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苗刘兵变
背景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响应国家抗金情绪，即位于宋金前线的江宁府[1]，并改为应天府，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即位以来，在投降派的建议和支持下，放弃中原，准备南逃。由于李纲等人的反对，只好先送隆裕太后南渡。建炎元年八月，李纲罢相，十月，南宋小朝廷由应天府全部逃往扬州。宋高宗又宠幸内侍省押班康履等宦官，他们骄奢作乱，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王渊受高宗宠幸，因与宦官勾结而节节高升，当上御营都统制及枢密使，王渊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当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兵进攻时，他慌忙建议从应天府逃到扬州再到镇江的高宗逃到杭州（名义上是巡视），他本人负责断后，却把战船拿来运送自己的财宝，致使数万宋兵及战马失陷敌营，当时老百姓便耳语相传“船上的财宝都是王渊在平定陈通时，滥杀人民搜刮而来的”。而行军过程中，康履等宦官也作威作福，强占民宅。随军的苗傅愤恨不平的说：“皇上颠沛流离至此，那些人居然还敢如此。”手下张逵也激怒军士：“若能杀死王渊及那群宦官，则大家都可以过好日子，朝廷又怎么会加罪于我们呢？”  赵构
这时只有苗傅的军队护卫在杭州的高宗，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都分守其他要害，为政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王渊的过错本应受到严厉处罚，但因他交结宦官，高宗只免了他枢密使的职位，改任同签书枢密院事，而没有作其他严厉的处分，激起许多军官及士大夫的不满。1129年3月25日高宗又下诏：“新除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免进呈书押本院公事。”（毕沆《续资治通鉴》）即允许王渊掌管枢密院事务时，可不必呈书报奏皇帝。扈从统制苗傅自负其家族功劳很大，不满王渊的扶摇直上，愤恨地说：“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续资治通鉴》）。威州刺史刘正彦虽是王渊提拔的，却也不满王渊征召他的士兵，加上两人都不满王渊和宦官的作威作福，便在军中散播不满的情绪，由于军中大多是华北人，也厌恶宦官，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苗傅与幕僚王世修及王钧甫、张逵、马柔吉率领的“赤心军”议定，先杀了王渊，再除去宦官。于是他们告知王渊临安县境有盗贼，希望王渊同意他出动部队。
这时，宦官康履的侍从得到密报，有一张疑似欲兵变造反的文书，上头有“统制官田押，统制官金押”的签名字眼，“田”就是“苗”，“金”就是“刘”的代号，康履密报高宗，高宗要他找来宰相朱胜非，并使他通知王渊，康履表示，苗傅等人近来聚集在天竺寺附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告知王渊苗、刘所谓“郊外有贼”是要借口让士兵出外，于是当晚王渊埋伏了五百精兵在天竺寺外，城中惊慌，居民皆闭门不敢出入。
兵变
3月26日，是宋神宗忌日，百官行香祭祀。事后，百官入朝听朝廷任命刘光世为检校太尉、殿前都指挥例的宣制。苗傅和刘正彦命令王世修在城北桥下埋伏兵士，等王渊退朝，将其拖下马，宣称他交结宦官谋反，刘正彦将其亲手杀死，随后包围了康履的住处，大肆捕杀宦官，并挂著王渊的首级，率军进围皇宫，兵临城下，这时高宗也渐渐得到叛乱的消息，守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和叛军私通，引导苗傅的手下进城，高喊“苗傅不负国，只为天下除害。”杭州知州康允之带着百官，请宋高宗到城楼上安定军民，否则无法停止叛乱。  刘正彦高宗登上城楼，凭栏问苗傅带兵造反的原因，苗傅见了高宗，仍然山呼下拜，随即厉声指责高宗信任宦官，结交宦官就可获得高位，汪伯彦、黄潜善昏庸误国却尚未流放，王渊遇敌时不能有效抵抗，却因结交康履而得到枢密的高位，自己立功不少，却只在偏远的郡担任团练，并表示已经杀了王渊，并捕杀了在外的宦官，胁迫高宗杀了康履、蓝圭、曾择三个最亲近的宦官以谢三军，高宗回答，若宦官有过错可将他们流放海岛，并随即任命苗傅为承宣使及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观察使及御营副都统制，希望政变就此平息。但是叛军并未退去，苗傅还高喊如果他只想升官，只要连络宦官就好了，何必来此？高宗询问身边近臣的意见，浙西安抚司主管时希孟说灾祸是由宦官造成的，若不把宦官全杀了就无法平息，高宗下不了手，军器监叶宗谔说：“陛下何必珍惜康履？” 高宗只好用竹篮将康履垂吊下城交给叛军，马上遭到叛军腰斩。苗、刘等又在城下喊道：“陛下的地位来路不正，以后如果宋钦宗归来，将何以自处？”
