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江右帮
简介
【江右商帮】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以讲究贾德著称。
江右商帮是中国古代商帮最早成形的商帮，江右商帮称雄于明清两朝，江右商帮纵横中华金融、盐业、工业产品、农业产品，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江西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
历史
江右商帮最早兴于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首位。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初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人口达1400万，江西地区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　 
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实力和渗透力之强称雄中华工商业，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遍布全国。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文化优势。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居全国第一。 
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江西明代的移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以后的几百年称雄中华工商业。江右商帮的兴起，推动全国和江西经济的繁荣，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右商帮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百业兴旺。
江右商帮的兴起
唐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成为全国经济重要区域。尤其是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危全讽入主抚州数十年，采取了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既完且富”的繁荣景象。 
宋朝时期，经过进一步开发，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江南西路在宋朝经济居全国各路之首，强大的物资基础为江右商帮的兴起奠定坚实的基础。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 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人，其中江西地区达201万余户、446万余人，均占1/10，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初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人口达1400万，江西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在明清时期，江西商人称为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遍布全国各地。江西商人出现的时间很早，唐宋时期就已见于各种资料之中。 
白居易《琵琶行》说江州：“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顾起元《客座赘语》则记载说，唐时南昌人谢某携女小娥行贾历阳(今安徽和县)蓄资甚巨，将小娥嫁与当地段居贞，同舟贸易于江湖间。同乡周迪亦携妻远贾，“往来广陵”。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 
…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北宋大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也曾多次前往景德镇贩运陶瓷，销往淮北。 
江右商帮的兴起　 
(1) 江西，唐宋江南西路，江南西路在宋朝经济居全国各路之首，强大的物资基础为江右商帮的兴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2）元顺帝时，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红巾起义，中原大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则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将本地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战事频仍的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诸省。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扩张至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江右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不断地扩大，称雄华夏。 
(3)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江西和江右商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江右商借此全方位铺开，遍布全国各地。社会上也有了“无江(西)不成市”、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天下当老板”。 
（4）江西人仅从明初到明末近千万江西人移居湖广，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东进福建，北上皖南，南下广东。
江右商帮遍天下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产品。据统计：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令，均居全国之首。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橘，临川西瓜，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江西人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很广。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吉安人彭华也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抚州商帮，其经营的产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正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养。 
