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万宝山事件
历史背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927年4月20日，日本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为首相，和以力主“对华强硬派”知名的森格为外务省次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组成了新内阁。田中内阁一上台，就“刷新”日本对华政策，确定了以武力入侵中国的方针，制定了武装侵占东北的“积极政策”。从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为讨论对华政策，田中主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
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核心是明确确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路线。纲领重申了所谓“满蒙特殊论”：“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非支那特殊区域”。并提出“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在日本的“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并叫嚣“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的作出适当的措施”。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可以随时借口保护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将会议策划的侵略路线，以《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为题，于7月25日密奏天皇，即后来称之为《田中奏折》的秘密文件。
并于8月13日，又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大连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外务省次官森格主持的，以进一步具体贯彻“东方会议”的方针，对东北地区的铁路开发与控制、经济掠夺、所谓“治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策划。此后，日本不断向东北政府提出种种侵略要求，叫嚣要解决“满蒙”的“一切悬案”。并逼迫东北当局和张作霖为其独霸东北大开绿灯。当张作霖为己利不愿意事事屈从日本的时候，日本关东军便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同时谋划炸死张学良，以便取而代之。然而，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1928年7月初，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开始推行遏制日本侵略的方针。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这种形势使日本感到，如不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就有失去东北的可能。
1929年至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各派之间混战不息，在蒋介石的拉拢和利诱下，张学良率12万精锐之东北军入关助蒋参战，使东北防务空虚。1930年底，在军阀混战中取胜的蒋介石立刻掉过头来围剿南方红军根据地，在全国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为日本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1929到1933年，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英美无暇东顾，这也使日本出兵东北有恃无恐。万宝山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
历史起因
万宝山位于长春西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为期10年。呈具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熏、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
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县公安局长鲁绮率步骑兵200余名，到马家哨口制止朝鲜人挖沟修渠。就在这时，日本驻长领事田代派土屋波平、高桥和两名日警赶到万宝山，胁迫朝鲜人继续动工。6月1日朝鲜人仍未停工，挖沟人数最多时达170余名，态度也变得十分强硬，声称他们是“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至死不能停工出境”，6月30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嗾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决议联合各受害村庄，按户出工，进行填沟平坝。7月1日，在后援会的号召下，“民众三、四百人各持锹锄，填塞韩人所开之水道，长及二里有余，日警骤向民众开枪”。
7月2日，矛盾冲突终于爆发。约在早晨7点30分左右，中国农民四五百人各执铁锹镐头向水沟方向前进。8时左右，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猛扑过来进行镇压，“是时有日人11名在壕里见民人即行开枪，民人见日人开枪射击，恐被其害，并开枪向空中还射，约有半时之久”。11时左右，驻长日领田代派日警30余人分乘两辆卡车增援万宝山，下午3时左右到达马家哨口。下午3时，田代又派守备队骑兵50名由长春赴万宝山。午后到傍晚这些日警奔入稻田区，“赴各村捕人，并搜缴华农自卫枪弹”井“将村民捕去十五六人严刑吊拷灌煤油及辣椒水”，中国农民受尽日本警察的残酷折磨。接着，日方加派大批警察携带枪炮至万宝山一带布防，遍布地雷，挖掘战壕，禁止中国人在5里之内通行。在日本警察的武力保护下，李升熏等人完成了引水工程，并于7月11日通水，由于伊通河中流垒坝截流，水涨时淹没2000余垧良田。[2]
