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横山说书
简要介绍
横山说书是陕北说书中重要的一支，在横山有悠久的历史，《榆林府志》中对于说书有这样的文字记  艺人表演横山说书[1]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说明在距2000年的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据艺人们传说，横山说书起初只是乞丐们沿门讨饭时依照对象，自编自唱说的吉庆话。后来逐渐发展，产生了长的书词，到了宋代，说书艺术已经很丰富。以后又经过长期实践，不断充实完善，吸收眉户、秦腔及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到了1888～1892年（清光绪年间）说书内容已经很繁盛，也出现了刘麻子、张信等有名的说书艺人，再经过师徒传承一直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党岔韩起祥为代表的横山说书进入了蓬勃发展时代，1942年新秧歌运动促使横山说书传到陕北各地。 
在灿若群星的陕北民间艺术中，说书曾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虽说它最早是为盲人自身生存和养家糊口而创造的一种娱乐民众的民间艺术形式，但经过数千年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它已经成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极受欢迎的文艺形式之一，并发挥了其它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娱乐、审美功能，是西北广大地区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之一。
由于陕北说书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形式简单活动方便，一人一把三弦即可演出，不受时间地点和听众人数的限制，冬天冷了放在炕上，夏天热了放在院里，穷乡僻壤可以到，家庭院落甚至田间地头也可说，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最经济实惠的一种娱乐方式，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说书是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娱乐形式，学艺的盲人也很多。20世纪90年代是说书的改革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除了盲人明眼人也开始学说书，出现了张俊功等一大批颇有造诣的说书艺人，说书内容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增加了现代理念的内容，由单人说书发展为多人说书，乐器也增加了很多。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市场的多元化，各种民间艺术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冷落，说书也不例外，不再是广大人民群众仅有的娱乐方式了，由于经济收入的微薄，年轻一代也很少有人愿意学说书，陕北大地上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面临着失传的困境，前景不容乐观。[2]
曲艺特征
说书是陕北最富有特色的一种曲艺形式。其中又以横山说书最有代表性，其特征如下： 
（1）由盲人讨饭说的吉庆话而来，民间语言丰富，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形式简单，活动方便，不受时间、地点和听众人数限制；
（3）经济实惠，花钱少，一般的平民百姓都请得起。[3]
表演内容
横山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或称之为“三弦书”，或称之为“琵琶书”。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说书在著名艺人韩起祥等的改造下，发展成一人同时操用大三弦（或琵琶）、醒木、耍板、名叫“麻喳喳”的击节木片和小锣（或钹）五种乐器进行伴奏的曲艺说书形式。 
横山说书的唱词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除了艺人们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好的民间艺人，在唱词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秧歌剧、陕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户、蒲剧、晋剧、京剧的曲调，说得上是集各种唱腔于一炉，加以冶炼，然后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唱词。
横山说书的曲调比较丰富，风格激扬粗犷，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其中常用的有单音调、双音调、西凉调、山东腔、平调、哭调、对对调、武调等。
横山说书的结构由起板、过场、正本、落板四部分组成。起板即开头，通常是艺人们根据场合或主人即兴编唱的问候吉祥语，然后“弹起三弦定准个音，众位明公请坐稳，今天我不把别的论，单说说前朝古代人”说书正式开始。过场是起板后为了吸引听众而说唱的一小段幽默笑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说正本，正本一般都是一些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古书传记和新编新人新事等。最后称落板，什么时候落板是有讲究的，一般是故事情节的紧要关头嘎然而止落板收弦，为的是下一场有更多的听众“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横山说书的基本句式有四字句、七字句、九字句、十字句等。音调有男音、女音、真声、假声；苦调、乐调、唱调、打杀调、急急风调等。技巧上讲究单说联唱，遵循：“喜怒哀乐，紧平慢快，男重女轻”十二字方针。
