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陶孟和
北大执教记事
陶孟和的父亲陶仲明是一位塾师，他幼时随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就读。这所家塾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西学由张伯苓执教，课程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中学堂，1906年迁址改称南开学校。陶孟和成绩优异，旋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1906-1910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和地理。当时，他对中外地理特别感到兴趣，曾和同学杨文洵搜集大量资料，编译《中外地理大全》一书，共两卷，上卷为中国之部，下卷为外国之部，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在10年中再版7次。
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学戏曲》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
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陶孟和极力支持蔡元培整顿北大的改革主张和措施。在本职工作之外，陶孟和在多方面出力襄助蔡元培的校务工作。
1919年，陶孟和赴欧考察时，特别注意为北京大学罗致人才。当时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和丁燮林（丁西林），即盛赞他们为“不多觏之才”，致函胡适说“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两位俱被蔡元培延聘至校。他是参与管理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委员，负责英文杂志的选定工作。由于他知识广博，尽职尽责，所选的杂志，非常恰当。他出国时，也要热心为图书馆选购图书。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积极参与其中。在编辑学校刊物方面，他是《社会科学季刊》的编辑员，《北京大学月刊》的顾问。陶孟和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参加过哲学研究会的活动。1919年冬，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人曾联合“请蔡子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每次都参加，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陶履恭（孟和）先生像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陶孟和正是这时与陈独秀、胡适等相识相知、共同战斗的重要一员。他担任《新青年》编辑，对《新青年》非常热心，尝与友人盛赞《新青年》的精神。他在1919年3月致胡适函中说：“设《新青年》之精神得以贯彻，亦可喜也”。在《新青年》杂志上，从第2卷（1917年）至第8卷（1920年），陶孟和共发表10余篇文章，有《社会》、《我们政治的生命》、《战后的欧洲》、《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人民的分析》、《新青年之道德》、《贫穷与人口问题》、《女子问题》、《论大学教育》、《大学课程问题》、《留学问题》、《论平民教育运动》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极力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改革和创新社会制度，提倡研究社会问题和调查社会实际情况，主张改革和发展大学教育以及拥护平民教育运动改革，充分表现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改革精神。
陶孟和这时还非常赞赏苏联的变革与发展。1924年1月24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与世长辞，陶孟和表示了深切的悼念。2月26日，他与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燮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肖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究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孟和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1912年，他在伦敦时，即与同学梁宇皋大量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此书是陶孟和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一部著作。当时陶孟和才27岁。但此书表明了他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识见的学者。
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中曾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这个宏愿终于在1926年开始实现了。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开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共10类。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10人。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等是重点。农业经济的主要调查研究工作有：（1）河北、山东棉花贩运调查；（2）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3）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4）定县集市调查；（5）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6）华北粮食生产、运销、消费调查。工业经济的主要工作有：（1）编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如“铁、煤及石油”、交通业等；（2）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先从轻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劳动问题方面的项目最多，这与从1926年起开始此项工作有关。计有：（1）续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年鉴》；（2）《国际劳工组织》；（3）河北及平津劳资争议之研究；（4）塘沽工厂工人调查；（5）上海工人家计调查；（6）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7）天津面粉工人工资调查；（8）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9）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人口问题方面，主要是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对于中国人口的估计和研究各省人口统计。统计方面，主要是编制《北平生活费指数》和《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指数），编著《指数公式总论》等。近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宫文献档案资料，系统地研究过去20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将社会调查所的当时工作推到国际上去，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Industry and Labour in China”《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Chinese Workers”《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继续不断，于是使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
