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子俊
人物简介
余子俊，明代官吏，字士英，湖广应城人（今湖北省应城市），后随外出做官的父亲徙四川青神籍。（《雍正·应城县志》有记载）
明代宗景泰年间进士，授户部主事，在部十年以廉洁奉公称。后以荐擢右副都御使，巡抚  余子俊主持开凿的西安通济渠延绥（指今延安市及绥德等陕北地区），亲自督建边墙城堡，东起清水营西止花写池。1476年（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二年）改巡陕西，主于西安城西北开渠，经汉时故城以至渭河，称“余公渠”。又于泾阴（位西安市西北）凿山引水灌田千余顷。1484年（宪宗成化二十年）以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大同（今山西省大同市）、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军务。他力主以延绥边墙法行之于宣府与大同，时以灾害频仍，公私耗敝，为言官劾奏。宪宗末，官终兵部尚书。
余子俊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死在任上，死后“御赐祭葬，谥肃敏”。榆林人都称之为肃敏公。当地有一部很有影响的志书《边政考》记载：“榆林，绥德旧镇，镇自黄甫川历定远边营千五百里，余肃敏公筑焉。公之筑榆林也，称大边。”且在该书和榆林图的外边墙上均注明“肃敏旧边”字样，当地民众永远铭记余子俊，桑梓亲人永远感谢余子俊。
关于余子俊的资料，根据四川青神县余子俊后人世代相传的《余氏族谱》有大量更详细的记载，特摘录部份如下：
余德成（庚六公）：铁木健第六子，号乐真翁，元末明初（庚子年1360年-己酉年1369年间）入蜀定居四川青神县长泉乡，生于元朝元仁宗皇庆元年壬子年（1312年）八月十三日，卒于明洪武21年戊辰年（1388年）二月十二日。（注：德成公生年存疑待考，疑为1336年左右，此处照录原谱记载。）　　余永泰：余德成子，生于元至正丁亥年(1347年）三月十四日，卒于明宣德甲寅年(1434年）二月十一日。（注：因其父德成公生年存疑，余永泰生年存疑待考，疑为1360年左右，此处照录原谱记载。）永泰公行事不传。　　余祯：余永泰长子，字从实，生干明洪武乙丑年(1385年）三月二十九日,卒于明正统已未年(1439年）十月十三。　　余祥：余永泰次子，字从吉，生于明洪武丁卯年（1387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明正统戊午年(1438年）三月十六日，卒于京。明永乐戊戌年（1418年）进士。　　余福：余永泰三子，字从善，生于明洪武已巳年(1389年）二月初十，卒于明正统庚申年(1440年）三月初九日。　　余祐：余永泰四子，字从皞，生于明洪武辛未年(1391年）七月初七，卒于明正统庚申年(1440年）二月二十二日。　　余子良：余祯长子，生卒年失考。　　余子修：余祐之子，字士醇，生于明宣德丙午年(1[1]426年)正月初四，卒于明弘治年间（1488年至1505年）二月初一。　　余子俊：余祥长子，字士英，生于明宣德戊申年(1428年）五月十一日，卒于明弘治已酉年(1489年）二月十四日。余子俊，青神（今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青州乡）人，明景泰庚午年 (1450年)举人,明景泰辛未年(1451年)进士。卒年，“御赐祭葬，谥肃敏”，从初逝至五七，帝遣礼部侍郎倪岳临祭，七七遣礼部侍郎张悦临祭至四月十五日，遣礼部尚书耿裕临祭，特赠太保予谥肃敏。庚戌（弘治庚戌年(1490年)）五月奠子俊公于去麒麟茔（今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麒麟乡，古名长泉乡，麒麟莹又名西坝子）。　　余子伟：余祥次子，字士奇，生于明正统戊午年(1438年）八月初三日，遗腹子，世系表记载卒于明成化癸已年(1473年)十月十一日，纪年详述记载卒于明成化丙申年(1476年)十月十八日。（明成化丙申年，子俊移抚陕西，是年十月十八日四世祖子伟公卒，丁酉子俊公调任兵部尚书。余子俊是明成化十三年丁酉年1477年调任兵部尚书的。）　　余妙淑，余祥之女，嫁冯姓。 　　根据《青神谱》记载：清军入关后，明朝世代为官的青神县余德成后人星散，康熙年间，奉旨查肃敏公故籍有无后裔，其时亦尚有余芝编（印世）、余钲父子在。因惧清人，不敢多言，故后来张廷玉修《明史》时，关于余子俊的资料不全面，后来修编的《雍正·应城县志》更是在行政区划变动后修编的，错误较多。
