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英
生平
朱  英（1905—2008）常熟人，原籍江阴月城，革命知名剧作《芦荡火种》和《沙家浜》中的原型人物之一。  近现代革命人物朱英[1]18岁去上海打工，曾在大成纱厂等厂当工人。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运动。抗战爆发后，随妻子返回常熟梅李定居。1937年5月参加塘桥抗日地方武装，8月参加“民抗”。先后担任抗日自卫队班长，区和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苏常昆太武工队大队长等，建国后曾任县农会主任、县武装部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抗日战争时期，朱英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曾在梅塘徒手翻船处死一个日本兵，缴获三八枪。他曾带领武工队奇袭吴市，镇压吴市区伪区长杨振亚等汉奸，捣毁租栈、烧毁租簿，并缴获伪警察的一批枪支。日伪“清乡”时期，朱英受命留在“清乡”区内，坚持隐蔽斗争，为保护群众不受牵连，他风餐露宿，经常在牛车棚、荒坟堆、破庙宇过夜，甚至睡在田野中的破棺材里，吃的是冷粥冷饭、生毛豆、芦根等。1943年，调到苏北的朱英打入汤景延团内部，在上级梁灵光等指挥接应下，进行突袭，当场击毙俘获敌方人员，带领部队反正，这就是著名的“汤团行动”。朱英曾从事财经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起通过收税等办法，解决“民抗”和“江抗”的经济来源，还支援苏北新四军30多万元。朱英与群众关系特别好。在解放战争，朱英率领武工队依靠群众进行了极艰苦的斗争，作出很大牺牲，他曾多次遇险，作出很大的成绩。1949年4月27日，他带领武工队从梅李出发，进入常熟城，宣告常熟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兢兢业业的工作。他晚年时期，特别关心对下一代的教育和老区群众的生活。
传奇人生
一位革命老人在2008年的12月31日清晨安然离世，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这一天离他出生的1905年已过了103年。
他的一生与“革命”两字紧密相连。他叫朱英，老百姓则把他“朱阿八”的别名亲切地唤作“朱阿伯”。
朱英治丧委员会这样介绍他的生平：在抗日战斗时期，他先后加入抗敌后援会和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为苏常太地区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苏常太武工队书记，常太武工队大队长兼县委副书记等职务，成为党领导的苏南游击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夺取江苏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较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坚决拥护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识大体、顾大局，具有很强的党性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导工作岗位上，他对待工作任劳任怨，对待事业兢兢业业，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奉献。
离休以后，他仍十分关心、支持常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年轻干部成长，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中心积极参政议政，竭诚建言献策，尽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应尽职责。
他襟怀坦白，淡泊名利，达观大度，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乐于吃苦，团结同志；他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后代，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一位老干部、老党员的革命本色。
战友挥泪送别“朱阿八”
昨天下午1时，哀乐声在常熟市殡仪馆缓缓响起，104岁的朱英身上覆盖着党旗躺在鲜花丛中，面容安详，四周是前来送别的各级领导、战友、社会各界人士、亲属朋友和他们送的花圈、挽联。其中有一用整幅白布做成的挽幛特别引人注目。
88岁的支兰生穿着军大衣，一手拄着拐枚，一手摸着灵柩前的栏杆，任浑浊的眼泪慢慢溢出眼眶。这个在抗壮丁时毅然参加革命、1948年9月为保护朱英而被捕的老人，国民党的老虎凳、皮鞭没能让他屈服流泪，得知老领导、老战友离世，流着泪回忆与朱英共同工作的点点滴滴，花5天写了长达6页纸的追思文章。写好后，老人郑重请人把它写到了白布上，以此向老领导告别。
曹文忠、薛惠良、程林生、缪源、陈永根、王治平……一个个头发雪白的老人默默对着老首长的遗体鞠躬致哀。他们有的是朱英的交通员、警卫员、队友，曾与朱英并肩作战，有的在他带动下参加革命，都有着不凡的革命经历。
“阿八大哥，你走好。”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朱英刮去了标志性的八字胡，然而战友们还是习惯叫他“朱阿八”，他们愿意以此重温战争时期结下的战斗情谊。
战争时期，“朱阿八”令敌人闻风丧胆
