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怒涛
罗怒涛
(1906-)四川南川人，1927年8月南京中央军校第七期，后任国民革命军成都中央军校办公厅副官处少将副处长。
罗怒涛简历
（1906年—1958年）：
1906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川县鸣玉乡兴隆堡（今重庆市南川市鸣玉镇兴隆村）。
1928年初春，赴南京报考黄埔军校，入预科学习和接受训练。
1929年春，正式编入南京黄埔军校第七期学生第一总队步兵大队第四队。
1929年12月28日毕业于南京黄埔军校第七期。随后在国民革命军第4师独立旅相继担任排、连长。
1933年担任第25师第73旅146团9连（即原第4师2团9连）连长，3月在古北口抗日保卫战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被送往北平协和医院医治疗枪伤。
1937年9月参加保定抗日战役。
1938年3月至4月，参加台儿庄血战，任第52军第25师146团营长，指挥战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切断日军的增援，使其救援台儿庄的计划落空。
1938年夏秋之交，参加武汉保卫战。
1939年秋，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取得湘北大捷等。
1941年2月儿子罗翘楚（现名罗桥础）在湖南省零陵县（今永州市零陵区）普爱医院出世。
1941年由湖南经桂入滇，进驻文山，担负滇东南一带的边防任务。任第九集团军第25师第73团副团长、团长；其间曾一度担任第九集团军中校参谋。在云南驻防期间，曾被派往缅甸边境的八莫、密支那等处参加中美合办的军官培训班学习，提高军事指挥素质。
1942年7月女儿罗羡蓉在云南出世。
1945年7月儿子罗芷村（现名罗乔敏）在云南蒙自县芷村火车站出世。 
1945年任第九集团军第2师4团上校团长，9月奉命率部由滇东南开往越南，先后在河内、海防驻守，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
1947年，脱离国民党正规部队后，经关麟征引荐进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副官处少将副处长。
1949年冬，随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三总队参加起义。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教导三队（原名十八兵团随校），1950年4月，第十八兵团建制奉命撤销后，被编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
1952年秋季，退伍复员回三台县定居。
1954年么女罗小蓉在三台县出世。
1958年秋，被强制送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一个月后含冤去世。
1985年5月经三台县人民政府确认其起义军人身份。
  一、启蒙兴隆堡父亲原名罗德馨，四川省南川县人。1906年出生在南川县鸣玉乡兴隆堡。南川县地处川东南，东接武隆，西靠重庆，北通涪陵，东南及南边紧靠贵州大山区。从南川县城往正北方向沿着公路步行大约三十公里，便来到鸣玉乡（即现在鸣玉镇），这是南川通向涪陵最捷近的一条路。
鸣玉乡置身浅丘山地，属于穷乡僻壤。从鸣玉乡往东翻山越岭经山间小道徒步几公里便来到位于溪流旁的一个小村寨-兴隆堡，池塘边有座罗家大院。父亲幼年时代在这里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以及《古文观止》等。辛亥革命成功后，父亲被送入鸣玉乡开办的新学读高小，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不到二十岁，父亲遵照父母之命娶王氏为妻，并添一子罗纯武（父亲离家考入黄埔军校不久，王氏病故）。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带着渴求新知的欲望，常常徒步到鸣玉场镇或南川县城接受社会新思潮。二、从戎黄埔校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根基，民主救国的新思想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特别是1919年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传到川东，在年青人心中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当时父亲正值十多岁的少年，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父亲逐渐成长起来。受北伐战争洪流的影响，广州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青年投笔从戎，纷纷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立志从军报国。
