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纯献皇贵妃
早年生平
纯献皇贵妃严氏是朝鲜高宗李熙的后宫，懿愍皇太子李垠的生母，亦活跃于大韩帝国时期的政治舞台。她出身宁越严氏，是赠议政府赞政严镇三之女。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朝鲜哲宗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严氏家境贫寒，6岁即入宫为宫女，后来成为朝鲜王妃闵妃（明成皇后）的侍卫尚宫，负责闵妃的内殿。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任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偶然临幸严尚宫，结果被闵妃发现，闵妃妒忌心  严贵妃极重，宫中有子女的嫔御都遭到她的迫害，高宗在她生前从不敢宠爱别的女人，因此朝鲜宫廷十多年不闻婴儿啼哭之声。严氏被临幸也不例外，闵妃怒不可遏，甚至企图杀死严尚宫。高宗竭力为严尚宫求情，严尚宫才幸免于难，但仍被撵出宫廷。[1]
十年后，即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的八月二十日，朝鲜发生“乙未事变”，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人暗杀。闵妃之死给了严氏机会，乙未事变发生5天后，严氏就被召入宫中，重新得到高宗宠幸。[1]真正让严氏获得高宗信任的则是1896年发生的“俄馆播迁”事件，严氏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宫廷为日本控制，藏匿在俄国驻朝公使馆的李范晋等亲俄派秘密与宫中联系，并用四万两银子买通严尚宫，于是严尚宫“日夜惧上以变乱更作，至是又泣愬乱机在今夕，适出避之”。[2]日本官方文件也指出当时作为“王的爱妃”的严尚宫是“与俄馆密通、接受其赠物的奉俄主义妇人”，并且正是她将亲俄派的密函夹带进宫中给高宗看。[3]于是在严尚宫及金尚宫、杨尚宫和宦官姜锡镐等人的撺掇下，高宗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乘坐内命妇的轿子逃出景福宫，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使高宗成功借助俄国力量摆脱日本控制，打倒亲日政权，在这次事件中立下大功的严氏因而备受宠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已经知道她是高宗的爱妃，然而由于严氏当时身份低下，以至于把她的姓氏误记作“元”。但这毕竟是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开端。
升后风波
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8天后，严尚宫诞下一子，是为英亲王李垠。2天后，严尚宫被册封为贵人。[4]随着儿子的诞生，严氏的野心愈发膨胀，她利用高宗对她的宠幸，准备效仿闵妃，试图干预政事。史载“严氏专事祈禳之术，糜财巨亿，干预政事，大小官职多出其口，其姻娅族属多得官爵，权倾朝野。”[5]光武三年（1899年），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也向本国政府报告称：“目前严贵人于宫中颇专威权，常容喙于大臣之任命、其他诸官吏之任免，故政府大臣欲扩张其权力者，必先以结托严贵人为必要。”[6]当时不仅赵秉式、尹容善等朝廷重臣与严氏关系密切，严俊源、严柱益、金永振等严氏外戚也相继被登用为要职，烜赫一时。
但是严氏要干预朝政，首先要得到名分。她虽然已经在事实上成为高宗的后宫之主，也开始干涉政治，但她不甘于嫔妃地位，一心觊觎大韩帝国正宫宝座。从光武三年（1899年）起，就有将册封她为皇后之议，也有姜赞、金思辙等人上疏请封严氏为妃。光武四年（1900年）8月，严氏之子李垠被封为英亲王，随后严贵人被册封为淳嫔。[7]光武五年（1901年）9月，朝鲜纯祖的生母绥嫔朴氏被追封为绥妃，其后严氏亲信尹容善又趁机向高宗进言，既然将绥嫔升格为绥妃，那么严嫔也应封妃。[8]赵秉式也上疏称：“今淳嫔严氏，久在嫔御之列，夙著明章之誉，且有皇子之贵，而官秩犹卑，恐有欠于以子贵之典也。伏望亟施封妃，以定其号，允合仪节焉。”[9]于是  严贵妃在光武五年（1901年）10月又将严氏升为淳妃，宫号“庆善”。[10]封妃只是严氏的一个跳板，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成为大韩帝国皇后，因此在她的授意下，部分儒生和大臣展开了“升后上疏运动”，在韩国掀起巨大风波，甚至牵扯到了韩国的外交，成为大韩帝国政坛的重要事件。
光武六年（1902年）6月，前判书韩圣根、沈相汉各率搢绅章甫数百人伏阙上疏，请封严妃为皇后，其后四百多名官绅联名上疏，李晚植等合八道儒生设万人疏厅，都是请求严妃升后，到第二年6、7月，又有洪恩君李熙斌率十三道搢绅章甫合疏，请封严氏为皇后，建严氏颂德碑；丰善君赵东万等率十三道绅士千余人上疏，请封严氏为皇后。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没有“皇后”，将会损失国家颜面，通俗的说就是他们主张国家要有第一夫人，其中以新上台的严妃心腹李根泽在暗中推动最力，一时“举国如狂，不问他事”[11]，韩国政界围绕严妃升后问题发生激烈斗争。而当时韩国的亲俄亲美派及骊兴闵氏家族的闵泳骏、闵泳焕、闵泳韶等人则坚决反严妃升后，他们为了维护皇太子李坧的利益，援引朝鲜肃宗时张禧嫔故事，指出后宫不得晋升为正宫是祖宗之法，亲俄巨头李容翊甚至还嘲讽高宗和严妃就好比唐明皇和杨贵妃。