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无产阶级文化派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派
无产阶级文化派  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基本组织的苏联早期文化派别。
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的哲学基础是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观点。他们所理解的文化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是个人感觉经验的总和。
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旧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
“ 无产阶级文化派 ” 对旧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将其全部抛弃，要抛开广大工农和知识分子，要远离社会实践，要把无产阶级关在实验室里，创造一种特殊的纯粹又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而列宁则指出： “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 ” 它 “ 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要由人民群众来创造，因此，必须大大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同时还要团结改造资产阶级专家和知识分子，以便真正组成一支文化大军。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列宁的批评
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1920年10月 2日）这篇演说和他所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1920年10月 8日）等文章中批判了这种极“左”的小资产阶级错误观点，指出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说明：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新的社会关系基础上，通过批判地改造和发展人类历史所创造的文化，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诞生。
列宁的批评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件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和领导人的拥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在20年代初期就逐渐失去影响。1925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归属工会，1932年解散。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何时成立的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1917年10月16—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卢那察尔斯基任协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卡里宁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席。1918年以后，列别杰夫—波梁斯基和普列特涅夫先后接任协会主席职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一个有很多工人参加的广泛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它在全国各地设有自己的分会，十月革命后，各地方协会多达1381个，会员由8万发展到40万。协会有自己的刊物《无产阶级文化》、《未来》、《熔矿炉》、《汽笛》等20余种和几个出版社。《无产阶级文化》是协会中央机关理论刊物。鲍格丹诺夫、列别杰夫—波梁斯基等协会理论家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协会的重要理论家还有普列特涅夫、卡里宁、别萨里柯和捷尔仁采夫。一些无产阶级诗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诗人歌颂世界革命和工厂的集体劳动。他们的创作特征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抽象的宇宙精神。以鲍格丹诺夫为首，包括普列特涅夫在内的少数理论家。由于他们提出和推行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纲领，而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
“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基础是鲍格丹诺夫的所谓“组织科学”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一切经验的综合就是真理；真理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社会经验的组织；文化和艺术就是以“生动的形象”组织人们的社会经验。以前的文化反映的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经验”；“无产阶级文化”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它应该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化，同时也应与同时代一切别的任何阶级与阶层的文化隔离开来，从而在真空中创造一种特殊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衰亡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两次革命之间成立的文化、艺术和教育组织。它的支部遍布全国，在1917—1920年间约有近一千四百个组织，四十万成员，并发行了多达十五种杂志，在革命后的文化团体中规模最大。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早期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波格丹诺夫。他在革命低潮时期退出政治活动，专心研究“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只有在铲除一切旧的阶级社会的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所以要把旧的文化像旧政权那样摧毁掉。
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对这种错误的极端思潮十分担心，在演说和文章当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同他们论战（如《青年团的任务》、《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的文化工作》等）。无产阶级文化派也针锋相对，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撰文反驳。列宁等人的解释和批评起初并没有起到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在1919—1920年间达到最盛。于是，列宁在1920秋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写了一份批评协会当前政策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表决，接着俄共中央委员会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公开信。这两项举措在协会会员中引起了较大影响，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几名领导人亲自去找列宁辩解。列宁反复同他们辩论，协会中央终于做出了一些妥协，改选了协会的领导机构（部分会员因此退出表示抗议），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很不喜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中央委员会的信发表后，他们开始刁难和排挤协会，甚至想干脆取消它。政治局在发现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决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对协会的工作“给予最大的重视”，“反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指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主张）”应在思想领域进行。1922年，苏俄又一次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战，《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了双方的论战文章。列宁在论战中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雅科夫列夫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这次论战也没有任何总结性的文章，因为虽然广大党员和群众已在旁观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辩论的双方谁都没有被说服，依靠行政的或学术的权威来进行“总结”，私自下定论，显然是荒谬的。经过一次次的思想论争，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逐渐被学者和群众抛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规模也大幅减小，慢慢走向了衰亡。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错误的几个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错误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化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一）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波格丹诺夫号召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应该象信教的人对待异教一样。”有的人提出“把资产阶级文化作为一堆废物扔掉”：有的人说：“不需要继承联系，苏联读者不需要列夫·托尔斯泰和其他古典作家的小说，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再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杂志《未来》则声明：“如果有人因为无产阶级的创作家没有填补把新的创作同旧的创作分离开来的那个空白，而感到惶惶不安的话，我们就对他们说：这样更好些——不需要继承联系”。文化派采取了异想天开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二）在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组成新文化大军的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派采取了异想天开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波格丹诺夫认为，“无产阶级”是直接同工业无产阶级的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应该是“纯粹的和鲜明的”，“没有任何异己的杂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另一个理论家卡里宁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一个实验室，无产阶级应该在这个实验中创造新文化”，这样就可以使无产阶级“避免资产阶级影响的侵蚀。”