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简介
一九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合影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并在十二月二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阎锡山经再三考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这时，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正式宣布成立，阎锡山任牺盟会会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薄一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立即着手组建新军，取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简称决死一总队)。山西新军有了迅猛的发展。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底，山西新军总计划发展到五十个团，主力部队约七万余人。
一九四零年初，牺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决死队也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式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
发展历史
牺盟会是在抗日高潮中产生的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主席并在12月27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红军抗日先锋军经过3个多月的东征，主动回师陕北。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个通电振奋了全国民心，伸张了民族正义，在统洽阶级内部也引起了极大震动。尤其是对阎锡山来说震动更大。
1936年5月红军回师陕北后，由阎锡山请来的蒋介石10个师却赖在山西不走，想借“剿共”之名把阎锡山吃掉。这对阎锡山来说，已成了他当时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当时，摆在阎锡山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联蒋剿共”，一条是“亲日反共”，一条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共抗日”。究竟哪一条路对他有利呢？经他再三考虑，还是从他的“存在就是真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这时，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在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起，在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式宣布成立。
当时，太原一方面存在着日本领事馆，挂着日本的国旗，日本特务机关和阎锡山还明来暗去地勾搭。另一方面又允许成立“牺盟会”这样的抗日组织，不过不让提“抗日”，而只能提“抗敌”。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就是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也很多。这一点，阎锡山心里是清楚的。他自认为凭他多半生的政治经验，是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人的。但是在阎锡山上层集团中的旧军政人员，几乎都是反对牺盟会的。在阎锡山面前讲了许多牺盟会的坏话，甚至还在阎锡山面前造谣说什么“山西国民师范挂起了红旗”。意思是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我记忆较深的一 次是阎锡山从太和岭口退却下来以后，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把我们几个牺盟会的领导人找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太原了。我库里还有一些枪枝，发1万枝给你们牺盟会。”阎锡山要发枪给牺盟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就引起了一些军阀、日军政人员的竭力反对。结果减了一半，只给了5000枝。5000枝也好。我们除发给一些县区牺盟会游击队以外，太原牺盟会还留了一些搞训练用。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心区和县，可以说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是掌握实权的。但是也夹杂着一些阎锡山的旧势力。在牺盟会内部，尤其是在刚成立的时候，斗争还是很复杂的。1937年太原撤退以前，就听到有一股风言风语，说什么“牺盟会是薄一波的。”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分裂作用和破坏性的。为了及时打击坏人从中离间，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在总部整整辩论了一上午。他曾在会上说，牺盟会是牺盟会的，怎么能说成是我的？来牺盟会工作的人大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又不是我委派的。类似这样的明争暗斗还不少。但占绝对优势的，还是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严格遵守抗日统一 战线原则的共产党员。
牺盟会的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
1936年10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后，经过改组，从组织领导、人事配备、工作任务到活动范围，都与初期有很大的不同。
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增派了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唐方雷、刘亚雄、谷景生等10几位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同时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北方局又挑选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太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原先在北平清华大学学习。曾在清华大学的党支部、西郊区委、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过。1936年12月，李雪峰同志（当时他是我的党内直接领导人）对我说，要挑选一些对山西情况熟悉一点的同志回山西工作，而且最好是山西人。因为阎锡山不信任外地人，而薄一波带回去的10多个同志又都不是山西本地人。所以这一次你也要回去。于是，我就和武新宇、梁寒冰等同志一起回到了太原。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是市委书记安子文和我谈的话，由安写的介绍信。我和薄一波接上组织关系后，薄对我说：“你要自己找职业。能到牺盟会工作更好，不到牺盟会去别的单位也可以。然后我再给你安排党的工作。”随即我便找到原来在清华大学的同学牛佩琮同志，由他介绍我到牺盟会。这时，牺盟会的骨干就多起来了。如在山西本地参加牺盟会工作的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等同志，都是牺盟会的重要领导成员。
