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狄骥
简介
莱昂·狄骥（Léon Duguit,1859-02-04～1928-12-18），法国法学家，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首创人。
生于利布尔讷，卒于波尔多。1886年起一直任法国波尔多大学法学教授。狄骥学说的主要思想渊源来自A.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所阐述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
主要著作有《法和国家》（1902）、《公法研究》（1901-1902）、《社会权利、个人权利和国家》（1908）、《宪法论》（1911）、《从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变迁》（1912）和《公法的变迁》（1913）等。
思想学说
狄骥认为，社会连带关系不是道德义务，而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即人们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必须具有社会连带关系。这种关系包括：
①同求的连带关系，即人们有共同需要，只能通过共同生活以满足这种需要。
②分工的连带关系，即人们有不同的能力和需要，必须通过相互交换服务以满足这些需要。
他认为，社会连带关系是一切社会规范的基础。社会规范分三种，即经济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其中法律规范是最高的，违反这种规范就要遭到群众自发要求的、有组织的强力制裁。这种规范的整体就是客观法。国家制定和执行的法是实在法。客观法高于实在法，实在法以客观法为生效条件，并以实现客观法为目的。法律规则又有规范性的法律规则和建设性或技术性法律规则之分。前者是围绕社会连带关系命令或禁止二人们的行为的规则；后者是为实现前一类规则而制定的规则。实在法与建设性、技术性规则的存在，都意味着国家的存在，而客观法却不是国家的产物，高于并先于国家。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客观法即社会连带关系。
他还认为，国家来源于强者和弱者的分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上的分化。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发号施令，强迫被统治者服从自己的意志。但客观法对强者与弱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律适用。国家本身受客观法限制，以实现客观法为唯一目的。
狄骥反对法国《人权宣言》中关于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原则，要求以他的国家公务观念代替传统的主权观念；认为国际法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国际法同样是以不同集团成员之间的连带关系为基础的。
在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狄骥的学说在西方法学中，突出地宣扬了阶级合作、阶级调和的概念。[1]
一、狄骥宪法思想之理论基础
狄骥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连带主义，其思想渊源就是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杜尔克姆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
孔德是法国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哲学上，他是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论者，认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或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盖属形而上学，事物本质超乎感觉之外，不可能也不必认识。哲学不应回答世界的本质问题，而应从经验材料出发，与“科学”结合。实证主义哲学提供于人的是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的哲学，“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我把这个词列于一种新哲学之首。”[2]总之，“实证主义哲学只研究实在、有用的东西的知识，它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超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范围”[3]在社会学上，孔德认为“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社会本能与个人本能在家庭里得到混合并相互调节。家庭和社会各有其职责，但目的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并在不知不觉中相互合作着，这种合作是社会得以产生的根源。”[4]
杜尔克姆法社会学的核心是研究和探讨社会联带、社会分工与法律的关系，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的基石。杜尔克姆对法律的分析是从社会分工和连带关系开始的。在不同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连带关系，他把这种连带关系分为机械的连带关系和有机的连带关系，这两种连带关系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运作。[5]机械的连带关系基于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而形成，其特点是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在机械关系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成员彼此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大体相同，行为更多地体现出个人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并形成一种强约束力的集体意识，个体在此等社会里难以具有独立发展的意识和空间。有机的连带关系则与前者不同，由于集体协调的分化和社会分工，使社会成员之间不再相似，而彼此区别。以这种区别和分工为基础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杜尔克姆把这种有机连带关系比作人体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系：社会是一个整体，每个人是这个整体的某种器官。这种器官有各自专门的功能，彼此各不相似，但同样是这个整体所必不可少的……在有机连带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从事某种专门的活动。彼此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增长是分工中专门化增长的结果。它允许甚至鼓励个人之间差异的发展。”[6]个人差异的出现和强化破坏或削弱了集体意识，使得作为社会秩序和稳定基础的集体意识不再重要，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在日益专门化和独立化的个体之间的作用更加重要。由此，宗教意识受到削弱，个体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得以强化。在上述两种连带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连带特征的法律，即刑事法、惩罚错误或罪行以及恢复原状法、合作法等。
狄骥接受和承袭了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杜尔克姆社会连带主义思想，把社会连带主义思潮系统化，并首次将其带入法学研究领域，与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直接结合，创立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就是“社会连带关系”。他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反对探讨国家和法律的本质，否定社会连带主义关系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说法。社会连带关系仅表明一个事实，人在社会中永远并只能和其他同类一起生存；人类是一个原始的自然实体，绝非人类意愿的产物，因而所有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群体的一个部分。……人对人类群体的依赖与人的个体性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7]狄骥认为“社会连带性”与“社会相互关联性”表达的是同样意思，“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互相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而，如果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连带关系不是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8]社会连带关系尽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其本身是永恒的。他肯定了杜尔克姆对相互关联性的划分和基本结论，把社会连带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求同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一种是分工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9]维系社会紧密性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相似性或劳动分工的相互关联性上，该力量越强，社会就越紧密。随着社会发展，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的相互关联日益增强，而建立在相似性之上的相互关联成为起第二作用的力量。两种相互关联性可转化为许多不同形式，其中第一类可能较另一类更占主导地位。个体处于连带关系中是因为他对其他人有用，其他人对其同样有用，个人自由是作为社会连带关系的基本因素出现的。个性越发达，个体差异越大，就意味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社会相互关联性就越强。现实规律决定了社会中的人要遵守某种行为规则，即不做任何损害此种社会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可以做任何本质上用于实现并发展机械相互关联性与有机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合理的人为规则应该是对上述原则的表述、发展与实施。社会规范是社会中人们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就会引起社会集团内部的社会反映。但“狄骥的所谓社会规律并不是唯物主义者所指的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客观法则，而是一种主题性的规则，它‘不能是一种因果律’，而‘只能是一种目的律’。”[10]狄骥认为社会规范不外是社会固有的规律，社会和社会规范不可分离，包含着社会规范为社会存在所必需、社会存在是社会规范的基础等可贵思想。他把社会规范分为经济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构成了社会规范的最高部分，成为客观法或法律规则。客观法即施加于社会中个人的一种行为规则，在某一确定时期，社会认为对这种规则的遵守能保证公正和大众利益，违背该规则的行为会引起社会公愤。无论是经济规范或道德规范，其本身都不是客观法，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法律规范，而一切法律规范都是道德规范或经济规范。客观法或法律规则与其他规范一样来自社会相互关联性，其个体性与社会性、持久性与一般性均在于相似性的联系或劳动分工的联系。“当群众的个人自觉意识了解规则必须具有一种社会制裁的时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规则，就是社会连带的感觉和公平的感觉使法律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也使组成法律规范实施的习惯或成文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法律规则只是因为有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11]正是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狄骥在批判历史和现实的中提出其庞大而独特的宪法思想。
