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尔萨斯陷阱
如何判断“马尔萨斯陷阱”
关于经济停滞在一个较低水平的人均收入水平,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并进而使人均产出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的论述最早由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有关人口问题的原理”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至今也广为人们所接受。尝试对马尔萨斯体制的刻画依赖于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是只存在农业生产;其二则是收入和人口的交替影响,即人口增长率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函数。我们可以考虑简单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Yt=AtNαtZ1-αt(1)
其中Yt是指时间段内的产出,而At则表示技术或者生产率,Nt是指人口,Zt是指土地量,α∈(0,1)。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使用小写字母来表示人均变量,比如用yt来表示Yt/Nt,并用γ(x)来表示变量x的增长率。从而上述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yt=Atz1-αt(2)
从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γ(yt)为:
γ(yt)=γ(At)+(1-α)γ(zt)(3)
因为γ(zt)=γ(Zt)-γ(Nt),代入上面式(3)有：
γ(yt)=γ(At)+(1+α)[γ(Zt)-γ(Nt)](4)
即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是技术进步增长率和新开拓土地增长率的增函数,人口增长率的减函数。考虑到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人均收入的提高往往会带来更多的营养和更好的医疗水平,这将会提高婴儿存活率进一步将提高人口增长率,这也是前文给出的另一个假设,即γ(Nt)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函数,可令γ(Nt)=f(yt)(5)代入上述式(4)有:
γ(yt)=γ(At)+(1+α)[γ(Zt)-f(yt)](6)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技术进步增长率γ(At)为常数c;并且考虑一个封闭的经济,假设新开拓的土地的增长率为0,那么上述式(6)可以转化为:
γ(yt)=c-(1-α)f(yt)(7)
即人均收入增长率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减函数。式(7)表明了人均收入水平对其增长率的负反馈现象。定义:贫困性陷阱是一种自我加强(self-reinforcing)的机制,它能使贫困持续。当人均收入开始增加时,即γ(yt)>0时,c>(1-α)f(yt),但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f(yt)是yt的增函数,这种负反馈效应将会使(1-α)f(yt)迅速向c逼近,并进而达到二者相等即c=(1-α)f(yt),从而使式(7)转化为γ(yt)=0,即经济的增长陷入停滞。这很好的刻画了人类长时期所处于的马尔萨斯停滞的情况。根据Azariadis and Stachurski(2005)非常一般化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马尔萨斯体制是一个贫困性陷阱(poverty trap)。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对贫困性陷阱的阐述并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它同样可能是种族性的,宗教性的以及其他。
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按照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智慧，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人口迅速增加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受到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近代以来，欧洲人口增长确实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主要得益于智利的硝石开采和秘鲁沿海的鸟粪资源，这促使欧洲在化肥工业成长起来之前，就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的单产水平，这是欧洲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历史因素，这个突破本身是作为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家的革命性作用来受人称道的。[1]
中国的困境与行动
其实从农业生产条件和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看，中国的自然条件明显不如欧洲，但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很早就超过了欧洲水平，如果说人口一定要满足农业生产限制的话，那么显然中国的这个限制要比欧洲更宽松一些，或者中国突破限制的能力要大大高于欧洲，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密度长期高于欧洲。这个一方面可以从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得到部分解释，晚明以来海外新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薯等的引进也是一个原因；另外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也很关注农业生产条件，长江大堤，江汉平原的围垦，洞庭湖平原的围垦，黄河的堤防整修，淮河－洪泽湖高家堰的修缮，明清两代政权都出力很多；还有就是由于受到地方舆论的强大调节，中国农村地区的分配状况不算是特别畸形，佃农给地主交地租多少可以打些折扣，分配越平均就越是能够帮助承载更多的人口。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人口密度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方面，而主要是社会因素的作用：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整合程度要高于欧洲的农业时代。　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的战争都是必须的，服从减少人口数量之需要；实际上直到1949年，美国的政客艾奇逊还在白皮书中间，断言中国无法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必然要陷入各种形式的内乱，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可以在乱中取胜夺取政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战争终止了，和平和秩序在整个中国大地上降临，人口高出生率的问题确实存在。特别是得益于分配相对平均，改善了最底层社会民众的生存条件，医疗卫生条件迅速改善，导致人口的死亡率急剧下降，从而使得新中国人口出现一种“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趋势。这个趋势对于中国的精英们来说，简直是大事不好，人多了就分薄他们的福利和资源占有水平，因此就极力主张迅速进行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枉顾民众的接受程度，也不考虑国家和地方进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物质准备和条件，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减少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人口。　1956年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的八大政治报告获得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对于后来的国家发展路径和工农业关系，已经做了明确的阐述：“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毛泽东的全力推动之下，新中国建设的基本方针得以厘定。