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松亭
个人简介
基本资料  30年代，曾出访埃及、沙特等国。回国后，在北平发起成立"中国埃及文化协进会"、福德图书馆，并选派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建国后，历任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和名誉院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副会长等职，并为全国政协第二、五、六、七届委员。著有《回教与人生》等。
1957年，马松亭被错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六大右派（龙云、黄现璠、欧百川、王毅斋、马松亭、向达）之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彻底平反。
四大阿訇之一日本投降后，松亭阿訇于1945年返回北平，与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联系，保送重庆回教经学院的部分学生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阿拉伯文组肄业。松亭阿訇安置了这批学生以后，随即又在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原成达师范校址，聘师招生，又成立了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并恢复了《月华报》的报刊行。松亭阿訇这种锲而不舍，老而弥坚的精神，受到了人民的尊敬。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祖国大地烽烟四起，民不得安，松亭阿訇被迫赴香港暂避。在很短的时间内，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全国解放了，于1949年10月全国万众欢腾中，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翌年，即由周总理派人邀请松亭阿訇回国。为祖国民族文化教育辛劳大半生的马松亭阿訇，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从此，松亭阿訇加强了政治学习，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回族的文化事业服务。1957年，松亭阿訇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得到改正。
在史无前例的l0年浩劫中，松亭阿訇作为民族文化界的权威，同样受到了批斗和屈辱。在党中央一举肃清“四人帮”后，松亭阿訇多年屈抑得到昭雪，重新受到党和人民的礼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松亭阿訇被推为副主任。人民政府为他的晚年，安排好了生活。松亭阿訇在他年逾古稀的时候，精神矍铄，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撰写《古兰经要义》，在《中国穆斯林》杂志上发表。[1]
生平事迹
出生背景马松亭阿訇，1895年生于北京牛街故居。阿訇家世代为伊斯兰教经师，其堂兄马静生阿訇（名寿仁，寿90余，于1982年去世）亦系著名学者。阿訇原名寿龄，后以字行。幼年承家教，即有志于宗教、文化事业。稍长，先后在牛街清真寺达浦生阿訇所主持之中阿大学读经书。继就学于北京花市清真寺，随王友三大阿訇求学，学成挂幛后，先后在北京西单、河北涿鹿及北京花市任开学阿訇。其时正值清末民初，各种新的思潮纷至沓来，社会各方面都呈现一种启蒙和竞进情势。在王浩然、达浦生等大阿訇的倡导下，从北京逐渐向全国掀起一场初步的回族伊斯兰教的新文化运动。松亭阿訇在这种形势激荡下，憬然认识到，中国回族历史近千年，过去囿于积习，不读汉书，教育落后，民智闭塞，甚至民生凋敝，整个民族处于落后状态。阿訇对回族当前情况，归纳为贫、愚二字。从而立定宏愿，愿毕生从事于克服回族贫愚，锐意于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以期有裨于整个国家、民族之复兴。
1925年，阿訇受聘于山东济南西关清真寺（俗称穆家车门清真寺），该寺首席乡老穆华亭先生及法静轩先生等，亦均为回族中有志之士，与阿訇朝夕过从，对阿訇之振兴教育以克服贫愚之倡议，极为赞同。阿訇乃更具体倡议曰：“时势推移，至今日各族竞进时代，苟不吸收时代学术知识，必将事事落后，而无以图存。图存之道，固在于民族之自立图强，然不通过开明经师阿訇之因势利导，必将事倍而功半。故选就开明师资，既据有教义之依据，又益以开明之见识及时代之知识，进而领导本族人民群众，打破积习，接受新知，其为势便而收效速且巨。质言之，即急需造就一批既具有阿文经学学识，又能精通汉文并且有各科时代知识，实为当务之亟。”当地老乡，皆韪其议。
时唐柯三（仰檩）先生，正膺任山东济南道尹。柯三先生回族簪缨世家，祖父静徽先生，官至翰林学士，素有卫道之誉。柯三先生早年毕业于京师优级师范，学识湛深，素具宏扬回族文化教育之伟愿，早在京都肄业时，即曾于牛街族中先进安镜家（铭）先生金兰同契，各出私资，创立清真小学堂于牛街地区之教子
