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淮南子·修务训
淮南子·修务训
原文（节选）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 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  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子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蠕，百姓亲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于色，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又况赢天下之忧，而海内之事者乎？其重于尊亦远也！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1]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绝国殊俗，僻远幽闲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 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百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
圣人之从事也，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其存危定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趁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后攻之乎？亡其苦众劳民，顿民挫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且攻之乎？”王曰：“ 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易为攻之！”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天下之巧士，作云梯之械，设以攻宋，易为弗取？”墨子曰：“令公输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趁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已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辍不攻魏。夫墨子跌蹄而趁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阖门不出以安秦、魏：夫行与止也，其势相反，而皆可以存国，此所谓异路而同归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圆锐椭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钩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夫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泽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驳，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夫鱼者跃，鹊者驳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是不类矣。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龁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卢陷匈。及至围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啳 睽哆噅，蘧蒢戚施，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谕也，而芳泽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以一蹪之难，辍足不行，惑也。
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驾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錣而御，则愚矣。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倦一捣，则折胁伤干，为此弃干将、莫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所谓言者，齐于众而同于俗，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是两末之端议，何可以公论乎！橘柚夫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众；荠麦夏死，人日夏生，生者众。江、河之回曲，亦时有南北者，而人谓江、河东流。摄提镇星日月东行，而人谓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为本。