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家独生子女儿童观
内容简介
《国家·独生子女·儿童观》序
周星
这是一部深入探讨城市独生子女群体与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面积形成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儿童观”的变迁之间深刻关联的实证性学术著作。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林光江博士根据她在北京市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和颇为深入的社会学观察与人类学访谈，在翔实的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展开了富于创见的思考与论述。作者不仅对当代中国城市社会里家庭、学校、政府和媒体的儿童观分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还对上述不同社会实体之儿童观的异同和关联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独到和新颖的学术观点，从而为中国的儿童社会学和有关儿童问题的人类学研究拓展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虽然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和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尖锐冲突而在推行过程中遇到过很大阻力，但它在城市里得以彻底推行并取得了成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除了降低出生率、延缓人口增长等一系列长期的人口学后果之外，它还使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家庭比例不断升高，现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类型，从而引发了中国城市社会一系列结构性的变迁。独生子女家庭在以往的相关文献中通常被归入核心家庭，并不被认为有多特殊，但目前在中国的一般城市，基本的社会现实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人，很多还成为下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那么，他们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内的人际关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人际关系究竟会有哪些变化呢?
包括本书的研究成果在内，学术界已经证实独生子女家庭确实具有若干不同于其它家庭类型的特质。例如，儿童对于家长而言是更加“宝贝”了，这意味着父母亲对孩子的主观态度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没有兄弟姐妹，反而增加了和成人尤其是和父母交流的机会，也因此容易出现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过度社会化”现象；家庭消费生活明显地出现了以孩子为中心的偏向；比起多子女家庭来，独生子女家庭通常在儿童早期教育上更舍得投入；但与此同时，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期许也就更高，因此对孩子造成的压力也就更大。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里，超出儿童年龄及其接受与理解的能力范围，强制或灌输性的学前或超前性的课外教育泛滥成灾；过早、过多地根据成人世界的竞争压力规划儿童的未来发展，结果经常会是牺牲了儿童的游戏天性和理应享有的幸福童年。
以对上述诸多社会事实与现象有较为全面的掌握和深刻的理解为前提，林光江博士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城市社会是如何为儿童教养提供着一个怎样的环境?中国的城市儿童(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是如何在家庭、学校、社区、同龄群体和大众媒介等综合构成的整个社会化的生态系统中成长的?作者希望能够从当代城市独生子女的教养实践去剖析中国社会多种实体(国家、学校及家庭等)的儿童观及其变迁，进而揭示不同儿童观之间的彼此关联以及它们对各自社会空间内的儿童教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本书对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微观教养环境做了深入分析，对经由一系列社会实体所营造的儿童教养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准确的阐述，对宏观的社会变迁转型趋势以及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等对中国城市儿童教养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颇为全面的考察，同时，还对变动不居的国家和社会、家庭的儿童观进行了具体的阐明。我认为把独生子女问题和儿童观的研究相结合，正是林光江博士此项研究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她的最大贡献。
所谓“儿童观”，主要是指既定时代背景下国家、社会或家庭对于儿童的基本认知、看法和态度以及有关儿童的理念。虽然不同文化对儿童的定义千差万别、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社会又都有诸如诞生礼、成长礼、成丁礼等方式来规范儿童，并都致力于逐渐地将其纳入(同化)到成人的生活世界之中。不同的儿童观与儿童的社会化、与特定社会或时代里儿童教育的形态有着直接的关联。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上帝本位的儿童观、国家本位的儿童观、家庭本位的儿童观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上帝本位的儿童观，比如认为儿童具有“原罪”，故须对儿童进行禁欲主义式的教育；国家本位的儿童观把儿童看作是国家的财产，现在是祖国的“花朵”，未来是守法的公民，这样，儿童教育就比较强调爱国主义，比较强调儿童对于国家未来的意义。家庭本位的儿童观是把儿童看作父母或家长的私有财产，不承认或轻视儿童的独立人格，或认为儿童将来要为家庭传宗接代，或只把儿童当作未来的家庭劳动力。例如，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儿童的养育往往不是以满足儿童的要求为目标，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需求和期待。至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把儿童看作独立于成人的个体，认为儿童有自己的尊严、权利和自我发展能力，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不应该因为成人社会的观念而牺牲孩子童年的幸福。