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康
基本介绍
旧省名。西康省，简称康，为中华民国曾经设置过的行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废除。设于1939年，1950年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于1955年废止。所辖地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等，基本相当于藏文化中的康区，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省会省会初为康定县，实际上驻雅安县（今四川省雅安市）。民国20年（1931年）4月改驻巴安县（今四川巴塘县政府驻地夏邛镇）。民国24年（1935年）7月迁雅安县。民国25年（1936年）11月迁康定县。设置县、市、设治局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以前西康省的共辖有48县、4设治局，5行政督察区
有一首民歌就是这里出的,它叫《康定情歌》说的就是这一地区。
历史沿革
建省准备期（1905年－1911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昌道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上“平康三策”：第一策是整顿治理西康与川滇腹地边境野番地区。“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既定，则越巂、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第二策是将西康改土归流，建为行省。“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策是开发西康，联川、康、藏为一体，建西三省。“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康省（1949）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据称：“锡良嘉其议，据以入奏，廷旨报可。”这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经营西康的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改土归流，西康建省，卫川图藏御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川边地区发生“巴塘之乱”，巴塘土司与丁林寺喇嘛聚众焚烧法国天主教堂，杀死两名法国传教士，并打死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员百余人。事发后，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六月，马、赵率军击败巴塘、里塘土司军队，打死里塘土司和桑披寺喇嘛，并将巴塘正、副土司正法，平定巴塘、里塘。随后，马维骐回川，赵尔丰留任炉边善后督办，处理巴塘、里塘改土归流事宜，并继续征战乡城等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锡良、绰哈布奏清“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立，揭开了川边地区改土归流的新篇章。
1911年，赵尔丰改署四川总督，以傅嵩炑代理边务。傅体察边情，于当年8月具奏清廷，建议川边改设行省，拟名“西康省”。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垮台，建省之议遂搁置下来。川边特别行政区时期（1911年－1928年）辛亥革命后，达赖十三世在英国支持下，以达桑占为总司令率西藏叛军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并进扰西康藏区。1913年达赖进入拉萨，宣布“独立”后，更是大举内犯，雅江、理化、稻城、定乡、德荣、察雅、宁静、贡觉等处，相继失陷，昌都被围。四川都督尹昌衡奉命西征，云南都督蔡锷也派滇军援助，不数月失地相继克复。遂建置“镇抚府”，改各设治为州、府、县。时中央任命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率军入藏平叛。因英国施压，袁世凯被迫改任尹为川边镇抚使，令其停止进兵，川藏军队划瓦合山而守。
1914年6月，北京政府改川边道为川边特别行政区，置镇守使，府州一律改县。1917年秋，达赖再次大举进攻川边，川军节节败退，宁静、察雅、德格、邓柯、昌都、石渠、白玉等11县先后失守。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与藏方订立《绒坝岔协定》13条，承认现状。1925年春，北洋政府裁撤镇守使，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川边政局未有改变。当年北洋政府在22个省之外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几个特别区，后来国民政府又将它们和宁夏、青海分别建为6个省，并且将川边特别区改建为西康省。中华民国西康省时期（1928年－1950年）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同年3月10日，在康定设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统辖西康的民政财政。韩霈、吴泽三、胡人纪、陈启图四人任委员，龙邦俊为主席委员。
