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效彬
先生简介
张效彬（1882—1968年） 名玮、字效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任教于京师法政新学堂。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使俄罗斯，先后任赤塔领事、伊尔库兹克总领事、彼得堡总领事，十月革命后回国。富收藏，曾建私人博物馆。书法宗北碑，楷书尤精。  张效彬先生张效彬先生父亲为清末进士张仁黼。
  张效彬夫妇（张夫人为俄国人）
文物收藏、鉴赏大家张效彬
供职于北洋政府张效彬，号敔园，1882年6月出生在河南固始一个书香门第。父张仁黼，字劭予，“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出督湖北学政····补侍讲····典试四川····迁兵部侍郎，典试江西，历学部、法部。光绪三十三年，补大理院正卿····三十四年丁母忧。未几卒。”(《清史稿·列传》)张先生常说：“先严秉性刚直，服膺孔孟，为官多年，廉洁自持，所得薪俸，除购置南小街方家园一所两进大院外，并未在家乡广置田产，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购置书画、碑帖、古玩上。”他说，他现在所有的书画、碑帖、古玩，有一半是继承他父亲的。关于他受教育的情况，除经常受到他父亲的教育外，从3岁起就受到他知书识理的母亲冯韵若的教诲。《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就是他的启蒙读物，他在入私塾前，已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了。
张效彬20岁中秀才，22岁考取了河南公费留英，先在北京补习英文、数学一年，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六年，得到了学士学位。宣统三年春夏他回到北京，经过考试，清廷授予政法进士，任教于京师法政专门学堂。辛亥革命后，他仍在原校教书。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在陆征祥、颜惠庆、顾维钧等总长手下，连续任职十年之久．最后职位是某司机要科科长，月薪400银元。
在任职外交部时，他经历了两件事情，对我谈过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是苦，除为侨民利益多方奔走外，还赔垫了数千银元，因为北洋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浪费在祸国殃民的军阀军队上，所以公教人员，驻外使领馆人员长期欠薪乃是常事，为了撑持领馆门面，张不得不多方设法典当北京家业，筹措款项，维持国家的外交门面。1928年夏，国民革命军打到京津，驱走了奉系军队。国民政府外交部下令所有外交使节继续供职，张效彬由于在苏联五年伤透了心，所以决心辞职回国。是年冬，他即携张玛丽回到北平。外交部令他到南京部里供职。张先生常说，由于他不愿和那些鄙视中国传统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趾高气扬的国民党新贵们为伍，所以他婉言谢绝，只是要求外交部归还他代垫的数千银元而已。要求再三，不过得到垫款的三分之一。
张先生还说，他在回国以前曾经给他的几个年长的子女写信，征求他们对他打算和张玛丽一同回国的意见。冯太太对我说：“当时我们几个姐弟都已成家立业，只有五妹8岁，先母瘫痪卧床已有数年，恐不久于人世，而先父年近半百，回国后不能没人照顾，所以我们姐弟们就同意了先父的意见。先父与张玛丽回京不久，先母就病故了。张玛丽一生没有生育，视 8岁的五妹如同己生，抚养成人，并教会她英语。我们姐弟感到非常满意。”张先生告诉我，他和张玛丽的结合，又相偕回国的手续，都是加拉罕鼎力相助的结果。教书与著述张效彬从1929年起，就在中国、辅仁、朝阳等私立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中国财政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32年起，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聘请他为兼任教授，讲授中国财政史。张先生这门课最得意的门生，就是印尼归国华侨黄开禄。黄毕业后，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获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他对儒家学术发生兴趣并有所建树，就是深受张先生课内外谆谆教导的结果。后来他和同班同学李家斌结婚，证婚人就是张先生。
关于张先生讲授中国财政史的情况，李家斌在《清华校友通讯》第10期上有详细回忆：“张师身材矮小，貌不惊人，恒着长袍马褂，····张师博学鸿儒，对于中国自商以来三千余年之财政史，如数家珍，而配合教材、常以其家藏之古物，如商鼎周铜之类相示。中国财政史本属选课，然每次上课，座无虚席，听者动容。课余，张师常邀学生至其家茶叙，其家藏中国文物、古玩玉器，自商朝以至明清，琳琅满目，犹如一小博物馆。师母俄籍，精通英法俄各种语文，独不懂华语，招待茶点，穿梭其间，谈笑风生，构成一幅中西合璧之画面····”
