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镇芳
基本资料
介绍河南项城人，字馨庵。袁世凯表弟。清光绪（1892年）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署理直隶总督等职。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因镇压白朗起义失利，被调回北京。次年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朱启钤等同被列为“七凶”。袁死后参与张勋复辟，任内阁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在天津任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后病死。
人物简历张镇芳（1863年——1933年），字馨庵、号芝圃，项城老城乡阎楼村人。其先世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徙项城虹桥（今秣陵镇），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积蓄日丰。其祖上以耕读传家，曾于虹阳铸书楼，藏经史万卷。张镇芳的祖父名叫张致远，字静斋，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列前茅，仕途有望。但县太爷放出风声，意在索取贿赂。张氏从来是“求仁维克己，羞趋邑宰门”，因此便无意仕途。乃父张瑞祯，字恩周，又字雨延，半生苦读。“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五十多岁才中了光绪甲午科（1894）乡试举人；张镇芳的母亲刘静斋，乃江北提督刘永庆的姑母。
张镇芳幼儿时期，刚会言语，其二老就口授《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稍长，即开讲解意，使之口诵心唯。八岁入塾，孜孜攻读诗书。父亲常于书斋伴读。每当张镇芳读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他父亲总要大呼：“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后来只要是张镇芳读经典诗词文赋，父亲不但危坐静听，而且对声调的抑扬顿挫稍有含混失调的地方，立即指正；发现有了错读就严加斥责；课后还要分别作文，次晨交卷。平时学习中，他父亲为他立了严格的学规，如闻鸡而起，默背功课等。张镇芳背诵诗文时，向不许点灯，只准燃两只香火。这是为了让他集思静心，慢慢养成勤学强记的习惯。业师余连萼，教导有方，与他父亲的指导相配合，才使张镇芳的学业得以早成。青年时，即以八股文做得好闻名乡里。
光绪十年（1884年），张镇芳考上廪生，次年拔贡，秋闱乡试为第一名举人（解元），光绪壬辰（1892）举进士，时年二十九岁。最初被分到户部任六品京官，一直干了八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狩长安。张镇芳刚服丧回京不久，在京师失陷的当夜，同军机处、礼部、内阁中书等一般官员，都换上便衣，准备出西直门追赶圣驾。他们西去十余里，就见逃难人纷纷返回，声称前有散兵匪徒拦路抢劫，有的已被抢掠一空。此路不通，张镇芳便转道项城，待筹好盘缠后，又从河南往陕西，日夜兼程，历尽艰辛，一直追到潼关，才追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效劳两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两宫由西安回銮，东绕河南进入直隶。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迎驾入京时，张镇芳会见了袁世凯。袁力劝张外调地方，并许以留鲁任职。张权衡时机，未加轻诺。两宫回京后，被恩赏为四品衔，仍在农曹供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开始腾达。先被委为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又擢升长芦盐运使。张镇芳恪尽职守，剔除积弊，为国库增收税银五十六万两。还同英大使谈判，使英人独霸的开滦煤矿转为中英合办，因此升为二品京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遭御史弹劾，乃自请辞去练兵大臣等八项职务。清廷明升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暗夺袁的军权。直隶总督一职，才由张镇芳代署（从一品），因此他成了满清最后一位直隶总督。
