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滞胀
内容实质
  滞涨的阶段滞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包括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 非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持久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这两种现象互相交织并发，贯穿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并成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经济现象。西方经济学家把停滞（stagnation）和通货膨胀（inflation）两词合起来，构成停滞膨胀（stagflation）这一新概念，就表明两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滞涨”的实质，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时期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上的一种新的特殊的表现形式。
形势变化
停滞膨胀并非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地发展。有起有伏，有弛有张，甚至也不排除有可能出现某些间歇。这主要是由于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包括经济周期的变化所引起的。同时，也是由于有关国家在货币金融上和财政上有时采取膨胀政策，有时采取紧缩政策，或两种政策同时交替使用，这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的反复变化，对“滞胀”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正因为“滞胀”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所以它的形式也不是千篇一律、而是不断变化的，它大体上有三种形式：
①严重的经济停滞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发，即高停滞与高膨胀相结合，这是“滞胀”的严重的形式，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害最大。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及西欧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②“滞”与“胀”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有时是严重的停滞、缓和的膨胀，有时是缓和的停滞、严重的膨胀，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替实行膨胀政策与紧缩政策的结果。如1980～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期，美、英等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但经济停滞却更加严重。
③缓和的停滞与缓和的膨胀同时出现。如1980～1982年危机以后的经济回升期间，美、英等国暂时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是“滞胀”的比较缓和的形式。以上无论那种形式，只是表明“滞胀”的严重程度不同，但“滞胀”却并未消失。
产生原因
“滞胀”的基本原因有两条：①它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积累和不断发展的产物； ②它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危机政策的结果。
这两条是互相结合的，而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是产生“滞胀”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产的不断扩大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过剩与市场狭小之间的矛盾，这种生产过剩首先表现在消费资料方面，同时也反作用于生产资料方面。过去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不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通常是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和产品造成巨大的破坏去消除或缓解生产过剩，使生产与消费达到某种相对平衡，来强制地、暂时地解决这一矛盾。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政策，主要是财政和货币金融方面的膨胀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使每次危机都不能充分展开，以致使生产过剩同市场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因不得发泄而被不断地积累起来，导致经济停滞；另一方面，财政和货币金融 
  滞胀形成的原因的膨胀政策，又促进了通货膨胀的加剧。结果，进入70年代以后，便出现了普遍的停滞膨胀。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被压抑多年之后而出现的一种变异形态，也可以说是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压抑的经济危机以另一种形式的扩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反危机的办法起来反抗资产阶级自己，从而出现了停滞膨胀。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资产阶级用来克服危机的种种办法，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停滞膨胀，作为危机的孪生子，确实使资产阶级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了。
资本主义控制贫富差距的方式是自由竞争。因为自由竞争减少了垄断，从而减少了超额利润。当经济衰退时，失业率上升，企业破产率上升，使得贫富差距增大。贫富差距增大，使得消费减少，使资本家有生产过剩的预期。资本家就不愿过多的投资于实体经济。此时，经济复苏是缓慢的，若增发货币，过度的剌激经济，资本只有部分流入了实体经济，从而增加了滞胀风险。
