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襄阳万山
名字由来
襄阳城得名的三种说法
1、一般人认为，汉水经过襄阳这一段，名叫“襄河”（流传在天门仙桃一带的小调《玉娥郎》有唱襄河的内容，就名叫《襄河谣》）。山南水北为“阳”，襄阳城在汉水即“襄河”以北，应名为“襄阴”，为何叫襄阳？
2、《荆州记》说“驾山而下谓之‘襄’”，襄阳城南岘山北麓的十里小河因而名叫“襄水”，襄阳城因此而得名。东汉应劭也这样解释说：襄阳“城在襄水之阳”。
2、《荆州记》说“驾山而下谓之‘襄’”，襄阳城南岘山北麓的十里小河因而名叫“襄水”，襄阳城因此而得名。东汉应劭也这样解释说：襄阳“城在襄水之阳”。
3、襄阳城的得名可能与牛郎织女在天河的浪漫神话传说有关。汉水和天河在先秦的口中都叫“汉”，在他们的心目中，汉水和天汉是一回事。西汉毛苌《诗传》就说：“汉，天河也。”刘邦被项羽封在汉中，心中老大不满，萧何劝刘邦说：“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大王王汉，抚其民，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襄阳段汉江基本是东西走向，让襄城区与樊城区隔江相望。这一段汉江的走势与天上的牛郎织女段天河十分类似。“牛郎、织女”的名称，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为《诗经.小雅. 大东》。襄阳和襄河的“襄”字，与《诗经.小雅.大东》中的“虽则七襄”同用一个“襄”字，可能有内在联系。
基本介绍
一座充满神秘浪漫的山；一座泌着文化幽香的山；一座与古城襄阳历史同步，相映生辉，相互媲美的山。追溯历史与文化，它当属早在春秋时期就以“神女弄珠”而闻名华夏。据襄阳学院魏平柱教授考证，弄珠的汉江二女神，可上溯到公元前977年陪周昭王南巡，乘“胶胶之船”过汉江时，“夹拥王身，同溺而亡”的延娟、延娱二位侍女，距今已近3000年了，比隆中因诸葛亮隐居而成名早1860多年，比岘山等城南诸山亦出名早1240多年，比鹿门山出名也应早1080多年。围绕万山0.5公里以内还有解佩渚、羊石庙、柳子关、万山潭、老龙堤等诸多文化遗址，可谓一步一故事，满山皆文化。
自然名山
在荆山山脉大家族中，万山并非常高耸入云，海拔不过150米，但万山绝壁临江，山水相依，雄奇俊秀，自然天成。
首先，从“混沌初开，乾坤始奠”始，即与南邻的柳子山（又名顺安山）比肩雄立，如两员威风凛凛的虎将，铜墙铁壁般远远地护卫着古城襄阳，历朝历代守襄阳者，均在两山之间设有“柳子关”，凡取襄阳者必先取柳子关与万山，方可到达襄阳以西走廊，直抵襄阳。因此，万山自古以来就是关隘要塞，为古战场和兵家必争之地。
其二，万山与南邻柳子山一脉相承，恰似“龙头”，由南向北，飞驰汉江边，屹立江渚上，其山的北端绝壁临江，奇峭挺拔，与壁下“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的碧绿江水“零距离”接吻，自然天成为“青山绿水”胜景。宋代诗人苏轼在《万山》诗中写道：“西行度连山，北出临汉水。汉水蹙成潭，旋转山之趾。……月炯转山曲，山上见洲尾。绿水带平沙，盘盘如抱珥。”襄阳籍田园诗人孟浩然曾坐于万山边的磐石上钓鱼，怡然自得地咏出了“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的千古名句。这在古城襄阳的诸山中仅此一峰，独具风韵。
其三，万山壁立江边，拔江而起，高耸兀立，悬崖磷峋。伫立崖边向北眺望，天宽地阔，大气磅薄。远看，大江浩荡东去，渔帆点点；近处，无垠沙洲如茵，绿意盎然；俯视壁下，绿波荡漾东流，江碧峰青。孟浩然登万山写有一首非常著名的《秋登万山寄张五》（张五，字子容，时隐居在岘山近旁的白鹤山）的诗：“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洒来，共醉重阳节。”盛唐时期孟浩然登万山，居高临下，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清幽淡雅的水墨画，在文明发展到当代的今天，登临万山之颠，屹立绝壁江边，当属居高鸟瞰襄、樊二城美景，观赏汉江飘逸风姿的最佳位置，令城南诸山汗颜莫及。
其四，万山清秀飘逸，美如秀女。其主峰悠然引颈高耸如秀女之首，自主峰以下面向汉江，分别向东北和西北逶迤徐下至汉江边，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活脱出一个坐姿秀女的两只手，戏玩江水；又如仰卧秀女，头枕柳子山，脚蹬汉江水，尽情享受这自然之美。且万山面积达1500余亩，森林茂密，植被丰厚，“美女说”自古有之。曾巩在《万山》诗中说：“万山临汉皋，峰岭颇秀发”。万山临近汉皋台（现安定医院以南台地），万山主峰的树林如少女的秀发一样舒展美丽。并说：“飘渺出烟云，清明动毛发。留连到归时，长见西林月。”万山飘渺氤氲如烟云一般，满山的树林，颇如少女的秀发，随风拂动，令人留连望返，及至归去时，已是月挂树梢的时分。
万山是上苍着意降临在汉江边上的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万山是大自然馈赠给襄阳人民的一件丰厚无比的厚礼，让在襄阳这块大地上繁衍生存的世世代代子民尽情享受这自然之美。
神话名山
自然天成的名山秀水，自然是仙境。　自然仙境，自然是神的故乡，孕育出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万山因而是一座神话名山，最著名的有以下三则：“神女弄珠”  襄阳神女弄珠“神女弄珠”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而又最为迷人的浪漫情爱故事。据《南都赋》注引《韩诗内传》载：春秋时，多情的郑大夫“郑交甫将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神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他不知二女是汉江女神，便上前挑逗说：“愿请子之佩。”二女含笑不语，解下佩珠相赠。郑交甫喜不自禁，以为得到了定情信物，接过宝珠，藏于怀中。行约数十步，回望二女，杳无踪迹，伸手探怀，已失佩珠，方悟遇到了汉水女神，不禁怅然。又据明万历《府志》载：“万山之西有曲隈，为解佩渚，乃郑交甫遇神女处。”
汉江二女神何许人也？其最早见诸于《诗经?汉广》诗中：“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一句，后被汉朝刘向收入《列仙传》。据《帝王世纪》载，周昭王伐楚，返济汉，楚人献胶胶之船，船之中流胶解而溺昭王，他的两位侍女延娟、延娱“夹拥王身，同溺于水”，化为神女。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二女无辜而死，深得荆楚人民的同情，“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及至“数十年间，人于汉江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对此二女，“汉江之人，立祀于江湄”，“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祀间“（见晋?王嘉《拾遗记》）。据载，延娟、延娱是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其与周昭王溺汉水而亡的时间，据最新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当在公元前977年，流传至今，已近3000年（2983年）了。
