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概念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1]
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对象则是当事人。
如果不是帮助当事人而是帮助当事人以外的他人毁灭、伪造证据，则不能构成本罪。所谓当事人，既包括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被告人等，又包括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等，还包括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如原告、被告等。(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所谓帮助，是指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准备工具、扫除障碍、出谋划策、提供条件、撑腰打气、坚定其毁灭、伪造证据信心等。其既可以表现为体力上的、物质上的帮助，也可以表现为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支持。既可以是在诉讼中，有时也可以是在诉讼前。所谓毁灭，是指湮灭、消灭证据，既包括使现在证据从形态上完全予以消失，如将证据烧毁、撕坏、浸烂、丢弃等，又包括虽保存证据形态但使得其丧失或部分丧失其证明力，如砧污、涂划证据使其无法反映其证明的事实等。所谓伪造，是指编造、制定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证据或者将现存证据加以篡改、歪曲、加工、整理以违背事实真相。
本罪为情节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本罪。虽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但如不属于情节严重，也不能以本罪论处。所渭情节严重，则主要是指动机卑劣的：多次进行帮助的；帮助重大案件的当事人的；因其帮助行为导致诉讼活动无法进行、中止的；造成错案的；影响恶劣的；等等。(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l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四)主观要件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对方是案件的当事人但为了达到帮助当事人的目的仍决意实施帮助其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2]
认定
(一)司法工作人员为了徇私枉法、枉法裁判而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又触犯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属牵连犯罪，对之，应当择重罪即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从重处罚。
(二)本罪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的界限
(1)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l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而后者为特殊主体，只有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才能构成其罪。
(2)帮助的对象不同。本罪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中的当事人，既包括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也包括民事、经济、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后者的当事人，则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3)毁灭、伪造的证据范围不同。本罪证据既可以是刑事诉讼证据，也可以是民事、经济及行政诉讼证据;而后者则仅限于刑事诉讼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证据。
(4)对情节的要求不同。本罪必须以情节严重为构成要件;而后者则无这一要求。
(5)发生的时间不同。本罪既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中，又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还可以发生在上述诉讼前;而后者则仅只能发生在刑事诉讼中。在刑事诉讼前，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构成犯罪的，仍要以本罪治罪科刑，而不是构成后罪。
(6)所侵犯的客体不尽相同。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既包括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也包括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而后者则所侵害的仅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3]
对毁灭和伪造的理解
“刑法用语的统一性，是指同一个用语，在同一部刑法典中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因此应做出同一解释。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指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文或同一条文的不同款项中具有不同含义。在什么情况下对同一用语作同一解释，何时作不同解释呢？总的来说，如果将同一用语作同一解释，能够实现刑法的正义理念，保证刑法的安定性，并且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就应做出同一解释；反之则必须承认刑法用语的相对性。”[1]笔者认为，在决定对用语进行同一解释还是不同解释时，如果能同时考虑解释的合目的性，则更能使做出的解释符合正义理念。 刑法中除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外还在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中使用了“毁灭”。对这两处“毁灭”应作同一解释，即不仅包括将证据从物理上销毁或从内容上删除，也包括将证据“隐匿”。之所以这样解释，第一，有些行为既可以认为是毁灭，也可以认为是隐匿，如将凶器扔入河中。从这个角度来讲“毁灭”是可以包括“隐匿”的。这样解释也未超过“毁灭”的“射程”。第二，从合目的的角度来讲，刑法设置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设置转化型抢劫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隐匿行为既可能对司法活动的秩序造成侵害，也可能为了隐匿证据而使用暴力从而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由此可见，“隐匿”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毁灭”小。 刑法中涉及到“伪造”的罪名很多，如伪造货币罪、伪造金融票证罪、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等。但是由于刑法将变造货币、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的行为也规定为犯罪，故这些罪名中的“伪造”就不包括“变造”。刑法并未规定帮助变造证据罪，但能否认为帮助变造证据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呢？笔者认为不能。对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伪造”应作不同解释。从范围上讲，“伪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伪造是包括变造的。从形式上讲，“伪造”又可分为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伪造”包括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但是否包括“变造，即能否从广义上理解则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上理解。第一，如果认为这里的“伪造”不包括“变造”，则对帮助变造证据的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这无疑是放纵犯罪，难以令人接受。第二，帮助伪造证据也好，帮助变造证据也好，其行为性质没有根本区别，社会危害性相当，同样会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造成严重侵害。所以将“伪造”作广义理解也符合刑法设立该规范的目的。第三，作广义的理解可以使刑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对犯罪现象做出反应，弥补刑法规定的缺陷，维护刑法的安定性。
