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君子
基本解释
1． [gentleman]∶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
彼君子兮。——《诗·魏风·伐檀》
君子不齿。——唐·韩愈《师说》
君子寡欲。——司马光《训俭示康》
君子少欲。
2．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
不亦君子乎？——《论语》
君子有不战。——《孟子·公孙丑下》
君子博学。——《荀子劝学》
花之君子。——清·周容《芋老人传》  启功书法[1]
莲，花之君子者也。——《爱莲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
3． 对别人的尊称 [honorific title to thers]
君子书叙。——唐·李朝威《柳毅传》
君子登山。——明·顾炎武《复庵记》
同社诸君子。——明· 张溥《五人墓碑记》
君子之后。——清·梁启超《谭嗣同传》
君子观王约告仁宗之言，可谓不负厥职者矣。然而仁宗之善政屡见于史册者，谓非王约辅导于其始可乎。若王约者贻仁宗之哲命者也。——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四
君子：
君子有真有假，真君子为人坦率，做事诚实，重信用和义气，爱体面凡事说一不二。假君子俗称“伪君子”恰恰与之相反，背地里什么伪劣的事都敢做出来，表面却装好人
详细解释
“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易经》《诗经》《尚书》广泛使用“君子”一词。《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尚书·虞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而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语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立论的，君子的主要意思是“君”。 “君”，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此处君子、小人，仍着眼于地位而非道德品质。到孔子时代，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
君子一词查阅国际君友会中文典藏解释是一泛称，有多重意思：一、称有才德的人。‘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二、称在位的人。三、竹、莲花、菊花的别名。四、梅、兰、竹，菊称四君子。五、妻称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诗经、召南）六、对先人的尊称。七、指男子。‘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八、在上位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九、好学者。‘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学而）大致而言，君子一词非只一义。有多种解释，亦颇容易含混。
在儒家思想里，君子一词具有德性上的意义。“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此似为君子一词在德性上最具体的意义。君子以具有知仁勇之常德为适宜。尤其是仁，更为所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然，仁祇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所宜具有其德性之总纲，在其他方面，仍非无所述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礼记、檀弓）王廷相：“君子仕必受禄，是为利禄动乎？曰：非然也，仕以行义。圣贤之学，将以济物也。仕而受禄，义也。”（慎言、君子篇）均乃其例。  刺绣作品《君子咏》清雅淡
君子又为与小人相反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凡此对照之说法甚多，举不胜举，然君子与小人之大有别，亦可以概见。
国际君友会认为君子着重在德性之真，与绅士不同，且有其一定之人格内涵，又非一般泛称之知识分子所能企合，因而，君子仍指在人格上品性上较完美之人，社会上也的确需要这种人。当今之世仍不乏君子，也幸好仍有君子，社会乃能安和，人性乃能趋善，正义公理乃能存在。想一言以蔽君子，则光明磊落庶乎近之。
1． 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常与“小人”或“野人”对举。
《诗·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淮南子·说林训》：“农夫劳而君子养焉。” 高诱 注：“君子，国君。”
2． 泛指才德出众的人。
《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 汉 班固《白虎通·号》：“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 宋 王安石《君子斋记》：“故天下之有德，通谓之君子。”明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神道碑》：“时神庙方静摄，章奏不报，极言君子小人之辩，总揆噎之。” 清 方文《石桥怀与治》诗：“昔年居南邨，卜隣近君子。” 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四幕：“我想世界上的人，也不能就分做两群：说这群是好，那群是坏；这群君子，那群小人。”
3． 旧时妻对夫之称。
《诗·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 李贤注：“君子，谓夫也。” 唐 李白《古风》之二七：“焉得偶君子，共乘双飞鸾。” 清 孙枝蔚《采莲曲》之一：“妾采莲，采莲寄君子。”
4． 指 春秋 越国的君子军。
《国语·吴语》：“﹝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 韦昭注：“私卒君子，王所亲近有志行者，犹 吴 所谓贤良，齐所谓士。” 明 梁辰鱼《浣纱记·被擒》：“ 越王亲率兕甲十万，君子六千，直渡太湖。”参见“君子军”。《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二回：“越王勾践闻吴王已出境，乃与范蠡计议，发习流二千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人，从海道通江以袭吴。”
5． 对人的尊称。犹言先生。
《太平广记》卷四一九引 唐 李朝威 《异闻录·柳毅》：“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别。’”《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姜尚问曰：‘君子，尔何姓？’” 元 李寿卿《伍员吹箫》第三折：“君子，你这等一个人，可被那厮欺负，我好是不平也。” 清 李渔《蜃中楼·双订》：“我姊妹出来已久，恐家慈见疑，如今要返深闺，君子，请回去罢。”
6． 美酒。
《类说》卷四三引 唐 皇甫松《醉乡日月》：“凡酒……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
7． 竹之雅号。
宋 苏辙《林笋复生》诗：“偶然雷雨一尺深，知为南园众君子。”参见“君子竹”。
孔子君子论
阐述何为君子？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进来，《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无疑是关于君子的论述。
“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必须加强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精神的修养，还包括文、艺的培养。孔子讲君子，主要是从道德品质上立论的。君子由原来意义上的有位之人，演变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者甚多。孔子将君子、小人对举，是为了通过对照，彰显君子的品质。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亦即“复礼”。如何“复礼”？孔子感到，单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已经不能凑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子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字入手。如果说，“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仁”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如何行仁？孔子认为，行仁由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行仁是内于己而发于外的，是一种自觉的无任何外在强迫或利益驱动的行为。就个体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无外在强迫、无利益驱动下，自觉自愿地实行“仁”，那么，这样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君子。就此而言，“仁”是靠君子来落实的。孔子的仁论是要靠君子论来实现的，仁论必然要指向君子论。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君子有四不：
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论语》说：「君子道人以言，而禁 以行.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则民慎于言而谨于行.」所以一 个君子说话必定有其道理，他们会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凡事讲求合乎礼仪，不随便，每当有所行动，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谓不妄动，动必有道.；
