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陵
历史简介
高陵，三国魏武帝曹操陵寝[1]，文献记载于三国志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 
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2]关于高陵，。[3]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公布，高陵经考古发掘得到确认，其位于古都安阳的安丰乡西高穴村南，最终得到确实就是曹操墓。由于该墓葬西面是砖场取土区，墓扩西部填土被下挖约5米，使其局部暴露出来，引起多次盗掘。2008 年春，有画像石等遗物被盗。为了抢救地下文物，避免墓葬遭到进一步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2月中旬开始对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两座墓葬，分别编号为1号墓 、2号墓。因为1号墓尚在发掘之中。  2号墓位于西高穴村西南，位于1号墓的南面。海拔105米，地势高亢，地表现为农田。墓葬开口于地表下2米处，经发掘，墓上未见封土。墓室西部断崖处有一直径3.8米、深3米的大型盗洞，未盗到墓室。断崖下有南、北两个盗洞，其中1号盗洞由于上部地层已经被砖场取土时挖掉，时代不明；2号盗洞为现代，直径约1米。在清理1号盗洞时，在距地表5米处的盗洞周围，出有大量画像石残块。
墓葬前室的部分铺地石已被揭去，特别是其北侧室的铺地石，破坏严重。后室中部靠近甫道的一块铺地石也被揭取并砸碎，还向下挖了一个深坑。
陵墓地址
卫星图片河南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卫星拍摄地图
陵墓结构
  高陵航拍照片高穴村高陵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占地面积约740.78平方米。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状，为叠室砖室墓。坐西向东，方向110度。墓扩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22 、西面较窄处19.5、东西长18米，面积近400平方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由墓道、砖砌护墙 、墓门、封门墙、甫道、墓室和侧室等部分组成，全长近60米。墓室、甫道 和侧室均用长48、宽24、厚12厘米的大砖垒砌而成。墓道斜坡状，长39.5、最深处距地表约巧米。上宽下窄，上口宽9.8、底部宽4.1米。墓道两壁 分别有七个台阶，逐级内收。在墓道与墓门交接处的南北两壁各有一道长5、高4米的小砖砌护墙，每面墙 的墙体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关节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僵石，经平夯夯实， 夯层厚0.12——0.42米不等，十分坚硬。
墓道两边有9对南北对称的磐形坑，每个磐形坑的内凹处各环抱一个不规则形坑。与磐形坑并行，各有 一排东西向的柱洞。在墓道东端有一排南北向排列的方形坑。墓道东端右侧有一东西长3 、宽1.6米的长方形坑。墓葬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层带，被墓道所打破。墓门砖砌双券拱形门，外券宽1.95、高3.03、拱高1.13米，内券宽1.68、高2.58、拱高0.8米 。由于被破坏，墓门已不存在，仅留宽0.24米的门槽。外有三道封门墙。外层封门墙为竖放立砖，中层封 门墙为错缝横砌，内层封门墙为斜立砖。整个封门墙厚度达1.45米。 
甬道 为砖砌，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85、宽1.68、拱高0.8、通高2.58米。墓室为砖砌，分前、后两室。前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3.85、南北宽3.87米。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6.4米。青石铺地。前室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其中南侧室南 北长3.6、东西宽2.4、墓顶距墓底高3.46米，券形顶，距墓底2.25米处开始起券；北侧室南北长1.83、东 西宽2.79、墓顶距墓底高4.7米，四角攒尖顶，距墓底2.65米处开始起券。前室与侧室之间由甬道相连， 甬道券形顶，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北侧室甬道长1.1、宽1.36米，南侧室甬道长1、宽 1.4米。侧室和甬道均为青石铺地。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个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 连接前后室的雨道为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45、宽1.68米。
后室为四角攒尖顶，东西长3.82、南北宽3.85、墓顶距墓底高6.5米。青石铺地。在后室靠后部发现六 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发现头骨两个以及部分骨骼，散落于整个后室内。 经鉴定，均为女性，一个50岁左右，另一个20左右。
后室亦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券形顶，南北长3.6、东西宽1.9——1.92、墓顶距墓底高 3.08米。其中北侧室距地表2.12米处起券，南侧室距地表2.15米处起券。青石铺地。在后室的南北侧室各 发现木棺一具，四周有铁质帐构件。后室与侧室之间由雨道相连，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 。北侧室雨道长0.97、宽1.17米，南侧室雨道长0,97、宽1.28米。青石铺地。
整个墓室所铺青石大小不一，其中前甬道铺地石长1.75、宽1．巧米；前室最大的长1.67、宽0.83米， 最小的长0.76、宽0.73米；后室最大的长1.05、宽0.95米，最小的长0.94、宽0.9米。错缝平铺，地面平 整。围绕墓壁四周地面均有宽0.12米的凹槽。
墓壁内表面抹有一层白灰面，并有上下多层铁钉，前室钉外端为圆孔状，个别圆孔上还有丝绳残痕； 后室钉头为钩状。
由于墓室多次被盗，发掘时里面有高约3米的扰土和淤积土。遗物主要出于下部最底层淤土中，但由于 被盗，多数遗物已被挪动了位置。其中在前室内出有婆金铜盖弓帽，铁恺甲、链、剑，大 量陶器残块，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圭形石牌7块。在前室 南侧室内发现2件陶俑。后室内多处发现有漆木器，仅留局部，器形不明。还岁出有石圭、璧和金丝、金 钮扣、玉饰件、云母。片、铜泡钉、铁镜、画像石残块等，以及数量较多的棺钉，有的长达20厘米。在后 室南侧室的门道部位还集中出土了卯余块六边形刻铭石牌。[4]
1号墓的形制、规模和结构等情况已基本清楚。该墓坐西向东，形状为刀形，有长斜坡墓道，墓道南半部呈阶梯状，北半部呈斜坡状。墓道两侧分布有对称的长方形坑，南面为10个，北面为9个。墓室位于墓道西部偏北，平面呈方形，长8.5米，宽7.4米，墓底距地表深10.55米。该墓共发现7个盗洞，被盗严重，已遭毁灭性破坏。但是，在墓道西端底部出土铁剑一把；在墓门两侧发现有白灰面两处，其性质有待于进一步认定。
