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光英
个人履历
  王光英与刘少奇（右）1938年至194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  王光英1942年至1943年任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1943年至1949年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1949年至1956年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1954年公私合营），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1956年至1980年任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河北省主委、天津市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1979至1982年任天津市副市长。1980年后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第三届民建中央副主席、天津市委主委。  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名誉理事长题词[1]1982年调北京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1983年组建光大公司，并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名誉会长、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12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副主席。1989年离开光大公司。1990年12月当选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10月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名誉主席。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1995年11月起任首届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1995年12月被推选为第六届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1996年3月任首届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1997年5月当选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1997年11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八届名誉主席。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当选为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名誉理事长。1999年7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99年10月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七届名誉副会长。 1986年在香港获比利时国王授予的皇冠勋章，同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人物生平
  王光英喜爱音乐、京剧。
在中国当今的国家领导人中，有一位出身民族资产阶级，数十年来被海内外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光英。
王光英生于“五四运动”爆发那年--1919年的农历7月17日。他的父亲王治昌是民初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政治上属于革新派，因不能忍受北洋军阀丧权辱国，于北伐战争前一年息影京门，不再做官；抗战中，他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受到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赞许。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早在五四运动前就要求妇女从封建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最早的学生。她曾有三位亲友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一起在军阀的绞刑架上就义。她养育的十一个子女中，有六个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其他几个也都是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
王光英从小爱好激烈的运动——冰球和橄榄球。冰球就其速度和刺激性而言，被称之为“勇敢者的运动”。1938年至1943年，他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过一年助教。他的同学中有许多工商业家的子弟，有的家庭开了多家工厂。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就有工厂请他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而不需投资。于是，他成了王家诸多兄妹中唯一的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 
1944年，王光英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近代化学厂。这是一家中小型工厂。正值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形势非常酷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在这些军需物资中，也包括了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来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因为爱国，他后来还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牢。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在稳定和发展工商业方面，王光英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许多工商业者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共产党会像对待地主一样斗争清算资本家，纷纷关厂关店或者外逃；也有一些工人要瓜分工厂瓜分商店搞“共产”；再加上有的干部也有“左”倾思想，致使一个天津就有几十万人失业，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近百万人生活无着落。1949年春节，王光英趁王光美偕刘少奇第一次回家省亲的机会，向刘少奇反映了工商业的状况和工商界人士的疑虑。刘少奇很重视这一情况，他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于当年4月来到天津，接连对工人、机关干部、内外贸干部和工商业者作了十多次讲话，向大家讲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私营工商业还有它的积极作用，可以在国计民生与和平建设方面作出很多贡献，因此两个阶级之间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共同语言。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津讲话”。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天津市面，人心顿时安定下来，许多工厂重新开工，商店重新营业。
1955年末，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该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改造问题。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身体力行，积极带头投入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经过这场热潮，他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他也从原来的资本家变成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半公家人”。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总理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总理的示意下向伏罗希罗夫敬酒，伏罗希罗夫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旁风趣地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十年动乱中，由于与刘少奇的亲属关系，王光英被捕入狱达八年之久，受尽磨难。拨乱反正之后，他曾经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天津，他还担任过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中，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搞了  王光英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如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等。光大公司还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其中较大的是53层的京广大厦。光大（集团）公司有成百家企业，王光英自己并没有钱，这些企业、工程、大楼，可以说都是“借劲使力”，白手起家的。王光英说：“如果只凭王光英三个字，那是不值几文钱的。我不是魔术师，我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背后靠着万里长城--12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光大公司在国际上很有声誉，拥有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政部长康纳利和米勒，奥地利王子克里斯蒂安·德·巴尔，比利时王子阿尔伯符，泰国副总理披猜等等。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时，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便是王光英。竹下登对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其中对光大公司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1993年，75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名字由来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王槐青入阁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 
