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颜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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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中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自2005年开始，中共河源市纪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颜氏廉洁文化”教育活动。“颜氏文化”是河源市的一个本土文化。连平颜氏三代（颜希深、颜检、颜伯焘、颜以燠）是有清一代的名仕显宦，他们不仅以“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其中颜希深官至云南巡抚，诰授光禄大夫[正一品]，子颜检官至直隶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孙颜伯焘官至闽浙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孙颜以燠官至东河总督，诰授资政大夫[正二品]）的显赫家声名列当时全国著名的二十八世家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清正廉洁、亲民爱民、忠贞爱国”的精神惠泽后世。在“颜氏文化”的三大亮点（清正廉洁、亲民爱民、忠贞爱国）中，“清正廉洁”无疑是最大的亮点。如何利用这一廉洁文化资源，为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服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如何打造“颜氏廉洁文化”品牌呢？我在这里提几点不成熟的构想。简单来说，就是要围绕“一二三四”：
“一”就是“紧扣一条主线”，即颜氏三代传承、践行“三十六字官箴”这条主线。“三十六字官箴”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从政箴言、居官要领。其全文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段短小精悍但令人振聋发聩的箴言，被颜氏一家奉为家训。“三十六字官箴”是“颜氏廉洁文化”的主心骨、“颜氏廉洁文化”的灵魂，也是“颜氏廉洁文化”的亮色。脱离了“三十六字官箴”，“颜氏廉洁文化”就无从谈起。虽然颜氏三代不是“三十六字官箴”的原作者（现无法考证作者是谁），但他们是“三十六字官箴”的积极传承者和忠实践行者。
首先，我们来看颜氏三代是如何传承“三十六字官箴”的。官箴碑文的首刻者是明代户部侍郎兼山东巡抚年富，继而是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号贞庵主人）。之后，“三十六字官箴”便鲜为人知了。直至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偶在衙内的残壁中发现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顾景祥所刻的《官箴》碑文，感受颇深，遂将此碑重刻，并附以跋文，立于官署内西厢房，当作座右铭。嘉庆二十年（1815年），时任山东盐运使的颜检，依照其父颜希深泰安石刻拓本，重新刻石并跋其后，镶嵌在杭州治所大厅的墙壁上。道光四年（1824年），时任延榆绥道道台的颜伯焘，把其父颜检所赠之官箴拓本并自己写的一篇跋文，寄与长安知府张爱涛（字聪贤），请其刻石立碑，以广其传。同年农历十月，张爱涛在继顾景祥、颜氏三代之后，作跋立碑。这就形成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官箴石碑。从“三十六字官箴”的传承过程看来，颜氏三代对于“三十六字官箴”的传承和传播，是功不可湮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颜氏三代，“三十六字官箴”这段从政者的千古箴言，也许就会永远消匿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我们再来看颜氏三代是如何践行“三十六字官箴”的。颜氏三代都将“三十六字官箴”视为从政者的警钟、做好官的“秘笈”，积极推介、传播“三十六字官箴”，践行官箴中提倡的“公廉观”，并作为家训，传于后人，要求他们应时常学习官箴碑文，牢记前贤做官格言，以官箴中所提倡的“公廉观”为准绳、准则，廉洁从政，做一个清正廉明之官。颜氏三代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创造了“一门三世四督抚”的奇迹。颜氏三代之所以能保持“三世一品”，是因为他们以“三十六字官箴”为指针，廉洁从政，得到了朝廷的信任；颜氏三代之所以能得到史书和后人的高度评价（《清史稿·颜伯焘传》说：“（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也是因为他们以“三十六字官箴”为指南，德泽百姓，得到了人民的拥戴。
