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文清
医生关文清
关文清(1894年一1995年)，字子廉，永登县野狐城人，关先生自幼天资聪慧，19岁(1890年)考中秀才，三年后升廪生。他在少年时代受教于兰州举人、名医牟继先。牟先生曾以“三才天地人”之联句问他，小文清反应灵敏，当即以“六脉寸关尺”相对。牟先生听了，称赞他：“今后必以名医问世无疑也!”自此，关文清专攻医学，聆听牟先生讲《本草》《伤寒》《金匮》《内经》等医学专  香港早期影人关文清著，他自己更刻苦熟读细研，进步极快。后来关文清又拜师同科秀才、皋兰名医甘子明，在甘先生指导下，他病理医术得以进一步提高，后来他做了甘先生的副手，出任甘肃医药局副局长。他俩密切合作，悉心研讨祖国医学，为治病救人做出了成绩。关文清治病，先以中医外科始，他首创川蔗糖贴敷“搭背疮”。另外，他对癌症、肿瘤、性病治疗都有独到之处。后来又攻读内科、妇科，以治妇科病最为出名。他辩证灵活的用疏肝、健脾、通脉之法，几服药治好了甘肃督军陆洪涛母亲的固疾，陆以感激之情委以县令之职，被他婉言谢绝。关先生一生重德轻财，不怀私念。不嫌弃贫贱，“以治愈病人为行医天职”，为人称道。他早年自制生肌散等药施于患者，后在刘尔忻创办的兴文同仁局任主治医师，又经常为群众施医施药，深得兰州各阶层人士和民众信赖。至今一些“老兰州”对关文清高尚的医德和高明的医术仍念念不忘。
导演关文清
提起香港电影的拓荒者，人们自然会想到黎民伟和黎北海。然而除黎氏兄弟这两座丰碑外，香港影坛还有一些不能被遗忘的先驱，他们同样在香港电影的初创时期留下了拓荒的脚步，如关文清、梁少波、黄仲文等。其中关文清作为香港影界第一个在海外学成归来的电影专业人士，更是对襁褓时期的香港电影工业和美学两个层面的拓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关文清的电影观念和黎氏兄弟相同，总体上也是以影剧来爱国救民、启发民智，并以此写就了一个爱国文人的影艺人生。1894-1928关文清1894年生于广东开平县(今开平市)赤坎镇大梧村，父亲关绍勋是清末秀才，在本邑讲学，关文清九岁便在家里开始接受其父传统、正宗的中国文化教育。1910年，关文清去香港读英文。翌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古莲李受美国工会之托，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招收100名留美学生，关文清被录取到加州大学攻读英文。随后，关文清对新兴的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学习电影的念头，1915年，他为了学习和掌握电影艺术知识，到洛杉矶影城好莱坞当临时演员。尽管当时的好莱坞还处于草创时期，但关文清毕竟接受了正规的电影启蒙，并参与了影片《残花泪》的摄制。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关文清考入了美国加州电影学院深造，主攻编导，并旁及有关电影拍摄的其他课程，接受了系统的电影专业教育。1920年，学成归国后的关文清，欲在内地发展电影事业，他先在南通创办电影公司，失败后又与山东人王长泰往南京师范学堂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全国师范培训班》，该片反映全国师范学校校长培训的情况，拍成后在全国各地演出，对我国师范教育起了一定的宣传和促进作用。1921年，关文清出任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学。这期间关文清虽然也参与了一些电影工作，但在电影方面有所作为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23年黎氏兄弟在香港创办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关文清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921年，拍完香港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1913）后沉寂数年的黎民伟开始有了大的举措，他拿出了经商盈利的全部资金，并得到了两位兄长黎北海和黎海山的资助，筹资5万港元在香港建成新世界戏院，试图为今后拍摄的电影找寻稳定的放映途径。1922年黎民伟又招股集资，加上原有的资金共筹得50万港元准备建立自己的制片公司。1923年5月14日，黎氏兄弟在香港铜锣湾成立了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黎民伟任总经理，黎北海任经理，罗永祥任技术主任。关文清被黎民伟聘为顾问，具体指导“香港民新”的影片拍摄。