由于“神女弄珠”与“汉江女神”的神话故事等发生在万山，且涉及到人神之爱，因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著名的浪漫风景，引来历代文人学士游览踏访，留连歌咏，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成为中国文化乃至华夏文化史上最为瑰丽的一页。就手边积累的诗词而言，仅唐代就有李百药、李白、杜甫、孟浩然，张子容，陆龟蒙等30多位诗人，或亲临游览歌咏，或互趋唱和，尽展了他们的才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刘表之子刘琮降曹，曹操不战而得襄阳，军威大振，意气风发，在汉水之滨大宴群僚，庆祝胜利，随军南下的建安才子杨修，徐干、阮瑀、陈琳、应玚，以及刚刚归顺曹操的王粲共六人，都以汉江女神为题材，写下了同题作品《神女赋》。其王粲在万山卜居十五年，对郑交甫遇汉江女神的故事较其他才子体会更深，把握更精，因此对汉水女神的描写可谓更加传神，达到极致。《诗》曰：“体纤弱而才足，肤柔曼以丰盈。发似玄鉴，鬓类刻成。戴金羽之首饰，珥昭夜之珠珰。袭罗绮之曳衣，黼缛绣之华裳。错缤纷以杂 ，佩熠 焜而煌”。先从体、肤、发、鬓方面刻画神女的风彩，生动地描摹了神女的鲜明生动形象。王莽追刘秀王莽追刘秀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尽人皆知，自古以来，民间传说此故事就发生在万山。
相传西汉末期，天下大乱，豪强割据，当时最大的两个军阀——王莽与刘秀争天下，其间，刘秀在今陕西一带兵败王莽，顺汉江落荒东逃，意欲回故乡枣阳休养生息，再图兴兵。王莽则拥兵紧追，意欲将刘秀赶尽诛绝，独霸天下。一日，王莽追兵至襄阳以西诸山时，正是午夜时分，兵马劳顿，便命部下宿于千山，待天亮后再行追赶。刘秀亦兵困马疲，见王莽兵马歇息，加之已到家门口，心也放下许多，便小憩万山。为了阻止王莽继续追赶，刘秀便心生一计，一面命万山土地神施放大雾，将万山、千山和汉江沿岸置于大雾之中；一面摇身一变为一清早上山砍柴的樵夫，故意在离王莽不远处弯腰砍樵。此时，天已放亮，王莽见远处有一樵夫，便命军士将樵夫抓来问道：“此山为何地？”樵夫答曰：“这座山叫千山。”王莽用手指着东边万山方向又问：“前边的山叫什么山？”樵夫答道：“前边的山叫万山。”并煞有介事地说：“啊！大王莫不是追前天晚上从这里经过的那伙兵马吧！他们现在可能就住在万山。”王莽闻之，举目向万山方向看去，只见万山方向大雾弥漫，万山若隐若现，十分遥远，又听樵夫如是说，心想：我追了这么多天才到千山，刘秀却在万山，这千山到万山还有多远啊，看来是追不上了。于是放弃了再追赶刘秀的念头，使刘秀躲过了一劫，从而成就了光武帝刘秀的霸业，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政权。
此故事将一代皇帝美化为神仙，褒扬了他的帝王之气和王者智慧，同时也使万山成为华夏帝王兴盛史上的圣山。“三义石”在万山主峰巍然屹立着三块巨古，民间传说为“三义石”，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个结义兄弟的化身。
东汉后期，曹操篡权，在许都（今河南许昌）“挟天子而令诸候”。汉献帝（公元199——220年在位）仅是“守位而已”。自诩为“帝室之胄”，是“中山靖王”刘胜（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之后，胸怀“匡扶汉室”鸿鹄大志的刘备接受徐庶“宜枉驾顾之”的建议，于汉献帝建安12年（公元207年冬）亲率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二人，去拜访隐居隆中的诸葛亮。万山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从襄阳西去隆中的必经之地。其时，刘备、关羽、张飞曾“三顾茅庐”（诸葛亮在隆中的故居），前两次均未见到诸葛亮 ，怅然而归。转来时本应从万山以南的柳子关回襄阳，但刘备思贤若渴，一步一回首地思念诸葛亮，行至柳子关前，竟不愿过关，急切忘情地跳下坐骑，带着关羽、张飞登上万山主峰，希望奇迹出现，能够在万山山顶的高处看到诸葛亮的身影。到达山顶后，关羽、张飞坐于山顶歇息，刘备则立于山顶，面向隆中方向，虔诚地远远向西眺望隆中山。由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两次均分别在各自的同一位置或立或坐，其身影便幻化为三块巨石，其中一块为站姿，头身分明，酷似人形，面向隆中方向而立，显然是刘备的轮廓；两块为坐姿，无疑是关羽、张飞歇息的身躯。这就是民间传说的著名的“三义石”。
民间还传说，刘备、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两次在万山山顶向西眺望隆中山和诸葛亮，以致于幻化为三块巨石的诚心，冥冥之中感动了诸葛亮，于是才有了第三次真正见到了诸葛亮，才有了“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隆中对》。如今，形象逼真，威武凝重的“三义石”已在万山之巅虔诚地屹立了1780多年，它不仅是刘、关、张三人对诸葛亮求贤若渴，一片诚心的见证，而且是上苍安排由东汉一统到“三国鼎立”的最初源头。
人文名山
万山文化底蕴丰厚，古迹众多，俯拾即是，令人景仰，在这里既可享受万山绚丽灿烂的文化积淀，又可领略万山诸多风景名胜各具风姿的自然景观。王粲故居和王粲井万山因有王粲故居、王粲井而传名。王粲，字仲宣，祖籍山东，几乎与山东老乡诸葛亮同时来到襄阳，投靠时任荆州刺史的同乡刘表，未被重用，于是隐居万山达15年之久。后归曹操，拜为丞相掾，赐爵关内候，随曹氏入朝，直做到侍中。他写的《登楼赋》千古传颂，名显天下，因之被后人公认为“建安七子之冠冕”。后人亦将王粲和曹植相提并论，合称“曹王”。著有《王侍中集》。人以文名，山以人传，万山因有王粲旧居；自然会引来文人墨客凭吊。他们写诗作赋，更增添了万山的文化底蕴。
