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北司之争
概述
唐代自进入中后期，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又参决军政机密事务，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宦官北衙的势力兴起，虽操纵君主废立命运，然而草制宣诏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亦强化翰林机构的议事渠道，形成一股新兴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对翰林采取强烈制控，由委任翰林亲信，到设立宦官专职的翰林学士院使，均旨在纳入内廷诸司的监控范围。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学士院职掌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翰林于南北司的权力格局之中，如何层累衍生学士、承旨和使职名目，稍作补充。 
翰林院、学士院与东翰林院成立再析
唐代所谓“翰林学士院”，从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址来看，是较为复杂的建筑组群。严格说来，涉及翰林院、学士院与东翰林院的不同建置阶段。关于三者成立概况，《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七月乙未条胡注析述如下： 
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银台门内，以艺能、技术召见者之所处也。玄宗初，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又以诏敕文告悉由中书，多雍滞，始选朝官有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苑之南，俾专内命。其后又置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1] 
这里显示：(1)翰林院是当中最早成立的北面机构，乃处技艺待召者之所。(2)玄宗即位之初，翰林机构的内容逐渐丰富，有翰林待诏负责批答表疏，应对辞章等事，更发展至直接挑选具学识的朝官职居于翰林，疏理中书诏敕。(3)开元二十六年后，从前于翰林供奉的才学之士才改称为翰林学士，故于翰林院所属范围以南，分别兴建学士院，以专其制诏之职。(4)及后于金銮殿之西，又建置相对于旧院址的东翰林院，方便帝王起居所在。如此解读，有助学界探讨翰林院与学士院的异同问题。[2]从上文可知，学士院建于翰林院之南，始于翰林学士之设。此外，据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的考古发现，在大明宫右银台门以北、西夹城之内出土的六组遗址，建筑群（一）（二）（五）与建筑群（三）（四），两者互相以砖道相隔，南北对置，形制上与北厅的翰林院和南厅的学士院极为吻合。从南面建筑群（学士院）别以东侧通门（翰林门）出入，可推知两院活动分隔的意图。[3](P114-116)程大昌《雍录》卷4《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说》载： 
翰林院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稍退北，有门，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胡门。门盖东向，入门直西为学士院，有两厅，南北相启，而各自为门，旁有板廊，自南厅可通北厅，又皆南向。院各五间，北厅从东第一间常为承旨阁，余皆学士居之。厅前阶砌花砖为道……（南厅）东西四间皆为学士阁，中一阁不居。北厅又北则为翰林院，初未有学士时，凡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者，皆处其中。后虽有学士，而技能杂术与夫有学可备询访之人，仍亦居之……翰林院又北则少阳院。[4]综合两条资料，学士院成立后性质异于翰林院，应始于开元二十六年，若以此为第三期，则在翰林学士产生以前，文学待诏之士供奉于翰林院，与技能杂术者清浊共处，大概是第二期的现实写照。从翰林院初期成立原意观之，它是异才技艺人士优养之地，随时待诏，其间文章之事渐高于他种才艺技能，是宫廷政命草制日形重要的结果，故此翰林院在第一期草创时期，早已具备第二时期的特质，情况类于第二期过渡至第三期。韦处厚《翰林学士记》曾谓学士院官所以不称供奉而称学士，乃因学士俾专内命，与夫数术曲艺，礼有所异，因此才出现其后截然分化的态度。 
