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辽朝军制
辽朝军制
辽朝皇帝是国家军政[1]的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北枢密院既是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它禀承皇帝的旨意，处理军机，统御全国的军事力量。南枢密院虽然是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但并不处理汉地的军务，不领汉军。
北枢密院之下，北、南宰相府具体负责部族的军民事务，诸行宫都部署司掌管各宫卫的军民事务。部族、宫卫都是军政合一的单位。殿前都点检司具体负责宿卫行宫。五京留守司分领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南京（今北京）置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率本地区的汉军。汉地各州的节度使，包括部分刺史，兼掌军民政，统领管内的节镇兵、乡兵，有的还兼领禁军。节度使司下设马、步军指挥使司，专掌节镇兵。
除契丹腹里地区外，辽朝将全国划分成几大边防军区，分置军政机构，统驭本军区所有的蕃汉驻军。
设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边防军政机构称招讨司或统军司（契丹语称详稳司）。西南路招讨司，负责辽夏及本路的辽宋边防，镇遏党项、吐谷浑、突厥等属部。西北路招讨司，负责镇遏漠北阻卜（鞑靼）系统各部，故其长官又称阻卜都详稳。乌古敌烈统军司，掌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乌古、敌烈等属部分布区的防务。东北统军司，负责对女真、五国、达鲁虢等东北部族的防务。东京（今辽宁辽阳）统军司，镇遏渤海、熟女真等族，负责对东部高丽的边防。招讨司、统军司统领军区内驻军及部族，主持边务，稳定边疆，并掌管境内屯田和群牧，其下分置若干兵马司（详稳司），分镇边疆要地。如东北统军司下辖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兵马都部署司、北女真兵马司（别称咸州兵马详稳司）等军政机构，南女真兵马司（别称汤河详稳司）则是东京统军司的下属机构。
负责南面辽宋边防的最高军政机构是南京兵马总管府（兴宗重熙四年，1036，改称都元帅府），一般由南京留守兼任兵马总管（都元帅）。下设南京统军司、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两个统兵机构，前者领契丹、奚、渤海兵，后者领汉军。在东起涿、易，西跨应、朔等州的辽、宋沿边地区，辽朝置西南面安抚司，专司边务，处理双边交涉。这是仿照宋朝的河北沿边安抚司设置的，初名招安司，澶渊盟好后，改称安抚司。因治所在飞狐（今河北涞源），故又曾称易州飞狐兵马司。
辽朝的军事指挥权牢固地掌握在契丹贵族手中，各级军政机构、蕃汉军队的中高级将校主要由契丹人担任。少数受到契丹贵族集团赏识的奚、渤海、汉族人，才能领兵为将。虽然汉族官僚在辽朝政权中的作用日渐重要，但除韩德让等个别“胡化”汉人外，汉人长期无权参与军政。直到辽金战争中辽军溃败，天祚帝方起用张琳征调汉军东征，张琳虽身任北面官之南府宰相，仍对“旧制，凡军国大事，汉人不与”，心有余悸。
辽朝的军队，按其征集和编组系统，大体可分为朝廷宿卫军，部族军，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及属国军四种类型。按其军事职能，包括朝廷行宫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
辽朝虽然建有五京，但皇帝及朝廷官属并不定居京城，仍然四时逐水草迁徙。皇帝的行在所——捺钵，皇帝起居的毡帐——斡鲁朵（汉译宫帐、御帐、牙帐、行宫），作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和中枢决策地，必须布置重兵宿卫，因而“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反以“毡车为营，硬寨为宫”。所以，辽朝的朝廷宿卫军有别于中原皇朝式的宫城宿卫，而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且“无日不营，无在不卫”。
辽朝的宿卫军，前期以左、右皮室军为主，中、后期以宫分军为主。此外，包括护卫、祗候郎君等御帐官。
