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戴胄
人物生平
戴胄，性鲠直，有干才，对于律令法规和典章制度颇为通晓。隋朝大业末年，任门  戴胄[1]下录事，后又在越王杨侗处任给事郎。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下宇文化及所杀，留守东都洛阳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次年春，王世充欲废帝自立，戴胄曾力谏劝阻之，王世充不听，并把他派出去任郑州长史，守卫虎牢。武德四年（621年）五月，秦王李世民率军攻克虎牢，戴胄被俘，李世民让他在秦府担任士曹参军。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戴胄为兵部郎中，封爵为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一职暂缺，太宗以为“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经过认真考虑，乃命公直执法的戴胄担任此职。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太宗皇后之兄）被召，未解佩刀而径直入宫，违犯了“卫禁律”，监门校尉当时没有察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失职，罪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判徒刑一年，以罚铜20斤赎罪。太宗表示同意。而戴胄却反驳道：“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刀入内，同属一时疏忽所致。陛下若念无忌有功，从轻处置，那么，不是本官所能管得了的。如果依据法律来处理，仅仅罚铜20斤，恐怕未必合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而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可以不执行呢？”乃命重新议罪。封德彝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太宗欲从之。戴胄又说：“校尉因无忌而获罪，根据法律，处置应当从轻。至于说到他们的过错，其实是一样的。而现在这样的处理，一生一死，差别是如此之大。所以，我决然请求予以改判。”太宗于是免除了校尉的死罪。[2]　是年（贞观元年），戴胄升任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尚书左丞。当时尚书省不设尚书令，左仆射萧瑀免官，右仆射封德彝病卒，左、右仆射之职暂缺，政务全由戴胄和魏征两人处理。戴胄“处断明速”，繁杂的政务办理得果断而迅速，人们都认为，像这样称职的尚书左、右丞，从唐高祖以来，还是很少见的。未几，胄又兼领谏议大夫，与魏征轮流帮助太宗检点朝政之得失。
鉴于往年遇到灾荒，都是由国家粮仓拨出粮食进行赈济，而国家粮仓所存粮食有限，远远解决不了问题。戴胄乃于贞观二年春上疏说道：“水旱之灾，历朝历代都在所难免。国家要有至少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礼经》上所训诫的。如今正逢战乱之后，百姓流散，人口剧减，每年上缴的租粮，从未填满过国仓，而随即又须拿出来救济，仅仅够当年所用。倘若遇上大灾之年，用什么来赈济呢？所以隋代开皇年间立下制度，全国各级政府，层层储备粮食，名曰社仓，因而隋文帝时期，未曾发生过饥馑之事。到了隋炀帝大业中期，国库储粮不足，又取社仓之粮以补国用，于是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有鉴于此，臣建议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每年秋粮下来，按耕种土地的多少交纳租粮，所交租粮，就地储备于义仓之中。”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同年四月，“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
贞观初，“朝廷盛开选举”，大力选拔人才。太宗下令，如有假冒做官资历者，必须自首，否则处以死刑。当时有个任徐州司户参军的柳雄，伪造在隋官资被发觉。戴胄根据法律判其流放罪，并上奏太宗。太宗说：“我下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判其流刑，这不是向天下显示说话不算数吗？你想要卖法么？”戴胄说：“陛下即刻杀掉那人，臣是管不了的。既然交付法司处理，臣不敢违犯法规。”太宗说：“你只管自己守法，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法律是布告天下、取信于民的国家大法，皇上的话不过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气忿所说的话而杀人，这怎么可以呢？现在将案犯处之以法，这乃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顺从小忿而违背大信，臣实在为陛下惋惜啊！”太宗欣慰地说道：“朝廷执行法律有失，先生总是能够加以纠正，我还担忧什么呢？”像这类犯颜执法的事例还有很多，史称戴胄“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
贞观三年（629），戴胄进拜吏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十二月，尚书右仆射杜如晦以疾罢相，临终前，他提议让戴胄掌管选拔任用官吏的吏部。太宗即于贞观四年二月命胄检校吏部尚书。戴胄为人虽忠正鲠直，秉公执法，很有干才，但他出身低微，“无学术”，不通经史。在吏部供职期间，“抑文雅而奖法吏”，对于有才学的文人学士，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意无意地压抑了他们；而司法方面的官吏，却往往得到他的奖进和重用，因而为“时议非之”。太宗只好免去他的检校吏部尚书之职，让其仍以吏部尚书参预朝政。不久，戴胄进爵为郡公。
