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十朵玫瑰
内容梗概
小说《四十朵玫瑰》取材于作者托马斯·霍利曼的身世经历，作者把天主教政治家生涯、二战历史和战后经济繁荣融合在一起，从一个犹太家庭的历史文化记忆出发，带领着读者去感知纳粹统治下的瑞士，感知犹太人的内心世界；经过文学创作后，其人事情节真假具兼，颇令好事者品味猜详。所有的这一切当然是作者的刻意而为。作者想说明的恐怕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历史也是一种建构，真实只是一种解读。历史和故事在德语里本来就是一个词，即Geschichte。谁能保证官方书写的历史是百分之百的真实，而作家杜撰的传奇就一定没有发生的可能呢？[1]
作品目录
卡茨别墅的早晨
在佩尔斯那里
上路
裁缝作坊
哥哥的眼睛
妈妈的信
前辈们
拉文德尔和里比多
在路上(Ⅰ)
十三岁生日
马利亚修道院
廊柱
玛丽·卡茨与玛丽·迈耶尔
来与去
在路上(Ⅱ)
双胞胎
在路上(Ⅲ)
在美发馆
双重的生活
又是圣诞节，又是哥哥
儿子
在漩涡中
跟踪行驶
早晨在裁缝作坊/晚上在豪华大酒店[1]
点评鉴赏
《四十朵玫瑰》发表于2006年，次年获得瑞士席勒文学奖。作者善于从女性敏感、细腻的视角出发。有时甚至从女性近乎惆怅和多愁善感的身体和心灵感知出发，去触碰瑞士普通犹太家庭尘封的历史文化记忆，带领着读者去感知战后的瑞士社会，感知欧洲犹太人和犹太族群的内心世界。
霍利曼在谈及这部小说的时候曾多次说过，传统家族的终结象征着瑞士现代社会最大的价值观变迁，他说：“正统家族的消亡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融入和消亡、成长与死亡、爱情与凋零、热情与无聊，那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事，是我的文化记忆，而这些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则完全是些陌生的东西。”
霍利曼的叙述策略是对历史时空进行切换，他执着地运用意识流叙述手法，喜欢在行进中将家族记忆砸成碎片，旋即又将其拼接成历史的马赛克，再将支离破碎的马赛克铺成一幅瑞士社会的画卷。小说的叙述从日常生活开始：那是玛丽的某个生日，每年，远在首都伯尔尼从政的丈夫都会给她送来四十朵玫瑰，而玛丽早已不再是四十岁的女人了，丈夫却希望妻子永远四十岁，永远温文尔雅、永远美丽。他等待着妻子驱车前往伯尔尼，他要用华贵之至的方式庆贺爱妻的生日，因为这是家族固有的“品位”。 
这一幕似乎是作家随意从主人公玛丽生活长河中掬起的一杯水，或者说，作家不断地在历史的长河里掬起一杯又一杯的记忆之水：时而是玛丽流亡意大利的“十三岁的生日”，时而是充满反叛和敌视的“马利亚修道院”、时而又是犹太前辈的神奇故事，还有那三位远走非洲的修女姑妈的故事以及死去的双胞胎……霍利曼把历史碎片编织成美妙传奇和痛苦绝望，恰犹如奉上一杯甜蜜的毒鸩，让读者品尝，引读者就范。霍利曼的小说文本与其说是叙述，毋宁说是编织历史记忆，他不断地将叙事断裂和空白填入文本。在历史和现时两个时空中大踏步地跳着探戈，但却恰恰因此给读者带来巨大盼想象空间和审美视野。霍利曼的手法是将惊险的故事、离奇的对白、神秘的宗教仪式等恰到好处地安插在文本所需之处，就像老卡茨不断地向女儿玛丽重复着一个古老的犹太传说。 
显然，作家的目的是将这一杯杯的记忆之水汇集成叙述的涓涓细流。在前往伯尔尼的高速公路上，玛丽的行程成了全书历史文化记忆的场所，小说的篇章“在路上”可以视为文本的叙述节奏和叙述架构，生命之水在行进中流淌，记忆在行进中延伸，在行进中，读者不断地领略着一幕幕历史风景。“行进”犹如一首变奏曲：从出生到死亡，从幼稚童孩到耄耋老人、从兴旺到衰落，从凋零到复苏，周而复始，万物在行进中轮回。霍利曼巧妙地用德语词“fahren”(行进)来表达这一无法抗拒的历史进程，从而演绎出这部小说的基本历史观，前进中的历史车轮不断地回归它的起始点：从“启动”(Anfathren)到“离去”(Atfahren)；从“前辈”(Vofahren)到“后代”(Nachfahren)，所有的一切都是行进。 
“往西，一直往西，朝着夜晚的方向。”往西是玛丽驱车前往伯尔尼生日盛典的行进方向，也是祖父“丝绸卡茨”早年从奥匈帝国最偏远的加利西亚平原朝着“金色西方的梦想”的行进方向，更是卡茨家族兴衰史的行进方向。金色的西方，但那是落日的余晖，是太阳落下的地方，“往西，一直往西”暗示着走向衰亡。它也许象征着一个古老故事的结束，也告知新的一天将会开始。 
