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梅尔本子爵
生平简述
  梅尔本子爵第二梅尔本子爵二世2nd Viscount Melbourne（1779.3.15-1848.11.24）辉格党贵族政治家，英国首相，（1834、1834-1841）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初期的主要政治顾问和密友。
本名威廉·拉姆，1804年取得律师资格，1806年进入下院，1827年到1829年成为爱尔兰事务大臣，1829年继承子爵爵位，成为第二代梅尔本子爵。1834 年，因格雷伯爵辞去首相职务，水手国王威廉四世便任命惯于玩弄妥协和拖延战术的梅尔本组阁。此时，辉格党正处于分裂状态，他结纳故旧，与不同政见者促膝谈心，与激进党和爱尔兰人和解，经过耐心周旋，终于暂时弥合各方裂痕，把辉格党的大臣们拢到一起。中间虽被威廉四世免职5 个月，但因罗伯特·皮尔的托利党未能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他再度组阁，且首相任期长达7 年之久。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后，得到梅尔本首相父亲般的指教。女王刚届豆蔻之年，不谙政事，甚至在人多的场合还面带羞怯。梅尔本用他翩翩风度、高雅的举止和热情的关照，获得女王好感。他处处循循善诱，寓教于闲谈和游猎之中，慢慢使女王进入角色，成为典范的立宪君主。
梅尔本的妻子卡罗琳因与人私通，事情败露后精神失常，10 年前就死去了，他仅有的一个孩子因患癫痫病也早早夭折。子爵孑然一身，需要精神寄托，遇到年轻迷人的女王，他便殷勤侍奉，经常陪伴在女王身边，这既是他的责任，又是精神上的一种需要。而女王一向缺少父爱，母亲身边的康罗伊又野心勃勃，总爱指手划脚，极为讨厌。遇到梅尔本这样可亲可敬的长者，好像找到了依靠。女王在日记中吐露了她当时的真情：“他有某种慈父般的令人敬慕和尽善尽美的气质，让人恋恋不舍。”女王作为一国之君，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件，签不完的字，出席不完的礼仪活动。在大庭广众之中，她不得不收敛起少女天真和自然的微笑，摆出一付君王的威严架式，而这些是违反人的天性的，最令人讨厌。梅尔本深知女王的心思，只要能抽得出身，就去陪伴维多利亚，下午陪伴她骑马、晚上给她讲故事。两人无话不谈，无拘无束，这是女王最快活的时刻。在饭桌边，在闲谈中，梅尔本把英国宪法的原则、立宪君主的责任、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历代君王的成败等，都逐渐地灌输给年轻的君主。他一度成为女王最亲近的人[1]﻿。1841年，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阿尔伯特亲王来到英国，女王坠入情网并结了婚，梅尔本作为女王导师的支配地位结束了。他解散了议会以举行大选，国民拒绝了他。他在七年之后死于中风。　
辉格党人
“我觉得烦躁不安."梅尔本勋爵对他一位 身份低下的朋友汤姆·杨说，”我实在举棋不定，不知该怎么办。”国王威廉四世刚才派人来请他，要他去见国王，以讨论组织政府的问题。“只要这个政府能维持三个月的时间。'杨回答”就值得当一当英国首相。”“确实，这倒是真的，”梅尔本说，“我这就去见国王。”就这样，一位不大可能当首相的人物当上了首相，而且干了六年，不只是三个月。当然，如果他不是辉格党人，就不大可能当首相，当时（1834年）辉格党已经东山再起，取得了探明认为当然是属于他们的地位，即统治英国的地位。
严格的说，辉格党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特权阶层。例如，他们以贵族的态度对待王室，不特别净重它。他们富裕、大度，傲慢，在道德方面放荡不羁，同时反对教权，梅尔本说，“当宗教被允许侵入私生活时，生活就不妙了。”辉格党人除了热烈的追求自由外别无他求。 他们的总部设在布鲁克斯俱乐部和一些大宅邸中，像德文夏大厦、潘尚格、霍兰大厦即是。那些即对政治感兴趣，又擅长打情骂俏的放荡不羁的女主人对于辉格党的体制是必不可少的。
