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候光炯
基本信息
  姓名：侯光炯
曾用名：侯翼如
出生日期：1905年5月7日 
出生地：江苏省金山县
侯光炯（1905～1996）又名侯翼如，1905年5月7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市）吕巷镇的一个中医家庭。是中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曾任国立西北农学院教授，原西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本情况
1919年，他考入江苏南通甲种农业学校，学习成绩常列全班第一。由于家境贫寒，被迫中途辍学。后经人介绍给该校教师王善干任助手，白天同工人一起劳动，进行棉花栽培试验，晚上跟美国女教师学习英语。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两年后免试进入南通大学农科。翌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1927年8月改名京师大学校农科，1928年7月改名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课余经常给报纸和杂志撰稿，换取微薄稿费以维持生计。现西农和西师合并为西南大学，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旁，修建有侯光炯纪念馆。
学习期间，他经常到学校附近农村接触农民，了解到由于土壤盐碱化，农业生产产量极低，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使他感到，要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农业，并决心以土壤科学作为他的主攻方向。1928年6月毕业后，侯光炯经过短期失业，经人介绍回北平大学农学院任图书馆管理员，不久改任助教。在校期间，他深受陈宰均教授的教益。陈宰均谆谆教导他不能只从外国文献中寻找研究课题，关在实验室中进行试验研究，而应走向祖国大地，开展土壤调查，研究和发展中国的土壤科学；鼓励侯光炯不要害怕体质孱弱不能胜任野外考察工作，而应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他还帮助侯光炯修改论文，提高写作论文的能力和水平。
1931年，经虞宏正教授推荐，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该所的土壤研究室和美国专家一起工作。1934年侯光炯任该室副主任，1937年晋升为主任。为了查清我国的土壤资源，他历尽艰辛，和同事们一起开展了大面积的土壤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河北省定县土壤调查报告》、《中国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四川重庆区土壤概述》及《甘肃省东南部黄土之分布利用与管理》等论文。大量的实践使他牢固地树立了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信念。
1935年，侯光炯作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代表和邓植仪、张乃凤一起代表中国出席了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并宣读论文，首次对水稻土的发生、层次形态划分，特别是水稻土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会上还展出了，各种水稻土标本，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水稻土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科学家的重视。会后，侯光炯得到苏、美、德、法、英、意、匈、荷兰、瑞典等10多个国家的代表的邀请和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去各国进行访问和合作研究。侯光炯带着“中国土壤与欧美土壤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在外国进行了3年考察和研究。在瑞典写出了《土壤胶体两性活动规律》论文，在苏联写了《红壤成分与茶叶品质的关系》论文。
抗日战争期间，受研究条件所限，他的一些有关研究农业土壤方法的创建，竟是在家中进行的。女儿帮助采集标本，妻子帮助试验。初试成功的“土壤粘韧性测定法”可以方便地用于测定土壤矿质胶体的性质，从而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
1946年，侯光炯转入四川大学任教授，主讲土壤肥料学、土壤化学、土壤地理学等课程。他教学认真负责，实行启发式教学，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学术讨论、野外考察和科学研究。在这期间，与青年教师合作写了《土壤吸附养分状况和土壤粘韧性的关系》、《用粘韧曲线鉴定土壤特性》和《粘韧曲线的测定》3篇论文，刊于第四届国际土壤学大会论文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光炯应邀参加全国首次土壤肥料会议。朱德同志关于“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号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念。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立了西南农学院，侯光炯任该院教授。为了使土壤科学紧密为农业规划和农业生产服务，他承担了云南橡胶宜林地考察；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的土壤调查，以及后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西南区农业土壤区划等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写出《中国土壤粘韧性研究》，该文曾在匈牙利全国土壤学会上宣读，并译成俄文，转载入前苏联《土壤学》杂志，引起了国外行家们的共鸣；写出了《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与分区》，作为在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的论文；写出《利用土壤层次评价土壤肥力的研究》论文，并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宣读。侯光炯认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必将带动土壤学科的发展。
1956年，侯光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兼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室主任，集中精力研究紫色土，于1960年提出了“农业土壤生理性”的见解。“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光炯虽处困境，长期卧床的妻子又不幸去世，家庭和精神上的遭遇丝毫没有动摇他继续研究农业土壤的决心。1973年以来，他深入广阔农村长达18年之久，在四川简阳镇全区和长宁县相岭区蹲点，进行土壤科学理论应用的研究，提出了旱地的“大窝栽培”和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经大面积推广，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农民的欢迎。
报国之志
  年少时期，家父的义举、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贫穷、列强的横行，在侯光炯幼小的心田里就播下了报国的种子，就读南通甲种农校的选择又使他走上了从农报国的征途。 他一投身土壤科学，即徒步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填补了我国在一些地区土壤资源调查的空白；作为第一个登上国际土壤学术讲坛的中国人，他令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会后赴欧美考察，使他深深认识到：欧美土壤研究方法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抱着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研究之路的决心，他谢绝外国专家的挽留；为了表示他对西方社会种族歧视的强烈不满和科技强国的赤诚之心，他脱西装，剃成光头，重新穿上中国人的蓝步长袍，毅然回返，报效祖国。
1950年，在第一次全国土肥工作上，朱德总司令的讲话，使他倍受鼓舞，深感把自己的土壤科学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夙愿可以实现了。从此，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战斗在农业教育和土壤研究战线上，夜以继日，忘我工作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他率领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橡胶宜林地的考察；五、六十年代，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大量地域性的土壤、区划工作及高产经验总结和土壤科学的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后，为了更好地从我国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中汲取营养，发展土壤科学，用科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长期扎根农村，一去就是20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无私奉献
