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秦士文
个人简介
秦士文(1569～1628)字彬予，明天启年间兵部尚书，军事家，山东省蒙阴县常路镇人。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1628年（崇祯元年）卒。[1]
他父亲名希夏，是一位民间良医 ，后升任御医，授郎官。祖父名洪，是一位慈善家。嘉靖年间，蒙阴县大饥，秦洪出粟万石，以救饥民，活万余人。
有一粮差，不小心丢失了百余金，急欲自尽，秦洪拾金不昧，马上将金子归还失主。他还把人们欠他的账单，全部当众烧掉，不叫欠户偿还。秦士文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他从青年时代就关心群众疾苦。
1590年（万历十八年）应青州府试选拔贡，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参加北京顺天府乡试中举人，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参加北京会试中进士。初任宝坻县令，再任密云县令，又任山西长治县令。在这三个县内，秦士文勤于政事，深受百姓爱戴。因政绩卓著，于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升礼部主事，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升任陕西洮岷兵备，布政司参政，按察司佥事。在任职期间，“祗靖边陲，督治雄要”，“兴茶马之利，革互市之弊”，“绥靖边民，声振河隍”。[1]
1625年（天启六年），因北京宣化边事告急，秦士文被授以观察衔晋升佥都御史，怀来兵备。当时边镇“军需虚，马驼疲，将心冷”。秦士文“宣恩威以励士气，宽法网以怀将心，核屯盐以佐军需，清赋偿以结属僚，除奸贪以杜漏厄，明侦探以时备御”，号令严明，将士齐心，所向披靡，在龙门与匈奴一战，军威大振。匈奴避兵漠北，不敢再进犯边疆。秦士文以赫赫军功，得绶白金彩绮，晋升兵部尚书，协理戎政，授阶资政大夫。[1]
1626年 （天启七年），秦士文因久历疆场致疾乞归，1628年（崇祯元年）5月病故，“正襟危坐而逝”。据《蒙阴清志》载，秦士文因秉性刚直，得罪了宦党魏忠贤，遭其诬陷，愤然乞归，因报国之志未酬，郁郁成疾而逝。秦士文为明末军事家，因朝廷腐败未能尽显才华。其出身进士，戎马倥偬之余，必秉烛著文，一生著有《抚宣奏议》九卷，诗、文各一卷。
秦士文与东蒙秦氏
东蒙秦氏家族，明中晚期医学世家，馆阁世家。三代官宦，除秦士文父子外，弟秦士祯，万历进士，历任信阳、高邮知州；四子秦珝，顺治年间授任太谷县令，后升应州知州。县城曾建有“兄弟进士坊”。秦氏祖林位于常路北楼村河东，自北至南依次为秦希夏、秦士祯、秦士文墓。明末进士赵玉成所撰秦士文墓志铭载《秦氏族谱》，今存墓志铭刻石。
为官清正
三任繁邑，为黎民鞠躬尽瘁
秦士文举进士后，隶事白云府。万历三十四年(1606)授顺天府通州宝坻知县。宝坻取《诗经》中“如坻如京”之意命名，是一个汉、回、满、壮、蒙古等少数民族聚集区，民风淳朴，渔盐丰盈。秦士文上任后，“清徭粮、革火耗、核屯田、理狱讼、辟书院、倡教化”社会风气蔚然一新。宝坻银鱼是朝廷贡品，内使常来强征扰民，渔民苦不堪言。秦士文出面议定贡额，由地方如数贡送，请罢内使，民众无不称颂。宝坻与三河、香河两县（今河北境内）湿地相临，每年为泄洪常常引发械斗，多次酿成大案。秦士文倡议三县共同出资筑高台、植树木进行治理，并以法弹压，多年争斗遂绝。时宦官高淮(宝坻县大口屯人)奉旨抽税山海关，私养家丁打手千人，仗势骚扰府县，劫持民财，走私货物，百姓恨之入骨。凡横行乡里、霸人田产者，秦士文均予以拘捕治罪，并多次奏请顺天府巡抚刘白梧、蓟辽总督蹇达弹劾高淮。高淮伏法后，秦士文名声大著。[1]