自从参加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到党的长期培养，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受长期的锻炼考验，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苏常太地区的重要领导干部。这也是我们许多老同志逐渐锻炼成长的写照。在《初醒江南——朱英革命斗争回忆录》里，老战友焦寿康欣然作序。
传说中的朱英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而真正看到过他打枪的是91岁的缪源。缪源1946年与朱英在工作中相识。他清楚地记得，高高大大、带着一把盒子枪和10多个人到处打游击的朱英，所到之处都让敌人闻风丧胆。几个地方的土匪听到朱英的名字就哆嗦。有次朱英和两个队员住在白茆杨树口，有人去向国民党自卫队打报告，说出了朱英藏身的地点，可自卫队还是不敢去捉。还有一次，朱家石桥的村民季炳奎让国民党自卫队拉去做壮丁，自卫队的人一边摇着装壮丁的船，一边念叨千万别碰到“朱阿八”。
15岁就参了军的程林生，经历了几回生死。但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和朱英一起度过的40天。1947年清乡，梅福区的队员几乎全被送走，当地只剩下他和朱英、徐林生、徐桂宝（音）4个人。没有地方住，又怕牵连百姓，4月天他们只能露天住在坟堆里，有时睡到棺材里。“敌人怎么能不怕我们这些连鬼都不怕的人呢！”回忆过去，程林生显得十分骄傲。
市委党史工作办退休干部王治平虽已80岁了，思路仍十分敏捷。老王的母亲李琴与朱英同龄，1939年就入了党，经常借卖布走村串巷为地下党送信息。朱英时常到他家与同志碰头，商量工作。他回忆道，那时的朱英话不多，但十分干脆，剑眉下的眼光凌厉非常，只有摸着他的头叫他小鬼时才温和。1946年，国民党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特务、狗腿子、新六军、伞兵、青年军一批批清剿共产党，悬赏捉到朱英、陈刚就赏50担大米，朱英他们毫不畏惧，把活动时间改在晚上，神出鬼没与敌人打游击，发动群众抗租、抗粮、抗壮丁，镇压了近百个反革命。“大胆，勇敢，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是朱英最大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王治平参加了党史研究，他认为朱英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革命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发动群众抗租抗粮；抗抽壮丁；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镇压反革命；收集情报。这些工作都为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和平时期，“朱阿伯”任劳任怨深得人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常太武工队大队长兼县委副书记朱英先后担任了县农委副主任、主任，县武装部部长，检察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他的兢兢业业、他的平易近人，让他深得人心，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朱阿伯”。
现年84岁的陈永根是藕渠人，十六七岁就已做了通信兵。每天，他挑着一副皮鞋担，在梅李、寨角、唐市、横泾等地走街串巷，带信给朱英。“他人特别好，到百姓家，吃几块豆腐、烧几把稻草都要给钱。”这位老战友还在困难年的时候帮陈永根渡过难关，“要不是他拉我一把，我早就饿死了。”老人家说得很动情。 
“文革中他历经磨难，几乎家破人亡，他顽强地挺过来了，精神劲儿十足，从不听见他抱怨。”60多岁的退休教师吴兆昶是朱英多年的邻居和朋友，亲眼见到朱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变迁。朱英被关押后，朱家的孩子因无人照料，有的插队去了农村，有的送到了外省，吃了不少苦头，可他总是教育子女，要宽容大度，诚恳待人。
“文革结束后，组织上为朱英同志平反。在我担任民政局负责人的那段时间，朱英和另一位老同志受市委委托，深入革命老区访贫问苦，为平反冤假错案偿还历史陈债做了大量工作，其特殊的贡献至今还为百姓传诵。”退休干部孙林生记忆清晰。
幼子朱启荣和亲人们在父亲病重时一直陪在老人身边。老人生的是肺病。病重前一直住在敬老院，不肯麻烦组织和子女。“父亲的正直善良和平常心让我们做子女的终生受益。”回忆父亲的生平，次子朱启明也泣不成声。
42岁的刘品玉在党史办工作，因工作关系和老人接触颇多，他最佩服老人乐观开朗的精神。他还记得朱英在89岁上，还能把腿高抬过肩，要不是有豁达的胸怀，不老的心态，坚持锻炼身体，谁能做到呢。
“我从朱英身上看到的，是老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是对敌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不怕牺牲精神，是工作中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是生活中的艰苦朴素、宽容大度和健康向上。这些品质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被遗弃，永远值得年轻一代学习，并发扬和光大。”
朱阿伯，一路走好！
朱英同志一生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革命出生入死。在96岁高龄的时候，他将这些经历回忆著书。本文摘编自《初醒江南——朱英革命斗争回忆录》，讲述他在抗战时期智斗日寇的故事——
抗日救亡
