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毛建波
个人履历
1965年生于浙江义乌；
198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同年7月开始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
1988—1992年于中国美术学院攻读中国画论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成为其关门弟子；
2002—2006年于中国美术学院攻读中国美术史博士研究生，师从任道斌教授；
2009年与著名思想史学家金观涛先生合作招收首届“中国思想与绘画”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0年首届“中国思想与绘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美术学院开始招生。
历任中国美院教务处副处长、研究生处副处长等职。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处处长、研工部部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中国思想与绘画”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理事，杭州市文史研究会理事。[1]  毛建波教授
学术成就
主要从事中国美术史、中国画论的研究，精于近现代美术史，为中国美术学院学科带头人，近年来着重致力于中国思想与绘画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和探索。[2]
曾任《黄宾虹全集》分卷主编，主持《黄宾虹全集》第10卷《著述年谱》编写工作；主编有《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历代书学画论丛书》、《域外艺履》、《九九归一——中国画名家作品集》、《朵云》第六十四集《黄宾虹研究》、《中国思想与绘画教学和研究集 1》等书籍与画集，出版有《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3]、《名画里的故事》等理论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多次担任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以及艺术展览活动学术主持。[4]
学术观点
中国画论大体而言，中国画论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通于哲理；要言少索；深入技艺。
所谓通于哲理，是指中国画论与哲理、历史、文学相通。这与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密不可分，古代学者多一专多能，孔子精于“六艺”，六朝文人多精于琴、棋、书、画、医、佛，书画大家如顾恺之、王维、苏东坡、赵孟頫、沈周、董其昌直至吴昌硕、黄宾虹等无不多才多艺。千年来，中国画家的主流是文人画家，他们文、史、哲相通，儒、道、释兼修，书、画、论并善，所以，出于他们之手的中国画论，说理深邃，内涵精密，容量极大，可阐释的空间大，给人的启发大，往往可以起到举一反三之效。
所谓要言少索，是指中国画论著作数量虽多但条理性不足。仅以数量论，中国画论著作在千部以上，不可谓少，但非常系统的不多，更多是散见于文人笔记、题跋、眉批、题画诗词等等中间，和璧隋珠，吉光片羽，虽精辟透彻，但缺少完整的体系，不像历史学有二十四史等等正史方志，共同构筑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言其深入技艺者，古代有所建树的理论家，多是有所成就的画家，经年累月的笔墨操练，体悟良多，所述多能切中肯綮，避免隔靴瘙痒之弊。
中国画论经秦汉到西晋的萌芽，于东晋、南北朝蔚然独立，历唐、宋、元的繁荣，至明清二代，重在传承总结，集其大成。这一时期，文人画大盛，称为文人者，即便不长于书画实践，也大多知画懂画，故画论著述数量最丰，几占中国画论著作十之七八。[5]
——毛建波《中国历代书学画论丛书》总序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美术史民初以来的军阀政治，使国家实力与国内政治团结降到最低点，也在客观上激发了社会运动的高涨和思想界的活跃。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摧枯拉朽，对传统文化和价值系统的怀疑和批评越来越尖锐，造成了传统文化认同方面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连同所激发的高度民族主义热忱，成为催化文化保守主义的情感土壤。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及战后西方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也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杜亚泉、钱智修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学衡》诸公以及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林纾等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对传统文化的阐扬，形成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劲流。它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力图维护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一种思潮。文化保守主义相对于顽固派而言，它不绝对否定西学的价值，但持抑西扬中的文化取向，他们为了守住民族的精神传统，部分引进西方文明，印证参稽西方学说，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创新或创造性阐释，目的是为了保国、保教。他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优秀的东西，正视西方文明的长处，但是有选择地择取西方的东西，来创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和精神价值的前提下，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和物质价值，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学为主导，中西兼容的文化结构。
余绍宋对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有共鸣的。余绍宋具有多维知识的构架，对新文化新思想善于敏锐地吸收，他的艺术成就很好地说明了书画艺术与学术文化之间互相砥砺所能获致的高度。他经历了双重教育，早年的课塾熏染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国学”功底，而后来的“新学”教育又使他广泛接触到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这一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与旧学的感情既难割舍，但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其思想观念又与前辈不尽相同，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因此，他并不排斥西方学术中合理的东西。他最早尝试新方志编纂，一方面学贯中西，对西方科学思想推崇吸收，另一方面又浸淫国故，对乡土文化情有独钟。其画学研究亦可作如是观。他在当时全面否定传统的激流中扎实研究传统画学，运用“科学新理”，对古代书画文献进行了科学的清理分类，将传统画学推向有组织有系统的体系，使民族优秀的绘画传统得以有效的整理与传承，对近代中国画学建设功不可没。他的画学研究不仅经历了从古代向近代转换的历史阶段，也具有由古代向近代转换的推进价值。[3]
——毛建波《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中国思想与绘画研究中国绘画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仅关乎绘画本体，而且常常是当时思想变迁影响的结果。
中国画研究领域虽然开始突破以往画家、作品、传承等研究框架，出现了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的倾向，但和思想史的交叉还很少。由于学科分割的关系，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对美术史知之甚少，对绘画的具体技法、风格更觉无法把握，而美术史论研究者由于不熟悉中国思想史，同样很少将思想史研究方法、成果运用于绘画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画创作与研究重镇的中国美术学院有责任承担起将此二者打通的重任，注重思想史、社会史和美术史的交叉，把艺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思想展开的逻辑联系起来，从而开拓绘画史研究的新领域。艺术学学科建设与美术教育作为一所艺术教育的名校，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至创校第二年（1929年）为强化学术研究功能而构建的研究部，而后来在中国画史上享有盛誉的李可染与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张眺就是最早的研究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又成为美术学科最早的硕士学位（1980年）与博士学位（1984年）授权单位，培养美术学科的高端人才。[6]21世纪初，随着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与国家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美术学院的学科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数也实现了较大的跃升，至2011年在校研究生数突破了千余。在这一新的教育格局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教授于新世纪初就前瞻性地意识到学科发展的趋势，着力改变美术学院学科单一可能带来的弊端，投入较大精力与财力，聘请王元化、林毓生、成中英、金观涛、孙周兴、陈嘉映、胡晓明、夏中义等国内外思想、哲学、文学、史学各领域的名家到中国美院开设课程，以弥补美术学院在学科上的专窄，让学生得到思想、文化的滋养。这一举措不仅使得美院的学子在三四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得以聆听诸位名师于不同研究领域学术前沿的精彩讲授，还催化出美术与其他学科结合后产生的新的学科方向。[2]
文学与交游
兄出寒门，以持念专一，遂通小学，明诗文，晓岐黄，擅太极，尤精书画。惟无高学历故，艺途叠艰。曾出厄巷，居陋室，粗食弊服，纳履踵决。而凿壁映雪，梯山航海，不改其乐，不移其志。于书画二艺，理法兼得，心手相应。非敢谓独清独醒，亦鸷鸟不群，每著先鞭。所作静遒雅逸，灿若披锦，知者珍如拱璧。
——梅墨生画展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