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俄罗斯民族
简介
俄罗斯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罗斯和苏联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斯拉夫人起源于欧洲南部的多瑙河流域。而东斯拉夫人最早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起点很低，而且极其缓慢，6世纪之前他们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这些东斯拉夫人起初分布在东欧大平原上。最早的俄罗斯国家是由古罗斯人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所谓罗斯人，是芬兰人对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些日耳曼人的称呼，意为北方人或诺曼人，而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兰人，意为商人。有的西方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些诺曼人是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河流水道航行而来的瑞典商人和海盗，俄国史学家则把他们称为“瓦兰—罗斯人”。这些瓦兰—罗斯人以武装商队为基本组织，因而行动十分机动灵活，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常被斯拉夫人请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或者对付外敌侵扰。这些人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不免顺便干些抢劫和杀人越货的海盗勾当。居住在诺夫哥罗德附近一带的一支东斯拉夫人请他们去为自己执掌权柄，于是就出现了瓦兰—罗斯人的留里克王朝。他们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就被称为俄罗斯人。中国的俄罗斯族人[1]口有22,600人。而196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俄罗斯族人数下降到只有1,326人。现在俄罗斯族的人数又在增加，达到了13,504人。他们居住在中国和俄罗斯接壤的三个省内。
地理特点及社会文化背景对其民族的影响
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源于同一祖先。它们的祖先是9至13世纪形成的古罗斯部族。公元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古罗斯地区，并统治该地区长达240年之久。在与蒙古征服者斗争和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古罗斯人逐步分化为三个民族，俄罗斯民族逐渐形成。随着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和领土的扩展，俄罗斯人于公元16～17世纪占据了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18～19世纪又扩展到波罗的海沿岸、外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和远东地区。在与其他民族广泛的接触和杂居过程中，接受了其他民族的许多优秀文化成份和生产技术。在各地区的不同条件下，俄罗斯人到19世纪中叶形成若干个支系，其中主要有南方支系和北方支系。二者在语音、服饰、礼仪和建筑风格上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南北两大支系之间还形成了一个兼有两者特征的中部支系。另一个支系是哥萨克人，他们原是逃避封建农奴制压迫从俄国中央地区逃到边疆的农民和城镇工商民，后被沙皇政府雇佣当兵，在沙皇向西伯利亚、中亚、高加索扩张过程中充当急先锋，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长期享有各种特权。按地域分，哥萨克人又可分为顿河、库班、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几个族群。十月革命后，哥萨克人的特权被取消，多参加农业生产。此外，还在白海沿岸形成了沿海族群，在阿尔泰地区形成了旧教派族群，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形成了带有当地少数民族特点的若干族群。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各个民族因其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因素固然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像俄罗斯民族那样独特，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不像俄罗斯民族精神那样复杂。这是因为俄罗斯民族不仅有着横跨欧亚大陆的幅员辽阔的疆域，而且有着一部起伏跌宕、徘徊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历史和一个对俄罗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的宗教。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心里意识，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两面性”。 
俄国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 
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这一特征是在其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等诸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形成的。 
俄罗斯是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按照19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的观点，它“即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说它是欧洲国家，它的版图却占有亚洲1/3的陆地。说它是亚洲国家，无论是它的发源地，还是政治文化中心都在欧洲。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因此，俄罗斯民族文化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俄罗斯精神的两面性。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气候寒冷。这种自然条件培养了俄罗斯民族既奔放又忧郁，既懒散又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征。俄罗斯有着广大而肥沃的土地，广大的空间造就了俄罗斯民族豪放的性格。他们嗜酒无度，缺乏纪律；舞蹈奔放粗犷，合唱震天动地。但是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却给人们留下了生活的重负与精神的压抑。因此，俄罗斯人总是表情庄严，肃穆，凝重多于微笑；心情忧郁，伤感，沉重多于轻松。此外，肥沃的土地也养成了俄罗斯人懒散的习性。他们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无须勤劳节俭去创造财富。然而恶劣的气候又使俄罗斯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从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
民族个性
可见，从俄罗斯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它的民族的血统就具有明显的混合性。只不过是在这种北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融合中，占上风的是东斯拉夫人的因素。虽然瓦兰一罗斯人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却被当地的东斯拉夫人逐渐同化了。这些俄罗斯人的祖先生活在东欧平原的北方，靠近北冰洋。灰蒙蒙的阴霾
  古罗斯人的分布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大雪坚冰，蛮荒的草地，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使古罗斯人长期不能安居乐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甚至信仰。他们乞求自然之神的保护，与大自然进行着神秘的交往。他们迫望离开了无生机的荒原和冷冰冰的冻土，不断地四处扩张并为此连连征战。他们在马背上游荡着，希图以武力为自己获取一个理想的家园。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C·索洛维约夫把古罗斯形容为“犹如风滚草似的流动的罗斯”，认为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是“液态因素”延缓了古罗斯的发展。这种人性不足的过于原生态的生活，使俄罗斯人最初就缺少理性的根基，受制于一种无个性的民族自然力，神圣和罪孽对他们是同样的永恒的诱惑。同时他们又有着极强的群聚性，性格勇猛强悍，灵魂躁动不安。