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大体上是晚至19世纪末才率先在欧洲出现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它现在影响越来越大，并经由1989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而逐渐具备了普世性。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儿童观因为其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的国家儿童观也日渐强大。因此，儿童不仅是家庭的“宝贝”，将来还必须是社会集体的一员，或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不同的儿童观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妥协和互动，更有基于不同时空背景的变迁。与中国城市社会里独生子女的教养实践密切相关的儿童观的变迁过程颇为复杂，其中既有强化传统儿童观的一面，又有改变传统儿童观的一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养儿防老”等，可以说是传统的家庭儿童观，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儿童未来的成功是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家庭的最终成功。特别是在独生子女的场景下，儿童的教育绝不可以失败，几乎所有家长都对孩子有很高的学历预期，也都认为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必须从儿童时期就予以精心的培养和准备。这是传统儿童观的某个方面被强化了的例子。至于改变了传统儿童观某些内容的情形，例如，传统的性别偏好(重男轻女)逐渐让位于“男孩女孩都一样”的理念和心态，此种“去性别化”的变革正是在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日益普及的社会大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此外，诸如儿童的潜能被认为有无穷的开发可能性；在学习能力普遍得到重视的同时，儿童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却被忽视了；儿童的特质从“天真”不断地被大人鼓励或塑造成“小大人”等，这些可以说都是中国社会的儿童观已经和正在发生微妙变迁的反映。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中国也有了很大的成长，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家长逐渐认识到尊重儿童独立人格和儿童权益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的儿童观是既把儿童视为祖国的“花朵”，又把他们视为未来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在国家看来，儿童不仅是家庭父母的子女，他或她还是未成年的公民，因此，儿童的教养和培育就不再只是由家长说了算，《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儿童的教育和培养被正式地纳入到了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上学成了家长和儿童的义务、责任，而非可有可无的选择。国家的儿童观还表现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订和实施，它意味着对儿童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以及依照法制原则来界定围绕着儿童的各种社会关系，诸如儿童与家庭、与学校、与社会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希望儿童能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认同并注重“儿童优先”的原则，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以儿童为主体、促进儿童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例如，《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从而对全社会的儿童观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具有意识形态背景的国家儿童观，基本上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这样两种途径而渗透、影响到全社会的。学校教育体系由国家主导，它需要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落实在具体的教育实践当中。学校为儿童的社会化提供了不同于家长的权威角色——教师，提供了“同学”这样的同龄群体，也提供了一系列社会制度性的约束——校纪、校风、公民教育和各种组织化的社会活动等。但正如林光江博士指出的那样，虽然学校的儿童观基本上是以政府的指导方针为基础形成的，它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的儿童观。诸如学校的教学传统、独特的校风、学校领导的理念、教师们的理想和感受等，都是构成不同学校之儿童观的重要内容。尽管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和社会舆论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或“减轻学生负担”，但几乎很少有学校能够放弃或淡化培养儿童应试能力的教学方法，这恰好反映了学校的一些基于自己立场的坚持。另一方面，学校教育的目标多少是想把学生按照一种模式化(同质化)的理想人格去形塑的，因此，它也很难完全满足每一位学生家长对子女教育的个别或特殊的期许。可以说，学校连接着国家和无数个独生子女家庭，学校乃是国家、学校和家庭的儿童观彼此可以互相交流的空间。
在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电视、电影、网络、广播和动漫出版物等，大众媒体的儿童节目或儿童专栏，基本上都是成人社会为儿童提供的文化产品，它们构成了城市儿童课外活动的基本环境，其中依然渗透着国家儿童观的强大影响。不过，大众媒体的这些文化产品必须要“寓教于乐”才行，必须要重视儿童的特点，如此这般才能使孩子们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虽然这些节目或专栏为儿童们提供了很多有关现实世界的信息，也提供给孩子们想象周围世界的素材和空间，但另一方面却普遍存在着“说教”过多以及过于“成人化”的误区，所幸的是有一些海外的纯娱乐性少儿节目被允许进口，从而多少缓解了中国城市儿童无法躲避的受教育压力，并由此获得了稍多一点的天真童趣。
