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歼-5歼击机
设计特点
歼-5是一种单座、单发、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翼喷气战斗机。  机翼后掠式中单翼布局，后掠角45°，双梁结构。机翼内侧有后退式襟翼，起飞和着陆可放下不同角度。机翼外侧是副翼，偏转角范围为±18°。机翼根部有起落架舱，主起落架收在机翼的两个舱内。
机身全金属半硬壳式构造，外形为圆形截面的流线体。圆形机头进气道。机身后部装有可操纵的减速板。
尾翼垂直尾翼分成上下两段。垂直尾翼后缘是方向舵，转动角度为25°。水平尾翼后掠角为45°，安装在垂直尾翼下段顶部，其后缘的升降舵，向上可转动32°，向下为16°。
起落架前三点式起落架，均为单轮。前起落架收入前机身下部的轮舱内，主起落架收入机翼内  。主起落架装有缓冲器，前起落架装有减震器和减摆器。主轮轮胎压力为8.34×105帕（8.5公斤/厘米2）。
座舱密封式单人座舱，应急时舱盖可抛掉。座椅是可弹射的，可以保证飞行员在紧急时迅速安全地脱离飞机。
系统操纵系统为硬式操纵。
动力装置装一台WP-5型离心式喷气发动机，带加力。最大推力25.50千牛（2600公斤），加力推力33.15千牛（3380公斤）。机内燃油1170千克，外挂两个400升副油箱。
机载设备超短波指挥电台、无线电罗盘、无线电高度表、信标接收机、敌我识别器、护尾器、测距器等。
武器机头左侧下方装两门23毫米机炮，机头右侧下方装一门37毫米机炮。备弹量为200发。机上装有光学半自动瞄准具，有两具照相枪。左、右翼下可各挂一颗100～250千克的炸弹。歼-5的最主要的空战武器是三门固定机炮。这一机炮火力配置偏向于拦截敌方大型飞机，例如轰炸机的任务，这与当时美苏空中力量对比的现状是相吻合的。尽管有很多分析和网络言论认为这一火力配置优于当时美国空军战斗机使用的四到六挺12.7毫米机枪的配置，但在实际作战中，这三门火炮与美军战斗机的火力配置相比，在空战中存在以下缺陷：一，美军战斗机，例如F-86拥有当时最为先进的火控系统，例如非常出色的光学瞄准具和相关的火力计算设备，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枪弹威力上的缺陷；二，歼-5火炮威力虽大，备弹量却相当于美军战斗机要低得多，不利于进行争夺空优的作战；三，三门火炮的弹道性能差别很大，导致炮弹散布过大，射速也过低，这使得与敌方飞行速度快的战斗机交战时效能大大低于攻击大型飞机时的效能。[1]​
歼-5甲
歼-5甲是中国在歼-5基础上改进的夜间歼击机。六十年代初，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美蒋飞机P2V经常夜间低空入侵沿海各省进行侦察骚扰，中国虽有一些进口的、配备搜索瞄准雷达的米格-17PF夜间截击机，但已不够满足紧迫的需求。而且中苏关系破裂后，已不可能再进口该机，因此，急需在歼-5基础上发展一个夜战型号。这一重任，交给了成都飞机厂。1960年春调入成飞厂的屠基达被任命为歼-5甲飞机的主任设计师。
歼-5甲没有设计图纸和生产资料，只有两架实物飞机和全套歼5图纸和工装飞机外型和结构是按飞机实物严格测绘的，但强度计算、外载荷计算、静力试验任务书和技术条件等则是按自行设计方法自己制定的。结构全面测绘完毕后，经分析对比，发现有36项部件，包括机翼、后机身与歼-5大同小异，没有原则性差别，经报告上级批准后，改用歼-5图纸。即便如此，自己设计的图纸仍占全机的60%，一万项零件中，与歼-5不同的占50%。经过15个月的艰苦奋斗，1962年10月，终于发出了全套歼5甲设计图纸和资料，铺开了全面试制工作。1964年11月11日，成都飞机厂的“头胎孩子”——歼5甲首飞上天。三机部部长孙志远高兴地赞誉：“歼-5甲是成都飞机厂的发家机。”[1]​
技术性能
乘 员：1人
机身长：11.68米
翼 展：9.6米
最大高度：16300米
有利高度：8000米
最大速度：每小时1123公里
巡航速度：每小时800公里
最大航程：2000公里
活动半径：800公里
续航时间：2.50小
载弹重：500公斤
武器装备：HP30炮3门，备弹300发[1]​
技术数据
外形尺寸翼展9.60米 
机长11.36米 
机高3.80米 
机翼面积22.6米2 
主轮距3.85米 
前主轮距3.37米
[1]​重量数据最大起飞重量（带副油箱）6000千克 
正常起飞重量5340千克 
正常着陆重量4164千克 
空重3939千克 
最大燃油重量（机内）1170千克 
（带副油箱）1834千克
载弹重：500公斤
[1]​性能数据最大平飞速度（高度3000米）1145公里/小时 
最大高度：16600米
有利高度：8000米
（高度11000米）M0.994
最大速度：1145公里/小时 
巡航速度800公里/小时 
失速速度190～210公里/小时 
实用升限（无外挂，加力）16000米 
动升限17500米 
爬升时间（0～10000米）3.7分 
最大爬升率4548米/分 
最大使用过载8g
最大航程：2020公里
最大航程（带副油箱）1560公里 
最大航程（机内燃油）1020公里 
续航时间（带副油箱）2小时50分 
起飞离地速度235公里/小时 
着陆接地速度170～190公里/小时 
起飞滑跑距离590米 
着陆滑跑距离825米
