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浙江民歌
主要分类
号子主要是指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演唱的劳动号子。其音律、节奏与劳动节奏紧密配合，主要服务于生产劳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浙江地形、地貌复杂，生产内容多样，因而劳动号子品种也就多种多样，如沿海以及海岛上的渔民号子，浙北平原的车水号子，浙南山区的采石号子，水网地带的背纤号子，江河溪湖的鱼鹰号子以及商埠码头的搬运号子等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舟山群岛一带的《舟山渔民号子》以及杭州湾北岸海盐县的《海盐海塘号子》。 
舟山渔民号子
浙江舟山渔场是我国主要渔场之一。旧时捕鱼业没有机械化，渔船上的一切工序，全靠手工操作，集体劳动异常繁重。各种工序都要喊号子以统一行动，调节情绪。长期以来，遂形成了丰富的渔民号子。按工序分有：《起锚号子》（分大号、小号），《拔篷号子》（分小号、吔罗号），《摇橹号子》（分单人摇、双人摇），《打水篙号子》、《起网号子》、《挑舱号子》、《宕勾号子》、《抬网号子》、《拔船号子》等等。曲趣粗犷豪爽。舟山渔民号子已形成系列曲调，在风格上有着鲜明的个性及地方特色，是浙江省重要的民歌品种之一。由于机械化捕鱼业的发展，劳动方式的改变，渔民号子已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因而逐渐湮灭，几近绝响。 
海盐海塘号子
千百年来，海盐劳动人民在社会劳动实践中，由于劳动方式不同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号子。修筑海塘工程，从挑土填基到采石搬运，从撬石到打桩，再到砌石合龙等多道工序，因而产生了“长杠号子”，“短杠号子”，“翻石号子”，“撬石号子”，“龙门桩号子”，“打夯号子”，“飞硪号子”等等，人们把它统称为“塘工号子”。同样，农民在田间地头车水劳动时也唱出了“车水号子”以及在抬木、伐木、拉纤、放牛、打渔、搬运等劳动中几乎都有劳动号子相伴。 
海盐的劳动号子，大多唱词简洁明快，曲调高亢激昂，节奏沉稳有力，旋律变化多样。一般“领句”较长，“合句”稍短。领句唱完之后，合句再接唱，与劳动节奏紧密配合。这样的劳动号子往往体现了紧张的劳动动作，沉重的体力负荷，赋予劳动号子的歌唱以吆喝呐喊的特点。如龙门桩号子：“（领）桩头打得牢又牢，（合）嗳嗨啦啊唷。（领）十八级台风吹勿坍，（合）嗳嗨啦啊唷。（领）大家手里加把劲，（合）嗳嗨啦啊唷。（领）造福子孙万万代，（合）嗳啦呀哈哟！”由8个人同时操作打桩，一领众和，唱词主题鲜明，曲调舒展优美，歌唱性极强。撬石号子：“唷嗬——唷嗬喔！来嗨——来嗨嗳……”曲调热烈而流畅。翻石号子：“阿拉要——来格哉！嗳嗨要哩来，阿拉个煞，阿拉要哩来……”一唱众和，节奏比撬石号子较轻松。飞硪号子：“……飞硪号子喊起来，喊起来。喊起来，大家劲头拿起来。”节奏强烈，速度很快。又如短杠号子：“前面要上坡，脚步稳住。前面要下坡，大家当心。来到平地，脚步加快，吭唷……”气势磅礴，节奏强烈。再如车水号子：“支起水车架扶横，吭唷。社员踏车齐上场，嗨唷。起车好像春雷响，吭唷。沟水好比海潮涨，嗨唷。车水号子唱得响，吭唷。战胜自然决心强，哎嗨唷。”农民边唱边踏水车，气氛活跃。这样富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劳动号子，总是让人们追忆昔日那激昂粗犷、高扬动听的“吭——唷，嗨——哟”声。 
值得一提的是，海盐文艺工作者早在1972年就对劳动号子这一民间艺术进行搜集整理加工，新配的唱词紧跟时代脉搏，艺术形式新颖感人，并于1973年编成由男声演唱的音乐舞蹈《围海造田忙》（海塘号子）参加浙江省和嘉兴地区文艺调演而获得大奖，此后还被拍成影片，其音乐资料被编入中央音乐学院作为教材。1998年再次编演《万众一心》（塘工号子），参加嘉兴市首届东海明珠乡镇文艺汇演，场景亲切动人，受到各界广泛赞誉。山歌主要指农村人们在山野湖河劳作行舟，或在屋前棚下休憩时为舒心解闷自娱乐时唱的一种民歌，其旋律比较舒展，节奏比较自由。浙江山歌就其风格可分为两大区，即"杭嘉湖平原区"和"丘陵山地区"。前者仅占全省面积约百分之九，指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后者占全省面积约百分之九十一，指除杭嘉湖平原以外的两浙南北广大的丘陵山地以及沿海诸小块平原(如宁绍平原，温台平原等)。其中钱塘  《舟山锣鼓》演奏江以北杭嘉湖平原的山歌，古今文人学者称之为吴歌，而"嘉善田歌"是吴歌中的一个突出的品种，它是由吴歌的基本曲调"滴落声"衍变面成的七种曲调的总称。