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廖运升
人物介绍
1，军旅生涯廖运升（1901—1981），字旭东。安徽淮南廖家湾村人，生于1901年9月（清光绪二十七年）。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父廖鸿文，别字子宾，为同盟会会员，业农商，有地产40亩，自给尚余。其弟廖运泽为黄埔一期毕业生。堂弟廖运周为黄埔五期毕业生，堂叔廖传枢为黄埔六期毕业生。
1926年10月军校毕业后派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第3团第1营第1连少尉连附。11月调升武汉国民政府宪兵团中尉排长。
1927年5月因清党离部。6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柏文蔚）政治部（兼主任常恒芳）上尉干事。8月调任第33军第1师（兼师长袁家声）第1旅（兼旅长程华亭）第2团第4营上尉营附。
1928年2月25日，第33军第1师改称第70师（兼师长袁家声），升任第4营少校营长。8月所部缩编被编余后投奔第41军（军长鲍刚），任参谋处上尉参谋。
1929年1月第41军缩编为第45师（师长方振武），改任第135旅（旅长王中孚）第270团（兼团长王中孚）上尉连长。10月因参与兵变失败被撤职，避居上海。
1930年10月出任暂编第2旅（旅长宋世科）第2团（团长王绍九）第1营（营长常持青）上尉营附。12月升任第1营少校营长。
1932年2月暂2旅改称独立第40旅，升任旅部中校参谋。
1935年5月独40旅改编为第95师（师长唐俊德）第285旅（旅长徐中岳），仍任中校参谋。
1937年8月调升安徽省保安第8团上校团长。
1939年12月调任安徽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丘国珍）上校参谋。  廖运升
1940年8月调任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兼主任黄绍竑）警保处上校处长。
1941年12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兼主任蒋中正，兼教育长李默庵）学员总队（兼总队长陈大庆）上校总队附兼党政大队大队长。
1942年3月调升鲁苏豫皖边区（兼总司令汤恩伯）挺进第5纵队（辖两支队）少将司令。
1944年10月所部改编为第117师（师辖三团），任少将师长。
1945年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4月第117师整编为第117旅（旅辖两团），改任少将旅长。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
1947年3月升任整编第57师（师长段霖茂）少将副师长。11月调任国防部少将部员。
1948年7月调任国防部暂编第1纵队（司令官廖运泽）少将副司令官。
1949年1月暂1纵队改称暂编第1师（师辖四团），升任少将师长。4月暂1师改称暂编第110师（师辖四团），仍任少将师长。2，起义新生1949年5月4日在浙江义乌率部起义。6月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高级军官研究班学习。9月入政治学院学习。
1950年2月转业后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秘书长、副局长、房管局局长。
1958年7月当选民革江苏省（主委任崇高）常务委员、民革南京市主任委员。
1980年3月当选民革江苏省（主委廖运泽）副主任委员。
1981年8月20日在江苏南京病逝。
起义始末
1，筹划起义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目睹内战即起，但又无能为力，便托词请了长假，回到南京住闲。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整师整军被解放军歼灭，蒋介石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千方百计收罗炮灰，妄图凭借长江“天堑”维持统治。经曾任过安徽省政府主席吴忠信的推荐，廖运升、廖运泽兄弟被启用。廖运泽担任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兼颍上指挥所主任及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为暂一纵队副司令，指挥所及暂一纵队司令部都设在安徽寿县的正阳关镇。
