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士榘
人物概况
陈士榘，湖北省荆门市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  陈士榘（左）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员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四师参谋长，红十三军参谋长、代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和南京警备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7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大事年表
1909年4月14日出生于武昌黄土陂的一个职员家庭。
1921年在钟祥县入高等小学。后当过学徒。1927年在家乡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同年到武昌参加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  陈士榘1927年9月，陈士榘随军参加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团教导队任区队长，随部上井冈山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常委，参与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发展革命力量。
1928年春，陈士榘任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同年8月30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黄洋界保卫战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
1929年5月，陈士榘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大队长，1930年春任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谋，同年夏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1931年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陈士榘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所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战役第三次“围剿”。
1936年6月，陈士榘奉命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调任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不久任三十军代理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编为第一一五师。陈士榘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随后开赴到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9月为配合友军作战，参与组织指挥所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与友军一道，经过一天激战，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一举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首战告捷后，陈士榘率部连续出击进犯日军，参加了广阳伏击战。进到汾河流域后，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参与了开辟晋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击溃和围歼日军2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保卫了黄河河防和晋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陈士榘任晋西支队司令员。1940年7月率部到山东后，任第一一五师参谋长。1942年任滨海军区司令员。1943年陈士榘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攻克赣榆县城等战斗。1944年在山东攻势作战中，率部恢复和扩大了滨海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士榘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
[1]1946年1月，为执行“双十协定”，由周恩来和张群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由国、共、美三方在北平成立军调部，陈士榘和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一同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并兼任整军处处长。
1946年12月参与组织指挥宿北战役，与华中野战军一道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2.1万余人。
1947年1月，陈士榘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参  陈士榘与组织和指挥了鲤同战役，与友军一起共歼国民党军5.3万余人，俘国民党军师长2人，缴获坦克24辆，火炮217门，汽车474辆。
鲁南战役结束后，陈士榘参与组织指挥了泰安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不久，与兵团政委唐亮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转战鲁西南、挺进中原，协同晋冀豫野战军主力进军大别山，参与组织指挥所部先后参加了沙士集、洛阳、开封等战役。随后，又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1949年1月任第八兵团司令员。担任过北平军事调停执行八路军代表团整军处处长兼参谋长。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留守江苏。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校长。
1950年，陈士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
1952年任教育长。同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导弹实验靶场。
1958年4月，负责靶场建设的领导机构——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陈士榘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把工程兵司令员的工作暂时交人代管，带着30多人奔赴祖国的大西北。其中有国内的专家，还有苏联几位负责核实验基地建设的专家。5月，导弹实验工程建设拉开帷幕，原子弹爆炸实验工程也即将进入勘察阶段，各项工作都在忙碌而紧张地进行着。一日，陈士榘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尽快解决北京到新疆的专线联络问题。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部队战士的努力下，一条金色专线连通了。这是当时全国最长的专用线路。
