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挺
生平事迹
早期经历叶挺（1896.9.10—1946.4.8），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号西平，广东惠阳县客家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及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军事家。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1911年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  以叶挺为主题的邮票1914年12月，叶挺到湖北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经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介绍，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任支队副官，并加入中国国民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1920年，孙中山命令建国粤军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黄皮径战役，叶挺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同年十月就任工兵营副营长。1921年，调任孙中山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他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北伐期间1925年9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参谋处处长（一说：12师36团团长），旋调任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
1926年5月，率部北伐，担任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向湖南前线挺进，讨伐吴佩孚。6月5日，独立团经过  叶挺两天的战斗，攻占湖南攸县城，7月20日攻占浏阳。8月22日，北伐军进入湖北通城县，当地有名的革命志士吴国珍等热血青年毅然投奔北伐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参与攻占湖北咸宁汀泗桥。[2]随后,独立团连克桃林铺、印斗山等地，8月30日占领贺胜桥。9月，率部围困武昌。10月10日，率部攻入武昌。叶挺因此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隶属之第四军也被称为“铁军”，此时，第四军军长为张发奎。
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军进行了扩编或改编，叶挺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任第十一军副军长。
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袭击武昌。叶挺率部奋勇作战，打垮夏斗寅。[3]
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叶挺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称叶挺独立团)，1925年11月21日在肇庆成立，全团2100多人，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担任北伐先锋  叶挺一家人，被誉为“铁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战争中的左路军急先锋。1927年8月，朱德、陈毅、叶挺、贺龙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10月，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随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队长是朱德，政委是陈毅。1928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仍然是朱德，政委仍然是陈毅。1928年8月，改编为红四军28团，团长是林彪，政委是何挺颖。1929年2月，又改编为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一直是林彪，政委是陈毅。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叶挺独立团也是开路先锋；1935年5月红二连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强渡乌江天险。6月12日翻越夹金山。又用六天六夜开辟出草地通道。9月17日攻打腊子口，夺取哈达铺；抗日战争中，叶挺独立团一直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1937年参加平型关大战，痛击日寇；1945年攻打淮安，歼灭吴清泉；1946年4月，四平保卫战；1948年10月，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解放天津；继续挥师南下，1950年解放海南岛；1951年广西剿匪。
1979年，是参加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部队。1984年到1985年，是老山、者阴山的铁军雄狮；1998年8月，紧急奔赴长江洪湖地区高桥闸堤段投入抗洪抢险，被誉为“铁军铁人铸铁堤”……南昌起义1927  与叶挺相关的图书年8月1日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起义军进入潮州、汕头地区，在寡不敌众而遭失败的情况下，叶挺等护送病中的周恩来转移到了香港。
1927年12月11日，叶挺从香港回到广州领导广州起义，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经香港、马来西亚、日本至苏联。由于先后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而决定退出共党，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先后流亡德国、法国等地，以翻译德文文章为生，成为素食主义者。1932年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抗日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1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被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上的周恩来题词授予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
1938年，叶挺亲率部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扫荡”，得到了蒋介石的致电嘉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入狱五年。叶挺将军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婉拒了好友陈诚劝其前往缅甸御敌的请求，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狱中作《囚歌》：“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首诗将他的雄心壮志和不屈服的精神描绘的淋漓尽致。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予以抗议。
