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化之
人物简介
  梁化之梁化之（1905—1949），名敦厚，字化之，民国山西最后一个省主席。为人儒雅温和，极为聪明。193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院英文系。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在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逐步成为山西政坛上新兴的活跃人物。曾被山西的第二号人物赵戴文老先生评为山西的青年领袖，1936年任“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同年9月任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是中共和山西合作抗日的关键性人物。十二月事件后成为众矢之的，后来转化为一个反共特务头子，掌管党政，成为阎锡山的接班人，1948年任特警处中将处长，1949年任山西省代主席，是年4月24日太原失守，在省政府服药自杀后焚毁遗体。成为台湾所吹嘘的太原五百完人之首。阎锡山手下很多亲信，后起的像王靖国、孙楚、吴绍之、薄毓相、邱仰濬等虽也是登堂入室，可总比不了梁化之来得知近。
山西青年领袖
山西省定襄县人，生于1906年。7岁入小学，兼读经史；16岁入川至初中；25岁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系。梁化之之父梁世爵系阎锡山之姨表兄，是个立宪派，山西兵变之后选举都督，很多人都推选梁善济，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火了，跳上了桌子，手里拿着一把手枪，说谁不选阎锡山就杀了谁，于是，阎锡山就当选了，一下子统治了山西几十年。可是，阎锡山并没有因为父辈的这段恩怨而怠慢梁化之，梁化之成年之后仍旧成为阎锡山的培养对象。
1931年夏，踌躇满志的梁化之走出校门。这时，阎锡山尚在大连的海滩上漫步。由于政局的动荡，梁化之举足四望，静观时态发展。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后，梁化之举起的脚匆匆落地，一步跨进太原绥靖公署，当起了阎锡山的机要秘书。初出茅庐的梁化之雄心勃勃，忠诚服务，参与机要，日夜辛劳。大学时代公认的“革命精神，领导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个人的才具和工作精神，加上阎锡山的赏识与提携，梁化之很快就成为山西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时之间，阎锡山的私人印信和特费开支，都由梁化之掌管；一切机要公文都必须要梁化之盖印方可生效；阎锡山的一切特别开支，包括给“御用团体”的津贴等费，都由梁化之统一经管。梁化之可以说是阎锡山的一只须臾不能离开的手。在替阎锡山掌管印信机要的同时，梁化之一步一步地介入到了组训工作之中。从1932年开始，阎锡山资助的各团体纷纷成立，由于经管着阎锡山的特别支出费用（简称特费），梁化之与各群众团体就有了必然的联系（各团体的活动经费，定期由专人向梁化之领取）。及至公道团成立，阎锡山对全省人民实施组训，责成梁化之负责督导。1936年春，自强救国同志会组成，阎锡山自任会长，赵戴文为副会长，梁化之以绥署秘书兼任总干事，负实际主持之责，统一领导各大小团体。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梁化之由阎锡山幕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变而为山西政治舞台上新兴的活跃人物，可谓平步青云。春风得意的梁化之，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气概。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平心而论，梁化之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阎锡山表侄的身份只是他平步青云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但由于阎锡山对他的高度信任使他包揽了太多的事务，一天忙个不停，显得力不从心，为此得了个“志大才疏”的评语（薄一波语）。梁化之的缺点阎锡山也看得很清楚，薄一波进入山西之后，阎锡山让梁化之多接触一下薄一波，阎锡山自己说过：“我要是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就可以纵横天下了。”薄一波早年在山西闹过学生运动，那是名人之一，计谋上不比以前的傅懋功（彭真）差，阎锡山是早有领教的。阎锡山对梁化之说：“你要是有薄一波的能力你就可以做青年领袖了。”
抗日连共的失败
