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信
韩国空军总长
生平简介韩国国父金九之子，1922年生于中国上海，1943年中国昆明西南联大肄业，1944年中国空军士官学员毕业，1948年美国飞行学校毕业后从美国经上海回国。同年陪其父金九参加在平壤召开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团代表联合会议，任陆军航空基地司令部永登浦飞行队第3中队中队长，1949年金九被李承晚派人暗杀后，在陆军航空队任职，1950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空军士官学校教官，空中战斗飞行队第1中队少校中队长，第11战斗飞行中队中校中队长，空军第十航空基地战术队长，第一战斗飞行团15教育队队长,1952年任第十五教育团上校团长，1953年美国空军大学毕业后，历任空军本部计划部长拾室长，空军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1954年任空军第十战斗飞行团团长，1956年任空军本部行政参谋部部长，后任第五混合飞行团准将团长，1958年任国防研究院院长，1959年任空军参谋次长，同年晋升少将。1960年李承晚倒台后任空军参谋总长，晋升中将。1961年五一六军事政变后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委员兼空军参谋总长，1962年免职。转入预备役。后曾任交通部长官，1986年任独立纪念馆理事长。著有《走遍中国说平生》[1]。
我的中国我今年80岁，总是会想起遥远的事。大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的乡下读小学，那里是穷乡僻壤，我在与小伙伴玩的时候时不时会冒出一句“我们上海”、“我的上海”，祖母曾笑话过我说，不能因为生在上海，就可以说“我们上海”了。现在我每走在上海街头，都会想到：这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少年时代的流亡地，是我的亡妻的出生地，是我母亲的安息地，是我父亲白凡金九为大韩独立的战斗地！――中国朋友知道了我的故事，就会理解为什么我的生活中会有“我的上海”这样的话了。岂止是上海，整个中国，都萦绕着我的一生。 
说“第40次来中国”，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应当说，这是1988年我重返大陆后，第40次到中国大陆。从1922年生于上海，1925年母亲去世后被送回国，1933年再次到中国，1948年回国，1962年至1971年我奉派出使台湾，又在中国生活了8年。――想一想，我在中国生活了多久？ 
有人喊我“中国通”，我则更喜欢人们称我“老朋友”。我的普通话与中国人说得差不多，够得上“半个中国人了”。我曾戏言，等我走遍中国时，我要写一篇文章，说我是“一个中国人”。2001年，我在走遍包括台港澳在内的34个省市自治区、特区后，只剩西藏没去了。我到成都的一家旅行社去申请，一听我已经80岁，死活不敢办，说有的青壮年都吃不消，有去无回，你老先生健康我们不敢保证。后来对其他旅行社撒谎说才过七十，也不行。这些旅行社都是比较负责的。可是他负责，我就没法实现我的梦。想当年我当飞行员，飞得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现在上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都没人肯帮忙，真是无奈。后来找到一家生意不太好的小旅行社，他们一口答应，我就这样实现了梦想，看到了向往了六七十年的布达拉宫。飞机降落在拉萨，当我在贡嘎机场走下飞机，踏上西藏的土地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终于走遍了中国，实现了我的理想！ 
13年间，我饱览大好河山的秀丽风光，胸中像是有了一片新的天地；我遍访老朋友，结识了无数的新朋友，感到自己是活在友情中。从古都西安到古都南京，从新疆天山的天池到长白山天池，从北国哈尔滨到南疆的海口三亚，从内蒙古草原到春城昆明……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在中国大地上旅行了多少万公里，我也记不住被新老朋友请吃了多少风味各异的饭菜，但是我记住的是友情与信任，我已经融进了中国！ 　虽然像我这种经历的人在韩中两国也不算多（按中国通常的说法，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当在家颐养天年，“不该到处乱跑”），可是如果真正了解我对中国的感情，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让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读者谈中国的风土人情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说的，是我爱中国，说句不见外的话，我比许多中国人还要爱中国。 
1988年我首次重返中国大陆，见了程思远、叶子龙先生等人，商谈完事情之后，有关方面问我想到哪里走一走，我提出先到山东曲阜去，我要拜孔夫子。父亲在世时对我说过，世上最伟大的人是孔夫子，比耶稣还要早五百年！在孔子墓前，我行跪拜礼，我对儿子金振说：“你也来拜一拜。”当时陪同我去的一些官员都站在一旁抽着烟看我们父子行跪拜大礼，也许他们很不理解，搞不懂我们这一套是哪里来的。后来我向有关方面建议定期祭孔，有些学者提出，大陆经过多年批孔之后，已经没有人了解祭孔的仪式程序了，我就建议他们到韩国汉城成均馆去观摩。经过“文化革命”等动乱，我发现，传统道德被冲击了，中国人变得不会说“谢谢”了；在公共场合，男子根本不照顾女子，女子照样敢当众吵骂……这些，比经济落后更可怕。韩国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是从中国学了去的，现在看看老师竟然不如学生，我比中国人还要急。所以在北京，我就直率地向高层人士提出看法。――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中国，我会这样做吗？也因为我的直言不讳，许多中国朋友从不拿我当外人。我也乐于向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父亲的指引1962年9月，我被任命为驻台湾大使。10月9日递交国书。那天早上，台湾方面派了24辆白色的摩托车开道，护卫着我的座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车上，忽然鼻子发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这一年我40岁，作为韩国年轻一代，我没能为民族独立做过什么杰出的贡献，却享受这样的殊荣；先辈流血牺牲，才有国家的今天，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要是父亲知道我今天奉节出使的情形，他会多么欣慰啊！ 