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江右商很多。云、贵、川也是江右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商贩于乡村里巷，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江右商在福建、江浙、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江右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江右商内部也因地域关系分了不少商帮 ，清代的景德镇有“十八省码头”之称，商帮云集，其中较有势力的江西籍商人就有瑞州商人、奉新商人、南昌商人、建昌商人、临江商人、吉安商人、饶州商人、抚州商人、丰城商人、湖口商人和都昌商人。清代的河口镇“富商巨贾，共仰八帮”，其中江西籍商人占了三帮，即抚州商帮、南昌商帮和建昌商帮。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样，于是便有了临清药帮、河口纸帮、吉安布帮、景德镇瓷帮等。
近填湖广，远走云贵川
古代有“江西填湖广”，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广地区大规模流动，时间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 
“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 负贩遍天下 ”的商人，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 
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湖广是江西商人的重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临清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为江西商人所垄断。明代兴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着大约三千人口，本地人仅为十分之一，均从事耕作，十分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鄂西的郧阳、钟祥等，也有大量的江西商人。“江西走荆蜀，行行三十年。铃卒递羽檄，贩夫骈担肩”，反映的正是这种境况。明清时期湖广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首选地便是四川，当时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四川的重庆、叙州、龙泉驿、夔州、梓潼、松潘等地活跃着很多的江西商人。临川人李拱极，往返于云南、四川等地，以致成为巨富。金溪人李懋英，在外数年未归，他的儿子循着他的经商路线，走湖广，趋西安，越秦岭，最后在四川双流县父子相遇，喜极而泣。 
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商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而要求明令禁止。清雍正、乾隆时，在西南少数民族区推行“改土归流”，大批土司被强行迁入江西。原因是他们的原籍就在江西，祖、父辈经商至少数民族居住地，入乡随俗，服饰、语言及其他生活习惯均与当地居民无异，又因有文化、有财产，于是通过各种办法牟取土司的职位，成为了少数民族的首领。 
明代后期番薯传进中国，在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带栽种，获得成功，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数省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进之前，这一带是很难解决吃饭问题的，番薯引种成功后，西南地区可以充分开发了，因此这里吸引了大量的江西人来开荒生存。 
明代万历年间任云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曾赴各地巡视，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尤以抚州人居多。他在《广志绎》上说：“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又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这些“江右商贾”，又多属“抚州客”即抚州商人。 
据《皇明条法事类纂》上称，明代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军民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也有许多江西商人。云南金沙江一带的蛮荒之地，也成了江西人的迁徙集居地。 
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了彝族民间史诗《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唱到蚕丝的来源，说是江西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江西商人遍布云南各地。 
在贵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迹于道，同贾于市。《黔南职方纪略》说到贵阳的商人，最多的就是江西商人。回龙场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生产基地，据贵州地方史资料说，这里的汞商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广人。贵州的贵阳、镇远、松涛原等地，都有许多江西商人在那里经商。 
明朝万历时期的江西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别叙述了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冶铸、舟车、锤锻、燔石、杀青、五金、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产和制造过程，之所以他对众多矿产资源和技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曾游历过包括西南诸省的众多地方，亲身考察了江西老乡在该地的开掘和生产过程。
渗透闽粤