1930年6月18日，发生大金寺与白利寺的冲突。由于甘孜县知事韩文琦处置不当，当地军事长官不明实情，派兵剿办大金寺。大金寺派人入藏求达赖帮助，演成战争。激战数月，死伤盈野。1931年春，康军大败，藏军攻陷甘孜、瞻化两县及炉霍的朱倭乡，理化的穹坝、霞坝二村。国民政府电令双方停战，听候中央解决，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前往调处。后又交由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办理。1932年5月，川康边防军与青海马步芳部联合反攻，驱藏军至金沙江以西，收复1918年失陷的德格、白玉、邓柯、石渠4县，与藏军互扼冈拖而守。同年9月，刘文辉、刘湘之间爆发战争，刘文辉命令驻旅长邓骧与藏方订立《冈拖条约》，规定双方以金沙江为界，双方停战撤兵。1933年6月，达赖趁川军内战，刘文辉无暇西顾之际，再度进犯西康。同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侵康藏军退归原防。1934年2月，藏军猛攻邓柯县城，与川康军展开激战。
为了解决西康问题，国民党中央决议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加快西康建省事宜，并于12月任命刘文辉、诺那、刘家驹、张铮、冷融、段班级、向传义等七人为委员 ，以刘文辉为委员长。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1938年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47次会议决议，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段班级、向传义、李万华、任乃强、叶秀峰、周学昌、王靖宇、韩孟钧为委员，刘文辉为委员长，王靖宇为保安处处长，杨永浚为秘书长。同时，国民党中央派刘文辉、周学昌、骆美轮、李吉辰、徐季梁、戚彬如、姚仲梁等七人为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 ，刘、周、骆三人为常委。3月14日，所有建省党部各委员在康定中山台举行就职礼。
经国民政府同意，西康建省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府协商，自1938年9月1日起，将四川省西部的雅安、芦山等14县，金汤、宁东二设治局改隶西康。这样，西康所辖有32县和两个设治局。
1939年1月1日成立西康省政府，省会设在康定，省府委员九人：刘文辉、段班级、李万华、叶秀峰、韩孟钧、王靖宇、杨永浚、黄述、格聪。其中刘文辉兼省主席，段班级兼民政厅长，李万华兼财政厅长，叶秀峰兼建设厅长，韩孟钧兼教育厅长，王靖宇兼保安处长。[1]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节节败退。1950年3月12日，西昌战役开始，3月21日，中共解放军包围中华民国于大陆的最后据点西昌，胡宗南见败局已定，匆忙登机离开。3月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4月初，西昌战役结束，近3万名国军溃军散向各地。共和国西康省时期（1950年－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于1950年4月26日成立西康省人民政府，省府驻驻康定，省主席廖志高，全省分设康定、雅安、西昌等3个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康省（1950~1955）1950年12月康定专区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1年由雅安县城区析置雅安市，为西康省人民政府驻地。1952年，凉山地区被划出西昌专区，设凉山彝族自治区。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原西康省所属区域划归四川省。撤销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撤销热河省、西康省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决议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撤销热河省、西康省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建议。兹决定： 
一、撤销热河省，将热河省所属行政区域，按国务院建议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二、撤销西康省，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 
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为：省、直辖市二十五人至五十五人，人口特多的省，必须超过五十五人的时候，须经国务院批准。
行政区划
面积为45万1521平方公里，人口1947年统计为165万1132人。 
全境可分东西中三部份： 
西部为现青藏高原（昔称青康藏高原）的一部分，整体地势高耸，人烟稀少。
中部为纵谷地带，有多条大河贯穿而过，包括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等
东部为四川盆地边缘地区，地势较低平，是全省的精华区。
1950年以前西康省共辖：
康定县 巴安县义敦县 九龙县滤定县 雅江县 道孚县理化县
瞻化县 宁静县 察雅县 稻城县盐井县 炉霍县 丹巴县定乡县
昌都县德荣县 武城县 德格县同普县 贡县 察隅县科麦县
石渠县 芦山县西昌县 盐源县 天全县宁南县 嘉黎县硕督县
太昭县 邓柯县 白玉县荥经县汉源县冤宁县 昭觉县会理县
乾宁县 盐边县越巂县 宝兴县
宁东设治局 金汤设治局 格设治局 泸宁设治局
历任首长
清朝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1906年－1911年4月）1908年起任驻藏大臣署督办川滇边务大臣，但未能赴藏任职。1911年擢升四川总督。
傅华封（护理）（1911年4月－？）
王人文（1911年4月－？）中华民国（1912－1928）川边经略使，1913年6月设，掌行政，与各省都督职衔同。
尹昌衡（1913年6月－1913年11月）尹昌衡1913年底被袁世凯召至北京，1915年10月16日被处徒刑九年。
川边镇守使，1914年1月13日，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事，降格为川边镇守使，掌军政、民政。6月28日划川边特别区域。
张毅（1914年1月－1915年4月）