武器装备：HP23炮2门；H37炮1门[1]​
研发历史
静态展示
新中国建国后，迅速开始了仿制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工作。
中苏政府于1951年10月正式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同年4月18日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局，统一负责飞机的维修工作。1951年底航空工业局共下属18个工厂，职工近一万人。
1951年12月，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要在3到5年的时间里试制成功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以及米格-15。后歼击机项目改为试制更加先进的米格-17喷气式歼击机。
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1956年9月8日，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歼-5，即米格-17Ф型，随后获批准批量生产。
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之一。
歼-5由沈飞工业公司研制，是单座单发高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主要用于昼间截击，具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
歼-5是仿制苏联的米格-17Ф（米格-17F）歼击机，米格-17F型51年9月首飞，52年底开始大量生产。
首飞的试飞员是吴克明，当时歼-5被称为56式，直到1964年才改称歼-5。[1]​
飞机装备
飞行中的飞机
试制工作从1954年10月开始，1956年7月19日原型机首次试飞成功，并使用苏制零件装配了13架歼-5。1956年7月13日，全部用自制零件组装的第一架歼-5完成总装。至当年9月15日，制造出4架国产型歼-5飞机。这4架飞机参加了1956年国庆大典。至1959年下半年停产，共生产歼-5F飞机767架，有力地支援了人民空军建设。歼-5采用单座、单发、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翼布局。后掠式中单翼的后掠角是45°，为双梁结构。机翼内侧有角度可控的后退式襟翼。副翼偏转角范围为±18°。起落架舱在机翼根部，主起落架收在机翼的两个舱内。全金属半硬壳式构造机身是圆形截面的流线体，机头进气。机身后部装有可操纵的减速板。垂直尾翼分成上下两段，下段固定在后机身的承力斜框上，上段可拆卸。垂尾后掠角为55°41′。方向舵可转动25°。水平尾翼后掠角为45°，安装在垂直尾翼下段顶部。升降舵向上可转动32°，向下为16°。前三点式起落架均为单轮。前起落架收入前机身下部的轮舱内，主起落架收入机翼内。主起落架装有缓冲器，前起落架装有减震器和减摆器。主轮轮胎压力为8.34×105帕（8.5千克/厘米2）。密封式单人座舱在应急时可抛掉舱盖，可弹射座椅保证飞行员在紧急时迅速安全地脱离飞机。操纵系统为硬式操纵。副翼调整片和升降舵调整片为电操纵。液压系统用于收放起落架、襟翼、减速板、可调喷口和操纵副翼。冷气系统用于刹车、密封座舱、应急收放起落架和应急刹车等。
采用一台涡喷-5离心式加力涡轮喷气发动机，静推力2600千克，加力推力3380千克。该发动机是苏联克里莫夫设计局的VK-1F发动机的仿制品，VK-1F是米格-17的发动机。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后，开始组织发动机生产，学习苏联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在苏联的援助下，引进了VK-1F的专利制造权。1956年6月包括中国知名发动机设计师吴大观在内的队伍，在沈阳航空发动机厂（现“沈阳黎明机械公司”）仿制成功涡喷-5。1964年生产任务转由西安红旗机械厂负责，66年转产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涡喷-5加力推力3380千克，最大推力2700千克，额定推力2400千克，巡航推力2160千克，不同状态耗油率介乎2千克/千克/小时到1.05千克/千克/小时之间。机内燃油1170千克，外挂两个400升副油箱。
机载设备包括超短波指挥电台、无线电罗盘、无线电高度表、信标接收机、敌我识别器、护尾器、测距器等。
机翼为后掠式中单翼，副翼的偏转角范围为±18度。机头左侧下方装两门23-1型23毫米机炮，机头右侧下方装一门31型37毫米机炮。装弹量为200发。23-1机炮初速680米/秒，射速800发/分，弹种包括航23-1杀燃、航23-1杀燃曳光、航23-1穿燃、航23-1训练自炸弹。37-1型初速690米/秒，射速400发/分，1954年开始研制，开始时因考虑到该炮性能落后、苏联已有后继型号，故仅计划少量生产以避免浪费，后来因为歼-5需求量增加，最终生产了236门后于1959年停产。机翼下可挂两枚100-250千克的炸弹。[1]​
