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马士
人物简介
高马士 ( Josef Kolmas，捷克，1933.8- )捷克著名汉学家、藏学家、翻译家、目录学家，捷克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捷克共和国东方研究所（Orientalni ustav Akademie ved CR）所长。
高马士1933年8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普通家庭。1939年读小学。1951年还在读中学时，一次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的精彩歌舞表演，使他产生了学习汉语的兴趣。他要了解中国，所以立志学习汉语。1952-1957年就读于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现在的哲学院)汉语专业，在捷克汉学的创立者、伟大的汉学家普实克（Prusek）的指导下学习汉语，这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后来他又对中国西藏和边疆少数民族产生了兴趣，被迷人的西藏文化所吸引，1957年来到中国留学，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西藏语言文学专业，开始研究西藏的历史、文学和佛教。他的藏语老师是中国著名的藏学家于道泉先生。1959年毕业回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克科学院前身）东方研究所工作。1960年参加编写大型《捷汉词典》，为此他再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所长的帮助下，收集资料，从事编写工作。吕先生还为他取了个中文的“字”，叫“绍良”。吕先生说：“你叫高马士，中国春秋时的晋国有个善御马的人，名叫王良，你就继承他的御马术吧”。“绍良”就是继承王良的御马术的意思。
1961-1964年高马士在捷克共和国东方研究所就读藏学在职研究生，导师是阿?巴拉特、依?菲舍尔等人。高马士于1965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科学副博士头衔，1966年获得查理大学文学硕士头衔，1991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科学博士头衔。1994年起担任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
1966年，高马士作为外籍教师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民族大学汉语教研室任教。1971-1973年担任了捷克共和国东方研究所东亚部负责人。1979-1990年在东方研究所科学情报中心任翻译。由于国内局势的发展，在那些无事可做的年代里，高马士不愿荒废学业，于是把中国的报纸翻译成捷克文。1975-1994年高马士在布拉格国立外语学校担任藏语教师；1994年起，又担任了捷克科学院下属的东方研究所所长。
他多次出席国际藏学会议： 1976年在匈牙利，1979年在英国，1982年在奥地利，1985年在德国， 1989年在日本，1991年在中国，1992年在挪威……高马士在人类学文化和汉藏历史研究，研究的范围还包括汉藏关系史、西藏与中国文学、西藏佛教、藏学图书编目、西藏文字史等领域进行了多年研究，翻译了汉语、藏语、俄语、英语和其他文字的许多作品，撰写了许多科学专题研究论文、捷克与世界专业杂志科普论文，以及编目工作等方面的众多译著。为了进行藏学研究，高马士曾3次访问印度，到过英国和蒙古，也曾去过西藏几次。在藏学研究方面，他成就卓著，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藏学大师。
1991年9月他参加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北京中国藏学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外藏学家80余人，共宣读了60余篇论文，高马士作了《1913-1914年的西藏能自行和另一个国家建立条约关系吗？》的论文。
高马士和达赖喇嘛有过私人交往，出版的《西藏灵书》（布拉格1991年出版）由达赖亲自作序，但高马士先生说“我绝对不同意西藏独立的观点”。
他多次从中国带回许多藏文书籍，并在东方研究所建立了藏文图书馆，编成《布拉格东方研究所图书馆藏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书目》（1969年出版）和《布拉格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印本书》（1971年刊载于西德《亚洲研究丛刊》）。
他还主编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文件》1至25册，该书全文翻译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和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文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宪法、民法、刑法、婚姻法、兵役法等。
学术研究
在藏学方面的研究高马士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对于中国边疆民族以及居住在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他更寄予特别的关心，这也是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文的动机。1957-1959年间，高马士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文，旁及西藏的文化和历史，包括对佛教的研究。
