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薛葆鼎
简介
薛葆鼎，江苏无锡人， 1916年6月27日出生。童年时期受家庭教育影响，喜欢 
  江苏省诵读《论语》、《孟子》、《左传》、《史记》等古籍。1926年后在无锡第一高等小学读五、六年级时，适逢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前锋到达苏南一带。驱逐奉系与孙传芳系军阀出境，共产主义青年团非常活跃，在其影响下，丝厂工人和人力车夫罢工，又受到资方与地方豪绅干预压迫。4·12反革命事变后，他又亲眼看到了无锡总工会的进步工人群众惨遭屠杀的现场以及七名领导无锡东北乡十三镇农民暴动的共产党员被杀害、悬首城门示众的惨状，这些，使他憬然感到社会问题之严重，下决心读书求知，以充实自己、解释问题。 1928年，他进入无锡私立辅仁中学读书，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所吸引，羡慕自然科学常识之可贵，同时，也感觉到中国所处半殖民地地位之可悲。
1931年，薛葆鼎正在读高中一年级。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捏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偷袭沈阳北大营；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拱手出送东北三省；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在南京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瓦解前去请愿的各地学生，将他们分别遣返原校，进而说是共产党煽动的学潮予以平息镇压；国民党无锡县党部欺骗全县反日爱国学生，袒护贩卖日货的私商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都使他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潜心浏览各党派的学说，寻求革命真理。无锡进步组织一个接一个受到打击，反而使他感到进步分子不难找到。
1934年秋，薛葆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对数理化和生物的爱好，使他埋头读书了整整一年。当时，华北地区风云变幻，侵略者的铁蹄踏进长城。薛葆鼎在课余参加了王昆仑、孙晓村、狄超白、曹孟君、张锡昌、薛葆宁等地下党员和进步学者主持的“南京读书会”，认清了民族危机不容许爱国学生熟视无睹、不闻不问。1935年夏，地下党在无锡太湖别墅领导召开了“万方楼会议”，根据当时传达的《八一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他积极参与组织了“南京学联”和“南京各界救国会”，担任了常委、执委，积极参与组织了南京各大中学学生响应平津学生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冬，薛葆鼎出任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会的校代表，出席“南京各界援助绥远前线抗日将士大会”并讲了话，引起反动派的忌恨，暗中指使有关教授克扣薛葆鼎三门主要功课的及格分数，加上因学生运动的旷课扣分，使他非但失去了补考机会而且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幸而得到个别进步助教的通风报信，在校长罗家伦下达开除命令前，他已办齐了退学转学手续。1937年，他在有88名学生参加的金陵大学转学考试中，是唯一被录取的高年级转学生。这也恰恰说明打击薛葆鼎离开南京中央大学的确是政治原因，从而使他第一次尝到遭受政治迫害的痛若。
与此同时，薛葆鼎受到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学者分头深入许昌、凤阳、无锡等地调查农村经济情况的影响，在南京参观访问了范旭东永久集团的硫酸铵厂、在无锡参观访问了荣氏兄弟集团的面粉厂和纱厂等，使他初步感觉到在官僚统治下，民族工业光靠经营业务和生产技术的本领难以繁荣经济、振兴社会，需要挣脱重重束缚才能求得发展。后来，受地下党的启发，他才明白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能自由成长，也无力领导民主革命。他又通过参加讨论和修改狄超白写作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原稿有关章节，在热爱自然科学的同时，对社会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八·一三事变接踵而来，薛葆鼎中断学业，全心全意投入南京和无锡两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西撤武汉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认识到抗战的长期性。1938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辗转到重庆，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到成都金陵大学化工系复学，在学校生活中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他以试制醋酸纤维喷漆为论文，取得工学士学位。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他还要作更长期的准备使所学工业技术为日后建设祖国效力。
赴美学习

1944年， 薛葆鼎通过“美国租借法案”考试的渠道赴美国工厂实习，1945年后他在美国的黑色与有色冶金工厂、煤矿与炼焦厂、炼油厂与化工厂中广泛实习。1946年在匹茨 
  抗日战争堡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化学工程，并于1947年夏以“同沸点混合液的分馏”为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其间，他在美国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调查研究了杜邦化学工业公司和福特汽车工业公司这两大财团组成跨行业联合企业的成长史，并应国内进步人士约稿，以“明今”为笔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美国特约通讯”，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杜邦公司五十年》等旅美学习心得。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写作的目的也在于揭露美国政府集中代表了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反动的远东政策的真面目，暴露蒋介石反动政权即使取得一些美国援助也不可能解救其末日的社会经济危机。这些通讯颇得上海文化界的好评。 1947年秋，薛葆鼎东行纽约，继续进修高级学位的化学工程，并观察美国高等教育中培养高级科技人员的学制和方法，同时组织留美科学技术人员的进步运动，为动员他们回解放区从事祖国建设而效力。他在美国两次巡回旅行，为动员大批科技专家回新中国从事经济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48年夏，薛葆鼎接到党内指示，要求他提前回国参加后期的解放战争，他即经香港抵达上海。1948年底1949年初，党内通知薛葆鼎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学习，以后奉命随军渡江参 
  工厂实习加接管江南大城市。
贡献

