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波多野太郎
大年事纪
1912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中郡大矶田可西小矶
1937年大东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科毕业，任东北帝国大学助教
1946年参加中国研究所的创建，并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
1949年任日本大学文学部讲师，讲授“汉文学”
1955年任横滨市立大学文理学部副教授，其后任教授
1956年获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博士
1956-1958年兼任横滨市立大学学报编委
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
1967年获文部省科学研究费11万日元，进行“中国地方志所收录的各地方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1969年参加中国语学研究会《中国语学辞典》的编写
1971-1972年参加《中国的语言与文学》(天理出版社)《文学篇》的编写，撰写《读词杂志》一章
1973年参加《万有百科大事典》(24卷本，小学馆刊)第1卷《文学》中国部分的编写
1975年获文部省科学研究费22万日元，进行“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
1975年在日本道教学会第26届大会上作了《论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的报告
1976年出席日本外务省与东方学会主办的第21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
1976年从横滨市立大学退职，任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
1977年以来在东洋大学讲授“中国哲学”
2003年去世

学术贡献
波多野太郎1912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中郡大矶田可西小矶。县立湘南中学毕业后，在大东文化学院先后就读于该院本科、高等科、研究科。1937年毕业，即留大东文化学院担任教职。6年后提升为助教授，1949年担任了大东文化学院教授。1953年，波多野太郎离开大东文化学院到横滨市立大学任助教授，1957年任教授。这一次工作岗位的调动至关重要，后来波多野太郎的大量汉学专著都是在该大学的学报《横滨市大纪要》用特辑的形式出版的单行本。当时他治汉学的重点还不是戏曲和语言，而是《道德经》,亦即《老子》，他的训诂学、校勘学等多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在其力作《〈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学的研究》一书中，引起了日本汉学界的注意。他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受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很深，尤其对戴东原、段玉裁两位大师，他景仰非凡。至于在大学时代的老师，小柳司气太博士对他的具体指导和帮助最多。他曾在东北大学支那学研究室工作一个很短的时期，一再向该校岗崎文夫博士求教，并协助他编著《古代支那史要》一书。在年龄相近的日本汉学专家之中，他和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太田辰夫关系亲密，许多重大问题经常在一些相互切磋，交流彼此的心得体会。
1956年，广岛文理科大学教授斯波六郎认为《〈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学的研究》是一部巨著，从王注校勘入手是研究老子的最科学的途径。于是提请学校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是年三月，波多野太郎前往接受了此荣誉。此书的核心部分是《王注校正》，共分二十章。但是其他《道德经名称考》、《老子原二篇考》、《王弼考》、《王注老子考》等部分也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专列《征引要籍提要》一章，所引中国《老子》善本多种外，复用日本善本享保、安永、明和年间刊本多种，所以详备而精细，在这一方面，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后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又有《老子》出土，波多野太郎立即引用了这一新发现的版本予以补充。多年之后，他又撰著《老子王注校正四补》，使之成为完璧。他这方面的学术成就，中国研究《老子》的学者们都很关注，北大楼宇烈教授在论著中就多次引用。必须说明的是因为这部学术论著篇幅较大，出版就成了问题。最初由《横滨市立大学纪要》分别于1952、1953、1954三年出版了《王注校正》卷1、卷2、卷3各一册。一直到1979年才以《老子道德经研究》的书名由国书刊行会付刊问世，汉学界乃得以窥见此书全貌。后来，他的研究工作就逐步向中国戏曲倾斜了。
