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方丝绸之路
简要介绍
  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家古老的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上世纪初就已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南方丝绸之路更加为学者们所关注。[1]​
名称由来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中西交通。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然后进抵罗马帝国的惟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后来，中外学术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丝绸之路的外延得到了大大扩展。
早在古代，《史记》就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但这些史料千百年来未受到认真对待。1960年代和70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20世纪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国内已出版多部专著，日本出版专著1部(中国重庆学者著)，论文集多部，论文达200余篇，电视系列片1部(川、滇两省合拍)，大型画册2 部，由四川的凉山州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和云南的曲靖文管所、瑞丽文管所等14个单位举办的大型文博展览10余次，召开“南方丝绸之路研讨会”2届。这些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南丝路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 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2]​
汉朝时期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西域的情报，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时张骞还汇报说，在汉帝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途经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消息引起了汉武帝高度重视，于是派出4路人马前往探索，却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当地部族阻挡。其中一路幸运来到滇池。滇王热情款待了远方来客，并留他们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帮助他们西行，却为昆明人所阻，终未能完成对身毒的探险。
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唐朝时期
《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全书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唐代由中国经交州、广州通西域、印度，远至巴格达的通路：
1.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贵州-丹棠州-古涌步-汤泉州-曲江-剑南-通海镇-安宁故城-灵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龙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诸葛亮城-悉利城-骠国-黑山-东天竺-伽罗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恒河-摩格陀 
2.诸葛亮城-腾充城-丽水城-龙泉水-安西城-弥诺江-大秦婆罗门国-大岭 
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主要路线
  平乐镇南方丝绸之路遗址公园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今宜宾市）、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有一说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宜宾）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3]
文化特色
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察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浓郁的商业性  南方丝绸之路“古道”本质上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 
首先，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公元前4世纪，蜀地商队驱赶着驮运丝绸的马带，走出川西平原，踏上了崎岖的山间小道，翻山越岭，跨河过江，进行着最古老的中印商业贸易业务，从而开辟了这条我国通往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最古老的商道。 
通过“古道”，奏汉时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邛都的铜，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马、僮则贩到内地；唐代南诏时,在古道上进行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南诏的河赕（今大理附近）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 ，当时印缅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毡、缯布、真珠 、海贝 、琥珀等，而从中国输出的有丝绸、缎匹、金银等；元代开滇以来数百年间，缅北的珠宝、玉器、玛瑙、琥珀成为内地商人争购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国通过古道输往缅甸的最主要的货物为食盐，缅甸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19世纪中叶，中国最需要的缅货仍是棉花,缅甸最迫切购买的是中国的生丝,通过古道输出的商品有生丝、黄铜、雄黄、鞋子、药材等等，输入的商品则是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翠玉、琥珀、宝石、名贵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贸而存在,成为商品的载体，发挥着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由于商品流通量较大，且绵延不断，有利可图，因此沿古道各地从商者很多。汉晋时，永昌（保山）就云集国内外商贾，不少身毒（印度）商贾和蜀地工匠侨居于此，一些中原派来这里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华阳国志 . 南中志》载:“益州西部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载：“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骠人即缅甸骠国人，这也许就是当时最早的印缅从商侨民。 
第三，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沿古道所进行的商贸活动中，其规模无法从史籍中找到确切数字，但从考古发掘的成果中可见一斑。1980年，云南文物学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贝，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基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解放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就达1230多斤，计247000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还出土了汉代五铢1000多枚。考查钱币的出土，不难看出，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越多，离古道较远，则发现的较少，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作为货币使用已绵延2000多年，它不仅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见证，而且也是古道沿线商贸较繁盛的见证。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如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纪，蜀地的商队就驱赶着马带不断经过这里。公元8世纪，南诏建立，大理不仅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严正王朝从南方通往中印半岛直至欧洲诸国的最大口岸，成为中国内地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大的贸易本枢纽。至于腾越，则被称为“西南极边第一城”。《永昌府文征》载：这里常有暴风骤雨，四月以后有瘴病，逢过此者，必策马前进，不敢停留，商贾往来，十分艰难。险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腾越的咽喉地位，悠久的历史，给腾越留下不少古迹和文物，往来的商旅，造就了腾越这个古老的商业城市。“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货来”，由中国内地通往印缅的马带不断经过这里，每年总在万数以上。古道的商业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国、川东的巴国、黔西北的夜郎国、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以大理为都城的南诏国等，都建立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并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镇网络，而又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效应，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至今，除东川、玉溪以外的云南城市都在这条古道上，这不能不说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渊源。[3]​独特的地域性奇险的山川，不出的精神，是古道地域性特点之一。“蜀·身毒道”由灵关 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历史悠久，道路奇险，从蜀地出发，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一路或峰巅嵯峨。山耸十里，山者险恶，道路盘折，或山岭重叠，溪河密布，山高谷深，坡陡地薄，或江滚滚，白浪腾空，银花飞舞，天险难度。五迟道从道（宜宾）南下，经盐津石门关、朱提、汉阳、味县、滇、楚雄至叶檐，因地处险 ，栈道宽五尺而得名。五尺道势如天险，大多依山临空凿石而建，一路崎岖入云，岩石磊落，脚下万丈深渊，山风劲吹，让人影颤魂栗。永昌道由叶榆出发，经永昌、滇越、古永、掸国至身毒，永昌道又称博南道，川大山高，路途险恶，更有热瘴，毒蛇出没，危及生命。永昌道要横跨水流湍急、咆哮怒吼的怒江，翻越终年云雾围绕、寒气袭人的高黎贡山，秋天阴雨绵绵，洪水泛滥，无法渡津，冬在雪虐风寒，不可涉岭。 
