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江苏省立第一临时中学
学校发展历史
1939年9月，溱潼临时高级中学奉命改称“江苏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当年高一招生的时候，除了正常的秋季班外，为了照顾很多失学青年，又招了一个高一春季班。这一时期，各科教师比较齐备，课程设置都符合规定，学校的规章制度、教学秩序都很正常。每天清晨还升旗、吹号。学生还在街头演活报剧，宣传抗日。并且还有校歌，歌词是：“今何时，此何地。立已立人在吾曹。惜阴重分秒，计程较丝毫，百年大业此根苗。劳动，服务，创造，自力更生趁今朝。劳动，服务，创造，自力更生趁今朝。”
1941年初，日伪控制了从南通、海安、泰州直到扬州地带的交通线，沿线的城镇又相继沦陷，溱潼有时也受到侵扰。当年三月，学校决定暂时停课，另谋对策。此时，高三学生只须完成较少课程即可毕业。在此危急关头，毕业班同学推派代表，请求学校通融办理，提前发给文凭。顾校长在接见代表时说：“在这敌伪包围的危难时期，我们已无法正常学习。但是为了对国家负责，学校准备让高三班的同学单独去罗村，完成最后学业，一定要经过考试，才能发给文凭。现在情况很危急，我的家人在罗村避难，我愿以身家性命和同学们安危与共，为你们的合格毕业而坚持到底。将来你们拿到文凭，任何人都不能提出质疑。” 同学们听了校长大义凛然的讲话，无不乐于接受学校的安排。于是教师们带领高三班学生单独到罗村授课，经过正式毕业考试合格后才发给毕业证书。这是第三届的毕业生。其它高二、高一暂时回家，听候通知。由于上海的英、法租界招生复课，另外新办了一所江苏省立联合中学，原一临中一部分学生就进了这所学校。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当天就开进租界，整个上海都沦陷敌手。因此，以上各中学又被迫解散，大批青年学生成了惊弓之鸟，四散回乡。
1941年后，苏北地区的抗战形势十分复杂。敌伪虽然占据了较大的城镇，但扬州里下河地区尚有一些打中央旗号的游击队，东台南乡一带有原税警团的陈泰运部；在海安、曲塘以北还有共产党领导的“联抗”部队。因而敌伪不敢轻易下乡，大动荡的形势又得以稍稍安定。于是，1942年3月，一临中又在东台县第五区的沙岗梓镇附近的王家舍复课，虽只办了一个学期，但第四届学生即在此毕业，并举行了一次新生入学考试。大考之后，又因日伪军的“扫荡”，学校再迁到溱潼东北的罗村上课。罗村与溱潼之间隔了一个“溱湖”，不易遭受骚扰。这样，一临中经过三次聚散迁移，到了罗村之后，总算比较稳定下来。为了避免敌伪注意，校名隐称“四维补习学社”，与外界通讯，称“信昌”商号。“四维”二字决非只是“罗村”的“罗”字拆成两开，实际还另有所谓，《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古人以“四维”为立国之纲，做人之本。学校以此为名，用心良苦。
在罗村的第二年，即1943年3月，日伪军曾对游击区又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扫荡”。幸亏学校事先听到风声，即通知师生四处散避，听候消息。因为那时人们对鬼子的“扫荡”有了一些经验，知道他们不敢在乡下多停留。日伪军果然在罗村只一天时间， 即仓皇离去。学校随后又复课了。当时学校除校长外，还有许崇德、黄应绍、洪为法等十来人，以及少数兼职的临时教师。可以说，教师已到了最精简的程度，有时一位老师要教两门甚至三门课程，待遇都十分菲薄。
一临中第二次迁到罗村共约三年半的时间。毕业生共有五、六、七三届。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四维补习学社”奉江苏省教育厅令，从罗村迁到扬州旧城皇宫，正式对外挂校牌为“江苏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校长仍为顾仁铸。学生除在罗村的旧生外，又招了一班新生。1946年顾校长又奉命前往南通，接收汪伪政权下的南通中学。原一临中的学生随之转入该校，未去南通的学生分别转入扬州中学、镇江中学以及其它中学，各听自愿。坚持敌后办学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就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任务。
传道授业  品学兼重
