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之龙
人物生平
  李之龙签名照
李之龙（1897—1928），字在田，号赤显，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897年12月10日）出生于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杜窑乡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随父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小读书，1911年毕业。 
1912年秋，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班，不久，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年仅16岁的李之龙，于1913年7月随其四叔李国良赴江西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起义，起义失败后，李之龙回校复学，旋因参加“反校长争民主”的学潮而被学校开除；李之龙又考入武昌高等商业学校，但因家贫无力负担，仅学一年即辍学；1916年秋，李之龙考入烟台海军学校，立志为建立中国海军，保卫祖国海防奋斗，在校期间，李之龙非常关注国内局势，先后组织同学集会声讨张勋复辟和发动同学、校工、士兵等上街游行，声援五四运动，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1年，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董必武，陈谭秋，回武汉参加革命活动，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教武汉中学和河南陈州中学；1923年2月，参加“二·七”大罢工遭湖北政府通缉。同年7月，由谭平山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初，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旋奉调广州任前苏联顾问鲍罗廷英文翻译，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二队。7月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他又以学生代表担任第一届执委。执委5人中，除蒋介石和陈复外，李之龙、金佛庄、严凤仪均为中共党员。10月参加平定商团叛乱。11月毕业后留军校政治部工作。
1925年1月，李之龙与陈赓、蒋先云等组织血花剧社，任社长，创作并主演话剧《新时代》。2月，和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学生军教导团营党代表，因表现出色，10月调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海军参谋厅厅长，授少将军衔。1926年1月，海军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国，李之龙升任代理局长，并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后又兼任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黄埔一期学生中最早佩戴将星肩章的，也是中共党员中最早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人）。
1926年3月18日，李之龙奉命于19日调宝璧、中山二舰开赴黄埔门前备用，20日，发生了所谓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将李之龙逮捕关押，后将其释放，但被撤销职务；4月14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将汉口的民间游乐场所新市场改为中央人民俱乐部，命名为“血花世界”，国民政府任命李之龙为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不过，陈独秀、张国焘等拒绝给他恢复党籍。
就在李之龙为未能恢复党籍苦恼的时候，蒋介石派人去武汉找他，希望他能“迷途知返”，直到“四·一二”事变前，还发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李之龙在中央人民俱乐部主办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揭露“中山舰事件”真相，公开痛斥蒋介石。
宁汉合流后，李之龙在武汉秘密组织新海军社，从事兵运运动。随后潜往上海，企图策动中山、宝璧、自由等军舰的起义；不久潜往广州，以港商身份从事海军兵运工作；未几，李之龙身份暴露，被迫东渡日本。[1]
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乘坐法国邮轮经香港秘密回到广州，准备继续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一下船就被特务发现，当晚深夜特务包围了李之龙在豪贤路136号的住所，再度被捕。
次日，蒋介石得知李之龙被捕，立即打电报给主持广州“清党”的李济深，命令把李解往南京。李济深接电后，打电话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叫他将李之龙押送到自己的司令部来，但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判处李之龙死刑，于2月8日将其在红花岗执行枪决。
临刑前，李之龙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里面说道：“我革命的义务现在结束了，不要悲伤。希望你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2] 
人物相关
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3]1926年3月18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事后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司令蒋介石竟一反常态，派兵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软禁了国民党党政军一把手汪精卫，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自李之龙任海军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后，最为不快的是一心想当海军局长的海军学校校长欧阳格。1926年3月18日，他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转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求海军局迅速派两艘军舰开往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签发调令，让宝璧、中山二舰舰长执行。19日，两艘奉命停泊在军校大门前，开火待命。下午，因苏联顾问团要检阅舰队，李之龙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中山舰可否返回广州，蒋介石这才得知中山舰停泊在黄埔。“昨天晚上军校驻省办事处欧阳格主任要的舰，说是奉校长面谕。”听到这里，蒋介石说：“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李之龙有些不明白，但既是校长亲口答应，于是吩咐作战科长邹毅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发电报，命令中山舰即刻返回省城。下午约6点30分，中山舰回到广州。事后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一个阴谋，于是李之龙的命途多舛了。
