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崔益铉
生平
早年生涯崔益铉是朝鲜历史上的一名硕儒，也是近代一位杰出的爱国志士，世称勉庵先生。他本贯庆尚道庆州府，据说是新罗时期著名文学家崔致远的后代，朝鲜纯祖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34年1月14日）出生于京畿道抱川郡。14岁时拜当时的大儒李恒老（号华西）为师，并在他那里接受了理学的思想。崔益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在师  崔益铉照片从华西李恒老的过程中形成了忧国爱民的卫正斥邪思想、为国如家的忠义思想和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以实现王道政治为己任，同时也受到华夷之辨的影响，不承认满清为中华正朔，而尊奉明朝为正统，这也导致他排斥一切外国，尤其是坚决抵制日本，这成为他后来屡次反日的思想根源。
朝鲜哲宗六年（1855年），崔益铉参加科举考试，并获明经科甲科及第，被任命为顺康园守奉官，转任新昌县监，随后在成均馆、司宪府、司谏院、吏曹等衙署任职。崔益铉在官场一向以清廉正直、刚强不阿著称，仇视独裁和腐败现象，这被视为朝鲜王朝时期士林最大的美德。因此崔益铉名声大噪，再加上他学问广博，许多士子慕名求学，崔益铉逐渐成为了朝鲜儒林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门生也遍及朝鲜各地。但这也为他带来麻烦。1863年朝鲜高宗李熙即位后，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摄政，成为当时朝鲜的独裁者。大院君大力强化专制主义，实行包括裁撤书院等一系列令儒林不满的措施，并倾尽全国之力重修象征王权的景福宫。由于景福宫工程所需款项奇缺，大院君命令全国百姓贡献财物，滥加引进清朝钱币，并巧立名目，收取愿纳钱、当百钱、通门税、水税等苛捐杂税，甚至大肆卖官鬻爵以填充景福宫工程的巨款。大院君的这些恶政都被担任言官的崔益铉看在眼里，并多次向朝廷上疏指责这些政策祸国殃民，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权宜之计，自然得罪了当权的大院君。崔益铉因此于高宗五年（1868年）被罢官，但他更加得到人们的称赞和尊敬。风口浪尖高宗十年（1873年），兴宣大院君自称“大老”，势力如日中天。为了笼络儒林，大院君重新起用崔益铉为同副承旨，负责草拟国王教旨。从这时起，崔益铉卷入了一场宫廷政变，第一次进入历史的风口浪尖。崔益铉上任不久就自发地上疏批评大院君裁撤书院的政策。这个奏疏经过大院君的审核，竟然被递交到了高宗的手里。大院君之所以批准崔益铉的奏疏，一是上疏文中没有直接提及大院君，一是大院君认为高宗不会“忤逆”他。谁料高宗看了奏疏竟然嘉奖崔益铉，并给他升了官，令大院君十分不悦。高宗敢违背自己亲生父亲，正是因为他的妻子闵妃在身后撑腰，高宗的王妃闵妃（明成皇后）由于世子册立的问题与大院君产生矛盾，已经韬光养晦多年，  崔益铉画像此刻正欲使自己的娘家骊兴闵氏联合丰壤赵氏、安东金氏一起发动政变，打垮大院君，崔益铉的上疏给了她绝佳的机会。高宗和闵妃深夜密召崔益铉，授予其亲近臣子才有的命召牌（表示国王有要事托付），让他上疏弹劾大院君本人，让他下台，好让高宗亲政。崔益铉为高宗的信任所深深感动，同时也认为自己逼退大院君是在为国尽忠，便立刻写下弹劾大院君的奏疏，并于十一月三日（1873年12月22日）递交给高宗。同日，他就因为不当言事的罪名而被流配到济州岛，围篱安置。但这只是高宗和闵妃为了避免崔益铉在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遭到大院君的报复而采取的形式上的处罚，其真正目的的保护崔益铉免受迫害。
在这篇弹劾大院君的奏疏中，崔益铉这样痛斥大院君的失政：“皇庙之撤，君臣之伦斁矣；书院之罢，师生之义绝矣；鬼神出后，父子之亲紊矣；国贼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钱之用，华夷之别乱矣。惟此数三条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荡然，而无复余存矣。加之以土木愿纳之类，相为表里，而为殃民祸国之资斧者几年于此矣，此非变先王之旧章、斁天下之彝伦而何哉？”因此，他总结为“政变旧章，彝伦斁丧”8个字来抨击大院君的失政。特别是对撤废书院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国学也，乡校是古之州序也，书院是古之党庠也。且设院之本意，则讲学明道实为之主，而乡先生崇德报功，仍其余事也。不谋广置，惟嫌叠享，并与其已举者而加废之，存十一于千百，则深违学校之古制，大失创设之本情”。