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标
人物简介
朱标(公元1355—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嫡长子。因他先于朱元璋去世，故未即皇帝位，谥曰“懿文太子”。
明太祖死后，其子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遂追尊他为“明兴宗孝康皇帝”，简称“孝康帝”。
“靖难”之后，明成祖朱棣又贬其为“懿文太子”。
明安宗即位后，才最终恢复了他的帝号，上尊谥曰“兴宗和天敬道宪懿勤敏淳文度武明仁慈孝康皇帝标”，让他陪葬于南京明孝陵，即“明东陵”。
家庭成员
妻子太子妃：
1.元妃常氏(?-1378)，开平王常遇春之女，追谥为“孝康皇后”
2.继妃吕氏，后为“皇太后”，也称为“吕后(吕皇后)”“吕太后”，太常寺卿吕本(1359-1412)之女儿子虞怀王朱雄英(常氏生)，追封。
建文帝朱允炆(吕后生)
吴王朱允熥(常氏生) 
衡王朱允熞(吕后生)
徐王朱允火熙(吕后生)
幼子朱某(早夭，无爵、无谥号) 女儿长女江都郡主，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下嫁长兴侯耿炳文之子耿璿。 
次女宜伦郡主，永乐十五年下嫁于礼。 
三女朱氏，无考。 
四女南平郡主，未下嫁，永乐十年(1412年)薨，追册。
生平事迹
储君生涯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史记载其乃高皇后马氏所出，是为太祖嫡长子。当时虽仍处乱世，但其父早已是一方诸侯，并凭藉其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很快完成了建国大业，使他在十三岁尚未成年时，便已贵为太子。既没有经受戎马倥偬、生活磨难，亦未身陷宫闱惊变，他的一生似乎完全是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
朱标出生在攻占太平府的军旅之中，长子的出世，给酣战中的朱元璋带来了莫大的欣喜。得报后，元璋兴奋地在当地的一座山上刻石曰：「到此山者，不患无嗣。」兴奋之馀，也对儿子抱以极大的希望。稍长，便让其拜宋濂等名儒为师，接受教育。1367年，太祖自称吴王，并立其为世子。同年，令朱标赴临濠祭拜祖墓，希望藉机训练他将来为人君的本领，临行前，元璋教导说：「古代像商高宗、周成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勤俭，成为守成的好君主。你生长富贵，习于安乐。现在外出，沿途浏览，可以知道鞍马勤劳，要好好观察百姓的生业以知衣食艰难，体察民情的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到老家后，要认真访求父老，以知我创业的不易。」
翌年，即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朱标亦被立为太子，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五年的储君生涯。为了训练出理想的继承人，能干的守成之君，朱元璋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建国后，广聘名儒，在宫中特设大本堂，贮藏各种古今图书，让诸名儒轮班为太子和诸王讲课，并挑选才俊青年伴读。在教学中，太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要求按礼法行事。太祖自己也时常赐宴赋诗，商榷古今。他曾特地对教育太子和诸王等人的儒臣说：「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国管事的，……教育的方法，要紧的是正心，心一正万事就办得了，心不正，诸欲交攻，大大的要不得。你要用实学教导，用不著学一般文士，光是记诵辞章，一无好处。」故此，除了让太子诵习儒家经典，又专门选了一批德行高雅的端人正士，作太子宾客和太子谕德，让他们把「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向太子讲授。太祖还常常以自己的经历训导太子，要他明白创业的不易，守成的艰辛。同时，为了避免前代经常出现的东宫官僚自成体系，与朝廷大臣闹意见，甚至宫廷对立的弊端，太祖就命李善长、徐达等朝廷重臣兼任东宫官僚。  朱元璋朱标尽管生于安乐，但并无纨绔之习，应该说，他没有辜负乃父的寄托。他生性聪颖、忠厚，颇能领会，而且还尽心受教，对宋濂等人言必称师父。长大后，温文儒雅，慈仁殷勤，颇具儒者风范。史籍中多称他：「为人友爱」、「孝友仁慈，出于至性」。方孝孺曾称颂他：「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婴孩。」「懿文光典册，善美过昭明。」虽不无溢美，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朱标二十二岁，朱元璋见他年纪已长，遂令今后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有意让太子「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并告诫说：「我所以要你每日和群臣见面，听断和批阅各衙门报告，学习办事，要记住几个原则：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于疏暴；一是明，能明才不会惑于奸佞；一是勤，只有勤勤恳恳，才不会溺于安逸；一是断，有决断，便不致牵于文法。我从作皇帝以来，从没偷过懒，一切事务，惟恐处理得有毫发不当，有负上天付托。天不亮就起床，到半夜才得安息，这是你天天看见的。你能够学我，照著办，才能保得住天下。」从此，朱标开始学习并协助其父处理日常政务。在这过程中，他每每希望实行「宽通平易之政」，但终多因与太祖意趣不合而难行其道，作为储君，他的任务只能是学习和协助，最终的权柄无疑都操之于太祖之手。