关文清在“香港民新”的主要电影活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担任民新演员养成所的教员，培养了香港第一批电影演艺人员。盖因黎民伟是同盟会成员和他拒绝向港英当局有关部门行贿等原因，在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后，“香港民新”在香港的片场用地仍未得到香港工务局的批复，1924年，“香港民新”只好在广州西关多宝坊建立片场，准备拍摄故事片，并开设了民新演员养成所，培养演技人才。第一期演员养成所共招收30名学员，由关文清、梁少波、黎北海等人任教，经过短期培训，全体学员参加了“香港民新”影片的摄制。其二，关文清参与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1925）的摄制。这部改编自《聊斋志异》中同名小说的影片开拍于1924年10月，由黎北海编导，罗永祥摄影，黎民伟、林楚楚等主演。因市场需要，影片拍摄成时装片，即影片中人物不着古装而全着民初服装。关文清负责全片的化妆，因为当时只有在美国科班出身的他才懂得如何化妆。
关文清在“香港民新”虽主要担当艺术层面的指导，但对其工业层面也颇为关注，他在《中国银坛外史》一书中便有对“香港民新”的工业层面分析。“香港民新”这个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较大规模的制片机构在摄制完成《胭脂》后不久就宣告结束，1925年10月，黎民伟“承民新董事局授权，携一部分机件往上海”，于1926年2月组建了“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片场用地迟迟得不到批复、省港大罢工等外素直接导致了“香港民新”的衰亡，但关文清却从公司的内部管理入手，深刻剖析出了其衰亡的内因：
“民新公司拍了《胭脂》后，便没有资本拍第二部。因初时没有经验，没有预算，而机械主任罗永祥的好高骛远个性作祟，订购的器材，样样要多要好，把大部分的资本，用去购器材。单是化妆品也买了数千元。而那时的‘面蜡’（Face paint）还是舞台用的‘密士法陀’（Max Factor），电影专用化妆品尚未发明，结果过了几年，那几千元的化妆品变为废物！至于水银灯，则花了五万多元，八座‘横光’灯，八座‘顶光’灯，足够两组使用。那些水银灯笨重非常，每座数千斤，要两名灯工，方能推动……因此，炭精灯便应运而生。炭精灯的好处，是轻便而制造易，每盏只三四十斤，成本不过一百几十。此后便没人用水银灯而被淘汰了”
关文清同时认为，“香港民新”拍摄过多政治色彩较浓的纪录片，也是其衰亡的内因之一：“民新公司在广州历年所拍的纪录片和新闻片，是没有市场的，除卖了几本给鲍罗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苏联顾问）外，其余都是贮在片仓……其实政府或国民党党部从来没有费用津贴过。”毋庸置疑，关文清这些对“香港民新”不符合商业市场经营理念的分析，对以后香港电影工业的良性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1925年，香港工人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正义省港大罢工，翌年，罢工以香港工人的胜利而告终。但时局的突变也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香港电影工业中途夭折。在此期间，一些大型的制片企业迁往内地，“香港民新”迁到了上海，其他大批刚成立不久的中小型制片企业如“大汉”、“两仪”、“四匙”等被迫关张。部分香港影人也都到内地发展，关文清也离开香港赴广州创办南越影片公司，出品了《添丁发财》（1925）等影片。在此期间，他还数度涉洋赴欧、美考察影片，购置新影机，进行宣传、筹款工作。1926年，关文清应聘出任美国东方影业公司英文独幕剧《太子求剑》编导。该剧由山东人刘玉清主演，在旧金山市排演一个月后，连同该公司在中国拍摄的游历片《中国人之中国》首次在美国首都戏院演出，继而在美国各埠上演。1927年，受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之聘，关文清任《吴先生》一片顾问。 
1928年，关文清在旧金山市遇见从家乡赴美为开平中学筹款的国民大学校长吴在民。二人谈及美国利用电影辅助教育的优点，关文清颇为触动，他即带了多部教育片与吴在民回国，在开平赤坎镇开办电影社，将所携影片在赤坎及各乡、各中学放映；同时在开平中学任英文教师，并在赤坎镇衙前街创办关文清英文学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钱出力，彰显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929-19401920年代末，在黎北海等人的努力下，香港电影工业开始复苏。