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秉有
个人简介
  史秉有 (1940.1—) 山西万荣人。 擅长中国画。 1963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推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1965年任教于山西大学。[1]​
社会活动
两次应邀赴日本举办“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史秉有画展”；
赴法、意、德等十五国艺术考察；
在日本、北京、山西等地举办“史秉有画展”十四次；[1]
日本办展
1997年10月，史秉有教授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琦玉县坂户市教育委员会的来信，内容是特意邀请他赴日举办“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史秉有教授绘画展”。邀请信还清楚标明，让史秉有夫妇一同前往。
看着邀请函，史秉有一喜一忧。喜的是自己的绘画作品能够到国外展出，能让日本艺术爱好者观赏评价中国工笔花鸟画；忧的是自己不懂日语，而且赴日一趟费用昂贵，自己经济能力有限。他拿着邀请信找到山大有关领导，校方答复说，这个展览属于民间活动，学校不便于负担所需费用。
山西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曹石堂早年留学日本，跟史秉有私人关系不错，他得知此事，主动提出愿意给史秉有当翻译，促成此事。翻译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经费问题。史秉有立即给邀请方回信，请求对方将原先邀请他的妻子尚淑菊的名额换成曹石堂教授，并婉转地提出了赴日费用困难。没想到的是，日本坂户市教育委员会很快答复，原邀请信内容不变，由邀请方负责陪同翻译，并承担赴日的全部费用。
10月18日，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史秉有携带着自己的几十幅绘画作品，携带着患难与共的妻子尚淑菊，携带着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飞向东瀛岛国。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把中国的佛教、医药、建筑、书法、雕塑等带到日本，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成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使者。从万荣黄土高垣走出的史秉有第一次出国，也是他第一次在国外举办画展，他的心情能不激动吗？同时，有机会领着妻子出国见见世面，也是对尚淑菊几十年来含辛茹苦的一种报答，他又感到莫大的欣慰。
中国画家那么多，山西画家那么多，史秉有又是一个平时做事比较低调不事张扬的人，坂户市教育委员会为什么会邀请他前去举办画展呢？史秉有揣测，可能是多年前，山西省跟日本琦玉县建立友好县市关系，在外事活动中，山西有关方面曾将他的画作和画册赠与对方，对方看过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总之，遇到这样一个宣传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机会，遇到这样一个跟日本同行学习交流的机会，遇到这样一个为中日友好作贡献的机会，他充满信心全力办好画展，做一个当代的友谊使者。
史秉有画展如期在日本坂户市举行，市政府有关官员、日本美术界同行和观众陆续参观了画展，均予以赞赏和好评。不少观众希望今后多举办类似的画展，进一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逗留期间，史秉有在东京参观了“东京都美术馆”、“上野美术馆”、“日本艺术馆”。到神奈川县参观了“成川美术馆”。在埼玉县参观了“丸木美术馆”。另外，他还游览了静冈县的富士山，枥木县的东照宫等十余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直到11月4日才结束画展回国。
通过在日本交流参观，史秉有深深体会到，日本绘画作为东方文化的一支，它的根基是受中国绘画的哺育而成的。从唐宋开始，直到元明清各个朝代，不论是绘画理论、工具材料、造型法则、笔墨技巧，还是色彩运用，甚至在装饰陈设等方面都对日本绘画起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日本画实质上是中国画的一个支流。