屡建战功
歼-5屡建战功，1958年7月至10月击落来犯的2架F-84G和6架F-86F，其他战例无数。有趣的是越战期间的1956年4月（此处应该有误，F-4战斗机63年入役美国空军），四架F-4入侵海南岛我方领空，中国空军歼-5在拦截期间，F-4匆忙发射AIM-7“麻雀”导弹，不料歼-5拐弯半径小得以逃脱，脱靶的AIM-7竟然飞向远方的一架F-4，将其击落。
歼-5为中国空军开拓了喷气战斗机的先河，打下了中国空军驾驭喷气战斗机的基础。到2000年所有歼-5已经退出现役。1958年9月，中国空军歼-5编队与台湾空军24架F-86编队在浙江温州地区上空遭遇，空军飞行员王自重因掉队被其中12架F-86围困。王自重单机击落敌两架F-86后，被F-86携带的AIM-9“响尾蛇”导弹击落。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战中空空导弹取得的战绩。但当天F-86发射的AIM-9中有一发未爆炸，坠落后被我军民发现。这枚AIM-9被送往苏联，苏联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了K-13(AA-2）空空导弹，中国的进口仿制品即霹雳-2空空导弹。[1]
艰难起步
考验“中0101”  中国空军歼—5机群1951年7月，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苏联航空工业专家组来到中国。
1951年8月9日，航空工业局向中央报告了《航空工业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主要内容是在3至5年内完成由修理到制造的过渡。按照这一目标的要求，拟将南昌、株洲航空修理厂分别建成活塞式教练机制造厂及发动机制造厂，将沈阳航空修理厂分别建成喷气式飞机制造厂及其发动机制造厂，将哈尔滨航空修理厂分别建成轻型轰炸机制造厂及发动机制造厂。中国航空工业便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在苏联的帮助下，一批现代化航空工厂在废墟上拔地而起。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执行，航空工厂按照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提出的“先修理、后制造、再行设计”的方针，从修理结构简单的螺旋桨飞机入手，然后过渡到修理喷气式飞机，进而很快就进入到自行制造喷气式战斗机阶段。
10月24日，航空工业管理局拟定了沈阳国营112厂扩建为MNΓ－15喷气式飞机制造厂的总体设计任务书，其中明确了要在1957年之前，建成年产1000架喷气式飞机的制造厂，并完成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试制任务，从而实现由飞机修理到飞机制造的历史性跨越。
按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仿制的第一种飞机是MNΓ－15喷气式歼击机。由于在抗美援朝期间，112厂前后共修理过苏制喷气式歼击机202架，已经初步掌握了部分MNΓ型系列飞机的结构和特点，这就给试制喷气式歼击机创造了有力条件。 
但是，MNΓ－15喷气式歼击机已属于落后机型，即便是试制成功也将落后于时代，难以满足中国防空作战的需要。苏联政府出于整体战略考虑，便于1954年10月，建议中国停止试制MNΓ－15歼击机，改为试制更先进的MNΓ－17Φ歼击机。这当然是好事，不过也将打乱我们原有的引进计划，并直接影响到整个试制飞机的进度。周恩来总理对改变引进计划问题非常重视，当即电示我驻苏联大使馆，与苏联政府紧急磋商引进MNΓ－17Φ歼击机的计划的细节，并就缩短试制的时间问题提出我方的要求。当时，中苏关系非常友好，所以引进MNΓ－17Φ歼击机计划谈得很顺利。 
1953年11月25日，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移交MNΓ－17Φ歼击机的制造特许权。与此同时，二机部四局正式向112厂下达了试制MNΓ－17Φ歼击机的命令，并要求于1956年10月1日前试制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MNΓ－17Φ歼击机，在当时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并能执行多种任务的跨音速新型战斗机。无论是飞机性能还是作战性能，都堪称是世界最先进的作战平台之一。 
正因为MNΓ－17Φ歼击机的优越性能是靠先进技术作支撑的，所以也就增加了仿制的难度。能否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技术含量如此高的飞机，这对中国刚起步的航空工业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赴苏考察波折为加速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进程，党中央不仅调集了大量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同时抽调大批具有很强领导能力的干部充实到这些重点项目的骨干企业。112厂厂长牛荫冠就是其中之一。他先是被中央从江西省副省长的岗位上调至331厂担任厂长，不久又调至112厂任厂长。他鲜明地提出：要集中一切力量试制出MNΓ－17Φ飞机。在第一次党委会上，他说：“中央派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抓紧出飞机，为祖国争光。前人没干的事，我们干！” 
