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曹聚仁
个人履历
1900年6月26日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三十日酉时）出生于浙江省 浦江县蒋畈村。 （现为兰溪市梅江镇）
1904年——1911年 在父亲曹梦歧先生创办育才学堂学习毕业。　
1915年——1921年 考进浙江省第一师范学习毕业 ， 师从单不庵、陈望道等。
1922年——1937年 在上海各中学大学任教，期间奋发投稿并创办积极报刊《涛声》，踊跃活动于上海文学界，与李公朴、史良等为救国会领导人之一。1927年与鲁迅相识后成为文友 。
1937年——1945年 为战地记者，1938年4月7日“台儿庄大捷”由其先发。38年受中央通讯社聘任为战地特派员。39年在皖南相识叶挺，陈毅将军。41年受蒋经国委托，创办《正气日报》等。
1945年——1950年 在上海各大学任教，拒台留陆迎接解放。  曹聚仁晚年
1950年——1972年 在香港有关报刊谋职，并创办《新生年代》、《热风》、《循环日报》等刊。期间数次回大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多次接见。1972年7月23日病逝于澳门。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叶落归根”，安葬于南京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至上海福寿园[1]陵园
人物生平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南乡蒋畈村(今属浙江兰溪市)。1916年秋，考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1921年来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受知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先生，成为该报长期撰稿人，结识孙中山、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庵、陈独秀、戴季陶、吴稚晖等一批风云人物；1923年5月，他与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新南社”。嗣因准确记录和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受到章氏赏识收为人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因多名同窗好友遇害，他决心远离政治，不再过问社会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曹聚仁无法继续保持沉默，和朋友们创办《涛声》、《芒种》等刊物，为《社会日报》写社论，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再次成为上海望平街的活跃人物。柳亚子称道：“我觉得在今日的言论界中，头脑清楚而使我佩服的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怕只有你曹先生了。”鲁迅形容他为“赤膊上阵，拼死拼活”。1934年在上海与陈望道等提倡“大众语”运动，针对当时文坛读经复古运动开展斗争。同年与陈望道等合编《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编委，1935年，主编《芒种》，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主动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成为抗日救国会11名委员之一,并为《申报·自由谈》、《立报》等刊物撰写评论和杂文。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抗战期间，他巡游东线战场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人物通讯和战地杂感，广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立报》(香港)、《星岛日报》(香港)等报刊登载，部分内容甚至编入战时教科书。他用一支“健笔”，不仅记录了八年抗战的壮阔画卷，而且对抗战也发挥了直接助益。因为在他的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论功颁奖，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重新回到上海，过起编报、教书的生活。他起初负责《前线日报》编务，后因国共关系愈加复杂，导致言论、报道无所适从，便把新闻工作重心转移到香港《星岛日报》。作为《星岛日报》的外勤记者，这份境外报纸为其采写和发表通讯提供极大便利。从此，他迎来了新闻生涯中“伟大长篇通讯的黄金时代”。 
早在1943年春曹聚仁随同蒋经国到达重庆时，他遇到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先生，透露自己准备编写战史的计划。王云五当即与他谈妥，书成之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来，中央通讯社也有意出版这部战史，社长萧同兹曾经想调曹聚仁到资料室从事这项工作。1946年夏天，曹聚仁蜗居上海家中，埋头撰写《中国抗战画史》。上海联合画报社的舒宗侨对曹聚仁说：“中央社是官衙门，脚步迟慢，而且顾忌很多；商务印书馆头绪繁多，不会替你来争取时间。”舒宗侨还劝曹聚仁不要把战史当做“名山事业”来做，跟他合作，抓住时机尽早出版。曹聚仁认为舒宗侨言之有理，于是两人合作，曹撰写文字，舒选配图片，半年时间完成编撰工作。　1947年5月，《中国抗战画史》由联合画报社正式印行[2]。 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港写作，任《星岛日报》编辑，并主办《学生日报》、《热风》，还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写特约文章，1959年后同林霭民合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在此期间，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被选中的就是就是曹聚仁。