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千里
人物简介
杨千里，名天骥。粹卿子。江苏吴县人。清光绪六年生(1880)。光绪二十八壬寅优贡。家学渊源，精  画家杨千里习楷法，迨长，於秦篆汉隶、章草、魏晋诸家，无不窥其堂奥。晚年益精进，挥洒自如，神完气足，於秀丽中饶有金石气。所作诗词，清新飘逸，别饶意趣。兼工治印。历任龙门师范学堂、中国公学、及复旦公学教员、暨行政院交通部秘书、教育部视学、监察院秘书、无锡、吴江等县县长。[1]
生平细述
清末民初，吴江县同里镇的文化名人中有“杨柳松柏”四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柳是柳亚子（柳本是黎里人，早年到同里读书，师从金松岑松）；松，金松岑；柏，陈去病，去病字伯儒，取其谐音柏；杨就是费孝通的舅舅杨天骥。
杨天骥（1882－1958），原名锡骥，改天骥，字骏公，号千里，别署茧庐、天马、东方、闻道等。千里的父亲杨敦颐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学政，儿时的千里跟随父亲到驻地镇江读书。由于家杨千里书法作品(5张)学渊源，父亲督责有方，千里五岁读书，六岁开笔，每天生活在书籍笔墨之间。父亲为了儿子应考科举，让儿子操练楷书，这为杨千里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千里读书用功，袭承父学，善于撰写各种诗词文章，尤其擅长书法和篆刻，对于秦篆汉隶、章草魏晋诸家，无不窥其堂奥，广采博收，碑帖并重，吸纳了南北各派的风骨气质，融入自身的书法之中，立出自家法度，成就了个人面目。
1899年，杨千里进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推为壬寅科优贡。“苏报案”时，参与营救章太炎等人，并声援苏报，积极倡言舆论自由。与父亲杨粹卿合著有《满夷猾夏始末记》，控诉清廷残民罪行。与金松岑等人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在苏州仓米巷党团案中求助于蔡元培先生，营救遭国民党逮捕的陈廉贞等进步青年。1904年任上海澄衷学堂国文教员，接下来，参加同盟会和南社，一度任孙中山秘书。武昌起义时，积极参加陈英士所领导的进攻江南制造局及道台衙门的战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仓皇出逃，留下一辆马车，车髹黄漆，非常触目，陈英士得到后转赠天骥，天骥每天乘坐马车到报社上班。杨先后出任《申报》和《新闻报》主笔，当时洋人福开森执掌大权，天骥不去趋奉，常作倨傲之态，福开森决意停他的职，天骥闻讯笑笑，扬长而去。 
1917年，天骥到广州，加入国民党，1920年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1921年任中国代表团咨议，参加太平洋会议。1925年10月至1926年2月任江苏省无锡县县长，1927年4月，任吴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1929年7月至1930年5月任吴江县县长。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主事、佥事、秘书、教育部视学、交通部秘书、监察院监察委员等。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香港、湘桂、重庆，以卖字和篆刻为生，结交了一批书画篆刻同道。53岁那年，天骥取苏东坡“白发苍颜五十三”诗句，刻成印章，朋友梁爰居小天骥一岁，约定次年转作赠品，陈倦鹤更小一岁，说后年再赠倦鹤。
新中国成立后，由柳亚子介绍加入民革，任上海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徐汇区政协委员。著作有《茧庐吟草》、《茧庐长短句》、《茧庐印痕》、《茧庐长短句》、《茧庐治印存稿》，还有上文提到的《满夷猾夏始末记》一书。

人物简介
  杨千里杨千里 男，1933年生，江苏省江阴市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少将军衔，兼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通信学会、跨国IEEE学会会员。
1950年毕业于同文中学后，入南京大学电机系深造，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即赫赫有名的西军电，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并留校任教，此后又执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军电）、重庆通信工程学院。历任北京四机部第十九研究院工程师，总参谋部通讯部科技处副总工程师、科技处长，通讯部副部长等职。
参加了我国第一代同步通信卫星通讯系统的设计和试验。曾二十余次随团或率团出访东欧、西欧、北美、日本等国，协调与有关国家共同进行卫星通信试验。
个人履历
1933年10月12日 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50年8月-1951年1月 在南京大学电机系学习。
1951年1月-1956年7月 在张家口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初期称“军委工程学校一部”，1955年12月后改称通信学院）学习。
1956年6月 授予上尉军衔。
1956年7月-1969年11月 任通信学院、通信兵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通信兵工程学院教员（张家口，西安，重庆）。
1969年11月-1971年5月 通信兵五七干校（许昌）学员。
1971年5月-1980年2月 任通信兵第十九研究院科技部工程师。
1980年2月-1982年7月 任总参谋部通信部科技部副总工程师。
1982年7月-1984年1月 任总参谋部通信部科技处处长。
1984年1月-1991年7月 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部长（分管科研、装备、训练），兼任总参谋部通信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总参谋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88年9月 授予少将军衔。
1991年7月-2000年12月 任总参谋部第61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军事通信卫星工程副总设计师、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1]​
生平经历
