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货姓
基本介绍
货[货，读音作huò(ㄏㄨㄛˋ)]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田氏贵胄，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在史籍《史记·高祖纪》中有郑铎按；“货殖传云：‘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源出妫姓陈氏的田氏一族，属于关中地区比较先行开展商业活动的世族豪门，一段时间内俏货奇居，“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严重阻挠了汉军攻击匈奴之军需的准备工作，结果被汉武帝刘彻怒而斥其为“货氏”。
大汉皇帝金口玉言，当即有王朝有关官吏改关中富商大贾诸户之籍皆为“货氏”，后竟然有人逐渐成为自称，遂为姓氏，一直称货氏至今，属于比较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黄国，出自夏王朝时期的古黄国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今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凤感乡可富岭一带，有一支货氏，其族源起为黄氏，始迁祖叫黄可货，祖源为古黄国后裔子孙。黄可货在清朝时期由宜章(今湖南郴州宜章)迁往蓝山，其后裔子孙中的庶支，有以先祖名字为复姓者，称黄货氏，再后有省文简改为单姓货氏者，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世代相至今。
要注意的是，该支货氏族人在近代以来，多有回复为黄氏者。
得姓始祖
田完（陈完、妫完）、黄可货。
历史名人
货耀明：(公元1961～今)，湖南岳阳人。著名基础教育家。岳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岳阳市四化建公司子弟学校中学一级教师。
1985年毕业于湖南师大地理系。多年担任班主任。多次被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教研活动积极分子，参加教学竞赛，两次在岳阳市获三等奖。有三篇教研论文分别获市教科所优秀论文三等奖。
1989年，被岳阳市教委授予青年德育能手光荣称号。1991年被评为岳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迁徙分布
货氏是一个多源的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两千位，在台湾省则没有，以桂阳(郴州)为郡望，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湖南省的岳阳市、永州市蓝山县一带。
货殖之说
史学巨著《史记》与《汉书》都是编纂于汉朝时期的史籍，其间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年)到汉武帝太初末年(公元前101年)这段时间是相互重叠的，而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处理这段与《史记》重合的史实时，往往不避嫌地直接引用，或是改编了《史记》的部分内容。这样一来，就使得《史记》与《汉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透过比较，人们可以看出两个史学巨家的政治立场、学术思想、写史目的等许多方面的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经济思想与理念存有巨大差异。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直言不讳地评论司马迁道：“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在《后汉书·班彪传》中亦云：“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显然，班氏父子明白地意识到他们与太史公《史记》之差异，其中又以《货殖传》为问题之核心。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自序其撰述<食货志>、<货殖传>的目的时说道：“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扬搉古今，监世盈虚。述食货志第四……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对商业活动的看法仅止于食足货通，他更大的关怀点则在于当时土地兼并的剧烈、奢侈风尚的日炽以及提倡农业打击豪强诸方面上，将社会上的财富作一重新的规划，以达到“均无贫”的理想，进一步“国实而民富，而教化成”。针对贫富差距，土地兼并，崇奢风尚，班固分述如下：
⑴.贫富差距：
