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虻
简介
陈虻，原名陈小兵，生于1961年8月30日，2008年12月24日逝世，享年47岁。著名电视人，生前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
1961年8月30日出生。
198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
1985年，在中央电视台任记者，从事栏目《人物述林》、《社会经纬》、《观察思考》。
1993年，任《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
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
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
2001年初，赴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
2001年10月，主持《东方时空》改版。
个人经历
个人履历198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毕业，毕业时被分  央视《东方时空》原总制片—陈虻到航天工业部团委,198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人物树林》、《观察与思考》栏目做记者。1993年7月加盟《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2001年初赶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收获颇多。工作经历大学毕业时，陈虻被分到了航天工业部团委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中央电视台，从小到大一直朦朦胧胧的“搞文”的念头在那个瞬间突然清晰起来。作为制片人的陈虻说过这样的话：“创作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创作的过程又是十分具体的。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性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陈虻在中央电视台的头三年里，没有具体的工作，如果说他干的事儿算是工作的话，那个工作就叫“打杂”。接收陈虻的人要不是当初看中他的人，他的工科背景让领导有些不情  陈虻愿。三年里，每次报选题，到了陈虻这儿都会自动地跳过去。从陈虻上班的那天起，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陈虻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给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陈虻就负责跑邮局寄钱。谁要是外出拍片子，说：“陈虻，跟我走一趟。”这是三年里他觉得最幸福的事儿。“走一趟”对那个人来说是搬东西，联系车票，找住处都不用愁了，对陈虻来说却是学习业务的大好机会……陈虻就是这样成为《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
1993年6月的一天，当时《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孙玉胜靠着窗台对陈虻说，来《东方时空》吧。陈虻回家后看了20多天的《东方时空》，也想了20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儿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而从那个夏天开始，《生活空间》也渐渐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1年11月5日，新改版的《东方时空》播出了。25天前，总制片人陈虻才接到改版通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一个天天要播的名牌栏目动手术，难度可想而知。陈虻戏称为：“就像一家饭店，一边营业一边搞装修。”身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还同时领导着《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这两个重头栏目。人物生平陈虻,生于1961年8月30日，2008年12月24日逝世。享年47岁。著名电视  陈虻人，生前曾任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
198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毕业，毕业时被分到航天工业部团委,198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人物树林》、《观察与思考》栏目做记者。1993年7月加盟《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2001年初赶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收获颇多.
网络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分家在十月》，是我曾供职的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兄弟们攒的，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具智慧的黑色幽默作品。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名字叫《陈虻诺夫回忆录》。在片中，时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白发苍苍。但是现实中，陈虻没有活到那个年纪，昨夜，他因胃癌去世，享年47岁。
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种人，应该在城市边缘弄个诗意的居所，调素琴阅金经，饮茶读书，高朋满座，一不称意便可明日散发弄扁舟。可惜这样的生活往往属于那些满脸横肉铜臭逼人的房地产暴发户。陈虻，不过是电视与官场的双重压力艰难负重的中年男。
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那时，能做出个好片子与陈虻英雄惜英雄，曾是我很大的创作动力。《巴金》、《余光中》、《孙志刚》，少数几个自己尚能过关的片子都曾经过他的法眼。他可算是台里少数审片专注的领导，之后的点评，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只是在场听的人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如今想来，十分可惜。他不仅指点具体的剪接拍摄采访技巧，也善于提炼深厚的人生哲理。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经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看完《社会纪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  陈虻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眼中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能量太多，多到可以分给很多人，我也曾幸运地分得一杯羹，这杯羹，现在还在滋养我。肉身有它自己的天命。但是，一个人的智慧，被许多人悄悄地拥有着，这样的价值，不与肉身等长。所以，此刻，我和很多人一样悄然叹息，但想到他将生命能量发散后，在地母黑暗而温暖的拥抱中开始深长的休息，我又感觉到一种平静的温暖。虽然从此以后，无论我拿出什么作品，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去惶恐面对。
