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戴维斯总督
个人生平
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又译爹核士、德庇时、大卫斯、德俾士等。英国人。他是一位中国通，18岁就到了广州，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6年作为英国使团随员到过北京。1833年英国成立驻华商务监督署，被任命为商务监督。1844年5月7日，戴维斯抵港，5月8日就职第二任香港总督，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直至1848年3月21日，任期4年。他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戴维斯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德庇时。晚年，他隐居布里斯特尔，潜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1876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90年去世，终年95岁，是享年最高的一位港督。一生著作不少，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 
戴维斯虽是中国通，人称精晓汉学的港督。但在任职期间因为登记户口证，征收地税、专利税、财产税等繁琐政令，被后来新闻媒体冠以历史上最不受香港居民欢迎的总督之名。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容，戴维斯的后任也不见得就受到欢迎。
璞鼎查留给后任者的是一个乱摊子。戴维斯接任时，香港堪称是问题成堆，法制松弛，秩序混乱，管理不善。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财政状况。戴维斯离开伦敦赴任时，英国政府曾告诉他，为了维持这块新的殖民地，政府每年都要花去大量的金钱；虽然香港一下子难以在财政方面做到自给自足，还必须由英国政府拨出资金，去维持香港驻军的费用，但香港公务员的薪金、各项公共建筑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则要由香港自身来承担。英国的殖民地大臣也告诉他，璞鼎查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伦敦方面对此是很不满意的。希望他不要重蹈覆辙，而要想办法解决好香港的财政问题。
早年生涯
戴维斯于1795年7月16日在伦敦出生，父亲名叫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s），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毕业后，即于1813年以18岁之龄抵达中国广州，并获东印度公司聘任为抄写员。
戴维斯具有语言和外交天份，喜好中国文学，在公司任职期间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成英文，由此成为了公司的“中国通”，受到特别器重，除了于1816年被指派陪同亚美士德勋爵，前往北京寻求晋见嘉庆帝外，又在1832年获遴选为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主理公司的在华贸易业务。另外，皇家亚洲学会在1824年创会的时候，戴维斯是该会的创会会员之一。
在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专利权，撤销原有的特别委员会，新设立驻华商务总监，并且改为向政府负责，戴维斯于是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末任大班。随后，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于1834年7月15日抵华履新，在澳门办公，并立即委任了戴维斯为驻华商务副总监。可是，律劳卑没多久却擅闯广州，触发“律劳卑事件”，最后更在同年10月11日病逝澳门。于是驻华商务总监一职由戴维斯接替。
驻华商务总监
“律劳卑事件”发生以后，英商在对华贸易的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少英商认为，从律劳卑强行打开中国门户一事上，可以看到以强硬手段开展贸易是不可行的，这样最终除了使律劳卑得到客死他乡的悲惨下场外，更使英商因为清廷在事件中暂停贸易，而招致了重大损失，所以他们认为保持现状更能保障贸易利益。不过，也有部份英商，如渣甸等人却反而认为，从“律劳卑事件”一事上，只反映出英国更加有必要以武力洞开守旧的中国门户，才符合英国的利益。
可是，戴维斯根据他在华多年的经验，认为中英两国应该保持现状，免生争端，所以他上任后，并没有对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商表示同情。由于戴维斯不支持强硬政策去迫使清廷进行自由贸易，85位由渣甸和马地臣带头的英商在戴维斯上任后不久，即向英皇威廉四世发联署信陈情，要求罢免戴维斯，改派一位军人担任商务总监，另外又要求派遣军队来华，以雪律劳卑被辱之仇，和强迫清廷开放门户。受到英商的种种压力，戴维斯上任仅百余日后，便在1835年1月宣布辞职，返回英格兰，结果商务总监由G·B·罗拔臣爵士接任。
