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钱湖南宋石刻群
简介
东钱湖 四周青山环抱，原为天然湖。东钱湖南宋石刻群形态各异，列起阵来颇有兵马俑的气势，因而被誉为  石刻群“江南兵马俑”。
南宋皇陵名曰“攒宫”，营建较为草简，志在北归中原。由此，使东钱湖石刻群中的南宋墓道石刻遂成为我国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的墓道石刻遗存，填补了我国南宋时期美术史、文物考古史、雕刻艺术史的空白。它对于研究南宋汉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发展、墓葬制度、衣冠服饰、雕塑、工艺美术及民俗等都有独特的价值。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钱湖石刻群位于烟波浩瀚的鄞县东钱湖畔深林绿谷之中。已发现有多座墓葬，墓道石刻遍布，堪称石刻艺术大遗址。其中融古代哲学、美学、生态学等于一炉的石刻艺术精品，当推南宋时期“一门三相”的史氏望族墓道石刻群为最，它包括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墓道、宋太师越国公史诏墓道、宋太师齐国公史渐墓道、宋卫国忠献王史弥远墓道等。 这些墓道长50米至数百米不等，现存较为完整。其墓道选址运用堪舆学原理，依山临水，两旁按王公礼制，从下而上一般有神道坊、石笋、石鼓、石羊(石虎)、石马、武将、文相依次相对而立。石刻造型比例适度，线条流畅、精美传神；武将戴盔穿甲，双手握剑，威武肃穆；文相戴冠穿袍，双手执禀，沉静含蓄；石马披鞍系缉，昂首挺立；石虎蹲伏昂首，坚耳睁目。马鞍等处还饰有缠枝牡丹、海兽波涛等图案，表达美好意象，使石刻作品达到了写实风格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为考证史氏显赫家世和南宋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历史
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们历来相信灵魂的存在与不灭，因而对葬身之地特别的看重。墓地的精心挑选，陵墓的倾力打造和豪华奢侈陪葬自不待说，就连墓道往往也要摆放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石刻。兴平的汉代霍去病墓石刻、南京的六朝墓道石刻、陕西的唐陵、河南的北宋帝陵、包括最近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北京明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陵及先前确认的河北的清西陵和东陵，绵绵不绝地延续了二千多年，几乎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有它们的踪迹。然南宋时期的石刻却不多见，在已经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里，属南宋石刻的仅有杭州岳飞墓道和贵州遵义的杨粲墓道。据史书说，主要是因为南宋的帝王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收复北地，因此死后只在绍兴作了“厝葬”，王陵墓道相对简易。而东钱湖南宋石刻群的数量、规模、乃至规格都要远远超过以上两处，这就更显稀罕和珍贵。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国内外专家络绎前来考察，普遍认为东钱湖的南宋石刻群雕刻精湛，数量众多，地域集中，特色鲜明，堪称南宋时期墓道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特点
石刻群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文臣武将的石像了。他们特别高大。岳飞墓道的石刻高为2米，杨粲墓道的石刻高仅为1.5米，而他们高达3.5米，伟岸且挺拔，近处须仰视方可。文臣头戴峨冠，手捧朝笏，双目有神，长须飘逸，神情安泰，面容庄严，好像胸怀定邦安国的良策去紫禁城面见圣上，恭敬虔诚；又像刚从金銮殿迎领圣旨归来，踌躇满志。武将盔缨高翘，凤翅迎风，铠甲鳞鳞，勒帛紧扣，目光如炬，意气奋发。一个个膀粗腰圆，威风凛凛，像一支即将出征的威武之师。从细处看，文臣衣襟、袍带、束腰、袖边，刀法精湛，一丝不苟；武将长剑、甲胄、护腕、战靴，棱角分明，形态跃如。虽然经历了800多年的风雨侵蚀，依然给人以逼真的感觉。联想100多年前，当法国人罗丹以其雕塑《思想者》受到西方人的惊呼时，他们可曾想到，在遥远的东方古国，有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匠人，早就用他们精湛的雕刻技术为世人留下了一大批艺术珍品。 
