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廖镛
简介
廖镛(1414年——1480年)，字景声，祖籍是凤阳府定远县人。其曾祖父廖友跟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东征西讨，累立奇功，被授予南京羽林右卫指挥使。祖父廖/顷承袭父职，因永乐年改设为长陵卫，遂举．家随军定居昌平。父亲廖亨继承祖业，人营为官。廖镛生于永乐十二年七月三十日(1414年8月5日)，少有大志，习文用功，练武努力。袭任父职后，待人接物儒雅如书生，每遇决策则风生电扫，奋不顾身，加上他身材伟岸，相貌威仪，生活简朴，官声甚佳；属下心服，上司赏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高官皆向朝廷举荐他升职。景泰七年七月十五日(1456年8月15日)，廖镛出任守卫明陵的最高官职——天寿山守备；不久，又兼任黄花镇提督。 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因视事勤劳，英宗皇帝朱祁镇曾经两度颁布谕旨对他予以褒奖，并两次派遣特使专程到永安城守备衙门馈送白金内币，以示嘉勉。廖镛出身于昌平驻军贵族世家，但生活十分简朴，平日蔬菜布袍，澹如节俭，遇事却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一次例行巡视途经景陵，见殿柱损朽，油漆剥落，遂捐出自己的薪俸将享殿修葺一新，并亲手补栽柏树百余株。在其任职期间,凡有利于当地军民的事情就坚持；反之则设法更易。
廖镛与钟鼓楼
天顺二年(1458年)春天，廖镛自皇陵巡查归来，甫进西门，即可直接望见东门；停立城中心的十字街头，举目四望，各方皆收眼底，他思忖：永安乃军民混居之城，作为驻军之城，此处应有屏蔽，不能一望尽收，毫无秘密；日后陵卫续设增多，兵将势必更众，倘若遇警，军队调动单凭信马恐怕来不及，此处应有指挥台，一令即出，转瞬四方兵马皆动，方不致误事。作为民居之城,昼夜应让百姓知道时辰、更次，方便出行、开市、耕作。何不建一座谯楼，可收一举三得之功!经过一番思虑，他就向朝廷奏请建造谯楼,其时正值英宗朱祁镇复辟不久，他对自己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被蒙古瓦刺部落俘获，沦为阶下囚的痛史刻骨铭心。对加强北京边防军事’设施的建设不遗余力，当即批准了廖镛的奏章。鉴于当时民间没有能建高楼的工匠，廖镛又设法请来专为皇家建造大规模、高标准建筑的内官监的工匠们来施工。在修建永安城谯楼的一年间，廖镛除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就到工地监督施工。按照设计；楼基要内填黄土，外砌砖石。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他要求工匠们在地基表土下面楔人松木楔子，以提高地基的承重能力，严格按比例配好三合土，每铺好一层都要用羊角夯砸实，磊砌的每层砖石都要用江米水拌匀的灰浆灌缝，不可偷工减料。廖镛考虑到谯楼又叫钟鼓楼，有报时的功能，而鸣钟击鼓要报时准确，必须要用误差小的铜壶滴漏来计时。当时普遍使用的铜壶滴漏有单壶与复壶之分，通过考察，他发现单壶水压变化大，计时精度低，便决定采用复壶。复壶是用两个以上的水壶，自元朝延佑年间(1314年——1320年)以后，一种使用4只铜壶的滴漏比较流行。它将4只铜壶自上而下互相迭置，底部都有小孔，最上一只壶内满水以后，水即逐渐滴人以下各壶，最下面一只壶内装一个起立的浮标，上刻时辰，水逐步升高，浮标也随之上升，这样就随时知道时辰了。廖镛对普通工匠制作的铜壶滴漏不够满意，于是再上奏章，以永安城是保卫先皇陵寝的军事重地，谯楼所用砖石瓦木皆出自工部皇陵备用之物，所以，其铜壶滴漏也应讨请御用之物。当时，恰好宫中闲置着一副备用的铜壶滴漏，于是，就降赐永安城谯楼专用。唯一令廖镛感到遗憾的是谯楼的楼顶没有用上显示皇权尊贵的琉璃瓦，几经力争，皆未恩准，只好用灰泥筒瓦覆顶。 永安城谯楼，民间俗称为钟鼓楼或鼓楼，自天顺二年动工兴建,历时一年有余，于天顺三年竣工。谯楼高约6丈，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砖石结构的城堡式建筑，底部为3丈见方，城砖向上逐层内收，高约2丈，上面为2．5丈见方，四周砌有垛口。砖楼四面建有拱形门洞，四个门洞相通，每个门洞均高6尺。南面门洞的上方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的匾额，长约6尺，高2．