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蒙晦
诗人简介
蒙晦，原名董学峰，1987年出生，江西星子人。2002年开始写诗，后兼事诗歌批评。作品散见《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等刊物。曾获未名诗歌奖。
人生经历
2008年10月，蒙晦撰文《天玄地黄：“后80”诗歌时代的到来》，主持发起“第二次后80诗歌运动”（与董非、李浪等诗人），引起部分网络诗歌论坛巨大而充满火药味的争论。随后又因此次事件，引发了新一代诗人对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老80后”诗人的批判和攻击。人们对该诗歌运动褒贬不一，但无疑，这次运动为失去位置的诗人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并昭示着1985年至1989年间出生的诗人强行登场。
2008年底，蒙晦入选由新浪读书、搜狐读书、天涯社区、荆楚网、白鹿书院、中国青少年作家网、80后之窗、星作家网等媒体主办的“2008中国80后文学排行榜”之80后诗人榜。
2009年1月2日，在佛山“中国高峰诗歌论坛”会议上，蒙晦与数位诗人针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口水写作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会上蒙晦朗诵的《传统》一诗被认为是新一代诗人向旧诗歌势力挑战的宣言之作：“你们写诗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写诗的时候/你们已经入土”。其后，蒙晦针对汉语诗歌的丑陋面完成了《拔舌地狱，或诗的还魂夜》、《缪斯的伦理》（讲座稿）等数万字的批评文章。
2009年5月，获得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
蒙晦诗歌
虚构桔皮为了吃掉这颗桔子
我首先要
虚构桔皮
为了剥掉桔皮
我先要
虚构一棵桔树
爬上桔树前
我必须虚构这世界确实
存在果实
以及果实这种说法
现在，我开始虚构秋天
虚构一年的劳作
我开始认为
汗水，曾是太阳流出的热油
我忍受太阳时
还要忍受风和季候
而这已足够久
最后，还有想象
还有文明的说辞
或借口
现在我要大口吃下
咀嚼起来
叫桔汁四溢
然后我就吐出
过冬的桔籽
虚构春天
谁一直是从五十年代的旧天空
伸向八十年代的楼群间
从弯曲的颈中随手掏出
父亲的结石——扔向父亲的背
这就是父亲的终结？
而歌声不能恢复他的信念
梦话也不能恢复他的情欲
正独自保留在一棵旧家门的树上
树木——已被砍去
而我要用童年来代替他驼背
用他的白发来理解
一个茂盛的世纪怎样容许了
暴发户的秃顶
直到电视机中那无聊的假雪
持续到第二天，他
用一个下岗工人的逻辑按时老去
却提前进入制度的暮年
他向进食的流浪狗吹响口哨
讽刺，则出现在红色的圈章内
十只猫眼在那里一起聚拢
窥看他，和他怎样也逃不出的
那轰鸣的火车站——连接着
南方铁制床铺的松动
而谁，教我从火车站的轰鸣中
辨认声音，从中理解出父亲
永不会结束——请！
请把八十年代的自行车一直
为我踩向虚无天空的尽头
再与我一同老去——扶着国家拐杖！
橡胶人代替我们穿上衣服，却失去
你的塑料头颅
失去面孔的、被偷吃脑子的模特
你，要我们在生活中继续忍受
用同一张脸撞上
一个同样布料的自己，像传单
而你则一直用虚构的身姿
站在商店门口，并在某一刻
代替人们的情侣与时代媾合
橡胶人，我要买下
你简单的命运、重复的命运
怎样从一个旧影子上复制下来
然后给你，给你的主人
给你人民才拥有的泡沫的生活
通过认出，不断在货币上消失的
那邮票般的偶像，意识到
今天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旧年份
意志，曾被复制
此刻你正繁衍我们无头的欲望
具有同一种气味——再造呕吐的青春
你，就继续用橡胶味的痛苦
言明我们的处境：每换一季
被羞辱地脱光一次，亲爱的无头模特！
蒙晦文章
历史的木耳
——为异端辩护
文/蒙晦
一、前奏：争论的开始