在2号墓，继续清理了墓室内盗墓扰动的石质地板残块，出土了刻有魏武王“常所用长犀盾”字样的石牌、铁质铠甲片、陶器、漆器等遗物。同时，选择墓道两边的磬形坑和长方形坑各1个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长方形坑中发现有分布规律的铁钉，可能是建墓时遗留的建筑设施遗迹。
高陵陵园的文物调查和勘探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其范围已基本清楚。陵园为长方形，其西部已被破坏，情况不明。陵园南北宽69米，北墙残长110米，南墙残长108米。墙基宽3米，基槽深1.1~1.2米。在东墙正对1号墓和2号墓的墓道部位，分别发现有两个缺口，应是门道遗迹。近一时期曹操高陵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新成果，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加充分的实物资料。
出土遗物
墓葬虽多次盗掘，破环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遗物。计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漆 器、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等。据初步统计，出土可复原的遗物约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 的刻铭石牌和铁甲、剑、徽以及时代特征明显的铁帐架构件等。另外，还有铜带钩、婆金盖弓帽和大量的 云母片以及陶器残片等。石器建筑石构件均为残块。主要出自距地表深5米处的1号盗洞周围，少数出自墓室内。有石刻瓦当、门柱 、画像石块以及雕龙等残块。画像内容有“神兽”、“七女复仇”、“宋王车”、“文王十子”、“咬人 ”、“喝酒人”等，图画精美，画工精细，人物生动形象，是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由于画像石残 块数量太多，残损严重，且因盗墓，位置已经挪动，故暂未编号，仅做数量统计。
圭 l件（M2:333）。青石质，长28.8、宽7.4、厚0.9厘米。
璧 3件。青石质，大小形制相同。M2:87，近内、外边缘处各有一道凹弦纹。内径7.2、外径 28.8、厚1.1厘米。
刻铭石牌 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下部长边长4.2、短 斜边长1.8、总长8.5、厚0.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 黄绩袍锦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香囊份双”、“胡粉 二斤”等。
弩机构件 2件，1件出自扰土中。MZ:68，边长4.2厘米。
虎雕 1件（M2:12）。煤精质，长3.75、宽3、高2.65厘米。铁器主要有恺甲、剑、链、削等兵器。根据出土铭牌的记载，随葬品中兵器至少还有短矛、大戟、大刀等 。另外，还有镜、帐构架等。由于铁恺甲数量较多，锈蚀、残损严重，未进行编号，仅做数量上的统计。 
恺甲 数量较多，有大量散片，部分锈蚀在一起，成扇形鱼鳞状。甲片四周有穿孔，从锈蚀在一 起的部分恺甲看，其上部为牛皮缝边，以牛筋缝合。
镞 有散件和成束之分。M2:54，木柄。镞头呈四棱状，较钝。镞挺与木柄相结合处由丝线缠绕 固定。残长8.6厘米。
镜 1面（M2:252）。外包有丝织物，已锈蚀。半球形钮，其边缘对称有两个支点。直径21厘米 。根据铭牌记载，墓内有镜台一，所以此镜在随葬时应置于镜台上。铜器有鎏金盖弓帽、伞帽、铃、带钩、铺首、环、钗、泡钉、 带扣、印符等。金银器有银质箱饰件、铺首、饰件、环和金钮扣、簧、金丝等。陶瓷器因尚未修复，数量暂无法统计。但从目前已知的器形看，有陶灶、耳杯、盘、案、壶、三足鼎、颤、 罐、托盘、盆、熏炉、尊、厕、匕、砚、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
案 7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可分二型。
A型：2件。圆形。M2:377，外有一圈宽矮沿，沿略外撇。口径37.8、底径36、厚1.8厘米。
B型：5件。长方形。M2:376，外有一圈宽矮沿。长45、宽琴．8、厚2厘米。
井 1件（M2:375）。泥质灰陶。近方形井口，井台为圆形，井沿为方形，有四根仿组成。四角 各有一根立柱，将井台与井沿以桦卯方式连为一体，并露出半圆形桦头。每根仿的两端长出井台边缘，在 井台四角形成井字形的四出。圆形井台下部边缘有一圈花边，底部有喇叭形圈足。井台直径27、圈足径 16.3厘米，井框长13.2、宽13厘米，通高23厘米。
灶3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分二型。
A型：1件（M2:374）。中空，整体呈长方形。灶台面上有一圆形火眼，前有五边形火门，上有一低矮 四阶山形挡火墙。灶台右、后两面各有一矮墙。火眼后有一方柱形烟囱，上有一盖。火门两边各饰五道平 行的凹弦纹，上饰两道平行凹弦纹，下饰一道凹弦纹。灶体长33.2、宽24.5、高27.5厘米 。
B型：2件。M2:373，中空，整体呈长方形。台面上前后有两个圆形火眼，上置一敛口折腹陶釜。前有 介字形火门，其上的挡火墙已残，形状不明。长23、宽18、高8厘米。
耳杯 3件。泥质灰陶，形制相同。M2:364，椭圆形口。圆唇，敞口，弧腹，两宽耳。口长径8、 短径6.3厘米，底长径4.2、短径2.4厘米。
釜形鼎 1件（M2:372）。泥质灰陶。圆唇，敞口，低领，折腹，两耳外撇，三蹄形足。口径 10.4、高12.1厘米。尊3件。泥质灰陶，形状相同。MZ:138，圆筒状，口略大于底部。方唇 ，口沿下附双耳，斜腹，平底，三低矮蹄形足。口径10.8、底径9.3、通高10.2厘米。
三足器 1件（M2:371）。泥质灰陶。方唇，敛口，宽沿，圆底，中有一空柱，下有三兽形足。 口内径16.5、外径21、底径11.2、足高4.5厘米。
四系罐 1件（M2:378）。泥质灰陶。平沿，尖唇，直领，溜肩，直腹，大平底。肩上有四横桥 形钮。口径12.4、最大腹径20.8、高23厘米。
敞口罐 1件（M2:367）。泥质灰陶。方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径10.5、最大腹径 13.4、底径8.2、高14.5厘米。双系釉陶罐1件（M2:368）。泥质红陶，通体施酱色釉。圆 唇，口微敛，斜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呈环形突起，肩下饰一道凹弦纹，其上附对称两横系。 口径11.8、最大腹径23.4、高22.4厘米。
四系釉陶罐 1件（M2:40）。泥质红陶，通体施青釉，釉层极薄，局部脱落。圆唇，高直领，溜 肩，鼓腹，小平底。肩上均匀分布有四横钮，钮上下各饰一道凹弦纹。口径8.2、最大腹径14.2、底径8.6 、高12.2厘米。
