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近代伦理思想
简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仁人志士为使中国挣脱封建主义束缚，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摆脱国弱民穷的落后状况,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即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见中国近代哲学)。这一斗争表现在社会道德领域,就是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伦理思想的斗争。在这时期，西方传入的达尔文进化论(见达尔文主义)与自然人性论，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批判传统封建道德理论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随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逐渐看到中国封建道德的根源不在于什么人心“不洁”，而在于中国社会的封建经济和专制制度。因此，要根本打碎封建道德的枷锁，就必须进行革命，彻底推翻旧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遗产，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共产主义道德理论体系。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各种伦理思想的输入，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道德受到巨大的冲击。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改革派揭露了封建“末世”的道德危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见天理与人欲）的封建道德理论，主张向西方学习，初步提出了摆脱封建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的要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等，把西方基督教所谓的平等思想，同中国农民的朴素的平均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提出了以平等、平均为中心的政治、伦理思想。他们同龚自珍、魏源等人一起，为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产生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用“新学”批判“旧学”,把西方的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成分，特别是明清时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某些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以“进化论”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他们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对封建旧道德进行尖锐的批判,提出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康有为、谭嗣同指出,封建纲常名教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神圣准则,它“创于强者”,是强者“自便而凌弱者”的工具，是封建君主为了“箝制天下”而制造的“箝制之器”。他们根据“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论,批判了宋明理学的“性善情恶”的封建道德理论。康有为认为道德不过是“为人谋去苦求乐之具”，能够满足人们“去苦求乐”要求的便是善，否则就是恶。梁启超则提出“自私”“利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道德就是产生于人的“利己之心”。②依据西方传入的“天赋人权论”，提出用资产阶级新道德取代封建旧道德的要求，论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康有为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博爱哲学”；谭嗣同认为，平等是普遍的自然法则，必然以此作为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础；严复认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③提出了“自立”、“自强”的人生观和“大同之世”的社会道德理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们这些伦理思想，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形成。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们由于时代的局限，没能同封建主义决裂,其伦理思想新旧杂陈,包含着不少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成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中不少人的保守思想进一步发展，以致鼓吹“尊孔读经”，主张建立“孔教。 
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也得到了发展。革命派先后提出了“道德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更加深入广泛地批判了封建旧道德。他们明确举起了“排孔”的旗帜,认为封建道德乃是“伪道德”,惟有自由、平等、博爱才是 “根于心理”的 “真道德”。他们还提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移风易俗等问题。章太炎把反对保皇派的斗争同批判儒家伦理思想结合起来，指出它是封建统治者的“南面之术，愚民之计”。他提出了“无道德不能革命”的论断，强调革命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任天下之重”。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运用于道德问题的考察，反对封建的“君臣之义”和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强权道德，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类的“互助”本性，其作用在于使人类“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消除竞争，扩大互助，以促进社会的进化。他试图改造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赋予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规范以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 
辛亥革命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为振兴中华,继续寻找救国的真理。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新伦理。吴虞、胡适、鲁迅等人，也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对封建旧道德进行了集中而猛烈的批判。他们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主平等；反对封建奴性，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精神压制，提倡思想自由；揭露封建伦理思想反功利的虚伪性，提倡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从而，在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思想领域中，掀起了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即便是陈独秀，在当时也还把政治腐败的根源归结为封建道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伦理思想上，李大钊首先用唯物史观考察道德问题。他指出，道德属于社会的“表面构造”，它是由社会的基础“经济构造”决定的，认为封建道德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即封建的农业经济组织，它必将为“劳工神圣”的新道德、新伦理所取代。这是一个改造经济组织和人类精神，用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发动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的过程。他还指出，革命者应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过去，解喻人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李大钊的部分论述尽管还不够准确、精当，但他的伦理思想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遭到子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对。1919年，胡适首先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以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所谓“淑世主义人生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和主义》等文章中，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才能成功。1923年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同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玄学派”公开否认科学能够解决人生问题，宣扬“自由意志论”。“科学派”的丁文江以E.马赫的“感觉复合论”否认客观的因果律，认为人生问题，亦即所谓与科学不同的玄学，都是感觉的产物。吴稚晖则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提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对于这场论战中所反映出来的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进行了批判。陈独秀指出，论战的双方都是反科学的，只有唯物史观才能对人生观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瞿秋白批驳了意志绝对自由的荒唐神话，阐明了自由是以对事物必然规律的认识为前提的，论证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才是真正科学的先进的人生观。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为维护其统治，蒋介石集团极力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要用“规规矩矩”、“合乎国家纪律”的“新义”来理解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规范。他们还把陆王心学（见陆王学派）等封建伦理思想同西方H.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拼凑在一起，建立起“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提出了所谓“尽性致诚”、“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把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同中国腐朽的封建伦理思想糅杂在一起，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伦理学说。张东荪公开宣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他从新康德主义出发,提出了所谓“综合道德论”。他认为“道德固非经济所产生”，而且“道德亦制定经济”，并把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忠、孝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准则。梁漱溟则把封建道德说成是人先天固有的“理性”的表现,是普遍的、全人类都适用的道德。他认为, 要维护封建的“伦理本位”社会, 实现“天下太平”，人们就应当“忠孝和睦”、“父慈子孝”、“安分守己”、“知足常乐”、“调和妥协”、“永不造反”。冯友兰在当时则将其伦理思想包容于他的“新理学”体系中，认为人们依照社会之“理”而行动就是道德的，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他这种永恒的道德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他还提出人生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宣扬人们要“超生死、超成败、超贵贱、超顺逆”，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尽伦尽职”，安分守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所写的许多著作，对道德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动机与效果、人性论、功利主义等许多重大的伦理学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见毛泽东伦理思想)。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等，围绕着共产主义道德修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深刻而扼要的论述。 　　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胡绳等和中国进步的思想界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他们还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共产主义道德理论问题作了阐发。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首先把矛头对着封建道德和宋明理学，猛烈地抨击封建纲常，反对忠、孝、节、义，提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这些批判和宣传，动摇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礼教,对中国人民的觉醒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既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妥协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伦理思想上的不彻底性，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不能有分析地吸收，没能建立起自己统一的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同时与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理论不仅没有真正划清界限，甚至到后来与之合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真正实现了中国伦理思想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