玄宗开元期间，长期听政于兴庆宫的藩邸旧址。吕大防的石刻图中，每能精确绘画唐代宫廷建筑细微之地，较诸程大昌《雍录》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更为详实。吕氏所绘的兴庆宫图，在南衙官署的金明门入口附近，有翰林院的设置，而翰林院的南面只有一道通门，为三面密封，背向兴庆殿、大同殿的设计，南下可直抵勤政务本楼。宋敏求《长安志》卷9《兴庆坊》条亦载：“大同门西曰金明门，内有翰林院。”又注：“《学士院记》曰：驾在兴庆宫侧，于金明门内置院。”[5]若以开元十六年兴庆宫朝堂竣工时间计算，兴庆宫内的翰林院至迟亦当于此时已经运作。《旧唐书》卷43职官二翰林院条载：“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6]三宫之内各有翰林机构侍上所在，乃为不争事实，对了解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以至翰林学士的早期成立过程，具莫大启示。 
翰林院广泛分布的形态，也有助辨证某种学士的职称关系。学者辛德勇早已留意高宗至武则天主政时期，北门学士供职的地理问题，反驳前人以翰林院门在右银台门之北，因而得出“北门”的学士说法。辛氏认为，无论从文献及考古均不存在相对于右银台门以北的“南门学士”，故语意逻辑不通。若据程大昌《雍录》卷4南北学士条的解释，则翰林与学士之设较为明晰，其谓： 
唐世尝予草制而真为学士者，其别有三：太宗之弘文馆、玄宗之丽正、集贤，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之翰林。此三地者皆置学士则是实任此职，真践此官也。若夫乾封间号为“北门学士”者，第从翰林院待诏中选取能文之士，待使草制，故借学士之名以为雅称。其实此时翰林未置学士，未得与弘文、集贤齿也，故曰“北门学士”，言其居处在弘文、集贤之北也。[4] 
这里主要析述唐代学士的源流，欲同时反映翰林机构早期，并无学士之设。乾封年间的北门学士，乃从翰林院待诏中选士，雅称学士而已，性质上未能与南衙的弘文、集贤诸馆学士的机构实职相比。同样的道理，翰林供奉发展至翰林学士，也必然经过这种由虚变实的进化过程。程大昌的《东内西内学士及翰林院图》、《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图》及《学士院都图》，皆着墨于右银台门之北，接近宫城西墙的翰林及学士院，对其他翰林院的性质，未加详析。玄宗当政期间，从大明宫南通兴庆宫，有夹城建筑其间，方便人主潜行，故三宫机构之间往往产生重叠、互补的政治作用。[7](P15-32)兴庆宫的翰林院职，至少说明玄宗践位之初，以翰林待诏批答表疏，应和辞章，并逐渐由学识朝官职居机构内的新趋势。此类临时制诏的职种，于开元后期遂陆续为学士院的专职取代。 
夹城与重廊的设计，使翰林学士院处于近密的位置，它既处于夹城之内，如何连通于殿最方便制诏宣旨，成为政治关键所在。从考古发现得知，夹城直北之处为密封城墙，进出途径必先经翰林门，然后转入宫禁范围。重廊的构造是利于抵达殿侧，而不须绕道，以达至密速潜行的效果。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而麟德殿东、西两侧均有重廊亦有文献记载。《雍录》卷4载：“麟德殿东廊有郁仪楼，西廓有结邻楼，学士院即在西楼重廓之外。”[4]由此可证，大明宫城的西墙，西有夹城，东有重廊，由夹城通宫城重廊，沿横直的走廊通行麟德殿，直北抵少阳院，无疑拉近夹城建筑与宫内西侧诸殿院的距离。 
大明宫内，由翰林院发展出学士院，再由翰林学士院别置东学士院的繁衍过程，同样产生了不少机构重叠的疑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即谓：“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迁，取其便稳”，即从方向上指明其新院地近金銮殿，目的是较近便起居于各殿的君主随时传召。《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正月癸巳条下，胡注：“程大昌《雍录》曰：金銮坡者，龙首山之支陇，隐起平地而坡＠①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銮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銮坡。又曰：金銮殿者，在蓬莱山正西微南，龙首山坡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东学士院，以其在开元学士院之东也。”[1]按此地理，东翰林院半隐于金銮坡上，颇能达至近密目的。徐松《大明宫图》，东翰林院东出有金銮殿，南出为延英殿，西近麟德殿，二殿再东出，便是紫宸、蓬莱诸要殿，位置上显然较夹城中的翰林学士院较接近宫中各主殿。《陕西通志》所绘大明宫图，将东翰林院称为东学士院，凸现了从旧学士院中衍生的历史背景。 
