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延琳起义
背景
  辽东京道[1]辽国灭亡渤海国之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便对渤海国王室贵族们，采取了“民族赎买”政策，在渤海国地盘上建立了东丹国，让皇太子耶律倍担任东丹王；渤海国王室旧族出任左右大相。
在经济上，辽国规定，东丹国每年向辽朝进贡十五万匹棉布、千匹马。东丹国迁到辽东地区之后，辽朝便不再让东丹国进贡了。直到辽国景宗时期，辽东渤海人仍享受优抚待遇，很少征收税赋；不轻易判刑入狱；抚恤鳏寡孤独；举荐有才学的贤人任官职。所以，近百年以来，辽东地区一直安居乐业，相安无事。作为渤海国王室后裔的大延琳，也被举荐入辽朝为官，当上了舍利军“详稳”（将军）。
然而，尽管渤海国王室成员可以入辽朝为官，但一直不被重用，渤海人与辽国契丹人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辽国圣宗晚期，以往辽朝给予辽东地区渤海人的优惠政策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辽朝地方官吏贪婪的巧取豪夺，酷吏的严刑苛法和高压政策，最终导致辽东地区矛盾重重，人们怨声载道。[2]
  辽圣宗耶律隆绪[3]辽朝在圣宗、兴宗时期，虽然基本上实现了封建化，但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制残余，并且各地的封建化程度很不平衡。辽代的重要地区东京(今辽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随着部族制和头下军州制(部族制是辽统治者在游牧民族聚居地区，把契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重新改编以后实行的地方统治制度。头下军州制是契丹统治者仿照中原地区州县制的形式，把打仗俘虏来的人口转为农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封建统治形式)的建立，落后的生产方式，又在这一地区实行。这就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使辽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更为错综复杂，辽统治者对各族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不断加深。[4]
起因
辽代初年，对东京地区的贸易、煮盐、制酒等业征税较少。辽东京地方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来，没有实行酒专卖和关于盐税等方面的法令。但到了辽中叶太平年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相继按照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县)的税法征收。这实际上是把外地征税之法引进了渤海人聚居之地，并苛征暴敛，民不堪命。1029年(辽太平九年)，燕京地区发生大灾荒，东京户部副使王嘉献计，强迫渤海等族人造船，招募熟悉海运者，把辽东的粮米运到燕地，赈济那里的灾民。当时是从海路运粮至燕地的。而这条海路艰险难行，常有海难发生，造成船沉人死粮损的后果。老百姓虽然如实向官府秉告这种情况，但主持此事的官员并不相信，还拷打驱逼民众，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海上运输，导致“民怨思乱”。早在公元1021年(辽开泰元年)，贵德、双、辽、同等辽东州县已经开始征收商税。据《辽史·食货志》载：“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 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约，其民痛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从这段记载可知，引起人民反抗的原因不仅仅是依燕地平山之法在辽东征商税，而主要是反对韩绍勋等依燕地之例向辽东地区各族农民征收土地税。因此，大延琳起兵后，先杀掉在东京首先征农业税的韩绍勋和主张运辽东粮去燕地的王嘉，“以快其众”。韩、王二人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引起农民的不满。[4]
发展
