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知录
书籍简介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我们所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出于《日知录》一书，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已列入高中语文课本）[1]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作者介绍
  《日知录》作者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内容简介
《日知录》 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版本情况
《日知录》的主要版本有：康熙九年自刻本(孤本)，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经义斋刻本、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清乾隆六十年遂初堂重刊本（附《日知录之馀》）、乾隆时巾箱本、皇清经解本等。历代注家甚多，据清人黄汝成统计，多达九十余家。一时大家如惠栋、江永、戴震、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纷纷为之作注。成就最高、最为人瞩目者确是名不见经传的黄汝成。其以清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为底本，以阎若琚、沈彤、杨宁、钱大昕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博采诸家疏解，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清道光十四年刊行。 综上所述，《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 一为清康熙九年（1670）顾炎武自刻本，八卷。此为顾炎武手定的《日知录》的最早刊本，保留了顾炎武早期思想的痕迹，且因其刊刻时间早，流传稀少，常人难以得见。上海图书馆馆藏有《日知录》清康熙九年刊本，弥足珍贵。 一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这个系统包括经义斋刻本和乾隆五十八年、六十年重刊本，三十二卷。此本由潘耒就顾炎武《日知录》遗稿删削整理而成。潘耒是顾炎武的入室弟子，其整理的《日知录》，学界认为最能保存和反映顾炎武的学术思想。 一为清道光十四年（1834）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黄汝成以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为底本，集道光以前清人注释之大成，博采诸家之长，成《日知录集释》，为《日知录》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便利的本子。[2]
评价
赞扬《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1张)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不足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历史地位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四库提要记载
《日知录》·三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前有自记，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书中不分门目，而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阎若璩作《潜邱札记》，尝补正此书五十馀条。若璩之婿沈俨，特著其事於序中。赵执信作若璩墓志，亦特书其事。若璩博极群书，睥睨一代，虽王士祯诸人尚谓不足当抨击，独於诘难此书，沾沾自喜，则其引炎武为重可概见矣。然所驳或当或否，亦互见短长，要不足为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於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