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会宾
人物概况
王会宾，河南开封人。原名王端骙，在8兄妹中排行第一。因父亲喜马，为寄托对长子茁壮成长、行为端正、为人耿直的殷切期盼，第三字取马字偏旁的骙，名端骙。上学时，祖父给更名为会宾，望其“以文会友”，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父亲王桐生，经商。家庭经济比较稳定，属当时的殷实之家。曾赴日本考察游历，看到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强盛，印象深刻，并影响到其对子女的教育。
祖父王曾彦，出身于官宦之家。年幼时家道中落，十多岁就外出经商。喜爱钻研科学，尤对机械独有所好。曾参与京汉路的初测和创办山西省机械局，40岁时，谋就山西省机械局总办之职。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离乱中家产荡然无存，因长于机械，应邀任大沽造船所（今天津新河船厂前身）总办。1913年告老还家。因对办洋务较为热心，也曾赴日本考察。王会宾随侍祖父时间较长，受其影响甚深。
人物简历
1914-1920年 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1920-1924年 在上海交通大学电工科学习。
1924-1928年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1926-1928年 任美国西屋公司工程师。
1928-1930年 任胶济铁路机务处工程师。
1930-1931年 任北洋大学电机科教授。
1931-1937年 任津浦铁路天津机厂工程师，兼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教授。
1938-1950年 任开滦矿务局唐家庄矿电气工程师。
1950-1957年 先后任开滦煤矿机电处副处长，设计处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北京煤矿设计院开滦分院副总工程师。
1955年 任唐山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7-1958年 任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958-1966年 任唐山煤炭科学研究所工程师。
1966年9月17日 逝世于唐山。
人物作风
王会宾对待生活和事业总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曾说过：“对待工程技术问题绝不敢马虎，如无确实把握，我会跑几个单位登门求教”，他说粗心大意会酿成灾祸。他对年轻人既严格要求，又是循循善诱的长者。他不厌其烦地向青年朋友介绍科学家对勤于思考的论述，借以阐述“思考”对于科技人员的重要意义。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在研制煤泥清除机期间，每天上班总向青年助手交代新的想法，让人感到他下班在家脑子也不停思考。他勉励青年对科学研究要有顽强拼搏的意志，要白天苦干、晚上思考、梦中惦着，“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只有锲而不舍，才能有所作为。这些教诲使同事们终生受益。王会宾深知深入实际和动手在科学探索中重要。1960年他虽已年逾花甲，为拟订煤泥烘干课题研究方案，他坚持去鸡西滴道矿考察滚筒式干燥机运转情况。当他带领年轻同志乘火车赶到鸡西时已是深夜，那里雪满大地，天寒地冻，离矿上有10多公里，没有车辆可乘。为了抢时间，他硬是和年轻人一起徒步连夜赶赴滴道矿。由于旅途劳累过度，加上饥寒交迫，他病倒在招待所。考察归来病愈后，他仍坚持到试验现场指导，编写研究报告，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于出差累病一事从不介意。并以“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训示儿子，他借此教育年轻同志搞自然科学研究也应注意从客观实际中吸取养分，充实自己，才能厚积薄发，容易取得成果。
1958-1966年 任唐山煤炭科学研究所工程师。
1966年9月17日 逝世于唐山。
生平经历
秉承家训 勤奋笃学王会宾幼时家教很严，诸如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许多古人勤学故事，在他幼小心灵中播下向往知识、刻苦求学的种子。接受了“从小就要学习本事，长大自食其力，为社会做事”；“穿衣吃饭、行走坐卧及人前举手投足、进退应对都要中规中矩”的道理，他的行为举止自幼就得到严格的规范。
家庭是塑造人的性格的重要基地，父母对第一个孩子倾注了最多的热爱，也对其寄予莫大希望。王会宾幼慧早熟，很早便能领悟到所受家庭教育的要领以及父母和祖父对自己的希望，当弟弟妹妹相继来到人世之后，开始认识到作为长子、长兄在家中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地位。因此，他能够根据长辈的要求衡量自己，意识到年轻人应该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勤奋刻苦，自强不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形成的性格，使得他步入社会后办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他襟怀坦荡、直言不讳。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富于同情心。
