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穰侯列传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穰侯列传 
作者：司马迁
出自：《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1]
作品原文
穰侯魏厓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厓；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厓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厓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厓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厓为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於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厓为秦相。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曰：“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秦王见赵请相魏厓之不急，且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楼子；事成，魏厓故德公矣。”于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厓相秦。
欲诛吕礼，礼出奔齐。昭王十四年，魏厓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厓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厓，乃封魏厓於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厓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於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原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此臣之所闻於魏也，原君之以是虑事也。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原君逮楚、赵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於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後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原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穰侯曰：“善。”乃罢梁围。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於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雠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雠，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後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筴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於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代齐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於是魏人范睢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於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馀。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於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於羁旅之臣乎！
穰侯智识，应变无方。内倚太后，外辅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齐挠楚，破魏围梁。一夫开说，忧愤而亡。 [2]
作品译文
穰侯魏冉，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的先世是楚国人，姓芈。
秦武王死后，没有儿子，所以立武王的弟弟为国君，就是昭王。昭王的母亲原是宫内女官称为芈八子，等到昭王即位，芈八子才称为宣太后。宣太后并不是武王的生母。武王的母亲称惠文后，死在武王去世之前。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她的异父长弟叫穰侯，姓魏，名冉；她的同父弟弟叫芈戎，就是华阳君。昭王还有两个同母弟弟：一个叫高陵君，一个叫泾阳君。诸多人中，魏冉最为贤能，从惠王、武王时即已任职掌权。武王死后，他的弟弟们争相继承王位，只有魏冉有能力物色并拥立了昭王。昭王即位后，便任命魏冉为将军，卫戍咸阳。他曾经平定了季君公子壮及一些大臣们的叛乱，并且把武王后驱逐到魏国，昭王的那些兄弟中有图谋不轨的全部诛灭，魏冉的声威一时震动秦国。当时昭王年纪还轻，宣太后亲自主持朝政，让魏冉执掌大权。
