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浔商
简介
我们在研究浙江商帮的发展历程和辉煌业绩时，理应像研究浙江商帮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甬商（即宁波商帮）那样，对浔商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浙江商帮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甬商的研究成果可算是多不胜数，关于浔商的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而且，在浔商的现有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种论著能够像一些研究甬商的论著那样，将浔商提到和徽商、晋商等著名商帮相提并论的高度加以比较研究。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次尝试，也就是以徽商为浔商之参照对象，对两者的兴盛原因及共同特征做一番比较研究。谬误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正。
共同原因
纵观浔商和徽商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它们的兴盛都离不开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经营方略从主观上看，经营方略是决定商帮兴衰成败的内在依据。浔商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称雄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舞台，是因为它和徽商一样实施了一些科学的经营方略。
1．诚信经营，以质取胜。

不同原因
综述除了上述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之外，浔商和徽商的兴盛也是社会历史环境、乡土经济结构、商品、市场、行业、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商帮组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对于浔商和徽商而言，这些因素的内涵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不同的历史人物。同样，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也造就不同的商帮。浔商是一个兴盛于清末民初的兼具中国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特色的年轻商帮，其成员身上既带有中国传统商人的文化基因，又带有中国近代新兴工商业资本家的精神风貌。徽商则是一个称雄于明清的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洗礼的古老商帮，它是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其成员一般都掌握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精髓。一言以蔽之，浔商和徽商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商帮。归根结底，这两个商帮的不同又是它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那么，什么是浔商和徽商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呢？简言之，浔商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近代中国从大一统的东方君主专制国家沦为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转化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思想文化逐渐战胜以专制、迷信为标志的古代思想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社会结构流动性较大，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环境。徽商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则是自秦汉起在中国土地上传承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国家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形态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政府长期实行农本商末、重农抑商政策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儒家学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的专制思想盛行，科学技术发展滞缓，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社会结构流动性较小，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难以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和阶层的社会历史环境。
乡土经济结构的差异乡土经济结构是地域性商帮兴起的前提条件之一。从历史上看，湖州和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可谓大相径庭，前者以丝绸工商经济为主，后者则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湖州和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虽然差异较大，但都对两地地域性商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只不过前者对浔商所起的是正向的孕育和促进作用，后者对徽商所起的则是逆向的逼迫和促进作用。
唐宋以前，湖州的乡土经济结构本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但南宋时该地的丝绸工商经济开始发达起来，并形成了和农业种植经济分庭抗礼的态势。当时，“湖丝遍天下”的说法和“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几乎同步流行。到了明清时期，湖州丝绸工商经济更加发达，已成为当地乡土经济结构的主体。当地农家几乎无不从事蚕桑丝绸生产，南浔、双林、菱湖、练市等村落则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工商业市镇，吸引“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于此）”，将湖州丝绸产品转销到国内各大商埠及海外市场。在外地客商的影响、带动之下，湖州本地的第一批丝商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在湖州和外地客商坐地交易，还到邻近的江南商业中心苏州建立吴兴会馆，开始结帮从事丝绸贸易，其中的个别冒险分子如蔡兴源、陈义昌、梅鸿吉等甚至在鸦片战争前就私自从海路贩运生丝到广州、香港和洋商进行交易。[ii]与鸦片战争之前在湖州商贸活动中唱主角的外地客商相比，湖州本地的第一批丝商虽然人数较少，资本也不多，可他们是湖州近古发达的丝绸工商经济直接孕育出来的商人，也是鸦片战争后湖州地产商帮浔商的先导，其中的年轻人后来还成长为第一代浔商的重要成员。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农业种植经济，但其水平十分低下，根本不能满足徽州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这是因为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说，而此“半分田”又大多散布于陡峭的山坡之上，地力贫瘠，“所出粮不足（供徽州人）一月(之需)”[iii]。另一方面，人口却不断增长，使得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不断萎缩，从明万历时的2.2亩减至清康熙时的1.9亩，再减至道光时的1.5亩。[iv]而根据清代徽籍学者洪亮吉的估算，明清时期“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 [v]耕地才行。可见，徽州当时的农业种植经济非但不能让徽州人发家致富，就是连起码的温饱生活都不能维持。这就迫使徽州人“大半以贾代耕”[vi]，进而对徽商的兴起产生了逆向的促进作用。所以，徽州地方文献《歙问》说得好：徽州人“无常业（即农业）而多贾，亦其势然也。”