胡同。虽不久即以经费不足而停办，然在回族近代教育史上，亦当不容泯灭。柯三先生既与松亭阿訇共具同心，故一经晤谈，立成相契，达成协议，决心创办兼重中阿文化的伊斯兰师范学校于济南，复与教中先进会商，询谋合同，柯三先生建议定名成达师范学校，取“成德达材”之义。公推柯三先生任校长，并与诸先进乡老各出私资，置办校教各具，只数月而规模初具。惟创办学校，首需办学专门人才，适益都刘柏石（名抡英，已于1983年逝世于宁夏银川市）先生，曾毕业于北京大学，时正在山东大学任教。柏石亦族中志士，一经柯三及松亭阿訇相召，乃决然舍去优厚的大学教职，就职成达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筹谋规划，制定教导规章制度。在济南、泰安、益都等地，招收回族学员一班，于当年4月24日开学上课，此即屹立于旧社会20余年，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并称于世的北方伊斯兰学府之所由产生。
创立并主持北平成达师范和北平回教经学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强行占据我山东省会济南，使得开学未及一年的教育弱苗受到扼制，暂时停课。为了复课并谋求学校之发展，松亭阿訇认识到，济南虽系名城，但毕竟有地方性的局限。在北方，只有素称文化古都的北平，才具有全国特别是华北的领导示范意义。于是，在校务会同意之下，松亭阿訇只身来到北平，进行在北平复校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以侯松泉为首的中国回教俱进会以及各寺坊首事的同意和支持。同时更得到马福祥（当时马福祥正在蒋介石和冯玉祥矛盾时期暂以航空督办的名义息影于天津）的支持资助。成达师范学校乃礼聘马福祥为董事长。马氏乃出巨资，交由回族富商代为经营商业，以盈利补助学校经费。多年前，马福祥为了创办蒙回学校，曾在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后院，建有平房20余间，有南北讲堂、宿舍等，恰可充作教室、办公及学员宿舍之用。于是，松亭阿訇通过马福祥及东四清真寺董事会的同意，借用此处作校舍，于1929年将济南成达师范迁来北平，继续开课。从此，该校即名为北平成达师范学校。
自1929年成达师范迁校北平，至1937年年底北平沦陷，成达师范迁校桂林的6年期间，松亭阿訇以整个身心，投入成达师范学校的建校和扩校工作。在唐柯三校长的全力支持和松亭阿訇的积极奔走下：第一，学生名额除在山东招收的原有第一班外，又继续招足学生4班，学生名额最高数达到130余人。第二，创办富有时代精神的宗教与民族的综合性刊物《月华报》。第三，成立成达出版部，印行许多经书及伊斯兰学术著作。第四，成立福德图书馆，并组织以顾颉刚教授为首的董事会，使这个图书馆成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最大的图书馆。第五，两次出国到埃及遣送留学生。第一次是在1933年，为了使成达师范第一班毕业生中的优秀学员得到更好的深造，松亭阿訇受学校的委托，亲自带领5名毕业生到埃及，会见了独立后的埃及国王福瓦德一世和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祖瓦西里，得到他们的同意，由埃及公费接受这批学员入爱资哈尔大学受业。第二批是l936年，松亭二次亲到埃及，得到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及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穆拉额的同意，接受20名中国学生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预定于1937年组成“法鲁克中国留埃学生团”去埃及。因为“七七”事变发生，直至1938年，始由成达师范阿文教师庞士谦阿訇担任团长，率领学生l6名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入学，直至1946年，才由庞士谦阿訇率领这批留学生回国。截止现在，除庞士谦、韩宏财、金殿桂、马宏毅、金德宝等均已物故，其余的历次留学埃及的毕业生，大都在宗教界、教育界，政治界、文化界中服务。他们都分别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第六，聘请埃及教授来华任教。在1933年，松亭阿訇第一次出国到埃及保送留学生的同时，商得埃及政府的同意，派遣两位宗教学识丰富的教授来华讲学，一位名叫达理，一位名叫易卜拉欣，于1933年到达北平，在成达师范专门教授阿拉伯语文及《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等学科。第七，松亭阿訇参加北平72名教授发表《抗日宣言》活动。l936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退让，把以北平为首的华北一带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广大的国土成为日寇前哨的特别区，国人对此莫不义愤填膺。当时，松亭阿訇邀请北平各大学知名教授顾颉刚、冯友兰等，在成达师范学校筹组“福德图书馆”董事会时，在董事会讨论之余，由顾颉刚教授倡议发表教育和学术界的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共同奋起抗日。经联络签名结果，连同当时成达师范负责人唐柯三、马松亭、刘柏石、赵振武和笔者等数人，适为72人，并印传单发表。当时北平各报刊，亦竞相披露，给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很大的震动。这就是“七七”事变前夕，在北平发表的有名的72教授《抗日宣言》。在这个运动里，松亭阿訇起了很大的发动和组织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沦陷，为了避免成达师范落于敌手，松亭阿訇乃飞赴南京，与唐柯三校长商讨如何将学校迁移后方。商定将学校迁到广西桂林。借用桂林市西关清真大寺作校舍。由松亭阿訇、校董常子椿、赵国栋率领留校学生近100人，避开日寇的阻拦，取道武汉，转至桂林，l938年元月，成达师范在桂林复课。
