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邠州·萧关道
路线形成
汉唐时由京师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咸阳后分为南北二途，南为凤翔·陇关道，北为邠(彬)州·萧关道，两条路线会于凉州，经河西走廊西去。宋元以后，邠州·萧关道逐渐成为陕西、甘肃间的主干驿路，陇关道退居次要地位。
秦及西汉初年，咸阳、长安与甘泉宫间，有驰道相通，由咸阳西北行，乃经由池阳、云陵至云阳县甘泉宫。由甘泉宫西行，分为二途，一为经由栒(旬)邑、泥阳、郁郅至北地郡；一为经漆县、安定、泾阳至安定郡。
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出巡北地郡时，经由雍县、汧县、回中道北去[97]，说明当时渭城、好畴、漆县间的驰道尚未开辟。1973年甘肃金塔县汉金关遗址出土有长安至河西4郡的驿置里程简一枚，上列京兆、北地、安定、武威、张掖郡等20个地名和相距里程[98]，大体与汉长安城、平陵、茂陵、好峙、漆县、安定、萧关、安定郡治所高平等沿途经地相符，显示邠州·萧关道在汉代已为驰道(驿道)，但始于何时不详。
历代运用
先周时期，周人的先祖曾率领族人沿泾水、漆水往返迁徙，公刘居于豳(邠)。周太王(古公直父)时，周族又由豳地南下，达于周原，建立周国。文王时，曾以主要力量利用豳州道对付西北侧游牧部族的侵扰，“北伐玁狁”，“西攘混夷”，在泾水中上游兼并密(今甘肃灵台县西南)、阮(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县北)等小国。
汉唐建都长安时，邠州为军事战略要地，邠州·萧关道军事作用突出。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14万从朝那、萧关攻入，杀北地郡都尉，候骑到了雍和甘泉，欲由陇关道和萧关道齐头并进侵犯长安。汉朝政府惊慌失措，调10万大军进行保卫。汉武帝时，与匈奴争夺河西走廊，征西大军分途由陇关道和萧关道西进。
邠州·萧关道经过的浅水塬，为“四面险固”[99]的天险之地。西魏、唐于此置宜禄县。县西50里之长武城，“城居塬首，俯瞰大道，置重兵以防备吐蕃”[100]。长武城的军事交通地位，可与陇坻相当。
五代、两宋时期，全国陷于分裂割据局面，“丝绸之路”诸多路段被地方割据政权所分割。西夏据有陕西北部及河西走廊时，根据北宋、西夏双方签订的合约，北宋政府每年给西夏绢万匹至十余万匹、茶叶二三万斤。这些绢、茶多经邠州道运交西夏。西夏又将其中的大部分通过“丝路”转售西域各地，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元朝在今新疆及其以西的西亚、东欧地区建立四大汗国。汉唐的丝绸之路，成为四大汗国与元朝皇帝连接的纽带，使臣、商贩、贡物输送不绝于途。其中，邠州·萧关道为元朝政府与察合台后王封地相联系的主要驿路之一。
明初，鼓励与西域各国进行通商贸易，西域商旅来中原时，多经行邠州道。
明朝划陕、甘为一省，东、西境长达3000余里。为治理方便，特于甘肃镇设省的行政、军事派出机构。为了保持陕西布政使司和行布政使司(设于甘州)之间声息相通，特辟西安府至甘州(甘肃省张掖)的大驿路，长达2645里，经由乾州、邠州、泾州、平凉西去。明朝中期，由武功驿抽调一部分吏员于陇州设置驿站后，经陇关道亦达于兰州、甘州。
明朝西北的边患为鞑靼，故特在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设都指挥使司，统辖军队的调遣和军需品的输送。当时，于西安府设都指挥使司，于甘州设行都指挥使司。西安府至甘州驿路上，军事卫、所林立，显示了这条大驿路浓重的军事色彩。
清代陕西、甘肃两省分治，两省间的驿路仍因袭明代路线，经由乾州、邠州西去，发挥着政治联系、军情传递、商业贸易作用。
清朝前期，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多次利用陕甘大驿路调兵遣将，与地方上层叛乱分子及其幕后支持者沙俄进行不懈的斗争。康熙三十六年(1697)，准噶尔部的封建主噶尔丹发动叛乱，其子曾去哈密征粮，清政府派兵前去围剿堵截。雍正元年(1723)，青海发生和硕特部封建主罗卜藏丹津叛乱，清政府派兵前去平定。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攻入伊犁平叛。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平定阿木尔撒纳的叛乱后，设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都统等官职，陕甘大驿路、军路，不断向京师传递军情急报、驿送官员、使臣。
清朝中后期，新疆发生变乱。同治五年至光绪四年(1866～1878)，左宗棠率领湘湖子弟兵由潼关进入关中，经西安府、邠州、长武出兵新疆，为保证大队兵马和军需物资的顺利通行，曾不遗余力地对陕甘大驿路进行修治。
清政府在新疆推行屯田制度。当时，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称为“军屯”。内地汉人也沿着陕甘大驿路大批到新疆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当农业得到发展后，新疆地区的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如和田的丝绸，叶尔羌、喀什噶尔的绣鹿革鞯、五色绒毡、金银丝毯等产品，都沿着“丝路”运销国内外。特别是一些维族商人，纷纷携带商品到内地进行贸易，甚至在西安府或内地其他一些城市安家落户。