胡人有知 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今无五圣之天奉，四俊之才难，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而欲蹍水也。夫纯钩鱼肠之始下型，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砥砺，摩其锋，则水断龙舟，陆 剸犀甲。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贤者之所不足，不若众人之有余。何以知其然？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 尧、舜之圣不能及。蔡之幼女，卫之稚质，梱纂组，杂奇彩，抑墨质，扬赤文，禹、汤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于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虽所好恶，其与人无以异，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夫雁顺风以爱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蚁知为垤；獾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堀虚，连比以像宫室，阴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国，长于穷檐漏室之下，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不出门，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 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为天下备。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见者何？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明矣。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后能调，剑待砥而后能科。玉坚无敌，镂以为兽，首尾成形，礛诸之功；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规，檃括之力。唐碧坚忍之类，犹可刻镂，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纤微，倏忽变化，与物推移，云蒸风行，在所设施。君子有能精摇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娱，苏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情，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劳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饶也。由此观之，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名可务立，功可强成，故君子积志委正，以趣明师；励节亢高，以绝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干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见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晓泠，钝闻条达，欣然七日不食，如飨太牢。是以明 照四海，名施后世，达略天地，察分秋毫，称誉叶语，至今不休。此所谓名可强立者。吴与楚战，莫嚣大心抚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强敌，犯白刃，蒙矢石，战而身死，卒胜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几乎！”遂入不返，决腹断头，不旋踵运轨而死。申包脊竭筋力以赴严敌，伏尸流血，不过一卒之才，不如约身卑辞，求救于诸侯。于是乃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黑，涕液交集，以见秦王曰：“吴为封豨修蛇，蚕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离散，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使下臣告急。”秦王乃发车千乘，步卒七万，属之子虎，逾塞而东，击吴浊水之上，果大破这，以存楚国，烈藏庙堂，著于宪法。此功之可强成者也。