虽然山西政坛之上对梁化之这个人有着广泛的非议，但是，阎锡山对梁化之的信任却是有增无减。1936年夏，自强救国同志会组织“暑期健身团”，利用暑假，对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和政治的训练，梁化之负政治训练之总责。暑期健身团结束后，阎锡山将其训练班的领导机构改为军政训练委员会，作为常设的军政训练机构，阎锡山自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兼政训主任。这年9月，由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一部分骨干分子发起，阎锡山首肯，牺牲救国同盟会宣告成立。梁化之再任总干事。
牺盟会成立不久，鉴于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山西面临历史性选择的关键时刻，阎锡山以“守土抗战”相号召，与共产党化干戈为玉帛，邀请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等由北平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合作抗日，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山西逐步形成。在此期间，梁化之成为代表阎锡山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的主要人物，阎锡山和薄一波（梁与薄同为定襄县人，又是邻村，高小时的同学，最主要他们还是表兄弟）中间的联系人，参与了牺盟会从改组到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公开的）。大约在1936年9月间，薄一波第一次回山西。在邀请薄一波回山西的同时，阎锡山就责成梁化之具体负责联系。薄一波在太原进行了40天的左右的考察，考察期间，一直没有同阎锡山见面，只与梁化之联系，阎锡山通过梁化之掌握事态的发展。11月初旬，薄一波正式到太原工作，梁化之继续担任联系人。据薄一波回忆：“当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指阎锡山当时所面对的日、蒋、共三种势力），开始构思新策略的时候，梁化之一度曾有积极表现，发表过一些进步的言论，因而被阎身边的顽固势力看成是‘左派’人物。梁是我的同乡、同学，看到阎锡山对我的‘重用’，也一直想交我这个‘朋友’。阎锡山着意培养梁做他的接班人。梁有意借助我来提高他的威信。对于我讲给他的我们所做的‘具体工作’，他都向阎报告，并到处宣传；有时他也将阎锡山的一些内部情况告诉我。……阎锡山此时十分需要我，生怕我路途离开，让梁多做些工作。有一次，梁装做喝醉酒的样子，问我：‘你帮助阎先生做事，同延安合作，如果山西的事情最后不成功，你怎么办？’我说：‘叶落归根，我就回延安去。’他说：‘我也去，我在延安也有朋友。’还有一次他对我说：‘阎会长讲，小盗偷东西，翻箱倒柜，偷一两件就走了；大盗不偷则已，要偷，那就连箱子都搬走。’我马上对他说：‘我要做就做大盗，搬箱子。’这些话他都报告了阎。阎说：‘一波说的是实话。他要干，就把山西搬走了。’对我说老实话很满意，认为我不会贸然离去，才放心了。后来梁化之又把阎的话告诉了我。” 
薄一波等到山西以后，首先接管了牺盟会，并对其进行改组，以抗日救亡工作者的名义吸收进了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共干部，使之在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改组后的牺盟会里，梁化之以总干事的身份参与工作，薄一波作为负责人领导实际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兵锋直指山西，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梁化之随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转退至临汾土门。大敌当前，创巨痛深，阎锡山审时度势，决定：一、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任梁化之为总干事兼组织处长；二、成立战区政治处，任梁化之为处长；三、设立随营军事政治学校，任梁化之为教育长；四、设立民族革命青年训练学校（民族革命大学），任梁化之为教育长。一时之间，梁化之一身而四任，总揽二战区的政治、组织、训练。
