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丹甫
人物介绍
郑丹甫（1910－－1983），化名邓桂、翁元生，福建福鼎彩奥乡后垅门村人。福建省立农业学校毕业。1927年任当地小学校长，为劣绅所不容，致成重伤；向法院控告无效，毅然辞去教职。
1932年冬，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州举办的民团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民团排长。1935年，一度打入“前  岐清乡委员会”，任主任，将敌情随时告诉当地共产党组织，使“清乡”屡屡扑空。同年9月，在闽东特委《红旗报》社工作；11月，随红军独立团行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鼎泰区委书记、瑞平泰中心县委书记、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在苏区领导开展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斗争，在中心区域进行土地分配。1936年11月，随红军挺进师分散打游击。1939年7月，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同年11月26日，在平阳街被捕，解至江西上饶茅家岭监狱，备受酷刑。1941年10月16日，越狱回浙。
1942年2月以后，任浙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浙闽边区委员会书记。1944年春，根据地遭到“围剿”，在泰顺古洞及时召开会议，改党委制为特派员制，停止基层党支部活动，并布置分散隐蔽。
1948年11月，任浙南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1949年1月8日，任浙南地委暨游击纵队驻青景丽地区代表，兼办事处主任。2月，与余龙贵一起率部攻占泰顺县城，歼敌一个营。5月7日，温州解放后，任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50年3月，调福建省工作，历任省农业厅副厅长，福安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地委书记，省林业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第一届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第四、第五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8月19日病逝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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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经历
郑丹甫同志是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福建工作，曾任福安地委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郑丹甫于1910年5月1日出生于福鼎前岐一户殷富农民之家，1932年起参加革命活动。他从福州国民党十九路军干训班结业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打入敌人内部，先后担任福鼎桐山、前岐民团排长和“清乡委员会”主任，开展秘密斗争，使敌人的“清乡”斗争常遭失败。
1935年8月，郑丹甫身份暴露后，由党安排到闽东特委，并在特委《闽东红旗》社工作。同年11月，他随红军独立团到福鼎、平阳、泰顺3县交界处开辟新区，担任中共鼎泰区委书记。从此，坚持艰难的闽浙边革命斗争。
为了创建闽浙边区和浙南革命根据地，郑丹甫曾3次通过亲属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和及时解决革命经费困难问题。到了1938年，他还把仅剩十余亩维持家人生活的田地也赠送给抗日后援会。
郑丹甫在刘英、粟裕等领导下，从事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工作。1935年中央主力红军北上长征，东南分局根据党中央1月15日来电，要求闽浙赣省委立即组织挺进师深入浙江，以牵制敌人。这年10月，以刘英、粟裕领导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浙闽边区，与闽东特委叶飞胜利会师，并成立了浙闽边临时省委。12月，临时省委决定把鼎泰区划为省委直属区，以此为依托开辟浙南革命根据地。从此，郑丹甫率游击队随挺进师行动，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这期间，郑丹甫担任瑞（安）平（阳）泰（顺）县委书记兼浙南革命委员会主席，跟随刘英部队一边加强根据地建设，一边痛击国民党八十师、闽保一团等大批敌军的进攻，迫使敌人由原来的进攻转入防御，使浙闽边区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
浙南革命力量的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势力。1936年11月，蒋介石调动第四路军和保安团共计10万多兵力进驻闽浙赣皖边区，以43个团的兵力重点“围剿”浙南革命根据地。敌人采取步步为营和层层封锁的策略，企图夷平革命根据地。我红军挺进师为实现党中央“调动和吸引大批敌人于浙江”的战略部署，派郑丹甫率部插到敌后福鼎城郊三门里秘密建立红色堡垒，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反“围剿”斗争。对于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5个革命根据地坚持艰苦斗争的历史功绩，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丹甫抓住这段有利时机，深入宣传抗日，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并在斗争中注意统战工作。他在福鼎城郊三门里建立红色堡垒基础上，利用同学和亲戚关系，争取了县城伪保长和联保主任，对抗反动派的“围剿”。他还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使边区不少伪保长、联保主任以及伪乡长纷纷向革命阵营靠拢，成为革命的盟友。
