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桥战役
战役简介
黄桥战役，又称黄桥大捷，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1940年，陈毅领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七千人(真正的战斗人员仅五千人)的兵力，战胜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三万人（实际参战仅韩德勤本部之89军1.5万），歼灭其一万一千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黄桥大捷后，苏北新四军与从山东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于盐城，从而迎来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1]
黄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战大局，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战斗以军政并用、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特点驰名中外。[2]
战役背景
韩德勤的苏北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在省主席陈果夫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壮丁训练和国防工事的修筑。1937年11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以韩德勤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8年初韩德勤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实际代理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并于当年5月兼任江苏省代理省主席，在苏北建立国军敌后根据地，进行对日游击战。
1938年初徐州会战爆发，韩德勤在苏北担负会战地域南线的战斗任务。5月上旬，日军佐藤支队从盐城北犯，韩德勤率部迎战。但因韩德勤部多为保安团改编战力较低，而且韩德勤兵力分散（因防守东海和增援台儿庄，其所辖之57军仅一个旅参战），正面阻敌失利。蒋介石通电斥责韩德勤，电文曰:“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日军攻占阜宁后，因在沿途等地留守兵力较少，国军韩德勤部保安旅等部队对天生港、南通、如皋、东台等地的留守日军进行反攻，并挖毁公路、破坏桥梁，致使日军通向后方的200公里运输线断绝，日军被迫组织武装船队转而走水路运输。由于后方交通线遭到破坏、各据点被连连攻击，日军华中派遣军被迫命令阜宁日军停止前进，以一部向海州（连云港）挺进。日军101师团之101旅团在驻守阜宁期间“扫荡附近之敌”，遭韩德勤第24集团军之111师、117师有力反击，产生很大伤亡。导致日军恼羞成怒，将附近数华里内的村镇全部烧毁，枪杀大批村民。[3]徐州失陷后，蒋介石要求韩德勤“仍指挥缪征流军，务尽守土之责”，到万不得已时，可在苏北实行分区游击。因此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4]
武汉会战期间，苏北地区的韩德勤积极策应，率所部积极破坏津浦铁路南段，1938年7月反攻克复东台、盐城、阜宁等地，8月底反攻徐州一度攻入徐州西关，先后获蒋介石嘉奖：“该军忠勇歼敌，迭奏肤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厉，扰敌后方，以利全局。”“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利，厥功至伟。”（电文见《第廿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在武汉会战中的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游击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因鲁南和苏北不便统一指挥，军委会于苏北成立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驻兴化），由韩德勤专门负责鲁苏战区南部的苏北部分。之后第24集团军番号撤销，由副总司令部直接统辖所属部队。1939年10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
自鲁苏战区成立以来，苏北连年游击作战不断。据统计，在1939年初至1943年春撤离鲁苏的五个年头里，鲁苏战区大规模游击作战达20次，小规模游击战斗达5000次以上，获有确切战果者达2900余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战斗发生在苏北。比较重要的例如：1939年2、3月份日军发动卜号作战，出动第21师团一部、第5师团一部、第114师团一部，并在华中派遣军一部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在20日内占领了淮阴、涟水、阜宁、海州等城镇，并不时发起对韩军的扫荡。经日军打击，苏北国军丢失苏北北部，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此后苏北国军仍控制运河中段区域，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1939年10月，日本第15、第21师团，分三路进攻韩德勤的根据地高邮湖一带，第89军第117师、副总部独立团（独立第6旅前身之一）和税警总队、江苏保安第三、第八旅等部，与日军激战20余天，高邮、宝应失而复得，并攻克盐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同年11底至1940年初，在冬季攻势期间，韩部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进攻，作战十余次，歼敌数千。1940年又两次粉碎日军的“扫荡”。[5]新四军八路军向苏北方向的发展新四军的建立：
  1940年粟裕、陈毅(右二)在黄桥战役前夕1937年10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国共两党代表团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2月国民党政府军政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万余人。[6]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一、二、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墥会合后，进到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随后，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这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己成敌后。然而，敌军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敌踪。国民党在苏南、苏北沦陷区内，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同时指挥大批地方保安团队，还组建和收编了众多的游击队，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了较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7]同时，新四军也希望进入这一地区发展。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党员到一些游击队进行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这些表明当时主客观条件相当好，它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创造了极好条件。[6]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二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日一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8]
但虽然国共两党因为日本侵华而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与防范。
如1937年八路军129师政委张浩在延安演说时说：“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但“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目前全世界的敌人是法西斯蒂，中国打日本，不独是打中国的敌人，亦是打世界的敌人。……（合作后）以无孔不入的手段来组织群众影响群众及争取群众，以扩大强壮有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和后备军，以待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合作后）物质得到了，经济得到了，弹药得到了，精神上得到了，兵员增多了，共产党的影响亦扩大了。……这一切究竟是对我们有利呢，抑是对敌人有利呢？……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9]1938年初，国民党获得张浩讲话的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10]