中唐君主常因起居之处，密召学士商议草制，旧的学士院从夹城翰林门东出，较易为结邻、郁仪等城楼监察；若从东学士院绕北背禁苑，不但同样可达靠西侧的麟德殿，并且不动声色抵东侧的浴堂殿。史书载德宗常居浴堂殿，又谓学士院以北扉之便，密封于此。单从夹城学士院地理难以解释，盖翰林以北有墙垣之隔，于东学士院北出，沿禁苑范围而下，则稍近情理。由此推之，东学士院当由于翰林学士须常候君主密封，渐次于禁中近便之处特别成立的翰林机构。此种关系，将于下文析述。 
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衙关系
唐代翰林学士院早存在于东内、西内和南内的宫廷范围内，从地理位置分析，不足以把它归类于南衙宰相机构或大明宫苑内的北衙系统。况且，其设立背景既有分执宰权限，成为内相意图，主事者又是学士官员，跟其他宦官司局本具差异。故此，翰林学士院实处于南北衙对峙下的中间组织，协调因内廷系统迅速发展，无法与律令机制衔接而可能产生的决策延误。由于身份特殊，翰林学士对两者的向背往往左右政局发展，渐成为内外廷重要的拢络对象。大抵从官僚的职掌和升迁的途径而言，宰相与翰林学士的制诏关系较为密切；惟内廷决策的草议和行动配合上，宦官中尉与内诸司却容易制控翰林学士。中晚唐的南衙北司之争，离不开宰相欲夺内廷权力，最后遭受阉竖反压的收场，翰林学士则长期处于这种纠纷中，反复拓展其政治空间。 从草制到决策的翰林职责翰林学士草制的职能最为重要，由此而来的，是草拟决策时的论议角色。踏入中唐，无论是肃宗、代宗之交，或者是敬宗、文宗之间，储君承继的诏书，成为新立帝王的法理依据。两次政变的共通点都是旧主驾崩之初，所召继位人选不为宦者接纳，结果由宦官军政诸司掩护新储出起居之处，勒兵殿院之下，推翻前议。在另起炉灶过程中，宦官仍得同样以翰林学士草诏析法，说明翰林学士院由于北出少阳院之便，草诏工作渐受内廷宦官操纵役使。就平日草拟公文而言，内容轻重不一，翰林学士的权限发展，仍须视乎帝王信用的程度。关键时期应自德宗开始，盖泾原兵变，翰林学士陆贽于患难中随行在制诏，调兵遣将无出其右。《旧唐书》卷139陆贽传谓：“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6]李肇《翰林志》载其时翰林学士不但朝服班序，而且“赋权日重，于是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相，皆出于斯。”换言之，由德宗非常时期到政局渐告稳定，翰林学士的草拟实权，已由单纯的文书起草发展至广泛参决的层面。 
翰林学士能加入议政行列，与君主兴起固定的议事渠道有关。例如，裕堂殿乃德宗长年视事之所，地近绫绮殿，大明宫较东侧之处，此后帝王每于此召问学士意见。《资治通鉴》卷237宪宗元和二年十一月胡三省注：“唐学士多对浴堂殿，李绛之极论中官，柳公权之濡纸继烛，皆其地也”，即道出翰林学士应召于此的传统。李绛与白居易批评宦官专权，事见卷238宪宗元和四年九月条，以此推知，浴堂议事制度沿袭已久，翰林学士论政决事风气已然建立。例如，顺宗时期，帝主长期养病，多由王叔文、王ｐī＠②与宰相韦执谊主持政事，而且“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1]由决策到宣召皆由翰林学士总揽，从前制诰的文书工作则交付中书代理，翰林学士议决地位十分明显。王叔文等权力上升，开始令部分宦官不安，继而拉拢另一批翰林学士，进行政治反扑。《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三月载：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ｙīｎ＠③、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1] 
王叔文专权，得力于一派宦官支持，情况与俱文珍、刘光琦援引其他学士，二者政治结合的方式相差无几，惟双方政治对峙，不免令学士院内部分化。史书未载东学士院成立的政治动机，《石林燕语》卷5云：“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或与泾原兵变，逐渐专委翰林别处承受要旨有关。观顺宗末年政治，东学士院有进一步巩固的趋势。王叔文等视事之所，仍以右银台门内的翰林学士院为基地，对郑ｙīｎ＠③、卫次公等反对派翰林机构成员，必然产生种种矛盾和不便。东学士院地处金銮殿的西侧，与前者俨然形成另一议事系统。宦官俱文珍以诸学士入金銮殿草制立储事宜，至近密之法当就地起用学士班底，意味着东学士院，前后经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渐告成熟。若考《旧唐书》卷159，卫次公传，以郑ｙīｎ＠③等翰林学士为代表的金銮殿议政机制，隐然于此段期间发挥功效，《卫次公传》载： 
