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夏瑜
人物行为与思想
《药》说的是两个家庭———华家和夏家的故事———“华”“夏”代表中国整个民族了。华家出了一个病人，夏家则出了一个革命者。华家的病需要人血馒头，而夏瑜的血则通过刽子手最终变成了人血馒头。华家的人吃了，吃了也没用，于是，华家和夏家的人一起走进了坟墓。
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家境贫寒，以致使贪婪的牢头从他身上“榨不出一点油水”。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确认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大家”的天下是他的斗争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意志坚定，在狱中仍坚持宣传革命道理，甚至劝“牢头造反”，对革命矢志不渝，毫不动摇；在对敌斗争中，“不要命”，“不怕”打，不畏惧，不退缩反而觉得打他的阿义“可怜”，终于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表现出革命者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1]
鲁迅先生热情地赞扬了夏瑜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但同时也形象地指出了他的斗争的悲剧性。他的革命主张不为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  电影《药》封面。他讲革命道理，人们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毒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一般”地去看热闹；甚至他母亲对他的英勇献身，也不以为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喷洒的热血，竟成了华老栓给儿子治病的“良药”。夏瑜的死是悲凉的、寂寞的，从他身上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脱离群众的弱点。
但是夏瑜的牺牲，也并非毫无影响。第二年清明时节坟头出现的花环，正是对这“寂寞奔驰的猛士”的慰藉，说明革命者仍在怀念着他，革命的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仍给人以希望。
夏瑜在作品中一直没有出场，作者主要是通过刽子手和茶客们的谈话，来描写他的行为、思想的。
人物形象
夏瑜是革命者的形象。《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但似乎鲁迅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  电影《药》剧照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的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不过，因为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同时，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到“吉光屯”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  电影《药》剧照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现在处理“非典”一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败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行为。“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跑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瑜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夏瑜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鲁迅先生热情赞扬了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但同时也描写了他的斗争的悲剧性。他的革命主张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甚至连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他讲的革命道理，人们听了“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加一般地去看热闹”只迎来一帮看客；甚至他母亲对他为革命英勇牺牲也不理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喷洒的热血，竟成了华老栓给儿子治病的“药”。总之，夏瑜的死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只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悲哀和羞愧，给愚昧的群众带来了一剂假药，给健壮的看客鉴赏了一次“杀人的壮举”，给无聊的茶客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给贪婪的刽子手提供了一次诈骗的机会。所以，夏瑜的死是寂寞的、悲凉的。