史秉有还以他画家的眼睛敏锐地发现，目前日本在世界画坛失去了东方传统绘画的艺术特色。从日本佛教画和大和绘画时代起，以守野派、园山派、南画和浮世绘等为代表的日本绘画流派，都是继承中国绘画的艺术特色，然而目前的日本画极力地向西洋画艺术特色演变，失去了日本传统绘画内在美的特点。为此，史秉有教授自豪地说：“中国画代表了东方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准。中国画比西洋画的内涵要深，中国画比西洋画的境界要高，中国人应该为此骄傲。”
在日本，史秉有看到很多日本人学油画，其热情已经超越了学习日本画，却没有看到日本人学习中国工笔画，由此，他联想到了国内大多数地方的美术教育也都以西方的模式办美术学校，结果让具有东方艺术特色的中国画处于边缘化，走向低谷。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与昌盛都是与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甚至有决定性因素。
出国办画展，大大开阔了史秉有的艺术视野，也更加坚定了他弘扬民族文化，把国画进行到底的信心。他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每每举办一个西方的人物或风景画展，人们竟然从早晨三四时就开始排队买票；而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举办历代藏画展，参观者往往寥寥无几，倒却有不少是外国人在研究学习。史秉有坚定地认为：东方文化历史悠久，东方绘画独树一帜。东方绘画能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存在着永恒的根基和具备了内部发展的条件。我们中国画家只有加强弘扬中国绘画的力度，把中国画丰富的遗产、优秀的技法向世界人民介绍，才能达到文化自强和繁荣人类绘画。
2002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史秉有教授再一次应邀赴日举办个人画展，并给日本友人作了讲学。因为这一次携带绘画作品较多，他与妻子尚淑菊、大女儿史宏弟、三女儿史宏蕾一同前往，展览再次取得成功。
2005年至2010年期间，史秉有又让二女儿史宏云两次赴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和日本东京美术大学，进行中日绘画交流长达三年。
史秉有教授两次赴日举办画展，均为参加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庆典活动，为搭建中日友谊的桥梁做贡献。由于工笔花鸟画的牵线，还引出一段史秉有帮助一位日本友人在山西创建希望小学的佳话。[2]
考学经历
“瞧，高村史家老二史秉有考上了北京艺术学院！”
消息像夏日里一阵凉爽的风，融着浓浓的蜜味儿，在万荣县十里八乡传颂开了。
那是1957年，山西考区报考北京艺术学院的考生竟达400多人，而录取名额仅有区区8人，有幸能够蟾宫折桂，可谓凤毛麟角。
于是，在史秉有身上被罩上一段神奇的传说：你知道吗，那年美院考试出的啥题，叫《深山藏古寺》，让每位考生按照题意画一幅画。有的考生画的是山崖后面露出寺庙一角，有的考生画的是一片竹林掩映着古庙。你猜猜咱史秉有画的啥？他连寺庙的一点影子也没画，只画了一条蜿蜒崎岖的山间小道，小道上一个和尚挑着水桶，摇摇晃晃去山涧挑水。呵，一下子就被阅卷老师相中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个传说一直被万荣人津津乐道，作为老师和家长教育激励孩子求学上进的活教材。
然而，传说却是以讹传讹。
世界上有没有天才？有。然而，史秉有并非天才，他仅仅比别的孩子多了一点绘画天赋。“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政府在解店；东至稷王山，西到黄河滩，一座孤山在中间。”高村位于孤山以西的黄土高垣上，一条公路由村东穿过，朝南通往临猗县、运城市，往北数十里是河津市，不远处就是黄河禹门口，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西北二十里是万荣县城所在地解店镇，西面黄河边有名胜古迹后土祠，黄河对面高陵是沉睡着《史记》作者的司马迁墓。1939年，史秉有出生在万荣县高村乡高村。