刘锐恒（署）（1915年4月30日－1917年9月）
熊克武（1917年9月30日－1918年2月2日）
陈遐龄（护）（1917年10月16日－1918年2月2日）
陈遐龄（1918年2月2日－1924年5月28日），被刘成勋迫去。
川边督办 
刘成勋（1924年12月24日－1925年2月7日），川军第三军长，由段祺瑞任命。 川边道尹1916年1月24日由四川巡按使请设，掌民政，归川边镇守使指挥。镇守使职权准按《都统府官制》实行。
西康屯垦使，1925年2月四川发生事变后，1925年2月7日川边镇守使撤销，改设西康屯垦使，掌军政、民政。段祺瑞改“川边道”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域”，任命杨森为四川督办，赖心辉为四川省长，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该省区军队，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刘文辉帮办四川军务。
刘成勋（1925年2月7日-1928年）中华民国（1928－1949）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
刘文辉（1934年12月25日－1939年1月1日）
西康省政府主席 
刘文辉（1939年1月1日－1949年12月9日通电起义）
贺国光（1949年12月25日－1950年3月）接任后于西昌成立省政府，直至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党职中共西康区委书记
廖志高（1950年1月－1953年1月）
中共西康省委书记
廖志高（1953年1月－1955年9月）
政府官员
1950年4月26日，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会雅安。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变政府形式，次年西康省依宪法规定成立人民委员会。1955年9月底，西康省撤销。
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
廖志高（1950年4月26日－1955年1月）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省长 
廖志高（1955年1月－1955年9月）
大事年表
1928年8月1日，西康及西藏代表向中央请愿，要求改康藏为行省。8月29日，中央政治会议大致决定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改省。9月17日，国民政府改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为省。
1929年2月4日派吴醒汉为西康专使，处理川军入康及组织省政府事宜。
1932年2月27日，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巴安将当地驻军缴械。3月5日，格桑泽仁在巴安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及省防军。8月22日，西康事变解决，格桑泽仁离康赴成都。12月31日，内江会议令刘文辉部退往西康。
1933年8月17日，刘文辉于雅安发出通电，宣布驰赴西康，致力国防。
1934年12月25日，行政院决议派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
1935年5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刘伯承指挥，开始经云南禄劝绞车渡、鲁车渡、红门渡渡过金沙江。6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进占西康泸定，6月6日进占西康康定。
1936年3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徐向前部经丹巴进入西康，4月6日进占西康瞻化，捕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4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贺龙、萧克部全部北渡金沙江，后经中甸，寻入西康。5月12日，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在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驻地西康甘孜逝世。5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攻占理化，南迎自西康福城、德荣、定乡向北前进的红二方面军贺龙、萧克所部。5月22日，贺龙、萧克进占西康巴安，6月经过白玉、瞻化同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部会合，召开甘孜会议。9月23日，西康建省委员会迁至康定。11月12日， 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从雅安赴康定。
1937年3月1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返回四川，4月7日到成都。
1938年8月8日，戴传贤在西康甘孜祭奠九世班禅。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12月13日通过西康省政府委员，以刘文辉任主席。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主席刘文辉。
1943年5月25日，西康省民政厅长冷融因禁烟问题在温江被刺。
1946年4月15日，西康天全荥经人民武装反抗铲烟，与军队发生激战，双方伤亡惨重，保安司令张禄实被杀。12月3日，西康发生天全民变，军民冲突。12月14日，有西康代表请愿，要求撤换省政府主席刘文辉。12月16日，天全民变事态扩大，当地人民组织西康政治革新运动委员会。12月31日，西康程志武等人使用武力反刘文辉，攻破天全。
