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囊仙起义
起义背景
清仁宗嘉庆二年  清代贵州地图（1797年），贵州南笼府和贵州、广西交界地区爆发了由王囊仙领导的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反清起义。
自雍正年间，清廷对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来，虽有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一面，但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贵州和广西交界的苗族地区，大量涌人的汉族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与清廷各级官吏及苗族上层统治者相勾结，对苗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压榨和欺凌。他们大量兼并苗民土地，使其“尽成佃户”；同时又用高利贷进行盘剥，借谷一石，不出一月竞收三五石之巨，从而给苗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正如这次起义首领韦七绺须（即韦朝元）所说：“苗民穷苦，重利借债，后来债负愈多愈穷。”这样，就造成了以清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广大苗民的尖锐对立。
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松桃厅及湖南永绥厅、凤凰厅爆发了以石柳邓为首的苗民大起义，给了清廷极大震动。为了迅速扑灭这次起义，清廷急忙从各地抽调兵力，贵州南笼府的清军也应调出征，这就给当地苗民的反清起义创造了有利时机。[1]
起义经过
嘉庆二年正月，距南笼府城十七八里的当丈苗寨首领韦朝元，与其徒大王公（王阿禄）经过紧张磋商后，公推行巫医病在苗民中很有影响的洞洒寨苗妇（一说布依族）王阿从（一作阿崇，又称王囊仙）为首领，尊她为“皇仙娘娘”，年号“仙大”，韦朝元“自己起了天顺年号”，并号召各地苗民举行反清起义。
接着，王囊仙、韦朝元和大王公带领起义苗民围攻南笼府城，另派李阿六、王抱羊等围攻南笼府属之永丰、黄草坝、捧贴新城、册亨，安顺府属之永宁、归化各城，二月又派人到广西亚稿联络苗民龙登连父子，共同反清。
起义军声势大振，清廷地方当局茫然无措，册亨很快被攻陷，“滇黔道梗”；南笼知府曹廷奎自缢身亡，城内许多人仓皇逃至城东20里的坡垒山避难，署理经历金淳急召手下人“共筹饱食，募勇守城”，使起义军屡攻不克，“拒守六月，城获以全”。
清仁宗获知南笼府苗民起义消息后，深恐他们与“湖南苗匪气类相通，勾结窃发”，急命正在湖北镇压白莲教起义的云贵总督勒保率军前赴南笼，“星速剿捕”。勒保到任后，以安顺府永宁州北的关岭“为进剿南笼要路，即分剿永丰等处亦所必经”，决定由关岭进兵剿灭起义军。这获得了清仁宗的批准。为了防止起义军逃跑，清仁宗又命总兵德英额、扎郎阿、袁敏分堵东、西、北三面，南面因与云南、广西相邻，特令两广总督吉庆、云南巡抚江兰拨兵防守，并要吉庆和提督彭承尧带兵“前赴黔境，将册亨收复”。
部署已定，勒保亲自统军由镇宁进攻关岭。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清军抵达关岭对面的大坡岭。勒保派出一支部队从岭后进行包抄，而自己指挥清军从正面进攻。正当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时，岭后清军突然登至岭上，起义军碎不及防，被迫败退。清军顺利地攻克了关岭，并将两旁苗寨焚毁殆尽。接着，清军又收降了关岭后路150余个苗寨，分别解了永宁和归化厅之围。清军进抵南定府安南县。
当清军在关岭一带剿捕，并形成由东北向西南推进之势时，一部分起义军逃至广西境内，与那里的苗民会合，使起义蔓延到西隆州八达一带。提督彭承尧闻讯，立即带领清军赶到八达城，剿杀起义军。
四月中旬，勒保派总兵珠隆阿率一支清军前去解永丰州围，但因兵少在花江受阻，加之无船可波，只得又返回大营。与此同时，勒保自率总兵张玉龙等进攻新城，当途经下山塘起义军营寨时，受到了顽强抵抗。勒保指挥清军将起义军营寨全行焚毁，迫使他们退踞新城外海河桥。清军乘夜冒雨前进，并于河下游水浅处潜渡，“歼贼甚众”，由此解了新城之围。然后，勒保引兵直向笼城进发。
