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少衡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村选》，《海峡之痛》，《党校同学》，《如履薄冰》，《底层官员》，《两代官》，《市级领导》，《代理市长》等  杨少衡最新长篇作品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
长篇报告文学：《天河之旗》
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林老板的枪》《读一个句号》等 
改编影视：《海峡之痛》改编为电影《江山风雨》
成就荣誉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当选为福建省作协主席。先后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一批中短篇小说，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  
社会评价
杨少衡最受关注的小说多聚焦于基层官场，这是一个常被涉及也屡遭诟病的写作领域，因同类题材众多而似曾相识，造成了读者的“审美疲劳”。但杨少衡的小说在同类题材中却显得颇为另类。评论家李敬泽称：“尽管杨少衡的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他写官场，环环相扣，险象环生，若不小心跳过一页去，下一页就续读不上了。中篇小说的2005年也许可以说是杨少衡年，这一年他接连发表了《林老板的枪》、《金粉》、《该你的时候》、《蓝筹股》、《县长内参》五个中篇小说，但说是杨少衡年并不在于他的小说数量，而是在于他这一年的小说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就像打井一样，选定了一个井眼，不断地往深里钻，终于打出了最甘甜的水。他用力的方向就是县长的视角。正是凭这些小说，杨少衡获得了“人民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也由此奠定了他作为南方实力派作家领军人物的地位，有评论家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跋涉探索多年后，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终于修成正果”。
相关访谈
关于杨少衡“新官场小说”的访谈
采访者：傅小平
傅小平(以下简称傅)：到目前为止您的创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学界所谓的“新官场小说”系列。无论传统还是当前，写官场的小说并不鲜见，比如晚清、民国以来的谴责小说，比如当下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写的反腐小说。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这方面的创作？
杨少衡(以下简称杨)：我近几年写的中篇小说几乎都以官员为主人公，这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熟悉领域有关。我对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挺喜欢，印象最深的是其嘲讽描绘。您提到的当下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他们对我确有影响。我觉得他们把一个读者愿意了解的领域展现给读者了，我可以跟他们做同一件事，同时应当也可以写得与他们有所不同。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注目点是人物，这一场合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这一领域故事可以有多种侧重，你可以侧重于“场”，也可以侧重其“官”，即场中人物。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称不是写官场，是写官员。我试图把这里边的人物写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脸谱化。
傅：在你的新官场小说系列中，学界普遍认为《林老板的枪》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是您的小说中被谈论得最多的。是否可以谈谈这部小说写作的缘起及过程。另外，《尼古丁》这部小说显得有些特别，感觉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某种困惑。
杨：《林老板的枪》缘于我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该朋友到县里当书记，到任之初恰逢春节，县里一位农民企业家派人送来红包，包有一万元。该朋友为人严谨，即婉拒，让来人把红包取回。隔日，县里宴请企业界名流，那位企业家在敬酒时表示不满，称书记不给面子，时人已半醉。后忽然不见人，不久有冲锋枪声自院后空地砰砰响起。座中人偷偷告诉他，那企业主颇好武，曾当众从一麻袋里拖出一把冲锋枪。我这位朋友把故事告诉我，我觉得有东西，透过时下基层官员与私营企业主间的关联与互动，可以表现人物，也能感觉权力结构的某种变化，因此写了该小说。《尼古丁》写作中的困惑，主要是自己情感取向的矛盾。这小说的两个人物都很执着，一个看住一片红树林，一个看住一个围海项目。我力图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各自着想，表达各自的道理，结果让自己左右为难，难以取舍。最后主人公之一葬身大海，另一个泪流满面。理智上我要红树林，感情上则偏向那位死者。这可能就是您感觉到的作者的困惑。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他们在不顺时讲的话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
