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080年
历史纪年
1080年是一个闰年，是农历庚申年（猴年）；辽大康六年；北宋元丰三年；西夏大安六年；大理广安四年；越南英武昭胜五年；日本承历四年。
通鉴记载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元丰三年（辽太康六年）
春，正月，乙丑朔，以太皇太后在殡，不视朝。
癸酉，升许州为颍昌府。
辽主如鸳鸯泺。
癸未，审官东院言：“大理寺丞申天规昨乞长告，访求其父。今已迎归侍养，乞许天规不候岁满朝见。”从之。天规少失其父，至是访得之，年百岁矣。
己丑，高丽国遣使来贡。
白虹贯日。
辛卯，于阗来贡。
辽耶律伊逊以改封王爵，赴阙入谢。辽主即日遣还，改知兴中府事。
二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章敦参知政事。
丙辰，始御崇政殿视朝。
丁巳，命辅臣祷雨。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吴充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
癸酉，葬慈圣光献皇后于永昭陵。
甲戌，命王圭提举修两朝国史。
丙子，南丹州人入贡。
庚辰，复置晋州赵城县。初，熙宁中，废入洪洞县为镇，至是知州王说言百姓输纳词诉回远，岁输税课不便，兼考赵城乃是国家得姓始封之地，不与他县邑比，故复之。
乙酉，祔慈圣光献皇后神主于太庙。
己丑，以慈圣光献皇后弟昭德军节度使曹佾为司徒兼中书侍郎、护国军节度使，馀亲属加恩有差。
庚寅，辽主出皇侄淳于外，立皇孙延禧为梁王，加守太尉兼中书令，时年六岁。以忠顺军节度使耶律颇德为南院大王，以广德军节度使耶律仲禧为南院枢密使，以户部使陈毅参知政事。
夏，四月，乙未，观文殿大学士吴充卒，年六十。赠司空兼侍中，谥正宪。充为相，务安静。将终，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世谓充心正而力不足，讥其弗能勇退云。
丁酉，封宗晖为濮阳郡王，濮安懿王子孙皆进官一等。
乙巳，以泸州夷乞弟侵扰，诏边将讨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宣等战殁。
御史台言：“奉诏复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请以吏部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等隶吏察；户部、三司及司农寺等隶户察；刑部、大理寺、审刑院等隶刑察；兵部、武学等隶兵察；礼、祠部、太常寺等隶礼察；少府、将作等隶工察。”从之。
甲寅，罢群牧行司，复置提举买马监牧司。
乙卯，辽主猎于炭山。
五月，甲子，翰林学士兼详定礼文张璪言：“伏见天地合祭，议者不一。臣窃谓阳生于十一月，阴生于五月。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圆丘，夏至日祭地于泽中之方丘，以至牲币、器服、诗歌、乐舞、形色、度数，莫不仿其象类，故天地神祇可得而礼。由此观之，夏日至祭地于方丘，而天子亲莅之，此万世不可易之理也。议者以为当今万乘仪卫加倍于古，方盛夏之时，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它月；不惟无所据依，又失所以事地顺阴之义。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岁，于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虽未能皆当于礼，庶几先王之遗意犹存焉。”诏礼院速详定以闻。礼官请如璪议，设宫县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犊及捧俎分献官，广坛?遗、斋官，修定仪注上之。
而判太常寺王存、知礼院曾肇言：“古之祭祀，或天子亲行，或有司摄事，不过此二者而已；今于摄事之中又分隆杀，盖古所未有也。且遣官虽重，终非亲祀，恐于天地父母之义有所未顺。璪本以合祭非礼，欲革去之；然其所陈，于礼亦未见其可。今夏至日逼，即乞且依旧制。其亲祀之礼，仍乞诏详定郊庙礼文所精加讲求，裁定其当，以正后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地之祀，万国观法，未易轻言。今夏至已近，而乐舞未修，乐章未制，八变之音未及习，斋祭之服未及成，斋宫未及立，坛?遗未及广，牲犊未尝在涤，窃虑有司速于应办，或致灭裂，有失严恭。伏乞更加详酌。”御批：“张璪之议，在今固无以易。可如清臣言，逡巡以尽众说。”遂诏礼院更加讲求。
陆佃言：“窃观张璪所请，陛下亲郊，夏日至祀地，自如璪议。其冬至祀天之明日，准古方望之事，因令祀地北郊，而以海岳、四渎、山林、川泽之神，凡在圆丘?遗陛旧从祭者，皆得与享；亦遣冢宰摄事，并如夏至祀仪。是则亲行大礼，合祭虽革，而天地之神自得用类以礼从祀，以昭陛下尊天亲地之义。然而郊后必有方望之事，经证明白，固当考复。至于祀地虽未有显据，而以伦类求之，方望且祀，则地只助天布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遗也！谨案《舜典》，类有上帝而无日月星辰，禋有六宗而无太祖，望有山川而无大只，《周官》大宗伯祀有上帝而无五帝，有司中、司命而无司禄，祭有社稷、五祀而无大只，有岳而无四渎，有山林川泽而无丘陵坟衍，享有先王而无先公，则祀所秩上下，比义皆从可知故也。”详定所以佃所称未有显据，难以施行。