我们要打造“颜氏廉洁文化”品牌，就要紧扣颜氏三代传承、践行“三十六字官箴”这条主线，深入挖掘颜氏三代传承、践行“三十六字官箴”、廉洁从政、公正为官的史实，用这些史实教育现代从政者，要树立“公廉观”，践行“公廉观”，以收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之功效。
“二” 就是“澄清两大问题”，即颜伯焘“临阵脱逃”、“罢职回粤”的问题。虽然颜氏三代得到了正史的高度评价，但在一些“野史”中，却对颜伯焘颇有一些“微词”，存在一些攻讦和非议（对颜希深和颜检则基本没有）。这些“非议”，无非是说颜伯焘在鸦片战争的厦门之战中“临战脱逃”，在“罢职回粤”时在千人护送，沿途接受官员的宴请。我们现在打造“颜氏廉洁文化”品牌，有些同志也因为这些“野史”而对“颜氏廉洁文化”产生了质疑，说颜伯焘“临阵脱逃”、“罢职回粤”是“颜氏廉洁文化”的“污点”，似乎有了这些所谓的“污点”，“颜氏廉洁文化”就不能成立，“颜氏廉洁文化”品牌就无法打造似的。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甚至可以说是杞人忧天。因为这些“野史”都是空穴来风的，没有根据的，不负责任的，以讹传讹的，是对颜伯焘的诬蔑诽谤、恶语中伤。我在这里用事实来为颜伯焘澄清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临阵脱逃”说。白寿彝总主编之《中国通史》第十八册第七节中说：“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因临阵脱逃被革职回粤。”我不知道这段言论本自何处、有何根据。据我查阅的《清史稿》等史料来看，颜伯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志士、一位抗英的民族英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更是历史应给予他的公正论断。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初，颜伯焘就与林则徐、邓廷桢等人一道，坚决抵制琦善等投降派的求和主张、卖国行径，坚持抵抗路线。广州失守后，奕山等人与英军签订了屈辱的《广州条约》。颜伯焘得知后，愤而上《探闻广东情形折》，怒斥了奕山、杨芳等人的投降妥协行为，表明自己的耿耿爱国之心。英军进攻厦门时，璞鼎查亲自书写照会，对颜伯焘进行威逼利诱，妄图劝降，但被颜伯焘严辞拒绝。厦门防御战时，在清军哗变的情况下，颜伯焘仍然亲临前线督战，指挥白石头汛、屿仔尾、鼓浪屿三面兜击，击沉英军火轮船一只、兵船五只。英军见势不妙，忙集中火力，并力攻击厦门沿岸炮台，逐一击破。并用凶猛炮火掩护舢板船分路强行登陆。英军登陆后，清军官兵与英军展开了肉搏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厦门沦陷。当夜，颜伯焘退守离厦门三十里的同安县，一面整顿军队，筹备火炮，一面征募新兵，团练乡勇，牵扰英军。他又命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刘耀椿率兵勇潜赴厦门，联络当地乡民、兵勇，约期夜袭英军。但因英舰事前调离厦门（英军占领厦门后，居民奋起抵抗，英军多有死伤，不得已而撤离厦门，转攻浙江），未成。后来，在厦门人民的协助下，颜伯焘收复了厦门。之后，道光帝“诏斥（颜伯焘）不能预防，仓猝失事，以厦门收复，免其治罪，议革职，从宽降三品顶戴留任。寻命侍郎端华至闽察勘，坐未能进剿罢职，时论仍右之。”（《清史稿·颜伯焘传》）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清政府并没有说颜伯焘“临阵脱逃”，贬降颜伯焘之职的原因也不在此，而是因为他在英军撤离厦门的时候没有及时追剿。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通史》之说是无中生有的，是不负责任的。试想：如果颜伯焘是贪生怕死之徒，他为什么会亲临前敌，亲自督战？如果他是“临阵脱逃”的话，他为什么不跑远一点，只是退守离厦门只有三十里的同安县？如果他是“临阵脱逃”的话，他为什么还会招募新兵，团练乡勇，并派人夜袭英军？如果他是“临阵脱逃”的话，清政府为什么不诛杀他，甚至连他的官职都没有革除，只是“从宽降三品顶戴留任”？由此我们可以论定，《中国通史》中的那段话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我们再来看由颜伯焘“罢职回粤”而引发的非议。据与颜伯焘差不多同时的张集馨所著《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记载，颜伯焘被罢职回广东连平老家时，“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三月途经漳州，“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每日总在六七百名”；初十日，颜伯焘到达漳州，“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事后，漳州府长官只好虚报一千二百名乡勇的粮饷，以弥补“前帅过境，实用去一万余金”的亏空。