商品和市场的差异商品（包括有形的物质商品和无形的商品化服务）是商人经营的对象，市场是商人活动的舞台。离开了它们，商人不能存在，商帮更不能存在。浔商和徽商作为商帮当然也不例外。换言之，和天下所有的商帮一样，浔商和徽商的崛起是跟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是就普遍意义而言的。具体说来，浔商和徽商的崛起则是跟不同的商品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浔商的主体是南浔丝商，他们经营的商品始终以湖州土产生丝及丝织品为主，湖州生丝及丝织品主要又通过近代中国经贸中心上海出口到欧美国际市场，因而浔商活动的舞台主要是以上海为媒介的国际大市场，国内市场在浔商的商贸活动中反倒处于次要地位。与浔商不同的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商品经历了一个从徽州土产到食盐和典当服务的变化过程，其活动的舞台主要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一开始，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徽商主要靠将竹、木、茶、药等徽州土产贩往经济富庶、人口稠密而又紧靠徽州的长江三角洲赚取“第一桶金”，之后，则以长江三角洲为大本营，将其商业活动迅速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又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以及日本、东南亚。于是，徽商经营的商品也就不再局限于徽州土产，而是变得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其中又以食盐和典当服务为主，徽商的主体也由最初的土产商变成了盐商和典当商。
涉足行业的差异行业是和商品、市场相关联的经济范畴，也是制约商人和商帮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行业有大小之分。大的行业如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它们实际上是构成国民经济有机系统的各个部门经济。大的行业又可根据某种标准细分为若干小的行业，也就是子行业，如农业可细分为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村副业等子行业，工业可细分为能源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子行业，商业可细分为米业、盐业、茶业、木材业、丝绸业等子行业。需要指出的是，在由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大环节构成的社会经济链条中，农业和工业是处于生产环节的经济部门，其子行业的产品进入市场后，则成为商业部门中相应子行业交易的商品。而中国古代商人和商帮与近现代商人和商帮的一大区别则在于，传统商人和商帮一般只从事纯粹的商品销售和少数商品的产销一体化经营，而不像近现代商人和商帮那样把商业资本和雇佣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广泛涉足农工商业特别是工业制造的各个子行业，对很多商品都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易言之，中国古代商人和商帮一般只是就商言商的“销售商”，而不是兼顾农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产销商”，他们所看到的商业只是一种“小商业”，而不是将农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紧密结合起来的“大商业”，中国近现代商人和商帮则反是。这种区别既是中国某些古代商人和商帮未能转化为近现代工商资本家和工商资本集团的主观原因之一，也是徽商和浔商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差异。从前文所述及的徽商和浔商的投资取向来看：徽商所涉足的众多行业大多是商业部门的子行业[vii]，其中只有木、纸、墨、酱园等少数行业的经营做到了产销一体化，但囿于传统的社会历史环境，其水平离现代产销一体化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可以说，徽商所涉足的一切行业都未超出“小商业”的范畴，尽管这种“小商业”促成了徽商在明清时期的成功和辉煌；而浔商则与徽商不同，他们除了重点投资丝绸贸易、盐业、典当、地产等传统行业，还广泛投资于近代工业、新式金融业、新式交通业和新兴服务业，而他们所投资的各种近代工业实行的又是以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为枢纽的现代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所以，浔商所涉足的行业一半是“小商业”，一半是“大商业”，两者共同促成了其在清末民初的成功和辉煌。
和君主专制政府关系的差异徽商是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其成功的一条秘诀，就是依靠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政治保护来谋取盐业等特许商业的垄断利润。它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主人给奴仆以安身立命的空间，奴仆也绝对效忠于主人，努力为其排忧解难。例如，由于清政府给徽州盐商以长期垄断两淮盐业的特权，所以，徽州盐商就以积极纳税、频繁捐输的方式来报效清政府，甚至还为其用暴力手段维护统治捐助军费。据统计，以徽州盐商为主干的两淮盐商在乾隆年间所纳盐税已高达400余万银两，到嘉庆年间更增至800余万银两；而在1671至1804年的一百余年间，两淮盐商共向清政府捐输白银3930余万两，米谷近35万石；1799至1803年，两淮盐商还捐献700万银两的巨额军费帮助清政府镇压当时如火如荼的白莲教大起义。[viii]此外，两淮徽州盐商还刻意“上交天子”。清代康熙和乾隆皇帝下江南路经扬州时，他们共捐献出百万以上巨款供其花费，以博龙颜欢悦。
但兴起于清末民初的浔商和徽商不同，它和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而是一种先依附后斗争的关系。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浔商也像徽商那样向君主专制政府寻求商业活动的政治保护伞；另一方面，由于时代风云的变幻，浔商在君主专制政府即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之时，又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庞青城、张静江、陈其美、周柏年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元老，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浔商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在庞青城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庞青城，本名庞元徵，字清臣，秀才出身，但他后来为表和清政府决裂之心，特改字为“青城”。有必要指出的是，以庞青城等人为代表的浔商和清政府的决裂与斗争行为，为浔商在民国年间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政治资本和保障，徽商则由于与清政府的政治依附关系过于紧密，而在鸦片战争之后和清政府一同衰败下去。
