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铜马帝
解释
铜马帝，即汉光武帝刘秀。《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光武击铜马於 鄡 ……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 。”清 吴伟业《读<光武纪>》诗：“始知 铜马帝 ，远胜执金吾。”
人物简介
  光武帝刘秀刘秀字文叔，南阳郡人，为汉高祖九世孙是东汉开国皇帝，历史上著名的拨乱领袖，是中国历史上能力一流的君王、更是品德修为最为高尚皇帝。 
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汉朝宗室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与兄长一同乘势起兵，反抗王莽的腐朽统治。
更始元年（23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力排众议，镇定指挥，亲自拼杀，以少胜多，击败新莽四十二万大军。更始三年（25年），刘秀奉更始帝诏，出巡河北，河北形势异常严峻，但是刘秀凭借超凡的才能，在几个月内，从一个光杆司令迅速变成了拥有数十万大军一方统帅，同年，刘秀与绿林军（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登基称帝，以“汉”为国号，史称“后汉”或“东汉”。
经过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消灭灭了更始、赤眉和陇、蜀等诸多割据势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战乱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大地再次归于一统。 
刘秀在位三十三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使后汉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时代。
人物生平
没落皇族，乱世起兵西汉自汉元帝以来，朝政日益衰败。到了成帝之时，以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外戚集团独揽朝政大权，加 之汉成帝昏聩不堪，极为宠信赵氏姐妹，从而形成了“赵氏乱于内，外家擅于朝”的局面。到了哀帝之时，面对着天下汹汹、民怨鼎沸的局面，不得不演出了一场“再受命”的闹剧，不久便草草收场。天下大乱的征兆已经显现。哀帝驾崩后，一个千年来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王莽登上了历史舞台。 　　王莽历经“安汉公”、“摄皇帝”，几乎就是昔日周公摄政的再次重演。西汉初始元年，即公元8年，王莽废孺子婴为定安公，正式登基称帝，建国号—“新”，建元“始建国”，西汉王朝在历经二百余年的统治后，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建国伊始，王莽便着手解决前朝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莽改制”。在王莽的诸多改革措施中，“王田令”与“私属令”是为最核心的内容，其出台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自西汉后期以来的土地兼并问题与奴婢问题。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沦为奴婢，这也大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王莽的改制确实是有其进步性的一面，近代的一些史学大家如胡适等皆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王莽的改制也有其过激、过快和严重违背客观规律的一面，王莽力图在一夜之间依靠国家法令就改变沿袭已久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更大的动荡。最终，王莽的改制以失败而告终，本已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新莽末年，水、旱等天灾不断，中原大地到处是一片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景象。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刘秀这一支属远支旁庶的一脉，尤其是到了西汉后期，刘氏皇族的子孙遍布天下，《汉书·平帝纪》载：“宗室子，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可见，到了西汉末年，刘氏宗族后裔的数量是何等的庞大。刘秀的这一支族人生活在南阳，地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刘秀这里，更是完全成了布衣平民。故三国时代的曹植曾言：“汉之二祖（即指高祖刘邦、世祖刘秀），俱起于布衣”（《金楼子》卷四《立言篇》）。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縯不同，刘縯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处事极为谨慎。