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延修
人物简介
杨延修（1910—），江苏泰州人，原名杨连生、杨再之；1910年出生，曾就读于泰州市通扬路小学。他出身贫苦，七岁就从泰州到上海投亲；当过小皮匠，英国洋行的茶房；完全靠刻苦自修和拼搏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青年杨延修异常悲愤，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第一批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奔赴中日激战的前线；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看清了国民党扼杀抗日力量的黑暗现实，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真正领袖。
从此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等进步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杨延修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海变成“孤岛”后，环境愈益险恶。领导指示杨延修迅速离沪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绝密机构）昆明分行经理；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继续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1957年因仗义执言，被划为“右派”分子，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与屈辱——在肃反、反右运动中，眼看一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同仁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打击，杨延修愤而直言、挺身保护，结果，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忍受了20多年的坎坷与屈辱。但无论遭受多少委屈，杨老一直记着周恩来亲口对他说的话，“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岗位，完成任务。要能为党忍受一切委屈。”
1979年1月，杨延修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
1988年杨延修离休后，继续在爱建公司任职；1996年，以85岁的高龄又出任董事长，1999年改任董事会顾问，2002年以92岁高龄离职。
人物生平
皮匠到红色商人杨延修（1910—），原名杨连生、杨再之，出身贫苦，七岁就从泰州到上海投亲。当过小皮匠，英国洋行的茶房。完全靠刻苦自修和拼搏，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青年杨延修异常悲愤，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第一批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奔赴中日激战的前线。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看清了国民党扼杀抗日力量的黑暗现实，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真正领袖。从此，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等进步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杨延修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上海变成“孤岛”后，环境愈益险恶。领导指示杨延修迅速离沪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绝密机构)昆明分行经理。
当时昆明是西南重镇，交通枢纽，连接滇越、滇缅两条国际贸易通道和战时补给线。也是东南各省、市去陪都重庆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突出。因此大批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文化团体都内迁这里，国民党的交通运输管理局也落户当地。来自四面八方的职业青年汇聚春城，大街小巷到处涌动着抗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了拢络人心，保住地盘，巩固自己的统治，对群众的抗日民主活动比较宽容。
杨延修利用这一机会，筹建了“昆明业余联谊社”。把爱国抗日、文体活动、福利服务结合起来，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
这一炮打响，不但团结了许多职业青年，又结交了当地党、政、军头面人物和经贸界领袖。像昆明市市长裴存藩、市府秘书长刘志寰、省商会会长严燮成、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实、中国航空公司经理刘安平等都热心参与。几次大的活动，还请出龙云亲笔题词，搞得轰轰烈烈，名声远扬，为公司在云南站稳脚跟，发展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越是顺利的时候，杨延修越谨慎。他完全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时刻警惕敌人的破坏与捣乱。
1940年7月的一个夜晚，月色惨淡，四处漆黑，警察和特务突然闯进“昆联社”大肆搜查，扬言有共党分子的非法活动。由于早有准备，敌人一无所获，悻悻而归。消息传出，广大社员群情激愤。
杨延修通过熟人探听到这是奉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所为。他迅速权衡利害，马上去找本社监事长张军光，鼓动这个很有背景和活动能力的高级政客，一同去省党部讨个公道。张军光吃着昆明分行的干股，又合伙做各种赚钱的生意，一向对杨延修的精明才干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也认为市党部是出于嫉妒在使坏，便拍着胸脯保证：“杨兄，这事有我，一定叫他们好看!”