关于他在万山的故居和水井，现已无遗迹可考，其位置大约在山之东麓汉江边则是确定无疑的。考据万山之巅，在万山主峰向西北延伸至崖嘴鞍部东侧约30米处，确有一古井。据附近农民称，古井早已封死，现遗址为深约3米、地表直径5米的“Ⅴ”形土坑。坑底斜卧一块长约2米、宽约1.3米、厚约15公分的半月形乳白色井口石，内口圆泽光滑，尚有从井中提水时绳索长年累月勒磨的沟痕。其毁夷至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圯坠说。据明万历年间府志载：“万山北际河，水下有仲宣楼”，表明王粲故居在明代已圯毁，坠于水中。二是毁废说。据襄阳知名散文作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席星荃先生《才子名山两堪怜》一文说：“据记载，王粲当年的茅庐大约在山之东麓，这里如今是厂房一片……”，言下之意即王粲故居的毁废并非一朝一代所为，及至“如今（已）是厂房一片。”这从唐宋以来史书记载和诗词歌赋只有石井而无故居得到印证。早在宋代，《元丰类稿》收录的《魏侍中王粲石井阑记》就说，唐上元三年（公元674年），节度使将来 把石井阑（保护石井的围栏）移至襄州刺史官舍保管。太子舍人甄济亦写有《石井栏记》。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于 任襄州刺史，又为之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节度使卢钧又写有《石井栏记》。唐代诗人杜甫在《回棹诗》中明确地说：“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这些史杰和诗词，均只记载了王粲井保存依然完好，但字未提其故居。访问附近老农，有说30多年前在万山东麓山脚下尚存一古井。从我国居住传统来讲，水井定然在房舍近旁，不可能距房舍太远。因此，王粲故居当在现万山东麓山脚下的原陶瓷厂区一带，其毁废说亦在理中。至于明万历府志对王粲故居的“圯坠说”，距王粲卜居万山的东汉未期（建安时期）已达1360多年，其记载许是传说而已，未必可信。解佩渚“解佩渚”是郑交甫在万山以西向汉江二女神索要佩珠之处。按明万历《府志》“万山之西有曲隈，为解佩渚”的记述（查词书：“隈，山、水等弯曲的地方。”“渚，水中间的小块陆地），结合《韩诗内传》所作的郑交甫行至汉皋台下“乃遇二女神”的记载，考据万山以西地形，汉皋台乃千山以东山脊台地，台地山势向东缓延下降至现贾洲6组农户住宅处，正好为山脚弯曲之地，亦为汉水故道弯曲处。以“万山之西有曲隈，为解佩渚”的角度看，万山山脚自西北汉水边向西南延伸，与汉皋台向东缓延下降至山脚之间，正好形成夹角地带。因汉水故道在此夹角地带弯曲绕行，此夹角地带当为“渚”处。此位置正好是《韩诗内传》所指“汉皋台下”与明万历《府志》所指“曲隈”和“渚”的交会点。实地位置应为现“湖北中大制药厂”院内，古时这里为水中间的一个小岛，及至十几年前这里尚存有一小土丘，应是郑交甫遇神女的“解佩渚”的准确位置。闲暇到此观察暇想，古时这里可谓曲隈如画廊，绿水映洲渚，水随山绕，岛浮水中，江上远帆，山上青松，应是万山以西风景绝佳，最具魅力的去处，亦是汉江女神朝暮游览，溜涟忘返的仙境。加之郑交甫在此与汉江二女神邂逅艳遇，成就了人神之爱的浪漫一页，确立了“解佩渚”在中国文化史上男女情爱的独特地位。万山潭万山潭是万山北麓江边的一处胜景。站在万山主峰向北看去，万山北麓分别向东北和西北蜿蜒徐下，至汉江边突出两堵绝壁，中间形成一个不足百米的“凹”字，凹口下即为深潭。如今汉江支流仍流经潭边，潭的轮廓依稀尚存。但遗憾的是深潭早已淤平，被填为便道，植上意扬。但古时这里却是潭水清澄，游人如织的地方。孟浩然曾坐在潭边的磐石上，一边悠闲地钓鱼，一边欣赏万山美景，并有感而发咏出了《万山潭》诗一首：“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杜预碑山清水秀的万山不仅是无数文人学士钟情之山；不仅是神女皇帝（刘秀、刘备）神往之山；而且还有很多武士将军也心驰万山。晋朝镇南大将军、荆襄大都督杜预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杜预何许人也？据《晋书?羊祜传》载，西晋泰始5年（公元269年），镇南大将军羊祜（都督荆州军政事务，出镇襄阳），胸怀统一江南孙吴政权壮志未酬，竟暴病卧床，临死前向前来看望他的晋朝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死谏”，举荐右将军杜预接替他的职务。羊祜死后，武帝司马炎即挥泪顿拜杜预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襄军政事务。杜预按任后，不负前任羊祜力荐和武帝司马炎信任，督军团练，政绩卓著，仅用两年时间即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会诸将代吴，灭之”（《通鉴》语），实现了“三分归一统”的千古大业。这在《三国演义》最后一回第120回中，罗贯中以“荐杜预老将（指羊祜）献计策，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全章节记述了这一中国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历史史实。西晋时襄阳百姓曾在岘山建有一“杜预祠”，以示纪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西晋开国元勋、功盖华夏的一代名将杜预，对万山也独具衷情，经常率众登临万山，春游观山水，饮酒赋诗篇，最后竟痴迷到怀着对万山的无限敬畏，在万山东麓江边立了一块“杜预碑”。应当给大家介绍的是，这块碑不是一般的墓碑、记事碑，而是一块对万山歌颂咏赞的文化碑。据史料载，杜预在这块碑上，借山喻人，借水喻世，纵情抒发了他对文学、思想、哲学的感悟，即情挥洒了他对人生、宇宙、山水的感叹，表达人生有尽，而山水宇宙无穷，江山轮回，仓海桑田，高山为谷，海底为山，立碑警晓后代，务求超凡脱俗，敬为山水。其胸怀是何等的浩瀚、宽广、大气。后人评价他的这块碑比苏轼的《赤壁赋》意义还大，更有价值。因为苏轼的《赤壁赋》仅仅是纪述了曹、吴赤壁之战的史实，而杜预碑则表达的是对宇宙、自然、人生、包括对文学、思想、哲学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文化圈里极为著名。但遗憾的是史料上对这块杜预碑的碑文无完整记载，且在数百年后圯塌于万山潭东侧不远处的汉水中。据《南雍州记》（公元389年东晋武帝始至公元554年梁元帝止的165年间，襄阳侨置雍州）记载，每逢天气晴朗的日子，渔夫樵子常能看到万山潭底的杜碑。唐代诗人杜甫在《回棹诗》中说：“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他以和杜预为同宗的口吻，说杜预碑圯于江底不是杜氏之过，亦赞扬了王粲井依然保存在万山之巅。宋代诗人曾巩在《万山》诗中也说：“解佩盖已幽，沉碑终自伐”，一方面以神女“解佩授珠”的浪漫神话赞扬了万山的古老悠久和美丽，同时对杜碑随着山体圯塌自沉江底表示了无限惋惜。明代诗人曹璘在《春日登万山怀古》诗中也说：“湘妃解佩名空在，杜预沉碑绩已阑，”肯定了杜预碑沉于万山北麓江底的事实。我想，假如清理汉江古河道，打捞出杜预碑，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我们襄阳也将在中华大地上更为出名。老龙庙与老龙堤据明朝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襄阳郡志》载：“老龙庙在城西北10里，创自前代，明洪武甲寅（公元1347年）重修。”还说“老龙堤在县西，临汉江西河套，西抵万山计十一里，上有老龙庙，故名。”从这一记载中关于老龙庙与老龙堤的位置关系看，老龙庙在“城西十里”，而老龙堤“西抵万山计十一里”，即龙头堤直抵万山东麓脚下，距襄阳有十一里，而老龙庙未在万山脚下，在距襄阳仅十里，亦即离万山东麓脚下有一里的位置。因此，老龙庙与万山顶上古老须弥寺，而幽兰寺，再保提寺不是一回事，它是专为护佑汉江大堤而“创自前代”的。明末清初倒塌。
