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奭
生平事迹
多才多艺刘奭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  郭达版汉元帝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于是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开始衰败了。仅举一例：刘奭60多岁的师傅、“当世名儒”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其时刘奭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噩耗后泪流满面，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那时候刘奭即位才两年，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三四年间，刘奭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坟上去祭奠。然而，害死师傅的石显呢？刘奭却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惩治。司马光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一点不错，这是个典型的昏君。这个昏君坚定地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作为一个宦官，你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姻族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为我这个皇帝服务么？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么？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公公去处置。可笑，“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早已忘记了秦朝赵高的教训。然而，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却没有像后世两个同样多才多艺的皇帝李后主与宋徽宗一样，成为敌国的俘虏而死于非命。为什么？有昭宣中兴的底子，大汉王朝毕竟还有比较雄厚的实力，与李后主、宋徽宗时期的南唐北宋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正是在汉元帝时期，大汉王朝曾经的强敌匈奴分崩离析，其北方的一支——郅支单于一部被汉朝歼灭，南方的一支——呼韩邪单于也表示臣服。同属昏君，你能说刘奭不幸运么？
  汉元帝渭陵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幸运”，也只是与那几个非常凄惨的帝王相比而已，其实，他也有“不幸”的一面。平心而论，汉元帝刘奭之所以成为一个昏君，也有客观因素，那就是身体一直不好，没有精力处理国家大事。石显之所以能够长期弄权，《石显传》上说：“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那个“是时”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紧接着该《传》又说，初元年间，萧望之等人弹劾石显“专权邪辟”。“初元”是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用了5年。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第一个5年时，二三十岁，身体就不行了。刘奭30多岁时，有个叫张博的外戚写信给刘奭的弟弟淮阳王刘钦，说“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显然一点也不夸张。想想看，不满40岁的盛年，头发脱落倒也罢了，连牙齿也掉了，怎不令人心生怜悯之情！难怪他40岁后没几年就“驾崩”了。柔仁好儒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什么意思？温柔仁慈，喜好儒术是也。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  马诗红版汉元帝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儿的“王道”与“霸道”，大概也勉强可以解释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吧？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儿的“家”，就是指大汉王朝的基业啊。然而，如前所述，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没有更换“革命接班人”。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刘奭的“柔仁”，与他的先世伯祖汉惠帝刘盈的“仁弱”非常相似。然而，刘盈有个曾陪着父亲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创基业的母亲吕雉，父亲死后，这个母亲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心狠手辣，残酷无比。刘奭呢，幼年丧母，虽然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即位后却不会受到皇太后的干涉与压制。他的养母王皇后一则汉宣帝在世时就受到冷落，二则“素谨慎”，汉宣帝死后也不会太张扬，因此，也就不会对当今皇上、她的养子刘奭造成多大的压力了。“柔仁”与“仁弱”不但非常相似，而且还都包含着一个“仁”字，即仁慈。我们曾经说过，柔弱仁慈的刘盈是不适宜做皇帝的，而温柔仁慈的刘奭同样不适宜。不过，由于刘奭的上面没有像吕雉那样的一个“母后”，他的结局可比刘盈好得多了：公元前49年、27岁时即位，做了16年皇帝，于公元前33年、43岁时病逝。同为不适宜做皇帝的人，他不是比刘盈幸运得多么？所宠之妃再来说说汉元帝的这两个宠妃。公元前38年，汉元帝刘奭到虎园欣赏野兽搏斗，后宫的那些嫔妃们都陪坐于侧。正看得热闹的时候，突然一只黑熊逸出圈外，攀上栅栏，直扑人们坐着观看的殿阶之上。傅昭仪与众嫔妃尖叫一声，惊慌逃避；唯独冯昭仪挺身而上，毫不畏惧地挡在黑熊面前——当然，有惊无险，负责保护皇帝安全的武士们迅速地赶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格杀了黑熊。惊魂稍定后，刘奭问她：“大家都惊慌而逃，你为什么敢于上前阻挡？”冯昭仪答道：“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其他人。我担心黑熊直扑陛下的御座，情愿以身承当。”刘奭赞叹不已，对冯昭仪也倍加敬重。而同为昭仪，傅昭仪羞愧之余，也暗暗地恨上了冯昭仪。
