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奉贤县志
序
序一
《奉贤县志》的编纂成功，是奉贤人民的一件大事。历史上，上海地区编过许多地方志，留存至今者即达130多种。《奉贤县志》是上海市解放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它的出版对上海市地方志编写工作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为此，我表示衷心祝贺。
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祥今略古，着眼现代，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使新的方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新的地方志中，要准确地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的面貌；记载当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使读者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
《奉贤县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信，体例完备，具有科学性、现代性和完整性的特点，在地方性方面也有其特色，是一部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的新方志。《奉贤县志》有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社会等各方面的丰富资料，这样的志书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对一地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是一部很好的“资治通鉴”；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是一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县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
《奉贤县志》从1981年开始编纂，到1987年付印出版，前后历时6年。这是奉贤县党政领导自始至终的重视和支持，各方面学术力量的指导和帮助，全体编写人员辛勤劳动、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奉贤县的经验可供编写地方志的借鉴。
我相信，《奉贤县志》的出版将对奉贤县的各项工作起到鼓舞和促进作用。我祝愿奉贤人民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创造出更加巨大的成绩。
序二
盛世修志，敷教之弘制。三才垂文，启运之极致。懿我华夏，自古富舆地之记，繇是山川道里攸明，物土民情无隐，文献足稽，布政有据，博厚高明，悠久成业。且夫金字作塔，垒众石而为锥基；《一统》成书，撮众志以括全局。是故县志之兴修为勤政之所尤切要也。
浦左奉贤，襟海带江之境，人杰地灵之区，控扬子三角洲之通道，翼名城上海市为屏藩。虽立县、属市之年浅，而建置兴利之意锐且浓。白纸绘画，乃丽乃工。方规模之粗具，值新机之降诞。爰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还，洪钟一鸣，群情振奋，争乘奔流，戮力竞为新时代新任务贡其心力智慧。奉贤以固有基础，破浪勇进。县委、县府，恪奉政策，洽应民志。数载之间， 依蓝图以起拔，生产挈农工而齐驾；海涂巧辟，专业勃兴，藏富于民，万户开颜；出口创汇于外，城乡一体于内；教、科、文、卫，乘势以扇形开展；修志远虑，及时而跃登日程。方今全国地方志之修撰，照眼繁花，耀如雨后春笋。奉志成书，乃在当先之列。纪拨乱反正之丰功，扬社会主义之天声，铸鉴住知来之明镜，砺四化必成之决心。即一滴水，以见太阳，亦岂不令人神快而心慰哉。
奉贤命名，有其历古传说，谓孔门高徒言偃尝过此地。所以古城青村有言子祠堂；衢道又有奉贤一街，十口相传，云即子游经行讲学所到。逮至建县，援为嘉名。事于史传，末见记述，然古史缺文，何其多矣；传说之成佳话，又何伤其为传说也。孔门四科，子游宗文，学优则仕，宰于武城。夫子经其治地，境内充耳弦歌之声，因成礼乐为教之名。事有今古殊方，其揆同向者：当前大启五讲四美之风，广开精神文明之花；潜默之道，远胜往古。奉贤循遵今日标准，又克保有传统美利，上下齐德以夺取“文明城市”之令誉，吾其不惮卜辞日“贞吉”。
新修县志，为书三十二卷，兼有卷首一帙，都凡一百二十数万言。溯古及今，迄于经济体制改革。衡轻权重，有当书者靡不记。事皆求实，文堪副质。图表并陈，纲举目张。中央首长对新修地方志所提之明确要求“务必较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者，悉能深刻体会，尽力做到，不愧其为社会主义新地方志也。稿经三修，其征集累积之原始材料达二千五百余万言。抽绎提炼之功巨矣，访求网罗之力亦至大也。五载辛劳勤敏，修志诸君子之忠耿疲荼，概可知也。予尝叩其成功之道，诸君子为言曰：“无他。上赖领导之支持，下靠志同道合之协力。”善者言乎。予因忆史学大师翦公伯赞在日，纵论历史名著《资治通鉴》成书之诀窍曰：“在于司马温公善能组成一志同道合之小集体耳。”天下事难得者志同道合。虽有金宝，匪可求致。诚得志同道合班子，金石可开。治史、修志之取成在此，理政、处事又何莫不然也夫。
序三
