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尉文渊
个人简介
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计者和创建者，中国股市第一人  尉文渊。九十年代上半段，时任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和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被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
“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管金生被控“扰乱市场”而身陷牢狱，尉文渊也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
2012年8月加入华锐风电公司，任副董事长。
2013年3月12日，经公司董事会选举，尉文渊将接任华锐风电董事长。[1]
个人履历
1955年 出生；
1983年 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北上赴京；
1986年 31岁时位居国家审计署处长；
1988年 因夫人要在上海生孩子，尉弃官回沪，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当个正处级副处长；
1990年 就任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1995年 因为“国债327事件”辞职；
1996年 创办新盟集团，任董事长。
2012年 担任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总裁
2013年 任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
人物平生
-------历经种种磨砺 为日后职业生涯作铺垫
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住地窝子，在冰天雪地中经受了艰苦的锻炼。训练之余，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打坯烧石灰筑营房，极劳累的体力活，他戏称为“基建”工作。这项工作培养了他此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一直保持着的非常明显的性格特点，就是能吃苦。18岁他加入共产党。当兵5年后他复员回上海，在电影院当服务员，他工作积极，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为先进，不久被选到上海某区委任宣传干部。 
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婉拒了母校的挽留，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不久当了副处长。32岁时，又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处长。虽然仕途顺利，但他对机关里坐办公室的生活一直心有不甘，老想做一点竞争性、挑战性更强的工作。他的老师、原上海财大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对他十分赏识，他被调到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当了正处级的副处长。那是在1989年的11月，他还未满35岁。当时的势头和各方面的信息都很明显：以他的能力和条件，在银行系统的升迁之路将是极其顺畅的。 
拓荒
------------事必躬亲筹建上交所 敲响开市锣声
一种偶然 一种命运
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的决心，中国政府宣布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这样，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刚调来不久的尉文渊负责。 
在当时的条件下，筹办 证券交易所谈何容易，老处长出去筹办了一阵，进展不大。这也难怪，谁也不知道这个交易所该怎么筹办，所以绝不是个轻松的工作。1990年6月，在海外访问的朱镕基市长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这一时间表让国内负责筹备工作的同志措手不及，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候，尉文渊感觉到老处长有意重回金管处，于是他提出由他去筹办交易所。就这样，国家大局与个人处境微妙地纠缠在了一起，不经意间改变了尉文渊的人生道路。而此后这条道路上的跌宕起伏，完全出乎他此时的预料和想象。 
龚浩成同意了，但明确表示，你去锻炼锻炼。第一是把交易所建起来，第二是找好接替的人，然后就回银行，另有重用。而他自己的理解则是刚到银行工作，作为新人，应该多做一点艰苦的工作，为将来的发展多打点基础。 
此时，尉文渊对年内交易所要开业这个任务至底有多难还没什么感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交易所的分量，不知道年底开业对他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试一试！”
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为了学习和了解什么是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找来几位曾参与旧上海证券市场的老人座谈。但由于在战乱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很好地发展，旧上海的证券市场也没有很好地运作，且这些老人只是一般的参与者或工作人员，虽然热情很高，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调研了一圈，尉文渊仍然一头雾水。 
有一件事让他感觉踏实了一点，就是先要找个交易场所。这是件很具体的事情，尉文渊一下子感觉到把事情做实了，不再那么茫无头绪。 
证券交易所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尉文渊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他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处找大厅的时候，心里仍然不清楚这个大厅该派什么用处，席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看了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都失望而归。绝望之中，有人说北外滩的  浦江饭店有个大厅。已经不抱希望的尉文渊冒着中午的太阳步行来到浦江饭店。这个饭店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以前叫理查饭店，虽然已很破旧，但那气势还在。尉文渊眼前一亮：就是这里了！ 
有了场地，该怎么交易呢？尉文渊从很少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中国人熟悉的《子夜》里描述的就是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方式的选择，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都赞成口头竞价模式，因为当时就那么几只股票，交易会很冷清，口头竞价能够满足需要，还能造点气氛。但尉文渊觉得，高科技发展那么快，难道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建的交易所，还要重复那种古老的方法吗？他向领导提出，让我们试一试电子计算机交易。 
尉文渊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口头竞价交易方式的准备，还请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来帮助设计口头竞价的方式。搞了一段时间，比划来比划去，找不到感觉。因此，尽管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中规定的是口头竞价和计算机交易两种方式，其实“宝”全部押在电子交易上。可以讲，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跨越式的发展，因为我们连最简单、基础的交易方法都没有掌握，一下子就进入电子交易领域，谁也不敢保证此事能够成功。他邀请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助教谢玮，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和建设。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当时他们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都搞不太清楚，要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电脑软件和程序，确实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到11月份，交易所的筹备大体定型，尉文渊才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尉文渊出去的头两天，他对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看不太懂，心想，糟了，自己搞的那套东西不太一样，心情有点慌张。几天后，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讲，没有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也无法支持遍及全国城乡、数千万投资人参与、每天几千亿的成交规模。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敲响开业锣声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等，都在同步进行。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尉文渊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 
他说，那时候他白天在外面奔忙，晚上回到筹备组办公室与吴雅伦等筹备组的人员讨论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上市规则等文件。按照原定的日程，交易所应该在12月14日左右开业。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但当他走进大厅时，脸色舒缓了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他问尉文渊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尉文渊说装饰包厢的圆拱形玻璃配不到。朱镕基立刻说：你找耀华皮尔金顿，就说是我朱镕基说的，叫他们马上定做。后来朱镕基又对他说：你敢不敢大胆管理？尉文渊说，敢！ 
朱镕基视察过后，地方部门对交易所筹建工作的配合力度更大。开业前一天晚上，区里的市政、绿化、环卫等部门的施工队伍齐集现场，统一指挥，分批鱼贯进场施工。一夜之间，浦江饭店门外的马路和环境焕然一新，就像变戏法一样。 
由于要等香港行政司邓莲如女士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开业仪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推迟到12月19日。 
19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11点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放下锣锤，他艰难地走进电脑房，看到谢玮他们兴奋地抱在一起跳啊跳。交易成功了！ 
午宴上尉文渊没吃几口饭。送走来宾后，他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度左右，当晚被送进医院。他在医院呆了一个月，才被允许出院。有人问他开市第一天的感觉。他说：没有感觉。第一天是怎么交易、怎么收市的我都不知道。
引咎辞职
---------身陷“3.27”国债风波 无奈引咎辞职 
在交易所成立后的三年中，尉文渊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比如，市场扩容。到1992年底，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近60家。比如，扩大交易席位。交易所的会员已经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到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另外，他还推出一项极其大胆而有远见的金融工具创新：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以及国债回购交易工具的推出，大大活跃了国债市场，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的解决，也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但也正是三年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交易所。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亏损16亿元人民币，国债期货因此夭折。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本来，国债期货是非常好的金融期货品种。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风险度小，被称为“金边债券”，具有成本低、流动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等特点；在国债二级市场上做多做空，做的只是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小。这正是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支持者的原因。当时我国国债发行难，靠行政性摊派。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最高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中国的管理者到美国考察了一圈，发现人家的这个宝贝不错，也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奉行“拿来主义”。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1992年12月28日首先出现于上海证券交易所。1993年10月25日，上证所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但上海三大证券公司之一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不这样看，他认为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割肉往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最意外的是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