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异
简介
罗异，  CAA 中国区总经理、创新精英文化经纪（北京)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于2002年创办北京命之作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作品
至2006年，罗异已在中国制作了7部故事片：
《美丽新世界》（1999）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上映
《洗澡》（1999）在包括多伦多，圣塞巴斯蒂安，鹿特丹和西雅图等9个电影节获11项奖项  罗异在演讲[1]《走到底》（2001）在曼谷，新加坡等电影节上获奖，并在威尼斯，多伦多，圣丹斯和鹿特丹电影节上放映
《向日葵》（张扬导演，孙海英，陈冲主演）在2005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摄影奖
《阿查之舞》（麦斯·马可夫斯基导演，吴镇宇，狄龙，哈威·凯尔主演）2004年在新加坡制作完成，并参加了2006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剧情片大赛单元
《玉战士》，将于2006年末通过华纳中国电影公司在中国上映
2010年《杜拉拉升职记》中饰演 何好德
访谈
罗异永远忘不了片子刚做出来，他拿着拷贝到中影公司时，一个人对他说的话：“这个片子不会有票房，才300万的题材，我们中影公司是一个高级餐厅，我们要卖的菜，像牛排、龙虾、鱼翅、鲍鱼这种东西；你这种低成本的中国电影是包子，我们这个餐厅不卖包子，知道了吗？”
罗异，一个在中国做了10年电影、被大家称为中国影坛最佳外援的美国人。
中国电影界有句玩笑话：如果你恨他，就让他去拍电影。  罗异一个模糊的数据表明，90%的中国电影收不回投资，1991年全国票房收入为24亿元人民币，1999年跌到8.5亿，虽然2004年票房收入有所回升，但在由美国大片主导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国电影还是如霜打的茄子——蔫儿。
在中国电影如此疲软的时候，罗异却不管不顾地在1995年来到中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投资制作了《爱情麻辣烫》、《洗澡》、《美丽新世界》、《走到底》等影片，不但取得了良好的票房，还在国际电影界获得了成功。一个美国人把中国的电影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种行为让人不能不想到“国际主义”这个词，姜武称罗异为中国电影界的“白求恩”。罗异听后赶紧表明，这样的玩笑“太大了，受不起”。　
戴着近视眼镜的罗异，中等偏高的身材，一头略长的黄色卷发，配上略微含蓄的笑容，倒颇有几分中国式的书卷气。
采访时，罗异脸上透着些许倦意。他刚在楼上与别人谈完事情。当天早上，搬家公司6：30就去了他们家，因为他的一双儿女去顺义上国际学校，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为了让孩子们方便点，他和他的中国妻子决定把家从奥运村搬到顺义。
自从到中国做电影以来，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已经成了罗异的家常便饭。他坦言，在中国做电影太难了，但他依然努力，因为自己是“酷爱电影的疯子”。 
罗异在美国上大学时搞过乐队，和几个同学拍过两部纪录片，卖给电视台，小赚了一笔。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罗异毕业后当然想去洛杉矶、去好莱坞拍电影。但因为美国大学教育费用高昂，还清上大学时贷的款，成为毕业后的当务之急。大学时，罗异学的是国际政治，1989年毕业后，他选择了一家条件比较优厚的律师事务所，决定在那里工作两年。因为在大学学过日文，所以第一年在美国，第二年又去了日本的分公司。在罗异准备结束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回美国之前，参加了一个PARTY，在PARTY上和一位陌生人聊得甚是投机，谈音乐、谈电影、谈黑泽明，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最大的娱乐公司Amuse Production House的老板，此人力邀罗异加盟，就这样，罗异在那家公司把很难做的另类歌手做了出来，然后做电视剧，又做了两部电影，接着就去了台湾的分公司。
在日本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有机会来到中国，看到了一些中国电影。那时，国内“第五代”导演刚刚崭露头角。张元等一批新生代导演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和手法表达年轻一代的生活状态。罗异从那时起对中国的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出生在美国的罗异 “其实并不太喜欢美国电影，别看片子数量不少，但逃不出一个好人一个坏人，不是贩毒就是要杀总统，是挺好看，但全世界都这样那就悲哀了”，虽然全世界的电影都在无奈地被好莱坞吞噬，可罗异却发现“中国电影有希望”。
