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柳诒徵
简历
  柳诒徵[1]柳诒徵（1879年-1956年）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7年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抗战期间，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兼任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于复旦大学。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曾主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2]
生平轶事
博雅宏通曾与柳诒徵同在国立东南大学，并“素以平生风义兼师友与之相期”的吴宓教授曾称许柳诒徵说，国立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 [1]
柳诒徵少时失父，家境清寒，常“仅赖少许酱豆腐下饭”。但其母出身书香门第，柳诒徵自幼受母教诲，许多古代文史要藉经典，读得烂熟，背诵如流，17岁便考中秀才；当时一位诗人曾作“次韵柳翼谋”七律一首，结句对柳诒徵有“君看一代称韩柳”之赞。此后柳诒徵又先后于金陵锺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师和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黄以周和李瑞清。他学习勤奋刻苦，“日常闭门自禁于斗室案头之中，咸与书籍为伍”，与当时一些纨绔子弟的奢侈懒惰恶习恰成鲜明对照。经年积累，大师培育，使他学问日臻丰厚圆熟，以致他“日后写稿，竟不假思索，往往振笔疾书，文不加涂改，作诗也如云移流水，生花妙笔，一气呵成。”自三江师范学堂毕业后，柳诒徵又得缪荃荪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一段时期，就使他对当时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学也远远突破了乾嘉学派的眼界，如他将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易称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解释说，“所谓利非为个人私之利益，乃指国计民生与国利民福而言；所谓功，非贪天功之说，乃指努力创建以竟全功言”，这和孙中山当时提出的“民生史观”正是共通和相合的。  柳诒征说文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柳诒徵被聘为国文历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历史部主任。国立东南大学时期，他主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文法理工诸科学生，不论选读与否，大都趋之若鹜，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挤得水汇不通。”柳诒徵“对来学之士，无不因材施教，诲而不倦，且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谈到他在南高师受三位教师的影响最深，即刘伯明、柳诒徵和竺可桢。他当年报考南京高师时，由于体格瘦弱而被认为不符录取条件，后柳诒徵力陈其成绩优异，提请复议，因而得被录取。在学期间，柳之教泽，使他终生受用不尽。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学，柳诒徵认为，各省县的志书，卷帙浩繁，比国史所记载尤为详备，应该充分利用，以补国史之所不足；二是图谱学，柳诒徵曾引宋人郑樵语：“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并亲创以搜求图谱和实物为职志的史地陈列室；三是史料学，柳诒徵曾引黄梨洲明儒学案语：“学问之道，以自己用得着为真”，强调史藉如烟海，必须有方法加以选择。并认为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所说的两种方法，“裁篇别出”和“重复互注”，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功夫。而在张其昀离校毕业时，柳诒徵在其纪念册上仅题“守约”二字，告诫他读书不宜广而宜专，并向他解释说，“重要的书宜分精读与浏览两类，对精读者必须自始至终丝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点，虚心涵泳，融汇体察，如此方能贯通领悟；至于浏览者，仅系供参考之用，庋藏储备，随时调阅，能提要钩玄，明其大体即可。”张其昀所在的一班国文系一班学生十多人，经他精心培植，以后在学术上都卓有成就，除张其昀外，如缪凤林、景昌极等人，因而吴宓曾评价为南高东大“空前而绝后”之最优秀之一班。[1]
柳诒徵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书中所纪俱系前言往行，简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期能于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谬误，而后折衷至当，以成定论。”其《中国历史要义》一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诚、史义、史术、史化十大篇。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更见精采，美不胜收”，“在我国的史学名著之中即以之持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相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除了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诒徵“诗文书法”也“俱足名家”，“为文不论说理、记事及其抒情，无一不精”，被人推许为“直入六朝堂奥”；其诗则得到吴宓“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评语；而“书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隶，几无不能；尤以隶书笔法，与其师李瑞清相近”。 [1]
对这位学术大师的治学成就，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有一番较全面的评述，他将其与梁启超相比：“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1]“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柳诒徵在南高、东大和中央大学之时，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长须，平日身着长袍马褂，一尺长的旱烟杆系着黑布烟袋，始终不离手中；无时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学生见面行礼，他总是拱手作答，最为谦虚。言语幽默诙谐，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抗战期间，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一天，柳诒徵有事与一随从一起入兴化城，岗哨卫兵照例盘问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哑然无以为对，哨兵斥之离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门城内建设厅长住宅，岗哨始准随从入城通报，由建设厅长到北门迎接后方得进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却连连夸奖哨兵训练有素，忠于职守，并自嘲说：“这是报应，我平时当老师时常给学生吃鸭蛋，此次我连吃三个鸭蛋。”