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平津侯主父列传
《史记》简介
《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史记(2张)
作者简介
  司马迁(意象图)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他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公元前90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1]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平津侯主父列传
作者：司马迁
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2]
作品原文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养後母孝谨。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徵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元光五年，有诏徵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原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对策，百馀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却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胶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士亦以此贤之。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 。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原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天子报曰：“古者赏有功，褎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间，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病有瘳，视事。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馀岁，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於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原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後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於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饟，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闻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雠，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
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於匹夫而兵弱於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彊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机，脩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彊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於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後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於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扆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严安上书曰：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彊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锺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後。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於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变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於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於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原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原，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戹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後，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後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 。‘礼，与奢也宁俭’ 。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後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於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襃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 。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後子孙之次当为後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徵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
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困於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乡，异人并出。卜式试於刍牧，弘羊擢於贾竖，卫青奋於奴仆，日磾出於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统，纂脩洪业，亦讲论六?，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襃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宽俭，内怀嫉妒。宠备荣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观时设度。生食五鼎，死非时蠹。[3]
作品译文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表字叫季。他年轻时当过薛县的监狱官员，因为犯了罪，被免官。他家里穷，只得到海边去放猪。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学习《春秋》及各家解释《春秋》的著作。他奉养后母孝顺而谨慎。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天子刚即位，就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后向武帝报告情况，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发怒，认为公孙弘无能，公孙弘就借有病为名，免官归家。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拒绝说：“我已经西去京城接受皇帝的任命，因为无能而罢官归来。希望改变推举的人选。”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按等次被排在最后边。全部对策文章被送到皇帝那里，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提拔为第一。公孙弘被召去进见皇帝，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封他为博士。这时，汉朝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在那里设置郡县，巴蜀人民对此感到困苦，皇帝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向皇帝报告，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闻广博，经常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后母死了，他守丧三年。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于是皇上观察他，发现他的品行忠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皇上非常喜欢他。在两年之内，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向皇帝奏明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加以辩白。他曾经和主爵尉汲黯请求皇上分别召见，汲黯先向皇上提出问题，公孙弘则随后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皇上常常很高兴。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从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约定好了要向皇帝谈论的问题，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旨。汲黯在朝廷上责备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全都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皇上赞同公孙弘的说法。皇上身边的受宠之臣每每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发厚待公孙弘。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欧被免官，皇上用公孙弘当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在开通西南夷，东边设置沧海郡，北边修建朔方郡城。公孙弘屡次劝谏皇上，认为这些做法是使中国疲惫不堪而去经营那些无用的地方，希望停做这些事情。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有利情况来诘难公孙弘。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便道歉说：“我是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筑朔郡有这些好处，希望停做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的事，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城。”皇上就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处于三公的地位，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我有三公的高贵地位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妄图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终于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忌恨，外表宽宏大量，内心却城府很深。那些曾经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虽然表面与他们相处很好，但暗中却加祸于人予以报复。杀死主父偃，把董仲舒改派到胶西国当相的事，都是公孙弘的主意。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米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都靠他供给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家中没有余财。士人都因为这个缘故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朝廷追究党羽正紧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厉害，他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位升到丞相，应当辅助贤明的君王安抚国家，使人人都遵循当臣子的道理。如今诸侯有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都是宰相工作不称职的结果，害怕一旦默默病死，没有办法搪塞责任。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知道这三种情况，就知道怎样自我修养了。知道怎样自我修养，然后知道怎样治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去治理别人的，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行大孝，以三王为借鉴，建立起像周代那样的治国之道，兼备文王和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与俸禄，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如今我的才质低劣，没有汗马之劳，陛下特意把我从行伍之间提拔起来，封为列侯，把我置于三公的地位。我的品行才能不能同这高高的官位相称，平素既已有病，恐怕先于陛下的狗马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我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归家，给贤者让路。”武帝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表彰有德的人，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德教化，遭遇祸患要崇尚武功，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我从前幸运地得以继承皇位，害怕不能安宁，一心想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天下，你应当知道我的想法。大概君子都是善良的人，憎恶丑恶的人，你若谨慎行事，就可常留我的身边。你不幸得了霜露风寒之病，何必忧虑不愈，竟然上书要交回侯印，辞官归家，这样做就是显扬我的无德呀！现在事情稍微少了些，希望你少用心思，集中精神，再以医药辅助治疗。”于是，武帝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的病情大有好转，就上朝办理政事了。