青瓷罐 3件。均为四系，分三型。A型：1件（M2:37）。胎质粗糙，色偏红。圆唇，口微敛，斜 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下饰两组水波纹，每组由七道平行曲线组成。在最下面的一组水波纹上 均匀分布四个横桥形钮。釉色偏白，有玻璃质感，较薄，施半釉。口径9.8、最大腹径15.9、底径11.1、 高14.1厘米。B型：1件（M2:369）。胎体细腻，白色。圆唇，高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突起， 肩下均匀分布四个横钮。青釉泛黄，施半釉，釉层薄而不均。口径9.1、最大腹径17.2、底径10.2、高 18.6厘米。C型：1件（M2:370）。圆唇，直领，口微敛，鼓腹，小平底。肩上有四横系， 肩上部饰一道凸弦纹，正对横系有一道凹弦纹。口径13、最大腹径16、底径13.5、高22.5厘米。其他包括骨器、玉器、漆木器等，其中骨器有残骨尺、替等；玉器有璧、珠、玛瑙饼、水晶珠、玛瑙珠、 佩等饰件，另有珍珠1枚、云母片若干；漆木器均残，器形难辨。
发现陵墓
过程2008年，河南省文物局拟对安阳县境内一东汉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2008年12月，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进行发掘工作。
这座东汉大墓，曾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据统计，出土器物250余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壁、石枕、刻名石牌、陶俑等。其中刻铭石牌共出土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极为珍贵的有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挌虎短矛”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的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依据。
同时，该墓还出土有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主薄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为汉画像石中罕有的精品。[5]
在墓室清理当中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三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专家认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相近，推测是曹操的遗骨。
后经河南省专家论证，确认此东汉大墓即为史籍记载中的高陵。证据墓葬年代
从墓葬形制及结构看，西高穴二号墓与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基本相同[1]。如均为带有较长斜 坡墓道的大型多墓室砖室墓，前室均有两个侧室，方向为坐西向东略偏南；前室平面为正方形，四角攒尖 顶；都出土有铁质帐构架等户表明两墓年代应接近，并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从出土器物形制来看，西高穴 二号墓出有东汉晚期的典型器物，如陶鼎、敦、壶、案等，具有明显的东汉晚期的时代特征，其时代应早 于魏晋。另外，二号墓用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与洛阳邝山发掘的东汉墓砖也基本相同。因此，根据墓葬 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殊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 应为东汉晚期。
墓主人身份
西高穴二号墓应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其理由如下。
首先，该墓为东汉末期大墓，与曹操所处时代相符。该墓所出刻铭石牌多出自后室南侧室中，位置集 中，有的直接压于漆木器和锈蚀的帐构架之下，位置应没有被扰动。这些石牌具有当时流行的“物疏”性 质，其上所刻文字内容有“木墨行清”、“香囊姗双”等，均为当时特有用语。这些石牌字体为汉隶，俗 称“八分体”。也与当时字体相同。
该墓前室所出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上的“魏”字写法，具有东汉末期的时代特征。 在“委”和“鬼”字中间加一“山”字，这是东汉至魏晋时期存在的特殊写法，北魏以后中间的“山”字 已不再出现。这也是判定此墓为东汉至曹魏时期的有力证据。“常所用”等用语也符合当时语法习惯。如 《三国志&S226;吴书》上就有孙权“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啧青嫌盖赐”给周泰的记载。
其次，该墓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墓道长近40、 上口宽近10、最深15米。宽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宽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 因此，此墓应为王侯一级的，与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整个墓室深达15米，也与曹植在其《诔文》中所写 的“窈窈弦宇，三光不入”相符。
第三，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日：“因高为基，不封不树”[2]。此墓葬所处位 置海拔103一107米，比3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10米，符合其“因高为基”的要求；此次发掘 ，在墓室上面未见有封土，与曹操令日：“不封不树”的要求符合。
第四，该墓位于西门豹祠西，与曹操令日：“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相符。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今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处，地属河南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其故址尚存，现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约2——3米，其上为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在这里的地面 上，至今还散落着不少东汉、东魏、北齐时期的砖瓦残片，这说明在当时该处曾存在地面建筑。
据《水经注》浊漳水条记载：“漳水又东逸武城南。……漳水又东北逸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 ，为字词堂，东头石柱勒铭日：‘赵建武中所修也’”。这是目前所知西门豹祠中较早的文献记载。其建 于后赵建武年间，即公元335——348年。此勒柱石刻现存于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同书亦载，西门豹 祠在“县西十五里”，与现西门豹祠的位置相符。而西高穴村东距邺城故址14．丁公里，其位置与文献所 记载的曹操高陵的位置也相符。
