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族舞
基本介绍
民族民间舞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和可伸缩的界面，它可以包容各种程度的加工。民族舞是一个民族的标志物，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灵魂。它需要艺术家进行高度的再创造，从民间来最后又回到民间去，练习民族舞好处有如下：1、 有较强趣味性 2、 培养舞者气质 3、 让人心情愉悦 4、有益身心 
分类
民间舞，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集体创造，不断积累、发展而形成的，并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舞蹈形式。民间舞蹈和人民的生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它直接反映着劳  民族舞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现着他们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生活劳动方式、历史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风格特色的民间舞蹈。在欧洲芭蕾舞剧中的民间舞蹈，一般称作代表性舞蹈或性格舞蹈，它是经过舞蹈的专业加工，使其与芭蕾的风格相和谐、统一在一起。
艺术特点
载歌载舞，自由活泼。中国民间舞蹈很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舞蹈与歌唱的紧密结合。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自由、生动、活泼，可以比纯舞蹈易于表现更多的生活内容，而且通俗易懂，所以非常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巧用道具，技艺结合。中国的很多民间舞蹈都巧妙地使用道具，如扇子、手帕、长绸、手鼓、单鼓、花棍、花灯、花伞等等，这就大大地加强了舞蹈的艺  民族舞术表现能力，使得舞蹈动作更加丰富优美、绚丽多姿。
情节生动，形象鲜明。中国的民间舞蹈很着重于内容，大多都有一定的故事传说为依据，因此，人物形象鲜明、人物性格突出。虽然有的舞蹈仅是表现某一种情绪，但它也多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片断而出现的。如广东的《英歌》是表现梁山泊英雄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故事；福建的《大鼓凉伞》传说是表现郑成功抵御外寇练兵的活动。
自娱娱人，意旨统一。中国很多民间舞蹈常常是自娱性和表演性的统一。有些舞蹈活动，对于舞者来说，他是自娱，同时也是为了表演给观众看，因此舞者很注意自己舞蹈技艺的提高，故而中国的民间舞蹈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发展。
情之所至，即兴发挥。中国各个地区的民间舞蹈在流传中，虽然都有一定的格式和规范，但也都有即兴发挥的传统，特别是在一些民间舞蹈家的身上这一点尤为突出。在他们情感最激动的时刻，常常是能出现闪烁着独特光彩的舞蹈的时候。
发展
50年代初，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认真实施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抢救遗产”的工作。体现在舞蹈领域，一方面是有效的考察、搜集、整理散见于民间的各民族舞蹈，通过加工——再创作，以其精华展现于舞台；另一方面则是对戏曲舞蹈的继承、发展，使其脱胎为独立的舞蹈艺术。  民族舞各民族自然传衍的舞蹈——尤其是技艺性较强的，在传衍过程中其基本风格往往集中体现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艺人身上，他（她）们大都是农民，堪称民间舞蹈家，但长期以来地位低下，甚至过着忍饥挨饿、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抢救遗产”也是对身怀高超技艺的民间艺人的拯救，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艺术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破天荒地登入了大雅之堂。
这一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也可说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新一代的舞人自觉沿着《讲话》的指导思想，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认真地对于那些，看似“粗糙”却是“最生动”的民间舞蹈进行学习、搜集、整理，本着“去其糟粕”——剔除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不健康成份，“取其精华”——选取最具人民性的审美特质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
在建国后的十多年中，在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洋溢着时代气息，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的优秀舞蹈。它们不仅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为世界舞坛所瞩目。前面已经提及的如：戴爱莲的《荷花舞》、《飞天》；贾作光的《鄂尔多斯舞》……等都是这一时期领时代风骚之佳作，象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红绸舞》（群舞）首演于1949年，编导：金明（1927——）等，编曲：程云，首演者：长春文工团郑建基、王亚彬、刘海茹。一队男女青年，高举着“火把”跳着欢快的秧歌，  民族舞“火把”变成了红色的长绸——如火龙飞舞，矫健的舞姿与变幻的“火龙”交相辉映，洋溢着青春活力。舞蹈以民间秧歌和传统技艺——“百丈帆”为基础，选取了“燃烧的火把”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宣泄着人民得解放的共同心声。1950年该舞第一次进京演出，轰动首都。次年，入选参加第3届“世青节”获金质奖。半个世纪以来，演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和世界的五洲四海，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它是：“中国之火的象征”。
其它汉族舞蹈，如：《花鼓舞》、《丰收歌》等，都堪称佳作。《花鼓舞》（群舞），首演于1956年，编导：张毅（1934——），作曲轶名；首演者：大连市歌舞团，张毅领衔。“花鼓”流传于山东省，长年以来，它是贫苦农民流浪乞讨的一种卖艺形式。鼓棒上系有半米多长的鼓穗，舞者以鼓棒与鼓穗的顶端交替击鼓形成一种独特的技艺。张毅赋予“花鼓舞”以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并将鼓穗加长突出其技艺性，在激昂、多变的节奏中，人体健美的律动与彩色鼓穗的丰富线条相交织，构成舞蹈的独特魅力。该舞曾获1957年“世青节”金质奖。
