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文杰
概述
梁文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清华大学毕业，200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5-2008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1月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先后在一维单壁碳纳米管电子输运，单分子晶体管的构筑和实验观察，半导体纳米线功能器件的电学性质以及纳米流体的控制上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论文包括3篇发表在《自然》，1篇发表于《科学》，1篇发表于《物理通讯快报》在内的论文共15余篇。引用率1500余次。
  
研究经历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199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99年获清华大学物理系凝聚态物理硕士学位,同年赴美国留学。2005年获哈佛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2005-2008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洛伦兹伯克利美国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2009年引进回国，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聘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现任物理所纳米物理与器件实验室N05单分子和纳米结构电子输运研究组组长。[1]
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
当物质的尺度远小于宏观尺度而又大于人们已熟知的原子尺度的时候，许多新奇的物理现象和物理性质体现出来，这个由纳米所构成的新的领域对未来的电子器件和基本物理规律的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在过去10多年间吸引了多块诺贝尔奖牌。 梁文杰发现并描述了碳纳米管作为电子波导管的传输特性。电子在固体器件中以电子波传输的发现对于量子电子学的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单个分子构成的晶体管结构可以看作微电子器件极小化的物理极限。梁文杰教授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由单个分子构成的晶体管的电子开关并研究了其物理特性。阐述了电子电子强关联环境中的特殊电导现象，为进一步研究小  尺度极限下的物理规律和未来电子器件规律拓展了思路。梁文杰教授对多功能半导体纳米线，离子纳米通道的控制和应用方面也有广泛涉猎,梁教授及他的研究小组主要集中在新型纳米系统以及单个分子构成的晶体管中电子输运性质的研究。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今后的科研围绕着纳米尺度下新奇单分子晶体管和新奇纳米结构的探索工作展开。 [1]

简介
梁文杰（1971年－），原籍浙江大陈，台湾外省籍政治人物，民主进步党“学运世代”代表人物之一。  梁文杰[1]
梁于高中时参加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后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1995年，他为陈其迈助选，正式投入政治。随后梁进入民进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兼职。自台大政治研究所毕业后，他转任“立法委员”林浊水办公室主任，并参与民进党新潮流系的政策制定。1999年，为《台湾前途决议文》草案拟稿。
2002年，梁文杰担任民进党中央政策会副执行长。2004年，他为陈水扁助选，担任政策协调部主任一职，负责拟定政策。2005年秋天，他担任民进党两岸政经学会首届秘书长。后梁又出任新社会智库执行长、新社会政策双月刊总编辑。
他在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时曾提出两岸问题可参考“两德模式”来解决。2010年，梁文杰投入台北市议员选举，其选区为大同区、中山区，顺利当选。[2]
