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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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学》在“文化安全”一章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文化安全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文化侵略而出现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批传教士随着帝国主义的军队和枪炮来到中国，其中除个别人如1914—1937年任上海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主编的美国传教士乐灵生、1925年到四川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等，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帝爱国运动之外，绝大多数传教士与当地军阀势力勾结，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利用宗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1922年，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全国有市会40处，会员53800多人；校会200处，会员24100多人；外籍干事95人，华籍干事87人。女青年会也有市会12处，会员近3000人；校会80多处，会员近6000人；外籍干事87人，华籍干事51人。为了鼓励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总部在瑞典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11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及同盟主席、国际宣教协会会长穆德（美国人），依仗美国基督教北美协会的经济支持，亲自来华主持大会。
大会进行时，70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外国有32个国家146名代表。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到会场保护。
早在3月份，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上海各校学生首先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现代社会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和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
接着，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召开大会，发表通电和文章，进行反基督教运动。
运动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以科学反对宗教迷信。当时不少人由此出发加入运动，因此许多地方组织了“非宗教大同盟”，既反基督教，又不专指基督教；（二）批判基督教不仅反科学，而且是帝国主义用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反基督教学生同盟武汉支部”在代电中指出：4月4日的清华基督教同盟大会，“其目的纯是诱惑青年，扩充教徒势力，为资本主义作护符来侵略我国”。
一些进步团体也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少年同志会有一通电指出：本会以“改革社会黑暗，增进个人道德为宗旨，对于妨碍科学进步，组成贵族势力，保持阶级制度，阻止个性发展的宗教，早已认为国敌，因此对于非宗非基之呼声，极表赞同”。中华心理学会也发表反对“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断定他们的谬误；以历史的观察，审定他们的罪恶；以心理的分析，揭破他们的虚伪不德，不能不出于极端的反对。”
非基督教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攻击和破坏。他们攻击非基运动像义和团一样是“盲目排外”，是“过激党”的“过激行动”。上海日文报纸挑拨非基运动“含有过激意味及反英美色彩”。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当即发表声明：“吾等惟知以科学的立场，建设合理之社会。基督教既不能与科学并立，近复日思扩张其势力，故吾人不得不结合，以反抗之。”张闻天等发表文章，着重揭露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罪恶，捍卫了非基运动的正义性，指出基督教使得中国人做帝国主义的奴隶、资本家的奴隶而“同时心悦诚服”。沈雁冰批驳“现在的教会只有一个躯壳，不值得反对”的说法，指出：“现在的教会和资本主义及军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地方随处可见。”
教会攻击非基运动干涉信仰自由。一些学者如周作人、钱玄同等也附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予以批驳，指出信仰自由应包括信教与反教两方面的自由。陈独秀说：青年反基督教是“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
有些地方的教会势力勾结反动当局来镇压非基督教运动。安徽芜湖警察厅长徐绍修和省长许世英曾出告示取缔芜湖非基同盟，结果引起芜湖及全国非基同盟的更大反抗。
这次非基督教运动由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失去了对象，而慢慢消沉下去，成立的反基督教同盟也先后涣散了，但反基督教的呼声却深入群众，社会上常有反基督教的活动。如1923年11月，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即发表文章揭露：“青年会是英美帝国主义用以麻木软化中国青年的最有效力的文化宣传机关。藉游戏运动以投青年之所好。它收容着几十万青年学生在它的旗下施以基督教与迷信外人的教育。……青年会又在各地提倡平民教育，麻醉一般平民的知觉，使他们只知贱视自己，敬畏外人与上帝。青年会又是英美帝国主义笼络青年们，给他们德育知育体育的知识，使他们忘却干预本国政治的机关。这种机关的势力一步一步的扩张，即是青年们逐渐被他们征服，荼毒，汩没性灵，丧失爱国意识。”
发展
1924年，由于中国革命高涨，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加紧干涉，文化侵略也进一步升级。他们一方面利用在华出版的报纸如《字林西报》、《大陆报》、《京津泰晤士报》等，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则加以辩护和美化。另一方面，利用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猖狂攻击中国革命，阻止中国人民参加革命。在教会学校中，情况尤其严重。
据1925年1月的一份统计，当时中国共有新旧教徒100万人，青年会员8万人。教会学校：小学5928所，学生160991人；中学962所，学生256900人；大学38所，学生11790人。这种学校既不向中国政府注册，也不许中国教育团过问，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在这些学校中，学生没有任何自由。如鸦片战争后法国在广州办的天主教圣心学校，新思潮之书籍杂志，禁不许读；而新约旧约，所谓圣经者，则强迫背诵，禁拒怀疑辩论，抗言立即斥逐，学生往来书信，必须拆阅，稍涉嫌疑，即遭没收；同学聚谈疑为集会，教员演讲视若雠仇，等等。
