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
图书信息
  中文名：《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
英文名：《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
出版社：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 
作者简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 
纽约时报书评
在《纽约时报》2008年11月份社论对版的一篇文章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写道，联邦政府必须推出一项庞大的刺激方案（2年内投入1万亿美元），方能把这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转化为强劲的经济复苏；为了使起初把美国拖入财政灾难的华尔街不再出现同样的“大规模杀伤性”错误，新的监管措施也是十分必要的[1]。
大约4个月后，斯蒂格利茨在该报另一篇社论对版文章中，猛烈抨击了奥巴马政府拯救陷于困境的银行的计划。他声称，这是“一项赢家-赢家-输家的计划：银行和投资者是赢家——纳税人是输家。” 他还把联邦政府的这一举措描述为“仿造资本主义，将利益私人化，将损失社会化。”
斯蒂格利茨的新书《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进一步扩充了这些平民主义论调。他解构了2008年“大衰退”的原因，分析了小布什及奥巴马政府应对这场危机的举措，并且建议美国利用这次“濒死体验”着力解决经济体系的缺陷，面向21世纪重新构筑自身。在这个世纪中，美国面临众多令人畏惧的问题，比如暴涨的赤字、贸易不平衡、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度丧失，以及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挑战。
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斯蒂格利茨运用他的教学经验，以流畅易懂的语言向普通读者描述了过度杠杆化的银行、卑劣的抵押贷款业、掠夺性的信贷和未受监管的交易是如何导致美国经济陷于崩溃的。在他看来，构思拙劣的拯救措施或许暂时阻止了经济下坠的趋势，但并未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流畅地阐述了危机爆发前的美国经济是如何依靠“房市泡沫支撑下的举债消费热潮”得以延续的，并且极富激情地宣称，美国政府未能对经济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尽管“过度杠杆化将受到遏制，”他写道，“但是，太大了而不能倒下的银行在很多方面将一如往昔，让纳税人损失累累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几乎不会减弱，金融高管将继续领取巨额红利。”在每一起案例中，他都这样写道，“将会出现一些装点门面的措施，但这些蜻蜓点水式的举动，是远远不够的。”
在2008年那个致命的秋天到来之前，斯蒂格利茨是极少数“预期美国经济即将崩盘并且会引发全球性后果”的经济学家中的一位。这种先见之明，也进一步增强了他在书中针对财政崩溃原因所作分析的可信度，但它也导致斯蒂格利茨在讲述衰退和华盛顿的对策时，有时会冒出“我以前怎么说来着”之类的伪善语气。
“我猜测，假若政府采纳了本章中提及的简单建议，房屋止赎问题或许已成为过去式，”他写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应对方式，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拯救银行上面。”
当然，斯蒂格利茨是一位高调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对2008年衰退及其后果的分析，反映了他的总体哲学。就此而言，这本书的许多观点与他之前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者》（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的某些观点相类似。这些观点充分表露出了他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无拘无束的市场自身就足以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必须履行监管市场之责等理念的信仰。
实际上，斯蒂格利茨在书中总结道，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的坍塌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许就犹如“柏林墙倒塌之于共产主义”：“在那一天之前，这种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已经为人所知，但在那一天之后，没有人会真心实意地捍卫它。伴随着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倒闭浪潮、随后的经济动荡以及杂乱的拯救措施，美国必胜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另一章中，斯蒂格利茨声称，“金融体系的失败，象征着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更广泛的失败，而经济体系的失败则反映出美国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日益加剧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对企业和政治领导人缺乏问责、过于强调短期而不是长期收益。
这本书对奥巴马政府应对衰退的举措提出了相当多的批评意见。斯蒂格利茨声称，总统和他的顾问选择“蒙混过关”, 只打算把“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椅子”稍微调整一下，而无意在“解决银行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方面进行大胆尝试。
他写道，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低估了衰退的严重程度，” 虽然奥巴马的刺激方案“已经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它的规模依然“太小了”，而且“太多的资金（大约三分之一）用在了减税上，救助各州、地方及那些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人群的资金太少了。”
与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L. Powell）提出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学说”相类似，斯蒂格利茨写道，“2009年初，当世界经济出现极其萎靡的态势时，必须使用压倒性的攻击力量。”使用“不充足的弹药”解决这个问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战略，尤其是当奥巴马政府低估了衰退强度（包括失业人数的增加）这一情况已变得日益清楚的时候。”
他阴郁地预测，政府运用索然无味的力量造成的结果是，经济复苏的速度减缓，“当危机消散后，我们将背负数额更为庞大的债务遗产，竞争力和效率双双受挫的金融体系更易于引发另一场危机。”
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样，斯蒂格利茨提醒读者，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免于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因为那时“有强有力且被有效实施的监管体系。”
