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长春围困战
战役简介
5月23日开始，解放军对防守长春之国军包围，切断空中运输，进行  围城后的长春150多天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期间发生几次大交战和几十次零星交火，守军粮食、燃料极度缺乏，很多平民饿死，最后以国军六十军倒戈，新七军投降，共军进驻长春结束。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之一部分，共军占领长春宣告了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战役自1948年5月23日，解放军对防守长春之国军完成包围，并切断国军空中运输开始，直至10月19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投降，解放军进驻长春结束。另有说法称期间150多天攻方对守方进行了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同时城内守军也纵容城内人民出走的行为，中共军方拒绝救助难民并进行切实有效的严密封锁行动，最终导致数十万难民饿毙，有待考证。
长春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以10万共军围困10万国军。东北解放军意图围城打援，以部分部队进攻长春，吸引沈阳廖耀湘兵团北上救援，然后在途中将廖耀湘兵团围歼。但攻打长春之共军与守城之国军兵力相当，装备不如国军，而廖耀湘兵团又拒绝北上援救，所以东北解放军始终没决心强攻长春。后共军决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南逃之路，将东北国军滞留在东北战场，逐个消灭，因此主力南下，长春战役形成了围而不攻之局。
战役背景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在东北，解放军与国军之战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经过三年战争和群众工作，如保卫四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7年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进行中之冬季攻势，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剿匪工作，壮大了军队。东北解放军由抗日战争后之11万人发展到1948年春之100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地方部队30万）。
国民党军方面，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后，将原本已编入地方保安，接受日本精良训练的原满军裁撤，东北国军兵力下降到48万；许多满军因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而纷纷加入共产党军队，大大增加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东北战场成为当时全国五大战场中解放军数量超过国军之战场。国军本着“重点防御”之战略，兵力集中在几个中大城市，而解放军掌握着铁路沿线和广大农村地区，将国军分割开来，国民党军陷于孤立。解放军已逐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攻守态势也随之改变，东北战争进入了解放军攻，国军守之时。
同日，陈诚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1]，声称已完成作战准备，计划分三路向解放军扫荡。当日，国军集中了五个军十多个师的力量，以沈阳为中心，分三路向辽河两岸呈扇形推进。1月6日，解放军夜歼灭沈阳外围公主屯的新五军两个师一万三千余人，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被俘。在1947年夏秋冬攻势之强大压力下，1947年8月到东北主持军政之陈诚，对东北国军败退，收拾不了局面，萌生退意。1948年1月17日，国军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东北剿匪总部，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郑洞国和范汉杰任副总司令。1月22日，卫立煌到达沈阳。1月26日解放军攻下新立屯，全歼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九千余人。1月29日解放军攻下沟帮子；1月30日攻下盘山县。[1]​
2月5日，陈诚离开沈阳赴南京。2月6日，解放军占领辽阳县，国民党暂五十四师和新五军、新六军留守处共损失一万零七百余人。2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确立将东北国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2月19日解放军攻下鞍山市[1]，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一万两千九百余人全部被歼灭，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被俘。同日，解放军收复法库县，撤退之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全部七千二百余人被全灭于庆云堡地区。2月25日，驻守营口之国军五十二军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八千八百人，逮捕副军长郑明新，并消灭其余守军三千余人。2月28日解放军攻下开原，[1]歼灭暂三十一师一个团及暂六十二师残部三千四百人。
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尾声。1948年3月，蒋介石为固守长春组建第一兵团，由“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因国军陷于孤立，为免被各个击溃，3月9日，卫立煌命郑洞国指挥驻守永吉（今吉林市）之六十军撤到长春，[1]解放军占领永吉和电都小丰满发电站。3月13日（一说3月15日），经23小时激战，解放军再次攻占战略重镇四平街（三攻四平）[1]，七十军一个整师一万九千三百余人阵亡。3月15日，冬季攻势结束，国军在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据点，沈阳、长春之补给全靠飞机运输。郑洞国抵长春后，下达了“加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之策。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具重要战略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首都就设立在此。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在此修筑了许多永久防御工事，国军进驻长春后，又加强了工事。长春有很多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市中心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构成核心守备，外围设有宽三米深两米之外壕，有纵射火力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工事。时长春已是一坚固防御之大城。国民党报纸称长春防御工事“坚冠全国”。
经日本人十四年经营，长春人口已从沦陷前15万人，膨胀到70万人（包括日本人14万），长春围困战前，城市居民估计在40万到60万之间。围困战后，居民锐减到17万人。
战役双方
国民党守长春之国军是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代理参谋长杨友梅，有新七军和从永吉撤回之六十军6万人，及地方部队4万人，共计约10万人，下设：