1928年1月30日正值农历正月初八，21岁的父亲辞别他的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以及不满周岁的儿子（罗纯武），毅然投笔从戎。血气方刚的父亲满怀豪情壮志将罗德馨改名为罗怒涛，誓将自己变为“怒涛”荡涤封建桎梏和军阀势力，足见父亲的人生追求和革命气概。父亲冒着严寒，从南川步行到涪陵，经涪陵乘船到武汉，准备跋山涉水南下，远去广州报考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 。在武汉一家饭馆里吃饭时，从邻桌几个年轻人的交谈中得知：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形势发展了变化，黄埔军校正在迁校到南京，更名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父亲于是改变计划，继续搭乘轮船直接赶到南京报考军校。经过体检和考试，1928年初被录取为预科生，在杭州接受入伍训练，1928年冬预科生开赴南京，于1929年初春正式分科编班成为黄埔第七期学员。黄埔7期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4科，父亲被编入学生第一总队步兵大队第四队。 从预科开始，前后经过两年时间，第7期学员共计852人于1929年12月28日毕业。父亲时年二十三岁。随后在国民革命军第4师独立旅中相继担任排、连长。
父亲自告别家乡投笔从戎之后，一别便是18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于1946年带着我的母亲及五岁的我回到南川老家祭祖。离家这段时间父亲忙于抗战抵御外辱，在他的父母过世之时也未能回家尽孝，只能多次汇钱回家表示孝心。三、建功古北口壮士碧血洒疆场，骁将拼死克日寇。1933年1月，日寇侵占山海关后，直逼平津。紧接着中日之间的战役在北京东北密云县的古北口打响。古北口保卫战从3月6日交战以来，中方第107师、第112师和第25师各部与日军鏖战一周，牢牢固守住阵地，毙伤敌人2，000人以上，日军受到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日军装备精良，在侵华战争中实战经验丰富，又有飞机、坦克及重炮火力的配合，因此，古北口各守军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所在的第25师浴血奋战3天，师长关麟征、旅长梁恺负伤，团长阵亡负伤各1名，连排长死伤达3/4，全师官兵伤亡总数达4，000余人，其战斗之惨烈可以想见。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父亲时年26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旅146团9连连长（即原第4师2团9连），带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率部担负第二道防线左边阵地的守护任务。冒着遭遇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带领士兵挖筑工事，由于阵地是坚硬的岩石秃山，构筑工事难度很大，他用民族危亡的警训鼓动起士兵抵御外辱的热情，安排士兵轮番劳作，同时身先士卒作示范，终于建起了比较牢固的掩体。在拉锯式的阵地争夺战中，他带领战士冲刺在前，英勇杀乱，不幸被日军的榴弹片击中多处，身负重伤，被送往北平协和医院治疗。四、血战台儿庄台儿庄大血战发生于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是中国军队和日寇在山东峄县台儿庄(今属枣庄市)一带进行的一次残酷的战役。
在台儿庄抗日浴血大奋战中，父亲在关麟征第52军的第25师146团担任营长，在台儿庄外围东北担负阻击任务，打击从临沂驰援台儿庄的坂本旅团，切断日军的增援，在气势汹汹的日军援敌面前英勇顽强的阻击，使其救援台儿庄的计划落空。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包括外围阻击战在内，前后进行了一个多月，投入兵力20多个师计12万人，其中台儿庄方面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气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它是抗战初期继平型关大捷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父亲在关麟征部下还先后于1937年9月参加保定战役；1938年夏秋之交，参加武汉保卫战；1939年秋，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取得湘北大捷等等。
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在这些辉煌的战绩中都有父亲的一份功劳，父亲的血没有白流。五、戍边滇东南抗战中，部队的建制时有变动。比如关麟徵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十五集团军，根据史料记载：武汉会战前后，1938年夏，陈诚就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其基本部队第十八军随其调至第九战区，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也分别调入第九战区跟其他集团军一起参加武汉会战，第十五集团军番号撤销。