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筵
简介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经筵制度在清代持续时间很长。单就狭义的“经筵典礼”而言，顺治十四年(1657)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1860)最后一次举行经筵大典，持续二百余年。如就广义的“经筵制度”而言，从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清起，至宣统三年(1911)止，整个清代都存在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容的御前讲席。经筵制度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一项教育制度。
古代经筵制度
宋代制度：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经筵例不由阁臣兼之。清顺治九年 （1652）后始以大学士知经筵事，以尚书、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卿、学士侍班、翰林等二人侍讲。经筵设御桌、讲官案。清代皇帝在文华殿行经筵仪，先讲《四书》、《五经》，然后由皇帝宣示满、汉文御论，各官听讲。事毕，由各官行礼，于文渊阁赐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①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 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札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经筵进讲与古代教育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经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讲学不致间断，以收持之以恒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认为：“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但是讲学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弹性而显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经筵，典礼隆重，遇上不喜学问的皇帝，或是幼主与老臣情不相浃，便思逃避，使进讲成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圣躬违和或祁寒盛暑为由暂免经筵日讲。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总会上疏谏诤，认为“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事实上，经筵进讲，百僚侍班，实有深意，盖“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论与汉儒置保傅的主张类似。而明代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皇帝，影响其行为、涵养其德性的唯一机会，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例如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配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壬戌三月，擢（袁可立）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不久，“上谓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袁可立遂以巡抚节镇山东登莱。
清袭明制，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八岁践祚，更知黾勉学问。年十七八尤笃于学，尝因勤学过劳而咳血，犹不少辍。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请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　　经筵日讲制的产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进君主品学的功用无可质疑。惟就师道而言，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已无帝师之名，官秩又卑，实无尊严可言。宋初，经筵讲读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岁幼龄即位，坐读不相闻，于是讲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请赐讲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韩维等主张应赐坐讲臣，使能敷畅经艺以明先王之道。龚鼎臣等则以为今之讲臣不过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因众议不同，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书筵亦立。后赐王安石坐讲，安石不敢坐，立讲遂成故事。明代经筵仪注，皇帝御文华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礼。太子出阁讲学，侍讲侍读等官入见，亦行叩首礼。明代中叶以后君主多不好学，甚至有凌辱讲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诏开经筵，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为恩典。君主待讲臣如此，讲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讲官若说书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与此不无干系。
陈东教授漫谈中国古代的经筵制度
陈东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毕业，导师为郭克煜先生、李毅夫先生、骆承烈先生。其同门有鲁东大学梁方健教授、社科院郭沂研究员、曲阜师大杨朝明教授、修建军教授等。2002年考入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并兼任孔子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硕士生导师。陈东教授在《论语》等儒家文献方向有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   
陈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求学、出国访学、工作经历以及专攻的学术领域。然后从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切入正题，谈了经筵与讲筵、经筵与视学、研究经筵的出发点以及经筵制度的沿革这几个话题，并介绍了古代经筵制度在国外尤其是韩国、日本的传播，最后得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1．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经筵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是一种道德教育，但其结局基本上是失败的；
2．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和历代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驳制度、史官制度一样，是对皇权的制约，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
3．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传统的礼仪制度，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经筵制度的思想根源是理学，经筵和理学休戚与共、共生共荣的现象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