普列特涅夫还把经济基础、生产方法同观念形态混为一谈，同样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里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并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目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把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排除在新文化的建设大军之外。认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够加以解决。文化派公然主张“独立”和“自治”的立场（三）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派公然主张“独立”和“自治”的立场。十月革命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立的时候，曾宣布为“独立”的工人文化组织，不受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国民教育部的管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十月革命后，继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无产阶级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在充分主动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这就没有任何道理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独立”，现在已经是不受苏维埃政府管辖的“独立”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在论证这种“独立”的必要性时，还极其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如同工人政党是政治组织，工会是经济组织一样，为此，他们反对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置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管辖之下。
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艺术理论进行了长期斗争。1910年3月，列宁在《政论家的短评》一文中指出：“所谓‘无产阶级的哲学’其实指的就是马赫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这个说法在这里也是不合适和不恰当的”；“无产阶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词句“正是用来掩饰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1919年5月6日，列宁在给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里，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做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1920年9月，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版的序言中指出：“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同年10月2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里（即《青年团的任务》），精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同过去时代文化的关系，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杜撰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所谓“独立”原则，1920年10月，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项决议草案——《论无产阶级文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并严厉地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根据列宁起草的为大会所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被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1920年12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即《俄共（布）中央的信），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普列特涅夫等人对于列宁和党中央的批评置若罔闻，甚至要求党中央撤销这个决议。
1922年9月27日，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长文《在思想战线上》，继续坚持错误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纲领是唯一正确的纲领，进一步提出用“实验室”的方法建设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把广大知识分子和农民从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队伍中排除出去。列宁以在文章的空白页边上打批语的形式批评了该文的极端错误的观点，指出：“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随后，在《真理报》上就普列特涅夫的文章展开了论战。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有所收敛。列宁逝世前不久，在疾病的间歇中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里，继续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并指出：“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这是革命导师领导党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斗争的宝贵遗嘱。
列宁逝世一年后，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在《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1925年6月18日）中，重申了列宁的文化立场：“党应当以一切方法与那些对旧文学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应当与纯粹在暖室里培植‘无产阶级’文学的企图作斗争。”1932年，俄共中央正式解散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岗位派”与“无产阶级文化派”
“岗位派”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基因，主张在完全清除“旧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他们都倡导“集体主义”艺术，主张生产和艺术相融合，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企图在文化艺术界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俄共的地位。“岗位派”还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理；主张“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革命那样”，〔1〕用类乎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他们一派的领导权。“岗位派”和日后的“拉普”比“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加注重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主张在文艺斗争中要“果敢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要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2〕这段话，对‘岗位派”思想斗争的方针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他们对待来自旧时代的“同路人”作家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则处处袒护，实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
沃隆斯基为了维护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以《红色处女地》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针对“岗位派”的极“左”文艺方针进行了反击。他作为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基本正确地阐述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政策。但“岗位派”适时利用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形势，对沃隆斯基大肆反扑，搅乱了文艺阵线，混淆了党的文艺政策，迫使党不得不成立中央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问题，制订了1925年党的文艺政策决议。
然而，在贯彻党的这个文艺政策决议，主要在纠正、批评“岗位派”—“拉普”错误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以В.Ф.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派的阻拦和干挠。
我们知道，庸俗社会学实际上为“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极“左”文化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1920~1922年列宁亲自领导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基本消除了波格丹诺夫的思想政治影响，随之，他所宣扬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也部分地失去了市场；这样，在20年代中后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决议、纠正“拉普”错误的过程中，苏联庸俗社会学派的另一翼——以В.М.弗里奇和В.Ф.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就成了横亘在文艺界面前的一大障碍。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概念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而产生,最早明确阐述这个概念的是茅盾。茅盾、郭沫若、蒋光慈、郁达夫等人就无产阶级文学存不存在、无产阶级艺术是什么两个问题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