近日，诗人丁成在《异端的伦理——汉语诗歌在当代的沦亡和拯救》一文中梳理当下诗歌写作的走向问题后，认为“开放的走向时代根茎、走向思想根茎、走向灵魂根茎的写作道路”才是汉语诗歌的出路。这篇文章引起了数位诗人争论。以诗人唐不遇为代表的部分诗人认为，“‘异端’这词不能考量一个时代的文学。”（唐不遇语）、“任何艺术领域都是多元并进的”（刘不伟语）。争论发生之时，批评家李原说：“无论是丁成的文章还是唐不遇兄弟的问题，都牵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意见和思想分歧，这个探讨有可能涉及到一个时代的思想根茎，我感觉到有必要参与这个讨论。”（《精神召唤——一种灵魂唤回术，对唐不遇的一种回答》，李原）
这无疑是一次严肃的争论，涉及诗歌写作的走向问题，而我认为，这次争论的关键不在于“异端”一说能否考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正如丁成在回答唐不遇的文章中说的：“首先我想说《异端的伦理》并非一篇旨在考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相反，它试图通过对‘活塞’的切片活检，去唤醒人们内心中沉睡不醒的，甚至业已凋敝的灵魂，人们正在一个由物质化、娱乐化构成的磁场中，麻木、平庸、日趋丧失文学必要的承担。”（《答唐不遇》）而在于，是否选择真正体现当下时代核心、触及人们日渐麻木的痛感神经的诗歌写作道路，是否选择唾弃过去的陈旧形式（朦胧诗的、第三代的、知识份子的，更古老的则有《诗经》的，等等），然后，怎样来真正实现新的世纪的写作。注意，是新的！
早在九年前，那次著名争论已被人们看透，权利需要被明朗化，最终成就个别人而已。丁成的文章并非要成就谁，而是对一代人、对处在时代旋涡中的那些诗人以警醒。而唐不遇等诗人极力维护业已凋敝的写作传统，为无效的重复辩护。
在时代的交叉路口，为了不因意外而死，我要感谢在此次争论中勇敢站出来的先锋者们，但我的这些文字却不幸要送给那些当代的遗老遗少们。在这次争论发生之时，最先让我想到的，是我在此前就准备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历史的木耳》。这篇还未诞生的文章最初只是针对前段时间发起的“后80诗歌运动”而言，而它的意义我自己很明白，早就超出了“后80”这个概念和这一代诗人本身，而是涉及了几乎整个汉语诗歌在新世纪的走向问题，是向历史的鬼魂叩拜，还是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被太阳血淋淋地照射？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将腐肉剔除，把一种新的生命带到这世上！
历史的木耳，生于腐物而怡然自得，依赖腐物苟活。我拒吃木耳。而在古人的铜镜中，那些失去标准的人们正在进行无效的审美，为镜中幻想迷惑。也就是在那时，鬼魂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这个时代的读者、向当代人附身。
二、“镜中写作”的无效性与其审美的自得其乐
在我们所能考察的诗歌史中，总会发现我们多数时候是被死人包围着，每一代具有真正原创性的诗歌诞生之时，哪一个不是被前代的阴魂包围，但为什么过去的诗歌已经过去了，却总有人要拿出《诗经》来作为考量一个新时代诗歌的标准？这令我开始怀疑这些诗人并非由于天赋中的灵魂使他们认识诗歌是什么，而是在教育中获得对诗歌的启蒙。这终究是悲哀的。诗歌作为艺术的一种，其发展和要求，根本原因就是创新，它要求真正的诗人对业已老迈腐朽的、不能再还原我们情感的外衣，对形式与内容进行新的探索，向关乎时代和未知的领域开拓。这么看来，那些抱定过去形式的诗人们就成了反艺术、反诗歌的了。他们成为了诗歌的敌人，是自身灵魂的敌人，但全然未知他们的处境却并不存在不可能。
