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诺斯托罗莫
出版信息
《诺斯托罗莫》​作　者： [英国]约瑟夫·康拉德 译　者： 刘珠还 定　价： ￥21.00 图书代码： YL00135 发行代码： J01270 ISBN： 7-80657-210-4/I·186 版　次：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上架日期： 2002-03-03 图书类型： 精装本 装　帧： 850x1168毫米 1/32 出 版 社： 译林出版社
作品解读
解读《诺斯托罗莫》：表现手法、人物与主题
我国的读者比较熟悉康拉德的名作《黑暗的心》（1899），而对《诺斯托罗莫》（1904）相对陌生。同《黑暗的心》一样，《诺斯托罗莫》十分耐读，写作手法十分新颖，但规模更加宏大，结构更加复杂。很多批评家都认为，《诺斯托罗莫》是康拉德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之一。也有人将它与小说中最博大的名著《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的确，《诺斯托罗莫》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事件重大，场面恢弘，人物众多，尽管康拉德的小说本质上不是史诗。作家在其后的另一部政治小说《特务》（1907）的补记中说，《诺斯托罗莫》是他“最大的一张画布”。为了这幅浩大的画卷，他殚精竭虑。他曾写道：“那本要命的《诺斯托罗莫》快把我折磨死了。”可见，这是一部浸透作者心血的作品。
小说故事发生在虚构的柯斯塔瓜纳共和国，具体是该国西部沿海的萨拉科省。南美洲地域特征十分明显，但不是任何一个真实的南美国家的翻版。萨拉科港城三面是高高耸立的雪山，一面向着海湾，“恰如栖身于一座巨大的半圆形、无屋脊、向大洋敞开胸怀的庙宇”（第3页）。气势磅礴的大背景中，蜷缩着一个小小的世界。人在其中，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这是外部大世界的缩影，在这里演绎着人类历史剧的一个典型片段。读者将在这个“虚构小国凌乱碎散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超越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小说中的柯国政治动荡，六年中更替了四个政府，是“一个以压迫、无能、愚蠢、背信弃义以及野蛮暴力而著称于世的国家”（第82页）。这样的国家中，军队不断地造就、维持和推翻政府。小说故事中，原来古斯曼·本托的暴政正由各贪婪的政治权力集团之间的派别之争所取代。在这个天下扰攘、群雄纷争的年代，英国人查尔斯·高尔德在美国大财阀的支持下，来到萨拉科开发银矿，靠大量贿赂周旋于各派之间。
康拉德对这种“经济殖民地”的历史再现，具有典型性和可信性。在接下来出版的两部政治小说中（1907年的《特务》和1911年的《在西方的注视下》），作者写的也都是与动乱和革命纠缠在一起的虚幻的理想主义、无处不在的贪欲和暴力。康拉德显然希望通过重建历史，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再认识。这三部政治小说中，写得最好、同时又最难读的是《诺斯托罗莫》。
常常有人抱怨康拉德的这部小说“缺头少尾”、“缺乏衔接与连贯性”、“结构颠三倒四，开始是中间，结尾是开始”等等。这样的抱怨不难理解。小说的前半部分尤其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了很大困难。作者采用的是象征主义的创作技法，表现的场景、人物、时间和叙述角度不断切换，各叙述者的观点互相冲突，事实真相不断被颠覆。这样的小说与传统的“阅读期盼”相违，使人无法直截了当“现实主义”地进行解读。但这正是康拉德的长处。
萨拉科的历史片段不是循序渐进、逻辑地进行交代的，而更接近于人头脑中实际获取零散的知识与体验的真实过程：不是线性的、按时序的，而是大块拼贴式的、不均衡的、错综复杂但又是随意的。对康拉德来说，人类历史的现实本身是个难以穿透的黑幕，认识的光点偶然散落在某些地方，看到的只能是一些不连贯的片段。有人撰文对《诺斯托罗莫》提出批评：“人物除了零碎的色块外，根本没有得到描述。”该文作者虽然表达的是不满，但无意中却点及了关键之处：“零碎的色块”正是印象主义作家希望达到的效果，“色块”的拼叠正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康拉德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幅斑斓、凌杂、模糊、难以阐释的巨大的现代构图。
