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六十自讼
作品原文
时间过得真快，从出生到现在，马马虎虎有60年了！
……
站在今天的我，来检查我过去的60年，很荣幸也很惭愧。荣幸的是生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点----由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性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居然没落伍，赶上了历史，做了最前进的共产党党员。……
如何又说很惭愧？革命是件天大的事，依靠大众，依靠参加革命的各个分子，分子努力多一分，革命力量就增一分。……惭愧的是入党将18年，有充分的时间和丰富的事实，有党的光辉的主义与领导，应该大有成就。然而正如李六如同志说的：“我以前自以为差不多，自以为阶级立场稳定，整风以来，才知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我以前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思想上入党，还是近二三年的事。”这话我很有同感。当然，我不是故意把自己看小，我也有可以赞扬的所在。而是说革命要求我贡献一切，要求我尽一切可能，而我贡献的却太渺小；另一方面也说明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由自由民主派的立场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不容易。我想，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别是入党以后，我的成就也许要大些。
成就是没有一定尺度的，就个人的知识、智力、时间而定，各人尽其知识、智力、时间的可能，自然也不会满足其成就。因为一满足就会停止甚至后退。我之自愧，是说未尽到我的可能，因循、软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尽。　
革命要能力也要体力。为了革命不应爱惜生命；为了革命又必须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给予你的生命以健康。近3年来我身体大不如前，不能任繁剧或连续工作至4小时以上。然不能说革命的艰难经历损害了我的健康，而应该说现在的生命是党所给予的。我先天很弱，小时父母很担心这孩子养不活，不知烧过多少香，吃过多少药。……而我还没有死，还不很衰，一个原因，我对于自己身体虽无锻炼却少摧残。另一个原因则是加入党后，生活改变，旧社会问舍求田、男婚女嫁、失业得业，许多劳碌人性的事，一扫而空；而占领脑子里的是解放人类的崇高事业，与美丽的理想，而且一步步接近，因而更一天天的高兴。……
科举是害人的，我中科举毒不深，然假如不做秀才，“闻道”也许要早些----那正是盛年，一生的黄金时代。最末一次的举人秀才，革命的很少，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更少，然而这皆是当时的优秀。难怪后之统治者总梦想恢复科举式的考试! 
地位也是害人的，三家村也好，大都会也好，一爬上士大夫阶级，必然反动，必然为旧统治的支持者，这是续范亭先生说的“奴皮”，没披上，钻着去披；一披上，死也不肯解下。今之野心家正在出卖大批“奴皮”给正在出世的青年披上。
旧的学问及修养，有好处，应该接受与发扬它的好处，比如：“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见义勇为”；“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等，我于这些，自问尚无愧色，这就是支持我能走到革命的基础。但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唯心倾向，先入为主，使得我对于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立场进步不快。
60年蜕变的经过：荣幸呢，从旧的壳里钻出来；惭愧呢，没有出色的建树。
荣幸也罢，惭愧也罢，都过去了。……身体健康虽向下落，但在党的爱护下，精神健康，可能增加。“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么行年60，也应该设法弥补59年以前的缺点，能够对党有较多的贡献。这就是我今后的打算。习气未芟，歪诗一首：
匆匆六十年，华发压双肩。未肯容颜老，犹争意象鲜。
外包形豹变，内蕴旨蝉联。沙与金俱下，荣兼愧未蠲。
孤才知极直，钻始识弥坚。不羡松乔寿，重研马列篇。
放之弥六合，卷也得真荃。战斗涂膏地，操存欲晓天。
劝农祈大有，听雨且高眠。待补当年阙，还过日六千。[1]
作品赏析
