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彭孟缉
人物生平
彭孟缉（1908年9月12日 - 1997年12月19日），原名明熙，字真如  ，号念先。湖北省江夏城（今武汉市）人。著名的军事将领。1908年9月12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生，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奉派赴日本战野炮兵学校进修，返国后任陆军炮兵学校主任教官。　
中日战争期间曾参加淞沪战役、长沙会战，而升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炮兵指挥官。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国民政府所接收，1946年彭孟缉来台湾担任高雄要塞中将司令。“二二八事件”由于彭孟缉妥善处置，受层峰赏识，先升任台湾警备总部司令，之后出任台湾保安副司令、卫戍司令等要职。
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后，1950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彭孟缉担任主任，此后并成立高级班及石牌班等训练机构。1952年担任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1954年擢升为副参谋总长，在参谋总长桂永清去世之后，彭孟缉接任参谋总长。1957年调任陆军总司令并兼台湾防卫总司令。1959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再任参谋总长。1965年担任“总统府”参军长。1967年先后出任台湾地区驻泰国及日本“大使”。1972年彭孟缉担任战略顾问，退休后于1997年逝世。
主要事迹
彭孟缉早年曾就读于湖北省汉阳文德书院，旋转入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学习，未及毕业。1926年3月，彭孟缉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4月在入伍生总队接受军事教育；11月正式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参加了“黄埔同学会”。1927年8月彭孟缉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三师炮兵营排、连长、南京公安局政治训练处股长等职。1928年4月被派到日本野战炮兵学校学习。1931年7月回国后任中央炮兵学校主任教官。1932年3月参与组织“复兴社”，任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兼炮兵学校分社干事，并出任陆军炮兵训练委员会及陆军福斯山炮兵研究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炮兵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陆军官校政治干部训练班教官，参加了延平、古田“剿共”战役。1934年6月兼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班教官；12月调任陆军炮兵学校教官。1936年4月彭孟缉调任陆军炮兵学校重炮兵团（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团下有三个营，每营有两个连，每连配备重炮四门）团长，彭孟缉与邹作华、黄国书(台籍)并称炮兵三杰，为我国机械化重炮兵的发展奠下基础，贡献巨大。
1937年2月任陆军独立炮兵第十团（机械化重炮团）团长；7月抗战爆发，8月彭孟缉率炮兵第十团参加了淞沪抗战，11月撤退时，炮兵第十团部分火炮被已经埋下地雷的公路桥拦住退路，炮团战士忍痛将炮推入河中。1938年4月27日彭孟缉晋任陆军少将，任陆军炮兵第七旅第十团（三营六连制，每连以十五榴炮4门编成）团长，后任炮兵第七旅副旅长。1940年6月任重炮第一旅副旅长。1941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炮兵第一补充兵训练处处长。1943年1月任炮兵第一旅旅长。1944年兼第四战区炮兵指挥部指挥官。1944年9月参与桂阳、柳州战役；12月任黔桂湘边区总部炮兵指挥部指挥官。1945年5月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炮兵指挥部中将指挥官；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彭孟缉主持了日本炮兵部队受降仪式；10月随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到台湾，12月军政部派彭孟缉为第二要塞调查组主任，负责高雄港之要塞调查。
1946年7月，台湾正式成立基隆、高雄、马公三个要塞司令部，彭孟缉任高雄要塞司令部中将司令官。
