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清选官制度
明清选官制概述
明太祖朱元璋，是元末农民起义中产生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很懂得人才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据《明史·选举志》载，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诏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联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一年，京师和行省都分别举行乡试。第二年举行会试，朱元璋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录取了120人。这时，明王朝建立不久，官员缺额很多。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正月，令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于会试，赴京师听候授官。又从各行省的举人中选拔一些“年少俊异者”担任翰林院编修、秘书监直长等官职，让他们在宫中文华殿学习。连考三年后，朱元璋发现所录取的人才，大多是“后生少年”，他们只会写文章，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于是，他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  明清科举选官制度(图表)[3]二月决定暂停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荐举的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长官举送京师，破格录用。从此，科举停止了十年。但是，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荐举多而且滥，经吏部举荐需要授官的，最多的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余人。长此下去，将无官可授，而且被荐举的人也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行政才能。经过比较，朱元璋感到科举制度还是有它的优越性，便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定科举成式，命礼部颁行各省，荐举、科举两途并用。永乐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一途“久且废不用矣。”
清于入关以前并没有实行过科举考试制度，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对明王朝的知识分子非常痛恨，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俘虏中的知识分子，一经查出，全部处死。公元1627年，皇太极即位，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对知识分子开始有所重视。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八月，他在一篇上谕中说：“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朕今欲兴文教，考取生员。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赴考，家主不许阻挠”。这年九月举行考试。从“隐匿得脱”的大约三百名知识分子中选拔了两百人，俱免二丁差徭，并候录用。这是满洲贵族用考试方法选拔和录用人才的开始。但是，这时的考试，不仅和当时明王朝实行的科举考试不同，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立之后，采纳范文程的建议，实行科举考试。[2]
明清科举取士制度
科举取士制度建立于隋朝，  科举考试[4]确定于唐代，历宋而至明清，各朝都有所沿革，而明朝科举制度最为完备，清朝基本上是沿袭明朝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把明清两朝科举取士制度综述如下：
明清的科举制度，可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三种考试，即会试、复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朝考。[2]院试院试：明清时代，凡应考生员（或称秀才）的读书人，称为“童生”（或称儒生），童生在应院试以前，必须经过县试和府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县试录取后才能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主持，府试录取后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学正主持。通过院试录取后，一个童生才能取得生员（即秀才）的称号，生员又分附生、增生和廪生。初进学的秀才称附生，经过岁考、科考成绩优异者，才可以升为增生或廪生。秀才一般是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的，若考生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而称为贡生。明清两代贡生有不同名目。明代有岁贡（明清两代，一般每年或二、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读书，称为岁贡）、选贡（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者充贡）、恩贡（凡遇皇室庆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本年加贡一次作为恩贡。又清代特许“先贤”后裔入监者，也称为恩贡）、纳贡（由生员纳捐的，明代准许生员纳资入监）。清代有恩贡、拔贡（清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2名，州、县学各1名，由各省学正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称作拔贡。拔贡若经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副贡（在乡试录取名额以外列入备取的，可直接入国子监读书，称为副贡）、岁贡、优贡（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选一次，每省不过数名，亦无录用条例。同治中规定：优贡经过廷试后可分别任用为知县、教职等）、例贡（因为不由考选而由生员依例捐纳，故称例贡）。以上五贡都算正途出身，经过一定形式的考试，可以直接授官。但贡生不能参加会试，如要参加会试，必须先参加乡试，取得举人资格方可。
贡生照例要入国子监读书，叫做“坐监”，坐监期满称为监生。监生还可以用钱捐纳，在明代宗景泰中，就有这种例子。清代更加盛行，后来变得非常滥了，中晚期后，监生这一名称，多为捐纳以应乡试和求官的用途，并没有真才实学。[2]
乡试乡试：明代的乡试开始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自此以后，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考一次，五年考两次，称为正科。此外，若遇万寿、登极、或各种典庆而加科的，称为“恩科”。乡试地点在南京、北京和各省省城举行。参加乡试的，必须是生员或出了贡的生员，没有考上生员而以其他方式取得监生资格者，也可以参加考试。乡试被录取的，称为“举人”，榜上第一名的，称为“解元”，第二名的，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的，称为“经魁”，第六名的，称为“亚魁”，其余皆称为“文魁”。在明、清两代，考上举人，不但可以参加会试，考取进士；就是考不上进士，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清代规定，考不上进士的举人，经过“大挑”分等，授以知县、学正或教谕。
