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夏商周年表疏证
简介
予之于三代年代研究，十载艰辛，一朝唯见工程之结论，辛酸百倍、感慨万千。进而审视再三，克商之年竟与五年前拙著《西周纪年考》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者，实非天意哉！然究其盘庚以来诸王在位，年数疏漏，谬误之处比见，是作此文以为窥管。
甲骨文日月食
甲骨文中共有五次有纪日干支的月蚀纪录，根据新的殷墟卜辞分期研究，确定了这五次月蚀属于武丁时期宾组卜辞-A 、-B和二类偏早型，当武丁中期后半到武丁末年、祖庚时期，其先后次序如下：
癸未夕—甲午夕—己未夕皿庚申、壬申夕—乙酉夕[1] 
其中，甲午夕月蚀限定了武丁的时代。根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的计算，安阳可见的武丁世甲午夕月蚀最早的时间为前1229年12月17日，从而限定了武丁的时代不能早过前13世纪前半叶。 
又，“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所记得是己未夕而非庚申夕月蚀，“皿”字为裘锡圭先生所释，读为“向”，义为“从……到……”[2]。在前1400 —1100年之间从己未持续到庚申、安阳可见得月蚀只可能是前1192年12月27日夜间或前1166年8月14日黎明两次月蚀，卜辞所记必为其一。
根据张培瑜先生的研究，在武丁所处的年代范围内，符合上述干支、次序、时间并包含己未夕皿庚申月蚀两者之一的只有一组结果，并且在公元前1500 年~前1000年之间也只有这一组，没有其他可能。由此得出了武丁时期五次月蚀的唯一证认，其结果如下：
癸未夕月蚀：公元前1201年7月12日（宾组一类，偏晚）
甲午夕月蚀：公元前1198年11月4日（宾祖二类，偏早）
己未夕皿庚申月蚀：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典宾类）
壬申夕月蚀：公元前1189年10月25日（典宾类）
乙酉夕月蚀：公元前1181年11月25日（宾组三类）
据《尚书·无逸》：“高宗享国五十九年”，而甲骨文分期也表明武丁在位的年数应该有五、六十年之久，《尚书》当不误。根据黄天树先生《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典宾类卜辞下限可到祖庚，而宾组三类主要属于祖庚，故壬申夕—乙酉夕月蚀已入祖庚时期，武丁与祖庚的分界应在己未、壬申月蚀的前后[4]。若以己未夕皿庚申月蚀的年份为武丁末年，则武丁在为年代为前1250年—前1192年，以此为基点下推，可确定武王克商之年不会早于前11世纪50年代。
质疑：根据甲骨文历组卜辞日食记录，彭裕商先生确定了庚辰日食的分期属于历组二B乙群，属祖庚时期，根据张培瑜先生的推算，发生在公元前1198年。由于庚辰日食版已有父丁（即武丁）的称谓[5]，所以祖庚元年不应该晚于公元前1198年，但是根据夏商周年表，祖庚元年却比这一年足足晚了七年，到了公元前1191年。所以，祖庚元年应该在公元前1198年以前。根据下文考订，本人认为，公元前1201年才是武丁、祖庚的交界，是年武丁死、祖庚即位。武丁元年应该在公元前1259年，而祖庚元年则在公元前1200年。 
《尚书无逸》中提到了三位在位年数较长的商王，分别是“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史记鲁世家》引文略同，郑玄注、三体石经皆同。唯洪适《隶释》及伪《孔传》所述三宗的次序为太宗、中宗、高宗。太宗为成汤之孙太甲，《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从之。
今按，《史记鲁世家》索隐：“《纪年》大甲惟得十二年”，知在位三十三年的应是祖甲而并非太甲，实属今文学家妄改。新出的《小屯南地甲骨》2281是武乙时期的无名组卜辞：“□辰卜，翼日其 ，其祝自中宗、祖丁、祖甲、[至]于父辛”。武丁在何组、无名组卜辞中被称作“祖丁”[6]，所以这段文字中所述就是《无逸》中的中宗、高宗（武丁）、祖甲和廪辛，其次序与《无逸》完全相同，看来中宗、武丁、祖甲在后人的眼中是值得称道、特别祭祀的名君。《尚书序》云“周公作《无逸》”，由篇文通冠“周公曰”看，是可信的。因此文中周公所纪录的商王在位年数应该是可信的，祖甲应在位三十三年无疑。
根据夏商周年表，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王在位年限为前1191—前1148年，共44年，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根据夏商周年表，留给祖庚、廪辛、康丁的年数就只剩11年，每个商王在位的年代只有三四年了，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才云“祖甲有否33年，尚难定论”。因此我们知道，断代工程在这时期的年代上一定有较大失误。
甲骨文历组日食又将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化。历组日食可以用作研究的共有五例，根据彭裕商先生的研究和分类，张培瑜先生确定了五次日食的时间，如下：
庚辰日食 公元前1198年 历组二B乙群
壬寅日食 公元前1173年 历组二B乙群
辛巳日食 公元前1172年 历组二B丙群
癸酉日月频食 公元前1171年 历组二B丙群
乙巳日食 公元前1161年 历组二B乙群、丙群[7]
按照彭裕商先生的研究，历组二B乙群、丙群应属于祖庚时期，而乙群上限更早一些。[8]如果这样，祖庚在位的年限至少要到前1171年，根据夏商周年表其在位年数至少有21年，比我们刚才得出的祖庚、廪辛、康丁三王年数年数总和11年还要多出10年，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的一大严重错误。 由于祖庚、祖甲都是武丁之子，武丁已经在位五十九年的前提，祖庚、祖甲在位的总年数不应该过长。如果祖庚可以在位二十一年，祖甲又在位三十三年，一共五十四年，则父子两代人在位年数就高达113年，这在除了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以外全部中国历史纪年时期都是从未发生过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历组二B乙群、丙群应属于祖庚至祖甲时期，而不仅仅属于祖庚。而宾组三类卜辞也应该下限到祖甲时期，而不像传统观点那么早。关于这一论点，笔者将另文详细论述。
祖庚时期发生的月蚀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根据这些月蚀记录，我们可以估计出祖庚在位的年代。以属于宾组三类卜辞乙酉夕月蚀为祖甲时期的话，《今本竹书纪年》祖庚在位十一年就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那么祖庚在位的年代大致上是从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190年，壬申夕月蚀发生在祖庚九年。这样祖甲元年就应该在公元前1189年，在位三十三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采用AMS法对卜骨进行的测年：
被认为属于祖庚时期的宾祖三类卜骨SA99094（合集1251）C14测年数据为BP3023±32年（BP为距1950年的年数），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235—1210年（51%）/BC1205—1190年（26%）/BC1180—1165年（23%），本文推算祖庚在位年代为BC1200—BC1190，其中间一组数据正在此范围内。
被认为属于祖甲时期的无名组卜骨SA98218（合集27616）C14测年数据为BP2985±32年，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235—1185年（76%）/BC1180—1165年（24%），本文推算祖甲在位年代为BC1189—BC1157，其后一组数据正在此范围内。 
