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井田
概念
井田――划分给一个矿井或露天矿开采的那一部分煤田叫做井田。
范围及长度
井田范围――井田的长与宽。
井田合理走向长度：
大型>7000m
中型>4000m
小型>1500m
井田划分
井田内划分为阶段和水平
把井田分成几条，条的走向平行于煤层的走向，每一条那就是一个阶段。
上下山开采时一个水平含有两个阶段。
阶段内的再划分
1、采区式划分——采区走向400—2000m，斜长 600—1000m；
2、分段式划分——只适合于走向短的井田，很少用；
3、条带式划分——<12度时应积极采用，一条一面。
井田制
概念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奴隶主使用。奴隶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井田，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
来源“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因夏而来。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 》载 ：“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当时的赋役制度为贡、助 、彻 。助即服劳役于公田 ，贡为缴纳地产实物。周行彻法，当为兼行贡、助两法。结合三代赋役之制来分析古时井田之制的两个系统，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需行助法者自当实行于夏、商时期。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当始实行于周代。周朝行助法地区仍沿用八家为井之制，惟改私田 、公田之数为百亩；而行贡法地区则将原为公田的一份另分配于人 ，故有九夫为井之制出现 。古时实行易田制（ 即轮耕制），一般是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以上所说井田之制，当为在不易之地所实行者，是比较典型的。至于在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等如何以井为耕作单位进行区划，已无法推知，井田之间立五沟五涂之界以便划分土地和进行生产。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 ，而只有使用权。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由于对夏、商 、周3代的社会性质认识各异 ，各家对井田制所属性质的认识也不相同，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 ，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但在承认井田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其存在是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公有作为前提这一点上则认识基本一致。夏朝、商朝时期实行的八家为井、同养公田之制，公有成分更多一些。周代以后出现的九夫为井之制个人私有的成分已增多，可以看作私田已被耕作者占有。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已有土地交易，土地的个人私有制至少在贵族之间已经出现。由此，自上而下，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耕作者的土地个人私有制。
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推行土地个人私有制。至此，井田制彻底瓦解。秦、汉以后，实行井田制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其均分共耕之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历代鼓吹井田思想者不乏其人。汉时董仲舒、师丹等提出的限田制，王莽时实行的王田制，西晋时实行的占田制，北魏和隋、唐时实行的均田制等，也都渊源于井田思想。宋、元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确立。虽然还有人继续鼓吹井田思想，但与其相类的方案已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推行，而只能在小范围内短时间存在。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
井田”具体内容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
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耕种。把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因为住在“国”(即城市)里，叫“国人”。国人不负担租税只负担军赋和兵役。他们平时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为军费。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他们受教育主要是军事训练和学习礼仪。这部分人是奴隶社会里的普通平民。他们表面上不受剥削，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奴隶社会的掠夺战争是十分频繁的。他们经常披征凋去打仗，自己家里的田园都荒芜了，因而破产负债。打了胜仗，掠夺来的土地和财富统归统治者所有，如果打了败仗，还有被俘沦为奴隶的危险。因此，国人的地位是动荡的。
奴隶主把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奴隶－－庶人。庶人因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奴隶主阶级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最愚蠢，所以也管他们叫“氓”。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奴隶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奴隶主的大田上劳动，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因此西周时期的“国”“野”对立，既是城乡对立，也是阶级对立。
春天到来，农事季节开始了。大批庶人全部被驱使到奴隶主的“公田”上去。天刚一亮，奴隶主指派的官吏(“里胥”和“邻长”)就分别坐在村口，清查出工的人数。晚间收工时也如此。早在冬天备耕的时候，就由“里宰”根据劳动力的身体强弱、年龄长幼，把每两个人搭配在一起，叫作“合耦”。两个人一对，一起劳动叫一“耦”。这种拼种方法叫“耦耕”。在大奴隶主的公田上，有成千耦、上万耦的劳动者。他们在田官(“田畯”)的监视下劳动，有时候奴隶主头子本人(“曾孙”)也亲自去田里监督。秋天，奴隶主大田上的收获，多得象小岛，象山丘，要准备好成千仓、上万箱去收藏。冬天农闲季节，奴隶们还要给奴隶主修房、打草、搓绳和干其他杂项差役；妇女要为奴隶主采桑、养蚕、纺纱、织帛做衣裳、缝皮袍，从白天干到半夜。奴隶主怕他们偷懒，还要把他们集中到-起，既省灯火，又便于监督。