万历三十五年冬（1607），秦士文因治县有方，调任顺天府昌平州密云知县。密云县素有“燕国天府”之称，渔阳（今蓟县，原属密云）又居边塞，为佐辅要地，因而密云承担着实民政、佐军机的双重责任，历来非精干官员不能胜任。秦士文到任后，“劝农桑、清积案、明教化、弥盗奸、兴教育、革陋习，以民政佐军机，政绩卓然”，使全县上下政通人和。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鞑靼台吉诸部侵犯边境。鞑靼是退据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权及其治下的蒙古族部落，骁勇善战，然当时边防废弛，粮草空虚，兵甲不足，直到鞑靼进犯到“京都门户”古北口（今北京东北边界），朝廷还在为粮草、兵械不足迟迟无法出兵。时总督蹇达求助秦士文，秦士文当即以商贾为质，购军械、筹军粮，一天一夜筹足出征物资，保证了明军及时出征击退鞑靼。万历三十七年（1609），总督蹇达应西路副将之请，修筑长城墙子岭一带内女人墙。秦士文亲临考察，发现筑墙名为御敌，实为述职考绩邀功之需，且要损坏多处民间田居。秦士文即向总督提出修城十弊，坚决抵制了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受到百姓拥戴。[1]
万历三十七年(1609)，秦士文任职满三年，考绩优等，授文林郎。同年十二月，母病逝，遂赶赴山东蒙阴老家丁忧。
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秦士文任满后，补山西省潞安府长治知县。长治县位于上党腹地，雄琚太行之脊，山川雄胜，物阜民殷。素有“宗藩大国”、“山西巨郡”之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县名即取“长治久安”之意。秦士文到任后，清理民政狱讼、确定绸贡数额，罢免内使骚扰，使长治面貌迅速改观，邑人争相称颂。
万历四十一年（1613），秦士文按惯例进京参加逢辰、戌、丑、未岁朝觐（时为癸丑年）。因铨叙优秀，晋礼部祠祭司主事。祠祭司主管祀典、天文、国恤、庙讳之事。次年，受礼部尚书何昆柱之命，主持万历三十八年以来名臣封谥。秦士文“持衡清议、不附权贵、考证详实”，共有四十四名贤能之臣获美谥。他对求情者一律严拒:“易名之典，荣辱千秋，必此人不亏其典，予不敢因情市恩”。其清廉公正赢得当时朝野钦服。[1]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秦士文将秦希夏从老家蒙阴迎养京城官邸。时已中举的秦士祯同行，一家四代，欢聚一堂，尽享天伦之乐。是年恰逢秦希夏七十大寿，诞辰之日，京地官员慕秦希夏之名和与秦士文之谊，纷纷前往祝贺。后任礼部尚书的盛以弘、王思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贺逢圣，翰林院右替善、礼部右侍郎骆从宇、丘士毅、彭凌霄；后任工部尚书、太子少傅的薛凤翔；后任礼部尚书的林学曾、谢启光，南京礼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倪思辉；后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的熊文灿，兵部侍郎魏应嘉、张宗衡；后任吏部待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儒炳；后任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杨守勤；阳武侯、太子太师薛濂；东宁伯焦梦熊等71位官员亲笔书丹为秦希夏祝寿，盛况空前。