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尔绍夫兄弟
内容概要
  《叶尔绍夫兄弟》1982年中文版封面[1]老话剧演员古良也夫和画家卡扎柯夫在滨海某市邂逅相遇。卡扎柯夫是随他的妻子、工程师卡扎柯娃来到这个城市的。卡扎柯娃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安安稳稳地工作了6年后自愿来到这个城市的一家大型冶金厂，担任了高炉车间的工长。在这里，她结识了叶尔绍夫兄弟一家。叶尔绍夫家的长兄普拉东是高炉车间的总工长，有着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他在厂长契比索夫的支持下，否定了技术学校工程师克鲁季里契提出的“集中检修制度”的建议，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让车间自己检修机器。克鲁季里契来到市委会，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控告工厂压制他的合理化建议。从部里精简下放到冶金厂的阿尔连采夫也来到市委会告状。他自认为有学历，又有丰富的领导经验，是个冶金专家，起码可以当个车间主任。可厂长却让他到工段上担任工程师。当戈尔已乔夫告诉他赞成厂长的做法时，他威胁市委书记：“要是以后上级有人来麻烦某些本地同志，您可不要怪罪我。”
一个星期天，阿尔连采夫租了一条船，组织了一次游览。他请大家吃烤羊肉，要大家“为友谊干杯”。他的举动得到了不少人的好感。阿尔连采夫来到克鲁季里契那又脏又臭的小茅屋。克鲁季里契骂不绝口，倾泄着他的不满。他说他有16个发明，但一个也没能用到生产上去，要是在国外，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阿尔连采夫鼓动克鲁季里契为得到10万卢布的发明奖金去斗争一番，把总工长普拉东、厂长契比索夫、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这些“障碍”除掉，向“官僚主义势力发动进攻”。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沃罗别内回到了工厂，阿尔连采夫要他不能保持“沉默”，不应该“服服贴贴地妥协”，而应该“干下去”。高炉车间的三号高炉发生了事故，普拉东的侄子安德烈因抢险而被烧伤。阿尔连采夫指责这次事故是“外行干内行事的后果”。普拉东遭到非议。
这一年12月里一个阴暗的日子，省报上刊出了一篇文章，诋毁厂长契比索夫是“官僚主义者”，“压制有价值的建议”，“扼杀先进事物”。吹捧克鲁季里契是“天才发明家”，阿尔连采夫“目光远大”，“知识异常渊博”。这篇措词尖锐的文章是阿尔连采夫捐使一个青年记者写的。在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时候，部里下达了解除普拉东总工长职务和任命阿尔连采夫担任副总工程师的命令。普拉东被迫退休。沃罗别内接替了总工长的职务，克鲁季里契也当上了厂技术革新研究室的副主任。阿尔连采夫以庆祝乔迁之喜为名，邀请沃罗别内及剧院导演托马舒克等人在克鲁季里契的新居里举行了酒宴。他们大口喝酒，大声喧闹，声称“要把官僚主义、贵族老爷以及骑在我们头上的一切人的眼睛给啄出来”。
卡扎柯娃来到冶金厂后，感到在她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疲乏，但同时也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她工作勤奋，能吃苦，又肯动脑筋，为改进高炉车间的工作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为解决称量车里温度太高的问题，她向厂长提出在称量车里装置电气冷却设备，受到厂长重视。阿尔连采夫又一次来到克鲁季里契的家。他拿出了一份伪造的报告副本，内容是克鲁季里契向厂长报告说有可能解决称量车降温的难题。报告的日期是在卡扎柯娃向厂长提建议之前。在阿尔连采夫软硬兼施之下，克鲁季里契听命于他，用褪了色的书写纸伪造了报告的底稿。阿尔连采夫还利用他和厂长女秘书的暧昧关系，让她写了一张她曾经代表厂长收到过克鲁季里契报告的假收据。阿尔连采夫拿着这些假文件向厂党委书记告状，说厂长压制建议、丢失文件、严重失职，卡扎柯娃是个剽窃者。正当受到流言蜚语诬陷的卡扎柯娃感到异常痛苦的时候，她的好友季米特里在信中告诉她：“那些诽谤您的话谁也不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造谣。”季米特里的信给了卡扎柯娃莫大的安慰。
季米特里是普拉东的四弟、冶金厂的轧钢技师。他经常在下班的路上等候卡扎柯娃，并伴送她回家。他们志同道合，彼此间产生了好感。季米特里的脸上有一条伤疤，那是在卫国战争初期，他因抗击德国鬼子的暴行而被敌人用刺刀砍伤后留下的。他还被敌人埋在地沟里长达十几个小时，但仍然活着。季米特里十分渴望看到共产主义，他为自己是属于具有这种理想的人而骄傲。他脚踏实地进行创造性劳动，获得了全国劳动竞赛第二名，并在全国轧纲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开过讲座。普拉东的三弟雅柯夫曾在平炉车间当过工人，卫国战争期间受过伤，身上一直留有敌人的子弹。
卫国战争结束后雅柯夫当上了剧院经理。他和老演员古良也夫一起，与剧院导演托马舒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支持年轻的剧作家创作了以叶尔绍夫兄弟的父亲——在战争期间与法西斯作斗争而英勇牺牲的老叶尔绍夫为原型的话剧《奥库涅夫一家》。在充满疑惑的日子里，季米特里来到市委会，向戈尔巴乔大反映了厂里的混乱情况和剧院里的斗争，对一些反常的社会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十月革命节的晚上，《奥库涅夫一家》在剧院演出，全剧结束时，场内的欢呼声如春雷轰鸣。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觉醒了的厂长秘书揭露了阿尔连采夫搞的阴谋诡计，阿尔连采夫被开除出党，沃罗别内彼解除职务，克鲁季里契离开了工厂，溜之大吉。总工长普拉东回到了离别一年的工厂，季米特里当选为厂党委委员。[2]
作品赏析
《叶尔绍夫兄弟》反映的是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后的斗争。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批判了个人迷信，开始了科技时代。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怀疑党和工人阶级领导，否定革命成果的倾向。在这社会生活动荡、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历史时期，柯切托夫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产生了创作《叶尔绍夫兄弟》的构想。他说：“我想描写这股狂热病在一定环境中的种种表现，想表明我们社会的坚强机体是能够抵抗任何疾病的。”作品通过叶尔绍夫一家的生活，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反映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辛勤劳动和为捍卫马列主义所进行的坚决斗争。
