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本哲学史
图书信息
出版/发行时间：2009-06-1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丛书名：哲学史家文库
作者：朱谦之著
ISBN:7010034907
开本：32
页数：482
作者简介
基本介绍朱谦之（1899—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生于世代业医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成人。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论》等小册子，因而知名于乡里。
高考状元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朱谚之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学习，凡二年，又转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直至毕业。当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朱谦之深受熏陶。他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前途，勤奋学习．打下深厚功底。他听名师授课外，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杜科书籍会被朱谦之椟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到：’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朱在法预料的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太极新图说》等。
五四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朱谦之满怀搬情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并参加当时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宣传无政府思想的《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他撰文抨击时弊，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认为，读书为求学问，不想要文凭，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1920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朱谦之在〈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劳动节的祝辞》，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口号，主张“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1920年U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后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才获释。出狱后，著有《革命哲学》 （创造社丛书之二）一书，充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青年人理想。
理想碰壁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多次碰壁后，设想通过改造人心的途径改造社会，因而求助于佛教。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名佛学家欧阳竟天求教。经过出家体验后，他认为僧伽佛门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遂发表《反教》诗，宣布与佛门断绝关系。以后他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于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飘，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此时他发表了《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等，抛弃过去虚无主义思想，宣称宇宙人生都是浑—的真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间即可实现。
大学教职1934年，朱谦之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他在厦大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后扩充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获祖国内外好评；此书出版后，日本中村嗣次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1925年，朱谦之辞去厦大教职，隐居于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甫（和靖）故居，潜心著书立说。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哲学》；撰写了《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到大同之路》等等，以托古改制方式，宣扬儒教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希望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他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又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多次发表讲演，号召“农工大联合”，倡导革命。
妻子病逝1928年，朱回杭州不久，妻子杨没累病逝，对他打击沉重，再赴广州、上海，与胡也频、丁玲、沈从文等谈诗论赋，寄情笔墨．1929年．朱谦之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在日本，他首次接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难物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说加以研究。1931年归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他在暨大主编《历史哲学》丛书，并为丛书撰写了《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历史哲学大纲》等文。1932年起至广州解放止．朱谦之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这一时期是其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撰写了大量著作，重要的有：《历史哲学大纲》、 《文化哲学》、《孔德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扶桑国考证》、《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等等。1935年，他与学生何绛云结婚。抗日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运动’；自己出资筹办《现代史学》，推动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