秦士文为感谢同仁厚爱，将所题诗文真迹分两卷装裱，定名为《秦太翁寿章》，并亲笔于前题撰《乞言小契》《乞言续契》《左书》和《目录》，嘱后人作为“传家之宝，世代珍藏”，成为研究明史及明代书法作品的珍贵资料。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秦士文晋礼部祠祭司员外郎。因其喜爱阴阳之学、通晓历法，奉命监制《大统历》，使历法为之一新。万历四十七年（1619），晋礼部主客司郎中。主客司主管外国朝员接待、赏赐事宜。秦士文针对当时司内纪律松弛、疏请不报、外国使臣近千人滞留国内不返以刺探国情等情况，奏请一一调处，顿时司内秩序井然，被誉为礼部不可多得之干才。 [1]
入主兵部患病三疏乞归 
公报私仇遭巫陷遗恨终生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 
八月二十四日，崇祯帝继位。崇祯继位后，即着手清除长期把持朝政的魏忠贤。九月，杨所修首先弹劾魏党。同月，秦士文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奉召回兵部理事，同时晋杨所修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崇祯长编》）。
十一月，魏忠贤在贬凤阳途中自缢身亡，清理魏党行动全面展开。同月，秦士文晋兵部左侍郎。同时奉旨的有袁崇焕、贾继春、李若桂、费兆元、张归枢等分任各部左右侍郎和都察院右佥事（《崇祯长编》）。
十二月，秦士文以兵部左侍郎署掌京营戎政。同时奉旨的还有张圣方、李师元、周昌晋分任文选司、考功司和都察院职务（《崇祯长编》）。
崇祯元年（1628）二月，秦士文晋兵部尚书、署掌京营戎政。同时任用张翼明、李养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长编》）。[1]
当时的朝廷情况十分特殊，可以说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党人物。而秦士文虽为兵部尚书，却不是魏忠贤扶持的，而是由崇祯帝把他从边塞召回京，从一个兵部右侍郎身份的巡抚，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一步步委以要职，不仅交给他了军权，还交给他了京城的卫戍权，可见崇祯帝对他的信任程度非同一般。然而，一些典籍凭推论以讹传讹。如《中国人名大辞典》称：“秦士文，万历进士，累迁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号令严明，边人折服，以功加兵部右侍郎。于宣府建魏忠贤生祠，俄进兵部尚书”。其实，秦士文晋兵部尚书等要职都是崇祯的提携，与早已死去的魏忠贤毫无关系。 [1] 
崇祯元年（1628）二月，京城清魏党进入高潮。户科给事中阎升首先弹劾李蕃、李精白为魏忠贤建生祠。户部尚书郭允厚、兵部尚书秦士文等受到牵连。 。
秦士文为何受到连累呢？天启七年春，宣大总督张晓决定上疏请为魏忠贤在宣府建生祠，并请皇帝申请祠额，天启帝题祠名“隆勋”，并批准建祠。上疏时虽以总督名义，但身为宣府巡抚的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张素养同时署了名（《先拔志始》）。秦士文虽非主要责任，但他当时职务仅次于张晓，因此也就难免其咎。