发生地点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原长春县之北，伊通河上游与支流新喇河之间，现属德惠县万宝乡。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的侵华事件之一，并在其操纵下由此引发了朝鲜迫害华侨事件。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除取得中国东北的权益外，又从其控制下的朝鲜半岛向东北移民。首先由“满铁”主其事。“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奖励朝鲜民众到东北各地种植水稻，万宝山事件因之而起。1931年4月，有个家居长春叫郝永德的人，受长春日本领事馆田代重德的阴谋指使，由其出面在长春头道沟成立“私立长农稻田公司”，自任经理。公司成立后，便以威胁利诱手段，租得万宝山乡姜家窝堡（当年称长春县三区）萧翰林、张鸿宾、裴殿等12家农户所有之生荒和熟地500垧，租期10年。租约写明要经过县府核定后才能生效。可是郝永德签了契约后，不但不呈报县府，反擅将土地立即租给朝鲜侨民李升薰等9人，成立“三星堡水稻农场”，决定把500垧旱田改为水田，租期亦为10年，计划由20华里外的伊通河中取水灌溉。
发生经过
  万宝山事件是在关东军导演下制造的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县（今属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东北约30公里的万宝山村附近荒地上，汉奸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的名义非法租用500垧萧翰林、张鸿宾等垧地(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
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率领200多朝鲜族农民，未取得当地中国农民同意竟擅自开凿一条引伊通河水渠坝工程，占去大片良田，引起中国农民强烈反对。
万宝山事件发生在1931年（民国二十年）年7月，发生事件的中心地，在当时长春县三区界内的马家哨口，距今长春市区约30公里左右。当时三区区公所驻万宝山村（有93户，1100余人）。“万宝山事件”之称，出自于当中日外交文书。万宝山事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由日本策划导演，事件发生后，日本又肆意歪曲事实真相，捏造新闻，挑起日本国内和朝鲜半岛上的大规模反华、排华浪潮，为发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舆论准备。 
1931年3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怂恿住在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中国人郝永德，成立长农稻田公司。4月，郝永德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生荒和熟地500垧租到手，草签契约，租期10年，契约内的第13条写着：“此契于县政批准日发生效力。”郝永德在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500垧土地转给了李升薰等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在此之前，吉林省政府曾明令规定：“凡雇佣朝鲜人10人上未满20人者，须经县政府批准；超过20人以上者，须经省政府批准。”显见郝永德的契约是无效的，转租给朝鲜人是违法的。
1931年4月9日至13日，188名朝鲜人分三批进入马哨口，开掘由马家哨口起至姜家窝堡止长达20里的水渠截流筑坝，引伊通河水灌溉，准备改旱地为水田。这些朝鲜人的做法和意向，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大约有53户农民熟地40余垧，或被掘沟占据，或被筑坝占用，或将被水淹。5月27日，马家哨口一带农民约200余人上告到长春市政筹备处，又转告到吉林省政府。吉林省政府根据农民的诉状，批复：“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
长春公安局局长鲁绔，带警察前往马家哨口执行省令，当天，朝鲜人撤走100多人， 其余80多人由代表申永钩等6人保证具结。事到如此正要结束之际，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日本警察到马家哨口现场“保护朝鲜人”，6月3日又加派便衣警察配带枪支，制止朝鲜人撤走，并限令7月5日前完成挖土筑渠任务。
7月1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毁水沟，拆除堤坝。7月2日，日本附属地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带60余名日本武装警察到马家哨口，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日本警察开枪38发（双方无伤亡），震慑中民。7月3日，日本武装警察和日本守备队增加到500右，配备2挺机枪和2门大炮，这些人到现场后，挖掘工事，架设机枪、大炮，砍伐树木，埋设地雷，扣留渔船，设路卡禁止中国人在马家哨口一带通行，一片恐怖气氛。
