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宗璜
个人简介
周宗璜，字仲昌，1904年8月27日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城内一个官宦之家。1914年秋，考入吴兴县立高小，1917年入湖州省立第三中学，1920年秋到上海青年会中学高中部就读，1925年升入当时颇有名气的圣约翰大学。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发展科学、振兴实业，抵制外国侵略”的思想在青年一代中逐渐蔓延。周宗璜也受此影响，很快对这所由美国教会办的学校产生厌恶之感，次年他抱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以农立国”的宗旨，转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即以后的中央大学）农学院。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留校任教。但是，连年军阀混战，国步艰难，使其报效祖国的抱负无法施展。1929年在师友的鼓励下，他毅然离开南京，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从师于P．A．Dangeard院士潜心于真菌个体发育和真菌分类的研究。5年中，他往返于巴黎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院隐花植物研究室，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不懈的钻研和探索着。与此同时，他还抓紧时间在凡尔赛国家植病昆虫试验站和克莱蒙斐朗大学山间生物学试验站开展了大量工作。他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于1934年完成《鬼伞菌类个体发育的研究》博士论文答辩，获法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法国真菌学会会员。当时中国，从事真菌研究的人寥若晨星，而在这一领域获此殊荣的人更是微乎其微。同年，他离开法国去英国、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作了短期考察访问，随后回到北平。当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南京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院同时都聘他去工作。周宗璜最后选定北平静生生物所，并兼任了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主任。这期间他继续从事高等真菌学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著，这些都是我国早期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在这段时期中，他还与邓叔群教授共同开创了我国的粘菌研究工作。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形势日益恶化，周宗璜离开北平到达四川，先后在四川省病虫防治所、农业改进所等单位任职。1941年，受聘于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任教授，他从成都辗转江西。由于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几经搬迁，先在泰和，后至宁都，最终到达南昌，条件十分艰难，但他仍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勉耕耘教学工作，为中国植保界培养了不少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宗璜任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门委员会主任秘书，并兼中正大学教授。由于当时农村引入国外优良作物品种，尤其是棉区急需指导和推广，周宗璜一面在校教学，一面深入棉区进行宣传和指导，深受农民欢迎。1948年他转入国民政府农林部棉产改进处任技正。这时上海面临解放，他和当时在沪的著名学者一起相约留下。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周宗璜被聘任为华东局农林部特产处副处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副社长，并主持筹办华东局农林部和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共同组织的第一届农业展览会。这项工作涉及100多个团体，近4000余人；由于他依靠群众，发挥集体创造作用，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他被选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的副社长。尽管随着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各专门自然科学学会的开始筹备，“中农社”的使命逐渐结束，社员们也分别转入到上述科普协会和各专门学会，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一段经历给周宗璜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
