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54年长江洪水
简要介绍
长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降雨量主要集中于汛期（5一l0月），占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正常年份雨季中下游早于上游，南岸支流早于北岸支流，雨峰带略有错开，故一般年份上游干支流和中下游干支流洪峰相互错开，中下游于流可顺序承泄中下游支流和上游干支流的洪水，不致造成大的洪灾。但是气候反常则造成全流域或局部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1954年由于中下游区梅雨期延长，且雨量大，长江中下游出现了近100年间最大的洪水，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1]
雨情水情
雨情1954年，由于气候反常，雨带长期徘徊在江淮流域，中下游梅雨期比常年延长1个月，梅雨持续50天，且梅雨期雨日多，覆盖面广。4月份鄱阳湖水系开始降大雨和暴雨；5月份雨区主要在长江以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等省雨量均在300毫米以上，其中鄱阳湖水系在500毫米以上；6月份主要雨区依然在长江干流以南地区，位置比5月份稍往北移，500毫米以上的雨区往西扩展到湖南澧水和洞庭湖区，降水总量较5月份增加7％；7月份雨区往北推移，降雨中心分布在长江干流以北和淮河流域。当月为汛期各月中雨量最大的一个月。中下游各站6、7月份降雨多为同期均值的1一3倍，汉口站7月份为多年均值的3.14倍；8月份雨区主要在四川盆地、汉水流域；9月份降雨基本结束。  水情由于长江中下游雨季提前，洪水发生也比一般年份早。鄱阳湖、洞庭湖水系于4月份即进入汛期。5月份江西、湖南、湖北均出现—了大到暴雨。长江上游支流乌江、嘉陵江、岷江5月下旬相继出现了洪峰，中游城陵矶以下水位迅速上涨。5月底黄石站超过警戒水位；6月底汉口超过警戒水位，九江以下全线6月中旬已突破了警戒水位，中下游汛情出现全面紧张局面。
7月上中旬，上游地区进入雨季，宜昌站水位和上荆江河段各站水位急剧上涨。7月30日、8月2日宜昌站分别出现62600立方米每秒和668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并与中游清江、沮漳河洪峰相遭遇，使荆江河段连续出现紧张局面，并加剧了城陵矶以下干流河段的防洪形势。
中游最重要的控制站汉口，随着中游各支流洪水的出现，5月中旬起，水位即频频上升，6月25日已超警戒水位（26.3米），7月份起又因上游洪水的出现，水位继续上涨。7月2日超1949年洪水位27.12米，18日超1931年最高洪水位28.28米（当年保证水位），8月18日出现洪峰水位29.73米，创实测最高纪录，相应洪峰流量76100立方米每秒。下游大通站的洪峰水位16.46米，超过历史最高值1.66米，最大流量92600立方米每秒。
尽管当年按计划扒口分洪和自然溃口总量达1023亿立方米，降低了中下游干流各站洪峰水位1.93米至3.35米，但由于1954年长江中下游洪水峰高量大，高水位持续时间长，沙市站超警戒水位29天，城陵矶超警戒水位69天，超保证水位40天；汉口站超警戒水位100天，超保证水位52天，10月3日才退到警戒线；大通站超警戒水位109天，超保证水位88天。[1]
径流特点
干流中下游洪水径流量大、集中、洪峰流量高 
当年长江流域在干流宜昌以下，洞庭湖水系以及鄱阳湖水系等重要支流、湖泊洪水量，几乎全部超过或接近于各水系的洪水年份。洪峰流量特高，自城陵矶以下各地区均突破历史实测记录，几为有记载以来各大水年的集中表现。如根据频率计算的结果，宜昌、汉口、大通等主要控制站汛期总量均相当于100年一遇，日平均最大流量宜昌为20年一遇，大通为167年一遇，汉口则为1430年一遇。所以干流中下游洪水径流量大、集中、洪峰流量高，可以说这是1954年长江洪水径流的一大特点。  　　①有关宜昌、汉口、大通日平均最大流量的重现期，限于当时资料条件，估算误差较大。 
1．1954年宜昌以上的洪水与历年各洪水年比较 
长江干流宜昌站1954年年径流量均超过有历史记载以来（1965年）各大水年份中任何一年，4—10月汛期水量及7—9月洪水量分别为4975亿m3及3256亿m3，分别占年总量的86.5%及56.5%，这就充分说明1954年不但年水量超年历史记录，而且4—10月及7—9月的水量也远较各大水年更大和更集中。 
2．洞庭湖四水1954年与历年各大水年比较 
四水各站1954年年径流量均稍大于1931年、1935年、1949年等大水年，虽历年流量资料当中多为插补数字，但从已有数据看，当年汛期水量仍较其他洪水年份为大。 
3．1954年汉江的洪水与历年各大水年的比较 