傅：就我的阅读所及，类似写官场的小说，读到结局总能让人感受到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感。读者藉此在沉重的现实之外，体味着想象性的慰藉。读你的小说，感觉更多的却是人生无常的痛感。你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在逼近个人政治生涯巅峰的时候，突然转入人生的低谷，要么功亏一篑，要么意味死亡。这样的情节设计应该比较契合你的生活经验，也传达出你对人生的某种看法吧。
杨：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用温和的方式接近生活，笔调也总想轻松一些，似乎没想让笔下人物过得那般沉重。但是您一说起，回想一下，果然不错，笔下有不少人物结局于痛苦。怎么会这样？自我分析一下，这可能因为如前所述，我的重点在人物。任何人脱不了生老病死，再怎么高官显贵，在这一基本点上与他人无异。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有的前扬后抑，有的前抑后扬。他们顺的时候和不顺的时候说的话往往很不一样，不顺时讲的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这种感受可能不自觉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所以才会让你有那样的感觉。
傅：写所谓官场小说通常会面对一个难题。强化了批判立场，往往会弱化了艺术品质。开掘人的复杂性，过于注重小说的艺术品质，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弱化了批判立场。有人对你在艺术品质上的追求做出了肯定，对你弱化批判立场的倾向则表示了担忧，你自己怎么看？
杨：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的作品涉及了不少社会现实内容，其中也有针砭，但是多点到为止，没有着力强化。去年我写过一个中篇叫《祝愿你幸福平安》，里边有个因腐败案终被判刑十年的基层官员。这本是一个反腐题材小说，我绕开了，换一个位置，从该官员的妻子角度去写，写她的一种恐惧，对其丈夫是否真的涉嫌贪污和情色的恐惧。我自己觉得是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表现角度，却有朋友批评，说我弱化了应有的批判立场。我想朋友的看法不无道理，如此选择可能因为我自身的局限。每一个作家都有其局限，与其生活经历学识认知都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局限这不妨碍我在一个范围里尽量发挥，努力写好一点。我感到这个空间依然很大。批判立场强的有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同样，注重另一侧面的也可能写出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不管哪一类，都能争取写得好一点。
傅：现在学界有一种说法，说你制造了杨少衡现象。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现象有两层意思。一是你推出了新官场小说，并理所当然地成了其中的代表作家；另一层意思是你置身官场又能跳出官场。在当下流行的“官员写作”中独辟蹊径，写出了“官场小说”的新境界。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独到的心得体会？
杨：我举自己的一个作品为例:今年初我在《收获》发了一个中篇《俄罗斯套娃》，写一个被边缘化的机关官员参加团组访问俄罗斯之前，因朋友关系卷入一起腐败案件，使他的俄罗斯之行分外痛苦。该小说素材得自两个方面，一是去年6月我参加北京文学杂志社组织的作家团组到俄罗斯去了十余日，感受其风光、现状，也领略了俄罗斯小偷的厉害。第二方面是几年前的一个经历:我的一位朋友被举受贿，另一朋友得知消息，要我设法予以提醒劝导。我把这两件事组合成一个小说。举这个例子想表明我写这类小说的心得，一是正面触及。对官员受贿、暗箱动作、小圈子非组织活动等问题，不可能回避，写这个领域总是得碰。二是把握分寸。这小说不以办案过程为主线，而以人物为主要视点。也不把人物漫画化极端化，从其复杂性方面加以把握。三是表达意愿。小说有一句话叫做:“阳光是个啥？”我从心里盼望阳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此诉求。不敢说这是我写作时的独到心得，讲到的都是些老生常谈。
人物观点
杨少衡：描述乡土中国的真实容颜