奉贤是祖国锦绣江南的一块宝地。她北枕黄浦江，南临杭州湾，以盛产东方对虾而驰名中外，又旁邻金山石化城，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勤劳俭朴的五十多万人民。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异，正在飞速地发展。
奉贤的建县已有260多年，历史上修有三部县志，一部乾隆志由几任知县合修而成，一部光绪志是韩佩金三任奉贤知县三修而成，一部民国志稿纂修于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之日，不果而终，仅留下残缺不全的草稿。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自 1981年开始编纂新的《奉贤县志》。我是1985年来奉贤工作的。在此之前，已知《奉贤县志》被列为全国地方志“六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还赴黑龙江省黑河市参加了全国性的县志稿评议会。如今，新的《奉贤县志》正式付印出版，确是太平盛世的一大壮举。
古人曾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管子·形势》)“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汉·陆贾《新语·术事》)新的《奉贤县志》是个综合性的信息、资料宝库。其中，有全县古往今来的地理民情，有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有值得借鉴、吸取的历史经验。案头一卷，随时翻阅，察古知今，得益非浅。本人来到奉贤，经常阅读《奉贤县志》稿本和一些乡镇志、部门志，感受甚深。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来说，《奉贤县志》则是部良好的乡土教材。志书中所记载的奉贤地区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可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每一个读者都将以浓厚的兴趣一读为快。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晋·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对于客居他乡的奉贤籍专家学者和其他家乡儿女来说，《奉贤县志》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梁，加深对故乡的悠悠思念之情，献计献策，为振兴桑梓贡献力量。曾经在奉贤这块土地上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浴血奋斗的革命老前辈，从中可重温昔日的峥嵘岁月，激起同奉贤人民鱼水深情的美好回忆和深切怀念。《奉贤县志》还可把本县的各种经济信息向全国各地辐射，有利于大力发展横向联系和协作，繁荣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在《奉贤县志》即将告竣之际，我衷心地感谢全县的编采人员，特别是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完成了一件上对祖宗、下对子孙的好事。《奉贤县志》的编纂是个浩大的文字工程，决非几朝几夕所能蒇事。奉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全体编采人员数年来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奉贤县志》是众手修志、众口评志、众目审志的产物。我也衷心地感谢上海市及全国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对《奉贤县志》修编工作所给予的各种支持和帮助。
祝愿奉贤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愿可敬的奉贤人民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1]
凡例
一、本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各门各类力求全面记述，各行各业尽量统合古今，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60多年、特别是解放后的30多年中。
二、本志继承修志传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为减少结构层次，全志不设“编”，采用分志并列体，除卷首、编后记外，设32个分志，计149章511节。分志排列以大类为序，但不明标类别，其顺序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杂记。
三、本志设总述于全志之首，设概述于分志之首，以为全志和分志之纲。设大事记于卷首，为全志之经，所志者为本县作用大、影响久的大事，或不记即为缺门的要事，或带有起点性的新事。
四、本志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开始之初，下限大致迄于1984年底，有的内容则有所延伸，甚至到搁笔之日。
五、本志以图(包括照片)、述、志、表、传、录、记为主要表述形式。照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集中为主。图、表随文设置。
