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达理札雅
社会背景
20世纪早期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年代，当时北平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西方的民主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我国的进步人士纷纷在北平等地集会结社、组建党派、倡导新学、宣传革命。在新环境、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下，达理札雅广开见闻，思想进步，政治开明。居京期间曾经担任过袁世凯的侍卫武官。1928年前后在奉军仕官队学习军事，和少帅张学良缔结金兰，与奉军名将于学忠、宋哲元亦有交往。社会实践和广交朋友，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政治视野，对人间的冷暖炎凉有了深刻的体会，为以后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奠定了基础。
人物简介
1925年，达理札雅19岁时，在北平与光绪皇帝之弟爱新觉罗·载涛的次女金允诚结为伉俪，生有六女一子。金允诚才貌双全，诗文、绘画、音乐样样精通，有《爱吾庐诗草》传世。1931年，经国民政府批准，达理札雅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北平罗王府举行了就职典礼。1932年在定远营举行了袭位大典，次年全家回京居住，1934年返旗亲政。至1949年废除札萨克王公制度，共担任旗王18年。
励精图治 革新旗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之际。在黑暗政治的影响下，阿拉善旗先后发生了独立队攻打定远营、戊辰政变、马仲英之乱、南寺格根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阿旗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连年的干旱又使牧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面对阿旗严重的政治动荡、官吏不和、经济衰败、旗民贫困的局面，达王满怀雄心和抱负，毅然回旗亲政，对阿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在王府机构设置方面运用民国政府赋予蒙旗的自治权利，改革王府机构，撤销印房，成立阿拉善旗政府，下设政务、财政、秘书、教育四处，管理行政事务；将司法机构听差处改为理事官厅（法院）；设稽查局办理警务维持治安，负责地方税收工作；以36个巴格为基层行政机关，管理牧区行政事务，加强了磴口四坝等三个总管公署的管理职权。人事和社会改革方面针对王府官员思想守旧、各自为政的状况，劝退一批思想保守和年龄较大的官吏，选拔任命罗恩克巴图、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一批效忠王爷、文化层次较高的中青年人士担任旗政府各级官佐。聘用具有行政工作经验、文化程度高的汉人担任旗府秘书长和秘书，负责对外公文起草事宜。废除前清的跪拜大礼，实行鞠躬礼节。革除封建属民制度，旗民身份平等。发布禁烟、禁赌、禁娼令，严查盗匪及一切奸佞小人不法行为，保障全旗各界人士安居乐业。经济上发展实业，推行财政税收改革。1935年对教案进行清理，收回磴口等地全部土地所有权，与教堂签订合同，征收土地租粮，充实府库。扩大地方财源，设立盐务所，加强盐业管理，确定合理的池租，租给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湖盐。整顿贺兰山煤炭开采业，将河拐子（乌达）煤矿收回自办开采，古拉本等小矿出租开采。对定远营城内近百家商号作坊加强管理，制定收税办法，征收税金。裁减府衙差役，缩减王府开支。厉行军事改革，壮大地方军力。抗战时期，为加强边疆防务，抗击侵略，1936年成立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亲任少将司令。以亲王兵马队为基础，1937年成立阿旗保安总队，下设8个保安大队、24个中队，兵员约2000人左右。通过与张学良、关麟征将军的私交关系，充实了武器装备。举办军事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人才，增强了部队战斗力。1938年以后达理扎雅被软禁兰州，抗战胜利后，1946年恢复阿旗区防司令部，达王晋升为中将司令。阿拉善旗保安部队在维护旗政、守卫边防、确保地方平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9月23日和平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达王执政后，为改变阿旗文化落后的状况，在夫人金允诚的协助下，在阿旗定远营、磴口先后兴办了定远营旗立完全小学、初级女子小学、蒙文小学、磴口初级小学等，招收王公官吏子弟、旗民子女和牧区儿童入学，学习现代文化知识。举办简易师范班，培养师资。保送本旗高小毕业生到外地中学和师范深造。阿旗教育事业的初步发展开启了民智，培养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才，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阿旗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为阿拉善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热情相邀 赴旗唪经
西藏班禅活佛和达赖喇嘛为藏传佛教始祖宗喀巴的两大弟子，两大教派历史上常有冲突发生。1923年九世班禅因前后藏发生武装冲突而被逐离藏，流亡北平、南京等地，寻求国民政府和地方势力的支持。1934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担心班禅为日寇劫持和利用，于是为班禅设立西陲宣化使公署，加封西陲宣化使圆觉大师尊号，派出一个营的护卫队护送班禅返藏参政。1934年冬季，九世班禅从百灵庙起程，行辕一行数百人赴青海玉树途经宁夏。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达理札雅深知九世班禅的宗教地位和政治作用，为寻求黄教上层的支持，派人热情诚挚邀请九世班禅赴旗唪经。
为迎接九世班禅一行，达王以藏传佛教的最高礼节欢迎九世班禅莅临，全旗各级官员市民及36个巴格的大部分牧民，扶老携幼数月内陆续到定远营，向班禅叩头献礼，祈求摩顶赐福。据记载，1935年（民国24年）二月十八日，班禅大师应邀到阿旗南寺宣化，全寺500多名喇嘛及牧民参加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晚间举行了跳神大会、“千僧”诵经和舞龙耍狮活动。同年班禅大师离定赴藏途中，在青海玉树县圆寂。
