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客家民系
形成源流
  客家人的分布[1]客家民系是广东内部重要的民系之一。客家民系的族源，原来一向以为客家人是古代南迁汉族，中原世家、衣冠旧族，就是说，客家民系只有一个族源：南迁汉族。后来，关于客家的族源的另一个见解是古代南迁的汉族与当地的土著融合为客家人。客家民系是两支源流汇合而成的。一支源流是南迁汉族，他们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先进，又与官府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备受照顾，因此在客家民系的源流的汇合中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支是当地的土著。[2]也有学者提出“广客民系”和“惠梅民系”的地域说法并用。
形成判别标准
形成时间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有三代夏家说、秦汉说、两晋说、南朝说、唐宋说、明清说等，它们大都是根据客家方言形成年代的判断来推断的。客家民系的形成应由数种因素决定，仅以方言为判据来判断其形成时间明显不足。要比较准确推断出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判据。可以借用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即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来界定客家民系，从而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民系的界定是：生活在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习俗文化的客家人的共同体。有学者界定客家民系形成的最终时间在元末明初。　
前提条件以共同地域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
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年代当在宋元之际。民系和民族一样，都必须有一个共同地域供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相互影响，逐渐“磨合”才得以形成，所以，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先决条件。客家民系形成的共同地域为赣闽粤交界的“小三角”（常言为客家大本营），这早已是客家学界的共识。至于南至海南岛三亚市、北至四川广汉东至台湾彰化形成的“大三角”，则为客家民系形成后向外播迁而在国内形成的分布区域。宋元之际客家先民第四次大迁徙，一方面，部分中原人经长江流域直接进入赣闽粤区；另方面，赣闽交界地区成为宋元交战之地，居于此地的客家先民纷纷南逃，进入粤东、粤东北地区。至此，客家大本营基本形成，客家先民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基本结束，他们开始在大本营内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就整体而言，客家先民自宋末元初就开始在共同地域闽粤赣地区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繁衍生息。但，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民系形成的标志。从客家先民到客家民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相互认同、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还要同化或融合部分当地的土著人，才逐渐形成与周边民系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在宋元之际。　
重要标志以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客家民系基本形成的年代应在明朝之前。方言是某个社会某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有它自己的特点，是识别和划分民系第一要素。客家方言是客家先民自秦汉至元初经历四次大迁徙后，在赣闽粤区的特定时空下形成的现代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它是客家民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是客家民系成员彼此认同的坐标，是其内聚力的成因，因而也是客家民系有别于其它民系的最基本的标志。与其它方言相比，客家方言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变化极为缓慢，因而被语言学家视为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化石”。只要找出储存其内的有关信息便可测定其形成的年代，进而较准确地确定客家民系出现的年代。据现有史料，正史首先提及客家方言的是1522年~1566年（明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和《兴宁县志》，但这并未表明客家方言就形成于此时。因为中国传统史籍向来只注重官场的政治事件，而忽视对人民生活、生产方面的记载，所以上述二《志》记载客家方言的年代肯定比其实际形成年代要晚。因此，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为标志，客家民系形成应当在明朝之前，这可看作是客家民系基本形成时期。　
