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城墙
简介
  长沙城南古城楼天心阁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从结构和功能分，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从建筑的原材料分，分为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青砖砌墙、石砌墙和砖石混合砌筑多种类型。 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为西安城墙，南京城墙较完整，其它少数城市保存有部分，如长沙城南的天心阁即为城楼，为古城墙的一部分。现存山西平遥古城，其古城墙可以考证的历史最早建于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的周宣王时期；保存最完、善年代久远的古城墙为楚长城，位于河南省南召县板山坪镇周家寨楚长城遗址，经专家据考证约建于公元前688年。
详细说明
  指旧时农耕民族为应对战争，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都邑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建筑。
早在明王朝建立前，当朱元璋攻克徽州后，一个名叫朱升的隐士便告诉他应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些建议。当全国统一后，他便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西安古城垣就是在这个建城的热潮中，由都督濮英主持，在唐皇城旧城基础上扩建起来。
明代扩建后的西安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墙每隔120米修敌台一座，突出在城墙之外，顶与城墙面平。这是专为射杀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城墙上共有敌台98座，上面都建有驻兵的敌楼。
古代武器落后，城门又是唯一的出入通道，因而这里是封建统治者苦心经营的防御重点。西安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别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城门。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正楼在最里，是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是屯兵的地方。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全城还  城墙建有马道11处。城墙四角都有突出城外的角台。除西南角是圆形，可能是保持唐皇城转角原状外，其它都是方形。角台上修有较敌台更为高大的角楼，表明了这里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
最初的西安城墙完全用黄土分层夯打而成，最底层用土、石灰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异常坚硬。后来又将整个城墙内外壁及顶部砌上青砖。城墙顶部每隔40—60米有一道用青砖砌成的水槽，用于排水，对西安古城墙的长期保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城四周环绕着又宽又深的城河，正对城门处设有可以随时起落的吊桥。吊桥一升起，进出城的通路便被截断。
明代西安城垣曾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堡。西安古城堡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历史、军事和建筑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北京内城东城墙南段剖面石墙具有防火以及抵挡弓箭和其它投射武器攻击的功能令敌军无法在没有装备例如云梯和攻城塔的情况下，爬上陡峭的城墙。而城墙顶端的防卫者则可以向下射箭或投掷对象对攻城者施袭。攻城者因而全然暴露在开放的空间之中，相较于防卫者坐拥有坚强的防护和往下射击的优势，攻城者在向上射击时显得相当不利。如果城墙是建筑在悬崖或其它高峭的地方，其效力和防御价值将大为提高。城墙上的城门和出入口会尽量的缩小，以提供更大的防御度。
历史
兴建
明清北京城的前身为1264年营建的元大都城。大都城设计时曾参照《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记载，规模宏伟，规划严整，设施完善。
1368年（洪武元年）八月，明朝将军徐达攻陷元大都。由于元顺帝不战而逃，城市未受到  北京内城东城墙南段的敌台遗迹破坏，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是由于城池过大，不利于防守，于是徐达决定将北城墙向南移2.8公里，放弃城北的城市建设预留用地。同时用城砖将城墙外侧包砌起来，以提高其防守能力。
