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袁
简介
《明史·文苑·袁宏道传》："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深受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反对伪道学对人性的束缚。
在文学主张上，“公安三袁”是“公安派”代表人物，他们激烈反对复古、拟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使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持续百余年的复古思潮因而衰退。他们还推崇民歌，高度赞赏通俗文学，冲破士大夫独尊传统文体的偏见。创作上大量写清灵通脱、新颖别致的小品文，进一步解放文体。三袁中，袁宗道最早反对复古和道学文风，开创了公安派。袁宏道名声最著，长于论诗，为公安派提出了较系统的文学主张；诗文则感愤国家，关怀民生，率直自然，活脱鲜隽。袁中道于宏道卒后，进一步阐发修正其诗论；作品直抒胸臆，文笔优美。但"三袁"过于宗信"信口"、宽容艺术上的粗糙化，有些作品给人浮薄浅陋之感，缺乏深切感人的力量，给文坛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三袁介绍
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  袁宏道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唯识时之士,……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 ..
袁宗道（1560-1600）　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授编修。官至右庶子。他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与弟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袁中道1570-1623）　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长愈豪迈。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袁小修日记》）20卷。
袁中道与其兄宗道、宏道被称为公安派。在"三袁"中，他的成绩仅次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
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多有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诗歌亦疏朗清新，偶有关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诗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应答、感时伤怀为内容，思想平泛，艺术上也创新不多，与其文学主张不能相称。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20卷
主要作品选
《满井游记》袁宏道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极乐寺纪游》 袁宗道高梁桥水，从西山深涧中来，道此入玉河。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堤在水中，两波相夹，绿柳四行，树古叶繁，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余。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对面远树，高下攒簇，间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间。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殿前剔牙松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暇日曾与黄思立诸公游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思立亦以为然。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韵各赋一诗而别。
进贤冠：古代懦者所戴之缁布冠。这里指文官所戴之冠。六桥；西湖苏堤上六座桥，名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暇日，能携同二三好友，到郊外去饱览田园风光，对不得不在官场中讨生活的袁宗道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解脱。所以，他关注的重点不是朱门绀殿的寺院，而是路途的景物：白练千匹，山如螺髻；两波夹堤，绿杨成行……秀丽清幽的景象也许和钱塘苏堤有几分相似，这不能不使“身在魏阙，心系林下”的作者触景生情，发出“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的感喟。
历史探秘——公安三袁
明朝时，湖北有一户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爱，而且他们从个个聪明机敏。但他们从不自持聪明，打小便勤奋好学，对人便是彬彬有礼，深受乡里喜爱。教书先生们都觉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学兼优的可造之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们。 
得到老师们的厚爱，兄弟三人变锝更加刻苦，对老师越发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负了老师们的苦心。老师们瞧在眼里，乐在心里。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兄弟三人都长成了大人，各自学有所成。先生们觉得：再没什么可教他们了。这一天，先生们把三兄弟叫到面前，点着头逐个看了一番，有点恋恋不舍的说：“是时候了，凭你们现在的学识，考进士应该不是太难的事。老师虽然舍不得你们，但不能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读十多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然而这时，三兄弟不由锝想起那些和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三兄弟心里酸酸的，恋恋不舍，一拜再拜，很久才缓缓的离去。 
很快喜讯就传回乡里，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进士。袁家一收到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腾了，决定设盛宴庆贺。一切就绪，只等三兄弟回来，但左等右等总不见人，终于，兄弟们都回来了，连老师们也来了。原来，三兄弟约好直接赶到老师们家中，接老师们回来庆贺。酒席上，三兄弟对老师们一拜再拜，老师们满面红光，高兴锝合不拢嘴，拉着三兄弟连说：“懦子可教,懦子可教啊~~~" 
但此时，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闷气呢，他叫刘福锦，是老三的启蒙老师，由于时间太久，所以袁家对他印象不深，这次宴请，竟将他忘掉了。刘福锦见袁家请客没有请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借机挖苦他，他实在忍不住，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了“高塔入云有一层”这句话，意思是提醒老三，有了今天的成绩可别忘记了老师。老三打开一看，恍然大悟，连说：“失礼了，失礼了。”又急忙去找两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专门请刘福锦先生一次，并重邀所有的师长、长辈作陪。 