1952年，他率先响应党的号召离开上海，举家北迁支援东北建设，来到吉林省公主岭，出任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主任。应该说到东北的想法早在上海解放前夕就已在他脑海中萌生。当时的东北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沈其益教授也曾约他到东北工作，并拟取道香港北上，只是后来在杨显东同志的挽留下未能成行，留在了上海帮助城市接管工作。他到东北后，投身于农业科研教育事业，几十年来，在白山黑水间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迹。在此期间，他相继发表了《东北植病工作的动向》、《农作物病害预防问题》等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在他的主持下，许多结合生产实际的研究工作在植保系全面展开，象小麦抗锈品种的选育、粘虫发生消长和防治技术、病虫害基本调查、白僵菌生防研究等项目，都是起步于当时并在之后数十年中仍然熠熠闪光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也同时展现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为了推动东北地区植保学术活动的开展和学科建设，他邀请了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或担任顾问，或授课讲学，或合作研究。这些富有远见的措施促进了成果完成，更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从而使得东北地区在这一学术领域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优势。
1957年，周宗璜来到了全国唯一的特产学院工作。其实，从事特产事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上海他就已是当时华东农林部的特产处长了，旧业重操，无异是一种默默地而又富有新的价值和意义的劳动。他在这山区幽静的环境里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开创了我国特用作物尤其是对人参的病害研究工作。几年后，特产学院归入吉林农业大学，他随即来到长春。当时的吉林农大正处在搬迁扩建中，他又全力以赴投入到这新的建设热潮中去。可是，这种高涨的热情还未达到高潮，他就和全民族一起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之中。随之全家被下放到了吉林西部偏远农村。当他住进那完全用泥土糊起来的矮房中时，他并没有因此灰心退却，更没有想在无所事事中了此一生。他却把数年的积蓄拿出来给了生产队，补助发展生产的资金，救济生活困难的邻里，而且跟农民一块研究如何改进最基本的农业技术措施。
1973年，周总理作出了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着手组织编写《中国孢子植物志》。这是一项浩繁而宏大的工程，涉及到生物学中的多个分枝学科，云集在京都的学者、教授们都寄希望于周宗璜能出面参与主持真菌方面的工作。他离开荒凉的东北西部草原上的那间土房来到北京，已届70岁高龄的他，重回阔别已久的研究领域。他开始了从实验室——标本室——宿舍这无休止的单线循环，埋头于资料——显微镜——标本这重复出现的“枯燥”工作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京津地区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地震棚，人们躲到里面避震去了，可是周宗璜却始终没有离开那张属于他的工作台。闷热的天气、时时袭来的心脏隐痛全然顾不上了，他想的只是加紧自己手头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几年中复核了北京、广州两个收藏中心的全部标本，参与主持了《真菌名词及名称》的编纂，写出了《谈粘菌的分类问题》、《对Skvortzow报告的新种的复核》等数篇有份量的论文，尤其是由他撰写、校订的中国第一本粘菌系统学专著《粘菌分类资料》也出版了。他在真菌学、植物病理学战线上50年不懈耕耘，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学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真菌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孢子植物志真菌志》副主编，他还是吉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一直担任吉林省农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从1952年开始他就是吉林省政协委员，后为常务委员，并被选为长春市政协副主席。
个人履历
1904年8月27日　生于浙江省吴兴县（湖州）。 
1920—1923年　上海青年会中学。 
1923—1924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理学院。 
1924—1928年　南京东南大学（即后中央大学）农学院。 
1928—1929年　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助教。 
1929—1934年　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 
1934—1937年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同时兼任中国大学生物系主任。 
1937一1938年　成都四川省病虫害防治所所长。 
1938—1941年　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组主任。 
1941—1946年　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教授。 
1946—1948年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门委员会主任秘书，其间兼中正大学教授。 
1948—1949年　农林部棉产改进处简任技正。 
1949—1952年　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华东农林部特产处副处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副主任。 
1952—1959年　公主岭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植物保护系主任。 
1959—1962年　吉林特产学院教员。 
