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废名
生平经历
  废名(1)1、1901年11月9日生在湖北黄梅，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
2、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
3、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
4、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
5、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
6、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  俞平伯7、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
8、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
9、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10、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
11、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1-3]
倾心佛禅
  废名(2)废名与禅的因缘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探寻。
废名1901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城，黄梅自隋唐以降，便成为佛教兴盛之地，有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的故事，在黄梅家喻户晓，甚至弘忍大师本人就是黄梅当地人，中国禅宗正是在这里通过这些大师们的付法传衣而 最终走向成熟。县城附近，东山寺、五祖寺、东禅寺这些佛教对地仍香火不绝。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浓厚的禅宗文化氛围之中并整整生活了17年（1917年废名才离开黄梅到武昌求学），废名从小对黄梅的禅宗圣地向往之至：“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注：《冯文炳选集·五祖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事隔近40年以后，废名在他的《五祖寺》一文中仍能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被外祖母带着上五祖寺进香还愿时的情景。他还经常到寺庙里去观传戒礼，这种对禅宗文化的生动的感性认识与鲜活的情感，为以后废名禅宗思想的自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禅宗大师弘忍像所有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基于对新文化的向往与憧憬，1922年秋废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在北大他结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胡适、周作人等人。胡适其时正在撰写中国禅宗史，对来自禅宗圣地的黄梅人废名自是十分感兴趣，他经常邀废名到家里去喝茶聊天，谈禅论道。据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记载：有一次，胡适突然问废名：“你们黄梅五祖到底是在冯茂山，还是冯墓山？我在法国图书馆看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人写经作冯墓山。”废名根据自己儿时的有关记忆作了回答，引起了胡适的高度注意。正是这样的一些交谈，使废名大开眼界，他开始认识到了家乡黄梅在历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可以说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废名开始了对于佛禅之学的自觉的认识与了解。 
也几乎是在同时，废名与周作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此时的周作人思想上正发生着重大转变，逐渐地由“流氓鬼”向“绅士鬼”过渡，追求冲淡平和的佛道一路，正如沈从文所评价的那样，周作人这种“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的绅士作风实在是有些“僧侣模样”（注：沈从文：《论冯文炳》）。事实上周作人已开始研读大量的佛教经典，他甚至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佛教文化”课程，并常自诩为在家和尚。后来，他曾给废名写信说：“一月三十日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家中传说不佞前身系一老僧，今观此诗其信然耶，可发一笑。”众所周知，废名与周作人之关系非他人所能比拟，周作人包写废名小说集所有的序言即可为证。周作人对于佛禅的兴趣，不能不启发并促进废名对于禅学的进一步的自觉。
到这时，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启发下，废名从小潜在着的家乡的禅文化影响被充分地激活了，废名与禅的因缘更加密切而牢固。[4-6]
佛学研究
  卞之琳废名对于佛学有相当的研究，著有《阿赖耶识论》，专门探讨佛学中的唯识论。不过，他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受到注意。周作人说“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槃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废名寄哲学论文给周作人，没能得到回应，令他很失望。
诗人卞之琳说“1949年我从国外回来，他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顿悟’，……无暇也无心借去读，只觉得他热情感人。”语气略带讽刺，这是对佛学缺乏兴趣的人的话。
