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彭冲
人物简历
  彭冲彭冲（原名：许铁如），福建漳州龙海市香坂村人。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漳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曾任中共漳州地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宣传队队长，战地服务团大队党代表，中共安徽当芜县委书记，新四军第2支队民运科长。
1941年后，任新四军第6师第18旅第53团、52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团政治委员兼中共江苏泰州县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苏中军区独立旅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18旅52团政治委员，第6纵队第18师政治部主任，第24军第72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兼龙溪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书记。
1966年至1968年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1974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6年10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1978(10张)年2月至1 9 8 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79年后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3年6月被选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8年4月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10年10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96岁。
工作经历
生于福建“龙师”第一个党员
1933年，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地下党员到漳州恢复成立了党小组。彭冲(当时名叫许铁如)在龙溪高等师范  邓小平同志和彭冲同志读书，受红军的影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此期间成为龙师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不久，又成为龙师第一个党支部的负责人。
1934年，中共漳州工委吸收了由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虹桥文艺研究社，并派彭冲等加入文艺社，将之改造为党的革命文艺团体，这便是名噪一时的“芗潮剧社”，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广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他们在实践“到农村去”的口号中坚持方言演出，堪称创举。主政江苏“好市长”“好书记”
从解放初至粉碎“四人帮”，彭冲主政南京、江苏，书写了25年光辉篇章。他是新南京城的创业者、建设  者，被江苏人民称为“好市长”、“好书记”。是他，把南京由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生产型城市”——由于当时抓紧了生产，195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9亿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达到了20余亿元，为南京今天的化工、电子、汽车和建材四大支柱产业打下了基础。
“文革”时期，南京遭了殃，领导被当成走资派打倒。1966年8月到1968年2月期间，彭冲被南京大学造反派揪去批斗达200次之多，吃了许多苦头，但他坚韧不拔，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抵制。
“文革”的破坏史无前例，但江苏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治安仍得到良好的维持和一定的发展。南京城市绿化美化获得海内外的公认，都同彭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正是由于他在“文革”中力排众议，坚持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把南京市城墙的大部分保留下来，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古城！彭冲与法治他建议人大会议不再悬挂领袖像
20世纪70年代末，彭冲刚刚调到北京工作，他意识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便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彭冲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微，而不应是领袖画像。彭冲的建议，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每年全国人大会议的会场中，正式开始悬挂国徽了。
主持起草制定法律近百部
彭冲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眼光。他居高望远，思路清晰，做好民主法制建设这篇大文章。在他连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凝结了他的智慧与心血。
1993年，民主与法制出版社出版了彭冲的《民主法制论集》一书。他的研究和探索，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冲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思想是：民主法制建设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他提出，要做好民主法制建设这篇大文章。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1]​
抓四人帮
彭冲这个名字，对于建国以后江苏和南京的干部群众来说，无疑是家喻户晓的。彭冲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余年，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等职。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指派彭冲与苏振华、倪志福一起赴上海去接收党政大权，去稳定局势，恢复生产，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支撑一方大局。彭冲在上海的四年，是风雨雷电的四年——紧张、热烈而带有惊险色彩。 
急派中央工作组，彭冲受命赴上海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这四人中，王、张、姚三人均直接来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诸端大事之中，接收上海和解决上海的问题，自然处于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位置上。中共中 央在1976年10月18日晚上通过电台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而从10月7日开始，就分批把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召到北京去“打招呼”了。彭冲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第一批被召到  北京去面谈的。整整20年后的1996年10月，他是这样回忆这一段往事的： 