《通鉴外纪》卷二引《帝王本纪》、《皇极经世》、《通鉴外纪》、《通志》、《文献通考》并以武乙在位四年，《后汉书·西羌传》、《通鉴外纪》并引《竹书纪年》，有武乙三十五年纪事，知武乙在位至少三十五年。《今本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王畋于河、渭，暴雷震死。”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据当此。 据《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史记》、《通鉴外纪》卷二引《帝王本纪》、《皇极经世》、《通鉴外纪》、《通志》、《文献通考》诸书，文丁在位三年，而《后汉书·西羌传》注、《通鉴外纪》卷二并引《古本竹书纪年》，有太丁七年周伐始呼之戎、太丁十一年周伐翳徒之戎纪事，知文丁在位年数必在十一年以上。《今本竹书纪年》文丁在位十三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十一年。
《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史通·杂说上》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文丁杀季历”，此事《今本竹书纪年》系之于文丁十一年。季历为周文王之父，周文王元年在前1099年，则季历末年当在前1100年，但是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夏商周年表，此年却已经是帝乙二年了，这是断代工程结论的严重错误之一。
《鬻子》云纣在位五十三年，《今本竹书纪年》同（包括克商之年），显是误将帝乙之年计入帝辛之中。《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纪》、《皇极经世》、《通鉴外纪》、《通志》、《文献通考》诸书并以为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帝辛在位三十三年，两代总年数为七十年，实误。甲骨文乙、辛周祭卜辞，祀数最大者均为“廿祀”[9]，《寝孳方鼎》“惟王廿祀”[10]，《肆簋》“惟王廿祀”[11]，知两王均应在位二十年以上，《今本竹书纪年》以帝乙在位九年则误。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纪时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所以帝辛至少在位二十五年，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应在公元前1075年，在位三十年。 
根据常玉芝所做的周祭谱研究得出的结论，帝乙在位二十一年或者二十六年，这两个年数都存在问题。根据帝辛远年在公元前1075年，断代工程认为如果采用二十一年则帝乙时的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而采用二十六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是周祭与季节仍基本对应，所以采用二十六年。但是这种做法使得周王季历被杀推迟到了帝乙二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始料未及的。
我们知道帝乙的周祭谱和帝辛的周祭谱都不是完整连贯的，中间或有间断，所以帝乙和帝辛的年数是估计的，尽管这种估计建立在一套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但仍可能有N*5年的误差。我们知道殷代的历法是大小月相间一年354天左右，一般19年加7个闰月，这样，在五年以内如果只有一个闰月的话，就是5*354+30=1800（天），刚好是六十个干支的周期，所以每隔五年（因为置闰的缘故，有时也会是四年、六年）历日就会有再次比较接近的时候，19年置7闰之后这种接近更明显。正如上文所述帝辛元年的可能年代、帝乙在位年数存在相差五年的多种选择。
根据夏商周年表在文丁、帝乙年代上出现的错误，使得季历的年代无法与文丁对应，所以，为了修正这一错误，要么修改周文王在位的年代，要么修改帝乙元年。既然克商年、文王在位年数作为可信的结论不能轻易修正，所以，帝乙帝辛的总年数一定要减去5年左右，这样，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096年，文丁应该在位十三年，元年在前1109年。文丁杀季历之年当在文丁十一年，即公元前1099年，也就是我们确定的周文王元年，周文王即位为当年改元。 国王即位为当年改元是所有民族早期纪年的一个基本特征，匈奴[12]、新罗、百济、高句丽[13]、于阗[14]、南诏大理[15]、吉蔑 [16]等国皆行当年改元之法，越南诸政权（大越、大瞿越等）也基本上行当年改元之法[17]，渤海国立国前期亦行当年改元之法[18]。在汉文化圈以外从古埃及早王朝起几乎所有使用国王在位年数纪年的国家政权无一例外地是国王即位当年改元。
其实周初的纪年本身就不完善，逾年改元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确定下来。周武王一直使用周文王受命纪年，并未改元；而周成王元年按照刘恕《资治通鉴外纪》、王国维《周开国年表》等传统研究的观点，周公旦摄政时期仍沿用受命纪年，直到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以后，次年成王改元元年。断代工程的结论中一样存在着周共王、共和当年改元，但是断代工程并没有说明当年改元的理由。
祖甲元年公元前1189年，在位三十三年，故廪辛元年在公元前1156年，下距武乙元年公元前1144年凡十二年，《今本竹书纪年》冯辛在位四年，康丁在位八年，其年数之和正是十二年，足见本文所推不误，故康丁元年在公元前1152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53—55页详细列出了采用AMS法对23片卜骨进行的测年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发现存在很多问题，被认为属于武丁早期的五片卜骨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323—1278年，但是却比断代工程确定的武丁元年BC1250年早28年以上，被认为属于武丁中期的四片卜骨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285—1220年，且有更多机率属于BC1285—1255年之间（合集2140、合集302）。所以，有关武丁在位年代和殷墟卜辞分期仍有必要继续研究下去。
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古本竹书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或云“天再启”[19]。李学勤考证出西周时期的“郑”应在汉代的京兆郑县，就是今天的陕西华县[20]。陕西天文台刘次源等对一九九七年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日全食做了现场观测，确认了“天再旦”是一次发生於清晨的日全食，并经过计算得出“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据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所述，这一成果实际上最初为贵州工学院葛真先生在1980年得出，其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彭（瓜失）均、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及英国德兰姆大学邱锦程合作计算，得出这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48发生的陕西可见日食。
由于公元前899年到共和元年前841年期间短短58年有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四代，而周厉王根据《史记周本纪》要在位37年（含共和元年，或者说不含共和元年），这样懿王、孝王、夷王三代仅剩下二十一、二年可以安排，其中孝王是懿王的叔父（从《史记周本纪》，《史记三代世表》以为懿王弟），夷王是懿王子，考虑到我国古代最长的例子，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有一百三十余年，懿王、孝王、夷王三代人仅22年是否太短——即便是两代人也有些嫌短。
