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宛西自治
背景
民国初年，宛西地区盗匪猖獗，据1926年的统计，仅镇平县内，土匪的数量达到一万多人。土匪的活动方式，由过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抢、勒索富豪，发展到了明火执仗、贫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民无安宁之日。社会混乱，广大人民不堪其苦。
另一方面，军阀混战，频繁更换驻军，或收编土匪扩充实力，或勾结土匪而分其利，或以“剿匪”为名抄家抄村，造成了河南民国史上兵匪不分的现象。很多土匪也把“拉竿做匪”当做升官的途径。拉的土匪越多，官府收编你的时候给的官职就越大，地方政权特别是贪官，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已经无力履行对社会起码的功能和职责。1930年编修的《内乡县志》载“从古乱局，未有如此之甚者”，普通民众对现状极端地不满，那么对军队和地方政权彻底失望。
历史
在这种背景下，宛西各县的地方精英包括内乡（含今西峡县）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与镇平的彭禹廷，这些“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挺身而出，凭借民间自发的武装从应付土匪开始拨乱求治。1930年9月27日，他们齐集内乡杨集举行会议，成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十条公约”和“五不法则”，明确了自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目标，以及“三自”方针。公约和法则十条公约：1，农工合一 2，统一指挥 3，抚恤划一 4，弹粮自筹 5，整编保甲 6，清丈土地 7，普及教育 8，设保健所 9，采会议制 10，务实去虚
五不法则：1，不泥法纵匪 2，不偏听诬陷 3，不奔兢说情 4，不浪费公币 5，不拂逆民情自治方针1930年的1月，彭禹廷得到了河南省当局的资助，在河南辉县百泉开办“河南村治学院”，与国内倡导“村治”的学者梁漱溟等人，同心合力、潜心研究改造社会的“治本之法”，从理论上来寻求一条根本变革中国社会、 根本救治民众贫穷的方法。无论是“村治” “自治”还是“乡村建设”，“河南村治学院”的开办，开了风气之先。1930年秋天，彭禹廷从河南村治学院返回家乡，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经过潜心研究、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这就是“三自主义”，“三自主义”就成为日后宛西自治的理论基础。对于三自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彭禹廷曾这样讲：
“
……旧镇平常受土匪的蹂躏，新镇平永不受土匪的蹂躏；
旧镇平常受匪式的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新镇平永不受这种压迫；
旧镇平有大穷小穷之分，可以说没有人不穷，新镇平要使家给人足，即于富庶；
旧镇平不分男女老少，尽在愁苦之中，新镇平要使人人都有人生的乐趣；
旧镇平都是各扫门前雪，新镇平要大家团结起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旧镇平人民愚昧，教育不发达，新镇平要实事求是，力谋教育普及……
三自主义内涵自卫，以自卫来安定社会秩序，宛西四县所面临自治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剿灭土匪，地方自治，首在自卫，只有武装起来，才能维护地方治安，从而推进地方自治，自卫活动的承担者是传统的民间武装——民团。自治，在自卫的任务完成后，开始实行自治，以自治来改革社会，来推倒“官治”。然后设立机关，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区自治办公室，实行直接民权——选举乡镇长、区长，训练地方自治干部，设立乡镇长练习班，合格训练班，教师培训班，振兴教育，增设学校，普查户口，清丈地亩，修筑道路，改良风俗。自富，发展经济，根除穷乱，从经济上改善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自富的原则是“增加生产，减少浪费”，改良工商业，发展丝绸业，提倡农业副业，设立妇女草帽辫传习所，支持民族工业，提倡国货，减轻农民负担，禁止高利重苛。振兴农村经济，办理农村合作社。造林育苗，发展农业，救济贫困，调解纠纷，禁烟禁赌。三自主义与三民主义三自主义以儒家为主体，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但是，“三自主义”最重要的是来自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学说”。彭禹廷始终坚持把他的“三自主义”称作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学说”的“缩小”和“延伸”。彭禹廷把“三自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缩小，是在理论上寻求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彭禹廷他们的自治活动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许可，而且宛西自治对现政权强烈地不信任，不信任现政权，彭禹廷并且提出了宛西自治的“三不顾政策”。即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扫除一切自治活动的障碍。
宛西自治开始于1930年，1930年正是国民党政府推行“训政”时期，治宛西自治理并不为当权者所不容，彭禹廷就把他的“三自主义”贴在了“三民主义”的标签上，那么以此作为凭借，来抵御官方的攻击和破坏，引起舆论的同情来保证宛西自治顺利进行。彭禹廷把他的“三自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范畴，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宛西自治的结束宛西自治最终触犯了土豪劣绅的利益，也影响了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统治，1933年，“宛西自治”的领袖彭禹廷被土豪收买的侍卫杀害，自治事业受到严重的冲击，1940年2月,别廷芳到洛阳开会，回到县里呕血而亡，内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阳各县共同为他立碑建祠，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孙科、李宗仁等国民党的高层送来了挽联，别廷芳死后，宛西再也无人能与国民党抗衡，民团基本被国民党控制，至20世纪40年代初，宛西自治结束。
自治成果
宛西自治期间，由于相关措施的强力推行，宛西各县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工农业和教育业得到发展。
1913年彭禹廷率民团，剿匪千余人，揪出人质万余人，1939年，日军由湖北随州和枣阳分道侵犯南阳的新野和唐河等县，时任河南省第六区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别廷芳调集精锐壮丁7000余人，配合国民党的第二集团军，歼敌千余人，史称“新唐大捷”。
教育方面，推行“三杆教育”即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使教育出来的学生既能够习武，又能够行文，又能够务农。各县学校林立，1933年宛西四县联合在内乡建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彭禹廷被公推为校长。学校占地50余亩，房屋近400间，聘请了罗卓如、王扶山、孙伏园等国内知名人士前来任教，并经常请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的乡建名家来讲学，培养了大批自治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宛西安定的局面，加上别廷芳积极为沦陷区学校提供校舍和经费，省内公私立学校后迁至内乡的达20于所，仅镇平一县，设立中学，师范和小学274座。
民生方面，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不用外货的地步，尤其在内乡县境内，“绿树成荫，道路平坦，电线交错”，在宛西境内治河改地，进行大型的水利设施的建设。1932年夏，中原大战过去一年多，《大公报》记者从豫中前往宛西南采访，这名记者这样描写到“沿途所过村庄，尽断壁残垣，而以叶县迄保安驿一带为尤甚。地皆荒芜，房屋毁百分之九十九。”但在镇平境内，这位记者却这样描述“公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菜市、肉市、鸡蛋市、粮市均有一定地址，秩序井然。”
反思
地方自治，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究竟该怎么搞？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失败了；阎锡山的“村政自治”也失败了；“宛西自治”同样失败了，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自治模式，孰对孰错，教训何在，读者当有自己的判断。笔者于此照录国民党人李宗璜当年给宛西自治所提出的三条建议，这些建议，今天应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1）由人治走向法治：宛西的地方自治无疑是以人为治的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是一种人人有份的政治、不能全靠英雄。要作到人人能治的地步，就不能只靠人治，要靠法治。
(2)由绅治走向民主：宛西自治由开始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地方绅治阶段，由自治领袖到各级干部都是地方的正绅。正绅执政本是好的，但是绅士的地位不是经过人民选举的，事实上是没有人民为其后盾的。
(3)由自养到互养：自富是宛西自治的三大政策之一，实施结果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但详加检讨，乃完全以家庭为本位。现在科学发达，社会进步，无论农业、工业，都应由各人顾各人的经济制度，变为互相协助、集体发展的经济制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