更严重的是，学校当局不许中国学生爱国；他们肆意污辱中国学生而不许有任何反抗。例如，广州圣三一校长（英国人）对学生说：“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听你们中国人自由”；又如，1924年5月7日是国耻日，各地学生这天都出校游行，借以唤起国民。圣心学校学生慑于校长平日淫威，未敢要求出校游行，只求校内开一演讲会。岂料（法国人）校长对学生说：“中国的命运早已在华府会议中决定了，无庸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岭南大学的美国人对学生说：“此是教会学校，不许谈论国事”；“学生会有政治意味，不准组织。”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的美国人宣称：“我系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中国学生来往，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的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也对学生说：“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
运动
1924年，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一步升级的同时，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非基督教运动也高涨起来。
1924年5月，一些因要求纪念国耻日而受压迫最深的学校如广州的圣三一、圣心，徐州的培心，南京的明德，福州的协和等校，就开展了反对学校当局的斗争。他们要求“在国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争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结果，学校当局开除了不少教师和学生。爱国师生不堪忍受，“与其为奴，勿宁失学”，纷纷离校。广州圣三一学生还组成退学团，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斗争，最后决定在教育权没有收回、目的未达以前脱离圣三一，暂且走进执信学校。退学学生为进一步斗争，组织了“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以与国际帝国主义抗争，争取更多的人为收回教育权而斗争。
7月，该组织通电《向导》周刊社及全国各教会学校青年、各工会团体、文化机关和各报馆，呼吁国人同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指出：“世界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于我国也，经济侵略之不足，而继之以文化侵略，故我国六七十年来创巨痛深，殆难言宣，物质精神同遭打击。”《向导》在刊登此通电时，还发表了陈独秀写的“时事评论”《收回教育权》，给予支持。
同月，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全国响应。8月中旬上海也成立反帝同盟筹备会，并再次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掀起反基督教运动，与北京反帝同盟互相呼应，非基同盟选出高尔柏、张秋人等组成委员会，决定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中共中央、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也积极配合，使国人知道基督教之害，指导和联络各地的运动。
在此前后，湖南、湖北、直隶、广东等十几个省都先后成立了非基督教的组织，相继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并互通声气，协力进行。
张秋人在回顾1922年以来的“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怒潮”时，揭露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基督教的作用的：“第一用它麻醉本国的工人阶级，使信社会之贫富出于神意，不应以阶级之争破坏现社会制度；第二用它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使信它们的兵舰军队是为了赠送上帝的福音，赠送教育及一切文化而来，不为抢劫金钱而来，使对他们永远感恩戴德，不思反抗。”他指出：“第二个作用，正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特殊反对基督教之最大理由。”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在宣言中提出“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并拟出4条具体办法。所有这些，为这次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指明了目标。
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积极组织更多的学生加入运动。恽代英在1925年写的《打倒教会教育》一文中指出：“有一百万的民众，二十余万的青年，正在帝国主义者遣派来的一般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劫制。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然而帝国主义者已经借教堂、学校、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种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即刻组织起来？”这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罪恶及其本质，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奋起，声讨帝国主义。
这个群众性的反基督教文化侵略运动，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全国广泛而深入地发展。不仅在各大中城市，而且在延安那样的偏远地区，也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反抗斗争。1925年内，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要求退学，并有一些教徒退出了教会。基督教青年会的衰落尤其明显。1927年全国青年会会员人数只及1920年的60%，参加青年会活动的人也日益减少，许多校会不得不停止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报刊，不断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报纸的宣传，借以提高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1924年12月出版的《向导》周报，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及其它殖民地国家的反动宣传之后，指出：“殖民地的民众应当信任自己的力量，应当起来用武装推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天天喊什么赤化，过激主义，……无非是要达到自己侵略的目的，但是这种伎俩毕竟欺骗不了中国人民！”
这次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几个教徒退出教会、学生退出教会学校，主要在于宣传科学人生观，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是一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育，这对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动的缺点是缺乏具体分析。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及其它慈善事业，有些是出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进行了某些罪恶活动，多数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这一点没有得到必要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