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范士合
与航天结缘
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是艰难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范士合在祖国的召唤下，与航天结缘，航天事业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范士合是吉林省吉林市人，父亲是一名普通铁路职工，家里兄弟五人，还有一个妹妹。范士合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他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创新，性格又比其他孩子温和。虽然家里条件比较困难，有时吃饭都成问题，可倔强的他为了读书，向别人借钱到早市去买来烟卷和烟丝，等放学后就端着木制的盘子到街上卖烟，挣自己的学费。说起往事，他说：“还记得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关键、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根本没饭吃，后来就把父亲的几件衣服卖了，弄了一些钱，但有了钱也买不着粮食。那是个大冬天，在家中排行老二的我，因为大哥的身体不好，只能由我拖着一个小爬犁到农村去买粮。可转了一圈也没买到，后来回到家，我冻得直哭。”但即使再难、再苦，范士合都没有放弃求学，正因如此，在以后从事航天事业的道路上，困难和失败都没能吓倒他。
范士合曾就读于吉林高中，抗美援朝时期，由于国家需要搞武器的设计人才，他在1950年参干到东北兵专学院学习武器专业。1951年，中央决定将东北兵专学院和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合并，就这样，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离开了家乡吉林，来到了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
范士合在北京工业学院就读于火炮专业，一学就是5年。当时的中国没有火箭，火炮与火箭原理相似的地方就是都要搞弹道设计，但很大的不同就是作为火炮的学生没有学过“薄壁技术”，所以对火箭的认识仍是很肤浅的。
说起与航天结缘，他说：“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到国防部五院工作，那时五院才刚刚成立不久，钱学森是院长。为了学习导弹的有关知识，成立了一个学习班，把全院有关专业的人员召集一起学习。由钱学森讲课，学导弹概论。一段时间后，为了迎接苏联在技术方面的援助,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国防部五院决定在原有10个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两个分院。那时候，我们主要是把导弹的零件拆下后自己画图。”过了不久，苏联的两发P-2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同时抵达一分院驻地。当时还有一种谣传，说运来了一条“大白蛇”，当时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这件事，其实是苏联P-2导弹运来了。12月，国防部五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为培养一支型号研制的骨干队伍和训练战斗使用、维护、操作人员，在一分院驻地联合组建了炮兵教导大队，这个教导大队下设指挥、技术、发射、运输4个连。当时范士合他们穿的都是学员军装，所有人员都是操作手。从那时起他才对导弹有了感性认识，真正了解了其结构、原理及使用。在教导大队学完后，一批学员留下继续做教员，教一批炮兵学员，这些学员后来大都成为试验发射基地或二炮的领导干部。教完这批学员后，范士合才回到一分院一部参加“1059”导弹的仿制工作，并担任地面设备使用组组长，负责地面设备设计、发射场的总体试验安排和火箭测试。
仿制“1059”的片段回忆
“从仿制入手，带动基地建设，加速人才培养，尽快实现自行设计”，这是中央为缩短中国航天起步阶段的一项重大决策。聂荣臻元帅曾告诫所有参加仿制的人员，要先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再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他说：“苏联给的东西虽然不是先进的，但却是我们所没有的，应当好好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而要研制出自己的东西，关键在于学好学透。”实践证明，我国的航天事业正是从仿制“1059”入手才学会了设计，让中国的设计人员了解了导弹的结构、性能和使用。
“当时我们主要编制导弹出场测试时的测试文件、测试细则、发射场发射的发射细则。在这个室，要对全箭和地面设备都得了解，而且每个设计人员都要会操作。在工厂测试出了问题，我们就要去处理故障；到发射场，我们作为设计代表，要帮助指导进行工作。”
