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学八大支柱
乾 — 天地人哲学
简介道学的哲学是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问，它包括道论、道的宇宙生成图式、时空观、气论、气的人体观以及辩证法、认识论等内容。简言之，可以用“人行道”三字概括起来，人是人学；行是实践哲学；道是形而上的道家哲学。历史地位在中国哲学史上，按西方关于哲学分类的规范，仅有道家才属于严格意义的哲学范畴。道家哲学源于母系氏族公社先民以女性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传统，三代之后经过先秦的老庄学（庄子在道家的地位有如儒家的孟子）、秦汉的黄老学、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元明清的内丹心性学（内丹生命哲学）五个发展阶段，至清末接引西方的自由主义入中国，形成萌芽状态的启蒙哲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道家哲学受到正统的儒家伦理学的压抑而畸形发展，至魏晋而后又被儒家学者曲解，使道家哲学的真实意义晦而不彰。特别是魏晋玄学的研究，尚存有诸多站在儒学立场上曲解玄学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懦要重新澄清。例如郭象讲名教为“自然之迹”，乃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另一说法，当今学者却异口同声地将其哲学含义定为“名教即自然”的儒家观点，久之习非成是而不觉。魏晋以来性喜老庄的学者甚多，《道德经》和《庄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多为望文生义之作，没几个人真能读得懂，《道藏》等道书中的哲学思想精华也远远没有发掘出来。难怪朱熹说：“庄、老二书，注解甚多，竟无一人说得它本意出，只据它臆说。”（《朱子语类·卷七》）现在道学的国际意义与现代价值正在被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所认同，道家哲学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指导原理，这需要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重新审视道家的思想，将道家典籍中的真实含义发掘出来。我期待着以新道学的立场对道家典籍重新注释和研究的著述不断涌现出来。
兑 — 政治管理学
道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的学者断言，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生产；政治学关注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支配；伦理学则关心所分配的利益是否公正，其支点是价值的评估。这种区分显然是以西方的社会观念为立足点的，但我们可以作为分析道学的参照系。精髓内涵在社会观点上，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道德经·37章》）的自然之治的社会。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32章》）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来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来的，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这种政权靠家族的传宗接代模式来延续，政权的交替和势力的转移充满着血腥的残杀，使政治领域变为仅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凶险场所，脱离开人民群众的直接参预。道学的政体倡导一种“三元一太极”的阴帕互补结构，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学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又超越现代法治的。《庄子》描述了道学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大有者也。”（《应帝王》）道家认为自然生态社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人与禽兽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无宗法等级，无剥削压迫，具有纯真朴实的人际关系。“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累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道家关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认为能恢复人类真实、自然、纯朴、善良的本性的社会才是道家的“至德之世”。 
老子的《道德经》本来就含有君王南面的政术，魏源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老子》是“救世书”，说古今“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反其初。”道学是一种返本复初的学说，又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学说，以之为政要因时制宜，能变能守，静可以无事无为因循自然，动可以力挽狂澜革故鼎新。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57章》），道学的治国用兵之术曾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道学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封建家长制的独裁政权多有冲突。严复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老子道德经评点》）社会主义事业本来应该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发挥创造精神的事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之新道学的精华完全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炼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除”。（《道德经·77章》）人若能达到“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道的境界。道家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无剥削、无压迫、无私可以为我国世纪之交的政治体制革新提供思想资源。
离 — 文艺审美学
