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朝鲜战争细菌战
概述
朝鲜战争细菌战，是指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声称美国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细菌对中朝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美国则全盘否认并主张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去中国与朝鲜实地堪察却遭中、朝拒绝。此事成为双方的宣传战。
1952年初，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2月24日，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美军撒布细菌罪行。3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和侵犯中国领空。为了战胜美国的细菌武器，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采取种种措施，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药力扑灭带菌毒虫。美国的细菌战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使美国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月28日，“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细菌战”遭到失败。 [1]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反细菌战决策过程
现有中国档案表明，最早发现美军投掷细菌弹的是位于朝鲜铁原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部队。1952年1月27日夜间，美国飞机多批在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次日早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面积约200米长、100米宽。（总后勤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决397页，1987）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平方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该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第42军致志愿军司令部电，1952年2月2日）。但该军卫生科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昆虫是否带有细菌。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详细询问情况，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消灭昆虫。（《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173-174页，北京，金城出版社，1995）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除要求采取紧急消毒预防措施外，并要求第42军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昆虫标本，请专家鉴别。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立即报告（志愿军司令部致各兵团、各军、各特种兵指挥所、各炮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铁路军管总局并报东北军区、中央军委电，195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同样非常重视。除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外，并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数日，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驻地已发现类似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且出现在美国飞机经过的地区，在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国飞机所投掷，但可能性极大。防疫专家经过化验后，认为这些昆虫所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可能性为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总部不得不采取措施，防范敌人投掷带菌昆虫，制造混乱。2月17日，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下达防止敌人投放细菌的指示，要求全军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性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上送标本外，并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杀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中朝部队联合司令部致各兵团、各军、各特种兵指挥部、各炮师并报军委、金日成首相、东北军区电，1952年2月17日）。
就在这一指示发出后的同一天（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声沉闷，异味弥漫，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部过程。这就证实了雪地昆虫系美军飞机所投掷。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于2月18日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队驻地发现之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己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火，以免蔓延（志愿军司令部致各兵团、各军、各炮师、各特种兵指挥所、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铁路军管总局并报总参谋部、东北军区电，1952年2月18日）。至此，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可能正在朝鲜北方投放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2月18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美军在朝鲜投放昆虫的情况和对收集到的昆虫标本检验所得出的初步结论，称：美军投放的昆虫标本已经从朝鲜送回北京做进一步检验，究竟带何种病菌，还需要两天时间检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并需要苏联予以人力、物力援助（聂荣臻呈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报告，1952年2月18日）。毛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为防止意外，朱德特别批示：病菌标本“不宜送回，以免传染”。
2月19日12时，应周恩来的要求，总参作战部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认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就在同一天，总参作战部接到了志愿军的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部队发现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虽无法确定是否为美军所投放细菌引起，但已有两人死亡。
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死亡情况出现，已经开始在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引发了恐慌。尽管对美军投放细菌的检验工作仍在进行，所发现的昆虫中到底带有何种病菌和多少种病菌尚需进一步研究，但根据志愿军部队的现地观察、来自各部队的疫情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所收集的情报，特别是防疫专家已经作出的检验结论，中央和军委在综合各部门报告与结论的基础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防疫工作非同寻常。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在志愿军部队中引发极大的恐慌，直接影响部队的作战，而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断然决策：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周恩来是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2月19日晚，根据毛的指示，他确定了六项计划要办的事情：一是加紧对前方送回的昆虫标本进行检验，作出结论；二是立即向朝鲜派出防疫队和运送各种疫苗及各类防疫器材；三是商请朝鲜政府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的罪行；四是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提出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防疫动员；六是向苏联方面通报情况，请求予以帮助（《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2页）。周恩来确定的事项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立即付诸实施。
总参谋部是反细菌战最初阶段的中枢协调指挥机构。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当晚（19日晚）就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等人开会，讨论具体落实措施，确定：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3天内全部空运安东然后转送朝鲜前线，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准备分批送到朝鲜；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及与朝鲜政府协调。
