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渭楼
史籍对清渭楼的记载
  清渭楼始建的朝代和始建者，咸阳各种志书中的记载略有不同：
其一，清顺治九年(1652)咸阳知县江山秀纂修的《咸阳县志》(简称《江志》)“古迹”卷记载：清渭楼为“建安黄公所建”。 
其二，清乾隆十六年(1751)咸阳知县臧应桐纂修的《咸阳县志》(简称《臧志》)载为“唐建安黄公建”。在“建安”之前添了一个“唐”字。
其三，民国二十一年(1932)咸阳县长刘安国监修的《重修咸阳县志》(简称《刘志》)载为“唐建安黄孝先建”。“黄公”变成了“黄孝先”。
其四，民国三十八年(1949)编写的《咸阳县志》(简称《民志》)载为“宋黄孝先建”。“唐”变成了“宋”。
经查：《中国人名大辞典》《全宋诗》和《宋诗纪事》都明确记载黄孝先是宋代人，并在咸阳作过知县。在宋代以前所有涉及咸阳内容的图志中，都没有出现过“清渭楼”这个名称。清渭楼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宋代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中的《咸阳古迹图》上；嗣后，又先后出现在明万历十九年(1591)张应诏所撰《咸阳县新志》(简称《张志》)中绘制的《咸阳县城图》和《江志》中所绘的《咸阳城图》上。由此可见，《民志》的表述洵为可信，即清渭楼系宋代黄孝先所始建。
那么，志书中出现的“建安”一词又作何解释？据多种辞书记载，黄孝先确是福建浦城县人。而浦城县，从东汉末年正式立县称汉兴，到三国时改称吴兴，再到唐时正式定名浦城，一直为建安郡所辖。从宋到明、清，浦城县虽先后属建州、建宁府管辖，但建州、建宁府均为原先的建安郡所升。可见，“建安”一词是郡名；因而在“黄公”或“黄孝先”名前贯以“建安”，亦在情理之中：黄孝先既可以说是浦城人，也可以说是建安人。
至于《臧志》中为什么会在“建安黄孝先”前添加一个“唐”字，便纯系应桐之误了。因《江志》在“艺文”卷援引的大量作品中，黄孝先的诗作被夹排在了唐代诗人作品的中间；这样，应桐修志参考《江志》时，便将黄孝先当成了唐代人。当然，“黄公”和“黄孝先”也本是同一人；“公”者，乃是对人一般的敬称。
清渭楼的创建者黄孝先
有关黄孝先的身世履历，在明弘治四年(1491)黄仲昭纂修的《八闽通志》第六十四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金 、郑开极纂修的《福建通志》第四十七卷、康熙三十二年(1693)版《建宁府志》第三十二卷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编纂的《续修浦城县志》第二十一卷中，都记载得甚为具体，唯独对其生卒之年和在各地为官的具体时间语焉不详。
黄孝先，字子思，宋代诗人，出身福建浦城县的名门望族。据宋代一些文人的笔记和有关史料推断，大约出生于咸平六年(1003)。天圣二年(1024)进士，授官蕲州广济尉；明道年间(1032～1033)，改任宿州司理；景 二年～四年(1035～1037)，知京兆府咸阳县；宝元元年(1038)，后移知汉州绵竹县；改殿中丞，再知孟州济源县；改太常博士，通判石州，卒于任上。赠大中大夫、职方郎中。
黄孝先为官一生，刚直不阿，爱民如子，众口皆碑。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孝先既是一位智者，更是一位仁者。他任宿州司理时，当地有一个专门打窃世家大族的李姓盗贼，被人杀死在半路上。其子李婆儿怀疑是同党所为，想去告状。同党之人便引诱婆儿一起去打窃，得财倍与之，婆儿不复言。后来东窗事发，这帮盗贼却指称是婆儿所为。孝先曰：“婆儿孱甚，乌能劫？”禀报给太守后，太守不但不听，反而怒斥孝先；孝先不畏权势，对曰：“狱官可杀，狱事不可移也！”不久，新太守董储到任后，便按孝先的意见，对婆儿作出了公正判决。那时，孝先在宿州昭雪了很多冤案，死罪改判的有16人。因其有治狱才能，后被监司吴遵路与太守董储合荐，升为大理寺丞。孝先知咸阳县时，回鹘使团去京都汴梁朝贡路过咸阳时，一名使者不幸殁于中途，被人草草地埋葬在路边。孝先知道后非常生气，他说：“异邦乡化，既不幸中道殁，又使暴露，岂朝廷怀远意哉？”于是为之封冢表识。待回鹘使还，过其侧，无不为孝先的宽仁厚爱而感动流涕。孝先知绵竹县时，遇上赵元昊反叛，西边用兵在亟，朝廷遂下令增加蜀中税收。孝先实情实禀，曰：“岁饥，行此则民益病矣。”朝廷遂采纳了他的建议。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才高度地评价孝先“为吏有异才”。