1941年，重庆十八梯清真寺被日本飞机炸毁，l943年经中一国回教救国协会重建落成后，聘请松亭阿訇任教长。与此同时，因桂林沦陷，成达师范又倍经艰难，迁往重庆。
松亭阿訇就任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教长职务时，接着又创办了一所回教经学院，继续致力于回族教育事业。当时他邀请重庆的著名学者郭沫若、马寅初等来学院讲学。
近代回族四大阿訇
哈德成阿訇传略哈德成阿訇是陕西南郑人，世奉伊斯兰教，父亲名希龄，是一位饱学的伊斯兰教学者，早年因匪乱迁居上海，被当地回民聘为浙江路清真寺教长，从此就定居上海了。
希龄教长生有三子一女，德成阿訇居长，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生于上海。阿訇幼即老成凝重，曾入私塾，具有汉文基础。稍长后，到河南、镇江等地礼拜寺从师专攻伊斯兰教义。1910年前后，上海热心伊斯兰文化的前辈，如马晋卿、刘彬如、杨福洲等，为了和海外伊斯兰教国家交流文化，创办了协兴公司。德成作为该公司的成员曾长期居住在科伦坡，还先后赴埃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并去麦加朝觐。与此同时，学习并掌握了阿拉伯、波斯、乌尔都以及英语等多种语言。这样，德成阿訇不但成为学力深厚的伊斯兰学者，而且树立了为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努力终身的决心。1924年，阿訇自海外归国，其时适值希龄教长归真，于是德成阿訇即受聘为浙江路清真寺教长。
浙江路居上海闹市中心，除本地或旅居上海的回、维各族教民外，并有各伊斯兰教国际友人，经常来寺礼拜，故习称该寺为“外国寺”。阿訇能用各种语言与各国教友交谈，于是哈德成阿訇之声誉大噪。阿訇为了提高宗教教育水平，进行伊斯兰学术研究、培育伊斯兰人才，经常与上海伊斯兰教的知名人士刘彬如、马刚侯、伍特公、马晋卿、杨稼山、沙善余等先生结成团体，研究伊斯兰教学理。以后又得到哈少夫、马乙棠、金子云等先生的赞助，于1925年6月，创立了上海中国回教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阐明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倡教育，联络中外同教情谊，扶助公益事业。这个学会由于上海的地位，成为本世纪上半期在全国发生极大影响的宗教学术团体，在近代中国伊斯兰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回教学会成立后，其实际工作主要有下列各项：1．翻译《古兰经》；2．出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3．向外界宣讲教义；4．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及敦化小学；5．设立奖学金，选派优秀生赴埃及留学；6．开办阿拉伯文补习学校等。其中学会月刊由伍特公、沙善余两先生主编，并按期发表《古兰经》汉译本。还发表教义、教史以及全国伊斯兰动态文章及报道等。这些译文和文章均以古汉语写成，其水平之高，在近代伊斯兰教刊物中堪称独步。可惜的是，这个刊物出版约年余后，因人力分散，就停刊了（按：上海伊协可能保存全部刊物）。
主持翻译《古兰经》是哈德成阿訇对伊斯兰文化建树的主要事业。《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但直至本世纪初期，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的译本，清代刘智（介廉）曾有一些片段的翻译，马复初也只译成五卷。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成立后，由哈德成、沙善余、伍特公先生主持《古兰经》的翻译工作。当时由哈德成阿訇就阿拉伯原文逐段讲解，伍特公先生笔录，进而由沙善余先生参考印度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校正，逐字逐句，反复斟酌，写成初稿，最后再由德成阿訇审定。当时共译就三卷，陆续发表于学会月刊。这个译本当时被认为是汉译《古兰经》最佳的译本。直至1939年马坚由埃及学成归国，德成阿訇便与马晋卿、伍特公、沙善余、杨福洲等先生商议完成译经大业。并承马晋卿先生
慨然捐赠房产，作为译经基金，于是德成阿訇亲至香港欢迎马坚到上海参加译经工作，经过14个月的努力，译成了15卷。1942年，德成阿訇离开上海，终于到了云南沙甸，参与校订马坚所译的译稿，直至逝世。此项译本，德成阿訇及身之世，未克完成，但为马坚先生后来译经，奠定了基础。
1928年德成阿訇和教中热心教育的同志，在上海首创了伊斯兰师范学校，使中国的伊斯兰教育得到了新的发展。