这七种曲调是：滴落声、落秧歌、埭头歌、羊骚头、嗨啰调、急急歌、平调。这些曲调都是各自独立的，并不是联套演唱。小调主要指流行于城市和乡村的俗曲时调。小调在浙江也曾广泛流行。"江南小调"、"江浙小调"就是指以苏杭两地为中心的吴语地区城镇民间时调俗曲。由于小调的曲调流畅动听，易于被群众接受，所以人们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利用它来填词表达情感。浙江现代流行的小调归纳进来约有二十余种基本曲调，如《孟姜女》、《五更调》、《无锡景》等。灯调莲花灯调、莲花：主要指民间习俗节日表演的歌舞曲。在浙江民间年节灯会中，灯的品种繁多，争奇斗妍。玩灯有的是载歌载舞，有的只有器乐伴奏而不歌。茶灯、花灯、马灯一类大都是有歌相伴的。浙江的灯调没有全省统一的曲调，大都是各地有各地自己的地方土调。其中流行范围比较广的有茶灯调《采茶灯》和一首花灯调《腊梅花开》，而宁波的《马灯调》最有地方特色。 
“莲花”是由于这种调子乐句的后半段有"莲花莲花落"的程式性衬腔而得名。宋代僧人普济《五灯会元》中说：“莲花落为丐者所唱曲名，由来已久。”莲花在浙江全省流行，有“大莲花”和“小莲花”等两种表演形式。其题材也可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词格和内容都相对固定。另一类题材是见物咏物的即兴演唱，多数是谐谑生动的吉词彩话。仪式歌是指在一定的民间礼仪活动场合所演唱的民歌。在浙江流行的仪式歌主要有婚仪歌、蚕仪歌和祭祀歌三种。其中婚仪歌有舟山群岛的"贺郎曲"和杭嘉湖平原的"浪柳园"。而蚕仪歌则最具浙江特色，在杭嘉湖地区尤其盛行。  作铜锣儿歌分少儿歌、幼儿歌、摇儿歌。少儿歌是农村儿童在田野放牧时和相互打趣逗乐时唱的调子，有牧牛呼声、对山歌等。幼儿歌是学龄前儿童由大人教学时，信口吟诵的谣曲。摇儿歌是大人为幼儿催眠或与之嬉戏时所唱的歌。如《呼牛调》(萧山、建德、余杭)、《放牛调》、《栀子花开》(杭州市区)、《摇儿歌》、《逗儿歌》(萧山)等。生活音调古代称“嘌唱”(叫卖音)。有的仅是语言、语气的强化，有的已形成曲调，在音乐形式上大多是单乐句式的，虽未构成民歌，但与当地语言音调及民歌风味结合得较密切。包括哭腔、搳拳、叫卖等。畲族民歌分叙事歌、杂歌和仪式歌。杭州流传的主要是杂歌和仪式歌。杂歌一词，是畲族人民传统的叫法，泛指神话传说歌和小说歌之外的各种题材的民歌。嘉善田歌“嘉善田歌”是浙江民歌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七种不同曲调组成，即《滴落声》、《落秧歌》、《棣头歌》、《羊骚歌》、《嗨罗调》、《急急歌》、《平调》。这七种曲调，既可单独演唱，也可以“田歌班”的形式数曲联唱。曲调极富江南水乡特色。歌词多用“吴音俚语，谐音双关”。歌词的这种所谓“吴格”，与明代冯梦龙编的吴地《山歌》有直接传承关系，与《乐府诗集》（宋人郭茂倩编）中的南朝“吴声歌曲”也有明显的血缘关系。因此，嘉善田歌也是江南“吴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嘉善田歌历来受到重视和传承，20世纪50年代田歌联唱《黄浦太湖结成亲》，在省内获奖后，录制唱片，并由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常播曲目。60年代田歌女声独唱《送粮》，全国流行并一直传唱到90年代。其间当地有两名田歌手曾获“浙江省民间艺术家”称号。2004年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以嘉善田歌为创作素材的音乐剧《五姑娘》获文华大奖。[1]
发展历史
  五小锣先秦时期浙江民歌可查考的文献较少，目前仅能从一些零星史料中窥其一斑。如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记载的《作弹歌》，西汉刘向《说苑》记载的《越人拥楫歌》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声歌曲开始兴起于今苏南浙北地区。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所收今浙北境内的吴声歌曲，有据可查的有《前溪曲》和《阿子哥》等两种。前溪今名余英溪，在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南。南朝时当地有传习歌舞的乐坊以溪名之。据康熙《德清县志》载："县南有前溪坊、后溪坊，为南朝集乐之处。江南声妓多自此出，唐时尚有数百家习音乐焉"。唐·崔颢有"舞爱前溪妙，歌怜子夜长"的诗句。据此，《前溪曲》可能是流传在这一带的民歌曲调。 