黄孝先一生刻苦勤奋，笔耕不辍，一边作官从政，一边写诗习文；到了庆历、皇 年间(1041～1053)，已是号称能写诗文的人。人们都知道闽人黄子思的诗名，背诵他的诗时，每当得到佳句妙语，总要反复体会多次，从中理解深刻的含义。故而苏轼在评其诗时，才将他与韦应物、柳宗元相比，指出他的诗具有司空图所说的“美在咸、酸之外”的特色，正“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以《孤雁》诗为例：孝先在咸阳任官时，县署后面渭河的岛屿中，连年秋天都有一只孤雁栖息在芦苇丛中。可是这一年入冬都好长时间了，还不见它飞来。孝先心想：是在返回的路上被人用箭射死了，还是飞到了别的地方，都无法知道；于是，感慨万千，题诗亭壁：
天寒霜落雁来栖，岁晚川空雁不归。
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我沾衣。
诗中对孤雁哀怜的描写，有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表现了高人雅士的风致，又反映出诗人尊重生命的天道精神。后来，往来于咸阳的文人士大夫们，凡是看到亭壁上这首诗的，都为之倾倒；以至四十五年后的元丰五年(1082)，咸阳县令刘君倩还喜爱得叫人把它刻在石碑上，置于县署，供人诵读。
黄孝先交游亦广。他与后来官至宰相的宋庠(996～1066)、枢密副使胡宿(996～1067)以及苏轼的伯父苏涣(1001～1062)，都是同榜进士。孝先进京作官时，胡宿曾写诗相送：“高门真伟器，正始得遗风”；“银钩专墨妙，犀柄擅谈丛。”(《送黄孝先》)前两句是说孝先出身显贵，必成大器；后两句是称赞孝先书法精妙，谈吐清雅。宰相王安石(1021～1086)也有写给孝先的两首送别诗：“送君强成歌，陟岵翻感激”(《送子思兄参惠州军事》) ,“趋府折腰嗟踽踽，听泉分手惜匆匆”(《奉寄子思以代别》),表现了忘年好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王安石还在写给宰相王钦若(962～1025)之子的诗中讲：“喜君才俊能从我，力学何妨和子思”(《酬王太祝》)。由于孝先与其弟孝恭(字子温)皆雅善诗，故为宰相宋庠所嘉赏；甚或孝恭在失官后，尽作些极于哀丽的诗歌之时，宋庠还专门给他写诗予以劝慰。
作为文人的黄孝先，对社会地位卑微的弱者，特别是女性，也给予了许多的同情和关照。宿州营妓张玉姐，字温卿，色技冠一时，见者皆属意。明道年间(1032～1033)，孝先为宿州司理时，对她特别尊重。两年后，温卿亡，才十九岁，孝先为她写了祭诗：“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结不成。为报两京才子道，好将诗句哭温卿。”(《吊宿州妓张温卿》)在此之前，孝先还有一个他非常爱怜的女子宜歌，不幸客死舟中，遗言将她葬于堤下，希望孝先将来过此时，能得一见，以告慰她的孤魂。孝先不仅依从了她，而且还写诗放进棺中，言道：“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时。”后来，宜歌和温卿都葬在了宿州的柳市之东。这两首悼亡诗，写得深情款款、催人泪下，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感人至深。
始建清渭楼的背景
黄孝先其所以会建造清渭楼，从原因上大致可以作这样一些分析：
