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顾仲起
个人简介
  顾仲起（1903～1929年），名自谨，号仲起，以字行。如皋县人。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今南通师范)毕业后，即涉足文艺创作。民国十三年(1924)经茅盾、郑振铎等帮助，自上海赴广州，人黄埔军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征、北伐中曾任排长、连长，随军抵武汉后，与茅盾、孙伏园等组织文学团体上游社。汪精卫叛变后，东归。民国十七年初参加蒋光慈、钱杏邮组织的太阳社，宣传进步文艺思想。4月，到如皋参与组织农民暴动，担任“五一”农民暴动总指挥。失败后，流亡津、沪。次年春，女友被国民政府杀害等因，于极度悲痛与困苦之中自沉黄浦江。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笑与死》、《爱的病狂者》，中篇小说《残骸》、《坟的自供状》、《葬》，诗集《红光》等。

身世和早年经历
顾仲起，原名顾自谨，号仲起，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白蒲镇西乡顾家埭（今林梓镇顾埭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他的家族系三国吴时顾雍之后裔，因避战乱，有一支先迁靖江江滨，继迁如皋白蒲，从此定居于斯，繁衍生息，生活也由以农耕为主逐渐演变为亦农亦商。延至清代，族中生活余裕者渐多，便开始崇尚读书，以致秀才、举人辈出，代有名人。先祖顾暄，字春晖，号霁岩，道光进士，曾任礼部主事，有诗集《芸窗诗钞》刻版印行。族祖顾锡爵，字延卿，善书法，具文名，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著有《旅欧杂记》、《顾延卿诗集》、《顾延卿文集》等。他与南通张謇和范当世、海门周家禄、泰兴朱铭盘等人交游，尤其与张謇友谊甚笃，张謇曾四次访问顾家埭，并写有“一生知己顾延卿”之句。另一族祖顾锡祥，字仁卿，光绪戊子举人，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家庭教师，他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说易》多卷，亦与张謇颇有交往，曾为张謇写过祝寿诗多首，张謇去世时又写过挽联和悼诗。到了顾仲起父辈时，已在辛亥革命前后，其家道业已中落，只剩下十余亩地，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顾仲起的生父顾乐亭和伯父，都是清末秀才，但随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村里有些人便纷纷进入法政、师范等类学校，他们也都转而接触新学。
据顾世雄编的《葭埭顾氏宗谱》记载,顾仲起的父亲顾乐亭，生有兄弟四人，依次为一爹、仲起、季爹、满爹（长记），顾仲起排行第二。又据顾仲起的堂弟顾巴彦记述，由于他的伯父没有子嗣，他从小便过继给伯父。伯父毕业于江苏如皋师范，曾长期在本地担任小学教师（见《顾仲起生平记略》，载1980年5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以下引述均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生活在这样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顾仲起从小受到中国古代诗文的熏陶，尤其酷爱《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从而诱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为他打下了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1915年，他离开本地的顾家埭小学（即白蒲镇第五初等小学校），升入位于长江边的薛家窑高等小学（即镇涛乡第四初等高等小学校）。据他的同龄人回忆，他天资聪慧，广闻博览，各科成绩优良，尤以国文为最。
1918年，顾仲起又考入张謇创办的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即后来的通州师范），于是离开养父一家，到南通住校就读。这期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顾仲起开始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和新思潮。他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运动先驱的许多文章，受到很深的影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不满，对光明的新社会滋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同时，由于养父娶妾生子，待他渐薄，未能给他足够的学费，他因此无法交纳读书的各项费用，有几次几乎被迫停学。据他堂弟顾巴彦提供的材料，有一年夏天，他在烈日下挑着西瓜担子，在村庄附近各处叫卖，就是为了筹集费用继续求学。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满怀希望跑到自己生父的家里，企图求得生父的援助。然而，生父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他又败兴而归，陷于十分困窘的境地。这段艰难的生活，后来在他的《风波之一片》、《游浪的孤灵》、《老妇人的三儿子》、《残骸》等许多作品里都一再写到，可见对他刺激之深。
被学校当局借故开除
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借故开除
顾仲起进入通州师范学习时，正处于人生非常敏感的青春时期，他一方面受到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使他从小热爱文学的朦胧思想得以激发，从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家庭生活的困窘，又压抑了他青春的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于是便自然地拿起了纸笔宣泄内心的苦闷。据顾巴彦称，顾仲起曾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白话诗文”，但现在已经无法查索。目前能够看到顾仲起最早的创作，是写于1921年9、10月间的新诗《晚步》和《秋愁》。这几首诗吟咏的虽然都是“夕阳”、“孤霞”“哀柳”和“残红”，但作者不甘“流水逝”而执着于“诗园之路”的意向，仍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想见，顾仲起其时应该写了不少发抒心志的诗作的。
