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裴矩
人物介绍
  裴矩杨坚代周，建立隋朝，矩为近臣，参与平陈之役，继而经略岭南，北抚突厥族启民可汗。又与牛弘等参定隋礼。隋炀帝即位后，矩甚受重用，参掌朝政。裴矩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是为炀帝经营西域。大业元年（605）至九年间，他至少4次来往于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大力招徕胡商。裴矩尽力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撰成《西域图记》3卷，并别造地图，注记各地险要，献于炀帝。炀帝即将经营西域事宜悉以委任给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入朝，并积极策划打击西域贸易的竞争者——吐谷浑。五年，炀帝亲征吐谷浑，拓地数千里。稍后，炀帝又派薛世雄进军伊吾，于汉旧城东筑新伊吾。矩同往经略，巩固了隋与高昌的联系。大业十四年，反贼宇文化及弑炀帝，任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矩转事窦建德。建德败，矩降唐，官至民部尚书。裴矩80岁精明不减，历事诸主，均受礼遇，以熟悉故事，常受咨询。所撰《西域图记》记载了44国情况，可惜原书已佚。现仅存书序，记述了自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3条主要路线 ，是关于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此外，他还著有《开业平陈记》十二卷、《邺都故事》、《高丽风俗》，与虞世南共撰《大唐书仪》，均佚。太宗贞观元年（627）卒，谥号“敬”。[1]
历史传记
及长好学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书。父讷之，齐太子舍人。  
矩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世父让之谓矩曰：“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矩始留情世事。齐北平王贞为司州牧，辟为兵曹从事，转高平王文学。及齐亡，不得调。高祖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以母忧去职。高祖作相，遣使者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及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明年，奏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据原长岭。又击破之，遂斩师举，进军自南海援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及还报，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顾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
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赉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寻迁内史侍郎。
功竟不录时突厥强盛，都蓝可汗妻大义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数为边患。后因公主与从胡私通，长孙晟先发其事，矩请出使说都蓝，显戮宇文氏。上从之。竟如其言，公主见杀。后都蓝与突利可汗构难，屡犯亭鄣，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定襄道，以矩为行军长史，破达头可汗于塞外。万岁被诛，功竟不录。
上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据齐礼参定之。转吏部侍郎，名为称职。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
方勤远略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闻禹定九州，导河不逾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及临洮。故知西胡杂种，僻居遐裔，礼教之所不及，书典之所罕传。自汉氏兴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护，以存招抚。然叛服不恒，屡经征战，后汉之世，频废此官。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记识。
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虚，是以致阙。而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蒙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
皇华遣使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转民部侍郎，未视事，迁黄门侍郎。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儛喧噪。
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其至诚，顾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竞。及还，赐钱四十万。
矩又白状，令反间射匮，潜攻处罗，语在《突厥传》。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大悦，赐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
征辽之策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
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后渡辽之役，进位右光禄大夫。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
还至涿郡，帝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诏令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及围解，从至东都。属射匮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诏矩宴接之。
