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湖杂记
作者
简介袁宏道（1568年～1610年）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中道二弟，袁宗道二哥。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1560年～1600年）、弟袁中道（1570年～1623年）合称为“公安三袁”。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年）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袁宏道年少时就展现了不凡的文学才华，年仅十五、六岁，就在公安县城南结诗社，自立为社长。由于他诗文颇有可观之处，因此声名响彻邻里，袁中道在《袁中郎行状》中写到：“社友年三十以 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由此可知其在地方上的声誉。 
在袁宏道的一生中，受到“李贽”的引响颇深，李贽，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其人虽说品行端正，但行为狂荡，极欲打破旧有的理法教条，在当时朱熹学说陇罩的学术环境中，特重礼义教化和社会秩序，泰州学派的主张，引起了各地卫道人生的反击，而李贽，依然无惧，力倡学说不遗余力。 
袁宏道二十二岁考进，士名落孙山，在家潜伏了一段时日后，便前往拜会李贽，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互相激赏对方的才情 和学问，李贽因此特别把袁宏道留下住三个月。 
这三个月中，袁宏道无论在胆识和气魄上，都有长足的跃进，以致他在日后的文学运动中，能突破大环境的限制，力排前后七子 的模拟学说，独倡主性灵的文学论调。 
袁宏道行为上虽然洒脱，但为官任事却极具胆量，作风明快，袁宏道二十七岁，曾任职吴县县令，吴县地方物产丰饶，贪官污吏 于是巧立名目，多方征收税款，以肥大自己的荷包，宏道上任之后 拿出铁手脕，一一破除陋习，百姓人人称快。 
宏道在政治上的风格明快，颇受好评，但他却不眷恋权位，喜欢过着洒脱自如的生活，从万历二十三年单担任吴县县令起，到万历三十八年告老还乡，前后共计十六年，但真正的任职其间前后不 到六年，其它时间，均因不愿心受桎梏而辞受官职，他曾对人说：“官实能害死我性命。”可见其洒脱自如的心态，袁宏道的诗文集 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剂集》、《潇碧堂集》，后来 合刊为《袁中道全集》。 
袁中道现今传世的作品，种类繁多，计有一千七百多首，此外游记、书札、日记、传状、碑文、杂文等，将近六百篇，规模亦相 当可观。其中山水游记，及揭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某些论文，对后事世引响由其深远。 
袁中道的散文大都以轻薄短小的小品文写成，内容情真意切，笔调清隽爽朗，颇具性灵之美，明清两代的小品文，实由此受到诸 多的启发。
生平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满井游记》）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年—1600年）、袁宏道（1568年—1610年）、袁中道（1570年—1623年）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年—1610年）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原文
晚游六桥①待月记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②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注释
①六桥：西湖苏堤上的六座桥，由南向北依次名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②夕舂（chōng）：夕阳
3 艳冶：艳丽
翻译
《晚游六桥待月记》翻译/袁宏道 
西湖最美的时候，是春天时的几个月。白天最美时候，是烟雾弥漫的早晨，是山岚缭绕的傍晚。 
今年春雪很盛，梅花被寒雪抑制住，后来才和桃花、杏花次第开放，尤其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吾友陶望龄多次告诉我：“傅金吾园中的梅花，是宋代张功甫玉照堂中的旧东西，应该要赶紧去欣赏欣赏啊！”我当时被桃花迷恋住了，竟然舍不得离开湖上。 
从断桥到苏堤这一带，绿草如烟、红花似雾，弥漫有二十多里呢！歌吹的声音恍若微风阵阵吹来，仕女的粉汗有似纷纷的细雨飘落，穿罗衫、著纨裤，游客之多，还多过堤畔的小草。真是艳丽极了！ 
然而杭州人游览西湖，却仅仅在午、未、申三个时辰（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五时）；其实翠绿染著湖光的美，岚色添加山岭的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阳未下的时候才最浓丽！ 
有月的夜景，其美更是难以形容。那花的姿态、柳的柔情，山的容颜、水的心意，更是别有一番情趣韵味。这种乐趣，只能留给山中的僧人和识趣的游客享用，哪能够和凡夫俗子去说呢！ 
