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木东事件
事件概述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路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221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绪。[1]
事件起因
1941年春，"三肇惨案"发生后，伪滨江省警务厅野蛮地屠杀了当地爱国志士和平民百姓，破坏了地下党的组织，切断了抗联部队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抗联三路军的十二支队由肇源、肇州、肇东、兰西、青冈等县撤出，转移到绥棱、庆安、铁力一带活动。[2]
十二支队根据北满省委会议精神，在政治部主任朴吉松(朝鲜族)的率领下，继续向木兰、巴彦、东兴一带转移，展开了游击战争和群众玉作。1942年7月朴吉松率领17名战士，攻打了庆安县大罗镇，火烧了警察所、大烟馆，缴获长枪十几支。8月间，袭击木兰县石头河子(石河镇)村公所，缴获长短枪9支，子弹四、五百发，又烧毁了开拓团和伪机关的许多房舍。9月11日袭击了东兴县大贵警察所。之后，十二支队又进到巴彦县北部山区一带，先后攻打了四间庙、万发村和长春警察分驻所。 [2] 
同时，他们一路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激起当地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和农民武装队。朴吉松派抗联地下工作人员周云峰去木兰县开辟党的群众工作，先后在沿山一带建立抗日救国会15个、农民武装队5个。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救国会和农民武装队热情之高，人员之多，使得日伪当局胆颤心惊。就连过去为日伪办事的伪保、甲长，自卫团长等，经十二支队的宣传教育，也都转变立场"诚服抗日联军"。[2] 
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针对十二支队打击敌人之猛，发动党的外围组织之快，命令各县特务股的特务到现场调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进一步来切断抗联与群众之问的密切联系，这就引起了"巴木东大检举"惨案的发生。[2]
事件过程
为了镇压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1942年春伪滨江省警务厅首先成立了肃正工作委员会。又网罗抗联的判徒宋一夫(原名宋效贤，曾任吉东省委书记，判变后当上了警佐)、倪景阳(原北方分局派来的工作员)、金丽珠(鲜族人，他判变革命后又起了个日本名字HLf安田方雄，任伪警佐)，以及"三肇事件"的判徒袁福林、杨永祥(绰号大杨)、杨宏杰、李忠孝等人，利用他们打入抗联内部进行刺探、搜集情报。[2]
当时日伪特务一方面暗中进行侦探，一方面配备大批的讨伐队到巴彦、木兰、铁力、庆安等县进行搜山围剿，逮捕我抗日工作人员和积极反满抗日的群众。1942年8月，铁力警务科发现抗联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十二支队以后，警正新其呆(日本人)带领一伙人一直尾追到庆安境内。庆安警务科警正小松桂三任命国长有为讨伐队队长，宫富为队副，组成50人的讨伐队，进行搜山围剿。[2]
8月3日天亮时，许亨植等人在青峰岭生火做饭，被讨伐队发现，当即将许等包围。在战斗中，许亨植和陈云祥牺牲。讨伐队从许亨植的文件包里搜出王新林、李兆麟等给许的指示文件、电报，特别是巴彦、木兰、东兴、哈尔滨等地抗日救国会组织名单，为"巴木东大检举"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资料。同年9月伪滨江省警务厅日系特务科长小圆井(警正)，特务股长泉屋立吉(警佐)、大场弥作(警佐)、野泽光三助(警佐)和朝鲜系特务平井二郎(警佐)，以及翻译王蕴璞为首，抽调省警务厅刑事科外勤警尉黄希南，南岗警察署特务系警尉刘殿铭，道外警察署经济系外勤警尉王玉环等组成了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别搜查班。班长由特务股长泉屋立吉兼任，工作主任是监督警尉重见寿一。然后，他们分赴巴彦，木兰、东兴等三县警察署组织各县的特别搜查班。这三个县的特搜班成立以后，各警察所又成立了分班，以下又分若干个行动组，并在三县村屯都建立了"谍报网"，以担负侦察和搜集抗日联军在各地建立的群众组织及抗联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的情报。据敌伪档案记载：参加侦察的有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12人，巴木东三县特务144人，密侦29人，嘱托人8人，共计193人。[2]
巴彦特搜班由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泉屋立吉和平井二郎直接指挥。县警务科特务股长久保谷正男(日本人)和副股长陆维先(警佐)任正、副班长，特务高声远任翻译。指挥部设在仁和商场(今百货批发站)后院客厅，对外称30号。[2]
木兰特搜班由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野泽光三助亲自指挥。县警务科特务股长小川广一(日本人)和副股长孙福江任正副班长，翻译王殿吉。指挥部设在大兴公司。[2]