1936 年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到太原活动,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梁化之是彭与阎的惟一联系人；周恩来同志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发动民众抗日，也是梁化之迎送接待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到太原后，刘少奇同志在太原也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共产党领导人顾全大局，不计前嫌，赤诚抗战的精神，无疑对梁化之是有深刻影响的。在梁化之建议下，阎锡山决定组建一只不同于现有晋军的抗日新武装……决死队，在领导人选问题上，阎锡山听从了梁化之的建议，任用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薄一波，于是，一只五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决死队成立了！而这只武装以后又是中共120，115师的干部来源。山西建立牺盟会和新军后,
梁化之又是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之一，经常同薄一波、刘岱峰、韩钧、董天知、纪雨秀等共产党人打交道。
1938年2月临汾失守后，鉴于山西新派（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越抗越强，旧派（山西旧有势力）的越抗越弱，阎锡山逐步放弃支持新派发展的做法，开始采取“扶旧抑新”的方针。梁化之亦随之改变，虽然他名义上仍是牺盟会、决死队的领导人之一，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在一步一步地变化着，由从内部限制其发展，进一步发展为积极策划进行瓦解、破坏和夺取领导权的活动。尽管如此，代表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的特殊身份，新派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梁化之成为二战区内旧派势力的众矢之的。“晋西事变”发生后，梁化之因此而遭受到纷至沓来的批评和指责，地位和影响一落千丈。“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不利形势下，梁化之自动引退，辞去所有职务，于1940年春季到了重庆大后方。
梁化之的民族气节
梁化之是阎锡山最亲信的人，对阎十分愚忠，是辅佐阎在山西推行特务统治的罪魁祸首。后来的研究学者从梁化之遗留的一本日记中发现，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没有盲目追随阎锡山勾结日本侵略者，没有跟阎锡山、王靖国等一伙妥协投降派同流合污，而对他们的降日活动表现出了愤懑和反对, 甚至冒杀身之祸奉劝阎锡山不向日军妥协投降，不当汉奸。梁化之敢于放胆向阎锡山进言，至少说明他还是有一点爱国之心的。
1940 年,阎锡山由陕西宜川秋林镇东渡黄河进驻吉县克难坡后，首先对其干部进行所谓“洪炉训练”，灌输“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降日理论，接着便派人与日军联系，积极进行对日妥协投降活动。梁化之在1942 年4 月4 日的日记中写到“闻敌于西樵(梁上椿) 来时即带来三条件：一为宣布脱离重庆政府，二为发表宣言，三为与敌人负责人晤面。”梁在同年10 月9 日的日记中又写到:“前年，迪吉(刘迪吉) 由此返籍接母,，经太原为象乾(伪省长苏体仁) 所知， 颇蒙优遇，并托以重责。归后向长官(阎锡山) 陈述后, 即奉命往太原,年余来即专做此事。” 
这就是说，梁上椿、刘迪吉、梁延武、白太冲等频频往来于太原、吉县之间，就是为阎锡山勾结日军穿针引线，进行各项准备。经这些多方活动之后,阎锡山认为与日军妥协投降的条件基本成熟，遂于1942 年5 月6日在吉县安平村与日酋会面，即为臭名昭著的“安平会议”。
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梁化之在同年5 月13 日的日记中写到:“据印甫(赵承绶) 密告冠洋(李江) 云，司令长官于4 日离吉即赴三猴(镇) 等前方视察，抵安平后伪省长苏象乾氏偕敌驻天津、太原之司令及参谋长与司令长官会面，并带驼(驮) 骡200 头，载法币6000 万，伪币4000 万。谈会自12 时至下午4 时。我方参与者为赵印甫、王治安(王靖国)、吴绍文、梁延武。谈话内容彼要求司令长官脱离中央，共同剿共，反对英美。如能做到先将此一万万元留下,并由汾阳交枪两万支,以后有何困难彼均帮助。.. 问题之症结在敌要求立刻通电表明态度，司令长官不允。敌退出后复由象乾单独谈,未得结果，不欢而散。司令长官即返克难坡, 敌复运其款项返太原复命。” 
“安平会议”的丑闻传出后，阎锡山向日军妥协投降罪恶行径更大白于天下，遭到人们包括其统治集团内人员强烈的谴责和反对。梁化之在日记中写到:“宣传二年来之事,今日已得一结果。此事过去在山西参加与发动者为治安,参与者为印甫、绍之、延武及铁血团各军干。” “设有不幸,(司令长官) 为大家一时之蒙蔽,则司令长官历史上将如何? 我自己将何以自处? 吾愿忠于司令长官,吾更愿忠于中华民国。吾子孙均为中国之民众,设不幸出此,誓愿以生命劝司令长官, 并以报国家也。”实际上在“安平会议”前的3 月17 日晚梁化之就曾劝阎说:“大家只欲安富尊荣，不惜置你于何地, 甚有愿你作汉奸者, 请早筹, 免使临时无办法。”