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殷勤地接见了杨延修和张军光，却避开实质性问题。张军光毫不客气地发难，要求澄清事实，追查责任。陇体要还是一再搪塞、敷衍。杨延修察言观色，看出陇体要很是心虚，便适时点道：“陇公，昆联社向来遵纪守法，于地方经济颇有建树，社员又大多小有名气，若处置不当，弄出麻烦，您脸上也不好看啊!”话说得不软不硬，却切中要害。陇体要早就听说事态不妙，觉得再僵持下去，更难收场。于是扭头疾言厉色地声斥市党部书记长：“冒失!”“胡闹!”又满脸堆笑地说：“请两位和社里各董事、监事今天一定光临冠生园，兄弟设宴为诸位压惊、赔情!”当晚在席间陇体要声称“误会”，连连道歉。一场由顽固派挑起的政治迫害事件，经杨延修巧妙的斗争策略，就此收场。后来陇体要也为昆明分行的业务鞍前马后，十分卖力，还对杨延修说：“咱们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对商机的敏锐感觉，杨延修一到昆明就抓住交通中转站这个优越条件，大力开展货物运输业务，立刻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就近办公，还把公司搬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中和街，就在龙云公馆的对面。同时，看准大批内迁的医学院、医院、诊所对西药、医疗器械需求旺盛，在云南各地迅速占领了市场。为了继续扩大业务、周转资金，他还想方设法广泛吸收社会游资，建立了“中和大药房”，取得良好的业绩。
后来因为战火蔓延、交通阻隔，运输业衰落。杨延修就每天关注市场行情，调查研究，及时组织当地短缺的货源，如玻璃制品、化工原料、五金、纸张等，就像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军，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中屡屡取胜，得到了高额回报。张军光、刘志寰等沾了光的国民党高官，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对杨延修更加信任和依赖。于是昆明上层社会纷纷流传：只要跟着杨连生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为党能忍受委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杨延修远离了过去的左派朋友，除了为党提供经费外，完全以一个殷实商人的面目出现。
恰巧他过去的熟人，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自己开了一家“北门书店”，离杨延修的办公处不远。他经常过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地邀请昔日好友去家里吃饭。
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党的大事，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他令门房见李先生到来便托辞不在；实在躲不过去，也要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往往是顾左右而言它，非常冷淡。李公朴屡屡碰壁，不知何故，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最后拂袖而去，见到故友便痛斥杨延修：“人一阔脸就变，真是满身铜臭的商人!”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也对杨延修的行为鄙夷不屑，纷纷愤然离去。
自己的同志不能亲近，却要对敌人笑脸相迎，长期在昆明独立作战，与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的周旋中游刃有余的杨延修，内心深感苦闷，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述。
1943年秋，他因商务去重庆。突然接到党的通知，让他立刻去汇报工作。这个天大的喜讯使杨延修激动万分。他仔细化妆，换好衣服，对镜自检，俨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老教授。一切准备停当，他在天黑后去指定的地点等车。半夜时分，终于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家”——红岩村。
周恩来还在开会，董必武、邓颖超接见了杨延修，给了他充分的肯定与鼓励。不久，周恩来开完会从卧室走出，按了按因睡眠不足而感酸涩的太阳穴，亲切地招呼杨延修进办公室单独谈话。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杨延修对周副主席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蔼可亲的态度，温暖有力的握手，特别是富于感染力的讲话，仍然记忆犹新。