东晋僧人法显撰写的旅行见闻录《佛国记》是他涉足其间的入门书。1972年，他出版了《佛国记》的捷克文译文版。他并不是佛教徒，但是对于中国和印度的佛学却了如指掌。近年来又完成了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的捷译工作，使捷克文译本得以问世。他认为《佛国记》的英文和法文译本并不理想，译者都缺乏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英法译本当中常有矛盾和错误之处。
实际上，高马士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热衷于藏学研究，当他在查理大学求学时，读了白居易的诗集，对白居易的诗歌非常喜欢，在1958年将白居易的诗歌选译为《白居易诗集》捷克文译本出版发行，1964年又出版了第2版，1994年又有第3版问世。他在白居易全书(从情况看，指的是包括诗、文在内共70余卷的《白氏长庆集》)发现了白居易替唐代皇帝拟写的4次送往西藏的书信(高马士先生曾将这4封信译成英文再次印行出版，1988年在西藏拉萨也曾印出过这份译文)。
在前后30多年的藏学研究过程中，高马士还对在中西交通史上居于举足轻重位置的人物给于了特殊的关注，先后去过十多个国家，如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美国、苏联、英国、尼泊尔、日本、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等国，收集了大量资料，1979年与人合作出版了《旅行家、航海家和发现家A、B、C》，书中介绍张骞、法显、玄奘、郑和、马可?波罗等世界各国700多名旅行家、航海家、发现家的事迹和传略。
在西藏文献整理和编目方面所作的贡献高马士多次从中国带回许多藏文书籍，并在东方研究所建立了藏文图书馆，并用英文撰写了《布拉格东方研究所图书馆藏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书目》(Tibetan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Library of theOriental Institute Prague)，1969年于布拉格出版。此书把保存在东方研究所图书馆的手抄本和木刻本藏文书一一编成目录，共有65种，都是所谓藏外的文献，即这些书不包括在《甘珠尔》和《丹珠尔》之内。他把这些藏文书分成六类加以题录。这六类是(I)经典文献与注本(Nos．1—7)；(II)关于晚期怛特罗和宗教仪轨的文献 (Nos．8—33)；(Ⅲ)哲学或神学文献(Nos．34—42)；(IV)神秘的戏剧剧本与关于神妖故事文献(Nos．43—47)；(V)传说(Nos．48—59)； (Ⅵ)其他专题性著作(Nos．60—65)。其中以第二类的藏文书为最多，共有27种，每类之下对所题录的藏文书均有详细的描写，包括形制、版本、字体、书名、作者、内容和参考文献等项，卷末附有六个附录，即书名标题索引，作者和藏文书中提到的其他人名索引，木刻版本一览表，出处一览表，东方研究所图书馆新到图书编号索引和编号目录，东方研究所图书馆署名索引和编号目录。此书对于读者利用和了解这些藏文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对于藏文书的编目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还编著了英文版的《布拉格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印本书目录》(Prague Collection of Tibetan Prints from Derge)，全书二卷共 1196页，记述详赡，1971年于布拉格和德国同时出版。
编注、修订《中国来信》《中国来信》是西方早期汉学的一部重要的文献著作
《中国来信》是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1716年至1735年在中国传教期间所写的通讯集。严嘉乐是捷克最早的汉学家，他以毕生精力深入研究了汉语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严嘉乐也是为捷克留下有关与中国关系文字资料的第一人，他曾写了不少信到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巴黎、彼得堡、罗马等地，这些信是用拉丁文写的，介绍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宗教、传教士与康熙的关系、仇教事件及天文观测等等，可说是当时中国社会实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捷克位于欧洲的心脏，没有海岸线、入海口，这里的传统形成了人们对其它地区，无论是离它近的、远的还是离它更远的世界，都充满了兴趣。据说在14世纪初，就有了第一位访问西藏的欧洲人，但没有留下可供科学考证的资料。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描述了在忽必烈可汗统治下的中国，早在14世纪末就从原文拉丁文翻译成了捷克文——那是最早的译著之一。
高马士先生与严嘉乐是同乡，均生长在摩拉维亚。高马士先生认为，在严嘉乐身上和作品中体现着深厚的宗教虔诚和救世热情，他学识渊博，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文化史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史中的杰出人物，他所留下的大量信件值得我们在今天公诸于众，以便探寻我们精神遗产的根源。高马士先生决定，将1935年伏拉什吉尔（Josef Vrastil）编印出版的、很有价值的但是现在已经很难看到的严嘉乐著作《从中国寄回祖国的信件》重新修订出版。
