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银雀山汉墓竹简
汉简资料
基本资料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简[1]【名称】银雀山汉墓竹简
【年代】西汉
【出土】1972年，山东省临沂
【材质】竹质墨书
【规格】主要为长69厘米、长27.6厘米、长18厘米三种
【数量】完整简、残简共计4942枚
【书体】隶书[2]
发掘资料银雀山汉墓竹简，公元前140～前118年墓葬中出土的竹简。分别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县（1994年为临沂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中。临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北屏沂蒙山区，以东临沂水得名。古属鄅国，西汉时属东海郡。在临沂城南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对峙，东岗名为金雀山，西岗名为银雀山。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了银雀山两座汉墓。两墓都是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棺一椁。椁室分成棺室和边箱两部分。大部分随葬品放置在边箱内，出土陶器、漆器及铜镜、钱币等。1号墓的竹简出土于边箱的北部，与竹简同出的还有半两钱和1枚三铢钱。2号墓的竹简出土于边箱南部靠近东壁处。[3]
汉简详述
竹简的时间从两墓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1号墓中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墓主人的姓氏。2号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视为2号墓主人的姓氏。[4]西汉时期避讳不严，竹简有时似避“邦”讳，有时又不避（《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有“晋邦之将”语）。“盈”（惠帝名）、“彻”（武帝名）诸字，竹简常见，“雉”（吕后名）、“启”（景帝名）二字虽不常用，但也出现过。[5]
竹简的形制  《银雀山汉墓竹简》复制品[6]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银雀山竹简的长度有3种：1、长69厘米，约合汉尺三尺，经缀联共32简。2、长27.6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二寸，约5000简。3、复原长度为18厘米，约合汉尺八寸，此类简仅10简。汉简的不同长度，反映了汉代礼制。编联竹简的丝绳早已朽断，从简上留下的编痕可知有2道和3道的编联方式。从编痕处留下的空白可看出，竹简是先编联成册，然后再书写的。[7]
竹简的书写书写字数：简文系墨书，每简字数不等，27.6厘米长的一般书写35个字左右。文章篇末多有计数，标明本篇字数。[8]书写格式：书写格式有四种：一、汉简的上下两端各留1至2厘米的空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尉缭子》均属此种；二、汉简的上下两端不留空白，整枚简自上而下写满。《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均属此种。这两种简均长27.6厘米，一般书写三十五字左右，篇末多有计数，标明本篇字数。三、图表形式，《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篇即此例。此图表系十二简编联成，从图中心向四方绘八条朱红色线，以代表八种风。一年十二月分成四组，于图四角由内向外放射状排列。四、表格形式。《元光元年历谱》即此例。银雀山汉墓竹简之六韬(22张)
竹简篇题的书写有三种形式：一、单独写在第一简的简首正面，正文从第二简开始书写。二、写在第一简的简首背面，正面书写正文。三、写在篇末最后一简的文字结束处下。篇题书于第一简背面，说明是简册书写完毕，自左向右卷起，提篇题于外，利于索检。竹简未见书名标题。[9]
书写风格：简上的文字全部为隶书，用毛笔蘸墨书写，字迹有的端正，也有的潦草，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10]一号墓竹书非一人一时书写，书体和行款不尽一致。书体可分为规整和草率两大类。[11]
竹简的内容《银雀山汉墓竹简》摹本(4张)银雀山1号墓出土竹简中有传本书籍和古佚书，古佚书占大部分。由于简本与传本的篇章分合不尽相同，故两类有交错的现象。
有传本的书籍包括：
《孙子兵法》（即《孙子》十三篇）及其佚篇。简本除《地形》篇外，其余12篇文字均有发现。但与简同出的篇题木牍残片上，在《九地》篇题前书有《口形》。传本《孙子·九地》前一篇为《地形》，木牍的《口形》当即《地形》，由此看来，简本《孙子兵法》应是十三篇足本。佚篇共4篇，《吴问》篇记吴王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政治制度的问答。《黄帝伐赤帝》、《四变》、《地形二》3篇是分别对《行军》、《九变》和《九地》部分内容的解释与发挥。
《尉缭子》共5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相合的原共6篇，其中《兵令》一篇收入《守法守令十三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的《兵谈》、《政权》、《守权》、《将理》、《原官》5篇文字相合。
《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
《晏子》共16章，散见于传本8篇之中。其中第10、第11两章传本都分别析为两章。
佚书类包括：
《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简本共16篇。第1至第4篇记孙子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确定是孙膑书。第16《强兵》篇也记孙膑与齐威王的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的本文，故暂附在书末。第5至第15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但其文体、风格与《孙子兵法》及其佚篇不相类。这些篇中的“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性为大，因此，亦定为孙膑书。