既不是豪门望族，也不是书香门第，史秉有的父亲史升贵大字不识几个，老实巴交，靠种几亩薄田和给地主扛长工养家糊口。他的母亲冯彦娥是家庭妇女，心灵手巧，热心助人，平日里剪纸，绣花，缝衣服，是村里有名的巧手。尤其是绣花，那些花花绿绿的绣花线，一经母亲飞针走线，就变成了红花绿叶和飞舞的蝴蝶。年幼的史秉有喜欢看母亲绣花，边看边在心里记下母亲的许多画稿。偶尔，他拿铅笔照着母亲的画稿涂涂抹抹，母亲看了，夸奖他画得不错。“民间说女孩像爸，男孩像妈，我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母亲这方面的基因。”史秉有深情地回忆说。其实，他何尝没有继承父亲吃苦耐劳的品质呢？
史秉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少时的他个头不高，身材削瘦。有一次，村里一个大孩子欺负他，他挨打后十分委屈、愤懑，但身小力薄无力反击。如何才能出一出这口恶气？史秉有寻思再三，找到了半截粉笔，跑到那个孩子家大门前，偷偷在大门上画了一只恶鹰，心想让这只恶鹰狠狠惩罚惩罚这个孩子。原本一个报复性的恶作剧，没有想到的是，他画的这只恶鹰竟然招来四邻八舍男女老少瞧热闹，看稀奇，人们七嘴八舌，夸赞这只鹰画得形态逼真，活灵活现。
听到人们的赞扬，史秉有心有所动，从此爱上了画画，迷上了画画。村里的小媳妇大姑娘绣花剪纸需要个画稿，就来找他画。天上的鸟，地上的虫，花木花草，都成了他作画的对象。从小学到高小到中学，他担任学校的壁报股长、美术组长，课余时间，题刊头，画插图，板报、壁报给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幸运的是，他遇到两位好老师，一位是薛店高小的美术老师王德白，一位是闫景中学的美术老师樊华亭，两位老师都非常喜欢这个爱画画的学生，将一片爱心倾注在史秉有身上，热情辅导，刻意栽培。久而久之，史秉有画画在当地有了点小名气。“汾河以南、黄河以东的万荣高垣土厚水深，人们祖祖辈辈靠一百多丈深的水井或水窖生活。但正是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滋发了我儿时美好的梦想。当春天到来时，坡上长出的蒲公英给黄土高原带来了无限生机。那黄色的小花使我趴在那里看个不够；坡道边的马兰花和崖头上滴溜溜圆的红酸枣，在我心中更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坡头上、黄河边许多叫不出名的鸟雀跳跃婉转，美丽的羽毛、长长的尾巴，往往诱我痴情描绘、流连忘返。”多少年后，史秉有用生动的笔调抒发出对故乡的眷恋。
北京艺术学院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于1956年建立的一所综合艺术学院，院长卢梦是老资格革命干部；院党委书记是苏灵扬，她的丈夫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那时候，能够考取北京艺术学院，就等于跨进了国家最高级美术殿堂。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樊华亭老师的支持下，史秉有毅然报考了北京艺术学院。
炎炎夏日，背着一个铺盖卷，从高村步行五十多里到临猗县城，然后坐烧木炭的汽车到运城，再转乘通往太原的火车。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史秉有，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又觉得新鲜。列车车厢里，史秉有身边坐着几位说唱演出的盲人，还有一位断了一条腿拄着拐杖的退伍军人，好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一路上，这几个人天南海北聊得热闹，史秉有津津有味地聆听着。列车到了太原站，下车时，只见其中一位盲人把那位伤残军人背起来，其他盲人帮他拿上拐杖，带着他们的二胡等乐器一起下了火车。史秉有人地生疏，匆忙拎起自个的铺盖卷和画夹子，想跟随着盲人出站。可是，那位盲人在背上军人的指点下，步子迈得很快，史秉有气喘吁吁也没能跟上人家，眼睁睁看着盲人背着军人消失在站台的茫茫人流中……
好不容易出了火车站，史秉有雇了一辆三轮车才找到考试报名处。接下来几天的考试科目，有文化课，有专业课，专业课分为素描、色彩和创作三门。创作课是命题作画，出了一道考题——《互助》。瞅着《互助》两个字，突然，史秉有眼前浮现出太原站那位盲人背着军人下火车的一幕。灵感一来，他提起画笔，刷刷刷，在画纸上画出一个盲人身背伤残军人下火车的情景。正是这幅《互助》试卷，成为史秉有跨进北京艺术学院的通行证。《深山藏古寺》是中国绘画史上宋徽宗招考宫廷画师时出的考题，家乡人之所以张冠李戴，把它演绎到史秉有头上，无疑是为万荣县出了一位绘画天才，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一个酷爱画画的农村青年攀登上了艺术殿堂，终于能够实现自己当一名画家的理想了。乡亲们为他高兴，史秉有心头更像灌了一瓶蜜。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兴冲冲赶往北京报到。[3]