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34000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92000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25000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11]在此期间，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12]
中共军事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钟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13]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14]
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蒋介石力图控制中共军队的数量，“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15]其后，虽然中共军队人数有所增加，八路军辖3个师约2万余人，新四军编成乙种师两师（两旅四团制）计在17000多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四万五千人”。在中共军队领导权的问题，蒋要求“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16]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17]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18]，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18]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媾和的可能性；在强调重整党务、恢复党誉的同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19]
新四军的规定游击区域和其实际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游击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20]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一带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游击区域，江北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游击区域）。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日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充分利用日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21]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二条原则，即:“(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22]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
江南新四军的东进和北上：新四军第1、2支队在国民党规定区域内建立茅山根据地后，随即突破限定，于1939年5月进入丹（阳）金（坛）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区域，与中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所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建立数个根据地。这一带是第三战区划给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区域，因此新四军进入该地区后，就与忠救军产生频繁摩擦，继而爆发几次大规模战斗。9月29日，新四军江南负责人陈毅与国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拟定双方撤兵方案，10月初江抗一度撤回扬中。但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鉴于东路地区（即苏南宁沪铁路以北、锡澄公路以东地区）的重要性，于11月后再次进入这一地区，双方摩擦于是连绵不断。茅山根据地建立后，陈毅也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领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第5支队见后）。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皖中新四军的东进：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领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以张所带军部特务营改编）。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注，津浦路东属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准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此外新四军尚有鄂豫挺进纵队，以确山留守的部分新四军部队组成（李先念任司令员），活动在河南信阳以南，湖北应山、京山、天门、荆门等地。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23]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待巩固。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的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问题。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鄂豫边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而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为这时苏北地区己成为敌后，大多数县城无敌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他们鱼肉白姓，为人民所痛恨，且内部矛盾重重。这里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总部。向北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背靠115师。向西接冀鲁豫，与129师相呼应，相互依托，利于发展，便于沟通华中与华北的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同八路军陇同作战。因此，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同时，建议中央指派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合力发展苏北的部署和建议。[24]　　
战役前奏
双方摩擦
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39年，韩德勤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了进入本辖区内东海县的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当地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是民间抗日武装。陈文仰慕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治军有方，遂派员与中共苏北工委取得了联系，主动请党整军。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批准，委派苏北工委委员吕镇中及陈淦去陈部创办教导队，并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韩德勤因陈文屡不听调遣，仍在扩充部队并有投共之嫌，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将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之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1958）半塔集之战1940年2月10日，中共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25]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半塔集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双方兵力悬殊，半塔集坚守待援，十万火急。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从江南刚刚过江、驻扎在江都吴家桥的挺进纵队在副司令叶飞率领下，日夜兼程，火速西进，前往增援。最终，在半塔集守军和挺纵援军的奋力反击下，国民党顽军的围攻被击溃，半塔集战斗取得胜利，粉碎了韩、李顽军东西夹击聚歼新四军守军的阴谋。　　在半塔集，叶飞见到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双方进行了一次长谈，就苏北局势交换了意见。刘少奇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要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奋起自卫。他分析：八路军黄克诚部正在南下，已到达陇海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五支队在皖东的部署亦已展开；江南新四军也准备渡江北上。对苏北三而合围的态势已经形成。他希望叶飞在苏北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26]
