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际体系结构
国际体系的学术界定和政治含义
（一）学术界的界定。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关于国际体系的界定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两大类。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体系概念迄今尚未达成“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定义”[1]。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乃至英国学派等立论的基础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以此为出发点，新现实主义重点阐述了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配置与变迁，新自由主义着重分析了国际体系制度的作用和变迁，建构主义则主要关注国际体系观念、认同的定位和变迁，英国学派则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作出了经典的区分[2]。
中国国内有关国际体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学者们对国际体系的界定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界定的国际体系与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概念基本一致，即：在特定历史时期，彼此进行互动的主要世界大国，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3]。这一界定强调了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区分，认为国际体系不如国际社会那么具有规范性，更多以权势界定、更具冲突的可能；[4]因此，国际体系很大程度存在某种等级制结构[5]，“极”是一个理解国际体系的重要概念[6]。第二类学者人数较第一类多，其所使用的“国际体系”事实上是指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是指由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构成的，具有结构、功能并与环境互动的有机整体；包括国际行为主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等四方面[7]。由于规范性较强，国际体系可以是和谐的、或可以实现和谐，国际规则、制度等的重要性相当明显[8]。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都是描述国际政治的重要概念，三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就三者关系而言，国际体系是对国际关系整体状况的概括，最具宽泛性。国际格局则是对其中各行为体，特别是“主角”行为体的互动及关系状况的描述，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国际秩序则更加强调各行为体互动和作用的规则性和规范性，最为狭隘。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理解上的模糊和不加区分，国内外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对这三个概念混用的现象。 
在此基础上，作者把国际体系定义如下：国际体系是对国际关系整体状况的一种概述，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是指有规则、有机制并且分享共同价值和方向的一种稳定态势。（二）各国政府的国际体系观。国际体系一旦建立，具有相对稳定性，主导国往往能超时空地获益。因此，各国政府国际体系观大多强调国际体系的政治性和利益性。但是，不同的内外环境构成了各具特点的国际体系观，主要国家的体系观大体可分为在维持现状中改变、在改变中构建的两种基本立场。 
中国政府强调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和基本行为体，单极倾向和多极趋势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特点，通过世界多样性和文明对话构建国际体系的主流价值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 
美国政府在国际体系问题上坚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但要求他国接受国际体系多元化的现实和结果。美国在国际体系挑战问题上特别敏感，既要面对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挑战，又要防范其他大国可能的取而代之。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美国式民主是它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维护和延长美国独家主导地位是它国际体系发展方向。 
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总体上认同当前以美国为主导但欧洲得利的国际体系，但相当一部分欧盟成员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立场。欧盟成员主张联合国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关键的主要的机制，推动地区和地区间的合作。同美国强调利益和力量相比，欧洲更加强调价值和理念。 
日本政府认为，各地区的国际局势出现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对日本的“综合安全”目标构成多方面影响，也需要不断对现有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并制定新的行为规则和运行机制。日本要求在以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其国际体系中重要成员的主要标志。 
俄罗斯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在向多极化发展的过渡过程，俄罗斯应当在国际体系中负起与其地位和能力相称的责任，不仅要参与“全球议事日程”中的事务，还要为制定这一议程作出实际贡献。 
印度政府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复杂多变，但其实现世界大国的抱负恒定不变。印度以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的地位和身份要求参与国际体系游戏规则的制定，对国际体系施加应有的影响，并希望世界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保障国际社会的稳定。
以非盟为代表的非洲观点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没有充分考虑到非洲的利益，希望非洲国际体系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平等的地位，加强国际体系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实现发展目标。
拉美国家普遍不满现行国际体系，希望成为国际事务中全面、平等的参与者，主张将国际体系议程的重点从政治和地缘战略转向开放市场和消除贫困，希望成为国际事务中全面、平等的参与者，加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国际法对外交政策的规范作用，加强和联合国的作用，建构建立新型南北关系，建立更为自由、开放、公正、合理的以及照顾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
领域性和地区性分体系的特点和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进入较长时期的过渡和转型期[9]。转型期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行为体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规则和机制的改革与调整、新兴大国和资源富集国家作用上升、文明和价值观因素的凸现等特点。鉴于目前整体性国际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因而有必要对国际体系进行领域性和地区性的分别研究和分析。（一）领域性分体系是从全球范围内对各行为体在安全、经贸、能源、文明等相关领域关系的概述，是国际体系的延伸和细化。
国际安全体系最主要的特点是安全要素多向扩展，综合安全概念正占据主导；安全威胁多样关联，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现；安全结构日趋多样、复合，行为体互动模式和理念不断变化，“软均势/平衡和战略防范”模式正在取代传统的“均势/平衡和联盟”模式。此外，安全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内容日益凸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安全体系中强调“民主和评论”，力图主导构建国际安全体系的话语权。