1939年后，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在第九战区恢复，关麟徵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其基本部队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和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都曾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关麟徵率第五十二军组建第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番号撤销。1941年春，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在第一战区恢复使用并参加中原会战。1945年初，第十五集团军划归第十战区指挥管辖。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进一步切断了滇越国际交通线，我国西南边疆形势紧张。1941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关麟征将军率部由湖南经桂入滇，进驻滇东南重镇文山。父亲先后担任这个集团军第25师第73团副团长、团长，驻守中越边境一带。
父亲一度担任第九集团军中校参谋，曾随关麟征驻扎在文山。父亲不吸烟，不饮酒，更不参与赌博，在戍边军防的余暇，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尤其是文史方面的书籍。他从军之后，一直在关麟征部下任职，随关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古北口抗日作战中父亲负伤后被送往北平协和医院治疗，在医院里又曾跟关麟征的病房毗邻。因此跟关的私交甚密。父亲曾戏称关麟征为“文山主人”，其意：一是指关麟征为文山地区最高军政首脑；二是因为关麟征的“征”，繁体字“徵”字右边为一个反“文”，中间的上部为“山”，下部为“主”，左边是一个双人旁，整个字由“夊、山、主、彳”四部分构成。这也足见父亲对文字学的酷爱和跟关麟征关系之密切。
在云南戍边期间父亲还曾被派往缅甸边境的八莫、密支那等处参加中美合办的军官培训班学习，提高军事指挥素质。
在驻守云南这段时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一同随军营调防多次移动。1945年7月弟弟在云南蒙自县芷村火车站降生，因此取名为罗芷村（读中学后改为罗乔敏）。六、受降赴越南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根据中、美、英三国首脑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美、英、苏、中签署的波茨坦公告，越南北纬16度以北由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16度以南归英军受降。
父亲时任第九集团军第2师4团上校团长，奉命率部由滇南开往越南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
日军投降仪式于9月28日河内在举行。
受降仪式结束之后，父亲和其它将领均率士兵奔赴各自指定的地区解除日军武装，占领各战备据点，父亲率部赴海防驻守。
10月31日，被解除武装的日军，全部集中到海防，被遣送回国的日本人(包括日商及日军家属)共8万人左右，前后共分10多次，直到1946年4月才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国。七、从职副官处1938年8月，黄埔军校由南京内迁至成都，改称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是为黄埔军校本部。关麟征于1946年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7年10月，接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任校长，是黄埔军校在大陆期间三任校长之一，同时是第一位就任校长的黄埔毕业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脱离国民党正规部队，经关麟征引荐进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副官处少将副处长 。此前“副官处”的名称叫“办公厅”，自关麟征当校长后更名为副官处。当时副官处处长是黄埔第4期的毕业生吴丽川（少将，河南固始人）；副官处下设有三个科室：行政科科长为鲁克智（中校），统计室主任为刘振华（军简三级），收发科科长为王一士（中校）。跟父亲一起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同事的好友还有李帮藩及原25师师长姚国俊，原52军军长张耀明（1949年秋接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等。父亲此时颇为春风得意，因此取别号“破浪”，喻意人生正“乘风破浪”。