六、本志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遵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卷，分散于大事记及其他有关分志之中。
七、本志人物志不为在世人立传、立表，入志人物力图丰富多彩，注重反映革命先烈、能工巧匠、工商实业者等人士的活动。
八、本志对县境内市属以上各单位的概况，依据行业性质，归并于有关分志。
九、本志的统计数据，除注明资料来源者外，原则上依据县统计部门资料。[2]
总述
(一)
奉贤县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位于上海市区的南郊，北枕黄浦江，南临杭州湾，拥有31.6公里长的海岸线和13公里长的江岸线；县境与南汇、上海、松江、金山四县及上海市闵行区交界，总面积674.58平方公里，其中市属农场65.08平方公里。
4000～6000年前的海岸线冈身地带在本县偏西部南北纵贯，12世纪所筑的里护塘由东偏西南横卧。冈身西侧为河湖交互沉积而成的湖沼平原一部，冈身东侧系以江海冲积物为主的滨海平原区，整个地形呈现东高西低的半碟状态势。
县境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15.5℃，常年无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062毫米。全县河道纵横交叉，灌溉着50万亩耕田，通航数以千计的运输船只。6条公路干线编织成繁忙的陆上交通网。里护塘、人民塘、团结塘等海塘依次向大海推进，将沧海变作良田。
有关出土文物表明，距今三四千年前，县境西南部柘林乡一带已有人类居住。秦汉两晋南北朝时属海盐县境，唐宋元明时属华亭县境。清雍正四年(1726年)正式自华亭县析出建县，县名因相传孔子学生子游曾至县境讲学而得。1958年11月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中共奉贤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奉贤县委)和奉贤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南桥镇。1984年底全县辖有19个乡、300个村(大队)、3243个小组(生产队)和1个县属镇。境内有3个市属国营农场。同年底总人口为51万人(含市属农场等2.6万人)。县属48.4万人口中，农业人口为43.3万人，占89.46%，农业劳动力为27.5万人。
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葬三女于南桥之北，今三女冈遗址仍有迹可寻。元末以后，境内先后建有南园、一邱园等10余所园林，皆小巧玲珑，可惜大多毁于战火。目前正在县城兴建的古华园，将集奉贤古园林之大成，成为全县游览的中心。
奉贤是著名的民歌之乡，山歌演唱已有400多年的传统。山歌之多、篇幅之长、歌手之众，甚为少见。位于古冈身南端的柘林古文化遗址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南桥和奉城尚有元明时的佛阁和古城墙遗迹可供观瞻。县内有宋代至清代建造的石拱桥12座，百年以上古银杏31株，邬桥乡有株古牡丹已生存近400年，可谓“花中长者”。
(二)
奉贤人民富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
明嘉靖年间，倭寇窃踞柘林等地，骚扰沿海乡里。本地人民奋起抗击，头桥、钱桥、庄行等乡至今流传着诱杀“野人”“倭子”的动人传说。明王朝军队在陶宅等地与倭寇数番激战，终于廓清倭患。明末，清军南下时，本籍志士何刚辅助史可法坚守扬州，中书舍人李待问以身殉国，千户李唐禧兵败被俘，大骂不止而死。更难得的是本地高桥妇女、明永宁王世子妃彭氏，聚众数千，矢志抗清，连克10余州县，被俘后坚贞不屈。
清代，奉贤人民不堪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屡次起义反抗。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民朱全等带头“闹漕”，曾占领县城，攻打南桥。此后，太平军进军本县，当地民众奋起响应，有的带路，有的投身于战斗行列。当太平军攻克浦南重镇南桥时，穷苦百姓热情欢呼：“南桥、南桥，两下兵交，活捉洋鬼，洋枪当柴烧。”同治元年(1862年)，英法联军和清军大举反扑。太平军先后在萧塘、南桥和柘林三镇浴血抗击，击毙法军提督卜罗德于南桥，在反侵略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同时，沿海盐民和农民，不堪盐警压迫，长期进行反缉私、反迫害的斗争。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本县首镇南桥各店铺纷纷悬挂白旗表示响应，奉城城垣革命军设立岗位，旧县令封印卷逃。不少奉贤籍人士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民国8年(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波及本县，南桥各商店、学校组成救国会，罢市罢课，集会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反对卖国贼媚外求荣。本县青年学生汤爻，作为松江代表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本县的革命斗争更加如火如荼。民国14年，为声援“五卅”反帝运动，本县成立后援会，组织学校师生募捐和宣传，支持上海罢工工人。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就读的本县青年沈志昂，不顾校方阻挠，毅然去上海南京路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在此前后，共产党人侯绍裘等秘密来到奉城、庄行等地，开展革命鼓动工作。民国14年，李主一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本县首批中共党员。翌年，李主一、唐一新等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民国16年3月，北伐军途经本县，农民协会带领贫苦农民斗争土豪劣绅。中共地下组织发动沿海平安泐等地盐民暴动，盐警闻风远遁。