《史记周本纪》“太子静长于召共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根据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又，加上共和十四年，一共六十年，推知国人暴动之际，太子静年岁必定很小，不然召公也不会用自己的儿子替代太子静交由国人而轻易蒙混过关。很难设想，周厉王在位长达三十七年而他的嫡长子——太子静才只有几岁。 西周青铜器中有一些记录周王在位三十多年的高龄青铜器，如膳夫山鼎（卅又七年）、晋侯苏钟（卅又三年）、伯大祝追鼎（卅又二年）等，所以就必须有这样一个长达三十七年的周王来安排这些青铜器，既然只有周成王、穆王、厉王、宣王根据史书在位在三十七年以上，所以李学勤先生、张长寿先生、王世民先生、陈久金先生所研究的结论把这些青铜器通通都排到了周厉王[21]。这样做是否合适呢？根据《史记》各《世家》的记录来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周厉王在位的年数应该介于14—23之间[22]，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史记周本纪》中“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应该是“十年”的误写。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西周纪年三十某年均用“卅又某年”来表示，所以此处的三十年，如果确有根据的话，应该写作“卅年”，“卅”应该是“十”的笔误。周厉王在位年数应该只有十七年。
或者，我们认为“厉王即位三十年”应该是“厉王即位年三十”或者“厉王即位三十岁”的传抄错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资治通鉴外纪》卷一下、《路史后纪十一》注并引《帝王世纪》“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征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尧之二十一年甲子，可由《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资治通鉴外纪》卷一下引《帝王世纪》“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位”得证。故知甲午当尧之五十一年、舜之三十一岁；壬午当尧之九十九年、舜之七十九岁。故上引文“三十一年”、“七十九年”之“年”字，均为“岁”字之误[23]。由于三本书的引文都出现这个错误，我们知道在《帝王世纪》原文就有这样的错误，这也成为“岁”字误为“年”字的一个典型例证。
否则，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在位长达三十七年的周王在其在位三十多年大约五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了第一个儿子，而且似乎也是唯一一个——否则召公不会用自己的儿子来代替他去送死，主要是怕周室绝后——而共伯和也正是因为厉王奔彘、假的王太子被杀以后，以周室绝后才由国人推举出来执政[24]——恰恰因为这一点，当政后的共伯和不可能不知道太子静尚在人间，所以当厉王死在彘之后，共伯和才主动归国，太子静得以即位为宣王[25]。
而且，根据上文，我们还要面对懿王、孝王、夷王三代只有22年，或者说两代——如果孝王是懿王的弟弟。如果周厉王只在位十七年的话，那么这三代就有较长的41年时间；如果周厉王这十七年又包含了共和元年，那么懿王、孝王、夷王三王就有42年，平均每位周王在位14年，这不论是对于三代还是两代都是合适的。
关于周厉王及西周晚期年代的讨论，笔者将另文论述。现在简单就《晋侯苏钟》与周厉、宣王年代做以探讨。
《晋侯苏钟》的出土，在西周历日及年代的研究上掀起了悍然大波，诸家研究者均无法很好的解决其本身得历日问题，更对其在晋国年代问题上与《史记》的差异而无从下手。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先后采用不同的说法，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因此，解决《晋侯苏钟》的历日问题，关系到对西周月相名词的释义正确与否、《史记》晋国纪年正确与否、周厉王、宣王在位年代与纪年正确与否等重大问题。
《晋侯苏钟》作器者晋侯苏即晋献侯。《史记·晋世家》名“籍”，《索隐》引《世本》及谯周（《古史考》）以晋献侯名苏，与《晋侯苏钟》和，当为正。该器铭文云：“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旁）死霸……六月初吉戊寅”，据《史记》晋献侯元年在周宣王六年（前822年），在位十一年，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则此卅又三年无从解释。或以《史记》晋国纪年有误，此卅又三年当为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此为绝大多数学者之意见，然该年历日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不能相合，又壬寅为癸卯前一日，与定点说、四分说皆不能相合，故马承源先生以癸卯为癸巳之误[26]，而张培瑜、李学勤等又云以癸卯为辛卯之误亦可[27]，诸家多从之，而又有以癸卯、壬寅位置应互换者[28]。
冯时等将“二月既死霸壬寅”以下归入下年，则有：宣王卅又三年（前795年）正月乙卯朔（上年闰）四日既生霸戊午；二月甲申朔，二十日既望癸卯；宣王卅又四年（前794年）二月戊寅朔，二十五日既死霸壬寅；六月丁丑朔，二日初吉戊午。
陈久金等将宣王元年下移一年，使卅又三年在前794年，则有：宣王卅又三年（前794年）正月己酉朔（上年闰），十日既生霸戊午；二月戊寅朔，十六日既望癸（卯）[巳]，二十五日既死霸壬寅；六月丁丑朔，二日初吉戊寅。
王占奎等以共和元年为宣王元年，取消共和纪年，则卅又三年当前809年，有：正月丙午朔，十三日既生霸戊午；二月丙子朔，十六日辛卯、十八日癸巳均可谓既望，二十七日既死霸壬寅；六月癸酉朔，六日初吉戊寅。[29]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对于将《晋侯苏钟》放置到周宣王三十三年实在不能与历日相合，于是上移至周厉王三十三年，并认为共和元年与周厉王最后一年重合，使得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而《晋侯苏钟》之卅又三年在公元前845年。但是，根据《史记》共和元年却是在周厉王奔彘以后的下一年，《史记》至少有以下六条记录表明共和元年为逾年改元。
[1]《齐世家》“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据此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2]《鲁世家》“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据此真公十四年周厉王奔彘，十五年共和元年，二十八年共和十四年，次年二十九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3]《卫世家》“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饹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釐侯十三年厉王奔彘，十四年共和元年，二十七年共和十四年，二十八年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4]《宋世家》“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琤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 釐公十七年厉王奔彘，十八年共和元年，二十八年共和十一年釐公卒，共和十二年惠公元年，共和十四年惠公三年，次年惠公四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5]《晋世家》“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靖侯十七年厉王奔彘，十八年共和元年靖侯卒，共和二年釐侯元年，共和十四年釐侯十三年，次年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6]《楚世家》“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後。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勇六年厉王奔彘，七年共和元年，十年共和四年熊勇卒，共和五年熊严元年，熊严十年共和十四年，次年熊霜元年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所以，修改共和元年以去适合现代人推排的历谱——而这历谱中青铜器的分期尚存在较大争议，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就值得商榷了。而且，把《晋侯苏钟》放到厉王时期一样解决不了晋献侯在位年代问题——跟据《史记》晋献侯元年在周宣王六年（前822年），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定的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5年）足足晚了二十三年！铭文是讲述晋侯苏追随周王出征获胜一事，所以铭文中的纪年应该在这位晋侯苏在位期间。
