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策奇
人物生平
（一）致力于中国民俗学开倡时代的先导者[1]广西象县（今象州县），是壮、汉、瑶等多民族杂居地，素称“山歌之乡”，人们多能开口成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族的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绚丽多彩、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谣艺术。刘策奇对歌谣有着浓厚的兴趣，又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3年，他在象县县立第一小学当教员，就有志于当地民间歌谣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象县傍邻的大瑶山，崇山峻岭，山高路险，交通阻塞，是个鲜为人知的神秘之地。为解开大瑶山之谜，刘策奇“发下了一个研究瑶人风俗及历史的鸿愿，欲探一探这几千年来未经开采的秘窟。”因此，他在教学之余，专心致志地对当地民族的歌谣、风俗、语言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他还极为关注当时国内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动态，并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被该会吸收为通讯会员。从1923年9月到1925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国学周刊》发了歌谣80多首，成为民俗学界中颇有名气的人物，受到当时民俗研究方面的名人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学者的赞赏。钟敬文在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著文赞扬刘策奇“对于民俗学的工作是特别热情与努力的人”，称他是“中国民俗学开倡时代的致力者”。刘策奇还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刊物《莽原》上发表文章。在杂文《一本通书看到老》中，他批评了当时一些“大人物”的守旧言论，这一观点得到鲁迅先生的赞同。鲁迅先生曾和他通信，共同探讨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并对刘策奇的研究工作予以指导。
刘策奇整理的歌谣，朴实清新，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在广西方言及壮语的研究方面，也是一个开拓者，发表有《壮话之我见》、《广西方言概论》等文。他还尝试用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字母来记录“壮欢”（壮族山歌）。
刘策奇在民俗研究工作中，对时局的发展也逐渐关注起来。他在《瑶俗零简之二》一文中说，广西及象县到处是兵灾匪乱，战祸连绵，虽有志探究瑶史，但无奈“强盗满途，瑶山作了匪巢”，虽近在咫尺，却“无从前往调查”，他开始认识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黑暗腐败的“污浊世界”，只有“洗荡这污浊世界”，铲除列强军阀，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因此，刘策奇在从事教学和民俗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之中。他运用歌谣这一通俗形式，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他在“五卅”惨案前后写的《填恨海》和《工人谣》这两首歌谣中，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吞我大片国土、屠杀我无数同胞、强行签订不平等条约、欲灭亡我中国的“虎狼心”；控诉了外国列强借通商之名，行掠夺之实。这两首歌谣很快在全县各地传唱，极大地激发了各界民众对帝国主义的义愤。
（二）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传播1925年12月，刘策奇到梧州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学习。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不仅担任了所内办的刊物《火线》的编辑书记，还经常为《梧州民国日报》撰稿，在该报副刊《冲锋》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他发表文章时常用“刘啸真”为笔名，用意是为了传播真理而高歌长啸。他在这期发表的文章中，有评论《广西青年的切要问题》和新诗《干、干、干！》在青年中影响较大。在《广西青年的切要问题》一文中，刘策奇通过对当时社会状况及青年境况的分析，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地方土豪劣绅的盘剥下，青年的升学和为地方服务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只有联合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革帝国主义的命，铲除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掌握地方政权，才是解决青年的切要问题的根本方法。他建议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研究一些救国救民的学识”，“热心为国民而做事”。刘策奇还极力为北伐战争呼吁，他在《干、干、干！》一诗中振臂呼吁：“敌人已向我进攻，还不快上火线去！”号召人们“鼓起勇气，喷出鲜血，泛为洪水，洗荡此污浊世界”。他为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唤醒青年民众，作出了努力。
（三）致力于打倒贪官污吏刘策奇在象县与青年教师郑晴山一起，为宣传反帝救国主张和发动人民起来同当地封建势力作斗争，他团结进步青年，组织了“象州革命青年社”，并亲任主任。
青年社经常在群众赶圩的日子，通过宣传演讲、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演活报剧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还开设“民众讲堂”、“民众夜校”等场所，组织群众学习，号召大家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军阀政府及其主子帝国主义。青年社还反对尊孔读经，宣扬破除迷信、解放妇女等新思想，并捣毁神庙，严禁拜神问鬼，禁止虐待奴婢，动员妇女剪发、上夜校学文化。这给当时象县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新鲜空气。
青年社成立不久，还赶走了贪赃枉法的县长欧柏年，痛打了调戏妇女的县政府官吏，并在西门城楼门口大书“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以示青年社同贪官污吏斗争的决心。当得知继任县长李镜堂也有贪污行为时，青年社立即发动农民群众开大会，公布了李镜堂贪污舞弊、盘剥农民的罪行，斗争活动得到了中共柳州支部的指导。刘策奇和青年社的革命活动，深深地触动了反动势力的神经。
（四）舍身为党，英勇就义1926年夏，刘策奇在梧州宣传员养成所结业后回到象县，他的革命才干和进步表现，引起党组织的关注。共产党员张胆由南宁到柳州工作时专程到象县，刘策奇和青年社接待了他，后随张胆前往柳州工作。