[12]除了升后，严妃还企图将她的儿子李垠立为皇储，取代当时的皇太子李坧。因为李坧体弱多病，又没有生育能力，故严妃在争取当皇后的同时秘密推进这一阴谋，为此她开始积极与日本联合，她于光武四年（1900年）派玄映运访日，以达成日韩国防同盟为条件，阻止在日本的义亲王李堈和兴宣大院君之孙李埈镕归国，以免威胁李垠的地位。[13]但是严妃的种种阴谋都没有得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高宗皇帝的慎重。高宗虽然宠幸严妃，但是心中仍挂念明成皇后，而且“上素笃爱太子，以妃若正位，则太子当称臣呼母，故不忍决焉”。[11]严妃联日的问题也与高宗中立外交的政策相悖，没有得到高宗允许，而且高宗的心腹宦官姜锡镐也反对严妃升后。就连严妃本人表面上也对升后一事表示惊诧，史载“严氏虽专宠，机敏饶权，数闻有封后疏，辄惊曰：‘后乎我死日也！’劝上勿允……太子每入宫，厉声问曰：‘汝欲皇后乎？’妃逊辞对曰：‘小人何敢！’”[14]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即将严淳妃升为皇贵妃而非皇后。光武七年（1903年）12月25日，严淳妃正式被册封为皇贵妃，接受百官朝贺，升后风波也告一段落。严妃的升后风波对当时的韩国政治有很大影响，它加剧了大韩帝国内部的派系对立，而此时韩国外部日、俄对立不断激化，韩国实现中立化迫在眉睫，而韩国政府却围绕一个后宫嫔妃的地位争论不休，使其根本无法推行任何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延误了中立外交的时机，再加上严妃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不惜勾结日本人，使韩国的中立外交局面更加恶化。日本也利用严妃进行渗透，将其豢养的一名女间谍裴贞子（玄映运之妻）冒充是严妃的远房侄女而安插进韩国宫廷，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所以严妃升后风波对大韩帝国造成很大损害。
后期活动
严氏被封为皇贵妃后不久，光武八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了，紧接着日本控制了大韩帝国，强迫韩国与之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拉进日本阵营。严贵妃遂更加亲日，她“使其族党解官退伏，结好于日使，乞保护英王（李垠）”。[15]光武九年（1905年）10月5日被授予瑞凤大绶勋章。[16]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挟战胜俄国之威的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尽管韩国已经国难当头，但严贵妃却由于日本的撑腰而恢复权势，升后之议遂再起。光武十年（1906年），沈相璜等  严贵妃与伊藤夫人及其子女的合影上疏请立严贵妃为皇后，就连义亲王李堈也电奏高宗，请求严妃升后，以此取悦于严贵妃而保全自身。其后元世洵、卢泳敬、南百熙等相继上疏请立严贵妃为皇后，同时又有尹宪、金喜洙等上疏力陈严妃升后之不可。故严妃升后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做不了皇后，严贵妃就开始竭力扶植自己的儿子李垠。她与当时日本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过从甚密，那位冒充她远房侄女的女间谍裴贞子就是伊藤博文的养女。自伊藤博文到任后，以“施政改善”标榜，大力提倡韩国的教育事业。在伊藤的影响下，严贵妃也开始热衷于女子教育，她拿出内帑金先后于是光武十年（1906年）前后创办了养正义塾、明心女校和进明女校，又拿出一些钱搞一些慈善事业，在当时得到好评。同时由于严贵妃得到了伊藤博文的支持，在隆熙元年（1907年）纯宗李坧即位后，他的儿子李垠被封为皇太子，次年李垠就被伊藤带到日本接受教育。
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缔结《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韩国皇室被降为李王家，划入日本皇室，皇贵妃严氏也被降格为贵妃。明治四十五年（1911年）7月20日午前11点，严贵妃病逝于德寿宫即阼堂，享年五十八岁。死后谥号“纯献”，葬于永徽园。
人物评价
  严贵妃之墓永徽园对于严贵妃的评价一般以否定为主，她通常以奸妃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黄玹评价：“严氏貌类闵后，权略亦如之。既入宫，大被专宠，干政通贿赂，骎骎与闵后时同。”[17]朴殷植说：“严氏有宠，亲族多被显用，干预政事，而淫祀亦张矣。”[18]甚至还有记载称严妃品行淫荡，与高永根私通，生子养于民间。[19]然而，或许由于严妃的气魄和能力都不如闵妃，其家族外戚的实力也远不如骊兴闵氏，而且她闹了几年的升后风波也不了了之，没有得到皇后的名分，再加上国家行将就木等种种因素，使她最终没能步闵妃干政之后尘，也没能像闵妃那样引起后世的巨大争议。
不过严贵妃晚年兴办女子教育，赈济穷人等活动却也得到赞许，成为她生前的闪光点。金允植盛赞道：“宫闱深严，贵妃之德之行，外间不得以详闻。惟见于外而可以垂范于百世者，其大者有二焉，即兴学恤孤是也。兴学为时政之急先务，而女子教育为兴学之本；生民之无告者莫如四穷，而孤儿为四穷之最。方其众志未开之时，贵妃首举此二者，躬率导化，以佐仁政之治。赐田捐财，以养女士；节衣贬食，以恤贫孤。上行下效，四方风动，数年之间，闺阁多咿唔之声，道路无呻吟之儿。语其丰功伟绩，自古彤管之史所未曾有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