汉文帝、汉景帝以来的休生养息政策，达到了“汉兴七十余年之闲，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文景之治”经济盛况，然而实际上，平民百姓的生活却是一逢天灾歉收，则平民卖子时有所闻。班固援引贾谊、晁错的“重粟”、“重农”政策为证，认为“天下能滋生财货者唯有农者(本)，一旦本有所不固则有危国之患。”班固指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班固进一步分析到当时贫富差距的状况后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在这情形之下，汉王朝自汉高祖以来便一直采行抑商政策，如“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等，以避免贫富差距悬远，进而破坏西汉政权的稳定。
⑵.土地兼并：
在古代以农耕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制度中，“富”的基础即为土地，所谓“有土斯有财”。自晚周至秦、汉时期，商业逐渐开始兴盛，以货币为资财代表的观念日益普遍，故计富力，辄以积产累若千金言。但实际社会上，多数人士对于“富”的基础观念，仍不离于土地。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在汉朝时期，多数人既仍以土地为“本富之本”，所以对于土地的获取仍然是极为旺盛的，如在史籍《史记·魏其武安侯》中记载：“田蚡(武安侯)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武安……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怨望)曰：‘老夫虽弃(失势)，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魏其灌夫)有郄，乃谩自好谢丞相(田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与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这就是汉朝时期贵族为谋收田产而彼此间相争，进而造成仇隙的史实记录。
在史籍《汉书·匡张孔马》中记载：“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
因此，汉武帝时算缗钱，并禁贾人名田，谓“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其田货！”但即使如此，王公贵族间争竞攘夺，日益激烈，渐至大多数之土地皆入于少数大地主之手。在汉朝初年，小地主所属之自耕农为农民之主要成员，然大地主对于其所管有之土地，或则佃与他人耕作，在汉时通谓之“假”。地主或使用奴隶，与雇佣杂耕之，史文中往往以“奴客”或“僮客”并称。逮及昭宣元成之世，除土地不敷分配，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外，又因人口增加，每人可耕得土地变少，虽欲为佃农而无地可假，欲为雇农而无主可投，所以社会情势因此日趋严重，冲突的激烈性可想而知。
⑶.崇奢风尚：
商业势力发达后，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当时俗谚流传著“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只说，还有“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说法，皆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上崇拜金钱财富观念的日重；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于是，社会上舍本逐末的潮流相随兴起，使汉朝以农业为生产主体的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
大致说来，首先，豪强们并不懂得运用资金从事扩大再生产，只会把金钱用于购买土地及经营高利贷，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及农业危机。其次，豪强们又经常交结王侯郡吏，干涉执政，造成了官商相结的政治病态。因此，他们对生活享受要求极高，自不能以淳朴古拙的器物服饰为满足，于是便多方设法搜求珍怪异宝，锦绣美食；流风所及，造成社会风俗趋于靡侈浮华。手工艺品，奢侈品在这种风气鼓舞下竞相争奇闘巧，无用器物泛滥天下。
此外，官府及豪强资金雄厚，又拥有大量官私奴婢供其差遣，故而长期垄断了天下的大利。而散布在郡国各地的小工商业者，由于其实力远逊，为了与“大家”竞争，便不得不力求减少成本与降低利润，以争取生存发展的机会。从大方面说来，他们只能获得豪强残留的余利；而工商赋税负担颇重，所以实际的经济情况并不见得宽裕，但比起农民来说，却还是好得许多。
汉朝中期，由于严酷的土地危机，社会观念也强调“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农民们便纷纷大量地放弃农业，走向小工商的道路，以致整个汉王朝狂烈地运作着“弃本就末”的潮流。
无论朝野中有识之士如何努力去挽救这样的危机，但尽皆归于失败。
司马迁《平准书》中的“货殖”
⑴.《史记·平准书》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看法：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自序道：“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司马迁虽然也注意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但是他在《平准书》中的著述重点，则在于汉武帝“内兴功事，外事四夷”的一系列“兴利”举措：