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公孙弘发病，终于以丞相的身份死去。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山阳太守十多年，因为犯法而失去侯爵。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学习战国时代的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于齐国许多读书人之间，没有谁肯厚待他。齐国许多读书人共同排斥他，他无法在齐呆下去。他家生活贫困，向人家借贷也借不到，就到北方的燕、赵、中山游学，各地都没人厚待他，做客很难。孝武帝元光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带的钱财已经花光，留在长安已经很久，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向皇帝上书。早晨进呈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见了他。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事。其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惩罚而直言劝谏，因此处理国家大事的好政策才不能遗失，而使功名流传万世。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而要向您陈述我的愚昧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然大，若是喜欢战争，就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太平，若是忘掉战争，就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打猎活动，诸侯们借以春练军队，秋整武器，用以表示不忘战争。况且发怒是背逆的德行，武器是凶恶的东西，斗争是最差的节操。古代人君一发怒则必然杀人，尸倒血流，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待发怒的事非常慎重。那致力于打仗取胜、用尽武力的人，没有不最终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对手的兵威，蚕食天下，吞并各个交战的国家，统一天下，其功业可与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相同。但他一心取胜，不肯休止，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匈奴。那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无堆积的财物可守，到处迁徙，如同鸟儿飞翔，难以得到他们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那么军粮必定断绝；如果携带许多粮食进军，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就是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匈奴百姓，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战胜他们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为民父母的君王所应做的事。使中国疲惫，而以打匈奴为心情愉快之事，这不是好政策。”秦始皇不采纳李斯的建议，就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开阔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为国界。这些土地本是盐碱地，不生五谷。这以后，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让军队在风沙日晒中呆了十多年，死的人不可胜数，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裕吗？不是的，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县城起运，转运到北河，一般说来运三十钟粮食才能得到一石。男人努力种田，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女子纺布绩麻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百姓疲惫不堪，孤儿寡母和老弱之人得到供养，路上的死人一个挨一个，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待到汉高帝平定天下，攻取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的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进攻匈奴。那匈奴的习性，像群兽聚积和众鸟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汉高帝没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向北进军到代郡的山谷，果然遭到平城被围困的危险。汉高帝大概很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这以后，天下人民才忘记了战争的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那秦朝经常聚积民众和屯兵几十万，虽然有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这也恰恰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这种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国外而心中欢乐的事，并非是完美的事情。那匈奴难以控制住，并非一代之事。他们走到哪里偷到那里，侵夺驱驰，为此为职业，天性本来如此。所以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都不按法律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只将他们视为禽兽加以畜养，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人类。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作法，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情。况且战争持续一久，就会发生变乱；做事很苦，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这样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产生背离秦王朝的心情，使将军和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那秦朝的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所分的结果，这就是政治的得和失的效验。所以《周书》上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对此稍加注意，深思熟虑。
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代重大事情，每人讲了一件事。徐氏在上书中说：
