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魏晋书法
魏晋书法
简介  魏晋书法从曹魏开始，对文学艺术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惟才是举”等选人制度的实施，使“才能”有可能越过道德而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学艺术，如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学，被曹丕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书法在东晋时期成为世家大族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上层贵族大量进入这个领域。魏晋书法在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家，在风格的开创和典范的树立上有无可取代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书法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观念被揭示出来，不仅形成理论，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
这时期的书法发展，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三国为过渡时期；两晋（尤其是东晋）为鼎盛时期。
三国马宗霍先生《书林藻鉴》这样描述三国书法的意义：“三国者，亦书体上一大转关也。……又书派上两大导源也。”其具体意见容或可以商量，但  《定武本木兰亭》序局部对三国书法的转折意义的揭示则是极有见地的。我们说它的主要发展特征是过渡性，表现在：一，从有关制度来说，三国所制定的许多制度，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从字体演变来说，楷、行的发展，三国是中间时代。三，从书家的状况看，三国时代的许多书家实际上成长于汉末，而三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书家，却有许多进入了西晋，因而前后传承的特点非常突出。
  《上尊号奏》魏的书法发展比较正常，这与武帝曹操的喜爱有关，他周围聚集了锺繇、梁鹄、韦诞、邯郸淳、卫觊等一批书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还发布了一个禁碑令，虽然扼制了隶书的应用空间，但同时却可以说为楷、行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一制度在东晋时得到重申，为行书发达起了极大的作用。锺繇在楷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为后来二王父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蜀国默默无闻；而吴国则在草书、楷书和篆隶方面都有可观，尤其几块重要的碑刻已是楷书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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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主要集中在魏国。有名的碑刻是：《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曹真碑》、《范式碑》、《王基碑》、《魏三体石经》等。一个共同特点是，出现了非常明显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风：体势开始走向纵长；笔划形成较强的规律性，并出现了一些刻板的处理方式，像“蚕头”部分经常饰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过于圆满、张扬等等。这种情况，反映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对于隶书的认识正逐渐趋于浅俗、简单，隶书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启功先生把这时期的隶书喻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号奏》为代表。
篆书  《天发神谶碑》局部数量极少，著名的有两件，都属吴国，一为《天发神谶碑》，传皇象书；一为《禅国山碑》，传苏建书。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传为三国吴皇象所书。晋时折为三段，俗称“三段碑”，嘉庆十年毁于火。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国书法史上，《天发神谶碑》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碑刻。从书体上说，它非篆非隶，处在两者之间。此碑用隶笔写篆字，横首用折刀头、横尾有波磔，竖尾用悬针，转折用方，若悬崖斩断，字势雄伟。
《禅国山碑》体势也是变幻莫测，风格奇诡。有人以为这是吴地地域风气的影响，应该是有道理的，但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隶本身的走向没落。至于它们的艺术价值，清人张廷济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虽嫌过誉，而对其审美特点的揭示可谓中肯。
草书三国时期的草书，最为杰出的书家是吴国的皇象。
  皇象《急就章》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不详。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张怀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
传世作品有《急就章》、《顽闇帖》、《文武将队帖》等，《急就章》尤为剧迹。现存《急就章》，以明正统四年据叶梦得之颍昌本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为有名，字数达1394个。其艺术特点，以唐人窦臮和张怀瓘的评价最称精当。窦臮《述书赋》说：“广陵休明，朴直古情，难以穷真，非学可成。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张怀瓘《书断》说：“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长期以来是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
楷书三国时期的楷书传世的有三种类型：碑刻、法帖和简牍。
  锺繇《宜示表》局部碑刻集中在吴国，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两种。从体势来看，还有隶书的平正姿态，而笔划则已经都泯灭了波磔，未知是字体演变已经臻于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为认为，“南碑当溯于吴，”以此二种为“真楷之极”，特别是《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其说后来多为书法史研究者所继承。