史籍记载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六·余子俊传
作者：张廷玉等
余子俊，字士英，湖广应城人。父祥，户部郎中。子俊举景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为西安知府。岁饥，发廪十万石振贷。区画以偿，官不损而民济。
成化初，所司上治行当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为首。以林聪荐，为陕西右参政，岁余擢右布政使。 六年转左，调浙江。甫半载，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先是，巡抚王锐请沿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工未兴而罢。子俊上疏言：“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尚书白圭以陕民方困，奏缓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复犯榆林，子俊先后与朱永、许宁击败之。是时，寇据河套，岁发大军征讨，卒无功。八年秋，子俊复言：“今征套士马屯延绥者八万，刍茭烦内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须备来年军资。姑以今年之数约之，米豆需银九十四万，草六十万。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公私烦扰至此，安得不变计。臣前请筑墙建堡，诏事宁举行。请于明年春夏寇马疲乏时，役陕西运粮民五万，给食兴工，期两月毕事。”圭犹持前议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举。
子俊先用军功进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红盐池捣巢功，进右都御史。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  余子俊主持修筑的明长城遗址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十年闰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归，慰留不许。
初，延绥镇治绥德州，属县米脂、吴堡悉在其外。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毕具，遂为重镇，寇抄渐稀，军民得安耕牧焉。十二年十二月移抚陕西。子俊知西安时，以居民患水泉咸苦，凿渠引城西潏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无所泄。至是，乃于城西北开渠泄水，使经汉故城达渭。公私益便，号“余公渠”。又于泾阳凿山引水，溉田千余顷。通南山道，直抵汉中，以便行旅。学校、公署圮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岷州栗林羌为寇，子俊潜师设伏击走之。
十三年召为兵部尚书。奏申明条例十事，又列上军功赏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缅甸酋卜剌浪欲夺思洪发贡章地，设词请于朝。子俊言不宜许，乃谕止之。贵州巡抚陈俨等以播州苗窃发，请调湖广、广西、四川兵五万，合贵州兵会剿。子俊言贼在四川，而贵州请讨，是邀功也，奏寝其事。初，子俊论陈钺掩杀贡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钺多方构子俊于直，会母忧归，得免。
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
服阕，拜户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其冬还朝。明年正月，星变，陈时弊八事，帝多采纳。未几，复出行边。
