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虎嵩山
人物履历
虎嵩山（1880－－1955），回族。宁夏平远（今同心）人。自幼从父学习伊  斯兰教经典。自幼从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阿拉伯语和虎非耶门宦的宗教功修。后到海原县拜王乃必阿訇为师。1924年赴麦加朝觐。精研《沙米》、《伊尔沙德》、《米什卡特·麦萨比哈》等经典及教法，历时5年之久，从此学业大进。22岁时应聘为同心县清真小寺阿訇。后接受伊赫瓦尼派创始人马万福倡导的“凭经立教”、“遵经革俗”的主张，遂不愿继承父业，脱离虎非耶门宦。在同心县穆斯林中大力宣传伊赫瓦尼派教义，提出一切言行皆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准则，对不符合经训的一些礼俗进行改革，声望日著，成为宁夏及陇东地区伊赫瓦尼派知名阿訇。他博览各种伊斯兰经籍和汉文译著，融会贯通，富有独立见解。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及语法、修辞，对《古兰经》学、圣训学、凯拉姆学、教法学、苏菲主义、逻辑学等均有较深造诣。1924年经上海赴麦加朝觐，翌年归国后即在湖南常德县应聘为开学阿訇。1927年回原籍提倡回民新式教育，主张学经兼学汉文化，联合各界推动回民教育的发展，并对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内容、方法实行改革。1937年在宁夏吴忠创办中阿讲习所，从事伊斯兰教经典的研究和讲学，并自任所长；后改名为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任副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既爱教又爱国的主张，积极发动穆斯林参加抗日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穆斯林内部应消除教派分歧，各行其是，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他曾任中国回民文化促进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宁夏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等职。1927年后，曾任宁夏中阿讲习所所长、中阿师范学校副校长。建国后，任甘肃平凉专署民委委员、甘肃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长期从事伊斯兰经典著作的讲学与研究。对《古兰经》、圣训、教法、俯仰学和历法等深有研究。1955年逝世于平凉，葬于原籍。
人物生平
家世虎嵩山1880年生于同心县半个城，父亲是同心县“虎非耶”门宦的一位“海里凡”，人称“虎爷老人家”，四十岁时曾就学于兰州“虎非耶”门宦的凉州庄老人家门下，四十五岁回同心设立道堂，传授“虎非耶”教规，群众皈依者日众。据说，虎嵩山出生时，适逢凉州庄老人家从兰州来到他家作客，便给他取了一个宗教名字，叫“赛尔敦丁"(意即宗教的幸福)，并告诉他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是‘虎非耶’道统的继承人。”他父亲听了自然十分欢喜，而且就从此遵照凉州庄老人家的祝愿，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求学1897年，虎嵩山已经18岁了，他父亲把让位给儿子的宿愿，公开告诉了他的教民。由于虎嵩山资质聪颖，仪表端庄，尤其对宗教知识的学习，成绩最为突出，因此“虎非耶”门宦的群众听到他将要继任第二代“海里凡”时，当然皆大欢喜，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位年轻的虎嵩山对他父亲的宗教言行越来越感到怀疑和厌烦。这时虎嵩山已拜其他著名阿訇为师，并学到了他父亲所不知道的宗教知识。于是他决心同父亲分道扬镳，另访名师，继续钻研伊斯兰教的各门学问。
