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人物生平
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俄历11月28日）诞生于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他父亲是世袭贵族、退职上尉瓦连廷·彼得罗维奇·普列汉诺夫，母亲马丽亚·费多罗夫娜是维·格·别林斯基的侄孙女。普列汉诺夫，童年时代在素有教养的父母的教育下，学完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于1868年进入了沃罗涅什军事学校二年级。在该校毕业后于1873年进入彼得堡的康土坦丁诺夫炮兵学校。1874年秋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
在矿院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家、经济学说史专家伊万·费多罗维奇·费先柯以及在当时先进青年学生中闻名的民粹派工人代表米特罗范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普列汉诺夫从1875年起就参加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动。1876年12月6日民粹派的“土地和自由社”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前组织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游行，普列汉诺夫在演说中宣告：“土地和自由归农民和工人！”“土地和自由万岁！”
此后，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1877年他秘密出国，先到柏林后到巴黎，织识了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甫罗夫（此人和马克思、恩格斯有书信往来）等人。同年7月又回到彼得堡。7月底他到萨拉托夫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1878年夏天他决心“到民间去”，在顿河地区活动。出任民粹派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的编辑。这时，普列汉诺夫自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民粹派”。
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相当坚决，但他们的理论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一发动，就会像干柴着火似地起来暴动。然而“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使大部分民粹主义者开始对这种看法产生怀疑。他们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这就导致“土地与自由社”在1879年沃龙涅什大会上的分裂。会后，恐怖主义者成立了“民意社”。1881年3月，他们终于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并不能改变专制制度的统治，只是招来更残酷的镇压。民粹派运动走上了绝路。另一部分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主张保留原有的策略，组成“黑土重分社”，但他们也已无所作为。[1]马克思主义者  19世纪80年代的普列汉诺夫[2]1880年初，第二次逃亡国外，自此开始了长达37年（直至1917年回国），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泛滥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901年至1916年）的流亡生活。同年年底，他到了巴黎，结识了茹尔·盖得、卡尔·考茨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等人。1881年底普列汉诺夫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后来写道：“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文”。1882年当他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后，很快把《宣言》印了出来。钻研和翻译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促使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写道：“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等志同道合者在日内瓦创立了“劳动解放社”。该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关于自由贸易的演变》、《恩格斯论俄国》等书译成俄文出版。他们领导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曾受到恩格斯的称赞和列宁的推崇。恩格斯看过《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后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出版后，恩格斯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列宁认为本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1889年，应拉法格邀请，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出席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1889年7月14日至21日于巴黎），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革命的工人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其它的前途，也不可能有其它的前途。革命的俄国无论如何不应置身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相反地，它今天同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接近起来，必将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的发言受到恩格斯的好评。这次大会结束后，他前往伦敦拜会恩格斯，以实现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宿愿。他得到恩格斯非常盛情地接待。普列汉诺夫后来回忆说：“我很高兴我能在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中和他就各种实际和理论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
1893年8月在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第二次见到恩格斯。1894年7月普列汉诺夫秘密来到英国，第三次会晤恩格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等都劝普列汉诺夫留在英国。他也喜欢能够与恩格斯经常会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光辉的年代。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一出现，普列汉诺夫就立即给《新时代》主编考茨基写信，请他在杂志上留出位置，以便回答伯恩施坦的挑战。他写道：“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我个人是不怀疑而且从没有怀疑过这一争论的结局的。”
当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出现以后，普列汉诺夫一边继续与伯恩施坦论战，一边同“经济派”斗争。他指出，“经济派”与西欧修正主义者沆瀣一气，试图使工人变为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1895年，列宁以疗养为名出国去瑞士会见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他成员。列宁的博学多才、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和充沛的精力，给普列汉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我们的革命运动中有这样的年青人，这是多么幸运呀!” 