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1402年夺得帝位，于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1406年（永乐四年），开始筹划迁都北京，相继建成皇城、宫城，同时将南城墙南移0.8公里。
1436年至1445年，明英宗对北京城墙进行了第二次增建，将城墙内侧用砖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九门城楼、瓮城和箭楼；城池四角建角楼；城门外各立牌坊一座；护城河上的木桥全部改为石桥，桥下设水闸，河岸用砖石建造驳岸。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45里，形成了极其坚固的城防体系。在京城远郊建设了皇陵以及昌平城、拱极城和内长城等防御设施。
北京城建成后，曾多次面临蒙古瓦剌部的入侵，1476年（成化十二年）提出在京城外加筑外城的建议。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在内城南面加筑外城，形成北京城池的“凸”字形格局。由此形成的北京城布局此后一直延续了近400年。  朝阳门城墙[1]
城墙的拆除
在明朝和清朝时期，非常重视对北京城墙的保护和修葺工作。城墙上不得任意增开豁口，城楼、箭楼、雉堞、墙面砖体如果发生破损、塌陷和酥裂起鼓，都要及时进行维修。直至1900年，北京城池仍保持完整。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英国军队扒开永定门东侧的外城城墙和天坛坛墙，将京奉铁路（京沈铁路）的终点由城外马家堡延伸至天坛内（英军和美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是北京城墙第一次被扒开豁口。1901年，英军又将铁路终点东延至正阳门东侧，即后来的正阳门东火车站（前门火车站），以便使馆人员在战乱时乘车撤至天津。此外英军还将东便门南的外城东城墙扒开，修建了东便门至通州的铁路支线。
1912年至1949年期间，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华北维新政府都对北京城墙进行了小规模的拆除和改动。为方便交通，在城墙上开辟了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等通道。皇城城墙  城墙除南面和西南面保留一段外，也被陆续拆除。到1949年时，北京城池的总体布局依然保持完整，大部分城楼、箭楼也保持完好。
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此后中共政府认为北京城墙妨碍交通、不利于城市规划，因此决定将其彻底拆除。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内城城墙从1953年开始陆续拆除，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修建北京地铁，内城城墙被彻底拆除。
当时关于拆不拆城墙的问题双方争议十分激烈。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保留派认为保留城墙、开辟公园，可以美化环境，城内外交通问题只需多开几个豁口就可解决。此外北京城池的西段城墙在永定河泛滥时还可以起到防洪作用。主张保留城墙的人包括红学家俞平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苏联专家团等。但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派的声音被压制住。“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39.75公里的北京城墙的外城已被全部拆除，内城拆除一半。  朝阳门以北城墙[1]
进入60年代后，中苏交恶，战争一触即发。北京地铁的修建被提入日程。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开始建设。当时修建地铁采用开挖明渠然后加盖覆盖的方法，施工路线所经过的地区，地面建筑全部需要拆除。考虑到居民拆迁、占路施工等问题，因此地铁东段（城区之内）的路线大部分沿着北京内城的城墙基址。
地铁一期工程拆除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崇文门，全长23.6公里。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线拆除城墙及城门，全长16.04公里。
至1979年下令停止拆除残余城墙、并保护遗留城门时，北京城墙遗存的只有北京站南、内城东南角楼以北和西便门附近三处内城城墙残余。
建筑特色
内城城墙北京内城城墙中，最久的东垣和西垣修筑于元至元年间，  西安城墙护城河北垣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南垣建于永乐年间。正统年间曾有大规模重修。内城城墙为夯土结构，外包1米至2.9米厚的砖层，基部为条石。城墙顶部外侧为雉堞，高1.9米，宽1.5米，厚0.75米，间距为0.5至0.8米。顶部内侧为女墙，高1.2米左右。
明初北平四面城墙中，北墙高四丈半左右，顶宽五丈；其他三面城墙高三丈左右，顶宽二丈，长约四十里。正统四年整修北京城墙后丈量的数据为：城南一面长2295丈9尺3寸，北面长2232丈4尺5寸，东面长1786丈9尺3寸，西面长1564丈5尺2寸。城墙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顶厚五丈。