1930年，院线商罗明佑创立了大型的制片机构——联华影业公司，并将其总部设在香港，香港电影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关文清应邀担任联华第三厂（又称“联华港厂”）的编导。1931年，欲图全力发展内地业务的“联华”，将其主要业务逐渐转到了上海，其管理中枢也从香港移到了上海，关文清则继续留在香港的“联华港厂”。在黎北海任厂长的“联华港厂”，关文清作为主要教员，协助黎北海开设了两期演员养成所，讲授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化妆等课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影剧演艺人才，如李铁、黄岱、石友于、胡艺星、唐醒图、叶仁甫等，他们均成为香港早期电影的中坚力量。
在“联华港厂”期间，关文清执导了多部默片，其中1931年11月该厂推出的创业作《铁骨兰心》便出自关文清之手。这部标榜“打倒阶级制度，提倡自由平等”的影片既体现出了黎北海、关文清等人的艺术创作观念，亦反映了同期众多内地同类题材的影片对香港电影创作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之后一个时期内香港电影描摹的一贯主题。关文清还在“联华港厂”执导了香港第一部侦探片《夜半枪声》（1932），影片表现一名富人被杀后，警方侦破杀人真凶的过程，运用侦探的形式，表现了警世的主题。“写伦理之爱，父子亲情，颇是动人天性，动人情思，发人深省，扣人心弦，令人惊骇，结局却出乎意料之外。”之后关文清再为“联华港厂”执导影片《暗室明珠》（1932），讲述两位重孝道的兄弟为寻找母亲钟爱的一颗祖传宝珠而备尝艰辛的故事。影片集侦探、惊险、滑稽、侠义于一体，是香港最早的复合类型片。
“联华港厂”在拍摄了四部故事片以及少量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短片后，由于经济状况不佳于1932年底便告结束。之后，关文清受“联华”总经理罗明佑之委托，携该公司拍摄的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前往美国、加拿大公映，并在海外招股，募集资金。美、加华侨从报上看到《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在旧金山市公映的消息，纷纷以函电询问能否租到该片放映。关文清旨在宣传中国军队的抗敌精神，一洗从前“不抵抗主义”的耻辱，就不拘租片代价，不计个人劳累，从旧金山携片出发，先后到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继而过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等城市，又横过西岸之温哥华、域多利，再折回美国，并继续南下，行程数万里，到过数十个城市。凡超过二百侨胞的商埠，他都在那里放映和演讲宣传。美、加华侨看到抗敌胜利的影片，热泪纵横；听到抗敌胜利的消息，更是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并纷纷将积攒的血汗钱寄回祖国，慰劳为祖国英勇奋战的将士。
关文清到达旧金山时，行装未卸，便有一青年慕名来旅店求见，这青年就是该埠的华侨领袖、旧金山中华会馆的董事兼司库赵俊尧的儿子赵树燊。赵树燊醉心于电影，其父曾认股3000美元，让他在当时旧金山的一个华人制片商摄制的影片《王宝钏》中出任摄影的布景助手，该片最后在美国赔了个精光。但赵树燊的电影梦并未就此破灭，请求关文清协助他，在电影事业有所作为。关文清觉得他是个有志于电影事业的青年，又学得一点摄影和布景的技术，是个“天送来”的助手，便答应协助他，并请他首先协助自己搞好这次抗战宣传。由于得到赵树燊的帮助，租场地、租影机、登广告等筹备工作很快办妥，而放映员则由赵树燊担任，减少了一大笔开支。赵树燊要求关文清协助他成立电影公司，两人商量公司用什么名，关文清略作考虑，便提出用“大观声片公司”。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旧金山的大观旅馆相识而发起的，旅店老板刘棣华为支持抗战宣传赞助一间房作办事处，不取分文，以此命名亦是对他功绩的纪念。在讨论拍什么片的时候，关文清认为美洲和南洋的华侨，多数是广东人，连同两广及港澳地区喜欢看粤语片的人口有几千万，若能制成第一部粤语片，一定大有发展前途。旅店老板刘棣华也认为新奇的东西一定受欢迎。于是这一制片方案便决定下来。关文清和赵树燊最初商定请粤剧名伶马师曾或薛觉主演，岂料马师曾因离美返港不能相助，而薛觉先也已被香港高升戏院拉了去。于是关文清在旧金山又致力于发现新的粤剧明星，经过一番寻找，他终于发现了适合上镜的年轻粤剧演员新靓就和胡蝶影。 