周恩来说：“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岗位，完成任务。为党要能忍受委屈。”
杨延修听了心中豁然开朗，更坚定了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后来他再次去红岩村时，周恩来还特别指示他要做好龙云的工作。纵横捭阖上海滩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庆。长年龟缩在大西南的国民政府准备迁回南京。上海又将成为全国财政金融的中心。
9月初，大后方各公、私单位纷纷复员东下，摩拳擦掌，准备在未来的市场中分一杯羹。因此去上海的机票、船票早被抢购一空。这时，谁早一步踏进上海，谁就能为日后的发展抢占先机。
杨延修肩负着为总公司打前站的重任，也在想方设法挤进第一批回沪的队伍。已有国民党军委会化学防毒处上校参谋头衔的他，又找到新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俞松筠，摇身一变，成了卫生局的接收专员，名正言顺地登上了首航上海的接管包舱。
当时，国内外公司争夺上海十分激烈，想找一处合适的办公场所非常困难。杨延修为此焦急万分，因为这是公司的门面和招牌，既要有气派，又要地点适中，交通便利，才有助于提高声誉，扩大经营，谋求发展。
他通过熟人得到一个好消息：英国老牌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刚从日本人的集中营放出来，手头急需现金，准备出租公司的大楼。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亚细亚大楼地处上海商贸中心的黄金地段“外滩一号”，门面开阔，气势雄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也是多少金融贸易企业梦寐以求的理想办公地点。杨延修怕夜长梦多，抢先预付定金2000美元，租下大楼一层所有的办公室，为总公司回迁上海，施展宏图铺平了道路。
在外国资本、官商资本浩浩荡荡卷土重来，各公司之间明争暗斗、花样百出，商战已达白热化程度时，为了扎根上海，开拓进取，总公司迅速调整经营战略，以国际贸易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买卖做得风生水起，十分兴隆。
1946年春节，杨延修随身携带两箱金砖，约900余两乘飞机抵沪。一转手在金市卖了个好价钱，剩余的90两黄金便全部存入了总经理办公室。
没想到当晚小偷用迷香麻倒了值班人员，从沿街的窗口爬入室内，撬开保险柜，窃走了金砖外加两万多美元现钞。
事发后，公司内外十分震惊。杨延修等公司领导一边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以免引起市面恐慌，造成挤兑风潮，一边向各分公司紧急调头寸，补窟窿。正好美国发来一船货物非常及时，使公司平稳渡过了难关。同时，立即通过当权人物要求警察局迅速破案。后经调查确定，这是上海黑社会所为。虽然追回了部分资金，却也闹得满城风雨。不过新闻报导反而起了宣传广大华行的作用，因为那会儿到处银根紧缩，能储存这么多黄金、美钞，又经营大宗黄金生意，经济实力的雄厚自然可想而知。
接受了这次教训，杨延修等人开始注意结交上海帮会人物。后来在他任经理的“上海广大药房”开张典礼时，青帮头子黄金荣喜孜孜地早早前来道贺。当时店内贵宾如云，热闹非凡。门前好几条繁华的街道，都挂满了“维他命保命丸”、“盘尼西林真灵”等宣传条幅，甚是轰动。一些想乘机来敲诈勒索的地痞、流氓，见祖师爷坐镇客厅，谈笑风生，都吓得悄悄溜走。一般黑社会人物也不敢再打他们的主意。
为了进一步发展能有稳固的政治靠山，总公司拟定了与陈果夫合作办药厂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的批准。陈果夫一直对开发中医中药很感兴趣，还建立了专门的特效药研究所。而且在四大家族中就数陈氏财力较弱，也希望借此广开财源。所以，当广大华行与之接洽在上海合办中心制药厂，并担任董事长时，他欣然应允。
这位中统头目在国民党内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一向以公正廉洁自诩，标榜无恶行、不自私，以严治党，所以对付他要使用不同于其他官员的办法。
为了拉紧关系，杨延修受命到南京去见陈果夫。听说是广大华行的副总经理来了，陈果夫破例首先接见了他。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殊荣，陈果夫的官邸每天门庭若市，求见的人川流不息，等到天黑也见不成亦是常事。
