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聂荣臻
人物生平
一、青春岁月（1899—1927）  聂荣臻(二排右一)与留法勤工俭学部分同学[1]聂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四年后正式进学堂读书。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当时，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堪称四川第一流，聂荣臻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他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名句作为座右铭。他每天一丝不苟，发愤求索，学习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
聂荣臻广读博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进步杂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营养，渐渐地，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公认的诚挚少年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每遇国家民族大事，聂荣臻总是感慨陈词，忧国忧民思想溢于言表，常书于文卷之上，教师曾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聂荣臻不仅勤奋好学，且见义勇为，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总是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平时，他注意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同学朋友，则慷慨赠予，毫不吝啬。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 
  在比利时学习时的聂荣臻[2]1922年，聂荣臻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他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3]二、土地革命（1927—1937）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战斗失败后，他转赴香港。同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其间，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他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像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我党骨干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聂荣臻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聂荣臻在指挥战斗中表现出的沉稳和勇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聂荣臻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其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聂荣臻与军团长林彪率红1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他率部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并在危急形势下，力排众议，率部抢占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从而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
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进行周密布置，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湘江防线曾出现过“裂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缺乏军事常识，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畔陷入被动。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过江，林彪、聂荣臻率部在湘江之滨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红1军团受命打头阵，聂荣臻和林彪冒着敌人的火力，指挥军队架起浮桥，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了乌江，到达遵义，从而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的阴谋。1935年1月，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与刘伯承一起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毛泽东领导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4团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8月下旬，聂荣臻率红1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历经艰辛，越过大草地，9月上旬到达俄界，接应了中央及红3军等部队。9月中旬，他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在哈达铺，聂荣臻偶然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挺进陕北。10月，聂荣臻与林彪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1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直罗镇这一仗的胜利，体现了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到陕北后，为了配合“一二九”运动，同时也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供给问题，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反蒋不抗日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聂荣臻、林彪与红1军团广大指战员投入到了东渡黄河的战斗中。东征75天，聂荣臻、林彪和兄弟部队合作，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不仅使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还筹款30余万，扩充新兵8000余人，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3-4]三、威震中日（1937—1945）  聂荣臻(左三)与左权等红军部分将领合影[5]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在忻口会战中，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日军占领太原后，战局发生极大变化。为避免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隔断，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9年秋，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同日军进行激战，歼敌第2混成旅团1500余人，并在黄土岭战斗中与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1940年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并在同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
  1937年11月，聂荣臻率部到阜平[6]1941年秋，日军调动其华北占领军的一半兵力，对晋察冀机关所在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聂荣臻指挥主力相机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进行钳制作战，并率领党政机关在有限兵力掩护下，灵活机动地周旋于深山峡谷之中，巧妙地从敌人薄弱点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聂荣臻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15日，聂荣臻出席了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界参议会。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见了边区代表，并向代表们汇报了晋察冀五年来的情况。这次参议会，是晋察冀边区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1943年8月，聂荣臻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在晋察冀六年的各方面工作，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聂荣臻与萧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军区抽调几个主力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4][7]四、华北三年（1946—1949）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随后，聂荣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聂荣臻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先后组织冀东、冀中军区十一个主力团和大批干部进军东北。同时，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还采取了几项步骤：第一，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聂荣臻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8至10月份，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伪军3万多人。第三，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批示，集中整编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聂荣臻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两个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并对一野和二野的作战任务作了部署。同时，聂荣臻还花大力气加强武器装备，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消除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取得了很大成效。