大延琳在东京起兵之前，有较为详细的行动计划。他曾与东京副留守王道平商议起兵事宜，主要内容是，大延琳自己控制辽东京城，并以此为基地和依托，再向四面发展；并秘密派人到北方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的黄翩联系，去保州(鸭绿江东岸)联络渤海太保夏行美，意在约他们起义响应，共同起兵，反对辽朝。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大延琳的良好愿望而已，均都落了空。大延琳错误地估计了黄翩及所派使者的政治态度。黄翩时任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兵马都部署，这个都部署衙门，是辽控制东北方边境以内各民族的一个重要军事机构，黄翩是这个机构的主要长官。黄翩在担任此职之前，曾率兵深入女真地区，俘获许多人口和牲畜。可见他是效命辽廷的人物。黄翩在就任兵马都部署后，又在浑同江及疏沐河之间，建立城堡，加强了对女真的控制。这说明，黄翩担任着主要官职和管辖着重要地区。如果他能像大延琳所设想的那样参加起义，就会使地位次仅于东京的黄龙府控制在起义军手里。同时也会使在黄龙府控制下的女真族摆脱辽廷，乘势进行反辽斗争。这就形成了从南、北两面夹击辽朝的态势，无疑是有利于东京起义军及整个反辽斗争的。但出乎大延琳意料，王道平夜间越城出去后，与派往黄龙府的使者一起，到辽圣宗驻把黑岭(时辽圣宗正于此处打猎)告变。大延琳联络黄翩的计划终成泡影。由于辽廷得到了大延琳起事的情报，立即征调诸道之兵，准备镇压。在这些军队未到之前，因辽国舅详稳肖匹敌之驻地接近东京，便命他首先率本营之兵与家丁，抢占要害之地，防止大延琳西进，威胁在东京西方的辽朝都城上京。[4]
  辽代武士[5]公元1029年(辽圣宗太平九年)八月初三日，大延琳起兵占领东京后，杀了户都使韩绍勋、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囚禁了东京留守驸马萧孝先及其妻南阳公主。并自立为帝，国号兴辽，年号天庆。
大延琳占领东京城后海州(今辽宁海城市)、宁州(今辽宁熊岳城西南35公里处)、禄州(今吉林临江县)等地起义响应。南、北女真皆提前起义。但由于东京起义军之东、西方要冲皆被辽军控制，这就影响了起义军的发展和进势。大延琳为解决东方辽军之威胁，想得到高丽的支援，曾派大府丞高吉德前去离丽国，告诉对方大延琳巳兴辽建国，望对方给予援助。高丽派兵攻鸭绿江东辽军，战败而退。起义军在东部战线无进展，威胁未有解除。
起义军在东、西两路均无进展的情况下，大延琳决定向北方进攻，攻击的目标是辽军占据的沈州(今沈阳)。[4]当时，沈州（沈阳）节度使萧王六刚刚到任，不熟悉沈州（沈阳）情况。于是，沈州（沈阳）城的防备重任，便落到副节度使张杰肩上。
眼见得声势浩大的大延琳起义军兵临城下，张杰不禁暗自叫苦。因为，当时的沈州（沈阳）城内驻防辽军毫无作战准备，实在无法抵抗如潮水般涌来的起义军。立即向辽朝求援，但时间已来不及，远水难解近渴，局势万分危急。情急之中，张杰心生缓兵之计，遂派人出城给大延琳送信，谎称准备投降献城。大延琳不知是计，便下令暂缓攻城，一心等待张杰投降献城。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张杰投降献城，大延琳这才醒悟过来，惊呼上当，急忙命令起义军攻城。然而，这时的沈州（沈阳）城内驻防辽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起义军攻打不下沈州（沈阳）城，只好返回东京（辽阳）。[2]
《辽史·圣宗纪》记载了此次攻沈之战：“其节度使肖王六初至，其副将张杰声言欲降，故无急攻。及知其诈，  大延琳称帝铸造的“天庆通宝”钱币[2]而已有备，攻之不克而还”。这次战斗，由于起义军中了守城辽军的缓兵之计，未有战果就返还。　　
这样，东京起义军在东、西、北三个主要方向军事动作均无进展，只好采取守势，退保东京，固守孤城，很快陷入被动局面。而辽廷则采取了攻势。“及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婴城固守”(《辽史·圣宗纪》)。
同年十月一日，辽廷以南京留守肖孝穆为都统，国舅详稳肖匹敌为副都统，奚六部大王肖蒲奴为都监，率领包括皇帝侍卫在内的精锐部队，兵分三路围攻起义军。
诸道官兵陆续到达，会聚一起，两军进行交战。起义军与辽军先战于蒲水(今蒲河)，起义军击退对方中军。但却受到肖匹敌、肖蒲奴所率的左、右两路军的夹击，战败溃退。得势的辽军得以控制大延琳义军通往女真、高丽的交通要道，阻止了外地的增援。义军退至手山(即首山，位于辽阳城西南7.5公里)之北，再次与辽军交战，又失利。退入东京城中，“深沟自卫”。首山之战失利，是大延琳起义军迅速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辽军遂进兵东京城下，并包围了东京城。辽军还在城的西面五里处修筑重城，建起高台，坐困义军，使城内人不能与外界相通，得不到人员与物资的接济。因为辽军在进攻起义军之前，已派兵“据高丽、女真要冲，使不能求援”。在辽军围  辽军作战图[6]攻东京城时，辽廷又派肖蒲奴围剿辽东各地起义军，“讨诸叛邑，平吼山贼，延琳坚守不敢出”(《辽史·肖蒲奴传》)。东京城内的守军已孤立无援了。