求学经历
报到后没几天，卢梦院长特意把史秉有叫到办公室，表情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秉有同学，你知道不知道，在我们学院这届招录的新生中，你是惟一一个作为破格录取的。”
“哦？我……不知道。”恭恭敬敬站在威严的院长面前，史秉有直摇头。
“是这样，学院去山西招生的老师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如果以你的素描和色彩两门考试成绩，你是考不上的。但是，你的文化课成绩不错，最主要的是你的创作考得好。今年出的考题是《互助》，许多考生没有完全领会题意，结果画成了‘帮助’。‘互助’跟‘帮助’虽然一字之差，其实是有区别的。你画了一个盲人身背伤残军人，这个立意就很切题，构思也比较巧妙。正是你的这幅创作画吸引了招生老师。可见，你很有艺术天赋，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素质，只要好好努力，将来一定会有发展的。不过，你应该明白，天资代替不了功力……”
查汉语词典，“帮助”的解释是：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给以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互助”的解释是：互相帮助，有相互合作的意思。可见，史秉有创作的《互助》，是盲人与伤残军人各自利用身体优势，进行的一个互助行动，的确非常切题。史秉有把生活中的巧遇画于笔端，不禁令人想起牛顿看到苹果落地产生灵感的故事。
卢梦原籍河北省，解放前在山西参加过牺盟会，在抗日根据地文联、新闻等单位任职，对山西这块革命热土感情深厚，同时也把一份关爱洒在了来自山西农村的学子史秉有身上。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卢梦一席话，史秉有听了暗下决心：绝不辜负老师和亲人的重望，发奋学习，争取把落下的功课尽快补起来。
虽然素描和色彩暂时落于人后，但是一入学，史秉有在体育方面的强项便显露出来。自小在家干农活，挑水担粪，锻炼了他强壮的体力和体质。第一学年学校召开秋季体育运动会，他参加百米赛跑获得亚军。他担任了班里的体育干事，寒暑易节，锻炼不止，爱好体育运动伴随他度完了大学生活，也保证了他毕业以后四十年来在生活、教学和艺术创作等方面的超负荷拼搏。
首都北京，对从万荣农村来的18岁青年充满了无穷的神秘和诱惑。星期天，同学们有的逛公园，有的看电影，而史秉有家庭经济困难，只好躲在教室里温习功课。有的同学悄悄开始谈情说爱，史秉有小时候父母就给订了一门娃娃亲，他没必要在这方面费心劳神。寒暑假，有的同学回家休息，他囊中羞涩，就留在学校读书作画。“抬头体育锻炼，低头纸墨笔砚。”是史秉有大学校园的写照。他成了时间的富有者，学业有了很大发展。一年级他是差等生，二年级他迈向中等生，三年级他步入了上等生。1962年，史秉有创作的花鸟画《玉兰》，参加了北京市第五届中国画展览。处女作《玉兰》能跟吴作人、李苦禅、李可染等名家的大作悬挂在同一展厅，这对于史秉有该是多么震撼的鼓舞啊！鲁迅先生说得好：所谓天才，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工作。
然而，北京艺术学院并非世外桃源。在共和国大地发生的一连串政治运动，都让史秉有一次不落地遇上了——
“反右”运动，他赶了个末期，没完没了地参加批斗会，亲眼见一个个老师和高年级同学被划为右派；“大跃进”运动，他在石景山钢铁厂抬钢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挑土方；社教运动，他被派到京郊平谷县大华山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年困难时期，饥饿的史秉有利用晚上做家教，教两小时绘画挣两块钱，返校途中花一块钱买碗馄饨充饥，还能积攒点零花钱。回忆起政治热情点燃和消耗青春精力的往事，史秉有感慨万千：“那些年，假如我们不搞那么多的折腾，国家和人民就会少受很多很多损失，我们在学校也能学到更多更多的知识啊！”
