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厚总
早年经历
刘厚总  皖南事变示意图（1903—1952），湖南耒阳人，罪恶累累的中共叛徒，他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杀害新四军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同志的的凶手。 　
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1]　
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
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2] 　
叛变投敌
项英  蜜蜂洞——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之地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
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未牺牲，成为蜜蜂洞内唯一幸存者），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
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摇尾乞怜
1943年  被刘厚总杀害的新四军政委项英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1]
这个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东躲西藏
刘厚总  被刘厚总杀害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
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3]
人物结局
1952年7月，在全国公安系统的统一布置下，新余县公安局开展户口核对，对每户的主要人员历史加以核查。本来，公安人员已在“兴记盐店”核查完毕，正要转到旁边一户，忽然，有个公安对从店外走过的一个人喊道：“黄局长，你到哪儿去？我们在这儿哩。”那人闻声走进盐店，对核查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同志们辛苦。”
这个被称为黄局长的，正是年初才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分管户口核查。他与几位检查人员聊不多久，看见了正在忙碌的刘厚总，心中不觉一愣，感到此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他立时把陈次兴叫过来，问了一些情况。黄宜蕃听说这个店伙计并非本地人，加重了心头的疑惑，然而经验告诉他不可打草惊蛇，便不再问了，若无其事地离开。
真是冤家路窄。这个黄宜蕃不是别人，正是14年前周子昆的警卫员！那时候在皖南云岭，同在一个军部，哪天不要见到刘厚总几回?虽然过了12年，刘的外相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脸型和身架变化不大，仔细看还是认得出来。黄宜蕃回到局里，越想越觉得此人就是刘厚总，他立时找到局长，讲了情况，局长同意：马上逮捕、审讯，不要让他溜了。
翌日一早，7月28日6时左右，黄宜蕃带着十几个公安人员，将“兴记盐店”包围起来。店门打开后，黄用枪对着刘厚总的胸口：“刘厚总，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我不是刘副官，你认错人了。”刘厚总连连摆手，矢口否认。
“哼，刘厚总，别装蒜了，你说我是谁?”
“你，你是……”刘厚总盯着黄宜蕃，心里紧张地思索着，但他无论怎样也想不起这人是谁。
“我，我是周副参谋长的警卫员！”黄宜蕃一声断喝：“你真的不认识？好好看看我吧！”
刘厚总闻言，心怀恐惧地“啊”了一句，随即面色大变，两腮的肌肉微微颤动起来：“你，你……”　
“把这个可耻的叛徒捆起来！”随着黄宜蕃的喝令，早已上前的几个公安人员一把扭住刘厚总的双手，用铐子铐上，立时押回县公安局审讯。
原新四军代理军长、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3]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