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姜纪五
简介
概况  上世纪60年代的照片姜纪五（1903.10-1975.9），原名姜宪周，字纪武，化名吕宗望，河北省元氏县人。1924年春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元氏县的建党创始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顺直省元氏县特支书记、中共元氏县委宣传委员、中共元氏县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中共河北省直中特委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元氏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元氏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冀西抗日中学副校长、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秘书、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秘书主任、晋冀鲁豫边区税务局秘书主任、太行一分区敌工站站长、太行一分区前方办事处（石门城委会）秘书、太行区一地委城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太行行署第三专署专员、太行行署民政处处长；解放后，历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省农林厅厅长、中央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务。 
早年时期1903年10月，姜纪五出生在河北省元氏县城内南街一个没落地主家庭。1913年，他进入元氏城内小学读书，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直隶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在校期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姜纪五大量阅读新文化书刊，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从中共党员教师王岑伯那里接受马列主义宣传，通过阅读《新青年》、《响导》等进步书籍，很快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信念。
1924年春，经解学海介绍，姜纪五在保定二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暑假，在元氏县成立了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元氏县支部，是石家庄地区最早的共青团组织。1925年6月，姜纪五从保定二师毕业回到元氏县，在国民党县政府教育局先后任视学员、督学、代理局长，以合法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姜纪五、魏哲甫等人组织了“元氏沪案后援会”，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赴乡村、集镇演讲，揭露日英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主义斗争。 
任职经历1925年9月，经张廷瑞介绍，姜纪五在保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经中共保定市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元氏特别支部，他担任书记。此后，姜纪五在县内各界发展党、团组织。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他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党员、团员深入农村开辟工作，建立“农民夜校”、“农民讲习所”。发动农民进行“反霸”、“反贪污”和“拾秋”、“增资”斗争，打击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在教育界组织了“小学教师联合会”、“反帝大同盟”、“读书会”、“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以公开合法手段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扩大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12月，中共元氏县委成立，姜纪五任宣传委员。1928年底，中共元氏县委发动群众开展“抗割头税”和“反八厘公债”斗争，姜纪五以教育局代理局长身份亲书呈文，带领各界群众代表面见国民党县长，陈述民众之苦，要求免除苛捐杂税，声势浩大，震动城乡。1929年初，姜纪五任中共元氏县委书记。4月，他被调往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受顺直省委委派，赴井陉巡视工作和改组中共井陉县委。6月，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等人投敌叛变，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姜纪五在石门被捕，经营救取保释放。由于无法与省委党组织联系上，姜纪五回到元氏县立高小任教员。1930年8月恢复党组织关系，任中共元氏县委宣传委员。因受敌人监视，元氏县委便秘密安排他负责县内教联工作。利用他个人的社会声望在师生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发展进步组织，培养革命人才。1931年1月，姜纪五任县委秘书，负责动员、争取县内各界社会上层人士同情革命、参与进步活动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姜纪五在县城第一高小组成立了 “元氏县抗日少年先锋队”，动员学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冬，改为元氏“反帝大同盟”，姜纪五任党团书记。由于工作出色，在国民党河北省府密令抓捕姜纪五等共产党人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县长梅华发及时密告，使元氏党组织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1932年9月，姜纪五调中共直中特委工作。1933年3月，由于共青团顺直省委书记及中共直中特委书记被捕叛变，原直中特委组织部长魏儒略、秘书长姜纪五等和元氏、正定、新乐、赵县、藁城等近十县的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直中特委遭到严重破坏。姜纪五等人被相继转押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北平地方法院、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在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里，为改善伙食和不受人身虐待，由狱中支部姜纪五等人组织领导了一次绝食斗争，并起草文稿投给报馆，向社会揭露看守所的残暴黑暗。经历了4昼夜的绝食斗争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声援，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后转押到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在法庭上，姜纪五拒不承认国民党当局的犯罪指控，与国民党进行了机智灵活的斗争，严守了党的机密。最后，迫使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以“犯罪事实无证据”而释放。1934年1月，姜纪五出狱后，无法与党组织联系上，便回到元氏县立高小继续任教员，利用教师身份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此时，日本已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华北地区也危在旦夕。姜纪五愤然而起，以课堂为阵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给学生讲抗日英雄故事，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并发动学生开展捐献活动，支援抗战前线将士。他还亲自编写剧本，在周末晚会上演出，激发广大师生的抗日爱国热情。1936年，国民党以“保家”为名，在各村组建“壮丁队”，姜纪五等人秘密联络革命进步人士，乘机加入，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为以后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打下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很多学生参军参战，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姜纪五在第一高小组织起“抗日宣传队”，深入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8月至9月，姜纪五在元氏筹建抗日义勇军。