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时轮
人生历程
少年时代宋时轮，1907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宋名德，哥哥宋方桂，姐姐宋福英，刚出生时取名为宋方友，小名友伢子。这个宋方友，就是后来扬威沙场的宋时轮将军。[1]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在醴陵县北联高等小学、醴陵县立中学求学。上高等小学时，受五四爱国运动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他踊跃参加抵制日货及课余演讲会话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罪恶；在醴陵县立中学读书时，他与左权、蔡申熙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开始阅读《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逐步萌生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参与创办《前进》周刊，在醴陵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后因积极投身中共湘区委员会发动的要求收回日本占据的租借地旅顺和大连的反帝爱国运动，学校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开除。[1]投身革命“教育救国”梦想破灭，宋时轮决心投笔从戎。  黄埔军校1926年春，他考入黄埔军校，翌年1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路。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追赶时代发展的车轮，他从此改名宋时轮。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时轮因共产党嫌疑在广州被捕入狱。 1928年秋，宋时轮出狱后辗转香港、上海，多方寻找党组织未果，不得已于1929年初返回湖南老家。在家乡，他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在湖南醴陵和江酉萍乡边界地区组织起了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并担任萍醴边区游击队队长。凭着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军事知识，他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打白匪杀土豪，袭击反动民团，令敌人闻风丧胆，使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工农群众看到了革命的希望。1929年冬，宋时轮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立即带着队伍进入井冈山地区，被编入黄公略任军长的工农红军第6军，汇入到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洪流之中，开始了他在人民军队的革命生涯。当时，毛泽东曾经笑着称赞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2]红军时期1930年春，宋时轮调任湘东南第2纵队政委，此后历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红35军参谋长、独立第3师师长、红21军参谋长兼61师师长等职，率部参加了第一、三、四、五次反“围剿”。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广东南雄发起水口战役，击溃了粤军15个团。  陈丕显、宋时轮时任红1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一次国内苹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在这场罕见的战役中，宋时轮率领独立第3师驰援处境一度十分危急的红5军团，带领部队英勇拼杀，与兄弟部队一起沉重打击了南进的粤军.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在江酉宜黄的黄陂地区，宋时轮指挥所部与兄弟部队井肩作战，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第52师，俘敌师长李明。随后，他又率部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第59师井俘敌师长陈时骥。黄陂一仗共歼敌近两个师，俘敌近万人。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3]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宋时轮先后任红30军军长、红28军军长，率部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为红军战略性进攻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红军时期的战火历练，宋时轮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指挥艺术。其主要特点是:一切从全局出发，决心果断，部署周密，用兵灵话，既长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防御。[2]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团长，率部进军雁门关以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率部连续收复数座城镇，直逼山西省会大同，直接威胁了大同日军及同浦路北段的日军交通，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而，使之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之一，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将雁北支队调到北平以西，与邓华支队合井，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率部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该部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振了八路军的声威。其后，第4纵队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了有20余县及开滦煤矿共20余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发展了冀东抗日武装10万余人，开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冀东抗日武装由于种种原因受挫，但中央军委仍充分肯定了第4纵队的功绩：“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3]
1940年到延安，先后入马列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9月随陈毅到山东根据地工作，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1946年1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执行处处长，协助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国民党军事代表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有理、有力的斗争，揭露其搞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期间，处置过多起突发事件，并曾险些遭国民党特务开枪刺杀。[4]解放战争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后，宋时轮一直是陈毅元帅的得力助手和部下，历任津浦前线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参谋长、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第10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第9兵团司令员等职，率部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打了许多大仗、硬仗，为赢得这此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6月中旬，粟裕决定首先攻占开封，尔后聚歼援敌。为配合开封战役，宋时轮奉命率华野第10纵队进到河南上蔡地区，协同中原野战军一部，阻击由平汉路东侧北进的蒋军胡琏兵团，与敌血战6昼夜，保障了开封之战的胜利。紧接着，为保证华野主力消灭河南睢县、杞县地区的区寿年兵团，他又率部进入杞县城。6月29日，被称为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兵团之第5师、第70师向杞县城东南的桃林岗阵地发起攻击，宋时轮指挥部队顽强阻击，经过7昼夜激战，歼敌5000余人。这一在华野军史上有名的桃林岗阻击战，受到了华野首长的高度评价。1948年9月，济南战役发起，宋时轮统一指挥华野第3、第10、第13及鲁中南纵队组成攻城西集团。战役发起后的第3天，守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宣布起义。乘敌防御部署出现空隙的有利时机，宋时轮立即指挥部队抢占机场，率先突入商埠，并令第10纵队迅猛插入车站，直逼外城普利门以北城墙。这种抓住有利战机果断机动地实施指挥，受到了攻城前指的赞扬。[3]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州）东阻击战，也是华野防御作战的范例。当时，宋时轮指挥第7、第10、第11三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保障主力围歼安徽宿县碾庄圩地区的黄百韬兵团。敌在坦克、飞机支援下拼死猛攻，宋时轮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血战10昼夜，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统一整编，宋时轮任第3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他率部南下，与第7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安徽裕溪口至棕阳镇地段实施渡江。宋时轮指挥作战一贯深入实际，知彼知己。渡江前，他亲临第一梯队调查研究，提出了第9兵团于4月20日夜与打黑沙洲的部队同时全部渡江的建议，得到总前委的充分肯定。实践证明，这一建议完全符合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意图，实现了渡江作战的突然性，保证了部队渡江一举成功。4月20日晚，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顺利突破敌之江防。沿江之敌纷纷向南溃逃。尔后，宋时轮遵照粟裕的命令，紧紧掌握追击必须快速的原则，除组织一部分部队肃清沿江残敌外，其主力日行百里，昼夜兼程向东疾进，按时进到吴兴，与第10兵团封闭了敌南逃通路，经两昼夜激战，将逃敌5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地区。[3]抗美援朝1950年11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粟裕、宋时轮、叶剑英11月7日，第9兵团第20、第26、第27军在夜幕下隐蔽入朝，徒步穿行于高山密林中。21日，15万人秘密集结到长津湖等地区，埋伏在美军眼皮底下。西方军史学家后称之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已降到零下40多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卜，宋时轮几次调整部署，将美陆战第1师全部和美第7师一部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地区，采取集中兵力、火力各个歼灭的战法，指挥第27军打响了著名的新兴里战斗，全歼美军第7师第31团（加强团)，开创了志愿军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建制团的纪录，使整个朝鲜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津湖之役，第9兵团苦战13昼夜，毙伤俘敌1.39万余人。毛泽东盛赞：“第9兵团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与指挥第二、第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等。直至1952年7月奉调回国，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3]建设时期1952年秋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旨在培养更多对付美国陆军的军政干部。期间，宋时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方针，从严治校，狠抓教学，在短短5年时间内，把总高级步校建成了一所具有我军优良传统、严格正规的军事学校，培养了3000余名具有良好军政素质的营团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才，为我军院校建设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5年9月，宋时轮被授与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成为开国上将之一。[2]