首先是黄孝先的诗人气质和对山水自然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他修建清渭楼的思想基础。黄孝先是宋代文学家、“西昆体”诗派倡导者、《册府元龟》总纂杨亿的亲外甥，嗜学能文，深得杨亿的喜爱。由于从小受到文学艺术方面的良好熏陶，造就了他后来成为宋代的著名诗人。孝先22岁进士及第之后，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写了大量诗文，著有《黄通判诗文集》二十卷。熙宁四年(1071)，苏轼亲自为该诗集作序，这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颇为深远的著名散文《书黄子思诗集后》。像黄孝先这样一位既有诚笃品行和高尚志趣又德才兼备的文人雅士，必定向往与宁静恬美的山川融为一体，与广袤无垠的天地合而为一，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与永恒；而亭台楼阁，自然也就成了寄托他的这种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的载体。
其次，重文轻武的大气候，为清渭楼的创建提供了社会环境。史家陈寅恪先生有过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黄孝先所处的北宋初年，刚走出五代低谷，出现了一个向上崛起的反弹，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体跌落中的局部上升之势。这时的开国皇帝出于统治需要而制定的抑武扬文的基本国策，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对文人士大夫来讲，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都堪称是如鱼得水的时代。据宋代史料记载：当时吏治疏缓，守令优闲，许多出任地方长官的大臣都不致力于民瘼国计的料理。比如宰相张齐贤，退休回洛阳后，得唐代宰相裴度的午桥庄，凿渠通流，栽花植竹，每日与故旧乘小车携觞游钓，倜傥任情地享受着旷适的意趣。就连名重一时的集贤殿大学士寇 ，也是“所至终日游宴，则以所爱伶人或付富室，辄厚有得。”至于“建亭台，邀宾客，携属吏以登临玩赏，车骑络绎，歌吹喧阗”，更是随处可见。那时候，许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建造亭台楼阁已成为一种时尚。苏州的沧浪亭，始建于庆历年间(1041～1048)；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重修于庆历五年(1045)；山东渤海岸边的蓬莱阁，始建于元 六年(1061)，大体都在这个时期。当时形成的这种社会风气，自然从客观上为黄孝先修建清渭楼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咸阳的地理条件和黄孝先的个人身份，为建清渭楼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古代，观景、赏景的亭台楼阁也是文人雅士们汇聚之所，往往都建在自然风光绝佳之处，或建在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之上。因其造型美观，所以它们本身也就成了这些地方的重要景点。而当时的咸阳县城，虽然远离京都汴梁，但北依毕原，南临渭河，风景非常美丽；又因这里是丝绸之路的第一要津，人流如织，仍显出一派繁华景象。在这里择古渡一隅，自然是建楼的理想场所。况且，当时作为知县的黄孝先，有职有权，鸠工庀料也并不作难，实现自己建楼的愿望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黄孝先选取“清渭”二字作楼名，可谓匠心独具。“清渭”二字，不仅清新优雅，而且耐人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
苏 ：侍跸浮清渭，扬 降紫泥。
卢照邻：草变黄山曲，花飞清渭流。
王 湾：竹绕清渭滨，泉流白渠口。
贾 岛：远山秦木上，清渭汉陵前。
白居易：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
权德舆：日暮驻征策，爱兹清渭流。
冷朝阳：晚来清渭上，一似楚江边。
沈 期：宝马香车清渭滨,红桃碧柳禊堂春。
杜 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赵 嘏：凭高满眼送清渭,去傍故山山下流。
刘 ：鸟鼠流清渭，岍岐导众山。
