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积高
学术成果
出版著作1、《赋史》 马积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宋明理学与文学》 马积高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3、《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 马积高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4、《荀学源流》 马积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09
5、《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 马积高著/ 中华书局/ 2001-4 /
6、《风雨楼晚年诗钞》 马积高著/岳麓书社/2007
7、《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中下） 马积高，黄钧(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湘绮楼诗文集》(套装全5册) 王闿运(作者) ，马积高(编者) / 岳麓书社/ 2008
9、《历代辞赋总汇》马积高(主编) (尚未出版)发表学术论文论宫体与佛教 马积高 求索 1990-12-27
《历代辞赋总汇》前言 马积高 中国文学研究 2002-03-30
清代雅俗两种文化的对立、渗透和戏曲中花雅两部的盛衰 马积高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04-30
略论王闿运其人与其诗 马积高 中国文学研究 1985-04-02
读《历代赋汇》明代都邑赋 马积高 中国文学研究 1999-01-30
明代中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和诗文复古运动 马积高 中国文学研究 1986-07-02
理学与桐城派 马积高 中国文学研究 1993-07-02
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 马积高 求索 1989-03-02
清代骈体文的复兴与考据学 马积高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3-10-28
略论赋与诗的关系 马积高 社会科学战线 1992-03-01
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对散文的影响 马积高 中国文学研究 1995-04-30
论赋的源流及其影响 马积高 中国韵文学刊 1987-06-15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思想风貌与理学、文学 马积高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8-10-27
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 马积高 求索 1982-03-02
论党怀英与辛弃疾 马积高 求索 1993-03-02
论王船山的《楚辞》学及其辞赋——兼论船山文学思想和创作的一个特质 马积高 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08-29
战国文化的历史特点和屈原赋 马积高 求索 1985-06-30 期刊
论唐赋的新发展 马积高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6-03-02 期刊
李翱生平仕履考略 马积高 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06-29
论金圣叹的哲学思想 马积高 学术月刊 1990-12-27
对中国辞赋的新认识——辑校《历代辞赋总汇》的一点感想 马积高 书屋 1995-02-15
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传统 马积高 船山学刊 2001-06-30
编辑《历代辞赋总汇》刍议 马积高 文史哲 1990-05-31
关于杨时——答王煜先生 马积高 中国文学研究 1993-10-01
治学特点
马积高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我作为一位曾受过他耳提面命的学生，自然受益良多。但要我较全面地总结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却深感力不从心。这里只能就他的治学特点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理解，以略表怀念之忱。我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总结前人的学术遗产以惠溉后人，是学者的共同责任。因而，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来从事这一工作。