1959年春，中央决定要在罗布泊区域选择原子弹投弹地点。陈士榘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要架飞机，刘亚楼把性能最好的值班机交给了他。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核技术研究协定。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两弹基地，掌握核武器。
1960年8月，总参、国防科委组织质量检验，专家们的评价是：“这项工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
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原料发射第一枚弹道导弹获得成功。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两次发射实验证明：陈士榘带领部队建设的高科技国防工程设施，经受住了实践考验，实现了周总理“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要求。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975年，陈士榘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代表，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7月22日，陈士榘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2]
人物生平
陈士榘的祖父陈克山、二祖父陈克水，都是清军行伍中人。父亲陈午霆，青年时期曾就读清朝的武备学堂，后加入同盟会，任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营管带，参加了辛亥革命。母亲陈胡氏操持家务。辛亥革命后，陈午霆携家眷赴北京，在陆军部任职员。1917年，陈士榘过继给荆门一带有名的塾师、时任荆门县高等中心小学校长的二叔陈芷垓。1918年，陈午霆专程将陈士榘从北京送回老家陈家坪村。在武汉至沙市的轮船上，陈午霆发现一只皮箱被盗，请求日本船主帮助查处，岂料日本人不仅不予查处，反把陈午霆训斥了一通。陈士榘上前讲理，被日本人重重打了一耳光。父子双双受辱，在陈士榘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陈士榘回到家乡，入团林铺镇的一所私塾读书，两年后转到县城龙泉高等中心小学。读书期间，有两位老师给他以重要影响。一位是胡孟平，中共党员，在龙泉中学任教。因中学、小学同在一个院内，陈士榘参加了胡孟平办的夜校学习，开始听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军这些名词，虽然并不深知其内涵，却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另一位是讲地理课的覃老师。覃老师上课时指着中国地理大挂图，讲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诉说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和一块块被帝国主义列强割占的土地、租界以及大量赔款。陈士榘听了震动心弦，萌发了要当兵报国的强烈愿望。
1925年春，陈士榘因家境贫困辍学，经人介绍到沙洋镇“万镒生”杂货店铺当徒工。店中雇员20余人、学徒五六人，主要是销售从四川购进的川盐和从山东进来的济盐，兼营烟酒糖和蜡烛之类的日用杂货。16岁的陈士榘睡在库房的木板上，天不亮就起来擦柜台、扫地、下门窗板。开始营业后，擦洗水烟袋、煤油灯罩，烧水泡茶招待客人，卸货、倒货，整天累得晕头转向，吃的是残羹剩饭。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荆门。11月，荆门地区的中共组织由秘密  陈士榘转为公开，荆门城关和沙洋等地相继成立了工会、农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接着，中共荆门县委正式成立，胡孟平任县委书记。在中共荆门县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号召党员到军队中去、到农村去，领导工农运动。陈士榘被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吸引，常常偷着参加集会，听演讲，并将所见所闻讲给其他徒工们听，引起店铺老板的不满，于12月被解雇。
陈士榘返回家乡后参加了农民协会，带领青年上街演讲、撒传单、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驻扎在鄂西的夏斗寅部直扑农村抓“暴徒”，陈士榘被列为“暴徒”之一。5月，他被迫离家前往武昌，暂居在叔叔陈雨苍家。
这时的武汉，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非常激烈，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以及“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的标语，工人、农民、学生上街游行。在这种浓烈的革命气氛中，陈士榘经常跟随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堂兄陈有祺参加游行和学校里的集会活动。6月1日，陈士榘在中山大学参加集会时，填写了“公开征求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登记表”。几天后，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黄瑞芝代表团组织，正式通知陈士榘，他已被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带他到武昌坛花林第一中学，即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报到学习，团校对外称湖北省学生军事训练班。
团校学习结束后，经陈雨苍介绍，陈士榘进入专门为北伐军服务的护士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在汉口举行的护士训练班毕业典礼上，他和护士训练班的成员一起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的接见与鼓励。
7月初，陈士榘和在护士训练班学习的100多名男生正式编入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接受军事训练。陈士榘被编入第二营第五连。
1927年9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达湘赣边界的安源、铜鼓地区，进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陈士榘所在的警卫团和驻修水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9月9日，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和铁路工人开始破除长沙至汉阳、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陈士榘随第一团由修水经龙门厂，拟取道长寿街攻击平江，而后协同起义军各部攻取长沙。
