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翠芬
人物简介
  黄翠芬黄翠芬（1921.03.06—2011.08.09），中国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等职，现任该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专家组成员、全军分子遗传中心主任等职。
20世纪50—60年代，研制成功四联创伤类毒素、高效甲、乙型肉毒类毒素和“354装置”，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突出成就。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率先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细菌毒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及基因工程疫苗研究，研制出高保护率的幼畜大肠菌腹泻预防基因工程疫苗及人用腹泻预防基因工程疫苗。
20世纪80年代后，开展了基因工程多肽药物研究，首先在中国获得尿激酶原（Pro-UK）基因克隆及表达，并对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结构改造，提高其性能，是当前溶血栓特效的多肽药物。
2000年至今，开展分子肿瘤研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先进个人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央军委“模范科学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多次获全军科技奖，2000年获何梁何利科技奖。
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3年受聘江门市人民政府科技顾问。
黄翠芬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011年8月9日7时许，黄翠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1]
人物生平
黄翠芬1921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父母的开明和自身的勤勉使自己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40年以  黄教授研究微生物优异的成绩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适逢抗日年代，几经辗转周折，依然顽强按期修满学分，于1944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在中央卫生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50年获得细菌学硕士学位后与著名的生化药理学家周廷冲先生一起冲破层层阻力，毅然回国。
黄翠芬回国后，首先在山东医学院（今山东大学医学院）主要从事医学微生物方面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为医学微生物学特别是细菌学的学科建设及人才梯队的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4年被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微生物致病机理及综合防治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期，黄翠芬及时地将分子遗传学引入微生物的综合防治研究，成立了分子遗传研究中心，以基因工程疫苗和基因工程药物为突破口，打开了微生物综合防治的新局面，同时也为分子生物学方法及基因工程手段全面引人传统的军事医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调至生物工程研究所，通过逐步发展形成了集研究、开发、中试和生产一条龙的生物工程中心，在基因工程疫苗和基因工程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面参与到肿瘤分子机制和综合防治研究。
黄翠芬认为，防胜于治，防治结合是对抗微生物致病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 由于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快以及毒力强等特点，对人体的危害是极大的，因此物理手段的防护以及免疫保护是首要问题，防护和保护的问题解决得越好也就为治疗减轻了压力，同时任何防护和保护的措施都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保护效果，因此要全面地解决微生物的危害，治疗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正是根据这一基本的研究思路，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功地完成并总结出了综合防治微生物的措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与其他项目一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翠芬开始全面参与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中，特别是在“863”项目中承担指导了致腹泻微生物的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和尿激酶原及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等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工程抗体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正进入了功能基因组研究的新时代，研究基因以及基因组的功能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和方向。
黄翠芬教授认为这又是一个科研发展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以信息的极大丰富和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为背景的科研工作也必须从思路上和方法上予以跟进。在研究思路上必须采取系统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大胆使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在选题上必须扬长避短，选准突破口。她认为肿瘤的分子机制和综合防治这20年来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只要积极跟进，定会有所作为，因为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面前，是可以共享的，在未知的研究领域，机会是均等的。因此从90年代她开始着手进行肿瘤的相关研究，并承担了“973”等国家和军队的重大课题。
黄翠芬一生勤勉，从不懈怠，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无论是在被认为知识无用的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即使在晚年患病期间，她依然坚持上班，她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的最新进展，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也要指导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研究的思路和新技术的使用上，她一直强调要有所突破。
教育贡献