清代承袭历代“榷茶”制度，将汉中、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出产的茶叶集运于陕西泾阳县，经加工后，通过陕甘大驿路运至兰州盘验，再行销西北各地。清政府认为“睦邻不以金缯，控驭不以师旅，假市易之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唯茶法乎!”[101]即通过运销茶叶，满足游牧民族对茶叶的特殊嗜好，以安定民心，维护统治。顺治二年(1645)制定《陕西茶马事例》，差茶马御史1员，辖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5茶马司，招商领引，从中课税。同治十三年(1874)，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议，督印官茶票以代“引”制，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当时印发引票835张，每引50道，给票1张。每票40包，每包净重正茶100斤，副茶15斤。茶砖在泾阳压制，封装成包，车载畜驮，辗转西运。“商旅往来，轮轴辐凑，盛极一时”。
驿路经地及驿传设置
汉由长安城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乃由长安出横门，过横桥(中渭桥)至渭城。复由渭城出棘门西北行，经安陵县至秦望夷宫旧址，西汉于此建长平观，古代“观”、“馆”相通，为一驿馆。由于此路为北方游牧部族南下的要道，故名“望夷”。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自甘泉宫来长安途中，曾夜宿长平观。由长平观西北行约3里，有坂道下塬趋泾水，称长平坂。下长平坂，在今店上村东渡泾水，折西北行，经池阳、谷口县北、云陵、云阳等县至甘泉宫，长约300里。
驿路改由好畴、漆县后，乃由渭城西去，经茂陵东侧达于好畴。
唐代长安、咸阳问有二途：一为北经禁苑，过中渭桥至咸阳，《长安志》记咸阳有陶化驿，但一般行旅不能随便出入禁苑，故仅为官使通行之路；二为由长安城开远门西去，经临皋驿、三桥、西渭桥(咸阳桥)至咸阳县东南的望贤驿。
由望贤驿折西北行，中经管城驿约80里至醴泉驿。
咸阳、醴泉间置管城驿，据王谏《为郭令公出上都赴奉天行营敕赐锦战袍并口脂等谢表》中所记之时辰，按传车行速，管城驿当在咸阳以北，界于望贤驿、醴泉驿之间。
由醴泉驿西行，中经骆驿，40里至奉天县(治所在今乾县)，置奉天驿。《奉天录》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三日，泾原兵变，帝出走，过咸阳，是夜四更，驸马郭暧追及乘舆于骆驿。四日平明，至于奉天。知骆驿距奉天不远，盖界于醴泉、奉天间。
奉天当长安、邠州道冲要处，西北有事，常置重兵于此。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九月，吐蕃兵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诏郭子仪移镇奉天。大历十年(775)，吐蕃兵攻泾州，命朱眦镇奉天行营。
由奉天北出，逾梁山，50里至永寿县旧址，置驿。又30里至麻亭驿。
由麻亭驿北行60里至邠州治所新平县(今彬县)，有州驿。邠州为长安西北驿路上之重镇，安史叛乱后，邠宁节度治此。柳宗元《馆驿使壁记》载：“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日邠州。”《读史方舆记要》记：“邠州，泾水北绕，邻岩南峙，依山为城，地势雄壮。……天宝后以邠宁为重镇，常屯兵于此，以遏寇冲，盖厚泾原之形援，固畿辅之藩冲，州实南北襟要也。”
邠州西北略循泾水河谷南侧上行，80里至宜禄县，有宜禄驿。又西50里至长武城。再西40里至折墌城。又西10里至泾州治所保定县。复西行，经平凉折北过六盘关至原州，再沿清水河北去，至萧关县(今宁夏同心县东南)。
宋代沿袭唐制，驿路经行邠州、萧关，但仅于州县治所设置驿站，驿站数目减少。
元代封于陕西京兆府的安西王，“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103]。由于安西王冬居长安，夏居开成州(今宁夏固原县南开城)官邸，因而，长安、开成州间修有上等驿路[104]。这条驿路是经由咸阳、兴平，折北行至乾州，计有奉元路秦川、咸阳、兴平、乾州、永寿、邠州、宜禄、泾州等驿站。
明代西安府至甘州间的大驿路，恢复唐宋时的格局，由咸阳县渭水驿折西北行，而不经由兴平折转乾州。到平凉后，折西北行，经隆德、静宁、金县、兰州、凉州等地至甘州。今陕西境内设有京兆驿、渭水驿、店张驿、威胜驿、永安驿、新平驿、宜禄驿等7个驿站。
在这条驿路上，明代设有递运所。递运所的设置与分布，既不普遍，又不均衡，在今陕西境内，只在潼关卫—西安府—长武间的主干驿路上设置，以转运军事物资为主。西安府至长武间计有西安、咸阳、底张村、乾州、蒿店、底窖铺、邠州、停口、宜禄等9个递运所。
清代陕西、甘肃间的官马大道，仍沿袭明代驿路路线，称“西安府西北路”，为兰州通往京师的“皋兰官路”之一段。沿途驿站设置与明代相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