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恩孚
简介
杨恩孚，营养学家。北京人。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  杨恩孚1947年至1949年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系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研究员、粮食部特别顾问、中国生理科学会常务理事。九三学社社员。长期从事食品营养成分的分析研究。参加了《英汉医学词汇》一书的审定工作。著有《野菜与营养》。
人物履历
1908年8月18日　出生于湖北京山。
1930年　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30—1934年　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助教。
1934—1942年　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2—1946年　任上海葛氏药厂技师。
1946—1947年　任上海国防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官。
1947—1949年　为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研究生，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9—1956年　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营养学系主任、研究员。
1956—1977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研究员。
1977年8月15日　因病在北京逝世。  
生平概况
杨恩孚又名恩福，祖籍浙江绍兴，1908年8月1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3岁时，举家迁至北京。其父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清华学堂（现清华大学前身）谋得职员的职位，因受当时“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尽管他收入微薄，但仍鼓励子女多读书、多求学。 
杨恩孚8岁时被送进教会办的育英小学，入学不久便展示了聪颖的天资，他特别擅长于数学，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到了高年级，班里不少同学都请他帮助辅导算术。他的其它各门功课在班里也名列前茅。由于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即被保送到教会办的通县潞河中学。1926年，杨恩孚结束了5年的中学学业，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金，被选送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他原打算进数学系，后因“实业救国”的思潮的影响促使他进了化学系。这时他的学习更加刻苦勤奋。由于来自教会学校，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他除了努力学习化学以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有关生物学、物理学方面的书刊，这使得他的知识更加充实。杨恩孚是学校的高材生，大学刚毕业，就被化学系主任推荐给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生物化学家吴宪教授所在的生物化学系担任助教。在协和医学院期间，他除了做好教学工作以外，还进行了蛋白质、肌肉和血液方面的生化研究，在吴宪教授指导下，曾发表论文7篇。
1934年，杨恩孚应邀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大部分时间从事食物和营养学领域的科研课题。当时在以大米为主食的江、浙一带，他发现那里“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患者较多，为了预防此病的发生，他对稻谷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建立了硫胺（维生素B1）的测定方法。他建议人们在洗涤大米时，不要时间过长，不要用力搓，以尽量减少硫胺的损失。此外，他还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开展了用豆腐、米粉和鸡蛋做婴儿代乳食品的实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不久，战火便蔓延到黄浦江边。这时，雷士德医学研究所难以为继，外国专家纷纷回国，杨恩孚的科研工作也被迫中断。抗日战争期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联合了几位不同专业的朋友，在上海筹办了一个葛氏药厂，主要生产疫苗和血清类制品，为当时医药界作出了贡献。
1947年，英国驻上海文化协会招收赴英留学人员，杨恩孚通过严格考核，被择优录取。同年8月，他赴伦敦，进入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营养系做研究生。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学习和工作，在研究时，他认真细致，严格操作，根据大米不同的碾轧时间，摸索出了既能保留维生素最高水平，又有助于胃肠道充分吸收的适宜碾磨度，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毕业时，他以《稻米的加工方法对其消化率的影响》的优秀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杨恩孚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于1949年9月回到北京。不久，他被卫生部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担负组建营养学系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为建国初期的粮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他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的邀请，率领工作组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指战员寻找确定富含维生素的部分野菜以代蔬菜，从而，保证了广大指战员的健康和战斗力，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嘉奖。1952年，他还荣获中国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奖章及北京市劳动模范奖章。
