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咸平之治
基本介绍
宋真宗统治时期，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史称咸平之治。宋真宗，名赵恒，原名赵德昌，后又改名元休、元侃。太宗第3子。太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5年，终年55岁，  宋真宗葬于永定陵(今河南省巩县东南蔡家庄)。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1004年，辽国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 [1]
政治方面
廉政理念在中国五千多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要说哪位皇帝反腐最狠，那肯定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制定颁布的《大明律》堪称史上最严酷之法，明朝对官吏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也特别重，然而，如此严刑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仆后继的腐败步伐，朱元璋的反腐政策确实成效一般。那么，谁是中国古代皇帝中反腐倡廉的第一高手呢？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宋朝地图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2]
其次，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3]知人善任与纳谏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  李沆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寇准在澶渊之盟力挽狂澜。
且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在咸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谨慎用法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狱。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官员改制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宋朝官员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神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制式改革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朝货币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4]
经济方面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五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革除各种弊端。 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5]田赋改革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开封府所属的17个县都遭遇了大旱。当时主持开封府工作的正是宋真宗。那时的宋真宗很想做出一些成绩。现在看到天气大旱，百姓艰难，他就大发慈悲地把这17个县的田赋都免掉了，并且上报了宋太宗。可是不久，就有人告了他一状，说下面的旱灾没那么严重，这么做纯粹就是收买人心。
宋太宗原本就是个多疑的人。活着的时候失去权力，那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马派人下去调查。宋太宗有九个儿子，未必只有三子赵恒可以继任。
其中有一个官员是这样说的，有几个县的灾情，比开封府上报的要严重的多，开封府对这些县的田赋，减免的还远远不够。他的举动使当时那位惶恐的赵恒非常感动，最终他是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
这位官员就是王钦若，投机眼光独到。做了皇帝的宋真宗没有忘记他，上任不久就把王钦若调到京城总部任职（三司判官）。王钦若有个同事叫毋宾古。他有一次对王钦若说，各地种田的人，拖延了大量未缴的田赋，有的已拖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年积一年，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是因为账上挂着，基层当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并且借机勒索，这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王钦若雕塑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钦若听了后，立即安排手下人，将这一方面的有关数字统计清楚，并且抢先一步，向宋真宗递上了毋宾古打算递的这么一份报告。宋真宗看了报告，于是急召王钦若商量此事。 
公元998年5月（咸平元年4月），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三年后，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这一来，他对王钦若的印象就更好了。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办了不少实事。如四川地区贴钱贬值，他得知后，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同时减少了大量服杂役的人，连他自己家族里所用的丝织品也进行了削减。[6]减免赋役咸平元年，时任度支判官毋宾古向王钦若提到：“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量很多，百姓无力缴纳，但是官员经常去催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上奏圣上免去这些赋税。”。王钦若听到立即命人统计好有关数据，抢在毋宾古之前向真宗上奏要求免除这些赋税。真宗看到奏折后大惊，说：“先帝怎么没想到这么做呢？”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这么做，只是留给陛下用来收天下人之心罢了。”。宋真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实施。 
宋真宗在咸平元年（988年）四月十六日下令，凡往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除。而因为欠税被抓进监狱的人，也一律释放。并且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共释放在押囚犯三千余人。 
又在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亲自审问因拖欠官府钱财而被捕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共释放2600余人，免除债务达260万。 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 
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如咸平四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 
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农业发展宋真宗本人对农业十分重视。在景德三年（1009年）下诏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官衔上一律加上“劝农使”或者“劝农”等字，鼓励农民努力务农。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农田敕》这部农业法规，以此规范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事项，并在后面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用。同时，大量印刷各种农业书籍分发给各地方官，让他们认识农事，并大力在推广高产作物占城稻。亩产量从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达5、6石（379800克-455760克）。垦田数目提升到524，758，432宋亩，突破唐代5亿亩的最高值。  古代耕作农民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诏废除农具税。并且在东封西祀时，宋真宗也坚持不征调农民服徭役而用军兵，也要求随行人员不得践踏庄稼。 
除之外，宋真宗十分讨厌浪费粮食，多次下诏禁止丢弃粮食，并威胁“违者治罪”。平抑粮价同年，宋真宗下令在全国推广“常平仓”制度，常平仓起源战国李悝平籴法，有储量备荒和稳定物价的功能，宋真宗时政府规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垫资购粮，以每户一石计，设仓储存，一旦遇到粮食价格上涨就减价卖给平民，达到平抑粮价的效果。另外设有专人管理，出陈如新，防止粮食腐烂。 