井田制的瓦解春秋晚期，井田制逐渐瓦解了。促成这一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 
我国用铁始于商代。七十年代在河北荣城县和北京平谷县各出土一件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经科学鉴定，刃部都是用陨铁加热锻打成的。这样的铁器，自然是稀罕物。大概到西周末年，铁器多起来。所以《诗经·秦风》中出现“驷铁孔阜”的诗句，这是秦襄公（前777－766）时的诗。用铁形容马的颜色，只有在铁成为习见物之后才允许。大约春秋初期，已有铁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 徒四千为汝敌寮“一句，“ ”：是铁字的初文，可见当时官府铁冶炼的规模已相当大了。难怪到春秋末期，铁器在齐国已普遍使用。《管子·海王篇》记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一针一刀，……耕者必一耒一耜一铫。”从考古发掘成果看，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有铁条和铁块，长沙龙洞出土有铁削，长沙识字岭出土的铁臿，常德德出土有铁削，长沙一期楚墓出土铁臿、铁削数件，以上这些铁器都可确定为春秋晚期东西。这表明，在春秋晚期，我国南方也已使用铁器了。 
牛耕也起源于商代。甲骨文有“犁”之。可见，用牛拉犁启土，在商代就发明了。《国语·晋语》上提到，范氏、中行氏将宗庙的牺牲用来耕田。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伯牛名耕。晋国有个大力士叫牛耕。牛与耕相连，用作人的名字，反映出牛耕方法在春秋时期得到普遍推广。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了。 
农业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早在西周中期，就有个别奴隶主贵族为了额外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强迫奴隶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就是明证，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显著。争夺田邑、交换土地的记载也多起来了。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记述：矢人侵犯散国城邑，被打败了，便用两块田地向散国赔偿。周厉王时还有两铜器，一个是鬲攸从鼎，另一个是鬲从盨。前者叙述鬲攸从分田地给攸卫牧，而攸卫牧没给报酬，遂成讼事；后者叙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换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换，结果都顺利成交。贵族们土地私有的欲望不断增长，倒周幽王时，连公田都企图据为己有。周王再象原先那样从贵族手里收公田，就引起贵族们强烈的不满。《诗经·大雅·瞻卯》记录了当时贵族们牢骚：“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到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私田急剧增加。诸侯、大夫们富起来。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夺他们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郑国田地，就得王畿内苏仇忿生之田作为交换条件。贵族之间为田地争斗、诉讼，也层出不穷了。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却至与周争鄇田，公元574年晋却锜夺夷阳五田，却犨与长鱼矫争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公元前528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等等。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开辟和耕种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劳动力。而用奴隶制的办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公羊传》何休注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于是，一些顺应新形势的贵族为了招徕劳动人手，改变剥削方式，如齐国田氏向民众征赋税使小斗，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采取扩大地亩，而不增税额的办法，收买民心。这样，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归之如流水。”封建依附关系产生了。春秋时代见於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来的奴隶。虽然他们身份还不是自由的，但却不同于奴隶。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农民的前驱了。奴隶的逃亡，使一些国家的公由，“唯莠骄之”。“唯美桀桀”（《诗经·齐风·甫田》），变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左传》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征税。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整顿田制，视土地高下肥瘠，“量入修赋”，其后各国也纷纷效法。本来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旧秩序，但它们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已成的事实，从而事与愿违。在井田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缺口接二连三地被打开，井田制的瓦解崩塌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周代无井田制》井田制之有无，古今争辩众矣，然其所论多不从大处着想，博而寡。余今否认井田之说的最大理由，即周天子无土地授民是也。
周为封建社会，封建者何?即天子以土地，封授诸侯，建立国家者也。诸侯有封地，卿大夫有采邑，封地之使用权，非天子所有。即畿内之地，亦分赐卿大夫，亦非天子所有。全国土地、一再分割，所存无几，而谓天子以土授民，行井田制，宁有是理乎?