我出生时，父亲为我取名“信”，希望我忠诚于祖国；我的中国名字则叫“金申江”。当时父亲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任警务局长，终日奔走于抗日革命，家里的生活困窘到极点。我刚一岁，母亲便与世长辞，临终前，母亲提出把我送到孤儿院，因为她知道我父亲从事抗日运动不能再有后顾之忧，而祖母也已是64岁的老人了。但是祖母舍不得可怜的我，两次又从孤儿院把我找回来，晚上，我常常是噙着祖母干瘪的乳头入睡的！我那可怜祖母几乎没有生活来源，多是靠朋友接济，她经常到菜市场拣垃圾堆里的菜帮子做泡菜度日。生活越来越艰难，而抗日运动也处于低潮，一些人开始动摇，有的投降了日本人，回国享福去了。父亲鼓励战友们说：如果我们都不干，抗日复国的火种就会熄灭，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父亲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站在独立运动的最前列。他请祖母把两岁的我带回黄海道乡下老家抚养。那段时间里，祖母为我们弟兄的安危操尽了心，要不是她老人家，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命运！ 
就在抗日运动处于低潮的1932年，父亲指挥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皇，不幸未果，但此举令日本举国震惊；接着，父亲又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成功地行刺了狂妄庆祝天长节和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日本侵略军头目，毙伤日酋多人，日寇更加震恐，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搜捕，曾悬赏60万大洋“买金九人头”。而在海州老家，祖母带着我们正过着贫困的生活，日本占领当局经常到我家来打探消息。为防日寇报复，1933年，父亲派人秘密地回国将祖母和我们兄弟二人接到中国，就这样我12岁起，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 
我们是从新义州出境的，日特一路追踪搜捕。在日本军部和日本总督府的通令上，赫然写着祖母和我的姓名，――谁能想到，我13岁时姓名就出现在日本占领者的通令上了，这是战后解密的日本档案上明文记载的。后来我到南京重读小学时，为防日特迫害，仍不得不化名“关信”，――这一切，已经很能说明我的少年时代过的是什么日子！ 
辗转到了嘉兴南湖边的一处民宅内，当时父亲在中国朋友褚辅成家避难。我记得，我们住的屋后便是湖，湖边系着小船，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立刻上船，躲到湖中去。有一天，门开了，一位高大健壮的黑脸汉子在三四个人的护卫下匆匆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祖母面前喊“妈妈”，祖母流着热泪喊着：“信！快过来，这就是你的父亲！”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在中国流亡了15年的父亲！父亲用他的大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说：“信儿，你长得这么大了！”――这是我有印象以来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从此，我开始了解父亲的事业，了解他的人生，被他那气贯长虹的民族精神所感动。父亲一生为民族的命运奔走呼号，其间所遭受的艰难困苦，非人世所堪：18岁，参加东学党起义，跃马横戈任先锋；21岁，为国母闵妃报仇，奋起杀死倭寇军官，怒饮其血，成为死囚－－这个年纪，按中国古代的说法，还属于“弱冠”，而父亲那时已成为名扬全国的民族义士了；36岁，在太平盛世，或者对一个能苟安的人来说，是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小天地的年龄，而他又一次因抗日而身系囹圄，受尽酷刑后，又被判处17年徒刑；44岁，这是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年龄，他却开始了长达26年的流亡生活；1945年光复，他已是古稀老人，即便不说他一生的奋斗业绩，就凭他的高龄，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应当去安度晚年了，然而他仍在不辞劳苦地为民族的统一而奔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一生，没有过一天的安宁，有的只是饥饿、酷刑、苦役、流亡……父亲在狱中改号为“白凡”，意即“平凡的匹夫”，希望同胞和自己一样有爱国心。他的作为，使人不能不想到“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赴汤蹈火的人往往都是被视为卑贱者的最普通的人。父亲在他的自传中写到：希望在国家独立之后，他能在政府中做一名清洁工或是门卫，这足以说明他在出生入死的半个多世纪中，是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这种爱国主义，才是最伟大最彻底的。 