与包庇罪的区别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1997年修订后新《刑法》第307条第2款新增的罪名。由于该罪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又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与包庇罪等相近罪难于区别，导致司法适用困难。为此，本文就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与包庇罪的区别作粗浅探析。
《刑法》第307条第2款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它是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基础上修改而来的，该法第38条规定：辨护人不得帮助他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这就是本罪名的法源。但本条的犯罪不限于刑事诉讼中，它可以指任何诉讼活动，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行政诉讼法》第49条都明确规定：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与当事人共谋或受当事人指使，在物质上、精神上帮助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其行为往往使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或者冤枉无辜，使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受到侵犯。
（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是：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提供帮助。所谓毁灭证据，是指将证据销毁、彻底破坏，使证据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证据的作用，如：烧毁足以有犯罪的物证，消除犯罪现场的血迹，等等。所谓伪造证据，是指制造虚假的证据，对证据内容进行篡改，使其与真实不符。如：制造虚假的书证、物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等等。行为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既可以表现为共同直接实施各种毁灭或伪造证据的行为，亦可表现为出谋划策、提供工具等，帮助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无论行为人采取那种手段，其主观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当事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意图加害他人，减轻当事人的责任，通过阻止司法机关获取案件真实情况来达到帮助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上述行为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
（3）本罪行为人在主观上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心理状态。在认识因素上，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而且所实施的行为危及国家机关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仍决意要实施。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人一方面希望或放任自己的行为能够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亦希望或放任通过自己的帮助，使当事人能够顺利地逃避法律制裁并造成一定的结果。放任结果发生，主要指不作为的帮助行为。
（4）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本罪。 由于旧刑法没有规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故以往的刑法理论认为，帮助毁灭、伪造罪证的行为构成包庇罪。其理由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类推说，该说认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可以作为包庇罪的类推。
① 二是广义解释说，该说认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可以广义解释为作假证的一种形式。② 97刑法施行后，有人明确认为作假证明包庇就是“有意识地向司法机关出具口头或者书面的假证明，而不包括帮助犯罪的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
③ 笔者也认为，新刑法增设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之后，帮助毁灭、伪造罪证的行为不能再以包庇罪定罪量刑。理由是因为上述两种解释在97年刑法实施后都不能适用。第一，97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第二，即使说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是作假证明的一种形式，也应根据法条竞合原则适用有特别规定的罪名，即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所以，在97刑法实施后，对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不能再作包庇罪处理。
在此，笔者首先对包庇罪作简单分析。
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人而为其作假证明进行包庇的行为。刑法规定的包庇方式是“作假证明”。“证明”是运用已知证据认定或者说明未知的案情的活动。“作假证明”就是运用虚假的事实来认定或说明根本不存在的假案情，以此掩盖真实的案件事实，达到包庇犯罪人的目的。所以作假证明的核心问题是制造和运用假证据来证明有利于犯罪人的假案情。因为刑事案件不是凭空决定的，而是根据证据认定的，证据是定案的根据，正因为如此，围绕着假证据来作证明才能达到包庇的目的。因此，包庇罪中的“作假证明”就是指能够达到包庇目的的一切制造和运用证据认定和说明假案情的各种方式。包庇罪的行为人必须是明知犯罪人而故意实施作假证明的包庇行为，其行为形式是作为，即以积极的作为方式实施作假证明的行为。这里的假证明是向司法机关所作，向其他机关作假证明不构成包庇罪。作假证明主要是指向司法机关虚构或隐瞒事实，掩盖犯罪件犯罪事实。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与包庇罪都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都有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并有可能对他人的人身权利构成侵害。
但从两罪的构成上看，仍有很大差异：
（1）客体不完全相同。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而包庇罪的客体单指司法机关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的正常活动。不包括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
（2）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虽然两罪在主观上都表现为直接故意，但包庇罪必须明知是犯罪的人，主观上有作假证明的故意；而本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而且所实施的这种行为会妨害国家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仍决意要实施，并希望这种社会危害结果发生。
（3）犯罪对象不同。本罪对象限于当事人，既可以是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也可以是其他案件中的当事人；而包庇罪的对象必须为已经实施了犯罪的人，即触犯了刑法并构成犯罪的人，既包括作案后潜逃的犯罪分子，也包括已被拘留、逮捕、关押、监管的未决犯和已决犯。
（4）发生的范围不同。本罪既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过程中，发案范围较广；而包庇罪则只能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5）客观行为不同。本罪客观上为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使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如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准备条件、提供犯罪工具、清除犯罪障碍等，直接指示对刑事案件处理有重要关系的证据授意当事人去毁灭、伪造；而包庇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作假证明包庇”，就是行为人实施了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掩盖犯罪人的犯罪事实，使犯罪分子不被发现、追诉的行为，但不包括帮助犯罪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
