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袁嗣令
生平简介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嗣令于1938年夏只身奔赴内地，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到达重庆，考入浙江大学病虫害系，到广西宜山入学。以后又跟随学校迁到贵州遵义。该系学生历届都少，他是1942届毕业的唯一植病组学生。1946年夏，通过教育部出国考试，于1947年夏赴美留学，在密苏里州立大学，受教于C.M.Tuker及E.S.Luttrell。1948年冬，完成硕士学位。袁嗣令，1919年5月21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童年丧母，由其祖母抚养成长，  袁嗣令[1]就读于宁波教会小学及中学。他有良好的英语基础，获得过上海沪江大学奖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袁嗣令毅然放弃ECA助学会继续深造及留美工作的机会，甘冒风险候船回国。在太平洋上经过重重困难，历时一个月又10天终于在天津唐沽港登陆，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先应聘于河南大学农学院。后调至华中农学院，不久又调至南京林学院，随后又调至中国林科院南京林研所，1962年调到北京中国林科院，直到退休。1959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森林病理学》教科书。1971年，袁嗣令在张家口农专重新执教农作物病害课程。1972年夏，下放在张家口农专时期，全国盛传在玉米南繁的海南岛发生了国外有名的玉米细菌性枯萎病，以致张家口地区各县的南繁种子全部停运，即将影响当年生产。地区领导召开紧急会议谋求对策。他得悉后，积极主动查阅资料，提供该病特殊症状，承担检验种子的工作；提出南繁的种子仍可按原计划运回轮种的建议，即边抽样检验边播种，解决了生产问题。
1978年，中国林科院恢复，袁嗣令回到北京，承担了泡桐丛枝病课题，组成了全国协作网。1980年，袁嗣令到意大利考察，得悉国内正在大力推广的引种杨树（I-63、I-69）因染花叶病毒在国外已被淘汰。于是他申请立项，进行广泛调查与深入研究，以探明国内的发病情况。他以杨树花叶病、泡桐花叶病为起点，带领研究生，开展了林木病毒病的研究。这项研究填补了中国林木病毒病研究的空白，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技术研究行列。
他在教学和研究岗位上逾时40年，在森林病理学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的这40年多，总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是中国林科院病理研究室的第一任也是历时最长的主任。
个人简历
1937年 毕业于宁波四明中学。1919年5月21日 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1938年 上海沪江大学肄业。
1938年-1942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病虫害系。
1947年-1948年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
1950年-1959年 河南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副教授。
1960年-1961年 中国林科院南京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1962年-1988年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8年 退休。
成就贡献
一、为农林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1950年初，河南大学农学院恢复重建，百废待举。袁嗣令全力以赴准备教学用的各种挂图和切片，并受命到上海购置仪器设备。1954年，袁嗣令到华中农学院，又为植保系病害各课程浸液标本的重新鉴定整理、教学挂图的配制，以及研究用相机的购置尽了全力。1955年秋，南京林学院新组建，袁嗣令担任森保研究室主任，一切又从头筹备。他完成了实验室设计与施工，建立标本室和全套教学挂图，购置各种期刊和仪器等工作，使南京林学院病虫、鸟兽各课程设施和科研条件成为全国一流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袁嗣令下放到张家口农专。在农专，他亲手绘制大幅教学挂图和制作切片，仍然一丝不苟，尽力改善各项教学条件。特别在他初到河南大学之际，见有一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赠送的书刊被弃置一地，无人问津时，便在备课之余，主动按学科分类整理，供各科教师参考。还将有关病害的书藉汇综整理，编写出版了一本《植物病害防治》，供生产单位和教学急需。这是一本新中国成立初期密切结合生产实际的工具书，也是他回国后向祖国奉献的第一份出版物。
袁嗣令从事森林病理教学始于1951年，当时高教部在林学专业教学计划里规定要开设森林病害课程。在这之前，森林病理学课程在全国还没有正式开设过。为讲授这门新课，1952年起他着手编写讲义，设法联系东北农学院森林系（现为东北林业大学）的教学实习，偕同该校师生去小兴安岭的带岭采集原始林标本，实地了解原始林发病的生态条件。此后几年间，他利用假期，调查过许多林场和经营所，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高山与丘陵。经多次改写、补充后，1959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森林病理学》教科书。
二、为森林病理研究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开展绿化，育苗任务加重，针叶树育苗的最大问题是松苗猝倒病（杉木则多立枯症）。当时，袁嗣令在华中农学院。1954年，他在武昌九峰林场进行药剂防治试验，得到初步效果。1955年秋到南京林学院后，正式立题进行研究。通过在华东、华中几年调查与试验，以及后来在东北各地考察，他认为松（杉）苗猝倒病和生态条件密切相关，特别是土壤湿度太高以致延迟出苗有最明显影响。如在南方雨季，控制温、湿度和遮荫，在北京一带苗圃则改平床为高垄都有防治效果。而药剂如硫酸亚铁、赛力散只能作为应急措施。他的这种以营林为主的防治策略，反映在1965年出版的“松苗猝倒病”一文中。
