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黎军火库图书馆
历史
18世纪的巴黎是藏书家的黄金时代，因为那儿有众多精通藏书艺术的书商和频繁举行的图书拍卖会。但也有无数的图书退出流通市场，进入了国王的公共图书馆，而且直到18世纪末俄国和英国的竞争崭露头角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图书出口。相反，从被解散的修道院等宗教团体，从“豪华版”的印制，以及从国外的进口来源等，大量图书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巴黎的市场。随着18世纪的进程，藏书热潮不断升温。人们为收藏一掷千金，刚继承的巨额遗产往往转眼间就因买书而易手换主。洛拉圭的布朗喀因收藏用镶嵌物装饰和装订的吉奥尔达诺.布鲁诺的著作而倾家荡产。普雷丰德的吉拉尔多继承了十万英镑以后，马上就为一部1462年的《圣经》支付了一个创纪录的高价。对书商欠下重重债务的海斯男爵不得不出售他的图书收藏，但马上又用卖书得来的钱去开始另一个图书收藏。到了1770年时，有两个图书收藏最为突出：那就是瓦利埃公爵和鲍尔弥侯爵的图书馆。
简介
鲍尔弥侯爵于1722年出生在一个世族之家。当他十八岁时，他父亲阿尔让松侯爵这样描述儿子的性格：
他除了药、蛋糕和奶制品之外，什么都不吃。他憎恶屠夫手中的肉……他不喜欢任何体力活动。从小他就强于思想，而不是想象、感官或情感……他爱看喜剧，并获得了大量的有关知识，但他只是因妙语连珠而开怀大笑，却从未因悲剧而哭泣。在最悲哀的时刻，他只是欣赏剧作家的艺术，但却无任何感受……当我儿子与社会的联系逐步削弱时，他虽然没有人憎恨，但也不会受人爱戴，尤其是当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冷漠时，他向社会提供的只是他从字典中得到的东西。
性格沉稳，做事认真，从不发脾气，做事总是一丝不苟的鲍尔弥侯爵在临死前劝慰女儿，“我没做过任何不名誉或不诚实而可自责的事。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好父亲，好朋友，甚至是一个好基督徒来悼念，”并且他还记得称女婿卢森堡公爵为“公爵先生……”。他对书籍的热爱尽管深沉，但总是很有分寸。他娶了一个年金达45000英镑的妻子，可除了自己的52000英镑养老金之外，便无其它收入，就连这点养老金也因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内克减缩开支的政策而减为48000英镑。只是通过仔细的经营，并且回避那些价格飞涨的图书拍卖，还有通过私下谈判的本领，他才能成功地战胜竞争对手，并从对方的图书收藏拍卖中得益非浅。
1754年时，他已经拥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虽然都是些当时最流行的书，珍本书很少。大约在1756年，他买下了阿诺尔德家族的文件，四年以后他想购买塞维各尼夫人的信札的谈判却没有成功。他的图书收藏只是在1764年他叔叔阿尔让松伯爵逝世以后才跃居第一流图书馆的行列，因为他用37568英镑的价格买下了后者收藏中934件最珍贵的印刷图书和手抄本。这些书他从小就熟悉，它们无疑影响了他藏书嗜好的发展。它们包括一些举世无双的精美哥特式袖珍画：贝利公爵让的《泰伦斯》，俗称“公爵的泰伦斯”，一部在意大利誊抄的豪华手抄本，波塔的罗伯托所著《罗马利昂》。有不下40卷的书来自布尔戈尼图书馆，它们是法军攻占布鲁塞尔后掠夺的，并由一位负责在战败国搜寻法国历史作品的特派员埃斯南的库尔谢莱送到了国防部。这批书中有些珍稀的印刷书，如《莫扎拉比克祈祷书》和《每日祈祷书》（1500，1502），还有一些馈赠本是孟德斯鸠《法律的精神》，伏尔泰的《奥尔良女郎》（1755）和《关于自然宗教的诗歌》（1756），后者还夹有一封信，开头为“在几内瓦附近的优美景色中”，并在末端署名为“瑞士人V.”：“我不敢冒昧地请求国防大臣阅读这些书，只是谦卑而虔诚地把它们奉献给他，如蒙不弃，在他的宗教书籍收藏中为它们找到一个位置。”
其它的书都是从私人手中和瓦利埃公爵的图书收藏拍卖中买来的。在1781年，鲍尔弥侯爵用1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赫斯男爵的全部图书收藏，后者是一位退休军官，因为藏书的狂热而导致破产。鲍尔弥从赫斯收藏中保留了三百部手抄本和许多印刷书，然而随后举行的剩余书拍卖表明，男爵藏书的狂热已经到了良莠不分的地步。保留的手抄本中包括九部《圣经》，七部《每日祈祷书》，五部《玫瑰传奇》和不下77部的《定时祈祷书》。
