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伪逆城市化
简介
目前，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市民向农村居住点转移以及原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城市户口的人群而今又费力获得农村户口的现象。在界定这一现象时，据廖筠等[1]人的观点，这就是一种逆城市化，然而这跟我们的所谓的逆城市化不是一回事。而对其原因的分析，一般认为这是由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内部行业收入差距增大造成的直接后果。然而无论如何在城市里不可能获得比在农村更少量的收入。为了搞清楚隐藏在这一事实背后的真正原因，本文将引入一种新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以甘肃省的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质量是解决城市化过程障碍的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
对伪“逆城市化”的界定
根据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周期理论，大都市区的生命周期一般由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连续的变质阶段构成。[1]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较高级的阶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较高水平上人口向郊区或者农村的回流。广义逆城市化则是指城市化高度发展条件下人口从城市向郊区或者农村居民点的流动，主要是城市中的上等阶层的移动，它的基本特征包括原本“城市专享”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开始向农村延伸和城市市民专享的福利制度开始覆盖农村等[2]。而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逆城市化，它都包含了这样一种性质，即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也隐含了这样一种特征，即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离。但目前学界研究“逆城市化现象”时出现了某些程度上的偏差，正如单启德（1997）[2]、廖筠（2003）[3]以及袁晓玲（2005）[4]等人的研究，他们将单纯的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看成了逆城市化，而没有考虑城市化的发展程度，也没有考察逆城市化是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离。按照他们的观点，如下两则案例便是一种逆城市化：
案例一：甘肃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下岗职工宋奎旺，重返当年下乡插队的“第二故乡”——凉州区校尉乡河北村，开办规模养猪场，带动乡邻致富，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开辟了一条新途径。[3]
案例二：新疆玛纳斯县农调队在附近农村走访中了解到，有部分农民当年掏6000元钱为孩子买的城市户口，如今又掏6000元换成农村户口，让其继续当农民。[4]
然而，正如案例中显示的，两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如何能说明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化高级发展阶段这一性质呢？而居住也成了工作的场所，又如何能说明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这一特征呢？所以只能说明这种现象是一种伪的、虚假的“逆城市化”。由此，本文界定这样一种现象为伪“逆城市化”，即城市化水平不高情况下的城市居民回流农村、以及本应被城市化的居民部分滞留农村的现象。
“存在即是合理”，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是有其合理意义的，尽管有时候这种现象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伪逆城市化现象并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但既然是一种存在的既定的事物，我们有必要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的相关文献有许多，但大多认为这是由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内部行业收入差距增大引起的。[5]本文认为，尽管伪逆城市化和收入差距过大这两种现象都同时存在，但如果把后者作为前者的原因加以定位，未免太过牵强，因为无论如何在城市里不可能获得比在农村更少量的收入。为分析隐藏在伪逆城市化现象背后的原因，文章接下来将引入一种剔除掉单位货币效用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进行分析。
一种新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的引入
（一） 剔除单位货币效用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的引入[5]
目前，我们在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往往采取用城乡的名义收入或者说是实际收入的绝对数进行对比[6]的形式，通过这种收入的绝对数量的差距来说明城市的“富”和农村的“穷”。然而所谓的“贫”和“富”是相对的。正如农村中也有当地人认为的富人，或许他们认为的富人的总资产并不超过10万元，而10万元在城市居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小数目。同时，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消费的对象和层次不同也会造成所谓的“贫”和“富”的相对不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不同人的单位货币效用不同”[6]在起作用。因此仅仅采用收入的绝对数量的比较来说明收入差距的做法是不科学的。[7]
由购买力平价学说[7]可以联想，我们可以采用在收入对比中引入单位货币效用的形式来衡量收入差距，即从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中分别剔除的对货币的评价这一因素的影响，得到各自的对自己收入的满足程度，从而以这种满足程度的对比来衡量收入差距。尽管单位货币效用是不易衡量的，但我们可以用居民的收入支出比重的对比来替代货币的单位效用的作用[8]&shy;。即引入了以下的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Ix = ( Vi/Vc)/(Ui /Uc) （1）
这里我们的分析必须假定人口流动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即假定人口只出现一次性流动，并且流动前两种居民的身份没有发生改变（包括收入方式和消费方式等）。其中， Ix是我们新引入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Vi 和Ui 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的绝对数，Vc 和Uc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支出，这个一般性支出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Vi /Vc反映出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而Ui /Uc则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
