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谌之
人物简介
  朱谌之烈士像朱谌之（1905—1950），女，又名朱枫；出生浙江宁波府镇海县名门。父系富商，曾任宁波渔商工会会长，舟山渔场汛期，朱放本投资沈家门、岱山鱼行；汛期结束，按股返本分红。
朱谌之少时多次随父母亲人来过定海、沈家门和普陀观音圣地。她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时，与同学陈修良（鄞县人，曾留学苏俄，后为沙文汉夫人，南京解放前夕为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金维映（即阿金，定海岱山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李铁映生母）志趣相合，交往亲密，受陈、金影响，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女师同学包稚颐，后嫁与沙孟海（鄞县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法大师）为继室，朱与沙很熟，她原名朱桂凤，是沙孟海为她改名朱谌之。
1927年，朱嫁去沈阳，为时任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宁波人）续弦夫人。生女陈倬如（后改名朱晓枫，为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陈前妻逝后留下二子二女，朱亲切抚爱之。1932年，陈傅良病故，朱在镇海娘家孀居。七七抗日军兴，谌之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离开富裕家园转辗于武汉、桂林、湘北、皖南、上海诸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及财经工作。还曾奉派在浙江金华协助李友邦将军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活动。均表现优异。其间，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生子朱明。
  青年时期的朱谌之1945年2月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作介绍，被批准为共产党员。在上海党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周旋于财经和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间。1948年，又奉派到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它实际是党的秘密机关。朱主要仍作统战及情报工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李晓光随野战军南下，已在上海，任新华书店经理，谌之已接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即可和夫君子女欢聚。
此时，为早日攻取台湾，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员赴台湾，在蒋介石统治心脏做情报联络。考虑到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灵活。更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掩护条件，朱作为继母，其女陈莲芳和婿王朴（王昌诚）俱系军统干部，王朴时任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谌之妹和妹夫都在台蒋情治部门工作。决定委朱此项重大绝密使命，谌之毅然受任。
1949年11月25日，朱自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轮赴台。按上级约定，朱先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台湾彰化人，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头。随即，朱和台湾国防部主管参谋、作战的次长（副部长）吴石中将秘密会见四次，传达上级党接应解放军的指示。吴石向朱详细提供了台湾军事防务绝密情况，并交朱有关台湾战备防御抗登陆计划、大小金门兵力、兵器配置几文件胶卷。朱迅将文件，照相胶卷，由专任交通员送香港；不久，它就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妥收运用。
进入1950年初，朱在台使命已全完成，正将动身离台返香港回上海；1950年1月14日，她托一富商朋友带信上海家中，只一句七个字：“凤（朱原名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朝盼梦忆的在已解放的祖国大陆与亲人团圆，迅可实现。此时全国大陆已解放，面临人民解放军势将大举攻取台湾，台蒋情治特务部门加强侦缉活动。从各种线索及邮检动态追寻共产党活动踪迹。蔡孝乾在高雄被捕。保密局从蔡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蔡当然知道吴石与朱谌之曾会见过，但含糊应付，那时候，以抓到“台湾共匪巨首”，保密局内上下争功，情特各部竞相插手，蔡孝乾乘机以引导捕人为由，于1950年1月6日夜间从台北市武昌街人群中逃跑，蔡脱逃后，迅即设法通知朱谌之快逃，吴石派其副官聂曦中校送朱“特别通行证”，朱搭乘军运飞机先逃至舟山；再设法逃回上海（舟山是1950年5月17日才解放的）。
舟山，是谌之旧游故地，本来，以渔商公会会长之女，乘帆船船赴上海并无难办。可奈其时登步岛战斗后，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乃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以待机。而特务魔爪追踪目标，1950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初二），谌之为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政府警保处长兼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长庄心田所捕获，朱曾吞金项链自杀，被敌发现，未成，旋被用军机押送台湾。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离别香港时合影原先保密局从蔡孝乾笔记本查见吴石名字，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向参谋总长周至柔回报较详细，周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有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香港机场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欲炸死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就是谷正文所策划指挥）访吴石夫人，伪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多承老长官提拔照顾……以关心为幌子，骗、诈、套知吴石曾会过朱女士；迨蔡孝乾逃脱后在嘉义县奋起湖再被捕，在保密局刑讯加利诱下，这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2万5千里长征的家伙终于变节，彻底叛党投蒋供出一切。
军统大特务庄心田、谷正文都著文，大吹自己如何破“匪谍”为党国立奇功。庄心田少将文称：“缘三十九年（1950）2月间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匪谍案之破获，其重要交通女匪朱谌之即在定海捕获，该女匪曾图吞金自杀，经急救后解台……始将吴匪案中嫌疑犯全部就逮……”
保密局的报告提及朱谌之时，写道“……（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在海南岛、舟山群岛解放后的1950年5、6月，正是台蒋统治集团风雨飘摇，害怕中共渡海来攻惊恐万状之时，乃大捕大杀施行白色恐怖。  朱枫（前左2）烈士在法庭上慨然自若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终年46岁。
