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有字号
概述
20世纪40年代四川成都的“大有字号”，是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掩护企业；主要从事党的上层统战、情报工作，以及协助、配合地方党组织的武装斗争和经济工作。
从“群生公司”到“大有字号”
“大有字号”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是胡春浦。
胡春浦，四川渠县人，1913年生。1931年到上海读大学时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与共产党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在上海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保卫部“特科”的情报训练后，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1939年后，受中共长江局派遣，在四川长期从事国民党党、政、和社会各界上层军政人员的情报、统战工作，以后直接受中共南方局的领导。
1939年，胡春浦在汉口期间，先后受中共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指示：到成都利用其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黄季陆的特殊关系，独立工作并与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同志保持组织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0年三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罗世文等被捕；胡即利用先前的一些地方关系到成都周边川西各县开展活动。次年,南方局刘文哲来成都传达周恩来指示:继续搞好黄季陆的关系,坚持工作。此后，他进一步取得了黄的信任，打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机关；并担任了黄私人开办的“群生公司”经理。
“群生公司”是黄季陆在灌县开采黄金的私人企业。胡春浦以此为掩护，广泛结交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地方权势人物，以获取重要情报。在此期间，他往来于成渝之间，向中共南方局领导董必武等汇报工作、接受任务。
1943年秋，鉴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曾于1939年因胡在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陈离部“策动”731团团长刘景素率团起义的事，要逮捕胡春浦的命令尚未撤消，董老（董必武）派陈于彤通知胡春浦立即离开成都，如无合适地方可，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公开身份。胡春浦考虑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关系来之不易，一旦公开身份，不仅先前的工作基础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连累其他的统战关系。遂经请示南方局批准“停止活动，保留党籍，等待时机。”后他随即离开成都，到川西的县、乡隐蔽以待时机，伺机而动。
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生存和活动的经费是一件大事。因此，当胡春浦在隐蔽期间，了解到成都西北灌县、彭县一带的二峨山麓有数十家小煤窑，由于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经营艰难的情况后。他即决定整合资源，创办企业，以便为党的活动提供掩护和筹集经费。他通过当年上海的同学、时任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经理的王彦立同志（王1937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逝前曾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得到帮助，遂以启明电灯公司的名义，借助他交往的地方势力，相继收购了11家小煤窑，组建了“向峨煤矿”，他自己担任经理。
由于胡春浦社会关系广泛，经营得法，煤矿生产经营顺利，很快开始盈利。胡春浦通过陈于彤将情况向董老做了汇报，要求将企业交给党组织。
董老指示，煤矿仍由胡负责经营，但每月从盈利中提出党的活动经费。其中给川康特委十万元，资助南方局领导的《华西晚报》（公开是民盟办的，由南方局领导的中共党员田一平负责）五万元。不久，组织关系在川康地方党，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张家壁同志到向峨煤矿来担任会计；还先后由各方面党的关系选派了杨光鼎、段景鄂、周孟建、陈自文、张扬、王钧等一批进步学生、青年来煤矿工作，以加强力量、培养干部。煤矿每月向川康特委和《华西晚报》提供经费，有力地支援了党的地下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此时，戴笠已死，加之黄季陆的亲自斡旋，重庆军统方面撤消了对胡春浦的通缉令。按照董老和张友渔的指示，胡春浦返回了成都，并和罗髫渔、田一平三人组成工作小组；后又奉董老指示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四川领导机构的工作。
1946年春，胡春浦以向峨煤矿为基础，借用几年前黄季陆的“群生公司”为招牌，在成都建立了群生公司“成都办事处”，以此为掩护站住脚跟。公司办事处业务主要是在成都推销向峨煤矿生产的煤炭。此前，经可靠关系介绍，胡春浦认识了组织关系属于地方党刘家言同志。这时刘也到“群生公司”工作。为了解决当时公司经费困难，家言同志变卖自己家的田产500万元大洋交给公司作经营运转经费。      