1900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个俄译本，回击了“经济派”篡改《宣言》的企图。同年，他支持列宁创办《火星报》，为《火星报》撰稿37篇。阐明正在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许多理论和政策性问题。
在1903年7月30日开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由他宣布大会开幕。在讨论究竟什么人可以做党员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时，他说，他深信真理在列宁一边，对马尔托夫草案的拥护者所说的不敢苟同。“列宁的草案可以成为防止他们钻入党内的保障，单是由于这一点，一切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就应当赞成这个草案。”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二大”上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会上他被选为《火星报》编辑和布尔什维克的总委员会主席。[1][3]孟什维克主义  20世纪初的普列汉诺夫从1903年到1918年是普列汉诺夫生命的最后15年。1914年，列宁在评论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普列汉诺夫个人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列宁的这一评述，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应成为研究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活动的指针。在党的二大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26日到31日在日内瓦召开。普列汉诺夫希望二大上的分歧能在这次会上得到消除。但是，由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继续坚持错误路线，致使分歧更加扩大了。在这次会上普列汉诺夫是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在会议刚一结束，普列汉诺夫就动摇了。他囿于和他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的几个老朋友的关系，从党二大的正确立场倒退，开始同孟什维克调和，终于转到了“另一个阵营”去了。他擅自把阿克雪里罗得等补选到《火星报》编辑中来，遂使该报急向右转，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二大决议的机关报。在《火星报》52号（从此被称之为新火星报）上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反对列宁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坚定的立场。
普列汉诺夫对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在社会党国际局全体会议上，根据他的倡议通过了谴责日俄战争的宣言。在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热烈握手，引起了与会者的欢呼。普列汉诺夫认为，对这次罪恶的战争承担责任的不是俄国人民，而是它最凶恶的敌人——沙皇政府。
当普列汉诺夫听到俄国1905年革命消息时，感到欢欣鼓舞。他写了《分开走，一起打》一文，说明布尔什维克在新条件下的策略思想。他认为，首先必须使人民不去仰仗教堂的神幡和十字架，而用某种更严肃更现实的东西武装起来。其次是无产阶级必须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要得到军官们的支持。因为军官”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其中心思想是要同资产阶级联盟，完全忽视了农民的作用。这是他转向孟什维克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为了制定1905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路线，由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硬以“不合法”为借口拒绝参加，并以布尔什维克的总委员会名义通过决议不准其他代表出席，否则开除出党。但不久，他却参加了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所谓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会上按照孟什维主义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二大”决议。大会后，把决议给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了解了决议内容后，认为这些决议给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构以致命的打击，他因此于1905年5月29日发表声明退出《火星报》和党总委员会。开始采取所谓站在“派别之外”的特殊立场。列宁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同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但后者对列宁的热情不予理睬。
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召开立法杜马宣言，普列汉诺夫急切地希望回国参加斗争。但是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不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责怪政治罢工“开始得不合时宜”，“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批判了他这种对待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观点。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至1912年），特别是1908年和1909两年，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而从事大量理论研究与写作。当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刚一露头时，普列汉诺夫就开始同取消派斗争，尤其是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新式的取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作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他领导的“护党派”主张保存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在1908年发表的《战斗的唯物主义》就是直接针对取消派。
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是他政治经历中的光辉一页。普列汉诺夫的过去的策略上的错误“没有妨碍他在1908年代里歌颂地下工作并揭露其敌人和对手”。
但是，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他反对开除取消派分子出党，却指责布尔什维克分裂统一的党，他说“问题不在于寻找谁有过错，而只在于不偏不倚地、公正地同分裂作斗争”。他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在一个党内使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重新“胶合”。社会党国际局为了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别的联合，于1914年7月16至18日召开了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普列汉诺夫仍站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立场上，为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辩护，攻击列宁起草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准备进行谈判的条件是“新的刑法典的条款”。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普列汉诺夫思想“十分模糊”，“模糊之处就在于他想同谁统一……”。[3-4]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普列汉诺夫攻击这个口号是“梦话”。普列汉诺夫在洛桑的一次讲演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党团在国会投票赞成预算，“充当了德国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的可耻行为；但在许多方面竟同意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沙文主义观点。列宁称赞普列汉诺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批评；谴责他为法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沙文主义立场所作的辩护。列宁不止一次批评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立场是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背叛。是“俄国的（和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表”。从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4月13日，普列汉诺夫回到阔别37年的祖国。他在几次讲演中极力鼓吹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这就迎合了反革命势力的需要。为了战胜德国，他亲自出任临时政府的铁路职工生活改善委员会的领导，并亲赴莫斯科参加临时政府为动员反革命势力“将战争进行到底”和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而召开的国务会议。他在会上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应当（根据自愿）寻求一条经济和政治妥协的道路”。8月，普列汉诺夫在临时政府召集的国事会议上作了一生最后一次政治演说。在演说中，他公开号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否则两者都会灭亡，“整个国家都会灭亡”。他还提到一则爱尔兰神话，说有两只好斗的猫，彼此各不相让，结果两败俱伤，双方都只剩下一条尾巴。这是他对自己以前革命活动的彻底背叛。
