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大古典戏曲
版权
出版社: 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 (1999年8月1日) 精装: 266页 开本: 16开 ISBN: 7806431942 条形码: 9787806431948 ASIN: B0011BZZDY 
简介
四大古典戏曲，也称“四大古典戏剧”。即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 。
《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发展上的两个高峰，在中国戏曲中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与《西厢记》和《牡丹亭》并称为我国四大古典名剧，一直深得广大人民喜欢。
对比
《长生殿》和《桃花扇》创作的年代背景大致是相同的[1]，两部戏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在剧情的组织安排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都是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展开，描绘社会生活事件十分广阔，就其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情与政治”。不同之处在于两部戏各有所侧重，《长生殿》所着意表现的是自古罕有的“帝妃之恋”，在第一出《传概》中，作者即言道：“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桃花扇》则与之相反，《先声》一出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道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虽然侧重不同，但“爱情”这一主题在两部戏中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爱情”是他们表达创作意图重要途径之一。从两部戏的爱情故事创作上来看，与才子佳人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可以说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翻版。《长生殿》中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定情时，明皇送给贵妃金钗和钿盒（第二出《定情》），这金钗与钿盒作为他们的定情信物理一直贯穿了整部戏的始终；李、杨的爱情经过马嵬的的生死诀别后，最终在天国“重圆”。 《桃花扇》也与之相似，侯方域与李香君定情时，送给李一把宫扇——即以后的桃花扇；在受到阮大铖的迫害威胁时，侯方域不得不避难远走；清军攻入江南后，南明王朝灭亡，侯、李双双逃难，最后于白云庵相会，在道士张瑶星的点醒下，两人双双出家，撕掉作为他们爱情象征的扇子（也就意味着与过去、与世俗爱情的绝裂）。这与才子佳人的 “相爱——波折——重圆/悲剧”的模式是别无二致的，但为什么《长生殿》和《桃花扇》能取得极大成功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度，它们与普通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大的差异也正在于此。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生活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作品不可能像才子佳人小说一样走向一个庸俗的“大团圆” 结局。 
《长生殿》的男主人公是唐明皇李隆基，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身为帝王，他本职工作是治理好国家，但他却纵情误国；身为天子，他有后妃三宫六院，因此他难免有用情不专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他很难能可贵的是又钟情专一的一面。马嵬坡上，面对着生死诀别，作为帝王的他不可能像那平常的痴男怨女一样选择殉情。但他此时表现得“无语沉吟，意乱如麻”，“[忽抱旦哭介]贵妃，好教我难禁架”，感叹到“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对于一个皇帝而言，这其中滋味绝非普通的痴男怨女所能体会得到。 
而造成这悲剧的一幕的原因是什么呢？不错，是安史之乱，但导致安史之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究其原因，唐明皇沉湎于与杨贵妃的爱情，不理朝政，宠幸佞臣（李林甫）、外戚（杨国忠），致始他们先后“专权误国”；安禄山本来因贻误军机解京候审，但通过贿赂杨国忠，不仅得免，而且不降反升，最后雄霸一方，起兵作乱；叛军陷潼关，明皇携贵妃仓皇出逃，于马嵬坡在六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杀之。《埋玉》一出中，六军将士杀杨贵妃，也不算是太枉了杨贵妃；但是只杀了一个杨贵妃而不察究其根源乃是在明皇本人，所以又似乎冤了杨贵妃。李、杨相爱本没有错，但他以帝王的身份“驰了朝纲，占了情场”，结果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这同样也了导致他们爱情的悲剧。 
在《桃花扇》中，政治因素既成就了侯、李爱情，同样也结果了侯、李爱情。侯方域本“家近洛阳之县……自去年壬午，南闱下第，便侨寓这莫愁湖畔。烽烟未靖，家信难通……独为避乱之人”。由于李闯王军队攻破北京，侯方域不得不流寓金陵。正是在金陵“访翠”而与李香君结识。阮大铖为拉拢复社诸生，改变自己受围攻的局面，出资助侯方域梳笼李香君。然而，由于“却奁”遭阮大铖迫害，侯方域不得不避难出逃。后来清军攻入江南，侯、李不得不双双逃难，最后于白云庵重逢。当他们只顾诉情时，却被道士张瑶星一声断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这点风花情恨割他不断么？”破家亡的沉痛的民族意识使他们猛醒，于是入山“学道”。 
比较两部戏可知，《长生殿》可归结为是“爱情结果了爱情，最后又成就了爱情（由于李隆基的真情感动了上天，李、杨最后在天国‘重圆’，并且生生世世永为夫妻）”；而《桃花扇》则是“政治成就了一段爱情，又了结了这一段爱情”。 
《长生殿》固然以“重圆”结局，但李、杨也只能是在天国“重圆”，而且说李、杨“本系孔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天国究竟本来虚无，“恩与爱总成空”，作者洪升如此结尾，寄寓的是一种深层的悲剧意识。 