谈王槐青，不能不谈他的外交生涯。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平，他的  王光英政治态度，而且还关系到他的家庭、子女，尤其是关系到几十年后王光英和王光美的政治命运。 
也许由于王槐青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又主管中国的经济，因而在北京政府时期，他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人们很难设想，王光英、王光美这对兄妹的名字，竟会与那两次会议有关。 
有一次，王光美同人谈到她和王光英兄妹二人名字的由来。她说：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适在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难以料想到那两次触景生情，日后会给这对儿女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十年浩劫，造反派把这两个名字说成一个是光照英国，一个是光照美国，而英美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做父亲的梦想子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巴黎和会是在1919年1月举行的，王光英的生日是该年农历7月。时隔半年多，为什么王槐青还滞留在伦敦呢？ 
原来，当时北京政府迫于民愤，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继续交涉山东问题。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和顾维钧、王正廷。王槐青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其职衔是特命全权公使。由于当时中国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所以巴黎和会所触发的五四运动，爱国反帝的民众所愤怒声讨的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人都是亲日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前者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两人先后任驻日公使)，而不是上述三位全权代表。
个人宣言
1952年，王光英妻子参加“土改”回来就进了天津市民建工作，这是  王光英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王光英和家人也非常支持，遇到问题时，王光英会帮我出主意，有时也会提意见。“文革”期间，王光英被关在秦城监狱，妻子从当时全家仅有的12元的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给他买点好吃的，而在每次探监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互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探监也成了光英生存下去的某种力量，而这也正是我和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1975年，王光英走出秦城监狱，没有立时恢复工作，在家里当起了专职炊事员，这一干就是3年，直到恢复工作。当时我在天津政协做文史资料整理，事情非常繁琐，光英心甘情愿地担当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他说：“小应给我做了一辈子的饭，我这3年算是一点回报吧！”这3年间，他的烹饪技术大有长进。当时，正逢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为了防震，大家都住在街上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做饭也都在街边，用一块竹帘子充当门的功能。于是，经常有人掀开我家门帘，笑着说：“国舅又做饭呢！”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说“连天气都会有阴晴，更何况人生呢”！所以，只要相信党、相信“早晚都会好的”，家人能在一起，前景就是光明的。
钻婚秘诀
秘诀一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王光英夫妇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历经了许多波折，但不管什么时候，她们都会彼此支持，相互鼓励。王光英在监狱时，妻子牵挂他；王光英在香港创业时，妻子鼓励他、支持他。妻子带着孩子独自生活时，王光英心疼妻子。妻子上班时，王光英帮助她。他们是人生最好的伴侣。 秘诀二是有共同的爱好。王光英的兴趣非常广泛，从京戏到滑冰，由静到动，统统喜欢。夫妻共同爱好多了，话也就多。到现在，他们们老了，仍会一起看戏，甚至是电视剧也都追着看。
秘诀三是生活习惯相同。妻子和王光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连吃饭的口味都相同。现在王光英仍喜欢吃妻子做的饭。尤其是她最拿手的酥鱼。
除了上面三点，王光英夫妇他们还有的秘诀就是要用快乐、宽容、温暖的心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创业过程
王光英从小爱好激烈的运动——冰球和橄榄球。冰球就其速度和刺激性  王光英而言，被称之为“勇敢者的运动”。1938年至1943年，他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过一年助教。他的同学中有许多工商业家的子弟，有的家庭开了多家工厂。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就有工厂请他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而不需投资。于是，他成了王家诸多兄妹中唯一的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 1944年，王光英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近代化学厂。这是一家中小型工厂。正值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形势非常酷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在这些军需物资中，也包括了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来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因为爱国，他后来还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牢。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在稳定和发展工商业方面，王光英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许多工商业者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共产党会像对待地主一样斗争清算资本家，纷纷关厂关店或者外逃；也有一些工人要瓜分工厂瓜分商店搞“共产”；再加上有的干部也有“左”倾思想，致使一个天津就有几十万人失业，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近百万人生活无着落。1949年春节，王光英趁王光美偕刘少奇第一次回家省亲的机会，向刘少奇反映了工商业的状况和工商界人士的疑虑。刘少奇很重视这一情况，他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于当年4月来到天津，接连对工人、机关干部、内外贸干部和工商业者作了十多次讲话，向大家讲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私营工商业还有它的积极作用，可以在国计民生与和平建设方面作出很多贡献，因此两个阶级之间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共同语言。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津讲话”。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天津市面，人心顿时安定下来，许多工厂重新开工，商店重新营业。 1955年末，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该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改造问题。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身体力行，积极带头投入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经过这场热潮，他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他也从原来的资本家变成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半公家人”。