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郝经
生平简介
出身儒素 离乱苦学郝经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昏死过去，郝经赶忙以“蜜和寒俎汁”灌入母亲口中，把母亲救活了。  郝经
1232 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 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
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 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 四上国策1252 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 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 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 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 著述不辍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宋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首”，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赉，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封冀国公，谥文忠。
个人主张
理学郝经反对“华夷之辨”，而推崇“四海一家”的思想，主张天下一统，结束自唐朝末年以来的分裂状态，但又反对不同族群之间的等级观点。郝经又主张凡事不必尽都师法古人，提出“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认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强调书人写文章时应当“皆自我作”。体现了强烈的知识文子思想自由和创新的意识。
他的《内游》、《养说》二篇发挥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论点，强调主体精神的自我涵养，提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养说》）。进而对于文章写作，他也强调“皆自我作”，“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认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答友人论文法书》）。这里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创新意识。
郝氏重视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内在修养的锤炼，且将充实学养的范围限定在理学思想之内。在谈到书法学习的对象和过程时，他提出了完全理学化的秩序。书法他认为：“今之为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 ‘道’之所 在。尚友论世学古之人，其学问，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而后为秦篆汉隶，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颉本意，立笔创法，脱去凡俗，然后熟临二王正书……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出入二王之间，复汉隶秦篆皇颉之初，书法始备也。”(《移诸生论书法书》)
元史文载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时经九岁，人皆异之。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每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宪宗二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召经，谘以经国安民之道，条上数十事，大悦，遂留王府。是时，连兵于宋，宪宗入蜀，命世祖总统东师，经从至濮。会有得宋国奏议以献，其言谨边防，守冲要，凡七道，遂下诸将议。经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控制诸道，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世祖以经儒生，愕然曰：“汝与张拔都议邪？”经对曰：“经少馆张柔家，尝闻其论议。此则经臆说耳，柔不知也。”进七道议七千余言。乃以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经为副，将归德军，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纳降附。惟中欲私还汴，经曰：“我与公同受命南征，不闻受命还汴也。”惟中怒，弗听。经率麾下扬旌而南，惟中惧谢，乃与经俱行。 
经闻宪宗在蜀，师久无功，进《东师议》，其略曰： 
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是尤难也。国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轹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与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惟之难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逾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佽十有余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当其可，不妄为而已。 
国家建极开统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劘荡，殆欲歼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赋，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以志则锐，以力则强，以土则大，而其术则未尽也。苟于诸国既平之后，息师抚民，致治成化，创法立制，敷布条纲，上下井井，不挠不紊，任老成为辅相，起英特为将帅，选贤能为任使，鸠智计为机衡，平赋以足用，屯农以足食，内治既举，外御亦备。如其不服，姑以文诰，拒而不从，而后伺隙观衅，以正天伐。自东海至于襄、邓，重兵数道，联帜接武，以为正兵。自汉中至于大理，轻兵捷出，批亢抵胁，以为奇兵。帅臣得人，师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为，乃于间岁遽为大举，上下震动，兵连祸结，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东师未出，大王仁明，则犹有未然者，可不议乎！ 