①征战方面：
汉武帝刘彻，在十六岁即位，统治大汉王朝长达五十二年，期间既将大汉帝国推上世界颠峰，又将危机留给了后世。在其统治期间，有七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对匈奴的政治牵制有关，还有二十三年是完全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度过的，即直接与匈奴交锋。依历史记载，主体可划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汉建元元年～建元六年(公元前140～前135年)，计五年。汉武帝是为对匈奴作战的准备阶段，主要处理的是东瓯问题，在《平准书》中记载：“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闲萧然烦费矣”即是如此，尚未对西汉朝正造成严重负担。
第二阶段：从汉元光元年～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34～前119年)，计十五年。在这段期间，汉武帝一方面通西南夷，一方面对匈奴作战，并出兵朝鲜，置沧海郡，因此开始造成财政的困难。“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为解决此一问题，遂于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分别采行“始税商贾车船令出算”，“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在汉元朔五年、六年(公元前124、前123年)的两次战争中，“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汉王朝为缓解财政困难，遂增加口赋，造成贫民“生子则杀”的惨况。同时为奖励军功，又大肆卖武功爵以弥补财政困难。
第三阶段：从汉元狩五年～汉征和四年(公元前118～前89年)，计二十九年。这段期间，汉朝与匈奴未发生大规模的征战，汉王朝便集中力量整顿国内财政，诸如改革币制、告缗、平准、均输等，终于缓和了国家财政上的困难。
汉武帝在缓解国家财政之困难中，还徵集了不少来自民间的资金。对这些资金，汉武帝又作何用途呢？这在《平准书》中记载：“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除了巡游、赏军功外，其封禅、开渠、屯田等亦赀费不少，于是司马迁在《平准书》中三用“作者数万人”，“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也”，“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等词语，委婉地表达了他的不满之意，在末段的论赞中更藉“秦亡之失”即“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等史笔，以彰著汉武帝的多欲、多利之失。
②迁豪强，抑兼并：
正当汉武帝因兵锋直指匈奴而为财政伤脑筋时，国内诸多富商大贾却“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这使得汉武帝甚为恼怒，“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记载：“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针对商人所从事的各项产业，汉王朝分别课以重税，并鼓励人民告发那些申报不实的商贾，名之曰“告缗”，其实行的结果却是“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使得社会流通的欲望降低，并大力打击了商业的发展。
⑵.《史记·货殖列传》对治生经济的看法：
司马迁自序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学者钱穆认为，《货殖列传》的成立及其思想内容，是由当时统制为聚歛的手段，因而是给政治社会以莫大破坏的影响所启发出来的。
①货殖定义解析：
“货殖”一词，最早出现于典籍《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其中的“货”指社会财富，“殖”指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增长财富。
但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除记叙货殖致富的事迹、理论之外，还著眼于地理与经济的关连，描写各地物产分布，风俗民情，历史背景等等，《货殖列传》固然是将重点置于商人与经商，但文中同时也清晰地指出了农、工、商、虞皆为衣食之原，显然皆为治生之道。尤其是司马迁在文中明述“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并对照《史记·封禅书》中“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一句来看，治生在当时当指以某业为生，经营生计之意才是，并不限于经商一途。