  君子如兰[2]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谣言止于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礼 勿言，守口如瓶，不说空话，不讲不实在的话.但在该说的时候也必定会 说，因为应说而不说，有失于人；不应说而说，则是失言.要做个君子，必须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义的话，慈悲的话，正义的 话.所以君子不徒用语言，说话必定有理； 
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古有名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贞妇爱色，纳之以礼.」君子相当爱惜自己的名誉，对于欲望有所节制，不会贪取妄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以苟且心态妄想获利，更不会落井 下石，谋求私人利益，豪取强夺.一个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正义，必定是为民求利，代众生而求；
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如果是一个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 不会随便，凡事他都会经过再三的考虑：这个行为会伤害到他人吗?这件事情会对别人不利吗?想清楚了，他才会有所行动.所以君子的行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说一个修行人，其言行必须合乎「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就是要讲真实的语言，要起正直的念头，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处事，如果能以八正道为原则，也不会有差错。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孔安国注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1]也可以说，君子能够坚持原则，而小人则结党营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对于某个人的意见，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同而不和，则是一味赞同，没有主见，因人而取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做事，以义为准则，只问此事当做不当做；小人做事，则以利为准则，总是计较做此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胸怀坦荡，没有自己的私利；小人做事，则以私利为准则，所以总是患得患失。“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总是善于帮助他人，看到他人成功，君子总是感到高兴；小人则嫉贤妒能，唯恐他人超过自己，唯恐他人过上好日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在自己的志向不能得到实现时，仍然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小人一旦身处困境，则有可能胡作非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做事，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不成功，也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做事，总是依赖他人，如果不成功，也总是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精神追求君子担道行义，以张扬仁义为己任。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何谓义？孔子没有明言。《中庸》曰：“义者，宜也。”董仲舒曰：“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韩愈曰：“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所考究的是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不计后果的正义性，是当下意义的无条件的“应当”，所以要“见义勇为”。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的精神追求就是行仁行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君子做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就是义，就是只问行为本身正当与否。 
孔子不否认人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孔子强调人对于利益的追求一定要符合正当性的要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不可求”之事，也就是不义之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违背义的事情，即使再有利也不应当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追求富与贵，无可非议，但不能因为追求富贵而伤害仁义。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的精神追求是担道行义，在孔子看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又问：“怨乎？”对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君子无所怨，君子应当把维护自己的精神追求，当成最高的追求，甚至可以为此而不惜牺牲一切。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也可以做到死而无憾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君子之德君子追求的目标是仁义。追求仁义，需要知，亦需要勇。孔子将仁、知、勇当作君子之德。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何谓知？ 樊迟问知，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知是明白事理，是知晓他人。明白事理、知晓他人也是智慧的表现，所以，知也就是智。孔子对子路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这也是智慧的表现。现实之中，每个人可能都会被人误解，不因他人的误解而郁闷、惆怅，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不要担心自己被人所误解，所要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他人、误解他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君子首先应当是一个仁者，君子需要知，也需要智，但君子作为一个仁者与作为一个智者，还是有差异的。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朱熹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2] 
君子以行仁义为事业，也需要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是义，是事业的正当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无义而有勇可能作乱，也可能成为强盗。 
君子还要做到中庸。孔子很强调中庸，在孔子看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是不偏不倚，是无过无不及，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程颢、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3]过与不及都不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孔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中庸》借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是恰到好处。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并没有一定的法则，而是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给予灵活运用。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权”。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通过权衡而采取的一种最优化的、适中的措施。因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运用，所以，“权”最为难得，与“权”相关的中庸，也最为难得。《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不可能”，并非不可能做到中庸，而是要做到中庸，实在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显得更为可贵。君子之乐君子所追求的是正义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孔子所关注的问题。“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何晏的解释是：“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4]而程颐的解释则是：“‘君子固穷’者，固守其穷也。” [5]刘宝楠赞成程颐的说法：“‘固穷’者，言穷当固守也。” [6] 刘宝楠引用《荀子·宥坐》和《周易·困卦》为证。“君子固穷”为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时回答子路的话。《荀子·宥坐》篇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孔子告诉子路：“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周易·困卦·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综合考虑，程颐的解释显得更为准确。“君子固穷”，并非君子本来就穷困，天生就穷困，而是“君子穷亦固”。君子处于穷困的条件下，还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追求。  君子兰花