夫七尺之形，心知忧愁劳苦、肤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圣人知时之难得，务可趣也，昔身劳形，焦心怖肝，不避烦难，不违危殆。盖闻子发之战，进如激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圆之中规，方之中矩，破敌陷陈，莫能壅御，泽战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轻身而乐死，务在于前，遗利于后，故名立而不堕。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官御不厉，心意不精；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情，后世无名。《诗》云：“我马唯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爱谘谟。”以言人之有所务也。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夫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夫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非其说异也，所以听者易。夫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非味之过。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状，以为宝而藏之。以示人，人以为石也，因而弃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于荆山之下。[1]
今剑或绝侧羸文，啮缺卷銋，而称以顷襄之剑，则贵人争带之。琴或拨剌枉桡，阔解漏越，而称以楚庄之琴，侧室争鼓之。苗山之鋋，羊头之销，虽水断龙舟，陆剸兕甲，莫之服带；山桐之琴，涧梓之腹，虽鸣廉修营，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则不然。服剑者期于恬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胁、号钟；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圣人见是非，若白黑之于目辨，清浊之于耳听。众人则不然，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遗腹子之上陇，以礼哭泣之，而无所归心。故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掳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
昔晋平公令官为钟，钟成而示师旷，师旷曰：“钟音不调。”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为调。而以为不调，何也？”师旷曰：“使后世无知音者则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钟之不调。”故师旷之欲善调钟也，以为后之有知音者也。三代与我同行，五伯与我齐智，彼独有圣智之实，我曾无有闾里之闻、穷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节，我诞谩而悠忽。
原文翻译有人说：“所谓无为，就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拉他他不来，推他他不去。像这样子，才叫把握道的原则。”我则不是这样认为。[1] 试问：“像那神农、尧、舜、禹、汤，可以称圣人了吧？”明白启发的人肯定不会作否定的回答。从这五位圣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是“无为”的，这是十分清楚的。远古时候，人民吃野菜、喝生水，采树上的果实充饥，吃生的螺蚌肉裹腹，经常得疾病和受到有毒食物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神农便开始教导人民播种五谷，观察土壤的干燥潮湿、肥沃贫瘠、地势高低，看它们各适宜种什么样的农作物，神农还品尝百草的滋味、泉水的甜苦，让人民知道怎样避开有害的东西、趋就有益的事物。这个时候，神农一天之中要遭受七十余次的毒害。尧帝确立奉行孝慈仁爱，对待人民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他亲自西临沃民国，东至黑齿国，北到幽都，南达交趾。他将兜流放到崇山，把有苗迁徙到三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又在东方的羽山将鲧杀死。舜帝建造了房屋，修筑了土墙，用茅草、芦苇盖屋顶，使人民不再住野外穴洞，都有了房屋家室。他又去南方征讨作乱的三苗，死在去苍梧的途中。夏禹冒着暴雨、顶着狂风，疏导江河，凿通龙门，开辟伊阙，修筑彭蠡湖堤防，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奔忙在河道、平原、丘陵、沼泽，随着山势砍削树木作记号，平整土地、治理水域，这样安定了一千八百个国家。商汤起早摸黑，用尽智慧思考国家大事；减轻赋税，使人民能过得宽松富裕；布施德惠，以救济贫困；凭吊死者，又宽慰病人，供养孤儿寡妇。因此人民亲附汤王，使政令能顺利执行。在这样的德政下，汤王在鸣条整治军队，把夏桀围困在南巢，谴责夏桀的罪行，然后把他流放到历山。这五位圣王，都是天下威望很高的君王，他们劳累身体，绞尽脑汁思虑国事，为人民兴利除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捧一爵酒，脸上不会显出吃力的样子，但要提起一石重的酒樽，就非得出汗不可，更何况现在是承担天下的忧虑、担负海内外的事情呢？这一副担子要比一樽酒重得多啊！再说，作为圣人又不以自己低贱为耻辱，而倒是为不能实行“道”而惭愧；作为圣人不以自己寿命短而忧虑，而倒是忧虑人民百姓的穷苦困窘。所以夏禹治水，是拿自己的身体为牺牲，在阳盱河边祈祷神灵消除灾难；商汤时干旱，汤王在桑山之林祈祷，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求苍天降雨。圣人忧虑人民的疾苦的事明摆在那里，还要说他们“无为”，这难道不荒谬吗？