1949年夏，上海市解放，他即参加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担任该会轻工 
  新的建设业处和重工业处的军事代表，接管了几十个大中型企业，迅速恢复了工业生产，进行部分技术改造与调整公私关系，安定社会经济秩序。在实践中，他认识到经济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复杂性。1952年，他看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在解放军的军事管制下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秩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痈疽溃疡已从根本上消除，对比他在三、四十年代所见国内外资本主义社会，更认识到共产党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不仅可以打碎一个旧世界，还将创造一个新世界。因此，他更下定决心要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新的建设
1953年春，中央组织部调薛葆鼎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后又转到第一届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他参与推动中国工业交通各部第一批设计院所的创建，参与开辟西北和华北几个工业区与若干大型工厂的布局。“一五”时期他从事156项工程中的很大一部分设计审核与厂址复核，直至1958年春。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更使他感受到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领域如此广阔纵深，要统筹兼顾社会经济，必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探索；必需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学习，依靠组织走好群众路线才能做好党交给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国家机关调整中，薛葆鼎调到国家计委工作，不久，他感到中国 
  文化大革命复杂的国情与高度集中计划的矛盾不可能教条式的从苏联搬来一套计划经济理论来加以解决；简单化的技术经济学说和宏伟的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加以处理，产业技术政策与地区经济结构如不交叉结合必然脱离实际，因此，需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方法论。然而这时出现了全民“大办钢铁”的“大跃进”，以及众所周知的“虚假风”、“浮夸风”与“共产风”。在落实1959年计划指标过程中，薛葆鼎作为国家计委重工业局的负责人，有责任一再如实反映问题，以便于中央参考、采纳、作出正确的决策。庐山会议后他却被错误地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错误处分，被下放到化工部技术司工作。在化工部工作期间，他协助部党组成员吴亮平、虞德榜、李超伯等蹲点调查了两个大型化工公司，深入调查了四川天然气化工利用的大批中间试验，提出了企业管理必须严格贯彻执行党、政、工、青、妇的各项规章制度，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科学的技术规程，坚持科学试验的考核制度。
1962年夏，国家计委党组对薛葆鼎1959年所作错误结论予以彻底平反，调回国家计委复职。他根据两年在基层调查的经验，对化学工业与资源综合利用的计划工作方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改进的设想，于1964年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整版文章，阐述资源综合利用应在各个产业部门具体推广，受到中央的领导重视。
1964年冬到1965年春，薛葆鼎到“北大荒”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他深入基层，调查了当地农村经济，抵制了“左倾”的形式主义作风，认识到政治上的工农联盟、经济上的城乡互助，是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感到地方经济必须从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和自然资源特点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循序渐进；在各地区的国营大型企业也须向地方工业扩散生产技术与推广经营管理经验，形成多层次的企业集团才能改变中央、省市两级各行其是、相互孤立发展工业的状态，以达到协同前进的目标。这些都为他后来提倡制定地区经济的发展战略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薛葆鼎被诬陷为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问题，1967年11月被关押起来进行“专案审查”达七年半之久。当时，他看到这种“专案审查”已无理可喻，便利用时间系统地反复阅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鲁迅选集》”等，藉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1975年4月23日，根据中央指示，薛葆鼎再次得到彻底平反。七年半的正、反面教育，敲醒了一直残存在他头脑中的单纯技术观点与片面业务观点。
1978年春，中央组织部调薛葆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国内外工业经济的学术研究中冷静地思考过去近三十年新中国工业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先后发表二十余篇关于工业经济的学术论文。1980年，他在中央党校作了两次长篇报告，题目为《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论》和《再谈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论》，目的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主张社会经济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端正立场、严肃对待、宏观全局、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反对贩运洋教条，反对片面的“洋跃进”，反对形而上学对待经济建设，只有从国家的整体出发才能在各个领域内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央党校为此出版了单行本，在国内引起一定的反响。
1981年，国家建委调薛葆鼎任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一期间，他对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关系，重点工程建设与地区经济结构的相互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乡镇工业与中小城市发展的意义，中国生产力布局与生态平衡及环境保护，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建设领域中的系统分析，用系统工程方法对产业、对地区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研究等问题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并为创建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科，应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作了一些学术准备与组织准备。在对社会经济的宏观分析过程中他感到难点较多，有的数据不全，有些难以量化，有些社会经济发展易受政治路线干扰等等，对此，他认为应该培养大批新生力量不断探索。
“六五”计划期间，薛葆鼎和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建设领域开始，主编中国《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研究》论文集。主要分析了中国在1958年、1971年和1978年三次发生投资规模的恶性膨胀及其后果。论文集编完后，又发生了从1984年第四季度至1989年连续五年多的经济严重失调，问题都涉及扩大再生产失控从而影响到简单再生产，波及整个社会经济。薛葆鼎认为“在经济建设领域内，决策阶段没有清晰的投资预期效果，建设阶段不计应有的中期效果，投产运营阶段得不到理想的最终效果，则必然导致投入多、产出少，甚至有投入、无产出的后果。这里有管理水平问题，有科技政策问题，也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还有政治路线干扰的问题等等诸多因素。这些问题都要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探索、提高认识。
薛葆鼎长期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研究工作，是中国基本建设经济学科和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科的主要倡导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的经济学科博士生导师。他在潜心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指导研究生，为国家和学科建设培养后备人才，他虽已年逾古稀，仍在主持着国家有关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并对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的学科建设十分关心，希望在开展多学科联合研究攻关中能有所突破，取得成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进入90年代，他主张突出投资倾斜到改进中国生态系统、重点建设应优先安排防洪防旱、治沙治碱以带动工农业生产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与此同时也重点安排交通通讯，能源与基础原材料工业。
个人简历

1916年6月27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34年9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因参与反日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初被迫转学。
1941年7月成都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获工学士学位。 
  南京中央大学1947年7月美国匹茨堡大学化学工程系授予硕士学位。
1951年任华东工业部轻工业局副局长、上海市工业局副局长。
1953—1967年任国家建委重工业设计局副局长、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化工与资源综合利用局副局长。
1978—198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并博士生导师。
1981—1987年任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长，仍兼博士生导师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
1987年—任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顾问并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
主要论著

1、薛葆鼎等主编．《基本建设经济效果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