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总理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总理的示意下向伏罗希罗夫敬酒，伏罗希罗夫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旁风趣地说：“您拥抱  王光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十年动乱中，由于与刘少奇的亲属关系，王光英被捕入狱达八年之久，受尽磨难。拨乱反正之后，他曾经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天津，他还担任过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中，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搞了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如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等。光大公司还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其中较大的是53层的京广大厦。光大（集团）公司有成百家企业，王光英自己并没有钱，这些企业、工程、大楼，可以说都是“借劲使力”，白手起家的。王光英说：“如果只凭王光英三个字，那是不值几文钱的。我不是魔术师，我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背后靠着万里长城--12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光大公司在国际上很有声誉，拥有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政部长康纳利和米勒，奥地利王子克里斯蒂安·德·巴尔，比利时王子阿尔伯符，泰国副总理披猜等等。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时，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便是王光英。竹下登对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其中对光大公司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其他信息
1993年，75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了研究制定各项法律，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王光英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道路，使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他用了很多时间视察各项法律的执行状况，足迹遍及全国。他还尽自己的最大可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开展各种有益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益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益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动。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博览会上，使各界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年事愈高，王光英的工作愈忙。据统计，他曾经在一个月里，就参加了19次外事活动，会见了14个国家的18个代表团和个人。这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每个‘轮回’都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新朋友，因而每经过一个‘轮回’我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更大……”
收藏-笔筒
王光英爱收藏艺术品。他的住宅布置得像座微型艺术馆。连  王光英花园或过厅的一隅之地也不放过，客人总能看到某个角落里放着一尊石像或鹰的木雕，好像天生应该放在这里才相配。有位记者曾为此做过专访，称之为富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能引起人们创作灵感的收藏品，一只花180元买的香炉，能使一位70多岁的老人得到孩童般的快乐。汉代的雄浑，唐代的华丽，是中国艺术史的双璧，两者在王光英的收藏中都有。有尊石雕力士坐像，汉朝的，把巨大的方石用双手举在自己的头顶，表情凝重，显示其钢筋铁骨，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压力能压倒他。1997年12月，王光英夫妇把一方龙虎画像石捐献给国家历史博物馆。记者闻讯云集。这类画像石源于东汉，用在王公重臣墓穴的门楣上。据专门研究龙虎画像石的学者说，过去发现的都是龙虎斗，惟独这一块是龙虎在亲吻。这位专家认为，按古史阴阳志，天降奇石，是国家的祥瑞。 
在王光英的收藏品中，有一只造型古朴、名贵的汝窑笔筒。这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托人送给王光英的，同样的另一只送给了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人懂其涵义：笔筒者，必通也，表示了海峡两岸必相通。这以前，王光英与辜振甫彼此知道但未见过面。由王光英担任会长的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组织的少儿京剧团赴台湾演出，小演员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台湾。演出圆满结束后，辜振甫特意将这只笔筒请演出团团长捎来赠送给王光英。
报导
1994年4月，《中国体育报》有一位记者访问王光英。记者对这位75岁的红色资本家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敏捷的思维，尤其是对他的乐观、豁达、幽默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那位记者进门时，见到王光英在逗弄廊檐下架上的鹦鹉。王光英对鹦鹉说：快叫您好、爷爷好、大家好，鹦鹉活泼地叫起来。走廊里放着一座日本相扑大力士横纲的雕塑  王光英，用玻璃罩罩着。王光英说，横纲是日本的国宝，大相扑那块几米方的赛台，在日本人心中庄严得像神坛。 
在客厅里，王光英对那位记者说：我感到一个人的专职与他的业余爱好离得越远越好。我是做生意的，成天与钱打交道，如果我的业余爱好是赌牌或赌马，还得与钱打交道，那么我的脑袋里就只有钱了。成天为钱紧张，怎么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我在大学学化学，化学是我的专科，但我又是个美式足球和冰球运动员。读书时我拼命读书，打球时我拼命打球，我是冰球比赛的守门员。有时要拼命，我连面罩都摘了。看日本人跳交谊舞，探戈像探戈，桑巴像桑巴。我们中国人也跳交谊舞。但我看有许多人没有认真学过标准的交谊舞就上场了。政协礼堂楼上过去每周六开舞会，有些年轻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嘻嘻哈哈打圈圈。毛主席说要“认真”，而这些人没有学过跳舞就跳舞了，连玩都不认真，能认真工作吗？ 
那位记者是来向王光英采访养生之道的。王光英回答他说：人的爱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我年轻时喜爱激烈运动，年老了爱书法。我国的书法讲究虚实并举，形神兼备，意随笔行，笔顺意转。我老了爱好书法，说明我年龄越大越对我们民族传统文明的珍贵有所认识。“文革”之前，我已步入中年，再打美式足球，跑不快了。于是我把兴趣转向气功，行话叫“功法”。天津有个气功世家，祖传的，有个功法叫“滚球”。运功时浑身经络仿佛有个小球在各个穴位上滚过，功毕通体舒畅。“文革”中我被关了八年，我在狱中坚持练“滚球”。坐着睡着都练，这种功法真有用，我靠它得以活着出狱。 
所谓养生，王光英认为健康分两种：身体的、心理的，两者相辅相成。一个人活着总会碰到难事，也会命交华盖，但不论碰到什么厄运，都要坦然相对，决不灰心丧气。达观、开朗、朝气蓬勃，乐天知命，不装苦样子，至老而如常，乃延年益寿之道。
社会评价
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了研究制定各项法律，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王光英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道路，使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他用了很多时间视察各项法律的执行状况，足迹遍及全国。
他还尽自己的最大可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开展各种有益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益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益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动。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博览会上，使各界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年事愈高，王光英的工作愈忙。据统计，他曾经在一个月里，就参加了19次外事活动，会见了14个国家的18个代表团和个人。这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每个‘轮回’都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新朋友，因而每经过一个‘轮回’我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更扩大……”
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王光英都做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