乙丑，合门言：“每岁盛暑御后殿，便于决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终，当御前殿日，合门取旨。如得旨御后殿，即放朝参。”诏：“今三伏内，五日一御前殿。”
荆湖南路安抚司言知邵州关杞，议于溪峒徽、诚等州镇立城寨屯兵及守御招纳之策，乞下转运使相度。诏谢景温、朱初平、赵杨相度利害，及处置后经久不致生事，保明以闻。其后建置如杞议。
壬申，辽以平州民初复业，免其租税一年。
己卯，蜀国长公主薨。主下嫁王讠先，事讠先母至孝，中外称贤。主疾甚，太后、皇后临问，帝继至，见主羸瘠，伏席而泣，亲持粥食之，主为帝强食。翼日，不起。帝未朝食，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赐主家钱五百万，轰朝五日，追封越国，谥贤惠。讠先以侍主疾与婢奸，落驸马都尉，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
甲申，复命韩存宝经制泸夷。
诏改都大堤举导洛通汴司为都提举汴河堤岸司。
庚寅，详定朝会仪注所言：“今定大庆殿之后门内，东西设幄为合，又于殿扆左右设帟于东西房，以为乘舆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会所陈平辇逍遥，旧设于西朵殿，今宗室坐西朵殿赐酒，欲移平辇等陈于东西龙墀上。”并从之。
辽主以旱祷雨，令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礼院言：“越国长公主薨在慈圣光献丧制之内。按礼，重丧未终遭轻丧，自当易服以示恩意，卒事则复常。真宗谅阴，为乳母秦国夫人服缌，禫未除，亦为许国长公主成服。今为慈圣光献太后服，已在易月之外，宜为越国长公主举哀成服。”从之。
是日，辽主驻纳葛泺。
庚子，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诏秘书监刘几赴详定郊庙礼文所议乐。伏见礼部侍郎致仕范镇，尝论雅乐，乞召镇与几参考得失。”从之。初，镇致仕，居都城外之东园，每遇同天节，即乞随散官班上寿。寻有诏：“镇班见任翰林学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诞节及大礼，许缀旧班。”后镇迁居颍州，于是入对，合门奏镇失仪，有诏放罪。仍诏：“自今致仕官造朝失仪勿劾，着为令。”
详定礼文所言：“请自今皇帝亲祠郊庙，搢大圭，执镇圭。每奉祀之时，既接神，再拜，则奠镇圭为挚，执大圭为笏。当时搢笏，君尊则不搢，别于臣下也。所有仪注皇帝搢镇圭，皆沿袭之误，乞从改正。”诏：“候制到大圭日施行。”又言：“自今亲祠郊庙，群臣冕服助祭执笏，或当事则搢笏，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从之。
丙午，诏中书详定官制，罢兵部句当公事官。
诏：“河北、河东、陕西路各选文武一员，提举义勇保甲。”
戊申，辽以度支使王绩参知政事。
庚戌，女真贡于辽。
壬子，诏罢中书门下省主判官，归其事于中书。
乙卯，参知政事章敦上《导洛通汴记》，以《元丰导洛记》为句，刻石于洛口庙。
己未，详定礼文所言：“皇地只、神州地只、大社、大稷，其祝版与牲币、馔物，瘗于塪坎。”又言：“郊庙明堂告神册，使中书侍郎读之，非是，请改命太祝。”又言：“亲祠郊庙，执事之官，皆一切临时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则无预于执事，不应古义。请亲祠南郊，荐彻笾豆、簠簋、俎馔，以朝臣充；太庙，以宗室遥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与经不合。请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飨皆罢。”诏：“读册以史官摄太祝；郊庙执事官选无过人，冬享禘祫及亲祠并以功臣配享。”馀皆从之。
秋，七月，戊辰，辽主观市。
庚午，河决澶州，澶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决，诏外监丞司速修闭。初，河决澶州也，监丞陈佑甫谓：“商胡决三十馀年，所以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垅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垅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丁丑，详定礼文所言：“明堂仪注，设御位于中阶下之东南，西向。谨案古者人君临祭，立于阼。其临祭就位于阼阶下，大夫士礼也。自曹魏以来，有司失之。伏请设皇帝版位于阼阶之上，西向；太庙、景灵宫亦如之。”从之。
癸未，辽主为皇孙梁王延禧设旗鼓伊喇六人卫护之。
甲申，辽主猎于沙岭。
丙戌，以彗星见，避殿，减膳，诏求直言。
丁亥，诏中书曰：“朕惟先王制行以赴礼，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配天一也，而属有尊亲之殊，礼有隆杀之别。故远而尊者祖，则祀于郊之圆丘而配天；迩而亲者祢，则祀于国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尽天，故圆丘祀天则对越诸神，明堂则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后足以适尊亲远迩之义。而历代以来，合宫所配，既紊于经，乃至杂以先儒六天之说，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堂，惟以配上帝，馀从祀群神悉罢。”
戊子，太白昼见。
户部侍郎致仕范镇言：“乞下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转运司，量立赏格，求访真黍，以审音乐。”