同时，受时代风气之裹挟，顾仲起也参与了学校的一些进步活动。其堂弟顾巴彦说他曾“参加了进步的学生组织”，证之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提到顾仲起“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见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载1981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可见在通州师范求学期间的顾仲起是比较进步的。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讨论组织发展时，便注意到了南通的顾仲起。据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回忆，那时苏州、南通的发展组织工作，是由他负责的，他记得“在南通，有个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顾仲起曾经投稿（诗），思想左倾，可以先和他通讯，慢慢发展他为团员。”（见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载1980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1980年间，南通博物苑穆烜曾就此事写信询问茅盾，茅盾委托儿子韦韬于6月23日复函，云：“他与顾认识是通过投稿。他关于在南通发展组织之事，虽有设想，但并未实行”。
然而顾仲起的进步倾向和进步活动，在当时是不能见容于反动的学校当局的。许多材料都记载他因此受到开除学籍的严重惩处，除了上述茅盾的回忆外，顾巴彦的记述也称“仲起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但这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顾仲起因为私拆了同学的进步刊物而被学校开除。上世纪四十年代，顾仲起的朋友徐大风在上海写文章回忆顾仲起，说他爱好五四新文学，却又苦于囊中羞涩，无钱购买新出版的刊物。有一次偶尔经过学校门房时看到许多从邮局寄来的印刷品，有些看得出寄的是罗家伦、傅斯年等人所编的《新潮》杂志，在求知欲的驱使下，他竟私自将这包刊物拿到自己宿舍里拆阅了。学校当局本来将五四新文学思潮视若洪水猛兽，严禁学生阅读传播新思潮的报刊，而对顾仲起平日参与进步学生活动之事也早已心存不满，于是便抓住此事小题大做，最终以“偷窃”的罪名将他开除。此事对顾仲起的打击甚巨，不但因失学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这个“偷窃”的罪名也使他遭到一些不明底细的同学的讥讽而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事后，他曾对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提起偷窃，在我是毕生的耻辱！但我的偷窃，是偷窃的知识，基于青年人求知欲迫切的观点上，我是不成为犯罪的。所以，我在轮船上的被人偷窃袋中的余钱，我并不憎恶，也并不诅咒这窃贼。他如果需要我这些许钱而生存的话，他不过是为生活而偷窃罢了，与我的为求知识而偷窃又有什么两样？”（见徐大风《记天才作家顾仲起》，载1947年6月上海《茶话》第十三期，以下引用徐述均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不论如何，顾仲起终于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以致事过数十年后，学校的档案里已没有他的任何记载。最近我专门查阅了该校的校友录，在1935年2月编印的《通州师范学校校友录》和1982年12月编印的《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校友录（1902－1982）》中，顾仲起的名字均付阙如。
写作谋生
顾仲起被学校开除后回到家里，难免受到父母的埋怨和指责。他本来已经十分窝火，经此刺激，便生出对抗的情绪，离家出走，独自坐船来到上海。但上海虽然号称“东方巴黎”，更有他无限向往的许多新文学的报刊和作家，无奈他随身所带的两块银元，在船上便被窃贼偷走，于是他从大达码头踏上上海的土地时，已经成了一文莫名的穷光蛋了。为了生活，他典当了身上的马褂、长衫、棉袍，到无物可当时，就不得不出卖苦力了。他先是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累得力不能支，继而经同乡工人介绍，又去拉黄包车。嗣后，又在街头卖过小报，拉过运货的板车，甚至还做过乞丐等等。为了填饱肚子，他以瘦弱的书生之躯干尽了重活累活，尝够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这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同时也让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缪斯女神的追求，仍不时写些诗文投寄自己心仪的新文学报刊。然而一个藉藉无名之辈要想跻身文坛，又谈何容易。据他自叙传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透露，他曾经拿了自己的作品去求教某些有名的作家，却受到冷落和嘲笑；想去报纸投稿，也遭到拒绝。这使他灰心到了极点。正在这时，他的一首题为《深夜的烦闷》的小诗被《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刊登了出来。这首诗是迄今所知顾仲起最早发表的作品，诗中写道：“可怜的人儿，你要求爱吗？悲和哀那便是爱的结晶了！” 它抒发了一个有理想和追求然而却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可怜的人儿”的“烦闷”心情。这正是作者顾仲起当时的人生写照。
虽然诗作的发表，顾仲起不无喜悦，但此时他已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并且已经写好向人生告别的《最后的一封信》。他把这篇作品亲自交到《小说月报》编辑郑振铎手上，哭着对郑振铎诉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在社会上奋斗的经过，并表示他的希望如永远陷入黑暗的阱中，那就只有走上自杀之路。第二天他又给郑振铎写了一封诀别的信，说他已经登上了轮船，准备投海自尽。这使得郑振铎大为震惊，他马上将这篇《最后的一封信》刊登在下一期《小说月报》上，并以西谛的笔名写了附记，恳切地希望顾仲起悬崖勒马，“收回这个可怕的决定，平安的再回来”（见1923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八号）。