一百年前，尼采说出“上帝死了”，当时神权统治世界，个体需要打破权威的禁锢，人的面目开始显出轮廓。如今，经济高速发展，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成为通行时尚，“我”的影子无限扩大，空洞而迷乱的个性在现实里游走。当下，我们最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个体意识，而是信仰，一种有着自我清醒意识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有真正的信心，才能有真切的自我认识，才能给人以充足的力量感，才能对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
革命先辈谢觉哉的《六十自讼》就是一篇闪烁着信仰之光的作品。短短两千多字，并没有谈论过高的形而上的话题，而是娓娓述说他的经历和感悟，追求崇高信仰与坚定自己对革命事业、对党、对自己的认识相结合，信仰带给他对人、对己、对未来的信心。
《六十自讼》首先回顾了谢觉哉一个甲子里多舛的命途。他出生在湖南宁乡偏僻的山区，年轻时与众多热血青年一样虽然常常对时局愤慨，喜欢接受新思潮，却又常常感到失望，直到 42岁才真正找到了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确实令人热血沸腾，但如非理性的选择，一时理想化的激情过后，自会陷入深深的失落。谢觉哉是理性的，他没有忙不迭一头扎进革命的洪流，而是在实践中日益建立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才能在人到中年之时有准备地踏进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道路。他在家书中说：“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四十岁的年龄，大多数人考虑的不过是金钱权势、家中妇孺，谢觉哉却毅然在不惑之年参加革命，“赶上了历史，做了最前进的共产党党员”。这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理性的抉择。正因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抛弃了自己“地主、绅士、教员”的小康生活，即便“升官发财的路摆在前面”也没有走。因为他相信，救国族于危亡的事业远远胜于小家的安逸。
文章中，谢觉哉剖析了自己在成就、自我意识、科举制度、地位权力等问题上的态度，其中，他的崇高信仰始终贯穿其间。他颇有自信地将一些与世俗观点相悖的想法公之于众，任人评说。如“成就是没有一定尺度的”，谋求更大的成就是为信仰多尽一分力，如果“未尽到我的可能，因循、软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尽”，则令人遗憾和愧疚。唯有如此，在后来的艰辛生活里，他才能对信仰持之以恒，丝毫不懈怠。
取得成就需要强健的身体。长征时，谢觉哉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等年老体弱的同志组成中央机关总队干部休养连，以知天命之年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年轻人都难以承受的折磨。正是高尚的信念给了他们提升肉体强度的信心！他说：“革命要能力也要体力。为了革命不应爱惜生命；为了革命又必须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给予你的生命以健康。”人的健全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更需要解放的思想，钳制思想、教育顺民的科举制度害人不浅。“穷则独善其身”，寄望“明主”、抗拒革命的思想是中国旧士子的原则。从自己身上，谢觉哉意识到斗争精神的缺乏，来源于科举取士的封建制度对思想的禁锢，“最末一次的举人秀才，革命的很少，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更少，然而这皆是当时的优秀。”在20世纪30年代的乱世中，对旧皇权幻想的破灭，对新革命的信心的缺乏，使许多人信仰丧失。各类党派、各级政权忙于拉拢人才，面对高官厚禄、重金无数的许诺，目光短浅者就此被收买，但“地位是害人的……一爬上士大夫阶级，必然反动，必然为旧统治的支持者，今之野心家正在出卖大批‘奴皮’给正在出世的青年披上。”谢觉哉没有因为接受了新思想就立即撇清与传统的关系，而是采取辩证的态度，承认正是传统思想中的精华，支持他走到革命。同时，他也根据自身经验提醒人们认识它的消极方面。
《六十自讼》中的文字通篇朴实无华，谢公直白、平实、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成就、弱点、骄傲和遗憾进行了剖析，既没有夸饰也没有掩盖。他光明磊落，“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对自身进步发展和革命道路都充满信心。这份信心来源于立场的坚定，也来源于信仰的指引。正因为有了信仰，才能够正视自我，不回避问题，也能够对改正充满信心。时代、社会制度在变化，有些源于人类本性的问题无法避免，既然无法避免，就要勇于正视和克服。这里，没有身居高位的大领导夸夸其谈，也没有好为人师的老先生滔滔不绝。在平易近人的文字背后，是一位长者诚恳的目光，那目光中，充满了期待、饱含着鼓励，更洋溢着信仰的光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