1901年袁世凯在两宫回鸾时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对我国开办三级制的新式学堂，起到了催生作用。张镇芳立即实践，首先在保定捐资创办了优级师范学堂，为强国造就新人。张镇芳为家乡培养人才，凡属陈州（淮阳）所辖区县（淮阳、西华、项城、沈丘、太康、扶沟、商水）学子去保师上学的，食宿及学习费用全部由张镇芳负担。每期项城县的学生皆十名，他们毕业后有的从军，有的从政，多数从教，为民主共和的革命建设作出了贡献。二次革命牺牲的烈士朱丹陛（详见《项城历史名人·民国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张镇芳为家乡捐银六万两，开办百冢铺师范学堂，比河南大学早办六年。百冢铺师范学堂校址在今项城永丰集南，袁世凯任名誉堂长，堂长黄承恩（曾任直隶盐务处提调，湖北人），讲师有任镜海（巩县举人，保定政法学堂毕业）、师景舜（睢县举人）、张庚熙、刘振玉（皆为项城举人）等，聘有职工五十人，校警十几人。学堂遵照“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针，按癸卯（1903年）学制开设文（国文、修身、教育学、英语、历史）实（博物、地理、数学、体操等等）两科。学堂经费三万两银，存淮阳盐场，年息五千两银，作学堂经费开支。百冢铺师范学堂后更名为中学堂，招生四百人，属陈州管辖，并增设养蚕、染织等专业，学制4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学生提前毕业。
宣统元年（1909年），豫省受灾。项城地势低洼易涝，灾荒更重。张镇芳特捐银四千元救灾，一半给项城，一半给豫省其他受灾地区。
宣统三年（1911年）项城修志，缺少人、财，适值张镇芳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对此异常关心，出资承包了修志的一切费用，并聘请豫东名士杨仲唐（字凌阁，商水县人）、施景舜（睢县人）为主笔，为避免在项城修志的干扰，以周口黄杏樵的杏园作修志寓所，并为志书亲自作序。志成，为宣统三年《项城县志》，这是项城最为详尽的一部志书。
1917年6月，参与张勋复辟政治集团，7月1日，扶溥仪复位，被封任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被逮捕入狱，后被保外就医送回天津。1920任北方银行董事长，1928年弃政从商，任盐业银行董事长。1933年病故，葬于天津。[1]
轶事一、1901年袁世凯在两宫回鸾时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对我国开办三级制的新式学堂，起到了催生作用。张镇芳立即实践，首先在保定捐资创办了优级师范学堂，为强国造就新人。张镇芳想为家乡培养人才，凡属陈州（淮阳）所辖区县（淮阳、西华、项城、沈丘、太康、扶沟、商水）学子去保师上学的，食宿及学习费用全部由张镇芳负担。每期项城县的学生皆10名，他们毕业后有的从军，有的从政，多数从教，为民主共和的革命建设作出了贡献。二次革命牺牲的烈士朱丹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张镇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为家乡项城捐银6万两，开办百冢铺师范学堂，比河南大学还早办6年。 百冢铺师范学堂校址在今项城永丰集南，占地50多亩。学堂施工1年，建房200多间，两个厅堂，5个院落。费银3万两。学堂石狮把门，堂貌宏伟，5门相照，大门楼横楣上悬挂袁世凯的亲笔题词：“尊师重道”匾额。进堂门影屏墙矗立，书有《学务纲要》语录。进前院，仿佛入了苏州园林，有奇花异草、假山怪石，小桥流水。沿石径步入二进院，有东西斋舍相对，青砖碧瓦映辉，是师生生活的幽雅环境。第三进院即中院，屹立一座飞檐挑角、雕梁画栋的讲厅，两厢的教室，排比有序。第四进院，有宽敞的餐厅。后院是文体场所，阅览室、俱乐部、游艺室，还有6000册古籍的图书室、器材室、乐器室……四周建有长廊，壁上绘有儒家先贤颜回、曾子、孟子、程颢、朱熹等72贤的画像。当年百冢铺师范学堂的校舍、校貌、设施堪称一流。学堂开设简易科6班，学制1年，招生对象为县学塾馆的秀才（贡、廪、府、监生等），每年300人。袁世凯任名誉堂长，堂长黄承恩（曾任直隶盐务处提调，湖北人），讲师有任镜海（巩县举人，保定政法学堂毕业）、师景舜（睢县举人）、张庚熙、刘振玉（皆为项城举人）等，配有职工50人，校警十几人。学堂遵照“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针，按癸卯（1903年）学制开设文（国文、修身、教育学、英语、历史）实（博物、地理、数学、体操等等）两科。在教学形式上采取大课结合辅导讨论和自学，这比之死读书改进了一大步。学堂经费3万两银，存淮阳盐场，年息5000两银，作学堂经费开支。 百冢铺师范学堂后名为中学堂，招生400人，属陈州管辖，并增设养蚕、染织等专业，学制4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学生提前毕业。民国初年，这所学校由于多种原因逐渐荒废。 张镇芳办学做了一件惠及后代的好事，当年百冢铺师范学堂培养的学生大都成了师资，保送到北洋师范的10名学生，成就更大。如张树彬曾任民国时绥远都统公署、鄂豫皖绥靖公署秘书长；郭景岱曾任豫省参议员、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郭景衡曾任过淮阳师范校长、项城县参议长。马培宇为省教育厅督学，张春堂、王学周、黄作霖曾任县教育局长，萧佩兰、高积培为县商会会长。还有桃李满天下的赵国显、张宗孟（希贤）两位老教习，一生从教。
