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庄士敦
人物简介
庄士敦（Reginald·Fleming·Johnston ,1874--1938），1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1919年2月，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力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徒在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等。但令其声名大振的即是1934年出版的这本《紫禁城的黄昏》。 庄士敦不仅对溥仪竭诚尽忠，也为古老的皇宫带来了新的气息，深受溥仪崇敬。但在大量中国文献中，都不约而同将他写成西方文化的代表，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甚至说庄士敦教英文是假，实际上是小朝廷与英国使馆的联络人，是英国特务。而在英国人的眼中，庄士敦又是一个过于热心拥抱异国文化的怪人，甚至是一个一心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1938年，庄士敦去世，终身未娶。
人物生平
光绪二十七年（1901），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  溥仪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光绪三十年（1904），经骆克哈特推荐，庄士敦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他原先是信仰基督教的，到了中国后开始兴趣于中国佛教。他为此阅读了大量的佛家经典，并遍访中华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研究佛教理论的玄奥和释典的妙谛，从此不再到教堂作礼拜。他还特别爱好出外旅游，光绪二十八年7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他研究佛教理论了解和搜集第一手基础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终一站为普陀山的旅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 《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对佛教赞扬备至。庄士敦认为：“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所以又产生了一种说法，就是说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才是拯救世界未来的良方……”由于他两次上普陀山礼佛，因而引起一些在中国的 “洋人”的猜疑，说他去普陀山是为日后出家当和尚做准备的，说法很多。赵毅衡在《我的老同事庄士敦》一文中提到：“……例如他早年在威海卫去佛庙烧香，在华西方人就说他准备辞职到普陀山出家做和尚，甚至说他已经受过戒。”（摘自《万象》2001年9月），当然这些只是说说而已。
民国七年（1918），浙江鄞县绕虎桥村人、1914年任国务卿的徐世昌（1855～1  庄士敦(右一)939年）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而仍保留帝号的溥仪 （1906～1967年）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经清末大臣、洋务派和淮军首领李鸿章（1823～1901年）的次子李经迈（1876～1940年）推荐，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使馆交涉，民国七年（1918）8月2日，庄士敦成为溥仪的 “帝师”，到民国八年（1919）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他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英国政府在其离开威海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溥仪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民国十九年（1930）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儒家与近代中国》。他还撰写了《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紫禁城的黄昏》等有关中国的著述。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还曾当过当代中国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  庄士敦作品　　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溥仪，向他介绍西方文明，使溥仪大开眼界，因此，他对溥仪的一生影响颇大。同时，他也是清室的保护人，他赞成复辟大清。溥仪曾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
溥仪被逐出宫时，他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溥仪去天津后，庄士敦到威海卫当专员。回国后他接受了爵士爵位，任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外交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他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时，顺便又到天津去看过溥仪，对溥仪的前途深抱希望，并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仪在长春时他也曾去看望过， 
庄士敦一生仅在亚洲时间就有三十多年，他到过中国内地各省份，游遍了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同时，他也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的民俗和风土人情，对中国的儒家、老庄等哲学思想也有研究。溥仪对庄士敦也非常友好和尊重。
庄士敦一生未婚，老年用其著作的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一个小岛，并升起了满洲国的国旗，在其住所办了一个陈列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1938年3月6日逝世。享年64岁。 
其著作还有《威海卫狮龙共存》《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佛教徒的中国》《儒教和近代中国》《中国戏剧》等。
人物评价