说毕大笑。但“紧要关头”，柳诒徵却“自然不肯马虎放过”。抗战胜利后，柳诒徵选聘为江苏省参议员，凡关乎国计民生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长均列席被质询，当时教育厅长曾为一件事指责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先生当即抗声而起，手指某厅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议员是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想不到一个“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若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不已。[1]淡泊名利柳诒征淡泊功名利禄。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窃权误国，誓不做官，以执教著述，清正自守。 他民国早年的学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崔宗玮曾说：“如果热衷於官职的话，柳老伯的资历名望，不要说南高的文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一定会有人请他担任的。”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礼乐馆”，蒋介石欲借重柳诒征的德望，让教育部请柳主持，柳当即“以老弱为辞”，蒋又让柳门弟子陈训慈之兄长陈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谢绝。”
柳诒征幼时随母居外祖家，步入社会後四海为家，债赁为居。虽然如此，他仍淡泊钱财。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执教，当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会计却要教师自己去领。柳为维护师道尊严，数月不领，学期结束即请辞，校长李梅庵不舍，托陈善余询问原委，遂後才责正会计，得以挽留。1938年，柳诒征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於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课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倒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後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征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决不收川资、薪金。
人物生平
柳诒徵生平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亲早死，幸母亲持家、教导，故培养了柳氏重孝敬、求仁爱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陈善余的教导，产生了研究目录学及中国历史的兴趣。
第二阶段：1900至1927年，维新变法，柳氏进入江楚编译局，就学于倡言变法的缪荃孙，随师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历代史略》为教材；1915年后，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国文、历史科，南高改并为东大，柳氏为历史系教授，任教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印度史等，与吴宓等主办《学衡》；1926年正值东大发生“拥郭拒胡”的学潮，而柳氏反对校长郭秉文及学生运动，遂离东大；
第三阶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整理旧籍，分类编目，并完成了三十六册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更主编《国学图书馆年刊》，撰成《国学图书馆小史》；九一八事变，南京告急，柳氏东奔西走请求政府接收藏书，但政府可供藏书的地方不足，故书籍被战火焚毁，自谓“对祖国文化未尽到全责”。
第四阶段：1938至1945年，柳氏到了重庆中央大学，校内故旧因柳氏盛名，请他任历史科研究院导师，任教期间完成《国史要义》 。
第五阶段：1946至1956年，为柳氏回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国史馆纂修，整理战后散佚图书及史料，继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出任文物管理委员，筹办地方博物馆。
柳诒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图书馆学家。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荣。学术薪传乾嘉学派，融世界近代新思潮，学贯中西。主张“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与北方任教的史家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
人物年表
1879年出生。7岁失父，家境贫寒，同姐随母到外婆家，课督于母鲍氏，就读于鲍氏书塾，日诵经书、诗文。以家无藏书，勤奋借抄。
1896年，柳诒征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江阴南菁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师从缪荃孙、黄以周、李瑞清等人。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
1902年，随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国后曾就学于三江师范学堂。
1903年创办思益小学。之後曾任江南商业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等校教习。
1912年主持镇江府中学堂。不久转任北京明德大学教授。
1914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江谦之聘任文史地学部历史、国文教授。
1920年南京高师改为国立东南大学。
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发生学潮，1926年柳诒徵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
1927年，国立江苏大学改为国立中央大学，返校执教；并主持国学图书馆（原江南图书馆，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改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
1937年，抗战前夕，为转移图书入川奔走。抗战爆发后讲学于国立浙江大学、国立贵州大学。
1938年再度出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回南京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兼任国史馆纂修。
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荣。
1949年，居沪，执教于复旦大学。筹办上海博物馆。
晚年以读书校书为乐。曾请同乡印人赵蜀琴镌“一生书里活”之印。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平生布衣蔬食，卒后仅遗一床一桌，书10余箱。
学术成就