4 月11 日,梁化之出任隰县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临行前又将对阎的怀疑和盘托出，言未尽,“司令长官大怒,威气斥责谓：次陇(赵戴文) 是个书呆子, 你比呆子还呆。你想想我的历史,我是如何的人,我如投降你们还能存在。你们如此真应该死。你们真是一伙小孩子。你想我的骨气如何? 你们岂能赶得上。你们岂配做个死节的人,次陇也不配.. 被斥后心中虽忐忑不安,但对被斥之因认为应该,我不应当以轻视污蔑之词加诸长者上,尤不宜动此心,但对谓只有司令长官配我们决不能(配) 死节一语尚未承认也。” 
梁化之在1942 年3 月29 日的日记中写到:“ 临汾失守,各军人均拟退河西抗敌,是时我以誓死不渡河之号召(此语为薄一波来电请示时对时局之主张,我代拟一电内有‘宁在山西牺牲,不在豫陕流亡’,即以誓死不渡河为中心口号),坚定了青年及一部军政(人员) 抗战决心。” 
尽管说,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阎锡山统治集团内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他军政要员包括阎的老臣、省主席赵戴文等也都对阎的亲日倾向不满,但他们也只能把不满、愤怒和反对压在心底。1942 年4 月7 日梁化之日记中引用了赵戴文的一段话:“以前我有句话未说我决心,我们今后如政治上面走途径,时臣年已70 余,不愿再做他事,黄河即我葬身地矣。”真正敢出面直言的却为数寥寥。因此,可以说梁化之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方面是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突出的人物。
梁化之走向反共
由于李冠洋等的背后撺掇和阎锡山的顺水推舟，1942年前后，梁化之重现二战区政坛，出任隰汾中心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主任。1939年，梁化之曾借到重庆受训之机与戴笠有所接触；引退期间又对军统特务系统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回到二战区后，很快就把军统的一些做法推广开来。战工会是阎锡山鉴于“晋西事变”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出现严重裂痕，与日本军方接触又不了了之，面临两方面作战的形势下，专门针对共产党、牺盟会、决死队而设立的政工组织，分为五个战地工作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附一个战地工作团，梁化之任主任的隰汾区战工会是其中之一。梁化之就任隰汾区战工团主任后，秉承阎锡山的旨意，依靠曾经是共产党组织成员的张亦山，破获了在战工团内工作的民大毕业生中的学习小组“晋西青年进步志趣组”（一说是“青年读书会”），扣捕了中共隰县地下组织的部分人员。事后，又总结出“断归路、辟前途”，“以伪肃伪”的所谓经验，并推而广之——梁化之以他所掌握的民大学生为主干并配备一批背叛共产党的组织的人员，编成五个工作组，在“隰汾区战工会”所辖隰县、大宁、永和、汾西、灵石五县，展开了全面的特务活动。以此为标志，阎锡山的政治工作逐步蜕变为特务活动。在此基础上，1943年7月，经阎锡山批准，在梁化之主持下，由“隰汾区战工会”改组，形成了统一的“肃伪”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接着撤销了各区的战工会，梁化之以流工队主任主持特务系统，成为二战区的“戴笠”。
与此同时，随着“文人组织”“进步保证组织”和文武两大势力相互对峙局面的形成，梁化之二战区文人领袖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两大势力势均力敌，相互制约，正是奉行“二的哲学”的阎锡山所希望的——前此，梁化之受打击，王靖国的铁军组织得势，有尾大不掉之嫌。现在利用梁化之制约王靖国是一步绝好的棋路。在此背景下，梁化之由于得到了阎锡山的支持进一步得势，王靖国则相反。在此长彼消中，1945年2月，阎锡山在吉县主持召开了同志会第四次全体基干大会。大会在阎锡山的授意下，选举梁化之为执行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取消过去的高干驻会制，实行高干分职制和工作委员会领导制。自此以后，梁化之一人掌握了同志会的实权。阎锡山一直把同志会“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或团体来看待”，并且认为“如有机会时，也可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所以，同志会之于阎锡山等同于国民党于蒋介石，阎锡山把同志会交给梁化之来掌管，除了无以伦比的信任之外，应该还有不言自明的用意，这就是把梁化之看作他的“接班人”。
