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汉货币史
基本信息
作者：宋叙五　著  
ISBN：10位[96299 60893]13位[978962 9960896]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1
定价：￥107.35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极少数将中国货币史作断代研究的著作。西汉货币史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其极重要的地位。西汉是中国社会第一个政治性的统一政府，而且又刚刚踫上中国社会进入「货币经济社会」的关键时刻，所以西汉政府首先遇到的一个课题，是必须制订一个全国性的货币制度，以应「货币经济社会」的需要。这一个课题，在以前的政府都没有遇见过；而在西汉以后的政府，则有西汉的前例可循。故西汉政府的处境，最为困难。西汉政府，在制订货币制度时，非但为当代立法，亦可说是为后世立法。[1]
西汉货币史既然如此重要，故非作断代专深研究，无法真正暸解。本书写作，在史料之搜集排比过程中，用中国的考证方法；而在分析、解释史实时，则用现代经济学、货币学的理论。令中国古代史事，饶具现代意义。
本书作于一九六一年，完稿于一九六四年。写作期间，蒙前辈学者如张丕介教授、牟润孙教授、全汉升教授、劳干教授、徐复观教授、张德昌教授等赐予审阅、订正，弥足珍贵。本书初版于一九七一年。原为十章；现经作者增订、补充，增为十一章，而内容更为充实。
作者简介
宋叙五，1934年生，1961年毕业于新亚书院经济系。196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士（优良）学位；其后又获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作者专注于经济史教学及研究逾40年，现任香港树仁学院经济系兼任教授，讲授中国经济史及西洋经济史等课程。
目录
再版自序
初稿出版自序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秦朝货币制度之回顾
第三章　西汉货币制度
一、有关铸作权之规定
二、有关货币形制之规定
三、有关货币体系之规定
第四章　西汉货币与货币经济之发展
一、金属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西汉金属货币之发展情形
三、“货币经济社会”之意义
四、西汉货币经济之发展情形
第五章　西汉社会初入货币经济阶段所引起的各项变动
一、社会财富流转及分配方式之改变
二、商业发达及农民背本趋末
三、社会风气趋于奢侈浮华
四、社会结构及伦理观念之转变
第六章　西汉历次重要货币政策探讨之一——文帝之放铸政策
一、政策内容
二、文帝时期之社会经济及货币情况
三、文帝五年以前之货币制度及其流弊
四、政策目的
五、放铸政策的实施及政策目标的达成
六、放铸政策实行后之流弊
第七章　西汉历次重要货币政策探讨之二——武帝元狩间之货币政策
一、背景
二、政策目标
三、流弊与结束
第八章　西汉历次重要货币政策探讨之三——武帝元鼎间之货币政策
一、政策内容
二、背景
三、政策目的
四、政策实施情形及后果
第九章　西汉历次货币改革与货币制度
第十章　西汉货币思想
一、以货币为财富的观念
二、反货币思想
三、对货币铸造权的争论
四、对货币本质的认识
第十一章　结论
附录
参考书目
图征[2]
评论
第一，著者指出西汉货币政策历次改变，形成了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特殊性格。汉文帝时顺应「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尽量减少对人民经济的干预限制，开放铸钱、冶铁、煮盐等经济活动。「放铸政策」实施后，民间铸钱盛行，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目标，但同时亦引起一些问题。因为放铸以后，不依法铸钱者大增。从贾谊〈谏铸钱疏〉得知，因「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以及「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之故，造成了「肆市异用，钱文大乱」（页66）。因放铸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使到政府财权旁落，造成政权动摇。《汉书·贾山传》云：「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民共操柄，不可长也。」班固认为财权不可旁落，否则会动摇政权。时人又将吴、楚七国之乱，归咎于放铸政策（页66）。当时人认为放铸使到富豪藉铸钱致富，导致社会财富不平均的恶果。简言之，文景时期因地方铸币而造成社会混乱，令武帝时不得不把铸币权收归国家，从此成了中国货币发展的常态。本书著者能观察到放铸政策失败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深远影响，相比其他货币史著作以综述史实为主，实显得高明。 
第二，「重实轻虚」的货币观。著者以现代经济理论来解释西汉历史发展，道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货币观念是形成于西汉时期。著者把当时的两种货币观分析成为经济学中的「名称主义」（Nominalism）与「金属主义」（Metallism）。所谓「名称主义」，即指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至前117）造皮币及赤侧钱。著者认为此乃「名称主义」初显身手，但由于社会人士缺乏了解及政府推行手法不善，故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自此以后，人们对「名称主义」失去信心，反而更依赖金属实物作为交易媒介，即时人所谓的「重实轻虚」。而与「重实轻虚」心态相近的「金属主义」，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历久不衰（页120）。笔者注意到清代学者魏源（1794－1857）身处变局之世，仍以为货币本质应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故不信任名义货币，此明显是建基于「金属主义」之上，仍未能发展出名义货币的概念（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603）。大概如著者所言，此种思想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形成。一般研究经济史者，往往只着重历史事件与现象之还原，忽略深层意义的分析。而本书建筑在史实之上，利用现代货币学、经济学的理论对西汉货币发展作深入研究，不是仅从史料上作考证而已。 
第三，「反货币思想」之形成。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种「反货币思想」，即是指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进而否定货币存在的价值。著者同时比较了晁错（公元前200至前154）与稍后的贡禹（公元前124至前44)，认为前者主张贵五谷而贱金、玉，虽然反对当时人们过份重视货币的思想，但仍不否认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并不主张完全废弃（页103－104），而到了一百年后的贡禹则不同，他主张完全废除货币，恢复实物经济（页104）。贡禹认为自从五铢钱通行以来，民间盗铸钱盛行，富人因而积钱满室，而一般平民遂「弃本逐末」。最后导致「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故贡禹认为：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页107）
可见，贡禹之反货币思想可算是走到了极端。其实贡禹与晁错身处时间相距不过约百年，但对货币的理解南辕北辙，除了个人因素外，亦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思想特征，著者认为为这种差别见证了西汉以来货币政策的历次变化对社会思想造成的影响。「反货币思想」自西汉形成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及至十八世纪，西方货币已进入现代阶段，而中国的货币思想却发展迟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反货币思想」之故，此为治史者不可不知。
此外，本书还值得称道的一点，是著者对经济制度考察的成果。著者指出了西汉货币政策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其一，西汉承袭先秦以来以铜铸钱的传统，建立铜币铸币模式，一直延续至晚清。其二，汉政府排除了金铜两本位制，建立铜钱单本位制，此亦为后世政府立下先例，对以后制订政策有深远影响。著者自言此等均未为前人所注意（笔者按：应为旧版1971年前），可见本书之创新。
总言之，本书论断精辟，能刻画出西汉货币政策的历次改变，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可谓见人之未见。但由于著者大量运用经济理论的关系，自不免受到较传统的史学家质疑，其实，自从经过1960年代的「新经济史革命」（cliometric revolution）以来，经济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之中，近 年来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亦逐渐受到重视。只要运用得宜，这种理论对于了解历史是甚有裨益的。另外，本书不足之处显而易见。正如著者所言：「本书侧重在问题之探究，故对叙述史实方面，力求简明。」（页2）但作为历史学著作，材料运用、考证等至为重要，相对而言，本书在这方面似略为不足。而且在注释规范、所引用书籍的版本等方面，亦未尽完善。尽管如此，仍然不损本书之价值。（赵善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