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权法案
美国人权法案
人权法1787年5月25日到9月17日美国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这部宪法取代1781年《邦联条例》成为美国的也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主持，出席会议的共55人，在政治态度上多是保守派，代表人物汉米尔顿。只有富兰克林和路德·马丁两名民主派参加会议。最后通过了联邦宪法。这部宪法基本未提及人民的民主权利，后在群众压力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下，于1789年7月又通过10条宪法修正案，1791年12月15日正式生效，即著名的《人权法案》。
具体内容1. 1791年12月15日 信仰、出版、集会、示威自由。 
2. 1791年12月15日 携带武器的自由。 
3. 1791年12月15日 军队不得进入民房。 
4. 1791年12月15日 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
5. 1791年12月15日 正当审判程序、一罪不再理、无罪推定、征用私产需赔偿。
6. 1791年12月15日 刑事案件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7. 1791年12月15日 民事案件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8. 1791年12月15日 禁止过度严厉的刑罚和罚款。
9. 1791年12月15日 宪法未列明的权利同样受保护。 
10. 1791年12月15日 宪法未赋予政府的权利都属于各州和人民。
共10条。简言之，就是规定了人民享有信仰、出版、集会、示威和宗教自由等权利。
注：在《1787年宪法》共7条正文中，也提及到了极少的人民权利的问题，但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利，因而十分不完善。且参与宪法制定的成员在后来被问及这一问题时，推脱说“关于人民权利的问题在之前各州的宪法中已经有过了。”可事实是，《1787年宪法》中并没有任何条款承认各州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权利有效，并且各州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其余宪法修正案11 1795年2月7日 限制联邦法院对各州的管辖权。 
12 1804年6月15日 总统选举办法。 
13 1865年12月6日 废除奴隶制度。 
14 1868年7月9日 国籍，处罚程序，众议员选举，叛国罪，国债，所有公民享有平等被保护权。 
15 1870年2月3日 所有公民不得由於肤色和种族的区别而受到选举权的限制。(不包括性别) 
16 1913年2月3日 国会对所得税的征收权。 
17 1913年4月8日 代表各州的联邦参议员必须直接选举。 
18 1919年1月16日 禁止在美国国内制造、运输酒类（后被第21条废止）。 
19 1920年8月18日 禁止选举中的性别歧视。 
20 1933年1月23日 规定总统任期，国会议事程序。 
21 1933年12月5日 废除第18条修正案。 
22 1951年2月27日 总统最多连任一次。 
23 1961年3月19日 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选举规则。 
24 1964年1月23日 选举权不受税收限制 。
25 1967年2月10日 总统与副总统的继任规则。 
26 1971年7月1日 保护18岁以上公民选举权 。
27 1992年5月7日 禁止随意改动议员薪酬。
法国人权宣言
国民议会在主宰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
第一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
第二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 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第五条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
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或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第七条 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
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第九条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第十一条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第十二条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 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第十六条 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第十七条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英国人权法案
为进一步加强《欧洲人权公约》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之效力；为使担任一定的司法职务并成为欧洲人权法院法官之人员预做准备及其他相关目的，特制定一部法案。
该法案由女王陛下公布并征得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建议和同意及经其授权规定如下：
引　言

中国人权法案
同美英国家来说，中国人权法案是受其影响的，中国并没有提出人权法案问题，但是中国对人权问题是放首位的。