道学渗透到文学艺术的所有方面，诸如小说、戏曲、音乐、诗词、书法、绘画、雕塑、园林、建筑、盆景、游艺、膳食、衣饰、手工艺品等多种领域，形成自然主义的审美意识，激发了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中华道教大辞典》辟有“道教文学艺术”专类，读者可以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成熟，道家自然主义的审美标准成为社会风尚，道家美学和道教美学开始形成。六朝时期是美的觉醒的时代，过去被君权政治和礼教伦理观念束缚住的文学艺术开始解放出来，在各个领域开出美的花朵。在这个时代，山水文学、游仙诗、志怪小说、山水画、水墨画、壁画、模拟自然山水的庭园艺术等几乎同时出现，自然美的发现反映了人的自然本性的觉醒。美的诠释美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在心理结构上合目的性的追求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在心理结构上和谐的程度。和谐即是主体和客体合目的性的同构，宇宙间万事万物就是依靠同构的相互作用来进行信息传递的，这种和谐同构的程度越大，主体获得合目的性的信息量就越多，审美的价值判断值就越高。我们可以从广义信息论的角度将主体和客体分别划分为三重层次结构的动态超巨系统，主体由低到高依次分为“躯体结构”（形）、“生命结构”（气）、“心理结构”（神）；客体依次由低到高为“自然结构”（自然界）、“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形式）、“文化结构”（精神产品）。当信息从客体传递到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时，信息的形态结构要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是说，信息在主客体各层次间传递是一个发生“同构”和“异构”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要随着历史进程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形态演变，符合这种发展变化方向的信息可以大致认为是合目的性的信息，这种信息量在主体心理结构层次上的价值判断就是审美的尺度。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以价值判断为依据，主体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或人类社会，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时，个体之外的人类也就被视为客体。在主体中，决定人生长发育的遗传秘码并不能管到大脑和心灵的细节，人的智慧主要来自后天，即是说个体的人尽管会死去，但群体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却仍能将知识遗传下去。每个人需要接受这种历史遗传，即是说每个人的个体心理结构必须要和其他人乃至社会、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以达到和群体的心理结构同步，并和客体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进行信息交换。人同社会结构、自然结构等客体的相互作用可以理解为实践活动，反映出人的社会性；而人的心理结构同自己的生命结构、躯体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一种生命活动，反映出人的自然性。文化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命活动的积累，心理结构是人的个体和群体创造文化产品的心灵运动形式和智慧开发状态，美是社会的人和自然的人的自由形式的实现。道家美学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25章》），这是道家美学的总纲，“道”就是美学的最高境界，即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无论是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自然结构，凡是与道相谐调的，与大自然的基本节律相谐调的，同宇宙的自然本性相契合的东西，就是美的；而那些违反自然本性的东西，就是无道的，丑恶的。道学之美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即与道一体化的境界，它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为导向，以悟道的灵性来激发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来揭示宇宙内在运动的美的节律。
震 — 医药养生学
道学将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以道的“生化原理”来认识世界，认为宇宙是由道“生成”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生”有“生成”、“生长”、“生命”、“生存”、“创造”等含义；“化”有“变化”、“发展”、“转化”、“进化”等内容，二者集中了道的自然性，说明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都在生生化化自强不息地发展着。道化生出先天一气，再化生出阴阳二性，生成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由此才生成万物纷纭的世界，这都是生化原理的作用。先天一气就是宇宙中无处不在的原始自然力，是万事万物生化发展的驱动力，是生命的源泉，是歌德在1827年10月7日曾经猜测到的“创造力”，它来源于道，是道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发挥作用的特性（道性）。因之道学是一种“生道合一”的学说，将爱护天下众生放在首位，认为“生命”本身就是道的体现。道教更是一种“生道合一”的宗教，认为养生就是修道，因之道教中汇集了中华民族几乎所有的防病治病、养生益寿的医药和方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医学，实际上就是由方仙道的巫史医学、方士医学逐渐演化而成的。葛洪《抱朴子内篇》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勤求》）老子《道德经》讲“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兕虎”，并论“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庄子》有《养生主》、《达生》、《缮性》之篇，亦传坐忘、心斋等方术。《吕氏春秋》讲“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又载“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贵生》）有道者不以物欲伤身，不以天下易其一指，足见道学之士，莫不将爱惜生命放在重要位置。 