产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停滞（包括生产下降）和大量失业只是发生在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和萧条阶段，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通货紧缩、物价跌落；而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则总是发生在高涨阶段，但在这个阶段里却没有经济停滞和大量失业，当时在经济周期的发展中，“滞”和“胀”是互相排斥的，二者并没有在周期的某一阶段里同时并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曾先后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例如，美国在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了13.5%，而消费物价却上涨了4.2%。意大利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到了70年代，特别是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及其以后，“滞胀”开始扩展到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十分严重。在这次危机中，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都达到了两位数字：美国为15.3%，英国为11.2%，联邦德国为12.3%，法国为16.3%，日本为20.8%；同时，上述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字：美国为15.3%，英国为43.9%，联邦德国为11.1%，法国为19.1%，日本为32.5%。
1973～1975年的危机以后，在70年代的后5年中，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通货膨胀比70年代前5年更加严重。美、英、日、联邦德国、法、意六国1970～1974年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4.1%，年平均失业率为2.8%，消费物价年平均上涨率为7.9%；而1975～1979年的相应数字则分别为2.6%、4.5%和10.1%。80年代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即1980～1982年的危机，是在长期“滞胀”的经济条件下爆发的，仍然是在“滞胀”中发展的。在这次危机中，就工业生产来说，美国下降了11.8%,加拿大下降了19%，英国下降了14.8%，联邦德国下降了12.2%，法国下降了7.4%（系1982年数字），意大利下降了22%；日本受危机的打击较轻，工业生产下降了4.1%。与此同时，各国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超过了1973～1975年危机时期的水平。美国1982年12月份，失业人数高达1220万人，失业率为10.8%。1982年底，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失业人数达1200万人左右，失业率约为10%。在这次危机的初期，即1980年，各国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比1973～1975年危机期间更加严重，例如，美国1975年的消费物价上涨率为9.1%，而1980年则为13.5%，法国、意大利的物价上涨率也都超过了1975年。但由于美、英等国坚持推行货币金融方面的紧缩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发行量和提高利息率，从1981年起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1981年的消费物价上涨率：美国为10.4%，日本为4.9%，联邦德国为5.3%，法国为13.3%，英国为8.6%，意大利为19.2%。
综上所述，可见“滞胀”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从1973～1975年的危机起到1980～1982年的危机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趋于严重。1981年，通货膨胀开始减弱，但经济下降仍在继续。1980～1982年的危机以后，迄1984年上半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都趋于缓和。
滞与胀的对立统一
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既是互相矛盾的，又并存于一个共同体中。在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从根本上说，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加剧的经济停滞却是“滞胀”的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通货膨胀则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由这个基础所决定的。它与一般的通货膨胀不同，是与经济停滞相结合的通货膨胀，并且是由反停滞、反危机的措施而加剧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列宁选集》第2卷，第818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剧了这种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并伴随着通货膨胀，从而形成了“滞胀”，通货膨胀还比较容易对付，而帝国主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则是难于逆转的。“滞”与“胀”的对立统一关系，还表现在两者总是互相钳制、互相掣肘、互为起伏的。要医治经济停滞，就得采取膨胀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息率，扩大公私信贷，通过政府的大量采购来人为地创造市场，等等。所有这些，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反之，要医治通货膨胀，就得采取紧缩政策，如压缩财政支出，控制货币发行量，提高利息率，抽紧信贷，等等。从而导致银根吃紧，投资疲弱，市场萎缩，而这又势必加剧经济停滞，甚至诱发经济危机。正因为这样，所以“滞胀”这种并发症很难医治。
经济周期
