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圆山文化
由来
历史推进到公元前2500年，台湾西海岸地区同时出现了两种新的原始文化。以北部台北盆地为中心并伸延到北部沿海地区的是圆山文化；分布在中南海岸与河谷的是一组以红陶、彩陶和灰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即凤鼻头文化。 
这是继大坌坑文化之后，兴起于台北盆地北侧的地方性文化。主要遗址包括台北市圆山遗址上文化层、芝山岩遗址上文化层、关渡遗址下 文化层，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上文化层，五股乡慈法宫遗址上文化层，中 和市尖山遗址；大致分布淡水河两岸及新店溪下游的河岸阶地，并可能 沿着基隆河谷分布到基隆港口附近的海岸平原。根据碳十四年代显示， 这个文化的年代可能从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开始，而在距今二千年左右 消失或转变，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到晚期续时间很长，达二千年以上 ，但是文化相貌却改变很少。
圆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位于基隆河下游、台北市北端的圆山贝丘。它面积很大，包含极为丰富。这一遗址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上文所述的大岔坑文化，上层为圆山文化。圆山文化遗址除圆山贝丘上层以外，还兼容大岔坑遗址的上层、台北盆地南缘土城乡的土地公山，另外还有芝山岩、大直、尖山等数十处。它以台北盆地为中心，广布台湾北部。
遗址
圆山遗址，台湾考古学者推断，圆山文化人可能是从今日广东省的海丰到广州之间的沿海地区迁移而来的。
圆山旧称“圆山仔”、“龙峒山”，海拔36公尺，在台北市西北动物园内，遗址本是临基隆河的天然高地海丰人早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就被日学者伊能嘉距首先发现。
保存下来的重要文物有长5尺、高2尺多的大砥石一座，估计其磨制年代为公元前2560--公元前1460年。台湾光复后，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挖掘，获得丰硕成果。该文化距今有3500年至4000年，包含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是早期圆山文化，主要部分是个堆积厚度达到2米以上的贝层，发现大量人类食用后的贝壳、兽骨和使用后的器具。下层为晚期圆山文化，主要出土的是带有绳印纹的陶器，这是继大坌坑文化之后，台湾北部盆地发现的最古老的史前文化，因此也称下层大坌坑文化。
介绍
这一文化在台湾北部持续达2000年之久，其主要遗物有：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和少数的青铜器。经对圆山贝丘上层和大岔坑上层遗物测定，其流动年代在公元前2560年至公元50年之间。 
在石器中，有石锛、石斧、石锄、箭头、网坠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的先进性及其与祖国大陆的渊源上文已述。有肩石斧亦不例外。它与有段石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普通石斧的高级形态。据考证这种石器在我国福建光泽、浙江杭县、广东陆丰以及海南岛等地均有发现。而且石斧两肩与柄的折角多呈直角，与圆山出土的相同。圆山石斧与华北、辽东等地所发现的形式也极其相似。因此，从其形制和分布范围看，系由大陆传入台湾。圆山文化中的陶器，质料多含细砂，以棕灰为主颜色，有的刷上棕黄色；有印纹，涂红彩；器形以碗和簋为主。（簋为圆腹、圆足、大口双耳罐形器，有盖。)据考证，这些陶器，除圈足、涂彩两点外，在台湾无祖型。而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黑陶、彩陶、印纹陶却十分相近。尤其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陶簋，在器形上酷似盛行于大陆商周时代的双耳圈足青铜簋，显然系由其脱胎而来。 
此外，在圆山文化的各处遗址均未发现铸铜的痕迹，但是却出土有少量的青铜器。共三件，一片“表现孔雀头部”的青铜器，一截手环残片，还有一枚两翼式青铜箭头（见台湾锦绣出版社有限公司《台湾全记录》22页）尤其是那箭头。在没有大规模青铜冶炼和可观的铜产量的地方，是决不可能以青铜制造这种消耗极大，不易回收的一次性工具的。这枚箭头与殷墟大量出土的青铜镞大小、形状完全相同。它不仅证实了圆山文化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交往确实存在着，甚至使我们感觉到这种交往并不局限于沿海各省，它已纵深至广阔的内陆，而且很有可能，那时，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触角，已经直接触及了台湾。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的7000多枚海贝残骸的化石，似也暗示着这一事实的存在。 
