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六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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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可教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良尝从容步游于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  六韬三略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 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节选自《史记·留侯世家》[1]
简介
[2]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素书》，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  太公望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3]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与三略
人们通常把六韬与三略一起看作一个整体，其实他们并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韬的成书时间有几种学说，但大致都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公认《六韬》一书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色，而齐威王在位时间（前357—前320年）同周显王的在位时间基本吻合，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一大批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具备编写兵书的知识和才能。因此，笔者认为《六韬》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
三略的成书时间大致为秦末汉初。由于《三略》的文义、用词、句法都不古奥，与殷末周初时期成书的文章文体大不一样，这就见出其成书年代就更晚一些，但决不会晚于秦朝末年，因为在《后汉书》中就有提到《黄石公三略》这本书的记载，这些都可以说是第一种说法的佐证。对于第三种说法不可信的证据是东汉初年光武帝诏书里面就大段引用过《黄石公记》，除个别字与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余全同。
所以说张良所接受的书很可能不是《六韬》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黄石公三略》。
内容简介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做《六韬》。由于该书是以周文王、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所以相传为姜太公吕望所著。经历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无论就书中内容及文字结构而论，都不是殷周之际的作品，而是后人所依托。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周史六韬》六篇。”下注：“惠襄之间，或曰周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唐人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字同也。”但有人认为：《六韬》书中有“纵横捭阖，阴谋权术”的内容，与儒家“格格不入”，从而否定颜师古注。我们认为：《六韬》中固然有“纵横捭阖，阴谋权术”，但它们集中表现于《文伐》一篇中，其他各篇则不多见。相反，其反复陈述的主要观点倒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些思想都导源于《尚书》，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归仁焉”等儒家思想，并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而且《六韬》一书在兵书中比较起来，谈政治较多，以治国为治兵之本，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归入儒家，也是不足为怪的。汉书·艺文志》中把兵书列入其它各家的，并不少见，兵书《司马法》不是列入“礼部”，《尉缭子》不是列入杂家了吗？《六韬》和其它兵书一样，是军事学，它是以战争为研究对象的。它不可能囿于一种学派，其中掺杂一些法家、道家等观点也是很自然的，说它是“杂家”也许可以，但不足以此来否定颜师古之说。况且，《庄子·徐无鬼》：“纵之则以金版六弢”，注中引司马崔说，“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招：文、武、虎、豹、龙、犬也。这里《周书》是否《周史》，《秘谶》指什么书都不明确，相反，“本又作六韬……”却很明确，其意思与颜师古注完全相同。 
《六韬》的成书年代，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惠襄之间(公元前676-前619年)，或曰显王时(公元前368-前321年)，或曰孔子间焉(公元前551-前479年)”。这三种说法，我们认为周显王时较为接近。因为《六韬》中《均兵》、《武骑士》都谈到了骑兵的使用问题，而据史籍所载，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大量出现于战场，是在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胡服骑射之后，周显王和赵武灵王差不多是同一时代的人物。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六韬》，其内容虽然不全，但已有《文韬》、《武韬》、《龙韬》等。(见《文物》1974年第二期罗福颐著《临沂汉简概述》)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六韬》的成书年代，上限不早于周显王时，下限不晚于秦末汉初。 
《六韬》一书虽非姜太公所著，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书。《后汉书，何进传》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压四方。”《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先主遗诏：“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志。闻巫相为写《申》、《辕》、《管子》、《六韬》一通已毕。”说明刘备、诸葛亮都十分重视《六韬》。宋元丰年间把《六韬》列入《武经七书》，定为武学必读之书，颇受重视。书中一些一般军事规律，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尤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更有重要的价值。 [4]
体例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 
1.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 
2.武韬——讲用兵的韬略 
3.龙韬——论军事组织 
4.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 
5.豹韬——论战术 
6.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思想
  六韬《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内容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
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
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卷五《豹韬》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
《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军事观
《六韬》包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涉及战争观、战争谋略、作战指导和军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军事理论，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其中能反映吕尚军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争取人心
