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勋初
人物简历
周勋初，男，1929年4月11日生，上海市南汇县人。没有参加过什么党派。师从胡小石先生，1959年留校（南京大学）任教至今。
1954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至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1957年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副博士研究生，
1959年肄业，改任助教。
1961年升为讲师。
1980年升为副教授。
1984年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
1986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84年至1987年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
现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
  周勋初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展览会
1991、1995、1996、1998、2001、2002年分别赴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东海大学、东吴大学、成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兴大学、逢甲大学、交通大学、玄奘大学、暨南国际大学讲演。
1994年应日本文部省邀请，任特聘教授，赴国立奈良女子大学讲  周勋初与横山宏在天理图书馆阅古钞长卷学，国立京都大学、大坂市立大学讲演。
1991、1993、1995、1996、2001、2002年分别参加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与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举办的国际会议。
1997年应邀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莱斯大学、华盛顿大学讲演。
1998年赴台湾清华大学任教，2002年赴台湾东海大学任教。 
  学生代表吴正岚老师向周先生及师母敬献鲜花
2008年4月20日，周勋初先生八秩华诞庆典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中美文化中心匡亚明报告厅隆重举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丁帆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郁贤浩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先生、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胡传志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莫砺锋教授在庆祝会上致词并代表所在单位向周勋初先生赠送了贺礼。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向大会发来了贺信、贺电。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南通大学文学院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献学系、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南京大学图书馆、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等单位以及专家学者个人向周先生赠送了花篮、寿联、寿诗、寿序。
  周勋初八秩华诞庆典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合影
当天下午，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了周勋初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周勋初先生弟子、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发言。
研究方向:
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
半个世纪以来，周勋初先生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奉献了全部热情与精力。作为驰誉海内外的杰出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
现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所著《高适年谱》(专著)，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7年，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册府元龟》（校订本）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获奖情况
1989年、1991年两次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1991年起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评为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学科带头人。
研究成果
个人著作[1]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75000字  周勋初著述一览
[2]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273000字
[3]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205000字；（台湾）丽文文化公司，1994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189000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 200000字；（韩国）理论与实践出版社（全弘哲等译），1993年8月；（日本）勉诚出版社（高津孝译），2007年7月
[4]韩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44000字
[5]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115000字
[6]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7月，536000字
[7]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213000字
[8]唐诗大辞典（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1490000字  周勋初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部分版本
[9]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293000字
[10]唐人轶事汇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1736000字
[11]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230000字
[12]诗仙李白之谜，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11月，14000字
[13]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246000字
[14]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
[15]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2600000字
[16]罗根泽说诸子（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274000字
[17]李白研究（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406000字
[18]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凤凰出版社，2004年12月，230000字
[19]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350000字；2006年7月第二次印刷
[20]《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12月，15777000字
[21]馀波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365000字
[22]胡小石文史论丛（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278000字集体著作[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9月，列入“参加本书编订工作的主要编写人”
[2]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增订本，后记中云“曾在一段，时间内参加编写”
[3]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后记中云“全书的文字统一和校勘工作是由周勋初同志负责的”
[4]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列入主要编写和修订人，新一版、新二版均参加编写正式发表学术论文[1]谈谈汉字简化的历史（中国青年报，1956年3月24日）
[2]评汉字笔顺排检法（中国语文，1957年1期）
[3]携手并进（小说），（雨花，1958年5月号）
[4]评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根本观念”（火箭，1959年1期）
[5]禹鼎考释（与谭优学合写〉，（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2期）
[6]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
[7]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65年3期）
[8]韩非与百国春秋（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3期）
[9]《战国策》与《韩非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
[10]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2期）
[11]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群众论丛，1980年第1辑）
[12]《韩非子·十过》非韩非作（活页文史丛刊，第1辑，1980年）
[13]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文史第8辑，1980年3月）
[14]王充与两汉文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1980年7月）
[15]谈“唐十二家诗”（学林漫录2集，1981年3月）
[16]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4期）
[17]刘勰的两个梦（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
[18]《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1982年2月）
