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晋北道情
晋北道情
简介晋北道情，原系宗教艺术，脱胎于唐代的道观经韵。最初以说唱道教故事或有关题材为主要内容牞是道家用以宣传其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到了北宋，随着说唱艺术的兴起，逐渐活跃在群众之中，并诞生了“道情”这个名称。后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特别是清代梆子戏的兴起，部分道情开始由说唱向戏曲转化。图片晋北道情图片如下：  晋北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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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与演变关于晋北道情的源流，沿革，很少有文字记载，只有些口耳相传的说法。据神池县道情剧团老艺人吴喜娃同志听其前辈传说：“古代终南山上有一种琴音异常优美，人们便仿此琴音编歌演唱流传民间，后道家搜集又编为‘道歌’，道情是由道歌发展而来的，据说道歌产生于汉唐时代。”《唐书礼乐志》记载说：(大意)玄宗喜神仙之事，曾召道士司马承祯等人制曲十余首，总名“道曲”。道歌、道曲均是与道教有关的曲调，可能是道情的最初形式。道歌、道曲发展成道情之后，一般均为说唱艺术形式，它是以描述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事件为主要演唱内容。这是道情在艺术形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前者是歌曲，后者为曲艺；前者以抒发感情为主，后者重在说唱故事。
道情由说唱向戏曲转化，是道情在艺术形式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晋北道情是山西道情戏中成戏最早的，它是乾隆初年借助“风搅雪”的组班形式，在与“勾腔”的交流结合中登上戏曲舞台的。“勾腔”又称“挠勾腔”或“老勾腔”，是与“京腔”齐名、与昆曲同期的一个剧种。在道光年间，“勾腔”已渐趋衰微。说唱的晋北道情就是经过与“勾腔”的结合，在“勾腔”的帮助下登上戏曲舞台的。在此之前，还曾有过一种叫做“过街道情”的发展过渡阶段，实际这是说唱道情与“社火”的相结合。晋北旧俗，每逢元宵佳节，民间便举办“社火”活动，高跷队或秧歌队，扮成八仙人物穿街走巷，路经大的店铺或府衙豪门，便停下来做表演或演唱，扮为八仙者，便演唱说唱道情中的一些有关唱段，形成一种有说、有唱、有扮相、有简单表演的戏曲雏形。但这种形式还不是正式的道情戏，而仅仅是由说唱走向戏曲的一种过渡。这种过渡，对晋北说唱道情向戏曲的演变，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由于晋北道情属于地方土戏，登上戏曲舞台之后，与当地其他民间艺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过“风搅雪”的组班形式进行着频繁的艺术交流，有的在它的带动下，由民间歌舞登上了戏曲舞台(例如河曲县的二人台)，有的则通过这种交流结合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不断完善了彼此的艺术结构，由尚不成熟的地方土戏或地摊戏走向了成熟的舞台戏曲(如应县、朔县的秧歌戏)。晋北道情更在这种交流结合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剧目，汲取了民间的表演技艺，从而增加了浓厚的生活气息，由此形成晋北地区一个独具风采、独领风骚的地方剧种。
晋北道情的活动遍及晋北各地。除此之外，北至内蒙古，西至陕北均有晋北道情的足迹，解放后晋北道情南至太原。
据说晋北道情在过去曾被视为“神戏”，晋北旧俗庙会第一场戏为敬神戏，人们总用道情敬神。道情若与其他剧种同台或对台演唱时，也总是让道情先唱，道情不开戏，其它剧种不能开戏。较早期的道情极受人尊重，从事道情的艺人们亦以此自恃，尤其在城市中，非请不演。
音乐与剧目晋北道情和其它戏曲剧种一样，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包括“唱念做打”四功，不过由于它演唱内容的关系，以“唱念做”三功为主。晋北道情属“联曲体”的戏曲音乐体制，拥有丰富的唱腔曲调，它不仅继承了古老的传统道情与民间道情曲艺，也融合了民歌及地方小戏的某些音乐成分，同时又兼有地方大戏的部分唱腔曲调，故有“道情72调”之称，今存套曲13种96曲。道情最早的伴奏乐器以鱼鼓、简板为主，发展成戏曲后仍保留了鱼鼓，在文场乐器中增加了横笛、大板胡、小板胡、扬琴、四胡等。
晋北道情戏的剧目约有一百余部，依其时代、内容、格调分为四类。