我认为马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注重通观。所谓通观，首先是指对研究对象本身作比较全面的考察研究，其次是指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东西作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考察、分析和比较。只有通观，才会有开阔的视野、独到的理解、恢弘的气势，也才能得到比较靠得住、比较经得起同行乃至后人反复检验的结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讲的“通观”二字。通观是史学家必须做的最基本的事情，然而又是一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不全面占有史料，不阅读大量的原典，不长期坐冷板凳潜心仰观俯察、提要钩玄，哪里谈得上什么通观！观先生的著作，如《赋史》（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明理学与文学》（1989年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1996年湖南出版社出版）、《荀学源流》（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就真正体现了通观的工夫。这里以《赋史》为例。这部著作写成于1983年，四年之后，即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只是利用了三个假期加上别的零星时间），但实际上，早在青年时代，马先生就已在酝酿、准备。所以说它是穷马先生毕生精力之作，应不是夸张之词。这部著作，被誉为“千古赋史第一部”（1987年9月15日《古籍书讯》），其学术成就早已为学术界同行所认定。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部著作所体现的马先生“通观”这一治学特点。比如就什么是辞赋这一基本问题而言，前人早已根据楚辞、汉赋下过不同的定义。马先生并没从前人已有的定义出发，而是下大功夫全面考察了自先秦至清代的赋作，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汉书·艺文志》的“不歌而诵谓之赋”具有合理因素，但弊在太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的定义也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辞赋作品。他在通盘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赋的形成主要有三种不同途径：（1）由楚辞演变而来的骚体赋；（2）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3）由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文赋。在以后的流变中，骚体赋和诗体赋变化较少，而文赋则有逞辞大赋、抒情小赋、骈赋、律赋、新文赋等嬗变。这一嬗变自先秦绵延至唐，直到宋代，赋体的发展才告停滞。这种来自全面考察的结论，我相信是经得起同行推敲的。在论述辞赋的发展历史时，马先生并没有仅仅对辞赋本身作静态描述，而是把它放在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定位，并力图找出它与文学、学术、文化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在《赋史》以后的研究中，马先生尤其重视对思想史、学术史同文学史交互关系的考察。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等，都是着眼于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学史的关系探讨，是他通观特点的具体体现。
独立不群、不趋时随俗，是马先生治学的另一特点。独立不群，这本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人格品性。然而要做到独立不群，却谈何容易！独立不群的品性来自于深层次的独立思考，而非有意偃蹇反俗、标新立异。治学也是如此。一个有独立品性的学者，总是慎思明辨，反复权衡，不到深心孤诣，洞然于怀之时，绝不形之言，笔之于纸。他们既不会迷信古人、趋奉今人，但也不会刻意菲薄古人、跳脱今人，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则是，非则非，可从则从，不可从则绝不去凑热闹、赶时髦。刘勰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是对学术独立精神的最正确的表述。马先生撰写的一系列专著，主编篇幅浩繁的《历代辞赋总汇》、《中国古代文学史》等，显然是以传统文化的整理者、继承者、弘扬者自任，与拨乱反正后要求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但是他在整理、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始终也没有淡化自己的另一角色意识，即作为传统文化的鉴别者、批判者、摒弃者的角色意识。比如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写这部著作时（该书1989年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对宋明理学所包含的合理性因素的挖掘较多，持肯定态度的较多，马先生却在肯定理学的某些合理因素之后，集中笔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严格的剖析和不留情面的批判。他认为理学是“宋朝重内轻外的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理学家的这个‘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要符合被理学家弄得极端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这就不仅窒息了人的创造力，也窒息了正常人的生机。其结果，要么就是使人成了像木雕泥塑一样的偶像，要么使人无法实践，只好矫情饰性，弄得言行不符，表里不一，成为伪君子、伪道学，而后者是大量的”；“理学的出现，虽有着历史的必然，却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不幸”；“如果说理学的整个体系中尚有某些可取的思想资料的话，那么，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则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宋明理学与文学·前言》）。又如他的《荀学源流》，他在阐扬荀子的“天人相分”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也把笔墨重点放在了对“天人合一”观点的剖析和批判上。他在《<荀学源流>成书有感并序》中说：
