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洪堡的礼物
基本信息
【书名】《洪堡的礼物》 
【图书编号】1981250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753274135 
【作者】索尔·贝娄 
【出版日期】2006-12-01 
【开本】32开[1]
内容概要
著名的戏剧和传记作家查里·西特林年逾55岁了。这位瑜咖教信徒，体育爱好者在走过了一段人生成败道路之后，才开始回忆起他的亡友和导师洪堡·弗莱谢尔。早在1938年，西特林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非常爱读洪堡的诗。他崇拜这个诗人，借了旅费，前往纽约专程拜访洪堡，洪堡出身于匈牙利犹太族中产阶级，父亲曾追随潘辛，在其麾下当骑兵，驰骋于奇瓦瓦，在以妓女和马匹闻名于世的墨西哥战斗多年，后来又闯入美国。而他的母亲则是出生在美国一个子女众多，吵吵闹闹的家庭，“年轻时倒是个黝黑的美女子，逐渐变得忧郁癫狂，沉默寡言。”洪堡少年时，母亲常叫他跟踪父亲，并抄下他的银行帐号和他的姘头的名字，以便日后控告他。谁知在那次股票大暴跌时父亲失去了一切，因心脏病客死于佛罗里达。这就是他写作诗歌的背景。洪堡二十三岁时，由于出版轰动一时的《滑稽歌谣》而成名，他的歌谣节奏明快，妙趣横生，纯正而富于人道气息，甚至博得了托马斯·艾略特的赏识。每张报纸都给予他以极高的评价，他成了“新时代的第一人”。那时的洪堡，“漂亮，白皙，身材高大，严肃而诙谐，”正满不激情地演奏自己成功的主旋律。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也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幻想家，幻想用艺术来改造社会。作为洪堡晚辈的西特林，也是祖上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自从结识了诗人洪堡之民他成了洪堡在纽约扣新泽西两地寓所的常客。他着迷地倾听着洪堡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一会儿谈文学，、一会儿谈哲学，一会儿谈宗教，一会儿谈艺术，从电影明星的经历谈到世界名人的逸事，从巴尔扎克笔下的“青年野心家”谈到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描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对于刚刚踏入文坛的西特林来说是如此的莫测高深。那时他还微未得不值一提，穿着哥哥的旧衣服，一边听，一边不住地擦汗。当洪堡纵谈人世沧桑并感慨系之的时候，西特林只感到初次访问一个诗人的喜悦，初次喝杜松子酒，吃蒸蛤蜊，闻海潮味和听新奇事的兴奋。谁知，洪堡的浪漫主义思想很诀过时了，失望之余，他把战后的美国社会视为肮脏的、杀人的和没有魅力的“物欲世界”，令人心醉神迷的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以至于洪堡在大学谋一教职都不能长久，因为大学教授瞧不起他。后来，洪堡又把希望寄托在斯蒂文生竞选总统上，以为斯蒂文主的胜利即是文学的胜利，他将在未来的年代成为新政府的歌德，把华盛顿建设威魏玛。不料斯蒂文生失败于艾森豪威尔，使洪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走投无路，得了精神狂想症，无端怀疑妻子不忠，妻子不堪他的监视，只好离池而去。洪堡因多次威胁被他怀疑为妻子情人的一个批评家而遭到当局的拘留，关进疯人院里。出院后，他无家可归，只好终日流浪街头，最后死在一个小客栈里。就在洪堡穷极潦倒的时候，一度得到洪堡提携的西特林却功成名就了。他曾想写一本以工业大城市为背景，以“厌烦”为主题的专著。后来，他又抛弃了这一主题而写了一个以洪堡为原型的剧本《冯·特伦克》。为了能得到百老汇的观众的欢迎，他任凭导演把自己的剧本改得面目全非。每当他忆及此事时，尽管心里也“充满了罪过和耻辱”，同时又安慰自己“夜间上演的戏不是我写的那个”，“导演是盗取了素材，创造他个人的《冯·特伦克》。西特休成名后，甚至成了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客，他还注意广交各种商人，流氓、骗子等等，把这些人都看做自己“心理上的代表”。一次，乘飞机游览纽约市容归来。在广场饭店顶楼与知名人士聚餐时，他无意中看到洪堡正站在一条街上，手里拿着一块椒盐饼当午饭吃，满身尘土，面色死灰。西特林想，“现在，我怎么好和他打招呼呢，太叫人为难了”。就这样，他避而不睬自己往日的恩师。西特林发迹后，在经济上更加挥霍无度，离婚的妻子，放荡的情妇，与之合作的无聊文人再加上仅有一面之识的流氓骗子都把手伸到他的口袋里要钱。不久，就使他陷入破产的境地，沦落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公寓里靠写导游手册度日。这时，他热衷于施太内尔的“人智学、陷入了宗教神秘主义，终日打坐，幻想能和死人谈心。