道学中有独具特色的道教医学和道教药学，此外尚有行气、导引、房中、服食、辟谷、睡功、内视、守一、健身术、武术、按摩、针灸、食疗、美容术等。新近由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中收有胡孚琛、陈耀庭、王卡、刘仲宇合著的《道教志》一书，书中对道学中的医药养生学论之甚详，此不赘述。另须指出，中医学和中草药学理应属于道学的范畴，这不仅是由于它源于道学文化；也不仅是因为医学史上可以排出一长串道士的名字，如张仲景、华佗、扁鹊、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还因为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就是术数学，因之中医药学本身就是道学。至于中国养生学属于道学的范畴，更是不言自明的。
巽 — 宗教伦理学
文化总论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学（包括民俗学）是文化的五个基本要素，它们之间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是文化的最高层次，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它是伦理学的精神支柱，伦理学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道作为宗教的内涵道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它以“道”作为人类的终极信仰，并将这种信仰积淀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民俗里，人们可以从周边国家的民俗学调查研究中确认这些不同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亲缘。道是一种无限的本体，而对无限本体的信仰是宗教的特征。世界上一切有限之物，诸如国家、民族、圣人、领袖、科技、教派、主义、学说等，皆不能作为人类终极信仰的对象，因为信仰有限之物则是迷信的特征。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将有限之物误导为信仰对象，往往会产生狂热的偏激情绪，造成仇恨、残杀、压迫等可怕的野蛮的后果，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信仰不含历史规定性及局部利益的无限本体，则可以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一种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识，从而发现人类心灵深处的良知，为社会造成一种慈善和宽容的价值观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伦理素质和生存质量。看来，信仰对象的不同确定了宗教和迷信的根本界限。道教的宗教与法律的双重性在历史上，当统治阶级蜕变为少数人的利益集团的专制政权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民的宗教信仰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从而滋生出许多罪恶现象而貌似有理。试想一个国家或民族，人们缺少宗教的敬畏和信仰情怀，没有对罪恶的省察意识和自我良知的发现，不畏天道，不畏伦理，不畏法律，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民众侥幸行险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社会必然充满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渴望宗教的拯救。 
宗教和法律是相互依存的，缺少宗教的法律失去了超越世俗权力的神圣光环，人民仅将其视为世俗权力的压迫而感受不到“天理的伸张”。如此摒弃宗教而空谈“法治”，则社会上仅有“权力崇拜”而无“法律崇拜”，法律再多也无人自觉遵守，人民的正当权利得不到神圣的保障，法律终究要失掉公正性，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如此看来，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的宗教信仰情怀实际上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是无法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的。 
另外人们还须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人类根本的自由，是人类异于禽兽的文明标志。宗教信仰自由关乎着人的尊严，是人的价值主体性的基石，是人作为价值抉择主体的标志。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则没有基本的人权，人格的尊严便可被任意践踏，更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其他一切自由，也谈不上思想解放、民主和法治。宗教信仰自由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前提，我国的思想界必须对此树立起清醒的认识。 
在伦理上，道学的要点就在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这段话里。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落脚点，“德”就是“得道”，是道在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中的体现。由此可知，尊道贵德就要将道的“生化原理”和德的“中和原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开，使之成为人生的和社会的价值标准。道的“生化原理”前已论及，道学中的道性也即是德，德的特征表现为“中和原理”。“中”之义有四，从事物规律上讲，“中”为“正”，即中正的必行之路；从事物变化上说，“中”即“度”，即在限度适宜的范围内活动；从空间上讲，“中”是“虚”，虚无乃道之大用；从时间上讲，“中”即是“机”，即“动善时”，因机乘势“不得已”而为之。“和”有和合、和谐、调和、“和而不同”之义，是谐调社会上各类关系和处理矛盾的原理。中和态是宇宙间的自然稳定态，无论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有趋向中和态的倾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生存，就是发展，就是创造，就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是历史潮流。道家伦理学认为，凡尊道而贵德，符合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都是善的、美的、真的，有人生价值的。反之，那些违道背德，违反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就是恶的、丑的、假的，应该被世人唾弃的。以上为道学判定人类社会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核心。 
