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志炎
中科院院士、古植物学家
  周志炎 院士古植物学家。浙江海宁人。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地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到南京大学地质系，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61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现任该所研究员。早年参加“中国各纪地层”与“中国各门类化石”综合性论著的编写，主持东北、中南等地中生代含煤地层及古生物群的综合研究。首次系统研究我国南方早侏罗世早期植物群；阐明满江红大孢子壁超微结构的方向性及其潜在分类意义；发现最古者的银杏和罗汉松科植物并系统研究总结我国掌鳞杉科化石；对南极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晚白垩世及早第三纪真蕨类和松柏类也进行了研究。关于中生代银杏目化石的系统研究被誉为在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曾担任国际古植物协会中国地区副主席，国际植物分类委员会植物化石组委员，美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科组名誉成员。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重大科技成果奖一项，中国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印度Birbal-Savitri Sahni基金会1995年度Birbal Sahni百年纪念奖。出版了学术专著6本，发表论文80余篇。其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誉为世界古生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国内外最新的古植物教科书及专著多次引用。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生平
挤公交车的老人2008年11月3日早晨，古都南京，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在山西路军人俱乐部52路公交车的站台前，站着许多等车的上班族，其中有一位年过古稀，头发花白，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老人身穿一件半旧的藏青棉袄，足下一双在大都市里显得有的土气的黒布鞋，站在等车的人群中，是那么的普通、那么的平凡，那么的不起眼。但如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老人那澹泊而睿智的目光，又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8点15分左右，52路公交车来了，老人和许多人一起挤上了车，由于还在早晨上班的高峰期，车上的人比较多，没有空座。记者提出帮老人找个座，老先生说：“不需要，三站路一会就到了。”这时一位穿红衣服的年轻女士为老人让了座。52路公交车上细心的乘客也许会发现，基本上每天这个时候，老人都在这里等车、上车。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位不论在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一年四季和自己一同挤公交车的老人，就是我国当代科学大师、古生物学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志炎先生。
在北极阁，周志炎院士下了车，步行七八分钟，来到一个古朴幽静的院子（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路上周老告诉记者，古生物所共有七位院士，院领导在工作中和生活上对我们非常尊重和关心，平时要用车，打个电话就行，雨雪天气主动安排小车接送，但自己平时不愿麻烦他们，习惯走走路，散散步，坐公交车又方便又锻练身体。
周老说：“现在媒体和社会把院士捧得很高，在一般人眼里，院士很神秘、很了不得，几乎无所不知，其实院士也是普通人，不过是在某个学科某个方面做了一点工作而已。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乘公交车上班，那么院士坐公交车上班也很正常，不是新闻，没有什么好写的”。
周老走进一座红墙碧瓦的小楼，走进科学大师李四光先生当年的办公处，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从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塑料微波饭盒。
老院士笑着说：“昨天晚上的饭菜，带一点，用微波炉热一下当午餐，又方便又省事。”将饭盒放进冰箱，打开电脑，周老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成绩并不出色的少年在浙江海宁（盐官镇），周家是有名的世家望族。但在上世纪初，随着我国封建王朝的败亡，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坎坷多难的时代，周家这个在当地让人羡慕的大宅门也开始逐渐没落。周志炎的父亲周季无从杭州商专毕业后，来到了当时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滩谋求发展，在证券交易所工作。
1933年1月 11日，一声啼哭，周志炎呱呱坠地。周志炎有二个姐姐，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一个男孩，周志炎出生为家里带来了许多欢乐和憧憬。这是一个幸褔而又富足的家庭，父母对小志炎宠爱有加。在开始识字时，父亲就为小志炎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库》。 这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文库，对周志炎的早期智力开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入侵，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年仅5岁的周志炎和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一家人先逃避到浙江兰溪附近的甘溪乡下，半年后又绕道温州返回上海法租界。家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生活日益艰难。
