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石桥湛山
生平简介
石桥湛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56～1957)。山梨县人，1884年9月25日生于东京，幼名省三。190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08年任每日新闻社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历任总编辑，主编和社长，写过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文章和经济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入政界，1945年11月加入日本自由党，任顾问。1946年5月，任第1届吉田茂内阁大藏大臣，后兼任经济安定本部总务长官，物价厅长官等职。50年代初期历任国际电气公司董事长、立正大学理事长兼校长。1954年因反对首相吉田茂而脱离自由党，同鸠山一郎等人于11月24日组成日本民主党。同年12月出任鸠山内阁(1954～1956)通商产业大臣；1956年12月，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次年2月因病辞职。
后任自由民主党顾问，并致力于日中、日苏友好事业，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政治关系。1959年和1963年两次访问中国。1960～1961年任日苏协会会长。1964、1972和1973年，连续当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总裁，一贯主张自由经济主义。1972年12月当选为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1973年4月25日因病逝世。著有《日本金融史》等书，后编为《石桥湛山全集》，共15卷。[1]
反战主编
1884年，石桥出生在东京日莲宗佛门世家， 学问僧杉田湛誓之子， 幼名省三，皈依佛门后改名湛山，但他却不是遵守清规戒律的佛门弟子。石桥从小头脑聪敏，也很顽皮，不愿再学习上下功夫，以至于上小学时两次留级。随着年龄的整长，他逐渐在学习上用起功来，先后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和早稻田大学。石桥性格直爽，办事干脆，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1907年，石桥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毕业，次年经人介绍，到《每日新闻》社当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直到日本战败为止的30余年里，长期在该报社《东洋时论》月刊社任职，曾担任社长和总编。他以该刊物为阵地，挥动利笔，向扩张主义势力及其理论发起不懈的攻击。
石桥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在《每日新闻》社是负责文艺评论，到《东洋经济新报》社后，迫使他必须掌握经济理论，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他在自学经济理论时，不断开拓视野，研读过塞利格曼的《经济学原理》、托因比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史》、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各种流派的名著，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经济评论家。早在明治初年开始，日本政府便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把向海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目光钉向中国和朝鲜。1889年，军阀巨头山县有朋更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使“大陆政策”理论化。随后，日本通过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将侵略理论付诸行动，把朝鲜、台湾和南满洲当成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处于非执政地位的产业型资本家阶层，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要求参政，主张自由竞争下的和平经济。石桥湛山就是这些自由派的代言人。
1912年，28岁的石桥发表了“满洲放弃论”，公开谴责日本政府侵略满洲是愚蠢、危险的行为，认为不仅违反了道义原则，而且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也得不偿失，论证严密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所谓领土狭小，人口过剩、资源贫乏、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国防线等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派兵攻占青岛，夺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对此，石桥坚决反对，连续发表了“论不可占领青岛。”“再论不可占领青岛”等文章。大隈内阁迫使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石桥立即撰文反击，认为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失败，对日本国民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强烈要求政府抛弃帝国主义。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石桥也明确表示了反对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动乱，加紧经济渗透和军事干预，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抗，对此石桥深表同情。石桥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抨击政府的侵略政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沙俄侵略中国没有本质区别，要求政府撤回驻外军队，立即放弃在华特权，将占领地归还中国。1927年到1928年间，为了阻挡怒涛一样席卷中国的北伐军，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日侨为借口，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干涉中国内政。石桥在措辞严厉的文章中，谴责政府发动国民不愿进行的战争，称支持政府出兵的民政党是杀人帮凶，其罪与政府相等。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侵略行为涂脂抹粉。在法西斯势力喧嚣尘上的白色恐怖下，石桥不为所动，在事变发生的第九天，发表了提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什么”的文章，明确指出，满蒙终究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想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显然不可能达到目的。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军部法西斯专政，实现白色恐怖，自由发表言论已不可能。尽管如此，石桥也未趋炎附势，而是以婉转方式，对这场战争提出批评。纵观石桥在战前30余年的活动，可以认为，他是一贯坚持反战、反侵略活动的新闻