1998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2000年10月1日，《人权法案》正式生效，迄今已7个年头。那么，1998年《人权法案》的实施对英国的司法功能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从英国人权保护实践的角度，对人权条约适用中的司法功能进行实证地考察。
一、议会主权的英国司法传统 
要探讨1998年《人权法案》对英国司法功能的影响，首先有必要交代英国的两个法治传统，即判例法和议会主权。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源头。严格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传统是普通法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受判例拘束的下级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推翻上级法院的判例，即使下级法院认为判决明显有误或未能正确地表述法律原则时，它也无权更改上级法院的判例；二是创设司法判例的上级法院不能随意推翻由自己创设的判例，甚至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议院也要受自己判例的约束。这种判例法在英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各不相同，但17世纪光荣革命后确立的议会主权体制深深影响了英国的普通法实践，使议会制定法与判例法的地位与效力等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7世纪早期及以前，英国并没有议会主权的概念，议会立法仅仅是当时英国法律体系中的诸多法律渊源（包括议会立法、英王立法、教会法、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等）之一，并不是主要的法律渊源。当议会立法与其他法律渊源发生冲突时，君王控制下的法院总是认可英王立法的优先性或者判例法、习惯法的重要地位，议会立法总是被宣布无效或处于从属地位。随着英国光荣革命的完成，立法权逐渐集中于议会，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剥夺和限制王权的形式确立了议会的主权地位，普通法法官也转而服从议会至上的权力，法官意志服从议会意志，普通法服从议会立法。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议会主权的原则不仅为法庭所接受，而且在普通法的生长中得以发展，并衍生出两项规则，成为该原则的普通法渊源，即法庭不挑战议会法律有效性的规则和议会后法对前法的“含蓄废除”的规则。①前一规则包括由不同具体案例产生的具体规则，如议会法律优先于国际法，英王无权以宣告形式增加或改变法律，法庭无权过问议会法律的有效性问题，对一项议会法律的通过是否违反议会程序的调查职责在于议会而不是法庭。后一规则意味着后法优先、前法与后法不一致时废除前法的规则，这为法官提供了议会法律冲突时的判断机制，排除议会受前面立法的限制，也排除其对以后立法的限制，从而保证了当前的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是英国司法法治的另一基本特征。所谓议会主权，即议会至上，也就是说，议会立法具有至上性，普通法院不享有对议会立法的司法审查权；惟有议会才拥有制定与废除法律的权力，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都不能推翻或废止议会立法。一项议会提案一旦经过英国女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同意就具有议会立法的效力，司法部门惟有服从议会立法。但议会立法的至上性并不涵盖地方立法机关的自治立法与政府的授权立法。此外，英国议会立法不能改变外国法院所适用的法律，但却受到诸如欧洲共同体法、《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规则的约束。总之，议会主权作为英国法治传统的基本特征，表达的只是议会立法相对于法院司法适用的最高权威。即使在普通法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仍然可以通过判例法及其规避实现对议会立法的某种修正或拒绝。
二、1998年前后的英国人权立法
 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议会主权的法治传统意味着人权的议会立法在英国普通法的至上性。由于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人权立法主要存在于1215年《大宪章》（Magna Carta）、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1679年《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和1689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998年《人权法案》等组成的系列宪法文件中。
1215年《大宪章》是英国最早的人权立法，它以王权接受法律限制、王室尊重司法为前提承认了英国国民拥有的权利和自由，如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裁判或经过内国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拘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②1628年《权利请愿书》进一步确认了《大宪章》为国王所承认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特别强调经正当程序审判的必要性：“任何人除依本王国习惯或国会法案所确定之法律，不应判处死刑；无论何种罪犯，均不得免受通行程序之审讯，亦不得豁免本王国法律及条例所加之刑罚。”③《大宪章》虽然不是英国正式的宪法文件，但其确立的宪法原则却逐渐被保留于英国的普通法实践，并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就是：第一，除非经上、下两院组成的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第二，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必须经议会同意。第三，除非根据法院的令状不得逮捕任何臣民；被逮捕者必须迅速交付法庭审判。第四，刑事诉讼中被告的犯罪事实，必须在发案地区的普通法院的法庭上由陪审团决定。第五，可以对侵犯臣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王大臣和政府官吏提出控告。 1679年《人身保护法》设计了英国特有的人身保护令制度，规定所有受违法拘束的嫌疑人都应提交法院裁决。重视人权保护的司法程序传统得以进一步加强。1689年《权利法案》以13条的篇幅简要总结了英国光荣革命的成果，通过确立议会对王权的至上性系统而明确宣示英王承认的权利和自由。
