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华金
上海铁道书法家协会主席
人物简介周华金　字矢萌，号竹山，男，汉族，1938年12月生浙江江诸暨。上海铁路局文联副秘书长，二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铁道书法家协会主席。从小学习书法，1953年进铁路上海站工作，1968年出版《毛主席语录新魏体字帖》，1979年新魏体书法作品在首次全国书法评比中评为百幅优秀作品之一。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国际重要书法展览并获奖，被多家博物馆等各种机构和国际著名人士收藏，其传略载入30多种典籍，出版多种书法著作。自幼酷爱书画，师从虞九城，后行马公愚指点，书艺大进。50年代中期注重研习北魏诸碑，尤爱《郑文公碑》和《始平公造像记》。作品入选河南"国际书法展览"、上海市书法展览和省市书法联展上，多次入选"全国铁路书法展览"并获奖，或被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及被刻碑。有的作品被收入《百幅优秀作品集》及在多种报刊发表。出版《怎样写新魏书》。[1]
社会评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出版了多种新魏体字帖，其中出版最早、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上海东方红书画社1968年5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新魏体字帖》。但这本字帖未注明作者，使书写者是谁一直成谜。2010年，我为寻找这位作者，特意到这家出版社的现单位——上海书画出版社查询，但被告知早年的资料已尽失，无法提供这一字帖及作者的资料和线索。一年后，作者终于找到了——他就是曾任上海铁道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周华金先生。
结识陈禄渊
77岁的周老忆及他与陈禄渊的三次交往。
1953年，他中学毕业，考入上海铁路局下属的上海火车站，分配在售票部门工作。当年国庆节，会一手书法的周华金，被领导安排写节日标语。同在上海火车站另一部门工作的陈禄渊看到了，马上找到他。年届50的陈禄渊与18岁的周华金，因字结缘，很快熟识起来，有了密切的来往。
这样的来往只延续半年就中断了。听说陈禄渊被调走了。又听闻陈禄渊有历史问题，而上海站被认为是重要部门，有问题的人要被清理，于是被遣送到大西北。
第二次是数年后，陈禄渊在西北生活不下去，回到上海。此时陈禄渊已一无所有，找到他，向他要些毛笔。知道陈禄渊已没有生活来源，周华金把相当一个月工资的几十元钱给了他。
第三次是“文革”开始后，陈禄渊从宜兴到上海，来看望他。而他此时正受运动冲击，在劳动，见了面也不好多说什么。得知陈禄渊生活困难，就将随身为数不多的钱全给了。
周老回忆说，陈禄渊的魏体确实写得很好。他的字还有个特点，就是有些字的结构别人很难处理，但陈禄渊总能写得很漂亮。而且陈禄渊的隶书也很好。“我很敬重陈禄渊。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如果有好的社会环境，他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书艺之路
就如当年陈禄渊书法出名于上海火车站，周华金也是在上海火车站成就了他的书法事业。
周华金从小习字，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楷书都有系统临习，秦篆汉隶等书法之源，以及孙过庭、怀素、米芾、黄庭坚、王铎等行草也有涉猎。
进入上海火车站，领导安排他做宣传方面的工作。周华金说，因为上海火车站是上海的重要门户，标语写的很多。他开始是写颜体、欧体，但总觉得用于大字不是很好。当时陈禄渊已不在火车站，但陈禄渊写的字还留存很多。他看到陈禄渊用魏体写的大字效果很好，于是决定改写魏体。
他揣摩陈禄渊魏体字的写法，又研习始平公、杨大眼、郑文公、张猛龙等诸多北魏碑刻，还从郑板桥、赵之谦、康有为对魏碑的变革中受到启示，融入自己熟悉的颜真卿、欧阳询的笔意，结合他所喜欢的体操、武术、芭蕾舞等形体造型中得到的启发，经过数年的探求，具有自己风格的字体逐渐形成了。
大约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上海火车站地区，用这种耳目一新的字体写成的大字标语和各种标牌、告示，渐渐引起了南来北往众多人士的瞩目和喜爱。一些书法爱好者会驻足欣赏，久久不愿离去。有的则用相机拍摄下来，或用纸覆在上面描写，供回去临摩。上海火车站是重要门户和交通枢纽，影响大，辐射广，周华金的字通过铁路大动脉迅速走红，全国各地纷纷邀请，请他为各地的展览、乃至全国性的重要展览书写。全国各地的书法爱好者乃至一些书法家，从南至海南岛，北至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西至兰州、西安，以及北京、天津、成都，昆明、广州等地纷纷来信，有的甚至专程来到上海火车站要求拜师学习。上海本地喜欢这一字体的当然更多。六十年代初上海工人文化宫开办书法培训班，特邀请周华金教授这一字体。