杨千里，1933年10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教师家庭。其父母以身示范，鼓励他认真读书，为振兴中华出力，对他  杨千里一生刻苦攻读、献身国防产生了重要影响。童年随父母到江西省九江市生活，先在广昌县白水镇第三区中心小学、后入南昌省立第一中学、九江同文中学读书，1950年8月考入南京大学电机系。1951年1月，响应国家抗美援朝号召参军入伍，进入军委工程学校一部学习通信工程。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6月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改称通信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学习。在校学习期间，被评为一等优秀学员，受到团内通报表扬、系首长会议嘉奖，4次获国家学术奖金。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毕业时被授予正连级技术上尉军衔。
1956年7月，留校任教于无线电工程系，先后在通信兵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原学院改称）和通信兵工程学院担任教员（讲师）近15年。在此期间，他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参与编写了《金属工艺学及无线电机大修》、《接力通信》等教材，参加了流星余迹通信等课题研究，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人员和优秀教员。
1971年6月，调至通信兵第19研究院科技部技术组任工程师，负责对流层散射通信、微波接力通信、卫星通信等研究工作。1979年10月调任总参通信部科技部副总工程师（评为高级工程师）。1982年7月至1984年1月任总参通信部科技处处长。在此期间，相继完成军用散射、微波接力通信系统规划论证和散射通信原理及设备教材的编写任务，参与翻译、审核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大型丛书《美国防通信系统应用工程手册》，参加了中国第一代同步卫星工程通信系统总体设计工作，曾出任中德“交响乐”卫星通信试验中方技术总协调人。
1984年1月，任总参通信部副部长。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至1991年7月离职之前，先后兼任军事卫星通信应用系统总师，总参通信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总参通信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总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通信技术学科副主编等职务。曾获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授予的“通信技术政策研究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奖”。
  杨千里1991年7月，退出领导岗位，改任总参第61研究所研究员，至2000年12月退休之前，先后担任军事通信卫星工程副总师，兼任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通信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还兼任卫星有效载荷专业组成员，卫星应用专业组成员，军用仪表专业组成员，多所大学和研究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跨国电机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高级会员、北京分会执行主席。被北京大学等10余所大学特聘为兼职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并被中国证监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卫星通信广播集团等多个单位特聘为顾问或技术专家。在此期间，他主持的“国防通信网建设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1997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牵头承担的“国防通信网建设研究”项目，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9年，被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主持的军事通信卫星应用系统项目，2001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授予“军三星工程研制建设先进个人”。
科学研究
流星余迹通信，是利用流星穿过大气层时形成的短暂电离痕迹对无线电波的反射或散射实现的远距离通信，生存能力强，抗毁性强，20世纪50年代末受到各国军方注意。1960年，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承担了流星余迹通信研究项目，杨千里参加了该项研究，主要负责流星余迹通信系统总体设计、各分系统技术指标要求制定、系统总联试以及实验电路的通信试验。他拟制的流星余迹通信系统技术论证报告、流星余迹通信系统总体设计及分系统指标报告，成为该项目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据。他参与组织翻译的1957年和1958年美国PIRE杂志刊载的关于流星余迹通信系统文集，在该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1960～1961年，他牵头建立中国第一条1000多km流星余迹通信试验电路时，同项目组其他人员一起，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测试、统计、分析，掌握了流星余迹电离强度、对电磁波散射或镜面反射的机理，随季节及昼夜的变化规律。他提出的利用主信号定值定时截尾的技术构想和利用突发Es层提高通信时效等建议，解决了流星电离信号尾部强烈起伏振荡所引起的误码问题，有效地改进了系统性能。试验结束时，他执笔撰写了流星余迹通信系统试验总结报告。他参与的对流星余迹通信进行的早期探索，为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后来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奠定了一定基础。 
