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略·中略
作品原文
夫三皇[1] 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2] 者，体天则[3] 地，有言[4] 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5] 功，四海化[6] 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7] 者，制[8] 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9] 备衰，四海会同[10] ，王职[11]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12]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13]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14]。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15]，则功难成。”《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16]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17]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18]于下。”《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1]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19] 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20] 谋。”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21] 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22] 。
故圣王御[23] 世，观盛衰，度[24] 得失，而为之制[25] 。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26] 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27] 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28] 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29]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30]《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31]盛衰之源[32]，审治国之纪[33]。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1]
夫高鸟[34] 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35] 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36] 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37] ，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38] 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39] 离，威权一与[40] 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41] 。故弱之以位[42] ，夺之以国[43] ，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44]，其论[45]骏也。存社[46]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47]也，故世主秘[48]焉。[1]
作品注释
[1]三皇：关于三皇的说法有很多。有以下几种：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所引的《礼纬含文嘉》）;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伏羲、祝融、神农（《白虎通·号篇》）;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伏羲、神农、黄帝（《尚书》、《帝王世纪》）。最后一种说法由于《尚书》的影响力而得到推广，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中国最早的三位帝王。此外，汉朝的纬书中称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是三位天神（《河图》、《三五历》）。后来在道教中又将三皇分为初、中、后三组：初三皇具人形；中三皇则人面蛇身或龙身；后三皇中的后天皇人首蛇身，即伏羲，后地皇人首蛇身，即女娲，后人皇牛首人身，即神农。但是目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三皇”指燧人、伏羲、神农。