周老说，他年轻时更大的兴趣爱好是文学，但年复一年繁重的书写工作，以及经常奔波各地城市参加各种展览工作，使他无法顾及其他，是工作需要使他走上了书法之路。
“新魏体”名称由来
上海火车站这种字体获得了社会广泛喜爱，但人们未必知道是周华金书写，也不知如何称呼这种字体。看似魏体，又不是传统的魏体。这种字体流传越来越广，学的人越来越多，因为首见于上海火车站，人们便称为“铁路体”、“火车体”。
1964年，上海的出版社为满足社会对这一字体的喜爱，决定将周华金的字体出版字帖。原定内容为周华金书写的苏东坡词二首——“大江东去”篇与“明月几时有”篇。书稿在大连、广州、北京征订时大受欢迎。但就在申报审批过程中，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批判三家村”开始了，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原来的书稿内容不能用了，出版陷于停顿。
后来出版社决定将字帖改写为毛主席语录。定书稿时，编辑问周华金：“你的字体基础是魏碑，又有颜、欧的笔意，行书的笔法，叫什么字体好呢？”周华金一时拿不出方案。编辑说：“这样好不好，根基是魏碑，又有新的东西，就叫‘新魏体’行不行？”周华金立即赞同：“好啊！就叫‘新魏体’！”——就这样，以“新魏体”命名的首本字帖《毛主席语录新魏体字帖》1968年5月由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手写字帖，之前出版的都是古代碑帖。）
期间也曾探讨是否可称“新魏碑体”。周华金认为，古代魏碑是经过碑刻保存下来，所以有个“碑”字。现在的新魏体是写出来的，不是在碑上刻出来的，所以不宜有“碑”字，还是称“新魏体”好。
周华金说，当时是特殊时期，一没署名，二没稿费，这些他都不计较，但这本字帖自己感到写得很别扭，因为出版社要求每一字每一笔划都要端正清楚，要利于初学者学习，而这样的书写不符合他平时的书写习惯。
新魏体名称的来历，一直是我要探求的，不意在这次采访中获得了答案。首本以新魏体命名的《毛主席语录新魏体字帖》的出版，对社会公众认识新魏体，使新魏体从上海迅速流行到全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告诉周老，为做新魏体专题，在宜兴采访了许多书法爱好者，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曾有过这本字帖，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我征集到一本1969年第3次印刷的版本，版权页注明总印数是130万册。周老说，编辑告诉他最终总印数是180万册，应该是所有同类字帖中印数最多的。
关于新魏体的非议
书法界曾经对新魏体有一番争议，有人说“新魏体不属书法，是美术字”，对此类问题，我请教了周老。
周老认为，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会有人不适应，或反对，历来如此。据传，颜真卿当年开创书法新貌，也曾遭多年的非议，但最终他创造的颜体被后人大为推崇，他也被公认为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新魏体作为一种创新的书体，一是难以被所有人接受，会出现非议，并不奇怪。新魏体多年来一直大受欢迎，广泛使用，已经证明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有人认为新魏体不是书法的理由，一是笔画程式化，二是用扁笔写的。周老说，一，任何书体的笔画，如颜、欧、柳等各体，都有其特有的笔画特征，才形成各自特有的书体风格。如没有“蚕头燕尾”这一笔画特征，你就不能说它是隶书。新魏体的笔画当然也有其特征，如粗壮凝重，外方内圆，撇捺有明显顿角，以及结体的内部严谨、外部伸展的特点，形成了新魏体独有的美感形式，但不能说这是程式化。二，通常写新魏体，用的就是一样的普通毛笔，不用剪去笔锋，也不用刻意捏扁。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写特大的字，会使用其他的工具替代，但不能单以用笔来认定是否书法。金农写“漆书”，就是用扁笔写的，不都认为是书法吗？
有人非议新魏体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被利用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周老认为，这种非议在今天看来就很可笑了。首先是时间上不对，新魏体这一名称固然是后来才有的，但这一字体在“文革”前早就存在。就他而言，五十年代中期，他的这一字体就已定型，许多人也学写他的字体。当然在“文革”时期新魏体得到空前广泛的运用，但其他各种字体的毛笔字在那个年代也都运用得极其广泛，那是否要将颜、欧、柳等各种字体都要拿出来鞭鞑一番呢？是否索性连毛笔字也要“打倒”呢？（周载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