王囊仙、韦朝元等自率兵包围了南笼城之后，为阻拦清朝援兵的到来，占据了城西北的碧峰山，在山前的望城坡上建两座木城，又将附近道路挖断，拆毁石桥，有效地阻止了清军的进剿。
五月上旬，勒保与总兵珠隆阿谋划攻取碧峰山，预先告诫清军不得轻举妄动，听见炮声后方能出营迎击，同时又派一支军队秘密潜伏在山脚下。起义军得知清军到来，立即组织数千人下山迎战，刚至清军大营，一声炮响，伏兵骤起，营中清兵也出而夹击。结果，起义军大败，损伤1000余人，20余座苗寨被焚。清军进抵羊场山，“已扼南笼要路”。
此时，起义军虽然声势不断衰落，但依然顽强奋战。他们利用羊场山山势陡峭险峻的有利条件，设卡抗拒。勒保见硬攻无成效，就密派投城的苗人王登荣等人“人贼伙作为内应”，随后分派清兵冒雨攻山。当清军正在仰攻时，王登荣在寨内放火呼应。瞬间，寨内火光冲天，起义军乱了手脚，勒保指挥兵勇“乘势攻扑，将羊肠山占住”又将新店攻克。随之，清军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南笼的“总要隘口”水烟坪，遭到了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清军采用分股上山、诱敌下山、聚而歼之的战术，雨夜攻克了水烟坪，“贼人门户已破”。
六月，清军又连续攻克了阿棒、鲁沟等处，南笼东乡四十三个苗寨、西乡六十一个苗寨、南乡四个苗寨，以及新城后路一些起义苗寨，也都纷纷向清军投降。
至此，起义声势“穷蹩已极”，不久，清军又攻克了起义军在南笼外围的另一个据点普坪，大王公战死；此时，王囊仙和韦朝元已撤回洞洒、当丈寨中；大王公死后，韦朝元又命王抱羊在北乡继续坚持斗争；六月底，勒保命总兵张玉龙、副将施缙兵分两路，于坝弄五孔桥南浅水处潜渡，直抵南笼城下，起义军失利，长达六个月的南笼城之围被清军解除。
起义结局
清仁宗对此十分满意，于闰六月初十日特颁谕旨说：南笼“绅士民人等，深明大义，众志成城，被围日久，固守无虞”，将南笼府易名为兴义府[2]，体其顾名思义，共勉敦庞，以副朕褒奖善良至意”与此同时，两广总督吉庆、提督彭承尧等在西隆州一带剿杀起义军。亚稿起义军首领龙登连父子慑于清军声威，被迫向清军投诚。
五六月间，清军迅速攻克了亚稿、隆或和八达城，闰六月初，又在西隆州城西面的者浪等处搜捕起义者。当清军乘夜上山时，起义者预先派人在半山腰摇扇跳舞，引诱清军。清军果然放枪追赶，起义者立即转人山凹，“绝无踪迹”；等清军追至山梁时，忽见数百名苗民起义者“并力抵拒”，但因寡不敌众，200余人被歼，30余人被活捉。
在清军节节胜利的时刻，吉庆向清廷提出了施反间计的建议，即使韦朝元和李阿六自相猜疑，清军“更可不劳而集事”。结果，遭到清仁宗的严厉痛斥：“此亦一无聊之计耳，总以速行严剿为正办”。同时又严令吉庆，在将广西边界的起义军剿灭后，迅速渡南盘江与勒保会合，剿灭永丰、册亨和捧鲜的苗民起义军。
闰六月，勒保派遣副将施缙等进攻黄草坝（即后之兴义府兴义县城），此时应调的云南清军也由云贵边界的黄泥河进兵，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并先后攻克了黄草坝附近的九头山、马鞭田，活捉李阿六，解了黄草坝之围。云贵两路清军会合，‘滇黔之路始通”。
当苗民起义军得知清大军云集、并向起义大本营洞洒、当丈二寨行进时，立即采取了三项防御措施：第一，在二寨筑起坚固的石城，分内外墙，墙内放置枪、石块；第二，韦朝元令人将附近降清的苗寨尽行焚毁，使清军得不到内应；第三，加紧围困永丰和捧鲜，以减轻清军对起义大本营的压力。实际上，这并不能阻挡清军的前进。七月，勒保兵分三路：一路由德英额、扎郎阿率领，支援捧鲜清守军；一路由袁敏率军援永丰；勒保自率施缙等直捣起义大本营，连克其周围数寨，使其“各要隘尽失，于是固守洞洒、当丈两寨中，无敢出者”。
七月底、八月初，清总兵德英额、扎郎阿兵分两路，向围困捧鲜的起义军发起进攻，云南巡抚江兰也派兵接应，很快击败起义军，解除了捧鲜之围。接着，德英额、扎郎阿率兵与勒保会合，向洞洒、当丈二寨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八月十五日，勒保分兵八路，同时进攻洞洒、当丈二寨。当清军进攻洞洒寨时，起义军二三万人“屯聚守险”，“在墙内放枪掷石”，“抵死抗拒”。清军在勒保的督令下，先“将外城墙垣挖开，始能拥进多人，乘势拆毁（外墙）”，然后又“纷纷挖拆内墙”，进人寨内。起义军抵挡不住，纷纷躲人碉楼放起火来，都司王宏信冒着烈焰，抢入一座碉楼，将被烧伤的王囊仙拖出擒获。