太原时期牺盟会总部的领导成员
会长：阎锡山。常委：薄一波、雷任民、冯基平、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共7人。
执行委员：张隽轩、杨贞吉、刘玉衡、刘岱峰、戎子和、郭挺一、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周子贞、顾永田、李力果、杜春沂、张干臣、徐宏文、王永和、智生元、薄右丞、楼化蓬，共19人。
阎锡山指定的牺盟会具体负责人是梁化之和薄一波。当时，牺盟会的负责人称为秘书。但对梁与薄都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在牺盟会总部下面，设有以下几个组织：组织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负责人是李力果、雷任民。主要干部：吕调元、楼化蓬。干事：王仲义、亚苏。在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的有二 三十人。
宣传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宣传工作。在委员会工作的大约也有二三十人，负责人是裴丽生。主要干部：张稼夫、侯振亚。
太原市委员会。是在总部直接领导下的工作单位。它主要负责太原市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的组织发动工作。有时也和总部一起做一些上层人员的工作。负责人（秘书）牛荫冠。
市委委员：傅雨田、梁膺庸、冯基平、黎颖。干事：王耿人、王世益、赵辉。
市委会下属5个区。各区负责人：一区张国声。二区顾永田。三区谷景生、高晋才。四区牛荫冠（兼）、王兴让。五 区李涛。
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队长：董天知。在总队工作的有：陈平、纪毓秀、凌则之、陈永年、王竟成、陈大东、陈颉学（陈岱）、叶其瑾。
总务负责人：戎子和。
牺盟会领导下的各政治机构及其组织概况
军政训练班最初有5个连队，后来扩充为12个连队。其中有几个连队的学员较特殊，如六连和七连，都是红军东征时被俘的红小鬼，还有政治犯和进步青年。十一连学员为女生。训练班指导员的来源分三个阶段：1936年8月至10月主要是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派遣的阎锡山的政工人员担任；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主要是由薄一波派遣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1937年8月以后，各连队原有的指导员都被调往国民军官教导团工作，就从原来连队的干事中提升继任。曾在各连队担任过指导员的人，大约有：一连杨贞吉，二连童克明，三连崔道修，四连周新民，五连牛佩琮、韩钧，六连周仲英、杨献珍，七连雷任民、戎子和、周仲英，八连张韶芳、张汝俊，九连谷景生，十连王鹤峰、智力展、周仲英，十一连刘亚雄，十二连韩钧、廖鲁言。民训干部团成立于1936年底，是专门训练民运干部的机构。总负责人是牛佩琮和张隽轩。牛佩琮兼政训主任。
民训团共有7个队：一队指导员张隽轩，政治工作员刘有光。
二队指导员牛佩琮。三队指导员李一清、刘有光。四队指导员王鹤峰。五队指导员王耿仁、智力展。六队指导员杨献珍。
七队指导员雷任民、徐荣。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及国民兵军官教导团1936年11月在祁县、太谷成立了两个国民兵军士训练团，训练班级军士干部。1937年4月，又成立了8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中下层军事干部，在全省招收学员。原计划训练6个月，实际上七七事变后即告结束。各团军事工作人员均由晋绥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中调来。其中团、营级军官由阎锡山警卫旅旅长杜春沂提名，经杨爱源同意后由阎锡山委派。各级政训干部由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中的政训人员或学员中选拔。
在教导团中任团长的有：陈纯汉、贾毓芝、徐纪璋、武玉山、李挺秀、李冠军、刘鸿英赵世铃、朵珍等。
在教导团中任政治主任的有：韩钧（军训二团）、张文昂（教八团）、李一清（教五团）。刘玉衡、傅雨田也在教八团待过。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成立于1936年10月。学员来源，主要从太原各校招收，也有来自外省外县的中学学生。集中训练10天到半月，就很快分配到各县去了（一县3至4人）。至1937年3月左右又集中回来，到训练班总结经验，其后，一部分人又到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继续学习。
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分两部分：在太原的一部分归军政训练班负责；在省城以外的一部分由宋劭文负责。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成立于1937年4月间。是由军政训练班的七队扩大组成的。训练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军训班和民训团的原班人马。
以上两个训练班也是军政训练班的一部分。
太原失守前牺盟会六件大事
下乡宣传（一）派村政协助员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为了发展牺盟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首先组织了一 批临时村政协助员，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的名义下到基层，去做实际上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太原，我们用招考的办法，招收了1000多名各中学以上的进步青年和乡村中一 部分小学教员，由牺盟会主办，集中训练10天，派到乡下去工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向农村各阶层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日军侵略的惨痛事实告诉群众，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发展牺盟组织，用十人团的方式发展100万会员；挑选会员中抗日意识强、努力工作者，介绍其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村政协助员下乡的时候，正处于绥东抗战开始和西安事变的当中。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给了村政协助员以极大的鼓舞。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又利用阎锡山所提出的“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等口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这一下，全省农村很快沸腾起来了。群众不仅要求抗战，而且提出了要民主与国民生计的改善；要建立能代表民意的政府；要爱国运动的一切自由；要反对土豪劣绅；要与坏村长算帐……。这一形势形成，是对旧势力的猛烈冲击，当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曾有不少人到盛县当局告村政协助员的状。但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之后，形势就有所好转了。村政协助员下农村仅3个月的时间，牺盟会的会员就发展到了60万，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的动员任务也完成了。办教导团（二）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为了武装群众抗日，借阎锡山提出要武装30万民众的口号，牺盟会主办了训练两万名国民兵下级军官的教导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一共分了8个团，分散在崞县（原平）、忻县、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地。所有的学员都是牺盟会员。这是一批有政治觉悟的、抗日情绪高、有文化的优秀青年。他们平时受训、上课，星期日就到附近的农村宣传抗日。