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ｙīｎ＠③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ｙīｎ＠③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及顺宗在谅暗，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次公与郑ｙīｎ＠③同处内廷，多所匡正。[6] 
郑ｙīｎ＠③、卫次公等成功助顺宗登位，本为前朝功旧，但顺宗临危，竟由王叔文、王ｐī＠②据银台门翰林指挥政事，制诏无所经由，自然产生矛盾。宦官集团内的互相对垒，加深了翰林政治的主导战。结果，郑ｙīｎ＠③政治选择正确，宪宗即位便提升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谓郑ｙīｎ＠③位在诸学士之上，“凡大诰令、大废置、承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学士承旨即翰林学士之首，由于职居学士院长，可随时单独与君主对话，秘密筹决。[8]要达到密议目的，承旨学士必须常出学士院而穿梭宫内，随君主所在入对。同时，于旧学士院北厅东第一间作为翰林承旨办公之所，有统率诸学士之意，避免出现前朝王叔文争夺权力的类似情况。学士承旨每须规范翰林学士，见于《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五年六月的如下记载： 
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钳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1] 
白居易能留于翰林学士院，皆因承旨李绛于密议中对其持正面态度，可见帝王在承旨之设及密议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重新以翰林学士院为帝王私人腹心。由于南衙北司长期对立，帝王用人管道已尽量超越外朝宰相或内廷宦官，避免直接卷进各种人事纠纷，相反多以重用的翰林学士承旨入相，更能确保政治风险。故此，学士承旨之职已有提前培育帝王亲信的意图，方便日后进入中枢的决策层。例如裴ｊì＠④任相前职居翰林，《旧唐书》卷148本传谓其“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ｊì＠④，ｊì＠④小心敬慎，甚称中旨。”[6]学士承旨职涉相权，故每为持异见的宰执不容。史书载宰相李吉甫“自以诬构郑ｙīｎ＠③、贬斥裴ｊì＠④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1]（卷237元和三年九月戊戌）裴、郑皆曾为学士承旨，受帝大用，宰辅因排斥二人反遭疏远，宪宗对翰林学士甚见宠信。帝王和翰林学士密议，必由学士值勤，可随时便殿召见所致，其事多涉北衙宦宫，令事态尤见机密。《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载： 
（文宗）开成四年……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帝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8] 
君主援引学士论议宦官，为了防避阉宦视线，召对往往彻晚进行，如文宗时以批评宦官知名的翰林学士柳公权，“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液揉纸继之。”[6]（卷165《柳公权传》）武宗曾夜召学士韦琮草制，而宰相、枢密皆不之知，[1]（卷247，会昌三年五月壬寅）益见翰林学士的近密程度。又如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1]（卷249，大中八年）凡此可见，双方密议的方式甚多，因时地而表现迥异，然帝王因学士草制之便，征以筹谋宦官良策，均为上述共通之处。 翰林学士与宰相制——北衙权力制控的因由由草拟制诏发展至密议决策，翰林学士之职已非单纯的秘书顾问角色，其执行部分相权，足以改变宰相与宦官权力周旋中的政治形势，此为宰相与学士关系又得和谐共事之处。翰林学士分割相权，诚如张国刚等具体所言，是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纳入职责之内，使帝王政令分为内制和外制两组性质。翰林学士用白麻所撰的内制，直接由禁中发出，关乎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后建储等重要诏书；中书舍人用黄麻所拟外制，则为一般诏书。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其所撰中书制诏和翰林制诏，便显出了内外二制轻重之别。[9](P259-261)白麻之制本为宰相所有，《资治通鉴》卷235，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条即载： 