康拉德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印象派”作家，尽管他对“印象主义”的概念也许不完全与词典定义相同。印象主义是一种反传统的艺术手法，很多作家认为也是本质上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的手法。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主要通过多个人物不完整的记忆、半知半解的认识以及被个人感情倾向所左右的表白等交代故事，而不再由全知作者整体上主宰小说的叙述。印象派作家让读者“面对语言叙述的不完整性、意义的不确定性，面对似乎无意识的随意的意象组合，其文本既不提供逻辑的解答，又要求（读者在头脑中）产生逻辑的诠释。”作者希望强调突出人物个人内在的观点，希望提供意义不确定的象征和暗示，让读者在叙述时间、立场、视角的转换中去发现小说所隐含的意义，在一系列流动的“印象”中去体验和感悟，也让读者在理智上、感情上、道德上面对小说的挑战。
这样的表述要求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想象力的合一，共同对小说的内容进行解读。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康拉德只交代了一个模糊的概观，读者朦胧感觉到置身在一个黑暗势力笼罩下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环境。没有任何事件“引发”了故事，小说中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而只有构成画面的许许多多片段：高尔德子承父业在租借地开发桑·托梅银矿、里比厄拉政府的失败、护银冒险、国内武装反叛、大庆典等。这些事件在小说中占差不多的分量，不按时间顺序，穿插进行，而叙述人物不断变换。小说开头部分由佚名的叙述者讲了两个英国人探宝的故事，按传统模式将现实诗化；接下来是船上午宴，主要由头脑单纯的米歇尔船长回忆以往的事件，读者可以清楚地察觉到他夸夸其谈背后的浅薄；再后是一个记者德考得的笔记，从内部对发生动乱的当天作了细节性的描述，等等。这样的叙述，把事件维持在个人认识的表面水平，读者被迫不断对叙述的权威提出疑问，对事件交代的准确性进行理性的过滤，不得不从字里行间自己去发现，去评判。而作者则避免了直接表态，可以多层次多角度更加有力、更加客观、更加微妙地反映事件，再现历史。叙述上的跳跃和断裂同时也迫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共同感受历史的突兀与残破。
阅读《诺斯托罗莫》的最大困难产生于康拉德故意使用的“时间错位”。如果我们把事件从小说中一一抽出重新按时间排列，其实构成并不复杂。包括各种延伸在内，小说覆盖了这样一个阶段：从查尔斯·高尔德开发银矿开始，到萨拉科独立成为分治的共和国为止。其中主要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为了不让叛军得手，晚上装船将银子运出海湾，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星夜出航，第二天日落时分诺斯托罗莫游回萨拉科，而与此同时，叛军从海上到达，逮捕和审讯莫尼汉姆医生，医生诱骗军队去搜寻所谓埋藏的财宝，诺斯托罗莫此时骑马进山去搬救兵。故事虽然发生在不长的时间内，但作者提供了过去的沉重的铺垫和未来的许多暗示。
但是康拉德并不因循传统的叙事套路。他在小说中常常前后大幅度来回跳跃，而“时间错位”又没有可供参照的准确标记。这样的错位在章与章之间，也在同一章之间出现。读者在开始阅读时确实很难“进入”故事。小说整个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大半在时间上是倒置的，直到德考得在暴乱当天写信记叙正在发生的枪战，主要事件才刚刚开始，并从背景中凸显到中心位置。多萝茜·范·简特提议可以从第二部分后半读起，读到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船到大伊莎贝尔岛为止，然后回到小说的开始部分，这样时间顺序就比较清楚了。当然这样的阅读与作者的意图相违，范·简特事实上也不主张这样的阅读。她认为“这类小说具有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即使倒过来读也没有关系”
