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吉拉斯
军中的四巨头
1911年6月4日，吉拉斯出生于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意译黑山)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世代务农。他的家乡经济文化落后，宗教仇恨极深，常常发生械斗事件。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的家乡是一个“没有正义的地方”，“我是两眼沾满鲜血出娘胎的，睁开眼睛看到的也是血”。 1929年，吉拉斯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文学和法律。在大学读书期间，接受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左派学生团体中极为活跃。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因参加反对王室的示威，被当局逮捕，判处徒刑三年。1937年初，出狱后不久，同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铁托在萨格勒布首次会面。1938年经铁托提名，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1年4月，德国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1941年6月成立了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武装斗争。这年夏天，吉拉斯参与了南共中央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他被派往门的内哥罗领导起义。战争期间，吉拉斯一直是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成员，成为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最高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吉拉斯称之为“四驾马车”——铁托、爱德华·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他说，那时“我们长期共事，结下了友谊，同甘共苦，共担重任，因此，彼此偶有伤害也只是觉得遗憾，而不会恼怒”。
和苏联的冲突
1944年3月，当反法西斯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吉拉斯奉命率领一个军事使团前往莫  米洛凡·吉拉斯[1]斯科，这个使团既有军事的性质，也具有党的性质。这次出使苏联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苏联承认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争取苏联对南共领导的抗德游击队的物资援助。吉拉斯一行辗转途经意大利、埃及、伊拉克、伊朗到达莫斯科。此行任务虽未全部完成，但据吉拉斯自己说，他是以狂喜的心情去苏联的，因为在南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对苏联领导的忠诚是党的发展和活动的要素之一，斯大林不只是不可争辩的天才领袖，而且他就是新社会的理想和美妙的化身。”因此，他在叙述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见时说：“我感到一种骄傲的喜悦……突然，一切对苏联产生的似乎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见了。” 
1944年10月，南斯拉夫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了自己的祖国。1945年3月，南斯拉夫联邦民主共和国联合政府组成。同年11月，立宪会议开幕，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吉拉斯先后出任黑山部部长，不管部部长，并担任过党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常参与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多次代表本国政府同苏联及西方国家举行谈判。 
1945年4月，吉拉斯作为铁托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成员第二次访苏。这次访苏，两国签订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以及有关贸易协定，此外，也是为了弥合双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出现的争执。吉拉斯是战后两国之间发生争执的重要当事人：1944年秋贝尔格莱德解放以后，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不久便发生多起侵犯居民利益的不法行为。为此，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等共4名最高领导人约见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会晤中，吉拉斯以尖锐的言词指出：“我们的敌人正利用这事来反对我们，并把红军士兵的暴行与英国军官的行为相对比，英国军官倒没有这样过分。”对此，科尔涅耶夫提出严重抗议，他“强烈抗议把红军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相提并论来侮辱红军”，并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莫斯科，斯大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通过此次访问，在与斯大林的会见中，虽然表面上消除了双方在这一事件上的纷争，然而它仍然是1948年南苏关系破裂的最初原因之一。斯大林在1948年3月27日写给铁托的信中重提此事，并且指名谴责了吉拉斯，信中写道：“根据这些事实来看，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侮辱红军，说红军军官的道德品质比英军军官的道德品质低劣的那次著名讲话，便完全可以理解了。众所周知，吉拉斯的讲话没有遭到南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反对。” 
1947年9月，卡德尔和吉拉斯作为南共代表出席苏、波、捷、匈、保、罗、南、法、意等九国共产党代表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此时，南苏关系已日趋紧张。1948年1月，据称斯大林亲自提名由吉拉斯率领代表团去苏联，以便协调两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此次访苏以及同斯大林的会见，给吉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在1944—1948年的南苏关系问题上，除铁托以外，吉拉斯是一个起重大作用和影响的人物。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南共未出席)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当天晚上，吉拉斯起草对情报局决议的答复稿。次日，即6月29日，铁托主持召开南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措词尖锐的文件，拒绝情报局的指控，重申对自己领导人的信任。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同时刊载了情报局和南共中央的两个文件，让人民群众作出判断。
