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晓村
人物介绍
个人履历  　　孙晓村（1906年—1991年）浙江余杭人。
1929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史地系。
1933年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兼《中国农村》月刊发行人。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
1935年后投身抗日民主运动，为南京救国会负责人之一。
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务理事。同年11月，因救国会“七君子”案被捕入狱。
1937年9月出狱，任职于经济部农本局。
1938年任江西调整米谷联合办事处协理。
1939年起在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从事二线屯粮工作，先后任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专员、粮食管理处副处长、军粮巡回督察团主任、省际贸易联合办事处总经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副总经理。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参加民主建国会。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计划局副局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副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常委等职。
1988年3月至1991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秘书长，第三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主编有《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支持抗战  1947年，孙晓村在杭州　　[1]1947年，孙晓村在杭州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释放政治犯等要求。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六天后，孙晓村在南京遭逮捕，起因也是救国会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国民党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内疯狂反共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对投降，要求抗日。学生爱国运动主要集中在南京，他们砸国民党中央党部，围攻外交部。1932年春，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所有中共党员或被捕或出走。南京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心。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入华北，蒋介石拒绝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提议，围剿革命根据地。这一年，孙晓村从上海到南京，他和王昆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组成南京读书会。以读书会的名义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读书会定期开展活动，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等书籍。分析研究时事，了解时局动态，这项工作主要由王昆仑和孙晓村主持。王昆仑着重在分析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内部矛盾；孙晓村则定期去上海了解情况，带回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然后在读书会上传达。读书会也开展一些公开活动，如由吴茂荪出面，在新民报上办了《时代认识》副刊，宣传进步思想，共出七八期，后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1935年8月底，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边的万方楼召开秘密会议。上海、无锡、南京读书会的部分骨干会员参加了会议，这是三地进步力量的一次联合行动，对沟通情况，加强合作，共同对敌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是南京读书会正式同中共接触的开始。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人员约30人。会上曹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宣言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意见。钱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生死存亡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加强合作，共同抗日。王昆仑陈述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于右任、经享颐等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情况。曹孟君和孙晓村介绍了南京的社会活动情况。会议共商了抗日救国的大计，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救国会，以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万方楼会议之后，上海、无锡、南京三地抗日救国运动迅速发展。南京读书会举办“冬令讲学会”，向文化界和大学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每次都是约请各界知名人士作学术讲演，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宣传救国，立法委员陈长蘅、卫挺生，中央大学教授赵兰坪，以及章乃器、钱俊瑞等都作过讲演，每周一次，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冬令讲学会”为南京的救国运动做了宣传鼓动工作，为救国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团结影响一些人，壮大革命的力量，瓦解反动派的部分力量，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为南京救国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南京读书会的成员分工负责筹备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按照不同界别分工负责做工作。文化界由狄超白和孙晓村负责；妇女界由曹孟君、胡济邦负责；学生界由薛葆鼎负责；职工界由薛宁人负责。1935年夏末秋初妇女界救国会首先成立。负责人是曹孟君、季洪、王枫等。随后文化界救国会成立，负责人有孙晓村和狄超白等。学生界救国会亦随之成立，负责人有后文翰、季宗璞、薛葆鼎等。1936年5月，职工界救国会成立，负责人是汪德彰、赵鹏等。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的一件大事。大会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孙晓村以南京救国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常委。孙晓村当时正式的身份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财政部赋税司科长。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正式成立。成立会是在玄武湖的船上召开的，主要负责人有孙晓村、曹孟君、李庚、薛宁人、狄超白、王枫、千家驹等。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救国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南京救国会兴起援绥运动，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1936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5月又正式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即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组织伪蒙古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划王英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协助下，李守信和王英等伪匪军开始侵扰绥远。11月，在日军配合下，李守信、王英等部向绥远大举进攻。驻绥远的爱国将领傅作义部奋起抵抗，全救会随即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立刻自动组织起来，参加救国阵线，以全力援助绥远抗战军队。”(周天度:《救国会》第150 页)。绥远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从城市到乡村，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团体都尽其所能声援绥远抗战。1936年冬形成援绥热潮。北平学生募集万件皮衣，各地女校赶制丝棉背心，上海学童捐助买早点的费用，穷苦大众也用微薄之资援助绥远抗战，据统计全国捐款达120余万元。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是抗战形势高涨的一种表现。
在救国会领导下，南京救国会并通过冯玉祥，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张继、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11月上旬南京举行各界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大会，“这次大会是南京救国会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步分子如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等同志共同筹备的，还得到冯玉祥、孙科、梁寒操、居正、覃振的支持，大会在南京中央饭店大厅举行，推国民党元老张继为主席并讲话，许多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来参加。大会通过了支援绥远的电文，并在会后进行募捐”(孙晓村:《关于救国会的一些回忆与认识》，(《孙晓村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因为国民党元老张继做大会主席，国民党特务就不敢破坏会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南京召开这样的大会，公开宣传支援绥远抗日的军民，这是空前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白色恐怖。会后，援绥的衣物钱款由许宝驹等代收。会中孙晓村与曹孟君奔走联系，身份更加暴露。援绥运动有力地支援了绥远抗战。
