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墩子遗址
基本信息
上层的早、晚期的墓中都随葬有少量的彩陶，大多为泥质红陶，极少数为夹砂红陶。彩陶大部分是白、红、黑三色彩，单彩极少。上层早期彩陶的器形主要有敛口钵、折缘盆、直口折腹平底罐等。图案有涡纹，弧线三角纹、条纹、圆点纹、叶形纹等构成。上层晚期的彩陶有小口壶、背水壶、钵形鼎等器形。色带的层次增多，有圆圈纹、连背纹、弧纹、条纹等花纹。大墩子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6445±200年。 2006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墩子古文化遗址：
邳州像只展翅翱翔的雄鹰。肥沃的土地养育着163万人民。稻麦瓜蔬银杏苔干闻名世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谁不热爱这块土地！
你可知道？6000年前邳州祖先就在这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文明！ 
我们国家，有文字记载号称5000年历史。可法国考古家摩尔根，却说我国文明史是从商代开始的。那时，我国考古学还不发达，尽管史学界不同意此说，然而找不出地下文物的依据。1920年我国考古学家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红陶、彩陶、骨针、石斧以及绘着各种牛、羊、人形的生产和生活器具，这些地下文物经过鉴定，为黄帝族文化，距今约6000年。有力地拨正了摩尔根对我国文明史3000年的错误结论。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在西安半坡村、山西西阴村、武功县赵村等地发现了与仰韶同期的古文化遗址上千处，考古界把这些统称为仰韶文化。
其他信息
1928年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庙底沟等地又发现了4000年前的黑陶，这为夏代文化。它与山东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一致，都体现出东夷文化的特征。1951年在江苏淮安青莲冈发现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不同于仰韶黄帝族文化，也有异于龙山东夷族文化，距今约5800年左右，从时间上填补了黄帝时代到夏代的时间空白。文物特点，介于黄帝族文化和东夷族文化之间，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双重特征。但是用它来分析鲁南与苏北古文化的关系就不明确了，缺少黄帝族与东夷族文化的纽带关系。同年，在邳北戴庄乡刘林子发现一处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铲等文物，勾画出了5000年前社会基本面貌，反映父系氏族阶段和私有制萌芽状况。由于文物单纯，表现的社会阶段短暂，分析黄帝族和东夷族文化关系也不全面系统。1960年在邳北四户镇竹园村东一里许发现大墩子古文化遗址，这是个方圆80余亩的小土丘，高4.5米。从1960年到1976年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考古队先后三次前来发掘，挖掘墓葬554座，获得6000余件器物，经测定为距今4500年～6000年之间。全面反映了远古先民各时期社会状况和发展脉络，不仅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文化关系的依据，对分析苏北和鲁南的黄帝族文化与东夷族文化关系更起到户枢作用。考古界称之为中原文物宝库。