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它许多发明。台湾原始社会以渔猎为主，青铜箭头(理应和弓在一起)出现于台湾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在同一遗址出土的大量板岩箭头和骨角箭头，明显带有模仿它的痕迹。
发现与发掘
发现经过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日本人栗野传之承前来台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在芝山岩发现了台湾第一个史前考古遗迹；1897年依能嘉矩等人又发现了圆山遗址。之后，考古学者们在台北盆地及其周围继续作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共发现了近百馀处的遗址。台北市的行政区内，至少有二十几处遗址，例如：圆山、芝山岩、关渡、剑潭、宫下、天文台、植物园、西新庄子、社子等重要遗址。此外，在台北县也发现了大坌坑、十三行、潭底、狗蹄山、土地公山、慈法寺、尖山、万里加投等重要的遗址。这些遗址有些属于新石器时代，有些则属于铁器时代，但不幸地由于台北市区快速开发之下，大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或泯灭不见。 
其中，圆山遗址为圆山文化之代表性遗址，向来为考古学界人士所重视。该遗址自发现至今历经数次的发掘，但限于人力与技术。无法于短时间内对其作全面的完整研究。由于早期动物园的房舍，及其周围道路房屋的辟建，和后来儿童育乐中心的扩建，使得遗迹没有办法好好的保存下来。残存的部分，面积虽不大，但仍具有历史及文化价值，于民国七十七年经内政部评定为一级古迹。本页将藉此机会，介绍圆山遗址的发掘过程及文化内涵，以及其在台湾考古学上的意义。 
发掘过程1896年：台湾日治时期开始第二年，受台湾总督府之托，东京帝国大学派出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及人类学四门学科专家到台湾展开综合调查。
1897年：伊能嘉矩与宫村荣一于台北圆山的西麓发现无数贝壳。该数量颇巨的贝壳残骸，据两学者推断应为史前时代人类食用贝类后所遗留，故称“圆山贝冢”。之后两学者还陆续于当地发现石，玉，陶，骨角器及墓葬等物，并确认台北仍为大湖的史前时代，圆山为有人类居住的小岛。
1918年：临济护国禅寺因扩大学寮，铲削圆山西侧大片斜坡，意外出土一只巨大，约两个人高的人造砥石。经考证，为史前人类用来磨石器的用具。
1923年：台湾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教授宫原敦自资为诋石建造乙座保护亭，并买下部分土地，并将两者捐赠台北市以为永久保管。
1935年：台湾总督府指定其中的大砥石与圆山贝冢为“史迹”。
1928年至1945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土俗人种学讲座”，于圆山进行台湾首次进行有组织及规模的考古挖掘。
1953年-1954年：台大考古学教授石璋如率领考古学系师生于圆山西北山麓进行系统发掘，经过两次挖掘，确定遗址具有绳纹陶与圆山两个文化层
1964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由张光直主持，圆山遗迹连同大坌坑遗迹进行碳十四测试。
1986年-1987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连照美及黄士强分别发掘更多原始文化层文物及贝冢多处。
1987年：圆山遗址附近兴建圆山育乐中心，并后来于该中心的昨日世界区域设置圆山史迹展示馆。
1988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将圆山遗址指定为国家第一级古迹。
1991年：台北市于整建中山桥时，于圆山附近挖出许多遗物，经辨认，应属于先陶文化、植物园文化与十三行文化遗迹。
1995年：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规划设计圆山遗址为圆山史迹公园，面积约2.7公顷。
1999年：确认先前发现的绳纹陶文化为大坌坑文化与讯塘埔文化。
其他相关
陶器绝大多数为浅棕夹砂陶，拍垫法手制，在陶土中有意掺和人工 打碎的安山岩粒或天然的沙子，火候约在五百度至五五0度之间（摄氏 ）。陶器外表通常抹平涂上一层红色颜料，大多为素面，极少数腹片表 面有红色彩绘纹和网印纹，但器盖内里和把手上常见有捺点纹，可能是 一种符号，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最常见的器型是侈口圜底罐、圈足罐 、盆、瓶；罐常见一对从口缘到肩上的竖行把手，和甚具特色的双口圈 足罐，都是具有特征的代表性器物，让我们的生活更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