新靓就即为后来名震香港影坛的关德兴，他亦是广东开平人，与关文清是同族兄弟，故关文清找他商谈时，当即表示乐意参加工作。胡蝶影不过是普通的粤剧花旦，当时没有名气，由关德兴介绍，也愿意无条件合作。主角既定，便研究组织和编写剧本。关文清还向赵树燊出谋，组织公司应由小到大，资本暂定一万元，分作一百股，每股一百美元。公司采取劳资合作办法，所有重要职员和主角，皆将薪酬来做股份，因有切身关系，可以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杜绝浪费，待拍了第一部片，如有成绩，然后扩大为有限公司。好莱坞初期的制片公司，均是这样起家的。同时关文清认为因没有聘到马师曾等粤剧名角，就不宜拍舞台戏，因为舞台戏须靠名角的首本戏才有号召力，不如改拍伦理文艺片，加插一幕戏中戏和几支曲，比较合粤语观众口味。于是，大观声片公司的第一部粤语有声影片《歌侣情潮》（1933）在关文清的苦心经营下诞生。该片由关德兴、胡蝶影领衔主演，效果甚佳，更合旅美华侨口味，关德兴、胡蝶影一举成为电影界的红星。
“大观”的第一部影片打响后，关文清即向罗明佑和赵树燊两人建议，由“联华”投资将“大观”迁至香港，在港建立一个类似好莱坞式的电影城，大规模制作粤语片，这个宏大的设想立即得到了罗、赵二人的支持。罗明佑建议以“海外联华”的名义向美国华侨招股，购买设备，实现关文清的宏大设想。随后，关文清、赵俊尧和刘棣华等人在美国为“海外联华”招募到3万多美元的股本，并花去2万多元购买了一部电影录音机。为了试机，关文清特别在美国拍摄了粤剧舞台纪录片《三娘教子》，录音效果也令人满意。与此同时，罗明佑在香港租来的位于九龙钻石山的“陈七花园”，准备用作“海外联华”的片场，并把“联华”影星黎灼灼由沪调港，以“海外联华”的名义拍摄默片《破浪》（1934）,并将影片的一切收入作为“联华”对“海外联华”的投资。赵树燊也在香港利用“联华港厂”的设备，以“海外联华”的名义拍摄了默片《难兄》（1934）和《浪花村》（1934）。正当此时，“联华”内部却因经济原因进行了较大的改组，并决定集中一切力量在上海拍片，不再拓展海外的其他制片业务。筹备之中的“海外联华”因此暂被搁置。当关文清带着电影录音机从美返港时，罗明佑明确告知他和赵树燊：“联华”不再投资“海外联华”。赵树燊认为罗明佑违反了“海外联华”的招股宪章，对他十分不满。关文清和赵树燊以及“海外联华”其他股东商议后，决定不再组建“海外联华”，但仍将美国“大观”迁至香港，以大观影片公司的名义直接在香港设厂拍摄粤语片。1935年，赵树燊在美国的大观影片公司总部移师香港，改组成为香港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关文清则成为“香港大观”的主创力量。
虽然宏大的电影理想并未现实，但“香港大观”时期的关文清依然抱着强烈的爱国热情。1934年，罗明佑与关文清被当时的民国政府派遣赴欧美日考察电影事业。关文清与罗明佑到日本考察时，目睹他们“城市、工厂烟突如林，横滨、神户等港湾战舰云集”的工业发展现状，这令他“忆起迫签廿一条款、淞沪战争和沈阳事变……我想，日人得寸进尺，侵略必无止境。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个无权无勇的艺员，亦应本着自己所能，尽一点国民义务来救国”。电影艺术家的使命感促使他立即着手拍摄一部影片来唤醒同胞。在考虑影片题材时，关文清想起了革命先驱孙中山著的《建国大纲》中有一段关于筑路的话：“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筑路’。便利交通，战时方能急速调兵，平时能运送矿产和各种原料至各处工厂，并疏散出品，以供应各地所需。故必须于最短时间，建成铁路网。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关文清由此想到，日本人如今已向中国伸出魔掌，如再用军舰封锁沿海口岸，水路受阻，抗战将更加困难，如有铁路与各邻国贯通，就可由陆路接受外援。他由是考虑以修筑铁路为主题来拍摄影片。1935年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关文清即动手以“生命线”为题编写剧本。当时号称“华南影院大王”的香港院线商卢根慕关文清之名，向他索求剧本，关文清把《生命线》的剧本给他。卢根和其属下看过后，认为《生命线》的素材太深奥，恐不合粤语观众口味，便叫关文清拍闹剧片《呆佬拜寿》。因为当时出了一部不同类题材的《傻仔洞房》甚为卖座，《呆佬拜寿》就是“食正这条水”，将来必能财源广进。关文清觉得拍摄这类影片对社会没有积极意义，便以导演这类影片非自己所长为理由，托辞推却。随后，他在赵树燊的支持下，邀请名演员吴楚帆、李绮年主演，自兼导演拍摄了《生命线》（1935）。该片拍成后，票房甚佳。之后，关文清继续抗战爱国电影的拍摄，陆续推出了《抵抗》（1936）、《边防血泪》（1937）、《公敌》（1938）抗战三部曲，并参与了经典抗日爱国影片《最后关头》（1938）的拍摄，成为香港抗战爱国电影的主创力量。其中《抵抗》鼓吹唯有抵抗才能救国、唯有抵抗才能求生存；《边防血泪》表现“边防抗战、铲除汉奸、大义灭亲”的主题。他编导的这些影片，贯串爱国的主题，敢于揭露敌人的凶暴和旧社会的阴暗面，以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和对社会进步的要求，而非一味追求票房价值，随波逐流。1940—1941年，台儿庄大捷后，关文清又携纪录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演，并亲自登台演出自编自导宣传剧《流亡之父女》及《八古佬从军》。
