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闾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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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辞赋之宗，历史名人，学者考其生平，照例都会讲到他在楚怀王手下担任的两个官职：左徒和三闾大夫。这两个官职是什么样的官，大家很想知道。但可惜的是，学者挖空心思，做种种推测，原始材料却只有四条。它们是：  三闾大夫（1）《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2）《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此？” 
（3）《楚辞·离骚》王逸序：“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 
（4）《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上述材料，第一条提到“左徒”。“左徒”是什么官，原文没有解释。司马迁只说，屈原居此官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如此而已。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似以此职为谏官〔案：楚有谏官曰“箴尹”或“针尹”〕，[1]大概就是从这几句话得出的印象。但他的话，前面加了“盖”字，看来只是推测之辞，并不一定有真实根据。我们唯一可以判断的是，它大概是个比令尹、司马低，但也不是太低的官职，因为《史记·楚世家》说楚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黄歇从“左徒”可以直接升任“令尹”，说明这个官阶并不是太低。 
第二条，来源是第四条，内容大同小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屈原被放之前，他的最后官职是“三闾大夫”。 
第三条，有些话与第一条相似，如“屈原与楚同姓，……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不同点是把“左徒”换成了“三闾大夫”。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三闾大夫”和“左徒”可能是同一职官，或者是“左徒”的属官。（2）关于“三闾大夫”，王逸的解释是，“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是以此官为管理公族，掌其世系的官员，职能似与东周流行的“宗伯”、“宗人”、“宗老”、“公族”（或“公族大夫”）一类职官相似。（3）由于春秋时代，屈氏担任最多的官职是莫敖，历代楚王的莫敖往往都是由屈氏父子相袭〔案：莫敖在战国文献中也极为常见，出土的曾、楚等国文字是作“莫嚣”。它在楚国是个很有传统的官职，地位很高，仅次于令尹、司马，倒是与我们对左徒地位的估计比较接近〕，有些学者还认为，它大概就是楚官中的“莫敖”。[4]但由于我们在古文字材料中还没有发现“左徒”和“三闾大夫”，也无从判断它们与“莫敖”的关系，对这些说法，现在我们还不能证实。 
在上述问题不能解决之前，这里我们只着重讨论一下“三闾大夫”。
三闾大夫来源
“三闾大夫”，“闾”是“闾巷”之“闾”，本义是里巷的大门，但在古书中也被用来代指居民所在的地区和编制单位，大小并无一定；“三闾”者，从王逸的说法推断，大概是指楚国贵族有昭、屈、景三氏，他们于郢都之内各有居住区，每个区以所在街门为别，呼为“昭闾”、“屈闾”和“景闾”。1965-1966年湖北望山2号楚墓出土过带烙印的棺具。[5]外棺上的印文是作“于王既正”或“既正于王”，当是表示这些木材已被王室征用（“正”可读为“征”），[6]或者表示此棺已经王室检验，证明是合格品（“正”有考定之义）。内棺上的印文是作“邵吕竹于”或“邵吕竽”，[7]我们怀疑，“邵吕”也许就是昭氏居住的“昭闾”（“邵”即楚文字中“昭氏”之“昭”的本来写法，下文还要讨论），“竹于”（或“竽”）则是制棺工匠的私名，印文是以所居闾名加私名的形式为记，情况同于战国工匠题铭的一般格式。类似情况也见于齐国。如齐都临淄出土的陶文，它们也往往是以闾里之名加工匠的私名。而且其中一种，是在里名之上冠以“高闾”之名。[8]“高闾”，也见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一）》，学者以为是齐都临淄的城门。[9]但我们怀疑，“高闾”也可能是齐国贵族高氏的居住区。齐都之内，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国闾”、“陈闾”、“鲍闾”等其他闾名，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者因为不当制陶作坊所在，所以在陶文中看不见。
