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元恺
人物简介
  罗元恺[1]罗元恺（1914－1995），中医妇科学家。生于1914年，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以儒通医。幼承庭训，于1930年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并与同学组成克明医学研究会，出版《克明医刊》。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解放初期出任该校校长，兼任广东中医院院长及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1956年参与筹办广州中医学院，先后任金匮教研组、妇儿科教研组及妇产科教研室主任，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评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从医执教50余年，长于内、儿、妇科，尤精于妇科。创制的“促排卵汤”、“滋肾育胎丸”曾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为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点注妇人规》、《罗元恺医著选》等，主编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中医儿科学》第一、二版和《中医妇科学》第五版，《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妇科学》等。参加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妇科分册》。
人物生平
罗元恺，字世弘，出身于书香之家。其父罗棣华以儒通医。他幼承庭训，童年曾就读于私塾，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得其父之指导及熏陶，对中医学亦有所接触。当他在高小学习时，适逢广州市发生“六·二三”沙基惨案，耳闻目睹青年学生伤亡于外强枪下，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对帝国主义的横蛮深感愤慨。1930年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就读，翌年发生了日本侵占东三省之“九·一八事变”，他参加到广大学生的行列中，到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其后的八年抗战中，他力主抗日，对汉奸卖国贼深表痛恨。抗战期间，他离乡背井，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7年之久，不愿做敌伪的顺民。
在中医学校的5年里，罗元恺勤奋学习，诵读了内、难、伤寒、金匮、本草、温病等经典著作，对中医学有了深入的理解。他与同班十位同学组成“克明医学会”，共同研讨学习中的疑难，撰写医学论文，以互相交流启发。其后还出版了《克明医刊》。经5年的研修与临床实习，1935年罗元恺以总成绩第一毕业，并留任该校附属的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先后在门诊及病房诊治病人，以内科为主，兼顾妇、儿科。从1935年至1938年末，他在医院遇到并处理了各种疑难重症，为其临床诊疗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罗元恺与家人离开广州，返回故乡南海县。一个月后，日军继续进犯南海县，他乃转道香港，行医谋生。1939年，其母校迁至香港授课，他受聘为金匮要略教师。
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攻陷，学校再次停办。罗元恺于1942年初举家辗转前往广东北部之韶关市开业行医，翌年又与母校之校董、校友等共同筹划在韶关复办中医学校。但正当筹备就绪准备开课时，日军又拟进犯韶关，复校之事乃告吹，他又被迫转往广东西北部之山区连县。除在县城开业诊病外，并与当地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当时政府只准中医学校称讲习所），全部课程均由罗元恺编写讲义及讲授。经两年之努力，已有一个班结业并在当地行医。在抗战期间，虽然颠沛流离，生活艰难，他仍执着于中医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而贡献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是年底罗元恺即返回广州，并与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筹划中医院校的复办。但学校和医院已被当局占作他用，设备也全部散失，故医院延至1948年秋才得复业，而学校则于1947年逐步收回，同年秋招生复课，罗元恺回母校任儿科教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罗元恺积极从事中医教学工作。1950年4月，36岁的罗元恺就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从1951年起，还兼任附属广东中医院院长。为了学校和医院的建设，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事必躬亲，并广纳人才，使学校和医院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
建国后，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也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学校得到政府资助，学生有助学金，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中医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这一切，使罗元恺工作更为振奋。然而，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1953年8月，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罗元恺被任命为副校长。原中医学校仍办至1955年学生全部毕业为止。按上级制定的课程，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西医基本技能，欲使原有的中医经进修成为西医士。这是将中医西医化的一种手段。但罗元恺任职后，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使进修生的中医水平亦得到巩固和提高。1956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筹办4所中医学院，广州是其中之一。是年5月，罗元恺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参与制订规划和选择校址等工作。