一个可以清清楚楚交代的故事，何必转弯抹角？把故事的主要线索颠倒过来，康拉德显然有他的用意。我们首先在故事的开始部分看到了里比厄拉政府战败的镜头，后来才看到那场权力之争的战斗，到后面才是为建立里比厄拉政权所做的努力以及人们对它寄予的厚望。读者是知道了结果后才知道开始的——先是理想的失败，然后再读到理想的追求。小说一开始，一切都已发生，已固定，预设的发展导致已知的结果，而所谓的事件和行为只是一根线条，把不变的人物和分隔的画面串联起来。这样的叙述创造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人的努力徒劳无功。而且，采用时间的更替，作者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交织在一起，避免了线性地看待历史的发展。
康拉德主要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小说人物的精神活动：每个人心怀各自的目的，在事件激发下尽情表演。作者选择了一批代表各种个人倾向和各种社会行为模式的人物，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事件的不同认识，读者在他们的纠缠和碰撞中，体察剧烈变动的社会和这种社会环境煽起的个人的欲望。这样，作家就可以避免由一个全知叙述者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有条不紊的罗列而造成的虚假。《诺斯托罗莫》创造的印象很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导演康拉德大胆但又十分娴熟地转换聚焦点，通过某方面的联系，自然地从一个内容牵扯出另一个内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很难容纳康拉德希望表达的极其错综复杂的内涵。
《诺斯托罗莫》是一部多股主线并行的小说，其中重要人物多达二十余个，主要人物也有六七个。他们志向各异，心境不同，代表了社会的一个横断面。康拉德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半殖民地上层社会的欧洲人和少数欧化的当地贵族，而组成社会生活的各个权力集团，又由其类型化的人物来代表。要充分理解小说，我们至少要对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代表意义进行一些粗略的分析。
谁都会以为，作为书名的诺斯托罗莫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实不然。小说没有中心人物。好几次诺斯托罗莫好像马上就要登上中心舞台，一场英雄剧马上开演，但读者的期盼一次次落空，作者一次次让他扮演的是跑龙套的角色，充当利益集团的跑腿工具。在小说的前半部，诺斯托罗莫是个背景中的人物，只出现在口头传颂中，像人们熟悉的虚构的传奇英雄：魁梧高大，豪放不羁，骑着大灰马，出现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我们首先从米歇尔船长的吹嘘中认识了诺斯托罗莫：
“这个诺斯托罗莫……他的名字让城里所有歹徒闻风丧胆。……这些嗜血成性的暴徒中有百分之五十是从草原上来的职业草寇，先生，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曾听说过诺斯托罗莫。至于城里的那帮乞丐，先生，只要见到他的黑唇髭和白牙齿就足够了，立刻瘫倒在他面前，先生。这就是人格的威力。”（第10页）
这位威名远扬的英雄并没能超凡脱俗，他其实就是米歇尔船长的雇工：码头工长兼栈桥看守员。他虽然受工人的拥戴，工作效率高，但对时势事态漠不关心，没有清楚的动机，没有长期打算，没有头脑，也没有自己的信仰，是个糊里糊涂的人物，被萨拉科的寡头政治所利用。欧洲人通过他控制了工人，成了他们“完美的帮手”（第244页）。读者在接触了这个人物之后，发现他十分单薄，身上没有英雄气质，除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外，其实什么也不是。他的主要品质是忠诚，但他效忠于柯国的殖民主义者：投资银矿的北美资本家和欧洲的船运铁路集团。他在小说后半部的突发事件中，确实表现出了勇气和无畏精神，但促使他冒死出航的是一文不值的虚荣，为此他差点儿送了命。他自以为超脱于政治派别之外，生活在“好名声”的光环之下。老乔治的妻子（一个想让诺斯托罗莫当干儿子兼女婿的老妇人）临死前骂他是傻瓜：“从那些丝毫也不关心你的人嘴里讨上几句漂亮话当作报酬。”（第194页）诺斯托罗莫确实是个傻瓜。他在当地有“自然之子”（naturalman）的美名。“自然之子”在英语中也是“蒙昧人”、“白痴”的婉转说法。这个“自然之子”只有虚荣，完全无法理解萨拉科复杂的经济政治纠葛，“面对模棱两可的历史没有其它武器，只有生存和做人的自尊支撑着他。”
