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援西军
组建
背景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11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张国焘为了实现其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轻率地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进。1936年11月10日，中革军委基于既成事实,遂决定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正式命名并任命了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领导干部。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胡宗南的优势兵力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1936年12月在甘肃古浪战斗中有2400多人伤亡。1937年3月在高台、酒泉一带完全失败，董振堂等21000多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李先念、李卓然同志奉命率领1000人从祁连山向新疆方面突围，以图重整旗鼓。但一路饥饿、伤亡，最后剩下400名红色战士。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罪过，也是红军战史上绝无仅有的悲剧。组建援西军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即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迅即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救援。
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任命军委委员、军委总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组成援西军。进驻镇原刘伯承、张浩受命后，即率援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而进，于3月10日左右经三不同、肖金镇、屯字镇到达镇原县（罗炳辉、宋时轮已率部先期到达）。遂即各军抽调少数干部，建立了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当援西军进到镇原时，西路军业已失败，中央指示援西军集中镇原待命。
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后宋任穷。司令部机关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辖红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骑兵一团等，其主要领导人和驻地是：
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分驻屯字镇、曙光、上肖一带。
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后郭述申，参谋长唐天际，后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分驻平泉、中原、湫池一带。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张平化。
两军分驻新城到平凉、固原一线。
骑兵一团，团长高锦纯，驻临泾至马沟一带。
另有红十五军团的七十四师驻孟坝镇，陕甘宁省独立师驻三岔镇。
在镇原
开展民运工作援西军进驻镇原后，正是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时期，中央对原来的政策作了适当调整，成立了陇东特委，在特委辖区内允许国民党政权存在，不搞打土豪，分田地，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援西军政治部成立了民运工作部，部长秦武山。各军都成立了民运部，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抗日救国运动。
援西军进驻镇原后，陇东地区一下新成立了五个县委，陕甘宁省委派不出那么多干部来工作，镇原县的工作由援西军民运部来承担，行使县委的职责，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援西军在驻防区内，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广交朋友，建立感情，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区委、支部。除北部老区外，镇原各地的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是在援西军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驻在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民运部，组织了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帮助群众打扫卫生，解决疑难问题，参加劳动和帮助治病等，在与基本群众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党，很多人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如平泉党支部书记赵维宗，中原党支部书记白焕林，新城党支部书记王子厚、张元龙、刘自鉴，还有跑平凉的秘密交通员路世林等，都是红三十一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骨干。
在屯字、曙光、上肖各地都有红四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屯字镇附近的肖嘴自然村贫苦农民蒋登肖，是红四军发展的党员，曾任屯字镇抗日救国会领导成员。上肖乡南李村的李生辉，是红四军王锡朝科长介绍入党的。后来他又介绍李生财、李维祥、李维财等人加入了***。曙光乡疙瘩王家村的张绪财是红四军十二师的张振才介绍入党的，他又先后发展曹凤玺、刘维聪、郭维国、马腾家、马维肖等加入了***，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张绪财任支部书记。
据耿飚同志回忆，当时红四军民运部在屯字一条原上发展了100多名党员。他说：“那些党员的素质都很好，有些和我本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可惜，已经过去了50多年，我不能记起他们的名字了。”
据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原留守处（即镇原县委）的领导同志回忆，当时陇东特委辖区共有1600多名党员，镇原就有1000多名，全县成立了10多个区委，还有一个中心区委。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凡是援西军驻过的地方，党的组织力量坚强，均出现过革命的波澜，为革命做出过牺牲和贡献。