父亲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职的几年，是我们家庭生活最稳定的时期。1946年至1948年母亲在其老家四川省三台县任小学教师，1948年秋季我们迁至成都跟随父亲一起定居。父亲一般不管家中事务，家里的巨细事宜均由母亲做主。比如，1945年父亲到越南受降，我们随母亲返回三台县，在县城东街购买了由七间青瓦平房构成的一个小四合院（1948年我们定居成都后，仍由外公、外婆及三个姨妈及一个未成年的舅舅居住）；1948年由于物价飞涨，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母亲托娘家人帮忙在三台乡下购置了三十亩土地。八、入编军政大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完成对成都及其周围地区的战略包围。此时，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张耀明、教育长吴允周、副官处长吴丽川等飞往台湾。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动之下，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三总队10，000多人举行起义。父亲参加起义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教导三队（原名十八兵团随校）。1950年4月，第十八兵团建制奉命撤销后，改称为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
成都临近解放，社会秩序混乱，我们兄妹三人跟随母亲回到三台县居住。父亲参加起义后由十八兵团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家属证明书，1950年由母亲亲手递交三台县当时的副县长王棣之，并经王棣之批示县文教科科长谭善清安排母亲继续作小学教师，母亲被安排到心妙乡小学任教。我们家庭享受军属待遇，门前除了悬挂“革命军属”的光荣匾之外，逢年过节还有居委会的领导到家慰问，赠送慰问品。
1950年6月15日，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成渝铁路开工典礼，拉开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序幕。经过10万军民两年的日夜紧张奋战，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
在这支修路大军中，包括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的全体学员，我父亲也在其中。他们在军政大学里，一边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改造思想，一边参加铁路的修建劳动。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在军政大学里父亲通过学习，写信动员母亲把父亲毕生积攒的黄金悉数送交“三台县增产节约办公室”。加上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的退赔，至此，家庭的全部收入只有依靠母亲当小学教师的微薄薪金了。九、退伍陷深潭作为职业军人，父亲二十多年一直戎马倥偬，居无定所；父亲的祖籍在南川县，在考入黄埔军校之后，父亲只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祭祖时回过老家一次。1952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开展转业复员运动，父亲拿着西南军政大学出具的复员退伍证明只好回到母亲的原籍三台县。
居委会当时正在举办夜校，组织家庭妇女扫除文盲。鉴于父亲有文化，又是西南军政大学回来的，居委会安排父亲作夜校教员，晚上给学员读报、教学员学文化，还兼管街道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每周换一次黑板报内容。办黑板报父亲一丝不苟，虽然他不善美工，仍要细心地用彩色粉笔在黑板边框上画些图案，在新闻标题处点缀些题花，努力把黑板报办成精品。这些工作虽然没有报酬，但受到学员尊敬，也算是一种精神慰藉。但是由于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在三台县这种小地方是一件罪恶深重而可怕的事，因此渐渐地他受到一些人仇恨的眼神。为了减少自己在公众场合的孤寂，父亲在办黑板报时，总会把我带上，让我当助手，替他携带粉笔、直尺之类的东西。
最初，父亲对找到工作充满信心，积极地进行必要的准备。他用退伍时发的津贴买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籍，甚至专业性很强的诸如殷周历史之类的专著。他还将一块旧木板用钉子和绳子固定在墙壁上，做成一个简易的书架。
到后来，政治形势对父亲越发不利。他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对找到工作逐渐丧失了信心，加之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他只得将自己珍藏的书籍都廉价变卖掉，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一本厚厚的《辞源》词典。
为了应对经济拮据，父亲将家中一小块花圃改为菜圃，自己栽种冬瓜，将旧竹竿缠绕上稻草，把冬瓜秧苗引上房顶，每天细心地照料，冬瓜长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冬瓜成熟后，我会满怀喜悦地登上梯子爬到屋顶，把成熟的冬瓜摘下来。盛夏到来是家里冬瓜丰收的时节，除了自给自足之外，我们会把多余的冬瓜放在街边便卖些钱补贴家用。
随着几位姨妈搬出我们家，1957年外公搬到二姨家住，我们三兄妹读中学吃住在学校，父母只留了两间自住房，其余的几间房子便陆续出租出去，以租金补贴日常需用。