台湾宏达电(hTC)董事长王雪红在台湾“大选”前夕挺九二共识，梁文杰2012年1月17日在社交网站上称，他原来坚持使用hTC手机，“现在我宁愿让韩国人赚我的钱。”蓝营“立委”批评其荒谬至极。[3]。
初识政治
1971年出生的梁文杰，是在读高中时开始接触政治的。1990年3月“野百合学运”时，台北建国中学的许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时年19岁的梁文杰当时对民进党也没有什么概念，但已经开始有了反国民党的意识。 
进入台湾大学后，梁文杰加入学生社团“国际社”，与台大的社运活动积极分子夏铸九、郑村棋、汪立峡等教授十分熟悉。当时的梁文杰对“台独”并没有好感，在他看来，所有的“台独”理念都是“右派的国家主义”，统一和“独立”都是应该超越的对象。 
1995年，梁文杰第一次真正参与政治，那是帮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助选。随后，梁文杰进入民进党中央党部政策中心兼职，边打工边上学。研究生毕业后，他又转入林浊水“立委”办公室，担任办公室主任。直到这个时候，梁文杰连党内派系新潮流系是什么、有哪些人都搞不清楚。[4]
晋身新潮流系主力
然而，就是那段在林浊水身边当“书僮”的日子时，梁文杰逐渐开始了解“新潮流”，被民进党的“建国理想”所洗脑，全盘接受了“台独理论大师”的理念，并成为党内最善于拟定政策的智囊之一。 
1998年，新潮流系为了与美丽岛系争夺两岸论述的主导权，提议召开了为期3天的“民进党中国政策研讨会”。美丽岛系派出主角许信良、陈忠信和郭正亮，外加隐身幕后的前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文茜，而新系则派出三大灵魂人物林浊水、邱义仁和颜万进参与辩论。在会上，时任林浊水办公室主任的梁文杰提出用“强本渐进”来取代“戒急用忍”，受到了新潮流系大老们的认可。而在会前，梁文杰也帮助新系几名代表捉刀写书面发言。这是他在政治及两岸议题上首次崭露头角。 
梁本人对于此次辩论也印象很深。他后来在媒体上撰文，高度评价该辩论是“民进党发展的重大分水岭”。在他看来，该辩论显示出民进党已经摆脱“内政党”的色彩，而逐渐发展出“国际党”的性格。因为民进党一向以批判国民党施政为主要诉求，所有议题都只停留在政治、司法、社会、经济等“内政”层次，它的对话对象和参考点也只有国民党和新党。通过这次大辩论，民进党“开始转向研究带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求生存的问题”。 
正因为在“中国政策大辩论”中出色表现，梁文杰随即被提拔为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1999年，也是在林浊水的指导下，梁文杰为“台湾前途决议文”草拟底稿。 
几次出手，都赶上民进党内的“大事”，所以梁文杰很快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由于其点子多、文笔好、出手快，所以人送外号“梁少”。[4]
参赞中枢
2000年“大选”前，梁文杰替陈水扁执笔起草“陈七项”，即坚持“善意和解、积极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则；“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宣告独立或变更国号的问题”，也没有“两国论”入“宪”的问题；推动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建立全方位互动机制；在和平解决、平等对待的前提下，任何议题都可以协商与对话；台湾愿意扮演积极角色，协助中国现代化、民主化；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模式，寻求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社会、共存共荣；为了建立互信、增进了解，积极推动两岸领导人互访。这为陈水扁的两岸政策奠定下基调。 
陈水扁上台后，梁文杰依然担任陈在大陆政策方面的重要幕僚。2002年，梁文杰担任民进党中央政策会副执行长，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民进党中幕僚世代的标志性人物。[4]
“权力新贵”
幕僚世代的出路受老板的影响力大，因此“跟对老板”对幕僚世代就非常重要。梁文杰曾开玩笑说，以后的政治一定变得很无聊，要不得等到老板老死，要不得娶老板的女儿，权力才有可能过渡到你身上。然而实际上，梁文杰确实是跟对了老板——他进入政治圈的启蒙老师就是“台独”理论大师、新系大老林浊水。在之后的从政经历中，林浊水确实给他以很大帮助。2001年，新潮流系出钱，送他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显然，此时的梁文杰已经成为新系重点培养对象。 