顾仲起的《最后的一封信》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人纷纷写信给编者，对他“这篇泪和血结晶的作品”所揭示的“残忍的世界，悲哀的人生”同声咀咒（见翰芩《顾仲起君的〈最后的一封信〉》，载《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号）。有的在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认为“自杀都不是脱去失望或富有的痛苦的方法”，希望顾仲起“对于紧迫的生活”“坚决的忍耐”，而不要自杀（见禇保时的同名文，载《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有的更热烈呼吁顾仲起“归来吧！别走吧！还要请在文学上给我们同病人的一点血泪的安慰啊”（见昌英的同名文，所载同上）。郑振铎心里也十分难过，遂选登了几篇读者来函，以表对顾仲起的关切。正在这时，他又收到了顾仲起新写的题名为《归来》的书信体小说，得知顾仲起果真“收回”自杀的决定，“平安”地“回来”了，不禁非常高兴，便立即编发了这篇《归来》。
原来，顾仲起抱着投河自尽的念头上船以后，由于衣衫褴褛先是受到其他搭客的欺凌和殴打，继而受到巡捕的拘禁，顾仲起在反抗的同时想起了父母兄弟和自己的理想，不禁幡然醒悟：“环境与生活是不足支配我的”，“人们的失败，这并不是极不好的事，这不过是给人们的一种经验罢了”。如此一想，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自杀，重新向生活进行搏斗。于是，他又坐船回到上海，到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广场）去做工——割草，开始了新的人生跋涉。在这篇《归来》中，他向郑振铎倾诉了自己上船后的遭遇和思想改变的经过，希望郑振铎“以真挚的情绪来迎接我”，“更希望先生怜我是个弱者，被弃者，而来扶助我，使我达到成功的希望”。郑振铎自然转忧为喜，便在这篇《归来》后又写了一段附记，云：“想读者听见这个消息一定也会感到和我同样的快活的。他的这几天的经过，很值得一记，所以把它发表于此。”
这篇《归来》的发表，再一次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不单是顾仲起的悲惨的命运和曲折的遭遇博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关注，而且他那缠绵悱恻的血泪控诉、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以及清新流畅、富于艺术表现力的文字，都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也充分地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顾仲起由此一跃而登上了文坛，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
一颗耀眼的文坛新星
顾仲起过去经常是投稿无门、到处碰壁，在他的许多小说中也常常描绘自己这种走投无路的难堪遭遇，然而自从郑振铎接连在《小说月报》为他刊登了三篇作品之后，他在文坛上便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随后作品的发表也就容易一些了。于是，他多少有了一些稿费收入，虽然还不得不到处去卖苦力，但大体可以应付最低的生活需求了。所以这段时间顾仲起比较活跃，经常来往于上海和家乡如皋之间，也曾去过杭州，同时又文思泉涌，笔走龙蛇，创作了不少作品，既有诗歌、小说，也有文学评论和杂文，接连不断地在上海著名的报刊上发表。
顾仲起这时期的创作，首先就是诗歌。他不但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最初是以诗歌开始其文学生涯的，而且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一个热情澎湃、诗情激荡的诗人。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流淌着诗的激情，语言上也有着深深的诗的烙印。自从处女诗作《深夜的烦闷》被《小说月报》发表后，他更是诗兴蓬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源源地流泻于纸笔，刊载于报端。他向往美好的自然，对青春和人生充满了希望：“风在吻着春的面庞”，“莺”“在风幕里和着春的细语”，“他——诗人：在窗下呆看，在树前痴听”（见《晓莺》）；却又深感自己在社会人生中孤军奋战的寂寞：“怀故园呀长夜，感独宿呀秋空”，“一灯在几，独对孤影，唉！吹笛者呀，知否孤人闻声而动情”（见《深夜笛声》）。有时，他热烈地抒写自己豪迈的情怀：“我们是立在陆上，虽不能看见海浪，虽不能听得波响，然而我们可看自天上，然而我们可听自风狂”（见《灵海波声（二）·诗序》）。有时，他又低首沉吟孤独、失望和力不从心的无奈：“渺茫人生的海浪呀，我不觉流泪而失望”（见《孤灵的哀声》），“一枝新稚的嫩芽，那能去和暴风烈日奋斗。啊，被人间逼迫的我呀，现在已失却灵魂只剩着肉尸了”（见《寄萧觉先》）。另外，在《舟中感怀》、《归感》、《春》等诗作里，他还吟咏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以及对于青春的爱，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对诗歌创作作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索。他在两组《灵海波声》组诗之前分别写的《小言》和《序中的一段》中，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他认为：“诗是幽愁的灵觉，所谓诗，就是幽秘的灵觉流在纸上的一种痕影而已。所以诗的美妙，完全不能用一种死的方式或理智去评定它的价值”。因此，“当着我们拿着一首诗在眼前赞赏时，不是注重他的哲理和形式……要注重的便是高吟；用各种的腔调去高吟，用合乎各种诗的性质的腔调去高吟，在高吟的声里，能使我们感着悲或喜，能使我们在脑海里感着流来了狂潮一样的兴奋，那便是有价值、真的、好的诗了”。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诗园中的各种景致，同时并不因为自己的坎坷经历和艰难处境而立论偏颇，而是比较客观公允地提出对诗歌欣赏和评判的标准。由此可见顾仲起的诗歌修养和理论素质。