1940年春中共对新四军的电报指示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27]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28]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放手发展，今年内至少扩大至2万人枪；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等地建立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29]
5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陈毅发出指示：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30]
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31]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31]
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32]郭村之战5月中旬，叶飞率西援挺纵部队返回江都吴家桥原防，17日，与来吴家桥“扫荡”的1000多日伪军遭遇，挺纵部队未能休整便投入反“扫荡”。双方激战1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逃回江都仙女庙据点。为防止日伪军集结更多兵力丙次进行报复性“扫荡”，新四军决定冒雨连夜转移到江都宜陵。在宜陵，部队分析了战斗形势，认为吴家桥地区北而是通扬河，南而是长江，新四军活动的范围只有东西30余里、南北20余里，活动范围非常狭小，如果日伪军数千人来“扫荡”报复，难以与其回旋周转，于是决定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进行休整。　　郭村地形复杂，北边、东边是水网，南边是开阔地，易守难攻。同时郭村正好处于日伪、韩顽、“两李”二股势力的结合部，属于苏北国军的辖区（新四军进郭村的时候曾向苏北国军“借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该地属于苏北国军辖区）。西边10里外，是日军的高邮、邵伯据点;北边10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二旅；东边离泰州20多里，南边是宜陵、塘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盘。[26]
1940年6月27日韩德勤“着李(明扬)总指挥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33]7月初，李长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大炮向郭村发起三次总攻，整团整营的兵力扑向郭村。挺纵和苏皖支队全力反击，坚守阵地，歼灭李部3个团，击溃10个团，俘获李部主力陈中柱等7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轻重机枪10余挺，李部全线溃逃。至此，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被彻底粉碎。[34]并乘胜攻取塘头，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扬致电军委会要求增援，蒋介石此时正考虑与中共军队的画界之事，即全盘解决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之问题，故复电李明扬“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明扬“静候解决为要”[35]。李明扬无奈，被迫承认新四军对部分地盘占领的既成事实。经双方谈判，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为原则，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放还李部俘虏及部分缴获枪械，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新四军攻占黄桥新四军在江北的胜利使陈毅得到鼓舞，决定以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36]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韩德勤得知消息后，一面电责李明扬为何不阻击新四军，一面命令驻黄桥的江苏省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自黄桥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歼灭新四军。7月29日，击溃泰韩德勤命令进攻新四军的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南通、泰兴临时行政委员会。9月成立了苏北区委，陈毅任书记。[6]
1940年8月，韩为挽回颓势，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先打东进到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部，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以其所属主力及陈泰运所属的两个纵队为右翼，以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二旅为左翼。会议期间，韩突然宣布扣押保二旅旅长张翼和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冠以“私通共产党”和“守黄桥不力”等罪名。借以杀鸡傲猴。[37]再战姜堰面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和皖东八路军的南下，韩德勤两面受敌。鉴于北面八路军的强大兵力，韩德勤决定先南后北，先解决兵力较少、立足未稳的江北新四军陈毅部。1940年9月4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胡集、海安一线。右路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因平素和韩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军的分化，受命却不真动，真正出动的只有韩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国军攻占营溪后，又向古溪进兵。9月6日，新四军击溃保安第一旅复占营溪，国军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对新四军采取封锁政策，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困死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又命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将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陈、粟决心拿下姜堰，打通粮道。9月13日，新四军发动进攻，面对姜堰的电网防御，新四军以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打掉了36个碉堡，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新四军攻占姜堰后，双方进行了谈判。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陈毅在姜堰召开的军民代表会议上，公开表示:为了达到苏北合作抗战的目的，新四军愿意退出姜堰。陈毅慷慨陈词，说明新四军“进驻黄桥以来，对韩顽作了极大的让步，目的是希望和平、一致抗日。如今我们退出姜堰，仍然希望得到和平。如果韩顽仍旧进攻，我们将采取自卫”。9月30日，新四军将姜堰让给泰州“两李”和陈泰运。[38]这一举动，进一步分化了二李、陈与韩德勤。
统战工作
1940年郭村之战后，陈毅东进黄桥建立抗日根据地。韩德勤调兵扑向黄桥。为了团结抗日，陈毅请国民党元老胡显伯等从中调解。胡显伯毅然出山，呼号于决战前夜的苏北战场。9月下旬，胡显伯与韩国钧、黄逸峰、黄辟尘、朱履先等八县名流，齐集黄桥丁家花园，与陈毅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后联名发出三函：第一电函致苏北各军事长官，呼吁合力对外；第二、三封电函致重庆黄炎培并转蒋介石，控诉韩顽纵敌害友罪行，主张驱韩。9月26日，胡显伯等士绅前往姜堰，向陈毅传达韩德勤关于新四军必先退出姜堰以示和平的条件。第二天，胡显伯等出席姜堰军民代表会，陈毅慷慨宣布新四军顾全大局退出姜堰！其后，胡显伯等却闻韩顽又提出新四军必须开回江南。（注，长江以北是军委会划分给国军鲁苏战区的游击区域）陈毅也曾写道：“即到姜代表黄辟老、胡显老、黄委员诸公，亦哗然有受人愚弄之伤感。”　