子贡曾经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贫而乐”，并非君子必定贫，也非贫本身有什么可乐，而是身处贫困而不改其乐。孔子自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称赞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乐在其中”，颜渊“不改其乐”，孔、颜所乐者何也？非以贫为乐，而是虽贫也不改变志向，虽贫还能保持快乐，而是为自己虽处贫、处穷、处逆，然却不改志向而乐，而是提倡在居穷、处逆之时，仍须具有一种精神，仍然应当保持快乐的精神状态。身处贫困而不怨，身处逆境而不改，这本身就是值得高兴的事。君子修养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完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成人。孔子自述其人生道路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不是天生而成的，要成为君子，当然需要人格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就力求向他看齐；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不好的表现，就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思想或行为，从而告诫自己不应当再发生类似的事，这是一种基本的修养方法，所以孔子又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君子以为仁行义为己任，而为仁行义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行义不需要他人命令，甚至也不需要他人鼓励。在孔子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仅仅是知，好才会有兴趣，才会自觉追求，而乐之者则以这种追求为满足、为快乐。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以仁为快乐的人并不多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怎样才能使人们以行仁为快乐，像好色那样好德呢？孔子发现与礼经常混而难分的诗、乐等艺术，具有陶冶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仁的作用。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 [7]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首先应当学诗。 
成为仁人君子，固然应以仁为根本，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有内在的品德还不够，还须有外在的文采。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于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人们“游于艺”，亦即泛历各种艺事。此艺虽然也具有内在品德的因素，但无疑更是一种外在的修饰。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非常明显地注重于培养人的外在文采。 
为什么要注重外在的文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实也，指人的内在品质；文，饰也，指人的外在文采。有质无文则土头土脑，有文无质则华而不实。只有文质兼备，内外双修，才称得上君子。在诸弟子中，孔子最赏识颜渊，但孔子并不认为颜渊就是理想的君子。只是赞叹颜渊的好学和不二过，感叹：“贤哉回也！”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具备多种因素和品质。子路问成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理想的君子应当有知、有廉、有勇、有艺、有乐。其中艺与乐明显地偏重于人的外在文饰。由于质毕竟是根本。孔子强调，首先要注重内在精神的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学诗为开始，立足于人伦规范。人伦规范当然还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然而个体修养的真正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完成，却不是礼，不是人伦规范，而是乐。君子“立于礼”而“成于乐”。“成”即是完成、成就、成全。“成于乐”，意味着人格的最后完成、最终完善，是依靠乐、依靠艺术来实现的。 
理解了孔子的“成于乐”，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的感叹。孔子请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各言其志。子路、冉求、公西华所言均局限于事功，唯曾点所言，突破事功而上升到精神境界的高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浴乎沂”、“咏而归”，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非普通人所不可为，然而，能为此者，体现出一种人格精神，这是一种突破事功之后的人格精神，也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境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善、完美的精神境界。现代价值儒家思想中确实包含某些束缚人性的因素，这种因素，主要表现在“礼”的层面。礼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礼对人有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作用，却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护和维持。孔子不否定礼，相反，孔子对于礼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复礼”，就是恢复周代所确立的一系列礼仪法度。确立礼仪法度也可以有别的路向，比如实行严刑峻法，这是法家的立场，也是法家的基本主张。在韩非看来，用人不得为非的具体方法，就是严明的法纪和残酷的手段。 
孔子反对这种做法。在孔子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齐之以刑，也许可以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但却使民众没有羞耻之心。所以，依靠此法，并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还得依靠道德的力量。并且外在的礼仪规范，本来就是根基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的，本来就是根基于人本有的仁爱之心的。所以，孔子虽以“复礼”为己任，但孔子更是把力量用在“兴仁”上。只有“兴仁”，才可以“复礼”，这可以说是孔子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孔子的高明所在。 
由“礼”而引出“仁”。表面看来，“仁”是服务于“礼”的，但“仁”却是“礼”的基础，所以，“仁”比“礼”更为根本。由“仁”而引出“艺”与“乐”。“艺”与“乐”应当为“仁”服务，甚至也应当为“礼”服务。后世儒家所倡导的“文以载道”，即是这种主张。但“艺”与“乐”并非只是为“仁”服务的，并非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它也具有完善人格的作用，甚至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标志。 
儒家学说的基本用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就社会方面而言，是要为社会生活确立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个人方面而言，是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仁”与“礼”的结合，为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础，“仁”与“艺”、与“乐”的结合，给个体生命带来了乐趣，也为个体精神家园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孔子的思想并不只是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为某一时代问题提出了某种具体的方略，而在于它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与“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均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具有这样一种理论价值，这一理论价值，还是很有意义的。 
