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补荫
词义
补荫 （补廕）
拼音：bǔ yīn ㄅㄨˇ ㄧㄣ 
解释：1.对因故而被取消的荫封予以补封。
对因故而被取消的荫封予以补封。 
明代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勋戚·陆炳恤典》：“时新郑于王俊民补廕、唐枢复官事，抗疏力争，谓初年用事之臣，凡先帝所斥者，尽褒显之，几同武王反商。”荫补制度渊源流长，而在宋代，荫补权的泛滥，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无法匹敌，尽管宋代科举制度已经非常发达，通过科举录取的官员人数亦相当多，但是，官员子弟通过荫补入仕为官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科举官员。在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荫补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为蓝本，而有所损益的。
词析
  沈括(荫补出身)《宋朝阶级结构》第248页说：“奏荫或可称荫补、补荫、恩荫、资荫、奏补、任子等”。第262页扼要论述宋朝官员的荫补特权，说“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断扩大荫补的范围和名目，荫补之滥，便成为非常突出、十分严重的弊病”。
宋代荫补，即恩荫之滥，是普通常识，并非冷僻的问题。 《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就已谈及“恩荫”问题。《宋史卷》1984年版第322页“荫补”条是徐光烈先生所撰。开头说，“亦称‘任子’，‘世赏’。宋承旧制”。
发展历程
  补荫中国自秦汉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体，一直发展并延续至清末，在这样政体的支配下，如何选拔官员管理国家事务，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封建官僚队伍的建设，国家机器的运转乃至王朝的长治久安。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大体有三：以世卿世禄为特点的世袭制；以推荐为主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还有以考试做标准的科举选官制。 
荫补制，是先秦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变种，是一种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之时，世卿世禄制度逐渐崩溃，荫补制度渐渐兴起，到汉代，“二千石九卿得荫子弟为郎”，但此时还没有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固定的选官方式，故而史称“汉之奏荫，虽有定制而未始有常恩”。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盛极一时，渐渐发展到只凭门第入仕，荫补制受到压抑。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统治者为笼络官僚队伍，维护其既得利益，制定了详细的荫补法。唐代的荫补法规定了官员依品级来荫补其子孙，总的说来五品以上皆可得荫补，并规定“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宋初，基本上沿袭了唐、五代时期的荫补旧制，“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已上官皆得荫补”。
到了王朝逐渐稳定的时候，因而需要更多的忠实于赵宋皇帝的官员去接管五代时期各国的领土，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于是在扩大科举取士的同时，也大量录用官员子弟为官，以不断充实和加强官僚队伍，各种形式的荫补相继出现，荫补人数大量增加。宋真宗即位后，官员荫补子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的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没能改变宋代荫补官员泛滥的局面。在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荫补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为蓝本，而有所损益的。
宋代的荫补制度在整个古代荫补制度的发展变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宋代荫补制度为标准，与历代荫补制度作比较，可以更好的理解古代这种选官方式。
铨试和呈试
宋代考试制度发达。无出身人如荫补、军功补官、进纳补官等以及科举第五甲及特奏名入仕的人，在“出官”以前，均须通过吏部主持的铨试和呈试以便获得参选资格。“文臣初出官有铨试之科，武臣初出官有呈试之法，其试中者，始得放行参选”。这是宋政府为了保证官员素质的重要举措。因为荫补入仕是宋代入仕人数最多的一类，所以铨试和呈试的主要对象是荫补官员。
