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一甫
人物简介
  陈一甫 　名惟壬，以字行，号恕斋居士。祖籍安徽石埭县(今石台县)广阳乡，汉族。清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四日生。
清代以父荫官直隶，花翎三品顶戴。为江苏候补道，农工商部议员。曾长期随周学熙襄办实业，任北洋海防诸职，后入东海关监督幕，又为北洋电报学堂总稽查、开平矿务局驻沪员、北洋银元局提调等。
1906年，任北洋劝业铁厂坐办。1912年任启新洋灰公司总事务所经理，后改驻津办事处坐办。1924年，任开滦矿务管理局正主任董事。1927年至1932年，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1932年1月，任公司总经理，转年退职。1935年4 月由津赴沪，经香港游历欧美十四国。1948年12月底卒于天津。 
北方实业的领军人物，两次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曾著文称：“一甫从余办实业，年最久。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华新纱厂皆携手经营。性勤俭而好施与，有晏子之风。”其孙女周叔贞在《周止庵先生别传》载：“吾祖所建设实业颇多，固非一手一足之劳，而援引倚畀者皆端士。以吾所知者，其相从最早曰：陈惟壬（一甫）、李士鉴（希明）、孙多森（荫庭）、李士伟（伯芝）、王其康（慕庄），嗣则有王锡彤（筱汀）、言敦源（仲远）……各以才智显。大匠之造屋，固集众长，而成其仑奂之美也。”
那么，一甫到底何许人也？他在北方实业创建中到底做了哪些贡献？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有幸查阅了陈一甫之嫡孙陈克宽和陈克俭先生提供的珍藏资料，从中寻找答案。
独深有意于实业
其父陈序宾随虎臣先生到祁门，为曾国藩所赏识，委任江西建昌盐厘，政绩卓著。李鸿章组建淮军时，曾国藩从湘军中选俊才辅佐。陈序宾由湘入淮，为行营支应，主理粮饷后勤。李鸿章平定太平军起义后，移节北洋。“淮军将士无逾千百，皖北人居多。”江南籍的仅有三人（均属池州，同入《清史稿》），一位是东至人，当时在津办理河务工程，“保以道员留直（隶）补用”，后来成为两江、两广总督的周馥；一位是贵池人，当时“绾军械”，后来成为北洋水师高级将领、升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的刘含芳；还有一位便是在津“掌饷需”，后来成为直隶知府的陈序宾。“三人者皆艰苦卓绝，以气节相尚，时有三贤之称。”
“三贤”中最不幸的当属陈序宾。1884年6月28日，时年51岁的他 “仕未显达”，英年早逝。李鸿章闻之悲悼，“朝廷追念忠荩，特赠道员。”
陈一甫二哥陈劭吾，二品衔，军机处存记，曾任贵州黎平府知府、江苏候补道四品卿衔、湖南财政正监理官、两淮盐务、财政部顾问。三哥陈西甫，“则随侍先君（周馥）于幕中，曾只身入川，两年始归，四任直隶某县令（直隶补用，直隶州知州署沙河县知县），一任吉黑榷运局长，颇著清名。”（周学熙语）
陈一甫 “少承父兄之教，儒者之体，基于夙成，敦行不怠。受知刘芗林（即刘含芳）阁学，周悫慎（即周馥）家世，为李文忠（即李鸿章）、杨文敬（曾任直隶总督）所矜，式项城（即袁世凯）亦深信其诚笃。”1892年5月，刘含芳调补山东登莱青兵备道，监督东海关，1893年11月到任。陈一甫以父荫生入仕（荫州判、江苏补用道三品顶戴），入东海关监督幕钩稽精核。后跟随周馥“完复宁海庄堤岸”。1901年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益倚重之”，任北洋电报学堂总稽察，曾手订《教条》，全校翕服。后任农工商部议员，观察使等职。
不过他最大的兴趣不在仕途，还在民族实业上。前北洋政府总理龚心湛在其《陈一甫先生小传》中称：“先生澹然视之，独深有意于实业也，以中国贫弱为根本计，非振兴实业不为功。”
1897年，周馥之子、他的挚友周学熙因 “日者有谓余当以异路功名发达，于是（吾父）函商亲家张燕谋（字翼。其女为周学熙七弟周学渊继室），为谋小事。时张任开平矿务局总办，故派赴上海任事。”7月，周学熙出任开平矿务局董事、上海分局监察。此后，陈一甫追随周学熙襄办实业，出任开平局驻沪员，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实业生涯，以至后来成为周学熙创办北方实业的重要成员。
周止庵（学熙）总长初管银元局、工艺局倚观察为重，这是龚心湛、前众议院议员周学辉等人所撰《一甫观察七十双寿颂（并序）》中所言。观察指的便是陈一甫。