退出南共联盟
在1948年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和1952年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吉拉斯都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4月,吉拉斯被选为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主席团副主席。1953年初，出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统。同年年底，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 
从1953年10月至1954年1月，吉拉斯同铁托等领导人发生严重的政见分歧。这一分歧反映了南斯拉夫在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曾经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南共联盟中央于1953年6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告南共联盟各级组织的决议。这个决议在批评守旧倾向的同时，着重批评了纪律松弛、不问政治和否认党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和纪律。吉拉斯却认为二中全会决议是“片面的”，“忘记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强调恢复党的团结和纪律会使民主化受到损害。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反对官僚主义的文章，实际上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他认为，在南斯拉夫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官僚主义这个新的敌人比资本主义那个旧的敌人更加危险。他否认共产党人有最终目，说“目标不是也不能是共产主义”，“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它使人们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现实。由此，他主张从根本上改组南共联盟，使它变成一个松散的协会和团体。他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化和民主化，因而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过时了，专职的政治工作者成为多余，变成社会进步的障碍。他主张将南共联盟融合于群众组织之中，共盟盟员融合于公民群众之中。 
吉拉斯的这些言论，自然引起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的不满和批评。兰科维奇向吉拉斯指出：“你在《战斗报》上写的文章对党是有害的。”卡德尔也对他说：“实质上，这是修正主义，跟伯恩施坦是一路货色。”铁托则认为这些文章意味着吉拉斯在政治上已死亡了，“政治上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了”。 
1954年1月16—17日，南共联盟召开第三次(非常)中央全会，讨论了吉拉斯的反党政治观点。与会者批判了吉拉斯的错误，分析了他产生上述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指出了上述言论的严重危害性。在全会上，吉拉斯作了某些辩解。除了他的前妻米特拉·米特罗维奇和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表示了审慎的支持以外，会作出决议，把吉拉斯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他在共盟中的一切职务。决议指出，吉拉斯的观点，“是和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路线相抵触的”，他的立场和行动“为分裂共产主义者联盟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致，以及为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造成了政治基础”。会后，他辞去了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议长一职。4月，吉拉斯申请并获准退出南共联盟。
因思想而入狱
吉拉斯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及退出共盟以后，继续发表一系列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观点，并对南斯拉夫现行政策进行攻击。1954年12月，吉拉斯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访问并发表谈话，认为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是“接近于斯大林主义的”，南斯拉夫人民没有得到“基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自由”，公开主张“成立另一个政治组织”。这篇谈话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后，他被控“进行敌意宣传”，并被判刑一年半(未执行)。1956年11月，吉拉斯就匈牙利事件公开发表敌视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和文章，被捕入狱，法院判处他三年徒刑。 
1957年8月，他将反共新著《新阶级》一书偷运至美国出版，该书集中地反映了吉拉斯的政治观点。吉拉斯认为：（1）在落后的国家（如俄国）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党要建立的是在旧社会中尚未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这种“不成熟的”革命更需要在政治上充分的集中权力，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及组织上的高度一元化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因此，革命胜利后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职业性的党的官僚。（2）所有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里都会出现一个新阶级，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新阶级的创使人，是一批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新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3）新阶级的前途，也就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发展前途，必然是失败和垮台。世界大势之趋向统一是时代的基本特征。西方由于具有政治民主和较高的技术、文化水平，同时又是维护政治自由和知识自由的战士，世界统一趋向于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实为世界统一的最大阻碍。（4）南斯拉夫实行的所谓工人管理和自治，是新阶级对群众的一种让步，它并未能使生产者自享其生产的利益。 