记者，其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置逆流而不失节的斗争精神，难能可贵。
搏击政坛
石桥在战前的进步活动，使他在战后博得很高的威望。1945年，他参加了自由党的筹建工作，后出任第一次吉田内阁藏相。但是，同鸠山一郎的经历相似，1947年5月，石桥在整肃中突然被占领军当局革除公职，理由是他在战前发表过内容不当的文章，这显然缺乏根据。实际是因为他担任藏相时，对占领军当局的指令不能唯命是从。从此，石桥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身影，直到1951年6月解除整肃，他才结束没有监狱的监狱生活。
石桥恢复公职后回到自由党内，1953年任鸠山派自由党政策审议会会长，因受吉田茂排挤，于1954年11月与鸠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党，接着与重光葵为首的改进党合作，组成民主党。同年12月，吉田茂下台，鸠山组阁，石桥入阁担任通产相。第二次鸠山内阁期间，实行了自由党和民主党的统一，成了了自由民主党。
鸠山首相兼自民党总裁执政两年，在实行日苏邦交后，于1956年11月5日正式提出辞职。围绕下任总裁即首相一职，自民党内各派系展开了建党后首次大混战，按石田博英的说法，参加这场争夺战的有去“七个师团三个联队”（师团意指为拥有20名议员以上的派系，指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松村谦三、吉田茂等派。吉田派又分为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两派；联队意指拥有10名左右议员的派系，指北村德二郎、大麻唯男、芦田均等派）。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岸223票，石桥151票，石井131票。因均未过半数，只得再次进行表决。由于石井派大部分转投石桥的票，决选结果，石桥得258票，岸得251票，石桥以7票优势获胜，当选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并继任首相，于1956年12月27日成立石桥内阁。
石桥上任后，曾多次发表施政演说。1957年1月8日，他在日比谷公会堂演讲时，把新内阁的政策主张概况为“五项誓言，”即国会活动正常化，严肃政界和官场纪律，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建设福利国家，确立世界和平。这五项誓言，前两项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石桥主张廉洁的政府，力图调解党内矛盾，进而消除派系，使执政党与在野党一起在国会发挥作用，保证议会政治的运行。第三、第四项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与以前历届内阁不同点是，石桥不但重视增加生产，还把社会就业，福利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在实施这一政策时，提出减税1000万，公共投资1000万的口号，制定了积极财政预算，刺激业已高速起步的经济发展。第五项是外交政策。由于日苏已实现邦交，石桥便把重点放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对日中两国的民间贸易活动表示了支持态度。此外，在石桥的短暂任期内，使日本与厄瓜多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实现了邦交。
可惜的是，石桥因病未及实践上述主张，便匆匆告别了政坛。病因是参加母校早稻田大学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时，在露天会场着凉患了感冒。病情发展到肺炎和三叉神经麻痹，发生了语言障碍，不得不遵医嘱休息两个月。石桥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为长时期不能亲理国务深感不安，于是从政治良心出发，向国会递交了请求辞职的《石桥书简》。石桥执政总共只有63天，在历届首相中，象他这样主动放弃政权的实在不多见。
友好使者
  石桥湛山访华期间合影石桥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病愈不久，便为实现日中邦交而奔波。1959年夏，在日中关系因日本政府的敌视而陷入僵局之时，石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访问中国。同年九月，石桥应邀来到北京，这是战后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访问中国。访华期间，石桥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的接见。1963年9月，石桥再次访问中国。他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多次撰文阐述恢复日中邦交的积极主张，直接批评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石桥的这些主张，对促进恢复中日友好关系起来重要的影响，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右翼势力甚至骂他为共产党的走卒，对此，石桥根本不屑一顾。石桥的努力没有白费，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石桥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夙愿，分享了中日恢复邦交的喜悦。
1973年4月25日，石桥逝世，终年89岁。周恩来总理致电表示哀悼，电文中说：“石桥先生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多年来为日中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石桥先生为之奋斗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将永远纪念石桥先生。” 石桥晚年亲自整理出版了《石桥湛山全集》共15卷，那里记录了他一生走过的光荣足迹[2]。
身后影响
石桥湛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毕生站在“功利”的小国主义立场，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反战的主张。以“功利”的杠杆衡量外交取向，从多方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主张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功利”外交思想，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深入考察和挖掘。“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山　主张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平相处的“小日本主义”，如今在日本依旧发挥着影响力。
从东京火车站向西走10分钟左右，就到了架设在神田川上的日本桥。如今，东京的闹市是银座，但从浮世绘等日本封建时代的绘画上看，过去日本桥在江户（东京）的地位可比现在高多了。日本桥附近有家杂志社———《东洋经济周刊》，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如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批判精神，在日本“经济信息”泛滥的当下，实在难能可贵。
《东洋经济周刊》的报栏上有几位老主编的照片，其中一位是石桥湛山（1884-1973年）。虽然知道他在1956年出任过日本首相，是从新闻界进入政界、在日本政坛影响很大的人物，但1月25日在北京参加《朝日新闻》记者若宫启文的新书出版纪念会上，才对石桥有了新的认识。