他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曹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他秘密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曹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的意见。经过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国共两党也都有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指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聚仁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怡养之地。遗憾的是大陆文革爆发，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为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赞扬他“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　 　
主要作品
作品有论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国学大纲》，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编著共近70种，约4000余万字。
和鲁迅的书信
单《鲁迅全集》《书信》就收了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鲁迅逝世时，曹聚仁集鲁迅诗意写成挽联：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为了更好地纪念鲁迅和学习鲁迅，曹聚仁与夫人邓珂云编印了《鲁迅手册》（1937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1946年上海博览书店重版），1956年，曹聚仁在香港又写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了《鲁迅年谱》，加上他所写的回忆、研究鲁迅的20余篇单篇文章，字数总在百万字以上。曹聚仁一生著作等身，却经历坎坷。据曹先生回忆，所作文字达四千余万言，结集出版的就有80余种。曹先生1950年只身赴港写作谋生，直至1972年在澳门病逝。这样一位著名作家、记者、文史大家，却被忽视了三十余年（自1950年至1983年，未出版过曹聚仁任何一种著作）。从1983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第一本曹著《我与我的世界》之后，即有19家出版社出版了20余种曹著，曹研专著有5种，台湾、香港近20年中，也出版了曹著近10种。1999年6月26日，有关人士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经有关部门批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曹聚仁研究会于2000年3月在北京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也先后成立了“曹聚仁文库”，曹聚仁家乡浙江兰溪更是创办了曹聚仁学校、曹聚仁陈列室等，还将修复曹聚仁故居，建立曹聚仁纪念馆等。曹聚仁的学术成果和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而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今年7月23日是曹聚仁在澳门30周年，曹聚仁研究会正在积极筹办系列研究纪念活动。
时下学界，已有许多人开始关注曹聚仁与鲁迅关系及曹聚仁的鲁迅研究成果。南京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有“曹聚仁与鲁迅”一题，以数万言的篇幅，介绍了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始末。另外陈漱渝、古远清、李勇、赵敬立、周国伟、房向东、吴长华等都写有研究或纪念专文。
曹聚仁把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视为知己，与周氏兄弟同时保持着数十年的亲密关系。周作人解放后在海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多由曹聚仁催生，在《新晚报》、《南洋商报》（新加坡）连载，最后结集出版的。此书稿的校对，也是曹聚仁承担的。曹聚仁与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多打300余封（1973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第一辑、二辑））。正如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所说：“或许‘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及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信，收在《鲁迅全集》的《书信》中，读者较为熟悉。而曹聚仁寄给鲁迅的二封信以及寄给许广平的一封信，却鲜为人知（其中两封虽已收入周海婴编的《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但印数太少，流传不广）。今将这三封信按时间先后抄在下面，以飨读者。另一种蜜蜂陈思
罗怃先生：
读了先生所开示的两个意见，恍若有悟。
打胡圣人胡博士胡适之先生（本该依北例称大人，依南例称老爷；这几天，有人去访胡圣人的，下人总说老爷不在家。）说起罢，天字第一号来路货，文哲科玄无所不通，尤其通政治经济、一副爱国爱民的热肠，一股独立不倚的精神；自然罗，这是比意大利蜂还要名贵的美国蜂！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吃稻浆之类：他雍雍穆穆，穿燕尾服进膳堂，吃“庚款”，吃“委员廉”，吃“板税”；“庚款”有如枇杷花蜜，“委员廉”有如苜蓿花蜜，“板税”有如掷子花蜜，一年四季，吃得饱腾腾。和美国蜂一样名贵的，还有六陆蜂和英国蜂，差一点的还有日本蜂；这些都是蜂种，都是替中国来酿蜜的。
