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彝族
历史
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公元前157年之前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著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  古彝族最早兴起的地区(红色)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约公元前157年—公元225年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著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著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约公元225年—公元618年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约公元618年—公元902年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  南诏国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南诏国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政权统一的开始。 
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约公元902—公元1235年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乌蛮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的扶持下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大理国历史取自汉族史书记载，所以大多名称都引用汉族称呼）。 
段思平为南诏“乌蛮”贵族，由于家族衰败在南诏晚期已成为没落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 4 个月之后，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阐（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高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  大理国(绿色区域)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 ，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
大理国同一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国，《土俗记》言：“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雄兵十余万，大国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凉山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元军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大理国灭亡。 
至此，存续300余年的段氏大理国宣告灭亡。此后，云南以一个行政省的形式被纳入元朝版图。它也是大理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唐以来，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代的结束，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
约公元1235—公元1658年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自杞国首当其冲。 
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等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其夫死时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职——摄贵州宣慰使。当时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划归明朝。奢香袭职摄政后，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分裂势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后，朱元璋发布诏书：称“奢香胜过十万雄兵”，诰封其为“顺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间，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日益强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复国”之心。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但在西南地区大战中战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战死。
公元1658年—公元1912年清初，清军吴三桂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清军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在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乾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清朝称其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乾隆以后，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公元1912年后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政权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  “云南王”龙云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龙云被称为“云南王”。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二十多万（60%为彝族），伤亡10万余人。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三，在龙云、卢汉统领云南期间（1912—1949），正是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最活跃的时期，上海——重庆——贵州——云南（昭通、大理）——缅甸（八莫），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条传教路线，而以龙云为首的彝族领袖对外国传教士采取方放宽政策，世界著名的“石门坎”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在龙云的老家昭通和贵州的交界，彝族集团的六大家族之一陇体要还曾在“石门坎”的教会学校就读。与此同时，龙云还与外国传教士联手，在云南的教育、经济、交通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滇缅公路”的开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1日卢汉（彝族）率第一方面军调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欲解决云南问题；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4日晨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15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形同软禁，从此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权，在重庆则与民主党派加强了联系。12月初，龙云秘密策动到重庆开会的滇军将领，要他们抗拒调滇军到东北作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56年开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部分彝区实行民主改革，彝族奴隶上层贵族不甘心失败打响了反对民主改革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经过2年又10个月的激战以俘虏、瓦解、毙伤叛乱武装60145人，缴枪70658支(挺)的胜利平定了这次叛乱。 
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彝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区政府。到1990年止，在 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广西西北边界地区内的彝族聚居地方，成立了彝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8个或包括彝族在内的自治州1个、自治县11个。
语言
古彝族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古彝文在漫长的演变中又分为彝语、傈僳语、哈尼语等。
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古彝族文化可能同源
[1]2009年10月19日01:35 第一财经日报赵岚
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哪里？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对这个谜莫衷一是，刚开始有人认为系远古造访的“外星文明”，也有埃及、犹太人等“西来说”，而主流意见仍然是来自本土，但为此也争论不休。
日前在西昌举行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学者再次提出了新的观点：三星堆文明和古彝族文化可能存在某种同源关系。 
其中，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像即为古彝人的‘祖灵偶像’。”　语言上的同源在这次研讨会上，首先支持“同源说”的证据来自语言学方面的最新成就。北京大学汉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小组，经数年研究，论证古彝语、古羌夏语以及上古蜀国人语言之间存在复杂的同源关系。
负责这个课题的陈保亚、汪锋教授称，追溯彝人至今仍保留使用的一些“核心词”，可以发现他们在源流上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三星堆文化)语言存在同源关系。
这个研究小组考察了彝族人至今仍在使用的上百个“核心词”，发现除了在发音上的一些稍微变化之外，其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时代所指称的意义一样，并且一直在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另外，这个研究小组还从“借代关系”的词语学范畴，系统地考察了古彝语与上述古语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古彝人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同源说”。古彝人的 祖灵之所而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其一直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彝族人之中获得了某种隐秘的认同。大多彝族人表示：“一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在那些青铜面具和神树面前，就感觉十分熟悉和亲切。”
而在这次研讨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阿余铁日的观点。这位凉山彝族文化研究所的著名古彝语研究者，通过对彝文古籍《考妣变换》的研究，大胆提出了三星堆遗址即为古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
对于《考妣变换》中提到“玉石做祖脸、丝绸盖考身；金片饰妣头，变换祖变换，不变则难迁……祖头像，出玉石，做祖像，出兔子，垫祖下。用银接祖骨，用金贴祖脸，金片祖下垫，丝绸裹祖身。”阿余认为，从此可以得知两个信息，一是古彝人用玉石来制作考妣祖灵的偶像；二是用金片来装饰考妣祖灵的脸面。而这几乎完全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人原始祖灵崇拜的部分祖灵偶像相同。
同时，阿余铁日还对古彝语中“祖界”一词进行考察，发现其彝语发音和三星堆遗址的马牧河的“马牧”同音，按照古蜀语和彝语遵循“左言”的规则，其翻译成今天的发音即为“牧马”。阿余铁日由此认为，彝人的“祖界”与三星堆的马牧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追溯到彝人的迁徙之路，以及考察当今彝族毕摩所唱的《指路经》中的信息，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旁的马牧河就是彝人祖界所在。最惊人的发现是，民间收藏玉石器中就有灵柩、灵偶，与当今彝族祭祀中的木头灵偶在形式和功能上一模一样。
综合多种考察结果，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也正是古彝人的祖灵祭祀之所。那些出土的大量青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
与会学者对彝族当今祭祀所使用的“泥偶”和“草偶”进行考察后，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神树，其形式和功能正是来源于彝人祭祀中的“泥偶”和“草偶”的结合，而毕摩祭祀所用神树就是自然界的杜鹃树。彝文与三星堆玉石文字上世纪初至今，三星堆附近及成都平原出土了共2000件玉石器物，而这些出土器物上锲刻有大量不同时期的符号或图案，其神秘意义几乎无人能解。
但这次研讨会上，这些神秘符号或文字，有小部分却得到了古彝文化学者的解读。如从三星堆出土陶器上记录的六个神秘符号，就已被阿余铁日破解。另外蜀地不少青铜器上出现过一些铭文，被称作“巴蜀图语”，很多也被彝族学者用古彝文破解。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其额头上多题有类似英语字母“H”的符号，经过古彝语专家破译发现其意指为“父系祖先偶像”。
著名诗人、文化学者钟鸣认为，首先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的“古彝语构拟”，为研究三星堆玉石文字打下了基础，而其次是阿余铁日用古彝语破译这些文字，则把研究三星堆文化之谜推向了新的可能。
尤其是三星堆玉石文字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遭遇的文字缺失，“完全有可能是‘中原文化决定论’所造成的。”钟鸣说。
他认为，三星堆玉石文字，就目前民间搜集的文字包括了刻符、二里头符号、初文、甲骨文、金文，文字演变的多阶段性，书写的多样化，载体的多类化——包括了玉书、玉册、玉契、玉章等，证明三星堆玉石文字是甲骨文后，最具进行序列性研究可能的、维系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直接证据。
而除了彝族学者及语言学家之外，与会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鉴定组组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周南泉，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也充分肯定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