崔益铉认为裁撤书院是废弃教育，埋没人才的愚民政策，影响国家的安危，他把这些错误归咎于大院君，称“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聪明，操纵威福，纲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最关键的是，崔益铉还指出大院君和高宗属于君臣关系，大院君不应以生父名义凌驾于国王之上，因此理应恢复君臣之伦，不准大院君干预朝政。这篇奏疏虽不乏崔益铉囿于儒家君臣理论和华夷观的腐陋之见，但也处处体现他忧国忧民、不畏权贵的精神。结果高宗顺理成章的接受崔益铉的上疏，宣布自己和大院君是君臣关系，宣布“亲政”，并命令大院君离开京城，不许参与政事。大院君见此上疏，老羞成怒，指使手下官员领议政洪淳穆等人伏阙上疏，请旨杀崔益铉。但高宗在闵妃的支持下不为所动，这些亲附大院君的官员又集体辞职，企图架空政府，这正中闵妃下怀，闵妃迅速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朝廷各部，并不准大院君进宫。大院君无计可施，只好离开京城。崔益铉的上疏竟成了使大院君十年势道一夕之间垮台的关键棋子。崔益铉也在1年多以后被赦免，并召回汉城任户曹参判。流放海岛高宗十年（1873年）大院君倒台后，高宗亲政，实际上是闵妃外戚集团掌握政权。闵妃集团对外政策明显比大院君时期厉行的锁国政策宽松许多，高宗十二年（1875年）日本欲打开朝鲜国门，派军舰骚扰江华岛和釜山沿海，史称“云扬号事件”。第二年1月日本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派使臣带领7艘军舰前往江华岛，逼迫朝鲜打开国门。闵妃集团面对国内主战的呼声，最终还是向日本妥协，派申櫶、尹滋承与日本人谈判。
崔益铉本来就深受儒学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的影响，此事自然遭到崔益铉的强烈抵制。高宗十三年（1876年）正月二十二日，崔益铉联合司谏张皓根率领数百儒生在王宫昌德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  崔益铉题字：箕封江山洪武日月崔益铉在上疏中分析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认为“和出于彼之乞怜，强在我而我足以制彼，其和可恃也；今和出于彼之乞怜耶？我之示弱耶？畏怯而求和，则为目前姑息，向后溪壑之欲何以充？”，并预见了这些条款将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冲击，指出“彼之物货，皆淫奢奇玩；而我之物货，民命所寄而有限者”，将会带来后果不堪设想的掠夺性贸易，崔益铉还提出“倭洋一体”，与日本媾和将会输出“洋贼”之“邪学”（即天主教等洋教），动摇朝鲜的民族精神，使国家走上亡国之途，表示如果朝廷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但闵妃集团本来就倾向开放，加上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一面同意日本的条款，与其缔结《江华条约》；一面立刻将崔益铉逮捕，武力驱散在宫门前示威的儒生，并下令将崔益铉发配到全罗道西海岸的黑山岛。崔益铉由于他的正直敢言，再次触犯权贵，遭到流放恶岛的厄运。
崔益铉被发配到黑山岛以后，在那里兴办学塾，成立了一心堂和黑山书社，并与当地的一些文人学士研究学问，吟诗作赋。崔益铉在黑山岛的诗文大都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孤愤失意的情怀。现今大黑山岛上的浅村还保存着“勉庵崔先生谪庐遗墟”。另外，崔益铉还特别钟情于黑山岛上的一块岩石，用朱熹的“为我重指掌”一句将其命名为“指掌岩”。他还在指掌岩上题写了“箕封江山，洪武日月”八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崔益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高宗十六年（1879年），崔益铉获得赦免，离开了黑山岛，回到了故乡抱川。反日活动崔益铉被放逐归乡以后十多年间，他致力于招收门徒，钻研学问，对政治绝少干预。但他实际上成为19世纪末朝鲜卫正斥邪运动的精神领袖。这段时间，朝鲜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隐士之国”——朝鲜终于全面打开门户，朝鲜原来的宗主国清朝与后来居上、包藏祸心的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争夺日趋白热化。日本在面对清朝的固有优势而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一方面秣马厉兵、静待时机，一方面通过经济侵略对朝鲜不断蚕食，大肆掠夺朝鲜的农产品，使朝鲜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江华条约》缔结前崔益铉在上疏中的内容竟然一一得到应验。终于，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鲜爆发的东学党起义给日本以绝佳时机，日本利用清朝出兵朝鲜的机会，调兵遣将入侵朝鲜，扶植亲日傀儡政府，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接着驱逐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开始了对朝鲜的吞并进程。