当时，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思想，对苏北的军政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与估计。认为驻在泰州地区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和驻在曲塘的税警总团的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拥有大约三万兵力，目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但是受到韩德勤的排挤和打击，因此，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陈毅为了做二李的工作，曾亲自三下泰州，向二李宣传抗日的卞张，晓以民族大义。慑于我军声威，加上陈毅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李明扬当即表示，决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郭村战斗后，我军完全可以直下泰州，活捉二李。但是，陈毅从抗日大局出发，决定部队停止进攻，将俘虏的李部官兵全部释放，归还所缴获的枪支，把郭村让给二李，并向他们说明，我军驻郭村是为了休整后东进抗日，决不是侵占他们的地盘，同时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对我进攻时，保持中立。同样，新四军对陈泰运做了不少工作，使其与二李一道保持中立。　　二李在其兵败城危时得救，感激万分，便答应了我们提出的要求。黄桥战役中，韩德勤命令一李和陈泰运组成右路军从西北方向进攻黄桥，二李深明大义，稍稍前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战斗最激烈时，我用以监视二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仅有一个连队，而对方是两万之众，如果他们听命于韩德勤向我发起进攻，那么局势将非常严重，甚至决战的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2]
战役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交给  黄桥战役中缴获的迫击炮二李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韩德勤为恢复黄桥，歼新四军主力于长江以北，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其部署为：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但是因为二李、陈泰运在战役中心怀二志，实际只有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参见了战斗。）针对韩军进攻部署，粟裕认为，“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但此次实力较弱各路非嫡系杂牌军已暗中表示中立，先攻击之于政治不利，且即便杂牌危殆，韩德勤也必定不理会其存亡而是会以先尽力攻下黄桥为根本目标，故而首战应直指进攻黄桥的先锋韩德勤嫡系翁达旅，一旦翁旅被歼，各路杂牌必然不敢动作，且能予敌士气以严重打击。”据此，粟裕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作战方针，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由于陈毅等在黄桥决战前对二李和陈泰运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得他们保持中立，因此，在二李接到韩德勤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加上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实际上形成了韩德勤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样利于我军对李守维、翁达的中路军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新四军的战略部署是，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我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翁达独立第六旅攻至黄桥以北2-3公里处，粟裕令第一纵队立即出击，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行进中的翁旅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目瞪口呆。新四军首先歼灭翁旅旅部和后卫团，迫使翁旅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3小时激战，独立第6旅大部被歼灭，中将旅长翁达兵败自杀。　　翁达旅被歼后，战场重心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韩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4日下午，韩军89军第33师以三个团兵力发动总攻，其中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此时，黄桥守卫战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新四军守城兵力十分有限，情况异常危急。粟裕深知:黄桥如果失守，对89军的包围圈被突破，在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他把“前指”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组织起来，编成突击队，亲自带队跑步冲往东门。其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的英勇行动，令指战员们深受鼓舞。在这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江南部队一个主力营(老四团第二营)己到距黄桥仅10公里的季家市。粟裕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部队立即士气大振，在纵队司令员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的率领下向敌人扑去，终于夺回了东门。[37] 黄桥守卫战的胜利，为实施对第89军的迂回和围歼赢得了时间、准备了战场。此后，战局出现了对新四军极为有利的转折：新四军第一纵队经黄桥东北的八字桥插到东面的分界，第二纵队己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己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至此，新四军己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6日清晨，新四军乘势歼灭第八十九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没顶于挖尺沟中。至6日中午，黄桥决战胜利结束，韩德勤眼看败局己定，绝望中率残部向兴化方向逃去。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39]
战役影响
黄桥决战胜利  训练中的新四军结束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领导下，乘胜北进，沿通榆路，直取海安、东台。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了策应黄桥战役，日夜兼程南下，经涟水强渡盐河，突破韩德勤的黄河防线，占领阜宁、益林、盐城。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两支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狮子口。两军会师后，新四军在苏北的兵力部署是，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12000多人，集中于东台、海安以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支队17000多人，占领皖东北及淮海区、盐阜区的大部分地区。黄克诚和陈毅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24]
