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篇小说
主要区别
人们通常把几千字到两万字的小说称为短篇小说，三万字到十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十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这只是就字数而言的，其实，长、中、短篇小说的区别，主要是由作品反映生活的范围、作品的容量来决定的。
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反映出一定广度的生活面，它的人物的多寡、情节的繁简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
发展历程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选择题材，广泛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数量上看，从1976年末算起至今，应以数以万计来计算，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罕见的现象。它的优秀之作，单从中国作协主办的4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来看，就有67部。　这时期的中篇小说，题材新，主题新。　一是出现了反思历史生活的作品。　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等，尖锐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10年人妖颠倒的社会现象和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伤痕”，探索了造成伤痕的历史原因。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描绘了1958年的“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悲剧，让人们对过去的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绿化树》、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沉重打击。他们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强迫到社会的底层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在物质生活上贫困不堪，在政治上受歧视，没有任何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言。这些作品都深入探讨了造成知识分子人生痛苦的历史原因。王蒙的《蝴蝶》、韦君宜的《洗礼》等，不仅描写了老干部在极“左”路线迫害下的悲剧命运，而且也写出了老干部的反躬自问，自省人生的责任。　以上这些从多方面重新审视当代历史的中篇小说，无不体现了作家具有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他们敢于冲破禁区，对历史的是非重新加以反思和审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和“十七”年中的“左”，都给予无情的批判，充分地发挥了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批判功能和战斗作用。　二是出现了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　如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张贤亮的《龙种》等。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陈腐、革新与保守的种种矛盾、冲突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进程；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的撞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和思想动向，传递了时代的新信息。这类反映改革生活作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关注时代变革的现实生活，而且表现了作家们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矛盾冲突，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　三是出现了军事题材新突破的作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军事文学中具有突破性成就的中篇小说，它突破了“无冲突”论，敢于正视军队内部的矛盾。它在展现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场景，又深刻地反映了部队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当代军人形象。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虽然反映的是和平环境里的军内生活和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但作品同样注重揭示军内军外相关联的社会矛盾、心理冲突，着眼于写人。总之，新时期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突破了过去军事题材小说只追求“战壕真实”，把小说写成“战斗文学”的老框子，标志着军事题材文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新开拓。　四是出现了一大批过去没有或少有的各类题材的中篇小说。有写知青生活的，如路遥的《人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阿城的《棋王》等；有写大学生生活的，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有对婚姻恋爱、伦理道德进行新探讨的作品，如张洁的《方舟》、航鹰的《东方女性》；有写藏族生活的，如马原的《风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有写抗日战争生活的，如莫言的《红高梁》；有写民间传奇故事的，如冯骥才的《神鞭》；有写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也还有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新的矛盾、新的社会动荡和心理变迁生活的作品，如毕淑敏的《原始股》、何继青的《军营股民》、张欣的《首席》、钟道新的《单身贵族》等等。这众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出现，显示了作家们反映的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反映了现实主义作家注意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关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用他们的笔去真实地描绘这一切。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创造了新的人物现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称得上典型形象的，就其数量来说不多，典型化程度很高、很深的更是凤毛麟角。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能给我留下一定的印象，如陈勇、蔡锦生（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崔克坚（谢雪畴的《团指挥员》）、王应洪（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傅老刚、黎老东、小满儿（孙犁的《铁木前传》）、申玉技（康濯的《水滴石穿》）、阎兴（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　可以说，“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塑造工农兵形象为主。