  位于俄罗斯的普列汉诺夫雕像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普列汉诺夫仍坚持他的立场，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他看不到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占人口多数的时候才能夺取政权。但是，当有人动员普列汉诺夫参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并请他担任新政府的首脑时，他坚决予以拒绝：“我把一生中的40年献给了无产阶级，我是不会向它射击的，即使它正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 
1918年5月30日，普列汉诺夫因肺病死于芬兰的皮特凯雅尔维疗养院。死后埋于彼得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在别林斯基墓的旁边。在普列汉诺夫的墓碑上，雕有他正在阅读思索的半身像，墓碑的一侧刻有他病重时为安慰他的妻子而念诵的诗句：“他已和自然融为一体”，表明了他对待死亡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死后，曾号召年青党员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4]
个人作品
普列汉诺夫在成立“劳动解放社”期间写了一系列反对民粹派、伯恩施坦主义以及俄国经济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是《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85年）、《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主义史论丛》（1886年）等等。这些都说明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此外，普列汉诺夫还曾在《新火星报》上发表《不该这么办》一文，1905年发表《分开走，一起打》一文，1908年发表《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出版《论战争》文集等。[1][3-4]
人物评价
在普列汉诺夫62岁的人生中，他一次又一次推翻过去的自己。1903年，当由他参与创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他先是坚决支持列宁为主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却又转而与主张温和的孟什维克关系密切；当孟什维克中的“取消派”要求放弃地下斗争时，他又对他们激烈批评；到后来，列宁主张将“取消派”开除出党，他再一次改变立场，反对这一激进主张。
“这些小集团总是没完没了地摇来摆去，今天倒向这一边，明天倒向那一边。”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模糊”，列宁在一次争论期间刊文评价道。
这句片面评价，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的困境。他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革命家。他一生的大半时间在国外流亡，于二月革命胜利后回到阔别37年的俄国，又在十月革命后离开，只待了几个月。因此，多数时候，他潜心读书并钻研理论、发表文章，而不是直接参与革命活动本身。在那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里，他艰难地试图找一个恰当立场：既主张前进，又反对冒进；他渴望社会进步，却发自内心地对狂暴和极端的行为充满警惕。
但普列汉诺夫并未反对过社会主义革命。作为马克思的信徒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先驱，普列汉诺夫自始至终相信社会主义终将到来，而资本主义会失败。[5]
大事年表
1856年12月11日生于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一小地主之家。
1868至1873年进沃罗涅什陆军中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康士坦丁诺夫军官学校深造。
1874年9月考取彼得堡矿业学院。
1875年同民粹派秘密组织建立联系。
1876年12月18日他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组织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政治示威，旋被矿业学院开除。
1876年创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1878年改称土地和自由社，任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编辑。
1879年9月另组土地平分社，在工农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曾三次被捕。
1880年1月流亡国外，逐渐脱离民粹派，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恩格斯建立联系，了解西欧工人运动，并陆续将《共产党宣言》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成俄文。
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培养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批判民粹主义。
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无产阶级报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草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从1900年社会党国际局成立时起，长期担任国际局委员。
1903年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1905年革命时期提出“分进合击”的机会主义策略，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责备无产阶级“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期间，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经常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1905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公开要求取消党的取消派，大多数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分子。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1908年12月声明退出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1909年8月恢复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正式对取消派宣战，同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参与批判马赫主义。
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后，反对把取消派分子清除出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发表演说，出版《论战争》文集，公开为沙皇政府的掠夺战争辩护，号召俄国工人“保卫祖国”，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阔别37年的俄国。
1917年5月至1918年1月在其主办的《统一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拒绝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叛乱。
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病逝。[4]
政治遗嘱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6]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的怀疑菲利莫诺证明道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历代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普列汉诺夫的遗孀罗·马·普列汉诺娃的档案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在她的档案中对此只字未提。普列汉诺夫的亲戚们对“遗嘱”也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都从未谈起过这件事。