当时民众抗日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组织抗日救国会，经群众和上层人士协商，在县、区、乡分别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在工、青、妇各界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团体，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当时的抗日救国会，形式上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人民政权的雏形。群众打官司、抓坏人、禁赌博、制止保、甲长为非作歹等，都要找抗日救国会和抗日自卫军。这就打击了国民党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的威风，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了，形成了徒有其名的局面。从此，他们派粮、派款，要干什么事，事先要和抗日救国会商量，实行合理负担。抗日救国会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实际上成了人民手中的政权。后来，国民党政府宣布，抗日救国会是非法组织，要建立他们的抗敌后援会，我们党立即把抗日救国会改为抗敌后援会。国民党也没有能再建立起来。
镇原县地处陕甘宁的前沿，国民党统治严密，群众运动比较困难。援西军进驻后，占据了全县城乡地区。当时国民党仅有保安队300多人，没有驻正规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基本上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不仅各界群众大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而且青壮年都参加了抗日自卫军，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尤其是南三镇、屯字镇和县城周围地区，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打开了镇原工作的新局面。援西军还进行了扩军工作，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不少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者如路克杰、王文才、李聚苍等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军民友好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地边插着“不踩庄稼，爱护庄稼”的牌子，村子里的墙上、大树上贴着“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红军万岁！”等醒目的标语牌和五色纸的标语，到处充满革命、战斗的气息，令人振奋、神往。
援西军各军在驻地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道理。群众拿着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拥护红军！”的小旗子去参加会。每次援西军的领导演讲宣传后，群众都纷纷说：“红军好，红军说的对，就这么干！”
援西军吃的、用的东西都是掏钱购买，公平交易，借东西一定还，损坏东西就赔偿。有一次天下雨，驻在平泉南徐村的部队没有吃的了，借了群众徐玉都三石糜子。徐的父亲害怕他们不还了。结果后来他们不但归还了糜子，还给了一些黄米。住在上肖村的一个团供给部，借用了群众杜元根家200根木椽，他父亲说，这些木椽恐怕再不得见了。结果部队走时送还他家，椽上都写有号码。他感慨地说：“红军真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在驻地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干农活，收割麦子，还组织了“远足割麦队”到几十里路以外国民党统治的平凉地区帮助群众割麦，一面劳动，一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演出文艺节目等。割麦不要工钱，也不吃群众的饭，不喝群众的水，自己烧水、做饭吃，割麦结束后，归还了所借的东西，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背起行装，告别乡亲们，全村的男女老少，恋恋不舍地欢送红军，有些小伙子送了一程又一程。此后，乡亲们写来了一封封感谢信，还不断有他们劳动过的村庄群众来部队作客。
援西军开赴抗日前线时，红军战士给家家缸里挑满了水，给户户打扫了卫生，还清了借用的家具，再三向群众表示感谢。乡亲们都去挽留红军多住些日子。他们说：“我们要去执行任务，还会回来的。”于是，群众忙着打酒、杀鸡，请红军吃饭，红军也请群众吃饭，小寨白村的群众合计了一下，给红军送去了五只羊，但他们坚决不收；给他们送去一些烟、酒，他们只收下一点，表示领了乡亲们的心意；给他们送上一对锦旗，他们都高兴地收下了，表示要为人民立大功。许多青年人赶上毛驴送红军，有的就跟着参加了红军。群众都说：“红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一定能胜利，***和红军得民心，将来天下一定是红军的。”
根据当时中央的大政方针，援西军首长为争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合作共事，积极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那时，援西军和红十五军团云集陇东和镇原县，大军压境，形势完全改观，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及各区乡政权组织，迫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红军的模范行为，对援西军态度友好，百依百顺，工作比较顺利，援西军开进镇原时，邹介民率众出郊迎接并召开欢迎大会，以后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延安烽火剧团等文艺团体亦来镇原演出。
当时的镇原民主人士祁尚诚、刘慕黎等，都和援西军首长建立了友好关系，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刘慕黎利用他在杨虎城部队中的关系，经常往返西安为援西军购买军用物资和弹药。新中国成立后，祁、刘二人都担任了县人民代表、县政府委员、科长等。援西军还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宪人员中发展了一些统战人员。当时的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中的石敬平、刘杜荣，就是***员、长征红军。石敬平同志曾任叶剑英元帅秘书，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工作。
