐人物
朱谦之[1]，字处光，吴郡钱唐人也。父昭之，以学解称于乡里，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县令申灵勖表上，别驾孔稚圭、兼记室刘琎、司徒左西掾张融笺与刺史豫章王曰：“礼开报仇之典，以申孝义之情；法断相杀之条，以表权时之制。谦之挥刃酬冤，既申私礼；系颈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杀之，则成当世罪人；宥而活之，即为盛朝孝子。杀一罪人，未足弘宪；活一孝子，实广风德。张绪、陆澄，是其乡旧，应具来由。融等与谦之并不相识，区区短见，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时吴郡太守王慈、太常张绪、尚书陆澄并表论其事，世祖嘉其义，虑相复报，乃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之兄选之又刺杀恽，有司以闻。世祖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吴兴沈摐闻而叹曰：“弟死于孝，兄殉于义。孝友之节，萃此一门。”选之字处林，有志节，著《辩相论》。幼时顾欢见而异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