《桃花扇》，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长生殿》方式的结局，其中所蕴涵的悲剧意识同样是深沉的。侯、李弃却情缘，入山学道，结果又如何呢？“新历数，顺治朝”，明朝仍不可避免地覆亡，清军照样入主了中原，可见他们学道是于事无补的，而且“那些文士名人，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已出山了”。侯、李牺牲爱情换不来他们所期待的结果。 
政治与爱情的纠葛不只仅仅是这两部戏主题，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它更多的是作者对一个时代的思考，是对当时那个社会所潜藏的深层悲剧的思索。 “政治”不只是具体的国家政事，它已经上升为是“人”对家、对国的一种责任感，而“爱情”绝不仅仅只是男女之间的有史以来，它是作为“人”的一切情感。
长生殿
《长生殿》取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从帝妃之间产生了一点真情的那一刻，杨玉环为卫护自己与李隆基稳定的关系，她妒忌、侦审、吵闹、百般邀宠；而作为天子的唐明皇则是“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朝纲废弛，又引起了野心家安禄山的叛乱和军民的怨恨。在军士哗变的逼迫下，唐明皇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然而，马嵬之变不是戏剧的结束。此后，洪升把情感的实现寄托到理想的天国。男女主人公飞升仙境，在情悔与梦幻中，爱情最终得到升华与净化。《长生殿》不是简单的爱情剧，它是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诉说众人皆知的李杨爱情故事。帝妃间“真心到底”的海誓山盟与天上人间的不尽思念，是洪升对至情理想的讴歌与悲剧性呼号；与此同时，在剧中展示的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长幅画卷里，又分明寄寓着洪升的民族兴亡感和对帝王“溺情误国”的政治批判。所以，   《长生殿》对李杨形象的塑造，赞扬针砭兼而有之。洪升笔下的情，包容着善与否两个对立的方面，这是他和他的作品难以克服的矛盾。 
桃花扇
《桃花扇》底系兴亡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戏从赠扇定情开始，侯李的爱情与当时复社反对阄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杨龙友的帮衬和阮大铖的妆奁促成了他们的结合。新娘比丈夫更看重名节，馈赠被退回，侯方域立即遭到忌恨。阮大铖诬告他勾结左良玉，侯只得逃奔史可法，于是夫妻二人分离。由此，侯、李各自不同的遭际，折射出南明政治的各个方面。侯方域这条线，关联到史可法、左良玉等军国重臣和迎立福王、史可法被排挤等重大事件。李香君这条线，则描写了弘光群丑的偷安宴游之景。后来，侯方域被捕入狱，李香君被迫做了宫中歌妓。直到清兵席卷江南，南明小朝廷覆灭。当这对夫妻不期而遇，已是国破家亡。一个道士撕破了这柄扇子，他们一起出家，也结束了爱情。 
一把纤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并雄辩地展示出它们的破灭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倾圮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给予身为妓女的李香君，把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
西厢记
《西厢记》实现有情人的爱之梦 [2]
王实甫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不可考。但他为我们留下一部不朽的杰作《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出自唐代元稹（779－831）的小说《莺莺传》。小说叙述书生张生游学蒲州，与寄居普救寺的崔相国之女莺莺相恋，后入京赴试，将她遗弃。王实甫改写了这个始乱终弃的悲剧，让张生与莺莺相互爱慕，为争取爱情自由，在婢女红娘的热情帮助下，共同向崔老夫人进行斗争，最后相偕出走。剧中对青年男女幽会、私奔行为的大胆描绘，以及剧终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祝福，都明确宣告了自主婚姻的合法性，尽管它仍属于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在封建正统观念看来，一见钟情的本身，也是十足的叛逆。颇具说服力的团圆结局，成为中国戏曲的常用模式。它体现了中国人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精神气质，对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有着重要意义。 
戏剧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结合，使《西厢记》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被视是古代剧的一个范本。在诗情画意的氛围中，矛盾起伏跌宕。张生的热烈执著、莺莺的含蓄蕴藉，红娘的锋利俏皮，都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作者怀着民主思想刻划的红娘，以自已的聪明机智、泼辣爽朗，不但为莺莺张生穿针引线，传书递简，而且在私情败露的紧要关头，不畏家法挺身而出，维护着他们的爱情。所以红娘这个晶莹亮丽的形象，在后世成了热心撮合男女恋爱婚姻者的共名。
牡丹亭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剧情是这样的：福建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到花园游玩，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梦醒后她为相思所苦，伤情而死。三年后，柳梦梅去临安应试，经过杜丽娘的墓地，拾得她的自画像，和杜丽娘的鬼魂相会，并掘墓开棺，使杜丽娘起死回生，二人结为夫妇。但杜宝不承认他们的结合，直至柳梦梅中了状元，由皇帝作主，事情才获得圆满解决。
女主人公杜丽娘不甘心做循规蹈距的闺阁典范，而大胆披露自己的内心欲望，“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要求过“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自由生活。满园春色，更催醒了爱情。现实中被压抑的情感，终于在睡梦中突破了牢笼，到广阔的天地去寻找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情感和生活。这种勇敢而自主地追求人性自由的女性，是此前戏剧乃至文学的妇女形象中从未出现过的。