苏 辙：名园失绿暗，清渭泛红鲜。
寇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陆 游：散关摩云俯贼垒，清渭如带陈军容。
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十一位、宋代有九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七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也因之才造就了咸阳古渡的优美景色。 以“清渭”名楼，既是对现实的歌颂，同时又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向往。至于渭水的变浊，显然是后来的事了，是包括森林被毁、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诸多大自然的因素使然。清末学者谭嗣同还多次对渭河做过仔细观察，认为渭水的清浊会随着季节时序而改变，即冬春清澄、夏秋浑浊。(《石菊影庐笔识·泾渭清浊》)
清渭楼的历史变迁
据《续修浦城县志》载：黄孝先当初知咸阳县期间，其长子好谦(字几道)随其侧，时年15岁。又知好谦殁于知颍州未赴之时，享年66岁；从他的好友苏轼当时为他所作的祭文中知道，这一年是元 二年(1087)。由此便可推知：好谦生于乾兴年间(1022)，而孝先知咸阳县时，是在景 二年(1035)。另据上书所记：孝先在咸阳任职时，曾有去京都开封朝贡的回鹘使团路过咸阳；而此后不久，孝先三年任期届满，便被移知汉州绵竹县。查《宋史》得知：回鹘“自天圣至景 四年，入贡者五”；而这五次分别是在天圣二年、三年、七年、九年和景 四年。显然，只有景四年(1037)的这一次朝贡，是在孝先知咸阳县时。综上所述，清渭楼的建造时间，应在景 二年～四年(1035～1037)孝先任咸阳知县的三年中。
咸阳县城从唐武德六年(623)定位于今渭城区的任家嘴附近之后，一直比较稳定；宋、金、元三代的县治，均在此处。所以，宋代黄孝先始建的清渭楼自然是在这里。其具体位置，从宋代宋敏求《长安志》所绘的《咸阳古迹图》上看得很清楚：渭河从“咸阳县门”南边流过，而清渭楼就在渭河南岸。《长安志》撰于熙宁九年(1076)，是清渭楼建成以后的四十年；当朝人记当朝景，应该说是没有疑义的。
元朝末年，战火频仍，咸阳县城被毁，清渭楼亦随之无存。
明初洪武二年(1369)，新任的咸阳县丞孔文郁寄居于废城区内(今渭城区东耳村)的村民家中，同时在距废城以西四公里的渭河北岸 (今老城区)修筑新县城。县治于洪武四年(1371)始迁新址之后，清渭楼又被重建。从明代《张志》中所绘《咸阳县城图》上标示的位置看，这一次仍旧建在了渭河南岸，其具体位置在河南街的“渭阳古渡”渡口边上。后来的多部咸阳县志，都记载了这一史实：《江志》记为“清渭楼(原)在县河南街南门外”；《臧志》记为“清渭楼在渭河之南”。
到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县城再次重修时，清渭楼才最后迁建到东门外的咸阳古渡岸边；这在民国时期的《刘志》和《民志》中，都有同样的记载，即：“清渭楼，旧志在渭南，今在治城东门外。”
宋代始建的清渭楼，历经近千年的风雨沧桑，迭有兴废，尽管楼址多次移位，后来的面目已非当初，但它却一直跟随着咸阳县城走，跟随着咸阳古渡走，始终矗立在渭河岸边。在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906～1910年来陕考察文物古迹时拍摄的和陕西南郑籍学者安汉1932年拍摄的“咸阳古渡”照片上，咸阳东门外的清渭楼一目了然。抗日战争时期，因咸阳古渡运输繁盛，清渭楼为渡船管理部门使用；据河南街的老船工宋仁德回忆，当时一楼的门楣之上还挂有一块黑底金字的“清渭楼”门匾。新中国成立前后，清渭楼一直为船业公会驻地；1954年，曾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咸阳水文站办公之地。再后来，随着渭河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咸阳古渡日见式微，清渭楼遂以公产作为住宅而得以保存下来。当时，楼前设有精雕的木栏杆、木格门；还有三间后殿，殿内绘有三国故事壁画。1992年2月，咸阳市人民政府将清渭楼列为历史文化名城重点单位立碑保护。1998年渭阳东路拓宽之前，人们能在东明街口渭河岸边看到的龙王庙西侧的那座三间两层楼，便是历史上清渭楼的最后身影。