与文臣武将相比，那些石马显得娇小，但雕刻工艺绝对上乘。马面的筋脉隐约可见，鼻唇微翕，似乎还在喘息；鬃毛分垂，丝丝纹络清晰可辨。马鞍更是美不胜收，上面雕满了各类花纹，有石榴、有仙桂；有海马跃浪，有鹿鹤同春，还有梅兰竹菊，不一而足。匠人们似乎要把所有的人间美景都镌刻其间。我凝视着这些惟妙惟肖、憨态可掬的石马，忽然滋生出淡淡的悲哀来；华丽而缺强悍，细腻而少豪情，温顺而失霸气，这样的马怎能叱咤风云、搏杀疆场呢？南宋本是个偏安一隅的朝廷，偏安而不思危，危在旦夕矣。历史就是这样演绎的。就在匠人们擎着刻刀精心打造这精美旷世的石马的同时，北方已然崛起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以马为基业，视马若生命。他们的马有着碎锦裂帛般的嘶叫，有着腾云驾雾般的驰骋，他们的马队被称为铁骑，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至今提起仍有人悚然。南宋就亡在他们的铁蹄之下。这是必然的。著名理学家朱熹曾说过，“见微而知著”，从这些石马身上已可见到南宋灭亡的端倪。
评价
在东钱湖边留下这些难得的历史瑰宝，主要功劳应归属当年居住在东钱湖边的史家先人。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代为相，在南宋拢共152年的历史里，史家为相达48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了这显赫的官位和权势，才有可能在墓道留下这众多在当时也属高规格的石刻群。然细想起来，却也使人感到沉重。南宋是个多灾多难的王朝，自宋钦宗靖康2年拱让中原迁都临安后，虽换来短暂喘息，却也一直内忧外患不断。我们所熟知的爱国诗人、词人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所处的年代基本与史家三代位居丞相的年代重合。
也就是说，就在诗人义愤填膺，为收复失地而声泪俱下地呐喊时，史家三代人却在钱湖边兴致盎然地构建奢华的陵墓和石刻，用家乡山上粉红色的梅园石雕刻了一件件华丽而精致的石像生。陆游“手枭叛贼清旧京”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献身精神；辛弃疾“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斗豪情，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命呼唤，竟不能影响和改变史家父子们将修建墓道进行到底的决心，更不消说普通百姓“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哀鸣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处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下，其心态和作为却有多么不同！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正因着这些不同，才构成了完整的历史，才留下这丰富多彩的遗产。800多年过去了，历史似乎并没有因为一些人的呐喊和一些人的漠然而改变其行进的轨迹，而是都把他们作为一种文化、一种遗产流传下来，并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这是一个奇特且让人深思的现象。 
回望谷地，渐显绰约。那里有文臣，那里有武将，那里有战马，那里有猛虎，但那里没有声音，那里是个寂静的世界。希图得到庇护的灵魂早已灰飞烟灭，只有善良和柔顺的羊们不倦地跪着。 [1]
构成
下水绿野南宋石刻群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
叶氏（1033—1118），慈溪人，19岁嫁配史简，25岁夫亡，生遗腹子史诏（史浩祖父）。叶氏性格刚强，立誓守节，后史诏以八行垂训被朝廷举荐，家门渐渐兴旺，子孙相继入朝，一举成为四明望族。享年86岁。叶氏墓初无石刻。南宋时后代增置墓道石刻，包括文臣、武将、站马、蹲虎、跪羊、石笋等各一对，并垒成小池于墓道西侧。在墓西南侧建无量寿庵供奉。1935年，史氏后裔余姚分支修太君墓，重竖墓碑一块，上书“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墓”，造“鸟鸣桥”，并立“昭兹来许”碑一方。造像、牌楼毁圮于“文化大革命”期间。1993年，史氏后裔集资捐修石阶、围墙，并从附近迁来南宋石刻虎、羊、笋等近十件。
清史在鼎《冀国夫人叶氏墓》：生前苦节耐时光，漠漠幽魂节更长。春露秋霜六百祀，墓旁犹觉姓名香。
越国公史诏墓道