与此同时，顾仲起也写了一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章，均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如《创作的生命》、《告文艺创作家》、《托尔斯泰〈活尸〉漫谈》、《几位无名作家的作品——〈学灯〉上几篇文艺的批评》、《对于国内创作坛之诤言》等。据他自述，这段时间他“努力”看了很多书，企图“要利用我这短时间而获得相当的成绩”（见《托尔斯泰〈活尸〉漫谈》）。因而他所写的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较多，有对作品的批评，也有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大体看来，他对当时的文坛现状相当失望，认为文学的责任是“表现社会，反映人生”（见《对于国内创作坛之诤言》），但“近来文艺创作的一个流行传染病”却是“专重描写不重文艺的灵魂与生命”（见《告文艺创作家》）。他认为：“文艺更是作家感着人生的意义，觉着人生的神秘，创造的冲动生命，永远催促他们，同情的血泪，在他们体内畅流，他们因着这创造环境的压迫，他们便有他们唯一的真作品弥洒在人间了。”（见《托尔斯泰〈活尸〉漫谈》）这些文章比较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顾仲起的文学观和批评观，说明他并不只是埋头创作的作家，而是一个对文学理论、创作原理有所探索和思考、有自己的追求的比较自觉的作家。
这时期他的小说作品，除了《最后的一封信》和《归来》外，还有发表在《小说月报》的《风波之一片》（第十四卷第十二号）和《碧海青天》（第十五卷第一号），以及在《时事新报·学灯》连载多日的《游浪的孤灵》。另外，他还完成了不少作品，却未能在当时获得发表，后来分别编入他的两本短篇集里。这些作品大多以他自身的经历为题材写成，有着很浓的自叙传的色彩，他就是从自身的独特经历和切身的感受出发来理解文学的使命，并努力付诸实践。因而，他的这些作品形象有力地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传达了下层社会人们苦难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喊，同时也为读者对他的了解和研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线索
总起来看，顾仲起在这段时期创作欲极为强烈，又勤于笔耕，故作品甚丰，发表亦不少。而且，因其作多刊载于当时有影响的一刊（《小说月报》）一报（《时事新报·学灯》），并与当时许多著名作家如梁启超、冰心、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徐志摩、俞平伯、郁达夫等人同列，因而声名大著，头角崭露。当时由上海新文化书店出版的《中国创作小说选》第二集（梅生编），收入了他的作品《最后的一封信》，可见他的影响。然而由于作品的倾向以及在文坛上的人脉关系，他能发表的刊物也不过寥寥几种，这远不能满足其旺盛的创作欲望，也无法为他写出的作品寻找到足够的出路，从而影响了他作为生活来源的稿费收入，使他常常陷于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窘境。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夜里睡在弄堂里，白天到处去打工赚钱。写作上有时也只能改弦易辙，寻求能够马上发表、取酬的捷径。据他的朋友徐大风回忆，他有一段时间也曾经向鸳鸯蝴蝶派作家许廑天主编的《小说日报》投寄过许多小说，以便获取微薄的稿费勉强填满肚子。由于此事只有他身边少数的几位好友知道，而又用化名发表，这些作品今已无可查考。
赴广东投笔从戎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有无数的事例表明，一个新人的成长常常离不开于前辈文学家的提携。顾仲起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能从一个落魄的青年一跃登上现代文坛，除了他本身的天赋之才和刻苦努力以外，与茅盾和郑振铎两位文学大师的关心、扶植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郑振铎，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不吝篇幅，接二连三地推出顾仲起的诗和小说，这对顾仲起的迅速成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顾仲起在举目无亲、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得到如此的关爱，自然对郑振铎感激万分，从此把郑振铎视为园丁、师长和亲人，希望能够得到他更多的帮助。顾仲起1923年曾经写过一首题名为《园丁——示郑西谛》的短诗，其中写道：“园丁不来灌溉培栽，花儿也许不能放开，朵儿也许要萎衰！……唉！园丁呀！你为什么还不来！”（载1924年10月31日《时事新报·学灯》）看来其时他遇到了大的困难，渴望得到郑振铎的帮助，因而写了这首小诗。如果参照顾仲起自叙传的长篇小说《残骸》中的记述，可能就是此时，郑振铎热情地向他伸出温暖的双手，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居住，又把他送进医院治病，对他倾注了满腔的爱。后来，郑振铎为了解决他的生活问题，还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做个小编辑，却由于商务不缺人手而未能成功。
由于在上海难以立足，顾仲起就想到另谋出路。正好此时广东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他便离沪南下，投笔从戎。关于他去广州的事情，茅盾前后有两次忆述。第一次是1925年3月16日发表的《现成的希望》一文（载《文学周报》第一六四期），其中说道：顾仲起“两月前到广东黄埔陆军教导团里去当兵去了。仲起君因为考教导团先须有二人介绍，曾拉我做个凑数的介绍人”。第二次回忆是1981年2月22日发表的《创作生涯的开始》（载《新文学史料》当年第一期），其中写道：郑振铎“找我商量，说黄埔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那是一九二五年初。两星期后，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要上前线打仗了。”两文所述细节略有不同，但顾仲起由茅盾、郑振铎介绍去投考黄埔军校是毫无疑义的。
茅盾在送走顾仲起之后，专门写了一篇《现成的希望》对他寄予厚望，他说：“我们的创作坛的不好现象，正是有暇写的人偏偏缺乏实际的经历，而有实际的经历的人偏没有工夫写。……我的现成的希望，便是顾仲起君了。”他希望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顾仲起，在经受了战争生活的锻炼之后，能够积累更为丰富的素材，从而写出“合意的战争文学”来。