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继续塑造了工农兵形象外，还创造了过去文学作品中未出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具有空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例如较突出的有李铜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陆文婷（谌容的《人到中年》）、吴仲义（冯骥才的《啊》）、罗群、冯晴岚、宋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车篷宽（蒋子龙的《开拓者》）、傅连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武耕新（蒋子龙的《燕赵悲歌》）、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冼文弓（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袁翰（朱苏进的《射天狼》）、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张思远（王蒙的《蝴蝶》）、王辉凡（韦君宜的《洗礼》）、盘老五（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高加林（路遥的《人生》）、王一生（阿城的《棋王》）、那五（邓友梅的《那五》）、石义海（刘心武的《如意》），以及秦波（《人到中年》）、吴遥（《天云山传奇》）等。这些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已经达到典型化的高度。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它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把知识分子写成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反面人物，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一扫过去这种不良倾向，不仅把知识分子作为正面人物来写，而且还把知识分子作为先进人物来歌颂。　例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他在极“左”思潮的年代，由于坚持真理而被打入社会的低层，惨遭批斗，但他身处逆境仍不气馁，不悲观，在贫困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写出了《论天云山区的改造与建设》等著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带领天云山区的人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在18年的“超负荷运转”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计地位低、工资少、住房挤，忘我地为病人解除疾苦，“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在她的身上不仅体现了舍己为人的“孺子牛”精神，而且也鲜明地体现了在党的培养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这类知识分子形象不仅蕴含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也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另外，像冯晴岚、宋薇、周瑜贞（《天云山传奇》）、吴仲义（《啊！》）、曹千里（《杂色》）、辛启明、魏大雄（《土壤》）、梁倩、柳泉、曹荆华（《方舟》）等知识分子形象，都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创造了新时期改革事业中的开拓者形象。　在新时期的改革事业的进程中，有困难、有阻力，也有消极、落后方面的因素，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勇于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塑造出具有理想色彩的开拓者形象，以鼓舞人们开创改革事业。　例如《开拓者》中塑造的车篷宽，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四化建设的腾飞，在我们这个有自己国情的环境里，面临的困难却是多方面的。他在进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可谓四面受敌，上到D副总理、省委书记，下至工厂厂长，以及自己的妻子等，“这些被触动的神经线，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朝车篷宽罩下来”。可他逆流而上，直面复杂多难的观实，有胆有识，敢于冲击上司的官僚主义和僵化的保守势力，大公无私地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他知人善任，勇于大刀阔斧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他讲科学而不蛮干，励精图治，推行了他的企业思想。作者突出了他富有进攻精神的开拓者品格。《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也是一位四化建设中的大无畏的开拓者形象。他为了实现省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毛遂自荐到老大难的佳津地区去进行改革，在那里他遭到了“维护山寨绝对利益”的地委的坚决抵制。面对着阻碍改革的封建意识、宗法观念、地方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抗拒革新的顽固势力的围攻，但他没有妥协，没有气馁，迎难而上，最后他被逼得走上自我毁灭的境地。他为四化建设积极献身的精神，震撼人心。像这一类开拓者的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出现过的，这些个性鲜明的强有力的改革人物形象，对于鼓舞人们从事改革和四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在塑造军人的英雄形象方面具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方面，比较注意追求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往往不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不写英雄人物的真实情感，导致“神化”英雄。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时，则注意把英雄人物写成活生生的真“人”，写出英雄人物的不同个性，写出英雄人物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既崇高又平凡。《高山下的花环》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的新突破是十分突出的。在塑造梁三喜这个英雄时，作者突出了这位来自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子弟，继承了中国农民刻苦耐劳、坚韧宽厚的气质；对祖国、对革命事业一片忠诚，具有淳朴厚道、坚毅刚强的性格；在战前，他严以带兵，宽以待人；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掩护战友具有自我献身的精神。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传统军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又赋予了梁三喜更丰富的普通人的“情感”，写了他的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战友情。作者强化了英雄人物的丰富“情感”来增强震撼人心的力度，让读者深深感到英雄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也具有七情六欲。作者敢于写梁三喜的丰富情感，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因为在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来写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的。在塑造赵蒙生这个英雄人物时，作者敢于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和转变过程。赵蒙生从想当“逃兵”到为国而战，并成为战斗英雄，他的深刻变化，是真实可信的，激动人心的。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可能写指导员身上有缺点的，也不可能将一个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的。李存葆敢于把这样一个身上有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无疑是一个发展和突破。另外，像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袁翰（《射天狼》）、冼文弓（《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沙海的绿荫》）等军人形象的塑造，都具有新的发展和开拓。