在这股强劲的时  民族舞代潮流中，少数民族舞蹈之花姹紫千红，遍地开放。《孔雀舞》（女子群舞）是金明的又一佳作，首演于1956年。作曲：罗忠熔；首演者：中央歌舞团资华筠、崔美善领衔。高高山岗上，一只开屏的“孔雀”，抖动着美丽的翅膀冲下山来，一双双“翅膀”化作了“孔雀姑娘”，踏着象脚鼓与　锣的敲击声，和着优美的旋律，簇拥着“鸟王”翩翩起舞——饮水、照影、沐浴、飞翔…… 孔雀是聚居在西南边陲的傣族古代图腾崇拜——宗教艺术的遗存，一直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民间流传的传统“孔雀舞”只有男性表演，舞者身背象征翅膀的沉重道具，限制了形体的自由与舒展。编创者突破传统——尝试以女性来展示孔雀的美丽，在服饰上也进行了革新——去掉沉重的道具，代之以坠满孔雀羽毛的宽摆长裙……这个舞蹈于1956年首次在全国舞蹈会演中亮相，就以其新奇和优美，备受观众青睐，次年又在“世青节”获金质奖。
在搜集、整理传统民族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舞台精品确实不少。政府为交流经验、繁荣创作，定期举办文艺会演。饱经忧患的各族人民都以能在舞台上展演自己的舞蹈而自豪。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地区或民族，生活中自然传衍的舞蹈濒临绝境。面对新的时代，他们也渴望以舞蹈来表达心声，树立自己民族的形象。他们甚至向专业舞人提出：“为我们设计一个舞蹈吧！”《快乐的罗嗦》、 《草笠舞》正是在这样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
上述的各民族舞蹈，代表着这一时期数量最大的“情绪舞”——短小  民族舞精炼，无复杂情节，以比、兴手法状物抒情。无论是在传统民间舞蹈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亦或是专业舞人精心设计的，都突出民族风格——力求体现不同民族的审美特质。
生活的丰富多彩，造就了舞蹈题材、体裁、风格、式样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汇——不强调特定风格，更直接地反映生活的作品也不少。如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中，双人舞《艰苦岁月》，给人们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这个作品首演于1961年，编导：周醒（1934——1988）、彭尔立（1936——）；作曲彦克、周方，首演者：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朱国琳、廖骏翔。编导者从同名雕塑中获得了灵感，或者说，舞蹈是这座著名雕塑的“动态化”呈现：长征路上的老战士与小战士，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小战士几尽昏厥，老战士吹起竹笛，激昂、优美的音乐唤起了战士对未来的向往，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向着既定的目标不屈不挠地前进。《艰苦岁月》以它独特的创意，凝炼的结构，感人的细节，鲜明的舞蹈形象，呈现出战斗中的浪漫情怀。它注重的不是解释事件，而是表现人物感情的升华。
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古典舞——《春江花月夜》颇具代表性。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首演于1959年，编导：栗承廉（1932——1993）；首演者：北京舞蹈学校，陈爱莲。该舞采用了同名古曲为舞蹈音乐，借助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适当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程式和优美身段，以婀娜柔美的舞姿，细腻含蓄的情韵，表现了月夜下的少女对幸福的憧憬。
以上列举的都是50-60年代中期的代表性舞目，经受了长期的社会的选择，得以流传至今。这些作品的编导和领衔首演者，是新中国第一代舞人中的佼佼者，他（她）们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同时，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追求——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时代精神的交融。
经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10年浩劫，倍受摧残的舞蹈艺术得到了复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入了新时期。在这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  民族舞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意识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文艺思潮上，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围绕着对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反思，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评估。不同观点在各个领域里的公开论争，反映出文化人思想的空前活跃，体现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弘扬。这种进步是深刻的、全面的，对新时期的舞蹈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文革”前的舞蹈，基本上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总体模式——时代印迹。宥于当时的思想观念，创作者似乎很怕自己的作品，距离生活原型或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蹈太“远”，对题材、体裁的选择以及舞蹈动作的加工，一般持慎重态度并偏于趋同性。因此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雷同化、模式化的倾向。
文艺复苏后的广大舞人，跃跃欲试，尽管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方面相互存在着各种差异，却无例外地反映出强烈的创新意识——渴望对过去惯用的手法和固有模式——哪怕是“成功经验”，予以突破。在回顾、反思中，经历了困惑、探索甚至是孕育的阵痛后，先后涌现出一批新意盎然，令人瞩目的作品。
代表人物
成长于50年代的舞蹈编导，再创佳绩，其中黄少淑（女，1938——）、房进激（1931——）伉俪合作的《小溪、江河、大海》，则更具突破性。这个女子群舞，首演于1986年，作曲：焦爽 ，首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张晓庆、李茵茵等。一群着水色长裙，身披透明薄纱的少女，似滴滴晶莹的“水珠”，以细碎、流畅的舞步逶迤连绵地运动着，舞姿幻化成江河泛起的波涛，细浪起伏不断。少女挥舞着裙、纱，以大幅度的奔腾跳跃，形象地展现了奔流不息的浩荡江河滚滚向前……舞蹈营造出山涧小溪流聚成河，汇入大海的壮观景象，揭示着人类亘古不变的规律。