从“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的叙述以及后面对其他商人事迹的描述看来，治生的论述毕竟是以经济，而非政治为出发点的，所看重者在富家，而非富国。为此，“货殖家”不必受到政治道德的谴责。
②富与情性：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讲述经济活动始于生产、流通，但人们为何要生产和流通呢？因为人们有物质需要及心理欲求，谓之“欲望”。司马迁有鉴于此，篇首开端即云：“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又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皆是强调人生而有欲，并未完全否认利之不重要，进一步主张“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因此，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是同等重要的，对于各种个业，他也主张采取国家不干涉的政策，使民各得其所欲，与当时汉廷所主张之“重农抑末”显然有别。而且，司马迁从人性入手，认为人君贵族也有此“欲富”的欲望，并尖锐地指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但当时汉朝社会上弥漫一股“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的风潮，但所谓的用经济力量去压迫别人，是必然的吗？是否与《礼书》、《乐书》所主张的礼法教化等观点相冲突呢？
其一，司马迁于此只是发明人性有求富之欲望，非谓富即是人性之一切。即孟子所云：“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其二，《礼书》云：“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如若任性而为，则将造成物质，资源的提早耗尽，使欲求的满足不能持久，进一步乱而生争。如此，则结果必将是求生反得死，求利反蒙其害。是以，司马迁不会同意人应任随情性自由发展。
其三，参酌《史记》之编纂体例，见《史记》列《平准书》于八书之末，次《货殖列传》于列传之终，乃与《礼书》相应，取其“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之意。
其四，司马迁对于所谓的富者的定义为：“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再参酌《太史公自序》所云作《货殖列传》之因由，可知司马迁理想的富者形象应当是：—衣匹夫，没有政治凭藉，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司马迁更反对富者官商勾结，进一步利用官府权力为富者攫取更多利益的“权利以成富”之人。
③治商之技巧：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在这里，司马迁提出了一套类似如今经济学领域中的经济循环论点。在这种经济循环中，他要求治生者需具备重视市场调查和预测的基本能力，以能应时而调整商品的需求、价格，并结合自身的条件做出有利的决策，及时应对不时之需。在商品资金方面，司马迁要求商品“务完物”，即针对不同的需要，提供适合消费者的优质商品，并善于辗转促销“无所不至”，同时防止商品积压滞销影响经济效益，所以进货适销对路、销售即时、加强管理，从而在节约资金储存场地和提供顾客多样化商品种类上能取得平衡，使经营者的资金能如水之流动，获取最大的利润。
另一方面，治生者纵使没有资金也可依照“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手段逐步累积资金，等到稍有财产时再凭著智慧善于捕捉时机，果决迅速地行动，“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经营者更应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使经营团队“能者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并严已律己，以身作则，“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选拔人才方面则以“用人唯能”为准则，如刁闲氏任用桀黠奴做生意，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用人不疑。
司马迁又归结白圭的经营之道为智、勇、仁、强四字，其中智是懂得权变；勇是足以决断；仁是知取予之道；强是拥有坚忍的毅力有所待而起。
因此，学者张大可赞扬司马迁撰述货殖列传有三大优点：
其一，首创经济史传，并重农工商虞。
其二，宣扬欲望动力说，批判了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
其三，为商人立传，总结治生之术。
学者钱钟书亦盛赞：“当是法国史家身非史之为‘大事纪’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
