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战国漆器
特点
战国时代漆器工艺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技术，生产规模日趋扩大，成为历史上重要成长时期，漆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漆器的制作已社会化，漆器的使用得到社会的认可，其轻便、无异味、耐腐蚀、保暖隔热的特性已被人们普遍认知。漆器制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阶层。从墓葬出土的文物来看，显示统治者地位的陪葬品中，漆器逐渐增多，而青铜器逐渐减少，这说明当时漆器工艺已相当成熟。
战国时期，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和冶铁业技术的提高，使漆器制作在制胎和加工方面的水平大大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大量的漆器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市场。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专门培植漆树的园圃，漆工的管理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组织，内部分工细致。
战国时期的漆器，最常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如奁、盒、匣、匜、鉴、枕、床、案、几、俎、箱、屏风、天秤等。其次是兵器和乐器，如编钟架、钟锤、编磬架、大鼓、小鼓、虎座双鸟鼓、瑟、琴、笙、竽、排箫、笛、甲、弓、弩、矛柲、戈柲、箭、箭箙、剑鞘、盾等。有些漆器是模仿铜器和陶器制作的，也有模仿动物造型的。花纹精细流畅，绮丽无比。花纹图案除菱形纹、方块纹、三角纹等几何纹之外，更多的是用点纹、目纹、涡云纹、圈点纹、夔纹和龙凤纹。装饰图案的构成法则娴熟，大量使用连续纹样，手法多样，多为黑地朱漆彩绘；战国漆器多与铜器结合，而商代镶嵌绿松石、蚌片的手法基本不见；楚国漆器的装饰大量运用了漆画，并出现了金银描绘技法和针刻等工艺。这个时期装饰纹样用色较多，主要有红、黑、黄、蓝、翠绿、褐、金、银、银灰等九种颜色，但以红、黑色最多，金银色最少。漆器的底色与装饰纹样的用色搭配和谐、讲究对比色的应用。绝大多数漆器都以黑色为地，以红色描绘花纹。
战国漆器以木胎为主，并有陶胎、铜胎、皮胎、夹紵胎、竹胎、骨角胎，其中以厚重的木胎为多，中期出现了夹紵胎和薄木胎的雏形，晚期加嵌金属的漆器增多，即扣器出现，成为了战国漆器中的珍品。皮胎漆器主要有漆盾和漆甲，竹胎漆器主要有漆卮。在制作工艺方面，因质料与器形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制作方法。铜、陶、骨、角等胎骨的漆器，是在器物上髹漆，有的再漆绘花纹。木胎漆器的制作过程，往往是三种方法并存的，战国中期的漆器与金工相结合，即多在木胎制成后安上铜环、铜蹄足、铜铺首衔环等青铜构件，然后髹上漆，再描绘各种花纹图案。战国晚期，又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即在樽、卮等漆器外，用青铜制作的箍加固。木胎制漆主要有斫制、挖制、卷制和雕刻四种，有的一件器物同时使用几种方法。有的漆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刀刻、烙印的文字，是工业作坊、漆工艺或者漆工匠姓名的标志，是战国漆器制造业发达的标志。
楚国漆器是战国这一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楚国漆器高度发达的原因，除了战国时期大的社会因素影响外，还有一些楚国自身的原因。首先，楚国处于长江汉水流域，生长着大片漆树，有丰富竹木资源；其次，楚国漆器工艺的发展与楚国疆域的开拓、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楚人不仅接受了北方中原漆器装饰技术的影响，还与秦、巴、蜀等国广泛接触，使漆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当地早期漆器的优秀成果；再次，细致的分工和程序较高的标准化生产，也是楚国漆器在战国时期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楚国漆器有制胎、涂漆、描绘、打磨等不同分工，并注意与金工的结合，注意规格和形体的相近。楚国漆器成为繁荣的战国漆器的代表，除了不仅对当时中原地区和巴蜀地区的漆器生产工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后来秦汉漆器有启迪作用。