从幸江都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令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复起视事。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化及之乱，矩晨起将朝，至坊门，遇逆党数人，控矩马诣孟景所。贼皆曰：“不关裴黄门。”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矩迎拜，化及慰谕之。令矩参定仪注，推秦王子浩为帝，以矩为侍内，随化及至河北。及僣帝位，以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及宇文氏败，为窦建德所获，以矩隋代旧臣，遇之甚厚。复以为吏部尚书，寻转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备，拟于王者。建德大悦，每谘访焉。及建德渡河讨孟海公，矩与曹旦等于洺州留守。建德败于武牢。
群帅未知所属，曹旦长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说旦及齐善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徵、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于大唐。授左庶子，转詹事、民部尚书。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淡著名，兼以文华见重，亡国羁旅，特蒙任遇。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方更鬻官卖狱，黩货无厌，颠陨厥身，亦其所也。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
人物分析
从全能臣子裴矩说起有人根据裴矩在隋而佞在唐而忠的事实，断言，裴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隋炀帝爱听奉承话，裴矩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迎合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心思，广费民财，连年征战，”主昏臣佞，这当然也是自然的。然而当他降顺了唐以后，他很快发现，唐太宗和隋炀帝不是一路人，唐太宗早年为了帝位的巩固，善纳人言，“导之使谏”，裴矩又看准了风向，发挥了他的天才，摇身一变，成了常常“犯颜直谏”的诤臣。
裴矩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后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裴矩的前佞而后忠完全是皇帝逼出来的，与其个人品行无关。例如，司马光就认为裴矩根本就是一个忠臣，只是由于皇帝的好恶才因此变忠变佞了。窃以为，此说法不仅抬高了裴矩，而且也太夸大了两位皇帝的威力。忠佞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皇帝的好恶原本只是一个外因而已。实际上裴矩迎合皇帝的需求归根究底是由专制制度的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缺乏制约决定的。
以前曾有观点认为如果裴矩能犯言直谏，历史将会改写，然而这完全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裴矩不能洞穿这个制度的本性他就难以身居高位，即使他位极人臣后希望大展宏图依旧可能受到皇权与官僚的制约。我们不可能苛求古人，同样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能臣。作为一个多朝老臣，裴矩已经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在他的才华受到外国人关注之时，国内学者对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是有失公允的。
被遗忘的隋朝才俊(作者，楼里的小兵） 
裴矩是隋朝重要的顾问大臣之一，他是出色的外交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个地理，民族问题专家。（著名玄幻武侠《大唐双龙传》中武林第一人石之轩就是以他为原型） 
裴矩是今之山西省人，起初他担任了一些次要职务，之后他被派往广州地区平定叛乱，他远征告捷，并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开始负责隋帝国北部和西部边境事务，在这里他面对帝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极盛时期的突厥帝国，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 
裴矩不愧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他仅仅运用传统的计谋，而不是庞大的军事行动，就让突厥实质上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这个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在内耗中被严重削弱了。这一成就被证明是扎实和持久的，东西突厥之后再没有统一，并在大部分时间确实处于敌对状态，很多年之后唐朝的辉煌胜利便直接得益于裴矩的成就。 
裴矩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炀帝即位后，裴矩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情报；经过认真研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在对待西域问题上，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物。 
裴矩的一大失误在于他推动了炀帝对高丽进行军事冒险的野心，这之所以说是失误，是因为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被认为是造成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等遍著的《资治通鉴》对裴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然而把责任都推到裴矩头上是有失公正的，作为一个对外战略制定者，裴矩的理论是合理的，高丽地区是农耕地区，其国民是“开化”的，是容易并入帝国的。但军事上的低能，组织上的混乱，让远征高丽变成一场灾难；另一方面，炀帝杀掉了被证明是隋朝最能干的大臣高颎（高颎是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管仲和商鞅，是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实际执行者，初唐的官员对高颖推崇备至，唐太宗也称赞他“公平正直，尤识政体”）帝国已经没有坚强实干的行政工作负责人，国家行政已经失控，国家的资源被浪费和滥用以致过度消耗，对外实行积极干预扩张政策的基础已经失去。 
裴矩只是对外战略的制订者，他专长是外交，他把时间都花在帝国西，北部的地理、民族问题的研究上，而的对帝国内部状况的急转直下是不甚了了的，因此裴矩的失误仅在于他低估了高丽的反抗力量。而高丽的抵抗力量之强是值得钦佩的，伟大的太宗皇帝在位时期发动的意在征服她的战争也未尽全功。 