根据对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测年，出土《晋侯苏钟》的M8晋献侯墓中木炭SA98155的常规C14测年，其年代为公元前816年—公元前800年，采用AMS法测定其木炭SA98155 的C14测年数据为BP2640±50，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814—796年；又，M39为晋献侯夫人的陪葬墓，其人骨SA98092的C14测年数据为BP2684±50，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814—797年；M8的祭牲墓M11的SA98094-1，SA98094-2，SA98094A-2的C14测年数据分别为2560±57、2612±50、2574±51，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810—794年，两种方法所测得的数据基本吻合，表明晋献侯的卒年应该在前814年—前797年之间。
我认为《晋侯苏钟》所云之“卅又三年”当为“十又三年”的误刻，为周宣王十三年、晋献侯八年、公元前815年，正在晋献侯卒年范围（前814—797年）之前，为晋献侯在位时期。前815年上年闰，是年正月建子，辛亥朔（12月25日23时11分），以前日庚戌朏，得九日既生霸戊午；二月辛巳朔（1月24日16时41分），以前日庚辰为朏，得十四日既望癸巳，二十三日既死霸壬寅。原文“癸卯”当据马承源先生之说，为“癸巳”之误。是年六月己卯朔（5月22日10时52分），以次日戊寅为月首，于初吉亦可相合。
《晋侯苏钟》铭文达355字，系镌刻而成，原器据高至喜先生研究，当铸于江南[30]。李学勤先生云：“猜想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指晋侯苏—引者）追随厉王作战时的胜利品，因此将之配成全套，作为纪念。”[31]如此长篇的铭文，又系成器镌刻，其误字自当难免。“癸卯”之误刻，已为诸家所指正，“卅”为“十”字之误刻也无不可能。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史记》在西周晚期晋国纪年上有较大的误差，研究《晋侯苏钟》者不应不查。
《周本纪》、《国语·周语·虢文公论籍礼》并云：“（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三十九年当前789年。而《晋世家》云：“（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年表》以晋穆侯七年当宣王二十三年，云：“以伐条生太子仇。”以晋穆侯十年当宣王二十六年，云：“以千亩战生仇弟成师。”与三十九年异。
《后汉书·西羌传》据《古本竹书纪年》云：“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湿，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其年戎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
按：该引文年代必有误字。《史记·秦本纪》：“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秦襄公二年当幽王六年（前776年），而据此文则在幽王三年（前779年）。今按：戎人灭姜侯之邑必在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之后，而据引文则在宣王三十八年，与《周本纪》及《国语》不和。其后文年代又与《史记·秦本纪》不合，知此“后二年”当为“后五年”传抄之误。据此引文，王伐条戎则当在宣王三十六年（前792年），据上引文，伐条后三年千亩之战，故知千亩之战必在宣王三十九年，如是，则《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国语》相合。据上文引《晋世家》及《年表》，知晋穆侯十年千亩之战应当在宣王三十九年，而《年表》误置于宣王二十六年。故晋穆侯元年应当在宣王三十年（前798年），较《史记》迟十三年，从而晋献侯应多在位十三年，即在位二十四年，而并非《史记》所云十一年，晋献侯最后一年公元前799年正在前814—797年范围之内。
周武王克商之年的确立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有详尽篇幅论述对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的确定依据，但是其中疏漏了几条重要证据：《鲁世家》鲁公纪年、周文王三十五年月蚀和五星相聚，美国学者班大为根据五星相聚得出同样的结论，而笔者早在1995年8月写成的《西周纪年考》中就已经运用了头两条证据以及岁在鹑火、《武成》历日确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并对五星相聚之说溯本求源，确定其伪造性。现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未使用到的重要论据分述如下：
《史记·鲁世家》除首代鲁君伯禽在位年数失载外，其余均有年纪可查。又，伯禽以下鲁、周年代基本相当，因此，还《鲁世家》之本貌，系考订武王克商之年关键之所在。 
鲁公在位年数诸书对照表 
鲁公 《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三统历·世经》《帝王世纪》《通鉴外纪》伯禽464646考公4444炀公660660幽公14141414魏公50505050厉公37373737献公325032[32]50真公3030303030武公910292懿公99999伯御1111111111孝公2727272727惠公4646464646总年275386321386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共和元年，当鲁真公十五年或十四年。”其采用十五年说；而《鲁世家》云：“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其采用十四年说。《年表》与《鲁世家》真公在位年数皆为三十年，但在武公年数上又互异，《年表》武公年数比《鲁世家》多了一年，这样《年表》与《鲁世家》才相符合。 
按《年表》所列真公年数虽为三十，但实际上减少了真公年数一年。依《鲁世家》真公十四年当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年表》舍十四年说而用十五年，而在位年数仍与《鲁世家》同，实际相当于减少了鲁真公一年，为弥补这一错误，《年表》将这一年加入了武公的年数中，以至有这一自相矛盾之处。 
以真公十四年当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各鲁君在位年数皆依《鲁世家》，得：鲁真公元年当公元前854年，鲁献公在位三十二年，元年当公元前886年；鲁厉公在位三十七年，元年当公元前923年；鲁魏公在位五十年，元年当公元前973年；鲁幽公在位十四年，元年当公元前987年，鲁炀公在位六年，元年当公元前993年；鲁考公在位四年，元年当公元前 997年。 