返回母校1949年l0月广州解放。他在中山大学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回到母校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2年至1964年，他先后完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史科学》、《老子哲学》、《老于校释》、《李贺》、《中国哲郸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充著作考》、《新辑本职确镶>》等一大批专著以及论文数十篇。
1958年后．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此后陆续发表《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新编朱舜水集》、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等著作，另外．还发表了《空海与汉文学》等重要论文多用。1964—1970年，朱谦之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致力于宗教学研究，这时他已得重病，卧床不起，但仍奋力完成《中国景教》一书，并翻译了《中国掸学思想史》和《韩国禅教史》等。1972年，他突发脑溢血症逝世，享年73岁。
文化遗产宋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中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誊：“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朱谦之读书极其认真，钻研极其刻苦，治学十分谨严。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用脑和用手，读书时常用朱笔勾画圈点、摘录。在着手写一著作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书目，如在写作《日本哲学史》时所列书目竞达30多个印张；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一书的“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竟有190处引文和注释。可见其用力之勤！他所写《老于校释〉序言，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贴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学术贡献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对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知识．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慨括在他所著《中国哲学史简编》 （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通论三部9册）中。他是治中围哲学史中最早注意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之一：他也重视中国哲学在汉文字圈中的传播和西方的影响。他在1918年就发表《周秦诺子学统述》，这是最早用新观点整理的中国早期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对孔子、老于和庄子等部有专门的著作。《老于校释》在各种版本中招集资料员丰，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研究，给予荣誉奖赏：他的《李贽》一书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好评。朱谦之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国标性荣誉。郭沫若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中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扶桑国考》、《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1958年以后，朱谦之转入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的研究生，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 《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科选》 （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另外，还协助朝鲜留学生完成《朝鲜哲学史》中“程朱理学对朝鲜的影响”、翻译《朝鲜禅学恩想史》等。在上述研究中，他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经散失但仍在中国保存的珍贵文献和资料。他的开拓性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苏联和日本都曾提出要与中国合编日本哲学史资料，越南科学院要派人向朱谦之学习，希望协助他们完成《越南哲学史》等。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为中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图书内容简介
1、日本哲学的产生日本的哲学思想是在日本特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日本适应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先进国家的哲学思想：最初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后来是西方近代、现代的各种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同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开始时，佛教的教义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继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道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后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使理性进一步脱离信仰而自立，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2、溯源平安时代以前的哲学　在5世纪前后，汉字和儒家思想传入日本，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朝鲜传入。它们对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最初出现在据传是圣德太子于 6世纪末、7世纪初写成的《维摩经义疏》等著作中。7世纪初，圣德太子为了给革新政制准备思想条件，派遣留学生到中国（隋朝）学习，直接引入了儒学和佛教思想。他颁布的《17条宪法》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学和佛教教义。其中第 1条的“以和为贵”和第4条的“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都出自儒学；第 2条的“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和第10条的“绝忿弃”，都属于佛教思想；其余各条则多采用儒家经典及子史资料。儒学对于当时的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古代天皇制度在建立过程中曾采取中国的法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7世纪下半叶，儒学的影响特别显著。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儒学看作是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加以庇护。编纂于 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带儒学的色彩。这两本历史经典起了维护天皇制度的作用。