周学熙为何偏倚陈一甫为重呢？据周学熙自撰的回忆录称：一则父辈关系亲密，两家住的近，来往多。“在同官中，功绩最著、情谊最亲，而陈与吾尤近，学新程朱，且精歧黄，故踪迹更密。”这样一来两家子弟，往来十分密切。“每当课余辄相过从，嬉游竟日。”二则刘含芳既是周学熙的外舅，又是周的岳父，周学熙娶了刘含芳的长女刘温卿为妻。巧的是，陈一甫二哥陈劭吾之妻亦是贵池刘门刘步廷（三品衔，江苏知府）之长女，其次女则嫁给了陈一甫之三兄陈西甫。有了这层姻亲关系，周陈两家自然走得更近。三则陈一甫与周学熙亦是同窗好友。“一甫与吾及三兄（学涵）年相若，皆幼稚，终日读书而已。当国家中兴，北洋鼎盛之际，只知光天化日、物阜民安，不知有世界之变迁，人生之忧患也”。
但最令周学熙刮目相看的，还是陈一甫的实业天赋。正如周叔贞所言，“援引倚畀者皆端士”“各以才智显”。
1902年，升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面对“私钱遍布，物价沸腾，民生凋困”的局面，命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元局，并任命其为总办之职。陈一甫跟随周学熙创办造币厂。“自八月度地仅三月，房屋机器，一律告成。向来开办机厂，无如此之速者。十一月间开铸。市面赖以接济，物价顿平，人心大定”。
1903年9月，周学熙创办北洋工艺局，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机关”。周学熙开始任总办，后任督办。陈一甫不离左右，极力辅佐。
1905年8月，37岁的陈一甫被周学熙任命为北洋银元局提调。同年8月27日，周学熙奉袁世凯之命，将陈一甫派赴日本，考察实业币制。随同陈一甫一同考察的有银元局局员贾元甫、吴伯生及工匠二人，工艺总局参议赵幼梅，考工厂提调周荐汾及员司郭芸夫、胡鹿泉、李叔扬、曹润田（即曹汝霖，后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秦卫玉共十二人。日方三井洋行派依田猪三二为翻译，随往照料。陈一甫则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考察学习机会，“昼则参观探讨，夜则详细记录，于机器制造之法尤所深究。”并将此次日本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恕斋先生东游日记》（现存天津图书馆），为后人了解研究北洋实业提供了翔实的史证材料。陈一甫细致入微、严谨敬业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出任北洋劝业铁厂坐办
北洋银元局创办后，由于一些应用机件需要自造，于是局内附设了修机、翻砂、木样等厂，来为造币厂服务。这便成了“对于机械娴习之始”，也是周学熙拟创办制铁厂的原因之一。
1906年4月，经袁世凯批准，周学熙在天津开办北洋劝业铁工厂。以“创造机器开工艺先声，挽回利权而便民用”为宗旨，所造“以民生日用机械为主，最后目的拟制造军械矿务用品”。
由于陈一甫在银元局的工作经验、领导才能和赴日本考察实业的出色表现，周学熙放心大胆地又一次起用他来担负创办铁工厂的重任。就在陈一甫从日本回国不久，便被任命为北洋劝业铁厂坐办（经理）。王彦曾为分厂管理。
根据陈一甫的建议，周学熙将银元局天津河北窑洼划出作总厂厂址。厂设机器科、木样科、翻砂科、铸铁科、电镀科、铆锅科，共六科。并以大沽船坞旧存机器、房屋，改为铁工分厂，组织有限公司，集股20万元。为使工厂尽快开工，周学熙利用其任天津官银号督办的身份，先由官银号息（年息6厘）借开办。
1907年10月，北洋劝业铁工厂拥有匠目4名，工匠66名，高等学徒30名，工徒120名。制品有织布机、轧棉子机、石印机、起重机、水泵磅秤、车床、刨床、钻床、电风扇等。总厂利用售货收入维持其正常运转，分厂由海防支应局每月协济1000两维持运转。
铁工厂创立给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采用各种改良技术生产的织布机、轧棉子机推广于河北乡村后，深得欢迎。厂方还适时培养了大批的机匠，使机器设备使用、维修更便捷。铁工厂还附设图算学校，以训练培养中级干部、实用人才，其中有一部分人员被派赴到日本大坂铁工厂学习深造。
唐山启新水泥厂的功勋人物
唐山启新水泥厂原称唐山细绵土厂，始建于1889年，是我国最早的水泥厂。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开平煤矿被英国人骗占，而细绵土厂使用的资金是从开平煤矿所借，因而也被卷入其中。
1906年，周学熙倡议将英国人控制的唐山细绵土厂收回商办，陈一甫极力赞襄，“其间文移往返者，经年乃克收复”。该厂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后，原资本亏赔几尽，在周学熙的主持下，于1907年创办启新洋灰有限公司，陈一甫任公司董事（时董事3名，另2名为会办、候选道徐履祥和译员李希明）。
陈一甫呕心沥血，极力辅佐周学熙。“募商款，增机械，制品日益精美”。启新水泥厂很快达到“年产洋灰25万桶”的规模，且“销路异常兴旺”“竟有出不敷售之势。”1907年和1908年两期总结“除照给各股东官利外，其红利亦足相埒。”“以新创实业，当外货充仞之秋，进步如斯，诚非意料所及。”
