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土龙山暴动
暴动起因
日本武装移民侵入东北1904年，辽宁金县出现日本移民村“爱川村”，之后这样的村落越来越多。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移民团体迅速增加，按照军队模式，配有火炮和机关枪等。分布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地区。史称“开拓团”。
开拓团是日本侵略者企图永久侵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者抢占当地人的土地、没收民间枪支、镇压迫使当地人离土丧家、无恶不作。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历史照片(5张)掠夺当地人土地1，掠夺的一般形式是，将中国当地农民已经开垦好的土地指定为“无人地带”，然后将当地农民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中，然后伪满政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购买那些原来属于中国农民的土地给开拓团使用。据濑岛幸三郎回忆：“所买之地全都是以惊人的便宜价格收买的，就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2，赤裸裸的明抢。比如哈尔滨的日本特工曾经雇用500名土匪，扫荡在海伦附近的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移民,日本人甚至窜入中国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用刺刀迫使他们交出地契。有关资料表明，以这些形式强制掠夺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欺压迫害中国农民大量日本开拓团民在长期的错误教育下，自认为是高等民族，依仗种种特权，对中国人任意欺辱打骂、抢夺财产。当时在东北，居于统治者的日本人地位最高，然后是朝鲜人、台湾人、冲绳人和关东州(即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的旅大地区)的中国人，最低是新征服的东北各族人民。据《满洲开拓史》，日本官员泷本实春记述，由于很多团民违法乱纪，被当地居民唾骂为“屯匪”。甚至日本陆军部也承认，“对开拓民的教育化为蔑视原住满人民族的观念，以至于殴打暴行，甚至杀害。
侵略、压迫必然导致反抗。
暴动始末
反抗日寇已经将武装移民先后入殖孟家岗、二道沟，即将把第三批武装移民入殖袁家屯之际，日寇推行的一系列行为激起土龙山人民的反抗。
一是收缴民间枪支弹药。欺骗民众将枪械送到依兰县城登记、打枪号。当你送到县城后，就予收缴。
二是日寇又推行在男青年身上抽血、在儿童身上种痘、摊派貌美的青年妇女充当军妓，当地人民群众愤恨到了极点。
三是强征土地，好耕地当时每亩是125块，一般耕地42块钱。日本征地价是好耕地42块钱，一般耕地1块钱。往往日本把好地也当做一般耕地强征。
当土龙山的农民获悉确信，日寇即将对土地全部“收购”，实为进行无偿的掠夺。八保保长王奎一首先提议进行武装反抗，当时参加研究对策的有谢文东、景振卿、曹子恒、张魁武、马海亭、冯秉臣等10余人都同意参加反日暴动。[1]暴动的基础当时的土龙山，原属依兰县最富裕的一个区，区的行政中心在太平镇，即今土龙山镇，行政区下划分八个保，一保太平镇、二保邢家沟、三保梨树园子、四保五道岗、五保半截河子、六保柳毛河、七保金沙河、八保来财河。每个保都有自己的自卫武装，俗称大排队，人数数十人不等，成立大排队的目的是为了看家护院，防止胡匪的抢劫、盗窃，实行屯、保联防。大排队员只受过简单的军事训练，枪法比较准，是这些大排队为土龙山的农民暴动打下了武装基础。
土龙山的农民武装，曾在1932年改编为原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吉林人民自卫军土龙山骑兵混成旅，虽然这支队伍成立时间短暂，仅与日军交战一次即溃散，但土龙山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战斗，为日后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武装暴动土龙山各保的保长谢文东、景振清、曹子恒、张魁武、马海亭、冯秉臣等10余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由谢文东、景振清领导农民大暴动。确定3月10日各保的大排队在太平镇集合，然后进军依兰。
日寇在1934年3月7日向土龙山派驻一连骑兵。曹子恒等人发现后，为保证暴动计划顺利进行，临时决定暴动提前举行。
3月8日凌晨，参加农民达 200余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从五道岗到太平镇(土龙山)，一路从来财河到太平镇，两路农民在土龙山城外会师。曹子恒率二保的队伍首先占领土龙山警察署，并收缴全部武器，八保冯炳臣率部分大排队员封锁伪骑兵连的驻地。午前10时许，暴动农民攻陷了土龙山，打死日伪军20多人，解除了土龙山匪伪警察署，缴获步枪40多支。下午，暴动队伍千余人汇集太平镇。