对于那段难忘的历程，范士合记忆犹新：“印象最深的是解决生产当中和发射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气密性。漏气量在工厂是有标准的，绝对不漏气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生产的型号要求气密性是绝对的。当时研制的时候，所有材料都提倡立足国内，铝合金、电子元器件都是自己研制的，为了成功，技术人员不断反复试验。到了发射场，生活条件很差，但大家没有任何怨言。”
1960年11月，我国仿制的“1059”首发发射试验成功。在研制过程中最难忘的就是研制人员不怕苦的精神，还有就是我国的成功是在苏联撤走专家的情况下取得的。范士合和所有参加仿制的人员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早日拥有中国自己的导弹，为了这个目标一心一意地工作。
中国的设计人员在仿制“1059”中学会了导弹设计，把理论应用到实践是在下一个型号上。这两个型号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
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与“1059”差不多，但是有些改进。进行改进后，第一发试验失败了，后来总结经验，发现研制队伍对导弹的弹性理论还没真正弄清楚，还有就是应该做的大型地面试验没有做，通过自行设计总结了10多项经验。后来就把仪器舱改到中间，增加了弹性振动试验，在试车台进行热试车、冷试车，静力试验、地面发射试验等，这样才把完整的设计搞出来。这是我国的设计人员初次认识到在飞行之前要进行地面试验，为今后的型号设计打下了理论基础。
情系长征三号火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到了80年代，世界高新技术一浪接一浪，中国怎样对待这次高新技术革命？80年代中期，世界航天史上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事故。仅1986年上半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机毁人亡；接着大力神3D火箭、德尔它火箭以及欧空局阿里安—Ⅱ火箭相继发射也出现一系列失败。由此，出现了用户急于寻找运载火箭的情形，这无疑是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的最好契机。但是，如何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 既需要机遇，更需要实力。
中国航天人进军国际市场的历程，是一部以自力更生为主线，从零开始的艰难创业史。
范士合认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是他一生做得最完整、最系统的型号。从火箭设计到地面设备的配套，直到地面试验，他都是全过程参加。
长征三号火箭的探索是从1970年开始的，1974年正式进行液氢低温试验，到了1977年开始进行全面的设计和生产，1984年第一发试验。有人说，从开始设计到试验，经历了近８年，可以说是“八年抗战”。
长征三号火箭从1984年到2000年共发射13次，到目前为止它的技术已趋于成熟。可是1996年发射中星7号通信卫星的失败却成为范士合永远的一个“伤疤”。每次反思时，范士合的心情都很沉重，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失败的刹那间，他的心都快蹦出来，他真不敢相信就这样失败了。他的脑子好像和没有进入预定轨道悬在空中的火箭一样，思想在那一刻凝固。范士合说：“当时真的很自责！”在科学的道路上谁都不可能说是绝对成功的，但这一次的失败让他刻骨铭心。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经历了20多年的考验后，不仅被国内认可，也得到世界航天界的认可。问起长征三号火箭的成功，范士合会说，成功是因为全体设计人员都有一颗炽热的心，成功是因为全体参与人员共同的努力。要发射中国自己的通信卫星，所有火箭设计人员都很受鼓舞，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国际影响上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发射通信卫星是轨道发射中最困难的，因为发射的距离比较远，一直要到赤道上空。发射其他卫星10来分钟就结束了，通信卫星要一直飞到赤道，一共要飞20多分钟，发射的轨道复杂，控制比较困难，而且要用三级火箭。对于设计人员来说最困难的就是低温系统，发动机、三级氢氧箱和增压系统，另外就是整流罩，这是研制长征三号火箭要思考的重点问题。
回忆那段历史，范士合说，长征三号火箭的设计人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成长。其中比较困难的是低温技术。搞液氢系统必须要有绝热，让外面的热气传不进来，必须要找到绝热的氢箱和氧箱，还要有绝热的加注液氢、液氧的管路，这都是比较困难的。液氧在仿制中曾经做过，但液氢却没有搞过，温度变化会带来很多问题。完全靠液氧不行，所以就要按液氢的特性来做。而液氢本身分子小，容易泄露，如果旁边有火花或静电就容易爆炸，它的特性就是易漏、易爆、易燃，因为它的这些特点，所以使用起来比较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在试验中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当时液氢下的铝合金性能研究在我国还是空白，所以给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既要考虑温度情况下的强度变化，还要考虑结构的外形变化，因此就找有关单位做铝合金、不锈钢等各种金属在液氢情况下的物理性能试验。然而这个试验困难比较大，因为液氢挥发快，不好保存，而且一旦控制不好就容易爆炸，危险大。要使它不爆炸，还要把温度控制在液氢温度上，对材料进行强度拉伸试验。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将液氦提升到液氢温度，因为氦气稳定，不怕爆炸，这样做既安全又可靠。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结构设计才有了实验依据。