己丑，详定礼文所言：“请自今乘辂不执圭，及乘大辇亦不执。”又言：“古者宗庙室中为石以藏主，谓之宗佑。请迁庙主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共一石室。《礼记》曰：‘天子之席五重。’今太庙几筵皆不应礼，请改用筦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黻纯左右玉几。祭祀皆缫、次各加一重，并筦筵为五重。”并从之。
庚寅，熙河路经略司言西界首领禹臧结逋药、蕃部巴鞫等以译书来告夏国集兵，将筑撤逋达宗城于河州界黄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所报，乃属河州之境，岂可听其修筑！深虑经略司不详上件所指地分，都无为备，驱逐约阑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备兵马禁止之。”
八月，辛卯朔，详定礼文所言：“明堂吴天上帝礼神之玉，当用苍璧。今用四圭有邸，请改用苍璧礼天。其有司摄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礼神之制，陈玉各仿其方之色。”从之。
戊戌，诏：“两制、台谏至总管、监司，各举堪应武举进士一人，以名闻。”
庚子，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上所修《备对》，言：“周家冢宰，岁终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会；小宰以叙受群吏之要。所谓会要者，正今中书之所宜有也。自汉至唐，旷千百年，莫知议此，故有决狱、钱谷之问而不克对者。创自睿意，俾加纂集。臣捃遮故实，仅就卷秩，凡为一百二十五门，附五十八件，为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共为十卷。”诏中书、门下各录一本纳执政，仍分令诸房揭帖。初，书成，仲衍欲求上览以冀功赏，帝以为此书乃臣备君问之书，不当奏御，故有是诏。
乙巳，诏中书：“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万事条理，监于二代，为备且隆。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岂兹官政，尚愧前闻！今将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宪章之意，参酌损益，趋时之宜，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凡阙恩数，悉如旧章。其应合行事件，中书条具以闻。”
秘书丞、同知礼院杨杰言：“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之应声也。本声重大，应声轻清；本声为君父，应声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自景佑中李照议乐以来，钟磬箫始不用四声，是有本而无应，有倡而无和，八音何从而谐也？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聿中之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协。伏请参考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编钟、编磬、箫，以谐八音。”又言：“今大乐之作，琴、瑟、埙、篪、笛、委、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声，于众乐中声最烦数。请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并依众器节奏，不可连击，所贵八音无相夺伦。”又言：“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淮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管宜北而南。今舞者非止发扬蹈厉、进退俯仰不称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节，殊无法度。乞定二舞容节及改所向，以称成功盛德。又乞依《周礼》奏律歌吕，合阴阳之声。”又言：“今雅乐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吕非不备，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如之何不使雅、郑之杂也！伏请审调太常钟，依典礼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晓知十二律音，则郑声无由乱雅矣。”诏送议乐所。刘几等言杰所请皆可施行，诏从之。
