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律劳卑
早年生涯
律劳卑在1786年10月13日出生，是苏格兰墨奇斯顿（Merchiston）人，信奉长老会。父亲是弗朗西斯·律劳卑，第八代律劳卑勋爵，而母亲则名叫玛丽亚·玛格丽特·克拉弗林（Maria Margaret Clavering）。律劳卑早年加入皇家海军，曾经参与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在HMS防卫号上服役；其后又以中尉身份担任托马斯·科克伦，第十代邓唐纳德伯爵（Thomas Cochrane, 10th Earl of Dundonald）的随从。律劳卑退役后转移从事牧羊业。
律劳卑的父亲在1823年逝世，他遂袭取得“律劳卑勋爵”头衔。在翌年7月8日，他当选为苏格兰贵族代表，进入上议院，一直至1832年12月3日为止。
在1818年，律劳卑从家族继承了墨奇斯顿城堡与周边土地之地权，他后来又在1833年将物权租与查尔斯·查麦兹（Charles Chalmers），作为创办墨奇斯顿城堡公学之校址。
驻华商务总监
由于经济出现困难，又受本土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国会在1833年通过了一项《特许状法案》，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长久以来在对华贸易上所拥有的单一专利权。在丧失专利权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独占了中国与英国间的贸易，从茶叶、丝绸和鸦片上取得不少利润。而基于当时中国一直奉行“闭关自守”的朝贡贸易政策，朝廷独留广州十三行一口对外通商，因此公司在广州设立了独立委员会主席一职，以统筹对华贸易的事宜。
至于清廷方面，官方其实亦一早知悉公司行将失去专营权，因此在1832年的时候，时任两广总督李鸿宾曾传谕大班，要求在公司失去专营后派“晓事大班”总理贸易，而及后在1832年接任的卢坤，也曾在1833年作出同样的要求。
两广总督的连番要求，使英方以为清廷对对外贸易的态度改变，于是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便在1833年12月31日委任了他的朋友，即律劳卑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以总理对华贸易事宜。然而，由于律劳卑本人，以至于英国国内鲜有人对中国国情有所了解，于是巴麦尊勋爵在他临行前作了几点吩咐。第一，到达中国后驻扎广州，设法与中国人保持友善关系；第二，在写给中国官员的书信中，不要使用威吓性的用语，以免构成冒犯；第三，在非必要的时候，都不要向皇家海军请求援助。此外，巴麦尊又要他不要干预英商非法的鸦片贸易。
律劳卑事件
前往中国律劳卑带同了妻儿在1834年4月登上HMS安德洛玛刻号（HMS Andromache），启程前往中国，并在同年7月15日抵达澳门。律劳卑在澳门安顿好后，便按照了英国政府的吩咐，分别委任了前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爹核士和G·B·罗拔臣爵士为副总监和第三副总监。另外，他又委任了随他来华的义律为贸易专员秘书。而以往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汉务办公室（Chinese Office）转为隶属政府，并以马礼逊出任汉务参赞（Chinese Secretary）。
至于清廷方面，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得悉有外国官员抵达澳门后，便在1834年7月21日传谕广州行商，指示他们派员前往当地，查明该名官员的来华目的，并着他们转告该官员，要他务必遵守《大清律例》和贸易规则，而且不可擅进广州。然而，谕令未到澳门，律劳卑即在1834年7月23日再度乘船，于7月25日清晨两时抵达广州，并随即得到英商渣甸等的招待，入住十三行的英商馆。发生冲突行商伍敦元曾向律劳卑表示会代为向两广总督转达诉求，但是遭到拒绝。律劳卑没有在澳门等待批准，迳自前往广州是一个错误的抉择，因为当时清廷规定，除商人和大班，外国政府官员未经许可，是一概不准入城的。而律劳卑在广州后又再犯下了数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在翌日指派下属，不经行商，直接前往城门投递一封寄给总督卢坤，说明来意的“公函”，但问题是，外国人的信件一律是要由公行代为转呈的。其次，律劳卑的信件格式是“公函”而非“禀”，内文则用了“平行款式”，更自称是来自“大英国”的“正贵大臣”，完全违反惯例。结果，当日除了没有人敢收信外，卢坤又分别在1834年7月30日和7月31日下了两道谕令，勒令律劳卑立即离开广州，又着令行商重新向他解释贸易规则，如果行商不能确保律劳卑的离开，卢坤更恐吓会对他们处以极刑。