学者张中行也研究佛学，他说废名“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态度也和卞之琳类似。
只有熊十力，虽然和废名观点全然不同，但愿意和他激烈辩论，甚至打架。[4][7]
思想形成
  四大名著废名禅学思想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两个阶段。
从20年代中期受胡适影响开始接触禅宗到30年代初可以视作第一阶段。废名的好友兼同乡程鹤西在回忆他1928 年北大退学后在成达——孔德中学任教的情景时说：“在成达时我记得他曾请冯至同志把施耐庵的《水浒传》序写成一个横幅挂起，这也是我喜欢《水浒传》序的开始，后来读庾信的诗赋和维摩诘经也是受他的影响”（注：鹤西：《怀废名》。）。从这里至少可以见出，其时废名是很喜欢《维摩诘经》的。《维摩诘经》是由汉魏时期高僧支谦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它对于大乘禅学特别是中国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它与《楞伽经》、《圆觉经》一起有“禅门三经”之称。《维摩诘经》强调，要达到解脱，关键在于主观修养，净化心地。后来另一位高僧鸠摩罗会重译此经将其思想表述得更其明白：“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废名对《维摩诘经》的喜爱，恐怕是被其“净心”一论所倾倒。前面提到的《水浒传·序》中“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剪雪，谈笑看吴钩”以及庾信的“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均与“净心”论交相辉映，怪不得为废名所钟爱了。 
作为黄梅之子，在接近禅学之初废名不可能不接触四祖、五祖之禅学思想，特别是对于废名来说，是先有四祖、五祖才有禅宗的（尽管六祖在黄梅承衣受法，但他旋即到南方讲学，加上六祖系广东人，因此，在黄梅一带，人们更多地是谈论四祖尤其是五祖）。废名曾在许多文章中提到五祖、五祖寺，而五祖弘忍依《楞伽经》发挥而成的《最上乘论》正是强调“守本真心”、“守心住境”、“息妄修心”，这一思想与前述《维摩诘经》“净心”思想是一致的。后来被弘忍大师视为教授并引为上座的弟子神秀所作一偈可视作是对四祖、五祖等楞伽禅观的形象性概括，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总之，此一阶段废名的禅意主要表现为对观心看净，超越世俗的虚静境界的凝视与憧憬。
30年代起一直到整个40年代，可以视作废名禅宗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事实上废名思想上的转变在30年代前的二三年早就已开始。1927年冬张作霖解散北大，周作人被辞退，作为学生的废名忿然退学。这一选择使他顿时成为了流浪汉，经常是吃了中饭，晚饭尚无着落。他被迫卜居西山。这时的废名一面继续看书，一面却不得不从“观心看净”的梦中醒来直面现实人生，梦破以后又将在何处找寻自己的心灵归宿？ 
  儒家文化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思想上的痛苦与“凌乱”，废名于1929年结束了学生生涯，做了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生活的挫折，对社会的了解的加深，特别是出于讲课的需要，他开始重新大量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阶段废名学的是英文），《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成为他寻找思想扩大认识的依据，再加上这一时期他更加潜心学佛，“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这一切，促使了废名思想上的新的变化。废名曾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谈到莫须有先生的思想：他的道理只要一句话够了，一句话无所不包。这个能“一言以尽之”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说：“心如一棵树，果便是树上结出来的道理，道理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六祖惠能那首著名的偈中的后两句，原偈前面还有两句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从这里可以见出，作为废名自己化身的莫须有先生对于惠能是心有所会了。周作人《〈谈新诗〉序》曾提到废名道法的高超并提及其读书的情况：“随后他又读《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槃经》。”而据《曹溪大师别传》与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载，惠能在弘忍之前曾有过一段学佛的经历，特别是曾听无尽藏尼诵《涅槃经》并为之释之，由此而初步形成了自己对佛性问题的见解。惠能在论《涅槃经》时引入了庄子无物无情无待与忘物忘己忘适的接近般若中道的思想，他把庄子的思想注入自己的血液，化成禅学的有机体而形成了自己融般若与涅槃为一体的非有非无的南宗禅思想体系。废名喜读《庄子》又佩服《涅槃经》不正可以视作与惠能禅接近的极好旁证？[4][8-9]
个人作品
  《废名集》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废名： 《枣》
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废名： 《桥》
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废名： 《莫须有先生传》
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废名： 《谈新诗》
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废名、开元：《水边》