吴石、陈宝仓两将军及聂曦上校同时壮烈殉难（李友邦中将于1952年4月22日遭枪决），策动汤恩伯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于6月18日被枪杀于马场町，陈仪曾主持台湾受降。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文革”期间，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他转达了邓颖超对朱先烈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海峡万里且为忠魂舞，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他转达了邓颖超对朱先烈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海峡万里且为忠魂舞，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1994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在周围百余户民宅即将拆迁时，学校领导了解到其中有朱枫烈士的故居，于是千方百计保存了这幢小楼，进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朱枫（谌之）的外孙女在机场迎接外婆的骨灰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殉难60周年后，她的骨灰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飞抵北京。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在场的朱晓枫女儿、女婿非常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扬说。 　　
交接现场，刘添财讲述了一个小插曲。他说：“我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下来，在座者无不动容。 　　
目前，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朱晓枫一家人正在商议如何安葬朱枫烈士。除了北京、南京外，朱枫的故乡浙江宁波也热切盼望能够迎接英雄回家，朱晓枫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清明时，母亲朱枫将入土为安。
人物生平
朱谌之原本是宁波富家女，“五卅”惨案后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年仅45岁；2010年12月9日中午12点45分，骨灰还乡。早年经历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她的父亲朱云水曾是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
作为富家千金，朱谌之住的朱家花园是当年镇海著名的建筑，其中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弧度的小楼是朱谌之的居所，那里曾被称为“潇湘馆”。现镇海中学校园内，保留了朱谌之故居。
朱谌之受过非常好的旧式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十七八岁，就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那是一所管理非常严格的学校，女生不准与男教师接触、通信。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宁波后，女师的学生们也按捺不住了，她们纷纷成立学生协会，出席联合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为首的是朱谌之的同窗、老革命党人陈修良，正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两人结成了生死友谊。青年时代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媳妇，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而朱谌之还曾是沙孟海的座上客，跟他学习过书法并深受赏识。
朱谌之当时叫朱桂凤，她请求沙孟海帮她重新起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应她的请求，沙孟海给她取名谌之，寓意忠厚老实，字弥明，意指拥抱光明，这个名字，朱谌之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
不久，朱谌之远嫁沈阳，沙孟海刻了一方“弥明欢喜”的象牙印章送给她，朱谌之也曾为沙老写过小楷册页。革命工作朱谌之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开家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1939年，朱谌之在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简称台少团）后，就跟着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去了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当时，由于大后方革命出版物资和经济都很困难，为采购印刷物资，朱谌之变卖了结婚时的一枚3克拉婚戒，换来了3200元钱。
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名为经营书店，实则也做对外联络和掩护的工作。书店，当时其实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萍漂絮飞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丈夫朱晓光在回忆爱妻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奶奶了。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母女两人见面的时间非常少，都是来去匆匆，见一面就别离。
尽管如此，朱晓枫却记得那年母亲送自己去解放区时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吴淞口的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我，说‘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这一次就成了永诀。”
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回忆起自己寄养在上海淡水路时母亲来看望他的情景：为了掩藏身份，那时候，他管她叫外婆，却能感觉到这位外婆对自己特别的疼爱。“只要一有空，外婆就会来看我，经常问我学习情况，晚上，还会抱我去她的床上睡。”潜伏台湾1949年10月，她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  朱谌之烈士英勇就义前的留影1949年11月，朱谌之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的名义，找到了当时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委”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书记蔡孝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那里，前后7次获取了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等情报。
朱谌之到台湾后转送的第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内地，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的手中。  
1950年1月上旬的某一天，这些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中。  
毛泽东默默翻阅着，面色沉稳而又严峻。特别是那份《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主席一边看，一边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上不同的记号。怪不得最近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原来是这位蒋总裁在那里同我们捣鬼呢！主席一阵自言自语后，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哟？”  