1947年2月28日，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武装取缔私烟摊贩，枪杀群众，台北市群众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面见省主席陈仪，长官公署却枪击民众，台湾各地相继举行起义，反抗暴行，称“二二八事变”；3月3日晚上，高雄市民响应台湾各地起义行动，开始到处搜索贪官污吏；5日，高雄参议会号召市民参加抗暴，市民与学生遂集结于高雄中学，编成部队，由涂光明（时任高雄市敌产清查主任）担任总指挥，当地警察两百余人也携械参加，这支高雄起义军在一日之间控制了市内所有军政机关，只剩拥有重兵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尚未被缴械，而要塞司令彭孟缉正准备进入市内袭击起义市民；6日上午，处理委员会委员为防止流血牺牲扩大，乃推派黄仲图（高雄市市长）、彭清靠（高雄市参议会议长）、涂光明、曾凤鸣、林介等五名代表上山到要塞司令部，意图规劝彭孟缉自动解除武装，而后再谈处理办法，不料彭孟缉当场开枪打死涂光明、曾凤鸣、林介等三人，并扣留拷问彭清靠，只放黄仲图一人下山回复，司令部所属官兵三百余人攻下山来，直杀入市政府，当时处理委员及市民尚在市政府等候谈判代表回来报告，要塞军队以机枪、步枪向这些人扫射，当场击毙三十四人（其中有王石定等参议员四人），射伤百余人，随后不分青红皂白地见人就开枪滥射，马路上横尸遍野，哀号呼救之声不绝，这时青年学生也纷纷勇敢地反击，到处是混乱的巷战，至半夜，由学生坚守的前金派出所终于被彭孟缉的军队夺回，学生全部壮烈牺牲，仅仅这一天，伤亡的高雄人竟达数千人！彭孟缉因此被人称做“高雄屠夫”。
1947年5月5日，“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部”成立，彭孟缉升任第一任司令，任内对于“良善者固均予以保障，而险恶者亦未使其漏网”。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1949年1月18日，“台湾警备司令部”成立，陈诚兼任总司令，彭孟缉任副总司令；8月20日，秘密保安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于台北圆山，由唐纵（警政署长）挂名召集人，蒋经国掌握实权，彭孟缉等人为该会委员；9月1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改编为“台湾保安司令部”，彭孟缉改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台湾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
1950年3月，蒋介石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主持全台最高的情治机构，并兼任圆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6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保安司令部”官兵大会上宣布由吴国桢任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任副司令，后兼任台湾省保安处处长、“革命实践研究院”附设干部训练团主任等。1952年7月16日，“台北市卫戊司令部”成立，彭孟缉兼任司令，并兼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军学研究会主任、动员干部训练班主任、军事动员设计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1953年1月28日加陆军上将衔。1954年5月，彭孟缉接受友人的劝诫向蒋介石请辞，将“情治大权”交予蒋经国执掌，7月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桂永清）”副参谋总长；8月12日桂永清突然病死，13日彭孟缉以陆军中将军阶加上将衔，代理“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他与时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常因“体制”问题发生冲突。1955年5月25日，台湾爆发少校郭廷亮发动“兵谏”案，彭孟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郭廷亮为孙立人部属为由，对其实行看管侦讯，孙立人被判处监禁；6月20日彭孟缉正式就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同时晋任陆军二级上将，权势如日中天。1957年5月24日，台湾发生“刘自然事件”，蒋介石为向美国交代，撤换包括“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黄杰、“宪兵司令”刘炜、“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在内的高级将领，6月25日彭孟缉调任“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部”总司令，他在总司令任内特别重视军中情报的搜集，使当时的军中安全，号为“国府迁台以来最严密者”；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