首代伯禽，《史记》失载在位年数。刘歆《三统历·世经》云：“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33]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34]故伯禽在位四十六年，推得元年在公元前1043年。 
据《鲁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并兴反。于是伯禽率是伐之于 ，作《 誓》。”《 誓》即《尚书·费誓》，《尚书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为证。 
故伯禽即位当在成王初立之时，管、蔡、淮夷反叛之前。据《逸周书·作雒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周公立，相天子。……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今本竹书纪年》同系武王卒于十二月。而周公摄政，伯禽受封于鲁，并当在此月，故伯禽即位实当周武王之末年[35]，周成王元年在伯禽二年公元前1042年。 
[美]倪德卫[36]、[美]夏含夷[37]、周法高[38]、赵光贤[39]等分别采取不同方法和途径，确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其中周法高、赵光贤根据历谱推算，周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算相同。 
据《尚书·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下文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未标明纪年，因此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一年：《逸周书作雒解》 
[2]二年/三年：《尚书·金滕》作“既克商二年”，《史记周本纪》作“即克殷后二年”，《史记封禅书》、《鲁世家》作“克殷二年”。《孔传》、《资治通鉴外纪》并以为“既克商二年”为伐纣次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起在位二年。但始自王国维氏，以为伐纣后两年，即武王克商后在位三年，以后郭沫若氏、李仲操氏诸学者多从之。 
[3]四年：东汉郑玄《诗谱·豳风谱》。又，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象取此说，确定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 
[4]六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 
[5]七年：《逸周书明堂解》、《管子小问》、《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 
[6]七年/八年：《管子七主七臣》“克殷七年”，《汉书律历志》引《三统历世经》“克殷后七年”。如上所训，可为七年或八年之解。
主要天象资料除《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专题研究的《国语·周语·景王问钟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以外还有丙子月蚀、彗星、五星聚于房等，这些天象都存在很大争议，现仅对丙子月蚀加以讨论。 
《逸周书·小开》载：“唯，三十又五祀，正月丙子拜望，王念曰： 食无时，妍后嗣谋……”如果认为这是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望日丙子发生的一次月蚀,据《中国天文学史·第二章·四》，该月蚀发生在公元前1065年3月13日望日丙子零晨1时4分至4时57分，食甚3小时53分。故知周文王三十五年当公元前1065年，周文王元年当前1099年。
附按：由西北大学黄怀信教授主持研究的文献可信性专题，认为这不是一条月蚀纪录，但是这一条纪录，如果是月蚀，它的时间恰好确证了武王克商之年在前1046年。所以黄怀信教授对文献的断句与训读仍然值得商榷。
《尚书·多士》、《史记·周本纪》云周文王在位五十年[21]。故知周武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9年。周文王受西伯之命，至于武王崩葬，此间曾使用周受命纪年。据《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又《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周武王伐纣，携文王木主出征，观兵于孟津，伯夷、叔齐又当面指责武王“父死不葬”， 怎能有死后九年或十一年还未安葬之理？所以这绝不可能是武王即位之后九年或十一年时所发生的事。从武王先后两次伐纣，第一次仅至孟津而还，两年之后第二次方克殷。则观兵孟津之时，当在文王三年丧期之内，故云：“父死不葬”。只有使用受命纪年，以文王崩后两年观兵于孟津（在三年守丧之期内），又两年即武王四年克殷，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于周文王受命的年数：
《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纪》：“断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后虎；明年西伯崩。”并以为周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由下文可知，伐犬夷当在受命四年，《史记》年序误。
《周本纪》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孽孽无怠！’武王乃作《太誓》。”下文云二月甲子克商，不书年份，似十二年。而《鲁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史记·齐世家》：“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又均系于十一年。甲子当在二月，戊午在甲子前六日，知“十二月”当为“二月”之误。而所云“正月甲子”，系使用殷正，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故云“正月甲子”。由此知《史记》实以十一年克商。其十一年，正是文王受命之后的七年和武王伐纣时四年的总和。《世经》引孔安国《尚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作《太誓》。”今本伪《尚书·泰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世经》：“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盖刘歆为合《三统历》而妄改。查《周本纪》所引古文《太誓》之文，不见于今本伪古文《尚书》，应为《太誓》原文。根据文意及《史记》，《太誓》分明是武王克商之前在孟津大会诸侯时的作品，刘歆以其为观兵时所作，而将武王克商系于十三年，显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均未见原本古文《太誓》及《书序》，因而皆同刘歆之说。此后，晚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由于此后伪《古文尚书》的地位，所以九年之说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是研究武王克商年代不得不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郑玄云：“犬夷，混夷也。”《诗经·小雅·采薇》：“混夷 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盖指文王受命四年伐混（昆）夷之事。混夷之名，《尚书大传》作“犬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正义引《尚书大传》作“畎夷”，《周本纪》作“犬戎”，《帝王世纪》及《今本竹书纪年》作“昆夷”，《诗经》作“混夷”，均是同一国。周文王受命之年当从《尚书大传》及《周本纪》为受命七年而崩。故受命元年当周文王四十五年（公元前1055年），受命四年当周文王四十八年公元前1052年，查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是年正月丁丑朔（前1052年1月4日），丙子为丁丑前一日，完全可合，进而证明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逸周书世俘解》云：“二月既生霸，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此记载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克商亦见于铭文记载。《利簋》：“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时克商。”证明史载无误。《世经》引《尚书·武成》：“（十三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由“翌日辛亥……粤五日乙卯”辛亥至乙卯恰为五日，知“粤……日”包括起止两日在内。