1947年1月4日，反刘文辉的武装集团进逼雅安。1月7日，西康刘文辉部收复芦山。1月24日，西康宝兴、荥经一带继续发生军民激战。1月31日，张群自南京飞抵成都，处理四川政务及西康暴动事宜。3月1日，西康刘文辉军与程志武于雅安附近激战。4月1日，西康刘文辉部武装运鸦片过天全，被地方武装截击。4月10日，西康参议会要求刘文辉实践自己的诺言，查铲烟苗，停收烟捐。4月11日，西康民变领袖朱世正等人投诚。5月1日，西康天芦民变领袖朱世正、李元亨投诚。
1948年12月10日，除新疆省、青海省、西康省、台湾省、西藏地方外，全国宣布戒严。
1949年1月8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到南京。2月14日， 张群赴成都会见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刘部军队进抵成都附近。10月2日，藏军进集西康边境。10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自青海玉树进入西康德格。12月9日，刘文辉同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发布投诚中共通电。12月25日，刘文辉被国民政府方面撤销西康省政府主席一职，由贺国光继任。
1950年3月中旬，西昌战役爆发。4月初，战役结束。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原西康省所属区域划归四川省。 
一个消失的省份——西康省
西康省是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一个省，所辖地主要为为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当年北洋政府在22个省之外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几个特别区，后来国民政府又将它们和宁夏、青海建为6个省，并且将川边特别区改建为西康省。1939年1月1日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4月26日成立西康省人民政府，省府驻地雅安市，省主席廖志高。1955年7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的决议，西康省人民委员会于1955年9月底撤销，其政务由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接管。
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议。1935年（民国24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次年迁往康定。在刘文辉的努力下，西康省政府于1939年（民国28年）1月1日正式成立，刘文辉任主席，省会设在康定。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第24军军长刘文辉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宣布西康省和平解放。1950年4月26日，在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康省人民政府，廖志高任省主席，省会设在雅安。1954年西康省人民政府改为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廖志高当选为省长。1955年9月西康省正式撤销，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从民国到新中国，西康省的建制共存在了16年9个月，因此，西康省的各类实物资料正成为人们回忆这段历史的见证。
西康建省始末及昌都地区地位：
清朝在1908-1911年间，取消川边的全部土司，改设府、厅、州、县，并乘机进军藏境，把昌都地区、拉里和布工地区，以及波密地区，一并改设流官，拟设4道、十余府、州，作为一省，并已在巴塘修好巡抚衙门。由傅高炑负责川边，其著有《西康建省记》。
民国元年（1911年）驻防西藏汉军发生混乱，纷纷离队回家，达赖十三唆使藏人驱逐汉官，一时占领已设治的太昭（工布江达）、嘉黎（拉里粮台）、硕督（硕般多）、科麦（桑昂曲宗）、察雅5县和未设治的波密区，留在川边的旧边军守住瓦合山脉，保留了澜沧江流域以东地区。1917年西藏地方政府又大举进攻，于1918年攻下昌都，后进军察雅、贡觉、宁静、武成、同普、德格、白玉、邓科、石渠等县，在“停战协议”中将上述各地划归臧军占领。1931年初，西藏地方军又大举进攻，一时占领甘孜、瞻化两县和炉霍县一部分，后遭川康军反击，败退回金沙江，签定和约，以金沙江为两方驻军界线，川边收回德格、白玉、邓科江东地区和石渠、甘孜、瞻化。但是巴安（巴塘）江西和盐井县由藏军占领。
解放后，昌都地区名义上属西康省，实际上西康政文不能传达，为西藏地方所制，本人查过不少文献，在1954年前，昌都地区一直列在西康省名下，如：昌都地区全称为“西康省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册（1954）》及《世界知识（1953）》都没有将昌都地区单列，而1955年的《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将西藏地方定义为“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1951年12月成立的西藏军区包括昌都地区的昌都警备区、丁青警备区，说明从1951年开始昌都地区就附属于西藏地方，因此本人的西康省沿革中不包括昌都地区。