像这样体现出浓重的生命意识的舞蹈，新生代的编导也佳作迭出。如：《奔腾》（男子群舞），1986年首演，编导：马跃（回族，1945——）作曲：季承、晓藕等，首演者：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姜铁红领衔。舞蹈以领舞、群舞的相互衬托，展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雄伟气势。其中，“人”的“信马由缰”与“马”的“奔腾飞驰”交相挥映，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这个舞蹈是对蒙古族舞蹈创作的重要突破。它不满足于一般意义的民族风格展现，而是通过体现蒙古民族须臾难离的马的“灵魂”搏击，揭示这个民族对生命的感悟。
《黄河大合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曲家冼星海的不朽之作，这部作品和以它为基础创作的的同名《黄河钢琴协奏曲》，都被确认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舞蹈编导选用经典乐曲编舞，是极富挑战性的新尝试。苏时进（19——）、尉迟建明（1935——）80年创作的男子群舞《黄河魂》（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首演）率先向此目标进击，他们的成功实践对于舞蹈创作题材、表现手法的开掘均具有开拓意义。
1990年首演的《黄土黄》（群舞）具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编导：张继纲（19——）；作曲：汪镇宁；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于晓雪领衔。一群赤身背鼓的汉子们和一群穿斜大襟布挂子、窄脚裤的婆姨们，使人想起祖祖辈辈守着这片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们似乎刚刚从“土坷  民族舞垃”中爬起来。但是当汉子与婆姨们轮番起舞，把身上背的鼓打得震天价响，跺脚、踹腿，几乎把大地踏出了坑……你会感到他（她）们已经大踏步地跨进了现代社会。以“土”得不能再“土”的形态，十分“现代”地宣泄着自己蕴积已久的感情。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挚爱，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对未来的希冀……通过那无休无尽、反复敲击的鼓声一股脑地迸发出来。动作幅度、力度的超常化和同一动作的重复性，为既往的舞蹈所罕见，进入“痴狂”状态的鼓手把大地震撼……。
上述几部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但都选择了气势恢宏的群舞来表现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似乎是一种时代的呼唤，下面的两个独舞《雀之灵》、《残春》也属于同一题旨的阐发。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古典舞的探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金山战鼓》（女子3人舞），首演于1980年，编导庞志阳（1931——）、门文元（1934——）等，作曲：田德忠，首演者：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王霞、柳倩、王燕。作品取材于距今900多年前中国南宋时期著名巾帼英雄——梁红玉的事迹。在寡不敌众的危机时刻，梁红玉亲自擂鼓助阵，中箭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忍痛带伤，坚持战斗至最后胜利。舞蹈以灵活、流畅的舞台调度，精湛、高超的技艺，简炼、感人的情节，将梁红玉带领女兵，助阵作战的情景生动的展现出来。它充分发挥了中国戏曲的虚拟性表现手法却并不拘泥于戏曲的程式，舞台上虽只3人，却好似千军万马，身批鲜红色长披风的梁红玉，动如风、立如松的英豪之气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婚别》（双人舞）首演于1984年，编导：陈泽美（194 ——）、丘友仁（194 ——）；作曲：张晓峰、朱晓谷，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沈培艺、李恒达。它取材于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同名诗作，表现的也是尽忠报国的主题，却缠绵绯恻另有一番情调。红烛高照的新房里，新婚的妻子羞涩、焦急地等候丈夫的归来，憧憬着婚后美好的生活。但是无情的现实却是丈夫即将出征，真所谓“新婚即别何匆忙，为国捐躯断衷肠……”。鸡鸣、号角打断了情意绵绵的双人舞——生离死别时刻终于到来。最后妻子毅然将长刀递给丈夫，慨然送其出征。舞蹈以中国古典舞特有的情韵——尤其是发挥了水袖的功力，以精炼的手法较好的刻划了人物。
近期作品的精选，似乎更费斟酌，但我们有理由肯定新时期的舞蹈经历了复苏后获得了全面发展。不仅作品基数明显上升，而且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以及编舞技法……等方面更加丰富多样。透过强劲的主体意识呈示，喷溢着开放时代的意绪和气息。
简介
木鼓舞木鼓舞是谷江方白（苗语汉音，或译反排）苗族的祭祀性舞蹈。以木鼓为唯一的伴奏乐器，鼓手敲击，形成复杂多变的舞调。节奏为四、六拍。舞蹈动作为五种，一曰略吉笳，进  民族舞三步，退三步，向左旋转，再回身；二曰略独南，进退均二步；三曰略独大，踏三岁，向左转身舞三步；四曰略高逃大，左舞两步，后舞两步，再任前走；五曰略高逃勒，正面舞两步，右侧舞三步，再向左转舞两步，回身舞而前行。以胯为支点，头、肩、手、腰、腿 、脚扭摆、甩动、踢蹬，转体自然，常以急速逆转形成强烈对比。木鼓舞的最大特色是狂，处处强调动作的粗犷奔放，洒脱豪迈，如狂飚林柿，飞瀑坠崖。木鼓舞所表现的是苗族祖先迁徒途中披荆斩棘，勇住直前的艰难历程与精神。舞者多为青年男女；围鼓而舞，且舞且旋。人多则内外数圈，女在内，男在外。且疲者可下场休憩，新来者可随时加入。古瓢舞“古瓢舞”是流行于丹寨县雅灰地区苗族村寨中带有祭祀和自娱性质的最古老、最原始的舞蹈。古瓢舞用古瓢琴伴奏而得名．古瓢琴用松木雕成，状似家用水瓢．琴的面板有四个音孔，一根音柱，音柱由板面直插入共鸣箱内．古瓢琴既是男青年们舞蹈时手上的道具，也是舞蹈中的唯一伴奏乐器．古瓢舞，一直是围着圆圈跳，由两个男子拉古瓢和四个以上的姑娘一起跳；更多的是人  民族舞们围成两圈：年长的、小伙子们在外，手持瓢琴边拉边跳；姑娘在里，踏着“踩歌堂”的舞步，时而顺时针方向旋转，　时而逆时针方向移动，两膝盖微带颤动。不论舞步怎样变化，姑娘的手始终是两肘弯曲架在胸腹前不停地上下左右移动。舞步的变化，　是根据音乐的变化而变化，有二拍子、三拍子、五拍子、七拍子的，节奏是2/4、3/4的不规律组合。　主要动作的名称有跳圆、格呆（踩步）、格吊（前后左右转）、格览（踩二胡路声调）、拚向（模仿鬼跳舞）等等。踩鼓舞“踩鼓舞”是苗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同时也是祭祀舞蹈。伴奏的乐器为铜鼓和木鼓。舞者一般围成圈，内圈女性，中心置一大鼓，由一至二人手持鼓棒击鼓，舞者面向圈内，随鼓点节奏，缓慢变换不同的舞步，双手自然摆动，闻鼓而舞。鼓点节奏多为4/4、3/4拍，显得欢快、轻松、活泼，表现了苗族人民节日祭祀祖先和丰收后的喜悦心情。板凳舞“板凳舞”是苗  板凳舞族纯自娱性酒后热情奔放的、寓体育运动于舞蹈的形式之一。由一人或数人持板凳相击为鼓点，众人围于外而舞。鼓点多采用4/4、3/4拍节奏，众人时而聚拢，时而散开，且舞蹈动作较大，显得粗犷、豪放、激扬，表现了苗族人民豪放、热情好客的气质。芦笙舞（苗族）“芦笙舞”是黔东南苗  芦笙舞族中  芦笙舞带有祭祀和自娱性质的最普及的舞蹈，男女老少都会，并由此而形成苗族人民独特的生活美学观念。那些能歌善舞的男女青年被看作是智慧聪明的，反之则认为没有出息。