关于老龙庙与老龙堤，万山附近有一民间故事，说万山是汉江襄阳段的龙头，巍然屹立于襄阳以西的汉江上游。在建老龙庙前，汉江年年洪水泛滥，即使从“三国时胡烈为襄阳太守，筑堤以抗水”（《襄阳府志》语），“宋元以降，守襄者莫不以堤为安务”，但由于万山这个龙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洪水肆虐更甚，所筑之堤也“累筑累圯。”后襄阳地方官悟出要治江水必先尊万山龙头，于是在万山脚下的汉江堤首始建老龙庙，并称沿江大堤为老龙堤。自此后，万山龙头甚为高兴，欣然以力约束汉水，方使沿江大堤固若金汤，老龙堤外汉江温顺东流，碧波浩渺；老龙堤内一片葱绿，歌舞升平。”
上述故事自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凝聚着自古以来襄阳人民对万山的敬畏和崇拜。这也是历代文人到襄阳必游万山的原因之一。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和诗人为之赞颂。写下了许多《大堤曲》。南朝乐府曲《襄阳乐》其中《大堤曲》咏：“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儿女，花艳惊郎目，”据说是刘宋肖纲（即南朝梁代简文帝，公元550年至552年在位）所作，在宋梁之际是歌舞，有乐曲伴奏。刘禹锡在游老龙堤时，竞一气咏出《堤上行三首》，其中第三首曰：“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顾客，轲峨大 落帆来”。李白也写过多首《大堤曲》，其中一首咏叹：“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窗碧峰满，拂镜沧江流。”孟浩然写道：“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柳子关据附近老农说，在万山与柳子山之间，原有一个无名小山凸（现襄隆景观大道在岗梁制高点的位置，万山砖瓦厂用土挖平后，辟为公路），秦巴古道即是从此无名小山凸以南与柳子山之间穿过，是东进古城襄阳的关隘咽喉，故名柳子关。
考据现地理现状，现襄隆景观大道在岗梁制高点以西的公路并非原秦巴古道，而是正好建于古汉水“曲隈”和故道之上，这只是解放以后和近十几年来公路几度改建的事情。真正的古时秦巴古道路线遗迹尚存，它由西向东穿行于现襄隆景观大道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上，经现职业技术学院办公楼，到原襄阳县陶瓷厂，再爬上万山与柳子山之间的无名小山凸以南，到达柳子关，其柳子关的准确位置应在今航宇公司（原名宏伟厂）大门位置。古时的柳子关并不象今天这样无关隘之险，舒缓坦朗。据地方史记载，柳子关一带原本是榛莽苍苍，陡险蔽野，常有虎狼出没。明朝诗人曹璘在《春日登万山怀古》诗中说万山“南向孤城临汉水，西来大路枕秦关。”在这里，“秦关”即指柳子关，说的是站在万山居高远望，万山东南面向古城襄阳，北临滔滔汉水；自西而来的秦巴古道悠然高枕着柳子关。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柳子关比自西而来的秦巴古道经过的崇山峻岭要高得多，足见那时的柳子关是何等的壮观、挺拔与高耸；而登上柳子关向东看去，则是居高邻下，至古城襄阳十里旷野，一马平川，更加彰显了柳子关的雄奇、险峻与巍峨。苏轼有诗赞曰：“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登高忽惆怅，千哉意有偶。所忧谁复知，嗟我生苦后。团团山上桧，岁岁阅榆柳。”
万山及其周边的景点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汉皋台、羊石庙、太山庙、霸王剑顶……等等，需要我们致力采写和整理。万山是一部读不完、阅不尽的历史文化丛书；万山是一座挖不完、掘不尽的神秘文化宝库；万山是一方写不完、绘不尽的自然风景画廊。它是襄阳人民的自豪，襄阳大地的骄傲，襄阳未来的享受。
文化名山
万山文化底蕴丰厚，古迹众多，俯拾即是，令人景仰，在这里既可享受万山绚丽灿烂的文化积淀，又可领略万山诸多风景名胜各具风姿的自然景观。万山与“穿天节”节日承载的是深厚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它包两层含义，一是指纪念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二是指导传统的庆祝或祭祀的日子，如中秋节、清明节等。而在古襄阳万山则曾产生过一个全民参与的盛大的纪念日（类似于现在的“三八”妇女节），史料载这是郑交甫偶遇汉江女神并与之传情的纪念日。
据宋代庄季裕《鸡肋篇》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孙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这段记载不仅介绍了节日的由来，具体是何日，还记载了当时人们欢度节日的盛况，特别是妇女们在这一天，自寻汉江滩有孔小白石，以彩线穿珠悬插于头上，希冀多子多福的扑素而美好的愿望，从中我们可以窥测当年万山花枝招展，美妇如云，万山以下江面舟帆竟发，欢歌荡漾的节日景象。
此节日渊源于延娟、延娱二神女“夹拥王身（周昭王），同溺于水”之后，襄阳百姓对二女深表同情，“视若殒生”，“汉江之人，立祀于江湄”，“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祀间”的故事，且将每年正月二十一日作为二神女与交甫邂逅之日定为“穿天节”，反映了当时妇女们希冀二神女幸福美满的美好祈祷，和对自身美满爱情追求的行为取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可否作这样的推测，延娟、延娱二神为何在万山以西“解佩渚”驻足游览？也许在3000年时，她们就是从这里与周昭王一起乘“胶胶之船”入汉江，并在不远处溺水而亡；也许这里就是那时“汉江之人，立祀于江湄”，“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祀间”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一具有襄阳地方文化色彩的“穿天节”随着岁月的磨砺而湮灭。如能恢复象至今仍在我们楚地流行的“端午节”，和在闵逝一带自然延续的“龙舟节”一样，那将使我们襄阳文化绽放出新的异彩，令国人艳羡和着迷。解佩渚与弄珠亭似此风景绝佳，神女流涟之渚，当属“万山第一名胜”，自然建有亭阁之类建筑。但什么时间所建，无考。然在北宋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时，这里曾建有“弄珠亭”是有据可查的。北宋时期苏东坡的表兄、著名画家和诗人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在游弄珠亭时，曾赋诗三首，其一为《弄珠亭春日闲望》：“弄珠亭上客，来想弄珠人。野草迷晴岸，垂柳暗绕津。天涯羁旅地，村落寂寥春。何处然叟，扁舟下钓纶”。诗人在一个晴朗的春日傍晚，来到弄珠亭，不禁想起“神女汉皋之曲”的故事，但见一派春色，野草青青，浓密的垂柳使渡口隐而不显，远处有静谧的村落，江上有垂钩的渔翁。