1912年3月，启新洋灰公司改组，完全商办。周学熙任总理（即总经理），王筱汀为协理（即副总经理），陈一甫任启新洋灰公司总事务所（启新公司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经理（后改称驻津办事处坐办）。1919年，启新洋灰公司17名董事（包括总理和协理）中，陈一甫股份达到4044股，股金为20.22万元，占第四位。其间销售逐步扩大。销售量占全国水泥总量的92.02%，居垄断地位。1912年启新向美国旧金山出口洋灰1万余桶，首开启新公司出口洋灰记录。1915年，启新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一带销售洋灰。盈利额在1907年至1925年19年间，年平均盈利80万元。启新所生产的“马牌”水泥，从1906年到1932年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头等奖章、优等奖章、特等奖章25次。
1926年2月16日，董事会决议设立董事部，同时施行专董制，“专董有监察全厂事务之权”“对工厂事务有应兴应革之计划”。陈一甫任业务专董，负责经营管理。1927年，陈一甫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1932年1月，陈一甫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三家水泥厂——— 启新洋灰公司、上海水泥公司和中国水泥公司曾经演绎一场从激烈竞争到走向联合经营，实现互利共赢的剧幕，三家紧密合作，在抵制日货的民众呼声下，将日本向我倾销的水泥挤出国内市场。启新公司的陈一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陈一甫在营销等方面的运筹帷幄、聪明练达，“廿余年来，海内?扰，国中实业咸受影响，而启新公司岿然独存。”并成为北方实业巨擘，着实令人叹服。怪不得事隔多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龚心湛还发出感慨，称此“则先生生事绸缪之效也”。继任开滦矿务管理局正主任董事，开滦矿务局的前身是开平矿务局和滦州官矿公司。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随后开平矿务局即遭英国人骗占。1903年3月起，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三参张翼，掀起第一次收回开平矿权的运动。作为袁心腹的周学熙（周学熙同父异母之妹周瑞珠嫁给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轸为妻）积极拥护，坚决主张收回开平矿权。因其1898—1900年间曾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对开平矿案内幕较熟悉，遂被袁委派参与收回开平事宜。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收“开”终归失败。
1907年，周学熙创办滦州矿务公司及矿地公司，对抗被英国人霸占的开平矿务公司，以期达到 
“以滦抵开、收开”的目的。在公司创办过程中，陈一甫起到很大的作用，“举凡集资鸠工一惟先生（指陈一甫）是赖”。
1909年7月11日，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到会股东70余人，经选举陈一甫等15人出任董事。陈一甫还出任滦州矿地公司坐办、矿业联合会筹议员。
由于有袁世凯在朝中、直隶总督在北洋撑腰，滦州煤矿乘风借势，很快显出咄咄逼人的振兴之势。1908年产煤12648吨，1909年达到231731吨，1910年达到357205吨，当年运抵天津市场与开平竞争的煤就有35972吨。这不能不引起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极大恐慌和愤恨。
开平公司对周学熙的滦州公司采取了疯狂的围剿和压制政策。终使1912年1月19日，周学熙召集滦矿股东们举行特别会议。最后股东们以“时事万变，急切竣事”为由，批准了这个滦矿明显吃亏的联合合同。6月1日，正式签订两矿联合营业契约，设议董部，成立开滦总局，由政府派督办，举中英总、协理。周学熙任滦矿公司正主任董事。
对于出现开、滦联合的局面，周学熙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连连叹息：“成立滦州，实为收开，然成合局，终违我愿……”。1924年3月，周学熙辞去各公司职务，陈一甫继任开滦矿务管理局正主任董事；龚仙洲继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理，由言仲远（北洋大名镇总兵，民国内务次长，周学熙长子明泰娶其次女为妻）代理，加聘金伯屏（邦平）为总经理。1935年4月，陈一甫携其幼子陈达有赴伦敦考察实业，修正合同，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应邀漫游欧美非亚十四国。