史诏（1057——1129），字升之，冀国公史简之子，早立志，律身甚严而事母极孝。受业于四明名士楼郁，“遇大比，辄引避；……誓终身母子不相离。”“善居乡里。民有争斗，从先生求直，不复讼官。”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设“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八行取士，诏补太学上舍太守，史诏避官，奉母迁居东钱湖大田山而未应命。宣和年间（1119——1125）再诏不赴，宋徽宗书以旌之，赐号“八行高士”，后称“八行公”，并建“八行堂”纪念之。建炎四年（1130）卒，终年84岁。后追封越国公，危素撰墓志。史诏墓道石刻是其被追封为越国公后补设的，为南宋早期作品，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宋·史弥大《谒越国公墓》：满眼松楸护石茔，此来倍觉暗伤情。烟云深处眠翁仲，俎豆香时荐特牲。一寺迫回溪水曲，万山青向墓门横。杨花无限营春思，送我轻舟十里程。
官葬河头西岙石刻
今存石虎、石羊各1对，墓主不详。黄梅山—大慈寺南宋石刻群下庄齐国公史渐墓石刻
  　　史渐（1124——1195），字进翁，号东皋，史浩堂弟，史嵩之祖父。幼年丧父，由母王氏抚养成人。40岁入太学。生7子，5人中进士。祖以孙贵，累封赠至太师齐国公。葬于东钱湖上水下庄黄梅山南坡辨利寺后山（今下庄），太常博士叶适撰墓志。史渐墓前石刻建于南宋绍熙五年（1195）前后，墓道全长170余米，分三平台，前后两端各有牌坊1座，牌坊间列置石笋、石虎、石羊、石马、石武将、石文臣等各1对。
下庄中散大夫史涓墓道石刻
史涓（1120—1202），字泽翁，史浩弟。补承议郎，卒赠中散大夫。墓道现存石像生6尊，包括武将2尊，文臣2尊，石马1匹，石虎一只。
大慈山丞相史弥远墓道石刻
史弥远（1164——1233），字同叔，史浩第三子。淳熙六年(1179)入官，十四年举进士。累官至丞相。绍定七年(1234)卒，归葬于母葬地大慈山，追封卫王，理宗御书神道碑额“公忠翊运定策元勋之碑”。史弥远墓及墓道构筑于南宋绍定六年（1233）前后，规模极为宏大，原长200余米，享殿前后各一组石像生。尽毁。墓道左首大慈寺，创建于六朝，绍兴二十年（1150）重建，史弥远请为功德寺，时有僧人千余。南宋时，五位日本高僧得道于此，回国传法在日本建了大慈寺两座，尊东钱湖大慈寺为祖庭。
明·屠隆《史弥远墓》：霜落苍藤老树枯，眼看巨石压重湖。墓前只有山僧住，黄叶青灯照野狐。
清董沛《史弥远墓》：丞相墓前野草枯，御题碑碣半模糊。不知此地牛眠老，胜似天童岭上无？
慈溪西龙首山石刻
今存完整石文臣1件，墓道有石笋残件，墓主不详。
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
史浩入相，宋孝宗诏赐家庙，祀及五世。后罢政回到东钱湖，淳熙十五年（1188），因慨念始祖暨高祖俱无坟墓，于是卜地东钱湖下水之原，营造五穴，俱为衣冠葬。这是史氏家族最早卜葬东钱湖畔的记载。宝华寺在大慈寺边上，与大慈寺同为史弥远功德寺。墓道依山势而筑，有石羊、石虎、石马、文臣、武将各1对，皆以太湖石雕琢，半数已残。墓前后有石牌坊构件数堆，残件特征与史弥远墓道石牌坊相似，是研究宋《营造法式》的重要实物。横街—韩岭南宋石刻群横街采坑丞相史浩墓道石刻
史浩（1106——1194），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官三朝，为政一生。绍兴五年（1194），卒于里第（生平详见上编）。嘉泰元年（1201）树碑，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敕封魏王、越国公。墓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存文臣、武将、石马各1对。
横街七坑墓道石刻
墓主不详。今存文臣、武将、石马、石虎各1对，一文臣头部残。
横街金夹岙史宇之墓道石刻
史宇之（1216—1293），字子发，史弥远幼子，绍定六年（133）赐进士出身，累官至兵部尚书、观文殿学士、正奉大夫。有政声。墓道今存文臣、武将、石虎各1对。
横街吉祥安乐山史师仲墓道石刻
史师仲（1082——1124），字希道，史浩之父。累赠太师越国公。墓道基本被破坏，但出土墓志铭一方，铭文为“史氏祖茔，宋累赠太师越国公希道夫君、累赠越国夫人洪太君墓”。
横街采坑史守之墓道石刻
史守之（1166——1224），字子仁，史弥大之子。从杨简、袁燮游学，非其叔史弥远之作为，中年避势远嫌，退居月湖，闭门讲学，弥远畏之。以朝奉大夫致仕。为宁波一大藏书家。墓道有石文臣、石武将、石虎、石马、石羊，雕刻有神采。
横街吉祥安乐山零星石刻遗存
横街吉祥安乐山有水孔潭、石马弄、燕子窝和采坑四组石刻，均为旧墓道破坏后的散件遗存。体量、风格均相似，为梅园石质。
韩岭茅岭史若湛墓道石刻
史若湛（生卒年不详），字纯翁，史渐兄，以子补入太学恩封修职郎。今存石虎、石羊各1对。东吴南宋石刻群宝华山兵部尚书史弥坚墓道石刻