三、张镇芳也好善乐施，常为乡里乐道。宣统元年（1909年）豫省受灾，项城地势低洼易涝，旱灾也不断，这年灾荒更重。张镇芳特捐银元4000元救灾，一半给项城，一半给豫省其他受灾地区。 张镇芳督豫期间，他的启蒙老师夏云五（字轩臣，贡生）人称“夏老轩”，为修草河上的板桥，筹不够建桥经费，曾北上开封，找张镇芳。老轩步行3天，找到都督府，门卫见他满脸风尘，衣冠不整，既不让进，也不通报，老轩无奈亮出“牌子”：“我是张都督的恩师。”门卫禀报后仪门大开，都督亲自把老师迎进帅府。寒暄间张镇芳弄清老师来意，便没言声。老轩一住几天，酒肉招待无微不至，可他再也呆不下去，便向张镇芳提明：“乡亲们修板桥，要我向您求援，你不长不圆，中不中，今个要说清，我好回去。”张镇芳满脸陪笑，告诉老师说，修板桥的银两您来的当天就派人送回去了。我想让老师多住几天，所以一直没说透。夏老轩回项后，果然钱早送到，于是他逢人便称道张镇芳如何尊师，张镇芳大开仪门迎老轩也成了邻里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四、宣统三年（1911年）袁公诚襄修《项城县志》，缺少人、财，适值张镇芳在直隶总督任上，异常关心，乃出资承包了修志的一切费用，并聘请豫东名士杨仲唐（字凌阁，商水县人）、施景舜（睢县人）为主笔，为避免在项城修志的干扰，以周口黄杏樵的杏园作修志寓所，并为志书亲自作序。志成，为宣统三年《项城县志》，这是项城为数不多的珍贵史册。[2]  年轻时的张伯驹
变卖家产 抢救文物世事变幻，充满着偶然。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动荡不已，如果没有张伯驹其人，《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很可能落入无知之人手中，得不到珍惜，更可能流落国外，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段伤痛。那个年代，不知道多少国宝遭遇这样的命运。 
说起来，张伯驹与国宝的缘分，有很多的偶然性，一条老规矩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促成了他与古字画的不解之缘。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项城阎楼，他的父亲是张家老六张锦芳。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大的可能是继承父亲的遗产，成为项城的一个乡绅，但他的命运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在他出生前六年，张家老五张镇芳考中进士，离开家乡做了京官。张伯驹的这个伯父官运亨通，似乎无往不利，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他的两个子女先后夭折，眼看年纪已四十开外，生子无望，传宗接代的事，令他十分苦恼。 
在传统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一个人若没有儿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继承他的家业，可说是两全其美。当初袁世凯就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保庆，后来袁世凯科举落第，正是由于袁保庆之结拜兄弟、名将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按照这个老规矩，张镇芳兄弟把目光瞄住了张伯驹。1905年，张锦芳带着儿子离开阎楼张家，远赴天津，将7岁的小伯驹过继给了张镇芳。从此，张伯驹远离家乡，成为张镇芳的儿子，一直在天津、北京、上海生活。 
张镇芳一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虽然历经沉浮，但他也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按照他的愿望，张伯驹最大的可能是进入军界、政界，或者金融界，但偏偏他对那些都没有兴趣，而是爱上了琴棋书画，爱上了文人雅士的调调，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古代字画，从此一发不可收。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之后，100多件文物因张伯驹的出现，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这可都是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珍贵文物，如果它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民族文化自豪感想不油然而生都不可能。 
