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戴平万
简介
戴平万，原名戴均，生于广东潮安县归湖溪口书香门第，从小酷爱读书。1922年秋，考进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的前身)西语系。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辗转到沪，从事文学创作及左翼文艺运动。曾参加“左联”筹备工作，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重要撰稿人。在上海他和蒋光慈、钱杏邨、杜国庠、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抗战爆发後，留在上海从事《新中国文艺丛刊》和《文艺新闻》的编辑工作，还负责《每日译报》的本埠消息版，支持进步文艺刊物。
1930-1934年间，戴平万曾到东北做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并任哈尔滨地下总工会（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和当时的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满洲省委女工部长赵一曼等同志共同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反日罢工，并共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为东北抗日联军最早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戴平万回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戴平万既是左联的12名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又是上海地下党文委之一，也是最后一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一直参与左联的工作，对左联的发展和壮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40年冬，戴平万被党派到苏北根据地，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文学系教授。 1941年，戴平万被任命为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及苏中区党校校长兼教务主任，同时负责《抗战报》的主编工作。戴平万生前颇有文名，他文才横溢，文笔老到。曾撰有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苦菜》等，及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等。
人物介绍
戴平万，原名戴均，小名再岳，归湖溪口村人，清光绪29年癸卯（1903）诞生。戴均是小时学名，上大学改名戴平万。
戴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曾祖父戴介圃（维祺）是清道光九年巳丑1829年乡试举人，祖父戴漉巾（清元）清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乡试举人，著有诗稿。父戴仙俦，又名贞素，字祺孙，乳名亦昌，文章作品，笔号贝铼，清光绪戊戌末科秀才，能诗词又擅长书法，一生从事教育。
人物生平
平万八岁入私塾，十一岁至县城进学堂，住潮州岳伯亭总兵巷“双枯书屋”，就学城南小学，1918年城南小学毕业，考进广东省立潮州中学（后改名金山中学）。同期江东红砂寮洪灵菲同志，亦考进潮州中学，一同年级，志趣日同，成为挚友。读书之余，酷爱文学，写诗填词，每于暑期都到潮州铁巷跟老师学筝扬琴。
在潮州中学后期，正值“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之精神感召下，如饥似渴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爱国运动，接受新思想之洗礼，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下思想基础。
1922年夏，潮州中学毕业，同洪灵菲考进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西语系（中山大学前身）。进大学以后，醉心研究中外文学，便有所认识，却未找到自己的出路，渴望着冲破出旧中国的牢笼。其时恰好许美勋在《大岭东报》倡议组织潮汕地区新文学团体。乃与洪灵菲马上写信表示赞同和支持。不久，便组织《火焰社》。遂在《大岭东报》上创办了《火焰周刊》，而和洪灵菲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和文章。
1924年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广州成了“革命策源地”。与洪灵菲受到许生魂启发下，方始参加学生运动，在高师内部组织“潮州同学会”，出版学会年刊，还组织“潮州旅穗革命同志会”，先参加国民党左派。1925年6月23日参加“五`卅”运动示威游行。1926年夏天，“高师”毕业回家，筹措出国经费。后政局变化，蒋介石借“清党”为名，屠杀共产党人，戴平万时在暹罗，过着流亡生活，而遇洪灵菲亦流亡从“实叻”到暹，便同回到上海。秋，周恩来、朱德、叶挺等同志率领“八`一”南昌起义，红军进驻潮汕，在潮安7天，史称“七日红”。因形势急变，旋即撤离。平万时在上海，得知红军进驻潮汕，即与洪灵菲乘轮船回潮，船中得悉红军撤离，乃至汕头登岸后，绕道红砂寮在洪灵菲家隐匿，其母庄氏得悉去见过一面。
不久，同洪灵菲往海陆丰，参加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失败后，静经香港回上海。此后，便在上海做革命工作，从事文化，发表文章，为革命，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
1930年，妻在上海产一女孩，取名戴珊枝，1932年妻又在上海产一男孩，做名戴抗。