新莽末年，天下的乱象已现，刘縯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而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可见刘秀起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谨慎决断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性格上的不同也决定了日后刘縯、刘秀两兄弟截然不同的结局。大战昆阳，新室崩塌因为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绿林军中的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扩大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莽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刘玄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对于此，刘縯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复用汉朝旗号，此举大大震动了新室，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此时，小小的昆阳成为了新、汉两方争夺的首要目标。昆阳，位于昆水北岸，故而得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史载，王莽大军“余在道者，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面对着声势滔天的新莽大军，昆阳守军只有区区万余人，诸将皆惶恐，忧念妻子家人的安全，都欲弃守昆阳，远走他城。而刘秀则陈述自己的观点道：“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刘秀的这番慷慨陈词并没有得到绿林军将领们的认同，但是不久之后，探马来报：“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见此情形，诸将只得又请刘秀来商讨对策，刘秀为众将谋划，由成国上公王凤等坚守城池，自己则率十三骑趁夜色突围搬取救兵。此时，新莽大军已经开始大举围城，史载，“秀等几不得出”，就是说刘秀等人险些不能突围出去。刘秀走后不久新莽大军开到昆阳城下，开始攻城，史载，“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可见，小小的昆阳城经受着何等的压力，数日后，城中主将成国上公王凤等向莽军乞降，新莽主帅、大司空王邑不准。王邑认为昆阳城不日即下，准备在攻下城池后尽屠此城。昆阳城内的守军见乞降不准，反倒坚定了必死守城的决心，新莽大军冲车、地道无所不用，射入城中的乱箭如下雨一般，但城内绿林军仍奋力坚守，小小的昆阳城在如此攻势下竟然多日巍然不动。六月初，突围搬取救兵的刘秀发郾城与定陵的兵马驰援昆阳，刘秀亲自率步、骑千余人为先锋，在距新莽大军数里外的地方布阵。二公（即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寻，皆为三公之一，故称二公）见刘秀兵少，亦只率数千人迎战，结果数战不利，被刘秀军斩杀千余人。初战获胜的刘秀军士气大振，而新莽军连日攻城不下，士卒疲惫，加之与刘秀所率之援军作战又折损了不少兵马，故而士气低落。此时，刘秀遣人故意遗落书信于战场，言宛城已下，宛城之汉军正回援昆阳，王邑得此书信，极为不安。这时刘秀选三千精兵，组成敢死之师，刘秀亲率其反复冲击新莽大军的中军，混战中大司徒王寻被杀，而莽军其余大营皆不敢违背王邑之令而相救，新莽的中军大营崩溃，此时城内已经被困多日的绿林军将领们见莽军中军已乱，也从城内冲杀出来，杀声震天，此时正值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至，惊得新莽大军中的猛兽四处奔逃。此时，新莽大军见中军阵乱，主帅被杀，也顿时乱作一团，争相溃逃，结果被杀、践踏、溺死者不计其数，滍水为之不流。王邑率少数人踏着莽军的尸体渡河逃回了洛阳。昆阳之战，新莽四十二万大军的统帅、大司空王邑好大喜功，犯了兵家大忌，数十万大军在昆阳坚城之下受挫，攻城多日不下，士气大损。王邑手下的纳言将军严尤在刚刚攻城之时就建言大司空王邑：“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王邑则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 以此可以看出，新莽军主帅大司空王邑是何等的骄纵与轻敌，这也是昆阳之战新莽四十几万大军溃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刘秀和绿林军的将领们则抱着死战的决心，无不以一当百，势不可挡，故能在昆阳城下，以少胜多，力破强敌。 　　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韬光养晦，出巡河北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则马不停蹄的南下攻城略地，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刘秀的兄长大司马刘縯被更始帝所杀。