兵临城下，萨拉科又面临一场政治灾难时，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船将银锭运走，以免落入叛军之手。漆黑中驳船与叛军运兵船相撞，两人设法将破船驶到大伊莎贝尔岛，埋藏了银子。诺斯托罗莫游回萨拉科，德考得跳海自杀。萨拉科所有人都相信运银船被撞沉，德考得淹死。机会来临，诺斯托罗莫终于挡不住诱惑，将埋藏的银锭归为己有，成了窃银贼。“桑·托梅的银子现在得到了一个忠实的终身奴隶。”（第381页）他背叛了自己，走到了正直、勇敢、无所不能的民众景仰的英雄形象的反面，蜕变成了一个可怜虫。“他渴望以毫无疑义的手段攫取、拥抱、吞噬、驾驭这笔财富，这笔财富犹如专制暴君无时不刻不在蹂躏着他的思想、行动和睡眠。”（第402页）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态的发展最终证明，诺斯托罗莫出生入死的护银冒险，其实是无用劳动，与事情的结局无关紧要。他本人想靠偷偷挖取银锭慢慢富起来，陷入了困境。他答应与“从心底里不信任”的琳达结婚，却深爱着琳达的妹妹吉赛尔，但无法带着她远走高飞，被银锭捆住了手脚。此时他的自我评价与先前的感觉截然相反：“在这么多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在城墙外嗷嗷叫唤的一条杂种狗——没有窝，连一根磨牙的骨头都没有。”（第344页）最后在偷挖银锭时被吉赛尔的父亲误杀。临死时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卷入了萨拉科黑色的旋涡，被人利用，被人出卖。“是银子杀了我。它抓住我不放。它现在还抓住我不放。”（第426页）这是他最后说的话。
诺斯托罗莫是个虚幻概念的受害者。他的英雄形象只耸现于朦胧之中，是民间流传中虚构的，他是被放上神龛的。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的英雄主义中，也都有虚假、堕落的成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拉德关于英雄和历史的个人观点：不存在历史上真正的伟大，没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他只想揭示虚构的外表与本质之间的巨大反差。
查尔斯·高尔德是另一个虚假英雄。他本人是个采矿工程师，叔叔曾被选为萨拉科省长，政治变动中被拖到大墙前枪杀。父亲也间接被迫害致死，临终前教诲儿子：远离柯国贪婪堕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土匪。但他从美国大财阀那里集得资金，偏偏来柯国开发银矿，以自信、勇气和胆略，在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中与政客和投机分子巧妙周旋，最后大获成功。桑·托梅银矿拥有“国中国”之称，而高尔德被誉为“萨拉科王”。
高尔德是个“死心塌地的理想主义者”（第163页）。他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当地带来安定和繁荣，带来欧洲式的文明。开发银矿是他实现理想的途径。“毫无疑问，大山边咆哮，边将它的宝藏在捣矿机下源源不断地倾吐出来；它的特殊力量撞击着他的心扉，使他感到这是春雷般震撼大地的宣言。”（第79页）他的理想其实是经过包装的经济殖民主义和物质至上的信仰。首先，“源源不断倾吐出来”的银子大多运到了旧金山，也使不少欧洲殖民者和少数当地官僚和军阀受益；其次，银矿激发了急剧膨胀的贪欲，导致了暴力的权力争斗。高尔德的理想并不因为银矿的成功而得以实现。
在高尔德的故事中，我们必须看到康拉德两方面非常强烈的暗示。一方面，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高尔德必须采用卑鄙的手段，通过贿赂铺平道路。理想主义中掺进了堕落的成分，导致了道德沦丧。另一方面，高尔德原本以银子为实现理想的手段，但逐渐成了银子本身的狂热追求者。物质化的理想追求，演变为理想化的物质追求，银矿的主人变成了银矿的奴隶，最终疏离了妻子，导致了婚姻生活的不幸。高尔德最后打败了蒙特罗的叛军，但是安定是短暂的。萨拉科的政治气候又是阴云密布，山雨欲来。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一个个都是某一种虚幻概念的追求者，最终一个个都成了虚幻概念的受害者。新闻记者德考得，因热恋安东尼娅而接受她父亲的政治取向，为自己认为“全然错误”的目标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和信仰，最后跳海自杀。德考得不是直接因银子而堕落的，而是让自己无原则地卷入银矿导致的事件而葬送了自己。另一个相对重要的人物是莫尼汉姆医生。他因在古斯曼·本托暴政期间经受不住酷刑而出卖了别人，生活在负罪感的阴影之中。过去政治迫害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对人类一切抱有愤世嫉俗偏见的人，但最后他克服恐惧，巧施计谋，成为打败蒙特罗叛军的关键人物。他是在看到别人受刑致死冲动之下作出决定的。他为萨拉科的欧洲社会作出的自我牺牲，主要是为自己精神赎罪，也是出于对高尔德太太的忠诚和友好，而不是对她丈夫政治信仰的赞同。
