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骥
人物生平
钱骥，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男，中共党员，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理化专业。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  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1968年以后，历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逝世。
人物简介
1917年12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祖祖辈辈都是普普通通的种田人，他的童年是在一种淳朴的坡地田园生活度过的，农民家庭质朴醇厚的亲子之爱，勤劳节俭的生活起居，自小养成一种勤勉朴实的习惯。传统文化的熏陶，现代思想的感染，时代风云的戟刺，在钱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童年的钱骥就读于西下场村祠堂的私塾，接受了比较扎实的文化教育，打下了较好的文学根底。1929年夏，他获得了进学校的机会，考取了金坛县立书院小学，注入了新的文化课程，开阔了眼界，1930年7月毕业。因家境贫困，无力升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老师再三劝说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同年8月考取江苏省立南京中学，生活艰苦、好学深思、乐于助人。但因南京国民政府阻止抗日学潮扩大，1931年12月学校被迫解散，缀学在家半年。1932年8月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1934年7月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后，在金坛县河头小学、神亨小学当了1年教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由于强烈的求知欲望，1935年考入无锡师范学校，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学习勤奋，对民族生死存亡特别关心，同情并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1937年10月，学校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钱骥带领同学奔赴武汉，寻找抗日组织，到民众补习学校当教师，1938年8月在北碚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毕业。
1938年9月参加了统一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大学理化系。在5年的学习中，他竭尽全力，排除生活贫困干扰，埋头苦读，读完了全部课程，于1943年7月毕业，并被留校作助教，进修物理。读书、实验、社会实践，思想逐步地走向成熟。
1949年5月南京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二部（代号581）副主任，卫星设计院（代号651）业务负责人。1968年以后，历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8月18日因病逝世。
钱骥是我国空间技术开拓者之一。早期参加建立了我国地震观测台站网和编写我国地球物理研究长期规划。
1958年参加组建空间物理研究机构，探讨人造卫星的基础研究课题，开展我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负责与组织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研制。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研制，探空火箭多次发射试验成功，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
1965年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大量的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1974年主持修订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方案和“实践二号”科学卫星方案。重视广播通信卫星方案探讨。重视预研工作资料积累、情报分析研究、成果鉴定、资料归档工作。
1964年发表《气象火箭测高空风的方法》，通过试验获得成功，获国家科委科学二等奖。他是1985年“东方红卫星和返回型卫星”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者之一。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精神荣誉
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负责与组织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获得丰富的试验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1965年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196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东方红一号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关于钱骥是否属于”三钱“的两个说法第一种说法 
钱伟长之所以被誉为“三钱”之一，其原因是由于1956年制定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力排众议，提出了切合我国实际的科学规划，故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杰出的“三钱”，而且同时还被任命为了清华大学副校长。故“三钱”一说并不是源于“星-弹”，而是源于“规划”。尽管许多媒体所表述的“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的说法不妥，但钱伟长因作为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规划的建议人而可能会被列入“三钱”之列却是于典有据的。 
科技三钱”的提法最早见于1956年，也是《12年科学技术规划》编制过程中，由总负责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从此广为人知，包括参与规划制定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 
第二种说法　 
1999年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共23人，其中三位姓氏为钱的有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钱三强负责原子弹、氢弹；钱学森负责火箭、导弹；钱骥是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三钱”的提法包括钱学森，钱三强和卫星专家钱骥，只不过这个提法很晚，我查到的明确甚至是在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期间，最早也不可能早于两项事业开始的1958年。钱骥1983年就去世了。钱伟长如果1957年没被划成右派倒也有可能参与“两弹一星”，早在建国初期，发展”两弹一星“，计算机等重要议题就是钱伟长等三人提出的。1957年成了右派以后钱伟长就不得参与该领域的研制，这是个人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
公认结论基于此，一般我们说的，或者大家知道的“三钱”，系指名气更大的由周总理提出的“中国科技界三钱”而非狭隘的“两弹一星三钱”，说钱伟长不是“三钱”之一，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严重的误导。