波多野太郎在横滨市立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还先后兼任了圣心女子大学讲师、成城大学讲师。1977年从横滨市立大学退休，被授以名誉教授职称。之后受聘于东洋大学任教授，一直到1982年。就在这一年，他还同时兼任了早稻田大学文科大学院、文学部、教育学部的讲师，东京外国语大学等高等学府的讲师。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戏曲论文以探讨《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秋胡戏妻》等元杂剧的主题思想为主，也介绍一些中国学者戏曲研究的成果，或对中国戏曲专著作介绍或评论。涉及的专家专著有赵景深《明代剧作家研究》、张心逸《古本董西厢点勘补遗》与《古本汇校西厢记》、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等。他还为大型辞书《万有百科大事典》撰写了《中国演剧》、《京剧》两则辞目的释文。在较长时期之内，他攻读了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许多佳作，也阅读当代学者的论著。于1962年访问了中国的一些文科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采购了大量戏曲论著。当他想再进一步深入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中国国内从事调查研究，出入境就非常麻烦，即使能入境，有关古典戏曲的文献都被封存而不准阅读，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百花凋零，至为寂寥凄清。他虽有满腔热情探索戏曲舞台艺术的表演、了解中国戏曲理论界的现状，也只能在香港聆听信息，观摩演出。乃完成了《粤剧管窥》，发表于《横滨市大学论丛》(1971.3)。这是从宏观上研究粤剧渊源与艺术特征最精辟的论文。“四人帮”被粉碎后，粤剧界与学术界争相研讨，遂译成中文，发表于《学术研究》(1979.5)。1979年，通过语言学家吕叔湘和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陈抗的安排，他访问了北京、成都、昆明，会晤了《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者王利器，谈到丁耀亢《表忠记》、李应桂《梅花诗》、嵇永仁《扬州梦》等传奇的刊印问题，对《古本戏曲丛刊》的继续出版问题表示了莫大关注。并会晤了任二北，谈到了敦煌歌辞诸问题。当初，波多野太郎在日本国内已经从《华东地方戏曲介绍》、《华东戏曲剧种介绍》等书中对华东各戏曲剧种有了初步的了解。1980年开始，他先后率领研究生、青年学者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扬州作实地考察计五次之多，每次旅程路线大致相同。后来多次来上海，对赵景深、谭正璧、陈汝衡等年长者，他总是尽可能登门造访，赠送新著。在杭州，他总要会晤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和《戏文》主编沈祖安先生。在南京，他总要会晤钱南扬先生。观摩演出则以昆剧、京剧、越剧等剧种较多，评话、弹词、大鼓等曲艺他也都很重视，如有演出，他都观摩。
事实上，他所观摩的戏曲剧种，远不止这些。二十年来，到日本演出的川剧、吉剧等等，他不仅看了，而且都写了很有分量的评论文章。还有当初山东京剧团到日本访问演出，日本为之发行了印刷精美的特刊，其中评述方荣翔净角表演艺术的文章便是邀请波多野太郎写的。上海昆剧团梁谷音多次访问日本，所有演出活动，他也从不缺席。由于他研究古典戏曲有深厚的积累，写出的论文都不是就戏论戏，而是能观照思想内涵、时代精神以及发展问题。他的剧评都能谈到戏剧文学、表演艺术、语言声腔的来龙去脉，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1979年前后，日本著名的唱片厂哥伦比亚公司在神奈川整理库藏时，发现五千多张录制中国戏曲、曲艺、器乐、声乐的原盘唱片，都是七七芦沟桥事件以前录制的。这些唱片的价值如何？是否是著名术家的作品？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封存有没有失真？公司负责艺术质量的人员觉得难以作出判断，他们决定慎重地向专家、教授们求教。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专家、教授不少，但是对戏剧文学、表演艺术、语言腔调都熟悉的毕竟难找，兼通曲艺、中国民族音乐的则更属凤毛麟角，最后选中了波多野太郎。波多野太郎虽然觉得工作过于繁重，但是确有价值，而且神奈川又是他的故乡，于是他接受哥伦比亚公司的邀请，负责审查全部唱片的艺术质量与技术质量。波多野太郎亲自为此套唱片撰写了说明书的序文，详述发现、鉴别、编选的全过程。
波多野太郎虽然从横滨市立大学，东洋大学、圣心女子大学、成城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席上退了下来，但他依旧是日本道教学会理事、中国语学会会长，又担任了中华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始终没有放慢步伐。他受学术界一致推崇的东京不二株式会社与东方书店两大出版机构之重托，为前者编辑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五篇(辑)，共二十册。《中国文学语学资料集成》五篇(辑)，共二十册。颇多历代珍稀版本，有的是清初所出，谈不上是善本，却极有价值。尤其关于各地方言、俚语、谚语的书，和地方戏曲的关系很密切。他为燎原书店出版的《燎原》撰编了《近三十年代京剧研究文献精要书目》，刊于1986年的第27期，极有价值。
波多野太郎晚年仍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国戏曲，并为中日两国戏曲理论界提供种种帮助和各种信息，不时奉献出新的成果。[1]　　
学术成果
《老子王注校正》（《横滨市立大学纪要》分别于1952、1953、1954年出版《王注校正》卷1、卷2、卷3各一册）
《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江南书院，1953年）
《中国文言语法》（杨伯峻原著，江南书院，1956年）
《中国历史概要》（剪伯赞原著，一桥书房，1956年）
《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8册，横滨市立大学，1956-1961年）[2]
《游仙窟新考》（樱枫社，1963年）
《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横滨市立大学，1964年）
《宋词评释》（2卷，樱枫社，1971年）
《粤剧管窥》（《横滨市大学论丛》，1971.3）
《中国文学史研究——小说戏曲论考》（樱枫社，1976年）
《老子道德经研究》(国书刊行会，1979年)
《近三十年代京剧研究文献精要书目》（《燎原》1986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