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国干
为国从戎，转战南北
农民家庭出身的周国干，是周家的长子，少年时，性情刚直爽快，言行规矩，勤奋好学。1911年，周国干随远房叔辈周庶积、周仲篪等一道去重庆考学校，他考上了重庆府中学，由于受辛亥革命影响，认为革命时代学文难成，只有学武从军，才能平治天下，因而投笔从戎，于1912年考入熊克武在重庆浮图失办的蜀军随营军官学校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即在四川陆军第五师熊克武部下十九团任排长。
1913年7月，孙中山先生起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同年8月，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号召，通电全国，在重庆率领四川陆军第五师誓师讨袁，熊由重庆兵分两路进攻成都北洋军阀所属部队。周国干参加了这次战斗，由于他在激战中英勇顽强，后被提升为连长。
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2月25日，云南都督蔡锷首先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起义护国。接着分兵两路入川讨袁。1916年初，云南护国军已攻入川南叙永、泸州、纳溪一带，时任川军五师十九团二营五连连长的周国干积极投入了护国讨袁战争。他担任由重庆至江津沿长江南岸一段河防，袭击北洋军由长江到泸州的运输兵轮，对支援云南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决战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周国干在反对北洋军阀和援鄂战争中，在川东的巫山、湖北的巴东、秭归、宜昌一带作战。他在历次战斗中，英勇善战，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被熊克武等长官赏识，连续晋职。1918年由连长升为步兵营营长；1921年又升任第一师机关枪营中校营长；1922年升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1922年为讨伐北洋军阀，周国干在援鄂战争中，率部协同刘伯承攻克宜昌城对岸之安安庙，击溃北洋军阀两个团，缴获全部武器，取得极大胜利。
1923年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讨伐曹锟贿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周国干奉命率部在川北一带与依附于北洋军阀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等作战，曾于三台战役中保护缒城而走的熊克武退经中江、广汉去成都。   
1924年秋，孙中山出任大元帅，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川、滇、黔、桂、湘五省联军副总司令兼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熊率部进驻湖南，准备北伐，周国干任建国联军川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率部进驻湖南辰溪、芦溪两县。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湖南督军赵恒惕下令驱逐客军(熊部)，熊克武率部取道湘西、贵州、广西前往广东，部队在酷暑中转战贵州、广西、湖南等省的山岳地带，行程一万余里，苦战4个多月，历尽艰辛，于1925年9月初，部队才陆续进入广东境内，总部驻连县，周国干团奉命驻星子镇。
同年秋，汪精卫、蒋介石电邀熊克武到广州共商军事，熊应邀前往，蒋、汪慑于熊部人多势众，阴谋扣捕熊等，于是在中秋节次日，将熊克武及其随行人员喻培棣、余际唐及司令部文职人员等囚于虎门。熊部失其统帅，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等策谋收编建国川军，派出第二军和第三军围攻川军，桂系军阀白崇禧也进行拦截，要川军缴械。建国川军派周国干率全团官兵及魏镇西团迎战，经激烈战斗，将桂军击溃，川军冲出重围，退出粤北，川军退至湘粤交界处，由李萼(湖南人，喻培棣师的旅长，李当时指挥喻师，李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收买)下令川军交枪给湘军，部队徒手到长沙后被分别资遣返川。
