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公庙
洛阳周公庙
简介周公庙是纪念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古代洛阳的缔造者、洛阳周公庙(5张)中国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姬旦的祠庙，亦称元圣庙。周公曾协助武王伐纣灭商，辅佐成王摄政，东征平定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与纣王之子武庚叛乱，营建洛邑并制礼作乐，使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由于周公开创了千秋伟业，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周公庙历史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618年），为隋将王世充草创。唐太宗贞观和唐玄宗开元年间予于重修，明嘉靖四年（1525年）在旧址重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重修。洛阳周公庙坐北面南，现存一组古建筑。依中轴线自前到后依次为定鼎堂、礼乐堂(会忠祠)、三殿及东、西廊房，凡664平方米，是洛阳市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明、清建筑群之一，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殿四角飞檐起翘，拓展伸张，比例匀称，节奏和谐，既庄严稳重又隽秀灵巧，按我国著名古建专家郑孝燮先生所言，这是一座保留有辽金建筑风格的艺术杰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殿内现供奉周公、召公、毕公及周公长子伯禽、次子君陈五尊圣像。定鼎堂后为会忠祠，清代单檐硬山式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现陈列一组人物群像，再现了当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场面，置身此殿仿佛能聆听到典雅而悠扬的韶乐，故改名礼乐堂。后殿为清代单檐硬山式带前廊建筑，现陈列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出土文物，并展示隋唐东都城宫城、皇城沙盘模型。东、西廊房为清代硬山式建筑，拟辟为《周公史迹陈列》展室 。位置洛阳周公庙是为纪念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洛邑的缔造者周公而修建的庙宇，位于今洛阳市老城西关、定鼎南路东侧，系我国现存的三大周公庙之一，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周公庙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历史大事周公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和非凡影响，曾被历代统治者追封为周元公、    洛阳周公庙(3张)元圣文宪王等，并为其立祠建庙。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资治通鉴》中有隋末王世充为周公立庙的记载。又据《河南府志》、《河南通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和玄宗开元年间都曾对周公庙予以大修，后废弃。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在旧址上重建，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及清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又曾多次重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也曾对周公庙加以修缮，并成为中央政府考试院所在地。1989年，周公后裔，台湾赖、罗、傅宗亲会首次拜谒周公庙，寻根问祖；1993年，台湾赖、罗、傅宗亲会再次拜谒周公庙，并在定鼎堂前竖立了“追本溯源，根在河洛”碑；1994年，全球董、杨宗亲会拜谒周公庙，周公庙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现状    洛阳周公庙(3张)洛阳周公庙坐北面南，正门正对着五贤街，现为三进院落，依中轴线自前到后依次为定鼎堂（大殿、也是主殿）、礼乐堂（二殿）、先祖堂（后殿）及东、西廊房。它的西门与原洛阳日报社只有定鼎路一路之隔。据史料记载，现在的洛阳周公庙乃明清遗存，它原是四进院落，正门前原来有一座牌坊和东、西厢房，正门左右侧原为钟鼓楼，在定鼎堂前，还有一个元圣殿。可惜早已被毁，现在只剩下几处基石。大门上题额“周公庙”三个大字，是洛阳书法家李松茂的墨宝。
沿中轴线北移，首先来到的是定鼎堂。定鼎堂的堂匾为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传贤所题。殿内供奉有周公及其弟召公、毕公，长子伯禽、次子君陈五尊圣像。殿堂四周的墙壁上，采用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法，用6幅画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周公牧野之战、辅佐成王、东征平乱、分封诸侯、营建洛邑和制礼作乐等六大功绩。穿过定鼎堂，就到了二殿礼乐堂。这里原名会忠祠，陈列的是一组周公及其分封的列位诸侯人物群像，再现了当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场面，置身此殿仿佛能聆听到典雅而悠扬的韶乐，故改名礼乐堂。再往后就到了先祖堂，陈列着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出土文物，并展示隋唐东都城宫城、皇城沙盘模型，殿中供奉周公及其子孙后代108个姓氏的牌位。位于礼乐堂与先祖堂之间的，是东、西廊房，现辟为《周公史迹陈列》展室，以大量丰富生动的图文和实物，让人们了解到了周公一生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及其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现在洛阳的定鼎路、五贤街的命名，都与周公有关。
周公贡献
周公先圣 儒学先驱