要是问谁是我至死难忘的人，毫无疑问，是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三度入狱，几十年流亡，他图什么？就是为了子子孙孙能在自由的国土上生活！他不愿意子孙成为亡国奴，不愿意子孙过那种没有尊严的屈辱生活。他是父亲，也是我人生的导师。在韩国抗日革命最困难的二十年代，父亲在上海写下了有遗书性质的《白凡逸志》，准备留下教育哥哥和我；1947年，他在光复了的祖国又写完续篇，其时金家只剩父亲和我了，我家三代人——祖母、母亲、哥哥均已长眠在中国。1949年，父亲被亲日势力暗杀，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白凡逸志》所记载的一部开国血史，已成为韩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国家将其列为中学公民课的读物。父亲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奋斗的一生，像一盏不灭的灯，永远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 
最珍贵的遗产到了耄耋之年，我常想，父亲到底给我留下了怎样的遗产？父亲从1894年参加黄海道东学党起义，1896年他因韩国闵妃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而奋起复仇，杀死了日本军官土田让亮，被判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越狱）；又因被指控策划暗杀日本总督寺内正毅而被捕，判处徒刑17年，后遇赦减刑。十多年的牢狱酷刑，更坚定了他为祖国独立事业献身的决心。1931年，是在沪韩国临时政府最艰难时期，只有父亲等少数中坚分子仍在顽强地支撑。敌特追捕，鹰犬遍地，父亲已经12年没能迈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父亲当时任政府警务局长，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裳，状极悲惨。处在绝境中的父亲却在考虑干成几件大事，以摆脱困难的政治局面。当时流亡在夏威夷的韩人给庄园主做苦工，工钱只有仅够糊口的1美元，就在这种情况下，侨胞节省每一个铜板，你三元我五元地捐出来，终于积蓄了几百元，把它寄到了在上海的临时政府。这笔钱，就藏在父亲身上的破衣烂裳中，他在自己没饭吃的时候都没用过其中的一分钱！1932年初，他用这笔经费，派遣李奉昌去东京行剌天皇，不幸功亏一篑；同年4月29日，尹奉吉成功地在虹口公园举事，炸死炸伤日酋多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次重大行动，韩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处境大大改善，临时政府不仅在韩人中，就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影响，证明了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正是用这夏威夷同胞省下的血汗钱，扭转了局面。父亲曾表示，一定要铭记美洲和夏威夷同胞的贡献。六十多年后，我历经周折，在夏威夷找到了这些侨胞的后代，回国后我向政府建议，他们终于得到了政府颁发的建国功劳勋章。 
我在重庆读书，休假时曾在父亲那里看到过一块镀金怀表，当时很想拿去玩一玩，可是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尹奉吉义士留下的表，你不要随便碰。”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受我父亲派遣，前去虹口公园行剌日本占领军白川大将，临行前，他掏出怀表，对我父亲说：“我的表是六元钱买的，你的表只值两元钱，再过两个小时，我这块表就用不到啦，我们换换吧。”父亲送他上了车，只说了一声“黄泉下相见”，——可以想见，那是多么悲壮的一幕！两个小时后，尹奉吉干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尹义士被捕后被押往东京杀害。1945年光复后，韩国从日本挖掘出他的忠骨，日本监狱方面也交回了那块怀表。这两块表记录了韩国开国血史悲壮的一页，也记录了前辈民族至上的伟大的情感。父亲回国后，曾专程去尹奉吉的老家祭拜。我与尹家后代也结下了深厚的情义。前几年，尹奉吉唯一的孙子尹柱雄结婚，由于他父亲已经过世，按习俗，请柬上应当有男性当家人署名，尹家在为难之中想到我，请求以我的名义发请柬，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尹家的婚礼相当隆重，这是足可以告慰尹义士在天之灵的。 
1947年，父亲巡访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当地群众几万人集会欢迎，父亲在会上对当年越狱后受全罗道老百姓掩护帮助表示感恩，他大声地问：“在场的有没有宝城金家某某人的后人？有的话请上来！”结果真的有人走上来行礼。父亲就这样对帮助过韩国独立运动的所有人一一报答。　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回他们的岛上去了，可是亲日派还很有势力。光复后，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局不但没有清除亲日分子，反而让这些人继续掌握了一部分大权，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坚，甚至无处谋生，连吃饭都困难，子女更是没钱上学，以致“亲日卖国三代兴，抗日革命三代亡”的顺口溜也流行了起来！那一段时期，出于对独立运动领袖的热爱，有许多人捐款捐物给我父亲，但父亲分毫不取。全罗道的民众曾捐献了许多金银手饰，父亲把这包金银手饰全都转给全罗道的道长（相当于省长），请他用这些钱款赈济灾民。一次，旅居夏威夷的同胞送他一块名贵的金表，可是没两天就发现已经不在他身上，我问他，他才说出：找到一位抗日革命者的后人，看到他们太穷，无物可赠，就把表给他们了。父亲把同情支持者送给他的物品全都转送给最困难的同志，自己什么也不留。遇难后，他的箱子空空如也，――所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送人了。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他人格风范的写照。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钱财，可是他给我留下了世间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这就是永远地为民族和国家献身。 