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张伯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了“张大怪”。 
摆脱政治漩涡 
1905年，7岁的张伯驹离开项城老家，来到天津，成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的儿子。小伯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用浓浓的河南话叫了声“爹、娘”，张镇芳夫妻顿时眉开眼笑。在以后的日子里，文静、俊俏、懂事的张伯驹，赢得了夫妇俩的厚爱。 
不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匆匆兴起，张镇芳大量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仍愿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 
“学须静，才须学；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行义要强，受谏要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伯驹流畅地背诵《增广贤文》，让老师大为惊叹。私塾教育，本从《三字经》、《千字文》等学起，小伯驹记忆力惊人，几乎过目成诵，老师看到他聪颖异常，又特意增加了《朱子治家格言》等书，但他仍很轻松。这位塾师不由得对张镇芳赞道：“此子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张镇芳听后，心中大悦，对儿子的培养更加上心。到了9岁，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之誉。
生平项城人张镇芳是清末民初的赫赫人物。他同袁世凯是表兄弟。晚清时，袁世凯推荐他代理直隶总督，民国初年又委派他出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由此，张氏门庭生辉，他的宅第也就成了旗杆高竖、石狮把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张帅府”。
张镇芳字馨庵、号芝圃，河南项城阎楼村人，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其先世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徙项城虹桥（老城），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积蓄日丰。其祖上以耕读传家，曾于虹阳铸书楼，藏经史等书万卷。张镇芳的祖父名叫张致远，字静斋，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列前茅，仕途有望。但县太爷放出风声，意在索取贿赂。张氏从来是“求仁维克己，羞趋邑宰门”，因此便无意仕途。乃父张瑞祯，字恩周，又字雨延，半生苦读。“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50多岁才中了光绪甲午科（1894年）乡试举人；张镇芳的母亲刘静斋，乃兵部侍郎衔、漕运总督刘永庆的胞姑母。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张镇芳兄弟就是在严谨的家教中成长的。 
张镇芳在幼儿时期，刚会言语，其二老就口授《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稍长，即开讲解意，使之口诵心唯。他8岁入塾，孜孜攻读诗书。父亲常于书斋伴读，每当张镇芳读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其父则必大呼：“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后来凡读经典诗词文赋，其父不但危坐静听，而且对声调之抑扬顿挫，稍有含混失调者，便立即指正，对读错者严加斥责，并且课后分别作文，次晨交卷，进行“学而时习之”。在平时学习中，父亲为他立了严格的学规，如闻鸡而起，默背功课。背诵时不许点灯，只准燃两只香火，让他集思静心。久之勤学强记之风成习，足见乃父用心良苦。加之经师余连萼教导有方，与父母指导相配合，朝夕研习经史，刻苦琢磨，张镇芳的学业得以早成。 
