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司马
司马相如
（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汉时文学家。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 
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 
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一生只写了《史记》，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念"假"] 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为“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此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公元前87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夏阳，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生平
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星象家——司马迁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象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宫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向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司马光
北宋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汉族。(但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任光山知县时，生于县衙官舍的，该观点已为当今主流，多数专家学者认同），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家世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诞生于郫县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县城西街政府路西侧（今老百姓花园处），曾发掘出一通石碑。正面文“司马温公诞生处”，碑阴略记司马光诞生于郫县的时间地点及立碑原因。石碑最早为清末郫县知县夏与赓立。因年深日久，石碑受风雨剥蚀，碑文早已漫涣难识。民国24年刘天祥任县长，督工按原碑尺寸重镌，碑高144厘米、宽68厘米。石碑原立于县衙右侧（原址为司马温公祠堂遗址），现存望丛祠。 　　据《郫县志》收录的宋代邛崃人张行成《司马温公祠堂记》记载：“故谏议大夫司马君池以某年作县尉郫邑，越明年某月生公于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称也”。这段文字说的是，当年司马池在郫县做县尉时，住在官署，其夫人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司马光。该文还说：为纪念在官署得子，司马池特在庭下亲手栽植松、楠各一株。司马池父子先后辞世后，松树枯萎，唯有楠木树仍苍翠欲滴。郫人认为楠木树茂盛是托司马光之荣，故县丞李名逸在司马光诞生之地建立“司马温公祠堂”，以祀司马光。 　　据资料记载，司马光生于天禧三年（1019年），是北宋大臣，主编了 
涵芬楼宋刊本资治通鉴
著名的《资治通鉴》。宋哲宗元祐一年（1086年）为相，八个月后病故，追封为太师温国公。因而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 　　张行成《司马温公祠堂记》还说：北宋年间，郫县流言，说是山里少数民族叛变了。当时的县令闾丘梦松假借回家看父母，溜回了山西，主簿李言也挂冠而逃。县城秩序混乱，百姓人心惶惶。时任县尉的司马池，不顾全家性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自动代理县令，主持了县事，收拾了混乱的局面。当时恰逢正月，可是老百姓却没有心思过年，那些有钱的人，在埋金埋银藏蚕丝藏织布；那些没有钱的人，扶着老的，携着少的，抱着幼的，纷纷朝成都、彭县、大邑县的深山老林逃命。为了使人心安定下来，司马池便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大放花灯三天三夜。老百姓看到放了三天花灯，也没有发生叛变一事，心安定了，纷纷重新搬回郫县。 　　司马池因其政绩，后来升官离开了郫县。但县人没有忘记他，感念他在郫县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温公祠堂记》的作者张行成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非常崇拜司马光。他与司马光同为北宋人。他的出生地邛崃与郫县同属成都府，相距不过百十里；二人生活的时代相隔也不到百年。因而他的记述应该是有根据的、可信的。《司马温公祠堂记》后来被收入大清《一统志》艺文类，足见司马光诞生于郫县的记载，已得到许多有识者及权威著作的确认。巧合的是，同为宋朝人的袁说友在《成都文类》有一段记载，意思是：“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当四川省郫县县尉时，生於官廨的”，这与张行成的记载吻合。 　　司马温公祠堂今已不存，遗址已被开辟为老百姓花园。“司马温公诞生处”石碑，今存望丛祠内。
童年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将胡核去皮，他姐姐问他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皮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自此便不再说谎。“司马光砸缸”的儿童故事，在当时的东京（今开封）、洛阳一带就有人把这个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传为千古佳话。 　　破瓮救友⑴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⑵生七岁 
司马光砸缸
，凛然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⑷，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⑸。自是⑹手不释⑺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⑻，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⑼，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⑽，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翻译：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司马光）生七岁，凛然(严肃庄重的样子)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撰)，爱之(指代《左氏春秋》)，退(回去)为家人讲，即了(懂得)其大指(同“旨”，主要意思)。自是(从此)手不释(放下)书，至(甚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在)庭（院子），一儿登瓮，足(指失足)跌没(沉没)水中，众皆弃去(抛下那小孩逃去了)，光持(拿)石击瓮破之(指代瓮)，水迸(涌出)，儿得活。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注释： 　　（1）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2）【光生七岁】司马光长到七岁。光，即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现在山西）人。北宋大臣，史学家，编撰《资治通鉴》等书。 　　（3）【凛然】严肃庄重的样子。 　　（4）【《左氏春秋》】又称《左传》，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编撰的一部史书。 　　（5）【大指】大意，主要意思。指，通“旨”。 　　（6）【自是】自此，从此。 　　（7）【释】放下。 　　（8）【瓮】口小腹大的一种容器。 　　（9）【弃走】逃走。 　　（10）【迸】涌出。