中国城市儿童教养环境的形成和多种社会实体之儿童观的诸多变迁，与其说是由独生子女政策直接造成的，不如说是更为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人口学趋势所导致的综合性的结果。林光江博士对此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她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独生子女家庭儿童社会化的微观层面，还更以宏观的视野，分别对学校教育体系(包括学前阶段的幼儿园)、社区、大众传媒、商业组织、国家甚至国际化等影响儿童教养环境和儿童社会化过程的方方面面均有颇为中肯的论述。例如，她指出，由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致使社区对儿童的教育功能逐渐丧失或被弱化；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主要以经济的成功来评价人的价值的功利主义倾向，影响到了家庭和学校对儿童培养目标的设定；成人世界的互相攀比和社会流行的趋同压力，促使儿童教养也变成了社会竞争的一个特殊领域；市场经济机制下以儿童为对象的商业促销和劝诱行动，已经对儿童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渗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儿童教养模式经由大众传媒的介绍与扩散已广为人知，从而在中国城市的儿童教养方面，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具有跨文化属性的教育知识体系。林光江博士通过对上述诸多问题和诸多方面的系统性探讨，事实上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城市儿童社会化的理论模型，亦即中国城市儿童的社会教养环境是由多元的主体构成的，在其各自的儿童观及其涉及儿童教养的社会实践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我看来，林光江博士的此项研究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那就是重视对儿童生活及儿童文化的观察和分析，例如，她对中国城市儿童的游戏和玩具之变迁的探讨，细致入微而又发人深省。游戏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是同龄群体中最经常和最主要的自发性活动，儿童由此可以与同龄的小伙伴建立起直接和亲密的情谊关系，还可以通过游戏在此种同龄群体当中学习适应社会生活。游戏能够反映儿童的天性特点，对儿童的成长和社会化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儿童常见的游戏主要是踢毽子、跳绳、跳橡皮筋、捉迷藏、滚铁环和打扑克牌等，当时的玩具大都比较简单，便于就地取材和手工制作，即便去购买，价格也很便宜。但80-9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了电动玩具、电子游戏机、遥控玩具、电脑游戏、因特网等新生事物，儿童的玩具开始现代化、商品化，与此同时，儿童游戏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出现了日益电子化、高科技化、成人化的趋势。正如林光江博士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儿童游戏的空间从户外逐渐转移到了室内，这极大地方便了家长们的监视；游戏的时间也不断地被各种课外的“兴趣班”所挤压；玩具原先只是作为游戏的辅助性道具，现在则变成了游戏的中心；以前经常是在同龄小伙伴之间很自然地发生游戏，现在则甚至连找同龄人一起玩耍都变得颇为困难了。儿童或独自一人玩，或和家长一起玩，甚至只是面对“荧屏”里的虚拟世界和虚拟伙伴，游戏越来越不需要外出了，也越来越难以找到玩伴了；理应在同龄的小伙伴之间面对面地直接互动的游戏，现在则越来越变得需要通过电子游戏或电脑、互联网之类的媒介而间接地彼此互动了。
导致以游戏为主的儿童生活世界的上述诸多变迁的原因，非常复杂多样，但主要还是成人世界的儿童观多少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有为数众多的家长认为孩子“贪玩”，甚或对“玩耍”本身就持有消极意义的判断，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用“兴趣”和“爱好”去替代儿童的“玩耍”，殊不知游戏恰恰是儿童最重要、且往往是最容易激发其创造性与想象力的活动。总体而言，成人世界基于自己的利益和对儿童的预期、判断而为孩子们提供了“准成人化”的文化及教养环境，从而逐渐替代了儿童自身所可能创造的游戏文化。事实上，现有的大部分游戏经常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甚至是以商业利润为中心而制作或被开发出来的，它们留给儿童发挥创意和想象力的余地早已微乎其微。现代城市儿童能够自由自在地“玩耍”的时空范围却是越来越小，由他们在同龄群体内共同创意、共同实行并可以在试错中不断地学习去完善和发展的游戏方式越来越少，儿童们越来越多地被成人为他们制造的游戏和其他文化所包围、所控制。通过对中国城市儿童生活的实证性研究，林光江博士指出，儿童们的大部分时间是被学校(幼儿园)及家长支配的，孩子们真正自由的时间少得可怜，可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过早地变成了成人世界制度化时间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群体并不是自由自在的所谓“小皇帝”，而是深受竞争原理支配，被家长的欲望或成人社会的期待所影响，在被严格管理的同时，当然也是倍受宠爱、甚至是被过度保护的特殊的人口亚群体。对于本书所揭示的城市儿童的孤立和孤独日趋深刻化的上述社会现实，我们必须予以深刻的反思。
在论及由成人社会给儿童们创造的文化或旨在使儿童实现社会化的教养环境时，林光江博士还对现当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做了必要的分析，指出了其中潜含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儿童观如影随形般的存在。长期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可以说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为国家和社会所期许的少年儿童的形象，但由于过度偏重其宣传和教育的功能，因而在童趣、童真方面却有很多的不足。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首先应该基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按照儿童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成人社会的逻辑去展开；儿童文学作家不应该把小读者们只视为是可以按照成人世界的人生预设或意识形态原则去训导的被动性的存在，相反，儿童文学应该给孩子们拓展出足够宽阔的发挥其想象力的空间。