汉江流域襄阳以上1954年年径流量，在各大水年中仅次于1938年，而大于1931、1935、1949诸年，至于7—9月的洪水径流，则小于1938年，与其余各大水年相当。其汛期洪水量集中程度，占全年的60%。这就说明了汉江流域1954年也属于较大洪水年。 
4．鄱阳湖五河流量分析 
鄱阳湖五河的流量记录年份短暂，赣江南昌站也不过七八年（当中1954年成果欠佳），鄱阳湖湖口水位记录亦甚欠缺，无法用径流量将1954年与历年相比较。但根据当年鄱阳湖降雨资料分析，雨量特大，普遍超过历史记录。又根据南昌历年水位比较，1954年最高水位，仅比1949年的低数厘米，这可以间接引证1954年该流域亦属为洪水年。 
峰型庞大、洪水历时长 
当年汛期，长江上游自接纳了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等主要支流来水后，再加上区间径流的影响，在宜昌已经形成了高大的洪峰，全年流量超过40000m3/s的时间达45天，这是该站有历史记载以来洪峰流量持时较长的一年。 
洪水流经枝江以下，兼汇洞庭、鄱阳两湖及汉江水系之水，经受沿江湖泊洼地的天然调节作用及分洪溃口等影响，在长江干流城陵矶以下，逐成为一种抛物线形式、持时长久的庞大洪水过程，整个洪水时期几乎完全超出了各大水年过程线之上，而成为各站历年的外包线。 
上、中、下游洪水同时发生遭遇 
从降雨的起讫时间来看，一般年份，长江上游干流宜昌以上的雨季在7—9月，而中下游两湖地带则在4—6月份，即上、中、下游的降雨季节是先后错开的，因此宜昌以上各主要支流与洞庭湖四水、鄱阳湖五河的发水时间，也相应地一在7—9月、一在4—6月，中下游本身所产生的洪水量得以先期下泄，不致和上游的洪峰发生遭遇。然而该年度的雨季，中下游地区推迟到7月份，较一般年份约推迟了1个月；上游的雨季却又提前出现，较一般年份提前了2个月，这样上游5、6月的降雨和中下游的雨季重叠，中下游7月的降雨又和上游的雨季叠合起来，以致上游洪水提前发生，中下游洪峰滞后出现，全江河段干、支流洪峰累聚，交相影响，结果酿成长江中下游1954年的特大洪水。[2]
洪涝灾情
1954年洪水为长江中下游近100年间最大的一次，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即非常重视长江的防洪问题，及时加高加固3万多公里的干支堤防，并利用长江中下游湖泊洼地，建设和安排了荆江分洪区、大通湖蓄洪垦区、白潭湖和张渡湖蓄洪垦区等平原分蓄洪工程，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上各级政府领导组织防汛抢险工作得力，保证了重点堤防和重要城市的安全，大大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尽管如此，但损失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有123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通车达100天，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1]
抗洪斗争
长江防洪重点在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又突出表现在中游。当时防汛抗洪斗争的目标是力争依靠堤防抗御各站保证水位；遇更大洪水则采取有计划分洪措施，牺牲局部保重点，力争将灾害缩小到最低程度，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等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
1954年6月，长江干流城陵矶以下河段，由于“梅雨”较强，鄱阳湖、洞庭湖水系相继涨水，各站水位频频上涨，先后超过警戒水位。7月2日汉口水位超过1949年最高水位27.12米，堤防已告紧张。当时上游尚未进入雨季，荆江河段沙市站水位尚低于43.00米。但根据一般规律，七月份雨区可能移至上游地区，中下游水位即将进一步上涨，荆江防汛亦将进入紧张阶段。因此，为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两个重点，决定一方面加高汉口堤防，必要时采取分洪措施。武汉第一期堤防加高工程以防御汉口站水位28.50米为标准，略高于1931年实际最高水位28.28米。7月20日前后完成第一期加高任务，在此期间，由于梅雨延续，上游又进入雨季，干流水位持续上涨，为争取加高堤防的时间，在蒋家码头附近扒口分洪，与老湾溃口共同作用，缓和了水位的涨势。另外，为保汉江下游北干堤及尾闾堤防安全，有利于武汉市的防汛，七月19日在汉江禹王宫扒口分洪，也减缓了武汉水位的涨势。7月下旬，上游洪水下移到中游，7月27日汉口站出现28.48米水位，一期加高工程发挥了明显作用。紧张着武汉进行了第二期、第三期加高，第二期工程以防御汉口水位29.0米为标准，第三期工程以防御29.5米超高1米为目标。