蜂种初到中国，叫做洋状元，据说洋状元比菩萨还灵，所以不久一个个都成为偶像，胡圣人就是最大最大的偶像，有如蜂种中之龙种。龙种理合子孙振振，南边北边传了一些龙种，叫做“学者”，能和胡博士一样做《新考证学》，吃“教授廉”。其他那些蜂种，也在各处繁殖了一些学士之类；那些学士蜂，又在各处繁殖一些毕业生，--古名为“士”，今语为知识分子。外国蜂种一脉相传，都是顶会酿蜜的好种。据说外国蜂种，都有架子，哈佛架子，哥伦比亚架子，牛津剑桥架子，至少有一个“近脱而满”架子；所以我说外国蜂无论如何只去采蜜，不会去吃稻浆的。
至于“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的情形，我直到看了先生的信，才豁然开悟的。不过那一定是学士蜂或毕业生蜂之类，外国蜂决不会有这样荒唐，我敢以人格担保。至谓外国蜂会去吃稻浆，我更抵死不能承认。君不见胡博士写写意意又远渡重洋，出席会议，登台讲学，比马融而威风，追仲尼以布道，岂有天天吃枇杷花蜜的，会去吃稻浆吗？
先生说：“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又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蜜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私心也未便苟同。蜂冬天缺粮的时候，养蜂的会用糖水去喂养，外国糖比蜂种还要多，何妨一批批借过来喂蜂种呢？
再等候先生的开示：专此，并候著祺
陈思 六月十九日
此信刊于1933年6月24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四期（总第六十期）二、三版。在此前，鲁迅有《“蜜蜂”与》“蜜”》一文，亦附录于下：
“蜜蜂”与“蜜”
罗怃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饿的 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曾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谨，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蜜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蜜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著安。罗怃
六月十一日
刊于《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1933年6月17日出版）三版，并收入鲁迅《三闲集》和《鲁迅全集》。曹聚仁致鲁迅鲁迅先生：
我要写寄先生的信，这是第三封。前二封，有一封是在西湖上写的，知道先生正在病中，我不应该以个人精神上的苦闷来麻烦先生，终于搁着没发。近读先生复懋庸的信，知道先生已康复了。
我的精神上的苦闷，自今春被出卖一次以后，自己总想找一出路；半年来决心多学习一点，也教多一点书，但其没有出路还是依然，以前想访先生谈一谈，即是为此。现在且不去说他。
先生复懋庸的信中，几处提到《社会日报》；好象《社会日报》所载那些文坛消息，颇有和懋庸等一吹一唱的痕迹，我想为《社会日报》向先生表白几句。我和《社会日报》发生关系以后，颇想使它向上，劝灵犀②先生把第三版专刊文艺界消息的地位改载国内社会通信，事实上虽未完全做到，文坛消息的确逐渐减少了。而且我请他特别注意几个熟人的消息，格外慎重一点。我所以主张不刊文坛消息，因为一则文人的花样很多，知道利用新闻自吹自捧或攻讧别人，报中既无专人采访，道听途说的十有八九不可靠；二则文人的吃饭睡觉，相骂打架没有告诉读者的价值。先生所举的那些消息，当然有写寄的人，不过我敢说决非《社会日报》的珍闻，大概市场中有此传说，寄稿的人就有此新闻，未必有什么作用罢？我自己绝对不写文坛消息，懋庸也从来不曾写过，这一点，请先生谅解一点。
上半年，我是给功课忙得昏天黑地，近月则心乱如麻，百凡不安定；几乎变成“不知有汉，遑论魏晋”。和懋庸同处一屋，一月间也难得碰头。上月末，有一天懋庸说要写一封信劝劝先生，劝先生不要被别人包围，又说先生在病着，不写了罢，我因为对于这回争论全未留心，不曾问下去。看了《作家》，原来他毕竟把信写了。这样惹是非的信，假使我知道，一定要劝他不写；因为他曾劝我不要小孩子脾气，叫我要沉着慎重，我受了“直谅”益处，我也应该以直谅答直谅，劝他沉着慎重的。先生把原信和复信一同刊出来，我的私意不敢苟同；年轻的人有许多见不到的地方，当作私人通信开导一番，其益处比公开的好得多。气量有广狭，有些不必有的是非，先生还得为年轻的人包含一点。懋庸说我不懂世故，但他虽少年“老”成，也是这样不懂世故。信中说胡风性诈黄源行谄那几句，该打百下手心。人间何处不相逢？这样破了脸，真会终身切齿成仇呢！原信一刊出来，似乎两面都不能收场；在我不懂事故的人看来，倒是给另外一些人拍手的。
谢谢先生的《死魂灵一百图》③，那么精美的图画！这句话是在前二封信上的，搁了许久了。
祝先生健康！
曹聚仁谨上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一星期以后，由内山转奉枣酒一坛，据中医说是补神的，我不必在懂得医理的人前面说谎。
①《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记载：“得曹聚仁信”，即指此信。
②灵犀，即陈灵犀。《社会日报》撰稿人。
③《死魂灵一百图》，即《死魂灵百图》。鲁迅搜集、整理并自费出版。内收俄国画家阿庚所作的百图，梭柯罗夫所作的十二图等。曹聚仁致许广平广平先生：
奉教敬悉。
鲁迅先生的来信，我早想奉上；因为友人借去一张诗稿，没有还来，一直拖延到现在，抱歉得很。
保存在这册子中的，共二十三封。此外还有十七张很简单的信不粘上了。次序有点乱的，请先生再选择一下；其中有的是犯忌讳的，弟意为不用为妥，请先生斟酌。
常州（小浮桥二号）友人杨霁云兄也有许多周先生的信，不知寄来了没有？
纪念周先生的基金，我自己想凑一笔整数，那几篇纪念文字所得的稿费，共十八元。另外或者可以多凑一点上去，不知最后截止期是什么时日？
俗话说得好，只能让时光来劝解个人的哀痛，先生自己多多珍重。
弟聚仁顿首
一九三七年三月卅一日
2005年1月6日于北大吉永庄寻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