1937年8月13日，日本飞机在闸北狂轰滥炸，继而大兵压境，工厂关门，商店打烊，市民纷纷四出逃难，整个上海处于一片战乱的恐怖之中。
侵略者的暴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作为一个工会会员，我积极响应号召，投身运动，与一个叫小山东的一起戴了红十字标记上了“前线”。大片民房被毁，血肉横飞，尸骨遍地。我们在废墟堆里寻找活着的同胞，直到把伤者全部抢救出现场为止。
日本鬼子占领上海以后，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们工厂也关了门。10月，我和姚翠、孩子一起，回到了常熟梅李塘桥姚翠家中。11月13日，可恶的日军也在常熟野猫口一带登陆，浒浦、梅李，很快驻了重兵。
我家地处梅塘边，常见日本鬼子过往于浒浦、常熟。有一天，我到河边散步，忽听有人在叫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塘桥镇上茶馆店里的谢兴兴，摇着一只小船，船上还站着一个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日本兵。
躲避已来不及了，我与谢兴兴搭了话，原来那个日本兵是要找“花姑娘”。只见日本兵指手画脚，大概要我帮谢兴兴一起摇船。被抓住了以后，想想要是听从日本人摆布，不但要加害自己的同胞，也许两人还都会送命，如拼上一拼，倒可能两人都能脱险，便萌生了翻船杀鬼子的念头。于是，便与谢兴兴商量，好得日本人听不懂我们的话。谢同意了我的意见，就把船往偏僻的河浜摇去。
好得我在上海大成厂工作期间，也学会了几句“洋泾浜”的东洋话，便拍大胆子对日本兵边比划边说：“花姑娘交关交关的有，但你站在船上面，人家见了你都要扑落扑落的跑掉。”我指指船舱说：“你的躲在船舱里去”，这一说，倒很管用，日本兵果真抱着枪下到了船舱。
这时我对谢兴兴说，机会来了。待船摇到四面无人的陈家段的阔浜，我一示意，两人共同用力在船的一边猛踩一脚，小船顿时倾翻，只见日本兵连人带枪，像倒畚箕似的倒了出去，落入河中，我俩也翻入河中，但很快又把船翻正，爬到了船上。这时，只见那个日本兵又从水底里冒了出来，游过来抓住我们的船沿不放，哇啦哇啦直叫。日本兵已失去了枪，我们的胆子就更大了，我便操起一块平机板，劈头盖脑的向他头上砸去。没几下，只见那个日本兵鲜血直冒，一松手，就又沉了下去，河面浮出了一摊血水，再也没有冒得起来。
等了一会，未见动静，估计必死无疑，我俩非常高兴，可是我们的两颗心仍跳个不停，如被发现，不但我们两人性命难保，而且当地百姓，将遭灭顶之灾，附近村庄，也有可能烧光。两人商量，决定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好现场，于是立即悄悄进村，借了工具，下河打捞。大概由于心急慌忙，只捞到一支枪。回到家里以后，一夜未得好好入睡，心想尸体在河里，腐烂时总要浮起来，到那时，势必出大事。
于是第二天趁天还未亮，就叫了谢兴兴又去，下到河里，几个回合后终于捞到了，然后两人一起动手，把日本兵身上的衣帽鞋子、两盒子弹全部剥了下来，单剩一个光光的尸体，埋在就近很少有人走动的河边。缴获的枪支和衣帽等物，寄存在就近一个哑巴家里。
这件事做得机密，地方又相当隐蔽，所以后来一直未被人发现。

江苏无锡籍画家
字逊甫，江苏金匮（今无锡）诸生。善画花卉，笔意秀丽。《清朝书画家笔录》
浙江富阳籍画家
字伟人，号泉山，浙江富阳诸生。富收藏，精鉴别，年三十余，肆力于画。初师文、分作青绿界画，晚年独辟门径，劲秀莽苍。花鸟亦秀绝。每署款曰十二峰，不识姓氏。著草虫吟。
北京籍画家
一作朱瑛。初名滦，号宣初，自号韵华馆道士，嘉庆、道光（1796—1805）时大兴（朱英画作(3张)今属北京市）人。珪侄孙。以户部郎中改官山东知府。精于六书，出其余艺得顾恺之、吴道子笔妙。山水、人物、花草、鸟兽、虫鱼，泼墨濡毫，出人意表，运用自然，造于精微。宴游憩醉后，乞书者纷至沓来，一一应之无倦色。或笔墨不具，以烟煤随手写之，每饶别趣。

人物事迹
朱英两次向春申君献策，一次被采纳，一次被否决。第一次，朱英劝春申君将楚国国都从陈迁走，以避秦军锋芒，这样不仅能减轻楚国的防守压力，而且也能减少外界对春申君为相却屡丧国土的指责，春申君采纳。第二次，在考烈王去世前，春申君向无子的考烈王进献自己已有身孕的妃子之后，朱英告诉春申君： 
“世有毋望之福，正义无望谓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馀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结果春申君不听朱英建议，最终被李园杀害。
可见，在这上万门客之中，政治远见而言，朱英是超群非凡的。
详细资料
楚国的太子非常喜欢养枭（枭是一种外形类似猫头鹰的猛禽），天天喂枭吃梧桐果，希望有朝一日枭也能像凤凰那样婉转鸣唱。楚相春申君对他说：“你养的是枭，跟凤凰天性迥异，这是不可改变的，让它吃啥也没用呀？”
春申君的门客朱英听说了这件事，就对春申君说：“先生您知道喂枭吃梧桐果不可能让它变成凤凰，但您的门下养了那么多整天偷鸡摸狗的无赖混混，您对他们宠爱有加，让他们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您希望他们将来能以国士的行为报答您对他们的恩宠。在我看来，您这想法跟喂枭吃梧桐果希望它像凤凰那样鸣叫有什么不同啊？”　陈嚣到了楚国郢都，荀夫人挂记荀子没人照料，自己的腿已大有好转，只需养伤就是了，她要女儿到邯郸去照看父亲。女儿也想念爹爹，这样就起程来到邯郸。春申君怕路上会出差错，还派了他十分看重的门客朱英带上几个武士一路护送。
朱英二十五六岁年纪，粗眉明目，身高膀阔，能文能武，一派侠士风度，随幽兰一同来到荀子府邸。由李斯接待，在客厅歇息待茶。
李斯听幽兰向荀子哭诉别离之情，又怕冷淡了客人，来至书房向荀子禀报：“老师，春申君还派了一位侠士护送幽兰。”
荀子忙问：“他在哪里？”
“就在客厅。”
荀子赶忙来到客厅，朱英望见荀子到来，首先向前恭敬地施礼：“荀老夫子！”
幽兰介绍说：“爹，这位就是春申君派来护送我的侠士朱英先生。”