[19]阮籍《咏怀》（其二十）诗新解（文史知识1983年1期；《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中华书局1984年）
[20]学习古代文论随感（光明日报，1984年1月24日；《文学遗产》622期）
[21]皇甫冉《秋夜有怀高三十五兼呈空和尚》诗发微（《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22]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学林漫录9集，1984年12月）
[23]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期；《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11月）
[24]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1辑）
[25]开拓型的学者罗根泽（光明日报，1985年6月18日；《文学遗产》，683期）
[26]程千帆教授的学诗历程（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号，1985年）
[27]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5期）
[28]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草堂，1985年2期）
[29]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1985年）
[30]罗根泽先生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31]《（唐语林〉原序目》考辨（唐代文学论丛总8辑，1986年12月）
[32]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学遗产，1987年1期）
[33]卢言考（学术月刊，1987年4期）
[34]罗根泽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35]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期合刊）
[36]王堂闲话考（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3期）
[37]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1期）
[38]周勋初同志在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高校古籍整理工作通报20期，1989年）
[39]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特色和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9期，1989年）
[40]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书品，1989年2期）
[41]《明皇十七事》考（古籍整理与研究4期，1989年）
[42]赵璘考(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89年）
[43]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5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44]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文学遗产，1989年5期）
[45]开阔视野实中出新（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
[46]身在庐山之外的人反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0年2期）
[47]释“赋”（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4期（总31期〉）
[48]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5期）
[49]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香港〉中华国学2期，1990年5月）
[50]“芳林十哲”考（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
[51]顺其自然地登攀（文史知识，1991年4期）
[52]写作《高适年谱》的机缘与甘苦（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2期（总第35期〉）
[53]《隋唐嘉话》“拾补”商兑（书品，1991年2期）
[54]中国古籍在大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台湾]国文天地，7卷三期，1991年8月）
[55]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5月）
[56]王粲患麻疯病说（学林漫录13集，中华书局1991年5月）
[57]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
[58]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和著录（文学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
[59]“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
[60]《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刘勰《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书店1992年5月）
[61]张骘《文士传》（辑本〉（古典文献研究1989年─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
[62]韦绚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6期）
[63]敬业小言（南大书友总3期，1993年4月上旬）
[64]李白在诸王分镇问题上遭致失败的内在原因（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65]论李白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事的态度（文学遗产，1993年3期）
[66]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中国文化，第8辑，1993年6月）
[67]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68]隋唐嘉话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1993年9月）
[69]严杰《欧阳修年谱》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11月）
[70]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江海学刊，1993年6期；《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1]《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2期（总53期〉）
[72]赋体评议（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1994年6月）
[74]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文学遗产，1994年6期）
[75]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
[76]《酉阳杂俎》成书考（《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77]中日友谊之树长青（桔颂（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1995年）
[78]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1995年2月）
[79]日本访书散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1995年4月）
[80]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6月）
[81]《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总第62期〉）
[82]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1995年10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83]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1995年12月；唐代文学研究，1996年9月）
[84]《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
[85]文化同根倍情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
[86]“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文心雕龙研究第二辑，1996年9月）
[87]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感（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88]怀念老校长匡亚明同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7年第一期（总314期〉；《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89]读稿杞忧（文学遗产，1997年第二期）
[90]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
[91]勋初自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
[92]周老任职南京大学时的高风亮节（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54期）
[93]陈寅恪研究方法之吾见（《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94]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学术集林1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1月）
[95]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文学评论丛刊1卷1期，1997年12月）
[96]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
[97]《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周年纪念有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
[98]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序（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8月）
[99]文献学与综合研究（《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
[100]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101]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2期）