侯光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多的荣誉，他却把自己应得的荣誉视为“欠人民的债”。他说：“得到的越多，欠人民的债就越多，债是要还的，我这辈子，人民给我的太多了，只有拼上老命才还得清啊”。为了“向人民多还一点债”，他工作起来总是日以继夜地拼命干，在他的时间表上，从来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 侯老不仅从不向组织伸手，即使政策规定范围内的待遇，他也经常谢绝。五十年代他担任中科院学部委员，按规定每月补助考察费100元，他一次也为领取。1956年，学校在工资定级时给他评为一等，他立即向领导写信，要求降低等级。 在困难时期，中央提出降低党内高薪人员工资时，他立即响应。文革期间，他仅留下微薄的生活费，其余都交了党费。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按规定提了两级工资，他每月除留下369元外，余下的钱和所得稿费作设立“土壤青年科学奖励基金”。1992年，获四川省委、省政府科技重奖10万元，他也是用于科研和奖励基金。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他的工资、津贴也不断增加，但他仍然保持过去的生活标准，生活简朴得难以令人置信。而对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几十年来，受到过侯老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候光炯同志的一生正像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1990年题赠给他的那样：“侯光炯同志一生从事土壤科学研究，长年深入农村实际，犹如土壤一样，年复一年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
侯光炯早年立志科学救国，投身农业科学。“土生万物”使他爱上了土壤科学，那时，中国土壤研究刚起步，主要靠外国专家。一开始候光炯搞土壤地理，和外国专家一起或独自进行了考察，先后发表了大同、哈尔滨、南昌、渭河流域及中国北部、西北部、江苏东部等地区的土壤调查报告。在调查中侯光炯深感土壤科学理论基础薄弱，技术性差，脱离农业生产。于是他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着手水稻土壤的研究。
1935年，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上以娴熟地道的美语向世界各国与会代表宣读了自己的研究论文《江西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初步研究》，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和水稻土形成的“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其观点为各国土壤学者认可和采纳。会后，侯光炯应邀去欧美八国考察或短期研究。侯光炯深感适应机械化的欧美土壤学不符合我国传统精耕细作自然农业生产的国情。回国后坚定地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发展之路。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侯光炯从调查总结农民经验着手，开展水稻土、红壤、黄土、紫色土等多种土类的耕作土壤研究，同时开拓理化研究方法和把土壤与作物生长紧密联系起来的“土、植并析”工作，创造出土壤粘韧曲线的测定，写出了《土壤粘韧率与粘韧曲线》等三篇论文，被收入《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论文集》，前苏联和匈牙利等国也相继转载。
  五十年代，侯光炯接受国家任务，带领师生赴云南边陲，完成西双版纳橡胶宜林的考察规划，创造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实现橡胶北移的世界性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六十年代，侯光炯常带领师生和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的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土壤肥力和农业土壤研究，从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定管理措施”中，发现土壤水、热、肥、气随太阳辐射热周期性变化规律和在土、植并析中发现这种变化与植物生长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协调关系，从而提出“土壤生理性”的观点。同期还创立了“PH八联”、“立体土壤图”、“土壤肥力短期坚定法”等新的研究方法。 
七十年代，在农村蹲点进行高产示范试验推广，同时继续土壤研究，将“土壤肥力生理性”发展为“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作指导，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本农业土壤学专著《中国农业土壤概论》。
  八、九十年代，继续在农村蹲点，从事水土保持、防灾减灾和高产研究、示范、推广工作，并侧重“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的应用技术——“水田自然免耕技术”的研究。这种免耕与欧美免耕迥然不同，也破除了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实行连续垄作、连续免耕、连续植被、连续浸润，以保持土壤水、热、肥、气与作物生长需要间的协调，从而获得高产、稳产，进而发展为大面积“生态治洪、免耕治土”的一整套技术。 
侯光炯在土壤地理、土壤分析分区、土壤物理化学、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及生态农业等学科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有很多新的发现和创造，尤其在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科和坚持土壤科学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为三高农业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教书育人
  侯光炯自幼学习刻苦，勤思好问，平时谨言慎行，一心扑在学习上，在校学习期间一直品学皆优，外语功底扎实，受到嘉奖。候光炯知识广博，学术造诣精深，但他却从不满足，一天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学习和对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的了解。 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专著，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例如：他在编写《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一书的《中国农业土壤分类系》时，竟反复修改达14次之多。尽管侯光炯英语很好，但他的英文论著常常都要请专业英语教师审查，唯恐有疏漏。
在教学上，无论是担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是农业领导干部，农业技术员及农民技术培训班的教学，他都坚持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着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野外考察时，要求学生做到边行、边观察、边纪录、边思考。当某一成土因素发生变化时，都要进行土壤剖面观察、讨论。每天野外工作结束后，还要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心得进行交流评讲，并做好日记。在科学研究上，他始终坚持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他不仅注意将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十分重视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经常教育学生爱党、爱人民、学农爱农、处处为农民、为农业生产着想，言传身教、教书育人。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必须联系实际选题和开展试验研究，还要求研究生们经常向他汇报试验情况，并及时给予指导。为了培养研究生的观察能力和深入实践的作风，他常常亲自带领学生深入田间，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生产问题。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有一次，为了按时赶回学校给研究生授课，81岁高龄的他彻夜赶路，终于准时站在了讲台上，学生们深受教育。不仅如此，他爱生如子。学生家庭闹矛盾，他亲自做工作；学生生病，他自己拿钱抓药买饭送到学生寝室。在学生眼里，侯老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