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逸经
民国期刊《逸经》
《逸经》是1936年创刊于上海的一册文史半月刊，由人间书室出版。简又文任社长，谢兴尧、陆丹林分别担任主编。1937年出至第36期停刊。《发刊启事》申明：该杂志乃“超然的及纯粹的文艺与史学的刊物，并无政治作用，亦无牟利企图。”辟有史实、游记、考古、人物志、纪事、图像、特写等若干门，作者中汇聚了不少学养深厚的文史方面的里手，如俞平伯、谭其骧、刘成禺、徐氏兄弟（凌霄、一士）等，着实替刊物增色不少。 
《逸经》中的文章今古尽收，庄谐杂出，华而且实，务求言中有物，其趣味偏向于朴实古茂、冲澹隽永。正如林语堂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与又文先生论<逸经>》中所建议的那样，读者在这里可以读到：以小品闲散笔调而作的传记、不拘一格的随笔和生动可读的轶事、用闲谈笔调写出的时评及时事，确然于严谨板重之外别开生面。
由于几位主持人均“喜谈洪杨”，故此，刊物特别偏重搜辑太平天国的史料。谢兴尧回忆说，他曾每天到徐家汇藏书楼抄录咸丰时代的外国报纸，还托友人远赴英法德各图书馆博物馆找资料。这样，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洪杨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7月出版的《逸经》第33、34期，率先于“今代史料”栏目里，以连载形式发表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详细披露了红军长征的经历及到达陕北的消息，配以红军由江西瑞金出发，至陕西吴起镇的长征路线图，以及毛泽东身着红军军装照片等。红军长征胜利的始末大白于天下，它比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1938年）早了一年多。可以想见，这在当时的国统区是何等的惊世骇俗！
文前序言貌似执中，然其玄虚的辞藻可谓字斟句酌，耐人寻思：“余作是篇，因限于篇幅，不能详尽，惟举其荦荦大端，以存中国民族近代史迹一页耳。余既非参与其役，又非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力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为了略加掩饰作者明显的倾向，于注释中加入：“统计西窜行程为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号称二万五千里，是夸大之词。”
该文作者“幽谷”，据考证，乃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董的一生极富传奇性，他是上海青浦县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是中共早期地下斗争的代表人物。美国记者斯诺当年秘密进人陕甘宁边区采访，就是经由董参与安排的。
《逸经》杂志还曾发表过溥仪的作品。溥仪那年15岁，他深受康熙、乾隆诗文的感染，一度在诗赋上饶有兴趣。他曾模仿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成一篇《三希堂偶铭》，投稿《逸经》后居然获得发表。这对溥仪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励。之后的两年里，他又写了不少诗作，以邓炯麟的笔名狂热地向各报章投稿，但是都泥牛入海，音信皆无。
《逸经》杂志的创办及办刊宗旨
《逸经》杂志，是文史性半月刊，由简又文先生所创办的，尽管是一种文学色彩很强的期刊，但因其刊登过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文献，故可以作为我们近、现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就其刊名与内容，是刊《发刊启事》认为,“汉六经皆置博士,其出自屋壁传于民间,不在博士所习者,皆谓之逸。”也就是说,编者虽然办的是文史刊物,却自居于“民间”的非正统地位,刊布的是逸文野史。”其办刊宗旨是：“乃在供给读者以高尚雅洁而兴趣浓厚,同时既可消闲复能益智的读物,并拟供献于研究史学及社会科学者以翔实可靠的参考资料,务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
《逸经》杂志一经刊行，以其特有的办刊形式、丰富殷实的内容和浓郁的学术气氛，很快就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界的认同。行销国内外，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期定购。
《逸经》的作者
作为一个文史学术期刊，《逸经》汇集了当时诸多优秀的文人学者，在“文”的方面有柳亚子、俞平伯、老舍、陈子展、周作人、胡怀琛、赵景深、许钦文等人，在“史”的方面，则约请了冯自由、王重民、徐一士、徐彬彬、谢国祯以及秋瑾的堂弟秋宗章等人。由此，也可窥见《逸经》的学术份量之重和传播之广了。
简又文，《逸经》杂志的创办者、社长，广东新会人，号大华烈士，美国留学。三十年代初期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最有成就者，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为近代史研究中的大作。
谢兴尧，主编，著名藏书家、史学家。四川射洪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河南大学等，精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亦善搜求史部古书，尤其是稿本。上世纪四十年代以《书林逸话》，名声鹊起。曾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的纂修，所写提要皆为史部，而以自己五知书屋所藏稿本为特色。稿本《科布多屯田事例》提要即是其中之一篇。
陆丹林，号非素，三水人。1911年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客居上海，加入南社。先后任《大光报》、《中国时报》、《和平日报》主笔。参与主编《逸经》半月刊。著有《革命史谭》、《革命史话》、《当代人物志》等。
有这些人物作为主笔，就决定了《逸经》的办刊倾向及办刊特色。
《逸经》的内容特色及史料价值