考古发现
战国漆器中，以楚国漆器最为重要，其发现地点最多，出土的品种最丰富，数量最大。楚国漆器的发现地点遍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其中以湖北出土漆器的地点为最多。湖北境内以江陵为中心，有天星观、马山、雨台山、望山、拍马山、藤店、沙冢、张家山、李家台、葛城寺、云梦珍珠坡等地；湖南境内有长沙左家公山、杨家湾、五里碑、子弹库、仰天湖、扫把塘等地；其他地点有河南信阳长台关、安徽寿县赵家老孤堆等地。在所有的楚国漆器中，尤以江陵、长沙、信阳、随州的发现最为著名，也最能反映楚国漆器的风格。
1.楚国湖北地区漆器的考古发现：
1）1958年到1978年于鄂城一共发掘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三十座，漆器大多为木胎，器内多为红色，器外为黑色，少数内外均用黑色，部分器物在黑地上用红色、褐色绘几何纹、云气纹、点纹等图案，器形有耳杯、杯、尊、豆等；
2）20世界60年代于江陵县沙冢、望山墓地出土了大量漆器，多为实用器，也有明器，其中以在望山墓地出土的一件 彩绘木雕小座屏风最有代表性，用透雕和浮雕的相结合的方法雕刻除了多种动物形象，座屏以黑漆为地，漆绘朱红、灰绿、金银等多种色彩；
3）1974年于李家台发现了二十多件漆器，其中以彩绘漆木盾为最有特色的楚国漆器；
4）1975年至1976年在江陵县雨台山出土近千件漆器，其中彩绘鸳鸯形漆豆和彩绘蟠螭纹漆卮最具有代表性，是楚国漆器的代表作；
5）1978年于天星观出土了一百多件漆器，其中以漆座屏最有代表性，木胎，通体髹黑，并用红、金、黄三色彩绘；
6）1978年对曾侯乙墓的发掘是楚国漆器的又一重要发现，发现有五千多件漆器，胎骨基本上是用一整块木板斫制或剜凿而成，纹饰主要有浮雕或透雕及彩绘，多是黑地朱漆或黑地金漆，其中以二十八宿衣箱和鸳鸯形盒最具有代表性；
7）1982年于江陵马山出土了较有代表性的漆盘，夹紵胎，器内外均为黑地，用暗红和朱红彩绘；
8）1986年发掘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器多为木胎，少数为夹紵胎，制作方法有斫制、镟制和雕刻，器物间的结合方式有榫卯法、粘接法、铰接法、镶嵌法，大部分漆器为黑地，用深红、橘红、土黄、青、金等色彩绘，器形有豆、斗、案、折叠床等，装饰纹饰有动物、几何、植物、自然景物四种；出土漆器中以虎座鸟架鼓、彩绘漆棺、彩绘漆奁、凤鸟形双连漆杯最有代表性。
2.楚国湖南地区漆器的考古发现：
楚国湖南地区漆器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以下几个：
1）1951年在长沙陈家大山、五家岭、识字岭、五里碑、徐家湾等地发现战国墓葬七十多座，其中出土了两件漆盾，颜色鲜艳，制作精美，推测为古代武舞的道具或者是一种仪仗；
2）1953年至1954年在左家公山、杨家湾、仰天湖发现了三座大型木椁墓，出土了朱地黑漆耳杯、黑地朱绘木漆盒等漆器；
3）1971年于长沙浏城桥清理了一座大楚墓，出土漆几、漆剑椟、镇墓兽、漆绘木鹿等六件漆器；
4）1958年于常德德山的战国墓中发现了漆耳杯和漆奁，均已残破。
3.楚国河南地区漆器的考古发现：
河南地区发现漆器比较丰富的楚墓，主要位于河南南部的信阳一带，另外，在河南淅川、鹿邑等地也有楚国漆器的出土，其主要发现如下：
1）1956年在河南信阳小刘庄后的土岗上发现了信阳1号墓，出土漆器一百五十件，器形有俎、杯、杯豆、圆盘豆、高足方盘、勺、匜、几、案等，均为木雕，大部分髹黑漆，并施加各种彩绘图案；
2）1958年发现的信阳2号墓，出土漆器一百二十件，器形有俎、杯、杯豆、圆盘豆、方壶、勺、几、案等，以出土的彩绘花瓣形盒盖、彩绘漆器残片和鼓座最有特色。
2.楚国以外的地区也有许多漆器发现，主要的考古发现如下：