黄翠芬教授桃李满天下，从刚回国在大学任教至今，她带过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黄翠芬教授与她的学生们她在工作和学习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在生活上积极帮助学生，她始终坚持身教重于言教，使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和技能，而且领悟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她喜欢和学生之间在学术上进行充分的讨论，每年一度的师生聚会既是感情的交流，也是学术思想的大讨论，在这里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信息可以完全共享，思维可以自由发挥，每人都可以畅谈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甚至辩论，黄教授每次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公正的主持者。
黄翠芬发动在国内外结识的朋友、老师、同事，千方百计地打通各种渠道，把优秀的年轻人介绍出国进修学习，开阔视野，先后送几十位学生留学，又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吸引学成后的年轻人回国建功立业。黄翠芬的博士生杨晓，就是在她的帮助下，到美国学习基因剔除技术，回国后，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并作出了可喜的成绩。黄教授的学生已经有许多成为新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为国家和军队的医学基础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黄教授有许多学生留学国外，有些已经陆续回国。他们将所学到的先进知识与技术为军事医学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取得杰出的成果。黄教授为此甚感欣慰。她希望还在国外学习的学生艰苦努力，顽强奋斗，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获荣誉

黄翠芬教授在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劳动中。除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外，在容许的范围内，  黄教授在为自己的雕像按手印发表论文100余篇；编著学术专著3部；教材2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此外，还获得解放军一级英雄奖章及军事医学科学院伯乐奖，多次立一、二、三等功，并被授予国家级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总后勤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标兵等光荣称号。
1984年10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签署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再一次指出：“黄翠芬同志是立志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优秀的科学带头人，她怀着报国之志，返回祖国后，无论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困难面前，还是在十年内乱身处逆境之中，始终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坚信不疑。她发奋学习现代技术，努力开拓新的领域”，号召“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科研战线上的同志，都要向黄翠芬同志学习。”
1996年又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并被授予全军优秀科技人才建设伯乐奖，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在2004年7月20日召开的第七次中国归侨侨眷大会上又光荣当选为中国侨界“十杰”，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位83岁高龄的著名老科学家，依然风雨无阻地带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着频繁的学术和信息交流，密切关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
天安门观礼台献礼
黄翠芬先后5次登上天安门旁的观礼台，其中4次是观看大阅兵。
1959第一枚军功章
1959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流的是“甜”泪。这一年，是她回国第9年，  2009年国庆节，黄翠芬院士在天安门前参军第5年。她是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观礼的。
1954年，她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便选择了这个课题。气性坏疽是由伤口感染了破伤风菌、脓毒菌、水肿菌、产气荚膜菌引起的，前三种国内已有可作免疫预防用的类毒素，而产气荚膜菌的免疫难题尚未攻克。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经过4年努力，搞出了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室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荣立三等功。
1984模范科技工作者
时隔25年后，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又登上了观礼台。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技工作者”被邀请的。
如果说1959年大阅兵时，她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科技新兵，现 在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家了。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一面医学防护盾牌，后来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今非昔比了，但站在观礼台上的她仍然是饱含热泪。
1999两个“国一”，三个“军一”
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又被称为世纪大阅兵。这一次走上观礼台，78岁的黄翠芬献给祖国的礼物是沉甸甸的：2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9一个“后基因组时代”的团队
2009年国庆，新中国跨入新世纪后的第一次大阅兵。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这一年，她88岁了，暮年的她又一次止不住泪水涟涟。
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应该也包括黄翠芬的一份。
从1999到2009，她荣获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九五”全军重大成果奖、被国务院评为“侨界十杰”，被总后评为“一代名师”，当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位先进模范人物”等等。
人物故事