争论中，唐不遇对“时代”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多少年来，我们的主题永远是不变的。在我们的《诗经》的大部分经典诗篇中，你看不到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或直接描写，只有对爱情、人性的永恒歌颂，只是背后藏着那个巨大的时代。时代只是关雎中的那只鸟。”（《这篇文章是不严肃的》，唐不遇对丁成文章的第一次回复。）我想指出的是，《诗经》确实作为汉语最初的诗歌源头而构成我们今日写作的一个范本，这个范本向我暗中规定了多少“什么是诗歌”、“诗歌该写什么、该怎么写”等一系列古老命题的答案？这些答案究竟是作为整体的诗歌（把所有的诗歌当作一种历史来看待）的一种可能性，还是作为最核心本质的约定？当然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如果生命最初的源头是单细胞生物，难道今天的生物必须依照它们照葫芦生长？那么人类岂不是超出了那个范本的要求而成为异端？那么，好吧，在艺术的道路上，新的，相对于保守的，就是异端！这样的异端才是正常的形态。那个约定呢？它的签定者们所约好的时间，不过是西周至春秋的三五百年间——能指向当代吗？
唐不遇对《诗经》作出了他的概述，他把时代最终归结为“关雎中的那只鸟”，我只能认为这是他的狭隘和局限。如果说《诗经》中“只有对爱情、人性的永恒歌颂”，那不仅是学理上的常识错误（《诗经》里确实有对爱情和人性的永恒歌颂，但只构成《诗经》的一小部分。
李原在批评中已经说的很明白：“其实里面又何尝没有对人的咬牙切齿的诅咒，又何尝没有怨恨和无情的鞭挞，又何尝没有小人物的苦闷和无聊，又何尝没有哀诉和无奈的哭告，无论是对人生、对人性、还是对于世界，《硕鼠》、《相鼠》、《伐木》、《君子于役》、《小星》、《江有汜》等等是不胜枚举！”），更是对艺术领域的无知认识，似乎他只能在一个古人画好的圈中认识诗歌了？那么圈外的尚未纳入我们常识领域的黑暗之地呢？就不能成为诗歌？就是“非诗”的？理由何在？！
这样，在古人的铜镜中，《诗经》就对当代的部分诗人制造了幻象，他们以为诗歌就是那种狭隘的唯一可能性。那么《诗经》的伟大何在？难道不是由于她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是那个时代的最有力的呼声和叹息？难道不是由于她给了后来的诗人们以勇气而不是给他们以教条和模式吗？以旧有模式为参照而形成的“镜中写作”显示了开拓勇气的丧失和写作根性上的原则的背叛——不以新的探索为前进的方向，却不断地回头寻找成年人对自己招手示意的肯定，这是幼儿的意识与行为。
不仅在诗人群体中存在这样的保守甚至腐朽的认识，在读者群中恐怕更甚。尤其在中国，我所要揭开的事实并非诗歌在中国多么边缘化、多么缺少读者，而是读者对当代诗歌的漠视，几乎是由于教育造成的畸形阅读素质和自身异化共同造成的。在读者中，多数人都处在对古典诗歌的泛滥的、无效的、功利的阅读中，而对于现代诗歌的认识，大多数人也止步于语文课本。他们带着对古典诗歌的“概念化”的要求来对待当代汉语诗歌，对当代汉语诗歌提出非礼要求，一旦当代诗歌不答应，便恶言相向。他们所信仰的也是一个无效的审美传统。在争论发生之时，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以古典诗歌作为一切依据进而批评真正的先锋者们。究其根本，他们是在运用知识来阅读诗歌，这是阅读最大的忌讳。
而我不愿指出却不得不说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当代汉语诗歌、当代诗人的敌人是谁？——读者的大多数！无疑，他们在镜中进行已经无效的审美，对真正指向未来的诗歌艺术却置之不理甚至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大加鞭笞。现在，一个景象出现在我的脑中：“镜中审美”的读者们像救生圈一样缚住“镜中写作”的诗人们的腰部，他们的自得其乐与其写作的无效性却仿佛游戏的最高准则一样守护着他们；然后，我再次想到有一群鬼魂站在岸边偷窥着他们——他们大概也在嘀咕：你们能游到哪里去呢？