戊申，秘书监致仕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佑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佑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弇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今以三等钟磬参校其声，则王朴、阮逸乐之黄钟，正与李照乐之太簇相当。王朴、阮逸之乐，编钟、编磬各十六，虽有四清声，而实差黄钟、大吕之正声也。李照之乐，编钟、编磬各十二，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臣等因精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品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兼清声以咏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声，可以考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钟磬，今修大乐所已集工匠，备炉炭，恐即销变磨鑢。况大乐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后，或陛下躬临案听，万一如有未协，即更无旧器考验。本寺每遇大礼，见用王朴乐外，自有李照、胡瑗所作乐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别制新乐，以验议者之术。”诏许借王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磨鑢。”
初，刘几、杨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声可校。后执政至太常寺案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县。乐工皆不平，夜易之。而杰弗知。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音韵更佳。杰大惭沮。
王安石上改定《诗》、《书》、《周礼义》误字，诏录送国子监修正。
戊午，彗不见。
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东安坟地二十顷及守园户。
丙寅，御殿，复膳。
庚午，知谏院舒亶言：“中书检正官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沩之所业示臣。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陵府江陵县税。初，亶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累年。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论恶之。
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新权知湖州陈侗言：“陛下崇奉郊庙百神之祀，考求典礼，尤为严备。惟五岳四渎之兆未设，欲乞依《周礼》建四望坛于四郊，以祭五岳、四镇、四渎，庶合于经，而且以称陛下奉祀之意。”诏送详定礼文所。详定所“请以国朝《祠令》所载岳、镇、海、渎兆四望于四郊。岱山、沂山、东海、大淮于东郊，衡山、会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于南郊，华山、吴山、西海、大河于西郊，常山、医巫闾山、北海、大济于北郊。每方岳镇则共为一坛，海渎则共为一次，以五时迎气日祭之，皆用血祭瘗埋，有事则请祷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当方岳镇海渎之下，别为一坛一次。山共一坛，川共一坎，水旱则祷之。其北郊从祀及诸县就祭如故。”诏：“四方岳镇共为一坛望祭，馀依奏。”
乙亥，正官名。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将作监丞为富议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又自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议大夫止，候朝议大夫有阙次补；其朝议大夫以七十员为额，选人磨勘，并依尚书吏部法；迁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并以职事官俸赐禄料旧数与今新定官请给对拟定。”并从之。
故事，两制不转卿监官，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帝以为磨勘者，古考绩之法，所与百职事共之，而禁近独超转，非法也。于是下诏：“待制以下并三年一迁，仍转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丙子，诏：“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不系大敕衔。见任宰相、使相，食邑实封通及万户，前任宰相，食邑及万户，并封国公，宗室如旧例。”
又，中书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司外，馀检校官并阶散并罢。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至内常侍以上，内臣供奉官以下，选人、伎术官、将校、中书枢密院主事以下，及诸司吏人所授敕留官衙校等，各有见带文散阶、检校官及宪衔，欲并除去。其僧官并溪峒蛮人知州镇及化外蕃官所带散官等，合自朝廷指挥。”从之。其后遂诏：“文式散阶，除化外人依旧除授外，馀并罢。”
辛巳，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癸未，薛向、孙固并为枢密副使。
乙酉，诏即景灵宫作十一殿，以时王礼祀祖宗。