小说的社会历史框架，把康拉德所处时代的大事件都圈拢到了一起：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暴乱与革命、物质利益，而小说又把众多代表各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或赤裸裸的权欲与实利主义的人物纠集在一起：高尔德的实业救国论、阿维拉诺斯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诺斯托罗莫的“民族英雄”的虚荣、德考得献身爱情的冲动、霍尔罗伊德的帝国主义权力论以及蒙特罗强者为王的信仰，等等。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与银矿和银子产生纠葛。银子构成了每个人心中“秘密的目标”，所有人的内心欲望都在银子力量面前受到考验，为它所代表的具体利益或抽象概念去奋斗，去经历考验与磨难。银子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萨拉科大多数欧洲人都聚集在那里，围绕着查尔斯·高尔德，似乎银矿的银子是一个共同事业的标志，象征着物质利益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第199页）在物质利益左右下谋求进步，只能产生出非人道的结果。银子成了道德死亡的媒介，银矿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堕落。
《诺斯托罗莫》的设计显而易见地与十五、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史相呼应。小说中反复提及西班牙征服者。萨拉科被称为“世界的宝库”，这一叫法正是早先欧洲人用来称呼南美殖民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好像是过去的再现，小说故事是历史灾难的重复。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出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他显然不赞同流行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开发异域，拯救外族”的信条，因此刻意讽刺以发展殖民经济促进民主政治理想的虚伪性。康拉德通过银矿投资商霍尔罗伊德的一席话，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的野心：“只要一有值得占有的东西出现，哪怕远在北极，我们都会在一切领域内发号施令的：工业、商业、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宗教。那时我们将从从容容地将地球上偏远的岛屿和大陆全都控制起来。我们将打理全世界的事务，不论世界愿意与否。”（第58页）在欧洲人的努力下，萨拉科最终独立了。在国际（其实是欧美）海军在萨拉科海湾武力裹胁下，战争结束了。但是分治就是成功，就是进步吗？其本质变化何在？可以预见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将更加肆无忌惮地控制和操纵萨拉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在这部小说中，康拉德力图创造一个巨大的、多层面的、广泛的象征，以表达他对世界和个人命运的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与一批人的个人动机互相交织，道德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互相渗透，个人历史、区域史又与抽象的人类历史共同表现，小说十分复杂。一切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发生：“高耸的黑魆魆的西厄拉山和云缭雾绕的大草原作为沉默的目击者，关注着源自不论善恶一律短视的人的激情的诸多事件。”（第3页）这些“短视“的人物，像其他康拉德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大多以失败告终，身体上或者感情上被彻底摧毁。康拉德的小说总是蒙着一层很浓的悲剧色彩，很多方面几乎表现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哲学观。人处在残酷的不可知的现实中，既无能力实现理想，又无能力抵挡诱惑，一切努力在人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的操纵下被逼入绝望的境地，导致道德堕落，人性丧失。但康拉德的目的不是让人们被动地去接受小说中悲剧式的人生观，而是唤醒读者去发现历史所提供的经验。