此时，周国干一腔报国之志成了泡影，思想上充满了悲愤和失望，他痛苦的感到跟随军阀没有出路，他便毅然离开部队去了重庆与刘伯承相见。在刘伯承、陈达三(左派人士，周国干的同乡同事)的引见下，结识了吴玉章。在吴的帮助下到了武汉、上海，于是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周国干同志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泸顺起义，策应北伐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1926年夏，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参予下，率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当时，四川军阀势力较强大，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赖心辉、刘存厚等都打着北洋政府旗号，拥有数十万军队。这样，四川军阀的向背，就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党为了排除北伐军西侧的障碍，派周国干回四川，利用他在川军中的旧关系搞军运，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战争。党对四川军阀的方针是：前面抵，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后面拉，利用军阀问的相互矛盾，彼此牵制，抑止其出兵东下，使之有利于北伐战争。
周国干回川后，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于1926年9月，参加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主持的以国民党四川省(莲花池)党部名义召开的“重庆革命军事会议”，秘密集中部份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长，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策动他们响应北伐、参加国民革命军行列。会后，杨闇公根据中共重庆地委掌握的力量和各部对革命的态度，初步确定策动顺庆(今南充)、合川方面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泸州方面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等部举行起义，随即又召集准备起义的部队将领开会商讨起义的具体问题，为加强统一指挥，当即一致推举刘伯承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会议要求各路参加起义的部队，回驻地积极进行准备，务必严守秘密。
同年11月上旬，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负责领导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全川军事斗争。军委会讨论了泸(州)顺(庆)起义方案，起义时间初步定于12月初举行；会后，全力以赴加紧准备顺庆、合川、泸州起义，先后派遣30多名共产党员分别潜赴预定起义地区，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发动。周国干受党组织派遣，前往泸州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重点是做袁品文的工作。
12月1日，泸州起义爆发，按预定方案，由袁品文、陈兰亭率领起义官兵将反动的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及其随行人员扣捕，并向李部发起进攻，经整夜激战，李部两个团先后投降，少数残部向南逃去，起义军占领泸州城，起义取得初步胜利。泸(州)顺(庆)起义，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在顺庆方面起义失败后，泸州局势不稳定，刘伯承同志于1月下旬驰往泸州，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整顿起义部队军纪及泸州城防。首先建立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相当于临时权力机构)。军民一体，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任命韩伯诚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周国干任参谋，作为刘伯承的主要助手，参加指挥工作。刘伯承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贯注革命精神当作整顿泸州的根本大计，随即又陆续调来2、30名政工人员，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与此同时，刘伯承又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起义军的素质。为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刘伯承主持开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刘亲任校长，委周国干为教育长，此时，周国干还到重庆动员原建国川军部属巫朝汉等到沪州参加起义军，一起干革命。