刘秀的兄长刘縯被更始帝所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刘秀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正是彰显出了刘秀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縯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更始本因刘縯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毕竟刘秀两兄弟立有大功，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刘秀回到宛城并受封武信侯后不久，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是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縯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 　　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再说，能不能摆平河北，决定更始政权的命运。当时南方流行一个童谣：“得不得，在河北。”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绿林军出身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刘玄很为难，朱鲔这边的反对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让他去，刘秀势力壮大，太危险，不让他去，河北的招抚工作做不好，更危险。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冯异劝刘秀，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刘玄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去河北招抚，刘秀“持节北渡河”，这下刘秀可说是虎出牢笼，蛟龙入海。同时，他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虽然刘玄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身份，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刘玄还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所保留——没有给他配置兵马，粮草辎重更没有，史书上说刘秀“单车空节巡河北”。平定北州，登基称帝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 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言更始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邓禹的话，正和刘秀之心意。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一个叫做王郎的人在邯郸称帝，而前西汉在河北的另一王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一时间，刘秀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少年英雄耿弇，一身豪气，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刘秀高兴的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不久刘秀率军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攻破了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两家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史称此时刘秀“自是始贰于更始”。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刘秀发幽州十郡突骑与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等农民军激战，经过激战，迫降了数十万铜马农民军，并将其中的精壮之人编入军中，实力大增，当时关中的人都称河北的刘秀为“铜马帝”。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击灭赤眉，扫平关东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此时的长安，极度混乱，赤眉大军拥立傀儡小皇帝刘盆子建立了建世政权，拥兵三十万众，进逼关中，更始遣诸将与赤眉大军交战，均大败而归，死伤甚 重，三辅震动！不久，更始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刘秀闻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发生了火并，也派邓禹西入关中，以观时变。