顾仲起到广州后顺利考取了黄埔军官学校，为军校第三期学员。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创办的学校，师生中有许多中共党员。顾仲起由于思想激进，表现积极，入学后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军校虽然学的是做政治工作，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故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他作战英勇，不幸挂彩，在额头上留下了一条被子弹擦过的创痕。随后，他还参加了北伐战争。据徐大风的记述，他后来被派到唐生智任军长的第八军当团指导员。但茅盾回忆，顾仲起在东征时任班长，东征战役结束后升为排长，“北伐开始要扩充军队，他又提升为连长”，其编制在第四军某师（见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这是茅盾在武汉时听顾仲起亲口所说，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另外还有资料表明，顾仲起在广州就读黄埔军校期间，仍有一定的文学活动。可能是由于当时国共合作使得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缘故，顾仲起曾在广州发起组织革命文学研究会，设址于广州东山龟冈某号，并登报征求会员，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学青年参加。研究会成立后，借《国民新闻》的版面出版《时代文艺》周刊十多期。之后，他又积极参加了血花剧社的工作，编了一些有血性、有战斗性的剧本。这时候，他也没有中辍文学创作，曾在《国民新闻》和其他报刊发表过短篇小说《白衣人》等作品（见张钦佩《关于自杀的顾仲起》，载1929年2月3日上海《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六期）。

在武汉参加“上游社”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广州的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顾仲起随军来到武汉后，便将行军途中创作的长诗《红光》修改定稿，付梓出版。正好其时茅盾也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顾仲起便请茅盾为《红光》写了一篇序文。因时局动荡，这部《红光》已散佚而无法寻觅，唯茅盾的序文传留了下来。文中有云：
在这部小诗集里，充分表现了仲起同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和最近的思想。……我以为《红光》的新形式或者会引起了新的革命文学。文学界有一句老话：“旧酒瓶里不配装新酿。”革命的文学，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合他的新精神。久矣我们听得人喊“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自然也已产生了许多好的革命文学，但是新形式的革命却不多见。似乎我们的文学家太忽略了新形式的创造了。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红光》纵使不能说是成立的新形式，至少也是“滥殇”了。
《红光》本身是慷慨的呼号，悲愤的呓语，或者可说是“标语”的集合体。也许有些“行不由径”的文学批评家，要说这不是诗，是宣传的标语，根本不是文学。但是在这里——空气极端紧张的这里，反是这样奇突的呼喊，口号式的新诗，才可算得是环境产生的真文学。我们知道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新派革命诗人如马霞考夫斯基等的著作，正也是口号的集合体。然而正如讬罗兹基所说：这些喊口号式的新诗，不但是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并且确为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奠了基石。并且在大变动时代，神经紧张的人们已经不耐烦去静聆雅奏细乐，需要大锣大鼓，才合乎脾胃。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红光》这作品也该承认他的时代价值罢？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自然有他自己的径路，但是正当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新文学，或者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会同一趋向罢？我希望仲起同志努力在这方面，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从茅盾的这篇序文至少可以看到三点：一是顾仲起这时写的这首长诗《红光》，与他从军前在上海所创作的诗歌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缠绵悱恻的低吟浅唱，而是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战斗呐喊。这无疑是作者投身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产物。二是茅盾对顾仲起此作的内容和倾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种“口号式的新诗”是为革命和时代所需要的“真文学”，是“为……新文学奠了基石”。三是茅盾殷殷勉励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希望他逐渐“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顾仲起在武汉期间的另一项文学活动，就是参加了文学团体上游社。这是茅盾和当时在武汉《中央日报》编《中央副刊》的孙伏园共同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参加者除了沈雁冰（茅盾）、孙伏园和顾仲起以外，还有陈石孚、吴文祺、樊仲云、郭绍虞、傅东华、梅思平、陶希圣，共计十人，其中有五位是武汉分校的教官。上游社办有社刊《上游》周刊，附于孙伏园编的《中央副刊》出版。茅盾为顾仲起诗集《红光》所作的序文即载于此刊，顾仲起也在该刊发表一篇《红色的微芒》。这篇杂论开首就是八行诗句，庶几可见作者佚诗《红光》的面貌——
天空中已闪耀了红色的微芒，
红色的旗帜在微芒里飞扬飘荡，