  房地产滞涨表现形式“滞胀”贯穿于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对周期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危机阶段，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通过价格跌落而自发地、强制地消散过剩商品的机能受到干扰，削弱了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关系的杠杆作用。这样，虽然由于价格的上涨掩盖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的尖锐程度，缓和了危机。但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使过剩的商品难于消散,使经济难以摆脱危机，从而拖长了危机的时间。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6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阶段综合平均，50年代和60年代为8个月左右，70年代平均为14个月。1980～1982年的危机则拖延3年之久，“滞胀”使危机阶段拉长了。在萧条和复苏阶段，“滞胀”使经济回升乏力，增长速度减慢，回升时间延长。在50年代，美国各次危机后的回升时间平均是7.5个月，60年代延长到8.5个月；70年代，由于“滞胀”严重，回升时间延长到10.5个月。最后，“滞胀”使周期的高涨阶段不明显，出现了经济增长走走停停的局面，并且没有真正的繁荣。1973～1975年的危机后，美国于1976年11月工业生产达到了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了高涨阶段。从1976年11月到1980年1月的39个月的高涨阶段中，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竟下降了13次，这是过去在高涨阶段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事实证明“滞胀”在周期的高涨阶段所具有的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美国在1980～1982年的危机中，工业生产竟发生了两次下降，呈现下降一回升一再下降的曲线。从1980年2月开始，美国的工业生产连续下降了6个月，下降幅度达8.1%。但从1980年8月起，工业生产又逐渐回升，到1981年7月，不仅超过了1981年1月的水平，也超过了1979年3月的水平。从1981年8月起，美国的工业生产又急转直下，到1982年底，工业生产下降了11.8%，明显地超过了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1980～1982年加拿大的危机发展过程也有类似情况。这种奇特现象，总的来说，也是由“滞胀”、特别是由反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所造成的。由此可见，“滞胀”使经济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阶段的冲击力受到了抑制，使生产下降较缓，甚至出现W形（锯齿形）；萧条和复苏阶段经济活力受到麻痹，使回升无力；高涨阶段受到钳制，经济增长缓慢而艰难，“滞胀”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
1980～1982年的危机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如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大幅度地提高利息率等等，以对付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81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迄198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如下：美国3.8%，日本1.9%，联邦德国3.3%，英国4.6%，法国9.6%，意大利14.6%。这与过去一些国家的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的消费物价上涨年率比较起来，显然是降低了。同时，1983年美国经济以较快速度回升，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实际增长了3.5%，失业率已由1982年的10.8%下降到1983年底的8.2%。根据这种情况，于是国内外有些经济学者便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或者即将摆脱“滞胀”，可以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了。
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从"滞胀"中摆脱出来。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下降，但迄1984年上半年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物价下跌的现象，何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在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国债，很可能重新使通货膨胀率上涨。同时，西方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回升，正在放松对货币增长率的控制，膨胀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又开始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排除通货膨胀有再次加剧的可能。至于经济停滞，只有美国1983年的经济回升稍快一些，但仍低于战后历次危机后第一年的增长速度。198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10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8%，其中法国仅为0.5%，意大利比1982年还下降了1.5%。就失业来说，1984年2月，美国的失业率降到7.8%，仍然是一个较高的数字。欧洲经济共同体10国失业人数，1984年2月已突破1300万人大关，失业率一直在11%左右，以上这些，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未能摆脱“滞胀”。虽然在1980～1982年危机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停滞膨胀确实有所缓和，但这只是“滞胀”采取比较缓和的形式，
滞胀