农村或城市居民一般性支出可以采用一揽子价格的形式，即首先制定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一般性支出品种并收集其价格，从而求出一般性支出费用的总和；然后根据城乡居民各自的平均预期寿命，以两者相除得到城乡居民的一般性支出。而一般性支出品种可以依据统计年鉴统计口径中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各个大项及其明细项得到。只是需要注意，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内容和层次有所不同。如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城市居民可能会消费洗衣机、电冰箱、等离子背投电视、录放像机、家用电脑、摄像机、电炊具、微波炉、空调器、淋浴热水器、排抽油烟机、吸尘器、移动电话等等[9]。而农村居民就可能消费彩色电视机甚至是黑白电视机等。
指标准则以1为标准。如果Ix>1，则说明农村居民的自身收入满足程度大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或者说是外界对农村的评价要高于对城市的评价，从而会导致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如果Ix<1或者Ix=1，则说明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不低于农村居民的满足程度，即外界对城市的评价要高于对农村的评价，这将导致农村居民向城市的顺流。即便是出现Ix=1也是如此，因为城市从基础设施等方面看是明显优于农村的。
（二）数学上的解
设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一般性支出的各个大项目以k表示，小项以j表示，价格以P表示，则Qkjv表示农村居民每个小项的消费数量， Qkju相应表示城市居民的各个支出小项的消费数量；同时Pkjv表示农村居民的每个支出小项的当地价格，Pkju表示城镇居民的每个支出小项的当地价格；同时以Ave表示农村居民平均预期寿命，Aue表示城镇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以Ckv表示农村居民的第k大项的支出水平， Cku表示城镇居民的第k大项的支出水平。
则上述收入差距衡量指标可以具体的表示为：
即 Ix = ( Vi /Vc)/(Ui/Uc)
={ Vi /{（∑Qkjv.Pkjv）/Ave } }/{Ui /{（∑Qkju.Pkju）/Aue}} （2）
上述的（1）式也可以以如下的形式表示出来：
即 Ix = ( Vi / Ui)/( Vc/ Uc)
={ Vi / Ui}/{{（∑Qkjv.Pkjv）/Ave}/{（∑Qkju.Pkju）/Aue}}（3）
(3)式中Vi / Ui则直接表示城乡居民绝对收入比，而（∑Qkjv.Pkjv/Ave）/（∑Qkju.Pkju/Aue）则表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城乡价格水平的比较。
根据（2）式，我们可以继续推导得到： 
Ix ={ Vi /{（∑Qkjv.Pkjv）/Ave } }/{Ui /{（∑Qkju.Pkju）/Aue}} （2） 
={ Vi /{∑（Qkjv.Pkjv/Ave）} }/{Ui /{∑（Qkju.Pkju/Aue）}} （4）
={ Vi /{∑（Ckv/Ave）} }/{Ui /{∑（Cku/Aue）}} （5）
从式（2）变化到式（5）说明了年人均一般性支出可以表示为年人均各个大项商品支出的总和。注意（2）式中由于各个大项下的支出小项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先求居民人均的一生的一般性支出总和是不可得的。式（5）给出了可以先求预期小项不变化的各个大项的年人均支出水平，再加上小项变化的大项的年人均支出水平。所以式（5）相对式（2）而言，年人均一般性支出是变化的，更能合乎实际。而本文为了后边分析的方便，采取了城乡居民的年人均消费支出来替代年人均一般性支出[10]，也对应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来代替收入。
对伪“逆城市化”的原因分析
为了阐述伪“逆城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将借助上述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以甘肃省的收入和一般性支出数据为例进行分析。根据统计年鉴得出下表一的数据。
表一 甘肃省收入差距指数列表[8]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UI）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UC）
农村居民纯收入（VI）
农村生活费支出（ VC）
城镇居民收支比（UI/UC）
农村居民收支比重（ VI/VC）
收入差距指数(VI/VC)/(UI/UC)
1980
403.4400
399.0000
125.5400
153.4100
1.011128
1.222001
1.208552
1981
447.7300
433.3800
135.2300
158.6300
1.033112
1.173039
1.135442
1982
473.5200
447.4000
141.0500
174.1600
1.058382
1.234739
1.166630
1983
490.6200
482.3000
162.6800
213.0600
1.017251
1.309688
1.287478
1984
571.8900
552.1600
178.3900
221.0500
1.035732
1.239139
1.196389
1985
640.7700
625.2100
204.6100
257.0000
1.024888
1.256048
1.225547
1986
776.7600
737.1100
232.7900
282.8900
1.053791
1.215215
1.153184
1987
870.5200
828.9400
252.8400
302.8200
1.050160
1.197674
1.140468
1988
978.9200
1026.530
276.9800
345.1400
0.953620
1.246083
1.306686
1989
1132.700
1065.360
296.3800
375.8000
1.063209
1.267967
1.192585
1990
1196.720
1030.540
339.2400
430.9900
1.161255
1.270457
1.094038
1991
1368.800
1234.860
403.4100
446.4200
1.108466
1.106616
0.998331
1992
1707.780
1457.400
419.6800
489.4700
1.171799
1.166293
0.995301
1993
2002.560
1679.740
537.7600
550.8300
1.192185
1.024305
0.859183
1994
2658.130
2209.080
674.1700
723.7300
1.203275
1.073513
0.892159
1995
3152.520
2617.740
915.2500
880.3400
1.204291
0.961857
0.798692