荒唐早年
威廉·拉姆生于1779年3月15日，后来顺利的封为梅尔本勋爵。他是一个懒散、聪明和很漂亮的人。拉姆家族并不是老牌的辉格党贵族。他的家族是三代前由一位事业上很成功的诺丁汉地方检查官建立的。威廉·拉姆的父亲，第一代梅尔本子爵用钱买了一个议员的职位。他的母亲伊丽萨白·米尔班克是现代版的阿斯帕西娅，她“不贞洁，很不贞洁”，他的儿子威廉承认。威廉的父亲很可能是格伦维尔家族那位富裕的、古怪的埃格雷蒙勋爵 ：他的兄弟乔治据说是当王子时的乔治四世的私生子  。其他几个兄弟的身世更搞不清了。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家庭很幸福。
威廉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毕业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了两年，他发现格拉斯哥是一个肮脏的城市。至于他的同学---他对他的母亲说，“实际情况是，这些苏格兰大学很想把学生培养成虚荣清高，满身学究气的人------你不能又学习，又了解世界，二者不可兼得。”
威廉正走向律师界---在他的长兄去世后他成为贵族爵位继承人时当过一次辩护律师，酬金一个金币。从那时起，步入政界可能会成为他的命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一名青年，他拥有一名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追随着的所有偏见。因此，他曾希望拿破仑会打败英国。他26岁时当选为莱姆斯特选区的议员。
这时，他同贝斯巴勒夫人的女儿卡洛琳·庞森比结了婚。庞森比是一位金发碧眼，放荡不羁的漂亮女郎。这两人的婚姻是一场灾难：“他脾气虽好，但偏执而不正派；她放荡浪漫，脾气古怪”（格雷维尔语）。这个女人的放荡发展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他们唯一的孩子奥古斯塔斯智力上有缺陷。
1812年的一个夜晚，卡洛琳在晚会上同拜伦勋爵不期而遇，并断定与他相识是“愚蠢的、有害的和危险的，”换句话说，他必定成为她的情人之一，情况果然如此。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们的私通成了上流社会的全部话题。拜伦无意过一种固定的风流生活，但他发现自己被这个女人的放纵的情欲所控制。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这种情感的控制，而卡洛琳则继续搞这种冒险勾当，而且手段愈加不体面，做法愈加荒唐。
威廉·拉姆对此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但对妻子的变态行为却有抱着某种同情心，虽然她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辉格党的一位贵族所能容忍的限度。甚至她写的小说《格勒纳翁》---她几乎不加掩饰地记述了她同拜伦之间的风流韵事，并含有对梅尔本家族及其友人的刻薄描写----也没有使他们离婚，尽管由于这个原因卡洛琳被排除出了上流社会。即奥尔马克俱乐部。他任然为这位无可救药的女人所迷。他漫不经心、懒散轻率的性格似乎会使他在政治生活中一事无成。他的堂兄弟帕麦斯顿勋爵抱怨说，“他吃的太多而不运动。”（但也不能小看了帕麦斯顿自己的胃口。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一次一气吃了两盘甲鱼汤，一份牡蛎酱鲟鱼；一个馅饼，两片炕羊肉；一片火腿，外加火鸡肉；布丁；几瓣桔子和半个大梨。）
  年轻的威廉·拉姆与此同时，梅尔本与他同时代、同阶级的其他人一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这场革命表明，“进步的东西”也可能有其丑陋的一面。如果有谁对巴黎发生的事变给当时英国舆论带来的那种混乱表示怀疑的话，他只要读一读霍勒斯·沃波尔（他曾同情过美国革命）的信件就够了。他气愤之下，在写给奥索里女士的信中说：“确实，夫人，在我的词典里已找不到一个能表达我的感受的字眼。残暴、野蛮等字眼是用来形容贫穷愚昧的印第安人、黑人、以及鬣狗的········在任何词典中都找不到可以用来形容发生在文明的十八世纪这一恐怖事件。”辉格党人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同法国对抗，一派反对同这个国家打仗。拉姆是温和派，对两派都表示同情。   