在南京时，袁嗣令负责过油茶炭疽病课题。经几年蹲点，对病原菌发生发展、品种抗病性、营林措施和喷药效果都取得有益于防治的结果。这项研究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多年，直至1981年他才得以指导研究生继续试验，终于证实病原菌在花期侵入花器越冬的事实，从而对正确选择喷药时期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深入调查过许多油茶林，认为炭疽病防治亦应强调以营林措施为主的综合防治，并积极选育、推广抗病良种，才是简便有效的方法。
调到北京后不久，适值东北及内蒙古发生落叶松早期落叶病。林科院派他前往东北。他与林业部有关同志及吉林、辽宁省研究人员组成大协作组，自1964年至1968年，春去冬回，组织几十个单位近百人参加全面调查，从平原、丘陵直到长白山原始森林。通过调查分析发病差异、林岭与枝下高、林种与发病关系，观察出有许多能减少病害的营林措施，特别是在与阔叶树混交中采用速生灌木最为简便有效。以及逐年减少植株密度，提高枝下高，也有减病效果。上述有关病原菌生态条件、病害发生发展、药剂防治效果，以及调查结果都反映在1965年发表的文稿中。
1980年，袁嗣令到意大利考察，得悉国内正在大力推广的引种杨树（I-63、I-69）因染花叶病毒在国外已被淘汰。于是他申请立项，进行广泛调查与深入研究，以探明国内的发病情况。他跑遍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等省杨树的主要栽植地和引种点，以杨树花叶病、泡桐花叶病为起点，带领研究生，开展了林木病毒病的研究。这项研究填补了中国林木病毒病研究的空白，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技术研究行列。同时他还引进了几个杨、柳树优良抗病品种，经多年多点试栽，已在10个省区普及推广。
三、尊重事实，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袁嗣令在森林病理学领域从事教学、科研40年，总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早在南京林研所时，他兼任毛竹研究组长，带头将户口迁至浙江省安吉县双一大队达两年之久。在东北落叶松早期落叶病的研究中，他连续5年深入林区蹲点，一个人住在延边朝鲜族生产队长家里。作为协作组长，和大家一样承担显微镜检查、上山记录气象数据等具体工作。在施放烟剂时，也一样背着沉重的药袋，在清晨摸黑上山作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初，国外榆树枯萎病已扩散到中亚细亚毗邻中国边境一带。当时有英国学者试想了解中国境内情况。其时个别业务人员声言中国已发生此枯萎病。此事有关国际检疫对象，为世界各国植病界所瞩目，是件大事。为正视听，在他的倡议下，有关部门组织了新疆榆枯萎病实地考察。深入调查结果，肯定了新疆境内的榆树枯萎，仅是由于干旱缺水所造成，排除了对中国存在榆枯萎病的猜测。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组织上需要林病专家参加考察，当时他已年近古稀，仍不辞辛苦，深入火灾现场调查。考察组“特大火灾后恢复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考察报告，获得了国家科技发展奖。
四、活跃学会工作，推动国际交流
袁嗣令自1950年起就是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以后成为河南省分会筹备人，并筹建中国农学会河南分会。他先后担任北京市植病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林学会林病学会理事长。林病学会曾多次被中国林学会评为优秀学会。
1980年，袁嗣令参加了在土耳其召开的第16届世界杨树会议，考察了黑海边，以及法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家。1991年退休后又应邀赴南澳大利亚省访问、合作。1996年秋，他组织在中国召开《第五届国际菌原体研讨会》，并被推选为会议主席。
个人评价
一、专业实干，实事求是，作风稳健，为传播科学信息、普及和提高科学知识竭尽全力。
1971年，袁嗣令在张家口农专重新执教农作物病害课程。他对这门课已经生疏了20年，为了尽快胜任教学，他一个人跑遍坝上、坝下几个县，对几个主要农作物进行调查、搜集教学资料，编写出一本符合当地农情的讲义。在教学过程中，他一个人承担了讲课、实验和田间教学实习等全部环节，并带头参与生产劳动。他的实干精神受到了学校领导的一致好评，被任命为农学专业科主任。
70年代后期，袁嗣令从事了类菌原体和病毒方面的研究，因此应邀到东北林业大学开设的林业部第二届全国高级林病人员研究班作专题讲课。还应邀到北京林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河北林学院、吉林林学院等校作过专题报告。他为传播科学信息、普及和提高科学知识竭尽全力。
二、热爱祖国，关心民众，为人诚恳，平易近人，勇于进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袁嗣令毅然放弃ECA助学会继续深造及留美工作的机会，甘冒风险候船回国。在太平洋上经过重重困难，历时一个月又10天终于在天津唐沽港登陆，回到中国开始他的任教、研究生涯。
袁嗣令为人诚恳，平易近人，勇于进取。他常这样说：“我年轻时经历的是国家民族存亡、家庭生活艰难的时代，也体验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受到过种族歧视。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人民的，只有在林病学科领域有我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矢志做一个爱祖国、爱人民、克己奉公的中国知识分子。
主要论著
2、袁嗣令：《森林病理学》，北京：高教出版社，1959。1、袁嗣令：《植物病害防治》，新农出版社，1952。
3、袁嗣令，张能唐，刘惠珍等：《油茶炭疽病研究》，《植物保护学报》，1963，2（3）：253-262。
4、袁嗣令：《国内外杨树病害研究概况》，中国林业科学院情报所科技资料（总5），1964。
5、袁嗣令：《松苗猝倒病》，见：森林病虫丛书，1965.53-68。
6、袁嗣令：《油茶炭疽病》，见：森林病虫丛书，1965.69-92。
7、袁嗣令，张威铭，白利玉等：《落叶松早期落叶病子囊孢子扩散形式及药剂防治初步研究》，《植物保护学报》，1965，4（2）：185-189。
8、袁嗣令：《植物内的类菌质体》，《林业科学研究》，1978：53-68页。
9、袁嗣令，宋丽亭等：《利用光学显微镜观察泡桐丛枝病的类菌质体》，《微生物学报》，1978，18（4）：310-311。
10、袁嗣令：《中国森林病害四十年》，中国林科院，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