就在这年农历九月，虎嵩山投学于在海原县滥泥沟清真寺开学的汪乃必阿訇(甘肃临夏人)门下，用心攻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对伊斯兰教的各大经典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宗教知识有了很大长进，能够独立阅读深奥难懂的经典。这时，甘肃马万福阿訇(又称果园哈吉)所倡导的“依赫瓦尼”派学说，已在甘肃、青海一带广为流传，这对当时的汪乃必阿訇和他的高足虎嵩山有很大启发。师徒二人为了积极响应“依赫瓦尼”学说，专门学习和讨论了被“依赫瓦尼”奉为正统教典的《沙米》、《伊勒沙德》和《米实卡替》三部经典。传教1902年，虎嵩山已从汪乃必门下毕业，回到了同心县故乡。这时，他只有21岁，由于才德出众，便受聘到同心县城清真小寺当了教长。从此开始，他是第一个在宁夏公开宣传“依赫瓦尼”学说的人。传教初期，他曾受到反对派的歧视和压制，甚至遭到人身攻击和迫害，但他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使“依赫瓦尼”学说不仅在同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而且在宁夏黄河两岸和甘肃一些地区的穆斯林中影响也越来越大。
当时，“依赫瓦尼”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学说和主张易被一些好学的中青年阿訇所接受。因此“依赫瓦尼”在宁夏不到30年时间，就传遍各地，而且显得生气勃勃，每到宗教场合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氛，无论是阿訇或群众见面时都相互紧握双手，彼此称道：“依赫瓦尼”(兄弟)，以示亲爱团结。他们在仪表上最重视留胡须，在教义上强调遵照《古兰经》、《圣训》的规定办事。革新虎嵩山在宁夏宣传“伊赫瓦尼”学说时，曾沿袭了甘肃马万福的“凭经立教”的主张，并针对宁夏穆斯林传统的宗教活动中一些不符合《古兰经》、《圣训》规定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与改革。按照他的解释，中国内地的穆斯林长期同汉族杂居，无论是文化或生活习惯，都受到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婚、丧、祭祀等礼仪，几乎完全抄袭了汉族的繁文缛节。据说这不仅是背离正统教义的行为，而且更加重了穆斯林群众的经济负担和不应有的宗教义务。因此他在宣传“依赫瓦尼”学说时，就提出了“遵经革俗”的口号。“遵经革俗”关于“遵经革俗”的内容，虎嵩山是依据上述经典的理论指导，概括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给念《古兰经》的人出“乌支勒”(代价)。根据“依赫瓦尼”派的解释，所谓“乌支勒”就是穆斯林为了祭祀亡人或祈福祛灾时，邀请阿訇诵读《古兰经》的某些篇章，诵读结束，由主人散给阿訇现金若干，同时还要设宴招待一番。按照虎嵩山的意见，类似这样的做法，如果双方不是出于绝对自愿，而是迫于人情世故，不得不干，那么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买卖交易。他按照伊斯兰教的正统理论说明，这是一种接受“乌支勒”的犯罪行为。因为《古兰经》是命人行好、止人干歹的最高准则，不能依靠诵读《古兰经》谋取代价。《古兰经》里真主曾经说过：“你们不要用我的启示换取一些代价。”(2：41)又说：“隐瞒经典，并以它换取一点代价的那些人，他们肚里吃的就是火焰。”(6：174)所以，“乌支勒”是那时“依赫瓦尼”遵经革俗的重大内容之一。虎嵩山后来在他编写的《穆民三字经》中就批评“乌支勒”是错误的。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是“依赫瓦尼”同其他教派长期争论的重点。后来，“依赫瓦尼”派中甚至有人竟把“乌支勒”说成是“依教求食”的罪过。但相反的，也有人把“依赫瓦尼”简单地贬低为“吃了不念，念了不吃”的新兴教。
