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开周
简介
李开周，男，（1980—）河南开封人，专栏作家。
2003年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做过测量和预算，2006年从事职业写作，先后在世界新闻报、中国财经报、半岛都市报、金陵晚报、西安晚报、杭州日报、中国烹饪、万科周刊、新京报、深圳商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设专栏，兼为文史题材专题片撰写解说词。
已出版专栏结集：《祖宗的生活》（齐鲁书社）、《千年楼市：穿越时空去古代置业》（花城出版社）、《食在宋朝：舌尖上的大宋风华》（花城出版社）、《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上海三联书店）。
阅读
（问）三十年悦读史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我七岁上学，八岁识字，所以确切地说，应该是二十年悦读史。二十年也是往大里吹，切掉决不买书的那些年，剩下的读书史至多十年而已。
但是这十年读书很密集，尤其最近三年，堪称笔不停挥，手不释卷，做了十几本笔记和一大盒子卡片。如果把所有读过的书都拿来生炉子，恐怕够烧几个冬天的了。
说来奇怪，把这十年读过的书捋了一遍，发现印象最深的，或者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居然是一本教材，而且还是数学教材。那教材叫《数学建模》，高教出版社出版，专讲怎样用数学来解决现实问题，很实用。毕业前后，我做土地规划，做工程预算，包括后来做CI导入，都在或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这本书里面的思想，努力用简单模型来模拟复杂问题，受益匪浅。
这里给准备早恋的小孩子一个建议：你们先去读读《数学建模》，然后把早恋可能带来的快感、可能支付的成本、最终分手的几率当成三个指标，用相关系数给定权重，用贝叶斯法则预估概率，用加权平均打分。如果得分为正，就跳进爱河；如果得分为负，就专心上课；如果得分为零，那就再算一遍。
也给性生活不和谐的朋友一个建议：你们同样可以去读读《数学建模》，然后试着构建一个性爱模型，以幸福程度为目标函数，以单位时间内的做爱次数为约束变量，以个人的生理极限为输入值，应该能求出最优的**时间表。您按这张时间表做爱就行了。
还有两本书对我影响也挺大，一本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另一本是吴思的《血酬定律》。事实上它们也是数学模型：《西方哲学史》是一组离散模型，用来模拟人类思想；《血酬定律》是一个线性模型，用来模拟专制社会。
（问）除了《数学建模》，您认为还有什么书最值得推荐？
我觉得南宋俞文豹的《吹剑录》非常好看。从这本书里，你能读到北宋县尉怎样暴力拆迁，南宋县令怎样暴力征地，以及皇帝视察之前，开封府尹怎样把贫儿乞丐和民工兄弟逐出城外。
俞文豹这厮文笔生动，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不像读历史，倒像读小说。当然，考虑到古今事件的相似性，读这本书更像读新闻。
《吹剑录》版本很多，这里推荐张宗详先生校订的《吹剑录全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竖排繁体标点本。
作品
有多少编辑都成了剑客（摘自《祖宗的生活》）
晚明军政高层，国防搞得最好的当数袁崇焕，其次是熊廷弼，再其次是孙承宗。袁崇焕在崇祯朝，熊廷弼在万历朝，孙承宗夹在中间，后来又做袁崇焕的替补。这三位，并称辽东三杰。
三杰都是进士出身，都挂名当过国防部长，都有一些军事才干，都号称文武双全。其实，袁崇焕、孙承宗根本不懂武功，真正称得上文武双全的，大概只有熊廷弼一个。
熊廷弼好剑，早年练过些基本套路，据说是戚继光所创，训练官兵用的，相当于现在军体拳一类。光靠这种入门功夫，当然还不配叫武功，幸亏熊廷弼在万历三十九年到万历四十一年这段时间，凭借一个绝好的机缘，在剑术一门登堂入室。
彼时熊廷弼主抓江苏、安徽两省的教育工作，每回院试的时候都要参与评卷。科举考试嘛，考的就是文章，熊廷弼把一份份糊了名字的试卷放到长条书案上，又在书案下面放了两坛酒，在身后墙上挂了一把剑，然后一篇篇地读，读到好文章，就从坛子里倒出半碗酒，咕嘟嘟狂喝两口，以表达内心的喜悦；读到坏文章，就从墙上取下那把剑，刷刷刷练上一趟，以排遣内心的郁闷。两三年下来，酒没喝多少，剑术却陡然大进——由此可见，坏文章是相当之多。万历四十一年之后，熊廷弼离开了教育系统，重新主持国防工作，如果再让他评上几十年卷子，这位终将成为明末清初不世出的大剑客，远迈令狐冲，近赶吕四娘，达到独孤求败那般境界。
