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奕劻
生平
道光三十年（1850年），袭辅国将军。
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封贝子。
十年（1860年）正月，上三十万寿，进贝勒。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大婚，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十月，进封庆郡王。　
十一年（1885年）九月，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
十二年（1886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
十五年（1889年）正月，授右宗正。光绪大婚，赐四团正龙补服，其子载振头品顶带。
二十年（1894年），太后六十万寿，懿旨封庆亲王，权位渐崇，而庸碌无为。
二十四年（1898年），封世袭罔替亲王。
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庚子事变中，留京会同李鸿章与各国议和。
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仍总理部事；九月，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十二月，加其子载振贝子衔。
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如故；旋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解御前大臣以授载振。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奕劻初主军机时，袁世凯就用重金笼络，使之成为袁在朝廷中的内援。
三十四年（1908年），晋封世袭罔替庆亲王。
宣统三年（1911年），裁撤军机处，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组成庆亲王内阁；武昌起义后，竭力主张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袁世凯重新组阁后，任弼德院总裁。后配合袁世凯劝隆裕太后同意清帝逊位。
宣统帝退位后，与其子载振携巨资迁居天津英租界，后来又迁回北京西城区定阜街3号庆王府。
1917年1月28日，病死府中（一说青岛），葬于北京昌平庆王坟，谥曰密。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令，允许其子载振世袭庆亲王爵衔。
【注：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述当时清廷在为奕劻拟谥号，第一次被他所退，第二次溥仪父亲又送的谥号为“献”，溥仪坚决不肯，非要给“谬”、“丑”、“幽”、“厉”等恶谥，第三次南书房翰林们商议了一个“密”字，溥仪年幼认为还是恶谥方才同意的。】
家庭
清制王爵，正室封福晋，侧室封侧福晋。亲王最多只能有福晋五位（嫡福晋一人，侧福晋四人），而奕劻竟有福晋六人，地位特殊。嫡福晋博罗忒氏，总督裕谦之女。
长子庆亲王载振，大侧福普合佳氏生。生三子：长子溥钟，次子溥锐，三子溥铨；
二子镇国将军载搏，四侧福晋刘佳氏生；
三子载授，早夭；
四子未命名，早夭；
五子领头品顶戴载抡，四侧福晋刘佳氏生。妻子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生一子溥钰
六子载搢，早夭。
另有女儿十二人，其中第三女、第四女常陪伴慈禧太后游玩、照相。
评价
奕劻过去曾被认为是昏庸贪官。然而于推动清末新政比较积极，例如支持沈家本进行法制建设。
庆亲王世系
庆  奕劻像僖亲王永璘（1789-1820）
庆良郡王绵愍（1820-1836）
已革庆郡王奕彩（1836-1842）
贝子绵悌（1842-1849）
庆密亲王奕劻（1850-1917）
庆贞亲王载振（1917-1947）
奕劻与晚清政局
活动时期奕劻是晚清政坛上一个重要角色，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是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  奕劻[1]一幕。本文梳理了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相关资料，并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希望对全面认识这个人物有所助益。 
奕劻在义和运动时期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力主镇压、韬光养晦和议和谈判。力主剿杀义和团尚处于萌芽时期，奕劻就是该运动的直接关系者。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1896年，总理衙门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奕劻就是和德国公使海靖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注：《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被杀死，英国公使窦纳乐会见总理衙门大臣，要求清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他在给首相索尔兹伯理函中称：“我会见了总理衙门大臣们，并且用最严重警告的词句同他们谈话……我反复向大臣们指出：在中国处理此类案件中的高级官员们之前，这些暴行是不会停止的。”（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页。） 
此时，清廷却在上谕中指示各省办理教案，应“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地方官不应“误听谣言”，将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的“安分良民”，“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清政府的上述态度，各国公使十分不满。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同时照会总理衙门，认为上谕的措辞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13页。） 
有着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奕劻，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2月19日，奕劻领衔会奏，请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奏折请求朝廷：“申明旧禁，明降谕旨，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剀切晓谕，解散胁从，并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64页。）清廷根据奕劻等人的奏请，发布上谕，明确声明“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2页。）上谕发出后，山东、直隶的地方官开始贯彻上谕，发布禁止义和团告示，劝谕义和团解散，筹拨兵勇，以防范弹压。但义和团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被阻遏住，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前往总署要挟。三天后，五国公使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实际上，他们已经分别建议本国政府，派海军来中国北方海面示威。以后，总理衙门仍不断受到外国的压力，要求迅速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 