援绥大会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就下了毒手，11月22日逮捕了上海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28日那天，孙晓村与王昆仑、张西曼等在讨论如何营救上海七君子时，得知同日上午曹孟君被捕了，罪名是“赤匪嫌疑”。他们立即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孙晓村是否躲避，二是如何营救曹孟君。大家认为孙晓村最好不走，因为他在财政部是科长，又是筹备直接税的专门委员，地位比曹孟君高，敌人可能不致下手。营救曹孟君，主要想找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通过冯玉祥去想办法。随后，孙晓村去通知千家驹和狄超白以防意外。下午4时左右，孙晓村正在内政部开会。有人进会议室通知他:“洛阳来人要与你谈话。”他暗想凶多吉少，因为蒋介石正在洛阳。果然一出去，就有两个带着手枪的特务，向他出示一张逮捕状，罪名是“赤匪嫌疑，危害民国”，孙晓村就这样被捕了。
孙晓村被捕后，被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会客室里。第二天，宪兵司令部的一名低级刑审员来审问他，第一句话说:“你要知道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是啊，受剥削、受压迫是惨的、被奴役、做亡国奴是惨的。孙晓村冷冷地回答:“做亡国奴更惨。”刑审员没有想到他还敢对抗。
孙晓村进一步反击，质问道:“我是财政部的一个科长，抓我什么理由？”
刑审员心虚了，没有底气地说:“是洛阳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
孙晓村追问道:“有何证据？”刑审员被问住了，理屈词穷地说:“这你不能问，我们有根据，你与赤匪有关。”
审判僵住了，不知道是谁在审判谁，这次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随后，孙晓村被关押到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面关押了各式各样的人，两人关在一间牢房里。在看守所里，三天两头要被拉出去提审，审问的内容主要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有哪些党员。敌人想从他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况，这等于枉费心机，他怎么能出卖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怎么能把自己的战友推到敌人的屠刀下呢？他说，我不是中共党员，我不知道，我只为抗日救国干救国会的事。其实，四一二政变后，孙晓村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胡曲园和王兰生，在北京大学支部下的一个小组活动，同组的有千家驹、陈洪进、吴羹梅等人。由于1929年初夏，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卖，党员名单被抄去，组织让他立即从中法大学撤离，不能延误，他只得放弃即将完成的大学学业，躲到了杭州。同他共事多年的王昆仑本身也是共产党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是共产党员他应该也是知道的，但他不能卖友求荣，不能丧失气节。审问了很多次，总是这个问题，总是没有结果。
审问不出什么东西，敌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在这牢房里关了两个多星期后，他又被转送到另一间牢房。同牢的一个犯人，有点商人模样，一见面就喊冤枉，一会儿又神秘地对孙晓村耳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了，是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孙晓村感到这是天大的好事，但又不相信这是真的，不敢表态。他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后来，那人又同他谈了好几回，他轻描淡写地说不可能吧，仍没表态。其时正是西安事变。后来回想起来，当初他如果拍手叫好，可能会被那人出卖，也许会被拉出去枪毙。敌人见从他嘴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把他关在那里，既不理睬，也不提审了。
在牢中，其中一件事让孙晓村记忆深刻。 1937年初，有个女青年被抓进来后，高声痛骂国民党反动派，高唱国际歌。看守为阻止她唱歌，把泥土塞进她的口里，她吐出后继续唱，看守们就毒打她，直到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失去知觉后才住手。第二天一早就将她押解到南京雨花台处决。孙晓村被关的牢房是进出大门的必经之路，他从门洞里望到了这个姑娘，惨不忍睹。他见此惨景，含泪作诗，以志寄怀:
暗挥热泪哭姑娘，革命未成抱恨亡。
雨花台畔精魄永，抗日史上姓氏香。
悲歌慷慨犹绕耳，就义从容最断肠。
门洞一面成永诀，思君抚已两茫茫。
到了七七事变后，被关在牢里的人都知道抗战爆发了，日本飞机轰轰地从头顶上飞过。看守们采取了更严的防备措施，给“犯人们”戴上手铐。孙晓村抗议说:“我是因救国会主张抗日而被捕，过去倒没上手铐，现在抗日了，反要上手铐，道理何在？”他们不理睬，还是给加了手铐。
从“七君子”入狱，社会各界就积极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等16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对当局震惊很大。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1937年9月4日下午，看守把孙晓村叫出去。在一个军法官的办公室，孙晓村看到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坐在那里。军法官讲，“今天彭次长保你出去，我们同意了。但你态度不好，曾散发共产党的文件，判你5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在缓刑的2年里是随时可抓的。”孙晓村就这样被保释了，结束了9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回到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同志中间，以君子和斗士的精神开始了新的抗日救亡斗争。（
纪念活动
2006年11月10日，纪念孙晓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座谈会。担任职务孙晓村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和农村经济学家。受到表扬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刘延东说，孙晓村同志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从旧社会走进新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孙晓村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的事业真诚拥护、始终不渝。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孙晓村毅然接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沈钧儒等筹建并领导南京各界救国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孙晓村在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1948年，孙晓村担任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国内工作委员会主席。1949年，孙晓村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孙晓村历任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常委，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纪念孙晓村同志，是为了追思先辈，激励后人。要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坚定信念，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要学习孙晓村谦虚谨慎、顾全大局、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勤勉敬业，以事业为重、务实创新。要学习孙晓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终身的崇高精神，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优势和作用。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榕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万国权，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程世峨，孙晓村之女孙阳生等先后发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建中央名誉主席孙起孟作书面发言。
何鲁丽、黄孟复和王光英、孙孚凌，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孙晓村同志的亲属、生前友好等出席了座谈会。
世界语者
孙晓村（1906－1991）浙江余杭人。1929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史地系。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常委。1936年11月因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案被捕入狱，翌年9月出狱。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三战区购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副总经理。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财经计划局局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全国工商局第三至五届执委会常委，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民建第二届中央秘书长、第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副主席。1987年当选为民建中央咨询委员会主任，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早年学习世界语，八十年代以后热心提倡世界语，系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