林光江博士曾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留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她的这部书稿就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精心修改而成的。除了学习刻苦、态度谦虚、学风严谨、尊重老师和友善同学等优点之外，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她作为一名非常了解中国的“知中”派日本学者，完全没有其他一些海外学者往往可能秉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借助外部视角的便利，林光江博士对中国城市社会里涉及独生子女群体、独生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教育等问题的观察与分析，既敏感、睿智和富于洞见，同时又充满理解、同情和善意。林光江博士和家人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多年来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及民间文化交流作了许多具体的实事，她的不懈努力已经获得了中日两国许多人士的赞赏和敬意。
以上文字便是我重读这部书稿时的所思所想，谨记于此，权且为序。
2009年6月20日
作者简介
林光江，女，日本人，社会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特任教授。　　1989年到北京大学留学。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担任外国专家。　　目前。从事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医学合作项目。
目录
序言　周星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变动中的儿童教养环境
一、独生子女群体的形成
二、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迁趋势
三、独生子女问题，还是儿童教养问题？ 
第二节　基本概念
一、独生子女
二、儿童
三、儿童观
第三节　本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和研究内容
二、本书所使用的资料收集方法
第二章　 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城市儿童在家庭中的生活状况
第一节　独生子女群体的形成：对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
第二节　城市儿童的生活时间表
第三节　城市儿童所受到的家庭照顾和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第四节　城市儿童的消费结构
第三章　城市儿童的家庭教育
第一节　城市儿童所处的家庭氛围
一、北京市独生子女家庭的背景特点家长、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条件
二、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独特地位以决策参与度作为测量指标
三、城市儿童家庭内部互动情况分析代际互动和隔代互动
第二节　谁教育孩子
第三节　教些什么
一、教养与规矩
二、兴趣爱好培养
三、能力的培养
四、作业辅导
第四章　望子成龙：家庭的儿童观
第一节　抚养“小皇帝”？
一、爱还是溺爱？ 
二、为何“侍候”？
三、“小皇帝”的行为
第二节　教育：投资竞赛和管制过剩：
一、智力投资
二、学习管制
第三节　父母预期
一、生活：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二、理想：替自己实现未了的心愿
第四节　男孩与女孩：性别评价
第五节　变迁中的儿童观和儿童的两难困境
第五章　城市儿童的在校教育
第一节　学前教育——幼儿园的生活：学校生活的准备
一、幼儿园作为儿童社会化空间的重要性
二、幼儿生活的作息袁
三、幼儿教师眼中的城市儿童
四、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接轨
第二节　小学生活
一、小学生活的作息表
二、课程设置
三、小学教师眼中的城市儿童
四、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变化
五、学校、老师与家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
第三节　儿童初级教育的跨国经验比较
一、日本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
二、中日两国幼儿园教育实践的对比：20世纪80年代
三、中日两国初级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20世纪90年代
第六章　学校的儿童观
第一节　政府与学校
一、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发展
二、小学教育的发展
三、教育课程改革
四、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
第二节　办学理念
第三节　校际竞赛与教学质量
第七章　国家的儿童观
第一节　儿童与国家
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儿童及其所处地
二、儿童文学与国家的儿童观
第二节　针对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
第三节　针对儿童的接班人教育
第四节　超越家庭、超越国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儿童教育
第八章　大众传媒、游戏与儿童观
第一节　 “儿童社会化”的过程
第二节　大众传媒与儿童
一、少年儿童节　目的现状
二、党和政府的指导
三、专业人士在制片上的立场
四、儿童与电视节　目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节　游戏与玩具的变迁
一、游戏的定义和特征
二、游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三、游戏的变迁及其影响
四、新的游戏和儿童观
第九章　当代社会转型下的儿童观
第一节　中国传统儿童观的诸观念
一、“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把儿童看成一种工具
二、“多子多福”：多胎生育的追求
三、“重男轻女”：性别偏好
第二节　 当代社会转型对儿童观诸观念之变化的影响
一、家庭儿童观的变迁
二、学校儿童观的变迁
三、国家儿童观的变迁
四、大众传媒儿童观的变迁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儿童观变迁
一、市场化与儿童观的变迁
二、国际化、城市化与儿童观的变迁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增长趋势
附录二：日本社会的低出生率及其社会后效
附录三：2001年北京市各区小学概况
附录四：北京市小学和学前教育规模的变化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