1998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人权法案》，成为英国人权立法的里程碑事件，它将《欧洲人权公约》转化为英国的国内立法，并以“公约权利”（the Convention rights）的形式第一次系统梳理了英国社会存在的人权清单，从根本上解决了英国人权保护中司法适用的法律渊源和宪法基础问题。1998年《人权法案》的人权清单具体包括《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至第12条分别规定的生命权、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和强制劳动、自由和安全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法无明文规定不得治罪、维护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结婚的权利，第14条规定的禁止歧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至第3条分别规定的财产保护、受教育权、自由选举权，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第1、2条规定的废除死刑。当然以上条款必须结合《欧洲人权公约》第16条关于对外国人政治活动进行限制、第17条关于禁止滥用权利和第18条关于对行使限制权的限制的规定进行解读。⑤从有关规定来看，英国人权是有选择性的，既含有实体性人权，也含有公正审判、正当程序等程序性人权；既包含属于第一代人权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安全等内容，也包含有受教育等属于第二代人权的内容，但是以第一代自由权为主；既含有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也含有对人权实现进行合理合法限制的规定。不过应注意，英国的人权内容并不限于1998年《人权法案》所列举的“公约权利”，还应包括英国普通法实践和其他议会立法中所不断确立的人权内容，以及欧洲人权法院所保护的其他人权清单。
三、1998年《人权法案》实施的司法效果
1998年《人权法案》的实施对英国的议会主权和判例法传统是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它对人权条约适用中的司法功能产生了何种影响？
1、1998年《人权法案》的实施，虽然造成对英国议会主权制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议会主权的宪法根基和司法克制的法治传统。有学者认为，1998年《人权法案》的颁布实施实质上赋予了英国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并在两方面对英国的议会主权信条构成了重要限制：第一，根据《人权法案》第3条第1款的规定，在解释《人权法案》在内的议会立法时，法院应行使最灵活的法定解释技术；当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时，该条存在英国法院应抛弃议会原始立法意图的要求和趋向，这实际上在改变英国法院严格遵循议会立法的传统功能。第二，根据《人权法案》第6条第1款的规定，除非法院的行为与《欧洲人权公约》不相抵触，否则，法院在发展普通法的过程中的行为为非法；该法案虽然没有授权法院可以凌驾于与公约权利相抵触的制定法之上，但是却给予了法院最宽泛法定解释的司法技术，以便使其行为与《欧洲人权公约》相一致。因此，这些规定为法院发挥人权的司法审查功能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⑥那么，《人权法案》的规定是否会从根本上冲击英国的议会主权体制？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第一，该法案第3条第1款规定，法院在受理涉及公约权利的案件时，应尽可能将对基本法和附属法的解释和效力与公约规定的权利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尽量地设想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相一致，而不是简单地以《欧洲人权公约》来审查英国议会的有关人权立法。第二，该法案第4条第6款规定，法院关于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宣告，一是不影响其做出声明的条款的效力，该条款继续执行或生效；二是不拘束做出声明的诉讼所涉的当事人。第三，该法案第5条、第10条还规定与公约权利相抵触的议会立法，必须由女王和大臣启动立法程序来修改或废除相关立法，或由大臣作为当事人一方向上议院提出上诉，法院的宣告不影响原有议会立法的效力。第四，虽然法案第2条规定英国法院的审判必须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裁定、声明或咨询意见，但是并不受其判例的约束，即使欧洲人权法院也遵循不受先例约束的原则。《人权法案》第11条规定，个人对公约权利的依据援引并不限制在联合王国任何地方有效的法律所赋予他的其他权利和自由。第五，早在1993年的Webb v. EMO AIR Cargo (UK) Ltd.一案中，英国上议院就指出，法院只有在不“歪曲”国内立法含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解释国内法与欧洲共同体法是否一致的问题。⑦而《人权法案》正是以国内法的形式，有选择性地对《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缔约国义务进行国内立法，将《欧洲人权公约》的人权条款根据英国国情纳入英国宪法体制中，这仍然维持了司法从属立法、立法至上的议会主权原则。2006年7月，英国宪法事务部（Department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发表的《关于人权法案实施情况的审查》报告指出：自《人权法案》实施以来，英国议会、政府与司法权之间的宪法平衡没有发生实质上的重大改变，英国法院也认识到英国民主体制的基石就在于司法裁判必须保持在服从议会立法或政府政治决策的范围之内；《人权法案》实施前认为人权法的生效将从根本上改变议会、政府与司法权之间现有宪法关系的看法，现在被认为过分夸大了。⑧总之，英国法院仍严格遵循议会主权和司法克制的宪法传统。
