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简介
国际刑警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通称Interpol，缩写ICPO），成立于1923年，专门调查及打击跨境罪案。其总部最初设在维也纳，德奥合并后，该组织被德国秘密警察接管，成为盖世太保的一个分部。德国投降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刑事警察成立了新的组织，沿用“国际警察组织”的原名。
国际刑警组织是除联合国外，规模第二大的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警察组织，包括184个成员国，每年预算超过3000万欧元。1989年以前总部设于法国巴黎，其后迁往里昂。现在它有188个成员国，其运作资金由成员国拨出。
机构组成
国际刑警组织机构包括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和国家中心局。全体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关，由各成员国代表团组成；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由全体大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同时设4名副主席，主席和4名副主席不能来自一个大洲，主席四年选举一次，副主席三年选举一次。他们不能紧接着再当选同一职位或执行委员会代表。国际刑警组织现在的主席是新加坡人：邱文晖。执行委员会由大会选出的13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负责监督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准备大会的工作日程､监督秘书长的管理情况等。秘书处由秘书长和该组织的技术､行政人员组成,负责执行大会和执委会的决议､编辑各种刊物､通缉作案逃犯等。国家中心局是该组织在各国的常设机构，主要负责各国警方同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截至2005年9月，国际刑警组织共有182个成员国。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建有一个存有150余万名国际刑事罪犯材料的资料档案库和一座用以鉴定货币及其它有价证券真伪的实验室｡
工作领域
由于国际刑警组织需保持政治中立，它并不会介入任何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罪行，也不会介入非跨国罪案。它的目标是以民众安全为先，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运人蛇、清洗黑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罪案及贪污等罪案。
宗旨
是保证和促进各成员国刑事警察部门在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合作｡它的主要任务是汇集､审核国际犯罪资料,研究犯罪对策;负责同成员国之间的情报交换;搜集各种刑事犯罪案件及犯罪指纹､照片､档案;通报重要案犯线索､通缉追捕重要罪犯和引渡重要犯罪分子;编写有关刑事犯罪方面的资料等｡
全体大会
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并经常举行各种国际性或地区性研讨会｡该组织日常与各国国家中心局保持密切关系,组织国际追捕｡“红色通缉令”是该组织在打击国际犯罪活动中使用的一种紧急快速通缉令｡ 
由于国际刑警组织需保持政治中立，它并不会介入任何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罪行。它的目标是以民众安全为先，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运人蛇、清洗黑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罪案及贪污等罪案。
在2001年，参与国的警方在国际刑警的通报及帮助下，成功逮捕的通缉犯及寻回的失踪人士，达1,400多人。
国际通报
协助成员国侦查罪犯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这种执法合作通常是以“国际通报”（即“国际通缉令”）这一渠道进行的。国际通报分为：红色通报、蓝色通报、绿色通报、黄色通报、黑色通报五种类型，它们都以通报的左上角国际刑警徽的颜色而得名。其中，红色通报俗称“红色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要犯通报等级分为7个等级。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在红色通报下加以标注“这些要犯在被司法宣判有罪之前，都视同无罪”，表示被通缉的要犯需在审判后才能定罪。
红色通报 (Red Notice)——“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最著名的一种国际通报。它的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各国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可据此通报立即逮捕在逃犯。红色通缉令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进行临时拘留的国际证书。无论哪个成员国接到“红色通缉令”，应立即布置本国警力予以查证；如发现被通缉人员的下落，就迅速组织逮捕行动，将其缉拿归案。 蓝色通报 (Blue Notice)——蓝色通报涉及的是犯罪嫌疑人，要求成员国警方予以查明，获取证据。绿色通报 (Green Notice——绿色通报涉及危险的惯犯分子，提醒各国警方引起注意并加以预防。黄色通报 (Yellow Notice)——黄色通报是关于失踪人员的信息。黑色通报 (Black Notice)——黑色通报则涉及死者尸体，要求识别身份。橙色通报 (Orange Notice)——国际刑警组织的橙色或红色通报本身不是逮捕令，但发布的目的在于协助各国追踪非法资产或某国要求引渡的嫌犯。（国际刑警组织2011年3月4日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15名亲信发出全球“橙色通报”）
国际刑警组织要犯通报分为7个分类，用以表示不同的目的（而非等级划分）。红色通报表示需要逮捕和引渡，但国际刑警组织在红色通报下加以标注“这些要犯在被司法宣判有罪之前，都视同无罪”，表示被通缉的要犯需在审判后才能定罪。
红色通报 (Red Notice)。
蓝色通报 (Blue Notice)。
绿色通报 (Green Notice)。
黄色通报 (Yellow Notice)。
黑色通报 (Black Notice)。
橙色通报 (Orange Notice)。
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会议特别通报 (Interpol-United Nations Special Notice)。
成员
成员国和支局支局以斜体表示
字母表示成员国或支局英文首字母
A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美属萨摩亚
安道尔
安哥拉