军官培训能和群运结合起来，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山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7年8月，教导团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到前线去参加作战了。决死队是党通过牺盟会直接领导与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办训练班与干部团（三）开办了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
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成立于1936年冬，这是给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工作人员，给新军培训军政干部，为民运工作造就民运干部的机构。那时，抗日救国运动还没有完全的自由，青年人的思想还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压抑，全国青年正处于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苦闷之中。由于牺盟会纲领的宣布和这两个训练团的成立，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就如潮水一般地涌到太原来了。两个团（班）合计有4500余人，包括着22个省的学生。尤以平、津、上海、武汉、河南、四 川等地最多。这两个训练团（班）都住在太原国民师范的旧址，内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军队政工人员）、冲锋上士训练班（培养军队下级干部）、妇女运动训练班（做妇女工作）、寒假或暑期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后者专为太原中学以上学生开设）、牺盟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七七事变后，还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战地动委会主持）。这两个团（班）的主要功绩就是为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政卫队及各种抗日游击队、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民族革命大学、各县牺盟会、各县抗日政权培养了大批骨干和军政指挥员。据1938年10月份左右统计，担任以上各单位领导干部的人数已达到3000人左右。当时就有人把这两个团（班）比拟为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军校，这虽不甚恰当，但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派特派员（四）狠抓了太原市委员会和往各县派特派员的工作
1937年春天，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建立之后，又建立了区一级的组织。此外，还建立了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都是在太原市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1937年四五月间，牺盟总部从设在军政训练班中的牺盟特派员训练班中抽了180余名特派员，分配到各县去开展工作。以前，虽然有过村政协助员下乡工作，但还只限于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真正开展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给牺盟会工作打下基础的，还是牺盟特派员。这批人下去后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时连宣传抗日都要遭到旧势力的为难和阻拦。
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发动农民上。广大农民的觉悟和踊跃参加抗日工作，是和牺盟特派员的工作分不开的。召开代表大会（五）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使牺盟会的工作发展到了最紧张和最实际的阶段。当我们一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牺盟总部便连续七八个晚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通过牺盟会机关刊物《牺牲救国》和太原市委员会办的《大众园地》刊物向各阶层人民加紧宣传，动员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迅速通电国民党政府中央，要求速调海陆空军北上抗日，援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作战，并派出代表和各军界洽谈援助二 十九军的具体办法；立即组织了大批宣传队、话剧团下乡宣传，并发动了一个“一百万人一大枚”每人一枚铜板的捐款签名运动；号召并征调了5万名少年先锋队员到太原受训。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活动，一百万人的签名捐款运动完成了。
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9月，牺盟会又向山西当局提出了抗战紧急动员意见书。大体内容是：请政府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如减租1 #5，停付外债利息，家属赤贫者应受粮食衣服之优待，子女入学免费，疾病官医负责，商医半价等10几条）；颁布“战时工厂法”（给年老体弱者以养老金，对参加前线抗战的要多发工资作为奖励等10几条）；改革政府机构，裁减冗员，提倡减薪；普遍减租减息；军内一律建立政治工作等。这些建议提出后，均被阎锡山批准实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但由于部分旧军政官僚的阻挠和旧行政机构的不很好配合，使太原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于是牺盟会又发出了“向政府同胞哭泣陈词”。大声呼吁：严惩阻碍动员抗日的官吏；撤换动员抗日不力的官吏，代之以革命青年分子；减员减薪裁汰骈枝机关立即实行；坚决执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严惩抗战失败之军官；军队政治化等。这几条阎锡山也都照准执行了。