江右商利用地理之便，同样活跃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经商；精于制墨的商人傅云心，也将墨品运往福建一带销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后裔及药商富豪为躲避清兵的洗劫，纷纷隐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药业同仁踏上了“扎红头绳出去，缠丝线归”（指明清少年用红头绳扎头发，老者裤子筒均扎丝线，喻少小离家学徒，老大锦衣还乡），“走福建吃药饭”的谋生道路，代代相传，在闽入籍者不计其数，建昌会馆遍布福建。 
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亦“人数殷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地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临川有个叫戴珩的商人，有亲戚借了他6000两银子去广东做生意，数年不返，戴珩亲自去广东索债，将讨回的银子全部买了书，雇船而运回来。船到赣州章江水关时，税官以为是货船，登船征税，结果一看，全是书画。戴珩实际上是位老谋深算的书商，以索回的资金全部购书，可以逃避关税。连州、高州等地则有很多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的典当商在广东一带也很活跃，他们“坐放钱债，利上坐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而且手法高明，常在当地农民稻谷扬花时节去施放利债，让农民用新谷作为质押。等到收货时，稻谷还未入仓，商人早已赶来，如数运走。江西商人还有很多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广东历来是有名的产盐区，唐代以前，由于大庾岭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盐。但淮盐产区远离江西，尤其离江西南部较远，而且又是溯江而上，运量受到限制，价钱奇高。加上遥远的运途中日晒雨淋，盐丁舞弊，掺杂夹沙，以至江西的食盐既贵且差，民众苦于淡食。大庾岭道拓宽后，大余、赣县、南康等地江右商人便翻越梅岭到食盐广东境内去贩运，唐代以前江西专食淮盐的格局打破。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林立。隆兴二年（1164），广西贺州知府秦某上奏说：“赣、吉、全、道、贺州及静江府居民，常往来南州等处，兴贩物货，其间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货卖者”。这位知州了解的情况，不仅是赣、吉商人在广西经商，甚至还把生意做出国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广西转运判官陈孔硕奏道：“二广州郡收贩牛税，其来久矣。近因漕臣有请，始蠲罢之。然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初亦将些土布前去博买”。长期存在的这种卖布买牛贸易，不仅满足了两广民众的需求，对赣州、吉安地区的纺织业、耕种业的发展都有利。
纵横长三角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江浙皖，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当时江苏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广的粮食供应，江西商人“岁岁载米依期而至”，卖米给南京人，又从南京人手中买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许多城市和市镇都缺粮食，江西商人活跃于金华、杭州、宁波、绍兴、衢州、湖州、严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一般都是较富裕商人，他们贩盐由广信府的贵溪运往饶州府各县。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摩肩接踵，据万历《扬州府志》记载，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广记》所说，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实际上，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国时人在《丛菊泪》写到一个在两淮做盐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鱼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着票盐的所谓山阳朋友。”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开店设铺或辗转贩运。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器店，张应俞《杜骗新书》开篇也说“江西有陈姓名庆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南京等地从事工商业者很多。白居易《盐商妇》诗中也讲到扬州某小家女，因嫁给了江西的大盐商，此后“不事田农与蚕织”，“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过着奢侈的生活。《松窗梦语》第二卷说道，安徽庐阳“尤多药物，江右、江南商贾咸集聚焉”。唐德宗时，安徽九华山化城寺维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产药材的山区，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苎麻、蓝靛和竹纸，江西商人经常深入山区去采购。
雄踞京城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纸商、布商、书商、药材商为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等中华古建筑的设计建造者为江西雷氏家族。 
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乾隆《浮梁县志》上说：“（本县）京师会馆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逊鼎建，曰‘浮梁会馆’。”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
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