安圭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阿鲁巴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B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百慕大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C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开曼群岛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4年加入）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圭亚那
捷克共和国
D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
E
东帝汶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F
斐济
芬兰
法国
G
加蓬
冈比亚
乔治亚
德国
加纳
直布罗陀
希腊
格瑞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H
海地
洪都拉斯
韩国
中国香港
匈牙利
I
冰岛
印度
印尼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J
牙买加
约旦
K
哈萨克
肯尼亚
科威特
吉尔吉斯
L
老挝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M
中国澳门
马其顿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利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摩尔多瓦
摩纳哥
蒙古
黑山
蒙特塞拉特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N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荷属安的列斯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O
阿曼
P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波多黎各
Q
卡塔尔
R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卢旺达
日本
S
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多美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圣马力诺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群岛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索马里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T
塔吉克
坦桑尼亚
泰国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土库曼
U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美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V
梵蒂冈
委内瑞拉
越南
Y
也门
Z
赞比亚
津巴布韦
非成员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基里巴斯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帕劳
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
图瓦卢
瓦努阿图
成立历史
1914年4月，在摩纳哥的王子普林茨·阿贝尔特一世的倡议下，14个国家的法学家和警察机关首脑在地中海沿岸的摩纳哥公国开会，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1)制定快速而简化的缉捕罪犯的措施；(2)改进个人人身识别方法；(3)设立国际档案中心；(4)统一引渡方法。这次会议的决议提出：“如果与会国政府同意，可以创立一个共同的组织机构：以搜集情报和进行咨询为目的，服务于各国的警察机构”，第一次表达了不同国家的警察部门想要协同起来共同对付国际犯罪的愿望。因而，人们把这次会议称作是“第一次国际刑事警察会议”，并且认为这次会议是国际刑警组织创立的最初尝试。 
但是，第一次国际刑警会议之后两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致使会议制定的具体计划未能付诸实施。战争结束后，原来的奥匈帝国分裂为几个国家。这几个国家的警察机关不时地到设在维也纳的原奥匈帝国犯罪档案中心去查找资料。这种情况启发了维也纳警察局长约翰·内斯·朔贝尔博士，于是他倡议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刑事警察会议”。 
1923年9月3--7日，第二次国际刑事警察会议在维也纳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警察合作的常设机构--国际刑警委员会，并通过了委员会的章程共10条。这个章程的基本精神是：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并协助官方努力，促进各国刑警当局之间的相互援助和发展；建立和发展各种有助于有效地同一般性犯罪作斗争的组织。这次会议是“摩纳哥会议”的继续，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般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从1923年起正式成立。 
20年代和30年代初，开始形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雏型：将原来国际刑警委员会的行政委员会改组成为国际刑事警察局，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工作机构；在成员国内部，设立了经常与国际刑警局保持联系的国际刑警站。随后，国际刑警局开始对国际犯罪和罪犯进行登记，发布国际通缉令，并且根据其所掌握的罪犯卡片协助识别罪犯。这一期间，国际刑警委员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同伪造货币犯罪的斗争上，搜集了一整套完整的档案。到30年代中期，国际刑警局共掌握有包括诈骗罪、抢劫罪、杀人罪等方面共3500多名罪犯的档案材料，另外还有2000多名伪币犯的档案。这是当时有关国际犯罪分子的最完备的档案。 
1938年以前，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刑警委员会的工作一直正常进行，成员国达34个。但是，1938年3月，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并吞了奥地利，臭名昭著的德国保安警察局长海德里希自荐为国际刑警委员会主席。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档案被运往德国。国际刑警委员会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刑警委员会活动即开始恢复。1946年6月，欧美两大洲各国的警察官员聚集在布鲁塞尔，讨论有关“各国刑事警察局在同国际犯罪分子作斗争中的协调与合作”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其总部设在巴黎。新的“委员会”设立总秘书处，而在各成员另则设立国家中心局。会议通过了一个临时规则以取代战前的组织章程。这个临时规则一直沿用到1956年。会议选出了由5人组成、任期5年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比利时警察总监洛瓦格在发言中说：“过去需要建立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的全部理由，今天又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要求我们重建这一机构。我们决不能让这股火焰熄灭”。1946年7月22日，新总部在巴黎邮政总局注册，邮政代码为“Interpor”，从此，它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代号。 