坏文章永远比好文章要多，这个道理人所共知。看了好文章会高兴，看了坏文章会郁闷，这个体验想必也是人人都有。所以爱憎过于分明的人是不适合为科举考试改卷子，也不适合为报纸副刊做编辑的，众所周知，这两种活计都需要去看大量的文章，换言之，都必须去看大量的坏文章，因此都将频繁地郁闷下去。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情都有两面性，好文章除了让你高兴，还能让你绝望：绝望自己永远写不到那么好；坏文章虽然让人郁闷，却能激发你练剑的动力，就像熊廷弼那样，看一篇，郁闷，狂劈两剑，再看一篇，还是郁闷，继续狂劈，千把篇看下去，一套泼风剑法炉火纯青。
我认识几位编辑，据他们自己说，每天邮箱都会爆满，每周都要看上两千篇稿子，而其中大半都是垃圾，能拿来用的百不挑一。假设每一千篇坏文章可以让人练熟一套泼风剑法，每两千篇坏文章可以让人练熟一套辟邪剑法，那么这些编辑已经成为剑仙了。这使我很担心，当他们看到这篇文章，会不会郁闷到抓狂，鼻孔中喷出两道白光，千里之外取我首级。
西周售房合同（摘自《千年楼市：穿越时空去古代置业》）
我承认，西周的科技水平没有我们今天先进，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没有我们现在优越。我还承认，西周人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而我们生活在光明的新社会，他们跟我们根本没法比。
可是，如果只瞧制度，尤其是不动产制度，西周时期倒跟今天大同小异：当时跟今天一样，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一律不能买卖，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土地上面的房子则可以归属个人，在市场上出售、出租、典当和抵押。另外，当时买卖地权和房子，一样要签合同。
《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卖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包括不动产交易在内，一切交易都要有合同，合同分两种，一种是买卖房子、奴隶和牲口时使用的，叫“质”；一种是其他小额交易使用的，叫“剂”。买卖双方签了“质”或者“剂”，就不许反悔了，这样可以提高交易的成功率，避免大量民事诉讼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
《周礼》是伪书，里面瞎话多，实话少，与其说它如实记载了周朝的典章制度，倒不如说它是儒生们对远古社会的美好憧憬。不过前面描述交易合同那段却有真实的成分——西周时期的确出现过“质”和“剂”，“质”和“剂”的确曾经是不动产交易合同的一种。
按郑玄考证，“质”比较长，“剂”比较短，都用竹板制成，上面刻上字，用刀劈开，买卖双方各执一半，就算是把合同签完了。
打个比方，您卖给我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房款是五十万元，您把房本给我，我把房款给您，然后咱们签了一个“质”。怎么签呢？一般来说，我需要到市场管理员那儿领一根竹板，刻上“房子壹佰平米房款伍拾万元从此之后不许反悔谁要反悔谁是乌龟”的字样，再把竹板劈成两半，使这行字很均匀地左右分开，给您一半，我拿一半。倘若以后您敢找后帐，我就拿自己收藏的那一半跟您理论。
我说的“理论”，当然不是拿竹板抽您，也不是把竹板当成点穴镢或者判官笔来点您穴道，而是表明我有合同在手，不怕跟您打官司。
果市上的赌局（摘自《食在宋朝：舌尖上的大宋风华》）
宋朝市场上出售的瓜果，有杏，有枣，有李，有桃，有银杏，有荔枝，有核桃（当时叫胡桃），有林檎，有樱桃，有海棠，有石榴，有葡萄，有山楂，有橄榄，有龙眼，有桂圆，有槟榔，有柿子，有栗子，有梨子，有柑子，有桔子，有椰子，有柚子，有榧子，有杨梅，有青梅，有黄梅，有枇杷，有苹果（当时叫频婆果，只在岭南有种植），有榅桲，有菩提果，有木瓜，有甜瓜，有西瓜，有菜瓜。（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吴自牧：《梦粱录》卷16，周密：《武林旧事》卷6，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粱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1）
数一数，现在超市里找得到的瓜类和果类，除了香蕉（宋朝人习惯吃芭蕉，或许当时也有香蕉，只是未见记载）、菠萝、芒果、提子、哈密瓜、黄金瓜等几样以外，别的宋朝都有，可见宋朝人口福不浅。
现在我们买个西瓜，或者买几斤苹果，一般先问价：
“多少钱一斤？”
“西瓜五毛，苹果两块四。”
“西瓜三毛五卖不卖？”
“最低四毛，再少我就赔了。”
“四毛就四毛，给我来俩大个儿的。”
“好了您哪，一共三十斤，收您二十，找您八块。”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结束，皆大欢喜。
宋朝人不这样，假如他们去买西瓜，一般先这么问：“你这西瓜扑卖吗？”