[102]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思考（中国政协报，1999年6月2日学术家园总64期）
[103]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胡小石研究》，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
[104]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
[105]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辞赋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106]开湖泊志之先河的《太湖备考》（新华日报，2000年1月15日）
[107]评刘勰文学观的双重标准（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文苑出版社2000年2月）
[108]李白屡遭挫折与倍受赞誉之两面观（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2月）
[109]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1期）
[110]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1，期）
[111]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
[112]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
[113]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序（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114]《唐钞文选集注江存》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
[115]纪念程千帆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0年3期）
[116]李白剡中之恋放谈（中国李白研究1999年集“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专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
[117]纪念古道热肠的洪诚先生（文教资料，2000年6期）
[118]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序（黄山书社，2000年12月）
[119]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
[120]《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
[121]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4期）
[122]梦断黄金台（文史知识，2001年10期）
[12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124]先进文化与古典文献研究（《先进文化与建设江苏文化大省——第一期（政协委员论坛〉论文汇编》，2002年3月）
[125]我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文字因缘（书品，2002年2期；《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5月）
[126]李白族系之争的时代背景（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127]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128]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129]姚曼波《（春秋〉考论》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130]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古典文献研究，2003年1月）
[131]孙望先生的人格魅力（《诗海扬帆——文学史家孙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132]武秀成《（旧唐书〉辨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
[133]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134]我与李珍华教授的四次相聚（《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135]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136]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古典文献研究总第7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7月；《古典文献研究》总第8辑，2006年1月）
[137]谈笔记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7月）
[138]异曲可以同工——评两种研究六朝江东士族家学家风问题的著作[署名古愚]（书品，2004年5辑，2004年11月）
[139]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
[140]党银平《崔致远研究》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
[141]探索与困惑——研究宗教与六朝文学的一点思考（《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
[142]《永志无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集）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143]《翰墨激情》（纪念抗日胜利60周年文集）序（自印本）
[144]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沧海求珠》——张文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
[145]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社会科学论坛，2006/2〔上半月刊〕；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1期）
[146]匡亚明校长在人才问题上的巨大贡献（南京大学报2006年3月28日匡亚明百年诞辰纪念专刊）
[147]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2期）
[148]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总第181期]）
[149]李白与羌族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06第一期[总第81辑]）
[150]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
[151]三教论衡的历史发展（古典文献研究总第9辑，2006年1月）
[152]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12版《学术副刊》）
[153]李白诗原貌之考索（文学遗产，2007年1期）
[154]《百年汉学论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2月）
[155]《唐代乐人考述》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东方出版社，2006年11月）
[156]我与傅璇琮先生的文字姻缘（宁波晚报，2007年8月12日；《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
[157]凤凰出版集团的骄人业绩（《凤凰情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
[158]古籍整理：“考文献而爱旧邦”（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5日《国学副刊》32期[总56期]）
[159]《文心雕龙》书名辨（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4期；文学遗产，2008年1期）
[160]李白的晋代情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161]“兴、观、群、怨”古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1期）
[162]关于《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的流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2008年4月）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贯通历代　弥纶群言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莫砺锋
一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分工日趋细密。学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学术成果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使得学者往往只能集中精力在某一个较狭小的领域内精耕细作，才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不说别的，单是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每年所发表的研究论著全部读一遍，便会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态势下，即使心想有所旁骛也难以实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却又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通的学术视野。否则的话，即使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也难以达到真正的专精。在原则上，大家都明白这些道理，也都希望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境界，可是事实上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学者却相当罕见，周勋初先生卓然独立，堪称其中的一个代表。