吟咏清渭楼的诗歌
楼因诗而名，诗因楼而传；诗与楼相映成辉，相得益彰。清渭楼其所以能流传千古，与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它的吟咏是分不开的。
宋代黄孝先建成清渭楼后，登临一览，南眺终南翠嶂，北望毕原列冢，渭水流经脚下，古渡近在眼前，于是便心潮难平地写下了为后人反复吟诵的名诗《留题清渭楼》：
黄翁爱山不知休，每日不下清渭楼。
为官落得官下隐，爱山不得山中游。
朝看暮看山更好，古人今人空自老。
天生定分不可移，白云悠悠寄怀抱。
这首登楼抒怀诗，充分表达出一个爱山的仁者旷达而无往不乐的人生态度。在写法上，体现了宋诗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味不重肥脓而重隽永的特点，很有代表性。北宋崇宁五年(1106)，吴修 任咸阳县主簿时，对此诗作了“格高趣深，飘若来从天外”的极高评价；他还请当时擅长行书的书法家束长孺大书入石。这就是《刘志》中有着准确记载的历史上有名的“宋黄孝先诗碑”。黄公诗著名的程度，到了大凡知道清渭楼的人，便一般都能随口吟出此诗的前四句。
宋黄孝先以降，历代在咸为官者及文人学士，附丽风雅，迎来送往，常于清渭楼上赏景酬唱，留下了许多咏诗。清渭楼修成八十三年后，已是北宋末年的宣和元年(1119)，官陕州仪曹掾的苏辙之孙苏籀(1091～1163)，被陕西转运副使任谅荐入漕幕，得以与好友咸阳县令、诗人何子应(名麒)、陈叔易等游览清渭楼。苏籀的母亲黄氏，乃龙图公黄 (字师是)之女、黄孝先之曾孙女。一听说清渭楼为其母之先祖所建，苏籀很是喜出望外。咸阳县令请求他们为清渭楼写诗，苏籀便和何子应韵，写了一首七言长诗，描写登楼所见：
咸阳宫殿无尺瓦，直抵南山是禾稼。
山巅冠阙总成尘，清渭东流无昼夜。
昔时此水贯宫垣，今日沦涟县楼下。
无复秦娥洗妆水，时有村童饮牛马。
秋波泠泠泛红叶，春天波荡桃花节。
当时还不到30岁的苏籀，正值倜傥风流之年，来到富庶的关中作官，公务比较轻闲，心情本该不错；可是，此时的赵宋王朝因党争频繁，元气大丧，政权土崩瓦解之势已显，所以苏籀也在诗中留下了“天下书生”对故国的哀思和对兴亡的无限慨叹：
何侯精采如琳琅，携诗揖我谓我臧。
我今为子登楼赋，书版一讽悲兴亡。
清顺治十七年(1660)，江苏太兴举人黄中璜(字筠圃)任咸阳知县，见邑中古迹“至今犹存”，遂“俯仰凭吊，不胜低徊，簿书之暇，按籍阕韵，率成数首”，其中很有名的便是《登清渭楼二首》：
其一
极目烟霞里，相迎树色丛。
汉宫春草茂，秦垒暮云蒙。
群峙 山秀，长流渭水雄。
临风频怅怅，寄慨有馀衷。
其二
三秦多胜迹，一望眼难空。
月冷孤遗冢，云寒蔽旧酆。
村连远树碧，雁带落霞红。
俯首怜清渭，潺 水自东。
中璜博学多才，任职期间，省刑慎罚，崇儒苏困，政声蜚然，还著有《吾馀草诗集》二卷。任职三年后，到了康熙二年(1663)中璜主持重修咸阳县志时，他便将自己的这两首清渭楼诗收进了“艺文”卷中。至今读来，仍觉脍炙人口；正如他当年所说：后之览是志者，“邑中名胜恍于几席间得之矣。” 
据咸阳县志所录，清代诗人白纶至迟作于康熙年间的“渭阳十胜”诗，其中有一首《雪洲栖雁》：
纷纷塞雁雪洲前，冷落高楼望远天。
夜静不知明月上，红颜锦字几千篇。
雪洲，指的是咸阳县东门外渭河中的沙屿。傍晚时分，登高能远远望见盘旋在雪洲上下的南飞雁群的，当是渡口旁的清渭楼了。
同治十二年(1873)的江苏仪征举人、官户部主事的严玉森(1838～1901，字鹿溪，号虚阁)，在咸阳也写过一首《登清渭楼》的诗：
天风海水一舷中，野服山蔬万象空。
泾渭双流涵镜阁，汉唐千树送花骢。
关西客泪霜堆鬓，笛里江南雪满篷。
更忆真州东去路，新城十里小桃红。
诗中写他登上傍城而立、临渭而显的清渭楼，俯瞰渭河中的小船、古道上的行人，听到舟中传来悠扬的笛声，不禁想起江南故乡的美景来。玉森的家乡在宋时名真州，清雍正元年(1723)才改名仪征县的。作为诗人的玉森，有《虚阁遗稿》六卷传世。
清代还有一位葛裕文，生平不详，曾写过一首《咸阳古渡口占》：
飞渡秦川一叶舟，乡心感触白乌头。
