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华夷之辨
简要介绍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区辨华夏与蛮夷。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或称夏、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中华世界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国语·周语下》说: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也就是说，鲧、禹与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1]西周共王时器《墙盘》铭文云: "上帝司夏尤保。" 可能是铜器中所见最早的一个"夏"字,但含义不指夏朝。
华夷之辨，在地位上，华夏位居中央，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这被称为小中华思想。中国和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
就中国典籍上的记载来看，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华夏礼仪的有无，或是对诸夏的友善度为标准。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1]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自古的“夷夏观”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古中国没有所谓“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礼仪、道德、思想、服饰等的综合体）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等单一因素区分。
理论依据
华夷之辨是根据礼仪来区分华夏和蛮夷，这里的礼仪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春秋》。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仪的宗旨，三礼是具体的规则。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2]
古礼之传于世也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也，后世欲复古礼者必自《仪礼》始，然《仪礼》止有士大夫礼而无有所谓天子礼者，必合彼二礼与他书有及于礼者，然后成全体焉。
朱熹曰：“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朱熹亦曰：“礼书如《仪礼》尚完备于他书。”又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又曰：“《仪礼》，经也；《礼记》，传也。”又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3]
先秦文献
春秋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4]《论语》：“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5]“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6]《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7]“（孔丘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8]《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9]《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0]《后汉书》：“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11]江统《徙戎论》：“《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12]《全唐文》：“躬上圣之资，合至神之化，戡祸乱制夷狄之武，修礼乐垂宪度之文，不可谓实之不孚也。”[13]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14]宋代苏轼：“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明太祖朱元璋：“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15]明代刘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16]明代王夫之：“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17]“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18]
古人在论述“华夷之辨”时强调周边少数民族同华夏的区别（即落后），以及深刻的防蛮夷、卫华夏的思想。然而，这种歧视只表现为文化上的优越感，除正义性的保卫华夏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
唐朝时期
《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19]这里明确地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表明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作用是文化和心理认同。
宋朝时期
宋亡后“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由血缘、礼制宗法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向单纯的文化衡量标准或地缘衡量标准阶段演变，更强调“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20]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郝经卷一九《传国玺论》:"二汉之亡，天地无正气，天下无全才，及于晋氏，……致夷狄兵争，而汉之遗泽尽矣，中国遂亡也"."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郝经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这就从理论上为夷狄统治中国提供了依据.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郝经被任命为大蒙古国国信使出使南宋, 竭力敦促南宋统治者承认大蒙古国“中国之主”的合法地位并与之“讲信修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他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主张。
满清入主中国后，则继承了元朝对华夷之辨的阐释。雍正《大义觉迷录》云：“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清末的学者，如梁启超也延续了雍正的这一观点，“且《春秋》之号夷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然则《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痛乎哉！”[21]
雍正的这种观点被民国学者杨树达发扬光大:"《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杨氏是据《公羊传》，上引《大义觉迷录》也提到，谓出韩愈），"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其生在二千数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数千年后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败类将持其民族优越论以祸天下而豫为之防者，此等见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反对大民族主义'之语，乃真能体现孔子此种伟大之精神者也。而释《论语》者，乃或谓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君，以褊狭之见，读孔子之书，谬矣"。"但满清统治者一方面讲满汉一家，一方面却大搞剃发易服，用强迫血腥手段强使夏变为夷，此为文明倒退的标志之一，不顾其民族感情，大屠杀、文字狱，压制、禁锢汉族和他族人民的思想，并始终坚持搞民族压迫、民族等级制度，种族隔离，满汉不通婚，更是明令旗人不事生产，寄生于汉族和其他族人民之上，使汉人及其他非满蒙族人民在中国这一自己的祖国的国土之上成为次等民族，毫无平等权利。其野蛮行为使得文明大退化，而早已作古的奴隶制更是再次降临，这是文明退为野蛮的最明显标志之二。闭关锁国，不但锁住了国家，更是锁住了中国万万人民的心智，锁住了中国之命脉前途。至近代，其统治者仍宣扬：“宁与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见其说一套做一套，华夏版图虽未保持如其入关之初，但民族等级压迫制度和奴隶制却从始至终一以贯之，从未中断。满清统治者自始至终从未将自己当做中国人，当做中国的自己人，更从未将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其入关时为夷狄，即便历经近三百年，亡时仍为夷狄耳。而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不过是麻痹当时的汉人的迷魂汤与蒙眼布而已。
明朝时期
