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汉朝文化
简介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代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认为蜀汉作为地方割据政权延续汉室，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蜀汉昭烈帝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两汉文化是在百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汉语、汉字、汉文化都是在悠悠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刘邦两次“大一统”的改进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型。经过文、景、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加之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  美丽迷人的汉服交、科技、文化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形成了“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特定称谓。在博大精深的两汉文化中，其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如下：
（一）“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
（二）“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三）“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如前所述，“龙凤文化”是继承和发展了夏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炎黄先祖所尊崇的图腾。夏朝、商朝之后，龙凤的形象在华夏民族的心理上越来越伟岸丰彩，诗词歌赋、器皿饰物无不体现出龙凤呈祥的吉瑞之象。时至今日，虽没有人再将自己封为“真龙天子”，但“龙的精神”，即那种叱咤风云、驾驭自然的神伟形象，依然活动在每个人的心中，鼓舞着人们奋发向上，拼搏进取。
特色
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都使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但是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它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自汉高祖刘邦出生至大汉王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它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种类
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丰邑原为宋国属地，后曾在此设都（故丰县有“汉高故里，古宋遗风”之称）。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这  大汉疆域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
对刘邦而言，荆楚文化、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推崇与否都是因时势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层次的厚薄。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份来源于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以田为上好稼穑，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中山国、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且受塞外匈奴的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更加雄浑粗犷，奔驰豪放。其他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  龙凤文化岭南越族亚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汉文化”。汉朝建立前，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虽然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互相渗透，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汉文化。汉字、汉语、汉文化来自百族，又影响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
思想
汉朝初建，承袭秦法，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并立的状态，因为秦朝灭亡后，学术思想的研究障碍已解除，虽然秦朝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实际上未废除前，政府对学术思想的研究，是不太过问的。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朝初期依然活跃，但在中期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学术界变成以研究经学为主[1]。
汉代的治国思想。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2]，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3]，文景时期，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4]。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5]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6]，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初的经书，全由私人传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经学家也愈分愈多。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有所不同，经学也被分为不同流派[6]。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学者都尊崇其师以及学说，世代不替，因此学派的区分，日益严格[6]。
