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允植
生平
早年生涯  金允植书简金允植出身朝鲜王朝的官宦世家，他是朝鲜王朝中期名臣、领议政金堉的9世孙。他的父亲是赠吏曹判书、左赞成金益泰。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朝鲜宪宗元年）十月初三日，金允植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幼年在京畿道杨根郡的叔父——清恩君金益鼎家成长。金允植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潜心研读中国历代经史子集。金允植曾师从理学家俞莘焕，对他非常敬重；后又拜朴珪寿为师，并在朴珪寿门下接受了实学思想。这奠定了金允植一生的思想基础。
同治四年（1865年，朝鲜高宗二年），金允植由荫叙出仕，担任健寝郎等小官。光绪元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增广文科丙科及第。此后历任黄海道暗行御史、副应教、副校理等职位。光绪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由于他在科举中公正监考，故擢升为顺天府使。
出使中国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闰七月，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决定以金允植为领选使，率从事官尹泰骏、翻译官卞元圭率领人数达38人（学徒25人，工匠13人）的使团出使中国，并常驻中国天津学习洋务。[1]九月十九日，金允植被授吏曹参议衔，二十六日正式从汉城出发，经陆路进入中国。金允植的这次领选使之之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此行的目的，金允植在他事后多年所撰的《天津奉使缘起》说得非常清楚：“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中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法，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2]也就是说此行并非仅仅是考察洋务，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外交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高宗命金允植前往中国商讨与美国的建交通商问题。
原来清朝重臣李鸿章一向主张朝鲜“以夷制夷”，与美国修好，以牵制日本。为此他采取了多方途径疏通朝鲜政府，除了直接致函以外，还透过与朝鲜领议政李裕元通信、授意驻日参赞黄遵宪写《朝鲜策略》等手段，力主朝美建交。同时美国政府也派海军中将薛斐尔来华，请求李鸿章斡旋朝美建交。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得到了执政的闵妃集团的首肯，但朝鲜国内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发起了“辛巳斥邪运动”，坚决反对同“犬羊夷狄”——美国建交。尽管国王高宗和王妃闵妃对保守势力进行严厉弹压，但毕竟考虑到国内抗议无法控制的话就会威胁其政权，因此不得不低调行事。金允植早已在朴珪寿门下接受其思想，而朴珪寿正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所以派金允植去商谈朝美建交事宜非常合适。在这种背景下，金允植一行以学习洋务为名义，来到中国，暗中商讨朝美缔约之事。
在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对金允植一行非常热情周到，邀请他们参观天津的东局、南局、海关、招商局等许多中国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机构，并安排朝鲜学徒和工匠在天津的工厂和学堂中分别学习技术、英语和科学知识。金允植与李鸿章先后就朝美建交问题进行了7次笔谈，大致朝美缔约的一些基本原则确立下来。金允植则“将每谈罢归馆，手缮谈草，付上本国，以备乙览”。[3]但是金允植没有朝鲜国王的全权委任状，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与美国代表薛斐尔会谈。但金允植与李鸿章的会谈亦为《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做好了铺垫。
