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净严法师
中国高僧
释净严，俗家姓陈，名善胜，一名天庆，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生。
唐河县位于豫南山区，净严家居唐河源潭镇，当地信佛风气很盛，净严的父母都信佛，所以他自幼就随著父母拜佛拜菩萨，终於走上学佛的道路。
净严幼读儒书，学过八股文。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杜绝了仕进之途。民国初年，他游学北京，得识佛学名家韩清净居士。韩清净（西元一八八四～一九四九年），原名克宗，又名镜清，河北河间人，是清末光绪辛丑科举人，入民国後，不乐仕进，转而研究佛学，後来在唯识学方面有深入的造诣，与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有「南欧北韩」之誉。净严在这样一位明师的指导下，对佛学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北京居士名流庄蕴宽、夏寿康、胡子笏等发起「己未讲经会」，请太虚大师于北京象坊桥观音寺，讲《维摩诘经》，净严随众听讲，初识大师之面。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九月，大师复应北京辛丑讲经会之请，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讲经圆满，为听经者数百人授三皈依，净严也是其中之一。事後净严请谒大师，大师予以开示，对净严卓然不群的书生气质，留下良好的印象。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首届招生，僧俗兼收。学员入学资格为年龄十六岁以上，身体健全，品行端正，曾受比丘戒、沙弥戒或三皈依者。净严获悉，间关南下，以太虚大师皈依弟子的身份申请报名，考试及格，成为武昌佛学院的首届俗家学生。《太虚大师自传》第十六节，有如下记述∶
此期僧学生，如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居士学生如程圣功、净严──那时尚未出家，俗名陈善胜、张宗载、甯达蕴等；王又农、陈维东亦住院旁听。
当时的武昌佛学院，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教员方面有了空法师、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等居士。杜汉三授国文，陈济博授日文，史一如授《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印度六派哲学》等。佛学院学制是三年毕业，後来因为学生程度不齐，施教困难，乃於第二学年开始时，把第二、三两年的课程浓缩为一年授完。所以，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六月，首届学生就毕了业。
首届毕业生六十馀人，院方选出二十名成绩优良者，成立研究部，继续深造。净严也在成绩优良者之列，继续留院研究一年。净严在这一段时间内深入经藏，尤其是於《成唯识论》、《中论》、《百论》、《大乘起信论》等诸论典，作了深入的研究，学力大进。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季，净严回到河南，想为复兴中原佛教尽一分心力。开封是河南省会，也是政治文教中心，所以他到了开封。他这时尚是居士身份，在开封联络佛教人士释慕西、袁西航、孔泽溥等，组织「河南佛学社」，推河南省民政厅长刘积学为社长，袁西航任总干事，慕西、净严、孔泽溥等担任理事，社址设於开封城内的白衣阁街观音寺。然后，以开封为中心向外发展，在开封东华门街设「女众林」，供女众信徒礼佛诵经。後来又在郑州、许昌、禹县等处分别组织佛学社，进一步再向其他地区推展。
第二年夏季，河南佛学社礼请江苏常熟兴福寺的慈舟法师，到开封讲经。慈舟法师出身於上海华严大学，与慕西是同学，毕业後随侍月霞法师在各地讲经，并在汉口九华寺创办过华严大学，此时在兴福寺法界学院任教，是佛教中有名的教育家。慈舟在开封河南佛学社讲《地藏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听众十分踊跃。净严对慈舟的无碍辩才十分倾服，乃向慈舟要求剃度出家。慈舟恐他俗缘未了，未允所请。七月，慈舟要回常熟，净严为示出家决心，丢下佛学社事务，随侍慈舟到常熟兴福寺。他在寺中先持八关斋戒，作出家的准备，并在法界学院任义务教师，讲授《弥勒上生经》、《大乘五蕴论》等课程，还兼任该院《晨钟月刊》的编辑。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慈舟法师出任苏州灵岩山寺住持，翌年净严到灵严山寺，由慈舟法师为他剃度，现沙弥相，这一年他已三十七岁。同年冬天，到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法名通西，号净严。（编按∶据道源长老所撰〈慈舟大师传〉一文中，谓「．．．至十二年春，华校圆满。住持汉口栖隐寺。是年夏，应杭州灵隐寺之请，开办明教学院，不幸因江浙战事而中辍。秋，至上海灵山寺，讲演普贤行愿品。冬，复应常熟县虞山兴福寺惠宗和尚之请，筹备法界学院。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春，正式开学。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至河南开封讲地藏经。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至安徽当涂讲般若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春，师以历年积劳，身弱多病，乃离学院，赴苏州灵岩山，念佛静养。时学子中，不忍离师，随侍入山念佛者十八人，是年秋，应镇江竹林寺之请，创办竹林佛学院。仍以病体不支，於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春返回灵岩山。嗣应印光老法师，真达老和尚之请，接任灵岩住持之职，开建『常年打七』念佛堂。印老、真老且亲为外护焉．．．」是知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慈舟法师尚未住持灵岩山寺。（又∶昔日丛林，向不许在寺中剃度，以维规则。则净严法师之剃染，恐非在灵岩山寺；上海与苏州相去不远，或在前述之上海灵山寺剃度亦未可知。谨此存疑，并祈识者见教是幸。）