1930年初，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是陶孟和与曾炳钧。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创举。该所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这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抗日战争期间，研究所几经转移，终至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仍然作出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1914年至1949年，陶孟和除了领导组织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以外，自己也亲身参加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宁、兰溪等县、市从事社会调查，后又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若干县、市进行专题调查。编著有《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社会之研究》、《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社会与教育》、《公民教育》、《社会问题》、《中国之县地方财政》、《孟和文存》等。他在社会所时，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年青人员，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等，经过积极的培养，都成为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
与国民党政权作斗争
陶孟和在青年时期，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此与之有过往来。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蒋介石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陶孟和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特别是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陶孟和义愤填膺，为此曾写信给邵力子，揭露蒋介石的无耻行径。有一次，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社会所，就在同事面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引用周贻春（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任农林部长）的话，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就是说不可救药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研究所从四川迁回南京。没过多久，全面爆发内战，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是奉令准备南迁，后来又要求迁往台湾。陶孟和冒着风险，正义凛然地发动社会舆论与之斗争。他的言论起到了揭露国民党政府阴谋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当得知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文物，都被先后搬往台湾时，陶孟和非常不满，立即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1949年3月6日）。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的反对，我们严厉的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他所列举的“最根本的反对理由”是，“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中央研究院当时在南京有地质所、气象所、数学所、物理所、天文所、历史语言所、社会所等。在这些所的所长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以傅斯年为首，主张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一派以陶孟和为首，主张坚决不迁，留守南京，等待解放。他想，即使不能阻止整个中央研究院南迁，至少也要把社会所和尽可能多的研究所保存下来。陶孟和其时患心脏病，他不顾年老体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照常主持所务，给所中工作人员以精神上的支持。陶孟和当时还对大家说：“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陶孟和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各研究所反搬迁的斗争，也对中央研究院的上海各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中央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会所工作人员，个个坚守岗位，护院护所，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所中财产，包括图书资料没有丝毫损失。
新政权下的新使命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为兴奋的心情迎接南京解放。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孟和事先不知道，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互道姓名以后，乃知是陈老总。陈毅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某些文章，受到启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了解陶孟和在解放前夕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义举。这也是两个月后，陈毅向党中央力荐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原因。
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等积极支持军管会的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各所被中国科学院接管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根据南京军管会的安排，曾成立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维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共有14位委员，以陶孟和为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于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9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为了确定办院的方针、任务和组织机构，陶孟和认真地搜集和研究各国科学院的历史及其近况资料，分析中外的异同。他在1950年6月20日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作的报告中说：