新七军，蒋介石嫡系部队，美国机械装备。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下设3个师： 
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参谋长李性常，下设3个团。 
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下设3个团。 
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参谋长曾德辉，下设3个团。 
六十军，滇系部队，军长曾泽生，参谋长徐树民，下设3个师：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副师长李佐，参谋长杨肇骧，下设3个团。 
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参谋长汤启圣，下设3个团。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副师长任孝忠，参谋长杨正隆，下设五四四团，五四五团，五四六团3个团。 
长春守军以中央大街（后改称斯大林大街，现名人民大街）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六十军，西半部归新七军，司令部设在中央银行大楼。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派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控制西门外大房身机场，派六十军一个师防守东郊城防工事外之战略高地。共产党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第一兵团约10万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
第6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杨国夫、李作鹏，政委赖传珠，参谋长黄一平。下设三个师： 
第16师，师长李作鹏，副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参谋长冯精华。 
第17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李培功，政委徐斌洲，参谋长陈毅斋。 
第18师，师长阎捷三，副师长黄荣海，政委袁克服，参谋长周明国。 
第12纵队，司令员钟伟，副司令员熊伯涛，政委袁升平，参谋长王亢。下设三个师： 
第34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 
第35师，师长王奎先，副师长李光汉，政委栗在山。 
第36师，师长沈启贤，副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参谋长席庶民。 
独立第6师，师长邓克明，副师长金宇、马逸飞，政委钟人仿，参谋长刘苏。 
独立第7师，师长罗华生，副师长程启文、余勋光，政委邱子明，参谋长刘可天。 
独立第8师，师长王人贵，副师长蔡久，政委邹衍。 
独立第9师，师长廖仲符，副师长罗文华，政委钟民，参谋长冉泽。 
独立第10师，师长赵东寰，副师长邓忠仁，政委崔国辉，参谋长王玉峰。 
独立第11师，师长王效明，副师长李德山，政委宋景华，参谋长康干生。
战役经过
1948年4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就打长春进行讨论，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进行长春战役，用九个纵队攻打长春，以围城打援手段，准备4万人之伤亡，在10-15天内结束战斗。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攻打长春提议。
5月中旬，解放军在长春东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成立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此时，解放军已完成对长春合围，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围住。[2]​
随着解放军逼近长春，缩小包围，5月14日，长春守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机场，以新七军一个半师、六十军一个师，向长春西北出击，进攻小合隆附近之解放军十二纵36师，试图赶走解放军，确保大房身机场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19日占领小合隆。24日，解放军为实行空中封锁，以一纵、六纵、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独立第7、10师，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驻守机场之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六千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郑洞国命出击部队速回，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与沈阳空中运输遂中断。是次战斗解放军损失两千余人，正是此次试打，解放军指挥者认识到打长春是不可猛攻，只能改强攻为围困，以困长春守军于城内。
1948年6月5日中共东北局林罗刘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三个作战方案提出对长春采取长时间围城打援，先消灭援敌，然后攻城。时间准备两个月至四个月，可以有把握歼灭敌人与拿长春。建议采用第三作战方案。中共东北局首长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以“久困长围”为攻打长春总方针，对长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其中几项重要的命令为: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3]​。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林罗刘提出之第三方案。
1948年6月15日至20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吉林召开野战军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吉林会议），决定把攻打长春改为长困久围，并宣布由第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政委肖华指挥新成立十二纵（由北满独立第2、4师和西满独立第5师组成）和六个独立师担任围城任务。
6月22日前，解放军完成围城部署，六纵十八师，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和独立第6、7、8、9、10师、进入指定位置，第一道包围分东西两个地方队，独立第6、8、9师为东地区队，六纵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独立第7、10师为西地区队，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作为机动部队，布在城西和西南守军主要突围方向，余部组成第二道包围。完成以长春为中心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封锁，禁止粮食和蔬菜、燃料、牛马和等运入封锁圈。在解放军封锁圈和国民党军哨卡间形成中间地带。