受过具戒的净严，仍回到苏州灵岩山寺，研究律藏。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春，他应武昌佛学院法舫法师之召，在研究部担任助教，并协助法舫、唐大圆等筹备太虚大师要创设的「世界佛学院」──这是十七、十八两年间，太虚大师访问欧美各国後的新构想。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月，佛教界十七省代表在上海举行「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是时，太虚大师访问欧美归来，并出席第一次执监委员会。慕西、袁西航等，则在河南号召推动，成立河南省佛教会，并函促净严早日回到河南参与其事。冬天，在河南佛学社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到有各县代表七十馀人，选出慕西、净严、阔斋、能信、育普、润生、轶凡、袁西航、赵筱山、卢乾斋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由执行委员中又选出慕西、净严、能信、戴湄川、赵筱山五人为常务委员。至此，中原佛教始有一个全省性合法团体来领导。
这时的河南佛教，真是残破衰微，不绝如缕。佛法东传之际，洛阳是东汉的国都，第一座古刹白马寺就建在洛阳城郊。中国两千年的佛教文化，即由此发源。唐玄奘三藏就是洛阳偃师人。他西行求法，归国译经，是不世出的伟人。汉唐盛世，中原的名刹与高僧辉映，稍涉佛教史者所共和。如今何以如此衰微呢？原来宋代以後，中国佛教已进入保守时期；明代以後，民间秘密宗教盛行，正统佛教已被挤得无容身之地，尤其是佛教人才寥落，寺院成了贫无所依者的栖止之所，清末而至其极。
尤其不幸的是，民国初年，军阀内战。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冯玉祥打著革命的旗号，主持豫政。他是基督徒，自然歧视佛教。他扛著「庙产兴学」的招牌，驱逐僧尼，没收寺产，使佛教受到彻底的摧残，有如江南的洪杨之乱。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冯玉祥入赞中枢。河南省佛教会成立後，向官方交涉发还没收之寺产，虽不断努力，效果却不彰著。
净严这时在开封。一日，他到千年古刹铁塔寺（又名开宝寺）礼塔，见寺内殿宇颓倾，杂草丛生，不胜荒凉。他凄恻不已，合掌肃立，对塔发愿，尽此身命，修复古刹。後经他各方募化，终于修复大殿，建了十多间僧寮，整理了寺内环境，重新装塑佛像，使此古刹面貌一新；因此他也为地方上护法居士，礼聘为铁塔寺住持。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太虚大师应陕西辛未讲经会康寄遥居士之电请，有西北之行。九月二十八日离平南下，三十日抵达郑州，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并在商会大厅对众演讲。讲题是∶「从地理上交通的中心，说到国家社会的中心」。接著他又到开封，《太虚大师年谱》二十年十月条∶
十月二日，大师以张伯英等电请，及净严、袁西航、马一乘、黄寿椿、余乃仁等来郑欢迎，故折往开封一行。即日，偕余乃仁、邱寄苹、袁西航等，游龙亭、繁塔、相国寺诸名胜，於河南佛学社开示「显示真实相所开的三重方便门」，净严与袁西航记。
[此处有误。繁（读音 po）塔在开封城外东南，铁塔在开封城内东北隅。根本就是两座塔。]
繁塔就是开封铁塔。至於领衔礼请大师到开封的张伯英，颇值得介绍。张伯英（西元一八八六～一九六六年），名钫，伯英其字，河南省新安县人，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与蒋介石为同学。辛亥起义，他率军光复西安，继之出任东征军大都督，支援河南民军起义。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张任河南省民政厅长，兼全省清乡督办，是河南人一致尊敬的革命元勋。他在对於河南省佛教会，向政府交涉发还寺产之事上，颇予维护。
河南省佛教会成立後，致力於重兴中原佛教。冯玉祥驱逐僧尼，没收寺院，其目的只在寺产（寺有田地亦没收入公），并没有全部捣毁佛像。所以，佛教会的袁西航、杨惺琴、兰石庵诸居士，还能在被没收的凌云寺大悲楼中，发现丈馀高的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像及二十四臂观音像未被破坏，而凌云寺则已被改为省立救济院，经佛教会向院方交涉，把两尊观音像请至河南佛学社供养。佛学社又集资请了一部藏经，三宝中已有了佛宝与法宝，而培养僧宝也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因此，河南省佛教会有设立「河南省佛学院」的提议，筹备工作即落在净严的肩上。