但是夏瑜的牺牲，也并非毫无影响，第二年清明时节坟头出现的花环，正是对这位“寂寞奔驰的猛土”的慰藉，说明革命者仍在怀念他，革命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
夏瑜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场，作者是用侧面描写，通过刽子手和茶客们的谈话刻画他的形象的。 
一般认为是以志士秋瑾为原型的。
人物影响
从文中对“士兵”的描写，以及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可知，夏瑜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的牺牲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他的血给老栓一家带来的是一剂“药”，小栓吃了这“药”，病情并未有任何好转，最后还是死了。这是一剂假药，那夏瑜的斗争能否疗救黑暗的中国和愚弱的国民呢？是不是一剂救国救民的良药呢？通过小栓的结局和命运，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与命运。
因此，夏瑜的死只是给愚昧的群众带来了一剂假药。
夏瑜就义时，人们“潮水一般”去热闹，颈项伸得很长，如一群鸭。因此，他的死给健壮的看客鉴赏了一次杀人的盛举。夏瑜就义后，人们去打听，不但不同情，反遭误解，反被仇视，之后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因此，他的死只不过给这些茶客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钱有势的夏三爷因告发自己的侄儿，“二十五两白花花的银子，独自落腰包”；牢头红眼睛阿义要了“剥下来的衣服”；虽然康大叔说自己没一点好处，但也拿夏瑜的血卖了因此，夏瑜给这些贪婪的刽子手提供了一次诈骗的机会。
那么，夏瑜的死给自己的母亲带来的是什么呢？除了悲伤之外，再有的就是“羞愧”。
这些，就是夏瑜牺牲的影响。当然，作品中写了夏瑜坟的花环，象征着革命后继有人。那，夏瑜的死，除了使这些“后死诸君”哀痛怀念外，是否能带给他们别的东西呢？
人物评价
瑜的自觉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鲁迅日记写道：“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这就是短篇小说《药》。 
就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的一个多星期，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巧合。历史强大的的脉搏从遥远的地层下传来，被敏感的鲁迅先生感觉到了、捕捉到了。《药》是为了纪念那场已经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殒身不恤的先驱。而鲁迅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进行自己的纪念，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谁能够保证今天的"五四运动"不会蜕变成另一场闹剧般的"咸与维新"呢？谁能够肯定今天拥簇到刑场上去像鸭子一样伸着脖子的看客会比前些年少呢？ 
有人说，《药》是鲁迅为作为同乡的“鉴湖女侠”秋瑾而写的－－从汉字本身复杂的影射功能来分析，"秋"对"夏"、"瑜"对"瑾"，简单而明了，无须再作进一步的索影和考证。然而，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篇鲁迅写给自己阅读的小说，《药》是鲁迅给自己开出一张药方－－正因为如此，《药》是鲁迅写得最凝重、最沉痛的小说之一。 
在小说的结尾处，两位苍老的母亲不期而遇了。她们的儿子，一个奉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一个吃过对方的人血馒头。可是如今孩子们都变成了小小的坟头。两个儿子各不相同，两个母亲却惊人的相似："她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古往今来，在这个庞大得没有边际的帝国里，母亲们都是被凌辱者与被蒙骗者。面对暴力和谎言，她们无遮无掩地赤裸着。历史书上有太监的身影，却没有母亲们的声音。 
统治者从来就不把母亲放在眼里。夏瑜的母亲对着儿子的坟流着眼泪说：“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其实，"他们"并没有冤枉夏瑜，他们总是能够极其准确地从人群中发现夏瑜的身影--从谭嗣同到秋瑾，从刘和珍到闻一多，从王实味到林昭……刽子手砍下头颅，刺刀割断喉咙，子弹穿透胸膛，"他们"何尝对"夏瑜"们心慈手软过？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哪一页不是蘸着鲜血写成的？）而白发更多的华大妈也在儿子的坟前恸哭了一场，她呆呆地坐着，不知道在等待什么。除了眼泪之外，母亲们找不到别的表示愤怒的方式。一夜之间，她们的背都被苦难压驼了。真的，母亲们的苦难比儿子们还要深重。（因此，我无比厌恶那诸如"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的淫词艳曲--"祖国"时刻都在辜负"母亲"，"祖国"从来都是作为"母亲"的对立物而存在。我爱"母亲"，我不爱统治者的"祖国"） 