《诺斯托罗莫》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确切的、权威的阐释。任何一部有持久价值的小说，都具有不断新发现的广阔空间。在谈到康拉德的另一部名著《黑暗的心》时，著名批评家罗伯特·潘·沃伦认为，在其中寻找确切释义，就如同企图在莫扎特的交响乐中找出确切释义一样徒劳无功，因为康拉德是个哲理性很强的作家。“哲理小说家在对世界的再现中，总是力图超越对价值的一般推论，总是把意象上升为象征，……经验总是有它的释义。但这不等于说，哲理作家是推导式，概念式的。恰恰相反，他愿意剥去经验的表层，直面赤裸裸的内涵，与之角力。”这是对康拉德整体创作所作的一个简洁而到位的总括。
感谢刘珠还教授的辛勤努力，为我们奉献了这部文学名著的精彩的中文译本，使我们能够更加走近康拉德这位文学巨匠，并在了解他对历史的反思中，获得新的认识和启迪。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0．1．19 
作者的话
《诺斯托罗莫》是紧随《台风》短篇集出版之后最令我殚精竭虑的一部长篇小说。这并不意味着我当时察觉到我的心理及对待写作生涯的态度即将发生什么变化。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变化，除了在那与艺术理论毫不相关的神秘、题外的东西里；一种在灵感本质方面的微妙变化；一个我不能为之承担任何责任的现象。然而引起我某些忧虑的是在写完《台风》集最后的一篇故事后，我竟然感到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了。
这个如此陌生地消极又令人烦恼的情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如同我的许多长篇那样，《诺斯托罗莫》的第一个暗示以一种飘忽不定的奇闻轶事的形式翩翩而至，虽然毫无有价值的细节。
事实上，在1875或1876年间，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在西印度群岛，或者说是在墨西哥湾——因为我与陆地的接触既短又少，而且非常肤浅——听说了一个人的故事，那人据传单枪匹马，在一场革命的动乱之中，在第厄拉·弗尔姆海岸某处偷窃了一整艘驳船的银子。
这在表面上是个技艺超群的表现。但我并没听说任何细节，而且对作为罪行的罪行向来不怎么感兴趣，所以不太可能记住它。我的确将它忘记了，不料二十六七年后在一间旧书店外面，偶然捡起一册破书时，竟然与它不期而遇。这是一名美国海员在一位记者的帮助下所撰写的自传故事。在他浪迹四海期间曾在一艘纵帆船上当过几个月的水手，船主兼船长便是那个我少年时代曾听说过的窃贼。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在世界上同一个地方几乎不可能发生两起同属那种特殊性质，又与同一场南美革命相关联的业绩。
那家伙实际上设法偷了一艘载满银子的驳船，似乎仅仅是因为他的雇主们绝对地信任他——那些人判断人员的能力肯定十分低下。在水手的叙述中他被描绘成一个十足的恶棍，一个小骗子，既愚昧，又凶狠阴沉，长相委琐，根本配不上委托给他的重任。有趣的是他总是公开地吹嘘。
他常说：“人家以为我用这条船赚了一大笔钱。但这不算什么。我不在乎。每过一阵子我就悄悄溜走，去取一锭银子。我必须慢慢地富起来——你懂吧。”
这人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有次在一场口角中，水手威胁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拦得住我到岸上报告你告诉我的关于银子的事！”
那玩世不恭的无赖丝毫也不恐慌。他开怀大笑。“你这个傻瓜，要是你胆敢在岸上这么说我，你背上就会给人捅一刀。那地方的每个男女老少都是我的朋友。再说，有谁能证明驳船没有沉没？我又没指给你看银子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所以你一无所知。假设我说的是谎话呢？嗯？”