基辅罗斯时期
由于诺夫哥罗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决定向基辅进军。他在占领了基辅以后又四方征讨，把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谢维利安人、拉迪来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共同的国家。这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早期封建国家。它的统
  俄罗斯治者们野蛮且贪图享受，沉湎于吃喝玩乐，而掠夺财富的手段十分残酷，其“ 索贡巡行”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最后引发了德列夫利安人与基辅罗斯的血腥冲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基辅罗斯的伊戈尔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则对德列夫利安人进行了多次罕见的残忍报复，大有不将其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而在基辅大公们攻打拜占廷的过程中，古罗斯人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凶残，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财物，而且焚烧教堂，毁坏宫殿，对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投入大海”，真是残忍得无以复加。按拜占廷史学家的记述，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挠，骁勇无比，生性大 
胆而易冲动。基辅罗斯的史书上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步履矫健，身轻如豹”，出征“不携锅灶，不煮食肉类，只把切成薄片的马肉、兽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烧而食”，夜宿“不搭设帐幕，不铺鞍垫，枕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说的俄罗斯人从蒙古接受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东方因素”，实际上正是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的古代东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征。诸多地理、气候、人文、政治、经济等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其基本特点早已有之，并非从东方移植而来。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统治，确实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酷地破坏了俄罗斯本来不
  诺夫哥罗德的历史遗址群甚悠久的民族文化，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代。不过，相对而言，蒙古人对俄罗斯在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并不太大，这是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难以与农耕为主的俄罗斯相融合，而且他们对俄罗斯人的统治是通过少数俄罗斯的王公贵族进行的，并未采取直接占领的方法。在社会结构集中于城市和耕地的定居农业社会与掠夺性的、以大草原生产方式为主的游牧社会之间，没有建构统一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并且游牧社会具有周期性掠夺、扩张的特点，急剧膨胀又迅速缩小，其在被征服国家的生存方式是寄生的，生产方式是停滞性的，没有与俄罗斯融为一体。但从另一方面说，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这种征战本身，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阻隔，也打开了俄国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开眼睛看亚洲，受到亚洲的吸引。
  诺夫哥罗德邮票而且，蒙古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的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的许多管理国家的办法在俄国一直沿用下来。但总体而论，俄罗斯从蒙古接受这一切都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加之，蒙古崛起的时间并不久远，所以，它对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心理方面远不及文明古国拜占廷的影响那么深远。
拜占庭影响
拜占廷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然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基督教。由于俄罗斯人原来的多神教信仰十分原始粗陋，弃绝它并不十分困难，而且，古代的俄罗斯人享有发达的神秘主义直感，他们在实现由多神教向基督教的信仰更宗时，相对而言，进行得比较顺利。俄罗斯从拜占廷接受的东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俄罗斯人先知的预感，神秘主义沉思，启示心境，宗教使命感和弥赛亚精神显然都源于拜占廷的宗教和文化。 
由于当时拜占廷的文化正处于鼎盛时期，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除宗教以外，当时在西欧广为流行的占星术，还有通灵术，以及字母、货币、建筑和装饰艺术等都从拜占廷进入俄国，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在上述诸方面都是“拜占廷的女儿。”可以说，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廷的人文精神进入俄国以后，逐渐深入到俄罗斯人的心灵之中，点燃了俄罗斯固有的多神教灵魂的神秘主义激情。也许，这其中才真正隐藏着俄罗斯人的历史的宿命。 
  城市风景甚至在拜占廷走向衰败以后，俄罗斯人仍把教会视为精神积极性的源泉，依然在追随希腊的传统。所以，要看俄罗斯人的灵魂如何，不应该仅仅从他们与谁相邻而居的地域的概念来认定，而主要应该看这一民族自身的文明发展历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吸纳的适应其需要的影响。如果一定要说俄罗斯有两种灵魂，那么，并非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两种灵魂，而是东斯拉夫人固有的灵魂和东正教的灵魂，确切些说，是这两种灵魂的融合，这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异质性特征。
蒙古统治时期
1240年蒙古人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并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了金帐汗国，从此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蒙古人统治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一模式又为以后俄罗斯国家的政权体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使刚刚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俄罗斯人急转向东，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阻碍了同欧洲的联系，这使得俄罗斯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扩大了。 
虽然蒙古人统治罗斯长达240年之久，但始终没有使俄罗斯彻底东方化。因为罗斯人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俄语，仍然保留着基督教，即东正教的信仰。
彼得一世改革
从彼得一世起，一个“自上而下”大规模学习和赶超西方的改革开始了，彼得一世利用手中的权利强行把俄国拖向了西方。 “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使一个愚昧落后、因循守旧的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彼得一世改革的继承者，她使俄国在西方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同时她引进法国的启蒙思想，使俄罗斯进一步深入接触了西方文明的精髓。但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无论他们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远，始终不愿将改革扩大到专制政体，不愿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利。由此可见，他们接受西方文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方化的统治。
