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教唆犯
教唆犯之本质
通过对大陆法系各法域刑法立法例与刑法理论的探讨可知，大陆法系各法域坚持教唆犯的从属性原则及其处罚的独立原则。而在中国，通说认为，教唆犯的性质为从属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二重性，但是根据中国刑法及相关理论可推知，中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教唆犯性质在本质上是与大陆法系各国的从属性说一脉相承的，即根据中国刑法立法例可以认为中国坚持教唆犯的从属性质，而教唆犯的处罚亦属于处罚独立原则。
“人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一切的主人，却比一切更受奴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大声疾呼。千百年来，人类为了挣脱枷锁与奴役而不懈奋斗，尤其在反对思想犯罪方面，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到近代的法治国，从西欧的理性文化到中国的“西学东渐”，人类前赴后继为争取自由而努力。然而经历了警察国、法治国直至后现代的文化国，我们的法律中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思想犯罪”的“痕迹”。教唆犯，古中华法系称为造意犯，在黑暗时代该犯罪形式曾作为公权力吞噬私权利的有力工具，但在现代法治国家保障私权利抑制公权力的背景下保留该犯罪形态也必然使教唆犯的性质发生质的变化。
然而，现代关于教唆犯的性质问题，中外法学家众说纷谈，莫衷一是，主要有教唆犯独立性说，教唆犯从属性说等学说。但教唆犯的性质究竟为何，具体而言，在中国法域内，在现有刑事法律规制下，教唆犯的性质究竟如何界定才能符合中国现实刑法之精神。笔者试图以境外关于教唆犯的刑法法条及理论为依据，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刑法第29条所规定教唆犯之性质问题。
一、大陆法系关于教唆犯的立法例及其相关学理
1、德国现行刑法典在第二章行为之第三节行为人共同体和参与中具体规定了教唆犯。其中第26条规定：“故意的确定了他人达于其故意实施了的违法行为者，作为教唆者与行为人同样处罚。”
同时关于教唆犯的处罚问题，德国刑法第29条规定“参加者的独立的可罚性。对每一个参加者，都不考虑他人的责任而根据其责任予以处罚”。（1）力图确定他人去实施重罪或者去教唆重罪者，根据有关重罪的力图的规定予以处罚。但是，其刑罚必须根据第49条第1款予以轻处。相应地适用第23条第3款的规定。（2）就实施重罪或者教唆重罪，表示愿意、接受他人的请求或者与他人约定者，同样处罚。”
德国刑法第26条规定了教唆犯的法定含义，从中可以看出德国对教唆犯的立法采取共犯从属性原则，即教唆犯的犯罪成立从属于正犯，而且根据麦耶对共犯从属形态的划分，德国教唆犯立法例采取的是限制从属形式。
根据德国刑法第29条，德国学者认为德国现行刑法对共犯人采取同等处罚原则。即对共同犯罪人实行独立责任制。根据德国刑法促进理论，教唆犯因为唤起了正犯的犯罪故意而促成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和违法的行为，因而其本身就是有责的。由此可知，在被教唆人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罪或者虽实施但没有达至既遂时，由于教唆犯“力图确定他人去实施重罪或者去教唆重罪，根据有关重罪的力图予以处罚”。
2、现行意大利刑法在第四章罪犯和被害人之第三节第115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果两人或两人以上为实施犯罪目的而达成协议，并且该犯罪没有实施，不得仅因协议行为而对任何人予以处罚。但是，在为实施某一重罪而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适用保安处分。在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教唆已被接受，但犯罪没有实施，适用同样的规定。如果教唆没有被接受，并且属于教唆实施某一重罪，对教唆人可以处以保安处分。”据此可知，对于“被教唆人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犯罪”之教唆犯，意大利刑法并不对其处以刑罚，即并不认为此时的教唆犯构成犯罪。
由于第117条之规定即“如果由于犯罪人的人身条件或身份或者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对某些共同犯罪人改变罪名，其他人也对相同的犯罪负责”，我们可以认为，意大利刑法典对共犯也采取共犯从属性原则。
意大利刑法第110条关于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规定：“当数人共同实施同一犯罪时，对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人，均处以法律为该犯罪规定的刑法，以下各条另有规定者除外。”[7]可见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而无论其既遂、未遂、或者实行中止，意大利刑法均对教唆犯以其所教唆的犯罪定罪处刑。但根据第115条之精神可知，意大利刑法对教唆犯的刑罚处罚原则并不如德国那样对教唆犯一概以其所教唆的罪定罪处罚，而是分别不同情形实施不同处遇：
首先，在有企图的教唆[8]情况下，包括被教唆人没有接受教唆即教唆失败，以及被教唆人虽接受教唆但没有实施所教唆之犯罪行为即教唆无效两种情况，刑法并不对教唆犯以其所教唆的罪定罪处罚，而是认定其无罪。
其次，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无论其既遂、未遂、实行中止、实行过限、打击错误或者目的错误，对教唆犯均以其所教唆的罪定罪处罚，即采取独立处罚原则。
3、瑞士联邦刑法典第二章可罚性第24条规定：“（1）故意教唆他人犯重罪或轻罪的，是教唆犯，对教唆犯的处罚于正犯相同。（2）教唆他人犯重罪未遂的，依该重罪之未遂论处。”[9]据第一款可知，瑞士刑法对教唆犯意在采取处罚独立原则。对于该条第二款，笔者以为应包含有两种解释意义：一为教唆他人犯重罪而教唆未遂的情况，另一为教唆他人犯重罪而被教唆人犯重罪未遂的情况，此时以教唆犯所教唆罪的未遂犯论处。