24日凌晨0：30,北京肿瘤医院,抢救黯然结束,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陈虻 因胃癌去世，享年47岁。
人物评价
白岩松：“我和他是兄弟”
（陈虻在10年前开创的《生活空间》，通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创造了中国电视界的一个神话，这个栏目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历史”。）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创意。这句由著名演员王刚配音的话语，至今在观众中有口皆碑。
“是否可以说，陈虻是中国电视、中国社会纪录片的推动者？”对此，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昨日说：“毫无疑问。当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对他工作的一种评价。”患胃癌是否与长期工作中的积劳成疾有关？白岩松没有回答，但他表示：“我和他是兄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袁芳说，在陈虻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前，新闻节目很少有关注民生的内容，陈虻在《东方时空》中把目光投向了老百姓，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的先河，从此故事类、纪录类节目大量涌出。
电视人：无法不悲痛不忧伤
（长发，深沉，睿智，洒脱，自信，不张扬——这是很多电视同行对他的印象。）
一位名为“飞去来兮”的网友自称曾供职于央视新闻评论部。她在网上表达了对陈虻的“惜别”：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审片之后的点评，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在央视新闻中心工作的一位女士说:“在中国电视发展五十周年暨中央电视台建台五十华诞之际，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中国电视人，这无疑是中国电视界的一大损失！无法不悲痛，无法不忧伤！”
陈虻的消遣：看碟和陪儿子
陈虻第一次做客网站是在2001年11月，那时《东方时空》的子栏目《时空连线》首次播出。
有网友问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1993年，初创的《生活空间》一直在调整，需要用一句清晰的话告诉人们，《生活空间》代表的是什么。“从梦中醒来，脑子里显出来几句不同的话，我拿笔记下来，写
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我觉得我要的就是这句。”他说。
他说，工作之余喜欢看碟，因为一个半小时里浓缩了作者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和思考，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享受。  陈虻有网友问他：你的名字和“牛虻”有关吗？陈虻说，那个字念meng，和《牛虻》有关，因为他属牛，他父母读过《牛虻》这本书。“当你工作累的时候怎么消遣？”陈虻说：“和我儿子在一起。我需要和两种人打交道，一种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简单；一种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们简单，所以我喜欢四岁的儿子，跟他在一起是我最专心的时候。
根据他当时的介绍，7年过去了，他儿子今年应该11岁。
据知情人透露，陈虻去世前曾与罗京同住北京肿瘤医院。
陈虻在电视圈的专业人士中小有名气。他曾提出《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创意。这句由王刚配音的话语，曾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记忆。一位电视专家今早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评价，这种直接把摄像机对准中国老百姓的做法，透出实实在在的生活画面。
他追求的自由人格精神，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一直到逝世之前，陈虻始终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敬业。他生前的同事在“百度百科”上给他建了词条，词条里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状态：
“记得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记得常常在夜里九十点钟才编完最后一个画面，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眼中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陈虻成为“东方时空”制片人之后，陈真成了他的继任者。采访他是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下午，陈真说，灵堂，他一直都不敢去看。
陈虻
在陈真看来，陈虻把所谓的“理想主义”坚持到了最后，“他不管条件多简陋，都要求大家能够出精品”。而他自己，也经常为了工作，不吃饭，或者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第一顿饭。
陈真说，他与陈虻在人文关怀的方向和栏目的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就在于对现实局限的认识。“陈虻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成为精品，因而给手下的编导很大压力。但我看到，这毕竟是一个播出量很大的电视栏目，流水线作业也许才是更现实的方式，不能要求一周内做出一个精品。比起央视其他栏目，做纪录片的编导更累，收入更少，职务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孩子上学都找不到可以托关系的人。也许在90年代，电视人的收入还比其他行业高一些，但是到现在，电视人的收入也只是一般水平。”陈真说，他看到女编导编片子编得“面目都扭曲了，嫁不出去”，就心中难过。“我们总说人文关怀，但为什么不能先关怀关怀自己的编导？”“所以我有时要求没那么严格，让  陈虻编导们也舒服些。”
陈真说，陈虻有一次对他说，他工作起来不吃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苦肉计”——这是让编导们看到，不只是他们辛苦，我和他们一样辛苦。
