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珊·桑塔格
人物介绍
苏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24岁于哈弗大学获取硕士学位。1960年前后，她开始活跃于纽约文坛，1963年，她出版首部小说《恩人》，赢得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激赏。1966年，桑塔格  把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反对阐释》，令她名噪一时，该书迅速成为当代经典。 
1977年，桑塔格的《论摄影》荣获国家书评人评论组首奖。在从事评论之余，她同时进行小说创作，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火山情人》，进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是桑塔格最雅俗共赏的一部作品。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而2000年面世的小说《在美国》，更为她赢得该年度的全美图书奖。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并获得2003年度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1]
人生经历
在美国，苏珊·桑塔格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直是所谓的“明星”作家，过去40年里，她掌握着时代的脉搏，言行触动着国际事件的敏感神经。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曝光后，桑塔格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长文，她说，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的事件曝光之后，布什及其辩护者力图限制照片流传之迫切，显然胜过对照片所反映的罪行进行处理。照片已经由一种载体转而成为现实本身。该文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苏珊·桑塔格在2001年5月9日“耶路撒冷奖”颁奖礼上，上台领奖的桑塔格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在这篇文气如虹的讲稿中，她指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不会有和平。此举引起了以色列主流媒体的震怒。 
在文化界，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她拥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等等，然而她却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是因为“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她既是学者，也是作家、诗人，是以书写、话语来标明自己身份的知识分子。她的言论介入了社会生活，她完全从个人验、个人价值判断出发来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她的这种个人立场不代表任何集团的利益。
社会评价
苏珊·桑塔格诞生于1933年1月28日，美国文化评论家、小说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是没过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和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及评论家，当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成就荣誉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最大的意义就是她思想的方法，是她那双锐利的眼睛，是她从极为复杂的现象、表面中找到事物本来面目的思路，是她有别于其他人的“新感受力”，她能从常人习以为常的一切中作出深刻的文化批判，能穿透往往被某种“阐释”所遮蔽的现实真相。批评的光芒、思想的光芒之所以淹没了她非常看重的小说创作，不是无缘无故的。她以一本批评文集《反对阐释》被学界认同，但她说自己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她并不是反对阐释本身，她反对的是惟一的“阐释”，简单化的“阐释”，也就是将世界纳入事先预设的意识系统，貌似严肃实则花哨地玩弄概念、名词的那种“阐释”，其结果只是“影子世界”取代了“真实世界”，无比复杂、多元的世界被“阐释”得那么可怜、那么简陋。正是如此，她才能以她的“新感受力”重新阐释世界，将文学艺术现实社会人生的丰富性、复杂性还给这个多元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她的这一解释，正是这一思想方法赋予了她常人难以企及的认知深度与高度。 
这一点与她的哲学背景有着很深的关系，但她不是那种皓首穷经、以密密麻麻的注脚炫耀一时的经院哲学家，她是生活中人，现实中人，她的生命始终与这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息息相通。她所以写出《论摄影》、《疾病的隐喻》这些传世之作，就得益于她的思想方法，她重视“形式”、“身体”、“表面”，她要将“疾病的隐喻”祛除，将疾病从“意义”、“隐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她质疑摄影的真实、可靠性，因为她深知没有人知道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会如何演变，而且有摄影将现实碎片化、将灾难与惨剧美学化的危险。她强调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及其无限可能性远不是摄影所能把握的，诚然她否定的不是摄影本身。在苏珊·桑塔格告别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还能以她的思想方法打开大千世界的门吗？
个人作品
1999年7月，《论摄影》首次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1999年，《恩主》、《火山情人》、《在美国》等长篇小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5月，《重点所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5年8月，《中国旅行计划》由南海出版社推出；2006年6月，《沉默的美学》由南海出版社推出；同年，《关于他人的痛苦》（6月）、《在土星的标志下》（7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2007年，剧本《床上的爱丽斯》（1月），评论文集《激进意志的样式》（7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价值观
直至苏珊.桑塔格逝世，这位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作家，在国内依然属于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私人收藏。在他们的理解和阐释中，苏珊.桑塔格再次经历了自己所拒绝的——命运——被阐释。他们给她封上一个高不可攀的称号：“真正的知识分子”，成功地将她简单化，不可避免地和大众人群保持了遥远的距离。 
她是谁？她究竟在做什么？他们所谓的“良心”是什么？和普通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苏珊.桑塔格以她的一生行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地图。在这个旅人的地图上，她在医院，在战场，在抵达事物真相的最前沿，在被损伤被侮辱被遗忘的人的身边，她给予的不仅是同情或善意，更多是生为一个人的责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人物事记
出生1933年1月16日，苏珊.桑塔格出生后，一直由祖父母抚养。她的父母常年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5岁那年，父亲在中国患肺结核逝世。 