时年60岁的秦士文，长期奔波在抗击鞑靼、瓦剌一线，连绵不断的战事使他须发尽白、体弱多病。他借机向崇祯帝提出回老家养病的请求。不知是崇帝对他各外宠爱，还是考虑到他的职务特殊，竟在这个关口批准“赐归调理，病痊起用”。[1]
二月底，秦士文回到蒙阴老家闲居。
三月，朝廷因功荫秦士文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可见崇祯对他受牵连之事没有深究的意思。然而让秦士文意想不到的是，更大的危机就要到来了。 
四月，乔若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河北临城人,时任礼部主事），见有机可乘，上疏弹劾秦士文在宣府迎导魏忠贤画像，口称“上公公万福”，并行五拜三叩之礼。随之二次上疏，弹劾秦士文追随内阁首辅魏广微，指使其党徒陈九畴（弘治十五年进士，菏泽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讷（佥都御史）、智铤（监察御史）排除异己（《明史》）。并由宣府兵备道张宗衡作证，要求部院议处。
当时正值清除魏党的风口浪尖，秦士文虽不在职，但仍任崇祯朝军、警最高长官，虽明代作为中国最民主的一个朝代，任何人都随时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皇帝、指责朝廷、弹劾高官，但特定的时间和秦士文所处的特殊位置都决定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
秦士文是否涉附魏案，史学界一直颇有争议。其一，魏忠贤真正掌握朝柄在泰昌元年至天启七年上半年，这7年多时间中，秦士文三年在蒙阴老家为父丁忧，三年在偏远的陕甘边塞巡防，两年在晋冀边塞忙于战事，不可能攀附上红极一时的内阁首辅魏广微，更不可能攀上魏忠贤。其二,陈九畴先任甘肃巡抚、后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应为秦士文上级，秦士文晋兵部右侍郎后，一直在万全前线与鞑靼鏊战, 不久崇祯帝继位，指使陈九畴等打击异己之说难以成立。其三，天启七年（1627）三月，总督张晓请建生祠，时秦士文自该年正月至六月一直在上谷、赤城、万全等地主持军务，并取得了三战三捷之战果，史之有载。秦士文一向对宦官干政十分反感，五月钦颁魏忠贤画像至宣府时，恰逢阳和（今山西阳高县西北）战事，秦士文由上谷急赴阳和督战，只有监司、总兵以下人参与迎导。更谈不上迎导和行五拜三叩之礼。其四，以当时情形，即使秦士文真的参与了迎导魏忠贤画像也不值得乔若雯两疏弹劾。因天启年间，魏忠贤独揽朝政，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首建生祠，天启帝准奏，并亲赐名为“善德祠”。“自是上至督抚大吏、下至武夫商贾、争相颂德立祠”，致使“诸方效尤，几遍天下”，一时“奏章无巨细，争相颂忠贤”《明史》。御史刘之待迟转建祠疏文被削籍，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被论死。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建祠已形成一种潮流，即使为了保护自己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中国通史》）。”其五，秦士文抚宣其间，与主政之魏党应无瓜葛。当时巡抚一般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或兵部侍郎衔，而秦士文作为九大重镇之巡抚，仅是右佥都御史衔，如有瓜葛恐不致如此。且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魏广微，吏部尚书崔呈秀，新都御史王绍微编《缙绅便览》《天监录》《东林点将录》分列东林党、魏党名单，均未涉及到秦士文。[1]