而国民政府任命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军委会正式划分给其的游击区域为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山东以南）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势力逐渐衰弱。原本属于苏北国军的黄桥、营溪、蒋剁、古溪、海安、东台、阜宁、益林、盐城等地，纷纷被新四军夺取，韩德勤部只得收缩在兴化、曹甸一带。曹甸战役黄桥战役后，中共“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歼灭韩德勤残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集中十个团，于11月29日兵分三路由东向西向韩部发起进攻，陆续攻占国军据守的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的包围。12月13日，华中指挥部下达总攻击令，新四军一二纵队和八路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总攻曹甸。但因中共各部队配合不力、地形不熟、缺乏攻坚能力，且韩德勤部依托工事拼死防御，新四军八路军伤亡较大，不得不停止攻击结束战役。韩德勤虽然守住了曹甸，但地盘被进一步压缩。曹甸战役成为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索。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后国民党的反应黄桥惨败刺激了国民党部分军事将领，何应钦向蒋介石提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1940年10月19日，参谋总民何应钦和副总民自崇禧又发出皓电，严令八路军、新四军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针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经过了慎重考虑，11月9日，朱德等将领发出佳电，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回电一面称一向遵守军令，一面又拒绝了其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同时表不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一步以第五战区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这个计划上报给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蒋介石出于抗战全局考虑，认为这样的计划势必会导致国共全面内战，故而一直拖延未签署。[40]但11月29日，新四军再次发动曹甸战役猛攻韩德勤。12月4日，何应钦、徐永昌拟定了攻击苏北新四军及解决江南新四军办法的呈文:“……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N4A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兔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苏异军竞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33]曹甸战役歼灭韩军达8000人，引起国民党高层激烈反应，蒋介石当即批示同意。12月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所谓《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宽展时期，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民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 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41]12月10日，蒋介石以特急密电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41]
从黄桥战役后国民党的上述电文可以作如下几点判断:第一，皖南的新四军必须移往江北；第二，新四军不能从镇江北渡；第三，江北的新四军不能进攻兴化的韩德勤。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国民党军队都会解决皖南新四军。当然，第二条不能从镇江北渡与第三条是相连的，以防止皖南新四军北渡后与苏北新四军合在一起解决韩德勤部。这一条是因苏北新四军发动了攻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后何应钦、徐永昌于1940年12月4日提议得到蒋同意的。到12月底，顾祝同、上官云相已调集40师、52师、108师、79师、144师、62师1个团、新7师1个旅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周围，形成严密包围。皖南上空战云密布，新四军处境十分危险。　　黄桥战役和随后的皖南事变对国共关系是个严峻考验。而对来势汹汹的这场严重军事冲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双方虽然最终妥协与缓和，而实质上已经貌合神离。除了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变化外，国共军事政治力量对比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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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黄又黄，  庆祝黄桥战役胜利的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慰劳忙哩。烧饼要用热火烤 ！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
这首《黄桥烧饼歌》，50多年来传唱于人江南北，并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和中国革命音乐史。在著名的黄桥战役中，黄桥人民做了大量的黄桥烧饼，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迎着枪炮声到前线慰问新四军。战斗结束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剧团副主任李增援创作了这首《黄桥烧饼歌》，传唱于军民之间，成为激励军民一奋勇杀敌的形象生动的革命战歌。[42]双方电报战国民党“皓电”摘录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　　
“民族之存亡，基于抗战之成败；抗战之成败，基于军纪之严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摩擦之端时起，张荫梧之民军横遭解决，鹿钟麟之省政复被摧残，晋叛军之逋逃，石友三之被逐，不特自由行动，抑且冰炭相消，削减抗敌力量。中央以宽大为怀，冀全终始，以济艰危，……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陷太兴黄桥及泰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方案则廷宕不遵，而及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1、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2、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3、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4、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43]
中共“佳电”摘录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甲、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自八月号日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勖勉备至，全军感奋。……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德等已有马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乙、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及告沦陷区同胞书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殣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丙、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丁、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苦，不得不上达聪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项，均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戊、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案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理合恳请中央，对于悬案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 
佳”[44]
国民党“齐电”摘录
12月8日，国民政府何应钦、白崇禧针对中共佳电再发齐电，驳斥中共佳电:“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以来，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桴鼓相应，夹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庆祝通车，且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此即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45]
民营大公报的评论
民营的《大公报》在1941年1月22日对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有如下描述：“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指黄桥战役新四军歼灭抗日国军韩德勤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想法。……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