狄骥从实证角度对社会连带关系的分析和研究，他看到了社会连带的客观现实，并从客观现实推导其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然后再到实在法，符合从经济事实中寻找社会现象根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狄骥强调人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存在，社会规律因构成社会的人有自觉性而与自然规律有很大区别的论点有其积极因素[12].但狄骥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没有看到社会连带关系的本质以及社会连带关系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超阶级色彩。事实上，社会与自然一样存在客观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规律。”[13]从根本上看，狄骥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在其有破有立的理论建构中亦暴露出自身的矛盾和局限。“狄骥的学说不是一个实证的科学理论。狄骥强烈地攻击自然法学说，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然而狄骥的和实证立法相区别由社会协作关系所产生的客观法也是一种自然法学说。他强烈地攻击主观主义，然而，他在1921年以后以社会成员的正义感作为形成客观法的一个渊源。尽管在他看来，正义感是可以观察的事实。实际上正义感和各个人、各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没有个人的和阶级的主观主义存在。”[14]
狄骥的宪法思想适应了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需要，一方面掩盖了阶级矛盾，主张用社会协作缓和、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又否定国家主权和取消个人权利，为垄断资产阶级内外政策提供某种理论依据。20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不同的特征，并经历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危机等重大事件的洗礼。法国资本主义虽然开始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但现实中尤其是法律中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理论，如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等。该状况与法国垄断经济的发展和要求极不协调，垄断经济的发展把原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思想抛在时代后面，资产阶级需要对原有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更新、改造或提出新的理论为其服务。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解决冲突的方法要么是进行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改良，容纳和接受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要么就是通过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来完成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解决矛盾。无论何种方式，对垄断资产阶级而言，都需要新的理论为基础，一方面麻痹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意志，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也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其统治，强化国家力量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对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予以限制。狄骥的宪法思想不仅启发了人们对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法理论的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而且“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他对国家主权学说的批判、对客观法的论述、对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和作用的解释，其所主张的国家公务观念等，都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需要。”[15]其所提出的“工团主义”、“工团国家” 取代主权国家，组成工团国家的主张甚至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子墨索里尼所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既为其理论找到市场，也让人们从根本上看到其理论之局限。狄骥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其终身研究公法学之目的在于将国家置于法律之下，否认国家绝对权力和国家主权，主张以合作国家观念对抗权力国家观念。他以学者的视角试图解决垄断资本主义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危机，不能视其为资产阶级的“政客”或御用学者。如果说狄骥的理论存在某种局限，也是与时代本身的局限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相关联的。
二、狄骥之工团国家与公务理论
狄骥以社会连带主义为基础阐述了其国家理论，在国家的社会群体中，无论简单与复杂、高级与发达均存在一个独特现象，即某些人强加于其他人，有能力并试图使其他人遵从其意志。“弱者服从强者的意志。这种强大力量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是纯粹的身体力量，有时是道德与宗教的力量，有时是精神的力量，有时（经常如此）是经济力量……总之，这种强大力量过去经常是，并且今天更趋向于成为在所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中起巨大作用的力量。”[16]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区分的原因在于有些人可能借助于具体强制手段给另一些人下命令，在于某一社会团体垄断了这一具体强制手段，在于强者统治弱者。国家是建立在连带关系基础上的一个社会器官，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国家起源的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国家是政治权力社会演变的产物。“国家一词要就指统治者或政治权力，要就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分化，从而存在着有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国家是刽子手的斧头，宪兵的军刀。如果把刽子手的斧头和宪兵的军刀作为强制权力的象征，那么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17]他还按强力组织形式的不同划分政体：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一人的是君主制，属于一个集团的是贵族政治，属于多数人的为民主制。但不管是弱者、强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应当服从客观性，都有遵守社会连带关系之义务（包括统治者发号施令也不能违背该规律）。他批判了神权政治学说和民主政治学说，认为“民主政治理念与神权政治理念同样虚幻，人民神权并不比郡王神权有更多的现实依据。”
狄骥认为法存在于国家之外不是国家的产物，法的概念完全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概念，法律规则强加于国家正如它强加于个人的情况一样，国家行动受法律规则限制。[18]作为客观法的法律规则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先于国家存在，它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本身即有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来源于公众的集体感觉。因此，客观法高于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国家通过立法职能来表述客观法或法律规则，国家制定的法律要求全体公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遵守。如禁止谋杀、抢劫、纵火等行为规则在其被写入强制法之前就已作为某种权利规则而存在，所有人都意识到该规则具有某种强制性，不是超然的和抽象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理解了此点，也就理解了制定法强迫我们服从的理由。其所以具有强制性，是因为其所阐明的是一种法律规则，而该规则本身就是社会事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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