为此，112厂选派了由熊焰、王新、叶正大、庄树山、孟勤功、章华、易志斌等7人组成的考察组，前往苏联共青城126厂进行考察学习。考察组按协议如期出国赴苏考察，按原定计划考察组主要是到苏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生产线，考察和学习MNΓ－17Φ飞机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生产现场管理经验。可是当他们到苏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一看，实际情况完全出乎考察组的意料。 
苏联从战略竞争考虑，加快了战斗机的更新换代的进程，所有型号的MNΓ－17飞机都已停产，生产线上正在生产的是性能更加先进的MNΓ－19飞机，并开始向超两倍音速的MNΓ－21飞机过渡进行前期生产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了解MNΓ－17Φ飞机的生产全过程无疑是困难的。考察组一致认为，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归。经与苏方协商，考察组改为通过MNΓ－19飞机的生产线，了解和掌握喷气式飞机研制的全过程。
为了尽快了解和掌握新型喷气式飞机的研制和生产全过程，考察组进行合理分工，分散到生产线的各个环节进行细致的考察学习。起初，苏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对中国考察组十分重视，在126厂总工程师的直接安排下，考察组成员分批分期到全厂各车间、各部门参观学习。甚至还让考察组成员参加厂里的生产会议，即使会上研究的事项涉及到MNΓ－19飞机和MNΓ－21飞机的机密，但苏联同志也不回避中国考察组的同志，无论是相互交往还是工作氛围，苏方都对我们表现得十分友好。 
由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日渐浮出水面，苏方也以生产会议将还要研究讨论有关MNΓ－21飞机的决策等重大问题为由，婉言谢绝中方同志再参加此类会议。考察组也调整策略，深入到生产一线与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交朋友，并抓住适当时机宣传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从而得到了大多数苏联朋友的真诚帮助。 
考察组的同志回国后，立即把学到的最新技术和工艺成功地运用到工作实践，不仅加快了中国试制喷气式飞机的整个周期，而且借鉴苏联成功的企业管理经验，为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航空企业管理制度和生产体系，并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55年3月，苏联提供的MNΓ－17Φ飞机成套技术资料陆续到厂。112厂随即组织力量进行紧张的翻译工作，同时制定了提前在1956年国庆节前完成新机试制任务的计划。 
根据引进试制计划，整个试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用苏联提供的部件装配飞机；第二阶段是用苏联提供的组合件装配飞机；第三阶段是用苏联提供的零件装配成组合件，再装配成部件，最后再装配成飞机；第四阶段是用自制零件装配成组合件，再装配成部件，直至总装成国产飞机。 
为了缩短试制周期，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工厂采用了四个阶段平行交叉作业的快速试制方法。实践表明，四个阶段平行交叉作业法的确很成功。从1955年9月到1956年一季度，就完成了第一阶段5架飞机的装配任务，并全部交付空军。到1956年第二、三季度，又如期完成了第二、三阶段各4架飞机的装配任务。与此同时，第四阶段首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中0101”号，也于1956年7月13日总装完毕。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需要几年的试制周期。 
“中0101”升空
为了确保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首次试飞成功，工厂提前在1955年底就通过组织程序，请求空军选派一名优秀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担此重任。空军便把选派试飞员的任务交给了战功卓著的空军航空兵某师李永泰副师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吴克明走进了他的视线。 
