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水发
人物简介
张水发（1919年－－），原名张明，福建省连城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二局译电员、译电组长，担负对敌电讯侦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机要科科长，陕甘宁省军事部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7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学员队指导员、大队组织干事。1939年任军委华北战地工作团队长，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陕北公学学习。此后历任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干事，军委办公厅政治处干事、通信科科长、通信处主任，任叶剑英同志秘书。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副处长、作战科科长、作战处处长，第一局二室副主任，第一局副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兼作战部办公室主任。1953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4军74师副师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回国后任军委作战部办公室主任。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后任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教授会教员、战略教研室教员、副主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生平经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二局译电员、译电组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机要科科长，陕甘宁省军事部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一九三七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学员队政治指导员、大队组织干事。一九三九年任军委华北战地工作团队长。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陕北公学学习。此后任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干事，军委办公厅政治处干事、通信科科长、通信处主任，当过时剑英同志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副处长、作战科科长、作战处处长，第一局二室副主任，第一局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兼作战部办公室主任。一九五全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四师副师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回国后任军委作战部办公室主任。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后任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教授会教员、战略教研室教员、副主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司令部顾问。
长征中，那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88岁高龄的开国少将张水发是闽西连城人。他一辈子身经百战，对在军委二局任译电组组长的那段经历终身难忘。 
熟悉长征历史的人都知道，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红军迂回穿插，矫若游龙，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用兵 如神。此战，是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 
但对于情报工作在“四渡赤水”胜利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却是鲜为人知。据有关回忆文章记载，毛泽东在到达延安后说：“没有军委二局，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闽西籍将军张水发，时任军委二局译电组组长。当年，正是他和战友们几十个人凭着缴获的几台小功率电报收报机，在长征中一路走，一路听，一路搜集敌人的电报，一次次破译成功，为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胜利提供了可靠情报…… 
中央红军的电台，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2个旅，并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和俘获10名无线电人员，经过宣传教育，这10名无线电人员全部加入了红军队伍。 
据红一军团参谋处处长郭化若建议，毛泽东、朱德批准，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组建了无线电队，队长为王诤，政委冯文彬。全队设无线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共100多人。就在这一年，14岁的张水发从福建连城老家参军入伍，由于上过几年私塾，是部队中为数不多能够识文断字的战士，当即就被选为译电员。 
1932年底，在中共福建省委工作的张水发被选调到中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通信学校无线电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中革军委二局任译电员，很快因业务能力出众升任译电组组长。 
军委二局是一个极机密极重要的部门，局长为曾希圣。 
曾希圣毕业于黄埔军校，军委二局在他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密码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3年8月1日, 军委二局破译国民党军的机密电报累计100多份；到1934年7月，累计破译敌人密码本400多本。 
张水发刚到军委二局时被安排给军委二局电台台长王诤当勤务员。实际上是监视王诤工作。王诤原是国民党技术人员，被俘后经过教育自愿参加红军。在“考验”阶段，由张水发负责监视。王诤在工作中表现优异，张水发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汇报。监视取消了，张水发成了译电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向湘西作战略转移。 
长征途中，张水发任军委二局译电组组长，随第一纵队行动。 
万里长征，行军作战，各部电文往来联络频繁，无线电台必须随时开机，译电组工作极为繁重。 
中革军委对二局工作极为重视，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亲自抓这项工作。过湘江后，中革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刘伯承、陈云分别任司令员、政委。此后，长征中的情报工作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刘伯承共同掌管。 
据张水发将军等长征老同志回忆：周恩来在长征中日夜操劳，行军作战，为了发电报、等电报，他常常要从后面赶上来。部队一停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架设电台，与各军团联络。然后是收集情况，开会研究，亲自起草电文，等待电报发出。为了发报和收报，常常要等到深夜，往往坐在作战室的凳子上就睡着了。参谋们常常催他：“周副主席，你先回去睡吧，我们保证发出去就是了。”他说：“你再给王诤打个电话，看电报发出去了没有。”证实电报发出去了，他才回去睡觉，走前，他强调，什么时候有来电或回电，必须立刻送去。 
有一件事令张水发永远也难以忘怀。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后，值班参谋王政柱、萧明收到一份红九军团的回电。见周恩来睡得正香，叫了几声没有回答，就不忍心打扰，直直地站到鸡啼（5时许）才把他推醒。周恩来一看电报是凌晨3时来的，当即把两人狠批一顿：“绝不能因为我周恩来一个人的休息影响军机大事，你们这样做，是绝对不允许的！” 
张水发了解此事后，要求译电组全体同志引以为戒，吸取教训，绝不允许犯类似的错误。 
四渡赤水期间，军情如火，局势险峻，可谓间不容发。军委二局在侦察敌情方面，立了大功。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有个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军委二局之所以“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因为掌握了国民党军队最高机密——通信密码，架设侦察电台侦听。 
国民党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在历史上，常常低估了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力量。即使红军内部，当时知悉内情的人，也不多。 
1984 年6月，中国新闻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廖公在人间》一书，其中披露：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带去了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译法。当年红四方面军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在上述一书中回忆：“那本密码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革军委的指示，及时转了过来。” 
侦悉敌情，建立在架设侦察电台侦听的基础上。据长征途中搞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 “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 
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穆欣著《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侦察电台记录下敌军密电后，张水发率领的译电组人员，即根据密码破译法迅速进行破译。 
“四渡赤水”期间，由于军委二局配合默契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央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2001年11月12日，《解放军报》载文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他们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