3、佛教与日本哲学佛教经朝鲜传到日本以后，起初并非一种以教义为核心的宗教，而只是对佛像和佛经等的信仰和崇拜。贵族们曾经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日本政府当时认为佛能镇护国家、保护王室，因而在8世纪初发布“僧尼令”，把佛教变成国教，从而使佛教思想占了优势。这时，日本原有的神道教虽然继续流传，但实际上处于佛教思想的指导之下。
到了奈良时代，佛教与政治结合得更加紧密，加强了作为国教的地位。神道教和佛教这时开始在教理上调和、折衷，但是神道仍然被置于从属的地位。日本对佛经内容的认真研究，始于平安朝（8世纪）。9世纪初，名僧最澄和空海来中国（唐朝）留学，回日本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确立和传播大乘佛教。日本的天台宗与中国的虽然名字相同，教义却有所区别。
日本的佛教哲学，也是建立在所谓“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等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天台、真言两宗除被赋予“镇护国家”的任务外，在当时日本人的生活中还作为世界观来看待。这时候佛教在日本获得了独立活动的地位。到10世纪，出现了关于净土观念的说教，佛教思想开始渗透到平民中间去，神道教和佛教的调和、结合也有所发展。
4、日本宗派哲学的发展镰仓时代至明治维新的哲学　进入镰仓时代，由于平安朝的贵族势力衰退，封建关系在地方上逐渐发展，形成了武士阶级。到13世纪，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生活困苦，产生了简化宗教仪式的要求。宗教界适应这种形势，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过去主要以贵族为对象的日本佛教，这时兴起了面向民众的思想，于是出现了净土宗、禅宗、真宗、日莲宗、时宗等派别。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日本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佛教教义为特征，实际上是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后来在佛教禅宗与中国宋明理学结合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17世纪，德川幕府巩固了封建制度以后，儒学取代佛教而成为维护幕府统治的思想主流，作为支配士（武士）、农、工、商这四民的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日本的儒学体系主要分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朱子学是官学，长期占居主导地位。此外，还出现了复古神道和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
5、各宗派哲学观点①朱子学派。藤原惺窝是这个学派的先驱，他的学生林罗山在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同佛教和神道教斗争中，曾经用理性主义去批判非理性主义。这一学派内部，也存在过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的矛盾，如安东省庵、贝原益轩等人虽然都从朱熹的理气观出发，最后却把自己的宇宙观归结为理、气合一说，接近于唯物主义；斋'" class=link>；山崎斋、三宅尚斋却把自己的世界观归结为理一元论，陷于唯心主义。山崎斋和水户学派甚至把朱子学完全神道化了。水户学提倡“大义名分”论，它的尊王攘夷思想有助于重新巩固封建统治。当时日本的封建阶级企图用朱子学把封建等级制度合理化，但是，到17世纪，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和商人的抬头，朱子学便开始逐渐丧失影响，代之而起的是古学派。
②古学派。这一派的哲学家排斥汉唐以后的儒学。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仁斋和徂徕都用气一元论去反对朱熹的理气观。这派学者以民间异端思想家的姿态出现，代表非当权派，名义上提倡复古，实际上是对日本朱子学派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此外，还出现了朱子学派的另一个反对派──阳明学派。
③阳明学派这个学派由中江藤树开创，主张阳明学的良知说。其他代表人物有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幕府末期的志士吉田松阴等人也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大盐曾经领导大阪的贫民和郊区农民起义。这一派的学者并非自觉地组成一个集团，而是各自信仰王阳明的学说，其中有的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阳明学在中国一般说来是起了消极的作用，但是，日本的阳明学派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④复古神道。在17世纪，德川幕府前期，与尊王论相关联，出现了复古神道。这种神道反对以往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的古典和神道。这派思想首先由神官荷田春满倡导，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加以发展，集大成者是平田笃胤。他们依据《古事记》等日本古籍所记载的神话，提倡“日本精神”哲学，鼓吹“皇国之道”，宣扬“皇国精神”。他们声称，日本的神道出自神灵，只有这种道才是“真实之道”；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这种神道理论在德川幕府末期成了尊王思想的一大支柱，对明治维新时王政复古有很大的影响。明治维新（1868）以后，作为国家神道的神社神道，基本上继承了复古神道的理论，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且为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对外侵略所利用。