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的要求，总结前一段工作，于1937年9月25日至27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牺盟会代表大会。参加人数300余人。农民占25%，小学教员占20%，学生占20%，工人占15%，商人占10%，军官占5%，其他占5%。
这时，全省已有六七十万会员，没有一个县和工厂、机关没有牺盟会的组织。在会上首先由我代表牺盟总部执行委员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肯定了一年来牺盟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活动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是适应山西具体情况的，成绩是显著的，在一年的工作中已培养出450多名能独立工作的各级干部。
在傅雨田同志所作的《抗日形势及牺盟会任务》的报告中谈到牺盟会当前任务时指出：一、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前后方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二、推动政府改革行政机构，挑选革命青年参加到政权中，裁汰一些骈枝机关，撤销一切动员不力和阻碍动员的官吏；三、每一个牺盟会员必须准备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正规军、游击队、决死队，不准备参加武装斗争就不是好会员；四、把牺盟会的组织改造成为更适合于抗战的领导机构。
在这次会议上还纠正了过去想用一种组织形式（牺盟会）把各种不同要求的人都组织起来的错误做法，选择了按照部门，根据群众不同的要求成立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即工、农、兵、学、商、妇女、儿童、宗教等，然后再把这些团体吸收为团体会员。这样一来，就可以团结和组织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直接对日作战（六）建立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
代表大会之后，山西的形势已异常紧急。为了坚持山西和华北抗战，实行牺盟会常委提出的“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这一著名口号，总会号召全体会员要参加决死队、自卫队、游击队，每一个会员必须参加一个武装部队，随时准备与敌作战。并决定派一批政治上坚强的牺盟干部到军队中工作，为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作了人事安排。
决死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薄一波等同志于1937年8月在太原创建的。开始只有一总队，到1938年上半年，就发展成为4个纵队了。部队的成员，一半是由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政训练班改编的，一半是太原失守后招收的。前者的成份均为富有民族意识、热心于抗日的知识青年，后者则全是有觉悟的、决心牺牲救国的优秀工农分子。决死队全部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这种制度，除去八路军以外，在其他军队中还是很少有的。决死队中的政工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队员也全是牺盟会员。就是旧军官中，也差不多一半以上是牺盟会员。所以说，决死队是牺盟会的武装，是以牺盟会的政治纲领武装起来的一支军队。
太原失守前后，牺盟会就在各县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部的组织。自卫队有两种，一种是脱产的，一种是不脱产的。脱产的每县有200至500人，不脱产的人数就更多了。不论脱产与不脱产的自卫队的组织领导，都是在当地党的直接领导下由牺盟会派干部去掌握的。
在各敌占区，牺盟会不仅坚持了当地的政权工作，而且还在当地发展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击队。就是在未失陷的地方，也都组织了牺盟游击队。这些人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敌人一来就可以进行游击活动，敌未来之前也可以进入敌占区活动。
牺盟会总部撤到临汾后的组织活动
大约是在太原失守的前一个星期，即1937年10月底或11月初，牺盟总会在太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了三项工作：一、用常委薄一波等同志的名义，指示全省牺盟会同志，要根据当前的严重局势，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抓紧时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自卫队。二、娘子关、雁门关已经沦陷，太原也可能失守。正规军的正规战即将结束，运动战、游击战将成为今后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牺盟会要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三、牺盟会干部绝不能因战争失败，国土沦亡而离开各自所在县境，应全部留在当地，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
太原失守前，为了适应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在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刘少奇和北方局、山西省委的领导下，牺盟会已派出一大批坚强有力的干部随同决死队分赴晋东北、晋东南、晋西、晋西北建立抗日政权和开展游击战争。接着中共的领导机关——北方局、山西省委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随同牺盟会总部也撤到了山西临汾。1938年夏秋之交，为了适应山西被敌人分割的新情况，中共中央便决定撤销山西省委，成立晋西南区党委，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有林枫、张友清、张稼夫等同志。牺盟总部中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是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有时候也通过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王世英处长，接受党中央的指示。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牺望总会随同阎锡山于11月4日离开太原撤至临汾办公。1938年2月18日临汾失守，阎锡山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至陕西宜川县桑柏村，牺盟总部坚持“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由临汾搬到汾西，同年三四月间又由汾西搬到吉县。