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江西有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等诸多产品出口，是江右商帮出海经商的有利条件，江西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多年在日经商成为豪富，明末天启三年（1423）捐出6000坪土地在长崎建兴福寺，由浮梁瓷商真圆禅师为住持首创江浙苏三江会馆，扩大到东京、大阪、横滨、函馆以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国内许多城镇。印尼已早有奉许真君的中国庙，江西人从中国大陆购进许真君铜像放入三宝垄大觉寺内。在东南亚.客家帮在马来西亚采矿种地，其中就有个著名上市药行余仁生号，其业主原籍吉安，以反抗满清统治出国，该药号继承人余东雄、罗仲霍毅然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江西饶州人程复在琉球国辅佐中山察度，程复后裔程泰祚、程顺则继承祖业，辅佐尚氏王朝。程顺则多次推广儒学，开发航运，使琉球成为北上日本，东通闽粤、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心。江西丰城人筱塘裁缝杨永清带领丰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业者随荷船万福士号渡海到印尼、马亚西亚、新加坡从事各种手工业，种植橡胶、金鸡纳霜，在马来西亚建三江会馆，在新加坡建万寿宫，菲律宾碧瑶建有万寿宫。
江右商帮纵横中华金融业
李渡码头货船曾沿堤排开数公里 
抚州商帮为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进贤县李渡、文港等乡镇原来属于抚州地区，同时也都是紧临抚河的地区。 
李渡当年船运的货物码头，停靠的货船沿河堤排去有数公里长，各色货物上上下下。从晚清到抗战时期，李渡的商贸达到最高峰。那时李渡人开了俊记、慎孚等数家钱庄，有几家的银票还可在上海、汉口等地通用。货币流量达到了平均每天20多万银洋。 
清末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创办康泰福煤号，买机器开采安源煤矿，兼营炼焦运输。后与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合组成汉冶萍公司。江西九江修水人陈三立与江西萍乡人李有棻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倡修南浔铁路，民国元年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命以南浔铁路公司名誉总监之名与彭程万借款五百万日元，使南浔铁路得以开工。江西宜春奉新人张泌亭与江右商帮巨富周扶九共同创办江西省最大的九江久兴纱厂。江西靖安人陈筱梅任江西省财政部长，商务总会会长，在万寿宫开设江西劝业场。民国元年又随李纯到天津创业，在天津、上海、武汉、扬州拥有多家钱庄盐号，成为江右商帮巨子之一，出任南浔铁路总董。江西抚州南丰人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拥有多处钱庄油行、布行、民国时期回乡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园，投资官商合办的江西银行。但这些从开矿、办工厂、到修铁路、创办银行的一大批江右商帮巨子为中华和江西近代工商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江右商黄文植— 纵横中华金融业
黄文植 (1879—1939) 名贤彬，江西南昌县人，近代江西商业巨子，近代中国爱国实业家和金融家。13岁时由族兄携至湖北武穴镇曹裕隆钱庄学徒，因勤奋经营，被提为经理。1912年，邀集同乡好友筹集资金开设义成钱庄。资金积累增加，合资开办同慎钱庄和聚昌钱庄，独资开办信成麻行和一家布店，公推为武穴镇商会会长。 　
1920年以后，黄文植将经营商业的重心由武穴镇转移到汉口。与汉口通益精盐公司订立协约，由他集资在汉口、九江两地设立精盐公司经销处，自任经理，负责经销湖北、江西两省的精盐业务。后又与久大精盐公司合组大同盐号，业务扩展。1927年宁汉分裂，湖北全省食盐供应极为紧张，而大同盐号却拥有大量食盐，一年中获利100多万银元，九江经销处获利20多万银元。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他在武汉先后开德成银号和大孚银行，并任大孚银行董事长。1934年，九江久兴纺织公司连年亏损，濒于倒闭，他带头集资，以承租方式加以接管，改名利中纱厂，并任董事长。重金礼聘原上海申新纺织厂邱光庭为厂长，纺织专家朱仙舫为总工程师，一改旧厂的陈规，严格规章制度，扭亏为盈。1936年获利216万余银元。商战屡屡获胜，声誉与日俱增，公推为汉口总商会会长。 　
黄文植乐善好施，在武穴、汉口以至家乡做过大量好事。1937年11月，冯玉祥在武汉从事抗日活动，创办《抗战到底》《抗日画报》，收容流亡武汉的进步人士，得其全力支持。 　
长期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特任委员，救灾赈荒，每急公好义，慷慨解囊。鄂、陕水旱灾害频繁，不仅捐献财物，还在汉口、南京设立两所孤儿院，将灾区大批孤儿接来抚养教育。在家乡南昌县更尽绵薄之力，捐资修建万舍桥，设置义渡，施粮济贫，给贫病者免费送药施诊；出资20万银元，加修赣江西河堤、广福圩堤，使附近48个村庄、5万余亩农田得以受益；出资10万银元创办南昌县私立文植小学，吸收农家子弟免费入学。
近代以来，江右商帮延续古代辉煌在武汉的经济舞台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演绎着精彩的商业传奇，推动了武汉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武汉最杰出的江右商是黄文植，黄文植担任江西旅汉同乡会会长12年之久，三次当选汉口总商会主席，并应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聘请，兼任了该校的董事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文植劝募救国公债达1000万元之巨。黄文植凭借他精明的头脑和良好的社交能力，抓住机遇，有所作为，成为了二三十年代名满武汉商界的风云人物。在黄文植身上体现了江右商人的突出特点，讲究诚信，为人质朴、做事认真，乐善好施，在武穴、汉口以及家乡做过大量好事。黄文植为武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有以黄文植为代表的江右商人群体，拉开了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序幕，使武汉成为近现代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朱仙舫：中华近代纺织工业开拓者
江西抚州临川人朱仙舫：中华近代纺织工业开拓者 
朱仙舫（1887—1968），江西抚州临川人。早年创办纺织技术养成所，编著中国第一部纺织科技书《理论实用纺织学》，开办江西第一家九江久兴纱厂，主管上海申新二、五、七厂，接办汉口第一纱厂、重庆纺织厂，创办沪东、沪西业余纺织学校，发起组织中国纺织学会并当选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
王兹华—东渡台湾创业成全球拆船大王
江右商巨子：江西抚州临川籍江右商王兹华—东渡台湾创业成全球拆船大王 
王兹华（1925-2008），江西省抚州临川县秋溪乡人。1941年04月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八期，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台湾启顺华钢铁公司创办人，被台湾实业界称为“世界拆船大王”，是台湾工商界知名人士，著名企业家。 
