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晋商称雄
晋商称雄缘由
山西人何以在明清贸易中独占鳌头？而山西人多经商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客观上分析，有其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更有山西商人的内在精神支撑。山西商人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严格讲，应当说是"晋商精神"。这些因素的结合，就是山西人走上商途，并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的缘由。
土地贫瘠，生计困难 
山西土地贫瘠，人民生计困难，往往外出经商，这在史籍中早有记载。《史记》在《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 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这条资料，似乎是说晋南土地狭小，粮食不足，远贾他乡，而晋北地区外出贸易者较少。 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最多。在晋中盆地，各县民间流传这样的《摇蓝曲》："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歌谣反映贫苦的劳动人民生活困难，盼儿长大了为其拣煤核以备炊用，更盼儿长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样到东北去经商，那时就可以不愁吃穿了。 太谷县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国年间的著名商业世家。其发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计困难，随人到了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这里是明王朝的边防屯卫地。开始是租地种菜，以后与当地人合伙种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养猪。精打细算，生意日渐发展，有时也做小量囤积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经营。分别经营以后，当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渐衰落，以至无法维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却日益发展，收购了原合伙人的破产作坊，继续经营豆腐和养猪，以后利用贱价收购高梁酿酒，开设杂货业，随着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兴月旺。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已由朝阳发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阳、锦州、四平等地，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设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一千万两．传世二十四代，历经三百余年。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输，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由上可见，山西人远足经商，原出无奈。出走发富后，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盼望发财致富。在明清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下，使山西商人队伍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地处塞边，位扼通衢
山西北依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 虽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北方游牧民族的贵族政权和中原汉民族的地主政权时分时合，民族矛盾有时剧烈，有时缓和，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很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不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停止。山西人担任这种南北物资交换的中介人，自然有它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 
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给商业活动开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明初，汉蒙关系虽一度紧张，但自然地理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商品交易无法中断。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经过双方多次谈判，终达成协议，在边镇建立交易市场。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补充明政府的军马来源。参与当时谈判的徐渭曾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著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 
同时，通过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资交流。由1768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一以恰克图为主要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干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四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制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等大的城市了"。 中原地区对蒙古地区的贸易，历经元、明、清，逐渐发展了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她的人民从事物资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一联结东西南北的商路上，主要的运载工具是骆驼，它是现代火车、汽车运输工具出现以前，北方陆路运输的主要动力。骆驼运输之外，还有骡、马、驴和牛车。 在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北方游牧民族以至沙俄方面的商品交换中，山西商人"贩绸缎于苏杭，贩菜糖于汉口，吸葛市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贩其它杂货于山东周村"转而又将此种货物"售干新疆、内外蒙古等处"。几乎大部分是经过这条商路输送的。  当时雄风
人生观和价值观
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当然经商在外，风险是很大的。然而人心思富，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晋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 尤其是晋中一带，在子弟出路选择上，优秀者学商，已成风气。山西人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山西人同全国各地人一样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位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 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其中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别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同时存在的商业行会有38个，基中有一半以上也供奉关帝，以关帝为偶像，联结行会，保卫集团利益。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就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思想和精神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如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入学济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6称："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尤其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一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通过语言和生活习惯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代表人物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山西商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乱交友，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即是"相与"，心竭力维护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需投影回天亨玉酱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2万银元，同事们坚决拒绝，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那里还有天亨玉呢？"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