2011年8月9日晚，91岁的著名分子遗学家、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之一、军  黄翠芬院士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黄翠芬院士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黄翠芬生前总爱别着女儿送给她的一枚蜜蜂图案的胸针，同事们因此送她一个昵称：“蜜蜂妈妈”。几十年来，“蜜蜂妈妈”把全部的挚爱献给祖国军事医学的百花园。
“蜜蜂妈妈”与丈夫周廷冲是军中唯一的夫妻院士。在91年的风雨历程中，她用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模范科学工作者”等不下20项耀眼的成果和荣誉，演绎出精彩而传奇的科学人生。
“偷渡”归国“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黄翠芬的传奇人生从归国的那一刻起就充满惊险和曲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大洋彼岸，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乘船回国，然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不让高级知识分子回到中国。移民局百般刁难，不给签证。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归心似箭的黄翠芬夫妇大胆地选择了一艘货船“偷渡”。客船的票价为每人160美元，而这家货船每人要收500美元。黄翠芬夫妇还把所有积蓄购买了实验仪器和设备，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泊了56天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回到祖国的怀抱。
其实，在出国之前，他们夫妇的人生就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1921年生于广东的黄翠芬，1940年被广州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大学毕业后，她几经辗转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通过未婚夫周廷冲，她结识了人生领路人——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
当时，这对年轻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希望能够早日投入党的怀抱。然而，党组织希望能够为新中国储备人才，因此，计苏华劝他们出国留学。于是，他们听从党的安排，先后获得英、美奖学金，在海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建设祖国我要多流汗”，黄翠芬经常这样对同事们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黄翠芬4次应邀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每一次，她都像一只辛勤的蜜蜂，献上自己酿造的“蜂蜜”——医学科技成果，作为祖国母亲的生日贺礼。
1959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天安门观礼；1984年国庆大阅兵，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学工作者”，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获得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一面医学防护盾牌；1999年国庆节的世纪大阅兵，78岁的黄翠芬带来了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3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国庆大阅兵，88岁的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自然也少不了黄翠芬的那一份。
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黄翠芬也经历了许多磨难和挫折。“文化大革命”中，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黄翠芬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她一句怨言。
儿女们曾经问她：“那时您后悔过吗？”回答是四个字：“无怨无悔。”几十年后还有年轻人问她：当年为什么要回国？她很干脆地回答：“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运筹帷幄运筹帷幄，占领科学制高点
“黄翠芬院士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老人家总能站在医学科学的最前沿，洞察医学科学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科研的大方向。”和黄翠芬院士共事30多年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黄培堂研究员这样说道。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国际上普遍建立了基因重组工程技术。原来仅靠从天然产物中分离纯化的人生长激素、胰岛素等可以采用基因工程技术让它们成为重组工程药物。黄翠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生物技术革命！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然而，由于受前苏联一边倒的影响，国内那时还只能推行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黄翠芬的意见遇到空前的阻力。
1978年，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的支持下，黄翠芬迅速抽调近30人分赴北京和上海学习，并因陋就简办起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如果没有黄教授的这个果断决策，我们生物技术的研究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黄培堂仍感慨万分。
从南方战场的卫勤总结中，黄翠芬得知前线部队在野外腹泻发病率较高，造成非战斗减员。为此，她决心把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搞出来。但是，基因工程疫苗潜藏着一个生物风险，一下子到人类不稳妥，于是选择了先做幼畜疫苗，以找出排除那个潜藏风险的办法。
经过不懈努力，课题组研制的幼畜大肠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疫苗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疫苗，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基因敲除技术刚刚兴起，在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做，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邓初夏便是其中一位。一天，黄翠芬对博士生杨晓说，我已经联系好了，派你到美国邓初夏教授的实验室学习、研究基因敲除技术。
杨晓明白，基因敲除是获取稳定的动物模型，研究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病机理、探索治疗办法的一项新技术。黄教授是要自己一步跟上世界先进水平啊！杨晓不敢懈怠，努力学习，在美国一鸣惊人，论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引用达1000余次。