王兹华自1937年始，先后就读于南昌一中、成都中央军校。1947年出任国民党驻沪海军中校科长。1949年赴台。1951年弃戎从商，在台湾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公司”，专门从事沉船打捞，船舶解体等炼钢生意，并在美国和香港办有分公司，成为当时台湾十大富豪之一。 
王兹华热心赞助海峡两岸的社会公益事业，在台湾曾为中山大学、足球协会、残联协会、防癌协会捐赠台币达亿元，为在台老兵捐助探亲旅费数百万元台币。 
王兹华生前十分热心家乡教育事业，曾多次利用探亲之便，先后捐资家乡秋溪中学、秋溪小学兴办教学楼，设立教育奖学金380多万元人民币。
江右商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顾客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江右商帮的发展
江右商帮称雄于明清两朝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1）水运发达，交通便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开拓南疆，派军队修建了江西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岭驿道，开通了“南野之界”，使粮饷物资顺赣江南运，抵赣州入章水达大庾岭下，经驿道翻岭陆运，再沿浈水进北江而达番禺（今广州）。赣江以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使江西物资销往长江下游两岸各大城市。隋唐两宋以来，江西木材外销是商业贸易中的一个大项目。明成祖扩建北京，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朴到江西采购木材，就是通过赣江经吴城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由运河北上的。不仅建设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设计、主持建设北京主要宫廷建筑的“样式雷”（雷发达）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为江西商人外出经商和运输货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是江右商发展的地域优势。所以“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 
（2）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江右商多系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蔚然成风。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苦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许多江右商由于亲身体验到从商的艰难和经营的劳苦，往往能够疏远纷华声色，粗食布衣，洁身自好。玉山商人吴士发兄弟八人，商贾农艺各执一业，家道殷富，就“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清江商人杨福圆，经商多年后，“良田，夏屋渠渠，而藏获之备”，其妻张氏却仍是“裙布荆钗，操作犹昔”。 
（3）物产丰富，技艺精湛。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 等，不仅丰富了商业兴隆的物资基础，也增加了经商的渠道和门路。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繁荣。据明《铅书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当时铅山生产的纸有连史、毛边、关山、京川、贡川、大表、表心、荆川、书策、白绵等十多种。铅山的纸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江右商中不乏技艺精湛者，他们不仅以技谋生，而且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号称样式雷）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4）科举盛行，官宦支撑。明清两朝，科举盛行。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每年中举者络绎不绝，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钜夫、吴澄、虞集；明朝有黄文澄、杨士奇、杨溥、解缙、胡广、费宏、夏言、严嵩、谭纶、况钟、周沈、徐贞明、欧阳德、邹守益、罗钦顺；清朝有朱轼、裘日修、甘如来、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说法，政治影响很大。这些官宦故乡情深，非常注重对家乡的关心和奖掖，他们不仅在京城和各地保护了江右商的地位与权益，还提供了不少的市场信息和商业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经商做工的积极性。 
（5）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江右商诚实守信，讲究职业道德。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了“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为“江右商帮”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不仅如此，有的家族还将商业道德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员予以遵守。
江右商人外在特征
这些从江西出去闯的人和商人，为了能在当地生存，他们必须团结，共同抵御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这里所说的“客帮”，是指明清时期地域性商人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在江右商帮中，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垄断性行业，二是同一行业的同乡或同族小团体，三是因同乡或同业关系结伴而为的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下面仅就江右商的情况展开讨论。 
1. 群聚经营和居住。明清时期的江右商人一般是集中经营和居住在某一个城镇的一条街道，或相互紧靠的十字路上。根据他们实力的大小而定，没有固定的形式。 
2. 江右商人经营瓷器、茶叶、纸张、布匹、药材、刊刻图书、木材、粮食和盐等各种货物。 
3.相互通婚或结拜兄弟，团结互助。结为儿女亲家的现象非常普遍。笔者的外祖父就是一个江右商人，早年在湖南洪江经商，生有八个儿女，大部分与江右商人结亲，他自己也娶的是江右商人家的女儿，整个洪江的江右商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相互要好的商人之间，只要年龄相近，又会结成异姓兄弟。 