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桌上的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拿起听筒，里面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局长的声音，话很扼要，但有点严肃。他说：“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什么也没有多问，就搁下了电话。当然，心中的纳闷是有的：中央相召这么急，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到飞机场一看，才知道同被召去北京的还有廖汉生、丁盛同志，他们当时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和司令员。到了飞机上一看，已经坐在机上的还有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主持工作）和周纯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原来专机是从上海飞过来的。马天水一见面就问我：“去北京有什么事？”我说：“我还不跟你一样？”他就不吭声了。 
到了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们很快就被接到西山开会的地方，中央的领导同志都已等在那里了。10月7日晚上那一次谈话，中央的同志向大家强调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必要性，更多的是讲了毛主席生前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批判，说明办这件事是必要的，也是有根据的。于今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强调无疑是正确的，这才有利于统一认识，稳定大局。 
我们听了都很振奋，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几人都表示拥护。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四个省、市（江苏、山东、湖北、上海）和三个大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 
这个“打招呼”会议在10月8日又开了一天，是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气氛极好。10月9日晚上，中央的几位领导人又找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四个人谈了一次。我们是10日中午被送回南京的。 
彭冲于1976年10月13日又有第二次北京之行。他说：本来以为无非是中央对揭批“四人帮”再作进一步的部署罢了，哪里知道，这次是中央要把我们三人（苏振华、倪志福）紧急派去上海，接管上海，商议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大计。 
当时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中央交代我们：中央工作组到上海的任务，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现在的职能机构去搞。有人如果乘机捣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 
在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他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有举足轻重之势。叶帅强调去上海的方针是稳住局势，稳定人心，恢复生产，抓住揭批，取而代之。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叶帅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几年的实际工作，我们一直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10月13日晚上的会议上，中央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以这样的头衔任命苏、倪、彭三位，自然是为了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去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曾经有过的兼职，并足以压倒“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实现中央对上海的领导。但这项任命直到10月20日才正式发表，这是因为中央在选择一个时机。中央要以最恰当的时机来鼓舞士气，支持群众，打击敌人。 
工作组阵容强大，堪称“卧虎藏龙”
1976年10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由苏振华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除倪志福、彭冲参加外，又增加了如下几位：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严佑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车文仪，时任海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毛联珏，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 
这几位都是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将分工掌握上海一个系统的运动和生产，后来都成为上海新市委的副书记或常委。中央工作组还有一位领导成员陈锦华，时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他已先被派往上海，以了解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最新活动情况。 
苏振华在会上郑重地告诉大家：“四人帮”虽已被拘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余党的手里，而且正在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要影响全国。所以，中 央决定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收党政大权，此事十分紧迫。请各位稍作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尽管当时中 央要处理的问题很多，要向各方派出得力人员的需求量很大，向上海派人还是得到了中 央和国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被派往上海的干部虽明知那里的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但仍以参加中 央工作组为荣，得到通知后立即奔赴新的岗位。 
中央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工作组，计有省部级干部17人，司局级干部58人，阵容强大，堪称“卧虎藏龙”。在他们之中，当时只是一般干部和年轻人的，后来许多人很快成为党和国家机关的骨干，成为部长、驻外大使或部级企业的总裁、总经理。有的当时是司局干部，后来被推选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人于10月19日傍晚乘坐海军的专机飞抵上海。林乎加、毛联珏、车文仪等在组织安排其他人员以最快速度赶赴上海后，同机抵达上海。“四人帮”余党蠢蠢欲动，但并未“天下大乱”彭冲从到上海的第一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复杂混沌的世界，这是“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复杂世界。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行14人乘坐的海军专机于10月19日下午6时左右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机场一片沉寂，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飞机落地已经十余分钟了，还没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趋前过问。正在这时，海军驻上海部队的一个车队飞快地驶进机场，一字排开停在专机旁边。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走下车来，登上飞机，向苏振华敬礼，并说：“苏政委，我们接你们来了，迟到了一步，对不起。”苏振华的眉结舒展开了，向倪志福、彭冲微笑了一下，招呼大家说：“同志们下飞机吧！” 