关于中山舰这次不寻常的调动，海军局两名值日官留下了这样的历史记录：十九日上午七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于是日七时出口。七时三十分，中流砥柱来电：宝璧兵舰于是日六时出口。下午六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入口。六时二十五分，江防司令报告：中山兵舰入口。
1926年  ”中山舰事件“时期的蒋介石3月19日深夜，准确地说应该是20日的凌晨，李之龙和新婚妻子潘慧勤在广州城文德楼（在今文德东路）突然被逮捕。与此同时（20日），陈公博乘车到汪精卫住宅商讨对策。后来，到汪宅的还有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和李济深。汪精卫因患病在家，谭延闿将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递上，信大抵是说共产党意图谋乱，情况万分危险，他不得不负起责任来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3月21日（一说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宅举行，商讨事件善后问题。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吴铁城、谭延闿、伍朝枢等出席。汪精卫仍然满脸病容，蒋介石则是沉默寡言，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查办李之龙等不轨军令，限制共产党活动，敦请苏联召回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的军事顾问季山嘉，并讨论如何停止省港大罢工，会上还决定要汪精卫暂时休息。会后，汪精卫以肝病复发为由，隐居在逢源大街63号（今宝源路205号）陈耀祖宅，再不见客。5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全会召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曾说过：“若要3月20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的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王柏龄也说：“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知之，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亦谓如果要知道此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引来各方的震惊：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知道后，主张对蒋要强硬一些。毛的意见却遭到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双方争论之下毫无结果，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马上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结论是：无论事件起因是什么，都应采取让步妥协的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会议还决定由张国焘代表中央到广州处理事件。
4月6日，张国焘来  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舰事件（封面）[4]到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处理“中山舰事件”的指示。4月8日，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不要相信谣言，中共会支持他。
同一天，蒋介石摆出姿态，将欧阳格、陈肇英等人免职，扣押虎门，4月14日，李之龙获释。
1938年，中山舰在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保卫战中，被日机击伤，沉没于金口长江段，1997年才打捞出来，现武汉江夏区建有“中山舰旅游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的研究，“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蒋介石当时并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之说不能成立。蒋介石日记表明，他当时听到中山舰调动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掉他”或者“赶他”。鉴于当时国民党内汪蒋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很有可能是主要对付汪精卫的，当然作为后果，同时也打击了共产党，而李之龙也成为这场误会的“受害人”。[5]脱党疑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李之龙遗孀潘慧勤、儿子李光慈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追认李之龙为烈士。
在此之前，1949年上海解放后，李之龙两个弟弟李之骥、李之鸥撰写了《李之龙简略》呈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50年又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之约撰写了《李之龙烈士传略》。
1951年12月27日，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指示武汉市民政局“李之龙是否为了革命而死，抑为叛徒，尚有待继续了解。”同时，中南民政局向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总理、武汉市市长吴德峰等人发函，请求提供相关证明和意见。
1952年9月4日，中南民政局正式复函武汉市民政局，内称：关于李之龙是否可称烈士一案，前经周总理、董副总理函电证明，及吴德峰同志口头证明：李之龙于被捕后曾登报申明悔过脱离我党，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故不能予以烈士称号，其家属亦不能予以烈属待遇。特此批复。
周恩来、董必武所提供的证明，最后决定了李之龙是否是革命烈士，抑或是革命的叛徒的结论。周恩来是李之龙在黄埔军校的直接领导，董必武是李之龙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后又在武汉中学共事，加上两位建国后在中共的地位，他们的意见当然是最权威的了。
之所以否定李之龙的烈士资格，其原因主要集中在3点：