庄士敦(ReginaldFlemjngJohnston)，英国人，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国二十多个省。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而其传奇经历中最神秘的部分，莫过于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那5年。他的学生、溥仪的“伴读”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庄士敦：“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  庄士敦旧居和历史……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做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庄士敦努力向溥仪传授西方先进思想，甚至把《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带到宫里给溥仪开阔眼界。这使溥仪越来越不满于祖上的陈规陋习，并在紫禁城里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努力传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是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见人时拱手作揖。他还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与当时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与辜鸿铭颇为相似，两人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也都过犹不及地袒护中国的传统，比如帝制。 
1931年，庄士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伦敦东方语言学校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钱钟书先生留学英国时，就曾受过他的指导。 
庄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国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国人的名义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一个中国人对于在华教会人士的意见》，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为当时舆论所容。忧伤的庄士敦更感孤独，就用《紫禁城的黄昏》所得的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怀念他的“皇上”。每逢年节。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装，邀请亲友到岛上相聚。如此数年，从未放弃。1938年去世，终身未娶。 
《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是庄士敦心血的结晶。作为晚清和民国的亲历者，他的叙述真实、生动、鲜活；作为帝制的拥护者、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有时候甚至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说。他对“满蒙帝国”的推崇、对于日本人的偏袒、对于冯玉祥的敌视、对于伪满洲国的认同，都体现了他的狭隘之处。
相关资料
英租威海卫最末一任行政长官——庄士敦　　　
文 / 风华 
庄士敦（R.F/JOHNSTON）是威海卫最末一任长官，在威海卫的时  庄士敦间长达16年，是威海卫近代殖民史上继首任文职行政长官骆克哈特之后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庄士敦187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之后，考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他经过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便被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派往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庄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力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天资聪颖庄士敦天资聪颖，在校期间就一直是学业出众的优等生。1901年通过自学获得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学位。同时庄士敦还具有相当深厚的东方学研究功底，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极为稔熟，对儒、道、墨、释和天方地理、唐诗宋词也有相当的研究。也正是因为与骆克哈特有着这一共同的爱好，才使得二人成为终生好友。来华之后，庄士敦的足迹曾遍及内地各省、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在游历的同时认真观察、切身体会当地的风土习俗、社情民意，并写出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庄士敦作品(6张)崇尚儒家思想庄士敦特别崇尚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来华后，庄士敦不仅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庄士敦，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为自己加了一字“志道”。该字取《论语》“士志于道”，即要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之意。庄士敦也的确努力在做到这一点，并做出许多被西方人视为惊世骇俗之举。在庄士敦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经常出现的对中国人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更多的则是为中国的传统进行辩护。在庄士敦的眼里，“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庄士敦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传教行为。因为庄士敦认为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行动纯属多余。同时，庄士敦也激烈反对中国出现的各种激进思潮，反对任何激进式的革命。庄士敦认为中国人如果完全摧毁了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在庄士敦看来，儒家思想绝不应受到攻击，因为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是惟一可以把中国人联为一体的纽带。庄士敦描述道：“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来到威海正因为有如此认识，庄士敦来到威海时，对威海的环境感到相当振奋，因为“20世纪初的威海卫数十年来，甚至数世纪来，几乎未发生任何变化”，在许多方面“堪称中国的缩影”。很显然，在庄士敦看来，威海卫是实现政治、社会理念的理想之地，庄士敦要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庄士敦认为记住法律条文对于法官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人向来不大以法律为准绳，风俗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才是庄士敦们的法律。倘若严格以法律条文来审案，不仅不利于查清案情，而且会导致不公正。事实上，庄士敦所建立的司法体制，与中国传统的体制几乎没什么两  庄士敦别墅样，不过是挂了英国的牌子而已。庄士敦亲自拟定的总董制推行方案和行政区划分方案，理顺了当局与农村基层的关系以及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庄士敦在工作中努力以中国传统的“士”的标准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刻意树立一个“父母官”的形象。