军政学校于1927年初开学，学员500多人，分4个区队。军政学校除进行正式的军事操练外，还重视政治教育。周国干常以教育长身份给全体学员作政治报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祸国殃民的罪行，启发官兵的革命觉悟。教育方法上，打破旧军队的传统方法，经常培养下级军官和士兵上台讲话，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思想，破除雇佣军观念；在管理方面，周国干根据总部刘伯承同志的指示，实行新式带兵方法，禁止对士兵进行体罚辱骂，着重说服和思想教育，对违犯军纪的官兵，不野蛮责打，对屡教不改的，也只关人禁闭室进行反省。刘伯承要求这些规定，首先由军政学校模范带头遵守执行。由于对官兵进行了政治训练，使官兵提高了觉悟，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官长能关心士兵生活。出现了官兵平等相待，上下团结和睦，严肃认真的气氛，影响所及，整个起义军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改造旧军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四月初，重庆“三·三一”惨案消息传到泸州，周国干向全校官兵讲话，揭露四川军阀镇压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的血腥罪行，官兵无不激愤。后得知蒋介石电令川黔各军向泸州围攻的消息，周国干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向全校官兵宣布：“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残杀人民，我起义军必须反抗到底，根据总部命令，军政学校立即停办，所有学员遣回，分配到各部队去，作好一切准备，迎击来犯敌军。”周国干在作好停办工作后，仍回到总部，协助刘伯承指挥泸州保卫战。
四月中旬，反动军阀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及黔军等带领6、7万兵力，号称10万，比起义军约大lO倍之数，占领泸州城郊，包围了泸州城。泸州起义军民，一方面与围攻泸城的反动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一方面又与内部的叛徒、奸细进行极其复杂的斗争，坚守一个多月。周国干紧密配合刘伯承工作，协助刘策划军事，指挥战斗，掌握起义军的动态。
泸州起义胜利后，在刘伯承亲自指挥下坚持了5个多月，起义官兵虽经多次英勇战斗，但终因长期被困，外无援军，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处于困境，更严重的是起义军将领陈兰亭、皮光泽等被军阀赖心辉收买(许以师长职诱降)，暗中密谋出卖总指挥刘伯承及中共党员和左派起义人员。袁品文将此情报密报总部。刘伯承分析此情况后，认为起义军实已无法继续坚持。此时，总指挥部了解到反革命联军中刘文辉想夺取泸州地盘，便通过关系与刘联系，决定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从刘文辉部防线突围，刘急欲轻取泸州，即令该部旅长张仲明迎请起义军通过他的防线突围。到5月中旬，形势急剧逆转，陈兰亭等谋叛日急，刘伯承率部突围已不可能，在泸城的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见刘伯承处境十分危险，一再劝促刘总带领少数人先行出走。刘伯承遂于1927年5月16日傍晚，偕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移到泸城西南侧的龙透关下，在第六路二团临时指挥所询问了该团副团长李际权的情况后，从容地由龙透关缒城而下，悄然出走，冲出包围圈后，刘、韩、周3人向西北方向疾走。
泸州起义和泸州守城战，坚持了167天，牵制了川军出川，粉碎了蒋介石调四川军阀赴鄂逼压武汉革命政府的阴谋，既支援了北伐战争，又为我党在大革命时期推动四川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虎口脱险，南昌起义
刘伯承带着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离开泸州后，刘湘闻讯，立即一面悬赏通缉，一面派人追捕搜索，当他们3人走近富顺县城时，周国干发现城墙上贴着印有刘伯承画像的通缉令，悬赏5万元捉拿刘伯承。见此情形，他们立即向农民买了几套旧衣服，化装成农民，迅速改向隆昌、荣昌方向前进，他们一边走，一边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聊天。刘伯承诙谐地说：“我的脑壳还值5万块钱哩!老蒋和刘湘真舍得出价钱哟!”参谋长忧郁地说：“右派们霸了江山，百姓可就遭殃啦!”接着血气方刚的周参谋愤怒地说：“东方不亮西方亮，泸州垮了还有别的地方，拉起队伍再跟他们斗!”