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自由谈
简介
【自由谈】是《申报》的著名副刊。1911年8月24日创刊。王钝根、吴觉迷、陈冷、周瘦鹃、黎烈文、张梓生、黄嘉音、王任叔、卜少夫等先后担任主编。创刊后一直以刊载低级趣味性文字为主。1932年12月1日至1934年5月9日，该刊由黎烈文主编期间，锐意革新，内容偏重杂文、短评等民主、自由言论，请鲁迅、茅盾、陶行知、巴金等撰写文章。1935年10月31日一度停刊，1938年10月10日复刊，1949年5月终刊。
黎烈文与《自由谈》
[1]《申报》副刊《自由谈》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副刊之一。1932 年底,《申报》总经理、中国“报坛巨子”史量才借《申报》创刊60 周年之际,对《申报》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大胆启用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编辑黎烈文任《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以激进的编辑方针,团结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一大批进步作家,《自由谈》面貌由是焕然一新，内容偏重杂文、短评等民主、自由言论，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多方位构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使《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他的继任张梓生也传承了他的编辑思想和风格。《自由谈》作为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载体——同时也是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传播载体,在满足上海市民精神文化消费需要的同时,也以报纸所特有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传播功能影响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
鲁迅与《自由谈》
夏衍曾说过,黎烈文成功主办《自由谈》,就是靠抓住了一个鲁迅。的确如此,这时期鲁迅撰写的杂文成为《自由谈》的一面旗帜。这些文章,后来被鲁迅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文集。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出于时事的刺戟”，而“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
《申报》1933年1月30日载《逃的辩护》一文，这是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第一篇杂文，署名何家干。全文如下：[1]
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申报》1933看5月19日载《天上地下》一文，部分如下：[1]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释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 ……
茅盾与《申报·自由谈》
现在一提起《自由谈》，人们马上会想起鲁迅先生，想起他对这个副刊成长所付出的劳力。这一点无可置疑。不过茅盾先生的功绩也不小，鲁迅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就是将茅盾和自己并提的。《自由谈》改版之初，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那篇《编辑室启事》说：“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提的也是两个人。国民党文人甚至说鲁迅沈雁冰垄断《自由谈》，可见茅盾先生在《申报·自由谈》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迹，而茅盾先生的文章在反映旧上海都市文化方面也有着其独特的一面。
《申报》1932年12月27日载《"自杀"与"被杀"》一文，这是茅盾先生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第一篇杂文，部分如下：[1]
…… ……
我是诅咒自杀的。然而对于这位痼疾者的自杀，我却只有感动了！难道我们能够非议这样严肃的人生态度么？假使他没有那不可医的痼疾，那他一定是非常勇敢的生活斗争的战士罢？假使一个民族有那样严肃的人生态度，这民族一定是不可侮的罢？ 
有这种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的，也不仅是日本民族；我不过随手举了一个日本人的例。并且我们也不可以误会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的武力侵略就和日本人民此种严肃的人生态度有什么因果关系。不是的！那完全是两件事！但是反过来说，没有此种严肃的人生态度的国民，却不免要弄成受人侵略而不敢抵抗，常常呼号国耻而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我们社会内号称中坚分子的一般中等阶级就是最缺乏那样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所以复兴闸北灾区的资金要用奖券的方法来募集，所以救济东北难民要开游艺会，要用电影明星舞女名妓来号召！所以在冰天雪地中对日本帝国主义抵抗的，只有向来被贱视的穷苦老百姓了！ 
严肃认真，丝毫不肯苟安的人生态度！不能够堂堂地做一个于社会于人类有用的人，那还不如死了罢！不能够堂堂地过合理的人的生活，那还不如拚了命罢！这应该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信条！ 
因为醉生梦死的人即使他不肯"自杀"，迟早要"被杀"！