第五，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发现了考古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验马都尉鲁潜墓志。 墓志记载：“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迥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此墓志是最早明确记载魏武 帝高陵具体方位的出土文献，它将魏武帝曹操高陵的位置锁定在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范围内。此墓志所记 载的墓主人鲁潜去世的年代距曹操去世时仅125年，鲁潜墓志所记载的资料应该是可靠的。
第六，该墓出有刻“魏武王”三字的铭牌7块，以前室所出的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 为完整。石牌出土时已断为两节，一节的位置距南壁1.4、西壁3.75米；另一节距西壁2.7、南壁1.15及墓 底0.5米。石牌出土位置明确，所提供的信息也准确，是认定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
《三国志&S226;魏书&S226;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此后又分封为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同年十月 ，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去 世后谥魏武王，后为魏武帝，这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魏武王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因此其称谓相 符。
  高陵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第七，据《三国志&S226;魏书&S226;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公元213年）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 万户，位在诸侯王上，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权力。此墓所出圭、璧体型较大，也可反映出该墓 葬的王侯等级，而且圭、璧配套使用又是帝王陵墓的一个突出特征。这表明墓主人具有王一级的身份和地 位。在目前已发现的7座东汉诸侯王墓中，该墓规格是很高的，也与文献记载的“位在诸侯王上”的内容 相符。
第八，曹操在其《遗令》中叮嘱其后人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3]。在该墓中未发现有为其安 葬所制作的金玉礼器。所出土的金丝、金钮扣等均为衣服上的饰品，而且在记载其随葬品的石牌中也没有 关于金银珠玉的记载。此外，圭和璧等大型礼器，均为石质。其中一件玉佩，其尖部已经残缺，说明是墓 主生前常所用的东西，这也是其“敛以时服”的有力证据。
第九，该墓所出陶器，器形偏小，做工粗糙，均为泥质素面灰陶，未见汉代墓葬中常见的彩陶。这也 符合曹植在《诔文》中“明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
第十，在该墓的墓室中共出土了3个个体的人骨，均被扰动。经鉴定男性人骨的年龄在60岁左右，与魏 武帝曹操去世时66岁年纪相当。此墓葬中人骨的出现排除了其为疑冢的可能性，也是认定其为曹操墓葬的 又一物证。
综上所述，认定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为魏武帝曹操，该墓即是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第一，墓葬的年代。此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其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的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证据，专家们一致认定其为东汉晚期大墓。
第二，墓葬规模与其身份相符。此墓葬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都可略见一半，其墓道长近40米上口宽近10米最深处达15米。从宽度上说是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葬的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为王侯级的，与其身份相符，整个墓室深达15米，符合曹植在其诗中的描写。
第三，墓葬地面情况符合《终制》。建安23年(公元218年)六月，定下《终制》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此墓葬所处位置海拔107-103米，比三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整整10米，符合其因高为基的要求。此次发掘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更没有找到其立碑迹象。完全符合其《终制》上不封不树的要求。
第四，文献资料记载高陵的位置。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23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的祠西原上为寿陵。”
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其故址尚存，现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约2到3米，其上为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在这里的地面上至今还散落着不少东汉、东魏、北齐时期的建筑，比如庙宇、宫殿等等。
据《水经注》浊漳水条记载：漳水由东经武城南，漳水由东北经西门豹祠前，此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了明曰：“赵建武中所修也”。这是目前我们所知西门豹祠中较早的一个，它的建造年代是在赵建武年间，也就是在公元335年至348年。此勒柱现在存放在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唐代《元和郡县志》的相州邺县条中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30里，同书还记载有，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现在大墓所处的位置，西高穴距邺城14.5公里，因此，其位置相符。这是我们根据卫星图片进行地图测量，是直线距离。这是西门豹祠遗址，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面有宋代、清代、明代的石刻。这是西高穴大墓的位置。
