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仲荦
人物简介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一致公认有两大家即“南唐北王”。北王就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
王仲荦先生1947年任教于山东大学，历任教授、系主任、古籍所副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辑会副主任。
人物特点
爱好诗文先生自幼爱好诗文，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因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收为晚年弟子，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30年代初，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王先生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为人师表王仲荦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现有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弟子。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历史系教授郑佩欣先生有挽联云：
“有遗著四百万字 育齐鲁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爱护学生，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就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间，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对于学生的困难，他总是热心地给以解决。他总是将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对学生的关心甚于对自己的关心。他视学生如己出，倘若学生犯了错误，他首先做的是自责，然后才去教育学生。
在先生心目中，学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齐涛先生（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社科联副主席，曾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是他的学生，学校本来安排他读完硕士之后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郑老师有时间更好地照顾王先生（先生当时有心脏病），但先生看出齐涛是个人才，不愿因为自己影响他日后的锦绣前程，并未接受学校的安排，还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教导齐涛，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闻王仲荦先生病逝，撰有挽联：
直谅多闻，是为益友。
精勤盖代，无愧宗师。平凡生活先生拼搏奋斗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辉的业绩。先生不仅有着伟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简朴，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工具，亲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极有原则。一次开会，领导不公平处理一件事，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因为王先生德高望重，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回访，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称他为“祖师爷”，他也一笑置之。
仲荦先生又是个极为重感情的人。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的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广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极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缘故。如果朋友有困难，先生总是想尽办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对山大也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
先生不仅是个好学生，是位好老师，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先生很爱家，也很会照顾家人。和郑宜秀老师结婚三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爱，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因为郑宜秀老师的工作比较忙，先生就主动负责起照顾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动来支持郑宜秀老师。在孩子眼里，王仲荦先生是个慈父，他对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且恰当地给予正确的引导。因为先生总是很风趣，说话很幽默，所以家里总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息。
仲荦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虽然平凡却处处闪着耀眼光芒的人。捍卫民族尊严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临死前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孙孙毋食其官俸。”这几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儿女说的，但王先生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先生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先生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民国通用教材）。课堂上，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起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给先生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虽然受到如此恫吓，先生却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底，先生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中央大学迁至南京。南京当时处在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当然不能幸免。1947年春，时年34岁的王仲荦先生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教书近40年。
在山大教学的生涯中，先生虽然一心钻研学术，但是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着共和国的成长。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先生曾诗云：“天安门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堕泪碑，总理有灵应喜甚，中华个个好男儿。”
治史楷模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史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启功先生所言“无愧宗师”。其治学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博先生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早在青年时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册书都通读过了，为写《西昆酬唱集注》，找了许多书，如《左传》《论语》《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等都细致的看过。
先生读书既多又快。在京点校二十四史后期，常去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没过多久，对人感叹：“这里藏书，我大多已看过了”，并“苦于无书可看”。馆内藏书几十万册，在当时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先生却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见。其二是精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基本书，把它读得熟烂，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熟烂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他不仅这样说了，还这样做了，据郑宜秀老师讲，王先生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其三是勤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眼，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学特点和根本要诀。他一生求学、教学、治学六十余年，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笔者有幸参观了王先生的卧室，内有一个书架，上上下下摆满书。还有六个大书柜，内有先生所有遗稿和存书。以前笔者曾怀疑陈景润教授为攻破“歌德巴赫猜想”光稿纸就有一麻袋是否属实，今天看到王先生满满一柜子手稿，疑虑顿消，大凡做学问者，必有这种勤勉精神。先生曾立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还在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写《中国物价史》。其四是严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并谆谆告诫青年同志“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78年后陆续出版。其五是创王先生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五六十年代，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以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认和信服。
辉煌业绩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里，他孜孜不倦，著述不辍。先生在学术上建树颇多，对于先生贡献的业绩，我们仅选一二以飨读者。（一）对古代史上几个重要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春秋战国之际的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物价问题，明代纺织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古史分期问题，他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
先生另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是出版《曹操》一书,首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后来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二）在古籍整理方面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上海求学期间，就已经着手注释宋代杨亿编撰的《西昆酬唱集》。今天我们读到的中华书局新校点版本的《二十四史》，其中就有王先生的功劳。1960年为高等院校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书。此外，在先生70岁高龄还整理章太炎的遗著，主持《太炎先生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三）先生学术成就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贡献。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写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本专著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由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历代研究者大多将它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认为无光明可写。王先生明查这一弊端，决心给予突破。而事实证明，先生获得了成功。他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造成的蒙昧状态，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光明的新局面，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流枣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王先生的观点和建树的肯定。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王先生的著名力著，是他魏晋南北朝史丰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