由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所辖的3个团过于分散和临时收编的邱国轩部突然叛变，会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17日，毛泽东果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的文家市集中。19日，陈士榘所在团和其他各部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日晚，毛泽东决定部队放弃进攻长沙的原计划，沿罗霄山脉南下湘南，以求发展。20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9月29日，陈士榘随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这时部队官兵只剩下700余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
为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队伍，毛泽东在三湾村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2个营7个连和卫生队。实行党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制度。同时重新任命了干部，陈士榘所在的第一营一连，连长袁一民，党代表是郑毓秀。接着，陈士榘随部队继续南下，于10月中旬到达湖南酃县水口。
10月15日夜，陈士榘随着入党介绍人袁一民、郑毓秀走进酃县水口街叶家祠堂的阁楼上，房间里摆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的一张方桌上，垂挂着两张长方形的红纸，上面分别写着入党誓词和3个外文字母CCP（中国共产党），菜油灯把整个房间映成一片红色。人到齐后，毛泽东起身站在桌旁宣布：人已到齐，入党宣誓仪式开始。各入党介绍人（各连的党代表）介绍新党员的简历和政治情况后，大家郑重地举起右手，紧握拳头，毛泽东带领新党员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读誓词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陈士榘（左）与陈毅这天晚上入党宣誓仪式的情景，深深地印在陈士榘脑海里，使他终生难忘。随后，他和部队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11月中旬，陈士榘所在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攻占茶陵县城。继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中共茶陵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3个常委组成：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谭震林任政府主席。县政府在短短一个月里就完成了为部队筹款、组建茶陵县游击大队等紧迫任务。12月中旬，陈士榘随部队撤回宁冈。1928年1月，陈士榘调任团教导队区队长，担任培训班长的教学任务。
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陈士榘在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排长。7月，红四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在湘南行动受挫后转移到桂东，第三十一团三营由井冈山去桂东迎接。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一团一营留守井冈山。8月中旬，国民党湘军和赣军共5个团，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等得悉后，组织部队利用山险，挖陷阱，设竹钉，构筑工事，进行作战准备，等待主力回师，共同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30日晨，湘军第八军3个团由酃县出发，在赣军一部策应下，向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发起进攻。在朱云卿、何挺颖指挥下，陈士榘带领全排坚守哨口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多次猛烈进攻。下午，正当湘军重新组织进攻时，红军以仅有的1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和3发炮弹，轰击在源头的湘军后续部队。湘军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山，害怕被歼，当夜撤回酃县。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为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创造了条件。
1929年3月12日，红四军主力进至闽西长汀城南四都，经过两天激战，消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个团，占领长汀城。部队随即休息和整编，将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陈士榘在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第十九大队任副大队长。1930年初，陈士榘任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谋。6月中旬，红一军团成立，辖红四、红六、红十二军。陈士榘升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参谋处处长。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省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10月，红十二军所辖3个纵队依次改为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陈士榘任第三十四师参谋长。1931年2月，陈士榘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部队枪支少，子弹缺乏，陈士榘深知只有枪打得准，才能达到既消灭敌人又节约子弹的目的。于是，他连续举办了三期骨干训练班，重点进行射击训练。在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经过射击训练的这些骨干发挥了很大作用。1932年秋，陈士榘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进行整编，陈士榘改任作战科科长，参与拟定红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作战计划。2月下旬至3月初，红一军团在黄陂设伏，和友邻部队一起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接着又在东坡、草台冈附近重创国民党军陈诚部的第十一师，连战告捷，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实施全面进攻。8月底，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决心在温坊地区伏击进犯的国民党军，指示陈士榘拟制战斗计划。温坊位于连城东南，参战部队主力为红一军团，协同作战的有第二十四师和红九军团，由红一军团统一指挥。陈士榘拟制的作战计划规定：在国民党军进至红军前沿阵地20公里时，乘其立足未稳，工事尚未修好，以黑虎掏心战术，主攻部队直插国民党军指挥中心，将其消灭后，再分割围歼其余各处之敌。
