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气候变化智囊团
简介
2007年初，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这支被称为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的队伍，汇集了12 位来自中国气象局等部门的权威专家，其中包括8位院士。“智囊团”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弹药”。2009年12月6日，“智囊团”成员何建坤和潘家华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专家，先期抵达哥本哈根，为此次气候大会中方谈判代表出谋划策。[1]
成立
国正面应对气候问题的国际角力。作为高层对气候问题决策的智囊团，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2007年初成立并正式开展工作。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
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的成立，成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气候决策上的重要突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不亚于中国加入WTO，压力非常大”。[1]
成立目的
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副司长巢清尘介绍，气候变化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广泛，政治、经济、能源乃至国家安全问题都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成立跨部门、跨学科的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从科学层面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咨询与服务，有助于增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进一步提高中国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1]
成立背景
2003年，美国国防部给布什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指出：持续的全球变暖过程，会导致全球气候在2010年前后发生一次突变。次年，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气候突变的情景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同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称：气候变化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比恐怖主义还要严重。 
此后，英国、加拿大、韩国等都设立了最高层面的科学顾问或顾问组，这些顾问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措施提供科学基础和决策依据。2007年初，美国成立了一支由国防部资助的“气候变化智囊团”，由11名高级退休军官组成，其中包括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中东地区的司令等。 
2005年，时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院士联名其他8名院士，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2007年初，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委员会由12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8位院士，被誉为中央“气候变化智囊团”。其中，中科院前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为主任委员，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院士、清华大学前副校长何建坤教授为副主任委员。[1]
成立历史
中国政府一直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1990年，中国政府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
1998年，在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中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涉及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组织对外谈判，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
200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担任组长，成员单位有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民航总局。
2005年6月，叶笃正、刘东生、何祚庥、孙枢、孙鸿烈、巢纪平、吴国雄和秦大河等八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设立国家气候变化科学特别顾问组的建议。胡锦涛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成立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2006年8月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组建完毕。
2007年1月12日，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
组成
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成员由孙鸿烈、丁一汇、何建坤、巢纪平、郎四维、李烈荣、林而达、潘家华、吴国雄、尹改、蒋有绪和周大地12人组成，其中，孙鸿烈院士为主任委员，丁一汇院士、何建坤教授为副主任委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清华大学、国家海洋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土资源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环保总局、中国林业科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
职责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称，专家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战略方针、政策法规和措施提供科技咨询和政策建议。“许多国家都把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对待。”秦大河说，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都在国家最高层面设立了有关的科学顾问或顾问组，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措施提供科学基础和决策依据。 
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将以专题组的方式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课题可以由政府部门根据需要提出，也可以由委员结合自己的专业向政府申报。2007年，专家委员会将设立三个专题组，分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提炼重大关键问题，研究报告对未来气候变化走向、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并向国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科技界各方面的专家联合起来，把大家的智慧吸收进来，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孙鸿烈院士表示。 
据悉，智囊团拥有一个独立的信息传达机构，可以把专家报告、意见直接送达国务院主管部门。智囊团的一项日常工作是“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弹药”。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际，智囊团的核心任务就是为中国代表团的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咨询意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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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鸿烈：75岁登珠峰考察冰川
2007年，74岁的孙鸿烈接受老同事秦大河的邀请，担任气候变化智囊团主任一职。此后，他将科研重点移向青藏高原冰川消融这类课题上。“我既是智囊团主任，又是智囊团第二工作组组长，我们小组的任务是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10月26日，孙鸿烈在北京《科学时报》社楼上的院士办公室接受了本报采访。
前一天，他刚结束北非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冰川考察，乘飞机从肯尼亚回国。记者面前这位已76岁高龄的老人，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腰板挺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此前一年，75岁的他还前往珠穆朗玛峰考察。
在孙鸿烈院士看来，登雪山、考察冰川只是他平常工作的一部分。孙鸿烈是中国著名的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1983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告诉记者：“像我们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为了寻找明确答案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到现场作调查，不能只从书本、理论上去了解国情。”
自从担任气候变化智囊团主任之后，孙鸿烈两次到访三江源，两次到访西藏，亲眼见证了全球暖化导致冰川消融后，对当地居民以及植被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以前，喜马拉雅山冰川的末端约在海拔4000米，已经上升至4500米，大量融化的冰川流入当地的内流河，进入小湖泊，导致湖面上升，把湖泊周边的草地淹没了。在西藏，湖边草地又称“冬春季节草场”，属于极为珍贵的草地资源，占地面积原本就只有夏秋草场的1/10，如今冬春季节草场被淹没，对西藏少数民族畜牧业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2007年春，孙鸿烈考察喜马拉雅山，当他走到5400米的绒布冰川山脚下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现象。这里原本是绒布冰川的末端，几千年来绒布冰川融化后都汇集于此，冰川里的石头也在此地沉积下来，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堤坝。如今越积越多的湖水不断朝堤坝冲去。“一旦堤坝垮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洪水，甚至会一下子冲到印度去。”孙鸿烈说。
考察归来，孙鸿烈以中科院院士的身份给国家领导人写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提出三点：加强青藏高原冰川消融的检测；对存在危险的湖泊进行人工引流，减少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加强青藏地区人工草场的建设，挽救当地畜牧业。
“目前，中央关心的气候变化核心问题还是减排，我的建议书还没有得到回应。但我相信，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的关注度，一定会大大提高。”孙鸿烈告诉记者，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依旧会亲自上青藏高原考察。
作为青藏考察的中国开路前锋，孙鸿烈对青藏的科考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回忆说，当时科考的艰苦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寒缺氧，装备简陋。考察队员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高原缺氧，爬山时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喘几口气。几乎每晚睡觉都头痛得厉害，要很久才能入睡。即使夏天那里也很冷，早晨起来小河都结了冰，我们只能在冰上砸开个窟窿，把冰水舀起来洗漱、做饭。” 孙鸿烈回忆说：“当时的伙食也很差，半年时间吃不上几次新鲜蔬菜，中午只有一两块压缩饼干用冷水冲服。经过几年艰苦的野外工作，有的同志头发都掉光了，有的同志牙都没了，有的同志得了心脏病、胃病，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