⑤非传统诸学派。17～18世纪，还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从18世纪20年代前后起，西方的书籍开始流入日本，许多日本学者研究兰学，即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的学问，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世界观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自我意识或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不属于任何传统学派的思想家，如安藤昌益、富永仲基、三浦梅园、皆川淇园、司马江汉、山片蟠桃、镰田柳泓等。在整个德川时代 260多年间，只有安藤昌益彻底地批判、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站在劳动农民的立场上提出了无统治无剥削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观；富永仲基认识到思想的基础是物质，并且把这种认识运用到他的历史方法中；三浦梅园富于独创精神，建立了“条理学”；皆川淇园根据他对《周易》的“开物成务”的理解，创立了“开物学”，并且完成了日本最初的范畴论；司马江汉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先进的市民思想家，具有自然科学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见解，提倡地动说；山片蟠桃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成为日本实学的先驱；镰田柳泓知识渊博，不仅批判儒学、神道和佛教，而且在说明知识和感官的关系方面接近了唯物主义。此外，在18世纪上半叶，随着商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心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石田梅岩、手岛堵庵、中泽道二等。他们都是工商业者的思想家，认为“节约”、“正直”、“勤勉”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在封建制度下士、农、工、商四民通有的心。他们的思想尚未达到否定封建制度，但已含有人间平等的思想。上述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在德川幕府以前约1000年间，主要是唯心主义支配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随着德川幕府的崩溃，幕府的官方思想体系朱子学也丧失了统治地位。
6、西方哲学影响下的日本哲学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哲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的哲学在介绍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始终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明治时代初期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介绍的是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西周移植了法国哲学家A.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哲学家J.S.密尔的功利主义，并首先把西方的philosophy译为“哲学”；福泽谕吉传播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中江兆民输入了法国机械唯物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J.-J.卢梭的民主思想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随着天皇专制主义的确立，开始介绍德国哲学，同时出现了一些唯心主义者，如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西村茂树把哲学和儒学结合起来；井上哲次郎首先引进德国哲学，提出现象即实在论这种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井上圆了将哲学和佛教熔冶于一炉。他们的哲学都宣传东方思想，维护天皇专制主义。
7、唯物与唯心在明治三十年（1897）前后，发生了两次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一次是由加藤弘之、元良勇次郎对井上圆了所著《破唯物论》一书的批判引起的，一次是由井上哲次郎、高桥五郎等对中江兆民所著《续一年有半（无神无灵魂）》一书的批判触发的。这两场争论虽然颇为激烈，但是，争论者对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还缺乏明确的理解，所以争论对于当时日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没有起多大推动作用。在这个时期，唯物主义阵营出现了幸德秋水、片山潜和利彦，他们继承了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幸德秋水在理论宣传上表现突出。他写的《社会主义精髓》一书不仅表露出唯物史观的观点，而且包含一些辩证思想。1904年，他和利彦共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还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在无神论上放出了异彩。在明治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叶，德国哲学继续被大量地移植到日本，在思想界逐渐占了上风，成为日本讲坛哲学的主流。初时介绍I.康德和G.W.F.黑格尔的哲学，后来陆续引进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等。新康德主义曾经成为大正时代的“新思潮”。通过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研究和消化，到了大正和昭和时代，涌现出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如桑木严翼、朝水三十郎、波多野精一纪平正美左右田喜一郎、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其中，西田几多郎建立了所谓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提出了以所谓“绝对无之辩证法”为中心的“场所逻辑”和“绝对矛盾自己同一”的逻辑；田边元构造出所谓“绝对辩证法”和“种之逻辑”。他们的哲学，基本上是吸取新康德主义和存在主义加上佛学的一些内容构成的。继西田之后，还出现了哲郎'" class=link>；和哲郎和三木清。和哲郎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展开他的解释学，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人学。三木清研究所谓“人学之马克思的形态”，也是从存在哲学出发的，他终于把存在主义和日本的佛教结合了起来。他的贡献在于，使日本的讲坛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接触，吸引了不少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等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在日本广泛地传播，马克思的《资本论》日译本于1920年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译本于1928年开始刊行。于是在日本哲学界也出现不少唯物主义哲学家。1925年开始的福本和夫同河上肇、山川均进行的激烈争论，掀起了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对于进一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河上肇、户坂润、永田广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比较正确和深入的理解。1932年，户坂润、三枝博音、冈邦雄等组织了“唯物论研究会”，出版了机关杂志《唯物论研究》，进一步探讨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流派，并且反对日本法西斯化和发动侵略战争，在日本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1938年，这个研究会被日本政府解散，户坂润被捕后死于狱中。永田广志也因为参加该会的活动而多次被捕，身体健康受到损害。