1930至1934年间，平万曾间歇离开上海，被党委派到东北满洲省委做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并任哈尔滨地下总工会（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和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女工部长赵一曼等人共同组织东北地区的工人反日罢工，同时创立早期的东北抗日联军，积极组织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原左联党团书记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戴平万接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组织“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在上海召开欢迎郭沫若回国和“狱中七君子”出狱等事项，都是抗日救亡工作。同年十月，地下党组织成立“文委”，平万是成员之一，“文委”是党在文艺界的领导机构。11月12日上海失守，上海救亡文艺工作者，有的搬入内地，有的去抗日根据地。平万本人，还留在孤岛坚持“文艺”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1938年担任“上海一日”报刊第二部《苦难》编辑，还负责地下党办《新中国文艺从刊》的编辑，1939年——1940年《新中国文艺从刊》共出版四期而停办，平万转作为《文艺新闻报》编辑，1940年11月党派往苏北根据地去。先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报告，再由华中局派往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任文学系教授。1941年5月由华中局赴苏中区党校任校长兼教导主任，同时任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并负责主编《抗战报》。1945年春在党校所在地兴化县鹤儿渣村上的水塘里溺死，葬在当地，林淡秋同志写了“作家戴平万之墓”的墓碑，享年42岁。
主要作品
《出路》（短篇小说集）1928，泰东 
《前夜》（中篇小说）1929，亚东 
《都市之夜》（短篇小说集）1935，亚东 
《陆阿六》（短篇小说集（出版年代及单位不详） 
《荔清》（短篇小说）（出版年代及单位不详） 
《苦菜》（短篇小说集）1941（出版单位不详）
戴平万-与孤岛文学
柯灵在《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的“小引”中说：“‘孤岛’文学是用热血和热泪灌溉起来的，它是抗战文学的一枝，却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1]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文学，早成为有些国家的研究对象，并且已有若干成果。80年代以来，上海学术界和文艺界也开展有关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当年参加“孤岛”文学运动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大量的史料故实和文学成品的钩沉索隐，使那一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保存原有的光泽。十多年前，我们在编写《戴平万年谱》的过程中，通过多方的访问和调查，了解到戴平万曾是上海“孤岛”时期党在文学界的负责人之一，组织过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由于戴千万已于1945年春天在苏北解放区去世，他在“孤岛”时期的战斗业绩一般人并不知道，所以把这些搜集的资料整理成文，使人们对这位潮籍革命作家有更多的了解。
戴平万1927年冬天，从广东到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左联”成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曾直接参加筹备成立“左联”工作，是“左联”时期一位有一定影响的作家。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上海文化界在原来全国救国会基础上，组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当时，“文救”的领导机构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设有组织、宣传、总务、经济四个部。因经济由国民党当局负责，总务、经济两个部门的负责人由国民党选派。组织部和宣传部则由中共派人担任。正副组织部长是钱俊瑞、张宗麟，正副宣传部长是胡愈之、张志让。据于伶的回忆：“戴平万当时在‘文救'组织部工作，办公地方在现在延安西路成都路口。”据何家槐生前回忆：“戴平万曾参加‘文救'，主持欢迎郭沫若回国和‘七君子'出狱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也曾为‘文救'办的《救亡日报》组稿。”十月，上海地下党在文艺界组织成立“文委”，领导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据当时“文委”的主要负责人孙冶芳回忆：“戴平万也是‘文委'小组成员之一。”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守，原来在上海市参加救亡运动的文艺工作者，有的撤退到内地，有的辗转到了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则留在“孤岛”坚持斗争。戴平万是留在“孤岛”坚持斗争的文艺战士之一。据于伶回忆：“上海失守后，戴平万留在‘孤岛'工作，他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间长，对文艺界的情况熟悉，作风稳重，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都是很合适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的。”从1937年11月开始，至1940年11月他到苏北根据地止，戴平万在“孤岛”整整战斗了三年，成为“孤岛”文学战线上站在最前列冲锋陷阵的一员。
上海失守以后，地下党在“孤岛”办的第一个刊物是《上海人报》。据钟望阳回忆：“梅益、林谈秋、戴平万均参加这一报纸的组织和编辑工作。”《上海人报》只出了一个短时间就停刊了。在这之后，地下党为了冲破敌伪的文化封锁，利用英、美与日帝之间的矛盾，以外商名义出版《译报》，即“小译报”。全部采用外国通讯社有进步意义的新闻和文章，很受群众欢迎。戴平万自始至终参加这一报纸的筹备、组织工作。半年以后，改为出版大张的《每日译报》，即“大译报”，除发表翻译新闻和文章外，还有王任叔编的“大家谈”副刊、钟望阳编的儿童副刊、谷师范的《新水浒传》连载等等。《每日译报》由梅益主编，戴平万负责编辑该报的本埠消息版。这是一份深受群众欢迎的报纸，销路很广，对扩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
戴平万-贡献