这些年我写作以中篇小说为主，短篇和长篇都少，去年着手写长篇，您提到的两部长篇都是去年写的。我知道有的作家很有计划性，先搞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接下来搞什么，具长远目光，有方向感。这方面我还做不到。我比较随意，写到哪儿就哪儿。三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时，有天晚上我与同来开会的河北、山西两个文友跑到三里屯喝酒，又到北京饭店外边的一间小铺吃饺子。我告诉朋友自己写中篇小说写多了，好像得换点名堂，朋友问我这些年有多少中篇？我说20来个吧。他笑，让我写满50个再来说话。于是这些年我又写了若干中篇小说。但是心里始终感觉自己应当有所改变，写长篇小说可能是一种选择。 
我的履历相对比较复杂，之前我还当过知青、乡村碾米工人、乡村小学教师。然后我调到所下乡的县城，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当县委书记的秘书，再下到乡镇任职。当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乡镇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这些经历对我的创作影响极大，是我小说题材、素材、人物、故事以及思想的主要来源。我这些年作品主要写的是各种官员，其实不只是这些年才写，30年前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叫《书记与司机》，仅此题目，就仿佛今日书市上的畅销书目。我写眼下这种小说，主要因为自己的经历以及对这一生活的熟悉，相比而言，其他生活我不熟悉，想写也难，尽管自己也很想一试。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很有道理。
作家挂职无疑是眼下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种好方式，当然它也有局限。挂职毕竟是短期的，一般也不承担直接责任，触及矛盾相对较少，感受可能不如实际工作者深切。当然挂职者也比较超脱，有利于从更高角度来审视观察，不像实职人员身陷具体事务和矛盾，认知角度和情感立场受到影响。所以各有利弊。我在调到省里前，在家乡任职，一直都是单位里的主要业务官员，自称为“做具体工作的”。同时我还写小说，写的还是身边这些人和事，因此格外需要考虑您所指出的“抽离”问题，尽量不让别人对号入座，给自己找麻烦。我觉得这个问题只要考虑周到，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出大麻烦。我的体会主要是在小说里尽量把人物和故事原型变形，变得似是而非。
我写这种小说有自己的基本想法，我认为这种小说应当给读者提供较多的社会信息量，这种信息应当是他们还不能从媒体或其他途径充分得到的。有一个贪官落马了，人们可以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消息，知道他拿了几个百万，有若干情妇。然后还有一些小报会披露若干细节，诸如他跟情妇如何搭上，与送贿者如何接头，等等。除了这些，这类人的人际关联，他怎么会变成如此巨贪，他还做过些什么，与他的堕落有何关联，他如何自我认知，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其事，等等，这里边有很多内容，能够反映当今社会生活状态，这就有小说家创作的空间，显然也是读者想了解的。我写的这种小说涉及官员，写作时不应当总想着他的官衔，应当总记着他是个人，比如他说话有点口吃，他拿筷子用左手，等等。为什么写常人时小说家会注意这些，写官员就不会了？拿写常人的方式写官员，这就成了。我对笔下官场和现实中的官场所怀心态相同，我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现实有其理由，也将有其发展。
《党校同学》写了三个出身、经历、品性都不同的官员，在党校培训班同学两年，以后因为各种机缘走到一起，在复杂状况中做事、起落的故事。这本书由一组系列中篇发展而来，包括《比铁还硬》、《鸟类生活》等。《比铁还硬》原发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芙蓉》杂志，发出来后，主编找我，认为内容较丰富，应当写成一个长篇。于是就这么做了。《村选》是从乡村和地方官员两个视角，写一个乡村的选举故事以及相关人物的来历与命运，试图表现当下乡村现实政治生活，表达对基层民主进程发展变化的理解。由于自己的乡村经历，我对类似问题一直很关心，以往却没往这方面写，因此总觉遗憾，我把这一小说视为开拓自己创作领域的一次尝试。
写《村选》得益于我曾经有过的乡村生活经历，也得益于一贯以来对乡村事务的关注，写这本书前，我回家乡，去过若干村庄，包括自己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我对乡村事务的把握有自己的侧重点，较多地集中在政治生活方面，在这一点自认为了解得比较深入。农村生活同样也是丰富多面的，不同小说可以有不同的关注点和表现领域，我觉得自己选择的这个角度和领域与我对乡村的了解，以及自己的经历与接触范围比较相符。
福建的文学创作也有其辉煌，例如以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诗歌，以郭风、何为为代表的大批散文作家，福建及福建籍评论家也非常强势。福建小说近年来有较大发展，目前生活创作于福建本土的林那北、须一瓜、陈希我等人均很受关注。福建省作协归属省文联，文学工作在省文联工作中占重要地位，近年来我省努力加大支持文学创作力度，表现在帮助所属文学刊物，组织作家采风写作，开展作品讨论评介等方面。最近我们还规划实施本省重点题材创作项目，力图以多种措施促进精品力作创作，繁荣本省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