在《文韬》中，多次强调收揽人心的重要性，并提出收揽人心的具体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以及“爱民”、“惠民”、“修德”等，尽管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汤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对照吕尚在灭商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六韬》中收揽人心的思想与吕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与吕尚同时的周公也曾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后产生的军事理论著作《军志》、《军政》也有“有德不可敌”等，与吕尚的思想亦可谓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作为周军政大员的吕尚，完全有可能已认识到人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适合不同阶层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护。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的争取人心，主要是为了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缓和民众及奴隶们与奴隶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如《文韬》第一章开篇就直言不讳地用钓鱼米比喻收揽人心，即“缗（钓线——引者注）微铒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尽力卖命——引者注）”，可见吕尚争取人心是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利益为前提的。
第二，主张政治攻心，瓦解敌人
《六韬》第二篇《武韬》中，有《文伐》一章，所谓“文伐”即今天所说的政治攻势，与“武伐”相对。《文伐》的内容分为十二节，主要是谈如何运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达到武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并为武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尊之以名”，“辅其淫乐”、“养其乱臣”、“收其内，问其外”以及“赂以重宝”等等。这些内容虽然多是战国时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与吕尚辅文王时采取的麻痹纣王，分化瓦解商统治集团的种种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文伐》中的思想是吕尚思想的记录和阐发。可见吕尚已经认识到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即为了夺取战争胜利，不能一味靠军事进攻，还必须善于实施政治攻势，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顺利地实现战争目的。当然，吕尚在这方面的思想还很肤浅，还未系统深入，只能认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吕尚已经具备的。
第三，文武并重，谋略为先
《六韬·武韬·发启》中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意为战争在于以智取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而要做到以智取胜。高明的人运用智慧于无形，使人不见其智，运用谋略于作战之前，使人对其意图不能察觉。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强、离亲、散众”，就要“因之，慎谋”，就是说要对付强敌，要使其众叛亲离，最好的办法是表面顺应敌人的意图，实际上则秘密运用谋略。另外，在《兵道》章中还说：“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即用兵之道在于把握战机，造成有利形势，要造成“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以上这些论述与吕尚在灭商之战中不因自己势力的迅速发展而立即发动决战进攻，自始至终没有忘记用智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当商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又不失时机毅然发动进攻等政治、军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这足以说明《六韬》中重视谋略制胜的理论，实来源于吕尚的军事思想，是吕尚谋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将领自主权观点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 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影响
《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都重视《  六韬六韬》，《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它，继《通典》后，唐人着书论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对《六韬》注释、集释、汇解者，也不乏其人，该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培养军事顾问的学校）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
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版本
《六韬》虽题为吕望所作， 实际上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吕尚的某些军事思想。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
（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大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
（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20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全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
（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微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此些不见于今本的侠篇或侠文。
（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二年（1080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总书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六韬》的篇目，最早在《汉志》著录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既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藻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二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60篇之外的15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现有版本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 
敦煌遗书残本。 
《群书治要》摘要本。 
《四库全书》本。 
《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四库提要记载
《六韬》·六卷（通行本）
旧本题周吕望撰。考《庄子·徐无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
（案：今本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次，与陆德明所注不同。未详孰是，谨附识於此。）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所据。《汉书·艺文志·兵家》不著录，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则《六弢》别为一书。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欤？《三国志·先主传注》，始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唐、宋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案：《路史》有虞舜时，伯益为百虫将军之语。杂说依托，不足为据。）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又龙韬中有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之符长九寸，至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尤为鄙陋。殆未必汉时旧本。故《周氏涉笔》谓其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辑以近代军政之浮谈，浅驳无可施用。胡应麟《笔丛》亦谓其文代、阴书等篇为孙、吴、尉缭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曰七书。则其来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而备论其踳驳如右。
《六韬》节选
一。《六韬·文韬·盈虚第二》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
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
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奏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二。《六韬·文韬·国务第三》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