宋初荫补官员的考试非常简单，武官甚至只要能念诵《论语》即算合格，这主要是由于宋初荫补之人尚少，铨试法和呈试法还没有完全成型的缘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仁宗庆历年间，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仁宗颁布了《任子诏》，标志着铨试和呈试法成为了一种制度。虽然宋代规定了荫补官员必须参加铨试或呈试方准出官，可是荫补官员凭借其自身的势力、关系网往往能免试注官，即便是参加考试，也会用作弊手段蒙混过关，很容易通过考试获得出官机会。因此说，铨试、呈试对荫补官员的约束是十分有限的。
入仕
补荫
自从实行科举（图为宋朝科举场面）之后，在古代，普通人走向仕途的途径几乎都在这条道上。不过在宋代，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外，朝廷还有制定了其它一些制度，作为人们进入仕途的补充，这些是和前代有所不同的。
第一，荫补：宋代以恩泽而得官的不止于直系子孙，而且可以推到旁支、异姓，甚至于门客。得荫补的机会有大礼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所以一遇郊祀之年，就有许多人涌入官序之中，增加了官僚机构的壅滞之弊。 
第二，磨勘：所有在官场任职的人，经过一定时期，都可以申请叙迁。经查明其资历与叙迁的规定相符，不需视其在职务上有何特殊表现，都可以逐步上升。名为磨勘，实际只是例行公事，不过是防止伪造文件和日期而已。 
第三，请郡：宋代高级朝臣，可自己申请到愿意去的地方任知州，借以休养。这与唐代出任刺史多带左迁意义不同。 
第四，祠禄：宋代的所谓祠禄是以道教宫观为名安置官员，给予一定待遇，以示优礼。最高级的称为某某宫使，专以安置罢退之大臣，次级为提举某处某宫某观，最低一级为监狱庙。这些官员都无实际职事。这种位置若不是自己主动陈请而得，就有包含贬降的意味，与唐代之分司官带有投闲置散意思略同。 
第五，宋代初期，寄禄官与职事官极为混乱，最奇特者，选人初授之官皆以幕职令录为名，而所任之职都与此毫不相干。例如有以京四路某县令为阶官，而实任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有以陕西路节度判官为阶官，而实任河东路某州州学教授。至宋神宗以后，才另定官阶之名，不与职事官相混。文阶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每四年一转，无出身者为资转，有出身者可超资转，至奉议郎则仍逐资转。转至高级，即不按资而由特旨除授。武阶官略同，医官内侍官之阶官另有规定。因此，宋人官衔中之某某郎，某某大夫，就是表明某资历等级，而且凡是科目出身的人加“左”字，无出身的人加“右”字。 
第六，宋代官员的寄禄官名称前大都加上“权”、“行”、“守”、“试”等字，以表示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凡除授职事官，都依寄禄官阶的高低，在寄禄官前加这些字。其中侍郎、尚书初次任职，必定担任“权”官，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试用期，然后升为真官，再正式冠以“试”、“守”或“行”字。神宗官制改革，规定分行、试、守三等：凡官员的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的，带行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一品的，带守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二品以上者带试字。职事官相同而寄禄官前行、守、试字不同的官员之间，职钱也有一些差别，如御史大夫和六曹尚书，“行”字者每月职钱六十贯，“守”字者五十五贯，“试”字者五十贯。职事官与寄禄官相当的官员，则不称行、守、试，其职钱按“行”者发给。 
第七，在宋代的官员中，有一部分附加性官衔失去了实际意义，几乎变成了单纯的虚衔，但仍保留其爵和食封、食实封。爵增为十二级，即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凡是封爵都有食邑。食邑从一万户到二百户共分十四等。食邑仍是虚数，食实封才有收益。食实封从一千户到一百户共分七等。实封数约为虚封数的十分之四。食邑还不限于封爵，凡是宰相、亲王、枢密使、三司使、殿阁学士以至侍郎、卿监等文武大臣，或位臻将相，都赐食邑。食邑增加到一定数量，则可循资封公封侯。食实封者，按实封一户，每日计钱25文，随官俸向官府领取。这些封爵食邑、食实封等都没有子孙世袭的规定。
选举
高宗中兴，重定《补荫法》，内外臣僚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随，文武各有等秩，见《职官志》。
建炎元年，诏：“宰执子弟以恩泽任待制以上者，并罢。”绍兴四年诏：“文武太中大夫以上及见带两制职名，依旧不限年。内无出身自授官后以及十五年，年及三十、不系宫观责降之人，听依条补荫。”七年，中书舍人赵思诚言：“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调者矣。
祖宗时，仕至卿、监者，皆实以年劳、功绩得之，年必六十，身不过得恩泽五六人。厥后私谒行，横恩广，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员数比祖宗时不知其几倍，而恩例未尝少损。有一人而任子至十余者，此而不革，实蠹政事，望议革其弊。”会思诚去国，议遂革。旧法，惟赃罪不许任子，新令并及私罪从，有司以为拘碍者多，遂罢新令。又诏：“宰执、侍从致仕遗表，惟补缌麻以上亲，毋及异姓。”二十二年，以武臣多出军中，爵秩高而族姓少，凡有荐奏，同姓皆期功，异姓皆中表，闾巷之徒附会以进。命须经统辖长官结罪保明，诡冒者连坐之。帝于后妃补荫，每加裁抑，诏后族不得任从官。
