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十三行
法帖名
  晋王献之所书《洛神赋》真迹，至南宋时仅存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故名。今传本有玉版十三行﹑柳跋十三行两种。参阅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商行
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之总称。行数并不固定。十三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交纳外洋税饷﹑规礼，传达政令及管理外洋商务人员等义务;也享有对外贸易特权。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十三行专营对外贸易的特权被取消，乃日趋没落。相传十三行名称起于明代，意义不详。俗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 3.清代天津脚夫﹑挑夫等苦工的组织。
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相传其名起于明代，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13 家。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16 家洋行于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
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自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十三行遂日趋没落。
附录
十三家牙行商人：
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 
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 
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 
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地址：广州市人民南十三行路
市内交通线路：
乘1路、31路、38路、61路、102路、106路、103路、128路、134路、186路、202路、217路、239路、251路、288路、521路、541路、552路、556路、823路至“人民南路站”下车
十三行
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
没有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旧有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个别商人倒账破产而被官府革除，其业务划归外洋行，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洋货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这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多数行商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夹击下，招致破产。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街 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广州行商曾两次组建公行，但为期都不长。公行议定行规，表面是为约束不法行为，扶持对外贸易，实际上却增加了不少禁约。它对货物实施公行垄断，以便按照行会的利益自行调整价格。英商为打破公行垄断，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难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
此外，公行存在期间，在行商之间及行商和散商之间，又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得以乘机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对行欠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故不断出现倒闭。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开始设立利用行佣积累起来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偿行商的拖欠、罚款等，以维护公行的稳定。重建后的公行，延续了近六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他们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丰帝六年(1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
广州十三行是古代中国唯一、世界第四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它覆盖范围约为今天的东至仁济路、西至杉木栏路、南至珠江岸边、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允许发展对外贸易，指定广州等四个地方为通商口岸。康熙二十五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但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又限定只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从清初开始，凡是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进行，并先由12个商人取得操纵贸易特权，号称“洋行”，随后复加一人，定员为13人，即为世所知的“十三行”。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4，多则20多。十三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1]
起始年代
自唐代以来，广州一向是我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广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又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 　
十三行的位置，最初在靖海门（今靖海路）至鸡翼城西便门（今西濠口北面）一带。后来发展到在今天仁济路至十三行路这一片地区。其中天宝行、广利行、怡和行等著名商行，都在太平南路东侧，今天荔湾区的范围之内。
关于广州十三行起始的年代问题，没有详细记载的史料。过去的学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归纳起来，约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见，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的一年，认为是广东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国摩斯、美国亨德等西方学者主张这一说。后来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说的谬误，认为“是年无非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种意见认为广东十三行出现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后，如日本学者稻叶岩古郎以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十三行逐渐变成了公行的代名词。这一说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广东洋货行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是《广东十三行考》的主张：“粤海设关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吴晗在介绍《广东十三行考》所写的书评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说法。不过，他根据昭涟《啸亭杂录》记吴兴祚的事：“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认为这是吴兴祚始任两广总督到粤海设关之年任内时期的事，因而断定说：“则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间事。”
火烧
从广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间，广州十三洋行先后发生过多次大火。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连续烧了两日，夷馆、洋行多间被烧毁，损失惨重。
据后统计，11家洋行未被烧的只有5家。外商的货物全部烧毁，所有行商房屋货栈变成了灰烬，牵连附近的房屋店铺千余家。第二次大火是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名英军士兵在洋行前中国人开的水果店抢水果吃，还用刀将店主划伤，激起了广州民众的愤慨。半夜，广州民众火烧英国商馆，广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众掷来的密集石头阻截，使之不能前进。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才熄灭。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广州民众从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火势舜间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15日凌晨烧及美法商馆，下午2时延至英国商馆，到下午5时，十三行地区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据当时南海知县华延杰在《触藩始末》一书描写：“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英军失去据点，被迫撤回泊于珠江上的军舰。十三行商馆区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 　