尽管图书馆最珍贵的藏书来自法语书的收藏，但是对于现代书它的网撒得很大。有许多书是鲍尔弥在威尼斯担任大使期间买的。除了购买当代威尼斯带插图的书之外，他还提到过从都灵寄出了一箱书，以及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时收集的其它书。在1770年回国之前，他付给一位叫卢吉?巴伦尼的修道院长25个金路易，并给了一本德伯尔的《目录学指南》，派他外出购书。但这位修道院长所报告的竟是些失败的尝试：他在伦巴第一无所获，许多收藏家已经捷足先登，而当他去史密斯领事遗孀家察看他丈夫留下的藏书时，马车在路上翻车，使他摔断了一条腿。
德文书是通过一位书商奥尔顿纳的让?尼奥尔姆购买的。凯茨比的《卡罗莱纳自然史》（1754）和乔治?爱德华兹的《自然史拾遗》（1758）是从英国订购的。霍勒斯?沃波尔寄来了他第二版的《雕刻师目录》（1765）。鲍尔弥作了巧妙的安排，以便在巴黎获得像英国版权图书馆所享有的那种好处。法国的书商、作家和印刷商每出版一种新书，都必须依法交纳八本作为寄存本。侯爵秘书皮埃尔－安托万?索耶的信件似乎表明，在这八个寄存本中有一本是交给警察当局的，后者再将其转给军火库图书馆。
鲍尔弥的图书馆兼容并包，每个部类中都有珍贵的作品，但是其中最强的图书收藏是法国文学，尤其是中世纪手抄本和16世纪稀少的浪漫传奇。鲍尔弥拥有一些人文主义者的手稿，但似乎并没有采用别人刊印古典作品初版本的办法。他认为由埃蒂安纳及随后编者所出版的文本更为可靠。他的意大利收藏相当广泛，并且拥有英国文学中从乔叟到麦克弗森的《莪相》等一百多部代表作品。下面是他对蒲伯和沃伯顿所编《莎士比亚全集》（1747）的评论：
……他生活在一个仍然野蛮的世纪，只能通过糟糕的译文来判断古代的原作。他愚昧无知，行为放荡，职业为戏子。他写喜剧只是为了混饭吃和逗乐平民百姓。然而他的作品通篇闪烁着天才，有时甚至达到了一种升华的境界。他的缺点是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而他的才能却也许是他自己的。
一首克罗地亚语的诗歌和一百部东方语言的手抄本也许可以被视为对珍奇物品的爱好，在这一点上鲍尔弥侯爵与塞缪尔?佩皮斯颇有相同之处，然而前者觉得在理性时代这种爱好须有伪装。他父亲完全反对这种收藏嗜好：喜欢好的版本和印刷杰作是一回事——他甚至可以理解儿子搜寻各种语言的初版本——但更进一步则是陋习和愚蠢。鲍尔弥侯爵在其神学书目录的序言中为自己作了部分辩解。因为“拯救人类的科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世俗 的人在其图书馆中有一本《圣经》、一本教义问答、一本定时祈祷书和最好的布道文集就足够了。但一位“对好书有兴趣”的学者则可以更进一步。“对于人类精神的进程，甚至包括对其谬误的研究，以及对于历史的研究都是藏书家所关注的主要目标。”神学跟这些研究都有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这位收藏家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拥有四五千卷宗教书籍：他的中文耶稣?基督传记，他那些论述在马恩河畔沙隆受祭的基督脐带，旺多姆的显圣眼泪，坎皮格尼的基督裹尸布的著作，以及他关于僧侣头顶削发的正确直径和教士戴假发权力的论文，都是如此。
鲍尔弥的主要兴趣是在文本，但他决非对书的品相毫不敏感。尽管他认为查理曼时代和罗马风格的袖珍画幼稚可笑，是“最拙劣的图画”，可他却是欧洲藏书家中最早欣赏哥特式袖珍画的人，并且恰如其分地称“公爵的泰伦斯”为“最漂亮的手抄本”。他对于书籍插图的欣赏口味是守旧的，他所钦慕的艺术家都是前一世纪的成名画家：亚伯拉罕?博斯、克劳德?梅兰、“棕发的”夏尔、罗贝尔?南托伊尔、“教士”塞巴斯蒂安、亚森特?里戈、贝尔纳?皮卡尔、卡洛、萨德勒、奥拉。科辛的作品受到赞誉，但他认为已死了20年的皮亚扎塔“非常现代化，在本世纪艺术衰退的威尼斯赫赫有名”，而乌格的罗梅恩“是一个笔法苍劲的画家，可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他对于所有英国的事物，甚至艺术，都持谨慎的尊敬：“霍格思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他认为派恩的《贺拉斯》“是一本很好的书”，而巴斯克维尔几乎是唯一受他钦佩的印刷商。