皮室军的渊源可追溯到辽建国前部落联盟首长的亲兵群，阿保机为夷离堇、于越时，帐下有众多的亲兵。907年，时为后梁开平元年，他即可汗位，进一步扩建侍卫亲兵，建立了御帐亲军——皮室军，时称“腹心部”。《辽史·百官志·北面军官》记载：“皮室军自太祖时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从前的亲兵首领耶律曷鲁、萧敌鲁等继续总领腹心部，“典宿卫”。继他们之后，耶律老古参加平定诸弟之乱，“以功授右皮室详稳，典宿卫”。天显初，耶律颇德“为左皮室详稳，典宿卫”。由于宿卫任务的加重，皮室军的编制也在扩大。至迟在阿保机建国之初（916），皮室军已分为左、右两部，分掌宿卫。在阿保机战胜反对势力、称帝建国的斗争中，皮室军起了决定性作用。
辽太宗进一步扩编皮室军，“益选天下精锐，置诸爪牙”。遴选范围超出诸部，州县汉军也在其列。据明代《宣府镇志》载，天显十一年（936），“契丹籍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兵为亲军”（原注：时契丹主选州郡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辽太宗在位期间，皮室军多达3万人。此外，述律太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属珊作为她的投下私属户，组成属珊军，盛时达2万人。皮室、属珊并称“御帐亲军”，在辽初政治舞台上充当着重要角色。左、右皮室军又别称北、南皮室军。《辽史·百官志》将左、右、北、南皮室军并列，实属错误。作为御帐亲军，二皮室军以宿卫行宫为职责。世宗天禄末，耶律察割发动行宫叛乱，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是平息叛乱，迎立穆宗的主要人物。穆宗遇弑，右皮室详稳萧乌里只因为“宿卫不严”被治罪。皇帝亲征，皮室必随驾从征。神册末年，辽太祖南略燕赵，右皮室详稳耶律老古随征，战死于云碧店。太祖亲征渤海，右皮室详稳耶律朔古从征。
辽中期以来，皮室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这首先体现在频繁执行征伐任务，转为朝廷直辖的机动作战部队。皇帝亲征，皮室军虽然仍屡被命从征，但已经与早期有所不同，它已经不是扈从皇帝的卫兵。如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宋太宗北伐，圣宗母子亲征，左皮室详稳萧排押从征，河北解围后，圣宗“诏遣详稳排押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支援枢密使耶律斜轸收复山西失地。外出征战之外，平时皮室军就奉命屯驻于军事要地。道宗咸雍末，辽宋争河东地界，左皮室详稳萧迂鲁奉诏“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遏宋；辽末，皮室军驻防于燕北。皮室军久驻边地，其屯戍、生产、生活方式也就开始接近于部族组织，逐渐成为单独的一部，只是它始终由朝廷直辖。
继皮室军之后，行宫宿卫的任务主要由宫分军承担，宫分军成为真正的御帐亲军。辽兴宗重熙年间三使辽廷的宋人余靖，在其《契丹官仪》中记载：“胡人从行之兵，取宗室中最亲信者为行宫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十宫院人即宫分军。南、北王府即五院、六院部，辽廷视之为二院皇族，多所倚重。但是二部出军宿卫行宫，仅见于此，当续考。
宫分军征集自诸宫分（斡鲁朵）。据《辽史·营卫志》记载，斡鲁朵民户分正户和蕃汉转户两种，每宫丁男也相应被分成正丁、蕃汉转丁，宫分军就由这两类丁男组成。辽朝十二宫一府计有正户8万，蕃汉转户12.3万，共计20.3万户。按每户出二丁估算，约合宫丁40.6万。辽制，丁男皆隶兵籍，所以40.6万宫丁都属于宫分军，其中包括10.1万最精锐的宫卫骑军。宫分军按不同的宫分编制，每宫自成一军。各宫分设官置府，“各有民户，出兵马”。官使扈从行宫，率宫分军担负宿卫任务。因而时人称之“掌绾版图、抚绥生齿”，并“兼领禁卫”，“绾天子之宫廷”。宫分军“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辽中期以来，取代皮室军成为强干弱枝，宿卫行宫的主力。如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皇太叔重元父子发动行宫叛乱，宫分军、宫官在镇压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敦睦宫使耶律良与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知北枢密院事耶律乙辛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永兴宫使耶律挞不也以平乱有功赐定乱功臣，宫分人急里哥、霞抹等因功加上将军。