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被改组。在李主一等创办的奉城曙光中学，秘密建立本县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和中共奉贤县委。民国17年6月，中共党员赵天鹏等镇压四团镇恶霸地主张沛霖。民国18年1月，陈云、刘晓、唐一新等领导庄行农民举行武装暴动。
民国26年11月，本县沦陷。日本侵略者在本县恣意杀戮无辜，焚烧村镇，制造惨案130余起。全县被焚房屋3200余间，540多人被杀害，人民死于非命者不下2000人。
民国27年初，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东工委)正式成立。同年夏天，在泰日桥镇建立本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奉贤县人民自卫团。此后，本县青年积极投奔中共领导下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五支队在头桥和蔡家桥镇毙、伤、俘伪军警近百名。民国30年，中共浦南工委成立。民国31年9月，日伪在奉贤等地构筑封锁线实行“清乡”。中共浙东区党委指派朱亚民(时称诸亚民)率领11名指战员坚持浦东反“清乡”斗争。他们在本县苏家码头、钱家桥等地多次狠揍日伪军，并在泰日桥镇策反一个中队的伪军起义。在斗争中，12人的队伍壮大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游击队在本县境内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和策反伪军共400余人。在浦东、浦南两个工委领导下，本县建有3个中共区委、7个中共支部，地下党员60人。民国34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途经奉城、青村港、泰日桥等地，沿途受到本县群众大力支援，仅第四、第五两个区就筹粮1.5万公斤。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挑起内战，革命人民被迫重新拿起武器。民国35年夏，受中共淞沪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淞沪工委）指示，本县新寺地区首先成立武装小组，开展游击活动。此后，浦东人民护丁总队(后改名浦东人民解放总队，简称浦解总队)在本县泰日桥、胡家桥等地打击国民党武装力量。浦解总队第四中队在曲折的斗争中不断壮大，至解放前夕已发展到100余人。浦解总队的“机动”和“奋斗”两个中队，也活跃在本县东乡。解放战争时期本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建有6个支部和1个小组，党员60人。
民主革命时期，125名革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奉贤的土地。
1949年5月13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九兵团二十军占领南桥，本县西境解放。次日清晨，九兵团三十军占领奉城，全境解放。从此，奉贤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
(三)
本县偏处海隅，曾被视为“斥卤之地”，但县境西部南桥、萧塘等地成市已逾千年，开发甚早。金兵进据北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不少人定居本地。到元、明间，境内陶宅已成华亭东南境重镇，经济、文化均甚发达。陶宅衰落后，青村(即今奉城)遂成海防要地。
自然和人文方面的有利条件，造就了本县历史上一批名人。萧塘人卫泾，宋时官至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元代，陶宅陶与权是松江地区八大豪富之一。明初，陶宅诗人袁凯因写《白燕诗》而被称为“袁白燕”。他的同乡晚辈张弼是明初著名书法家，人称“吴中草圣”。脍灸人口的《杜十娘》原作者宋懋澄，是邬桥牛桥人。家住柘林的明代著名学者何良俊，亲受倭患之害，所著《四友斋丛说》等保存有珍贵的明代史料。陶宅人黄之隽是清初有名望的学者。据清光绪《重修奉贤县志》所载，自宋至清，本县先后有88人考中进士，举人、贡生为数更多。
辛亥革命后，各界闻人，不断涌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沈志昂，跟随军官教导团参加了广州暴动，最后在广东海陆丰壮烈牺牲。曾同刘晓并肩战斗的李主一，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纵队司令丁锡三，走过了曲折的人生道路，最后为革命洒尽鲜血。高桥人滕白也，曾任英皇家美术、科学、贸易学院院士，是驰名欧美的指画高手。动物学家王家楫、地质学家袁见齐，都是国内深孚众望的科学家。光明乡庙泾村人蔡增杰，是东北电业管理局高级技术人员，曾被称为全国“电力工业元老”。程午加是当代有名的音乐家。同时，本县历史上还有数以百计的能工巧匠，他们对人民的贡献，有口皆碑。