4.有着一个共同活动的场所———万寿宫。万寿宫一般建筑在江右商人集中的街道附近，由于江右商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实力很强，所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全国各地万寿宫遗址的规模都比较大，都建筑在旧时热闹繁华的街道上。下面以景德镇万寿宫为例进行分析。在景德镇的万寿宫，又名南昌会馆、“洪都书院”。始建于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进贤、丰城、奉新、靖安、安义、武宁八县在景德镇旅居的同乡共同筹集资金建筑的。占地面积（包括隔街相望的外戏台场地）约2300平方米。 
“会馆的正面墙是气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筑体，梁柱、墙框、楣、槛、阶，以石头砌成。石质构件上的浮雕镂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气势雄浑的龙凤、狮虎，园林景色、楼台亭阁点缀其间，令人目不暇接。牌坊貌似“山”字形，顶中嵌有竖刻“万寿宫”蓝底金色三字的石匾。大门正中的门楣上方有石匾一块，上刻“洪都书院”四字，匾额之上有四根圆形柱，以菊花图案装饰，分别镌刻“江天一柱”四字。匾额之下是大门，左右各有一拱形厢门。门为木质，门框、门楣、门槛以及门前的台阶均为石质，构造复杂，工艺精湛。 
登阶跨入大门，顶上是背靠门墙的古戏台，台面向东，以16 根大圆木分四行排列为柱，横梁、护栏遍饰各式精雕戏文图案。台顶天花板上装饰着民族形式的“藻井”彩画，顶中有一较大的圆形斗拱，呈螺旋形上升，能起到聚声和回音作用。台前是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地面以石板铺就，是观众看戏的地方。穿过场地，是会馆的主体建筑群，融宫殿庙宇于一体，由大殿、夫人殿、观音殿、祖先堂、花园及议事厅组合而成。 
大殿造型极为壮观，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翘角悬铃，风吹悬铃，叮当有声。檐前殿脊配黄绿相间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只祭红葫芦瓶，瓶中插入古万形金属镇顶压邪的吉祥物。殿前有中门和左、右厢庭能容广众，可以大摆酒宴或设座观戏。” 
真君殿是会馆的正殿，供奉“普天福主”许真君偶像。殿宇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神龛红漆鎏金，“许真君”偶像坐在正上方。 
夫人殿，供奉的是许真君的配偶荷叶夫人。殿中装饰陈设，因主次有别，稍逊于真君殿。 
观音堂，供奉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古时是妇女求子祈福之处。 
祖先堂，是安放各县旅景同乡（家境富裕、具有声望）的先人亡灵牌位的场所，它位于后殿之右侧，堂内设有多层牌位，月之朔望日，由斋公燃香点烛祭祀。 
花园一分为二，中间的矮墙隔成南北二园。园内种植四季花卉，幽香清雅。园之北，有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三开的厅屋，是书院用以上课教书之地。 
议事厅，是会首开会和接待来客的办公场所。位于大殿之右，平日由詹家上弄的后门进出。进门左边是厨房，供聚会操办酒宴，议事厅的陈设古朴典雅。中堂悬挂条幅书画，长形搁几上置放帽筒、花瓶，厅中有长形议事桌，座椅与之配套，两厢摆放古色古香的太师椅，茶几介于其间，便于接待来客。 
江右商人捐款集资建造的万寿宫，既保留了江西万寿宫建筑风格，又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习惯和建筑优点相融合，当然还得根据当地江右商人的经济实力来确定建筑规模。一般而言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建得好，中等城市比小城镇建得大。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各地万寿宫遗迹，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部分。 
江右商人除了以上所说的外在的特征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共同遵行的准则。
江右商人共同遵行的准则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有一些初看起来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在江右商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下面我们把这些明显的特征概括出来。
1. 讲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许逊，对于净明道的忠孝观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经商过程之中，又受到万寿宫的道德原则约束，因此，言行上比较讲究忠孝。江右商人黄某，长期在湘西洪江一个桐油号家里做经理，油号老板去逝了，其儿子接任，由于没有经验，在某一件事情上与黄某发生分歧，少老板竟动手打了黄某一个耳光，黄某就不去上班了。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传开，大家批评少老板没有尊重长者，是不孝的行为。不少油号纷纷来请黄某去他们的油号工作，黄某不肯去，当然也没有把这个油号的商业秘密讲出去、把客户带出去。最后年轻的老板登门赔礼道歉，再次请他去上班。黄某认为：“少老板不对，但要对得起老东家，所以，我不会做对不起东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为我毕竟是他的长辈，他不认错，我就不理事。可见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伦理做事和做人的。 
2.讲究信用。讲究信用应该是古代商人通行的信条，但是古代也有不讲信用的，一般而言，老商号、大商号比较讲信用，偶尔也会出现小商号、新商号有欺诈行为。江右商比较讲信用，如有不讲信用商号，经调查属实的话，商帮会采取办法，小则责其改正，大则孤立和惩罚它。对于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来一直是讲信用的典范，因为江西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区，江右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远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讲信用，则难以立脚。利马窦在他的《杂记》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讲信用的情况。江右商人对外商不欺诈，对于当地人，就更不敢也不会欺诈了。“临川张世远、张世达兄弟交替往汉口贩卖纸业，一次，张世达从汉口卖纸归来，和世远一算纸价，发现货主多给了100两银子，因为是老主顾，所以世达没有点钱。兄弟俩商量后认为：‘此非分之财，毕还之。’下一趟本该张世远去汉口，但为这事，仍由世达去。张世达将货主多给的100两银子全部买了纸，携往汉口，找到货主钟良佐说明原委，‘良佐感服’。” 