“芦笙舞”中较古老的形式，是舞者围成圆圈，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男舞者吹笙领舞，众舞者为女性，着盛装，舞蹈曲旋律随领舞者而舞。舞步为三步、五步或七步。舞场上，姑娘们头戴闪闪发光的银角，洁白的银花、身穿缀满银饰的盛装，随着舞曲的变换而整齐地内外翻动，给人一种庄重、整齐感。现代“芦笙舞”，则揉进了汉族的“秧歌舞”、“花灯舞”、“采茶舞”，苗族的“踩鼓舞”的技巧和动作，舞步灵活，舞姿清新欢快，表现了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内容以及豪迈淳朴的性格、健康向上的感情。多耶舞多耶是一种大  多耶舞型的歌场对唱舞蹈。侗语“多”有唱、舞等含意，“耶”是一领众和的歌曲。多耶是数十上百男女青年围在一个场中的对歌舞蹈。早在宋代，就曾有“辰、沅、靖州……。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前导之”的记载。这显然是对古代侗族人“多耶”反映，可见“多耶”已有近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多耶舞蹈程序是先由身着古装的寨老领着盛装的青年们入场后，顺绕三圈，又逆场绕三圈，自然是姑娘们手牵手围成一个内圆圈，罗汉们围成外圆圈，寨老坐在场中。有些地方手牵手，有些地方手攀肩。姑娘们在“扬史号”的领唱声中开始向右移动，每一节拍移动一步。唱实词时，双手有节奏地前后甩动，唱衬词时，双手和谐地向上举起；姑娘们唱时，罗汉们自由地陪着一同绕圈移动。姑娘们唱完时，由一罗汉头高呼“哟—”，众罗汉紧接“唉！”在“哟—唉”的呼声中手牵起手，有节奏地或甩或举向右移动，跟随着领唱者对答姑娘们唱的歌词中所提出的问题。赐鱼舞赐鱼舞是在“拾官人”活动中所跳的一种原始渔猎舞蹈。装扮原始人者手持一夹着腌鱼的木棍冲着看热闹的某一人跳着武术性的原始舞蹈。这人就必须走进场来与原始人同舞，双方舞到脚步、头姿、手势相合时，“原始人”夹的腌鱼正好落到对方口中为止。这时“原始人”又去夹鱼赐与另外的人。若双方步调不一致，一场赐鱼舞要很久才能结束，因此。很多侗寨绝大多数青年男子都会跳这种武术性的舞蹈。狮子舞是侗族人在春节期间举行的一种舞蹈活动，主要分庆贺舞、戏狮舞和绿狮舞三种形式。庆贺舞是舞狮队在节庆之日舞着狮子挨门贺喜。狮子到达一家门前，主家用竹竿举着鞭炮鸣放迎接。狮子随即在门前跳着喜庆舞。主人赐红包钱，狮子以嘴含之．然后致谢。伏地叩拜，后退三步告辞。另去别家庆贺。红狮舞是一种场面较大的狮猴相戏舞蹈，因狮子模型的头部为红色而得名，由两个人分别舞狮头与狮身，模拟狮子翻滚跳跃等各种姿式和喜怒哀乐等各种神态。与狮子同舞喧闹还有许多演猴子者，他们跳来跳去地围着狮子嘻闹，有时狮子忽而恼怒，一口咬住一只小猴，大猴子急忙来救，紧紧拉住小猴尾巴，其余的猴子一个接一个地拖着前者的尾巴连成一长串没命地往后拖……。红狮舞场面热烈，富于生活气息。绿狮舞实质上是一种大规模的剧烈武术表演赛。因舞狮队所舞的狮子模型头部是绿色的而得名。绿头狮象征着雄性狮子。因雄狮好斗，所以表演时随时都有抢狮队来抢夺狮头。正因这样，一般武艺平常的舞狮队是不敢舞着绿色雄狮头出门表演的。绿狮在场中表演，其四方八面都有身强力壮扮演神兵天将者手持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摆开八卦阵式各自纷纷舞蹈，并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保护雄狮，这种雄狮舞比赛今已少见有人表演。龙灯舞是正月举行的一种庆贺活动。舞龙身者脚步一致，手势谐调，与舞龙头者动作吻合，使所舞的龙跟着龙宝进行飞舞翻腾各种动作，到各家门前庆贺。芦笙舞（侗族）芦笙舞跟笙曲一样多已消失，现流传的主要分表演性舞蹈和赛场狂欢舞两类。表演舞蹈舞主要表现在脚步变化多样，在笙曲由一个音段转到另一个音段时，上身与头部和持笙的手及臂部随着一个右摆的舞姿变化。这种笙舞主要是笙队自己在舞笙吹奏或在进行曲中缓步入场的芦笙舞蹈。芦笙的狂欢舞蹈是在赛笙坪上举行的大型性芦笙舞蹈。这种芦笙舞蹈节奏强烈，动作迅猛，感情奔放，犹如雷鸣电闪、狂风卷刮，气氛如火，十分热烈。长鼓舞朝鲜族和苗族民间舞蹈。历史悠久，在敦煌北魏（公元386 ～534年）壁画申，已有类似长鼓的击鼓舞乐图。朝鲜族长鼓舞， 多为女子表演。舞蹈时由舞者将长鼓挎身前，左手拍鼓面，有手 持一细竹鼓鞭敲击鼓面，边击边舞，十分优美。中国湖南、广东、广西的苗族、瑶族也很喜欢长鼓舞。舞者一 般左手横握小长鼓中间，上下翻转舞动，右手随之拍击鼓面，也 有男舞者将大长鼓系在身前，双手边击鼓，边舞动。一般打法分 “文长鼓”、“武长鼓”两种，前者动作柔和；后者动作粗狙，多表现 劳动生活。[1]扇子舞流行于朝鲜族民间的一种舞蹈。据说流传已近z千年，最初是单人或双人舞，后演变为群舞。以扇子为道具，主要动作有“活阳舞”和“西蜜舞”两种。舞者在节奏舒缓的乐曲的伴奏下，潮潮 起舞，用手中的扇子，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呈现出了浓郁的 民族特色。
扇子舞亦称“白鹏（xian）舞”，也是哈尼族的民间舞蹈，流 行于云南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相传与纪念当地人们认为象征 和平和自由的白鹏有关。系一神集体舞蹈，舞者身穿白衣，双手 持羽毛扇，舞时挥动扇子，模仿白鸭飞翔姿态，动作优美柔和，富 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农乐舞朝鲜族民间传统舞蹈。历史悠久，由狞猎胜利后的舞蹈演变 而来。农事开始或结束时多跳此舞。流行于延边地区。原来朝 鲜族农村申盛行农乐队，用小锣召集劳动，集合以后以农乐旗引 路，一路上吹吹打打，跳舞到地里，把旗插到地头，人们排成队型 从事劳动。劳动中有人领唱劳动号子，按节拍共同合作；休息时， 人们围成一圈，在锣和长鼓的伴奏下起舞。劳动后仍然跳舞回 村。舞时，舞者把长鼓悬在身前，左手持手鼓拍击鼓面，右手持棍 敲击，两手交错进行，边击边舞，变化多端。女子舞时，手持一把 小单鼓，舞姿欢腾优美，充满活力。男子舞时，头戴“象帽”，帽顶 安有长约3尺（最长的有丈余）的“象尾”纸条。转“象帽”是最精 彩的部分；一面击鼓，一面用力甩动头部，眼球滚动，优美动人， 使“象尾”绕身体旋转，舞姿健美，风格活泼，由慢转快，形成高 潮。伴奏乐器有长鼓、法鼓、小锣、大锣、琐呐、胡笛等，舞蹈动作 变换都由小锣指挥。麦西莱甫新疆各族人民能歌善舞，“麦西莱甫”是一种最有广泛群众 基础的维吾尔族歌舞。根据地城不同，“西莱甫”又分为许多种 类。以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一带的“多郎麦西莱甫”最负盛名。它 的音乐是“多郎木卡姆”，用多种传统民间乐器演奏，配有以情歌 和歌谣为内容的传统民歌。它的舞蹈有独舞、双人舞、群舞等形 式。舞蹈反复五六轮后，即进入娱乐阶段，其内容有敬茶、对诗、 夺腰带、唱民歌、判官司等。“多郎麦西莱甫”的内容一般有六种： 即节日麦西莱甫，喜庆麦西莱甫，集体麦西莱甫，邀请麦西莱甫、 赔情麦西莱甫、和解麦西莱甫。从形式上看，有同行间轮流举行 的麦西莱甫，有郊游麦西莱甫，有少女、少妇之间的麦西莱甫，也 有同龄人之间冬季举行的麦西莱甫。踢踏舞藏族民间歌舞，最初为宫廷舞。跳舞时舞姿着意于脚，脚蹬 硬底皮鞋，手臂随脚步而动作，伴以弓腰、转身等，依音乐节奏踢 踏而舞，并以此表达内心的感情。踢踏舞多以横笛、扬琴、六弦琴、铜铃、月琴等伴奏，配以民歌，歌词生动，曲调流畅，舞姿活 泼，节奏由慢而快，达到高潮时，以结束步突然结束。阿西跳月亦称“阿细跳月”或“跳月”，彝族阿细人、撤尼人的一种民间 舞蹈。