4、瑞典刑法典第23章第4条规定：“本法典对犯罪规定的处罚，不仅适用于实施犯罪的人，而且也适用于对以建议或行为帮助犯罪的人。……诱使他人犯罪，自己没有实行的，以教唆犯罪或帮助犯罪处罚。每一共犯应当根据可归于其故意或过失来评判。法律对经理、债务人或其他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犯罪规定的刑罚也适用于犯罪的共犯。”
据该条款之“法律对经理、债务人或其他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犯罪规定的刑罚也适用于犯罪的共犯”可知，瑞典刑法对共犯采取的是最极端从属形态，然而该条同时规定“本法典对犯罪规定的处罚，不仅适用于实施犯罪的人，而且也适用于对以建议或行为帮助犯罪的人”，这表明刑法对共犯的处罚采取独立处罚原则。当然，瑞典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也必定采用独立处罚原则。
5、中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第29条教唆犯之犯意及其处罚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但以所教唆之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根据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刑事庭会议决议所认定教唆犯之成立条件即一为教唆犯以教唆行为终了时即为犯罪成立；二为教唆犯在新刑法内规定为独立犯罪，以其教唆行为时为犯罪行为时。即台湾司法机关对教唆犯采共犯独立性说而非与德国、意大利等国法律一样采共犯从属性说。但是台湾学者陈朴生等认为，“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其所谓他人犯罪，显系指正犯之实行行为，并非教唆行为，此即预想实行行为所构成之概念。故教唆犯之成立，以有实行行为之存在为前提，即从属于正犯而成立，亦即采共犯从属性说，认教唆犯，系从属的犯罪。”[13]台湾学者柯庆贤亦认为台湾刑法29条之规定“足见对于教唆犯之成立，系采犯罪共同说。”而依同条第二项之规定，“亦足见对于教唆犯之处罚理论基础，系采共犯独立性说”。[14]此处的共犯独立性说，应为共犯的处罚独立性说。而只有少数学者认为台湾刑法第29条关于教唆犯的规定系采共犯独立性说，该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法理基础是近代学派的犯罪征候说。
据上述诸法，均坚持教唆犯从属性说，而对其处罚一概坚持处罚独立主义。但该种立法例并没有导致大陆法系学者认为教唆犯存在独立性。
二、中国关于教唆犯性质之争鸣
纵贯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教唆犯性质问题的理论争议，主要有从属性说、独立性说、独立罪名说、机械的二重性说、辩证统一的二重性说等八种观点。
1、从属性说。该说又称教唆犯的借用说，它以行为主义、犯罪共同说、客观主义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只有实行犯构成犯罪，教唆犯才能构成犯罪。而且教唆犯与正犯的成立阶段方面是同步的，正犯的行为构成未遂，教唆犯亦成立未遂。中国赞同共犯独立性说的学者都认为教唆犯的从属性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从属性。
2、独立性说。中国坚持该说的学者认为，教唆犯具有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独立的地位，而非从属于实行犯，教唆行为本已构成犯罪，是独立的犯罪行为，而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之成立影响不大。
3、独立罪名说。有学者认为刑法应将教唆犯单独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和罪名。它与独立性说的区别在于，独立性说是在共同犯罪的前提下探讨教唆犯的性质，而独立罪名说则是将教唆犯作为单独之罪名予以规定。
4、机械的二重性说。该说认为，教唆犯的性质是变幻不定的，刑法对教唆犯的不同规定决定了教唆犯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从属性，而在某种情况下则具有独立性，而且教唆犯的从属性和独立性是可以分离的。他们认为，根据现行刑法第29条第2款之规定，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下，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之间便不具有共同犯罪关系，而刑法对其规定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刑事责任，表明这里的教唆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而只具有犯罪的独立性。
5、辩证统一的二重性说。此说现在理论界占据通说地位。该说认为，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辩证有机统一。一方面教唆犯处于相对从属地位，另方面，教唆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教唆犯向被教唆人传输翻译，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一起暴露，因而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教唆犯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的二重性。
虽然该说中有具体的二重性说与抽象的二重性说之分歧，但抽象的二重性说目前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即其认为教唆犯的独立性与从属性无主次之分，二者不可分割，辩证统一。
6、非独立共犯人说。中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类，而教唆犯并不属于此三类人，而是依据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予以定位，有些教唆犯是主犯，有些教唆犯则可能是从犯。
7、不作为说。教唆犯的犯罪方式是不作为，而教唆犯使被教唆人产生犯意，从而对刑法保护的客体造成威胁，所以教唆犯便负有排除危险的义务，而教唆犯没有履行其义务，故构成犯罪。
8、摒弃性质说。教唆犯没有任何属性，没有所谓的从属性、独立性和二重性，这种探讨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任何意义。