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标受命巡视陕西，一方面想让他看看西安是否适合作为都城。当时，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又推荐以西安为都，认为「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另一方面，时秦王朱樉以多过失，被召回京师，也要他趁机调查一下秦王的言行。朱标巡视归来后，献陕西地图，又替秦王说了一些好话，朱元璋才放朱樉回西安。但不料，他本人归来后不久就开始生病，最终于次年四月撒手尘寰。东宫心慈作为一代未及享国的储君，正史中对他的记载，大致不过如此。而且，就是这点内容，也基本都是围绕著太祖而予以记录的，几乎看不到他独立的生活经历。若仅仅立足于以上正史所载，我们除了感叹他一生的平淡无奇和年寿不永外，实在很难说他有什麼不幸，相反，似乎还可能艳羡他生于富贵，天生就位极人臣。然而，如果我们能透过这些记载的表象，进入历史具体情境之中，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他的生活，就不难想见，他相对短暂的一生，其实无时无刻不处于其父朱元璋的阴影笼罩之下。身为几无可能远离历来凄厉残忍的政治斗争漩涡的太子，他生活应不会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是如此。
朱元璋虽雄才大略，但生性猜忌，权力欲望极强。吴晗曾指出：「全国大大小小的政事，（朱元璋）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当然可以节省精力、时间，但是第一他不放心，不只怕别人不如他的尽心，也怕别人徇私舞弊；第二更重要的，这样做就慢慢会大权旁落，而他这个人不只是要大权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的。」(《朱元璋传》)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太祖不惜大兴党狱，大肆屠戮功臣。洪武十三年以后，太祖屡兴大狱，特别是胡惟庸和蓝玉两案，株连残杀更多达三万和一万五千馀人，诛杀之惨烈，恐为历史之最。太子是自家人，固与外人不同，但在皇位的争夺上，以往骨肉相残之事并不罕见，于此，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以他的为人处事，就是对太子，恐怕也不会全然无所顾虑和防范。特别是洪武十年後，太子对一些政事处理，常常与元璋意见相左，这必然更会促成他的猜忌。据《明史袁凯传》记载：朱元璋曾在审决刑囚後，让御史袁凯交太子覆审，朱标多所矜减。太祖便问袁凯，谁批决得对？袁不得已对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太祖的这一发问，未始不含有考察一下臣子究竟是对己还是对太子忠心的心机。另一些史籍记载，太祖欲诛朱标老师宋濂，太子为他求情，太祖竟怒言：「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显然已具有鞭策他要摆正自己位置的意味。而尤为明显的是，太子自巡视陕西归来後，元璋让其审决刑囚，并令吏部尚书詹徽佐之，在审批中，太子欲宽，而詹徽欲重，太祖则明确支持徽，太子就争辩说：「立国应以仁为本。」太祖盛怒，道：「孺子难道欲自己当皇帝，来教导我吗？」顿令太子悸骇不已，不知所措。《明书》(邓元锡撰)和《名山藏》等一些史书认为，正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懿文的早逝。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之位，历来都是政权斗争的焦点，朱标的太子地位虽未见受到明显的威胁，不过他弟弟众多，被立为太子时，已是十三岁的少年，而太祖不过四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就预示著，他必须经受不知何日是终点的漫长等待。俗话说，夜长梦多，因此，在对人人觊觎的皇位继承的漫漫等待中，朱标也不大可能完全安之若素，无所用心。事实上，随著同太祖矛盾的加剧，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防备。据《名山藏》记载，朱元璋在征战中，尝为敌兵追击，高皇后马氏背著他逃命。马皇后死後，太子可能是考虑从此失去与其父缓冲的馀地，便将这一事件绘作图像，藏在怀中，以备不测。後来果真发挥了作用。一日太祖又大开杀戒，太子劝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元璋不作声。第二天故意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太子面有难色，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皇太子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怎麼样的皇帝，就有怎麼样的臣民，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他掼，并继续追打，他就有意把图掉在地上，太祖看到图，终因感念马氏的旧情而宽恕了他。此外，朱标虽忠厚仁慈，但并不是没有主见和原则的逆来顺受之辈。  朱棣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然看到，他明明知道太祖喜好严猛之政，但仍始终不改自己凡事宽仁的主张，甚至不顾冒犯龙颜的危险，屡屡据理力争。实际上，他的这一个性，在尚未被要求帮助处理政事以前，就表现出来了。洪武七年，孙贵妃去世，太祖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以其不合礼法而拒绝执行，气得太祖要用剑击他。後来在众人的劝解下，事态虽得以平息，但父子君臣间的嫌隙还是由此形成了(傅维鳞《明书@蝡太子记》)。