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　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言行、细节以及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也有一些运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但不是很突出；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了继承和运用以上的传统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向人物的灵魂深处开掘和探求。　王蒙在《蝴蝶》里，大胆吸取和采用西方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象征等艺术手法，着重描写张思远的内心活动，剖析他的精神世界。张思远这个人物在外形上和性格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虽然不太突出，但他的内心活动的轨迹，他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谌容在《人到中年》里，就写了陆文婷在昏迷状态中的幻觉、臆念，通过她的梦幻般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陆文婷内心深处的种种矛盾：欣慰与忧患、欢乐与烦恼、困惑与信念、忏悔与期望等等。作者运用人物的意识流动去揭示陆文婷的心绪，既符合陆文婷内向性格的特征，也与病中特定氛围下的人的心境相适应。还有汪浙成、温小钰写魏大雄，张一弓写李铜钟，张贤亮写章永麟、龙种，水远宪写傅连山，朱苏进写袁翰，刘恒写周兆路，陈建功写卢森等人物，都很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家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其目的都是为了丰富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丰富、真实，给人以立体感。作家们注重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大突破，因为在极“左”思潮横流的日子里，作家描写人物多样的内心活动，往往被指责搞“人格分裂”或醉心于“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　其次，在结构艺术方面。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继承以情节为主体的传统结构艺术，一般都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也即人们常说的纵式结构。　在“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刘澍德的《桥》、康濯的《水滴石穿》、刘白羽的《火光在前》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艺术。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探索和尝试着多样化的结构艺术形式。有的作家比较明显地运用了心理结构（又称意识流结构），如王蒙的《蝴蝶》，通过张思远的心理流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过去、现在、未来迭替出现，使得整个故事时断时续，起伏跳跃，用有限的篇幅，反映时间跨度大、空间开阔的生活。这部作品只有4万余字，就写了张思远30年的生活经历。这种结构还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有的作家，还尝试着把传统的情节结构和心理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运用，如谌容的《人到中年》，一方面，是按发病、守护、诊断、垂危、抢救、初愈等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来安排情节结构；另一方面，又通过主人公病中的幻觉、忆念，以及主人公的丈夫、好友、同事、领导、病人的回想，把陆文婷的身世、学业、工作、爱情、家庭生活等并不连贯的20多年的生活图景压缩到一两天时间里来表现。这种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结合起来运用的结构方式，不仅有助于表现广泛的人生内容，而且也有助于塑造陆文婷的形象。另外，靳凡的《公开的情书》，采用了书信体结构，让人物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得酣畅淋漓。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探索了立体交叉的结构方式，除了头尾两节采用第三人称外，其余各节均用第一人称交叉自我叙述，在各自的叙述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以上提到的结构方式，在过去的中篇小说中都未见过的。这说明新时期不少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都不再固守传统的结构形式，大胆地借鉴和创造新的结构方式，使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再次，在艺术风格的建树方面。新时期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要比建国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的作家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专门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上找不出来，因此也谈不上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新时期就有众多的中篇小说作家，从选择题材、创造形象、艺术构思、语言表现方面表现自己独特的东西。例如蒋子龙侧重于反映改革大潮的现实生活，尤以反映工业战线的生活为主，开拓了工业题材文学的新天地。他善于广泛地揭示出四化建设中的矛盾冲突，深刻地分析和探索四化建设的现状和道路，成功地塑造了工业战线上的开拓者形象，建树了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谌容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来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挞生活中的假恶丑；善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进行探索；善于描写女性形象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艺术，综合运用，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李存葆侧重于军事题材创作，开创了军事题材社会化的新天地。他善于把战争、部队和整个社会生活融汇一起来描写，让人看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掠影；善于塑造不同性格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的心灵美，以净化人们的灵魂。他的作品具有“炽热的情感，深沉的哲理和浓重的色彩”。王蒙创作了一大批中篇小说，从多角度反映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在艺术形式上锐意创新，立足民族生活和艺术的土壤，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他还大胆地把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比喻象征、杂文讽刺、相声的幽默等多种艺术手法熔为一炉，综合运用，艺术追求别具特色。刘绍棠提出了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致力于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作品，建树了“田园牧歌”式的艺术风格。　