两汉的儒家，虽然尊崇孔子，不过也受到阴阳学家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学说，开始出现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专重卜筮，大小夏侯尚书喜论五行之说。武帝时，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书，其中也有不少离奇的话，此外他也提出“天人感应”[7]，敦促君主施行仁政。成帝时的刘向，治谷梁，也多次以祸福附会其说。总之，这些学者认为天降的祥瑞或灾祸，全是受到人事的影响，尤其是君王的贤愚勤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6]，由于武帝以来，君王的权力已经大为提高，唯一还有所顾忌的便是天灾异变，当时学者常使用这种论调来批评当时朝政[6]。
西汉末年，儒学附会阴阳学说后，天象人事的比附，演变为“谶讳之学”的出现，内容更为奇特[6]。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著作。这种神话思想的风行，使得儒学的人文精神和实践精神遭到败坏[8]，也造成王莽篡位的理论基础，光武帝同样因为图谶，最终建立东汉王朝[6]，统一天下后，由于他特别笃信谶纬，在处理政务遇到纷争，犹疑不定时，常常借重谶纬来帮助决策。又在建武中元元年（56年），又曾经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确定图谶作为法定经的地位。谶纬神学的尊严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造成当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因此谶纬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经书。后来曹魏代汉，也造作谶言“代赤者，魏公子”，“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利用民间谶纬迷信，以实现政权的更替[8]。
西汉晚期，刘歆发起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他根据汉代陆续发现的古文经书，如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另立解说，此外他也将毛诗也列为古文，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今古文之争”，他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更主张设置上述四经博士，不过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不过民间研究古文之风大盛，学者辈，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古文学最大的贡献，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引导考据训诂之途[6]。
文学
著作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9]诗经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  广为流传的司马相如爱情故事民间歌谣，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9]民歌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9]楚歌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  脍炙人口的《孔雀东南飞》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9]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南朝梁萧统《文选》、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中。今人逯钦立辑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9]散文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  千古绝唱《史记》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9]汉赋汉朝文学的特点就是在当时有许多人写“赋”。汉赋的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而且篇幅很长，所以现在几乎没有人去看汉赋。写汉赋的高手有：司马相如，张衡，杖乘。史记“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后人这样评价司马迁的《史记》。的确，《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伟大的文学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叙历史的著作。《史记》分为五部分，是：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书《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建安文学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它包括：曹丕，曹操，曹植。
艺术