且说古代拥立帝王，不是为了奉养其物欲；圣人登上君位，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安逸享乐。这是因为天下出现以强凌弱、以多欺少、以诈骗愚、以勇侵怯、满腹经伦不肯指导别人、积财满堂不肯给济别人的现象，所以才拥立帝王来使天下团结平等；又因为天子帝王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普及遍照天下海内，所以又设置三公、九卿来辅佐帝王天子；还因为遥远异邦、偏僻地区无法承受到帝王天子的德泽，所以又分封诸侯来教诲那里的民众。以尽量做到地势无不利用、天时无不协调、官吏无不尽职、国家无不获益，所以使饥寒的百姓得以温饱，老弱病残得以供养，劳累疲倦得以休息。如果再从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观察，可以发现：伊尹曾以烹调技术取得商汤的重用，吕望是由操刀屠牛入仕周朝，百里奚曾多次被转卖为奴，管仲曾被捆绑拘捕过，孔子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灶也没熏黑过，墨子四处奔走，炕席都从没坐暖过。这些说明，圣人们不怕山高河宽，甘愿吃苦蒙受耻辱来谋得君王的信用，他们并不是为了贪图利禄、羡慕地位，而是一心想要为民谋利、为民除害。曾听说过古书上这样说：“神农憔悴，尧帝清瘦，舜帝脏黑，而禹王手足长茧。”由此看来，圣人君王为百姓忧虑劳累也实在厉害。所以从天子帝王到平民百姓，想不动手不抬脚，不费心思不用思虑就能将事情办好，欲望得到满足，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依着西高东低的地势，所以江河流水也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但这必须要经过人对江河的治理疏导，才能使水顺着河道向东奔流；禾苗庄稼在春季生长发育，但必须要人加以耕耘管理，到秋天五谷才能丰收。假若听任水自流，待苗自长，那么鲧和禹的功绩也就无从建立，后稷的智慧也就无用。所以我所说的“无为”是指个人的意志思想不能掺杂到普遍真理之中，个人的嗜欲不能影响干扰正确规律之中，人要遵循事理来做事，根据实际情况来成就事业，权衡依顺自然之势，而巧伪奸诈不得参与其中，事情成功了不夸耀，功业树立了不占为己有；并不是说感触你也毫无反应，有压力也无动于衷。而那种用火去烘烤井水，将淮河水引上山岗浇灌，这些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违背的是自然规律，所以这也被称之为人为做作。而像在水中乘船，在沙地行走用鸠车，在沼泽地行走用秄，在山地行走用蔂，夏天疏通沟渠，冬天开挖池塘，顺高地造田，在低洼处开掘河塘，这些做法就不是我所指的人为做作。
圣人处事，具体行为虽不同，但都合于事理，他们所采取的路数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结果都相同；他们挽存危亡安定倾覆的目的是一致的，心里总是不忘记为人谋利。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过去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很哀伤，就从鲁国出发赶路十天十夜，脚上打起一层层的老茧也不肯休息，撕下衣衫布包裹一下又向前赶路，到达楚都郢城，马上拜会楚王，说：“我听说大王您要兴兵攻打宋国，您是估计一定能攻占宋国后才决定攻打的呢？还是要使民众劳苦、损兵折将、蒙受被天下指责为不义的名声、却得不到尺寸之地，仍还进攻的呢？”楚王说：“如果必定占领不了宋国，又要蒙受不义之名声，我为什么还要进攻呢？”墨子说：“我看您大王一定是既得不到宋国又必定是名誉受损的。”楚王又说：“公输现在是天下有名的工匠，由他来制造云梯这种器械来攻宋城，为什么不能取胜？”墨子回答说：“请让公输假设来攻城，我来防守，演习一下。”于是公输般摆开器械来攻城，墨子也摆出守城的阵式和装备，公输般连攻九次城，被墨子打退九次，始终攻不进城内。这样使得楚王只得息兵，停止对宋的进攻。段干木辞退官职隐居在家，魏文侯乘车经过段干木居住的里巷门外时总要起身扶轼表示敬意。文侯的仆人就问了：“我们每次经过这个地方，大王您为什么要这样起立扶轼表示敬意？”魏文侯回答说：“因为段干木居住在这里，所以我要起立扶轼表示敬意。”仆人说：“段干木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大王您这样表示敬意，不是有些过分了吗？”魏文侯回答说：“段干木不追求权势名利，胸怀君子之道，却隐居在这鄙陋的巷子里，而他的名声又传遍天下，我怎么敢不起立扶轼表示敬意呢？段干木因拥有高尚德行而扬名，我却靠君王的权势而荣耀；段干木富于正义，我却富于财物。但地位权势比不上高尚品德，财物也比不上正义。现在让段干木拿德行道义来换我的权势财物，他是不愿意的。我都每次闷闷不乐对着自己的影子而忧思惭愧，你怎么能轻视他呢？”后来，秦国打算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庾劝告秦王说：“段干木是位有名的贤人，魏文侯以礼对待他，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诸侯也没有不听说的，现在我们发动军队去攻打魏国，岂不是妨害了道义？”于是秦王只得息兵，停止攻打魏国。墨子疾行千里，为的是楚、宋两国安定；段干木闭门不出，也为的是安定秦、魏两国。他们一个是千里奔走、一个是隐居不出，表现出的行为路数各异而目的相同，即保存国家，这就叫做殊途同归。现在人们去救火，提水往失火地点赶去，有的人用瓮，有的用瓴，有的用盆，有的用盂，其工具的形状也各异，或圆、或方、或尖、或椭，提水的数量也不一样，但赶着去灭火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秦、楚、燕、魏四地的歌曲音调不同，但都令人快乐；九夷八狄各族人的哭喊，声音不同，但表达的悲哀却相同。这唱歌表达欢乐，哭泣反映悲伤，这都是内心世界积郁着的感情的外在流露，也一定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他们。而圣人内心日夜思念着为民谋利，故他的恩泽遍及也必定功效很大。