技术成就
中国地球物理学科的主要创业者之一地球物理、地质与地球化学一起，是当代地球科学发展的三大支柱。地球物理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地球，同时为资源勘探、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服务。1947年，钱骥受聘为中央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协助赵九章先生开创地球物理研究，管理研究所的业务，负责实验室及探测仪器。曾修理多台不同型号气象探测仪、真空管检验计和电子频率计。为提高中国气象观测质量，钱骥提出应建立规范，进行定期仪器标定，研究制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气象仪器，是气象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钱骥在开展地震研究工作方面，早期曾对地磁、地震波进行研究。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工程投入设计，急需地震裂度评估资料，地震观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钱骥协助李善邦进行地震台站网布局规划研究，对地震台址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地震台站布局应综合多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按层次设置分级管理的设想。曾协助组织出版了《中国地震资料表》，为进一步开展区域地震活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数据。曾翻译了《测震学中几个理论问题》，系统地介绍地震仪器设计原理、标定技术，推动我国地震观测仪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
1956年，中国科学院将地球物理学列为填平补空的重点发展学科，钱骥协助赵九章负责规划起草工作。他综合了地震、地球、物探、气象、地磁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提出制定远景规划不仅要依据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还应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要求，配合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和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总目标，进行综合研究。他曾提出规划总目标、规划重点，地磁台、地震台、电离层台、宇宙线台要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观测网，建立专业研究所促进发展，加速地球物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的制定促进了我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
投身空间事业的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钱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我国空间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钱骥开拓空间物理学新领域，认为人造卫星上天是空间探测的新里程碑。他协助赵九章对空间科学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国外信息。鉴于人造卫星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他积极倡导发展我国自己的卫星，负责组建空间物理探测机构，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探索发展中国空间技术的途径，1958年，钱骥参加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更坚定了“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的信念。他深感发展空间技术，要走自己的道路，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有自己的实力。60年代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中央指示：研制人造卫星继续进行，但步子可放慢一些。钱骥协助赵九章领导地球物理所二部工作，着手落实探空火箭研制工作。组织了箭头总体、遥测、雷达跟踪、天线、电源和环境模拟等探空技术的研制队伍；组织空间探测仪器的研制。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探空火箭箭头，多次探测试验成功。探测项目不断增加，探空高度不断上升，探空技术逐步成熟。
火箭测高空风，是导弹武器、核爆炸试验急需的项目。1963年在钱骥领导下，液体火箭将镀锌玻璃丝和铜丝抛入空间，成功地测得高空风。通过S波段雷达反射，跟踪金属丝云的飘移轨迹，从测量的坐标、速度、加速度及方位，可计算出高空风速、风向。这一方法，颇有创造性，1964年获国家科委科学二等奖。
在火箭探空取得进展后，钱骥及时组织队伍，开展人造卫星的预先研究。特别是指定专人着手进行卫星总体工作。他密切注意苏、美人造卫星发展动态，列表分析，结合国情，提出我国应着重发展各类应用卫星。
1963年3月，钱骥在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上，报告了卫星预先研究取得的成果，论述了卫星任务与各学科关系。他还作了“人造卫星温度的自然平衡”学术报告，为开题报告提出了理论依据。
钱骥认为研制人造卫星，空间环境模拟设备要先行，他组织领导研制成功中小型热真空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冲击台等，这一前瞻性决策，为我国后来研制人造卫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技术负责人1964年，我国尖端技术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钱骥作为卫星技术总体负责人，经常到各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卫星配套的预研课题进展情况，看到在力学、传热学、电子学、半导体、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均取得了成果，为卫星研制提供了技术基础。10月下旬，钱骥陪同赵九章去酒泉发射基地，参观导弹发射试验，充分了解到运载火箭技术进展情况，已可以把卫星工程提上议事日程了。他认为发射卫星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还能为我国发射远程火箭提供空间环境资料。钱骥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我国科技、工业都有了一定提高，又积累了多年火箭探空经验，为卫星上马做了不少技术储备。同时发射卫星又可进一步带动促进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发射卫星计划。钱骥多年热切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领导根据周总理指示，立即着手组织研讨卫星规划。钱骥带领总体组，立即投入卫星总体方案工作。他还对卫星总体指标提出具体要求，在过去多年工作的基础上，如期完成了第一颗卫星的方案设想。钱骥先后向科学院、国防科委、周总理汇报，争取国家立项。在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将人造卫星工程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1965年10月，钱骥在国家召开的卫星方案论证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初步意见》的报告，就卫星系统方案、目的任务作了详细的报告。经与会代表的集思广益，把这颗卫星目标归结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着”12个字，确定于1970年发射。
