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内瓦会议
会议背景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  日内瓦会议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议题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朝鲜的南日外相提出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然后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的合理主张。但美国代表带头拒绝一切建议。 
日内瓦会议的另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1954年5月8日，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开始。与会国家队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被法国占领的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经过周恩来奔波斡旋，交战双方分别达成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对华意义
  周恩来步入日内瓦会议会场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来说是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的战火熄灭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这就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通过这次会议，世界看到了同美国所掌控的安理会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国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中国外交
促成印度支那实现和平
1．促使会议就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 日内瓦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会议初期，中、苏、越三国领导人曾就实现印度支那和平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奠边府战役胜利后，越方代表对南北划界产生了动摇，并希望将老挝、柬埔寨和越南问题一起解决。但中、苏两国最终说服越南代表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同时中国代表团在会外与英法代表频繁接触，最终中英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沟通和谅解。同时在英国的帮助下，中印关系也得到缓和。5月29日，在中国代表团建议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决定法越双方共同研究停止敌对行动后的军事部署问题，并尽快向会议提出报告和建议。
2．推动会议在柬埔寨和老挝问题达成协议 在印度支那的抗法斗争中，他们曾经与越南人民军队共同作战，但从日内瓦会议开始后，越南代表就否认老挝和柬埔寨的政府，并希望在“普选”基础上，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但这一建议被英、法、美所否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越南和英法两边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最终促成越南做出让步，同时与英法代表达成初步意向。6月18日会议上，各国代表(美国除外)以周恩来提出的《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建议》为基础，集体通过了《关于在老挝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3．力促法越双方达成协定 对于军事集结区的划界问题，法越双方都不愿意让步。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一方面抓住机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演讲遇，主动与新上台的主和派法国领导人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晤；另一方面积极与苏、越领导人进行沟通，最终促成7月20日法越双方就越南军事分界线和老挝、柬埔寨的停火和政治解决达成协议。次日，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除美国和南越代表外，其他国家均支持法越双方公布的停战协定，印度支那和平终于实现。
抓住机遇，发展对外关系
1．推动中英关系发展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但由于英国对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以及随后在朝鲜战争中出兵参战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中英停止建交谈判。朝鲜战争后，许多西方国家对美国继续坚持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和禁运政策产生不满，尤其是英国。日内瓦会议召开以前，中国政府就决定在会议之外与英国代表进行接触。会议期间，英方对中方释放出较为友好的态度，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抓住机遇，与英方进行了频繁接触，这种做法对6月17日中英两国发表联合公报起了促进作用，联合公报宣布中国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随后在英方盛情邀请下，中国还组织代表团对英国进行了贸易访问。 
2．搭建中美沟通的桥梁 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中美呈对立关系，美国甚至打算联合英法对印度支那采取直接军事干涉，但英国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才没有正式展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拜会周恩来开。虽然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一直到第一阶段结束，中美两国代表团一直处在冷漠和紧张的情绪中，但随后情况出现了转机。通过英国代表的牵线和双方富有诚意的接触，促成了中美双方代表就美国在华被押人员和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滞留美国等问题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并达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通过多边外交场合推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尝试。虽然这次尝试在改进中美关系的作用上并不明显，但在中美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并为1955年正式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铺平了道路。
对中国外交的作用和影响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为会议达成协议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中美沟通的桥梁。日内瓦会议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朝讨论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外务相南日就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组织全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周恩来外长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提出的方案。 
南朝鲜代表却先后提出：由联合国监督，按大韩民国的宪法在全朝鲜举行选举；在选举前一个月，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但联合国军队要在选举和完成统一后再撤退等建议。很显然，南朝鲜的方案实质上就是要把大韩民国的法统强加给全朝鲜人民，由南朝鲜并吞北朝鲜。美国代表马上支持这些建议。 
周恩来外长在会上指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朝鲜人民在全国选举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决条件；联合国是朝鲜战争中的交战一方，不能由交战一方来监督朝鲜的选举，但中国同意对选举进行国际监督。并建议：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 
由于与会各方对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存在着原则分歧，到6月15日仍难达成协议，朝鲜、中国、苏联再次提出一些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以打破僵局，但美国带头反对。参加“联合国军”的那些国家的代表提出了使会议面临决裂的《十六国宣言》。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外长仍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指出美国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就解决朝鲜和平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情况虽然如此，与会国仍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外长对协议案文提出如下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的谈判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尽管这个声明为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接受，但由于美国代表不表示同意，而未能获得通过。这样，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以未通过任何协议而结束。但正如周恩来外长所指出：它使大家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印支问题
日内瓦会议的后期，即从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有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即原南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会议主要讨论了停战后一段时期内为越南交战双方的武装力量划分集结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如何同越南问题区别对待，停战的监督和保证，印度支那三国的政治前途等问题。美国企图延长乃至扩大印度支那战争，虽然被迫同意参加会议，但始终没有放弃其直接插手印度支那战争的打算。面对上述情况，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过程中，采取了尽可能争取法国等多数国家、着重反对美国破坏、大力把会议推向前进的做法。 
6月中旬，会议因各方分歧停滞不前。中国及时地折衷了有关国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与会国就如何解决老挝和柬埔寨的停战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使会议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国代表团在解决如何划分越南交战双方的集结问题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总理会晤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广西柳州与胡志明主席交换意见，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进一步协调了越、中、苏的看法，打破了在划分集结问题上的僵局，扫除了会议达成协议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7 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通过日内瓦会议，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人民为祖国安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为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代表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预示它另有图谋，这为美国加紧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笔。
中国代表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关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中美较量
在第一阶段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恩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银行发展
一战结束后，面对世界性的金融恐慌和严重的通胀，1920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金融会议，会上提出：凡未设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应尽快建立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应摆脱各国政府政治上的控制，实行稳定的金融政策。布鲁塞尔会议大大推进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普遍建立。1922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又重申和强调了布鲁塞尔会议形成的决议，并且再次建议尚未建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尽快建立中央银行，以共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的稳定，从而推动了央行成立和发展的第二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