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依兰，驻依兰的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63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于翌日清晨带领一小队日军和一部分伪军，共45人分乘 5辆小汽车，开赴土龙山。准备对暴动队伍进行武力镇压。这时暴动队员已占据太平镇西白家沟屯中3个较大的土院套，并在屯东，公路转弯处设置障碍，并做好战斗准备。当饭冢乘坐的第一辆车行至屯东，司机突然发现路障，紧急刹车。顿时枪声大作，由于参加阻击战斗的暴动队员在曹子恒的带领下，顽强拼杀，取得了暴动的胜利。击毙日本饭冢大佐等17名日军官兵、俘伪军警26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10余支、子弹数千发、汽车5辆及其它战利品。
这次战斗击毙饭冢，是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大佐级战死的第三人。土龙山农民暴动震惊中外，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民第一次有组织的武装反侵略，向日本侵略者打响的第一枪，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
土龙山农民暴动三天后，日本广濑师团派部队进行报复，被农民队伍给予重创，击毙日军498人，缴步枪500余支，战马数十匹及其它战利品。战斗后，暴动农民队伍退到半截河子整编，改为民众救国军，谢文东被推举为司令，景振清为总指挥。
3月11日，民众救国军击落一架前来侦察的日军飞机，3月19日，于九里六屯打死打伤日伪军百余人，击毁汽车17辆，又攻占驼腰子金矿，俘伪军500余人，缴获野炮、机枪、步枪、黄金等战利品。并先后两次远征罗圈河、桃山、七台河、宝清、密山、饶河等地。沿途所到之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扩大抗日影响，为日后的抗日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日寇的疯狂屠杀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给侵华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寇开始对土龙山地区及周边各村屯的民众进行疯狂报复，制造了一起起血腥惨案。土龙山抗日农民在白家沟打死日本饭冢大佐以后，日寇便开始对土龙山地区各村屯的爱国志士和无辜同胞进行毁灭性的烧杀。血洗了12个村屯，烧毁大小房屋1000余间，杀戮百姓1100多人，死伤牲畜290余头，烧毁粮食70余万斤。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的第二天，侵华日军从佳木斯派出吉川增木骑兵队，到弥荣（现孟家岗）开拓团，伙同日军守备队，于3月12日清晨从弥荣经火烧沟扑向北半截河子，先到后居园村，将该村20几户村民和牲畜进行杀戮后，焚烧了全村所有房屋和柴草垛。
随后又到张二不傻、马青山、崔和、秦奎武以及韩国文、王德花、兰四先生等7个村屯进行疯狂屠杀。在不足10小时里，共杀害男女老少440多人，烧毁房屋200余间，死伤牲畜180多头，烧毁粮食20多万斤。3月15日，日寇收殓饭冢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路途中看到徐爽屯（土龙山四合村东2华里附近）和梁春喜大院躲避一些人，逐对徐爽屯、四合屯、梁喜春大院等地百姓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共杀害20多人，烧毁房屋90多间，粮食20多万斤。不屈不挠1934年 4月23日，抗日民众救国军在谢文东、景振清率领下，联合明山队，攻打了驼腰子金矿，他们采取里应外合，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击毙日兵10人，伪军50多人，余皆逃跑。缴获野炮1门、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沙金400余两及其它战利品。
民众救国军周雅山提出建议，消灭湖南营的屯垦团，景振清也表示同意，因为他深知湖南营街里和敌人的情况，于是由他亲自负责指挥，计划攻打。他派人和街里的壮丁团暗中取得联系，经过几天磋商，壮丁团同意开门放民众救国军进，但必须遵守一个条件，就是放进街的民众救国军，不能缴壮丁的械。双方商定后，景振清的攻击部署是：曹人恒打西门，景龙潭打北门、祁明山打东门，大刀会打南门，指挥部设在南面。
自土龙山事件后，这些日本武装移民都集中到湖南营街里的所谓“井子里”，并构筑了地堡、炮台等，准备作长期抵抗。
民众救国军于5月1日凌晨发起攻击，按计划先攻进西门的部队，到达街里后纵火为号，然后各门伏兵一齐攻入街里，但进入西门的部队，不遵守双方协定，进门后就缴壮丁团的枪，壮丁团开枪还击。这就等于给屯垦团发出了战斗信号，街里各地的日本人听到枪声立即参加战斗，这场战斗就这样开始了。从西门进去的部队，不久就被打出来了，东门和北门的攻击部队听到枪声，也都开始攻击，但都被敌人打退下来，经过几次冲锋均未得手。景振清赶到南门外，与在那里待命的部队，再次发起冲锋。敌人集中火力向他们猛射，他们被压迫到一个小凹沟里，进不得，退不了，不得已重新组织冲锋，又被击退，很多人倒下了，景振清身中数弹，鲜血淋漓，他几次挣扎着站起来，召呼大家，不消灭鬼子决不能后退，终因敌不过敌人的优势炮火，被围困在湖南营的外围，民众救国军主要领导人景振清牺牲了。