在最困难的时刻，西特林意外地得到了洪堡遗赠的礼物——两个剧本提纲。第一个提纲已被人剽窃，写成电影剧本，在伦敦、巴黎上演，卖座极好。西特林是在一个骗子的帮助下索取了一笔赔偿费。第二个提纲是以西特林为原型写的，也为西特林换来一大笔钱。这两笔钱挽救了西特林，使他摆脱了困境。这时，他忽然悟到人生的“真谛”。于是，他用一部分钱重新安葬了可怜的洪堡，其余的，则希望能有助于自己“新的生活”。在洪堡的安葬过程中，西特林感慨系之：“我们沿着棺材，站在表示敬意的位置上。我抓住把手——这是我与洪堡第一次在一起，棺材里并没有多少重量。当然，我绝不会相信那堆遗骸会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的骨头很可能就是精神力量的标志……洪堡，我的伙计，我们的亲人和兄弟。他热爱善与美，他的一件小小的发明正在三马路和爱丽舍田园大街娱乐公众，但同时也正搜刮每个人的钱财……”西特林对洪堡的感情是复杂的，过去他有愧于洪堡，此时又从洪堡的下场联想到自己，最后他发出这样的叹息：“啊，洪堡，我是多么懊悔呀。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2]
作品鉴赏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通过不同时代的两个作家的不同命运，真实地展现了美国现代生活瞬息万变的场景和当代美国人那种迷惘混乱的精神状态。从白宫到贫民窟，从神秘主义者向往的“高超境界”到黑手党逞凶的地下社会；从总统议员，诗人学者到流氓骗子，赌棍歹徒，小说几乎触及到当代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各种现象以及各式各样人物的命运，从而使读者意识到，那里既是物质上的乐园又是精神上的荒原。洪堡·弗菜谢尔，虽然在书中出现的场面并不多，但他是通贯全书的中心人物。洪堡早在三十年代就是闻名遐迩的诗人，他写作的歌谣，节奏明快，妙趣横生，且充满了纯洁、机智和人道的气息，他渴望以柏拉图的美的观念来改变“实用主义的美国”，使美国得到精神上的复活。可是洪堡的善良在物欲横流的美国，很快成为过时的现象，及至四十年代就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时代的风云变化还把这位诗人刮得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一度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洪堡一下子又成了“反斯大林分子”，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美国社会出现的暴动、罢工和混乱以及三K党的恐怖活动更使洪堡充满了恐惧，于是他的思想变了性格变了，意志变了，发展到最后，他酗酒纵欲，整日担心别人暗害他，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疯子，穷愁潦倒地客死于一个肮脏的小客栈里。纵观洪堡的性格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一个有正义感，有才华的诗人腐蚀成如此模样。他一步步地堕落，一步步地走向死亡，正是这个残酷的社会所造成的。小说恰如其分地把洪堡的变化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进行描述，二者的发展既是平行的，又是交叉的。与洪堡的毁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我”——戏剧和传记作家查理·西特林却尝尽了成功的滋味，他得到了金钱、地位、名声和美女，过着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但他在精神上已经陷入了昏睡状态。不可能写出新的作品，于是，西特林开始怀疑，在物质上是成功的美国，在文学的世界上是不是还能获得同样的成功。他重新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恩师洪堡，试图理解洪堡疯狂致死的痛苦。不过，此时的西特林已经掉进社会设置的罗网中，难以自拔。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捞到最大的好处，人人都把手伸进他的钱袋：年轻的情妇需要享受，离婚的前妻索取巨额的赡养费；大批的律师企图捞取尽可能多的佣金，地痞流氓和文比骗子也对他抓住不放。西特林最终身败名裂，冷冷清清地流落在西班牙，金钱和名利并没有把他从穷途末路上拉回来，倒是高尚的道德观念的象征——洪堡的礼物，才把他从窘境中挽救出来。当然，小说并没有把洪堡和西特林写成两个简单的悲剧型人物，在作者笔下，他们是一切处于矛盾中且又精神脆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既不能忍受失败，又承受不住成功；既崇敬文化的神圣，又追求金钱的魅力；既向往柏拉图式的精神美，又耽于肉欲的满足。