初，子俊巡历宣、大，请以延绥边墙法行之两镇，因岁歉而止。比复出，锐欲行之。言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余里，旧有墩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墩高广皆三丈，计役夫八万六千，数月可成。诏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时，岁比不登，公私耗敝，骤兴大役，上下难之。子俊又欲责成于边臣，而己不亲其事。谤议由是起。至冬，疏请还京。帝入蜚语，命改左都御史，巡抚大同。中官韦敬谗子俊假修边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将帅。兵部侍郎阮勤等为白。帝怒，让勤等。而给事、御史复交章劾，中朝多欲倾子俊。工部侍郎杜谦等往勘，平情按之。还奏易置将帅如勤等言，所费无私。然为银百五十万，米菽二百三十万，耗财烦民，不得无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时二十二年二月也。
明年正月，兵部缺尚书。帝悟子俊无罪，复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弥厚。弘治元年疏陈十事，已，又上边防七事，帝多允行。明年，疾亟，犹手削奏稿，陈救荒弭盗之策，甫得请而卒，年六十一。赠太保，谥肃敏。
子俊沉毅寡言，有伟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属草，每夜分方寝。尝曰：“大臣谋国，当身任利害，岂得远怨市恩为自全计。”故榆林始事，怨讟丛起，子俊持之益坚，竟以成功，为数世利。性孝友，居母忧时，令子寘毋会试，曰：“虽无律令，吾心不忍也。”尝荫子，移以荫弟。
子寰，举进士，终户部员外郎。寘，就武荫为锦衣千户，终指挥同知。曾孙承勋、承业，皆进士。承勋，翰林修撰。承业，云南佥事。[2-3]
苦筑延绥长城
接到圣旨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春，余子俊带着四名长随小校从浙江杭州出发，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赶赴陕西延绥地区。他刚接到宪宗皇帝朱见深的圣旨，由浙江布政使改任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即由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改任临时替皇上办差的一方总督；由歌舞升平、富甲天下的西子湖畔远徙穷乡僻壤、兵机四伏的河套孤城。然而，这是余子俊向往的使命，也是余子俊心仪的去处，他梦寐以求慷慨赴戎机，到这一带修筑一座名副其实的长城，一座足以抵御蒙古族入侵的壁立长城。他辞掉官船，谢绝管待，戎衣仗剑，一马当先，仅用二十几天，呼啸着把原本三四个月才能走完的水陆官道抛在身后，直奔上苍特意为他备就的那份苦涩的露天大宴。拉开大幕《雍正·应城县志》载：“余子俊，字士英，本邑世族”，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本邑出生”，后随外出做官的父亲徙四川青神籍“。明·景泰二年（1451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明史·余子俊传》说他”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成化初，调任西安知府。当时，西安水患深重，余子俊引领民众，开渠引水，解除水患。当地民众称这条渠为”余公渠“。余子俊以治理水患之功，升为陕西右参政，一年后又擢右布政使。成化六年（1470年）转左布政使，调浙江。半年后，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今延安市及绥德等陕北地区）。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因为廉洁而能干，从地方到中央，一口气干了四十三年。
明朝自宣德年后，已经退居荒漠的蒙古贵族势力日渐坐大，蒙古贵族军经常越过黄河骚扰山陕乃至河北地区。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竟发生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亲征中被蒙古瓦剌军俘虏。以后二十多年内，蒙古人大批进入河套地区，长期扎驻，给明朝北部边防造成巨大威胁。明·成化六年（1470年），余子俊曾以陕西右布政使的身份巡视过陕西边防，他沿途寻找建于隋朝的土筑长城，除了零星土丘，隋长城荡然无存，于是恨恨地对边将王锐说，一定要”沿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可是因朝廷要员反对而作罢。