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沃尔特·瑞斯顿
简介
沃尔特·瑞斯顿（1919—2005），执掌花旗银行达17年之久（1967-1984），而且具有决定意义地提升了花旗的国际地位和品牌价值，不仅为美国银行业所瞩目，也经常是全球关注的焦点。瑞斯顿过去长时期内是美国与世界无法绕开的风云人物。可以说他是真正使花旗成为全球银行业霸主的功臣，曾被称为20世纪最杰出的CEO之一。同时瑞斯顿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银行家，他的大胆而异于常人的思想得到许多人的钦佩，也遭到不少人的批评。
出身
瑞斯顿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亨利·瑞斯顿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担任过美国长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学的校长。奇怪的是，这位历史学教授和他的妻子露丝，在新生儿沃尔特的摇篮旁边放着一部装帧考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如果他们有心要儿子继承父业，放在摇篮边的更适合的书应该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才对。沃尔特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一生的成就是在美国的银行业。
瑞斯顿先是以化学为专业,大二时发现兴趣转变而改学外交和历史。二战期间,瑞斯顿是个陆军下士。战后瑞斯顿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加入了被认为最有发展前景的花旗银行。起初只是审计科的一名初级审计员,不过他的才华很快得到了管理层的赏识,被先后调入信贷部门和海外部,均做出不俗业绩。于是在不到20年间,瑞斯顿跃升为花旗总裁。
创新的银行家
瑞斯顿时期花旗银行发展的特点可以用"金融创新"一言以蔽之,它也是花旗直至今日在竞争中制胜的最有力的法宝。研究创新行为的学者汤姆·彼得斯曾指出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按职位的从低到高有三类重要角色:创新斗士、执行斗士、创新教父。只有同时拥有这三类人的企业才能成为一家追求卓越的企业。创新斗士一般为企业中的一线业务人员,是一群对新产品有着由衷爱好的人。执行斗士在企业中地位较高,一般都曾经是创新斗士。他们懂得如何顺利实施一个既具有潜力而又可落实的产品构想,使其不至于在公司官僚组织的干扰与阻碍下夭折。创新教父则通常是公司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是公司年轻一代学习和仿效的楷模,其主要任务是在企业中培养一种创新的文化和氛围。瑞斯顿本人则经历了从创新斗士到创新教父的全过程。
早期的瑞斯顿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创新斗士,其最早的创新提出于50年代初。我们说过了,当时的他不过是个区区初级信贷员而已。根据传统的信贷方式,银行发放贷款更多地考虑借款人的品德、能力和抵押物(即3C,character,capacity,andcollateral),而很少考虑借款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从而限制了油轮等一类大型设备的贷款门类。瑞斯顿则突破限制,设计了一种新的信贷方式,即由银行先行买断油轮,然后将油轮出租给船舶公司,以船舶运营获得的现金流,而非借款者的其他收入来偿还贷款本息的方式。这种融资租赁的方式一经推出,立即风行。瑞斯顿又把这一融资方式推广到飞机和火车的信贷方面,使融资租赁蓬勃发展起来而成为一种产业。花旗银行的这一创新后来被其他银行纷纷模仿,有力地改变了国际航运业的面貌。
可转让大额存单(CD)是瑞斯顿的又一项杰作。由于美国的Q字条例规定了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在其他金融机构的有力竞争之下,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日见匮乏,急待推出能够突破利率上限的产品。瑞斯顿的构思大胆而巧妙,设计出了一种持有者可以背书转让的大额存单,由于其性质介乎存款和证券之间,因而可以避开Q字条例利率上限的限制。CD的成功连瑞斯顿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最初估计CD的市场总量只在20亿至30亿美元之间,但1961年花旗银行推出第一笔大额存单后,到1967年商业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已达到185亿美元。
