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瑞玑
人物生平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山西赵城(今属山西洪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在清政府军机处供过职。三十二年(1906)后，曾在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任知县。
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西安光复的第三天，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10月29日，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共和建立，辞归太原，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1912年12月曾署理民政长。1913年初令他正式担任山西省民政长，他弃印不就而去西安，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党的势力威逼清朝皇帝退位，一方面又挟北方势力向南方讨价还价，不惜集重兵向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发动进攻。在1911年12月18日开始的南北和议中，袁氏不时玩弄阴谋，并攻击陕西、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群盗”，叫嚷“秦晋群盗，不在和议条款之列”。张致书袁世凯：“执事谓秦晋群盗，瑞玑不敢辩，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害且百倍于盗。执事视其焚掠不禁，是残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树敌也；避南军之锋，专攻秦晋，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残民不仁，树敌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秦晋之人，固将有以待执事也。”
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再次致书袁世凯谓：“大总统者，国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举。孙公人望所归，故天下共举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 ”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夹攻下，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氏统治中国四年，坏事干尽，终于“积恶成疾，一命归阴”。张在庆幸之余，以辛辣的笔锋，写了《祭袁世凯文》，内称：“汝今死也！恶贯满盈，皇梦不成。民穷财尽，乞美求日，未得其逞。花招骗世，知者齿冷。积恶成疾，一命归阴。衣冠羽化，面目狰狞。噫嘻!早死一年，香臭难分。今日物化，盖棺论定。呜呼哀哉! ……若在中华征民意，死尔万千谁挽留？”
袁世凯生前为建立个人独裁的总统集权制政治体制，于1914年1月10日解散了国会。同年3月，他又收买60名议员召开约法会议，建立御用“造法机关”，通过与《民国临时约法》相对抗的所谓“新约法”。张与一些正直人士没有被列入约法会议之列。后来曹锟贿选总统，贿议员每人5000元，张亦没有接受。
1916年8月张曾以画像词自况：“汝今年四十有五，汝无事无时不与世人相龃龉。人新汝腐，人今汝古。人智汝鲁，人通汝堵。……汝不自悛，而犹自怙。经史贮汝肠，曲蘖撑汝肚。汝诗野而狂，汝文怪而怒。汝穷无聊赖，而不屑与人为伍。三十年后，世界不复有汝矣。嗟乎！汝又何苦？”
1918年，张以国会议员常驻北京。次年2月，参加上海和会的南北双方代表商定，派张赴陕西划界停战。
当时，北洋政府派出的直奉军和晋军、甘军、川军数万人，伙同镇嵩军刘镇华部，正援助陈树藩在关中围攻靖国军。靖国军闻知张来陕主持划界停战，无不殷切盼望。然张却迟迟没有成行。后在各方催促下，才于3月12日动身赴陕，3月22日到达西安。是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妥协诚意，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 (指1918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颁发的前方军队停战罢兵令--编者注) 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不予理睬，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陕西靖国军综述》，载《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此后，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绝意世事不复问政。1928年1月6日病逝。著有《谁园集》，收诗、文各六卷[1]。