汉口大楚报社1945年版，废名著、开元编：《招隐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废名著、开元编：《跟青年谈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废名著、开元编：《废名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冯文炳：《谈新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冯文炳：《冯文炳选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冯文炳：《废名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冯文炳：《废名散文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冯思纯编：《废名短篇小说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废名：《阿赖耶识论》
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止庵编：《废名文集》[10-11]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废名著，黎娜编《菱荡》[12]
作品特点
一是散文化倾向。废名的诗往往是兴笔所致，挥洒自如，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同时废名又是运用经济的  张作霖文字，废名说：“我过去写的新诗，比起随地吐痰来，是惜墨如金哩！”（废名：《谈谈新诗》）废名将古文言字词运用到新诗的语句当中并活用典故，即是极大的尝试和探索。如“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将吴梅村的诗句直接引入，嫁接得多么自然，毫不费力气。
二是以禅写诗。1922年废名怀着一颗极大的向往之心来到北京，不久却是面临新文学阵营分裂、论争之时，于是 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随后1927年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北平文人纷纷南下，北方文坛显得格外冷清寂寞，废名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心理由苦闷趋于封闭，性格更内向，思维方式侧重于内省，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废名找不到可辩清方向的思想作指导，于是躲进西山参禅悟道。汪曾祺、卞之琳都曾以此时的废名为原型刻画一个“深山隐者”形象。此时废名思想艺术的变化很明显表现在他的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上，以至他的朋友温源宁教授怀疑他受英国的伍尔芙、艾略特影响，然而不单是小说，这一变化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上。至此废名诗风大变，内容颇费读者猜详。废名以禅写诗，读者应该以禅读诗。苏轼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废名的许多诗句看似半通不通，无逻辑可言，其实他的诗像李诗温词一样，表面不能完全文从字顺，但骨子里的境界却是高华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鳃雪”谁又能只通过字面而不借助想象和领悟去理解呢？废名大约是最早将禅引入新诗的诗人，1947年黄伯思在《关于废名》中指出：“我感兴趣的还是废名在中国新诗上的功绩，他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中国新诗近于禅的一路。”废名的这些诗大多成于一时，“来得非常之容易”，有的是吟成的游戏之作，不可与之较真，亦不可轻易放过，因为里面“实在有深厚的力量引得它来，其力量可以说是雷声而渊默”。如“我倚着白昼思索夜/我想画一幅画/此画久未着笔/于是蜜蜂儿嘤嘤地催人入睡了/芍药栏上不关人的梦/闲花自在叶/深红间浅红”。废名的诗像晚唐诗词一样有“担当（寂寞）的精神”和“超脱美丽”（废名：《关于自己的一章》）。 
三是美与涩的交织。废名的诗美是天然的，诗情是古典的，往往令读者有一种丈二和尚摸不找头脑的美丽，有仿佛得之的感觉。这是废名的诗晦涩的表现。废名的诗融儒释道为一体，并有现代主义之风，使得废名的诗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废名就曾以《掐花》为例说它是“新诗容纳得下几样文化的例证”（废名：《〈小园集〉序》）。废名有的诗确实难懂，如“黄昏街头的杨柳/是空中的镜子/对面小铺子的电灯/是寂寞的尘封/晚风将要向我说一句话/是说远天的星么”。真是诗人将要呓语，是说一首诗么？
抗日战争胜利后，废名再一次经历思想大变，这一时期尽管只有四首小诗，却不可小觑。废名经历九年跑反、避难，开始同情于“人类的灾难”，痛恨于“人类的残忍”，呼吁和平，诅咒战争，追求真理。[13-14]
作品思想
废名禅学思想由“观心看净”到“无相无念无住”的转变，导致其创作由空灵静寂转向自由洒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小说从整体上看是远离现实人生和当代社会问题的，即使有，却也何其微弱，尤其是越到后来，我们几乎找不到半点当时甚为时尚的作家主观的对于现实人生的哀愁或者抗议。《菱荡》所描绘的完全是一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小说《桥》更是废名精心营造的通向宁静禅境的美丽桥梁。作品中的史家庄，处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式的平和宁静，人们男耕女织、知足常乐，人性淳美，古风习习。小林、琴子、细竹无论是儿时还是长大后均天真、纯朴，他们和睦相处，一反一般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三角恋爱的生活模式，丝毫没有情人与情敌之间的种种猜测、怀疑与色心斗角。废名只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静美的中国画，却并不引导人们去着力思考社会现实问题。 