重要依据习俗和文化心态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依据。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儒家文化是其主导思想和精神核心。但是客家是其先民几经迁徙，历尽千难万险才陆续到达赣闽粤交界的大本营，尔后在重峦叠嶂、交通险阻、相对封闭、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山区繁衍生息而形成的民系。这种特殊的人地关系造就了客家民系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它既有与汉民族共同体相同之处，又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这种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既有稳定性，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又有潜在性，它表现在不自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定势。因此，一旦大本营内不同地域居民的风俗文化事象在同一时区内具有相当的共同，即可判断客家作为一个新兴民系已经形成。有学者利用大本营内嘉靖时期各种县志的史料以对此作过分析研究。认为，客家大本营内不同地域居民的基本民俗文化事象及由此事象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意识和价值取向，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以佛道为主的宗教信仰等，在明代中叶已趋一致。但明代中叶之前，客家人的活动极少见于正史，而且文化事象发生的时间与正史的记载常有时差性。因此判定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的年代应在明初。
综上可以界定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时间约在元末明初。[3]
形成阶段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客家民系的形成区域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但是自孕育到定型有个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中各自均发挥了不同作用，从而兴起了客家民系形成阶段论。《客家学概论·客家民系的形成》中说：“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个历史的过程，它起于客家先民南迁的西晋末，历经六朝、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至北宋末南宋中完颜亮南侵结束而最后完成。大体言之概括为孕育于赣南，成熟于闽西，发展于粤东。”《宁化石壁与客家在闽西形成、发展的若干的问题》中说：“客家人和其他民族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赣、汀、惠三州及这三江流域在客家形成发展中各自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赣州和赣江流域是客家人形成的摇篮；汀州与汀江流域是客家先民初步转变为客家人之地；惠州及东江流域是客家人最终形成、完善与兴旺发达之地”。《客家风华·客家源流》中说：“客家民系的形成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赣南开始，在闽西进一步发展，在粤东完成。”
综全，客家民系即是肇始发祥在赣南，发展形成在闽西，定型成熟在粤东。
发祥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在赣南（约在唐朝前）
赣州市，位于江西南部、赣江上游，通常称为赣南。赣州有18个县市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4，为江西省最大行政区域。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也是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地。但客家民系在赣南的起步不一定是并驾齐驱的，其中于都、兴国、宁都、石城这些东部县尤为重要，特别是石城。
（1）从行政建置与人口情况看，赣州处于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期。
先从行政建置看。某些史书载，秦统一中国以前，南国并无汉人居住，而生活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的土著民族为畲瑶（古代又称山越）。在闽粤客家大本营中行政建置最早要数赣州，秦代便设南懋县。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章江流域。赣州市历史上曾称花州、虔州。又据《赣州地区志》：“吴嘉禾五年（236年）析庐陵郡置南部都尉，治于都，领7县，为赣州地区之雏形。”明、清以赣县为府治，1949年设赣州市，为赣州地区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成为市管县之市，辖17县，赣州市改为章贡区。赣州所辖各县建置时间是：
于都县汉高帝六年（前201），原名赣都县
赣县汉朝（前206~前220）
兴国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平阳县
南康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南安县
宁都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阳都县
安远县南北朝大同十年（544）
信丰县唐永淳元年（682），原名南安县
大余县唐神龙元年（705），原名大庾县
上犹县南唐保大十年（952）
龙南县南唐保大十一年（953）
瑞金县南唐保大十二年（954）
石城县南唐保大十二年（954）
会昌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崇义县明正德十四年（1519）
定南县明隆庆三年（1569）
寻乌县明万历四年（1576），原名长宁县
全南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原名虔南县
上述17县建置时间分别为唐以前8县、五代4县、北宋1县、明3县、清1县。这说明该地区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就非常汉化，是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地，在客家先民南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东部。 [4]　再从人口情况看。据新编《赣州地区志·人口》载：唐天宝年间（742~755）约37647户、275410人，宋崇宁年间（1102~1106）约310159户、827709人。崇宁年间比元丰年间人口增长2倍。说明这一时期赣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汀州、梅州，尤其是东部的宁都、石城。罗勇在《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文中说：“宁都，南北朝至宋末迁入的姓氏40多个，后来发展分布到全县80%的村庄，成为宁都的基本居民。石城这时期迁入的姓氏60个，其后代也散布到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而其他地方则较为稀疏……”这说明东部是最早的客家发祥地。