1974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中国第一代同步通信卫星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规模大、技术新、涉及面广、组成复杂，包括电视、广播、传真、模拟话、数字话以及各种速率的电报等多种业务，包含海用、陆用和固定、移动等多种站型。1974年底，杨千里参加该工程的通信系统研制工作，完成的工程总体技术方案和系统联试方案及计划等文件，成为指导工程建设的依据。在总体方案拟制、论证和优化设计中，  杨千里及同事为解决卫星转发器非线性交调的计算机模拟与实测等问题，他参与研制出了各载波的数学模型。为充分利用转发器容量，他建议利用转发器宽、窄带之间的频率资源，使一个转发器在满足交扰调制指标的基础上，容纳更多数字群路载波，实现了容量的充分利用。在卫星功率较小情况下，他提出采用门限扩展解调的方法改善了电视接收效果。在组织指导全系统联调期间，他既参与系统操作、设备连接、问题及结果分析等工作，又组织第一批国产卫星地球站的设备安装与技术协调，及时解决了昆明站的常温参放噪声温度不均匀、乌鲁木齐站15m玻璃钢天线面板安装精度低及波导损耗大等问题。在组织通信系统第一次地面联试时，他负责拟定计划和方案，组织培训联试人员，经过反复测试和分析，证明地面通信系统达到设计要求。
1977年，在研制第一代同步卫星通信系统的同时，杨千里参与签订了关于中国与西德合作利用德法研制的“交响乐”卫星进行通信试验的协议，并被指定为中方技术总协调人。回国后，他组织编制了“交响乐”卫星试验总体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组织协调国内各方展开试验准备，确定试验站址和地球站站型。1978年起，他组织各类地球站利用“交响乐”卫星进行星地大联试。联试中，他亲自测试、分析地球站的性能指标，发现问题就组织有关技术人员逐一解决。先后完成了电视、话音、数据信号的传输与测试，对比分析了不同天线口径地球站的电视接收质量，经飞行铯钟法对比测试，证明中国计量科学院参加试验的卫星双向时延抵消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验证了中国高教部几所大学的卫星电教试验技术方案先进可行，首次使用中国刚建成的3个大型卫星地球站，通过“交响乐”卫星对西德开通了电视会议。试验期间，他还利用“交响乐”卫星传输的卫星信号，进行了信号起伏规律及电离层影响的研究，得出法拉第效应并非主要因素，而低仰角大气湍流影响信号起伏是主要因素的结论，还验证了小型机动站卫星大环路校频等先进技术。不但证明中国自行研制的大、中、小型地球站的卫星通信设备达到国际水平，也为中国通信卫星的研制、生产、使用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该项试验荣获国防工业重大改进一等奖。1980年1月，他率领中国“交响乐”卫星试验代表团赴西柏林参加国际“交响乐”卫星试验总结大会时，宣读了题为《“交响乐”卫星试验在中国》和《“交响乐”卫星试验中的信号起伏分析》等论文，获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卫星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杨千里组织已建成的几个卫星通信地球站迅速捕获到卫星信号。由于前期系统联调和利用“交响乐”卫星进行星地大联试的基础扎实，中国第一代同步卫星通信系统很快转入实用阶段，并担负了向边远地区传输电视、广播、报纸版型等重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他又投入到中国同步卫星通信系统的续建工程之中，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参与指导建成大、中、小型地球站800多个，为基本建成中国同步卫星通信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突出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为做好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切实增强战场机动通信能力，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军事卫星通信系统。杨千里受命主持军事卫星通信系统的立项、综合论证、型号研制和总体技术指标及方案的制订与协调，相继担任应用系统总师和工程副总师。
担任应用系统总师期间，他主持进行了该系统总体技术方案与指标的制定、协调，审定各类地球站的技术方案和指标，制定全系统工程的标准，模拟优化系统信令的可靠性和容量配置，组织进行了多次星地联试及各类地球站大联试的技术协调工作。在应用系统的具体研制中，他力主采用使卫星通信易于实现“动中通”；采用系统设置密钥自动分发措施，实现一字一密、一话一密，确保了通信的安全保密；采用改善卫星通信网络管理及信道分配软硬件平台可靠性等办法，实现了卫星资源动态分配、随机调度，增强了有限资源的利用率；提出增加手持式双向数据终端、改进网管信令信号格式鲁棒性等意见，确保了全系统的接通率；还运用系统工程理论，研究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各类地球站的工程标准、系统联试大纲、软件工程要求等规范；按照总体目标对工程的各个“节点”进行检查评审，及时发现漏洞，确保了研制设备的性能指标和工程进度；通过计算机模拟、半实物仿真和仿真评估等方法，预测工程进展情况和工程质量情况，对工程实施科学管理，确保了各项研制任务按期完成。该应用系统投入使用后，性能达到设计要求，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通讯卫星担任工程副总师期间，他对整个工程，尤其是运载火箭与应用系统精心指导，注重解决星地一体化抗干扰实用系统及其实用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为此，他多次召开有关该工程的抗干扰研讨会、抗干扰实用系统评审会，研究确定了星地抗干扰指标。通过在地面设立一个软件智能化终端，在星上有关系统中采用多种技术及抗干扰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抗干扰问题。他十分重视星地对接试验。在其推动的多次星地对接试验中，针对相位不对、信令设计不对、星上动态范围不够和假锁及突发误码等问题，指导有关人员及时修改工程标准，修改软件，消除了各种隐患。研制后期，在分工处理有关技术问题时，他善于倾听各方面意见，善于科学决策，确保了整个系统运行后的性能稳定可靠。在轨测试期间，他深入测试现场，听取汇报，认真分析测试结果，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有关问题的技术措施。他还组织各类地球站反复进行集中、分散及全网大联试，成功地使业务测控系统首次在地球站全面开通，为新一代军事卫星通信系统投入使用奠定了基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