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平百越
定义
所谓百越，其实是指分布在华东、华南地区的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雒越(西瓯)等越人部落。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率秦军灭楚，继续南进，夺得越人部分土地，置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二十六年，发兵五十万由尉屠睢率领，分为五路，越过五岭。越人俟秦兵疲敝，进行反击，杀死屠睢。秦始皇继续增派兵将，终于在三十三年将百越平定，在此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个郡，并沿五岭遍置戍兵。这样，几十万中原戍兵就留在那里，同当地的越人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地区。
其实是指分布在华东、华南地区的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雒越(西瓯)等越人部落。
南平百越
记载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率秦军灭楚，继续南进，夺得越人部分土地，置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二十六年，发兵五十万由尉屠睢率领，分为五路，越过五岭。越人俟秦兵疲敝，进行反击，杀死屠睢。秦始皇继续增派兵将，终于在三十三年将百越平定，在此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个郡，并沿五岭遍置戍兵。这样，几十万中原戍兵就留在那里，同当地的越人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地区。
百越又称为百越族，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文献上也称之为百粤、诸越。古文中常泛指南方地区。 《过秦论》 “南取百越之地”， 《采草药》 “诸越则桃李冬实”。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江西湖南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
  南平百越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越与粤,古音读如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百越的百是多数、约数，而不是确数。百越是对南方诸族的泛称。夏朝称“于越”；商朝称“蛮越”或“南越”；周秦时期的“越”除专指“越国”外,亦同样是对南方诸族的泛称。周朝称“扬越”、“荆越”；战国称“百越”。《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战国以前， 《周礼：职方氏》中最早出现“七闽”名称。闽即古代东南地区越族的名称。许慎《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汉书 ·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淮南王安谏伐闽越书说：“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从这些记载来看，古代百越民族多聚邑结寨散居于山川要塞、深林丛竹之中，溪谷之间，而且数目众多。 《周礼，冬官考工记》又出现“吴、粤”名称。 《逸周书·王会解》又有“东越”、“欧人”、“于越”、“姑妹”、“且瓯”、“共人”、“海阳”、“苍梧”、“越区”、“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名称。宋朝人罗泌的《路史》又具体解释了百越的族称有：“越常、骆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吾、越区、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 稽余、北带、仆句、区吴，是渭百越。（参考黄现璠撰《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 、 《壮族通史》 )
战争经过
秦越对峙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史书《淮南子·人间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 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从以上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战争的酷烈程度以及秦军攻伐的艰难。秦军主帅屠睢的被杀及大量将士的伤亡，使整个南征的秦军受到了重创，占据桂林、象郡等地的秦军日夜凭城固守，身上的盔甲都不敢卸下。而此时秦军的粮草和军事装备在接济上又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就使已进入岭南地区的部队陷入了极为不妙的境地。在这种格局下，秦军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暂停对西瓯族人的攻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整个岭南战事进入了秦越对峙的阶段。 
灵渠开凿与百越臣服秦越对峙的局面是暂时的，就秦始皇的性格和秦王朝的实力，决不可能允许秦越长期对峙下去，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见血而还。为了解决秦军的粮草、装备等供给问题，尽快完成对岭南地区的全面征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下令由史禄组织指挥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于是，一项因战争的需要而开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国拉开了帷幕。 
经过三年的开凿、修筑，兴安灵渠大功告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人工航道运河，它沟通了湘漓两条河流，湘水汇入漓水，使原本属于长江流域的湘水与属于珠江流域的漓水连接了起来，因而从长江流域出发的船只，可以通过漓江逾五岭而直接到达岭南地区，即使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顺利通过，这就为被困于岭南的秦军粮饷的补给带来了新的转机，秦军的粮饷和军用物资开始得以大批地运往岭南。秦始皇感到征服岭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毅然决定由任嚣、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发动了对百越的进攻。 
这次进攻，和三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军将领吸取屠睢在征战中的教训，在战略上采取了“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随大军行进，每当秦军占领一地便将部分移民留驻此处，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同时也使秦军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补充，而大批的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也为军队粮饷的补给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优势条件下，秦军凭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大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西瓯族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瓯地区。随后任嚣、赵佗又挥戈南下，乘胜进击，一举击溃了雒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地区。至此，秦王朝于公元前218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在经历了四五年波诡云谲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军占领岭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为了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加强对越人的控制，秦王朝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防守。 
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由掌兵的南海尉专断一方，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南海尉 
住南海郡治番禺。秦王朝任命的南海尉就是继屠睢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为避免分散南海尉的权力，秦王朝决定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所谓“西北一侯”，即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瓯人北窜。这里的侯不是史书中常载的万户侯或千户侯，而是古代探望敌情的哨所，此乃驻兵监视之义。此外，沿五岭南北还设有很多戍守据点，各郡县治所及水陆关隘也驻有大量戍卒。这一切措施，目的是巩固秦始皇对岭南的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防止越人逾岭北犯。 
秦始皇除实行戍守政策外，对于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还采取了建立郡县制；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开新道，凿灵渠等等政治经济措施。 