小说以叶尔绍夫一家为中心，以冶金厂内的斗争和剧院内的斗争为线索，将矛盾的激烈冲突逐步展现在人们面前。整部作品结构紧密、情节动人、叙述生动，充满了生活气息。
叶尔绍夫是世袭的钢铁工人之家。父亲老叶尔绍夫在卫国战争初期与敌人作斗争时英勇牺牲在高炉旁。大哥普拉东在冶金厂干了大半辈子，对高炉有着深厚的感情，死也要“倒在炉子旁边”。对他来说，什么也比不上工作更为重要，炼铁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当他被解除总工长的职务，被迫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感到整天在一群老人孩子中间“真丢人”。他认为不能闲在家里吃养老金，打算到技术学校去传授炼铁技术，还向市委书记要求工作。表现了一个老工人不甘寂寞、视工作为生命的高尚品德。
季米特里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现代知识工人的典型，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季米特里信仰坚定，早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誓言：“要等到世界共产主义建成的时候，你们才能埋葬我。”他意志坚强，如同钢铁，脸上那块伤疤便是他铁打性格的标记。敌人把他埋在地沟里长达十几个小时，但他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虽然满身伤痕，但仍在为理想而忘我工作，获得全国劳动竞赛第二名。他不仅是轧钢好手，而且兴趣广泛，爱好文学，并且在自学英语。他爱憎分明，充满斗争精神。当普拉东被迫退休后，他说：“你得去据理力争，争取你的劳动权利。”对于工厂里的混乱情况、剧院中有人攻击党、大学生中间存在着的糊涂观念等问题，他向市委书记表示：“不能再忍耐，不能沉默，应该斗争。”季米特里头脑冷静，善于分析周围发生的事件。当卡扎柯娃遭到诽谤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正在进行斗争。”在厂党委会上，季米特里对这场斗争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过去的一年对于我们的党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对于世界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样。我们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剧院里也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雅柯夫和古良也夫不满于现在“尽演些没热情的软骨头”，支持年轻的剧作家创作了《奥库涅夫一家》。而导演托马舒克等则叫嚷：“现在需要尖锐的批评，需要揭露，不需要粉饰现实的作品。要么就写离婚，写老夫少妻也行。”他们想上演《被遗弃的妻子》向苏共二十大献礼。这场反映文艺界的斗争以《奥库涅夫一家》的成功演出而告结束。
叶尔绍夫家的第三代安德烈继承了老一代的光荣传统，有理想，有报负，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在高炉发生事故的危急关头，他冒着火焰冲上去抢险，被火烧伤。作品中的卡扎柯娃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她不留恋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主动来到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城市工作。虽然她的身材只有一米五，可整天像男子汉一样奋战在灼热的高炉旁。她信念坚定，认为“没有远大的理想是不能生活的”。由于小说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鲜明地表现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及作品中充满了政论性的特点，因而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文艺界的普遍重视，并展开了一场争论。[2]
作者简介
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柯切托夫（1912—1973），前苏联作家，出生于农民家庭，在诺夫戈罗德度过自己的童年和早期的学生时代，后到列宁格勒读完中学。从事过多种体力劳动，在造船厂和列宁格勒船坞当过造船工人。1931年毕业于农业技术学校，成了农技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工作过几年，当过列宁格勒附近一个农业实验站的研究员。1934年开始创作，卫国战争时期任战地记者。战争的第一年，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极端艰难的日子里，他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热情歌颂列宁格勒保卫者英雄业绩的中篇小说《在涅瓦平原上》（1946）。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市郊》（1947）描与战区人民的生活。194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战后，柯切托夫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作品甚多，大多是描写他所熟悉的劳动和劳动者。有中篇小说《太阳照耀着谁》（1949年作，1961年改名为《麦鲍罗多夫教授》）、《涅瓦河》和长篇小说《在祖国的天空下》（1950年作，1961年改名为《农艺师同志》），反映了战后的农村生活；短篇小说集《性格的特征》（1949）、《十字街头的住宅》（1951）等。1952年发表代表作《茹尔宾一家》。另有《青春常在》（1954）、《叶尔绍夫兄弟》（1958）、《州委书记》（1961）、《战时札记》（1964）、长篇小说《落角》（1967）、《你到底要什么》（1969）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