《逸经》辟有史实、游记、书评、人物志、秘闻、诗歌、考古、纪事、图像、特写、杂俎、小说等栏目。其所刊布的史学内容，虽大多偏重于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史实的介绍，但仍载有其他方面的史学研究的文章，有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录，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1、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王重民先生193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均为此前国内所未知未见之书，遂一一摄影。后将《资政新篇》、《太平天日》等3种印书分期刊发于《逸经》杂志上，其余则因抗战爆发而暂时搁置。1948年，上述印书一并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名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全4册）。至此，从海外陆续传回国内刊布的印书已达36种，占太平天国原刊书籍的绝大部分。
简又文重视西文资料，他完整翻译了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洪仁轩自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著《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改名《太平天国起义记》等多种译著，先后在《逸经》杂志上发表。
罗尔纲先生发掘了几种很有价值的清方记载，诸如萧盛远《粤匪纪略》、储枝芙《皖樵纪实》等。谢兴尧除在故宫档案中检索史料外，还留心网罗旧闻，搜辑秘籍，并对之加以考证与注释。这些成果，在《逸经》杂志上都可以见到。
2、史学研究方面。有徐彬彬的《凌霄汉阁笔记》，叶恭绰的《诸葛武侯八阵图》，柳亚子《我和言论界之因缘》，徐一士《清史稿与赵尔巽》等。
3、近代史料。《逸经》杂志第33、34期发表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较为详细的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史实，是研究中共党史、军史的珍贵文献。“红军”二字的公开出现，显示了《逸经》主编的胆识,“幽谷”的文章还大胆地刊出了全身军服的“毛泽东像”及“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由江西瑞金县始至陕西吴起镇终) ”, 另刊出图片“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这在国民党政府文网森严的地区,引发了极大的反响，《逸经》叶因此承受了重大压力,幸而当时邵力子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与简又文、陆丹林熟谂，认为《逸经》发表此类文稿,意在留存史料,并非宣传“赤化”,便以中宣部公函通知《逸经》编辑部,说是“此后发表文稿,务望审慎”,一场风波,始告平息。现在我们才知道“幽谷”即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公开身份是上海圣教会牧师,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当年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 就是经由董健吾安排协助进行的。正是由于董健吾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条件先期看到由毛泽东倡议并组织编写的回忆录性质的《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由于种种原因,《红军长征记》迟至1942 年11 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 印量很少) , 董健吾利用这些原稿改编成《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署“幽谷”之名交给简又文的《逸经》公开发表,使得红军长征胜利的全过程大白于天下, 深入于民心。尽管由于为了能够通过当局的新闻检查, 将“长征记”改为“西引记”, 而且在措词语气上进行了一番伪装,《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仍旧起到了在国统区宣传红军长征胜利的极不寻常的意义, 它比斯诺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 年在上海出版) 早了一年多的时间, 从版本学的角度论起,《逸经》杂志的三十三期和三十四期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版本价值与革命文献价值。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逸经》杂志在第一时间发表，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唯一的版本，成为我们对后来转载和篡改之文校正的依据，还发表了冯自由、冯玉祥、刘成禺等人的回忆录、笔记等史料。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冯玉祥的《革命军首都革命纪实》等。
4、人物传记。有燕大赵紫衰写的《当代教育家昊雷川先生》，有北大英文系主任，后任立法委员温源宁撰写、由倪受民译的《胡适之传》、《周作人传》、《徐志摩传》，二丈译的《林语堂自传》等。有徐一士写的《荣禄与袁世凯》，王芸生(署名草人)写的《袁世凯与甲午之役》。徐一士还写有《谈段祺瑞》、《谈徐树》、《谈散原老人》。谭其骤写的《从董鄂妃谈到张衰》。还有瞿兑之的《读史零拾》。以上这些传记性的文章，都是有内容有价值的著作。
在30 年代的报刊出版极为丰富的时期，《逸经》作为比较有特色的一份刊物, 一经发行，便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上海三大刊物之一。除了它办刊特色之外，流布重要史料，恐怕是它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