国际经贸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度较高，但争论的焦点不少。许多国家和地区批评现存国际经贸体系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但务实地主张进行局部和渐进的改善。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试图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维护和延长它的主导地位；欧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希望在多边框架下享受更多的权益；已经或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争取以国际规则的形式巩固其权益；最不发达国家则要求分享现存分体系能给予最大的保护和照顾。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是经贸协调、金融安全、货币汇率、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等问题。
国际能源体系近年来呈复合型和复杂性趋势。美欧金融资本和石油大国共同主导着国际能源体系，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从生产和消费两端冲击现存体系，国际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有关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着眼于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运用各种手段在各个领域进行竞争和合作。国际能源机构、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会议和八国集团等试图从机制上平衡利益和规范行为美国在准备把新兴大国纳入其主导的能源多边机制的同时，还把后者视为竞争对手而进行战略防范和牵制。
国际价值体系和文化/文明体系转型的重要标志是，自由民主化进程继续发展，普世价值观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多样性的辩论仍在进行，当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中的激进势力的对抗加剧，文明冲突的阴影有所扩大，同时文明对话的战略意义也日益显现，国际社会对文明对话的重要性认识和自觉也明显提高。（二）地区性分体系不是国际体系简单分解，而是从某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构建地区内各行为体的互动机制和规范。地区分体系受制于国际体系，但又反映了该地区的综合特点。
亚洲国际体系正在多重复合中逐步成型。亚洲地区性组织自冷战结束以来发展较快，如综合性的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性的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3”，安全性的东盟地区论坛等，此外还有非官方的组织和论坛。亚洲国际体系的另一特点是区内和区外国家（美国）联系密切，互动频繁。以美国为首的双边安全框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多边安全框架共存。这种安全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但也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制造了障碍。
欧洲国际体系正处于巩固性的调整时期。欧盟宪法危机突显欧洲一体化长期存在的深化和广化之间的矛盾，欧洲各国注意力相对内顾，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后延。此外，欧美重新界定北约的功能。北约正在由主要侧重军事同盟和传统安全，逐渐转型为军事和政治功能并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兼顾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北约与俄建立的和平伙伴关系；同时在欧俄关系中，俄越来越倾向于将能源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非洲国际体系进步的最大标志是非盟的成立。非盟一方面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及非洲互查机制促进非洲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推动非洲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既强化了非洲的认同感、也增强了非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存非洲国际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需要强化对对二者的协调。
拉丁美洲国际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美国主导性面临趋向活跃的地区合作的严峻挑战。拉美各国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摆脱美国“小伙伴”的地位，加强了有别于美国设想的地区和解与合作，南美国家共同体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地区性经济组织之一。为了借区外力量平衡美国地区霸权政策，加上美国因反恐战争对拉美注意不够，拉美与欧洲、亚洲的多元化外交进展显著，区外力量在拉美的影响快速上升，美国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
中美的机遇、挑战和应对
（一）中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同目前中国参与、融入、并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构建国际制度的进程交织进行，矛盾互动。它为中国的发展、力量和地位的提升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遇。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起始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极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战略考虑，视“中国为潜在和长期的战略对手”，实行“接触、防范加遏制”将是其长期的对华战略。其他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视中国发展为本国发展之机遇，但也担心自身发展与安全利益受损，对华采取合作与牵制的两手政策。中国目前尚无能力根本改变现存的国际制度及其运行规则，而只能在适应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发展中谋求更大的规制权和话语权。中国作为“后来者”，对国际制度的运行规范、游戏规则尚缺乏深刻的洞察，既容易被判“越规”、“犯规”，也还不能熟练运用国际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主导国际制度规制权和话语权，经常为本国利益采取双重标准，增加中国的发展难度。最后，随着中国因素在国际体系中日益显著，中国利益日益国际化，中国还需要培养更为自觉的国际意识，更为主动的战略规划和细致的政策执行能力，更有效地把国家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把眼前利益和长远期利益有机结合。
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美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仍将保持最强的硬实力，尤其是其军事实力，成为美国维护一超独霸的重要物质基础。美国通过新军事革命，在军事科技、军事手段、军事战略思想等领域遥遥领先他国。但是，超强的军事力量和过度依赖高科技进行灵活快速的军事打击又使得美国往往过度迷信自己军事摧毁和速战速决的能力，忽视了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外交、政治和公共舆论功能的基本事实，轻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在战后重建所遭遇的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困难很典型地反映了美国的这种困境。（二）两国的应对战略和举措。中国处理及应对与当前国际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关系，大体经历了由反对、有限参与到积极作为的转变过程，具有渐进、和平和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基本特点。这是中国对自身发展目标的清晰认识，以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日益深入的国际局势准确把握后的战略选择。它有三个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部分构成。其一是通过自身的市场开放和制度改革，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成员身份，以适应和学习为主，提升自己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来逐步改善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全方位发展同发达国家、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争取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对中国发展战略和进入国际体系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更主动参与国际制度的规则制定，扩大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影响力。其二是通过进入、参与并与国际体系中各种机制的互动，分阶段、分步骤、分重点地推动国内各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国家的转型进程，从而进一步扩大与国际体系中各分体系和机制的互动范围和影响，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其三是在不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同时提高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扩大中国的利益。