1956年9月广州中医学院招生开学，罗元恺兼任学院的金匮要略教研组组长。1958年中医进修学校并入中医学院成为进修部，他任进修部主任兼妇儿科教研组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1971年妇儿科分为两个教研室，他继任妇科教研室主任，并作为学科带头人负责妇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从1980年起任学院副院长、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罗元恺不仅在事业上有较大的建树和发展，还积极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195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63年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1978年至1988年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首批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他任团长率广州中医专家代表团访问泰国，1986和1989年出席了第二、三届亚洲中医药学术大会。1989年到香港讲学。
技术成就
罗元恺从医几十年，对中医理论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历代中医各家各学派的医著亦广为涉猎，但他尊古而不泥古，善于变通和创新。他比较重视肾脾气血，认为肾主先天，脾主后天，先后天协调，气血旺盛，则人体健壮，精神充足，抵抗力强，自可无病，即或偶膺疾病，病亦轻浅而易愈，妇女尤其如此。妇女的生理特点主要是月经与妊娠，月经与肾气的盛衰有直接的关系。临床验证，闭经、不孕或屡孕屡堕的患者亦多有肾虚表现。罗元恺据此提出女性的生殖调节轴为：肾气→天癸→冲任→胞宫。这与西医的生殖内分泌轴，即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实有相似之意义。他曾撰《肾气、天癸、冲任的探讨和对妇科的关系》一文加以阐述，并先后著有《论肾与生殖》、《不孕不育症的临床体会》、《闭经的调治》、《更年期综合征的调治》等文，以及《脾胃学说与妇科的关系》，从各个侧面详尽论述肾脾与生殖功能及妇科疾病的关系。罗元恺重视肾脾的学术思想，与明代名医张景岳的观点是一致的。张氏《妇人规》指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又说：“阳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此源流之必然，即治疗之要着”。罗元恺认为这种观点颇为正确，切合临床实际，故特把《景岳全书·妇人规》加以点注出版，除将原文标点断句及逐条注释外，并结合其临床经验、汇集现代医学知识适当给予补充。在卷首撰有《张景岳学术思想及其对妇科的观点简介》一文，指出“景岳对于各家的学术观点既吸收其所长，又不完全苟同，而独树一帜”。“在妇科方面，立论比较允当，内容亦较切合实际，对于临床应用，足资参考，值得推崇”。在注释中，对张氏学术上的某些偏见及迷信附会的说法，亦加以批判，更增加其实用价值。
罗元恺除了对肾脾的深入探讨之外，晚年对血瘀亦颇有研究。认为妇科虽虚证较多，但气滞血瘀也不少见，不仅可见之于痛经、子宫肌瘤等患者，有些不孕症也属此列。他从理论和临床上研究妇科血瘀证的治法，撰有《活血化瘀法对妇产科疾病的疗效》、《痛经的证治》、《盆腔炎的中医治疗》及《子宫肌瘤的中药治疗》等文加以论述。
对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来说，罗元恺比较重视阴阳学说，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他撰有《祖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等文，认为从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内经》开始，对人体及其疾病的认识都贯穿着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阴阳学说不仅作为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而且在理、法、方、药各个环节都有具体的运用，这是中医理论具有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罗元恺治学严谨，主张由博返约。他认为一个医学家除研读医著之外，也应涉猎文、史、哲、数、理、化、天文、地理及其他有关的边缘科学，俾能获得广博的知识。因为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甚或互相移植的。基础宽广而扎实，学问的造诣才能更高深。认为学医之道，除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外，在医学领域，也同样需要由博返约，由通而专。医者在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之后，就要从理论到实践，从内科到各科，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深入钻研，才会有更大的成就。他曾写《博学笃行，业精于专》一文以述其治学精神。他还认为，一个学者不能只是重复古人的理论或治法方药，应作分析和验证，明辨是非，不宜盲从，而应有所创新。如对古人所谓“女子以肝为先天”、“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等观点，他都持不同意见。曾撰《对“女子以肝为先天”一说的商榷》、《漫谈“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之说》、《对“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的评议》等文，对古人的观点加以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罗元恺22岁开始行医，50多年来一直没有脱离临床。早年主治内科杂病和温病，稍后兼治儿科，中医学院开办后，专于妇儿科，近20多年来更专于妇科。在担任院校教学行政职务期间，虽然行政工作繁忙，社会活动频繁，仍坚持每周安排一定的时间应诊和查房。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无数的病人治愈了顽疾，解除了痛苦。