椐史料证实，乔若雯弹劾秦士文事出有因，或者说有公报私仇之嫌。天启七年（1627）三月，秦士文抚宣不久，见被称为“边墉屏障”的南山(北京延庆县境内)一带长城坍塌严重，遂筹资对道字十一号至火焰山段一万三千七百丈长城，五十座墩台进行修茸。时乔若雯以中书舍人身份，为户部押送钱粮至上谷（今张家口），秦士文宴请并备土特礼品。时宣府镇出缺，乔若雯受人之托，要求让刚受处分的孙尚智补缺。秦士文一听颇为不快，因骆驼山一战，孙尚智见死不救，致使秦士文损兵折将，受到朝廷非议。秦士文说：“使君之命不敢有违，然罪弁孙尚智骆驼山一战闻警规避，陷兵将于死地，请使君明察！”为此二人闹得不悦。此时兵备道张宗衡（字石村，山东临清人，天启元年进士）入，问道：“使节远道而来，我们备何礼相送？”时秦士文正在气头，冷冷地说：“巡抚本是肥差，但在这穷陋之地，为节支我入宣即罢幕府、减幕僚，这你是知道的。乔公品行高尚，又是内阁官员，我不敢玷污他的清名”。守道张宗衡见此情形，忙笑而退去。秦士文与乔若雯自此结怨。
乔若雯弹劾秦士文时，张宗衡暗中使人伪证，张宗衡与秦士文本是同僚、同乡，秦士文在礼部时与张宗衡就关系甚好，何张宗衡暗中行落井下石之事？这要从他们共事中的误解说起。天启七年五月，赤城之战刚刚结束，将士同乐，然万全右卫官兵到巡抚署鼓噪闹事，原因是饷银有假，秦士文逐级追查，张宗衡私自找秦士文认错，称其好炉火的朋友为之，愿受处罚。秦士文顾及其情面，遂令将劣银暂存旗鼓处，待验明真假后处之。遂命张宗衡暗中以良银易之，平息事端。张宗衡面似感激，却始终耿耿于怀。
同年九月，秦士文奉旨由上谷回兵部理事，按惯例向吏部推荐继任者，张宗衡请求推荐，秦士文知其贪墨刚愎，且有侵占军饷之劣迹，但考虑其确有军事才能、又比较熟悉边情，遂首推张宗衡、次推李养冲。然朝廷确定人选时却以李养冲代之，张宗衡副之。此虽系朝廷决定之事，但张宗衡却认为是秦士文从中作梗，遂成怨恨。事后，张宗衡差两友人携重金入京，一为疏通关节求取晋升，二有报一箭之仇之意。继任李养冲、旧吏张本怀等知情后，急信告秦士文提防小人寻事生非，并建议以贿赂罪将其治罪。秦士文复信称：“治罪系厂卫之责，吾不能以私仇陷人于法”。于是乔张合谋，在当时之大气候下，秦士文有口难辩，屈辱蒙冤。其旧吏及知情者纷纷指责乔若雯：“一双手岂能掩尽千万目，现手书俱存，将来恐不免获红牌说谎之罪”。说来也怪，乔若雯弹劾秦士文不久，竟以对先帝不尊的罪名受到崇祯帝的处分。
此时，已在老家养病的秦士文闻之坦然中又不无遗憾：“吾白首筹边，历四主三十年如一日，常思以躯封疆，报累朝恩遇之隆，虽死我之幸也。然今朝廷以浮言辱吾身，而不得吾志也。”同年五月，回家仅两个多月的秦士文心情抑郁，病情加剧，数日前仍邀挚友清淡国事，二十一日在家中危襟正坐而逝，终年六十岁，葬于蒙阴县常路乡北楼村东方山之阳。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朝廷欲定附逆案，起初负责办理此案的内阁首辅韩广仅以四五十人列案。重祯帝不悦，命再查。又以30余人入案，崇祯还不许，后增加到161名。崇祯仍嫌太少，命将拥载、建祠、称颂魏忠贤者均列逆案，致使党争扩大化。涉逆案官员分八类，涉及当时京城和地方高官计260余人。秦士文因乔若雯弹劾“在宣府迎导魏忠贤画像并行五拜之礼”，被列入附逆案第七类：交结近侍又次等中之第40名（《崇祯朝野记》）受到削职为民处分。因为在封建时代，封疆大吏，特别是手握兵权之人，与内臣交往当属重罪。但这时秦士文已故去十个月之久。