公元前300年（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去，秦国派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赵国人楼缓来秦国任相，这对赵国显然不利，于是赵国派仇液到秦国游说，请求让魏冉担任秦相。仇液即将上路，他的门客宋公对仇液说：“假如秦王不听从您的劝说，楼缓必定怨恨您。您不如对楼缓说‘请为您打算，我劝说秦王任用魏冉为相将会有所保留。’秦王见赵国使者请求任用魏冉并不急切，必感奇怪，将会不听从您的劝说。您这么说了，如果事情不成功，秦王乃用楼缓为相，您会得到楼缓的好感；如果事情成功了，秦王任用魏冉为相，那么魏冉当然会感激您了。于是，仇液听从了宋公的意见。秦国果然免掉了楼缓，魏冉做了丞相。
秦昭王要诛杀吕礼，吕礼逃到齐国。公元前293年（秦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用白起为将军，派他代替向寿领兵攻打韩国和魏国，在伊阙战败了它们，斩敌二十四万人，俘虏了魏将公孙喜。公元前292年，又夺取了楚国的宛、叶两座城邑。此后，魏冉托病免职，秦王任用客卿寿烛为丞相。公元前291年，寿烛免职，又起用魏冉任丞相，于是赐封魏冉于穰地，后来又加封陶邑，称为穰侯。
穰侯受封的第四年，担任秦国将领进攻魏国。魏国被迫献出河东方圆四百里的土地。其后，又占领了魏国的河内地区，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余座。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十九年），由魏冉操持，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过了一个多月，吕礼又来到秦国，齐、秦两国国君取消了帝号仍旧称王。魏冉再度任秦国丞相后，第六年上便免职了。免职后二年，第三次出任秦国丞相。在第四年时，派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郢都，秦国设置了南郡。于是赐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是穰侯所举荐的将军，两人关系很好。当时，穰侯私家的豪富，超过了国君之家。
公元前275年（秦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任相国，带兵进攻魏国，使魏将芒卯战败而逃，进入北宅，随即围攻大梁。魏国大夫须贾劝说穰侯道：“我听魏国的一位长吏对魏王说：‘从前梁惠王攻打赵国，取得了三梁，拿下了邯郸；而赵王虽然战败也不肯割地，后来邯郸终于被收复。齐国人攻打卫国，拿下了国都，杀死了子良；而卫人即使受辱也决不割地，后来丧失的国都仍归卫人所有。卫、赵两国之所以国家完整，军队强劲，土地不被诸侯兼并，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忍受苦难，爱惜每一寸土地。宋国、中山国屡遭进犯又屡次割地，结果国家随即灭亡。我认为卫国、赵国值得效法，而宋国、中山国则当引以为戒。秦国是个贪婪无厌，凶恶暴戾的国家，切勿亲近。它蚕食魏国，吞尽原属晋国之地，战胜暴鸢，割取八个县之多，土地来不及全部并入，可是军队又耀武扬威地出动了。秦国哪有什么满足的时候呢？现在又使芒卯败逃，开进了北宅，这并不是敢于进攻魏都，而是威胁大王要求多多割让土地。大王切勿接受它的要求。现在若大王背弃楚国、赵国而与秦国讲和，楚、赵两国必定怨恨而背离大王，而与大王争着买好秦国，秦国必定接受它们的做法。秦国挟制楚、赵两国的军队再攻魏都，那么魏国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希望大王一定不要讲和。大王若打算讲和，也要少割地并且要有人质作保；不然，必定上当受骗。’这是我在魏国所听到的，希望您据此来考虑围攻大梁的事。《周书》上说‘要想到上天的意旨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说天赐幸运是不可多次得到的。秦国战胜暴鸢，割取八县，并非是兵力精良，也非计谋的高超巧妙，而靠的主要是运气。现在秦国又打败了芒卯，兵入北宅，进而围攻大梁，以此看来是自己把徼天之幸当作了常规，聪明的人不是这样的。据我所知魏国已经调集了全部上百个县的精兵良将来保卫大梁，看来不少于三十万人。以三十万的大军来守卫七丈高的城垣，我认为即使商汤、周武王死而复生，也是难以攻下的。轻易的背着楚、赵两国军队，要登七丈高的城垣，与三十万大军对垒，而且志在必得，我看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今天，是不曾有过的。攻而不克，秦军必然疲惫不堪，大梁攻不下而陶邑却定要丧失，那就会前功尽弃了。现在魏国正犹疑未决，可以让它少割土地先拢住它。希望您抓住楚、赵援军尚未到达大梁的时机，赶快以少割土地来收服魏国。魏国正当犹疑之际，会把得到以少割土地换取大梁解围的做法看作是有利的上策，一定想这么办，那么您的愿望就会实现了。楚、赵两国对于魏国抢先与秦国媾和会大为恼火，必定争着讨好秦国，合纵便因此瓦解，而后您再从容地选择对象个个攻破。况且，您要取得土地也不一定非用军事手段呀！割取了原来的晋国土地，秦军不必攻坚，魏国就会乖乖地献出绛、安邑两城。这样又为您打开了河西、河东两条通道，原来的宋国土地也将全部为秦国所有，随即卫国必会献出单父。秦军不动一兵一卒，而您却能控制全面局势，有什么索取不能得到，有什么作为不能成功呢！希望您仔细考虑围攻大梁这件事而不要使自己的行动冒险。”穰侯说：“好。”于是停止攻梁，解围而去。