没有人会理解你（包括你的母亲），你的结局是在民众的唾沫中死亡，那些向你吐唾沫的人当中，有你的兄弟--对于这样的命运，夏瑜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热情似火的大学生们喊出"理解万岁"的口号时，我不得不感慨于历史的吊诡与无情。我们的退却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底线，我们错误地把愚昧当作智慧来供奉。真理总是被彻底地忘却，而谬误总是能够沉淀下来。其实，"理解"了又怎样，"不理解"又怎样？只有那些缺乏信念和信仰的人，才会不断地乞求他人的"理解"；而一个真的勇士，即使带着沉重的枷锁也会纵情地舞蹈和放歌。"理解"意味着要求某种回报，而夏瑜是不需要回报的。肩起闸门是夏瑜们自己选择的事情，至于孩子们是否都会跑到光明里去，那是孩子们的事情。 
在茶馆里，刽子手康大叔对着一班低声下气的街坊高谈阔论道："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你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几千年来，在诺大的帝国网络内部，除了作为"天子"的皇帝之外，一般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奴隶，另一种是奴才。我们生下来就是奴隶，鲁迅说，奴隶再向深渊堕落就成了奴才--而对于大多数的奴隶来说，奴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身份。在《药》里，在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生活中，如果说康大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才，那么那些津津有味地倾听他讲"故事"的大众就是奴隶。奴才是罪恶的实施者（当然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而奴隶则是每一次罪恶忠实的看客。因此，在东方那绵延不绝、金碧辉煌的宫阙下，作为"漏网之鱼"的夏瑜，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要获得那些网中之鱼的"理解"——他去撕咬那坚固的渔网，仅仅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网依然没有破。不过，他已经尽力了，他死而无憾。 
康大叔讲到，有一身好功夫的狱卒阿义因为没有在夏瑜的身上捞到油水，便狠狠地给了他两个嘴巴。当听众开始为这一情节喝彩时，康大叔却缓缓说道："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听众之一的花白胡子的人说。 
康大叔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人们恍然大悟地说："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鲁迅先生写到这里，"狂人"的意象再次凸显出来。在那些"奴在心者"看来，一切的自觉者都是疯子和狂人，一切的呐喊者和爱人者都是破坏"规矩"和"稳定"的坏人。这是东方社会特有的"眼光"。韩国学者金彦河在他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中的疯狂主题》中指出："鲁迅透过狂人和疯子发现了缺陷文明和苛酷命运的韧性反抗者，即使它们是歪曲的形态；进一步他又发现了民众潜在的革命动力和现实上歪曲外表之间的矛盾。"在写《药》的同一年里，鲁迅在杂文《暴君的臣民》中写道："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之苦'做赏玩，做慰安。"显然，鲁迅与"民族魂"这个莫名其妙的谥号无关，他是这个民族最恶毒的诅咒者和最决绝的背叛者。这个民族有自己的魂吗？鲁迅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金彦河所论："鲁迅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是吃人的人、暴君的臣民和死灵魂，并且中国文明不过是掩盖这些丑恶本质的好看的外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本人也是狂人和疯子序列中的一员，他对"寻根"和"招魂"都没有什么兴趣，那是国粹派们喜欢的工作。 
说到底，鲁迅依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药》中，没有出场的夏瑜的声音贯彻始终。夏瑜始终像一块闪光石一样，在屋子的角落里默默地发着光；夏瑜始终像一团燃烧的火花一样，在寒冷的冰川之中独自发散着温暖。夏瑜是一个自觉者，也是一个献祭者。与其说夏瑜们是"中国的脊梁"，毋宁说他们在人间活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脊梁的状态来--他们让自己拥有了不屈不挠的脊梁，与"中国"无关。当夏瑜在说阿义"可怜"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同时也是坚强的；正如耶稣怜悯那些殴打他的士兵和群众，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夏瑜们从来就不相信乌托邦和黄金时代，而这正是他们乐观主义的基点。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并没有指望信徒们会为解救他而发起暴动，也没有指望自己的鲜血立即就能唤醒沉睡中的人们；同样的道理，当夏瑜在献祭出自己头颅的时候，并没有奢望从此以后人人都成为“天下”的主人，也没有奢望从此以后这个邪恶帝国就能迎来片片灿烂耀眼的阳光。 