在送给刘福锦先生的请贴上，老三就刘老师的原话作了一首诗：“高塔入云有一层，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为师终生父，谨请先生谅晚生。”委蜿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着轿子，去刘福锦先生家接他，刘先生假装还生气，不肯上轿。老大和老二在家的锝知此事，连忙步行赶到刘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请。这一来刘福锦先生大为感动，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轿前去赴宴。酒席间，师生们共叙往事，开怀畅饮，高兴锝不得了。 
后来，兄弟三人都成了中国杰出的大学问家。他们就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称“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辽东三袁
明末辽东有三袁，袁崇焕、袁可立、袁应泰，后人称“武三袁”。“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光荣退休寿终于家，其余二人皆无善终，袁崇焕被明政府正法，袁应泰殉国于阵前。袁崇焕因放言“五年平辽”而无法兑现，不得已专事“议和”，擅杀大将，终招致金人虎狼之师长驱直入至都门之下，袁督师本人也落得伏法被传首九边的下场，然对建州史最为护短的金人在酷烈的“文字狱”中修成的《明史》对袁崇焕最为推重，并杜撰了“反间计”的故事。袁可立“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抚登、莱，辽海水师成为牵制后金的有生力量，与枢辅孙承宗共议战守，使金人数年之间蜷伏其地不敢妄动。袁可立反对过袁崇焕的“议和”：“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汲取过袁应泰的失败：“臣（袁可立）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惜受其同年高攀龙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与阉党矛盾过于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应泰无才而当大任，终丧辽东并天下强兵10余万，其罪浮于杨镐也！然应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荐者而已。袁应泰死事甚烈，堪可嘉恤。
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袁崇焕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袁崇焕是较早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官员，只是崇祯即位之初，错误地将边事委之于崇焕，未予深究而已。大学士韩爌等本云：“史永安、张凤翼、袁崇焕……。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可见其在大节上是有亏缺的。后来编造“反间计”的清修《明史》竟替袁崇焕辩曰：“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据此史家能否笑曰：“古今太监多犯科，忠贤不得已，亦为作恶”之语，亦或孙承宗等及众东林英烈怎么就没有“不得已，亦请建祠”呢？甚或从恶之众阉逆能否尽为辩白曰“不得已，亦请建祠”呢？清方官修《明史》能出此低俗之计，力图把一个因议和无能误国乱军的袁崇焕打造成一个千古完人而诋毁前朝，其毁誉明朝之目的亦昭然其若揭矣！即今思之，袁崇焕建祠事小，满人曲笔篡改史实事大，自清《明史》成，中华史迁之笔再无存矣。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这时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与后金征战多年，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赵率教的四千骑兵在平原野战，全军覆没，就是明证。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袁崇焕率领关宁九千骑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赶在皇太极之前驰抵京师城下。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了。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德胜门之战：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拚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 “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近年来的一些史料妄自揣测，南明政府早在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前多年，就曾经为袁崇焕平反： 
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详细记载了南明政府对袁崇焕的三次平反，层次不断提高。 
史料之一 
（崇祯十七年五月），安宗《登极恩诏》……又复袁崇焕、赵光抃原官。 
明安宗即弘光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在崇祯死后于南京即位登基。 
袁公于崇祯三年冤杀， 
赵光抃在崇祯十六年冤斩。 
崇祯十五年，蓟州被围，光抃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关、通州、天津诸军务。光汴治军严谨，作战骁勇，临危不惧。光汴至蓟州前线，率二骑冲破鬼子重围疾驰入城，城上欢呼“新督莅任”，满寇望而惊叹，蓟州之围遂解。光汴率部援南闯北，“不释鞍甲者七阅月，斩虏首千六百有奇”。十六年初夏，在截击满寇归路的螺山战役中，国军将领各保实力，互不协同作战而被敌各个击破。后来皇帝却逮捕光忭，作为替罪羊杀害。 
史料之二 
弘光元年二月，（安宗）予袁崇焕、王在晋祭葬。 
弘光元年即公元1645年。王在晋在崇祯朝为兵部尚书，因张庆臻改敕书事牵连，被崇祯帝处罚过当，革职回家死去。 
史料之三 
昭宗以邝露言，谥袁崇焕“襄愍”。 
明昭宗即永历皇帝。邝露在永历朝任中书舍人，在1650年清寇广州十二日大屠杀中遇难， 
“襄愍”解释为：“甲胄有劳曰襄”；“佐国逢难曰愍”，刘熙曰：志义未究，遇难而死，可闵惜者也，故曰愍。属于赞扬性的褒谥，用来表扬有军功但蒙冤遇害的大臣。 
熊廷弼抗敌有功却被阉党杀害，崇祯为他平反后，赠给熊廷弼的谥号，也是“襄愍”。被阉党余孽陷害的袁崇焕平反后，因为他立功和蒙冤的情况与熊公类似，永历政府就赠予了同样谥号，也是情理之中。
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不但在自己主修的辫子版《明史》中对曾经影响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毛文龙、袁可立、刘爱塔等人都不予立传，还在精心编撰的《明史·袁崇焕传》中凭空杜撰了一个崇祯皇帝中金人“反间计”而“冤杀”袁崇焕的情节，以报袁可立策反总兵刘爱塔的史羞，达到慰藉自己和中伤明朝的目的。实际上，袁崇焕本非将才，崇祯用非所用，袁崇焕书生误国，妄言“五年平辽”大话，又怕“军中无戏言”之威，不得已专事“议和”，擅杀大将毛文龙，终致误国乱军，使局面一发不可收，其罪当万死有法可依，与所谓“凡间计”何干。 
清朝所编《明史》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满清御用文人为此捏造一个“反间计”出来显示袁崇焕是真有“冤情”的，而实际上袁崇焕被正法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确实存在的，这些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这里历数袁崇焕所犯罪名甚详，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的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而且凭这些罪名，杀袁崇焕一百次都够了，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一个所谓的“反间计”来凑数。 