据他的同事冯熙运回忆：“与君共事十有余年，先是开滦联合，君实心实力挽回权利不少。甲戌（1935）岁修正合同，我方尤占优胜。旋以营业须谋发展，公司推君赴英与开平商洽。”龚心湛则称，陈一甫“创办滦州煤矿，为规复开平矿产张本缔造之。初艰苦卓绝，其后开、滦联合，观察（指陈一甫）于主权取益防损议订收回条约，中外绅商无不嘉其疆力。”
议办京师水厂面粉纱厂之属
陈一甫“手创启新、滦矿两公司成绩卓著，南北实业家议办面粉、纱厂之属咸取决于观察（陈一甫），观察虽谦让不居，而九鼎一言，意则屡中。”（龚心湛等语）
1908年4月，周学熙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当时人心皆知京城井水质劣，以为自来水一设，必获利无疑，故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额全数收足”“股款虽由商集，三年内由国家保息八厘”。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公司召开股东成立会，选举并报经农工商部批复任命马学庭为总理，王筱汀（锡彤）为协理。周学熙由农工商部奏派为监督。陈一甫被选为查帐员。
1915年3月，周学熙二掌财政总长之权，因国库有余，“欲以兴办实业，提倡纺织，乃呈请在天津设纺织厂，名曰：华新纺织公司”。周的建议得到袁世凯大总统的首肯，并任命其弟周学辉为督办，由财政拨款筹备。但“款未拨足而袁公薨”。有人趁机诬劾周学辉，并要求政府另易督办。
1918年，周学熙等人“商议速筹商股，以款齐为辞，呈请取消督办”。后经徐菊人（世昌）大总统同意，将该厂由官办改为商办。为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周学熙开设大同银号，“为各公司金融荟萃周转之枢纽”。陈一甫出任大同银号总董。“当时华北纺织业初在萌芽时期，招股极不易。同人等勉力凑成一百八十万元，成立董事部。”周学熙为正主任，善管理、精纺织的杨味云（两度出任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后周学熙之子明恩娶杨次女为妻）为副主任，陈一甫被选为津厂董事。
1919年，津厂“成绩既佳，青厂（青岛纱厂）亦已开工，纺织事业云兴”。于是周学熙提议添机设唐山、卫辉两纱厂，两厂各80万元。陈一甫被选为唐山纱厂董事。
性勤俭而好施与
除了实业家，陈一甫还有个慈善家的头衔。“各省水旱偏灾捐赈之事，远近争以相属，数十年中全活不可胜计。”
据龚心湛记载，陈一甫“尤精人伦，鉴不忆不逆，忠实无他肠，人皆乐为之用。管领局厂四十余年，不生工潮。则观察之心力为之也。”周学熙在他的回忆录中亦称陈一甫“性勤俭而好施与，有晏子之风。”这个评价不是一般人能得的到的。
曾在北洋大学读书，后成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的陈立夫，回忆当年陈一甫帮助他这个家境贫困的大学生时这样写道：“范有兄带余到洋灰厂谒见其令尊，并建议为其全厂绘一机械设备全图。余试之，图绘成，偕同面呈其尊翁，受其嘉许。”
著名歌唱家李光羲之父1947年去世，他生前工作过的滦州矿务公司的同人友好，知道他家子女多、家庭负担重，就集体向公司前董事长陈一甫提出申请，要求安排一个子女接替，面试后不久，李光羲就被安置到公司董事会财务部做了职员。
对于石台家乡，陈一甫更是关心备至，始终念念不忘。“建祠、修谱、兴学、纂述《备志》，一切公益之举，承前烈而益光大之。更兴巨工创建舒溪大桥，民无病涉。”而陈一甫自己生活则十分俭朴。据说，有一次，陈一甫在外散步，遇到几个恶人向他打听是否认识陈一甫，他这才意识到遇上抢劫的了。正当他慌乱之时，恶人却离他而去。因为在他们眼里，眼前这人怎么看也看不出像个富翁！
他节俭持家，也是出了名的。一日三餐吃的简单，以素食为主。三十年代后期，出访欧美十四国回来后，开始注意营养。中午吃两片黑面包，涂上黄油或什司、果酱，饭后再加上一只苹果。用水也很省，只放能洗脸的就够了，从不多用。为了让全家养成早起早睡的好习惯，每晚八点半，就拉全部电闸，一幢楼全部无电。他这种节约，亲友曾送给他一个“棒子面陈”。他还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晚外出至公园散步，每次至少一个小时。抗战期间，一次因他与几位老人在公园里妄谈国事，发泄对日本人的不满而被抓走，后因抓不到把柄，而交保释放。他的爱国之情难于言表。
1948年底，解放前夕，陈一甫病逝于天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