明代晚期，在中国陕西出现了伊斯兰经堂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但只着重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宗教经典，而忽视中国文字和其他文化知识，这就使从事宗教工作者在知识领域受到局限。时至近代，科学文化飞速发展，而旧式宗教学者抱残守缺，这就影响了宗教和民族的进步。德成阿訇洞察及此，认为必须造就中阿兼通的宗教人才，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这个学校的创立，除仍以宗教的各门传统经典著作为必修课外，并开设中文、英文、算术、地理、历史以及理科、体育等课程，这就为造就新式宗教师资打开门径。德成阿訇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时，乃请达浦生阿訇为校长，其他教员亦皆饱学之士。历年所造就的人才，有的在国内供教职，有的送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如已故之马坚、现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授之纳忠等，均其翘楚，有裨于伊斯兰学术者甚大。 
1937年“八·一三”上海失守后，该校陷于停办，后经达浦生阿訇请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将该校迁往甘肃平凉，改名国立陇东师范学校，又为西北回民地区造就了不少人才。追原溯始，德成阿訇之功不可泯灭。
德成阿訇又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学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德成阿訇即领导上海伊斯兰教胞从事敌后救国工作。“八·一三”事变后，德成阿訇四处奔走，组织人力，成立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及太仓路清真寺第二难民收容所，努力为难民筹募粮食、被服及生活用品，全活甚众。
为了补助回民子弟入学，阿訇在浙江路清真寺设立了教育基金专柜，筹募教育基金，在培养人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德成阿訇学识渊博，道德修养高尚，以德感人，宣讲教义，深入浅出，对回族后辈热心提携培养，每有所入，除家用外，悉以济贫。
日寇进占上海后，素知德成阿訇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威胁利诱，妄图使阿訇就范为其所用。阿訇乃于1942年3月18日毅然离开上海，经安徽入陕西，探视先茔，尔后赴重庆，最后于1942年12月，飞抵云南沙甸，愿终老于此，并与他的学生马坚继续致力《古兰经》翻译工作。1943年8月，因积劳成疾，至1943年12月25日上午3时，病逝于个旧卫生院，享年56岁。
王静斋阿訇传略王静斋阿訇，原名文清，字静斋，后即以字行，故后人鲜知其名。阿訇原籍天津，1879年（清光绪五年）诞生于故里。阿訇之父亦系饱学经师。阿訇8岁时，随父读阿文，初贪嬉戏，不能安心学习，亲友认为不可教，怂父迫使改途，而父认为终可有成，以温语勖之，益加督导，阿訇奋然曰：“大人认为可教，不以顽劣见弃，当自策勉，异日学成，除弊风，扬真理，愿天下人皆得正道，庶几负长亲也。”
1886年，阿訇受业于蒙学经堂，一切读本以及浅近教法学等，竟读10余种，阿文之外，并兼习波斯文。盖自明胡太师兴办经堂教育以来，所选教材，共14种，其中有6种都是用波斯文写的，故中国伊斯兰学者，大都能兼阿拉伯及波斯两种文字。阿訇于其50年求学自述中尝自谦并表示悔恨地说：“惟于国文一道，闻而却走。先父以国学不可不读见嘱，我则执意不习汉文。而今，以国学之无根柢，已成新时代之落伍者，追想以往，悔恨无济矣。”但笔者从童年就曾读他在《天方学理译著》上的文章，全用古语文，气息古奥，中年后即行之《古兰经》译文，清丽典雅，更为世人所熟知，于以见阿訇对学术谦虚若谷之精神，堪称后学之典范。 
1895年静斋投天津穆家庄李春山阿訇门下求学，以年幼而学奋，遭同学嫉恶，于翌年经过艰苦跋涉，徒步赴通县长营村，从保阳马玉麟阿訇学半载余，以资斧不及而复返天津。次年，阿訇年已弱冠，乃赴北京，先从学于前门外笤帚胡同清真寺于阿訇及教子胡同金五阿訇门下求学。后又随金阿訇赴天津开学之便返回天津。又投入天津金家窑清真寺刘绪魁阿訇门下攻读。次年又投入沧南孟村北寺。是年秋，又赴河间，再投在河间开学的于勉翁阿訇门下。是时，国家当有县考，阿訇于考棚临时市场，购《五方元音》、《玉堂字汇》各一部，自此始追求汉文。1900年，阿訇年21岁，回天津完婚后，值庚子事变，洋兵占领天津，阿訇拟赴北京，因险遭洋兵枪击而复返天津。旋又冒险赴京南安育村再次投入于勉翁门下。此后一年间，因社会动荡，阿訇数次往返京津之间，曾向李八阿訇借阅《沙眯经》，受益甚大。
1903年，阿訇又离津投沧南丁庄海金五阿訇门下，由于海阿訇提倡遵经革俗，从而启发了静斋阿訇革新教务的思想，为尔后致力遵经宣传的事业，打下基础。同时，阿訇在极度困苦的生活中，利用晚间独宿的机会，尽量阅读海阿訇所藏自置印版西经，知识为之大进，也发现前辈学者著述中不无错误之处，这说明静斋阿訇在早年已是居高建瓴，不同一般的学者了。
1905年，阿訇重新投入河北安育村于勉翁门下并得挂幛毕业，旋出任大兴县属白塔村南寺阿訇之职，此为阿訇正式开学之始。
1907年，转任怀来县新保安清真寺教职。未久，因当地教民坚持娶亲奏唱乐器，阿訇愤而去职，又受白塔村礼聘。在此阶段，阿訇先后订阅《大公报》及《爱国报》等新闻报纸，从而眼界开扩，逐渐留心社会时事，盖阿訇初不愿作一职业宗教师借以谋衣食为满足也。
某日，见《爱国报》登有疑问求教四则，悬赏征答，因《爱国报》主编丁宝臣先生，系一具有博学及民主思想的伊斯兰教徒（后被误认为共产党人而遇害），阿訇乃依次作答。不久，丁宝臣先生亲赴天津与阿訇会晤，并礼聘阿訇担任北京崇文门外花市清真寺教长职务，是为静斋阿訇在大都市大寺坊担任阿訇之始。在花市任教两年中，除执行教典、教授生徒，阿訇又开始了撰述事业——起草《中亚字典》。