在拍摄抗日爱国影片的同时，关文清在“香港大观”也拍摄了一些讽刺旧式婚姻制度的粤语喜剧。这类喜剧片通过表现旧式封建婚姻制度的荒唐来营造喜剧效果，在幽默中有深刻的讽刺与反思，隐喻出打破顽固家庭、反对旧式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保障个人幸福的主题内涵。其中较有影响的讽刺喜剧片当数针砭旧式婚姻、提倡美满姻缘的《摩登新娘》（两集，1935）。在具体的电影美学手段上，关文清积极探索，他和赵树燊为代表的一批导演被称为“洋派”，和同时期以邵醉翁、文逸民为代表的一批被称之为“土派”导演形成了明显的分野。关文清式的“洋派”们以“大观”为制作基地，他们的影片中较多地吸取了一些较新的表现方法，如在影片中加入大量的歌唱，在服装、道具、舞美、摄影等方面力求时尚和更新等，而且在影片主题方面也追求新潮，注重新观念的表现，总体上呈现出了“新”的特色。
在此期间，除香港知名导演的头衔外，在香港影人中具有较高声望的关文清也充当着代言人的重要角色，积极为香港影人代言请命。193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电影检查会”提出，为统一国语禁止方言电影的拍摄，该会又在1937年初明令从当年7月1日起执行禁止粤语片拍摄的法令，而且凡在香港拍摄的粤语片，禁止进入内地发行。南京政府的“禁拍令”引起了香港粤语电影人的强烈反对，当时正在杭州拍摄西湖外景的关文清，受香港粤语电影工作者的组织“华南电影协会”的委派，和蒋爱民、曹绮文一起前往南京请愿，提出了5条疑问和建议，要求国民政府解除法令。其中前两条更是道出了香港众多粤语影人的内心不平：“⑴粤语与其它各省的方言，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的结果，并非影片所造成。若无罪被禁，何以服众？⑵按广东全省学校，仍用本地语言授课，大戏依然用粤语词曲演唱。今两者不禁，而只禁电影，于理似不公平。”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无暇顾及“禁拍令”的实施，而且抗战全面爆发后内地资金的电影人才大量南迁，才改变了粤语片的命运。1941-1959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了香港，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向日军投降，“黑色圣诞节”开始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香港电影也骤然从繁荣跌入了低谷。然而，日军控制电影并非让它彻底死掉，而是要让电影成为宣传他们的法西斯政策、美化他们侵略行为的重要工具。日寇先是对部分较有名望的香港影人采取怀柔的拉拢手段，以利诱惑他们拍摄汉奸电影。在香港影坛德高望重的关文清自然成为日本人首先“争取”的对象。1942年1月21日，关文清、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卢敦、谢益之以及南下的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被日军的“电影报到部”头目召集到九龙半岛饭店，表示要施“仁政”。久居香港的日本文化特务禾久田幸助还提出组建“香港电影协会”。之前，禾久田幸助就曾以代购配给粮等办法，着重对关文清等影界名人进行笼络，目的在于能使香港电影界听从他们的意旨，像香港影人联手创作《最后关头》那样，拍摄出日本人策划的《香港攻略战》，宣扬他们的“武功”和“仁政”，表达“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美化侵略的主旨。
面对日寇的抢掠和引诱，关文清等出席会议的电影工作者即用沉默来表示反抗。当拍摄《香港攻略战》和内定人员消息传出后，香港影人不愿为日本人拍片，引起了一场大逃亡。关文清秘密相约香港影界9位著名编导及演员于1941年农历除夕暗中搭“白银丸”轮船往广州湾(现湛江港)，并在广州湾登台表演抗日救亡剧5天，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随后便各自回乡。关文清第二次返乡后在开平中学、越华中学(因战时从广州迁入开平赤坎镇)任高中英语教师。
