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汤恩伯
个人简介
汤恩伯(1900.9.20 ～1954.6.29)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名克勤，字恩伯。浙江武义人。1920年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1925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8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继任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1931年起，任第2师师长、第13军军长等职。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10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4月在豫中会战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9月调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1945年12月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5月任首都卫戍司令。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春兼第1兵团司令，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10月由金门去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病逝后被追晋陆军上将。
军事生涯
  汤恩伯戎装照（图一）抗战初期，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战役、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1937年汤恩伯率第13军在怀来、南口、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失陷；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有功劳，但不服从李宗仁指挥，亦种下他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间的不和。之后汤恩伯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至1940年之间初转战华北，第三十一集团军亦被日军称为“汤恩伯部”。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豫皖苏鲁四省战区（应为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的行政长官。1942年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但由于抗战初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旗下部分军人军纪极差，曾出现组织性的抢劫强奸等恶行，河南的百姓普遍抵制汤恩伯部，甚至以“三大天灾”攻击汤恩伯部，更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说法。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很多河南百姓趁势，拿起锄头、大刀、成群地向国军部队发起攻击，汤恩伯警卫旅被缴枪，汤恩伯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走。国民政府事后文告称：“自此，散落于民间枪支不下十万。”结果，第一战区全面崩溃，汤部主力撤出华中，汤本人调任黔湘桂边区总司令。12月独山陷落，陪都震动，蒋中正急调汤恩伯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至1945年7月汤恩伯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1945年日本投降后，汤恩伯奉命抢占沪宁地区，任首都（南京市）卫戍司令。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等职。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汤恩伯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区未能克敌，手下之国军主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在  汤恩伯（左）和杜月笙（右）[1]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汤恩伯因而被撤职，后转任首都（南京市）卫戍司令。不过随后因黄泛区大会战，有其战功，因而又于1947年兼任陆军副司令，并曾代理总司令，此为汤恩伯军旅生涯最高职位。1949年蒋中正下野后，力荐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负责隔江保护南京、上海。但是代总统李宗仁对汤恩伯能否胜任表示质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说：“汤恩伯当一师长已嫌过份，你蒋中正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不久，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随即占南京和上海，汤恩伯将所部撤往福建、台湾。期间与汤恩伯亦师亦友的陈仪试图向汤恩伯策反，劝汤恩伯投奔中共，为汤恩伯所拒，并密报蒋中正，陈仪被捕。同年8月，汤恩伯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厦门警备司令。在厦门被解放军占领后，汤恩伯将总部移到金门，督导李良荣二十二兵团，在胡琏十二兵团部分抵金门后，渡海进攻金门的解放军全数阵亡、被俘，是为古宁头战役（金门战役）。1954年于日本庆应大学病院治疗胃疾时并发症逝世，一说是被日本医生谋杀。[2-4]
人物年表
1912年入武义县壶山小学读书。
1916年高小毕业，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
1917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
1918年与永康籍马阿谦结婚。  汤恩伯戎装照（图二）
1919年浙江体专毕业，留校任教。后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长子汤建元出生。
1920年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排长，是陈仪的部下。浙军溃败后回乡，任东皋警察所巡官。
1921年与武义巨富之子童维梓东渡日本。
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4年5月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
192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教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与王竟白结婚。
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19军中校副团长，后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嗣后升任作战科科长。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中正赏识。
