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字狱
概述
⒈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⒉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⒊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甚，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北宋时期
《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前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执政者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 魏太武帝 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文字狱图片锦集(10张)
金朝时
翰林学士张钧是金朝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金史·熙宗本纪》：‘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上寝，烧帏幔，帝趋别殿避之。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扬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命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谤，上怒，杀（张）钧。’《金史·佞幸列传》：‘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帏幔。帝徙别殿避之，欲下诏罪己。翰林学士张钧视草。（张）钧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卫士拽（张）钧下殿，榜之数百，不死。以手剑剺其口而醢之。赐肄通天犀带。’
元朝时
公元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身为高僧的宋恭帝赵㬎(读音xiǎn)怀念宋朝，写了以下的诗句：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元朝皇帝看过此诗后，认为赵㬎是在“讽动江南人心”，下诏赐死赵㬎于河西。
明朝时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明太祖朱元璋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十分讨厌“贼”“寇”等字眼，又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对“光”  朱元璋“秃”“僧”这些字都非常讨厌。有一次，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书上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赞美朱元璋。朱元璋却牵强附会，硬认为“光”是指光头，“生”就是“僧”，是在骂他当过和尚，“则”与贼近音，意在骂他是贼，竟下令把徐一夔杀了。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节及册立东宫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些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朱元璋毫不犹豫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为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在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等等.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勉强的评价与争议朝鲜国王中宗李怿曾评价朱棣大兴文字狱说：“成祖以一言之失，诛戮大臣，略不假借，甚为不可。”
清朝时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顺治朝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康熙朝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南山集》案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徐转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雍正朝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据说还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清乾隆时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  乾隆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王锡侯《字贯》案
清乾年间（1763-1795），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有个举人叫王锡侯，自幼聪明过人，年轻时，为追求功名，曾将自己锁在王氏祠堂的一间小房里，日夜攻读。一天三餐茶饭，都由家人从地槛下的洞千里送进去。他学问渊博，懂训诂，善诗文，会观天，通气象，一生写下了十多部书。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热风、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廷。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认为是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其实王锡候是告诉读者对君王或尊长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来，也就是如何避讳以防犯上，而作一说明的。结果在《字贯》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记避讳。当他一发现，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开列庙讳御名。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乾隆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清朝。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连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乾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 “文字狱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 字狱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 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 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 行”的“言论检查”制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陆时化的一部书画理论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因为该文中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仅仅是因为文中的谱主袁可立（号节寰）为明末军事抗清斗争的主战派将领，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时与袁崇焕的“议和”形成过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清朝统治者所最忌讳的，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清朝文字狱的疯狂程度可见一斑。2002年4月，《续修四库全书》得收录《吴越所见书画录》而使《节寰袁公行状》一文渐为世人所知。
“古稀罪”案：又有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会一是道学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判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乾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清廷连镇压起义也来不及，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广西抄获回民经卷书籍，“语多悖逆荒唐”，照往例会严厉追查，治以重罪。但这时甘肃的回民起义刚刚镇压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细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乾隆帝说“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若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显然，象这类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件山积，株连甚众，“将不胜其扰”。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其淫威，对文字犯罪，也不得不从宽处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清代文字狱兴起原因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
①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
③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历史后果；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
三朝比较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 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 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清康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 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 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 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 ，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不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为清朝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 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 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 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 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 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 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 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 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 ，“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 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 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 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乾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 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 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 ，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 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乾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 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 力为整饬”。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 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书籍销毁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所“汉化”深者：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结果
造成社会恐慌，摧残人才。许多人才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