喜收藏典籍，每到一地，途中以重金购得许多古兵书，其中收藏到竹简《孙武兵法》82篇，后由其父张联甲书理成册。“谁园”，为其读书和藏书之所。先后收藏图书10余万卷，书画作品数百种，但是在身后流落颇多。10万卷藏书在解放后悉捐赠给山西省图书馆收藏（一说为15万卷）。山西省人民政府于1952年寄给张家的一封有关于张家藏书捐献的信函。诗人极豁达，他曾说，吾建此园，不知身后此园将归谁所有，故名之为“谁园”。此园后来即非张家所有，他的藏书楼现为地方政府办公楼。他的诗文，存留较少，只有300多首，而却多有佳作，后人编有《张瑞玑文集》。[2]
一代名流——张瑞玑
张瑞玑，辛亥革命时期名人，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同盟会成立，即“慨然与焉”，并积极响应起义。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名重一时，长令后人钦敬。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这位杰出之士为晋南人，于我来说，也算乡先贤，所以深为有这样的乡先贤而自豪。可惜其事迹已鲜为人知。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就更是不为人知。今读新近出版的《张瑞玑诗文集》，才知其诗而更知其人，为这样一位优秀的诗人被埋没而甚感遗憾。 
章太炎在《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中说，张瑞玑“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可知张瑞玑除其为人外，对其诗是较为自负的。张氏诗中所表现的浩然正气，与其文一样，都如其为人，这里着重谈其诗之成就。使人一读而难忘并钦佩不已的是他的几首绝句，如《赠俞瘦石时瘦石在海王村以鬻画为生》： 
大陆龙蛇割据年，笔端怪底起烽烟。 
有人已把中原卖，画里江山不值钱！ 
《徐沟道中》： 
轻舆小睡稳如舟，树外青山山外楼。 
十里河滩软沙路，马铃摇梦过徐沟。 
《题吴山民江南归棹图》： 
渔庄落日柳毵毵，水影天光漾蔚蓝。 
一片布帆双桨雨，稳摇诗梦到江南。 
或慨国事，或记闲情，均凝练自然而极富诗味，后两句或跌宕多姿以出新意，或因境而造美语，均大得绝句之妙，足见其才气非凡。尤其是“一片布帆双桨雨，稳摇诗梦到江南”，悠闲优美，直可与宋人名句“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媲美，为近代少有之妙句。 
张瑞玑深厚的旧学功底和诗学修养，更表现在古风和律诗中。集中之诗，以古风和律诗为多，且多佳。古风如慨外族侵侮而睡狮不醒的《醉歌行》、叹战乱的《娲皇陵醉歌》以及《挽黄克强》等，均很有气势，极具才情，读来甚感人。尤其痛斥朝中权贵受贿卖官之作《杨花曲》，极富激情与胆气，今日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进士及第的张瑞玑，任韩城知县时，朝中发生一起影响极大的卖官丑闻，事情是因天津名伶杨翠喜引起。女伶杨翠喜，色艺冠绝一时，贝子载振一见心醉。善于钻营的段观察，即后来因拥护袁世凯称帝而得封一等公的段芝贵，当时蛰居天津，便出资为杨翠喜脱籍，送与载振，身价与奁资共费数十万。没几日，朝中命下，任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舆论哗然。御史赵启霖据事参奏，清廷诏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办。此二人既要官官相卫，更要顾全皇室体面，怎肯认真去查，因载振闻讯已将杨翠喜偷偷送出府邸，便以“查无实据”复命，御史赵启霖反倒以“奏劾不实”被革职。此事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如此大案，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参奏的御史也遭祸，但张瑞玑却敢以《杨花曲》实记其事，将该丑闻宣扬天下。《杨花曲》前有小序，简述那件卖官丑闻，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开头为：“东风吹绿满天津，轻薄杨花乱扑人。落絮沾泥飞不起，化作薄命女儿身。”先从杨翠喜写起，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寻花问柳：“春风猎色打花围，小队青衣拥马飞。西邸宾朋皆内相，津门草木生光辉。……杯盘狼藉夜沉沉，丝竹凄凉亡国音。不下铜驼卧荆泪，还存金屋贮娇心。……河间王邸列群芳，家卉争如野卉香。”其下写段观察“红丝月老费商量”、“亲代天孙筹聘钱”事，“香车宝马配双环，比肩亲载玉人还”。