孔子君子论强调人的行为应当是发自于内心的自觉的行为。这种理论对于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教育理论强调“教”，但因此却忽视了“养”。“教”是教人以知识与技能，使人懂得外在的行为规范；“养”则是培养人的内在精神，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行为规范对人而言总是外在的，人们遵守行为规范不是出于内在的自觉，而是出于外在的强迫。因为如果违背这些规范，必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这种做法只能导致孔子所称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果。人们可以遵守这些规范，但如果没有羞耻之心，没有“养”，人们就会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制裁，精心寻找法律与规范的空白与漏洞。 
现代法律社会的管理的任务，就是如何来管理“小人”。人们都知道法律不是万能的，防止与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但人们仍然只能乞求于法律。因为除了法律之外，仍然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应当检讨我们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而不应当把人只当做“小人”，应当真正把人当做人，应当懂得尊重人，应当更重视和强调“养”而不是“教”，应当更强调内在精神的培养，更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应当将人当成君子，应当采取办法使更多的人成为君子。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现代社会需要新型的君子，现代社会呼吁新型君子的诞生。就此而言，孔子的君子论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3]
君子原文
原文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晓然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请。《书》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谓也。  四君子之一·兰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传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此之谓也。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4]题解本篇的篇名，前人认为是“天子”的误写。因为本书的篇名多是根据篇中第一句话确定的，此说为是。本篇旨在探讨天子如何治国的问题。文中指出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若以礼义统治天下，则官无怠职，民无怪俗，而有罪者服其罪。刑罚、官爵运用准确，刑与罪相当，爵与贤相当，天子就有了威望，教化就易于推行。文中特别强调尚贤任能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主尊下安”的前提。作者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汉族，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周朝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
标准界定
君子，是传统儒家的理想的人格典范，我们说某某人像一个谦谦君子，可能是对这个人的最好赞赏.虽然我们常常会谈到君子，但是，到底什么是君子，可能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于丹女士对论语很有研究，我想肯定对君子也会很有研究，所以我就去查了于丹女士对君子的论述.按照于丹女士的说法，在论语中，对君子的标准具有三重的界定.
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也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
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不是太估计眼前的生活，孔子曾经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她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
一个真君子的第三个标准就是好处事，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团队的合作中有所作为，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群而不争,矜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争执，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决不结党营私.无疑，于丹女士对于君子的论述是十分全面和精到的，我当然是十分的认同.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在论语的基础上，给与了君子的概念更为深广的含义，而且，如果我们一味的固守于论语对于君子的界定，可能会不利于我们后人更好的传承先人所留给我们的优质的财富.
其实，我对于君子这个概念也没有很深的理解，所以我在这里谈论君子的概念，肯定会引起一些内行人的笑话.我之所以想在这里谈论君子的概念，是因为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的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常常会觉得，君子的标准，非常非常的合乎我的心意，每当我感觉到我的一些方法合乎了君子的标准，我就会沾沾自喜.我想，这肯定是一些已经深入了我们骨髓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在作怪.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君子的交友的方法.我当然是十分认同这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在官场，商场，文场,同样适用.我常常说，我的朋友，分为两类，一类，是酒肉朋友，我与你交往，我也知道是因为我有求于你，或者你有求于我，当我们的利益关系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朋友关系结束的时候.而另一类，是知心朋友，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纯粹是因为是心灵相通.这样的朋友，在他落魄的时候，我会施出援手，而在我落魄的时候，我相信，他会站在我的身边.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  君子之风[5]发乎情，止乎礼.这是君子对待感情，或者说对待女人的方法，我也是十分的认同这种方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漂亮的女人，谁不喜欢，但是，我们在喜欢的同时，我们要把握一个度，也就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个礼字，套用一句政治术语，叫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了，如今我们已经是在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理解的版本，我不敢在这里妄加断语.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君子做事情的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在讲一个承诺的问题，或者说，是在讲一个负责任的问题，究其实质，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这个问题讲多少遍都是没有错的.记得有人说过，做女人难，但是，在我的概念中，做男人是很难很难的.举个例子，一个男人，站在一个悬崖边上，这时候，如果你想做男人，你就得向前跨一步，如果你不做男人，你可以向后退一步.这样的时候，做一个男人，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是易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应该像大地一样，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句话，是君子为人处世的人生方法.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曾经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归纳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当然是小人物，但是我觉得，作为华夏子民，我们都应该在我们的心目中铭刻这几个字，作为我们的人生座右铭.
当然，在我们谈论君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相关的优秀的品质，在这里，我无非是想举几个有关君子的说法，用以和大家共勉.我觉得，在我们的传统中，有很多很多的糟粕，是需要我们彻底抛弃的，但是，也有许许多多优质的东西，需要我们加以传承和发扬的.然而，我们现实的状况是，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历史和文化  君子之花[6]的断层，旧的没有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空气里，好多人，都成了飘飘荡荡的游魂.