为了进一步缓解家中的经济窘况，父亲曾打算靠卖文笔为生。在街边父亲搭起一张小茶几，摆两条小凳子，替人代写书信。等了几天只有一个人惠顾，得了一毛钱，而得到更多的却是路人怪异的眼神。父亲不堪受人白眼，愤然决定出卖苦力。当时三台县刚开始引进煤炭作锅炉的燃料，建立煤炭公司，工厂和一些大一点的机关单位陆续装备蒸汽锅炉。煤炭则由木船装载从涪江上游运送到东河边的简易码头。煤炭从木船往岸上卸载却是依靠人力挑下来，这项重体力劳动，既苦又累，一般人是不会去干的。父亲认为码头边认得自己的人不多，自己身体尚无大碍，这个苦能吃下来。父亲购买了一根扁担、一对箩筐，每天早上天刚放亮他便饿着肚子，扛着箩筐到河边从木船上把煤炭一担一担地往岸上挑。八点多钟回家吃过早饭又往码头上赶。
然而更严重的打击却是政治上的。对父亲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发生在1954年，当时全国进行第一次普选，有选民资格的名单进行三次张榜公布，在人们熟知的历史背景下，被视为“阶级敌人”者将被剥夺选举权。在选民登记过程中派出所驻街道民警多次调查父亲的政历，由于父亲参加了成都起义，又有军政大学的退伍证明，历史身份早就是清楚的，因此第一次榜上有父亲的名字。但是在张榜后，因为“群众有意见”，“不该将选举权给反动军官”，“人言可畏”，父亲的名字很快从榜上被涂掉。既然如此，总得“挖”出理由来，于是在发“选民证”的群众大会上，将父亲揪到台上，公开宣布和批判他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反动罪行”！。从此，父亲便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经常遭派出所修整、教训。当时，外公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是城市贫民出身，担任居民小组长。因为父亲这件事外公受到株连，居民小组长的职务马上被撤掉。外公在家里一语双关地愤愤然叹息道“这真是墙倒众人推！”
1958年第二次全国普选时，因为确实没有找到什么新的“罪行”，“恩赐”了父亲一张“选民证”，重要的是他幸免了一场新的羞辱性的批判。
即使处在最沉闷的日子里，父亲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都积极拥护。他吸取了以前埋头书斋的教训，坚持读报使自己能了解和跟上形势的变化。在整风“反右”时，有人想把父亲打成“右派”，施加压力要他在街道居民会上“鸣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父亲艰难地顶住压力，没有落入某些人设置的圈套，只给医院的护理工作提了意见。这样，父亲总算躲过了人生中又一次新的悲剧。
巨大的政治压力给予父亲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一度使他神情恍惚。当时的物质供应基本都凭票证购买，特别是粮食类的物品。有一次父亲到粮站购买大米，发现购粮登记本不在了，急得几乎晕了过去，那上面可是全家人的命根子，眼看马上就会断炊，他急得在家里团团转，到处翻箱倒柜寻找，终无所获。更为可怕的是，父亲担心被人抓住这件事，以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为借口对他进行批判，终日提心吊胆。当月全家人的口粮只好由外公到处向邻居借讨。后来申请补发新购粮登记本又经历了若干时日和周折。
这件事的真相，直到父亲临死之前才告诉我：由于当时受到太大的精神压力，他整日神志不清，一次购粮之后将购粮登记本放在背心的一个衣袋里，背心脱下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再穿用，第二次购粮时忘掉这件事，越急越找不着。后来从背心衣袋里发现这本购粮证时，已补发了新的，父亲不敢再提此事，也不敢用这本购粮证购粮。否则，父亲又将会大祸临头。待到父亲被送往劳教队时，他如实地“坦白”了这件事，并把旧粮证上缴了。
父亲自1952年从西南军政大学复员回三台后，一直奉公守法，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生活，在历次镇反、肃反、整风反右运动中规规矩矩没有越轨行为，故而找不到整他的新材料；但是因为父亲担任过国民党军官，因此一直受到社会歧视。他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子女的政治前途受到株连，升学、就业长期受到影响。十、屈辱离人世五十年代，我们兄妹四人都未成年，尚在小学或中学读书。父亲担心自身的政历对我们的成长造成影响，总是忧心忡忡，始终小心翼翼、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生活。即使如此，厄运仍然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并因此断送了性命。
1958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各地农村不断大搞高产田，农业生产“创造”出的“卫星”层出不穷。三台县公安局在苏河乡（现红星乡）建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跟上全国的跃进形势，囿于劳动力缺乏，急需调一批有“政历问题”的人供作役使。