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4]，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回渝罹难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1946年4月8日，他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遇难身亡，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叶扬眉和尚未取名的幼子阿九。 死讯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陈毅作《哭叶军长希夷同志》。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叶挺简介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其中有五位国家主要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有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
叶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军事家。原名为询，字希夷。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911年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因剪掉辫子反对清朝统治、支持广州黄花岗起义而被捕，获释后转入惠州府立中学。同年10月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立志走军事救国的道路，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在校期间刻苦攻读军事课程，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并广泛研读进步书刊，探讨哲学和社会政治学。曾给《新青年》杂志写信，提出"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并表述其"振污世，起衰溺"的革命理想。1918年冬从保定军校毕业，次年初到福建漳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在第1支队任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随粤军回师广东，参加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役。后任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附、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奉命率部守卫总统府前院，与叛军激战竟日，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脱险。
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合作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1日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处长，旋即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不久奉命转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从此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担任先遣队，于5月北上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部。6月间进至湖南安仁、攸县，击溃投靠吴佩孚的赣、粤部队4个团。后随第4军主力进攻醴陵、平江，猛打猛冲猛追，长驱直进，连战皆捷。汀泗桥战役中正面部队进攻受阻后，他率部翻越大山出其不意抚敌侧背，大败守敌，并乘胜追击20余公里，夺取咸宁县城。继又率部参加进攻吴佩孚亲率重兵据守的贺胜桥，先以团主力突破敌军桃林铺防线，揳入其防御纵深，再以预备队相机投入，将反扑的优势敌人击退。在所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严令部队集中兵力支援主攻方向，接连突破印斗山、铁路桥等敌军核心阵地，占领了贺胜桥。
在武昌攻坚战斗中，指挥部队突入城内，经激烈巷战，配合友军攻下制高点蛇山，迫使敌军缴械投降。
在北伐战争中，他多谋善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4军赢得"铁军"称号起了重要作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升任第4军25师副师长、第11军24师师长。[5]
流亡生涯
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的名将曾经有过一段海外流亡生涯，而这段经历对叶挺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苏走欧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在两天后失败。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到处搜捕起义领导人。叶挺机智地化装成盲人，到了香港。
叶挺到香港后，迅速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发表文章，称颂这场伟大的起义。叶挺感到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的内部，  叶挺与家人的合影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批判。由于广州起义较为短暂，又损失较大，很多人都要求追究责任，结果叶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1928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立刻假道日本，前往苏联。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于是，叶挺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流亡西欧的生涯。对于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生活状况离开苏联后，叶挺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时间。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叶挺很早就想到德国学习军事。早在1916年，还在保定军校学习的叶挺就选修了德文，准备将来到德国学习。12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德国，但此时的叶挺却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壮志。他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专心搞德文翻译。他还参加过德国一个提倡吃素的流派，专心吃起素来。
初到德国时，叶挺的生活很困难，除了靠翻译德文，他还到处找些零工做，以贴补家用。在那段日子里，他卖过青菜、水果，帮人摘过果子，还在柏林等地开过小吃店，主要卖油条、烧饼和粥。顾客多是住在附近的华工，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利用赚到的钱接济一些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老多病的华工，自己也买了一些德文书籍，其中光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法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1930年春，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叶挺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革命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挺启发很大，旅居德国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断鼓励叶挺。1928年底，叶挺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黄平在广州起义后受的打击最大，处分也最重，但黄平却没有丧失对革命的信心，这使得叶挺的思想再一次受到触动。苦研军事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叶挺逐渐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他认识到，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的荣辱同整个革命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此时，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星星之火逐渐向全国扩展。中国革命的前景振奋了叶挺，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决定多学些本领，为回国重新参加革命做准备。