我对于科学院的条例与规程，作一简单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是一个亟重要的部门，中国科学院的组织与国外者不完全相同，例如东德研究（科学）院系由研究员与院士组成的。又如英帝国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为一集团，按期集会。苏联科学院有研究所，一方面又与英、美、法相近，不同的是研究员约有万人。中国科学院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调整后有16个研究单位，这是与苏联相同的，但是，中国科学院本身是行政机关，不与外国者相同，而是有双重任务的。中国的科学是落后的，例如中国的地质学者仅不过三百人，化学家的人数更少，中国科学院首要任务为奖励、促进及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把科学研究机构推进，使各研究人员发挥最高才能，为中国人民服务。按照共同纲领，中国科学院要为全国发展学术。过去中央研究院虽然为各所服务，多少做了点工作，但是，对于发展全国学术方面，并没有做到。现在，中国科学院要借重全国人才，完成这种任务，科学院绝不采取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不采取命令主义，而是要采纳各地方的意见。
陶孟和在建院之初时，兼任联络局局长。联络局承担国内外的科学联络工作。为了能进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陶孟和关注搜集世界各国及各国际性学术机关团体，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资料。注意为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实习及考察人员选送科学书刊，以利进行国际交流。陶孟和文字修养很高，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都精通。他对发往国外的重要文件都仔细地审批才发出。他经常教导联络局工作人员一封信该怎样表述恰当，一封电报该怎样用字简练。他对运词用字十分考究，从不马虎。工作人员为了通过他这一关，每次写信都要查几次词典，或参考英文函牍范例，觉得没有纰漏了，才敢打印出来送他审批修改。经他批改过的函件，文字确实标准、流畅。
根据副院长领导各所的分工，陶孟和负责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4个研究所。他本人还兼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建议下，社会所于1952年由南京迁北京，随后他辞去了所长职务。从1953年起，该所更名为经济研究所。
关注科学编译出版工作
从建院开始，陶孟和就分工主管编辑出版工作。为了加强这一工作，他推荐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出任编译局局长。鉴于过去许多科研论文及著作都是用外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的，国内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也出版过一些学报和刊物，但一直没有全国性的权威刊物，院领导首先决定出版综合性刊物《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以及供国际交流的英文刊物《科学记录》。同时作出了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发行科学期刊的规定。除此之外，对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翻译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科学著作，以及出版科学普及读物等作了安排。
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积累，著书立说者日渐增加，中国科学院决定于1954年成立科学出版社。陶孟和对科学出版社特别关心，从出版的方针、任务和工作都作了指示。
1956年, 在遴选《中国科学》、《科学记录》编委会成员时，大家认为这两个刊物是科学院主办的的综合性刊物，陶孟和作为副院长分工领导出版工作，本身又学识渊博，担任主编是适当人选。但陶孟和从全局出发，坚决谢绝。他说，自然科学刊物要由自然科学家主管领导。陶孟和虽不担任《中国科学》、《科学记录》两刊的具体领导，但对这两个刊物十分关心，经常到编辑室给工作人员讲编辑刊物应注意些什么，应具备哪些必要的科学知识，要他们看《自然》、《科学》、《发现》等英文科学刊物，学习它们用词的准确性、科学性，要把好文字关。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准备刊登十年科学成就的文章，陶孟和还曾亲自建议编辑部向周培源和斯行健约稿，他们的文章不但有水平，外文也写得精采，这使工作人员深受教益。
为加强编译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避免组织重叠，1955年12月27日，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编译局，成立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科学出版社、院图书馆以及后来成立的科学情报研究所都归属该委员会领导，由陶孟和担任主任委员。根据陶孟和的指示，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积极组织领导所属各单位，密切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努力地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
图书馆事业领导者
陶孟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4月28日成立图书管理处，1951年2月3日改为图书馆，作为全院管理、供应和对外交换图书的机构，由陶孟和副院长兼馆长。
后来相继成立了院图书馆的上海分馆和兰州分馆以及二十多个所的图书馆。当时，院图书馆同它们的关系是业务领导关系。1956年以后，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全院图书馆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院图书馆分为三级，即院图书馆（又称总馆），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包括所、室、台、站、队、校等）图书馆。院图书馆对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图书馆的关系改为业务指导关系。在上海、兰州、武汉、成都分院图书馆的和一些研究所图书馆的建设中，在制订方针任务和规章制度方面，在搜集、交换、整理、供应书刊和培养干部方面，院图书馆做了许多工作，为建立全院图书馆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孟和从领导图书馆工作以来，就一直兢兢业业，为之倾尽心力。他指出，过去的老路有两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图书馆类型，一种是藏书楼，是封建时代传下来的；另一种是所谓新式图书馆，是从外国输入的。但这些老的路子都不能走了，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按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要求来办图书馆。他还指出，开门办馆，是办好社会主义图书馆的方针，我们的图书馆要面向广大的科学技术人员，工农知识分子，使需要我们图书的人都能得到图书，而且是主动的供应。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以人民的勤务员自居；主动地、殷勤地、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一般说来，院图书馆可以面向全国，分院图书馆可以面向全地区，对于院内外读者可以一视同仁。门开得大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开门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既要发挥图书的最大效能，也要保障图书不受损失。至于各研究所、室的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本所、室的研究工作。对外开放的对象，只能是性质上邻近的研究机构及生产战线上的同行。
