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伊斯兰威胁论
伊斯兰威胁论简介
自20世纪60、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以来,西方传媒对伊斯兰教发生了超乎寻常的兴趣,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并不断渲染西方正面临着伊斯兰势力的严重威胁。[1]
伊斯兰威胁论的发展
“伊斯兰威胁论”的缘起当首推80年代的“连锁反应论”,该理论盛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其著述多触发于伊朗革命，诸如美国埃斯波希托编著的《伊斯兰复兴之呐喊》、《伊斯兰教与政治》；赫莱尔·迪克米坚的《革命的伊斯兰》；黑塞尔的《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复兴》；约翰·多诺胡的《过渡中的伊斯兰》等著作均属于这一理论的代表。他们认为当今的伊斯兰世界危机丛生（诸如精神信仰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伊斯兰教驻足的伊斯兰世界皆是滋生原教旨主义的温床沃土,伊朗的“霍梅尼现象”只是伊斯兰激进势力崛起的一个危险信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雨后春笋般地崛起必将在伊斯兰世界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
“连锁反应论”渲染描述的逻辑延伸即“伊斯兰威胁论”，它强调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是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威胁，伊斯兰激进势力向西方发起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应保持高度的戒备，“防患于未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灭亡》和《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书中把伊斯兰作为西方的异己力量而倍加重视。他指出:“在伊斯兰世界,比较坚定而一致的宗教倾向正产生一种防御性观念,决意排拒西方‘邪恶’影响而努力推动长期休眠的穆斯林文明的振兴”。“伊斯兰教的政治觉醒不仅会引发在北面与残余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冲撞,而且也可能在南面与美国的统治抗争”。法国议员雅克·博梅尔茨声称,在苏联解体后，“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伊斯兰世界”，警告西方要当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把“毒辣的弓”。美国学者罗宾·赖特认为西方应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一个充满魔力般力量,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信仰和文化进行挑战,将与同共产主义进行挑战付出同样高昂的代价”。
冷战后“伊斯兰威胁论”登峰之作当属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以文明的差异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战场为理论立足点,将非西方文明的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或者两者的联手视为西方最强大的威胁,把伊斯兰世界视为无视西方“游戏规则”的力量打入“另册”,将其作为反西方的力量而送上国际政治的被告席。
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威胁论”已不仅局限于舆论和传媒的渲染，它已经成为西方战略思想的依据并影响了西方盟国国际安全机制的构建。西方认为,伊斯兰意识形态构成了填补中东思想真空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多种多样情况各异的伊斯兰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手段的反西方势力”。更有甚者,有人惊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编织的“铁幕”已经降临。1992年《英国情报文摘》题为《战略理论———1992》和《世界七大趋势》的研究报告,均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拉宾和穆巴拉克访问美国时专门就原旨主义问题举行磋商,以图形成共同对付原教旨主义蔓延的战略计划。1992年,美国还专门成立了研究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工作小组,负责向政府提供对付原教旨主义的方案。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与俄罗斯情报机构联手合作,共同对付原教旨主义。此外,防范原教旨主义已经纳入了1991年制定的北约新战略。在投资战略上,世界银行和西方的跨国公司已把伊斯兰各国是否有效地遏制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评估投资环境的重要依据。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恐惧、忧虑和战略防范主要基于以下依据:
首先,伊斯兰世界有十多亿穆斯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及重要的战略要地，有强大内聚力的伊斯兰教的宗教复兴和反西方情绪的高涨会直接威胁西方的经济及战略利益;其次伊斯兰,新月地区正成为冷战后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集中的动荡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化不仅直接威胁欧洲侧翼,而且对美国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挑战,美国对与穆斯林世界有重要联系的阿以冲突、波黑战争、纳—卡冲突、塔吉克战乱、阿富汗内战、索马里骚乱、卢旺达种族冲突、库尔德人问题深感棘手;第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通过议会斗争等合法手段问鼎政权,对许多世俗的亲西方政权造成强劲威胁,令西方国家忧心忡忡;第四,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向欧美腑地蔓延,直接威胁西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第五,冷战后部分地区伊斯兰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加强,尤其是苏丹和伊朗等激进伊斯兰国家的合作令西方不安。[1]
伊斯兰威胁论的提出动机
如此看来,“伊斯兰威胁论”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但剖开事物的表象深入到本质,自然会发现“伊斯兰威胁论”意欲何为,它不仅在理论上漏洞很多,更重要的是别有动机：
第一,“伊斯兰威胁论”是为西方在伊斯兰世界的霸权存在寻找合理性的理论诠释。
战后自乔治·凯南“Ｘ”文章问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赤色威胁”便构成了冷战体制下西方世界联盟及其世界战略的理论基础。冷战结束后,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式微,为了寻求西方联盟新的催化物,给西方的霸权存在寻找堂而皇之的依据,将伊斯兰世界作为无视西方“游戏规则”的力量打入另册,视之为反西方的“绿色威胁”便成为西方发动新一轮冷战的根据。从文明的视角划分阵营、界定敌友似乎颇有新意,但从亨廷顿被誉为“冷战后的凯南”这一表象,就不难发现“伊斯兰威胁论”和冷战思维的内在联系。“伊斯兰威胁论”是冷战时期熏陶出来的意识形态情结的特殊表现形式。
第二,“伊斯兰威胁论”把强大的西方说成是“弱者”,而把本属弱者的伊斯兰力量摆在“强者”的位置上,意欲通过角色“置换”和“易位”为西方主宰伊斯兰世界的霸权战略寻找法理和道义上的优势。