营救西路军将士当时，党中央采取双管齐下，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一条途径是从国民党上层做工作，使其不再迫害西路军；另一条是派出可靠得力的人员到兰州、河西、青海、宁夏等地了解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情况，千方百计进行营救。援西军按照中央总的部署，抽出大批侦察人员，化装身份分赴陇东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
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将剩余的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负责，向新疆方向突围。要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政委陈昌浩同志回中央。徐向前、陈昌浩在肖永银、陈明义二人护送下，从祁连山突围出来，向陇东方向奔走，但沿途国民党马家骑兵甚多，盘查得很严。为防不测，徐、陈首长决定四人分开行走，希望总有一路能回到党中央报告情况。徐向前将他给党中央的亲笔信交给肖永银，嘱托“你们一定要想法交给党中央！”然后，徐、陈首长一路；肖永银、陈明义一路，挥泪告别，分道而行。但在途中陈昌浩同志病倒了，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可靠群众家里养病。徐向前同志孤身一人，扮着皮货商人，徒步向陇东方向跋涉，一路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受尽了千辛万苦……
一天，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了三个骑兵，在王洼子一带侦察，突然发现了一个穿长袍的“商人”，腋下夹了一把伞，正在向当地老乡问路；走近一看，原来是徐向前同志。他见到骑马的军人，立即向小巷子躲去，耿飚赶紧大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
徐向前同志认出了耿飚，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
援西军的首长和干部们，看到徐向前同志的情景，都心痛得热泪滚流……
徐向前总指挥在援西军司令部，经过休息、换装后，被护送回党中央。
5月下旬，国民党兰州集中营，要将所俘的西路军官兵押送到西安。当时被俘的西路军人员编为两队，一个叫士兵队，约有1200多人，一个叫军官队，约有130多人。由国民党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500多人押送。从兰州走了十多天，到了平凉又移交给敌四十三师派一个营押送。他们在平凉途中，看见不少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商人模样的人，来回奔跑在西（安）兰（州）公路上。当他们在路边小铺子小憩喝茶水时，这些人便推着自行车，车子后面绑着个提篮，向他们揽生意了：
“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吃吧，走路肚子饿得快，很便宜，一角钱十个。”
奇怪的是他们买锅盔时，你要一个他给两个，甚至还给三个呢。每当递给锅盔时，总是要使个眼色说：“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
他们让每个同志都买了锅盔，才愉快地推着车子走了。被俘的同志偷偷掰开锅盔一看，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这使他们高兴极了！这些被押送的西路军官兵，便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全部逃跑回到了援西军。陆陆续续逃回援西军的约有2000多人。这些回来的同志，大部分衣服褴褛。有的伤了腿的同志，靠两只手和一条腿爬回来，真是一路血水，千里眼泪啊。
援西军政治部在镇原县城设立了招待所，热情接待回来的同志。刘伯承等首长亲自去看望他们，回来一批看望一批，回来一个看望一个。刘伯承司令员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已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勇敢。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坚持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强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这番话，使大家感动得热泪纵横，好像失散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
回来的同志经过休整、换装后，开始学习中央有关政策、指示。根据刘伯承的指示，政治部还向归来的西路军同志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部还办了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效果都很好，使大家的觉悟有很大提高。
对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刘伯承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做出结论。除个别人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当时，红四军政委王宏坤去看望西路军回来的同志时，有的人提出要到四军去。王宏坤给援西军参谋长李达讲了，李达立即给拨去300人。
通过甄别、学习、重新分配工作，援西军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如红四军原来是四个大团（对外叫四个师），收编为两个师六个团，每个师辖三个团，每个团辖五个连（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取消营部，充实连队。这些同志后来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成为人民革命的功臣。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深入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增强了红军的团结；全面开展练兵活动，提高了战斗力，在政治思想、军事和物质方面为抗日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来镇原，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指导援西军进行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强调矛头只对准张国焘一人，最广泛地团结四方面军官兵，不搞扩大化。任弼时同志还亲自给援西军指战员做报告，到援西军随营学校视察工作。