奇险龙伟的山川，象征着古代西南先民的高大形象，而劈山开路的不屈精神，正是古代西南先民的内蕴。面对万道悬崖，顽山巨石，各族先民运用了独特的开路手段，他们用简陋的锤、钻、锄、钯、靠着粗壮的双手，燃起大火，烧红岩石，利用热涨冷缩的原理，破碎顽石，裂开悬崖，以汗水和智慧，地寸一尺地向深山大川进军，凭着开通域道路信念，使南方丝绸之路迎着风雪，上山下麓，过江穿峡，通向远方，看着这条行走尚且困难的古道，怎能不对先民的开拓精神不油然而生敬意，对先民的坚韧风骨不备加赞赏和敬佩！ 
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是当地笮族人创造的一种飞跨天堑的索桥，《元和志》卷32载：“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处。”最初采用当地出产的笮、藤拧扭而成，系于河谷两岸，借助木制溜筒，将人畜滑向对岸，以通往来。后发展为桥取本地之村，靠本族人之智慧，其气魄之大，勇气之猛，今天惊叹，其架桥原理，至今天运用于现代桥梁建设中。“栈道”有土栈和石栈，土栈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铺木木板。栈道使人胆寒，又极为壮观，陡峻奇险处，牲口亦望而生畏。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骆驼开拓的，那么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在望不断的崎岖山路上，终年有走不尽的队队马帮，马帮驮来了商品，驮来了文化，交流了友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古道是一幅民族历史的长卷，它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民族文化财富和绚丽多彩民俗风情。“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明显的融合性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佛教在印度被定为国教，幽深石窟，成群的宝塔，错落深山的寺庙无产显示着佛教的兴盛和佛教艺术的繁荣。佛教传入中国，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发达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都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时达鼎盛时代，“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大理的崇圣寺，方圆七里，屋宇890间，有铜佛11400尊，保留至今的崇圣寺三塔，剑川石窟，“大理国经幢”，天南镶宝的“大理画卷”，都是佛教文化的稀世珍品。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记行》中说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劳钦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佛教的专入，使云南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也融进了佛教文化，为招引更多的信徒，人们更运用原有的绘画技巧和雕塑工艺技术来表现佛的威力，弘扬佛法，于是在汗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 
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也扎下了根，如鼎，众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为铜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味县的古代民族，也同样使用鼎，与中原所不同的是多为陶制鼎。丰满于中原的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泰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身刺龙的习俗。 
马帮的铃声日渐稀落，商贾的千金散尽，灿烂的文化却在这条古道上侵入山谷的河流中长流不息。[4]​
丝路探究
关于研究方法和视野问题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0公里”地标碑对于如何深入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学者们提出应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有学者认为，目前南方丝绸之路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现代化的新视角和全球化的开放视野，重新审视南方丝绸之路及其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在研究重点上，应由线路的研究转向文化板块的研究，由民族渊源、迁徙、流向的研究转向民族相互交往、融合的研究，由地名、地址的考证转向对城镇市场网络体系的研究，从单一民族、单一地区的研究转向对整个线路系统全面的研究。在具体方法上，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将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进行对比研究。比如，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主，民族支系多而复杂，容易形成网络，导致道路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这和西北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主要是游牧民族，民族支系比较单一，不容易形成网络的状况截然不同。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南方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深山里，他们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和北方少数民族完全不同，因此两者在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上并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关于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条始于先秦、盛于汉唐的商贸通道，是由多条主干道和支干道组成的商贸道路网络系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是一条民族迁徙的走廊。还有学者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探讨南方丝绸之路的兴起，认为从政治上看，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威达于各地，因此需要开发这样一条通道；从军事上看，为了军队的进入和军事物资的运输，需要开通这些道路。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许多学者论证了南方丝绸之路对中央政权统一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陲、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作用。还有学者认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青铜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问题许多学者对加强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优势进行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毕摩文化、东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均属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产历经千年，应予以发掘、保护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数千年来留下了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将其列入“丝绸之路”整体申遗名单，既有利于加强国内段沿线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于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和睦邻关系的发展。有学者提出，应部分恢复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尤其是恢复“牦牛道”和“五尺道”的部分景观，并以文化旅游线路整合沿线资源，打造精品路线，推进沿线旅游区域的合作。还有学者认为，应借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之名，打造新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是促进西南各地旅游、经济、文化等发展的有效途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