可能有人会问我，你在这里高谈阔论什么叫做君子，那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君子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说，我不是一个君子，但是，成为一个真君子，是我的愿望，也是我所孜孜以求的.我举个例子，在国有企业任职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我很不认可的高层领导，派人找我谈话，征询我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副局级的干部，当时，我一口拒绝了.我当时想到的是，孟子的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想，在这样的时候，我距离真君子的标准，又接近了一步。[7] 画家笔下之君子

总述
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之，貌恶者不讳  君子之，强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之，长则尊之，幼则庇之。为民者安其居，为官者司其职，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此君子行事之准。孟子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词目：君子
拼音：jūn zǐ
基本概念
  君子常被比喻为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特指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君，原指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俗称君主。君子，原本是国君之子的意思。根据古代宗法制度要求，国君之子（嫡长子）从小就要进行理想和人格的规范教育，所以自然成为个人修养上的楷模。后来，君子一词便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学问修养极高之人的统称。（见于易中天《百家讲坛》——《先秦诸子》）
起源和演化
君子一词早在《易经》（传说为周文王所著）中就已出现了，但是被全面引用最后上升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道德品质是自孔子始的，并且被以后的儒家学派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典范。 
在《大学》有“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中的“君子”应解释为“君王”，还有类似的章句，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也是如此。可见，先秦的君子是有“君主”之意的。
在论语中也对君子的描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根据易中天教授所说，在宗法制度下，正妻的第一个孩子叫嫡长子，第二个孩子叫次子；妾的孩子叫庶子。由长子形成的家庭体系叫大宗，大宗的长子方可叫君，诸候之君叫国君，大夫之君叫家君，如果是天之子就叫天子，公之子就是公子，君之子就是君子。大宗里的男性就简称君子。其余由诸如次子和庶子组成的家庭体系就叫小宗，小宗里的这些男性就简称小人。
古人认为修养高的人必定地位高，比如大宗里的人从小就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是礼仪、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着相对高的素质和修养，听音乐也要听高雅音乐；而地位低的人一般没条件接受好的教育，自然只能听街头的流行音乐。这种素质和修养的差别自然影响到人的道德水准。
孔子首次在他的学说中就将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增加了道德因素，虽然增加了道德因素，但宗法制度的前提并没有改变。如他有一句话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现在一般理解为：唯有女人和小人是难以对待的，和他们关系亲近，他们就不尊重你；和他们关系疏远，他们又会抱怨。如果放在宗法环境下来理解，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理解：这里的女人和小人是小宗里的人，他们和大宗同属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大家庭里，虽然分了大宗和小宗，但必竟是一家人，所以处理和小宗的人的关系就很难，和他们亲近，他们就会有非分之想，想获得和大宗的人一样的待遇，疏远他们，他们又会抱怨不把他们当一家人看。可见这句话的要点在一个“难”字上。
对君子的论述，孔子还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讲得比较 广泛，只是讲言行中各个方面的总的原则。
曾参则进入了更具体的要求。他说：“君子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少而学，长而忘之，此一费也；事君有功，而轻负之，此二费也；久交友而中绝之，此三费也。。”(《韩诗外传集释》)另外，《曾子立事》篇还有大量的对君子的严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往，亦可谓知矣。”又说：“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忄冒 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 
显然，曾参对君子的定义大大地具体化和严格化，虽然并未超出“九思”的范围要求。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种师徒相承的样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于曾参学派对“君子”的要求过分严厉，所以有时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还说：“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这种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态度，虽其要求基本上还是在儒家的范围之中，但用道家的逻辑来要求君子，其消极避让的倾向已很明显。这种倾向，也许是曾参当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发展，形同其他许多人能参与其中的事情一样，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出现自身难以把握的变形。曾参对君子修养的要求中 。