任职香港总督期间
鸦片专卖开拓财源香港财政收入，最初以拍卖土地为主要来源，数量有限，入不敷出。
1844年2月，英国殖民大臣斯坦利向戴维斯提议，课征榷税，增加港府收入，鸦片零售业首当其冲。同年6月，戴维斯函告斯坦利，拟向当地鸦片商贩发售牌照，或实行包税制，招华人承揽，使他充当港府“无可匹敌的最佳税收人”。11月，立法局制定条例，决定向鸦片商贩开征牌照税。法例规定，在香港水陆各处，“只准整箱贩卖烟土”，但持有牌照者可零售整箱以下鸦片，牌照由总督核发；申请人一经批准并缴费若干，即享有上述特权；无照经营者处以500元以下罚款。12月，辅政司发布通告，进一步规定，鸦片零售业务，可由一人承揽，愿者应向辅政司署报价，包税权“以出最高价者得”。香港境内整箱以下鸦片零售业务，由此完全合法。1945年2月，港英当局又制定《零星包卖鸦片细则》，对开灯烟馆设置地点、营业时间与交易方式等作了详细规定，于是烟馆也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1845年3月，英国人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根据上述法规，以每月710元的高价，向港英政府承揽了在港零售鸦片一年的特许权，香港其他鸦片商贩均需向他们购买营业许可证，方可开铺售烟。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成了香港最早的鸦片包税人。
无税港里闹苛捐
香港一开埠，就宣布是无税港口，但实际上香港内部税例繁多。早期港督，就想出各种名目增加税收。1844年7月，戴维斯上任不到两个月，港英当局就陆续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沽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以及《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业牌照税条例》，征收土地税、牌照税，等等。到戴维斯离任的1847年，港府各种税收已达31078英镑，折合港元372936元。
开征妓捐香港的妓女从开埠初期就存在。1845年初，香港英国当局接到举报，警察有收受贿赂、包庇娼妓的行为。经过调查证明，事实确凿，但为了港府的颜面，调查报告结论却说，属于“娼家情愿缴纳，而非出于勒索行为”，因而对警察不加追究。后来当局意识到这是一条财路，于是决定由警察公开征收妓捐，而名义又说，所收捐税款项，用来开办花柳病院。
治安与学术戴维斯上任后不久，就见证了香港警队的正式成立，最初的警队编制定为35人，而裁判司及警队首长的职位亦正式分家，不再由一人独揽。此外，戴维斯亦十分关注教育发展，上任以对宗教团体来港办学表示欢迎，当中在1845年，华民政务司向他建议政府每月津贴十元予8间中文学塾。戴维斯将建议转呈英国政府。经过一轮考察和评估后，戴维斯在1847年8月委任巡理司、华民政务司和殖民地随军牧师组成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资助事宜和监管受补助的学塾，并对办学团体作出资助。
1847年1月，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正式在港成立。由于戴维斯在汉学事务上享负盛名，又在筹备成立分会一事上给予热心支持，因此获推举为创会会长。当时的创会会员还包括了库政司孖沙、殖民地副总督德忌笠少将和威妥玛等人。担任会长期间，戴维斯曾建议研究植物学可作为分会发展的一大方向，又希望英国政府可批准拨地兴建一所动植物公园。不过这个愿望要到他卸任后，几经波折，迟至1864年才实现。
行政立法在戴维斯任内，行政局和定例局同样只有3个官守议席。在行政局，成员由香港副总督、辅政司和总巡理府组成，而定例局则由英军司令、首席按察司和律政司组成。戴维斯曾向英国政府建议，希望分别让律政司加入行政局，以及增加两席官守议席于定例局，但是建议先后被英国当局所否决。
此外，为方便管治岛上华人，以及让华人有简便的民事诉讼途径，戴维斯在1844年推行保甲制，指示“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好让旧有地方乡绅继续有权主理地方事务。香港的“保甲制”推行了十多年，至1861年才完全废止。
要求入城自从《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一直要求履行进入广州城的条款，但却遭时任两广总督耆英以“民情未协”为理由多番推迟。对此，英方曾以不归舟山群岛为威胁，耆英无可奈何，唯有在1846年4月与戴维斯立下协议，当中表示，情况许可的话，清廷就会让英人入城；而英方亦应承，只要清廷不将舟山群岛许与外国，英国就会归还群岛，并搁置提出依约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协议一出，使广州人民以为英方有心“让步”，连带激发了他们的反英情绪，其中不少人更组织团练，常常与身在广州的英国教士和商人发生肢体碰撞。经过多次交涉不果后，戴维斯在1847年4月以有英国公民在佛山被殴为理由，派遣3艘军舰，士兵900人，先后攻占虎门炮台和广州十三行。最后，耆英在4月6日出面调停，除承诺惩处滋事份子外，又保证让英国人在两年内入城。