从太原到临汾的4个月中，山西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阎锡山在撤退中，感到其历年辛苦培训出来的10几万旧军队几乎全部垮台，到临汾时，仅剩两三万人。这时，山西半壁河山已全部沦陷敌手。就是没有沦陷的地区，阎锡山旧政权已几乎无人当政，有的专员、县长，虽未逃亡，但也无能为力，处于瘫痪状态。与其相反的是，在太原失守前派往各县的牺盟会工作人员遍及全省，并有不少人当了县长，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县、区领导。他们配合八路军、决死队（包括所有新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时的阎锡山已元气大伤，他深感要想求得“存在”，靠旧军、旧政权已不行了，只有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才有前途。而牺盟会也就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迅速把牺盟会转变为广大群众的组织，首先将占全省人口90%以上的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并建议阎锡山当局通过了农民救国会章程（由刘少奇同志起草）。牺盟会把组织农民当作太原失守以后最迫切、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二、继续把武装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的工作抓紧抓好。要求在3个月之内完成20团的人民武装自卫队以及各种游击队的组织编制工作。
三、太原失守前，牺盟会派往各地的特派员有的实际上参加了政权工作，有的牺盟会还起了政权组织的作用，但没有公开号召牺盟会要参加政权和掌握政权。到临汾后，由于各地旧官吏跑的跑，逃的逃，大部政权（县、区、村）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于是牺盟会便公开提出了要掌握政权的号召。
四、加强对决死队的领导和扩建，并且把在敌后创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太原失守后出现的新形势，完成上述任务，牺盟会总部撤到临汾后，首先整顿和健全了各级组织。牺盟会总部下辖10个中心区。
山西新军概况
山西新军，广义地讲，应包括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政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和在牺盟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各地游击团、队、自卫队等革命武装。但一般人所说的新军，主要是指决死队而言。当时的新军组织概况是：决死一纵队辖六个团：一团、二团、三团、游击一团、游击二团、保安五团（决死一纵队，后来发展得很大，远远超过编制人数，比其他几个纵队都大得多）。
政治委员：薄一波
政治部主任：牛佩琮
政治部副主任：刘有光
纵队长：鲁应麟、梁述哉
三专署保安司令：薄一波
保安副司令：李一清
一团团长：徐吉璋、台耀西
政治主任：周仲英、刘有光
二团团长：贾毓芝、潘云祥
政治主任：梁膺庸、傅雨田
三团团长：李成芳
政治主任：王鹤峰
游击一团团长：白书棋
政治主任：阎定础
游击二团团长：郑军
政治主任：邢宇洪、宋巨澜、高德西
保安五团团长：黎锡福
政治主任：郭守贞、李志敏
决死二纵队辖8个团：四团、五团、六团、游击三团、游击十二团、游击十五团、保安十一团、保安十二团。
政委：张文昂
副政委：王逢元
政治部主任：韩钧
副主任：唐方雷（徐荣）
纵队长：陈庆华
参谋长：艾子谦
四团团长：王英清
政治主任：郝德青
五团团长：郭熙青
副团长：钟义成（钟仁舫）
政治主任：廖井丹、吴振刚
六团团长：张开基、陈雉卿、熊钧
政治主任：廖鲁言、李曙森
副主任：刘英
游击三团团长：曹诚
政治主任：李文炯
游击十二团团长：郭庆祥
政治主任：张范
游击十五团团长：杨育才
副团长：李怀忠
政治主任：李明成
六专署保安司令下属保安十一、十二两个团。
保安司令：张文昂
政治部主任：彭永年
保安十一团团长：张龙韬
政治主任：金村源
保安十二团团长：李子法
决死三纵队辖七个团：七团、八团、九团、游击十团、游击十一团、保安九团、保安十团。
政委：戎子和
政治部主任：董天知
纵队长：陈光斗
参谋长：颜天民
七团团长：王子玉、张济
政治主任：马适安、郭鸿璜
八团团长：白英杰、孙瑞琨
政治主任：纪忠
九团团长：赵世铃
政治主任：任行舰任映仑、郝廷*#
游击十团团长：雷震
政治主任：戴云程
游击十一团团长：李卜玉
政治主任：杨绍曾
五专署保安司令：戎子和
参谋长：王子玉
政治主任：车敏樵
保安九团团长：于文化
政治主任：高体乾、张恒业
保安十团团长：卢有年、李綮之
政治主任：陈学文、宋之春
决死四纵队辖5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二团、游击六 团、游击七团。
政委：雷任民
政治主任：李力果、刘玉衡
纵队长：梁浩
副纵队长：孙起群
十团团长：朵珍
政治主任：王玉波、周秋野
十一团团长：刘武铭
政治主任：刘玉衡、郭实夫、冀春光、刘耀礼
十二团团长：卢宪高
政治主任：姚仲康，刘仰峤、郑洪太
游击六团团长：李宝森
副团长：马成业 
政治主任：张孝忠 （张效中）
游击七团团长：杨业澎
政治主任：冯基平
政卫队（政卫旅、二○九旅）的前身是第二战区随营学校。学校到汾西后扩建成了政卫队。张韶芳任
政治部主任，共分为9个支队（相当于营）。秋林会议后改队为旅，张韶芳任旅长，廖鲁言任政治
部主任，廖不在时，由张一琦负责，共辖3个团。
一团团长：郭生彬
二团团长：白鹏年
政治主任：乔明甫
三团团长：贾耀祥
副团长：孙为
政治主任：景人杰
工卫旅（工人自卫队）
旅长：郭挺一 
政治主任：侯俊岩。其他负责人有：康永和、周子贞、王子本、王庆生。
二一二旅：
旅长：孙定国
政治主任：王成林、朱佩瑄、张天珩
参谋长：涂则生
二一三旅：
旅长：郝玉玺
政委：程国梁
政治主任：朱佩瑄，做实际领导工作的人还有刘裕民。
在临汾那一个阶段，由牺盟会主持挑选了40名牺盟特派员到县长训练班短期学习，又通过牺盟会推荐和委任了不少县长（大都是中共党员）。同时，阎锡山还叫我以他名义从随营学校（该校的教官和指导员均是牺盟会派的）毕业生中挑选和委派了不少各县武装自卫队的队长。这一批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但是，那时中共党组织不公开，我们只能凭印象和平素的观察来挑眩他们临走前，都参加了牺盟会组织，举行了隆重的入会仪式，并且让他们分别带上了和各区、县特派员联系的组织介绍信。这样一来，各县的武装自卫队，就掌握在牺盟会手里了。
1939年7月，阎锡山又决定把各县的自卫队合并起来编成了“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这两个旅的组建都是由我一手经办的。二一二旅刚刚整编好，阎锡山就派了一个青年旧军官孙定国来当旅长。二一三旅编成后，阎锡山把我叫去说：“这两个旅，新旧军各派一个旅长。二一三旅的旅长由牺盟会派。你们推荐谁，我就委任谁。”我们推荐当年只有23岁的郝玉玺同志当旅长。后来在“十二月事变”中，孙定国表现进步，跟着我们一起行动，郝玉玺被阎锡山杀害了。事变爆发后，一天郝玉玺由胡西安领着到牺盟总会来见我。我说：“情况这么紧张，连我都要走了，你回来干什么？”他说：“情况有变化，看该怎么办？”我说：“这里不宜久待，你赶快回 去掌握部队。你从秋林能公开走就公开走，不能公开走就从小路偷走。要赶快走，越快越好，由胡西安负责送你走。”后来他见到了阎锡山还领了枪械、子弹、经费，由大路公开走。
这一下子弄坏了，当他走到黄河边上，守防部队早已得到阎锡山的密令，由旧军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了。
当时县长、专员、新军中的旅团长一级干部的任命权是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手里的。凡是新军干部和在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他们所辖的部队和控制地区的主要干部，一般说，只要他们提名，阎锡山就委任。有时，我们提出来通过梁化之同意，阎锡山就会批准。可以说，关于部队（新军）人事的任命大都由我们提名，只要梁化之同意，阎锡山也就不再挑剔了。关于牺盟会的地方干部，大都是由我提名，梁同意，阎不再过问就任命了。总的来说，在牺盟会管辖的范围，对干部配备和任用，我们的主动权比较大。但是，在阎锡山势力较大的其他地区里，我们就不怎么好办了。