后世儒家对“君子”做了更多的规范和要求，比如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 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 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 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 
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论语》说：「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以行。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则民慎于言而谨于行。」所以一个君子说话必定有其道理，他们会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凡事讲求合乎礼仪、不随便，每当有所行动，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谓不妄动，动必有道。 
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谣言止于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礼勿言，守口如瓶，不说空话，不讲不实在的话。但在该说的时候也必定会说，因为应说而不说，有失于人；不应说而说，则是失言。要做个君子，必须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义的话，慈悲的话，正义的话。所以君子不徒用语言，说话必定有理。 
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古有名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贞妇爱色，纳之以礼。」君子相当爱惜自己的名誉，对于欲望有所节制，不会贪取妄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以苟且心态妄想获利，更不会落井下石，谋求私人利益，豪取强夺。一个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正义，必定是为民求利，代众生而求。 
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如果是一个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会随便，凡事他都会经过再三的考虑：这个行为会伤害到他人吗？这件事情会对别人不利吗？想清楚了，他才会有所行动。所以君子的行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说一个修行人，其言行必须合乎「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就是要讲真实的语言、要起正直的念头，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处事，如果能以八正道为原则，也不会有差错。
君子有三乐
原文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1)，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2)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1]
注释(1)故：事故，指灾患病丧。(2)怍（ZUo）：惭愧。
原文翻译孟子说：“君子有三大快乐，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父母健在， 兄弟平安，这是第一大快乐；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这是第二大快乐；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这是第三大快乐。 君子有三大快乐，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1]
本篇赏析一乐家庭平安，二乐心地坦然，三乐教书育人。
朱熹《集注》引林氏的话说：‘此三乐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
也就是说，一乐取决于天意，三乐取决于他人，只有第二种快乐才完全取决于自身。因此，我们努力争取的也在这第二种快乐，因为它是属于“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的范围，而不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的东西。（见本篇133）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
俯仰无愧，君子本色。
君子之乐，莫过于此。
当然，作为教书先生，孟子还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如果我们不是教书先生，那除了一乐家庭平安，二乐俯仰无愧之外，还该三乐什么呢？或者，时代进化了，还有没有四乐、 五乐呢？
作者简介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 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 
作品出处《君子有三乐》选自《孟子·尽心章句上》。[1]
《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　

杂志历史
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于1961年、以24岁年龄进入《君子》（Esquire）后，将60年代的一切活动一股脑地塞进了这本男性刊物。除了传统中的靓女、美酒、优秀小说外，更成为“新新闻”、新型封面设计、嬉皮式报道风格的开创者。假若我们用“使命感”来形容鲁斯的《时代》，用“严肃”来形容威廉．肖恩的《纽约客》，用“厚颜无耻”之于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那么对于对于哈罗德．海斯指导下的《君子》时代，匹配的词语一定是“好玩”。 