“报告主席！”作战部长神情严峻，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密使1号’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哦，”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看样子很高兴。“这位秘密特派员，还有那位国民党军队中的‘密使1号’，都很能干哟！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是，主席！我马上向总参传达您的指示。”  
作战部长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毛泽东叫住：“慢走，我要亲自写几句话给你带去。”  
只见主席沉吟片刻，便坐到办公桌前，挥笔在红竖格信纸上写下了几行苍劲的大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英勇就义  朱谌之烈士手迹朱谌之到达台湾顺利完成任务后，甚至都作了离台返回的准备，在她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晓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封信中，朱枫留下的签名是正气十足、从未使用过的“威凤”二字。转眼间元旦已过，就在朱枫即将完成特派员的任务，喜悦而又渴盼地计算着归期的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被捕和变节，被出卖的朱枫很快被国民党抓获。之前已闻知风声的朱枫虽经吴石将军安排，已经逃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过抓捕。“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你可以想象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 
被捕后，朱枫决意寻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 
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最后宣判，除了吴石、朱谌之外，还有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这就是当年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谌之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死时，年仅45岁。魂归故土2010年12月9日，朱谌之烈士殉难60周年后，她的骨灰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飞抵北京；朱谌之的女儿徐云初和女婿李扬前去机场迎接。接到的朱谌之烈士骨灰，被暂存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在场的朱晓枫女儿、女婿非常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扬说。 　　
交接现场，刘添财讲述了一个小插曲。他说：“我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下来，在座者无不动容。 　　
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2011年7月12日早上，朱谌之家属从八宝山公墓捧出朱枫烈士骨灰；下午3点05分，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缓缓地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2011年7月14日，朱谌之烈士的骨灰将安葬于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骨灰归来
一张老照片的重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枫同案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遗骸归葬大陆，引起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切，也让朱枫后人寻找朱枫烈士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风（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 　　
一年之后，《老照片》收到朱枫女儿朱晓枫的回应：“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就在此时，同样深受那张照片触动的我与同住南京的朱晓枫、徐锡成夫妇结识，他们想在有生之年寻找和迎回先人遗骸的心愿也引起我的同情与共鸣。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晓枫夫妇专程从南京去上海，拜会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 　　
朱晓枫告诉他：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陈莲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为唯一的线索。 　　
徐宗懋回台后，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只有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比较符合申请人的陈述。然而，当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对方时，几句对话就让他明白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间，他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回台后公开播放。他还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凤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 　　
然而，整整两年过去，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昌诚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有几分沮丧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识户政管理，曾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电话：王昌诚已经过世，王妻、朱谌之（原名朱枫）的继女陈莲芳还活着，他找到了！朱谌之继女“阿菊”1949年11月25日，朱枫身负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前夫陈绶卿的女儿，朱枫嫁到陈家时她才7岁，朱枫亲手将她带大，母女间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国民党警务部门的丈夫王昌诚随机关由上海迁台。朱枫抵台后，就住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遗骸下落”的谜底吗？徐宗懋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陈莲芳。在一个健康疗养院，他们见到了85岁的陈莲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红润。 　　
“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徐宗懋开门见山。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太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先生收的尸？”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 　　