大墩子遗址古文化堆积层厚达5米，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为青莲冈期。出土文物以夹沙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单色彩陶，全是手工制品，器型简单，钵为平底。还有石斧、石匕首、骨针、鱼形标、鹿角镰、石镐、骨镞等；出土大量牛、羊、猪、狗、鹿、雉的遗骸，狗的遗骸最多，并用整狗作殉葬品。这说明早期母系氏族时期，农业、渔猎生产已见端倪。另有两种艺术品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出土一只伏窝生蛋的陶鸡模型，鸡的形状与现代鸡形相差不远；二是出土三件陶房模型，陶房有圆有方，正面有门，两侧有窗，戗脊出檐，与山西赵村出土的半穴式凸字形房屋相比有明显进步，又别于东夷高脚楼不砌墙的风格。更奇特的是屋顶四面坡壁用浅线刻出狗的形体，这是黄帝族文化罕见的。中层为刘林期。这一层葬墓中出土的陶器仍以夹沙红陶为主，其次为泥质黑陶和泥质红陶，有少量彩陶，陶器造型比下层的均匀，手工制坯后用慢轮修整。表现为向龙山文化发展的一个过渡，对研究苏北同鲁南古文化关系有重要作用。上层为花厅期(新沂市花厅古文化遗址)。这一层彩陶居多，其中带角状把手三足小口罐，从中层过渡而来，与花厅出土的实足规相同。这层出土的彩陶可分两类：其一施白底绘红黑二彩，或施红底绘黑白二彩，皆三色组成，图案美观，器形和彩绘风格与中原庙底沟类型的仰韶彩陶极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另一类施红底，绘黑色直线和曲线，表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并有东夷族网纹图案，具有夷族文化风格烙印。
墓葬以猪、狗随葬为主，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北，头上方放狗或猪；也有用人殉葬现象，为中国最早的人殉葬例。以狗随葬为东夷族的葬俗，人殉则是黄帝族的习俗，大墩子先民兼而有之。随葬品有多有少，多的达100多件，少的仅两三件，贫富现象相当明。葬品中特别的是出现大陶尊(刘林遗址出土5件、大墩子出土件)、为仰韶文化所少见(全国也不多，仅大汶(wen)口出土4件、龙山1件皆在夷人文化中)。陶尊不是生活用品，为礼器，多在权贵、富人墓中放置，常与狗头另置一处，也不与其他陶器混放。大墩子这件陶尊的墓主30多岁，随葬品相当丰富，可能是个权贵或富人。 
男女合葬墓刘林子发现8座，大墩子发现两座，表明一夫一妻制当时已经形成。并掘出一陶罐粟，联系古籍所载：黄帝教人民种五谷，人民开始吃粥饭。证明6000年前大墩子先民已从游猎为主向农耕为主的生活迈步。
大墩子遗址，考古界认定它是江北典型古文化遗址，它使仰韶文化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得以衔接，使苏北同鲁南文化体系进一步明确，它是中原古文化遗址的一颗明珠。 
大墩子遗址发现与发掘记：
一、飞来的信息 
1961年冬的一天下午，我刚从水利工地运文物回来，馆内一位同志转送给我一只石斧，并介绍：“此物是四户一位医生出诊时发现一个小孩拉着玩，就买了一些糖块换下来的。他听说你考古，特送来给你考考。”我仔细审视着这物件：它是一枚磨光牛舌样的穿孔石斧，正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见了此物，喜出望外，饥渴疲劳早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真应该好好地谢谢这位医生！四户为什么出现这稀世古物？我决心揭开这个谜。一夜翻来覆去未能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踏上了去四户的征途。 
二、艰苦的寻觅 
当时，四户还不通车。我买了两个窝窝头，背着工具包，提着两只小蒲包，步行上路。刚出县城，天不作美，彤云密布，朔风劲吹，眼看着要有一场大雨雪。我不顾这些，一路跋涉，当天下午很晚才赶到刘沟。从这儿下路，还要向西北方向奔波二十余里泥泞小路才能到四户镇。这时，四处无人，我又累又饿，走进一个屋顶已拆除的屋框内背背风，啃了一个窝头。天色垂幕，雨雪下了起来。面前是一望无边的邳苍分洪道，羊肠小路连着一片片水洼。我壮壮胆，不顾一切地向前赶路。穿过一段荒地，雪雨更大了，雨水落地立即结冰，一会儿，我全身披上了一层冰雪的"铠甲"，走动走来，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没走多远，一只鞋底被泥泞“粘”住，一用力，鞋帮与鞋底“分家”了。无奈，脱了鞋子赤脚走。脚踏冰水，疼痛穿心，芦根砂礓刺脚，没一会，两脚鲜血直流，再一会儿，双脚便冻僵麻木了。我趔趄着，滚爬着，一步一步在黑暗中向前摸索，当夜，我终于赶到了四户镇。敲打四户公社大院的门，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炊事员给我开了门。他见我是个冰人，泥人，连忙把我领进屋，点上灯，给我燃柴取暖，端来温水，叫我洗洗，又忙去烧姜汤，做饭。换衣，吃饭后，他询问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这么急？