这个决议还指出“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这个决议中间非常明确低提出来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剩余要优先分配给重工业，农业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主要依靠组织农民起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实际上新中国是准备依靠集体劳动来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最重要的落实步骤就是要强化政权对劳动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具体就是要强化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三级政权，以提升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动员能力。以后来20多年的发展效果来检验，这个政策也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1955年中国粮食产量是18394万吨，1956年开始集体农业就占优势了，到1978年中国化肥工业对增产作出重大贡献之前，中国粮食总的增产幅度已经超过了60%。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努力过程，确实有效地推进了农业生产水平，在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产品需要之外，还让日益增加的人口的营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比1949年上升了近一倍。　这个长期的政策过程中间，最大曲折是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精英们为了抹黑共产党执政和毛泽东个人，长期不遗余力地制造谎言并加以诋毁。那个出于特定时期政治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辞，得到精英们殚精竭虑的发挥，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严重违背了他们一贯拥戴的西方导师们的见解。按照欧洲的历史经验和欧洲高人的见解，1949年中国人口54000万，在密度上早就超出“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很远了，本该就要发生饥荒、战争或者瘟疫来促使人口向适应的数量回归，新中国成立带来了和平，医疗卫生条件的好转也不利于瘟疫大面积流行，就只剩下饥荒一个能够起作用的因素了。从《周恩来传》中间的资料看，共产党还完全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拼命想要脱离“自然规律”的支配，竭力推行更加极端的平均主义粮食分配政策，抵消饥荒的作用。周恩来几乎是动用“流氓手段”，威胁人均口粮水平较高的省份如江西和黑龙江增加粮食调出的数量，以拯救受饥饿严重威胁的两亿多人口。1961年中央还决定进口500万吨粮食，帮助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在中国的精英们看来，新中国的唯一成就就是制造了过多的人口，使得他们实现现代化的资源压力很大，所以心里很是不爽，借着三年困难时期的时期去争取一下民心，表示自己是多么在乎老百姓的生死，虽然他们并不真正知道灾荒的发生和救济机理，也没有下去去深入了解，但是通过指责坏人来廉价地建立自己的道义地位，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由于新中国实现了和平，粮食生产在没有化肥帮助之前就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并执行非常平均的食物分配政策，结果导致中国在前工业化时期就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导致死亡率迅速下降和人口急剧增长。对于新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的事实，已经被数学网友概括为“毛泽东阶跃”；由于这个阶跃是在前工业社会实现的，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显得更加特殊，应该作为独特的个案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　新中国促使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工作，由于受到农业社会人口生育思想的制约，特别是工业和医疗基础难以支持广泛的节育措施，直到工业化和合作医疗体系取得初步成就的1970年代，才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从1973年国家开始就大力推行覆盖全民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就非常显著，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从5.18下降到1980年的2.3，今天已经下降到1.81了（其中农村1.98，城市1.33），低于保证人口规模不变的更替生育率水平（2.1）。由于中国人口的年龄构成比较轻，估计中国的人口还要继续持续一个惯性增长阶段，最大人口数量可能会在14－15亿之间，然后就开始逆转和下降，可能在本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重新下降到10亿以下。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之后，用了大概100多年的时间，才相对“自然”和“缓和”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低出生率”转变，新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使用强制性的政策手段，在多数人口还处在农业社会中间的时候，就强行实现了人口的“低出生率”革命。中国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西方政客那里是广受诟病的，但是在中国人地关系进展的现实面前，还是能够得到中国多数民众的高度认同和支持，因此这个政策的效果还是不错的。[1]
现在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已经在国家层面足够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而读提高。但称之为黄金三十年，为时过早。实际上，走向真正市场经济的道路并未完成。在外需的压力下，改革前的所有扭曲的体制——工农业产品价格倒挂、汇率操控、物价管制，已经逐渐放开，但在接近终点之时，却又戛然而止。
最后需要完成的步骤仅仅是：给所有经济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以最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所有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资提供最充分的技术支持和必要保障。
如果大家可以自由移居；或者仅仅假设大家属于不需要住房、不需要考虑后代的工作狂，那么，仅仅国际贸易、仅仅世界市场，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保证上述两点的最终落实。当外国需要一件中国产品时，企业和个人可以尽管去生产；赚够了钱，也可以放心去做未来产品的研发。富裕和先进，绝不会成为天堑。因为世界市场的广阔和混杂，让它天生的只认利益，而绝不带其他任何的歧视。而经济个体，也不用因为各种后顾之忧放弃生产和致富的梦想。
外需和世界市场，就是解决结构性扭曲的疏通剂。对这一部分，只可以加强，决不可放松。如果可以让人才无忧的向出口行业流动；如果可以培养出企业的模仿和创新意识；如果可以让出口和内销之间的联系充分打通；如果可以让出口企业的集群享受央企的各项信任和扶植，外需的重新拥抱、企业的技术提升、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和素质提高，最终会带来内需的繁荣。
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因此面对外部经济危机之后，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四万亿的救助，高调从外需向内需调整，各项内部刺激政策相继出台——短期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通胀，房产泡沫，银行虚假贷款；民企和个人，只剩下不安定和恐慌。
是从此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还是陷黄金增长三十年于单纯的回忆，未来十年正是关键所在。
内需带动是未来的必然，但在这之前需要做的更多；但如果是用继续的扭曲和国进民退加强内需，经济的未来必然走入深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