当时，德国军队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为了研究德国军队，叶挺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他潜心钻研军事，希望回国后能派上用场。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挺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不断做爆破试验，经常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引起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
1931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当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叶挺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错杀功臣
错杀功臣高敬亭。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敬亭斗争”。
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这是这位“北伐名将”的最大失误）。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革命功臣、革命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叶项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死亡真相
所谓“真相”“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揭秘“真相”本文作者：秦铁(秦邦宪之子)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
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治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飞庙里的秦桧夫妇一样。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找写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应该说，“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2005年的时候，我专门重访了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找到了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老人家向我回忆：那天天气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紧贴着树梢飞了过去，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飞机斜躺在一块凸出的巨石前约20多米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被烧光。飞机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飞机的碎片，还有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当天晚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此事，因为分不清敌我，大家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尸体掩埋掉。会议开到一半，有干部匆匆赶到，告诉大家有一架载有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正在寻找。黑茶山的民兵们得知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庆幸没有掩埋掉那些遗体，否则就出大问题了。
原来，1946年4月9日凌晨，美军观察组来电话：C-47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做了汇报。中共方面给所有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们协助查找飞机。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个民兵们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被烧得一塌糊涂，但是依稀能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除此之外，还捡到了两枚印章，一枚写着“秦邦宪”，另一枚是“黄齐生”。
贵州籍的黄齐生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就随王若飞去了重庆，没想到一起遇难；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临行前还问我父亲：“需要我也同去吗？”父亲想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这句话，救了他一命。
1946年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了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当天延安气候恶劣，飞机准备返回西安。由于能见度差，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比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误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山爆炸坠毁。
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7个人。可据老人回忆，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3具。晋绥分区陆续来人辨认遗体，当时也没有先进技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辨认。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确定为博古；还有一个脸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确定为年龄最大的黄齐生；剩下的一个是叶挺。
老乡们回忆，黑茶山地势很陡峭，他们费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为怕白天温度太高，他们就在晚上搬运灵柩，有时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并行，一个人背着棺材爬着前进。
灵柩运到岚县机场后，当时美国方面要求先运送那4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但被中共方面拒绝；后来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了两架飞机，一架运送中共方面的遇难者，另一架运美国人；第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延安机场，第二架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到重庆。