荫补官员的差遣
虽然说，荫补官员可以毫不费力的通过铨试和呈试获得差遣。但是他们在所承担的差遣上仍然受到种种限制，这是由他们自身情况决定的，荫补官员属于无出身的人。在宋代，政府推崇科举入仕的有出身之人，而对以荫补官员为主的无出身之人，则多予限制。主要反映在除授差遣和叙迁两个方面。
在差遣方面，一般来讲，荫补官员不得担任高级清要之职。比如，荫补官员一般不能任台谏、两制、外交使节等职。台谏官是执政官员的候选对象，地位很高，被人看重。荫补官员若任此职，必遭非议。靖康元年（1126年），唐恕以荫补官员的身份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陈过庭上言：“自祖宗以来定令，本台僚属非有出身，未尝除授，近者唐恕除监察御史，恕实有行业，士类推许，倘使分领六察，固优为之。然以荫补入仕，有违祖宗条例，恐此一开，自是袴襦之子攀援进取者，足相蹑于宪府矣，欲乞改除一等差遣”，终于“诏以恕为郎官”。
从这则史料中不难看出，台谏之官，是历来不允许荫补官员担任的。两制官即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对出身的要求就更严了。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曾颁布诏令“翰林学士，两省官及馆阁今后并除进士出身人”严格限制无出身的人担任翰林学士。据《石林燕语》记载韩维、林振彦是宋朝仅有的两个由荫补出身而任两制官的人。
在叙迁方面，对荫补官员的限制更大。宋代文臣寄禄官可分为选人、京朝官两大类。京朝官又可分为京官，朝官。每一类官员各有其磨勘、叙迁之法，出身不同，磨勘年限和升入官阶便不相同。根据《长编》，在同等条件下磨勘，荫补官员较进士出身的官员所得的官职要低，且所用时间也较长。荫补官员若要升迁到与有进士出身官员同样的职位，则要多花一倍的时间。
无论是文臣还是武臣，想要通过磨勘一阶一阶的升到高官，是万分不容易的，荫补官员因为没有出身，则显得更加艰难。
不过，荫补官员中也有三六九等之分，高级官员特别是高级武官的子弟，因出身将门往往能快速的升至高官，象石守信、王审琦、曹彬等人之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大多数中下级文武官员的子弟，要升至高官是很困难的。宋真宗时期，制定了宋代的第一部荫补法，所受荫补之人全都是武阶官的小使臣，没有文官。至天圣五年(1027年)，始分文资、武资。据庆历三年(1043年)的荫补法，文官多补将作监丞以下的京官和选人阶，而武官仍旧补小使臣阶。
到熙宁年间，文官除宰相之子荫补阶由将作监丞降为大理评事外，其余则不变，武官荫补阶虽然有很大的调整，但仍是荫补小使臣阶，又以其中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为最多。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所荫补的级别都非常低。宰相之子也不过荫补正九品的大理评事，更多的官员则荫补末等京官和选人阶；而武官则为清一色的小使臣阶，最高的东头供奉官也只是从八品。第二个结论是，在荫补的官员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
与科举出身官员的比较
宋代选官的途径虽然很多，但主要的仍是荫补和科举两途。以南宋李心传记载的《嘉定四选总数》为例，嘉定六年（1213年），荫补出身官员占57%，科举出身官员占28%，其它出身官员占15%。在《宋史》列传中（不包括后妃、宗室、列女等传）各类科举、制举以及学校舍选出身共有980人，约占总数的70%，恩荫出身共有231人，约占总人数的17%，其它出身人占1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荫补和科举出身的官员，占据了官员的大多数，而荫补入仕的人数又远多于科举入仕的人数，只是由于《宋史》列传中所载的多是在中央、地方任职的要员，而这些官员大部分是出身科举的，所以荫补官员虽在总量上多于科举入仕者，但真正能进入《宋史》中的人数却并不多。在两宋135位宰相中，仅有沈义伦、吕端、陈执中、贾似道四人为荫补出身。
汉代荫补
荫补作为一种制度出现应该是在汉代，据宋人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中说：“任子保任之法，任子之说起于刘向以父任为辇郎，袁盎以兄任为郎中，释者曰‘言为父兄所保任，故得为郎也’。而眉山苏洵上书仁宗亦云所谓任子，犹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
汉代任子入仕的官阶是很低的。但在任用方面却可达到很高的地位，如刘向（以父刘德为宗正而入仕为辇郎）曾位列九卿，与萧望之、周堪、金敞等共同辅政，苏武（因父苏建为卫尉而荫为郎）从匈奴返回京师，被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
至于霍光（以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为郎）更不用说了，辅政重臣，位列大将军，废立皇帝，权倾内外。把汉代的任子与宋代的荫补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任子范围要小得多，宋代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皆可获得荫补权利，而汉代则仅限于二千石以上官员。另外，汉代以任子出身的官员常可至三公九卿之大官，如霍光、刘向等，他们的出身并不受人非议，其中刘向还曾被列位三公的萧望之、周堪推荐。可是宋代荫补官是绝难达到显赫的地位的。