那伟大而洪亮的钟声，
更是充满了宇宙间的声响。
正在沉睡梦迷恍惚的人们呀！
快快起来看那红色的微芒，
快快起来听那洪亮的钟响；
哦！那红色的微芒。
然而人生是复杂的，也充满了矛盾，顾仲起虽然写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诗文，热情地呼唤“前进，前进，社会革命呀！民族革命呀”（见《红色的微芒》），但他思想的另一面，却由于目睹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在军中遭受到挫折和打击而相当消极。据茅盾回忆，他曾向茅盾表示军人只管打仗，对时局则不感兴趣，又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有一次茅盾去旅馆看他，他忽然叫来几个妓女，与她们闲谈了一会，就打发她们走了。听旅馆的茶房说，顾仲起几乎天天叫妓女来闲谈，却从不留一个过夜。这使茅盾十分感慨，一个革命的作家竟也如此寻求精神的刺激（见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后来，茅盾在创作的三部曲《蚀》时，顾仲起的形象不由得浮现在眼前，他便撷取部分塑造了一个对革命幻灭的人物，这就是第一部《幻灭》中的强连长形象。

“五一农民暴动”中担任总指挥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下，顾仲起仓卒离开武汉，乘轮东下，返回家乡如皋。其时，中共如皋县有多位委员正打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顾仲起为寻找党组织，穿着北伐军军服闯进县党部，却被敌人以“共产党”逮捕而押解南京。据当时在国民党县党部任宣传委员的中共如皋县委书记王盈朝回忆，“顾仲起同志被解省后，我们通过省里关系保出来了”（见《忆如皋反清党斗争》，载1960年7月《如皋火花》）第二期）。而据徐大风的忆述，具名保释顾仲起的，是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和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刘文岛两人。可能由于具保人的地位之高，顾仲起被释返回如皋后十分风光，竟被抓捕他的反动县长“敬为‘上宾’”，并再三赔礼道歉，他便索性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方方的在城里搞起党的活动来了”（见王盈朝《忆如皋反清党斗争》）。但没有多久，他又回到上海重操旧业，从事文学创作。
1928年南昌武装起义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由此，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如皋和泰兴两地举行了震惊大江南北的五一农民暴动。顾仲起由于曾经在黄埔军校受过训练，又参加过北伐战争，遂被中共南通特委任命为军事委员，派回如皋参加了这次暴动的领导工作。
4月初，顾仲起随中共江苏省农委主任王若飞、省农运特派员张安志（杭果人）抵达如皋。13日，中共如皋县委开会决定成立暴动委员会，由王盈朝、顾仲起、杭果人组成主席团领导这次暴动。在泰兴率先发动暴动的情况下，如皋县委于5月1日开会决定立即在如皋西乡举行暴动，并成立如皋县暴动总指挥部，由顾仲起任总指挥。当晚举行了暴动誓师大会，由顾仲起公开宣布成立暴动总指挥部，在“一切土地归农民”、“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口号下，兵分两路，攻打国民党公安局和地主武装保安团。顾仲起和王盈朝等率北路农民先后攻克蒋家埭、卢家庄，缴获了敌人两门土炮和十多枝枪，又指挥暴动农民打开地主仓库衣櫉，把粮食和衣服全部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然后举火将地主庄园烧毁。
在初战大捷的情况下，暴动农民群情激昂，总指挥部的干部们也情绪高涨，准备远联泰兴农民攻打黄桥，近联东乡农民攻打如皋县城，进而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由于对斗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暴动总指挥部在组织5月3日的群众大会时，没有作好严密的布置和足够的准备，作为总指挥的顾仲起竟然还“指示各人不必带武器到场，只派了几个赤手空拳的青年农民在屋外放哨”。因此，当敌人聚兵奔袭会场时，“除军事指挥顾仲起有一枝手枪外，其他干部身边无可抵御敌人的东西”，而在场的又多是暴动的领导干部，因此为了避免牺牲，顾仲起只得下令解散（见王盈朝《回忆苏北如皋“五一”农民首次起义》，载1980年5月《如皋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在此以后，敌人调集了大批兵力对暴动农民进行了疯狂进攻和残酷镇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暴动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退却，王盈朝、杭果人等去上海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请示，顾仲起避往南通，暴动区工作由暴动副总指挥徐芳德负责。顾仲起返回南通之后，不久又潜往天津农村隐居，一个月后才重新回到上海，投身当时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其实，顾仲起尽管出身黄埔、参加过东征北伐，但或如他在自叙传的长篇小说《残骸》中所写的那样，主要是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并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实际经验。就其本人的秉性而言，他也只是一个感情丰富、对吃人的社会反抗坚决的青年知识分子，笔征千军或可胜任，带兵打仗却非所长。所以在激烈而残酷的实际斗争中，他不但未能胜任肩负的领导暴动之重责，而且暴露出许多弱点，以致受到一些同志和战友的批评指摘，有人甚至把他说成是“逃兵”（见叶胥朝《如皋东乡党的早期活动》，载1982年10月《如东革命史料选辑》第一辑）。这次如皋之行以后，他自己也总结道：“我几个月来勇敢的刻苦的努力的结果，没有给任何方面以一点好成绩，对我都成了不好的批评，我从这一点上，我认识了我只能从事文学，因此，我便决定今后的[从事]文学工作。”