陈真认为，在仕途上，陈虻不能算顺利，“他追求的自由人格和精神，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比起陈虻，陈真自认为“是个俗人”，他感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注定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遍体鳞伤。”
撰写者说：“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种人，应该在城市边缘弄个诗意的居所，调素琴阅金经，饮茶读书，高朋满座，一不称意便可明日散发弄扁舟。可惜这样的生活往往属于那些满脸横肉铜臭逼人的房地产暴发户。陈虻，不过是电视与官场的双重压力艰难负重的中年男。”离陈虻的办公室灵堂不远，是一面电子公告牌，现在，公告牌上不停地滚动着号召同事们向陈虻家属捐款的信息，陈虻身后，留下的是没工作的妻子和11岁的孩子。
陈虻
“他走得——太年轻了。”牟森感叹说。
然而在柴静眼中，陈虻的一生不能用“现世幸福”或者是“现实不幸福”来衡量：“他不幸福，但是他说，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要不幸福。他有另外的补偿。”
“他老说，做节目是做人，为这个我们有过非常大的争吵。他说，你不这样做，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他说，一个在职业上成功的人不可能幸福。”柴静这样回忆。
“陈虻说，你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生活？我说，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他说，可是我讲的是对的。”
柴静说，陈虻对她的训练非常严格。“他说：你就是一个网球，我就是一只网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远都在高于你1毫米之上。他是职业教练。”柴静记得，训练阶段陈虻对她说过最温柔的话就是：“其实也不应该对你有过高的要求，你已经不容易了，应该快乐一点。”[1]​
“他有点像女版的我，我有点像男版的他。他离去，我觉得我的一部分随他离去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上还延续着。这让我觉得也还可以，他以某种方式还活在这世界上。”说到这里的时候，柴静的眼睛湿了。 
一位央视新闻工作者写了一首诗悼念陈虻：
魂灵可知心归处， 
春去秋来几时安。 
天高云深望故人， 
祈愿此心接彼心。
悼念陈虻
陈虻,生于1961年8月30日，2008年12月24日逝世。享年47岁。著名电视人，生前曾任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
戊子寒冬，池沿草冷，
悲苦莫甚，泣送阿虻。
生活空间，众人欢悦，
  悼念陈虻英年早逝，壮猷未竟。
央视东迁，仁兄西去，
情殷鹤吊，新鬼旧朋。
终归同处，惊惕何故，
意笃鴒厚，谒禁涕零。
人生一世，草木一生，
箴言不朽，记录百姓。
晏睡而成习惯的人，自然醒十分重要。所以，被人提溜起早，是一件要多痛苦有多痛苦的事儿。但是，今晨近三点才迷糊着，六点钟就自己醒了。揉着惺忪的眼睛，心里象灌了铅一样沉闷，起来摸摸索索想写点什么，却发现脑子木僵僵的一片混沌——驾鹤西去的陈虻兄弟，我该为你写点什么。前面这几行韵文，是一大早生憋出来的。将这几行字端端正正抄录于六尺宣纸之上，再折叠放到双肩跨里背好，匆匆乘坐地铁赶赴八宝山殡仪馆。路口，两块钱买了一袋热豆浆，喝了一口，烫且噎得慌，索性扔掉。因为周六，地铁乘客并不多，有人过来打招呼，我的脸色阴沉着，大约难看得可以，勉强点头算是招呼过了。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不久，对新闻工作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那时已经在报舘工作了几年，写新闻兼评论，当时因为批评报道惹了一身官司。而我的麻烦，正是陈虻的兴趣点之所在，他对我的事情很关心。虽为外行，却从不同的角度提了很多诚恳的意见。只可惜年代久远，现在我回忆不起来他当时具体讲了一些什么话。
聊天的地方就在他们家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陈虻的母亲杨青老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前辈，“邹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打交道比较多，经常到她家里去。其父酷爱篆刻，常给我们报纸投稿。在他看来，他儿子感兴趣的新闻话题永远没有“字母印”“平刀直下”重要。
陈虻的家住在北京二环以里皇家园林公园东门口的一个大杂院里，几间平房光线似乎不怎么明亮，院子的过道里，家家户户堆满了白菜、萝卜、煤球一类过日子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出了院子不用两分钟，即可以进入气派非凡的皇家公园，再步行十几分钟，便可抵达沙滩老北大红楼。这种切换很有趣，也许正是这种以大杂院为中心百姓生活为中心的北京社会不同场景的切换，使得陈虻有可能将全新电视纪录片的理念提炼出来并坚持下去。若干年之后，当王刚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的时候，我脑子不止一次冒出来这个念头来。
吊唁的队伍已经排的老长了。签名之后，领得一枝黄菊花和别在胸前的小百花，随着人流缓缓往前移 动。天冷得很，呼气化作轻雾白烟，人们大多从汽车里钻出来，穿得单薄，但是没有人使劲跺脚取暖。许许多多的熟面孔，大家不约而同地行着凝重的注目礼，场面异常肃静。
从告别厅里出来的人，一个个眼圈红红的。迎面见王甫兄一只大手抹着脸上的泪水，抽搭搭全没有了平常的爷们气。敬一丹的眼睛已经像是两个桃子。小白高大的个子愣愣地戳在那里表情木然。崔永元脸色铁青没有一点血色。一个十年前评论部的女编导专程从上海赶来为陈虻送行，她穿着单薄  悼念陈虻，站在室外的台阶上，与评论部的所有同事一样，任寒风袭身一动不动，似乎惟其如此心里才好受一点。
我想见到杨青老师，又害怕见到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此刻，无人能替代身为母亲的哀痛。一位大姐说，杨青老师今天早晨没来现场，她这几天被折磨得够呛，恐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评论部的同事事情办得很周全，陈虻遗体上覆盖着党旗。丧礼的组织工作无可挑剔。进入告别室的大门上写着一副对子，上联颂其“君子文人”，下联颂其“两袖清风”，很显然，对子隐喻着丧礼操办者认为对逝者的最高、最重要的评价。尽管陈虻的人缘之好，几乎是公认的，但是，置身央视这个最大的名利场当中，陈虻并没有什么绝缘免疫的特殊基因，所以，有人议论陈虻的病逝，半是劳累，半是积郁。“两袖清风”之判，“君子文人”之德，固为美誉也，今天未免来的太迟了。
吟得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诗人王勃万代不朽，“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提炼出的这一句话足以传世了。为一件事情而来，得一句箴言而去。陈虻算是一位。老百姓并不容易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甚至讲述的并不是故事。陈虻的纪录片理念，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要特别着力才能逐步实现的人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