当天中午，朱晓枫和我就先后接到徐宗懋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对徐宗懋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今年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我在电话中也对徐宗懋说：虽然朱枫遗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义。 　　
当天下午3时，徐宗懋又带着一批资料赶回疗养院。他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徐宗懋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他是外人了，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过他，通过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尽管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昌诚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 　　
不久，有关当局的档案查阅也有了结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3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最后却没有去认领。77号“无主骨灰罐”去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告诉朱晓枫，并向徐宗懋转发了潘先生的邮件。于是，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烈士骨灰终归故土2010年3月4日（“惊蛰”前一天）早晨8时，朱教授再次上山寻找。他们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至最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说来也巧，当天早晨8点18分，一场6．4级大地震发生在高雄至屏东一线，强烈的震感波及海峡对岸的华东诸省。 　　
“这就是你要寻找的目标！”当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报了这个激动的消息。随后，他又发来电子邮件，附上一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联系方式，也许是受到乐观情绪的推动，他信中还说：“今年6月10日，刚好是朱女士赴刑场60周年，我建议朱晓枫女士在这之前来台湾……” 　　　　
我向朱晓枫夫妇转告上述情况，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晓枫委托大女婿李扬做全权代表。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进展，但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也接踵而至。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特殊个案”出具公文沟通情况、向家属提供咨询服务，特事特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说：“经核查，该骨灰罐已打开内盖为朱谌之确定没错，目前安置待领。”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枫牺牲60周年）过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枫诞生105周年）也过去了，迟迟不见有关烈士遗骸的最后消息，以至我们这些知情者都为之担心。直到11月底，李扬才告诉我，一切手续全部办妥，朱枫烈士的骨灰罐将由专人护送于12月9日飞抵北京。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上，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罐同机到达……[1]
魂归故土
  朱枫烈士魂归故里“凤将于月内返里”，这是1950年1月14日，身在台湾的朱枫写给丈夫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只有短短的七个字。
而这竟是朱枫与亲人最后的诀别。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一阵枪声划破了台北马场町刑场的上空。当年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间谍案”的四名主角倒在血泊中。这四人中，有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身份向大陆传递大量绝密军事情报的吴石，有与吴石密切联系，负责情报传递的宁波镇海人朱枫（即朱谌之）。
就义后，朱枫的遗骸去向不明。60年来，她的家人以及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一直苦苦找寻。直到去年，朱枫的骨灰才被找到，迎接回大陆。
经过多方努力，2011年7月12日早上，朱枫家属从八宝山公墓捧出朱枫烈士骨灰，下午烈士终于魂归故里。
下午3点05分，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缓缓地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5分钟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覆盖着党旗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
朱枫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及其他家属都已早早等候在机场。
“外婆回家了。”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时，眼圈都红了，李扬则把骨灰盒郑重地交到朱明手中。
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朱枫骨灰交接仪式后，朱枫烈士的骨灰被护送至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朱枫骨灰到达镇海革命烈士陵园[2]　　女儿朱晓枫：母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朱枫的骨灰安放到灵堂后，朱枫之子朱明说，在机场，看到母亲的遗像和骨灰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和母亲最后一别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当时在香港工作的母亲把他送上了去青岛的船，说：“告诉爸爸，妈妈过些日子就回来了。”不想这一别成了永诀。
母亲，他整整思念了61年。
朱枫之女朱晓枫说，母亲终于回归故里了，她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除了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朱枫的孙子、孙女、孙女婿、外甥女等家人也从武汉、北京等地赶了过来。
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方案，今天，社会各界代表将祭奠朱枫烈士。
7月14日，镇海区将在镇海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
此后，在位于镇海主城区入口处的枫园，举行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并在朱枫故居举行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命名及揭牌仪式。
为了庆祝建党90周年，从今年5月份开始，省社科联、红旗出版社和钱江晚报共同启动了一组名为“我家的革命史”的特别报道，陆续推出了一批鲜活的红色报道。
6月，“我家的革命史”这组报道汇编成书，这本书，名叫《我家的史诗》。
6月28日，《我家的史诗》在杭州首发，在这本书里，《回忆我的母亲朱枫》是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