东晋南朝时期，浙江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民歌发展颇盛。据《南史·循吏传》记载，宋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太平御览》引裴子野《宋略》说："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浙东的王公贵族们当然也忘不了宴饮声色，行吟山水。晋左思的《吴都赋》的北朝庚信的《哀江南赋》中都有"吴歈（歌）越吟"的说法，把吴歈和越吟相提并论，说明东西两浙民间歌舞之盛是在伯仲之间。在今浙江沿海一带的绍兴、宁波、温州以及余杭等地，曾陆续出土了不少晋代青瓷谷仓（明器），上面堆塑有击鼓、抚琴、吹箎、弹阮、舞踊、杂耍等歌舞伎人物群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音乐生活状况。同时，这些歌舞伎人物，形象大都是高鼻子凹眼睛，着胡服带胡冠，反映了北方豪族南迁后，随之带来了中原的、乃至西域的音乐文化。 
  《花头台》演奏隋唐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逐渐南移，浙江在全国的地位日趋重要。五代吴越国以及南宋两个朝代曾建都于杭州。特别是南宋，在杭州建都历时140余年，使杭州成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吴越第一重镇，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音乐文化的发展，唐宋时期城市音乐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形成于唐，盛于宋的"曲子词"。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城市民间歌曲体裁形式。文人骚客竞相为青楼歌馆、教坊官伎的歌姬们填词度曲，一些著名的唐宋词人，在浙江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佳作。如唐代白居易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宋代苏东坡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佳句；又有吟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柳永，膺"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殊誉，咏叹"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逋，有隐居孤山，"梅妻鹤子"的雅闻，又如女词人李清照，避难于婺州（今金华），留下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千古绝唱；爱国诗人陆游，乡居山阴（今绍兴），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传世警句。其他如精通音律的周邦彦、张先、姜夔、张炎等等，都曾长期生活、活动在两浙，特别是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东坡曾先后主事杭州，对杭州乃至两浙的市民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白乐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声妓，新词艳曲，布浃郡中"。苏东坡也是"……放浪湖山，耽昵声色，乐天之后，一人而已。"他们的"耽昵声妓"，客观上起着倡导、繁荣市民音乐文化的作用。同时，他们还有意识地普及音乐文学知识，如白居易在他的《留别郡斋》诗中写道："更无一事移风俗，唯化州民解咏诗"。