荀子深施一礼：“感谢朱英先生，荀况遭遇不幸，让你一路辛苦。”
朱英摇手道：“无妨。荀老夫子德高望重，家有不幸，朱英年轻力壮，甘愿效劳。”
荀子又说道：“朱英先生，我的夫人女儿蒙春申君相救，此恩荀况铭记在心，你返回郢都之后，请代我感谢春申君。”
朱英说：“荀老夫子，朱英临来之时，令尹有话转告。夫人在楚国养病，万无挂牵。若还有何事，请尽管吩咐。”
荀子再次向朱英和春申君表示感谢，并请朱英在邯郸多留几日，还要李斯陪朱英去看一看邯郸的街市。
朱英谢绝了，他本魏国人，对邯郸并不陌生。因有事要返回楚国，也就告此而去。
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君用之而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行相事。
当春申君作楚相国第二十五年时，考烈王生病了。这时朱英对春申君说：“世间有出人意外的鸿福，也有始料不及的横祸。现在您正处在出人意外的世界里，去侍奉出人意外的君主，怎能得不到出人意外的人呢？”春申君说：“什么叫出人意外的福呢？”朱英说：“您当楚国的相国已经20多年了，虽然名是楚国的相国，实际上是楚国的国王。五个儿子都当上了诸侯的辅相。现在君王病得很重，早晚是会死的，一旦大王彻底病倒了，您就得做少主的相国，太子又很弱小，你就得代少主掌管国政，就像伊尹和周公一样，等少主长大再让他亲政，要不然，您就可以南面称王，掌握楚国。这就是所谓出人意外的福。”春申君问：“那什么叫出人意外的祸呢？”
李英说：“李园不是治理国家的相国，而是君王的大舅子。他既然不是领兵大将，却在暗中豢养刺客，这事已经很久了。楚王死后，李园必定入宫，据本奏议，假传君王命令杀死阁下灭口，这就是所谓意想不到的祸。”春申君说：“什么叫意想不到的人呢？”朱英说：“阁下先任命臣为郎中卫士官，君王死后，李园一定先入宫，请让臣替您以利剑刺入他的胸膛把他杀死，这就是所谓意想不到的人。”春申君说：“先生先别提这事，李园为人诚恳老实，我又和他很要好，怎么能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呢？”朱英一看春申君不肯听他的话，心里便害怕起来，就赶紧离开楚国。
17天后，楚考烈王驾崩，李园果然先入宫中，暗中在棘门内布置刺客。当春申君经过棘门时，李园的刺客从门两边跳出杀死他，然后将他的头割下丢到棘门外，同时又派人杀死春申君的全部家族。李园的妹妹所生的孩子，被立为幽王。

人物简介
祖籍湖北房县，1956年10月生于湖北武汉。民革党员。1984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曾任华中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现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赴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担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已出版专著8部，主要代表作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等。1992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研究类一等奖，1993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湖北省首届省级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奖。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专著目录：
1、《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马敏合作），巴蜀书社1993年版
4、《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与石柏林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56.8万字，主编并撰写第三章、第七章（共计12万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1年10月出版。
主要论文
1.《清末商会“官督商办”的性质与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清末苏州商会的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论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4.《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5.《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6.《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8.《梁启超民元临时工商会议演讲词平议》，《历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9.《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0.《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1.《论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12.《论晚清的商务局、农工商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3.