根据1950年至1958年的一系列实测，北京内城的四面城墙的尺寸为：
北城墙顶厚平均为18.5米，基厚平均为24.5米，通高12米 
南城墙平均顶厚15.5米，基厚19.5米，高11.6米 
东城墙平均顶厚11.8米，基厚17.5米，高11.3米 
西城墙平均顶厚12.75米，基厚15.6米，高10.65米。  西安城墙瓮城城墙向外伸出的墩台，称为“敌台”，北京内城敌台顶长平均为20米，宽约35米，共有172座。每隔若干敌台，设一座大敌台，长20米，宽39至40米，为屯兵驻守之所。城墙四角为40米见方（底部尺寸）的角楼墩台。
北京内城城墙总长度约24公里，所围合的区域基本成东西较宽的方形，惟西北缺一角，被附会为女娲补天“天缺西北、地陷东南”之意。但据遥感观测，此处原有城墙痕迹，使内城城墙呈完整的方形。但是这里的地形为沼泽和湿地，不利于地基稳固，因此推测原城墙修筑后不久即被废弃，并修筑斜角的新城墙，将此处割出城外。
历史上，北京内城曾多次遭到进攻，如明朝俺答汗和后金的围攻，以及清朝义和团之乱时八国联军的进攻，但因城池坚厚，除八国联军之役外，在其它围城战中均未曾被强行攻破过。
北京内城东城墙南段的敌台遗迹1911年清朝灭亡后，对北京城池进行改建，为改善交通和修筑环城铁路，先后拆除了正阳门、朝阳门、宣武门、东直门、安定门等五座城门的瓮城，并拆除了皇城城墙和东安门。1924年在内城城墙南端西部新开和平门，1937年在东西城墙上分别开辟启明门（建国门）和长安门（复兴门）（这两个城门其实是豁口）。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北京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工作。朝鲜战争期间，为便于在战时疏散民众，在内城城墙上增开了大雅宝胡同豁口、北门仓豁口（东四十条豁口）、鼓楼大街北豁口、新街口豁口、官园西豁口、松鹤庵胡同豁口等6处豁口。
1950年代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引起了争论。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保留城墙，并将其改造为环城公园。为修建北京地铁，内城城门和城墙先后于1965年至1969年拆除。内城护城河的东西南三面也加盖改为暗沟，成为城市下水道系统的一部分。
外城城墙因明朝中叶前期北京及周围地区多次遭到蒙古军队袭扰，因此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掌都察院毛伯温奏请修筑北京外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开始修筑前三门外的关厢城（三座独立于城门之外的小城），但由于需要拆毁的店铺民房甚多，民情汹惧，工程不久即停止。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奏称“城外居民繁众，不宜无以围之……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功倍”。于是明世宗命朱伯辰等人相度外城选址，择日兴工。兵部尚书聂豹奏称外城可筑城七十余里，其走向为：自正阳门南马道口经天坛南墙向东，至荫水庵东墙，计九里；转北至元大都土城光熙门遗址，计十八里；向西至元土城肃清门遗址，计十九里；向南至金中都宫城北墙（西南土城）北端、再沿此墙向南包过金中都外城彰仪门遗址为十五里，再转西至马道口，为九里，四面共计七十二里，其中有旧城遗址可以沿用者二十二里，需要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其规制拟为厚二丈、顶宽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内城各城门外新建外城城门九座，其位置与内城城门相直，另在东西城墙南段彰仪门、大通桥的位置各开一座城门，共计十一座城门。明世宗批准该奏，于当年三月开始动工。四月，明世宗又虑工费太大，不易成功，乃命严嵩前往工地视察。严嵩会同大学士夏圭回奏称宜先筑南面，待财力充裕时再补筑另外三面外城。严嵩又奏称，若四周围以外城，南面城墙长度当为二十余里，今既只筑一面，则南城墙筑十二三里即可转而向北，接外城东南、西南两角楼。明世宗准奏，就此形成北京外城城墙的格局。
北京外城又称“国城”、“外郭”。城墙长28里，高7.5米至8米，底宽约12米，顶宽约9米。东南角因避让水洼而向内曲折，被附会为“地陷东南”。北京外城城墙周长28里（14.409公里），城墙内为夯土，外包砖石。外城城墙外层包砖1米左右，多为明代大城砖，内层包砖0.7米左右，多为清代小城砖。外城通高6至7米，顶厚10至11米，基厚11至15米。西段城墙最窄，顶厚平均为4.5米，基厚7.8米。
皇城城墙北京皇城城墙修筑于明朝永乐年间，是在元大都皇城的基址上向东、北、南三面扩建而成的，是北京宫殿城池建设的配套工程。皇城城墙周长18里（北城墙2506米，南城墙1701米，东城墙2756米，西城墙3724米），平面呈长方形，西南角因避让庆寿寺而缺一角。墙高约7至8米，底厚2米，顶厚1.7米，外刷红赭色泥灰，上覆黄琉璃瓦。
紫禁城城墙北京紫禁城城墙修建于明永乐四年至十四年。城墙周长3.4公里，高10米，基厚8.62米，顶宽6.66米，上有高0.84米的雉堞。城墙内外各包2米厚的城砖，内为夯土及石块。