若宫在其政治著作《和解与民族主义》（中文译本，2007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专设一章谈到了石桥，特别是他的“小日本主义”。“小日本”对抗“大日本”战前日本号称“大日本帝国”。石桥在任《东洋经济新报》主笔时，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
石桥大学毕业后，一开始在东京《每日新闻》工作，后来进入《东洋经济新报》（《东洋经济周刊》的出版社）。在日本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时，石桥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反对干涉中国内政，1911年就明确提出了“小日本主义”。从1912年开始，他先后执笔撰写了《欠缺智虑的国民》、《放弃满洲论》等社论。他在社论中写到：“我们对发动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同样，在日俄战争前夕，也没有就反对战争展开充分的议论，这太让人遗憾了。” 
若宫认为，“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放弃满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开始有了要吞并朝鲜、满洲的要求，而石桥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当时的这种社会思潮。他以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只是个“幻想”。
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若宫写到：“1920年，石桥撰写了《日美冲突的危险》一文，认为日美两国不断朝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中国迎头相撞，肯定会导致冲突，战争难以避免。”若宫说：“石桥独具慧眼，有如此预测，令人叫绝。”
战前，“小日本主义”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日本也因此损人不利己，遭受了重大挫折。对当今政坛的影响石桥在战后曾经短期担任过首相，但因为身体欠佳，很快就退了下来。日本当过首相的人，大都会在党内留下一个派别，但石桥并没有拉帮结派。若宫说：“他的思想通过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三木武夫（原首相）等鸽派继承了下来，并对池田勇人（原首相）、宫泽喜一（原首相）等人产生了影响。” 
1993年，自民党分裂，一部分党员成立了先驱新党，其党首武村正义撰写了《小，但光辉四射的日本》一书，若宫说：“这反映了‘小日本主义’的思想。”先驱新党的理论家为议员田中秀征，他原是石田博英的秘书，继承了石桥思想。  石桥湛山　　若宫在书中说：“宇都宫德马在自民党内创建了亚非问题研究会，是鸽派的据点。木村俊夫、伊东正义（原议会议长）、后藤田正晴（原副首相）先后担任该研究会会长，现任会长为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
主张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平相处的“小日本主义”，如今在日本知道的人已经不很多，但日本战后60余年，和平、民主、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努力，已经成为社会思潮中的主流。《东洋经济周刊》这样的刊物，能在所有书店买到。百年前的“小日本主义”，依旧发挥着影响。对“小日本主义”的响应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现代化的目标明确而现实：富国强兵，首先从“强兵”切入。经过甲午战争的彩排，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胜出，于是认为强兵的目标已然实现。但这种共识在1945年被戳破，日本的百年强兵之路退回原点。日人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第一次把救国之梦寄托于对“富国”的诉求。没想到如此战略转型的结果，居然否极泰来，短短20余年便跻身经济大国之列，似乎一夜间，便雪清了几代人的国耻。
虽说得来全不费功夫，却难掩某种不能承受之轻的空虚。接着，经济泡沫的崩溃，让整个国家陷入萎顿，富国之路亦遭重挫，从此失去了煽动国民热情的凝聚力。毋庸讳言，日本走到了国家转型的十字路口。此后何去何从，既取决于国民的投票选择，同时也要看接下来的战略议题如何设定，尤其是后者，主要考验的是社会精英层的责任感与智慧。
自1990年代以降，日本社会思潮中与“普通国家化”(实质是成为政治大国，即“StatePower”)的战略议题相平行的，其实还有一种彻底反思、摒弃近代以来富国强兵战略，开创既不诉诸军事能力，也不诉诸经济力量的新思潮，即通过谋求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的“第三条道路”——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之路。这种思潮潜滋暗长，终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造成深远的影响。
1990年代初期，日本出版了由日本著名记者、《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船桥洋一领衔主编、8名学者合著的《日本战略宣言——面向民生大国》一书，提出在和平、发展、人权、环保等领域，“日本必须发挥强大的指导能力”，“经济力量必然成为军事力量这一‘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等主张。可以说，这是日本主流社会发出的、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远见卓识，它表达了一种全新的、契合21世纪全球化视点的世界观、发展观。如此政治理念的出台，并非空穴来风，不仅基于对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深刻反思，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对战前“小日本主义”理论的隔世回响，可谓其来有自。 
所谓“小日本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根本有别于岸信介的“大东亚主义”和吉田茂的“脱亚入欧”口号的截然不同的亚洲观，其首倡者是被称为“保守左翼”重镇，战前做过《东洋经济新报》主笔、总编的著名政论家，战后短暂地出任过首相的石桥湛山。
“小日本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放弃满洲”论。基于受甲午、日俄战争胜利的鼓舞，日本社会中出现的要像兼并朝鲜那样并吞“满洲”的民意，石桥以大量统计数据和翔实的材料，论证拥有殖民地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价值，而且会过度增加军费开支，压迫国家财政，最终导致国民生活恶化，进而有引发毫无益处的战争的危险；尤其会刺激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并导致日本与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反而不利于日本的发展。