父亲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南北和平统一，反对各自单独成立政府。1948年4月，他力排万难，不顾危险，为了国家的统一毅然北上平壤，他越过三八线前，曾手录友人诗明志－－“踏雪野中去，不须胡乱行。今日我行迹，遂作后人程”。我陪侍父亲北行，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金日成对我父亲执后辈礼，尊称“抗日的老前辈”，那一年，金日成37岁，而我父亲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一个月后，南北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府，祖国就这样处在了分裂状态，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　1949年6月26日，父亲被亲日的极右势力暗杀。一年以后的1950年6月25日，同族相残的朝鲜战争爆发，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父亲青年时代就仰慕中国的儒学，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大忠之人。他以一介布衣，为民族解放，艰难跋涉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非人世之所堪，万死不辞，终于迎来大韩的独立，使我真正体会到“匹夫有重于社稷”的含义。他又是位大孝之子，在我祖父病重时，他曾效仿古人，割肉啖亲。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时，生活极度困难，祖母让父亲去找一份工作养家，父亲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大门一步！”祖母震怒，命我父亲跪下，用鞭子责打他。当时安重根的母亲时常送东西接济我家，看到祖母在责打我父亲，就说，他怎么也是我们临时政府的官员，你怎么能打他呢？祖母这才让他站起来。常言称忠孝不能两全，在我看来，父亲是大忠大孝之人，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也就没有家族的平安。如今，南北两方都尊奉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人们越来越体会到他的远见卓识。好多年了，每天早晨，当我从国家电视台开始曲的图像中看到父亲的伟大形象时，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叫“金信”，不叫“金钱”。父亲一生不爱钱，他为我取名“信”，就是要我诚信做人。少年时我在中国就读过《三国演义》，受了很大的影响，前些年我到洛阳时还特地去关林寺拜谒关羽的庙。一个人如果对国家不忠，他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正由于有这样的家族背景，我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家族的荣誉。中国话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为国家奉献，人们都认为是应当的；如果我做了错事，账就不会只记到我头上，人们就会说“金九的儿子怎么怎么着”，那就会玷污先父英名，有辱门风。所以我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生怕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迷失方向，现在他们都已独立门户，在这些方面都很谨慎。
我在从空军总长卸任的当天，就脱下军装，把副官、卫兵、司机和勤务兵全召集起来，先感谢他们跟随多年，然后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是平民了，你们不必再跟着我，现在立即收拾行装归队。部下很难过，但是我斩钉截铁，要他们立刻把公家的汽车开回去，把公家的电话拆下来带回去，凡是公家的东西，一样不能留下。我在总长任上，曾对一些高级军官占用公物的行为提出过批评，我认为前辈为国家赴汤蹈火，后辈人却想尽方法占国家的便宜，是可耻的行为。我生性不会拐弯抹角，因而得罪过一些人，也有人曾出言威胁过我。面对指责和威胁，我很坦然，只要我在任上一天，我就照制度执行。卸任之后，我立刻和军队脱离了关系。除了规定的纪念活动，我一般不到部队去，我不想干扰别人。　多年来，我不过生日。因为父亲在流亡期间，从不做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家都亡了，还过什么生日？”他的属下知道他的性格，有时逢他生日，至多悄悄地给他面前放一碗他爱吃的冷面，或多放一些泡菜，还不敢告诉他。在这些地方，我都学习父亲。为官几十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是清廉，二是勤奋，三是严谨。如果做官只想到谋私，上有负祖宗，下愧对子孙，最是一件无谓的事。 
暗杀我父亲的暴徒叫安斗熙，他只被短暂地关押后便逍遥法外，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年内军衔连续晋升两级，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主子是谁。但安斗熙活得太艰难，成为人人唾骂的恶人，经常有人找到安斗熙痛打一顿，然后扔下点钱让他治伤；他的家人也蒙受羞辱，走到哪里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1993年，韩国国会重新调查金九遇刺一案，安斗熙被人抬着出来接受询问，他招供是受人指使的。记者们问我对安斗熙本人的命运有何看法，我说：他提心吊胆地多活了几十年，受尽世人詈骂，比死还要难受，这不也是很公正吗？当年有很多人要帮我复仇，我何尝不痛恨这杀父仇人？但是我想过，如果内乱由此而生，我有何面目见父亲于地下？走父亲的道路，最难，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磨练。
