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心雕龙·铭箴
文心雕龙·铭箴
原文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①，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②；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③。”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④，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⑤，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蒿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1]
注释①武王：周武王。户席：即《户铭》《席四端铭》，都是后人伪托。
②革容：脸色因激动而变化。欹（qī）器：古代贵族宗庙中的一种巧器。空时重心在上，故倾斜；半满时，重心在下，故位正；水满时重心又在上，很易倾覆。
③臧武仲：春秋时鲁国的大夫，其论铭的话见《左传·襄公十九年》。令德：称颂美德。令，美。计功：计数功绩。称伐：铭其征伐之劳。
④勒：刻。肃慎：古国名，约在今黑龙江省东南。楛：茎可以做箭杆的树木。
⑤仲山：仲山甫，周宣王时的卿士。镂：雕刻。庸器：记功的铜器。
译文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上、几案上刻下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刻勒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朝商汤在盘子上刻写了“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话语；周武王的《户》和《席四端》写了必须警戒的训言；周公把“说话要谨慎”的告诫刻在金人的背上；孔子看到了“欹器”，脸色大变。可见，列位古先圣人重视诫语的作用，由来是很久远的。“铭”就是名称的意思，观看器物必须端正它的名称。正定它的名称，审明它的警戒作用，目的在于美好的德行。春秋时鲁国的大夫臧武仲在论“铭”的时候说：“天子作铭是为了赞扬他们盛大的美德，诸侯作铭是为了计数他们的功勋，大夫作铭是为了称颂自己的劳绩。”夏禹把九州贡献的铜铸造成金鼎；周武王在肃慎氏上贡的楛箭刻字，这就是属于天子颂扬美德的事情；吕望把功勋铭刻在冶匠昆吾铸造的金版上，仲山甫把他的大功刻在缴获的器物上，这就是属于诸侯计数他们的功勋；晋国的将领魏颗的功勋被记刻在晋景公的钟上，卫国的大夫孔悝的勋绩被铭表在卫鼎上，这就是属于大夫称颂自己劳绩一类铭文。至于飞廉得到天赐的刻有铭文的石棺；卫灵公夺得坟地，得到阴间加封的谥号，他们的铭文从埋藏在深幽的地下发掘出来，唉，可真奇怪啊！战国时赵武灵王在番吾山上刻勒上自己的游踪；秦昭王在华山上刻画棋局。用荒诞夸张的刻石给后代人看，唉，实在可笑啊。详细观察了众多的例子，铭的意义就可以了解了。原文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①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②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③；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④，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⑤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白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⑥，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⑦，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注释①燕然：指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为歌颂东汉窦宪北征的功绩。燕然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
②序亦盛：指《燕然山勒石铭》和《西岳华山堂阙碑铭》都有很长的序。
③吐纳典谟：写作仿效《尚书》。吐纳，指写作。典谟，即《尚书》，因其中有《尧典》《皋陶谟》等。
④敬通：冯衍的字，东汉初年作家。杂器：指他的《刀阳铭》《刀阴铭》《杖铭》等。
⑤崔骃（yīn）：东汉作家。品：评量。
⑥魏文：魏文帝曹丕。九宝：曹丕《典论·剑铭》中谈到九种宝器，三把剑、三把刀、两把匕首和一把露陌刀，借指《剑铭》。
⑦骎骎（qīn qīn）：马快跑的样子，这里借喻张载的文才。
译文到秦始皇在山上刻了赞颂秦的功德的铭文，他的统治虽然暴虐，但这些铭文的文辞颇有光泽，而且也有通达事理的好处。到了汉代，像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铭文的内容也很丰富了。蔡邕的铭文，可说是独冠古今。他赞扬桥玄的《黄钺铭》，行文仿效《尚书》；但是他为朱穆作的《鼎铭》，完全写成了散体的碑文，是他擅长写碑文而陷进去了。至于如像冯衍写的各种器物的铭文，虽然是模仿武王的《武王践阼》诸铭，但所说的内容和各种器物不相符合；详略也不恰当。崔骃的铭品评各种器物，多赞美而少劝诫；李尤作的铭很多，但意义浅薄而文辞琐碎。像《蓍龟铭》谈的占卜吉凶的神灵之物，李尤却把它置于讲戏玩的《围棋铭》的下面；《权衡斗铭》谈的是衡量器物的事，他却把它放在有关杵臼的《臼杵铭》的后边。对器物名称品第都没有考虑好，怎么能熟悉事物的道理呢？魏文帝曹丕的《剑铭》铭刻在九件宝器上，宝剑宝刀虽锋利，可惜文辞平钝。唯有张载的《剑阁铭》，作者文采清丽，像骏马奔腾，后来居上，晋武帝司马炎诏令把他的铭文刻在岷山、汉水之间的剑阁山上，可以说是得当的。[1]