（2）从历史记载与民俗风情看，它是客家最早发祥地。

形成特征
综述客家民系的形成，四个特征缺一不可，即：
1. 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
2. 有特定的地域条件；
3. 有特殊的历史年代；
4. 有独特的客家文化；
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研究清楚客家先民的构成极为重要，是界定客家民系首要问题。
客家先民，是以中原南迁汉人为主体，与闽西（含今三明市属宁化、清流、明溪三县等）赣南、粤东的土著和少数民族相结合，成为闽、粤、赣边形成客家民系的客家先民。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由于南迁汉人人数上、经济上、文化上占优势，同化了当地的土著和少数民族，成为客家民系。这个民系溶进了土著、少数民族的血统和文化，但汉族血统和文化是主流，不影响这个民系是汉族的一个支系。这成了客家研究者大多数人的共识。
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冬，“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史思明率领叛军横扫华北，直指长安，唐明皇君臣仓皇逃出长安，向南抵马嵬坡。八年激战，给全国人口最密集的中原地区带来了严重破坏。河北一带首当其冲，“农桑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东都洛阳以东至徐州更为惨烈，“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遭荒废，曾无尺椽。”“汴河沿岸也是百姓凋废，地阔人稀。关中地区则是闾井萧然，百不存一。”
中原汉人在战乱的驱迫下，纷纷向南方相对平和安宁的地域奔逃，有一部分已到达闽粤赣边。黄巢大起义爆发于874年（唐乾符元年）。此前，唐王朝已十分腐败，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正是唐末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故其规模之大，响应者之众，都远远超过任何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因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被史家称为“流寇式”的起义，前后经历10年，遍布河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山西、山东等11个省区。并两度转战江南攻占福州、广东、桂州、潭州、漕州、江陵等地。但其中活动时间最长的，往返最为频繁的是黄淮流域，故河南安徽一带遭受战祸最为严重。
唐王朝为镇压这次起义调集了大量军队沿途追、堵、截、烧、杀、抢，无所不用其极。“黄巢起义军（884年），被官兵剿灭后，人民却未能安居乐业。”“有的起义军甚至收编战败义军以自强，有的义军首领背叛黄巢后也拥兵而称霸一方。”“朝廷对势力强大的藩镇豪强也失去了控制力。于是各藩镇豪强展开了一场抢夺地盘称王为目的的混战。”“混战最为惨烈的是黄淮流域，尤其是河南。”
中原动荡，狼烟四起，百姓流离，黄淮流域的难民，唯一选择是重返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民的南逃之路，于是蜂拥南下的流民和败兵，找到生存空间相对广阔的赣东南为突破口，一些厌倦了中原战乱，无意北归的难民，则大部分直抵闽粤赣边，有的一次,有的经过几次才到达，终于找到了相对和平安宁的可以安居乐业的比较理想的好地方。地处闽赣交界的宁化石壁，成了重要的中转站和客家早期休养生息的重要聚散地之一。
上述唐末宋初时期是汉人南迁的最高潮的年代，在这之前包括秦汉时期已有一部分汉人南迁至闽、粤、赣边。此后直至宋末几次汉人南迁高潮，像金兵入侵宋王朝南渡，元兵进犯宋朝灭亡时期都引发了汉人南移高潮。南迁汉人还包括从政、从商或寻求更有利的发展环境的中原汉人。汉人进入闽粤赣边地区和当地的土著与少数民族结合在一起，成为客家先民。
这些足以说明客家先民的形成，是在闽粤赣边三地区开创客家民系的先决条件，孕育客家民系的关键是人。
特定的地域条件南迁汉人为什么在别的地区不能形成客家民系，却在闽粤赣边这样的地区形成？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1．当年周边政治环境动荡，闽粤赣边是较安定之地。
唐后期以来，中原事多，而江南相对安定，中国的经济重心向南移动，主要由于外患或由于饥荒，或由于兵灾等天灾人祸，人口分布也向东南地区转移，关中、中原地区汉人为了救死逃生，被迫南移。
唐亡之后，中原五代更替，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周边十国崛起。就以闽粤赣边周边的环境看，“客家民系的形成，虽与五代时候各个割据政权无涉，然以其当时所处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合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
例如，闽西地区从唐开元年间，汀州府开始，就由中原王朝管辖，而不像西北、西南少数地区那样立藩王管辖。其间是在五代时属王闽政治治理，但王潮、王审知小朝廷官员大多是由河南来的中原汉人。
因此，中原汉人在这一地区已深深扎根，当地土著、“三都木客”们已有一定的汉化。当地经济文化面貌有改观，对汉人的抵触情绪也大大减弱，“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的情况未再发生，当地土著甚至敞开胸怀接纳避难而来的汉族同胞。
上述是有利于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周边的政治环境。
2．闽、粤、赣边的自然环境，易于安居乐业，有利于客家民系的形成。
