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位三
人物简介
  郑位三(照片3)郑位三在武昌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积极投入武汉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并在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2年自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返乡。[1]
1925年，由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黄安七里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郑位三同志历任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安县农民常务委员、黄安县总工会委员、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中共黄安县代理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反土豪劣绅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郑位三同志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他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听取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同志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郑位三(照片2)[2]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同志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指挥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到陕南，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鄂豫陕特委书记，创建与坚持了鄂豫陕苏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1937年春到延安。
  郑位三(照片5)[3]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兼路西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9年底到安徽庐江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
1940年2月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师长张云逸等领导所部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秋，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表，被派往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参加党政军的领导工作。曾任第五师政治委员、边区临时参议会议长。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1月摄于新四军五师驻地后右三郑位三解放战争时期，郑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6、7月间，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并随北路部队进到陕南。不久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嘉勉。
1949年9月，郑位三同志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同志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他仍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长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国际国内革命和建设的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提出了不少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独特见解，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竭忠尽智。
  郑位三(照片1)“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折磨，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含冤逝世，享年73岁。
十年动乱期间，无端对郑位三同志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关于郑位三问题的审查报告》。这都是错误的，这些已全部予以撤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予推倒，为郑位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为其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平反，彻底消除影响。
人物事迹
百折不挠  郑位三(照片6)[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在一片白色恐怖、县委主要负责人脱离革命队伍的情况下，郑位三大义凛然，处变不惊，果断地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还派人分赴各乡，号召党员、农会干部坚定信心、坚持斗争。他还主动联络戴克敏等人，商议重组黄安县委，并受命担任代理县委书记。他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紧紧依靠群众，大力组织革命武装，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9、10月间，他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领导了著名的黄安“九月暴动”，由此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2年10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川陕。郑位三受命危难，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坚持不懈地进行各项工作。他一面动员区、乡干部深入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坚决同敌人斗争；一面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武装，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组建了6个独立游击师，总计5000余人。1933年是大别山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郑位三同志始终高擎革命斗争的大旗，领导着鄂东北部队和群众进行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他生活艰苦朴素，作风踏实无华，爱护战士，教育干部。他和战士们一样，天当被，地当床，野菜树皮当食粮。他经常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善于应用部队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的实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数人也要坚持战斗，争取胜利。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部队和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争情绪。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作为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南后不久，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决定西出甘肃，北上陕北。郑位三同志再次临危受命，留下坚持斗争，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面对敌人20多个团的残酷“清剿”，郑位三同志毫不动摇，他和陈先瑞等同志一道，将各路游击武装合编组成红七十四师，集中力量与敌人周旋。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与敌斗争，先后3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严酷的斗争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旗始终不倒，红七十四师亦由600余人壮大到2000多人。对此，贺龙同志曾高度评价说：“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5]
坚持真理1931年初夏，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错误“肃反”时，郑位三同志就不顾个人安危，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进行抵制。他认为肃反扩大化是红军自杀性的破坏方法，会引起全党全军的恐怖，严重地脱离群众。1933年3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鄂豫皖苏区又一次错误“肃反”，郑位三同志再次勇敢地进行抵制，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批判。但他毫不妥协，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
1943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上任伊始就与李先念、任质斌等领导整风运动。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五师和边区没有搞“抢救运动”和“逼、供、信”。当康生从延安给鄂豫边区党委来电介绍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经验”时，郑位三同志坚定地说：“共产党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对康生给边区党委转来的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特务”的“材料”，郑位三及边区党委更没有简单从事，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党员、干部负责的态度，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澄清事实，妥善处理，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为此，他赢得了五师和鄂豫边区广大干部的普遍赞誉。