忽然，迎面碰上了刘湘派来搜捕刘伯承的死对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刽子手兰文彬。他的弁兵向兰报告：前面发现有几个人的脚印，兰野兽般地嚎叫道：“快追!快追!”可是，刘伯承等人早已急步流星地隐人丛山峻岭之中。他们脱险之后，便夜行晓宿，经大足县境，潜人铜梁县关溅乡——周国干的老家。一方面暂避风险，进行休整；一方面打探消息，再定行动方向。他们在周国干家住了半个月，每天设法从各方面打探起义军消息，分析斗争形势，后来了解到泸州起义军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均为军阀收买，就任了赖心辉所委任的第二、三、四师师长，泸州起义已完全失败。此时，他们在周国干家已引起当地人士的怀疑，周国干的母亲也为三人的安危担忧。
三人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泸州起义已经失败，四川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再谋发展很困难，决定前往武汉与吴玉章、朱德等同志会齐，请示中央，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仍化装成农民，从铜梁县出发，沿山路步行，取道绥定(今达县)又绕道陕边，翻越天险秦岭，在崎岖山路和峡谷中穿行，旅途极为艰险，又遇恶虎挡道，又遭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7月初始达西安，此时，三人已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正在危难之际，幸得同盟会员邓宝珊先生(时为陕西军务帮办)慷慨解囊，接济大洋300元，他们才脱离困境到达郑州，于7月11日抵达汉口。
周国干随刘伯承到汉口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泸顺起义和坚守泸城经过，并对四川军事问题提出了建议。
七月中旬，周国干参加了朱德同志在汉口贯中里黄慕颜寓所召开的四川革命人士紧急会议，讨论泸顺起义部队善后事宜。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和刘伯承、吴玉章、朱德等详细分析和讨论了当时形势和发展革命军事及应付紧急情况的问题。朱德当时在江西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设想在江西打开军事局面，提出：“欢迎大家到江西去干。”
1927年7月下旬，刘伯承带了参谋周国干抵南昌，周国干作为刘伯承的主要助手，随即投入了起义前紧张的准备工作。根据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组织起义军总指挥部，刘伯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的参谋长。参谋团下分六个课，周国干被任命为第一课的参谋课长，协助刘伯承同志工作，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武装起义。
赴苏学习，党委重任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转人低潮，为了迎接第二个革命高潮的到来和以后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作准备，党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培养我党的军政骨干，决定派一批参加起义的人员到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刘伯承和周国干受党的派遣前往苏联学习军事科学。他们接到通知后，随即动身去上海，于1927年11月由上海乘苏联商轮“安迪吉”号到海参威。和刘伯承、周国干同船去苏的有吴玉章、梅子乾(南昌起义时贺龙教导团特务连连长，现任温江政协委员)、唐泽英(顺庆人)、刘安恭(成都人，烈士)等几十人，到海参威后，又一同乘火车到莫斯科，然后分别进入不同学校，周国干和刘伯承、梅子乾、唐泽英等进入莫斯科军事学院(即苏联高级步兵学校)。
周国干在军事学院学习很努力，政治、军事课程成绩俱佳，有时还在他们自己办的“中国学生”报上发表文章，曾有一篇“一早晨出了三次拐”的谐话，描述了泸州起义失败后，他和刘伯承等出走时在路上一个小旅馆内老板娘的笑话，十分风趣。
暑假时，周国干还和一些中国同学和苏联同学一道去里海边雅尔塔度假。和他们一起洗海水浴，以恢复他在长期战斗生活中带来的体弱和疲劳。
1928年，东北军阀张作霖受日本帝国主义驱使向苏联边区进犯，刘伯承被调到战地观察，准备成立一个游击队，拟派周国干和梅子乾带领游击队扰乱张作霖的后方，配合苏军打击来犯之敌。由于张作霖进犯之军不堪苏军一击，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试探性的战争，建立游击队之事则作罢。
1929年，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干部，根据需要，步兵学校的中国班学生提前结业回国，考虑到归国路途安全，回国人员分散行动，先后陆续回国参加革命工作。
