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原文

注释
〔1〕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
〔2〕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又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过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活动。后曾和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戴季陶感到绝望而自杀。
〔3〕北京《晨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为《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4〕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工作，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5〕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6〕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九二○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7〕这里是指中农。
〔8〕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9〕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0〕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11〕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12〕指一九二二年香港和上海的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于一月十二日，坚持了八个星期。最后，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在罢工中死难烈士的家属。上海海员罢工于八月五日开始，坚持了三个星期，也得到胜利。
〔13〕指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主要铁路线的工人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他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二月七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14〕开滦煤矿是直隶省(今河北省)开平、滦县一带煤矿的总称，当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开滦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间矿工三万余人举行的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对这次罢工进行残酷的镇压，工人死伤很多，但是仍然坚持斗争。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答应给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资。焦作煤矿，在河南省北部，当时也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焦作罢工指一九二五年七月爆发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响应五卅运动而发动的，前后坚持七个多月。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并且被迫接受增加工资、不无故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项条件。
〔15〕沙面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一九二四年七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活动。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告罢工，抗议这些无理措施。这次沙面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
〔16〕指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开始的上海大罢工和六月十九日开始的香港大罢工。这两处罢工是当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柱。前者有二十多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三四个月；后者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截至当时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17〕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分析
这篇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政治态度，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和对象：
第一，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分辨真正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不同阶级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就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对革命就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只有这样，用经济地位来考察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才不会被暂时的表象所迷惑。
第二、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前者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后者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第三、 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面，他们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有联系，在革命到来时，他们会发生分化，左翼会跑到革命一边，右翼会跑到反革命一边。
第四、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村的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分子和小商人。这个阶层属于小生产者，他们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他们在革命到来时会站在革命的一边，是中国革命可靠的同盟军。
第五、 半无产阶级包括大部分的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等。他们是更小的小生产经济，经济地位底下，生活困难，遭受深重的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
第六、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除此以外，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是集中；第二是经济地位底下，两手空空，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的待遇，所以在革命中比任何阶级更坚决、彻底。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还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1] 
意义
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1] 

创作背景
1925年，国共两党合作推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而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则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较为巩固的后方基地。
当时，中国的革命势力和反革命的势力正酝酿着一场大决战。在这一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都有自己的表现，反映出其对待革命的态度。同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为首的新右派。他们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并借此在统一战线中排挤和打击共产党。而当时在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统一战线中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等新情势，都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基本问题——革命领导权、动力、对象、及革命前途等有清醒的认识，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写出了这篇文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