静寂意境的营造是这个时期小说的另一个美学特征。《菱荡》中的陶家村一年四季总  《废名选集》是那样的宁静，它深藏在茂密的树林之中，一道河水，一个水洲使它远离县城的喧嚣与热闹，偶尔听得见深林中斧头砍树的声响，水的唧唧声以及聋子、张大嫂们那些似断非断的三两声打趣，给人一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一切最终还是消融在无垠的静谧之中。废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天真少女，即使是青壮年却也是半聋半哑，如《菱荡》中的陈聋子，《桥》中的三哑等，他们的单纯、质朴、少受尘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他们没有如簧的巧舌去制造那些令人作呕的噪音，他们精神丰富而形式却简单宁静。陈聋子便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因为耳聋，他的世界永远是宁静的，尘世的噪音唯他能充耳不闻，也不见他轻易说话，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守自己的本真心，才能自由地去体认世界万物的真如本相。在静中弥漫着一股孤独、清冷的氛围，透露出一种孤寂之感，是废名意境的重要特点。在废名作品中，他大量使用坟、送路灯、落日、箫、孤雁、庙檐上的风铃、碑、树荫等意象符号，以造成一种神秘、清幽、孤独的气氛。《桥·习字》写小林看雁阵，也引发出一种孤独之感：“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的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两手抚着母亲的发，尽尽的望。”仿佛那天底下便只有这“一人”了。小林一开始认字便是这“一人”二字，在废名也许是颇有深意的。
废名这一时期的创作消解现实意义，隐逸了情感倾向，突出的是静寂的诗的意境，而构成这静寂意境“境眼”的便是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于自然、人生的直觉与顿悟。废名小说可以说是直觉的大串联，《菱荡》中这样写菱荡的水：“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一眼要上下闪，天与水。停了脚，水里唧唧响，——水仿佛是这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在废名小说里，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通感与联觉的运用，如“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由视觉而听觉，二者融为一体，这种通感，联沉正是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废名的语言是跳跃式的，简洁而空灵，因其空灵，如果没有充分的联想、想象，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隔”的感觉，令读者如坠云里雾里。比如写花红山，“没有风，花似动，——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如果说前一个比喻“花山是火山”还不是很出格的话，后一个比喻却如同飞来巨石，一不留意便会砸得晕头转向。废名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独特性与他强调主体的感觉、顿悟直接相关。要传达出独特的感觉必须需要独特的语言。因此，在废名那里，独特的语言与独特的感觉是那么浑然地融为一体。
第二阶段的主要作品是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两个未完成的长篇以及部分诗作与散文。  《废名小说研究》现实性加强是此一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前期他尽量回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现实功利意义，尽量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的“梦”境，但现在，我们从废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会与时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会现实所赋予作者的喜怒哀乐，正如莫须有先生所说：“世上没有一个东西不干我事，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白云忙。”《莫须有先生传》尽管在创作时间上与《桥》相去不远，但即使是在写《桥》的时候，废名的思想也已开始显得“凌乱”，一方面，他留恋于“拂尘即净”的“梦”，那便是《桥》，另一面却又显示着对现实实有世界的莫大兴趣，预示着其思想上将朝着新的一路发展，《莫须有先生传》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莫》是一部在风格上 与《桥》截然不同的作品。废名曾称他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学习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的结果，他在与鹤西的一封通信中说：“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亚与西万提斯他们两位。他们似乎不象Flaubert那样专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饭吃。他们真是‘顶会作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减一字，他好象就并不在乎，而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一个‘完全’的人了。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辛茹苦，随处可以实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在废名看来，顶会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现实生活的，亦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应该是“逐水草而居”，应该是“经验派”。《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卞之琳评价说“是写他自己的‘狂人日记’，他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废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们想起禅师们的“饥来则食，困来即眼”的生活态度。 