1907年，王会宾入天津城隍庙小学（天津官立第一小学）就读，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4年，以优异成绩进入南开中学。该校由社会贤达严范荪出资兴办，聘请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任校长，由于办学有方，管理严格，师资力量雄厚，吸引了国内大批有志青年前来就读，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和马骏等都是他那时的同窗学友。他少年时期接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上小学时曾遇国民革命的武昌起义，当时虽并不确知其真正意义，但直觉令他欢欣鼓舞，在全班同学中第一个剪掉头上的辫子。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天津学界积极响应，大批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王会宾是南开中学带头的积极分子，他们包围省公署示威请愿，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中学期间，王会宾很崇拜校长张伯苓，因张伯苓不满当时的腐败统治，黎元洪请其出任教育总长而坚辞不就，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那时，他受物理老师孙继丁的影响很大，因为孙老师讲授物理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使得王会宾对数理学科情有独钟。加上喜爱机械的祖父对他的影响，那时便确立了学习工程技术的志愿。正如他在40年后所述：“当时天性近于科学，加之祖上传授的一点机械知识，促成了我后来学习工程学科的选择。”他不仅功课好，而且兴趣广泛，既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又热爱文艺，他吹奏的小号在南开小有名气，每逢运动会和足球比赛，他率领的南开拉拉队都极具鼓动性。
1920年，王会宾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工科学习。在大学四年中，他不仅学到了电机工程专业技术，而且打下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前一阶段，父亲经营的商业因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得以发展，到他1924年大学毕业时，家中已相当富足，有余力供他出国求学，于是他投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顺利地成为该校电机工程系硕士研究生，主攻电力拖动自动化。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工程硕士学位。尔后，受聘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从事技术工作。
在美国的4年中，他的学识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都有长足的进步。当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内忧外患交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他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和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抱着满腔的报国热忱，谢绝了公司的一再挽留，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于1928年毅然返回苦难深重的祖国，准备把自己所学知识贡献给社会。披坚执锐 赤诚报国王会宾从美国回来之后，即由老师孙继丁介绍，到青岛胶济铁路机务处工作，负责铁路沿线的发电及供水工程管理。1930 年，父母相继过世，祖父母年老体衰，弟、妹俱幼，无人照料，他辞职返回天津。1931年，进津浦路天津机厂任工程师，负责车辆和客车照明设备修造的技术工作，直至1937年。在此期间，他被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聘为教授，为两校电机系讲授电机工程、投影几何和工程制图等课程，并参与南开大学电机实验室的建设，为该校电机系创始人之一。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沦陷在即，作为铁路员工，他随队南下浦镇。南京失陷后，又西撤汉口，南退衡阳，此时，全国铁路已大半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铁道部撤销，业务归并交通部，人员被遣散，他绕道广州返回天津时，华北已为日本侵略军占领。他不愿为日伪政权做事，1937年至1938年间赋闲在家。总部设在天津的开滦矿务总局是中英合办的联合公司，拥有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煤矿。“七七事变”后，在横遭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华北大地，对于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开滦无疑是唯一暂可栖身和得以发挥技术专长的去处。王会宾也把目光投向了开滦。在李鸿章指示的人才第一的宗旨指导下，王会宾通过开滦的严格考核于1938年8月被录用为高级员司，到唐家庄矿任电气工程师。