  1940年，聂荣臻(右)与巴苏合影[8]1945年10月，聂荣臻与贺龙为贯彻中央军委“收复绥远”的指示，共同指挥晋察冀野战军3.3万人、晋绥军区2万人反击国民党部队的进犯，两个月歼敌1.2万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在随后的两年里，为了支援东北战略区作战，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先后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这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钳制华北敌人使其不能出关增援东北，1947年4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击敌薄弱环节，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聂荣臻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此役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他组成第2兵团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随后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敌华北主力。然后又西进绥远，进攻平绥路两侧，解放了绥远、冀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聂荣臻分析局势，认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35军已被歼灭，如果天津再被拿下，傅作义后退无路，有可能会被逼到和平的道路上去。北平这座历史名城若能完好无损地被接管过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于是，他给西柏坡总部发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天津解放后，聂荣臻与林彪等一起同傅作义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1949年1月31日，北平守军全部撤离市区，进至我军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北平遂宣告和平解放，聂荣臻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北平方式”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艺术杰作，是革命的信念、智慧、勇敢和力量的结晶，它谱写了解放战争新诗篇。毛泽东对北平和平解放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平解放，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古迹。这样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治军建国的新节奏中，聂荣臻处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　
北平解放后，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随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迅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剿灭土匪，完成和平改编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聂荣臻和叶剑英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他们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了部队。随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了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6月，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7][9]五、鞠躬尽瘁（1949—1992）1949年10月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10月下旬军委会议决定，聂荣臻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陆军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建军道路。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等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总参谋部应增设通讯、军训、军校部；总后勤部应设立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等院校建设；筹建炮兵、工兵学校；筹建陆军大学（即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培养高级军事干部。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并被陆续组织实施。
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聂荣臻还狠抓了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文化、扫盲工作，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编制上杂乱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部队战士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达到了高小以上水平，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为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间，聂荣臻还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了大批骨干，为三十三年后的百万大裁军起了借鉴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1952年秋，聂荣臻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被送进医院。病情稍好，他就急着出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
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以后，佩戴元帅军衔的聂荣臻壮心不已，日日夜夜操劳在祖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荣臻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他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制定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工作，亲自参与领导国内外700多位专家制定了长达600多万字的十二年规划纲要（草案），对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明确了近期和长远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实际的步骤。他还签发了新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方案，建议研制少量的导弹、核武器，掌握必要的自卫手段，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核讹诈；使常规武器配套，不断加强陆、海、空军的现代化装备。该方案在中央军委立即获通过。不久，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第二年，他又受命领导研制人造卫星工作。他积极组建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飞机、舰船、电子设备、人造卫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同时，他还采取“将全国的科技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使科技战线获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聂荣臻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报告，明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和支持，并得以实施。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氢弹，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东方红》乐曲响彻全宇宙。在组织实施许多重大科技项目过程中，聂荣臻多次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戎马一生的聂荣臻元帅也没有能够幸免受到冲击，“炮轰聂荣臻”、批判“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聂荣臻压得难以抬头。然而，接近70高龄的聂荣臻髫发励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并依旧眷恋祖国的科技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仍然心系党，心系国家大事，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彻底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8月，聂荣臻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1978年8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1979年他提出，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思想，同时主张精简整编，走精兵强国之路。
1987年，聂荣臻因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期望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完全统一。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参与缔造新中国的最后一颗帅星陨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遗愿：