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王拱辰落开府仪同三司，并以官制行正名故也。诏拱辰判大名府，拱辰辞曰：“臣老矣，不足以任事。”帝曰：“北门重地，卿旧治也，勉为朕行！”
丙戌，进封岐王颢为雍王，嘉王頵为曹王，并为司空。文彦博为太尉。封曹佾为济阳郡王，宗旦为华阴郡王。
冯京为枢密使。薛向罢知颍州。会诏民畜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便，议欲改为。于是舒亶论向反覆，无大臣体，斥知颍州，又改随州。
丁亥，以吕公着为枢密副使。公着与冯京、薛向、孙固同在西府，三人者屡于上前争论，公着独不言。及帝问之，乃徐为开析可否，言简而当，帝常纳之，三人者亦不能违也。帝数与辅臣论天下事，一日，谓公着曰：“民间不知有役矣。”公着对曰：“上户昔以役多破家，今则饱食安居，诚幸矣。下户昔无役，今率钱，则苦矣。”帝曰：“然则法亦当更也。”
戊子，熙河路经略司言，乞先团结蕃弓箭手；从之。是年诏：“凡弓箭手、兵骑各以五十人为队，置引战旗头、左右傔旗，及以本属蕃首、将校为拥队，并如正军法。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户亦如之。凡募弓箭手、蕃捉生、强人、山河户，不以等样，第募有保任年十七以上、弓射七斗、任负带者。鄜路新旧蕃生、环庆路强人、诸路汉弓箭手、鄜路归明界保毅蕃户、弓箭手，皆涅于背。”
闰月，辛卯，御史范镗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来，未有佾比。陛下所以富贵宠禄之厚矣，所以致孝爱于慈圣之情至矣。佾虽不王，乃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为为子孙万世之成宪也。”不从。
壬寅，辽主祠木叶山。
己酉，辽主驻藕丝淀。
乙卯，加文彦博河东、永兴军节度使，以富弼为司徒。
冬，十月，辛酉，详定官制所检讨文字、光禄寺丞李德刍上《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卷。
辽耶律仁杰久在相位，贪贷无厌，时与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耶律伊逊既外出，辽主渐悟仁杰奸，丁卯，出为武定军节度使。
庚午，辽参知政事刘讠先致仕。
癸酉，辽以陈毅为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绩同知枢密院事。
癸未，诏翰林学士并听佩鱼。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癸卯，辽主召群臣议政。辽主曰：“北枢密院军国重任，久阙其人，耶律阿苏、萧额特勒二人孰愈？”群臣各誉所长，契丹行宫都部署萧托辉独默然。辽主曰：“卿何不言？”托辉曰：“额特勒懦而败事；阿苏有才而贪，将为祸基。不得已而用，败事犹胜祸基。”辽主曰：“托辉，虽魏征不能过也，但恨朕不能及唐太宗尔。”
壬子，直龙图阁、句当三班院曾巩上言曰：“宋兴，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财用有馀。且以景德、皇佑、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七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佑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馀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佑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佑、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佑、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人如皇佑、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盖半矣。”
已而再上议曰：“陛下谓臣所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书。臣待罪三班，按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立都知、行首领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别立行首领之。端拱以后，分东、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职皆领于三班，三班之称亦不改。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馀，至于今，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繇，条于别记以闻，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惟陛下之所择。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东、西审官与天下它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以类求之。使天下岁入亿万，而所省者什三，计三十年之通，当有十五年之蓄。夫财用，天下之本也，使国家富盛如此，则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以陛下之圣资而加之精勤，以变因循苟且之弊，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诏万世，故臣敢因官以讲求其损益之数，而终前日之说以献，惟陛下裁择。”帝颇嘉纳之。
