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爱新觉罗·伊里布
简介
爱新觉罗·伊里布（1772-1843），字莘农，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宗室、大臣。是签署《中英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之一。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历任通判、知府、知州、按察使、布政使和陕西、山东、云南巡抚。道光十八年（1838年）被任为云贵总督、协办大学士，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调任两江总督，鸦片战争后受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任广州将军，与爱新觉罗·耆英代表清政府同英方订立《南京条约》。
生平
爱新觉罗·伊里布生于清朝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庆六年（1801年）中进士，授国子监学正职，后出任云南府南关通判，历任澄江知府、腾越知州，与当地土司保持良好关系，受到云贵总督伯麟的推荐。道光元年（1821年），随从云贵总督庆保镇压永北少数民族叛乱有功，代理永昌知府，不久升任安徽太平府知府，此后历任山西冀宁道台、浙江按察使、湖北、浙江布政使等职。道光五年（1825年），伊升任陕西巡抚，后又先后调任山东和云南巡抚，以清廉闻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伊里布升任云贵总督，十八年（1838年），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头衔，次年调任两江总督。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伊里布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由于琦善、裕谦等人和战不定，伊里布面对占领定海的英军亦不主动出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清朝政府命令伊里布进攻定海，恰逢英军为占领香港而从定海撤军，伊里布遂上表称收复定海，但是被斥责为“附和琦善，以兵炮未集，藉词缓攻，致敌船遁去”，被撤去协办大学士头衔，交出兵权给裕谦后留任两江总督。不久，裕谦弹劾其遣家丁张喜与英军私自来往，达成不战默契，伊里布被削去职务，投入监狱。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0月，英军先后攻占定海、宁波等地，裕谦战死。二十二年（1842年）3月，接任的扬威将军奕经也被击败，清朝政府不得已重新启用伊里布，命其协助耆英抵抗英军。耆英即派其防守乍浦，伊里布于是仍然派遣张喜同英军联系，英军遂转而攻打吴淞口，沿长江而上，抵达南京城下。清朝政府不得不派遣耆英和伊里布同英军展开谈判，最终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
签约后，伊里布被任命为广州将军、钦差大臣，负责在广州办理战后事宜。伊里布到任后，发现广州民心不服，英国又多有逼迫，不久即忧悴而死。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敏。
故事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七日，英军侵占定海，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因定海失守，办理不善被革职。七月，道光帝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筹办进剿。伊里布慑于英军船坚炮利，竭力散播悲观论调，认为“其势殊非小弱，且其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破此尤非易易，非厚集兵力，亦恐难以制胜。”抵宁波后，空谈造船炮，奏调闽粤水师，拖延时日，对收复定海无所事事。定海人民自发进行反侵略斗争，六、七月间，先后捉获汉奸闻吉祥、布定邦及“黑夷”（印度雇佣兵）六人。
七月中旬，懿律率舰北上白河，向清朝政府投递照会，提出赔款、割地和鸦片合法贸易等侵略要求。八月四日，道光帝命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口与义律会谈。十三日，伊里布上奏道光帝，认为该夷已至天津禀诉，“浙省更不宜冒昧轻进，以致彼此相左”。他与浙江提督祝廷彪和随营效力的乌尔恭额商定，若夷人呈递字帖，拟代为进呈，以期“有征无战，永靖海疆”。
当时，定海义民包祖才兄弟诱擒英军军官安突德献送宁波，八月下旬，英军大船一只，舢板船二只，驶入慈溪、馀姚、上虞、会稽境内河骚扰，受到当地军民袭击，先后俘获英军军官晏士咑喇打厘等二十余人，伊里布对安突德和这些战俘，优待备至，企图以此来博得英国侵略军的好感，停止进攻。
天津会谈后，道光帝飞示伊里布“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伊里布立即表示“该夷即起碇赴粤，听候查办，是其俯首帖耳，已有响化之忧，浙省更不宜轻于攻击，致误事机”。他认为“抚驭外夷之道，总在示之以诚，倘能先服其心，自可渐就吾范”，因而向道光帝提出以释放俘虏作为“交还定海，撤退兵船”谈判的诱饵。后来，伯麦来文要求释俘，他便提出撤退兵船，交还定海，再奏请释放。
懿律从天津回到定海，九月六日来文，要挟释俘，但对撤兵归地，一语未及。次日，义律带马儒翰到镇海海滨谈判，伊里布与福建提督余步云、浙江提督祝廷彪在东岳宫设宴招待。当时，衢州守备周光壁愤于英军军官骄横无忌，欲将其斩杀，被伊里布制止。义律要求释俘，对归还定海，表示待释俘后另行商办。伊里布屈从于侵略者的压力，向道光帝提出所谓“权宜”之策，“或能撤兵一半，亦不能不酌量释放”，以期迅速了结。