当然，扈从行宫并不需要动员全体宫分军，只需其中的一部分，一般在万人左右，实行轮番宿卫。其余的宫分军继续在份地内从事生产，并承担守卫先帝陵寝的责任。作为辽朝军队的基本成分之一，宫分军除担负宿卫任务外，还负有出征和屯戍边地之责，《辽史·兵卫志·宫卫骑军》载，“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实际上，宫分军毕竟以轮番宿卫行宫为首要任务，并非攻城略地的主力部队，外出征伐还主要靠以五院、六院、乙室、奚部为主力的部族军。
皮室军和宫分军，人们往住混为一谈。辽太祖扩充亲兵组织，建立腹心部（皮室军），以及组建弘义宫，均在他即汗位之初。《辽史·兵卫志》记载，弘义宫是在太祖“亲卫缺然”的情况下，“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而建的。《营卫志》又说，弘义宫乃“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所以，人们自然把腹心部（皮室军）与弘义宫等同起来，并进而认为，皮室军就是宫分军，或宫分军包含了皮室军。仅就太祖朝而言，腹心部（皮室军）确属弘义宫分户的一部分，选自各部族，专司宿卫。辽太宗重新组建自己的御帐亲军，于部落、州县精选3万人组成皮室军。此后，皮室军就独立于宫分之外而存在，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后来，皮室军长期屯戍地方，部落化愈趋明显。它与征集自宫分户的宫分军显然是两支不同的武装力量。证诸史实，统和四年（986），萧排押赴援山西，所部兵马同时包括永兴宫分军和左右二皮室军。从领导体制看，皮室军详稳统领皮室军及其家属，而宫分军则由行宫都部署统领，战时或委任诸宫院兵马都部署统率出征的宫分军。再从军事职能看，辽中期以来，二皮室军长期屯戍边地，宫分军则主要宿卫行宫，只以部分军队承担戍边任务。
行宫宿卫军的人数，《辽史·营卫志·行营》的记载是“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这也许是辽圣宗以前或圣宗初年的情况。据圣宗统和年间降宋的辽朝供奉官李信报告，宿卫行宫的卫士是5600余人。道宗清宁四年（1058），使辽的宋人王易在其《重编燕北录》中记作1万人。在行营地，士兵环绕牙帐，具体的布置是：“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禁围分大小两重。据王易所见，“小禁围在大禁围外东北角，内有毡帐二三座。大禁围每一面长一百一十步，有毡帐十座，黑毡兵幕七座。大、小禁围外有契丹兵甲一万人，各执枪刀、旗鼓、弓箭等”。小禁围应是御帐的所在，大禁围是其他诸行宫的所在。
执事于御帐内的护卫和祗候郎君，则是皇帝的贴身卫士，二者以契丹贵族子弟为主，也有奚、汉、渤海贵族、品官子弟。护卫重在保卫安全，更强调护卫能力，在体魄、技艺上要求更高。而祗候郎君重在祗候，负责皇帝行宫的日常生活起居，并执行有关公务。在紧急状态下，自然也承担宿卫之责。
辽朝的地方镇戍军，主要是部族军和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大致而言，辽朝的西北、西南、东北边区，主要由部族军屯戍，兼有少量汉军、渤海军。东京地区以渤海军为主，汉军、部族军为辅。长城沿线北侧的半耕半牧地区，由部族军镇戍，长城以南地区主要以汉军镇戍，也杂有少量部族军。
辽朝各部族“分地而居，合族而处”，集生产、行政、军事职能于一体，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兵民合一，“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每个部族就组成一支军队。各部贵族子弟还组成舍利郎君军，担负侦候任务的军士组成拽剌军。各群牧场的牧民组成群牧军，也类似部族军。部族军的军事任务主要是战时出征及平时戍边。辽朝每逢举兵，要从诸道征兵。部族军，尤其是四大部族军，多在选中，且是冲锋陷阵的主力部队。战事结束，遣返各部。
平时，部族军轮番戍边。戍边成为部族军当仁不让的职责，所谓“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部族与斡鲁朵、捺钵并列，成为辽朝“以武立国”的基础。即所谓“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立国规模莫重于此”。每个部落一般分为戍守户（行者）和留后户（居者）两部分，轮番戍边。戍守户即“边防户”，包括戍军及其家属的全部或部分，“生生之资，仰给畜牧”，戍边与生产相结合，保持兵民合一的传统。留后户则“番居内地，岁时田牧平莽间”。各部大王或节度使、都监统帅戍军镇戍边地，司徒负责管理留后户，并为前方戍军提供必要的后勤服务。