第五，附近出土文物的旁证。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的小方池地里起土地时，挖出了建武11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墓志上记载的墓主人去世的年代距曹操去世时仅125年，唐代时魏武帝曹操高陵的陵园还是十分清楚的，那么和它相距100多年的鲁潜墓志所记载的资料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六、称谓相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18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建安11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他病死后，曹丕袭魏王位，因为曹操封国为魏，故称魏武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同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此后曹操的称谓为魏武帝，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再为魏武王，后为武帝，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魏武王是短暂时期的称谓。
七、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出土的铭牌，其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名牌共有7块，以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出土于墓的前室，但是由于其断开为两节，分两次出土，一节距南壁1.40米，距西壁3.75米，另一节距西壁2.70米，南壁1.15米，距墓底0.50米，位置明确，为我们考古队员亲手发掘出来，信息准确，是其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
另外的50多块石牌均出土于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其中除一块出土于北侧室外，余者全部出土于南侧室，位置集中，有的直接压在漆木，我们挖的位置都没有变。专家指其具有遣册的性质。
八、遗骨。
九、出土物与其遗令薄葬相符。此墓葬虽规模宏大，但是所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符合曹植在书中所说的鸣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其随葬的金器都是生前衣物上所用之物，并未有为其入葬而特制的金玉器，只有器圭和璧等礼器，均为石质，符合其在遗令中所规定的。意义  高陵出玉、玛瑙装饰品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公元218年（建安二十三年）6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高陵的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信的。高陵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标准的年代标尺。
关于陵墓
临时展馆  文物河南省安阳县政府透露，曹操高陵临时展馆于2010年9月初对外开放。
据安阳县县长徐慧前介绍，临时展馆规划面积78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参观环廊规划设计全长291米。现已整理展板文字20余万字，资料图片500余幅。展馆内部平面分区设计、参观通道内宣传介绍展板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曹操高陵临时展馆建成后将具备游览接待、放映展示、会务办公等多种功能。
据悉，安阳县还将修筑一条从107国道经安丰乡政府至曹操高陵的快速通道，该通道全长9.66公里，设计路基宽15米，路面宽13.5米，总投资6100万元。安阳县正积极尝试市场化运作，建立资金筹措平台，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曹操高陵保护、利用工作。肯定观点南京的资深考古专家也都表示，曹操墓的真实性是不存在疑问的，“倒曹派”列出的许多反证，其实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都是有类似的发现可以将其推翻的。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专家们都表示，考古是很严谨的事情，应该远离利益的争夺。
墓主是曹操不存在问题
“我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去过安阳大墓的考古现场，当时，在安阳举办了一次‘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安阳召开两会会长联席会议’，全国各地有20多人参加，都是在这两块比较活跃的专家学者，可以说是这个历史层面研究中比较权威的中坚力量。而且现场，我们都去安阳曹操墓的考古现场进行了考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一直致力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他告诉记者，通过对现场考古情况的了解和考察，以及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把握，安阳大墓墓主是曹操这一论断是不存在问题的。 
胡阿祥先生表示，目前学界对于曹操墓存在几种观点，一种是所谓的“挺曹派”，就是认定安阳大墓是曹操墓，没有什么疑问；一个是所谓的“倒曹派”，就是认定曹操墓造假，西高穴村大墓并非曹操墓；还有一派是“存疑派”，就是对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说法是认可的，但是对一些佐证或者考古中发现的物品存在一些疑问。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可以说是一个‘存疑派’。我也一直留意各方的观点，发现在这些争论和质疑中，可以分为对象和证明两部分，对象就是墓葬本身的真假以及墓主身份是否是曹操；证明就是指像《鲁潜墓志》、标有‘魏武王’字样的实物上，而对于这两块，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分开来看的。”胡阿祥表示，通过他对现场考古的了解，以及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掌握，对于安阳大墓墓葬的时代以及墓主人身份是曹操的认定，都是不存在问题的。“它的墓主人是谁，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是做考古的。但是呢，在平时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工作及史料的应用过程当中，对于史料方面可能会关注得多一点。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情况和资料来看，墓主人的判定，应该接近唯一的一个选择项了，就是曹操。”胡阿祥表示，当时论坛上的专家也都支持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信任河南当地的文史工作者，相信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信任考古工作者做出的巨大努力。 