金允植在天津除了与李鸿章商谈朝美建交事宜以外，还先后与马建忠、游智开、许其光、周馥、刘含芳、唐廷枢等洋务派官员会晤。从他们的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金允植对于朝鲜前途的忧虑及思考，以及他对中国洋务运动经验的借鉴。经过此次出使中国之行，金允植更加坚定了他的开化派立场，并开始在朝鲜政坛发挥重要影响。
稳健开化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九日，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闵妃逃出宫廷，兴宣大院君（高宗生父）执掌国政，而闵谦镐、李最应等闵妃集团高官则在这场变乱中被军民杀死，亦有多名日本人遇害，故日本在兵变后派大军到朝鲜“问罪”。消息传到中国，令金允植非常震惊。当时朝鲜政局分为闵妃及大院君两派，金允植是属于闵妃集团的官员，大院君的执政自然令他不满，所以金允植及问议官鱼允中在与清朝官员会谈的过程中极力要求中国出兵朝鲜。[4]到六月二十日举行第三次会谈时，金允植更是明确指出壬午兵变的罪魁祸首就是大院君，其后金允植甚至向清军提议拘捕大院君并给出捉拿他的方法。[4]在金允植及鱼允中的大力劝诱和督促下，加之清廷本身就打算强化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所以尽管清政府一直顾忌日本，仍然决定出兵朝鲜。
七月二日，金允植登上了停泊在天津紫竹林的商船“日新”号，准备随清军回到朝鲜。在这艘船上，金允植遇见了清军军官、23岁的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以笔谈方式攀谈许久，金允植对袁世凯称赞有加，说他“为人乐易英俊，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5]从此金允植和袁世凯结为忘年之交，金允植从未批评过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反而认为朝鲜正需要袁世凯这种敢作敢为的青年。他们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袁世凯去世。
金允植到达朝鲜后，与赵宁夏、鱼允中等人积极参与清廷逮捕大院君计划的谋议，他建议对大院君“好言诱之”、“然后图之”，趁其不备将他逮捕。吴长庆、马建忠等清朝官员接纳了他的建议并于七月十三日捉拿了大院君，将其带回中国软禁。其后壬午兵变被清军平定，闵妃得以从大院君手中夺回政权，重返宫廷。金允植作为平定壬午兵变的关键人物得到了高宗和闵妃的重视，命他与赵宁夏、鱼允中、金弘集等人参与机务。[6]
九月，金允植再度出使中国，与另一路使臣赵宁夏会合，将在中国留学的38名学徒和工匠带回朝鲜。他们归国时，带回大批科学书籍、机器模型和图纸，金允植一行还聘请了中国技术人员袁荣灿等，另购机器，在汉城三清洞成立了机器厂，是时朝鲜历史上最早的近代企业，同时又开启了朝鲜的外语教育。这表明金允植导入的中国洋务运动体制开始在朝鲜近代化道路上践行了。  金允植
其后金允植担任江华府留守，选拔500名士兵成立了镇抚营，并邀请袁世凯训练这支军队。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八月被任命为工曹判书。这个时候，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与闵妃集团组成的“事大党”矛盾逐渐激化，金允植处在这两派中间，既主张开化思想，又坚持亲华路线，维持儒家体制以及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他在那时提出了“东道西器”的口号，与中国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非常相似，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的政治立场。鱼允中、金弘集等人在当时也持相同立场，所以金允植等人被后世韩国史学家归为“稳健开化派”，而主张全面改革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则被称为“急进开化派”，这两派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缓和，但最终仍免不了决裂。