从太原退到临汾那一段时间，阎锡山在军政两方面的工作，总的来说还是依靠牺盟会的。从而，我们在掌握政权、建立武装、扩大组织、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这几个方这几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到临汾失守后，阎锡山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和牺盟会的关系开始恶化，斗争也就更加复杂了。
温泉会议
1938年2月6日在临汾西南的温泉村召集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温泉会议）上，成立了由108人签名发起组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这是阎锡山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了组织、动员一切旧势力，由他亲自指挥向牺盟会和新军实行打击、破坏的政治措施。但由于他表面上还挂着实行统一战线的招牌，牺盟会和新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经上级党委批准也参加了他这个组织的发起工作，又由于忙于逃难，这个组织只建立了一个空架子，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可是阎锡山要倒退这一点，我们在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938年6月上旬，阎锡山由陕西回到山西吉县，并把他逃散的各军、师主要军官召集在古贤村开会（即所谓的古贤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接着他又说：“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会完了。”阎锡山看到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等领导的决死队和牺盟会领导的各县游击队、自卫队则一天一 天发展壮大，心里非常焦急，生怕他的统治支柱——旧军，被新军取代。所以，他在会议上又进一步地明确指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他的这些话虽然也说出了一些真情实况，但更重要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气话，想用这种办法来刺激一 下他的旧军官。最后为了能重振旗鼓，转弱为强，随即在会上决定了几项巩固、发展、壮大旧军的办法：首先让各军、师成立干部学校，为旧军培养青年军官，要着重于思想领导，并以阎锡山提出的“新的教育”、“新的管理”、“新的作战”、“新的统驭”等为培养军官的四项主要内容。古贤会议，实际上就是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的一次军事上的准备会议。
古贤会议后，阎锡山为了进一步限制和剥夺由牺盟会委任的专员和县长的职权，把选训、委任、撤换之权都独揽在他一人之手。并明文规定：“县长、公安局长由省政府训练、任免。专员对县长、公安局长只准列举事实呈请省政府撤换，各县秘书、科长、区长、巡官，专县只能派代表，请省政府核委。”阎锡山为了使耳目灵通和便于随时限制进步专员和县长的职权，还特别规定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视察范围包括军政、民运各方面，每一行政区派视察员一组，分驻区、县，分别监督专员、县长。同时在全省设了4个行署，指派他的高级心腹军官杨澄源、赵承绶、孙楚、陈长捷兼任行署主任，代行他的职权。行署建立后，随即下令解散了由续范亭、南汉宸、程子华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1938年底和1939年初，阎锡山为了仿效蒋介石庐山集训的办法，也把他军队中的团、营级，政府中的县、区级干部和反动党团中的骨干集中在秋林进行集训。牺盟干部、新军干部也有被调来集训的（企图进行分化）。集训的目的，是为全面反共、反牺盟、反决死队作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他规定所有集训人员一律要参加“同志会”，从组织上听命于他。
秋林集训，是轮训性质，所有的中级干部基本上都要受训一遍，每一批大体上是两三个月，一共集训了四五批。从1938年年底开始，到1939年年底基本结束。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以后，一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在解放区战场上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山西的新军，一 方面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阎锡山。日本人的“经济合作”、“共同防共”的诱降政策，在全国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分裂、倒退的高潮，蒋介石在酝酿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时，并派了一个阎锡山的旧部贾景德回山西和阎锡山联系。为了进一步在内部统一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在组织上、思想上、军事上作好消灭新军、取缔牺盟会的全面准备，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师旅长以上的军官，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区干部以及一部分县长、公道团县团长、牺盟会特派员，共计107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定名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也就是所谓的“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杜春沂和傅作义的代表陈炳谦、蒋介石的特使贾景德以及阎锡山的政府要员梁化之、薄右丞、邱仰浚、李冠洋、宁超武、周玳、赵丕廉、杨贞吉等外，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牺盟会方面参加的人有薄一波、续范亭、牛荫冠、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苏谦益、楼化蓬、杜心源、刘岱峰、吕调元、梁膺庸、岳维藩、张国声、张干丞、纪毓秀、黄介（即黄介然）等同志。牺盟会分区负责人和决死队政治部主任也多数参加了会议。
秋林会议可以说是一次集反动势力之大成的反革命会议。会议时间拖得很长，约3个月左右。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我简直想不出有什么具体内容。每天开会都是阎锡山往那里一坐，说些闲话，有意识地引起讨论，那就是旁敲侧击地要大家思想上准备投降日本，动员他的力量尽快地消灭牺盟会与决死队。有一次阎锡山在大会上说“现明明白白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但是有些人就是硬说不下雨。”这话显然是针对牺盟总会几个人说的。因为在这次讲话之前，阎锡山在小会上问过我们，“如果共产党投降了日本，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共产党不会投降日本，我们不必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阎锡山在小组会上对我们的正面回答很不满意，于是便在大会上从另一个角度提同出一性质的问题叫大家讨论。
又一次阎锡山在大会上说：“我们应该准备的事就要抓紧准备，我最讨厌那些沽名钓誉的人害死人，害了他自己，还要害别人。”他这些话都是针对牺盟会和决死队说的，其目的都是在启发他的那些人加深对抗日进步势力的对立感。阎锡山为了从各个方面来诱导他那些军政大员跟他起来反共、反牺盟会、反决死队，不惜编造一些梦呓来启发他们的现实感。