东兴特搜班由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大场弥作亲自指挥。县警务科特务股长南村(加入日本籍的朝鲜人)和副股长尹国良任正副班长。指挥部设在南烧锅。[2]
特搜班成立后，敌人采取各种形式搜捕抗日人员和情报。巴彦县特搜班下有19名成员，都是按着各个警察署刺探所在地分片负责。其中龙泉片，洼兴片各4名特务负责，西集片5名，兴隆片6名。各个特务又以个人熟悉的地方为主，设立专责地点，凡是十二支队到过的地方，都要做为重点现场搜查。其次是利用腿子，特务利用他们地熟人熟这个有利条件，进行搜集情报。仅陆维先一个人就有4个腿子，他们是黄福田、石雨田、李福才、任鸿兴(原名任子良)。1939年陆维先派任鸿兴去兴隆镇开设《大北新报》代销店，暗中搜集各种情报，并接待来往于兴隆、东兴的特务。第三是化装侦察，跟踪刺探。1942年9月间，十二支队朴吉松带领部队在巴彦一带活动，伪省特搜班闻讯后，派大场弥作、王蕴璞、尹国良、乔××和巴彦特务孟庆余，化装成土匪，从东兴县六合屯进山奔凤山县(今属通河县)，在凤山茶馆住了十多天进行调查。特务赵洪生，他来到龙泉镇福乡屯冷振江家以当半拉子为掩护，出没于骆驼砬子沿山一带各村屯，侦察支援抗联十二支队物资及传送情报的赵春霖(骆驼砬子山上的道士，绰号赵老修)和福乡村小学校长王吉云的行动。四是设立据点，敌人在抗联经常住过的地方，如巴彦兴隆镇的"兴滨旅店"、东兴的大车店等都是特务活动据点。另外在抗联经常来往的山村，也都设有据点。如巴彦洼兴北的杨立平屯(今复兴乡社建村)，蹲点的特务叫刘伯勋，他化装成猎人，经常出没在这个山村。该屯参加抗日救国会、青年义勇队和农民自卫队的人很多，他们经常给抗联送款、送粮、送药，所以，引起了敌人的注意。[2]
抓人经过敌特的精心侦察，特搜班掌握了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的活动情况，伪滨江省警务厅依此制定了“巴木东肃正工作计划"，并将其计划拟成图表，其中包括被捕人的姓名、详细住地及特征，参加逮捕人员和编班情况以及有关逮捕前的准备工作等。1943年2月12日周云峰(当时任抗联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在巴彦洼兴金家屯被特务陆维先逮捕，送交伪滨江省特搜班，在特务的刑讯逼供下叛变投敌，供出了朴吉松的警卫员李全于2月初旬护送三路军特派员阎继哲、李景荫2人来巴彦县工作，住在兴隆镇西北李碗铺屯李延宾家中的情报。紧接着特务王蕴璞带人在天黑时到李延宾家将阎继哲、李全和李延宾3人逮捕。第二日，被押至哈尔滨松花塾。[2]
李全被捕后，被敌人严刑吓破了胆，又经过叛徒宋一夫，金丽珠、杨永祥，袁福林等人的劝说，也动摇了立场，投降敌人当了叛徒，暴露了阎继哲在兴隆镇的活动据点冯九德、冯殿文的六合一木场。致使冯家父子都在大检举中被逮捕，冯殿文惨死在狱中。[2]
李全叛变后，改名为李洪全，当上了伪警长，从事特务活动。后被派遣回到兴隆镇，以开"兴滨旅店"为掩护，以"抗联交通员"的名义在安田方雄的领导下，与久保谷正男取得联系，搜集抗联情报和检举从苏联回来接关系的地下工作人员。仅在兴隆镇期间就先后检举了3名反满抗日人员。[2]
巴、木、东三县伪警察署，积极配合这次行动，在警察署设立检举、取调、警备、看守、庶务5个班。巴彦的活动情况是，2月26日在警察训练所开警察大会进行编班。检举班(即逮捕班)由陆维先任班长，下设17个组，组长均由日本人充任；取调班即是审讯班，班长由久保谷正男担任，下设10个取调室，每个取调室有司法警察官和翻译各一名，警备班和看守班均由伪滨江省警备大队调来的特工人员负责。巴彦县的警察、特务共有368人，除留守人员外，有251人参加了这次大检举行动。木兰县除140多名警特人员参加逮捕外，还有由伪滨江省警务厅从外市、县、旗调集来的日伪警特169人。[2]
当日晚间，检举班以讨伐"匪区"为名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坐汽车分别赴木兰、东兴，巴彦的兴隆、黑山后，以及县城附近的23个街村进行搜捕。27日，将逮捕的反满抗日人员都戴上黑帽子(即红里黑面的布口袋)，手铐不够就用铁丝拧着双臂，将逮捕的人犯都送到各县日本大营和伪警察署关押。[2]
从2月26日到8月15日的第一次大检举中，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共逮捕334名，其中仅巴彦就逮捕132人。但这并没有实现日本侵略者一网打尽反满抗日人员的欲望，于是在同年的5月25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三县又抓184名，其中巴彦63人。前后两次共逮捕518人(巴彦195人，木兰196人，东兴127人)。[2]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40余名。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3]
解放后，据巴彦县公安局的调查，两次大检举全县共有222名爱国人士被逮捕，其中巴彦县城56人，五区20人，七区63人，八区37人，九区46人。在这222人当中，还不包括被敌人秘密处死的与抗联有联系的8名伪警察。 这两次大检举，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共破坏抗日救国会14处、青年义勇军和农民武装队儿支。巴彦县被逮捕的党的地下工作者3人，抗日救国会会员46人，抗联战士5人，农民武装25人，其他反满抗日人员13人，还有为抗联拉道、送粮、捐款、提供情报的130名群众，使反满抗日活动遭到极大的损失。[2]
