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山国
简介
中山国是嵌在燕赵之内(今河北省中南部)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由狄族建立,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  中山国 错金银铜双翼神兽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1]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又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  中山国 山字形青铜器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姓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今石家庄市、灵寿、平山、晋州一带的山区，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出土的器物中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双耳铜釜、扁方壶、兽首青铜短剑和金腕饰、嵌松石金质虎形牌饰，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与华夏诸国文化交流与影响。
历史
邢侯搏戎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肥、鼓、仇等几个部落组成，逐渐开始扩张势力。最初实力薄弱，受到邢国的抗击，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的记载，有效的捍卫了西周的疆域和中原诸国，春秋末期，邢国衰弱，公元前652年春，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才将邢、卫两国从灭亡中挽救回来。晋伐鲜虞春秋中后期，鲜虞的主要敌人是晋国，晋国采取了先吃掉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最后消灭鲜虞的战略。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省晋县西），但并未灭掉鼓。当年8月，晋灭肥（在今河北省藁城县一带），俘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即以荀吴统率大军进，破鲜虞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峭岭）。公元前527年秋，荀吴率军攻鼓，俘国君鸢鞮，使鼓成为晋的属国。六年后，鼓被彻底毁灭。
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勇士观虎，报了晋灭肥、鼓，占领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5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春天，晋国拒绝蔡侯伐楚的要求，准备专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年、504年，晋国两次进攻鲜虞中山，报“获观虎”之仇。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后，中山从晋国的重压下获得喘息，开始介入列国纷争。
公元前494年，中山与齐、鲁、卫共同伐晋，取得晋国的棘蒲（在今河北赵县境内），将之列入中山国版图。前491年，晋大夫荀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敌，但此时中山为了削弱晋国，将荀寅接纳到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的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的智伯（名荀瑶）诡计多端，唯恐仇由国路险难行，遂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仇由臣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七天之后仇由被灭。
外围扫清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国本土。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在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魏灭中山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灭亡；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形成秦、齐、楚、燕、赵、韩、魏战国七雄争霸的局面。中山国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开始了复兴。
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他的部落离开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顾（今河北定州市）建立了新都。武公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建立起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但武公不久即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因此遭到魏国的进攻。魏国派遣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战，于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三年后又改派少子挚，后来击被立为魏国国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的残余退入太行山中。赵灭中山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在公元前377年、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均遭到中山的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候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考古工作者曾在顺平、唐县等地发现了土石混筑的战国中山长城，长城高处约有3米，宽0.5-2.5米，做法是两侧挖地基，砌石块做边墙，中间用土和碎石填充。另据专家推测，中山长城可能在中山国西北边界，沿今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石家庄西南的太行山南下，止于邢台西北。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国，将王尚迁徙到肤施，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经过350余年时间，宣告灭亡。