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被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称为“世界中心岛”的中东,其资源价值及战略地位自不待言。从拿破仑君临埃及到近代西方卷土伊斯兰世界,统一的伊斯兰世界便不复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所以具有反西方的深刻政治情感,其外部原因是西方在伊斯兰世界的霸权存在。原教旨主义作为寻求“救亡图存”的宗教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其反西方的情结是难以否认的,但西方染指伊斯兰世界很难说是文明征服动机的作用,其最直接的目标是对该地区经济及资源的控制。在冷战体制下,西方可以苏联威胁的存在为借口直接介入中东。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并不平静,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北非、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政治稳定系数更趋弱化,“西方大国一旦失去当面之敌,便陷入了道义理念上的师出无名,在现实政治中不便操作的困境之中”。尽管科伊战争曾一度为美国大军直挥中东提供了可靠的道义理由,但这种理由只能是一种暂时存在。为了寻求西方战略存在的持久的合法性基础,牵强附会地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上被告席则成为一种逻辑必然。“文明冲突论”力图通过文明的冲突使西方重新找到当面之敌,并将激起整个非西方世界的被动反应。
第三,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作为统一政治经济实体的不复存在和内部矛盾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伊斯兰国家难以作为与西方相匹敌的力量而威胁西方。
在历史上,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阿拉伯帝国曾在与基督教文明的多次交恶中给西方以重创。但随着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王朝、波斯帝国的覆灭,在广袤的伊斯兰世界恐难以找到与西方匹敌的真正力量。伊斯兰教本身也在历史中逐步演化成具有不同语言、种族、文化、习俗的多元文化板块。战后以来,伊斯兰各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及原教旨主义,都已无法凭借文化传统把分崩离析的伊斯兰世界聚合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即使西方学者也认为,今天伊斯兰世界仅仅是一个“以共同文化、共同宗教、共同历史、共同意识和共同命运联结而成的国家联合体,但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共同政治实体”【2】。布热津斯基承认:“对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治和原教旨主义倾向,西方国家有所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但又常常予以过份的诋毁”。伊斯兰国家“有许多相同的愿望和愤恨(特别是对西方的愤恨),但它……缺乏任何真正的政治或经济聚合力”。此外,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斗争、教派斗争、边界矛盾、资源之争、历史积怨等因素使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重重,难以统一的姿态发挥作用。伊斯兰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地缘因素的重要性都远在同源文明之上。西方同沙特、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亲善,对伊朗、伊拉克、苏丹、利比亚等国家的仇视本身就说明了西方对伊斯兰国家也并非以“文明的差异”为尺度而采取划一的态度。诸多的事实表明,一切宗教和文明的差异都服从了民族国家经济及战略利益的需要。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的区域集团化趋势是存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同源文明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媒介起辅助作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虽有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化趋势,但这种国际化只是覆盖范围的国际化,形态各异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本身就已矛盾重重,作为统一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的希望实属渺茫。
第四，“伊斯兰威胁论”将整个伊斯兰世界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等同视之是以偏概全。
原教旨主义作为排拒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精神文化的宗教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其现实根源之一就在于伊斯兰民众对西方强权政治、文化侵蚀以及引进西方社会模式失败后对社会混乱强烈不满的喧泄。对于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而又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原教旨主义充满忧虑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原教旨主义同具有多元文化体系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等同视之则显然有失偏颇。从本质上说,西方对原教旨主义的仇视,并非仅在于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社会发展观的排斥,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原教旨主义敢于无视西方强权政治的“游戏规则”。从文化的角度看,西方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态度也明显表现出了“强势文化”的一贯态度,对任何脱离西方化道路的模式横加指责,并视其为在全球范围内以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一统世界的障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在对伊斯兰国家历史命运进行思考中萌生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其前途如何我无意评说。但战后以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充分表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及现代化模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充满了倒退复古的色彩,其前途也甚为渺茫,西方对此忧虑重重并力图加以遏制,从中足见西方以主势文化一统世界价值观的“文化霸权主义”的不甘寂寞。再言之,即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威胁性力量,其首先威胁的也是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即使原教旨主义把恐怖活动搞到了西方的家门口,西方以大敌来临、大战在即来渲染“伊斯兰威胁论”也是夸大之词。
第五，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前途看，形成国际大气候的希望近乎渺茫。
首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尚没有创造出一个对伊斯兰世界有示范效应的发展模式,海湾各国对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抵制本身,就说明原教旨主义难以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聚合伊斯兰世界;第二,原教旨主义派别林立,矛盾重重,不具备形成大范围国际联合机制的条件,难以形成共同对付西方的统一的强大力量;第三,伊斯兰各国政府尚能采取措施控制、分化和削弱原教旨主义的发展;第四,原教旨主义的政治主张及治国方案与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和民主化进程相悖,作为一种复古倒退的社会思潮,发展前景渺茫。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