2、1998年《人权法案》的实施，促进和改善了英国人权的司法保护制度和司法改革，并增强了英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1998年《人权法案》通过生效之前，英国普通法一般不直接涉及人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少对人权的司法保护实践。在英国，普通法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人权进行保护：一是将某些属于人权的内容，如财产权、隐私权、自然正义等奉为普通法本身具有的价值理念来指导司法实践；二是采用法定的司法解释技术确认法律（通常为立法条文）的真实含义，通过透视法律结构中所存在的某些预设来解释立法和审视公权力行为是否合法，这些预设之一就是议会不应该草率地试图干涉或允许执法机关干涉个人的某些“基本的”或者“宪法性”的权利。⑨英国普通法起初非常谨慎地处理涉及人权问题的案件，但逐渐越来越多地界定“宪法性权利”或“基本权利”的内涵，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不仅关注属于传统领域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也关注诸如表达自由和隐私权之类现代人权内容，甚至开始认同健康权等第二代人权为“基本的权利或需要”。不过，由普通法保护人权不具有理想的能力，这是因为：第一，英国普通法对自由持有消极的理念，所谓法不禁止即自由，法院不能主动地实施人权干预；第二，按照英国的议会主权的法治传统，普通法受制于议会法。所以，由议会进行直接的人权立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98年，英国议会通过《人权法案》，将《欧洲人权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结束了英国法院（包括上议院）不能直接适用人权规范的历史，使人权具有了直接的可诉性。正如英国宪法事务部在解答《人权法案》的实施时所指出的：“第一，公共权力侵犯公约规定权利的行为将被视为非法，除非它经过了议会立法的授权；第二，所有法律规定只要可能就应给予适合公约规定权利的明确含义，若法院不能提供解释则交付议会做出决定；第三，所有人权案件都将由法院或特等法庭受理，而不必诉诸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⑩不可否认，《人权法案》的实施没有改变英国的宪法体制，对英国法律的发展也只产生极其有限的影响，即使英国法院在审判中考虑过公约权利问题，但在许多案件中可以得出与普通法相同的判决结果，或者司法判决仅是受到了一些挑战。此外，《人权法案》的实施虽然带来了基于公约权利的民事和刑事领域立法的增加，但并没有带来英国诉讼案件的剧增，上议院受理的上诉案件中也仅极少数明显考虑过公约权利问题。如来自英格兰与威尔士、由上议院裁决的上诉案件中，2000年至2002年没有人权案件的专门统计；2003年共62件，其中人权案件占8件；2004年共45件，其中人权案件占13件；2005年共68件，其中人权案件占19件。⑪当然，在一些涉及政府公权力与个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打击犯罪、反对恐怖主义和实施移民管制等方面，还是显示了《人权法案》对英国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积极影响。如在A and Others v. The Home Secretary⑫案中，上议院做出裁决：仅依据2001年《反对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未经审判就逮捕外国人与《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的公正审判条款不相容，因为存在基于国籍或移民身份的歧视问题。自2000年10月《人权法案》生效以来，英国上级法院（具有上诉审功能的法院，主要指上议院）虽然仅12次行使过《人权法案》第3条关于“法院应尽可能地将对基本法和附属法的解释和效力与公约规定的权利保持一致”的司法解释条款，但其中就有11次宣告议会立法与公约权利不相容，并且每次使得议会通过进一步立法使之相容。⑬为加强人权的司法保护和英国的司法统一，2003年6月12日成立了宪法事务部，成为英国推进司法改革、保障人权和健全民主体制的新型政府部门。该部门剥离了英国原司法大臣的三重角色即兼政府内阁部长、上议院议长和大法官，而成为实际承担起保障英国司法独立和主管司法行政事务的政府部门。同时，根据2005年的《宪法改革法案》（Constitutional Reform Bill），新设立的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有望于2008年10月投入运作，统一行使全英的最高司法权，英国的司法独立将得到进一步保障，英国也将第一次真正拥有人权司法保护的最高法院。
