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爱晶
人物简介
韩爱晶  韩爱晶(右)向陈伯达“汇报工作”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但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1]；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一样，韩爱晶在1968年7月以后的派性武斗中，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强制实行联合复课闹革命；从此，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  接受审判的韩爱晶[2]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1987年，韩爱晶在狱中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出狱之后的韩爱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厂工作，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2003年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文革罪行
“文革”开始  韩爱晶在文革期间参与揪斗彭德怀[3]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 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他一夜之间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3月31日和4月初，叶群、戚本禹先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授意他‘打倒“几位老帅。戚本禹还给了韩爱晶一首语言隐晦的反动诗，诗中有所谓：“黑魔”、“白虎”等字眼。韩爱晶自然是心领神会：“黑魔”是指谭震林，“白虎”是指陈毅。于是就开始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反革命行动。他说：“几个副总理问题，北航落后了，被动，在这个问题上要抢在前面。”
为此，他一方面指使北航“红旗战斗队红一连”和专门成立的“尖刀连”，负责搜罗、编造、印制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的材料；一方面于4月4日、12日以“北航红旗”名义连续发表所谓《严正声明》，并大肆散发，煽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1967年  韩爱晶等人在文革期间揪斗彭德怀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为自己的历史记录下了最肮脏的一笔：在一个所谓的小型“审斗会”上，他们一伙批斗功勋卓著、身陷囹圄的元帅彭德怀同志（1966年，彭德怀同志担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被王大宾等非法强行揪回北京）。
韩爱晶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恩来总理传达的“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亲自带头对彭德怀进行逼供和殴打！[4]
他们逼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正不阿的彭德怀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等人竟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3]；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继续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1990年，韩爱晶对当年“围攻、批斗、毒打彭德怀元帅”的行为表示所谓“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截至1967年8月份，“红一连”和“尖刀连”先后罗织编造、印制了题为《打倒徐向前》、《叶剑英罪状》、《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传单和文章达56万多份，在全市、全国散发。在这些《声明》、传达的文章中，分别诬陷陈毅“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徐向前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当了“叛徒、逃兵”；叶剑英“是个逃兵”，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刽子手”，从而把“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推向社会。
1967年  韩爱晶在文革期间参与揪斗彭德怀、张闻天10月以后，随着“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各地红卫兵陷于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中。为了控制北航，韩爱晶对中共北航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进行了有预谋的诬陷和迫害。他说：“不打倒周天行，北航的历史没法写”，“周天行挡不住，有大半干部都要上来，第一把手谁当，解决不好不放心。”
为此，1967年12月16日，韩爱晶下令将周天行“隔离审查”，并由自己亲自主管周天行专案组。在“隔离审查”中，诬陷周天行是“政治骗子”、“叛徒”、“特嫌”；又罚站、毒打、“连轴审”，致使周天行身心受到严重折磨，与此同受诬陷的还有北航党委副书记程九柯。　
此后，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又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同志，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
逐渐失势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
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5]
终于获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5]
生活依旧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