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太康文学
基本概念
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为社会小康，文人多习惯于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觉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遍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基本特点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试举《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拟作比较如下：
△古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  太康文学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西北有高楼》陆机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陆机、潘岳其他的诗作，以及张华的《情诗》、《轻薄篇》、《美女篇》等，与此大多类似。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试以《猛虎行》为例，《猛虎行》古辞为：“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魏文帝、明帝的拟作也很简单（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一），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这首诗写自己在外行役的经历，虽然壮志难酬，仍不改“耿介”之怀。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三首，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  太康文学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中叙亡妻葬后，自己准备赴任时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腻，低徊哀婉。其二、其三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复。所以，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另如陆机的《招隐》诗、《悲哉行》及一些拟古诗也多偶句。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代表人物
潘岳潘岳（247年－300年），字安仁，故又称潘安。荥阳中牟（今河南）人，西晋文学家。任司空掾、太尉掾、河阳县令、怀县令、太傅府主薄等职。死于“八王之乱”，罪夷三族。
潘岳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据《世说新语》所载，潘岳每次外出，都会有不少女子向他的车子兴奋地投掷水果以示爱意，而故所谓“掷果”的典故就发生在潘岳身上。此外，成语“满载而归”亦来自此韵事。后来人们就以“潘安之貌”形容男子俊美。
其诗今存18首，其中《悼亡诗》三首为代表作。
一、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二、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盻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三、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奈何悼淑俪。仪容永潜翳。念此如昨日。谁知已卒岁。改服从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帱张故房。朔望临尔祭。尔祭讵几时。朔望忽复尽。衾裳一毁撤。千载不复引。亹亹期月周。戚戚弥相愍。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驾言陟东阜。望坟思纡轸。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蹰。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余。
潘岳“善为哀诔之文”，今存诔、哀辞、祭文等20余篇。明朝张溥辑《潘黄门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陆机  陆机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故世称“陆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实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生平陆机出身名门，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领兵与魏国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14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亡，陆机与其弟陆云隐退故里，十年闭门勤学。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陆机和陆云来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张华颇为看重，使得二陆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三张”指张载、张协和张亢）。作品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流传下来的诗，共104首，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其诗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赋今存27篇。散文中，除了著名的《辨亡论》，代表作还有《吊魏武帝文》。其文音律谐美，讲求对偶，典故很多，开创了骈文的先河。明朝张溥赞之：“北海以后，一人而已”。另外，陆机在史学方面也有建树，曾著《晋纪》四卷，《吴书》（未成）、《洛阳记》一卷等。南宋徐民臆发现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辑为《晋二俊文集》。明朝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陆平原集》。
评《太康文学研究》
西晋太康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出现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知名作家，钟嵘誉之为“文章中兴”。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阶段文学研究投入力量相当有限，以至许多重要文学现象未能给以充分解释，并且批判多于赞赏，少能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和评价。《太康文学研究》可谓填补了这个不足。作者显然将“太康”作为一个模糊概念，在研究时段上前后伸展，从而全面论述了西晋立国后40年左右的文学发展情况。太康10年，虽算安定繁荣，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纵观西晋历史，风波诡谲，充满了太多的变数。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作家们，人生很不平坦。
文学作为人学，在表现上应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魏晋又是人的个性精神高涨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观更趋自觉，在文学史上似更具承前启后的意义。太康作家们是比较富于继承和创新精神的，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也都给后来者很多启示。如傅玄为娱乐和为教化两种倾向在他的创作思想中并行不悖，“引其源而广之”的文体观念正体现了他在模拟中的求新意识。陆机的“缘情”说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抒情精神，“绮靡”说则追求文辞的艳丽与繁富，表现的是“为艺术”的创新精神。至于陆云“文贵清省”的主张，虽不代表当时主潮流，但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具有开拓意义，“清”更是在后来诗歌批评中成为常用术语。左思“美物者贵依其本”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文学思想，其主张和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文贵形似”审美思潮的发展。作者在对这些内容深入论述后，进而对太康“文品”的划分也颇耐人寻味：内在本质的“情多气少”、体裁范型的“袭旧弥新”、风格时尚的“绮靡工巧”，分析非常细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理想结合。
太康何以“文章中兴”？这是作者始终思考的问题，由此也颇见其历史的哲理眼光。“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二词在全书中反复出现。作者认为，诗性精神是自然抒发情感的精神，而文学精神是唯美精神，是“为艺术”的精神。表现在创作上，“质文相生，文情并茂，动人的内容与优美的形式和谐统一”是“强烈诗性精神与积极文学精神有机重合的经典之作”。每一个时代的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表现并不相同。与正史相比，“太康时代正是一个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普遍高涨的时代”，主要原因在于“‘任自然’思想是士人进退出处的行动指南，而‘崇有’意识恰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自觉”。具体考察，太康文学的“情多气少”，反映了作家们相应的诗性精神，而袭故弥新与绮靡工巧则体现了作家们积极高扬的文学精神。在太康作家群中，陆机实为集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于一体的典范。诗性精神、文学精神之概念虽并非作者首倡，但作者显然为这两个概念赋予了深刻含义和生机。作者对“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思考，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对太康文学现象的阐释，它对于进一步认识我国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我国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