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ｙīｎ＠③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中书降敕。[1] 
德宗时翰林学士重提旧事，欲挫神策中尉窦文场等气焰，法制上宰相降麻名正言顺，然中官统军授麻之法前代已有发生，非文场无理般弄。郑ｙīｎ＠③的诠释，使任用权力连结于翰林、宰相之下，盖关乎将相降白麻起用之事，前一日必经中书、门下文书审批，然后付翰林草麻，最后由宰执宣敕，宦官无由干预。事实上，宰相一直着意制控北衙授官，《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三年九月条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1]换言之，神策宦官每有人事调动，必须“先奏闻于上，禁中以其状付中书，方与检勘由历而施行之”。[1]由过往不向君主奏请而直牒中书，到现在付状于中书检勘再施行，其精神与前者麻制一脉相承，宰相得以重夺部分任免权力。越到唐代后期，中书与翰林之间对麻制的草拟与宣行，渐取得分工默契。《资治通鉴》卷253僖宗广明元年五月乙亥条胡注载： 
唐制，凡拜将相，先一日，中书纳案，迟明，降麻，于ｇé＠⑨门出案。《会要》：凡将相，翰林学士草制，谓之白麻。韦执谊《翰林故事》曰：故事，中书省用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黄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史言唐未宦官恣横，监军与枢密使，恩数埒于将相。[1] 
唐代后期翰林学士的职责繁多，草诏密议之余，于宰相施行任免权力中越形占优。从前黄白二麻的诏降悉属中书，渐次由翰林学士院独掌系乎军国重事的白麻，且直接关系宦官用人权限。将宰相权力移于翰林，未必不是出于帝王的本意，如是藉第三者可以重新规管重要官职。从各种迹象显示，翰林学士透过白麻之制，发挥封驳政策的权能。例如，宪宗时期王承宗叛，欲令宦官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蒋偕《李相国论事集》卷2载：“翰林中屡陈从古无令中人统各镇师徒，诸道受其节制者，师出不律，军必无功。前后谏论一十八度。后宰相论，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学士李绛撰白麻。其日，绛又进状，称事实不可。”值得注意者是，其后“上手执一纸文书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学士不肯，如何？”既然上意已决，加上宰相附和，翰林若只职草麻，则君主无须多费唇舌考虑李绛奏状。显然于制麻过程中，翰林学士可就白麻内容参决可否，是翰林既得的合法权力，使皇帝在此决策上不得不谨慎考虑。 
制白麻的专责，何以由宰相移于翰林，史料并无明载，然而翰林学士承旨所带职官多为兵部侍郎，而且上迁途径往往直指宰相之位。在唐的官制里，兵部侍郎为正四品官，位在正三品尚书之下，负责处理军机政令。[6]（卷43《职官二》）故此，学士承旨带此职，无疑预先提拔宰执人选，便于协办将相降麻的军政重任。《旧唐书》卷43职官志之翰林院注：“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据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统计，宪宗迄穆宗之间承旨学士中，十一人已有九人参大政。若从更全面的数字统计，于德宗至懿宗的154名翰林学士中，能至宰相者有53名，占32%，而在宪宗至懿宗的52名承旨中，其后任相者共30名，占58%，后者入相比例更形明显。[10]翰林学士承旨与宰相制之间，已成为相通的亲信渠道，于决策层面上更为帝王倚重。君主以学士承旨强化皇权的同时，宦官亦设法于翰林机构内渗透其影响力。[1]（卷245，太和七年至九年）例如，以新的院使职种，监控学士权力。考翰林院使最早出现时期，在宪宗初年，《白氏长庆集》卷30载：“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诏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谦奉宣，宜授翰林学士也。”从翰林院使奉旨宣授翰林学士看来，院使似已监控学士的进出与任免。梁守谦为宪宗期的权阉，《资治通鉴》卷238及《册府元龟》卷665、667诸处，载梁氏于元和五年已由枢密使提升为右神策军中尉的北衙最高要职，显见翰林院使地位之重。[7](P90-101)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又谓该使“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军国之重事，古今之大体，庶政之损益，众情之异同，悉以开揽，因而启发”，翰林院使乃集承旨、宣召与参议军政于一身，更肩负统领翰林学士之责，使众情归一，臻上情下达之效。