1910年，就任奉天（今辽宁）开源教职，长达3年。在此阶段，阿訇广泛地阅读许多时代书籍，如：《中国魂》、《饮冰室文集》、《法政浅说》等书，并醉心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又跻入参加国事运动的行列。
1913年辞职返里，撰写小品文字，投稿报刊。
1914年，静斋赴山东潍县与友人商谈译《古兰经》事，静斋并聘清海阿訇到济南担任其事。他则去山东宋庄任教职，以5个月期间，克服溽暑，竟译出《回耶辩真》巨著一部，成为近代有名的《汉克塔卜》，而为当时伊斯兰学者所必读，此实为静斋阿訇著述方面的处女作，亦阿訇从事一生著作事业之开端。
是年，静斋离宋庄就任京东大厂镇教职，在此两年期间，阿訇广泛地阅读了很多史学及文学作品，思路文笔，更加流畅。后因按教律禁止重利盘剥，致遭土豪之嫉。阿訇素抱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旨，即辞职回津。思欲观察世界伊斯兰大势，拟筹资朝觐未果。在此期间，曾代张子文编“回教史”及“擂门鼓”两栏。
_1916年，静斋受聘于北京地安门外什刹海清真寺。阿訇到任后，即募集款项，重修该寺，并赴上海募捐，此为阿訇初度到沪，眼界为之一展。在任职两年期间，阿訇曾手抄《嘎追注》（《古兰经》解义之一种），并便中背，读旧经堂规定之四项课程。
1919年，阿訇任北京磨刀胡同教职，未久即自动退职。时阿訇正在英年，且多读时代刊物，颇欲出国留学，借以充实自己，终以资斧无著，有志未遂。至1920年，阿訇又返任安育村教职，在职期间，除按传统课程给学员授课外，并讲授缩本《回耶辩真》及汉字课本。此时将译就之《回耶辩真》交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印行。
1922年，静斋阿訇得到太原马君图及其他热心教务的人的资助，于是年3月间，偕学生马宏道离天津转赴香港，经新加坡到达埃及开罗，考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每月可获得津贴二英镑。在校学习期间，抽暇赴国立图书馆阅书，得以解决很多历代前人未解开之疑问。
1923年，阿訇偕马宏道离埃及赴麦加朝觐，事毕仍返埃及。为了更扩大眼界，拟赴土耳其一游，幸得国内马福祥先生及马子贞先生寄赠路费200元，又得埃及教友资助，乃得偕徒离埃及直赴土耳其国的君士坦丁考察学习。君士坦丁原是土耳其国的首都，是位于欧亚交界处的著名文化古都，过去学术气氛极为浓厚，阿訇初意在此广为涉猎学术问题，但是该国在废除帝制，改建共和，并迁都安卡拉之后，君士坦丁的学术空气远非过去那样浓厚。于是阿訇又离开君士坦丁转赴安卡拉参观。参观之后，阿訇留马宏道于安卡拉大学继续研读，自己只身重返埃及。其时爱资哈尔大学各国留学生甚多，在该校均有指定的宿舍，独中国留学生没有固定宿舍，阿訇为后来中国留学生计，乃要求学校当局，将阿富汗留
学生宿舍的一部分划为中国留学生宿舍。学校给他安排了固定宿舍，并委静斋阿訇为中国学生部长，阿訇旋因双亲年迈，未敢久留异域而返回祖国。阿訇在国外仅年余，但亲历地方很多，闻见更多，仅带回印版西经即近六百种，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
阿訇归国后，分访马福祥、马君图二先生答谢，马君图先生即礼聘阿訇为太原教育厅谘议，月致俸修。阿訇回天津后，开始翻译《古兰经》，并得当地学者时子周先生协助。
继受山东信阳县六塔村之聘，于1925年3月离津前往，在任期4个月中，语体文《古兰经》译稿全部草就。并摘出《古兰经选本》一册，赴天津刊印。
1925年，阿訇在赵文府、侯松泉、赵玉相、杨开甲诸先生的资助下，于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南讲堂，重新修订《古兰经》译文。历20个月，完成译稿，1932年由侯松泉以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名义初步刊行。
1928年，阿訇将脱稿数年的《中亚字典》印刷出版，是为阿訇归国后在学术上的一大贡献。
1929年，任哈尔滨东寺教长职，历3年之久，在此期间，译《英阿双解新字典》为《中阿新字典》；更译《伟嘎业》（伊斯兰法律书之一种）第一卷，1931年刊行。
1932年任天津三义庄寺教长职至1933年。阿訇于伊斯兰真谛既更有所得，目睹各地教务多有从俗敷衍，违背经训之陋俗，思欲摆脱旧束缚，改造新环境而积极提倡遵经革俗，因而触犯一般守旧庸愚之怒，视阿訇为“狂怪”。然阿訇此后则刊《伊光》报，著书立说，均以遵经求实为宗旨，一生不变，此静斋阿訇之所以不同于一般随俗从权的宗教职业者之故也。
1935年，受山东赵明远先生之聘，任青州内外两寺阿訇之职。到任后，以两个月时间，译完《伟嘎业》全部，并得印行。
1936年，在北平西单牌楼中国回教俱进会总部，成立“中国回教典籍编译社”。同年静斋撰写《欧母代序文》（回教法学通论），并修润波斯文《老欧母代》遗稿，均得以同时刊行问世。同年，更应甘肃喇乾臣、马环吾二君之请，从事译定《回教遗产继承法》，并自动翻译《回教亲属篇》，惟未完全脱稿。
1937年，重译《古兰经》，并拟扩大解注。由马邻翼先生审稿修润。是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各地相继沦陷。阿訇义不从敌，乃携译稿，经过千辛万苦，抵达重庆。
阿訇抵渝后，即僦居十八梯礼拜寺殿侧一小屋内，设备简陋，生活清苦，而阿訇居之宴然，除拜功外，终日埋头于译经工作。未久，该寺遭敌帆轰炸，所有译稿，悉付一炬，阿訇志不少馁，继续易地重译，经岁余，卒告完成，即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代为印行，迄今尚为教中奉为最佳之译本。