[2]帝：指五帝。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伪《尚书序》）。这种说法因为经书地位的尊贵，因此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于是这一五帝说被奉为古代的信史。
[3]则：效法。
[4]言：教化的言语。
[5]让：辞让、推让、谦让。
[6]化：教化。
[7]王：指三王，即夏商周三朝的开创者：夏禹、商汤、周文王（或者是周文王和周武王）。
[8]制：统治、管理。
[9]矩：原本的意思是画直角或者方形的工具，此处引申为法度。
[10]会同：古代诸侯朝见天子叫做会同。
[11]王职：朝廷官员的职务。
[12]以：凭借、通过。
[13]霸：指“春秋五霸”，这一名词也有几种说法。（1）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白虎通·号》）。（2）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孟子·告子下》）。（3）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夫差（《荀子·王霸》中杨倞注）。其中第二种说法较为常用。
[14]用命：服从命令。
[15]内御：请示上级，指由朝廷控制。
[16]邀：追求。
[17]为：因为。
[18]附：依附。[1]
[19]以：用、通过。
[20]暗主：昏庸的主子。
[21]事：服侍。
[22]蹶：跌倒。引申为倾覆。
[23]御：治理、管理。
[24]度：观测、预测、估计。
[25]制：这里用做动词，制定制度法令。
[26]泽：恩泽。
[27]嫌：嫌疑。
[28]师：效法、仿效。
[29]差：划分等级、区别。
[30]晓：明白。
[31]明：明白、知道。
[32]源：本源，根渊。
[33]纪：纲纪、根本。[1]
[34]高鸟：即飞鸟。
[35]谋臣：参与出谋划策的属下。
[36]极：极点、极致。
[37]中州善国：中原最好的国土。
[38]说：通“悦”，取悦，使……高兴。
[39]一合：统一。卒：通“猝”，突然。
[40]一与：交给一个人，指掌握在一个人手中。
[41]阶：阶梯。这里指关键、根本。
[42]位：高位。
[43]国：国土。指分封土地。
[44]作：作为、行为。
[45]论：道理、理论。骏：通“驳”，驳杂。
[46]社：土地神。稷：谷神。因为古代帝王都祭祀社稷，因此后来社稷就成为了国家的代名词。
[47]势：权势。
[48]秘：这里用做动词，当作秘密、宝贝的意思。[1]
作品译文
在远古的三皇时代，尽管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言辞、政令，却有良好的风气自然流传四海，所以天下人都不知道这个功劳应该归于谁。到了五帝的时代，他们效法顺应自然规律，设教施令，天下太平安乐。君臣之间相互谦让而不争功，因而教化流传于四海，百姓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太平安乐。所以使用臣属不必依靠礼赏有功的人，也能相处得和谐而无矛盾。到了三王时代，注重以道德治人，使人心悦诚服；制定各种法规以防世道衰乱，四海诸侯按时朝见，朝廷职权就不衰落。这样，虽有军备，却无战祸。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安定，君权巩固，臣属适时身退，君臣之间也能和谐而无矛盾。春秋时期的五霸时代，统治臣属用权术，结交贤士靠信义，使用人才靠奖赏。如果信义减弱，贤士就会疏远，奖赏不够，属下也不会听从命令。
古代的兵书《军势》说：“出兵打仗，将帅军务在于自行决断。如果进退都要受朝廷的控制，那就很难成功。”《军势》上说：“使用有智谋、勇敢、贪婪和愚笨人的方法，各有不同。有智谋的人乐于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好实现其志愿，贪婪的人追求利禄，愚笨的人不顾惜生命，要根据各自的特点来使用他们。这是军队用人的妙术。”《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言善辩的人谈论敌人的长处，因为这会混淆视听，扰乱军心；也不要用仁慈的人掌管财物，因为他们会滥施财物去迎合下级。”《军势》上说：“军队中要禁止巫祝，不准他们给官兵卜问军事上的吉凶。”[1]
《军势》上说：“使用有节操的人不能靠钱财，因为有节操的人不会为不仁的人去效死卖命；聪明的人，不会为昏庸的君主出谋划策。”君主不可以没有德行，没有德行，臣属就会叛离；君主也不可以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就会丧失权力。臣属不可以没有德行，没有德行，就不能为君主尽忠守职；不可以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国家就会衰弱，威严过盛，自己就会栽跟头。
所以圣王统治天下，观察盛衰的变化，考虑得失的原因，从而建立制度。所以规定诸侯辖二军，方伯辖三军，天子辖六军。后来天下混乱，叛逆逐渐发生，天子的恩泽竭尽，诸侯之间就会结盟立誓互相攻伐。由于政治军事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于是千方百计收揽英雄之心，与他们同喜好同憎恶，然后再运用权术。所以，不用计策就无法决嫌定疑，不诡诈出奇就不能破奸灭寇，不施阴谋就不能成功。
圣人能够体察宇宙的法则，贤者能够顺应自然规律，智者能够以古为师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因此，《三略》一书是为乱世而作的。通观全篇，《上略》是说设置礼赏，辨别奸雄，阐述成败的；《中略》是区别德行、明察权变的；《下略》是阐述道德、分析安危，说明嫉贤妒能、迫害人才的灾祸的。所以，君主深通《上略》之理，就能任用贤人，战败敌人；深通《中略》之道，就能驾驭将帅统领士兵；深通《下略》之言，就能明白盛衰的根源，熟悉治国的纲纪。臣属深知《中略》之道，就能成就功业保全身家。[1]