他认为乔治·坎宁会建立一个他所希望的那种政府。但是，1812年，摄政王选择了托利党来组阁，坎宁得不到利物浦伯爵的赏识，被排挤出了政府。拉姆于该年8月辞职。此前四个月，《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使拜伦成了欧洲最负盛名的诗人，成了一块吸引着伦敦每一个疯狂女人的磁条。在此后四年中，拉姆退出了政坛，这是件好事。在这四年结束时，《格勒纳翁》问世了。为此，拉姆发誓拒不再见卡洛琳---他并没有信守这个誓言。
后来他当上了北安普顿选区的议员。卡洛琳于1828年1月去世  。这时，拉姆在坎宁领导的政府中任爱尔兰总督。他在1828年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了梅尔本勋爵。看来他尽管遭受到不幸，但将实现乔治四世和卡斯尔雷子爵所预言的他在政治上的那种前途。但是，曾经是他的婚姻免遭破裂的那种随和的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性格对他仍然是不利的。
他在都柏林住了一年，这正好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同一位漂亮的夫人发生一段风流韵事。这位夫人是爱尔兰贵族（也是一位牧师）布兰登勋爵的妻子。当丈夫的原意对妻子的越轨行为不予治理，条件是梅尔本应作出安排，是他成为主教。但事实证明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梅尔本的起诉站不住脚，法官不受理此案。虽然不能断定两人的关系有多深，但应当指出的是，梅尔本自愿给布兰登夫人留下一笔养老金。
梅尔本在爱尔兰期间，坎宁和戈德里奇子爵领导的两届内阁相继结束了他们的任期，而当继承首相职位的威灵顿公爵组成了一个明显是清一色的托利党政权之后，梅尔本就辞职了。
冷血大臣
1830年， 他在查尔斯·格雷勋爵领导的政府中任内政大臣，负责国家的法制。那些日子正是辩论选举修正法案的动荡岁月。而梅尔本本人是非常怀疑、这项修正法案的。他认为，这个法案会彻底破坏言论自由。此外，他还会造就中产阶级统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将会比贵族统治更为糟糕。“他的一切见解都是贵族老爷式的，他对这个所谓的进步的改革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在他看来，那些衰败选取对维持一届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象选举修正法案这样种势在必行的东西，是必须接受的。作为一位坎宁派人物和走中间道路的人，他是相信这一点的。不管怎样，他完全控制了动乱的局面。他在此问题上干的非常彻底。
像他那样出身贵族的人，一般都有良好的绅士风度，待人文质彬彬，对与他同等身份的人颇能宽容。可是，他对穷苦人却有铁一样的心肠，在他那个年代，劳动大众不断起事，他则利用内务大臣的职权，每每调集军警镇压。1834 年，在他的大力策划下，议会通过《新济贫法》，加重了贫苦无助的穷人的痛苦。
按照1601 年的旧济贫法，各教区须用济贫税去救助那些年老、病残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1795 年又出现“斯品汉姆兰制度”，把救济金额与面包价 格和家庭人口挂起钩来，随面包价格的涨落而上下浮动，当时救济并未限定在“劳动院”内，低薪的穷人也可得到救济。实行这种办法后，济贫税猛增，纳税人抱怨不已。待工业革命深入以后，工厂主阶级觉得这种济贫制度会使小生产者与家庭手工业苟延残喘，不利于他们获取廉价劳动力。就是在资产者的要求下，1834 年才通过了《新济贫法》。