二、反对铺张浪费的宗教仪式。过去宁夏各地的穆斯林对于亡人的葬礼和祭祀，曾实行一套既繁锁又浪费的宗教仪式。从死人弥留之际，直到死后的一周年，死主家请客念经，多达十次以上，加上发给家属亲友的孝布以及送葬散钱等花费，仅在一个亡人身上，有时会造成倾家荡产的危险局面。虎嵩山在宣传“依赫瓦尼”教义时，严厉地批评和制止这些违背教义的错误做法，他曾指出这些陈规陋习本是来自中国佛教(实指汉族)的影响，年长日久就演变成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这不仅是来世的罪行，而且又是今世的不幸。他为了反对在祭祀亡人中大搞铺张浪费，曾引经据典地劝告穆斯林群众，要按正统的教道办事，因为《古兰经》中真主说：“他们信主又行善的那些人，我只给他们课派力所能及的。”(7：42)他还引证穆圣的教导：“你们为自己和亡人舍散，即便是一口水也可以，如果这也办不到，那就由自己念一段《古兰经》；如果对《古兰经》什么也不懂，那就央求真主的恕饶和慈悯，因为真主已许约要答应你们。”虎嵩山就是根据这些《古兰经》和《圣训》，批判了当时错误的祭祀活动。他曾讥笑那些为圣人举行祭祀的人说：“圣人逝世后他的亲属和辅土  们都没有祭祀过圣人，难道他们不比我们热爱圣人吗?”据说他为了禁止不合教义的风俗习惯，曾在同心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破孝”运动。虽然他的号召遭到了部分穆斯林的反对，但终于取得了胜利。而且从那以后，即使反对他的教派也逐渐改变了大行戴孝的不良风气。
三、反对门宦制度。虎嵩山对宁夏伊斯兰教内形成的门宦制度，曾经作过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在宁夏伊斯兰教的门宦中，能够成为教派的主要有“哲合忍耶”、“虎非耶”和“格底林耶”三派。至于分散到全区各地的道堂和“拱北”，大半都是从这三个教派中分化出来的小道门。
虎嵩山对所有的“门宦”、“道堂”、“拱北”，一律加以排斥。他认为，他们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活动不完全符合伊斯兰教的正统学说，认为门宦制度是18世纪中亚的“苏非”派传入中国后才逐渐形成的。苏非派是一种神秘主义集团，创始于11世纪的阿拉伯国家。它把伊斯兰教的善功分为“礼乘” (设勒尔替)、“道乘” (托勒格替)、“真乘”(哈给格替)三个截然不同的修炼阶段。
根据苏非派的说法，“礼乘”是入世的宗教活动，“道乘”是出世的宗教活动，“真乘”是超脱为与真主合而为一的修炼阶段，而苏非派最重视的是“道乘”和“真乘”。但在宁夏，除“嘎底林耶”外，“哲赫林耶”和“虎非耶”一般只是传授“道乘”，按照当地穆斯林的说法就叫做办“托勒格替”。据说办托勒格替的人，第一要亲受道祖(继承道统的人)的指点，第二要紧跟道祖勤修苦练。因此凡有传授“托勒格替”的地方，就必然要建立道堂，道祖死后又必然要修建拱北。同时被指定的继承人又成为新的道祖，所以，这就是门宦制度产生的历史根源。
虎嵩山原来反对门宦制度的原因是：
一方面他发现门宦制度本身存在很多陋习，特别是他通过父亲所主持的“虎非耶”门宦，感到其中不合教义的地方很多，首先门宦的主要精神是要做到脱离红尘，清高无染，而他父亲作为教徒的榜样，只能是闭目打坐，不理现世。其实这恰恰和伊斯兰教的原则背道而驰。因为《古兰经》上明明讲道：“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就散布在大地上，去寻求安拉的百恩。”(62：10)这就说明，伊斯兰教反对人们脱离红尘，鼓励人们重视现世。
其次，作为门宦的领袖一定要有“奇迹”，据说他父亲也曾有过这样的传说，后来经他证明，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另外，为了迷惑群众，说能“预卜吉凶”，“妙手回春”等等，都是故弄虚玄的手段。虎嵩山为了进一步弄清门宦的来龙去脉，曾用心研究了一部叫做《麦克图巴特》的经典。这是中亚布哈拉的艾哈默德·兰巴尼写的，他是乃格什板顶耶的第七辈道祖，被称为穆圣逝世后第二个千年的“穆占底德”(新兴人物)，他的道统被“哲赫林耶”和“虎非耶”所公认。
但是兰巴尼在他的著作中，对苏非派历来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反对把“礼乘”、道乘”、“真乘”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如果把“礼乘”的功课(念、礼、斋、课、朝和伦理道德)做到家了，那么“道乘”和“真乘”也就寓于其中了。他以不说谎话做了一个比喻：有人开始不想说谎，这就是“礼乘”；以后成了绝不说谎，这就是“道乘”；最后成了不会说谎，这就是“真乘”。他的意思是，所谓“三乘”是一个整体，只是程度上略有差别而已。