近数年来，天人合一之说声价日高，几乎雅俗共赏。雅士或倡导回归自然，俗人则奔骛相、卜。至于借之以张扬环境保护之说，其义尤严正。而天人相分之说，罕有人过问矣。窃谓天人虽相联系，其运行、发展规律亦有类似处，然不等同于合一。天人合一论者或以天知人，或以人测天，虽精粗高下不同，然非谬托鬼神，即多涉玄想。玄想之中，间有精义，究非科学，神学迷雾，尤当扫去。即以人与自然之关系而论，自古及今，亦未尝合一。古之洪水滔天与今之环境破坏，虽有在天与在人之别，皆不一之证。今固当使之协调，而不能自毁家园。然不知天人相分，致力于自然规律之研究，焉能规利避害，求之适宜之方？
这些观点，显然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其内在精神是崇尚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这既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新时期文化反思要求的体现。然而，作者是在一般人讲得少或不讲的时候大讲特讲，于是便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用马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两部书是他的“孤愤”之作。我认为，他的这种“孤愤”，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基于一个学者的时代忧患意识，同时也是基于马列的唯物史观。
平实，也是马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所谓平实，就是言必有证，不为空言；论必有据，不作泛论。直陈己见，不须假借；表述观点，简洁明白。平实是一种美，因为真理总是朴素的、实在的。平实的东西，看似朴拙，其实最需要功力。古人论作诗，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说，我以为也可以用于形容做学问。马先生曾亲炙于骆鸿凯先生，受章、黄朴学和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都较深，加之他本人终生勤勉，手不释卷，博览群籍，掌握了许多现代学科的知识，尤其熟悉史学，精通音韵训诂之学，因而学殖深厚，识见宏通。他谈问题的时候，说到大处，不会有拉人作证、捉襟见肘之嫌；说到细处，更常有画龙点睛、出精入微之妙。能出能进，能伸能缩，前瞻后顾，左右逢源。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之所以都有分量，原因就在于此。他的《赋史》，不仅是一部辞赋史，同时也涉及到历代的其他文体、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思潮乃至宗教、音乐、地理、风俗等方方面面；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既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学术史，也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文学史；就是那看起来比较单纯的《荀学源流》，其实也是一部荀学研究史和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史。马先生在动笔写作之前，纵观驰望，无远不届；而具体着笔时，则要言不烦，惜墨如金。这就是我所说的平实。唯有平实，才能由博反约，化繁为简，变难为易，以小见大；也唯有平实，才便于检验，经得起检验，历久而不汩没。[2]
诗歌创作及评价
文/程章灿
一年一度的“黑色五月”过去了，真的名不虚传。一批批学位论文堆来桌上，如排山倒海一般，叫人吃不消。只有再次贾其馀勇，在论山文海之中“冲浪”。待得从汹涌的浪涛中上岸来，那种情状，只有英文中survive一词庶几可以形容之。长长地呼一口气，这种感觉真好。
正巧廖可斌教授从杭州寄来一册《风雨楼晚年诗钞》，线装，竖排，湖南岳麓书社出版，浙江华宝斋印刷，素雅大方，挺不错。作者是其师马积高先生，已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尤以《赋史》著名学界的一位湖湘学者。我跟马先生的接触，始于1980年代中期，先有书信来往。博士毕业那年，马先生还专门来信，问我是否有意到湖南师大任教。记得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湖南是令师千帆先生的故乡”，言下不无动之以情的意思。须知，那时湖南师大的赋学研究正搞得红红火火，当之无愧是海内赋学中心之一，而我这个后生刚刚毕业，甚至与马先生并未有一面之缘，老先生就如此真情邀约，不免令我有知遇之感。后来为了一个学生的孩子上学的事，他找过我，那件事，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古道热肠。
再后来在几次赋学研讨会上，见过老先生几面，包括远涉“重关”参加在台湾召开的那次辞赋学研讨会。老先生曾经给我写了一幅字，抄的是他1992年作的一首绝句《（雁荡）灵峰侧小潭》，也收在这本诗集中。拿到诗集后，看了前言后跋，了解到这里所存只是他晚年的一些作品，集中最早的一篇作于1980年，那时马先生已经56岁了。展卷诵读，读到那首曾经抄示给我的诗，感觉特别亲切：
流泉远至响淙淙，
漱石盘旋聚一泓。
未得汪洋归大海，
澄心千古对苍穹。