闽西粤东赣南境域相联，又同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境内崇山峻岭，山谷河流交错，大小盆地星罗棋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三个地区情况有很多相似处，这些地区发展经济有一定优势，使南移汉人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这是客家民系能在这里形成的自然的地域环境。
一是适宜发展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当时由于可开垦的土地相对说是比较多，且宜粮宜经济作物，气候温暖，无霜期长。特别是水源比较充足，这些客家居地，高山大岭，区内部的水系山脉、盆地错落有序，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河流都在其地发源，是赣江、九龙江上游，是汀江、闽江、梅江发源地。
汀江、梅江合成韩江流人大海，这些江河流域孕育着客家人。闽粤赣边三地区，河流比较狭小，便于兴修小型水利，用于农业和加工业，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时期，大、中型水利一般无力兴建。还有生产木材、竹料等的收入以补充生活所需。南移汉人到这些地方，解决生活问题是比较容易的。
闽粤赣边三地区矿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所限，只是小量简单开发利用，这也增加了一部分收入，解决生活所需。区内有铁、煤、钨、金、铜、银、锡、铅、石灰石等资源特别是闽西石灰石资源十分丰富，都有一些开发利用，一般也只是卖原料或初级产品。
上杭紫金山的金矿质量好，氧化程度高，储量丰富。“金山始产金，至皇祐时（1053年）经中书备对贡金167两。”而在1102——1106年（宋崇宁年间）中“发现金山有上、中、下三处水池，用其浸生铁可炼为铜。但是，宋代以降，上杭便结束了产金历史。挖了金为什么会停，肯定是技术不行，矿脉搞不清楚，没有什么效益而放弃。
交通，赣南较好，河流是赣江水系，水上航运可辗转与长江相通。陆路，赣南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必经之地。闽西的交通条件较差，在福建西南一角。所以古代福建与中原、江淮联系的几条重要交通线它都不沾边，且有崇山峻岭所隔。粤东客家住地，同样山地丘陵为主，交通不方便，既不处在中原通岭南交通线上，又不靠海，加上距岭南政治、经济中心遥远，比闽西显得更荒僻。这样的交通条件，外部势力不易进来，进来了也不想持久下去，这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来说，外来干扰少也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条件。
特殊的历史年代闽粤赣边形成客家民系，研究者一般认定为五代至宋末或说至宋元。
罗香林利用正史、民间谱牒、所在地户口变化情况和民间调查结合论述客家源流和组成论述了汉人南迁的年代，是特殊的历史年代。
唐末宋初和两宋、宋元时期，中原和黄淮流域天灾人祸，汉人难民蜂拥南迁，大批进入闽粤赣边。从闽粤赣边人口猛增和增设州、县的情况也印证汉人南迁成为客家先民政治震荡的年代情况。至宋末，闽赣粤地域人口大量增加。据明《嘉靖赣州府志》载：公元618～626年（唐武德年间）赣南仅有8994户，39900口。至820年（唐元和十五年）赣南也只有26260户（见《元郡县图志》）。而到1102——1106年（北宋崇宁年间），据《宋书·地理志》载，则猛增至310153户，人口逾越百万。
自晚唐元和年间到北宋末期这280年时间里，户口增加了约11倍，这决非自然增殖造成的，说明这期间赣南接受了大量汉人南迁。又如742年（唐天宝元年），临汀郡（原称汀州，辖长汀、龙岩、宁化）计有4682户，15720人。806—820年（元和年间）3县合计为3000多户。到了1078～1085年（北宋元丰年间）长汀、宁化、上杭、武平、龙岩合计户数达106573户，仅200多年间，户数增加了22倍。
1195～1200年（庆元年间）至1253～1258年（南宋宝祐年间）汀州6县共有223432户，计534890人（见新编《三明志·人口卷》）。广东梅州于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至987年（雍熙四年）间有1568户，到了1075年（宋熙宁八年）至1080年（元丰三年）为12372户，人口增长7倍。这些都说明唐末至宋末期间闽粤赣地域接受大量外来移民。他们与当地人融合同化形成客家民系，并以其独特的方言习俗称为客家人。
由于人口猛增，经济发展，州县机构随之增加。赣南在晚唐以前是有县级政权7个，在五代宋初增加了6个，达13个之多。闽西的汀州，南唐灭亡后，归入宋版图只长汀、宁化两县，但至994年（淳化五年），原长汀县境内的上杭、武平二场升为县。粤东五代南汉时划出程乡县设立敬州。宋代改为梅州，原来循州南部的河源、归善、博罗、海丰四县又并为一州。
独特的客家文化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本来社会发展落后，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迁入了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移民，汉族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又吸收了当时途中的一些文化。这些汉族移民到达闽、粤、赣边后，凭其人数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在与杂居的土著和少数民族斗争和融合中占了主导地位，同化了他们。
在同化过程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经济文化特点，形成客家文化。原住民绝大多数被同化为新民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既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的过程，客家文化就诞生了。客家文化既保留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风格，又兼具浓郁的闽、粤、赣边客家乡土情调。这种客家文化既不是该地区原住民的旧文化，又不完全雷同于汉族移民前的固有文化。
闽粤赣边地区汀江流域，闽江上游地区是未燃战火，中原难民躲避战祸的最好去处，也是可供汉族移民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外来移民要垦荒造田，又要修渠灌溉，建房栖身，还要开辟交通，是经过艰苦探索的。至此他们感到终于找到了“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好去处。于是下定决心建成了“屋舍俨然”的村落，和“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些都是客家文化发展成熟的基础，以及形成和巩固独特的客家文化的重要因素。