对真实性的自觉追求是这一时期废名创作的另一重要特征。此一时期，作为整体性的“菱荡”、“桥”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荡然无存。他的创作是真实的、随意的。《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除了“莫须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自传式的小说。如果说废名前期的小说多写自然之景并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体验、感觉与直观顿悟的话，那么，此一时期作者更多的注重叙事，并在这些自传式的事件中渗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真实。
废名这一时期对于散文的钟情亦可见他在创作上的倾向实有自然之境。因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写实的，非想象非虚构的，他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注：《冯文炳选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说如《浣衣母》、《河上柳》等还原为散文，其目的便在于欲摆脱前期小说的虚影而使其所叙人事更原始、更真实、更具生命本相。
此一时期，语言的无所顾忌与先期简洁、晦涩形成鲜明对照。废名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表现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敛自己的情思了。其情感思辨常常毫无顾忌，毫无遮拦地倾泄出来。如果说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尔有些零星式的点缀的话，在《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是大段大段地抒发了。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散文创作，理由之一正是出于一种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考虑。他把《浣衣母》《河上柳》还原成散文，也正是在这篇题为《散文》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表达自己情感思想上与小说的不同而显得更为直接。这一时期，废名语言的句式越来越符合常用的语法规范，语句较长，较缓，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词也力避奇僻生辣。[4]
文学风格
  莫须有先生传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15]
消歧义项
南洋作家废名先生
丘士珍（1905-1993），原名丘天，又名家珍，曾用笔名废名，福建龙岩人。少时与同乡马宁（1909-2001）、丘絮絮（1909-1967）（后均为南洋著名作家）师从龙岩名士苏庆云、游雪，受其新文化思想影响 。 
丘早年曾在厦门从事新文学运动，被时局所迫至新加坡、马来亚从事文学创作，致力富于南洋色彩的“马来亚地方文艺”，著有短篇小说集《冷落》，是马华新文学在上海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废名散文选集》1934年3月1日丘以“废名”为笔名在《南洋商报》“狮声”副刊上发表题为“地方作家谈”的短论，丘氏文章指出：“应该肯定地说马来亚有文艺，就是居留或侨生于马来亚的作家们所生产的文艺，……凡是在某一个地方，努力于文艺者，曾有文艺作品贡献于某个地方者，无疑地我们应该承认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地方作家。……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重视以上海为文坛中心的中国文艺作家，我们应该推崇马来亚的地方作家。”丘还推荐十四个当时的写作人认为是马来亚地方文艺作家。3月16、17日林志生在“狮声”副刊发表《显微镜下废名先生的理论的细察》予以回驳。这场关于“地方作家问题”的著名论争持续了两个多月，有十多个南洋作家参加笔战。丘还以创作实践来落实理论上的主张，1932年发表了《峇峇与娘惹》（意为土生土长的华人先生和太太)，是马华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带本乡本土色彩的中篇小说，也是马华文学处于“低潮时期”（1932-1936）的重要代表作。
抗战胜利后，丘于1948年出版中篇小说《复仇》，这部小说非常生动地反映了1941年底日本军队烧杀掳掠无辜平民的悲惨景象以及新、马陷落后前仆后继的抗日斗争，这部小说是战后初期马华文学的重要收获。
丘的主要贡献在于挑起马华文学史上第一个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论争，他在理论上肯定了“马来亚文学”的存在并身体力行进行实践创作。“废名”是他发表《地方作家谈》临时用的笔名，但因为此次论争在当时南洋文坛和马华文学史上极其有名，所以一般人都知道“废名”即是丘士珍，丘也因“废名”而声名大振。在南洋，丘士珍即是废名，废名即是丘士珍。至今大陆马华文学研究者在提及那次著名的“地方作家问题”论争时，往往直呼丘为废名，似乎感到有与内地著名京派作家废名同名之趣。[16]
笔名来历
废名在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写道：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