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祭欧阳文忠公文
写作背景
退休家居的欧阳修66岁时病逝。王安石当时在京为相，闻讯后写下这片祭文。明代茅坤认为，在所有为欧阳修写的祭文中，本文数第一。欧阳修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作者曾感慨“非欧公无足以知我”。后以政治见解不同，也有过意见分歧。作者得知欧阳修去世的消息，不能忘怀于欧公，写下这篇表达无比崇敬和绵绵哀思的祭文。
作品原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1]！
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2]，智识之高远[3]，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4]。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5]，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6]，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7]，上下往复[8]，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9]，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10]，以其公议之是非[11]。既压复起，遂显于世[12]；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13]。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14]，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15]，谓千载而一时[16]。功名成就，不居而去[17]，其出处进退[18]，又庶乎英魄灵气[19]，不随异物腐散[20]，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湄[21]。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22]，且犹为涕泣而歔欷[23]。而况朝士大夫[24]，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25]！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26]，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27]！
作品注释
[1]“夫事”四句：致：做到。溟漠：幽暗寂静，这里是渺茫的意思。推：推知，琢磨。
[2]器质：才能、度量和品质。
[3]智识：见识。
[4]瑰琦：奇特，美好。形容事物、文章卓而不凡。宋玉《对楚王问》：“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
[5]幽韵：优雅的韵调。
[6]闳辩：博大的辩论。
[7]仕宦：入仕做官。
[8]上下往复：官位的升降、外贬召回。
[9]屯邅（zhūnzhān）: 处境艰难困苦。困踬（zhì）：困厄不得升进。踬：跌倒，受挫。
[10]终不可掩：到底不会埋没。掩：埋没，淹没。
[11]以其公议之是非：因为是是非非，自有公论。
[12]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既经压抑，再又被起用，就名闻全国。遂：随即，就。 
[13]衰：衰退，减弱。
[14]后事：身后之事。这里指老皇帝死后王位继承之事。
[15]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谋划方针、决定策略，都是从容行动，当机立断。指顾：手指目盼，比喻行动迅速。
[16]千载而一时：千载难逢的大事,一下子就得以决断了。
[17]不居而去：不以有功自居，而是请求退职而去。
[18]出处进退：从出任官职，到居家隐处。
[19]庶乎：大概，几乎。
[20]异物腐散：尸体腐烂消失。异物：肉体、尸体。
[21]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湄：长留在箕山之旁与颍水之滨。箕山：山名字，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颍水：颍河，源头在登封县境内的颍谷。湄：水边。
[22]无贤不肖：无论贤与不贤之人，这里指全国上下的人士。
[23]歔欷：感叹、抽泣声。
[24]朝：同朝，一同上朝，作动词用。
[25]向慕：仰慕而亲近。瞻依：瞻仰，凭吊。
[26]盛衰兴废：人之生死，言外之意即人有生必有死。
[27]其谁与归：我将归向谁？
作品译文
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还不一定成功，何况天理渺茫不可捉摸，又怎么能把它推测知晓呢！ 
先生生时，闻名于当代；先生死后，有著述流传后世。有这样的成就已经可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悲切的呢！先生具有那样深厚的气质，高远的见识，加以精微的学术功力，因此作为文章，发为议论，豪放、强劲，英俊、奇伟，神奇、巧妙、灿烂、美好。在心胸中的才力，浩大有如江水的积储；发为文章，明亮有如日月的光辉。清亮幽雅的韵调，凄凄切切如急雨飘风的突然来到；雄伟宏广的文辞，明快敏捷如轻车骏马的奔驰。世上的学者，不问他是否熟识先生，只要读到他的著作，就能知道他的为人。
唉！先生做官四十年来，升升降降，调出调进，使人感到这世上道路的崎岖不平。虽然处境艰难困苦，到边远州郡流放，但到底不会埋没无闻，因为是是非非，自有公论。既经压抑，再又起用，就名闻全国。先生果敢刚正的气节，到老年还是保持不衰。
当仁宗皇帝在朝的最后几年，考虑到他身后的事情，曾经说过，象先生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国家的前途委托。后来确定方针，从容行动，当机立断，辅助今上即位，真可说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一朝决定。功成名就，不自居有功而请求退职，从出任官职，到居家隐处，这样的英灵，想决不会随着躯体消灭，而长留在箕山之旁与颍水之滨。
现今全国上下的人士，都在为先生的逝去而哭泣哽咽，何况我是同朝的士大夫，长期交游往来，失去的并且又是我向来仰慕而亲近的人呢！
啊！事物兴盛衰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伫立风中怀念，情感上不能忘却，想到再也见不到欧阳公了，而我将向谁归依呢？
作品赏析
行文中，作者着重从三个方面加以评介：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1]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逝世后追谥号“文”,世人称其为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汉族，世称临川先生 又称王荆公。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今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江苏省扬州市]、鄞县知县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舒州通判[安徽省安庆市]、江南东路刑狱。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