贞观五年（631）九月，太宗命人修复仁寿宫，并更名为九成宫，接着又要修葺洛阳宫。戴胄上疏劝阻说：“陛下立国于暴隋之后，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国家得以安定，此大功大德，普天下之下谁不称赞呢！臣才识浅陋，但愿以区区之诚向皇上进言，陈述一下臣职分之内的事情。近见关中、山西一带，都在增置军队，富裕农家的丁壮，纷纷被征从军。修复九成宫时，又将剩余的男子役使殆尽。京城方圆两千里以内，壮年男子大都早已派给了司农寺和将作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还有遗留下来的丁壮，又能够征派得了多少呢？刚刚经历了战乱离散，民间户少人弱，一人从军服役，全家便会废于农事。从军者督促他们去打仗，服役者责求他们交送粮秣。一家之口尽力耕作，也大都难以维持生计。我担忧这样会引起天下百姓的怨仇。七月以来，雨水过多，河南、河北一带，田地低下，究竟能否获得好收成，还很难说。加上国家和军队之所需，都要取之于国库，上缴的绢布，每年均在百万匹以上。丁壮服役后既然已经所剩无几，而赋税不减，费用不止，国库是要空虚的。况且洛阳宫殿目下足以遮蔽风雨，待数年后修毕，也不能算晚。倘若一定要马上修好，恐怕是会使百姓们困扰不堪的。”太宗览奏，对戴胄甚为赞许，并对身边的侍臣说：“戴胄与我并无骨肉之亲，但他却始终以忠正公直砥砺自己的操行。其体察国事，情深意切；遇有紧要大事，无不上奏陈述申明。我进封他的官爵，是要酬报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贞观七年（633年）六月，戴胄病卒。太宗罢朝三日，为之举哀，并赠其尚书右仆射，追封为道国公，谥曰“忠”。又“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史籍文载
《旧唐书》列传第二十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也。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越王侗以为给事郎。王世充将篡侗位，胄言于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须同其休戚，勖以终始。明公以文武之才，当社稷之寄，与存与亡，在于今日。所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代禄之盛，则率土之滨，莫不幸甚。”世充诡辞称善，劳而遣之。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胄又抗言切谏。世充不纳，由是出为郑州长史，令与兄子行本镇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知卿。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廕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转尚书右丞，寻迁左丞。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文皇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太宗从其议。以其家贫，赍钱十万。
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仆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谓胄曰：“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仆系之于卿，当称朕所望也。”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又领谏议大夫，令与魏徵更日供奉。三年，进拜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仆射杜如晦专掌选举，临终请以选事委胄，由是诏令兼摄吏部尚书，其民部、庶子、谏议并如故。胄虽有干局，而无学术。居吏部，抑文雅而奖法吏，甚为时论所讥。四年，罢吏部尚书，以本官参预朝政，寻进爵为郡公。五年，太宗将修复洛阳宫，胄上表谏曰：
陛下当百王之弊，属暴隋之后，拯余烬于涂炭，救遗黎于倒悬。远至迩安，率土清谧，大功大德，岂臣之所称赞。臣诚小人，才识非远，唯知耳目之近，不达长久之策，敢竭区区之诚，论臣职司之事。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
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
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
野史逸闻
戴胄　
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胄以唐贞观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每见胄著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问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昔误奏杀人，吾死后，他人杀羊祭我。由此二事，辩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友，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出《冥报记》）
【译文】
戴胄向来跟舒州的别驾沈裕相好。戴胄于唐贞观七年死去。第二年八月，沈裕在舒州梦见戴胄走在京城义宁坊西南街上。只见他穿着过去那件破衣服，面容十分憔悴。看见沈裕，戴胄又悲又喜。沈裕问他一向可好，现在做什么。戴胄回答道："我过去由于误奏一本，错杀了好人；我死之后，别人杀羊祭奠我。由于这样两件事情，把我折腾得好苦，真是苦不堪言。今天，事情总算过去了。"接着，他又对沈裕说："我平生跟你那么好，竟然不能帮助你晋升，心中十分遗憾。今天，你终于升为五品官了，命令已经从天曹发出，我来是给你报喜的。"戴胄又庆贺了一番。说完话，沈裕便醒过来，把这件事对别人讲了，希望这梦能够成真。当年冬天，沈裕又进京等待分配。有铜罚，不得官。于是，他又对别人说自己作的梦不灵。贞观九年春天，沈裕要回到江南去，走到徐州时，皇帝的命令到了，封沈裕为五品官，任婺州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