按照他的论述，真正的苏非派应该注重“礼乘”，要力行主命和圣行，他反对那些独善其身的修道土；他认为显示“奇迹”是荒诞不经之谈；他还斥责那些所谓进入“真乘”而表现狂颠的人为道德败坏者。虎嵩山一直作为反对门宦的理论根据，就是依靠兰巴尼的《麦克图巴特》这部被公认为是正统派的经典。后来所有任教的“依赫瓦尼”阿訇都把这本经典作为反对门宦的有力武器。按照虎嵩山的意见，每个门宦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过程，但总的情况是，在门宦发展的初期，其中不少领导人都具有较多的宗教知识，而生活也能克勤克俭，清贫自守。但是，到了后来，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原来超世脱俗的作风，逐渐被当地的习惯势力所代替。 
1899年虎嵩山的父亲去世了，继承道统的人是洪寿林，按照传统规矩，“虎非耶”门宦的教民很快就给他父亲修建了“拱北”和亭子。后来，虎嵩山为了破除人们对他父亲的迷信，在一个夜间，自己带人把“拱北”和亭子全部拆毁了。据说这件事对于各派门宦震动很大。他们怕的是将来发生连锁反应，会给各个门宦带来不利。因此，事过不久，虎嵩山就被一门宦领袖下令绑送固原县府关押。禁闭数月后，经虎嵩山的亲友具保释放了。此后，他为了避免同反对派发生正面冲突，只好放弃了宗教职业，改做缝纫生意，并为了替自己改行进行辩护，曾宣传伊斯兰教历代圣人都是劳动为生，传教只是他们的义务，并非谋生手段。他经营缝纫业不到三年，在穆斯林群众的恳求下又恢复了教长工作。从此开始，虎嵩山一直从事于宗教事业，其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非一般阿訇所能比。
评价
现将他的活动经过举其重要者略述如下：一、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虎嵩山的早期思想和当地一般阿訇一样，对于国家的观念是比较模糊的。其原因是，解放前回民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尤其经过满清王朝的血腥镇压，回族人民对过去的统治者，长期存在着对抗情绪。由于这个缘故，回民的阿訇，每讲到中国穆斯林同清朝的关系时说是处于“交战国” (达鲁里哈勒比)的地位。辛亥革命之后，一些阿訇却只强调中国穆斯林对宗教所承担的各项义务，而对国家的义务，却从来不置一词。
1925年虎嵩山去麦加朝觐。他沿途发现中国人由于国弱民穷，处处受到外国人的歧视，不管是回民汉民，遭遇完全一样。他从此认识到，没有富强的祖国，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宗教也不例外，所以他的观念改变了。他重新肯定，中国穆斯林是全国人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看了一些有关西北  民族矛盾的史书，发现历史上的民族压迫，是当时的官府造成的，不是各族人民之间固有的仇恨。他认为，过去有些阿訇为了反对清政府的民族挑拨政策，却把祖国说成是穆斯林的“交战国”。这是牵强附会、自绝于人的荒谬言论。
他回国后在上海受聘到湖南常德清真寺担任教长。这时他除了专修汉文外，还特别关心国内外大事，对于“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也深受感动，因而爱国思想就越来越强烈了。
1927年他回到家乡后在各寺任教期间，在宣传教义的同时，尽量向穆斯林群众讲说国内外大事。据说1927年，他在镇戍(即今同心县)县城下马关清真寺当教长时，曾与本县回民知名人士白道然合作，在清真寺内附设“镇戍县回民自治公会”一处，目的是想把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民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进行爱国教育，反对军阀割据，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不久他受聘他往，白道然因公外出，“公会”也就自行流产了。