  《将军得胜令》演奏文人们的参与民间歌曲的创作、演唱活动，一方面自身从民歌中吸取了养料，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普及和发展了民间音乐文化。此外，在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还产生了一种"小词"。据《梦粱录》记载："街市由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又据《武林旧事》载："酒楼……又有小鬟，不呼而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座"。这些所谓"擦座"、"赶趁"的流散艺人，演唱场合不是勾栏、教坊，而是茶肆酒楼，沿街卖唱；演唱对象不是公卿士族，而是引车卖、浆者流。因此，他们所唱的"小词"，也不会像"曲子调"、"诸宫调"那样的比较雅致，而更加适应下层市民音乐文华水准的、歌词和曲调都更加通俗的俗曲小调。这些"小词"的曲调，很可能有一部分是他们根据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音调而即兴创作的。如《梦粱录》载："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
另外，唐宋时期浙江灯调莲花类民歌也比较流行，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元宵  《三六》演奏之盛，自唐已然，白乐天诗云：'……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宋欧阳修也有"去年元宵时，花市灯如昼"的诗句。又据《杭州府志》载："元宵前后五夜张灯，市街委巷悬额缀彩，皆以锦缎彩绣为之，如入万花谷中，终夕鼓吹不绝。"当时民间歌舞队有数十队，楼灯初上，"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有《男女杵歌》、《贺丰年》、《村田乐》、《旱划船》、《竹马儿》等等名目。"从这些歌舞的名称来看，可能不少舞队是来自城郊的乡镇。又据《浙江风俗》载："越俗竹枝词：爆竹声中雪霁天，村歌村舞胜管弦，归来满载糕和粽，穷汉幸叨太平军。朔月始，一丐破袋蒙首作牛，另一丐执帚牵以草绳，口唱《莲花落》吉词乞食"。这说明浙江的莲花落不但在城镇，而且也在广大乡村十分的流行。 
明清时期，浙江的时调俗曲发展到了高峰。其俗曲在民间流行的主要有：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于荷叶等。这些俗曲名目大都可以在清乾隆六十年成书的《霓裳续谱》和嘉庆年间成书的《白雪遗音》中找到。
  《四吹》演奏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的音乐工作者先后搜集民歌3000余首，编印了《浙江民间器歌曲选》、《浙江省三十年创作歌曲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o浙江卷》。众多宝贵的艺术遗产，为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66年在全国业余作者歌曲比赛中，浙江作作者创作的《小蓬船》、《请茶歌》获二等奖。《美丽的心灵》获1979年全国群众歌曲优秀奖。《春江雨》、《西湖风光谁不爱》、《龙井茶虎跑水》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o音乐卷》。《五十六根琴弦连北京》、《唤一声西子踏青去》、《海乡的秋天》还分别荣获1997年、1999年、2001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特别是1984年，杭州歌舞团张建一参加维也纳第三届国际歌剧比赛，以圆浑厚实的音色和潇洒自如、富有感情的正统意大利美声唱法，在247名各国选手中夺得第一名，并获得《歌剧世界》颁发的特别奖。同时，他还在布达佩斯演出时，被评为最佳演员，获百花奖。
  铜锣湾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浙江的歌曲创作，除专业的演出活动外，群众音乐活动也十分的活跃。五十年代，杭州市专门建立了歌咏团体联谊会，全省相继举办过第一、二届全省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并组队参加全国音乐周演出。六十年代初，浙江省又多次举办过全省性业余歌曲创作比赛、新作品演唱、演奏会，并在全省各地广泛征集民间歌曲。八十年代以来浙江举办的第三届全省群众声乐大赛、第四届全省音舞节，以"爱我中华，爱我浙江"歌曲创作征评为代表的各类歌曲创作比赛活动，以全省厂歌演唱大赛为代表的企业群众音乐活动，浙江省艺术节以及连续举办多届的"三江歌手演唱大赛"、"西湖之春"、"鹿城之春"、"南湖之春"音乐会等，是新时期浙江群众音乐活动的集中体现。九十年代起浙江年年举办的全省中小学生歌咏比赛、宁波市"合唱节"，以及全省农民歌手大赛等活动，更促进了浙江群众音乐水平的提高，发现和培育了如沈少泉、胡小娥等一批群众音乐演唱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