当暂一纵队驻正阳关之初，廖运升就通过国民党凤台县参议员张明诚与中共凤台县委有过接触，张还亲自去涡阳与解放军六分区进行联系，汇报廖部情况。廖氏兄弟还直接写信给中共凤台县副县长吴云（幼时同学），向他谈了准备率部起义的打算，请他向上级报告，尽快派员联系。但久久没有结果。
1948年11月中旬华野派朱淮明（化名李学明）到寿、凤找暂一纵队联系。在原寿县县长常持清的安排下，朱淮明与廖运升在正阳关枸杞园的一个废弃的炮楼上见了面。在会晤中廖运升对朱淮明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表示部队起义是肯定的，一切听从解放军首长的安排。朱淮明传达了华野首长要求暂一纵队就地起义支援大军过江的意见。为了便于联络，廖运升特派高参张作六负责与朱联系，并约定了联系方法和地点。在常传甫、常持清等的掩护下，朱淮明数次往返于廖部和华野之间。所有廖部获得的重要军事情报，都通过朱淮明送到华野手里。
为了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廖运升多次与支持起义的参谋处长赵继武、团长张普庆、袁霞轩等密商起义的方案，分析当时起义会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致觉得暂一纵队新编不久，成员复杂、人心不齐、武器装备差，起义后恐受到周围国民党部队的围攻，大部分领导人的家属都在南京，起义后家属可能会遭到不测。这些问题怎么办，大家希望得到华野领导的指示，以便决定下一步行动。带着这些问题，朱淮明再一次回华野汇报、请示。
不久朱淮明回到淮南，向廖运升传达了华野首长的指示：“如起义时机不成熟，就不要急于起义，同意该队服从国民党命令撤退渡江，但不要把各县武装带走，要设法保护淮南煤矿和发电厂不遭破坏。”
廖运升离开寿县准备南下前，在淮南田家庵的“爽园”又一次约见了朱淮明，对他讲了国民政府国防部对廖部疑心很大，廖运泽已被召回南京，实为人质（后被委任为衢州编练处副司令，接到委任状后未予理会，带家属去了苏州亲戚家），在江北没有起义的条件了，请朱淮明速向首长汇报。朱感到情况紧迫，当晚即赶回华野机关驻地，但等他带着首长指示回到淮南时，暂一纵队已渡过长江，廖部与我党联系因此中断。
暂一纵队到达芜湖后，第八绥靖区的暂一纵队及颍上指挥所即行撤消，暂一纵队改为暂编第一师，廖运升任师长。
部队撤到江南后，廖运升与我党失去了联系。王柏龄向国防部密告，说暂一师是一窝共产党；南京卫戍区总司令张跃明也向汤恩伯告状，说廖部替共军偷运通讯器材。为了早日找到党组织，廖派张作六赴沪去找寓居在上海的余亚农，余介绍张找到正在做策反工作家住南京又与华野有联系的朱子帆。廖运升与张作六便到南京与朱子帆会晤。
在与朱子帆联系的同时，经人介绍，华东局在芜湖工作组的石原皋与廖运升在芜湖大观园澡堂一个雅座内见了面，在座的还有三团团长、支持起义的骨干张普庆。双方经过研究，议定了三条：一是廖部不要与游击队发生冲突；二是积极准备迎接大军过江；三是密切注意国民党动向。然而南京国防部并不放心这支有“异常”行为的队伍防守长江“天堑”，2月份，国防部又命令暂一师前往南陵、泾县一带，担任江防的后方防务。这时国民党部队驻在皖南一带的约有十几个军，廖部处于大军包围之中，不能轻易行动，只得遵命撤走。
暂一师到达泾县后，师部驻城内，第三团驻茂林。这时，游击队就在茂林一带活动。于是，双方议定：各驻防地不动；暂一师官兵外出游击队不予干涉；双方遭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对空放枪，暂一师决不出击。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眼看“天堑”不保，国防部又命暂一师南撤浙江，担任徽杭防务。
1949年4月3日，暂一师到达临安，该师被改编为一一O师，隶属八十五军，廖运升仍任师长。