班禅莅临阿旗宣化唪经，并馈赠达王新式福特小轿车一辆，增进了蒙藏两地宗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对亲政不久的达理扎雅也是政治上的庇护和支持。
政治倾轧 软禁兰州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倭寇。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灭亡中国必须首先吞并满蒙的政策，魔掌伸向内蒙各旗。日本特务机关进驻阿旗定远营，刺探军情，收集情报，并施展威胁利诱手段迫使达王就范。1936年冬，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奋起抗日，百灵庙大捷将全国抗日情绪推向高潮。同年十一月下旬，国民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和副师长杜聿明率部到定远营，驱逐日本特务机关，以防日寇势力深入西北边疆。达王积极配合中央军行动，与关、杜两位将军相处十分融洽，关麟征并赠给达王武器数百件。因西安事变发生，关部撤离阿旗解决西安事变。
宁夏和阿旗地界相临素有矛盾，宁夏军阀马鸿逵久有吞并阿旗之心，国民政府对省旗采取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手段。西安事变的爆发，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国民政府为安定抗日后方，巩固国防，于1937年春成立军事委员会驻阿旗定远营军事专员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监视阿旗，调解省旗纠纷。少将专员郑子献以中央大员自居盛气凌人，与达王关系极不融洽，后因嫖娼无地自容而悄然离旗。郑状告达王“驱逐中央机关，图牟投靠日寇”，为达王软禁兰州埋下了伏笔。1937年“七·七”事变时，阿旗正召开乌日斯大会，在狂欢庆祝之时，由于达王身穿满清朝服，按清制接受旗民叩拜，马鸿逵借题发挥，向国民政府进言，说达王追随满洲帝国，投靠日本，这又成为软禁达王的促进因素。全面抗战开始后，参牟总长陈诚到宁夏安抚马鸿逵，坚定马部抗战信念；邀请达王赴南京晋见蒋介石，欲拉住达王团结抗战。达王考虑不周，深恐一去不返，回绝与陈诚、蒋介石见面。
1938年二月二十四日，马鸿逵执行国民政府命令，由马腾蛟指挥一旅三团兵力包围定远营城，将王府守军全部缴械，经马鸿宾和马鸿逵之母以及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从中斡旋，经多次协商，达理扎雅与马鸿宾达成协议，以保证达王全家安全为由，将达王挟持软禁银川、兰州7年之久。
在兰州软禁期间，达王及夫人金允诚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诚相待、争取信任,加之盐商之子张钦武破费家产，疏通门路,取得了国民政府要人的初步信任。国民政府对达理札雅采取拉拢怀柔政策，保持亲王尊号，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顾问、宁夏省政府委员等职，允许过问旗政。达王谈吐文雅，善于交际，在军政界广结善缘。1939年春，经朱绍良、关麟征、张治中将军协助支持，达王去重庆谒见蒋介石。达王曾多次向国民政府申辩冤情，推翻诬陷不实之辞，揭露马鸿逵的扩张野心。又经旗内官佐联名上书，陈述全旗军民对达王的深厚民族感情，强烈要求达王回旗执政。1944年八月，达王获准回旗，受到政府官员和旗民的热烈欢迎。1945年达理扎雅任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
和平起义 走向新生
在达理扎雅被软禁兰州期间，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势力进入阿旗，1939年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驻定远营办事处”，在城外汉民区强制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征兵征税，欺压旗民。1942年设置“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驻定远营督察分处”，严厉稽查粮油进出，实行粮食封锁政策，使百姓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设立“富宁公司”控制商业贸易，牟取暴利，残酷掠夺剥削牧民，使中小商贩纷纷破产倒闭。宁夏军阀对阿旗的控制和掠夺空前激化了省旗矛盾，双方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成为和平起义的内在诱发因素。
达理扎雅在国民政府中属于地方派势力，常常受到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排挤和利用，思想上与国民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思想开明，以保旗安民为己任。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也有来往，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对人民革命具有同情心。这是发动和平起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蒋家王朝灭亡已经指日可待。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4月国共和谈代表、 达理扎雅的老朋友张治中脱离国民政府。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西北兰州、宁夏解放已经为时不远。1949年2月17日，达理扎雅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和平起义大计，形成四项决议，稳定旗政准备起义。1949年7月15日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会上宣读了张治中规劝达理扎雅起义的信函，并成立阿旗和平解放指挥部，先后向兰州、银川等地派出代表，表明阿旗和平起义的政治态度。
