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利语
历史
根据语言学研究，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古印度就有用古代梵文书写的宗教经典《吠陀》，里面记载了语言、词汇、语法的分析材料。同时还有对其进行诠释研究的《诠释篇》。其中最先分出的就是语法，在古印度人看来，语法是一切知识学问的基础。这些文献都用古梵语编写，但文字并没有统一，多是口口相传。公元前8世纪，古印度人用一种源于古闪米特人的天城体文字记录下来，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与流行的口语泼拉克里特语有很大区别，这就是梵文文字的正式定型。
公元前600~300年，古印度的语法家巴你尼将前人的材料进行整理概括，写出著名的梵语语法书《八书》，成为印欧语系最早的语法书。全书主要对象是梵语，但也兼顾其他地区的部分方言，常将吠陀语言与其他方言进行对比。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均有为此书做注解的语法专家。
简介
近年来，原始佛教、南传佛教有逐渐受到重视的趋势。一方面，北传《阿含经》不再被视为小乘经典，而广为流行。另一方面，南传佛教禅修成就者（如泰国的佛使比丘、阿姜查，缅甸的马哈西等高僧）的相关著作陆续被译介出来。而以“四念处”为主的（内观）禅修法门也受到广泛而持续的注意。当然，在文化界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汉译南传大藏经》的出版了。由于这种种因素的相互激荡，使得南传佛教的圣典语“巴利语”，也逐渐受到重视。因此，以下我们就拣几个要点来谈谈它。
什么是“巴利语”？
巴利语是记录南传佛教“三藏圣典”所用的语言。“南传佛教”是指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锡兰）、缅甸、泰国、高棉、寮国等南亚国家的佛教。Pāli一词，本来并不指“语言”，而是指南传佛教的“圣典”（经律论三藏），是用来跟圣典的“注释”（Attha-kathā）相对的。把这种语言叫做“巴利语”，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事。此前，依上座部传统，它一直被称为“摩揭陀语”（Magadhi），或“根本语”（Mūla-Bhāsā）。后来由于 南传佛教各国间常进行文化交流，不同语系的各国比丘间，自然而然以这种记录圣典的语言来沟通，于是就称它作“圣典（Pāli）语”，即“巴利语”。
巴利语在印度语中的位置
从语言系统来看，巴利语属于印欧语系，印伊（印度伊朗）语族，中期印度雅利安语的一种方言。印度雅利安语由时间可区分为：古代（如吠陀语、古典梵语）、中 期（纪元前六世纪~纪元后十一世纪顷）、与现代（十一世纪后）三期。其中巴利语所属的“中期印度雅利安语”总称Prakrit语。Prakrit语的意义，根据最通常的主张，是与Sanskrit（古典梵语）相对的语言。亦即古典梵语是根据“巴你尼（Panini）文法”人为规定完成的人工语、雅语、标准语，而巴利语则是没有人为成份的自然语、俗语、民众语。二者同样渊源于古代印度的吠陀语及其它日常用语，因此它们之间有着非常亲近的渊源关系。
巴利语的起源
巴利语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语音系统与现存印度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同。关于它的起源，从十九世纪起，东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二说：摩揭陀语说依照上座部的传统，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用以说法的古摩揭陀语。因为世尊一生游行布教的足迹，多半在摩揭陀国（Magadha，约在当今印度的比哈尔省Bihar）一带，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东部人。因此他所用的语言，极可能就是东部方言摩揭陀语。
再则，佛般涅槃后不久（B.C. 486），大迦叶尊者主持召开的经典编辑会议“第一结集”，便是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Rājagaha）郊举行的。佛灭一百一十年顷（B.C. 370）“第二结集”的所在地毗舍离（Vesali），也。 （或半摩揭陀语）。
第三结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那就是阿育王采纳了当时会议召集人帝沙目犍连子长老（Tissa Moggaliputta）的建议，组成了一个弘法使节团，四处宣扬佛教。其中，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长老（Mahinda）等一行七人，前往楞迦岛（Lanka,即今斯里兰卡）弘法，同时还携去了这次结集的三藏圣典。因此，上座部相信，传持圣典的巴利语就是摩揭陀语，也就是佛陀说法以及历来结集三藏的用语，而巴利语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脉相承的正统经典。西部印度语说由于巴利语与摩揭陀语，在语言本身的特质上，存在若干明显的差异。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巴利语应是源于“西部的印度语”。其主要理由是：印度现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属于西部群的基尔纳尔（Girnar）刻文，最接近巴利语。其次，巴利佛教所属的上座部之根据地即是西部印度优禅尼 （Ujjeni）为主的地方，且在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刻文也与巴利语相近。此外，把上座部佛教传入锡兰的摩哂陀长老，据说生于优禅尼，并在这里出家。这样，认为他以西部印度语为母语，将上座部经典传入锡兰，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论。