纵观以上八种学说，其共同的缺陷在于未能根据教唆犯的所有形态对教唆犯有整体性把握。教唆犯的未遂形态不但包括通常所理解的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即教唆未遂指教唆行为已经实施，正犯尚未至于着手实行犯罪的场合，而未遂教唆是指一开始就以使被教唆者限于未遂的目的的教唆，而且还包括其他形态如目的错误、打击错误、中止犯罪、更犯他罪、改犯他罪等。易言之，上述诸说所揭示的教唆犯性质仅限于对中国刑法所规定的教唆犯的局部理解，未能全面认识中国刑法对教唆犯的全部涵义，所以他们得出的论点均有一叶障目嫌疑，故存在有待商榷之处。
三、中国刑法范畴内教唆犯之本质
目前在中国刑法学界占据通说地位的是上述的教唆犯的抽象二重性说。然而，根据中国刑法第29条之规定似难以推论出该学说。以外法域刑法规定及理论为依托，笔者试从中国刑法第29条之解析入手进一步探讨，在中国现行刑法规定之前提下教唆犯之性质究竟为何。
（一）法条解析
1、中国刑法第29条第1款
中国刑法第29 条关于教唆犯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即在法条首段明文规定了教唆犯含义之法定解释。该界定与台湾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有极大相似之处。如上所述，台湾学界认为“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之规定为法律采取犯罪共同说、共犯从属说的明例。那么根据中国刑法之规定是否也可以认为，在现行刑法之法域内，中国刑法上的教唆犯亦采取犯罪共同说呢？
不可否认，台湾刑法的犯罪构成采取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标准，此与大陆法系各国相同。因此，分析台湾与大陆法系各国教唆犯含义的法定解释不能离开其刑法理论土壤。
台湾刑法界定教唆犯为“教唆他人犯罪”，很明显，根据其构成要件理论，必须是实行犯的行为构成犯罪始能认定，易言之，须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而最终成立犯罪，才能认定教唆犯构成犯罪。显然，此处，台湾刑法在教唆犯性质上采取极端从属形式的从属说。此规定与德国刑法之界定“故意的确定了他人达于其故意实施了的违法行为”相异，即德国刑法认为教唆犯亦从属于正犯，只是德国刑法采取的是限制从属形式而已。
反观中国对教唆犯之法律解释，“教唆他人犯罪”方可构成教唆犯。显然，教唆犯的成立，必须实行犯的犯罪行为构成犯罪，即其行为须符合中国犯罪理论的平面的构成要件。[③]所以可以认为中国教唆犯的立法界定所采取的是极端从属形式的教唆犯从属性说。
在处罚方面，中国刑法亦规定教唆犯的处罚以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而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中国没有和大陆法系刑法一致即没有明文规定对教唆犯采取处罚独立原则，而是依据教唆犯在共犯中的作用处以不同的刑罚。此处，我们必须注意，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从属性的。恰恰相反，中国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是采取独立处罚原则的。例如，乙本来与丙有隙，向甲诉苦，甲听后便教唆乙杀丙，而乙按照甲所教唆的内容杀害了丙，那么该案中，甲为教唆犯，乙为实行犯，而同时乙也是该案的主犯，而甲则是从犯。那么，对乙便可能按照刑法第232条以故意杀人罪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对于从犯甲则可能按照情节较轻，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从二者的处罚上看，也并不是教唆犯从属于正犯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处以刑罚。故教唆犯的刑罚并非从属于被教唆人。故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对教唆犯的处罚亦采取处罚独立原则。
2、中国刑法第29条第2款
有学者认为，中国刑法29条第2款“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在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罪的情况下，教唆犯独立成罪并处罚的根据，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所规定的教唆犯具有独立性。
与德国刑法有教唆犯的力图规定不同，也和意大利刑法关于有企图的教唆等教唆形态特殊规定相异，中国刑法只是简略的规定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而无相关其他教唆形态的规定。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制定以后，其所使用的文字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含义，而且言不尽意的情况总是存在”，“虽然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刑法的全部真实含义”。故而我们必须深入到刑法文字的背后发掘刑法该条款的真正涵义。
尽管对于该条款的涵义，中国学者存在诸多争议，包括预备说，既遂说，成立说，特殊教唆犯说，以及未遂说等，但笔者认为其共同缺陷在于均未能穷尽教唆成功之外的所有形态，故有失偏颇。
具备特征
共同犯罪1．必须具有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的教唆行为。也就是用劝说、怂恿、利诱、收买、威胁等  共同犯罪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无犯罪意图，或虽有犯罪意图但不坚定的人，使他人接受自己犯罪意图，坚定犯罪的决心，以达到犯罪的目的。如果是对已经决定犯罪的人再用言辞鼓励，促其顺利实施犯罪，该种行为属于帮助犯罪，不属于教唆犯。2．必须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教唆犯。即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引起他人产生犯罪的意图，进而实施犯罪，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他人去犯罪。如果由于言词不慎，无意间说的一些话，引起了他人的犯罪意图，导致了犯罪的发生，不能认为是教唆犯。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概念