世俗日益颓废衰败，非议学习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人生性各有长短，就像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一样，这都是自然生成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但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就像人是人、马是马，筋骨形体都是天生的，确实无法改变。但以此论证事物不能改变就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当马还是马驹未加调教之时，它是扬蹄蹦跳，翘起尾巴奔跑，人不能控制它，它用牙咬人足以咬烂人的肌肉、骨头，用蹄踢人足以踢破人的头颅、胸膛。但等到养马人驯服它后，优秀御手调教驾御它后，给它套上轭头、系上缰绳后，那么就是让它经历险境、跨越壕沟，它都无法躲避。所以它作为马的形状是无法变成其他牲畜；但经过驾御、调教，那就可以改变它的野性。这无意识的马尚且能通过人意志的贯彻，经过调教而改变它的野性，使之驯服有用，更何况有意识的人呢？再说那天生正直、本性善良、发愤而成就仁德、慷慨而成全正义、天性令人喜悦，不必学习便可和道相合，这样的人也只是尧舜、文王少数几位；而那些沉湎于荒淫之中、无法用道德来教化、不可以德仁来晓喻、严父都不能使他正派、良师都不能使他感化，这样的人也只是丹朱、商均少数几个。肤色细腻、牙齿洁白、体态柔美、骨架均称、不施粉脂就能让姿态容貌迷人的，也只有西施和阳文。而缺牙斜眼歪嘴、鸡胸驼背，即使用白粉扑面、黛青画眉也不能变美的，也只有嫫母和仳倠。而大部分的人是上不及尧舜那样圣明崇高，下也不至于像商均那样卑鄙不屑，漂亮也比不上西施，说丑也不至于像嫫母，这些芸芸众生都是能教化开导的，训导美化的。而且，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存在，但天下的父母并不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杀父亲的还只是少数，大多数子女还是敬爱父母的。同样，儒生中也有邪僻之人，但先王之道却始终不曾废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躬行先王之道的人还是多数。现在如果因为学习者有过错而就此非议求学之人，这就好像一次被饭噎住便永远拒绝进食，一次绊倒摔疼就一辈子不走路那样，这是糊涂的表现。
现在对良马，不需马鞭、马刺，它也能行走；而对弩马，你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前进。如果因为这样而不用马鞭、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匹，那就愚蠢了。那懦夫手持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深；而等到勇士上阵，只需捋袖挥拳一击，便会将对手打得肋骨折断、身体受伤，因此就抛弃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而空手搏斗，那就荒唐了。所谓这些说法，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性的。现在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说到地下，这就叫走极端的偏激之言，这样论述问题，哪里还能做到公正公平？亭历是冬天生长，但人们都说植物冬天枯死，这是因为冬天枯死的植物多；荠麦是夏天枯死，但人们都说植物夏天生长，这是因为夏天生长的植物多。长江、黄河曲曲弯弯，有时向南有时向北，但人们总还是说长江、黄河向东流；摄提（岁星）、镇星（土星）、日、月向东行，但人们总说它们向西移：这是根据大概的情况而说的。胡人中也有聪明灵巧的，但人们总说胡人横蛮不讲理；越人中也有愚钝的，但人们总说越人灵敏轻巧：这是就大多数而言的。再说，尧眉间呈八种色彩，九窍畅达而公正无私，只需说一句话就能使万民齐心；舜眼中有两瞳仁，因而有特异的眼力和判断力，所以做事有法度，出口成章；禹的耳朵有三个孔道，因而他无所不通，所以能兴水利除水灾，疏通黄河，引导长江；文王生有四乳，这是仁爱的表现，所以天下归顺他，百姓亲附他；皋陶生着马嘴，这是诚实的象征，所以他判案决断清楚公正，明察人间真情；启从母亲所化的石头中生出，契从鸟蛋中产生，苍颉生下来就能写字，羿左臂修长而善于射箭。像这九位贤人，隔千年才出现一个，但人们还是希望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出现。现在有不少人既无“五圣”那样的天赋，又无“四俊”那样的才能，却想放弃学习而只靠本性天赋，这就好像丢弃船只靠踩水渡江渡河一样。那纯钩、鱼肠宝剑刚出模子的时候，砍东西都砍不断、刺东西也刺不进；但等到在磨刀石上磨过之后，宝剑的锋刃就锐利了，可以下水砍断龙舟，上岸刺死犀牛。明镜刚从模子里出来的时候，也朦朦胧胧照不出容貌身影来；但等到用玄锡拭擦，白毡磨亮后，人的鬓发、眉毛、毫发都能照得清清楚楚了。那学习，也正是人的细磨石和玄锡，然而有人却说学习无用，这种说法的根据是错误的。
