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大年
简介
刘大年（1915～1999）
中国历史学家。湖南华容人。1938年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等职。1947年着手研究中美关系史。所著《美国侵华史》，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之后出版的著作有《台湾历史概述》（与丁名楠、余绳武合著）、《中国近代史问题》、《赤门谈史录》、《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主编《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中国史稿》第四册，还编辑了《范文澜历史论文集》。刘大年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他将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划分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起义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不同时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他的《论康熙》、《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等文，曾引起相当的争论和评论。
生平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境已经衰落。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肄  刘大年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受到徐特立、王凌波指点，8月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抗大毕后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
1939年起，他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那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经领导机关同意，专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由刘大年主持所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以后，他离开近代史研究所的实际领导岗位。
1964年起，刘大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
著述目录
一、自撰
《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初版、1954年再版
《台湾历史概述》（与丁名楠、余绳武合著）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初版、1962年再版，香港三联书店1978年版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人民出版社,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时改名《中国近代史问题》
《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二、主撰
《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版
《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
《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三、主编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7年再版
学术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
刘大年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简史》。1947年，他生病离开工作修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
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刘大年与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有密切联系。他与我国史学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有很多工作关系。  刘大年著作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与丁铭楠、余绳武合著）、《中国史稿》第四册（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等三本书。《台湾历史概述》可以说是《美国侵华史》的续篇。
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从提出提纲到最后定稿；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为这本书的编写，贡献了心力。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一本论文集，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和《论康熙》三篇论文，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1965年5月，他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学会，提供的论文《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受到与会者欢迎。1965年7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刊载。
“文化大革命”以后，刘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二是研究历史学理论问题。这以后，出版了《赤门谈史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主持编写）、《刘大年史学论文集》、《抗日战争时代》以及《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主编）等几部著作。
《赤门谈史录》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四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准备扩充。近代史部分仍由刘大年主持编写。他那时从设在河南回到了北京，还没有“解放”。郭沫若把近代部分独立出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约集丁铭楠、钱宏、樊百川、张振鵾、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等参加编写。1978年出版第一册，1984年出版第二、三册。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他讲历史学理论的文章大部分收在《论文集》里面。这些文章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
1982年，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日本报纸迅速转载这个发言，苏联、法国、美国报纸、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当局的行径。此后几年里，刘大年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1996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名《抗日战争时代》。同时，他还用相当多的精力，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该书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
品行
《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刘大年之所以写出这两篇“恶文”，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当时的大环境。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
这样两篇应时的“遵命文学”，事过境迁，大环境改变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  刘大年道理说，大年同志在编辑自己的《著作目录》时不收也可以，至少，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刘大年还是收了，特别是在有人“抗议”之后，还是收了，并且为此专门指示编选者：“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人一辈子做的许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刘大年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坚持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