1930至1934年间，平万曾间歇离开上海，被党委派到东北满洲省委做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的秘书。1932年中期，戴平万开始任哈尔滨地下总工会（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和9.18事变后临危受命的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女工部长赵一曼等人共同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及反日罢工。戴平万和罗登贤同为广东老乡又同是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战友，两人关于在东北地区领导工人反日罢工运动及创立东北抗日联军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的主导下，满洲省委在东北各地鼓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并把它们组织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满洲省委还以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名义任命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等数位共产党员为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的领导人，抗日联军的士兵不分出身，也不分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只要他们愿意为解放民族而战，就被收编入军队。像邓铁梅这样虽是国民党人但也拉起军队抗日的也被任命为领导人。有了独立的领导人，东北抗日联军就有了坚实的生命力。罗登贤，戴平万，赵一曼等满洲省委领导不光领导组织抗日义勇军对敌作战，他们自己也和义勇军一起并肩作战，罗登贤在他最后牺牲前的驳斥法庭的讲演中提到他和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戴平万也和周扬等同志提到他在东北和抗日义勇军一起并肩作战。罗登贤于1932年12月被左倾机会主义逼迫离开东北，1933年3月，罗登贤遭国民党逮捕并于同年8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戴平万在罗登贤离职后坚持留在东北继续领导抗日。他于1934年满洲省委机关遭受巨大破坏时被迫离开满洲。虽然满洲省委领导机关屡遭敌人的破坏，但东北抗日联军却坚强地存活下来,并在抗日战争中越战越勇，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中，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李兆麟，冯仲云等抗日将领领导着无数抗日健儿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华抗日战争史写下了耀眼的一页。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的开展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创立开辟了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先河。
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原左联党团书记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戴平万接任左联党团书记。戴平万既是左联的12名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又是上海地下党文委之一，也是最后一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一直参与左联的工作，对左联的发展和壮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8年春天，上海暨南大学的几位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支持下，打破了“孤岛”文艺界的沉寂，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文艺》。《文艺》于1938年6月创刊，1939年6月停刊，共出了16期。当时地下党的一些作家曾经直接间接地关心和支持这个刊物，为这个刊物写稿。戴平万是这个刊物的撰稿人之一，他与《文艺》的编者常有接触，还约他们到普恩济世路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文艺座谈会。《文艺》第一卷第六期曾刊登一个题为《关于抗战文艺的形式》的文艺座谈会记录，出席者有肖岱、岳昭、钟望阳、钟洛文、天佐、应彬元、林琪、贺若等同志，这个座谈会是岳昭主持的，岳昭就是戴平万的笔名。
在“孤岛”，戴平万还负责《新中国文艺丛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地下党办的不定期刊物，由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出版和发行，主要刊载文学作品，也登载一些译稿和短文。每期改一个名字，用“丛刊”的编号以书籍的形式发行，除在上海印刷发行外，还打成纸版，寄到内地，在重庆翻印，用粗纸印本发行。刊物的主编是陈望道先生，具体的编辑工作则由戴平万负责，陈望道先生只在他编好稿件以后审批，如没有什么意见，就送到斜桥弄去给郑郊询发稿。《新中国文艺丛刊》于1939年5月出版第一辑，1940年11月出版第四辑以后停刊，已出版的四辑书名分别为：《钟》、《高尔基与中国》、《鲁迅纪念专辑》、《鹰》。第一、二、三辑的“编者的话”都是戴平万执笔的。第四辑出版时，戴平万己被党派到苏北根据地工作。这刊物规模较大，内容相当丰富，在“孤岛”和内地文艺界中都有过相当影响。 
在编辑《新中国文艺丛刊》的同时，戴平万还参加编辑《文艺新闻》周刊的工作。由于在“孤岛”出版的刊物，都要受到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的约束，所以许多进步报刊常常出版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迫停刊，地下党又得另想办法出版新的刊物。1939年秋天，一些进步文艺报刊被迫停刊，参与文艺通讯运动的文艺青年的稿件没有园地发展，地下党决定由戴平万、黄峰（邱韵铎）、蒋锡金三人办一个偏于报导性质的文艺刊物——《文艺新闻》，为了不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由到上海不久的蒋锡金化名蒋策到租界工部登记，手续办妥后，三个人一起在黄峰家里编。《文艺新闻》主要是报导文艺界的消息、作家、艺术家的动态，反映动乱时代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孤岛”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文艺新闻》于1939年10月1日创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十期。