一一O师在临安改编后继续南下，不日到达杭州。廖运升派专车去苏州将廖运泽全家接到杭州，同住西子湖畔的西子饭店。当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国民党和富商豪绅们仓皇南逃，杭州已成为一座空城，西湖上看不到一只游艇，在火车站、汽车站逃命的国民党要员争相夺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一O师何去何从，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此，廖运升、廖运泽和支持起义的军官多次集会，交流情报，分析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当时情况比较复杂，与解放军和游击队又未取得直接联系，盲目起事，有可能全军覆没。最后他们决定：不再跟国民党继续南下，在浙赣线上把握起义时机。为此他们立即分头去做相关工作：派人去找解放军和游击队；设法拖延南撤时间；着手分散安排随军家属。正在这时，早有起义打算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随所属三一八师退驻皖南屯溪，打电话给廖运升，表示要与他商谈有关事宜。廖运升派跟随多年的亲信军需主任梅曼芳携带电台、密码去屯溪联系，由于时局变化很快，当梅到达屯溪时侯镜如已离屯南撤，二人未能谋面。不几日，三一八师撤到余杭县，准备继续南撤，廖运升闻讯，为了争取更多的部队加入起义行列，他不顾个人安危，带了少数随从亲自赶到余杭三一八师驻地，劝说该师彭淮民师长，不要跟着南撤，留下来联合起义，但彭的顾虑较多，未予肯定，仍继续南下福建，后在侯镜如的率领下，三一八师也举行了起义。
4月中旬以后，由于与游击队联系尚未落实，也不知解放军到了哪里，一一O师只得遵命继续南撤。当部队到达萧山时，师部门口来了一位“商人”，把一封信交给门口的警卫，随后转身离去。廖运升拆开信一看喜出望外，写信人自称是廖运升堂兄廖运周的好友，住杭州某旅社，希望与他会面，信尾署名杨大伦。廖心中明白，这是盼望已久的解放军联络员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立即派族弟师部副官廖运盛乘吉普车到杭州把杨大伦接到萧山自己家中。2，起义成功1949年4月下旬，一一O师奉调浙江义乌，接替国民党三十五师防务。当时的义乌破烂不堪，虽说是县，实际只有一个镇的规模。5月1日，全师各团到达义乌，分驻城郊各地，5月2日拂晓，廖运升率师直属队到达，师部设在只有几间平房的县图书馆内。当日上午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派高参李英伯带了一个少校参谋，一连工兵，押着一列火车，从金华到达义乌车站。李传达吴求剑命令，要一一O师家属立即全部集合上车，由他们送往浙赣线终点站玉山县，从那再改乘汽车去往福建。显然吴求剑对一一O师已有所怀疑，一旦家属被运走，将会成为人质，部队就落入他们掌握之中，起义也将成为泡影。所以，尽管李英伯多次以军长命令相催促，廖运升始终以钱粮筹措需要时间，自己的家属去杭州城内看病未归为借口，坚持不集合家属上车。双方相持到中午，廖运泽视此情况，为了缓和紧张气氛，使起义能顺利进行，便带着全家上了火车，李英伯等看廖运泽上了车，同时也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遂于午后开车离开义乌。火车到达金华时，廖运泽全家下了车，改乘汽车去了广州，部队起义后转去香港，没有再回部队。
李英伯没有接到一一O师军官家属，更引起吴求剑的疑心，他立即命令停发打算拨给一一O师的武器，并向上级李延年作了报告，说“一一O师可能有异变”，5月3日上午李延年亲自打电话给廖运升，告诉廖他已接到命令，一一O师归他指挥，要全师立刻做好准备，等接运火车到达后全师登车出发，向福建方向撤退。李的态度非常强硬，还威胁说“违命将受军法处置”。廖接完电话后，感到事态相当严重，接军火车下午就要到达，如再犹豫，以后一旦被李延年等控制就难找到起义的机会了。因此，他同杨大伦磋商后，当机立断决定就地起义。
一一O师的起义，对国民党军政界震动很大。5月5日广州各报登载“廖运泽、廖运升率部叛变，着缉拿归案”的通缉令，香港等地报纸也大量登载起义的消息。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凭钱塘江固守的战略部署，扫除了人民解放军南进的障碍，对加速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全面崩溃有重要意义。
5月中旬，一一O师遵照二野总部命令，进行了整编，原一一O师3个团，拨给十二军的3个师，师直属团队包括“学生队”编入十二军直属队。从此，一一O师起义官兵跨入了人民解放军行列，随大军南下，追歼国民党逃兵，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