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乾嘉三大家
袁枚
简介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他出生  袁枚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乾隆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八至十年(1743－1745)任沭阳知县。此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但在沭阳民间，却是万户萧疏、悍吏横行的现实。一个沭阳县，竟有“饥口三十万，饿毙者不计其数”。袁枚面对这“路有饿殍、哀鸿四野”的惨状，拿起蘸着血泪的笔抒发感慨：“百死犹可忍，饿死苦不速，野狗衔髅髑，骨瘦亦无肉，自恨作父母，不愿生耳目。”他以犀利的笔触，对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挞伐。他要“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开仓赈灾，减免赋税，率民治水，筑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种抗灾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较快地取得了成效。他还严厉管束家属、下属、衙役，不准扰民害民。在讼狱处理上，据史载，他“为政，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大案也从速结案，加上治理有方，社会秩序较前稳定。他与耕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皆有交往，不但关心农事百业，还跻身市场，“关心米价问江东”，心系民生。在封建时代，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这样，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袁枚由于为人正直，厌恶官场倾轧，40岁时便辞官不做，定居江宁(今南京市)，住小仓山下，建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安于闲情逸致的生活中。乾隆十年，他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岁的袁枚，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来沭阳作客，沭阳各界，一部分人曾趋前30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他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爱民，民爱官，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他当时在沭阳县衙(今县政府内)手植的一株紫藤，至今仍生机勃勃，其叶蓁蓁，被列为沭阳县重点保护文物之一。生平袁枚一生，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知县，除了赢得贤明政声之外，留下的文学著作也很多，有《小仓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随园诗话》是他的代表作，有独特的文学见解。他提出“性灵说”，对儒家诗教提出异议。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并宣称“《六经》尽糟粕”。他主张直抒胸臆，词贵自然，反对泥古不化，强调自创精神，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合称清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风格袁枚生活通脱放浪，个性独立不羁，颇具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情上，主张即“情”求“性”（《书复性书后》），突出尊情；在言志与言情上，认为“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随园诗话》卷三）。他强调情是其诗论的核心，男女是真情本源。他与沈德潜等人反复辩论，公开为写男女之情的诗歌张目，在当时颇有震聋发聩之效。他还鲜明地表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答惠定宇书》），宋儒偏于心性之说近乎玄虚，而汉德偏于笺注也多附会，进而质疑“六经”，指出其言未必“皆当”“皆醇”，并借庄子之语抨击“六经尽糟粕”（《偶然作》），对虚伪的假道学深恶痛绝，表现出封建社会末期个性解放思想再次苏醒。袁枚论诗宗尚性灵。所谓“性灵”，其含意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即是说诗生于性情，性情是诗的本源和灵魂，诗人要“自把新诗写性情”。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没有个性，也就丧失了真性情，《续诗品》辟“著我”一品，就是明确提倡创写“有我”之旨。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的核心。然而仅有个性、性情是不够的，还应具备表现这一切的诗才，“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馀藏园诗序》），艺术构思中的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这一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学问、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1]
蒋士铨
简介蒋士铨（1725-1784），清代诗人。字心馀、苕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铅山（今属江西）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特点蒋士铨是乾嘉时期有影响的诗人，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他论诗也重性灵，反对复古主义模拟倾向，戒蹈袭，重性情。但对性灵的解释与袁枚不同，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意识，如他较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蒋士铨诗现存2500余首，题材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还有的揭露官府搜刮钱财，或批判役吏横行乡里，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还有一些诗反映下层社会世态风俗。大部分诗则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其诗的艺术风格笔力坚劲，很受袁枚的推重。他也写词和散文。此外，他还是位重要的戏曲作家。有杂剧、传奇戏曲16种。著有《忠雅堂集》43卷。
风格主张“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文章四首》），但其性情还包含“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如《题文信国遗像》、《南池杜少陵祠堂》等，和袁枚等人有所不同。其描写盛世下的苦难，如《京师乐府词十六首》、《饥民叹》、《鸡毛房》等作，别开生面，值得重视。抒写亲情有《出门》、《岁暮到家》等，感人至深。[1]
赵翼
简介赵翼（1727-1814），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辞官家居，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 
赵翼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
论诗他论诗也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祯、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他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合称清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论诗崇性灵，“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他更重视创新，“不创前无有，焉传后无穷”（《读杜诗》），“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强调不囿于成法，敢于破除宗唐宗宋的门户习气，自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诗议论精警，思想敏锐，幽默诙谐，兼杂以雄奇豪放的气概，《论史》、《偶得》、《闲居读书》等为其见解精辟的代表作。他的创作个性分明，即使一首小诗也旨意洞达，如《晓起》：“茅店荒鸡叫可憎，起来半醒半懵腾。分明一段劳人画，马啮残刍鼠瞰灯。”纯用白描，写其羁旅生涯的疲惫与艰辛，却无一丝消沉，洋溢着才情和乐观风采，是其心灵的映现。[1]
作品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赵翼的文学著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史学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
趣闻
瓯北控词
赵云松观察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词为袁、赵两家息讼，并设宴郡斋以解之，想见前辈风趣。其控词云：“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苍山忽漫脱逃；年老成精，阎罗殿失于查点。早入清华之选，遂膺民社之司，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斯传。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为此列颖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镜定无逃影，斩邪剑切勿留情。重则付之轮回，化蜂蝶以偿夙孽；轻则递回巢穴，逐猕猴仍复原身。”其罗织之词，虽云游戏，亦实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