以鲁迅研究著称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在战前对石桥一无所知，战后读了《石桥湛山全集》后非常吃惊，感慨道：“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亚洲主义者的人，差不多快要绝望了”，而这样的人终于找到了。  吉田茂　　战后，石桥始终如一地扮演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者的角色，从1950年代末起，数次访华。其基本立场是日中间因意识形态而对立是一种不幸，两国将来的命运是要加强合作，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日美中苏和平同盟”的构想。他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及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完善这一构想。可以想象，在剑拔弩张的冷战环境中，日本在其中扮演的尴尬角色，注定了石桥政治理念始于理想主义，终于理想主义的悲剧命运。然而30年河东河西，不可思议的是，冷战结束后，其被认为“理想主义”的构想反而越来越接近现实了。也许，这正是思想所具有的穿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前瞻性。 
1990年代中期，正值战后50周年之际，与政界中“战后总决算”的声音甚嚣尘上、空前高涨的事实相对照，日本出版界、学界曾有过一场静悄悄的“石桥热”。石桥像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似的，从战前1910年代起即开始对抗主流社会思潮，时隔80年后，他的各种“小日本主义”思想文本被重新发掘、出版，接受战后民主主义一代知识精英的检讨，令人眼界大开。1993年，一些从自民党内分裂出来的议员组建了一个名为“先驱新党”的袖珍政党，其党魁武村正义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小，然而熠熠发光的日本》，系统诠释了石桥的“小日本主义”。  岸信介　　石桥湛山并没有仿效吉田茂、岸信介等同时代的政治大鳄，在自民党内留下一个大的派系。但是，其思想却通过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等门生，由三木武夫统领的鸽派传承下来，并对池田勇人、宫泽喜一等保守主流政治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小日本主义”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在1990年代初期“显灵”，并与彼时的主流社会思潮发生深层响应，其背后自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泡沫经济对经济大国日本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媒体甚至有“第二次战败”之说。回首战后日本走过的半个世纪的富国之路，一些日本人认识到，把国家的希望维系在对“富国”的诉求上，与此前的通过“强兵”振兴国势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偌大的国富可在一代人之间构筑，但亦可在瞬间贬值、缩水，成为经济海洋中的泡沫，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归根结底，构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仍需从“立人”开始，只有每一个国民个体福祉与尊严的最大化，才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成为一个全球性民生大国，不仅符合日本的“国益”，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附录：周-石桥公报
公报全文周总理和石桥湛山发表会谈公报　中日应和平共处相互友好
周总理指出：日本必须摆脱外来干涉，排除敌视中国政策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新华社2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前任首相石桥湛山今天发表会谈公报，全文如下：
公报
日本前任首相石桥湛山先生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59年9月9日到9月2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在访问期间，石桥湛山先生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友好气氛中，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为着实现上述目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增强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信任，改善两国的现存关系，并且为早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而进行合作。
周恩来总理指出，为此，日本必须摆脱外来干涉，排除敌视中国政策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石桥湛山先生对此表示，有见议的日本人士过去未曾容忍这种思想和行动，今后也是不能容忍的。
石桥湛山先生表示，中日两国为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努力。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对此，石桥湛山先生也表示同意。
石桥湛山先生表示，关联到上述情况，日本的现状和现存的国际关系，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应该尽最大努力，早日加以改变，并且逐步促其实现。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欢迎，并且指出，我们愿意看到日本人民能够早日实现上述愿望，中国人民将大力支持日本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的努力，衷心同情日本人民关于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
石桥湛山先生建议，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应该增加接触，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好。
周恩来总理表示，石桥湛山先生的来访，对增进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和过去一样，欢迎对中日友好抱有诚意的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前来中国访问。
周恩来（签字）
石桥湛山（签字）
1959年9月20日于北京
（1 9 5 9 0 9 2 1 《人民日报》）会谈意义周恩来总理和石桥湛山先生的会谈的重大意义
(1959.09.23) 《人民日报》社论
  石桥湛山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已经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在这期间，刘少奇主席接见了石桥先生，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这期间，我国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石桥先生，在友好的气氛中，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于20日发表了公报。公报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并且指出，为着实现上述目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间的信任，改善两国的现存关系，并且为早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而进行合作。这些主张，符合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反映了亚洲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人民对此衷心地表示欢迎。