他对先兆流产和习惯性流产（中医称为胎漏、胎动不安和滑胎）有深入的研究和良好的疗效。认为肾主先天，流产的主要原因在于肾气虚衰，冲任不固，防治之法应以补肾健脾、益气养血而固冲任为原则。他采用自创的“补肾固冲丸”为许多流产多次的妇女保住了胎儿，产下健康的孩子。有些病情复杂的病例，经他精心诊治也获痊愈。如1976年一位36岁的患者，曾连续流产4次，经中西药安胎均未效，其后4年不孕，且月经过多，但各项检查未见异常，多方诊治未愈。罗元恺接诊后，认为是肾气亏损为主，兼有脾虚、冲任不固，遂以补肾健脾调经为先，使经量恢复正常后，继续调补肾脾，半年后便妊娠，经安胎治疗后，顺利分娩，现在孩子已上中学了。1983年，他将原“补肾固冲丸”的处方作进一步调整，与药厂合作研制成“滋肾育胎丸”，经动物实验证实有促进卵巢和子宫血液循环，促使卵巢黄体生成及增加子宫内膜腺体分泌等作用，经200多例临床验证，安胎有效率达94.35%，通过专家鉴定正式投产，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获1984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
对于临床常见的痛经、他也有丰富的治疗经验，认为主要是气滞血瘀所致，治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因痛症须以止痛为急务，煎服汤药难以应急，故创制了“田七痛经胶囊”，经药理实验，证实有明显的解痉和镇痛作用。临床验证250多例，有效率89.2%，已通过鉴定并由药厂生产，1985年获广州市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他还研制了消症散结的“橘荔散结丸”，主要用于治疗子宫肌瘤，对乳腺增生也有一定效果。近年来，他治疗先兆流产和痛经的经验，已先后被编制成专家系统程序，输入电脑，通过软件的推广，使罗元恺的医疗经验为更多病人带来福音。
他对于患者总是一视同仁。应诊时虽有限额，但对远道而来的病人，他都尽量满足其要求，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给病人加号诊治。来信问病者，亦多给予答复或寄去药方，因而受到患者的尊崇。他出国访问时，除参加学术活动外，也为当地的人民和华侨诊病，被报刊誉为“女同胞的救星”，甚至称为“送子观音”，可见其医术及声誉之高。 
罗元恺是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1935年第七期毕业生。在30年代，虽然已有一些中医学校开办，但中医的传授方式，仍以父子相传、师徒授受为主。这种传统的师承方式，由于接触面较狭窄，难免有偏颇之处，因而容易形成门户之见。有感于此，罗元恺虽有家学渊源，自幼对中医有所认识，仍投考中医药专科学校，以求深造。学成之后，目睹当时中医事业发展缓慢、备受压制与摧残，更痛感发展中医教育之迫切。他从医数年之后，便投身于中医教育事业。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他培育出来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大多数已成为中医工作的骨干。
罗元恺对于中医教学工作，强调因材施教和理论联系实际。在他的教学对象里，既有未出茅庐的青年，也有临床多年的中医或经验丰富的西医，或中医院校的青年教师。由于基础不同，教学要求亦各异，所以，他经常为不同的班种编写教材讲稿，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需要，或偏重于理论，或详尽于临床，并尽可能增补最新的研究资料。上课前他总是认真备课，就算是同一班种，在每次上课前也要重新准备，不断更新内容。罗元恺一向以临床课教学为主，故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上课善于结合临床实例，条理清楚，讲解透彻，因而深受学生欢迎。
在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他着重于培养他们的治学能力，要求他们在学术上有独立见解，敢于创新。作为一名老中医，罗元恺并不排斥现代医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手段，他与其他学科的专家真诚合作开展中医的科学研究，也鼓励他的研究生采用新的实验手段进行研究，因而取得较好的成绩。他指导的一篇硕士论文曾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奖。
罗元恺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具有较强的教学行政管理能力。出任中医学校校长期间，为复兴该校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后担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亦为治理教学秩序、培养研究生等做了大量工作。晚年兼任广州兴华中医药业余学校校长，组织该校的教学工作，由于严格挑选师资，教学质量保证，因而吸引了大批业余学习中医的人士，使该校成为广州市社会办学的先进单位。
罗元恺在工作之余，喜欢诗词及书法。他有一本诊余诗抄，其中一首述怀曰：“年过古稀志未残，中医事业尚艰难。老骥岂能甘伏枥，鼓其余勇续登攀。”他为中医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晚年仍壮心未已。惜于1995年2月病逝。[2]﻿
主要论著
1 罗元恺主编.中医儿科学讲义.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2 罗元恺主编.中医儿科学讲义.第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
3 罗元恺.罗元恺医著选.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4 罗元恺点注.妇人规.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5 罗元恺主编.中医妇科学（第5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6 罗元恺主编.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妇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7 罗元恺.罗元恺论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