文同在这里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以他自己为主体的山水春景图，不愧为画家和诗人。第二首是《弄珠亭春望》，其诗为“岸柳舞毵毵，春浓物象酣。烟云分极浦，舟楫聚回潭。上水鱼千万，眠沙雁两三。遥望无可奈，长是寄城南。”这首诗与上首诗相较，虽然都着眼一个“望”字，然而一为“闲望”一为“春望”。“闲望”重在描写闲静的春景，而“春望”则着重描写春机的盎然。所以上首诗中的物象为静态的，而这首诗则侧重于动。两首诗可为姐妹篇。第三首是写柳的，题为《弄珠亭下柳》：“江柳早春前，蒙蒙弄紫烟。末容长作带，已见乱飞绵。远外分晴岛，深中泊暮船。惟应汉水色，赖尔一年年。”诗中前四句直接写早春的垂柳，后四句写透过柳枝看到的水色。万山有佛寺禅院在我国广柔的大地上，凡名山必建有佛寺禅院。万山作为山水相依，神女出游的名山，自然建有寺院。据《襄阳县志》载：万山“山顶有幽兰寺，原名须弥寺，今称保堤寺，因山为老龙堤首也”。万山山顶有寺至迟于隋唐，距今已有1400多年了。对此，有北宋诗人苏轼《万山寺》诗中“禅房久已坏”的诗句为证，说佛寺毁坏已经很久了，但仍透含出古刹的肃穆与清静。苏轼写这首诗是在北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偕同其父苏洵和弟苏辙父子三人从家到四川眉山出发，前往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途径襄阳时，由于旅途劳顿或偶遇风寒，未能随其父和弟弟一起游万山，只是当弟弟苏辙向他描绘了游万山的观后感，激情所致而成诗的。在诗的结尾，他还写道：“山川近且秀，不到懒成耻。问之安能详，画地费簪 ”，表达了诗人未亲临万山的后悔或惋惜之情。应当追溯的是，在万山这样的名山所建的佛寺，一旦建成，其毁损或颓废是要经过漫长过程的。苏轼在诗里说：“禅房久以坏”，自其父子到襄阳北宋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当上推到隋唐时期，应是万山“禅房”所建时间。
还有一首歌颂万山寺的诗写得极好。它就是与苏轼同时期的宋代诗人王逵游万山后写的《万山寺》诗，诗曰：“众状皆穷险，兹形独擅方。坦夷中砥砺，端正外青苍。上帝围棋局，炎君避暑床。回嗟太行路，更近利名扬。”诗人独辟蹊径，不是正面描绘万山建筑形态或颓废，而是采用“以景状寺”的艺术手法，把万山佛寺形容至神话境界。前四句写万山在古襄阳西的群山中地势穷险，独擅一方，临江砥砺，端端正正地屹立于青苍天地山水之中；五六句写佛寺建于万山之巅是上帝着意布下的棋局，因为佛寺所在的地方苍翠清凉，可作炎君（炎帝）避暑的床榻；后两句抒发了对万山寺的赞美和感叹，其“回嗟太行路”是一种广义的泛指，“更近利名扬”则更为直白，说的是诗人遍游名山大川后来到万山寺，认为万山寺座落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当声名远扬。
关于万山寺庙的遗址，现在尚存。实地踏勘，在万山主峰向西北延伸至汉江故道崖嘴之上，为一块近10亩的平坦台地，地势开阔，适合布局群体建筑，且台地上古砖瓦当遍布，堆积连绵，其间大都为周边农民开垦耕种，并不断有整块古砖古瓦出土。这些古砖古瓦青黛古朴，质量上乘，敲去均具金石之音。在台地以东鞍部下方30米处的密林中，尚有一古井遗址，据附近农民称，古井早已封死，现遗址为一深约3米，地表直径5米的“Ⅴ”形土坑。坑底斜卧一块长约2米、宽约1.3米、厚约15公分的半月形乳白色井口石，内口圆泽光滑，尚有从井中提水时绳索长年累月勒磨的沟痕。从我国佛寺禅院建筑布局看，有寺庙必有水井，供僧侣饮用。而此处建筑遗址与古井相依并存，相互佐证，当为古须弥寺、或幽兰寺的遗址所在。
另外，《襄阳县志》的记载，一方面言明了万山佛寺由须弥寺、尔幽兰寺、而保堤寺的更替过程，肯定了古时在万山之巅建有古寺；另一方面载明了以“须弥”和“幽兰”名寺，足见古时万山是一座佛教圣地和宝山。查词书，“须弥”为梵语中“古印度神话中的高山名”，一指佛像的底座；二指佛塔、佛殿等的一种底座。可见隋唐时襄阳人从建万山寺庙开始，就视万山为佛像或佛塔的底座，寺庙则为建于这个底座之上的宝寺。词书释“幽”为深远僻静，“兰”在梵语中与“若”并联，“兰若”指梵语中的寺庙。古时将万山寺庙由“须弥寺”更名为“幽兰寺”意谓幽清深静的寺庙，显得更为情境与真实，并且富有禅意，反映了那时襄阳人民和僧侣对寺庙的敬重与神往。不难想象，古时那晨钟暮鼓，禅师说法，众僧颂经，香烟袅绕之中的万山，该是一幅怎样的恢宏与容颜。至于其后更名的“保堤寺”，《襄阳县志》说得很明白，“因山为老龙堤首也”，表达了前代襄阳人欲借万山仙气龙威，护佑老龙堤安全无恙的美好愿望。其与万山东麓脚下老龙堤首的“老龙庙”是彼此无关的。万山潭孟浩然对此潭可以说衷情到如痴如迷的境界，每游万山必观此潭，每观此潭必咏名篇。在《西山寻辛谔》（西山即万山，辛谔为孟浩然同乡旧友）诗中曰：“落日清川里、谁言独羡鱼。石潭窥洞彻，沙岸历纡余。”诗人说他在乘舟访问同乡旧友时，不独羡鱼，在荡舟中亦兼爱落日清川之优美风光，来到万山潭时更爱洞窥潭中水清见底，潭边曲拆延伸之貌。在《初春汉江漾舟》诗中说：“羊公岘山下，神女汉皋曲。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先用羊公岘山、神女汉皋两个典故，交待从岘山逆水漾舟至万山江段汉水江面，再以两句着意描摹万山潭的春意，说飞雪融化，河冰早已解冻的万山潭水伴着早春，一绿千丈，屏放异彩。与孟浩然为友，先隐居岘山对面的白鹤山，后又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的唐代襄阳藉诗人张子容，也对万山潭十分偏爱，他在《春江花月夜》这首千古绝唱的诗之第一首中，把万山潭描绘到极致。诗曰：“此夜江是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宜照浣纱人。”前两句为月夜汉江景色泛描，后两句专写万山潭，说明亮月光下的潭水，恰到适处地能倒映出浣纱（意为在水边洗衣服）的少女。魏平柱教授甚至推测，诗中的这位月夜潭边浣纱少女，或许就是诗人想象的意中人。 
通过对上述几首名传千古的诗词的释解，可以想见，万山潭与孟浩然垂钩处，当为万山乃至汉江襄阳段在那时的风光最为显赫的“AAAA”级品牌景点。杜预沉碑处似此，杜预确为西晋开国元勋，功盖华夏，可歌可泣。为使自己功勋彰显后世，名传千古。他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可行的办法。据《晋书?杜预传》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二石为碑，记其功勋，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日‘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他希望自己的勋绩永垂天地之间，纵然翻天覆地，岘山上的石碑沉入深谷水中不见，而万山脚下江底隆升为陵，其沉碑亦立于陵之上，后人亦可见碑而知其勋迹。因此，后人对他的这种作法颇有微词。距杜预沉碑600年后的中唐诗人鲍溶在《襄阳怀古》诗中就予以了辛辣的讽喻：“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湘（襄）汉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挖苦讥笑杜预沉碑于水的行为是愚蠢的。