2004年，梁文杰已修完学分，只差提交论文、就拿到博士学位。岛内大选开跑后，梁文杰放下论文，回台助选。当时民进党的文宣大队由副总干事吴乃仁带头，民调部由陈俊麟负责，新闻暨媒体公关部由郑文灿主抓，文宣部由郑运鹏担纲，政策协调部则由梁文杰操刀。这几个人分进合击，一直主导着选战议题，使陈吕配开低走高，一路追上连宋配。梁文杰从中出力不小。大选后，泛蓝提出选举无效之诉和当选无效之诉，与泛绿进入法律缠诉阶段，梁文杰又忙着和陈吕律师团协调、沟通，借资料、做论证，跑进跑出，四处张罗，忙得连博士论文也没有时间修改。 
陈水扁连任形势稳固后，民进党展开新一波人事改组。梁文杰在大选期间操盘辅选颇受张俊雄等党内上层激赏，本欲升其为中央政策会执行长，但碍于党章规定，政策会执行长一职必须由“立委”兼任，非“立委”的梁文杰若要升任，势必修改党章。民进党唯恐此举动作过大引发争议，同时也涉及政策会在中央党部的定位问题，最后在党部高层的折冲下，将梁文杰升任为“首席副执行长”，上头不再设执行长，亦即梁虽名为副手，实际上却是政策会龙头。 
至此时，梁文杰已经完全进入民进党的决策核心。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大胆启用梁来接掌中央党部一级主管，跨世代接班布局意味十足。对于梁来说，党中央给了位子、给了资源，对于他增长历练、干出成绩、早日挤身接班梯队很有帮助。[4]
常被长辈痛骂
梁文杰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大陈义胞”。这些当年的“反共义士”溃逃到台湾后，长期受到国民党的当局的褒扬、庇护。在他们看来，民进党几乎就是“福佬沙文主义+台独”的结合，要让他们认同台湾这块土地并不困难，但是要他们进一步接受“台独”，甚至接受民进党式的“台独”，则是另一回事。所以，当梁文杰投靠民进党后，他的办公室常常接到与他父母同辈的人打来的电话，痛骂他是“叛徒”。有人更是义正辞严地质问他：“梁文杰，你小时候我就见过你，看你长大，你真的相信阿扁吗？” 
梁文杰的父母心里也十分矛盾。一方面，看到儿子在民进党当局中“很有出息”，父母也很高兴，大选时也会投票给陈水扁。另一方面，他们对陈水扁和民进党的作法也有看法，所以私下里，梁父梁母对陈水扁也是怨声载道，“一直骂阿扁”。 
这些亲身经历，让梁文杰对于岛内蓝绿对立的情形认识得更为真切，对族群冲突的了解也更为平衡。再加上他属于民进党的第四代，他们没有第一代的“悲情”，也没有第二代的包袱，更没有学运世代的“台独”浪漫主义，所以对民进党的看法更客观，对民进党执政后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也敢于批评。另外，他也师承了林浊水敢于对内开炮的传统，善于自我反省。譬如“新闻局长”姚文智在电视台换照过程中故意刁难中视引起舆论大哗后，梁文杰就跳出来，在媒体上撰文，批姚及“新闻局”的处理方式是“大错特错”。[4]
鼓吹“两德模式”
对两德统一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梁文杰，在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时，曾提出两岸可仿两德模式签订“基础条约”，在此基础上解决两岸问题。他认为，两岸若能完全仿照两德“基础条约”中“相互承认”、“互不侵犯”、“不预设未来（统独）”的精神，签订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对台湾将是利大于弊。在他看来，该条约特色是西德对东德的让步，也就是“强国对弱国的让步”，对照于两岸，是大陆要向台湾让步。但这也不是“单方面受利”，大陆也可从中得到一定的和平红利。 
两德“基础条约”是1972年由西德与东德签订的，双方均以正式国名相称，不预测未来走向，其主要精神为：（一）相互承认对方的对等地位，各不宣称自己是唯一合法政府；（二）双方疆界、领土，互不侵犯且相互尊重；（三）依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四）对双方未来走向不预设立场；（五）订定各种协定促进交流，并五设代表团。 
显然，梁文杰用两德模式解决两岸问题的说法，实质是想让台湾先获得独立地位，成为正常国家，然后再考虑是不是统一、如何统一，这当然无法得到大陆的认同。[4]
未来发展前景
2005年5月“任务型国大”选举结束后，梁文杰卸下政策会副执行长一职，重回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其未完成的博士学业。这是他又一次短暂离开台湾政坛。2001年，他也曾因为读书而离开台湾。未来拥有国际关系专业留英博士的头衔后，梁文杰在民进党内的地位一定会进一步水涨船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