按照新济贫法，对穷人救济只能在专门收容穷人的“劳动院”进行，统治者故意把劳动院办成令人生畏和生厌的地方。一家人一进那里，夫妻子女分室而居，亲情被拆散；吃的是猪狗食，仅能勉强维持生命；男女老少都要进行繁重不堪的劳动。住在里面的人未经监工批准不得外出，不能接见来访者，禁止抽烟喝酒。当时人们把“劳动院”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非到万不得已，穷人是不会到那里请求救济的，宁可接受低薪的工作机会，这样起码还能使一家骨肉不被拆散。而工厂主则乘机压低工人工资，源源不断地获取廉价劳动力。因此劳苦大众对新济贫法恨之入骨，有些地方的穷人奋起捣毁“劳动院”，梅尔本对这样的事件，总是无情镇压。
风流首相
在格雷于1834年辞去首相职务之后，梅尔本出任首相，正如德拉姆勋爵所说，“我们大家都不会妒忌的唯有他一人。”人们只所以欢迎他，是由于他表明自己没有野心，内阁中的不和以及斯潘塞伯爵的去世（这意味着奥尔索普必须到上院去任职），使国王在1834年11月以此为借口解散了政府。梅尔本本人对这次政变付之一笑。那天晚上，他以满不在乎的心情倒剧院看戏。“我对他的（威廉四世国王）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他对格雷勋爵说，“我也知道不能完全指责这件事。”  罗伯特·皮尔接替了首相职务，托利党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但托利党没有获得使皮尔在下院拥有多数议席所需要的压倒其他各党的足够多的选票。结果，梅尔本于1835年3月再次勉强地当上了首相。
  中年的梅尔本子爵[2] 他在组阁时面临两个很难对付的人物；德拉姆勋爵和哈里·布鲁厄姆勋爵。前者富裕且好争论，不是一个忠实的同僚。后者是一位粗野、狂暴的苏格兰律师，“他所到之处，总是给人留下一种心怀叵测和令人憎恶的感觉。”就如这两个人给格雷带来的、麻烦一样，他们看来也将成为梅尔本头疼的根源。梅尔本把德拉姆打发到加拿大，并拒绝了布鲁厄姆勋爵要担任上院议长的要求，这使布鲁厄姆恼怒万分。   梅尔本对分配高级官职规定了新的标准（讨厌！他是不是想利用另一个绝招来获得一枚嘉德勋章？）。对一个宗教感情并不强烈的人来说，他在任命主教时显得过于挑剔了。他说，这些人死了以后必定会折磨我的。'
国王并不喜欢他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也不会因梅尔本在一宗离婚案中第二次作为两被告之一出席而得到巩固。这次是同乔治·诺登对他的妻子卡洛琳提出的起诉有牵连。卡洛琳是高贵的谢里登的一个漂亮的孙女。她住在斯托里门的一套小巧别致的房间里。这里离议会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卡洛琳靠写作过日子。每天晚上，梅尔本在回家时总要进去看看她。有时也到她在南街的住宅去看她，不过，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关系没有超出朋友的范围。诺登夫人在拒绝一个情人的求爱时曾说过：“通奸是犯罪，而不是消遣。”看来她同梅尔本的交往中遵守了这一同样严格的原则。诺登对他妻子的起诉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而变的站不住脚；他在妻子生病时曾带着梅尔本来到她的卧室，而且还陪他妻子到过南街梅尔本的住宅。在法庭上，梅尔本被宣判无罪。但梅尔本的兄弟在致他妹妹的信中说，“不要让威廉因这次逃脱了惩罚而觉得自己是无懈可击的。一个人的运气只能到此为止了，”显而易见，拉姆一家并不像法官那样，相信威廉是无罪的，
培养女王
1837年6月 　，对梅尔本和整个英国来说，政治舞台发生了变化，国王威廉四世去世，维多利亚女王继承了王位。这是一位年方18，感情容易冲动、天真幼稚，意志坚强的女孩。梅尔本成了她的良师益友，而她则填补了他感情生活中的一个空白。一个女人曾严重伤害过他的感情，而她的位置尚未被另一个女人所取代。他有过一个孩子，后来死于精神病。现在，出现了一位与其年轻和幼稚的程度与她伟大命运极不相称的女人，这唤起了他的忠诚和感情。因为从本质上说，没有那一位托利党人象这位辉格党人那样浪漫。 于是，这位性格怪癖、玩世不恭的老人----一个曾在布鲁克斯俱乐部闲逛、与霍兰夫人交换警句和妙语、一个曾追求过德文希尔大厦那些绝色和卡尔顿大厦那些放荡女人的人-----对这个固执的女子倾注了全部 的热情。