庄士敦认为无论是掌握实情还是增进当局与界民的感情出发，地方官员都不应该仅满足于呆在办公室里阅文批示，而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到基层的实地调查中去。为此，庄士敦经常独来独往地去租借地巡游，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村里，庄士敦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家长里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传说、趣闻笑话、谚语儿歌无所不谈。庄士敦非常反对其同僚轻视小民要求的言行，庄士敦认为从当局的利益来看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百姓而言却非常重要。在施政过程中，庄士敦更多地是用中国传统说教的方式，用孔孟之道说化人们的道德意识，约束百姓的行为。即使易遭攻击的征新税这样的重大政策实施，也多是先主动极力征求各界的意见。正是凭着深厚的西学素养和对儒家学说的深入探究，庄士敦很快就融入到威海社会当中，为各界人士所接受。甚至连夫妻不和、婆媳不睦、邻里纠纷之类的琐事都要请“庄大人”去说道说道。在1904年庄士敦上任的当年，境内商绅就为其赠送卷轴，誉为“父母官”。1930年庄士敦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按中国“君子之交”传说又为其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与之交往，清澈见底。司法方面的建树在司法方面，刚开始诉状是交给地方法官的职员。后来发现职员中有受贿索取现象时，便取消了这种作法。此后，不论是在地方法官住处还是在法庭，所有诉状都由被告亲自交给地方法官。为了鼓励那些“不敢公开上诉或不敢控告本村某些颇有影响力的人或家族”的冤屈者向法庭合理上诉，庄士敦还在南区法庭附近路边上设置了上了锁的诉状箱。尽管投诉的内容中有些是为泄私愤而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但庄士敦仍觉诉状箱非常有用：“本箱内存物由我亲自检查，几乎每天都有各类诉状投进去……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大量信件具有重要价值，有些诉状便于法庭在审理中甄别真假，……即便诉状箱不能发挥任何别的作用，在明了当地人们个性、特点方面也是很有用的。”
1905年庄士敦根据农村现状提出一个总董计划：即全区300多个村庄被划分成26年小区，每个小区增设总董一名；同时还将26年小区分成南北两个行政区，区长官公署设在温泉汤；北区辖9个小区，外加刘公岛，由政府秘书兼任地区行政长官。总董由华务司从小区内的村董中选拨并由行政长官委任，后期则改由小区村董集体投标选举产生。其职责主要是传达政令、收缴捐税、发放契约状纸、维持各区治安并调解民事纠纷，同时就农村管理向殖民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议和咨询意见，从而辅助政府决策，执行行政事务，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作用。对儒学的研究基于对儒学的较深研究，骆克哈特和庄士敦等人深知孔子在中国士绅阶层的份量的影响，因此在其首次山东之行中，均报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拜谒孔府，成为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在孔府接待的首批外国人。此举在山东上层人士中博得极大的好感。有关威海卫对外关系、招募华工、开采矿产等重大涉外事务均得到山东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其影响甚至达到了左右地方官吏任免的地步。
庄士敦的言行得到许多中国人好感，但庄士敦却被英国人尤其是殖民部视为保守主义者和儒家信徒，甚至被称为是“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庄士敦对传教的立场，至今还在遭受着西方宗教界的抨击。在威海任职期间，庄士敦的特立独行，时常遭同僚忌恨，除了骆克哈特，庄士敦几乎没有其它倾诉对象。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庄士敦当即提议应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否则就应该与清廷重签租约，不然的话英国继续呆在威海卫是违反其国际义务的，最终必将损害到英国的利益。正如后来所见，庄士敦的建议未被采纳，而且，英国政府随后又做出了一个限制外商在威投资的公开声明。庄士敦顿生去意，认为威海卫已无用武之地，继续呆下去必定要同威海卫一道沉沦下去。而自己才刚过而立之年。为此，庄士敦数度谋求调离，甚至达到了“无时无刻不想离开威海卫”的程度。但因得不到殖民部的允准，始终未能如愿。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庄士敦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尽管公务繁忙，庄士敦仍然挤出时间继续他的汉学研究。庄士敦视封闭保守的威海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好素材，为防止威海卫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西方的影响和中国革命的推动下发生变革，也为了使英国人更多地了解这个被讥之为“大英帝国的灰姑娘”的地方，庄士敦决定通过写作将威海的一切生活画面记录下来。为此，庄士敦在威海四处巡游、体察民俗风情，直接从百姓手中收集写作素材，查阅威海史志资料，并于1910年出版了《华北的狮子和龙－－威海卫》（《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威海卫》）。
庄士敦做起事来总想有根有据。
来威海要求政治避难的人很多，其中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被国民党政府列入北洋余孽的蔡廷干。庄士敦都予以照顾。但没有接受徐世昌和溥仪的避难请求。庄士敦在给殖民政府的信中说：“我认为那样做会给英国政府很为难，尤其是这位前皇帝的众多新朋和随从中，不少人一直希望能够利用他来实现政治上和金钱上的野心，这些野心和阴谋就有可能使威海卫成为一个大的阴谋中心。”对教育的关注关于威海卫的教育情况，1929年11月庄士敦在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曾做过这样的描述：“由于资金短缺，本政府迄今为止除了对政府学校（皇仁学校）进行了一定限度的扶持外，确实没做什么要紧的工作。比如对教育课本进行指导，推行任何明确的教育体制，或改善、发展农村中的大量私立学校等。我们没有设置学校督查或教育局长，尤其是农村学校仍在使用他们那套陈旧的教学方法、过时的课程安排，毫无效率可言。这一切的确是英国管理的失誉之处。因此，威海卫的教育系统，或者说威海卫缺少一整套教育体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使我们遭到更多的指责。如果中国教育当局要求我们解释对威海卫儿童进行现代化教育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则对于我们来说要想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是非常困难的。”
长期担任威海卫要职的庄士敦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反传教人士。庄士敦认为儒学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独有的宗教，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中国可能没有佛教、道教，但是不能没有儒教。而任职时间最长的的行政长官骆克哈特的思想与庄士敦几乎同出一辙，是庄士敦的坚定支持者。