有论者曰天子虽无土地授民，然周已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可颁布法规，通令诸侯施行，不必亲以地授民而后可。是又不然，周之中央集权，是相对而非绝对，可能而非必然。天下宗周，固诸侯所承认。然周只能宗之，非真能命之，诸侯亦只能宗周，非真受命于周，所谓“朝诸侯而有天下”是也。诸侯与天子之关系，唯有一朝，不朝即无关系，天子亦即无天下，非如后世有君臣之义。诸侯内政，天子向不过问。事实上，亦无权过问。例如君位传授，鲁多行兄终弟及制，齐晋及其他国，则行父子相传，各随其便，皆不同周之传嫡制，又如到任呈报，齐太公五月，鲁伯禽三年[注1]亦皆听之。周无一定法规，诸侯亦不一定用周制，而谓井田之制，周能通令，行诸天下，又宁有是理乎?施行井田制，大前提必须是天子有充分土地，以及中央权力健全集中，而周于此两点未之能行，则井田制之实施，不知从何说起。
再观周代农业生产形态，从史书上亦未见大规模之庄园经济。亦未见小农场之井田组织。第一，大规模之耕作。《诗经》有“千耦其耘”(《周颂·载芟》)、“终三十里”(《噫嘻》)之耕作。井田之制，只有方里为井，八家之口八，八八六十四人，焉与三十里，焉有千耦乎?第二，大量之农作物。农奴为大地主耕作，收获丰硕，《诗经》有“千斯仓”、“万斯箱”(仙、雅·甫田》)，“万亿及秭”(《周颂·丰年》)之咏。即农奴本身，亦有“获之桎桎，积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周颂·良耜》)之收获。试问井田制，八口之家，能有百室乎?一夫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注2]，又能有如此收获乎?
此外，由周代土地封授制上言之，所谓井田制也难以成立实施。明代张燧言井田不可行云：“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再其次食七人，则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余夫，年十六则别授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亩，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后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均平乎。”(《千百年眼》卷一)可知授田须知地性人数。然在周代，此两点亦非易事，故井田制之实施亦非易事。
再从周代劳力上言之，井田制也难以成立实施。所谓井田之制，即“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注3]，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划)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文献通考·田赋一》卷一)由此可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井田之制，实不易行，且难以实施。
尝考井田制度，其成立的史料根据，最早见于《诗经》，次为《孟子》，再次为《周礼》。爰就于此三者论之。
《诗经·小雅·大田》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所谓公田，主张井田制者，即谓系井田中八家共耕之公田。其实不然。周为封建社会，天子有籍田，卿大夫有圭田，此即所谓“公田”，非井田中之公田。公田借民力耕种，所谓力役之征是也。且解公田为公侯等之公田，或公子公孙之公田，亦极有理。汉代犹称天子所有之田为公田，则公爵公子公孙之田，更宜物从主名。籍田、圭田，不过是天子诸侯所有田亩中之小部分，而大部分分赐农奴耕种，所谓“遂及我私”是也。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云云，不足为井田成立之根据。
次《孟子·藤文公》所言井田，更是托古改制，不足为证。考《孟子·万章下》云：“北宫苟问曰：‘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而闻也……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则孟子于周制，既未目睹，又未详闻，故于藤文公篇言井田制，一则曰“其实皆什一也”，又则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模糊含混，妄加推断，以致其实不实。周绝非助，完全错误。观其当时所言，不过对于藤文公问为国，陈说土地改革之意见。藤文公确是有为之主，好行仁政，时贤皆欲就见之，贡献意见。故除孟子劝其行井田制外，许行、陈仲子等，亦自楚之藤，劝其与民并耕。并耕之说，固是托古改制，井田之制，何独不然。所以孟子之言，亦不足以为周行井田制之据。
再说《周礼》言井田，更是自相矛盾，不足为据。井田范围，匠人遂人，有九夫十夫之异。[注4]受出单位，匠人遂人大司徒小司徒，有丁口家庭之别。同以家为单位，大司徒小司徒又有土肥瘠丁多寡之分[注5]，同为一书，其记载混乱不堪，矛盾百出，可知《周礼》为伪书也。所言井田实不可信，亦可知世之以伪传伪，其可已乎?