高飞的鸟死了，良弓就要被收藏起来；敌国灭亡了，谋臣就要被消灭。所谓消灭，并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削弱他们的威势，剥夺他们的权力：在朝廷上给他们高官厚禄，以表彰他们的功劳；再给他们中原的良田沃地，就会使他们家庭富裕；再给他们美女珍宝，就会使他们心情舒畅。士卒一经编成就不能仓促解散，兵权一经授予就不能马上改变。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回朝的时候，正是君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要削弱将帅的实力而给他们高位，剥夺他的兵权而封给他们以土地，这是“霸者”统御将帅的策略。因此，“霸者”的行为，其道理是很复杂的。既要保全国家又要收罗英雄，这就是《中略》所论的权势，是历代国君的秘宝。[1]
作品评析
《中略》命名为“御将统众之计”，说的就是怎样管理将领、统一军队的计谋、方法。作为首领，有四种统一、安定部下的方式，即“三皇之法”、“五帝之法”、“王者之法”、“霸者之法”。第一种方法是很玄妙的，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则是要效法天地来制定措施，让天下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教化，从而具有仁德之心，服从统治者的命令；第三种方法是统治者遵循“道”来治理国家，让天下人都心甘情愿地服从；第四种是统治者用权变和信用统一诸侯，使民心归附。只要掌握了其中的一种，那么就可以所向披靡了。
主将发出的命令要果断，不需要事事都请示上级；要合理调遣智者、勇敢的人、有贪欲的人、愚笨的人，根据他们的特点让他们的本领尽可能地发挥；要稳定军心，不让能说会道的人称赞敌方，军中也不能听从巫祝的话，以免妖言惑众、军心涣散。主将要有德行，从而部下才能顺服、听从。
本篇指出《三略》是衰世的作品。因此，此书写作的目的其实不完全在怎样调兵遣将、谋敌制胜上，而是要使统治者以德治兵、治国。关于这一点，《下略》中有具体的论述。所以这里说“《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中略》写作的目的在于“存社稷罗英雄者”，这是《中略》的效力。[1]
国学故事
1. 唐太宗用人论功定赏
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召集群臣，论功行赏，封房玄龄为中书令、邗国公，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蔡国公，都为一等功臣。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仗着自己是太宗的叔父，带头发泄不满说：“您和高祖从太原一起兵，我即举兵响应，平定京师立下了大功。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不过是些刀笔之吏，却被封为一等功臣，职位在我之上，我哪能咽下这口气!”太宗开导淮安王说：“国家的大事，无非是赏与罚。赏得公平，没有功劳的人就会自动靠边；罚得恰当，作恶的就会有所收敛。可见，奖赏什么人，惩罚什么人，是不能草率从事的。我是根据功劳的大小来确定奖赏的。开始起义，叔父虽然首先带兵响应，大概也是自己想免除祸灾。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灭。房玄龄等人在军营中出谋划策，坐在那里安定了国家，有运筹帷幄的丰功伟绩。论功行赏，被列入一等功臣是当之无愧的。叔父您与我是骨肉至亲，可不能利用私情去和那些功勋卓著的人争功啊!”淮安王被说得满面羞惭，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将军丘师利等人本来打算跟在淮安王后面一同起哄，听了这番有理有据的分析批评，也都打消了争功比高低的念头。他们说：“陛下这样公道，不徇私情，我们怎能不安分呢!”于是都心悦诚服。
房玄龄说：“皇上当秦王时，府中的旧人没升官的都抱怨。认为服侍皇上多年了，任命的官职反而在皇上兄弟的府中人之后。”唐太宗说：“大公无私才能让天下人心服。我和你每天所吃所穿，都是索取老百姓的。因此，设立官员的职务，为的是给百姓办事。应当选择有才能的人来用，不能根据新人旧人来排定职务的大小。真要是新人有才能，旧人不像样子，怎么可以抛开新人而用旧人呢!现在不谈他们有没有才能，光说他们满意不满意，难道这是掌管国家大政的原则吗!”　[1]
2. 狄青掷钱稳军心
北宋时期，南方广源州的侬智高起兵反叛朝廷，宋仁宗派大将军狄青前去平定。
狄青率大军离开桂林后，由于出路艰险，一些士兵开了小差，而且，日落日出，开小差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即使严加惩处，也收效不大。狄青手下有个多才多智的谋士，叫做刘易，狄青向刘易请教对策，刘易搜肠刮肚，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几天后，大军在途中休息。狄青召集身边的将士，对他们说：“此次远征，山高水险，路途坎坷，吉凶难卜，难怪弟兄们开小差。我现在想借助神明来测知吉凶，我把100个铜钱扔上天空，待它们落到地上，如果个个面朝上，那就是吉，我们就进军；如果有一个铜钱不是面朝上，那就是凶，我们要班师回朝，诸位意见如何?”众将士齐声说“好”。
狄青命令一名亲兵拿来一袋铜钱，狄青伸手从袋子中抓了一把，数足是100个，攥在手中，然后闭上双眼，虔诚地祷告：“神明保佑!神明保佑……”
将士们一个个瞪大眼睛，望着狄青。
突然，狄青睁开两眼，将100个铜钱抛入空中，待铜钱落地，将士们纷纷跑上前观看——100个铜钱个个面朝上!顿时，“神明保佑”的欢呼声响震山谷，三军将士无不欢欣鼓舞。
狄青向天空中跪拜致意，然后命人拿来100只钉子，把100个铜钱钉在地上，又用青纱罩在上面，还亲自动手加了封，最后，再次祷告：“待大军得胜回朝，一定用厚礼祭奠神明，到那时再取回这些铜钱!”
