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皇姑屯事件
事件背景
1928年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抵挡不住国民党新军阀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  皇姑屯事件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而此时，原来张作霖的后台日本却对他日益不满，原因是日本帮助张作霖消灭了对手，可张作霖却不愿满足日本在东北得到的权益。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5月13日和15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 为逼张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  皇姑屯事件全记录拒绝其请”。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答应。
不仅如此，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京。  事发现场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张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  张作霖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不治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这一年12月，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史称的“东北易帜”。 [1]
事件实质
败退东北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坏的火车1928年4月5日，新军阀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30日，各路蒋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蒋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日本人不满张作霖早年在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劳，后当上奉军首领，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靠山，但他又让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北享以种种特权，平时同他们也有来往，其用意昭然若揭：逐渐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对此日本人早已不满。
谋划刺杀在张作霖打算撤兵回东北之前，日本人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抛弃张作霖、进而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他们首先劝他“隐退”，遭到张作霖的拒绝。接着威胁说，日军要解除他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人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时机下手。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刺杀行动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
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日本人占领东北的图谋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月16日，1万8千余名日军士兵又在沈阳城南演习，竟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暴露其占领东北的图谋。
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 [2]
事件前奏
日本内部帮派矛盾引杀机1916年4月，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掌握着奉天省的军政大权。这时候，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军政两界，对张作霖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这些看法都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蒙独立运动”紧密相关。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日本妄想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以日本参谋本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为首的一派认为，要实现满蒙独立，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古叛匪。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其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成员大多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借日本之力东山再起。日本也正  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另一方面，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日本这两派势力互不联系，在东北和蒙古各自活动。
早在1915年夏，日本人土井、川岛等人乘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机会，利用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巴布扎布为主要力量，策划“满蒙独立运动”。计划开始付诸实施时，在中国的一些日本外交官却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搞独立风险太大，如不成功，会使日本丢脸，不如改用张作霖来搞，更为妥当快捷。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川岛等人因此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然后乘乱杀入奉天城，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1916年5月，日本土井少将接到除掉张作霖的密令，马上来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三村预备上校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以便伺机行动。
第一次投弹不识庐山真面目1916年5月27日，机会来了。这一天，日本天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经过奉天，张作霖要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他特率部下汤玉麟等乘5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
送走“贵宾”后，张作霖在归途中路过小西边门，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但是，暗杀者没有见过张作霖，看见汤玉麟煊赫的气派，就把炸弹投向了他。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第二次投弹仅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头脑很灵敏。情知有变，立即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然后在四周马队的保护下，从小西边门背胡同，穿过大西边门绕道奔回将军署。
当张作霖乘马飞驰经过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由于张作霖飞马疾驰，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倒是安然无恙。那个刺客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张作霖赶回了将军署，他的那匹马已经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门卫知道出大事了，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也被紧急召集起来，整个将军署如临大敌，处于戒备状态。
日本人来慰问了
略受轻伤的汤玉麟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放下心来。很快，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慰问是假，探听是真，日本人想来看看这次炸张的效果。
张作霖对日本人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作霖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别查了，不再追究这次炸张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对张的谋害(12年后，在皇姑屯又搞了第二次炸车事件，张作霖被炸死。这次谋杀事件发生后，日本人造谣说，暗杀行动是宗社党干的。事实上，将军署的密探们早就已经查清，暗杀是日本人所为。刺客没炸死张作霖，自己倒被炸死了，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密探们发现虽然他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定是日本人。
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张作霖对这次暗杀事件采取了故作不知、未予追究的态度，忍气吞声地对部下说：“别查了，拉倒吧！”张作霖明白，既然不可能向日本人兴师问罪，那么追究下去，只能是自取其辱。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张作霖还故意在一个公开场合当众说：“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算是把这一事件敷衍了过去。 
这次暗杀事件给了张作霖一个重要教训，使他懂得，不能不对日本加以防备，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张作霖既利用日本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对日本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3]
关联事件
杀父之仇1928年6月4日5时20分，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途经南满铁路皇姑屯一段时，被日本人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亡。为保时局稳定，东北地方当局谎称张作霖只是受了轻伤。当时，身在兰州的张学良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了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  张作霖像回到沈阳后，张学良才得知父亲的死讯。为保国家大业，张学良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东北地方政府才对外宣布张作霖的死讯。从此以后，为了怀念死去的父亲，铭记杀父之仇，张作霖的忌日便成了张学良将军的“生日”。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并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
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当时，在东北有不少日本间谍，但事先对此事却毫无察觉。
搜集情报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计划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为侵略东北做准备。  河本大作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
寻找时机发动侵略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  阎锡山，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