汉代的艺术活动，继承和发扬先秦多种形式艺术与技术的基础，造形意识从萌芽逐渐趋于成熟；西域与佛教外来艺术的传入，更丰富汉代绘画与雕刻的题材与技法，表现出极高的原创性[10]。无论陶兵马俑、歌舞俑还是画像石、画像砖，工匠懂得雕刻这些作品的人、神、兽。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艺术手法塑造和描画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异兽，也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生活中的达官贵人、文臣武将乃至工匠农夫。陶俑汉代陶俑的最高水平表现在歌舞俑上。西安出土的舞女俑，扭动腰肢，挥舞双臂，挪动舞步，正在轻歌曼舞。舞女身穿舞裙，纤细的腰上束著宽腰带，两条宽大的舞袖随风摆动，像长而轻的红绸。这座塑像体态轻盈，动作优美富于动感；舞衣和长袖柔软而飘，显得非常生动。从歌舞俑的造型来看，汉代工匠已经确实掌握人像塑造的技巧，尤其是人物在运动时，肩、胸、腰、腿的变化关系，给人像注满活跃的生机[11]。石雕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石雕为霍去病陵墓石雕。内部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鱼、野人、野猪、石蟾、母牛与小牛，人与熊等造型[12]。青铜器由于近代以来，汉代青铜器大量出土。这些青铜器有两个特点：一、青铜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广大，除了文化发达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偏远的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发现精美的青铜器。二、青铜器的种类比较齐全，既有皇亲国戚墓葬里的豪华器具，也有一般墓葬里的各式生活用品，还有云南、贵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充满地方特色的青铜器[13]。绘画绘画品类繁多，帛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异彩纷呈。汉朝帛画作品极多，然而至今已几乎无存，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指出汉朝帛画数量繁多，然而经天灾人祸后毁坏极为严重[14]。现在能见到的汉代帛画作品是出自汉墓的“非衣”、“铭旌”（旌幡）等随葬品。这是时下所见最早的记录现实生活的大型绘画作品。惜剥损较重，只能观其大略。最完整的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描绘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而长沙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是中国最早绘画作品之一。西汉壁画的幻想气氛相当浓厚，从已发现的洛阳墓室壁画来看，题材多集中于青龙、白虎、朱维等方位神，荷花，灵芝等仙草，还有日月星象、后龙升天、乘风成仙等神话内容，其风格与战国帛画有承袭关系。东汉墓室壁画虽然以仍然以升天、避邪、鬿福为主要内容，但是加强绘画的人文因素，表现生活的场景明显增多[15]。画像石在汉代陵墓地面建筑的石阙、石亭祠的壁面上，地下建筑墓室的石构件上，往往雕刻出各种人物故事、生活过程和动植物形象，人们一向称之为“画像石”[16]。汉代画像砖的数量上虽然没有比画像石多，但仍有其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汉代画像砖是由战国和秦代的瓦当、空心砖上的画像演变而来的[17]。书法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18]，从泰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19]、“古隶”[20]、“今隶”[21]、“八分书”[22]。隶书具有以下特色：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18]。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18]。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18]。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18]。音乐西汉初年，先秦雅乐已多数失传，但民间音乐在上层社会上中颇为盛行[23]。他们尤其喜爱楚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24]，楚汉战争末期，西楚霸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对着虞姬唱出《垓下歌》。张骞通西域后，把西域的摩诃兜勒曲和蒙古的北狄乐带回中国，当时乐官李延年据以制成“新声二十八解”，听到的人都大受感动[23]。从此，中国的音乐在民间音乐和外族音乐的互相交融下更加蓬勃发展。从这个时侯开始，中国音乐有古乐和胡乐之分。古乐是指上古以来的传统的本土音乐，胡乐则指从外族胡人吸收的音乐。另外汉武帝时设乐府，采集许多民间歌谣与外来歌曲后，在东汉末年，出现琴曲《垓下歌》，表现出中国古代音乐的阳刚之美[23]。舞蹈汉代舞蹈是以楚舞与中原舞蹈、中原与西域舞蹈的结合为特色。它改变先秦以来纵向承袭为主的格局，开辟纵横吸收、交流、结合发展的新局面。由于西域和西南越等少数民族乐舞、杂技、幻术的传入，表演性质舞蹈技艺的大幅提高，著名舞蹈作品和舞人的出现，乐府对民间乐舞的广泛采集，舞蹈表演活动普遍兴盛起来，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发展的高潮[25]。戏剧中国戏剧在汉代处于发展阶段，汉代民间的各种演出总称为“百戏”，包括歌舞、杂技、武术等各类伎艺形式。秦二世就有“角抵”戏，到了汉朝蔚为风行。张衡《西京赋》描绘，就有角抵戏，提到“东海黄公”，“戏”里一个演员扮黄公，以红绸束发，佩赤金刀；一个演员扮成猛虎。博斗的结果，黄公被虎咬死。表演为代表体，显示出简单的戏剧性，可以视为中国戏剧的胚胎[26]。建筑汉代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承先起后的时代[27]。汉代建筑有以下特色：一、布局和结构均匀、对称。二、门窗变化自由，有多种样式出现。三、顶部舒展而优美，基部气派而稳固。四、常分利用其他造型艺术，使绘画、雕塑等各方面艺术装饰于建筑。五、木料的框架总是显露出，建筑物的基本轮廓。六、城市规画严谨方整。七、园林布置灵巧别致[27]。
汉代闻名于世的建筑，如：两都长安、洛阳和成都的建设，大量宫室、离宫、苑囿的兴建，长城防御体系的延伸与修缮，大规模营造陵墓、坛庙等等。其面积广大、数量亦多，达到前世前所未有的地步，形成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高峰。汉代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对建筑上的材料与应用，甚有帮助[28]。
社会
