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蒂芬·吉拉德
生平简述
  独眼的史蒂芬·吉拉德史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1750年5月20日 - 1831年12月26日）法裔美国金融家、慈善家，美国早期的首富 。14岁时开始海上生涯，到1774年时担任法国商船船长，从事美国沿岸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活动。美国革命时期定居于费城，1783年开始重操旧业。其船队讲求效率，遍访全球，并因此而致富。他挽救了1812年战争之后的美国经济危机。他购进美国银行的全部产权，改名为史蒂芬吉拉德银行，他收购政府公债，其数量至1814年已占战时公债的95%。去世时的财富为750万美元，占当时美国GDP的比例为1∶150。他是一个商人，一个公民。他是追求卓越的化身。凡是他颁布的命令，必须严格执行，不能有丝毫违背。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我们要的，不是做得很不错，而是做得没有任何一点儿错。”他是早期美国的公民品质和资本精神的代表。他征服了财富，也抵抗住了财富的进攻。 吉拉德将财产之大部遗赠给社会福利机构，包括为男性孤儿设立的史蒂芬吉拉德学院（成立于1833年）。
史蒂芬·吉拉德富可敌国，却勤俭节约，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吝啬、苛刻，从不施舍，却在死后把巨额财富捐给慈善事业；他自称“启蒙时代的儿子”，笃信理性，认为“宗教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位置”，却酷似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典型的清教徒，以工作是为灵魂，相信“劳动就是生活、幸福及一切”；他谨慎，自私，却在瘟疫突发，城市混乱之际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伤员，维持秩序。
归根结底，史蒂芬·吉拉德只是一个商人，一个公民。他是早期美国的公民品质和资本精神的代表。他征服了财富，也抵抗住了财富的进攻。在征服与抵抗之际，他当之无愧跻身“美国经济领域里的建国之父”行列，因为他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史，而且影响了美国人对财富的观念。
独眼船长
1776年5月的一个上午，特拉华湾笼罩在厚厚的雾中。中午时分，雾渐渐散去，海角处出现了几艘帆船。其中的一艘单桅帆船上挂着法国旗帜和求救信号。船长是个年轻的法国人，他的船自新奥尔良起航，前往纽约，但是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
正当他焦虑万分时，一艘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船只发现了求救信号并告诉他船队的确切位置。得知他急于继续沿海航行时，好心的美洲船长告诉他，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已经爆发，英国舰队封锁了所有的港口，如果继续航行，船队可能被英军没收。“进入特拉华河谷，快速前往费城。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但是这个法国人既不认识航线，也没有领航员。于是，好心的美洲船长干脆好事做到底。为他请来一位领航员，并替他预先支付了工钱。在领航员的引导下，轮船及时避开那些在河口处巡逻的英国军舰，越过殖民地设置的防御设施，进入特拉华河。
这个人就是史蒂芬·吉拉德。1750年5月20日，吉拉德出生于法国港口城市波尔多。他的早年充满了苦涩和艰辛。父亲皮埃尔·吉拉德是个水手，一大家子人都靠他的微薄收入为生。生为长子，吉拉德从小就承担着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八岁时，因为一次偶然事故，吉拉德的右眼失明了。从此，他那只“海盗”似的独眼就成了同伴们嘲笑讥讽的对象。他开始躲开大家，变得孤僻、少言寡语。十二岁时，吉拉德的母亲因疾病和劳累去世。
两年后，吉拉德作为一名学徒登上了Pelerin号双桅船，开始了第一次航海。这个在陆地上沉默寡语的少年展现出色的航海才能和经商天赋。他虚心求教航海技术，留意各地的物价，揣摩经营的奥妙。23岁时，吉拉德成为当时法国最年轻的船长。两年后，吉拉德被一支法国政府所属的商队任命为船长。但他的首次单独航行惨遭失败，负债累累。无奈之下，他决定远航北美。
1774年7月，吉拉德第一次来到纽约。纽约商人托马斯·兰德尔看上了精力充沛的吉拉德，二人开始了一段收益丰厚的合作——纽约与新奥尔良之间的航运。这使得他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并获得一艘船的一半所有权。事业刚刚有所起色，就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被迫前往人生地不熟的费城。