本县素以“敦本重学”著称于世。明末清初，青村(今奉城)“文风大盛”，“凡有子弟者，无不令其读书”，“海滨称文墨之区，必以青村为首矣”(见曾羽王《乙酉笔记》)。数百年来，本地区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解放后尤为迅速，培养出了一批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至1984年底，本县历史上已有大学生2556人(缺1949～1958年数)，其中留学生62人。在外工作的奉贤籍科技、研究人员约有千人，其中高级科技、研究人员100余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本县先后有100余人被评为省、直辖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其中，农业劳动模范秦金林、保粮模范周树权等为全县所熟知。
本县历史上辈出的名人是奉贤的光荣和骄傲!
(四)
本县的产业结构，素以农业为主，但盐业也占相当比重，并辅之以手工业。清雍正三年（1725年)，县境盐区拥有课荡、税荡和报升涂荡等各类荡田95518.5亩，灶丁19521人。以此推断，当时的产业结构，农业约占70%，盐业和手工业约占30%。这种状况大致延续到清朝末叶。
辛亥革命后，粮油加工业和纺织业等开始兴起，工业比重逐渐上升。相反，由于海涂淤积，里护塘外大批荡田陆续得到垦殖，不少盐民弃盐务农，盐业比重不断缩小。至民国25年(1936年)，盐田仅存2.5万亩。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到1949年底，全县的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占39%，农业产值占61%。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本县一直是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粮棉夹种的农业县。
解放初期，即从1949年至1957年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大体上在1949年的水平上下摆动，仍由农业执全县经济的牛耳。
1958年始，地方国营工业和县办集体工业迅速发展，并出现了人民公社所办的工业和镇办的工业。此后三年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一度超过农业产值。自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加强农业生产，全县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60%以上。
1971年，生产大队开始办工业，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急剧上升，1972年再次超过农业比重，达到53.21%。至1978年达到68.6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浪潮首先从农村掀起，本县农业向开拓式的多层次的现代化农业转化，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社、队工业(后改称乡村工业)和多种经营转移。在农业大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本县充分利用依托大城市的有利条件，乡村工业迅速腾飞。本县农村三级正、半劳动力，出现“两增一减”，即乡(公社)和村(大队)的增、村民小组(生产队)的减的趋势。至1984年底，全县农村总户数137433户，总人口431529人，三级劳动力275401个，占总人口的63.8%。其中女性145612个，占52.9%。在三级劳动力中，乡级68326个，占24.8%；村级75590个，占27.4%；村民小组级131485个，占47.8%。、全县工业总产值所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80.17%，农业（包括林、牧、副、渔）的产值虽也在不断增长，但比重下降为19.83%。乡村工业的产值占整个农村经济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57.7%上升到75.5%。1984年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即乡村工业劳动力所占三级总劳动力的比重首次超过纯农业劳动力比重，乡村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从1978年的19.5%上升到41.08%，而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4.9%下降到41.04%。
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中粮棉油的一统天下局面已被冲破，以西瓜、蘑菇、葡萄、芦笋等为主的种植业和以长毛兔、对虾、鲜鱼等为主的养殖业蓬勃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21.19%上升到1984年的27.46%。
事实表明，本县已经由传统的农业县逐步转化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商品经济初具规模的大城市郊县。