吴克明的首次试飞亮相表现得非常出色。下了飞机后，他才发现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也在现场观看飞行表演。他这才意识到，这种飞行并非是一般的飞行，连市领导都到场了，莫非还有更重要的领导来看？但军人特有的保密意识马上抑制了他自己的猜测。这时，牛荫冠厂长过来向焦若愚书记介绍说：“这就是吴克明同志，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打下过2架美国的F-86飞机。” 
焦若愚书记一边握着吴克明的手一边高兴地说：“原来你还是空战英雄，这回飞行表演就更有把握了，不过一定要绝对保证飞行表演的安全。” 
1955年12月5日早上，吴克明正式接到要向中央领导同志作飞行表演的通知。他有些激动，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第一次为中央领导同志作飞行表演。当他在试飞站刘中宽主任的陪同下来到飞机前时，地勤人员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各种准备。机械师向他报告说：“飞机准备良好，可以随时起飞。” 
吴克明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当他最后握到机械师的手时，发现机械师的手有些颤抖，他深知机组人员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便用力握了一下机械师的手说：“一切都好，不用担心。” 
然后，他从容地跨进了机舱，按预定飞行计划进行一场特别的飞行表演。
“报告首长，新型飞机试飞情况良好，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飞行员吴克明。”他有些激动地报告试飞情况。
这时，刘少奇委员长和邓小平秘书长一起迎过来向吴克明握手祝贺。刘少奇用鼓励的口吻说：“飞得很好，很精彩！”吴克明竟激动得不知如何回答。
接着，刘少奇委员长又问：“这种飞机好飞吗？”
吴克明这才缓过神来，忙答道：“这种飞机很好操纵，性能比过去抗美援朝时使用的飞机要好。”
刘少奇委员长高兴地说：“当我们有了自己优秀的战斗机，反侵略战争就更有把握了。”
吴克明接着说：“是啊，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是凭勇敢和敌人进行空中较量的。这几年，部队加强了训练，再加上飞机装备的更新，就更不怕任何侵略者了。”
邓小平秘书长接过话头意味深长地说：“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是现代化的航空工业。”
这时，吴克明才发现摄影师正在对镜头，他赶忙后退一步，站到邓小平秘书长的左侧，摄影师为他拍下了一张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合影的珍贵照片。
[1]​首飞告捷这次试飞表演任务完成后，吴克明被调到112厂，进行第一架国产喷气式飞机首飞的准备工作。根据总装进度推算，国产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将提前在7月中旬下线，这就意味着首次试飞也将比预定的国庆节大大提前。吴克明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严格的地面演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保证首飞成功。
首飞的前一夜，吴克明久久不能入睡。从开始学习飞行的那天起，他就期盼着什么时候能飞上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飞机，没想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更让吴克明兴奋不已的是，这第一架国产喷气式飞机将由他自己来首飞，他既感到荣幸，更感到责任重大。尽管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首飞，但他早已下定决心，无论明天遇到多大的风险，也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首飞成功。想到这里，他赶忙把思绪收了回来，把第二天首飞的所有动作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把座舱图默背了一遍，直至确信自己飞行前的各项准备确实已经"天衣无缝"，这才放心地睡了。