宋代诗人欧阳修也说：“可笑沉碑忧岸谷，谁能把酒对江山”。他在《岘山亭记》中还对此作了批评。但后人亦有对他这样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例如苏洵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襄阳怀古》一诗中说：“ 来万山下，潭水转相萦。水深不见底，中有杜预铭。潭水竟未涸，后世自知名。成功本无敌，好誉真儒生。”在《万山》诗中，再次对杜预这样作，作了缅怀和赞扬：“万山临汉江，杰立与岘偶。杜公破三吴，磊落叔子后。当年爱山意，无乃求自附。自比诚不惭，山水亦奇秀。羊公苟有知，当为颔其首。”还有更多的诗人对他这种作法的思想性给予了肯定，认为杜预这样作，反映了他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对宇宙、自然、山水变化规律的看法，表达了他对人生有尽，而山水宇宙无穷，江山轮回，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此举深广的哲学意义和浓郁的文化色彩，感动了代代中国文人，唐宋以来几乎所有的著名文人都曾来此凭吊，留下灿烂的诗章。
关于杜预沉碑处，除《晋书?杜预传》有记载外，《南雍州记》（公元389年东晋武帝始至公元554年梁元帝止的165年间，襄阳侨置雍州）记载的相当真切，每逢天气晴朗的日子，渔夫樵子常能看到万山潭底的杜碑。其当在万山潭东测不远处的汉水中，沉碑处亦在岸边绝壁地段。杜预后裔，唐代诗人杜甫在《回棹诗》中说：“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他以杜预为其祖先的口吻，对见不到杜预碑十分伤感，亦赞扬了王粲井依然保存在万山东麓。刘言史葬于柳子关刘言史，洛州（今河北永平）邯郸人，是中唐著名诗人，与李贺同时。晚唐襄阳籍诗人皮日休称其诗“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炼成字，千炼成句”，“有诗歌千首，其美丽恢赡，除可贺外，无人匹敌”。宋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大历（公元766年）以后，吾所取者，李长吉、柳子原、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可见刘言史在中唐诗坛上的地位。《唐才子传》说他：“少尚才气，不举进士”。未来襄阳时，在冀州节度使王武俊幕府，深得王武俊器重，奏请朝庭，赐官枣强县令，刘言史以身体有病拒受，人因称刘枣强。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时任礼部尚书、襄州大都督的李夷简，为引进刘言史，不惜以襄阳特产漆器千件赠王武俊，在厚赂之下，王武俊才放刘言史来襄阳，被李夷简辟为司功参军。一年后又表奏升职，而刘言史却在“诏下之日，不恙而卒。”李夷简深感痛惜，厚葬之襄阳城西十里柳子关，当在今万山以南襄隆景观大道垭口与航宇公司（原宏伟厂）大门一带。
刘言史客死襄阳后，中唐诗坛甚为哀伤，韩孟诗派领袖孟郊有诗《哭刘言史》：“精异刘言史，诗肠倾珠河。取次抱置之，飞过东溟波。可惜大国谣，飘为四夷歌。常于众中会，颜色两切磋。今日果成死，葬襄之洛何。洛岸远相吊，洒泪又滂沱。”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刘言史死多年后，为其撰写了长达1000多字的《刘枣强碑》文，其铭结尾曰：“已矣先生，禄不厚矣，彼苍不诚。位既过于赵壹兮，才双逾于祢衡。既当时之有道兮，非殁世而无名。呜呼！襄阳之西，坟高三尺而不树者，其先生之故茔。”对刘言史死而无名愤然不平，深感不满。该碑文载《全唐文》第779卷。 
刘言史的诗，《全唐诗》仅存一卷，令人不能尽睹风彩，甚为可惜。他来襄阳仅一年余，未来得及为襄阳留下更多的诗篇，即“不恙而卒”，也是襄阳的一大遗憾。但他在襄阳期间仅存的与李夷简唱和的两首诗，对襄阳应是一种小小的安慰。一首是《上已日陪李尚书宴光风亭》，诗曰：“碧池萍嫩柳垂波，绮席丝镛舞翠娥。为报会稽亭上客，永和应不胜元和”。诗的前两句，把李夷简的上已日光风亭宴集与王羲之的兰亭宴集相比，并说晋穆帝永和年间的那次兰亭集会比不上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尚书的这次光风亭集会。另一首《奉酬》也是写这次宴集的：“闰余春早景沈沈，禊饮风亭恣赏心。红袖青娥留永夕，汉阴宁肯羡山阴。”最后一句，依然是以王羲之兰亭盛会与李夷简的光风亭宴集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这次禊饮光风亭之盛。从这两首诗中，我们了解到中唐时期襄阳有个光风亭，其后在晚唐诗人段成式、温庭筠、韦蟾三人诗中均有光风亭的断句，但刘言史的这两首诗是襄阳有光风亭，并是当时襄阳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宴饮歌舞之场的最早记载，这也是刘言史对襄阳的一大贡献。当然，光风亭在襄阳什么地方，建于何年何时，有待进一步考证。鲁宗之立郗恢碑据《水经注》载：“万山上有郗恢碑，鲁宗之所立”。又据魏平柱教授考证，此碑可能为郗恢功德碑，碑文尚待考证。
郗恢，字道胤，深得东晋武帝司马曜器重，“以为有藩伯之望”。“藩”指“藩镇”，意为一方领土；“伯”指“首领”或“第一”的意思。“藩伯之望”意为有独档一面，藩镇一方的领导才能。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冬十月，因雍州（时襄阳置雍州）刺史未序病老解职后，郗恢被武帝诏赐接任雍州刺史。时襄阳为东晋战略要地，西按秦陇（今陕西一带），为秦晋常年争战之所，最激烈一战为公元378年春，前秦王苻坚派其子苻丕率步骑17万，分兵四路，攻打雍州。刺史朱序督兵顽强抵抗，其母韩夫人亦亲率家婢和城中妇女于城内西北角新筑“夫人城”20丈，有郊防卫了秦军进攻，致秦军屡攻不下，只得败退而去。此可见郗恢接替朱序为雍州刺史，是晋武帝对他的信任和委以重任。郗恢在雍州任刺史达七年之久，从政有方，政绩卓著，《晋书》说他“甚得关陇之和，降附者动有千计。”连秦陇之地的兵民得知他把襄阳治理得富甲晋秦，也纷纷慕名而来，兵者来降，民者归附之，动者成千。郗恢任雍州刺史直到隆安三年（公元398年）奉召擢升尚书离开襄阳。后鲁宗之于义熙元年（公元403年）至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任雍州刺史期间，以郗恢为楷模，对其极为敬重。鲁宗义在万山为郗恢立此功德碑，以彰显郗恢勋绩。阿刺罕墓碑据《襄阳县志·陵墓》载：“元湖广行中书省左丞阿刺罕墓在城西万山之原。墓失惟有神道碑。元明善撰文赵孟頫书。”同书《古迹》引《湖北金石存佚考》云：“魏国忠懿公神道碑，元明善撰，赵孟頫书。在襄阳。”另，严官撰《湖北金石诗》七十八首中亦有《元魏国忠懿阿拉罕碑》，诗后有按语，中有云“是碑在襄阳县，乾隆丙子，丁丑间，曾于西域（当为“城西”之误）民家得元。碑仆卧土中，篆额碎裂，文字殊缺尚少。知府陈锷修《俯志》时录其文于《志》中，兹奉檄访求，则北碑为村民所毁灭。”