在机场候机室里，早已有两个人在等候：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一个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两人走上前来，对苏振华说：“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穿着海军制服的苏振华面色严峻地说：“我们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跑到这里来的呢？”两人还想说点什么，苏振华一行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飞快地走了。他们第一次抵达上海的这几天，是住在海军上海基地的招待所。在这里，他们将摸一摸上海的脉搏，然后制订接收上海的各项计划。 
原来，中央工作组第一次飞抵上海的事，当时中央没有通知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军上海基地，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还没有向各级正式传达和向全国公布，中央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中央工作组开进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控制下的上海还有风险，尚须一定时日保密。 
可是，没有得到通知的上海市委警卫处居然抢先一步进入机场，可见“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当时获得信息之快、掌握交通枢纽之灵了。而其时，正是“四人帮”上海的余党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关键时刻。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这一幕有点惊险色彩。但对我们几个老兵来说，会上这些小把戏的当吗？谈何容易！但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就找当时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六天之前在北京听了中 央“打招呼”之后回沪的马天水谈话。谈话是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一起谈的，要马天水汇报从北京回来以后做的工作和现在的思想认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神态从容，主要是听，也插一点话；马天水则精神紧张，讲得结结巴巴。这颇像一出当代的“三堂会审”。同马天水谈完，接着就找王秀珍、徐景贤来个别谈话，还是“三堂会审”。同马、徐、王逐个谈完，已是10月20日的凌晨5时了。每谈完一个，当晚就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秘书分工向中央办公厅汇报谈话情况。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还分别会见了王一平、韩哲一和先到上海了解情况的陈锦华等人，了解“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活动情况，也了解上海干部群众的认识和动态。 
中央工作组如此紧张地工作，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之前，“四人帮”上海余党正在酝酿发动一次与中央相对抗的武装叛乱。 
马天水是在1976年10月7日上午接到北京通知，而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到中央开会的。对这个通知，包括中央直接通知周纯麟而不是通过他转告，马天水与徐景贤、王秀珍当时就议论过，觉得“不正常”，特别觉得开会内容“太不摸底”。以往马、徐、王他们去北京开会，事先总会得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预告，这一次为什么“中央首长”一点招呼也不打呢？他们往北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住处一个一个挂电话，或没有人接，或联系不上，不免有恐慌之感。 
马天水到了北京，听了“打招呼”之后，已为纪律所制，不敢与上海联系，使得留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与马天水又失去了联系。可是，在10月8日这一天，有几个小人物正以各种暗语向上海报告“四人帮”出事的消息。有人在北京给王秀珍通电话时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有人给徐、王打电话说：“我娘心肌梗塞！”这些推波助澜的小道消息，促成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这一天有如下行动： 
10月8日下午2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及其他几个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康平路小礼堂（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举行紧急会议，分析北京的情况和各路消息，肯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讨论“上海怎么办，要有紧急部署”。 
10月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在沪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的身份，向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号称有百万民兵）负责人和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发出指令：“一切行动由徐景贤、王秀珍统一指挥。”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向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负责人下了三条指示：（1）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2）要继续宣传“按既定方针办”；（3）要立即加强电台、报社的警卫。徐景贤还向他们讲了一个事例：当年苏军出兵捷克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指挥，对别人的指令都不听。此时举此例的真意不言而喻。 
同一天晚上，“四人帮”在上海的另一骨干朱永嘉赶到以上四家新闻单位逐一布置任务：布置《文汇报》，“如果他们（指中 央）发来某某反党集团的消息，我们不登，我们登出《告全国人民书》、《告全世界人民书》”；跑到《解放日报》命令，“假如《人民日报》登了那类消息（指粉碎‘四人帮’一事），纸型来了，你们不要印”；要求广播电台：“不要理睬中央的通知，照播《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不要转播中央电台的消息，广播上海‘两报’的文章”；还规定，电台、报社听他指挥。朱永嘉在名义上虽然不过是写作组组长，“文革”中却是上海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与张春桥、姚文元有单线联系，取得张、姚的绝对信任，掌握上海舆论大权，甚至压过了徐景贤。因此，他在发动武装叛乱以对抗中央的问题上有疯狂的信念，已经制订了“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文元”和“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等口号，准备印发《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文章，妄图拉出民兵，拿起武器，负隅顽抗，“打一个星期，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知道”。 