(五)
1949年本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为4675.42万元。经过三年恢复时期，至1952年底达到6262.73万元，比1949年增长33.95%。
1953年始，执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本县将财政经济委员会改为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农业、副业、基本建设、物资和财政收支五大门类的年度计划，管理上实行“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来实现计划。至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本县总产值达7714.15万元，比1949年增长64.99%，平均每年递增10.53%。其中，工业增长72.87%，农业增长59.94%。
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958年，因受“左”的思想影响，本县经济工作出现严重失误，生产计划指标一高再高，甚至提出“亩产万斤粮”等脱离实际的要求，挫伤了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再加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生产呈现下降趋势。1961年工农业总产值为8907.58万元，比1958年至1961年总产值平均数10006.87万元还低12.34%，其中工业低7.48%，农业低18.38%。
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4301.78万元，比1961年增长60.56%，其中工业下降3.35%，农业增长139.87%。
1966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本县也首次编制五年计划(1966～1970年)，不幸的是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计划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但经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以及社队工业的迅速兴起，至1976年底工农业总产值仍达37396.19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1976年比1966年增长98.79%，其中工业增长336.29%，农业增长0.31%。总产值每年递增7.1%。
长期来，上级计划部门下达给本县的指令性计划多达22项，其中国家计委下达的有8项，上海市增加的有14项，计划管理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计划比较尊重客观规律。1982年以来，计划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充实了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内容。1984年开始进行计划体制改革，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切实尊重和保障生产单位和承包户的产销自主权，调动了干部管理和群众生产的积极性。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44999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1976年增长227.57%，其中工业增长337.52%，农业增长29.3%。总产值每年递增14.1%。
工农业生产总值，1984年比1949年增长15倍，增加金额105746.24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43.6倍，年均递增率为11.47%；农业总产值增长3.5倍，年均递增率为4.39%。1984年与197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平均递增率为13.14%，增长数为59006.02万元，相当于1949年至1978年增长数46740.22万元的1.26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65倍，平均递增率为17.63%，增长数为56269.92万元，相当于1949年至1978年增长数32095.12万元的1.75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14倍，平均递增率为2.2%，增长数为2736.1万元。
1984年，本县首次进行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全县国民生产总值64226万元(不包括市属单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327元，折合506美元；劳动者年末人数316694人，劳均金额2028元，折合773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660万元，占全县总值的27.5%，劳动者年末人数144956人，劳均金额1218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8514万元，占总值的60%，劳动者年末人数141934人，劳均金额2713元；第三产业增加值8052万元，占总值的12.5%，劳动者年末人数29804人，劳均金额2701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为43：57，消费基金大于积累基金。其中：利润总额17361万元，税金7535万元，折旧费2835万元，积累性基金共27731万元；职工工资(社员实际收入)34065万元，职工福利基金(工业金)1174万元，其他1256万元，消费性基金为36495万元。