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amp;amp;amp。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织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饮食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莲（即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东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汉墓有大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  现在很少的茴香。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饮料
茶。[9]
酒
但是很浑浊，度数很低 。[9]
零食
开始利用腌制的方法保存水果。[9]
民族
汉朝汉人不同的地域风俗文化，推动了汉人汉文化与其周边民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汉人和周边民族的融合，使汉朝成为历史上汉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
汉朝汉人注重渊源于古代华夏的先世血缘传承，积极发展和周边民族的交融。汉朝汉人不同的地域风俗文化，不仅巩固了不同地域上的汉人团结统一，而且也对周边民族起着有力的吸引和聚合作用。
在封建统治者的策动下，通过儒家思想的统理，汉朝形成和出现的汉人不同地域风俗文化，“随君上之情欲”而对周边民族进行着“移风易俗”的教化，成为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及江南和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学习、接受汉人汉文化，逐步融合于汉人汉文化的便捷途径。与北方和西部民族汉朝与汉人发生密切交往、互相融合的北方和西部民族，主要是当时的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
1、汉朝汉人与匈奴的交融
匈奴是周秦时期中国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春秋之时，秦、晋、燕以北的，自陇西东至辽东的广袤地区上，“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按《史记·匈奴传》所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反映并说明了，匈奴是和夏后氏有着渊源关联的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才出现匈奴之名。
秦末汉初，匈奴灭其东方的东胡，掳其民畜。打败北部的丁灵、西驱大月氏，南下攻占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与汉朝的郡县相连。汉朝封建统治者从高祖到武帝初，一直对强劲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四次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并岁岁赠给大量粮食、丝帛等物。这也在客观上推动和促进了汉人与匈奴间的民族交往和融合。
但是，出于游牧民族文化的特性，“随畜牧而转移”的匈奴，经常“逐水草”而进入汉人的定居农耕地区。匈奴是“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而对于汉人的农耕生产文化，则是不堪的扰乱和掳掠。因此，汉武帝经过长期的积蓄，先在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代郡（治所在今河北涞源）一带集结大军，阻击匈奴的南进。继之，又发动了元朔二年（前127）、元狩二年（121）和元狩四年（前119）的三次大规模的出击，使匈奴再也不在漠南称王，汉人汉文化地区出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安宁景象。
一方面是，如匈奴呼韩邪单于那样坚持匈奴与汉人友好交往，让一批又一批的匈奴人民，接受和步入安居乐业的农耕生产，学习先进的农耕礼仪文化。另一方面即是，汉武帝对东起朔方（治所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西至令居（治所今甘肃永登）的北边地区实行大量的移民，迁移来的汉人由官家提供耕牛、谷种、犁等农具，开垦农地、发展农耕文化，使原先的牧场变成一片片的良田。西汉后期，河西四郡的人口达到20余万，说明当时这里汉人汉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反映战国以来，长期活跃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这时已大部分学习和接受了汉文化、融合于汉人之中的历史事实。
2、汉朝汉人与氏人的交融
中原华夏与西部氏、羌等族的交融历史由来已远。从《商颂·殷武篇》的记载来看，商汤时中原华夏，已与活动在今甘肃、陕西、四川交界地区的氐人，有了往来和交流。
汉朝，在氐人的原住地武都（今甘肃西和）置武都郡，但有一部分氐人已经散居在凉州、关中一带，他们与汉人长期杂居，擅长农耕、养牛、马、猪、驴等家畜，学会织布，接受汉文化的水平也较高。
他们的姓名与汉人相同，平常都穿汉服、说汉话，只是在氐人内部还通行着氐语，氐人中的不少王侯，都接受了汉朝的爵封，汉朝氐人纷纷走上了与汉人融合的道路。文献记载大规模融合于汉人的例子如，汉末曹操曾命武都氐人5万余名，迁居关中的扶风、天水；建安二十五年（220），武都氐王苻健率民户400余户附汉，其弟则率民户400户附魏。由此可见，武都氐人至此已大多成为当地汉人的一部份了。
3、汉朝汉人与羌人的交融
华夏与西羌的交融由来久远。《说文》释羌：“西戎牧羊人也。”《风俗通》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看来，古代羌人中国西部以养羊为特色的畜牧民族。夏禹兴起于西羌，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曾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
古代羌人中有一支姜姓，应是最早步入农业的华夏先民。按《太平御览》78引《帝王世纪》所记：“神农氏姜姓……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就反映出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本系出自姜姓羌人。而一位华夏始祖黄帝的曾孙帝喾，其元妃姜嫄也是姜姓部族之女，作为华夏先民的周人，也与羌人有着渊源关系。早期进入中原的古代羌人后裔，创造发展了中原华夏农耕礼仪文化，成为中原华夏民族发展的重要渊源。