当时，林则徐曾密奏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成壮勇，约期举事，歼灭英军。道光帝著伊里布查明具奏。伊里布认为“人少则力不能敌，人多则彼必生疑”“此策窒碍难行，应毋庸议”。十月一日，他派家丁张喜，以六品顶戴，率员并携带鸡鸭牛羊前往定海犒赏懿律，告诉对方林则徐已被革职，两国将罢兵修好，“以后好里还要讨好”，并乞求他们“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下”，还收受英军回送大呢、哗叽、洋布、千里镜等物。十三日，伊里布擅自与懿律签订浙江停战协定，承认英军继续占领舟山及附近小岛。十九日，义律、马儒翰带三千人赴粤，胞诅仍留三千人驻守定海。当时，定海镇总兵葛云飞要求乘机收复定海，伊里布不允。而且，他还向道光帝奏称夷人“其言甚为切实，不致爽约”，并提出“夷兵船既已撤去一半，所有浙江防兵，自应酌量裁撤”。于是，他下令将安徽、福建调来的客兵全数撤回，浙江本省原有防兵进行大量裁撤，共撤防兵五千六百人，而且水勇、乡勇亦均被遣散，引起浙江人民的极大愤慨。二十三日，镇海士绅、渔民、船户和商人散发传单，“鸣锣聚众千余人”，前往伊里布行寓请愿示威，反对撤兵妥协，并要求驻军坚持抵抗，保护人民安全。
伊里布不顾浙江人民反对，坚持妥协、投降，与广东琦善相勾结，彼此书信来往频繁。二人极力鼓吹失败主义论调，一唱一和，密切配合。十一月二十一日，琦善奏报广东会谈，义律提出“另行酌给一处”才能退还定海，引起道光帝不满。道光帝著伊里布“痛加攻剿，无稍示弱”。十二月七日，道光帝又谕伊里布“痛加剿洗”，并令所撤防兵，留浙备防。伊里布拖延观望，畏敌拒绝进兵，竟然向道光帝奏称“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十九日，道光帝再谕：“兵贵神迅，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倘事前不知筹度，临时坐失机宜，朕惟伊里布、裕谦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但伊里布始终按兵不动。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三日，琦善擅自与义律议订《穿鼻草约》。三日、六日、十日，琦善连续向伊里布发来书信，并向他透露“人心恍惚，战守两难，不得已将该夷所请於外洋寄寓一节，允其代为奏恳”。十一日，伊里布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公然为琦善出卖香港行径辩护，他说：“粤省现在情形，业已万分紧迫，琦善之量为允许，实因无可如何”。对进兵收复定海，他更是灰心丧气。他说：“江、浙两省之兵，柔脆者多，劲勇者少，潜师进剿，非实在精锐之兵不能集事。若勉强遣用，一有挫衄，则敌气愈骄，人心愈沮，必致愈难措手，是以未便冒昧”。被道光帝斥责，改命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进剿，著伊里布星夜回两江总督本任。闰三月，命回京听候谕旨，所遗两江总督一职，由裕谦补授。四月，押京传讯。六月，降旨交王大臣定罪。不久，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一月，英军照会道光帝，若必议和，须派伊里布筹办，“愿厚接之”。二月，浙江巡抚刘韵珂以伊里布为“夷所感戴”，奏请发至浙江军营效力，以使英军“不复内犯”。重新起用伊里布的消息传开，浙江军民十分不满，“议论纷纷”。但这时道光帝已决定对英妥协求和，便赏给伊里布七品衔，交耆英带往浙江差遣，并命奕经“设法‘羁糜’，毋令蹂躏地方”。伊里布四月初二日抵杭州后，串通爱新觉罗·奕经、刘韵珂力主“抚夷”缓兵，直接与英军书信往来，一再向他们表示愿奏大皇帝“再定章程，以昭信守”，受到耆英等人赏识，从而成为“大小事件，莫不主裁”的决策人物。并且，被耆英派往乍浦向英军乞和，但人未到，乍浦已于九日被英军攻陷。伊里布主张停止向侵略者进击，并且，主动派人将十六名战俘送往乍浦、镇海，归还英军，企图藉此“恩信”，求其“解仇通好”，但英军并不予以理会，继续策划进攻。五月，道光帝赏伊里布四品顶戴，署乍浦副都统。当耆英得到道光帝“相机办理，不必强攻”密旨后，便授意伊里布急调其家丁张喜前来向英军讨价还价，加紧乞降活动。这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等代表清朝政府同英军统帅璞鼎查在下关江面英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同年九月，道光帝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赴粤办理中英交涉事宜。十一月六日，广州爆发焚烧夷楼事件。道光帝即谕对人民群众的反抗侵略斗争进行镇压，强调“该夷甫经就抚，边衅未可再开”，并著伊里布至粤，务使“该夷输服，不至有所藉口，致妨抚局”。当时，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日益高涨，爱国士绅和民众以“举义兵复仇”相号召，纷纷利用社学，组织人民武装进行操练，自发地进行反侵略斗争，被统治者称谓“募勇数万，结队横行”。伊里布千方百计压制人民反侵略斗争，不许百姓“向洋人滋扰”，声称“谕旨之不可不遵，边衅之不宜再启，且御侮是忠，而违旨径情亦不得为忠，敌忾是义，而开衅生事亦不得为义。”他遣散壮勇，逮捕爱国知识分子钱江、何大庚入狱，激起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伊里布在广东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的高潮中，惊忧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