聪明人的短处，就不如蠢人的长处；贤人的不足，就不如众人的有余。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炼，刻型雕镂技法，错综的纹理，精巧的文饰，别具匠心，其中的微妙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都望尘莫及。蔡地的少女、卫地的姑娘，编织红色绶带，相杂奇异的色彩，隐抑的墨黑底色，突显着红色花纹，这种手工艺，就是禹汤的智慧也比不上。苍天覆盖着、大地承载着，包含在天地四方之内、寄托于时空之中，由阴阳两气化生出的各种动物，都含有血气精华。它们有的长着利齿，有的长着犄角，有的长着前爪和后趾，有的振翅飞翔，凶猛搏击，有的用足行走，有的蠕动爬行。它们高兴时就结聚在一起，恼怒时又互相撕咬争斗；它们看到有利就趋就，遇到灾害就躲避。这些情况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好恶，但它们的求生本能、趋利避害的特点则与人类没什么两样。然而，尽管它们爪牙锋利，筋骨强健，但仍然不免被人类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知识不能沟通，它们的力量不团结，各自只具备着那些自然形成的本能而无法再接受后天、外界所给予的东西（如教育学习），所以在与其他生物体（如人）较量、竞争时常常是力气用尽而导致败亡。大雁是顺着风向飞行以爱惜自己的体力，衔着芦苇飞翔来防备带有丝绳的飞箭的袭击；蚂蚁知道打洞堆成土堆，獾貉会挖掘曲折的洞穴，虎豹知道栖身在茂密的丛林中，野猪的窝内有草垫着，用树枝掩遮着；它们的洞穴一处挨着一处，就像人的房屋鳞次栉比；它们用这些洞穴来阴天避雨、晴天蔽日：这就是鸟兽们的智慧，以求得符合它们生存的利益。现在如果让一个人生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又长在穷困破烂的人家，成年了没见过兄长，儿少时就失去父母，也从没见过礼节，更没听过有什么先贤古事，独自困守在破烂的小屋里足不出户，这样即使他天性并不愚笨，但他所知道的事情必少得可怜。过去苍颉发明文字、容成制定历法、胡曹创制衣服、后稷耕种庄稼、仪狄首创酿酒、奚仲发明车子。这六个人都有各自神奇的本领，又有圣明聪慧的事迹，所以每人都有一项创造发明留传后世；但他们不能做到一人就兼有六项发明，只是因为他们只是各发挥自己的才智，重视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并竭力想完成他们各自的目标，这样就终于成功了，也为天下人带来了生活便利。现在如果让他们六位发明家换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他们的专长和聪明才智就无法显示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物类太多，一个人的智力无法覆盖、驾御一切。周王朝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是很多人都在学习研究他们开创的行业；当代的人，没有一人具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人们都懂得六位贤才的技艺和方法，这又是什么启发呢？这是由于通过教导学习训练代代相传，使得六位贤才的知识技能能流传下去、传播开来。由此看来，学习是不能停止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启发。[1]
那些盲人，眼睛不能分别白天黑夜，不能辨别白色黑色，但是盲乐师弹琴拨弦，有时并弦双弹，有时上下移手，有时一张一弛，有时抹拂挥拨，动作飞快，指法纯熟，不会弹错一弦；如果换上从未弹奏过琴瑟的人，即使有离朱那样的好眼力，有攫掇那样的灵敏双手，面对琴瑟也不知怎样摆弄手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期的练习使音乐师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弓靠檠矫正以后才得以协调，剑靠磨石磨砺以后才锋利无比。坚硬无比的玉，可以被雕镂成各种动物，有头有尾，形态逼真，靠的就是诸的作用；笔直的木头被弯曲成车轮，其圆曲弯度又符合圆规的要求，靠的就是括的作用。诸如像唐碧力之类的硬石都可以刻镂制作成有用的器物，又何况人的思想呢？况且人的思想精神纤微而畅和，能够迅速变化，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云腾风行一样，你想怎样运用就能怎样运用。而君子又能够精益求精不断磨炼拭擦自己的心境，砥砺自己的才干，使精神修养到与道相通的境界，以便观览万物，贯通事物的壅塞处，看清弄明白事物的发展线索，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空，逍遥遨游于尘世之外，超然脱俗地离世独立：这就是圣人精神活动的境界。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和境界，那么还可以做到安闲幽处，宁静思虑，鼓琴读书，追思观察上古先王之道；与贤才为友，研讨论辩，每天以此为自娱；探索人间世事，分辨曲直是非，衡量得失，以此来观察祸福的由来变化；设立仪表法度，作为效法的原则，穷究“道”之本末，推究事物的实情，确立正确观念、废除错误观点，让后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死后留下功业，活着有荣耀的名声。像这样的学习修养境界，一般人都能做到的。然而就是这种境界也没人能做到，这是因为这些人偷懒松懈、不学荒废的缘故。贫瘠地区的人大多有心计，这是因为长期的辛劳却又难以脱贫造成的；肥沃地区的人大多不成才，这是因为太安逸而不发奋的缘故。由此可见，聪明人无所作为，倒不如笨人勤奋好学。从君王、公卿到普通百姓，不自强不息而能事业有成的事情，这在天底下还没发生过。《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1]