周代的爵位，得爵者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 　　周公旦，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周代第一位周公。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约公元前1122－前1116）的母弟。他在周灭商之战中，“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灭商2年后，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周公闻言，便对太公望和召公说：“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民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周公旦又对将要袭其爵，而到鲁国封地居住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论身份地位，在国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骄狂无忌。”。 相传他推行井田，制礼作乐，建章立制，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见《尚书》等篇。辅助武王 翦灭殷商
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太王、王季时开始兴盛。文王断虞、芮之讼，征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后方，又越过大河，攻克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进攻商王经常打猎的邗(今河南沁阳西北)。灭掉商的同姓国崇之后，在丰水西岸建立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以便东进。武王和周公帮助他们的父亲——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盟(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二月甲子(约前1027年)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其他人不过负责仪仗、保卫、布置祭天地的用具。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纣王是死掉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东征叛国 平定三监
原来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今河南郑州一带)，蔡叔的封地在蔡(今河南上蔡一带)。封叔旦于鲁(今山东曲阜)，为周公。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封召公爽于燕。(今北京西南，一说在北京。) 　　灭商归来，在镐京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等等说法。　　 
文王并非长子，他上边有两位哥哥——太伯、仲雍；武王上面有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周公不过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 
不久，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旦奉成王命，率师东征。经3年的艰苦作战，终于讨平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参见周公东征)。
公元前1022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鲜，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率德驯善”，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武王为了“屏藩周室”，拱卫周王朝，进行了封建。被封的兄弟之国有十五人，姬姓之国有四十人；又向参加牧野之战的诸侯分发了商朝宗庙彝器和宝物。大行封建 以屏周室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成王把国都迁到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93;(在洛邑驻兵8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另外，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旦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今河南淇县)，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为了使康叔顺利地进行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在众多受封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推测其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
奄是东方较大的方国，管、蔡散布流言以后，奄君曾对武庚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怀疑，这样天下要乱了，请举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长子伯禽就封，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分给伯禽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艺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 
薄姑等国也曾参与反周，师尚父——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溜北)。太公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武王伐纣时他率先冲入敌阵，这次周公东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当大。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
周的同姓召公爽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近年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周武王伐纣，微子手持祭器来到军门，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反缚着双手，跪着前行，向武王投降。武王亲自给他解了绑，仍然让他管理当初的封国。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苟子·爪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诗经·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71个封国，把武王15个兄弟和16个功臣，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营建洛邑 制礼作乐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东征班师之后，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建城的主要劳力是“殷顽民”，即殷人当中的上层分子。“顽民”西迁，一则使他们脱离了原来住地，失去了社会影响；二则集中起来，便于看管。为了看管殷顽民，周公曾经派了八师兵力驻守。