1938年，正值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开展，这年虎嵩山受灵武回民上层人士李凤藻等人的聘请，担任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校长。该校招考的学生，是有一定阿文和汉文基础的回民青年，另外还设有宗教研究班，招考的阿訇都是比较出名的教长。当时，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使国土丧失将近一半，敌人的飞机在后方狂轰乱炸，就连偏僻的宁夏也不得幸免。这时，为了配合全民抗战，虎嵩山就依靠这个宁夏穆斯林的最高学府进行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他规定每天早晨礼拜结束，让全体阿訇和学生都要参加升旗仪式。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理解国家政权的性质，但他只是出于一片热爱祖国的赤诚，利用升旗仪式的机会，和教师们轮流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敌人烧杀掳掠的罪行。他指导学生每七天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讲演会，内容都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他自己利用聚礼日讲话(瓦尔兹)的机会，引用《古兰》、《圣训》，动员穆斯林群众要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当时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亲自用阿拉伯文写了一篇反对日本侵略的祈祷词，加上汉译，用尺五见方的白纸石印成宣传品，分发各清真寺。他要求各寺教长，在每七天的“聚礼”拜前高声朗读，最后大家一起共念“阿敏”。
虎嵩山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不仅维护宗教信仰，而且真心热爱祖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讲话口口不离“国家兴亡，穆民有责”这句话。他常引证“爱护祖国是属于信仰的一部分”这段圣训，严厉地批评那些“爱教不爱国”的人，气愤地说他们不仅是国家的败类，而且也是伊斯兰教的伪信者。二、兴办回民学校提倡阿訇学习汉文。虎嵩山在西北不同于一般阿訇，他除了宣传宗教外，还大力提倡兴办回民学校，以期普及回民的文化教育。过去西北回民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加上阿訇的片面宣传，使一般回民只让孩子念经(阿文)，不让读书(汉文)，怕的是读书以后思想被汉族同化。但是虎嵩山却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过去西北回汉矛盾，是少数人挑拨起来的，正因为回民不读书，文化落后，回汉之间思想不能够沟通，以致互相猜疑，发生误会和冲突。有鉴于此，所以他自担任教长以后，一方面努力学习汉文，一方面劝说回民设立学校，他还批评了过去回民念经不读书的害处。因此1932年在省城成立的“宁夏私立中阿学校”，1938年在吴忠成立的“中阿师范”，都和他的积极倡导是分不开的。另外他在同心、固原等地曾动  员群众办了几处小学。
虎嵩山除了提倡发展回民教育外，对清真寺的经堂教育也提出了改革意见，认为过去的经堂学生(宁夏叫做“满拉”)，只学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培养出来的阿訇，既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能确切地阐述宗教教义。尤其经堂教育中，对阿文、波斯文的口译，错误很多。比如阿文词汇的“伊里替法台”应该译做“注意”，但经堂语却译成“少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经常宣传，必须在经堂教育中添授汉文，造就中阿兼通的宗教人材。然而他的宣传遭到了种种阻碍。据说同心有位很有声望的周教长，对他的提倡汉文，改革经堂教育，进行讽刺打趣，说什么穆圣和他以后的“海里凡”都没有读过汉文，但宗教却被他们传遍了世界。吴忠有位著名的张阿訇，听了他的演讲以后便轻蔑地对人说：“虎嵩山原来不是阿訇，而是一个念书人。”但他对别人的诽谤谩骂，一概置之不理，他任劳任怨，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在他任教的清真寺内一直给“满拉”教授汉文。