1956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改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成立卫生研究所，营养学系归属该所。杨恩孚仍担任营养学系主任，除了继续领导和从事科研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制订国家有关发展科技政策方面的社会活动。在卫生部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杨恩孚作为营养学界的代表，出席了国家科委召集的“医学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及经济发展前景，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改善中国人民膳食营养的设想，并亲自参与了此规划的制订工作，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远见卓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杨恩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他身处逆境，屡遭磨难，历尽坎坷。但他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始终充满信心，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以大局为重，依然默默地坚持工作。1959年，进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一次营养调查，杨恩孚不怕艰苦，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农村地区，冒着—30℃以上的严寒进行现场调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72年，杨恩孚从江西省卫生部“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技术情报室工作，担任《国外医学参考资料·卫生学分册》的编辑。对他来说，这是个新的工作领域，但由于他医学功底扎实，知识广博，并能及时捕捉国内外有关科技信息，掌握最新研究动态，因而提出了一些很有预见的建议。在他的主持下，确保了该刊物较高的学术质量，广大读者普遍反映该刊物对科研工作有指导作用，受到他们的好评。
1977年，杨恩孚身患癌症，体力日渐不支。当时，他和邓家栋教授等共同编著的《英汉医学词汇》尚未脱稿，任务相当繁重。但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在医院的病榻上，以颤抖的手翻资料、写注释，继续他的编著工作。在他生命垂危时，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主任陈阅增教授去病房看望他，他不谈个人的病痛，而是满怀深情，不无感慨地说：“现在形势很好，可是自己再不能为祖国建设出力了，今后的关键问题是培养干部、培养人才，现在这副重担落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努力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在场的亲友无不为他这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涕然泪下。最终，他还是以抱病之躯，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完成了《英汉医学词汇》的部分编纂工作，作为他留给人们的最后礼物，充分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科学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高尚情操和无私奉献精神。
营养学中心
1949年9月，杨恩孚从英国回到北京后，受命到中央卫生研究院筹建并领导该院营养学系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人民政府接收了南京国民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当时经费短缺、物资匮乏、人员少、设备旧，虽然有几名营养学研究人员，但学科不配套，职工结构不合理，很难开展深入系统的课题研究。面对着创业的许多困难，作为系主任的杨恩孚到处奔走，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反复强调营养素作为一种物质，对增强人民身体素质，提高健康水平，振奋民族精神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力求唤起社会各界对营养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方面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他注意延揽人才，积极物色肯钻研、有抱负的优秀人员。他还与系内有关领导互相配合、紧密协作，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仪器增添、课题审查，都深入了解研究，认真落实。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他直接和间接地培养了一批营养学专业人员，该系由最初的十几个人，扩充到70多人，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专业科技队伍。