大明王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教化和影响，所以清朝才需要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到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所以才有了后来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袁可立
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军籍，明睢州城（今河南睢县）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出苏州府推官（七品），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忤应天巡抚李涞，李巡抚反诬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犯上百辩雪其冤。“谳成，（袁可立）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万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一日，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启皇帝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因门震而进鲠言，纠绳切挚，触严谴而同蠖伏。（《天启诰命卷》）”
天启二年（1622），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大略言：“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公奏宜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所言为天启皇帝一一嘉纳。 
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当辽广继陷之时，忧水滨之可问。值登莱匮亟之会，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 （《天启诰命卷》）。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设置水军，修造战舰，沿海设置炮台，亲自主持水军练习陆战，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可靠后方，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满人不敢犯境。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在袁可立的治下，可以看到“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朝鲜 李民宬《敬亭集》）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经略辽东军务兵部尚书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明熹宗实录》)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最终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袁可立负责“节制两镇（登州和东江），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明熹宗实录》）。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战役的胜利。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明史》）的反对和非议。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是登莱十四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任。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由此又为毛所忌恨。时朝中阉党横行，毛令人多方诋毁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辞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及抗金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此次东征为老将出山，登莱巡抚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沈有容不满于东江总兵毛文龙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相高、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再次遭罢。袁可立去，孙承宗左臂有失，沈大将军无所依，决然随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永不可为。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朕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转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违背明朝的普世价值，袁可立主张出兵讨伐。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庞大使团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明确记载。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将领，并在其兵部左侍郎任上与袁崇焕的“议和”形成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大忌，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因该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成珠联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省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到袁可立的别墅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袁可立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天启五年四月丁酉，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再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实赖可立主理。袁可立反对与后金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通款”获罪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乱政，东林党人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他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倾向东林，魏忠贤很是恨他。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曾遗言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与阉党的关系势成水火。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袁可立与魏忠贤语不投机，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至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尽归魏党所有。魏忠贤欲加害，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后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准驰驿乘传归。“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阉党乱政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其中。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据档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被尊为“一代完人”。门生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曾督理睢州“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所留书画碑刻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崇祀名宦、乡贤二祠，并在袁尚书府第（清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二石坊“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可谓盛典。 