莅任不久，余子俊即上疏：”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主张”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余子俊生怕筑长城带来重赋税、广徭役的恶果，明确进言，”役山西、陕西丁夫五万，量给口粮，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八月兴工，九月终止，工役未毕，则待来年。“开出的单子是用两省五万壮丁两月时间基本完工。兵部尚书白圭却不以为然，他对宪宗皇帝说，这个办法虽好，但陕西民众困蔽，难以加重劳役，况且这一带外族兵民众多，我军兵力不足，还哪里能调壮丁筑城。修筑长城之事就这样搁置下来。成化八年秋天，余子俊冒着藐视当朝、忤逆圣意的风险再次上疏：”欲于明年摘取陕西运粮军民五万，免徭给粮，备加优恤，急乘春夏之交，虏马疲弱不能入寇之时，相度山界，铲削如墙。“他抓住朝廷吝啬粮饷的小肚鸡肠，特别强调，如果蒙古人不渡河北去，朝廷的各项边防耗费将无有终止，因此，修筑长城，势在必然。余子俊不愧头脑清醒的谋家、处事周全的干臣，他拟的是一条以”运输兵“为主力”专班作业“的路子，打的是敌疲我兴的时间差，用的是以兵养兵的保障体系，规划的却是用最小代价修筑最坚固城墙的方案，看你宪宗皇帝准允还是不准。就在白圭以”虏已近边，难于兴作“，继续作梗之时，明朝军队于成化九年（1473年）十月取得了”红盐池捣巢“之胜，十一月又取得”韦州之捷“，蒙古贵族军满都鲁、孛罗忽等受到重创，相继渡河北去，边境一时安宁。宪宗于是下令：”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明史·兵志》）。消息传来，余子俊仰天长啸。《明史·余子俊传》用了这么一句话：”子俊得一意兴役“，他亲手拉开了明朝几次大修长城的历史性大幕。兴工修筑余子俊修筑延绥长城兴工时间当在明·成化十年（1474年）三月，而踏勘设计及前期施工应当于当年春节以后。《明史·兵志》记载，延绥长城全长一千二百余里，东起清水营紫城寨黄河西岸，即今陕西府谷县麻镇，西止于定边营，即今陕西定边县和宁夏盐池县交界的长城线上，现今实际测量也有近一千二百里。（《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闰6月，余子俊征军役四万人筑清水营至花马池段长城，共一千七百七十里。）沿线设守护壕墙崖砦819座，守护壕墙小墩78座，边墩15座，还设了12座具有大型烽火台功能的城堡。在延绥镇一线，余子俊将长城设计为”大边墙“和”二边墙“南北两道城墙，即”大边“和”二边“。所谓”二边墙“被余子俊称为”夹道“，为”大边“南边的一条十分险峻的壕堑。当朝有一位叫杨一清的官员考察后曾上疏说，边墙、壕堑都是余子俊修浚完固的，”北虏知不能侵犯，遂不入套者二十余年“。《明史·兵记》记述了余子俊督建黄甫川至定边营的过程。当地山险壑深，余子俊以岩洞为室，办公和眠寝只在石板之上。平日仅吃士卒用藤篓从山下背来的粗粮。余子俊巡视工地日行数十里，随身仅携一皮囊水袋，口渴时经常含一口水久久不咽。现代有学者认为因缺水，连最高长官都舍不得痛饮一口清水。我以为，当地天气奇寒，囊中之水早已成为冰水，含在口中预热后咽下似乎合于常理。在有关余子俊修筑长城的众多而又繁杂的资料中，一份余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十分难得：”士无寒衣苦寒特甚，特请运胖袄鞋袴各二万五千一百余付，分给优恤，诏从其请，如数给之。“因苦寒特甚特地索取宽大的胖袄，可见余子俊感同身受地面对着冰天雪地。有了胖袄，随身所带单衣夹裤可全都裹在身上，甚至还可塞进硬邦邦的老山羊皮或臭哄哄的乱驼毛团。尤其夜晚以胖袄当被，不至命丧五更之寒。长官如此仁爱，当局这般躬亲，将士敢不用命，长城何愁不立。据说现存延安宝塔山烽火台建成后，余子俊登山巡视俯看延河时，山坡上数千军民一齐高呼：巡抚劳苦功高！场面感人。全长1200里的延绥长城，在余子俊苦心孤诣的运筹和呕心沥血的操持下，”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明史·余子俊传》）。工程告竣，余子俊即于当年闰六月上书朝廷”因母老乞归“，宪宗”慰留不许“。从踏勘设计到工程竣工，半年下来，余子俊已心力交瘁。他太疲惫了，真想回到家里长卧十天半月；他太紧张了，根本不奢望皇帝封赏，只盼着找个安静之处松弛片刻。从当年延绥长城的设计方案看，长城”址广一丈，其高丈八尺，上积垒石，墩下各筑小堡，可容官军护守“，乘上现今实测全长1200里，其砖石方量明显可知，工程量之大也计算可得。以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四万兵卒，三月时间完成如此巨大险峻的工程，实为中国建筑史上一大奇迹。