流行于云南弥勒、路南、沪西等彝族地区。传说在很早以 前，阿细人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山火，大火烧了九天 九夜。阿细人扑打了九天九夜，火仍未熄灭。地面被大火烧得滚 烫，扑火的人不断地换着脚，或单脚跳着继续扑打，终于把大火 扑灭了。为了欢庆胜利，大家弹起三弦，吹起笛子，模仿打火时的 样子，换着脚跳起舞来。这就是流传到今天的“阿细跳月”。“跳月”是汉族人给起的名字，阿细人口H“跳”。现已成为青年男女社 交、娱乐活动的主要形式。每逢春节、火把节、国庆节的夜晚，青 年男女聚集在松林里或草坪上，男的弹起大小不同的三弦、月 琴，吹起竹笛，同女的共舞。姑娘们手牵手，拉成圆圈，左右摆动， 拍掌以为节奏，旋转而舞。主要动作是跳三步停两拍，向前抬脚， 同时拍手和原地跳转。舞蹈步伐刚健，节奏鲜明，踏脚击手，旋律 优美，整个舞蹈充满热情欢乐的气氛。孔雀舞傣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已有悠久的历史。流行于云南省傣 族地区。傣族人民把孔雀当做吉祥的象征，以跳孔雀舞来表达自 己美好的愿望。民间孔雀舞的表演形式比较简单，一般只由一人 或二人来跳，用象脚鼓、锌锣等伴奏。表演者化装为孔雀，舞蹈动 作多为孔雀动作的摹拟和美化，动作矫健，形象优美，感情细腻， 舞姿姻雅。解放后经过加工提高，服装也有改进，又增加许多新 的动作，通过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和手臂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 型，柔中带刚的动作韵律，小腿的敏捷运用，加上提气、收腹、挺 胸和头部、眼神的巧妙配合，使舞姿更为优美。[2]  孔雀舞摆手舞摆手舞据史书记载，最早源于商周时期巴人的军战舞。西汉时，巴人的这种军战舞成为汉宫廷舞乐，被称为巴谕舞。梁又复原称，后改为鞞舞。唐初，巴谕舞列为清高乐。从汉到唐宋，巴谕舞在民间经久不衰。摆手舞有大摆手、小摆手之分。小摆手舞每年岁正月举行一次，主要是表演农事、渔猎活动。大摆手每三年举行一次，内容在小摆手舞的基础上，再加上披西兰卡普表演的军战舞。跳摆手舞时，要吹大土号，唢呐、敲打锣、镲、鼓、燃放三眼炮和鞭炮。人们围成圆圈，男在外圈，女在内圈。除圆圈外，还有纵队、“人”字形队及各种图案队形。舞蹈人数不定，可自由出入。动作要求双手摆动不过肩，膝盖随之伸屈、颤动，手与脚呈顺边运动。舞姿朴实，音乐节奏明快。在跳摆手舞的同时，要唱摆手歌，其歌词有流传久远的固定歌词，也有少量即兴编唱的新歌词。人们且歌且舞，气氛热烈，具有浓厚的土家气息。
跳丧舞土家人的祭祀性舞蹈。在老人去世后，鄂西土家人以跳丧、湘西土家人以打丧歌、跳牌来祭奠老人，其间所跳舞蹈，均为跳丧舞。跳丧舞以鄂西的跳丧舞最有特点。它通常为一人在灵前击鼓领唱，其余二人或四人成双成对边歌边舞，跳丧者多为男子。内容有表现历史、生产、爱情等，大都是即兴自编歌词演唱。动作多模拟飞禽走兽和人类的劳动、战争、常如燕儿衔泥，猛虎下山、美女梳头。头、手、肩、腰、胯、臂、脚齐动，还可以边跳边唱边饮。主要动作要求是八字步，绕手，哈腰、曲膝、摆胯。动作夸张、古朴粗犷，有阳刚之美，所塑造的形象生动逼真。跳丧舞唱腔时而高昂激越，时而低沉舒缓，但整个舞蹈音乐欢畅、无悲戚感。花鼓子喜庆场合和休闲时表演的一种庆祝和娱乐性舞蹈。无伴奏，不化妆，男女双双上场，手持手帕、小扇对舞而歌。内容主要是歌唱爱情，歌词可即兴演唱，也有传统的唱段如《十爱》《十想》、《探郎》、《正月里是新春》等。整个舞蹈舞姿轻盈，配合精彩的唱词，舞者用手作出各种滑稽的动作，气氛活跃而热烈。八宝铜铃舞流行于湘西的土家族祭祀舞蹈——八宝铜铃舞，是土老司祭祀、祭奠亡灵、解钱时所跳。舞者着八幅罗裙，戴凤冠，右手持牛角号（或舞师刀），左手持铜铃，边舞边吹，边舞边唱，还不时与围观者对唱。八宝铜铃舞有两种：坐堂与行堂。坐堂时土老司坐在凳上用手来完成动作，动作较少。行堂则要求舞者不停地行走舞蹈，动作繁多。唱词多为固定的唱词，有喂马、逗马、上马、跨鞍、奔马、下马、跳水坑、跑马摇铃、过门坎、打神堂、莲花跳等程序。舞蹈粗犷古扑。　亦称“打柴舞”，“打竹舞”。是黎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流行 于海南岛黎族地区。一般在“芋念芋”（黎族传统节日）、沃日（即 做佛）、劳动间歇或农闲的晚上举行。舞前，人们在庭院里，或在 晒谷场，或在平坦的坡地上，放置两根4米长的大竹竿作垫架， 间隔为2米半左右，其上横放4或5对3米半长的竹竿（或杆 子）作跳杠。舞时，垫架两边各蹲4或5人，各自双手握住竹竿 （或杆子）的末端，有节奏地在垫架上张合击打，敲打垫架和在头 顶上张开合击。使之发出响亮悦耳之声。舞者（单人或双人等） 趁各对竹竿（或杆子）敲打垫架或张开之瞬间，两脚不断替换，敏 捷地上跳下踏，前冲后跃，左转右躲，下蹲，在避过双竿（或双杆） 张合击打的各种险关，跳出各种优美动作。当一对舞者机警灵巧 地跳过各种险关时，拍击竹竿（或杆子）者齐呼“嘿！呵嘿！”如果 舞者跳不过各种险关，被竹竿（或杆子）挟住脚或颈部时，就会引 起众人哄堂大笑。张合击打和敲打垫架时，一般分为5轮，由慢 而，决，由低而高进行。
汉族舞蹈
如：《花鼓舞》、《丰收歌》等，都堪称佳作。《花鼓舞》（群舞），首演于1956年，编导：张毅（1934——），作曲轶名；首演者：大连市歌舞团，张毅领衔。“花鼓”流传于山东省，长年以来，它是贫苦农民流浪乞讨的一种卖艺形式。鼓棒上系有半米多长的鼓穗，舞者以鼓棒与鼓穗的顶端交替击鼓形成一种独特的技艺。张毅赋予“花鼓舞”以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并将鼓穗加长突出其技艺性，在激昂、多变的节奏中，人体健美的律动与彩色鼓穗的丰富线条相交织，构成舞蹈的独特魅力。该舞曾获1957年“世青节”金质奖。
在这股强劲的时代潮流中，少数民族舞蹈之花姹紫千红，遍地开放。《孔雀舞》（女子群舞）是金明的又一佳作，首演于1956年，作曲：罗忠熔，首演者：中央歌舞团资华筠、崔美善领衔。高高山岗上，一只开屏的“孔雀”，抖动着美丽的翅膀冲下山来，一双双“翅膀”化作了“孔雀姑娘”，踏着象脚鼓与　锣的敲击声，和着优美的旋律，簇拥着“鸟王”翩翩起舞——饮水、照影、沐浴、飞翔…… 孔雀是聚居在西南边陲的傣族古代图腾崇拜——宗教艺术的遗存，一直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民间流传的传统“孔雀舞”只有男性表演，舞者身背象征翅膀的沉重道具，限制了形体的自由与舒展。编创者突破传统——尝试以女性来展示孔雀的美丽，在服饰上也进行了革新——去掉沉重的道具，代之以坠满孔雀羽毛的宽摆长裙……这个舞蹈于1956年首次在全国舞蹈会演中亮相，就以其新奇和优美，备受观众青睐，次年又在“世青节”获金质奖。
在搜集、整理传统民族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舞台精品确实不少。政府为交流经验、繁荣创作，定期举办文艺会演。饱经忧患的各族人民都以能在舞台上展演自己的舞蹈而自豪。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地区或民族，生活中自然传衍的舞蹈濒临绝境。面对新的时代，他们也渴望以舞蹈来表达心声，树立自己民族的形象。他们甚至向专业舞人提出：“为我们设计一个舞蹈吧！”《快乐的罗嗦》、 《草笠舞》正是在这样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
舞蹈题材
上述的各民族舞蹈，代表着这一时期数量最大的“情绪舞”——短小精炼，无复杂情节，以比、兴手法状物抒情。无论是在传统民间舞蹈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亦或是专业舞人精心设计的，都突出民族风格——力求体现不同民族的审美特质。