日伪当局对"巴木东大检举"的被逮捕人员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迫害，为了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和抗联的活动，对他们施遍了各种各样毒刑，象什么"灌辣椒水"、"抽皮鞭"、"过电"、"香火烧"、"上大挂"、用"皮口袋摔"等，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真实情况。据敌伪档案记载；巴彦、木兰、东兴三县被敌特刑讯致死者60人，拘押死亡者21人，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占三分之一以上。在巴彦监狱关押期间，被逮捕者过着非人的生活。戴在"犯人"头上的黑帽子和手铐不许摘下来，有的被捂坏了眼睛，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变成了疯人。在狱中不许“犯人"睡觉，又不给水喝，一顿仅给一碗高粱米粥，人人骨瘦如柴，每天都有人死去。特务就用大板车偷偷地将死尸拉到城外埋掉。[2]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3]
事件结果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3]
1943年6月中旬，逮捕救国会320人，其中47人被杀害，27人判死刑，其他投狱。指挥下令者：富冈泄野；执行者是警务厅特务科长项冈义政等人。1943年2月和1943年3月15日，在巴彦、木兰、东兴、庆城、铁力、绥化地区滨江省警务厅、北安省警务厅第一次捕了约450人，第二次捕了约150人，合计逮捕了600名第三路军救国会组织人员。战犯沟口嘉夫交待。1943年3月-1943年6月间，伪滨江省警务厅对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县的三路军战士、救国会及武装组织进行两次搜捕。共逮捕720人，60人被杀害，552人被判送，108人被释放。[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希亮介绍，仅据敌伪档案记载，在此次事件中死于重刑之下的爱国人士就达80余人，而实际遇难者必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外，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者达数百人，相当于被捕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另有250余人被判徒刑。[5]
相关罪犯
沟口嘉夫沟口嘉夫在担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地方检察官和哈尔滨高等检察官时，在“巴木东事件”中抓捕我抗日军民50余人。他在庭审调查时供述：“1945年8月，战争的形势对日本很不利，苏联也参加了战争。9日，我曾到哈尔滨郊外挖防战车壕，但是不久挖防战车壕的工作就停下来了，这样我就完全清楚地看到日本一定要失败了。8月12日回来后，我就越发想到一定要把孙国栋先生杀害，因为我是审讯孙国栋事件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如果不杀掉孙国栋先生，我的生命是有危险的。8月14日，我在哈尔滨高等检察厅见到了伪滨江省警务厅的特务科长高锦警佐，我就和他讲必须杀掉狱中的中国抗日救国人员和爱国者，如果在监狱里不便执行，希望能使用警力把他们全部杀  沟口嘉夫[6]掉。高锦警佐立即回答说，可以派几个年轻的部下把他们杀掉。当天下午3时，我去哈尔滨道里监狱，在二楼看见奥圆监狱长，我要他把监狱里的全部死刑犯都杀掉。他当时回答说，全部杀掉是不可能的，因为监狱中的看守不会服从这个命令。当时我就命令他，那不行，至少一定要把共产党人，特别是抗日联军的领导人孙国栋杀掉。当时我身上带着枪，我把枪拿到前面，严厉地命令监狱长奥圆，结果他服从了我的命令。他就命令他的部下把孙国栋先生从监狱里提出来，押到哈尔滨刑场绞死了。当时我也在场。孙国栋先生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死在刑场上的。我感到这样还不够，想把其他人也全部杀掉。于是我到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去联系。当时警务厅已没有人，我又到南岗去找宪兵队，我要求宪兵队派兵力来把他们全部杀掉。宪兵队长说，不能出动兵力，他让我用毒药或盐酸钾把他们杀掉。后来用盐酸钾杀害的意图也没有实现，日本就投降了。当时到道里去是有危险的，我也就没去，结果其他人就没能杀成，仅仅杀害了孙国栋先生。”[7]于镜涛一九四三年春，伪滨江省的人民在开拓、粮谷、劳工等政策的重压下，已到水尽山穷的地步，食穿俱无，春天依靠树叶为生，冬天妇女小孩坐在草囤里不能出门。而我执行日寇政策仍然毫不放松，并且还怕人民反抗，帮着发动“巴木东”事件。这是继“三肇”事件之后，以治安肃正为名，有计划的血腥镇压人民。在伪次长中岛的领导下，伪警务厅长富田主持此事。在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三县被检举的爱国人士有校长、学生、街村屯长和伪官吏，如巴彦县兴隆镇伪警察署长蔡某等，以后逐渐扩大到伪龙江省的绥化、铁骊两县。先后罗织到六百余人之多，送交检察厅起诉的有四百来人。[8]  于镜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