1956年7月19日，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吴克明像往常一样带好飞行装具，驱车来到沈阳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他领受了试飞任务书后，便径直向那架已经做好飞行准备的“中0101”飞机走去。此刻，这架银白色的战鹰在晨辉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夺目。吴克明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看着全是中文标识的开关和仪表，不由得感叹道：“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他按程序对座舱设备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启动了发动机。顷刻，发动机便像一头蓄力已久的雄狮突然怒吼起来，大地也随之开始颤抖。紧接着他便开始做地面滑行试验，尤其是飞机在高速滑行时，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纵性，这更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当他确认一切就绪时，便把飞机滑向起飞线待命。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吴克明驾着“中0101”号呼啸腾空，紧接着跃升、俯冲、盘旋、通场……这架凝聚着无数航空人心血的第一架战鹰正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地面上有千百万双眼睛都在期盼着"首飞告捷"！当预定的试飞科目完成后，吴克明便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按时返航。最后，当他把“中0101”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后，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1]​“我们自己的飞机”首飞成功后，吴克明进行了紧张的综合性科目的试飞试验。他在15天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19次综合性能试飞试验，并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和故障进行了调整和排除。最后的试飞结果表明：“中0101”号飞机在最大速度、最大高度时，特种设备、发动机等各项性能、数据已全部达到试飞大纲的标准和要求。
  中国空军的歼-5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112厂举行了验收签字仪式，并把该型飞机命名为“56式”飞机（后在全国飞机统一编号时改称为歼5飞机），同时批准成批生产。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营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飞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
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中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同年9月10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亲临沈阳，参加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上午10时，聂荣臻元帅在赵尔陆部长和史良部长的陪同下，亲自为飞行表演的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0101”号剪了彩。接着登上观礼台观看了飞行表演。
执行这次飞行表演任务的飞行员仍然是吴克明。由于“中0101”号飞机全部试飞科目都是由他亲自完成的，这时他对这架飞机的特性已经摸得很熟了，所以他更是以百倍的自信驾机升空，进行一系列高难度的特技飞行表演，为的是向军委首长全面展示新型装备的优良的性能。这次的飞行表演动作编排得紧凑、连贯、惊险……
飞行表演结束后，吴克明立即跑向礼宾台向聂元帅报告：“报告首长，经验证，国产歼击机性能一切良好，请指示。”
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连连说：“很好！很好！”当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来贺电，祝贺56式飞机试制成功！
1956年10月1日，新生产的第一批4架歼5型歼击机，幸运地参加了国庆受阅，不仅振了国威和军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当崭新的4架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队呼啸飞过天门广场时，整个广场上的人民群众都沸腾了。
这时，正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的毛泽东主席，指着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都能造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