有一次他竟然在大会上这样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这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能把你翻倒在地。”并叫大家议论这是什么意思。这很显然是在说，他从前依靠牺盟会、决死队和进步人士都错了。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的那些旧军政大员们说，我要决心依靠你们反牺盟、反决死队了，你们应当跟我一起干到底。从这里，也可看出阎锡山开这个会的真实意图了。
在会议进行中，阎锡山提出什么“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统一待遇”的所谓“五统一方案”，企图并新军于旧军，以此来消灭新军。阎的参谋、军务两处也拟定了如何以旧军为基干编入新军，完成集团军系统的计划。
同时还做过一个决议，要取消决死队中的政委制，调决死一 纵队政委薄一波回山西省政府任建设厅长，调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回山西省政府任高级少将参事。
会议在拖延。反动气氛在增加。进步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也逐渐趋向明朗与激烈。在会上，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 方是以薄一波为中心的决死队、牺盟会干部他们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以王靖国、邱仰浚、薄右丞、孙楚、陈长捷为中心的旧军政人员和各种反共人士，他们是决意搞投降妥协、反共、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反动派。
在党的领导下，以薄一波同志为中心，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对策。党的原则和口号是“三坚持、三反对”。对阎锡山的一些言论和他下面一些人的错误论调我们都进行了批判和反驳。对在新军中取消政委制的决议，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而阎锡山也毫不让步，一直僵持了好长时间。
斗争是分会内、会外两方面进行的。上级党曾指示我们要想办法试探一下阎锡山对日本的态度。于是由薄一波同志主持，我们几个人拟了两份声讨汪精卫当汉奸的电报。一个是要用阎锡山的名义发的，一个是要用牺盟会的名义发的。当我们把电稿交给阎看的时候，他说：“我从来也没有用个人的名义去反对过另外一个个人。”我便向他解释说：“汪清卫是大汉奸，是全国共讨的罪犯。我们不表示个态度，全国人民对我们会失望的。”经过解释他还是坚决不干。后来他又说：“你们牺盟会要发，由你们发好了。”这样我们便摸到了阎锡山已准备投降日本的态度。
秋林会议从3月开到夏末。所以拖这样长的时间，阎锡山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把牺盟会和新军的主要领导成员用会议的形式困在秋林，便于他派到各地和各新军中的反动分子有弃分的时间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候时机向我们开刀；另一个目的是在等候蒋介石公开投敌的行动。这个阴谋被我们识破后，我们曾设法把决死队和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人送回去以应付不测，但未能办到。
在会议期间，阎锡山实际上已组织动员了一批反共力量。
除去密令梁化之、王靖国积极布置“内部分化”、“制造磨擦”、“派兵监视”牺盟会和新军之外，他又以“同志会先锋队”为核心组织和新建了“突击队”、“敌工团”、“精神建设委员会”等各种反动组织派到各区、县和各新军中去散布谣言，制造分裂，攻击牺盟会、决死队，中伤八路军。所以，当秋林会议结束之时，也就是阎锡山决心发动“十二月事变”的开始之日。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又于1939年10月29日在秋林召开了一次“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积极进行反共部署。这一次牺盟会和决死队干部都已看透了阎锡山的用心，为了防止在会议中发生突然事件，在外地的薄一波、雷任民、宋劭文、董天知等同志都没有去参加，唯有二纵队韩钧同志离秋林较近，去参加了。当时，阎锡山已密令旧军积极布置，候令行动，并内定梁化之、陈光斗分赴晋西北、晋西南，王靖国、陈长捷在晋西，孙楚到晋东南分别活动。
“十二月事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学生韩钧。”阎锡山原来想不声不响地借“冬季攻势”之名联合日军消灭新军，不料韩钧的电报把他的阴谋全部揭露，于是恼羞成怒，一面宣布“韩钧叛变”，一面委任陈长捷为“讨叛”总指挥。在晋西、晋东南、晋西北由王靖国、孙楚、赵承绶向决死队以及所有新军和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也派他的军队在晋东南进攻新军，并派驻西安的李文部向山西前进，以援助阎锡山。这便是有名的“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牺盟总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坚持与山西一切进步人士以及山西全体同胞亲密携手，向阎锡山的反动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发宣言，写声明，呼吁全省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事态的继续发展，一方面和决死队各地负责人一起大力声援决死二纵队，进行反击。
12月30日梁化之亲自带领顽军缴了绥靖公署政治部警卫排的武器，电台也同时被查封。当时政治部与牺盟总会在一起活动。牺盟总部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实际上已不能再开展工作了。
“十二月事变”前，我就接到上级党的指示，尽快把我们的干部和所有进步青年设法从秋林撤出，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我和刘岱峰同志互相配合，以牺盟总部和绥靖公署政治部（刘岱峰是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把应该早日疏散的党员、干部和大批进步青年都分批以外出检查工作和出差的名义送走了。大部分到了晋西北，一部分到了晋东南，少部分到了晋东北。
韩钧事件发生后，阎锡山叫讨论制裁韩钧的问题。刘岱峰一直不表态，以示抵制。又有一次阎锡山叫刘岱峰写一个开除韩钧的决定。他当场拒绝了。并说：“不干！叫我写这个，这不是明显的欺侮我么！”
在“十二月事变”中，我们发通电，写声明，公开反对阎锡山的反动言行，刘岱峰都主动地带头干。而且还和我写过一个反对顽固派发动晋西事件的小册子，公开在社会上发行，同时他还经常给我透露一些阎锡山内部的机密情报。应该说刘岱峰同志在“十二月事变”中对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
事变后，梁膺庸同志已从内部得到消息说，阎锡山为了便于分化瓦解牺盟会，准备从中拉一些人出来成立所谓“左”派，并已决定要把我借故赶走。果然没有几天，阎锡山就找我谈话，说已决定派我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代表的名义再次去河南与卫立煌（蒋介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谈判，并发了路费和护照。当时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叫我尽可能迟走几天，争取秋林的局势尽可能好转一些。可是没几天，阎锡山嫌我走得太慢，并命我当天就出发。要再不走，阎就有可能把我抓起来。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走。我们分析阎锡山既然下决心把我赶出去以便分化左派，也就会中途借刀杀我（阎还叫我路过西安去见程潜，把我的护照也收回 去），所以我决定不去河南，而北上到晋西北。