在这些日本军警保护下，掘沟、筑坝工程于7月5日完成。日本军警在河岸高处悬挂日本国旗，又将日本旗转移到家窝堡北山最高处挂一天。7月15日，日本军警举行机射击表演，强迫中国农民观望，结束后他们喊叫，你们再闹就用这些枪将你们通通打死。与此同时，在长春用钱收买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在万宝山被杀鲜人200多，以后又说被杀的朝鲜人增加到800余人，刹间在朝鲜半岛掀起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华侨被杀142人打伤546人，失踪91人，财产损失无数。7月14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捏造了假新闻日本的阴谋败露后，便雇佣杀手，于7月15日将金利三杀死灭口，但凶手被中国警察捕获。
政府反应
193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屠杀中国民言》，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揭露日本略阴谋。
南京国民政府得到吉林省报告后，认为该事件属地方性质，应由吉林省理。于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交涉。中日之间谈判共进行12次，其中前5次是围绕日本军警撤出万宝山问题，日本军警于8月8日撤走，但中国方面接受了维持马家哨口已经形成的现状，中国农民为维护自己利益的斗争宣告失败。后7次谈判是围绕中国农民索赔、惩办日方责任者、朝鲜人撤走等三个问题。到9月13日历时3个半月的万宝山事件谈判，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国这些合情合理的起码要求，都被日本强硬地拒绝。9月15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公使馆发出第二次照会，日本没有理睬，第3天即9月18日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郝永德这个民族败类，在伪满洲国期间发了横财，置有房产，在妓院、商店等多处有股份。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被国民党长春地方检察厅，按里通外国罪逮捕审判，当年秋季判处无期徒刑，1947年病死在长春监狱。1948年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郝永德的房产。[3]
历史影响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7月2日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将捏造的消息文稿，交给朝鲜“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的长春支局局长、特派员金利三。金利三以急电，特急电告朝鲜汉城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朝鲜日报》为了抢新闻，于当日晚首次发行号外登载日领馆捏造的上述消息，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挑拨性标题。诸如中国八百农民与二百朝侨发生冲突，朝侨受伤累累，中日警察已交战一小时，驻长日军已经出动，中国当局将于8月1日一律驱逐朝侨出境，中国出动六百骑兵，朝侨处境危急朝不保夕等。
由于朝鲜各地日文、朝文报纸大量刊载这些捏造的消息，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鲜人在别有用心的暴徒亲日分子的煽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进行了排华活动。这次排华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其目的是挑拨中朝关系，使中国官民仇恨东北朝侨，扩大万宝山事件，以便在“保护韩人”借口下出兵侵占东北。
万宝山事件之后，在朝鲜发生的排华惨案，绝不是朝鲜人对我华侨突发的不幸事件，而是日本政府对我国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排华运动，亦即其一贯的侵略政策的表现。因为此次参加暴动的暴徒，朝鲜人中除了少数是甘心媚日仇华者之外，其余都是被日本人恫吓、威胁或利诱造成的。
在日本政府极度高压之下，暴动怎能聚集，又怎能在日警严密防范之下，劫掠焚杀，连续四五日之久。由此可知，此次排华惨案，实在为日人所主持，预先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意与煽动。
当惨案发生时，朝鲜各地的日本报馆，纷纷印发号外，捏造谣言，挑拨朝鲜人与华人，而负有稽查报纸、监督言论的朝鲜总督府，竟不加取缔纠正，一任其颠倒黑白，煽动暴动，以致惹起此次惨祸。这难道不是日本政府故意放任，唆使暴动的吗？此外曾经为日本侵略者传播捏造消息的金利三发觉自己上当，于7月14日在《吉长日报》揭出万案真相，“日领于15日即密令鲜人巡查朴昌厦在吉林远东旅馆将金利三枪杀，意图灭口”。
当朝鲜各地发动排华暴动时，日本人改穿朝鲜服，从中指挥，又分发华侨居住地地图，使暴徒按图攻击。而一般日本警察，也多摘去警帽及警章，跟随暴徒之后，协助捣乱，等暴动已过，又伪装驱逐朝鲜人，显示保护华侨。又当暴动激烈时，朝鲜的知识分子及民众团体，多出而主持正义，印发传单，劝群众不要暴动，伤害中朝传统友谊。但都被日警阻止，不准散发，以至惨祸蔓延，遍及全朝鲜。日本政府主谋助虐，十分明显。平壤、元山等地暴动最激烈之时，华侨纷集车站，急欲逃生，而车站竟拒绝售票，各轮船也不准华侨搭载，致使华侨逃生无路，束手被杀。日本殖民统治者居心尽欲置华侨于死地，无可狡赖。事后我驻朝领事馆获得日本收买利诱朝鲜人的证据：“平壤日人竟以金钱送于鲜人作为暴动排华的酬金”。
排华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实为正凶。当朝鲜各地排华时，我国内发往朝鲜的电报，及华侨向国内报告的电报，日本电局虽然收受，但均搁置，不为发送，华侨电话，亦不为接线。以此故意阻挠消息，显系助成惨案扩大，日政府虽欲诱卸责任，不如事实俱在，岂容讳饰。证之以上种种事实，可知此暴动排华，乃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煽惑强迫，而为日本政府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狠毒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