在徐景贤这边，10月8日晚上果然下了这样的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2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指挥位置。 
10月9日他们又紧张活动了一天。最大的动作是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开了10个区、5个民兵师的“紧急会议”，以“加强战备”为名落实徐景贤的手令。 
黄浦江畔，群魔乱舞，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蠢蠢欲动的关键时刻，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到北京开会，这样，马（马天水在10月7日被召到北京以后，一直未回上海）、徐、王三人都被留在北京洗了三天脑，从而使“蛇无头不行”，打乱了他们妄图武装叛乱的计划。同时，上海警备区根据中央军 委的通知，指示所属驻军“严防内潜外逃”，密切注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行动。10月10日以后，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经由种种渠道逐步传进上海，涓涓细流温暖了千万人的心田。上海滩很快就沸腾起来，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工作艰巨复杂，更见领导艺术
中央工作组在上海经历的斗争，于今回顾，客观地说，即使不能说是惊涛骇浪，也绝不能说是风平浪静。 
中央工作组的对手，有党棍，有文痞，有地痞，是一帮在上海冲杀厮混了多年的“地头蛇”。中央工作组本身，是几天之内仓促集中后从北京赶来的，人生地不熟，因此，每跨出一步，都要遇到困难和阻力。 
这时，就充分显示了中央工作组主要领导成员的革命坚定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互尊互谅的团队精神。三位主要领导人，苏振华是一位著名将领，倪志福是一位著名工人领袖和劳动模范，彭冲同他们二位都是初次相处，又初次共同运筹解决这么一件大事，可是他们之间在工作中彻底实行了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多谋善断，因而使中央工作组在发动群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当时非常重视依靠中 央工作组其他几位领导成员，依靠他们去打开一个一个系统的局面。如依靠林乎加（经济专家和农业专家，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对全局和上海有深刻的了解）去打开工交系统的局面，依靠严佑民（公安专家）掌握全市揭批“四人帮”的专案工作，依靠陈锦华（当时中央工作组里最年轻的领导成员）去打开文化系统的局面，依靠赵行志（资深外交官）去打开外事系统的局面，依靠郑拓彬（外贸专家，后来担任外贸部部长）去打开外贸系统的局面，依靠彭德清（海军高级将领，交通部副部长）去打开交通系统的局面，等等。他们还特别重视原来在上海市委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受“四人帮”排挤的王一平、韩哲一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或者说运动的阻力首先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上海滩大捞了多年的新贵们，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吗？武装叛乱不成，就搞种种合法斗争或非法斗争，干扰和破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现在能回忆起的材料有如下数例： 
第一，1976年10月16日下午，南京路上的20路电车正在行驶，忽然一个乘客发现座位上有一张传单，上面赫然写着：“谁搞隔离审查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第二，果如李先念所说，有“四人帮”余孽大造彭冲的谣言。1976年11月6日，解放日报社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工厂反映，交通大学贴出了‘彭冲滚出上海去’的大标语，快去报道！”交通大学是当时揭批“四人帮”很积极的单位，在上海起着带头作用。一查，根本没有这回事，而是这家工厂一个王洪文的“小兄弟”放出来的谣言。就在这个月的一天，我（本文作者———编者注）忽然接到江苏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南京传得很普遍，说“彭冲遇刺”，警卫员也受伤了。我回答说：彭书记很平安，没有此事，请各位放心。彭冲听到这个消息时，哈哈大笑。 
第三，1976年的11月、12月，上海市场上的大路货“飞马”牌、“海鸥”牌香烟突然脱销了。一查，原来问题出在烟糖公司的一个头头身上。此人是王洪文“五虎将”之一的一个亲信，以“我已指挥不动”为借口，消极对抗，看中 央工作组的笑话。有几天，市场上还忽然刮起了一股抢购毛巾和火柴的怪风，有人一次买走几十条毛巾和几十包火柴。商业部门有人建议限量供应。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对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了然于胸，应付自有办法，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几位领导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彭冲说：“不上这个当，毛巾、火柴不能当饭吃，顶一阵就过去了。”果然，顶了几天，抢购风销声匿迹。 
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真正的困难是有的。彭冲分析说：“毛巾、火柴这类商品，仓库里有的是；就是缺少，紧急生产和调运也不难，这点本事商业部门还有。我们担心的是这十年‘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之流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规律，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群众生活再苦也没关系’。把干群的思想搞乱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彭冲以他几十年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一方面配合苏振华、倪志福领导运动，一方面当仁不让地从一进入上海就开始抓生产，频频召集计划、工交部门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分析情况，提出措施，布置任务。 
群众发动起来，万炮齐轰“四人帮”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在北京被洗了三天脑，于1976年10月13日（就在这一天，中央把彭冲第二次接到北京，组建中央工作组，准备接管上海市委）被放回上海，中央责成他们向上海干群传达中 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内部文件并表明他们的态度。这招很厉害，一石三鸟：既让马、徐、王自己把自己放到阳光底下照一照，对中央的决定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又可以牵制住那么多“四人帮”上海余党的蠢蠢欲动之念和狗急跳墙之举；更可以打开闸门、推倒围墙，放手发动上海的群众起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上海在10月14日上午传达到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下午陆续传达到群众。一夜之间，已经听到许多小道消息的上海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到10月15日，全市所有的大街通衢，一下子涌现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大标语，万炮齐轰“四人帮”。最热闹的是外滩，从北京东路外滩向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前面，一直延伸到延安东路外滩，所有的防汛墙上、大楼墙上，都贴满了大标语。上面写着：“誓死捍卫党中 央！打烂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绞死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砸烂‘四人帮’在上海的老窝！”“揭开上海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必须老实交代！”…… 