张镇芳在光绪十年（1884年）考上廪生，次年为拔贡，秋闱乡试为第一名举人（解元），光绪壬辰（1892年）举进士，时年29岁，遂了他当官的青云之志。张镇芳最初被分到户部，做个六品京官，一直干了8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狩长安。张镇芳刚服丧回京不久，在京师失陷的当夜，他同军机处、礼部、内阁中书等一般官员，都换上便衣，准备出西直门追赶圣驾。他们西去10余里就见逃难人纷纷返回，声称前有散兵匪徒拦路抢劫，有的已被抢掠一空。此路不通，镇芳便折回项城，待筹好盘缠后，由河南赶赴陕西。他日夜兼程历尽艰辛，一直到潼关才追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效劳两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丧权辱国。在两宫由西安回銮，东绕河南进入直隶袁世凯迎驾入京时，张镇芳会见了袁世凯。袁力劝张外调地方，并许以留鲁任职。张权衡时机，未加轻诺。两宫西狩，镇芳服侍周到，回京后，被恩赏为四品衔，仍在农曹供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开始腾达。先委为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又擢升长芦盐运使。张镇芳恪尽职守，剔除积弊，为国库增收银两56万两，还同英大使谈判，使英人独霸的开滦煤矿为中西合办，因此升为二品京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身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掌握六镇新军，权倾朝野，遭御史等弹劾，乃自请辞去练兵大臣等8项职务。清廷以明升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暗夺袁的军权。直隶总督由张镇芳代署（从一品）。 
民国成立，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便委任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秉承袁氏意旨，在河南全面恢复封建旧秩序，取缔革命的国民党。宋教仁被刺后，河南革命党人召开宋教仁追悼会，革命党报纸《民立报》编辑写了副挽联称：“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若逢张振武，说我即来。”竟被张镇芳捕杀。同时，为镇压二次革命，他建立“军警联合会”。立即包围《民立报》社，捕杀编辑部主任罗瑞青等4人。一时省城开封白色恐怖笼罩，无辜市民亦遭殃。任芝铭有诗凭吊：“帝乡人命贱如麻，冤血三年浸碧沙。我欲招魂魂不至，腥风吹赤半天霞。”项城人最愤恨、最不能原谅张镇芳的是他杀害了同乡、自己选派到优级师范深造的学生、老同盟会员、省议员朱丹陛。朱曾在豫东南组织淮上军同清军作战，在推翻帝制保卫共和的斗争中，是同阎子固先烈一样大有功劳的人。在开封白色恐怖下，朱丹陛策划炸毁开封火药库后潜回项城，不料行踪暴露，张镇芳令军警联合会派20余骑兵追捕，1913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朱丹陛在老项城西关校场就义。后被冯玉祥（豫督）追认为二次革命烈士。 民国元年（1912年），豫西白朗起义的战火炽烈，几乎威胁到袁世凯的家乡项城。袁世凯急忙派陆军总长段祺瑞赴豫视察。1914年2月，袁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之名将张镇芳撤职，由段祺瑞兼任豫督。民国四年（1915年）张镇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以抗外资。原清政府的江南提督、袁世凯政府的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张勋，一贯向往帝制，他的军队继续留着清朝的发辫，号称“辫子军”，他自称“辫帅”。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死后，张勋不仅自成一个军阀派系，还在徐州成立“十三省区联合会”（督军团），旨在策划复辟。此时北洋政府内部明争暗斗，1917年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总理职务，想借张勋的力量驱逐黎元洪。于是张勋就以调停之名，带5000辫子军进京逼黎去职。而各派复辟势力也一齐涌向京津一带。当年7月1日清废帝溥仪宣布复位，还大肆封官授爵，张镇芳被封为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经过12天，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复辟彻底失败。张镇芳以内乱罪被捕，由大理院管辖审理，被判无期徒刑。但张镇芳神通广大，为之说项者多挟有大势力，（如东路军司令段芝贵等）经过多方通融又由其子张伯驹以张镇芳名义义捐赈款40万元，判刑后隔两天，以病为由保外就医，送回天津，坐牢3个月后重获自由。 张镇芳出狱后，住天津的时间多，此间担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并未介入政治，有时回项城小住。1933年张镇芳病卒，时年70岁，葬天津东南郊吴窑村。著有《诗抄》一卷传世。张镇芳有妻妾，两个子女早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胞弟锦芳之子家骐（伯驹）为继子。[2]
