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光伟
简介
吴莉莉1911年生于河南，比贺子珍小2岁，原名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曾经留学美国，其父是清末和民初的盐务官员，家境优良，她的前夫是北大一位很有些名气的青年教授。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1937年2月19日，刚离婚的吴莉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作为史沫特莱的翻译。由于工作原因,毛泽东经常来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吴莉莉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三个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毛泽东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毛泽东是个诗人、文学家、革命的浪漫主义者,而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爱好者,更能理解毛泽东的诗人情怀和革命情怀。
在延安,吴莉莉也表现出了她的另一面——话剧天分,她在“鲁艺”自编  1937年吴莉莉与毛泽东、李德、朱德交谈[1]、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更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延安的业余生活单调,史沫特莱就建议毛泽东在延安推广一种西方娱乐——交际舞。征得毛同意后,于是,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交际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莉莉。吴莉莉很快成了交际舞明星。
那一段时期,作为翻译和舞伴,吴莉莉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年轻貌美的吴莉莉与毛泽东的交往,引起了贺子珍的误会,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在延安的干部群众中引发了一些议论。吴莉莉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送往西安,结束了她在延安短暂的革命生活。[1]
人物经历
曾与毛泽东恋爱人民网刊文称，在延安，史沫特莱鼓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吴莉莉成了交际舞的明星。 
有一个晚上，史沫特莱已经睡下，突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有吵闹声。待史沫特莱跑到隔壁窑洞，就见贺子珍正用一个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后来，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贺子珍送回了家。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彻底破灭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苏联去了。 [2]
被送出延安至于吴莉莉的下场，中华网刊文说，经过贺子珍大闹窑洞这件事，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当时也无法违抗；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 
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被国民党拘捕。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3]
从成都去台湾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来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张研田曾担任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还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吴莉莉1949年从成都去台湾，不仅与丈夫关系不好，吴莉莉还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后来，张家人丁凋零。吴莉莉在1975年去世，张研田1986年去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3]
子女回忆
据张研田在大陆的孩子张依群回忆，因学校排演歌剧《茶花女》，父亲张研田与攻读当代文学的女同学吴宣晨(吴莉莉)相识。吴是河南省满清时盐务官的女儿，当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领袖，思想激进，喜好演戏。父亲从此与吴相爱。 
1930年父亲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在早期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的同乡杨扶青建议下，报考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2年学成毕业，同年受聘河北农学院教授，到1934年与北京大学同学吴宣晨结婚，吴就成了我的继母。1935年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影响，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父亲和我的继母先后来到陕西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父亲当了杨虎城的参议(智囊团成员)，继母从事西安的妇女运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父亲预感危机将临，继母也感到处境进退维艰，二人协议分手。 
在此期间我的继母吴宣晨（吴莉莉）经一位共产党员介绍，到延安去学习，此后正值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因而我的继母当了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与毛泽东等多有接触。后来继母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不睦，遂离开延安，回到西安。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父亲要去抗日，离开老家龙王庙，说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回来。父亲离家后，又回到西安，与继母重归旧好，同时他俩都参加当时设在凤翔的黄埔军校七分校，父亲当了政治教官，继母作了妇女干事。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父亲在第一战区任政治处少将处长，隶属胡宗南麾下。历时8年的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腾雀跃，一心地等待着父亲的音信，但此时全国尚未通邮，待到深秋时节，得到从西安来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带来口讯儿，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后让祖父和母亲同去北平会见亲人。1946年3月我父亲由西安来北平，由朋友给借了一处房子，住了半个月后，他又回西安。1947年冬父亲再次来北平省亲，此后我就再也未曾见到他的面。 
1949年后父亲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离开军界径自去了美国，在史丹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学农业研究所做客座研究两年。1949年秋我的继母带着两个儿子随同国民党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时国民党要将她们遣送台湾，继母得知消息后，带领两个儿子逃跑，准备回到延安，结果途中被抓回，还是遣送去了台湾。到1951年底我父亲由美国去了台湾，在台湾农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后提升为院长。以后，由台湾的“副总统”陈诚牵头进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亲执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制定了由国家强制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受到农民和地主的欢迎。按父亲的著作《农企业的发展》、《农业政策学》组成了台湾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父亲在任台湾农学院院长期间，因为他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经国在任时期请他兼职了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常务副部长)等许多有关经济的要职。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诸多大学收录为参考教材。 
父亲一生研究学问，为官清廉。在西安时已经官拜少将，抗战胜利后，他委派同乡王卓元到沦陷区当接受大员，同年其在西安给父亲买了私宅(将官一级的官员均有私宅)，他严辞拒绝，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仍旧住在官邸。到台湾，官拜农学院院长，又是管经济的副部长，还任台湾最大国有企业——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夫人想坐他的专车办事，以示风光，结果被他批评说：“我的公务车你没有资格乘坐，我的私事也只能用家中的私车。”他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没有任何遗产，惟有的是3万卷书，也捐赠给了农学院。他在台湾的儿子在他死后已无住处，只得贷款买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成了内控人员，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遭到了生与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前程，我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 
1986年我父亲张研田去世后，中共唐山市委统战部召开了悼念张研田先生追悼会，追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