道之尊和德之贵，并非靠行政命令的干涉和世俗权力的束缚，而是人自身修道养德逐步觉悟与自然节律同步造成的，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道家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确认人的自然本性是真、善、美的，因之道学反对社会对人和人性的异化，呼唤人类纯朴的“良知”。道的本质是大公大善、大诚大信的，人人都含有道性，因之人的自然本性都是善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良知，只是这种道性和良知被后天的物欲蒙蔽了。由此观点出发，道学以反异化为特色，倡导一种纯朴的社会，主张通过人体修炼工程开发出人的良知，使人的真性显露，从明心见性进人道的境界。这样，道家的伦理在世俗社会里就展开为中和、公正、纯真、诚信、俭朴、寡欲、重生、慈爱、善良、宽容、忍让、谦柔等行为标准。在道学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是一种觉悟了的“物”，因而才称作“万物之灵”，感知万物就是感知“自我”，只有呼唤自我的良知，才能揭示出宇宙真、善、美的自然本性，才能与道合真。老子《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7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由此可知道家重生爱物、慈善为怀的救世之心。
坎 — 自然生态学
生态现状当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即将告别20世纪，迈向下一个千年纪元之门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回顾过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而展望人类的未来。过去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匮竭、气候异常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未来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相互残杀、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的隐患仍未消除；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灾疫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好累。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等上述恶果，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未来的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西方文化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的位置，三百多年前培根认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宇宙，并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促进了西方的工业革命。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经济的无限增长和尽情的物质享受，而不须向大自然支付什么。高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可停止的，人类社会没有增长的极限。这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潮在本世纪以来终于遭到大自然无情地报复，使西方社会的人们自7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不断召开有关道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先哲老子著的《道德经》也成为世界上哲学家们研究的热点，中国道学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受到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欢迎。 
人们看到，本世纪西方社会的科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划时代的进步，这个进步的最有意义的特征，就是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揭露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潮奴役人类的危险。这样， 20世纪与其说是科学的世纪，不如说是在科学面前恢复人的尊严的世纪。道学的生态思想道学的自然生态学不同于旬子那种“人定胜天”、“勘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张“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合一的原则。在子提出：“天与人一也”（《山水》）；“大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道学这种以大自然为友的回归自然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预示着保护生态环境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首要课题，全世界都会将道学的自然生态学当作必修的课程。然而中国一些所谓的“马列权威”却曲解党的“科教兴国”战略，趁机打起“反伪科学”的幌子贬低道学文化，鼓吹科学迷信，散布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类依靠科技征服自然可以获得经济无限增长和资源无限开发的神话。且不说当今世界上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已给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多大隐患，今年的长江、松花江特大洪灾及黄河断流也是大自然对我国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报复。这些年大炼钢铁伐树烧林，劈山造田围湖垦地，1954年大洪水达1000亿立方米的总流量，今年只有200亿立方米总流量却长期居高不落，只好固堤死堵。湖南湖北历史上湖泊星罗棋布，而今湖泊萎缩，河道淤积，由于绿色植被遭到破坏，长江中上游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由于山林树木的乱砍乱伐，森林草原面积缩小，沙漠化危险日趋严重，全国耕地日益减少而人口增长居高不下，黄河至今断流数百天，长江有变为第二条黄河的危险，据说连敦煌千年奇迹月牙泉都将干涸！道学治水用疏导不用死堵，对山林重保护反对乱伐，发展经济重生态不重掠夺，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之我呼吁将新道学作为我国21世纪的文化战略，我们不仅要以“科教兴国”，还要以“生态立国”。