对于裴矩的人品，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隋书评价他“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 
因为裴矩才能卓越，成绩斐然，他所制定实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竟也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一些介绍他生平的外文专著。反倒是国人对他知之甚少。
生平经历
裴矩，字弘大，隋炀帝时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职。隋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竟出坏点子，向隋炀帝建议：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隋炀帝准，下令照办，所以以史书上称裴矩是隋之佞臣。 
后来隋炀帝被反贼弑，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为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俘获。窦建德兵败被杀，裴矩率余部降唐，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降唐后，他似乎变成另一个人，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好主意，谏“试赂”即其中一例。故《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追叙这段历史时，评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原文摘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相关事件
原文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
释文唐太宗憎恶大多数官吏多都受贿，秘密派近臣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假如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 
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点评裴矩谏“试赂”，唐太宗欣然接受，并改正了试赂的错误做法。受贿应与行贿同罪，不可以错纠错。 
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出了那么一个坏主意，简直是个罪人，死有余辜。然而裴矩在唐太宗面前，却提出这么一个中肯的直言批评，摆正了君臣关系，端正朝纲。同是一个人，为何表现如此不一样？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么大的变化呢？司马光的分析认为，不是裴矩品质上有什么大的变化，而是君主变了。隋炀帝晚年昏庸，昏君出佞臣；唐太宗早年是明君，明君出忠臣。好比华表与影随的关系，阳光照射在华表木上，其投影必随之而变化。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兵随将转”。裴矩从历次经验中了解到唐太宗是个欢迎提意见的人，只要意见提得对，提得中肯，不仅不会打击报复，而且还会对提意见的人表扬，甚至提拔。正因为如此，裴矩何乐而不为呢！
概括
裴矩，字弘大，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父裴讷之，曾任北齐太子舍人。​裴矩幼年丧父，及长好学。隋文帝杨坚为定州总管时，召补记室。隋建立后，迁其为给事郎。隋伐陈战争时，裴矩为元帅记室。平定陈国后，文帝诏裴矩巡抚岭南。还朝后，封爵闻喜县公。​时突厥强盛，屡犯边塞，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定襄道，以裴矩为长史。隋军破突厥达头可汗。回京后，裴矩被任命为尚书左丞，迁吏部侍郎（吏部：掌官吏任免升降；侍郎，时为高级属官）。​炀帝迁都洛阳后，有人奏报，西域诸国到隋帝国边郡张掖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甚多，遂令裴矩前往调查情况。裴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张掖，向西域商人询问西域诸国的风俗、山川地理、道路交通、政治情况。​撰写《西域图记》三卷，记述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国情，并记述了由敦煌为总出发点，通往西域诸国的三条商道：北道起伊吾，经铁勒部等，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龟兹、疏勒，逾葱岭，经康国、曹国等，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等，越葱岭，至北婆罗门。回到洛阳后，炀帝遂委任裴矩经略四夷事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祭祀恒山，西域来助祭者十余国。裴矩遣人游说高昌、伊吾等，许以厚利，请其入朝。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国前来朝见，炀帝大喜，令晋见者穿着华丽服装，佩戴金银饰物，焚香奏乐，载歌载舞，并组织官吏民众穿上盛装，前来观看，周列数十里，显示隋帝国的强富。炀帝又根据裴矩的奏报，击败不遣使者前来朝见的吐谷浑，拓地数千里。炀帝谓裴矩有绥怀四夷之谋略，晋升银青光禄大夫（银青：银章青绶；光禄大夫：隋时多为加官、褒赠之官）。​炀帝回到东都洛阳，蛮夷朝贡者接踵而至，炀帝听从裴矩的建议，悉召天下的歌舞杂技艺人，在端门前进行散乐百戏的大型演出活动。洛阳城遍挂锦绣，城中民众皆披红挂绿，招摇过市。各酒肆饭店皆免费供应胡人饮食。蛮夷甚为吃惊，称洛阳为“仙晨帝所”。炀帝大悦，谓宇文述、牛弘道：“裴矩的谋划，都符合朕意，若非悉心奉国，焉能如此？”​不久，裴矩跟随炀帝出巡塞北，至突厥启民可汗的营帐。当时高丽遣使先在突厥，启民引见炀帝。裴矩劝炀帝严厉对待高丽使者，让其转告高丽王，必须臣服大隋，否则将武力征剿。炀帝采纳其意见，但高丽不听命令，于是开始了征伐高丽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导致隋灭亡的原因之一。裴矩见突厥始毕可汗势力强盛，于是建议炀帝诱杀其谋臣史蜀胡悉，炀帝从之。裴矩用诡计召史蜀胡悉受赐，斩之，报始毕道：“史蜀胡悉背叛可汗，今已诛之。”始毕对此心知肚明，从此不再入朝。后炀帝再次北巡时，始毕率铁骑十万围炀帝于雁门关，很久才解围。​由于裴矩迎合炀帝的好大喜功之心，屡劝炀帝巡边征讨，导致隋帝国大乱，时人称裴矩为奸佞。隋朝灭亡，裴矩入唐为官，却与以前判若两人，直言敢谏，多出定国安邦之策，又为时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