斗争是艰巨复杂的。敌人对革命队伍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郑丹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初夏，陈文凯、翁振南、陈鸣皋等鼎泰区、泰平区领导者叛变投敌，带领国民党八十师在边区进行围剿，给根据地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这危急情况下，郑丹甫施展反间计，写假信给叛徒陈文凯，并将信件巧妙地落到敌连长的手里。接着，又发动城里有统战关系的绅士和保长联名控告，说陈文凯等人和共产党暗中有来往，是共产党有意安插的钉子。由于巧施反间计，造成敌人怀疑陈文凯等叛变有诈，一怒之下便把他们杀了。从此，敌人失去了耳目，使革命队伍免遭损失。
1938年3月，浙南一大批游击健儿随粟裕前往皖南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郑丹甫与留下的同志在浙江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艰苦的浙南革命斗争。1939年4月，浙江省委决定调他任台州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7月，他作为台州地区党代表，出席了在平阳县凤卧乡冠尖和马头岗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9月，他和刘英准备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动浪潮，党中央电令刘英等折回浙江坚持斗争。郑丹甫在回浙赴浙南特委书记任途中，不幸于12月26日在平阳北港水头街被捕，关进了平阳监狱。1940年9月14日，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者的魔窟。1939年12月，郑丹甫被关进上饶茅家岭监狱。上饶茅家岭监狱地处江西上饶城西，山间布满铁丝网，山头敌哨林立，守卫森严。敌人的酷刑无所不用其极，有“站铁笼”、做“老鹰”飞、坐老虎凳、十指插针、铁针刺腹、水漫金山等刑罚，惨不忍睹。
郑丹甫被捕后，化名为翁元生，隐瞒了真实身份，并装成老实巴交的农民。后来敌人把他编入苦工营服苦役。在狱中，他同冯雪峰、黄诚等同志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罪恶阴谋。1940年12月间，他秘密参与组织了反克扣囚粮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第二年7月间，集中营特务队长王寿山为了表现其“管教”有方办起壁报，由冯雪峰等负责编辑。难友们利用办壁报的机会，用隐晦的手法作文、写诗、绘画，以互相鼓舞斗志，讽刺打击敌人。这时，郑丹甫装着文盲，由人代笔以给母亲写信的形式来抒发他对党组织的思念，向党组织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同年秋，郑丹甫利用经常到石底做苦工的机会，秘密为关在周田村的冯雪峰与关在石底的新四军高级将领黄诚、李子芳之间传递信息。狱中党组织发起反自首斗争，他积极参与，与狱中难友一道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此，刘英后来见到郑丹甫时题词称赞：“离乡舍爱赴疆场，七载征尘撼华邦。偷生弹雨息囹狱，壮志不屈实堪扬。”
由于浙南党内施震南、施仲林的叛变与出卖，1941年10月22日，特务肖芬突然对郑丹甫进行审问，指出他制造假名与真名实姓。真实身份暴露后，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于是立即和陈平、宿士平、李士俊等商量越狱对策。机会终于等到了，10月26日，他利用做苦工的机会成功越狱。
逃出虎口后，他又回到浙南革命队伍。1942年2月，浙江省委遭受敌人破坏，刘英被捕牺牲了，使浙南革命面临更为困难的处境。郑丹甫与龙跃等前仆后继，为恢复、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而奋不顾身，英勇斗争。
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郑丹甫担任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温州解放前线司令员兼政委，率领武装夺取泰顺等县。接着，他策动、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员温州地区专员、国民党第200师师长叶芳等起义，争取了温州的和平解放。同时，积极配合解放军第21军胜利南下闽东，解放福鼎、柘荣、寿宁等县，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郑丹甫调到福建省工作。不管顺境或是逆境，他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3年到1956年，他任福安行署专员、地委书记，认真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该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他关心闽浙老区建设。在任福建省林业厅长时，有一次下乡到顺昌县检查林业工作，他发现原浙南叛徒赵传彬化名为赵静波混入乡干部队伍，立即告知公安部门将其抓获，依法惩处。
“文革”期间，郑丹甫遭到残酷迫害，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等进行游街批斗，并下放到清流县沙芜公社监督劳动，使其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始终不低头。当时北京、上海等调查人员来福建向他调查当年上饶集中营幸存者历史，企图整倒一些老干部，他不顾内外高压和自身安危，坚持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直到1978年3月，他才得到彻底平反。当他被全国政协邀请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时，首先想到的是浙南老区建设问题的提案。会后，还积极为老区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1979年至1983年，他分别担任政协福建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为福建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晚年，他身患多种疾病，但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党史，为后人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党史资料和精神财富。郑丹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