此间，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数十万大军拥在长安，不日粮草即告匮乏，只得撤出长安西走陇右以补充粮草，结果为割据陇右的隗嚣所败，恰是严冬，“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赤眉数十万大军只得东归再次折回长安，并击败了进驻那里的邓禹军，迫使其退出长安，但此时的赤眉军也遭受了极大的消耗。邓禹与赤眉数次交战，并一度占据了长安，但最终又为赤眉所败，不得不退出。见邓禹的西征军不利，刘秀遣冯异前往关中，代替邓禹指挥西征大军。冯异到后，邓禹联合冯异部与赤眉再战，结果大败，冯异只率少数人弃马步行才得脱身归营，而邓禹则败走宜阳。冯异收拢归散的部下，坚壁清野，待机再战。不久，冯异军与赤眉再次大战于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双方均倾众而出，一直大战到太阳偏西。在此之前，冯异提前选精壮之士换上与赤眉军一样的装束，伏于道路两侧，此时见双方皆已力衰，伏兵杀出，赤眉大军惊溃大败，被冯异迫降者八万余人。崤底之战，使得赤眉军再遭重创，加之粮草已尽，不得已再次转向东南方，力图补充粮草和人马，摆脱困境。早在崤底之战前，刘秀鉴于关中大饥，人相食而隗嚣的重兵又陈于西方的局面，料赤眉必向东或南方向运动，遂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建威大将军耿弇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在东、南两个方向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之路。不久，刘秀得知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而赤眉军主力十多万众南下走宜阳，刘秀亲自引大军驰援宜阳一线，与耿弇等人会合，共同阻击赤眉南下。刘秀亲率六军，于宜阳前线将大军摆开阵势，大司马吴汉精兵于最前，中军在其后，骁骑兵和带甲武士分陈于左右两侧。赤眉大军兵士疲敝，粮草缺乏，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自崤底失败后一路从关中折向南，至宜阳，正迎面撞上刘秀布下的重兵，兵困粮乏的赤眉军根本无力再战，而后面又有冯异的大军，再回关中已无可能。在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尚有十几万兵马的赤眉大军无奈在宜阳被迫请降，并向刘秀呈上了得自更始帝之处传国玉玺和更始的七尺宝剑。赤眉降后，上缴的兵器和甲胄堆放在宜阳的城西，与旁边的熊耳山（山名，因似熊耳而得名，在宜阳以东）一样高。至此，起自新莽天凤五年，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眉军被刘秀扼杀在了血泊之中。 　　 在与赤眉军在关中激战的同时，刘秀在关东（即函谷关以东）一线亦派遣以虎牙将军盖延为首的诸将对梁王刘永进行了东征。刘永，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其家世代为梁王，据梁地，故在梁地素有威名，声望极大。王莽摄政之时，其父梁王刘立因结连平帝外家卫氏，被王莽所杀。更始帝立，刘永复被册封为梁王，据旧地。后更始政乱，刘永遂据国起兵，以其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招揽沛人周建等豪杰为其将帅，攻下齐阴、山阴、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八城，并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后又封海西王）、张歩辅汉大将军（后又封齐王），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更始败亡之后，刘永自称天子，在睢阳登基。对于刘秀来说，近在东方睢阳的刘永是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集团，刘永所在的睢阳距洛阳近在咫尺，时刻威胁着京师洛阳的安全。自建武二年始，刘秀先后派虎牙将军盖延和建威大将军耿弇分别平定了割据睢阳的刘永和青州的张歩，特别是耿弇与齐王张歩的战斗，极为惨烈，“城中沟堑皆满，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此间，刘秀还亲征海西王董宪，大获全胜。到建武六年初，关东基本上为刘秀所定。得陇望蜀，天下一统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六年初，经过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刘秀已经基本上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之地，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东方，与西北陇右的隗嚣、西南巴蜀的公孙述形成了鼎足之势。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少时在新朝的凉州为官，在西州素有威名，连在当时位高权重、名望极大的国师刘歆都引隗嚣为士。新末大乱，隗嚣见王莽即将败亡，遂在西州起兵十万击杀了新朝的雍州牧陈庆，并先后攻下了安定、陇西、武都、张掖等八郡。新朝灭亡之后，隗嚣入长安朝见更始，被封为右将军。