高宗派宰相朱胜非下城和叛军谈判，苗傅等请求隆祐太后来垂帘听政以及与金国议和，高宗只好答应，下诏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苗、刘二人听诏竟拒绝下拜，进一步要求高宗退位，策立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旉为帝，张逵还引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要求今日之事应以社稷百姓为重，并表示已有宋徽宗的先例。群臣议论纷纷，有的支持高宗接受退位的条件，有的大力斥责叛军，当时天气寒冷，高宗坐在城楼的没有被褥竹椅上，派人去请太后时，就楹立一侧而不就坐，百官请他上坐，他则表示“我已经不配坐这个座位了”。
不久，隆祐太后前来，不愿登楼，希望直接出城安抚叛军，百官皆认为此举危险，担心叛军挟持太后，朱胜非独力排众议，说明叛军必不敢如此，反而可借此看出他们的企图。于是太后乘轿出城，苗、刘下拜说：“百姓无辜，生灵涂炭，希望太后出来稳定局面。”太后缓颊：“徽宗皇帝任用奸臣，随意更改祖宗法度，又妄图与金联合灭辽国，才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当今皇帝神圣孝明，只是被奸臣汪伯彦、黄潜善所贻误，现在两人也都被放逐了，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苗傅强硬的说：“我们已经讨论好了，不可犹豫。”太后说：“既然如此，那我和当今皇上一同执政。”苗傅却坚持要废掉高宗，策立幼子赵敷，太后表示就算是承平之时，以一妇人和幼子也难以执政，更何况当时正值与金国的战争，苗傅等则软硬兼施，先是说如果太后不从，他们要当场解衣就戮，后来又威胁三军可能生变，并要求在场的宰相朱胜非表达意见，朱胜非无法回答，正好高宗派颜岐前来，奏太后说：“皇上已经同意了叛军的条件，请太后下诏。”太后仍不愿意，苗傅等则更加仓狂，胁迫太后赶紧决定，且言语更加不客气。
禅位
高宗知道事已无法挽回，只好同意禅让君位，朱胜非在一旁哭泣，说自己身为宰相应下楼大骂叛军，以死谢罪，高宗退却左右说：“且看事情如何发展，如果失败再死也不迟”。于是命令朱胜非向苗傅宣布让位的条件，一是要像对禅位的宋徽宗一样对待让位的高宗，供奉需丰厚；二是让位之后事情要听太后及即位的幼君处置；三是下诏完毕后就和部队回到营区；四是约束军士，不可抢掠纵火、骚扰百姓。苗傅答应，高宗随即下诏逊位，令兵部侍郎李邴起草诏书，表示“自即位以来，强敌欺凌都是因为自己而来，不忍身灵涂炭，宣布退位，希望敌国能休兵和好。”高宗派朱胜非下城宣读诏书，苗傅手下王钧甫对朱胜非说：“苗刘二人忠心有余而学问不足”。宣诏完毕，叛军即退去，喧闹于市集并大叫“天下太平了！”杭州知州恐怕叛军乘势屠杀百姓，出城慰抚。
当天高宗就前往显忠寺。隔天太后垂帘听政，大赦，尊逊位的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并将显忠寺改名为睿圣宫，只保留宦官十五人，其余都编遣解散，苗傅等还派人前往探查，担心高宗多留内侍。
平乱
苗傅和刘正彦当政后，想要改元及迁都金陵，太后和朱胜非担心若两件事都不答应会惹恼苗傅，只好答应改年号为明受，并以金陵靠近江北难以防御金兵为由婉拒迁都。朱胜非知道苗、刘见识短浅、不难对付，便周旋于叛军和太后之间，迷惑苗傅，使自己取得了单独面见太后的权利，又企图策反苗傅的手下王世修、王钧甫等。苗傅掌权后不久，贬宦官曾择、蓝圭到岭南，并派杀手在半路上追而斩杀曾择。又企图以所部士兵代替禁军守卫睿圣宫，甚至想邀高宗游览南方，都被朱胜非技巧性的阻止。
几天后，驻防平江的张浚接到大赦的命令，知道情势有变并通知驻守吴江的张俊起兵会合。驻防江宁的吕颐浩也得到消息，和部属讨论后确定为兵变，当即决定讨伐，一方面派遣使者回杭州安抚叛军，一方面写信通知张浚和刘光世政变消息。
张浚当即在平江起兵，约刘光世和吕颐浩率兵到此会合，同时派冯轓到杭州劝苗、刘让高宗复位，迷惑叛军，也派遣从杭州逃出来的保义郎甄援到刘光世、韩世忠军中宣传起兵的消息。韩世忠和刘光世也先后率兵至平江，听候张浚调遣。张浚得到部属要断吴江桥反叛的密报，派韩世忠率部进至秀州阻止。苗傅得到消息后，打算扣押韩世忠的妻子梁氏及儿子为人质，朱胜非表示只要派这两人到平江安抚韩世忠，事情就可解决，苗傅愚蠢，答应了他的建议。朱胜非不禁私自暗喜苗傅的愚蠢。
冯轓回到平江后，张浚再度派他到杭州和苗、刘等声明大义，苗傅曾听说张浚已经集结重兵，但不相信，这时才惊觉已经遭到讨伐，诏贬张浚为黄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御史中丞郑瑴上书为张浚开脱，又遣人密报张浚放慢行军速度，使叛军自行垮台。