临走前，刘岱峰同志对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我跟你一起走吧。”我们从12月15日开始研究走的路线和具体办法，到24日晚就绪，并决定25日我们同时离开秋林。我们的行止已在事前向上级党委作了报告。
我是以和卫立煌谈判的名义公开走的。刘岱峰是背着阎锡山走的。两人预先约定好在荣阳镇会合，然后一起向晋西北出发。当我们走到绥德，见到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时，他说党中央已有电报叫他负责接送我们。这样就由他护送我们与滕代远同志见了面，并一起去了晋西北。到晋西北后，我们两人还都给梁化之、阎锡山发了信和电报。所以要这样做，还是想争取阎锡山，为万一党需要我们回去工作时创造条件。
我们到晋西北时，晋西北行署刚成立，续范亭是行署主任，我担任了行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刘岱峰同志担任了行署秘书长。
秋林会议后，“十二月事变”前，牺盟总会已派吕调元和许琦之二同志到阎锡山办的青年军官教导团（也叫军政训练团）工作，吕并在那里担任了政治部主任。我和刘岱峰决定撤走时，牺盟总会的工作就由吕调元同志全面负责。而且已考虑到由于我和刘岱峰的撤走，秋林的形势一定会更加紧张，所以决定我们走后由吕调元负责尽快把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干部送出去。没有想到吕调元完成输送干部任务后，竟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据说他写给一个青年的条子被人家抓住了）逮捕了。因吕调元是牺盟总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在秋林被捕影响很大。阎锡山怕引起麻烦，所以当时没敢杀害，一直监禁至1946年才令杨贞吉在太原秘密杀害于政卫组的集中营——劳动先锋队内。
牺盟会和公道团合并的经过
关于牺盟会和公道团合并一事，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因为公道团是极端的反共组织，它怎么能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牺盟会合并呢？
1937年秋阎锡山在退出太原以前，表示要抗日。于是他就主动提出要把公道团交给牺盟会，由牺盟会来领导。这是件大事，我立即向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同志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建议阎干脆把公道团取消。随即由我和梁化之谈，梁又找阎锡山说。阎坚持公道团的招牌不能丢。但表示把组织交给牺盟会以后，牺盟会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这样，我们就叫它来个名存实亡。经过薄一波同志和梁化之商讨决定，由政治部发一个通知，公道团不准有单独的办事机构，必须合并到各地的牺盟会中，公道团的干部必须由牺盟会委派。接着我们就进行组织调整，把公道团中原来的反动骨干，全部撤掉，由牺盟会的干部代替。不少地方挂的是公道团的招牌，负责人（团长，副团长）却是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干部。从此以后，公道团确实是名存实亡了。为尊重阎锡山的意见，牺盟会总部改成了牺公总部。
会章
  牺盟会章牺盟会会章：圆形，直径3厘米，地球底呈蓝色，中国地图版图在画面正中呈绿色，其中东三省呈红色，在中国地图上有牺牲救国4个黑体字，背面有编号。
会歌
《牺盟战歌》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于1940年春创作的声乐合唱套曲，由牺盟会员傅东岱作词。
纲领
牺盟会提出了“不分党派，不 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 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纪念活动
抗日战地行：战斗在大西北高原 牺盟会三晋流芳 
六月的太原，骄阳似火。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内，一批批来自各地得游客正在品读历史，静心倾听着那段鲜为人知的国共联合抗日历程。 
“我们是牺盟会员，我们生长在山西，战斗在大西北的高原。”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歌颂国共联合抗日中山西人民英勇抗敌的精神，时下，一曲由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牺盟大合唱》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紧张地排练着。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原占地面积二百八十余亩地，拥有房屋八百九十余间。新中国后后，由于太原市实行旧城改造，而今纪念馆仅占地十余亩，房屋十余间。 
步入纪念馆，院内处处可见一树树紫荆花、丁香花，还有白的粉的梅花等。馆内，每一幅图片都有一段鲜活的历史。 
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它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它是国共联合抗日的崛起地。 
为歌颂牺盟会，一九四0年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创作了《牺盟大合唱》，这是他继《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之后的第四部大合唱作品。目前《牺盟大合唱》的手稿珍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一九九五年三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和太原市委市政府分别将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列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00五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全国百家“红色旅游”景点，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名列其中。 
据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严廷凯介绍，当初纪念馆在整理举办这些图片展览时，曾得到了许多革命老前辈、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支持，而今已九十高龄的薄一波曾为纪念馆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在他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下，由王生甫和任惠媛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编写出了一部史料翔实丰富的《牺盟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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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历史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