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勋初文集》，其内容包括以下16种著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其后，周先生又出版了《李白评传》、《馀波集》等书。此外，周先生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也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而未能全都收入《文集》。那些著作中有些是周先生组织学界同仁集体编撰的，如《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等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大型工具书，以及大型古籍整理成果——一千六百万字的《册府元龟》校订。这些书虽然成于众手，但是全书从发凡起例到审定全稿，都渗透了周先生的一番心血。至于其它的几种由周先生独自编撰的书，则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象其中的《唐语林校证》，就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著作（赵守俨先生语）。浏览一下上述书名，就可看出周先生治学的范围十分广博。从时间上看，从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近现代；从学科门类来看，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如果分得更细一些，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谱谍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卞孝萱先生赞扬周先生“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堪称特立独行，难能可贵”，确非虚语。
那么，周勋初先生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的呢？是不是他获得了特别优越的治学条件呢？非也。与大多数当代学人一样，周先生走过的治学道路也相当坎坷。他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此后，政治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大学校园也与整个社会一样的喧嚣动荡。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基本恢复正常时，周先生已经年过五旬了。周先生在《无为集·序》中回忆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这么七颠八倒地任人摆布，生命消耗在种种‘革命’行动之中。”可谓慨乎言之。即使进入新时代以后，周先生也并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学术研究。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务，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不但忙于教书育人，而且在学科建设以及社会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周先生并没有得到命运的特别优待，他所以会成为一个又专又通的学者，完全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
周勋初先生的性格沉稳宁静，处事方式缜密周详。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周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经常由于客观条件的变迁而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例如他在读大学时曾听过楚辞名家胡小石先生讲课，读研究生又重听此课，对在楚辞中涉及的先秦神话产生了一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业，系里却让他中辍学业并立即承担文学批评史的课程。那个年头大学里的师生都怕沾“白专道路”的边而对学术著述避之唯恐不及，周先生却考虑到自己即将转向专治批评史，遂抓紧时间撰写了《九歌新考》一书。此书是周先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在成书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但它不但平亭众说、考镜源流，而且在论证《九歌》所及诸神时提出了很多新见，实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显示出周先生的著述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起点。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所谓的“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当时也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先生当时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他却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乘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地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写出了《韩非子札记》这部著作。天道酬勤，正是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使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从而脱颖而出，成为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
二
坚实的基本功和勤奋的治学精神是成就一个优秀学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古代文史学界，出身于名师门下、且自身勤奋不懈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能象周勋初先生这样在多种研究领域内都获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个中奥秘只能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自身中去寻找。
周先生治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对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的学术源流有深透的理解，而且知各家之异同、短长。宋代黄庭坚赞扬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答王子飞书》），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掌握也有这种特点。周先生曾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开过一门名为“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从近代学者中选出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的几篇代表作作为教材，详细深入地解析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为学生们指点治学门径。他还曾对黄侃、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等学者的治学特点写专文予以总结、论析。周先生后来把这些讲稿和文章编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于1993年出版问世，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为研究生教材。事实上，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仅限于此书。周先生平日与我们闲谈时，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关近代学者的趣闻掌故，对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然而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并不局限于此，他对近代学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曾撰写《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对之进行剖析。他对当代的海外汉学进展情况也十分关注，与许多著名的外国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就能转益多师，从而博采众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路数。
周先生把熟读基本典籍视为治学的必要准备条件。我经常听到他说，某某前辈学者对某书读得真熟。事实上他自己也熟读了许多基本典籍，对所研究的领域内的基本文献几乎达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当然，任何人阅读的书总是有限的，象周先生这种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学者，更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有关文献。于是周先生采取了前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他在写第一本专著《九歌新考》之前，就曾按饶宗颐《楚辞书录》所附的楚辞学书目按图索骥，从而透彻地掌握了《九歌》研究的学术现状。他从事《韩非子》研究时，也先查阅了许多有关书目，并对《韩非子》的版本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写出了《韩非子版本知见录》一文，然后才开始研读其文本。周先生还亲自动手撰写书目，例如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有一个附录《唐诗文献综述》，这是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的。唐诗文献浩如烟海，但周先生在这篇5万字的综述中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这些文献的情况，把它们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谍、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这篇综述对于唐诗研究者、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具有十分实在的指导意义，因此受到广泛的赞扬，周先生把它从《唐诗大辞典》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原因就在于此。然而目录学的学术意义决不止于提供书目，它还有更重大的学术意义，那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周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目录学的。周先生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后记中自述其心得：“我的研究方法，是先从目录学入手，把唐代笔记小说放在学术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将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探讨它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和影响。”的确，如果不是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是对目录学的深层学术意义有透彻的理解，就难以具有如此宏通的学术眼光，并对学术源流具有如此清晰的把握。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多层次的，他虽然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决不轻视文献考释等基础性的工作，并把文献整理看作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写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一文来专门论述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一个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有较多的知识，才能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在这方面，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堪称是典范性的成果。