他欣赏豪华的装订，但自己却为了省钱，总是把书页买来以后，由安格兰德（1775年以后由布拉德尔）用绘有大理石花纹的小牛皮进行简单的装订。用来装订庞帕杜尔夫人所赠蚀刻画的有复杂压印图案的红色镀金摩洛哥山羊皮包装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鲍尔弥阅读他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藏书。绝大部分的书中都留有他的评论和有关作家生平及其它版本情况的注释。他的雄心壮志似乎是编写一部《普通目录学》，即德伯尔《目录学指南》的修订和扩充本，并用摘要和通俗化等手段使其收藏被公众所了解和使用，就像阿尔加罗蒂通过《分牌的牛顿力学原理》（1737）一书来普及牛顿的天文学那样，后者鲍尔弥藏有法译本。他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两部巨型的未完成作品：《小说总目录》在以每年16卷的速度出了三年以后便停止了，而《图书馆综合目录》则出了70卷。
文人学者们被允许免费使用该图书馆。有一次皇家图书馆的馆长有事外出，他的助手凡见读者来询问找书，都介绍他们去军火库，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比自己去找书更方便。但是军火库的图书不允许拿出馆外，仅有的一次例外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一卷有关服装画的书被卢森堡公爵借去以后，被他的孩子“撕得一塌糊涂”。鲍尔弥担心他死后图书馆会成为公共图书馆。他先是向路易十六提出如能当皇家图书馆长，他愿将自己的图书收藏献出，但就像托马斯?菲利浦斯一个世纪以后向牛津大学提出的类似方案那样，他遭到了拒绝。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1785年他将图书馆卖给了国王的兄弟阿图瓦伯爵，但保持了他在生前使用这些书的权力，并且得到了默契。图书馆出售的价格为40万英镑，每年5万英镑，分八年付清，但就在接受第一笔付款之前，侯爵又买下了一大批书：它们是瓦利埃公爵图书收藏的剩余部分，总数达8万册。
鲍尔弥的成就
当他于1787年逝世时，军火库图书馆共藏有16万册书。阿图瓦伯爵又增添了他自己的三万册书，并且派了一位前书商索格雷恩出任图书馆长。1789年7月14日，当一群暴徒从巴士底狱拥向军火库，企图洗劫最不受人欢迎的亲王住宅时，索格雷恩让看门人换上了国王仆人的制服，并使众人相信他们找错了地方，以此拯救了图书馆。从那时起，军火库就成了国家图书馆，尽管在帝制复辟以后，它的所有权又回到了原来主人阿图瓦伯爵（后成为查理十世）的手中。他有权挑选在法国革命时期所没收的图书，并以此得到了不下五万册书，最著名的就是卡斯蒂尔的布朗西《赞美诗篇》，它是自13世纪以后圣夏佩尔教堂的一件主要文物珍藏 。还有巴士底狱的档案材料：当夏尔?诺蒂尔从1822年到1844年担任馆长期间，一群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精英定期在他的沙龙聚会：维克托?雨果、大仲马、拉马丁、缪塞的阿尔费雷德、巴尔扎克、圣伯夫、维格尼的阿尔弗雷德、德拉克鲁瓦和李斯特，都来听主人作从词源学到汽船的各种题目讲演。“他熟谙埃蒂安纳、阿尔杜斯和马努蒂乌斯的历史，”居斯塔夫?普朗什写道，后者显然不知道这些历史。1860至1863年间，鲍尔弥侯爵的东方语言手抄本、中文书、印刷画、油画和奖章等被转到了国家图书馆里，这样做既破坏了军火库图书馆收藏的完整性，又没有使国家图书馆真正从中获益。从那时起，戏剧作品的原收藏核心在明智的购置下得以扩充，又因1925年奥古斯特?隆德尔捐赠了30万册书，加上所购置的爱德华?戈登?克雷格收藏，进而发展成为世界上收藏最丰富的戏剧图书馆。军火库图书馆接受在法国出版的所有文学和戏剧作品的寄存本。至1970年，图书馆已拥有180万册印刷图书和11800部手抄本，其中有2728份手稿组成的巴士底狱档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