我如实相告。他感慨地说："你这个小伙子真有股韧劲！别说是天黑又加上这孬天气，就是白天，晴天，这儿有块宝，叫一些人来拿，说不定还不来呢！俺这地方太荒僻了啊！"当夜老同志挽留我与他“通腿”，我就在那儿住下了。睡下不久，即发起了高烧，头痛得厉害。我知道是雨雪淋冻患了感冒，老同志忙起床又给我烧姜汤发汗。第二天10点钟，热方稍退，我就迈着疲惫的步履到各处查找石斧的“娘家”。在竹园村我望见村东一二里处，有一隆起的高丘，方圆足有有百亩。这地方平原广阔，田地如砥，如何有这一个高丘？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挖出的全是红烧土，到处都是兽骨和一些陶鼎残片。下到山芋窖内一看，文化层规程很清楚。再仔细寻觅，丘上被雨水淋出的纺轮、网坠、石斧、鹿角也很多，不一会，我就拣了两小蒲包。我高兴极了，这就是石斧的“娘家”？这就是藏珍蕴宝的古文化遗址吗？当天，我背起了“战利品”，返回县城，饿和累都忘了，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向我的老师南京博物院尹焕章教授报喜，请他们立即来考察，揭示这一宝库的秘密。 
三、三次发掘 
南京博物院十分重视这一发现，决定对大墩子遗址进行探掘。1963年11月12日由南京博物院尹焕章领队，纪仲庆、张正祥、黎忠义随从，来邳发掘这一“宝地”。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仅在当地找了20多位男女半劳力，组织了发掘队伍。我负责后勤，又负责民工领队，还兼着一个探沟的发掘。发掘工作是一个科学性较强的工作。每一地层发现每一器物，都需绘图照像、分析、写记录、登记造册、对比研究。野外风日吹晒，每天工作都是八个小时以上，晚上还得看管值班。专家老师都在小油灯下默默地对每件物品进行清理研究。同时，经常召开现场分析会，并请南京医学院专家对每具人骨架进行分析。生活每天是八大两粮食、营养不足，早上起来脸常浮肿，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一切艰苦全都忘却了。发掘工作进行了36天，发掘部位在遗址中部，开了5条探沟，每探沟南北宽2米，东西除了T5长9米外，余为10米，发掘总面积计98平方米。 
出土石器56件，角、骨、牙器168件，陶器197件，发现墓葬44座，随葬品206件。其中，彩陶为江苏省地区省次发现。文化层为早、中、晚三期，经碳化测定距今约4500-6000年之间，有青莲岗、刘林、花厅三个类型，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内涵的各类特点以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发掘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的极大反响。 
南京博物院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在尹焕章教授带领下于1966年3月17日-5月5日，结合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组毕业班学生实习，又对大墩子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这次发掘共开12个探方，位置仍集中在中部，总面积540平方米，发现墓葬300座，出土3025件文物。 
1976年南京博物院配合南大历史系二年级考古班学员开门办学，由南博考古部主任纪仲庆同志领队，一行16人再次来邳发掘。发掘五个探方计250平方米，发现墓葬211座，平均1.24平方米就有一座。出土器物1500多件，较重要的有玉雕猪头和兽头，禽身陶塑象等数件。鹿角镰也是这次重要的发现。 
先后三次发掘，获得了6000余件器物和554座墓葬资料。通过实物资料，弄清了大墩子远古先民各时期社会性质和发展，是江苏的重要发现，是研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文化关系重要依据，是沿海地区和中原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例证。由于它的发现引起了历史界考古界的关注，全国有关专考古专家学者写出报告论文30余篇，出土文物多次出国展出，并列入历史年鉴和编入大学历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