按：“粤若来三月”当为二月。从一月壬辰至于甲子，中间只有33天，既死霸在月之下旬，故知甲子不可能到三月。刘歆《三统历》不察，为能将甲子排入三月，强在二月之后加入闰月，然当时采用年终置闰之法已早有定论，故知此二月必误。今查《世俘解》：“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又《国语·周语》：“王以二月亥夜陈”，《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王朝步至于商郊牧野。”并系甲子于二月，故知此“三月”当为“二月”之误。由此可得二月既死霸庚申，查证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可与公元前1046年实际天象相符。
成、康、昭、穆、共五代年代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李学勤先生考订《静方鼎》、《中方鼎》（二）、作册令簋、令方尊、方彝诸器历日，确定了周昭王十九年当公元前997年，后又修正为公元前977年（十九年置七闰之后，历日基本重复）。这样周昭王元年在公元前995年，周穆王元年在公元前976年。
根据《史记周本纪》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鲜簋》：“惟王卅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李学勤先生确定在周穆王卅又四年。
由《十五年（走昔）曹鼎》确定了周共王在位至少十五年，《二十七年卫簋》虽然和共王时期的《五祀卫鼎》、《九年卫鼎》一同出土，均系裘卫所作，但被认为历日与前两器不和，所以归属到周穆王时代。根据周穆王元年在公元前976年、在位五十五年，得到周共王元年在公元前922年，下距周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凡23年，是周共王在位之年。
现在，就剩下周成王和周康王了。根据《小盂鼎》铭文周康王至少在位二十五年，虽然所有史籍都记载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但是，断代工程还是确定了周康王在位二十五年。主要原因是根据《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毕命》“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被认为是`BC1009年六月丙寅朔，初五日庚午。这样周康王元年被确定在公元前1020年，上距断代工程所确定的成王元年22年，是成王在位之年。但是初五日才见新月初出却与实际相差过大，《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承认“认识朔以前，当以朏为月首，朏指新月初见，一般在初二、初三”。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所有的史书，包括《今本竹书纪年》在内，在对于周成王（37年）和周康王（26年）的年数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自周受命，至于穆王，凡百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结论显然有悖于此，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从周灭商（公元前1046年）至周穆王元年（公元前976年），只有七十年，如果受命是指周文王受命为西伯而不是周武王灭商继承大统的话，也只有八十年。那么，如果我们对周初的年代全部使用古书的记录呢？周文王受命九年（因为《古本竹书纪年》整理者杜佑、束皙时代受刘歆《三统历》、皇甫谧《帝王世纪》影响的结果）、武王四年克商、克商后六年卒（含克商之年，根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一共刚好一百年。断代工程的结论完全背离了这一大的方向，连比较接近的数字也没得到。 我们无法接受夏商周年表中周初的年代，至少在周成王、周康王在位的年数简直是随意修改。
那么，比较合理的武王、成王、康王在位的年数是多少呢？我们可以从对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寿数上进行估算。
《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在位十九年，《资治通鉴外纪》引《帝王世纪》周昭王寿三十五岁，则周昭王即位元年年十七岁；《史记周本纪》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即位春秋已五十，如果这样从周穆王元年上推四十九年，当周成王之时，此时周昭王尚未出生，知道周昭王的年龄被低估。 如果根据《史记周本纪》周穆王即位年五十，则死时寿一百零五岁，这么高的年龄实数罕见。孔安国云周穆王即位年过四十，这恐怕比《史记》更可靠一些。《尚书吕刑》周穆王自称年已“耄耋”，看来他寿九十多岁还是可能的。
如果周穆王即位年龄在四十岁以上，那么周昭王就应该至少寿六十岁。现在我们再来看周成王，成书于东汉的《孔子家语》、蜀汉谯周《五经然否论》、《资治通鉴外纪》并云周成王十三岁即位，东汉许慎《五经异议》以为周成王十四岁即位，从《尚书》、《逸周书》、《史记》诸书周武王死后成王尚未成年、周公摄政，七年之后还政成王来看，这一个年龄应该是可靠的，即是由二十岁成王成年开始亲政上推七年得出。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并云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寿五十七岁，这一年龄应该于史实较近。如果根据断代工程夏商周年表周成王在位二十二年，那么周成王死的时候三十五岁，则周成王死、康王即位之年康王年三十一岁，岂非周成王三、四岁就要生周康王耶？由是知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大严重错误。根据诸书周成王在位（通周公摄政）三十七年，这样，周成王死时年五十，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否则，就要否定周康王的寿数，以周康王生于成王二十一岁（成王二十岁始亲政）计算，根据夏商周年表，其即位年十五岁，寿四十岁。周昭王以康王二十岁生，二十岁即位，则寿三十九岁，如此，周昭王死、周穆王即位之年岂能有四十岁，反倒比其父还要大一岁的道理？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这一年代上一定有严重错误。 如果周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我们再来估计一下。周成王十三岁即位，寿五十岁。周成王二十岁生周康王，周康王三十一岁即位，寿五十七岁。根据周礼天子十四岁行冠礼视为成人，所以实际上在周公完善周礼以后，周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的年岁都应该早于二十岁。所以我们可以用十八岁这个年龄估算，如果周康王十八岁的时候生周昭王，则周昭王即位年四十，在位十九年，寿五十九岁。如果周昭王十八岁生周穆王，则周穆王即位年四十二岁，正与孔安国之说相符合。如果生子的年龄还可以在小一点年龄的话，周穆王甚至即位的时候的年龄也可以符合《史记周本纪》所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出土任何穆王时期有三十四年以上纪年的青铜器，而且也没有整个西周时期四十年以上纪年的青铜器，如果周穆王真的在位五十五年，那么在西周最鼎盛的周穆王时期长达二十一年里，绝对不应该没有任何线索。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周穆王只在位三十五年，而不是《史记》中的五十五年。笔者将另文根据铭文历日推求周穆王以及西周中期诸王的年代。