这年秋天，我和大妹（罗羡蓉）正在三台中学念高中，均在校内食宿，母亲在乡下小学教书，因此平时只有父亲一人住在家中。一天晚上八点多钟大妹把我从教室里找了出去，告诉我：居委会治保委员到学校找到她，告之傍晚时分父亲被通知到派出所，现已送往拘押所。临走时未带被褥和碗筷，叫我们替父亲送去。我和大妹马上回到家中拿了一双竹筷子、一个“洋磁碗”，抱着一床破棉被，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东街直奔拘押所。拘押所位于新西街县政府旁边，当时靠近拘押所大门的围墙有部分已坍塌正待重建。我们正向门房走去，突然从断垣残壁的围墙里冲出一名持枪的士兵，向我们大声嚷道：“站住！干什么？”我们被吓了一大跳，大妹这时被惊吓得掉下来了眼泪。我们顺从地按照这名士兵的吩咐，写下父亲的姓名，将碗筷、棉被放在门里。我们未能见到父亲的面，父亲便在没有给予任何理由、任何法律手续或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被送往公安局办的劳改农场——苏河农场去“劳动教养”。
大约一个月之后一个晚上，晚自习已下课了，传达室工人邱宗荣托人到寝室找到我并通知说，父亲从劳改农场被送回城，叫我马上回家。待我赶到家门口，吓我一大跳，离家一个月时间，父亲的面目已变得难已辨认，骨瘦如柴地躺在一辆滑竿上，右脚赤裸，下肢肿得通红。他是由两名劳改队员用滑竿从苏河劳改农场抬回城的。这两名队员告诉我，在繁重的劳动中父亲被锄头挖伤脚，感染破伤风，病情恶化仍不予治疗，已经生命垂危临近死亡时才派遣他们俩人抬父亲回家。
我们把父亲抬到床上，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年幼的我顿时失去主张。跟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阿姨王树德，她是居委会的治保委员，为人还算正直。她一方面托人到乡下通知母亲，一方面拿出粮票和钱嘱咐我到面馆替父亲买一碗面条。买回来后，她看到碗里无一点油星，特地从她家中舀了一汤匙猪油加在面碗里（当时我们家中简直是一无所有）。然而垂危之中的父亲已经丝毫无法进食，只能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公安局拘押他到苏河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养没有其它原因，只是因为认定他是2%的反革命。
母亲从乡下赶到家中已是凌晨时分，我们将家里一块门板拆卸下来当担架，将父亲抬到县人民医院抢救，然而这时早已失去抢救的宝贵时间，医院已无回天之力，父亲终于在医院含冤去世，这时他才52岁。此时家中早已一贫如洗，一切医疗、掩埋费用只得靠临时借贷凑集解决。父亲被草草掩埋在郊外的一座荒山上。
至今我都不懂这2%的反革命是什么意思？父亲二十多年戎马生涯，在民族危亡时刻对日英勇作战并因此负伤，为抵御外辱做出的贡献，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难道有罪吗！这样的人难道应当在遭受这般凌辱的情况下去世吗？
父亲被结论定为2%的反革命分子，致使家属和子女受到严重的株连，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家属的包袱，政治上受尽歧视，连生活出路亦几乎断绝。
我内心曾对王树德阿姨产生过怨气。1958年大搞全民军事化、共产化，父亲被拘押到劳改农场后，我们曾将家里锁门的钥匙拿了一把请她代为保管。居委会大办公共食堂，她带人到我们家把厨房里包括碗筷在内的所有用具全部送到公共食堂，大饭桌、圆凳也通通被拿走，家里真的算得上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这难道跟她无关吗？后来细细一想，结合她平时的为人，她并不是一个出卖良心的人，这种“置诸死地而后快”的作法，未必就是她的个人品质。因此，这件事也不能单单怪她，在那种大环境下她也是不得已而遵命为之的。
当然，现在每当谈起那些沉重的往事时，人们总是会说：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诚然，政治气候是可以决定一切，可是，在同一片天地之间，有人有好生之德、仁爱之心，悲悯善良、同情弱者，有人却推波助澜、磨牙吮血，生、末、净、旦、丑竟在同台之中张显着人性的差异，展示着不同的嘴脸，这大约就是历史悲剧能演绎得淋漓尽致、发挥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原因吧！十一、迟到的缅怀1939年“湘北大捷”之后，父亲随关麟征驻军湖南，我于1941年2月在湖南省零陵县（今永州市零陵区）出生；随后，我和母亲跟随父亲他们的部队经广西、贵州最后驻防在滇东南，妹妹和弟弟也相继来到人世。
父亲给我取名罗翘楚，“翘楚”本意是才能出众、杰出的人才。《诗-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王勃当众赋《滕王阁序》，一气呵成，在座皆惊。故《滕王阁序》被辛弃疾誉为“王郎健笔夸翘楚”，即此之谓。足见父亲对我的希望很大，希望我能超越前辈，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大妹1942年7月在云南出生，取名为罗羡蓉，“蓉”是抗日大后方成都的代称，“羡蓉”寓意渴望抗战尽早胜利，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获得安定的生活；弟弟1945年出生于云南蒙自县芷村火车站，父亲为了纪念抗战戍边滇东南的四年时光，为他取名为罗芷村。最小的妹妹1954年出生于三台县，父亲为她取名为罗小蓉，寓意她是老么。
我们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在我的记忆里不到八年时间。1948年秋季母亲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从三台迁到成都居住。当时我7岁，读小学一年级，到1949年冬天我们三兄妹返回三台读书，在成都前后居住了一年半时间；1952年秋，父亲退伍回到三台直到他去世，我们一起相处有六年半的时间。