随着瑞斯顿职位的提高,他的角色也逐渐晋升到创新教父。作为最高领导,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花旗也因而被誉为名副其实的创新银行。有一则案例被广为传诵,很好地说明了瑞斯顿领导下的花旗银行在创新方面的奋进态度。7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控股法》禁止银行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从事证券业和保险业以及"与金融业无必然联系的业务"。但该法也有意无意留下一个漏洞,即并未将只拥有一家银行的所谓单一银行控股公司列入监管范围。花旗银行迅速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了单一银行控股公司----花旗公司,而把花旗银行置于该控股公司控制之下。这个花旗公司纯粹是块招牌,但花旗银行通过它却实现了向证券、保险及"与金融业无必然联系的业务"的渗透,饶过了1934年大萧条时期美国仓促通过的G-S法所严格分业经营的隔墙。这本身已是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瑞斯顿更是再接再厉,发动全体员工为拓展银行业务范围献计献策,共征集到可进一步开展的业务建议数十项。随即,花旗银行向联储局提出大量的新业务申请,有时甚至多达每天一项。花旗银行从此成为美国银行业的带头人,令其他银行瞠乎其后。
创新过程中,失败总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一名创新的银行家,瑞斯顿能够大度地容忍失败,这使得瑞斯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群创新斗士和执行斗士。约翰·瑞德是当今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瑞斯顿的嫡传弟子,他曾帮助花旗摆脱90年代初的困境,并一手促成了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瑞德的风格是积极大胆、勇于创新,但有时也容易冒进,这使他在早期的技术开发及后来的业务拓展中曾犯不少错误,给花旗银行带来了一些损失。要不是瑞斯顿宽容大度,瑞德这样的金融奇才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仅是花旗银行的遗憾,而且是整个金融界的遗憾了
超常的思想家
瑞斯顿奠定自己的银行家生涯，是从出任花旗银行海外部经理而起步的。与他酷好旅行的天性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博学的勤思者，他对于银行的跨州、跨国经营一定感触很深：一个银行如果能够通过跨国信贷和跨国金融服务，取得市场领导权，不仅可以用海外高额收入缓解国内业务的萎靡，更可以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一张宝贵的“贵宾卡”。这就是说，只要你拥有市场领导权，你走到世界上无论哪里，都有一个贵宾席位给你预备在那里。瑞斯顿日后执掌花旗，他真的做到了，几十年中，花旗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取得了贵宾待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桑迪·韦尔在今日的重要，从花旗文化继承性看，是一种“巨人肩膀”的效应；而今日花旗又并非对瑞斯顿的固守，它在今日的新环境中进行着别开生面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看，又像是对瑞斯顿的一种告别。
瑞斯顿对花旗的重要，通过花旗的史迹显而易见：是他把花旗推上了全球化的服务型银行的轨道。但瑞斯顿的价值，那永难磨灭的，是在精神思想方面，他退休后深居于欧洲别墅的岁月，世界银行业风雨飘洒，似乎已与他无关，但又息息相关：他不再处于金融时事的中心，但他给予这个世界的思想却常常被花旗以及花旗之外广泛的人群提及和回味，人们不由自主地把金融时事映显在瑞斯顿的思想镜子上，进行观察和评价。青山在，人已老。一个有价值的人，时间加给他的生老病死跟加于庸人之身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思想是青山，有荣与枯，有盛与凋，但没有死亡，一旦机缘凑巧，某种古老的思想又会重现。