陶孟和提出的这种办馆思想，在1958年9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会议上得到了确定。
陶孟和一贯提倡图书馆要为科学家服务。他曾于1956年7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图书馆要为科学家服务》。他指出：“党和政府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进一步加重了图书馆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任务。图书馆欢迎这个光荣的任务，应该用一切力量准备充分的科学文献资料，足以随时供应科学工作者的需要。”“目前重要的世界各国过去出版的科学典籍、期刊尽可能收购齐全，以供应用”，同时“由于今日科学的不断进步，由于我们要争取赶上国际先进科学水平，科学工作者尤其需要现在发行的科学书刊，就是今日正在陆续出版的图书杂志”。为了收购全部过去和现行的科学书刊，陶孟和提出“应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全国应该成立两个或三个综合性的科学图书中心，尽可能地将各种科学的书刊收购齐全。”“另一方面是发展专业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专收专业范围以内的书刊，选择精，取舍严，因之它的收藏对于一定的科学工作者最为便利，最为有用。”“全国有两三个科学图书馆中心和散在各地的各研究机构、专门学院、专业部门、生产部门等的专业图书馆结合起来，通力合作，有无相通，就可形成一个供应科学文献的大图书馆网。这个大图书馆网对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一定可以起巨大的作用。”1957年8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纳了这些建议，成立了图书组，聘请陶孟和为组长。接着，国务院颁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在北京、上海建立第一、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地方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采购协调、集中编目、编制联合目录、培养图书馆干部等，对促进向科学进军，为科学家提供书刊资料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孟和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期间，积极主张依靠科学家办图书馆。他认为“要办好图书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由于领导抓紧，监督其进行；2、有科技工作人员的经常予以协助；3、工作人员须有一定的科学或文化水平和外文知识水平。”因此先后成立了三个委员会，聘请科学家协助办图书馆。
第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图书委员会”。其任务是：（1）规定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协助馆长解决图书馆的重大问题；（2）指导图书馆如何配合院内外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3）指导图书馆采购图书；（4）讨论图书馆的基本建设事项。先后聘任的委员有钱三强、叶渚沛、张景钺、王淦昌、傅鹰、严济慈等。
第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书委员会”，按数学、力学（包括自动化）、物理（包括电子学）、化学、生物、地学、技术科学等领域分别聘请专家参与工作。
第三，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图书分类委员会”，目的是研究指导《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其中：（包括）（1）编制图书分类法的指导思想；（2）图书分类法的体系结构；（3）起草各类的细目。
实践证明，这三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科学书刊资料是科学研究人员不可少的信息源。所以陶孟和特别重视藏书建设。他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严格掌握订购书刊的原则：既要买得精，又要切合实用。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院图书馆采购人员广辟书源，积极搜集和补充科技文献资料。短短的几年内，把近十年国内外出版的重要科技文献补齐，一些科研工作和生产建设需要的会议记录、科技报告、政府出版物、专利说明书和技术标准等文献都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搜集和补充，从而改变了原来馆藏的面貌，为向科学进军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同时也形成了院图书馆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陶孟和亲自过问和指导国际书刊交换工作，目的在于宣传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大量引进国外的科技信息。在交换工作中，他以丰富的国际知识和管理经验，亲自对英、美、日、德、法各国学术机构进行选择交换对象和选择双方应交换的书刊名称。他对国际书刊交换工作的经济效益极为重视，他把出版物分为三种类型：高级、中级、一般，有价格的标价，没有价格的根据书刊质量估价，无论采用哪种交换方式，都尽量做到等价等量，每年工作总结都要把当年交换的经济效益算出来，估计一年为国家节约多少外汇。同时也注意交换书刊的质量，指示把交换来的书刊进行展览，请科学家加以鉴定。竺可桢和吴有训副院长等曾亲自参观展览会，称赞这项工作很有成绩。
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根据陶孟和的指示，院图书馆编制了《新书公告》、《苏联期刊论文索引》、《自然科学期刊索引》、《全院化学期刊总目》、《俄文期刊总目》、《专利快报》、《专利文献索引》以及《科技文献索引》等。武汉分院图书馆编制了《化学论文专题索引》，兰州分院图书馆编制了《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参考资料索引》，南京土壤所图书馆编制了《土壤学论文索引》等。这些书目、索引都受到科学研究人员的热烈欢迎。
陶孟和经常教育图书馆人员要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并逐步提高服务质量。院图书馆建馆初期，藏书不多，工作重点放在为各所补充图书上。由于研究工作需要，从1956年开始扩充阅览室，1957年增设专利文献阅览室和缩摄资料阅览室。1958年5月，设立西郊服务站，1959年10月中关村书库落成，即正式成立自然科学服务部，将城内的自然科学书刊迁入，为中关村各研究所科研人员使用，书刊使用率大大提高，当年出借书刊达到136756种276190册，等于1956年全年借书量的五倍。在服务方式上，院图书馆除了来馆借阅外，还开展了信函借书、送书上门，办理国内外馆际互借等项目。此外还注意了加强书刊报导、读者辅导及参考咨询工作，举办了新书陈列、专题展览、学术报告会、专题讲座等，向科研人员宣传馆藏、辅导读者掌握查找文献的方法，受到了科研人员的称赞。各研究所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普遍实行开架借阅，不少图书馆还开展了代查、代借、代复制和代译文献工作，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科研人员的用书要求。陶孟和看到后感到非常满意。