《四十朵玫瑰》从语言、形式结构到内容，从能指到所指无不充满了高雅和品位，就像玛丽的母亲所说的那样：“On a du style”。从表面上看，小说中的一切都与美和优雅格调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丝绸卡茨”专为欧洲贵族制作的品牌服装，还是玛丽演奏的钢琴曲，或者是卡茨嘴上的古巴雪茄、或者是豪华大酒店的生日晚会，还有瑞士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绅士淑女的言辞谈吐。所有这一切都能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On a du style”来概括。然而，霍利曼的真实目的也许并不在此，假如我们走进小说的深层，也许会发现，作者在用优美的“语言述行”(Perfonnativity)掩饰一个企图，那就是揭露瑞士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政治以及六十年代战后经济奇迹时期民主、富裕、中立表象下的社会丑陋和肮脏。 
二战时期卡茨家族遭受的犹太迫害以及卡茨父女亡命热那亚的情景让读者震惊：父亲独自登上了远去非洲大陆的最后一班轮船，在渐渐远去的汽笛声中，十三岁的女儿独自留在热那亚的轮船码头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其实那是父亲为了让女儿躲避战火而设下的圈套：玛丽被送进了修道院，却像进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大多数读者很少了解瑞士在纳粹时期的社会政治气候，一般都会认为瑞士作为所谓的“中立国”并没有跟纳粹德国沆瀣一气。然而事实却相反，瑞士在二战期间不仅成了希特勒法西斯合法的国际金库，而且也同样成了犹太人的梦魇。小说中，霍利曼用大量的篇幅和以家族历史记忆的方式重构了玛丽在二战中的犹太记忆。 
同样，瑞士战后的社会政治也绝不像“四十朵玫瑰”那样美丽纯洁，玛丽一方面以其个人魅力和超群的政治交际手段为丈夫的政治生涯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读者可以在迈耶尔政治发迹史里真实地感受尔虞我诈、机关算尽的政党斗争。在霍利曼的笔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像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样，为了权力和利益以死相搏。[1]
作者简介
托马斯·霍利曼(Thomas Hürlimann，1950- )，瑞士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之一，在德语文坛享有盛誉。生于瑞士楚格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汉斯·霍利曼（Hans Hürlimann）是瑞士前总统（1979年上任）。曾在苏黎世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哲学，1974年中断学业，成为自由职业作家，曾在在柏林席勒剧院担任助理导演与编剧。2000年起，先后在莱比锡德语文学研究所和康斯坦茨大学执教，常年生活在瑞士威勒策尔和德国柏林。
霍利曼198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提契诺女人》（Die Tessinerin）震动了瑞士文坛，并确立了霍利曼在德语文学界的地位，以老辣的文字、深厚的哲思赢得了“最有天份、最具全才和最有前途的瑞士作家”的盛誉。在接下来的作品《祖父与兄弟》（Großvater und Halbbruder ，1981）与《规定日》（Stichtag ，1998），作者在瑞士文学史上第一次涉及了瑞士在二战中的立场这一历史问题，并借由临死者之口来讲述那段历史，在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剧本《信使》（Der Gesandte ，1991）揭露了瑞士在二战中与纳粹德国间复杂的经济、政治纠葛，颠覆了瑞士在二战中“中立国”的神话，对瑞士战争罪责进行了无情的拷问。他的作品在瑞士、德国和国际上经常获奖，目前已获得20多个重要文学奖，包括著名的观点文学奖和柏林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将近30种语言。重要作品还有《酒醉黄昏》（Dämmerschoppen，2009）、《卫星城》（Die Satellitenstadt，1992）、《花园小屋》（Das Gartenhaus，1989）、《斯达克小姐》（Fräulein Stark，2001）、《最后的客人》（Der letzte Gast，1991）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