1956年6月7--13日，在维也纳又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章程共50条。为了适应全世界更大范围的合作，决定将“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更名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简称ICPO。[1]中国加入1984年9月5日，在卢森堡举行的第53届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年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同年11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在北京成立，担负着对外联络和打击走私、贩毒、伪造国家货币、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诈骗等国际性犯罪的任务。1986年和1995年又分别在广州和上海设立了联络处。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是历史发展的需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国家间的频繁往来，跨国性犯罪开始向国内渗透，对我国社会治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外国同行携手打击各类国际刑事犯罪活动的问题，摆在了我国政府及公安机关的面前。
有着50多年刑警经历、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如今已76岁的刘文对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过程回忆说：“1979年、1980年，中国分别接到了肯尼亚、菲律宾外交部的照会，邀请中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可那个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这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组织情况，以为只是个一般性的会议。”
1979年，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际刑警组织在肯尼亚召开的会议。令新华社记者极其愤怒的是，台湾当局竟然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派出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中心还挂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后来，经我国驻肯尼亚使馆严正交涉，会议组织方撤掉了“中华民国”国旗。
正是由于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国才初步了解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情况。该组织当时拥有成员国127个，总部设在巴黎，有现代化的情报网，与60多个成员国中心局有电讯联系，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主要职能是为侦破国际犯罪提供情报合作。
刘文说：“那些年，在公安部与各国警察机构互访的过程中，对方都在问，中国为什么不参加这个组织？1980年，和我国有着友好关系的南斯拉夫来信，建议我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代表接触。”不久，时任公安部治安行政局副局长的余海宇借在国外开会的机会，与国际刑警组织代表布鲁格见了面。这也是我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代表的首次接触。
在前期周密调查的基础上，1982年，公安部治安行政局以公安部名义起草了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专题报告，并抄送外交部国际司征求意见。国际司非常赞同我国加入这个组织。经批准，同年秋天，时任治安行政局副局长的高旭专程赴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与秘书长博萨会晤。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事实上，当年促使我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还有一个重大事件：1983年卓长仁一伙劫持客机逃往南朝鲜。在卓长仁等劫持中国民航296号班机飞往南朝鲜后，台湾当局紧接着做工作要这些人。南朝鲜当局以我国未与其建交为由，将卓长仁等移交到了台湾。”刘文记忆犹新。必须先有解决台湾会籍的方案“当时的问题是，我国申请加入该组织必须先有解决台湾会籍的方案。”刘文说。我们参加该组织的原则就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惟一合法政府。台湾如果愿意以“中国台湾地区警察组织”的名义可以留在该组织内，但不能派团长，无表决权，且会议中均不得出现“中华民国”的旗帜和国号标志，只能使用“中国台湾”。
台湾当局不同意。他们要求仍以“中华民国”的形式留在组织内，还提出了两个德国同在联合国的事例，并且采取各种措施阻挠中国的加入。那时，台湾加入该组织已有20多年，在专门架设专用通讯台与组织总部和一些成员国频繁联系的同时，大搞“金元政策”，让各成员国马上与台湾断绝关系有一定困难。而且，美国偏向台湾这一点更是毋庸置疑的了。
刘文说：“此时，博萨有些为难。博萨对我们很友好。他是一个非常公正、讲法的人。我们能够成功加入这个组织，得益于博萨在里面的斡旋。”博萨提出，虽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该组织章程并无开除成员的规定，要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各有关国家进行必要的外交交涉，以便这些国家政府做出符合同中国已建交必须支持中国的决定。博萨指导中国写成正式公文为了争取更多成员国的支持，我国紧锣密鼓地做工作。通过刑事犯罪国际研究中心副主席、比利时内政部秘书长杨森斯和意大利法学教授巴雷塔去疏通欧洲、非洲各国警察机构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国家都表示支持中国。
1983年，博萨提出了三个方案，其中第二个方案是中国设两个中央局，北京和台湾各设一个，各派各的代表。与博萨会晤的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文当场否定：“这是两个中国，不行。”