疆域
春秋时的鲜虞国，大致南疆在今槁城、晋州一带，北疆在今唐县西南（鲜虞中人邑），西面在今太行山上的井陉、孟县一带，东面的疆域主要在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即今日的河北石家庄。 春秋末至战国初年，中山国开始扩张领土。战国中期，中山桓公复国后，领土进一步扩张。中山国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地区南部、石家庄地区大部、邢台地区北部及衡水地区西部，南北从鄗至鸱之塞约200公里，东西从井陉到扶柳约150公里，按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所标的长度比例推算，中山国疆土合战国时长度单位为南北距离606里，东西距离454里，总面积与《战国策．秦策》中“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说吻合。
经济
史称“中山地薄人  中山国文物：错银双翼神兽众。”中山国受地理环境和鲜虞族传统生活习俗的影响，牧业与农业生产并存发展。北部以牧业为主。南部以农耕为主。 中山国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其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在数量、造型、工艺水平上，都有很高水平，《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正是对中山国手工匠人的工艺技巧和绚丽多姿的工艺品的赞叹。
中山国也铸造自己的钱币。早期主要使用晋国的货币空首尖足布和燕国的货币尖首刀，后来，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成白”刀币。在国都中，还有专门仿铸燕、赵货币的作坊。
在军力方面，大约有千辆战车和几万兵力。
文化
中山国建立后，鲜虞族在思想、文化、艺术上与汉文化逐渐融合，它的音乐舞蹈艺术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丽的风格，阳刚与阴柔同存并济，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 思想方面，“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接受了儒家文化，中山国君尊贤重士，在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士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平山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语言文字方面，中山国也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王墓出土的三件重器上的长篇铭文，篆书文字全部为汉字，字体工整规矩。遗址中山国故都遗  中山国遗址址位于林山脚下的中山国都城景区，面积35平方公里、为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所在地。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出土文物多为稀世珍宝，在世界各地展出引起轰动。现存有宫殿区、居民区、陶器场、冶炼场、遗址十多处。城后依东西林山，突起平原，上有古佛堂三处，山峡内有万寿寺遗址、阴阳柏及众高僧墓塔群（现有十三处）。林山峡水库碧柳环抱山水互映， 可开展各种水上活动。出土文物据了解，中山王中山王墓出土文物(6张)“错”的墓是已发掘的中山国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在中山王墓，记者看到，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九十七米，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呈“斗”形；地下部分包括椁室、东库、西库和东北库。主室的后半周有陪葬墓六座，于前面和旁侧有车马坑二座、杂殉坑一座、葬船坑一座。中山王墓虽被多次盗掘和破坏，但仍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包括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木漆器等。王陵及都城上世纪70年代，中山国的王陵和都城在平山县三汲乡被发掘后，绚烂的中山国终于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了。雄伟的城墙，夯土厚达50多米，突显出中山国的辉煌繁盛。宏大的“山”字形大墓、豪华的车马坑、  中山王三器新奇的葬船坑、华美的青铜器……出土的器物之繁多之华美之奇崛，令世人震惊不已。虽然在当时7个“万乘之国”各建霸业的局面中，中山这个夹在燕赵之间、东西只有500多里的国家，只是一个“千乘之国”的小国，然而它却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堪称“中华辉煌”的灿烂文化。比如构思拙朴、结体宏大的山字形礼器，显示出中山文化的粗犷线条。奇想巧变、设幻诡异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虎噬鹿屏风座”、“双翼神兽”、“犀牛器座”等闪烁着铸造工艺的炫目华美。最令人惊喜的是“中山王三器”——大铜鼎、方壶、圆壶，上面刻满了长篇铭文，让今人看到了严整规矩、悠长秀丽、刀法洗炼的战国文字，其中铁足大铜鼎上刻铭469字，是国内已发现的战国时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铭文。
兴亡警示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大约在公元前4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414年乘赵国内乱，在顾（今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国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像。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
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历史记载