唐代荫补
唐代荫补制度已经很完善了。和宋代比起来，唐代荫补的品阶是很高的，宰相之子初官便可为正七品的官员，宋代宰相之子仅为九品京官。从日后的发展来讲，唐朝有369名宰相，士族地主出身者有125名，其中荫补者25名，占20%；在200余名庶族地主出身的宰相中，荫补者占11%，两者平均，荫补出身的宰相占总数的16%。这个比例要远大于宋朝，可以说唐代的荫补子弟在高级官僚队伍中是不乏其人的。
再从素质上比较，唐代虽有李德裕，裴行俭等一、二贤者，可是时人关于荫补官员素质过低的论断，也不绝于书。马周尝言“今不肖袭爵嗣职，则兆庶被殃”，魏玄同言“贵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贤、千牛、辇脚之类，技能薄而门阀高，请裁”。可见，唐代荫补官员虽能跻身高位，但能力却很一般，也没有对国家起多大的作用。
明代荫补
明代，文官和武官实行两套完全不同的荫补制度。就文官来说，子弟必须经过科举考试，中得进士后，才能按照资格获得品阶、俸禄、官职等。成化年间，为了进一步提高荫补官员的素质，规定凡荫补者均须送到国子监读书，称其为“官生”，待学习期满，参加科举，中得进士后，方授官职。与文官不同，武官子弟可直接承袭父辈官职。明代武官阶为六品十二级，正一品至从二品为流官，不允世袭。正三品之下的军官均可承袭。
如正统年间，兵部尚书王骥守卫有功，特赐“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岁禄二千石，其子世袭指挥同知。武官子弟的世袭不用经过科举，而要进入武学，接受军事训练。然后通过比武，成绩优异者，方可袭职。从明代的荫补情况来看，在文官方面，对荫补官员的要求较宋代严格，须获进士出身，方能授官。所授官职也较宋代高。在武官方面，与其说是荫补授官，还不如说是世袭。
这在锦衣卫中尤为突出。永乐时规定，只要有军功，兄弟诸侄均可袭职，这样造成了军队中冗官现象严重，人浮于事，战斗力极差。而必须参加比武才能授官的制度，使投机钻营，贿赂考官之风盛行。嘉靖时，詹事府詹事霍韬曾说：“自永乐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这倒是与宋代荫补官员的铨试和呈试相差无几。
清代荫补
清代的荫补叫荫生，有“难荫”“恩荫”“特荫”三种形式。“难荫”，顺治三年(1646年)制，规定“官员殁于王事者，依应升品级赠衔，并荫一子入监读书，期满候铨”。雍正年间，又进一步规定，“官员因公差委，在大洋、大江、黄河、洞庭、洪泽等湖，遭风漂殁者，依应升品级荫赠，在内洋，内河漂殁者，减等荫赠。八品以下，赠衔不给荫”。光绪时“现任官遇贼殉难及军营病故者”可升阶升衔赠给实官补荫或依现任官荫赠。“恩荫”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诏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监。护军统领、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为荫生，余为监生”。
乾隆年间，规定荫补入仕的官员必须经过考试，其“文理优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三年再试”。“特恩”主要是皇帝为照顾表彰一些有功绩的名臣，而加恩于他们的后裔。乾隆三年（1738年），下诏说：“皇考酬庸念旧，立贤良祠于京师。凡我朝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永享禋祀，垂誉无穷，其子孙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渐就零落者，朕甚悯焉。其旁求贤良子孙无仕宦者，或品级卑微者，各都统、督、抚择其嫡裔，品行材质可造就者，送部引见加恩”。
在这三种荫补中，以恩荫为最多，满洲八旗子弟一般都是由恩荫进入仕途的。在荫生授官例中规定：“公侯伯一品官荫生以部院衙门五品缺用，二品官荫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荫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荫生以八品缺用”。另外，汉荫生还有内用、外用、改武职之分，总的来说，所授官职要低于满人。和宋代的荫补比起来，清代荫生范围要较小，只是四品以上官员可获荫补资格，且有满、汉之分。
清代的八旗子弟特别是在中期以后，养尊处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自身谋生都很困难，不但大量耗费国家钱财，而且也助长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总结
总的说来，荫补官员初官所得的品阶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再到高的变化，其中宋朝是这个变化的谷底，宰相之子也不过是正九品京官，明清时，二品官员之子都可补到正六品官阶。
在从荫补官员入仕的政治前途上来看，以宋朝为分界，宋以前荫补官员多有至宰相、大将军者，宋以后，科举逐渐发展，荫补官员的政治地位下降，明代文职荫补官员甚至要考取进士，方能入仕为官。
从荫补官员的素质和对国家的影响上来看，历代则相差不多，历代有作为的荫补官员都是绝对少数，大多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这其中以宋朝所受消极影响为最大，这与宋代荫补之滥，冗官问题严重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