第二年，魏国背离了秦国，同齐国合纵交好。秦王派穰侯进攻魏国，斩敌四万人，使魏将暴鸢战败而逃，取得了魏国的三个县。穰侯又增加了封邑。
第三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再次攻打赵国、韩国和魏国，在华阳城下，大败芒卯，斩敌十万人，夺取了魏国的卷、蔡阳、长社，赵国的观津。接着又把观津还给了赵国，并且给赵国增加了兵力，让它去攻打齐国。齐襄王惧怕被伐，就让苏代替齐国暗地里送给穰侯一封信说：“我听来往人们传说‘秦国将要给赵国增援四万士兵来攻打齐国’，我私下一定对我们国君说‘秦王精明而谙熟谋略，穰侯机智而精通军事，一定不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呢？韩、赵、魏三国友好结盟，这是秦国的深仇大敌。它们三国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尽管有上百次的背弃，上百次的相骗，但都不算是背信弃义，一旦对外它们是互信不疑的。现在要战败齐国会使赵国强盛起来。赵国是秦国所仇视的大敌，显然对秦国不利。这是第一点。秦国的谋臣策士们，一定会说‘打败齐国，先削弱三晋和楚国的力量，然后再战而胜之’。其实，齐国是个势单力薄的疲惫之国，调集天下诸侯的兵力攻打齐国，就如同用千钓强弓去冲开溃烂的痈疽，齐国必亡无疑，怎么能削弱三晋和楚国呢？这是第二点。秦国若出兵少，那么三晋和楚国就不相信秦国；若出兵多，就会让三晋和楚国担忧将被秦国控制。齐国惧怕被伐，不会投靠秦国，而必定投靠三晋和楚国。这是第三点。秦国以瓜分齐国来引诱三晋和楚国，而三晋和楚国派兵进驻加以扼守，秦国反而会腹背受敌。这是第四点。这种做法就是让三晋和楚国借秦国之力谋取齐国，拿齐国之地对付秦国，怎么三晋、楚国如此聪明而秦国、齐国如此愚蠢？这是第五点。因此，取得安邑把它治理好，也就一定没有祸患了。秦国占据了安邑，韩国也就必定无法控制上党了。夺取天下的中心区域，与出兵而担忧其不能返回比较起来，哪个有利？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才说秦国精明而谙熟谋略，穰侯机智而精通军事，肯定不会给赵国四万士兵让他攻打齐国了。”于是穰侯不再进军，领兵回国了。
公元前271年（秦昭王三十六年），当时相国穰侯与客卿灶商议，要攻打齐国夺取刚、寿两城，借以扩大自己在陶邑的封地。这时有个魏国人叫范睢自称张禄先生，讥笑穰侯竟然越过韩、魏等国去攻打齐国，他趁着这个机会请求劝说秦昭王。昭王于是任用了范睢。范睢向昭王阐明宣太后在朝廷内专制，穰侯在外事上专权，泾阳君、高陵君等人则过于奢侈，以致比国君之家富有。这使秦昭王幡然醒悟，就免掉穰侯的相国职务，责令泾阳君等人都一律迁出国都，到自己的封地去。穰侯走出国都关卡时，载物坐人的车子有一千多辆。
穰侯死于陶邑，就葬在那里。秦国收回陶邑设为郡。
太史公说：穰侯是秦昭王的亲舅舅。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扩张领土，削弱诸侯，曾经称帝于天下，各国诸侯无不俯首称臣，这当是穰侯的功劳。等到显贵至极豪富无比之时，一人说破，便屈居下位，权势被夺，忧愁而死，何况那些寄居异国的臣子呢！[3]
作品赏析
魏冉是秦宣太后之弟，运用杀伐手段拥立宣太后之子昭王即位，又凭着他与昭王的特殊关系在秦国独揽大权，被封为穰侯，四次为相，起用名将白起，连续东伐，攻城略地，战绩卓著。太史公为其立传既着眼于“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的功绩；又有意揭示其最后“身折势夺而以忧死”的原因。传文中对穰侯由发迹到忧死的全过程作了确切而简要的记述。这样一位权势赫赫的人物何以“一夫开说”而“身折势夺”呢？传文中揭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他假秦国的武力专注于攻齐。“以广其陶邑”，经营自家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是与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王着眼于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其二，他“擅权于诸侯”，“富于王室”，对秦王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他的垮台具有必然性，太史公的记述无疑是深刻的。
清吴见思对本传曾作过如下评论：“穰侯事大都备于《范睢传》，此只用点次法，以须贾说词及苏代书词，两篇出色，前后以简略相配，以成章法。”（《史记论文》）从该传的章法特点看，吴氏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明太史公何以不惜篇幅插入这两大段说词和书词，而这恰恰是太史公行文的周到、细密之处。其实引入大段的说词和书词旨在说明处于飞黄腾达时期的穰侯已经露出了垮台的肇端。须贾已经看到穰侯一味经营陶邑的用心，所以劝穰侯不可围攻大梁，否则“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苏代的书词则正是后来范睢“一夫开说”的注脚。因此，这两段说词和书词在传文中居于重要地位，是表达传旨不可或缺的部分。[3]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夏阳  司马迁写史记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他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公元前90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