（见顾仲起《生活的血迹·再版序》）然而，这些“不好的批评”在以后的日子里始终如影随形，对他形成深深的困扰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顾仲起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顾仲起于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返回上海，在此前后，他认识了也从武汉回到上海的蒋光慈（光赤）、钱杏邨（阿英）、孟超等革命作家，并于1928年初参加了他们发起成立的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太阳社的成员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党组织春野支部隶属于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其主要成员还有林伯修（杜国庠）、夏衍、洪灵菲、戴平万、楼适夷、殷夫、冯宪章、卢森堡（任钧）、圣悦（李平心）等。这些作家大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从实际斗争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共产党员，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都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顾仲起参与其中，掀开了他一生革命和文学生涯的重要一页。
顾仲起南下投笔从戎之后，曾给沈雁冰（茅盾）写信云：“幸而生还，还要把亲身经历做几篇小说。”（见茅盾《现成的希望》）当他经过了战火的淬炼、卸甲而归时，又声称“我对于文艺，还抱有很大的野心”（见《告读者》，载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版《生活的血迹》）。于是，蓄之已久、酝酿再三的种种人物、故事便奔涌而出，源源地流泻于笔下。这时期，他创作的小说甚丰，无论从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前期，成为他一生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他回到上海不久，便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箱子》。接着，又在发表了《离开我的爸爸》（载《太阳月刊》第四期）、《创伤》（载《泰东》月刊第一卷第十期）、《我的怀疑》（载《白华》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等短篇小说。他编定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初版，7月再版），收入《镜子》、《自杀》、《笨家伙》、《老妇人的三儿子》、《箱子》、《最后的一封信》和《归来》等七篇。又编定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笑与死》，收入《哭泣》、《笑与死》、《写给梅波的信》、《悲哀的回忆》、《离开我的爸爸》、《创伤》、《大阿与小阿》和《游浪的孤灵》等八篇。此外，他还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雪夜》，四部中篇小说《爱的病狂者》（又名《爱情之过渡者》）、《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和一部长篇小说《残骸》，其中《爱的病狂者》1928年11月由现代书局初版，其余的则在他离世后陆续出版。这些作品中，除少部分外均作于此时。他以自己勤勉的创作，兑现了他对殷殷关爱自己的师长茅盾的许诺。
盘点顾仲起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他基本上沿袭了自己一贯的创作倾向和路线，又由于经历了战争生活而使内容更加丰富。具体说来，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如下一些内容：
一是描写下层社会百姓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特别是描写小知识分子的奋斗、恋爱以及他们极其窘迫的生活处境。如《大阿与小阿》、《箱子》、《老妇人的三儿子》、《笨家伙》、《离开我的爸爸》以及中篇小说《爱的病狂者》、《坟的供状》等。
二是描写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年轻革命者奋斗与追求、革命与恋爱的故事。如《镜子》、《自杀》、《创伤》、《写给梅波的信》、《悲哀的回忆》以及中长篇小说《残骸》、《葬》等。
三是以故乡顾家埭为对象，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在农村引起的动荡和各色人等的表现，特别是反映了如皋“五一暴动”前夜农村的风云变幻。如中篇小说《龙二老爷》。
总起来看，顾仲起的作品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其主人公有的直接以自己的名字“仲起”命名，大多数作品虽然另取其名，但或浓或淡地烙有他个人经历的影子，如有的早年被送给亲戚作嗣子，有的在上海流浪打工并以投稿为生，有的曾投笔从戎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有的曾无端陷入过牢狱之灾，有的兼有上述某几方面的经历等等。当然小说所描绘的不能等同于作者的实生活，但无疑为广大读者了解这位英年早殇的作家提供了线索。此其一。其二，他的作品多以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形象而生动地揭露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广大下层人民的悲惨和屈辱的生活，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风起云涌、英勇斗争的时代画卷，反映了在这场大革命风暴中各种人物尤其是各类知识青年的不同风貌，并藉此表现出积极的、进步的甚至革命的思想倾向，有的甚至提出了“打破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破灭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见《残骸》）的响亮口号。其三，由于自己独特的经历，顾仲起在作品里虽然不免有些“个人牢骚的发泄”，但从根本上，他是比较自觉地以文学创作来“和反革命斗争”的（见《生活的血迹·再版序》）。而且，他认为自己只适合从事文艺工作，因而努力用创作“向着普罗列达亚方向走”去（见《残骸·后记》）。他的这种文学观，使他的创作成为当时左翼文学的一部分。正因此，他的几部作品（《生活的血迹》、《残骸》、《坟的供状》）便先后被反动当局列为“禁书”而密令查抄。其四，顾仲起的作品也有那个时代左翼文学普遍的缺点，如人物塑造有概念化倾向、艺术构思较为粗糙、语言缺乏锤炼等，但他才华横溢，激情澎湃，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倘若天假以年，则他的成就当未可限量。

