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彭祖贵
人物生平
彭祖贵(1张)彭祖贵，男，土家族，中共党员，生于1920年3月，湖南省古丈县茄通乡小龙热村人。1934年9月，13岁的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至1945年1月，彭祖贵同志被选派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担任周恩来同志的警卫队队长。1945年6月参加359旅9干队，第2批南下。后为适应全国局势变化，第2批南下部队由河南孟县地区奔赴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第四野战军工作，任9干队警卫团营教导员，主要从事伪警察改造工作。后在47军军保卫部从事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彭祖贵随军南下，任47军湘西军政干校保卫股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421、422团等广大指战员一起平息了湘西的百年匪患，并留在湘西这块土地上工作。1950年3月，彭祖贵同志转入地方工作，曾任永顺县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1952年3月，调任永顺专署公安处副处长。1952年8月任湘西苗族自治区公安处副处长，1955年4月任湘西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署首任检察长，仍兼公安处副处长。1955年5月，入湖南省行政学院学习。1957年9月20日当选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 “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1971年2月至1973年7月，从州“五、七”干校带职下放到州良种畜牧繁殖厂劳动，担任副厂长。1973年9月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农村办公室党委副主任，分管林业。1975年调任湖南省地质局副局长。1977年当选为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委。1983年4月当选为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委。1988年1月14日离职休养。 1992年9月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于2009年6月8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0岁。[1]
人物经历
从放牛娃到红小鬼 
彭祖贵出身于湘西古丈一个贫困的山村，上面有2个哥哥。6岁时母亲在地里劳动突然发急病去世。13岁时，久病不愈的父亲也去世了。因生活所迫，8、9岁左右开始替邻村一吴姓地主放牛。1934年11月7日，红6军团攻占永顺县城，住防王村。在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人人平等等口号的感召下，彭祖贵与远房叔叔彭忠令以卖柴为名，躲过白军盘查，渡过酉水河，在王村不足15岁的彭祖贵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不久，即任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刘子奇同志的勤务员。后因刘子奇同志在陈家河战斗中负伤，遂调红53团工作，任团长贾秀文同志的警卫员。1935年随红2、6军团长征。1936年11月，由6军团18师师长秘书黄彬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雁门关伏击日军运输车 
红军改编以后，彭祖贵来到三五九旅，在政治部主任袁任远身边当警卫员。1937年，三五九旅横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成为活跃在抗日前线的一支劲旅。 
途经雁门关的大同公路是日军的重要军事运输线路。经常晚上运输物资。　1938年末，侦察队得知又有大批日军物资通过的信息，部队做好了攻打雁门关的准备，旅长王震亲自指挥。 
晚上，所有部队都埋伏在山上，彭祖贵和战友们每人背了三颗手榴弹。整整一个晚上，日军没有出现，彻骨的寒冷把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清晨，日军车队终于出现了。看着敌人进入雁门关口袋，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措手不及的日军一下子全乱了套，进退不得，许多汽车滚下山沟。这次战斗三五九旅共打掉日军48辆军车，缴获大量物资。 
机警揪出黑马队特务 
彭祖贵十分机警聪明，为旅首长担任警卫员，经常能得到首长的夸奖。 
1938年冬天，在靠近内蒙古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伪军黑马队，投降后被编入三五九旅。有一次，政治部主任袁任远老想看看黑马队的情况，于是带着警卫员彭祖贵、马夫和3个骑兵一起去了。 
晚上，袁任远和黑马队队长、参谋长睡在一个炕上。彭祖贵几个睡在另一个屋子。夜深了，警觉的彭祖贵总觉得黑马队队长不对劲，担心首长安全的他，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彭祖贵半夜叫醒骑兵，交代他们两人一班岗，马不离鞍，时刻注意外面动静。自己则守在袁任远住的房门外。 
第二天，袁任远发现彭祖贵眼睛红肿，问明情况后，感动得眼圈都红了。后来，彭祖贵被调到旅保卫科。一次，他奉命去当地邮局检查外来邮件。突然，他发现一封从北平寄给黑马队队长和参谋长的信件。联系以前的疑虑，彭祖贵立刻警觉起来，拆开信封一看，里面竟是一张白纸。他立即把信送到保卫科进行检验，查出这封信竟是封秘密联络信，原来黑马队队长和参谋长都是特务。旅部当即逮捕了这两人。 
事后，袁任远高兴地表扬彭祖贵：“你有脑筋，干得不错。”
为周总理当警卫队长