1957年11月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曾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等职。1972年10月任军事科学院院长。1978年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参与恢复军队院校和教育训练工作。1980年起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军事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1984年2月任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
三次入党
黄埔入党  宋时轮塑像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经过21日的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由宋际尧改名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一团第四营（营长陈明仁）第十六连。
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宋时轮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准备组织游击队。苏区入党宋时轮回到家乡，积极筹划组织游击队的事。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干出点名堂来！”宋时轮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十分感动。他坚定地对父亲说：“您放心，革命一定会成功，您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还乡团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党的工作十分被动。宋时轮只好白天躲在山上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饿了，他就在山上采点野果子充饥。有一次，又饥又渴又累的宋时轮，摇摇晃晃地来到山脚下的一片红薯地，实在支撑不住了，连续拔出几个生红薯大口大口地吃着。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大声喊道：“谁在偷吃我的红薯？”“我！宋时轮。”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对，那男子觉得宋时轮眼熟名字却很陌生， 愣在那里。宋时轮立即明白了，改口说：“不，不，宋际尧。”“你就是宋际尧？是友伢子？”中年人又惊又喜，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宋时轮沾满泥土的手，拉着他走向一间茅草棚 ，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眼里含着泪花说：“饿了吧，快多吃一些。”
这个中年男子出身贫苦，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农协委员，工作积极，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面，始终没有忘记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躲避还乡团的搜捕，只身跑上山靠种地为生。
宋时轮在草棚里坐下来，一边吃着红薯一边与中年人交谈，两人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际尧，这天还能翻过来吗？”听了这句深藏心底的话，宋时轮亲切而又坚定地回答说：“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会兴起来，土豪劣绅一定要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工人、农民一定会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几句话说得中年人心里亮堂堂的。中年人恳切地对宋时轮说：“那你就领着我们和他们斗吧！”后来，这个中年人第一个参加宋时轮组织的游击队，成了宋时轮在家乡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
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有一次，为了躲避还乡团的搜捕，游击队员只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树上。时近中午，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在树下抽烟、聊天。树上的宋时轮动也不敢动。对这件事，宋时轮很憋气。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我要是身体好，能动弹，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长征入党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宋时轮如实地向陈毅谈了一年前向红三十五军军委汇报的情况，并坚定地说：“我绝对不是‘AB团’。”
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1933年5月6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到职后，宋时轮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罗明路线”。
1933年6月，中共中央局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召开第二次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迫使其离开 领导岗位提出批评，博古则认定前次会议是正确的，继续第一次宁都会议时的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高调。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之后， 强调指出红军中不存在“罗明路线”。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 谢维俊、古柏。在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他们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却被指责为“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做出组织处理。
宋时轮认为：谢维俊、毛泽覃在江西第四、第二分区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政治和军事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该区域的工作，无论从做法还是从结果看，都应该客观地承认其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错误，那么成绩的取得就无法解释。乱给人家扣帽子，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而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工作了。因为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对邓、毛、谢、古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感到痛心，宋时轮在治伤过程中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
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在直率、坦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宋时轮更加愤怒了。他说：“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宋时轮依然坚定地说：“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长征途中的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采取胁迫右军南下的手段，企图分裂红军。为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9日夜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毛泽东问：“怎么回事？”宋时轮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之后，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时轮，心情格外激动，回到住处止不住地喊出了心声：“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到职的第一天，宋时轮立即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组织部部长冯文彬作了汇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根据地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和不少军政干部被逮捕。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人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宋时轮恢复党籍的问题，也是这个时候解决的，经研究，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务委员会依据上述证明和理由，决定取消对宋被捕问题的怀疑、AB团的怀疑以及一九三四年红大所给予的处分，并恢复其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到一九三零年初重新入党，及一九三四年春被开除党籍到一九三五年冬再重新入党期间的两段党龄。即宋同志的党籍从一九二七年起计算。”[6]
看到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决定的时候，宋时轮高兴极了。他觉得，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突出体现。对每个干部尽可能作出客观的、全面的、 历史的考察和分析的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促进了干部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宋时轮精神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