据周老回忆，自己早期学业是在一个“弄堂小学”开始的。到小学二年级进了一个离家不远的私立学校。记得教室里比较挤也相当暗。因遗传了父亲的近视眼，在天色较暗的日子里常常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从三年级开始上英文课。当时的老师不重视发音和听、说等基础训练。才认得几个字就要读原版的“纳氏文法”，而且要求背诵文法规则。自己实在记不住，对英文毫无兴趣，继而害怕上课，成绩很差。在小学时，其它课程成绩也很一般，称不上是个好学生。
周老告诉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比较幸运地考入了市立敬业中学。当时，敬业中学的师资和教学条件都非常好，学杂费又少，父母亲对此颇为欣慰。但自己的学业成绩仍是一般。由于学校离家相当远，每天除了花费大量时间来回于家校之间，还沉湎于球类等活动，努力学习的主动性很差，复习功课和自学的时间很少。父母亲比较忙，还出于信任，也很少检查督促自己的作业。高中二年级开始分班，由于英文程度差，被分到乙（文科）班。但自己并不喜欢人文科学，尤其怕读论理和政论性的文章，不愿强记人名、地名和朝代等，觉得枯燥乏味。后来，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来学校举办自然地理讲座，丰富多彩的生物界和奥妙无穷的自然界一下地吸引了自己，引发了自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从此喜爱上生动活泼的生物和自然地理。另外，有一次学校组织到震旦博物馆参观，也给自己留下了持久难忘的印象。自己当年曾在公园里采集过花草叶片、种子和昆虫等作标本，在家胡乱地用瓶瓶罐罐做过简单的化学实验，还和同学远足到高昌庙去抓螃蜞。这一切对后来的专业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是一粒幸运的尘埃”“漫道蟾宫竞折桂……苍茫天地一尘埃” 是周老常挂嘴边的诗句。
在采访中，周老对记者说：“我就是一粒幸运的尘埃。在中、小学时代，比自己优秀聪明的同学很多。当年报考地理地质专业，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自己的学习成绩很一般，担心考不上钢铁、化工、机械等热门专业。敬业中学在我们这一届学生中，共有三位院士，许多比我优秀聪明的同学因专业条件等诸多原因没有能成为院士，而我这个当年成绩很一般的学生却有幸成了三位院士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周志炎进入浙江大学地理系学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南京大学地质系。1954年1月从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周老告诉记者，他有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在浙大和南大期间，得到地学界的前辈朱庭祜、李春芬、郭令智等老师们的教诲和指导，到古生物所后，又幸运地跟随了我国古植物学奠基人之一的斯行健老师，当他的研究生，后来又长期在李星学老师的领导下工作。这些前辈和老师们的教导和提携，将他引进了科学的殿堂。
周老说：“更加幸运的是，在我壮年时代，躬逢改革开放的盛世，有幸出国学习、交流，获得了国外名师的指导和帮助，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学术信息和动态。”
1980年9月底，47岁的周志炎跨上舷梯，第一次飞出国门，飞向大洋彼岸，赴英国访问进修，他的科学研究事业也随之起飞。当时，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撞击着心扉，是责任，是期待，更多的是喜悦。
到英国后，周志炎得到古植物学一代宗师T. M. 哈里斯教授的倾心指导和W. G. 钱勒讷, K. 阿尔文, C. R. 希尔等前辈和同行们的无私帮助，使他了解并掌握了国际上古生物学研究的现状、潮流、发展趋势以及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为以后工作、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赶超国际学术前沿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在采访中，老院士多次向记者表示，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是科学海洋里的一点水。在古生物学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取得的一点成绩，包含着许多野外现场工作的同行和合作者的劳动。古生物学研究离不开实际的材料，1989年章伯乐工程师等发现了保存完美的侏罗纪银杏；2003年郑少林研究员等采集到了可以填补银杏演化中重大缺失链环的早白垩纪的标本。这些材料揭示了银杏自中生代以来演化的线索，而我有幸参与了对这些宝贵材料的研究。如果没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热情帮助，也就谈不上我的许多研究成果。
这位拥有众多绚丽头衔和荣誉光环的古稀老人，在世人眼里无疑是成功的、辉煌的，可谓是灯辉月满。然而，面对成功和荣誉，周老没有欣然陶醉，沾沾自喜。他不务虚名，踏实做学问，埋头搞科研。澹泊自守，宠辱不惊，虚怀若谷，视名利若浮云。他没有“大师”的气势、“权威”的派头，一件200多元的棉袄穿了好几年，脚下是一双8元钱的布鞋，毛衣的袖口、领口坏了，换一换继续穿，每天早晨拎着饭盒等公交车。不知道的人总依为他是一个普通的老头。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那个在细雨中等车的老人，是那样的美，那样的高大，让人感动、让人肃然起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问、他非凡的成就，更因为他甘饴寂寞、质朴真诚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高尚而又博大的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优良传统与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