学者徐复观更认为：“班氏父子浅陋，贬抑游侠货殖两列传，汉书尽去史公货殖列传的精华，仅撷取人名及简单之事实，以备货殖传之一体，尔后史家，遂不复注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情形，货殖列传，遂在史中绝迹，使此一重大社会生活，不复为史家所纪录。此乃意味对社会正常追求财富的活动，采取不屑不洁，不与以评价的态度。其结果使社会聪明才智之士，并力于仕进一途，得意者由贵而富，此实史公所斥为最下的‘奸富’。失意者困顿琐尾，在无以自存中过著各种形式的乞食生活。原意在扬学术而抑货殖，将文化与货殖分途；结果，使奸富与末富因缘为利，阻滞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坦途，輭懦知识分子自立自强的志气，其关系于民族生存发展者实为巨大。”
孰有是非
自汉之后，学界两分：
有东汉学者郑樵，主张扬马抑班，认为“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
亦有扬班抑马者，如金国著名学者学者王若虚主张：“货殖传云：“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贫贱而羞，固已甚谬；而好语仁义，又何羞乎迁之罪不容诛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说：“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虚仓荫以振之，宠富民之假贷者以救之，不给则通其变，而徙荒民于朔方新秦者七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给予产业。民喜于得生而轻去其乡，以安新邑，边因以富。此策晃错尝言之矣，错非其时而为民扰，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故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史》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
两派之争执千年来不下，但有几点重要之实值得史学界、经济界注意：
第一，太史公司马迁本身并无重势利而羞贱贫，而治生又不一定与道德划上等号。
第二，班固所言，或乃为俗风而发。
第三，素封论中的掘冢致富之人，乃设诡辞以讥上之语。
第四，结合《史记》、《汉书》二书观之，两者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可遽分上下，可二说并陈而观之。
成为姓氏
以“货殖”而姓，不脱中国姓氏之源起理论。
货氏的形成与封建王朝政治体系密切相关，实是属于帝王赐姓的范畴，汉武帝怒而斥其富贾豪商为“货氏”，亦为“金口玉言”，可见《后汉书·辑补·注》，一时纷纷为姓氏，税吏们还真的没有办法对其横之。
看来，为商者，自古以来就都是人精，非大聪慧者不能为之。
轻浅及它
两千年后，当今中国的经济状况就如同班固、司马迁所指的斯时。
这里有两组小数字可给予对比，在其中，国人可以看到巨大而可怕的经济危机炸弹的潜伏——2006年，美、日两国的经济实力指数为：生产/流通比=76:24；而中国的经济实力指数为：生产/流通比=28:72——真正的经济实力对比一目了然。这就是中国目前经济“弃本就末”、“本末倒置”所出现的所谓“持续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是大经济的失控表象之一，笔者就称之为“泡沫经济效应”，起最大的经济特征就是：价值与价格之间没有相谐性，二不相等。
二不相等，能够在短期内极大促进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制造大萧条与危机的基础。
按历史上各国的教训，这种“泡沫经济效应”的持续时间，一般有二十～四十五年的周期。私有资本愈发达，周期愈短，反之周期愈长。在此周期结束之前所出现的社会经济状况，实在无以说明其“国家经济实力”。
在资本帝国化的国家，其缓解“泡沫经济效应”所产生的系列经济崩溃的手段，就是外侵与战争；而中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还高举社会主义红旗的国家，能用什么手段来阻止和缓解“泡沫经济效应”所带来的可怕局面呢？
郡望堂号
郡望郴　州：史称桂阳郡、南平郡、敦州、桂阳府、桂阳军、郴州路、直隶州。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置郴县、临武邑、鄙邑、耒县。西汉元鼎四年(戊辰，公元前113年)，桂阳郡辖郴、临武、南平、便、耒阳、桂阳、阳山、阴山、曲江、含洭、浈阳等十一县。新朝始建国元年(己巳，公元9年)，王莽称帝，改桂阳郡为南平郡，改郴县为宣风、临武为大武、便县为便屏、曲江为除虏、浈阳为基武，并移郡治于耒阳(改名南平亭)。东汉朝建武十一年(乙未，公元35年)还郡治于郴县，恢复郡县原名。东汉永和元年(丙子，公元136年)，分郴县地置汉宁县，省阴山县。三国时期孙吴建兴元年(壬申，公元252年)，改汉宁为阳安县；曹魏甘露元年(乙酉，公元265年)，分南境曲江、桂阳、阳山、含洭、浈阳县置始兴郡，度属交州，桂阳郡则余六县。西晋朝太康元年(庚子，公元280年)，阳安县更名晋宁。东晋建兴三年(乙亥，公元315年)，陶侃分郴县地立平阳郡领平阳县，始一分为二郡。东晋升平二年(己未，公元359年)，析晋宁县地置汝城县。南朝梁天监六年(丁亥，公元507年)，初置郴县，不久撤销；耒阳县度属湘东。南朝陈天嘉元年(庚辰，公元560年)，以桂阳郡之汝城县置卢阳郡领卢阳县，则一地三郡。隋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三郡合为郴州，平阳县、便县均省入郴县。隋大业三年(丁卯，公元607年)，南平省入临武县，晋宁县更名晋兴。