早期剧目。内容为道教故事，以反映道家生活、宣扬“无情度有情”的宗教哲理为特点。其中经常上演的有《湘子传》、《张良传》、《庄周传》、《杭州卖药》(吕洞宾故事)、《<U>[font color=#0000cc]五龙[/font]</U>台》等。
中期剧目。内容为修贤劝善故事，以反映全真道教提倡贤孝做人，因果报应的思想为特征。在这一类剧目中，经常上演的主要有《王祥卧冰》、《郭巨埋儿》、《李翠莲传》等等。
中后期剧目。内容为民间生活故事，以反映风趣的家庭矛盾，邻里风波，儿女情长，时事讽喻，田园嬉戏为特点。此类剧目，多数来自晋北的“大秧歌戏”。经常上演的剧目主要有《三贤》、《四劝》、《打碗罐》、《打灶君》等等。
近期剧目。内容多为宫廷生活，朝廷轶事，以反映忠奸斗争、安良除暴为主要特点。此类剧目，多数来自梆子戏。经常上演的主要有《金丝坠》、《玉虎坠》、《金沙滩》、《宁武关》等等。
艺人与班社“教坊”是晋北道情的活动基地，也是为它培养造就人才的学堂。每年冬季农闲，各村镇便纷纷开设教坊，或收徒传艺，或说戏排戏，春节一过便搭台唱戏，直至春和日暖，再度农忙才封箱停戏，这是晋北村民世代沿袭的一种传统。清道光以来产生了不少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知名艺人：河曲的李有润(艺名“十六红”、“盖河东”)、张兴旺(艺名“喜面生”)、邬圣详等；神池的李艾圪塔、胡俊、石六十八、王丑娃、黄武成、田存富、胡挂印、王明元等；应县的老闻润、鲍佐、李生才等；山阴的张裕(艺名“六指红”)、傅贵子(艺名“十里麻”)、洪全茂等；右玉的孟占明、曹培富等。
这些名艺人不满足一村一镇的季节性活动，于是便打破村镇自乐班的局限，互相结合组成职业道情戏班进行常年营业演出。这种班社，艺人们叫做“攒班子道情戏班”，意思是具有临时组合的性质。他们虽属职业班社，但多数班社一年只演出十个月(十一、十二月散班停演)，来年正月重新组合新的班社，人员变动比较频繁。晋北道情的村镇业余班，一般是以村镇的名称命名的，名称仅代表它的隶属关系，并无艺术流派的含意。职业道情班，多数是以班主的名字命名的，例如“阴来财道情班”、“武为周道情班”等等。
清咸丰以来，晋北道情的职业班社蜂拥而起，有据可考的达20余个。职业班社和职业艺人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支柱，晋北道情拥有如此众多的职业班社和技艺人员，说明了这一剧种的繁荣和兴盛，特别是梆子戏传入晋北之后，它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阵容和旺盛的竞争实力，不仅在晋北绝无仅有，在整个道情家族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晋北道情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一，新型艺术团体的队伍建设。1954年、1957年分别在神池和右玉建立了地方国营道情剧团，并逐渐出现了女演员。其二，艺术建设及创作、研究队伍的形成。晋北地区的文艺主管部门适时地给剧团配备了编、导、音、美方面的专业干部，从而形成一支艺术建设的专业力量；其三，专家学者的介入。他们在晋北道情新剧目的创作、音乐上的改革、资料的挖掘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效。
困境与机遇和大部分戏曲一样，晋北道情近十几年来的发展遭遇困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加快，审美要求发生变化，对慢节奏的传统戏曲的兴趣愈来愈淡漠；晋北道情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一些传统的民俗日益淡化，传统节日特别是乡村庙会逐步由现代节日代替，晋北道情的活动阵地逐渐缩小；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剧本逐年减少，演出场次降低，经济效益不佳，难以自给；在道情剧团滑坡的十几年间，没有培养出后继演员。一些有造诣的演员因年事已高逐步退出舞台，有的相继谢世，还有的因维持不了生活而改行，而年轻的演员在观众中享有威望的很少。
所幸，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对于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晋北道情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其受到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关注。2006年晋北道情戏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系列救助措施已实行，更多的保护举措也在酝酿之中，晋北道情的生存有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