7尺，上书“谯楼’’两个大字，笔锋苍劲有力，每个字约2尺见方，没有署名，印章，左边题有“大明天顺二年五月 日”字样。砖楼的东北角砌有2尺宽的无栏杆砖阶，供人上下，o第二、三层为砖木结构，东西长约2丈，南北宽15‘丈，每层高约2丈。第二层门向南开，楼内放置铜壶滴漏，东北隅有木梯可以上至第三层。第三层四面皆窗，正中东侧悬钟，西侧架鼓；这既是当时的报时工具，也是报警的信号。如遇敌情或城中失火，皆以鸣钟为令，按照南三、北四、东五、西六的规矩，或集合队伍出兵拒敌，或召集民众，救火解难；这个规矩自谯楼建成至拆除,城中百姓始终自觉遵守。谯楼为歇山顶，双檐叠出，七层斗拱，四脊八岔。主脊的东、西两端饰有吞脊兽，四角副脊上各有七尊守护神，檐头瓦当上皆有字，非福即禄。檐下四面悬挂木匾，其额南曰云天咫尺．，北曰皇陵形胜，东曰海山一览，西曰华夷雄镇。巍峨的谯楼落成之后，永安城内有了新的地理标志，同时也成为城内的商业和新闻中心，主要街道由此向四方辐射；较大的店铺都集中在谯楼四周；每有重大事件官府皆在谯楼及三个城门张贴布告。五百多年来，永安城谯楼上因负载着许多皇家的御用之物而被昌平人引以骄傲自豪。 廖镛终生在昌平为官，因其职责重大，政绩甚佳，深受朝廷信任,故其晚年官秩已升至正三品，授予昭勇将军，却仍任天寿山守备之职。他为官三十余年，家中所藏不过是几件常用的兵器和几箱书籍，是封建社会中比较典型的清官廉吏。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1480年3月8日)，廖镛因病逝世，终年66岁。廖镛病逝之日，永安城中的百姓无论远近，都停商罢市，前往其家中哭奠，足见其德泽惠民之广，感人之深。 在谯楼存世的513年间，只是在明朝得到过较好的养护，曾于万历年间进行过修葺；此后的300余年间，任凭风吹日晒，雨打雹砸，至民国初期已残破不堪，时常有残瓦腐木被风吹落，威胁着行人的安全。1932年，当时的县长张树森出面募捐，重修鼓楼，但由于吏治腐败，全县各界人士的捐款用至工程上的微乎其微，工程承包商也乘机偷梁换柱，中饱私囊。谯楼的砖石基座只是表面上见了新，所用砖石是从东西南北四座城楼上拆下来的，并将鼓楼上的金丝楠木换成了东北黄松，转手倒卖，发了横财。四座城楼被拆后，只在原址上各建了三间平房，敷衍了事。重修后的鼓楼保留了城堡式的砖石基座，上面建了5间砖木结构的大殿；当时位于县城内的真武庙(在今八街吕祖阁东，昌平区医院内)已岌岌可危，遂乘鼓楼重修之机，将真武大帝的泥塑神像移人谯楼殿内。当时钟表已较流行，铜壶滴漏遂弃置在鼓楼的北面的砖梯旁。在鼓楼的东南、西南两隅，各建了一座八尺见方的亭子，小瓦飞檐，古朴雅致。东南亭内悬钟，仍是明天顺年间的旧物，重约4000斤，上细下粗，高约2米，底口直径约1米，铸有铭文。西南亭内架鼓，是将旧鼓油饰一新，新换的羊皮，鼓身长6尺，两端鼓面直径均为3尺。由于谯楼重新修缮后，只剩下五间大殿，原来楼檐下的四块木匾无处悬挂，就在鼓楼东西北三个门洞上方砌筑了三块汉白玉石匾，四个匾额是：南仍为谯楼，东为迎旭，西为乐成，北为拱辰。新盖的五间大殿中，除了正中实际上成了真武庙外，其余四间被辟为民众教育馆，内置图书报刊，供百姓阅览。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将谯楼改造成碉堡，成为城中的军事制高点，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194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在城中及附近村中抓壮丁，给国民党军队补充兵员；为了防止逃跑，就将壮丁关押在鼓楼上。他们的亲人推测此去凶多吉少，都跑到鼓楼下边呼喊着壮丁的名字，期盼再见一面，作最后的诀别；当时，百姓们称鼓楼为望儿楼。解放后，鼓楼改作昌平县文化馆，成为人们学文化，长知识的娱乐场所o 1958年文化馆迁到政·府街新址后，鼓楼就成了昌平县农机局(今北京汽车转向机厂的前身)的单身宿舍。1971年夏末，因鼓楼附近接连发生了几起交通事故，市里拨款14000元，责成昌平镇房管所将鼓楼拆除。同年9月至11月，100多名工人奋战2个月，具有513年历史的谯楼从昌平人民的视野中消失了。铜钟现在存放在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内，皮鼓因皮面残破，放人昌平县房管局的仓库里。 斗转星移，永安城中的谯楼已被拆除了32年了。昌平的老百姓提起钟鼓楼，不分男女老幼，无不摇首慨叹，许多人从空荡荡的鼓楼遗址上走过，都会浮想联翩。由于当时县里缺少纪录手段，鼓楼的壮观景象未能留存下来，只有在观看电影《平原游击队》时，才能见到昌平鼓楼的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