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米粮之战
基本概况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决定进城工作的大政方针的同时，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陈云主持过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有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因此，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周恩来建议调陈云回中央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赞成。1949年2月初，毛泽东电请陈云来中央一叙。几天后，陈云从东北风尘仆仆地到达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交换意见后，挑起了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重担。因为东北的工作还很多，陈云未及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便迅速折返东北，交接那里的工作。在此期间，周恩来于3月14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中央应立即成立财经委员会，并于4月初、4月底和5月初再三电催陈云速来中央工作。陈云迅速结束了东北的工作，于5月9日离开沈阳，10日到达北陈云一到北平就走马上任，同刘少奇、朱德一起参加了在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后，他立即开始了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3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确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6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正式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陈云也在会上讲了话，对为什么要成立中财委、中财委的任务、中财委的组织机构等问题做了说明。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会上，陈云宣布，中财委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以解决全国性经济工作要应付的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
1949年9月2l至30日，陈云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以后又兼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领导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银元之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工作面临的头一件大事，是消除已经肆虐中国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从1948年4月发行金圆券到1949年5月，上海物价就上涨了近14万倍，纸币几乎变得毫无信用、一文不值。另一方面，当时新生的人民政以为了支援前方作战，维持生产和群众生活，恢复国民经济，露要支出很大的军政费用，而收入则一时难有大量增加，财政赤字仍然很大，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因此通货膨胀不但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资本利用这种形势，囤积居奇、兴风作浪，造成市场动荡的局面。一时间，上海投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成为全国市场严重动荡的根源。投机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零分”，要在经济上与我进行较量。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问题就不能解决，新生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为了稳定市场、平抑物价，陈云领导了打击投机资本的战斗。投机资本首先是在金融领域活动的。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对这一情况，陈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感到：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律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在金融上遭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律)。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给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月8日，中财委致电华东财委，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包括：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投机分子操纵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棉纱之战
但是，投机资本势力很大，这次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浪。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资本乘国民党残敌对人民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操纵市场，以米价带 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面对这样的情况，陈云7月17日率领中财委抵达上海。到上海，陈云首先指示大力组织运输，特别是内河运输，以调运物资进入上海。当时前方还在打仗，军运任务很重，但是为了保证上海这一特殊战斗的需，中共中央对华东铁路运输做了特殊的安排。上海的粮、煤库存迅速上升。国营贸易公司手中有了实力，就运用相机搜集物资的办法来调节供需。与此同时，工商行政部门整顿了市场秩序，制定了新的市场管理办法。7月下旬以后，物价涨势暂时转入缓和。
但缓和是暂时的。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问题和对策。他认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职蓄力量，抓紧酝酿一场新的攻势。10月初，在财政赤字仍然很大，而国家又不能不大量收购棉花等物资的情况下，陈云感到投机资本决不会放过机会，便向毛泽东汇报说，预计物价将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果然，随着国家开始大量购买物资，从10月15日起，投机资本掀起了又一场物价大波动，使物价涨风从上海和天津向全国蔓延起来。一时间，币值大跌，物价猛涨。进入11月份，上海和天津物价上升更为猛烈，这次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能。
为了制止物价猛涨，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张的原因，发布了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十一、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宣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颈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这封电报稿起草完后，陈云当晚即上报中共中央。周恩来看后，感到这十二条密令必须马上发出，便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末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当晚看到电报，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电报速发往各地，从此拉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战斗的帷幕。
11月25日，根据中财委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平律、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开市后，上海等地的投机势力一看有纱布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购入，甚至不借借高利贷。然而，他们打错了算盘。随着国营商店越抛越多，投机者才知道失算了，也赶忙抛售自己手中洋纱布，但他们越抛越跌，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倍，投机分子大蚀其本。为了让投机资本家得到“教训”，陈云接着提出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人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至此，投机资本家再也受不住了，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在短短几天便因大批贷款收不回来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他们不得不为共产党对经济手段“运用之妙”所折服。
米粮之战
鉴于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面临粮荒，而投机资本家还有反扑力量，因此，为防患于未然，陈云于11月底开始筹划在粮食问题上与投机资本再一次较量。12月12日，陈云在中财委全国城市供应会议上讲话，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即开始从四川征集4亿斤大米接济上海，并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至上海，以备应急。在陈云的安排下，两个月的时间上海周围即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准备了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的粮食。平律、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不出陈云所料，上海等地的投机资本以为国家粮食准备“不足”，也正把目光瞄准了粮食市场。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以为一定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便在春节前夕向粮食进军。他们千方百计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一厢情愿地以为肯定利市百倍，大捞一把。但是，春节过后，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投机资本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海一下子冒出一批国营粮店，并连续抛售了2亿多斤大米，迫使他们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抛售掉。
陈云同投机资本的较量，从整顿金融到控制产品市场，从银元到棉、粮食，每一环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其基本方法是运用政治和经济手，集结优势力量，选准时机，然后一声令下，置敌于死地。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投机资本已大伤元气，再也无力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了。再加上950年统一射经以及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的出台，使持续了十几年的如脱僵野马之势的通货膨胀迅速被制服。
打击投机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的胜利，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它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军事上能打100分，经济上同样能打100分；它克服了全国经济混乱的局面，稳定了形势；它向全世界提供了物价工作管理的成功经验。连西方经济学家都说：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中国最有经验，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是要向你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