会试会试：明清制度，各省举人赴京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会试”。每三年一科，在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会试是由礼部主办的，被录取的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2]
复试复试：明及清初，会试录取的贡士并不复试，自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壬辰科始，订立复试制度。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定制，各省举人到京后，一律要先复试，未经复试，不能参加会试。复试分一、二、三等，等级和以后授官有关系。
殿试殿试：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太祖在奉天殿策问会试中选贡士，一甲三人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以次授官。清仿明制，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定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即胪唱传名）。传胪后，第一名钦点状元（也称殿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2]
朝考朝考：殿试传胪后三日，还有一次朝考，朝考分一、二、三等。这次考试与功名没有关系，专是为了选庶吉士和授与官职而设的。挑选的方法是按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所取等级而决定。如果复试一等，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共为“四”；或复试二等，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共为“五”，都可以入翰林院当庶吉士。以下则分别授予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最下的也分发外省当知县。
科举考试是明清统治者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清代统治者还特设制科，以招揽人才。所谓“制科”，就是由皇帝特诏举行的。制科之设，始于唐宋，清代沿之，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还有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等名目。孝廉方正科仅在皇帝即位之年举行，重在品德。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既未设科，又是在个别地区或特定范围内偶一行之。所以，通常所说的清代制科，是指康熙、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和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而言。[2]
明清选官制——博学鸿词科
公元1678年，康熙在关于开设博学鸿词科的上谕中说：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坛，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著作之选。朕万机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诏下之后，内外官员共荐举186人，陆续到京。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月初一，在体仁阁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仅143人。考试之后，经过反复酙酌，录取了一等彭孙遹等20人，二等李来泰等30人。一、二等人员俱授为翰林院官员。继康熙之后，乾隆元年九月，又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应试者176人，录取一等刘纶等5人，均授翰林院编修；二等10人，其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等5人，被授予翰林院检讨，未中举人的杨度翁等5人，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2]
明清选官制——经济特科
公元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变法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大学士翁同龢（h8音和）亦深感“当此时变，不能不破格求才。”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仿照从前博学鸿词科之例，开设“经济特科”。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谕令三品以上京堂及督、抚、学政，如有平素所深知者，出具切实考语，陆续咨送。俟咨送人数会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内外大臣保奏者已达370余人。按照政务处议定的章程，在保和殿进行考试，试期为闰五月十六日，参加考试的仅186人。二十一日奉谕：拟定一等之梁士诒等48人，二等之桂坫等79名，准予复试。二十七日复试，仅取一等袁家榖等9人，二等冯善曾等18人。正场录取中有100人淘汰。正场一等的前5名，仅录取了张一麐（麟的异体字）人，梁士诒、杨度、李熙、宋育仁等均未入选。因为试卷进呈后，慈禧怀疑梁士诒与梁启超同族，杨度是湖南师范学生，怀疑与康才常（与谭嗣同等提倡西学，义和团运动时，才常等谋乘机起义，事败就义于武昌）同党，所以都被取消了录取资格。这次的经济特科，从录取的人数看，比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还要多，但这些被录取的人，在官场上都毫无建树。
科举选官制从隋代开始，唐、宋以后历被采用，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宣统元年虽尚有优贡、拔贡之名，但朝廷无正式开科）。这种选官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为了作官为宦，谋取功名，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科举之上。这些人一旦跃过“龙门”，金榜题名，爬上去，做了官，便直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忠实奴才。这就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设立科举，选拔官吏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科举制度一方面是统治者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封建王朝笼络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书呆子而服服贴贴听从其指使的手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