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钱骥作为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组织领导总体组全面开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分系统技术设计工作，拟定各分系统设计指标。为落实各项任务与技术要求，他还率领总体组到各研究单位进行协调，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组织了卫星研制全国协作网。
从1966年初开始，钱骥组织领导卫星模样星工作，解决各分系统的仪器设备在星上布局和安装协调，确定电缆网的走向，进行基本参数技术协调。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初样星的技术状态，拟定了分系统的初样研制任务书。由于基础工作扎实，确保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年4月24日上天，达到了按计划进行、一次成功与初战必胜的要求。
抓应用卫星及其应用的预研早在60年代初期，钱骥在研究人造卫星的应用前景时，就提出人造卫星可对地球进行远距离拍照，然后携带胶片返回地球。1965 年初，在编写人造卫星规划草案时，钱骥从技术途径、发展战略等因素考虑，曾多次建议将返回卫星列入规划，还应作为重要发展的项目。
根据1965年8月中央专委指示，中国科学院可先按卫星规划开展工作。钱骥即开始探讨返回卫星方案，带领总体组到有关单位进行调研，征询对返回式卫星应用的需要。通过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以发展遥感应用为主的返回式卫星方案设想，对总体指标进行论证。重点抓遥感仪器、返回技术、测控跟踪、姿态控制等关键技术。在返回卫星立项决策的关键时刻，1974年钱骥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分析，提出加速发展返回式遥感卫星，是符合国情的。这对返回式卫星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76年钱骥负责组织返回卫星总装和发射试验工作，卫星安全返回，达到任务书要求，圆满成功。他还为返回式卫星系列发展做了大量的技术组织领导工作。当返回式卫星取得有用价值资料后，他又积极宣传利用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发挥卫星综合利用的优势，不断提高卫星应用的经济效益。
1974年在钱骥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进行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上携带11种探测仪器，通过探测资料对空间物理现象进行综合研究，为太阳活动预报和太阳活动峰年的观测积累经验，提供数据，并为应用卫星发展提供空间物理背景资料。
型号研制预研先行，是卫星型号发展的基础。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空间技术预先研究工作。为了加强预先研究管理，他主持制定了预先研究暂行管理条例，组织各研究所对预研课题进行论证，并对预先研究论证报告逐项审查。通过审查，统一认识，抓住关键课题，找到薄弱环节，使卫星研制方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计划落到实处，解决了一些过去遣留下来的有争议问题。经过几年努力，预研课题立题论证、研究试验工作中的很多项目都按计划完成，并且用于型号研制，一些上水平项目完成后，还获得国家级或部级成果奖。
在卫星型号系列发展、规划和预研的一些问题上，钱骥都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主持研究，统一步调，协调工作。有一些技术问题，通用性强、涉及面广，如果认识不一致，研究工作就难开展。钱骥主持会议进行研究，使各方面意见得到统一，推进了工作。在预研任务中，他较注意长寿命卫星的特点，安排了一批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他较重视预研项目的资料积累、情报分析、成果鉴定。经过他的辛勤努力，使我国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型号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多项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个人简历
1917年12月27日 生于江苏省金坛县。
1938～1943年 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学习。
1943～1947年 南京中央大学理化系助教。
1947～1949年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9～1956年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6～1965年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副研究员、581副主任、技术负责人。
1965～1968年 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设计院技术负责人。
1968～1979年 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主任。
1979～1983年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
1983年 逝世。
主要论著
1 钱骥，李政元译.测震学几个理论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2 钱骥，廖春发等译.国际通讯卫星四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2
3 钱骥，李建江等.宇宙航行学辞典.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3
4 钱骥主编.空间技术基础.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8
人物评价
  两弹一星元勋钱骥[1]钱骥热爱党的事业，热爱我国空间技术研究工作，对空间事业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为我国空间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思想上拥护党的路线，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搞特殊化。多年来，他始终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纪律和准则，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1983年7月1日被授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优秀党员称号。
钱骥逝世后，国务委员张劲夫等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宋健同志主持追悼会，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国防科委钱学森同志在给钱骥家属信中说：“钱骥同志是我十分尊重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去世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这是对钱骥一生恰如其分的评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