顾仲起的死亡之谜
可惜的是，顾仲起在他创作力最为旺盛、创作成绩最为丰富之时，却不幸突然死亡。
最早报道他的死讯的，是1928年12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江》月刊十二月号，该期登了一则文坛近讯：“顾仲起在沪服毒自杀。”
随后是1929年1月20日，上海《海风周报》第四号发表了魏克特（蒋光慈）《鸟笼室漫话》一文，其中有一节便是《顾仲起的自杀》，作者分析了顾仲起自杀的种种原因，却没有提及他自杀的方式。不过多年来的传说，都称顾仲起是投河自尽。其堂弟顾巴彦在《顾仲起生平记略》中说：“他葬身黄浦江中，时间约在1929年初。”南通和如皋两市的市志，也均记载“自沉黄浦江而逝”。
然而，我与几位朋友2008年9月9日去顾仲起家乡顾家埭寻访其侄孙顾国凡（乃顾仲起四弟顾长记之孙）时，又听到了一种说法。据顾国凡回忆，其父顾自幼生前曾说过顾仲起是被枪打死的，死时肠子都流了出来。
分析这三种说法，顾仲起被人打死的可能性似乎较小。如上所述，顾仲起在如皋“五一暴动”失败后逃离暴动区之事，尽管党组织没有定他为“逃兵”，但某些同志和战友对他的非议恐时有所闻。这从为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所写的《再版序》中“同志们不谅解我，打击我，说我‘临阵逃脱’”之语，也可看出。但暴动中真正的叛徒和“逃兵”当时也没有立即受到极刑处置，何况顾仲起并非“逃兵”，又怎么会遭此处罚呢？然而，这种非议对顾仲起的精神压力是不小的，虽然他一再表白“我的血还没有死！我的灵魂还没有死！……希望朋友们别要误解我——我是不会与假革命派妥协的”，一再恳求朋友们“别要给我以使我难受的怀疑和猜度！从事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运动的人，并不就是反革命派”，但内心里恐怕始终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一旦承受力达至极限，或者希望破灭，仍有可能走上弃生之路。而据如皋“五一暴动”的史料记载，顾仲起随身持有一把手枪，暴动失败后他把枪带回上海，后来又用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我们读顾仲起的小说，其中不止一次写到过自杀，他还专门写过一篇题名为《自杀》的小说。至于自杀的方式，他在作品中写到的有服毒和投水两种。如小说《笑与死》中写一个青年革命者因绝望而自杀，是喝下过量的硫酸。写到投水自尽的，则有好几篇作品。他最初在《小说月报》发表的两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和《归来》，就写到准备投海自尽之事；长篇小说《残骸》同样也有这样的情节；另一篇小说《游浪的孤灵》则有“我想投到海中洗去我人格上的污点”之语。由此可见，顾仲起最可能的自杀之途应是投水而死。只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当时确凿的记载，这使顾仲起的死留下了难解的谜团。
顾仲起自杀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反响。有人撰文表示“我不信倔强热烈的顾先生会这么的了此一生”（见张钦佩《关于自杀的顾仲起》），也有人为此惋惜和哀悼。他的太阳社战友蒋光慈指出：“在现今的这种黑暗的时代，若顾君真是自杀了，那是毫不足奇的事情”，把矛头直指黑暗的社会（见魏克特《鸟笼室漫话》）。另一位战友钱杏邨则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了顾仲起自杀的原因。他指出：“顾仲起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他所以终于免不了走入自杀的一途，其主要的动力就是不健全的小资产阶级固有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至于外因，他认为主要有“政治的苦闷”、“经济的苦闷”和“恋爱的苦闷”三种（见钱杏邨《关于顾仲起先生》，载1929年3月上海《海风周报》第十期）。
其实只要读过顾仲起小说的人，都会了解：他虽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未能真正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虽然始终在向当时黑暗的社会反抗和斗争中挣扎着前行，却也经常在奋斗或是自杀的矛盾中徘徊、踟蹰。他确实如钱杏邨所分析的那样，为经济、政治和恋爱三重苦闷所压迫而死。他始终生活在社会下层，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长期饱尝贫穷的压迫，其苦闷自不待言。政治上，他虽然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却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希望，特别是后来又受到同志和战友的猜疑、排斥。恋爱方面，他同样受到严重的打击：他的恋人镜女士在长沙惨遭反动派杀害。在长篇小说《残骸》中，他对主人公叶子有一段分析：“他想反抗而又不具有这一种伟大的力。叶子他已经认识现代社会的矛盾，黑暗，要打破一切旧的，建立一切新的，但他并没正确认识如何来做这些。……他唯一的希望，奋斗，第一种原素也不过是想在社会上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地位……他曾经是有一种决定，便是在不能在社会立足时便去自杀。”可以说，这正是他本人思想的真实写照。因此，当他受到三重打击而又无法排解时，自然也就走上在他脑子里盘旋已久的自杀一途了。
这是顾仲起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不过，顾仲起弃世之后，他的几部业已完成的作品仍然相继问世：长篇小说《残骸》由上海中华新教育社初版；中篇小说《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分别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上海明日书店、上海江南书店初版；短篇小说集《笑与死》则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虽然有的曾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查禁，但依然得到再版或被其他书局出版。这使人想起郭沫若为纪念诗人江村时曾经写过的一句诗：“人是成了灰，诗是留着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