这段时间崔益铉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但日本蹂躏朝鲜的一切行径都了如指掌。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六月亲日政权成立后，断行所谓“甲午更张”，模仿日本、并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内政改革。“甲午更张”虽然带有资产阶级改革的性质，短期和表面上有利于朝鲜社会的进步，但实际上却是日本推动朝鲜同化于且合并入日本的过渡工具。崔益铉深知这个“更张”表面文章背后的日本阴谋，于是向朝廷上了一道《请讨逆复衣制疏》，请求废除“甲午更张”的一切措施，处断朴泳孝、徐光范等开化派“逆贼”，并问罪于侵略朝鲜的日本。然而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变本加厉，甚至在开国五百三年（1895年）八月发动乙未事变，残忍杀害了朝鲜的国母——闵妃。接  任命崔益铉为宣谕大员的诏敕着又指使亲日的金弘集内阁下达“断发令”，要求朝鲜男子一律剪断长发，改留西式平头。断发令是对朝鲜信仰的儒家学说的彻底否定，也是日本对朝鲜同化阴谋的露骨表现，因此崔益铉毅然站出来，对“断发令”进行强烈抨击和顽强抵抗，最后被内部大臣俞吉浚下令将其逮捕至汉城，投入监狱。崔益铉被投狱后始终拒绝断发，表现出坚强的民族气节和志士精神。最终，建阳元年（1896年）2月10日，随着“俄馆播迁”事件的发生，亲日内阁倒台，“断发令”被废，崔益铉也得到释放。
由于乙未事变和“断发令”造成了朝鲜全国的骚乱，第一次反日义兵运动（乙未义兵）风起云涌，因此刚刚通过“俄馆播迁”而从亲日派手中获得权力的高宗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来使全国性的义兵运动平息下去。崔益铉是朝鲜儒学界的领袖，威望极高，又在20多年前受高宗知遇之恩，所以高宗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任命崔益铉为“宣谕大员”，到全国各地招安义兵。20多年未涉仕途的崔益铉再次做官，光武二年（1898年）以后先后被任命为宫内府特进官、议政府赞政、中枢院议官、京畿道观察使等高级官职，但由于崔益铉坚持儒学，看不惯当时社会上的开化风气，更由于不满官场的腐败和倾轧，这些职务不久都被他主动辞退。正是由于与当时社会方枘圆凿，崔益铉再度归乡，住在忠清道定山，并游历各地，从事教育事业。但这并不代表他不问国事，崔益铉还曾向高宗上《时务十五条》，提出“修武备”、“明大义”等建议，都体现出崔益铉忧国忧民的忠正之心。起兵抗争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又一次入侵韩国，并在日俄战争爆发不久后逼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日韩议定书》，把韩国拉进日本阵营；又在同年8月强迫签订第一次日韩协约，开始了对韩国内政外交的控制。面对国难当头，已经隐居数年的崔益铉再次奋起反抗。崔益铉于光武八年（1904年）收到高宗皇帝的密谕，并在次年1月进入汉城与高宗面谈。崔益铉指出自从乙未事变以后复仇心渐渐缺失，导致亲日分子猖獗，坚决主张反抗日本，并提出了人才择用和聚敛禁止等5条时务策。正由于如此，崔益铉遭到日本人的迫害，日本驻韩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命令日本宪兵将崔益铉逮捕，将他强制押往故乡抱川监禁。后来他被释放后，又一次上疏痛斥日本和卖国贼的罪行。结果再遭逮捕，押至定山，后又释放。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韩国政府签订《日韩保护协约》（即《乙巳保护条约》），将韩国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崔益铉悲愤欲绝，立刻上了一道《请讨五贼疏》，要求高宗皇帝向国内外宣布乙巳条约无效，并处断李完用、朴齐纯等对日缔约的“乙巳五贼”。由于乙巳条约的签订，韩国又一次爆发了反日义兵运动，崔益铉对此感到异常兴奋，十分关心和支持各地义兵的反日斗争。此时73岁高龄的老儒崔益铉，毅然决定亲自起兵反抗日本。
