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琦
人物生平
出身世宦  韩琦《信宿帖》[1]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即公元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祖籍河北赞皇县，据《泉州府志》人物志-官宦卷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现为泉州文管会立碑保护），为其父韩国华任泉州剌史时，即宋景德年间，时任泉州知府韩国华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后随父韩国华迁相州，遂为安阳（今属河南）人。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崭露头角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出兵西夏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  韩琦像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兵败遭贬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  韩琦头像[2]，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庆历新政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韩琦画像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治军有方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  韩琦版刻像[3]。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泉州父子
韩国华，字光弼，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离泉。韩国华“性纯直，有时誉”。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韩国华第六子，生于泉州郡舍。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进士，历官至宰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执政三朝，封魏国公，卒谥“忠献”。韩琦出生于泉州，泉州人引以为荣。他在泉州留下有忠献堂、生韩古庙、韩忠令、忠献祠，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连理生韩琦等遗迹和传说故事。
韩琦墓迷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藏书之家
天圣进士，历官将作监丞、知制诰、任扬州、郓州、定州、相州知府，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司空兼侍中，官至宰相，与范仲淹并称“韩范”，名重一时。封魏国公，谥忠献。家聚书万余卷，皆经其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六一堂”、司马光“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子韩忠彦、孙辈韩侂胄均能藏书。著有《安阳集》、《二府忠议》、《家传集》等。[4]
诗文成就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琦后裔
韩琦的后裔在宋朝一朝地位显赫，其长子韩忠彦为宰相， 韩琦后裔在宋室南渡的时候，随皇嗣到杭州，南宋的宰相韩侂胄便是韩琦的曾孙。历经千余载，韩琦的后裔遍布全国及其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共有100余万。
宋代宰相
官衔
西历任期
宋历任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1058年6月30日－1061年10月6日
嘉祐三年六月丙午-嘉祐六年八月庚子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1061年10月6日－1067年11月5日
嘉祐六年八月庚子-治平四年九月辛丑

简介
男，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被国内外多所学术机构聘为教授、学术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及中国数学会理事，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科学技术志主持人。曾应邀赴欧、美、日等十余国访问，讲学。
1985年，毕业于浙江丝绸工学院机电系（浙江理工大学），工学学士
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合肥)，理学硕士
199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理学博士
导师：杜石然。论文题目《康熙时代传入的西方数学及其对中国数学的影响》
1994年评为副研究员，1999年被评为研究员。曾任中国近现代与世界科学史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副主席(1999-2002)，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2004-2008），中国数学史学会副理事长(2002-2006)；《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2004-2009)、主编(2009-)；《中国科技史研究》编委（1996-2009）、《法国汉学》(Sinologie Fran&ccedil;aise)编委(1999-)、《暨南史学》特邀编委(2003-)。
1999-2000年度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member)。曾应邀访问美、日、法、英、德、葡、意大利、波兰等国。发表学术论文(中、英、法、日文)八十余篇。
1998年获首届“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奖”，1999年获首届“大象优秀科技史论文奖”一等奖。
1999-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天文学在欧洲”项目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12届（2004-2005年度）学术研究奖学金获得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典志组科学技术志主持人(2005-)。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2007-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2007-，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数学会理事（2007-）。
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史(明清数学史、明清天文学史、中国印刷史、科学社会史)；明清史（中外科技、文化关系史，特别是中法、中英关系史，东亚科学交流史）；明清天主教史。
成就
发表专著多部及中外文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专著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 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获首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2007.7)；2006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2007年8月）；第十六届浙江树人出版奖特等奖(2007.9)；“第十届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荣誉奖（2007.11）；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8年2月）。 《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与吴旻合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韩琦、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by Zhang Xiumin, rev. by Han Qi). Homa & Sekey Books,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 《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40周年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第一篇：数学史部分)，董光璧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87-127页。 《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 陈美东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60-670，695-698，708-718，720-721，723-731.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174-193, 266-267.