1999年3月，杨晓学习期满，邓初夏教授竟舍不得放她走了。杨晓没有犹豫，毅然回到黄教授身边。回国第二天，黄教授把杨晓推上了中国工程院医学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虽然只破例给了她3分钟的发言机会，却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人类基因组计划自1990年开始实施，到2001年，已经破译了人类基因组全序列。黄翠芬意识到，一个“后基因组时代”开始了！
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黄翠芬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决定从危害最严重、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研究入手。因为，近30年来，生命科学取得的许多重大突破性理论成果来自肿瘤学研究，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生物高新技术也源自于对肿瘤发病机制的研究。
1999年，黄翠芬在院里大力支持下，带领叶棋浓、杨晓、周建光、胡宝成、黄君健等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肿瘤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先后承担了“973”、“863”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不仅发表了一批高质量论文，引起国际反响，还获得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发明专利的潜在抗肿瘤基因治疗药物。这是黄翠芬晚年亲手领导组建的一个战斗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团队，其中有“973”首席科学家，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院士候选人。
近 年来，黄翠芬发现海洋生物工程、抗体工程、生物导向药物、多价活疫苗、转基因动物等高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建议生物工程研究所开展相应研究，并亲自找资料进行课题可行性论证。如今，这些项目都由所里的年轻人承担，均被列入国家 “863”和“973” 等高科技计划。
黄翠芬正像一只蜜蜂，筑起了一个又一个前沿学科的蜂巢。
高尚品德直腰为人梯，弯腰为人桥
“直腰为人梯，弯腰为人桥”。总后勤部副部长秦银河这样评价黄翠芬的高尚品德。
黄翠芬爱才惜才，业界几乎无人不知。1978年，黄翠芬为了创建全军第一个基因工程研究室跑前跑后，好不容易争取到两个出国名额，可是黄翠芬却让给了有发展潜力的中年知识分子，自己则以探亲的名义，自费去美国考察。回国时，她又带回1万美元的仪器和实验菌种……
不仅如此，黄翠芬还发动在国内外结识的朋友、老师、同事，千方百计地打通各种渠道，先后把几十位优秀的年轻人介绍出国进修学习，同时又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吸引学成后的年轻人回国建功立业。
周建光研究员永远不会忘记，是黄翠芬院士推荐她出国深造，在她学习的5年时间里，黄翠芬没有忘记她，还多次利用出国机会专程看望她，了解她的实际困难。回国后，黄翠芬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帮助她的孩子解决了上学问题，彻底解除了她回国的后顾之忧。
黄翠芬爱学生和晚辈就像爱自己的孩子。每到春节前，黄翠芬总会在家里举行师生、同事团聚会。她亲自下厨，做出丰盛的粤菜和西式菜肴，几十号人济济一堂，边吃边聊，无所不谈。博士王国力写道：“一位人人敬仰的学术宗师，能给她的晚辈和学生做午餐，令人感动。我在她那里‘偷’学的一道‘越南饭’，至今是我家宴请同学好友的保留项目。”
然而，在科研把关上，她却严格得近乎“死板”。学生的论文写出来了，她要把原始实验记录从头查到尾，厚厚的多少本，她一页一页地看，一项一项地比对，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黄翠芬看完一位博士生的论文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论文能不能不用形容词？不用过多的装饰？如今已经成长为学科带头人的这位博士提起此事仍激动不已。
在生命的最后12年，黄翠芬先后被检查出结肠癌和肺癌。在与病魔抗争的12年时间里，黄翠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却仍然坚持每天上半天班。即使在最后的几个月，黄翠芬对前来看望她的学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视名利淡如水，追求真理一生无怨无悔，声名存海内；看事业重如山， 领军科研一世有功有德， 桃李遍天下”——黄翠芬的长子、美国马里昂大学终身教授周哈阳博士撰写的这幅挽联，可谓黄翠芬院士一生的真实写照。[2]
善良的心人们都记得她给的温暖[3]
“她有很多头衔和荣誉，在我眼里，她首先是一个好人。”她的长子周哈阳说。
是的，人们都记得她给的温暖。
“到现 在我都接受不了老人家去世的事实。80多岁的时候，她还和我们打沙壶球，教我们怎么击球。”她的博士生张浩哽咽着说，“病重期间，她还记得我们家在装修，跟她家人交代把家里的沙发留给我。”
她的学生杨晓也记得，她最后一次去看老师时，老人家还惦记着她女儿出国留学的事情。此前，老人把美国的外甥女给她发的有关在美国如何申请大学的邮件，全都打印出来，派人送给杨晓的女儿。
而每年在她家的新年聚餐会，几十人的伙食，她都亲力亲为。她的学生王国力说，从老师那偷学到的越南饭至今仍是他宴请朋友的保留项目。即使出差到美国，她也会招呼在那边的学生聚会，介绍国内最新动态，讨论回国事宜。她甚至把每次聚会时的照片冲洗后分发给各个家庭。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脆弱”地请求医生早点结束她的生命。“其实她是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给别人添麻烦。”黄培堂低声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老师最后和他说的话。“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太清醒了，但是在我走到门口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她问‘带伞了吗’，那时候我都惊呆了。后来才明白，那几天北京老下雨，她担心我被淋到。”
“她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我有时候都想不通，她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和挫折，怎么还能这么淡然，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周哈阳坦言，母亲的胸怀，他无法企及。
怀孕7个月时，她和丈夫周廷冲花高价买了两张船票，在货船里颠簸了两个多月回到祖国；文革期间，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关系复杂”被审查，一家6口四散各地；70多岁送别老伴；生命的最后10年里，两次遭遇癌症……命运似乎并不优待她。
“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回国后我也遇到过很多挫折，也有很灰心的时候，每次找黄老师谈心，总会不自觉地被她的乐观和豁达所感染，重新鼓起前行的信心和勇气。”杨晓说。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万物终要汇入到浩瀚茫茫的宇宙中，作为其中一颗微微闪光的星星，我感到是那么的幸运，那样的值得分外珍惜。”在自述中，她回忆了一生的经历后这样写道。也许，这就是不管顺境逆境，她总是与爱同行的原因吧。
“她内心的从容、宁静、以及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觉到。”杨晓说，她眼里的恩师，用李清照咏桂花的词来形容很是贴切——“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留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