这就是当代美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两重性。在写作技巧上，作者注意运用幽默和风趣的手法，使这部作品的基调就带有自我嘲讽的风格。譬如西特林不仅对周围的事物，甚至对他自己都一概加以嘲讽，常常以戏谑的口吻说他和他哥哥朱利叶斯是一娘所生的两个小丑：一个是“思想高超的小丑，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小丑这种自己拿自己开心的手法可以说是当代美国文学尤其是犹太文学的特色。另外，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与反衬来刻画人物，突出主题。在此书中，西特林达到成功的顶峰，洪堡正好跌落到失败的谷底；西特林正忙着彩排他的剧本，洪堡却在酒吧间扮演一场发疯的闹剧；西特林搂着情妇在高级矫形垫上恣意寻乐，洪堡的尸骨却早已化成几团油烟。这一上一下，一盛一衰充分暴露了美国的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粗看起来，小说似乎采用了极难理解的艺术手段：时序颠倒，线索交叉，场景跳跃，情节淡化，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但仔细读来，读者逐渐就会发现，作者运用这些手段正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当代美国社会一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面以及那种急促得令人头晕目眩的节奏。“奇特的脚需要奇特的鞋”，这一格言在《洪堡的礼物》被重复过多次，用它来形容这部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了。[2]
作者简介
索尔·贝娄（1915—2005），美国犹太裔小说家。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城。父母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贝娄九岁时，随父母到芝加哥定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获人类学和社会学学士学位。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商船队服役，战后在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贝娄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挂起来的人》（1944），写一个应征入伍的人在等待去部队期间的心理活动；《奥基·马奇历险记》（1953），写的是一个年轻的芝加哥犹太人的经历，该书被认为是贝娄的成名作，曾获全国图书奖，《雨王汉德森》（1959）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百万富翁在内心“我要，我要”这一欲望驱使下来到非洲，在那里所经历的各种奇遇；《赫索格》（1964）表现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60年代动乱中的苦闷与迷惘，描写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危机，《赛姆勒先生的星球》（1970）借一位居住在纽约的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的所见所闻抨击了美国现代社会的混乱和疯狂；《洪堡的礼物》（1975）则描写了两代作家的成功与失败，反映了当代美国各阶层知识分子的精神感情和情操。进入八十年代，贝娄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院长的十二月》（1981）和《更多的人因伤心而死》（1987）。前者以芝加哥和布加勒斯特为背景，将所谓的“自由社会”和“警察国家”加以比较。后者侧重揭示当代文明对人的生活的侵蚀。此外，贝娄还写过长篇小说《受害者》（1947），中篇小说《只争朝夕》（1956）《偷窃》（1989）和《比拉罗赛内线》（1959），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1968），《失言者》（1984），剧本《最后的分析》（1965）以及一部非文学类的游记《耶路撒冷来去》（1976）。贝娄的作品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他善于描写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裔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社会荒谬的处境中的思想状态。1976年，因其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