整个童年，苏珊.桑塔格都在对文学书籍的陶醉中度过，她迷上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等人的作品。六岁时，她读到居里的女儿依娃.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曾立志成为一个化学家，后来又希望成为物理学家。最后，她决定从事文学，成为一个作家。她说：“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结婚苏珊.桑塔格很聪明，因为能读写，一开始上学就上了三年级。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她才15岁。她上了柏克莱加州大学，17岁时，遇到了28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0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她回顾时这样说道：“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学生。”  苏珊·桑塔格1957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四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苏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从此爱上了电影。离婚26岁，她回国，回国之后便要求与丈夫离婚，并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戴维。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这时的苏珊.桑塔格依然混迹在纽约的先锋艺术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对当时美国的小说不屑一顾。而且她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在《党派评论》那类文化杂志上发表作品，她觉得能让5000人读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评论》对苏珊.桑塔格做的访谈中，她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到纽约不久，我在一个晚会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 Philips)，我鼓起勇气过去问他：‘如何能为《党派评论》撰稿？’他答道：‘你到杂志社来，我给你需要写评论的书。’第二天我去了，他给了一本小说。对那小说我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写了一篇不错的东西。书评不久发表了，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患病得病是苏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前的苏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学艺术当中，在艺术思想中体现独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发现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 
苏珊.桑塔格从不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协这种命运——最初诊断她患了癌症的医生认为她逃不过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术，请求医生让她进行2年半的电疗。两年半后，她战胜了癌症，同时发表了作品“Illness as Metaphor”(《疾病的隐喻》)，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等待戈多》 1993年《等待戈多》 萨拉热窝 1993年
生病以后，苏珊.桑塔格更关心眼前的世界，她说：“我力图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维很具体，也很实际。我用具体的历史现实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为。”这种“具体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面对真相的态度，即亲身参与，拥有第一手知识和体验，才具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1989年，她根据艾滋病的盛行，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1993年4月，苏珊.桑塔格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萨拉热窝。7月，她决定再回来，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她问人们“我能做些什么﹖我告诉人们，我能写作，我可以在医院做护理工作，我能教英语，我能做戏剧导演等等。”于是，那里的戏剧工作者说，你能不能导演一出剧﹖。就这样，她导演了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后来，她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三年。 
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揣了四只手电筒和很多电池来这里的苏珊.桑塔格写道：“演一出戏，对当地戏剧界专业人士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他们成为正常人”。经过排练，8月17日，《等待戈多》开幕。文章的最后，苏珊.桑塔格回忆着那个场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后来有人问她，是否有人会认为你扮演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救赎者角色。苏珊.桑塔格非常愤慨：“假如去过萨拉热窝，去过任何一个人们在忍受着同样痛苦的地方，就不会产生这种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来，你会想到他们的关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关系吗﹖这种花里胡哨的言辞正是当今那种使人们犹疑于慷慨行为的思潮的一部分。”9.11事件 纽约从萨拉热窝到纽约，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别以及人与人的误解，让苏珊.桑塔格发现现代社会的冷漠。人们不关心你刚刚离开的城市，不关心人们遭受的折磨、恐惧和侮辱，你无法向他们诉说你的感受，更无法冲破人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世界被永远地分割为“彼处”和“此处”。她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隐喻和自我蒙蔽中追求个人健康的幸福。 
有人说，这是社会对自己形成的看法。苏珊.桑塔格在《“彼处”与“此处”》一文中写道：“从那些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的言行看来——是一个混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会。”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9.11事件以及之后的美伊反恐战争，更让年近七十的苏珊.桑塔格写下了《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她说：“9.11之后的口号：我们站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爱国，不要思考！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抛弃理性的行为占了上风，正是苏珊.桑塔格认为的最大危险。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纳隐喻所产生的狂热情绪。 
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关于他人的痛苦》  关于他人的痛苦《关于他人的痛苦》是苏珊·桑塔格继《论摄影》之后又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也是她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该书聚焦于战争摄影、探讨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的无能为力感更让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若不经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内容，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只会愈来愈弱。桑塔格以纯文字书写影像，为观者提供思考空间以正视“他人的痛苦”。这本书是摄影评论的经典之作。逝世2004年12月27日，当苏珊.桑塔格逝世的消息传来，了解她的人为之感慨不已。如翻译家黄灿然所说，“人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更少了一个如此清楚冷静并具有良知的人。”
媒体采访
1998年，苏珊.桑塔格接受中国学者杨小滨、贝岭采访时，曾提过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她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基于描述真实的全面的解释，即参考了历史的全面的解释。每当我想到什么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它的？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中心词义是什么？它被发明以搅混或克服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所作用的一切思想意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被发明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在采访的最后，她告诉来自中国的友人，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她的父亲在中国去世。她希望能够来到中国，当然“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人有利的情况下，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