史弥坚（1166—1232）字固叔，史浩幼子，为慈湖学派领袖杨简高足。进士出身，累官至直奉大夫兵部尚书。卒赠资政殿大学士。墓道长30米，宽4米，今存石文臣、石武将、石马各1对，石羊1只和两座牌坊残件。
明·王应鹏《史弥坚墓》：丞相丰功在史臣，至今人重玉堂亲。我来细剔残碑藓，拱木阴阴鸟自春。
古野岙司封郎中史弥巩墓道石刻
史弥巩（1171—1250），字南叔，史渐次子。嘉定十年（1217）进士。官各地均有政声。召为司封郎中。且避侄史嵩之入相，引嫌乞辞，以直华文阁知婺州。墓毁，今存石虎1对。
世忠寺史榘卿墓道石刻
史榘卿（生卒年不详），字景义，史宾之之子，历官承务郎、温州永嘉县尹。宝幢南宋石刻群宝幢省岙郑国公史弥忠墓道石刻
史弥忠（1161—1244），字良叔，史渐长子，史嵩之父。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知庐陵、守吉州、提举福建盐茶，有政声。卒赠少师，封郑国公。墓道现存文臣、武将各1对，石马3匹，石羊1只。
育王楼通奉大夫史宾之墓道石刻
史宾之（生卒年不详），字子西，史弥坚三子。累官至中奉大夫、荆湖北道转运使，墓毁，有石文臣、石武将、石马、石虎、石羊各1对，已迁至育王楼宾馆内。福泉山南宋石刻群福泉山墓道石刻
墓主无考，传系史弥远后裔。有石文臣、石武将、石虎、石马、石羊各1对，其中1文臣残。雕刻精致，为东钱湖南宋石刻代表作品。
茶场石刻
从福泉山各地搬迁而来，有石羊、石鼓凳、柱础、马槽各1对。
忠应庙石刻
系从福泉山搬迁而来，墓主无考。有石虎、石羊各4只，其中2石虎、石羊的底座呈太湖石状，推断为同出一墓道。高钱—青山南宋石刻群高钱青雷山余天任墓前石刻
余天任（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嘉熙时宰相余天锡之弟，本昌国（今舟山定海）人，因祖父余涤教授史浩子孙，遂家于鄞。官临安尹兼户部侍郎，累官至刑部尚书。墓毁，今存石文臣、石武将、石虎、石马、石羊各1对。
高钱前夹岙石刻
有石文臣1个，墓主不详。
青山岙高闶墓前石刻
高闶（生卒年不详），字抑崇，宋鄞县人。绍兴元年（1131）进士，赐三品服除礼部侍郎，因直言秦桧被罢官。卒赠少师。墓道今存石文臣1对，石虎、石羊各1只。
尊教寺后山史岩之墓道石刻
史岩之（1193——1270），史弥忠三子，史嵩之弟。嘉定十年（1217）进士。仕至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孝母，凿东钱湖霞屿“补陀洞天”石窟，供母亲礼佛。墓道今存石文臣、石武将各1对，石羊1只。
宝陀洞天石刻
淳熙五年（1178）史浩建月波寺、月波楼，筑宝陀洞天石窟于月波山下。其址今在东海舰队司令部内。霞屿南宋石刻群补陀洞天石刻
补陀洞天石窟位于东钱湖霞屿岛上，相传为南宋大学士史岩之为供其母进香所开凿，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洞室全长41.1米，高2.8米，宽3米。内供奉观音等塑像，其工程浩大，雕像刻凿精美，为南宋明州石雕艺术之佳作。所居的霞屿岛东依福泉崇山峻岭，山岚终年郁积，湖面水雾澹澹，有岛锁岚雾，景凝云霭之感，素有“霞屿锁岚”美誉，为“钱湖十景”之一。环湖散布的南宋石刻群上水排祭岭岭脚石刻
有石文臣、石武将、石马各1对，体量、风格接近史诏墓道石刻。
上水姑野岙石刻
有石文臣、石武将、石马各1对，石翁仲头部残。
横溪大岙丞相郑清之墓道石刻
郑清之（1176—1251），字德源。累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生平详见上编）。其墓道今存石马2匹，残剩马头，长1米；妇人启门石刻1件。
洋山村石刻
有石武将2件，其1残；石羊1头。系从他处搬迁来，墓主不详。
仇悆墓前石刻
仇悆（生卒年不详），字泰然，宋益都人，大观（1107——1110）进士，累官至左朝议大夫、宝文阁学士，曾两知明州（今宁波），兼制置使，卒葬东钱湖畔。车厩史嵩之墓道石刻史嵩之墓在距东钱湖30公里的车厩（今属余姚河姆渡镇），但东钱湖畔有史嵩之故宅，今存宅前石桥一座。史嵩之（1189——1257），字子由，庆元府鄞县人，东钱湖史氏的第五代传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历官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刑部侍郎、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淳祐二年（1242），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封永国公。四年，遭父丧归家。宝祐五年（1257）卒，赠少师、进封鲁国公。葬于慈溪石台乡（今属余姚市河姆渡镇车厩），守墓的史氏后裔在那里已形成村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