景振清牺牲后，周雅山被任命为总指挥，攻打湖南营的民众救国军仍在该镇远处紧紧地包围着。这时，早已与依兰敌人断绝联系约20余日的湖南营移民团，粮食和其他物资开始缺乏起来，资金也发生恐慌，不得不用无线电台向新京告急， 5月15日，日本拓务省代办处，利用第十师团提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湖南营着陆，交给宗光彦 2万元伪国币。接着，第三师团派出一个大队前去增援，才解脱了这次围困。
影响和作用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是打响了东北农民反抗日寇侵略的成功第一枪。当时，土龙山农民暴动被民众称之为民变，日伪当局称谓土龙山事件。  土龙山农民暴动抗日纪念碑土龙山农民暴动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中国抗日斗争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美国驻上海的记者将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消息寄回国内，刊登在《纽约时报》，亦刊登在香港《大公报》、巴黎《救国时报》等报刊，日本国内各主要报刊也刊载土龙山农民暴动的事件。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对日本移民的心理上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日本移民中内部流传一种称之为“屯垦病”现象，“患者”纷纷要求退团回国，有的患者焚烧自己住的房子，性情狂躁者欲自戕，仅以日本关东军第二大队为例：第二大队全体队员共496人，退团者多达210人。这些从桦南地区返回日本国内的屯垦病患者，对日本政府向东北移民的欺骗宣传产生负面影响，打乱了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的方针，动摇了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推迟了向东北移民的进度，减轻了桦南人民的沉重苦难，因为桦南地区是日本移民重点区域。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发生时，恰是东北军中抗战部队抗日斗争相继失败，民众组成的义勇军主力溃散，或退入苏联境内，或退入关内。日本侵略者以为侵占东北已成事实，治安已经保障，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正处在初创阶段，东北抗日联军尚未成立，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关头，土龙山农民同仇敌忾，揭竿而起，以气壮山河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对佳木斯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当时处在东北抗日的低潮时的抗日运动向高潮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证明了东北农民是不愿屈服在日寇的铁蹄淫威之下，不甘受奴役，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揭开了东北抗日从低潮向高潮转入的序幕，影响更多的爱国民众投身到抗日斗争的队伍中去。活动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借助这个高潮，积极扩大抗日宣传、发展壮大抗日队伍。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的二年时间里，三江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游击队改编的抗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军活动的战场、根据地、游击区，成为对日寇战斗的最前线。
曾参加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抗日山林队——明山队，在攻占驼腰子之后，借助土龙山农民暴动的影响自行发展壮大，最后发展成为东北抗联十一军。土龙山农民暴动后，队伍改编为民众救国军，在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民众救国军统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部队。
土龙山农民暴动能够取得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人物是，首倡者八保保长王奎一；始终如一、变卖家产、坚持抗日、在刑场上宁死不屈的曹子恒；抗日战场最坚决、最勇敢的景振清、景龙潭父子；为运筹抗日暴动、四处联络、动员民众、宣传抗日暴动的张奎武、董殿福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