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克劳斯瑙霍尔凯
人物简介
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Laszlo Krasznahorkai,1954- )，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音乐家。作为当代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1985年以长篇小说《撒旦探戈》轰动文坛，此后被贝拉·塔尔改编为电影。他们的合作延续至今：贝拉·塔尔只拍拉斯洛的小说，拉斯洛只为贝拉·塔尔写剧本，并参与拍摄的每个重要决定。他们合作的电影包括大获成功的《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改编自《反抗的忧郁》)等五部。对于电影《撒旦探戈》，苏珊·桑塔格曾评论说“片长七小时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但愿在我有生之年，年年都重看一遍。” 此外，克劳斯瑙霍尔凯还是将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引荐到德国文学界的人。  
生平经历与跟中国的 缘分 
克劳斯瑙霍尔凯与同时期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一样，免不掉流亡的命运。 
1989年匈牙利的剧变并没有给克劳斯瑙霍尔凯带来多少兴奋与欢娱，虽然他在那两年之前就已移居到了柏林，免遭迫害，但他对旧体制崩溃之后的祖国给予了同样严苛的评价。在他看来，在那个转折性的年份之前，匈牙利人的遭遇是军警、惩罚、禁锢与囚笼，在那之后，失落、物欲、幻灭与苍白成为笼罩一切人的悲剧。我们也许很难找到像克劳斯瑙霍尔凯这么悲观失望的东欧人。“我们再也不去想过去的那些事了。”在其他的东欧人以欢快的语调这么说时，你感受到的是一种明快的希望，但克劳斯瑙霍尔凯在这么说时，他表达的是一种鄙夷与迷茫。他提起他与一位匈牙利邻居的对话。“你还记得吗，20多年前我们还在这里一起排着长队买限量供应的香蕉呢？”他问。“哦，是吗？我完全忘了，怎么还有那样的事，不可能吧？”对方反问。人们的回答就像是被揭了旧疮疤一样痛苦，遗忘造就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似乎也带来了幻灭与犬儒。
也许这正使克劳斯瑙霍尔凯将中国选择为他新的心灵归宿。他在1991年来到中国各地走访，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遇到的所有人的形象，包括一位居住在非常狭小的窝棚里、早起洗脸的农民工，在交谈中，克劳斯瑙霍尔凯发现他是一位非常聪明而有见识的人。他还记得当时在夜晚的列车上遇到的一位工程师，向他讲述了在荒僻的深山里修建水坝的故事，在他看来，那是人力所无法完成的神迹。他向遇到的所有人询问两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李白？”“你会背李白的诗吗？”所有人对他的询问也千篇一律：“你从哪里来？”“你做什么工作？”“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关注金钱的表象揭示的是一种单纯与善良。
但克劳斯瑙霍尔凯头脑中构建的过于理想化的意象，很快被现实冲击得体无完肤。他1996年另一场充满期待的中国之旅以沮丧与幻灭告终，虽说这次他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来沿着李白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行走，但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或者说发现了被过去的自我幻想所遮蔽的真相。他看到了肮脏的江河、售卖可口可乐的佛寺、以俗艳的方式“翻修”的古迹、拉着游人兜售纪念品的和尚、以摇滚乐为背景的武术表演，以及炫耀豪宅与汽车的中国作家。据他的一位中国朋友的记述，西安酒店里连夜不停的按摩小姐的电话气得他用德语破口大骂。虽然面对记者的追问，他一直不愿对中国有过度的批评，而似乎更乐于贬低自己的祖国，但他回国写的第二本有关中国的书透露了他的心情，那本书的标题是《天空之下的毁灭与哀愁》。  克劳斯瑙霍尔凯虽然克劳斯瑙霍尔凯说过“再也不想来中国了”这样的气话，但他还是常常来到这里，也许是要寻找新希望的证明。塔尔根据他的作品拍摄的电影 《撒旦探戈》得到了北大学生的喜爱，也让他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改变。这一次为了参加由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 “2009中欧诗人作家交流”活动，他再次来到了北京。
文坛影响