  滞胀产生的社会关系并不意味着“滞胀”的消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使通货膨胀有所缓和；采取膨胀政策，也可能在另一段时间内使经济停滞有所缓和；在实行紧缩政策以后的经济回升阶段，也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都有所缓和。但要从根本上克服“滞胀”，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稳定增长，却是极其困难的。关于“滞胀”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对1980～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回升较快，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有所下降。有些学者便认为“滞胀”已经结束，有些学者认为“滞胀”并没有结束，产生“滞胀”的原因和条件依然存在。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众说纷纭
较高的失业率、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
成因 从一般通货膨胀理论分析，滞胀是需求膨胀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变化及其行为调整所导致的商业周期现象，如图：图中横轴Y为产量，纵轴P为价格，D为总需求曲线，Sn（）表示对应于不同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供给曲线。当总需求曲线由D0移到D1时，表示总需求增加，导致商品供求缺口AA′出现。与A′点对应的产量水平是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它偏离了短期供给曲线S0。企业只是在S0上（较低工资水平上）才愿意生产较高产量。此时短期均衡点是B，即D1和S0（的交点，表示较高价格水平和较高实际产量。但B点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点。短期供给曲线S0是根据预期价格水平给出的，而与B点对应的实际价格P1高于P0。在短期均衡中，企业主满意了，但工人不满意。当工人知道实际价格P1高于预期价格时，他们将修正预期，=P1，并要求增加工资，于是，供给曲线由S0（）移至S1与D1的交点C，该点意味着价格上升（P1升为P2）和产量下降（从Y1降至Y2），这就进入了“滞胀”阶段。但在C点，实际价格水平P2又高于预期价格，工人感到被欺骗，并会再次要求名义工资提高以保持实际工资水平，总供给曲线将再次向左上方移动。只要S与D的交点（短期均衡）在Y0线右边，实际价格就会比预期价格水平高,上述调整过程就会继续。如果总需求D1不变，只有在N点，即Sn与D1的交点，才能实现长期均衡，此时产量Y0与初始均衡产量（即A点）相同，但Sn反映了货币工资对较高价格水平的充分调整，实际工资与在A点时的实际工资一样。上述过程可以分两个阶段。A→B是扩张阶段，需求增加表现为暂时的通货膨胀，产量增加和就业增加同步。B→N是滞胀阶段，此时通货膨胀上爬，但供给函数根据较高成本而调整，产量下降就业则减少。除上述被多数人接受的一般理论外，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滞胀”产生原因还有各种解释。这些观点彼此间具有互补性，有些已被包括在上述一般理论中，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理论的发展。
劳工市场上的均衡与失衡说 新综合派经济学家和等人认为，传统的刚性理论（工资刚性、价格刚性）虽然可以说明持久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但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通货膨胀和失业会同时并存。指出，失业可归因于劳工市场失衡，非自愿失业说明劳工市场不均衡的存在。与此同时，货币工资未能在各行业间迅速调整。这样，在劳工市场上，过度供给表现为失业存在，过度需求表现为岗位空缺，无论何时，劳工市场都在两者之间变化着。因此，经济总体上就显示出既有空位又有失业的现象。他们断定，在任一劳工市场上，货币工资增长率都是两种成分，即均衡成分和失衡成分的总和。由于空位存在，势必减弱失业增量降低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工资刚性也使失业对货币工资率下降的作用力减小；但工作空位存在却会使货币工资迅速上升。这样，失业与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工资率上升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市场操纵说 等人反对只根据货币供应增量来说明通货膨胀。
各执一说
区分不同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经济部门来说明通货膨胀，进而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现象。卡尔多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三类部门：初级部门，即为工业部门提供必需原材料的部门；第二级部门，即制造加工部门；第三级部门，即服务业。他认为，在初级产品生产的增长和制造加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的比例失调是导致“滞胀”的原因。罗宾逊的论证思路与此相仿，但她把市场区分为初级产品市场和制造品市场，指出：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是既定的，其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而制造品市场价格是被“操纵的”，即是由生产者自己决定的，生产对需求的调节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库存机制进行的，就是说，工业品的这种“操纵价格”由成本决定，而不是由市场决定。这样初级产品价格无论上涨或下降，对工业制造品的影响都不能充分发挥。“操纵价格”必然使通货膨胀有增无减。在通货膨胀下，低收入居民为了弥补实际工资减少，还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由此，通货膨胀不仅不提供较多工作职位，反而使劳工市场上供给增加，导致物价同失业率一起上升。