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联合日本发动“甲申政变”，挟持国王高宗，杀死闵台镐、闵泳穆、赵宁夏等6名守旧大臣，成立了以开化党为核心的新政府。金允植、金弘集等“稳健开化派”人士被吸收进这个新政府，金允植被任命为礼曹判书。但金允植内心非常反感开化党屠杀朝廷重臣、废止对华朝贡、勾结日本势力等行径，因此他非但没有赴任，反而还前往袁世凯的军营求援，“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要求清军镇压开化党，解救高宗。袁世凯同意了金允植的请求，果断率清兵及他训练的朝鲜兵攻入昌德宫镇压开化党，开化党人死的死，逃的逃，甲申政变只过了3天就平息了。然而金玉均等人主张的开化思想毕竟是金允植深所认同的，金玉均也不把他当敌人，仍然授予他高级官职，因此金允植极力要求镇压开化党不免有失情理。后来，金允植对此辩解道：“初古愚（金玉均）游于瓛斋（朴珪寿）先生门下，颇晓宇内大势，尝与同志，忧叹国事。辛巳年间，余以领选使入天津，古愚等诸人以游览东渡日本，约共扶国。余于壬午军变随兵东还，自是清国多干涉我国事，而余得清党之目。古愚诸人愤清国之侵我自主之权，遂同日公使酿成甲申之变，遂得日党之目。及事败，举国指以为逆。余在政府，不能不同声诛讨，然两心相照，知其出于爱国，非有他图也。”[7]
政海波涛经过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以后，金允植得到了闵妃的信任，被委以要职，成为了闵妃集团的重要人物。甲申政变结束后，金允植就被任命为协办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协办），同日又除授兵曹判书兼江华留守，十二月擢为外衙门督办，负责朝鲜的外交事务，推行亲清政策，并处理甲申政变遗留问题，同时又主导设立了博文局、济众院、梨花学堂（今梨花女子大学）等近代公共机构，推动了朝鲜的近代化。
到了第二年，形势发生了变化，闵妃集团在德国顾问穆麟德的挑唆下由亲华转向亲俄，并引发了两次朝俄密约事件。而金允植则坚持亲华事大的路线，与闵妃集团也开始离心。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八月，清朝政府放回了软禁中国的兴宣大院君，企图以他牵制闵妃。其后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与大院君往来密切，同时有鉴于朝鲜高宗及闵妃背华投俄的行径日益猖獗，所以袁世凯准备废黜高宗，另立新王，由大院君摄政。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金允植，邀请他参与密谋，金允植虽有所犹豫，仍然同意袁世凯的计划，一改敌视大院君的态度，将这一计划告诉了被视为亲华派的闵泳翊，约请共扶大院君摄政。但此事最终为闵妃所知（极可能是闵泳翊的告密），她对金允植也就非常的厌恶。[8-9]闵氏外戚竭力构陷金允植，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闵妃集团借口外务督办金允植给釜山前佥事金完洙非法贷用的日本人债券盖印一事而将其罢免，金允植还被流放到了忠清道沔川。[10]金允植被彻底排挤出政府，他的仕途一度陷入低谷。
金允植在出使中国时以日记形式写了《阴晴史》，是朝鲜使臣出使中国作品汇编《燕行录》中的最后一部著作。被发配沔川期间，重新提笔写作，称为《续阴晴史》，一直保持日记体的形式，直到他去世。金允植的这两部著作是研究朝鲜近代史的重要史料。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日本利用东学党起义进军朝鲜，与前来镇压起义的清军对峙，同时又在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袭击了朝鲜王宫景福宫，解散了闵妃集团把持的政府，另立兴宣大院君傀儡政权。新政府在成立当天下令将金允植赦免并授予他江华留守的官职，金允植终于结束了7年之久的流放生涯，再度进入政界。[11]
这时候，在日本的干预下，以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稳健开化派势力开始掌权，但他们已不再亲华，开始走上亲日道路。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朝鲜亲日政权则配合日本，宣布废除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六月二十五日，金弘集被任命为领议政，同时成立了“军国机务处”，开始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金允植加入了军国机务处，并成为这个改革机构的活跃分子，积极推动甲午更张的各项措施。