《唐语林》虽是宋人王谠所著的一部笔记，但是其材料却大多采自唐代的著作，所以是研究唐代文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笔记。《唐语林》的原序目中虽然列出了所引书目五十种，但是正文中并未注明出处，再加上编纂和流传中产生的种种错乱和残佚，遂使此书的材料源流不明，真伪莫辨，文字上的讹误更是层出不穷，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周先生评价《唐语林》说：“一、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二、这是一部很糟的书，太杂乱。不经过整理，就很难阅读。”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周先生接受了中华书局整理《唐语林》的约稿任务，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生动地体现了周先生不计名利、只想为学术多作贡献的精神。周先生为整理《唐语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中辛苦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他首先对《唐语林》的文字进行校勘，不但遍徵此书的各种版本，而且运用大量的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旁证材料来作比勘，从而整理出较为可信的文本。他然后又进行文本溯源工作，尽可能找出每条条文的出处，用原书或后代引用过此条的类书来比较异同，并辑补了佚文20多条。他还对书中难以索解的唐人习语、双关语和冷僻典故等作了解释，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他还撰写了所引各书的提要，编制了引书索引和人名索引。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一部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释义精确的《唐语林校证》才出现在学者的案头。此书受到著名学者赵守俨、程毅中、王国良等人的高度评价，连美国的《中国文学》杂志也专门发了短评予以好评（第11期），真是名至实归。周先生本人也专门为此书而写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一文，不仅自道其甘苦，也为后学的古籍整理工作指示了正确的门径和态度。
经周先生之手的古籍整理大多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水准，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就是由周先生利用在日本讲学的机会复制了京都大学辑本，并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才得以最终编成的，周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以介绍此书的原委和特点。许逸民先生称赞此书“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可证其学术价值之高。又如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其创意虽是模仿前人的《宋人轶事汇编》，但是无论是体例之完善、编选之精审，还是资料之浩博、出处之准确，都堪称后来居上，是一部详实可靠的工具书。200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是周勋初先生领导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同仁集体完成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册府元龟》卷帙浩繁，原文又不标出处，整理校订的难度很大。周先生为校订此书制定了严密周详又切实可行的条例，并在实际的校订工作中对参加者予以精心的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全书终于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大型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优秀成果。可以说，周先生在目录学和古籍整理、工具书编撰等方面的工作不但为其整个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自身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周先生对学术作出的无私奉献。
三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值得称道的优点是既能博通又能专精，前者主要体现在他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断限之间做到融会贯通，触手生春；后者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式研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能落到实处。这两者也许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八个字。
周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研究打破了当今学术界习以为常的一些疆界，把不同学科、不同时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观照，从而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当今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工作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种文体，甚至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可是我们很难说周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哪一个时段或哪一种文体，更不能说他是专门研究哪一位作家乃至哪一本书的。从时段上说，周先生至少在先秦、汉魏六朝、隋唐、清至近代几个时段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研究中都堪称专家。从文体上说，周先生至少在楚辞、诸子、古代散文、诗歌、笔记小说等方面都堪称专家。更不用说他的研究其实还跨越了文学、史学两大学科，他在研究中运用过的方法还涉及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而且常常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汉人王充说：“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又论“通”之重要性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论衡·别通》）“通”之一字，在学术上的意义本有两重，一是指知识面广，《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孔颖达疏曰：“言通晓于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二是指通晓事物的变化之道，《易·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曰：“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正由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这种“通”的精神，才能达到博古通今、出入文史的境界，才能对古今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深刻的把握。
周先生学术研究的“通”有两点明显的表现，一是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上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二是其学术研究经常体现出宏通的眼光，不仅视野广阔，而且脉络清晰，真正做到了一以贯之。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史，都是一个整体，他对它们都有着全局在胸的把握。例如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展示长达300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同类著作中可能是最为简洁的。此书出版后广受学界欢迎，不但在国内多次印刷，而且被译成日文、韩文，在国内外许多所大学被采为教材，除了其简洁明了的优点之外，其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蒋凡、汪涌豪先生评此书：“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确非虚誉。即使是单篇的专题论文，周先生也常常能做到小题大做，在具体问题的论析中表现出他对其来龙去脉的整体性把握。例如下面两类论文：
第一类是论述对象自身即具有贯通不同时代的性质的论文，如《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文，对中国古代关于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的观念之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指出古代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虽然在近代逐渐有所变化，但仍未得到彻底扭转，并提议进一步开拓正确地处理小说材料的治学途径。又如《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从《文心雕龙·诠赋》中论及“登高能赋”说对赋体之形成的作用说起，对此说在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表述循本溯源，分析异同，从而指出此说在各种典籍、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最终得出刘勰虽引古语而实已注入新义的结论。此类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中贯穿着文学史或学术史的通变意识，如果不是全局在胸，是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的。