秦士文与魏党究竟有没有关系呢？可以肯定地说，秦士文绝非魏党人物，但作为一名封疆大吏，如果说与魏党毫无关系，在当时也不可能。椐野史记载，在魏忠贤当政时，朝廷一批高官联合给魏忠贤送了一只金杯，并在金杯上刻上赠送者名单，其中就有秦士文的名字，即史说的“馈器镂名”（《先拔志始》）。此外，秦士文在上疏中对魏忠贤有“业赫圣明之世，昭上公之功”的颂美之言，然当时地方大员上疏都由独揽朝政的魏忠贤包办，皇帝只听汇报，借机做个顺水人情似乎可以理解。这事虽不见正史，但相当可信。再就是秦士文任巡抚时，为实现自己的治军主张，对钦差宦官监军葛九思又打又拉，竞使仗权滋事的葛九思完全听命于他，甚至还上疏称颂秦士文敏捷飚飞、法纪严明等等。这说明秦士文为了自己的仕途，对魏党人物既有应酬讨好的一面，但在原则问题上也极善于把握分寸，是一个政治上成熟、手腕强硬、学识渊博、且善于左右逢源的封建官僚。[1]
秦士文涉附逆案后，同僚旧吏纷纷上疏辩解，其亲属亦盼朝廷明察平反。然随着亲魏势力的消亡，东林党全面主政，期盼结束党争的崇祯帝，又陷入了东林党人的全面内讧。志高才疏的崇祯帝面对只尚清谈、无能治国的东林党人，完全乱了方阵。加之内忧外患，任职十七年间先后撤换内阁大学士50人，刑部、兵部尚书31人，杀死、逼死督师、总督、巡抚23人，戮杀官员无数，满朝文臣武将人人自保，崇祯也众叛亲离，当李自成部队陷城时，崇祯上朝议事，文武官员早已鸟兽散，不见一人，只要随身太监于朝恩，陪他一根长绳吊死在煤山。平反自然也就成了美丽的泡沫。
奉直大夫赵玉成（崇祯十年进士，因看透时事，崇祯十六年随平山寺主持出家。法号悟因，品行高洁，道行精深，为时人所重），为秦士文列附逆案不平，亲笔写了上万言的《秦士文墓志铭》(碑文现存蒙阴县常路镇北楼村)，颂扬其军功政绩，并赋诗曰：
维岳效灵，笃生人杰。立朝居官，侃侃大节。
分符剧邑，载却貂珰。秉钺专阃，尽瘁封疆。
桓桓司马，实乃天授。毒中食沙，此心无疚。
事久论定，日星炳悬。母也同归，松楸蔚然。
德厚流光，子孙千亿。崇正斥邪，永失无斁。 
言传身教嘱后人以德立世
克守大义多子孙为国捐躯 
秦士文一生处世淡泊，性尚俭朴，不爱财宝，不蓄玩物，不近声色，终生无姬媵；常居陋室，食不兼味，好着布素衣，子孙事浮华必呵叱之。回乡丁忧及养病期间，不爱在家闲居，好同父老谈农论桑，遇人好谈经术忠义之事，慕诸葛武侯之为人，不满于宋儒以道学误社稷，为文清健，为人慷慨，先世所遗田居多予里人，常以布粟接济乡亲，甚得乡里口碑。
秦士文严以律己，更严格律人。他要求家人“居官者以清白自励，以点染为耻；在学者以读书自励，以奔竞为耻；为布衣者以农桑自励，以入衙为耻。”凡族人要老慈幼、少敬长、生相贺、死相吊、善相劝、过相规、难相恤。一族相与，宜公、宜和、宜让、宜忍。勿夸以财，勿轧以势，勿争名，勿夺利，勿相谑，勿相字。卑幼尊贵遇贫穷之尊长必执弟子之礼，不得挟贵；卑幼至尊长家中不得当客居位，有不平之事，必先告族长调处，不得擅自诉讼。
秦士文任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时亲笔撰写《秦氏宗脉碑序》，告诫后人：“后人观此碑读其文，知吾曹皆同根生，遇之有不起敬、不起爱、庆吊往来、患难扶持者，岂人情乎；有不安农桑，自食其力，奋志不帷、克绍书香，乃甘与下流为伍者，岂人情乎；有把持武断、六博局骗、百端嚣凌为乡里所切齿而侧目自罗三尺者，岂人情乎。如此相规相戒，比屋皆为循良，则族虽稍稍衰落而人情向往，鬼神呵护……”。秦士文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忠恳而情动。
秦士文一生为人正直忠厚，赤心报国，其家人也无不如此。
其妻张氏 (1659—1647)，娴淑儒雅，恤孤周急，深明大义。甲申春，闻明王朝废，哭奠于庭，嘱族人曰：“我家世受国恩，勿为不义。”遂率族人去县东北30里外云云山辟荆而居，里党闻讯而从。大清定后，户部以招抚令下，遂率族人入城。今原居处称司马岩或司马寨。张氏一生好为善事，出资在蒙山仙洞山阴建有“大士阁”。