军团领导批准了陈士榘拟制的作战计划。8月30日，国民党军  陈士榘4个师由朋口、莒溪、洋坊尾一线向汀州进犯，31日13时进抵温坊地区。这时，红一军团已按军团首长的企图部署完毕。第二十四师攻击温坊东北国民党军的侧翼；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等由东向西突击，直捣指挥中心；红九军团于曹坊一带牵制地方反动武装，并阻击增援的国民党军。战斗从是日21时开始到3日16时结束，歼国民党军1个旅又1个团。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并未挽回整个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在整个反“围剿”作战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指导，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直属机关撤离中央苏区。出发前，红一军团进行整编，陈士榘调任教导营营长。他率领部队随主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进至遵义地区。接着，率部参加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作战。中革军委在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二渡赤水和遵义战役后，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于3月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在与王家烈部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并迅速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再战。陈士榘奉命率教导营协同兄部队在赤水河选择渡河点架桥。他立即组织勘察，协同兄弟部队选定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设浮桥，并开设一个徒涉场，保证了中央领导和红军部队于16日顺利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云南境内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调出增援贵阳。中革军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向云南进军。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云南挺进，红一军团包围龙里、佯攻贵阳，教导营奉命攻打定番（今惠水）。陈士榘率领教导营从龙里出发，一口气走了20  陈士榘与毛泽东余公里，到达赤城镇附近。突然间，国民党军的飞机隆隆地直飞过来，在头顶上盘旋一阵后匆匆向西飞去，为什么没有轰炸扫射呢？陈士榘仔细观察，当发现赤城镇区公所飘着的“青天白日”旗时，心里顿时明白。原来“青天白日”旗在起作用，便当即让传令兵也打起“青天白日”旗走在前面，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
在快到定番城时，又见城墙上人头攒动，一些人老远就争先恐后地招手，把教导营当成国民党军来欢迎。陈士榘命令部队迅速接近定番，但走到城门桥头时，还是被识破了。守城哨兵举枪开火，警察急忙关闭城门抵抗。因伪装未奏效，陈士榘决定立即强攻。教导营第一连的一个班迅速爬上城墙，当场击毙守城的两名国民党军士兵，后续部队随即攻进城内。守城的国民党军见红军来势凶猛，弃城而逃。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作短暂休整。红一军团机关来人了解部队思想情况，发现由于长途行军和不适应当地自然条件，教导营减员20余人。陈士榘作为营长，当负首要责任。军团长林彪、聂荣臻找他谈话。林彪首先指出：部队减员太多，要执行纪律，禁闭一个月。陈士榘急忙问道：部队天天行军，怎么执行法，我还要走路啊！聂荣臻说：路，你还是要走，但不准骑马，警卫员、马夫保留。
6月8日，红一军团来到冰峰峭立、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脚下。12日，陈士榘随部队向夹金山进军。在经过雪山山岈口时，一些人因身体虚弱，过度疲劳，你靠我、我靠你地停下来休息。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陈士榘学习过一些救护知识，便主动组织所部搀扶行动困难和体弱有病的人员行军。后来每过一个岈口，大家都格外地警觉，越走越有经验，终于跨过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期待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要进行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但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蒋介石又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过国共双方反复协商，于1945年10月10日下午在曾家岩桂园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纪要》签订后，国民党违背协定，继续派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遭到八路军、新四军有力反击。1946年1月10日，国 
  陈士榘共双方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双方下达停战令，组成了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今北京）建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共产党方面派出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代表团。陈士榘调任军调部整军处处长，后任中共方面代表团参谋长，佩戴少将军衔。
2月25日，国、共、美三方军事三人会议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为实施整军方案，陈士榘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提出：“要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全国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表示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表示将其所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同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军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军队也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缩减。”这个整军方案，共产党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以表示争取和平的诚意。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实际上却在加紧扩军，准备全面内战，同共产党的谈判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