1996
3353.940
2838.520
986.3400
1100.590
1.181581
1.115832
0.944356
1997
3592.430
2946.270
976.2700
1210.000
1.219315
1.239411
1.016482
1998
4009.610
3099.360
939.5500
1393.050
1.293690
1.482678
1.146085
1999
4475.230
3681.500
944.9000
1412.980
1.215600
1.495375
1.230154
2000
4916.250
4126.470
1084.000
1428.700
1.191394
1.317989
1.106258
2001
5382.910
4420.310
1127.370
1508.610
1.217768
1.338168
1.098869
2002
6151.420
5064.220
1153.290
1590.300
1.214683
1.378925
1.135214
2003
6657.240
5298.910
1336.850
1673.000
1.256341
1.251449
0.996106
从表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对于自己收入的满足程度除了1991-1996年外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均低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而对1991-1996年以及2003年的收入满足程度为什么会出现偏差这一问题，本文的解释是我们在具体的测算当中只考虑了消费性支出这一大项，而其他大项农村的数据必然远远的小于城市，这将导致所有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会大幅度上升。也即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会普遍的低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这对解释伪“逆城市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并不是城市下层居民的收入期望小于对农村收入期望，而是城市下层居民对自身的在城市收入的满足程度小于在农村收入的满足程度导致了这种流动的发生。
这种收入满足程度为什么会存在农村比城市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消费支出的差距的影响，也即是我们强调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导致了收入满足程度不同。然而为什么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出现不同呢？这里借用涂占新（2005）的观点[9]，即认为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原因主要是居民对未来的预期，而农村居民在就业、公费医疗、劳保、退休金和各种补贴等方面社会福利的缺乏以及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导致了农村居民对未来预期远不如城镇居民乐观，从而导致了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就甘肃省的该收入差距衡量指标结果而言，可能并不能解决某些问题，即既然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不及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那为什么会出现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而且这一流动的绝对数量肯定是大于“伪逆城市化”现象下的人口流动数量的。而实质上，一旦我们放弃了人口的一次流动性以及居民的身份不发生变化这一假定，那么由于子女上学的实际需要或潜在需要以及示范效应的存在，农村居民可能面对的就是一种次城市的消费方式——本文认为，农村居民子女上学的实际需要或潜在需要将首先导致人口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并不会改变这部分人的农民身份，他们将通过示范效应去引导其他农村居民的流动。[11]那么，次城市消费条件下的该指标的四个决定因素中，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及城市居民的支出并未变化，只是农村居民消费变成了次城市消费，那么这一指标必然降低。一般的情况，对于这部分居民而言，他们的收入满足程度会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居民向城市的“顺流”也就理所当然。
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并不影响我们分析“民工荒”问题，根据本文的观点，民工荒的原因不在于岗位提供给农民的收入少于在农村的收入，而在于农民对这一岗位收入的满足程度低于种地收入的满足程度。
结论
从上边的分析中我们得出，农民社会福利缺乏以及受教育程度低导致农村居民对未来的预期较低，引起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从而导致消费支出较低；消费支出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对收入的满足程度。也正是由于农村居民对自身收入满足程度或者是城市下层居民对农村收入的满足程度较高直接导致了伪“逆城市化”现象的发生。伪“逆城市化”现象将会较大程度影响城市化的进程。[12]所以在城市化初、中期，我们有必要创造好的条件来使这种现象得以遏制。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收入方面着手（这也是我们政府目前加大力度进行的），即强调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然而这是一种正面的促进，对于那些城市化进程中的伪“逆”现象则无计可施。因为并不是城市的收入低于农村的状况导致了这种流动，而是一种收入满足程度的影响的结果。所以在考虑收入变动的同时必须考虑消费状况的改善，以达到居民在城市生活和在农村生活的均衡，即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于支出水平而言是相当的。
我们在考虑消费状况的改善时，当然可以从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状况或者是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着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花费较长时间和精力的过程。本文认为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质量。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首先必须改变消费观念，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当期消费观念为根据未来收入确定自身消费的远期消费观念；其次限制次品、伪劣产品和落后被淘汰产品进入农村。
总之，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均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必须同时注意这两者的联动作用，而不是单方面的作用，城市化过程才能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