然而，随着关于大萧条的记忆变得逐渐模糊，去监管化成为了越来越时髦的趋势——这不仅仅发生在里根和布什父子执政的共和党政府期间，也发生在克林顿主政期间。曾经是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来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经常批评时任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in）及其继任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放松监管的政策；在这部著作中，他质疑奥巴马总统任命萨默斯担任首席经济顾问，任命盖特纳（克林顿主政期间，他曾经是萨默斯和鲁宾的助手）出任财政部长的决定。
斯蒂格利茨说，“奥巴马选择了这支团队，” 他的字里行间似乎有一种酸葡萄的味道，“尽管他肯定知道（当然有人提醒过他），拥有一支由崭新面孔组成的经济团队，是十分重要的。团队成员不能跟让我们陷入当前困境的去监管化运动，或2008年针对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直至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踉踉跄跄的拯救行动有一丝利害关联。”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提及的一些重构美国经济（以及美国社会）的建议，过于偏离了具有操作性，有望赢得公众广泛支持或被国会通过的政策建议领域。他写道，“重新分配收入”及增加累进税率，或许有助于稳定经济，并提议建立全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他还把不丹王国的GNP（国民幸福总值）概念，与美国专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对，洋洋洒洒地谈论美国人“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以及自私自利造就的“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
这样的言论不仅给保守派批评家（他们试图把斯蒂格利茨描述成一位不值一驳的欧洲式自由派）留下了攻击的把柄，还可能使读者的注意力无法专注于他在《自由落体》一书中就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后果进行的如许多敏锐的分析。 
序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469 
2010-05-1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在2008年开始的那场经济衰退中，美国乃至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失去了房产和工作，更多的人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焦虑与恐惧。那些将储蓄用于未来退休或孩子教育的人们，眼睁睁看着这些资产的价值缩水到原先的几分之一。这场源自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全球，导致无数的人失业——仅中国就有2000万人——更多的人则陷入了贫困。 
事情本不该如此。标榜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承诺可以为所有人带来财富。被大肆追捧的“新经济”——20世纪后半叶最令人惊叹的创新，包括放松监管和金融工程——被认为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跳出经济循环周期。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告知，“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融合即使无法完全消除经济波动，至少可以减弱它们的影响。 
这次经济衰退（显然是75年前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粉碎了这一切幻觉。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些长期以来奉若至宝的信条。20多年来，自由市场的理念盛行于世——自由而无所束缚的市场更有效率，即便犯错也能迅速自我修正。最好的政府是小政府，管制只会妨碍创新。中央银行应当独立，只需关注维持低通货膨胀率。时至今日，即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最高祭司，在这些观点盛行时期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也开始承认这一推理存在缺陷。但对于已为其承担后果的那些人而言，这一表白来得太迟了。 
危机总会结束，但所有危机尤其是如此严重的一场总会留下遗产——对于一向被认作能带来最大利益的这一经济体系，我们将获得一些重新认识的视角。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或许早已终结，但以多种面孔出现的市场经济，彼此间将展开激烈竞争。 
我坚信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中，市场都居于首要位置，但市场仅凭自身并不能良好运转。从这个意义上，我是英国知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坚定支持者，此人的影响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研究本身。政府在经济运转中负有责任，不单单是在市场失灵时来拯救，同时要通过监管来避免类似我们刚刚所经历的灾难。经济需要政府和市场两种角色的平衡，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在其中也应起到重要作用。在过去25年间，美国恰恰于此失衡，并将这种失衡传递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存有缺陷的观念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并使得关键私有和公共部门的决策者忽略了这些潜在问题，影响到他们未能迅速有效地挽回局面。危机持续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政策如何选择。事实上，目前所做出的错误决定使得危机进一步升级，但是危机的管理只是我关心的一个方面，我同样关心危机之后的世界。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回到昨日。 
危机前的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已经在面临诸多问题，不单单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么简单。全球化进程深刻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对各个经济体的应对能力要求更高。危机之后，这些挑战仍将持续并进一步放大，但我们的应对资源将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引发政策和观念层面的变革。如果决策正确，而非仅仅是政治或社会层面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将减轻类似危机的冲击，同时通过加速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进程，来改善人类生活。相反，如果决策失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经济会更易受到下一次危机的冲击，而且在面对21世纪的各类挑战上显然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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