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天爵
人物生平
仕历与政绩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①。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②。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③。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其祖父苏玉成，就开始有藏书，曾构屋三间，聚书已有数千卷。因此他家多藏书，最熟知辽、金和当代故事，对元代文献多有研习。辑《国朝（元）文类》记载了不少元代制度和文物。自汴京回到真定，大置别墅，辟屋三楹，建“滋溪书堂”一作“广屋”、“春风亭”，买书数千卷以资观习。年久书室简陋，又命人重葺。出差至江南，搜集图书万卷归家。文学家袁桷作有《苏氏藏书室铭》,称“崇其书楹，服其精粹”。另外还收集碑志、行状、传约百余篇，编成《元朝名臣事略》。[1]
才学横溢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②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①。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②；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
社会评价
苏天爵的散文多为碑、碣、墓志等应用文字，他的《吕文穆公神道碑铭》歌颂皇帝英明，表现了他的儒家思想；《李遵道墓志铭》、《张文季墓碣铭》写二人生平未做官，只是游山玩水，徜徉于疏篁老木之中、断渚崩岸之下，或者明窗净几,展玩书画。写得颇有情致,有传记文学的感染力。
苏天爵有些叙事文，写得比较出色。《七聘堂记》写一人回家养亲,朝廷七次征聘,他都不肯出来做官。后来要他去灾区任职，他一请就出,到任后放币发粟，救济灾民，十分勤劳。《新乐县壁里书院记》叙述赵氏兄弟只有中人之产，却出资办学,使许多人都受到好处。还有《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题访山亭会饮唱和诗》等文，所记事实，发人深省,而且笔锋常带感情，写得比较精彩。新安赵□称赞苏天爵的文章"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
苏天爵的诗，今存古诗6首，律诗1首。内容或对达官贵人歌功颂德，或者是赠别、祝寿，文字平淡无奇。他编的《国朝文类》（见《元文类》）收了元诗8卷，其中倒有不少佳作。
个人作品
苏天爵的著作，有诗稿7卷，今佚。另著《春风亭笔记》2卷，撰《国朝名臣事略》15卷。《滋溪文稿》30卷，乃永嘉高明和临川葛元哲所编。
元史记载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也。父志道，历官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饥，救荒有惠政，时称能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在第一，释褐，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丁内外艰，服除，调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升修撰，
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明年，虑囚于湖北。湖北地僻远，民獠所杂居，天爵冒瘴毒，遍历其地。囚有言冤状者，天爵曰：“宪司岁两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虑囚者，应故事耳。今闻御史至，当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虽盛暑，犹夜篝灯，治文书无倦。沅陵民文甲无子，育其甥雷乙，后乃生两子，而出
乙，乙俟两子行卖茶，即舟中取斧，并斫杀之，沈斧水中，而血渍其衣，迹故在。事觉，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狱释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杀人，何以衣污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杀人处甚近，何谓疑狱？”遂复置于理。常德民卢甲、莫乙、汪丙同出佣，而甲误堕水死，甲弟之为僧者，欲私
甲妻不得，诉甲妻与乙通，而杀其夫。乙不能明，诬服击之死，断其首弃草间，尸与仗弃谭氏家沟中。吏往索，果得髑髅，然尸与仗皆无有，而谭诬证曾见一尸，水漂去。天爵曰：“尸与仗纵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谭诘之，则甲未死时，目已瞽，其言曾见一尸水漂去，妄也。天爵语吏曰：“此乃疑狱，况不止
三年。”俱释之。其明于详谳，大抵此类。
入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元统元年，复拜监察御史，在官四阅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荐举者百有九人。明年，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寻除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入为枢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是时，朝廷更立宰相，庶务多所弛张，而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天爵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夙夜谋画，须发尽白。
至正二年，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诸生，进为师长，端己悉心，以范学者。明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寻召还集贤，充京畿奉使宣抚。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韩之誉，
然以忤时相意，竟坐不称职罢归。七年，天子察其诬，乃复起为湖北道宣慰使、浙东道廉访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烦剧，天爵条分目别，细巨不遗。九年，召为大都路都总管，以疾归。俄复起为两浙都转运使，时盐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办课为钞八十万锭，及期而足。
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东，诏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于饶、信，所克复者，一路六县。其方略之密，节制之严，虽老帅宿将不能过之。然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年五十九。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尝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言，而诗尤得古法，有诗稿七卷、文稿二十卷。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晚岁，复以释经为己任。学者因其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厅章疏》五卷、《春风亭笔记》二卷；《辽金纪年》、《黄河原委》，未及脱稿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