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元1664年
概述
公元1664年 农历甲辰年，康熙三年。
历史纪事
水西等地苗民抗清康熙三年（1664），水西、陇纳、上下木咱等地的苗民愤起抗清。他们在首领安坤、安如鼎的率领下同清军展开了多次激战，云南总兵刘称被斩。平西王吴三桂调集云南、贵州及广西三省兵会剿。自二月以来，擒杀陇纳等地苗民一千余名、安坤、安如鼎仅以身免。
划分辖地康熙三年（1664）二月，清政府以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管辖。以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管辖。是月，添设湖广按察使司按察使、驻扎长沙府。三月十九日，命湖广右布政，移驻长沙，管辖长沙、宝庆、衡州、永州、辰州、常德、岳州等七府及郴、靖二州。四月，由于明确了管辖范围，偏沅巡抚周召南疏报，岳州、长沙、宝庆、永州等十二府州共开垦土地一千二百一十二顷三十六亩。湖广巡抚刘兆麟疏报，安陆、荆州等十府州陆续垦田一千八百零七顷四十五亩。清初垦田的迅速发展，与划分辖地直接相关。
郑经退归台湾康熙三年（1664）三月，郑经在接连战败后，众心离散，镇营多叛，诸军乏粮，铜山再难坚守，于是，他与陈永华、冯锡范等率余众，退归台湾。郑经命周全斌断后。周全斌与兵官洪旭不睦，想借此时机偷袭，兼并其部。洪旭则预有防范。周全斌虑入台后，恐为其加害，乃率部自漳浦投清，封承恩伯。郑经的另一战将黄廷也于云霄降清，封慕义伯。工官冯澄世另乘一船随向台湾，途中为其家丁所迫，投海而死。郑经余众士气沮丧。郑经抵达台湾后，鼓励诸镇将士开垦荒田，栽种五谷，储备粮草，发展糖业，支持贸易。此后，农业丰收，兵民相安。同时，他还推广大陆的先进技术，伐木斩竹，烧瓦盖房；严禁赌博，与民休息，修筑丘埕，引海水晒盐，民得其益。并接受陈永华的建议，择地建造圣庙，设立学校，广收人才。是时，台湾在农业、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松江人民反清起义康熙三年（1664）四月，松月（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地区）人民亡明后裔朱光辅（即朱二官）、朱拱橺（即朱日生）起义，称周王，有封职、宝印、札付、号旗等。园顿教、涅盘教、拜空教、大乘教等江南教徒纷纷参加起义。松江知府张羽明发觉后，逮捕总兵金仲美等八十余人，全部凌迟处死。复兴大狱，株连者不计其数。独朱光辅、朱拱橺严缉而未获。张羽明企图通过残酷镇压这次起义而得以高升，然而，时过未久，他也被革职。
明确奉天府辖区康熙三年（1664）五月，清政府设承德、开原、铁岭三县，添设奉天府丞等官，改辽阳为辽州，会同海盐、盖平，均属奉天府。改广宁为府，添设通判、推官等职，设广宁县、宁远州，属广宁府，俱令奉天府府尹管辖。次年元月，又改奉天所属锦县为锦州府，广宁府改为广宁县，属锦州府。
郑氏官兵弃明投清自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三年（1664），据管理福建安辑投诚的官员贲岱疏报：郑氏部众共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名，食粮兵四万零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三百三十名，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大小船只九百余艘。其中，有郑经亲属郑缵绪、忠明伯周全斌、威远将军翁求多、永安候黄廷、副统领何义等文武要员。
文化纪事
文学家钱谦益逝世
钱谦益（1582－1664）。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蒙叟，常熟人。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编有《列朝诗集》。有藏书楼名绛云楼，顺治七年失火烧毁。谦益妾柳如是（1618—1664），号河东君、靡芜君，能诗画。
杂言轶事
李率泰设“界沟”福建总督李率泰于康熙三年（1664）三月闻郑经退归台湾，即于当月移师铜山，下令沿海与各岛屿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逢山之处，开凿宽、深各二丈之余的大沟，名曰“界沟”。修筑高一丈、厚四尺有余的高墙，名曰“界墙”。又于登高处建造炮台，二、三十里设大营盘，分兵把守。福建、浙江等沿海设省皆如此。当时，如有人想从这些地方处出入，必先行贿于守界牟兵，否则，稍有怨言则拖出杀死。此令实施后，沿海居民离乡背井，家破人亡，无以为生。康熙四年六月，李率泰又签署告示，禁止居住在福建的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切贸易。康熙五年（1666）二月，李率泰病故。他在遗疏中提出：荷兰夹板船虽已回国，但仍往来频繁，他日恐生事端；迁海之民尽失旧业，应将界限略做放宽，使他们有耕渔之获，从而改变其流离失所的惨状。
鳌拜绞杀飞扬古康熙帝亲政前，由四辅政大臣辅政，鳌拜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内大臣飞扬古与鳌拜等辅臣素有旧怨。康熙三年（1664），鳌拜势焰日炽。飞扬古之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四人，同值御前，不敬辅臣，招致鳌拜忌恨。四月初七日，鳌拜等辅臣借口这些人擅骑皇帝坐马、私用皇帝弓箭射鹿为理由，将他们论罪斩首。复以飞扬古守陵有埋怨情词为借口，将他与其子尼侃及出征之子萨哈连一并绞死。惟色黑以不知情，免死，后发配宁古塔。飞扬古等房屋家产拨归鳌拜之弟穆里玛。折克图之父鄂莫克图、西住之兄图尔喀、塞尔弼之兄塔达等都以其明知子弟犯罪重大，不立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