美国国际战略的既定目标是维护和强化美国的霸权地位，保持由美国主导/领导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实现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此，美国将继续确保西半球和其他主要的战略地区不会出现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强国出现，继续确保其在国际经济体系和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面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国际体系的转型，美国也不断调整其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在安全领域内，美国继续将反美的极端宗教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作为现实安全威胁，并加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恐。美国开始把反恐视为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战争，强调“民主化”改造为核心，以公共安全为辅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并重，进行综合治理。美国在新时期把防反扩散问题放在安全领域的突出位置，不遗余力地推动和完善“防扩散安全倡议”，矛头集中朝鲜和伊朗。最后，美国全力防范中国对其在国际体系中领导权的挑战，高度警惕中国在亚太、大中东和拉美地区可能损害其利益的举动，加强在军事安全领域阻吓中国可能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开始超越双边性，正在向多边性、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发展。中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构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0]，从而阐明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立场。美国在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和构建的进程中日益需要借重中国，因而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1]。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加强，并对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国际体系因其多样化的机制而为中美提供了更大和更多的互动平台，拓展了互动的内涵及其影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美在联合国就防扩散问题、朝鲜导弹危机、伊朗核危机、联合国改革等保持密切联系，拓展了互动交接面。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美通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进行建设性合作。中美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互动既有不同的战略视角，也有合作的可能。中美在地区体系互动中的两重性比较突出，在亚洲国际体系中主要是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架构，在非洲国际体系中主要是增加政治共识和避免利益冲突，在拉美国际体系中主要是减少美国的战略猜疑和相互尊重对方利益。总之，在稳中有升的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内，两国在国际体系问题中的互动正在不断增加，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以前者为主。
[1][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2]有关英国学派在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区分的讨论与介绍，可参见，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刘鸣：“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刘鸣：“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等。 
[3]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秩序与国际社会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高尚涛：“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研究评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等。 
[4]参见，随新民：“国际体系常态：疑惧与整合”，《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许多研究假设国际体系存在一种等级制结构，尤以“权势转移”、“霸权稳定论”等为著。参见，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汪伟民、张爱华：“单极体系下的联盟理论与实践——初步的理论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张小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9期；李小华：“多极化、全球化、霸权之后？——变革中的国际体系及其后”，《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1期；郭树勇：“评‘霸权稳定论’”，《欧洲》，1997年第6期；等。 
[6]参见，房乐宪：“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稳定：理论争论及思考”，《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章百家：“百年回顾——变动的世界与变动的中国”，《世界知识》，2000年第4期；吴征宇：“‘制衡’的困境——均势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郝建：“国际体系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策略选择”，《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等。 
[7]参见，黄仁伟：“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吴白乙：“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夏立平：“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系的转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俞正梁、阙天舒：“体系转型和中国的战略空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页；等。
[8]参见，赵艳杰、陈效卫：“当代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机制与变革动因”，《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丁银河、陈静：“国际体系稳定模式选择分析”，《理论月刊》，2006年第8期；江西元：“国际体系结构变化趋势及对新兴大国的容纳”，《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2期；赵干城：“国际体系均衡与中印共同崛起”，《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7期；刘清才：“建构和谐世界：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理论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
[9]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Scholarly Mainstream and Reality: Are We at a Turning Point?”, in Immanuel Wallerstein, e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 the Longue Durée.,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p.224. 
[10]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看法。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11]“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B. Zoellick’s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accessible 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