我与蒋氏父子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我家与蒋介石先生的关系都不是秘密。 　要不是蒋介石先生全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很难有发展。1933年，蒋先生通过陈果夫联系，在南京黄埔军校秘密会见我父亲，共商抗日大计，国民政府拨款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光复军，选派韩国抗日青年到洛阳军校受训。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蒋先生的远见与仁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1938年，父亲在长沙遭独立运动内部的激进分子行剌受了重伤，送到湘雅医院抢救，医生认为希望不大了，已经放弃抢救。这时候蒋先生知道了，下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同时一日三电，关心我父亲的情况。张治中将军亲自到医院去慰问。我父亲能转危为安，与蒋先生的救助是分不开的。事后蒋先生还派人送来巨额慰问金。　当年我能进中大附中也是国民政府的特别指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指示中大附中免费接受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子弟10人入学的文件。 
1936年，我在南京孝陵卫参加了童子军全国的夏令营活动，并接受检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先生，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我能经常地与他面对面地交谈，成为忘年之交。　1957年我任空军作战部长，随陆军总长李亨根将军去台北访问，蒋先生接见了我们一行，在我们告辞时，蒋先生忽然说：“金信，请留步，我们合个影。”我立在蒋先生身边合影，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单独留影，弥足珍贵。几年后我以空军总长的身分访问台湾，蒋先生亲自给我授勋，并让蒋经国先生陪同我去金门岛考察。后来我任驻台湾大使，见到蒋先生的机会就多了。记得那次到达台北两三个星期了，还没有安排我递交国书，我很焦急，要是蒋先生再不接见我，我就赶不上“双十节”的庆典活动了，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就在“双十”的前一天，蒋先生接受了我的国书。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轻，嘴唇上全是泡，他是带病会见我的。他对我说：金大使，令尊金九先生是我的朋友，你我关系非同一般，以后想见我，无须经过外交部，可以直接到我的官邸找我。 
我在台湾，蒋先生对我关照很多，我们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他对我说话无所顾忌。他经常来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聊天，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说实话，且不说我和他的地位不一样，论年龄不是一辈人，更何况我一直把他当作我们金家的恩人，当年要是没有他下令抢救我父亲，我父亲早就不在了。蒋先生对我很亲切，很信任，也经常向我打听外面的事。有几次，他让我到士林官邸，秘书与卫士都被他打发出去。我们一老一少在一起谈得很愉快，他经常大笑出声。我告辞时，秘书和侍从都说，老先生沉郁多日，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侍卫长郝柏春先生说，金大使，你以后要常来玩，他会高兴的。后来党政军要人都知道我可以直接见蒋先生，于是对我尊重有加，有的甚至托我打听升迁的事。 
他是善解人意的人。有一次在士林官邸，他留我单独聊天，秘书与卫士全退下。谈了三四个小时仍无倦意，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当时内急，有点不安，蒋先生看出来了，用手指示说：“金信，你是不是要解手？请按那里。”――蒋的洗手间非常秘密，他要不指给我看，我还以为那儿是墙呢！他晚年更寂寞，经国先生曾对我说，要我经常来玩，并关照我，外面有些事没必要让老先生知道，知道后他会烦。这些，我都懂。老先生晚年不大相信别人的话，总认为别人会骗他，而“下骗上易，上骗下难”，――这话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认为极有道理。我与蒋老先生、经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的高层人士，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驻节台湾8年多，每年纪念815光复时，使馆举行招待会，蒋先生、经国先生及党政军要人都出席，我在致辞中总是先提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在等日本使馆官员退场后，全场总是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韩中两国人民的苦难的过去，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当忘却！ 
那些年，我经常应邀到台湾高层人士家作客。我当大使，注意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注意他们的政治。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党内是有反思的，蒋在台湾开过许多会，检讨过错。当时经济发展得不错，蒋对高层管得也很紧。我到白崇喜、王叔铭、黄杰等高级将领家作客时，发现他们的住宅都很简朴，用饭也仅仅是三四个菜，生活比较清苦。政府部门办公效率比较高，社会也较安定（当然这与实行戒严法有关）。可是蒋先生晚年，对周围的人，他似乎不太信任，自信心也有点动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他得知朴正熙访美，曾要我让朴总统向尼克松打听一下美国人对他究竟是什么看法。 