仕途
司马温侯祠前的司马光像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改并州通判。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身后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潜虚》、《均韵指掌》、《类编》、《传家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稽古录》（《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切韵指掌图》、《司马文正公集》等37种。
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
编撰《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耗时19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褒贬
司马光外交政策和影响：人们习惯把司马光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外交才能认识不多。司马光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在给庞籍担任幕僚时，就提出修城堡防御，募民屯田，阻止西夏的蚕食。他后来上奏时说过：“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司马光主张加强防御阻止西夏的蚕食、入侵，屯田戍边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反对在“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同时他也反对在两国和平时，宋朝主动破坏友好关系。最初边臣侮西夏国主，使臣向朝廷诉讼，司马光和吕诲建议罪边臣，恢复友好，不从，两国爆发军事冲突。又提出“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来宋朝要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宁可不当枢密副使也反对草率开战，因为当时西夏没有大举入侵宋朝。司马光对待外交关系的基础观点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方针，辽朝皇帝有尊号后，有的大臣也热衷给宋朝皇帝加尊号，司马光引用汉文帝与匈奴单于故事，批驳了两国关系平等建立在皇帝尊号相同的基础上。我们现在都理解国家关系平等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没有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在这点上，司马光也含蓄批评了宋朝当时软弱、姑息的外交政策。宋朝在军事实力与辽朝相近，都是一百多万部队，从战略上，最忌讳辽朝与西夏的七十万部队联合攻打宋朝。司马光也理解宋朝不能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战，因此他也曾上书反对赞赏同时引发与西夏、辽朝冲突的边臣。历史也证明了他的预见，在宋朝与西夏开战后，辽朝乘机对宋朝进行军事讹诈，宋朝割让代北领土妥协。又发动了对吐蕃的熙河路战争，交趾也乘机以宋朝变法害民为借口，发动对宋朝的战争，宋朝在陷入多条战线同时开战后，国内国际形势都严重恶化。司马光与韩琦都是主张对外关系应该慎重，反对轻启战端，但也都是反对姑息、妥协政策。司马光在宋朝危机的时候担任了宰相，他改变了恢复岁赐，不归还西夏领土的和谈条件。司马光对外交政策认识更合理，知道西夏耻于在胜利时丧失国土接受和谈，同意归还西夏城堡，取消不平等岁赐。司马光的立场得到文彦博的支持，但是朝中多数是变法派，他们有异议。这个立场缓和了国际危机，西夏、辽朝见司马光任宰相缓和国内矛盾，得到百姓拥护，也告戒边臣不要轻启冲突。司马光一度也要放弃熙河路与吐蕃友好，后来没有实行。熙河路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数人是羌族，与宋、夏、吐蕃都有臣附关系，也是复杂地区。尽管司马光同意归还西夏领土，但不久他去世。宋朝与西夏就城堡两国再次开战，元祐四年议和西夏归还战俘后，宋朝才归还了城堡。议和不久宋朝与西夏再次开战，宋朝同时也与吐蕃在熙河路冲突，再次以恢复岁赐为条件与西夏议和，以后宋朝同吐蕃战争，从元符二年一直打到崇宁三年。司马光懂得战争是国家大事，需要谨慎对待，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非同儿戏。宋朝主动挑起战争，又没有充分的战争准备而失利。司马光反对战争的立场，是维护了宋朝和西夏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得到两国人民的爱戴。司马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两国平等基础上，不是卖国的妥协行为，他在西夏入侵河东时主张修城堡防御，是保卫国土的爱国行为，对西夏维护国土的爱国行为也认同，宋朝占领西夏领土，再给岁赐是名实皆失的错误政策，不仅会被西夏看做是侮辱，也会加重本国人民的经济负担，停止战争后占领的土地不是防御宋朝必需的战略要地，没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宋朝曾攻占了灵州以南的广大西夏领土，都最终放弃，为了几个城堡而继续战争，仅是维护虚假颜面，损害人民利益，欺骗人民自以为是胜利者，还有战果。对司马光的政策宋朝和西夏人民都是拥护的，这也是辽朝和西夏统治阶级尊重司马光的原因，他们不能违背民意，使自己处于人民和道义的对立面。宋朝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战争是主要原因，人民在饥寒交迫，赋税徭役沉重的压迫下苦不堪言，要求司马光解救他们的呼声，不仅是针对变法，也是针对战争。司马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民族政策应恩威并施，归附者以德相待，以仁义为本；背叛入侵的要威震抗击。这比视蛮夷为禽兽，任意杀戮攻打要进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56卷评论：“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不赞同对少数民族不分好坏地杀戮，认为他们与华夏是平等的，不公正对待他们是错误的，主张爱惜生命。耶律楚材在劝阻成吉思汗，停止屠城政策，也是司马光爱惜生命的立场。历史上仁义政策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曾对金世宗谈到司马光的理论，认为当时执政的人多以兵戈赋税为主，司马光能用道义和孝敬辅佐天子，这是非常可贵，执政者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办，能让天下百姓受益。司马光在历朝历代得到各民族人们的普遍拥护，也是历朝代代统治阶级尊崇他笼络人心的重要原因，他的外交政策是在宋朝执行了很短时间，但是却在后来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和平友好、民族平等的外交政策即使在现在看也是有进步意义。他在外交中奉行的避免在两条战线同时开战的观点也是客观实际的。外交关系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最高成就也是体现在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靠妥协、投降，损害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利益为成果。外交政策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国家的危机。
主要作品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 　　《涑水记闻》 　　《稽古录》（包含《历年图》、《国朝百官公卿表》、《通鉴举要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