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榜罗镇会议
简介
  榜罗镇会议旧址(图1)1935年9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改编为“陕甘支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境内，于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穿越岷县、漳县，在武山鸳鸯镇突破国民党第一一三师、第一一四师、第一一八师设防的渭水封锁线，于26日经陇西县东四十里铺，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四大镇之一，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榜罗小学内详细阅读了许多报纸杂志，进一步了解了当时全国形势和陕甘苏区的情况。9月27日，召开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五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
1935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原榜罗小学校长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在哈达铺提出的到陕去的行动计划，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落脚点问题之后，正式决定并宣布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邻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彻底结束了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局面，从而为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榜罗镇会议是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继遵义会议以来的第二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因而彪炳史册，功垂千秋。
背景
  榜罗镇会议旧址(图2)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9日占领甘肃哈达铺。党中央在哈达铺利用3天时间对部队进行了休息整编，使红军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体力逐渐恢复，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约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红军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纵队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委邓发。 
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27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红军在榜罗镇休整两天。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以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大公报》上刊载：“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还报道，陕北的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5座县城为红军所占领，“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主观力量达不到而未能实现。[2]
内容
分析  榜罗镇会议旧址(图3)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分析研究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国内外形势，以及陕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决定改变俄界会议上制定的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28日清晨，在蒙蒙细雨中，党中央在榜罗小学旁边的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讲了话。毛泽东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重申会议重申了我党北上抗日的总方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壮举，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到最终立足陕北，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早已明确了的既定方针和最终目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即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长征路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违抗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的严重错误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讲活中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榜罗镇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严重性，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及时作出了到陕北去的决策，发出了“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的伟大号召，从而使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得以最终实现。确定会议确定了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选择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榜罗镇会议最终决定到陕北落脚之前，红军的战略目的地曾经过七次大的抉择和变更。特别是党中央同张国焘分道扬镳，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一个紧迫的问题提到了决策者的面前：张国焘南下是逃跑，我们北上是为了抗日，那么到哪里去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呢？陕北红军的消息，使苦苦探索长征去向的中央领导人眼前豁然开朗。榜罗镇会议在俄界会议所确立的向甘东北和陕北前进方针的基础上，决定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另一方面，红军在长征途中被敌分割，独立作战。为了统一思想，达到党和红军的团结与巩固，形成对日作战的力量，红军不能不寻找适合的集结地点，汇合兵力，以求发展。因此，把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长征走向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是红军指战员当时的迫切愿望，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和英明决策。榜罗镇会议把陕北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和开创新局面的出发点。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时，正是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亡之秋。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到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从此又转入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局面。[1]提出9月28日晨，党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支队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提出：“1．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2．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3．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4．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5．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要求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贾拓夫还向大家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情况。会后，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等具体要求。解决榜罗镇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于9月29日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抵达通渭城，迈出了向陕北前进的第一步。
意义
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是党中央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我党历史上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党的建设、红军的发展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榜罗镇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伟大意义如果没有榜罗镇会议的正确决策，就很难有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没有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就不可能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的兴起，更不会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的空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那个时候不到陕北就没有出路。不到陕北，抗日战争时期怎么能到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地区呢？怎么能搞那么多根据地呢？一句话，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陕甘根据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因而，榜罗镇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伟大意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