在国难深重的年代，爱国敬业的顾校长和10多位好老师，一不做汉奸，二不当顺民，抛妻别子，跑到农村去宣传抗日，培育人才，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韩愈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临中的老师们，确实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化学老师居小石在他的自述生平中写道：本人曾赴日本学习，学过些科技知识。同时也由于亲身遭遇的体会，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抗战开始后，隐蔽苏北，操教书旧业，以坚持敌我界限与民族气节。遇及老同学顾介希校长，即随同组建溱中。在国难深重的时期办学， 当然要有不计辛荣、不怕艰险的忘我精神与坚强意志。同时，这正能发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作用，促使同学们能尽快地“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理解保持民族气节的伟大意义，把奋发高昂的意志贯注到当前学习与以后效力于正义事业的准备上去，从而造就一批又一批志气高尚、学识优良的学子， 以后成为献身于国家民族事业的志士仁人与专家学者。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一临中当时的办学宗旨。
这样明确的办学宗旨，也确然贯彻到日常教学之中。首先是顾校长处处以身作则。他不但是行政领导，而且是主要英语教师，常常教高二、高三两班。自编教材，紧扣时代脉搏，很多选自上海的《密勒斯评论报》，如《国际纵队》(Internationa1Brigade)、英译《日寇轰炸重庆纪实》和毛泽东的《抗战必胜》等。同学们至今都记得Volunteer(志愿军)、Fasciest(法西斯)、refugee(难民)等刚产生不久的英语新词。其它如林肯《葛底斯堡宣言》、Patrick Henry演说词《不自由，吾宁死》等世界名篇也都是必读的教材。 
语文课更是传播爱国思想的主要阵地。那时的高中通常不教白话文，但是为了形势的需要，顾校长与大家研究，让学生选读一些“时文”。如抗战初期宋庆龄的《勖中国男儿》、报纸社论《驳日本外相近卫文摩东亚共荣论》等等，例不胜举。即使古文，也是历代具有爱祖国、爱民族的篇章，如史可法《复多尔衮书》、郑思肖《一是居士传》等，都是古为今用。
陈源远老师一人包教史地两门课程，不但没有课本，连油印讲义也没有，只有几张讲授提纲，学生当堂笔记。他常常能把古今中外史、地揉合一体，纵论时事，宣传抗日，是同学们很爱听的课程。即使是自然科学，老师们也随时可插入政治思想内容。如居小石老师讲“原子序”的时候，特别介绍这是英国青年物理学家莫斯莱在1913年发现的，当时他只有26岁。不久即去服兵役，走上反对德国侵略的战场，最后光荣献身了。学生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1944年7月第六届学生毕业的时候，还举行一次简单的聚餐。席上，张鸣春献诗一首：“慷慨请缨入山巴，猿叫三声客鬃花。记取石城无汉帜，绿窗人老莫还家！”诗刚读完，顾校长随即起立，振臂高呼：“抗战到底！收复国土！”全体师生均起立鼓掌，情绪十分激昂！
一临中是国难时期的一所特殊学校。在传爱国主义之“道”的同时，在学业上的严格要求，与平时的省立中学毫不逊色。比如国文课、英文课，很多课文都是要在课堂上背诵的。国文课每周作文，英文课间周作文，有时还要在课堂上限时作文。英文作文高一可看参考书，可查字典；高二不准看参考书，但可查字典；高三则两项都不允许。高一、高二，老师基本上用中文讲解，高三则以英语讲解为主。理科方面大都是美国课本，而且有些是原文。高三年级根据志愿，除必修的基本课程外，还进行文理分科，加授额外的课程。文科加授“国学常识”，还有英语选读，大都是西方文学名著。理科则另加高等化学和高等物理。所有的课程都有严格的考查和考试，不但国文、英文课要背诵，有时连化学、物理的定义和定理也要背，每一堂课都有几分钟检查背诵，教出来的学生却是“真材实料”。
箪食瓢饮  弦歌不辍
一临中从物质条件方面来说，是一无所有。房屋、桌凳都是借来的。经费就是靠学生缴的一点学费，那时都是以大米计算的。每个学生每学期大约三、四百斤大米，不够养家活口。校长、教师和学生一样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三五成群，租用民房住宿。吃饭是八人一桌，包在做小生意的人家，每月的标准是三斗米，常常“三月不知肉味”。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但没有人叫苦，而且都豪情满怀，勤奋有加。因为大家都觉得困难是暂时的，抗战必胜，光明即将来临。只要有书可读，都应珍惜时光。因此那时的学生都有很高的自觉性，不用老师费心烦神。除了上课，不是背书，就是做作业。小巷里、田塍上都常听到书声琅琅，晚上几个人围坐一桌，桌上一灯如豆。有时连煤油都买不到，点的是豆油或蜡烛，作业纸都是灰色的，用蘸水笔甚至铅笔写。这样的学习条件在今天的青年看来，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孔夫子赞美他的高足颜回的话，那时的学生，好像都成了颜回。然而，这里正培育着不少未来的专家学者，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磨砺以须！