第一，李之龙被捕与中共无关；“中山舰”事件事发当天，李之龙在广州寓所被捕，尽管其身份是共产党员，但他当时却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致蒋介石的信中提到：“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周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计划劫持他到中山舰，然后北上送到苏联去软禁的一个阴谋。蒋介石在1926年6月28日总理纪念周上的训话中，也公开表示过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当然包括周恩来同志，认为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他的被捕自然也与革命无关。 第二，李之龙被捕后的脱党情节；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中南民政局函调证明时，确认李之龙在被捕后有脱党叛变情节，其主要依据是1926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曾刊有《李之龙启事》，其文曰：兹为避开纠纷，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蒋介石于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及要求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后，据周恩来回忆，在蒋任军长的第一军中，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250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李之龙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作出了退出共产党的决定，实际上也为其死后未能被追为烈士埋下了最沉重的伏笔。
第三，李之龙被杀并非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至于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中南民政局函调证明时所提“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是因为李之龙在宁汉合流后组织海军兵运，并不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革命活动，因而其被杀纯为其内部矛盾所致，与“革命”无关。
1952年中南民政局否定了李之龙作为革命烈士的结论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史界及李之龙家属对于李之龙的“变节”、“脱党”问题多次进行了重新调查和论证，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吴玉章、聂荣臻和当年黄埔第一期学员李奇中、原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早期广东工人运动领导人谭天度等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说明“李之龙没有叛变行为”，而事实存在的《李之龙启事》却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历史鸿沟。[3]
人物贡献
楚剧改革李之龙的名字是与“中山舰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不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楚剧迷，并为楚剧改革作出过极大的贡献。
“楚剧改革第一声”著名汉剧史学家扬锋在1956年6月回忆说：“楚剧有定名以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启发和社会风气的陶熔，力图改良，改旧有的‘帮腔’形式采用丝弦，无论原有的‘近腔’、‘悲腔’等都改用胡琴托腔，并采用汉调的西皮、二簧，以及京剧流行的其他腔调揉合应用。所有打击乐器，也都采用京、汉两剧的‘锣鼓经’，比较显得规模气魄，都与以前花鼓戏时代迥然不同了，这都是它进步的明证。”扬锋所说的楚剧这一系列改革，其发起和领导者就是李之龙。
李之龙早在少年时代就热爱戏剧事业，成年后他常言：“枪炮只能攻城，艺术可以攻心，搞戏剧工作就是革命。”他认为：因为楚剧以通俗的演唱方式去反映平民的生活和社会问题，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李之龙从人民大众的文化娱乐需要出发，从革命宣传的社会功利出发，决心发动并指挥这场被誉为“楚剧革命第一声”的运动。历代封建统治者均视花鼓戏为“淫戏”，“有伤风化”，李之龙愤怒痛斥这种谬论，他指出：“什么‘有伤风化’这个狗屁，是我们听惯了的一些腐败蠢物拿来反对男女同学的口头禅”。他热情肯定楚剧“稍有一二描写性爱问题的剧本，遭人骂为花鼓淫戏”，这是“因小故埋没了长处”，“楚剧在戏剧上的地位与《红楼梦》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样”。1927年1月，李之龙通过同乡楚剧艺人黄黑苟与楚剧天仙班的艺人李百川、陶古鹏取得联系，热情支持楚剧进入血花世界（现民众乐园）。接着，他力排众议，以公开招标方式使楚剧进化社以每月1200元包银中标。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一），以陶古鹏、李百川为首的天仙班，走出租界以楚剧进化社的名义在血花世界二楼首场公演。演出的广告标为“革新楚剧”。历代官府对楚剧艺人的禁锢终于被打破。很快，租界外的满春戏园、美成戏园、长乐戏园和老圃游艺场也相继邀请楚剧班去演出，而且观众异常踊跃。李之龙借助民主革命的浪潮，促使楚剧获得了在汉口“本地街”（租界以外的市区）公开演唱的合法地位，也因而赢得了楚剧改革的第一个胜利。
为了提高楚剧艺人的文化素质，李之龙于同年3月组织成立了“楚剧进化社演员训练班”，亲任主任。他邀请社会名流分别为训练班100多名学员讲授各种文化艺术知识。他本人讲授《演员的修养》。他在讲授中强调演员要注意人格修养，求艺术的精进，要把楚剧的演出看成是宣传革命、教育平民进步的需要，不可只顾赚钱吃饭。在李之龙“提高楚剧剧员人格与生活待遇”的主张下，楚剧艺人先后参加了慰问北伐伤病员、声援上海罢工工人、救济灾民等多项义演，并与苏俄姊妹歌舞团、京汉名伶同台献艺。这些活动，扩大了楚剧的声誉，提高了楚剧的社会地位。剧目整理李之龙十分重视楚剧剧目的整理，他主张发扬楚剧长于表现社会问题的优势，更多地反映妇女与婚姻问题、大家族制度问题、遗产继承问题、纳妾蓄婢问题、童养媳问题等，不要一味模仿京、汉剧，照搬大剧种的剧本。他鼓励艺人述录和整理楚剧传统剧目，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
他还组织人对传统剧目《董永卖身》、《吕蒙正赶斋》、《小媳妇回娘家》、《玉莲汲水》、《张朝忠》、《乌金记》等进行了整理。同时改编了一些文明新戏的剧目，如《南归》、《农家乐》、《征妇认尸》、《中秋画饼》等。从楚剧革命到革命楚剧这一时期，李之龙亲自改编了《小尼姑思凡》、《吕蒙正泼粥》等传统剧目，并投入舞台排演的艺术实践。
1927年3月22日，由李之龙改编、导演的《小尼姑思凡》正式在血花世界大剧场演出。楚剧名伶李百川、张桂芳、沈云陔、段殿坤等应邀轮流演出，展开艺术竞赛，并邀请各界名流评比。演出时将改编的剧本印赠观众，藉以扩大楚剧的影响。[6]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董必武、总主笔茅盾）连续7天刊登是剧演出广告，誉其为“楚剧革命第一声”，“平民艺术革命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