闽粤赣边在远古时代就有先民活动的踪迹，也有诸如蛇崇拜之类的自己的独特文化。而当中原大地进入高度文明发达的封建社会，北方人开始进入，并置县置州管辖之后，闽粤赣边的百越土著却因其地“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商族罕至，天远地荒”，离皇帝太远而仍然处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半渔猎农耕社会。尽管这些地方被称为“苗”、“蛮”、“僚”、“峒”或“山都木客”的原住民，不一定都是后来畲族，却因他们相同的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而统称为“畲民”或“畲客”。
随着北方中原长期战火频繁，灾害横行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南迁浪潮，闽粤赣边终于来了愈来愈多的汉民族兄弟，带来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在闽粤赣边的基本住地，在客土融合和同化问题上无论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还是社会意识、宗教信仰、语言、艺术方面，汉族移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原住民先进。
土著民与移民杂处，向汉人学习筑屋造田技术，永远结束了刀耕火种、徙居轮耕的“猱升鼠伏”般的生活，同时南迁汉人也向当地少数民族学习生产生活的特点，吸收融入生产生活和文化中去。在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便成了汉族人和当地原住民的共同家园。与华夏“车同轨”的局面，共同搭乘华夏文明的时代列车前进。于是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客家话是客家民系的一大象征，是唯一不用地方命名的民系语言，形成之后，一直传播到后来（海内外）客家聚居地。
客家民系的特征，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客家民系都形不成；缺了哪一个，别的也无法代替。
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形成后，经过漫长的繁衍发展阶段又逐步向国内外迁徙。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内部人口已逐步膨胀，另一方面满洲部族入主中原，在抵抗清的入驻无力之后，客家人再次分头迁徙，被迫散居许多省市。之后，一部分人迁入四川等遭兵祸毁灭之地重新开辟垦殖。因客家人口日多，山区条件差，不足养口，于是，客家人分迁往南至雷州、钦州、潮汕等地，渡海则出至香港、澳门、台湾和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迁徙，所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7]
形成地域
客家形成于何地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种种说法：有说成于赣南，有说成于汀州，有的则地域更为缩小，如石城、宁化、石壁等。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形成于闽粤赣边区这一广阔的地区。
客家民系是在闽粤赣边区诞生、成长、繁衍，后来遍布于世界。以后来的地理位置来说主要是：
福建省 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清流、连城、归化、永定八县。
江西省 赣州市、赣县、于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龙南、寻乌、定南、全南、宁都、瑞金、南康、等共十八个县。
广东省 南雄、韶关市、曲江、乐昌、仁化、英德、连县、阳山、惠州、博罗、龙川、和平、梅县、兴宁等29个县市。[8]
代表地区
【惠州】惠州府是最大的客家侨乡，当之无愧列于客家四州之首；若以客家籍华侨而言，“惠州”一名在海外客家侨界，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故乡地名。现辖惠城区、惠阳区两区和博罗县、惠东县、龙门县三县。就其经济发展而言，乃居客家四州之首。
惠州府作为客家四州之一，惠州府不仅是客家民系的华侨文化象征之一，而且更是客家民系的海洋文化象征之一。惠州虽不是纯客家地区，但客家一词被用以指称粤东山地居民，是从惠州开始的，惠州作为客家学的最初萌生地，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客家人的扩散、聚成、繁衍，惠州文化早已成为是客家文化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惠州是最终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中重要的一部分，更是海外客家重要的原乡之一。
【梅州】嘉应州是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地，国内各地客家居民多以嘉应州为祖籍所在地。嘉应州是第二大的客家侨乡，海外客家籍华侨之中祖籍嘉应州的人数仅次于惠州府。1988年以后更改为梅州市，并管辖原来不属于嘉应州的大埔、丰顺两县。历史上从今梅州辖区移居海外的华侨，一般仍然分别以嘉应、大埔、丰顺为籍贯，故而“梅州”一名在海外侨界通常被理解成梅县，其知名度远在“惠州”之下，甚至不如“嘉应”。 
【汀州】汀州府是著名的客家祖地，国内各地客家居民大多都溯宁化县为先祖曾居处。汀州府籍华侨尤以籍贯永定县最多。可惜“汀州”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原来的汀州府各县，现在分别由三明市和龙岩市代管，故而以“汀州”与惠州、梅州、赣州并称客家四州，有时空错乱之感。 
【赣州】赣州府地区被誉为孕育客家民系的第一块热土、客家文化的摇篮。 然而赣州府辖下十八县之多，旅外华侨却非常少，其在海外客家籍华侨之中的知名度不高。赣州以三种不同方言为主，包括本地话（老客话）、广佬话（新客话）、府城话（西南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