不过胡阿祥也直言，他也是有疑问的，尤其是《鲁潜墓志》，其内容上对曹操墓葬的描述相当具体，这让他有一些疑问。“我当时在现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块作为‘证明’的《鲁潜墓志》有过分证明的迹象。”胡阿祥表示，因为当时时间的关系，并没能看到《鲁潜墓志》，出于学术的严谨，这样的疑问是很正常的，“这个需要讨论，通例之外有个例。我也相信相关方面会对这样的疑问给出解答。”
曹操墓又现“铁证”石牌 1号陪葬墓“被盗一空”
新发现
“指路内容”中多有发现。在上周六《三国文化论坛》质疑的学者队伍中，记者也发现，现场没有一线考古的专家和学者出现。现场的学者表示，其实有许多一线的考古人员对曹操墓也是质疑的态度，但是因为这些一线考古工作者身份比较特别，不方便出席。昨天，记者也联系上了南京一些从事考古工作的资深人士，但是他们一直表示，曹操墓的考古不存在问题。 
“如果依照‘倒曹派’一些质疑的依据来看的话，目前所有的考古都可能是有问题的。就像我们南京最近发掘的明太监洪保墓，当时墓志的位置是放置在前室的门口的，这个与常理也有出入。如果依照质疑者的一些观点，这样就完全可以说这个墓志是有问题的。但是事实上，考古是很严谨的，这个墓志的存在可能打破一些常理，它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的。”一位考古专家对目前的一些质疑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表示，目前许多质疑的学者专家，有些都没有到过现场，而且对考古本身的认知有一定的偏颇，考古并不是去一味贴合已有的文献和常理，而是去佐证和延展这些文献和常理。 
另一位考古专家也直言，“安阳大墓是曹操墓，这是铁定无疑的，因为各种证据都相当充分了。而且许多质疑者提出的疑问，很多都是不成立的。”这位专家表示，现在许多人对《鲁潜墓志》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这是当地文物贩子埋下的“地雷”，而依据就是该墓志的内容“活像是曹操墓的指路标”。“其实这种情况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都是经常出现的，有一些墓志的文字中，会把其他的墓葬作为坐标，进行一些描述，像我们南京戚家山发现的东晋谢鲲墓，就有这样的记载。”据专家介绍，《谢鲲墓志》是在1964年9月10日，在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发现的。其墓志志文共四行，每行十七字，末行少一字，共六十七字。其内容是“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这个墓志中也明确标示了，说‘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就是以其他的墓葬位置为坐标，进行描述的。而且这也不是特例，不光南京有发现，在江西等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墓志出土过。所以说《鲁潜墓志》的真实性也是不存在问题的。”
画像石存疑不等于高陵有假。对于曹操墓出土的画像石，论坛上有学者称，从已公布的画像石图片能看出，该画面是仿照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石，作伪者找到了最能表现作战场面的图像，认为这和曹操身份符合，恰恰闹了笑话。对此，白云翔说，画像石还存在一些疑问，包括它在墓地里是怎样使用的等等，属于存疑的问题之一，需要进一步研究。赵超也说：“我看过这个画像石，画像石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同时说，画像石本身存在问题不等于说考古发掘的这个墓是假的，这是两回事。根据一个东西、一个证据推翻整个墓葬是不科学的态度。
台阶级数与墓主身份关系无定论。有学者认为，从墓葬形制看，曹操墓与曹休墓的墓葬内台阶（象征墓主身份地位）都是7级，父辈与子辈墓葬同等规模，无法显示身份差异，因此西高穴墓主不可能是曹操。
对此，白云翔说，台阶级数与墓主身份是否有关是学术问题，墓深了台阶必然多，对台阶理解不是绝对的。这与周代用鼎不一样，天子九鼎不能变，是有制度规定的，但台阶的级数与墓主身份之间的关系，目前没有准确文献把它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曹操墓再次成为关注焦点，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认为，总是出现对曹操墓的质疑，说明曹操墓本身还存在一些疑问。不只是曹操墓，很多考古项目都不是一锤定音、百分之百的定论，都可以讨论。学术是应该争鸣的，关键要讲证据。根据目前的发现综合来看，把它定为曹操墓是最佳选择。学者可以质疑，平心静气地讲道理、摆事实，说明不是曹操墓它是什么。但“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的说法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
自曹操墓在河南安阳被发现之后，关于其真假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2010年8月21日，在苏州召开的由河北邯郸古邺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对曹操墓真假再次提出质疑。针对相关质疑，省文物局专家、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郝本性一一作出了解答。
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
郝本性说，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  武字的多种写法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的谥号，入葬时称“魏武王”（类似的如“赵武灵王”、“中山靖王”、“汉武帝”）。唐际根综合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列出了文献中的相同表述：东晋孙尴《魏氏春秋》中“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卷二十三·五行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日前发掘出的陶猪圈质疑“武”字写法缺乏文字认知。对把“武”字“止”部错写为“山”一说。郝本性说，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别字特别多。据《碑别字新编》记载：“每个字头下有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的结构的字形，而其中通常习见的异体字或俗字不过数种。”这主要是因为书写人用笔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虽然曹操墓中“武”字“止”部写为“山”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是相同的，但这只是个例，鲁潜墓志的字体同曹操墓石牌字体有很多差别，但与同时期的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刻石相同。
