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会悟
人物生平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她的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王会悟6岁就开始接受父亲的文化启蒙教育。  王会悟
1918年，王会悟到湖州湖郡女塾（现湖州二中）攻读英语。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给主编陈独秀等人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新青年》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1919年，她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联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湖南人李达（当时李达回国办事，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联系）。1920年两人结为伉俪，婚礼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会悟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1]。大会期间，由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即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在嘉兴南湖红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王会悟雕像1922年底，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往，并在该校附属中学教英语。在大革命失败后，她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33年至1937年，王会悟夫妇移居北京；1944年，抵达重庆。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会悟参加了重庆妇女界欢迎毛泽东举行的大会，会后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
1946年春，王会悟自重庆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养病。1949年5月乌镇解放，王会悟北上与丈夫团聚，被安排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
1993年10月20日18时25分，王会悟病逝于北京，享年96岁。
学生时代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在鱼米之乡浙江省桐乡县，其父亲王彦辰是晚清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  少女时代的王会悟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她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在她的同学中，还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亲戚，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他们之间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亲属关系，而论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会悟13岁时，其父病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业继续教书。没多久，由于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她借了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 ”为此，为了表示对这所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当地的教育部门还给教员每月5元钱的津贴费。在教学期间，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完噗呲一笑：“社会在进步，你裹成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 ”
过了一段时间，镇上的一位秀才听说有5元津贴，四处造谣说：“王会悟小小女子，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 ”便向县里提出由他替代，他不要5元，只要3元，没想到县里还真同意了，1918年，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湖州的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起初，她半工半读。在里面边念书、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老师发现她中文功底不错，就将她推荐给校长，经考察，校长决定让王会悟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老师，这样她成为了一名“教师”。
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选点一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途径。经介绍，被安排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其间，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办事，与“女联”有些来往，这样，王会悟和李达便在工作中相识了。李达经常向她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1920年，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在上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京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悟负责。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她想到了李汉俊的家，而那个房子的真正主人却是李汉俊的兄弟李书城。李书城是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恰好当时不在家，李汉俊也寄居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里。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李汉俊家召开了。代表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有个年轻人手里托着湿衣服直奔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她也赶忙跑上楼，将情况汇报给了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马上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其中几个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他们上午聚会干什么？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说：“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问题，巡捕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幸好王会悟报警及时，才让代表得以及时疏散，这样，在开会期间，由于密探的突然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
会议停了两天，代表们提了好几个开会地点的方案，有提议去上海，有提议去西湖的，但代表们经过分析都认为这些地方虽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这时，王会悟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便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她说：“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不像杭州那样惹人注目，且风景秀丽，我们可以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而王会悟就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充当会议的 “哨兵”，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就连作为午餐预定的酒菜，她也是让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大船的。当天下午会议正在进行之中，湖上突然传来汽艇的马达声，代表们以为是警察的巡逻艇，当即暂时停会打起麻将。王会悟马上乘拖梢船上湖心岛打听，得知是一户富人家的私人游艇游湖兜风，会议又照常进行。
就这样，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完成了“一大”最后议程，到下午6点多钟，会议结束，这一刻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大”会议结束后，王会悟创办了我党最早的一本妇女刊物 《妇女声》，该刊物是1921年12月10日创刊的，王会悟则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了 《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出了10期，但作为第一本妇女刊物，它对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真正的人
1922年，王会悟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王会悟担任该校工作部主任，这是在中共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学校，之所以称为新型，是因为该校不仅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在当时也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922年底，李达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同前往，并在该校附属中学教英语。大革命失败后，她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参与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7年5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抄写、出版，还是发行，都凝聚了王会悟的不少心血。她还想办法将书送往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地阅读了该书，并作了详细的眉批，称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还在写给李达的回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因当时王会悟正好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也参加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后，还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后因多年劳顿，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病逝，终年96岁。
王会悟的一生未身居要职，只是默默地协助丈夫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也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她为党为妇女解放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回忆一大
从7月30日当夜被冲散会议后，有人建议前往外地开会，立即有人提议去嘉兴南湖，周佛海在回忆中将这个提议的事算在自己头上，当然也有其他站出来说是自己提议。
7月31日，惊魂未定的“一大”代表们乘坐早车匆匆离开了上海到达嘉兴。根据王会悟的回忆，到达后发生了这样一些事：
……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到嘉兴市已8点多钟，先到城市张家弄鸳鸯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雇了一条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共花8只洋……（《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会悟这段回忆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作为大会的总后勤，她竟在建国后还能记起雇船和吃饭的花费，精确到了几角钱，而一个记忆力如此惊人的人，偏偏记不起7月31日当天究竟有多少人去了嘉兴，只说十余人，按说，这些人去嘉兴的车票即便不是她负责买的，到了嘉兴后也应该是她这个当地人帮助接站安置的，为何她忘记了如此重要的一个数据？另外的，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王会悟似乎也将从8月1日开始的那场风灾遗忘了。
如果非要给事情一个解释的话，似乎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答案：在嘉兴南湖那场一直开到深夜的会议上，除去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外，“一大”的代表也没有全员出席，陈公博是公认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一大”会议上，他认为何叔衡对马克思理论完全不懂，就将其中途撵走，这样一来，能够参加会议的“一大”代表，至多也就是十一人。
而王会悟这样选择性失忆，又或许在为某个重要人物掩盖什么。
人物故居
王会悟故居，位于乌镇西栅的观后街，古色古香，现在辟为纪念馆。馆内的展板、图片以及实物，带领人们认识了这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当门而立的巨幅《南湖风光》屏风前，竖立着的《南湖红船与王会悟》组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见荷花摇曳的南湖水波上，泊着那艘美丽的红船，与红船紧紧相依的，是一位剪着短发、穿着大襟衣裳、配着黑色短裙、乳白短袜以及黑色布鞋的江南少女，她便是被誉作“‘一大’卫士”、“党的第一位党务工作者”的王会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会读出她脸上的淡定、从容、机智和勇敢。  王会悟故居[2]在纪念馆的史料展品中，有两则趣闻引起我的关注。一则是“论起辈分来，王会悟还是乌镇籍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表姑呢”。茅盾家住观前街，王会悟家住观后街。当年王会悟离开乌镇，进入上海，就是茅盾先生安排的；另一则是王会悟曾写过的回忆文章《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后来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展品，就是根据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史实而复制的。从这份史料中，我们获悉，王会悟的丈夫李达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李达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夫人，王会悟也就成为大会的会务工作者。
王会悟的回忆录中有两段文字十分珍贵。录之于此，以飨读友：“出席党的‘一大’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那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扬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扬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游船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关于那副麻将牌的情节非常有趣。“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将特意带来的一副麻将牌交给代表们，和他们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一把纸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有的还“七索”、“八万”地喊着。
史料显示，党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到嘉兴，当即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当夜分散离开了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
“一大”之后，王会悟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创办过我国第一个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学生。解放初期，王会悟在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做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开天辟地一女杰”七字，于她最为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