父亲一生不沾烟酒，为人诚恳厚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十分漂亮，悉心研读文史则是他闲暇时的最大爱好。一本厚厚的“辞源”不知翻阅了多少遍。他虽然从军，书生气却十足，一点不懂政治和专营，在内战纷飞迫近西南之时，他仍潜心于编著“枪械学”一书，没有考虑时局变迁可能带来的生存危险。
父亲为人总是慈善的，对我们几兄妹更是如此。他不仅从未打骂过我们，甚至没有对我们说过重话。我们住在成都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有时教我们一些绕口令和童谣，给我们讲薛涛、纪晓岚之类的历史故事，带我们去望江公园看“薛涛井”，有滋有味地品尝五香“薛涛豆腐干”。幼年的我曾站在小凳子上，踮着脚爬在书桌上跟着父亲学着查阅“辞源”。
父亲回三台时，我们正在小学念书。暑假里他会牵着我们兄妹逛街，虽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仍会拣最便宜的李子之类的水果给我们尝，虽然他自己舍不得吃。
父亲为自己购买文史书籍的同时，不会忘记为我们买一些适合的读物，我印象最深的书籍是“动脑筋爷爷”以及葛佩奇著的“自然常识五百题问答”。
父亲对我们几兄妹要求很严格，总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跟上时代步伐，看到我们经常从学校里拿回奖状，他显得特别高兴。
我们家就在三台中学高中部旁边，有一次我回家时在校门口遇到一名高中女生，她点头向我打招呼，被父亲看见了。回到家中，父亲很不高兴地盘问我很久。当时我正临近小学毕业，为了准备升学考试，我跟另外两名同学约定，每天早晨起床后爬上公园的牛头山背诵语文。有一次刚好遇到了这几位高中女生，她们把我们当作小弟弟，关心地询问我们复习功课的情况。父亲显然过于敏感了，不过也可看出他是不愿我们在成长中有一丝闪失。
父亲还是一位好女婿，回三台后一直很孝敬他的岳父、岳母；岳父岳母从前承担的家务他总是自己争着去做。特别是从粮站背米回家、从一里路外的水井挑水回家等。1954年外婆因心脏病去世，母亲当时刚生了小妹妹，外婆唯一的儿子正在北京念大学不能回家奔丧。外婆整个丧事均是父亲协助外公操办的。棺材（当时是土葬）从城内运到郊外的十几里路，外婆的灵位牌一路都由父亲双手奉祭着。
195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升学形势很严峻，在激烈的竞争中我考上了高中，父亲很高兴。当时家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父亲担心我孱弱的身体抵御不住严寒，毅然将他身上唯一的一件毛衣让给我作御寒。
1958年，我正在读高一下学期。当时，全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生产大搞人海战术，实行大兵团作战，生活搞“一大二公”，砸烂每家每户的坛坛罐罐，兴办集体食堂。有一次学校按照上级的安排，给我们下达“支农”任务，在班主任苏XX老师带领下到黄林乡拆毁破农舍，推倒旧土墙。一天中午劳动结束后，我肩上扛着锄头跟几名同学一块回住地吃午饭。走到中途，我突然想起工地上可能还有畚箕，便折身回到工地拾取。待我追上其他同学一块回到住地时，中午饭已开始了，吃的是红苕玉米粥。稀粥端在手中，站立在农家屋檐下用餐，感到身上有阵阵凉意，这时我才意识到披在肩上的毛衣不翼而飞。我马上放下碗筷，急忙奔向刚才走过的道路寻找，可是哪里还能找到毛衣的踪影。
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一件毛衣是很贵重的。丢失珍贵之物，心中很不痛快。不过，一想到正在从事的是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心中的不快也就很快释然。
我期待着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相信不仅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还会有一件自己的新毛衣。然而，乌托邦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使我的梦想破灭，在拮据的生活中，我长期依靠一件短小的破棉袄御寒。直到参加工作领到工资后才攒钱织了一件新毛衣。
在我慢慢懂事之后，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到酸楚，对父亲产生一种沉痛的愧疚。父亲在没在职业和收入，最困难、最压抑的情况下，宁愿受冻却把自己身上正穿着的、最值钱的鸭绒毛线衣让给我，足见他对我的爱心和呵护。我把这件珍贵之物丢失，却没有对他说句表示歉意的话，可能我正在丢失他心目中最后的一点希望，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父亲虽然参加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的起义和军政大学的学习，但是他的戎马生涯在年富力强之际便早早结束，厄运接踵而至。在被反复审查历史中他惴惴不安地小心度日，不明不白地被送往劳改农场遭受凌辱，并在受伤后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过早地去世。
在他含冤逝世二十多年之后，经过我们兄妹的奔走，他的起义军人的身份终于得到承认，他的在天之灵终算可以得到一丝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