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槊，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自浍河之战，乘胜下燕、云，遂遗兵而去，似无意于取者。既破回鹘，灭西夏，乃下兵关陕以败金师，然后知所以深取之，是长于用奇也。既而为斡腹之举，由金、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为捣虚之计，自西和径入石泉、威、茂以取蜀；为示远之谋，自临洮、吐番穿彻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六飞雷动，乘舆亲出，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大极于遐徼之土，细穷于委巷之民，撞其钟而掩其耳，啮其脐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 
其初以奇胜也，关陇、江淮之北，平原旷野之多，而吾长于骑，故所向不能御。兵锋新锐，民物稠夥，拥而挤之，郡邑自溃，而吾长于攻，故所击无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骤胜。今限以大山深谷，厄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径，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况于客主势悬，蕴蓄情露，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泰山压卵之势，河海濯爇之举，拥遏顿滞，盘桓而不得进，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 
为今之计，则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而已。西师既构，猝不可解，如两虎相斗，猝入于岩阻，见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国以并命，我必其取，无由以自悔，兵连祸结，何时而已。殿下宜遣人禀命于行在所，大军压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进币，割地纳质。彼必受命，姑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禀命不从，殿下之义尽，而后进吾师，重慎详审，不为躁轻飘忽，为前定之谋，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正。比师南辕，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祸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杀，非好攻战辟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诚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后阅实精勇，别为一军，为帐下之卒，举老成知兵者俾为将帅，更直宿卫，以备不虞。其余师众，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师总统，为战攻之卒。其新入部曲，瞢不知兵，虽名为兵，其实役徒者，使沿边进筑，与敌郡邑犬牙相制，为屯戍之卒。推择单弱，究竟逃匿，编葺部伍，使闻望重臣为之抚育，总押近里故屯，为镇守之卒。使掣肘之计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备御无有缺绽，则制节以进。既入其境，敦陈固列，缓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长，彼不能用其长。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驻之基，示必取之势。毋焚庐舍，毋伤人民，开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误，以弊其力。兵势既振，蕴蓄既见，则以轻兵掠两淮，杜其樵采而遏其粮路，使血脉断绝，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进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万灶，号令明肃，部曲严整，首尾缔构，各具舟楫，声言径渡。彼必震垒，自起变故。盖彼之精锐尽在两淮，江面阔越，恃其岩阻，兵皆柔脆，用兵以来未尝一战，焉能当我百战之锐！一处崩坏，则望风皆溃，肱髀不续，外内限绝，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敌，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御，水陆相挤，必为我乘。是兵家所谓避坚攻瑕，避实击虚者也。 
如欲存养兵力，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尝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则重兵临襄阳，轻兵捷出，穿彻均、房，远叩归、峡，以应西师。如交、广、施、黔选锋透出，夔门不守，大势顺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溃湘、潭，以成犄角。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轻兵抄寿春，而重兵支布于钟离、合淝之间，掇拾湖泺，夺取关隘，据濡须，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蕲、黄，徜徉恣肆，以觇江口。乌江、采石广布戍逻，侦江渡之险易，测备御之疏密，徐为之谋，而后进师。所谓溃两淮之腹心，抉长江之襟要也。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蹈跨长淮，邻我强对，通、泰、海门，扬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备御坚厚，若遽攻击，则必老师费财。当以重兵临维扬，合为长围，示以必取。而以轻兵出通、泰，直塞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骑上下，吞江吸海，并著威信，迟以月时，以观其变。是所谓图缓持久之势也。三道并出，东西连衡，殿下或处一军，为之节制，使我兵力常有余裕，如是则未来之变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议者必曰：三道并进，则兵分势弱，不若并力一向，则莫我当也。会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异：并力一向，争地之术也；诸道并进，取国之术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晋取吴，则六道进；隋取陈，则九道进；宋之于南唐，则三面皆进。未闻以一旅之众而能克国者，或者有之，侥幸之举也。岂有堂堂大国，师徒百万，而为侥幸之举乎？况彼渡江立国，百有余年，纪纲修明，风俗完厚，君臣辑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轮广万里，亦未可小。自败盟以来，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警之，彷徨百折，当我强对，未尝大败，不可谓弱。岂可蔑视，谓秦无人，直欲一军幸而取胜乎？秦王问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曰：“将军老矣。”命李信将二十万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万而后举楚。盖众有所必用，事势有不可悬料而幸取者。故王者之举必万全，其幸举者，崛起无赖之人也。 