这个戏剧的故事出乎生活常理，带有幻想性质。但就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精神而言，极其真实可信。杜丽娘的形象所蕴含的巨大的艺术力量，强烈地叩动着古代青年男女的心灵。一个娄江女子因读《牡丹亭》竟断肠而死；著名女伶商小伶为此剧伤心而亡；以致曹雪芹《红楼梦》中也有林黛玉听了《牡丹亭》曲文，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的描写。以人的感情为出发，提出情理冲突的命题——汤显祖用《牡丹亭》呼唤着一个人性解放的新时代。
附录
《窦娥冤》，元代杂剧，关汉卿撰，也是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它通过窦娥含冤而死的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剧中的穷秀才窦天章因借了蔡婆婆二十两银子，无力偿还，被迫把女儿卖做童养媳，反映了残酷的高利贷剥削。赛卢医在光天化日之下阴谋害命，张驴儿父子蛮横地强行霸占妇女，反映了强梁横行的动乱的社会现实。楚州太守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使无辜的窦娥死于屠刀之下，则反映了官府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当然，作品最重要的成就还是通过窦娥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善良品质、反抗精神和有冤必伸的愿望。窦娥是一个身兼孤女、童养媳，寡妇、死囚的人物。她三岁丧母，七岁被卖作童养媳，十七岁结婚，不到二年又夫死守寡。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子，不但遭受着地痞无赖的欺侮而且最终被官府无端杀害。她的一生正是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窦娥是一个本分善良的普通妇女。丈夫死后，她忍受着精神的痛苦和折磨，用命运观念自我安慰，安分守己地遵循着当时的道德教条，尽孝守节。但即使如此，她在黑暗的社会中也无法容身。张驴儿父子闯进了她的生活，她不得不起而反抗，坚决地拒绝了张驴儿的无理要求。面对张驴儿的诬陷和见官的威胁，她毫无惧色，并且天真地相信官府是“明如镜，清如水”的。面对严刑拷打，她据理力争即使“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昏死三次，但仍不肯屈服。只是在桃机要拷打她的婆婆时，她才含恨屈招。无情的板子打碎了她对桃杌的幻想，但她还幻想上级官吏会加以复勘，直到最后押赴刑场时，她才对统治阶级完全绝望了。但她并不低头。在第三折著名的[端正好]、 [滚绣球]二曲中，她叱天骂地，对黑暗的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愤怒的控诉，并把怨恨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主宰，表现了对封建秩序的怀疑。她在临刑前发下了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旱三年。而这三桩誓愿都得到了实现。自然界顺应正义的呼唤，发生了反常的现象，这表现了窦娥的冤枉，也是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抗议。为了报仇伸冤，窦娥的鬼魂继续进行斗争。对她那恪守封建礼教并有点儿昏庸的父亲，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在复审时出堂作证，终于使冤案得以昭雪。冤案的平反，与其说是清官的功劳，还不如说是窦娥斗争的结果。窦娥由一个本分善良的妇女到成为一个坚强的斗士，被写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窦娥冤》，全名为《感天动地窦娥冤》。
《窦娥冤》是关汉卿最杰出的作品。它的对社会的严峻批判性，对底层人物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和在十分强烈的戏剧冲突中，所表现出作家的崇高社会理想、美学理想，都使它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世界戏剧史上最为动人的一出伟大悲剧。 　《窦娥冤》全力塑造了一个普通妇女的形象，是把她放在强烈的社会冲突中，在自觉意志和邪恶势力的反复较量中，使窦娥性格不断向前发展，由浅入深地得到最充分地体现。
剧本通过窦娥的悲剧一生，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的无比黑暗，经济剥削的无比残酷，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道德的沦亡，社会风气的败坏。窦娥所处的时代环境，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缩影，主人翁立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她的悲剧不是偶然的，是产生在必然的交叉点上。一个社会的悲剧。
窦娥本来是一个恪守封建教条，循规蹈矩，甘守孤贫，与世无争的弱女子，最后变成了敢于抛头露面，敢于质对公堂，敢于指控天地的强者和复仇的女神，她性格发展的巨大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非是寻常悲剧形象可比。关汉卿塑造窦娥形象，并没简单化、理想化。窦娥的封建节操观念十分强烈，这和她的出身教养有着深刻的联系。
守节尽孝，作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窦娥只能奉为当然如此的金科玉律，绝无半点怀疑，更不敢寸步相失。这种道德观念，是她精神支柱之一，是她消极地对待命运和积极反抗邪恶的重要原因之一。情节的向前发展，人物性格最终的完成，冲决了封建道德的罗网。《窦娥冤》由于是对整个封建社会发出了怀疑，也决不会存在最终使人崇敬封建纲常，进而自缚于封建罗网之中的后果。
而《窦娥冤》则以诉讼戡狱为主导线索，但不以清官为主要人物；不把他们的平反过程作为描写重点，而是把冤狱受害者作为作品的中心；把她的受冤与抗争作为表现的重点。即使是最后的平反，并不是那位「清官」的廉明，并不是由于他主动地关心倒悬的百姓。而是在受冤者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这样的艺术构思，这样处理人物关系，加大了作品的思想容量，达到了一般公案戏难以达到的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