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新闻学的卡罗．泼斯格鲁，在访问了50几个当事人，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之后，写作了这本名字冗长却趣味横生的著作：《它并不优雅，但是，它难道不好玩吗：六十年代的君子杂志》。乔治．路易斯将海斯形容成马克．吐温式人物，喜欢穿白西装，常常摇晃着一根长长的雪茄，拥有一双桥牌高手似的眼睛。这位天生编辑，在高中时就创办了一份获奖学生杂志。海斯进入这本杂志前，在创办编辑金瑞奇（Ginrich）的文学志趣的引导下，以男性时尚为宗旨的《君子》杂志发表过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名家小说，在文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60年代带来的丰富而无序的社会风向，则让这本老式杂志显得迟钝不堪。哈罗德．海斯注定是喧闹氛围的楷模编辑，他生气勃勃、无所不包甚至略显低级的品位，给《君子》杂志带来了与60年代气氛配合得天衣无缝的风格。像所有伟大的编辑一样，海斯对于人才选择上具有惊人的天赋，并赋予选择对象绝对的自主权。在广告界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乔治．路易斯，成为杂志的封面指导。黑人拳击家、印第安原著居民、尼克松的脸、还有安迪．沃霍的坎贝尔汤罐这些60年代最经典的标志，皆被大胆而夸张地弄上《君子》的封面。面对“种族主义者”这样的指责，海斯毫不妥协地同路易斯并肩作战。路易斯曾选用惊世骇俗的黑脸圣诞老人作为封面，此举激怒了广告客户，使《君子》直接损失了75万美元广告费。但海斯多年后仍然坚持说，倘若没有路易斯，《君子》就不是《君子》了。1991年，《印刷》杂志回顾道，乔治．路易斯为《君子》设计的92个封面确实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杂志封面。1963年，一位名叫汤姆．伍尔夫的年轻人来到杂志社求职。海斯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以特制汽车为题写一篇长稿子。这个耶鲁大学毕业生跑到加利福尼亚花了数周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该交稿的时候，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只好用了整整一夜，弄出了一份长达49页的意识流式的备忘录交差。海斯的《君子》杂志为它取了一个“桔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的标题，几乎全文照登。这篇文章开创了影响一时的“新新闻写作”时代，汤姆．伍尔夫及后来《滚石》的亨特．汤普森依靠这种半小说、半报道式的写作跻身于美国当代杰出作家之列。而《君子》则让自己成为新闻业中开风气之先的媒体。在海斯时代，《君子》杂志撰稿人的名单上是一串性格怪异、写作标新立异地作家：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詹姆斯．鲍德温、嘉．泰勒斯……为了寻求创新，海斯派遣一位编辑陪同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去印度，并做报道；而他自己则飞到巴黎试图说服萨缪尔．贝克特为杂志撰稿。1968年他成功地令一位垮掉派作家威廉．伯罗斯为《君子》报道年度美国大选。在伯罗斯发回的杂乱无章的稿件中，《君子》杂志老板金瑞奇批注道，他只能看得懂6，　7，9，13，15，17，19，22，24，27，29&31段，不过，他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只要其他编辑能看懂剩余的段落。在海斯时代，《君子》杂志的编辑野心被无限的扩张出来，他们甚至要远在法国的戴高乐为杂志撰些有关“荣誉”的命题文章，当然，编辑们都没指望回复。结果法国英雄同意了。金瑞奇代表的董事会，似乎对于哈罗德．海斯肆无忌惮的编辑风格进行了最大限度容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花样百出的编辑的确将《君子》变成了60年代的风向标，尽管汤姆．伍尔夫与威廉．伯罗斯的文章不忍卒读，乔治．路易斯的封面过于夸张，但是他们实在他妈的受年轻人欢迎。1967年，《君子》杂志发行量突破100万份，赢利340万美元。在60年代万事都在探求变革，就像诺曼．梅勒们妄想推翻海明威那一套，《君子》杂志试图在传达出由摇滚乐、学生运动、性混乱构建的60年代美国情境。海斯时代的《君子》仍旧是一本男性杂志，他的杰出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男性的定义。男性不仅关心《时代》报道的全球政治事件、也不是仅关注《华尔街日报》的商业新闻，更不仅仅是《花花公子》中的纵情声色，也不仅仅是《GQ》强调的男性服装与香水，当然也不仅仅是在摇滚乐中的狂躁……在海斯看来，一个标准的男人对这些事物全都充满兴趣，他编辑下的《君子》杂志正是这纷乱的男性世界的综合评介，当然60年代的男人喜欢让自己显得有挑衅性，于是海斯让《君子》也一副傲慢德性。哈罗德．海斯最试图表达的不是单纯文字或者图片的力量，他更试图通过《君子》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性格与主张，这种姿态比单纯的编辑能力更富吸引力。到了1973年，喧闹、狂欢的60年代彻底过去了，而我们的哈罗德．海斯似乎也失去了他充满激情与创意的编辑风格，董事会对他逐渐失去兴趣。在他希望成为发行人与总编辑的双重身份被拒绝后，他愤然辞职。之后的岁月，在做过电视、短暂地编辑过杂志后，他于1989年死于脑瘤，终年62岁。时至今日，在提及伟大编辑这样的名单时，哈罗德．海斯毫无愧色地与威廉．肖恩（《纽约客》）、蒂娜．布朗（《名利场》）、格伦沃德（《时代》）、简．温纳（《滚石》）、刘易斯．莱普汉姆（《哈泼斯》）比肩而立。就像巴顿将军只适合生存于战争期间一样，哈罗德．海斯的杰出才华只有在混乱的年代才能表现充分。这一点，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评论》对60年代的《君子》杂志的评价：与哈罗德．海斯一起的疯狂日子。一个笑话有力地证明了海斯性格上的偏执。为《君子》撰写超过40篇文章的托玛斯．B．摩根曾去找海斯，要求将稿费从1350美元提高至1500美元。我们的编辑说，只有诺曼．梅勒的稿费是1500美元，而他是该得诺贝尔奖的人。摩根抗议道，《名利场》等杂志都付出了更多的报酬。海斯对此一板一眼回答道：“当我死后下葬，在即将被盖上棺材观的瞬间，我最后一句话仍是，摩根值1350美元，梅勒是1500美元。”这种强烈的姿态感似乎正印证了哈罗德．海斯的名言。他声称，杰出的编辑并非是选择优秀的稿件，他更是传达一种主张。是的，海斯的主张从来都鲜明与坚定，于是他在标榜主张与激情的60年代大获全胜。而在接下来的，相对平庸的70与80年代步履维艰。 
1987年四月前Philip W. Moffitt任主编期间的「幽默、智性的文艺主打时期」，其文艺腔重，很少谈性和女人。