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议，但未实行。 清康熙39年（1700年），和硕特部驻康定的营官杀死明正土司，清廷派四川提督进剿，攻占康定，并降雅砻江以东的土司，将雅砻江以东纳入四川势力范围，称为“炉边”地区。康熙58年（1719年）以后，清朝在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和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的过程中，相继招降了康区各土司，整个康区基本纳入四川的范围。但由于行政区划尚未明确，达赖和云南都提出对理塘等地的要求。雍正三年（1725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提出“将距打箭炉甚远，难以遥制”的昌都、洛隆、桑昂曲（察隅）等地赏给达赖喇嘛管理；将中甸、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将巴、理塘等仍归四川辖属的建议，清廷批准了这一意见，次年川、滇、藏三方派员在四川提督周瑛的主持下据此会勘了地界，在宁静山山头竖立了界碑。这样，元明时的康区便被划分成了三部分。属川的称为“炉边”地区，属藏的部分统称为“喀木”（“康”的异译）；云南部分称为“建塘”。 
清末，由于西方势力加紧对西藏的侵略步伐，加之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清廷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同时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以加强对康区的治理，建衙门于巴塘。原拟将云南藏区一并纳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未实现。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锐意经营下，“川边”辖境又恢复到了元明时的康区范围（云南除外），甚至收复了原来一直属于几不管的地区，如三岩、波密等地，东边直到今工布江达（太昭）。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决定以边务大臣所辖地建立“西康省”，“康”即指原地名，“西”指在国家版图之西。西康省的辖境“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3000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4000余里”。不久，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元年(1912)，民国政府设立了川边经略使，积极筹划西康建省，当时西藏局势动荡，1914至1918年，达赖十三世受英国人怂恿派军攻入康区西部，占领了康区甘孜、新龙以西的地区，当时由于辛亥革命，民国政府无暇顾及，后经英国人台克曼“调停”，将康区的邓科、德格、昌都、类乌齐等13县划归西藏暂管。西康建省一事遂告停顿。1914年划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区）为川边特别区，受四川节制。1927年夏，刘文辉入主西康，并成立西康特区临时政务委员会 。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将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但当时刘文辉无意于此，仅在其24军军部边务处之下设了一个西康政务委员会，敷衍其事。1935年川边特别区改为西康行政督察区，四川划为18个行政督察区及西康行政督察区。这样，四川省共辖成都、重庆2市、19行政督察区、166县、3局。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次年迁至康定。当时仅辖康定地区（隶属）20个县以及已被西藏地方政府占据的13个县。1938年3月14日 ，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并于9月1日将原属四川的宁（今西昌地区）、雅（今雅安地区，除名山县外）两属14县2设治局正式划归西康建省委员会管辖。随即撤销西康建省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将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省所属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建置西康省，实行川、康分治，1939年元旦（民国二十八年），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省主席。康定成为康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49年12月9日，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第24军军长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宣布西康省和平解放。在刘、邓、潘宣布起义的第三天——十二月十二日，李昆岗（西安行署干部训练团训导处副处长）由西昌飞成都，向胡宗南报告解决第24军副军长、36 师师长伍培英部的经过及恢复西康省政府组织人事的意见，胡同意由贺国光兼任西康省主席，在西昌恢复西康省政府组织（李昆岗本人不愿再留在川康，坚辞“西昌办事处”主任之职，匆匆忙忙向台湾飞跑了）。 
1950年1 月1 日，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在西昌重新挂牌，胡宗南被任命为代长官，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贺国光被任命为西康省代主席。 
为及早向西康进军，中共西康区委员会于1950年1月中旬经中共中央的批准，在成都正在宣告建立，由廖志高任书记，刘忠、秦力生任 副书记，具体着手实施进军西康、建设西康的战略部署。 
1950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进驻雅安，随即成立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廖志高，副主任刘忠、白认。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开始正式接管西康省的军、政、民、财工作,在接管旧政权，开展征粮剿匪、生产自救等工作的同时，开始筹建新政权机构。。2月7日，解放军西康军区在雅安成立，刘忠任司令员，廖志高任政治委员，方升普任副司令、鲁瑞林任副政委。 