其弟秦士桢，初授河南信阳知府，后任江苏高邮知府，才华横溢，卒于任。秦士桢与杨涟（字文儒，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湖广应山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东林党重要人物，因弹劾魏忠贤十二大罪状惨死狱中）情趣相投，关系密切，始终保持书信往来（《蒙阴县志》康熙十五版收录杨涟致秦士桢书信多篇）。秦士桢为人正直，其兄逝后，兄弟两家分房居田产，他坚持将财产分为五分，其兄四个儿子各得一份，他和其子秦珽共得一份。配李氏，诰封孺人。子一，秦珽，字佛民，廪生，娶新泰籍进士、密云知县徐光前之三女为妻（《徐光前墓志铭》）。继配徐氏。子二，长子秦之骢，庠生。次子秦之马囧，廪生。
秦士文长子秦琮，字用韬，拔贡，娶通判王尚忠之女。清顺治四年（1647年），流贼丁明吾部率兵攻打蒙阴县城，率众守城失败，与知县崔崶（顺治三年进士，河南长垣人）同时殉难。秦琮二子二女。长子秦之騄，庠生，娶举人郑之韩女。次子秦之驌，庠生，娶庠生李煜之女，顺治四年与父同时殉难。（《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长女许监生刘弼明之子，次女许庠生赵维璋之子。[1]
次子秦玑（1602—1642），字用明，举人，气度庄伟，宏朗雅俊，娶监生王新命之女。崇祯十四年（1642），大灾之年，草根树皮尽为人食。秦玑出家中所藏，放粮赈灾，并焚烧借据，同时煮粥救助外来难民。时土寇峰起，攻打县城，秦玑率众守城，土寇中多有秦玑救助者，知秦玑守城，尽行散去。同年七月，史东明部攻城，自晨至夕，矢石如雨，秦玑冒生死协助官兵坚守，敌攻城不下退去。青州道台张公所称秦玑为“颛臾之长城”。十二月，史东明部李青山、朱连堂部率精锐骑兵攻城，气势浩大，官府让绅士发动百姓守城。时秦玑正准备进京参加半年后举行的癸未会试，其闻讯后毅然弃行：“吾家世受国恩，兵至辄先去之，于义不可。”遂于知县叶爚（字廷子，举人，陕西人）坚守东城，直至力尽同时被执。时秉义不屈，仰天长吁：“吾死城以报君，死宗庙以报亲，吾何悲哉！”时年40岁。事后青州道台扶柩泪涕横流：“此烈节当自题叙，用慰九原，以彰后世。”山西榆林兵备道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督捕司员外郎、提督山西学政张四教，为彰行其为国捐躯大义，亲笔写下《秦用明墓志铭》。秦玑死后葬于今新泰市汶南镇新庄村北，至今，镌刻着“丙子畿魁秦公用明之墓”的高大的墓碑仍存。秦玑一子一女。子秦之骥（字称甫，号方麓、耽野居士），廪生，娶兵马张瑞明之女。女许廪生张凤翔。
三子秦璿，字用敏，拔贡。学纯而正，文雅干练，娶通判张时英之女。清顺治四年（1647），于丁明吾作战中殉难。其妻孙氏宁死不屈同时被害。秦璿一子二女。子秦之骅，庠生，娶知县孔弘颐之女，与父同时殉难。长女许庠生牛显之子，次女许庠生高名芳之子。
四子秦珝（字用肃，号归愚、鸿雪居士），恩贡。气宇高旷，才华横溢，娶序班王尚礼之女。初任山西太原府太谷知县，时因战乱逃亡颇众，丁役混淆，秦珝整治秩序，救助苦劳，流移顿归。时民之徭役，势豪加倍取偿，剜尽穷民骨髓，秦珝刊石禁止，严加惩治，风气大改。太谷士疏日久，遂选拔其优者，亲自讲授，贫者济其财，弱者济其力，人文以盛。太谷时尚奢华，秦珝毁淫祠，倡节俭，惩奸疏，风气一新，乡人感其恩，立碑以记，并作德政诗颂其政德。后晋山西应州知府，颇有政声，著有《鸿雪集》。长子秦之駪，娶知府刘翰明之女.次子秦之马吉庠生，娶贡生孙琰龄之女。三子秦之马周，娶监生张沐之女。
秦士文女嫁庠生管恒之子。