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消受章台一枝柳，人天好事感良友。昆仑肝胆押衙心，酬恩岂在谢媒酒。阿翁只手揽朝纲，亲草诏书代玉皇。白山黑水新开府，头衔一旦生光芒。”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载振得到杨翠喜后，为了感谢段观察，就让“只手揽朝纲”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叙此经过后，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天语飞传万众骇，辽东节度用钱买！”天语，朝廷的诏命也。这是直指清廷的严厉斥责。诗人笔锋，并不止此，又写道：“多事青骢赵御史，弹章再拜奏天子。太息深宫拊玉床，预人家事竟如此。朝廷家法本疏宽，尧母仁慈左右难。白发龙钟老宰相，护持亲贵费周旋。”以反语讥讽说，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惹朝廷不快，让慈禧太后为难，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诗的结尾为：“杨花依旧随风飞，荡作游丝绾不住。”照应开头，又含无限讽刺意味。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作为清政府的下级官吏，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诗人肝胆，感人至深。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近不可得已”。 
律诗如《谁园即事》： 
四面窗轩书百城，琴樽心迹自双清。胸中邱壑画千本，眼底沧桑棋一枰。 
剩有文章媚山水，更无书札到公卿。一天风雪孤寒在，到底梅花不世情。 
又《喜景梅九杜仲 南旋留饮》： 
梦里鹧鸪三两声，故人归马踏青晴。相逢不信头颅在，脱劫方知性命轻。 
囊底黄金心已冷，匣中宝剑气犹生。天涯到处张罗网，莫向人间道姓名。 
谁园，是张家老宅后一片隙地，为其读书和携酒招朋之所。诗人极豁达，不知身后此园将归谁所有，故名之为“谁园”。真如其所料，此园后来即非张家所有，他的藏书楼现为地方政府办公楼。他在谁园多次画梅、咏梅，以表心迹，其品质和情怀，也确实与风雪中的梅花相似。景梅九为著名辛亥革命志士，作者的朋友，作者曾支持景办《国风日报》。从这两首可以看出，张瑞玑诗布局对仗皆似不甚着力而却得体流畅，极其工稳，用语又平易自然，绝无飞扬之态，于平稳蕴藉中见深致与豪气，深得古人之法。将人生之感，立身之道，同志之情，均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为心声，一位慷慨正直之士的胸襟与形象，一二诗即可见之，读来令人感动。其它诗中，即使用典，也均不难懂，绝无艰涩隐晦处。老到以至炉火纯青，不能不令人赞叹不已。 
张瑞玑诗，存留较少，只有300多首，而却多有佳作，此不赘举。诗中又多佳句警言，像“剩有文章媚山水，更无书札到公卿”、“相逢不信头颅在，脱劫方知性命轻”这样的工对和妙句，则不妨摘引：“失计误膺三聘出，无才合着一身闲”、“一生坐受虚名累，万事都同素愿违”、“共和日月风灯影，一统河山战马尘”、“时有闲情谈鬼史，更无痛泪洒神州”、“渐生华发还贪酒，已死名心懒著书”、“英雄老矣难回首，傀儡凄然看下场”、“宦海半生鸡肋味，驿亭十里马蹄尘”、“赏心文字千秋少，敛手棋枰一子差”、“英雄事业兔三窟，乱世人才貉一邱”、“随我转蓬三尺剑，累人行李一车书”、“垂老文章敛才气，安贫门巷少风波”。怀人悼人诗中佳句如：“乱世文章馀血泪，故人肝胆半风尘”、“二世交情推我厚，一身傲骨累君贫”、“人传姓字知非福，天与文章太露才”、“马上警心书一纸，枕边抛泪雨三更”、“愁思如潮常百结，文章卷土定重来”、“斗酒只鸡君记否？素车白马我来迟”、“笑我头颅犹带颈，痛君魂魄竟无家”、“人虽上寿终须死，天不怜才何必生”。诗人嗜诗外又甚嗜酒：“江湖结纳浑无赖，诗酒佯狂剩此身”、“狂来诗酒无馀子，老去须眉几故人”、“酒兵轻敌无坚垒，诗理通禅有妙锋”、“老去酒名随量减，病来诗债比愁多”。或抒壮志与豪情，或写愤懑与无奈，均极耐咀嚼。诗人数以鲁连入诗，有“绿林豪杰如相问，马上行人是鲁连”句，自比鲁仲连，其人确与古之鲁仲连相似，忧国忧民，颇多豪壮之气。此外，模山状水之诗，也多好句，“横石一桥南北水，沿堤千柳往来风”与“落红庭院湘帘雨，凌碧城楼玉笛风”，大有晚唐风味。又如“河声随岸转，塔影出城高”、“犁雨人耕野，嘶风马恋槽”、“乱山随马走，野水逼城流”，皆好，尤其“钟声千壑定，塔影一僧归”一联极佳，简直妙不可言，即唐人诗中，亦不多见。 
读张瑞玑诗，除感受其壮志豪情和凛然正气而令人振奋外，又是一种极好的艺术享受，所以我已读了数遍。我的这位乡先贤，近代优秀诗人，因其诗文集此前未曾刊布，所以竟被埋没至今，致使近年论近世诗者，竟无一人论及他的诗，良可一叹。如今其诗文集得问世，他必将卓然立于近代诗坛，其诗之可传，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