周国干和梅子乾回到上海后，被党派至陕西杨虎城部带兵，掌握队伍，后因冯玉祥也派有一个留苏学生(非共产党员)在杨部作师长。由于彼此认识，不便开展工作，于是周、梅又转回上海由党另派工作。
1929年冬，周国干由中央派遣回四川，主要作四川军队的上层统战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
大革命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四川党组织，1929年底到1930年初，已有相当大的恢复和发展，党员由几百人发展到2000多人，各地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1929年1 1月中旬，省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决定成立中共成华特别区委员会。12日取消中共成华县委成立中共成华特别区委员会，周国干任特委执委兼军委秘书。周为了掩护身份，便于开展工作，在党组织的授意下，1930年春节写信去铜梁县老家，将爱人兰淑钦接到成都，组织家庭，先住北门铁箍井，后迁至王家塘街，成华特委机关即设在王家塘周国干家，特委书记张春帆(苏雁秋)、秘书贺竟华(贺玉笙)、文书蔡小霞，均以亲属名义住在这里，约两三个月，5月末特委机关迁到商业街，后机关撤销。
1930年8月，四川省委为了配合全国暴动，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同年9月，将成华特区委改为川西行动委员会，周国干任行动委员会军事负责人，化名“文清”。
川西行委根据省委按中央指示制定的全川起义计划，决定策动当时川西基础较好的广汉驻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所属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离)起义。周国干化名“文清”积极协助行委主席张春帆组织这次起义，负责筹划军事行动，培养起义骨干。川西特委调集部份县委负责人，成都大、中学生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30人，举办游击训练班，作为起义骨干，周国干和车耀先两人轮流在训练班讲授军事课。广汉起义前，周曾去广汉检查起义准备情况，并提过很好的意见。
1930年12月25日夜，广汉起义爆发，驻广汉的第二混成旅3000余士兵举行兵变，组成红二十六军第一路，起义部队占领县城后，于次日成立了广汉县苏维埃。起义部队根据川西行委指示，在广汉起义后，及时撤离，向绵竹进军。邓锡侯得知广汉兵变后，随即调兵遣将向起义军追击，由于刘的均的叛变和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的重兵围剿，起义军遭到失败。邓锡侯、刘文辉随即下令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在成都大肆捕杀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大搞白色恐怖。
由于反动军阀对共产党人搜捕日紧，加以叛徒活动猖狂，周国干夫妇不得不频繁地改变居住地点。1931年前后近两年时间，先后住过成都长顺街、东门街、陕西街、君平街、烟袋巷、三桥南街、明远楼街、皇城坝等地，以开纸烟铺或油米钱铺“日日需”小商店为社会职业，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作秘密情报工作。周国干家经常成为罗世文、车耀先、秋霞(程子健)、谢春帆、蔡小霞等党内同志秘密碰头的联络地点之一。
1932年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周国干为了避开敌人搜捕，1933年春要爱人带着子女回铜梁老家居住，自己经常到乡下躲避，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实行突击“清乡”，周国干又利用旧关系去东华门易体人家(易与周国干过去在熊克武部下共过事，有交情)和好友陈君模家(陈当时是邓锡侯部下杨秀春师所属团长)隐蔽，逃脱了敌人的搜捕。
潜入敌营，支援红军
在白色恐怖严重情况下，没有正当社会职业是很难长期隐蔽下来的。1934年春夏间，周国干根据党的指示，通过好友陈君模“保荐”，打入川军邓锡侯所属杨秀春部工作。当时刘湘奉蒋介石令，组成6路大军进攻大巴山红四方面军，邓锡侯任一路军总指挥，杨秀春任副总指挥，进驻广元，一二六师旅长刘跃奎任一路军兵站部部长，调周国干任兵站科长，6路大军进攻时，派周国干进驻庙儿湾(今旺苍县)负责进攻军粮补给任务(任主任)。周国干多次借口民夫运粮不力，不能按时将粮食运到前线，以牵制部队对红军的进攻，曾引起进攻部队的疑惑，请求处办周国干，因碍于杨秀春的关系未予追究。