后更始政乱，隗嚣归返陇右，复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隗嚣素来谦恭爱士，倾身结交天下之士，故更始亡后，关中豪杰名士皆归附，隗嚣自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后赤眉西入陇右，被隗嚣击败；后陈仓人吕鲔拥众数万，接连西蜀公孙述，进攻关中，隗嚣派兵会同冯异将其击退。刘秀以手书回报隗嚣道：“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弩马铅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而苍蝇之飞，不过数步，即托骥尾，得以绝群。隔于盗贼，声问不数。将军操执款款，扶倾救危，南距公孙之兵，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踯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傥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构之言。”刘秀以周文王比喻隗嚣，认为文王三分天下已得其二，而仍侍殷朝，而今日之隗嚣即有昔日文王之风，也表达了希望隗嚣效法文王，扶助汉室。成家帝公孙述亦遣使册封隗嚣为扶安王，隗嚣拒不受封，公孙述自益州出兵北上，欲进犯关中，又为隗嚣所败。当时，东汉在关中的将帅上书光武言蜀地可击，刘秀将上书给了隗嚣，使隗嚣发兵讨伐西蜀的公孙述，但隗嚣上书言力量不足，且卢芳尽在北边，不宜用兵。刘秀看出了隗嚣的真正用意乃是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刘秀对隗嚣的态度逐渐开始了变化。不久，公孙述的大军进犯荆州的南郡，刘秀下诏令隗嚣从天水伐蜀，以调动公孙述军回援，隗嚣再次上书恢复道：蜀地大江阻隔，蜀道艰难且蜀军又多设阻隔，不可伐也。此时刘秀已经明白隗嚣终不能为己所用，遂准备首先攻伐陇右。建武六年四月，刘秀来到长安，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实则最后试探隗嚣的心意。隗嚣见汉军已经齐聚长安，名为伐蜀，实则为陇右而来，遂亦彻底抛开了与东方刘秀之间的这层面纱，此年五月，隗嚣使大将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以阻汉军。双方在陇坻大战，汉军大败，各引兵下陇坻，隗嚣部将从后急追，汉军幸得马武断后，汉军才得退下陇坻。刘秀在洛阳得知汉军大败，马上令耿弇、冯异、吴汉等部再次部署，以成犄角之势，力保关中。隗嚣部将挟陇坻大胜之威，欲进取关中的要地恂邑，一旦恂邑失手，则关中震动，幸得冯异急速抢占恂邑，并击退了陇右军马。隗嚣见汉军虽败走陇坻，但却再难以扩大战果，也只好收兵。不久隗嚣再次上疏光武帝，刘秀则回复隗嚣道：“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刘秀告诫隗嚣，如果归汉，则功名利禄可得，否则，就不必多说了。隗嚣见此，遂遣使称臣于西蜀公孙述，被封为朔宁王。 　　建武八年，双方又再次大战于略阳，为了夺回陇右要地略阳，隗嚣亲率数万大军攻城，汉军亦死守。见陇右战局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刘秀再次亲临长安，指挥平陇作战，这时据有河西五郡的窦融部率步骑数万大军归汉，对陇右构成了东西夹击的事态，陇右诸将中，有多人投降归汉，使得隗嚣的局势更加恶化，只得放弃略阳，退守西城（今甘肃天水西南）。正在此时，洛阳附近的郡县发生了变乱，京师震动，刘秀不得不星夜东返，临行时，刘秀对岑彭道：“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得陇望蜀”的典故。汉军围攻西城，隗嚣困守其中，数月后，陇右大将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至，他们率其中的五千余人，乘高卒至，鼓噪大呼曰：“百万之众方至！”，汉军未料到西蜀救兵会突至，阵脚大乱，王元等死战护卫隗嚣突围出了西城。汉军在极好的形势下再次失利，加之粮草将尽，只得再次退出陇右之地，这样先前被汉军攻占的安定、北地、天水诸郡又为隗嚣所得。刘秀第二次对陇右的用兵再次失利，但此战陇右的人马与粮草也是损失极重，建武九年春，隗嚣忧愤而死，陇右诸将立其子隗纯为陇右之主。建武十年，刘秀再次亲临陇右一线，指挥最后的平陇作战，冬十月，耿弇诸将攻破落门，陇右诸将与隗嚣之子隗纯出降，陇右遂平。 陇右隗嚣灭亡之后，东帝刘秀与西帝公孙述之间的缓冲地带已不复存在，两帝之间，终要直接面对面了。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少有盛名，治理蜀中五县，政绩卓然，以至郡中百姓皆以为其有神鬼相助。后王莽天凤年间，任蜀郡太守，以其能而闻名蜀中。新末天下大乱，公孙述亦起兵割据巴蜀。更始二年，刘玄遣益州刺史张忠等带兵万余人来接管巴蜀和汉中，公孙述见蜀地险要，众心又归附于他，故有自立之志，遂使其弟公孙恢在绵竹大败更始诸将，从此公孙述之名威震益州。公孙述手下的功曹李熊对公孙述言：“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此言正和公孙述之心，不久，公孙述在成都自立为蜀王。蜀地沃野千里，兵精粮足，关中、荆州等地的百姓闻蜀地太平，安居乐业，为躲避战乱，纷纷奔入蜀地，西南夷也遣使纳贡，益州一片兴旺之势。