认识世界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20]王廷相明确说“天下之国，何啻千百”，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是上天偏心，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22]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如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23]瞿式谷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24]“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瞿式榖的开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东林党人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25]这些人的言论，以及明政府对“四夷”的接纳和赏赐远大于进贡的事实，很好地反驳了所谓“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的“朝贡体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确的。
西班牙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26]
比林则徐、魏源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27]
明末，王夫之继承了以文化来划分夷夏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当时相当大胆惊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亦即，中国人曾经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处却在文明状态。
对华夷之辨，王夫之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28]意思是：夷狄和我们不同族，如果他们侵略残害我们，而我们捕杀他们，那么多杀他们并不损害我们的仁义。但若他们因困穷而依附我们，我们在疏远和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和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 
王夫之的夷夏观：①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契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因而发展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
一个著名的能说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华夷之辨”之大防的核心为文化的典型例子：“很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如江阴人民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本来江南百姓们已经接受了清廷的统治，他们对明王朝早已没有感情，认为谁做皇帝没有关系，亦即不在乎统治者的血缘、地域甚至语言，只要不过分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满清用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逼迫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百姓剃发易服，直接改变中原和江南人民的风俗习惯，这种破坏华夏文化，使中国退为“蛮夷”（即由文族退为极端的部族）的罪恶行径，必然招致全体中国人自发和强烈地反抗，乃至数千万中国人毫不犹豫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因为服饰是文化最突出的外在表现，让多少个繁华的城池被屠戮殆尽，骨积如山，血流如河，这个惨痛的史例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
“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华夷之辨”的重点在于保卫文明、学习先进，抵抗野蛮侵略和落后倒退，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即便现在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很先进、不容质疑的。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辨”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口号。人类都有民族性，有归属感，这是人类本能。天真的幻想天下大同，和谐共存是荒谬的。相关政策自洪武以来，满洲人、蒙古人等关外民族由于其生活苦寒开始南下，与新建立的汉民族政权接触，从此开始了明朝政府与这些南下少数民族的关系史。在对于这些民族的政策态度上，明朝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仁和，接纳安置了他们。明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甚至远远高于对汉族百姓的待遇。孟森说：“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具体优待如下：
①优待安置，供给赏赐，有求必应——络绎不绝、衣衫褴褛、充满渴望的归附者蜂拥进入明朝。今天“民主自由”的美国对欲赴美定居之人设下签证、学历、担保、GRE、托福等道道障碍，而数百年前的中国明朝政府，却以宽广仁爱慷慨的胸襟对待前来归附的人。
②自由来去——对于南下归附的少数民族，明政府还让其自由来去。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比汉人自由得多得多。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即便现在也不多见。
③税赋俱轻——据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所载辽东巡按肖淳的条陈：“建州毛怜等卫夷人降附，安置安乐、自在二州者，名曰达官……至于自在、安乐二州达官，初谓其犬羊就柙，犷悍犹存，故不差不粮，亦不委任以事。”也就是说，女真人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
④设立互市——设立互市，只使明朝小程度地减少边境骚乱的发生，却极大解决了南下归附者的日常生活需要，隆庆六年七月辛丑“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自内地”，而且还有避免天灾损失的作用。
⑤授官世袭——永乐十三年十月壬辰：“吉里河卫女直牙失答奏，愿居辽东东宁卫，命为指挥佥事。”景泰二年九月戊戌：“海西亦马剌卫故野人指挥佥事阿兰哈子写称哥来归，命袭指挥佥事，于辽东自在州安置支俸。”
等等类似记载亦是随处可见。1412年(永乐十年)六月“辽东建州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娠贷之。”明成祖对户部官员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遗人发粟娠之，毋令失所”；1444年(正统九年)，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住奏其卫从它地迁回的二百二十余口人“甚是饥窘，乞加娠恤”。明英宗当即令户部大臣“速令辽东都司一量拨粮米接济”，1412年(永乐十年)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奏，建州卫都指挥李里等人“悉挈家就建州卫居住，岁乏食，上命发仓粟娠之”；1440年(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凡察等迁来苏子河流域“家口粮食艰难”，明廷除令总兵官安插其与李满住居住外，又令辽东镇守总兵官“给粮接济”；甚至到了努儿哈赤另立旗号的1617年(明万历45年，后金2年)，因“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群胡逐日出来”，明廷仍及时给予娠济，据朝鲜人估计当时明廷“借给之物，想必浩大”。[29]
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万历45年，可谓仁至义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到第二年，也即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就公开宣布所谓七大恨，起兵反明，进行正式分裂活动，赤裸裸地推行其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
除北方少数民族外，明朝政府对于愿意居住在中国的不同肤色、种族的外国人以舒适环境，死后还给以很高的葬礼等待遇。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撰《皇明祖训》，告诫子孙勿滥兴兵，以及对真正的“蛮夷”的防备，并列出几个不征之国：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我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今将不征诸夷之国名开列于后：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暹罗、真腊等。
郑和下西洋后其中有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而他们是如此地钦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此。明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这鲜明地显示了当时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巨大吸引力，及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善而非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