巴利藏的写定与流传
佛陀时代并没有书写的经典，教法是靠师徒间口传心受的办法保存流传的。这种口诵传承的方式，是古代印度社会普遍的习惯，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奥义书》 便是如此。那么，这口耳相传的巴利圣典，直到什么时候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呢？确切的时间，目前并不清楚。但是，一般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长老到锡兰弘法的时候，同时带去了第三次结集的三藏。这样，很可能当时就有文字记录的典籍。而书写经典的文字，可能就是阿育王时代通行的“婆罗米文”或“驴唇体”字母。而在锡兰也发现纪元前二世纪左右使用“古僧伽罗字母”的山洞石刻，字母形体与驴唇体颇为相近。这样，巴利三藏写定的年代，也许可以算做纪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即第三结集之后，地点在印度本土。
另一种说法是，巴利三藏写定的工作，是在锡兰岛婆吒伽摩尼王（Vatta-gamani, B.C.43--17）时代的第四次结集时才完成的。这次结集以荷弃多长老（Rakkhita Thera）为首，召集大寺派（Mahāvihāra）长老五百人，于纪元前二十六年前后，在锡兰中部玛达雷（Matale）的灰寺（Alu- vihāra）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及注疏，并决定将经典用“僧伽罗字母”（锡兰文）音译，写在贝叶上保存。
这次（第四）结集，为什么决定把三藏写定下来呢？据说，当时锡兰岛上的佛教有“大寺”（Mahāvihāra）及“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两派，保守而严持戒律的大寺派，与前进开放的无畏山寺派意见不和，纷争迭起。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异端无畏山寺派歪曲教法，因此才决意书写，以永存正法。
从三藏的流传来看，这次结集包含两项重要事件：一、它是“整部三藏文字化”的开始。（之前，第三结集记录的经典，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其馀内容依然以口诵流传）二、这种文字记录是以当地字母（锡兰文）“音译”的方式来保存的。从此以后，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字母音译保存巴利圣典，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后来缅甸（用缅文）、泰国（用泰文）、高棉（用柬埔寨文）、印度（用天城体），还有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用傣文），乃至近代国际通行的“罗马拼音”文字，都是沿用这个办法。
巴利语的发展阶段
巴利语从发生到现在的两千多年间，事实上也历经了几个发展变迁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圣典“古偈颂”中的巴利语，约至纪元前三世纪止。这些偈颂保留了许多与吠陀语共通的语形，由于音韵或省略的关系，许多地方艰涩难懂。第二阶段是，圣典“散文”中的巴利语，约至纪元前一百年为止。此阶段内容合于文法，文章流畅自然，优美而深刻，可谓极其难得的珍品！第三阶段包括圣典的注释书、教理纲要书、史书等，以五、六世纪为中心，前后数百年间。此阶段文章也相当简练、畅达。第四阶段为后世各种文献的巴利语，约从十世纪到现在。此一阶段的巴利语以锡兰为中心，而后发展于缅甸、泰国等地。由于时代、地域与早期巴利语已有隔阂，再加上梵文化的影响，文章显得造作别扭，极不自然。
另外，巴利语从十二、三世纪起，也一直是南方各国僧侣间交流佛法的“谈话用语”。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新造了许多现代生活中的语汇，如akasa- yana（飞机）、ayo-yana（火车）等。总之，巴利语正如许多语言一样，一直不断地在使用，也一直不断地在变迁发展。这不正是佛法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吗？
巴利三藏
在所有现存的印度语佛经中，巴利三藏是时间最早，数量最多，而内容也最完整的一套。以下略举其要：一、律藏：包括“经分别”（Sutta-vibhanga）、“犍度”（Khandhaka）、“附随”（Parivara）三部分。二、经藏：包括五部（尼柯耶，Nikāya）：(1)长部（Digha- nikāya），相当于北传《长阿含》。(2)中部（Majjhima-nikāya ），相当于北传《中阿含》。(3)相应部（Samyutta-nikāya ），相当于北传《杂阿含》。(4)增支部（Anguttara-nikāya ），相当于北传《增一阿含》。(5)小部（Khuddaka- nikāya），包括《法句经》（Dhammapada）、《本生经》（Jataka）、《无碍解道经》（Patisambhida-magga）等共十五部经典。三、论藏：有《法集论》（Dhamma-sangani）等七部。