大延琳率起义军坚持守城，因无柴可烧，起义军只好以拆屋之木料当燃料用。到1030年(太平十年)二月，由于守城者放松了警惕，竟使囚禁在城中的辽东京留守肖孝先及其妻，穴地出城逃走。南阳公主走在后面，被城上守卫者发现，捉回。[4][7]
结果
1030年(辽太平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东京将杨详世密送款，夜开南门纳辽军“，东京城被辽军攻占，大延琳被俘。海州城起义军，坚持战斗一年多，在得知其他地方的起义军首领皆战败被俘后，也投降了。至此，大延琳领导的东京起义失败了。[4][7]节度副使张杰因保卫沈州（沈阳）城有功，被擢升为节度使。[2]
影响
大延琳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严重地打击了辽廷在东说道地区的统治，处决了辽朝的一些搜刮民脂民膏的酷吏，粉碎了辽朝在东京道的盘剥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京道人民生活上的苦难。大延琳起义，也震惊了辽廷，迫使辽廷采取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统治措施。在辽军攻克东京城后三个月，强行迁徙渤海人，对渤海贵族进一步实行分化，以利于辽廷的统治。[4]
尽管大延琳起义军以失败告终，却给辽朝圣宗皇帝敲响警钟。圣宗皇帝改任萧孝穆为东京（辽阳）留守，赐予“佐国功臣”称号。萧孝穆到任之后，吸取前任酷吏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拉拢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他一方面建议圣宗皇帝，启用曾有功勋的渤海旧族才俊；另一方面，将参与大延琳起义的渤海人及其家眷，相继迁到上京北部，分别安置在易俗县、迁辽县、渤海县，以防他们再度聚众闹事。萧孝穆任职东京（辽阳）留守两年多，辽东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有所缓解。辽朝兴宗皇帝即位后，辽东地区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2]
评价
大延琳领导的东京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没有充分地发动、组织和领导参加起义的群众。当时，在辽廷重压下的渤海族、女真族和汉族人民，都处于因苦之中。但这次起义却仅限于东京地区的渤海人和女真人。这说明，起义的领导者大延琳并没有发动各族民众，特别是汉族群众。使起义在民族上和地域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起义后，南、北女真族虽然响应，但终未形成较大和较强的反辽力量。使辽廷虽处于被动地位，却仍能采取应变措施，围剿起义中心地区东京。而且大延琳只将各县的渤海族起义人员中的谋勇之士征调到身边，而未将各县的渤海起义民众汇聚到一起，致使他们只能各自为战，力量单薄，最终被辽廷各个击破。历史地看，没有充分发动、统一组织起义群众是这次起义失败的比较重要的原因。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从东京起义领导集团的成员上看就有问题。与大延琳密谋起义的辽东京副留守王道平，以及派往黄龙府联络黄翩起义的心腹之人，都是泄露起义机密之人。另外，起义领导人缺少军政干才，制定不出正确的军事计划和战略策略。他们不积极汇聚起义力量，幻想辽将反辽。进攻沈州未有识破对方缓兵之计，坐失攻占沈州的良机，贻误战机。退守东京后，一筹莫展，坐以待毙，甚至连几个重要囚犯都看押不住，等等。都说明，起义军领导者中缺乏将才、帅才，领导力量薄弱。
当时辽廷尚有相当实力。从力量对比看，不利于起义军。大延琳起义之时，正处于辽中叶，辽国还是比较强盛的。在军事方面，优势明显在辽廷一方。而起义队伍始终没有聚在一起，力量分散，只能在各地单打独斗。加之所占地区较小，财力物力有限，起义一方的力量始终处于劣势。特别是由于大延琳错误地估计了辽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把民族矛盾视为主要矛盾。起义一开始，立刻宣布建国称王，满足于恢复渤海王国以实现其个人称王的欲望，把一次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几乎转变为民族斗争，这无疑会影响各族人民起义的积极性和对起义的支持力度，影响了起义军力量的增强。[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