面对强大的外交压力和恫吓，5月22日，奕劻再次领衔上奏，请求拿办义和拳。奏折称：“京城使馆林立，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奉令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7页。）由于奕劻处于外交第一线，感受到的外交压力也特别重，多次的军事恫吓，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态度：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堂，访拿“匪徒”。韬光养晦1900年6月10日，内阁明发上谕：“端郡王载漪，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侍郎衔那桐，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注：《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四册，第17页。）佚名的《庸扰录》在评论新入署的四个人时说：“四人皆系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匪者。识者忧之。”（注：《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1页。）窦纳乐致索尔兹伯理函中说：“6月10日，官报宣布任命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三位满族官员在总理衙门任职，所有情报都表明端王是宫廷设立义和拳神坛的主要支持者……”（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早在6月6日，慈禧已经召集各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争论，主“抚”派逐渐占了上风。《拳乱纪闻》中，有一则“北京访事来电”：“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24页。）这则消息大致反映了主“抚”派占据上风的事实。 据窦纳乐说，在御前会议的当天（6月6日），“总理衙门的译员联芳前来看我，他常常作为庆亲王的使者进行活动。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谈起觐见的想法，说觐见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庆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们对镇压义和团的愿望”（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在会议的前一天，6月5日，奕劻和英国公使窦纳乐举行了一次会晤。窦纳乐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庆亲王和我会晤时，迅速作了例行的遗憾的表示，而在前一天的会晤时是如此明显  电视剧中的奕劻地没有这个表示的。但是，当他处理镇压义和拳问题的时候，他回答我的责难所用的语气，据我看来，意味着他心中同意我所说的话，而且他曾在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同样的看法，但毫无效果。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 
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85页。） 
正如前文所说，在6月6日，慈禧已经打定了招抚义和团的主意，奕劻知道不能直接和慈禧冲突，但又不能不提醒慈禧。于是，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俄国公使格尔思的函件，以奏折附件的形式呈给慈禧，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格尔思函中称：“如果贵国政府或偏庇义和团，抑或无力弹压”，“欧洲各邦必当设以绝计，以救其民……为救中国，必须片刻不缓，极切极严，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识之不法所为。”（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25页。）奕劻呈送的这个函件警告慈禧的目的十分明显，慈禧不会不明白。以载漪取代奕劻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个人事变动，反映了奕劻与慈禧关系的变化。此时的奕劻，虽未给予处分，实际上已被搁置到了一边。 
载漪、刚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在发给索尔兹伯理的一封信中也说：“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3页。）曾有载漪欲杀奕劻之说。（注：戚其章：《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连对奕劻向来宠信的慈禧，都威胁要杀他。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中记载：荣禄曾劝阻杀徐用仪等人，说：“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可见当时奕劻已和慈禧拉开了距离。普通的义和团成员把奕劻当成了汉奸，出现了有关奕劻的揭贴，其中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7月15日）张贴的“告示”名为“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1页。）就在张贴传单的当天，京师义和团杀死了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说：“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5页。）可见，清政府虽多次强调要“统率”、“钤束”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并不那么俯首听命，在这种气氛下，奕劻看到揭帖后的心情可想而知。 