10月，冀西民训处派吴立人等人到元氏县开展工作，姜纪五与党取得联系，并受命组建抗日武装，以元氏县西部山区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1938年1月，元氏县成立抗日民主县政府，姜纪五被选为县长，并兼任元氏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当时，华北地区已大部沦陷，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头，姜纪五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动员民众参军参战，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区、村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了培养抗战人才，在元氏旷村成立了“抗高”，亲任校长。他还在农村废除了按银两摊派的不合理制度，实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到1938年底，在70多个村庄建立了抗日政权，农民抗日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开辟了元氏县西部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他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吸收和起用地方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参加抗日政府工作，并通过他们团结和带动了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元氏县南沙滩有位绅士，叫王明联，逢人便讲：“八路军是仁义之师，姜县长知识渊博，礼贤下士，必能成其大业”，还把他的小儿子王积福送到县政府参加革命。
由于元氏县地处太行山脉的东麓，西倚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横跨平汉铁路，又是石门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侵华日军联合国民党妄图从这里打开进攻太行根据地的大门。为了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1938年6月，在元氏县黑水河由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主持，冀西民训处特派员杨秀峰、八路军独立支队司令员桂干生、元氏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姜纪五、国民党13支队司令侯如庸、国民党河北民军副司令员乔明礼共同召开了协商会议，达成了“同一行动，联合抗日”的四项协议。由八路军、元氏抗日县政府、国民党冀察游击第四纵队、河北民军各派代表参加，组成元氏县抗日动员分配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负责全县的粮款征集和分配。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9月，中共元氏县委、元氏抗日民主政府在南佐召开反顽大会。冀察游击四纵队敌顽势力在会场周围架起机枪，枪口对着主席台，三五成群的敌顽军在会场周围游动，威胁会场。我独支二大队的部分干部、战士来参加大会，见势紧张，马上占领会场周围制高点，也将机枪架起，保卫会场。两军对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姜纪五临危不惧，坦然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愤怒地揭露了敌顽制造磨擦，企图挑起内战，投降日军的罪恶阴谋。号召全县军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1940年1月，日军纠集平汉和正太路沿线之敌数千人，分兵十二路，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元氏、井陉、获鹿、赞皇等县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元氏县政府与元氏抗日游击大队、八路军独立支队二大队的部分战士，及井陉、获鹿、平定等县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平定县的雁过口村被包围。姜纪五和独支二大队政委张国传一边命令元氏县游击大队第三中队阻击敌人，一边指挥独支二大队的部分战士掩护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突围，三中队长智中庭和23名战士为掩护干部群众突围，全部牺牲。战斗异常激烈，姜纪五向警卫员张兰瑞问道：“你的枪是干什么的？”张随即回答：“打击敌人，保护首长！”姜纪五严肃地说：“对！但要留下一颗子弹。必要时给我一枪，我决不当敌人的俘虏。”这次日伪军的“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进行了八天八夜。他们所到之处，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摧毁冀西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在敌人残酷围剿期间，姜纪五带领干部、战士，群众，顶风冒雪，与敌人四处周旋。白天爬山越岭，夜宿沟旁崖下，多次打退围剿追击之敌，保护了广大干部、群众，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2月，姜纪五奉命调离元氏。先后在冀南一专区、冀西抗日中学、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晋冀鲁豫边区税务局、太行一分区敌工站、太行一分区前方办事处（石门城委会）、太行区一地委城工部等政府机关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频繁调动，参加了两次党内整风运动，曾受到党组织的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但都能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不论职务高低，都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1946年初，国共两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同年召开民国制宪国大。2月，作为中共代表姜纪五当选国大代表。后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中共断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大会。1947年，姜纪五调任太行行署工作。先后任太行行署第三专署（长治专区）专员、太行行署民政处处长。在三专署任职期间，他坚决执行行署颁发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辖区内开展土地改革和农村大生产运动。在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抽调各级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各县、乡、队。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发动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对地主展开清算斗争。把清算出的大量财物和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经过土改，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贫雇农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坚持以农业发展为主，副业相结合的生产互助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的选种、育种与种籽交换运动。推广“金皇后玉茭”与“一六九小麦”技术，提高土地耕种效率。就各县自然环境的不同，分别发展养蚕、养蜂、采药、熬硝、烧砖等生产。要求家家养鸡，村村养猪。逐步发展纺毛、煤铁、造纸，运输业的多种经营，有利的支援了我军战略大反攻。
姜纪五在三专署当专员时，险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长治地区是百年来统领晋东南三州(潞、泽、沁)的重要城镇，国共两党都把长治地区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在长治地区解放前夕，国民党军统秘密组建了“建华通讯社长治组”， 军统干将赵国顺为组长。“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直属国民党军统领导，是国民党留在长治地区的反共别动队，也叫反共先遣军，主要任务是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机密情报，尤其是驻军活动动向，有计划地暗杀共产党党政机关的首长，破坏晋冀鲁豫边区兵工厂军备生产。赵国顺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反攻，制定了近期活动任务是杀害三专署姜纪五专员，破坏342兵工厂(即现在的淮海机械厂)。为了完成任务，赵国顺主动接触太行三专署炊事员张建国，多次请张吃饭喝酒，非常热情，并经常给张一些小恩小惠。1948年8月，赵国顺对张建国说：“老朋友，国民党很快就要反攻了，你要为你的前途想想呀。我给你一点毒药，你寻机把它放到姜纪五的饭里，事成后先给你一大笔奖金。待国民党一反攻，你就可以做官了。当个区长、县长的．还怕发不了财” ？张建国回家后彻夜难眠，越想越怕，第二天就把此事向三地委书记王谦作了交待。三专署马上责令长治市委、市公安局展开调查，限期破案。1948年10月10日，公安局全面收网展开抓捕，除两人闻风逃跑外，其余人员全部落网。在赵国顺家的暗室内搜出毒药、大量枪支、子弹，委任状及无线电发报机等罪证。破案后，太行区党委给予高度评价：“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的破获，等于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 