3、1998年《人权法案》的实施，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人权保护中的二元化司法机制问题，有助于协调英国人权的区域司法保护与国内司法保护之间存在的分立与冲突，从而为英国人权提供更和谐的多元化司法保护机制。1998年《人权法案》实施前，由于英国国内法体系没有明确地将人权置于优先的制定法地位，而英国法院也一直遵循不直接援用国际条约的司法传统，即认为《欧洲人权公约》在被引入英国国内法之前没有法律实施效力。丹宁勋爵法官（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欧洲人权公约》在引入英国法之前，英国法官并不必然受该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约束：“应该让英国法院注意公约所阐明的原则和例外，但不要因此而受到它的限制；应该让法官斟酌情况接受，或舍弃或变通公约的条款以适应我国的环境；应该让议会重视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但不能完全服从他们。应该由议会决定是否采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以及是否使其成为我们法律的组成部分。不能让我们受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我们的普通法一无所知的法官所做的判决的约束。”英国于1972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法》第2条规定，条约及共同体立法在英国有直接实施效力，《共同体法》的地位优先于国内法。英国的司法案例实践是，法院对议会立法尽可能做符合《共同体法》的解释，在两者不一致时优先适用《共同体法》，不过仍然承认议会具有明示废除《共同体法》的权力，因为《共同体法》的优先地位是英国议会立法赋予的。因此，随着英国成为欧洲理事会和欧共体（后来的欧洲联盟）成员国和签署系列的《欧洲人权公约》，最终导致了英国存在两个层次的宪法体制：一是那些受欧共体法律保护、仍带有突出商业性特点的权利享有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当事人在国内法保护欠缺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寻求欧洲人权法院或欧洲法院的司法救济；二是当事人通过普通法寻求权利救济，但普通法受制于议会法，因此通过普通法救济的权利易受到议会立法的制约，这些权利与欧洲共同体法所保护的权利地位不同。截止到2000年6月30日，欧洲人权法院共受理了115个英国案件，其中就判决101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条款。1998年《人权法案》的生效为英国人权的司法保护提供了必要而厚实的宪法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协调了英国在人权司法保护中的二元化体制问题，因为该法案不仅明确确认了英国国内法和《欧洲人权公约》共同认可的人权条款和内容，而且细化了英国司法机关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公约义务与法律程序。如法案第2条规定，英国法院在决定涉及公约权利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和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决定；第3条和第6条规定，英国法院应尽可能将对基本法和附属法的解释和效力与公约规定的权利保持一致，而包括法院在内的公共当局实施与公约权利不相一致的行为是违法行为；第4条还规定，如果法院认定有关规定与公约权利不相一致，即可作出不一致的宣告。可以说，《人权法案》的实施为英国法官与欧洲人权法院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话机制，英国法院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的判决在斯特拉斯堡受到尊重，由欧洲人权法院推翻英国政府决定的案件也较《人权法案》实施前大为减少。不可否认的是，欧洲联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还是为英国人权保护提供了多元化选择，但这需要当事人（必须是人权侵犯案的受害者）穷尽国内的所有救济途径。如《欧洲人权公约》第35条第1款规定，依照公认的国际法规则，法院仅在所有国内救济方法均已用尽之后，从最后决定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处理此案。欧洲联盟法院或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对缔约国有拘束力。
香港人权法案
《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 》，简称香港人权法 ，是《 香港法例 》的第383章，其内容是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条文收纳入香港法律，废除一些与之牴触的过时苛法，保障人权 。
该条例草案于1990年开始制订，至1991年 6月由立法局通过。 条例共有14条，其中第3条的条文是需把所有先前法律条文中，被鉴定为与《公约》抵触的部份废除，而第4条则用于日后生效的法律条文上。 以《 公安条例 》为例，由于其条文与《公约》抵触，因此曾于1995年修订。 由于《人权法》当时在香港法律中享有凌驾性的地位，因此由亲中人士组成的临时立法会认为违反《 基本法 》，并将第2条第3节、第3及第4条在主权移交后废除，不采纳为特区法律，也使《 公安条例 》与《公约》抵触的部份得以还原。
但是， 终审法院于吴嘉玲案中一致裁定，基于基本法第19和80条，法庭有权行使审判权，而行使这基本法赋予的权力时，法庭有权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和执行，因此法庭有权将任何违反基本法的香港法律废除。 基本法第39条列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继续适用于香港，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内容出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此将入境条例的追溯力的规定裁定为违反基本法。 此举绕过了临立会的决定，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效力还原，保存了其凌驾性。 有法律学者直讥临立会亲中人士对香港法制毫无了解，以为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2条第3节、第3及第4条废除就可以移除其凌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