1946年春夏之际，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准备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大战之前，郑位三同志牵挂着一大批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安危。他与其他领导同志商议，对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不能随军突围人员作出了符合中原地区的实际的组织决定，为保护中原军区大批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却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反右”运动时，许多同志由此背上罪名。得知这些情况后，郑位三同志主动承担责任。他与陈少敏同志联名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详陈当年所作决定的实际情况，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原突围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遭到批斗，有人说他们向中央组织部写信是为叛徒辩护，充当保护伞。然而，身在逆境中的郑位三同志，始终认为这样做没有错。他这种坚持真理、敢作敢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赢得了广大的新四军老战士的由衷敬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决定，为因中原突围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勤学苦思郑位三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学习革命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革命斗争事业，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他是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
郑位三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是与他几十年一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分不开的。1934年12月，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为了轻装，他将日常生活用品一件一件地抛弃，但所携带的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却一件没丢。每逢有闲，他就抓紧时间阅读、学习，还坚持写读书笔记。全国解放后，他因病休养，但学习不辍，20多年中留下了几千张卡片，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读书心得、理论文章、报告和日记。
郑位三同志不仅自身注重革命理论的学习，而且还十分注意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对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1939—1942年在淮南和新四军二师工作期间，他曾同战友谈到肖楚女的蜡烛人生观：“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很敬佩肖楚女同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他的革命生涯也充分体现了蜡烛精神。他走到哪里，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在他的一生中，先后主持创办了“鄂东北特委党务干部学习班”、“便衣队训练班”、“七里坪游击队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等，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郑位三同志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经验。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实际相结合，起草了一批“议案”、“法令”、“细则”等文件，在指导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3年，在坚持游击斗争中，郑位三同志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联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很值得推广，便及时总结了便衣队“游击战争、昼伏夜行、两面政权、统一战线”的经验。对此鄂豫皖省委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运动”，并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郑位三同志这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丰富理论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刘少奇同志曾说：“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
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因身体多病，未负责具体领导工作。在养病中，他仍非常关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病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关注并潜心研究经济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主张。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并提出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见。他说：“阶级斗争将是局部性的，今天的任务应该相当着重于建设。”对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郑位三同志认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性问题”，要“正确摆正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三者关系”，要建立制度，强调监督。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都是正确和极为宝贵的。
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一贯宗旨。郑位三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幸福，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满怀激情，奔走于家乡，发动和组织群众，领导全县农民掀起了农村大革命高潮，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斗争中争取到了他们应得的权益。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群众，自编歌谣传唱“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根据地一片白色恐怖。敌人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以示“归顺”。针对一些区、乡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反水”农民和“插白旗”群众的问题，郑位三同志教育干部要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虑，指出群众是被敌人逼迫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党和红军的。他反复向各级领导讲明道理，要求各级干部严格执行政策，严禁侵犯这些群众的利益。由于郑位三同志采取了正确措施，很快安定了民心，争取了群众，稳定了根据地的局面。许多群众都说：“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郑位三同志时刻不忘群众的生产、生活。1940年，淮南抗日根据地发生严重春荒，人民群众衣食困难，郑位三寝食不安。他指派专人，将如何组织农民度春荒、如何向地主富农借粮等问题编印成小册子，发到部队和地方，让广大干部讨论学习。1946年春，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中原军民生活极其困难。郑位三、李先念等号召部队打鱼捞虾，挖野菜，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以减轻解放区人民的压力。他还手书“民为邦本”的匾额，亲自送给群众，表达了拳拳的爱民之心。
郑位三同志心中只有人民群众，从来不为自己打算。国家实行薪金制之前，他将组织上每月发给的300元津贴，全部用来接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军烈属和无依无靠的烈士后代。实行薪金制后，他仍然省吃俭用，接济军烈属，仅红安县就达几百人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间，郑位三同志在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之时，仍然惦记着群众生活。他托人捎话给当时还未被“打倒”的老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抓生产！不抓生产，不搞建设，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
顾全大局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以便集中兵力，粉碎敌人的“围剿”。郑位三同志以全局利益为重，将自己历尽艰辛、亲手创建起来的6个游击师共计5000余人，分批补充给红二十五军。同时，他还和鄂东北道委要求各县要积极支持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调哪个部队就给哪个部队，一切服从大局。
最近我们从《新四军文献》中才知道，1943年5月，中央曾决定郑位三同志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第五师政委。然而，郑位三同志到鄂豫边区后，并未公开这一任命，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身份，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从鄂豫边区的具体情况、党的事业的大局着想，是他顾全大局的典型表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原部队本可顺利转移到兄弟解放区生息发展，但郑位三和李先念领导的中原部队，忠实地执行中央的命令，为全局利益而战，在中原地区苦熬十个月，牵制了30万国民党军队，为兄弟解放区作好反内战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原突围前夕，中央要郑位三乘军调部的飞机回延安，但他考虑大战在即，作为中原部队主要领导之一，离开部队，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他带病坚持工作，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谋划突围方略，制订突围计划，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对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当年给予了高度评价。众所周知，中原突围是顾全大局的历史典范，而这与作为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同志，有着密不可分。[6]
组织评价
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他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