营养学系也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的、具有培养博士研究生水平的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的科研基地。1986年4月，正式成立了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杨恩孚作为主要的奠基人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维生素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未满一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中国援助朝鲜的主要通道鸭绿江大桥屡遭敌机轰炸，军事物资不能及时调补，后勤给养的运输也遇到极大困难。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的饮食中没有蔬菜，缺乏维生素，为解决他们的维生素供给问题，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  营养素部的邀请，杨恩孚率领工作组奔赴朝鲜战场。他发现那里的田野和山坡，生长着许多较小的绿色植物。在炮火纷飞的险恶环境中，他们广泛加以采集，进行营养成分的分析测定，在朝鲜人民的帮助下，确认了多种野菜富含维生素。比如，蓼科的扁蓄菜和苋科的野苋菜，都富含维生素C，每百克可食部的含量分别为158毫克和153毫克，而成年人每天需要维生素C75毫克，因此，每天只吃50克这种野菜即可满足身体生理上的需要。另如，豆科的鸡眼草和蔷薇科的龙芽草，都富含胡罗卜素，每百克可食部的含量分别为12．6毫克和11．2毫克，而成年人每日需要胡罗卜素4毫克，因此每天只吃50克这种野菜即可有效地预防夜盲症。于是，杨恩孚建议以这些野菜作为供给部队维生素的来源，并因地制宜地拓展了志愿军官兵所需维生素的补充途径。他们为保证广大指战员的健康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嘉奖。 
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杨恩孚把在朝鲜从事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附有彩色图片的《野菜与营养》专著。
八一粉与九二米
“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以农立国历史的 
  扁蓄菜重要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在经历了连年战乱之后，珍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工作，很快被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需要国家大力的投入和长期的扶持，同时，在政策措施上也要符合国情。杨恩孚认为今后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减少，营养事业必须以农业为依托。而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只有坚持科技兴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科学的、合理的、平衡的食物结构才有牢固的物质基础。针对当时中国粮食并不丰足的形势，杨恩孚根据自己过去对谷类的研究探索，摸索出了既能保持维生素最高水平，又有助于胃肠道充分吸收的适宜的碾磨度。他本着既节约粮食，又能满足人体对维生素需要的原则，提出了谷类在加工过程中的合理精白度的建议，即建议加工“八一（面）粉”和“九二（大）米”。加工食用“八一粉”和“九二米”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被国家所采用，创造出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杨恩孚在谷类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建国不久，他就应聘担任粮食部顾问，并荣获全国粮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纪念章。
膳食结构
50年代，杨恩孚领导的科研课题涉及许多方面，但其共同特点是：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中国人民传统上一向以素食为主，蛋白质的来源主要依靠谷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经济形势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不可能增加动物蛋白质在膳食结构中的比重，但为了提  蛋白质高膳食营养价值，改进蛋白质的品质，杨恩孚通过人体和动物实验，对不同植物蛋白质进行适当配比，使其互补短长，达到优化目的。例如，他曾以6名成年男子进行人体实验，将素膳和荤膳对人体氮平衡的影响作了比较，两种膳食的热能供给量均为12552千焦耳（3000千卡），蛋白质供给量均为85克，但素膳中豆类蛋白质占蛋白质总量的20%，而荤膳则以动物性蛋白质为主，占蛋白质总量的50%。在该实验条件下，其三个素食期的氮平衡分别为每日+0．84、十0．87和十0．65克氮，二个荤食期的氮平衡分别为每日—0．26和—0．56克氮。一般认为人体排出氮量占食入量的95%—105%时，可视为氮的平衡。该实验其素食期排出氮量占食入量的94%—95%。荤食期间，其氮平衡虽然均为负数，但排出氮量占食入量的102%—104%，故仍可视为氮的平衡状况。这说明，只要将植物蛋白质适当调配，就可使其营养价值不亚于动物蛋白质，从而为植物蛋白质的合理利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此外，当时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核黄素摄入水平普遍低于西方人，主张提高核黄素的供给标准。杨恩孚将欧美人和中国人的膳食进行比较，发现他们摄入的蛋白质比中国人多，而且大多来自动物食品。同时，因种族不同，他们的平均身高、体重和中国人存在一定差别。杨恩孚通过动物实验证实，在低蛋白质营养条件下，单纯提高核黄素供给水平，核黄素即随尿排出，并不能在体内存留。所以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水平，主张提高中国人的核黄素供给标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据此，杨恩孚认为考虑任何学术问题都不要盲目攀比，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脱离国情。