1950年3月26日晚，西南小城西昌，一架运输机向海南岛飞去。机上载着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位逃离中国大陆的大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上将，以及他的同僚与部属贺国光（西康省政府主席）、赵龙文（胡的秘书长）等10人。3月27日，西昌解放。民国政府经运了11年的西康省就这样结束了。 
1950年4月26日，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隶属于西南军政委员会，1954年6月西南行政区撤销后，直属中央人民政府。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副主席张为炯、鲁瑞林、格达（藏，甘孜县白利寺活佛，1950-8-24日在西藏噶厦遇难牺牲）、夏克刀登（藏）、果基木古（彝）、刘聚奎（1952年9月～1954年1月）、白认（1953年8月～1955年1月）、康乃尔（1954年7月～1955年1月）。西康省人民政府下辖雅安市人民政府，雅安、西昌两个专员公署，康定、凉山两个自治区（州）人民政府。 
经过基层普选，1954年8月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西康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选举西康省出席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5年1月15日～19日，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根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将西康省人民政府改为西康省人民委员会，选举了由29名委员组成的西康省人民委员会，选举廖志高为省长，白认、桑吉悦布（藏族）、康乃尔、张为炯、果基木古（彝族）、夏克刀登（藏族）为副省长。会议选举刘长健为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并经全国人大常委批准赵朴为西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的决议，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康省人民委员会于1955年9月底撤销，其政务由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接管。 
至此，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西康省在经历5年零5个月后划上了句号
1939年的康定，只是中国内陆一个偏远的小城，但它却是一代枭雄刘文辉全力施展其政治野心的最大舞台与根据地。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本满目疮痍的西部小城，急速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社会也从边地踏上了迈向经济中心的进程。但在这个更新过程中，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无奈。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已两年。元月一日，陪都重庆显得异常热闹：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中央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郭沫若到会演讲，中国制片厂合唱团在音乐会上合唱着抗战歌曲。
但是对于康定，这一天值得被浓墨重彩载入史册：国民党政府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会。
一个浮出水面的新省
1933年秋，刘文辉与刘湘的叔侄大战如火如荼，刘文辉腹背受敌，很快败下阵来，一路退守雅安。在雅安，他用八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但当地一位精通星相术的神父却送给他一句充满玄机的话语：“生命始于四十。”
40岁的确是一个转机，这一年刘文辉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在四川边远贫瘠的康定，44岁的刘文辉如愿以偿，被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为西康省主席。
1939年元月的康定，刘文辉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弥补内战时留下的隔阂，大街面上贴满了当时流行的标语和蒋介石的画像，他还特意把康定最宽的一条街道命名为“中正街”。为了突出建省的喜气，街上四处张灯结彩，彩旗飞舞。
元月的西康省成立大会是在康定城外一个平坝上举行的，规模很大，场面隆重。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百姓和喇嘛，几乎全城出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刘文辉端坐正中，左右为与会的高官、大员和各县县长。
当刘文辉作演讲时，瘦高而两颊松弛的他，一改从前的沮丧与低调，在台上豪情壮志地阐释了自己为这个新省确定的目标：“化边地为腹地”，赶上内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化边地为腹地
1939年的康定，因为一个新省份的出现，政治上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军人出身的刘文辉带头每日坚持开会办公、苦坐办公椅，而他为政治机构运转立下的许多规章，也的确收到了成效。1939年的西康省府，各厅处长每天除分别办公外，必于12：00-13：00由主席刘文辉领导联席办公，将重要事件当场提出即时解决，不劳收发传达的传递，效率提高不少。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他，深知教育的重要。在1939年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一次演讲中，他用少有的温情语调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