“昭屈景”三族简介
“昭”、“屈”、“景”三族的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不清楚，现在有古文字的线索，事情才水落石出。
昭氏昭氏的来源，过去不清楚，现在知道是楚昭王的后代。因为从出土文字材料看，楚昭王的“昭”和楚姓氏的“昭”，它们的写法一样，都是写成“邵”。古文字中的楚姓“邵”就是古书中的楚姓“昭”，这点很清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昭扬”或“昭阳”，他曾在楚怀王六年大败晋军于襄陵。此事是楚国历史上的大事。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就是用这件大事来纪年，叫“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包山楚简的文书部分也有同样的纪年。它们记载的这位大司马就都是写成“邵阳”。可见楚昭氏的“昭”本来是写成“邵”。特别是还有一条材料，恐怕更关键。这就是包山2号墓的墓主，我们从该墓的占卜竹简看，他的官职是怀王左尹，名字叫“邵”，也是以“邵”为氏】此人与屈原同时，生前患有重病，为了祈求康复，曾反复占卜，反复祭祷。祭祷对象有神也有人。“人”是什么呢？是他的五世祖考：“邵王”、“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家”。整理者在注释中指出，“邵王，楚昭王，公元前515-公元前489年在位。先秦时期有以王号为后代之氏的习惯，昭王应是邵这一支的始祖”。这是非常过硬的证据。
屈氏是楚武王之后，这点比较清楚。但我们希望知道的是，为什么从春秋到战国，它一直都是显族。春秋时期的楚公族，重要性最大是“斗”、“成”、“屈”、“蒍”。当时的王朝大臣，除王族之外，主要都是由这四族的显贵来担任。斗氏和成氏是若敖之后。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岭楚墓曾出土过一件“克黄之升”，克黄见《左传》宣公四年，为楚庄王箴尹，就是斗氏家族的成员，但他的氏名在器铭中并未出现。包山楚简有“昭”氏，也许就是斗氏的本来写法。屈氏是武王之后，这一氏名在出土文字中有不少发现。蒍氏，旧说是鼢冒之后，现在看来，也许是熊严四子中的第三个儿子，即叔熊的后代。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的楚墓就是这一氏族的墓地。其中包括康王令尹蒍子冯和其配偶的墓。这一氏名有三种写法，一种从邑从为，疑与“蒍”相当；一种从邑从正反双虎，疑与“薳”相当；一种从邑从化，则可能是第二种写法的别体。铭文也叫“楚叔之孙”。这四族当中，斗、成、蒍三族，资格比屈氏老，地位比屈氏高，但为什么到了战国时期，维持大族地位不衰只有屈氏，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景氏景氏的来源，过去也不清楚。因为假如说它是出自王族，楚国并没有一个楚景王，假如说它是某个闻名大夫的后代，似乎也没有线索。现在借助古文字材料，我们才终于明白，它就是楚文字常见的姓氏“竞”字。竞氏在包山楚简和楚国铜器、楚国玺印中都有发现，过去，我们以为它就是《姓苑》等书中的竟氏。徐全胜先生在考释包山楚简中的竞氏时，也是这么看。但值得注重的是，除去这一解释，他还有另一种考虑，“复疑竞氏即文献之景氏”。现在看来，他的后一种考虑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楚平王的谥名本来是作“竞平”；“竞平”的“竞”字，根据谥法命名和文字通假的惯例，正好应该读为“景”。其证据是，1973年湖北当阳赵家湖楚城遗址1号台基出土过一件青铜甬钟，铭文作：“秦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这件铜器应是一组编钟中的一件，如何断读和考定其时代，学界曾有争论。但现在根据新出楚简，我们可以确认，铭文中的“竞平王”就是古书中的楚平王。平王称为“竞平王”，其实是用“双字谥”，情况同于楚惠王之称“献惠王”，简王之称“简大王”、声王之称“圣※王”，襄王之称“顷襄王”，考王之称“考烈王”。由此，我们才终于明白，楚文字中的“竞”氏，其实也就是古书中的“景”氏。它的来源是楚平王谥号中的“景”字。昭氏和景氏都是来自春秋晚期的楚王，而且是名声不佳的楚王。他们的后代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最显赫，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屈”是老牌贵族，早在春秋时期就很显赫，与“昭”、“景”不同；“昭”、“景”是新兴贵族，它们的出现比较晚，立族当在战国初年。
三族代表人物
“昭”、“屈”、“景”三族，都是楚国王族的分支。战国时期的楚国名臣和高官，很多都是出自这三族。例如：