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意图的犯罪分子。教唆犯本身可以参加某种犯罪也可以不参加，并同时以自己的言行去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通过他人去实施或帮助实施犯罪。
其突出特点是故意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决定实施犯罪。中国刑法理论界对教唆犯概念的表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
1、教唆犯是故意地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人。
2、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
特点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类型，社会危害性大。教唆犯具有以下特点：
  未成年人1．必须具有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的教唆行为。也就是用劝说、怂恿、利诱、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无犯罪意图，或虽有犯罪意图但不坚定的人，使他人接受自己犯罪意图，坚定犯罪的决心，以达到犯罪的目的。如果是对已经决定犯罪的人再用言辞鼓励，促其顺利实施犯罪，该种行为属于帮助犯罪，不属于教唆犯。
2．必须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教唆犯。即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引起他人产生犯罪的意图，进而实施犯罪，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他人去犯罪。如果由于言词不慎，无意间说的一些话，引起了他人的犯罪意图，导致了犯罪的发生，不能认为是教唆犯。
成立的要件
教唆犯成立的客观方面要件关于教唆犯成立的客观方面要件，理论上众说不一，其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以下三种：
一是教唆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就构成教唆犯。
二是以引起犯罪意图说。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足以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行为，就成立教唆犯。
三是实施犯罪说。这种观点认为，要成立教唆犯必须是被教唆的人实施所教唆的罪，并且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犯罪之间有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三种观点值得商榷。
其次，教唆行为说和实施犯罪说虽然都有正确的一面，但都失之片面，刑法第29条关于教唆犯的规定有两款，共犯教唆犯和单独教唆犯是两种不同情形的教唆犯，因而，它们各自在客观方面成立的要件是不尽相同的，实施犯罪说正确地阐述了刑法第29条第一款的规定，而忽视了第二款的规定，教唆行为说则恰  刑法学恰相反，因此，他们都具有片面性。正确的表述是对两种不同情形的客观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1）共犯教唆犯成立的客观方面要件
共犯教唆犯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被教唆人犯了（包括预备和实施）所教唆的罪，并且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犯罪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表现为一因一果的形式，即教唆行为是被教唆人犯罪的唯一原因，也可以表现为多因一果的形式，即教唆行为和其他的因素都与被教唆人犯罪有因果关系，不管是一因一果或是多因一果，教唆人都构成共同教唆犯。
（2）单独教唆犯成立的客观方面要件
共犯教唆犯和单独教唆犯在客观方面的成立要件尽管有区别，但在行为人须有教唆他人犯罪行为这一点是共同的。那么什么是“教唆他人犯罪”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教唆”是怂勇指使的意思。“犯罪”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的罪，“教唆他人犯罪”就是指怂勇指使他人实施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的行为。
教唆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金钱、物质、美女以及其他方面的好处引诱他人犯罪；有的以嘲弄、蔑视或者侮辱的手段刺激他人实施犯罪；有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胁迫他人犯罪；有的利用封建迷信教唆他人犯罪等等。
教唆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口头教唆、有文字教唆、还有动作教唆等等。教唆犯成立的主观方面要件关于教唆犯成立的主观方面要件，在只能由故意构成这一点上，理论界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是否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这一点上，却存在着较大意见的分歧：一种主张认为，教唆犯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另一种则认为间接故意不构成教唆罪；还有一种认为刑法第29条第一款的教唆犯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而第二款的教唆犯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本人同意第一种观点。