1949年8月，姜纪五调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省农林厅厅长。在平原省工作期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抓好粮食、棉花和油料等种植业的生产，他走遍了全省各县的农村广大地区。深入最贫困的山区农村进行调查，正确分析农村基本情况，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省农村发展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他还坚持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省的农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1953年3月姜纪五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
1954年11月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党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此时正是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所的创建时期，他积极认真学习《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精神，认识到党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从各方面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条件，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团结科学家，为科学家服务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当时植物研究所的所长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民主党派人士钱崇澍先生，姜纪五对钱崇澍所长很尊重。他在所务会议上讲，“民主党派也要有职有权，不能人家有职没有权，这个不行”。以后，凡是应该由所长签字决定的事，都要经钱老同意后才能执行。在完善植物研究所的学科发展、机构设置上姜纪五花费了大量心血。从1954年到1964年，他和当时的所领导积极实施科学家的调入或聘请政策，使植物所由一个分类研究所发展到包括植物分类、古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形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标本、植物细胞学、植物化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
1957年反右运动中，为了植物所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保护所内有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他冒着政治风险，向院党组坦言对他们应该采取保护政策。他在所内反右动员大会上讲：“你们有什么冤向我提，有什么苦向我诉”。会后他又找有过激言论的科学家分别谈话，告诫他们“有意见可以向我提，可别向党进攻”！。使所内一些有过激言论的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基本上都得到了保护。
1961年，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中“各所必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所长为首的所务委员会负责制”,要围绕着“出成果、出人才”开展工作的精神，姜纪五书记和所内其他领导积极贯彻执行，确定了所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各自的职能，明确了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任务并建立了考核标准，制定了提拔、奖励干部的“多途径、多标准”的政策，以调动所内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培养人才
在大力培养年轻科研干部，扩大科研工作队伍方面他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先后把十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介绍入党。这些同志事业心强，业务熟悉，积极要求进步。但他们中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复杂”，有的甚至和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核心人物有所谓“某种关系”，因此有人劝他别冒这个风险，但他坚决地说：“为了国家利益、党的事业，我不怕担风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十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都被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他们不但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业务特长，还团结带动了大批知识分子同心协力，为开拓中国的植物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个人品质
平易近人姜纪五还以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而著称。他虽是我党高级干部，但从不摆官架子。对有思想情绪的同志，总是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他经常走访各科室，不仅叫得出每一位职工的名字，而且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及建议；他非常擅长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与他们共同探讨和磋商业务上的种种难题，竭尽所能为大家解决各种困难。植物所的干部、群众及中、高级知识分子谁有心里话都愿意对他讲。
廉洁奉公姜纪五不仅思想作风堪为人表，而且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战争年代党处在极端困难时期，为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他不顾自家生活清苦，总是把他大部分的生活费交纳党费。抗日战争时期，他战斗在敌后游击战争的最前线。老母和妻儿辗转深山，常常数日断炊，他顾不上管。被邓小平同志发现后，特意指示元氏县政府“要注意关照姜纪五家属的生活”。然而有一次县机关给他家送了些食物，他知道后把司务长批评了一顿，并叫他立即：“把送到家里的东西拿走，以后不能这样做”。解放后，他的一双皮鞋，钉了又钉，补了又补，一直穿了近10年。1949年做的一件大衣，配发的皮包一直陪同他度完了生命的历程。植物所有专供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他经常让给年岁大的科学家使用，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至今，植物所的老同志仍十分怀念姜纪五书记。
1964年7月，他调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
文革迫害
文革中，姜纪五遭受诬陷迫害，被勒令停职检查，扣发工资，家属子女也遭株连。他一直迫切期盼自己的“问题”早日得到解决，能为党再工作几年。1975年9月他病逝前，仍坚信党中央对他的“问题”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并要求家属子女相信党中央。
评价
姜纪五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革命两次被捕入狱，一生历尽坎坷，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党的领导，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1978年8月1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终于拨乱反正，为姜纪五同志平反昭雪，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一生功绩做出了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