根据各部的实际情况及边防的需要，部族的镇戍区有的与份地相近或戍守本部，有的则远离本部戍守境外。前者如薛特部和撒里葛部，二部皆“屯驻本境”。后者如突吕不部，留后户放牧于长春州（隶上京道，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县）西，戍军却隶属于西北路招讨司。奚部的分布区位于中京道，戍区却隶属于东北统军司。五院、六院、乙室三大王部自东至西一线排开，戍守于长城以北的半耕半牧区，负责对北宋和西夏的边防。如此布置，既方便了部民的放牧生产，又能在紧急时刻迅速南下执行作战任务。同时当有监视、威慑燕云地区汉军的战略意图。
辽宋澶渊盟好之后，辽廷加强了对漠北民族地区的统治，建立了一系列边防城堡。这些边防城皆“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专用于军事防戍，不作地方行政单位。边防城的戍军主要是部族军，如镇州建安军（今蒙古布尔根省青陶勒盖古城），辽朝“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糺军向为治辽金元史者所重视。在辽朝，糺不过是部落和宫分军的泛称。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保持着部落组织形式，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辽朝不存在一种由某些人组成或担当某种特殊职能的糺军，金、元时代，糺军的含义发生变化，不再是军和部的泛称。
辽朝的汉军，其制基本承袭唐末五代的军制，而又有所变通。五京州县民户，男子壮者皆兵，丁籍和兵籍是一致的。丁男或选充禁军或充州县地方兵，未被签发者在乡充乡兵。与中原不同的是，乡兵也隶兵籍。禁军、方镇兵的组织编制与五代、宋代大同小异，亦有厢、军、指挥、都等单位。五京州县都有汉军禁兵驻防。南京（今北京）城内有汉军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除两衙兵外，其他皆属禁军。约当穆、景之世，耿绍纪为涿州刺史兼左羽林统军。圣宗统和二年（984），韩倬任应州彰国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辽末征讨女真，曾签中京和燕、云、平等路禁军。汉军以燕、云州县驻防为主，同时对辽宋沿边地区的防守负有主要责任。在塞北也有部分汉军防戍。如耶律元曾任“西北路右神武卫上将军”，道宗曾诏令西京（今山西大同市）炮人、弩手教习西北路汉军。
辽朝州县还有节镇兵。据《契丹官仪》记载，山后“又有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营兵”。统和四年（986）三月，有奉圣州武定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副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叛归宋朝的记载。前述南京城内的“南、北两衙兵”，就是衙内军。圣宗开泰年间，韩橁曾任燕京留守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契丹官仪》载，辽朝“逐州又有乡兵”。景宗乾亨元年（979），宋师围燕，南京乡兵有归宋者。辽军每南侵，例“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辽末史事中屡见的“武勇军”，征选或召募自乡军，可能就是乡军的代称。
汉军主要征自五京乡丁。收编中原军队也向为辽朝重视，辽宋战争中，所俘宋军有的被并入诸军，有的则单独立营，自成一军，如归圣军、宣力军、四捷军等。辽朝还不断招徕宋境军士北来，将之纳入汉军系统，称“投来南军”。
辽朝的渤海军也是单独编置的，他们主要屯驻于东京地区，是辽对高丽边防的主力。南京地区也有渤海军数千。朝廷每年签取渤海丁男从军，号称“渤海都”。他们勇敢善战，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誉。东京渤海军的指挥权严格操纵在皇帝手中。
辽朝还有一支由契丹、奚、汉、渤海军合编组建的军队。他们仍依民族成分分别编组，各设都指挥使司，统领于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司。这是一支集众家之长的联合部队，先后屯驻于辽与宋、高丽边地。
属国属部军也是辽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作战，也常征调属部军参战。然而，诸属部，尤其西北诸部，叛服无常，屡启边衅，实为辽朝边防的重点。最后，辽朝还是亡在其东北属部生女真之手。