从事营养学研究，首先要了解和掌握各种食物的成分。作为基本建设，杨恩孚和周启源积极组织，共同筹划，在系内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开展食物营养成分的分析、测定工作，并陆续出版了《食物成分表》 、 《食物营养成分测定法》等工具书，为全国营养专业及有关学科提供了基本资料和技术手段，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培养人才
40年代初，中国曾出版过《营养学杂志》 ，后因连年战火被迫停刊。  《营养学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营养学界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广大专业人员呼声比较强烈，都希望早日复刊。杨恩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营养学家和学科带头人，感到有责任担负起组织、筹办工作。他积极奔走，广泛联合营养学界同仁，争取社会各方面支持，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56年复刊，改名为《营养学报》 ，他被选为该刊的主编。他为繁荣营养学事业，提高营养学的学术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杨恩孚在自己的科研实践中，认识到任何事业要不断地发展开拓都必须遵循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因此必须重视培养年青的一代。在日常工作中，他对青年科技人员总是悉心培养、热情帮助、积极扶持、大胆使用，注意启发他们的内在潜力，并大力提倡“业精于勤”的钻研精神，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营养学科研领域，经常需要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处理实验数据。但不少人对某些复杂的统计学方法非常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作的开展。杨恩孚感到有必要给大家重点地讲解介绍，进行普及教育。他即使在出差旅途中，也利用空隙，推导公式，编写教材。通过他的积极努力，终于用统计学方法将有关实验数据，准确无误地绘制成各式回归曲线，使所得结果得到更为科学明确的阐述，大家普遍反映受益匪浅。
同时，杨恩孚还积极组织其他不同学科的专家，在全院范围内开展有关仪器分析方面的讲座，系统地介绍医学卫生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他亲自审阅讲稿并汇编成《仪器分析及生物化学实验法》 ，受到广泛欢迎，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进展。
杨恩孚治学严谨，思路敏捷，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并对相关的边缘学科也知之甚多。大家在工作中碰到难题向他请教，他几乎都能有条理、有根据地给予解答，使人有顿开茅塞之感，被誉为“活字典”。在专业领域，他善于捕捉信息，掌握动态，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他每有心得总要和同事们进行切磋讨论，其目的就是通过彼此的交流，互相启发，从中归纳出正确意见，形成统一认识，进而作为指导科研工作的主导思想，促使科技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增强工作能力。
杨恩孚作为专家学者，无论在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专业领域的研究构想，实验方法的设计思路，科研成果的准确评估，都有他独到的见解。在他毕生的科研实践中，既强调科研工作的理论深度，又注重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他在理论与实践、任务与学科的结合方面，都是良好的典范、学习的楷模。
主要论著
1 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系（杨恩孚主持）．食品成分表．第1版  《营养学报》．上海：商务印书馆，1952．
2　杨恩孚．粗粮与细粮．中华卫生杂志，1954，2（1）：65—67．
3　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系（杨恩孚主持）．食品营养成分测定法．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
4　杨光圻，林懋嘉，胡文娟，杨恩孚．高粱的碾轧度和营养素的保留．营养学报，1956，1（1）：65—76．
5　向良迪，杨光圻，杨恩孚．微生物法测定食物中赖氨酸所用的一种新培养基．营养学报，1956，1（2）：131—139．
6　杨光圻，向良迪，郑星泉，杨恩孚．谷类及豆类食物中氨基酸含量．营养学报，1956，1（2）：141—150．
7　王淮洲，向良迪，杨恩孚．核黄素缺乏对于蛋白质的利用的影响．19　56，1（3）：177—187．
8 王日宏，汪堃仁，杨恩孚等．胰脏抗脂肪肝作用的研究：I．氯化钙对豚鼠和大白鼠的胰脏和肝脏的作用．营养学报，1956，1（3）：189—198．
9　王日宏，汪堃仁，杨恩孚等．胰脏抗脂肪肝作用的研究：Ⅱ．家兔的胰脏损伤与脂肪肝的关系．营养学报，1956，，1（4）：267272．
10　王日宏，汪堃仁，杨恩孚等．胰脏抗脂肪肝作用的研究：Ⅲ．产生脂肪肝的大白鼠及其胰组织的变化．营养学报，1956，1（4）：273—178．
11　范文洵，杨恩孚．不同蛋白质水平膳食对鼠肝氮、肝重及体重恢复的影响．营养学报，1957，2（1）：1—10．
12　范文洵，胡文娟，杨恩孚．荤食素食在人体中的利用．营养学报，1957，2（3）：145—155．
13　向良迪，王淮洲，杨恩孚．不同蛋白质营养条件下大白鼠对核黄素的需要量．营养学报，1958，3（3）：160—165．
14　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及职业病研究所．野生植物的营养与毒性．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