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翁独健
个人履历
翁独健(1906—1986)原名翁贤华，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906年11月28日)出生在福清三山镇坑边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他少时家境贫寒，3岁时又患了小儿麻痹症，行走困难，主要靠二姐丹秋，背着他走。民国2年(1913年)进入小学，虽然天资聪颖，但过分贪玩，所以成绩平平。其母是一位勤劳、贤良、明事理的农村妇女，经常对他教育开导。他牢记慈母谆谆教诲，刻苦自励，奋发向上，此后，学业成绩节节  上升。小学毕业名列榜首，并以各科全优的成绩先后就读于福清融美中学和福州英华中学。中学毕业后，这个家贫、志坚、身残、学优的青年，为了摆脱困境，实现继续求学深造的夙愿，经友人介绍，前去北京同乡邵循正的兄弟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并省吃俭用，积攒学费。民国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改名翁独健。　
人物生平
初进燕京大学就读时，没有奖学金，他一方面勤奋学习，另一方面挤时间去干些擦黑板、扫地、倒痰盂等杂活，维持清苦的生活。从第二年起，即以优等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他才得以念完大学。在燕大读书时，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洪业、陈垣等所赏识。受洪业老师的指导，被破格吸收参加《道藏子目引得》等的编纂工作。在洪业、陈垣等老师的影响下，他决定从事蒙元史的研究。民国21年，他撰写《元田制考》学士论文，获得文学士学位，进入研究院进修深造。民国24年，他撰写《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位。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蒙元史。由于学习成绩年年优等，所以年年获得较高的奖学金。但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并且由指导老师介绍他教汉文，积攒一笔资金，进住美国波士顿一家专治小儿麻痹症医院，虽无法根治，但行走较前方便。民国27年他用英文撰写了近10万字的《爱薛传研究》论文，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进修深造，受业于汉学家保尔·伯希和。 　民国28年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中华大地，他满怀报国的赤子之心，不畏艰险，携同夫人邝平章从马赛港登舟回国。同年10月在国立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翌年9月，在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他除了教学外，同时开展对蒙元史的研究。同年发表《新元史·蒙元几史记爱薛传订误》。民国30年发表《斡脱杂考》。民国35年发表《元典章译语集解》。民国37年发表《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独健在燕京大学任教时，为人正直，追求进步。民国31年后，就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地方党组织有着联系，他冒着风险保护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地下党组织为着防止国民党破坏，组织护校指挥部，他担任总指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顾问，中国社会赞赏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1956-1966）、研究部主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理事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亚文化研究国际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个人成就
早年专攻蒙元史，在蒙元史研究工作中成就突出。他与已故的韩儒林、邵循正两位先生各以开创性成就，把我国蒙元史研究推到新的阶段。他在40年代发表的《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史料翔实，论述精辟，文字凝炼，均为蒙古史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他从1940年9月至1952年在燕京大学历任讲师、教授、教务长、代校长等职。共和国成立后，荣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教育局局长，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起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他曾去乌兰巴托为中苏蒙合作共同研究蒙古史进行了有益的磋商。1956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同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独健任内蒙东北调查组组长，亲自撰写《蒙古族简史》的部分章节，并审定全书。还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代表，参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发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任副所长，组织并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苏联历史纲要》中有关蒙古部分(改题为《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的翻译出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元史的研究工作。1961年他同吴晗、翦伯赞等发起成立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他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还受聘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辞海》民族分册编委，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民族部分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战士的铮铮铁骨。为此，他被赶到“五·七干校”打扫厕所。1971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主持二十四史的《元史》标点、校勘工作。查阅了200多种有关的史书，勘出书中讹误千余处，使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史》标点本，成为我国目前最好的版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并兼任社会历史研究室主任。历任全国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1978年他主持召开民族历史科学座谈会，初拟《1979年至1985年民族历史研究规划》。第二年又在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就全国民族史研究项目，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建议，为民族史研究工作勾画一幅可行的蓝图。
197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同年去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并任副主席。他十分重视运用语言工具，能应用蒙古、波斯、英、法、德、俄、日等十余种语言文字，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他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他的发起、支持和推动之下，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1980年他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对今后元史研究的几点希望和建议》，受到与会者的关注。1980年1月，他主持筹备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事宜，8月在承德召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1983年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并任理事长。同年，任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是出色的民族史研究人员和组织者，1979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于他的推动，我国的民族史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许多著作纷纷问世。他校订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他主持翻译出版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拉施特的《史集》，并组织《马可波罗行记》的汉译以及《全元诗》的编辑工作。他担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民族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分册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
1981年5月，他主持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并主编出版《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同年8月，前往乌鲁木齐主持中国蒙古学会国际学术讨论会。1981年9月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及哈佛大学等进行为期六周的讲学和学术交流。他还于1982年4月赴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参加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会及学术讨论会。他亲自培养出一批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少人崭露头角，成为史坛新秀。
1982年他主持编写《蒙古族简史》，并主编国家“六五”计划中重点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他不顾年高体弱，投入紧张的学术活动。1984年他主持《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编写组会议，并发表了《论中国民族史》。同年7月冒着盛夏酷暑到北京师范学院参加元代戏曲研究会的结业仪式，坚持站着把500多份结业证书分发给各个学员。8月，前往呼和浩特参加《蒙古族简史》审书会议。在会议间隙抽两天时间乘汽车前往包头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会议。回到北京以后，11月又参加《藏族简史》审书会。接着主持在北京召开的民族史学会工作会议。12月前往广州参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讲了《再谈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心的几个问题》。终因积劳成疾，才住进了医院。
1985年他重病在身，仍坚持会见全国各地民族史研究工作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会议。紧接着又主持由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的答辩会。1986年5月在病榻上，他深知自己在世时日不多，因而抢时间做工作，抱病召集《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编写组人员开会，并约见《蒙古族简史》和《中国民族史纲要》编写组的同志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他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经领导批准，正在筹备为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着手编辑《中国民族史研究集》为其贺庆之际。不幸由于他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1986年5月28日一代名学者终于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