辽朝兵制
辽朝基本的兵役制度是壮者皆兵的征兵制。辽朝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这适用于辽境内的各族民户。
辽朝早期并无户籍，当然也无所谓兵籍，成年的部民亦民亦兵。辽朝建立后，部族也仿州县编制户籍，并根据财产状况，把部民分为上、中、下不同的户等，按户等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和兵役。出征、戍边并不需要动员全体丁男，接到征兵令后，各部一般先“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即依照户籍、户等签发，多丁上户先被签取，依次是中、下户。依户等签发，与军需自给制有关。
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的兵役制度受契丹部族军的影响，也实行普遍征兵制。神册初年，辽太祖攻略山后，吞并了沿边州县的大片土地，遂改当地的募兵制为征兵制，“籍山后民为兵”，共得17.6万，统以节度使。此后，辽的州县一直沿用太祖确定的征兵制。征发的原则也是依户等签取。辽末出现的诸路州县“计人户家业钱每三百贯自备一军”及“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现象，仍体现了这一原则。战事吃紧，及丁男子，因为皆隶兵籍，可以悉征无遗。
在形形色色的封建剥削下，广大农牧民不堪重负，贫困交加，渐趋破产，征兵制趋于崩溃。辽朝各族人民的兵徭杂役负担极重。如部族军戍边，漫长的行军道路，恶劣的边地环境，加以外族的骚扰，军民往往“只牛单毂，鲜有还者”，以致“日瘠月损，驯至耗竭”。统和早期，漠北尚未置戍时，西北诸部已苦于烦重的兵徭杂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漠北置戍后，部民戍边之苦日益严重，“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辽道宗时，汉地人民负担的“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其他如战时的征敛、繁重的赋税，加以户等不实、赋役不均，各级官吏、地方豪强巧取豪夺、残害百姓，无不加剧了人民的贫穷破产。辽道宗时期，社会经济恶化，贫穷破产的农牧民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朝廷不得不通过召募补充兵源。清宁四年（1058），“募天德、镇武、东胜勇捷者，籍为军”；咸雍四年（1068），“诏元帅府募军”。
辽金战争爆发后，辽军接连溃败，兵士亡散殆尽，征兵制终于走到其尽头。朝廷通过大规模的募兵组织对金军的战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怨军。其召募对象为辽东饥民，后因军需困难哗变。又改称常胜军，支持燕王耶律淳称帝南京。不久降宋。另一支较有影响的募军是“瘦军”，其召募对象是战乱中逃亡山泽的部民。他们“侵掠平民，甚于盗贼”，毫无战斗力可言。常胜军降宋后，将之屠戮殆尽。
装备供给与后勤保障
在装备给养方面，部族军与汉军差异较大。部族军“驰兵于民”，部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战士，一般不需要专门的军需给养。“马逐水草，人仰湩酪”，繁茂的草原、滋生的牲畜为牧民的衣食服用之源。弓箭、马匹平日是生产资料，战时就是军事装备。遇有征发，部族军自备衣粮器械，每正军一人，自备马三匹，必备的还有“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炒一斗，沙袋、搭钩毡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其他如“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则“视其力”而定。
契丹还以“打草谷”和“犒军钱”作为战时补充军需的手段。契丹军队中专备“打草谷骑”勾取粮草。辽太宗灭晋后，汉将赵延寿请给契丹兵发放粮饷，太宗答以“吾国无此法”，而仍然“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在被征服地区，契丹贵族还强索“犒军钱”，如辽太宗援立石敬瑭，回师路经新州，命“敛犒军钱十万缗”。每次战捷后，他们论功行赏，从战利品中分取一小部分赏赐军士，以补充战争的损失。