194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彭祖贵随部队在陕北执行河防任务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火速赶回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绥德。赶到旅部，旅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一见到他就说：“小彭，你今后的任务可重了啊！组织上决定抽调你去给周恩来副主席做警卫工作。周副主席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就要赶赴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王震旅长补充说：“这次可不是拼刺刀呀，要胆大心细，多做调查分析，少讲话，遇不熟悉的人就不讲话。这可比和敌人拼刺刀还厉害啊！”彭祖贵牢记着老首长的教诲和嘱托，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警卫工作，绝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几天后，彭祖贵和其他警卫员赶到了延安，住在周恩来所在窑洞前边的棚屋里。5月中旬，彭祖贵等随周恩来分乘五六辆汽车赶赴西安。随后转乘火车到宝鸡，6月初，终于到了山城重庆。 
从1940年6月抵达重庆至1945年1月离开重庆的4年多时间里，彭祖贵一直在红岩村担任警卫队长，负责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整个红岩村的安全保卫工作。与周恩来共同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并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紧张的警卫工作之余，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领导还经常教警卫人员学习文化，练习毛笔字。彭祖贵初学毛笔字时，不会执笔，周恩来就手把手，耐心地教导说：“身子要坐端正，鼻子对正笔杆，靠手腕运力，才能写好毛笔字！”周恩来还经常对彭祖贵等警卫人员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今后抗战胜利了，要建设新中国，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行啊！” 
在红岩村的那几年，彭祖贵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文盲，不仅学习了不少的文化知识，还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彭祖贵转业到湘西工作，先后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59年4月，彭祖贵在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抽空接见了他。以后赴北京开人大会，彭祖贵又多次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有一年开会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派人将一个机要信件交给彭祖贵，里面装了两张他和邓颖超的合影，一张是参观北京卢沟桥时的留影，另一张是在中南海住地的留影。 
这两张珍贵的照片，彭祖贵一直珍藏着。
致力于湘西民族自治
[2]1950年，脱下军装的彭祖贵被组织上派遣到永顺县任副县长兼公安局长。1956年10月，湘西的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提上了日程。出于民族团结、增产节约等大局的考虑，中央和省里都主张联合，但少数土家族干部则希望单独自治。于是，省里决定让当时还在省文化干部学校学习、在土家族干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彭祖贵提前毕业，接受促成土家族和苗族成立联合自治州的这项任务。彭祖贵顶着巨大的压力迎难而上。在长沙省民族干部学校，他召集土家族学生开会，对大家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启发大家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态度。回到湘西后，他与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吉首、保靖、永顺、龙山等地，对希望单独自治的土家族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1957年9月15日至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吉首隆重举行，标志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彭祖贵担任自治州的第一副州长。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足迹遍布整个自治州，为了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备受当地百姓爱戴，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7年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50周年，住在长沙的彭老未能如愿回到自治州，参加9月20日举行的庆祝大会，只好委托老伴王冀发去贺电和信件。他说：“已有10年没去湘西了，那里是我的家乡和多年工作的地方，真想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2]
人物著作
  《风雨征程》著有回忆录《风雨征程》（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出版）。
86岁的老红军彭祖贵口述的自传《风雨征程》完稿出版。这本700余页的自传，记录了老红军彭祖贵的戎马生涯。 
2001年，彭祖贵开始撰写自传。当时他因病入院治疗，无法写字，于是，他口述了自己的战争生涯。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陈清林、罗赐林、周日美和湘西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的叶立宏、侯先祥等人分工撰写了该书。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锦昌和副主任陈峰审读了全部书稿。经过几年的努力，2005年7月36万字的《风雨征程》定稿。 
“把个人经历过的事写下来，既是为了尽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现在，多年的愿望已经实现，我心中感到十分欣慰。”彭祖贵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