起初，史秉有学的是油画专业，当时选学油画在美术院校成为热门。史秉有从中国绘画史了解到：中国工笔画从战国的帛画至今已近2500年了，工笔画花鸟画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就成熟了，从五代到两宋300多年间，由于朝野齐心协力，把中国工笔花鸟画推到了高峰，曾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绘画盛世的标志。元代之后700多年来，文人写意画兴起，主宰了中国画坛的话语权，工笔花鸟画受到歧视走向衰落。明代之后，曾有人企图传承复兴工笔花鸟画，均壮志未酬。近百年来，工笔花鸟画濒于灭亡的边缘，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窘境。他选择学习中国工笔花鸟画这一冷门画种，志在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另外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学油画所需作画工具材料投资大，而他家里拿不出钱。从此，史秉有跟中国工笔花鸟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毕业创作是大学毕业生找单位的敲门砖。”这是上世纪60年代全国美术院校中流传的一句话。1963年夏，史秉有大学毕业了，他的毕业创作作品巨幅工笔花鸟画《舂浓》，在全国美术大学毕业生创作作品新芽美展中获得好评，后又被刊登在权威学术刊物《美术》第五期上。这一期《美术》杂志在“美术院校应届毕业生创作选刊”专栏中，总共选登了17幅作品，其中油画5幅，中国画3幅，《春浓》是入选的惟一一幅工笔花鸟画。有了这一块坚硬的“敲门砖”，史秉有被留校任教，成为国画专业惟一一名留校生。
留校不久，史秉有又被选送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研究生学业。他的研究生毕业作品画《公社春早》，画面近景是透过盛开的杏花枝头，远处在公路上有奔驰的拖拉机、与田野中竖立的高压电线以及喷洒农药的社员，反映当时我国农村实现“四化”的美好憧憬。《公社春早》刊登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1966年第二期封底，尽管没能摆脱图解政治的痕迹，毕竟让外国人看见了新中国农村的新气象。
从 1957年到1965年，史秉有在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求学8年，师从李苦禅、王雪涛、俞致贞、田世光、高冠华、戴林、郭味蕖等花鸟画大师。研究生毕业后，他原本已经留校任教，却毅然回到山西大学美术系教书。原因之一是1964年极左思潮导致学校花鸟画专业停办，另一个原因则是跟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娃娃亲有很大关系。[4]
成家趣事
在晋南农村，流行一个很不文明的习俗——早订婚。男孩女孩只有几岁大，懵里懵懂的，便由媒婆做媒，遵照父母之命订了婚姻。等到年龄增大，男孩招工、参军或者考上大学，随着地位和环境的改变，对小时候订婚的对象不满意，提出退婚或离婚。此刻，社会舆论却不分青红皂白，一致谴责男方为“陈世美”。早订婚的恶习，不知酿就了多少男女的悲欢离合。
史秉有也没有逃脱这一习俗。记不清什么时候，父母在离高村几里远的半坡村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对象名叫尚淑菊。因为淑菊的姥姥家在高村，逢年过节串亲戚，两人时常见面，但碍于封建意识的影响和少男少女的羞怯，极少接触。史秉有考取北京艺术学院后，两人来往逐渐增多，彼此有了一定了解。尚淑菊在学业上生活上都很支持他、关心他，史秉有对淑菊充满了感谢之情。
1958年淑菊初中毕业后被招到太原当了工人，两人之间鸿雁传书，相互诉说着青春理想和思念之情。
有一年放暑假，史秉有回老家路过太原，特意赶到淑菊所在的工厂看望她。久别重逢，两人该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可是，史秉有一眼看见厂区里的几棵夹竹桃，枝繁叶茂，花朵鲜艳，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什么也顾不得，钻进花丛，打开随身带的画夹，蹲在花前，开始了写生。他全神贯注，附近电厂大烟囱的灰渣落在身上，把他洁白的衬衣变成了灰色，也全然不知。等到淑菊从食堂打来饭菜，却四下里找不见他。
1962年，在国家“六二压”风潮中，尚淑菊的工厂精简人员，她被迫回到万荣老家当了农民。史秉有与尚淑菊，一个在繁华的北京，一个在落后的农村；一个是大学研究生前途无量，一个是农民在修理地球。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考验着史秉有。当时，学校好多同学纷纷跟农村的对象退婚了，也有朋友劝他退婚再找。面对人生的抉择，也许是黄土地赋予他忠厚善良的天性使然，也许是他信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爱情的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史秉有不仅没有抛弃尚淑菊，1963年在读研究生学业时，他毫不犹豫地跟尚淑菊结了婚，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山西大学任教。从此，这一对夫妻银汉迢迢，天各一方，过上了长达25年的牛郎织女生活。
