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创作年代：民国时期
作者：徐志摩
作品体裁：散文
作品原文
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 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 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①（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②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    
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    
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注：①卡立朋，通译凯列班，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个野蛮而丑怪的奴隶。  
②三闾大夫，即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1]﻿
作品赏析
这篇文章原刊于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
徐志摩散文的艺术风格，整体上有一个令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基调，那就是：浓郁鲜明，繁富华丽，轻盈飘逸。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却是一个例外。它所呈现的，是另一种徐志摩散文中极少见的简约质朴的面貌。    
1922年冬，当时的北平市财政总长罗文干，因涉嫌卖国纳贿遭到拘捕，不久释放。但又因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提议，被重新收禁。一时清浊淆惑，谣传纷纭。罗文干的密友同事，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因深信罗文干素来操守廉洁，又不满被称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的行径，遂联合知识界发表宣言，抗议此事，掀起风潮，并辞职离京。归国不久的徐志摩，正处于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创作兴奋期。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从不直接参预政治。所言所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大都只是“随意即兴”。或者如茅盾所说，仅仅有一些“政治意识”而已。但他于政治的黑暗龌龊，一直有着“纸上谈兵”的兴趣。以他“真率”“坦然”的性情，脱口而出地议论时事，并且一旦投入，立即表现出其散文创作在情感表达上独特的个性。正如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归纳的那样：“永远地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写起文章来任性”和“永远是用心写的”。面对这起与己无关的风潮，徐志摩依然即事兴感，在《努力周报》上撰写此文，以示在人格、正义与公道的立场上对蔡元培及其所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声援与支持。    
一篇优秀的散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篇杂感散文，打破徐志摩散文创作在艺术上的基本格调，一些最具其艺术魅力的东西，诸如修辞技巧的变换，语言辞藻的雕琢，以及色彩的调配等，在这里没有得到丝毫的施展，而统统让位于对其内心涌动不息的燃烧般的激情作最大限度的张扬。作者内心的激情，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这里所谓的理想、信念，其实际内涵虽然如胡适所说，只是“爱”、“自由”和“美”的会合而已，还缺乏一个真正的内核。但是爱国主义是这些理想的基础。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对古老民族的深爱与真情，将对理想的追求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表现了为之舍身奋斗的凛凛锐气。    
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在那样的社会里，所能用笔去做的，是“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魄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1924年2月21日致魏雷信》）。作者正是紧紧握住比手术刀还要锋利的挖苦的笔，毫不留情地解剖着社会人生的阴暗和丑恶。  
“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文章一开篇，就以难以置疑的语气下了这两个偏激的结论，如劈空之惊雷，气势突兀。    
紧接着，作者连用三组“只……不会”的排比句式，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国民众生冷酷漠然的卑俗群相。之后，又用古今对照的手法，将历史上尚不少见的“义”、“侠”的气节壮举，对比当时社会上到处“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丑恶现实，给尚待引据的两个结论作了具体的注脚。深刻的抨击，配合强烈的挖苦语气，并出之以“革命最彰明的成绩”的反语，更见作者痛之深和恨之切。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这句理想者肺腑心底悲愤的呐喊，在黑云翻墨的阴暗时代，不啻于一声惊醒沉默民族的警钟，一笛激励勇士前行的号角。但作者仍从反面落墨，以三闾大夫的悲剧，以国民愚暗残忍懦怯的通性，以社会政治卑污苟且的本色，来证明这句“不刊的真言”在现实面前的苍白和软弱。    
紧接着，蔡元培作为理想的化身，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他是作为整个阴暗社会唯一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的国人，其侠义气节比古人更见萎缩；而当时的社会，其视理想如仇敌的态度又远甚于古代。这位在“混浊的水里”“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理想者，端起如“一盆飞旺的炭火”的理想，让人去抓摸亲近，可见其“戆”，其“愚不可及”和“不合时宜”了。    
表面上看，作者再次举起了挖苦讽刺之笔，嘲笑了蔡元培的不识时务和愚不可耐，而其真正的潜台词，却讴歌了其为追求理想正义，孤身为天下先的精神勇气，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从孤苦深寂中喷射出的一腔幽愤和激情。    
末尾大落大起，是全文的高潮。与前面的“悲观”论调相一致，作者再次以难以置疑的语气，预告了理想者必然失败的命运。但却在文章的结尾站在了注定要失败的理想者一边。不但表示要保全“这风潮里面的一点子火星”，而且还呼吁所有“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去“积极地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大门的精神！”前文所有看似悲观消极的低调言论，其实都是作者欲扬先抑的铺垫，为其结尾突然坦露的铮铮态度，造成了奇峰突起的气势。    
这篇杂感的创作，是为了一场偶发的风潮，即事兴感、直抒胸臆，并无很高的艺术价值。因其全无虚情矫饰，体现了徐志摩散文中鲜见的素朴的一面。同时，与徐志摩的诗及其他极富音乐美和绘画美并兼有浓郁意境的散文相比，这类率性而成，既忠实于生活又自由自在的文体，由于少了节奏和韵律等形式上的束缚，更毋须考虑意境的构思和辞采的雕琢。因此，使作者获得了心灵更自由的解放，更好地表达了作者奔放不羁的野马式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讲，内容和形式是桴鼓相应的。    
该文在写作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契合了文章立意构思的某些常用法则。如结尾的观点和文章的题目一呼一应，开合恰到好处。中间左右盘旋，似断实续，脉络可寻。而全文有五分之四的篇幅以反笔落墨，这造成文章结尾在气势上的一大跌宕。正如一条奔跳飞腾的山涧激流，被人为设置的一道闸门暂时锁住了水势。于是，在获得巨大的“落差”之前，它暂时削减了流速。但它蕴蓄着内劲，不断地积累起高水位。终于飞流破闸，澎湃千里。那股如潮的激情和飞动的气势，凭添了文章的情感力度。[1]
作者简介
  徐志摩[2]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0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11月19日在济南附近因飞机失事身亡。 
徐志摩的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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