律劳卑对自己的行为却没有感到甚么问题。相反，他对清廷官员撤走英商一向聘请的艇家，又在搜查他的随身物品时捣毁他的行李，感到相当不满。其后，在行商伍敦元的斡旋下，律劳卑与卢坤原本是有机会在7月29日会面的，但随后他知道中方把他的名译成“劳卑”（大意指“辛劳卑微之人”）后，感到了自己和大英帝国的尊严受辱而加以拒绝。冲突升级渣甸向律劳卑提议，派遣英舰到黄埔示威。虽然卢坤已下令驱逐律劳卑，但在鸦片烟商渣甸等的唆使下，他仍继续留在广州，并分别在1834年8月9日和8月14日两度致函巴麦尊，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护及解释之馀，又“建议”英国以出兵中国的手法达到目的。与此同时，卢坤则在1834年8月16日命令行商准备停止与英商贸易。到8月26日，律劳卑又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内容除了指责卢坤外，更扬言清廷一旦停止贸易，最终受害的会是全中国人民。卢坤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并在9月2日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的贸易。命令发出两日后，清廷撤走所有中国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又派兵包围英商馆。
由于中英贸易中断，律劳卑逐以此为理由，在1834年9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为了“保护英国贸易，如有关系不美，责在中方”，此外他又声言清廷“现今业将弄起交战之故”。同时，他指派同样身在广州的义律出发到珠江口，指挥两艘护卫舰HMS安德洛玛刻号和HMS伊莫金号（HMS Imogene）作出戒备。不久以后，他又着第三副商务总监G·B·罗拔臣爵士传递一封信件给HMS伊莫金号的舰长，指示准备将两舰驶到黄埔，以向清廷示威。
义律在1834年9月6日抵达虎门（Bogue），并随即登上巡逻艇HMS露依莎号（HMS Louisa）。在翌日中午时份，三艘英舰正式启程，最初沿岸的晏臣湾炮台和附近的清廷水师发空炮示警，但是英舰没有理会。稍后时份，珠江两岸的大角炮台、晏臣湾炮台和横档炮台先后向强行前进的英舰发实炮一枚、两枚和三枚。而英舰则曾经开炮还击，到9月9日下午时份，英舰再次在虎门发动攻势，并和中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相方交战约35分钟，结果英方三人战死，五人轻伤，船身轻微损毁；相反，清廷的不少炮台则在战事中被命中摧毁。这次在虎门的连串海上炮战，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首次与西方列强发生的军事冲突。事件结果三艘英舰轻易地在1834年9月11日抵达黄埔，卢坤对此大为紧张，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士兵1,600人包围内河，形势立即逆转，英舰进退失据。
律劳卑的进兵方案背后是受渣甸所唆使的，渣甸是鸦片烟商，在沿岸一带从事走私活动，所以清廷下令中断贸易对他的影响不大。相反，对他而言，今次出兵一事，成功的话，则可借机会要求清廷开放贸易；而即使出兵失败，也可以藉机敦请英国国会改变对华的友善态度。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一班从事正当贸易的英商，如颠地等等，却因为贸易中断日久，损失渐多而开始责怪于律劳卑。加上此时卢坤又向他们承诺，只要律劳卑离开广州便可恢复贸易。于是纷纷禀请朝廷重开贸易。
律劳卑虽然有感自己被同胞出卖，但自知已经不获支持而决定退让。在9月14日，他向广州的英商宣布自己决定离开广州。五日后，他与伍敦元和渣甸等人会面的时候，指令英舰退到零丁岛，但同时要求清廷炮台不可向撤退中的英舰作任何无礼举动，以及要求清廷向他发出前往澳门的官方文件。结果在卢坤的同意下，律劳卑一行人在9月21日离开广州，并在9月26日返抵澳门，期间全程均受到清廷水师的监视。至于中英贸易即在9月27日重开。客死他乡由于未能适应南中国地区严热潮湿的天气，加上因中英纠纷一事过份操劳，律劳卑在中国染上了疟疾。此外，他又不听医生多休息的劝告以致病情恶化。最终返抵澳门后，律劳卑未几在1834年10月11日病逝，享年仅四十七岁。遗体安葬于澳门。据了解，他临终前指出只有战争才可以解决中英间的贸易纠纷。
律劳卑死后，副商务总监爹核士接任驻华商务总监一职。
家庭
律劳卑在1816年3月28日迎娶了伊莱扎·科克伦-约翰斯通（Eliza Cochrane-Johnstone，c.1795年－1883年6月6日），两人育有两名儿子和六名女儿。包括：
玛丽亚·玛格丽特·律劳卑 （Maria Margaret Napier，1817年3月18日－1896年4月18日） 
弗朗西斯·律劳卑 （Francis Napier，1819年9月15日－1898年12月19日） 
生卒不详 
威廉·律劳卑（William） 
乔基娜·路易莎·律劳卑（Georgina Louisa） 
伊莱扎·律劳卑（Eliza） 
安妮·卡迈克尔·律劳卑（Anne Carmichel） 
依莲娜·艾丽斯·律劳卑（Ellinor Alice） 
露西·曼婷·律劳卑（Lucy Matilda）
杂记
律劳卑纪念碑现被安放于香港历史博物馆。英商在律劳卑死后，用了500英镑从英国运来了一块“律劳卑纪念碑”，并安放于澳门的中国海关（即现时的关前街、关前后街一带）。该碑曾一度下落不明，后来被安放于香港坟场，后来则成为了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馆藏。 
律劳卑在出任商务总监的时候，已率先提议过占领香港。 
律劳卑在致卢坤的“公函”中，以大英国正贵大臣、水师船督、特命总管本国贸易人等、正监督、世袭侯爵称呼自己。 
律劳卑个子高，头发是黄棕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