周恩来总理和石桥先生的会谈公报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日本舆论界多数表示欢迎，日本的政治活动家包括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都发表谈话表示支持。这些反应表明促进中日友好、维护远东和平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意愿。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惜颠倒黑白，对公报进行恶毒的攻击，企图借此冲淡公报在广大人民中的印象。像日本自由民主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岸信介内阁官房长官椎名悦三郎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们就公报发表谈话说，关于岸信介集团一向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对石桥赞成政治和经济不可分开的主张表示十分不满，认为“政治和经济分开的问题不仅是岸内阁的想法，而且是自由主义国家一致的结论”。这种言论充分暴露了岸信介集团坚决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在日本，不仅广大的人民反对岸信介集团这种反动的思想和行动，就是有见识的日本人士，也正如石桥湛山先生所说：“过去未曾容忍这种思想和行动，今后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处境发生变化以来，中国人民一直表示愿意同日本友好，并在实际行动中主动地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周恩来总理此次邀请石桥先生访华，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愿意和日本友好相处的。不过，正如公报所指出的，中日两国的友好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必须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为基础。我们决不允许日本岸信介集团，把中国人民愿意同日本友好的善良愿望，当作中国人民的软弱可欺，当作它玩弄两面手法、取媚美国、谋求经济实惠的手段。我们不能不指出，正如上文所说，日本岸信介集团至今坚持执行敌视中国、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和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而这些正是今天改善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
在公报中，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指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对此，石桥先生也表示同意。我们认为，石桥先生的这一表示是明智的。谁都知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分割开来作为处理问题的原则，是行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一面听任另一个国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敌视自己，一面又同这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石桥先生此次来我国访问，今后也还有其他日本政治家为促进中日友好前来我国访问。他们这种访问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行动。这样一种政治性的行动，将能够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有利的条件。
公报指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石桥先生表示，日本的现状和现存的国际关系，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应该尽最大努力，早日加以改变，并且逐步促其实现。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欢迎，并且指出，我们愿意看到日本人民能够早日实现上述愿望，中国人民将大力支持日本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的努力，衷心同情日本人民关于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我们认为，今天阻挠日本人民实现其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的，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一小撮追随者岸信介集团。战后日本人民一直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争取日本的完全独立。去年以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展开了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六次规模巨大的联合斗争。日本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能够获得这样汹涌蓬勃的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民已经认识到修改后的日美“安全条约”，将在实质上结成日美军事同盟，把日本人民带向战争的边缘，使日本再一次与中国、苏联为敌，与亚洲人民为敌，从而威胁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热烈支持日本人民迫切要求从日本撤退美国军队、撤销美国军事基地，并收回冲绳和小笠原群岛。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这种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和行动，表示热烈的同情和支持，正如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明确地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一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石桥先生今天已经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正如周总理在石桥先生辞别酒会上所讲的，我们希望石桥先生回国以后，把中国人民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转达给日本人民。  自民党　　在石桥先生访问中国以后，自由民主党的顾问松村谦三先生也将来中国访问，我们表示欢迎。石桥先生和不少自由民主党的明智的人士，是主张中日友好、和平共处及要求改变日本的现状和现存的国际关系的。石桥先生这次访问我国，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们谨祝石桥先生一行人旅途平安，并且希望石桥先生为实现公报所指出的促进中日友好、和平共处以及要求改变日本的现状和现存国际关系的主张，能够与日本有见识的人士一起，共同努力，以便逐步排除意料中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