1915年7月13日，正当广州遭受水灾之时，十三行一带不慎失火，祸及专售火油、火柴等的同兴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随油流。火势更借珠江上首尾连结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头，珠江两岸顿成火海。同时因街道水深数尺，难以施救，大火持续两天两夜，25条大小街道尽成火场，烧毁商号、住户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要求“租借”位于十三行商馆区残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馆区。
公行制度
在清代前期，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了广州整个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公行”贸易制度。 　
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团体，即所谓的"公行"。据史记载，于1720年11月26日，公行众商啜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 　
第一条：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 　
第二条：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第三条：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第四条：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第五条：货价即经协议议妥贴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第六条：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第七条：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第十条：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第十一条：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第十二条：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条：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初时，公行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也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部署，组织相当松散，时散时复。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即是说要复设公行。两年后，经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复，从此一直延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再也没有解散过。
古代商人
商人在古代最初只是个体分散式的经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商人群体，可以说是有”商”而无”帮”。但到明清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以及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等种种因素，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商帮，商人开始以群体形象活跃在历史舞台。明清时期的地域商帮举不胜举，比较著名的就有山西商人（即山右商）、洞庭商人、徽州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宁绍商人、江西商人（即江右商）等等。对这些行贾四方的商人来说，会馆与公所就是他们与家乡以及同行间进行联系的纽带，是他们在异乡可以倚靠的组织。商人们也有自己的行业神崇拜，不同的商业行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祇是不同的。 　
地域商帮，顾名思义，是商人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地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谊”为宗旨形成的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从商的观念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也因此导致了商人队伍的扩大，以及商业竞争的加剧。出门谋生，闯荡商海，更加不容易。地域商帮的形成，可以让同族或同地，具有共同地域背景的商人相互照应。 　
由于有了这层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商人之间不仅有了很强的亲情认同感，商业的成败、兴衰更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帮规模的扩大，有些行业在某些地区完全被某个商帮所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如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几乎控制了全国的钱庄和票号，近代洞庭商人晋身买办的尤多，广东的行商则垄断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 　山西商人也称晋商，经商历史极为悠久。秦汉时，太原、平遥等地是重要商品集散地。唐朝以太原为北京，使之成为繁华的大都市。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商业的中坚力量。元代的马可·孛罗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了山西商人足迹遍天下，获利丰厚。但山西商人的真正崛起是在明清两代，并在此时称雄全国。
翻开中国贸易史，太平路曾经是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龙口地。十三行的潘、伍、卢、叶四大行商，其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是货真价实的“富可敌国”。广州不仅对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对国内商人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仿佛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经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从福建移居来的。他们在家乡不过是碌碌庸流而已，但一到广东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广州，永远是天下英雄创业的最好平台。
不过，当时却谁也不认为这是“英雄创业”，反倒觉得脸上无光，既怕朝廷追究，也怕累及后人，所以和洋商打交道的十三行商人，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不是改名换姓，就是沿用父亲的名字，或者兄弟几人共用一个名字，像梁纶枢改名梁承禧，伍秉鉴在史书上也有好几个名字。
伍秉鉴祖籍福建，隶籍南海，自从经营怡和行后，凭着长袖善舞的经商天才，第二年怡和行便位居行商第三，五年后跃居第二，再过两年雄踞总商地位，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金钱神话。 
伍秉鉴拥资超过2600万银元，不但在国内拥有数量惊人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千万家财，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同时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了他7.2万元银票，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满不在乎地把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了，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专辑，统计上个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名列其中。
这些亿万富翁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重墨浓彩的一笔，并非他们个人有什么特别值得颂扬的美德善行，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多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与纠缠之间，得以自成段落，俨然一派。清咸丰六年（1856）一场大火，把十三行付之一炬，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世事变幻无常，见几家贫了又富，见几家富了还贫。
产生原因
一、为了谋求官方的保护。 　二、为了维护行业信誉和产品质量。 　三、应付日益增多的同业事务。 　四、有不少行业创立公所是为了对付西方经济势力，并与之展开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