质疑曹操墓不该殃及《鲁潜墓志》。“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质疑曹操墓而殃及《鲁潜墓志》造假，是没有道理的。”郝本性说，如果说怀疑曹操墓造假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鲁潜墓志》造假的动机又是什么？仅仅是为给10多年后曹操墓的发掘做铺垫吗？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鲁潜墓志》的发现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
《鲁潜墓志》是1998年4月，安阳县农民徐玉超在该村西北取土烧砖时无意发现的，其后交给了文物部门。那么，如果该农民造假的话，他不卖该墓志赚钱，而是交给文物部门，其目的是什么？再者说一个农民的墓志造假水平，能瞒过这么多的考古专家，而且这个农民还懂得后赵时期的碑别字，他有那么高的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吗？
“从《鲁潜墓志》发现至今，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郝本性说，而此次因其给曹操墓的发现提供了比较确凿的线索，并因其碑别字上的写法，背上造假“恶名”，若鲁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
曹操墓热议之中，早年发掘并指出了曹操墓现今方位的鲁潜墓志，此番也连带受到了质疑。质疑者认为，墓志本应记述墓主生平，但鲁潜墓志却指出了曹操墓的位置，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唐际根指出，提出此类质疑是因为质疑者没有“做功课”。墓志内容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衡量最初的阶段。此外，也有观点质疑鲁潜墓志的文字跟曹操墓石牌字体相近，因此认为是同一人造假。唐际根调出图片，一一比对，指出这是个“伪质疑”，事实上鲁潜墓志的字体同曹操墓石牌字体有很多差别，但与同时期的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刻石相同。
西方神话中的“羽人”曹操墓也有。“曹操高陵考古工作已近尾声。”从曹操高陵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1号墓和2号墓的清理工作预计于9月底前结束。而原来文物部门向社会公布称，在发掘中发现了250件文物，经过修复，这一数字增加到400余件。在这些新增文物中，还出现了不少媒体迄今少有报道的文物，在这些文物中，尤以“龙”和“羽人”最为有趣。
中国现在所常见的传统“龙”的形象，一般是以元宵节舞的那种形象，但是早期“龙”的形象远不如现在繁复。在曹操墓中出土的“龙”，更接近蛇的形象，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形象。
最有趣的是曹操墓中出土的“羽人”，在肩膀上长出一个翅膀来，这与西方神话中带翅膀的圣婴、天使等，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明早在曹操时代就开始碰撞了。稍有区别的是，曹操墓中的“羽人”翅膀较小，而西方神话中神仙的翅膀较长，曹操墓中“羽人”翅膀少有展翅飞翔的镜头，西方神仙图画中的“羽人”多在飞翔。
地层关系无法造假。唐际根指出，石牌为真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考古地层关系，石牌发掘出土，这种地层关系是没有办法造假的。石牌上的皮壳、土垢、水垢无法造假到这种程度。此外，考古周围有千余居民，考古现场有从事清理地层、绘图、清点文物等工作的众多人员，“（如果是造假）我不相信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此外，从文字方面，唐际根指出，石牌上的文字的结构、书体、用法以及文字内容都经得起时代风格、典章制度、组合关系检验。鉴于目前大墓中没有出土墓志或印章，唐际根指出，“如果是造假，当造墓志或者印章啊！”
“72疑冢”具有真实性。闫沛东从事三国文化学术研究21年，足迹遍布冀豫，目前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与邯郸市临漳县及安阳等业内人士颇为熟悉。
记者了解到，曹操死后被追封为魏武帝。《三国志》记载，依曹操生前所颁《终令》，其陵“因高为陵，不封不树”，意即陵墓要建在高地上，地面上不要堆起高高的坟头，也不要做什么记号。他在西门豹祠西边高原上建起寿陵，曰高陵。
最初高陵仍依东汉礼制，“立陵上祭殿”。曹丕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以“古不墓祭，皆设于庙”为由，毁去高陵上的祭殿。闫沛东说，《三国演义》讲到曹操临死设疑冢七十二座。虽然是部小说，但它主要根据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所写，那么它对曹操死后陵墓的记载，七分纪实三分虚构，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所以，对曹操陵墓的记载应有不同的说法，一是西门豹祠西原上，号称高陵；一是彰德府讲武城外，有疑冢七十二座。也就是说，要想确定曹操的陵墓究竟在哪里，首先必须弄清楚西门豹祠和彰德府的所在地。（注：七十二疑冢在1975年、1985年、2007年经过多次实地踏勘，早已证实系北朝时代的贵族墓葬群，数量达数百座。但是普通贵族坟墓的规模是无法达到诸侯王级别的）
“曹操墓”肯定在邺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人，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北域，使足相容。”之后，约在建安二十五年，他临死前又说：“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又说：“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据晋陆机《吊魏武帝文》)《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曰：“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亦曰：“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
据其介绍，邺城遗址在今天临漳县城西南约30公里处的邺镇一带。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邺城后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所颁政令均出自邺。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魏，因邺城是“王业之本基”，遂为曹魏的都城。
邺都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史称“六朝古都”。曹魏邺城(邺北城)西墙偏北，以墙为基，有举世闻名的铜爵台与金虎台、冰井台并称三台。
相关回应
香港文汇报2009年12月29日刊出的一篇署名“张敬伟”的文章则指出，从墓志形式、出土文物、墓中骨骼看，已经形成了相对严密的逻辑链，此次发现的曹操高陵无疑。