杨延修发现传言不虚，面前这个特务头子是个病痨，面色苍白，形容清癯，手捧一只小金痰盂，与人说话时还咳嗽不止。于是在谈完公事，见对方表示满意时，就从皮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药品，一边恳切地说：“果公，这是专门从美国寄来的治肺病新药链霉素，请您试用。”还说了些养生保健的话题。
陈果夫年轻时就染上结核，一直未好，十分痛苦。见杨延修不但办事干练，而且对自己很是关心，不禁对他产生了好感。在关系更为密切之后，杨延修又陆续送去了进口冰箱、西洋参等高级补品，颇得陈果夫的欢心。
1947年8月10日，陈果夫带着医护人员和随从，亲自到上海为中心药厂奠基剪彩，成为哄动一时的新闻。从此，中共三线绝密机关就有了陈果夫这把政治保护伞。临险境从容应对  上海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1]然而随着国民党战场的失利，对国统区的政治控制也越来越严。树大招风的广大华行还是引起了各方敌特的注意。
一天深夜，杨延修得到消息说警察局要监视、侦察广大华行。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广大支部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情况，商量对策。大家心里都很紧张，因为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他们认为敌人尚未摸清我方底细，没有掌握有力的证据。因此要马上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主动出击，一定要保住党的三线机构。
他们迅速通过国民政府和特务系统的上层关系，弄清了密令确系南京内政部发出，怀疑广大华行私通“共匪”，要各地严查。于是，杨延修等人决定分头行动，各个击破。首先宴请陈果夫的亲信，也是他们早就注意拉拢的“朋友”。让这些人到处为自己“正名”，把与共党有染等等统统斥之为“造谣”、“误会”。再利用敌人贪财如命的心理，请客送礼，终于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来内线同志查到，陈果夫在密令上批示“撤销此案”，可见他们的工作相当有效。
中统刚刚稳住，军统又来挑衅。一个大头目把杨延修“请”去，皮笑肉不笑地出示了国防部要查广大华行的机密文件，上面红彤彤地盖着官防印章，显然货真价实。
杨延修两手一摊，拿出商人的派头用无可奈何的语气说：“老兄，我们生意人是只管赚钱，不问政治的。去东北只是为了大豆出口美国，那可是对本利呀!时局如此艰难，哪样好做？你叫我们怎么办!”倒把对方问得一愣一愣的。继而又大侃“生意经”，弄得特务也不禁怦然心动，竟跃跃欲试地也想入伙大捞一把。
1948年春天，经济部又要查广大华行私套外汇，倒卖黄金、美钞的“不法行为”。其实那会儿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倒腾美元、金条，这不过是要找岔子的借口罢了。
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杨延修只身冒险去与敌人谈判。由于他的机警灵活、沉着应战，最终将凶狠、狡猾的敌人制服。
在长期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环境中，杨延修始终坚贞不渝、遇险不惊、从容应变，很好地完成了党的各项任务，受到党中央的嘉勉。由于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周恩来指示在第三条秘密战线工作的同志立即撤退到香港。杨延修接到命令后迅速安排好善后事宜，也转移到香港。
1949年初，随着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即将推翻蒋家王朝，中央指示杨延修等同志北上学习。杨延修把在公司的红利、股份，包括他做民孚、民安等公司董事的投资、存款约10万美金全部交给了党。怀着终于回家了的欢快心情来到解放区。不久，即受命随解放大军一起接管上海。“你也是中共党员”1949年5月26日清晨，杨延修冒着濛濛细雨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换乘吉普车开进市内。傍晚，他们住进了党的联络点金门饭店。
第二天一早，雨还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杨延修走出饭店，只见马路两边都是解放军指战员。为了不扰民，他们顶着油布在街上露宿，有的已经浑身湿透。不时有军车开来，大队威武的我军将士，押解一群群灰头土脸的国民党俘虏从门前走过。
那时一切都比较混乱，许多外地来的同志从昨夜就没有吃饭。杨延修赶快让附近广大药房的职工去买早点。这些伙计在兵荒马乱中见到自己的老板非常高兴，因为杨延修平时经常关心他们，与员工关系很好。一个职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诉他：“听说共产党要整治有钱人，侬可要小心哦!”