昭氏芈姓，楚国世卿，楚昭王之后。
（1）昭奚恤。楚宣王令尹（见《战国策·楚策一》第三至九章、第十二章、《韩非子·内储说下》等古书，亦称“昭子”）。[10] 
（2）昭鱼（或作“昭献”，“鱼”或“渔”，古或从虍从鱼从攴，与“献”字形相近）。楚怀王令尹（见《战国策·东周策》第六章、《楚策四》第三章、《魏策二》第十四章、《韩策一》第九、第十二章、《韩策二》第二章）。 
（3）昭扬（或作“昭阳”）。先后任楚怀王司马和令尹（见《战国策·秦策一》第十三章、《齐策一》第五章、《齐策二》第四章、《楚策一》第二章、《楚策三》第七章、《韩策二》第五章，亦称“昭子”）。 
（4）昭雎。楚怀王臣（见《战国策·楚策一》第十九章、《楚策二》第二至四章、《楚策三》第五章）。案：鲍本作“昭过”，《汉书·古今人表》有“昭廷”，梁玉绳　《古今人表考》云：“案《国策》楚昭氏显著颇多，独未闻廷。疑即怀王之良臣昭过也。” 
（5）昭盖。楚怀王臣（见《战国策·楚策四》第七章）。 
（6）昭翦。楚怀王臣（见《战国策·东周策》第二十七章）。 
（7）昭应。楚怀王臣（见《战国策·西周策》第四章、《赵策四》第十六章）。 
（8）昭鼠。楚怀王宛公（见《战国策·楚策二》第三章）。 
（9）昭常。楚顷襄王司马（见《战国策·楚策二》第八章）。
屈氏芈姓，楚国世卿，屈瑕之后。
（1）屈宜臼。楚威王臣（见《史记》的《六国年表》和《韩世家》　）。 
（2）屈原。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见上节）。 
（3）屈盖（亦作“屈丐”）。楚怀王大将军（见《战国策·秦策二》第十四章、《史记》的《秦本纪》、《六国年表》、《楚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 
（4）屈署。楚怀王臣（见《战国策·楚策四》第七章）。
景氏芈姓，楚国世卿，楚平王之后。
（1）景舍。楚宣王将，疑是宣王司马（见《战国策·楚策一》第五章）。 
（2）景翠。楚怀王将（见《战国策·东周策》第二章、《楚策二》第二章）。 
（3）景鲤。楚怀王将（见《战国策·秦策四》第六、七章、《齐策三》第一章、《楚策二》第二、第八章、《韩策一》第二十章、《韩策二》第十九章）。 
（4）景阳。楚顷襄王将（见《战国策·燕策三》第一章）。 
（5）景差。楚顷襄王臣，著名辞赋家（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案：《汉书·古今人表》作“景瑳”。 
其情况就像春秋时期的楚国官员很多都是出自“斗”、“成”、“屈”、“蒍”四族，他们应是当时的大族。
屈原中国浪漫主义诗人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最伟大、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后人称他的作品为“楚辞”。代表作是《离骚》，这是屈原作品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七百七十七个字，诗中叙述了诗人为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所遭受的打击和迫害，深刻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对人民和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
  屈原中国浪漫主义诗人
屈原自杀三大原因
公元二七八年，楚国的都城被秦兵攻破，诗人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眼看国破之难，却又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他忧心如焚，在极端失望和痛苦中，诗人来到了长江东边的汨罗江，抱石自沉。他死时大约六十二岁，正是农历五月初五，对于屈原的死，我们或许会惋惜，难道诗人只能用死亡去回报他的故国？他不能象张良那般忍辱负重，伺机为楚复仇吗，他不能归隐山林，著书立说，为楚国留下永久的记忆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只能以死亡的方式恪尽自己的忠诚呢？
他是战国时期的人，战国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也许昨天是宋国人，今天就为齐国的国君效劳，齐国混不下去了，明天再去秦国也简单得很。别看这些国家整天打来打去，其实国境开放，基本是免签证。既然这样，屈原为什么要投水自尽呢？
屈原自杀第一个原因——身世之迷
屈原著名的诗歌《离骚》，开篇就骄傲地自述了自己的身世：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指的是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颛顼帝高阳氏。屈原说，自己的世系可以上溯至上古的颛顼帝，这和楚国的世系是一样的。他诞生在贵族之家，父亲伯庸抱着对他美好的期望，给他取名“正则”，字“灵均”。“原”也是他的字。因为原的意思包含平正开阔的大地的意思，和名“正则”互为表里。