在英国人看来，“从整体上讲，这里人未受教育。但庄士敦们，尤其是农民，对外国人非常友好和客气，与南方人的粗鲁喧闹明显不同。他们性子慢，不会冒犯人。一般来说，其道德水准完全和苏格兰大部分农业地区的人一样，尊重传统、尊老爱幼。”骆克哈特就对他们仅仅不到20个人的官员队伍就能管住如此众多的威海人感到很满意。庄士敦在给殖民部的报告中写道，“在管理过程中，这里的华人并不像某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所描绘的那样难以管理，……中国人像其他人一样存在缺点，但也有其优秀之处，那些批评者们往往视而不见。从管理的角度讲，中国人是好统治的，因为他们信奉家族权力，他们的主要愿望就是管好自己的家庭，作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要持重、有序、对父母子女和善，他们节俭、勤劳、和安分。当这些优点占主导地位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又比那些蔑视或批评他们的人都要优秀。”对于这种现象庄士敦继续分析道：“威海人情愿接受英国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模糊地认为，我们是遵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和良好心意才来到威海的，某种程度上是在执行中国皇帝陛下的庄严愿望。他们仍然称我们为洋人，视中国为大国。即使在那些不愿看到我们离去的人中，也根本没有半点对英国统治的忠诚感情。他们认为，自己的皇帝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理由，暂时委托某些英国官员管理威海卫，而且无疑在适当的时候，皇帝会取消这种安排。因此，如果英国人胆敢劝说他们，即便是皇上不愿意，也不能使外国人马上离开，那必将会遭到他们的愤然驳斥。总之，威海人之所以默认英国统治，是因为他们的上司－－山东巡抚，已经表示默认。但是如果中英之间出现外交纠纷，巡抚直接或间接下令，不再尊重威海地区的英国人，则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就会在租借地居民中引发一种惊人的反抗外国势力的情绪。”
对于威海人民的生活，庄士敦写道：“如果不发生官司或家庭纠纷，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宁静幸福的。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同时他们良好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也证明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不错的，在收获的季节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里忙碌着，在长长的冬夜里，他们围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们就出去捡柴火，或站在他们的界沟里看从爱德华港出来的奔跑的他们祖先土地上的英格兰马。每周三次他们用驴子驮着货物到威海市场上去卖，妇女们则在家缝补闲聊。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由于许多理想抱负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庄士敦始终没有放弃离开威海卫的努力。甚至想到了弃政从文。但好运似乎总是与庄士敦作对，庄士敦谋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都没能成功。然而到了1918年，机遇终于来了。这年8月底，庄士敦象通常一样离开威海到内地旅行。10月底庄士敦来到了上海。
1918年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而仍保留帝号的溥仪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物色人选的任务交给了李经迈。
李经迈是李鸿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担任不同要职，出使过奥地利，并随载涛贝勒前往日本、欧美考察过军事。辛亥革命后，李经迈来威避难，其间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赞赏有加。在他看来，由庄士敦出任帝师是最佳选择。两人在上海偶然相遇后，李经迈立即约见庄士敦商谈此事。给溥仪当老师这对于庄士敦来讲，是想都不敢想的，庄士敦为之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经迈的邀请。经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交涉后，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开始了其帝师生涯。正是这一转变，使庄士敦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进了常人难以接近、充满神秘感的帝王生活，成为近代惟一一位在紫禁城中生活过、也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并因此而名闻天下。英国政府至此似乎也发现了庄士敦的价值，在其离威前，授予“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CBE）。
1927年，庄士敦重回威海卫出任行政长官。但这一次，庄士敦尽管明知“此次上任并非是铺满玫瑰的坦途”，庄士敦却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庄士敦甚至因此幻想延迟归还威海卫，并向殖民部提出许多方案。但威海卫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庄士敦的打算无异于痴人说梦。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给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非常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1930年10月1日，上午11时45分，（英）威海卫长官庄士敦乘船离威，结束了英国对威海32年的殖民统治。
英国人建立的殖民政府几乎完全是一个汉化的政府。让威海人在旧的生产方式上生活下去是英国的最好选择，庄士敦相当成功地用中国人的统治手段去管理威海卫，在他们的保护下，直到三十年代，威海人的思想行为与上个世纪并无两样。
庄士敦回国后，经骆克哈特等人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尽管人在英国，但是中国仍是庄士敦最关心的，尤其是溥仪。对于溥仪痛苦而艰辛的经历，庄士敦始终满怀同情。1934年庄士敦写成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记述了满清盘踞紫禁城200多年后的黄昏时期－－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这段时期的变故、没落的真实情形，引起轰动。庄士敦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在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这个黄昏和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并到长春造访了溥仪，但对溥仪的留任邀请婉言相拒。
晚年的庄士敦在爱丁堡购买了一座爱伦岛，给其岛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整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无心世事。1938年，庄士敦在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