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子静
画家
张子静，字瞻真，号江山、方济、雨帆，1924年生于山西朔州，自幼受家传医学熏陶，青少年时入德国教会学校，师从德国人魏德励格尔基学习了油画及音乐，同时精通了德语、拉丁语。
  [1]张子静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时代性较强，主要是山水花鸟写意画，反映内蒙古人民群众斗争和过上新生活等内容，作品有《阴山剿匪》、《春到阴山》等，在自治区首届“松鹤杯”大赛及全国各类大赛中多次获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张子静的传略及作品入选国内外各种文化艺术典籍约70余部，所获各类艺术荣誉称号达20多个。并被聘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级美术家创作委员。聘为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书画师。西安中国画研究院聘为“高级院士” 联合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其写意山水花鸟创作，在台湾及韩国大赛获奖并收藏。
进入新世纪，张子静的画作更多地走出自治区，参加各类国家及国际展览和比赛，其作品及本人简历也陆续被收入《中国书画名家名作汉英双语大辞典》、《中国文艺终身成就艺术家》、《中国书画名家》、《中华当代杰出功勋艺术家》等典籍。2007年，张子静的国画经国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估价为每平方尺3000-5000元。2008年。不论估价多高，老人从不以画取利，一生大多画作都赠予亲朋好友，参展画作亦赠予公益画展举办机构。
2006年首届翰墨林养生全国书画邀请赛获金奖。2006年中国民族书画院授予“中国国粹民族艺术家”等荣誉称号。2007年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巡展优秀奖。2007年中国书画学会首届中国书画“金砚杯”迎奥运“邀请展山水，中国上游”全国二等奖
张爱玲弟弟
人物介绍从文章（下附）中可以看出，张子静一生，父不疼，母不爱，姐不亲，姑不怜。少年时想走出旧时代的家，  童年时的张爱玲与张子静抱着一双球鞋去姑姑处见母亲，母亲说负担不起。在姑姑处，留顿饭的资格都没有。姐姐那儿，十有八次见不到，到最后，姐姐走了，都没招呼一声。弟弟在楼下推自行车，忍不住地抽泣，相信你我也没忍住。父亲为了抽鸦片，耽误了儿子的婚事（没钱）。解放前，张子静还在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工作，解放后，共产党是不会信任旧时代的职员的，张子静也只能去上海浦东黄楼中学教书，那时的浦东，简直就是乡下的乡下，庸淡一生，终身未娶。张爱玲1995年去世后，遵遗嘱，遗产版税由张爱玲朋友宋淇夫妇继承。两年后，自己也离世了。父亲抽了一生的鸦片，母亲提了一箱的古玩，姑姑也算留了洋，终身住在公寓里，姐姐早早地成了名，和胡兰成也算幸福一阵，连继母也享了张家最后的福，自己呢？唉！与张爱玲关系张爱玲小时候，家里使的女仆，有很多是安徽人，唤作“张干”“何干”等等，《合肥四姐妹》里关于女仆也是这样称呼，看来是俺们家乡当时对于女仆人的流行叫法。带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叫做张干，是一个刻薄厉害人，觉得自己带的是个男孩，处处要抓尖占巧，带张爱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带的是女孩而心虚，总是让着她，张爱玲受不了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与她争执起来，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  张子静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独”这个词，也是俺们家乡方言，小时候家里常有亲戚走动，有的还要小住几日，挤到我的小床上来，我辄有烦言，老妈就骂我“独”，我的理解，“独”的意思就是孤僻、个性强，对自我与他人的领地界限分明”所谓三岁看到老，张干的眼光也算刻毒了，不过她落笔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则让人大不以为然，俨然将弟弟当成未来的户主，张爱玲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户主尚未得道，鸡犬已经升天，这是张干强悍的基础。也休怪张干张狂，就是现在，男尊女卑的论调也大有市场，但是，具体到张爱玲家中，张干还是看错了风头，这个家庭许多方面延续旧有的风气，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自己就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的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曾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儿子读书。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在无人问津的缝隙中长大，生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发展得那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童年时候，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他的秀美，他的笨拙，使他像一个很有趣的小玩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张爱玲别无选择，随着她长大成人，世界日渐宽广，她对这个弟弟越来越生疏了。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住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也不过是没话找话罢了。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了，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前面说了，张志沂没有儿女心，张爱玲得父亲那点宠爱，是因为她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和文学功底极深的父亲能够契合，又能满足他一点儿虚荣心，张子静没有这个优势，各方面表现平庸的他，倍受父亲冷落。张爱玲说孙用蕃虐待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大一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之后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弟弟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黄素琼是冷静的，她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吧。而我的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也许如张爱玲所说，他是惯了的，“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按照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对自己也不在意。这种“自轻”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儿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他那“吧嗒吧嗒”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喜欢他，也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的冷淡是摆在脸上的，“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比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技巧……她说想要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的，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我觉得这静听的姿态就是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的。