最终，水手不堪忍受那个冥顽不化窃贼的肮脏卑鄙，离开了他的船。整个小插曲在他的传记里占了大约三页纸。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但当我读完之后，少年时代偶然听到的几个字得到奇怪的证实，引发了遥远岁月的记忆，那时一切都是那样地清新，那样地令人惊异，那样地富有冒险性，那样地有趣；星空下一隅陌生的海岸，阳光中山峦的阴影，暮色里人的激情，已忘却的闲言碎语，模糊的面容……也许，也许，世界上还是有东西可以写的。然而起初我在这则故事中却并没有看出任何名堂，一个恶棍偷了一大包值钱的货物——人们如是说。或者确有其事，或者只是捕风捉影；不管怎样，这事本身分文不值。编造一个详尽叙述盗窃的故事不对我的胃口，因为既然我的才能不在那方面，其结果只怕得不偿失。只是当我突然想到财宝的占有者不一定非得是个众所周知的无赖，甚至可以是个有人格的人，一个行动果敢的人，一个革命乱世的牺牲品时，只是在这个时候，我眼前才浮现出一个朦胧的地域，它将成为萨拉科省，以高耸的黑魆魆的西厄拉和云雾缭绕的大草原作为沉默的目击者，关注着源自不论善恶都一律短视的人的激情的诸多事件。
这便是《诺斯托罗莫》这本书的模糊的缘起。自那以后，我想，它的命运就注定了。然而即使在当时我仍然举棋不定，似乎受到自我保护本能的警告，不愿贸然踏上一条通往充满阴谋与革命的国土的遥远又艰辛的旅程。但这书却是非写不可的。
它占据了我1903—1904年间的大部分时日；其间有过多次新的踟蹰，惟恐在深入挖掘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知识时，会在不断延展的画卷前迷失方向。而且常常，当我在共和国千头万绪的事务中举步维艰时，我会，用形象的语言来说，打点起行囊，冲出萨拉科去换口新鲜空气，写上几页《海镜》。但总体上，如同我先前所说，我在拉美——以好客闻名的大陆——的逗留持续了大约两年。返回时发现（这种口气有点类似格列佛船长）我的家人安然无恙，妻子由衷地高兴，因为一切的烦恼焦虑总算都过去了，而我们的小儿子在我离别期间又长大了不少。
向我提供柯斯塔瓜纳历史的主要权威当然是我尊敬的朋友，已故的唐·约瑟·阿维拉诺斯，派驻英国、西班牙等国的部长，所写的公正、雄辩的《五十年的误治史》。那部著作从未出版——读者将发现原因何在——而我事实上乃是世上惟一了解其内容的人。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方才掌握了它，我希望我的精确性将受到信赖。为了对我自己公正，以及消除未来读者的疑虑，请允许我指出那些历史性的暗指绝非生硬地拽进来以炫耀我独一无二的学识，每一桩都与史实密切相关；或对时事的本质有所启示，或直接影响到我所述及的人物的命运。
至于他们个人的历史，我试图一一记录在案——贵族与平民、男人与女人、拉美和盎格鲁*.撒克逊、土匪与政客——手法则是在我本人内心剧烈的感情冲突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冷静。毕竟这一切也是他们冲突的故事。只有读者才有权判断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由于时代痛苦的必需而暴露的内心隐秘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值得关注。我坦白地说，那个时代，对我而言，是坚定的友情与难忘的好客的时代。在这里我必须以感激的心情提到高尔德太太，“萨拉科的第一夫人”，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她托付给秘密效忠于她的莫尼汉姆医生，至于查尔斯·高尔德，物质利益理想主义的创造者，我们必须将他交给他的矿——从中在这个世界上绝无退路。
关于诺斯托罗莫，两个双双被桑·托梅矿的银子所俘获，在种族与社会性方面都相互对立的人物中的第二个，我感到有义务多说几句。
我毫不犹豫地将这位中心人物塑造成一个意大利人。首先，这完全是可信的：意大利人当时成群涌入西部省，任何人只要往下读都会明白这一点；其次，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如此完美地站在乔治·维奥拉——加里保狄诺，老式的人道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身边。对我自己来说，我需要一个老百姓，尽可能没有阶级成见及任何固定的思维模式。这并非对世俗成见的蔑视。我的理由不属于道德范畴，而属于艺术范畴。倘若他是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就会力图插足当地政坛。但诺斯托罗莫并没有在一场个人游戏中争当领袖的雄心。他不想凌驾于群众之上。他只满足于成为一种势力——置身于百姓之中。