或者这么问：“你这西瓜可要搏一搏？”
两种问法，意思是一样的，都是问卖西瓜的是否赌着卖。
您会说，什么叫“赌着卖”啊？
打一比方，您掏二十块钱，买我十斤苹果。我说：“咱们打个赌先。我心里有个数，你来猜，猜对了，十斤苹果白送；猜不对，你得给我二十块钱，然后我只给你一斤苹果。”你琢磨了半天，觉得可行，答应了，开始猜：
“八！”
“不对。”（我拿您二十块钱，称给一斤苹果。）
“九！”
“还不对。”（我又拿您二十块钱，称给一斤苹果。）
“十！”
“仍然不对。”（我再次拿您二十块钱，称给一斤苹果。）
您恼了，不玩了。我很高兴：才三斤苹果，卖了六十块钱，真划算。
这就叫赌着卖。或者说专业点儿，这就叫“扑卖”，又叫“搏卖”。
当然，刚才我那只是比方，真正扑卖的时候，没有谁会傻到去猜别人心里的数——百分百猜不中嘛，压根儿没有赌赢的可能。宋朝人比较认可的扑卖方式，主要是掷铜钱、摇签、丢飞镖这三种。
掷铜钱，就是拿一枚或者三枚铜钱往地上扔，看铜钱哪面朝上，如果事先约定带字儿的一面朝上为赢，您扔的字面朝下，那您就得付钱给卖主，同时还买不到任何东西，或者只能买到比市价要贵得多的东西。
《水浒传》第38回，李逵在江州赌场赌的就是掷铜钱：
有那一般赌的，却待要博，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来，便叫道：“我博兀谁？”小张乙道：“便博我五两银子。”李逵叫一声，疙瘩地博一个叉。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李逵叫道：“我的银子是十两。”小张乙道：“你再博我五两，快，便还了你这锭银子。”李逵又拿起头钱，叫声：“快！”疙瘩的又博个叉。小张乙笑道：“我教你休抢头钱，且歇一博，不听我口。如今一连博了两个叉。”李逵道：“我这银子是别人的。”小张乙道：“遮莫是谁的，也不济事了。你既输了，却说什么！”
宋朝赌行黑话，带字那面朝上叫“叉”，没字那面朝上叫“快”。李逵想扔两个“快”，结果手气不好，扔了俩“叉”，于是连输两次，十两银子进了庄家的腰包。由此可见，不带字那面朝上为赢，这是李逵他们赌博时的惯例。
李逵只是赌，跟扑卖没关系，下面摘录宋白话里一段关于扑卖的典型场景：
一日，正在门首坐地，呆呆的看那帘内，忽见一个经纪，挑着一篮永嘉黄柑子过门。宣教叫住问道：“这柑子可要搏的？”经纪道：“小人正要搏两文钱使，官人作成则个。”宣教接将头钱过来，往下就扑。那经纪蹲在柑子篮边，一头拾钱，一头数之。怎当得宣教一边扑，一边牵挂着帘内人在里头看见，没心没想的抛下去，扑上两三个时辰，再扑不得一个浑成来。（宋话本《赵县君乔送黄柑子》，经凌蒙初改编，收录进《二刻拍案惊奇》）
宋朝人赌博，用来掷的铜钱叫“头钱”，头钱有时只用一枚（比如李逵就是），有时三枚同掷，有时四枚、六枚甚至八枚同掷，其中三枚同掷叫“三星”，四枚同掷叫“四摊”，六枚同掷叫“六成”，八枚同掷叫“八七”。几枚同掷，如果掷出来全是“叉”或者全是“快”，就叫“浑成”，“叉”、“快”都有则叫“背间”。一般“浑成”为赢，“背间”为输，上文宣教想扔一浑成出来，一文钱不花弄一篮柑子，结果呢，扔了俩仨时辰，全是“背间”，输惨啦。
摇签不比扔铜钱复杂。签筒里搁一把小竹棍，上面刻上数字，从0到9，您连摇三根出来，如果这三根竹棍上面的数字加起来大于15，您赢，否则您输。
扔飞镖最好玩，一张大圆盘，上画六十四卦，每一卦上贴一只小动物，每只小动物都有黄豆粒那么大。扑卖的时候，卖主跟前有可能放一麻袋葡萄，嘴里嚷道：“葡萄扑卖了啊，扔飞镖买葡萄，一扔一个准，一尝一口鲜了啊，一文钱扔一次，两文钱打两镖，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您凑过去，给卖主一文钱，接过来绣花针大小的飞镖，对准高速旋转的八卦盘，甩手就是一镖，啪，钉住一小狗。卖主在旁替您加油：“打狮子，快打狮子，打准狮子这袋葡萄就是您的了！”可您花了几百文，甩了几百镖，天下的畜牲都让您打遍了，就是没打到狮子，只好狠狠地瞪一眼卖主，悻悻然而去。卖主继续吆喝，直到一麻袋葡萄都成了葡萄酒，他也没有卖掉。当然，人家压根儿就没准备卖掉，赢买主的钱才是目的。
我们留心宋人笔记，会发现甜瓜可以扑卖，荔枝可以扑卖，柿子可以扑卖，枇杷可以扑卖……一句话，所有瓜类果品没有不能扑卖的。
还不止瓜类和果品，开封府里，有人扑卖黄鱼；临安城中，有人扑卖公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开封：“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说临安：“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上至琴棋书画诗酒花，下至柴米油盐姜醋茶，无时无处无物不能扑卖，扑卖成了宋朝都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掰开揉碎猛掺白日梦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