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评选古唐诗》。于其别墅“陆园”中仿山东蓬莱阁体制建袁家山，又称“小蓬莱”， 为全国罕见之明代船形建筑群，公元2000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子袁枢（1600-1645），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上“寓”下“心”结构字），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善骑射，有边才，工诗赋，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董源《潇湘图》、《夏山图》、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秋山图》、王维《山阴图》、宋《松桂堂帖》等，藏品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张庚《国朝画征录》卷首列传。 
（参见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孔贞运《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袁可立墓志铭》、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钱谦益《袁可立诰命五道》、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明实录》、《国榷》、《睢州志》、《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等）
袁应泰
袁应泰（？~1621.4.12）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东林党人。授临漳知县。他筑长堤四十余里，捍御漳水。又调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黄河在朱旺决口，役夫多死者。应泰设席为庐，饮食作止有度，民欢然趋事，治行冠两河。 
因为勤政爱民，治水有方，他被升为工部主事，后又被提升为兵部武选司郎中，在任期内裁汰打发了数百个假冒世职的人。不久外放为布政司参议，任淮徐兵备道。当时因为小冰河期的原因，山东发生大饥荒（见亓诗教条），袁应泰也积极参与救灾，他设粥厂哺流民，缮城浚濠，修先圣庙，饥者尽得食。由于救灾资金不足，于是就挪用了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先后发放给灾民。结果事后户部弹劾他“擅移官廪”，当时已因功晋升他为按察副使，于是朝廷觉得他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就让他“借口有病，暂时回家修养”。 
久之，起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为永平兵备道。应泰于是在那里招兵买马，休整要塞，打造战舰，采办火药军械，十分得力。舆论认为他很是精明能干。连熊廷弼也认为他是后勤方面的专家的，对他非常依赖。 
泰昌元年九月，东林当权，擢升为右佥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抚辽东。逾月，熊廷弼倒台，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廷弼为经略，而以薛国用为巡抚。应泰受事，即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熹宗优诏褒答，赐尚方剑。乃戮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遂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上奏陈方略。 
袁应泰做官精敏强毅，治水理财都很有水平，但指挥作战非所其长，计划部署做的很糟糕。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袁十分迂腐地认为应该宽仁爱民，于是改变了不少军纪。此时又因为小冰河期的原因，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又发起了妇人之仁，他对左右反对者说：“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我们朝廷不救他们，他们就要到敌人那里去当雇佣兵了，这是白白增大了建州叛军的实力吗）。”于是下令招降。来投降的蒙古人逐步增多，袁应泰把他们安置在辽阳、沈阳这两大要塞，每月给他们发粮食，与百姓杂居。结果这些人潜行淫掠，“居民苦之”。左右都认为他收降过多，其中不免有暗中为敌人所用，或者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的，恐怕将来会起变。但袁应泰还自以为得计，解释说：“我这是仿照先人的故智，将凭借这些人来对抗建州叛军（按：明朝经常雇佣蒙古人组成骑兵来对抗贼军，以往也常常奏效）。”正赶上三岔儿之战，袁应泰用蒙古降人为前锋，他们都奋勇作战，战死的就有二十余人。袁应泰遂用此事来平息了众人的议论。 
第二年（天启元年）的农历三月十二，建州叛军大举进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蒙古降人果然内应，城于是被攻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率领浙江兵、四川兵和土家族土司私兵的援辽军3万余人赴援，在混河与叛军恶战，亦战败阵亡。袁应泰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撤除奉集、威宁等堡垒的守军，并力防守总基地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三月十九，叛军临城。袁应泰亲自指挥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等率领诸军出城五里迎战，因为分兵，加上精锐部队已经在沈阳和浑河损失殆尽，官军作战不利，损失了不少部队。晚上，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叛军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的援军，遂渡过壕沟，怪叫着杀向城门。鏖战良久，叛军骑兵从其他地方赶来增援的越来越多，诸将兵都被击败，向辽阳城溃走，被杀被溺死的不计其数。袁应泰感到大势不妙，于是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齐党成员）等人分别到各个城门督战固守。按察使司的几位派出官员（估计是道员）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一齐逾城逃遁，人心逐渐涣散。又过了一天，叛军攻城更加猛烈，袁应泰指挥诸军列楯（大盾牌）大战，又败。薄暮，谯楼失火，贼兵从小西门入城，城中大乱，蒙古降人和一些汉奸引导叛军扑向各个要地。袁应泰坐在城楼上，知道大势已去，长叹着对谓张铨曰：“您没有守城的责任，应该快逃走。吾就死在这里了。”遂佩着尚方宝剑和官印自缢而死。妇弟姚居秀也追随他而去。仆人唐世明抱着尸提大哭，纵火焚楼而死。朝廷听说了此事，追赠他为兵部尚书，给予祭葬，让其一子得到荫官。张铨也不屈于贼，自杀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