东都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湛、涧四小汇流其间。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 　　周公称王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营建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郫”。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湛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意思是成就周道。原来的镐京就称作“宗周”了。
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
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惰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现在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对俘虏进行攻心战术，使之自食其力，恩威并施。这是一整套改造政策。周公反复申明的“天命”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用天之罚”，是禹征三苗时发表的誓词。汤在征服夏桀时誓师词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已经不是单纯反映自然力量的神，天神已经干预人间事务。周公在《牧誓》中也提到“恭行天之罚”。对敌人多讲天命的周公，对“天”的观念已经有所发展。“天命”是否转移，怎样才能保住“天命”，取决于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则必须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导周人时就多讲“明德”。“天命”变成可以保持和争取的了。人不再是盲目地服从“天命”，而有了主观努力的可能了，这是积极的。天子是天的代理人，一方面他具有无上的权威，但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有“德”，不然天命就要转移，因而君主、天子不可以为所欲为的，是有条件、受约束的。纣在灭亡前夕还说“我不是有命在天乎？”周公的思想比他，比殷人要大大前进一步。保住天命的条件之一是“保民”，民的状况不能不成为君主认真考虑的问题。 
参与建新都的除去殷遗之外，还有“侯，甸、男、邦、伯”，这些多是殷的旧有属国。东都建成，周公除去对殷顽民训诫之外，还对这些“多方”训诫。《多士》强调天革殷命，《多方》则突出殷代夏，周革殷，是由于“不肯戚言于民”、“不克明保享于民”，于是成汤用“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周“克堪用德”，天才让周“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对“多方’’则反复强调“保民”。针对“多方”怀念旧殷，不爱周邦，一方面让他们有田宅；另一方面，如果不听周的号令，则“我乃其大罚殛之”。假如内部和睦，努力种田，“克勤乃事”，天要矜怜你们，我有周还要大大地赏赐。有德者，还可以在王廷作官。为期五年为善，你们仍可以回到本土。
周公在扫平叛乱，营建成周之后的问题是，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的谋划，也就是“制礼作乐”。这在周公称王的第六年。“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到春秋战国时代暴露了它的弱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为进步的机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S6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还“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周公旦摄政6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乏，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不久辞世。 
周公旦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在东征过程中实施的团结内部、各个歼敌、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的作战指导，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周公一职，历代都是由姬旦世袭下来的。但到了考王时期，由考王的弟弟桓公接任周公一职，被封在河南成周。让位成王 有始有终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 
《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不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读起来，我们还觉得它是新鲜的。《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农民的隐情。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 
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所说的深入底层，关心民间疾苦，以“无逸”自警或用来教育后代是对的，但是“逸”与不“逸”往往受阶级条件和生活环境所左右，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王室成员“生则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国也是必然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说：“我死之后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给天要臣服于成王。”死后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简介