七月四日，金允植再次担任督办交涉通商事务，此后在甲午更张期间一直掌管朝鲜的外交事务，是金弘集政权的对外代言人。七月十五日官制改革，金允植任外务大臣，后又改称外部大臣。军国机务处大多是亲日官员，但金允植仍然对清朝抱有幻想，在平壤战役期间与清军密通，将日军军情捅给清军：“倭兵前后水陆来者三万余，尽向平壤，又有奇兵万人，由元山绕平壤之后，直出义州为合攻之计，声言将渡鸭绿江，直趋沈阳。”李鸿章得知后对此相当重视，称：“金素正直，内响志坚，必不造诳。虽系倭人大言，而事关重大，不可不思。”[12]尽管如此，迫于形势，作为外务大臣的金允植不得不向日本屈服，在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分别与日本签署了《朝日暂定合同条款》及《朝日同盟条约》，不仅同意在甲午战争中站在日本阵营，协助日本作战；还扩大了日本的经济侵略权利，到了十月，金允植又积极协助日军入朝镇压东学党农民起义。随着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彻底失败，金允植也改变了亲华了立场，开始转向亲日派。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八月二十日，日本浪人侵入景福宫，暗杀了亲俄的闵妃，是为“乙未事变”。金允植以外部大臣的名义向各国使馆发布照会，宣称乙未事变纯系朝鲜人所为，穿日本军服的人都是朝鲜人装扮的，为日本人掩盖真相。随后又将将闵妃废为庶人的《王后废位诏敕》通告给日、俄、美等国驻朝公使，宣称“我大君主此举，亶出于为宗社生民，断以大义。”[13]但除日本以外，其他国家公使均拒绝承认废后诏。金允植由于这些亲日举动而遭到谴责。
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朝鲜高宗逃亡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来到俄国公使馆以后，宣布将包括金允植在内的所有内阁大臣革职。其中总理大臣金弘集等5人被认为是协助日本杀害闵妃的“逆贼五大臣”而加以逮捕，其中金弘集和郑秉夏两人被杀，其余人亡命日本，甲午更张以来的亲日政权至此完全垮台，亲俄政府建立。金允植虽不在“逆贼五大臣”之列，但作为亲日派亦遭到清算。俄馆播迁当天，金允植自知大祸临头，穿着麻鞋前往俄国公使馆，高宗不许他进入，其后又出城待罪。因此高宗暂时没有追究他，金允植被迫避居京畿道广州的农舍中。[14-15]但是金允植作为乙未事变的参与者之一，此后不断遭到社会舆论的声讨，从这年5月开始，许烒、李宗烈、郑惺愚等十多名朝臣和儒生上疏，要求将金允植等人明正典刑。到大韩帝国光武元年（1897年）12月20日，高宗皇帝终于下诏将金允植及撰写废后诏的李承五一并加以逮捕，终身流放济州岛。[16]
晚年复出金允植被放逐到济州岛以后不久，便在光武二年（1898年）发生了济州岛民反对天主教及官府的“房星七之乱”，济州局势非常动荡。大韩帝国政府基本控制了济州民乱以后，便于光武五年（1901年）把金允植转移到全罗南道的智岛，继续流放。[17-18]其间不断有大臣上疏将他处以死刑，包括当时的首相尹容善。金允植尽管饱受窜配之苦，而且也年近七旬，但精神非常好，坚持写作，阅读各种报纸，甚至在济州取妾生子，人们认为这是他复出的征兆。[18]
光武八年（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韩国再度被日本控制。同年8月又出笼了亲日组织——一进会。一进会自成立后，其领袖宋秉畯等人就一直呼吁赦免金允植，高宗起初拒绝，但由于曾颁布有赦免七十岁以上的流放者的命令，一进会便加以发挥，称金允植已经年逾七十却没有得到赦免，指责政府失信。加上日本人的压力，高宗不得不于光武十一年（1907年）6月下诏特赦金允植。[19]金允植由于这个特赦令而结束了10年的流放生活，回到了汉城。此时金允植已经73岁了。
同年7月，高宗被日本逼退位，纯宗李坧即位，金允植恢复了官位，被任命为制度局总裁，复出政界。[20]金允植在汉城期间，与前开化党人俞吉濬发起了“兴士团”组织，又在隆熙二年（1908年）2月成立了“讲旧会”，宣称其目的是：“盖为甲申、乙未以来，为国挺身出力，或死或亡、或流或逐之人，相与设会讲旧，使后世子孙，永思不忘者”[21]，为此讲旧会组织了金玉均、金弘集、鱼允中等人的悼念活动，后来又加入了赵宁夏、闵台镐、全琫准等  金允植人，尽管这些人生前的立场有极大的不同甚至对立，但他们都是在朝鲜近代史上血雨腥风的斗争的牺牲品。当然，金允植建立的讲旧会没有祭奠闵泳焕、赵秉世等乙巳条约签订后的殉国者，这说明他当时仍是一个亲日派，不敢得罪日本人。他还担任大东学会、畿湖学会、教育俱乐部等组织的会长或部长的职务，是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隆熙二年（1908年）4月，金允植被任命为中枢院议长。其间他和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来往频繁，与统监伊藤博文保持良好的关系。7月，金允植被派往日本，前去探问正在日本留学的皇太子李垠。[22]此次日本之行，他对日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并常与日本名流酬唱诗歌，这些都被他详细记录在《东槎日记》中。9月归国，赐勋一等太极章。