其他重要作家与《申报·自由谈》
除鲁迅与茅盾在《申报·自由谈》上驰骋的主将外，郁达夫、徐懋庸也给《自由谈》写了不少精美杂文。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郑振铎、老舍、巴金、风子（唐弢）、陈子展、臧克家、田间、张天翼、靳以、柯灵、李辉英、郑伯奇等。
《申报》1933年2月25日载郁达夫文章《一文一武的教训》。全文如下：[1]
中国在最近又接着了两位外国导师的教训，一位是文的，一位是武的。
文的，当然是那位油嘴老翁萧伯纳。他在北平对新闻记者说：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在打着仗的。他又说，长城是无异于平常的矮墙了。 
武的，就是新近攻进热河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炮和飞机。这些大炮和飞机，也在笑着对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真客气，对自己的老百姓真太不客气。东三省一让几千几万里，现在这热河，等你们的战时公债弄到手，后援慰劳金收集起来之后，少不得又要退让的。长城一道，本来是筑以防外国的来侵的，现在却作了外国人的堡垒和界线，总算是中国人替外国人费力筑成的防御工事了。 
一面想起在所谓国难期中的山东，四川，贵州的战争，真不得不令人佩服，佩服这两位外国导师的教训的确切。末了，我只好来抄两句改两句旧诗，以表彰我大中华民族的进步。 
改《诗经》：兄弟阋于墙，外迎其侮。 
抄人嘲李鸿章翁同和诗：宰相合肥天下瘦，军机常熟庶民荒。 
改昔人咏长城诗：秦筑长城比铁牢，当时城此岂知劳，可怜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战壕。
《申报》1932年12月1日载林语堂文章《秋天的况味》一文，部分如下：[1]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的一弹，烟灰静悄悄的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中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
…… ……
《申报》1933年6月29日载徐懋庸《“艺术论”质疑》一文，全文如下：[1]
鲁迅先生的译文，据说是不容易懂的。但我近日读他所译的《艺术论》，对于下一节文章，是敢于自信，百分之百地懂得了的。
这是其中所引旅行家巴敦的《东非洲诸大湖游记》中的一节，文云：“瓦仰安提族的黑人们，经过敌对他们的种族所住的部落旁边时，为要不因自己的模样，激怒他们，便不带武器。但在自己的家里，他们却全都武装起来，至少，也带着棍子。”
《艺术论》的作者蒲列汗诺夫引了这例子，以说明达尔文所说的“对立（Antitheses）的根源”，即他自己名之曰“矛盾的冲动”的。他还加以解释道：“瓦仰安提的黑人，在非武装不可的时候，却解去武装，乃是向敌人表示：我远离了关于自卫的一切思想，我完全相信你的宽仁。”
我之看懂这一节译文，并非由于这节译文特别易懂，而是因为这节文学所说的事实，就在眼前，过于亲切，所以使我恍然大悟。
然而，我疑心鲁迅先生的译文，有几处错误。所谓“非洲”，我以为当作“亚洲”，“黑人”该是“黄人”，至于“瓦仰安提族”，则当意译为“汉族”。
这译本，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则这错误之责，也许当由日译者负之；不然，便是蒲列汁诺夫弄错的；再不然，则是巴敦先生记错，或有意为“汉族”讳。
要是再不然，那么，难道非洲的黑人中，真有“瓦仰安提”这一族，而且这一族与亚洲的黄人汉族，在进化的过程上，竟有什么渊源么？
《申报》1933年9月15日载老舍文章《励友人书》，部分如下：[1]
狗本食肉之兽，不得已乃改而吃粪，意识不能决定生活状态，而生活状态实决定意识的形式：虽马克司复生，不易吾言哟！
我们的字典上没有“耻”字。耻是抽象的，面包与女子是具体的。不信，你要为国难发愁而七日不食，耻则耻矣，可是你那个“象”即被阎王抽去，这是玩的吗？反之，你舒舒服服吃点喝点恋点，身胖因而心广，人说你是亡国奴，你正自肥头大耳朵，哪个更近于生命的真实？在生命上，小事是一 切：大事根本没有一件。记住了这个，高明的你。以脸说吧，它是为有人说你的大衫不漂亮而红的；难道日本人打了南京几炮也值得红脸？南京又不是你的私产——自然你若在那儿有处小房便另一个说法了。就是别着急，瞎混着比什么也强。
…… ……
其他文体作品与旧上海都市文化
《自由谈》刊载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民歌、漫画等文艺性作品,这些作品通过文艺的方式,对广大市民进行现代性意识的教育,拓宽了他们的眼界,促进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申报》1934年3月14日载陈璐民歌《妹妹送哥哥》，部分如下：[1]
红絮裤，绿里子，比不得娘家做女儿；娘家睡到早饭熟，婆家等不到鸡子啼。锅里烧饭瓦里蒸，哥哥来了正相亲。心想留哥吃顿饭，问声公婆不作声。一送送到大门门口， 拉到哥哥一只手； 一送送到篱笆下，拉着哥哥说阵话；一送送到菱角塘， 菱角开花白洋洋； 一送送到斑鸠窠， 斑鸠向我笑呵呵。
《自由谈》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得到读者的热情褒扬。但在这一面看好的同时,一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另一面的贬抑。为了保住这块绿洲,黎烈文等与旧势力尤其是针对国民党的压迫、陷害,进行了曲折顽强的斗争。但由于黑暗势力过于强大,黎烈文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1933年5月25日,他刊出一条《编辑部启事》:“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尽管少谈大事,不发牢骚,黎烈文在主编《自由谈》仅1年零5个月后,还是被迫辞职了。张梓生接任主编后,仍继续刊登进步作家的作品,另增加了一些散文、小品。国民党除加紧文字检查外,还利用特务小报制造谣言,威胁张梓生。1935年10月31日,张梓生登出《自由谈》停刊启事并辞去主编职务,这个创办24年之久的著名副刊最终被迫告终。华文报刊文献《申报》详细记载了《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