从菲利莫诺娃提供的情况看这个遗嘱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另外，菲利莫诺娃在她的《我们同时代人编造的文献》一文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确实有个“遗嘱”，但绝不是《独立报》上发表的所谓“政治遗嘱”。菲利莫诺娃说：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3全宗)中保存着一些文件，上面有他妻子作的标注：“若尔日(若尔日是普列汉夫的名字格奥尔基在法语中的发音)的最后想法”。这些文献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涵义上都根本不同于所发表的“政治遗嘱”。真正“遗嘱”只谈到了2000法郎这笔小小的资产(这笔款项的债券存放在日内瓦金库里)、他的藏书和个人物品以及他的著作遗产的版权问题。这个遗嘱总共几行字，是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1日口授的，保存在彼得堡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里。
菲利莫诺娃还分析道，如果真有这么个“政治遗嘱”，他的妻子绝对应当知道，因为她是普列汉诺夫生前最后几个月惟一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因此也不会长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普列汉诺夫手中。另外，所谓“遗嘱”记录人列·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与普列汉诺夫的妻子密切交往长达23年之久，同她一起从事出版工作，并且是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很难想像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重要的文件竟能守口如瓶。此外，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7全宗是捷依奇本人的档案，在这些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过立遗嘱一事。更有说服力的是，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因患喉结核几乎不能说话，口授洋洋3万字的“遗嘱”恐怕不在情理之中，普列汉诺夫的妻子也不会允许。
从菲利莫诺娃提出的这些理由看，难道还不能证明这个“政治遗嘱”是伪造的吗？
另外，认为“遗嘱”绝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所立的俄罗斯学者还从遗嘱内容上作了鉴定。
1. 从“遗嘱”中可以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想从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对俄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但是，普列汉诺夫本人能否口授出这些硬性的评定，值得怀疑。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从不作带有任何具体时间的预测，普列汉诺夫当然也不会例外。他所表述的思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思考20世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景时得出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确实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但是事实证明，他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思考俄国和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开始的社会演变的新过程。
2. 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普列汉诺夫不可能没察觉到，现实生活并没有证实马克思19世纪中叶的预断：在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居民无产阶级化、灾难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用暴力破坏旧社会制度这种机制下，资本主义可以比较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普列汉诺夫的预断是极为慎重的，他拒绝俄国资本主义不会长久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新的解释。他也没有思考过向民主变革过渡的新机制、利用混合型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寄希望于反殖民主义运动、与议会制传统决裂等问题。
3. “遗嘱”在题目、结构和用词上处处可以看出现代人编造的痕迹，有相当多的语句完全不是普列汉诺夫及其晚期政治作品中惯用的，而是充斥于当今报刊上的术语和说法。比如：“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进国产商品提高质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等等。再如：“各种成分”、“人道化”、“国际冲突”等术语，在普列汉诺夫的语汇里是不存在的。而“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种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和竞争、公正的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这段话显然反映了俄国的现状。
4. 关于社会的人道化和历史的人道化、阶级对抗和矛盾趋于和解、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主义变革的领导者等思想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想的。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开始的，而趋同论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可能表述出这些思想。还有，当时俄国尚未发生国内战争，也未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没有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进行输出**的尝试，那时还不曾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未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爆炸，因此普列汉诺夫“遗嘱”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5. “遗嘱”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些领导人”这一部分使人明显感到受了列宁几年后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和他对几个布尔什维克亲密战友的众所周知的批评性评价的影响。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态度来看，他不可能对列宁作出“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评价，虽然他确实不止一次承认过列宁的杰出才能。
6. “遗嘱”的某些部分与普列汉诺夫收入两卷集的《在祖国的一年》中的文章和《统一报》以及帕·阿克雪里罗得、亚·波特列索夫、波·尼古拉耶夫斯基等人所发表的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中的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遗嘱”的内容是对普列汉诺夫临终前一年某些著作和书的任意诠释。
个人言论
名言警句普列汉诺夫老照片集(8张)（1）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善于提问。
（2）谁也不能将阳光装进自己的口袋，谁也不能将真理霸占。
（3）谦虚的学生珍视真理，不关心对自己个人的颂扬；不谦虚的学生首先想到的是炫耀个人得到的赞誉，对真理漠不关心。思想史上载明，谦虚几乎总是和学生的才能成正比，不谦虚则成反比。
（4）船锚是不怕埋没自己的。当人们看不见它的时候，正是它在为人类服务的时候。[7]预言（1）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
（2）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
（3）“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政权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4）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普列汉诺夫著作
1898年《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1900年《跨进20世纪的时候：旧《火星报》论文集》
1905年《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1908年《托尔斯泰和自然》
1910年《政论家的短评：从这里到这里》
1917年《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