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侯佑堂
导言
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及生物地层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撰写的《辽东省下奥陶纪介形类化石》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介形类古生物学论文。以她为首参与编著的《江苏地区白垩纪—第四纪介形类动物群》和《渤海沿岸地区早第三纪介形类》等是中国学者所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介形虫古生物学与生物地层学专著。[1]﻿
个人简介
侯佑堂，194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四届理事。是我国第一个开展微体化石介形类研究的科学家。先后领导和参加了三个大的有关石油地质的科研工作，为我国陆相盆地及沿海大陆架的油田预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地质古生物资料。对介形类古生物及其有关的地层研究较有成就，特别是对介形类古生物的分类研究和中新生代地层方面的工作成绩突出。合著有《中国的介形类化石》、《渤海沿岸地区早第三纪介形类》等。
简历
1919年5月23日 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 
1935年 毕业于北平市燕冀中学初中，考入志成中学高中。 
1939年 毕业于重庆市芜湖萃文中学高中。 
1940-1944年 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学习。 
1944年 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工作。 
1946年 任南京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助教。 
1947年 任南京市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图书馆管理员。 
1951年 任南京市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1953年 任南京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1979年 任南京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 
1980年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979年、1984年、1989年 当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第3、第4、第5届理事会理事。 
1983年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当选为江苏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2年 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世界著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侯祐堂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月18日12时45分，在南京逝世，享年92岁。 [1]﻿
人物生平
工作情况194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1944年8月-1946年8月在四川地质调查所任技佐；1946年9月-1947年1月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助教；1947年2月-1951年4月在南京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图书馆从事图书管理工作；1951年5月-1989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石油研究室副主任、第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江苏省第三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江苏省及南京市妇联常委，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常务委员、名誉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微体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及介形类学科委员会主任，中国甲壳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功劳侯祐堂自1950年代开始研究介形类化石。是中国最早从事介形类化石的研究者和开拓者，多次参加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负责中国东部含油盆底中、新生代地层及古生物研究，对江苏和江汉含油盆地及其边缘地区中新生代地层及介形类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渤海沿岸地区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及辽河油田井下含油地层及其中特有的介形类化石群进行了详细研究，给石油勘探区提供了大量古生物依据及含油地层所属的地质时代和沉积相等大量科研成果，曾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1980年代初负责主持编著的《中国南海北部大陆架第三纪古生物图册》，在沿海石油勘探区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去新疆南疆及青海柴达木盆地考察和采集中、新生代含油地层及介形类化石，指导和促进了合作项目的完成，对中国介形类化石及相关地层进行了广泛研究。侯祐堂和同事们合著的《中国各纪地层划分，对比及其说明书中的新生代地层分部》及《中国各门类化石中的介形类化石》，曾获江苏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她是介形类学科的带头人，领导并有力推动了该学科的迅速发展并带动了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提高，为我国石油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先后赴前苏联、美国等国家考察、参观和开展学术交流。
突出贡献
古生物研究所组织管理者从195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几乎年年有分配到古生物研究所介形类专业组的年轻同志，或大学毕业，或留苏归来，队伍日益壮大。侯祐堂不仅言传身教，而且采取以老带新、层层帮、人人带的办法，到1981年庆祝建所30周年时，该专业组已有12人。如果以侯祐堂为第一代的话，其余11人（陈德琼、黄宝仁、施从广、杨恒仁、何俊德、郑淑英、叶春晖、勾韵娴、王尚启、曹美珍、耿良玉）可看作是第二代，改革开放时期又招收了很多研究生，或从其他部门调进来的年轻同志，可以算是第三代。于是该专业组也就形成了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四五十年来，该专业组这一科研集体，无论人员数量，还是发表成果（论文、专著），在全国介形类古生物学界都是首屈一指、独占鳌头的。他们还建立了介形类化石处理分析实验室，培养了实验人员7人，有1人已达到技师（工程师）水平。 
