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霸权稳定理论
理论提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也是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他在《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 (1971) 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创,但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的。罗伯特·基欧汉所提出的“后霸权主义”是对霸权稳定论的修正,但在理论上却与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有很大差别。 在对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研究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危机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责任，停止 “让你的邻居当乞丐 ”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开来的最后借贷者的角色。因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者 ”(Stabilizer) ，它的责任在于为剩余的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金融危机银行关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借贷者而发挥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有一个稳定者 ”。 
后来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旦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 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在经济学上，金德尔伯格的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是共众商品论。所谓公众商品是指“个人、家庭或公司在消费这种商品时，不会减少其他潜在的消费者获得这种商品的数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原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共众商品，即安全、正义和公共工程。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一概念，把社会安定、稳定的国民收入及再分析、政府对企业过度行为的控制政策等等都算作公众商品。金德尔伯格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国际经济学当中，把各国的民族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全球商品 (cosmopolian goods) 。他曾专门论述了国际公众商品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的内容。首先是和平，其次是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的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一个社会的共众商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那些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国际上的共众商品。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稳定者”的五项责任就是一种共众商品。 
稳定论的政治学基础则是有效政府论。正象凯恩斯从大危机中得出结论，政府应干予市场一样，金德尔伯格也在研究大危机中认识到大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国际市场的责任。他从 18-19 世纪欧洲政治发展中得出结论，没有普鲁士王国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没有撒丁王国带头，意大利也不会走向统一。因此国际经济的真正稳定需要一个世界政府。但在尚无条件建立这种政府的情况下，该有谁来担当领导呢 ?“小国没有经济实力，同时也不负有维持经济体系的责任，因此没有任何必要行使领导权”。它们只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s) 。中等大小的国家虽然“足以损害这个体系，但却不足以稳定它 ”，因为它们的行为好象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小国一样。只有大国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来领导国际经济体系， 1914 年以前这个大国是英国，二战以后则是美国。金德尔伯格不喜欢政治学家用霸主来称呼这种领导国。在他看来，霸主 (hegemon) 是 “随心所欲地去干 ”，而领导者则是“基于道义的熏陶和所处的地位不得不而为之” 。
主要内容
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内容是:霸权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霸主自我牺牲,霸权必衰,霸权丧失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梳理,可以归纳为霸权的战略目标、霸权的运行机制和霸权的发展过程。 霸权的战略目标 
吉尔平指出:“只有在霸权存在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经济秩序, 即自由经济秩序才能繁荣和充分发展。”金德尔伯格也强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霸主或主宰的强国。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长期化并酿成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英国的霸权正在衰弱,英国已经无力保障国际清算系统,而美国则在到1936年以前一直不愿从英国手中接过这一责任。 照他们看来,自由经济制度是霸权的产物,没有霸权就没有自由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就是说霸权是为世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作用、顺利运转而存在的。对二者的关系,吉尔平又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自由市场体系的出现和发展必须有三个前提 ———霸权、自由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这三个前提并不是并列的,后二者是从属和服务于霸权的。 具体来说,没有霸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就无法运转。
但是，有了霸主，自由市场经济也未必能顺利运转，这里有一个霸主国的价值取向问题,即霸主国是否具有自由的意识形态。因此,要使市场机制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即“霸主国的社会目标和国内权力分配必须有利于国际自由秩序”。 共同利益是相对霸主国及其麾下的主要国家相互关系而言的。一方面,“霸主国家的经济可以发挥对世界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社会体制”。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国家也必须对市场关系的发展感兴趣,霸权国家可以鼓励,但不可能强迫其它国家遵守开放性世界经济的规则”。当然,这种共同利益形成的关键还是在于霸主国的实力。除了霸主国要提供保证世界自由经济体制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国际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国还要做到:通过自身的成长壮大来显示市场经济的益处,以此来推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其它国家的发展;控制自然资源和原料、金融和资本来源、市场以及特殊技术,以便通过经济相互依存的机制来加强对国际市场经济的管理与支配;在几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之间进行斡旋与调停。 
作为霸权保证自由经济发展的具体例子，吉尔平认为，在近现代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英国把世界经济引入了自由竞争时代;第二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建立了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为主体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前者被称之为“英国主宰下的和平”,后者被称之为 “美国主宰下的和平”。在英国和美国霸权主宰之下,国际社会从总体上来说享受到了安全与和平,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基本运转正常,世界经济有了极为顺利的扩张。
运转机制
在构建这一理论支柱时,金德尔伯格从经济学中引进了公共商品概念。他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同一国国内开放的市场经济一样,也存在公共商品。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公共商品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一视同仁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 
吉尔平认为,霸主国或领导者有责任提供这三类公共商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既然是公共商品, 必然会存在“白搭车”现象,霸权国必须在意识到此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支付因提供公共商品所需的一切成本。日本学者山本吉宣指出:“霸主国为使自己建立的国际体系扩展到全球去,就不能不以承担成本费用的形式来作出自我牺牲。这既是霸权国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体现,也是取得主要大国对其‘正统性’认同形成共同利益所必须的。”
发展趋势
吉尔平从三方面论证了霸权必衰。首先,他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权是建立在霸主国压倒一切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之上的,但是衡量一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标准,既不在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大小或对某种技术的垄断,也不在于资源上的自给自足,而是在于该国经济自我改造和对全球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但是这种创新和适应能力是很难长时间保有的。因为尽管市场力量的解放和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但是市场又是按其本身规律运作的。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是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新的竞争强国必然要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断面临后起者的挑战。这种挑战非常残酷,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来决定胜负。世界史上霸主国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战争为先导。自从资本主义问世以来,先是法国通过路易十四战争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后是德国再度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却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后起的美国则通过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英国的霸权,并取而代之。正如吉尔平所言,“市场力量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格局,破坏了霸权,开创了全世界最终必须适应的新的政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吉尔平接着又从收益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是在自身经济活动中加速衰弱的趋势。为了支付维持霸权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国家的经济剩余逐渐减少甚至消耗殆尽。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收益递减法则,霸权国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随着公共商品的数量增加,每一单位公共商品的边际成本增加而其边际收益则减少。用吉尔平的话来说“(霸权国)国内消费(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和为保护这种(自由经济)体制而付出的防务开支,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霸主国在经济上逐渐无力负担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进而迫不得已放弃霸主地位,让位于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竞争力的新兴国家。“白搭车”是吉尔平分析霸权必衰的第三个原因。“由于存在白搭车者,霸主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商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国对‘白搭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 削弱了霸权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感到沮丧,失去了为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欲和动力。吉尔平以欧洲和日本为例说明了白搭车对霸权衰弱的影响。战后初期至60年代,为了维护自由世界经济,美国使它的许多狭隘经济利益服从于盟友的经济利益,忍受了欧洲和日本对美出口商品的歧视。结果,美国经济为此大受损失,而欧洲、日本却迅速崛起并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