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副连长，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
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部队改编后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任第2师中将师长。
1932年任陆军第89师师长，后兼第四师师长。
1933年回乡祭祖，巧理纠纷后重修岭下汤祖坟，蒋中正为其墓碑题词“中山发祥”。
1934年任赣粤闽鄂“剿共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
1935年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
1936年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率部驻绥远集宁，抗击伪蒙勾结日伪进犯。
1937年8月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驻防南口迎击日军。“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13军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9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10月率第13，第52军驰援晋绥。翌年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获国民政府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抗战初期，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血战、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
1937年汤恩伯率第13军在怀来、南口、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失陷;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持观望态度，是滕县战役而台儿庄战斗不利的罪魁祸首，仅以蒋为马首是瞻，但亦种下他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间的不和。之后汤恩伯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期间以自己利益为核心，以中央军自持，对友军不积极救援。
1940年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937年至1940年之间初转战华  1949年的蒋中正和汤恩伯及其他高级将领北，多次重击日军。是日军在华北少数有所畏惧之坚强部队，第三十一集团亦被日军称为“汤恩伯部”。
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战区的行政长官。汤恩伯善于机动，擅长外线攻击敌军侧背，在中央军中战术别具一格，不像其他中央军那么呆板。
1943年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委员会干事。
1944年任黔桂湘三省边区总司令，4月在豫湘桂会战中其40万大军不战而逃，一溃千里，赢得了“长腿将军”的称号。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有人尖锐的指出其大溃败的原因是“将失军心，军失民心”。因为贵州方面的张发奎不断告急，而汤恩伯在河南呆不住，9月蒋调其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独山陷落，陪都震动，急调汤恩伯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至1945年7月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9月抵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抢占京沪地区，收复南京，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
1946年4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7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兼南京警备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汤恩伯被撤职查办。7月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中正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  1954年汤恩伯丧礼家属围在棺木旁[5]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5月任国防部厦门指挥所主任。7月任金门厦门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10月29日由金门去台湾，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赋在家。
1953年一月率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4年5月赴日本医治胃疾。6月29日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院去世。7月葬于台北县南宫之壶山，后迁葬于五指山公墓。病逝后被追晋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6]
人物生平
抗日时期抗日战争初期，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血战、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1937年
  抗日战争时期的汤恩伯[7]7月抗战军兴，汤恩伯即奉命率第13军开南口布防。南口为西北关钥，1926年刘汝明与奉军血战之处，在战略地位上非常重要。第13军在怀来、南口与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被日军突破，才不得不突围。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第13军是这一场战役的主力，伤亡12600人，占全军人数的45%以上。
这场防御战，中国军人打得勇猛、顽强、悲壮、机智。打掉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下了一次战役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记录，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时间，使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短评写道：“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第13军突围之后调河北刑台整训,汤恩伯升任第20军团军团长，辖第13军与第85军。正遇河北两路战线崩溃，汤军团抵挡突进的日军第14师团于漳河,直到10月底才将防务交给第32军,急调晋东,再度应援第二战区,转战同蒲路。
