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托派
概述
  陈独秀[1]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托派”的形成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 “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2]当年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这样一来，中共党内就有了第一个托派组织，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此后，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组织——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在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
“中国托派”的分类
“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由于受到当时“左”倾错误的某种不公正对待，又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但是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因此当托派组织和“老头子”（指陈独秀）没有给自己适当的职务的时候，就叛变了。马玉夫是这类人的代表。
第四种是陈独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讲，陈独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因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相同之处，两者是相悖的。陈持“二次革命论”，托氏主张“一次革命”，二者南辕北辙。陈独秀之所以投入托氏主义：一是因为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托洛茨基则表扬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托氏的话无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十分感动，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二是当时“左”倾中央在解决陈独秀问题时粗暴无礼的态度，使陈独秀十分气愤。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方面是令人感激的称赞肯定，另一方面是令人愤怒的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实际上，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选择，导致晚年陈独秀与托派集团的分手。
抗战时期的“中国托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这是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黄超杀害，从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这无疑是秉承了斯大林对托派从肉体上消灭的旨意。据张国焘的回忆，王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22－423页）因为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这样说：现时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2—153页注[30]）对斯大林惟命是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就这样鹦鹉学舌地照搬照说，并在中共党内贯彻执行。
当时的情况是“好像托派即汉奸，汉奸即托派，充其极，凡反对斯大林者皆托派，凡不赞同苏联者皆汉奸，皆在应杀之列。于是乎‘托派汉奸’这一个名辞，便成为刽子手的刀了。”（非君《托派汉奸》，参见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8页）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说：“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许世友延安受审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0年第9期）从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湖西肃托”等事件来看，“托派汉奸”是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如此，在国民党内也如此，因为国民党政府需要以此来维系它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
其二，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如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郑超麟《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火花》第3卷第5期，1941年4月16日）这样的言论招来许多党派的强烈不满，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3]﻿
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的情况
  郑超麟[4]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469页）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派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留在大陆的托派重要成员尹宽，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另一名重要成员郑超麟于1952年12月22日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1979年6月，他和其他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同志被恢复了自由。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