这一时期，《君子》以发表幽默但不失严肃的文艺评论、各类专栏以及受专业文艺评论家称赞的短篇小说为主，共约占编辑页面的2/3以上，而男性杂志中占很大比重的男性服装、社交、两性话题则不足1/6的编辑页面。但婴儿潮以来的美国男性阅读一本正经的杂志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创刊于19世纪50年代的《哈泼斯》、《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虽然也在不断下降，但它们毕竟比《君子》老牌，而且经过改版，更多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却依然保持严肃、深度、成熟、理性的文风，是娱乐休闲、实用信息、专业领域之外最值得阅读的刊物。但《君子》这本世界上「第一本男性杂志」在无法超越《哈泼斯》、《大西洋月刊》的同时，却失去了它更广泛的寻找消遣和实用收益的男性读者，读者量下降不少。
此时《君子》浓厚的文艺腔主要表现在，其作者多为文艺评论者、专栏作家或小说家，以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主导产品，几乎每期刊发至少一篇短篇小说，而且每年有小说特辑。比如1980年9月号就发表了纳博科夫著名的谈论如何阅读和写作的文章，以及在《文学讲稿》里得到详细论述的包括福楼拜在内七位著名作家的精练评述。
从1987年4月李‧艾森柏开始任主编，到1990年10月特瑞‧迈克多诺开始接任成为新一届主编，再到1994年1月Kosner任主编，属于「文化与商业共融的专题主导时期」。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君子》历史上最平庸的时期。其封面越来越没有先锋意识，而且个性不强，也不够时尚；其版式也不够悦人，过于稳重而略显无趣；其内容定位模糊，专题多了，却选题粗放，本来想充实内容来吸引读者，但显得大而无当，比如商业经济方面的内容几成鸡肋。
从1993年2月号开始，《君子》也变成了国际流行的尺寸大小，其logo的线条变得更细以显得时尚且有活力，这都是顺合读者口味，获取市场成功而做的努力。 
从1994年5月依赖原《纽约》杂志主编，并曾任《新闻周刊》编辑的Edward Kosner接任主编，到1997年离职。这可以说是「两性话题为先锋，文艺作品作后盾的文化主力时期」。
《纽约客》杂志的成功恐怕是《君子》杂志老板请Kosner过来的原因，而Kosner也比上两届主编来的踌躇满志，刚上任就发表了革新杂志的告白，而前两任则是默默地上任，只有很细心的读者才能从版权页获知新主编上任的消息。但接下来的几年表明Kosner并不能将被《杂志产业》作者詹森界定为衰退期的《君子》富有活力。
《君子》再一次高举「性」这面引导男性的旗帜，但以深入分析和报道为主，并在其年度「暧昧成就奖」中加大兴性有关的内容。只是，原来轻松有趣的话题也变得严肃而沉重起来，这种深度分析并不能吸引很多男性的口味。
1997年9月开始，大卫‧格兰杰任主编至今。这可以说是「指导男性青年的主流时尚杂志时期」。
相关评论
《君子》杂志正处在这骚动的年代里，而有哈罗德·海斯做为我的伙伴，使我真是喜欢60年代的每一刻。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新表现、造成新旋风。　——— 乔治·路易斯 《蔚蓝设计》
克雷·费尔克（Clayfelker）与哈德罗·海瑟（haroldhayes）是杂志领域的乔治·路易斯。他们似乎不太理会威廉·肖恩控制下的《纽约客》的高调作风。他们渴望摆脱超然物外的编辑形象，成为烦躁的60年代各种风潮的参与与引导者。前者是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的编辑，在该报破产后，他单枪匹马找来几百万美元的投资，买下周日版，改造成赫赫有名的《纽约》杂志，随后又购买了另类杂志《村声》，成为纽约地区最重要的文化言论阵地。后者于1961年、以24岁年龄进入《君子》（Esquire）后，将60年代的一切活动一股脑地塞进了这本男性刊物。除了传统中的靓女、美酒、优秀小说外，更成为“新新闻”、新型封面设计、嬉皮式报道风格的开创者。假若我们用“使命感”来形容鲁斯的《时代》 ，用“严肃”来形容威廉·肖恩的《纽约客》，用“厚颜无耻”之于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 ，那么对于对于哈罗德·海斯指导下的《君子》时代，匹配的词语一定是“好玩”。　———许知远

简介
男，辽宁抚顺人，被称为“轮椅歌手”，小名君子。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贫困农村家庭，出生时就不明原因地重度四肢瘫痪。医生曾断言他会夭折，但他顽强长大，生活至今。从2005年8月开始，辗转全国各个城市。每到一处，他都会举行慈善演唱会，再将演唱会募得的善款捐给他在当地征集到的残疾儿童或者贫困大学生。迄今为止，通过这种方式，他已经捐助了213个残疾孩子和贫困大学生。
实现梦想
因为受不了同学们异样的指点和嘲笑，他的课堂学习进行了一天不到就结束了，之后，他再也没有上过学。
他用握不住麦克风的双手和无法走路的双腿，经营过小卖部、餐厅，开过钟表修理店和残疾人服务中心。
他在命运的冷酷和坎坷中经营梦想：不但做了歌手，出版了自己的音乐专辑和自传书籍，还游历全国，在他所经过的每个城市举办慈善演唱会。
“这是我们全国巡演的第62个城市了。”前日，在杭州城站火车站旁的一家小旅社，37岁的轮椅歌手“君子”坐在轮椅上，他的眼神中没有自卑和痛苦，充满着坦率坚定和饱经世事的淡然。
坎坷经历
从小，面对他人的白眼和侮辱，君子战胜自卑和无助感，努力学着用牙齿咬着工具，加上鸭掌般根本无法分开的手和身体的协助，修理钟表、半导体、家用电器。
本以为老天已经对他够残忍的了，没想到君子20岁的时候，家中的顶梁柱父亲突发急性脑溢血过世。君子曾万念俱灰，有过吞安眠药片自杀的计划，所幸被亲友及时发现并开导。
由于天生的嗓音条件，加上良好的音乐领悟力和乐感，君子开始不断训练唱歌，在良师益友的帮助、鼓励下参加各级歌手比赛。
25岁，在酝酿了几个月、筹集了几千元以后，他在抚顺市正式开办了抚顺市第一家残疾人综合服务公司，却因为不懂经营和被人欺骗而债务缠身、无法为继。
26岁，他也曾遇到生命中的真爱，却因为女孩家庭的压力、自己不想拖累人家而最终黯然分别。
27岁，他变卖了全部值钱的家当，只留下一部全国联网的寻呼机，和朋友一起奔赴北京闯荡。
在北京，他从一文不名的“北漂”做起。终于，在媒体的帮助下，他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二楼礼堂举办了《情系君子演唱会》。央视早间东方时空节目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也曾报道他的故事。
2006年金秋十月，浸透他的快乐与感伤、幸福与苦难的自传《我和我追逐的梦》脱稿，并于2007年7月出版。
热心慈善事业
从2005年8月开始，君子辗转全国各个城市。每到一处，他都会举行慈善演唱会，再将演唱会募得的善款捐给他在当地征集到的残疾儿童或者贫困大学生。迄今为止，通过这种方式，他已经捐助了213个残疾孩子和贫困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