1962—1981年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系主任。 
1981年9月24日　病故。
主要论著
1　周宗璜．关于鬼伞菌子实体的发育．法国科学院通报，1931（192）：1121—1124． 
2　周宗璜．茸毛鬼伞菌的个体发育．法国植物学者，1932（24）：187—214． 
3　周宗璜．鬼伞菌类个体发育的研究．法国植物学者，1934（26）：89—232． 
4　周宗璜．绵毛隔担子菌（新种）的记述．法国海外真菌汇报，1934，2． 
5　周宗璜．鬼笔菌类—新属新种．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1935（6）：27—29． 
6　周宗璜．北平师范大学菌类标本杂录．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1935（6）：30—35． 
7　周宗璜，陈华葵．灵芝之变异．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1935（6）：36—42． 
8　周宗璜．贵州真菌小志．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1935（6）：161—166． 
9　周宗璜．小五台山粘菌志略．中国科学院联合年会论文撮要，1936，8—9． 
10　周宗璜．马勃—新种．中国科学院联合年会论文撮要，1936，9—10． 
11　周宗璜．马勃之新属新种．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1936，（7）：91—94． 
12　周宗璜．劳爱德氏菌属名之更改并附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1936（7）：165—167． 
13　周宗璜．华北之粘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1937（7）：257—280． 
14　周宗璜．浙苏棉区苗期巡视记．中国棉讯，1948，2（20）：326—328． 
15　周宗璜．东北植病工作的动向．科学通报，1953（4）：25—26，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1953（6—8）：40一45． 
16　周宗璜．农作物病害预防问题．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1954（9—10）：35—38． 
17　周宗璜．甜菜褐斑病防治研究报告．东北农业科学通报，1958（4）：45—58． 
18　周宗璜，谢淑仪，马润芝．黄瓜霜霉病药剂防治试点简报．东北农业科学通报，1958（4）59—62． 
19　周宗璜．东北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手册（部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9． 
20　周宗璜，王子权，徐存忠．吉林省大豆的一种新病害．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会刊，1963，29—30，中国植物保护学会1963年年会论文摘要（续集），1963，12—13． 
21　周宗璜．关于人参烂根问题的初步探讨．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会刊，1963，34—39，中国植物保护学会1963年年会论文摘要（续集），1963，27—30． 
22　周宗璜，赵美松．消灭红花炭疽病的途径．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大会宣读）1963． 
23　周宗璜，陈学盛等．吉林省人参根病调查研究初报．吉林农业科学，1964，1（3）：91—95． 
24　周宗璜，王子权，徐存忠．大豆羞萎病研究初报．长春市农学会1964年学术年会论文选集，1965，301—306． 
25　周宗璜，王子权，张志澄．大豆黑痘病研究简报．长春市农学会1964年学术年会（大会报告），1965． 
26　周宗璜，张志澄．知母上一种新的黑粉菌．微生物学报，1974，14（2）：161—163． 
27　周宗璜．真菌名词及名称（部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28　周宗璜．粘菌分类资料．长春：吉林农业大学，1977． 
29　周宗璜，李惠中．对Skvortzow报告的粘菌新种的复核．微生物学报，1978，18（3）：189—194． 
30　周宗璜，张志澄，李玉．吉林省发现向日葵列当初报，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80，2（2）：75—76． 
31　周宗璜．谈粘菌分类问题．微生物学通报，1981，8（3）：129—133，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81，3（4）：1—4． 
32　周宗璜，刘振钦．知母上一种新锈菌．植物病理学报，1982，12（1）：73． 
33　周宗璜，张志澄，刘宗麟．从基物培养获得的几种粘菌．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81，3（2）：1—9． 
34　周宗璜，李玉．粘菌一新种：无节筛菌．真菌学报，1983，2（1）：38—40． 
35　周宗璜．西藏真菌（粘菌部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36　周宗璜（译校）．真菌学概论．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37　周宗璜．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的生物（粘菌部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真菌学事业