父子俩出身不同，所受教育不同，生活境遇不同，思想作风和处事方式自然也就不同。太祖主张以猛治国，运用法庭监狱特务和死刑镇慑官民，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太子却生性忠厚，又长期接受儒家教育，所以往往讲仁政、讲慈爱，认为杀人愈少愈好；太祖要用全力消灭内部的敌对力量，巩固皇家统治，太子却要照顾将相过去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戚情谊，兄弟友爱，向父亲说情争执。一个严酷，一个宽大；一个从现实政治出发，一个从私人情感出发；一个欲树立绝对的权威，一个却总有自己的原则而不肯屈服。如此这般，父子间的分歧日渐扩大，冲突不断升级，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类的矛盾和冲突若出现寻常人家的父子间，也就罢了，但发生在皇太子和性情暴戾的皇帝身上，这给懿文太子造成心理压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样情境中，朱标不仅难以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相反不得不常常在漫长而没有期限的等待、紧张、郁闷甚至惊恐之中苦忍度日。他中年而逝，固然不会仅仅是因为其父亲的一次怒斥，但他们父子间日趋严重的矛盾冲突，无疑早已在逐步地消耗著他的心力，损害著他的健康，终致因一次似乎偶然的事件而一病不起。无法消受出身皇家，而且贵为太子，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对缺乏足够强健的身体和坚韧的心理承耐力的朱标来说，太子之尊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生活的幸福，尽管他生活在尊贵和优裕之中。他一出生，就具备了继承其父权位的资格，且就被朱元璋寄以厚望，然而望之愈切，责之愈严，他从小就被严厉管教。特别是立为太子後，身边围著众多的名儒和正人君子轮番对他训导和规劝，一言一行都被严格要求按礼法从事。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能享受到多少常人应有的童年情趣实在殊可怀疑。逐渐长大后，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仍只能一如既往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在漫长而无奈的等待和不安中生活著。尤其是，随著他与太祖矛盾分歧日趋激烈，更不得不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在多重因素的折磨下，终于尚未来得及登上他孜孜以盼且理应属于他的皇帝宝座，过早地先他父亲而去了。
更令人哀叹的是，因为他特殊的身分，他甚至不能享受人人应有的天伦之乐，沐浴人类至情的天然母爱。按照传统的礼法，皇位的继承人，必须是嫡长子，正史中均言，他为马皇后所生，然而，据明末清初的潘柽章等人的考证，懿文实为淑妃李氏所出。（《国史考异》卷四）若情况果真如此，太小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感觉到什么，但随著年龄增长，就必然会渐渐有所察觉，而他的身分和环境又决定他无法去确认和亲近生母，故一旦感知，内心的痛苦和不满就不难想像了。上文所举他拒绝为孙贵妃服齐衰，完全可能正是这种情绪的发泄。
若有在天之灵的话，至少暂时可以告慰他的是，他虽然走了，但他继承大统的血胤并没有中断。他死后，太祖悲恸不已，为他举行了极隆重的葬礼，赐諡号懿文。四个月後，他的次子允炆（长子雄英此时已逝）被正式立为皇太孙。又六年，朱元璋卒，太孙允炆顺利继位，是为建文帝。他也被追尊为孝康兴宗皇帝。然而这一切，对他已无任何意义，建文帝在皇帝宝座上，屁股还没有坐热，他的四叔朱棣便兴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并最终夺取了皇位，同时也削除了朱标的皇帝尊号。
作为常人，他自小就被剥夺了常人之性情和天伦之乐，作为政治人物，他一直生活在无奈和等待之中，至死也未获得自我作主、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机会。他的一生虽然尊贵，究竟是喜，是悲？于此，也就不难作出判断了。
朱标去世后，著名的文士方孝孺，不胜悲切，作挽诗十章以志纪念。其中云：「盛德闻中夏，黎民望彼苍。少留临宇宙，未必丑成康。」「已失群生望，空馀万世传。长江一掬泪，留恨绕虞渊。」「德隆尊未及，仁与寿难全。」「圣子承皇业，能疏四海衰。」斯人已去，究竟他是否真的「能疏四海衰」，至此已成一个永远无法验证的假想。不管时人抑或後人对他赋予多少美好的希望和设想，也不管後人给他套上怎样美丽的光环，那都不过是别人的事，留给他自己的，似乎只有尊贵而却郁郁不乐的一生。令人不禁要再发出一声「何生于帝王家」的哀叹！』
史籍记载
《明史·卷一一五·列传第三》：
兴宗孝康皇帝标，太祖长子也。母高皇后。元至正十五年生于太平陈迪家。太祖为吴王，立为王世子，从宋濂受经。