整军方案的谈判事关重大，按军调部的规定，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在延安的毛泽东。于是，陈士榘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整军问题作了指示，说：一定要坚持中央决定的方案，不能再让，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示中央。据此，陈士榘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谈判中坚持既定的原则，与对方进行了说理斗争。就在谈判中，东北各地的苏联红军按照协议于3月初开始撤军，国民党军却乘苏军撤兵之机，进驻沈阳。随后向东北解放区分路进攻，扩展他们控制的地区，抢占抚顺、辽阳、营口等地。与此同时，美国为加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和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掩护，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准备，大量调动军队抢占东北。陈士榘根据叶剑英指示，利用会议和外出视察的机会，对国民党政府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径作了有力的揭露。
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也引起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的不满，陈士榘在军调部整军处所结识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裴治镕上校就是其中的一员。裴治镕是黄埔军校学生，后考入陆军大学，抗战胜利前夕毕业。首任国民党军政部整编科科长，参加了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这次又参加整编军队的谈判。作为国民党整军谈判代表的裴治镕，是陈士榘谈判的对手之一。通过与陈士榘多次接触，他对共产党代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坚持斗争，不避风险的大无畏精神由衷敬佩；对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的反人民政策有所醒悟；愿意弃暗投明，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裴治镕和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原来还是师兄弟陈毅早年在成都锦官驿私塾就读时，裴治镕之父裴野堂先生是陈毅的老师，对陈毅的才能和书法十分钦佩，知道陈士榘是陈毅的参谋长后，更积极主动地接近陈士榘，谈判对手变成了好朋友。裴治镕对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为其日后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6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全面内战。接着，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南京、武汉等地的代表团先后被迫撤回延安，北平的军调部也名存实亡。10月初，叶剑英通知陈士榘说：代表团要回延安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要你到华东工作，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山东部队作战。于是，陈士榘离开北平，前往山东临沂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报到。
10月中旬，陈士榘一回到山东，便抓紧时间阅读和研究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东战场的各项指示和山东、华中野战军的一些战斗文书，以及各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陈士榘对华东的局势作了分析和衡量之后，对未来战场作了预测，认为把山东作为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基地，然后再向苏皖豫发展最为有利。正如陈士榘所料，从宿北战役后，战场逐步移至山东地区。
11月初，国民党军为了配合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大”制宪活动，制定了一项“结束苏北战事”的四路进攻计划。即分别由东台、淮阴、宿迁、台儿庄地区同时进犯盐城、淮海和鲁南地区，并预定12月中旬开始。
12月12日，陈毅在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召开会议，商讨应付国民党军进攻的具体作战方案。陈士榘及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参加了会议。会上，陈毅让陈士榘先提个方案。陈士榘考虑到此次国民党军兵分四路进攻华东解放区，正面宽达300多公里，其部署与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有许多相似之处，间隙大，应援不便，难以协同，因此建议：集中3个纵队、2个或3个师共24到27个团，迎击由宿迁向新安镇和沭阳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第十一师。先集中兵力，兵分两路，东西对进，歼灭整编第六十九师，再打整编第十一师。
经过讨论，大家同意陈士榘提出的方案，并进行了分工。陈毅在指挥部总揽全局，粟裕指挥第二、第九纵队和第七师以及正自盐城北进的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由东向西打，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等部监视涟水方向的国民党军，陈士榘和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八师由西向东打。宿北战役从15日开始，激战到19日结束，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3个半旅和整编第十一师一部，共计2.1万余人。这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宿北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下一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相机收复枣庄、台儿庄，并期望打一个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据此，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从苏北迅速移师鲁南。12月底，陈毅、粟裕主持作战会议，讨论实施鲁南战役计划。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各师师长都参加了会议。陈士榘根据陈毅、粟裕商定的作战方案作了具体部署：以第八、第九、第十师等部组成右纵队，以第一纵队、第一师等部组成左纵队，首先歼灭孤立突出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而后向峄县、枣庄进击；以第二、第九纵队和第六、第七师等部由谭震林指挥，在新安镇以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北进。1947年1月1日，各参战部队按照作战方案，秘密进入集结地域。战役自2日晚开始，至20日胜利结束，历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3万人，缴获坦克24辆、各种火炮200门、汽车474辆，首创华东战场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记录。
所获荣誉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时，所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上将肩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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