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黎群
人物简介
  胡耀邦同志会见张黎群（右）张黎群同志原名黎储力、张佛翔，1918年5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蒲江县。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进步。
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成都从事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3月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黎群同志历任中共四川乐山地区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中共济南市委青委书记兼市委学校党委书记、共青团市委书记等职。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他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对敌斗争坚决，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黎群同志历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副社长兼总编辑，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常委，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新闻记协常委，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中央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在此期间，他勤奋敬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特别是为创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中国青年报》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国青年报》因其生动、活泼、富有朝气和创新精神，受到毛主席表扬。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66年，下放任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  《胡耀邦传》（张黎群担任主编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迫害，被监禁达七年之久。但他对党忠贞不渝，坚持原则，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进行了坚决斗争，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参加劳动和自我教育，从而积蓄起过人的体力和意志。一俟“审查”结束恢复组织生活，他便无怨无悔地投入工作，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1973年后，张黎群同志任四川维尼纶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重庆市委委员。
1978年平反后，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
1982年领导创立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1983年调中央纪委工作，参与组建教育室并任主任，为开拓党的纪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1986年3月离休，此后继续发挥余热，全身心投入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继续担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领导研究会发展成为在国内、国际上有影响的学会之一。他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组织编写了《青少年犯罪年鉴》，1998年举办全国首次禁毒教育展览并组织编写了《禁毒教育丛书》。
2002年，在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他获得了大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他同时担任孔子基金副会长、中华名人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并为创办我国第一张老年报而奔波，做了大量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
2003年3月11日2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人物生平
1918年5月5日生于四川蒲江一个富甲乡里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他原名黎储力，参加革命后为适应工作需要曾改名张福祥、张佛翔，发表文章用笔名黎群。此后张黎群就成为他的正式的名字。
他的幼年，正是四川军阀混战的时代。他家在偏僻的川西，离县城还有十几里地，是占地二十来亩的深宅大院，大门上高悬着四尺长三尺宽的油漆匾额，刻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文光射斗”。大院处于青山绿水之间，四周林木葱茏，院内花木苍郁，冷清寂静。可是在那样的乱世，也并非世外桃源。在他7岁的时候，几十个武装匪徒冲进大院，把这个家洗劫一空，他险些丧命。家里在县城里的亲戚家租了几间房，让他和弟弟到那里继续读书。
他家附近有个高桥乡，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在这里，有个三十来岁的教师陈绍洲以自己微薄的积蓄办了一个育才学校，广收弟子。他家境贫寒，勤奋好学，正直勇敢，热心公益，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他出面组织农会，发动农民抗捐抗税，领着农民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成为毗邻各县农民运动的中心。1927年四川反动势力向这个育才学校进攻，武装镇压农民协会，陈绍洲被迫出走。这个人成为少年黎储力心目中的榜样，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父亲黎魁士，是茶商专科毕业生，当时在川北广安三汇镇当了个税务局长，要家庭教师带儿子到那里去，在父亲身边读书。在千里行程上，满眼都是穷困的人民挨饿受冻啼饥号寒的景象，令他惊讶不已。一幕幕人间惨状，刺痛了他幼弱的心灵。他多年忘不了这次旅途所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惨的人群。想到自己和一些富家儿郎饱食暖衣，悠游自在，简直是生活在天堂里。如此贫富悬殊的社会能够改变吗？这个问题也使他不时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父亲问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老师给他讲过。他回答：“这是说，有志之士，应该四海为家，远走创业；留恋家庭，是没有出息的。”
由父亲安排，母亲带她离家，到了成都。他在家长的管束和家庭教师的教导下读了六年书，旧学新学都有底子。在成都以优良的成绩考入省立南城小学高级部，吃饭住宿都在学校里。教务长兼级主任罗静宜，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有远大理想，有爱国精神，有民主思想，以她的高尚的品格培育了学生向往真理的人生信念，引导了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
从读小学的时候起，他就开始以“同等学力”跳级，高小才读了一年，就考取初中；读了一年半，就考进高中；没读完，就在1934年寒假作“万里之行”，直奔南京。1934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当旁听生。1935年1月，考入南京兵工署学兵队。过了一个月，就觉得结业后只能做些技术工作，离救国救民很远，前路茫茫。当了一百天兵，就”开小差“跑了。以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中级部，被当局集中在苏州实行军训。在军训队传阅上海寄来的进步刊物《生活周刊》等，受到军训教官威胁，又逃走了。
1936年回到成都，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结束学业后，又回到四川。一回来就先与父亲作了一次恳谈。父亲喜好康有为、梁启超著作，又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是个爱国民主人士。他到延安去，在全家是公开的。参加革命活动，是受到父亲支持的。从延安回来，在恳谈中父亲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尽忠去吧！我支持你们的事业，尽力而为。”
从1938年冬到1940年春，他在成都任地下党的西北区委书记，《战时学生旬刊》总编辑。1940到1941年在川西夹江、川南乐山、川东涪陵等地做秘密工作。他父亲黎魁士提供了《战时学生旬刊》缺少的费用；还变卖十亩良田和几十两鸦片烟土，把钱交给乐山中心县委负责人张文澄等，作为地下党活动经费。他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特务分子眼皮底下来来去去，有四年光景。几次在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出现，几次遭到搜捕，却处处让他们落空。