锺繇《宣示表》局部法帖主要是魏国锺繇的作品。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汉灵帝时任黄门侍郎，魏国时官至太傅，史称锺太傅。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时代，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被称为“四贤”，以后长期与王羲之合称“锺王”。刘宋羊欣说锺繇善铭石书、章程书和行押书，当即隶书、楷书和行书。他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书之祖”的美誉。现在其书存世可以确认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种，即《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骑帖》、《长患帖》、《雪寒帖》、《长风帖》。
南朝梁武帝以为逸少不及元常，并评其字说：“锺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又说：“张芝、锺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庾肩吾认为其书“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虽然锺繇“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张怀瓘《书断》认为“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刚柔备焉，点划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清人刘熙载认为“其书大巧若拙，后人莫及”。
锺繇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在书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对人们的书法热情是一种极大的促进，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书成熟的步伐，为东晋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导作用。他的小楷，长期影响了历史上的小楷书家。“正书之祖”的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简牍书主要出土于吴地。1979年江西南昌发现的《高荣名刺》（其用途近于现在的名片）及简牍、安徽马鞍山发现的《朱然名刺》及《木谒》，都有很接近成熟楷书的写法，尤其是后者，体势宽博，虽然刚从隶书化出，但楷法已具规模。可见，到三国时代，楷书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当了。这几件作品，风格与后世受隶书影响的楷书有相似之处，值得重视。
行书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行书，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发现。史书记载锺繇学行书于刘德升，且书风瘦劲，但没有作品传世。现存比较接近行书的作品是吴地出土的简牍，这就是江西南昌的吴应墓《木方》，除了少数笔划如捺、长横等还有隶书遗存迹象外，无论结体还是笔划的连接、省减，都是行书的规模。由此看来，到东晋时代形成成熟的规范行书，是可能的。
书法家
曹操历史上见过曹操书法作品的人，无不赞其书作有“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笔墨雄浑，雄逸绝论。”之大美。汉朝末期，书法评论家评出章草大家有五人，即：崔瑗、崔实、张芝、张昶、曹操。南朝的书法评论家梁瘐肩在其《书 品》中，把古代名人的书法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作上、中、下，共九品；他把曹操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唐代书法家兼评论家张玉灌，按历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把它们划分为神、妙、能三类：杰立特出者为神，运用精美者为妙，离俗不谬者为能；他在书法评论专著《书 断》中称曹操的书法作品为妙品。由此看来，曹操的书法作品虽不能列为神品、上品，但在全国名书法家中是数得着的。按理说，他也是个书法大家。 
钟繇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曰，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
西晋
简介短促的西晋在文化方面有不少的贡献，在书法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朝廷设立书博士，设弟子员，以锺繇、胡昭二人书法为标准，教习书法。西晋产生了一批  索靖《出师颂》局部卓有成效的书法家，是章草向今草转化，行书从萌生走向成熟的过渡期。
西晋时期的书法与三国书法有极大的相似性，具有强烈的过渡性色彩，表现在几个方面：一，重申禁碑令，使行楷的发展趋势得到保证；二，字体演变继续推进，尤其是行草书；三，出现了一种在后来成为重要的书作样式的形式，即墓志。
隶书碑刻仍然存在，如《明威将军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皇帝三临辟雍碑》、《太公吕望表》等；同时出现了墓志，著名的有《刘韬墓石》、《张朗墓石》、《左棻墓石》、《荀岳墓志》、《石尠墓石》等。此外，有《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杨绍买地莂》和《咸宁四年吕氏砖》等特殊用途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作品都平淡无奇，有的还因为试图保持隶书风貌而具有严重的程式化倾向。
在本世纪以来出土的西晋竹木简牍和纸质墨迹中，有很值得重视的作品，如泰始五年的《诣鄯善王检》、《泰始九年简》、《诸佛要集经》、《三国志残卷》等。《诣鄯善王检》比《朱然名刺》更接近于楷书，《泰始九年简》接近行书；后二者介于隶、楷之间。这反映了行、楷书的稳步发展。
草书领域里，《梁思永书翰残瓷片》等已经不是纯净的章草书，而带有今草的特征，流畅迭宕，气势慑人，表明草书也在向前迈进。
这时期的著名书家有三位：卫瓘、索靖和陆机。　
卫瓘（公元220年～291年），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曾任尚书令，是西晋重臣，官至司空、太保。八王乱起，为贾后所杀。父觊享书名于三国时期，子恒（巨山）亦善书，世称“巨山三世”。
索靖（公元29年～303年），字幼安，敦煌龙勒（今甘肃阳关附近）人，张芝姊孙。官酒泉太守、征西将军，人称“索征西”。与卫瓘书名不相上下，有“一台二妙”之誉。后人有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卫瓘自己说：“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索靖则以为己书如“银钩虿尾”。唐张怀瓘说：卫瓘“采张芝法，取父书参之，遂至神妙。天姿特秀，若鸿鹄奋翼，飘飘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难。时议谓：伯玉放手流便过索，而法则不如之。”索靖则“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可见一比较流便，一比较严谨。卫瓘只有《淳化阁》所载《顿首州民帖》传世，索靖则有《出师颂》（传）、《皋陶帖》、《七月廿六日帖》、《月仪帖》等，可以印证张怀瓘的说法。