阿訇在渝住年余后，因赵明远、丁珍亭二君在雅安主持救国协会事务，并经当地教胞一致函邀，请阿訇至雅安讲学。阿訇即于1938年底，西赴雅安，备受西康教胞欢迎。翌年，又返重庆暂居，并编印《伊光》报100期纪念号。盖《伊光》自1927年9月创刊于天津以来，由于阿訇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办报，该刊迄未间断，至是已达100期。
1942年，阿訇又携眷到达甘肃平凉暂住，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内地都市相继收复，阿訇以古稀之年重返内地。
1947年应安徽寿县之请，阿訇至该县主持教务一个时期。
1949年上半年，静斋阿訇因病赴贵阳女儿家就医，不幸逝世于贵阳市，安葬于贵阳市回民公墓中。噩耗传至全国回民地区，莫不致哀悼念。回族穆斯林景仰静斋阿訇为教内第一人。[1]
达浦生阿訇传略达浦生阿訇原名风轩，字浦生，经名奴尔·穆罕默德。1874年生于江苏六合县。始祖姆巴勒沙，原系波斯人，于元代迁入中国。至第三代祖先，从元世祖转战有功，被世祖赐以蒙古名达布台，此后即以达为姓，其后裔三支分别定居江苏镇江、六合及安徽寿县。六合一支为阿訇世家。故江南达姓回民，均出一系。
阿訇幼年时期，家境清贫，但聪颖好学，10岁起开始到六合南寺读阿文，17岁时徒步至南京，在常巷清真寺义学学习波斯文、阿拉伯文。20岁时，值中日甲午战后，清廷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阿訇激于义愤，不甘蛰居故乡，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投入牛街清真寺，在当时声望很高的王浩然阿訇处当“海里凡”（即念经学生）。在名师教导之下，阿訇刻苦攻读不辍，经过两年的学习，浩然阿訇认为他成绩突出，即批准他毕业，就在牛街清真大寺正式挂幛穿衣，开始步入社会。
1898年，清廷实行戊戌变法，发生了“百日维新”运动。在教育上实行废科举，将各地书院改为大学堂，兴办新式中小学。阿訇在这种新的思潮鼓荡之下，又受到立志维新的王浩然阿訇的启迪，认识到欲救祖国，首先要致力于本民族的复兴。阿訇鉴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回民，文化落后，生计凋敝，非力革回民过去不读汉书的保守观念，倡办回民教育，决不能臻于自强的境地。他于1899年返回故乡，力排旧议，到处游说，终于在六合城内创办了回民广益小学，打开了江南地区回民办学的新局面。 
1905年王浩然阿訇赴天方（麦加）朝觐，函促浦生阿訇来京代理牛街礼拜寺教长。1907年王阿訇回国，在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由浦生阿訇担任校长，此即开创现代伊斯兰经学之始。该校除教授阿文、波斯文以及《古兰经》、认主学、圣训、教法等传统课程外，还加授汉文、数理等课。这所学校虽因经费困难，仅办了两年而中辍，但举办新型阿文汉文兼修的伊斯兰师范教育，却成为浦生阿訇一生的信念，也为尔后各地回民创办新式师范树立了典范。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清廷退位，民国成立。是时浦生阿訇38岁，在新的形势鼓舞下，他怀着一颗热爱回民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奔赴西北回民聚居区兴办回民教育。
1912年，湖南回族先进人士马邻翼（振武）先生任甘肃提学使，浦生阿訇到兰州后，马邻翼立即委任浦生阿訇为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在6年的时间里，阿訇为了振兴回民教育，走遍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各地，在他的鼓动和倡议下，推动地方成立了不少回民学校。在兰州一地就倡办了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小学多所。 
阿訇一向认为伊斯兰教各派之间，纵有枝节差异，都要互尊互谅，以团结为重，决不能互相歧视。因此，他在各地礼拜寺布道讲学，始终以团结合作为宗旨，经常有效地排解各地教派之间的纷争，而促进了团结，赢得了各方面的尊敬。
1918年阿訇因回六合奔丧，辞去甘肃劝学所所长职务。但当时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不宁，因此，于1920年前后他来到上海。当时，上海一批回族绅商组成了“协兴公司”，经营回民传统的珠宝玉器商业，并计划打通南洋及亚洲次大陆的商业渠道，更进一步交流文化，发展译经和教育事业，需要有办学经验和富有创业精神的知识分子，乃聘请浦生阿訇参加经营。从1921年至1928年，阿訇为了开拓协兴公司业务，遍游南洋各埠及印度各地，
开扩了眼界，锻炼了办事能力，从而更坚定了终身为回民兴办师资学校的决心。 