礼部审讯传教士汤若望，字道未，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封·自尔（Johann Adam Shall Von Bell）。他通晓天文历法，译撰了大量的西欧古典天文学论著。顺治、康熙年间，掌管钦天监达二十年。顺治帝病逝前夕，江南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即以耶稣会非中国圣人之教，以及汤若望所修的《时宪历书》封面不应当题写“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礼部。此外，他还认为汤若望布教的目的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礼部不予受理。此后，杨光先发表《辟邪论》，攻击汤若望及其在华的基督教。康熙三年（1664），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写出《天学传概》，据理驳斥。继而双方展开笔战，杨光先有《不得已》，利类思则刊出《不得已辨》。这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支持下，再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疏》，指控汤若望等传教士，以修历法为名，窥伺朝廷秘密，内外勾结，图谋不轨，已触犯《大清律》中的谋叛、妖书诸条款。八月初七日，礼部开始传讯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西方传教士及钦天监监副李祖白、翰林许之渐、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等有关人员。又下令各省传教士由地方官拘禁待审。审讯达四个月，至康熙四年元月，判处汤若望等革职去衔，潘尽孝因系武职交兵部惩处，余者则由刑部议罪。此后，汤若望等人又经过多次审讯、议决，险遭凌迟。康熙四年五月初五日，康熙帝命将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处斩，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赦出，汤若望及其他同案犯人则在押待处。不久，康熙帝的祖母（即孝庄文皇后）对辅臣如此对待汤若望深表不满，命令立即释放。同年八月，其余各地集中在京的传教士，均被驱逐出京，限期到达广州。杨光先因此而升任钦天监监正之职，住进汤若望馆所（天主教西堂）。康熙五年（1666）七月十五日，汤若望在京病逝，时年七十四岁。康熙八年（1669）八月，康熙帝为汤若望、李祖白等平冤昭雪。恢复汤若望的“通微教师”称号、追赐其原官、归还其教堂建堂基地、按照原品赐予祭恤费用。至于天主教，康熙帝只准南怀仁等照常活动，严禁各省立堂传教，并命严行晓谕。[1]
李来亨以死抗清康熙三年（1664），原明末大顺农民起义军，只有李来亨率部众坚守茅麓山，奋力抗清。是年，清军集结二十万人，三路进兵。大败后，将满汉三省兵“分汛连营，树立木城，挑堑排桩，密匝围之。”同年六月和闰六月，李来亨两次亲自率将士出击，力图冲破清军的封锁，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李来亨又孤军作战，更无援军，未能取胜。当双方相持到九月时，农民军粮食用尽，清军重重围困。李来亨自知不能久存，但他镇静自若，大义凛然，在会集了众将、安排好农民军的撤离等事后，当月二十四日，举火焚烧了山寨，并和妻子、亲随等人投火自焚，宁死不屈。李来亨部的三万余名战士，被俘者仅一百五十人。
朱舜水赴日本讲学舜水，是朱氏家乡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水名（浙江省余姚市），本名之瑜，字鲁屿，流寓日本后遂以故乡水名取为号。朱舜水成长于明末清初，勤奋好学，疾恶如仇，对于官场的腐败现状，尤为痛恨。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他意识到决不能与以马士英等奸佞同党，免受世人唾骂，于是，力辞做官之命，马士英等恨他，下令逮捕。朱舜水闻讯，连夜逃往通向日本的海上贸易要道舟山。此后，他坚决支持黄宗羲、王翊、张名振、郑成功等人的抗清斗争。往返日本，乞师发兵，未成。清军围其船，他突围而出。顺治十六年冬末（1659），他年届花甲，孑然一身，来到长崎，度日维艰，以教书为生，日本关西的著名学者安东省庵是朱舜水早年好友，对他的学识与气节深表敬佩。在安东省庵的倡导下，另外几位友好人士，为朱舜水连名申请讲学，几经周折，破例获准。自此，他开始在日本讲学著述，并把中国的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批准精神和研究成果广为宣传，倡议日本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中国在日本的著名学者。清康熙三年秋（1664），日本水户潘主德川光国派儒生小宅生顺赴长崎会见朱舜水，相互研讨学问。小宅对朱舜水非常尊崇，鼎力举荐。德川以懿亲辅政，礼贤下士，事朱舜水为师，相谈非常溶洽。其间，朱舜水不断提倡改革、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两年后，德川在水户盖好学宫，请朱舜水主持。在日本的二十余年间，朱舜水与思想、教育、学术各界和农业、匠作、建筑、园艺、医界等方面的学士进行了广泛交流，影响深远，成就卓著，是中日友好往史的突出代表。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他在日本江户（东京）逝世，年八十三岁，著有《朱舜水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