秦统一以前，从中原到岭南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人们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往来。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成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碍。随着秦向岭南进军，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的苦役，主要是筑路，所筑的陆路就是岭南“新道”。秦末农民大起义时，任嚣嘱赵佗“兴兵绝新道”，企图阻止起义军进人岭南。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 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 ”可见秦末岭南“新道”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所谓凿灵渠，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展，使长江上的船只可以经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南下，取西江东行而抵达番禺，或溯浔江西行而抵布山、临尘，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秦始皇采取的开新道和凿灵渠，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措施，在加强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打破岭南的闭塞局面，促进岭南的开发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开发岭南
次年，始皇又谪遣“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与此同时，又曾征集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还一再大批地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据《汉书·晁错传》载：当时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无疑是有积极的意义。
意义
秦南平百越的战争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将岭南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使越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它对促进汉越民族的融合及岭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它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基本格局。
现居
  南平百越现在居住在中国南方属于壮侗语系和苗瑶语系的各个民族，不论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文化习俗上，都与古代的百越族有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此外，也有某些学者认为，在现今中南半岛的一些民族，比如说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缅甸的掸族、越南的京族和芒族、甚至属于南岛民族的台湾原住民，也都和百越族有相当程度的密切关联。
百越起源
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商、 周时期，就有被称之为“越”的古民族（古代中国人泛称东南方蛮族为“越”，北方蛮族为“胡”），生活在现今中国的东南及南部地区（王东 2003，3）。根据目前考古学的证据，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是当时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文化，后来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和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遗址等地发现了更早的稻作文化。此外，现在的考古学家也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也是由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王东 2003，3）。
百越历史
和“古越族”相关的最早文字记录涉及“于越”，于越是春秋时期之越国的前身，最晚在商
南平百越
朝的时候就巳经存在，虽然没有参加武王伐纣，但至少曾经北上当周成王的宾客。该国传至勾践 (500 B.C.)的时候，他试著向北扩张，曾经沿著江苏的海岸北上胶州湾。古越族和汉族早期的关系主要在贸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以交换北方的丝帛和手工产品(钟伦纳 2004)。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共传8代，历160多年，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请参见“勾践”条目；陈国强 2000）。有学者根据《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的描述，认为越族是夏禹的后代。不过，研究百越族的中国学者宋蜀华认为：“勾践的祖父夫镡以上至夏少康庶子无余，世系不清楚；夏少康经商至周敬王共60余代，两者世系相差近1000年，把越王勾践说成是夏少康的后裔，实难信服”（引自龚佩华 nd）。此外，宋蜀华也认为夏文化和越文化截然不同，因为：“夏人活动地区从未发现过‘印纹陶文化’，而‘印纹陶’流行地区也从未发现过‘二里头文化’”（引自龚佩华 nd）。
公元333年，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自此，越人流散到南方一带，分化成众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个新的称谓。战国后期，除了有百越这个名称以外�还有“扬越”的名称�即扬州地区的越族。扬州包括今淮南、长江下游和岭南的东部地区，有时又包括整个岭南地区。所以扬越实际也是战国以来至秦汉对越人的另一种泛称(王东 2003，3；陈国强 2000)。
秦汉时，相关史籍则泛称中国南方的民族为“越族”，史称“北方胡、南方越”。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至迟在汉朝初期，百越族已经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盛而明显的部分，即“东瓯”(东海)、“闽越”、“南越”、“西瓯”、以及“雒越”(骆越)。东瓯在现今浙江省南部的温州一带；闽越在今福建省福州一带�南越在今广东省境，后来又发展到广西以及以南地区�西瓯则大概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及以南地区�骆(雒)越主要分布在现今的越南北部。这些部分都形成了当时该地的政治中心，比如说闽越第一代君主无诸、东海第一代君主驺摇、以及南越王赵佗，都曾经叱咤风云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陈国强 2000)。
越族所建立的这些政治中心，后来都被汉武帝征服，改为汉朝的郡县。此后，百越这个名称就不见于史载，越族之名也十分罕见(陈国强 2000)。
百越文化特点
百越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生活、文化特点。百越语为黏著型，不同于汉语的单音成义，故百越语译成汉语时一字常译为两字，如爱为“怜职”，热为“煦虾”。有人认为越语与今壮侗语系的语言十分接近。
百越族的生活、风俗习惯也有特点，主要是�凿齿; 断发纹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巢居；善使舟及水战；以及善铸铜器，如青铜剑、铜铎(大铃)等。
百越文化影响
虽然在今天已经找不到一个名字叫做“百越族”的民族或族群，不过，百越文化事实上却透过种种不同的方式，在很多不同民族的文化里面留下了种种痕迹。以下是一些比较值得加以探讨的议题。
对于当今某些民族语言的影响现有的一些语言学研究均指出，在百越族被汉化以后，其所使用的很多字词，却依旧遗留在不少民族现在的语汇当中，比如说属于侗壮语系和苗瑶语系的中国某些少数民族，被归为汉语方言的一些南方方言，甚至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夏威夷、新西兰等地的南岛民族，其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属于古越语的“同源字”(卢溢棋 1997)。比如说古越语的“蜘蛛”(lakwa)一词，就可以在鹤佬语(发音为laaqiaa)、客家话(发音为lakia)、畲语(发音为laukhoe)、马来/印尼语(发音为lawa、lawa-lawa、labah-labah)、夏威夷语(发音为lanalana、nananana)以及新西兰毛利人的拉巴怒伊语(Rapanui)(发音为nanai)等语言当中找到类似的发音
对于当今某些民族之习俗的影响所谓的“洗骨葬”，或称“二次葬”，在中国长江以南各地，比如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的汉人，以及很多少数民族，比如说壮族、藏族，都有这种习俗。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台湾的鹤佬人和客家人也都还采用这种丧葬仪式，在土葬数年后开棺取骨，然后将全副骨骼一一置入一称为“金斗”的陶瓮当中。
这种洗骨葬的习俗，事实上并不是汉族所固有的，而是环太平洋原始民族中普遍分布的一种文化特质，广及中国大陆、东南和东北亚洲、南太平洋诸岛、以及南北美洲。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学者凌纯声的研究，整个洗骨文化圈里诸民族所采行的洗骨文化，基本上均为来自相同起源的一个文化习俗，而这个习俗最早的起源地，正是百越族所分布的华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