《简明中国古代史·第二节·清朝·鸦片战争前》也援引了这则小道消息：“道光时，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粤，所携辎重人夫不计其数。在道经漳州城时，先期十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不下六、七百名，最后颜伯焘到达时，随从人夫又有三千名。”我觉得《简明中国古代史》的这种援引是很不可思议的。作为比较严肃的史书，不应随便引用野史。因为野史很多是不可信的，很多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作者虚构的、带有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的，不够公正的。恕我孤陋寡闻，在《清史稿》等正史中，我没有查阅到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因此，我很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想，把它当作一个民间传说似乎更为合适，而不应当作史实来看待。即使把此事当作史实来看，我们也不应对颜伯焘大加鞭挞。首先，颜伯焘回连平老家时，护送的人不是他请来的，而是“感恩护送”。即便他贬官了，但仍有那么多受过颜伯焘恩惠的人来护送他。由此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其次，一路上，他被沿途官员宴请，是当时官场上的一种礼节，是他们自愿的，而不是颜伯焘自己要讲排场，摆架子。按中国封建官场上的“规矩”，人走茶凉，被贬的官员是无人理睬的，但颜伯焘却得到了地方官如此盛情的款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颜伯焘的崇高威望。如果想通过这件事来贬抑颜伯焘的话，那就未免太站不住脚了，太没有说服力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以上两种论调。我们要打造“颜氏廉洁文化”品牌，就必须对这两种谬论加以纠正，清除干扰“颜氏廉洁文化”的不谐之音，还颜伯焘一个清白，还“颜氏廉洁文化”一个本来面目。
“三”就是“突出三个严于”，即严于律己、严于律下（即下属）、严于律亲。颜氏三代的廉洁从政，主要体现在严于律己、严于律下、严于律亲。在“严于律己”方面，他们以“三十六字官箴”为准绳，恪守“公廉观”，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洁身自好，绝不贪污腐化。从以下三副对联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严于律己的：一是颜检故居“宫保第”的楹联：“清白存心，精勤任事，勉为良吏，力挽颓风”；二是颜伯焘贵州巡抚署斋联：“两袖入清风，静忆此生宦况；一庭来好月，朗同吾辈心期。”三是颜伯焘的手书：“动念即应思改过，得闲何不再看书。”他们不仅洁身自守，而且刚正不阿。比如颜希深，他从不谄媚上司，不以行贿获取上司欢心。他任山东督粮道时，权贵和珅随乾隆南巡，向地方官勒索“孝敬费”，遭到颜希深拒绝。还有颜检，多次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上书皇帝，忤逆“龙颜”，即使屡遭谴贬也无所惮惧。在严于律下方面，他们积极向同僚、下属推介“三十六字官箴”，率先垂范，教育下属，力除时弊，力挽颓风。特别是颜希深，严格要求下属，严禁下属贪赃舞弊，曾经清察徵漕浮收诸弊。在严于律亲方面，颜氏三代把“三十六字官箴”作为家训，传于子孙后代，要求他们应时常学习官箴，践行官箴。正因为颜氏三代严于律己、严于律下、严于律亲，他们才得到了百姓感念、僚属敬畏的良好官声，才得到了史书的高度评价，才创造了“一门三世四督抚”的奇迹。《清史稿》赞誉颜希深“法尚清平，政绩辉煌”，称颂颜检“明于吏事，治尚安静”，表彰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皆非虚言。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成风、蠹虫成群的腐败社会里，颜氏三代能够不被污染，洁身自好，力为良吏，实属难能可贵。因此，毫不过誉地说，颜氏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达官显宦廉洁从政的典范。今天我们要廉洁从政，也同样要做到“三个严于”；要打造“颜氏廉洁文化”品牌，也要突出“三个严于”。