液氢箱本身的耐压强度设计出来不见得就实际可行，还要做低温试验。液氢箱加上液氧箱一共有9吨左右，如果一爆炸相当于5吨TNT炸药的威力。这就意味着如果试车台发生爆炸，能波及几千米以内的建筑。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就先用10：1的小型箱体，用远距离遥控进行爆炸，然后再进行反验证。用1：1箱进行试验时就要用液氮代替液氢，在试验站做液氮的爆破试验，验证箱体的耐压强度，也验证本身的增压系统。这也是个新课题。液氢箱用什么增压，如果用一般的气体肯定不行，所以就用氦气，因为氦气的温度比氢低，但是怎么增压，又是个问题。这就对增压系统的喷头设计要求很高，必须要缓慢、平均地增压，这也要进行1：1箱体的试验。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1984年1月29日到2000年6月25日的共13次发射中，失败3次。每次失败都带来新的课题，每次攻克技术难关就前进一步。
回首航天路
范士合是中国第一批火箭专家之一，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50年里，他始终用自己炽热的心为中国航天事业工作着。回首50年的航天路，作为一名总设计师，范士合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在设计火箭的道路上共同拼搏，能够在整个型号研制过程中始终和大家融合在一起。正因如此，范士合在担任总设计师时发挥了广大设计员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诚心诚意地依靠他们，团结他们。
谈起2003年，中国的神舟五号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获得成功时，范士合说：“那时候觉得中国真的强大了，中国的航天人真是了不起，中国也能够载人上天。”他说，还在搞长征三号火箭的时候，在加拿大有位华人曾和他说，中国能够发射通信卫星，世界各国的华人都感到特别自豪。范士合说，当年选择航天虽然是服从分配，但从事航天却让他受益终生，他与中国航天事业共同成长。
从事航天研制工作50年来，范士合有三点感受最为深刻。一是一定要有扎实的科学技术基础，这是航天人必备的素质。还要刻苦钻研，因为航天型号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一发火箭能涉及几十项甚至上百项专业，作为火箭总体设计人员，只有懂得很多专业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
二是要有顽强的意志，要有奋不顾身的精神。在第一次长征三号火箭试车的时候，发动机排气管爆燃，下面就是液氢箱和液氧箱，如果发生爆炸，就相当于数吨炸药爆炸引发的危害，就在排气管着火的一刹那，根本没有考虑的时间，范士合和另一位同志二话没说就带头冲了上去。因为抢救及时，虽然仪器舱的整个仪器烧坏了，但因为液氢箱的顶部和箱体都有绝热层，所以液氢箱没有受到影响。可是绝热层是不耐燃的，燃烧时间过长肯定发生事故。范士合说：“当时有的人真的不敢上，如果上去后发生爆炸，那人肯定就完了。”回忆起这件事，他说后来都会觉得有些后怕。当时的情况，如果不灭火，那爆炸就是肯定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但在那一刻，航天人的本能告诉他不论怎样也要先灭火，因为那一刻，火箭的分量在他心中实在太重了。
三是航天人一定要艰苦奋斗。航天事业开始的时候，不论是研制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吃苦大家都不怕，有时候，一干就是连续两三天，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范士合说，航天人要经得起失败，但是航天事业经不起失败。航天人经得起失败，是因为航天人有顽强拼搏的精神。失败了不可怕，我们还可以再来。因为科学试验是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总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航天人一定要正确对待失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克服困难。任何人在失败的时候心情都会沉重，但航天人在失败的时候不能一蹶不振，一定要奋起。航天事业经不起失败，失败不起。质量是政治，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做到把质量放在首位，才能永保成功。
他就是这样，为每发火箭的成功一生奋斗。
他也就是这样，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奉献出了无怨无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