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所以君子有志于正道，趋访明师；激励气节以使高尚，脱去世间的俗气。怎么能说明这点呢？从前鲁国的南荣畴为圣人之道偏偏在自己身上衰亡而感到羞耻，于是不顾霜露的沾湿，穿着草鞋奔跑，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行走千里，脚上磨出厚厚的老茧也不敢休息，到南方拜见老子，接受老子的一句教诲，精神豁然开朗，茅塞顿开，高兴得如同饿汉得到猪羊牛美食一样。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光辉照明四海，名誉流传后世，豁达得能容下天地，锐利得能明察秋毫；称颂他的美言，世代传扬。这就叫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吴王阖闾和楚昭王在柏举开战，楚国的一个叫大心的莫敖官，按着他的御手的手说：“今天我们抗御强敌，冒着利剑和箭石的袭击，奋勇作战乃至牺牲生命，终究会取得胜利的，能让人民太平、国家保全，我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吧？！”说完就命令驾御手驾车冲入敌阵，不打算生还，最终被敌军剖了腹砍了头，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为国壮烈牺牲。申包胥看到大心这样子，心想：如果像大心这样竭尽力气冲入敌阵，就是杀得敌军伏尸血流，也不过只起到一个士卒的作用；不如屈辱身份，言辞卑恭，向诸侯求救。于是就身背干粮，赤脚上路，登上陡峭的山峰，趟过深溪，泅渡湍急的河流，越过津关，翻越蒙笼山，又在沙石滩里艰难行走，走得从脚掌到膝盖都磨起厚厚的老茧，七天七夜赶到秦国朝廷。他在朝廷外不吃不睡，独自站着，昼夜不停地啼哭，弄得脸色昏黑，泪水纵横，终于见到秦王，对秦哀公说：“吴王像凶残贪婪的野猪和长蛇，正在慢慢地吞食中原各国，他的暴虐计划从楚国开始实施。我国的国君已经丢失了都城社稷，在野外避祸。老百姓们流离失所，男女老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楚王特派我来向大王告急。”秦哀公于是出兵车一千辆，步兵七万，交子虎率领，越过关塞向东进发，在浊水之北攻打吴军，果然大败吴军，保存了楚国。申包胥的功绩被保存在庙堂之内、记载于楚国大法之中。这就是叫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
身高七尺的人，心里知道忧愁劳苦，肌肤又能感知冷暖疼痛，在这点上，人的性情大致相同。而圣人知道时机难得，事业可以追求，所以他们身心劳累，诚惶诚恐，不避烦难，不惧危险。听说子发率兵作战，前进如同离弦之箭，聚集如同雷鸣闪电，分散如同清风飘雨；圆阵中规，方阵中矩；破敌攻阵，没人能抵挡得了。野战必胜，攻城必克。他并不是轻身而乐死，而是前面有事业在召唤他，于是也就将利害生死抛于脑后，所以他树立起来的威名也就不易废弃。这就是自强不息而终于成功的表现。因此，耕田者不勉力，谷仓就不会盈满；官吏不勤奋，思想就不会专一；将相不图强，功业就不会成功；侯王如懈怠，死后就不会有好名声。《诗经》就这么说：“我驾上青黑骏马，六根缰绳柔软如丝，不停地奔跑驰骋，忠诚地讨教良谋。”这说的是人有所追求。
精通事物的人，是不能用诡怪来惊吓他的；明白启发的人，是不能用奇异来惊动他的；明察言辩的人是不能用虚名来迷惑他的；审察物形的人，是不能用假象蒙骗他的。世俗之人，大多是崇古而贱今的，所以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乐意接受他们的学说主张。乱世的昏庸君主，总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由来粉饰得高深莫测，以此来抬高自己；而求学者被他们的观点所迷惑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传闻，便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地称道着，挺直颈脖诵读着。这就说明这些人分辨是非的界限不明确。没有了规矩，即使是奚仲也无法凭他的技艺来确定方圆；没有了准绳，即使是鲁般也无法凭他的技术来确定曲直。所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拉断琴弦、砸破琴瑟，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欣赏他的琴技乐曲了；惠施死后，庄子就停止了辩论，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同庄子谈论了。项托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孔子则也有听项托说话的气度。假如项托这样年龄的少年，向乡里的长者发表议论，那恐怕他躲避长者的拐杖敲打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说明发表自己的主张？过去，墨家信徒谢子会见秦惠王，秦惠王听了谢子的话后很高兴，他去征求唐姑梁的意见，唐姑梁说：“谢子，这人是山东地区有名的巧辩之士，他有意以诡辩学说来讨好太子。”