商帮组织的差异各种同乡、同业团体的建立既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帮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商帮，其组织的具体形式和性质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徽商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古老商帮，其组织形式是会馆、公所（如徽州会馆、徽州木业公所）等商帮的旧式同乡、同业团体。这些旧式同乡、同业团体本质上是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兼有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特征的商帮组织。而浔商作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年轻商帮，其组织的形式和性质都和徽商有很大的不同。在商帮组织的形式上，浔商除了拥有会馆、公所（如湖州会馆、南浔丝业会馆、上海浙湖绉业公所）等旧式同乡、同业团体之外，还拥有同乡会、学会、公学（如湖州旅沪同乡会、湖州旅沪学会、湖州旅沪公学）等近代化的新式同乡、同业团体和地方自治社团（如湖社），并拥有或参加了跨行业、跨地域的近代化工商组织——商会（如南浔商会、湖州商会、上海总商会）。这些新式同乡、同业团体以及地方自治社团、商会是一种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转型相适应的具有资产阶级自治团体性质的商帮组织。
共同特征
余论：“贾而好儒”——浔商和徽商的共同特征
本文开篇伊始，曾提到浔商是一个“兼具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特色”的商帮集团。那么，究竟什么是浔商所“兼具的传统和现代商业文明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董惠民先生所提出的浔商“新儒商特征”的两点内涵：一是在儒家学说熏陶下形成的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等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二是在近代中国特殊政治、经济背景下形成的思想开放、吸取西方先进文化、反帝爱国、参与民主革命等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①]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浔商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既是浔商和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徽商所共有的中国商业文明的优良传统，也是浔商和徽商的共同特征所在；浔商所具有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则是徽商所没有的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时代特色。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浔商和徽商所共有的中国商业文明的优良传统其实也是两者兴盛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文化根源，而浔商所具有、徽商所没有的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时代特色则可视为徽商在鸦片战争后没能从旧式商帮转型为近代工商资本集团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标志。至于徽商未能实现这种转型的主要原因前面已有论及，就是它和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最后代表——清政府的政治依附关系过于紧密，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走向衰亡时它也必然随之衰亡。此外，徽商未能转型为近代工商资本集团的一些次要原因则和浔商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渐衰微的原因十分相似。对于这一点，本文因篇幅所限不作赘述，[②]而只就浔商和徽商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作进一步的论述。
如上所述，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等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既是浔商和徽商所共有的中国商业文明的优良传统，也是浔商和徽商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如果可以用一个词语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贾而好儒”或“贾习儒道”。因为诚信为本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一种美德，博施济众是儒家仁义观、义利观的体现，尚文重教则是儒家学派的优良传统，也是在以儒家学说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引导下所形成的一种良好风气。例如，儒学祖师爷孔子不仅强调诚信的重要性，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仁义观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并标榜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亚圣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则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④]孔子思想的另一继承人荀子也指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⑤]荀子还针对诚信在商业流通中的重要作用特别阐述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使，而财不匮矣。”[⑥]除了一致强调诚信、仁义的重要意义之外，孔孟等儒学宗师还一致以著书立说、教导门徒的方式来传播学术和文化，这实际上是为后世开创了一种尚文重教的好传统。由此联系湖州和徽州地方史志中所记载的关于浔商和徽商如何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的众多事迹细细考究，则不难断言，浔商和徽商的商业行为和社会活动都受到了儒家学说和儒家传统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们都堪称是“贾而好儒”、“贾习儒道”的典型儒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学者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区别于中国其他商帮的一大特色，[⑦]这其实是一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错误观点。这些学者无视“贾而好儒”在中国商帮身上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搜集、不分析其他商帮的史志材料，不对徽商和其他商帮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只采用徽商的史志材料就徽商论徽商，结果就得出了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和中国史学研究“唯实存真”传统的错误观点。对此，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了驳斥，[⑧]故而本文不为东施效颦之事，而只为该文的正确观点补充一则例证：在清末民初兴盛一时的浔商也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