简介
  韩琦　　韩琦：
笔名一丁、号长安居士，1941年生于山东潍坊安丘市。
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画家。    
中国美协会员，研究生导师，教授。
2003年受聘于中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系艺术总监、教授。
国务院礼宾室特供专家。  韩琦
作品
1、出版作品《我所了解的王洛宾》、  《不停的脚步声》、《世界伦理大辞典》、《艺术论钢》等十三部。2、画作  韩琦水墨山水-漓江系列  韩琦水墨山水-漓江系列  韩琦水墨山水-漓江系列  韩琦水墨山水-漓江系列  韩琦水墨山水-江南春色系列  韩琦工笔画-虎  韩琦工笔画作-上山虎  韩琦工笔画作-莺凤孔凰  韩琦工笔画作-逗趣  韩琦水墨小品-吉祥如意  韩琦水墨画-露凝国花  韩琦-字  韩琦-字
评价
被学术界共认为“学识、修养全面的才子”。现为中国国际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艺术常委，并兼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等职。韩琦先生是位学者、艺术理论家、作家，其艺术成就不仅有小说、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多部，还有画论、艺术创作及艺术评论等长达几百万言的著作。
2003年被北京艺术研究院聘为博士导师，讲授东方美学。他的国画颇具文人风格，山水画大气磅礴、气势宏伟，山石树木寓意奇特，天空与山涧行云如水、云雾缭绕，自然而大雅。花鸟画更韵味十足，在其笔下花草虫鸟皆为灵体之显现，寓意深厚而施色淡雅，耐人品味。
荣誉
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他的国画被评为优秀作品，辑入《中央国家机关系统书画集》中，近几年来，他的画法大有进步，在北京、上海市、山东、新疆等地颇具名气，被争先收藏。

简介
韩琦，男，1958年生，山东栖霞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做国内访问学者一年，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2002年从山东经济学院调入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曾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和三等奖多项。
主要著作
1、《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当代世界工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3、《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4《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5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 拉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2]
主要论文
1，《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墨西哥大庄园制的形成及其经济结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4，《秘鲁现代化迟缓原因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4期
5，《试探拉美经济发展落后于北美的根源》，《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6，《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7，《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8，《拉美古代文明史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9，《论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0第4期
10，《辨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
11，《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发展成败原因的分析与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
12，《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
13，《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
14，《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15，《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
16，《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上）2002年第6期
17，《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下）2003年第1期
18，《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美南锥体国家土地结构的变化——兼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19，《简论拉丁美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
20，《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海盗和走私》，《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5期
21，《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2期
22，《墨西哥和秘鲁民族整合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
23，《哥伦布的殖民政策与分配制》，《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
24，《西属拉美历史上的委托监护制》，《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
25，《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政府化解社会危机的对策与启示》（合作），《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
26，《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
27，《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
28，《一个昔日民众社会的毁灭》，《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
29，《国外学者论阿根廷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
30，《殖民地时期秘鲁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
31，《国外对拉美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
32，《国外对殖民地时期拉美大庄园制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
33，《应该辩证地看待“拉美化”问题》， 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国际借鉴》2005年第7期
34，《“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35，《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大地产制》，《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36，《论墨西哥的债役农制》，《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
37，《墨西哥、玻利维亚革命影响之比较》，（合作）《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
38，《从委托监护制与大庄园制的延续性看拉美大地产的起源》，《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
39，《委托监护制不是授予土地的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
40，《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秘鲁的经济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1，《论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及其遗产》，《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42，《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
43，《跨国公司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年出版
44，《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论——吉诺·赫尔马尼和他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三辑，2006年出版
45，《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2005年出版
46，《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出版
47，《中国与拉美非建交国家的关系》，（ 合作），载苏振兴、蔡同昌主编：《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No.5（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回顾和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
48，《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卡文明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书评
1，《一本研究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力作——读<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评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
3，《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巨大反差
——读<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
4，《从拉美现代化的历史中寻求智慧与启迪
——读<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
5，《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案例剖析
——读《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
6，《巴西现代化研究的新进展
——<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巴西历史和现代化><巴西现代化研究>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
7，《拉美经济发展理论最杰出的先驱者——读〈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5期
8，《解读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9，《用心灵和情感撰写的拉丁美洲历史——读<丰饶的苦难：拉美笔记>》，《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1期
10，《一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力作——读<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4期
11，《秘鲁黑市和经济不发达的根源——评索托的<另一条道路>》，《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6期
12，《现代化的负效应：文化冲突、依附、贫困——评<19世纪拉美进步的贫困>》，《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