三、没有读者的回答：异端的正名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我在怀疑这种说法。在古人的铜镜中，审美依照死去的标准延续下去？非常巧合的是，在争论的一个礼拜前，我竟在长诗《蝌蚪瓶》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做一个把镜子里的人当作自己的畜生/你没见过猫狗之流/把那影象看作是真实的身体？”这首诗本身并不指向诗学争论，却构成了某种暗中的讽刺。讽刺之后，是一阵空虚，当我目睹一堵高墙轰然倒塌，世界广阔却无边无际，我们该去哪里呢？这关乎真正的诗歌之意义何在的古老命题。而异端伦理的提出，或许可以说，它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具有探索性的回答（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如此），它弥补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另一意义上的正义的缺失。
不论是过去还是当下，只要中国人一谈到“异端”，立刻就与反革命、流亡、伦理颠覆等一系列被公共的（对中国人而言就是统治者的）认识领域、伦理承受能力与禁忌范围排除在外的边缘名词联系在一起，并被贴上“叛乱”、“邪恶”等标签。这与过去人们对“异端”的认识——由政治造成的意识形态和认识世界的单一方式有莫大关系。而我所言“异端”在另一意义上的正义感，则是超出我们常识中的认识的——你不能用常识去判断一个对你而言比较新的事物和未知的领域——它是在某一阶段对应腐朽、没落的庞大主流而言的边缘化的意识，因此必然具有某种对抗性，这也是一种新的形式的艺术在诞生时所必然经历的阶段，而它所承载的，则是破旧立新的魄力和勇气，以及智慧。但是，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异端”虽具有反叛精神而不等同于反叛，它是高于反叛的精神追求。与“先锋”一词在最初的贬义一样，我相信，“异端”这个词语会在将来摘下它被迫戴上的枷锁，走出那个引号的。现在让我首先这样尝试：异端。
正如丁成自己所言，他是在“试图通过对‘活塞’的切片活检，去唤醒人们内心中沉睡不醒的，甚至业已凋敝的灵魂，人们正在一个由物质化、娱乐化构成的磁场中，麻木、平庸、日趋丧失文学必要的承担。”异端之说旨在从一个侧面（这也是目前的现状，传统保守势力的围攻使它不可能短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合法地位）来考察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并试图改变些什么——或许可以说，就是要恢复些什么——恢复当下文学业已丧失的“必要的承担”。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则试图遮蔽一个事实，丁成并非要以异端之说取代什么，更没有反对多元文学的存在，他只是要向人们“唤醒”。
而具有“唤醒”意义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便是徐慢的长诗《人民》。他首先确立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却被多种原因而所忽略掉的视角，在所谓的正常社会里，一个身份的归属问题却显得如此不可思意，由此所形成的一种走在祖国大街上的悲哀的“小”人民气质，使每一个人都理由被震撼。它的异端性就在于公民身份被排除在我们的常识领域之外，而显得那么另类。而实际上呢，它再正常不过了。徐慢在《人民》中陆续写道：“……/人民提供给我一个可能的身份/我提供给人民一个可疑的面孔/……/你们为什么挡去我的去路，剥夺我行走的自由/我仅是一个悲天悯人而彷徨不息的人民/我到达不了公民的高度/……/我仅是一个渺小的人民，人民/假如要还原，回升/也只是一束回光返照的光/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做一回人民/……/假如有一天，你们，你们/取消了我做人民的权限/我是不是可以做人民的零头？”这是作为一个卑微的异端者的声音，并且直接而没有任何文化隔阂地直达了我们的处境和时代的内核，它用跪着的姿势来表明与我们同样的、却没有被他人所喊出来的声音和立场。