严客《金石诗》写于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孙星衍为《金石诗》作序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马基按语当亦在斯时，而言“此碑为村民所毁灭”应属记载有误。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生于宋理宗宝佑二年（公元1254年），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本宋宗室，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宋亡后，曾以书画为业，后为程钜夫所荐入元，颇为元世祖忽必烈赏试，授兵部朗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园公，溢文敏。赵孟 诗文书画乐俱精善，《四库提要》评论说：“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于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冯班在《钝呤书要》中说：“赵松雪出入古人，无所不学。贯穿斟酌，自成一爱，当时诚为独绝也。”僧遂初也说：“松雪翁早学宋高宗书，即擅出兰之誉。迨元贞大德间，骎骎然晋人法度多也。正书小字妙得黄庭乐毅兰亭笔意。及皇庆、延佑，行书能到羲献处。晚年大字出入李北海，苏灵芝规矩，盖是习众善而成一家者。”与之同时相契的书法家鲜于枢评之曰：“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赵孟 身为宋室宗裔，入元亦为高官，颇为当时遗民不满，因而心情比较矛盾，诗中常有自我谴责之意，著有《松雪斋文集》。
赵孟頫作为这样一个“冠绝古今”的书法大家，为何为阿刺罕书碑？阿刺罕死后为何葬于襄阳“城西万山之原”（万山较为平坦的地方），在此应对阿刺罕其人作一详考。阿刺罕，蒙族人，元代开国元勋，位居“元湖广行中书省左丞”之职。古之朝官有“左”“右”之分，“左”为正，“右”为副。“丞”为“丞相”之职。“左丞”即“丞相”之正职。阿刺罕作为湖广行省左丞，可见地位之显赫。时赵孟 领“兵部朗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当在朝中与阿刺罕为同僚。阿刺罕死后，由赵孟頫为其书碑，或为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或为倚阿刺罕家眷所请，或与阿刺罕同朝为官情系所至，均有可能。至于阿刺罕这样一个元代朝庭“命官”，死者未葬于元朝都城，而葬于“万山之原”，盖源于在那场闻名后世的长达7年的宋蒙之战（公元1267——1273年）中，阿刺罕曾率军到襄阳万山指挥作战，立下功勋，甚或相中万山依山傍水，林幽壑清的地望，临死前间有遗言，死后由其子将其葬于“万山之原”。关于阿刺罕墓的规制，从《襄阳县志?陵墓》记载有“神道碑”来看，不仅有墓，且有“神道”。墓冢有神道，当为达官显贵，朝廷重臣专属。其“神道碑”还为书法“俱为当代第一”、官至“翰林大学士承旨”的赵孟頫所书，足见其墓规制极高，规模宏大。遗憾的是，此墓毁于明清两代，未留下遗迹。
其实，阿刺罕墓虽毁，但赵孟頫所书“神道碑”在清道光初年（公元1821年）尚存。《襄阳县志?陵墓》（清同治十三年编撰），除载有残缺之碑文外，尚有时任地方官的窦欲俊所写的《跋元赵文敏公笔记》一文，其内容除盛赞赵孟 书法艺术精湛外，还叙述了发现此碑的经过及处置状况。其文有曰：“岁已卯，予（指本人）调任襄阳事知名胜之邦，必有古迹。越三年，始得赵文敏书石碑仆卧于城西田园间，亟披剔苔藓而谛视之，则为元魏国忠懿公神道碑。阅经五百余年，字多漫灭。计欲移之鹿门书院，因不相宜，且石厚二尺余，宽四尺，长八尺，重不易舁。碑座宝赑屃半埋地，旧迹依然。不复能立，仍卧其处，扶使端正、平稳。令长男玺庀材监工建亭覆之。遂立工人榻摹，笔力遒媚可爱……。”窦欲俊在此文中还希望“后之同志者，共相爱护”。时之今日一百七十五年，此碑何在？赵孟 流传下来的墨迹多为行草书，正书当十分珍贵，而“万山之原”的这座阿刺罕碑正是正书，它的湮灭实在是太可惜了！何时才能重现于世，让我们一瞻“遒媚”风姿。
英烈名山
万山不仅是自然名山，神话名山，文化名山，而且是英烈名山，自古以来就是古城襄阳以西屏障，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万山令胜利者自豪，让失败者沮丧。这自豪和沮丧都载入襄阳史册，积淀为灿烂的传统文化。诛若敖氏据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说的是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若敖氏为楚丞相。他心地狭隘，害怕别人在楚庄王面前说他的坏话，进而恐庄王诛灭他，便先下手为强，串动令尹子越，聚族人谋反，最后被楚庄王击溃消灭。又据湖北省社科院张正明教授考证，此次楚庄王平息若敖氏叛乱的战争，在“襄阳西汉水南之皋浒”一带结束。查词书，“皋”指水边的高地。《水经注》亦有“汉皋即万山之异名也”之解。“浒”指水边。就张正明教授考证确指的方位为“襄阳西汉水南之皋浒”，当指万山东西两边汉水边，亦即楚庄王“击若敖氏之族”的区域。
楚庄王诛若敖氏叛乱于万山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展示了他的果断和才能。其时，楚庄王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于周顷五年（公元前613年）接任其父穆王号庄王后，由于年幼，羽翼未丰，因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左右近臣为之焦急，时旁敲侧问进谏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说：“此鸟不蜚，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蜚，蜚将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其后，楚庄王果然作出了“一鸣惊人”之举。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楚庄王五年（公元前608年）率军灭庸（不详）；从六年（公元前607年）始，向北“问鼎中原”，与周王朝争地盘，是年灭宋（今河南商丘一带），八年（公元前605年）“伐陆浑戎，至于洛（今陕西洛河一带），观兵于周郊（今陕西西安西南）”。正在他大展宏图，向周王朝进攻之时，身为丞相的若敖氏却乘楚庄王在外征战之机，在楚国都鄢（今宜城郑集楚皇城）谋反叛乱。为此，楚庄王迅速调集军队，用了一年时间，将令尹子越及其若敖氏赶至万山之麓的汉水边剿灭，稳定了后方和国之大局，进而继续他的“问鼎中原”的宏志，十六年（公元前597年）伐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十七年（公元前596年）三月克郑（今河南新郑一带），二十年（公元前593年）再克宋，直至他于二十三年（公元前592年）卒。