8、哲学沦陷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日本的哲学陷于越来越法西斯化的境地。鼓吹所谓“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十分猖獗，法西斯思想、非理性主义横行一时。不久，出现了所谓“世界史哲学”，亦称“世界史派”，代表人物是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等，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根据，把侵略行径美化为“世界史的当为”。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支持侵略战争。直接充当军部喉舌的所谓“皇道哲学”更加疯狂，它散布“绝对服从天皇”的伦理，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毒害日本人民，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
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主思潮的高涨中，过去被镇压、禁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复兴时期，而曾经喧嚣一时的日本主义、“皇道哲学”和“世界史哲学”迅速销声匿迹。松村一人、古在由重、森宏一、山田坂仁等进步哲学家，一面努力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面积极批判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等唯心主义流派。东京大学教授出隆以及西田的学生、著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等，从唯心主义阵营转入唯物主义阵营，在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个时期，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期刊等大量出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被介绍到日本。在日本有不少地方建立起唯物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阶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场关于“主体性”的争论梅本克己等企图用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去“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隙”，遭到了松村一人等的批判。从60年代末起，围绕“实践唯物论”问题，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进行了另一场争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表示反对。这次讨论，同民主德国的哲学家在60年代进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表述方法和体系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如武谷三男、坂田昌一等取得了新的成果。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之间展开过争论。
另一方面，欧、美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于战后对日本的哲学界特别是大学讲坛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中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哲学思潮，在日本都有传播人、阐述者或追随者。
10、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就被田中王堂等介绍到日本，20年代曾得到广泛的传播，后来因为不适合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需要而逐渐丧失影响。战后，在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复兴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军队占领期间重新抬头，对日本的学术界和实际生活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存在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传到日本。和哲郎曾介绍过F.W.尼采和S.克尔凯郭尔的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悲观、彷徨、苦闷、不安的气氛在战后笼罩了日本。有的日本哲学家还将佛教教义和存在主义融为一体，把佛教看作是亚洲型的存在主义，说存在主义就是现代化的佛教。
逻辑实证主义大约从60年代起，现象学从70年代起，在日本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介绍、探讨。此外，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结构主义也都相继出现在日本哲学思想界。对哲学史，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佛学和儒学，关于人、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也有不少哲学史家和哲学家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将几种不同哲学的某些观点糅合在一起，有的开拓了比较哲学、比较美学等新领域。上述种种情况，使现代日本哲学界呈现出各种思想纷然杂陈的局面。
图书目录
第一章 神话传说及佛教化时代
第一节 古代神话传说 
第二节 日本佛教
第二章 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
第一节 室鸠巢、贝原益轩
第二节 中井履轩、富永仲基
第三章 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
第一节 雨森芳洲、山畸暗斋
第二节 会泽正志、藤田东湖
第四章 儒学的分化之一：古学派
第一节 伊藤仁斋、伊藤东涯
第二节 荻生徂徕、太宰春台
第五章 儒学的分化之二：阳明学派
第一节 中江藤树、佐藤一斋
第二节 大盐中斋、吉田松阴
第六章 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
第一节 贺茂真渊 
第二节 本居宣长
第三节 平田笃胤
第七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纪观的萌芽之一
第一节 安藤昌益
第二节 司马江汉
第八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界的萌芽之二
第一节 三浦梅园
第二节 皆川淇园
第三节 山片蟠桃
第四节 镰田柳泓
第九章 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
第一节 西周
第二节 福泽谕吉
第十章 明治时期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
第一节 加藤弘之
第二节 中江兆民
第三节 植木枝盛
第十一章 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哲学
第一节 片山潜
第二节 幸德秋水
第三节 堺利彦
第十二章 日本型资产阶级哲学
第一节 西田几多郎
第二节 田边元
第十三章 战前日本型修正主义思想：三木清