杨延修笑笑，拿起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同志们。又取出一些钱分给药店的职工，这些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店员含着热泪感恩戴德地走了。后来，当他们发现杨经理竟是“共产党的大官”时，不禁一个个目瞪口呆，半晌才恍然大悟地感叹：“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
解放初期的上海已经是一座危城，国民党逃走时劫掠了大批金、银、物资，使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为了打碎反动派妄想从经济上摧垮新生人民政权的美梦，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市工商局，许涤新任局长，杨延修、蔡北华任副局长。重点放在整顿市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资本，清理敌产，重组工商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等方面。
杨延修忙得每天只能在地板上睡几个小时，有时干脆通宵不眠。时间太晚大灶的饭没有了，就只好凑合到第二天。他们在一个月内，组织起50多个国营粮店进驻居民集中的地区。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大量粮食，充分供应。而且不掺假，不涨价。使上海市民终于放下心来，恢复了正常生活。继而又陆续成立了交电、百货、土产、煤业、油脂、医药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国营公司，彻底控制了市场。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上海市委派杨延修召集工商界名人胡厥文、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开会，商讨整顿私营工商业的办法。本来这些著名的商界大佬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都抱有疑虑，在市政府会议室里互相探听消息。
当身穿军装的杨延修出现在门口，并同这些老朋友一一亲切地打招呼，并幽默地自我介绍说：“阿拉就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时，好些在抗战前星期二聚餐会上就同他称兄道弟的精明商人，见他从西服革履的大老板，突然变成穿军装的共产党干部，纷纷又惊又喜地围拢来说：“老杨，想不到你也是共产党!”杨延修笑答：“你们要是知道了，还敢跟我做生意吗？”大家哄堂大笑。于是许多疑虑与不解，便在杨延修的统战工作中化解掉了。
1949年8月20日，顺利地成立了上海工商联合会筹委会，采取民主协商、同业座谈等方式改组了同业公会，推动工商界接受国营经济领导。后来在推销公债、劳资协商、民主评税、团结工商界恢复生产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杨延修由于在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发展国营企业、改造私人工商业和统战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被选为上海市第一、二届政协常委，担任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然而杨延修虽然有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却丝毫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他对党犹如赤子对母亲。
1957年，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眼看许多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同仁，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残酷打击。他实在不能理解，愤而直言，立即被打成“右派”，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与屈辱。
但是，杨延修从来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理想，始终热爱党和人民，表现出坚强的党性，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新时期的新使命1979年1月，杨延修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又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我国经济迅速与世界接轨，以便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党又起用了杨延修这位富有经验的老兵。
他担负着做好统战工作，团结海内外工商巨子，探索建立现代企业新路的重任，与老友刘靖基等老一辈工商界知名人士发起组建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这是由海内外1000多人集资创办的外向型、综合性的民营企业，完全采取股份制运作。公司成立后抓住市场机遇，不断引进人才，在房产建筑、实业投资、对外经贸、金融信托等方面，一出手就获得了不俗的业绩。
他提出了许多极具创见的发展战略。很快公司的业务范围就扩展到服装、印刷、食品、机械、化工、纺织、五金、仪表、化妆品、汽车配件等数十类。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国外著名企业合作，投资开发新技术产品，不断加大进出口力度。在数年间就拥有了126家独资、联营企业，与87家境外银行259家分支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1992年总资产即达14.6亿元，成为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享誉国内外的新型经济实体。还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的服务性企业之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8年杨延修离休后，继续在爱建公司任职。1996年，以85岁的高龄又出任董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99年，杨延修改任董事会顾问，2002年以92岁高龄离职。[2]
人物感言
回顾人生中起起落落，杨延修老人感慨万千：“我的文化水平低，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我做过皮匠，当过茶房，也做过其他底层工作。后来地位高了，也不断地进行补习，到今天文化水平仍然不是太高。我虽已百岁高龄，但还要继续不断地学习，努力跟上社会的进步，尽可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国家多做些事。”
淡泊明志是杨老的座右铭：“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了党的事业，牺牲的人很多，一时的委屈也总是难免的。在我被错划为右派时，报纸上把我正面的东西都变成了反面的。这都是误会。我心里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一点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