其实，这是谋士刘易借助将士们迷信鬼神的心理来稳定军心的一条“诡计”——因为所有100个铜钱的上、下都是“面”，铜钱和“将士”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
果然，狄青掷铜钱以后，士气高涨，再也没人开小差。狄青指挥三军迅速南进，一举平定了侬智高的叛乱。[1]
3. 戚继光恩威并用练精兵
“戚家军”是一支名垂青史的光荣军队，他的创建者是明朝参将戚继光。
明朝嘉靖年间，江浙沿海一带倭寇横行，戚继光奉命组建一支新军抵抗倭寇。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戚继光亲赴义乌、永康等地招募了4000多名新兵，对新兵进行精心训练。
戚继光把实战杀敌作为最重要的训练。他按士兵的年龄大小、身材高矮、体质强弱不同，分别授予不同的兵器，让士兵身穿重甲、手握重器、脚裹沙袋，练习体力、手力和脚力。倭寇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江浙沿海一带，戚继光根据江浙沿海的地形和倭寇的作战特点，创制了鸳鸯阵法、两仪阵法、小三才阵法和三才阵法，这些阵法，长短兵器结合，变化无穷，在实践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戚继光还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要求全军将士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违者严加惩处。一次，一名跟随戚继光多年的亲兵违反了军规，戚继光得知后，立刻命令依照军法斩首示众，众将士无不悚然。
对于那些作战勇敢、立有战功的将士，戚继光总是论功行赏，不断地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来。
戚继光的“新军”组建不久，倭寇在台州（今浙江沿海）一带登陆，戚继光与倭寇交战9次，9战9捷。倭寇逃离浙江，转而骚扰福建、广东沿海，戚继光又转战福建、广东，在广东横屿岛歼敌2000多人，在广东牛田连破倭营60多座，在福建将倭寇全部逐走。
由于戚继光的卓越功绩，戚继光的“新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戚家军”。[1]
4. 清军有兵不练屡遭败
我们不能忘记近代史上当帝国主义军队一次又一次入侵我国之时，有着庞大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大清王朝，屡战屡败，眼睁睁地看着帝国主义破门而入，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我们的祖国。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从军事角度而言，官兵素质差，缺乏战斗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镇江陷落之时，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凭长江天险，与英军决一雌雄。道光帝叹息说：“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道光夷务》第五册）他所说的“无人”，指无长于韬略的将领；“无兵”，指少英勇善战的军队。当时澳门新闻报曾这样评论说：“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些话虽然不无夸张，但清军之无战斗力则是毋庸置疑的。
清军许多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战守无策，一味被所谓“船坚炮利”所吓倒，听凭英军沿海北上、南下，不敢进行坚决的还击。钦差大臣琦善接替林则徐后，只知裁减水师，遣散水勇，撤除障碍，允割香港，赔偿巨款，一心退让乞和。靖逆将军奕山督师广州，不思如何退敌，反而叫嚷“防民甚于防寇”，广州被围立即竖起白旗投降。三元里人民自动抗击英军，而他却为英军解围。扬武将军奕经援浙，屯兵苏州不前，沉溺于歌舞酒色，后分兵三路，同时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企图侥幸取胜，结果大败而还。更愚蠢的是参赞杨芳，竟然收集民间马桶，想以邪术破坏英军猛烈炮火。当英军进至南京江面时，两万英军已减员至7000人，而且病号相当多，能战之兵只有3000人，已成强弩之末了。可是，掌握指挥大权的清朝重臣们怯敌惧战，不趁机实施还击，反而向英军屈膝投降。依靠这样一群昏庸腐朽的将帅指挥作战，鸦片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大量史料说明，多数清军基层官兵只知酗酒、吸毒、聚赌、狎妓、养鸟、强拉民夫、欺压民众。浙东前线有的旗兵，竟“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不愿打仗，也不会打仗。厦门地方官徐继畲这样描写当时清军情况：“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怎么能够指望这样的军队去战胜敌人!