一临中物质条件极差，之所以能始终坚持办学，首先靠的是顾仁铸校长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力量，团结了十几位名师。他们以自身的行动为学生作表率，因而才能在艰难困境中培养出高徒。
名师出高徒  桃李竟芬芳
在一临中办学八年中，先后担任专职、兼职或临时代课的教师大约30人。但始终或长期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只有十人左右，绝大多数是过去江苏各省中的著名教师，乃至作家、学者。解放以后他们大都成了高等学校的教师，有些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深受学生爱戴的居小石先生，抗战前曾留学日本，解放前即在上海医学院等高校任校，教中学是大材小用。解放后又在重庆医大等高校任教，并成为共产党员，当选过几届四川省人大代表，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黄应韶老师上几何课不带规尺，能随手画圆，甚至能画“九点共圆”；三位乘三位的算式，能不假思索立即写出得数。黄老师解放后任扬州苏北师专（后改扬州师院）数学科副主任、扬州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许崇德老师上大代数课时，从不带书本，全部教材都在记忆中，听过他课的学生无不十分惊叹！语文教师马广才三十年代即蜚声南洋文坛，著有《太平洋的暖流》、《香蕉皮》等小说集多种，在教学的同时又兼办<<前线日报>>。罗村时期的洪为法，“五四”时期即是郭沫若等创办的“创造社”后期骨干，善长新旧文学、著作等。赵绳孙三十年代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擅长古典诗文。洪、赵二位，解放后都在扬州师院任教，并分别兼任科系副主任。
一临中共办学八年，最后学成毕业的约三百人。他们后来大都升入著名高等学校。有人说：“一临中出来的学生考大学，几乎是百发百中。” 他们中涌现了许多学界精英、社会名流、国家栋梁之材。钱维襄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陆卫平留美获密西根大学医学硕士、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与杨振宁、何炳棣等为全美华人协会的发起人，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争取在美华人权利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后归国访问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朱启泰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获硕士学位，曾任美波音航空公司工程经理，并主持767和747两种飞机电子线路设计。蒋宗辕曾任澳洲布里斯班工艺学院电子工程教授，在当地创办华文学校多所，被评为澳州华人的杰出代表，国内《参考消息》曾有专文介绍。杨子宁留学苏联，获金属物理副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上海钢铁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第二冶金专科学校教授、校长等职。北京有个“一临中校友联谊小组”，约20人左右，全部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朱立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谢孝苹，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员朱成功。中科院研究员田千里，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负责东方红一号、二号卫生结构动强度试验和研究，取得成绩并多次获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50余篇。当年的刘同学，后来成为医学专家，曾任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朱启华曾任本溪钢铁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是我国大型建筑物整体平移专家，中央电视台曾有专题录像播报......。抗战中坚持办学的“一临中”，可谓是人才辈出，桃李芬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