明代以前城墙金代城墙：金代中都城墙位置在今北京市宣武区、丰台区一带。根据考古实测，其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丰台区羊坊店黄亭子，东南角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的四路通，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以此推算，金中都南城墙长4900米，北城墙长4700米，东城墙长4300米，西城墙长4500米，近似成正方形。金中都城墙也为夯土墙，《析津志》记载城墙高40尺，《光绪顺天府志·金故城考》中记载，建造金中都城墙时“人置一筐，左右手排定，自涿州至燕京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 至1950年代时，金中都城墙的西段和南段仍清晰可见，最高处达10米。后历经附近人民公社及工厂取土盖房，现在仅在凤凰嘴村残存一小段遗址，最高3米。
城砖
带有文字的比较完整的城砖很少见。而在天坛公园内有一堵明坛  襄阳城墙墙，砌墙的城砖上大都带有文字。城砖的长侧面钤有印迹，如果这一面砌于墙面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时间从嘉靖三年到嘉靖十八年秋季或更远的印迹均有，呈竖戳形，隶书、楷书、阳文、阴文皆有。皇帝用来建造坛墙保护自己，无意之中又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城砖上的文字标明了年代、季节、钤有窑户和工匠的名字，仿佛看到了他们劳作的身影。经历了几百年的日晒、雨淋，这些文字仍然清晰可认，实属不易。 
城砖，作为筑城的基本材料，成千上万，本不需要钤有印迹，因为国家的窑厂出品的城砖是保证质量的。那么，为什么有些城砖上刻有印戳呢？随着防御和建设的需要量增加，城砖的烧造经过摊派、转包被分配到许许多多的窑厂，为了保证质量，出现问题有据可查，国家要求厂家在自己的城砖上钤上印迹。这些印迹是制坯时砖泥未干时印上去的，经过烧制，这些文字便永久地凝固在城砖上面，赋予了城砖以生命，也使我们后人能在城砖上触摸到历史。
例举
1、西安城墙
西安城墙完全用黄土分层夯打而成，最底层用土、石灰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异常坚硬。后来又将整个城墙内外壁及顶部砌上青砖。城墙顶部每隔40-60米有一道用青砖砌成的水槽，用于排水，对西安古城墙的长期保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四周环绕着又宽又深的城河，正对城门处设有可以随时起落的吊桥。吊桥一升起，进出城的通路便被截断。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可射箭和了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 
古代武器落后，城门又是唯一的出入通道，因而这里是封建统治者苦心经营的防御重点。西安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别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城门。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正楼在最里，是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是屯兵的地方。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全城还建有马道11处。城墙四角都有突出城外的角台。除西南角是圆形，可能是保持唐皇城转角原状外，其它都是方形。角台上修有较敌台更为高大的角楼，表明了这里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2、赣州城墙
赣州城墙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城墙始建于南朝梁，五代后梁扩建，奠定了赣州城墙的基础。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始用砖石修筑城墙，以后各代都曾修缮和加固。现存城墙全长3664米，分为东、西两段，保存了炮城、马面、弩台等军事设施。城墙内部为夯土，外用砖石包砌，宽在6-8米之间，高约7米。城墙上有大量的铭文砖，包括宋至民国各个时代。赣州城墙是兼军事防御和抵御洪水双重功能的古城墙。
赣州城墙始建于南朝梁，北宋熙宁年间州守刘彝始用砖石修筑城墙，同时修筑城内排水沟福寿沟，以后历代都曾予以修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测全长6900米，有镇南、西津、涌金、建春、百胜五门。1958年拆除百胜门经镇南门至西津门的南段城墙。现存沿江的东西两段和朝天门、西津门、涌金门、建春门以及炮城、马面、弩台等军事设施，全长3664米。城墙内部为夯土，外用砖石包砌，宽在6-8米之间，高约7米。1990年调查发现现存古城墙中有宋石墙25.25米，宋砖墙19.80米和养济院南宋砖墙基41米。
赣州城墙位于中国江西省赣州市，主要建于宋、明两代，1987年12月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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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复生的城墙王军