婚姻家庭
夫人李秀明李秀文（1907—1946），出生于澳门一个士绅的富裕家庭，祖籍广东省东莞长安镇人，1925年，执信女子中学毕业后，18岁的李秀文与叶挺结婚。1946年4月8日，李秀文与叶挺在由重庆乘机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黑茶山地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39岁；[6]子女叶挺与李秀文共生了9个子女。其中1个夭折（三子），五女叶扬眉（1936年生）和出生后尚未来得及起名字的幼子阿九和父母于1946年一同遇难。[6]
六女叶剑眉（1937年生），1993年因病去世。
健在的5个，他们是：
长子叶正大，1927年出生，中将，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总装科技委顾问，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次子叶正明（1931年~2003年），生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
四子叶华明，1935年生，深圳先科激光公司董事长，曾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
七子叶正光，1939年生，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六合天融（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并担任副董事长，现任海南六合公司总经理；[7]
八子叶启光，1942年生，叶氏环星集团董事长。
纪念叶挺
囚居旧址出恩施城西门，沿公路步行一里许，即至朱家河。其地有一状若撮箕之小山凹，凹口有一农舍，即当年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囚居旧址。
旧址背山面水，绿树成阴。山上有国民党所筑碉堡，群众称之为“碉堡梁子”。旁有一泉，水从红砂石中渗出，清甜可口，沁人心脾，系叶挺同志汲水处。旧址系土木结构，一正一厢，后有拖檐。正屋为五柱四之平房三间，东面一间即为叶挺同志之囚室，另两间为看守人员和国民党特务住室。厢房四间，内住李家地主之庄户刘贵金，囚室极为简陋，仅有一张旧式五屉桌、两把椅子、两张木板床。
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被蒋介石羁囚于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恩施。一九四三年曾被押送去桂林一年，一九四四年初又被押回恩施，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先后与叶挺同志同来的，有他的夫人李秀文、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和女儿叶扬眉。
叶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一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派特务以“勤务兵”名义进行监视；一面不断指示达官要人，前来游说劝降。叶挺同志大义凛然，予以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时，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为了“软化”叶挺同志，曾亲以“老同学”之名，派人馈送奇缺之物，叶挺同志皆拒之不受。
陈诚复又从生活上折磨叶挺同志，日给两餐，且为发霉之包谷与糙米。郊区杂草丛生，蚊虫成阵，连破旧蚊帐也不给予，迫使叶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疟，睁眼等天明”(叶挺同志在恩施所赋诗句)。但叶挺同志始终不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在艰苦环境中，他带领独生女开荒种地，饲养猪、兔、鸡、鸭，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叶挺同志当年所垦之土地，至今仍为菜农所耕种，所植之茶园，现仍枝叶繁茂，欣欣向荣，被群众称之为“将军茶”。
叶挺同志对反动派冷若冰霜，对群众却胜似亲人。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并尽力帮助贫苦农民。邻居贺桂香之夫病重，他延医为之治疗。贺上午上街卖豆芽，遇国民党匪兵刁难，孩子在家饿得啼哭不止，他就为之穿衣、喂饭。有一位姓黄的放鸭客，日晒夜露，风吹雨打，叶挺同志又借钱为其买一鸭棚。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叶挺同志被押解去重庆。离恩施前将党组织送给他的《论联合政府》一书，留给当地贫苦农民阅读。所用之木椅、脚盆、锄头、茶壶等也先后送给贫苦的农民。叶挺同志当年在囚居时种菜用过的锄头，现已珍藏在湖北省博物馆内。
叶挺同志囚居旧址曾迭遭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已拨专款将旧址按原貌修复。并在旧址旁增建了陈列馆，展出了叶挺同志有关文物，介绍他的革命事迹。陈列馆自一九八三年底竣工至二00二年底，共接待了40多万人次。湖北恩施叶挺囚居旧址纪念馆坐落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西郊后山湾154号。1942年12月中旬至1945年8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曾经两度被囚禁于此，历时两年之久。叶挺将军五年的铁窗生涯中，有一半是在恩施度过的。指挥旧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苏圃路南昌二中内。为两层砖木结构的“工”字西式楼房。
南昌起义时，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司令部即设在这所学校的一栋南北两层砖瓦结构的“工”字楼里。楼上是当时指挥部的办公室、会议室和电话总机房，楼下住着警卫部队。两棵葱茏的大树，犹如卫士守卫在楼前。
1927年7月30日下午2小时，叶挺在会议室召开了二十四师营以上及师直机关的军官会议，传达了党的起义决定，部署战斗任务。起义中，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主攻驻守在天主教堂、贡院、新营房一带的三个团的敌军。起义军所向披靡，连战皆捷，又一次显示了“铁军”的威力。 起义胜利后，叶挺任起义军前敌代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这个指挥部也就成了整编后的第十一军指挥部。
解放后，心远中学易名为南昌市第二中学。为了纪念叶挺和“铁军”在南昌起义中的不朽功绩，人民政府修缮了这栋“工”字楼，使其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恢复了当年军部的陈设，于1997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叶挺故居  叶挺雕像叶挺故居是广东省惠州首个获得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惠州市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
叶挺故居是叶挺的祖父叶沛林所建，到上世纪90年代时，房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故居里摆设了150多件珍贵的照片、实物、文物，大致概括了叶挺的一生。于1978年被列为惠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并于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
叶挺纪故居自开放以来，成为惠阳区及周边市、县的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党组织等单位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党史和军事教育基地。