1935年3月，邓军杨部奉命在嘉陵江上游一带阻击我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两军在嘉陵江两岸对峙，这时，周国干根据党的指示，同邓军中的秘密党员一起，利用掌握粮食、军用物资的机会，秘密用小木船将邓军中的军粮偷运至对岸接济红军，佯称“遭红军堵劫”向上交差，暗中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红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长征离川北上后，1936年下半年，周国干又奉党的指示，利用旧军队中的关系，改任眉山专区保安副司令，同地下党员徐集生、陈齐蓉夫妇(徐、陈利用其姐夫在眉山专署任教育建设科长的关系，徐在科内作技术员，陈在小学教书)一起，在眉山境内开展党的工作。
周国干能在敌人营垒站住脚，这与他为人正直严谨，沉着机智分不开，他身在敌营，非常注意同各方面的关系，他对上级和同级不卑不亢，应对自如，对士兵和颜悦色，对朋友重友情，因而能够化险为夷。如他和黄爵高曾同在熊克武部共事，又一同参加过泸顺起义，以后又都在邓锡侯部工作，黄任第八混成旅参谋长，虽然彼此所走的道路不同，但友谊常存。1934年黄到六路总指挥部接洽工作，去广元周国干驻地河街看望周时，周热情款待，约黄一同喝酒叙旧，以至周被人怀疑是共产党时，黄为其掩护。
周国干在熊克武部任职时，即受到同事的好评，据巫朝汉回忆说：周国干和其他军官不同，作风正派，不吸鸦片烟，不乱搞女人，不摆官架子，对下级和士兵，说话和蔼，平易近人，注意部队纪律，对士兵重教育。他说：1921年我到二营候差，营长周国干令我到第七连任排长，他说话温和诚恳，要我下去带好管好队伍，特别士兵纪律要严加注意，违纪的先施教育，教而不改，才加惩处，古人说：‘不教而杀是谓弃之’。这是周的一贯作风。在行军途中，他非常注意官兵纪律，老百姓不但不躲避我部，还主动为我们作响导，因此战斗能顺利进行。
为党创办企业呕心沥血
1937年周国干在成都，曾向车耀先同志表示，要求为党作工作，从而与刘连波同志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我国，已经忍无可忍。作为军人出身的周国干更是义愤填膺，为了振救危亡，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年底前往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请战出征。党组织考虑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说服周国干回川办企业，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以利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于是党当即拨款800元，并指示：“可以在党员和党外社会名流中集资人股，把企业办成一个社会各方知名人士的合资企业，以便迷惑敌人，利于掩护革命。”
1938年春，周国干由武汉回成都后，受罗世文同志直接领导。四川省工委又把任眉山特支书记的徐集生及其爱人陈齐蓉调到成都协助周国干办企业。他们在省工委领导下，由罗世文同志介绍几位统战工作的同志协助，立即着手筹集资金。党内有条件的同志，如熊扬、王文鼎、徐集生、陈齐蓉、曾秀娟等都入了股；周国干又利用旧的社会关系向军政界的老朋友、老同事以及成都银行界、实业界人士集资，周国干自己又变卖了家产，大约凑集了大洋4、5000元。
在集资的同时，又积极筹划办什么企业的问题，起初根据徐集生和陈齐蓉的建议，拟办一个植物油厂，考虑到徐有化工方面的技术，即在成都新西门外五块石梅家祠买了40余亩田地作农场，种植蓖麻籽，作为植物油厂的原料基地。后因部份股东认为资金、人力有限，要兼顾农场和工厂，恐怕顾此失彼，搞不过来，一些同志认为，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汽油等军用物资奇缺，国民党已将部份军车改烧酒精，发展液体燃料很有前途。最后决定办酒精厂，厂址设在五块石梅家祠周国干家后院(即现在的省社科院图书资料大楼处)，并命名为“华光酒精厂”，由周国干任经理，向成都市政府登记。周国干作为该厂的主要负责人，无论是修建厂房，或是购置设备，还是购买原料，以至招雇工人，开工生产等等一系列重大事情，都必须由他亲自办理，工作十分辛苦。如他为了采购原料(烧酒厂)，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东门大桥“赶酒市”，酒市是晚上8点至凌晨l、2点钟，每次都要步行穿城回西门五块石住地。长年如此，从不间断。从1938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长达8年时间。这段时期，酒精厂因旧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加以国民党的重税，又先后因工人操作不慎，发生两次火灾而两次重建，经营十分困难，几次面临绝境，但考虑到该厂不仅是我党地下工作的经济堡垒，所获利润全部上交给组织统一使用，而且是我党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由于该厂地处背静偏僻的市郊，党内同志秘密接头，交换情报便于在此进行，有些同志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到酒精厂暂避。1940年皖南事变后，组织大批干部疏散，该厂有力的供给了经费，辅助了疏散任务的完成。因此，该厂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排除万难坚持办下去。周国干为此费尽了心血。因徐集生1940年还任成都市委组织工作兼北区书记，工作繁重顾不到酒精厂。1944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又派了陈问宇(陈于彤)同志到华光酒精厂任副经理，据陈自己说他是挂名的，为了掩护，并不管厂里的事，所以酒精厂的事，全部由周国干顶着干。