盘庚、小辛、小乙 
武丁以上，至于盘庚迁殷，其间有盘庚、小辛、小乙三代。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七百七十三年”不同版本有异：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碧群楼藏明嘉靖王延喆刊本及清武英殿刻本皆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延喆刻本、日本泷川本改作“二百七十三年”，自武王克商之年前1046年，上推二百七十三年（含克商之年），得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18年。金陵书局本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改作“二百五十三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即本于此。考虑到武丁以上之盘庚迁殷的年数不宜过长，这种所法还是可以接受的。
（1）据《太平御览》引《史记》、《皇极经世》诸书，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小辛在位二十一年，小乙在位二十八年，三代总年数为七十七年。以武丁元年在前1259年上推，得盘庚元年在前1336年，盘庚十九年迁殷。
（2）小乙在位年数取《通鉴外纪》在位二十一年，盘庚、小辛在位年数皆同上文所引，则三代总年数为七十年，以武丁元年在前1259年上推，得盘庚元年在前1329年，盘庚十二年迁殷。
按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史记殷本纪》以为系南庚之子，根据卜辞系祖丁之子。《太平御览》引《史记》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在位年数分别为三十二、二十九、十七、二十八、二十一、二十八，这样祖丁、南庚堂兄弟（祖丁之父祖辛与南庚之父羌甲均系祖乙之子）一共在位六十一年，而下一代四人一共在位九十四年，两代六王一共一百五十五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据《今本竹书纪年》祖丁在位九年，南庚在位六年，阳甲在位四年，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小辛在位三年，小乙在位十年，两代六王一共六十年，这还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断代工程之夏商周年表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从公元前1300~前1251，一共50年，这实际上是李学勤先生在《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一文中估算的。
从武丁、祖庚、祖甲两代三王一共一百零三年分析武丁即位时候年龄一定比较小，武丁之父小乙是阳甲兄弟四人中年纪最小、最后即位的，从武丁即位时候年龄比较小推测，小乙去世的时候年龄不能太大，显然《太平御览》引《史记》的阳甲兄弟四人九十四年将导致小乙至少九十五岁，于史实不能相符合。若据断代工程之结论，阳甲兄弟四人一共要六十八年（迁殷后50年，迁殷前盘庚14年，阳甲4年左右）以上，小乙去世时年龄在七十岁，则武丁即位之时年龄要在四、五十岁，亦与史实不能相符，知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又一大严重错误。而《今本竹书纪年》的阳甲兄弟四人四十五年却非常合适，这样小乙去世时大约四十六岁，而武丁即位时的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
自商亡之年公元前1046年上推253年，得盘庚迁殷之年在公元前1298年（断代工程取约数为前1300年），下距我们得出的武丁元年前1259年凡三十九年。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小辛在位三年、小乙在位十年，于是得到盘庚元年在公元前1300年，而迁殷在盘庚三年。
再来看一下C14测年数据，殷墟一期相当于盘庚至武丁早期，三家庄80ASJM1人骨ZK5586的C14测年数据为BP3030±35，树轮曲线校正结果为BC1320—1260（76%），或者BC1370—1340（24%），白家坟东南M199人骨ZK5501的C14测年数据为BP 2920±35，树轮曲线校正结果为BC1261—1239年，盘庚迁殷的年代正在此范围之内。
盘庚以下殷商年表 
王 名夏商周年表在位年代（年数）修正后的在位年代（年数）1．盘庚BC1300—BC1273（28）BC1300迁殷BC1298迁殷2．小辛BC1272—BC1270（3）3．小乙BC1269—BC1260（10）4．武丁BC1250—BC1192（59）BC1259—BC1201（59）5．祖庚BC1200—BC1190（11）6．祖甲BC1189—BC1157（33）7．廪辛BC1156—BC1153（4）8．康丁BC1152—BC1145（8）9．武乙BC1147—BC1113（35）BC1144—BC1110（35）10．文丁BC1112—BC1102（11）BC1109—BC1097（13）11．帝乙BC1101—BC1076（26）BC1096—BC1076（21）12．帝辛BC1075—BC1046（30）BC1075—BC1046（30）迁殷后总年BC1300—BC1046（255）BC1298—BC1046（253）
注释
1． 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研究（提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级研讨班上的报告；李学勤：《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95—19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裘锡圭：《关于卜辞中的“ ”“ ”等字》，《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届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常玉芝：《“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解》，《殷都学刊》1997年第一期 
3． 席泽宗：《天文学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作用》，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级研讨班上的报告；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研究（提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级研讨班上的报告；李学勤：《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95—19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奥伯尔兹（Oppolzer）：《日月食典》（Canon der Finsternisse），Wien，1887，1962年Dover Publication重印，New York；德氏（H。H。Dubs）：《-1400至-1000年安阳和中国月食典》（Canon of Lunar Eclipses for Anyang and China，-1400 to –1000），HJAS，Vol，10，1947，162—78；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 