隋大业十三年(丁丑，公元617年)，析郴县南为义章县，分郴县西复置平阳县。唐朝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复置南平县。唐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卢阳县更名义昌。唐咸享三年(壬申，公元672年)，晋兴县更名资兴。唐如意、长寿元年(壬辰，公元692年)，分义章南置高平县。唐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分郴北置安陵县，此时桂阳郡领九县。唐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年)，改桂阳郡为郴州，高平县省入义章，徙义章县治于高平旧址。唐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始称郴州桂阳郡，安陵县改名高亭，农历8月，南平县改名蓝山。唐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郴州移治于平阳县。唐贞元二十年(甲申，公元804年)，置桂阳监于平阳，专理采铜铸钱。唐元和十五年(庚子，公元820年)，郴州还治于郴县。后唐同光三年(乙酉，公元925年)，义昌县更名郴义。后晋天福元年(丙申，公元936年)，改郴州为敦州，郴县为敦化，资兴为资兴寨、属敦化县，省平阳县入桂阳监。后晋天福四年(己亥，公元939年)，省临武县入桂阳监。后汉乾祐三年(庚戌，公元950年)，郴州、郴县复名，资兴县恢复县制，改名泰县。北宋朝乾德元年(癸亥，公元963年)，设郴州军。北宋太平兴国元年(丙子，公元976年)，泰县并入郴县，郴义县改名桂阳，义章县改名宜章。北宋景德二年(乙巳，公元1005年)，蓝山县划入桂阳监。北宋天禧三年(己未，公元1019年)，复置平阳县属桂阳监。北宋熙宁六年(癸丑，公元1073年)，高亭县改名永兴。南宋绍兴三年(癸丑，公元1133年)，桂阳监升为桂阳军。南宋绍兴十年(庚申，公元1140年)，复置临武县属桂阳军。南宋嘉定二年(己巳，公元1209年)，析郴县之资兴、程水二乡置资兴县，属郴州军。南宋嘉定四年(辛未公元1211年)，析桂阳县之零陵、宜城二乡置桂东县，郴州军辖六县。南宋绍定二年(己丑，公元1229年)，资兴县改名兴宁，徙县治于管子濠。元朝至元十三年(丙子，公元1276年)，改军为路，郴县改名郴阳。明朝洪武元年(戊申，公元1368年)，改路为府，蓝山县复归郴州府，府辖七县；桂阳府辖常宁、耒阳二州及平阳、临武二县。次年，蓝山复归桂阳府；常宁、耒阳均复为县，度属衡州府。明洪武九年(丙辰，公元1376年)，撤销桂阳府，平阳、临武、蓝山三县归衡州府辖；郴州撤府设直隶州，郴阳县并入郴州，辖五县。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公元1380年)，升平阳县为桂阳州，仍辖二县，隶于衡州府。明崇祯十二年(己卯，公元1639年)，析桂阳州西南之禾仓堡置嘉禾县，并析临武县上乡八里属该县。清朝康熙十七年(戊午，公元1678年)，吴三桂称帝于衡州，改桂阳为义昌县、桂阳州为南平州。次年均复原名。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桂阳州改属州为直隶州，与郴州直隶州并列。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废府、州，存道、县。次年2月，桂阳县复名汝城。9月，郴州直隶州改为郴县，桂阳直隶州改为桂阳县。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1月，因兴宁县与广东兴宁县重名，故复名资兴县。民国十一年(壬戌，公元1922年)，撤销道制，存省、县两级。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12月，设置湖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公元1940年)，改第八区为第三区，辖郴、资兴、桂东、汝城、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阳、永兴十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原第三区各县由衡阳专区代管。1949年11月25日成立郴县专区。1950年11月更名为郴州专区，辖十县。1952年月11月13日郴州、零陵、衡阳三专区合为湘南行政区。1954年7月6日撤销湘南行政区，改设衡阳与郴县两个专区，郴县专区增辖新田、耒阳、安仁、鄂县，共计十四县。1958年8月设郴县郴州市，专区仍辖十四县。1959年3月资兴并入郴县，桂东并入汝城称汝桂县，临武并入宜章县，嘉禾并入蓝山称蓝嘉县，新田并入桂阳县，酃县划归湘潭专区茶陵县。11月郴州市升为县级市。1960年7月18日改郴县专区为郴州专区。1961年6～7月恢复原县市建置，并析资兴县地置东江市。1962年月12月撤销东江市，划蓝山、新田归零陵地区。郴州专区辖十二县、市。1963年5月20日撤销郴州市，仍为郴县县级镇。1967年3月8日专区改称地区。1977年12月恢复郴州市。1983年5月耒阳县划归衡阳市。1984年12月资兴县改为资兴市。1988年郴州地区辖两市、九县。
堂号郴州堂：以望立堂，亦称桂阳堂、南平堂、敦州堂、桂阳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