清军攻克了洞洒寨。与此同时，进攻当丈的清军也进展顺利，千总洪保玉生擒了韦朝元。这一次战斗，清军歼灭了起义军一、二万，割获首级1000余颗，生擒2600余人，“并无一名漏网”。
清仁宗获悉起义军大本营被攻破，及王囊仙、韦朝元等起义首领被活捉的消息后，大喜过望，下谕旨嘉奖勒保，晋封他为侯爵，同时又要他再接再厉，解永丰、册亨之围，并生擒起义军的另一重要首领王抱羊，“以净根株”，勒保接到谕旨，不敢怠慢，立即率兵在兴义府北乡搜剿起义军。
八月下旬，清军进攻额老寨，王抱羊率领起义军战士顽强抵抗，结果失利。王抱羊在激烈的战斗中因身负重伤而被清军擒获，勒保为发泄对起义军的仇恨心情，立即将其“寸碟果示”接着，勒保督令进军永丰，击溃围城的起义军，立解其围。九月十五日，清仁宗谕令将永丰州改名为贞丰州，以嘉奖“官民固守功”。
还在勒保向洞洒、当丈二寨进军的半个月之前，两广总督吉庆就剿平了广西的起义军余部，并且于七月二十七日渡过南盘江进人贵州境内，然后向册亨进军。八月上旬，清军在通往册亨的必由之路板蚌遭到了起义军的顽强抵抗，“负隅拒守”，吉庆分派清军“绕道前进”，并亲率大队兵马“由正路直上山梁，并力夹击”，歼毙起义军700余人，从而打开了通往册亨之路。八月下旬，清军迅速攻克了册亨。勒保、吉庆两路会合。接着，他们又遵照清仁宗的谕令，在捧鲜至黄草坝，及普安州册亨一带搜剿未降苗寨。
不久，勒保  贵阳甲秀楼（清代晚期）[3]又被派往四川，主持镇压白莲教起义事宜，搜剿工作由云贵总督鄂辉主持；至十一月中旬，在各地活动的起义军余部基本上被清军消灭，起义首领王囊仙、韦朝元、李阿六等被押往北京之后也于年底被凌迟处死，这次苗民反清起义至此以失败而告终结，清军收聚兵器铸铁柱，将其立于贵阳甲秀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维修甲秀楼，拆除铁柱，移存省博物院。[3]
清廷在血腥镇压了这次起义以后，又制定了一个《善后事宜》。其中，除了补充乡勇加强镇压力量外，特别规定：对“被难商民”和“顺苗、降苗寨落”，均借给种子、牛具；对“查明无力之户，无论草瓦房，每间给与修理银二两”；发还回籍的难民财产，归还“顺苗、降苗”的田产，以息汉苗“向来纷争滋事之根”。另外，还多次对起义地区的苗民实行赈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
失败原因
王囊仙起义坚持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究其原因，从起义军方面来看，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王囊仙只是一个精神领袖，既“不懂事”，也不管事，完全处于一种“被挟持”的状态；起义苗寨虽然众多，但均各自为战，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很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
从清廷方面来看，乾、嘉时期，清朝虽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但同起义军相比，它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在军事上，清廷不仅适时地调动大量的军队，而且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起义军无法与之相比拟。在政治上，清廷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例如，羊场山之迅速被清军攻破，“顺苗”王登荣等人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王囊仙起义存在缺陷并最终失败，但其意义不可低估，王囊仙起义是清代中叶人民群众反清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由苗民组成的反清起义，既说明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同时也说明民族矛盾自清初以来不仅没有得到调和，反而越来越激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统治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的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