1959年6月29日，彭孟缉再次担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晋任陆军一级上将。1960年兼任“总政治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积极精练三军，提高士气。1961年4月4日，彭孟缉下达极机密指示，对金门8吋巨炮向大陆发射核武进行研究。1963年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常务委员。1964年1月21日，湖口装甲兵基地发生一宗严重违反军纪事件，即一般通称的“湖口兵变”，所谓的湖口兵变纯粹是赵志华个人的牢骚事件，彭孟缉却主张严惩罪犯与肇事有关的军官，自装甲司令部郭东阳以及到装甲参谋长金仲纯，都受重惩，甚至连蒋纬国都牵连在内，背了一辈子的“黑锅”。1965年6月27日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并奉颁青天白日勋章。1966年10月，彭孟缉退役任“中华民国”驻泰国“大使”。1969年2月改任“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4月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彭孟缉调回台湾，11月回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一级上将委员。
1973年3月16日，台湾“中华民国羽球协会”制定会章，成立理监事会，推选彭孟缉为会长。1974年曾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读，到课守时，三年不辍，用心学问，极受赞誉。1975年2月调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7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4月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为赎以往的罪恶，彭孟缉晚年信佛信的相当虔诚，对往事，他从不为自己辩解。1988年7月12日被聘为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且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3年8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并仍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97年8月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并再次当选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97年12月19日，彭孟缉因病逝世，终年九十岁，20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怀远堂举行公祭，“总统”李登辉特颁“旌忠状”与“勋猷懋着”挽额，以“表彰其对国家的贡献”，“行政院”院长萧万长亲临致祭，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第八号墓穴。
人物评价
彭孟缉生平对历史素养颇深，他对蒋氏父子忠心耿耿，在台湾实行铁碗统治，为蒋介石经营台湾打下坚实基础，因而官运亨通，彭孟缉手段毒辣，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夫做法至今仍让台湾人发指，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以情治发迹，而后成为军令系统首长，显示他的“政治性格”颇有过人之处，之所以能久居高位而持续不下，主要与他“先意承旨、任谤任怨、服从性高”的家臣性格有关。
社会影响
附：彭孟缉228事件之争议，本省暴民残害外省普通民众被刻意淡化
台“中研院”院士黄彰健和近史所研究员朱浤源今年初共组「二二八研究增补小组」，展开二二八事件考证调查，两人近日透过彭孟缉之子彭荫刚，获得两篇未收录在二二八事件官方调查报告的新史料，是当年高雄市长黄仲图、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总统府资政”彭明敏之父）写给彭孟缉的两份文件，可能洗刷彭孟缉在历史上的罪名。 黄彰健指出，新史料显示，黄仲图、彭清靠等人当时是被涂光明逼上山的，因涂光明有枪，而且威胁他，不配合将「会变成肉片」。这点与坊间所谓黄仲图、彭清靠和涂光明代表台湾人民上山不符。 黄彰健进一步说明，黄仲图等人上寿山後，彭孟缉并非如坊间所传下令杀人。根据新取得的证据，涂光明等人是社会人士、不具学生身分，当时双边人马经过一番谈判。但涂光明亮出枪械，威胁彭孟缉接受包括国军缴械等九项条件，彭孟缉遂将其移送军法审判。三月八日，涂光明等三位自称学生代表者被依军法枪决。但官方提出的二二八调查事件报告只提到涂光明等人有九大要求，却不愿呈现详细内容，有误导国人之嫌。 朱浤源表示，彭荫刚也证实，他的父亲彭孟缉曾明确告诉他，家里有一把手枪，即是涂光明当年携带并要在现场拔出；这把手枪在彭孟缉过世後交还国防部。此外，彭孟缉的军队是在十五位军人被枪杀後才开始反击，并非一开始就对高雄市政府、火车站、高雄第一中学的民众扫射。另外，「二二八研究增补小组」也蒐集到当时的高雄在地报《国声报》，发现彭孟缉的出兵行动当年深受社会各界肯定与接受，不但彭清靠提供其房舍给彭孟缉全家 居住；社会各界在三月六日後也纷纷登报，公开感谢彭孟缉。 台北市二二八协会执行秘书廖继斌认为，许多受难家属听到中研院学者提出的「翻案」说法很不满，原本要到读书会现场抗议。经过协调，大家决定回归理性讨论，共同要求彭荫刚提供所有资料，以发掘真相。 「学术研究是各抒己见，真理本身没有学术研究可言！」廖继斌强调，为釐清真相，他个人仔细研读大溪档案长达一年，许多家属也积极蒐集资料，院士、学者们不能因为两篇文件就为二二八事件骤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