当年，遍布康定与西康的一大景观是：简陋的县政府与豪华的学堂。这恰好证明了刘文辉的那句话：官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官员就地免职。1939年，就连刘文辉的西康省省政府也朴素得近乎简陋了：大门洞开，未设一扇门户，门前砖石柱子斑驳，书写着“西康省政府”的牌楼背后，不得不用几根巨大的木梁在两边支撑着，以免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轰然倒下。而刘本人对教育是如此重视，以至于同年，巴安县县长赵国泰为表自己对省主席的忠心不二，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
1939年，康定全城仅有一座装机容量为50千瓦的小水电站。在俄国人顾彼得的记述中，康定当时许多民房和店铺虽然配备有足够的电灯泡，但灯泡的象征意义远远胜过它的实用价值。电站发电机常常损坏，由于功率太小而负荷太大，电灯在夜里开始很亮，但慢慢地会变得昏暗下去，在漫漫长夜中继续变成黯淡的隐隐约约的一丝红光。当店铺、饭馆、戏院都关了门，人们开始回去睡觉时，电灯又会猛地亮了起来，由此烧掉不少灯泡。
康定古城二水夹流，滔滔的河水成为刘文辉眼中发展康定的最佳自然资源，1939年10月25日，西康省著名的《康导月刊》刊登了一条新闻：省政府要在康定城外的升航村建立一座新的500千瓦的水力发电厂。其发电机是从美国运来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发电机运进了康定。
然而，正是在包括修建水电站等一系列革新举动中，刘文辉却面对一个巨大的矛盾：金钱。升航水电站前后共花了一亿元，刘文辉几乎动用了当时康定所有的银行资金，最后还自掏腰包拿出了一笔钱。不仅建水电站，百废待兴的西康省到处需要用钱。
康藏茶叶公司诞生，姜氏家族退场
解决的办法，刘文辉想到了：整治“边茶贸易”。
20世纪30年代，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是与上海、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据相关资料记载，1939年的康定向内地运出羊毛40万斤、麝香1200斤、兽皮4万余张，虫草、贝母等名贵中药材累计15万斤左右；而内地输入茶33万包，布10万匹，面粉、青油两项累计近80万斤。一个弹丸小城，因为汉藏贸易竟成了商家必争之地。
因此，上任不久，他便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
刘文辉的这一决定，对于西康的大茶商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比如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这个茶叶大户，从清嘉庆年间在北京立案“请引”设店办茶厂算起，经商之路几乎是风和日丽。
直至1939年以前，雅安边茶每年都在600万斤以上，最高年产竟达830万斤，这其中姜氏茶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但“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告示中，以后边茶贸易的操作已讲得明明白白：统制购销，茶商入股，把原来五斗米一担的茶价压低至二斗米。同时，因收购价低，茶农纷纷砍伐茶树改种其他作物，且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割烟季节又正是采茶时季，茶农干脆割烟而疏忽采茶，茶叶生意似乎再也不好做了。
于是“公兴茶店”分店的商铺内，姜氏兄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加入“康藏茶叶公司”，把钱投资到了一个做绸缎生意的远房亲戚处。不久因姜家停止运茶进藏，西藏的高僧喝不到姜家名茶“仁真杜吉”，为此还专门派人来到荥经取茶。由于从雅安经康定再进入西藏的道路被刘文辉把持，被逼无奈的寺庙中人选择了一条前所未闻的道路将“仁真杜吉”运入西藏：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坐竹筏到乐山，乘轮船到武汉后，再通过火车转运到广州，然后经远洋轮船到印度，最后从印度进入西藏。这次运输虽然成功了，但由于运输成本实在太高，西藏的寺庙在运过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来找过姜家了。
1939年的年末，曾经边茶年产值达数十万两白银，堪称当时商界巨子的姜家退出茶叶贸易。伴随着“仁真杜吉”品牌的消失，伴随着西康新省的发展，民间大茶商以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中转站，赶脚运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饮鸩止渴的鸦片贸易
茶叶是可以摆在明面上的交易，而鸦片，则是暗地开放的“恶之花”。的确， 20世纪30年代的康定及至西康，无疑是鸦片毒品鼎盛的黄金年代。
1939年，学成回国的黄万里，以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工程师、测量队长的身份，正在实地踏勘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在日后的报告里他这样写道：“扬子江在叙府（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绵延数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
同是这一年的五六月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也在四川。他受国民党政府外派视察西康省宁属地区，目睹地方政府与地方军阀只顾搜刮民财以饱私囊，民不堪命，水患匪患频起，到处种植鸦片，大鸦泛滥，曾痛心疾首地赋诗《西昌》云：“我行郊甸，我过村店。东有载，载鸦片；西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来都不见，勿忘敌骑已过湖湘线。”