总之，楚庄王在位17年间，实现了他“蜚将冲天，鸣必惊人”的壮举，其间令尹子越和若敖氏叛乱给他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仅平叛即用了一年时间，其后又用了长达六年的时间，整肃纲纪，理顺政局，使国家慢慢恢复元气，走上中兴，一直到公元前597年才又继续北征。可见时楚庄王平息若敖氏叛乱对楚国的重要性。但毕竟楚庄王雄才大略，为政有方，带领楚国走出了若敖氏叛乱的泥淖，没有使楚国夭折于叛乱，并再次崛起，为楚国成为疆域南至两广、北跨中原、东到吴越、西抵河洛的版图面积最为辽阔的大国，并使楚文化成为华夏主流文化奠定了基础。岑彭战秦丰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一《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载，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光武帝刘秀派征南将军岑彭进攻秦丰，“秦丰拒岑彭于邓。秋七月，彭击破之，进围丰于黎丘。”司马光在这里所指“邓”即指襄阳一带，在今樊城北有古邓国遗址，即现邓城。“黎丘”为古宜城属地，《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九《汉记三十一淮阳王》载：“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县北。杜佑曰，襄州宜城县，旧率道也。水经注黎丘在中庐县西北，沔水（指汉水）径其西。”在这里我们得知宜城在西汉时称率道县，现汉水以东、宜城与随（州）枣（阳）交界处置有中庐县，黎丘城则位于率道县（现宜城市）北，中庐县西北、汉水以东一带，当在今宜城板桥、新街两镇区域。又据魏平柱教授考证，岑彭与秦丰先战于邓，继而乘胜进攻襄阳，将秦丰镇襄阳守将张扬剿灭于万山，为南下“进围于黎丘”，活捉秦丰扫清了障碍。
秦丰何许人也？《资治通鉴》记载十分完整，卷第四十一《光武皇帝上之下》载：“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卷第三十九《汉记三十一淮阳王》载：“秦丰起兵于黎丘，攻得宜城等十余县，有众万人，自号楚黎王”。又据东晋习凿齿《襄阳记》载：“秦丰，黎丘乡人。黎丘，楚地，故称楚黎王。”秦丰在黎丘城起兵时间为公元22年冬，比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定都洛阳建立东汉王朝早二年。并派亲信部将张扬镇襄阳，守万山，及至公元23年9月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光武帝刘秀族兄、更始帝刘玄败降赤眉，被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9月诏封为淮阳王，秦丰政权仍盘踞在以宜城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是一个具有实力与东汉王朝抗衡的政权。成为东汉王朝的心腹大患之一，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一和稳定。为此，光武帝刘秀命征南将军岑彭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7月攻邓城，击襄阳，并在万山将秦丰守将张扬剿灭。岑彭随“进围于黎丘”。其后，岑彭又用了一年半时间，至建武四年（公元28年）11月围黎丘，旷日持久，战况惨烈，“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食且尽。”为攻取黎丘，光武帝刘秀于12月亲临黎丘，指挥作战，并“遣使招丰，丰不肯降，乃使建议大将军朱祜代岑彭围黎丘城。”朱祜接岑彭围黎丘后，又鏖战半年，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朱祜急攻黎丘。六月，秦丰穷困，出降，槛车送洛阳。”从而最终消灭了秦丰政权。
综上所述，刘秀派岑彭、朱祜进剿楚黎王秦丰达三年之久，其镇襄阳守将张扬是秦丰军主力之一，岑彭在万山灭张扬，从而使秦丰元气大伤，是光武帝刘秀最终破黎丘城，剿灭秦丰的决定性一役。万山之战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元军由蜀入江，意欲灭南宋。元世祖忽必烈接受降将刘整“先取襄阳，再夺天下”的建议，派都元帅阿术率兵五万，略地襄阳。查看地形后，阿术、刘整遵照忽必烈“勿攻城，但围之，以俟自降”的方略，决定对襄阳实行包围。而万山东距襄阳五公里，是攻打襄阳的战略要地。元军便“起万山，包百丈、楚山，尽鹿门”，筑堡围困之。宋军守将吕文焕慌了手脚，意欲从万山突围，于是，在万山之麓，宋元军队发生多次激烈战斗。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荆鄂都统唐永坚率部从水路出击万山堡，结果兵败被俘；元蒙万山堡守将刘国杰，在一次战斗中仅以数百人斩宋军首级四千余颗，万山尸横遍布，血染汉江；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襄阳守将吕文焕亲率大军万余，战船百艘，进攻万山堡，依然惨败回城。在守襄阳七年中，宋官军虽有四次援襄，但两次无果而返，两次被元军打败而归，只有由张贵、张顺率领的三千民兵从均州中水峪立硬塞而来加入了对元作战。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吕文焕在坚守襄阳七年后，晚节不保，向元军投降。荆州都统范天顺仰天大呼：“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于是在自己所守地段，自谥身亡。“右武大夫马军统制牛富，立功尤多，城降之日，伤重不能步，乃就战楼触柱数四，投身火中而死。”（《齐东野语》载宋?周密《二张援襄》文）。元蒙之师凭借万山优越的关隘要塞地形，节制了宋军不间断的突围和进攻，最终取得了攻陷襄阳的胜利。同时，襄阳的失守，打开了元军攻取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大门，为灭宋建元奠定了基础，并使元世祖忽必烈下了南下灭宋的决心。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元军集中兵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宋恭宗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下了宋都临安。再三年，忽必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万山及其周边的景点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汉皋台、羊石庙、太山庙、霸王剑顶……等等，需要我们致力采写和整理。万山是一部读不完、阅不尽的历史文化丛书；万山是一座挖不完、掘不尽的神秘文化宝库；万山是一方写不完、绘不尽的自然风景画廊。它是襄阳人民的自豪，襄阳大地的骄傲，襄阳未来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