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传楼
1.郑传楼
  郑传楼
个人简历
郑传楼，男，52岁，中共党员，贵州省农业厅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正安县自强村是一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水源奇缺、经济落后的小山村，1989年，现任贵州省农业厅机关党委副书记的郑传楼，出于对家乡的关爱和对“三农”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在父老乡亲的热切期盼下，毅然担当了没有一分钱报酬的自强村“名誉村长”。18年来，郑传楼跑部门、找资金，于1991年，首先帮助自强村修建了7公里的村级公路，经全村几百劳动力三年多的努力，修起了连接外界高18米，跨度33米的“虎跳桥”。接着，又动员乡亲们户均集资60元，全村老幼一起上山，经半个多月的时间，挖水池埋水管，把自来水引进各家各户。 1994年，郑传楼又多方奔走，四处求援，在得到航空工业总公司职工捐赠13万元、省教育厅支持10万元以及国家教委、省民委以及社会各界支持70多万元的教学设备后，建成了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向阳民族希望学校，解决了附近8个村儿童入学问题。 郑传楼还带着年轻人，身系麻绳吊下山洞寻找水源，并请工程师通过勘测后，历时18个月，开凿出一条180米的隧道，引水出山，使上千亩低产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田。郑传楼还以自己学到的农业知识，帮助自强村实现了农一渔一果，林一牧一果一体化的生态农业模式，建成了200多口沼气池，封山育林3000多亩。生态立村的路子使昔日的贫困村成了享誉全省的小康村。 2004年，受郑传楼“名誉村长”模式的启发，共青团贵州省委在全省启动了“春晖行动”。以“名誉村长”的扶贫模式，组织离乡在外的游子关注家乡的扶贫开发及精神文明建设等。 郑传楼荣获2006年度全国“三农”人物十佳提名奖，被共青团贵州省委授予“春晖行动—优秀春晖使者”。
报桑梓
郑传楼生活在贵州省正安县安场镇自强村，家乡贫困面貌从小烙在他心头。“家乡是个穷窝窝，土地瘦薄，水源奇缺，全村3000多人口，十分艰辛也换不来三分收获。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只有300多元。”郑传楼说。
1988年春节，郑传楼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贫穷，万缕乡愁涌上心头，久久挥之不去。他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我是故乡的儿子，有“反哺”之义。”从此，郑传楼18年情系故土，奔波于省城和家乡之间。
星期五下班后乘火车到遵义市，在老乡家住一宿，第二天坐早班车到正安县，转乘汽车到镇上，再坐摩托车或步行到村里。晚上召集大家开会，商议村发展规划。第三天早饭后回遵义，次日凌晨，坐火车回到贵阳，回家洗漱后上班。这是郑传楼18年来的周末行程，辗转于故乡和省城之间，郑传楼执著地相信，总有一天，家乡的面貌会发生改变。
如今，自强村的父老乡亲无人不识郑传楼，他用对故乡的深情感染着乡亲，用实践把心中的愿望逐渐变成现实。1990年，自强村人开始叫郑传楼为“名誉村长”，这一在各级组织部门难以查到的职务让郑传楼感到肩上有了千斤重担，他说，这是信任的重担，是我不能辜负乡亲期望的重担，这个重担让我感到神圣！
战贫穷
背靠大山，前面悬崖，自强村祖祖辈辈与世隔绝，闭塞成为这里贫困的根本原因。“修公路、开山门”，是郑传楼为自强村制定的“十年规划”中的首要任务。他请来技术员进行实地勘测，修路、造桥需要20万元，这个数目就是全村人凑也难凑足。郑传楼四处奔波，争取到12万元。在节省开支的前提下，经过3年苦战，乡亲投入4.5万个劳动力，修出长7公里、宽6米的乡村公路和一座长33米、高18米、宽4.5米的跨河大桥。
路通了，自强村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水荒威胁。村里马鬃岭上有个“熊洞”，每逢大雨，洞中就会喷涌泉水。为何不将洞中水引到村子里？郑传楼想，可村里百姓传说洞中有妖，不能随意动弹，在村民犹豫不决时，郑传楼用绳子拴上自己，吊下悬崖。“他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看着省城的干部冒着生命危险帮村民找水，村里的年轻人纷纷找来绳子，到洞中探水。
探明了水源，在郑传楼的带领下，乡亲们干了18个月，硬是在1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凿出180米隧道，修通2.5公里引水渠，将宝贵的水源引进了自强村。如今，全村人畜饮水无忧，上千亩干旱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全村每年增收稻谷25万斤，人均增粮220斤。