北京古城墙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明清北京城共有四重城墙，最里面的一重，是围合封建皇宫、至今仍保存完整的紫禁城城墙；再往外，是围合紫禁城及其周边宫廷服务区的皇城城墙；接着向外，便是清代时只允许旗人居住的内城以及会馆云集、在19世纪末经常发生“公车上书”这类知识分子参政事件的外城。
与紫禁城城墙一样，内、外城城墙内外包砖，中心夯土，而皇城城墙则华而简约，只是砖筑的一层薄墙，现在长安街一线北侧及中南海的部分金瓦红墙便是遗存。
北京皇城城墙的北段与东段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被拆除的，当时北洋政府拆城取砖修下水道，或将其售卖充薪。皇城墙被拆除后，其遗址就被叫作皇城根了。
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北京城墙，是指北京的内城城墙和外城城墙，全长39.75公里，共有十六个城门。内城城墙形制高大，建成于明代初年，外城城墙形制较小，建成于明代中期。当时筑外城城墙，是想在内城城墙之外再套上一圈，以巩固城防，可是财力有限，仅将今崇文、宣武两区围住，就匆忙内收，与内城城墙相接，形成了北京独特的“凸”字形城廓。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圜丘架炮轰击正阳门，箭楼被毁；后印度兵驻扎正阳门城楼，一次夜间取火，引发火灾，正阳门城楼被焚。在此次入侵中，八国联军还用大炮轰塌了崇文门箭楼与朝阳门箭楼，擅自拆除广安门和东便门外城墙、拆崇文门瓮城筑铁路洞口，铺轨至正阳门。
1903年，袁世凯重修正阳门，由于工部图纸被八国联军焚毁，正阳门的建筑尺寸无从查找，就依照崇文门城楼和宣武门箭楼形制，略微增大尺寸建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1927年，宣武门箭楼呈倾圮之态，北洋政府无力维修，就干脆将其拆除只余城台。出自同样的原因，德胜门城楼于1921年被拆除，东直门箭楼于1927年被拆除，阜成门箭楼于1935年被拆除。
内城的瓮城除西直门、阜成门外，大部分在1915年修环城铁路时被拆除。同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为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拆除正阳门瓮城，并在城楼两侧各开两个券门。为交通考虑，这一年，又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两个券门，称和平门:后来，日伪政府又在内城城墙南部东西各开一个豁口，并恬不知耻地称之为启明门、长安门。日本投降后，中国人严正地将之更名为建国门、复兴门。
时至今日，北京的城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对”即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即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箭楼；城墙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了两段。
城墙上的历史之城砖记忆白张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匹兹堡大学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访问讲学，美方同时希望得到两块中国的城砖作为纪念。侯先生经过请示并报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决定选用两块明代的城砖作为国礼送给美方。美方在得到礼物的时候欣喜异常，因为城砖的一侧盖有这样的印迹:“嘉靖三十六年”。美国建国时是1776年，嘉靖三十六年是公元1557年，也就是说，这两块砖的历史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还要早219年。这两块象征着中美友谊的城砖，一直存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展室中。
这两块城砖堪称文物。说到文物，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们历史悠久，数量稀少。城砖却不是这样，明朝在北京建都，用去的城砖达四千万块之多，北京火车站后面的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城墙即明代城砖砌成，可是带有文字的比较完整的城砖则少见。而在天坛公园内有一堵明坛墙，砌墙的城砖上大都带有文字。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嘉靖年间曾改建。现在皇穹宇北墙外成贞门及两侧凸形的城墙即是那时增建的，它位于长360米的丹陛桥的最南端，将祈年殿与皇穹宇、圜丘分成了内外坛。这堵墙呈土灰色，外面没有抹灰，城砖都是裸露着的。正是这堵墙，像一座明嘉靖年间的城砖博物馆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城砖的长侧面钤有印迹，如果这一面砌于墙面的话，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时间从嘉靖三年到嘉靖十八年秋季或更远的印迹均有，呈竖戳形，隶书、楷书、阳文、阴文皆有。大字为年号，小字为窑户姓名。另有小戳小字为工匠名字。比如:嘉靖叁年伦记；嘉靖三年杨果造；嘉靖三年□监造；嘉靖伍年临清厂精造(大字)窑户孙伦(小字)；嘉靖陆年临清厂精造窑户□□(大戳)匠人□德(小戳)；嘉靖捌年分窑造窑户张茂；嘉靖捌年窑户曲宜造；大工(大戳)嘉靖九年；嘉靖十七年分窑户周世隆造；嘉靖拾柒年秋季窑户王宝造；嘉靖十七年分窑户田仲仁造；嘉靖十八年春季周世隆造(阳文)；嘉靖十八年秋季窑户史□造……
