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诗品
作者简介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人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纔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景策，众（者见）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朱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未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鸾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诗集，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手奇）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目录
诗品序　[上]　[中]　[下]
诗品上
古诗
汉都尉李陵诗
汉婕妤班姬诗
魏陈思王[曹]植诗
魏文学刘桢诗
魏侍中王粲诗
晋（魏）步兵阮籍诗
晋平原相（内史） 陆机诗
晋黄门郎潘岳诗
晋黄门郎张协诗
晋记室左思诗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
诗品中
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诗
魏文帝诗
（魏） 中散稽（嵇） 康诗
晋司空张华诗
魏尚书何晏 晋[冯] 翊[太]守孙楚 晋著作[郎] 王赞 晋[王]
司徒椽（掾） 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诗]
魏侍中应璩诗
晋清河[太]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曹 摅晋朗陵公
何劭[诗]
晋太尉刘琨 晋中诗（郎） 刘（卢）谌诗
晋弘农太守郭璞诗
晋吏部郎袁宏诗
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
戴剀（凯）诗
宋征士陶潜诗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
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晋） 仆射谢鲲（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征
君工（王）微 宋征虏将军王僧达诗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
宋参军鲍昭（照）诗
齐吏部谢胱诗
齐（梁）光录（禄）江淹诗
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丘迟诗
梁太常任叻诗
梁左光录（禄） 沈约诗
诗品下
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郦炎 汉上计赵壹
魏武帝 魏明帝
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干
魏仓曹属阮璃 晋顿丘太守欧阳建 晋（魏）文学应玚 晋中
书【令】嵇含 晋河南（内）太守阮侃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
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魏]侍中缪袭[晋]
散骑常侍夏侯湛
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征士许询
晋征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 【宋谢混】
宋尚书令傅亮
宋记室何长瑜 [临川内史]羊曜瑶
宋詹事范晔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
宋光禄谢庄
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昙绪 宋越骑
戴法兴
宋监典事区惠恭
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
齐高帝 齐（宋）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
齐黄门谢超宗 齐浔阳太守（相）丘灵 鞠齐给（从）事中郎
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 齐正员郎钟宪 齐（宋）诸暨令颜则
（测）齐秀才顾则心
齐（晋）参军毛伯成 齐（宋）朝请王 （吴）迈远 齐（宋）朝
请许谣（瑶）之
齐鲍令晖 齐韩兰英
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
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
齐仆射江元佑（柘） [齐侍中江祀]
齐记室王巾（山） 齐绥远（建） 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录(铄)
齐诸暨令袁嘏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郎范缜
梁（齐）秀才陆厥
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
梁步兵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
附录
历代《诗品》评论选辑
陆机《文赋》注译
《晋书·陆机传》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创作背景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思想内容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1]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2]
历史影响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