1946年底，胡春浦将“群生公司”更名为“大有字号”。“大有字号”的名称，来源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大有农场”。这时候国共两党已呈不共戴天之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撤离。胡春浦以此为字号名，意味着字号与党组织的关系。字号设址于成都商业中心东大街。
大有字号的工作
“大有字号”在胡春浦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成为中共南方局在四川的统战、情报、经济以及协助、配合地方党组织工作（主要是情报和地方武装斗争）等各方面工作重要联络点，为支持和协助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迎接四川的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以经商为掩护，从事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　　“大有字号”成立后不久，为便于工作，胡向南方局提出希望打通此前已经在一起经营公司，但党的组织关系仍在地方的刘家言、张家壁同志的组织关系。于是，在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的华健主持下成立了党小组。党小组成员为胡春浦、刘家言、张家壁，胡春浦任组长；这个党小组也是“大有字号”的领导核心。字号的经理由张家壁担任，胡春浦在公司内的地位相当于董事长。字号的业务主要经营白糖、煤、桐油等批发生意和典当、资金拆借等，门市上则兼营一些小买卖。胡春浦主管大进大出的买卖，和内江、资中等地的白糖厂商进行业务往来，大批量的白糖在东门芷泉街的库房存放提取。字号在福建、谦泰裕等几个银行开户，支付手段，交易批量，账户往来，一切都按照大商业的规格进行，在商界和社会上被视为有诚信的大商人，因而也有慕名来搭股的。“大有字号”很快在商界，甚至政界都有了知名度，在银行可以透支，在商业往来中还可以利用“比期”、“调整头寸”等方式加速周转，“借鸡下蛋”；在周转资金有限、又要保证完成资助党的工作的情况下搞活了经营。 “大有字号”的兴办，为党的地下斗争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掩护条件。字号招牌打响后，每天到字号来找胡春浦的人很多。以这个平台，胡春浦进一步有意识结交各界各种政治态度和身份的人，以便利用这个条件更有利开展工作。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构的人，他们看见的却只是胡春浦和来字号找他的人又是打牌玩耍，又是谈生意，一点也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政治活动。胡表面的公开社会活动很符合商界和社会名流的表现。他和黄季陆（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四川大学校长），向传义（国民党四川省参议长）、熊倬云（国民党军统特务蓉站站长、四川省会警察局二分局局长），等交往频繁，熊倬云更是大有字号的“常客”。胡春浦因此被社会公认为“社会贤达”，他自己也时常利用这个身份出现在社会活动的各种场所。在有效掩护的条件下，“大有字号”成为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联络的重要“据点”之一。川康特委领导蒲华辅、华健；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罗髫渔，田一平等同志常在“大有字号”秘密开会，制定重大行动计划。一段时间里，到“大有字号”联系工作、接受任务的同志往来不绝。胡春浦还和张家壁协力策反了国民党军队情报官员张灿华，使其为党提供军事情报，如搞到了川西和川南的军事地图以及国民党在成都附近的兵力部署情报，还设法搞到数张大邑县政府的空白通行证，供转移过境的地下武装人员使用。“大有字号”还将得到的有关情报及时转告相关同志，使之及时脱险。如1947年5月，胡春浦从他安排到中统工作的进步人士何铮处得知，特务已将成华大学进步学生陈和玉列入黑名单，立即进行紧急部署，由张家壁雇船将陈转移乐山脱险。在得到国民党将进行对民盟等民主人士的抓捕（即“6.2大逮捕”）的情报后，胡立即通知了田一平等人。
（二）为地方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提供经费物资
胡春浦从1946年4月创办向峨煤矿时，就按董老的指示每月向川西党组织提供10万元活动经费，每月为南方局领导的华西晚报提供经费5万元。“大有字号”创办后继续提供这些经费。一次华西晚报遇到经济困难，田一平向胡春浦提出需要100万元印刷费，胡立即吩咐张家壁办理（后来只使用了20万元）。其时，地方党组织地下武装的经费，各地来联系工作和接受任务的同志来往的路费，购买军用物资所需的款项，“大有字号”也都应需支付。1947年春，川康特委在仁寿县籍田铺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特委书记蒲华辅到“大有字号”找胡春浦提供枪支和军用物资，帮助骨干转移。事前胡春浦虽然对这次暴动的时机有不同意见，与蒲两人曾经为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议。但事已至此，胡毫无犹疑，全力相助，立即从“大有字号”提出三十多万元供转移、疏散人员的经费；又亲自找到统战对象熊倬云，搞到12枝手枪，一批子弹，以及望远镜、指南针、地图、毛毯、电筒等军用物资，交给蒲华辅。并派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李俊民同志（中共党员，从延安回川，其时在刘文辉部从事军运工作），协助撤退的同志安全顺利地疏散转移到川康边境地区。在那段时间，凡有地方党的同志或进步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向“大有字号”求助，胡春浦都让经理张家壁如数付给。 “大有字号”资金的主要来源，其一是办向峨煤矿和群生公司时的经营利润；二是刘家言同志变卖家产的贡献；三是面向社会募集的股份；四是重庆天一医院交胡春浦代管的一笔存款。为了使给党提供的经费支出不致引起怀疑，“大有字号”的建账有周密考虑，通过巧立名目让这些支出都用商业往来反映出来，很难发现破绽。由于在提供武装斗争需要上开支过大，“大有字号”资金一度紧张。为此胡春浦多方设法筹资，如他利用有的同乡想当国民党的“国大”代表、请他帮忙拉选票的机会，将其大笔活动经费转到“大有字号”账上，巧妙挪用为武装斗争经费。为满足秘密斗争需要，胡春浦又于1947年秋与罗髫渔筹建了川大印刷厂。当时四川大学出钱收购了原《民众时报》印刷设备，交给在川大任出版处处长的罗髫渔同志印刷教材，罗又将设备交胡春浦管理。于是，大有字号派了字号的职员周臻（党员）等人到川大，筹建了川大印刷厂。川大印刷厂1947年8月投产，成为“大有字号”党组织领导的又一个新的工作据点和经费来源。