郑传楼说：“一个地方穷的根源在于知识的贫穷，如果不办教育，不提高人口素质，这个地方的贫穷将没有尽头！”解决了全村人的基本温饱后，郑传楼着手办教育。村中原来有所旧寺庙，因为没有校舍，孩子就在寺庙里上课，冬冷夏热，日晒雨淋。1986年，村里发大水把寺庙冲毁，孩子们没地方上课了。郑传楼四处求援、逐级反映，从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争取到20多万元资金，1994年春节动工建校。如今，走进自强村，最惹眼的就是学校。
迎春晖
郑传楼18年来报答家乡的生动实践感动着乡亲。共青团贵州省委发起了“春晖行动”。共青团贵州省委副书记陈昌旭说，春晖——春天的太阳！用这个温暖的名字，以“亲情、乡情、友情”为情感纽带，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为社会网络，整合资源，为故乡服务。
3年来，在亲情、友情、乡情的助推下，“春晖行动”寄寓的理想点点滴滴化为现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凑资35万元，在他当知青时生活过的贵州省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修建了一所“春晖小学”；92岁的老红军郭才高发动全家集资20多万元，在家乡修建一所小学；打工仔杨洪如回家乡兴建集贸市场；事业有成的王克诚、吴光富、宋华中捐助100万元，在家乡遵义苟江镇建立了“春晖助学基金”；生长在贵州省三都县的潘国慎远在新疆，捐资6万元，给家乡女性修建了女浴室……
陈昌旭说，“春晖行动”通过聘请在外游子回家乡兼任“名誉村委会主任”、“经济顾问”、“技术顾问”、“法律顾问”、“名誉校长”，设立“春晖助学基金”等，吸引干部、当年的知青、企业家、技术人才、海外华侨为家乡农村作贡献，促进了城乡良性互动。
扶贫第三空间
“五更归梦二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春晖行动”既不同于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和完全市场取向的扶贫模式，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捐赠行为，它开辟了扶贫第三空间。
温铁军认为，传统扶贫模式中，权力和资本很容易与开发行动主导者的自身利益结合，产生制度上的“漏斗效应”，使得贫困人群难以真正摆脱被边缘化的境地。而“春晖行动”辟政府和市场之间扶贫开发模式的第三空间，以情感认同为纽带，借鉴参与式扶贫的模式，整合区域社会资本，推进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进程。
“春晖行动”为提高扶贫开发绩效提供理性行为模式。温铁军说，“春晖使者”所带来的信息优势和所产生的资源整合与联动效应，客观上减轻了地理位置对贫困地区所造成的限制，缩短了贫困地区与外部市场的时空距离。诞生于“亲情、友情、乡亲”的强烈责任感，往往使春晖使者更能融入贫困社区的居民生活，利益相关者的目标趋向与收益预期更为一致，从而使得“春晖行动”在资源开发的合理决策、瞄准扶贫对象的精确度上，优于单纯的政府主导和市场取向扶贫开发模式，因而能够提高扶贫开发绩效。
“春晖行动”因高度情感认同和地缘认同，弥补了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由于拥有较高的信任度和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并且熟知当地居民的话语，“春晖使者”在信息沟通过程中，较之其他“局外人”具有更多优势，容易在贫困人群中树立“权威”地位，更有可能达成合作，促进贫困社区居民采取集体行动，形成诸如水利、科技、文化和卫生等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体制。
植根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春晖行动”，有利于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陈昌旭说，“春晖行动”通过“春晖使者”的示范、说服教育、移风易俗等努力，促进城乡资源互动，改善贫困社区的人文环境。“春晖使者”的回馈行动，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情感沃土中，一旦这种内源性的回馈行动被激发，就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其他外来推动因素不可比拟的，具有形成长效机制的文化基础。
2.郑传楼
1931年参加革命，任红军游击队战士，1934年北上无音讯，时年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