隆熙四年（1910年）初，日韩合邦的呼声甚嚣尘上，身为亲日派的金允植也对此表示反对，并上疏请诛主张日韩合并的一进会头目宋秉畯、李容九等人。[23]8月，日韩合并正式实施时，金允植表示“不可不可”，但这只是消极的反抗而已，金允植也意识到大势已去，便在8月22日商讨是否合并的御前会议上，作为政界元老代表表示赞成日韩合并。同日李完用代表大韩帝国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此时的金允植已经是重病缠身了。尽管他有亲日倾向，但他对于日本吞并朝鲜向来持反对态度。他原本的主张是依靠日本实现文明开化，但朝鲜已被日本吞并，金允植对此非常无奈，他自称“亡国大夫”，称病闭门不出，对于日本授予他中枢院副议长及子爵的爵位，他拒绝接受。而日本的朝鲜总督府深知金允植在朝鲜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信，因此千方百计笼络他，甚至胁迫高宗和纯宗劝说金允植接受日本的官爵。金允植最终接受了，成为日本华族。大正五年（1916年，纯宗九年），又被任命为经学院大提学。
到了大正八年（1919年，纯宗十二年）三一运动期间，金允植目睹了波澜壮阔的示威运动，不禁热泪盈眶，高喊出“独立万岁”的口号。他与前大韩帝国学部大臣李容稙联名发表了《对日本长书》，要求日本放弃殖民政策，给予朝鲜独立自主的地位，金允植在上书中说：“目今解决之策，非说谕之所可回，威力之所可服。惟在上顺天时，下察民情，自日本先认朝鲜独立，以示廓然大公之义于天下，遍告于前日有约各国，各国谅亦无不允准。夫如是则如日月之食而复更，光明之德，照映八表，孰敢不瞻仰而赞颂哉？”[24]金允植的上书自然触怒了日本当局，他们下令剥夺金允植的爵位，但由于金允植的名望，又在不久后恢复了他子爵的爵位。
金允植晚年倾心于中国康有为的世界大同思想，同时又进行宗教活动，在隆熙三年（1909年）1月参与成立了檀君教（次年改名大倧教），尊奉朝鲜民族传说中的始祖——檀君为神，金允植还积极资助该教教主罗喆。三一运动以后，金允植遭到日本的迫害，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大正十一年（1922年，纯宗十五年）1月20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金允植逝世后实行社会葬，并于京城府凤翼洞的自宅中举行永诀式。[25]朝鲜近代史上的一代风云人物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思想
金允植是一个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开化派思想家。自从光绪八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在天津见了李鸿章之后，金允植就站在中国洋务派追求自强的立场。他虽然亦属开化派，但其观点完全不同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只要引进西方文物的急进开化派。他批评这一些只钦慕欧美制度而轻视中华文化的激进开化论为“排华尊洋主义”。[26]他认为“开化”并非指无条件地模仿外国（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指其实际状况和朝鲜不同的国家），而是适合于朝鲜现状的“时务”。他说：
夫所谓时务者何也？即当时所当行之务也。犹病者之于药，皆有当剂。虽有神异之力，不可人人服之也。……今之论者以仿效泰西之政治制度，谓之时务。不量己力，惟人是视，是犹不论气禀病症，而服他人经验之药，以求其截然之效，盖亦难矣。夫遇各有时，国各有务，破一人之私，扩工商之路，使人各食其力，尽其能，保其权，而国以富强，此泰西之时务也。立经陈纪，择人任官，练兵治械，以御四裔之侮，此中国之时务也。……由此观之，虽有善法，不可一朝通行于地球之上，明矣。[27]
药是人依气禀和病症而配方的，所以无论其药效多么神异，也不是适合于每个人的。同样地，“时务”是合乎时宜的当行之务。西洋的时务和中国的时务相异。金允植认为：合乎时代潮流之改革课题（即时务），并非无条件地将西方文物视为绝对的模范，而盲目地钦慕且仿效之。也就是说，时务是“因时制宜，度力以处之者也”。[27]他严厉地批判金玉均为首的急进开化派的“时务”不过是模范欧美枝节而已。换言之，他们所追求的时务是不固其本（传统文化）而先学他人之末的错误尝试而已。依他看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即引进西方技术以力图自强的办法，只有在中国是可行的时务，但不是小国朝鲜之时务。他甚至说：“欲事事仿效天津，则已非吾国近日之急务。”[28]由此可知，合乎当时朝鲜情况的时务不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而是现以内治国政作为基础的自强论。所以他这样论述道：“崇廉黜贪，勤恤斯民，谨守条约，无启衅于友邦，此我国之时务也。若我国递效中国之事，专力于兵械，则民穷财匮，必有土崩之患。”[27]金允植对中国洋务运动是有选择地吸收的。
