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会梧
出身书香门第，追求新思想
[1]王会梧，（1898—199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她为中共一大、二大的开召做出了贡献，成为“一大”真正的“会务”，从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见证了中国的“日出东方”。
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一书香之家，家境还算殷实，父亲是是晚清秀才，秉性耿直，以教书为业。她6岁时接受了父亲的启蒙教育，与茅盾是同学，小茅盾两岁却是其表姑母，因为王会梧的父亲王彦臣是茅盾（当时叫沈德鸿）曾祖母的侄儿。1914年王会梧曾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原址在范蠡湖边），1916年进湖郡女塾（原华英学堂和文洁女塾，后为湖州二中，现址为湖州十二中）学英语，接触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她最爱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曾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人写信，表示赞成白话文，拥护革命的主张。陈独秀在回信中夸奖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五四”运动后不久，王会梧离开湖州，到新思想荟萃的上海。1920年，在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黄兴夫人）那里做文秘工作期间，与李达相识。
当时李达接受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工作，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使她敬佩不已，而王会梧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作为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使李达产生了爱慕之情。1920年下半年在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的操办下，他们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新房就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李达则是《共产党》月刊的主编。
帮助丈夫筹备会议，成为“一大”会务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上海党小组总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与陈独秀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中产生一些分歧，互相指责，李达在其中尽力调节但没有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为了党的事业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与李汉俊一起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王会梧也就积极地参加中共“一大”的会务工作，中共“一大”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还是“一大”开会遇险后去南湖续会的策划者。
博文女校成为“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
私立博文女校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学校不大，有百把个学生。这里怎么会成为“一大”代表的招待所呢？因为“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熟悉。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一天，李达对王会梧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王会梧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王会梧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梧又曾经当过徐宗汉的秘书。李达与黄绍兰也认识。
黄绍兰和丈夫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子——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所以李书城、李汉俊与黄绍兰相熟。
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校舍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王会悟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接下来又购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李公馆成为一大的会址
在博文女校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所以王会梧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紧相邻的李公馆。所以当李达和李汉俊在商议会议地点时，李汉俊提议“到我家里开会吧”，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老夫人回老家湖北了，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不过15岁，不懂世事)，和一位40多岁厨师、一位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厨师和保姆都不识字）和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这里不仅离博文女校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就这样会址就定在了李公馆——法租借望志路树德里106号，即现在的兴业路76号。
担任大会的警卫
1921年7月22日，即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的上海的的第二天，在博文女校楼上代表们开过一次碰头会，按包惠僧回忆录的说法是“预备会”，而陈潭秋说是“开幕式”。陈潭秋在1936年发表的回忆一大的文章中说“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举行开幕式……”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除包惠僧外，有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及毛泽东等。“李达也把王会梧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面的凉台上”。
7月23日，晚八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李公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7月30日晚上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一个中年男子不顾在楼下望风的王会梧的阻拦突然闯进来，借口找人，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10分钟后，法国十几个巡捕就进来搜查。这次搜查虽没有损失，但是看来这次会议已引起了上海各方的注意，会议显然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召开了。
策划到嘉兴南湖续会
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量另择会议地址，议了好些方案都感不妥。王会梧建议到离家乡不远的嘉兴南湖去，说：“那里景色秀丽，又不引人注目，可以租一画舫，代表们扮作游客，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她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成。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情况十分熟悉，7月31日黎明，王会悟带领代表们乘头班车到嘉兴，她把大家安顿在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王会梧像个熟练的导游，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后，请鸳湖旅馆账房管账先生代订画舫，租完游船，点了一桌酒席以备代表们中午用餐。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梧的带领下来到湖边的码头，临行前，细心的王会梧向旅馆借了一副麻将牌。到南湖后，毛泽东、董必武等由王会梧陪同到烟雨楼观察了一会儿。上午10点到船上开会时，王会梧在船头放哨，若发现情况，代表们就取出麻将牌来打麻将，直到傍晚进行完最后一个议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就是在王会梧精心安排下圆满结束的。
协助丈夫创办妇女学校
党成立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而且还有一些外地工作的同志，因种种原因在当地呆不下去了，就带上家属来上海找组织，他们首先找的就是李达。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他们的食宿都很难解决，其家属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梧商量，让王会梧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当时李达发现其住处后面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他知道组织经费紧张，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学校规模不大，仅是一栋二层的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室内有一块黑板、几张破旧的课桌。学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有学生30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在高级班。李达是我党最早主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先驱之一，他在学校开设了一个工作部，内设缝纫、织袜、编织3个组。课程的开设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来定的，李达亲自为高级班学生讲授代数课程，平时李达还让学生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学校只存在了1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王会梧不仅帮助李达创办了党的第一所妇女学校———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而且王会悟还主持创办了我党最早的一个妇女报刊———《妇女声》。一大前后和相当长的时间里，王会悟始终协助李达从事革命工作，还担负全部家务和孩子们的文化教学任务。作为革命者，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王会悟都是出类拔萃的。
被毛泽东称为真正的人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地点就是在李达的家里，王会梧又为二大做了会务工作。毛泽东准备参加二大但由于忘记了开会地点，没有参加上。1922年末，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请，举家回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在生活上毛泽东一家得到王会梧生活上的照顾。李达与陈独秀关系不好，但与毛泽东关系却非常融洽。1923年李达因不满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陈独秀的作风脱离了中央，但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学工作。后来李达曾经在武汉、上海、湖南北京等地执教，王会梧则照顾家里教育子女，参加一些妇女工作。毛泽东很赞赏他们夫妇，一次在给李达的信中称他们夫妇是“真正的人”。
建国后，王会梧在法制委员会工作。几十年来，她为党、为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一直没有从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她一直住在北京的一所普通居民楼里，和儿孙们一起欢度晚年，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1993年王会梧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