唐家庄矿年产煤近百万吨，为当时大型煤矿。王会宾负责管理全矿供电系统和所有电气设备。煤矿生产特殊，地下采煤困难，生产环节多而复杂，提升、通风、排水、运输环环相扣，管理难度大。为了做好工作，他从三个方面入手埋头苦干。首先，深入调查研究，掌握设备性能。他在学校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又到大学授课，还在铁路上工作多年，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隔行如隔山，煤矿工程技术工作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初到唐家庄矿，每当设备出现故障时，常感束手无策，一向追求尽善尽美的性格促使他不怕艰辛，认真深入实际调查、思考和探索。唐山的气候是春到晚，秋来急，夏天炎热酷暑，冬季寒风凛冽。不管秋冬春夏，也不论白天黑夜，唐家庄矿的地上井下常有他的身影，不是围着提升绞车敲敲看看，就是到井下泵房问问听听。他非常重视老工人的宝贵经验，从不摆架子，虚心了解工友们多年操作积累的经验。为了能随时了解全矿电气设备运转情况，他不但在家中装了拨号电话，又装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手摇电话机，以便遇到停电时也可与现场保持联系。不论何处设备发生故障，即使在深更半夜，不管风雨交加还是大雪纷飞，他都立即起床，直奔现场指挥抢修排险，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每当对罐笼和罐道进行检修时，他都不顾个人安危，系上皮带将自己悬吊在罐笼之上，不顾寒冷和井筒淋水，随罐笼上下几百米，观察罐笼运转情况，检查设备，及时发现问题，并安排处理。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磨炼，已对全矿电气系统和设备了如指掌；第二，严格要求，科学管理。他对工程施工和生产操作要求严格，常告诫大家：“对待工程技术工作决不可粗心大意，如修理电机，一个线头接得不牢会烧毁整台机器，还可能酿成大祸”。为了生产和工人的人身安全，他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制定并经常修订设备保养和操作规程；第三，重视对青年工人的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他在唐家庄矿注重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做技术工人，并开办技术培训班。1946年兼管开滦机厂时，也组织过工人技术培训班，亲自讲课传授知识技术。在不长时间内，王会宾对全矿电气设备已胸有成竹，一旦出现故障，常能手到病除，做到管理井井有条，指挥得心应手，在唐家庄矿乃至开滦矿区都知道这位“王电司”身手不凡。有一次，开滦有个新井筒建成投产，开工剪彩时提升绞车启动不了，现场一片忙乱，人们心急火燎，就是找不出原因。情急之中有人想到王会宾，火速派车把他接到现场，经检查分析，很快找到原因，迅速排除故障，绞车启动，在场人们无不交口称赞，自此，他在开滦名声大振，被誉为“王电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天津市长出面向开滦洽商，借调王会宾帮助从日本管理人员手中接管天津第一发电厂。他以临时厂长的身份负责遣散日本员工、布置留用人员、修理机械设备，并分配京津唐的电力供应。完成任务后返回开滦。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军代表进驻开滦，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下令代管开滦煤矿，宣告了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对开滦半个多世纪统治的结束。王会宾满怀喜悦拥护这一命令，毫无保留地为开滦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技术专长。1950年5月，他调任开滦机电处副处长；因代管后机构设置变动，1952年5月，到开滦设计处先后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1955年，上级批准设计处改为北京煤矿设计院开滦分院，升任副总工程师。在此期间，他研制成功火车用装煤机，主持马家沟矿复矿工程和林西矿5号井改建工程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煤炭。当时开滦煤炭外运靠的是人力装车，效率低，使煤场存煤大量增加，加快装车速度成了当时的关键问题。王会宾提出研制滚筒式装煤机方案，在同事的协助下采用废旧材料制造，经试验获得成功，大大提高了装车效率，加快了开滦煤炭外运速度。
开滦马家沟矿于1936年关闭，地面工业广场变为一片废墟，地下井巷全被淹没，矿井彻底报废。1954年8月，燃料工业部正式决定恢复马家沟矿。排除矿井积水是复矿工程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项工程。王会宾主持了排水工程设计，在首先突击安装排水设备时，正值1954年冬季，他和工人一起冒着严寒在工地奋战，抢在年底完成排水管道工程和设备安装。在排水期间，他依靠群众，集思广益，制定出针对井下有害气体超标威胁工人生命安全的施工措施，保证了排水顺利进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排出井下积水800多万立方米，为开拓、掘进、修理、安装等后续工程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矿井提升是煤矿生产的重要环节，为扩大林西矿的产量，1956年3月1日开始5号井双箕斗提升井筒开凿。王会宾时任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工程设计和施工。该井井径6m，井深535.4m，施工中应用了表土段冻结掘进和高48m、重120t 井架整体吊装等在当时最先进的施工技术，大大提高了工效，仅用一年时间即建成投产。