陆机（公元261年～303年），字士衡。吴县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逊、父抗，皆东吴名将。西晋时官太子洗马、著作郎，为成都王司马颖所重，任平原内史、前将军，伐司马乂，兵败被杀。陆机在书史上并无大名，但传世最早的文人墨迹《平复帖》历来归于他的名下。因年久而笔划起收墨迹脱落，锋芒内敛，显得质朴老辣，在古代章草中具有独特的气质；体势纵长而微侧，末笔多下展，有与下字相连的趋势，这通常被看作向今草的过渡形态。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平复帖》长期被视为国宝，享有崇高的地位。
东晋、十六国
简介东晋和十六国长达100馀年的南北对峙，是西晋末年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直接结果。对于政治经济，这是一场灾难；而对于书法来说，这种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外在条件的更新，却是一个发展机遇。
随晋室南迁的世家大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需要心灵的解脱，于是，他们抛弃繁琐经学，通过服药、饮酒、游心自然、清谈、乃至寄情书法等生活方式，开拓了一片与汉代读书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间。书法在世家大族流风相扇、竞能斗胜中，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含蕴的内涵得到扩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行、草书，不仅使行书作为一种字体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艺术上树立了历史的新高峰，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标志，在书法史上巍然耸立，至今仍熠熠生辉。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书法风貌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书风差异的主要表现。
唐代窦臮《述书赋》叙述东晋书法的状况说：“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王、谢、庾、郗，不仅是当时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时是当时主宰书坛的主要家族。此外，卫、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构成了东晋世家书法的鼎盛局面。
书法家王氏家族
  王羲之《十七帖》东晋初年势力最大的家族，当时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同时，终东晋一代甚至整个书法史，王家也可以说是最为煊赫的一族。
王家的第一代，在东晋就都享有书名。其中书名较盛的有王敦、王导、王旷、王廙。王敦的书法《淳化阁帖》卷二，有他的草书《蜡节帖》，笔势雄健，气势威武。王导的书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窦臮《述书赋》评他的书法：“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棱载蓄，高利有余。”王导在西晋末年带《宣示表》过江，为东晋书法保留了重要的典范作品，对东晋书法发展有贡献。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宋陈思《书小史》评其“善行、隶书”。王廙是最为突出的书家，书画双绝，书法“谨传锺法”（羊欣语），“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僧 王羲之《黄庭经》
虔语）。
王羲之
第二代中，王羲之为整个时代书法的核心人物。楷书方面，他在锺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法则，创制出影响千古的范式，从此使楷书的各种点画有了明确的分工，隶书与楷书完全分流，成为特色截然不同的两种字体。行书方面，他继承锺法，使之进一步规范化，也成为后世模范，充分体现“晋尚韵”的特色。草书方面，他进一步使章草向今草转化。总之，他将锺繇古质朴素的书风改变为风流妍妙的今体，尤其是他的行书、小楷书，标志着这两种字体的成熟。他以完美的技法和婉媚的风范，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书法的进程，被后人誉为“书圣”。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生于西晋太安二年癸亥（303）。他少年时即得到从伯王敦、王导的钟爱，被视作“佳子弟”。他曾自称“素自无廊庙志”，但却肯于为国计民生作努力。因为他担任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人有时也称他为“王右军”“王内史”。但他也有一般东晋士人的习性，比如雅好服食、寄情山水，史称他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王羲之《黄庭经》其行书传世有《哀祸》、《姨母》、《游目》、《丧乱》、《二谢》、《得示》、《何如》、《奉橘》等，均非原迹，多为唐人摹本。代表作《兰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作品写于永和九年（353）暮春三月三日，当时王羲之与亲友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行修禊之礼。王羲之酒酣兴浓，用茧纸鼠须笔为兰亭集作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三十四字。
王羲之传世草书作品有《十七帖》、《初月帖》、《快雪时晴帖》等。《十七帖》内容是信札，点划清健峻快，结体灵动多姿，富有情趣，是历来写草书的范本。《快雪时晴帖》麻纸墨迹，四行，28字。清高宗以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并在帖后跋“龙跳天门，虎跃凤阁”，并将该帖及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视作“三希”，同置于三希堂内。
他的小楷书传世的有《黄庭经》、《乐毅论》等。唐孙过庭《书谱》里评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认为同样表现了王羲之的“情性”与“哀乐”。
王献之
第三代中，王献之不为其父所束缚，而是改其父的内擫笔法为外拓笔法，大胆创新，进一步破除古法，增强点划之间的牵连映带，突出节奏的变化，使行草书更具自由发挥的空间，创造了“破体”。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故又称“大令”。 《晋书》称其“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