秦汉以来，羌人种系繁多、子孙分支，支系多达150多种，他们居无定处地分散活动在北起秦陇、南至蜀汉以西的地区。汉朝羌人社会生产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人民少五谷、随水草、以产牧为主。直到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羌人开始大量接触汉人汉文化，并且纷纷内附。羌人在与汉人的杂居中，日渐学习接受汉文化，不断和汉人互相交融。
由于汉人主要屯垦在河西，所以各支羌人接触汉人、学习汉文化的程度不同，接受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就较自然地融入于汉人之中。同样，也有汉人融入于羌人的，如汉大将梁冀被诛杀，他的后代进入羌区，遂有金城（治所今甘肃兰州）南山的梁晖，字始娥，因祖父为羌人所崇，被推为羌人渠帅，而居此城的记载。
值此需要一提的是，当时还有一部分羌人面对汉人汉文化的强劲传入，却不得不聚族西驱或南进。他们向更西边、更南面的地区迁居，影响和形成了日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分布格局。与东南沿海百越百越是汉文古籍对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沿海及海上诸岛的古代民族泛称。这些古代民族因活动地区广泛、内部支系众多，而被战国末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记称为：“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传说时代与尧、舜、禹有过交往的蛮、三苗等族体，应与百越有着族源上的联系，他们便包括百越或百越中的部分先民。至商汤时所记载的沤深、瓯、越沤等，西周时出现的七闽、于越等，都是指当时南方和东南沿海百越的一部分。春秋时，百越中的吴越所建吴国和越国，曾称霸诸侯、强盛一时。
1、汉朝汉人与吴越的交融
吴越是春秋时垦殖在今长江下游、江浙沿海的越人，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是“饭稻羹鱼”的稻作文化创造者。《史记·贷殖传》说的：“楚、越之地，饭稻羹鱼。”这是对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楚、越两大民族，稻作文化特征的共同描述。
吴越实际上包含了句吴、于越两个越人支系。句吴起初并不是指地名，而是对百越一支的族称，他们大致分布在今苏南、皖南和浙北的一部分地区。于越则是活动在今浙江的宁绍平原、杭嘉明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句吴和于越因为“接土邻境，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故而就合称为“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句吴和于越应是百越诸部中，最早学习和接受中原华夏文化的越人。《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说明中原华夏文化的传入句吴之早、影响之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则反映出中原华夏文化与于越文化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
吴越在春秋时强盛一时，越王勾践曾率越兵北渡淮，号称霸王。直至“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后来，同在长江游域强盛起来的楚威王，发兵进伐吴越，大败越军，杀王无疆，导致“越以此散。”吴越“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对江南的经营，至汉朝时，吴越早已融入于江南汉人汉文化之中。
2、汉朝汉人与东瓯的交融
百越一支东瓯之名，见于《史记东越列传》：“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东瓯看来应是秦汉之际，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以摇为首领的一支越人。不过从汉文古籍《逸周书·王会解》所提到的“瓯人”“越瓯，”以及《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的“瓯居海中，”等情况来看，在周代已经有一支称为东瓯的越人，遍布于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了。
楚威王杀越王无疆，虽然“越以此散。”但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吴越，向南迁徙融入于东瓯和闽越之中，从而扩大和增强了东瓯的力量。秦始皇统一中国，东瓯虽说臣服于封建中央王朝，但他们仍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秦末，因东瓯首领率众“佐诸侯灭秦。”甚至“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所以，刘邦便以摇助汉有功，仍然封其为东瓯王，臣服于汉。景帝时，刘濞发动七国之乱，“使东越（瓯），东越亦发兵从。”但是，后来东瓯反戈一击，杀吴王濞以谢朝廷，以致得罪了其他异姓王。
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兵围东瓯，东瓯王不敌，便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如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众，安家在庐江郡。这是东瓯融合于汉人的明显记载。不过，东瓯除了有一部分在迁徙江淮，与汉人交融之外，当时大部分越人应仍留在瓯江地区，他们在当地长期与汉人交融中，通过学习和接受汉文化，逐步成为当地汉人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
3、汉朝汉人与闽越的交融
闽越是分布在今福建和浙江南部地区的一支越人。《周礼·职方氏》记载：“四夷、八蛮、七闽”等的“七闽，”应反映闽越支系之多。闽越是以地名冠以族名，作为族名，闽越无疑属于百越的一支。蒙文通《越史丛考》说：“越本国名，其族为闽。”指的也是“闽”兼有地名和族名的双重意思。闽越的分布地主要在今福建，包括浙江南部和江西东部。秦汉时闽中郡内有东瓯、闽越、南海三个越人国，以闽越较大，记载也较多。