从6月10日上谕令载漪主管总理衙门之后，奕劻只得暂时把自己的主张收敛起来。6月16日，慈禧召集御前会议，会上就对义和团的剿、抚及对列强和战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而奕劻却不发一言。当天散值后，袁昶又找到奕劻、载漪和荣禄，陈述“招抚拳会”政策之不可行，声称“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载漪听后“甚怒”，而奕劻“神色沮丧，无所言”。（注：《义和团》第一册，第337-338页。）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评论当时关于和战剿抚之争时，说奕劻、荣禄、王文韶是“恶匪党而不敢直言”。面对载漪咄咄逼人的气势，奕劻沉默了。6月17日，慈禧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事宜，奕劻又没有表态。6月18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会上，慈禧批准载漪请攻使馆之议。连平时不怎么发表意见的王文韶，都以“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之言出来反对，奕劻仍没有表态。当天，清廷决定派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会同奕劻、载漪及军机大臣会商有关“京师军务”一切事宜。（注：世续等：《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6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6月19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尽管奕劻“剿团和洋”的主张是一贯的，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奕劻并没有作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团的恐惧之外，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他圆滑、巧诈，城府很深。他决不会像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那样，冒着杀身之祸，去拼命直谏，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已决，已经听不进“剿团和洋”的意见，在他看来，一味蛮干，于事无补。他更不想去据理力争，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等待时机。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坚持他的“剿团和洋”主张，并做了一些牵制顽固派的事。当然，只要稍有压力，他就知难而退，又回到了沉默之中。6月15日，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袁昶上书奕劻，指出义和团“实属罪大恶极”，应“高悬赏格”，“格杀勿论”。奕劻当然是同意袁昶的观点的。当慈禧决定处死袁昶、许景澄以及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五大臣时，奕劻无疑也是反对的，然而，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救。《高枬日记》称：7月25日处决袁昶、许景澄前，荣禄求情没有获准，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奕劻说：“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欲获准，非徐（桐）、崇（绮）一言不可。”奕劻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性格暴露无遗。 
这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和使馆区内公使们进行书信往来，要求各国外交人员到天津“暂避”，回答公使们提出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疑问，向公使们介绍中国计划采取的保护措施，保证“万无一失”，等等。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作为，也难有其他作为。议和谈判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分两路自天津进犯北京。8月15日清晨，慈禧带着光绪及大阿哥溥儁等仓皇出逃。留京办事大臣昆岗等见“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至邸宅探寻多次”，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义和团史料》下，第688页。）8月23日，昆岗等又上了一个奏折，转达总税务司赫德的话：“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必须三日内请庆王迅速会晤，以安宗社而救百姓。”昆岗解释，这是因为“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亲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97页。）8月25日，李鸿章也上了一个奏折，声称“庆亲王、荣禄尤为各国所重，如已随扈西行，应请饬令星夜回京。”（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07页。）8月27日，赫德又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奏请皇上速行简派庆亲王来京议和，（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就在当天，上谕命“病滞怀来行馆”的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13页。）。 
9月3日，奕劻在英、日军队护送下回到北京。经过一系列交涉，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正式签字，为时正好一年。从和议开始到1901年2月底，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祸首”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奕劻在“剿抚”政策上，和载漪等人尖锐对立，要不是处事圆滑，有可能弄到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现在，作为全权代表，奕劻有清算顽固派的机会了。 
奕劻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召集留京官员开会。会上，“昆相（昆岗）起而言曰：‘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庆邸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在奕劻看来，“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拒绝代递徐桐遗折。（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义和团史料》下，第689页。）另一个“主抚”派人物礼部尚书启秀，在联军入城后被日军拘捕，因母丧被放假十日，“惟恐其逃逸，仍以绠系其一手，使人牵之偕行。启治丧已，往见庆王，庆王讽以微词，启不省，仍退而就禁。”（注：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314页。）启秀虽然“素有劝助团匪之事”，但实际上只是跟在载漪、刚毅之后的附和者，本希望奕劻能帮他开脱，没想到却被冷潮热讽，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是，对“祸首”董福祥，奕劻却是另一种态度。虽然奕劻、李鸿章在奏折中如实报告了各公使认为董福祥“实为罪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92页。），实际上，奕劻并没有把董福祥和载漪、刚毅等人同等看待。他在给荣禄的信中说：“弟极知星五公忠素抱，深得秦陇民心，如此良将，雅宜加意护惜，奈各使成见胶执，难以理喻。”（注：《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7页。） 
可见，即使同是“祸首”，奕劻对政敌和非政敌的态度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