1939年，在康定，面对全国的禁绝鸦片令，刘文辉经常召开“禁政”大会，大会主要有两大议题：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鸦片种植广泛，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刘文辉的防地。据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披露：鸦片的利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939年的康定城内，刘文辉部下的职员要搞烟，只要对禁烟处招呼一声：“我这个月的工资要买烟。”一个月后，他就能获利一倍，两个月又翻了一番。这样，一个普通的职员哪怕一年做几趟，也能获利许多倍。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晚年回忆道：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就是其中之一。
恶之花四处绽放，这是当时一个新省诞生时无法逃避的尴尬。晚年的刘文辉也曾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法应付。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
影像与歌声中的康定
1939年，在康定，有人早已将“溜溜调”列为“康定十景”之一，名曰“子耳樵歌”。而此时，“跑马溜溜”山歌的重要传播人之一戴爱莲，正在英国为购买一张回国的船票而费尽心机。而在康定，这一年，张央，曹淑芳、李郁青、李培源、孙玉华等一批热血青年，正收拾行李，准备去陪都重庆市就读直属教育部的国立边疆学校，在那里，5年后，一位叫沙梅的音乐人，将把这首“溜溜调”记下，出版在一名本叫《沙梅歌曲集》的书中；也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吴文季的福建学生，正立志报考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不久后，他将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转交给他的声乐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将请作曲系的江定仙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又将把《跑马溜溜的山上》正式改名为《康定情歌》，并推荐给当时走红的歌唱家喻宜萱演唱。
同时，1939年夏天，一支马队开往人烟稀少、偏僻荒凉的川西藏区，这是“川康科学考察团”，其中有一位名叫孙明经的年青人。
在西康，孙明经完成由8部影片组成的《西康》系列，他后来回忆说：“在西康我们工作了五个月，最远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康科学考察团四十几人中走得最远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积几尺的资料，并有一百封信稿。另外此行也拍摄了八百多张照片，业经编目。”
这些老照片记录了一段不该被人们忘记的历史，这段特殊岁月的时间起始在1939年，故事的主人公只有短短两个字：康定。
1939年，“跑马溜溜”的康定原本是中国内陆一个满目疮痍的西部小城，但它却在刘文辉的苦心经营下，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省也从边地踏上了迈向经济中心的进程，“跑马溜溜”的山歌在这个过程中传出山外，外省的年轻人带着现代化的照相器材来这里，留下了一个城市变革时期的容颜，以及这个过程中康定摆脱不掉的尴尬。
资讯 康定之变
康定，古为羌地；三国蜀汉称“打箭炉”，唐宋属吐蕃；元置宣抚司；明置宣慰司；清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设康定府；1939年建西康省，设省会于康定。
1950年3月康定解放，为甘孜藏族自治州驻地至今。1950年11月，西康省在康定召开了本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布了藏族自治区政府成立，1955年3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会第一次会议在康定举行，决定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1950年8月，从成都到康定的川康公路通车。
1950年6月，在康定茶市上，平均每担羊毛可换茶2.6包，到年底可换7包，到了第二年，便可换茶12包，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一时期的比价。同时，中国茶叶公司在康定没立了分公司，成立当年便销售了21万包茶。政府在边茶贸易上采取了增加生产、尽量供应、卖买公平、适当照顾产供销方合理理利润与康区消费者利益的合理政策，旧时“以茶治边”的反动政策宣告结束，古老的茶马古道从此又恢复了新的生机。
1953年在康定建立了第一个全部使用新式农具的国营示范农场--国营新都桥农场。此后一系列国营示范农场的建立，康定农业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康定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城市人口从解放初的4千人增加到4万多，以康定为中心的旅游业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随着成雅高速公路的建成和二郎山隧道的打通，康定到成都只需4个小时，2007年10月，世界第二高海拔机场--康定机场首次通航，这两条与机场直接对接的旅游公路将与国道318线、省道215线和康定至木格措旅游公路构成一条“8”字形的旅游环线，将情歌城、跑马山、木格措、塔公、新都桥等景区紧密连接起来，结束了当地只有单一陆路交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