西风猎猎咸原草，暮雨潇潇清渭楼。
九井横当三辅路，六冈遥接五陵秋。
几回立马空追想，烟树迎人暂小留。
诗中写他在一个雨天的傍晚，乘舟过渭来到渡口，是烟雾笼罩的树木迎接了他，使他暂时留在了咸阳。其中描写暮雨中清渭楼的颔联，已成为流传的名句。
历史上歌咏清渭楼的诗篇有幸能流传至今，自然是古都咸阳的一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是值得珍视和利用的。
重建清渭楼的意义
除了清渭楼外，咸阳历史上还曾有过秦楼、城楼、齐云楼、井 楼、宝钗楼、贞女楼、公子楼、显茂楼、吕祖楼、北寺楼等等，正如唐崔颢诗中所描绘的“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遗憾的是，这些楼都没有留存下来。唯独清渭楼特殊，不但有文字记载和咏诗，而且有建筑遗迹，因之知名度最高。究其主要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清渭楼始建时的起点高。督建者黄孝先是知县，建楼虽属官方行为，但顺应了时势，深得民心。而况黄孝先又是诗人，文化素养深厚，他将自己的思想、精神都寄寓到清渭楼上，使它成了历代文人雅士向往和聚集的地方。
第二，清渭楼的建造位置比较优越。不管它的楼址在历代怎样变迁，始终都是建在咸阳古渡附近，这样就丰富了咸阳古渡的人文景观，并与渭河南北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成了咸阳古渡过往行旅心中抹不掉的记忆。
第三，清渭楼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楼台文化是咸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清渭楼又是传承楼台文化的有效载体。千百年来，巍然屹立于渭河岸边、渡口之旁的清渭楼，是世事兴衰、朝代更替的历史见证，其所以能留存下来，证明了它在人们心中影响的深远。而且，即便是毁了也要重建，哪怕是几毁几建，这不但体现了民族的一种凝聚力，也体现了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汉代思想家王充说过：“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清渭楼产生过其他建筑物难以替代的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盛世年代，我们不能叫清渭楼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我们完全有责任将这一古迹复修起来，并使之延续下去。如果能将清渭楼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重现于咸阳古渡渡口，不仅能继承和光大咸阳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而且能更加丰富咸阳古渡的景观，促进咸阳旅游产业的发展。
咸阳有清渭楼，一市之徽也；犹如北京有天安门，一国之徽也。幸喜的是，2001年2 月，中共咸阳市委、咸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在原址重建清渭楼的决定，并委托西北建筑设计院由该院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建筑设计大师张锦秋担纲设计：楼高51米，主楼为8层，仿宋建筑，斗拱飞檐，菱花隔扇，风格柔和而绚丽。该工程投资5500多万元，2004年10月已开工建设。人们正翘首以待，相信要不了多久，可以与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媲美的清渭楼，一定会以它瑰伟绝特的雄姿重现于世。
重建的清渭楼
  主体已经完工的清渭楼，矗立在咸阳湖畔，占地约31亩，建筑面积为21430平方米，建筑高度51米，地下一层、地上八层，楼基东西长106米、南北长89米。将成为咸阳市一个标志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