光武十年（1906年）6月4日，崔益铉与林秉瓒、林乐等80多人在全罗北道泰仁的武城书院举义，他们还发布起义檄文，声讨日本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我有邻国，而不能自交，使他人代交，则是无国也；我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监，使他人代监，则是无君也。无国无君，则凡我三千里人民皆奴隶耳，臣妾耳。夫为人奴隶，为  崔益铉所作的反日檄文人臣妾，则生已不如死……”，他们还发表了分为16条的名为《寄日本政府》的义举疏略，提出要进兵北上汉城与日本统监伊藤博文谈判。之后崔益铉在淳昌结集450人的义兵队伍，自任义兵大将。崔益铉带领的起义队伍作战英勇，多次打败日军，直逼全罗道首府全州城，义兵队伍也发展到近千人。被日本控制的韩国政府先派人招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崔益铉不为所动，严词拒绝；接着韩国政府派遣大军前往全州，准备镇压崔益铉的义兵。崔益铉在交战的过程中得知这是政府军（镇卫队），认为不应同胞相残，便致书镇卫队统帅韩镇昌，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其退兵以避免自我残杀。谁料韩镇昌不但不退兵，反而利用崔益铉的天真和麻痹袭击包围义兵，结果崔益铉的义兵队伍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义兵将领郑时海阵亡，崔益铉和林秉瓒等人当场被俘，押往汉城。崔益铉的义兵队伍就这样昙花一现，很快就被镇压了。
崔益铉在被俘后，再一次表现他的民族气节。他在被押送汉城的途中，一直吟诵着屈原的《离骚》和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抒发他的愤懑失意和壮志未酬。由于崔益铉名望很高，所以统监府没有将他判处死刑。8月，崔益铉等人被判流放对马岛，并监禁在严原卫戍营里。崔益铉见自己身陷囹圄，加之年事已高，因此对亡国在即而自己却报国无门感到十分痛苦。他对一起被流放的林秉瓒说：“八十非从戎之年，然吾所以如此者，图所以取大义于天下。”这句话既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之心，又表现了他对独立自由的渴求。在被囚禁在异国他乡的痛苦和煎熬中，崔益铉选择了以死明志。光武十年（1906年）12月30日，崔益铉绝食而死，并留下绝命诗一首：
起瞻北斗拜琼楼，白首蛮衫愤涕流。
万死不贪秦富贵，一生长读鲁春秋。
评价
崔益铉不仅是一名儒学家，也是朝鲜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者，崔益铉由于其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威武不能屈”的气概，使他一生中多次触怒统治者，罢免、流放、入狱达7次之多，更由于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忠贞的爱国精  位于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的崔益铉铜像神而备受朝鲜半岛人民的尊敬。他逝世时，遗体被运回韩国，“码头男女老少万余人，皆呼号先生，哭声震地”，而他的败死，也导致了朝鲜义兵运动的低潮，据黄玹所著的《梅泉野录》记载：“自益铉败，两湖士大夫益丧气，不敢复言举义矣。”足见崔益铉影响之大。到了现代，由于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上升的缘故，抗日殉国的崔益铉更受到当今朝鲜和韩国的推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领导人金日成在其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就提到“崔益铉被动至对马岛，拒不食倭贼的饭，以绝食殉国”的事迹，作为朝鲜人民抗日斗争的典范之一；而大韩民国更是于1962年授予崔益铉建国勋章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韩国独立运动做出的贡献，并在多个地方为他修祠立像，以使韩国人民永远缅怀与铭记。
但是，崔益铉坚持性理学，思想非常保守，与当时朝鲜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前进方向格格不入。比如，崔益铉对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一事持反对态度，他上疏说，高宗如要自称皇帝，应当继承朝鲜孝宗的遗志，扫清中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继承大明之皇统，否则只能流于有名无实而已。他不仅敌视甲午农民战争，也厌恶各种近代化的社会改革。这就体现了他思想中落后与迂腐的一面。
著作
崔益铉一生著述颇丰，他的诗歌、散文、书信、奏疏被收录在《勉庵集》中，全部用汉字写成。1931年，《勉庵集》被编辑出版，合48卷2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