生活的丰富多彩，造就了舞蹈题材、体裁、风格、式样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汇——不强调特定风格，更直接地反映生活的作品也不少。如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中，双人舞《艰苦岁月》，给人们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这个作品首演于1961年，编导：周醒（1934——1988）、彭尔立（1936——）；作曲彦克、周方，首演者：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朱国琳、廖骏翔。编导者从同名雕塑中获得了灵感，或者说，舞蹈是这座著名雕塑的“动态化”呈现：长征路上的老战士与小战士，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小战士几尽昏厥，老战士吹起竹笛，激昂、优美的音乐唤起了战士对未来的向往，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向着既定的目标不屈不挠地前进。《艰苦岁月》以它独特的创意，凝炼的结构，感人的细节，鲜明的舞蹈形象，呈现出战斗中的浪漫情怀。它注重的不是解释事件，而是表现人物感情的升华。
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古典舞——《春江花月夜》颇具代表性。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首演于1959年，编导：栗承廉（1932——1993）；首演者：北京舞蹈学校，陈爱莲。该舞采用了同名古曲为舞蹈音乐，借助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适当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程式和优美身段，以婀娜柔美的舞姿，细腻含蓄的情韵，表现了月夜下的少女对幸福的憧憬。
以上列举的都是50-60年代中期的代表性舞目，经受了长期的社会的选择，得以流传至今。这些作品的编导和领衔首演者，是新中国第一代舞人中的佼佼者，他（她）们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同时，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追求——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时代精神的交融。
文艺创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10年浩劫，倍受摧残的舞蹈艺术得到了复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入了新时期。在这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意识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文艺思潮上，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围绕着对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反思，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评估。不同观点在各个领域里的公开论争，反映出文化人思想的空前活跃，体现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弘扬。这种进步是深刻的、全面的，对新时期的舞蹈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文革”前的舞蹈，基本上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总体模式——时代印迹。宥于当时的思想观念，创作者似乎很怕自己的作品，距离生活原型或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蹈太“远”，对题材、体裁的选择以及舞蹈动作的加工，一般持慎重态度并偏于趋同性。因此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雷同化、模式化的倾向。
文艺复苏后的广大舞人，跃跃欲试，尽管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方面相互存在着各种差异，却无例外地反映出强烈的创新意识——渴望对过去惯用的手法和固有模式——哪怕是“成功经验”，予以突破。在回顾、反思中，经历了困惑、探索甚至是孕育的阵痛后，先后涌现出一批新意盎然，令人瞩目的作品。
成长于50年代的舞蹈编导，再创佳绩，其中黄少淑（女，1938——）、房进激（1931——）伉俪合作的《小溪、江河、大海》，则更具突破性。这个女子群舞，首演于1986年，作曲：焦爽 ，首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张晓庆、李茵茵等。一群着水色长裙，身披透明薄纱的少女，似滴滴晶莹的“水珠”，以细碎、流畅的舞步逶迤连绵地运动着，舞姿幻化成江河泛起的波涛，细浪起伏不断。少女挥舞着裙、纱，以大幅度的奔腾跳跃，形象地展现了奔流不息的浩荡江河滚滚向前……舞蹈营造出山涧小溪流聚成河，汇入大海的壮观景象，揭示着人类亘古不变的规律。
像这样体现出浓重的生命意识的舞蹈，新生代的编导也佳作迭出。如：《奔腾》（男子群舞），1986年首演，编导：马跃（回族，1945——）作曲：季承、晓藕等，首演者：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姜铁红领衔。舞蹈以领舞、群舞的相互衬托，展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雄伟气势。其中，“人”的“信马由缰”与“马”的“奔腾飞驰”交相挥映，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这个舞蹈是对蒙古族舞蹈创作的重要突破。它不满足于一般意义的民族风格展现，而是通过体现蒙古民族须臾难离的马的“灵魂”搏击，揭示这个民族对生命的感悟。
群舞
《黄河大河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曲家冼星海的不朽之作，这部作品和以它为基础创作的的同名《黄河钢琴协奏曲》，都被确认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舞蹈编导选用经典乐曲编舞，是极富挑战性的新尝试。苏时进（19——）、尉迟建明（1935——）80年创作的男子群舞《黄河魂》（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首演）率先向此目标进击，他们的成功实践对于舞蹈创作题材、表现手法的开掘均具有开拓意义。
1990年首演的《黄土黄》（群舞）具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编导：张继纲（19——）；作曲：汪镇宁；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于晓雪领衔。一群赤身背鼓的汉子们和一群穿斜大襟布挂子、窄脚裤的婆姨们，使人想起祖祖辈辈守着这片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们似乎刚刚从“土坷垃”中爬起来。但是当汉子与婆姨们轮番起舞，把身上背的鼓打得震天价响，跺脚、踹腿，几乎把大地踏出了坑……你会感到他（她）们已经大踏步地跨进了现代社会。以“土”得不能再“土”的形态，十分“现代”地宣泄着自己蕴积已久的感情。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挚爱，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对未来的希冀……通过那无休无尽、反复敲击的鼓声一股脑地迸发出来。动作幅度、力度的超常化和同一动作的重复性，为既往的舞蹈所罕见，进入“痴狂”状态的鼓手把大地震憾……。
