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穆彰阿
人物简介
穆彰阿于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选庶吉士，累迁礼部侍郎，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年后，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并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于1827年（道光七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人物生平
阻止禁烟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很恶劣的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深为嫉妒；战争爆发后，他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
主张妥协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以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致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
阻挠抗英运动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的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在战争进行期间，他持消极态度，反对对英军侵略进行自卫反抗，江浙每一败仗警报，他就“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又公开表示：“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爱国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反侵略斗争。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此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人物结局
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死去，咸丰帝即位后，为了邀结人心，起用林则徐、姚莹等人以镇压刚刚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时对被时论所丛诟的穆彰阿、耆英分别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和降为部属，谕旨中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其心阴险，实不可问！”命令下达后，“天下称快!”⑩
1853年（咸丰三年)，穆彰阿捐军饷镇压太平军，被授予五品顶戴，三年后死去。
史籍记载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固宠权位；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 
《清史稿·王鼎传》记载：“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
历史评价
穆彰阿排斥林则徐是事实，主张对英国妥协也是事实。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品中，穆彰阿一直是以投降派、卖国贼的形象，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非主谋然而，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首先，鸦片真正的失败，屈辱的条约的签定以及对林则徐等主战派的打击等等，主要责任在道光皇帝。因为，无论是战争的决定权还是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免，决定权都是皇帝手中，穆彰阿最多也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穆彰阿的主要“罪行”，在于他主张“和议”，不意味着他反对禁止鸦片。
当初（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8年），道光皇帝接到了黄爵滋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感觉非常好，命各地重臣讨论，然后让军机大臣等草拟了新的“禁烟章程”。1839年（道光十九年），由大学士领衔，军机处等官员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拟就的包含39条内容的这个法律草案，真正的主持人正是穆彰阿。该草案后来得到皇帝认可，正式颁布实施了。
一年以后，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建议对该“章程”的内容加以修改。其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对吸、贩鸦片的人的处罚过于严厉了，应该适当加以放宽。持这一观点的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贵庆。道光皇帝对贵庆等人的建议拿不定主意，就下令让朝臣讨论是否需要将原来的法律章程加以修改。穆彰阿等人研究了贵庆等的主张后，向皇帝上了奏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章程之争在《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贵庆奏改禁烟例文折》中，穆彰阿对贵庆的要求放宽处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坚决反对贵庆提出的对吸鸦片人减轻处罚的主张。
当初，清政府对吸鸦片者的处罚是“枷”与“杖”，既枷号示众及体罚。后来，新的处罚措施是规定了一年半的期限，在期限过后，凡是抓到吸食者，则要“绞监侯”即死刑缓期执行。贵庆以为这种惩罚过于严厉，理由是对那些无知的百姓似乎不该这样严厉处罚也不好这样严惩。
穆彰阿等人反驳说，新的处罚规定实行一年多以来，各地效果不错，并没有遇到太大障碍。同时，将吸鸦片的人判处“绞监侯”是明文规定在一年半以后，现在期限还没有到，轻易就改变法律，一来是没有看到结果，就不能判断该法律是否可行；二来容易造成混乱，使人们以为政策有所变动，使本来正在戒烟的人又心生侥幸，最终导致前功尽弃。
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赞同清政府对吸鸦片者采取如此严厉的处罚措施，当时的法律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是不人道、人文的。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一项措施在执行的中间就加以变动，确实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穆彰阿提出的可能前功尽弃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
其次，穆彰阿驳斥了贵庆的关于下级官吏借死罪威胁小民，可能激起民变的观点。
贵庆认为，在福建、广东一带，吸鸦片的人很多，甚至到了“十人九瘾”的程度。如此众多的吸鸦片者本来就很难禁止，如果当地的基层官吏动辄以死刑相威胁，万一造成烟民铤而走险引发暴乱，那就得不偿失了。
穆彰阿等人首先指出，对于那些下级的官吏借禁鸦片讹诈好人的行为，新的禁烟条例有明文规定，即按照“诬良为盗”罪处罚——发边疆充军；对于勒索财物的，要判处“绞监侯”；对于失查的上级官员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其次，穆彰阿等人指出，福建、广东两省吸鸦片的人很多是事实，但该两省到其他各地贩卖鸦片的人也很多，不一定就都是吸鸦片的成瘾者。以两省吸鸦片者众多可能引起动乱为理由就减轻处罚，那么贩卖的人也很多，是否对贩卖罪也要减轻处罚，是否因为害怕这些人的横行，从而修改法律。
穆彰阿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对吸食者及贩卖者的打击是相辅相成的。在当时，吸鸦片的人数很多，贩卖又非常猖獗，如果不用重法加以遏制，禁烟就一定会流于形式，最终彻底失败。
此外，穆彰阿等人在该奏折中还提到了关于如何对待吸鸦片人的问题，即对吸食者是否应该歧视，对其后代是否歧视等问题。
客观评价穆彰阿等人在奏折最后指出：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固然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到“因时制宜”。但是，政策法律一旦颁布，就必须全力实施、执行，绝对不能因为要照顾什么人的习惯或者特点而更改。鸦片泛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要想消除这种危害是非常不容易的。唯一可行的是按照新的政策及法律条文，全力禁烟，绝对不能轻易改变政策修改法律，造成混乱。
穆彰阿等人在禁鸦片方面，态度是坚决的，所提出的观点看法也是正确的。
穆彰阿在对外妥协、排挤林则徐等严禁派方面确实罪孽深重，但在禁烟方面，也确实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至少在国内禁鸦片方面，穆彰阿起到过积极的作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