(六)
社会生产的长期发展，本县逐渐形成了一批地方土特产、名牌优质产品和出口产品，在搞活经济中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
罾网、蒲包、竹席等编结，是本县传统的手工艺品。清乾隆《奉贤县志》记载：“青村罾网最著，渔人赖以利用，即他邑也争购之。”民国初期，奉城陈姓所编网具在国货展览会上受到嘉奖。庄行乡烟墩村一带所编“龙凤”、“吉祥”花纹图案的竹席、床沿、漆篮等技艺高超。
本县的工业产品，已销往除台湾省外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三角田刀、四舱尖头罱泥船、月牙河锹、橹板齿铁塔、头桥菜刀等，曾被评为上海市手工业局系统的地方名牌产品。头桥的木制马桶、脚桶、提桶被命名为市农机工业局“信得过产品”。晶环牌机油冷却器、上海牌两用扳手、工农11型195—2C汽缸头、QY8吨液压千斤顶、灵宝牌药用硫酸镁、GM型丙烯酸酯共聚浆料等被评为上海市农机工业局的优质产品。鼎丰乳腐被誉为“进京乳腐”，荣获国家食品行业的最高奖——银质奖章。神仙鱼牌神仙白酒和神仙大曲双双获得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证书。金鸡牌上海辣酱油荣获国家轻工业部及上海市轻工业局优质产品证书。ZB一1250真空包装机荣获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重大成果四等奖，为国家填补一项空白。象牌电风扇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
本县为外贸提供的产品日益增多。1984年，全县出口产品达70多个种(类)，出口总值7076万余元(其中直接出口5097万余元，间接出口1979万余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28%。其中，工业产品出口5894.22万元，占出口总值的83.29%，涉及46家工厂。工业产品出口总值中，直接出口4050.27万元，间接出口1843.95万元。农副业产品出口总值中，直接出口1047.24万元，间接出口135.46万元。工业产品中，以服装纺织为大宗，出口达3498.04万元，占全县出口总值的49.43%。农副业出口产品中，以兔毛、对虾和蘑菇为大宗。兔毛全年出口77.77吨，价值360.24万元；对虾全年出口188吨，价值292.2万元；盐水蘑菇和鲜蘑菇全年出口571.61吨，价值197.46万元。在各出口单位中，出口总值超过100万元的有15家工厂，金汇内衣厂和泰日皮鞋厂分别为全县第一、二名，出口额达1112.08万元和782.98万元。
本县农副业方面的特产，原以高桥天花粉、青村港大蒜、邬桥崩瓜、柘林铁梗青篙、头桥二桥“工字”河蟹、漴缺鲫鱼、沿海一带的青蟹(俗称黄甲)等称著。解放以来，随着地理环境和种植、养殖业的变化，高桥天花粉等悄然隐名，新的物产却脱颖而出，比较闻名的有种植业方面的中熟晚粳“双丰一号”水稻、“新澄一号”西瓜、新寺乡的葡萄，养殖业方面的长毛兔、对虾等。
本县地方风味小吃，素以三官堂(即今光明镇)的豆腐，沿海的虾酱、青蟹、“黄甲老虎”(一种海鱼)，庄行镇的粽子，高桥的天花粉等驰名。目前有的失传，有的产量甚少，代之而起者有对虾、乳腐肉、炒鳝丝等等，已为烹饪佳肴。
(七)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本县具有6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有助于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
首先，同其他9个兄弟县一样，本县地处开放型的多功能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郊区，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已经为本县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城乡一体化计划的逐步实施、科技支农的不断加强，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本县北与闵行开发区隔江相望，西南与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为邻，东南将与上海市新的轻纺工业基地接壤，已处于上述3个工业区形成的三角形外接圆内。依托和凭借这些条件，城乡融合，相互渗透，可变远郊的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同时，本县地处黄浦江南岸、杭州湾北部，在沪(上海)、甬(宁波)、杭(杭州)大三角的腹部。陆路有贯穿县境南北的沪杭公路将沪浙相连，县内则乡乡有公路，村村通汽车；水路以金汇港和浦东运河为主的骨干河道交织成网，北通浦江，南连大海。科学地开发和建设金汇港出海口，将大大缩短沪甬杭间的水运距离。