婚后9年中，史秉有跟尚淑菊生下5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不到两岁。一家大小吃饭穿衣，仅靠史秉有每月54.5元工资哪能行？为了支撑这个家，尚淑菊用她纤弱的肩膀艰难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白天上地干农活，夜晚拖着疲惫的身体在炕头纺线织布。全家人用的衣服被褥，全是她一寸一寸织出来的。多少次，史秉有回来跨进家门，看到的几乎是同一幅景象：妻子满头大汗在锅台边烧火做饭，一个孩子抱着妈妈的腿哼哼唧唧，另一个在炕上“大闹天宫”，院里的那个滚得一身泥水，稍稍懂事的老大正在吃力地哄着最小的妹妹。家务事还能勉强对付，令尚淑菊最感愁苦的是，每当生产队农活需要壮劳力时，她和一群孩子束手无策四处求人帮忙；每当生产队分粮时，她家因为挣的工分不够分不到劳动粮，眼巴巴望着别人背着粮食回家。
多少次，望着辛劳的妻子，史秉有眼睛湿润了，脚步迈不动了，他曾产生了不回太原，调回县文化馆工作，以便帮助妻子带大孩子，一家人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的念头。但是，一来大学不会放他，二来妻子看出了丈夫的心事，宽慰地说：“你有你的事业，放心走吧，家里有我！”
返回学校，史秉有何尝能够放心得下家里。每月工资发下来，为了补贴家用和供孩子上学，一分钱也要掰作几瓣花。一天三顿窝头咸菜吃了好几年，清淡单调的饮食，使他虚弱的肠胃竟然无力接受营养丰富的食品。他不能吃肉食，甚至连水果也无缘享用。长期的营养不良，使这位大学期间的中长跑运动健将身体逐渐垮了下来。他的一身衣服晚上洗了白天穿，朋友开玩笑说他是“老虎下山一张皮”。寒假暑假，麦收秋收，史秉有一年至少回家四趟。
麦收时节，龙口夺食，他坐火车赶汽车一回家，放下东西，喝一口凉水就直奔自留地，抢过妻子手中的镰刀就不直腰了。他是大学老师，课堂上教书育人；他又像半个农民，跟黄土地打交道学会了犁耧耙耱等技术农活。
生活的清苦，夜晚的孤独，史秉有并没有感到寂寞和空虚。教学之余，他外出写生，拼命作画，足迹跑遍了太行吕梁的山山水水。他把对中国花鸟画的热爱，对山西这块热土的挚爱，对家乡妻子的情爱，一笔一画，一点一勾，倾注在一幅幅五彩缤纷的艺术作品中。
1983年，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尚淑菊和孩子才转为城市户口。但因学校住房短缺，家里老人也年迈多病，夫妻仍然天各一方。直到1988年学校分到宿舍，这对患难夫妻终于结束了长达25年的牛郎织女生活。两地生活的艰辛不知耗费了史秉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然而，也让他更加熟悉和了解到农村底层的状况，积累了丰富的田园造化之美的花鸟画素材，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说：“一个艺术家除了观察客观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是在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因自己时来运转而忘乎所以，也不因厄运临头而怨天尤人。”
卸下了家庭包袱的史秉有，将向事业的高峰展翅翱翔。[5]
获奖作品
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多次获奖，被收入《中国花鸟画》等多部大型画集。
为中共中央大会议厅创作宽十一米高三米巨幅工笔画《朝鹤图》；
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大幅工笔画《晨雾飘香》；
为国家领导人办公地创作工笔画《满园春》和《春正浓》；
为中共山西省委会议厅创作巨幅工笔画《松鹤图》；
获山西省“我为山西立新功”优秀奖。[1]
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
第一，他用画家的眼睛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非凡的美，拓宽了绘画题材，给人以清新健康美的享受。