4． 李学勤：《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95—19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李学勤：《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95—19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26—427页，中华书局，1988年 
7． 李学勤：《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95—19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李学勤：《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95—19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9． 陈梦家：《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二期；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294—2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0． 李学勤：《寝孳方鼎和肆簋》，《中原文物》，1998年第四期 
11． 李学勤：《寝孳方鼎和肆簋》，《中原文物》，1998年第四期 
12． 林干：《匈奴历史年表》 
13． 王氏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昭和十六年第三版 
14． 于阗纪年，参见： 
日本·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195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 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巴桑旺堆：《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日本·井之口泰淳：《于阗语资料所记之尉迟王家的谱系和年代》，荣新江译，载《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哈密顿：《公元815—1001年于阗年号考》，荣新江译，载《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哈密：《815—1001年于阗王世系》，耿升译，载《敦煌学辑刊》总第3期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载《东洋学报》69卷第1、2号 柔克义（W.W.Rockhill）编译《于阗古史》（The Early History of Li Country[khotan]），The Life of The Buddha第八章 孟凡人：《汉魏于阗王统考》，载《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孟凡人：《隋唐时期于阗王统考》，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 15． 笔者：《南诏、大理国国君即位当年改元考——兼考南诏、大理国纪年》，未刊印 
16．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 
17． 参见[法]迦节编《越南历朝世系》，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 
18． 晓辰：《重订渤海纪年简表及其说明》，载《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19．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0． 李学勤：《论西周郑的地望》，《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40—4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 李学勤：《西周晚期金文历日的归纳》，《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224—22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 李仲操：《西周年代》，第75—7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23． 笔者：《揭开〈帝王世纪〉一书二说之谜》，《西北史地》，1997年第四期 
24． 《史记周本纪》索隐云：“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25．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饹子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於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26． 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期，1996年第一版 
27． 李学勤：《晋侯苏编钟历日的分析》，《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57—16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28． “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年第七期 
29． 王占奎：《周宣王纪年与晋献侯墓考辨》，《中国文物报》1996年7月7日 
30． 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期，1996年第一版 
31． 李学勤：《晋侯稣编钟的时、地、人》，《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日 
32． 据《鲁世家》集解引徐广引皇甫谧《帝王世纪》鲁献公在位三十六年。今按：《帝王世纪》本有二书，各有一套纪年系统。徐广所因为以公元前1122年克殷之书，今所引为以公元前1056年克殷之书，据笔者所考，该书以鲁献公在位三十二年，详见拙著《揭开〈帝王世纪〉一数二说之谜》，载《西北史地》1997年第四期。 
33． 《汉书·律历志》全文引录，下文凡引《三统历·世经》皆据此，不再注明。 
34． 《鲁世家》集解引徐广引皇甫谧 
35． 载王国维《观堂别集》 
36． [美]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西周之年历》（The Dates of Western Zhou），《哈佛亚细亚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Asiatic Studies）43卷1983年第二期；《〈国语〉“武王伐殷”天象辨析》，《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 
37． [美]夏含夷：《〈竹书纪年〉与武王克商的年代》，《文史》第三十八辑 
38． 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大陆杂志》第六十八卷第五期1984年；《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台湾《中央图书馆馆刊》19.2.28,1986年 
39． 赵光贤：《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西安《人文杂志》1987年第二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