他经常对年轻的阿訇介绍自己学习汉文的好处，说他原来阅读阿文经典，很容易领会其精神，主要是借助于汉文书籍的相辅相成，尤其通过阅读汉译经典，对于研究宗教教义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虎嵩山在提倡回民教育、改良经堂教育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成绩，而且在西北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变化中起了主要作用。直到解放后，在宁夏、甘肃参加政府工作和拥护党的领导的宗教人士中，许多汉文阿文兼备的阿訇，都是出自他的门下。三、编译宗教常识读物修订阿、波文法基础课本。虎嵩山在西北伊斯兰界可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学家。人称他精通八大“尔林”(学问)。所谓八大“尔林”即指阿文的词法、句法、修辞、教律、认主、逻辑、苏非和《古兰》注释等八门学问。这本来是对过去才学出众的阿訇惯用的赞美词，但对虎嵩山来说这的确是受之无愧的。除此而外，他对《圣训》和阿、波文诗词以及汉文都曾刻苦钻研，具有较高的水平。据说他从前在吴忠中阿师范附设的“宗教研究班"招收的是一批阿、波文成绩优良的中年教长，他所主讲的课程都是历来认为深奥难懂、无人问津的冷门，如《鲁哈白央》的诗篇等等。有些阿訇把他神化为无师自通的“胎里会”，特别“门宦”方面的人，说他刚一生下即受到“凉州庄老人家”的点化，心窍早已顿开。虎嵩山对这种无稽之谈感到十  分厌恶，他曾多次向人介绍自己青年时代的学习经验：第一是勤学强记，第二是善于自修，第三是广泛阅读，第四是深钻一门，最后做到触类旁通。
虎嵩山著有一本《穆民三字经读本》，内容主要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常识，包括信仰，主命、圣行以及日常的宗教活动等部分。因为说理能深入浅出，文章又合口押韵，所以很受初习宗教教义者欢迎。他同苏盛华合译的《拜功之理》，内容是阐述“礼拜”仪节的内在含义，属于苏菲学的理论范畴。以上二书曾在1940年前后出版。他所编写的两册《阿文文法基础课本》和一本《波斯文法精华》都是对原有的读本重新加以修订。编者在自序中说“固有文法初阶，或散漫，或无群，或言文芜杂，甚至以讹传讹，皓首弗辨”，所以他编写的目的是“非有简明易学之文法基础为捷径不可”。对于修订部分，他把原来用阿、波两文注释的地方全改写成单一的阿文，并用汉文详加说明，而对原来缺陷的“字根”、“动词"等，有的则作了校正，有的则加以补充，又在每一段落附有表格，分类有条不紊，使初学者一目了然。以上经他修订的这两种文法基础，在当时的阿文和波文文法教材中可以算是最新颖而完善的本子，所以出版以后就很快销行西北各地 (解放前北平《月华出版社》也曾代销) 。四、反对固步自封紧跟时代前进。虎嵩山为了伊斯兰教的发扬光大，一生孜孜不倦，认真研究有关宗教的各种问题，希望伊斯兰教对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做出应有的贡献。但他感到不幸的是，绝大部分宗教人士，因为不读汉文，不了解当前世界形势，对于宗教知识囿于抱残守缺，不能全面理解其含义，因此在宣传教义时往往作出了不太确切的解释和论断，例如：
(一)关于动物的图像问题。过去一般阿訇根据经典上的说法，穆斯林不能制做或陈设动物的图像，否则就是犯大罪。依此类推，照相也不例外。其理由是：制做或陈设动物图像原是多神教徒的迷信活动，所以信仰一神教的穆斯林就必须严加禁止。在西北有些回民家庭至今屋里不许张贴印有人物和动物的图像；甚至有人不肯给自己或家里人照相。大约自从西北地方有了照相设备以后，穆斯林能不能照相，就成为大家议论的问题。当时一般阿訇的说法是，穆斯林不能照相。后来到了虎嵩山担任教长的时代，这一问题才有了与前不同的解释。他认为照相和照镜子是一个道理，都是把自己的影子通过机械反映出来，为什么照镜子受到宗教鼓励，照相却被反对，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他对这一问题做了明确的讲解，他说在穆圣传教时期，正是多神教盛行的时代，当时崇拜神像就包括动物一类的模型，因此当时为了彻底清除崇拜偶像的流毒，禁止一切动物图像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但是现在社会进步了，人的思想也随着起了变化，今天穆斯林家里摆着图相谁也不会怀疑这是崇拜偶像。他经常说伊斯兰教既然是讲真理的那就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固执成见。