主张间接故意不构成教唆犯的观点，认为教唆犯是自己不直接实施犯罪，而是通过别人犯罪达成自己犯罪意图亦即通过别人犯罪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如杀人教唆犯就是通过他人的杀人行为达到自己想把他人杀死的目的。一般情况下，教唆犯要通过他人的犯罪达到自己的犯罪意图，但是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形。比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使他人犯罪，也明知他人可能实施的犯罪有可能造成危害社会后果的发生，而加以放任；例如甲明知乙是一个盗窃成性的人，却当着乙的面谈自己工厂仓库管理  罪刑法定原则不善，结果乙实施了盗窃行为，造成了公共财产损失。甲并不是想通过乙实施盗窃而达到非法占有仓库财物的目的，但这种行为则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故意教唆行为。又如，行为人虽然希望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但其意图在于报复被教唆人或者他的亲属，而对被教唆人实施犯罪会造成的危害社会后果并不关心；例如甲通过教唆乙犯罪报复乙的父亲，实施了教唆乙盗窃的行为，致于乙能否盗得财物漠不关心，同时甲也不是通过乙犯罪来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综上所述，认为教唆犯是自己不犯罪，而通过他人犯罪达到自己的犯罪意图的观点不符合实际情况。教唆犯成立的主体要件主体方面，单独教唆犯和共同教唆犯一样，已满十六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可以构成任何罪的教唆犯，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只能构成刑法第17条所规定的罪的教唆犯。教唆犯成立的对象要件教唆的对象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特定包括特定的个人和特定的多数人，不特定是指无论从教唆人的主观上还是从客观的角度上看，被教唆的人数都无法确定。如张贴广告的方式教唆他人犯罪，就是教唆不特定人犯罪的情况。
认定
教唆犯由于本人并不亲自实行犯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比较难以认定。我们认为，在认定教唆犯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把教唆他人犯罪与向青少年灌输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区别开来，在认定教唆犯时严格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向青少年灌输腐朽没满的思想意识是对青少年的一种腐蚀，青少年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毒害下，腐朽思想恶性发展，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道路。但向青少年灌输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的行为，还不是直接教唆他人去实施某一种犯罪，因此，这种行为不能视为教唆犯罪的行为。
二是要把教唆犯与以教唆的方式实行的犯罪区别开来，在认定教唆犯时严格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所谓以教唆的方式实行的犯罪，是指刑法分则把某些教唆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例如，刑法第353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征刑、拘投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惩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外罚金”，这一犯罪，虽然也采用了教唆的形式，但由于中国刑法鉴于这些行为的特点及其严重的危害性，已经将其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因而在认定教唆犯的时候，就不能将这些犯罪混同于教唆犯罪。
三是要把教唆犯与教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区别开来。教唆犯教唆的对象，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教唆不满14周岁的人犯罪，或者教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法律规定以外的犯罪，或者教唆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由于这些被教唆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教唆犯和被教唆的人之间不发生共犯关系，教唆犯应对其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所实施的犯罪承担全部刑事责任。[1]
刑事责任
对于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的规定，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教唆他人犯罪，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所谓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指教唆行为在共同犯罪中所占的地位和它的实际危害，即教唆犯教唆的方法、手段、教唆的程度，对完成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施所教唆的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其行为的危害程度也不同，在处罚上也应有所不同，对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按照刑法关于主犯的处罚规定处罚。
2．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的发育不够成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易受坏人教唆而陷入犯罪的歧途，所以教唆未成年人犯罪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打击坏人对他们的腐蚀，法律作了特别规定。