周公庙，距今已1380多年。庙区现存古建筑30余座，占地约7公顷，整体建筑对称布局，殿宇雄伟，亭阁玲珑。庙内现存碑与石刻众多，并有汉、唐、宋、元、明古木多株。  周公庙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他生于岐邑，死于丰都（今西安市西），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勋臣。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少不更事，由周公摄政。在此期间，周公率军岐山周公庙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东征，平定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初政局。同时，他还制订礼乐，建立朝纲制度，为巩固新兴的周王朝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制定的一套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贵贱等典章制度和礼节法规，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奠定了牢固基础。这对健全国家机构、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起到天下大治的作用，是法家的创始人。[1]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直为人们所乐道，周公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景观设施
岐山县周公庙(2张)周公庙殿宇布局，点群结合，错落有致，建造雄伟壮观，各具特色。在诸殿中，周公殿居前，姜姬祠居中，后稷祠居后，当地群众把这种布局总结为“姜姬背子抱孙”。 
庙内的玄武洞，为石洞。洞虽不大，却有石山隆起的脊梁，山上沟壑分明，并非人工雕凿可至、山顶接连洞顶，如蓝天将一座猛长的山峦小心地裹起来。洞内的玄武真君像端坐在半山腰，为白色玉石雕成，相传出于唐代艺人之手。雕像十分威武，披发、赤足、戎装，脚踩龟蛇，手持宝剑，充分表现了玄武真君惩治邪恶的英雄气概。 
玄武真君像，全身光滑似陶瓷，当地人叫它“玉石爷”。相传，玄武佛僧法力无穷，能治百病，后成仙出走，指石为玉。并修书曰：某位疾，摸某位即愈。于是，后人有病者摸同位处以求病愈。时间长了，凸起的脑门和鼻梁便先凹了下去，玉石玄武的身体便摸得光滑了。每逢农历三月中旬古庙会，人山人海，仅摸佛像的人就站成长长的一行队。　绕周公正殿，太公姜尚、后稷等殿沿坡而上，相互连接。殿内历史与神话交融，有二郎杨戬、哪咤、仙童，各路神仙，从《封神演义》中起程，落在今人之手重新绘制的壁画上，或者变成雕塑，手持神器，威风凛凛。这历史的神话，使人们本来清醒的头脑，此时此刻也幽幽瞑瞑一心一意地陶醉起来。 
出了庙殿，转至东侧，顺坡拾阶而上，到达约10米的平处，方见红砖垒砌的小院。进院，沿壁一排窑洞，洞中有药王、老君、元始天尊等神仙泥塑像，或坐或立，形象各异。 
“润德泉”是周公庙内的一大景观，它位于正殿东。因泉水的喷吐和干涸有间歇性，人们便赋予它许多神奇而瑰丽的传说。明代赵忠咏润德泉云：“一泉长与世安危，今日无波涨碧池。”每朝每代都把泉中有水看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兆。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因此泉涸而复喷，于是，宣宗便把这自然现象和他的个人功德联系起来，赐名为“润德泉”。因系皇帝敕赐，一直沿用至今。泉周围为八角井泉石栏杆，栏杆上有浮雕藻饰，并有龙吻、鳖头、人物、异兽等立体造形。 
泉底有通道，一股清澈的泉水，向南流去，许多人用杯子俯身取水，一口一口地喝，细细地品尝。有的双手合拢，掺水赶紧喝上几口，甘甜如醴，使人忘乎所以。 碑亭，在润德泉西边。亭下有唐、宋、金、元、明、清石碑、石碣多座，大都记述着修建周公庙的历史。　苏轼《周公庙诗》有言：“吾今那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翠凤旧依山突兀，清泉长与世穷通。”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周公庙自然风光绚丽，文化遗迹灿烂，令人向往，而周公的巍巍业绩和那博大的胸襟更使人敬仰。
考古发现
有“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邹衡教授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遗址进行了认真考察后，1日上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周公庙遗址西周大型墓地的发现，从学术价值上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堪称第一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等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周公庙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自今年3月份以来在周公庙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钻探。截至目前，已经钻探出大型墓葬19座，其中带四条墓道者9座，三墓道者4座，两墓道者4座，单墓道者2座，另有陪葬坑13座。在墓地外围多处地点共发现卜甲与卜骨700余片，经初步辨识有甲骨文字420余字，其中有“周公”字样者4片，并有几片记载周王活动的刻辞。此外还发现了1500余米的夯土城墙，6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其周围发现的许多空心砖，即使在周人的都城丰镐遗址与周原遗址都非常罕见。 
78岁的邹衡说：“通过这些迹象，可以肯定地说，周公庙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群。就其多处发现甲骨而言，很可能成为‘西周的殷墟’，其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邹衡先生曾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都城遗址，并指导过西周晋侯墓地的发掘。他说，过去所发现的西周时期诸侯国君一级的墓道最多只有2条，3条或4条的从未发现过。“这些墓葬的主人地位一定非常高，墓主的可能性包括周王、周公等王公贵臣，没有比这再高级的了。究竟是谁的墓葬，有待于发掘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周公庙遗址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境内，属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一部分。周代于此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奠定了西周数百年的统治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代为祭祀周公旦在此修建了大型建筑群。1957年，周公庙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发现的西周大型墓地就分布在周公庙旁的山坡上。
