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研究所简介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1944年，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南边不远的一个院落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终于结束了400多年来在民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第一次蒙受国家、政府的庇护。这一天是1944年1月1日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
“院中有两棵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房是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储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摘自《常书鸿日记手稿》）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大家都十分自觉，饭后早早地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司其职。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人员不过十几人。那时常书鸿不断给内地的友人和学生写信，
很快董希文、张琳英、李浴等一些内地年轻的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常书鸿的学生。当年那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是回忆起在敦煌的那段日子，他们仍然记忆犹新。
李浴：“那个戈壁滩真是天连地，地连天，一望无际，就像你坐个小船在大海里头，所以那时候就有人说不到河西不知中国之大。”
张琳英：“四个人四碗面条，没有别的，调料就是一碗醋，一碗盐。吃面条时一勺醋一勺盐拌一拌就吃了。”
不久，常书鸿也说服了妻子带着一对儿女从重庆来到敦煌。
考察洞窟、研究美术史、临摹壁画，相对于战火纷飞的前线，平静的西北荒漠反而为艺术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晚唐五代时期的千佛洞，文献记载有过十余个寺院，二三百个僧人的盛大规模。经过400多年的沉寂之后，这段日子应该算是千佛洞大事记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敦煌，在一张有关敦煌的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人物。[2]
筹备组建
1941年9月，民国政要于右任先生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兰州后，踏上甘肃河西走廊巡视行程。 9月底，乘车从通车的甘新公路，一路颠簸来到酒泉，游览了泉湖公园，为园内北堂题写了：“忠烈祠”，并留下“酒泉酒美泉香，雪山雪白山苍。多少名王名将，几番回首，白头醉卧沙场”的诗句和墨迹。 在七区专员曹启文陪同下，亲临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肃州分校视察，摘见了全体师生并讲了话。在讲话中，朗诵了自己的新作《酒泉道中》。
10月初，于右任先生从酒泉出发抵达敦煌。在七区专员曹启文、敦煌县长章朗轩以及马云章、卫聚贤、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任子、李祥麟等的陪同下，或骑马或乘大轱辘车，游历了敦煌的名胜古迹。在游历古郡古城时，先生挥毫写道：“仆仆髯翁说此行，西陲重镇一名城，更为文物千万计，草圣家山石窟经。”
登临鸣沙山，俯眺月牙泉时，先生又留下了《骑登鸣沙山》诗句：“立马沙山上，高吟天马歌。英雄不复出，天马更任何？”和“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复似当年；月牙泉上今宵月，独为愁人分外圆。”
10月5日，正是农历中秋 节，于历史 人物地先生来到莫高窟，面对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气势磅礴的洞窟、连绵不绝的精湛壁画震撼惊叹，挥毫在中寺门牌上题写下“莫高窟”三个大字。
早已来敦煌的张大千正好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于右任先生当晚遂在张大千临时住邀众把酒，赏月吟诗，共度佳节。参加者有陕、甘、青监察使高一涵和七区专员曹启文、敦煌县长章朗轩以及马云章、卫聚贤、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任子宜、李祥麟等。席间，于右任先生兴致勃发，欣然命笔、挥毫写道：“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张大千先生还特意向于右任先生展示了晋代书法 家、敦煌人索靖的真迹《月仪贴》残片，以及在莫高窟新发现的唐代将军张君义的断手一只。这只手如同干枯的木乃伊，筋骨历历可数，并裹以墨迹告身（委任官职的文凭），历表其战功卓著而不得封赏的怨情。另外还有元某公主坐化洞以身殉国，遗骸被沙俄官兵毁坏后仅存的一只穿白绫短袜的天足古骨。[3]
漠然视之
敦煌文物数次被外国人盗窃骗取，有些惨遭破坏的情景时，先生无不悲愤痛惜，又写道：“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谈到政府和有关方面对敦煌莫高窟漠然视之，不闻不问，洞窟年久失修，濒临毁灭危急，大批艺术珍品不能妥善保护，而流散损坏时，于右任先生深感自己作为政府官员，其责任重大。在他所作的《敦煌记事诗》八首中，便表达了这种急切重视敦煌艺术宝窟和保护研究的心情。
在敦煌巡视数天后，于右任又兴致勃勃奔赴安西榆林窟游览。因路途坎坷，先生年过花甲，随从劝阻他不易再长途跋涉，但先生被榆林窟壁画艺术和文物所吸引，不顾路途遥远艰险，乘坐大轱辘车前往。
万佛峡河水清澈，两岸榆柳成片，郁郁葱葱。由此，河叫榆林河，窟称榆林窟。洞窟开凿在两岸的峭壁上，呈上下两层排列，共42个，其中东岸31个，西岸11个。先生视察了洞窟壁画艺术和彩塑，面对幽静的沟谷，湍急的水流，写下了《万佛峡纪行诗》四首：
（一）
激水狂风互工声，高岩入夜信分明；
三危山下榆林窟，写我高车访画行。
（二）
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复几层；
不解高僧何事去？独留道士守残灯。
（三）
层层佛画多完好，种种遗闻不忍听；
五步内亡两道士，十年前毁一楼经。
（四）
红柳萧疏映夕阳，梧桐秋老叶儿黄；
水增丽色如图画，山比髯翁似老苍。[4]
心愿实现
东归途中，先生登临嘉峪关，面对黑山碧水，大漠长河；颓垣残墙，碧空鸿雁，欣然赋得《嘉峪关前长城尽出远望》，诗云：“天下雄关雪渐深，烽台曾见雁来频。边墙尽处掀髯望，山似英雄水美人！”
1941年12月11日，于佑任先生完成西北考察，返抵重庆后，即将建议书送达国民党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该建议案以《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为文章名，刊发于1942年2月15日出版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4期。全文如下：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之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毁，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
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此文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敦煌艺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关心。
当时经过议论交教育部负责筹办，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在对日作战，财政支出困难，答复须待次年成立。1943年，教育部将于右任先生原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名称，改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聘定陕甘宁临察使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员，开始了筹备组建工作。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于右任先生保护敦煌艺术和促进敦煌学研究的心愿得以实现。
1949年，于右任先生去台湾。晚年虽然身居台湾，却心牵大陆，曾表示：“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的故乡是中国大陆。”并赋诗表达自己望乡怀祖、爱国忧民的深切情思！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3]
敦煌宝库
1943年2月20日，画家常书鸿率领6人一行离开兰州前往敦煌。1942年秋，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国民党文化官员梁思成等人与常书鸿谈起该研究所的筹委会副主任一职拟由他担任之事，他欣然接受，并只身飞往西北高原的兰州城。他在兰州组成了一个6人的工作班子，开始了敦煌之行。
常书鸿一行需要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艰苦路程，才能到达敦煌莫高窟。在经费有限，人员不足，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与随行人员将要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