3. 讲究和气生财。“只要人情在，就有元宝攒。”以下从江西地方志中摘取数例清代江右商人和气生财的做法。南昌人胡哲启，在湖广一带经商，有一批价值白银千两的货物存放在宝应一家商行，被行户盗卖。“客伴怂恿控官，不听，垂囊而归。”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商场上的和气局面，以便今后继续开展商贸活动，当然吃一堑长一智，胡哲启以后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新城邓兆龄，在外经商，托乡绅某人在家乡添置田产，结果受骗，空费了1000两银子。有人劝他提出诉讼，他却说：“讼即累某绅名也。”于是置而不问。有盐商欠涂肇新等白银万余两，众人邀肇新一起去告发，涂肇新却居中调停。余干县的胡钟，有乡人向其借贷而无法偿还，将自己的房契抵债，而迁往他乡，胡钟知道后非常不忍，连忙派人追回，将房契归还原主，将借据烧掉。金溪县的刘光昌在外长期经商，小有积蓄，晚年回家仍做典当生意。许多乡民用衣被典贷粮食，这年因歉收，无法赎回，天气渐寒，光昌将这些乡民召来，让他们将衣被全部取回，所贷粮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刘光昌说：“天气凛冽，族邻号寒，吾忍厚绵独拥乎？”又将所有的债券合数千两尽行烧毁。临川李春华在贵州经商几十年，晚年返回家乡，行前，召当地负欠者，将万余两银子的债券全部烧掉。 
4.把握市场行情。江右商人充分利用万寿宫这个联络纽带，掌握市场信息。江右商一把雨伞闯天下，充分利用老乡关系了解市场，在这个方面江右商人做得很好。看准了市场，他们就不斤斤计较，动辄投入巨资，获得的利润十分可观。会昌商人欧阳振銮眼光犀利，很有气魄。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靡不灼然于胸中”，购物出货，下手快而且准确，“不数年积累之厚甲于一邑”。下面还有一个小例子，说明江右商人很注意把握市场。一位南昌籍商人做生意亏折，仅剩200 钱，欲寻短见。遇到一位同乡，同乡劝他不必如此，只要把握了市场，就是200钱也可以东山再起。于是二人买了一批小孩玩具，同乡劝他第二天一早去市场卖，见大人就卖便宜一点，见抱着孩子的人就可以卖贵一点，商人依计而行，果然获利而归，打算第二天如法炮制。同乡制止说：“此子所以折亏也。昨当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已涨矣。吾齐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 
5. 讲究白手起家，从小业做起。“细伢子不要懒，大了可以做老板”，“只有病死人，没有累死人”。这些口头语至今仍在南昌地区流传，江右商大多数是白手起家。 
6. 讲究团结互助。在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中，商贩们各有自己的资金、货物，在经营上是完全独立的，如果同伴中有人亏损或发生意外，则众人共同扶持。同治《瑞州府志》所载，高安人梁懋竹与二友同舟押运货物，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盗持刀登舟，索取财物，梁懋竹将自己的钱财全给了他们。水盗又逼二友交钱，梁懋竹骗他们说，这是自己的两个兄弟，水盗这才离去。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梁与二友是同舟的个体商贩，当灾难来临时，他们相互包涵，尽量减少损失。江右商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今天江西商人中也是常见的。在合资贸易的商人小团体中，其特点是合资商人共同经营，双方或数方相互承担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按照资金的多少分担相应的权利和责任，这与我们今天的股份公司很类似。不同的是江右商人的合资的商号非常重视伦理责任，如有合资的一方生病、去世，另一方则会自愿承担无限的责任。南昌黄庆仁栈药店，是一个老字号合资店，一方老板去世后，其幼儿无法经营，整个药店由另一方经营，直至该幼儿长大成人，店务又共同经营，此事一直在南昌传为佳话。在垄断性行业中，其特点是：“一个或几个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垄断某一地区一定行业的商品市场或原料市场，在这里，万寿宫伦理原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中期，樟树中药行业有店号数百家，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义生行等，还在外地设有分号。清后期，樟树在外地的药号大体按区域分为“西北号”和“广浙号”，西北号专营川、陕、冀、豫等地所产的药材，广浙号专营两广、闽浙等沿海省份药材。这种分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避免樟树药商的内部争夺而瓜分药材原料市场，与外地药商进行竞争，带有一定的垄断性。 
7. 讲究回报家族、家乡。主要的形式有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荒、办学助读、建桥修路以及捐粮助饷等。明清是江西家族制度的发展时期，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建祠修谱、置族产族田成为每户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中的富户所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承担得越多，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江右商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
遍布四方的江右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万寿宫。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
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江右商，只要有实力，都会建起这一江右商帮独有的标志。无论是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都忘不了江西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有一些江右商人长期在外，甚至是几代人都在外省生活、工作，他们之中有的人从没有回过江西，也不会讲江西话了，然而当地人还是把这些长期在外的江西商人和他们的子孙称为江右商人，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历史的、民俗的、道德的、宗教的现象值得探讨。古时江西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帮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敬仰那些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英雄，而生性聪颖、治病救人、为官清廉的许真君，便受到百姓的爱戴。