叛军派苗瑀和马柔吉率赤心军及王渊旧部驻扎临平抵挡勤王军，冯轓也入城内和苗傅商议，苗傅要拘留他，张浚得知后便伪造了一封书信给冯轓，内容是表述苗、刘忠于朝廷的，且故意被苗傅拦结下来，苗傅看了张浚给冯轓的信后，信以为真，便放了冯轓。
隔天，张浚得到了被贬的消息，随即和刘光世、张俊、韩世忠联名传檄天下勤王，从平江大举出发声讨苗刘。
高宗复位
苗刘闻讯大为惊恐，被迫接受朱胜非和冯轓的提议，率百官奏请高宗复辟。1129年4月20日，“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宋史》卷24《高宗本纪》）高宗还宫后，诏尊太后为隆祐皇太后，恢复苗傅策立的幼君赵敷为太子，且故意任命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淮西制置副使，将他们引出朝廷，隔天下诏恢复年号建炎。苗、刘二人要求高宗赐予免死的铁券，准予免于追究他们政变的责任，高宗知道两人学识不丰，在铁券上写着“除大逆外，余皆不论”，苗刘不察，以为安全了。当天，勤王军到达叛军驻扎的临平，韩世忠率前锋力战，大破叛军苗翊与马柔吉，挺进北关。苗、刘二人率精锐两千人，拿着高宗所敕赐铁券逃出杭州，同时命令手下纵火，但天降大雨，火不能起。
后续
勤王军刘光世、张浚、韩世忠、张俊、吕颐浩等入城，高宗握住韩世忠的手痛哭，并请求他除掉私通叛军，看守宫门的吴湛，韩世忠随即上前，装作要和吴湛谈话，折其中指将他逮捕，诏斩于市。高宗也下诏表示只追究苗傅、刘正彦、王钧甫、马柔吉、张逵等的责任，其他军官士兵皆不追究，于是赤心军背叛苗傅，王钧甫想率军投降，但其部下张翼等其人斩了王钧甫、马柔吉投降。王世修则是接受审判后斩于市。
苗傅、刘正彦两人率军逃亡，侵犯许多郡县。刘正彦在浦城乘胜追击官军时被韩世忠擒获，苗翊为部下所擒来献，张逵率残兵败降遁入崇安，也被韩世忠派军追而杀之。
苗傅则变更姓名，在逃亡建阳时被发现，押送至韩世忠处。于是韩世忠宣布班师，俘苗傅、刘正彦、苗翊三人以献，两人在建康被磔弃市。刘正彦在行刑时还大骂苗傅不用自己的计策，因而失败。
高宗封赏平乱功臣。升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升李邴为尚书右丞；封韩世忠为少保、武胜、昭庆两镇节度使，御书“忠勇”赞扬其忠心，另外封其夫人梁氏为护国夫人。一人兼两镇节度使及功臣之妻受封赏皆始于此。张浚则自请前往川陕一带防守，被封为宣抚处置使。
另外，高宗追赠王渊开府仪同三司，追康履“荣节”谥号。韩世忠因在卑微时曾受王渊赏识，此时知恩图报安葬了王渊。
失败原因
1苗、刘兵变的主要动机是发泄个人私愤，并不是认真地以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为重来考虑和处理问题，因此，他们没有最后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2赵氏政权还有牢固的政治基础，苗、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
3各地将领的军事围攻，也是导致兵变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4苗、刘个人的才能及威望不足以赢得人心。
影响
1这次兵变，是南宋抗金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它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标志着人民抗金力量的兴起。
2兵变促使南宋政权进行政治整顿。高宗4月20日复位，4月27日就着手整顿、制订一些必要的制度和措施。首先，纠正北宋遗留下来的问题，重定赏罚标准，以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并废除宋徽宗时打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朝廷重臣的政策。其次，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第三，限制宦官的权力。第四，调整部分官制，合并了一些机构，以适应抗金战争的需要。
3苗、刘之变是构成宋高宗最终收缴兵权、向金人妥协求和的一个因素。[2]
宋高宗本来就惧怕地方武力和将领拥兵坐大，这次的政变更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加强了他这番心理，使他终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将，且频繁调度将领，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从而使南宋重文轻武的情形加剧。甚至因为苗傅拿“徽钦”二帝仍在北方来质疑高宗皇位的正统性，并以此为主要理由要求高宗退位，更加深了高宗对此事的耿耿于怀，对于他往后排斥北伐、倾向与女真和议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