故事
嗣父张镇芳（二）——张伯驹故事之四
张镇芳在宣统元年（1909年）袁世凯开缺回籍事件后，仍然保有长芦盐运使位置，这确实是一异数。因为罢袁之后，袁世凯势力受到清洗，徐世昌、唐绍仪、严修、杨度、陈璧、倪嗣冲、王士珍、段祺瑞等都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打击，从而掀起一场晚清的政海狂澜。张镇芳既为袁氏近臣且身任肥缺，安然渡过此劫，个中必当有所缘故。袁世凯次子克文著《辛丙秘苑》，即直斥张落井下石，反复无常。克文称：“宣统继位，张度先公将退休，乃亟拜载泽门，重金为贽，且以己之侵没盐款悉委诸先公。载泽喜，疏举入盐政处。先公罢政，与有力焉。内虽危害，见先公犹曰力相助也。”飞按：载泽为清末年轻满洲亲贵之领袖人物，封镇国公，宣统初任度支部尚书兼督办盐政大臣，系袁世凯之主要政敌。
张伯驹未直接批驳克文此说，然于所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多处为父辩诬。伯驹记云：“清末项城（袁世凯）闻开缺命，即于晚车戴红风帽，独坐包车，暗去天津，住英租界利顺德饭店。直督杨士骧未敢往见，命其子谒项城，并赠银六万。先父往相晤，劝项城次晨即返京，速去彰德。先父兼任粮饷局总办，有结余银三十万两未动，即以此款赠项城，为日后生计。先父在北洋，至辛亥迄任长芦盐运使。时管盐大臣为泽公（载泽），见先父谓为袁党。先父对曰：‘不惟袁党，且有戚谊。’故先父纪事诗有‘抗言直认层层党’一语。后项城五子克权曾对余云：其父开缺时，五舅极为可感。但洪宪时却不甚卖力。此事项城诸子稍长者皆知之。”其末句即当是针对袁克文而言之。
伯驹之表功，或具为其尊者讳之嫌。但袁世凯四子克端之子袁家宾回忆说，袁世凯临终前曾召张镇芳托付后事，而为人倨傲无礼之袁克定，对镇芳一直“礼敬逾常”。则袁氏家族对于张镇芳有不同之态度，袁世凯与其长子克定挺张，次子克文厌张，而克定克文兄弟素不相能，诸事相左。克文之斥张，岂亦出于此乎？
史载宣统三年辛亥（1911），袁世凯再度出山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未入京际即召张镇芳至彰德，任以三品京卿衔办理后路粮台。至袁欲代清，复命镇芳急赴天津接署直隶总督，并以此名义领衔，率数省督抚通电清廷，迫隆裕太后宣布退位。张镇芳遂为有清一代最后一位直隶总督；旋以拥袁之功，被袁任以封疆。袁于民国元年（1912）三月命张荣归故乡署理河南都督，十月实授，次年一月又兼民政长，河南军政大权悉委张镇芳。由此经历观之，克文所云之张镇芳叛袁附载泽事，似不能成立。
嗣父张镇芳（三）——张伯驹故事之五
■靳飞
张伯驹称清末袁世凯被罢斥，其父张镇芳曾赠银三十万两，“同时对袁表示，以后袁的家属生活由他负责照料，要袁放心。”（张伯驹《盐业银行与我家》）袁克文文章显然不承认镇芳赠银事。另据曾任长芦盐务局长的李鹏图及曾任长芦盐务缉私队统领的刘序东等人回忆，张镇芳确曾赠袁世凯三十万两银，但非在罢袁时，而在袁重入中枢之际。
李、刘等记：“1912年农历正月十四日（3月2日），京、津、保陆军先后哗变，大肆抢掠，造币厂、当铺及住户之稍有资财者无一幸免，惟长芦盐运使署银库存有白银三十万两，均系整宝，在缉私步前营队长王玉昆带队守卫下，未受波及。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将转任河南省的都督，继任运使张弧尚未接任，运署事务由提调黄凤池护理。在劫后的第二日即正月十五日，黄取整宝十二个计六百两，交缉私统领部稽查长刘序东作为守卫队兵的奖赏，刘即送交统领宋明善处理。宋当时交给刘两个元宝。而张镇芳竟趁此机会，将此项库银全数亲自解送北京，交给他的表兄袁世凯，作了政治资本。”此文略有错误，譬如此时张已署理直督而非盐运使，袁亦非张之表兄等。但刘序东作为当事者之身份，则不可不予注意。
袁克文亦有文章记此次兵变。袁云：“天津之兵变则成于张镇芳之昏悖怯懦。天津近都咫尺，既闻乱讯，略无防置；既变，又不能遏制。所变者以督署之卫队最甚，是夜空队而出，焚掠街市外，竟入北洋造币厂，尽搜其银条移置署中。他若貂狐之裘、金珠之器，咸不可以数计，即于署中招售。张知之而不言，反每一卫兵各予二十金，以赏其救卫之劳。乱后所诛戮示警者，或窃一衣，或拾一履，多为无辜。张之颠倒缪乱至于斯极，而津民冤矣。”史家历来以为此京津保兵变别有背景，盖出袁氏纵使，而克文之语亦为其父之解释。袁世凯孙袁家宾称，据其父袁克端云，北京兵变系由袁克定串通曹锟发动，目的是阻拦袁世凯赴南京就任大总统。袁世凯之女袁静雪也有与克端一致的说法。那么天津保定兵变是否同为克定暗中策动？则张镇芳身为执行者亦难辞其咎。飞按：是年伯驹已十五岁，随父居于督署，伯驹之回忆却不及此次兵变及赠银事，岂有意回避欤？
伯驹《素月楼联语》录直隶总督署大堂联语，“赐履先群牧，维屏翼上都。”伯驹赞其“语极典庄”。然总督署之政治，亦同前后之两次三十万银，已无从查起矣。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