刘策奇被安排在马平县（今柳州市）党部工作并在省立第四中学兼课。当时，中共柳州工作支部已经建立，支部成员陈岳秀、罗琴谱都在四中任教。刘策奇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同张胆等共产党员的接触中，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和教育，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同年冬，刘策奇负责讲授社会问题这一课程，除教学外，他还为《柳州日报》撰稿，宣传进步思想，评论时政，并通过书信与象县革命青年社保持联系，指导他们的斗争活动。由于刘策奇才华突出，思想进步，在群众斗争中威信高，1927年1月，由党员张胆、陈岳秀介绍，刘策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策奇入党后，在支部领导下秘密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带学员深入郊区农村宣传，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在他的积极影响下，许多青年学员逐步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1927年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白色恐怖的世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桂系军阀在全省各地也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使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就在这年秋天，刘策奇已随张胆调省农民部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他与张胆先后在南宁被捕，后曾一度获保出狱。不久再次被捕。在狱中，刘策奇一直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大义凛然的高贵品质。12月17日，刘策奇被杀害于南宁第二监狱。
相关事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刘策奇调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工作。9月，刘策奇在南宁被捕，经营救保释。11月再次被捕。12月17日就义于南宁第二监狱刑场。
1928年4月6日，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钟敬文，在《民俗》第六期发表《纪念早死的民俗学致力者一白启明先生与刘策奇先生》一文，对刘策奇烈士深表痛惜和怀念。文中写道：“刘策奇这样绝早地死去，在中国民俗学的工程上，是一种可惜的损失!”1980年2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追认刘策奇为革命烈士。
历史影响
（一）刘策奇是认真研究现实社会的人[1]刘策奇是个优秀的民俗学学者，也是认真研究现实社会的人，同时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经常深入壮乡瑶寨访贫问苦，调查了解人民的疾苦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暴政，广泛地收集民间的风俗习惯和山歌民谣，用汉语注音符号和罗马拼音方法记录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歌谣。他认真把握时代脉搏，与劳苦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他虚心 从人民那里学会了民歌民谣，并成为人民的歌手和喉舌，把它当作宣传革命、传播真理、教育民众的武器。
刘策奇在农训班讲课时，看见学员穿得很破烂，个个打赤脚，他灵感一来，含着泪水唱起山歌：“日头出来红冬冬，这个世道太不公。财主豪绅穿绸缎，劳苦大众打赤脚。”“柳江水，慢慢流，爹去南洋不回头。阿妈吐血睡柴房，大姐换卖当小婆，二姐帮人去看牛，小弟讨饭在街头……”他唱罢就问学员们：“这个世道公平吗？为什么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锅头发锈灶生草？”以苦引苦，启发了学员们的阶级觉悟。穷人要想翻身做主人，就得跟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
（二）对青年的觉醒有催化作用刘策奇在进行民俗学研究的实践中，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开阔了视野。他举目所及，到处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军阀的连年混战，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国心和正义感，驱使他再不能平静地教书和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把它与祖国民族的危难紧密地结合起来。
1925年初，他组织30多名进步青年，在象县成立革命青年社，旨在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具体工作是开展青年运动，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支持北伐。并响亮地提出革命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反对封建迷信！”“打倒土豪劣绅！”等等。
革命青年社在各种纪念日或者其它节日，组织队伍上街宣传。有演讲、墙报、演戏等。另外在圩日，固定的圩亭演讲所向赶圩的民众宣讲革命道理或报导新闻时事。之外，他们敢于针砭时政，不避忌讳，批评坏人坏事，极受民众欢迎。由于刘策奇领导革命青年无所畏惧，革命斗争愈演愈烈，在1927年春，终于迎来了象县农民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出现了革命种子到处开花的新格局。
（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者刘策奇在青年时期，生活在中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交替时期，经历着惊涛骇浪、生死攸关的考验。1923年至1926年间在广西省农民部供职时，由他编辑的刊物《火线》，以及在《梧州民国日报》、《柳州日报》上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军阀罪行，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有几次曾险死于帝国主义的枪弹下。这几年他工作繁忙、艰苦的状况是不言而喻的。假如刘策奇在求学和工作期间，以不怕苦、不怕累、努力上进的精神见著的话，那么，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那种忠于党的事业，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更加感人至深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进行的“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分裂，共产党由合法变为非法，由公开转入秘密，大批党员和革命人士到处受到追捕、屠杀，有的屈膝投降，有的叛变退出革命，刘策奇在此惊涛骇浪突变中，却临危不惧，斗志更坚，始终为党的事业视死如归，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者。
主要著作
《壮话的我见》、 《瑶人的婚姻》、 《迷信的术语》、 《广西方言概论》等文章。1918—1919年， 《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刘策奇收集编订的《歌谣选》148则。1923一l925年，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歌谣周刊》、 《国学周刊》及《莽原》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