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代奥·班戴洛
简介
  马代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1480或1485年—1561年），又译马泰（特）奥·班戴洛，简称班戴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小说家。出生贵族家庭。从小接收宗教教育，后又在大学攻读历史、哲学、文学。他当过僧侣和一些城邦君主的文书，家庭教师，对教会和贵族宫廷有着深切的了解。晚年在法国任主教，客死异乡。
班戴洛写过赞美爱情的诗歌，但传世之作是他的214篇故事。这些小说取材于古代或中世纪史实、传说，或当代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民间故事；或写传奇式的悲欢离合，或写离奇的冒险，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的人情世态。这些故事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生平经历
班戴洛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意大利由进步，繁荣走向反动、衰退的时期，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由辉煌的高峰逐渐趋向低落的时期。班戴洛的经历，深深打上了动乱不安的时代的印记。
关于他的生年，文学史家们颇多争议。比较流行妁说法有两种，一说大约1480年出生在意大剩北部一个名叫斯克里维亚新堡的市镇，一说1485年左右诞生。他的父亲是贵族，但贵族之家没有赐予他荣富、安逸的生活。
当他还是一个天真未泯的少年的时候，便进入了米兰的多米尼加派修道院，接受宗教教育，诵书穷经。他的叔父当时是这座修道院的院长。
嗣后，他被送到文化古城帕多瓦，在那里学习大学的哲学、历史课程，研读古希腊语官文学，博学多识。
二十岁那年，班戴洛前往热那亚，进入多米尼加派修道院当僧侣，但他对世俗生活始终怀有强烈的兴趣。
1501年，他的叔父出任多米尼加教派总会长，它得以跟随叔父巡视教务，周游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等城市，对意大利社会作了细致的考察。叔父去世以后，他先后为割据北方的一些城邦的君主，如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曼图瓦的贡扎加服务，担任文书，家庭教师，还曾受委托执行户些外交使命，这使他对教会和贵族宫廷的内情有着深切的了解。
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年队，同占领意大剩北部的法国军队交战，班戴洛于兵荒马乱中逃离曼图瓦，避居米兰。
1526年，查理五世的大军攻占米兰，他父亲的家室被洗劫曲空，他被迫只身出走。
1528年左右，他投奔为法国国王效力的弗霄戈索将军麾下。
1541年，弗雷戈索被查理五世的刺客谋杀，班戴洛便追随其遗孀，流亡法国。
1550年，班戴洛被法国王室任命为阿让地区主教。
1561年，班戴洛去世。[1]
文学创作
班戴洛一生淡泊于功名利禄，而且一度对宗教活动深感厌倦，产生过信仰危机。充斥意大利国土的兵燹战乱，各个君主城邦的荣辱兴衰，把这位才清志高、一心渴望有个宁静的环境从事写作的僧侣卷入了动乱的旋涡，使他备尝颠沛流离之苦。这倒使他有机会深入体验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接触三教九流的人物，熟知他们的情俗风尚，从现实生活中不断汲取了串富的感性材料。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多种创作形式还在跟随叔父出游的年代，班戴洛便开始了写作。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约写于1505年，从此，直至晚年侨居异国他乡，他始终没有放下手头的一管羽笔。班戴洛又是一位诗人。他担任曼图瓦的贡扎加侯爵的家庭教师的时候，对他的学生、才貌双全的侯爵公主萌生了爱慕之情。爱神驱使这位僧侣秉笔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卢克雷齐娅，贡扎加小姐颂歌十一首》（1536—1538），奉献给她。他的过人的才华在诗歌《三个命运女神》（1531）和《歌集》（1544）中也得到了显露。
班戴洛通晓古典语文，也热心于翻译。他把薄伽丘《十日谈》的某些故事，出色地译成拉丁文，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赫卡柏》，也经他之手，翻译介绍到意大利。倾注小说创作短篇小说是班戴洛最重要的作品，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他一生写了短篇小说二百一十四篇，结集为四卷，前三卷于1554年问世，第四卷在他逝世以后，于1573年出版。
他的各个短篇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不象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借助故事会妁形式，用一个框形结构，把不同的故事连缀为一个整体。班戴洛自辟蹊径，在每篇小说之前附一书信，写给他的小说所奉献的一位高贵人士（将军、主教，骑士、贵妇人），信件的内容之一是说明小说中的故事系讲述人在某个时间、地点，参加某个愉快的聚会时目睹或耳闻所得。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它只是作者巧妙的虚构。班戴洛用这种手段来强调，他的每篇短篇小说无一不是历史事件的产物，或者直接采自现实的社会生活，从而让读者产生一种真实可信的感觉。这些书信给作品涂抹了生动的肘代背景，又透露了十六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状况和作家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文学史家们的考证表明，班戴洛短篇小说的题材，来源十分广泛，其中绝大部分以古代、中世纪的史实、传说，民间故事、当代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趣闻轶事为素材，有的则采自马基雅维利，瓦扎里，卡斯蒂利奥内，多尼的作品，也有的取材于法国小说或东方的传说。
班戴洛对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怀有这样浓厚的兴趣不是偶然的。他在照例冠于小说之前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他写作的旨趣在于“给人们带来裨益和欣悦”在他看来，小说只要是从历史或现实生活的脏腑中脱生出来，便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便能实现这一宗旨。
他不想使自己的小说象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充满批判的锋芒，咄咄逼人。他只是把当代社会的一幅幅姿色富丽的壁画，把一个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君主、贵族、武士、僧侣、贵妇人、外交家、艺术家、诗人、艺伎、市民、手工业者、农夫、水手），精细地描绘出来，让读者去品赏、评判。他只是在情趣横生的描绘中，不动声色地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然而，正是尊重现实忠于现实的精神，使他在作品中成功地把封建贵族奢侈逸乐、道德衰败的景象，客观而真切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从而起到了抑恶彰善的作用。[1]