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陈涉并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也没有一尺一寸的封地，自己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的贵族的后代，没有家乡人对他的称赞，没有孔丘、墨翟、曾参的贤能，没有陶朱、猗顿的富有。但是，他从贫穷的民间起兵，挥舞着戟矛，赤臂大喊，天下人闻风响应，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人民贫困而国君不知体恤关照，下民怨恨而在上位者并不知道，世俗已经败坏而国家政治不好，这三项是陈涉用为凭藉的客观条件，这就叫做土崩。所以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军事叛乱就是这样。吴、楚等七国之王阴谋叛乱，他们都自称万乘君王，有披甲的战士几十万，他们的威严足以使其封国之民畏服，他们的财物足以鼓励其封国的百姓，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很小的土地，而他们自己却在中原被擒，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他们权势比平民百姓轻，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比陈涉小，是因为正当这时，先皇帝的思想还未衰弱，而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们没有得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做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瓦解。由此可见，天下若有土崩的形势，纵然是处于穷困境地的平民百姓，只要他们中有人首先发难，就可能使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如此，何况或许还有三晋之类的国君存在呢！国家纵然是没有大治，若真能没有土崩的形势，虽然有强国和强大的军队起来造反，自身也不能不很快被擒，吴、楚、齐、赵等国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起来造反呢！这两种情况，是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之处，希望贤明的君主多多留意，深刻地考察。
最近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景还未恢复，百姓多半都很穷困，再加上边境一带的战争，按形势的发展和一般常理来看，老百姓将有不安心本地的心情。不安心本地就容易流动，容易流动就是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能独自看到各种变化的原因，明察安危的关键，只在朝廷上治理政事，就可以把没有形成的祸患加以消除。这样做的要领，就是想法使国家不出现土崩的形势而已。所以纵然有强国和强大的军队处在那里，陛下仍然可以追赶走兽，射击飞鸟，扩展游宴的场所，无节制地放纵地观赏玩乐，尽情地享受驱马打猎的欢乐，一切安然自如。各种乐器的演奏声不绝于耳，帷帐中与美女的情爱和演员侏儒的笑声面前出现，然而国家却没有积久的忧患。名望何必定要象商汤、周武王那样，世俗也何必定要象周成王、周康王时代那么淳美！虽然是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具有宽厚仁爱的资质，而且确实把治国当做自己的根本职责，能做到这些，那么就等同于商汤和周武王的名望就不难得到了，而周成王、周康王时的世俗就可重新出现。这两种情况确立了，然后就可以处于尊贵安全的实际境地，在当代传扬美名，扩大声誉，使天下之人亲近你，使四方边远之民服从你，你的余恩和遗德将盛传几代人，面朝南方，背靠屏风，卷起衣袖，与王公大人们作揖行礼，这是陛下所做的事情。我听说想实行王道，治理国家，就是没有成功，最差的结果也可以使国家安宁。只要安宁，陛下想得到什么，难道还有得不到的吗？你想做什么，难道还有做不成的吗？你想征讨谁，还有不降服的吗？
严安上书说：
我听说周朝治理天下，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时期有三百多年，成王和康王时期是最隆盛的，搁置刑罚四十多年不用。待到周朝政治衰微时也有三百多年，所以五霸才能轮番兴起。五霸这些人经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伐暴虐，禁止奸邪，在天下扶持正道，以此使天子得到尊贵。五霸都去世后，贤圣之人没有继起者，使天子处于孤立软弱的地位，号令不能颁行。诸侯恣意行事，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损害人少的，田常篡夺了齐国的政权，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共同形成了战国纷争的局面，这是百姓苦难的开始。于是强大的国家致力于战争，弱小的国家备战防守，出现合纵和连横的策略，使者的车子疾驰奔波，战士的铠甲帽盔生满虮虱，百姓的苦难无处申诉。
待到秦王政时代，他蚕食天下，并吞战国，号称皇帝。统一国内的政治，毁坏诸侯国的都城，销毁诸侯的兵器，熔铸成钟虡，以显示不再用兵动武。善良的平民百姓才能免于战争的灾害，碰上圣明的天子，人人都认为得到了新生命。假如秦朝宽缓其刑罚，少征赋税，减轻徭役，尊重仁义，轻视权势利益，崇尚忠厚，鄙视智巧，改变风俗，使国内百姓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都会安宁。但是秦朝不推行这种政治，却因循从前的风俗，使得那些专做智巧权利之事的人得以进用，而那些忠厚诚信的人却被斥退；法律严酷，政治严峻，诌媚阿谀的人很多，天天听到他们的赞美声，于是心意满足，想入非非。一心想要扬威于海外，就派遣蒙恬率兵去攻打北方的匈奴，扩张土地，推进国境，戍守住黄河以北的地方，让百姓急运粮草，跟随其后。又派遣尉官屠睢率领水兵去攻打南方的百越，派监御史禄凿通运河，运送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跑。经过很长时间的相持，粮食乏绝，越人攻击秦兵，秦兵大败。秦就派赵佗率兵戍守越地。正在这时，秦朝在北方同匈奴结怨，在南方同越人结仇，在无用的地方驻扎军队，只能进而不能退。经过十多年，成年男子穿上铠甲上战场，成年女子转运粮食，痛苦而无法活下去，有的吊死在路旁的树上，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等到秦始皇死去，天下人民多半反叛秦朝。陈胜、吴广攻占陈县，武臣、张耳攻占赵地，项粱攻占吴县，田儋攻占齐地，景驹攻取郢，周市攻取魏地，韩广攻取燕地，穷山深谷，豪杰之士一同起兵，记也记不完。但是，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并非大官的下属，没有一尺一寸的小小权势，从闾巷兴起，手持戟矛，顺应时势，都行动起来，没有预先谋画却同时起兵，没有约定却同时相会合，不断扩大土地，最后成为霸王，这是当时的教化使他们成为这个样子。秦国是高贵的天子，是拥有天下的富豪，，但却亡国亡家，这是穷兵黩武的结果。所以周朝的败亡在于国势软弱，秦朝的败亡在于国势强大，这是不会因时而变的原因。
如今想招降南夷，使夜郎前来朝拜，降服羌、僰，攻夺?州，建立城邑，深入匈奴，烧毁它们的龙城，议论此事的人都加以赞美。这是做臣者的利益，并非是天下的长远大计。如今中国没有狗叫的惊扰，却受着远方备战的牵累，使国家破败，这不是养育百姓的办法。去实现无穷无尽的欲望，使心意畅快，而同匈奴结怨，这并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结下怨恨而不能消除，战争停止而又重新产生，使近者蒙受愁苦，远者感到惊骇，这不是持久的办法。如今全国锻造铠甲，磨利刀剑，矫正箭杆，积累弓弦，转运粮食，看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忧虑的事情。那战争持续时间长，变故就会产生，事情繁杂，疑虑就会产生。现在外郡的土地有几千里，列城数十个，地理山川的形势可以控制百姓，胁迫附近的诸侯，这不是公室皇家的利益。看看历史上齐国和晋国所以被灭亡的原因，就是公室方面的势力衰微，六卿的势力太大了。再看看秦国所以灭亡的原因，就是刑法严酷，欲望大得无穷无尽。如今郡守的权力，不只象六卿那样大；土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点凭借；铠甲武器和各种军械，不只是戟矛那点用处。这样的客观条件，如果碰上天下重大变乱，那么其后果就不可讳言了。
徐乐和严安的奏书送交天子，天子召见了主父偃和徐乐、严安，对他们说：“你们都在哪里啊？为何我们相见得这样晚？”于是，武帝就任命他们三人为郎中。主父偃屡次进见皇帝，上疏陈说政事。皇帝下令任命他为谒者，又升为中大夫。一年当中，四次提升主父偃的职务。