1925年，阿訇由海外归来，寄居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朝夕与该寺教长哈德成阿訇商谈振兴回民教育事宜。他们认为，兴办回民教育，首先必须培养一批开明的教长又足以担任小学教师的人才，始能以开明阿訇启迪教民风气，以合格教师灌输时代知识，则举办新型的伊斯兰师范学校，实为当务之急。两位阿訇既有同心，并征求上海回族知名人士意见。适马福祥先生南来沪，得悉教胞有兴学之志，即捐款作为教育基金，于是决心筹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公推马福祥为董事长，以浦生阿訇为校长，哈德成阿訇则亲躬教育，其他如马刚侯、金子云、马晋卿、杨彬如、伍特公、沙善余等先生为校董。在浦生阿訇积极奔走之下，订学则、建校舍、选聘教师，于1928年该校建成。其后创建于山东迁校于北平的成达师范、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云南明德中学、湖南偕进中学、山西崇实中学等，皆先后开办起来，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回民自办师范及中等学校的新局面。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教学，除按过去经堂课程外，更增设古汉语、数学、地理、历史、教育学、政治学和体育等课，以期培养经汉兼通的开明师资。该校共培养了三届毕业生，除分别担任宗教及学校教师外，并先后选派了三批赴埃及留学生。第一批由沙儒诚先生率领，学员有毕业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马坚以及毕业于云南明德中学之纳忠、林仲明、张有成4人；第二批为毕业于云南明德中学的纳训、马俊武、林兴华3人；第三批则为毕业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金子常、定中明、胡恩钧、林风梧、马有连5人。这样，不但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及东方语文的学者，更兴起了中国回族青年到海外留学的风气。
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八·一三”日军对上海狂轰滥炸，各地难民汇集上海市区，浦生阿訇与哈德成阿訇联络上海回族士绅，积极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为教胞筹募粮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全活甚众。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寇不断派遣浪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的真实情况，骗取各国同情。而中国在中近东则缺少争取国际舆论的活动。浦生阿訇为了展开这一国际斗争，乃筹借路费3000元，于1937年12月29日，只身出国，入爱国抗日的斗争。首先到达埃及首都开罗，发表爱国谈话，受到开罗朝野人士的欢迎。遂经苏伊士运河赴沙特阿拉伯的汉志，联合由祖国出发的近东访问团，共同参加了在汉志举行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与会代表及群众达15万人，达浦生阿訇在大会上和其他代表共同揭发日寇侵华罪行。并与冒充穆斯林的3名日本浪人展开舌战，使浪人丑态毕露，伸张了中国的声威。
阿訇感到书面宣传的必要，故在埃及期间用了3个月时间，撰写了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揭发日本60年来侵华史实和最近日寇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给日寇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引起中近东各国的极大关注。
浦生阿訇在阿拉伯进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宣传活动后，于1938年6月8日又转到印度，当时巴基斯坦尚未分立，阿訇在印度作了9次抗日讲演，并会见后来被誉为巴基斯坦之父的穆罕默德·真纳。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将是对印度各族争取自由幸福的援助，他并将《告全世界穆斯林书》译成乌尔都文发表，还在印度穆斯林中捐募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援抗日前线的斗争。
1938年8月，浦生阿訇由加尔各答取道南洋群岛回到香港。当时，全国回民已组成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该会闻知浦生阿訇返抵香港的消息，即派专人迎接阿訇到汉口，受到当地回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国内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努之下，抗日气氛强烈，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阿訇在国外做出的努力不得不作出反映。故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陪同阿訇会见蒋介石。蒋问阿訇今后有何打算，阿訇答，希望在内地恢复原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蒋介石当面准许，由教育部拨款。就这样，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迁移到平凉后，改名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后又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浦生阿訇任校长。