  《新阶级》一书出自原先一名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之手，又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立即受到国际反动派的重视，因为它适应了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掀起的反共逆流的需要。该书在美国出版后的半年内，接连再版了10次。中译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由于《新阶级》的发表，法院对吉拉斯一案重新审理，并对他追加七年徒刑。1961年他获假释出狱。 
1962年4月，吉拉斯在国外发表《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再次被捕。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他五年徒刑，并要求服完原判罪中尚未服完的三年另八个月徒刑。1966年，他被提前释放，但规定五年内不准公开发表他的任何作品。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发生后，吉拉斯获准访问英、美和澳大利亚，年底回国。1969年起，他又因发表猛烈攻击南共联盟的言论，被禁止出国和禁止在国内出版他的任何著作。1979年，他接受英国记者乔治·厄班的访问。谈话内容广泛，长达数小时，除阐述他原有的政治观点外，还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发表一系列观点。吉拉斯论著甚多，其中主要有：《新阶级》(1957年)、《没有正义的土地》(1957年)、《道德的解剖》(1959年)、《不完全的社会》(1969年)和《革命回忆录》等。1980年铁托逝世前夕，他又发表《铁托内幕故事》一书，书中既称铁托“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家”，却不对铁托做过誉的评价。
拒绝改造灵魂
吉拉斯从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变为一个激烈的反对派，据他自己说,这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幻灭”，而是由于他的“门的内哥罗人的性格”，这种性格是天生反叛的，追求和向往个人的自由，反抗各种专制秩序的。在取得政权前，在反对本国的反动黑暗统治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年代里，他认为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可敬佩的，那时，他的“门的内哥罗气质和马克思主义吻合得天衣无缝”，可是，当共产党人掌权以后，他说他看透了政治和政治生活的实质。他宣称：“我所追求的是开放的社会，个人享有自由，政治上经济上实行多元主义”，“即使神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事，我也将反抗它的无所不知以及它的一成不变的秩序，一如我之乐于传播异端思想、反抗党的专制、无人道以及勉强的团结。”值得注意的是，吉拉斯自己并不承认他已经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的”或“反共产主义的”，更不承认他已转向西方或接受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他还说，他之所以没有对西方国家和制度提出批评，并不是因为他对那些国家没有意见，更不是因为他以为那些国家的社会形式可以用来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榜样，而是因为对它们的知识实在不够，最好还是由住在那些国家里的人来批评。          吉拉斯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认为“社会是各种阶层和各种势力组成的，它们各有其愿望和见解。”同时，“在我们地球上有着无数的人类生活制度的星座，并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存在的理想。”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完美，人必须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为都可以完全实现。我们必须了解乌托邦主义的性质。一种乌托邦主义，当其取得了权力时，便成为一种教条，便极易于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来使人类受苦”，“一个非暴力的和完美的社会是不会有的，但一个更自由更公道的社会却是可以有的”，“尽善尽美的世界，没有批评和没有别的选择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无法挽救的错误的世界”，“我们所应取的态度是承认社会是不可能完美的这一事实，但同时也得了解人类必须有其梦想，社会才能改良与进步”。
他认为“每一种观念总是经过人生的浊流来实现的，而当运动的领袖们将他们自己的命运、 贪婪、 野心、 生活方式以及所谓历史使命认为即是运动的目标时，污浊也就愈甚。……但有思想的人和斗士们却应该知道权力总是导致腐败，他们应该更懂得尊重法律，而不可口含天宪；必须尊重实际的人，而不可只谈抽象的人民，应该更关心于一般人的需要，而不可只顾及自己的历史地位。”
南斯拉夫解体
吉拉斯反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南斯拉夫解体和民族冲突，但他在80年代预言，分手会发生。 1981年，他预言，南斯拉夫将会由于铁托式官僚主义的倒塌带来种族和民族主义而瓦解：“我们的体系建立在铁托个人管理上。既然铁托走了，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但这种集中不会成功，因为它将剥夺各共和国的政治权力基础。这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是更加危险，各地的官僚不会放弃他们自身经济利益。这将导致南斯拉夫开始崩溃。”“铁托靠他的专断的优势和权威保证了和谐，现在，只要有最微小的分歧，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动乱。”“米洛舍维奇仍然有可能...保住一个联邦。最终可能会像英联邦，一个松散的邦联的贸易国。但首先，恐怕会有民族战争和叛乱。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在这里。““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专制挑起真正分离。记住黑格尔说，历史总是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闹剧身。我的意思是说，当南斯拉夫解体时，外面的世界将不会干预，因为它会和1914年一样。 ...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实验的解体，我们会比苏联解体走的更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