决定离开台湾分公司到大陆做电影时，跟罗异很熟的台湾滚石唱片的老板约他来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他：“你去年的薪水是多少？我给你一年的薪水，现金，你拿走。一年后，你带着计划回来，前提是那个计划要用中文写。你的计划如果可以，我就和你一起做了。如果我不认可，你也不用还我钱，就算欠我个人情吧。”当时罗异的汉语仅限去中国餐馆能点上几个小菜，饿不着的水平。罗异拿着这笔钱先去了美国的一个中文学校待了9个星期，“是那种从早上9点到晚上11点上课的学校，老师都是原来北师大、北大的老师。”有了一点汉语基础后，罗异来到了北京。他通过美国老师、朋友的介绍同时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和北师大这两所学校，学习了6个月与电影、语言相关的课程。
“张罗”《爱情麻辣烫》　张扬是罗异到北京三四个星期后就发现的宝贝。
一次朋友相聚，让他们认识了。刚一认识，他们就“张罗”开了。张扬给了罗异一个分段性讲故事的剧本，张扬的想法很有意思，这些启发了罗异：拍一个由几个小故事组成的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从青年、中年到老年都有，会很好玩儿。两个人原来想得挺美，找5个编剧，一人编一个故事，两三个月就完了。实施起来才知道，拍出电影来15分钟一个小故事，又要有头有尾，又不是虚的，太难了。“我们大概写了有一百多个故事吧。”他们每星期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会带几个故事过来，剧本就写了近一年，这个剧本就是《爱情麻辣烫》。当时投资方都急了，“你干嘛呀，还写呀，这不是一个小电影吗？”由台湾滚石唱片与西影厂合资的艺玛公司是跟《爱情麻辣烫》同步运行的。
选演员时，罗异和张扬同时想到了吕丽萍和濮存昕，那时，这两位都已经是腕儿了。他们通过别人先约到了吕丽萍。“我记得特清楚，我约了吕丽萍在国际饭店一个咖啡厅，我进了那咖啡厅第一句话就是：这咖啡很贵啊！怎么办呢，咱们可别待太久了，喝一杯就赶快走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付这个钱。”罗异回忆起这个片段时禁不住感叹，“那会儿没钱啊！”见到吕丽萍，没等她张口，二位就开始跟她大夸特夸他们电影剧本的优势，“我们一直说，她就一直在笑，觉得我们特可爱，然后问我们，片酬多少。我们说了一个特别小的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怎么说出口来的。”吕丽萍说，她现在拍的任何一个东西的片酬都是这个数的10倍，但他们的诚意打动了吕丽萍，她答应片酬可以商量，回头把这个剧本好好看一遍。
看完剧本后，吕丽萍给他们开了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角色我能演，但是跟我演对手戏的得是濮存昕，你们如果能说服他，我就答应。”罗异赶紧说：我们也觉得他好，你有他的电话吗？见到濮存昕后，濮存昕没有谈片酬，惟一的条件就是要求改剧本，“这个我能演，但我觉得不舒服，你们年轻，不知道一个中年人不会这样说话的。”罗异赶快答应了改剧本。
接下来的3个月里，罗异和张扬天天见演员。他们的处女作就这样被他们“张罗”起来了。
一杯1万元，你能喝几杯？
早在台湾时，罗异就注意到了在中国的电影产业中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在创作一部影片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员去负责题材定位、了解剧本、与导演沟通以及出品发行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的电影行业缺少了制片人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重点放在制片上，而不是像国内一些制片厂注重关系，名导演、明星，以为一次就可以保证成功。”罗异在确定剧本和导演后，转入管家的角色：如何安排一部投资300万元的影片预算，每天的速度，花销，包括盒饭的支出，一般有40多页开支明细表，支出透明公开。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国内制片人大多靠制片挣钱，如预算300万元，制片一般能剩下几十万归自己，预算水分很大，只有模糊的几页。我们是靠发行挣钱。”
罗异给自己的工作定位为：“制片人就是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提供一流的器材设备、解决琐碎的摄制细节、运用形式各异的宣传手段，投入资金与人力做策划——摄制——宣传——发行一条龙流水作业。”
想起当年自己拎着《爱情麻辣烫》拷贝跑28个城市，习惯了西方做事方式的罗异连连摇头说：“发行工作是最最辛苦的。”