第十四章 法西斯思想及其批评者
第一节 北一辉、大川周明
第二节 高坂正显、高山岩男
第三节 河合荣治郎
第十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论争和成长
第一节 山川均、福本和夫、河上肇
第二节 户润
第三节 永田广志
书摘
尽管如此，日莲所谓“立正安国”，所主张的护国主义，还是以宗教、为主、国家为从，“广披众经，专重滂法”；现世利益主义的国家究竟敌不住他的宗教的热忱，这是很明显的《法华经》至上主义，即宗教至上主义，是荒唐透顶的宗教迷信，是唯物主义最大的敌人。固然镰仓时代的新佛教，均能反映一部分民众主义，如净土、往生极乐，乃至观心等说教，均带民众的虚幻的幸福的特征，但正如列宁所说，那是贱价出售升入天堂享乐的门票，如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皆如此。总之，奈良、平安以至锋仓时代日本思想的特征，一贯地是以佛教的世界观为主，陷于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的开始，则要到佛教中禅宗与儒家哲学结合的时代，即以五山禅僧为媒介而输入中国的儒家哲学之
时。
日本大化革新以后，从中国传播而来的哲学各派别，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其中也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日本哲学是日本的特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有它独特的前后相承的发展规律；但亦同时通过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尤以中国宋、明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对于日本哲学发生特殊的作用。中国哲学传到日本，起初是儒教经典，以汉、唐注疏为主，其后才是宋学。宋学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2世纪镰仓时代至16世纪室町时代，当时武士以好禅僧而并接受掸学与宋儒之学。镰仓时代是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幕府的成立，标志着以新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确立。此时统治者需要带有封建性的宗教哲学思想，又以其不文之故，对于不立文字直指单传的掸学特为欢迎。禅宗直截简明，颇与武士的性格相合；武士驰驱于矢石之中，于生死不能无念，禅僧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提供武士以信佛即可得救的虚伪观点。禅与武士道相联系，而宋学又与禅相联系，武士欢迎禅，也就一并欢迎宋学，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时期是17世纪德川时代，这时是日本封建社会再编组，旧的庄园制度的土地所有关系崩溃了，统一的“幕藩制度”由封建统治者的实力建立了起来。这时代的特征，是以最大的封建领主即幕府为中心，重新编组各“大名”领地以及天皇、公卿领地，全部的管辖权则属于江户幕府。因为这时君临全国的是德川氏的“大君”，所以叫做“德川时代”。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就需要有一种统制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当时享有特权的最高等级的封建贵族和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极盛的朱子学则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的文化力量。即在这个关键的时代，日本和中国文化再度接触，中国传来的儒教，尤其是朱子学说，成为官学。
日本法西斯思想的产生，谓为出于讲坛哲学之中，不如说是在讲哲学之外。讲坛哲学固然也接受欧洲法西斯思想，把它转化来拥护日本的天皇制专制主义，但和那与军部势力合抱的纯粹日本主义——皇国主义尚有距离。如那可称为学匪的右派御用学者蓑田胸喜，在他的《学术维新》（1941）中就更加公开仇视马克思主义。由蓑田看来，“现今日本万恶的本源，毕竟出于可以目为思想参谋本部之帝国大学之违宪反国体学风”；尤其法学部、经济学部之“民主共产学风”，那是和文学部、哲学部的“康德、黑格尔学风”不可分开的；而西田、田边哲学也是“西欧崇拜思想”—“侮日思想”—“危险思想”。日本的讲坛哲学依据西欧资产阶级哲学，纯粹日本法西斯思想则依据“现人神”之天皇的“诏勅”或“御制”的权威；日本的讲坛哲学宣扬理论，蓑田之流则宁重实行，而首先即以军阀为靠山，打击他们认为有危险思想的大学教授。例如著《刑法讲义》的泷川教授，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博士，东大的河合教授，乃至以西田几多郎为首的京都哲学派，都成为蓑田之流的眼中钉，一个又一个地遭其迫害，日本法西斯“理论”的薄弱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分成这样那样的派别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有其共同的所谓“纯粹日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举其重要的思想系谱，有犹存社的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和大川周明所著《日本及日本人之道》、《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等可为代表。余如权蘑成卿（1868--1938）的《自治民范》（1919）提倡农本的自治主义，纪平正美的《国体与哲学》（1940）提倡“日本主义”，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研究》（1924）、《日本精神通义》（1942）提倡东洋王道主义，虽都各有一套所谓理论，但均遥不及北、大川的重要，这里也就表过不提。
北一辉（明治十七年——昭和十二年，即1884—1937）本名辉次郎，生于佐渡的富裕的造酒之家。中学时代曾作诗批评天皇。后从父亲经营航海业失败以后，通过《平民新闻》对社会主义感着兴趣。十九岁上京为早稻田大学听讲生，不久患眼病归乡。明治三十八年（1905）一家没落，乃举家上京。翌年二十三岁，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此书第一编《社会主义之经济的正义》，论社会主义之物质的幸福；第二编《社会主义之伦理的理想》，论社会主义之精神的满足；第三编《生物进化论与社会哲学》，论社会进化的法则与理想，以及社会主义哲学、社会诸科学的根本思想；第四编《所谓国体论之复古的革命主义》，论述国家的本质及宪法原理与作为历史哲学的日本史；第五编《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及其实现手段》。其中第四编指出社会主义是在日本生长，攻击社会主义有和所谓“国体”抵触的绝大错误。
以“纯正社会主义者”自命的北一辉，指出“国体论中的天皇矗由迷信所捏造的土偶，并非天皇”。国体论者有的是法律学者。例如东大宪法学教授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主张“国家主体在于万世一系的皇位，以永不他移为中国体”；又如有贺长榷的《国法学》，主张“主权之用虽委任之于幕府，主权的主体则在万世一系的天皇”。北认为，“可笑的不但法律学者，即伦理学者、哲学者，叩其头盖骨所横万世一系的一语，悉为白痴”。他以为“真正历史哲学”的日本史，可分三个时期，即君主国、贵族国、民主国之三个阶段。第一期，“无疑以天皇为惟一之君主，惟一之政权者”。第二期，在日本一直继续到维新革命。但“到了‘万机出于公论’的所谓民主主义，这就进入第三期的进化了”。在他看来，“今日之国体已非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为其利益而存的时代的国体，而是国家的实在的人格已作为法律上的人格而被认识之公民国家的国体，天皇已不是以土地、人民之二要素作为国家所有的天皇，而是如美浓部博士所云，包含于广义的国民中，作为国家一分子与其他分子的国民同等、在国家机关里有大特权那样意味的天皇。”“故只君主不是统治者，只国民也非统治者，最高机关是作为统治者为国家的利益而运用国家的统治权者。这是法律所示现今之国体，又即现今之政体。”因此，那时北站在所谓“纯正社会主义”立场反对国体论者所谓天皇主权、万世一系、君臣一家、忠孝一致的主张，认为都是把日本民族移往当时的原始生活时代来讲皇室和国民的关系，是犯了时代错误，是对历史哲学一窍不通的缘故。