呜呼！西师之出，已及瓜戍，而犹未即功。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左，若亦直前振迅，锐而图功，一举而下金陵、举临安则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迁延，进退不可，反为敌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详审，图之以术。若前所陈，以全吾力，是所谓坐胜也。虽然，犹有可忧者。国家掇取诸国，飘忽凌厉，本以力胜。今乃无故而为大举，若又措置失宜，无以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则稔恶怀奸之流，得以窥其隙而投其间，国内空虚，易为摇荡。臣愚所以谆谆于东师，反覆致论，谓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 
遂会兵渡江，围鄂州，闻宪宗崩，召诸将属议，经复进议曰： 
《易》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殿下聪明睿知，足以有临；发强刚毅，足以有断。进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向在沙陀，命经曰：“时未可也。”又曰：“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又曰：“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大哉王言，“时乘六龙”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师以来，进而不退，经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邓。亟言不已，未赐开允，乃今事急，故复进狂言。 
国家自平金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畀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以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帅，各以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浒、黄，未易遏也，则亦徒费人命，我安所得哉！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复何俟乎！ 
虽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庐舍，不伤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坟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劝径趋临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虽不杀戮，亦被践蹂，吾所不忍。若天与我，不必杀人；若天弗与，杀人何益，而竟不往。诸将归罪士人，谓不可用，以不杀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益禁杀人。岿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归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断也。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昨奉命与张仲一观新月城，自西南隅抵东北隅，万人敌，上可并行大车，排槎OC楼，缔构重覆，必不可攻，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会宋守帅贾似道亦遣间使请和，乃班师。明年，世祖既位，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议，仍敕沿边诸将毋钞掠。经入辞，赐蒲萄酒，诏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创，卿当远行，凡可辅朕者，亟以闻。”经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辞多不载。 
时经有重名，平章王文统忌之。既行，文统阴属李璮潜师侵宋，欲假手害经。经至济南，璮以书止经，经以璮书闻于朝而行。宋败璮军于淮安，经至宿州，遣副使刘仁杰、参议高翿请入国日期，不报。遗书宰相及淮帅李庭芝，庭芝复书果疑经，而贾似道方以却敌为功，恐经至谋泄，竟馆经真州。经乃上表宋主曰：“愿附鲁连之义，排难解纷；岂知唐俭之徒，款兵误国。”又数上书宋主及宰执，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皆不报。驿吏棘垣钥户，昼夜守逻，欲以动经，经不屈。经待下素严，又久羁困，下多怨者。经谕曰：“向受命不进，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观宋祚将不久矣。”居七年，从者怒斗，死者数人，经独与六人处别馆。又九年，丞相伯颜奉诏南伐，帝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问执行人之罪，宋惧，遣总管段佑以礼送经归。贾似道之谋既泄，寻亦窜死。经归，道病，帝敕枢密院及尚医近侍迎劳，所过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阙，锡燕大庭，咨以政事，赏赉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为护丧还葬，谥文忠。明年，宋平。 
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及被留，思托言垂后，撰《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书及文集，凡数百卷。其文丰蔚豪宕，善议论。诗多奇崛。拘宋十六年，从者皆通于学。书佐苟宗道，后官至国子祭酒。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其忠诚如此。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隐居以寿终；庸字季常，终颍州守。子采麟，亦贤，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诗作选摘
落花彩云红雨暗长门，翡翠枝余萼绿痕。 桃李东风蝴蝶梦，关山明月杜鹃魂。 
玉阑烟冷空千树，金谷香销漫一尊。 狼籍满庭君莫扫，且留春色到黄昏。 
老马百战归来力不任，消磨神骏老骎骎。 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 
岁月淹延官路杳，风尘荏苒塞垣深。 短歌声断银壶缺，常记当年烈士吟。 
贤台行高台突兀燕山碧，黄金泥多土犹湿。 晓日曈昽赤羽旗，燕王北面亲前席。 
费尽黄金台始成，一朝拜隗人尽惊。 谁知平地几层土，中有全齐七十城。 
礼贤复仇燕始霸，遂与诸侯雄并驾。 七百年来不用兵，一战轰然骇天下。 
二城未了昭王殂，火牛突出骑劫诛。 台上黄金少颜色，惠王空读乐毅书。 
古来燕赵多奇士，用舍中间定兴废。 还闻赵括代廉颇，败国亡家等儿戏。 
燕子城南知几年？台平树老漫荒烟。 莫言骐骥能千里，只重黄金不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