罗异永远忘不了片子刚做出来，他拿着拷贝到中影公司时，一个人对他说的话：“这个片子不会有票房，才300万的题材，我们中影公司是一个高级餐厅，我们要卖的菜，像牛排、龙虾、鱼翅、鲍鱼这种东西；你这种低成本的中国电影是包子，我们这个餐厅不卖包子，知道了吗？”
接触了那么多的发行公司，都说不好，罗异觉得当时就只有一个方法，拿着拷贝走一圈吧。“当时只有玩命了，怎么办呀？电影都拍了，也不能放弃呀。私底下我觉得很好，包括给那些朋友看，他们都很喜欢这部电影，可这些老头、老太太都不懂，那我怎么办，我只能让他们跟我一起看片子，再跟他们说。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可爱的。”
罗异拎着拷贝坐火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早上去一个城市放一次片子。“那时候发行没有现在这么规范，都是国营单位，片子发的好坏跟他们毫无关系，经常是吃饭时，他们把12个酒杯都放在桌上倒满白酒，‘一杯酒1万块钱，你能喝多少？’喝完，吐；下午就看能不能把合同谈定，谈不定晚上再吃饭再喝酒，再吐，难受啊。第二天早上再上火车去下一个地方，7个星期走了一大圈，只有3个地方要这部电影，北京、上海、成都，北京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跟他们沟通比较多，成都是因为片名好——麻辣烫，片子在这3个地方发好以后，别的地方才开始要。”
《泰坦尼克号》第一，我们第二
罗异的心劲儿总算没有白费，《爱情麻辣烫》成功上映，并在当年就取得了全年票房排名第2的好成绩，票房冠军则是横扫全球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
说起这件事，罗异笑得颇为开心，“对国外的媒体，我跟他们说‘《泰坦尼克号》票房第一，我们第二’。他们听了都吓一跳！可要跟国内的媒体也这么说就显得有点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第一和第二的差距也太大了。” 
话是这么说，可《爱情麻辣烫》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它不仅在1998年拿足了国内的各个奖项，而且还改变了过去国产电影无人问津的窘况。许多老百姓也是头一回在单位没有发票的情况下，自己掏钱买票去看一部国产电影。
紧接着，《美丽新世界》在夏威夷电影节获了奖，《洗澡》更是出尽风头，在多伦多、圣塞巴斯蒂安、德塞隆尼基、鹿特丹4个国际电影节上拿了5项大奖。大家不知道的是，《洗澡》刚拍完时，太多人说这个片子不行，不能拿到国外发行，因为太老北京了，那个澡堂子太不卫生了。在多伦多电影节第一次放映这个电影后，观众站起来鼓掌长达5分钟。看到这种情形，坐在最后一排的罗异和张扬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们想起了这部片子拍完时大家一片否定的声音，他们想起了拍这部片子时四十多天大家一天没休息的劳累，他们想起了停拍10分钟的空档大家就都坐着、靠着全体睡着的情形。最后，《洗澡》卖了56个国家。
罗异的这些成绩，使得以前那些对中国大陆电影业有关体制、资金的牢骚多少显得有些苍白。一个外国人证明了中国电影的巨大潜力。
罗异在艺玛拍了5部小成本的电影，虽然个个叫好又叫座，罗异却不想再拍这样的片子，他想改变模式，但投资方却并不想改变模式，无奈之下，罗异只有带着自己的想法重新做了一个全新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命之作。与罗异合作过的新生代导演张扬、施润玖，每次合作都是单片合同，他们从来没有签过长期合同，从前不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罗异的想法是：“我觉得那样不好。拍一部戏很辛苦，两个人都必须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才能拍好。如果限制一个人，说下一个戏必须跟我拍，如果他不喜欢呢，这么拍岂不累死！所以我们一直在沟通，我想拍这样的，他想拍那样的。沟通出一个共同喜欢的再签合同。一直是这么个合作方式。艺玛当时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有长期合作。现在命之作也一样。”
自从2002年初罗异成立自己的新公司后，便马不停蹄地筹备拍摄了由陈冲、孙海英主演的《向日葵》，这部片子后期制作已结束，只待2005年春天公映。
电影市场的恶化使人们几乎忘记了我们还有国产片。“美国公司投资10部，有4部挣钱就会盈利；在中国拍片10部，有9部挣钱也不能保证不赔本。4800万人口的韩国拍一部投资几千万的影片能收回投资，但13亿人口的中国，拍300万的电影收回投资都很难。”罗异感叹道，“都不敢拍片，市场更坏。我也是凭感觉努力工作，就像在赌博。”
罗异认为，两三年内不会有更多的独立电影制片公司出现，因为大多数投资都是血本无归。“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的未来，目前，我还是继续我的中国电影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