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团一行12人赶赴河南省安阳市考察了西高穴“曹魏大墓”。并于14日召开“社科院2009年公共考古论坛”，正式公开对河南安阳曹操墓考察分析后的结果报告。
在社科院1月14日同时第9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论坛”在京举行，曹操墓入选2009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1月28日，国家文物局表示，“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学术认定和研究成果公布等程序，符合考古工作规程”。
6月14日，中国考古界权威、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80多岁的徐苹芳断定，西高穴大墓不可能是曹操墓，“和我差不多岁数的老考古学家都认为不是曹操墓，考古最重要的是讲证据，盗过的墓是绝不可以列入重大考古发现的。”
7月13日，襟抱堂网络推手机构认为，曹操墓引发的巨大争论，深层隐含着各地借死曹操发活人财的利益驱使行为，已脱离了原本考古的内涵。 
8月21日，在苏州召开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有学者称，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行为。据京华时报报道，24日，社科院专家回应了相关质疑。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称，到目前为止，质疑不会影响之前的官方认定。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透露，曹操墓已正式申请纳入国家级文保单位，正在等待评选。
8月26日，河北新闻网记者在邯郸市采访了正在帮助魏县策划龙舟赛的闫沛东。据他讲，所谓掌握“曹操墓造假”铁证的说法是被人炒作、利用，他手中并无所谓的“铁证”，他有的只是观点。[6]
最新进展
2010年9月3日16时许，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77岁的考古专家江达煌先生主动来到本报编辑部。凭他对古邺城几十年的研究，江达煌认为“曹操墓绝对是真的”，“从考古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来说，潘伟斌不会造假！”他还呼吁闫沛东尽快起诉“曹操墓”，并公布所有证据。江达煌希望通过司法来印证自己的研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77岁的考古专家江达煌先生主动来到本报编辑部。江达煌介绍，1957年冬天，他刚大学毕业不久，在一些老专家的带领下，就去河北邯郸磁县勘查“七十二座疑冢”，参观邺城遗址。从1983年至1995年年底，江达煌一直参加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组成“邺城考古队”，对古邺城进行研究考古发掘等工作，曾代表河北方面担任该队副队长，直至退休。
江达煌说：“我早在20年以前就撰写了有关曹操墓的论文，我当时就认为曹操墓在今安阳西高穴村那一带。历史上魏晋时期，这一带是邺城的郊区，当时叫野马岗，现在叫北岭。在曹操的《终令》和《遗令》上都说，要把墓葬在邺城郊外的西岗上。当年曹操没有死在邺城，而是在洛阳去世，去世后由司马懿主办丧事，由司马懿、夏侯尚等护送曹操回邺城。这些史实在《三国志》《晋书》中都有记载，都证明曹操墓在安阳，所以从出土地点上来说，这座墓是真的。另外从此墓的规模、结构、形制，以及出土的文物来看，都与历史记载的曹操墓相符，所以我认为，这座曹操墓绝对是真的。曹操墓不会在邯郸境内，而所谓"曹操墓在亳州"，更是无稽之谈。”
江达煌说，他至今还没去过曹操墓，一直想去，但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他希望将来有时间到曹操墓去看看。
江达煌还想通过本报转告闫沛东：“你不能仅搜集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证据。目前你公布的这些证据不足以推翻曹操墓。我希望你尽快在法庭起诉"曹操墓造假"，并公布所有证据。我希望通过司法来印证自己的研究。我也希望通过此事，让人们重新认识曹操这个人，曹操是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大家，绝对不是奸雄。”质疑观点虽然河南有关方面宣布“曹操墓”就在安阳，但漳河北岸的河北邯郸不以为然，多位学者表示安阳“曹操墓”存疑。2010年1月3日，河北籍文化学者闫沛东致电记者，说早在2006年，考古人员就在安阳县西高穴村就发现了不少古墓，“曹操墓”是其中一个，此外，“曹操墓”的坐标西门豹祠在漳河一带有十六七个，哪个坐标才是确切的？还有曹操设疑冢72座，并不一定是就是虚构的，谁能保证磁县南北朝墓群没有“坟上筑坟 ”？那些“常所用”之兵器可能是从社会上倒流到陵墓中的…… 闫沛东最新进展
[7]12月4日下午，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的微博上爆出一条惊人消息：自称拥有曹操墓造假的十多项铁证而一夜之间蹿红网络的“闫沛东”，真实姓名为胡泽军，其实是一名网上逃犯。2005年，他因冒充记者骗人钱财而被邢台警方列为网上逃犯，目前仍在对其进行追捕，并悬赏500元征集破案线索。
警方爆料
“闫沛东”真名胡泽军是一名网上逃犯
4日下午4时许，署名为“邢台桥东公安网络发言人”的腾讯微博，发出一条微博：“近期，桥东刑警在追踪网上逃犯胡泽军时，通过掌握线索，经过走访多名关系人，发现‘闫沛东’就是正在追捕的网上逃犯胡泽军。”
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该博客连续发出多条相关微博，“2006年2月10日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开展调查。2月21日正式立案，2月23日将其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捕。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其还涉嫌多起诈骗案件。”
调查过程
冒充记者骗钱，6年前被警方网上追逃
邢台桥东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胡泽军，男，1969年7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任县天口乡于盟庄村225号。
据警方调查，2005年前后，胡泽军冒充某媒体记者，在各种场合对外宣称，能提供法律咨询，代办冤案、错案。他甚至找来多份该媒体的报纸，在上面注明自己的联系电话，到处散发。2005年5月，胡泽军以能帮桥东区晋祠道村村民王某打赢在村里的一桩土地纠纷案为名，先后诈骗受害人王某人民币56000余元。2006年2月10日，桥东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开展调查，2月21日正式立案，2月23日将胡泽军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捕。在这起诈骗案中，警方发现胡泽军使用的是“任俭安”的假名。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胡泽军还冒用多个姓名，涉嫌多起诈骗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