在执行对长春全面性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同时，解放军也进行政治攻势和对上级军官策反。6月28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攻心为上、功城为下”，会后政治攻势迅速展开，阵地喊话，发宣传单，利用投诚和被俘之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向城内喊话，针对属于滇系之六十军上级军官进行工作，派长期做滇军工作之云南人刘浩，和原六十军副官长兼特务营长杨滨主持东北军区联络部前方办事处之工作。在梅河口战斗中被俘之六十军一八四师团长张炳昌和李峥先送回做工作；在海城起义之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六十军上层军官写信；刘浩也曾化妆秘密进入长春做上层工作；六十军中以孙公达为负责人的地下党组织也积极活动，发展地下党员。这些政治攻势和策反活动为后来六十军投诚奠定基础。
在5月底机场失守后，国军长春守军粮食供应只能靠空投。据当时美联社分析，一天要出动四十架次飞机才能满足需要。由于空投飞机受到解放军炮兵和高射机枪射击，常常来不及空投就逃跑，或在高空乱投，不能投入城内。六月底，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需求，否则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守军在城内抢夺民粮。到了夏天，市区居民出现粮荒，留有存粮之居民不敢“光明正大”举炊，有不少人因此病饿死亡。由于城内粮食极度缺乏，加上有人投机倒把，城内粮价飞涨，从几元一斤涨至一万元一斤。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不得已发行本票，面值由几十万一张发展到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一张。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军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
7月19日，卫立煌命郑洞国守长春，牵制共军大批主力南下。最初，长春守军还禁止居民出城。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哨卡，不准进哨卡，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以降低市内粮食消耗。
7月20日，中共东北局讨论认为攻打长春一举全歼守军没有把握，应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22日，中央军委回电赞同。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小说(1949, 168-169页)中描述: 解放军利用[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城里！]的口号来激励士兵严格执行封锁，不让难民出关卡，让逃出城里的大量饥民滞留在城外中间地带，又不被守军准许回城里，进退不得，结果出现大批死亡，横尸遍野，一望过去就是好几千具，企图以饥饿瓦解长春军民的士气。引
鉴于城内居民成分的复杂，尤其是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城去，围城部队开始时一度对长春的出城者严格审查后才予以放行，大量饥民滞留在城外中间地带，又不被守军准许回城里，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围城部队发现中间地带有饥民大量死亡的现象后，于8月中旬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出城的难民共被收容了15万余人。
8月4日至6日，国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师会议，会上曾讨论从东北撤退，固守华中之部署，但因失去东北在国内外影响太大，故未果。
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决定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初步决定攻克长春后处理难民收容，救济等事宜，但解放军仍严格执行封锁。8月16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根据指示，缩小包围圈，进一步围困守军，第一兵团司令部也向前移动到距长春十公里德四家子村。8月1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
9月，长春一片混乱，很多人饿死街头，无人收尸，甚至卖人肉。 9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指出:
...饥民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饥民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4]​
9月12日，解放军向义县、滦县一线国军发起攻击，[1]辽沈战役正式打响。9月底解放军主力挥师南下北宁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往通江口、开原一线，只有独立第6、7、8、9、10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11师六个师，以及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春。
自6月25日至9月底，一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解放军歼灭国军约3000人，13,500多国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在外围战斗中仅有400余人伤亡。
围城期间，全市中小工厂设备大部被破坏。全市房屋30%被拆毁，输电设备33%被拉走，供水设备70%被破坏。国共双方在城外城里掩埋尸体12万左右。
守军投降
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蒋认为共军主力南下，围困长春力量空虚，因此命郑洞国趁机率部突围。10月4日下午，郑洞国与曾泽生通话，要六十军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组织了一次试探性突围攻击，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独立第6师阵地，受到解放军阻击。[5]​
10月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最终攻占锦州，锦州国军10万余人全数被歼，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1]锦州被共军占领后，使东北国军从陆路撤退的道路切断，东北战场形势剧变。同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带着六十军联名信与解放军接洽，联名信由白肇学亲自书写，信中提出11条需要回答的事，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信上签名。当晚二人来到位于穷岗子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6]​
10月15日，蒋介石亲抵沈阳，向长春守军总司令郑洞国空投手令，命其率六十军，新七军立即突围，“如违命令，将以军法严惩，绝不宽贷”。[7]中午，张秉昌、李峥先带来的联名信被送到兵团政治部刘浩处，刘浩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当时兵团司令部得到长春守军有可能突围的情报，因此一些领导怀疑六十军此举可能是假借“起义”之名进行突围。17时，刘浩赴兵团司令部当面汇报。夜，刘浩向兵团首长萧劲光，肖华等人汇报，刘浩认为六十军当前投共是可能的。经过讨论，兵团总司令萧劲光同意刘浩的意见，指出如果六十军企图突围，就消灭它。[6]​