3．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谓“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教唆犯的教唆没有起到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实施犯罪的作用，被教唆人既没有实施教唆犯教唆的犯罪，也没有实施其他犯罪，其教唆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危害结果。二是被教唆人没有犯所教唆的罪，而犯了其他罪。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教唆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由于被教唆人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或者虽造成危害结果，但与其教唆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因而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性质属性
教唆犯就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即教唆犯是从属于实行犯的从属犯，还是独立于实行犯的独立犯，在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从属性说它是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以行为主义、犯罪共同说、客观主义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共犯对于正犯具有从属性，教唆犯的成立或者可罚性，以存在一定的实行行为为前提，只有在正犯成立并具有可罚性时，  故意杀人教唆犯才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犯罪并具有可罚性。独立性说它是近代学派的观点，以行为人主义、行为共同说、主观主义理论为其基础，认为犯罪是行为人恶性的表现，共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固有的反社会性和人身危险性，并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实为独立的犯罪，应依其本人的行为而负刑事责任，而并非从属于正犯的犯罪。二重性说该说认为，就教唆犯与被教唆犯的关系看，教唆犯处于从属地位，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另一方面，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使得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产生关系，同时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暴露于世，因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这种相对独立性，教唆犯实施教唆行为，无论被教唆者是否接受教唆实施犯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都构成犯罪。可见，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的统一。摒弃性质说认为中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的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教唆犯既无从属性，也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讨论中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否具有从属性、独立性或者二重性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质疑反思
由以上的各种观点可以看出，因教唆犯引发的争论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不少缺陷。针对教唆犯的性质和教唆犯的停止形态描述：
第一，关于教唆犯的性质。上文中关于教唆犯的性质的观点大都是针对传统的共犯中教唆犯而言的，很多学者都对之进行了批判地分析，认为教唆犯从属性说，立足于客观主义立场，无视行为人之主观恶意，割裂了主观和客观的联系；教唆犯独立性说则相反，其立足于主观主义，同样割裂了主观和客观的联系；通说都认为教唆犯的二重性说是最具科学性的，应当以此为基础建立共犯从属性和独立性相统一说。摒弃性质说采取回避态度，熟视无睹地否定教唆犯的性质问题，否定教唆犯的性质问题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既缺乏根据，更无助于解决问题，显然不对。从属性说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当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犯罪行为，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并不由被教唆者所决定，从属性说在这方面则是欠缺的。独立性说能够弥补从属性说的不科学之处，但在解释教唆犯和被教唆犯之间成立共犯时，则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依照独立性说，各共犯者的行为只是彼此毫无联系的机械的联合，这是反科学的。而摒弃性质说则是在回避教唆犯的性质这一问题的意义，无助于解决问题，也是不可取的。因二重性说被普遍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因此这里要着重进行说明。主张教唆犯二重性的学者们认为，教唆犯构成犯罪并不取决于实行犯是否实施犯罪，而同时又认为教唆犯既遂的构成依赖于实行犯犯罪的完成。