中国传统工笔画离不开梅兰竹菊、奇花珍禽、游鱼虫蝶等，史秉有在画中增添了群羊、麻雀、谷黍、梨、杏、柿子、酸枣等等，这些乡间田野司空见惯的自然景物，成了他工笔花鸟画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他创作过一幅《老根情洒黄土中》，悬崖边一棵苍老的柿子树，根须裸露，却牢牢抓住泥土不放；看似岌岌可危，根须却汲取泥土的营养顽强生长。画作告诉人们：生命是不择境遇的，奉献是不讲条件的。只有从艰辛的生存和无私的奉献中，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幅画蕴涵着黄土与树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哲学理念。史秉有认为，与多数传统的梅兰竹菊赋予的内在美不同，山野之花虽然不如红花绿叶好看，却是红花绿叶所代替不了的。
第二，他的绘画作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工笔花鸟画健康向上的意境，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含量。
传统工笔花鸟画已然形成了一些老套路，画松树，画仙鹤，题为“松龄贺寿”。画荷花，隐喻“出污泥而不染”。史秉有画动物，画植物，都给动植物身上赋予了新意。他画过一幅《黍香》，深秋的田野，一嘟噜一嘟噜金黄色的黍穗，飘散着浓浓的黍香。几只麻雀经不住黍香的诱惑，鸣叫着，歌唱着，厮缠着来觅食。突然遭到驱赶，有的奋翅惊飞，有的不忘呼唤同伴，情趣盎然。这黍香背后，既有丰收的喜悦，又有勤劳的汗水；既有艰辛的探求，又有未来的希望；既有播种者的自豪，又有觊觎者的掠夺。这幅画的创作构思来源他儿时在田间看护庄稼驱赶麻雀的经历。
第三，他探索融合其他画科构图、线条、色彩等元素的绘画技法，在保持民族艺术特色的宗旨下，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史秉有学习过西洋绘画，他觉得弘扬中国工笔花鸟画，不能排斥西洋画，反过来西洋画的一些画法和技巧，完全可以拿来借鉴。但是，拿来借鉴不是物理上的混合，而是要达到化学上的化合。《芽儿》是一幅全国美展获奖作品，专家对此赞不绝口，不仅因为史秉有善于观察生活，独具慧眼取材，而且，他在工笔画中适当运用了西洋画物体受光面的色彩、受光源色影响的法则，既保持了中国画以线造形的艺术特色，又未变成西洋画。画中灿烂的早霞映照在被芽儿拱起的一个个土块上，愈加生机勃勃，深化了芽儿具有非凡韧劲拼力向上的主题。
第四，他用工笔花鸟画的技法探索发展科普画的新途径。
十年浩劫，工笔花鸟画被打入“四旧”，成为畏途。但史秉有没有放下画笔，没有废弃技艺，他想方设法为省卫生厅画《山西中草药》，为省水利厅画《水产科普画》，为省林业厅画《森林保护手册》，共计300多幅。他为省轻工厅的产品作画，山西名酒汾酒瓶上那幅“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画，就是他1973年创作的，一直沿用至今。“不为名利断送艺术，不因生活风浪凶险而抛弃画案。”是他抱定的信念。已故著名画家、山西美协副主席赵延绪先生对《山西中草药》彩图的评语是：“秉有同道所绘之中草药图，古若徐熙，今齐非誾，真是笔中有韵，墨外有神。今以数载之精力为大众绘成巨册，宜乎挥毫落纸，卓尔不群，爰乐书数语以志钦佩。”徐熙和黄筌均是五代十国著名花鸟画大师；于非誾是当代著名花鸟画大师，他注重写生，画风直追宋元古典绘画遗产，尤其是宋徽宗赵佶的笔情墨趣。赵老以“古若徐熙”“今齐非誾”酷评，可见一斑。
第五，他将传统工笔花鸟画推向广阔的民间，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
史秉有出版过许多采用工笔画的技法和表现形式创作的年画，既有风景抒情的春夏秋冬四条屏年画，又有寓意吉祥的喜鹊梅花、鸳鸯荷花为题材的单张年画，还有一套套内容丰富、色彩艳丽的台历和挂历，在新华书店，在厂矿社区，在农村集市，被广大群众争相购买。
史秉有求学时的恩师、全国著名女画家俞致贞生前评价说：“史秉有擅长工笔花鸟画，因他有为人民服务之心，故不辞艰辛，常上山下乡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创作出大量有时代气息之花鸟画经常展览和出版，深受广大人民欢迎。近年之新作做到艳而不俗，典雅大方，独树一帜，可喜可贺。”[6]
出版作品
出版有《史秉有画集》和《史秉有花鸟画集》。[1]
社会职务
山西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史馆馆员、中国美协会员、山西美协理事、山西省工笔花鸟画会会长、山西老年书画家协会副会长、山西师范大学、太原科技大学、运城学院、晋中学院等七所大学的教学顾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