此时，李熊复对公孙述言：“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构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经过深思，公孙述遂于公元25年初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华阳国志》载公孙述的国号为“大成”，《后汉书》载为“成家”)，建元“龙兴”。称帝之后，公孙述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于是，公孙述遂尽有益州之地。更始败亡之后，刘秀专事东方，无暇西顾，关中不少豪杰均引兵归奔西蜀，蜀势大振。公孙述遂大修营垒，多置车马，操练兵马，于西蜀聚甲数十万。除此之外，公孙述还在汉中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制造十层高的豪华战船，且多刻天下州牧的印章。建武五年，割据荆州的秦丰为刘秀所败，其属下大将延岑和田戎归奔公孙述，延岑被封为大司马，田戎则为翼江王。建武六年，公孙述遣田戎出江关，收拢其旧部，欲取荆州，结果无功而返。而此时，刘秀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东方，已经开始谋划西北的陇右与蜀中的公孙述了，遂手书公孙述曰：“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手书的署名为“公孙皇帝”，看来，当时公孙述的势力颇为庞大，连东帝刘秀也承认了蜀帝公孙述。 　　此时，公孙述手下的骑都尉荆邯见东方将被平定，刘秀的大军马上就要西向，故对公孙述道出了一番极为精彩的论对：“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昔秦失其守，豪桀并起，汉祖无前人之迹，立锥之地，起于行阵之中，躬自奋击，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自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此论，既道出了隗嚣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又给公孙述指出了对抗东帝刘秀的策略，即进则可有获胜之机，退保则必不可全。公孙述亦赞同荆邯的这番论断，欲尽发西蜀之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蜀中之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均极力劝说公孙述罢兵，公孙述竟按他们这些人说的做了。延岑、田戎也数次请求出兵，但公孙述终究疑虑而没有听从。公孙述的优柔寡断，使得其失去了最后与东方的刘秀争夺天下的资本，待刘秀彻底平定了东方，大军西指，等待偏安于蜀中的公孙述的结局就只有失败了。 　　建武七年，陇右的隗嚣迫于汉军压境，遂向公孙述称臣，以求联兵于蜀，共同对抗东方的刘秀。建武八年，公孙述遣将援助隗嚣，并连同隗嚣击败了攻打西城的汉军，迫其退回了长安一线。但不久，隗嚣病死，刘秀再次对陇右用兵，陇右之军崩溃，公孙述的援军也损失甚重，蜀中震动。陇右的覆灭，顿使益州失去了北部屏障，建武十一年，刘秀命岑彭和来歙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大举伐蜀。早在建武九年，公孙述已令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等将数万兵马沿江乘竹排下江关（今四川奉节东），击破了刘秀的威虏将军冯俊等部，攻下了巫县及夷陵、夷道（今湖北宜都），公孙述军因此得以据荆门、虎牙（此处之荆门、虎牙皆为山峰之名，荆门山在南，虎牙山在北，江水从中而过。其地在今湖北宜昌东南），并且“横江水起浮桥、楼观，立攒柱以绝水道，结营跨山以塞陆路，拒汉兵”，可见公孙述军在建武九年就击败了刘秀军，并建立了坚固而险阻的荆门山防线，成为了西蜀南部的屏障。之前岑彭曾多次试图夺回荆门，但均未成功。现在，汉军大举伐蜀，岑彭则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准备了大小各种战船数千艘，并以火攻烧毁了蜀军设在荆门一线的浮桥和楼观，蜀军大乱，溺死者数千人，蜀将王政斩杀了大司徒任满，投奔了汉军，田戎则退保江州。岑彭等来到江州后，见一时难以攻取，遂转攻平曲，大胜，“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见岑彭的南路大军攻克了平曲，即令延岑、王元与其弟公孙恢率领重兵据守广汉及资中，又遣侯丹率两万余人据黄石（今四川涪陵东北）。岑彭见势，多张疑兵，令臧宫等从涪水上平曲，以牵制延岑等蜀将，自己则分兵顺江而下还江州，然后溯都江而上，攻袭蜀将侯丹部，大破之。紧接着西向“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岑彭分兵绕道奔袭两千余里，克武阳，前部骑兵到了广都，距成都不过数十里，先前公孙述令延岑等率蜀军主力屯于广汉，即为堵截岑彭的南路汉军，谁知岑彭的兵马竟绕出延岑军后，逼近了成都，蜀地震骇，公孙述大怒，用手杖击地曰“是何神也！”不久，南路的臧宫部亦率五万兵马大败延岑，“斩首溺死者数万人，水为之浊流”。不久臧宫军进抵绵竹，公孙述的大将、从陇右隗嚣处归奔而来的王元，不得已“举城降”。此时刘秀致书公孙述，言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公孙述感叹良久，言：“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见南路连续失利，公孙述又遣蜀中刺客，混入汉军，刺杀了岑彭，为据汉军，公孙述可算是方法用尽。不久，刘秀遣大司马吴汉接替岑彭担任南路汉军的统帅。