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放弃
1848年爆发的欧洲大革命，使俄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与没落。为了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降临到俄国，列宁选择了社会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而终止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脚步，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进程。 二十世纪末期西方文化再次向俄罗斯发起冲击，尤其是苏联解体、俄联邦独立后，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自由派坚决抛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俄罗斯国家并没有“西化”，相反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机。普京上台后，不能说他将叶利钦全盘西化改为东方化，但至少在他的政策中加入了东方因素。经历了改革、失败、再改革的俄罗斯社会逐渐从“西化”的恶梦中清醒过来。为了“强国富民”，俄罗斯百姓甚至不惜牺牲民主、自由，要求“铁碗”整顿秩序。因此普京首先从恢复宪法秩序、整顿联邦体制入手，实行了兼有东西方色彩的“新政”。随着时间的推移，普京的“新政”已初见成效。东西方的文明通过普京的“新政”，又一次达到了融合。
精神的双重性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天性自由、“不能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秩序”的民族，由于东方文化的强行介入，使它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由于这个制度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和集体主义精神，俄罗斯人普遍表现出温顺、驯服的性格特征。但是，俄罗斯人又缺乏理性，经常感情用事，极易走极端。 “决斗”便是这种性格特征的产物。19世纪以来有相当一批俄罗斯作家都是由于一时激动，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决斗。普希金死于决斗，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都曾参与决斗或走到了决斗的边缘。叶利钦时代的激进改革政策更是俄罗斯人走极端的写照。70年前俄罗斯人曾对社会主义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70年后又对其全盘否定。“摧毁一切、彻底决裂、脱胎换骨”的激进主义表现使俄罗斯国家再度陷入危机，使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曾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人没有耐心的力量，使俄罗斯不能经历酝酿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
宗教民族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从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俄罗斯国家便开始了一个东正教化的漫长过程。东正教思想逐渐渗透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家庭、个人生活之中。东正教不仅与俄罗斯国家融为一体，而且与俄罗斯精神融为一体。东正教主张博爱、宽恕和忍耐；因宗教思想的影响和上文中提到的专制制度的压迫，俄罗斯人很温顺、很善良。“对一切都感谢”，“不以暴力抗恶”。但因缺乏理性，经常陷入病态的献身狂热之中。或表现出英勇豪迈，或表现出凶狠、残酷。东正教宣扬主张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因而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表现为国家至上，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东正教还主张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因此俄罗斯人便产生一种超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认为，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正教，继罗马和拜占庭之后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即“第三罗马”，因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理念。为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15世纪末，俄罗斯民族彻底从蒙古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自此便开始了长达4个世纪的侵略扩张，把一个位于东欧一隅仅有2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扩张成为地球上领土面积最庞大的国家。 
俄罗斯民族在经过了自身漫长而艰难地发展，与外来文化的渗透、融合、对立、冲突和宗教思想的侵润与灌输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精神。即对立面的融合——“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等等。当我们了解了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就不难了解俄罗斯精神的“两面性”；当我们认识了俄罗斯精神的“两面性”，俄罗斯人给予世人的一切困惑和震惊就迎刃而解了。
总结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从古至今一成不变。总体看来，俄罗斯人在与自然环境、外敌和自己的命运的抗争中，在与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景观中，尤其是在与斯拉夫其他部族、东欧、北欧和日耳曼人、蒙古人等相融合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到了近代，透过历史的棱镜，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人除上面谈到的一些不能令人称道的特征外，既有坚韧、发达的直感和不受约束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神秘主义灵感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又具有闪闪发光的理性、发达的科学思维和批判精神，作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而奇特的民族吸引着世界人民。 
  宗教信仰基督教这里要特别说一说俄罗斯人的酒神崇拜的狂欢文化。希腊的酒神崇拜具有鲜明的狂欢性，是希腊人强有力生命的一种自然释放。同希腊人相似，俄罗斯人也有狂欢文化，并且在这种狂欢文化中有更多的非理性、蛮夷的因素。俄罗斯人的这种狂欢文化不仅表现在各种节日（包括一些宗教节日）和庆典之中，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饮酒文化中。俄罗斯人酷爱饮酒举世皆知，他们不仅是为了享受酒的美味，而且是为了追求饮酒后心灵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以求进入酒神状态、获取酒神狂欢的激情，并自由地释放出东正教教堂金顶压抑下的这种激情。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生命理想的一种象征。“这其中有原始生命冲动，也有神秘的心灵感应”，“人的粗野、原欲和竞争都在这种文明许可的形式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且，俄罗斯人的狂欢行为远远超越了庆典框架的约束，他们经常在朋友间举办的宴饮、聚会上边饮酒边载歌载舞，尽情地表现酒神带来的灵感和迷醉，以及蕴藏在生命中的潜在热情和冲动。当然，对于苦难深重的社会底层的俄罗斯人，饮酒后民族狂欢性格的充分抒展，也是灵魂的暂时解脱。 
  酒神崇拜对于这一充满心理和性格矛盾的民族，一位西方学者作了不乏尖刻的精彩概括：“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诚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祗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但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忍，一副奴隶似的卑微却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这一民族无从发展出和平的美德，因为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要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烈极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卷10，中，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