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见不到她，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但是，偶尔见到一次，张爱玲还是会在这个弟弟面前露出她最放松的一面，比如，告诉他，有外国男人邀请自己去跳舞她不会跳等等。在张子静的眼中，这个姐姐很特别，也很优秀，没有了童年时小小的妒意，他接受了老天的安排，愿意在她的光芒里来来去去，而张爱玲的心路历程要复杂得多，她的少女时代，被表姐评价为一个又热情又孤独的人，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个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对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母亲的光环所以消失，第一是这世上本无仙女，第二是让她把母亲当成仙女的距离取消了，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除了这两点影响，我觉得张爱玲也另有一些想法，那就是，她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她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不幸的是，就这么一路“距离”下去，量变到质变，距离便不再是一种“手段”，变成了生活态度，用张爱玲的话，是与生活本身都有了距离，也算一种悲哀。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张子静安安生生地读到毕业一九四六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貌似张子静和乃父颇为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 ——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性情和善，不愿意与别人有异，现在好容易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很有个性地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解放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从国外回来了，住在姑姑家中，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家里安安静静的，原该有一个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不是漠不关心，却只关注些皮毛，为什么不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 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着吗？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一九四八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一九五七年，病逝在英国。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在张爱玲的描述中，这位继母仿佛非常残苛，但是，那几个片段代替不了全部，我们用平常心看过去，她对张子静，最多不太好，也算不上虐待。再说许多年处下来，怎么着都会有点感情，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之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相形之下，孙用蕃还有人情味一点，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太过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很薄寒的遗产。解放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小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年老无人照顾，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回到上海市区了。
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孙用蕃知道他说得是实情，她没有像黄素琼那样我行我素，就此作罢，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一九八六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音讯，一九八八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有关部门打听，这才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张爱玲的回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用”，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张子静不是个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人，一生都无甚积蓄，在农村中学教书时，想在当地娶个老婆都没有实力，退休工资也只够一个人生活，对于这位身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姐姐，也许是抱了一点幻想的吧。张爱玲说“没有能力帮你的忙”，也许是实情，不过张爱玲去世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也许她没有想到她的遗产——主要是文稿版税那么值钱，但连给弟弟一点纪念的想法都没有，张爱玲这个人真够绝的。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米的小屋里度过，不管两人感情真相到底如何，起码没有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张子静在上海市区恐怕很难有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不过，张爱玲也不能说对这个弟弟无所馈赠，在那些寂寞时日里，想到这个姐姐，仍觉得是家族与本人的一份荣耀，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作为张爱玲最为亲近的人，把别人永远无从知道的，跟张爱玲有关的情节说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我的姊姊张爱玲》，大部分内容由他口述，他说起姐姐，固然是有一说一，言及自己，也是这样诚实，一个沧桑者的诚实，让笔者生出这如许多的感触。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及时相助？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袋，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虽然姐姐并无太多关照，几乎如同陌路，张子静亦做厚道的理解，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祗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段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为这样一个弟弟这最后的心迹，他的一生平庸而温厚，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要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