1945年以后，由于晋西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和阎锡山的进一步扶植，梁化之的地位和权力继续攀升，进而成为一手掌握政府（从1947年秋开始，代为处理省府日常事务。1949年3月，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同志会（从1945年开始一直为执行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特务组织三大系统。其特务组织流工队于1946年3月扩编，组成“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其在晋西推行的一整套“肃伪”活动，变本加厉地演化成所谓“净白阵营”、“三自传训”等极端手段。
阎锡山曾经在统治末期成立一个太原绥靖公署特别警宪联合指挥处，由梁化之担任处长，中共叛徒徐端担任副处长、代处长。这个机构非常血腥，杀人的特点是和新疆盛世才学的，先是把犯人提出来，脑袋上套上大麻袋，然后，兜头一闷棍，后心再一闷棍，等揭开麻袋以后，犯人早就遍身青紫，七窍流血而死。后来，梁化之抓到赵宗复（赵戴文的独生儿子、中共党员），徐端就主张这么给赵宗复办理，梁化之不同意，他说：“老主席（赵戴文长期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人称老主席）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能让他绝后啊。”若干年之后，造反派就没有梁化之这副心肠，愣是让赵戴文绝后了，赵宗复死于文革。
梁化之与太原死守
1949年3月28日，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得铁桶一般的太原城中，阎锡山接到了李宗仁拍来的电报：“和平使节将于31日飞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次日，阎锡山飞南京。离开太原之前，阎锡山指定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阎锡山走后，梁化之以山西省政府代主席、五人小组之首主持一切，所有请示报告与阎锡山的机密指示都必须先通过梁化之之手。在此期间，他不断地与阎锡山函电往来，通报情况，请教机宜。4月19日，梁化之电报阎锡山：“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寄希望于陈纳德的飞虎队。4月21日，梁化之在电话中与阎锡山讲：“匪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阎锡山临行时，曾提出要梁等学习古代齐国田横五百壮士。之前，亦曾一再强调：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高干们传阅电报后，无人表示意见，梁化之看后，面色惨白，两手冰冷，薄毓相握住他的手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吧”，梁化之惨笑无语。谁都知道，太原的守或降，主要取决于梁化之与王靖国，孙楚私下里说，表面说是可以投降，但其实还是想让我们死守到底。首先，太原孤军的顽抗已经是无谓的牺牲，阎锡山不能不对依然为他血战的将士们有所表示，允许他们投降以保全生命，但他自己又不愿担负下达投降命令的名声，依然希望太原杀身成仁，完成他心目中的涅盘，所以他又寄希望于王靖国与梁化之，让他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顽抗到底。 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动总攻击一举成功。希望彻底破灭的梁化之令手下副官备汽油及木柴于省府院内之钟楼侧。随即，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之中化为灰烬。梁化之自杀前的心声：“别人都可以投共，唯独我不可以。。。因为我过去跟共产党的关系太密切了。。。不死无以明志。”
在付以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为顽固、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和平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权势，而阎锡山政权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也不得不让他三分。共产党总攻前夕，赵承绶想进城劝降，王靖国在拒绝投降的同时也劝说赵承绶不要进城，以免被梁化之杀害。在梁化之自杀的前后，其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亦先后服毒和开枪互击，结束了生命。阎锡山到台湾后，为了鼓舞士气，遂以此为素材，建成“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1949年5月18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写给李宗仁的一封长信中，曾对阎锡山守太原有过这样的评价：“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焉”。