第二天（20日）上午，聂、粟两人又与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以及贺诚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在听取中方情况介绍后，苏联顾问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判断和处置。阿萨杜良肯定美军是在实行细菌战，认为其目的可能是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敌人必将对中国大量使用。苏联顾问建议中方必须大力进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处理有关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责成卫生顾问协助中方确定防疫计划。除成立政府防疫委员会上报毛主席决定外（毛21日请周恩来对是否马上成立该委员会提出意见，周恩来认为可暂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聂、粟对顾问的意见表示同意，当场决定，总后勤部卫生部应集中力量领导此次防疫任务，与苏联顾问经常在一起办公，形成指挥所性质的机关（聂荣臻、粟裕呈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报告，1952年2月20日）。
2月21日，是反细菌战斗争正式开始的一天。
这一天，中央军委向志愿军下达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的指示，指出：“据许多征侯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现在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敌人所散放者为何种病菌（因需经过培养和反复检验，故时间上需两日），但事不容迟”。在告知已经采取的防疫措施后，军委强调：“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3页）
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通报了中央决定的外交和宣传斗争步骤：新华社从22日起发布新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提出控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控诉，建议世界和平大会发起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指示强调：对于美国这一新的罪行，“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要求各地党委在新华社发布新闻后，应发动控告和反对美帝罪行的宣传运动，动员“全国人民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2-203页）。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金日成首相，通报中国方面掌握的美军飞机撒放毒虫细菌情况和中国方面已经决定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建议，除了采取防疫措施外，“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上卷，2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彭德怀司令员也在同日致电金日成首相，通报了有关情况。在此之前，志愿军总部从发现美军飞机投掷带菌昆虫后，即随时向朝鲜党和政府详细通报有关情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已于2月20日决定，将怀疑遭受美军投放细菌武器污染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划定为危险地区，实施严格的疫情监视和消毒杀虫对策。并规定，在这些地区内，一旦发现特殊传染性病例，立即实施隔离措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关于反对敌细菌武器的斗争对策》，1952年2月20日）。接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报后，金日成首相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具体对策，并将朝鲜军事委员会决定寄送彭德怀，希望通知志愿军部队，以便在防疫工作中互相配合（金日成致彭德怀函，1952年2月25日）。
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和大规模杀虫灭毒防疫工作为重点的反细菌战斗争由此在朝鲜和中国国内迅速展开。根据美军实施细菌战“具有试验性和威胁性”的特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反细菌战任务是：“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杀虫灭毒的防疫运动；并号召部队和人民，既不恐慌也不麻痹，要坚信以群众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战胜敌人细菌战的。”（周恩来、贺诚报毛泽东主席并中央：《两个月来的反细菌战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4月15日）
在国际舞台上，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使用了大量屠杀人民的细茵武器，制造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罪恶行为，凶暴地违反了有关战争的一切国际法规。”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美军的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组织者的国际责任。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也从22日起连续发表消息、社论与评论，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撒播细菌毒虫的情况。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25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防疫工作是反细菌战工作的中心。在儿天时间内，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向朝鲜紧急运送了数百万份各种疫苗与防疫用品，同时于22日从国内向朝鲜紧急派出52名防疫队员，29日又从北京、天津各大学和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抽调专家、助教44人，组成检验队，携带检验药品、器材等，前往朝鲜，弥补志愿军检验和防疫技术力量的不足。
总后勤部卫生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以最短的时间拟制完成了防疫计划大纲。周恩来于23日审阅后，认为大纲“原则可用”，但指示将反细菌战斗争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不急于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中朝方面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于当日批准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上卷，219页）。
2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正式下发了修改后的防疫计划，对反细菌战斗争的组织领导、疫苗接种、疫情监控、防疫队和化验检疫工作、病人收容和隔离、宣传教育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志愿军坚决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防疫工作，对各级防疫工作领导体制、疫情报告、防疫对策等等，均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指出：敌人实施细菌战，“必须引起我全军高度警惕，战胜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只要能严格进行预防工作，细菌战是不可怕的”（彭德怀、邓华、韩先楚、甘泅淇致各兵团、各军、各炮师电，1952年3月1日）。志愿军上下动员，展开规模庞大的宣传教育和防疫工作，其组织工作之周密与所投入力量之巨大，丝毫不亚于实施一场战役行动。部队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绪也平稳下来。
但是，2月底和3月初，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月29日起，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宽甸、临江等地区在美军飞机入侵后，也发现了各种带菌昆虫。中央和军委判断，美军很可能已经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北。反细菌战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
3月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粟裕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讨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确定：在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军新的罪行，并在外交上进行正式抗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扩大和加强防疫队伍；加强东北和国内的防空力量。周恩来指示聂荣臻，会后向苏联顾问通报情况，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加强东北防空力量等问题。
3月5日，聂荣臻、粟裕与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分别谈话。阿萨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应变措施，他从医学的角度认为“目前的情况非常严重”，敌人散播的细菌是经过特别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细菌，这就“增加了我们防疫工作的困难，是最担心的现象”。他表示将与总后勤部卫生部商议后很快提出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的具体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准备采取的措施外，专门对加强东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见，说：他会将会谈情况马上报告苏联政府，要求除目前在东北的苏联志愿空军部队外，再增加1个空军师，而且这个师应该是具有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师。聂荣臻表示同意，请其先向苏联政府请示，然后由毛泽东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聂荣臻、粟裕呈周恩来报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林彪报告，1952年3月5日。3月12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全天候作战歼击机师到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