吴元年，年十三矣，命省临濠墓，谕曰：“商高宗旧劳于外，周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俭，为守成令主。儿生长富贵，习于晏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其因道途险易以知鞍马勤劳，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又命中书省择官辅行。凡所过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过太平访迪家，赐白金五十两。至泗、濠告祭诸祖墓。是冬从太祖观郊坛，令左右导之农家，遍观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带刀舍人周宗上书乞教太子。帝嘉纳。中书省都督府请仿元制，以太子为中书令。帝以元制不足法，令詹同考历代东宫官制，选勋德老成及新进贤者，兼领东宫官。于是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中书平章政事胡廷端、廖永忠、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书左、右丞赵庸、王溥兼副詹事，中书参政杨宪兼詹事丞，傅瓛兼詹事，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张兴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孙兴祖同知左右率府事，佥大都督府事吴桢、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谕之曰：“朕于东宫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领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者，欲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职此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识之。”是年，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琦等入对谨身殿，仪状明秀，应对详雅。帝喜，因谓殿中侍御史郭渊友等曰：“诸生于文艺习矣，然与太子处，当端其心术，不流浮靡，庶储德亦获裨助。”因厚赐之。未几，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庸、卢德明、张昌为太子谕德。
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帝时时赐宴赋诗，商搉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命诸儒作《钟山龙蟠赋》。置酒欢甚，自作《时雪赋》，赐东宫官。令三师、谕德朝贺东宫，东宫答拜。又命东宫及王府官编缉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训谕太子诸王。四年春，制《大本堂玉图记》，赐太子。
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谕曰：“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咸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牵于文法。凡此皆心为权度。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尔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时令儒臣为太子讲《大学衍义》。二十二年，置詹事院。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肴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氵霸、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既行，使谕曰：“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导尔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谕从行诸臣以宿顿闻。
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帝恸哭。礼官议期丧，请以日易。及当除服，帝不忍。礼官请之，始释服视朝。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
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帝或以事督过之，太子辄告高后为慰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太子元妃常氏，继妃吕氏。生子五：长雄英，次建文皇帝，次允熥，次允熞，次允熙。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燕王即帝位，复称懿文皇太子。孝康皇后常氏，开平王遇春女。洪武四年四月册为皇太子妃。十一年十一月薨，谥敬懿。太祖为辍朝三日。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后。永乐元年复称敬懿皇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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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国历史学者余新忠曾经以《明懿文太子朱标尊贵而郁闷的一生》在《历史月刊》第169期中评论朱标，摘录其文如下：
『明洪武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即公元一三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当朝储君懿文太子朱标，尚未及登上大宝，便匆匆走完了他尊贵、平淡却多少有些郁闷的一生，享年仅三十有七。这一年，他的父亲明太祖朱元璋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由此而带来的皇位继承上的隐患，在十年后，便彰显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