王会宾的工作成绩和突出贡献得到领导和大家的称赞，他研制的装煤机曾在全国技术革新展览会上展出，他本人曾应邀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五一”观礼并受到朱德同志接见。1955年，他当选唐山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忍辱负重 自强不息1956年，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成立，为加速煤炭工业机械化的进程，煤炭工业部决定将设在北京矿业学院的矿山机电研究室划归该院领导，统筹安排煤矿机械开发研制工作。煤炭部领导于1957年初，调王会宾就任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矿山机电研究室主任。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成立的煤炭科研机构之一，作为院领导的一员，王会宾根据我国煤炭生产的实际需要，结合当时的人员结构和物质条件，参与确定了研究院的专业设置、主攻方向以及科研工作管理运行机制和科研工作程序，为我国煤炭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会宾坦率耿直的性格、忧国忧民的赤诚、连同对企业管理的某些真知灼见，铸就了他晚年的不幸。毫无遮拦的率直使他无法隐瞒自己的观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突然间，他成了“右派分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和市人大代表资格，由国家二级工程师降至五级半，安排到水力采煤研究室从事技术工作，他身处逆境，虽曾有过困惑，也萌生过绝望，但他毕竟是坚强的，最终并没有自暴自弃。
水力采煤是以高压水为动力的新型采煤方法，由于其投资少、见效快和安全高效等优点，到1960年，我国水力采煤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煤泥水的固液分离技术在水采的过快发展中未能及时获得突破，使得煤泥水到处泛滥，污染环境，淹没农田，是水力采煤存在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另外，高含水煤泥的脱水技术也是煤炭生产和煤炭加工发展的一个技术关键。王会宾，在认真分析研究后，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机械化，并多次在部、院有关会议上提出建议。建议被采纳后，煤泥清除机和煤泥火力干燥被列为重点课题。由王会宾主持设计，研制成功开滦—Ⅰ型桥式煤泥清除机，为选煤厂和水采井区处理煤泥水所广泛采用的平流式沉淀池的煤泥清除提供了连续挖运设备，可代替原来人工作业，既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又大大提高工效，加快沉淀池存储煤泥水的周转速度，有利于解决矿井煤泥水泛滥问题。在开滦唐家庄矿水力采煤矿井和徐州、淮南等煤矿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水力采煤的技术水平。该项研究成果获得1963年的国家创造发明二等奖。20世纪50年代末，煤炭部引进波兰几十台洒落式烘干机不适用于我国细粒度煤泥脱水，煤泥火力烘干课题的目标是改造这批烘干设备。王会宾作为技术指导参加这项研究，他设计了试验研究方案，解决两个技术关键：一是根据流体力学基本原理建立热气流的流动模型，通过反复的模拟试验，掌握了热气流在烘干炉内的运动轨迹，据此找到了最佳给料点。二是他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破拱防粘方案，试验证明效果良好，以此为基础研制出的破拱防粘机，后来成为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最早取得的专利之一。试验中，他不顾天冷体弱，坚持在露天现场指挥试验测定，取得大量可靠数据，保证了试验的质量。在半工业试验基础上改造的烘干机应用于开滦吕家坨矿、宁夏大武口和通化铁厂等洗煤厂的煤泥烘干，都收到了很好效果。这项研究的成功，为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以后多面煤泥火力干燥工艺及设备研究成果的获得奠定了基础。
时间在流逝，社会在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王会宾于1961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再加上科研工作连续获得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多次表示一定“要干出成绩再退休”。然而，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狂潮骤起，王会宾走投无路、求告无门，在屈辱愤懑、困惑迷惘和孤苦无助中，同40余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夫人李孟清一起于1966年9月17日，双双弃世，时年68岁。[1]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9年3月19日，王会宾被错划的右派问题得到纠正；1980年11月11日，唐山煤研所党委做出决定，推倒“文化大革命”初期强加给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一批曾和他共事的老同志以不同形式相聚，回忆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一些平凡往事，以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李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