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群体智慧
简介
群体智慧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是由Peter Russell(1983),Tom Atlee (1993), Howard Bloom (1995), Francis Heylighen (1995), Douglas Engelbart, Cliff Joslyn, Ron Dembo, Gottfried Mayer-Kress (2003)与其他理论家共同描述，是由许多的个体合作与竞争中所显现出来的智慧，它看似有自己的思想。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一种共享的或者群体的智能，它是从许多个体的合作与竞争中涌现出来的。集体智慧在细菌、动物、人类以及计算机网络中形成，并以多种形式的协商一致的决策模式出现。对于集体智慧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属于社会学、商业、计算机科学、大众传媒和大众行为的分支学科——研究从夸克层次到细菌、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社会层次的群体行为的一个领域。这个概念也经常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它被当作为联结物种和生化人的心灵感应。 
上述定义来自侯世达（1979）、彼得·罗素（1983）、汤姆·阿特利（1993）、皮埃尔·列维（1994）、霍华德·布洛姆（1995年）、弗朗西斯·海拉恩（1995年）、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克里夫·乔斯林、罗恩·德姆博、戈特弗里德·梅尔-克瑞斯（2003年）以及其他理论家的著作。集体智慧被诺曼·L·约翰逊称为共生智能。集体智慧的网络化集体智慧（CI）也可以定义为某种形式的网络化，即互联网，它是由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引发的。Web 2.0 实现了交互性，因而用户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集体智慧凭借这一点来提高现有知识的社会共享。Henry Jenkins，一个在新媒体和媒体融合领域的主要理论家，依照他的学说，集体智慧可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及共享文化[1]。集体智慧不仅仅是所有文化在信息数量上的贡献，同时，它也是质量上的贡献。 
一个CI的先驱，George Pór，他将集体智慧定义为“通过分化与整合、竞争与协作的创新机制，人类社区朝更高的秩序复杂性以及和谐方向演化的能力”[2]。汤姆·阿特利和George Pór说明“集体智慧还包括实现单一的关注点以及标准的衡量尺度，以提供适当的行动门槛”。他们的方法植根于科学界的隐喻。 
列维和de Kerckhove从大众传播的思考方法来考虑CI，集中网络信息及通信技术的能力去提高社区知识库。他们认为，这些通讯工具可以使人类既方便又快速地进行互动、分享与合作（Flew 2008）。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对于那些以社区为基础的论坛，例如维基百科，为它们做贡献的机会大于以往任何时候。通过对数据库的集体访问，以及允许他们 “利用蜂巢”，这些计算机网络给与参与用户存储和检索知识的机会（Raymond 1998; Herz 2005 in Flew 2008）。对于人和计算机所组成的群体，在麻省理工学院集体智慧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研究人员[3]，他们研究和探索这些群体所具有的集体智慧。
历史
集体智慧的概念最初来自于昆虫学家William Morton Wheeler的观测。表面上，独立的个体可以合作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变得和一个单一的有机体没有什么区别。在1911年，Wheeler看到这样的协作过程在蚂蚁身上起作用，它们表现得像一个动物的细胞，并且具有集体思维。他称之为更大的生物，即聚集的蚁群看起来形成了一个“超有机体”。 
1912年，爱米尔·涂尔干将社会确定为人类逻辑思维的唯一来源。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他认为，社会组成了更高的智能，因为它在时空上超越了个体。[6] 
集体智慧来自于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的“智慧圈”概念，以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脑”概念。对其所作的深入研究在近来逐渐增多，例如Pierre Lévy撰写了同名的一本书，Howard Bloom撰写了《全球脑》（另见全球脑概念），Howard Rheingold撰写了《聪明行动族》（Smart Mobs），而Robert David Steele Vivas则撰写了《智力的新技能》（The New Craft of Intelligence）。依据信息的法律和道德来源，后者介绍了把所有公民当作为“智力民兵”的概念，如同能够创造一个“市民智慧”。它使得公职人员和公司经理保持正直，并且把“国家智能”的概念放在脑中（以前关心间谍和保密）。 
1986年，Howard Bloom 把细胞凋亡、并行分布式处理、群体选择以及超有机体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关于集体智慧如何工作的理论。[7]后来，在计算机生成的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和“遗传算法”（由约翰·霍兰德所开创的概念）方面，他又进一步表明该怎样来解释集体智慧，例如那些竞争的细菌菌落和竞争的人类社会。 
蒂姆·伯纳斯-李，作为万维网的开发者，他建造该网络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交流与发布。之后，他的老板开创了可供免费使用的WWW技术。在90年代初，互联网的潜力仍然没有被利用，直到90年代中期，由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的负责人Dr. J.C.R. Licklider所提出的“临界质量”，它需要互联网更加方便、实用。[8]因此可以说，集体智慧背后的动力是信息与通信的数字化。这是因为，超链接的存在使得搜索和创建网站、网页变得更容易，而知识则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被建立。 