这些带字的城砖本应用于城墙的修建，保卫京城，却被皇帝用来建造坛墙保护自己，无意之中又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物。这堵墙静静地伫立着，今天的游人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它们。城砖上的文字标明了年代、季节、钤有窑户和工匠的名字，你仿佛看到了他们劳作的身影。经历了几百年的日晒、雨淋，这些文字仍然清晰可认，实属不易。
城砖，作为筑城的基本材料，成千上万，本不需要钤有印迹，因为国家的窑厂出品的城砖是保证质量的。那么，为什么有些城砖上刻有印戳呢？随着防御和建设的需要量增加，城砖的烧造经过摊派、转包被分配到许许多多的窑厂，为了保证质量，出现问题有据可查，国家要求厂家在自己的城砖上钤上印迹。这些印迹是制坯时砖泥未干时印上去的，经过烧制，这些文字便永久地凝固在城砖上面，赋予了城砖以生命，也使我们后人能在城砖上触摸到历史。
遗憾的是，一些游人不珍惜这些宝贵的文物，在城砖上刻画留念，更有甚者，在戳子的部位磨平铭文，刻上自己的名字。看看美国人怎样看待我们的城砖，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
城墙上的印记——城砖印戳
凌晨 
有八百五十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北京，处处能够看到历朝历代的文物遗存，建筑物是很大的一部分。不少建筑物的砖瓦上有零星的文字，若隐若现，提醒人们它们的存在，显得非常神秘。其中，又以明、清两代为多。
故宫太和殿的汉白玉栏杆下面是大砖砌就的基座，其中一块砖的一端钤有楷书阳文“圆明园”的竖戳，带有双边框。无独有偶，北海公园东墙外的北海夹道墙上也有几块带字的城砖，其中一块砖上字迹最为清晰，也钤着“圆明园”三字。圆明园的用砖为何出现在故宫、北海呢？不得而知。如今，人们在圆明园遗址的展馆中能够看到钤有“圆明园”三字的完整城砖，可能是毁掉的圆明园的城砖后来用于皇城的修补吧。天坛公园的围墙上也有不少带字的城砖，可惜字迹大多模糊不清了，有一块城砖的长侧面，钤有阴文竖戳:嘉靖伍年临清厂精造窑户陈仁。地安门内大街的一段皇城墙经过改造，敞露出来，有的城砖的短侧端钤有阳文竖戳:细泥停城砖。有一块城砖的印文是:通和窑细泥停城砖。还有的城砖上印有“宝丰窑记”、“荣升窑”。先农坛东墙外侧面裸露的城砖上有的城砖的短侧端有阳文印迹:乾隆叁年。
除了皇家建筑物的城砖有文字外，一些寺庙、王府、格格府，甚至粮仓的用砖上也有文字。庆王府的围墙墙砖型号比城砖小一号，侧面印阳文:天立大新窑样砖。乾隆四女儿的和嘉公主府，后来的京师大学堂的外墙墙砖上印有小戳:新兴窑记、德兴窑记等。北新仓、南新仓的仓壁由大城砖砌成，既有明代城砖，也有清代城砖，较清晰的印文有阳文:“宝丰窑记”的繁体汉字。广化寺的一座大殿的山墙由大砖砌成，城砖的一端钤有阳文:细泥停澄泥。
这些城砖上零零星星的文字代表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印制上去呢？
明代一朝，法律森严。城砖作为战略物资，备受重视。城砖的质量好坏关系到城池的安危，责任重大。城砖的生产窑厂除了皇家信得过的几家之外，其余窑厂出品的城砖定要钤上印迹，标明年代、地址、窑厂名称、窑户姓名及工匠姓名，以便追溯有据。明代早期的印戳位于城砖的长侧面，戳记无边框，为较深的阴文楷书。如南京城城砖的印迹:洪武□年□月。北京城城砖可见成化十七年、正德十一年等，印迹亦无边框。嘉靖年间的城砖，印迹也在砖的长侧面，只是戳子加了边框，有单边框、双边框之分。有的砖上甚至有印戳多个，如“嘉靖伍年临厂精造”(大字)，“窑户张宗”(小字)。同为一长方形竖戳，下面另有一小长方形竖戳:“匠人□德”。印文为隶书阴文。同一时期的城砖印文也有阳文楷书，如:嘉靖十八年秋季窑户史□造。
清代城砖只有部分砖有印迹，也有边框，为小长方形，印文在砖的短侧面。大多只有年代或窑厂名称，没有窑户姓名、没有匠人姓名。如:“乾隆叁年”、“宝丰窑记”、“荣生窑”。也有的砖标明城砖用料及工艺性质，有的还加上窑厂名称，如:“细泥停城砖”、“细泥亭澄泥”、“通和窑细泥停城砖”。印文均为楷书阳文。有的城砖上的文字还好像是特为某处订制，如“圆明园”等。有的是标明砖的用途，如“停滚砖”。总之，清代城砖上的文字追查责任的功能好像不很突出了，印文更像是商品的标签和广告。
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带文字的城砖清代的更多一些，明代的不是被包裹的大墙的内部便是身在皇家园林之中，那些破损的明代城砖被清砖替代下来后多半卖给了市民，流散于民间。北京城危房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普通的民居的墙中砌有明代城砖，虽然破损得没有棱角，且不完整，但是它们仍然顽强地存在着。遗憾的是，随着渣土车一车车将它们拉走、填埋，我们见到它们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