汉元帝死后，  刘德凯版汉元帝傅、冯二昭仪都去了儿子的封国，傅昭仪成了定陶王太后，冯昭仪成了中山王太后。汉成帝死后，傅昭仪的孙子刘欣成了汉哀帝，傅昭仪更一跃而成为大汉王朝的太皇太后了。而中山冯太后呢，她的儿子刘兴死后被谥为中山孝王；刘兴有一个儿子，当时还不满周岁，嗣位为王，当时称为“中山小王”。可惜这个小王爷患有“眚（音shěng）病”，大概相当于“先天性心脏窄狭症”吧，古时候又叫“肝厥”，发作时嘴唇、手足、十指皆青。冯太后亲自抚育这个幼孙，除了求医用药外，还不断地求神问卜、祭祀祷告。汉哀帝即位后，倒也很关心这个堂弟，特派一个中郎谒者——即宫廷的礼宾官张由，陪同御医前往中山国，替中山小王看病。不料这个张由患有癫狂病，到了中山国后突然发作，一霎时怒不可遏，任谁也劝阻不住，自个儿返回了长安。朝廷质问他擅自离开中山国的原因，张由恐惧异常，诬告说：“中山太后诅咒皇上与傅太后，我这才急急赶回来奏报。”这一诬陷正合傅太后之意：多年前的积怨，这下子可有了报复的机会了！立即派御史丁玄前往中山国调查。丁玄将中山国的官吏以及冯家的兄弟们100多人分别关进洛阳、魏郡、巨鹿等地的监狱中，一直查了数十天，也没有查到任何真凭实据。傅太后见丁玄不管用，又派亲信宦官、中谒者令史立取代丁玄，会同丞相府的一个长史，共同继续调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希望因此案而立大功、封侯爵，因此特别卖力。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守寡的弟媳君之等都受到严刑审讯，因牵连此案而死于酷刑之下的及被迫自杀的数十人。终于有个叫徐遂成的医生受刑不过，诬陷道：“冯习与君之曾经对我说：当年医生修氏治好了汉武帝的病，不过只得到些钱财赏赐；你治好了当今皇上的病，自然也不能封侯。倒不如杀掉皇上，一旦中山小王做了皇帝，你还愁不能封侯么？”这就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谋大逆之罪了！史立大喜，又拿着徐遂成的供词去责问冯太后。冯太后自然不承认。史立讥讽道：“当年黑熊上殿时你是多么地英勇，而今天为什么又如此怯懦？连证据确凿的罪行也不敢承认呢？”审判既在中山国中，贵为中山太后的冯氏估计尚有一定的自由，她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对身边的人说：“黑熊上殿的事情已经隔了元帝、成帝两世，宫廷秘闻，史立这么一个小吏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明摆着皇宫中有人陷害我、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么？我不死，她怎么肯罢休？”说完，就服毒自杀了。她的妹妹冯习与丈夫、儿子，弟媳妇君之，还有小弟弟宜乡侯冯参等亲属，有的自杀了，有的被砍头，一共死了17人；冯参的女儿冯弁是中山孝王刘兴的王后，也被废为庶人。“揭发”有功的张由则赐爵关内侯，办案有功的史立也被提升为中太仆。这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事，距“黑熊事件”已经32年了。
冯太后等人的冤死，深受人们同情，司隶孙宝请求皇上重新调查此案。傅太后勃然大怒道：“皇帝设置了司隶一职，就是为了监察我么？姓冯的贱人谋反一案已是铁证如山，你孙宝却吹毛求疵，故意宣扬我的所谓恶行！好吧，既然姓冯的是冤枉的，那就是我诬陷了好人，你赶快来治我的反坐罪吧！”汉哀帝怎么敢治嫡亲奶奶的罪？为了安慰奶奶，又将孙宝打入天牢。尚书仆射唐林不服，上书抗争，又被哀帝以“朋党比周”的罪名远远地发配到敦煌。直到大臣傅喜、龚胜一起上书“固争”，汉哀帝才请示了傅太后，释放了孙宝，并让他官复原职。傅太后病死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第二年汉哀帝也病死了。直到这时，冯太后的案子才被翻了过来。因为此案而受封赏的张由与史立，由于是在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之后，才算没有受到严厉处置，只被免为庶人，远远地发配到广东合浦去充军。
汉元帝大概没有想到，他没做皇帝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只活了二三十岁；也没想到，受他宠爱而又“善良”的傅昭仪竟然心狠手毒，包藏祸心，害死了冯昭仪；更没有想到，受他宠爱而又敬重的冯昭仪，结局竟然如此之惨。不幸婚姻说汉元帝不幸，也指他的婚姻。当他还是皇太子时，按照规定，姬妾就有十来个，而他最宠爱的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司马良娣就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她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奭伤痛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  影视形象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5人，并乘太子来拜见父皇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很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不也是一种不幸么！
时间是医治心理创伤的良药。刘奭做了皇帝后，嫔妃自然远远多于做太子时的姬妾。于是又有两个嫔妃获得了刘奭的宠幸——一个姓傅，一个姓冯。傅氏原来是昭帝太皇太后上官氏身边的一个才人，刘奭当了皇太子后，她又去服侍刘奭。她“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也就是说，很有心机，很能处人，上至地位比她高的姬妾，下至普通宫女，都处得很融洽。每当宫中有什么祭祀活动，她都以酒酹地，祝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大概后来刘奭也认为：这么善良的女人，肯定不会诅咒公孙良娣吧，对她也渐渐地产生了好感，后来傅氏又生了儿子刘康，于是被封为婕妤。冯妃则是刘奭即位后入宫的，在生下皇子刘兴后，也被封为婕妤。后来，汉元帝又特意在婕妤之上、皇后之下设一女职“昭仪”，授给这两位替他生了皇子的爱妃，所谓“昭仪”，昭显其仪也，是后宫妃子们的辉煌榜样也。除了皇太子刘骜外，刘奭就只有这两个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刘兴被封为中山王。