身为传统儒学者，金允植提倡“开化”或“自强”的根本理念，是依据儒学的政治原理，首先确立“信义”（信）。他历来对“信”非常重视，引用孔子所言“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阐明“信者政令之本”。[29]所以，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向朝鲜高宗陈说基于信义的自强之道：
夫信者，守国之大宝。内不失信于吾民，外不失信于友邦，自强之道不外于是。今百度具弛，最可患者，无信也。政令朝变夕改，事为专尚文句，无一个实心实事，非徒民不信，各国举有不信之心。夫赏善罚恶，信之大者也。今清白奉公、勤劳庇民者，每患失职淹滞，坐赃污之律者，超列显官，此罚善而赏恶也。劝惩倒置，民何以信？愿自明新岁元朝，痛革旧弊，竖立大信，如四时之有常、金石之不变，则国事将蒸蒸日上矣。[30]
综上所述，金允植的开化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典型的儒家思想，即不论国内外，都要立政令之信。“开化”这一词汇，包含“开物”（即物质上的开化、自然科学的技术发展）和“化民”（即教化人民）这两个层次。金允植则重视“化民”过于“开物”。其“化民”思想，不是以欧美的启蒙思想为其前提，而是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倡导的“东道西器”理论。
评价
金允植一生亲身经历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东学党起义、甲午更张、乙未事变、俄馆播迁、日韩合并、三一运动等朝鲜近代史上重大事件，是朝鲜社会变迁的重要见证者。他在当时就是一个开化派官员，被人们称为“真开化”。[31]当时的处士黄玹评价金允植“习于外务，留心时局，然短于干略”。[8]同时他又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是一名儒学家。在朝鲜日治时期，他由于年高德劭及知识渊博而一直受到整个朝鲜社会和日本人的尊  朝鲜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上为金允植画像）重，他们这样评价金允植：“他是当代的硕儒，有很高的文望，在性品方正的同时，又像贫穷士人那样俭素地居处动作。”[32]日本殖民时期在朝鲜发行的10元银行券上，就是金允植的画像，足见日本人对他的尊敬。
到了现代，金允植成为了韩国史学界的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有韩国学者认为，金允植是一个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封建文人，最终倒向日本，成为亲日派。这样的污点是金允植永远无法洗清的。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金允植不仅是韩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也充分表现出了朝鲜民族的不屈气节。可以说，他对日本的侵略抱着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所谓的“亲日”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与李完用等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此韩国在2004年以后大张旗鼓地清算近代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时，曾接受日本爵位的金允植并没有列入其中。
著作
金允植亦是一名文学家，留下大量文学和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这些著作被收录进《云养集》中，包括《壬甲零稿》、《天津谈草》、《阴晴史》、《续阴晴史》等等。他的所有著作都用汉语文言文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