虽然是楚国的大臣，但屈原也是楚国王族世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其它人可以离开，他却在感情上无法抛弃楚国，当祖国亡于秦人之手，他选择了以身相殉。
屈原自杀第二个原因——源于生死和荣誉之间
第二个原因，是楚国人对于个人生死和荣誉之间的独特观念。后来在楚汉相争中败给刘邦的项羽，也在乌江边自刎了。项羽当时也并非全无退路。史书上说：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屈原自杀第三个原因——源于对“美”的喜爱
第三个原因，是屈原自己对于“美”的喜爱。《离骚》中，他用满目鲜花和香草来比喻美好的事物。他形容自己的外表是“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意思是“披上了江蓠和系结起的白芷，又编织起秋兰佩戴在身”。又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就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让我的切云冠高高耸起，让我的佩饰长长垂地。内在芳香与外表光泽糅合，只有我光明的质量没有毁弃。
屈原在江南的流放地听到国家灭亡的消息后，选择了怀沙投江，以身殉国，他的《怀沙》一辞可说是绝笔：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
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
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眼前浩瀚缥缈的江河让他感到孤独和绝望，虽然世界混浊，没人理解，但还有死亡可以安慰自己。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就此他下定了一死的决心。  屈原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形象却依然留在人们心间。如今，每到端午节那天，人们仍要在江河里划龙舟，把粽子系上五彩丝线来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可见诗人的作品和精神是永存的了。
参考资料
[1] 参看：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335-336页。 
[2] 参看：同上，409页。案：左氏引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谓左徒或即三闾大夫之主官，而三闾大夫为其从属，并疑左徒即莫敖，比于后世秩宗、宗正，是合莫敖、左徒和三闾大夫为同一种职官。 
[3] 参看：《先秦职官表》，57、84、94-95、162、174-175、231、239、255、257、297、318、338、351页。 
[4] 参看：同上，409页。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17页。 
[6] 参看：裘锡圭《战国文字释读二则》，收入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年文集》，1996年，154-158页。案：古书所说“征”有多种含义，一种是大府之征，主要是征自农民，供军国之用（养军队、官吏和刑徒）；一种是少府之征，则征自山林川泽、道路关卡和王所控制的工商业，供国君之用。这两种“征”都不一定是以货币的形式，而经常是以实物和力役的形式（参看：《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楚征木材，可参看包山楚简简140的正、背，字亦作“政”。木材之征，估计应是实物之征。裘文说“既征”是表示“已经在王那里征过税”，好像说买木材的人向王交纳商品税，似可商榷。 
[7] 参看：陈振裕《江陵望山一、二号墓所出楚简概述》　，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3-11页。考释见该文第7页。 
[8] 见李零考释的《新编全本季木藏陶》，中华书局，1998年，46-49页。 
[9] 帛书说“臣以车百五十乘入齐，※逆于高闾，身御臣以入”，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83年，37页。该书〔注一四〕说“高闾应是齐都临淄的城门”。 
[10] 这里引用的《战国策》，其国别、章次是用姚宏本，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