瑞斯顿的思想，就时时重现于今日的全球金融界。花旗集团如今依然坚守的“沉着而进击”的创新文化理念，那是瑞斯顿奠定的。全球金融界正在享有的全能化局面，瑞斯顿早年的努力“与有功焉”。他那个时代，我们想一想都有点头皮发麻。林林总总的限制，简直让人动辄得咎。瑞斯顿凭自己的智慧和手腕，在限制中寻求创新机会，不仅留下了与同行的争论之辞，更留下了与法律的搏战之迹。六、七十年代他领导约翰·里德初创零售银行业务时，股东们不理解，多有非议；同行们讥笑，谓之旁门左道，但他坚持过来了。他关于银行天经地义应有零售业务的文化理念如今大行于全球。当大多数银行家固守“银行主要应从存贷利差取得利润”的观念时，瑞斯顿对此观念却颇不恭敬，他提出花旗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科技为基础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的理想，这已是当今花旗的现实，也是世界上许多银行努力以求的目标。他的话语，诸如“你应该到世界各地去从事金融服务，合法地赚到尽够多的钱”，已成为世界银行业一个共同的口号。因为创新，他必须去撞法律的腰。他对于“大萧条”以来的“分业管理”型金融法律架构颇不以为然，在里根政府时代，他呼应着“供给学派”、弗里德曼等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潮，做了许多拆墙抽柱的解构工作。美联储的官员或许批评他傲慢，但他们私下杯酒相欢，卸去各自的职业面具时，又会有共同的感慨。人性战胜了法律：如果你是银行家，你喜欢戴着镣铐跳舞吗？
瑞斯顿曾把花旗带上致命尖峰，但那尖峰的底座或许安放在更致命的一片流沙上。他善于观察且永无疲倦地进击：观察使他发现商机，进击有时让他陷入困境。在他的继任者执掌花旗的后期，花旗陷入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中，几乎灭顶。那场灾难即源于他的“国家无风险”的思想概念，他的个人声望因此受到无法完全弥补的损坏。事实上美国银行史上一直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经营思想的角斗，瑞斯顿在多年里一直是激进主义潮流的领袖。拉美债务危机灭了激进主义的威风。面对花旗这艘华丽而触冰的“泰塔尼克号”， 退位的瑞斯顿灰头土脸：在糟糕的现实前，导致那现实的思想还有什么力量！但时势推移，20年后，人们看到不能把“拉美债务危机”与“全球化”划等号，在一个全球化语境中，瑞斯顿的国际大银行思想，夺回了话语权，拂尘去垢，重现光芒。
瑞斯顿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磁石般的智者，但智者有时会有超乎常人想象的妄语。这样一个老辣的银行家，有一天忽然一本正经地给同行说“银行经营其实不需要资本”。你听到了，会有怎样的感想？反正当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的话。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银行业委员会，数年来一直致力于肃清瑞斯顿这个虚妄思想所散发出来的毒素。这或者验证了一个真理：专业智慧发展到极端就会傲慢到荒谬的程度。人生绕了一个大圆圈回到起点，环顾四周，一切如初，只有自己变了，变得比门外汉还门外汉。但也许他的智慧具有通灵的神性，他或者是在预言那几千年后的人类银行，或者直接向人类透露了天界银行的秘密。
应该说瑞斯顿也是美国的一位民族英雄。他虽身处花旗这个美国的银行个体中，却时时关心着整个美国银行业的命运。他是最早宣说一个国家的银行应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族主义者之一。他在自己的壮年跳进了国际经济的大海，看到了广袤的世界市场，他希望美国的法律不要限制本国银行的经营能力，要身强体健，十项全能，到世界各地去寻觅发展机会，去争夺市场份额。当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华尔街上巨头们拥抱相庆时，瑞斯顿一直向法律挑战的坚韧的姿影，似乎异常鲜明，映现着漫漫过来路的悲壮，还有那昔日的豪情。
2005年，瑞斯顿结束了浮世之旅，但面对这个人曾经轰轰烈烈的存在，人们似乎无法一下子盖棺论定。他的复杂理论，有些已成经典，为世界遵从；有些还有待验证。但无论如何，慷慨的美国人在瑞斯顿在世时就称他为二十世纪美国银行业的“三杰”。那另外二杰，一个是创立摩根财团的老摩根，另一个是创立美洲银行的吉安尼尼。他们是以创业者的筚路蓝缕之功取得荣誉的，而沃尔特·瑞斯顿呢？他是以成业者的姿态出现的，这或许更难得一些。他的父亲当年是一个坚定的美国价值观念的捍卫者；他的儿子，在漫长的一生中，让美国价值观念在花旗园地上开花结果，怒放出一种沉着而进击的金融文化，而这种文化之雨又沐浴世界各国的金融。我们纪念沃尔特·瑞斯顿，因为他具有人杰的价值，我们与世界一起，曾经领教过他的行动之力，如今正在感应他的思想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