备受国内外关注的西周大型墓葬群经过多位知名考古学家连日来的现场考察和认真研讨，认为这处西周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群极有可能就是周公的家族墓地。这一新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这处西周大型墓葬群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遗址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自3月份以来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钻探，已发现大型墓葬19座，其中带四条墓道者9座，三墓道和两墓道者各4座，单墓道者2座，另有陪葬坑13座。在其外围多处发现甲骨700余片，辨识出甲骨文420余字，首次发现有"周公"字样者4片，并发现了1500多米的夯土城墙和6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现场认真考察了3天的北京大学教授邹衡说："西周考古已有70多年，这是唯一一处同时发现西周城墙、甲骨文、高级建筑和墓葬群等遗存的周人大型聚落。'周公'甲骨文的多次出现，说明此处当是周公采邑，墓地应是周公家族墓。"78岁的邹衡曾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都城遗址，并指导过西周晋侯墓地的发掘，有“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
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著名西周史专家尹盛平说：“过去发现的诸侯国君级墓葬只有一两条墓道，在周公采邑内的四墓道墓葬为首次发现。周公是享有周王待遇的人，完全有资格使用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在他的家族墓地发现四墓道墓葬不足为怪。”  周公庙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朝的开国元勋，曾辅佐周武王灭商，摄政7年后还政周成王，开创了分封制度，制礼做乐，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基础。孔子将其思想进一步人伦化、世俗化，形成传承数千年的儒学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梦见周公"至今仍是日常习语。
长期致力于寻找西周王陵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张天恩博士认为，周公称谓是世袭的，延续了五六百年。尽管周公旦的长子分封到东方的鲁国，但西周实行归葬制度，即人死后"叶落归根"，分封在外的后代周公也要埋回家族墓地，因此这里出现多座四墓道墓葬也在情理之中。
秦兵马俑博物馆原馆长袁仲一研究员说：“这些四墓道的墓葬规模普遍偏小，不大可能是王陵，周公家族墓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墓主究竟是谁，还有待发掘后最终确定。”

简介
位于曲阜城东北里许处的周公庙，全称文宪王庙，亦称元圣庙，是祭祀周公的庙宇。因封建帝王曾封周公为"元圣"，故又得名为元圣庙。 曲阜周公庙(9张)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武王之弟。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并制定了典章制度。按周朝宗法制度，周公被分封于鲁。因公留佐成王，故长子伯禽就封，建鲁国。因周公佐周之殊功，特许伯禽于鲁设立太庙，以祀远祖。周公死后，并祀之。公元1008年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在太庙旧址重建新庙。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建，达现今规模。周公庙现占地28000平方米，三进院落，有门、坊、亭、殿等明、清建筑13座57间。其间桧、柏、楷、槐等古树庇荫，十分壮观。周公庙的大门额题“棂星门”。门内左右各立石坊一座，东坊额刻“经天纬地”，西坊额刻“制礼作乐”，赞颂周公德绩。元圣殿是周公庙的中心建筑。殿内塑有周公像，正中上悬“明德勤施”匾额。周公庙1997年公布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曲阜城东北数百米的高阜之上，有一座历史上著名的古庙，这就是祭祀中国西周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周公的庙宇——周公庙。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他辅佐武王伐纣曾两次东征，并为西周奴隶制国家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奴隶主政治家。因后世帝王曾封周公为“元圣”，故周公庙又称元圣庙。 周公庙历经宋、金、元、明、清历代6次增修扩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庙庭总面积达75亩，四周红墙环绕，内分四进院落，有殿、堂、庑、亭、门、坊57间，历代古碑30余幢，有桧、柏、楷、槐等古树名木，交织庇荫，蔚然壮观。
留存建筑
曲阜周公庙(9张)周公庙的大门和孔庙一样，也叫“棂星门”，为灰瓦覆盖下的四层斗拱的牌楼式木坊，大门以内，为第一进院落，正中有南北甬道直达二门。院内东、西两侧墙中，各建有向外的石坊一座，东坊额刻“经天纬地”，赞扬周公能以天地为法度，经管天下，拨乱反正。西坊额刻“制礼作乐”，赞扬周公制定了治理国家的礼乐典章制度，为历代封建王朝以德礼制国奠定了基础。 “承德门”是周公庙的第二道大门，门内为第二进院落。甬道东侧建有碑亭，内立清康熙二十六年玄烨祭周公庙的巨碑一幢，雕镂技法严谨精细，盘龙回旋飞舞，龟趺昂首怒目，神态生动。 御碑亭之后的“达孝门”是周公庙的第三道大门。入达孝门，为第三进院落，也是周公庙的中心院落，正中大殿，名“元圣殿”，是周公庙的主体建筑。殿为单檐歇山顶，高11.4米，广5间，深3间，六梁二十四柱，斗拱层叠，顶覆绿瓦，里外门窗透雕，红漆贴金彩绘。
殿内正中枋檀上，高悬“明德勤施”雕龙金字巨匾。左、右两旁抱柱悬挂巨幅木雕金字对联，均为清乾隆皇帝御书。殿内明间正中的石雕须弥座上，置雕龙贴金神龛一座，龛内端坐着红颜白须的周公塑像，双目炯炯，神态安详。东旁梢间，有鲁公伯禽塑像端坐在须弥座上，面向西，无神龛，面白乌须，冠冕章服，姿态恭谨。 元圣殿前，建有宽阔的露台，是当年祭祀周公举行乐舞的地方。露台左、右，建东、西庑各3间，祀鲁国33位国君。 元圣殿后，原建有“定鼎堂”等建筑，现仅有殿基。 元圣殿东、西各有跨院，东院建有“问礼堂”，是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建造的，寓示“子入太庙，每事问”故事。此堂已于清末倒塌，现殿基上仅存乾隆皇帝亲书《谒元圣词》石碑一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