一切先进的军事学术，高超的技术战术，过人的胆略和非凡的勇敢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都是从严格、艰苦、紧张的训练活动中获得的。清军入关后耽于安乐，无心征战，将军事训练弃置一边。
操练废止，终日“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懒、克扣、冒饷、窝娼、庇盗、开赌场、吸鸦片”（罗尔纲《绿营兵志》），技术战术无从提高，嘉庆帝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御批道：“于甲辰年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罗尔纲《绿营兵志》），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在饥渴劳累、险象丛生的战场上制伏对手!侵略军在许多地方如入无人之境，正是由于清军缺乏严格训练，战斗力丧失的结果。[1]
今天，我们正处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帝国主义靠几尊大炮即可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炮舰政策的影子并没有完全从地球上消失，国家利益仍然需要国防来保卫。只有提高军队素质，铸造国防的利剑，才能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5. 孙武军前斩美人
春秋末年，孙武从齐国来到南方的吴国，经吴国大夫伍子胥的介绍，见到了吴王阖闾。吴王说：“你写的兵法13篇我已经读过了，你能用我的宫娥彩女做一次军事演习吗?”
显然，吴王并不是要看认真的军事演习，而是要和孙武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孙武知道吴王的用意，决心因势利导，假戏真做，使这次军事演习成为体现纪律严明、信赏必罚以及“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这些最新军事思想的典范。
于是从宫中选出180个美女，分成两队，任命吴王最喜爱的两个宠姬作为队长，每个人都手持方天画戟，英姿飒爽，意气风发。
孙武耐心细致地对她们进行交代：“你们知道前心，后背，左手，右手吗?如果发布命令‘向前走’，就对着前心走；‘向后走’，就转过身走；‘向左走’，朝左手走；‘向右走’，朝右手走。这些口令你们都听清楚了吗?”180名女兵同声回答：“听清楚了”。
接着在军前树立银光闪闪的大斧，这是用来执行军法的，违背军法的当场斩头示众。
孙武下令擂起战鼓，发布“向右走”的口令，这些在宫中娇生惯养的美人哈哈大笑，站在原地不动。孙武说：“你们可能对口令还不明白，对军法还不熟习。”又不厌其烦地三令五申，直到每一个人都明白无误。
孙武第二次下令擂起战鼓，发布“向左走”的口令，这些美女更加笑得前仰后合，仍然站在原地。孙武严肃地指出：“口令不明，军法不熟，是大将的责任；口令已明，军法已熟，而不按口令行动，是违反军法，两名队长应承担罪责。”下令把两名队长推出斩首。[1]
吴王在远处高台上正看得高兴，忽见孙武要斩两名队长，连忙派专使下来制止，说：“我已经知道孙将军会用兵了，这两个美人是我最宠爱的，没有她们，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甜，请不要杀她们。”孙武对专使说：“吴王既然任命我为军事演习中的大将，大将在军事行动之中是可以不接受国王命令的。”两名队长的头用大斧剁下来，放在盘子里在军前传观，又任命两名宫女充当队长，重新擂起战鼓发布各种口令，两队女兵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跪下、起立，一举一动都符合军令的要求，严肃认真，鸦雀无声。孙武使人向吴王报告：“这支娘子军已经训练就绪，可以使她们去赴汤蹈火，请吴王下来观看。”吴王因两个宠姬被杀，心里十分难过，说：“孙将军请回宾馆休息，我不愿下来观看。”孙武说：“吴王只会说空话，而怕做实事。”[1]
通过这次军事演习，吴王了解了孙武的军事才能，任命他为吴国的大将。后来，孙武率领吴国的军队打败强大的楚国，攻进楚国的首都，为吴国立下赫赫战功。
6. 李愬善待降将克蔡州