《票商兴衰史的新探索》，《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4.《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5.《张謇何时辞去农商总长职务》，《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6.《晚清史研究的新趋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7.《张謇与民初的商会法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8.《论民元临时工商会议》，《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9.《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0.《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1.《晚清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2. 《清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缺陷及其产生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3.《试论近代市民社会产生的模式》，《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
24.《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25.《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26.《清末“新政”与社会动员》，《开放时代》1999年第4 期
27.《论清末民初社会对国家的回应与制衡》，《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28.《晚清商人的群体意识与时代使命感》，台湾《历史》1999年第11期
29.《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 《江苏社会科学》 2000年第1期 
30、《重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1.3万字，《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1、《近代上海商业的兴盛与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发展》，1.5万字，《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2、《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1.4万字，《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33、《论民初孙中山发展实业的思想及活动》，1.4万字，《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34、《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1.5万字，《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35、《清政府与辛亥革命前的地方自治运动》，1.6万字，《近代中国》（台湾）2001年10月第145期；
36、《中国商会走向国际舞台的新步幅--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及影响》，2.5万字，《近代史学刊》2001年12月第1辑；
37、《近代中国商团研究述评》，1.5万字，《近代史学刊》2001年12月第1辑。

个人简历
  
男，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曾获得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和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
主要兼职
中国史学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
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学术讲座
《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回顾与思考》、《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的商会》
主要科研成果
主持了“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1）”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民国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以及海内外其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近10部。主要代表性著作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等。其科研成果多次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受到近代史学界重视与好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