相关部门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叶挺纪念馆  叶挺纪念馆坐落在广东惠阳淡水镇，在1991年9月10日举行揭幕典礼。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题词是：“北伐名将，抗日英雄，铁骨铮铮，浩气长存。”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题词是：“叶挺同志一生为正义，光明奋斗不屈不挠，我对他无限崇敬！”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题词是：“学习和缅怀叶挺将军的革命斗志和历史功勋。”
叶挺纪念馆是1986年4月8日奠基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平方米，馆名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纪念馆正中大厅是叶挺的半身石像。纪念馆根据叶挺的生平分为：出身农家，从戎救国；赴法深造，编练新兵；北伐先锋，保卫武汉；举旗南昌，再战广州；领导抗敌，卓著勋劳；皖南浴血，铁窗铮骨等七个部分。将军纪念园2011年9月10日，占地300亩的叶挺将军纪念园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建成并正式开园，坐落在叶挺将军纪念园内的叶挺纪念馆同时宣布开馆。[8]湖北纪念馆湖北省恩施市叶挺将军囚居旧址纪念馆位于叶挺路112号，占地总面积3000平方米。它是1983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恩施市筹资21万元，于原址处按原样修复而成的叶挺将军囚居旧址，并增建了纪念馆，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12月和1995年3月，先后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
“皖南事变”中遭国民党无理扣押和非法拘禁的叶挺将军曾两度被秘密软禁于这里，历时2年之久，是叶挺将军被囚禁时间最长的地方。1942年底，叶挺将军从四川重庆押解到恩施时，被软禁在城东门“民享社招待所”（今三义宫38号），二三个月后，陈诚为了表示对叶挺的“宽松”和“自由”，且又易于看守，便选中后山湾这栋民房，将叶挺迁移于此软禁。1943年8月蒋介石将叶挺转押广西桂林，次年1月又押至恩施，仍囚居于这栋民房，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被押至重庆。在叶挺将军囚居恩施2年间，其夫人李秀文，子女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先后到此同住，经陈诚特许，其子女都得以在恩施上学读书。
在囚禁恩施期间，叶挺将军通过开荒种地，饲养家畜，培植茶园，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经常接济附近的穷苦百姓。当人们获知他就是战功显赫的新四军叶挺军长，都深感惊愕，更加钦佩敬重他了，而且都喜欢和他聊天，交心谈心，听他讲抗日道理。如今，在叶挺将军纪念馆的展厅里，不仅陈列着叶挺将军当年开荒种地的挖锄、薅锄、镰刀等农具，还展设有将军手捧雏鸡与农民交心谈心的照片。正明忆父  叶挺(右1)与周恩来等合影“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在部队、在战场上可能就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知我们有。”
关于父亲的严厉冷峻，叶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们讲过，在鏖战激烈险恶的时候，他自己拿着手枪往前冲，并亲自参加督战，谁临阵退却就枪毙谁，他自己真的亲手枪毙过人。
他记得父亲具体讲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时候。两仗都是敌守我攻、敌众我寡的恶仗。部队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种枪林弹雨、血流漂杵的阵势，胆寒后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压不住阵势，就不可能夺取战斗的胜利，也就不会有“铁军”的响当当称号。
然而不是在作战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和蔼温和了。在叶挺身边当过参谋的颜并南就回忆说：他刚到军部的时候，不会标画地图，老怕挨上级的“克”。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画图，来了一位首长。当首长得知他不会画图，便手把手地教他，不仅教会了他画图，还给他讲了标画地图的重要意义。首长走了，他一问其他参谋，才知道教他画图的就是叶挺。与他原来想象的威严的军长大不一样。
“如果渐渐地和你熟了，父亲还会和你讲一些知心话，这时的他就变得非常体贴，和蔼慈祥。像后来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陪我们，和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讲他知道的事情。我们因为对他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问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们解答。”
但总的来说，叶正明等孩子对自己的父亲了解还是有限，一来是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尚未成人，许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个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
“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要求加入共产党，并请答复。’[9]”
由于叶正明是叶挺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为留下父亲历史的文字记载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很愿意静下心来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口述甚至文字的东西。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如此，这样，我们也能从他这里听到更多有关叶挺的故事。
诗作《囚歌》
《囚歌》改编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日积月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一课）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原文版（根据作者手迹抄录）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碰壁居士
皖南事变后，叶挺拒绝蒋介石的殷切拉拢和所谓“优待”后，被先后囚禁于湖北恩施、重庆和广西桂林等地，这首诗就是写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的。
家庭成员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及子女1925年，叶挺与李秀文结婚。
长子：叶正大
次子：叶正明
三子：叶华明
七子：叶正光，儿媳董桂芝。
八子：叶启光
大女儿：叶杨眉(周恩来曾认其为干女儿)
小女儿：叶剑眉
幼子：叶阿九
孙子：叶大鹰(著名导演，作品有《大喘气》、《红樱桃》、《红色恋人》等；并在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我和爸爸》中扮演“爸爸”一角)
电影叶挺将军
基本信息出品人：李培森
总监制、总策划：李汀、苟鹏、张子扬  
监制：李治安、周里欣
策划：曹靖生、谭涛
技术监制：肖月桃
编剧：张笑天
制片人：刘立京
执行制片人：汤溪、沙杰
导演：王冀邢
剧本统筹：钟道新、王冀邢主要演员叶挺—高发
李秀文—汪裴
周恩来—刘劲
蒋介石—盖美
  叶挺(高发饰演)孙中山—卢奇
宋庆龄—章艳敏
聂荣臻—曹字
叶剑英—脱一
周士第—秦立明
陈可钰—孟玉宝
黄琪翔—于代君
张发奎—沙杰
陈 诚—杨刚
顾祝同—袁忠远
张太雷—王凯
诺依曼—米克(俄罗斯)
曹 渊—王冶
李少村—李长江
汪精卫—刘欣
贺 龙—周军
李立三—张建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