结论——兼谈内诸司的决策角色
由上可知，唐代翰林学士院的构造与职种关系密切，从翰林院分出学士院，特设翰林学士，本来就是因应宫廷地理建置的政治考虑。唐中期以后的君主，鉴主宦官权势日益高涨，每欲兴起另一私人渠道，寻求政治意见以相援引，学士院供职的翰林学士，正好补救了宰辅未能于禁内议政决事的角色，并且在既合作且冲突的微妙决策层面上，继续与北衙官司发展工作关系。翰林学士所以能谓内相，在于获得与帝王密议机会，又于制诏降麻的过程中发挥己见，从而成为参与中央决策不可或缺的法理依据者。此种身份，并非一般擅夺权力的宦官可以取代，形成制控宦官权限的一股法治力量，故此越引致宦官于翰林置使，作出反制控翰林学士的主因。 
无可否认，南北衙互相对峙为时甚久，但彼此权力高下立见。从神策军进驻中央禁军开始，北衙使职机构日益繁衍，中央诸部寺监权力欲遭侵蚀，南衙诸卫兵徒具空名而已。中晚唐君主的废立几全操阉宦之手，已反映君主权力、宰相南衙实职不足与内官争斗。故君主倚重翰林学士，其实是在既定的形势下，确保北衙官司仍在一定程度上服膺南衙宰相的律令制度。翰林学士专掌草诏白麻，即根本代表帝王与宰相发号命令，宦官不得私夺的最高精神。宦官既不能像翰林学士草诏，惟有假以其他途径夺权，例如变更议定决策的原貌，加入修订程序，或者垄断宣令的最终过程，得以上下其手。凡此，解释了越到唐代后期，内诸司的机密、宣徽之职越具代表性。 
唐末两枢密与两神策合称为“四贵”，包括中央重要决策，机密于代宗时只管理文书表奏，进呈皇帝参阅，到僖、昭时期权力至盛，由于可在堂状贴黄，无形即代替君主处分公事，宣付中书门下施行。[11]（卷58《职宦十二》）枢密既能随时改动决策内容，自然无须屈于过去先由宰相奏对延英，然后纯粹承受公事的角色。[1]（卷262，天复元年正月）同样道理，宣徽使于代宗时期亦已存在，惟逐渐能总领内诸司，活跃于郊祀、朝会，与其承传宣旨的职能颇具关系。由于获得宣令之便，故亦能随时矫诏，为更改决策的另一员。《东观奏记》卷下记载的其决策层的论议方式，迹近滥用权力： 
上（宣宗）大渐，顾命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当璧为托。三内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时右军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归长、公儒、居方患之，乃矫诏出宗实为淮南监军使，宣化门受命。将由银台门出焉……宗实叱居方下，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于藩邸即位，是为懿宗。[12] 
在唐后期常见的政变中，神策护军中尉以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控制最后大局，成为枢密、宣徽等中央决策要员靠拢的对象。归长、居方等矫诏，是右军中尉王宗实政治反扑的口实，而宗实亦以同类的手法，透过另一宣徽使宣诏改立新主。唐末枢密、宣徽主宰诏旨，已非中书所能控制，原则上决议程序应于延英，由宰相、枢密共商，但后来变成枢密、宣徽直接决定宣行，形同有效决议。《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二年二月条：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杜）＠⑦受宣，三相（毕诚、杜审权、蒋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⑦，乃宣宗大渐时，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⑦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⑦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渐涑而退……既而寂然，无复宣命。[1] 
宣徽握宣命之权，变相为直付中书执行的政令，公庆出示斜封文书，即欲面命宰相听从，已超越正常的议事步骤，故非宰相杜＠⑦所能接受。如前所述，若为内制诏令，应由宰执延英决事后，由翰林学士制出，方为合法程序。杜氏以此究之，枢密、宣徽固然无复宣命，但议政的被动性当越为明显。文中并无提及文书草拟工作，是否由翰林学士院中人协助，然而从上记翰林学士韩ｗò＠⑤草制时的消极抵抗，以及翰林、宣徽、枢密等内诸司使院权力高涨观之，宦官群已建成自身独立的决策系统，渐次摆脱翰林、宰相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