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建国后的“十七年”，在新时期崛起，并不断发展，走向繁荣昌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促使中篇小说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1978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使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接着，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于是，广大作家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和探讨。他们针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近10年间所散播的极“左”文艺思想的流毒，进行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们彻底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为所谓“黑八论”的理论观点辩诬正名；认真地探讨了建国以来文艺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左”和右的干扰，尤其是对“左”的干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很显然，党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战线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和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因为众多的优秀中篇小说，都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　其次，作家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拥有丰富而厚实的生活和积累，以及善于思考，也有力地促使了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　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比较多的是中青年作家。在他们之中，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和极“左”的年代，就深受其害，切身饱尝了累累“伤痕”。例如冯骥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得七零八落，他的母亲也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发，“他所崇拜的文学艺术大师的画像被撕成碎片抛在地上”，“他那些心爱的藏书全被扔进了院里的火堆”。面对风云变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在思考：“为什么那些文文静静的女孩子，抄家时会把屋里每一件完整的东西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为什么海河边几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尽……”（许志安：《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冯骥才的生活、创作道路》，见《中国当代文坛群星》第181页）冯骥才的亲身经历，他的耳闻目睹，他的深沉思考，使他创作了《啊！》、《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小说。又如从维熙，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进过劳改队，在矿山、工厂、农场干过各种苦力。在20多年的底层生活中，他饱尝了悲欢离合，历尽人间沧桑。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粪土与黄金；高洁和卑鄙；恶毒与善良；虚伪和真诚”。（从维熙：《答木令耆女士》，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70页）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有才有识、正直清白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枉作楚囚。这一切，是他创作的源泉，使他写下了《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等中篇小说。　另外，不少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目睹了社会生活的变革、七彩的人生，拥有了创作题材，从而写下一篇篇佳作。　再次，中篇小说的崛起和不断发展，还有它自身的特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除了以其字数的多少来区别外，它还可以以反映生活的容量来区别。短篇小说构思较快，写作灵活，能够较迅速地反映生活，但因其篇幅较小，往往只能反映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断，“可借一斑略知全豹”。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相比较，它能反映更深广的生活，场景广阔，人物众多，故事完整，但由于它构思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较长，而不能迅速地传递给读者。中篇小说兼有两者之长，既能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又能蕴含较深广的生活内容，而且不需要长篇小说那样长时间的构思和创作。为了适应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的特点，为了较快地将生活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为了读者的阅读欣赏，于是不少作家寻找了中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　
新时期出现的众多的大型文学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全国省市一级的大型文学期刊，1978年仅有《十月》1种，1979年为13种，1980年为26种，1981年以后至少有30种。这些大型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园地。由于大型刊物众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涌现，相互激励，也就推动了中篇小说创作的不断发展。 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近50年，它从建国后“十七年”中的不显眼的地位起步，进入新时期后不断发展，繁荣昌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的确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我们相信。广大作家坚持深入生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深化，会创造出更多更美的中篇佳作。[1]
标志性表现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小说家族晚生文体的中篇小说创作曾长期发展缓慢，直到新时期才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三十年来的中篇小说整体创作还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稳健。全国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是新时期中篇小说的首次权威性评奖，以后三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和时隔十年后启动的鲁迅文学奖，不少获奖中篇小说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 名作。《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不少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频频获奖，也能说明原作质地。作为一种小说文体的运用，中国中篇小说三十年的收获，也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贡献。中篇小说创作整体成功有多种原因，其中有几种标志性表现。 