（三）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党员队伍
“大有字号”因其特殊的使命，在招收员工时十分重视其政治面貌，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党员队伍，先后培养、发展了数十名进步青年投身党的事业和加入党组织。 1947年底，因“小民革”案，胡春浦在成都被捕。刘家言此前已到西康筹划组织武装斗争及经费，张家壁则迅速由组织安排转移到川南，“大有字号”遭到国民党的查封而关闭。至1948年春，刘家言、张坤壁在雅安被捕；加上在此后被捕的“大有字号”职工王钧、家属罗娟华等，“大有字号”共有多人被捕，均被送往重庆关押。除了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出狱的外，“大有字号”党组织成员刘家言、职工王钧、家属罗娟华三人于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大屠杀。以“大有字号”党员职工为核心组建的川大印刷厂，也积极发展党的力量，仅在工人中就发展了七八名党员。在大有字号被迫关闭后，川大印刷厂的党组织继承大有字号的事业，完成了极秘密的政治任务，参加了成都市的工运工作，印刷了示威游行散发的传单等，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协助策划、领导地方党组织武装斗争
“大有字号”成立后，为配合党的解放战争，把准备武装力量、组织武装斗争放到最重要的地位。1947年初，胡春浦与蒲华辅、华健研究商量，相继派刘家言长期培养或联系的陈士英（由胡春浦、刘家言介绍，华健主持入党）、肖汝霖、周鼎文、李安澜等同志去邛崃、大邑、乐山筹备武装斗争；这些同志后来成为川康游击武装的领导核心。“大有字号”的党小组还决定由刘家言带一个小组到雅安，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活动，并输送了武器和经费，在地方势力的掩护下准备和掌握武装，伺机起事。 1946年末，田一平将他负责联系领导的南充、绵阳原来以“小民革”名义搞的党领导的武装也交由胡春浦领导。籍田铺起义失败后，蒲华辅与胡春浦商定，将原先由川康特委领导的几支武装交由胡春浦统一领导，由胡选派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提供军费物资。 1947年10月，胡春浦通过熊倬云等帮忙，购买了可以配备一个连的步枪和三挺机枪，并在西康刘元瑄部搞到两个“川康边防大队”番号，准备先以合法名义首先在大邑建立一个连的队伍，然后在川西南盆周山区建立根据地。但此计划因胡春浦的突遭被捕而致中断。
胡春浦被捕和“大有字号”关闭
1947年10月，四川“小民革”领导成员李荫枫在重庆被捕，供出了“小民革”在四川的“军事计划”及牵连胡春浦等人。行辕特务头子徐远举怀疑“小民革”的活动与共产党有关，亲自带人到成都抓捕胡春浦。1947年10月15日 ，胡春浦在家中被捕，家被查抄，“大有字号”的账本也被特务命令交出。但特务只掌握胡春浦的“小民革”的身份，从“大有字号”的账本上也查不出问题，因此未造成更大损失。胡春浦还在紧急关头利用关系，及时毁掉党的重要材料（前一天刚刚送来的剑阁地下武装要军备的信件和川大学生李安澜的入党申请书），并通知任川大印刷厂厂长的陈西虞同志安全转移。
胡春浦等人被特务用飞机押到重庆白公馆关押后，“大有字号”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而关闭。“大有字号”（含“群生公司”和“向峨煤矿”）虽然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大有字号”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即将到来的川西和平解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界评论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地下斗争工作以及其胜利，是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当时的工作、斗争环境和条件需要，从不同的组织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开展并取得的。这是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的客观状况。
而胡春浦、刘家言、张家壁等同志及成都“大有字号”（含“群生公司”和“向峨煤矿”）的工作情况，真实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那个时期的历史。但是，甚至连刘家言、王钧、罗娟华三个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的烈士，他（她）们在“大有”的这段斗争历史竟然也没有被反映出来。因此，“大有字号”作为党的斗争历史不仅应该得到尊重，也应该载入史册。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材料难免有不尽翔实、准确之处。其主要根据仅限于胡春浦（1983年3月去世，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所述基本上是其“文革”中被审查的“交代”）、田一平（逝前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张家壁（1950年代曾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逝前任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周臻（逝前曾任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子明（曾任宜宾市委党史办副主任）、李俊明等人的回忆材料及参考了部分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