1）四川成都羊子山墓。在对其最大的战国墓172号墓发掘中发现了两件大的圆漆盒，都附有铜扣、铜圈和精美的银错花纹；漆奁均为木胎刷灰后涂漆加朱绘；方扣漆器一件为木胎上刷灰再涂漆，一件为木胎直接涂漆；圆扣漆器均为木胎上直接涂漆，有圆环形铜扣；大方扣漆器为木胎上贴编织物再涂漆而成；
2）四川荥经墓葬。墓葬中有战国墓六座，出土漆器均为厚木胎，刮制，髹黑漆或红漆，没有彩绘饰物，个别漆器无髹漆，漆器上发现有八个刻画符号，应为髹漆以前用利器刻划在胎上；
3）四川成都墓地。出土大量漆器，色彩亮丽、彩饰斑斓、种类繁多，均为木胎漆器，黑地红漆彩绘，有的还有刻划符号，这次出土的大量漆器，将成都作为我国古代漆器生产中心的历史向前推移了三四百年。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是中国漆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迄今为止在中国许多地区均发现了此时漆器或其遗迹，数量品种之多、工艺之巧、文饰之精美远胜前代，对后世漆艺的影响巨大。其中楚国漆器尤为突出，不仅在数量上占了已出土此时期漆器的绝大多数，而且其装饰于表面的纹饰，丰富多彩，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呈现出更强烈的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漆器和青铜器的纹饰主要类型基本相同，包括：动物纹、植物纹、自然景象纹、几何纹、社会生活纹五大类。但对这五大类纹饰，在青铜器与漆器两者所占的比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漆器中动物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大，而植物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小；漆器中凤纹、云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大，而龙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小。再对两者纹饰的构成结构进行比较，又可以发现：漆器纹饰较青铜器纹饰更为复杂多变，虽然两者的都具有独立、适合、连续纹样三种构成方式，但在漆器上表现出来的就更富于变化，如边缘连续纹样中漆器有连圆式、连环式、波折式和散点式等。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期间，两者出现了分化。 
背景资料
这种分化首先是由于漆器与青铜器相比，更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造成的。许多学者认为，漆器在此时期更多地用为日常用品，出现了大众(新兴地主阶层)化的趋向。据《史记》记载，庄周尝为蒙漆园吏，可知当时漆树种植已有相当规模，以至于栽培和管理需要有专人负责。由此，亦可知当时漆器需求量之大，其制造业之繁盛。尽管同时期也出现了单件日用铜器，但从材料和工艺制作的角度看，其普及性远不如漆器。而且，当时青铜礼器仍然是礼制和社会等级的象征物。所谓“礼崩乐坏”，主要指各诸侯国的越礼，表现在青铜礼器的使用上，是超越周礼所规定的数量规模，而不是说青铜礼器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仍然是合规范的，因此那些日用铜器才几乎无纹饰。而此时期漆器则由于广泛用于日常生活，较少地受到规矩的约束，纹饰不仅得到更多使用，并且其样式也出现了更丰富的变化。多地用为日常用品，出现大众(新兴地主阶层)化趋向。根据《史记》记载，庄周尝为蒙漆园吏，就知道当时漆树种植已有相当规模，以至栽培和管理需要有专人负责。由此，就可知当时漆器需求量之大，制造业繁盛。尽管同时期也出现单件日用铜器，但从材料与工艺制作的角度看，普及性远不如漆器。而且，当时青铜礼器仍然是礼制与社会等级的象征物。所谓“礼崩乐坏”，就是主要指各诸侯国的越礼，表现在青铜礼器的使用中，为超越周礼所规定的数量规模，而不是说青铜礼器所体现价值观念并不存在。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仍然为合规范的，所以那些日用铜器才几乎无纹饰。而此时期漆器则由于广泛应用日常生活，较少地受到规矩约束，纹饰不仅仅得到更多使用，并且其样式也出现更丰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