刘伯承坚持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没有处分过什么人，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全援西军所属各军采取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党的代表大会，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进一步贯彻中央决定，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检查批判，重点批判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还批判了他一贯假借“肃反”排除异已、杀害党和红军的大批优秀干部的罪行。
7月12日，四军写了《四、五、六三个月四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总结反张国焘路线的经过，大体上反映了援西军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情况。《报告》中说：“四军在党中央绝对正确路线领导与援西军首长指导和直接帮助下，到达镇原之后，开始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
在经过了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反国焘路线斗争之后，四军接着于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比较具体地联系到四军本身实际问题，这样进一步检查了国焘路线的实质。到4月25日，又经过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更深刻、更彻底地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会议，团为单位党的活动分子会，支部大会，小组会议等的传达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在部队中不断地开展了一些具体的斗争（如反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农民意识、锦标主义等的斗争），把许多具体的错误观点意识联系国焘路线，进行了一些党的原则理论教育……。其进步表现在：（一）对国焘路线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二）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党中央与军委的威信提高了。（三）通过军事训练建立了正规化红军的基础。在批判清算国焘路线的基础上，刘伯承团结教育了原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为迎接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需要大量的粮食、草料和其他军用物资，除群众主动捐献和购买外，大部分摊派于地主、富农等富户。当时，镇原未进行土改，土地、粮食均集中于地富之家。正值抗日救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援西军利用邹介民为县长的国民党县、区政府去动员捐献。据援西军首长和一些老同志回忆，那时镇原县捐献粮食超过百万石（每石250公斤），还有款物、马匹等。援西军首长对捐献多的人，都进行了表彰奖励。6月，红四军在屯字镇戏院召开表彰大会，参加的有部队首长、干部战士、受奖者和群众超过万人。会上，首长和受奖者代表分别讲了话。陈再道军长给捐献多的富豪士绅张千、张天合、高云胜、李仲仁、田维番、李生奎、孟耀祖等人，奖励了亲笔题写的“民族先锋”，“爱国可亲”等横幅和软匾。镇原县至今有许多人还保存着这些奖品。据耿飚等老首长回忆，当时，援西军在镇原筹集的粮食等物资，除供给自身需要外，还给在延安的党中央支援了一部分。
援西军进驻镇原后，在县城内靠东门边修建了运动场，进行操练。各军都修建了运动场，进行练兵。屯字镇闫孟村的孟耀祖，经动员把他家的碉堡让出给红四军做军部，又将周围的40亩耕地让出做操练场。部队一天“三操两讲”，从基本功开始，射击、刺杀、投弹，除按照老式步兵操典及内务部条令执行外，还经常深夜紧急集合、急行军、夜行军，由随营学校的人员担任教官。女战士们唱新歌曲，开展文艺活动等。
援西军还采取开展体育运动的方式，进行练兵。全军开了一月时间的体育运动会，各军互相开展友谊比赛。还在县城与国民党县保安队进行了篮球对手赛。通过经常的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干部战士的身体素质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
8月1日，援西军直属队和随营学校、二十八军、骑兵团等，在县城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十周年，举行了阅兵典礼。
随后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镇接受改编。红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为师长的一二0师。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以及陕北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一二九师除留三八五旅一个团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警卫任务外，主力部队奉命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援西军主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在镇原留有“人民抗日红军援西军留守处”（后改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留守处）和一个加强营。这时形势开始逆转，双方的合作共事中不断出现不愉快和摩擦事件。
援西军在镇原驻防的半年时间中，虽然没有进行过雄伟壮观的激烈战斗，几个月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镇原从此成为巩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红军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印在镇原人民的心坎里，她和此前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镇原和西征红军播下的红色种子，在镇原人民中扎根、开花、结果，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镇原现代史册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为红军抗日救国战争准备了扎实的政治、思想和物质条件……在此期间，我党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刘伯承、张浩、李达、刘晓、宋任穷、陈再道、王宏坤、耿飚、刘志坚、肖克、周纯全、郭述申、唐延杰、伍晋南、罗炳辉、袁任远、郭鹏、张平化等红军将帅曾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工作过，他们使镇原大地生辉。
援西军在镇原的卓越功绩，永远不可磨灭，历史不会忘记，镇原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