顺治四年（1647），秦氏族人为守卫蒙阴城遭到丁明吾部空前洗劫和杀戮，气数大伤。秦士文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在守卫蒙阴县城中同时殉难。之妻张氏也因悲痛过度于当年十一月二十日去世。
椐秦珝《鸿雪居士序》记载：时族人“数百口半没于兵间，宇舍悉烬……遂接茅东山，因岩以栖，拾橡栗自给。素为膏粱，至是手足胼胝，一裘温蔽，累累如悬鹑”。明、清两次兵乱，秦士文四子中有三子为国捐躯，只有四子在外地为官幸免于难。故此,史有 “秦门多义士”之说（《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四年版）。因而，秦珝《鸿雪集》、秦敦嵃 (字硕亭，号师竹)《缘荷诗草》所收诗作多充满悲感之情，字里行间渗透着族人劫难后的悲凉、艰辛和抗争。 [1]
康熙南巡驻秦宅褒奖忠良
诗书传世古风范源远流长 
明末清初族人遭受旷世之灾后，没有就此萧寂衰落，而是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在优秀家族传统和丰厚文化底蕴的熏陶感召下，在东蒙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自立自强，以人格的力量和家族的实力赢得世人的认可乃至朝廷的敬重。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东蒙秦氏迎来了入清后的第一次殊荣。十月十三日，康熙帝圣驾东巡，途径蒙阴，慕秦氏家族满门忠烈之名，驻跸太学生秦诜（字尔廷，廪生，侯补州同，秦士文曾孙，秦之骥之子）家中（东宅）之清闲阁。时值小雪。待臣奏：“明日小雪”。康熙帝喜其应候，十四日晨刻观蒙顶积雪。其间，皇帝于此围猎，问民疾苦，万民得观天颜，人情喜悦。按惯例，凡驻跸州县，特旨免24年之丁徭，蒙阴得以沾圣泽，秦氏家族声誉日隆（《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四年版）。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东蒙秦氏迎来第二次圣恩。康熙帝南巡二过蒙阴，第二次驻跸秦诜家中（《蒙阴县志》宣统三年版）。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秦氏家族迎来第三次圣宠。康熙帝南巡三过蒙阴，第三次驻跸秦诜家中（《蒙阴县志》宣统三年版）。康熙帝感其忠义, 临行前钦赠御碗十只（现仅存一只），并亲笔御书匾悬于大门之上。一代大帝20年间三次南巡同驻一家，在历史上可为罕见。
秦氏家族在明清两朝倍受皇恩，赤心报国，忠孝继世，诗书传家。有“贵登显要而勋业卓然一世者，有名震甲科文章籍于人口者，有出殉国难以气节而风励百代者，有内修于家敦善行而沾被一乡者”。明清两朝进士、举人，监生、贡生、廪生、庠生等以百人计。今天秦氏族人更是牢记祖训，恪守先辈之风范。虽几经战乱、地震和承传，原住宅等随着城市建设不见痕迹外，但族人仍珍藏着秦希夏七十大寿时京城达官贵人的贺寿诗和秦士文亲笔做序的《秦太翁寿章》原本及秦士文用过的端砚、印章等古物。为使子孙后代了解家族文化，秦氏祖谱也刊载了《诰命》《秦士文墓志铭》《秦用明墓志铭》《杨涟书信》《德政诗》《鸿雪集》等诗文信传的部分内容。可以说，东蒙秦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家族，愿她的后人秉承祖辈优秀文化，在新的时代求新进取，以崭新的业绩上慰古人，下励来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