中国刑法中以犯罪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作为判断一种犯罪行为是否既遂的标准，尽管理论界对教唆犯的构成要件有“三要件说”、“五要件说”等观点，其争论的焦点是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这两个教唆犯的专属性构成要件上。但一般认为只要有教唆故意并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就构成了教唆犯，并不要求被教唆人产生犯意或者实施犯罪，更不要求教唆犯本人参加实行行为。因此只要教唆犯实施了教唆行为，就可以认定其成立教唆犯，构成教唆既遂。但依照二重性说，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构成了教唆犯，但却不成立既遂，只有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的罪，教唆犯的犯罪目的或者意图实现了，其所预期的社会危害结果发生了，才是教唆犯的既遂，这实际上采纳了目的说或结果说作为教唆犯既遂的标准，是不可取的。这种二重性是任意的共同犯罪都具有的，即教唆犯罪是普通的故意犯罪，既可以单个人实施构成犯罪，也可以由教唆者和被教唆者共同实施，构成共同犯罪。
第二，关于定罪量刑问题。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理论对教唆犯进行定罪量刑可能会产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结果。（1）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被定罪处罚，但在中国刑法分则中却根本没有教唆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应当明确规定“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其所教唆的罪定罪”，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部门的普遍做法。对于共犯关系中的教唆犯以其所教唆的犯罪行为定罪，还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对于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教唆犯有一定的意思渗透作用，但对于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形中，教唆犯虽有主观恶意，也只是实施了教唆行为，并没有其所教唆的犯罪的实行行为，若以其所教唆的犯罪行为定罪，则不符合犯罪构成的理论，是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背离，并且带有很明显的主观归罪的痕迹，不利于对当事人的权利的保护。（2）根据刑法理论，共同犯罪之所以会被规定在刑法总则中，其中原因之一是共同犯罪较个人实施同样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严重，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共犯之一的被教唆犯似应从重处罚，而在现实生活中，被教唆者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教唆犯的教唆性而引起，其犯意是教唆犯的犯意之扩大延伸，这样其主观恶性明显小于单独积极实施犯罪之人，对被教唆者似应从轻处罚。那么，在造成同等危害的情形下，对被教唆者的处罚到底是从重还是从轻？
第三，关于教唆犯的停止形态。（1）教唆犯为了实施教唆行为，当然要进行选择教唆方式，物色教唆对象等的准备活动，此时，教唆犯具有教唆故意，但未实行教唆行为，这当然应当被认定为教唆预备，这种预备行为因社会危害性不大，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则是指教唆犯已选定了对象，并采取了某种方式对教唆对象实施了教唆行为，暂且不论这种情形是教唆未遂还是未遂教唆，可将之认定为教唆预备，则显而易见是不妥的。（2）如果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界定为教唆未遂，而在教唆犯和被教唆者构成共犯关系时，可成立未遂教唆和教唆犯的中止和既遂形态，那么在实践中会产生量刑的不公平。举个例子来说，A、B分别教唆C、D故意杀人，C当时即拒绝了A的教唆，而D接受了教唆，并且产生了犯意，但在实行犯罪行为过程中被B阻止，且B的及时阻止有效地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B成立犯罪中止，依照《刑法》第24条“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而A的情形则属于“教唆未遂”，依照《刑法》第29条第2款“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A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危害性应该是小于B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毕竟B的行为引起了被教唆者的犯意，且被教唆者也采取了行动，尽管其行为被有效阻止，但这种情形下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对犯罪对象造成的危险显然要大得多。可是依照这种理论，对A、B所作的处罚却明显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公平原则。此外，这种理论还造成了理论上未遂和中止概念的混乱。如果将被教唆者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但并未完成这种犯罪行为也归入到《刑法》第29条第2款中，同样会产生量刑上的不公平。这种理论使得教唆犯未利用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的未遂和教唆犯已利用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的未遂这两种情形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但事实上两者对于法益的侵害程度存在着天壤之别，如果将它们归为一类，不仅反映不出两种教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区分，而且也不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