毛主席审阅周恩来主持确定的各项应变措施和聂荣臻、粟裕与苏联顾问谈话的报告后，批准所议定的各项措施，并于3月5日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由此，反细菌战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以及内地部分地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3月8日发表声明，控诉美国政府扩大细菌战范围，派遣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投放带菌昆虫的罪行。中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刊载消息，揭露美军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的情况。中央军委于3月12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军委致志愿军司令部并东北军区电，1952年3月12日）。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根据既定计划，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紧急措施下的领导体制。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贺诚为主任，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具体防疫工作。同时决定，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政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力进行防疫工作，与美帝细菌战作坚决斗争的指示》，1952年3月13日）。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部队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对各种区域内的防疫任务和措施均作出了详细规定。
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进行，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事件始末
细菌战有说法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美国雇佣石井四郎、若松勇次郎、北野政次等一批日本细菌战犯，继续秘密研究与制造细菌武器。其中对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免予起诉，以换取其研究内容。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1995年10月《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发表之〈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展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中，声称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与北野政次中将及“100”细菌部队部队长若松勇次郎中将率领前731部队成员在韩战期间赴韩国发动细菌战以阻止中共军队之南进。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联合国军为求扳回劣势即决定施行生化战。三部队长及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来至北纬38度南北朝鲜分界线勘察，并以防卫38度线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细菌武器为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体。细菌战的对象为（一）军队炊事房，（二）警察餐厅，（三）军队、政府、党的宴会场，（四）城市的水池河川，（五）党高级干部的任宅等五种。美军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一千余名。北野政次与美军C.B. Philip 上校之联系也被公开。 （注：流行性出血热可能就是后来鉴定的由汉他病毒（Hantavirus）引起的汉他出血热。） 
澳大利亚卸任外交部长约翰·波顿于1952年前往中国，曾听当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提到美国表示曾使用细菌武器但是仅仅是以“试验”为目的。 
美国在1951年开始编列大量预算研制细菌武器，1954年开始生产武器级的细菌武器。当时韩战已经停战。
宣传战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威克岛接见联合国军麦克阿瑟，只让他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但身为职业军人的麦克阿瑟以求胜为先。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 
1951年3月14日，国际红十字会中国代表李德川（Li The Chuan）呼吁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 
4月11日，杜鲁门以“未能全力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为由撤了麦克阿瑟的职，由马修·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接任。 
5月8日，朝鲜外交部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播天花。 
5月19日、24日和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准备使用细菌战，并且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毒气，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检查。 
9月22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上述指责。 
9月，共产主义外围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决定派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各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1952年1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一项报告中说：美国的飞机掌握北朝鲜制空权，并偶尔飞越中国领空散播天花病菌。报告认为这是导致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以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旋即命令取证调查，并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鲜。 
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电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讨取证调查事宜，并说：我们必须要求苏联细菌专家及设备的帮助。聂荣臻同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门开始相应的准备工作。 
2月19日，毛泽东将聂荣臻的来电转批周恩来：请注意这个问题并为此做出必要的准备。 
1952年2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状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 
1952 年2月22日，朝鲜外交部长白汉永（Bak Hun Yung）再度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声明说，美国飞机分别于1月18日、29日，2月11、13、15、16日在北朝鲜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与此同时，北朝鲜的广播电台也报道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 
同一日，在庆祝社会主义阵营“反殖民主义国际日”之后，苏联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使用细菌战。 
2月24日，在调查取证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北朝鲜政府对美国的指控。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组织公布：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美军在韩战中使用细菌弹的消息立即通过官方控制媒体传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事实上，早在半年前的1951年夏季，北朝鲜已经大面积流行过瘟疫。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条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中，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也开始大面积流行。由于几乎没有医药可以救治，众多的中国军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流行病。 
2月28日，聂荣臻再度发电给毛、周二人，指称美国仍然在38度线一带和50军团上空散播带菌昆虫。并报告说，他已经动员44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和营养学家赴朝，次日抵达前线。 
也是2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拉科波·马利克（Lacob Malik），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 
3 月4日，沉默多日的美国终于开口。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 
3月4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进行调查。 