张扬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当然涉及各种文体，但中篇小说的张扬现实主义则具有突出的群体性和持续性。近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篇小说创作都体现了关注现实、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思想探索的特征。如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演变中，出现了《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风泪眼》、《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北方的河》、《赤橙黄绿青蓝紫》、《腊月·正月》、《祸起萧墙》、《人生》、《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少将》、《飞天》和《桑树坪纪事》等众多影响广泛的现实主义作品。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文学，如《爸爸爸》、《女女女》、《灵旗》、《红高粱》、《妻妾成群》、《日祭》、《大捷》、《国殇》、《温故一九四二》和《预谋杀人》等，虽然是回眸历史和传统文化，但反思传统文化和探求历史真相同样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品格。尤其代表作几乎都是中篇小说的新写实文学，如《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不谈爱情》、《风景》、《白涡》、《纸床》、《单身贵族》、《特别提款权》、《瑶沟人的梦》、《灰色迷惘》、《厂医梅芳》等，更是以冷峻的写实化张扬了现实主义。而《方舟》、《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麦秸垛》和《棉花垛》等女性文本，则显示了女性文学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演进。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写实主义的当下审视在中篇小说依然比比皆是，而且表现了题材多样和主题多元的宽广视野。如有《山里的花儿》、《向上的台阶》、《镇长之死》、《白棉花》、《道场》、《父亲是个兵》、《赫尔辛基的逃亡》、《今夕何夕》、《夜郎西》、《钳工王》和《翅膀硬了》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这些年，中篇小说的现实关注不仅一如既往且更为理性和深刻。众多作品直面了物质主义、道德裂变等突出问题，对弱势群体和民生疾苦还给予了特别关注。如有《老师本是老实人》、《钓鱼过程》、《贪污指南》、《救灾记》、《民选》、《沉默权》、《北京候鸟》、《傻女香香》、《阿谣》、《奔跑的火光》和《霓虹》等等。而《谁家有女初长成》、《生活秀》、《玉米》、《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飞翔的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合同婚姻》和《不过是垃圾》等，也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生存景观和精神状况。中篇小说创作的张扬现实主义，也使自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 
厚实的思想文化含量
回顾中篇小说三十年，虽然阶段性发展中存在种种思想局限，不少价值评判也并非一概具有真理性，但众多作品还是显示了较厚实的思想文化含量，给读者以诸多启示和思考。 
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思想文化的时代意义。即应该联系时代状况来检测其思考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深刻和是否具有探索意识。如《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形象的完美无疑有些概念化，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尴尬，所以引起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又如《人生》，虽然怀有浓厚的传统乡土意识，但毕竟揭示了城乡差别和道德冲突的重要社会问题，所以引起广泛争论。而《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风泪眼》、《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高山下的花环》和《飞天》等，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直面现实，在当时都有突破思想禁忌的时代意义，也是极需思想勇气的创作。 
思想文化含量还体现在描述现实时，能透视现实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关联。这种深层开掘当然更为重要。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腊月·正月》、《桑树坪纪事》、《风景》、《一地鸡毛》、《不谈爱情》、《白涡》、《向上的台阶》和《镇长之死》等名作，都是以深层开掘引人注目。这方面农村题材创作表现得格外突出。如《瑶沟人的梦》、《黄坡秋景》、《扶贫》、《太阳黑子》等，就描述了官本位思想和小农意识在当今农村的积重难返，并揭示了“扶富不扶贫”的新问题。梁晓声的《民选》和《沉默权》，陈世旭《救灾记》和孙春平的《鹏翼徘徊》，描述的当下生活和人物更是让人震惊。徐锁荣的《借种》、刘庆邦的《神木》、胡学文的《飞翔的女人》和锦路的《弟弟》，都是经由现实画面而透视相关社会根源和文化心理。这类深层开掘可谓不胜枚举。 
思想文化含量的厚实在某些流派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普遍。如寻根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小鲍庄》和《棋王》，如地域文化小说《那五》、《寻找“画儿韩”》，如新历史小说《灵旗》、《红高粱》、《妻妾成群》、《伏羲伏羲》、《预谋杀人》、《黑风景》和《棺材铺》，如女性文学《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麦秸垛》和《棉花垛》，它们就是意在开掘文化积淀、传统道德和历史尘封的本质与真相。有些选材和叙事都较特别的作品也值得关注。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和《太平狗》等，这组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在象征和经验的融合中揭示了诸多文化与人性的关联。阿来《遥远的温泉》也属于以特殊方式切入当下生活的颇有思想含量的作品。乔叶的《打火机》则深入到人性和潜意识中，这种解剖人性和追问灵魂的创作，可谓既独特又深刻。 
纯文学的道路 
长篇小说始终是文学市场的宠儿。在很多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经常可以看到长篇小说赫然在目。不管它们离经典有多大距离，不管人们怎样批评其炒作现象，很多长篇小说都被媒体广泛宣传过，由此造成的畅销者也确实不少，甚至有未见其面而先闻其声的沸沸扬扬。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文学市场化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哗众取宠的炒作现象也确实值得注意。 
而对中篇小说来说，则很难具有这一等的市场效应和媒体青睐。在文学出版和媒体关注越来越市场化后，中篇小说的流行程度便受到明显影响。除非是年度精品选、获奖作品集或少数名家集子，中篇小说通常难以单行本面世，绝大多数只能在文学期刊出现。即使“精选全国优秀中篇”的《中篇小说选刊》和经常选载中篇小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发行量还算不错，曾推出不少优秀中篇小说的《收获》、《钟山》、《当代》、《十月》、《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等文学名刊还拥有较多读者，但发行量还是远远赶不上通俗时尚类读物。中篇小说创作整体被认可，主要来自评论界和热衷文学的读者的首肯。尽管这种接受效应或许有些过于文学化或说职业化，但必须看到这也恰恰体现了纯文学的特征和收获。 
这种特征和收获对文学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发表园地和接受效应的文学化，难有市场效应和媒体关注的客观状况，也促使中篇小说作者在尊重文学规律、追求审美价值和探索叙事艺术方面更为专注和努力。我们前面例举的以及大量未论述到的作品，都能够证明中篇小说这种回归文学自身的情况。中篇小说创作步履的整体稳健当然也与此密切相关。我是以为在文学走向市场化以后，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质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有所提高。如这些年来中篇小说不仅成为纯文学期刊的重头戏，而且上档次的成熟作品相当多。 
肯定中篇小说三十年的稳健发展，当然也要看到其问题和不足。如跟踪时代的过程中，中篇小说创作同样存在心态急切和视野局限问题。有些作者对中篇文体特征也注意不够：如把中篇写成小长篇，必然处处注水；或将短篇内容拉成中篇，导致结构松散水分较多。这种“文体错位”既破坏了中篇小说的文体美感，也无法很好地表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