第四期以后，蒋锡金被调去筹备《文艺新潮》，刊物由戴平万、黄峰两个人编辑。戴平万用君博的笔名先后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买国旗》、《说苦衷》、《关于“为了生活”》、《辨真伪》等随笔和文艺短论，还用岳昭的笔名参加《文艺新闻》组织的关于影片《高尔基的童年》的笔谈会，发表《欢迎＜高尔基童年〉》一文。这些文章，短小精悍，说理透辟，都是联系实际、针砭时弊的，旨在帮助读者识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引导人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文艺新闻》作为“孤岛”地下党在文艺界的喉舌，它不但是当地的一面镜子，同时也给生活在“孤岛”的人们传达内地和根据地的文艺消息和动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1939年至1940年，还有两个文艺刊物与戴平万有关。一个是1939年间创办的《文艺长城》，一个是 1940年元旦创办的《戏剧与文学》。《文艺长城》是南洋群岛进步华侨青年在上海编印的文艺月刊，据蒋锡金回忆：“戴平万常和编这个刊物的文艺青年联系，为他们刊物撰稿，可惜现在记不起他在这个刊物上用的笔名，无法查出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文艺长城》第三期曾刊登《上海文艺界仝人给南洋华侨文艺界的一封信》，倡导共同建筑一座抗战建国的不能摧毁的“文艺长城”，共有26位作家签名，其中也有戴平万。《戏剧与文学》是地下党领导的戏剧界与文学界合办文艺刊物，由于伶、林谈秋两人主编。戴平万曾以岳昭的笔名在该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长篇文章《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在文中他回顾了“孤岛”一年来的文艺运动，并作出了正确的评论，是一篇有历史意义的著文。 
戴平万是“孤岛”地下党在文学界的负责人之一。据钟望阳回忆：“1937年10月，戴平万同志介绍我入党，入党以后和戴平万、林谈秋等同志合编一个党小组，由戴平万担任党小组长。”据肖岱回忆：“我于1938年入党，入党后编入戴平万负责的党小组，党小组成员还有林谈秋、钟望阳等。”据蒋锡金回忆：1938年冬，他从广东到上海，党派戴平万去找他，给他接上组织关系，并把他和戴千万、钟望阳编在一个党小组，由戴平万担任小组长。此外，据蒋天佐、蒋锡金回忆：1939年春天，在“文委”领导下，由王任叔定期召开一个推动“孤岛”文艺工作的中心座谈会，每周一次，在霞飞路的大三元茶室以茶会的形式召开，讨论“孤岛”文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研究工作进行的办法，参加会议有王任叔、戴平万、林淡秋、蒋天佐、钟望阳、蒋锡金等六人，六个人各有分工，王任叔主要是负责给世界书局主编文学丛书，参与周刊《鲁迅风》的工作。戴平万主要是协助陈望道先生编辑出版《新中国文艺丛刊》，还兼管光明书局出版的“光明文学丛书”的事。林谈秋当时主要是搞翻译工作，所以负责介绍、分析翻译方面的情况。蒋天佐负责文艺理论方面的工作。钟望阳、蒋锡金分别负责儿童文学和诗歌。这个以茶会形式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曾经坚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推动“孤岛”文学界各方面的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斗争的需要，戴平万还经常翻译外国的政论，在刊物上发表。1939年3月17日，他在《译报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上，用岳昭的笔名发表译文《在汪精卫自杀政策的后面德国法西斯的阴谋》（作者是AsiatcuS）。这篇译文是《译报周刊》特约的稿件，它揭露了日本军阀企图用武力征服和支配中国的阴谋，指出他们支持汪精卫逃出重庆，是要破坏中国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包办一种侵略者的和平，使日本武力能自由地执行其国际任务，象德意志在欧洲及地中海的行动一般。”实际上是借助国外公开的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阴谋。 
戴平万一贯重视对文艺青年的引导、教育和培养，在“孤岛”时，无论是编辑《新中国文艺丛刊》还是《文艺新闻》，都十分注意年青作者的来稿。1939年5月，当《中国文艺丛刊》第一辑《钟》出版的时候，他就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我们希望每期能多登一些新人的作品。”同年10月，《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部《鲁迅逝世纪念特辑》出版，他又在“编后”中着重指出：“《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革命性，估计尚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的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思想的分析，却非常的正确”。给年青作者以勉励。四十三年以后，当年《鲁迅与尼采》的作者王元化先生回忆起这一切，仍有很深刻的记忆。在《文艺新闻》上，他也经常选登年青的文艺通讯员的稿件，为了帮助青年学习，他还应邀为他们讲课。1939年5月7日，戴平万应上海自学民众义务补习学校的邀请，在星期日周会中，作题为《自学的方法》的讲演，后由沙水根据听讲时笔记整理成文，刊载于1939年5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学习周刊”第十四期上。在这次的讲演中，他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里刻苦努力，勤奋求学，以求得非常的学问，来完成非常的事业。戴平万1940年11月，党派戴平万到苏北根据地去，由根据地的同志来接，经过崇明岛出长江由水路到达根据地，先在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任教授，后到苏中区党委宣传部主编《抗击报》。临走前，他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苦菜》交上海光明书局，这本书共收入《苦菜》、《病》、《在风雪中》、《哈尔滨的一夜》、《过江》、《佩佩》六个作品，于1942年2月出版，为光明文艺丛书之一。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