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朝初废除异姓王，却仍未废除闽越王。汉初七国之乱，吴王濞“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但是闽越王实际上是支持这次叛乱的。因此无诸死后，闽越统治者余善与封建中央王朝之间，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暗中与其勾结。次年，汉武帝派兵四路水陆并进，攻伐闽越。元封元年冬（前110），汉兵“咸入东越，”闽越国除。
汉武帝统一闽越后，将一部分闽越迁居到江淮，使他们逐渐融入于江淮流域的汉人汉文化之中。大部分闽越依然生活在当地，但是随着汉人汉文化的大量传入闽越，闽越对汉文化的学习和接受程度也迅速提高，特别是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这里设置军事驻地，对闽越进行军事统治，进一步加速并推动了闽越的融入于汉人汉文化。
4、汉朝汉人与南越的交融
南越之名始见于《史记》。汉代所说的南越，既是地名、国名，也是族名。秦汉时将大庾、骑田、都庞、萌渚和越城等，五岭以南地区统称作南越。正如《史记·南越列传》所说的：“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南越作为百越的一支，是因地域得名，与东越、闽越一样，随百越所分布地区而指称的。汉时地处岭南的南越，在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乃至方言等方面与中原华夏有所不同。
赵佗原是中原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初随任嚣出征岭南。秦末汉初，以南海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在岭南与越人相处13年，在秦代就积极推行中央王朝颁行的“书同文、行同伦”等统一措施。秦始皇曾发官吏有罪者及赘婿戍岭南，后来又将经商者、闾左谪戍岭南，将一批又一批的华夏官吏、商人和平民，从中原各地迁移到南越。为了使谪戍岭南的士兵长期留居下来，又从中原征调15000未婚青年女子到岭南，替士兵补衣和婚配为妻。
汉朝建立，赵佗继续在岭南加快汉人的汉文化的发展。他仿效汉中央王朝所建立的百官、宫室等封建统治制度；大力引入中原华夏先进的农耕经济，推广使用铁器农具，拓垦荒地、开凿水井，饲养马、牛、羊等家畜。同时，又在南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执行“和集百越”的民族团结政策，促进汉人与土著越人的融合，极大地有利于岭南汉人汉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南越的学习和融入汉人汉文化。
在赵佗死后，吕嘉煽动一部分越人攻杀南越幼王、太后和汉使者。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汉军分兵四路攻南越，次年攻入番禺（今广州），吕嘉率其所属从海上逃走，南越国除。汉中央王朝在岭南设儋耳（冶所今海南儋县）、珠崖（冶所今海南琼山）、南海（冶所今广州市）、苍梧（冶所今广西梧州）、郁林（冶所今广西桂平）、合浦（冶所今广西合浦）等九郡。汉朝的设置岭南九郡，标志着中央王朝对南越统治的进一步完善，也标志着汉人汉文化在南越全面深入发展。
百越的一支南越在岭南融合于汉人汉文化之中，后来日渐发展成具有南越特色的、汉人岭南地域文化。而岭南西部称作骆越、西瓯等百越支系，云贵高原上称作夷越、滇越的百越支系，汉晋之时虽然仍活动其间，最终同样大部融入于当地汉人汉文化之中。三、总结汉朝的幅员空前辽阔、制度完备，主体民族汉人的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按《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经文景、武帝等几代的开拓，至昭帝时封建中央王朝已在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的国土上，建郡103个、县1314个、道32个、侯国241个。各地登记在册的人口，已迅速达到5959万4978人。
汉朝周边各民族纷纷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源源不断地融入于汉人汉文化之中，使汉朝汉人的发展，如同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  
在封建中央王朝的疆域内，主体民族汉人和主流文化汉文化，一方面有力地吸引和影响着周边民族和周边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吸纳和融合了周边民族及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了汉人汉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汉朝汉武帝时，累世生活在北方和西部的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长期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百越支系吴越、东瓯、闽越和南越等稻作民族，不都是经由学习和接受汉人汉文化，逐步融合于汉朝5959万4978汉人之中。
文物
  四神云气图是考古人员于1986年于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孝王王后墓（柿圆墓）中发现的大型壁画，长5.14米，宽3.27米，为中国早期壁画的代表，比敦煌壁画要早600多年，被誉为“敦煌之前的敦煌”[1]。它的创作时间大约在西汉早期（前2世纪），目前收藏于河南博物院之中。
东汉时期的铜錞于，古代打击乐器。
影响
由汉高祖刘邦奠基而发展起来的两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9]　
（一）　两汉文化的形成是衡量民族兴亡的一个标志；[9]　
（二）两汉文化揭示了政治经济的基础地位；[9]　
（三）　两汉文化对家族观念、伦理道德影响深远。[9]
总之，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因而也就显示出十分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鲜明性，是使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辉典范，其功绩之大、影响之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两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今后仍将会对中国、对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