十二月，甲子，辽以耶律德勒岱为孟父房敞衮。乙丑，以萧托卜嘉为北府宰相，耶律世迁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枢密使事。
庚午，辽免西京流民租赋一年。
甲戌，减民赋。
丁亥，辽豫行正旦礼。
戊子，辽主如混同江。
历史大事
元丰官制改革
元丰三年（1080）九月，宋神宗针对宋初以来官制的弊病，专门成立了一个改革官制的机构——详定官制所，具体实施改革官制的计划。从元丰三年（1080）一直持续到五年（1082）完成这一改革任务。宋初以来，官员除授制度非常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官以定品阶俸禄，称为寄禄官，职是指殿阁学士，待制等，加于文学之士头上，以示尊宠，惟差遣为实职。因此，宋代设官虽然沿袭唐制，而三师、三公不定置，宰相也不专任三省长官。官无定员，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然也没有正式的官员，但若没有皇帝的敕令，他们并不主管本部门事务，给事中不封驳，中书舍书不起草诏令。元丰三年制定寄禄格，改正官名，以原来的散官开府仪同三司代替原来的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以下依次代换，用以确定官僚俸禄及升降品阶的标准，取代原有的寄禄官，成为新寄禄官阶，原来的寄禄官全部改为政府机构的正官，成为名符其实、主管本部门的职事官；改革铨选制度，规定凡除授职事官，皆按寄禄官品位高低为标准，仿照《唐六典》所载官制，颁布三省，枢密、六曹官僚等制度，按照新制度任命三省长官，事无大小，并由中书取旨、门下审核、尚书执行，宰相改称尚书左右什射，副相称为尚书左右丞，实施新的官制。
宋置宝陀观音寺
元丰三年（1080），宋置宝陀观音寺（今浙江普陀山普济寺）。清康熙时重修，敕额“普济群灵”，故名普济寺。现存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圆通宝殿、藏经楼、方丈殿等。此寺为普陀山供奉观音的主刹，名列普陀三大寺之一。
沈括命名“石油”
元丰三年（1080）至四年 （1081），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任鄜延路军事长官时，亲自考察了陕北劳动人民开采石油的情况，首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命名。据《梦溪笔谈》记载，鄜延路境内开采出来的原油，出产在河流沿岸，杂质很多，有砂石和泉水混杂在原油之中，燃起来火势甚猛，往往浓烟滚滚。沈括怀疑这些浓烟也可以使用，于是亲自采集石油碳墨来使用，黑光如漆，比宋代所使用的松脂制成的墨强得多，沈括试验成功后，命名这种油墨为“延川石液”，于是大量投入生产，并预言不久的将来此种油墨将大有发展前途。同时沈括还认为天下石油肯定很多，埋藏在地下，无穷无尽，不象松木总有一天会用完的。
曾巩论国用
元丰三年（1080）十一月，直龙图阁曾巩上书论国家财政问题。他认为从古至今国家的财政开支总是有计划的，都是节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如果无限制地支出，即使国家财政收入再大，也会出现财政危机。宋朝建立后，与民休养生息，注意财政收支平衡，因而虽然人口逐年增加，但国家财政一直绰绰有余。他举例说宋真宗景德年间，全国总计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宋仁宗皇佑年间，全国一千O九十万户，垦田面积二百二十五万顷；宋英宗治平年间全国一千二百七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全国财政收入在皇佑、治平年间都超过一亿万以上，财政开支也在一亿万以上，收支相当平衡。景德年间全国官员总数为一万余名，皇佑年间二万余名，治平年间二万四千余名，比较而言，官员人数增加一倍有余；景德年间国家郊祀之费六百万贯，皇佑年间达一千二百万贯，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余万贯，比较起来，郊祀之费也增长了一倍多，足以说明皇佑、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支出过多。因此曾巩建议宋神宗节省那些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裁省冗官，使之达到景德年间的标准，同时在其它部门也照样实行节省开支的办法，这样国家财政危机就会得以缓解，更何况宋朝是历代以来财政收入最多的王朝，倘若开源节流，国家一定比前朝更为富庶。因而他建议宋神宗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为当务之急，同时他还认为节省开支是理财的最关键的环节，而现在一些空谈理财的政治家却未能达到这一步。他还举出冗官为例，以自己任职的三班院来说，宋初三班院吏官员仅有三百人，甚至还不到这个数目，宋真宗天禧末年却增至一万一千余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样无限增加下去，势必造成冗官之患，依此类推，其它部门也是如此，倘若陛下留意这些情况，国家财政自然会好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