这个小潭僻在雁荡灵峰之侧，名不见经传，但却一下子吸引了诗人，也吸引了我。不知为什么，大概是诗题的缘故，我立刻想到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小潭。雁荡山的这个小潭，当然没有永州那个小潭那么孤峭寒寂，但其虽然默默无闻、却不改其澄静千古之姿，却可坦然面对柳宗元的那泓小潭而无愧。马先生在《自序》中曾言，此集中所作，“大抵皆出自当时之真情实感”。我以为，这首小诗虽以小潭为题，其实亦是马先生的“夫子自道”。“澄心千古对苍穹”，大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意态。我甚至猜想，马先生当年书此诗垂示，也不无寄托老怀之意。
这么想着，不免翻出马先生的手迹，再细心观摩一通，又发现第二句中“漱石”二字，在抄给我时，写作“尽日”。集本是马先生手定，据廖可斌跋语推断，约在1999年到2000年间，抄本也是马先生手钞，从寄来的信封上可以确认是在1999年4月。如是，则二本孰先孰后，孰是孰非，一时恐难分辨矣。自东晋以降，中国传统士人中总喜欢引孙楚为同道，枕流漱石，以泉石之幽致，见心中之丘壑，我想马先生也不例外，诗集中不是还有一句“伊爱山花我枕流”（《重访南岳水帘洞志感》）吗？不过，具体到上面那首七绝，我倒是觉得作“尽日”也很好，从修辞上来说，说不定还显得更苍老一些。
马先生晚年有机会走一些地方，留下不少纪游类的诗作，但大抵都是有感而发，不是徒然吟赏风物、流连光景的篇什。集中有一篇《麓山侧小泉》，命题与前一首七绝尤为相类。诗云：“老来世事倦关情，欲摘丹心付杳冥。怪尔深藏清如许，低回犹有不平鸣。”与《（雁荡）灵峰侧小潭》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1996年，马先生率大陆学者一行赴台参加辞赋学研讨会，有《访台杂诗》一组，其中第一首便是《经港入台》：
一国三关出入忙，
百年世事感沧桑。
文章应是无拘检，
且与同行论短长。
我记得李商隐的诗：“七国三边未到忧”，也记得晏几道的词：“梦魂惯得无拘检”，但读着这篇绝句，却不禁要感喟“一国三关足世忧”矣。
马先生是一个渊雅而温厚的诗人，哪怕发为嘲讽，也往往出语温婉。郭沫若曾经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上题写过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盛赞杜甫其人其诗，到晚年作《李白与杜甫》，曲学阿世，世人周知，马先生曾作一诗，有所讥讽，而题中仍然不欲直斥，只是婉称“某名公”而已。1988年，他写了一首《戊辰端阳重游汨罗屈子祠》：
重来千古伤心地，
天际轻阴障日红。
怕向江边寻往迹，
楚王或恐有遗风。
后二句语带冷讽，虽然出语温婉，仍然让某些人坐不住，受不了。“有人未经许可，刊于某县诗刊上，而另以不通之句篡改此二句。余得知后曾驰函抗议，希予更正。得编者复信云：‘原改经领导同意，今又请示领导，不得更正’云云。噫！余本言‘或有’，此真有矣。”妙哉！改诗原是风雅之事，领导政务繁忙，难得有如此雅兴，亲自操觚，哪里容得再改回去？领导的苦心不便辜负，我也很想领教他笔下那一番推敲工夫，可惜，马先生的这段自注点到即止，语焉未详。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倘有编录二十世纪诗歌纪事者，勿要忘记这段“楚王遗风”的掌故，虽然只是粗存梗概，但也足以“立此存照”了。
马先生的诗，基本上属于学人之诗，他集中有一批绝句是可以当论学绝句来读的。如《读书杂感》五首，涉及《宋元学案》、《南岳酬唱集》、《船山遗书》、王闿运集等书，又如《读〈水浒传〉有感……》、《读小说〈庄周〉叙庄子妻死事有感》、《作〈荀学源流〉成志感》等，窃以为，读马先生论著者应取此类诗并读之。马先生是赋史大家，我最感兴趣的是，当然是论赋绝句。以下几篇，虽无论赋之名，而有其实，依次抄在下面。第一篇《青城山怀陆放翁》，论及陆游的一篇鲜为人注意的《红栀子花赋》：
报国无门长自嗟，
深山岂可隔天涯？
无聊偶作神仙梦，
幻出云间栀子花。（自注：“放翁有《红栀子花赋》，极幽幻之妙，居青城山时所作也。）
第二篇《蜀中吊司马相如》，论及相如其人与其赋：
马卿才调本无伦，
长策犹传喻蜀文。
可惜一篇《游猎赋》，
千秋错认是词人。
第三篇《过子云亭吊扬雄》则伤叹扬雄之命运，并将其与屈原相比：
难甘寂寞怯争先，
出处如君亦可怜。
投阁沉渊俱有恨，
长安可得似湘川？
第四篇《庚午端节与粤中诗友雅集广州珠岛宾馆即席作》（录其前四句）论及明代的一篇地方都会题材的赋作——黄佐《粤会赋》：
谣俗昔传《粤会赋》，
繁华今见广州城。
衣裳已混殊方俗，
言语犹存中古声。（注：明人黄佐有《粤会赋》）
这些以诗的方式发表的赋学评论，不仅形式别致，其内容观点，我想，也必定会引起赋学界同人的重视。
2001年5月，这位长期住在岳麓山下风雨楼中的老人乘鹤远去。那时，我正远在英伦访学，没有及时得到消息；回国后，才由许结兄告知，痛悼之余，也不禁感慨欷歔。时过境迁，我便没有再作悼念的文字。今日捧读诗集，勾起往事和随想，情不自禁地写下上述文字，拉拉杂杂，也算我对马先生的纪念吧。[3]
评价
自我评价：我已年过古稀，回顾平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即对青少年时期师支的期待一徇，殊觉有愧。立身处世，亦尝有随时顺俗之失，未能尽当。但可自慰的是，从来好学不倦，并力图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前进，虽所得殊少，仍求之不止；个人名利之心，虽未能扫除净尽，然在关头，每能自甘恬淡；于个人恩怨、毁誉，亦能处之泰然，不以私害公。在个人生活上，我向无奢望，托身有所，衣食粗具，即怡然自乐；惟烟未能戒，酒未能除，茶不能淡，可谓三累；但既入暮年，何必自苦太甚，故均行其素。 （《马积高先生自传》[4]）社会评价：“学风纯正而思想活跃，功底扎实而目光敏锐，在从容不迫的论述中流露出雄深雅健的骚心史笔。这是我对马积高学术著作的评价。在当代学人中，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者不多。” ……“由于码头的关系，马积高在国内学术界所占有的地位同他所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北京某名校有一位读过《赋史》的名家曾对我说：‘马积高要是在北京，就不止这地位了。’我听了心中窃笑：真把马积高看小了。马积高的志向，岂是和并世学者争高论低？遇不遇，时也。 ”（吴龙辉《追忆马积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