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彰义（彰义、淮宁，均属淮西道，治所在蔡州）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隐匿父丧不报，对外谎称父亲得病，由他自己统领军务。随后，吴元济以蔡州为据点，在淮西烧杀抢掠，公然反叛。唐宪宗派人安抚不成，只得调遣各路兵马前往讨伐。平叛战争持续两年多，屡遭失败。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为了尽快结束战事，李愬主动给唐宪宗上书，请求领兵讨伐吴元济。李愬是唐朝著名大将李晟的儿子，青年时代即受朝廷的重用，历任多种官职，政绩卓著。当时新任宰相裴度也认为李愬有军事才能，可以重用。唐宪宗遂命李愬为隋唐邓节度使，负责西路官军的指挥。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李愬到达淮西前线的唐州（今河南泌阳县）。他看到官军将士普遍惧战，士气低落。李愬因而决定暂时不主动出击。他首先慰问将士，抚恤伤病人员，让部队战士休养生息。淮西叛军由于连败官军，滋生轻敌情绪，又见新任的统帅李愬并不采取军事行动，因而不做任何准备。西线官军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已经可以作战了，李愬便着手进攻蔡州。考虑到兵力不足，采取“以敌制敌”的斗争策略，削弱叛军实力，增强自身力量，最后消灭叛军。一天李愬部将马少良在巡逻时与叛军丁士良相遇，展开一场恶战。最后丁士良战得精疲力竭，被马少良生擒而归，丁士良随即被押到李愬跟前。李愬问他有何话说。丁士良镇定自若地说：“大丈夫死则死耳，啰唆什么!”李愬叹道：“好一个大丈夫!”即令部下给他松绑，并任为将。于是丁士良感激李愬再生之恩，甘愿以死相报。当时蔡州西面有一个重要的外围据点文城栅，由叛将吴秀琳驻守，唐军曾数攻不克。丁士良向李愬献策道：“文城栅之所以难以攻破，都是因为有陈光洽在为吴秀琳出谋划策。公若许可，我就设法去把陈光洽捉来。”李愬欣然表示赞同。丁士良果然捉获了陈光洽。吴秀琳由于失去陈光洽为他谋划，没多久就献出文城栅，率部投降。李愬重用为衙将。吴秀琳属下有一员干将，名叫李宪，颇有才勇，李愬替他更名为李忠义，然后让他在身边做事。李愬又命人把文城栅降将的家属全部迁到唐州保护起来。由于连续取得胜利，官军士气重新振奋起来。叛军见形势不利，纷纷投降。李愬让他们去留自便，对家有父母的，还特别发给衣帛路费。不少降卒感激不已，愿意留下为李愬打仗。李愬每得降卒，必定亲切接待，多方询问，因而叛军中地形险易，兵力虚实无不知晓。李愬开始谋取蔡州叛将，吴秀琳献策道：“兴桥栅（在文城栅以东）守将李祜是吴元济的健将，骁勇善战，公欲取蔡，非先取李祜不可!”一日，探马飞报，说是李祜率领士卒在张柴村割麦。李愬设下300伏兵，活捉了李祜。由于李祜在以往的战斗中杀死不少官军，众将都非常恨他，纷纷要求把他杀死。李愬连忙劝退众将，亲自为李祜松缚，待为上宾。李祜见李愬如此优待降将，愿弃暗投明，与李愬一起筹划攻取蔡州。诸将对李愬把人人切齿痛恨的降将待为上宾，并委以重任的做法，不理解，不服气。李愬只好派人将李祜押送朝廷处置。事先上了一道密表，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意图，并且说：“李祜是讨伐吴元济不可缺少的将才，如若杀了他，平定蔡州恐怕难以成功。”唐宪宗甚为赞赏李愬善待降将的做法，下诏赦免了李祜，让他返回到李愬军中。李愬随即任命李祜为散兵马使，令其佩刀，出入李愬营帐。经过这一番波折，李祜愈加感激朝廷的信任，不断为李愬出谋献策。其他降将见此，更加愿意拼死效力。没多久，李愬即用李祜的计策，雪夜攻破蔡州，迫降吴元济。[1]
作者简介
黄石公（约公元前292年――前195年），齐国人（今山东淄博）。据宋人罗沁《四皓辩》史记，黄公石，又名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因避秦时苟政暴虐，曾隐居湖北谷城黄石山，世称黄石公，后又在太湖夏黄修道，故曰夏黄公，简称“黄公”。 
黄石公原在庄襄王中担任股肱大臣，辅佐幼帝有功。后在帝国皇宫中被收为门客谋臣，是专门研究兵法的大学士，曾用名“方衍”。宰相吕不韦主编的古代百科全书式著作《吕氏春秋》中“论威”、“决策”、“三略”等诸篇兵法，都是黄石公撰写。后受吕不韦与秦皇逼交《太公兵法》之害，又看透他们狼狈为奸的暴政手段，才弃仕与另三位大臣一道归隐商山，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山四皓”之称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