“我已经93岁了，入党70年，从没脱离过党的岗位，为党奋斗终生。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正确，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正确。我很想多看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衷心地希望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地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衷心地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更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9-10]
主要作品
聂荣臻的主要作品有《聂荣臻回忆录》等。[11]
人物评价
  1971年，聂荣臻(左)与陈毅在北戴河[12]聂帅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不管是对人对事，他都讲究党的原则，绝不搞人情交易，绝不看风驶舵，绝不迎合势头。最令他的工作人员难忘的是：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在组织悼念活动中，有中央首长守灵的安排。轮到聂帅守灵时，恰巧他的心脏病发了，不能参加，于是让秘书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当时由于江青还是主席夫人，向中央写报告时最后加了一句话——望江某人节哀多保重。聂帅看了，让把这句话立即勾掉。他说，我就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这一句话使他的工作人员深深地感到聂帅的刚直不阿，令人由衷钦佩。在“四人帮”其势汹汹的年代，老帅这种态度，足见其为人之耿直。另一件对他的工作人员教育很深的是：1975年冬，周恩来总理病情严重，“四人帮”更加猖獗，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小平同志的处境很困难。有的同志就不敢去见小平同志。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理逝世后，聂帅在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完了，特意转到东郊民巷，为的是看望住在那里的小平同志。可惜小平同志当时开会去了，未见到。这一事实同样证明聂帅为人的耿直坦荡。
聂帅的耿直坦荡是一贯的，对人对己，要求一贯都是很严的。远的不说，就说1992年初吧。聂帅想放大一张毛主席像片挂在自己办公室。他的工作人员代选了两张供他挑选：一张是毛主席办公照，一张是毛主席同几位元帅观看空军飞行表演照。老帅看后只选了前一张，说后一张毛主席和他并排站着，还是侧身像，没有突出毛主席。他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在机场看飞行表演，聂荣臻正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旁边还有贺龙老总、罗荣桓元帅，很自然嘛。但聂帅始终强调，在他的办公室里只能挂突出毛主席的照片，不能同时突出他。并且重复地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忽略。
  1966年，聂荣臻在原子弹试验基地[13]聂帅的耿直还表现在，他日常遇到的问题，总要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他非常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
聂帅为人又是很厚道的。杨成武同志说，1967年毛主席在研究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员名单时，谈到聂帅。毛主席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著名作家魏巍同志1985年在写给聂帅的祝寿诗中也说：“一生厚道人称赞，千秋风流一元戎”，可见聂帅的厚道是公认的。1992年初，聂帅与外孙女谈心时还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相互尊重，就是谦虚谨慎。聂帅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朋友间的这类差异产生的分歧，只能互谅互让，互相尊重，以“和为贵”的态度来解决。聂帅这一语重心长的谈话，就是一位厚道人的写照。[14]
大事年表
  1938年9月，聂荣臻在蛟潭庄留影[15]1950年初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中央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聂荣臻元帅为中国的航天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最后骨灰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烈士陵园。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聂力为了回忆她的父亲，特著作《山高路远》——描绘了父亲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16]
小故事
  聂荣臻纪念邮票[17]抗日战争初期，聂荣臻深入日本侵略军后方创建根据地，更显示出独挡一面的统帅之才。1937年秋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主力转往晋西南。聂荣臻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带一部分兵力与主力分手，从五台山区向周围广阔的地域发展，创建了敌后第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时，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些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938年3月，毛泽东曾对准备前往晋察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风趣地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新中国成立之初，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为抗美援朝事务日夜繁忙，一次竟累昏倒地，被迫休养。1956年10月，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征求意见说：“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已决定调陈毅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市长，因为你以前当过北京市市长，现在算是官复原职；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聂荣臻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 
经报中央批准，聂荣臻上任后首先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1959年7月，中央决定用八年的时间制造出原子弹，接着又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为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毛泽东当时戏称，造原子弹是造一个“大炮仗”。在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又遇经济上的天灾人祸时，原子弹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也出现了争执。聂荣臻坚决主张“两弹”也继续搞下去。他操劳过度住院，陈毅来看望他时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有105个团参战的大规模对日作战，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百团大战。当晋察冀军区正向井陉矿区进攻时，救起了两位日本小姑娘，她们的父母是井陉矿站的工作人员，日军投炸弹时把她们的父母炸死了，这会儿两姐妹正在哭呢。战士们立刻把两姐妹抱起来，放到两只大箩筐里，抬回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哦？我们这里来了两个日本朋友啊？我来看看。”聂司令笑着走出来，望着那两位日本小姑娘无助的眼神，他的心被深深震动了。他从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只梨子，亲手削好递到那位稍微大点的姑娘手中，温和地说：“这梨子洗干净了，吃吧。”看着眼前这位高大威武的叔叔那么和蔼，那名叫美穗子的姑娘“放心”地接过梨子吃了起来，聂司令笑了。这时，前线摄影记者沙飞拿着照相机拍下了聂司令给美穗子梨子的瞬间，聂司令说：“要照就照张正面的，来。”说着把美穗子抱出箩筐，拉着她的小手，面对着镜头留下了珍贵的瞬间，一会儿，秘书问他：“怎么安置她们啊？”聂荣臻司令想了想：“送回日本。”他转身走进“办公室”，在桌前坐了下来，拿出一张便笺，写了几笔：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八路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写好后他把信装进信封，放到箩筐里，不久，前方的负责同志把美穗子姐妹安全送达日本。这件事似乎已经结束了。
1980年春，日本著名的《读卖新闻》头版头条刊登了大标题《美穗子姐妹，中国元帅聂荣臻想念你们》立刻吸引了日本人民的目光，当然也吸引了已经结婚的美穗子姐妹的注意，她们决定：到中国去，面谢救命恩人！7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人民大会堂大厅里聚满了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是来采访一次特别的会晤。美穗子全家早早地站在大厅中央等着救命恩人的到来。不一会儿，正门打开，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元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美穗子面前，美穗子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对元帅的感激，“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元帅面前，聂元帅连忙扶起她，此时她已经泪流满面，她捧出一幅字画，上面写的是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在聂荣臻的帮助下展开在他面前，聂元帅高兴地点点头，连说：“好啊……”此情此景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元帅战火救孤，已成历史佳话。
1980年，正是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升温的阶段。将军救孤女，这样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都不会放过的。毫无例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记录美穗子访华的电影《美穗子探亲》。
在12册苏教版的语文书上名为《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