二、三期工程难度极大，当时汉口已基本处于四面受水包围的状况，土料、运输都有极大的困难，为了赢得加高堤防时间，先后在潘家湾、新港和三江口扒口分洪。在各级领导的正确指挥和30万军民努力下，二、三期加高工程都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了任务，抗御了汉口站29.73米的历史最高水位，比1931年最高水位28.28米高1.45米，此水位比1931年汉口溃堤水位高近3米，取得了1954年抗洪斗争的巨大胜利。  　　7月中上旬，荆江河段即出现了紧张形势。预报7月22日宜昌将出现洪峰，并将与中游清江、沮漳河洪峰相遭遇。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将接近45米，超过荆江大堤设计防御水位和荆江分洪工程运用水位约0.5米。此时荆北地区虽已部分受灾，但大堤一旦溃决，荆北将遭受毁灭性灾害，还将威胁到武汉市的防洪安全。因此，经上报中央批准，北闸于7月22日2时开闸分洪。第一次洪峰过后，于7月27日13时10分关闸，分洪最大流量约6700立方米每秒，总分洪量约23.5亿立方米，降低沙市最高水位约0.47米，实际出现的最高水位为44.38米。
据预报，枝城站7月29、31日流量为63000和65000立方米每秒，必须再次开闸分洪。经报上级批准，7月29日6时13分第二次开闸，最大分洪流量6900立方米每秒，至8月1日15时55分关闸，分洪总量17亿立方米，降低沙市水位0.64米，实际最高水位44.39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将达45.03米。第二次分洪后，分洪区蓄水位已达到40.32米，比原定设汁蓄水位41米，所余容积只有5—6亿立方米。    
根据上游水情，预计8月2日枝城站流量将达63000立方米每秒，经上级批准：决定8月1日21时40分第三次开闸分洪。8月枝城洪峰流量达71900立方米每秒，根据预报，如仅开北闸进洪，分洪量不足，仍不能有效地降低沙市水位。因此8月8日基本上同时在腊林洲和八亩滩（上百里洲的下端）扒口分洪。睹林洲的扒口，口门长250米，最大进洪流量1800立方米每秒，进洪量17亿立方米。北闸分洪至8月22日7时50分，第三次分洪21天半，最大进洪流量7700立方米每秒。
荆江分洪区三次累计分洪总量122.56亿立方米，最大降低沙市水位0.96米，沙市8月8日最高洪峰水位44.67米，比1949年高0.18米。荆江分洪使四口（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总计减少入湖水量54.2亿立方米。在第二次分洪期间，7月29日人民大垸临江堤、鲁家堤段决口，进洪量约6亿立方米。8月6日24时荆江分洪区围堤郭家窑堤段决口，向荆江吐洪。由于人民大垸进洪量增大，相继在大垸的东西三户街堤段吐泄入荆江。这时，监利水位迅速抬高，全线吃紧，荆江河段全面紧张。监利城南水位达36.57米，鉴于洪湖分洪区东部已经分洪运用，决定8月8日0时在上车弯江堤扒口分洪，口门宽约1000米，为防止口门过量扩大，两端临时裹头。最大进流量8930立方米每秒，进流总量达291亿立方米。这里分洪回水上溯至郝穴附近，扩大淹区1000多平方公里。上车湾分洪降低监利水位大约0.7米，降低沙市水位0.1—0.2米，同时减少了城陵矶河段的防洪压力，暂时减缓了武汉河段的紧张局面。但荆江河段防汛局面仍很严重。为此在虎东堤肖家咀堤段扒口，吐洪入虎渡河。为了增加分洪区的泄洪，还打开了黄天湖排水闸，下泄入虎渡河。
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的加高加固堤防和分洪扒口措施，确保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等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减小到了最低程度。
长江1954年防汛，中下游参与防汛的指战员近1000万人，遍及五省一市，仅湖北省参加人员就有385万，其中武汉市30万。这些指战员风雨兼程，日以继夜，建立于功勋，也有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于取得了抗洪斗争的重大胜利，保住了重点地区和城市的安全。与1931年洪水情况对比，1954年大水不论洪峰，洪量都比1931年大得多，而洪灾损失却减少很多，如果没有军民英勇奋战，没有可靠的水情和天气预报作为决策措施的依据，要获得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毛主席为武汉市战胜1954年洪水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厂1954年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