从严嘉乐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严嘉乐潜心钻研汉语，能阅读并准确地理解《春秋》、《诗经》等古籍。他对中国的国情民风有浓厚的兴趣，热心地向欧洲人介绍。他对舆地学和天文学颇有研究，几次实地测量并绘制过北京地图。他花费了巨大精力考证《春秋》等古籍记载的36次日食，与当时欧洲天文学家测定的资料相比较，证明除极个别的误差外，《春秋》所记载的这些日食资料都准确无误。他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中国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批驳了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蔑视和否定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谬论，从而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严嘉乐不但是传教士、汉学家，还是音乐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书信中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反映他的博学多知。
在修订过程中，高马士先生增补了至今尚未公布过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他写给当时欧洲几位著名学者的信件。为了提高严嘉乐书信集这一具有时代特色资料的价值，使之也能为国际专业界人士服务，在书中同时收录了拉丁文原文（其中一封是法文）。收录原文时，保留了其原有的，常常是不同意的正字法形态，而段落的划分，则是高马士先生自己确定的。
高马士先生在收录这些信笺工作中，访问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布尔诺国立地区档案馆、布拉格国立中央档案馆、慕尼黑国家主要档案馆、巴黎法国图书馆手稿部、巴黎天文台图书馆、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特殊收藏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以及布拉格国家图书馆和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馆等。高马士把这些信从各国图书馆、档案馆影印回布拉格，并译成捷克文，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修订、评述工作，并补充了详尽的注释。采取原文和译文对照的形式编排，于1994年出版。
他的译注和研究工作，不仅为捷克读者提供了近300年前他们自己的这位同胞对中国的值得重视的看法，而且同时便利了中国学者的翻译、出版此书。2002年9月《中国来信》中文版终于问世，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对了解欧洲早期汉学史有重要意义，也证明了中捷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
学术评价
高马士先生对汉藏历史研究、汉藏关系史、人类学文化、西藏与中国文学、西藏佛教、藏学图书编目、西藏文字史、藏族古典文学和典籍等领域进行了多年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研究论文、科普论文，以及众多的译著，成就卓著，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捷克藏学研究的开创者，被称为藏学大师。
研究领域
汉藏历史研究、汉藏关系史、人类学文化、西藏与中国文学、西藏佛教、藏学图书编目、西藏文字史、藏族古典文学和典籍。
主要学术成果
高马士先生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论著颇丰，其著作绝大部分是关于藏汉关系史、西藏文学、中国文学的研究和译著。主要有：
1、白居易诗选《黑龙潭》（布拉格，1958。1964第二版。1994第三版，更名为《杏园中的枣树》。每版均增译一些诗篇）
2、《西藏与中华帝国》（Tibet and Imperial China，介绍从唐代至1912年西藏与中国的关系。英文。澳大利亚，1967）
3、《德格土司世谱》（A Genealogy of the Kings of Derge，由藏文译为拉丁文，用英文加注说明。布拉格，1968）
4、《布拉格东方研究所图书馆藏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书目》（Tibetan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Prague，英文，布拉格，1969）
5、《布拉格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印本书目录》（Prague Collection of Tibetan Prints from Derge，英文，两卷1196页，布拉格和西德，1971。刊载于西德《亚洲研究丛刊》）
6、法显《佛国记》（布拉格，1972。1995再版）
7、《萨迦格言》（布拉格，1984。1988年再版）
8、《中有闻教得度密法》（布拉格，1991。同年再版。1994年第三版，同时增译了部分新材料）
9、《心经》（布拉格，1992）
10、《流亡中的自由——十四世达赖喇嘛传》（从英文译为捷文。布拉格，1992）
11、《朗萨姑娘》（著名西藏戏剧故事。布拉格，1993）12、《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The Ambans and Assistant Ambans of Tibet,介绍清雍正五年[1727]至民国元年[1912]173个驻藏巴士大臣与帮办大臣德传略、任职时间及在什么书中可查到他们的有关材料等。英文。布拉格《东方档案》1994年，第七期）
13、《严嘉乐从中国寄回的信》（由拉丁文译为捷文并加注。布拉格，1994）
14、《西藏佛教世界》（达赖亲自为这部书撰写序言。布拉格，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