周宗璜从1929年进入法国巴黎大学读研究生开始就与真菌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法国在真菌学研究上居于世界前沿，他的导师P．A．Dangeard院士是世界上知名的真菌学家，始建于1835年的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院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真菌标本保藏量最大的标本馆，在这种优越的学术环境中，周宗璜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在鬼伞菌类的个体发育研究中，获得了重要进展。在20年代利用个体发育来解释生物的系统发展，在其他生物类群中不乏例证，而在真菌上却极少有人涉猎，尤其是对鬼伞菌类的研究又是出自一位中国年轻学者之手就更是绝无仅有。他的工作不仅在中国真菌学历史上是开创性的，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真菌学界的高度重视。
周宗璜回国之后继续在真菌学领域中开拓，并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他的注意力还投向分类学领域，包括绵毛隔担子菌、马勃菌、灵芝菌、鬼笔菌等多个类群，发现了许多新种并建立了若干新属。直到他晚年，他还在最常见的锈菌和黑粉菌中发现了几个新种。
对于真菌分类学者来说，标本和资料是其研究工作中最基础的内容，学者们对此都极为珍视。可周宗璜认为珍视不是独自占有，他主张采集的标本应分送几处收藏，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一处收藏万一发生意外所导致的恶果，而且可供多人使用研究。即使对罕见的资料他也不封锁。一些国外新资料，他都亲自译出分送给青年学者，以帮助他们解决研究工作中的困难。
周宗璜还是我国最早撰写真菌地方志的几位真菌学家之一。真菌分类学本身的繁杂与枯燥曾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而从事地方志的撰写还要承受野外采集的艰苦，因研究对象复杂，研究者本身若无较深的学术基础也难以胜任。但周宗璜坚持认为，一个国家不但应有国家志更应有地方志，而且地方志是基础，尽管困难重重，但总要有人去做。他身体力行，埋头其中，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作为真菌学家，周宗璜并不囿于真菌这一个类群的研究。他常说：“分类不是鉴定，分类就是应当尽可能如实反映生物系统发育的自然历史、演化过程和亲缘关系、生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他对真菌这一类群的内涵始终坚持着这一观点，对于真菌在整个生物界中的地位也坚持着这一观点。他与我国著名生物学家陈世骧教授是留法的同窗好友。回国之后，在生物分类这个领域，他们不知讨论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这不但在陈氏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窥见一斑（动物分类学报4（1），1979），在周宗璜的学术报告中也有过生动记载。譬如，对地衣这一类生物，陈氏感到是“不好处理的一群”；周宗璜认为“可以用寄生关系中的寄主与寄生物一样分别处理”。对病毒，陈氏想把病毒暂附在细菌里面；周宗璜认为正象要把细菌附到真菌里面同样不恰当。故此，周宗璜有创见地提出：“在原核界下面加上一个非细胞型的界，叫非胞生物界或叫胞前生物界，甚至直呼核酸生物界或病毒界也无不可。”这样它就可以包括了从原始生命开始起到出现细胞生物之前这一阶段的非细胞型生物。这一观点无疑是对当前流行的生物五界系统的一个有力的补充。也可以说，这一补充完善了对生物发展史几个主要阶段的认识。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因为他猝然谢世而没有得以在相应范围扩展，但同样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粘菌研究奠基人
周宗璜从法国回到北平后，便对粘菌这一神秘生物类群发生了兴趣。他和邓叔群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真菌学家。他深入各地采集菌样，实地调查，1936—1937年发表了《小五台山粘菌志略》和《华北之粘菌》两篇论文，这是我国早期仅有关于粘菌的三五篇论文中的代表作，从而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研究粘菌历史的开始。但在此后几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粘菌的研究确实很少有人问津了。直到70年代，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这副重担又重由周宗璜担起。他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从分类资料入手，以世界60年代末的专著为起点，把它一下向前推进了15年，写成了反映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也是我国的第一本《粘菌分类资料》。这本专著在1978年获得了吉林省科学大会奖。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粘菌研究的新起点。
随后，周宗璜在中国的这个研究领域中，第一次发表了由中国人定名的粘菌新种；第一次用基物培养的方法获得了数种研究对象；第一次领导开展了对集胞粘菌的研究工作，从此结束了由外国进口这一类菌种的历史；第一次在新疆、西藏这些粘菌研究的处女地上填写了粘菌的名字……这许多的“第一次”不仅仅是一个个新内容的开始，它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有周宗璜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学风，重新起步的我国粘菌研究事业迈开了新的坚实的步伐。如，俄国人斯克沃佐夫（Skvortzow）早年曾在我国黑龙江省采集并鉴定了一批粘菌，有9个新种和1个新变种，报告发表在菲律宾科学报上，有人曾对其真实性存疑。周宗璜认为，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材料，我们要引用就一定要核实无误。原始材料少，又经过了较长时间保存几近破损，研究起来十分困难，可周宗璜想尽一切办法作出了准确的鉴定，从而澄清了多年的疑问。