夏瑜们面对的是一个比他们强大千百倍的"无物之阵"，谭嗣同面对过，林昭也面对过。你挥出拳头去，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的鲜血在流淌，这片像荒漠一样的土地却立即将它吸干。你连殉难者的命名也无法获得，人们甚至会嘲笑你：看哪，那个傻瓜！人们成为看客，成为罪恶的一部分，这是庞大的犯罪计划中最邪恶的一个章节。缅甸的人权斗士——那个无比柔弱又无比刚强的美丽女子——昂山素季曾经说过："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畏惧、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不知不觉会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她揭示了这种制度的重要一面，而在我看来，它还有同样重要的另外一面--极权主义体制还是一种建立在愚蠢、蒙昧和欺骗基础上的系统。当恐惧和愚昧同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的时候，邪恶就渗透进人的心灵和每一个毛孔之中。转瞬之间，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统统都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夏瑜的死亡悄悄地被历史的书写者置换成一出喜剧，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在单调的生活中，人们的感觉系统麻木了，有时倒还需要一点类似的"调味品"。 
然而，夏瑜们还从奴隶和奴才的行列中勇敢地、绝决地走了出来。锁链拖在石板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六月的阳光抚摸着他们青春的脸庞。这是北中国青草生长最为繁盛的季节，然而黄土已经准备接纳他们的躯干。他们是孩子，他们要不顾一切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他们又是智者，他们不允许皇帝的阴影长久地挡住太阳的光芒。 
正是有了夏瑜们的存在，我们才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完全绝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夏瑜们确实成了我们这个罪恶民族灵魂重生的一剂"药引子"--不过不是以"吃人血馒头"的方式。 
国殇——祭夏瑜光绪三十二年的秋天，江南的街市似乎并没有因为前不久的“造反”而显得格外死寂，依旧是往日那般热闹。街市上随处都可以听到小贩们叫卖大不列颠花布、法兰西香水以及东洋米的吆喝声。与街市相比，茶楼酒肆更是显得热闹，似乎是因为革命党在各地作乱让食客们多了一些在茶余饭后闲侃的资本。与此同时，几个步履维艰、神情恍惚的瘾君子和一个脑满肠肥的“洋先生”走进了鸿宾楼。
此时的夏家，由于夏四奶奶整日烧香礼佛，以致宛若“仙境”一般。周围的邻居见此，也纷纷议论起来……
“我说他李嫂，这夏四奶奶这般礼佛，夏家出什么事了吗？”
“哟，他张叔，您还不知道呢？前一阵子革命党作乱，而四奶奶的儿子夏瑜和革命党来往甚密……”
“可不是嘛！上次我遇到这小子，他竟然和我说什么`天下人所共有，非他满洲一家`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若为官差所闻，怎生得了？我做长辈的训斥他两句吧，他却骂我食古不化，没有血性！我这侄子一向明事理，可自从认识那些革命党之后，就变得这般顽劣，现世宝！”李嫂话说到一半，便让路过的夏三爷抢去了。
张叔道：“ 哎！造孽啊！三爷，这次革命党作乱你侄子夏瑜听说也参加了。就在不久前，我看见他和一些人在说什么事，好像是说造反的事。听说这次革命党造反连万岁和太后老佛爷都惊动了，老佛爷严令各省督抚彻查此事，搜捕革命党，一旦逮捕，格杀勿论！你家夏瑜为奸人蛊惑，此去恐怕凶多吉少……阿弥陀佛……”
夏三爷愤恨的骂道：“孽障！死了也罢，免得祸及我夏家！”
正当夏三爷与各位邻居闲侃之际，夏瑜回来了，不过他并未理会周围的邻居和三伯，而是径直向家中走去。夏三夜见状，便匆匆离去。没多久，夏三爷带着几个差役进了夏家，将夏瑜押了出来，往衙门去了。
夏瑜被逮捕，似乎并没有影响周围人的生活。几天后，邻居们依然在檐下闲侃。
“张叔，我听说夏家那小子下大狱了，是吧？”
“可不是嘛，李嫂。我听说正是因为造反，所以审也没审就被官老爷下了大狱。当时若不是夏三爷上衙门说的话，夏家是要被满门抄斩的。后来青天大老爷念他上报有功，让交一些银子打通上下关系，这才了事，才没有祸及他人。”
“哟，牢里的阿义来了，去问问他吧。”张叔兴奋地说。“阿义，夏家那小子怎么样了？”
“夏家那小子啊，可太不老实了，在牢里还要劝说牢头造反哩！昨天我去盘问他，本想从他身上捞点儿油水，哪晓得这小子竟然穷的叮当响，我什么好处都没落到！没捞到油水也就算了，他竟然蛊惑我！说什么大清江山是大家的、人人平等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还说什么民主，我当时正在气头上，他这样一说我更是气不过，就收拾了那小子。哦，对了，那小子明天就要被问斩了，我到时候给你们留几个好位置，大伙儿一定要来看啊，杀头可好看了！”
“好的好的。”张叔高兴地说。
光绪三十二年深秋的后半夜，刺骨的寒风呼呼的吹着。几只乌鸦在暗蓝色的天空中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囚车周围围着黑压压的人，囚车上的夏瑜虽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所换来的却是阵阵喧闹及扑面而来的烂菜梆子……
在丁字路口，人们都最大限度的增加自己的身高，争相一睹血溅三尺白绫的状景。只听“噗嗤”一声，观刑的人众齐刷刷地后退了几步[1]
夏瑜的生命，宛若刑场上的露水一般，随风逝去……但我们相信，黑暗终将逝去，黎明终将来临。看吧，旭日正在冉冉升起！听吧，自由之神在纵情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