在当时的河南僧侣中，慕西的僧腊和声望都在净严之上。惟慕西住持的道场贤首山寺，在河南信阳。他不能常驻开封，所以诸事就由净严代劳了。河南佛学院的事，经净严和袁西航居士等多方努力，成立院董会，由王荫棠居士任会长，孙声初、马一乘二人任副会长，袁西航任院护。董事会公议，聘请太虚大师任院长，慕西法师任副院长，净严法师任教务主任。院长、副院长都不在开封，只是遥领名义，担子是在净严肩膀上。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院址是由院护袁西航提供的。副院长慕西致辞时，沉痛的说∶
我们河南佛教衰微的原因何在呢？．．．何以本省从前有三百馀所寺院，而不能办一所佛学院，而使今日的学院，建筑在居士的修道之所？．．．
诸董事以血汗换来的金钱，供养我们，此中意义，诸学人亦深思之．．．
此後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谨守戒律，阐扬大教，革除积弊，修菩萨行，恢复已失的道场，建立河南新佛教，普济世间有情，完成人间净土。
慕西致辞时数度落泪，全场听众为之黯然。
以後数年，净严集佛学院、佛学社和铁塔寺三处工作於一身，四处奔走，席不暇暖，不过也得到了信众的高度信赖。
净严通达医理，且精於针灸，他在河南佛学社设施诊所，聘请开封名医涂知古、王合三、李冠群等轮流应诊，深受贫苦病患的感激。他并在河南省佛教会倡议刻印佛经赠人阅读，先後刻印出《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等多种经典，流通於世。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开封。无数难民东奔西逃，无处容身，净严以佛家慈悲精神，率领铁塔寺僧侣和佛学院学僧，在河南佛学社、铁塔寺、贤人巷等处，设立五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两千馀人，供给食宿，前後维持半年。市面安定下来之後，收容所才予以撤除。民国三十一、二年（一九四二、三年），河南旱灾蝗灾接踵而来，灾民载道，路有饿殍。净严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化缘募捐。以募化所得购买粮食药品，救济灾民。他用中药制造「补饥丸」，散给灾民服用。这种植物性的东西，确有补饥的作用，没有副作用，不像观音土之服食後会腹胀而死。
他也在铁塔寺设立贫民子弟义务小学，收容流落街头的贫困儿童，分班施以小学教育，为国家保存不少幼苗。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在全国欢呼声中，净严也期待著战後休养生息，国人过一段安定的日子。无奈为时未久，国共内战又起，全国各地冒起烽烟，尤以华北为甚。各地冲突不断，交通受阻。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间，由四川东下的印顺法师，即以此原因受阻於铁塔寺中。郑寿彭所著《印顺导师学谱》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条下记载∶
抗战胜利，导师准备离川，以交通工具拥挤，未即成行。清明前後，乃经西北公路到宝鸡，再沿陇海线东下，．．．行次洛阳郑州，抵开封铁塔寺，晤净严老法师，重逢续明法师。导师以旅途劳顿月馀，暂留养病．．．七月十五日，时局陡转，开封城外隐闻枪声，兰封铁路被挖，导师原定由陇海线东下计划受阻。越日，与净严法师折返郑州，导师再从郑州南下到武昌。
印顺法师早年曾就读闽南佛学院，且曾在武昌佛学院研究三论宗章疏，和净严都是太虚大师门下，所以到开封即驻锡铁塔寺。
民国三十六、七年（一九四七、八年），国共战事扩大，以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迁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後四十馀年，净严始终留在开封。一九四九年以後，他早年参与成立的河南佛学社、河南省佛教会，当然已经瓦解。他一手重建的铁塔寺，在文革期间也遭到破坏。他本人受到冲击，详情不得而知。十年浩劫之後，政府补给他四千元人民币的生活费，看来他是「平反」了。这四千元他没有私人留下，却拿来修缮开封佛学社的大雄宝殿。这表示河南佛学社已经「发还」，又恢复活动。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由于改革开放政策，他重新受到地方上的重视与适度的尊敬。在他示寂之前，曾拥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头衔。这对於一个年近期颐，行动须人扶持的老和尚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一九九一年，是他百龄初度之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是年初春，事先给他送了一幅亲书的寿联，联曰∶
弘法利人天喜百龄矍铄精神更祈多寿同龙树
降魔光佛土愿三世如来加护为舒五指见狮王
上款是「净严法师百岁初度大庆」，下款是「赵朴初作礼撰贺」。
不久，净严示微疾，安详往生，享寿百岁，僧腊六十三年。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河南各界在开封相国寺为他举行「净严法师示寂回向法会」。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及省方各界人士四百馀人参加，肯定他一生弘法的成就。
日本僧人
1639～1702）日本真言宗僧。河内（大阪府）人。在高野山出家，于仁和寺学习野泽诸流，集其大成而创立新安祥寺流。又研究各宗之教学与悉昙、仪轨。有感于戒律之衰微，遂倡导如法真言律，以其乡里之延命寺为根本道场。又在江户开创灵云寺，有将军纲吉等诸侯归依其门，门下有契冲等四百余人。日本元禄十五年示寂，世寿六十四。著有悉昙三密钞、诸真言要集等百余部。（净严大和尚年谱、续日本高僧传卷一、和汉三才图会卷六十七）p4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