对于粘菌的归属问题历来意见莫衷一是。在我国研究生物类群归属问题的人极少，而涉及粘菌的就更少。比较权威的几人，象胡先骕、陈世骧等与周宗璜都有些渊源，研究这一问题时往往征求他的意见，可是几个人的意见并不好统一。周宗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粘菌不是真菌，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究竟是什么呢？只能说粘菌就是粘菌，粘菌归入哪一界都不合适……。”他还从营养、生殖、起源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证。应该说，周宗璜的观点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粘菌归属问题的实际。
此外，对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诸家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出现歧义。周宗璜在参与《真菌名词及名称》编审工作中及其以后，对一些有关译稿的译校，都十分注意和强调译名力求信、达、雅这个问题，而且对某些名词赋予了全新的概念。例如，“axinic culture”，以前的书中都译为“拒受培养”，他改为“无饲培养”，因为这原本是指在粘菌人工培养中是否添加、饲喂食料而言；又如，“moisture chamberculture”常直译为“湿室培养”，他译作“基物培养”，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是把野外采集回的“基物”进行保湿培养；再如，“hypothallus”多数人译为“囊基膜”，这就很容易被误解为孢囊基部的膜。而实际上它是指原生质团转变为子实体后遗留在子实体下面，在基物表面的一层。这与孢囊基部的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是由于有周宗璜的辛勤劳动，中国粘菌研究大厦的框架始得构成，中国粘菌研究才会有了今天。
人参病害研究
周宗璜象我国其他老一辈真菌学家一样，在进行真菌研究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到植物病理学领域。周宗璜在他从事科研活动50多年的生涯中，无论是在华北还是在西南或在华东以及最后在东北，他都没有离开过对植物病害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极广泛，象棉花、甜菜、蔬菜、向日葵、大豆、红麻等他都曾涉猎。但从这些作物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研究兴奋点始终集中在经济作物上。他对甜菜褐斑病的研究、大豆羞萎病和大豆黑痘病的研究都反映了他试验设计的缜密完整，工作态度的认真负责和试验结果对大田生产具有指导意义。这在当时已成为植物病害研究工作的范例而传为佳话。但是，在植物病害研究中，周宗璜的最突出贡献却在特用作物领域，是他开创了我国人参病害的研究工作。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周宗璜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人参病害的调查研究上。他在长白山区先后调查了12个市县的主要国营参场、试验场站，行程数万里，这几乎覆盖了我国人参主产区的全部地域。与此同时，他在研究所里设置了观察圃，结合室内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由于国内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国外同类研究也极少，他们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几十年努力获得了可喜的进展。除明确了我国人参根病的主要种类外，对发病原因和有效防治措施都作出了回答。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几种非侵染性病害可以引起参根腐烂和植株死亡的观点，对指导大田栽培具有重要意义。他先后在几次学术会议上报告其研究的进展，发表了《关于人参烂根问题的初步探讨》和《吉林省人参根病调查研究初报》等论文，这些都标志着我国人参病害的研究由此发端，他的研究方法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研究成果也一直为后人所借鉴，至今30多年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成果对人参生产的指导作用。
献身教育
周宗璜从1934年回国后，在近5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素以治学严谨、勤奋求实、谦逊好学而为人称道。他一生辗转大半个中国，出任过多处教学科研机构的领导职务，目睹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对人才的歧视与重视，也深深感到要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要使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他认为，这种人才首先应当爱国，要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应当在这片热土上立业献身；这种人才也应当精通自己的专业并且不断创新。他自己正是按着这两条原则在教学科研中努力实践，并以此来培育着新的一代。他留过洋，但不崇洋，一直到他谢世前弥留之际，他仍深情地表露出要培养人才的急切愿望。他常说：“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我们完全有能力利用我们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条件来培养自己的高水平人才。”几十年中，他一直在农业科教战线默默地耕耘，而到“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是争分夺秒，干劲倍增。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学校在基层分散办学刚刚集中起来，百业待举，他一方面借省市政协会议的机会大声疾呼重视智力投资和智力开发，一方面身体力行，亲自制定不同规格、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方案并加以实施。他感到了历史上对人才、对知识最重视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他说：“我不能辜负时代对我的要求。”正是有了象周宗璜这样一批献身事业的教授，吉林农业大学才在最短时间内度过了搬迁之后、大发展之前的“阵痛”，迈开了大发展的步伐。