从10月15日下午2时开始，一队又一队手擎红旗和标语的游行队伍，自发地来到外滩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表示拥护党中 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从下午5时起，人群源源而来，外滩人山人海，口号此起彼伏。每过来一支游行队伍，两旁群众就热烈鼓掌致意。此情此景，使每个身历其境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上海的民心、军心、党心，是向着党中 央的，无比仇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10月16日，交通大学、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轮胎一厂、南洋模范中学、湖南路街道办事处、上海越剧团等单位约10万群众，不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规定，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张贴大字报，开展广播宣传。许多群众还拥进了王洪文所住的22号楼，砸了一些家具和玻璃窗。 
交通大学的师生走在这场群众运动的前面。他们首先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周围刷出使马、徐、王心惊肉跳的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集团的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 
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到院子内，向群众表态，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等，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交通大学的团委、学生会还发起召开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声讨‘四人帮’大会”，有3万多人参加。这个大会通过了向党中 央的两点请求：一、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会表达了对马、徐、王主持的上海市委不予信任。二、立即派中 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切罪恶勾当。 
到了10月20日，上海的群众又自发组织了一次以工人为主的100万人声讨“四人帮”大会，有200多个单位参加。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以上两个大会的功绩，是剥夺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主动权，打破了他们妄想领导、操纵这场运动的企图，显示了上海人民群众心向何处。 
马、徐、王乱阵脚，苏、倪、彭撑大局
10月15日凌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心慌意乱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如下： 
在徐家汇、康平路周围以及外宾车辆必经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处，由交通大学学生等刷出了一批“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其内容除指名“打倒王、张、江、姚”四人的以外，还有“砸烂反革命集团的帮凶”等贴在市委周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 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 
这个电话，话中有话，软中带硬。 
到第三天，即10月18日深夜，马、徐、王又向中央发出第二个告急电话： 
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指当时尚在马、徐、王主持下的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发起定于明天（19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由于我们现在已不能调动任何力量保卫会场，我们只能决定市委的大会停开。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大会，和群众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 
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 央予以指示。 
这两个电话稿，均经过马天水、徐景贤一字一句地精心推敲，既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狼狈相，同时也对中 央施加一点压力，妄图使中 央能够出面为他们解围，威胁与告急并举。 
党中央高屋建瓴，因势利导，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在10月19日深夜通知上海： 
根据你们来电话要求派人，中 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去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工作。他们今晚已到上海，会和你们联系的。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伙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紧张。他们对于中 央派彭冲去上海尤其敏感和反感。 
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中央工作组主要领导成员10月19日抵达上海后，在海军上海基地住了四天，了解情况，观察动态，交换看法，以便向中 央汇报。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于10月23日飞回北京，向中 央汇报当前情况和对策并取得中 央指示后，于10月25日从北京飞到南京停留一天，10月26日上午再次飞抵上海，住锦江饭店南楼。从粉碎“四人帮”之日起，中 央以及外事部门即决定上海停止接待外宾。这时，苏振华的随员是：秘书1人，机要员2人，打字员2人；倪志福的随员是：秘书2人；彭冲的随员是：秘书3人。彭冲对我们说：中央工作组是强大的，上海干群是迟早要起来革命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因势利导，趁热打铁。你们要抓住情况，反映动态，尽可能到现场看看。 
彭冲的工作班子与倪志福的工作班子一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时，用的是一个餐厅。倪志福每天要的夜餐是一碗阳春面，天天如此，这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林乎加、严佑民、陈锦华、郑拓彬、赵行志等同中 央工作组的其他人员住在一起，便于直接指导各系统的运动。 
  彭冲同志遗像这一时期的彭冲是很忙的，天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熬通宵也是常事。如此夜以继日，日复一日，有几个月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彭冲，常年参加体育运动的习惯和一贯乐观的心情，给了他一副好身体，始终精力充沛，精神抖擞，从未见他有任何疲惫之态。

个人简历
彭冲[1]，现任略阳县马蹄湾镇党委书记。
1995年8月至1996年3月，略阳县园艺站工作；
1996年4月至2000年1月，在略阳蚕桑中心工作；
2000年2月至2000年9月，在略阳县县直机关党委工作；
2000年10月至2005年8月，任原略阳县仙台坝乡副乡长；
2005年9月至2007年8月，任原略阳县史家院乡乡长；
2007年9月至2011年3月，任原略阳县马蹄湾乡乡长；
2011年4月至今，任略阳县马蹄湾镇党委书记。
分管工作
主持党委全盘工作，分管党建、武装、人事和财经领导小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