它的演出形式原来只是单人说唱，艺人坐在凳上，右小腿绑三层耍板，右手背戴一串麻喳喳，双手执三弦连弹带说唱，也有在左膝上绑一扇小铜钹的。说唱时遵循传统的“字正、腔圆、吐字清晰”，采用真假声结合及顿挫抑场的唱法，在发声、吐字、行腔；用令上都有讲究。合辙押韵，优美动听。
横山说书的曲目，过去多是由历史精典小说改编的书目，如《大八义》、《小八义》、《五女新唐传》、《双环记》、《连环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当代多以反映时代特征、颂扬革命精神、鞭策和鼓舞人民大众生活的为多。如《宜川大胜利》、《反巫记》、《形势好》、《翻身记》等，也有描写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的如《刘巧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李双双》等，关于一些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故事的曲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张生戏莺莺》等，此外，有些曲目来源于当地民歌如《走西山》、《五歌放羊》、《小寡妇上坟》等，也有为了调节气氛，吸引听众的一些幽默小段如《三女婿拜丈人》、《小俩口抬水》等，不完全统计：有近百部传统书目和近50种唱法和曲调。
传统陕北说书的弹奏乐器主要有三弦、耍板、麻喳喳、醒木、铜钹等。80年代以后说书由过去的单人说唱变为多人联合说唱，乐器也增加了板胡、二胡、笛子、唢呐、四片瓦等，也有加入电子琴伴奏的。[4]
历史渊源
“说书”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2000年大约三千年的西周时代。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官职。另外有以滑稽取乐职业艺人叫“俳优侏儒”。至宋代通俗说唱统称“淘真”，大抵说宋时，盖汴京遗俗。清代说书形式较为普遍，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载：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初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 
《榆林府志》中对于说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说明在距2000年的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传统的说书，是盲人特有的谋生权利，明眼人一般不得介入，其中虽然也有一些明眼说书艺人，但两者经常进行争斗。起先，书词没有写成书本，大部分是由师傅传给徒弟，一代一代口头传下来的，后来有些大本书词，由明眼人代抄下来，才流传至今。
横山说书是陕北说书的代表，在横山有悠久的历史，建国前，盲艺人走乡串户，为群众说平安书祈福增寿。有的还兼搞卜卦，算命等迷信活动。建国后，说书成了一种群众娱乐和文化宣传方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横山约有说书艺人百余名，散布全县乡村。1963年，县文化馆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吸收10名年轻而有发展前途的盲人和具有说书才能的游散说书艺人，组成“横山曲艺宣传队”巡回下乡宣传。为了给盲人一条生存之路，1974年，曲艺队员增加到21人，由能摸认盲文，能书写的说书艺人王学诗任宣传队长。经过艺术培养与思想教育，把旧艺改成新艺，为群众说唱《白毛女》、《红灯记》、《呼延庆打擂》等现代和古典书词，曾参加过陕西省和榆林地区文艺调演，并曾去甘肃、宁夏、内蒙等省区及周边县区演出。从1981年起，曲艺队在文化馆的领导下，将队员分散到农村、厂矿等为基层群众演出，由于其形式简单，活动方便，不受时间、地点等的限制，说唱形式活泼，内容通俗易懂，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5]
主要价值
1、强烈的平民意识。用平民真实的生活编成书词，在平静的生活常态中走村转户演出，娱乐平实的百姓生活。这就是它来自生活，表达和丰富生活的自然真实的生存状态所在。 
2、多变的表演方式。走山唱山，下川唱川，遇贵贺喜，逢灾解烦，这就是说书艺人多变多情的表演方式，它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贴近时代的真情所在。
3、求和求安的追求。说书艺人一生清苦，苦中作乐，守法行善，教育民众和善行事，家门平安，不论说古论今都苦苦坚守这一理想追求。
4、以真诚换取生存。说书艺人多为盲人和有残疾的弱势群体，他们自强自力，以自己的精神劳动养活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政府一旦给点支持，他们更是百倍努力，为社会奉献，为人民奉献。[6]
相关器具
三弦：三弦为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它在说书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旋律的骨干音，传统所用三弦，比现在的大三弦要小一些，也有用琵琶代替三弦的。 
麻喳喳：它是陕北说书特有的一种伴奏乐器，由大约2厘米宽，8厘米长的小竹片组成，在小竹片的中间开一小孔，把六片小竹片拿绳子从小孔中穿过绑在一起，小竹片之间夹小铁片，说书的时候套在艺人的右手虎口与手背上。随着右手拨弦的节奏而发出音不大却很清脆的竹片与小铁片的碰撞声。道白时偶尔也摔一下。
耍板：耍板由4厘米宽20厘米长的四片竹板组成，一单片三联片，在竹板的一端开一小孔，把四块竹板用绳子穿过小孔扎在一起，三联片问夹小铜钱，艺人说书时把单片绑在右腿小腿上，说唱和过门时按一定的节奏拍打联片道白时停止。
醒木：传统说书盲人身边的凳子上会放一块醒木，起板、审堂、点将时拍一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