他的身上堆满了荣誉，他的好友、已故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称他是当今匈牙利最能激荡人心的大师，让人想起果戈理和麦尔维尔。德国作家塞巴尔德则称：“克劳斯瑙霍尔凯描绘的景象就像果戈理的《死魂灵》一样具有普世意义，相比之下，所有当代作品的人文关怀都大为不及。”但他毫无自矜之情，他的语调和缓，表情和善，甚至因为对自己的英语不自信而有些羞怯。在采访中，他的双腿一直交叉在一起，那是一种面对笔记本与录音笔的不安。但当他戴上一顶黑色的礼帽，穿上大衣走进北京街头的寒风时，他就恢复了原貌——一个冷峻而苛刻地审视全世界的人，一个抵抗一切的人。
同来中国参加此次典礼的波兰诗人莱贝达与捷克作家哈维尔与克劳斯霍尔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莱贝达讲述了他的许多中学同学如何在沉闷压抑的生活逼迫下自杀，哈维尔则谈到他如何因为参加反政府的活动而入狱。对于1989年前后的改变，他们是爱恨分明的，而克劳斯瑙霍尔凯则一直保持着他近乎绝望的悲观。旁人也许可以将此理解为愤世嫉俗者的故作姿态，但所有真诚的人对现实的认知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即使是一个抵抗一切者的认知。毕竟，愤怒与批判的价值永远高于附和与赞扬。
与贝拉-塔尔的相遇
克劳斯瑙霍尔凯说：
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时间，每一天都长到不可思议。我每天早晨去酒吧喝酒，心想这一天会很长，生命会很慢。
在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本书几乎不可能出版。书稿在出版前换了许多人的手，小说最后能出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版社的社长对我说：“我们可以出你的书，但有一个条件，只能印‘最小印数’。”那时的最小印数是10000册。现在的人会说印10000册是疯狂的，出书一般都是2000册、5000册，但当时最少就是10000册，那是个非理性的时代。我觉得当时在高墙后面，当局者觉得困惑，他们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而我们那时候还没感觉到。
在正式出版前，有一天，导演贝拉·塔尔打来电话跟我说，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说不行——而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开始了。
代表作
撒旦探戈(Santatango)那是一个农村公社走向瓦解走向灭亡的故事。当时匈牙利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转折点。塔尔那些异乎寻常的长镜，非常缓慢，却都是狠辣的批判。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拍摄一群牛，自破落的牛舍里跑出，乱走之余，还在试图交配，正好是农村里众人的写照。在骗子出现之前，村民已在互相欺骗。酒馆里彻夜的狂欢舞会，喻意村庄里的淫乱与堕落。狂欢后众人烂醉，蜘蛛静静把网结在他们身上，亦象征了这群农民无从挣脱的困局。他们总是在湿漉漉的泥泞上走着，后来离开了村庄，满怀希望要过新生活，到达骗子 Irimiás 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却是一片颓垣败瓦。他们交出毕生积蓄，没有买到希望，最后落得离乡背井各散东西，并换来两个苦闷的警察在他们背后极尽侮辱的挖苦。大概对这群愚昧的农民而言，人间并无乐土，当下已是地狱。  小说《撒旦探戈》　　村庄里有两个人一直被排拒在外，一个是嗜酒的医生，另一个是被母亲忽略又被兄长骗走金钱的小女孩。电影里小女孩虐打小猫的一段，令人不安之余，亦令人痛心。小猫可说是她的「他我」( alter ego )：弱小、毫无还击之力、可以轻易被伤害。她给猫喂毒药，她的心灵却其实早已给下了毒。猫的死亡亦预示了她自杀的结局。至于那个酒鬼医生，终日躲在屋里独自喝酒，实行自我隔离。除非要去买酒，否则都不愿踏出屋子半步。他手执村民的病历，坐在窗前窥视并且记录各人的动静。他却早已被村民遗忘。最后他以为听到教堂的钟声，跑到山上，却发现原来只是个疯子在敲打叫嚣，不停嚷着「鞑子来了」( The Turks are coming )。没有救赎，没有安慰，于是他回到屋里，拿木板把窗户封死，把身躯没入黑暗之中。片末的画外音，念着电影开首时出现过的旁白，彷佛要把故事从头说一遍，犹如悲惨世界的永劫回归。
电影在不同章节里，以不同角色的视点，重复交代着同一个情节，就把人物的命运交错在一起。其中老医生脚步蹒跚前去买酒，途中遇上自杀前夕的小女孩。其他人正在酒馆里开着舞会。小女孩抱着死猫，呼唤医生，又拉着他，却被他甩开，然后小女孩转身逃跑，他想喊住她，但已经太迟了。小女孩彷佛是在作最后的呼救，可是这位酒醉的医生，早已经没有救人的力量了。
片长七个多小时，塔尔大概是要让观众随着角色的脚步，慢慢走入那个封闭无助的世界，其中没有爆破没有官能刺激，没有想当然的煽情，就是这样缓慢的，一步一步走在泥沼上，而且不见终点。  电影《撒旦探戈》反抗的忧郁(MELANCHOLY RESISTANCE)克劳斯瑙霍尔凯的另一代表作《反抗的忧郁》，也被拍成了电影。
  小说《反抗的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