  王献之《洛神赋》局部他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二体之长。随手挥洒，俯仰适意，触处生妙，令人观字而想见其风流。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廿九日帖》是行楷，笔法严谨结实，转折处方硬有力，结体微带横扁，应当是还没有形成自家风格时的作品。但末尾四字的草法，体势舒展大方，已能见出其气质。
王献之的行草作品，最有名的是《鸭头丸帖》和《中秋帖》等。《中秋帖》是米芾临本，可以不论。《鸭头丸》，绢本，共两行，十五字，笔致稍枯，然不失润泽，“鸭头丸故不佳”六字成一段，“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九字又成一段，笔势酣畅，圆转生动，痛快淋漓，行笔疾徐有度，笔断意连，流贯而下，纸短意长，可见书写时略无滞碍的状态，非常充分地展现了王献之行草的独特风格。
王献之的楷书流传后世的，仅有小楷《洛神赋》。白麻笺，南宋贾似道先后得二纸共十三行，摹刻于水苍色端石上，以其石碧似玉为喻，称《玉版十三行》。锺繇小楷，虽然号称“正书之祖”，但留有隶意；王羲之小楷，完善楷法，体势端谨，法度严密。而《玉版十三行》则点划圆润，字势开张，有流光溢彩、逸致翩翩、飘然远举之致，远观如鹤舞九霄，近看如逸士清游，无一丝尘俗之气，令人神清目畅，与其行草一样，富于风流潇洒的气质。
这一代中其他人物如王徽之、王珉、王珣等，在当时也都有影响，其中王珣由于《伯远帖》原迹意外流传后世，并在乾隆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米芾临本）并列称为“三希”，而形成了极大影响。即使在东晋以后，这个家族虽然逐渐降低了地位和影响，但书法活动仍然极为活跃，出了不少名家。
庾氏家族
有庾翼、庾亮、庾冰、庾怿。庾翼的书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甚至因为与羲之争胜而有“家鸡野鹜”之语，直到后来看见羲之写给其兄庾亮的草书信札，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张芝。张怀瓘《书断》云：“庾翼字稚恭，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善草、隶书，名亚右军。”
谢氏家族
有谢安、谢尚、谢万。谢安，字安石，年四十出仕，为一代治国重臣，名声亦自不菲。王僧虔《论书》曰“谢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他与王献之之间关于羲、献孰胜的讨论在书法史上尤有影响。
郗氏家族
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如郗愔、郗昙，王羲之早年书法不及郗愔（虞龢《论书表》）。郗家书法，以郗愔为最。他的思想以道为主，致力于玄学、书法、优游。善于章草，代表作《至庆帖》。
卫氏家族
自西晋以来就人才辈出，至此虽然稍杀，也非无人，最重要的人物是卫夫人铄，为汝阴太守李矩妻，她“规矩锺公”（张怀瓘语），继承锺繇书风，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对于书圣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桓氏家族
桓温、桓玄等人，亦都擅长书法；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也出现了一些书法人才。
这些家族都是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能够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因而对于书法来讲，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他们的积极介入，迅速地提升了书法的社会地位，当北朝还把书法视作佣仆之役时，书法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们独特的胸襟，寄寓他们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对于人生自然社会的种种感悟。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的，由此开始，书法真正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
东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些贵族人物的独特情怀。身居庙堂时，他们也会像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心忧天下。但其他许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权威，因而当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时，他们崇尚玄谈，寄兴高远，饮酒服药，悠游山水之间，纵情享受人生，他们的精神，体现为不拘不执、潇然放旷、纵意自适，虽然其中也许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痛苦。这种精神风貌，在他们的书法里得到了真实的显现，后来人把这种艺术风貌的精华，概括地称为“韵”，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美的一大典型，长期得到崇敬。
非世家大族
非世家大族书法，按地域分，可以分为东晋和十六国；按载体说，可以分为石刻、墨迹两类。
  《李柏文书》东晋继续禁碑，正式碑刻极少，著名的《爨宝子碑》 ，出于云南边地，处于似楷似隶之间，是少数民族的一件杰作；在东晋统治的核心地区，目前所见主要是王谢墓志，材质多为砖，或许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琰及妻王氏墓志》等。这些作品与世家大族书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朴拙，横划尾部还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图，保持了较浓厚的隶书特点。王谢墓志的出土及它们的这些特点，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从清代起就已经产生的关于《兰亭》的真实性的怀疑，再次被提出，从而在本世纪中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兰亭》论辩”，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
十六国的碑刻则相对多一些，著名的有前秦《广武将军碑》、《郑太尉祠碑》，后秦《吕宪墓表》，北凉《沮渠安周造象碑》等。字体大多在隶、楷之间，风格朴茂古拙。其中《广武将军碑》笔划浑朴，结体生辣拙厚，尤其享有较高声誉。
墨迹则主要是十六国地区作品，有：前凉《李柏文书》、前秦《譬喻经》、西凉《十诵比丘戒本经》、北凉《沮渠封戴赠官木表》、后梁《维摩经卷》、西凉《秀才对策文》和《妙法莲花经》等。《李柏文书》最为引人注目，它同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有许多相似之处，保存了行、楷的发展轨迹，对于考察文字的演变和书风的变化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他几件作品，多介于隶、楷之间，也是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隶、楷的结合极有特点，在书法领域里也是别具特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