辽朝的汉军多数驻防于五京州县，脱离生产，不像部族军那样散处族帐，上马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其给养一同中原，有定额的军饷。统和年间使辽的宋人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辽军中“给衣粮者唯汉兵”，南京城内的汉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
辽中期以来，部族军的军需给养制度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推行了军需供给制。乾亨元年（979），辽朝救援北汉，宋朝权知忻州张齐贤俘获辽朝“纳米典吏”，知“契丹能自备军食”。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辽师伐夏，“战舰粮船绵亘数里”。道宗咸雍五年（1069），讨伐阻卜，“军出，只给五月粮”。其次，随着疆域的奠定，特别是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善，辽朝发动的纯掠夺性战争越来越少。打草谷供军需日渐淘汰，军需给养中掠夺成分日减，供给部分日增。
辽朝后勤建设中最有成就的当推屯田和群牧。朝廷鼓励戍军屯田自给，建立了“公田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重熙年间，耶律唐古受命“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后来移屯镇州（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屯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的生计问题。但是，繁重的戍边任务，频繁的调发，最终还是使戍军疲于奔命，生计日窘。
辽朝特别重视马政。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政的兴衰不仅关系到军事的强弱，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盛衰。群牧机构是辽朝官制系统的重要部分。群牧马印有统一的官印，立有簿册，皇帝常派人核实其数，群牧官员的政绩受到严格的考核。群牧牲畜日益成为战马和军用力役畜的重要来源。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辽朝主要的群牧场，似多分布于沿边地带，如漠北滑水马群太保司、漠南马群太保司、倒塌岭西路群牧司。因而，群牧也起到了实边的作用。
作战有关制度
辽朝与行军作战有关的制度包括军事礼仪、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战术规定等。
军事礼仪：每凡出兵，皇帝率领蕃汉文武臣僚，宰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并分命近臣祭祀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如果皇帝亲征，要身着戎装祭祀先帝宫庙，或者主祭先帝、道路、军旅（兵）三神。军行前，须用一对牝牡麃祭祀。攻城略地取胜，要及时宰杀黑白羊祭天地。班师之际，要用掳获的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还师都要举行“射鬼箭”，即将死囚或俘虏绑在柱子上，众军士向着军行的方向将其乱箭射死。
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朝廷铸金鱼符调发军马，用银牌传达命令。调发兵马时，各部闻诏即点集军马、器仗，按兵不动，静待朝廷金鱼符至。合符，由朝廷委派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皇帝亲点将校，选派勋戚大臣充任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授权行营都统全面指挥各参战部队。
战术规定：辽军作战，骑兵每500—700人为一队，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队、道、面各有主帅。各队轮番冲杀敌阵，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而自己的人马则可以稍事休整。如果敌阵坚固，不强攻，如此轮番冲杀二三天，待敌疲惫，然后派辅助作战部队“打草谷骑”迷惑敌阵，主力部队乘势歼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