1938年1月，第20军团调南阳整训。2月即调归德，成为鲁南会战之中坚。3月第20军团急开临城，参与鲁南  汤恩伯及其它将领与美军参谋长柏德纳交谈[8]会战，并指挥第52军。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表现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毁之者谓汤恩伯在此役前后充分显露其对友军见死不救的一面：在藤县不救援池峰城部听凭其被日军击溃，而当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正面坚拒时,汤恩伯也是坐等西北军同日军连番血战，彼此拼光了所有预备队后才发动反攻，使日军大部败而不溃，顺利逃出包围圈。而誉之者称汤恩伯“用兵灵活、合宜”（白崇禧语），认为汤恩伯是台儿庄制胜的举足轻重的关键因素。所谓台儿庄反攻时不听李宗仁命令、逡巡不前，是因为3月31日汤军团发现日军坂本支队已出现在汤二十集团军的侧翼，如果按照原先部署很可能被日军侧击，到时候非但救不了台儿庄，自己反倒危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汤在姑婆山逡巡不前，其实就是汤部在兰陵一线向日军发起攻击，当时坂本支队已到达邵家庄出现在20军团的侧翼，而另一对日军主力已达到官庄，兰城一带，双方相距不足15公里，如果双方向两面推进，20军团无疑被摧毁，所以汤认为战场瞬息万变、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下了个大胆决定，修改作战计划，以25师后移阻击向城的坂本支队，第4师攻击爱曲，秋湖一带的日军。89师抵达洪山镇以东，掩护25师。这么做，可以摆脱20军团侧翼威胁，使得其在最后的总攻没有后顾之忧，也能把肌谷师团的残部纳入包围卷，增加台儿庄的战果。只要其行动不影响大局，在军令部的最后通牒下达之前，汤部是有权决定出击的时间，就像周亚夫去救援梁国一样。总之，汤的行军路线是南下——迂回——南下的过程。虽然修改了作战计划，耽搁了三天的时间，对于台儿庄整体战局没有导致恶化，而且最终完成了对台儿庄之敌的合围。李与汤向来不合，李坐镇徐州，只要求汤部完成任务而已，对于汤部所面临的处境无从知道，却一再说汤是畏敌不前、见死不救，并无道理。同为桂系的白崇禧在徐州会战后的总结中说：“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宜之处。”
1938年5月，第五战区总撤退，汤恩伯率部撤往南阳。第五战区对撤退路线之规划甚差，所以第20军团宁可自择路线，使李宗仁长官对汤恩伯仇恨甚深。1938年5月兼任第五战区陇海兵团总指挥（副刘汝明），旋调上高，兼第九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为武汉会战后盾。1937年6月,汤恩伯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7月，蒋中正有意整顿一支攻击军，对日军后方进行战略突进，汤恩伯即受任为军委会突击军军长。这段历史少有人知，这个突击军辖第4师、第89师、第200师。其中的第200师当时是不折不扣的装甲师，军部并配署完整特种兵，可以说突击军是中国的第一支装甲军！这个突击军在上高整编，但是战局恶化过速，使军委会不得不放弃反攻大计，而将汤恩伯集团军使用于瑞昌、阳新、通山一带阻击战。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接近尾声，第31集团军调往邵阳整补。1939年元月开宜城，再度隶属第五战区。5月  汤恩伯在老河口与第五战区军事会议的将领[8]参与随枣会战，纵横襄花路，成为日军口中的坚强部队。1939年12月冬季攻势奉蒋中正手谕进击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段。1940年5月枣宜会战，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全面失利，中央兵团完全崩溃，但是第31集团军仍打的有声有色。1941年2月豫南会战与敌大战于舞阳，日军再度惨遭重击。华北日军对汤恩伯衔恨至深，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战区的行政长官。汤恩伯兼长民政之后豫南大灾，但汤部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1942年1月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成立副长官部。1943年9月兼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中美合作所第10训练班主任。
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汤恩伯部野战军安全撤出中州，可谓战略性转进。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如何狼狈，其实汤恩伯部之退尚称可佳。日军检讨即称“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结论出自最嘉遮掩的日寇之口，可觇其实。1944年12月，汤氏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辖第9军、第13军、第29军、第57军、第89军、第97军及第98军。汤部大部份经四川急开贵州，而第31集团军仍在王仲廉领导下在豫西山地与日寇奋战，并创造豫西鄂北会战之大捷。1945年3月汤恩伯出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5月获选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第3方面军在1945年7月于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战功卓著。日寇于1945年8月投降。[2]
注释一：汤恩伯及其它将领与美军参谋长柏德纳交谈图中，从左至右分别是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萧肃毅、柏德纳。
注释二：1940年4月15日，汤恩伯在长官司令部驻地湖北老河口与出席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军事会议的高级将领合影图中，从左至右依次吴仲直、高永年、刘汝明、王鸿韶、郭忏、汤恩伯、孙连仲、李宗仁、张自忠、黄琪翔、韦永成。内战时期汤恩伯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区未能克敌，手下之国军主力，张灵甫的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共军歼灭，汤恩伯因  汤恩伯视察绥远前线部队而被撤职，后转任南京卫戍司令。不过随后因黄泛区大会战，有其战功，因而又于1947年兼任陆军副司令，并曾代理总司令，此为汤恩伯军旅生涯最高职位。
1949年蒋中正下野后，力荐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负责隔江保护南京、上海。但是代总统李宗仁对汤恩伯能否胜任表示质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说：“汤恩伯当一师长已嫌过份，你（蒋中正）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不久，共军渡江战役胜利，随即占南京和上海。汤恩伯将所部撤往福建、台湾。期间与汤恩伯亦师亦友的陈仪试图向汤策反，为汤恩伯所拒并呈报上级，于是蒋中正逮捕陈仪。
1949年8月，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兼厦门警备部司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厦门时弃军而走并将总部移到金门，督导李良荣二十二兵团，在胡琏十二兵团部分抵金门后，渡海进攻金门的解放军全数阵亡、被俘，此为金门战役。之后前往台湾任战略顾问。汤恩伯在内战时表现极差,将一生勋业败尽。徐州绥署之攻势的确为其攻势作战指挥之素养不足,而对京沪防卫战则有过大的期待,但整体败局实在无从挽救，厦门之弃军而走则为一生之最大污点。[2]
人物逝世