史籍记载在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之后，还有一个第八雄，即中山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战国中山国这朵奇葩一直闪烁着神秘的光彩，史册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多，首次出现在公元前506年，直至公元前295年赵国灭中山国的二百多年间，都依稀可见。比如《史记》、《左传》、《竹书纪年》等重要典籍里，都有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西汉末年刘向的《战国策》“待遇”最高，不但专门设有《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同等对待。不过，所有这些记载都比较零乱，不但零零星星的，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万多字，还缺乏准确的和正面的描述，以至于使中山国披上了模糊的外衣。到了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也一直苦苦寻觅中山国的踪迹，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深深惦念这个历史上的“艺术王国”。文字记载《故国中山》落实在文字上也是十分成功的。格局大，观古照今；气象大，纵横历史;境界大，国家利益；完全不似小女子笔墨，具有立马横刀、鼓角悲鸣的激越之气。这就要说到近年来势衰的“历史文化大散文”：自从余秋雨先生《文明的碎片》大受读者追捧以后，也跟着出现了一批“大历史随笔”写家，写得好的自然有，但后来泛滥以后，就逐渐被读者冷眼，原因是有的文章完全没有生命的激情，只是资料的堆砌;更恶劣的是拿来别人的研究资料，用几个形容词一“文学”，就成了“历史文化大散文”了。其实好的散文随笔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生命的激情，二诗意的审美，三哲学的光芒，而凌驾于其上的纲领是思想的力量，也即独特的见解，被张中行先生强调为“思想最重要”。这些优点，在《故国中山》中一一都见到了，所以它才被誉为一本奇书。
消失之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河北省平山县农民平整农田时刨出战国时期的大瓦，从而引出村民刘西梅老人关于古石神秘文字的故事。于是，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1974年冬，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开始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一些被怀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被农民刨开的封土下，到处埋着战国时期宫殿建筑用的大瓦。面对这一情况，河北省文化局很快批准了古墓发掘计划。 
当地农民向考古队长陈应祺讲起一件往事：30多年前，村里有个叫刘西梅的老人曾挖出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头。考古人员随后在刘西梅家看到这块石头，虽然当时不能解读这些战国时代的文字，但他们意识到，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公元前5世纪，周王朝统治日渐衰落，中国进入战国时代。一个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古老民族———鲜虞，建立起中山国。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子民向东越过太行山，定都在诸侯国势力薄弱地带。这个弱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强敌的不断侵扰，终于在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逃避于大山之中的中山国桓公励精图治，经过20多年抗争，再度出山复兴了自己的国家。此后，中山国逐渐国富兵强，开疆拓土。然而公元前296年，国力日衰的中山国抵挡不住强敌进攻而陷落，一代强国至此灭亡。 
对于这个几经起落的国度，人们只能从史书零星的记载里，粗略判断出它的发展脉络和地理方位，但从未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实这些记载。
陈应祺把石头上古老神秘的文字描摹下来，寄给了古文字专家李学勤。经过研究，李学勤肯定了这块石头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并对文字进行了翻译。“监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这些古文字是战国时代叫公乘得和叫旧将曼的人留给后人的，意思是：告诉后来的君子们，我们两个给国王看守园囿、给他捕鱼，现在又给他看守陵墓。 
2000多年前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证明了这里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园陵的所在地。
君主世系
称号
姓名
在位年数
在位年份
中山文公
​​？-前414年
中山武公
​9
前414年-约前406年
中山桓公
​29
约前406年
约前380年-约前350年
中山成公
​22
约前349年-前328年
中山王厝
厝
18
前327年-约前310年
中山王？？
（左妾右子）（上次下虫）
11
约前309年-前299年
中山王尚
尚
3
前298年-前296年

国名演变
中山国是琉球国的古称，位于中国大陆东方（台湾岛的东北方）、日本九州岛西南方的大海中，为一群岛。同古代日本一样，关于其国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即有《琉求传》。据1650年成书的该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一部国史《中山世鉴》称：“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美久筑之。”“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这就是说，中国隋朝时(581～617)，该国始被称为琉虬。查中国典籍，虬是龙的一种。以琉球群岛散布在大洋中的状态而言，谓之琉虬，实在非常形象。然而可能因为古代中国都将龙作为华夏帝王的象征，史官写史多有忌讳，所以《隋书》就将它改为同音的“琉求”了吧。
到明朝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中称其为琉球。从此乃成为正式名称。可见，连琉球国的国名也是中国取的。据《殊域周咨录》载，该诏书说：“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这份诏书除了以华夏自居中央，使用了中国历代皇帝习用的“蛮夷”之类词以外，毫无威胁恐吓的意思，是一种和平外交。因此，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首先领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与杨载一同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见1725年琉球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二部正史《中山世谱》)继中山王后，琉球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怕尼芝，也相继于翌年向中国皇帝称臣入贡。当时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明太祖知悉后，又去诏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堪悯怜。”因此要求他们“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后三王果然罢战息兵。足见此时中国皇帝在琉球享有高度政治权威，当时的琉球实是中国的属国。