这个学校的校址是浦生阿訇亲自选定的。是原平凉火柴厂的旧址，除办公外，设有教室4座，厨房和餐厅等均系敷用，并有学生宿舍以及附小教室等。浦生阿訇延请名人任教。该校除在平凉招收甘、宁、青各地学生外，并派人到河南等地招生，同时在武汉难民收容所中招收了一批失学回族学生，共100余人。浦生阿訇主持该校虽只两年多的时间，但为回族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人才。
浦生阿訇素具民主思想，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经常与邵力子先生交游，对于办学，尽量延聘进步人士，在学生中积极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宣传队，赴陇南各县回民地区宣传抗日，影响很大。 
由于该校聘请了几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任教，政治上经常受到压力，宋美龄曾直接过问过该校的政治情况。浦生阿訇由于校务劳累和情绪上的苦闷，在1941年内生了10个多月的疾病。不久，国民党政府当局以参政员的名义，逼使浦生阿訇离开该校。
浦生阿訇离开平凉赴重庆养病，在此期间，他以“社会贤达”名义，参加了参政会及旧政治协商会议，结识了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69岁时，居住在陕西宝鸡市金铃堡内，潜心著作《中国伊斯兰六书》。阿訇对这部著作，是从中年就开始的。此书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伊斯兰教的沿革及教义的真谛。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向南进攻桂黔两省时，同时扬言西攻陕西西安，浦生阿訇从陕西宝鸡迁居甘肃张家川。约半年后，经天水返回西安。1945年抗日胜利，阿訇由西安回到南京，后又迁居上海，一直从事《六书》的撰述。
1949年，阿訇以75岁高龄，在上海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上海市委统战部转达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请浦生阿訇赴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备工作，阿訇再次北上，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宗教工作，并在党的教育下，思想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赴赫尔辛基，参加了“维也纳世界和平人民大会”。接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朝觐团团长，率团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觐，因受阻，只达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国。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建成，浦生阿訇被选为该会副主任，并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一直被选为江苏省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55年“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成立，被推为该院院长。1955年又任第二届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团长，率团赴麦加。朝觐期间数次会见了沙特国王，得到很高礼遇。这次还先后访问了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1956年浦生阿訇以周总理顾问身份，随周总理同机抵达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同年又作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在茂物宫接见了他，并受到广大华侨的热情款待。嗣后，再去访问埃及，受到纳赛尔总统接待，并赠送由总统亲自题名的精装《古兰经》。阿訇还曾以中叙（叙利亚）友好协会会长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1957年国庆，阿訇被邀至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毛主席亲切的垂询，这是阿訇一生最大的荣誉。
1965年6月21日，阿訇以9l岁的高龄，于北京寓所溘然归真，政府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总理送了花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予以报道。根据阿訇的遗愿：“我一生生活在回民之中，死后也愿栖身于回民的行列。”后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墓前立的汉白玉碑于十年动乱时被毁。1980年国家修葺了他的墓地，并重立碑石，至今巍然存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