1969年，朴正熙总统访问台湾，蒋先生要同他密谈一次，我告诉他，朴正熙总统不会汉语，他说：“那你来当翻译吧！”我告诉朴正熙，他惊讶地说：“哪有外国大使当翻译的道理？他真是跟你太知己了！”有关蒋朴密谈的内容，不但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感兴趣，韩国历史学家也感兴趣，可是他们二人均已作古多年，仅有我这个“翻译大使”尚留人间，要我来披露内情，我觉得不大合适。 
我与蒋家父子两代的感情非同一般，后来，韩国方面遇到麻烦的问题，都想到派我去斡旋。有一年，韩国发生旱灾，又值总统大选，政府要我想办法从台湾进口大米，我很为难，因为我知道，当年台湾也遇大旱歉收，仅有以备非常时期的军备粮。而韩国人只吃粘性比较强的蓬莱大米，只有台湾的米能解决问题。我去找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先生，他也觉得困难，他建议我自己去向蒋先生开口。蒋先生考虑问题周密，知道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就亲自安排周转，调剂了约20万吨大米卖给韩国，谁能知道，这在当时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感激不尽，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告辞的时候，蒋先生叫住了我，说：“金大使，对不起，这些米还是卖给你们的。要是我还在大陆，这点米就送给你们了……”靠着这批大米，韩国渡过了难关。但是蒋先生的那句话我始终忘不了，从这一席话也可以窥见他晚年的心境。 
全斗焕当政时代，我已经退出政界，1987年2月，发生了涉及朝日韩关系的严重的外交事件（具体经过我以后会在回忆录里细说），需要台湾出面作中介。我国外长当天约我商谈，请我出马立刻到台湾去一趟，找经国先生想办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说说话，当天就去了台北。我与沈昌焕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见我就问：“你作为全总统的特使，带没带委派书？”我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办。他说没有也罢，说着就与经国先生联系。我想我这张面孔在台北还是很有人缘的。次日。经国先生接见了我，没说几分钟，就主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他帮了韩国政府一个大忙。当时韩国与台湾关系已经趋向冷淡，经国先生这样大度，令我钦佩，也令我感动。
1992年中韩建交前，韩国方面考虑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认为我去“最合适”，可是我认为我“最不合适”。――我相信海峡两岸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复杂的心情。1975年蒋先生谢世，1987年经国先生谢世，我都专程去台北参加葬礼。我到奉化溪口旅游时，在蒋氏宗祠献花鞠躬，引起了许多游客的注意，也许他们把我当成台湾来的了，我很想讲一讲我家对蒋家的感情，但是有谁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有兴趣呢？会不会引起误解呢？我没有把握。 
我的蓝天之梦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读小学时，是班上最穷的学生，连最低标准的学费也交不起，好在一些教师受过我父亲影响，同情革命者家属，总是想方设法为我解决困难。有一次学校组织远足到平壤去，要每人交3元钱，我连饭也吃不饱，哪里交得出？同桌的女孩回家告诉她父亲，她的父亲金庸大立刻来到我家，送给我3元钱，说：“孩子，你父亲为了抗日，到中国去了，你也该出去见见世面。”我终于能和同学们一同去了平壤。平壤是当时的大城市，我参观了工厂后，又被带到飞机场，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飞机，当螺旋桨的双翼机轰鸣着飞上天时，我很振奋，想：是男人就得干这个！然而当时祖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在祖国的蓝天上，还没有一架属于韩国的飞机。 
1937年秋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那天在城东，我亲眼看见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连膏药旗也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从机腹滑下几个小黑点，尖利的啸叫划破了城市的平静，轰然而起的巨响惊天动地，硝烟弥漫……我就这样亲眼见到日本鬼子的炸弹扔在中国人头上！大概是因为猝不急防，当时街上的军警、宪兵纷纷举着各种枪向飞机射击，可哪里能打得到！以后在武汉，在长沙，在柳州，在重庆，我逃到哪里那飞机炸到哪里，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1944年底，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独山，重庆震动，我还记得那时的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热血同学都投笔从戎了，我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我也报名参军，我记起当年在日寇轰炸下曾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当飞行员，“学万人敌”，开着飞机去和敌人拼命，于是我报名当空军。 
我考进了中国空军官校，实现了自己的蓝天梦。由于当时训练设备简陋，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袭扰，学飞行的危险性很大。就在这时，哥哥金仁病逝的噩耗传来，想到我家五世单传，自己成了金家唯一的后代，于是我写信给父亲，提出回到他身边，父亲回信说：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民族，军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国无家！――这番训诲，坚定了我翱翔蓝天的理想。后来我转到印度的拉合尔基地训练，以后又为接收战机去了美国并受训，虽然我还没来得及驾机参战，但是蓝天上终于有了韩国人驾驶的飞机！ 