常平仓制度对于灾年帮助平民渡过难关，稳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增加征榷宋真宗政府对所征收各种禁榷和商税作了严密的规定，每个商业税征收点（税场）都立了一个原始的定额称为“祖额”，一个按近期实收数确立的定额称为“近期”。每届和每年都会对比，以此来奖惩官员。宋真宗时期规定所带的是商业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类税在至道三年(991年)仅有121万贯，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涨至901万贯，增加6培有余。同时政府规定各地应向中央缴纳那种物资的数额，使中央财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灾变时规定执行不是很严格并会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4年）、七年时候遇到蝗灾。真宗下令成立详定茶法所，修订税法，否决三说、四说法，并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决策。
对外政策
大宋国的北边有一个比大宋建国还早的辽国。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给人的感觉是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
不同于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陕西、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国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辽国
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大量地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
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起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人口状况
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初名赵元侃。登基前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和寿王，公元997年登基，在位25年治理有方，国家日臻昌盛，史称“咸平之治”。历数两代三百年间，尤其北宋，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原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国都汴京（又称汴梁，即现今开封）更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华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会。  赵恒
当时的汴京城常住人口150万，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东京梦华录》描述汴梁：“东华门外，市井最盛，举凡南北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服饰，无非天下之奇。”真乃一幅繁荣景象。由於宋朝强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来华的外国人无论是国别还是数量都超过唐朝，开封成为全球拥有外国侨民最多的国都。这些外来新移民有来自西域、阿拉伯和朝鲜、日本等国，还有的从非洲、欧洲等地远道而来，他们的身份包括驻华使臣、武士、僧侣、教徒、商贾、猎手、艺人、奴婢和留学生各色人等，生动展示了文化交流与中外融合促成的文明进程。也有不少宋朝官员和商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时宋代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
宋朝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是穆斯林，他们在汴梁一住就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在此传宗接代繁衍生息，于是就有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之说，开封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还纷纷设立了蕃客的子弟学校“蕃学”。开放的大宋不搞种族歧视，允许穆斯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照样可以与汉人一样获取功名，封官进爵。连一些讲究诚信的穆斯林商人由於经商有道，对发展宋朝的国际贸易做出贡献，也被朝廷破格录用，授予官职。为此，当时开封城还兴建了很多规模不小和穆斯林公共墓地。  汴京复原图
当时汴京还生活著一支庞大的犹太人群体，汴梁老百姓因为对犹太人不甚了解，鉴於他们在宰杀牛羊时有剔除脚筋的习俗，就称其为“挑筋教”，也有人叫他们蓝帽回回、天竺人。在民族大融合的宋代，开封的犹太人享受到与汉人一样的自由，不少人还通过科举考试升为官员。犹太人很乐于在开封世代繁衍，以至到19世纪后期开封还保留著犹太会堂。犹太人能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宋朝繁衍生息，是犹太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之高。宋时宁波一跃成为全国三大口岸之一，开封的不少犹太人也常常奔波於汴甬之间，甚至选择在风光秀丽的宁波落户。所以甬城也有犹太人的后裔，一千年后的今天，甬汴两地的渊源仍很密切。　
由于国势强盛，每年有大量的洋人涌入宋朝，到中原朝拜、经商或定居，宋人在世界各地也受到热烈欢迎。《清波杂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曰度种”。此文叙述了日本妇女乘船来中国，在国都汴梁，日本女子向宋朝度种的事也屡见不鲜，虽然官方文件语焉不详，但一些野史和宋人笔记对此均有描述。
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也说：“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说当时西域的回鹘族女子有出嫁前先与汉人同居的传统。回鹘女人还以此为荣。[7]
外交状况
北宋真宗二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公元1009年，北宋繁华似锦。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
公元1009年，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还有辽、夏，云南的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于阗国(此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属于哈拉汗朝)。 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等多个政权并立。而五年前，北宋的周边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是宋辽关系。  西夏地图
1004年九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侵入宋境，十一月，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前，辽曾提出和约，宋真宗选择了战争。在同平章事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登临北城门楼，“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展开和谈。 
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给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历来颇多非议，否定者认为这是胜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虽然辽军腹背受敌，但已击败宋军第一线主力，长驱直入，折损大量宋军。同时宋人也因争战多年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倾向议和。 
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从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于是，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朝百年交好，契丹铁骑不再南下。  大理国
治理成果
经过一系列惠民政策后，宋代经济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首先，人口上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是400万户，到了咸平六年（1003年）是686万户,增长了46%。 
农业上，亩产数从唐代2石提升到3石，垦田数更是从太宗至道三年的312，520，000亩增加到524，758，432亩，突破唐代最高值5亿亩。 并组织编撰了专门的农业法规《景德农田敕》。 
商业方面，明确各种商业税规定，做出弛禁通商的决定，使得宋朝政府的禁榷和商业税收入暴涨，逐渐取代农业税成为宋朝政府税收的最大来源。 
司法方面，严令禁止严刑逼供，废除了很多酷刑（如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并在京师成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建立了司法复核制度，允许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可以上诉。 
社会救济上，建立常平仓。和后来的义仓成为政府灾年救济的重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