然而，耆英深知英人在两年之后入城完全是妙想天开。为免自己在两年后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局，于是他极力向朝廷请求内调，以求脱身自保。耆英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后，两广总督一职在1848年2月由徐广缙继任。徐广缙上任后，联同广东巡抚叶名琛重新采取强硬手段坚拒英人入城，结果在戴维斯港督任内，入城条款始终无法实现。
香港“治权”之争除了入城争议之外，中英双方自签《南京条约》以来也一直就本港“治权”引起争议。而争议是由于《条约》的中、英文本用词因翻译失误所起的。英方认为，依据条约英文本，香港岛既然已割予英国，英方自然有权立法管治岛上居民，否则英国将无从在港作有效管治。然而，清廷一直却以澳门作为香港的蓝本，澳门既有中国官署管治华人，因此香港亦应该照办不误。
戴维斯的前任总督砵甸乍爵士曾向清廷作出妥协，表示愿意分享“治权”，让非常住的犯事华人，以及所有犯下重罪的华人送交清官审理，但是建议仍为清廷拒绝。后来中英两国复签《虎门条约》，始终未能就此达成共识。至于戴维斯接任后，乘清廷力主剿灭天地会时单方面宣布，港英政府享有对华人的“治权”，由于耆英一向希望与戴维斯保持友好关系而唯有屈从，自此英方亦取得香港的“治权”。
大失民心戴维斯任内以疯狂抽税而闻名，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戴维斯除了以卖地作为政府收入外，又大肆征税，税项可谓名目繁多。他除了透过订立《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法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和《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营业牌照条例》等条例，对烟草、酒精、拍卖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征收税款外，更在1845年向妓女收取“妓捐”。
另外，戴维斯又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殖民地成立以来，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外，又不论洋人华人，一律征收人头税，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大幅的征税、广州入城的问题，再加上潮湿的天气，使英国的管治陷入很大的困难。有见及此，当时的库政司罗拔·蒙哥马里·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更曾一度私自向英国政府建议将香港归还清廷，不过后来他因故辞职，事件才搁置下来。总言之，戴维斯之重税政策招致英商的强烈不满，而不少人更联署去信伦敦作出投诉，结果成为他下台的一大导火线。
开埠初期的香港岛。赛马活动是英国人的社交文化，为讨好在香港的英资，戴维斯任内开始定期举行赛马活动，他本人亦曾表示愿意捐出200元，设立一个“公使杯”，作为在赛事中胜出马匹的奖金，不过却因为英商马主们的杯葛，没有马匹参赛，“公使杯”被迫取消。从此事可想而知，戴维斯任内声望每下愈况。
总督下台原因
戴维斯与首席按察司约翰·休姆（John Hulme）间的不和是他下台的直接原因。据记载，晓姆有次于某个在船上举行的舞会醉酒闹事，戴维斯遂以此为由，透过行政局辞退晓姆。晓姆被辞退后返回英国，向伦敦政府投诉。由于晓姆在伦敦有具份量的人支持，结果戴维斯的决定遭伦敦当局推翻，并促使他在1848年3月18日辞任总督一职，3月21日离开香港。
戴维斯总督-晚年时期
卸任港督以后，戴维斯在1854年获KCB勋衔，于1876年的时候又获牛津大学颁授民法学博士学位。此外，他亦偶有发表著作。
戴维斯晚年退居于自己位于告罗士打郡的宅第好莱坞塔（Hollywood Tower），后于1890年11月13日在那里去世，享年95岁。戴维斯是历史上最长寿的香港总督，不过，他的死讯在香港却没有相关的报导，似乎他已经被香港人所淡忘。
家庭情况
戴维斯在1822年迎娶埃米莉·韩费雷夫（Emily Hurnfravs）。埃米莉的父亲理查·韩费雷夫曾在印度 孟加拉担任陆军中校。戴维斯与埃米莉育有4名孩子，分别是：埃米莉·诺埃尔·博福特（Emily Nowell Beaufort，1823年—？），
沙利文·弗朗西斯·戴维斯（Sullivan Francis Davis，1827年—1862年），亨丽埃塔·安妮·戴维斯（Henrietta Anne Davis，？—1909年），佛罗伦斯·林德（Florence Lind，？—1914年） 
戴维斯于1867年第二度结婚，这次是露西·埃伦·洛克（Lucy Ellen Rocke），她的父亲在埃克斯（Exmouth）担任牧师。两人育有一名儿子：弗朗西斯·贝利厄·戴维斯（Francis Baileau Davis，在父亲死后世袭为从男爵，1871年—1896年）。
所获荣誉
戴维斯爵士之纹章。F.R.S.（1822年3月28日） 
F.R.A.S.（1824年8月11日） 
Bt1845年7月18日） 
K.C.B.（1854年） 
D.C.L.（牛津大学，1876年）
以他命名的地名
爹核士街，位于香港岛坚尼地城； 
摩星岭，位于香港岛坚尼地城以西，英文名为“Mount Davis”； 
摩星岭径，位于摩星岭内； 
摩星岭道，位于摩星岭内；
（注：由于戴维斯任内名声不佳，所以要到他卸任后的一段长时间，才有地名以他命名）
生平著述
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