文史学家柳诒徵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先驱、开创人。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 ，打破纲监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1910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征《国史要义》柳诒征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 ，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征透过许多着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征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 《学衡》杂志、《国风》半月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於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征是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 、《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征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於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於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历史哲学家柳诒徵是一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着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  国史要义图书馆学家柳诒徵是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为便於“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教育家作为教育家，柳诒征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
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弟子如缪凤林、张其昀、宗白华、茅以升、陈方恪、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 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後，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柳诒征著作书法家柳氏初学唐碑，以颜、柳为基础，既而学赵、董，纯是帖学馆阁路数。1901年后学北碑，经张謇而受张裕钊的影响，又与张小楼相切磋。1908年后入两江师范学堂任教习，又受到李瑞清的启迪，临写北碑突飞猛进。篆、隶、真、行、草各  柳诒征书法体  柳诒征书法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书汉、魏二朝碑版，尤擅写经石峪、颜真卿。  柳诒征题字
史学观点
著名学者柳诒征是一位地道的实证主义者。柳氏史学之魂，乃是政治实用主义。就史学流派而言，民国史学有求真与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属致用一系。就史学渊源而言，柳氏史学实为晚清国粹派史学的逻辑延伸。就经学与史学的互动而言，柳氏史学可视为其经学立场在史学领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从史学的立场看，就是所谓“史术通贯经术”，亦即以“史”来表现他的根本理念。所谓“史”，乃“学术”之代词。而“经”则是他所谓“政治”、所谓“实用”、所谓“礼”的对应语。 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进化史观，柳先生却不大相信，提过许多质疑，作过诸多批判。柳还不大相信历史运动的因果联系。柳诒征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统，层次清楚，逻辑井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系统。  柳诒征史学观点论孔子他认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学问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学问均从史学产生出来。孔子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老子与孔子所讲的“道”，就是“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规律。所以，理学与道学均来自史学。又说，孔子学说贯穿中国全部历史，此前之史则赖孔子得流传。认识孔子，就掌握了读史之纲。他还认为，清代乾嘉诸儒独到之学实为史学而非经学。柳对清代考据学整体评价不高，对汉学有所批评，对宋代文化评价甚高，均与陈一致，但陈认为清人以经学见长，几乎无史学，则其史学内含实与柳氏殊异。柳的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陈则相互分别，故产生上述殊异。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经学立场。将柳诒征的上述言论置诸章太炎、刘师培、邓实诸家中，可谓水乳交融，难加区分。史德论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显得特别浓重。所谓“道德”，包含热爱国家、尊重传统、崇尚气节、端正人格、勤奋工作、一丝不苟等丰富内涵，但核心是“养心术使底于粹”，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点是现实政治。他曾说：“吾之人本主义，即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与此相适应，《国史要义》专列《史德》篇，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史德”论，按以己意，重新申说，力图“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与政治实用主义相配合，形成一套独特观点。就文章写作角度看，他从史德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的，还是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
他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在他看来，依道德准则衡量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无可非议。他一反近代新史学家的观念，令人惊奇地对向来遭受批判的传统“正闰观”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完全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就是说，只有肯定持有正义的王朝的正统性，才能使现实中不具有正义性的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使乱臣贼子惧”。