1948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汤恩伯在1948年冬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被调任浙  汤恩伯葬礼现场江省主席，陈仪见国民党败局已定，因不愿与蒋中正同归于尽，准备通电起义。为确保起义安全，陈在上海晤见汤恩伯，对他进行了起义的鼓动活动，要汤恩伯一同起义。汤恩伯在关键时候出卖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陈仪。事后，汤电告蒋中正，并嘱咐军统头目毛森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1949年2月，蒋免掉陈的省主席职务。
陈闲居上海，时汤恩伯已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不明底细的陈仪出于对汤的爱护，又忠告汤，要他放弃防守长江，及早率部投诚，事后汤背着李宗仁，又将陈的举动密报蒋中正。蒋在奉化电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他会同汤恩伯，将陈仪扣押起来。3月中旬，陈仪在寓中遭毛森诱捕。汤恩伯感到将陈关在上海有所不便，即用飞机将陈解押到衢州汤恩伯的临时公馆秘密监禁。5月初，浙江解放前夕，汤又下令将陈转解台湾，囚禁于基隆。后蒋中正把二·二八事件的罪责全加到他的头上，1950年6月将其枪毙。 
汤恩伯到达台湾后，由于他并非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不容于当时掌控台湾的黄埔“土木系”。汤恩伯的  汤恩伯武义故居（图一）所有职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再加上“卖师求荣”让他不见容于昔日同袍，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的所需巨额费用，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汤恩伯作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中，手术刀没能留住汤恩伯的性命。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4岁。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医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便记恨于汤恩伯，趁机报复。
据目击者说，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哀嚎不止，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1954年7月15日，汤恩伯灵柩自殡仪馆送往下葬，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等为其执绋。
蒋中正闻知汤恩伯死讯后，非常悲痛。他亲自参加了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公祭，并发布命令，追赠汤恩伯为“陆军上将”。
一个月后，蒋中正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说：“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  汤恩伯武义故居（图二）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恩伯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蒋中正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汤恩伯之死发表自己的感想，“告诫”其他后来者，还不如说他对汤恩伯当年丢掉上海仍然耿耿于怀。[2-3][9-10]
社会评价
  汤恩伯写给武义民招中学负责人的信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畏惧的抗日名将。他以南口战役及台儿庄大捷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后，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造成河南平民倒戈帮助日本人占领河南。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但也有人认为河南人民称呼土匪为“老汤”，“汤”就是土匪的意思。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据称吴国桢亲眼目睹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
汤恩伯在对共产党的战争后期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一词来形容。这不仅加深了中共方面的宿怨，也令他最终失去蒋中正的青睐。因为战争状况受限于大环境，汤恩伯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但汤恩伯唯效忠蒋中正，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对台湾亦属有功。长期副手陈大庆在台湾当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亦可见汤恩伯的资历。
汤恩伯效忠蒋中正、蒋亦重用汤恩伯，汤恩伯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照准。但陈仪见大局不利，屡次鼓吹汤恩伯投共，动辄骂汤不识时务。汤原不回应，但终将陈投共心态告知蒋，原条件是保陈一命，但事情发展牵涉陈以往恩怨，且蒋欲杀鸡警猴，陈仪又拒绝向蒋认错，汤虽全力营救，但遭到蒋拒见，无法挽回，致陈仪被蒋枪毙，在到达台湾前，他还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汤仕途亦告终。
汤恩伯在抗战中期晋升主政河南的一方大员，开始疯狂扩军，建立自己的派系，当时和陈诚，胡宗南并称黄埔系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蒋中正的猜忌，河南会战遭到惨败后，蒋中正就开始肢解他的派系，他的嫡系起家部队13军再也不让汤恩伯指挥。
汤恩伯派系的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等。[6]
相关轶事
汤恩伯将军作战时的指挥习惯颇有意思，他在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时，参谋长为宋涛，副参谋长万建藩。汤恩伯书信(3张)宋参谋长每天在汤恩伯总部管理大大小小的琐事，总部人员讥之为常务参谋长，万副参谋长平常不大到总部上班，一有战事，宋参谋长留守，万副参谋长则到总部指挥作战。汤恩伯在作战时，喜带参谋一人（带地图），副官一人，短枪卫士七八人，电台一部，乘汽车一辆到前线找个军部住下，随军行动，对前线部队就近用有线电指挥，对总部用无线电指挥。汤恩伯往往亲自拟稿，交译电员译好发出，若交通困难则改骑马。
汤恩伯之喜怒无常有一趣事，1943年初汤恩伯到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巡视，当地请汤恩伯看戏，排了个棒打薄情郎。汤氏看完，即吩咐将总部某秘书谢某关起来。众人与谢秘书均莫名其妙，原来这个谢秘书也丢了一个小脚老婆在总部的镇平留守处，不给生活之资变相遗弃。谢太太悲愤之余，有个冒失鬼出主意，不妨拦车告状，于是一次汤恩伯车队经过，谢太太即拦车递上状纸，汤恩伯看看就忘了。这回看了戏触景生情，马上“主持正义”，莫明其妙地将谢秘书关起来，关起来后却又忘了，没再追问，总部就将人放了，不了了之。是为一时之笑谈。
汤恩伯曾兼任武义县私立明招初级中学董事、董事长，多方为学校筹集资金，给学校捐资法币一百万元，捐赠房屋一座、山80亩，少量田地，以及至今尚存的钢琴一架。[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