艺术特色
班戴洛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独其一格。结构在一封书信里，班戴洛对他的艺术主张作了筒略的概括。他说，他的志向是追求“一种崭新的，迥然不同的艺术，这种艺术不复以设计光彩的形式结构，对微妙的心理世界给以明净、透彻的剖示为目标，而是着力于表现各式各样的运动，各种激情的悲剧性的冲突，表现新颖有趣的事件，变幻争端的纠葛，直截了当地展示各种场面，使你产生恍若置身其间的幻觉，并从中感受到震动。”确实，薄伽丘以后，不少作家竞相仿效《十日谈》的框形结构，结果把这种当初富有独创性的，“光彩的形式结构”，变为一种千篇一律的模式。
班戴洛在短篇小说结构的设计上别出心裁。在每篇短篇小说前面附一封书信，不只点明了时代背景，而且赋予他的二百来个短篇小说以一种内在的联系，从而使它们成为一个无形的但却是有机的整体。情节班戴洛的艺术功力不在于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而是以巧妙地编织传奇性的故事见长。
无论《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他的其他小说，情节都曲折有致，变幻多端，故事的展开恰似波迭浪涌，一波三折。而在描写人物情感的冲突的时候，班戴洛常常使用浓墨重彩，务求给以酣畅淋漓的表现。他不惜篇幅、不止一次地让罗密欧、朱丽叶在紧要的关头作；慷慨激越的长篇自叙，使人物直接吐露胸怀，把他们丰富而复杂，矛盾而痛苦的情感尽情地宣泄出来。语言他的小说语言也同《十日谈》迥然有别。薄伽丘追求一种俊逸，玲珑的风格，异常讲究文辞精美，谈吐优雅，而且喜欢在描写中不时插入机智俏皮的话语，务欲使读者赏心悦目而后快。班戴洛则以为，作家写人叙事，不啻同友人相聚、交谈；进行感情的交融。因此，他偏爱讲述故事、跟读者叙谈的方式，娓娓动人地倾谈，自由自在，紧慢相间。所有这些特点，就使得班戴洛的作品充满戏剧性的因素，不只读来饶有兴味，而且具备改编为剧作，搬上舞台的优越条件。毫不奇怪，他的短篇小说被许多戏剧大师相中，纷纷从中采撷再创作的素材。[2]
作品介绍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班戴洛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就是从这个短篇中汲取创作素材的。它收入1554年在卢加城出版的前三卷《班戴洛短篇小说集》的第二卷。
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历史依据尚无定沦，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班戴洛的作品孕育与生发于社会生活的土壤；诚然，这篇小说借鉴了前人的艺术成果，然而，它却是以作家独特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为底蕴，以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为灵魂，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它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绝非既往有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口头或文字作品所能比拟，也不能同一般的传奇故事等量齐观。
班戴洛的小说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成功地塑造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人物形象。[1]《菲利普·利皮》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短篇小说。班戴洛从达·芬奇、利皮的生活中选取几个断面，甚至是平凡的日常经历，用轻松活泼的笔调描绘出来。在饶有兴味的叙述中，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人的高贵在于出身，地位和财富的陈旧观念，尽情地加以奚落，宣扬了人的高贵决定于才能和在社会实践中作出的贡献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里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更可贵的是，班戴洛身为僧侣，却能突破宗教的藩篱，在一部分小说中显示了反教权的倾向，揭发僧侣勾引良家女子，贪图钱财的恶德败行。自然，在班戴洛的小说中，更多的短篇是以爱情为题材，或写传奇式的悲欢离合，或写引入入胜的冒险。作者在若干书信中曾经表示，不少爱情风波每每起因于人的理智的软弱无能，不足以驾驭七情六欲。可是，作者在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艺术描绘，却令人信服地表明，事情同理智，或者说同情欲，都毫无干系。冲突的根源全然在于现实的社会环境。[1]
影响及评价
班戴洛的小说开辟了16世纪叙事文学的新方向，并在英、法及西班牙有广泛影响。[3]
班戴洛的名气虽然没有像其他文学巨人那么赫然，但他的小说对欧洲文学很有影响。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以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562）为素材写成的。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如《无事生非》、《第·十二夜》，也取材于他的故事。他的小说《孪生兄妹》，是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的素材，《安托尼奥·博洛那》则是韦伯斯特的剧本《马尔菲公爵夫人》的创作素材。以下七篇即为马泰奥·班戴洛所著。[3]费力克斯·洛卜·德·维加·卡尔皮奥的两部喜剧和塞万提斯的一些小说，都取材于其中的故事。[4]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不止一次论及班戴洛的小说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的关系，并给予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以很高的评价。[5]
他十分注重小说内容，尤其是注重描写人物感情和曲折情节，他的作品为现代小说勾勒出雏形。对有人指责班戴洛的小说缺少高雅的风格，他这样回答：“任何一个故事，不管它的语言多么粗糙，多么笨拙，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能够赢得读者的喜爱。我的小说就是这样……它们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故事。”
班戴洛笔耕一生，奋意纵笔，描绘出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情态。他当之无愧地是薄伽丘之后意大利最出色的人文主义小说家。他的创作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