以侯祐堂为首的该专业组还担负了为全国介形类古生物学事业培养人才的光荣任务。从1956年起，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产部门、野外地质队等先后派到该所该专业组进修、学习的人员共达100多人次。他们成为自己单位介形类古生物学研究的骨干，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分析处理实验室。 
考察各地侯祐堂并非坐等外单位到他们那里去学习、取经，还主动到全国各地传经送宝。她去得最多的自然是介形虫化石应用最广最有效的石油勘探地区和各油田，她先后去过松辽地区（1957，即后来的大庆油田）、江苏油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大港油田（1964）、江汉油田（1972）、辽河油田（1975）、胜利油田（1975）。1978年她以59岁高龄还去条件艰苦的柴达木油田考察，油田当局特别派了医生、带了氧气筒由甘肃敦煌接她到柴达木冷湖油田，完成任务后，她又去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察。她在对各油田及石油勘探区中、新生代地层及生物群的沉积特征和生活环境有了系统的了解后，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课题，探讨各地区地层顺序及化石组合，进一步考虑介形类动物群横向的地理分区和纵向的演化等等，常常与各地区兄弟单位同行共同发表论文和专著，这样做既创造了新的成绩，又帮助了基层同行友人的进步与提高，从而把中国整个介形类古生物学推进到更新的阶段。 
古生物学界的学科带头人侯祐堂不但是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介形类专业组的组织管理者，而且是全国介形类古生物学界的学科带头人。她对于业务工作的提高，特别注意了几个方面。首先，要急国家之所急，承担生产中的研究任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次，要带着生产中提出的问题，到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地区和单位，系统观察采集，搜罗第一手材料，针对问题，进行研究。第三，切忌单打一，因为单一学科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难以再深入发展下去，所以，必须创造条件使多学科、多手段相互渗透，综合研究，针对重大关键问题，联合攻关，才能取得突破，产生更大效益。这些也正是她们专业组的成功之道。 
侯祐堂十分注意介形类古生物学知识在广大地质古生物工作者中的普及。1951年，当她刚开始学习和研究介形虫化石时，就把自己初步心得体会写成《介形虫的简单介绍》一文，发表在《地质论评》上。为了满足大规模地质普查勘探工作的急需，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于1957年编辑了一套《中国标准化石•无脊椎动物》，侯祐堂撰写了其中第三分册的节肢动物门甲壳纲鳃足亚纲及介形虫亚纲。此书简明扼要，文图并茂，在当时的地质实践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系列通俗《古生物小丛书》中，侯祐堂、陈德琼、黄宝仁、何俊德撰写的《介形虫化石》一书于1963年出版，对于从事介形类古生物学研究的初学者来说是入门的好向导。[1]﻿
学术舞台
侯祐堂及其专业组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他们与国外同行学者、友人在出版品（论文抽印本、专著等）方面从未间断过交流，从而使他们随时能掌握本学科研究的世界动态。她本人和专业组人员也多次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考察、参观、学习、交流，参加国际会议，以及从事协作科研。 
1960年她去苏联访问了4个月，主要去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及全苏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了解其对微体化石分析处理方法和实验室设备。也了解他们对各时代介形类研究的现状。前苏联在对介形虫分析处理方面有“单杯法”、“双杯法”、“苏波金娜法”，值得我们学习。1975年，她曾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等4个单位考察，并观察野外剖面。她又去罗马尼亚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参观、访问，并去野外看剖面。1980年，她去美国也访问了4个月，主要访问了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USGS）的索恩教授和特拉华州立大学地质系的斯维因教授，并参观了几个地区的有关单位，重点观察了美国中、新生代非海相模式标本及发表的标本，与有关学者讨论化石属种鉴定问题。并参观他们的实验室，了解先进仪器设备的使用，以及介形虫化石切片的处理操作等等。趁机她收集了若干专业书刊资料，补充自己的不足，丰富本所图书馆的藏书。侯祐堂与美国斯维因教授合著的《某些有用的非海相中生代介形类的地层时代分布》一文就于1982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第8届国际介形类会议”上宣读并出版。  
1979年第7届国际介形类会议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侯祐堂与耿良玉、曹美珍等提交了论文《中国中、新生代介形虫研究之进展》，后在该会议论文集上出版。1985年，侯祐堂出席了在日本静冈举行的第9届国际介形类会议。会间还去东京湾现场采集标本。1986年她又出席了在澳大利亚瓦加瓦加举行的第2届浅海特提斯会议，并去野外观察剖面。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交流，找出我们与发达国家业务技术上的差距，找到了迎头赶上国际水平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向国际同行友人展示了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突飞猛进的光辉成就，弘扬了我们的优势和特长，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地位。总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侯祐堂有着十分明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她深知一个正直的人必须要做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以报答党、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培育之恩。她回想起新中国建立以后，妇女地位提高，自己有幸进入科研人员行列，并选择了介形类古生物学为自己主攻方向，本单位又为自己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自己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之奋斗终身。她胸襟坦荡，志向宏伟，从不在名利场上角逐，只是埋头于自己的三尺办公桌，在这一方科学净土上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她一心琢磨的就是为党、为国家“出成果，出人才”，也就是多发表论文、专著，多教导、培养晚进后学者。虽然她没有获得科学界更高的荣誉和头衔，但她毫无怨言，从不计较，她始终对比自己获得更高荣誉的人十分尊重，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正因为如此，她高尚的人品赢得了更多人真心实意的尊敬和拥戴。[1]﻿
世人评价
世界著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侯祐堂研究员。
逝世原因及时间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月18日12时45分，在南京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