但诺斯托罗莫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主要是因为我早年从一名地中海水手身上得到了灵感。那些阅读了我书中一些章节的人会立刻明白我为什么说多米尼克，特列莫力诺的老板，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一定会成为诺斯托罗莫。无论如何，多米尼克是会完全理解这个年轻人的——可能是鄙夷地。我和他共同从事一项相当荒唐的冒险工作，但其荒谬性无关紧要。想到我年轻时身上毕竟存在着某种东西值得那人半嘲弄的效忠，半挖苦的献身，我便由衷地感到满意。诺斯托罗莫的许多讲话我是先从多米尼克的嗓音里听到的。他的手搭在舵柄上，无畏的目光从遮挡他面孔的修士似的风帽里扫视着地平线，这时他会发出他无情哲言的惯常的开场白：“你们这些绅士！”那种讽刺的口吻直到现在还缭绕在我的耳际。就像诺斯托罗莫！“你们这些上等人！”非常像诺斯托罗莫。但科西嘉人多米尼克，对自己的宗谱满怀自豪，这种感情在我的诺斯托罗莫身上却是找不到的；因为诺斯托罗莫的血缘必须更为远古。他是个负载着无穷无尽的世代传承，却无门第可以炫耀的人……恰如芸芸众生。
在他对自己继承的这片土地的坚定把握之中，在他无所顾忌的慷慨里，当他挥霍自己的天赋时，在他男子汉的虚荣心里，在他对自己的伟大的模糊意识中，在他以亡命之徒、孤注一掷的冲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时，他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从不妒忌的自家的势力，不屑于当领袖，却在内部统领着。多年以后，年岁增长，作为著名的菲旦扎船长，与这个国家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穿行于现代化萨拉科的街道，打理多种事务，身后紧随着崇敬的目光，走访码头工遗孀，出席社团会议，以无动于衷的沉默倾听无政府主义者的讲演，新的革命风潮的神秘赞助者，心头紧锁着自己道德沉沦的秘密，备受信赖，腰缠万贯的菲旦扎同志，他在本质上依然是人民的一分子。在他对生活既深爱又不恭的态度之中，在他坚信自己遭到叛卖，死于背叛，却又说不清、道不明出于何事何人，紊乱的念头里，他仍然是人民的一员，他们从不怀疑的——具有个人隐秘史的——伟人。
在那些动乱年月里还有一位人物我想提一下：那便是安东尼娅·阿维拉诺斯——“美丽的安东尼娅”。她是否是拉丁美洲少女的一个可能的变种，我不敢断定。但在我的心目中她的确是。虽然伴在父亲（我尊敬的友人）身边，她始终略微处于背景的地位，但我希望她还是有着足够鲜明的轮廓，能够使我下面要说的话清晰易懂。在所有与我共睹西部共和国诞生的人中，她是惟一在我记忆里保有持续生命的人。贵族少女安东尼娅和身为人民一员的诺斯托罗莫是新世纪的工匠，新国家名符其实的缔造者；他以他传奇般剽悍勇武的功绩，她，身为一个女子，依靠的仅仅是她的人格：惟一能够在一个浮华子弟心中激起真诚激情的人儿。
如果真有什么能够诱使我重访萨拉科（我不情愿看到那些变化），那便是安东尼娅。而真实的原因——为什么不直说呢？——真实的原因是我以我的初恋情人为模型塑造了她。我们——一伙个子高高的男生，她两个兄弟的哥们儿，总是怎样仰视同样刚走出课堂的她啊！仿佛她是我们信仰的旗手，虽然那是我们大家与生俱来的信仰，可是惟有她知道如何以永不退缩的希望高擎着它。也许在灵魂中她有着比安东尼娅更多的热情、较少的沉静，但却是一个在思想上毫无半点世俗尘埃、绝不通融的爱国主义的清教徒。我并不是惟一爱上她的男生；但我却是最常聆听她严厉指责我轻浮的一个——非常像德考得——或者是首当其冲，挨她无从反驳的责骂的人。她不太善解人意——但没关系。那天下午，当我——既畏首畏尾，又胆大妄为——走进去向她作最后道别的时候，我感到手受到紧紧的一握，我的心止不住狂跳了一下，还看到一滴令我陶醉的泪水。她终于软化了，似乎她突然明白（我们还仍然那么孩子气！）我真的是要永远地离她而去了，去得非常、非常的遥远——甚至遥远得如同萨拉科一般，无人知晓地隐匿在目光所不能及的平静湾的黑暗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渴望再见一眼“美丽的安东尼娅”（是否可能是另一位？）的缘故，渴望见到她在幽暗的大教堂里走动，在萨拉科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红衣大主教墓前作简短的祈祷，伫立在唐·约瑟·阿维拉诺斯纪念碑前，沉湎于孝心之中，向马丁·德考得的圆雕塑像投以恋恋不舍、温柔、忠实的一瞥，再安详地步入广场的阳光下，显出她挺拔的身段和白盈的头颅；一个历史的遗物，而人们早已淡忘了过去的一切，只是焦急地翘首等待新时代的曙光，更多革命的到来。
但这只是空想；因为我当时就十分明白，一旦英俊潇洒的工长，人民的一员，魂消魄散，从爱与财的劳累中解脱出来，我在萨拉科便再没有别的事要做了。
约·康 
1917年10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