《守法守令十三篇》。共10篇，是以篇题木牍为线索整理出来的。其中《守法》、《守令》两篇不易划分，暂合为一篇。《上篇》、《下篇》疑即简本《六韬》，因无直接证据，这两篇暂缺。《守法》篇的内容与《墨子》论守城之法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相似。《要言》篇文字多韵语，为格言之汇集。《库法》、《市法》、《田法》、《委积》等篇记述土地、市廛、库藏、赋税的法制。《王兵》篇内容散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李法》记处罚官吏之事。《王法》记王者之道。《兵令》篇简式与《守法》篇同，与《尉缭子》各篇简式不合，其内容与传本《尉缭子》之《兵令》篇合。
此外还有：《地典》，《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下著录。《唐勒》，为唐勒、宋玉论驭赋。《相狗》、《作酱》等杂书。论政和论兵的文章。如《十官》、《五议》、《务过》、《为国之过》、《起师》等40余篇。阴阳、时令、占候之书，如《曹氏阴阳》等10余篇，等。
银雀山2号墓边箱南端底部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简册基本完整，每简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历谱》以十月为岁首，是迄至二十世纪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
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六韬》、《尉缭子》、《晏子》等书，自唐宋以来就被疑为后人假托的伪书。此次发掘证实了以上书籍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假托的伪书。《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12]
《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隋书·经籍志》中《齐孙子》已不见于著录。唐宋以来认为《孙子兵法》是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而成书的，或以为是后人伪托的，或以为世无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膑所著。《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被发掘出来，使这个长期存在的疑问得到解决。
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竹简发掘
  考古专家在整理竹简[13]1972年4月10日，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卫生部门基建工地上偶然发现了一处古墓葬。临沂城关建筑管理站技工孟季华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临沂文物组。 
4月14日，张鸣雪、杨殿旭、孟季华、刘心健来到工地，由张鸣雪看管出土器物，刘心健、杨殿旭带领4个工人下墓坑进行发掘，孟季华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其间，杨殿旭在1号墓边厢发现竹片，递给发掘现场的王文启、孟季华。经仔细清洗辨认，是“齐桓公问管子”等字样。
临沂军分区得知发现竹简的消息后，立即派一个班前来协助，昼夜值班，保护现场。刘心健、杨殿旭分头向当时的地、县领导汇报。期间，适逢山东省博物馆的吴九龙、毕宝启到各地了解出土文物保护情况，也一起参与了这次发掘。4月16日，由吴九龙、毕宝启和省博物馆又派来的蒋英炬在刘心健的陪同下，继续进行清理工作。18日，吴九龙、毕宝启、刘心健在清理1号墓时，发现了2号墓。此时，吴九龙到下边进行清理，刘心健配合做纪录、填标签，毕宝启负责介绍出土文物的名称、质地、功用等，张鸣雪负责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到20日下午，两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4月24日至28日，吴九龙、毕宝启、刘心健、张鸣雪四人共同对出土的竹简和全部文物进行清点、查对、登记、造册，然后封箱、装车。于4月30日护送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组。随后，山东省博物馆派吴九龙携竹简赴北京参加整理研究工作。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有关单位的专业工作者进行整理。[14]
竹简研究
竹简保护一号墓是在基本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的。竹简长期浸在泥水中，有的已经和淤泥胶结在一起，朽坏残断情况严重，出土时又受到一些损伤。竹简出土后，由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进行了清洗、编号、照相等工作。[15]
考释研究1972至1974年，罗福颐、顾铁符、吴九龙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考释研究，为以后的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4年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首先进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二书的整理，参加这两部书初稿本编辑工作的有中华书局的杨伯峻、魏连科、刘起釪，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中山大学的商承祚、曾宪通，故宫博物院的罗福颐、顾铁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北京大学的朱德熙、孙贯文、裘锡圭，山东省博物馆的吴九龙、湖北省沙市文化馆的李家浩等人。其中部分专家还参加了《孙膑兵法》普及本的注释工作。
整理组将全部竹简整理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吴九龙参加了第一、二两辑整理工作的始终，参加过《孙子兵法》和《尉缭子》整理注释工作的有曾宪通，参加过《六韬》和《晏子》整理注释工作的有北京大学实习生李均明、骈宇骞。第三辑的全部整理考释工作是由吴九龙担任的。此外，傅熹年为第一、二辑摹写简文，张守中摹写了第二辑的一部分；周祖谟书写释文，商承祚担任摹本的校字工作。[16]
著作出版文物出版社先后于1975年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线装影印本，1985年出版了修订本。[17]《银雀山汉墓竹简·贰》2010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前半部分为竹简图版，后半部分为释文注释，共321页。根据内容分编为 “论政论兵之类”、“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和“其他”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