二元系统说 制度学派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结构上有很大区别，但产量上则大致相等的两大部门，一个是集中经营部门，另一个是分散经营部门。前者由若干家大公司组成，它有经营计划，要摆脱市场束缚，想实行价格控制，可称为计划系统；后者由许多分散的小企业、个体生产者组成，它受市场力量支配，故称为市场系统。在这个二元系统中，市场系统屈从于计划系统，二者在交换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这就导致收入不平等。他认为，在计划系统中，企业权力已转移到“技术专家阶层”，他们掌管企业，并不以实现最大利润为目标，而追求“稳定收入水平”和“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因此，“技术专家阶层”为了避免工人罢工对企业造成损失，往往同意工会增加工资的要求，然后按工资成本加成定价，导致物价上涨，进而使生活费用提高，从而又引起下一轮提高工资的要求。在另一个市场系统中，由于存在攀比机制，工会部门也会迫使企业主提高工资。这样，竞相提高收入的压力便引起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总需求的结果，只表现在产量和销售额的压缩，进而市场系统内大量出现失业工人，但企业并不会降低价格。这样，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症将被维持下去。
  滞胀带来货币之间的关系两种价格体系说 英国经济学家J.R.希克斯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至少存在两种市场。一种是“固定价格”市场，包括大部分工业品市场，其价格由生产者来决定；另一种是“弹性价格”市场，其价格仍然决定于供求关系。他认为，所谓固定价格并非指商品价格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发生变化，而是指商品价格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希克斯把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历史以60年代后期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在60年代后期以前的第一阶段，通货膨胀是需求膨胀，它的特点符合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关系。而在60年代后期以后的第二阶段，提高工资的"社会"压力已居于统治地位，而不再囿于劳工是否缺乏。这样，工资上升的程度在衰退时期与繁荣时期便会相等或接近相等。这就是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即“滞胀”。他认为，在弹性价格体系内，对膨胀性工资上升和相应的价格上涨，有可能产生一个“膨胀性均衡”，尽管这种均衡是凯恩斯意义上的均衡，但它已不含有充分就业的意思。60年代后期以来，既定的各行业工资差距已被打乱，所以经济不处于均衡状态。这样，通货膨胀与失业将无限期地并存下去。因此，弹性价格市场上的需求因素与固定价格市场上的供给因素共同作用 经济
于物价和工资，形成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迫使“滞胀”继续下去。成本推动说 以P.A.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把滞胀主要归罪于所谓的成本推动。他们认为，滞胀产生的原因在于工资的上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解决的办法是财政金融紧缩加上收入政策，其核心是以工资管制或社会契约等方式来控制工资上升。
国家干预说 以M.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滞胀的形成是战后推行凯恩斯主义和相应加强国家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导致开支增大，赤字增加，不得不用滥发钞票的通货膨胀办法来弥补，同时也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支持了不成功的企业，反而使物价、工资、生产受到不利影响，造成低效率和高浪费。政府开支增加必然提高税率，打击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挫伤人们的储蓄意愿。这些情况，都会造成经济停滞。因此，他们认为，摆脱经济滞胀的条件是抑制通货膨胀，而首先要做的则是减少政府干预。
消除政策
消除滞胀的政策主张 主要是：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一种是松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减少税收、扩大政府开支、鼓励投资和消费以消除危机和失业，同时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膨胀加剧。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辅之以紧的财政政策，即扩大信贷、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鼓励投资，同时又缩小政府开支，减少对市场的压力以稳定物价。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微观化。即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区别的财政、货币政策，即解决市场需求量的个别问题，又不影响整个市场态势。③实施包括收入政策、人力政策和消费政策在内的补偿性政策措施，以弥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足。
1982～1988年，在治理“滞胀”的政策实践中，美国和英国都采用了以货币主义为主的政策措施，即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放松政府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减税，金融市场自由化，同时加强各国在国际资金流动、汇率、利率、关税、外贸诸方面的协调。这些措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1983年起，主要发达国家先后走出滞胀陷阱，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经济则低速稳定增长。
2012年我国滞胀
[1]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并且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继2011年全年CPI以 5.4%高位结束后，今年一季度CPI同比上涨3.8%，而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出现大幅回落，虽然仍高于年初设定目标，但我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增长率下调风险加大的局面，而且中国经济增长惯性大或预期大，一旦出现大幅回落，难免有经济衰退之虑，如刘伟(2011)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率若长期低于7%，便可能产生严重衰退。也就是说，对于我国特定国情及表现出的高增长率预期，诱发经济停滞的增长率要比主要发达国家高。特别是在房地产业占比过大，制造业利润偏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趋紧并出现一定数量的倒闭，就业形势严峻的环境下，我国正面临潜在性“滞胀”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提前应对“滞胀”风险。