David Skrbina[9]提到，“群体意识（group mind）”的概念是从柏拉图的泛心论（panpsychism, 即精神或意识是无所不在的，并且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中）概念衍生出来的。他遵循“群体意识”概念的发展，这是由霍布斯所阐述的，同时与霍布斯的利维坦有关。利维坦起到一个统一实体的作用，并且可以当作Fechner的人类集体意识的论点。他认为涂尔干是最著名的“集体意识”拥护者，并且认为德日进是超过其他任何人的、详尽阐述了群体意识的哲学影响的思想家。
例子
政党最著名的集体智慧工程是政党，它动员了大批人来制定政策，选举候选人，以及资助和运作竞选活动。军事单位、工会和企业仅关注小范围的事务，但是却可以满足一些名副其实的“CI”解释——最严格的定义将需要有能力对很随意的条件作出反应，并且在这些条件下没有严格限制行动的来自“法律”或者“客户”的命令或指示。另一个例子是像BootB 和DesignBay这样的在线广告公司，它们使用集体智慧以绕过传统的营销和创作机构。 
即兴演员也体验到一种类型的集体智慧，他们称之为“群体智慧”。学习者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智慧是学习者产生的背景。其中，一组用户协作marshall现有资源去创造一个生态环境，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需求往往（但不仅限于）与共同配置、共同创造和共同设计一个特定的学习空间有关，这个空间允许学习者创建自己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者产生的背景相当于一个特设社区，它可以在一个信任的网络中促进集体行动的协作。 
对于学习者产生的背景，在互联网上也许可以发现最好的例子，一群协作的用户将知识集中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共享的智能空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作为一个共享的公共论坛，因而有了集体智慧的概念。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互联网的全球易用性和可用性使更多的人发表他们的想法，以及去访问这些协同的智能空间。（Flew 2008） 
如果我们在科技方面衡量智能，那么蚂蚁社会则比人类以外的任何其他动物表现出更多的智慧。蚂蚁社会能够从事农业，实际上包括几种不同的形式。有些蚂蚁社会饲养了多种形式的牲畜，例如，有的蚂蚁为了“挤奶”而喂养和照顾蚜虫。Leaf cutters照看真菌，并且运送叶子来喂养真菌。 
不管怎样，多数人都同意，维基百科是一种完全表现出集体智慧的媒体。它是一个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由任何人改变的百科全书。这个观念被称为“维基经济学”，是由Don Tapscott 和Anthony D. Williams在他们有着类似名称的书中提出的。他们引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内容：“‘维基经济学’是新的力量，它将人们联合在网络上，以此来建立一个巨大的脑。”[5]通过这个应用，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并创建了术语“产用合一者”或者“产销合一者”。游戏在游戏中可以看到更多集体智慧的例子。一些游戏，例如《模拟人生》、《光环》和《第二人生》，它们被设计为更加地非线性，并且为了扩展而需要依靠集体智慧。这种交流方式正在逐渐演化，同时影响着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心态。[8]对于他们来说，集体智慧已成为一个规范。
媒体
新媒体经常与集体智慧的提高与增强联系在一起。新媒体能够轻松地存储和检索信息，这主要通过数据库和互联网来实现。而对它来说，这允许它被毫无困难地共享。因此，通过与新媒体的互动，知识很容易在信息来源(Flew 2008)之间传递，进而导致一种形式的集体智慧。交互式新媒体的使用，特别是互联网，促进了在线互动以及在用户之间的知识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智慧常常与共享知识相混淆。前者是广泛的提供给所有社区成员的知识，而后者则是被全体社区成员所了解的信息。[17] 
相比协同智能，Web 2.0所代表的集体智慧只有较少的用户参与。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媒体，或者特别是主要媒体不能提升智能，因为主要媒体在充分处理复杂问题方面固有的无力，例如环境危机。参见《IRG解决方案——等级制度的无能以及怎样来战胜它》（The IRG Solution - hierarchical incompetence and how to overcome it, 1984），讨论了主要媒体和政府类型的等级组织。该书认为，集体智慧只能从巨大而非正规的人际互动网络中涌现，而媒体对此却帮不上忙。
近期的发展
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增长也突出了“集群”或“约会”的技术，使按需开会或者甚至是约会成为可能。这种技术在集体智慧和政治成就上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但反全球化运动在活动的前中后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以及其他的方式。Tom Atlee，一位既参与理论活动又参加政治活动的理论家，他量化了一个受过训练的基础，即在这些事件和政治需要之间推动它们的连接。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以更加新闻化的途径来做到这个，甚至在维基百科里有一些时下这种事件的报道。 
很可能这种资源在未来可以结合成一种形式的集体智慧。它仅对当前的参与者负有责任，但是具有来自于几代贡献者的强烈的道德或语言方面的指导——或者甚至是采取一种显然更民主的形式，以此来推进一些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