吉拉德一行抵达费城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局势异常紧张。几天后，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如一道闪电划过北美大陆，独立战争的全面爆发，英国军舰彻底封锁北美的各个港口，海上贸易无法继续，于是，吉拉德卖掉轮船和货物中属于他的部分，在华特街(Water Street)开了一个小店，成为一个杂货商和葡萄酒瓶装商。
无论从那方面来看，这个法国小商贩的成功几率都是微乎其微。他的资金少，经营业务琐碎，几乎不会能说英语；他矮胖、表情麻木、眉毛浓密，仅剩的一个左眼目光迟钝。而且他个性冷漠，举止矜持，邻居们都不喜欢他，甚至有点害怕他。
没有人想到，多年后，这个陌生的小商贩竟然逐渐成为这片大陆上最富有的人。按照《福布斯》杂志在2006年给出的数据，他去世留下的财富占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50，在美国历史富豪排行榜上排名第五。
海运巨子
刚刚定居下来，吉拉德就给远在法国波尔多的朋友发去一封信，告诉他们，随着英军的海上封锁越来越压，酒成为北美的稀缺品，尤其是法国的红葡萄酒和白兰地，价钱高得惊人。如果能想办法送一批酒来宾夕法尼亚，肯定能大赚一笔。朋友们相信吉拉德的判断，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运来了一船酒。几个月后，吉拉德的小店就客满盈门。这是他在费城捞到得第一桶金。初战告捷并没有让吉拉德飘飘然。多年的海运生涯使他深知，海上贸易是这个时代最赚钱的行当。所以，在卖掉那艘船后不久，吉拉德就开始收集木材、绳索等造船资料，并向造船专家请教。准备待战争结束后，就立刻自己建造船只，从事海上贸易。
在那个重商主义时代，吉拉德像当时的法国商人一样，对英国有着本能的反感。他喜欢这块新大陆的自由和生机，更喜欢这里无与伦比的巨大商业潜力。所以，他选择站在革命者一边。1776年，吉拉德与费城造船师的女儿玛丽结婚。婚后不久，他们在新泽西Mount Holly的Mill大街购买了房产并在那里开办了一个杂货店，为革命者提供各种物品供应。英国人对此十分恼火，但吉拉德毫不畏惧。即使在英军攻入该地区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开业。吉拉德此举不仅帮助了独立事业，更为他带来丰厚的利润和广泛的声誉
1779年，吉拉德返回费城。虽然战争仍在继续，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他的海上贸易事业。他与岳父共同建造了一艘单桅帆船，命名为“水巫”（Water Witch），开始了航运。此时战争仍在继续，英国的强大军队称霸海上，一旦被发现，商船就会被没收。但是高风险意味着高利润。一年后，他开始了在新奥尔良和圣多明各之间贸易。早在1774年，他就发现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是利润最为丰厚的。从西印度群岛购买糖和咖啡，再把美国的商品运往那里，来回一趟的收益抵得上一个普通水手数年的工资。从此，财富像被风鼓起帆的船，源源不断地向吉拉德驶来。
从1780年到1800年的二十年，是吉拉德海上贸易的黄金期。拿破仑战争损害了欧洲的商业，给吉拉德提供了天赐良机。尽管禁运、阻塞、海盗和扣押商船之类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是情况已大有改观。因为吉拉德的商船上挂着美利坚的国旗，处于国家的保护之下。
1795年，吉拉德公司的商船“伏尔泰”号满载谷子从宾夕法尼亚出发，前往波尔多补充一些酒和水果，然后前往圣彼得堡换得亚麻和铁，再航行至阿姆斯特丹出售，得到铸币。接着又前往中国和印度，购买整整一船的瓷器、丝绸和茶，最后返回宾夕法尼亚，销售一空。
这是当时吉拉德的全球贸易的一个缩影。“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等18艘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命名的商船在七大洋上航行。在远东、南美、加勒比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到处可见它们的身影。
1791年，美利坚第一银行成立，公众被允许购买部分股份。史蒂芬·吉拉德趁机进入金融领域，购买了大量股份。到1811年第一银行的20年营业有效期截止时，吉拉德已经成为该银行的最大股东。国会经过激烈辩论，最终没有与第一银行续约。吉拉德投入120万美元，购买了第一银行的所有股份和资产，成立吉拉德银行。至此，吉拉德毫无争议地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
商业精神