在起义前夕，达王婉言谢绝了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让其出走台湾的要求，拖延应付宁夏兵团防守贺兰山的计划，迫使德王、李守信的“蒙古自治政府”出走草地，粉碎了马鸿逵特务营的哗变，为和平起义扫清了障碍。1949年8月，达王派起义代表到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和晋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递交达王亲笔信，表明了起义的态度。9月21日又派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让蒙方将和平起义之事转告中共。9月22日达王派代表去银川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并拜见杨得志司令员，呈递了达理扎雅署名的阿旗代电及礼物。9月23日，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代表全旗，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毛泽东发去致敬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日，在定远营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阿旗和平起义。开展消除国民党影响的活动，派人分赴牧区巴格宣布旗政府训令，稳定民心，安心生产。从此饱经沧桑的阿拉善旗在以达理扎雅先生为首的阿旗官员的领导下，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各民族大团结作出了贡献。
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和平解放以后，在中共宁夏省委和阿旗工委的领导下，达理札雅带领阿旗政府工作人员执行《宁夏省委处理阿旗问题八条办法》，落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按革命干部对待、保护各族人民财产、牲畜不受侵犯等政策，稳步推进民主建政和部队整编工作。1950年5月宁夏省阿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达理扎雅担任政府主席，建立了苏木巴格基层政权。将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旗人民保安总队，隶属宁夏军区领导。
1949年9月至1952年，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达理扎雅先生从一个封建王爷转变为新中国的革命干部，先后被任命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夫人金允诚女士担任了阿旗妇联主任和宁夏省妇联副主任。达理扎雅先生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共同纲领》，积极维护阿旗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旗工委的领导下，作为旗政府的主要领导，参与决策，组织实施了镇压郭栓子叛乱，争取德王、李守信残部1000多人投诚，协助破获了特务组织。在牧区推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将自己和亲属的牲畜捐给国家，改善牧民生活。自愿放弃磴口县17万亩土地地租，使磴口县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带头将定远营周围和贺兰山沿山的土地自愿分给农民，实现了定远营和沿山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逐步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民主改革中，达理扎雅废除了“宝德阿勒巴”和“乌拉”制。在建立国营商业、财税统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抗美援朝捐献和修建青藏公路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此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1953年当选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1956年，先后担任宁夏省蒙古自治区（州）主席、甘肃省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6年，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和额济纳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达理扎雅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和阿拉善旗旗长。在巴彦淖尔盟工作期间，参与领导、团结带领全盟各族人民战胜了1957年的特大旱灾，取得抗灾保畜的胜利。担任河套与巴盟机构合并委员会主任，完成了行政机构组建工作，领导了营建盟府巴彦高勒市的工作。参与了三盛公黄河引水枢纽工程及“二黄河”的开挖以及三盛公黄河大桥的建设工作。在牧区草原建设、抗灾保畜、营林治沙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营建总长196公里8.7万余亩的防风御沙林带，阻止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以身作则，配合地方党政搞好民族工作，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蒙冤逝世 平反昭雪
正当达理扎雅先生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勤奋工作之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有着封建王公历史背景的达理扎雅在劫难逃，他的家庭受到冲击查抄，财产被劫持一空，历代王陵遭到挖掘破坏。由于周总理的过问，年老体衰、身患疾病的达理扎雅和夫人在北京休养。不久，林彪、“四人帮”的走卒派“红卫兵”从北京将其揪回内蒙批斗，于1968年11月8日在巴盟二中批斗时含冤逝世。
1979年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为达理札雅先生和夫人金允诚女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其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其子女亲属和受株连的亲友表示了亲切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