主父偃向皇上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的几十个城市，土地上千里，天下形势宽缓时，则容易骄傲奢侈，做出淫乱的事情，形势急迫时，则依仗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会产生，前些时候晁错的做法就出现这种情况。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竟是十几个，而只有嫡长子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无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人人高兴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不必削减他们的封地，却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于是，皇上听从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皇帝说：“茂陵刚刚成为一个县，全国豪强富人，使百姓作乱的人，都可以迁徙到茂陵，内则充实京城，外则消除奸猾之人，这就叫做不诛杀而祸害被消除。”皇上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子夫当皇后，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私，主父偃是有功的。大臣们都畏惧主父偃的口，贿赂和赠送给他的钱，累计有千金之多。有人劝说主父偃说：“你太横行了。”主父偃说：“你从束发游学以来已四十余年，自己的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穷困的时日已很久了。况且大丈夫活着，如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死时就受五鼎烹煮的刑罚好了。我已到日暮途远之时，所以要倒行逆施，横暴行事。”
主父偃盛称朔方土地肥沃富饶，外有黄河为险阻，蒙恬在此筑城以驱逐匈奴，内省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中国土地，消灭匈奴的根本。皇上看完他的建议，就交给公卿们议论，大家都说不利。公孙弘说：“秦朝时曾经调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城，最终也未修成，不久就放弃了。”主父偃盛称其利，皇上竟采纳主父偃的计策，设置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皇上讲了齐王刘次景在宫内淫乱邪僻的行为，皇上任命他当了齐相。主父偃到了齐国，把他的兄弟和宾客都召来，散发五百金给他们，数落他们说“开始我贫穷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作了齐相，诸君中有人到千里以外去迎接我。我同诸君绝交了，请不要再进我主父偃的家门！”于是他就派人用齐王与其姐姐通奸的事来触动齐王，齐王以为终究不能逃脱罪责，害怕象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判处死罪，就自杀了。主持此事的官员把这事报告给皇上。
主父偃开始当平民百姓时，曾经游历燕地和赵地，等到他当了大官后，就揭发了燕王的阴私。赵王害怕他成为赵国的祸患，想要上书皇帝讲述他的阴私，因为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等到他当了齐相，走出函谷关，赵王就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贿赂，因此，诸侯子弟中有很多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封侯。等到齐王自杀了，皇上听到后，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威胁他的国王使其自杀的，就交给官吏审问。主父偃承认接受诸侯贿赂，实际上没有威胁齐王使他自杀。皇上不想诛杀主父偃，这时公孙弘当御史大夫，就对皇上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而变成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是这事的罪魁，陛下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民交待。”于是皇上就把主父偃家族的人都杀了。主父偃正在显贵受宠时，宾客的人数以千计，待到他被灭族而死，没有一个人为他收尸，唯独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天子后来听说了这事，认为孔车是个长者。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德行为虽然美好，但是也因为他遇到了好时机。汉朝建国八十余年了，皇上正崇尚儒家学说，招揽才能超群的人才，以发展儒家和墨家学说，公孙弘是一个被选拔出来的人。主父偃身居要职，诸位朝中高官都称赞他，待到他名声败坏，自身被杀，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呀！
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大司徒马宫和大司空甄丰下诏书说：“听说治理国家之道，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上说：‘使皇上平安，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礼，如其奢侈，宁愿节俭。’从前，管仲当齐桓公的相，使齐桓公称霸诸侯，有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的大功，然而仲尼说他不知礼，这是因为他奢侈过度而同国君相比拟的缘故。夏禹住矮小的房屋，穿粗劣的衣服，后代圣人不遵循他的做法。由此可以说，国家政治隆盛时，君王的德行优厚，却没有高过节俭的。用节俭的美德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而父母兄弟间的骨肉恩情就会更加亲密，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这就是家给人足，不用刑罚就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啊，怎可不努力实践呢！那三公是百官的统帅，是万民的表率。没有树立起垂直标帜却得到弯曲影子的情况。孔子不是说过吗：‘你领着走正路，谁敢不走正路？’‘选拔贤能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那么人们就能得到鼓励。’汉朝兴盛以来，作为皇上股肱之臣的宰相都能亲身实行节俭，轻视钱财，重视道义，表现得非常突出的，没有象从前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的了。他身居丞相的高官地位却盖着布被，吃粗糙饭食，每顿只不过吃一个肉菜。但对老朋友和他喜欢的宾客，却都分出一部分自己的俸禄供给他们，自己没有剩余的钱财。他确实能够内心自我克制约束，而外表上却依据法律行事。汲黯诘难他，这些事情才被皇上知道，这可以说是比制度规定的要降低一些，但却是可以施行的。德行优厚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同背地里奢侈而外表上假装节俭，以此沽名钓誉的人不同。他以有病为由要求退职回家，汉武帝马上下令说：‘奖赏有功的，表扬有德的，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这是你应当知道的。希望你少用心思，保养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恩准假期，让他治病，赏赐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的病好了，就上朝办公。到元狩二年，他终于在丞相的官位上寿终正寝。了解大臣的没有超过国君的了，这就是例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后来当了山阳太守，因犯法失掉侯爵。表彰道德大义，是为了引导时俗之人，勉励教化，这是圣王的制度，不可改变的道理。将恩赐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者以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用公车把他们送到京城，将他们的名字报到尚书那里，朕要亲临现场授予爵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