不久，吴汉击败蜀将魏党、公孙永等于鱼涪津（今四川乐山一带），兵围武阳，公孙述的女婿史兴率五千兵马来助，亦为吴汉所破，吴汉得以占据武阳。此时，刘秀诏令吴汉“直取广都，据其心腹”，吴汉依令而行，果然，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而南路的臧宫在逼降蜀将王元后，又破涪城，斩杀了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面对如此局面，蜀中“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此时刘秀再次致书公孙述：“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刘秀的手书中劝公孙述认清方今之大势，再战下去，犹如委肉于虎口，而早日归汉，则家族地位可得保全。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而他刘秀也绝不食言。公孙述则“终无降意”，可见公孙述亦不愧为一方之雄。 　　吴汉攻拔广都后，已迫近成都，此时刘秀就致书告诫吴汉道：“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而吴汉新胜，未听刘秀之言，与刘尚分兵轻敌冒进，二人兵马相距二十里。刘秀知后大惊，料吴汉与刘尚的兵马危险，果不出刘秀所料，公孙述将十多万兵马分为二十余营，一面截住刘尚，一面猛攻吴汉部，吴汉与蜀军激战了整整一日，终因寡不敌众，败回营垒。吴汉回营后，闭营三日不出，他一面多树旗帜，使烟火不绝，一面于第三日晚趁夜色偷渡过江，与刘尚部会合。吴汉与刘尚会合的第二天，蜀国大司徒谢丰等不知吴汉军已渡江与江南岸的刘尚部会合，留部分人马牵制江北，自将主力攻江南岸的汉军，结果双方鏖战，从早晨一直打到太阳快要落山，吴汉军胜，斩蜀军五千余级。此后，吴汉军与蜀军在广都、成都之间展开了数次大战，吴汉军均获胜利，遂进抵了公孙述的都城—成都。于此同时，汉军臧宫部也相续攻占了占繁（今四川彭县北）等地，“与吴汉会于成都”。见到了最后的时刻，公孙述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延岑则言：“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意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死中求生，岂可坐以待毙！财物容易聚得，不应该吝惜。公孙述随即“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交由延岑指挥。延岑一面在正面大张旗帜、鸣鼓挑战，一面派出一支“奇兵”绕到吴汉军的背后，突然发动了进攻，吴汉军大败，吴汉本人也坠马落水，幸得拽住马尾才从水中脱险。此战汉军损失颇大，而粮草也只够七日用了，吴汉见此，令备船只，打算暂时退兵。这时，刘秀遣蜀郡太守张堪押运粮草和七千匹战马输送至前线，同时张堪“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得到补充的吴汉见迫近成都以来，两次与蜀军交战不利，也不敢轻举大军了。吴汉将精骑隐于后，令弱兵前往挑战。公孙述方胜，又见吴汉兵马羸弱，认为破敌之时已到，遂令延岑领一军以据臧宫，而公孙述则亲率数万大军出战吴汉，延岑与臧宫交战，三战三胜；而公孙述这边与吴汉大战，“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这一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正午，激战半日，双方军士都极为疲惫，这时，吴汉令护军高午、唐邯率数万精锐冲击敌阵，蜀军大乱，这时高午冲入敌阵，直刺公孙述，正中其前胸，公孙述受伤坠马，幸被手下救回城中。公孙述伤重，将成都兵马交予延岑后，当夜便死于成都皇宫。见蜀帝身亡，延岑亦无心再战，遂于第二日便举城而降。历时十二年之久的西帝公孙述，终落得了一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登基后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终于克定天下，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战火连年的古老中国再次归于一统！偃武修文，励精图治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央集权，归于尚书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第一，释放奴婢、刑徒。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戚。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提倡儒学，表彰气节建国后，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人物评价
明末大学问家王夫之评价光武帝刘秀：“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三代而后，唯光武允冠百王！”。 
毛主席评价光武帝刘秀：“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学历、最会用人、最会打仗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