当时有民谣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指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许真君死后，江西人为了纪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许仙祠”，自明初以来，在各省省会以及京都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在全国城乡可说是星罗棋布。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属武汉镇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万寿宫比比皆是。就连赣闽交界，峰岚如攒的边远山城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期间成了流寄到此的夏门大学的临时校舍。万寿宫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到清光绪年间增加了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万寿宫是江右商帮的标志，也是江右商帮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为旅外乡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壮观、雄伟的万寿宫建筑显示了江右商帮辉煌。　万寿宫的功能具体来说，主要有：
（1）议事场所。调解、裁决纷争。万寿宫平时的事务主要是调解纠纷，几乎每天都有两三起，多则五六起。其主要功能有：排解商业纠纷，调解内部矛盾，旅景同乡之间，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商业活动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另外同乡之间不可避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纠纷，如家庭姻亲、财产继承、邻里不和、口角斗殴等，矛盾激化时，便会求助会馆首士做“和事佬”，即所谓“接茶”评理，是非得以分清，纠纷得以平息。排解商业纠纷，调解内部矛盾。同乡之间，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商业活动都要请万寿宫管事到 场作证，以避免商业矛盾激化。
（2）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场所。联络乡亲，团结和帮助来往本城镇的同乡，并为他们解决一些临时性的困难。如对同乡的失业者、流浪者或给以落脚之地，或资助返乡路费，或帮助介绍职业，使其不至于流离失所，露宿街头。古时不少地方的万寿宫举办私塾和学校，为旅居当地的江右商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事业的兴办为提高当地的文化水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万寿宫还设义渡、育婴堂、养病所、修桥铺路、施舍棺材等各种公益慈善事业。
（3）朝拜、祭祀场所。江右商的公祭活动主要在万寿宫内举行。江右商人宗教文化中最突出的就是“朝拜”真君活动，万寿宫定期举行“朝拜”（也称祭神）活动，“朝拜”活动尽管因地区差别有所不同，有的是由当地最大的万寿宫统一举办，也有各行业、各姓氏分别举办，但在时间上是一致的，是在农历八月初一至十五。“朝拜”活动是每个万寿宫在一年中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活动。“朝拜”真君期间，各地江右商人都会以万寿宫为舞台，捐款集资，迎请戏班子来万寿宫进行汇演，农历八月正式秋高气爽的季节，农民们的农活也告一段落了，在最为热闹的商业街演出农民们喜爱观看的戏剧，而且是免费的，当地的老百姓纷纷前来观看。年年如此，已经形成了江右商人所在地万寿宫的一大特色。鲁迅也在《社戏》中描绘了少年时代在绍兴观看不花钱的露天戏的情况。
（4）商业中介所。景德镇是以瓷业为中心城市，江右商在对沟通内外经济、活跃物资交流、繁荣景德镇瓷业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万寿宫是景瓷与外界经济联系的一条纽带。
走南闯北的江右商人不管来到哪儿，都会去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南昌商人到景德镇，一般都会借住在万寿宫内，否则将得不到旅居景德镇的南昌商人帮助，还可能遭到同乡的排挤。精明的商人不会为节省一点住宿费用而失去许多商业信息和可能得到的方便，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就是金钱，为了获得准确的信息，南昌商人一般是在万寿宫中介人的帮助下下完成选购瓷器的。
（5）集资场所。笔者外祖父的哥哥常年在湖南洪江油号做经理，对洪江江右商的活动非常清楚。据他说在江右商内部的集资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摇会”的形式集资。这种形式一般要在万寿宫内进行，需会首和半数以上的首士在场作证，还需发起人是江右商之中诚实可靠的商人，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参加摇会，那么“摇会”集资就会流产。大致经过如下：发起人有大家都知道的困难，而且是暂时的困难，还必须是有偿还能力的人。然后发起人事先需征得几个大户人家的支持，把需要筹集钱款的总数确定下来，然后通过相互影响和联系，大致把人员讲好，约好时间大家带好钱款，在万寿宫议事堂集中。发起人事先得准备瓜子、糕点和零食供与会人员食用。当人员到齐后，由万寿宫的会首，即负责人宣布摇会集资的缘由，每一份的数额及总额，参加人员以及集资时间等问题，最后宣布发起人优先获得第一会，其余参加人员通过摇色子，按照点数大小，获得第二会、第三会等依次排下来。摇会集资是没有利息的，排在后面的人，作的贡献较大，但也没有牢骚可发。一般不会出现赖帐的情况，否则，这个人将成为众矢之的，或更为严重的是在与这个城镇有联系的江右商人中失去信用，站不住脚。
市场经济回归江右商再兴起
江右商在长期的商贸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创造了不少的财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江右商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这都是江右贤才爱国之心、爱乡之情的综合反映，不仅饮誉乡里，而且传颂海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着江右商帮创造中华最活跃的创业文化。比如瓷都、药都的地名，记载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业文明，江右商帮称雄于明清两朝也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江右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西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