而丁成作为诗人，在气质上显然与徐慢有很大不同，丁成更为抽象地表达着更高的存在。在他的形式与内容同样具有极强的异端特质的长诗《我是那我是》中，他以“令人愤怒”的修辞，和充满异端蛊惑性的语言，将瞬息万变、生长不止的存在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我们这个物质肆虐、精神沦丧的后工业氛围笼罩下的怪异时代。在长诗的序曲中，他写道：“四季漫漫，轮回的上帝，控制时间的魔鬼啊，你可知道我/长冬漫漫，像刀子一寸一寸割我肌肤的凶手啊，你可知道我/寒冷漫漫，从骨头深处升起的颤抖啊，你可知道我/饥饿漫漫，可怜地日复一日痉挛的胃啊，你可知道我/风漫漫，雨漫漫，你们合谋的事业啊，你们开我贫穷的玩笑/都市丛林里，上帝要求选举最潦倒的人和最幸福的人，我呼喊着应诺/我是那我是，我是那我是！潦倒使我幸福，幸福使我拥有贫穷的生命”。“我是那我是”在《圣经》中就是上帝的意思，意即存在，永在。丁成对于永恒性的追求几乎是令人敬畏的。而著名诗歌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先生在他所编选的《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一书中，对丁成的入选理由作了这样热情洋溢的描述：这是新一代人书写属于他们自己心灵史书的例证。宏伟的叙述或者巨型的抒情，“全球化时代”给这一代写作者带来了全球性眼光，他看见的是共属人类的灾难，不分民族和人群的毁灭和衰颓。这“预言”或者“寓言”带有浓重的“后工业时代”的悲剧意味，也创生出一种充满陌生和震撼感的“后工业时代的新美学”。
另一位具有异端特质的诗人——阿斐则与前两位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形式和语言上。其名作《青年虚无者之死》及一系列作品在口语的运用上，正如丁成所言，在一定的度上，“矫正了第三代以来毫无节制、底线沦落的口水写作和废话写作”。“在这个巨大铁笼的一角圆睁恐惧的双眼/我分明看到一些人像野兽却披上人皮/我分明看到大多数人像野兽一样暴尸荒野/……/我在成为我之前就已失去了自我/……/真想有一个发放幸福的主/他可以叫上帝，也可以叫撒旦/还可以是千年以前漂泊不定的孔子/或者是背弃王宫绿荫树下顿悟的佛/我把自己的肉体看作无/把脑袋里的思绪看作有/把疯狂看作病态/把沉默看作永福/……/我一生的理想就是供奉主的虔诚/在一千次一万次的自责中完成肉的升华和魂的安详/我把吃饭叫养生，把爱情叫梦魇/把走路叫朝拜，把日子叫航船/……/一切的一切都我而言都是远方/我是我的远方/我在远方的尽头叹一口气/海水就淹没了我的梦想”。诗中所表达的已不简单是虚无的意识，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想的高度，几乎可以照耀所有那些在生活中迷失的人。
另外还有几位具有极为出色特质的诗人，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他们的名字其实已经为我们所熟知：郑小琼、唐纳、巫小茶、海波、镭言、殷明、税剑等。这些优秀的诗人再共同支撑起一个阴郁的天空。
四、结束是一次开始
最后，我愿意引用丁成在《异端的伦理——汉语诗歌在当代的沦亡和拯救》的开端，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如果法利赛人的长钉，再迟到两千年，如果那顿伟大的宴席再迟到两千年，如果罗马人的铁链再迟到两千年。或许今天走上十字架的就是犹大，而不是化身人间的耶稣。然而，事情总不是那么顺利。当历史的床单再一次铺垫在我们的身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耶路撒冷的街道，也不是高尔高沙的大十字。相反，那些汩汩流血的钉孔，已经在两千年的纪元里变换了主体，当初蒙难的人，如今正在使我们的世界急速转变成荒诞的正义世界。从异端到正统，漫长、曲折而又晦暗不明的迂回之路上，我们缺少的何止是那个能够得飨铁刺头套的人？”
那么，在需要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异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