1947年，中国内战爆发，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这一年，我从中国军队退役，回到祖国。作为韩国的第一个战斗机驾驶员，我参加了韩国空军的创建，后来又担任了空军参谋总长。我在空军总长任上时，曾给飞行部队下过一个命令，让部队每年挑选优秀的小学生，组建夏令营，用飞机带他们上天遨游。我的部下有疑虑，我总是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可能不懂。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次，在飞越太平洋的大型客机上，当机长得知乘客中有我时，立刻来到我面前，邀请我到驾驶舱就座。－－这位机长，就是当年参加夏令营乘飞机上天的小学生中的一个。 
我爱飞行，我在中国飞过，在印度飞过，在美国飞过，可是最自豪的，是在美丽的祖国上空飞行。我爱祖国的万里碧空，俯瞰三千里江山，想到前辈为独立自由流下的血汗，想到我的家族为此付出的牺牲，我特别明白自己的责任。 
在我的飞行生涯中，有一次永生难忘的飞行。1947年6月26日早上，我突然被派出执行飞行任务。当时我有不祥的预感。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亲日的极右势力威胁恐吓要暗杀我父亲，风声越来越紧。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的两位下属来报信，他们得到可靠消息，有人要在这两天动手，他们劝我父亲赶快转移，或者出国，或者避居医院，我也劝父亲隐蔽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父亲平静地说：我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在危险中度过，我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可顾惜的了。然而我出航后，心里还在想着返航后怎样劝父亲隐蔽。中午一时许，我正在三八线附近的一处机场，忽然收到汉城通知：“立即返回。发生重大事件。”我立刻驾机回汉城，正准备在城内的机场降落时，冥冥之中像是有什么在预示我，我想还是先往家的方向去看一看。我驾机飞到自己家上空时，看到了震撼天地的一幕：通向我家的大街小巷，已是一片缟素！无数闻讯赶来吊唁的人挤满了街衢……飞机轰鸣，可是敬爱的父亲再也看不到翱翔蓝天的儿子了！――写到这里心里真难过，不说了罢。 
1962年，我作为空军总长任期届满，卸任的这一天，也是我离开军队的日子。在汉城的空军基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我从普通飞行员一直当到空军总长，今天，我就要告别朝夕相处的机群，解甲归家了。乐队奏响了雄壮的军乐，新任总长从我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权，仪式上宣读了对我的嘉奖令，政府为我授勋。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蓝天上忽然如电闪雷鸣，27架喷气式飞机分为三批，风驰电掣地从机场低空掠过，致以敬礼，我热泪滚滚，庄重地面对蓝天，向部下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汽车把我送回家时，夫人在门口迎接。多少年来，每当我从军营归来，夫人总是这样在迎接我。我军务繁忙，经常数周不归，为了让我能尽职尽责，夫人独立支持这个家，一个人带着三儿一女，节俭度日，连孩子的毛衣，也都由她一针针地织出来。从今天起，我是个平民了，不至于再有一个电话就把我召走，数月不归的事了。我把勋章挂在了夫人的胸前，深情地说：“感谢你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也没法安心为国家服务。从今天起，我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了。”　前些日子，我到亡妻的坟上去，和她说了一会儿话。她故去20多年了，我常常这样与她倾诉，宛如青年时代的私语。我告诉她：你现在是寂寞了一些，可是我把人间的事忙完了的那天，我就会来与你相聚，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以前不服老，做什么事都雄心勃勃，现在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两年“白凡金九纪念事业会”的工作非常多，特别是奉政府指令，政府拨款加民间自发捐献，在汉城的孝昌公园建立“白凡金九先生纪念馆”，金大中总统参加了奠基仪式。我最近忙于这项工作，我估计忙完了这件大事，大概可以写我的回忆录了。 

我看到了中国巨变我少年时就到过中国的十几个省，那是随祖母逃往中国，然后又随中国人逃难，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流亡，我坐过木船，汽车，有的时候还得步行。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最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今天我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看到人们平静充实的生活，我比中国人更感到欣慰，回想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幕，真让人百感交集。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我逃难去过不少地方。中国很大，所到之处，我看够了中国人的贫穷与苦难。记得我第一次到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下船，看到有一条街，两边全是鸦片馆，烟民面黄饥瘦，弱不禁风。而即使不抽大烟，也没见谁是精神振奋的。 　虽然我当年还是个孩子，但是一些现象引起过我的注意，这就是每到一处，所用的钱币都不一样，更奇怪的是各地军队的服装也不一样，装备也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虽然表面上都隶属民国政府，但是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形同割据。现在的青年也许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混乱。民国时的税多如牛毛，军阀胡作非为，有的地方征税竟然连十几年之后的税也征去了！抗战之后，这些割据现象才逐步改善而趋于团结对外。 