张效彬曾在剑桥大学钻研英国正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多年，但是他回国后，还是把钻研精力集中在自幼服膺的孔孟学术上，所以他在三四十年代陆续撰写了八部儒学著述，称为《敔园丛书》。每写好一种，便油印出来，分赠亲友。他送过我五种，只记得有《大学浅学》、《青年必读》、《孔子真谛之一孔观》与《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即《华夏传统思想习惯考略》)。张先生认为孔子是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他的思想体系是两千多年来凝聚中国各族人民与海外两干多万炎黄子孙的强大力量。他在《孔子真谛之一孔观》中，表明自己是针对西方文化而写的。他讲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在个人修养方面重视的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过则勿惮改”，言行一致。孔子的教育宗旨是贯彻三代圣人的教育传统，其教育方法则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言传身教，奖励自奋。孔子的这些学说，对于今天弘扬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振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爱国心。仍然是有相当现实意义的。
关于《华夏文化传统思想习惯考略》的写作原因，张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是针对当时那些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而写的。他说：“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思想是尧传舜、舜传禹的‘允执厥中’，孟子述汤的为人，也说汤执中····孔盂以后二千多年思想都不出这个思想系统之外。”张先生在总结此书时说：“中西文化合为一系统，东西历史合为一过程，西方学说根据西方历史造成，中国学说根据中国历史造成····论文化应知‘大道并行不悖’为和平相处的大道理，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主流之一····”。
在日本人占领华北八年期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头子、大汉奸王揖唐与张家是世交，多次请张担任重要伪职，张始终拒绝，而宁愿过着吃混合面的清贫的教书生活，表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高尚的爱国主义节操。收藏珍贵文物张先生在解放前的数十年期间，除任公职教职与从事著述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千方百计地搜购名画、名帖、名砚、玉器、青铜器，据他说，连同他父亲传下来的文物，共有270余件，其中明画最多，如黄子久、王蒙、倪瓒、王绂、董其昌、文征明、仇英、沈周、唐寅等人的名画，应有尽有。他讲他收藏的明画，北京任何收藏家都不及他的多，也不及他的好，这些明画都收藏在他家后院一高大房间内。元画中，我只记得有一幅李享画的几串紫葡萄，是常挂在他的客厅的，至于他家的青铜器、玉器、古砚等古物，与《四书》、《五经》，则摆放在客厅内的楠木书架与楠木条案上。
在此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事，就是张先生在日伪时期从琉璃厂某古玩铺购到一件安阳新出土的、尺五高的、外形奇异、花纹精美的三角青铜酒器－－提梁卣，器底铸有四字，表明是纣王四年。张先生说；“这是迄今出土的第二件铸有年号的殷商铜器，第一件原存故宫博物院，现在可能已运到台湾去了。”古玩铺原来索价1万银元，几经磋商，张终于用5000银元买到手。冯太太说：“这5000块大洋是先父忍痛卖掉南小街方家园祖父传下来的那所两进大院得来的。买主就是先父的三妹－－李鸿章的孙儿媳，共卖了1万块大洋。余下一半，先父准备另买一所四合院。先父卖院后，便在棉花胡同我二姑朱老太太家外院借了九间平房暂时栖身。所有数千册古书则存放在鸦儿胡同广化寺偏院一大间房内。”张先生后来在鸦儿胡同买了一个带有八九间房子的大花园，又在前后院添盖了六间房子，广植花木果树，添置家具，便将余下的5000大洋全部用尽，日常用费则靠张玛丽的工资。
上述那件提梁卣的消息，记不清是通过什么渠道，竟传到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市，立即轰动了山城的文化界。日军投降后，从大后方陆续来了郭沫若、竺可桢、陈叔通，以及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齐赫文斯基等许多中外名流光临张家，欣赏他的青铜器、各画、名帖、古玩等珍贵文物。张效彬说，郭、竺、齐都来过数次。陈叔通是张效彬父亲的得意门生，所以常来他家叙谈。张先生还说，当时有许多中外名商巨贾想以大量黄金美钞购买他的提梁卣。由于他认为这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必须留在国内，所以他始终不愿为了大量黄金美钞而做一个民族败类、千古罪人。这种崇高爱国精神的表现，可与他的河南同乡、文物收藏鉴赏家张伯驹的爱国表现前后媲美。张伯驹为了不使那幅价值连城的隋代展之虔的《游春图》流落国外，不惜出售了自己的大宅(据说是西太后大太监李莲英的故居)和家中一切贵重物品，凑成黄金20条(当时合银币2万元)，终于买到了《游春图》，后来连同其他名画一齐捐献给国家。这两位道德高尚、爱国心强的河南文物收藏鉴赏家，是值得后人好好学习的。
解放后，故宫博物院请张老担任一个不上班的月薪80元的名义职务，帮助该院鉴定文物。他表示不要任何名义和待遇，只愿尽义务，从旁帮忙。他说，自己已是古稀之人，不愿担任任何公职，只愿过一种以书画、碑帖、古玩自娱的逍遥自在的平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