1805年的一天，英国银行家约翰·巴林在美国旅行，想去看望前去看望他的合作伙伴史蒂芬·吉拉德。得知吉拉德最喜欢的商船之一“伏尔泰”号已经安全从西印度群岛返回，约翰兴冲冲地赶着马车前往吉拉德位于宾州南部的农场，他认为这个好消息足以让一向严肃冷酷的吉拉德露出笑容。他到达农场时，邻居告诉他，吉拉德正在阁楼上存放干草。
“请您通知他我想见他。”约翰的话音未落，吉拉德已经出现在他眼前。
“我来是要通知通知您，您的商船‘伏尔泰’号已经安全返航了。”
“我知道它已经安全抵达。我的船一向安全。‘伏尔泰’号是艘很棒的船。请原谅，巴林先生，我要去忙我的干草了。”说着，吉拉德就再次爬上了阁楼，留下一脸诧异的巴林。
事后巴林感叹说，勤奋应该是吉拉德成功的最大原因。即使在事业如日中天，富可敌国时，他也坚持工作。每天从以一匙荷兰酒和最浓的黑咖啡开始，直到很晚才休息。唯一的娱乐就是驱车去他的小农场，并亲手耕种。他对自己生产的蔬菜和水果颇感自豪，而且饶有兴趣地争取提高产量。吉拉德认为工作是人的灵魂，“劳动就是生活、幸福及一切”，而懒惰则让人生锈、堕落。
吉拉德对劳动的态度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徒的天职观极其相似：劳动是一种荣耀，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
但事实上，吉拉德是个彻底的异教徒，认为“宗教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位置”，甚至以此为荣，到处宣传。他经常在周日工作，以表明这个上帝休息的日子只是人们偷懒的借口，浪费时间去参加那个尊崇上帝的仪式是连傻子都不如的行径。他自称“启蒙时代的儿子”，“伏尔泰的书是我的圣经”，笃信理性。
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在18世纪的北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内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世俗世界。如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所说，在殖民地的艰难岁月里，由新教伦理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以飞快的速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惯常。资本主义“已经被制度化了，恰似一只现成的铁笼，称其为铁笼不是因为它令人不适并且束缚自由，而因为它坚固可靠并且稳定到位。”
可以说，吉拉德是个不信教的“新教徒”。在17、18世纪的美国，像吉拉德这样的商人大有人在。比如汽船大亨罗伯特·富尔顿、钟表商伊莱·特里、毛纺企业家汉弗莱斯，他们也都不是信徒，而是科学和理想的追随者，但是他们与吉拉德一样，其所遵循的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共同的内核：勤勉、诚信、理性、节俭。
吉拉德正是靠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建立了庞大的财富帝国，也凭着它抵抗住了财富的进攻，以禁欲似的节俭和圣徒般的捐赠诠释出一种真正健康的财富观。
晚年的吉拉德住在华特街上的一个黑暗的小房子里，没有孩子，妻子多年前死于精神失常。在常人看来，他是个糟老头，孤僻、刻薄、冷酷、铁石心肠。他总是对其下属心存顾忌，担心他们会出自己那里得好好处；他的开销很小，可能比他的办事员还低；他从不施舍行善，“一个乞丐在他的门前卧一辈子，也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个子儿”。
1980年，80岁的吉拉德的左眼视力开减弱，但是他仍然拒绝任何帮助。有一次他试图穿过一条拥挤的街道，被路过的马车撞到，伤势很重。他的耳朵聋了，脸被擦伤，视力完全丧失，体健康状况急速恶化，1831年12月26日，吉拉德在Water Street的一个小平房的里屋里孤独地死去。但是几天后，他的遗嘱公布于世，让对他心怀偏见的人们汗颜。
其实，在生命的晚年，吉拉德一直都在不断在修改、重写他的遗嘱他遗产分为三部分全部捐出：一部分给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的家族，已经他的职工；一部分捐给几个慈善机构和费城市政府，以救济穷人和建设城市；其中的最大一部分，七百万美元，捐给费城，为贫穷的白人孤儿建立一所学校。
吉拉德以一张遗嘱完整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精神：它不仅仅是对财富的理性追求，也是对财富的理性应用。让人幸福和快乐的是对财富的追求，而不是无节制地享受财富。这种财富观是“吉拉德留给美国人的最宝贵的遗产，在美国人心中播下了一颗免疫堕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