历史哲学是包含于社会哲学之社会进化论。然而在万世一系的铁锤下打碎了头盖骨的白 痴的日本国民，何曾尝试日本史之进化的研究。政治史与伦理史只是把日本民族置之于进化 律之外，而惟从事顺逆论之遭进的批判。
北看不起把天皇的权威安置在一切空中楼阁之上的论调，对于所谓顺逆论者“妄想日本民族悉为皇室之忠臣义士而乱臣贼子则其例外”也表示不满。他认为日本国体决非万古不易，历史上实则乱臣贼予横行，所谓皇室的忠臣义士乃是二三仅少的例外。相反地，他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义”不但不与国体相违，而且意味着是在“革命主义”的名义下为国家主权之国体的拥护者。北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真正反对国体论者的主张，相反地乃是在“社会主义”名义的幌子下，给日本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然而由于《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的出版，当时某些有名学者也曾为其欺惑而另眼相看，他也因此被官厅认为危险人物。他在
失望之下，乃参加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团体“同盟会”，与宋教仁、谭人风等结交，浪迹中国。明治四十四年（1911）参加武汉的革命，嗣后听从大川周明的劝告，认为“日本比中国更需要革命”，乃于大正八年（1919）返日，根据在中国的经验，深信欲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军队，以有组织的暴力为主力，依靠下级军官发动，实行军事独裁。这个观点，使他较之其他日本法西斯更具特色，给昭和十一年（1936）军部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以实际影响的意义。尤其是北在临归国时在四十日断食生活中，起草了作为日本法西斯运动圣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此书最初在日本秘密发行，公刊后即被禁止，但右翼反动团体则均奉为法西斯运动、极端国家主义运动的准绳。此书是日本法西斯思想体系之一中心，其内容具有显著的蛊惑性。
理想主义的第二敌人，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各人均认物质的利益为最高价值，那么各人均以自己的物质利益为目的时，由于物质在宇宙间是有限的存在，势必形成多数者的角逐斗争，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正是这斗争的原因，是许多罪恶的源泉。代替它的应该是与物质主义相反的精神主义，即理想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可注意的，就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他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三点不同：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和他的理想主义对立。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否定价值，否定理想，没有目的的存在，是一种宿命论，其结果使人怠于社会改革，导致各个人的道德的颓废，再进而腐蚀社会运动。第二，他攻击共产主义以暴力革命为实现的方法，政权夺取后无产者的独裁即以少数者的独裁剥夺个人的思想自由。第三，他说“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形式上的自由之外，包含实质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除外），形成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的综合体；反之，马克思主义在政纲里面虽宣称实质上的自由，而实缺乏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机的联系。因此，河合主张社会主义要以理想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将议会主义代替暴力革命；将言论自由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独裁；将地租论代替劳动价值学说。
意义
尽管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问题自黑格尔至德里达被反复提起，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切身感到：中国传统哲学已被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得到东西各国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相对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日本学者对于这种研究具有双重的动力，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研究外国文化的问题，而且与认识本国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1]因而，日本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历史悠久、学者众多、成果丰硕，乃可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镇。通过与日本学者的密切接触和阅读其论著，我认为，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念，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价值。日本学者注释、解说中国哲学经典的著作历来很多，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研究性的著作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如内田周平的《支那（中国）哲学史》（1888年版）、松平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1898年版）、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1900年版）、《支那思想发达史》（1903年版）、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概论》（1926年版）、《中国哲学史》（1946年版）、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1953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凝聚了日本哲学史及意义……
参考书目
永田广志著，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译：《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
三枝博音：《日本の唯物者》，英宝社，京，1956。
船山信一：《日本の观念者》，英宝社，京，1956。
宫川透：《近代日本の哲学》，增补版，劲草书房，京，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