王政君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宠”——汉元帝并不爱她；她的儿子作为嫡长子，虽然被立为皇太子，却“颇有酒色之失”，酗酒而又好色，怎堪承担“革命接班人”的重任？而定陶王刘康呢，却与父皇一样多才多艺，尤其是精通音律，堪称父皇的“知音”，与母亲傅婕妤都受到汉元帝的宠爱。当刘奭生病时，傅婕妤又很得体地带着儿子一直侍候在身边。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刘奭开始考虑更换皇太子了。只是由于汉宣帝生前很喜爱这个他唯一见到的孙子——皇长孙，孝顺的汉元帝不愿违背父皇的遗愿，也由于大臣史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骜才算保住了太子之位。刘康于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封王，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病逝，估计只活了20岁出头；刘兴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封王），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病逝，大约活了30来岁。皇子的优越条件与优厚待遇，却没能使汉元帝的这两个儿子长寿。不过，这两位王爷的儿子却都“幸运”地做了皇帝：刘康的儿子刘欣继汉成帝之后成为汉哀帝；刘兴的儿子刘衎继汉哀帝之后成了汉平帝，这是后话了。
相关事件
纯任德教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很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汉匈和谐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威权旁落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昭君出塞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王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孝成帝。
历史评价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汉元帝也有男宠是宦官弘恭、石显。这两人都是少年时犯法，受宫刑后当了宦官，入侍宫廷。俩人长得都很俊美。元帝即位几年后，弘恭死去，石显继续受宠，为中书令，尊贵无比，势倾朝野，门人走狗遍天下。
后妃子女
皇后孝元皇后王政君，生汉成帝刘骜妃嫔傅昭仪傅瑶(另有一名傅子云)，定陶太后，生平都公主、定陶恭王
冯昭仪冯媛，中山太后，生中山孝王
卫婕妤，生平阳公主
司马良娣(元帝未登基时薨)
男妃弘恭 石显儿子汉成帝刘骜，母王皇后
定陶恭王刘康，母傅昭仪
中山孝王刘兴，母冯昭仪女儿平都公主，母傅昭仪
平阳公主，母卫婕妤
大事年表
昭帝元平六年(公元前74年) 1岁 刘奭出生，曾皇孙刘病已入未央宫。
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 4岁 许后被毒杀，霍光女入宫为后。
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 8岁 刘奭被立为太子。
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 9岁 霍光灭族，宣帝亲政。
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 26岁 宣帝逝世，刘奭即位。
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 28岁 立刘骜为太子。萧望之自杀。
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 29岁 刘奭废除了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设置的海南珠崖郡。
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 33岁 刘奭派兵镇压了陕西羌人的叛乱。
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42岁 昭君出塞。元帝死于未央宫, 葬渭陵。
在位年号
初元（5）公元前48—公元前44年
永光（5）公元前43—公元前39年
建昭（5）公元前38—公元前34年
竟宁（1）公元前33年
汉元帝陵
渭陵位于咸阳城北5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汉元帝刘奭墓。刘奭(前74～前33），汉宣帝刘询之子，26岁称帝，在位16年。初期尚能选贤任能，废除汉初以来为帝陵设邑城的制度。后因外戚与宦官交结作乱，结束了短暂的中兴局面。陵冢为覆斗形，底部周长640米，高27.5米。陵西北500米处有王皇后墓。陵东北500米处有28座陪葬墓，排列有序,东西4行，每行7座，俗称"二十八宿"。南边一组陪葬墓原先可能有7座，又叫"七妃冢"。现存陪葬墓18座，主要陪葬者有王凤、王莽妻和冯奉世等。1996年在陵北500米处出土了一批玉器文物，有玉马、玉狮、 玉熊、玉辟邪、玉鹰和玉俑头等，堪称稀世珍宝。[1]
相关史料
《汉书·元帝纪》：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黄龙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吏二千石以下钱、帛，各有差。大赦天下。
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訾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虖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
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诏曰：“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赐云阳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立弟竟为清河王。
三月，立广陵厉王太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篽池田假与贫民。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秦，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
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列侯钱各二十万，五大夫十万。
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
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谮望之，令自杀。
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
珠厓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厓，救民饥馑。乃罢珠厓。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无以相振，加以烦扰虖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
夏，旱。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
六月，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偷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高年帛。行所过无出租赋。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省刑罚七十余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贡禹卒。
卫司马谷吉使匈奴，不还。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效泰畤。赦云阳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行所过毋出租赋。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宫。
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由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是月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
二年春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长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
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
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将军冯奉世击之。
八月，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
三年春，西羌平，军罢。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大司马车骑将军接薨。
冬十一月，诏曰：“乃者已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
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四年春二月，诏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烛理百姓，娄遭凶咎。加以边境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绳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贷贫民勿收责。”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晻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九月戊子，罢卫思后园及戾园。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效泰畤。
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
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士卒遣归。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
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
冬，河间王元有罪，废迁房陵。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益三河大郡太守秩。户十二万为大郡。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舆为信都王，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
淮阳王舅张博、魏君太守京房坐窥道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语，博要斩，房弃市。
三年夏，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
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
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烝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
蓝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泾水，水逆流。
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浅微。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壬申晦，日有蚀之。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皇太子冠。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二月，御史大夫延寿卒。
三月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教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夏，封骑都尉甘延寿为列侯。赐副校尉陈汤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
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