周国干的家，也成了党的接待站，由组织上输送去延安的一些干部或烈士家属等也常安排在他家以亲戚身份暂住待命。
周国干除了主办华光酒精厂外，还兼作秘密情报工作。1938年川康特委将周国干的组织关系交给由长江局转来的上海特科周俊烈同志单线联系；周俊烈同志于1937年底回川，1938年春关系转川。川工委才派他作军事工作，他在刘甫澄武德学友会和税警队潘部建立了组织，管理下层统战工作约90余人，后因川军出川，许多同志到了前方，关系转移了。
这时，周俊烈、刘连波的组织合并起来，周俊烈负责，以周国干、刘文哲同志参加组织一单科(刘连波同志因党籍问题派南方局解决)。张(张曙时)老所管理的仍称为上层工作，不与周发生关系。罗世文同志则自由的不固定的领导张(张曙时)、周所管理的组织，除罗外一切由常委管理。
1939年8月，罗世文同志由南方局回成都，按照南方局指示，特委成立统战部，以张老负责，罗不定期出席会议领导统战部分上层会议与部委会议。上层会议由罗世文，张老，张秀熟3同志组成，必要时风平(邹风平)参加。部务会由统战部各科组成，统战部内分军事，通讯，组织3科，各科一人负责。由张老每周出席会议，有时罗去，有时风平去。这一下层关系由张、罗分别管理，张秀熟同志不管组织而作上层推动活动的工作，下层组织由统战部3科分别管理。
下层3科：组织科刘连波同志所管理的有航委会的成员及飞行员，欧亚航空公司，无线电台，共20余人。通讯科刘文哲同志所管理的主要有各航空机械学校的组织，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中央军校、行辕、青年党高级机关等通讯员共30余人。军事科周国干同志所管理的有在蓉川军同志10余人。
周国干对党的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关怀，遇同志有困难，总是鼎力相助。1937年张春帆同志在上海被捕出狱时，没有路费回川，他听说周国干在眉山当保安司令，即写信要周给他汇路费去，周收到信后，立即汇款接济。周国干在办酒精厂时，凡有同志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只要向他提出，他总是设法给以满足，甚至不惜把分配给启己的生活费也支援了同志，而对自己则很刻苦，他把自己的生活费压在党规定的水平线以下，即使患了肺结核病，也未给自己增加营养，甚至弄得无钱为自己治病，周国干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令人赞誉不止。
周国干同志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1944年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冬天曾大量吐血，经治疗稍有好转，又投入紧张的工作。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局势发展很快，工作更加繁忙，周国干未能得到很好治疗和休息，病情突然恶化，由组织送华西坝肺病疗养院治疗，但终因身体极度虚弱，继续吐血不止，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15日与世长辞，时年53岁。
周国干同志去世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党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酒厂已无再办的必要，南方局指示：由陈问宇、王文鼎等同志领导处理酒精厂的善后工作，给周国干的爱人和未成年的子女留下一些生活费，由几位党员同志代管，按期支付使用，属于党的经费部分，由陈问宇同志交给了南方局，并为周国干带去最后一次党费(30万元旧法币)交给了中共中央南方局②。
注：
①蜀军随营学校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任命熊克武为蜀军总司令，四川组织蜀军，部队急需骨干，因而创办了蜀军随营学校。后蜀军改为四川陆军第五师，熊克武任师长兼川东镇守使。
②本稿根据周国干的子女所提供的材料和苏雁秋、刘连波、陈于彤、周俊烈、张光初、侯方岳、梅子乾、巫朝汉、黄爵高等外调材料，徐集森、韩伯诚的档案，张守愚来信，泸州党史办部份资料及走访一些有关老人，并参阅了《泸顺起义》、《南昌起义》、《刘伯承回忆录》、《刘伯承故事》、《吴玉章传略》、《中共四川地方党史大事年表》、《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概况》等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