3月8日，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首先是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声明说：“美军侵略军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美国政府为了要达到其扩大朝鲜战争、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仅在朝对和平人民朝中人民武装力量使用了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所绝对禁止的细菌武器，甚至还扩大这种罪行，对于中国东北的和平人民，也使用这一非法的细菌武器，来进行野蛮的挑衅。”声明接着说，“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周恩来还指责美国使用蛤蚧、纸包、衣物包装、各种陶器和金属制品作为容器，以蜘蛛等节肢类动物和小型啮齿类动物等18种带菌动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动、植物病菌[7]。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严惩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中国政协、中共和十二个民主党派、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 
3月11号，在发表否认声明并要求指责国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要求，希望在有关地区进行调查。 
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对美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反应：按照国际惯例接受这一请求，并立即向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调查行动得到中国和北朝鲜的合作。并告知，印度政府将对调查行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国际红红十字会计划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 
3月15日，中国政府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开始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3月19日，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结束在北朝鲜的调查。 
3月中旬，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再度否认关于细菌战的指控，他并补充说：“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3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把世界卫生组织将就美国在北朝鲜散布细菌的指控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征询意见。 
3月26日以后，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再度公开正式否认对美国的这项指控。 
3月20日至27日，民主律师委员会在北京进行调查。 
3月28日，国际红十字会就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案，再度向中国、北朝鲜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再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就美国在北朝鲜散播细菌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政府，征询回答。 
3月中旬至4月中旬，苏联新闻媒体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内容，大力宣传“美国使用生物战”。 
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但对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三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将对在北朝鲜战场散播传染病一事提供调查的议案发往平壤。 
3月31日，国际红十字会第三度向中国、北朝鲜发出请求合作调查的呼吁。 
同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表，指责美国在1951年5月6日至1952年1月9日期间，使用化学武器。 
4 月2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第二份报告。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 of 1948]。这个委员会直接接受了指控者所提供的证据及其结论。报告结论说：“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著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 中国刊物《世界知识》上《侵朝美军的滔天罪行》一文说“石井，若松等原731部队军官”前往南朝鲜，进行细菌战并进行战俘人体实验并成为藤井教授的材料来源。
4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第四次向北朝鲜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允许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入朝鲜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北朝鲜对此事继续置之不理。 
4月7号，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野蛮的和卑劣侵略行经。不仅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且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4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第四次向中国政府、北朝鲜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准许红十字会调查团进入北朝鲜和中国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在4月20日以前，北京政府、平壤政府仍然不做出回应，红十字会将视为对这一请求的否决。 
4月30日，由于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都没有回答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次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决定停止有关这项调查的努力。 
5月22日，联合国军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在再度 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 
世界和平会议被时代杂志画为苏联斯大林的工具6 月23日至8月31日，在苏联的建议和组织下，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会议（World Peace Council）”组成的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以李约瑟博士为首，进入北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 
8月2日，《五个月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中说，敌人使用细菌的省份为“辽东……湖北，河南，云南，四川等十九个省区”。”
9月，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长达669页。报告在没有独立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没有独立确证任何呈交给他们的样品材料的情况下，就将他们收到的证词（其中包括美国空军战俘的证词）直接列为事实。
原文
1950年6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战场。12月，美军南撤时在朝鲜北部黄海道撒布天花病毒。1951年，美军正式制定在朝鲜战场大规模细菌战的计划，10月总司令部令空军执行。1952年初，美军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方式，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展开细菌战，对朝鲜北部七个道、44个郡投掷了细菌弹。2月23日及3月8日，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进行抗议。苏联代表在前不久才决议派军赴韩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之前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结果没有通过。 
在细菌战初期，中朝方少数部队和居民发生散在性的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毛泽东提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面展开“反细菌战”的防疫卫生“运动”。全面进行防疫教育与卫生宣传，对军队普遍注射防疫，为驻地朝鲜平民注射疫苗一百三十二万人次。清洁卫生、捕鼠、杀虫、灭蝇，在4、5月捕鼠五百一十多万只，扑灭了大量的蝇、蚊、蚤及其他昆虫。很快控制住传染病，年内军、民的一般传染病的发病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为减少。 
1952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由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进行了现场调查，调查的人员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5月开始，中朝方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其中3名上校军衔的战俘分别供述了美国官方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36个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也供述他们投放了感染瘟疫的跳蚤和染毒的鸡毛。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第四国际认为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美军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用于军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