(二)有关文娱活动的问题。据说《圣训》中有段话是：“凡是玩耍都是大罪。”这段圣训，长期以来被中国阿訇作为一根棍子，对一切文娱活动不问内容好坏，一律打倒。解放前在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不但不允许从事文娱工作，甚至观看演出也要受到批评。许多穆斯林尽管认为这样做不完全合乎情理，但怕违犯教法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后来虎嵩山在“吴忠师范学校”和“阿訇研究班”担任校长时，有次在公开讲话中批判了原来对这段《圣训》的曲解。他说：“‘玩耍’这个词的含义是一种对社会有害无益的游戏，有人为了玩耍而浪费光阴，浪费钱财，损害身体，妨碍社会秩序，这就是犯大罪的行为。而昨天晚上我们的学生看了电影，据说是中国和日本打仗的片子；还有我们要提倡学生打球，这些对人的思想和身体都有好处，这当然不是‘大罪’。但有些阿訇持反对意见，说这就是‘玩耍’，是犯大罪行为；还说打球等于踢了‘哈散’和‘胡赛尼’的头(这二人是被敌人杀害的穆罕默德的外孙)，这些话实在荒唐!”
(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问题。虎嵩山对自然科学，只要弄清道理，就马上公开宣传。他曾讲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事，就引起了灵武县一位马教长的驳斥，给他写信说：“《古兰经》上说是‘太阳行在它的稳定之处’，并没有说‘地球围绕太阳’。”但是虎嵩山根据其它经典注释，说《古兰经》上的话明明说的是太阳自转，并没有绕地公转的意思。他经常提醒穆斯林群众说：“如果我们要反对自然科学，那就连衣、食、住、行都不能讲了。”
关于虎嵩山的全部经历，因无现成的文字记载，很难作出全面的了解与论述。从总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从早期的一个单纯的宗教人士，逐步变成一个非常开明的、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爱国人士，这在西北回民的阿訇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后来在他的后半生，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回民内部的团结，他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虽然博览伊斯兰教的有关著作，但对中国儒家的学说一直是推崇备至，他的目的是想把伊斯兰教的教义同儒家的许多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以作为加强回，汉人民团结的纽带。对于回民内部的团结，他为了消除教派隔阂，自己主动带头同其他教派取得联系，在教派不同的观点上他要求互相容让。他常对穆斯林群众说：“中国的穆斯林信的是一个真主、一个圣人、一本《古兰经》和一个伊玛目(哈乃斐)，既然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没有大的分歧，那为什么要在次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互相攻讦，以致分歧愈演愈深呢?这样的结果是，使各派穆斯林都违背了真主的教导，因为《古兰经》上说：‘你们一起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分离。’这段《古兰经》对坚持教派成见的人应该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
虎嵩山的以上生平事迹，只是依据别人口述，经过整理而写成的，其中挂一漏万的地方，自然在所难免。特别是从1947年到他逝世的这8年中，由于他曾受聘到甘肃的临夏、平凉等地担任教长，所以目前在宁夏一时很难知道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就只能为探讨虎嵩山的历史而提供一些线索，并不是对他的全部历史所作的研究成果和论述。
作品一览
著有《波文之源》、《月论释难》、《拜功之理》、《阿文教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