1942年秋天，他奉调到南方局宣传部，上了红岩，在董老麾下工作。一个人，一张桌，一张床，住在哪里，就在那里办起公来。他以恩来同志为榜样，在董老指导下，调查研究，从现实社会里发现问题，搜集材料，形成选题，写成文章。就这样在红岩培养起来他的写作能力，形成他的文章挥洒自如、不拘不泥、行云流水、如好友谈心的风格。
青年组既要与青年群众经常联系，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为了遮掩局外人的耳目，青年组住在七星岗德兴里一座两层小楼里，取名“星庐”，对外说是《新华日报》记者部。他们见人就送给一张名片，上面印的头衔是“新华日报记者”。黎群和刘光、语今等都在那里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接待青年朋友。
在当时最繁重的动员和安排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中原解放区去两大任务中，黎群都担负着主要责任。1945年初，若飞同志出题目要他写文章，一篇题为《革命青年的岗位在前线》；一篇题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文章用张黎群之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个小特务写报告，摘了文章中的一些句子，冠以标题：“共青干张黎群供称共党青运方针”。“共青干”者，共产党的做青年工作的干部之谓也。“供称”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惯用的诬蔑语言，凡是共产党发表的言论，他们引用的时候都说是“供称”。这份报告被我们潜入的同志看到了误解了，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折。经过审查，冰消雪释。这件事情充分说明红岩在“审干”中对人格的尊重，与“抢救”那一套完全不同。这在黎群的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澄清了问题以后，黎群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研究室主任。1946年5月随周恩来同志到南京梅园新村，参加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
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到了苏北解放区，在《新华日报》华中版任研究部和通讯部副主任。不久，随苏北解放军向山东转移，到临沂地区，与《大众日报》的同志们汇合。
1948年，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了，春天，解放军打下了山东中部的潍县、坊子，这是当时解放的头几个重要城市之一，成立了潍坊特别市。他负责创办《潍坊日报》，头一次被委任为总编辑。秋天，解放济南后，他又回到青年工作岗位上。兴办济南市团校，当了校长，吸引大批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青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创办《青年文化》杂志，当了社长，把众多青年集聚在这个刊物周围。他集中精力研究解放后的青年问题，一年半写了三十多万字这方面的文章。
1949年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次年到团中央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接着，就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三十而立”刚出头，当了中央团报的总编辑。1951年4月27日，面目崭新的《中国青年报》创刊。
1952年之后，在胡耀邦指导下，力求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切入现实，与广大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关，忧乐与共。可是，战争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新闻管理体制，“一边倒”的照搬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与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形势不适应，束缚了办报人的创造性，也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他深深忧虑，立志改革。
1957年5月16日，他在首都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恳谈自己的改革设想。然后开始试行，初步改变了报纸的“布告牌”、“留声机”的形象，大受读者欢迎。好景不长，一个月后形势大变。反右派运动来了，他的处境岌岌可危。尚好，胡耀邦向邓小平力保，他得以免于戴帽，只是受了严重警告处分。在接受批判之后，1958年初，在北京白雪茫茫的冰凉日子里与《中国青年报》告别。他带着几十个人的与“右”字沾边的知识分子队伍，到陕北“改造”去了。
六十年代，他被调到西南局任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一度下放任绵阳地委副书记。
“文革”开始，因曾在《成都晚报》和《重庆日报》上开辟《巴山漫话》、《夜谈》两个专栏，发表了一些忧国忧民的文章，成为“西南的小邓拓”，被报纸点名批判，继之以关押、劳改，七年半后才获释。走出大牢后，他什么名义也没有，以“高级临时工”的身份，领着两三万工人建设起来了两个特大型企业：四川维尼纶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文革”结束后不久，他过去所受的错误处分和批判，有关单位都正式作出决定，完全否定了。
他一度担任党的重庆市委委员等职务。拨乱反正之初，因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缺少科技人才，急需大量培养，他被调到浙江大学任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试行教学改革，修建破蔽的校舍。
他仍然特别关心青年，主动提出到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在“不正之风”开始成为国运所系的大问题的时候，他被调到中纪委主持新组建的教育室，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这时他仍不肯放弃青少年研究所的工作。离休后，还关怀着青少年，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而忧心忡忡，志愿担任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还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规律，编刊物，出丛书，开展国内国际有关这一课题的学术交流。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了优秀的青年一代，民族才能进步。青年的面貌，代表着国家未来的面貌。为青年工作，就是为未来工作。”
他几经风雨，而永远年轻。可是，完全没有想到，他经常锻炼老而益壮的体格，末后竟然也患了与朱语今几乎同样的病，胰头癌。与病魔苦斗了一年，终于也”走“了。
人物评价
张黎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黎群同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严峻考验，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风雨，几经磨难，以一种超常的乐观和坚强面对人生际遇，不懈奋斗，始终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事业紧密相联，无论在炮火硝烟的战场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表现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旗帜鲜明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纪检宣传教育工作，关心青少年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衷心拥护并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他遵守党纪，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他善于学习，任劳任怨，勇挑重担，开拓进取；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艰苦朴素，勤奋工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关心下属。他深受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张黎群同志热爱青年，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新时期的青年问题和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主持编写了许多学术专著、期刊，出版了《一本未写完的书》和《黎群青年研究文集》；他还组织并主持了《怀念耀邦》和《胡耀邦传》的编写出版工作。
他在重庆市委和《当代杂志》开办“与青年党员谈心”的专栏，坚持数年为其供稿，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诲人不倦，始终着力将传统美德与先进文化融合贯通，吸引、团结和带领了青年同志们勤奋工作，建功立业。
张黎群同志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党的纪律检查事业和青少年教育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品质和高尚风范将永世长存。
张黎群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