艮 — 丹道性命学
内丹学被陈樱宁称之为仙学，然而仙学实指先秦神仙家之学，严格说来并非以内丹学为主，因之仙学之称并不确切。内丹学在道书中简称为丹道，是人体性命双修的学问，因之应称为丹道性命学。 
在丹道性命学里，道学主张人通过修道而达到真人的境界，而真人为纯真无假的人，也即道教里的仙人。道学将修道看作是技术问题，认为只要通过丹道学的人体修炼系统工程，按法诀完成内丹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四个修炼程序，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使自身的精气神与道一体化，与大自然的本性契合，便是体道合真的仙人。这样，仙人境界就成了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体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真人境界。 
丹道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综合道、释、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论、人生哲学、人体现、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又是一项为探索生命奥秘，开发精神潜能而修炼的人体系统工程。丹道学是寓道于术的文化体系，道教经书中有上千卷丹经，都是古代丹家为了同死亡作斗争，以人体为实验室，以精、气、神为药物，为揭开生命现象的本质和人类心灵奥秘而终生修炼的实验记录。历史上内丹家在异族进犯中原之际，为了延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圣脉，将儒、释、道三教精华融为一炉，当作道教的修持程序以口诀秘传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之丹道学象集舞蹈、音乐、武术等为一体的传统京剧艺术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丹道学的理论基础是试图将老子的道家学说变为丹家的切身体验，在人体中将道家的宇宙论作时间反演的实验，使自身的精气神向道复归，并以招摄宇宙中的先天一气为要诀。这些丹家把人的意识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常意识（日常的认知、推理、思维等理性心理活动，丹家称为“识神”）；深层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欲望、梦、幻觉等，大致相当弗罗伊德心理学的范畴，丹功中的“魔”和“真意”属这一层次）；最底层的元意识（遗传的本能意识，即人的“真性”，丹家称为元神，佛教称“阿赖耶识”）。这样，丹道学就成了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可凝炼为“意念力”）；净化潜意识（“真意”即净化了的潜意识）；开发元意识（识神退位则元神呈现）的心理实验程序。丹家把元神称作“主人公”，是真正的“自我”，当排除常意识（识神退位）进入无思维的虚灵状态时，称为真空妙有的境界，元神便呈现，从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之丹道学又是一项开发自我，认识自我的生命科学。内丹家通过丹功修炼使自己的身心节律与初始的宇宙根本节律相调谐，将先天一气招摄到体内，在恍惚杳冥的混纯状态中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达到后天返先天的天人合一境界，称之为体道合真。 
现代科学对于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而对于人本身，人的大脑及其精神活动，对于生命和心灵的本质却知之甚少。许多生命现象和心灵活动的效应本世纪在科学界引起一次次争议，当代科学在这个同宗教交叉的领域还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丹道学的研究是打开人体生命和心灵之秘的钥匙，内丹之谜的揭开必将给现代生理心理学、心身医学、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我相信，丹道学的西传必将引起一些医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家的注意，从而调动东西方学者的智慧共同攻开人体生命科学的堡垒，为全人类造福。 
根据丹道学的理论，人的深层潜意识好似一盘录像带，它记录着每个人与生俱来（包括胎儿和童年）各个时期的记忆痕迹，人生的恶性刺激也会键入潜意识之中，这些潜意识是诱发人的不良心境和萌发邪恶念头的根源。人的元意识则是人的真性，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净化潜意识（冲洗净这盘录像带的不良痕迹），去除人生的烦恼，开发出人的最高智慧和真、善、美的良知。因此，道学要求一切有成就的伟人，担当大任的领袖，都应该通过修习丹道成为明心见性的人，才不致滥用权力和威望在历史上留下罪过。可以想见，对那些志在有所作为的人来说，修道在未来的社会里将成为人生的基本需要。
坤 — 方技术数学
总论前识是道学的智慧之花，是返朴归真的开端，因之道学本身也是一种开发超前意识的学说。古代的老子、庄子等哲人“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舍弃宇宙万物的一切具体属性，寻找宇宙的起始点和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体悟到宇宙万物之中最本质的共相，这就是道。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它是唯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因而同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遥相呼应。道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人体的本我。作为宇宙的本源，道是一种绝对的真知，因而为符号指称所难以描述的客观存在。语言符号的指称只能描述相对知识，而道是可以体悟难以言说的绝对知识。作为人类心灵的本我，道是“知觉者”，因而具有不可被知，不可当作测量的对象，即“不可名”、“不可道”的性质。道是无分别相，它可以“齐万物”、“等人我”，不能被区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却可以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家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家的学说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 