在当时英国的政治形势下，要培养一位女王并非易事---她不能成为乔治三世那样的独断君主，或者象威廉四世那样的君主也不行。王权的基础正日益削弱。她能担负什么角色呢？这只能由这位容易激动，刚愎自用的女子自己来回答----她确实做出了回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的首相的进谏齐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因为他的忠言使他整定自若、信心倍增。首相的继承人之一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女王加冕典礼上看到的首相是这样一个人：“冠冕压在鼻子上，长袍拖地，手捧国剑，象一个刽子手。”
在女王想选择阿尔伯特亲王为自己的丈夫时，只有梅尔本忍不住相劝。他了解人们的想法。他说：“陛下，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们再也不要干这种事了。你一旦让英国人习惯于封王的做法，你就得让他们习惯于废黜他们的做法。”在爵位和勋章问题上，他曾冷嘲热讽过贵族。“嘉德勋章！我要这种勋章有何益处？我不能收买我自己。其实，嘉德勋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态度认真的女王从这位长者那里上了关于治国之道是第一课。他机具备老一代辉格党人那种高贵和一本正经的态度（只讲授适合于年轻人的知识），有具备一位慈祥的伯父般的魅力。对一个未谙世事的君主来说，他是一位极好的导师。这也许是他作为首相说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他的政府并没有取得惊人的成就。曾发生了这样一起可悲的事件；”有人硬说女王的那位局促不安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的宫中侍女弗拉罗·黑斯廷斯女士怀孕了。梅尔本没有，也不可能不让维多利亚女王匆忙做出严厉的判断。当所有的这些都证明这是一场误会时，女王的声誉已经受到损害。这是一些例子中的一个例子。梅尔本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是可以使女王不犯这些错误的。
不久，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阿尔伯特亲王来到英国，女王坠入情网并结了婚，梅尔本作为女王导师的支配地位结束了。1841年他辞去了首相职务，解散了议会以举行大选，国民拒绝了他。他在七年之后（1848年11月5日）死于中风。　  
最后评价
他是处于动乱和危险的过渡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当时，潜伏着不满的火种很可能会爆发成一场革命。这种情况所以没有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在形式转变的关头采用了灵活的让步和坚决的镇压这两手。这同构成他性格的惰性和智慧是一致的。[3]　不能说他对宪法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有一件事可能是个例外。在讨论谷物法的，在一次内阁午餐会之后，他在楼上大声对同僚们说“现在，是降低还是不降低谷物价格？我们怎么说，问题倒不大，但是，请注意，我们必须统一口径。'在这番话中可以看到内阁集体负责思想的雏型。”作为爱国者，他过于冷漠，作为仆人，他有失恭顺。他酷爱正义，而不谋私利。“　 戈德斯密为伯克写的这几句话可以适用于梅尔本。他爱他的家庭，同时被仆人打秋风。他妒忌，且斤斤计较。例如，他对”没有被邀请参加约翰·罗素勋爵领导的政府耿耿于怀，“辉格党贵族同梅尔本一道推出了政治舞台。国家的未来落到了工厂主和中产阶级的肩上，其代表人物就是罗伯特·皮尔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