他对农科教学富有远见卓识，十分强调多层、多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他认为办好事业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而又绝不能拘泥于一个格式。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正常教学伊始，他就提出要办好职业教育和培训，认为这是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一条捷径。
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十分强调基础宽厚、技术操作娴熟和学问上的触类旁通，要求学生要“求得真知”，掌握真才实学。他最反对“花架子”，他说：“那些花拳绣脚功夫只能用以唬人。”因此，他不但注重理论研究和室内实验工作，更注意野外采集标本，实地进行考察。他经常对学生们讲，作为一名生物分类学者应当熟知周围环境中的研究对象。并以著名植物学家刘慎谔先生每到一地都要把当地植物种类准确鉴定出的故事来激励同学们投身于大自然之中，丰富其感性知识。他自己也是这样努力地实践着的。每年他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到野外去，直到他逝世那一年的夏天他还曾深入长白山原始林中采集标本。经过他的双手采回了无计其数的标本，又经他的双手整理归档，在北京、在云南，在广州，在长春，许多真菌保藏机构的标本室里都有工整书写着采集人周宗璜、鉴定人周宗璜名字的珍贵标本。
他几十年如一日诲人不倦，对工作精益求精。如，审校稿件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他从不马虎。他77岁时，曾为40年前的一位学生校阅译文。一篇不长的文章，他却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最后稿子满篇“铺红”。还有一次，一位30年代曾从师于他的老科学家向他请教一个真菌子囊壳孔口须毛的一个法文外来词。他当即拿起笔纸，边画边讲并形象地说明这个字来源于捕鱼篓口上的倒须利。尽管他博闻强记，可对有疑问之处却从不臆断，在翻译《真菌学概论》一书时，对其中一条涉及历史的注释，曾连写十几封长信求教于京、沪等地的文史专家之后才作定论。正是由于他从不自满，在做学问的路上不停地探索和追求。从而博得了同行的一致赞誉。
人生在世，事业为重。如果说周宗璜为我国真菌学、植物病理学和农业教育科学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做出了贡献，那么，他逝世当年的工作时间表，则为他一生奋斗不息、甘于奉献的一个缩影和真实写照。
1981年，在他的工作历上排得那么满，他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他更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年初，当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欢乐之中时，他已匆匆走进实验室，假期的校园一片寂静，他每天拄着手杖，踏着积雪，象时钟一样准确地准时来去，他在为建设世界第一流的真菌标本室亲自工作着；
——五月的东北还是春寒料峭，他已在为全国真菌学讲习班奔忙，撰写讲义，校阅来稿，安排着讲习班的细节；
——六月，乍暖还寒时节，他亲自外出为几个学院“文化大革命”后的首届硕士生主持答辩，并抽暇会见了来访的日本著名真菌学者小川真，同时参加会议过问市政大事……
——七月，北方的夏天来的特别快，他又赶到哈尔滨，主持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举办的全国真菌学讲习班。在报告厅的讲坛上，他神采飞扬，侃侃而谈，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无倦意。报告中间一块馒头和一杯开水点心一下又继续下去；
——八月，刚从哈尔滨返回长春，便直接东去钻入了长白山的茫茫林海，为中国松茸菌的开发，使食用菌产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他去了一个林场又一个林场，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天池飞瀑前面，人们从他的面颊上看到了一代学者对科学春天到来后的由衷微笑……
——九月，金秋时节，长白山归来，本应与家人团聚共度中秋，可他却不及休整即赶到北京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
可是，就在学术讨论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却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在他案头上放着的是十月份访问日本的请柬，还有几份马上就要答辩的研究生论文和一个记载着每天心脏病发作次数的小本。78个春秋，要求自己高节奏的生活，高效率的工作；他太累了。1981年9月24日，他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眷恋，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无限遗憾地走了……
他走了，但他的足迹却深深地印在祖国的大地上，印在人们的心田中，人们将永远怀念他，怀念这位耕耘一生收获殊丰的著名真菌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