死不改悔余子俊筑建这道长城的作用，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有一次突出的体现。这年六月，蒙古军再次入掠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明朝在前方监督军务的太监汪直和前敌统帅总兵王越的调兵抵御下，大获全胜。宜府游击将军、都指挥使刘宁败敌于塔尔山，”生擒四人，斩首六百级“；参将、都指挥同知支玉，右副都御史何乔新等败敌于天梁，”斩首七十七级“；千户白道山等败敌于木瓜园，”斩首十五级“；延绥总兵、署都督同知许宁等败敌于三里塔，”生擒二人，斩首百一十九级“；大同参将周玺等”斩首三十级“。其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战绩，是因为这是多年来，明军少有的一次大胜仗。究其原因，亦如明史所述，”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虏人为官军所逐，漫散而不得出路故也然“。长城的屏障作用在这里充分地显现出来，它将入侵之敌的退路阻断，因而明军得以重创蒙古军，使其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敢轻易犯兵，”延绥军民颇得息肩“（《明史·兵志》）。
余子俊真可谓死不改悔”长城痴“。成化十九年（1483年），大捷不久，已经卸任兵部尚书职务的余子俊被朝廷任命为户部尚书。次年，此公即上书朝廷，建议重修黄河东岸至山海关长城，即所谓”宣大长城“，设计一千三百余里，在旧墩一百七十处基础上再增筑四百四十墩，墩高三丈，役八万六千人施工，同时还誓言旦旦，数月内大功告成。结果诽谤之言蜂起，筑城方案遭遇冷落，筑城之人形同罪人。余子俊被改任左都御史，巡抚大同，其实是流放待查。于是各路言官纷纷上书，以余子俊修城墙耗资太多为由弹劾他，”朝中多欲倾倒子俊“。幸得工部侍郎杜谦等人据实上奏，他们说，筑城费用虽然大了一点，但是”筑城用费子俊无私“，就是说他没有贪污工程款项，这样，余子俊才逃过了一场劫难。多年以后，明嘉靖、万历朝重修了燕京辽东长城，八达岭和居庸关被打点得气势恢宏，辽东长城的厚实和高度远远超过了当年余子俊修筑的延绥长城。然而不数年，即被崛起的女真人扬鞭跨马跃过。研究这段历史，常常让人掩卷叹息。历史功绩余子俊筑延绥长城的另一大历史功绩是”徙镇、移民“，兴建了一座西北重镇榆林市。《明史·余子俊传》载：”自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拓城置戍，遂为重镇。“即是说，榆林成为重镇，始于余子俊。榆林原本一个小村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接山西大同等镇，西连宁夏、甘肃一线，地处河套襟喉之地。明朝初年，朝廷曾于河套外设立东胜卫，有力地保障了河套及以南地区的安全。但是自英宗以后，由于蒙古人挤压，东胜卫早已失守，延绥长城的修筑使东胜卫不得不内撤，河套地区外失其险，内无支撑，榆林新镇便呼之欲出。余子俊决非”唯城墙主义者“，他深知，长城不过御敌的工具，少了人脉和士气，不过一堆残砖弃石。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他精心设计将榆林的营堡修得”尤为壮丽“，并相机开展移民，还着手引快滩河之水，环镇堡之城，解决了当地人畜饮水问题，同时得水浇地数千亩，令军民屯种，当年就收了六百多万石粮食。这么多粮食如果从西安运往前线，没有二万人（畜）断不可能。人们不能不信服余子俊当时在奏疏中所说的话。筑长城告功以后，余子俊当即让部分士卒驻扎榆林，屯田自养，官田很快增至三万亩。以后，余子俊两次上奏朝廷，以榆林边境地区防卫压力过重为由，请求增设榆林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撤庄（村）建市。宪宗皇帝批准了余子俊的奏疏。从成化九年（1473年）开始，余子俊即在榆林村筑城置榆林卫，最先有五处千户以上的居民移民，”俱在卫城内“。这就是说，他一次就移民五千户以上居民进入榆林城。置卫伊始，榆林城的规模就相当大了，待人丁兴旺，余子俊又果断将延绥衙署从绥德徙至榆林，接着依城堡的聚散分别将七个镇村升格为县或镇级行政单位，辖于榆林卫，完成了榆林新城的设置工作。
一位生于应城，官职不过延绥巡抚的封建官员，凭着睿智和胆识，仅用二、三年时间在陕北高原上撒豆成兵一样建起一座城市，余子俊可谓榆林之父，余子俊也是应城的骄傲。直到近年，陕西省尤其是榆林市不少专家学者还在研究余子俊，余子俊及其延绥长城和榆林新城成为当地一门学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