第二类论文的论述对象本是某个具体的问题，但在周先生笔下也做到了见微知著，贯通古今。例如《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处理的是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即前人关于哪首诗是唐代最好的七言律诗的争论。但是周先生并没有象前人那样孤立地对那些作品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把各家的说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予以考察，并进而指出各家的说法都与其所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典型地体现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此文不但为“唐人七律第一”之争这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的文学观念之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类似的还有《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与不虞之誉》等文。应该说，要在第二类论文中体现出通识要比第一类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当研究者关注此类题目时，往往会受到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微观性质的束缚，从而入而不出，并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如果长期如此，还会使研究者陷入琐屑、狭窄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那么，在学术研究中追求通的境界，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周先生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讲解陈寅恪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就题作“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并在此文的开头说：“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这段话说得十分精采。所谓“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也就是深入事物的本质，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即使有些事物以孤立的状态出现，那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根本性质。正因如此，深刻的研究必然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共时性的联系和历时性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单个的事物作孤立的考察。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这种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
四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朴学色彩，但是并不严守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的藩篱，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的书评题为“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可谓探骊得珠。朴学，究其本义，是指一种朴质的学问，故清人用来专指经学中特重考据训诂的流派。周先生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很钦佩的，但是他更加心仪的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他说：“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好几位杰出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洋学术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成就，必须继承。”周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同样的特点，程毅中先生评之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这种“新朴学”的内涵当然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则是不尚空言、意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精神。
学术研究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著书作文的目的是什么？在周先生看来，治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周先生对那种游谈无根、老生常谈式的论著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本人的论文无论长短，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都能得出一个切实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必须是具有新意的，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周先生的文集中颇有一些题目就很新警的文章，例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刘勰的两个梦》、《〈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等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立贱”，即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这个现象早在《三国志》的裴注中就提到了。但是人们一般只把它看作曹氏作为“赘阉遗丑”的家族的非礼妄为，却并未深究其本质。周先生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到他早年作过的两个梦，一是梦攀彩云，二是梦中随孔子南行。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刘勰为什么要在书中写它们？周先生对此作了精采的分析，他考察了当时文人常常梦及多采之物的现象，以及盛行一时的占梦之风，从而指出刘勰托梦示意的意图，于是刘勰的两个梦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文章从选题到切入角度都具有别出心裁的创新意义，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说上述论文的共同性质是题目都很新奇且较窄小，从而易于出新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先生的论题较为宏大的文章。《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是周先生写于文革之前的重要论文，此文把梁代的文论分成守旧派、趋新派和折衷派，详尽地论述了各派的特点和彼此间的分歧，从而对梁代文论有了整体的把握，且弄清了其内在脉络。此文较早传到海外，被台湾学人誉为“探骊得珠，允称佳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一文所讨论的是前人聚讼纷纭的旧题目，但此文既把韩、刘关系置于中唐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进行宏观考察，又结合两人个性等诸多具体因素作微观分析，从而得出了比较新颖且公允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对《全唐诗》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细论述了扬州诗局迅速编成《全唐诗》实因沿袭季振宜《全唐诗》及胡震亨《唐音统签》的奥秘，这对学界正确评价《全唐诗》并理清唐诗学史的自身脉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文发表后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璇琮先生认为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如《元和文坛的新风貌》、《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等文也都具有后出转精、推陈出新的特色。至于他的《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等文，体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敏锐的目光，对拓宽学术领域具有更大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周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心得说：“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前人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创新，那又有什么意味？”（《顺其自然地登攀》）又说：“文中必须有创见，力争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这是从心灵中流出的精液，更能激发你魂牵梦萦的感受。”（《书林跋涉的自白》）如果你读过了周先生的全部论著，定会觉得这真是一位成功学者的肺腑之言。这些话虽然说得相当平实，但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相当高远的学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的这番话也可看作是一个学界前辈对后来者所传授的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周勋初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但他老当益壮，好学不厌，仍然象以往一样勤奋地读书、治学。在《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他精心选编的《李白研究》一书已经出版，此书前言对百年来的李白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选文则用宏取精，得到国内外李白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之一种的《李白评传》则凝聚了周先生多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行事及思想倾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开拓，堪称李白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薛天纬先生认为：“由于基本史料的限制，李白的实证性研究已少见有效进展。本书却能独辟蹊径，揭示了李白独特思想形成的深层背景，为解读李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观点。”由周先生指导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博士将老师的教诲纂成《师门问学录》一书，记录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中所发表的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勋初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上仍不断出现他的学术论文，由他主持的重编《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等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位勤奋不懈的耕耘者方能长葆学术的青春，在周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正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原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莫砺锋编，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569～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