《初至西湖记》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偏赏。次早得陶石篑（kuì）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翻译：从武林门往西走，就望见保叔塔高耸在重山叠岭之中，这时我的心已经飞到了西湖上面。午间进入昭庆寺，用茶过后，立即雇小船划向湖中。山是青黑色的，如同美女的秀眉；暖风拂面，使人如饮醇酒；桃花嫣红，好似少女的面颊；微波荡漾，像绫罗般轻软柔滑。我刚刚抬头一看，就已心醉神迷。这时我想用一个词来描绘眼前的光景，竟然想不出来，，大约像东阿王曹植最初见到洛神时一样了。我游西湖就从这一次开始，时间是万历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同子公一起坐船来到净慈寺,找到弟弟阿宾曾经住过的僧房。在归宿途中，草草领略了六桥、岳坟、石径塘等景点.第二天一早又收到了陶石篑的帖子,到十九日石篑兄弟和佛学居士王静虚来了，一同游山玩水的好友一时间都凑到一起了。
注：棹：船桨，这里作动词，划船。茶：用茶。而：往。
校注
“张功甫玉照堂”钱本作“张功甫家”。钱注：“吴郡本、小修本作玉照堂。” 
断桥 
湖上之盛，在六桥及断桥两堤。断桥旧有堤甚狭，为今侍中所增饰，工致遂在六桥之上。夹道种绯桃、垂杨、玉兰、山茶之属二十余种。白石砌其边如玉，布地皆软沙。旁附小堤，益以杂花。每步其上，即乐而忘归，不十余往还不止。闻往年堤上花开，不数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严，花开最久。浪游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雨后游六桥记
寒食后雨，余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飞来峰
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高不余数十丈，而苍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为其色也；颠书吴画，不足为其变幻诘曲也。石上多异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后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镂。壁间佛像，皆杨秃所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丑可厌。 
余前后登飞来者五：初次与黄道元、方子公同登，单衫短后，直穷莲花峰顶，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次与王闻溪同登，次为陶石篑、周海宁，次为王静虚、石篑兄弟，次为鲁休宁。每游一次，辄思作一诗，卒不可得。
灵隐 
灵隐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胜，门景尤好。由飞来峰至冷泉亭一带，涧水溜玉，画壁流青，是山之极胜处。亭在山门外，尝读乐天记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四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撮奇搜胜，物无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导和纳粹；夏之日，风冷泉渟，可以蠲烦析酲。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可垂钓于枕上。潺湲洁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嚣，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观此记，亭当在水中。今依涧而立，涧阔不丈余，无可置亭者，然则冷泉之景，比旧盖减十分之七矣。 
韬光在山之腰，出灵隐后一二里，路径甚可爱。古木婆娑，草香泉渍，淙淙之声，四分五路，达于山厨。庵内望钱塘江，浪纹可数。 
余始入灵隐，疑宋之问诗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词客，捃拾帮凑。及登韬光，始知“沧海浙江”、“扪萝刳木”数语，字字入画，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韬光之次日，余与石篑、子公，同登北高峰绝顶而下。 
莲花洞
莲花洞之前，为居然亭。亭轩豁可望。每一登览，则湖光献碧，须眉形影，如落镜中。六桥杨柳一络，牵风引浪，萧疏可爱。晴雨烟月，风景互异，净慈之绝胜处也，洞石玲珑若生，巧逾雕镂。余尝谓吴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肤，中空四达，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园亭，皆搜得者。又紫阳宫石，为孙内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将挽钱塘江水，将尘泥洗尽，山骨尽出，其奇奥当何如哉？ 
此篇不见于原本古文观止。校以上海古籍版钱伯城《袁宏道集校笺》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