“四” 就是“实施四大工程”，即保护工程、开发工程、推介工程、教育工程。在保护方面，我们要把颜氏三代的故居、坟墓、遗物等加以保护。现在，颜氏三代的文物已所存无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有颜检墓（位于东源县锡场镇河洞村芳洞自然村）、河帅第（座落在连平县元善镇前进六街），其他如宫保第（位于连平县元善镇瓦背一街）、颜伯焘别墅（位于连平县城西西门岗）、颜伯焘夫妇合葬墓（位于连平县城北约3公里的新龙村黄小洞灌仔窑）等都已经严重损毁。如果不把现存文物保护好的话，“颜氏廉洁文化”将无可观之物，将无所附丽。在开发方面，去年，市纪委和连平县委、县纪委联合推出了“颜氏廉洁文化”“四个一”工程，即建立一个廉洁教育基地、编演一台廉洁教育戏、摄制一部廉洁教育电视专题片、出版一本颜氏廉洁文化资料集。“四个一”工程已于2005年纪律教育学习月期间全部完成，推出后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和教育效果，“颜氏廉洁文化”在河源市已广为人知、深入人心，“颜氏廉洁文化”已成为河源市一个响当当的廉洁文化教育品牌。但是，单靠“四个一”工程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不断对“颜氏廉洁文化”进行开发，不断创新其载体，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形式。我认为，要开发“颜氏廉洁文化”，我们还可以再实施一个“四个一”工程：一是建造一座“官箴”碑园；二是创建一个“颜氏廉洁文化”旅游景点；三是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或电影）；四是成立一个“颜氏廉洁文化”研究会。“官箴”碑园可设立于连平县城南山公园，以“官箴”石碑为主，以其他廉洁警句格言碑刻为辅。连平县博物馆馆长胡小江同志早在前年就提出了建造“官箴”碑园的设想，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实施。我们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多方筹集资金，尽快把“官箴”碑园建起来，使之成为“颜氏廉洁文化”的一个窗口。“颜氏廉洁文化”旅游景点则可以连平县博物馆内的颜氏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为依托，把它辟为旅游景点，列入旅游路线，让更多的人了解“颜氏廉洁文化”，关注“颜氏廉洁文化”。电视连续剧（或电影）则可根据颜氏三代传承、践行“三十六字官箴”的过程设置剧情，出资请珠影等有影响、有才力的公司制作拍摄。“颜氏廉洁文化”研究会可由市纪委或市社科联牵头成立，网聚一批“颜氏廉洁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加大对“颜氏廉洁文化”的挖掘力度。在推介方面，我市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就目前来看，“颜氏廉洁文化”的影响力只囿于河源市，在广东省尚影响不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本地的媒体资源，对“颜氏廉洁文化”进行宣传，使之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又要充分发挥市外、省外甚至国外的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的作用，使“颜氏廉洁文化”走出河源、冲出广东、走向世界。前段时间，我在“天涯博客”上创建了一个“广东河源‘颜氏廉政文化’宣传网”，但由于水平所限，网页做得还不够尽善尽美。我希望能聘请有关技术人员，创建一个专业的“颜氏廉洁文化”网站。在教育方面，我想我们可以开展一次“颜氏廉洁文化”系列教育活动，如开展“颜氏廉洁文化”宣讲活动，“颜氏廉洁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举办“颜氏廉洁文化”图片展，在电视、广播、报刊开辟“颜氏廉洁文化”教育专栏等，使“颜氏廉洁文化”的教育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
综上所述，“颜氏廉洁文化”是一块具有河源地方特色的廉洁文化资源，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颜氏三代廉洁从政的史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素材，能够能为反腐倡廉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对于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及全社会廉洁文化教育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要着力打造好“颜氏廉洁文化”品牌，为推动我市乃至全省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我市、我省的廉洁文化教育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