次年初春，博萨应邀访华。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副部长李广祥再次阐明了我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原则立场———台湾只能以“中国台湾地区警察机构”的名义留在组织内。同时，刘文受刘复之的委托正式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申请加入该组织的申请书。
作为国际性的公文，申请书必须用法语书写，而且要求很严。当时，只有国际政治学院外语系的讲师雷良锦参与了翻译工作。细心的博萨指出了这份申请书中存在的词语和语法上的错误，他主动带着工作人员和雷良锦一字一句地重新翻译，最终正式成文。
1984年9月，第53届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即将在卢森堡召开。8月，公安部派出了精兵强将奔赴国际刑警组织做工作。博萨也说，美国和台湾当局强烈反对大会讨论中国加入该组织的申请。台湾要求保留其在组织内的全部权利，而部分执行委员对解决台湾会籍问题感到为难。博萨希望中国加强工作力度。
时间紧迫。大家回国后，有关部门马不停蹄地向我驻102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的使馆发电，让使馆做所在国家的工作，最后，有91个国家明确表示支持。对此，公安部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第53届全体大会。
1984年9月初，代表团到达巴黎后，再次强调中国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在中国被正式接纳为成员国之前，将不出席会议。
复杂的国际斗争硝烟弥漫。美国提出，国际刑警组织应该寻求办法让台湾留在该组织内。
代表团成员、国际政治学院外语系讲师（现为教授）雷良锦回忆说：“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非常友好。当时多亏了南斯拉夫，帮助我们打听各国代表团的驻地。那个时候我国刚改革开放，很穷。我们只是从国内带了些民族特色的小礼品送人。没钱请客，就一个一个旅馆地去拜会各执委会成员国和其他友好国的代表团，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国内带来的礼品不够，刘文副团长就带着我们到跳蚤市场去买便宜的礼品。”
中国的申请曾被拒绝
1984年9月，卢森堡。
“我国代表团希望和台湾代表团见见面，可他们只要一看见中国代表团就远远地避开了，从不打照面。”雷良锦说，“不过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背后做动作，希望成员国不要投我们的票。”
1984年9月4日下午，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讨论我国入会申请。由于没有参加会议，代表团一行焦灼地在大使馆里等消息。
消息来了———没被接纳。大伙傻眼了。
刘文马上请南斯拉夫代表团来使馆了解情况并磋商对策，一直谈到深夜。为了表示感谢，刘文就请他们到当地最好的一家中餐馆吃饭。没想到刚到那里，大家远远看见台湾代表团一群人出来。听饭店的老板说，台湾代表团在这里庆祝中国没有被接纳入会。面对着丰盛的饭菜，刘文难以下咽。回来后，中南两方就接着起草向大会的声明稿，然后再译成法文、英文。一直到凌晨，大家才休息。
第二天清晨，代表团请使馆同志找来当天卢森堡的报纸，出乎意料的是，发现报纸上并没说大会讨论表决中国申请入会的事，只是发了个“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问题十分棘手”的消息。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正当大家在房间里议论的时候，9时30分，电话响了———是斯里兰卡刑侦局长跑到会场楼道里打来的电话，说中国入会申请刚刚通过。怎么会突然有了这么大的转机呢？刘文和大家心里都有疑问。直到10年之后，中国才得知，是计票出了错，第二天重新投票。
接到这个电话不到10分钟，欢欣鼓舞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西装革履地出发了。到了会场，台湾代表团在发表了“抗议”声明后全体退出会场，原“中华民国”的牌子被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片掌声之中，中国代表团在原副秘书长肯德尔的引领下进入大会会场。
我国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
1、1988年，我国首次成功押解潜逃国外的犯罪嫌疑人回国。这一年，福建省外贸总公司驻多哥公司经理胡正光、副经理杨苑琛携300多万美元潜逃，在当地藏匿。经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与多哥警方联系，取得支持，9月，以中国中心局名义派出民警赴多哥缉捕押解二人。
多哥警方非常配合，按我国的逮捕令将胡、杨二人缉捕羁押并协助联络从法国转机事宜。多哥还派警官协助我方将二人顺利押解回到中国。这为我国与尚无引渡条约的国家警方合作，成功实现变通引渡、追捕押解在逃人员回国，提供了经验。之后，国际缉捕引渡重要在逃人员逐步成为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重要任务，且连年增多。特别在近几年，平均每年发出红色通缉令40多份，抓捕押解外逃犯罪嫌疑人20多人。
2、1995年10月4日至10日，国际刑警组织第64届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到会致辞。有130多个成员国的警察同行参加。会议通过了18项决议，讨论了有组织犯罪、金融经济犯罪及国际刑警组织的现代化建设和地区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会议内容。
历任主席
主席亦是设立组织之初即有的职位：
Johann Sch&ouml;ber
1923–1932年
Franz Brandl
至1934年
Eugen Seydel
至1935年
Michael Skubl
至1938年
Otto Steinh&auml;usl
至1940年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至1942年
Artur Nebe
至1943年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
至1945年
Florent Louwage
至1956年
Agostinho Louren&ccedil;o
至1960年
Richard Jackson
至1963年
Fjalar Jarva
至1964年
Firmin Franssen
至1968年
Paul Dickopf
至1972年
William Leonard Higgitt
至1976年
Carl Persson
至1980年
Jolly Bugarin
至1984年
John Simpson
至1988年
Ivan Barbot
至1992年
Norman Inkster
至1994年
Bj&ouml;rn Eriksson
至1996年
Toshinori Kanemoto
至2000年
Jesús Espigares Mira
至2004年
Jackie Selebi
至2008年
Arturo Herrera Verdugo
2008年10月-现在

秘书长
秘书长为1923年成立国际刑警组织时就设有的职位：
Oskar Dressler
1923–1946年
Louis Ducloux
1946–1951
Marcel Sicot
1951–1963
Jean Népote
1963–1978
André Bossard
1978–1985
Raymond Kendall
1985–2000
Ronald Noble
2000–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