再有论者谓：若无井田，孟子何以有“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之记载乎?世又何以谓商鞅废井田乎?然废井田，非始于商鞅。《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引魏了翁之言曰：“井田一变于宣王之料民，再变于齐桓之内政，大坏于渠梁、商鞅之决裂阡陌。周人以厉、宣、幽、平并称，其有以夫!”且周实无井田，何从言废?故宣王料民，与齐桓内政，与井田何涉乎?商鞅决裂阡陌，又与井田何涉乎?改谓一变再变大坏，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记载商鞅之事，较可信史料莫过《史记》，然《史记·商君传》记其“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蔡泽传》谓其“决裂阡陌”，从无一处提及废井田之事。而且商鞅施政时，秦国尚未统一全国，纵有井田制，商鞅究有何权以废之，此不通之论也。战国之世，人口增加，且以诸侯混战，豪强兼并，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贫者地无立锥，社会问题至为严重。学者蒿目时艰，亟谋良策。儒家以孟子之流，主张行井田制；农家如许行之流，主张君民并耕；法家乃商鞅之流，主张尽地力，各种流派，呈方献计，不一而足。井田制，欲以口舌以舆论劝导大地主交出多余土地，分赐贫民，无异于与虎谋皮，空费心计，对牛弹琴。并耕论，欲求养尊处优之君主，与民共同劳作，使社会无剥削、无阶级之分，事实上，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亦难实行。法家认为：此类主张皆不合实际，反不如主张提高生产效率，尽地力以救民生之苦，方能解决人多土少之国情问题。商鞅决裂阡陌，即尽地力之教，实属仁心兼仁政，惠政而非暴力，于废井田何与焉。
至于孟子所谓五十、七十、百亩，亦不过是孟子惯用的口头禅，并非确实之数。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尽心上》则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两文所载事实全同，然《梁惠王上>谓：“五十者……七十者……”而《尽心上》则谓：“老者……老者……”可知五十、七十，不过老者之称，不能指为确数。因此，孟子所谓“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亦不能以确数指之。而谓三代田制之五十、七十、百亩，真为确数乎?而且三代赋税，所谓贡助彻，孟子谓为“其实皆什一也”。依井田制言之夏贡固什一，商助则九一，周彻又十一税一，[注6]，完全不同。又何况五十、七十、百亩之田制，皆与贡助彻无关乎?三代无井田，赋税当然不能准井田以纳，所以贡非什一，彻亦非助(见前孟子谓“虽周亦助也”)，助又非仅为力役之征。按贡可作贡献解，即下贡于上。初贡无定期，物无定品，品无定数，称有无而为贡。后始有定期、定品、定数。今之土司，尚行斯法。“助”为力役之征，音与“租”同。亦可作纳谷米之租税解。[注7]彻有数义，就周代租赋制而言，系指农人献无定期定额之物于上。换言之，即通量田地之所得，而取之于民也。它与贡和助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贡系指农人献无定期定额之物于上，助系农人献有定期定额之力和物于上，助与贡虽有轻重及确定与不确定之不同，但二者的征收方式，皆由下而上。而彻在通度田地，征取赋税，征敛之发动方面，全操于上，由上而下，与贡助异。
古代小国寡民，治权与族权合一，自当行贡法。后以疆土日广，人事日繁，政府组织日大，物产之主殖日众，自非行助彻不可。吾尝谓夏为部落社会，殷始建立国家，为封建社会，于赋税方面亦得一证。
综上所述，井田制度，大前提上观之已不能成立，而援引《诗经》，亦不足为证。再则《孟子》、《周礼》所言，尤为矛盾，五十、七十、百亩，又与贡助彻无关，世之好言井田，乐于信古，愿于此三致意焉。（摘自黄现璠撰《周代无井田制》，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八期,1941年3月19日；又载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325-3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井田：便器创新革命 做心中民族品牌第九届陶交会前夕，一直致力于“科技节水”的佛山市井田陶瓷科技有限公司传来好消息：井田推出了世界首创的真空虹吸蹲便器和超大型公共卫生间产品、具有世界水平的多功能小便器。前者是将马桶构造原理应用到蹲便器上来的科技成果；后者是世界上第一个落地式一升水全自动冲洗虹吸小便器，具有立体冲洗、自动吸水、隔臭等功能。两者均采用CIQ系列高科技感应水龙头，采取“锂电池感应”技术，实现了产品的全自动化和感应技术人性化效果。 
在井田陶瓷的总部展厅，一头弓着背，奋力向前的“大红牛：斗牛头、狮子尾巴、东北虎脚、稳稳地踏着黑色的泥土，醒目地亮相于世人眼前。墙上挂着梅文鼎大师的题字“井井有源，田田通泽”以及井田人的自勉“自信是不可战胜的，只有行动才能超越自己”。此外，展厅内洁具产品部署个性、独特，既有井田的“鸟巢工程”展示，又有“万里长城永不倒”作后盾，且古典乐声环绕着整个空间，处处渗透着东方民族的气息。 
陈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科技创新是井田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此次推出的新产品是井田的第五代产品，使用比市面上流行的电池要小得多的锂电池，耐用、且芯片小，这是井田一项伟大的改革。此产品实现了1升水冲洗虹吸小便器、真空虹吸蹲便器，应用大气自然压力的原理，先在喷水装置的后面隐藏一升水，只需感应到一点小小的自然压力，便能实现真空虹吸、高压喷水的效果。这是陈总在回忆小时候，家乡鱼塘抽空水后捕鱼的情景获得的灵感。 
陈总透露，井田第一代产品是机械化产品，使用的是塑料材料，因其“关节”部位容易磨损，于2004年开始实施召回，直到2006年才将最后一个第一代井田产品成功召回。此举开创了卫浴洁具企业实施产品召回制度的先例。第一代产品的内在机械装置应用了厦门大学陈教授的专利。而井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尽管都进行了技术改进，实现了从人工机械化到全自动的过程，并在节能节水方面有很大的改进，却因未能很好解决顾客房子地下管堵塞的问题而被井田人压在仓库里，都没有上市。 
“井田人做就要做最好的产品，做心中的民族品牌。不会将自己不满意的产品上市。”陈总这样对记者说。 
现在，井田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五代卫浴产品已经开发成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成功的磨练后，真空虹吸、喷洗技术已经被井田人运用得淋漓尽致。陈总表示，“中国的马桶太厉害了，要打造自己民族的品牌，虽不敢说从井田开始，但我们已经在奋斗。”至此，CENTY（井田）“一切尽在节水中”已经吹响了崛起的号角！
红军老战士井田