在柳的史德论中，历史、史家、道德实形成一个交互为用的循环。历史（即儒家经书）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史家带着道德感去写史，又通过撰史活动增进自身及社会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观，实已扩展到现实政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径（有赖于史）与作用，拓宽了“史德论”的领域，而且并不认为“史学致用”是不德。史学功能论由于信奉史学中心论，柳自然会把历史说成无所不能，这是他史学功能论的特点。1925年，在《学衡》发表《历史之知识》，着重阐述史学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能提供人类以往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供现代人参考、应用。“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一针见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实用主义思想。
柳氏的史学功能思想贯穿着他的基本史学观念和史学目的思想。无论史学功能多么完备，也要看运用者的心术，所以他又说：“史籍之用，亦视学者之用心何如。用之当，则可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臻治平；用之不当，则可以启乱饰奸。”这样，史学功能思想就又与史德论结合起来了。历史研究法柳氏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历史研究法之名，但三传之于《春秋》，各有师说，以解析《春秋》之义法，准此而言，则世之有历史研究法莫先于中国。从此观念出发，他把历史研究法划分为两个方面：读史之法与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对文字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校勘与考据方法发表过精辟见解，都贯穿着“以史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学方法来干扰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学中心论，比较有特点，也都无懈可击。而且，他虽精于校勘考据之学，但不主张唯考据是能，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使然。 读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术性比较强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个实践经验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它同样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学观念。他主张读原著，反对只读教科书，就表明了他对新式教科书的态度（这也是章太炎的态度）。读原著还有读经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学莫先于读经。”柳在读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是：读史须求得圆通。
主要著作
柳诒徵一生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多种。其中《中国文化史》70余万言，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廿五史、历代名家著述、国外汉学家论著及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道等达600余种。
《中国文化史》
《国史要义》
《东亚各国史》
《印度史》
《南洋群岛史》
《国学图书馆小史》
《中国版本概论》
《劬堂题跋》
《中国教育史》
《柳诒徵说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商业史》
《商业道德》
《中国财政史》
《柳翼谋文录》（台北广文书局1970）
《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为学守则
柳诒征自订“为学守则”三纲十八目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虑、平怨怒、节饮食、谨言语、惩偷惰。
二修德：事亲孝、与人忠、立志坚、律己严、执事敬、处境淡。
三勤学：读经书、考史事、讲理学、习国政、作诗文、究技艺。
人物风骨
柳氏的学问之深，一般人不敢问津。所谓卓异者，知识分子之风骨也。那么他在治学上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做人上有哪些卓异的地方呢？治学治学方法且举一例。后来到了台湾的著名历史学家张其均先生，是柳诒征的学生，在他的《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中，特辟一节谈柳先生指导学生的治学方法，条分缕析，甚是精当。其中说，他曾问柳师，如何写历史，柳师答：“可多看小说，各家小说总是富于兴味，引人入胜。”若不是博学多识，又深有体会，断不敢说这样俚俗的话语。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据此是否可以说，由文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诵。比较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中国通史》，就知道柳先生的话是多么精妙了。  柳诒征书法做人为人行事上，最见其风骨。柳先生成人后，终其一生，奉行“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
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风潮中，柳先生遭人攻讦，说他想做文学院院长，又说他想做江苏教育厅 长，先生也不分辩，只是马上辞了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职，远走东北，应了国立东北大学之聘。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东南大学改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柳先生才回来任该校教授兼筹备委员。当时实行的是大学区制，全省的专门学校和中学校，都归这个大学管辖。
中央政府规定，指拨江苏田赋180万，充教育专款。而省财政厅长说，江苏预算已经制定，田赋收入并无余款可以指拨。校长和财政厅长商量不通，派柳先生和另外两三个筹备委员去仍是不通。隔了一天，校长再派柳先生等两人去。财政厅长说，已说过一个钱也没有，何必又来说空话。柳先生说，这次不是来说空话，只是商量一个具体的办法。接下来说：我晓得财政家都有个秘诀，收入是以多报少，支出是以少报多。财政厅长一听立即站起来说，哪有这样的情形，若是这样，你来当厅长我去教书好了。柳先生说，请您莫动气，我若是不明了江苏财政的实际情形，也不敢乱说，我是读书人，已从《赋役全书》上看到了最近全省的各种统计数字。我们江苏的老百姓向来不敢拖欠国税，但是每年秋勘之后，征收总不足额，那是各县知县和胥吏舞弊，名为民欠，其实都可追缴。所以每年的预算，都有带征积欠一项。前天厅长让我们看的本年预算，田赋收入项下，既与征额之数不符，又和前几年实征之数不符，又未载明带征积年的欠款，这不明明是以多报少吗？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将我写的一篇账请你细看。厅长无语。柳先生又给对方出主意，说，你既已在省府会议上说过没钱，再开会时，也不必说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只说教育经费至关重要，教育界诸位逼迫太甚，我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各位就不必问这笔钱的来路，你看这样说好不好？这话若可行，就一言为定，180万照拨，你若不以为然，我就将我所写的，在各报上公布，请莫见怪。“这位厅长，真正漂亮，听我一席话，满口应承”。  柳诒征书法  柳诒征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