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直书
概述
基本信息【词目】直书
【拼音】zhí shū 
【注音】ㄓㄧˊ ㄕㄨ
释义据实书写。 晋 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尽而不污，直书其事。” 唐 元稹 《进田弘正碑文状》：“臣所以效 马迁 史体，叙事直书，约 李斯 碑文，勒铭称制。” 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独愤然曰：“杀人媚人，以慱一官可乎！”遂直书其枉，而石得无罪。中丞因自劾归，公论快之。”冯自由 《辛亥革命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然功是功，罪是罪，事实俱在，不容抹煞。仍当据实直书，以全公道。”
《直书》作者简介
刘知几(661―721)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兼修国史。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识，是历史见解；“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直书》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直书》注释
直如弦四句《乐府集》郭茂倩《注》云：《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
为于可为二句扬雄《解嘲》中语。
董狐《左》宣二：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乎！越竟乃免。”书崔弑《左》襄二十五：齐崔杼弑公以说于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述汉非《后汉蔡邕传》：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章怀《注》：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着《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也。
韦昭仗正见《本纪》篇弘嗣《吴史》注。
崔浩犯讳《魏书》：崔浩字伯渊，清河人。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爵东郡公，拜太常卿。神二年，诏撰国书。《北史》本传：著作令史闵堪、标谄事浩，请立石铭，载国书以彰直笔。浩书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忿毒，构浩于帝，帝怒诛浩。
张俨嘿记张俨见《载文》篇注。《隋经籍志》：《嘿记》三卷，吴大鸿胪张俨撰。辽东本《晋书》：孙盛撰《晋阳秋》，词直而理正。醒温见之，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此史行，关君门户事。诸子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太元中，孝武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行。
金行注见《断限》篇。渭曲见屈《蜀志诸葛亮传》：亮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其年卒于军。松之《注》：《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仪结阵而去。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
云台取伤《魏志高贵乡公纪注》云：《汉晋春秋》曰：帝召王经等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当自出讨之。经曰：宿卫空阙，兵甲寡弱，祸殆不测。帝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决矣。贾充逆战，帝自用剑。太子舍人成济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为今日。”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出讨。又按：抽戈犯跸，亦见本注，乃干宝《晋纪》语，非出习书。
董统燕史《外篇正史》篇：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三十卷。按：是书《隋》、《唐》二志皆不载。缘其后范亨等合诸燕史并成一书，而董书遂逸也。范亨书，二志载之。
《直书》翻译
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
相关知识
《史通》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