10月16日上午，刘浩与解方、潘朔端到穷岗子与张秉昌和李峥先见面，表示欢迎“起义”并提出五点意见[6]。中午，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兵团司令部开会，讨论向沈阳方向突围的计划，决定17日拂晓突围。下午，刘浩派车送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暂二十一师阵地，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事宜。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军部，带回共军承诺。得到共军承诺后，曾泽生给暂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讲话，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曾泽生宣布六十军投共，暂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又来到一八二师通知其“投诚”消息。晚8点，一八二师向新七军布防。11点，曾泽生通知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长开会，扣留李嵩及三个团长，并命其向五十二师副师长和三个副团长要求服从命令，拥护“起义”。夜，曾泽生派暂二十一师副师长李佐，一八二师副师长任孝忠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商定“起义”计划。[6]​
10月17日凌晨一点，六十军指挥所搬到五四七团团部，派人送信通知郑洞国准备起义。上午刘浩与李佐、任孝忠到五四七团团部，中午，曾泽生与刘浩会面商量起义后的事宜，下午3时，刘浩与曾泽生出城，会见唐天际、潘朔端，商定防务交接，包括交接防地时间、口令、办法，约定凌晨四时前完成交接。[6]商定后刘浩与曾泽生回长春布置计划。17时通电起义。夜，接防部队解放军独立第6、8、9师入城接收东半部防区，12点，六十军撤出防区开往九台。六十军三个师共26000余人进行了“投诚”（解放军方称起义，国民革命军方称叛变）。[1][8]​
10月17日夜，曾泽生接通郑洞国电话，并由刘浩与郑洞国通话，敦促其放下武器。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道“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9]。晚11时，新七军李鸿派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第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起义”，达成协议。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诚。上午10时，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接收西半部防区。至此，长春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解放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部下（一说杨友梅）与解放军联络[5]，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时，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5]。10月21日凌晨4时，在一阵朝天开枪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战役损失
根据国民党方面在被围期间掩埋的尸体数和人民解放军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计是12万人左右。当然在当时那种战乱中，这个数字并不可能十分准确，却也相差不会太大。从长春市区居民的增减数看，日伪统治时长春人口最高为60多万（包括日本居民1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时虽有难民进入，但因日本人被遣返，市区工业萧条，生计困难，出者多而入者少，市民曾降到不足40万。后来因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有许多地主及其家属为逃避斗争纷纷躲入长春市内，周围一些县市里受国民党“正统”观念欺骗宣传的一些居民，也随国民党军退入城内。因此到1948年3月长春被围时，居民达到50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并安置城内出来的饥民20多万人，入城时市内居民只剩不足20万人，由此算来，非正常死亡数字约超过10万人。（徐焰《长春围困战真相》） 
香港三联书店台版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1949》，其中一篇写1948年围困长春的饥民惨状，为了“光荣解放”长春而逼守军投降，甚至围困到城内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有个女人回忆说，饥饿之下吃了丈夫的尸体。国民政府并非见死不救，但是长春被围得铁桶一般，空投粮食的飞机不是被高射炮击落，就是把粮食误投到围城部队一方。结果就是长春50万市民到围城结束时仅余17万。
王大珩（1915——2011）的《我的半个世纪》中回忆：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满目疮痍。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在几年前那场长达5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先从榆树皮吃起，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人！满眼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走遍全市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房子也都是在那场围困战中拆掉的。因为没有烧的，人们只好把木制的房架子拆下来烧掉了。其实，当时烧掉的不只是那些房架子，所有能点燃的东西都找出来烧了，包括路边木制的路牌子，甚至包括沥青路面，统统都被抠下来烧掉了。据统计，全城共破坏了230万平方米的建筑！
饿死人数
关于死亡数字，根据中共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10月24日报道称城外“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围困战造成很多平民由于经济封锁得不到粮食而饿死，具体饿死饥民数目存在争议。死亡人数也一直是个谜团。日本方面估计饿死二十万人左右，当时人在城中的前国军军官、1975年被共产党释放的段克文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65万人。
2006年6月4日吉林省的《新文化报》报导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发现大量骨骸：
“(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4天，怎么也有几千具！2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龙应台在所著《大江大海1949》中认为，“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不下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国民党方面认为，解放军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共产党方面则认为，造成大量平民饿死是国军不肯放粮给城内市民所致。作为围城方，解放军不可能突破防线放粮给人民。而国军宁肯眼睁睁让大量饥民饿死也不肯交出城池。但却不提早已出城寻粮被他们拦截饿死的百姓们，而且国军大量掠夺居民粮食，到投降时为止，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但是国军却漠视居民挨饿。
相关作品
兵临城下，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