第二，本县有31.6公里长的海岸线。近岸水域除贴岸潮流作用外，转流期间并受到上下水体顶托和深槽水体补偿的影响。本县浅滩位于南汇芦潮港深潭和金山深槽两个深水区之间，是淤涨性岸段，长江口扩散的泥沙大量淤积于此，解放以来以平均每年100米的速度外涨，是杭州湾北岸涨滩最快的地区。仅据1958年至1981年的计算，本县海滩共淤积了324.6×10立方米的泥沙，约51929.6万吨，平均每年淤积2257.8万吨。目前，自低潮位以下至负7米等深线以内仍处在不断淤积的阶段。这就使本县具有海涂资源丰富的天然特点。本县海涂面积共有6万亩，占南汇、奉贤、金山三县沿海滩涂的60%。潮间带动物资源比较丰富。但滩涂渔业的利用率还很低，放养对虾和鲜鱼6600亩，仅占11%。其余仍处于零星采捕或放养家禽的状态。如果因地制宜，统筹规划，逐步围垦和开发尚未开发的5万余亩滩涂，发展种植业和海水养殖业，前途确实可观，可以为全市“郊区农民口粮立足于自给、城市主要副食品供应立足郊区”多作贡献。同时，广阔的滩涂也为上海城市的扩散、发展较大规模的新工业区创造了良好的地理条件。
第三，本县的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和棉花，有多年的种植优势，播种面积居全市第二位。绿肥早稻数十年来在全市享有声誉，播种面积目前占全市的五分之一。早稻单产，1949年至1984年的36年中，有34年超过市郊十县平均水平，其中24年名列首位。青村公社(乡)的早稻单产先后10年超千斤(500公斤)，相继派出241人次前往国内9个省市传授水稻栽培技术。后季稻在1955年至1982年的28年中，有12年夺得市郊十县第一。1969年，粮食常年亩产743.5公斤，列为全国第一。棉花生产有较长的种植历史，1949年至1984年的36年中，有26年皮棉单产超过市郊十县平均水平，其中6年名列首位。1968年，皮棉单产90公斤，与南汇县并列全国第一。按照“稳粮调棉”的原则调整种植业结构时，发挥绿肥优势，有利于调整熟制和品种，把全县的粮田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种植业结构调整后，5年内棉田面积将从1984年的17.5万亩逐步压缩到10万亩左右。压缩下来的棉田面积，可根据市场信息和供求关系，按照“服务城市，富裕农村，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目标安排种植。
第四，发展第三产业大有潜力。第三产业产值较高，但1984年本县的比重低于全市25.1%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本县每个农村人口1984年平均占有耕地仅1.16亩，是个人多地少的县。目前，尚有五六万个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有利于进一步向工、副、商业转移，有利于创建“农民街”，发展小集镇，繁荣第三产业。
第五，本县乡村工业在承接城市工业扩散的同时，大力发展自产自销产品，对市场有较强适应力。在乡村工业总产值中，属于市场调节的约占70%，属于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仅占30%，以市场调节为主，活力强，发展快，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多径开发、找米下锅、注重人才、注重供销、注重横向联系等有效经验。至1985年底，已有安徽、四川、江苏、辽宁、河南、湖南、宁夏、湖北、江西、陕西、贵州、新疆、山东、广东、福建、广西等16个省(自治区)的60批701人次的经济考察团前来本县考察。本县也相继派出20余批150人次的县级考察团前往云南、福建、四川、广东、山东、安徽、辽宁、江苏、湖北、江西、贵州等省学习。全县共有15个乡、局的23家企业与18个省(自治区)的74家企业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行业的横向经济协作，体现出以乡办企业为主、技术协作为主、食品加工业为主的特点。与此同时，本县也从外地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开办了4家新的厂(店)。发挥这一优势，将会获得更大效益。
第六，近年来，本县注重培养和引进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人才。至1984年底，全县有大专以上毕业生1448人，中专、中师和中技毕业生2341人。取得各类职称的科技人员1325人，其中获得高级职称的4人，获得中级职称的90人。截止1985年底，全县已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98名。至1984年底，全县创办的各类技术学校共有12所，已毕业学员192名，在校学员600余名。近几年来，各单位注重智力投资，派人去有关大专院校接受培训。同时，经常与在外工作的奉贤籍专业人员沟通信息，请他们为振兴家乡献计献策。
当然，本县经济要腾飞，也有不利因素。地理上，黄浦江在给予水上便利的同时，也给本县的工业、陆路交通和人才流动带来了困难；地处滨海，每年夏秋间不乏风潮之害；本县海滩，悉以细颗粒粉沙和粉沙质泥为组成物质，利用率低，加重了开发难度；钢铁等原材料缺口较大，流动资金短缺，使乡镇工业的持续发展受到制约；各种专业人才缺乏，不适应客观的需要。
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只要扬己之长，避已之短，全县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奉贤必将以崭新的风貌崛起于东海之滨、杭州湾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