国间关系
琉球国与大明国的关系
据琉球国史及各种史料记载，自洪武十六年(1383)起，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延续了整整五个世纪，即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发生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岛津氏入侵琉球，琉球国在受到萨摩制约的情况下，也始终未变。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人琉。这批中国移民主要是向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琉球王国也曾主动请求赐人，如1606年，尚宁王受册封时，便请赐明人归化。如从中国去的蔡氏为蔡襄的后人，林氏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与此同时，琉球王还经常选派子弟到中国留学。
从明洪武五年(1372)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直至清朝光绪五年(1879)，日本强行“废琉置县”为止）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连它的国都首里城的宫殿，都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充分表示其归慕中国之意。琉球人也与日本人做生意，但每逢中国册封使到琉，必禁用假名、和歌、宽永通宝，改穿唐服。琉球还配合中国抗倭，《明史》就有记载，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
1609年，萨摩“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明史》)。当时琉球王侍从写的《喜安日记》记载：“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萨军将琉球王尚宁等百余人俘至鹿儿岛，达三年五个月，逼迫尚宁王屈辱地承认向其“进贡”。同时还强行割占琉球北部五岛。但即便如此，也尚未改变中琉关系。如据《明史》记载，万历十四年（1616），“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当时忍辱负重的尚宁王在国家残破的情况下，依然不忘“遣使以闻”，通报中国防备日本侵略。
兼并琉球国
清朝入主中原后，中琉册封关系继续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更为扩大了。然而，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原来萨摩对琉球的侵略掠夺，还只是日本西南某个岛藩的强盗行为；现在，日本则要进行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了。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中，就提到了要侵占琉球。明治五年（1872），日本借琉球使者到访日本之际，突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所谓“华族”。这是明治政府强行改变日琉关系的第一步。而这些行径，当时都是暗中进行，对中国隐瞒的。从此，琉球便成为了所谓“日清两属”。而后，日本政府不断施加政治、军事压力，进一步胁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但每次均遭拒绝。如1875年8月5日琉球王尚泰答复日方的信中，便说不能“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还提到所谓“两属”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采取明确处置”，并表示“愿对两国奉公，永久勤勉”。但日本还是不肯罢休。
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琉球国在不断向日本“请愿”要求保持中琉关系、不变琉球国体政体的同时，还向西方各国公使发出外交求援信。日本恼羞成怒，1879年1月10日日本《朝野新闻》竟称“琉奴蔑视我日本帝国甚哉”！于是，日本决定不顾国际公法，不顾琉球国臣民的意愿，加快吞并琉球。1879年3月，日本向琉球秘密派出军警人员，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命令交出政权。4月4日，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随即大肆抢掠中琉往来的文书、文物和宝印，以及琉球国的政府档案，企图销毁和隐匿历史见证。并强迫尚泰王等前去日本。这时，琉球王国仍拼死反抗，发出血泪抗议，并曾秘密派官员赴天津谒见李鸿章，请求中国“尽逐日兵出境”。清政府也据理与日本力争过，但终究未能派兵援助琉球。这当然也是与清朝政府腐败、实力衰落有关的。当时，琉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还在北京壮烈自杀，以死抗议日本侵略，以死请求中国出兵。然而“自为一国”的琉球还是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但反抗运动继续进行，大概到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渐息。
直到1919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组织人辑集清诗总集《晚晴移诗汇》（1929年编成）时，仍然将琉球诗人的诗作为“属国”的作品收在最后一卷中。1925年，著名诗人闻一多发表《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离开了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在“台湾”一节里他也写到了琉球：“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流球灭国一百二十年后，日本政府别出心裁地把2000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放在冲绳召开。日本还特意新印了面值2000日元的纸币，上面的图影是当年琉球王国的遗迹。真不知那些世界首富国家的首脑，坐在当年琉球国的土地上，会不会回想起历史并不十分久远的那一幕灭人社稷的暴行？会有什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