秦惠王信以为真，便心怀怒气等着改日见谢子。第二天，秦惠王和谢子又见面了，但就是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谢子前后两次说话的内容一样，秦惠王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说明秦惠王听话的前后心态不一样了。弹琴的人把徵音变成了羽音，这不是琴弦的过错；品味的人将甜味当成苦味，这不是味道的过错。楚国有个人煮了猴肉请邻居来吃肉，邻居家都以为是狗肉，吃得都十分香美；后来听说是猴肉，就纷纷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把吃进的猴肉都吐了出来：这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知狗肉和猴肉的味道之区别。邯郸有个乐师创作了一首新歌，假托是李奇创作的，人们也就纷纷跟着学唱，后来了解下来不是李奇创作的，也就不再去唱了：这说明这些人根本是不懂音乐的。有位鄙陋之人得到一块玉璞，喜欢它的形状，以为是宝贝将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拿给别人看，别人以为是块普通石块，于是这位鄙陋之人就将这块玉璞扔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玉与石的差别。所以心中有是非标准，就会尊重实情，将古今看成一样的实情来辨别；心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就会只把来历久远的东西当宝贝。这就是卞和在荆山下为人们不识美玉而啼哭出血的缘故。
现在有一种磨去棱边花纹、卷曲了锋刃的宝剑，如果有人声称此剑曾是楚顷襄王佩带过的古剑，那么社会上尊贵人士也必定拿着佩带；现在有一种琴声走调、琴身歪斜破损的琴，如果有人声称此琴曾是楚庄王弹奏过的古琴，那么社会上富贵人家的妻妾就会争着弹奏。苗山出产的羊头刀矛，虽能在水中砍断龙舟、在陆地能刺穿犀皮铠甲，但就是没人佩带它；山中桐木制成的琴瑟、山涧梓木做成的琴身，虽然音色雅正优美，音调清脆和谐，但师堂、伯牙这样的名乐师就是不愿弹奏。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佩带宝剑只期望它锋利，而不期望它是墨阳、莫邪那样的名剑；他们骑马只期望它日行千里，而不期望它是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他们弹琴只期望琴声雅正和谐，而不期望它是滥胁、号钟那样的古琴；他们诵读《诗》《书》只在于能通晓事理、明白启发，而不一定非选《洪范》《商颂》这样的古籍。圣人对是非的分辨就像眼睛对黑白的分辨，耳朵对清浊音的分辨一样。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主见而盲目接受，就好比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给父亲上坟，只是按照礼节哭祭父亲，内心世界却不会产生对父亲的哀悼。所以孪生兄弟长相一样，也只有当母亲的才能分清；同样，玉和石头，也只有优秀的工匠才能鉴别；书传这样的典籍，也只有圣人能够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现今如果拿当代圣贤的著述，托名是孔、墨的经典，那么那些读书不多的弟子们就会恭恭敬敬地去学习和接受。所以，美女并非一定要像西施一类的，通达之士也并非一定要像孔、墨之类的。只要能明白事理、通晓事物，因而能著述阐明自己的思想体会，以能启发世人的智慧即可；如果能得到头脑清楚明白的士人，心中有高明透彻的，能观照各种事物，不以古今的差异来改变自己的主见，并能将书中的宗旨思想阐述清楚明白以指示他人，那么即使死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从前晋平公命令乐官铸造一口乐钟，钟铸成以后拿给师旷鉴定。师旷鉴定后说：“这钟音不调和。”晋平公说：“我拿给乐师们看过，他们都说钟音协调，你却认为不调和，这是为什么？”师旷回答道：“如果将来真的无人懂音律乐理，这钟是否音调协和也就会被放在一边，但如果将来有人懂音律乐理，那么也就一定能鉴别出这钟音是不调和的。”所以师旷希望要把这钟音调好，这是因为他认为后世一定有人懂音律乐理的。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和我德行相同，春秋五霸和我智力相等，他们偏偏享有名实相符的“圣智”声誉，而我却在乡里穷巷中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专心致志修炼学习树立情操气节，而我们这些人是放荡散漫、悠惚蹉跎。
作品出处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刘安招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着的。据《汉书[2]。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据高诱序言，“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份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 
作者简介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他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