此外，还有藏外典籍， 包括觉音（Buddhaghosa）、觉授（Buddhadatta）等人的三藏注释（Attha-kathā），及后世对注释的解疏（Tika），还有教理纲要书如《摄阿毗达摩义论》（Abhidhammattha-sangaha），史书如《岛史》（Dipa-vamsa）、《大史》（Maha- vamsa），以及其他著名的典籍如《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bha）、《清净道论》（Visuddhi- magga）等。
巴利三藏除贝叶版、纸张版外，目前还有两套含“全文检索”功能的（罗马字母转写体）电脑“光碟版”：一是泰国Mahidol大学出版的暹逻版，另一套是泰国法身寺出版的“巴利圣典协会”（英国P.T.S.）版。另外，巴利藏除南传各国语译本外，还有英、日、德、汉及部份法、意等各国译本。其中台湾元亨寺出版的 《汉译南传大藏经》，总七十册，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册论藏的《发趣论》。这个译本是由日译版《南传大藏经》转译过来的。由于“日译”本身并非精本，又经第二手转译，可靠度略嫌不足（语意含糊及翻译错误的地方不少）。尽管如此，它的出版实有着重要的意义！终于弥补了汉译史上的这一缺憾，让使用中文的学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藏》的大体内容。当然，如果因此方便，能够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乃至直接本于原典的译注，则其意义就更大了！在台湾这样虚华、急利的宗教生态下，能够投注如此庞大心力、资源，从事艰巨的“基础文化工程”（译经事业），这真令人欢喜赞叹！
佛陀对语言的态度
无论对教法的传播者或学习者来说，“语言”都是重要的。－－它是成就“闻慧、思慧”的基本凭藉。那么，佛陀对“语言”究竟抱持怎样的态度呢？关于这点，巴利语《律藏》“小品”（Culla-vagga,Vin.II.p139）有个著名的故事，大意是：“有二位比丘，是兄弟俩，出身婆罗门，音声优美，擅于言词。他们一起到世尊那儿，向世尊说：‘尊师！现在的比丘，种种名、种种姓、种种种姓、种种家族，都来出家。他们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污损了佛陀的教言。尊师！请让我们用雅语（Chandaso指梵语、吠陀语）表达佛说吧！’佛世尊诃责他们说：‘无知的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样并不能引导不信佛的人信佛……’接着又做了简短的开示，并向所有比丘说：‘比丘们！不许用雅语表达佛说！违者得突吉罗（dukkata,即犯轻过）。比丘们！我应允你们，用自己的方言（Sakaya niruttiya）来学习佛所说的道理。’”
从这段记录可以清楚看出，佛陀是个“讲求实际效益而反对权威迷信”的平民教育家。他不认为语言有高下贵贱之别，怎样能让学习者“容易闻思教法”才是最关键要紧的！毕竟，觉悟与解脱是来自对教法的“正确理解”与“精勤实践”，而无关乎“语言音声”的是否“尊贵优美”。因此，佛陀反对采用上层婆罗门阶级的雅语， 他说：“吾佛法中不与美言（Samskrta雅语、梵语）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大正藏24册822页 上栏）这便是佛陀平等、务实、开放的语言态度。
这个故事，也是极富启发性的：一则，在这种务实的态度下，随着佛法的辗转流布，经典自然以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翻译记录了下来。这些“翻译的典籍”（如汉译、 藏译等）保留了各时期各地区流行的教法内容，是十分珍贵的资料！因此，我们对它与对“印度语（如巴利语、梵语）记录的典籍”应当“平等重视”才是。其次， 若要实现世尊“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的悲愿，则教界应当严肃面对“如何培养训练各种语文翻译人才”的重要课题！再则，学习“经典语言”不过是增进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径之一。我们切勿“偏信”（迷信）它，以为：“懂得它才能（或就能）懂得佛法”。尤其，对大多数没有充裕时间研究语言的修学者而言，如果能把更多的时间、心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语言记录的经典、书籍”上，反而可以获得更大的“闻思效益”。最后，如果我们学习这些语言的目的，是希求透过它（标准的语音），“持诵咒语”以得“感应”的话，那就去佛教诫太远了！
结语
巴利语与巴利圣典流传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它的存在，表达了佛弟子精诚为法的坚毅心行，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当然，它所传持的教法，既不必是－－如北传、 藏传所卑视的－－“小乘佛教”；也不必是－－如南传自己所尊仰的－－“嫡传、正统的佛教”。回归事实，他不过是全体佛教诸多传承中“谨守早期佛教朴实深刻教风”的一系罢了！然而，由于它是印度语，并且是较接近佛陀时代用语的一种，加上其教法内容“素朴纯净”的特色；因此，拿它来与其他传承、或后期发展、或又经翻译的经典对比，自然可以从“语言文献”乃至“教法内容”的比较研究中，相互发明，更加切当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义。毕竟，现代的佛法研究，不是宗派主义的，而该当积极吸收各部派传承中深刻精华的特质，并且勇于舍去不契正理的异方便，使佛法历久弥新、行健不息！这样，才是研究巴利语与巴利佛教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