在道学中，方技术数学包括一些夺天地阴阳造化、改变人生命运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技和各类占验术数。术数学是一种以周易象数体系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原理作思想根基，以太极、阴阳、三才、四象、五行、六亲、七耀、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气组成的形式系统。关于通过建立术数学模型来预测社会人事的理论根据，我已在《道学通论》“中国术数学”一章及有关论文中作了详细研究，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道学的八大支柱中“天地人哲学”和“方技术数学”分别占据乾卦和坤卦的位置，而我们知道，乾坤二卦是父母卦，由此二卦衍生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六卦。这就是说，哲学和术数学分别是道学的两条腿，由它们分布开道学的八大支柱，二者在道学中就如同哲学和数学在西方科学中的位置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术数学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的必修课，为帝王师的姜子牙、张良、诸葛亮、李泌、刘伯温等都是精通术数学的。古代术数家运筹帷幄，协助群雄争霸天下，在中国的历次政治斗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道学文化的精要道学文化的精要在哪里？究而论之，道学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突出一个“化”字，即认为事物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强与弱、祸与福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促进事物向有利自己方向转化时贵在一个“因”字，即因任自然，因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道学在治国平天下的用世之道上要在一个“中”字；在调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处事应世上法在一个“忍”字；在人身修炼工程上诀在一个“逆”字。道学的精要在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以道术秉要知本，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贯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的策略思想。进一步说，道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超越性，反对人和社会的异化，以回归自然为目标。更进一步，道学体认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之于掌中，进而悟透生死，还虚合道，融身大化，最大限度地开发人体生命和心灵潜能，追求人同道的一体化。如果谁能在刻苦研读道书中有了以上深切体验，并能按道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便会将个人和天下过去未来的大势了如指掌，真正成为一个得道的人。
研究专家
胡孚琛，男，1945年12月生于河北省吴桥县。 　　胡孚琛中学时代在河北省泊头市读书，1964年考入天津市南开大学化学系，1969年毕业，先后在河北省海兴县卫生局和沧州地区行政公署化工局从事医疗卫生和化工技术工作。1979年考入广州市中山大学读研究生，从事自然科学史与信息论的学习和研究。1982年获硕士学位，分配到济南市山东大学任教。1984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1985年初入学，专攻道教史和中国哲学。1988年初获哲学博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从1993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外国留学生导师。兼任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老龄协会道家养生学委员会副主任，专门从事道家与道教文化的研究和教学。
研究进展
受钱学森前辈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胡孚琛教授，开始了长达二十六年的丹道性命学的研究，他涉险深山、拜师江湖，挖掘整理出散落在民间的丹法秘诀，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在钱学森瞑目之际，在河南郑州民营企业家朱铁玉先生的资助下，出版了《丹道诀法十二讲》。在此之前的2008年，国家一级学会的中国老子道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在下以为，中国老子道学研究会的成立，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丹道性命学，也是人体生命科学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因为：从此、丹道性命学跳出了江湖文化的泥沼，开始堂而皇之地步入科学神圣的殿堂。作为中国老子道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的胡孚琛教授，呕心沥血，志在中华丹道性命学万古流芳，善莫大焉！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浩瀚的星空：宇宙真的是太美妙了!众多的星星似乎在我们面前连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深地敲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到底从何而来?今天，似乎有一种学说为我们带来了希望，这就是“夏娃理论”。 　　“夏娃理论”认为人类起源于14万年前左右的非洲，并拥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夏娃(夏娃这个名字取自于《圣经》)，但我们可能不止拥有一个父亲。“夏娃理论”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产物。20世纪，人们发现了细胞中的线粒体；1963年，又发现线粒体中也有DNA。线粒体DNA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细胞核DNA：在外形上，线粒体DNA是双线环状，而不是线状；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DNA仅为16569个碱基对，一个人体中约有1016的线粒体DNA分子；线粒体DNA中基因为37个；在高等动物中，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比细胞核DNA要快5倍～10倍；最重要的是，线粒体DNA的遗传方式十分独特，即严格的母系遗传。脊椎动物精子中的线粒体DNA不会进入受精卵，即使有个别进入，也会很快分解。所以子代的线粒体DNA只来自母方，父方的线粒体DNA不会遗传给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