如何解决成本推进通胀问题。我国的通胀有成本推动成分;有需求拉动成分;还有输入性成分。成本推动方面，油价、食品及劳动力成本都在推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对于高油价，可以加大新能源开发，并出台鼓励减少石油消费政策。对于食品价格走高，可以增加政府储备供给，补贴农产品生产，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如加大鼓励“农超对接”，压缩流通收费等。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既与社会经济福利进步有关，又与人口红利等结构性问题攸关，还与工资-物价螺旋关联。短期内首先应继续抑制房价，因为住房支出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城市租住价格高位，就使得主要位于城市的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应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加大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减少非生产型劳动力供给。
需求拉动方面，造成目前通胀局面主要因素是货币增幅快于国民产出增幅。如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一系列投资刺激及货币超发措施，使得当年货币增速近27.7%，而实际GDP却增长 9%;2010年广义货币增幅19.7%，仍远高于经济增长率(10.3%);2011年、2012一季度虽转为稳健货币政策，M2增幅低于14%，但仍分别高于国民产出增幅4.4和5.3个百分点。货币政策滞后期一般为一到两年，因此现在货币超发将为下两年物价攀升埋下伏笔。为遏制通胀货币政策还必须收紧力度。我国经济货币化率畸高早已为世人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配置金融资源为主要形式，由于占有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以及较高的储蓄倾向及外汇占款，这些都使货币对国民产出的弹性几乎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M2对国民产出的长期弹性系数为1，短期弹性系数为0.4左右，而我国近三年的平均值为1.68。为应对滞胀潜在威胁，财政政策应缓慢退出，以保在建工程不至成为烂尾工程，总需求也不会骤然减少;即未来几年内还需保持自1998年以来一直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而货币政策应适度加大从紧力度。在当前继续提高存准率空间不大的情形下，公开市场操作、提升基准利率、贴现率甚至对特定企业进行约谈都是可行的、必要的政策工具。
我国的通胀问题还有一定输入成分。如主要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低利率政策造成流动性过剩及利差，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大量热钱涌入我国，加剧我国流动性过剩，推高物价总水平。事实上，主要由于资本项目顺差而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使外汇占款从2009年超越其他基础货币因素，而使货币供给增加。对于通胀输入性成分，可以加强国际游资进出监管;完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创新外汇市场对冲工具或回笼措施等抑制、延缓手段。
中长期要防止经济停滞。首先要继续延展我国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增长特征。在当前形势下，需要做到：一是补贴农业，维持农产品充分供给。因为只有农产品充分供给而低价运行，国民才会感到富裕，劳动力成本优势才会延长，制造业也会保持竞争优势。二是抑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防止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比过大的产业，防止房地产投资倾轧其他产业投资。房地产一枝独秀反映了制造业相对凋敝的发展格局，而且房价高位运行也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三是鼓励创新、创业，出台向小微企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特别是小微企业不仅存在资源、信息、利益诉求、人才上的弱势，还在信贷、融资方面存在劣势。小微企业是就业主要渠道，是创业的策源地，是创新的摇篮，大量小微企业退出与设立更是资源有效调节的动态机制。只有维系较大数量中小微企业存量，市场经济才更具活力。四是缓解贫富差距，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服务均等化，激发内需。贫富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尤其是当前我国面临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贫富差距缩小利于整体消费的增长，也利于经济增长。从长期看，社会阶层分流、固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必须进行制度层面设计扭转这一既存倾向。五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培育经济增长引擎。对于节能环保、附加值高、引领力强、产业链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加大产业引导、扶持力度，特别是需着力培育对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而不是公共需求。六是压缩公共支出、政府债务规模。政府负债率远高于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说明负债增长模式占优于创新增长模式，债务系统性风险凸显，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大对政府债务控制力度。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加上公共支出的有效压缩才是避免以及走出“滞胀”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