早在1956年，陶孟和就呼吁：“为了广泛地供应各方面对科学文献资料的需要，为了使每个图书馆都能设备充分的复照工具，包括照相机、显微影片复制机等，随时做出复制拷贝，以应需要。”到1959年，他更进一步指出图书馆必须向机械化、自动化方面前进。他说：“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在今天都是管理盈千累万的文献的工作，由于文献的日益增多，手工作业已经逐渐不能适应需要，因此就必须向机械化、自动化这方面前进。我们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对于文献的阅读、搜寻乃至翻译诸方面的机械化、自动化，多给我们指教和帮助。例如关于显微片镜头的设计和制造，穿孔卡片的搜索机，自动翻译的电子计算机等，都是我们应该及早赶上国外的进展的。”对于这一观点，大家都感到陶孟和很有远见。
陶孟和十分注意图书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当他刚兼任图书馆馆长时，就于1951年3月5日召开第一次馆务会议，对图书馆工作同志提出具体要求。他说：“本院根据51年第1次院长会议之决议，行政更改方面，各院长分工负责，本人即负责图书馆的任务。现在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样的事业都在向前发展。图书馆是促进提高文化水平的一个机构，当然是更重要的事业。其业务之扩大，是必然之势。……所以我对馆内诸位工作同志有几点要求：（1）在图书馆工作要有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要满足读者的要求，要爱惜书本。自己喜欢阅读当然也是好的现象，不过要做到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精神。（2）科学院的图书馆性质又不同一般图书馆，大概都是供专门科学人才阅读的书籍多，所以在本院图书馆工作人员特别是各所负责图书的同志，对于所藏书籍的分门别类要有明确的了解，读者要参考哪一种问题或哪一类性质的书，可以随时找出，以供阅读。（3）各人要精通本岗位的业务，将来庞大的任务来临，我们应付裕如，不致茫无所措。现在本馆已组织了一个业务学习班，这是很好的，我希望把它由浅入深，由简到繁，成一个规律性的而且正常化起来。”接着指出“院馆、分院馆在干部训练培养上多做一些努力。开办短期训练培养在职干部，是有效的办法。在工作中也要有计划地培养年轻的工作人员，一方面给予条件，要他们学习业务知识、语文及科学知识。一方面要大胆地交各种工作给他们做，在工作中锻炼他们，即可多快好省地培养，”他还说：“在干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生力量。扶持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很快成长起来。年长的专家们要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无保留的传授给你们的接班人，青年也尊重前辈，虚心向前辈学习。”根据陶老的指示，解放初期，院馆办过三次讲习班。1956年院馆又办一次大型学习班。1959年院馆与武汉分院图书馆、上海分院图书馆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联合举办三期图书馆训练班，1960年到1962年，院图书馆又连续两次在北京举办图书馆训练班，使全院1000多名图书馆干部受到基本训练，提高了业务水平。1958年，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又组织院图书馆和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科学情报大学，翌年并入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科学情报系，培养了一批图书、情报、出版人才，其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业务部门的领导或学术带头人。
陶孟和热爱青年，提携后学，诲人不倦。他在图书馆，对待青年干部更是循循善诱，勉励他们多多学习，钻研业务，尤其是文献采访工作和国际交换工作同志遇到问题找到他时，他总是不厌其详地为他们解释疑难，解决问题。陶副院长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时常带病到馆主持工作，亲自坐到国际书刊交换组办公室审核交换的信件和交流的书刊。他的言传身教，影响至深。
总的说来，在陶孟和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事业在全国解放后短短的十年中发展很快，全院图书馆数量由1950年的17个发展到1959年的200多个，藏书也由1950年的6.3万册增加到1959年的600万册以上。这些藏书都是国内最有用、最珍贵的科技文献，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陶孟和早年治社会学，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遭到否定，也由此严重影响了对陶孟和的公正评价和合理使用。当1957年整风动员知识界鸣放时，陶孟和提出意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后来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在批判费孝通等所谓“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的大会上，陶孟和直言不讳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他还有过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浩劫”这类的惊世骇俗的言论。后来他曾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地位使他受到了保护，没有受到多少冲击。
1960年4月，陶孟和抱衰病之躯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上海后第三日，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于4月17日中午逝世，享年73岁。4月28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公祭，灵堂中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送的花圈。
陶孟和一生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妻子沈性仁在抗战时逝世于兰州，身边一直无亲人。女儿陶维正、陶维大远在美国，儿子陶渝生是大连石油所（后改称化学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他从未要求予以照顾调来北京工作。陶孟和逝世后，儿子陶渝生遵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将其全部图书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留下的18000余元捐赠给了中关村小学和科学院幼儿园作办学费用，一切家具赠送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后发送到灾区救济灾民。留存于后世的，是他为中国社会学奠基的著述，他心血浇灌的编译出版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以及他那无畏无私的风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