原文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①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子后羿，楚子②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③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④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⑤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⑥。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注释①辛甲：原是商臣，后为周文王大史。阙：同“缺”，过错、缺点。虞箴：即《虞人之箴》。
②楚子：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他训民的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③范：模范，此处用为动词，指模仿、学习。
④崔：指崔骃、崔瑗父子。胡：指胡广。都是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⑤信：疑为“可”之误。
⑥衷：中，恰到好处。
译文箴，就是针的意思，用它来针砭过失、防止后患，用治防疾病的石针来作比喻。这种文体的兴起，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商两代的箴文还保存着少数残句。周的大史辛甲，他的百官箴散失了，只存有《虞人之箴》一篇，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完备了。到了春秋时代，这种文体衰微下去，但仍没有断绝。所以魏绛还用《虞人之箴》里的后羿失国的事来讽劝晋君，楚庄王还用“民生在勤”的话来教训民众。战国以来，各国都抛弃先王的德政，力求有功；铭文取代箴文而兴起，箴文便枯萎断绝了。直到西汉末年的扬雄稽考古代文章，才开始模仿《虞人之箴》，作了卿尹、州牧等二十五篇箴文。到东汉的崔驷、崔瑗和胡广又加以补充，连同扬雄的箴文一起，总称做《百官箴》。这些箴文，根据各种官位，指出他们所应警戒的事情，像镜子一样可以借鉴。确实是追求上古的好风气，在仰慕辛甲的做法了。至于东汉末年潘勖的《符节箴》，扼要而失之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广博而失之于烦琐；西晋王济的《国子箴》，文多事少；西晋潘尼的《乘舆箴》，义理正确但文体芜杂。所有这些继续的创作，少有能够写得恰到好处的；至于东汉末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进去，虽然能得到它的警戒谨慎起来，但是写的方法却不恰当。虽然《杂箴》文辞简约，意义扼要，效仿了周武王的铭文，但其内容里谈到“水火井灶”一类的箴文，文辞繁杂，把写箴文的目的意义搞偏了。
原文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①，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1]
注释①核：核实。辨：明。
②异：应作“寡”。
译文箴是官用来诵读讽谏君主的，铭是题刻在器物上的，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引起警戒这点上是一样的。箴完全是用来制止过失的，故文辞依靠准确切实；铭兼有褒扬和赞颂的作用，故文体以弘大温润为贵。无论写作铭和箴，引用事例一定要核实而辨明，作文一定要简练而深刻，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然而因为说直话的风气已经丧失，在器物上刻写铭文记功的制度又久已沦亡，因此箴铭这两种文体很少用到了，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虽然如此，掌握文辞的作者，也应当斟酌吸取它们深远、宏大的特点。
原文赞曰：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敬言乎履①。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注释①敬言乎履：应作“警乎言履”。言，说话。履，践，行。
译文总结：
铭是裱刻于器物上的赞词警言，
箴只是道德的标准规范。
对这些警言铭记在心上，
不要在水里只照见自己。
拿起这纯正勉励的话，
警戒自己的语言和行为。
箴铭内容意义正确才显得宏大，
文辞要简约方称得上善美。
作品评析
《铭箴》的“铭”和“箴”，都是文体的名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警戒作用。铭有两种：一是纪念功德的，一是作警戒的。箴则完全以警戒为主。从古籍记载和地下发掘的文物来看，铭、箴是我国古代两种较早的韵文。虽然刘勰在考察这两种文体的起源时列举的许多作品是后代伪托，但他论断这两种文体“盛于三代”还是比较正确的。汉魏以后，“以石代金”，碑文渐盛，这两种文体便逐渐衰没。所以本篇正反映了这两种文体在我国古代从盛行到衰弱这一过程的基本面貌。
全篇分三部分：一、讲“铭”的意义、起源和发展情况。二、讲“箴”的意义、起源和发展情况。三、讲铭、箴二体的同异及其写作的基本特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