1944年在西南联大时，我患伤寒病，回重庆治病时，在云贵交界的山区，汽车被一群土匪拦劫，他们抢去了我身上的全部钱物，我哀求他们，他们才给我留下一件旧夹克，否则我肯定会冻死。这些强盗大概也是穷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的。也是在那个地区，有一次黄昏时赶路，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竹竿上结着像西瓜一样的东西，走近一看吓了一大跳，是许多人头！原来是官府处决犯人后枭首示众的。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在我青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是太深了！ 
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日本的侵略更是雪上加霜，我记得炮火下流离失所的逃难老人和妇女，我也忘不了在日本飞机轰炸下丧生的儿童。在重庆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有的时候实行的是“疲劳轰炸”，即飞机连续不断地来，使群众无法正常生活，有时候一连在防空洞里呆上十几个小时，当时重庆的许多防空洞还没建成，有的是死洞，不通风，所以“五三”、“五四”大轰炸，市民死伤惨重，我记得有一次轰炸结束后，我从防空洞出来，亲眼见到街市上死尸残肢狼籍，电线杆上挂着人的内脏，惨不忍睹！有一次看到嘉陵江边处理防空洞中运出来的尸体，一排排的码得整整齐齐，让人看了悲从中来。　我在中大附中读书时，米饭中常有砂粒、稗子甚至老鼠屎，我们戏称“八宝饭”，晚上上自习，点的是桐油灯，校舍是竹篱笆搭的，外面糊上泥巴，像风波亭。――可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还过不上！ 
1947年我回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有40年没能踏上大陆一步。可是出使台湾的8年多，我经常到金门岛向大陆眺望，我一直注意看两边的报纸，注意大陆发生的一切。看到大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革命”，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总是要“搞运动”？为什么刘少奇也被打倒了？为什么孔夫子也成了“四旧”？老百姓日子将怎么过？……我不希望中国发生内乱，因为我有苦难的记忆。当然，我认为当时两边的宣传都有片面之处。现在我可以告诉大陆的朋友：蒋先生得知大陆“文化革命”的混乱时，是比较兴奋的，他认为还有机会。好在一切都结束了。不过，多年搞运动的后遗症还在，我初返大陆的那几年，好多人不敢与我接触，心有余悸。他们发现我没变，倒是我发现他们变了，变得多疑多虑，从中可以看到“运动”对人的迫害。 
50多年过去了，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到之处，看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这都是改革政策的成效。改革刚开始没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街上行人的衣服颜色差不多，想找一家像样的饭店都比较难。可是一年年下来，变化惊人，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变得我都快认不得了。前些年到处都只看到官员公费消费，今年我到南京，朋友带我去了一些很不错的中等饭店，看到许多普通市民全家在用饭，济济一堂，我心里特别高兴。以前我流落在西南地区，看到过衣不蔽体的山民，在嘉陵江上看到过赤裸着的纤夫，现在人们衣着打扮比以前有天壤之别，走在中国的大城市，时尚的青年比发达国家的青年还“前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文化习俗上。而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似乎更注重文化品位，注重自身的教养。 
我钦佩邓小平，在他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走向富强。1994年，我在上海宴请中国朋友，海峡两岸的朋友欢聚在一起，大家对中国的未来作了一些预期，我说：“我希望中国顶天立地站起来。几百年来，世界上的有些国家抓住了发展的机遇，成了强国；现在，太阳照耀着中国，中国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到了！一定要抓往这个发展的机会，把中国建设成和平进步的强国，也让我们黄种人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但是，太阳照到头上，不等于就可以坐待其成，还应有正确的政策措施，还应当艰苦奋斗。无论如何，中国都不要放过这一最好的发展时机啊！”――今天，我仍旧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中国在我心中太重要了[2]。
元末诗人
金信，字中孚。金华人。以茂才举，不就，隐居自怡，人称漫吟先生。著有《春草轩集》，杨维桢曾为之作序曰：“金华金信氏从余游于松陵泽中，谈经断史，于古歌诗尤工。首诵余古乐府三百，辄能游泳吾辞，以深求古风人之大义。……所为诗有《春草轩》。所编如古琴操、《赵璧词》、《荆卿篇》、《博浪锥》、《月支王头饮器歌》，其气充，其情激，其词郁以谐。吁，信之诗有法矣。”
现代工程师
金 信 1937年12月生，河北人，哈尔滨市松花江水泥厂工程师。所撰《立窑生产普通硅酸盐水泥技术》、《眼睛向内，扭亏增盈》两文被《中国科技经贸论文选集》收录，《立窑生产道路水泥的技术要点》刊于《黑龙江建材》杂志，《多级配球法对细度的影响》刊于《水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