1945年9月香港光复，关文清于次年返港，并自组山月影片公司，继续从事电影编导。1947年，“山月”推出了其创业作《复员泪》，这部现实题材影片不仅反映出了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限灾苦，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抗战胜利后国人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比抗战时更惨。影片的结尾描写女主角饱受痛苦，刺激过度，狂奔出画面便结束，让观众对如何解决剧中人的苦境和如何解决存在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类似问题作出思考。关文清对此曾感言：“（胜利后）老百姓仍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谁给我们这样的痛苦呢？《复原泪》的剧情，只是把光复期我们眼见的事实，和社会上严重的问题，忠实地描写出来，给社会贤达讨论，寻求解决方法，令到老百姓有一天得免饥饿的痛苦。”由于揭露了战后的社会阴暗面，关文清在编导《复员泪》时，曾为当局所忌，甚至受到恐吓，但他毫不畏惧，终于把影片拍成，因而享有“无畏导演”的美誉。 
《复员泪》之后，“山月”出品了多部影片，关文清更是活跃于香港粤语影坛，编导了大量粤语片，从《复员泪》到1969年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差利捉猫记》，他在战后共执导了30部影片，其中有6部由他本人编剧。加上战前的创作，关文清一生共执导了50多部影片，其中20多部由他编剧。这些影片以时装题材为主，亦有为数不少的古装片，涵盖了战争、伦理、言情、悬疑、喜剧等多种类型，总体上体现出了关文清爱国进步思想和电影商业价值相统一的创作观念。这也是香港许多老一代的电影艺术家所共有的电影观。
关文清一直和内地同仁及政府有着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1956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关文清与香港电影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多人飞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在怀仁堂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同时被安排到祖国各地参观。1960-19951960年，66岁的关文清定居美国旧金山市，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移居美国的关文清并未彻底放下导筒，他于60年代仍为香港的电影公司拍摄了三部影片，并多次赴港，深切关注香港的电影事业。1970年代之后，关文清开始对历史有了深入的研究，首先是对他所经历过的香港电影历史进行专门的搜集整理，并于1976年出版了《中国银坛外史》。这部史书流畅通俗，生动有趣，观点鲜明，思想健康，从侧面反映香港电影从无到有，从默片到声片的整个过程。二三十年代的著名制片人、编导或电影明星如黄柳霜、林妹妹、关德兴、吴楚帆、阮玲玉、李绮年等都在他笔下皆栩栩如生。其次，关文清还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1979年，85岁高龄的关文清出版了《中国历史浅论》一书。他在这本著作中也说明写作动机：因为在美见到华裔子弟众多，为了引导他们认识自己原是炎黄子孙，不要数典忘祖，故用通俗的文字，描述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唐虞盛世的情况，供在美华裔子弟阅读，提高民族自豪感。 
关文清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深厚的基础。晚年他虽息影，当在美、加及国内名胜旅游时，仍常以诗词寄情言志。他的后人替他编辑出版了诗集《自鸣集》，收录了他151首的诗作。他的诗，意境清新，形象鲜明，其中《桂林山水——漓江游》也许最具有代表性：
七日逍遥抵万金。黄梁梦觉莫重寻。
蓬莱只是虚无境。曷若临流洗俗心。
晚年的关文清，心中也常牵挂祖国的统一。1982年，关文清在媒体上看到了廖承志致蒋经国期盼两岸统一的信，当即题诗《读廖承志致蒋经国函有感》，抒发了他的这种爱国情怀：
“‘卅万屠城’恨可消！阋墙仇敌却难饶？
燃萁煮豆豆全熟！豆种何能再发苗？ 
其 二
同是轩辕族子孙！为迷主义竟离魂！ 
若尊民主真爱国！应早和谈策共存！
88岁老人关文清悲天悯人的呼声。”
后一句虽非诗。但却生动地反映出了诗人忧国忧时的心境。
1995年，101岁高龄的关文清在美国病逝，走完了一个爱国文人的影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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