简介井田，男，汉族，陕西省子长县人，1919年12月2日出生，曾用名：井润田。1935年9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简历早在青少年时期，井田同志就立下救国救民的壮志，加入少年先锋队，毅然投身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井田同志加入陕北红军后，曾任军委总供给部政治处副青年干事，参加红军西征；1936年10月起，历任前敌总指挥部二局译电员，军委二局组长、股长、副科长、业务主任、研究员。参加过延安整风、延安大生产运动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粉碎国民党第一、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特别是在红军东渡黄河、转战陕北、战略决战的历史时刻，井田同志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及时向党中央提供准确可靠的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为保卫党中央、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起，井田同志历任晋察冀、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局第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科长，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二局一处处长。参加过攻打石家庄，攻克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解放汉口、长沙等战斗和平津、衡宝等战役。在工作中，他刻苦钻研业务，以高超的技术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在对敌斗争的技侦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全国解放后，井田同志于1949年10月任军委工程学校办公室主任，1950年5月到马列学院系统的学习了4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54年1月任军委公安部队干部任免处处长。　1954年10月任中华造船厂第一副厂长时，他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大胆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生产，重点抓生产质量，提出了许多创建性的意见，为工厂完成国家计划和利润创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8年5月，井田同志到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学习。1960年7月任上海船舶制造学校校长，他努力工作，身体力行，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学校建设上，他提出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狠抓教师队伍和校风建设，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船舶工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得到师生、员工和学生家长的好评。
1971年5月，井田同志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宜昌指挥部副总指挥，1973年5月任第九设计院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调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重点抓基建和财务工作，在情况不熟、矛盾较多的情况下，通过拨乱反正，抓领导班子建设、队伍整顿、制定规划等，取得突出的成绩。
1981年5月，井田同志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人事教育局局长，1982年6月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人事部负责人。他深入基层，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倾听各方面的建议，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坚持干部的德才标准和“四化”方针，狠抓领导班子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发现和培养年轻干部，积极稳妥地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劳资、教育制度的改革，为顺利实现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的教育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井田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在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中，他政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爱憎分明。“文化大革命”期间，井田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达三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身处逆境，依然坚贞不渝，坚信党、坚信真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1983年12月，井田同志离休后，依然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他被国家经委经济研究中心聘请为研究员，义务为国家经济改革进行探索。他不辞劳苦，忘我工作，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6月19日5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评价井田同志在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始终保持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从军队转业到造船系统后，他以党的事业为重，毫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革命工作倾注了满腔热血和全部智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中国的造船事业，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和爱戴。
井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忠贞不渝的奋斗精神，严谨求实的革命态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骄不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开朗豁达的乐观品格，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在生活上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家属、子女的崇高品德，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井田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党的事业失去了一位优秀干部，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前辈、好同志。我们学习、怀念井田同志，要学习他追求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革命品质；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鞠躬尽瘁的革命情怀。井田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那高尚的思想品德和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永远怀念。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集团公司党组的领导下，为实现集团公司“五三一”奋斗目标，为把我国早日建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和造船强国而努力奋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