上述几部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但都选择了气势恢宏的群舞来表现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似乎是一种时代的呼唤，下面的两个独舞《雀之灵》、《残春》也属于同一题旨的阐发。
古典舞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古典舞的探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金山战鼓》（女子3人舞），首演于1980年，编导庞志阳（1931——）、门文元（1934——）等，作曲：田德忠，首演者：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王霞、柳倩、王燕。作品取材于距今900多年前中国南宋时期著名巾帼英雄——梁红玉的事迹。在寡不敌众的危机时刻，梁红玉亲自擂鼓助阵，中箭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忍痛带伤，坚持战斗至最后胜利。舞蹈以灵活、流畅的舞台调度，精湛、高超的技艺，简炼、感人的情节，将梁红玉带领女兵，助阵作战的情景生动的展现出来。它充分发挥了中国戏曲的虚拟性表现手法却并不拘泥于戏曲的程式，舞台上虽只3人，却好似千军万马，身批鲜红色长披风的梁红玉，动如风、立如松的英豪之气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婚别》（双人舞)首演于1984年，编导：陈泽美（194 ——）、丘友仁（194 ——）；作曲：张晓峰、朱晓谷，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沈培艺、李恒达。它取材于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同名诗作，表现的也是尽忠报国的主题，却缠绵绯恻另有一番情调。红烛高照的新房里，新婚的妻子羞涩、焦急地等候丈夫的归来，憧憬着婚后美好的生活。但是无情的现实却是丈夫即将出征，真所谓“新婚即别何匆忙，为国捐躯断衷肠……”。鸡鸣、号角打断了情意绵绵的双人舞——生离死别时刻终于到来。最后妻子毅然将长刀递给丈夫，慨然送其出征。舞蹈以中国古典舞特有的情韵——尤其是发挥了水袖的功力，以精炼的手法较好的刻划了人物。
近期作品的精选，似乎更费斟酌，但我们有理由肯定新时期的舞蹈经历了复苏后获得了全面发展。不仅作品基数明显上升，而且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以及编舞技法……等方面更加丰富多样。透过强劲的主体意识呈示，喷溢着开放时代的意绪和气息。
蒙古舞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黑龙江等省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民间舞蹈。蒙古民族的舞蹈文化与他们的狩  猎、游牧生活有密切联系。蒙古民族祖先的原始舞蹈形态，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凿刻的阴山崖画、乌兰察布崖画中，有着生动真实的表现。在古代，蒙古族还有很多模仿凶猛动物的舞蹈，如“白海青”（白鹰）舞、熊舞、狮子舞、鹿舞等。这些舞蹈作为独立的形式，大都失传，但在萨满舞中仍有反映。
蒙古族图腾多是凶猛的飞禽走兽，崇拜白颜色。古代萨满教中的女巫师跳舞时，身穿白色长袍，手持白绸巾翩翩起舞。直至20世纪50年代，蒙古族民间还流行着“安代”（亦称查干额利叶）这一古老的舞蹈形式，其踏地为节的舞蹈特点仍保持着蒙古族古代广泛流行的踏舞特征。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记载了在庆典时跳踏舞的热烈场面：“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膝之尘矣。”在元朝的诗歌中也有“齐声才起合，顿足复分曹”、“踏歌尽醉营盘晚”等诗句，是对这种舞蹈的描述。[3]
朝鲜舞蹈
流传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黑龙江、辽宁等省的朝鲜族聚住区。朝鲜族是从事水田种植的古老民族，其民间舞蹈具有农耕劳动的特征，它是在三韩及朝鲜半岛的传统农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后又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定环境中，育成具有风韵典雅、含蓄等特色的舞蹈。朝鲜族舞蹈动作多为即兴性的。其特点是幅度大，表演者的内在情绪与动作和谐一致，长于表现潇洒、欢快的情绪。其伴奏音乐旋律优美，节奏多变。朝鲜族舞蹈的主要形式有农乐舞、假面舞、剑舞、长鼓舞、扁鼓舞、扇舞、拍打舞等。
朝鲜族历来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被称为“歌舞的民族”。
朝鲜族民间舞蹈的特点是动律优美、细腻、柔和而悠长，动中有静、柔中带刚的舞步恰似轻灵高雅的白鹤。其中著名的民间舞蹈有：欢快喜庆丰收的《农乐舞》、身挎长鼓抒情柔美的《长鼓舞》、代表了朝鲜族民间舞蹈艺术精华的《僧舞》。此外，假面舞、剑舞、顶水舞、扇舞、鹤舞、绩麻舞等民间舞蹈也广为流传。
朝鲜族悠久的艺术传统在现、当代得到了进一步发扬。1959年先后成立了中国音乐、舞蹈协会的各延边分会。驰名中外的延边歌舞团已有50年左右的历史，他们出色地创作和表演了大量民族歌舞，受到中外人士的普遍喜爱。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延边残疾人艺术团同样以精湛的表演艺术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东北朝鲜族先后成立了东北新兴艺术协会、哈尔滨朝鲜艺术馆、牡丹江市朝鲜族艺术馆等全面负责当地的朝鲜族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积极促进了朝鲜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舞蹈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1982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先后用朝鲜文出版了舞蹈专著《长鼓舞》（李录顺编写）、《顶水舞》（李仁淑编写），推动了朝鲜族民间舞蹈的理论研究。
朝鲜族人民具有悠久而优美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尤其是能歌善舞，节日或劳动之余，都喜欢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家庭中遇有喜事，便高歌欢舞，形成有趣的“家庭歌舞晚会”。伽椰琴弹唱、顶水舞、扇子舞、长鼓舞、农乐舞等都是受人喜爱的传统歌舞节目。
朝鲜族舞蹈优美典雅，其舞姿或柔婉袅娜，如仙鹤展翅，如柳枝拂水；或刚劲跌岩，活泼潇洒，反映了明朗激昂与细腻委婉、含蓄深沉的民族性格。