梁化之与阎惠卿
  梁化之没有做青年领袖，倒是做了阎锡山的“同情兄”（《围城》中解释同情兄就是同一个情人的兄弟的简称）。阎锡山有个堂妹，也就是他二叔阎书典的五女儿阎惠卿，五妹子阎惠卿号称是山西的“宋美龄”，她的父亲阎书典可不是省油的灯，外号“二砖头”，是一个典型的土豪劣绅加无赖，阎书典和他的哥哥也就是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不过，阎锡山对他的二叔还算不错，邱仰濬就是阎书典推荐给阎锡山的，二砖头给阎锡山说：“仰（指邱）才堪大用，不信可调来一试。”以后，邱就平步青云了。梁化之经常出入阎锡山的住处，日久生情，以后居然把五妹子阎惠卿给“办”了，不少人都知道，可就是瞒着“老汉”一个人。
要说这个阎惠卿确实不是一般人物，阎锡山对她百依百顺，沈醉回忆当初戴笠千方百计的想打入山西，一直不得手，以后从内部得知消息说阎锡山宠着阎惠卿，于是，戴笠就从阎惠卿身上打主意，结果，山西的事情因此好办的多了。（详见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后，阎锡山逃往南边，把山西留给梁化之打理，用章士钊的话说：“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梁化之也知道末日来临，就终日明目张胆的和阎惠卿姘居，以后太原被攻陷，梁化之学习希特勒与埃娃的模样，和阎惠卿一起服毒自杀，然后由亲信把他们的尸体烧毁。
太原解放后，梁化之、戴炳南和被捕的共产党员赵宗复是共产党重点查找的三个人，根据梁化之卫士的交待，共产党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经医学专家检验无误后方才向党中央确认梁化之已经自杀。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改革开放以后，梁化之的儿女从美国归来为父亲扫墓，但因为城市建设的扩展和地形的变化，当年负责埋葬的人员终究未能找到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墓地。
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
梁化之的家人
梁化之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与定襄龙门村人宋兰英结婚，宋兰英不识字，结婚后在家侍奉公婆，料理家务，养育子女，心直口快，热心待人，深得祖父疼爱。梁化之育有七子：秀莲，莲香，安仁、守仁，秀蓉、秀雯，志仁（莲香于五岁时因病去世）。 一九四八年，梁化之妻子为女儿秀蓉治疗口角皮肤癌前往天津，其他子女乘暑假之便，从太原到北京探母，从而在太原战役中逃出一命。此后北京，南京、太原相继解放，梁化之妻子及子女因此定居于北京。 文化大革命对这个家庭又是一次毁灭性地摧毁！宋兰英与小儿子梁志仁被下放回老家定襄，不满十八岁的小儿子要干最苦最累的活，还要带上二十斤的铁牌子在各村游斗！宋兰英也是个极刚烈的女人，一日，宋兰英和小儿子一起下地干活，她对儿子说她要先回去一下，儿子并没在意。回到家里，她给儿子做了饭，热在锅里，然后喝下了早已准备好的农药而死！女儿秀蓉在北京与丈夫因绘画詹天佑漫画，被批有丑化毛主席之嫌，点名批斗，受尽苦难，最后夫妻丢下八个月大的儿子，在丰台火车站卧轨自杀。其余子女也都历尽批斗艰辛，但所幸是保全了性命。梁化之的大儿子梁安仁，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只身一人自北京经绥远等地辗转逃至广州，后随阎锡山到台湾，是年十五岁。初就读师大附中，后转学中坜中学。一九五五年考入台湾海军官校，一九五八年因病退学，转入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先在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工作四年，后又转教育部文化局工作四年，一九七二年经日本、加拿大、辗转一年多后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抵纽约，改学冷暖气维修，在医院工作二十余年，于一九九九年七月退休。梁化之的小儿子梁志仁在山西期间与一北京女知青结婚，并有了两个儿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费了番周折，他们一家回到了北京。薄一波此时已官复原位，念旧的薄老给了他们帮助，找了房子，也安排了工作。薄一波去世，薄熙来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请梁化之的大儿子梁安仁从美国回国参加葬礼，事后还把梁安仁和梁志仁接到家里叙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