（6）犯罪的内容不同。本罪是为使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而毁灭、伪造与案件有关的影响诉讼活动的证据；而包庇罪是掩盖犯罪分子的全部罪行或重要犯罪事实，使其逃避刑事制裁。
关于“隐匿证据”的行为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可以将“隐匿证据”的行为归入到“作假证明进行包庇”的行为中。这样的理解应当说是按照刑法的精神和立法原意，对包庇行为的合乎逻辑地、恰当地扩大解释。
首先，在旧刑法实施之时，并没有“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这一罪名，但这类行为并不是不予定罪而是被包括在包庇罪之中，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在新刑法中，虽然立法者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从包庇罪中分离出来，但并未分离完全，如前所述，“隐匿证据”这一不同于“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应罚性，那么对于这一没有独立出来的部分自然可以涵盖于“作假证明包庇”中。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5条第1款的规定， 刑法第294条第4款规定的“包庇”，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 隐匿、毁灭、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检举揭发，指使他人作伪证， 帮助逃匿，或者阻挠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禁等行为。
由上述的解释，可以看出将隐匿证据行为归入包庇中，并未超出刑法意义上的语义范围，也是符合民众对包庇含义的一般性理解的，从而使民众对隐匿证据的包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应罚性应当是具有一定的预测可能性的。此外，从罪名上看“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对行为方式的具体规定并限定为“毁灭”、“伪造”两种方式，若将“隐匿”归入两种行为中，显属牵强，破坏了立法的严谨性和严肃性。但若将其归入至“包庇罪”中则比较恰当，因为包庇行为本身就包括多种方式，“隐匿证据”属方式之一，如此理解，并不是对“作假证明包庇”的随意扩大解释，而是符合立法者对“隐匿证据”这一行为的评价的。综上所述，在现有法律的规定下，藏匿证据的行为，应当按照“包庇罪”定罪处罚，且此举并非一种随意的扩大解释。但是，为了保障刑法立法体系的完整，保证执法标准的统一，应尽快从立法上将“藏匿证据”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毕竟，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即便是正当的扩大解释，也是要尽量减少的。
刑法条文
第三百零七条　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4]
处罚
处罚：刑法307条：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相关法律
1、《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 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
第四十七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2、《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 诉讼参加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5]
相关说明
一、本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明的行为。
二、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过失的不构成本罪。侵害的客体是证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从而侵害正常的司法活动。客观上表现为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
三、本罪与伪证罪的区别，是犯罪者本人不是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而是帮助当事人的其他人;与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的区别，是不限于诉讼代理人均可构成本罪主体。
四、本罪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6]
帮助理解
对“毁灭”和“伪造”的理解，争议之处在于“毁灭”是否包括“隐匿”，“伪造”是否包括“变造”。这就涉及到刑法用语的统一性与相对性。
“刑法用语的统一性，是指同一个用语，在同一部刑法典中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因此应做出同一解释。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指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文或同一条文的不同款项中具有不同含义。在什么情况下对同一用语作同一解释，何时作不同解释呢?总的来说，如果将同一用语作同一解释，能够实现刑法的正义理念，保证刑法的安定性，并且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就应做出同一解释;反之则必须承认刑法用语的相对性。”[1]笔者认为，在决定对用语进行同一解释还是不同解释时，如果能同时考虑解释的合目的性，则更能使做出的解释符合正义理念。
刑法中除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外还在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中使用了“毁灭”。对这两处“毁灭”应作同一解释，即不仅包括将证据从物理上销毁或从内容上删除，也包括将证据“隐匿”。之所以这样解释，第一，有些行为既可以认为是毁灭，也可以认为是隐匿，如将凶器扔入河中。从这个角度来讲“毁灭”是可以包括“隐匿”的。这样解释也未超过“毁灭”的“射程”。第二，从合目的的角度来讲，刑法设置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设置转化型抢劫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隐匿行为既可能对司法活动的秩序造成侵害，也可能为了隐匿证据而使用暴力从而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由此可见，“隐匿”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毁灭”小。
刑法中涉及到“伪造”的罪名很多，如伪造货币罪、伪造金融票证罪、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等。但是由于刑法将变造货币、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的行为也规定为犯罪，故这些罪名中的“伪造”就不包括“变造”。刑法并未规定帮助变造证据罪，但能否认为帮助变造证据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呢?笔者认为不能。对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伪造”应作不同解释。从范围上讲，“伪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伪造是包括变造的。从形式上讲，“伪造”又可分为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伪造”包括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但是否包括“变造，即能否从广义上理解则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上理解。第一，如果认为这里的“伪造”不包括“变造”，则对帮助变造证据的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这无疑是放纵犯罪，难以令人接受。第二，帮助伪造证据也好，帮助变造证据也好，其行为性质没有根本区别，社会危害性相当，同样会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造成严重侵害。所以将“伪造”作广义理解也符合刑法设立该规范的目的。第三，作广义的理解可以使刑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对犯罪现象做出反应，弥补刑法规定的缺陷，维护刑法的安定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