农乐舞：朝鲜族表现农耕生活内容历史最长的舞蹈，它源于古代的祭祀和狩猎活动，后发展成为农事劳动中的自娱性舞蹈形式。农乐舞分情节表演与技巧表演两种。其表演队伍，均由持小锣的舞者指挥，一般队伍由29人组成，先导者持“ 令旗”或“农旗”，后面是乐队及扮演的各种人物，其中有唢呐、太平釜、上剑、副剑、从剑、首长鼓、无杖鼓、首鼓、副鼓、首法鼓、副法鼓及官吏、猎人、执事、农妪、假女、舞童等。舞蹈中“象帽”（戴一种斗笠）的表演别具一格，舞者头戴系有长短两根飘带的特制斗笠，边击小鼓边转动飘带起舞，同时将舞蹈表演引向高潮。农乐舞的伴奏音乐，由12段曲调组成，音乐欢快热烈，舞蹈风趣活泼。
巫舞：对整个朝鲜民族舞蹈的产生和发展，曾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巫舞中，有“神游舞”、“请神舞”、“送神舞”、“娱神舞”、“逐鬼舞”等种类。巫舞又分“降神舞”、“世袭舞”两大类，有多种表演形式，如，纸钱舞、神剑舞、花舞、扇舞、铃舞等。
长鼓舞：朝鲜族民间舞蹈。流传于朝鲜族，历史悠久，在敦煌的北魏（公元386～534年）壁画中，已有类似长鼓的击鼓舞乐图。长鼓舞源于农乐舞中的个人表演，最早以男性独舞为主，后来，舞台上的即兴对唱表演对长鼓舞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使长鼓舞有了男、女长鼓舞、双人长鼓舞及长鼓群舞等多种形式。长鼓舞在朝鲜族广泛流传。朝鲜族长鼓为两面鼓，两端鼓面分别为高、低不同，舞者两手同时击打出各种不同节奏的鼓点。现代长鼓舞有两种击打法：一为女舞者用鼓鞭（一尺许细长的竹鞭）兼用鼓槌（一端圆粗，长约尺许的木槌）；一为只用鼓鞭不用鼓槌。前者开头只用鼓鞭按慢鞭拍子边击边舞，鼓插在长鼓上，舞至高潮时，方抽出鼓槌进行技巧表演。后者春持鼓鞭随乐起舞。
扇舞：持花扇表演的女性舞蹈。源于古代巫女活动及民俗活动中的扇子表演，后发展成为单扇舞、双扇舞两种形式。扇舞有持一把或两把扇具的不同形式，它具有朝鲜族特有的节奏、含而不露的内在情绪、曲线性的律动和自由自在的表演，随着队形的不断变化，舞者将手中的扇具可组合成丰富多样的图案和造型。
扁鼓舞：持扁形鼓表演的舞蹈。扁鼓原为朝鲜族古老的打击乐器，后发展成为男女舞者胸前系鼓而舞的舞蹈。扁鼓舞伴随着激动人心的鼓声，给人以欢快、热烈而跃动的情绪感受。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快乐，以及现代人的欢快情绪等，都是扁鼓表现的内容。扁鼓舞不仅能表现朝鲜族妇女细腻的内在感情，还可以表现男性爽朗乐观的性格特征。
剑舞：又称剑器舞，是手持短剑表演的女性舞蹈。短剑的剑柄与剑体之间有活动装置，表演者可自由甩动、旋转短剑，使其发出有规律的音响，与优美的舞姿相辅相成，造成一种战斗气氛。舞蹈节奏为“打令”。剑舞原为男性舞蹈，经长期流传，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缓慢、典雅的女性舞蹈。其种类较多，一般为4人舞。还有一种由流浪艺人流传下来的少年剑舞，其风格似武术，具有战斗性。剑舞的音乐基本上以“打铃”节奏的曲调贯串始终，并与剑声相谐。[4]
傣族舞是傣族古老的民间舞，也是傣族人民最喜爱的舞蹈。流行于整个傣族地区，以瑞丽县和耿马县孟定的孔雀舞为代表，而且有不少以跳孔雀舞为生的职业艺人，他们模仿孔雀：飞跑下山、漫步森林、饮泉戏水、追逐嬉戏、拖翅、抖翅、展翅、登枝、歇枝、开屏、飞翔……等等。跳出丰富多彩的舞蹈动作和富于雕塑性的舞姿造型。他们的舞蹈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法和地位，甚至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伴奏。
傣族舞
傣族是一个有古者文化的民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族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流行面也很广，  傣族舞并各有特点。代表性节目总的可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三大类。自娱性的节目有“嘎光”、“象脚鼓舞”、“耶拉晖”和“喊半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嘎光”和“象脚鼓舞”。表演性舞蹈有“孔雀舞”、“大象舞”、“鱼舞”、“蝴蝶舞”、“篾帽舞”……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孔雀舞。孔雀舞在傣族舞蹈中是最具特点的表演性舞蹈，在德宏地区、西双版纳地区及景谷、孟连、耿马等县都有流传。傣族祭祀性的舞蹈只在民族杂居区流传着几个。有些祭祀舞蹈如过去曾流传于德宏地区的“跳柳神”和曾流行于江城县的“贝马舞”，现已无人再跳。[5]
维族舞
维吾尔族舞蹈继承古代鄂尔浑河流域和天山回鹘族的乐舞传统，又吸收古西域乐舞的精华，经长期发展和演变，形成具有多种形式和特殊风格的舞蹈艺术，广泛流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现流传于新疆各地的民间舞蹈主要形式有：赛乃姆、多朗舞、萨玛舞、夏地亚纳、纳孜尔库姆、盘子舞、手鼓舞以及其他表演性舞蹈。  维族舞
一、赛乃姆
自娱性舞蹈。广泛流传在新疆各地，节奏以、拍为主，个别地区（如哈密）有拍。赛乃姆原是古代新疆民间曲调的一种，节奏平稳，旋律优美，适于舞蹈，后来与节奏欢快的曲调赛勒凯相结合，形成由慢转快的两段体的舞蹈形式，被收进维吾尔族古典套曲《十二木卡姆》。
二、多朗舞
礼俗性舞蹈。以双人对舞为基础，带有竞技性的组舞。流传在新疆麦盖提、巴楚、莎车、阿瓦提等县。多朗舞有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舞者必须自始至终跳完整个舞蹈，中途不准退出，观众也不得随便离开舞场。
三、萨玛舞
风俗性舞蹈。是伊斯兰教节日时由男子在广场上集体表演的舞蹈形式。主要流传地区为新疆喀什、莎车等地。“萨玛”原是古代新疆的一种拍的民间舞蹈，曾盛行一时。伊斯兰教传入后，逐渐演变成节日的群众舞蹈活动。
四、夏地亚纳
是节日或盛大集会时在广场上表演的群众集体舞蹈形式，流行全新疆，盛行于南疆。夏地亚纳原是乐曲名称，维吾尔语意为“欢乐的”，过去曾用于王宫贵族的出巡、迎送等礼仪的乐舞中，后发展成为表达欢乐情绪的舞蹈，多在集会开始前表演，或在其他民间舞蹈之后表演，如跳萨玛舞时，一般以夏地亚纳结束。
五、纳孜尔库姆
表演性男子舞蹈。以双人对舞为主，带有竞技性。流传于新疆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地区，是婚礼、喜庆或麦西来甫中，最精彩的节目，各地多有半职业性的纳孜尔库姆艺人。
六、盘子舞
表演性道具舞蹈。流行于新疆库车、喀什、伊犁、乌鲁木齐、麦盖提等地。用弦乐伴奏，节奏为拍，有专用曲调。
七、手鼓舞
表演性舞蹈。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舞蹈形式，开始流传在南北疆各地民间，后发展成为舞台节目。表演多由一女子在手鼓的伴奏下进行。舞蹈的特点是动作敏捷、节奏多变，多用高难度的旋转与腰部技巧。
八、其他表演性舞蹈
用道具的有击石舞、萨巴耶舞、灯舞等。模拟性的舞蹈有：山羊舞、老虎舞、骆驼舞等。这些舞蹈形式也多在麦西来甫中进行。[6]
藏族舞
藏族舞蹈是藏族民族舞蹈的总括名称。藏族舞蹈文化源远流长并与汉族舞蹈文化相互交流，也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舞蹈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西藏高原地区的藏族文化。较常见的藏族舞蹈有弦子、锅庄、踢踏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