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汲冢遗址
发掘历史
古墓被盗竹书现世距今1800年前，一个盗墓人，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惊喜交集、惊心动魄、惊涛骇浪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 否标，Fǒu Biāo）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2]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竹编纪年[3]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原史料记载发掘经过《晋书·束皙传》也有提及，原文如下：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汲冢墓主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S226；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S226；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发掘时间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现仍有四种说法流传。
推测一：汲冢书出土于咸宁五年（279）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S226;武帝纪》为代表，《汗简&S226;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推测二：汲冢书出土于太康元年（280）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S226;卫恒传》、《晋书&S226;律历志》以及《隋书&S226;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推测三：汲冢书出土于太康二年（281）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S226;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推测四：汲冢书出土于太康八年（287）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287）。
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竹书纪年》简介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  汲冢书考[4]      《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第1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有在位年数，但无确切的干支纪年，无法转换为公历，说明晋魏史官求真求实的笔法，因为年代不能任意编造。这应是中国的史前时代。
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时代，把中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由前841 年上推了1305年。
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与《史记夏本纪》所记世系基本相同，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夏史的真实性。
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前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与《史记殷本纪》、殷墟甲骨卜辞所记世系基本相同，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殷史的真实性、怀疑《竹书》为伪书。
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前771年凡280年之史事。自汉以来，考证“武王灭殷”的确切年代的有43家之多，唯独《竹书》一家所记最为真实可信，其他推算皆误。
第10、11、12卷记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即前770—前229年凡472 年之史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所记是真实的，因为《竹书》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
《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很有意思。《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後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汲城简介
汲城历史汲县，古称汲郡、汲城，因汲水流于其境，故又简称“汲”，自先秦置县以来，民国以前长期是州治、府治、郡治、县治所在，今改名卫辉市，隶属河南省新乡市代管。曾诞生了比干、姜子牙、汲黯、贺铸等一系列先贤。
如《风俗通义》“神怪”篇中“杯弓蛇影”的故事，就出自汲城：         『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谒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
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曰：“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维良久，顾视悬弩，必是也。则使门下史将铃下（铃下，侍卒一类的人。史将铃下，泛指官吏和侍从），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杯中故复有蛇。因谓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怿（喜欢，开心），由是瘳平。』
“杯弓蛇影”的故事本来是比喻疑神疑鬼、神经过敏，自相惊扰的，但汲城村人却把它视为汲城村人豪侠仗义、为他人着想的品格。
而汲城村的王德学、陈凤鸣等人，更是念念不忘村里至今仍存的淳朴民风。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祖训，王德学、陈凤鸣、张清文、王守典、杜金宇等人，才拿着自己的钱毫无怨言地张罗着保护、利用村里文化资源。在尽力保护村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该村人还常常提到至今仍存的“乡规民约”和历史上为人称道的“两个好官”。
中国乡约出自汲城《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乡约，也称为蓝田乡约。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的吕大钧兄弟，在本乡蓝田实行乡约，内容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要求乡人互相帮助，互相劝善戒恶，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为了让这些办法易于实行，并且能够持久，还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推举约正主持其事，大家轮流担任值月。定期聚会，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由乡民自愿参与，来者亦不拒，去者不追。
但这样的“乡约”，其根源就在卫辉汲城。它是由姜太公家教延伸而成的。
姜太公年轻时就在汲城住，他在这里时，家教很严格，‘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借人以牛还人马’成为姜太公家教的重要内容。
姜太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但重视民众教育，而且对其子女后代要求极为严厉，他十几岁就居住在汲城，并在汲城养儿育女。后来成为亚圣的吕？和成为圣母的邑姜都是在汲城抚养成人，而姜太公的家教则在汲城世代相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汲城人。
崔瑗到汲县当县令时，把姜太公家教整理后写成条幅挂在耳室的右侧，后人称为“座右铭”。崔瑗还把家教引申了“给别人做事别记住了”、“别人给自己做事别忘记了”等，并把它作为为官之道。
他的后人把这个“座右铭”夸大到2000多字，内容扩展到方方面面，从修身养性、宗教信仰，到为官经商、为人处世。
到后来吕大防把姜太公家教、崔瑗座右铭刻成碑文，引用到自己的家训上。
吕大防，字微仲，京兆蓝田人，生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宋仁宗皇?初（公元１０４９年）举进士第，调冯翎主簿，历监察御史里行。英宗时，首言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议濮王称考，是顾私恩，违公议，章累十数上。元丰初，知永兴军。神宗议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累数千言。元?初（公元１０８６年）封汲郡公，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范纯仁同心辅政。后为章纯等所构，贬死。大防著有文录二十卷，文录掇遗一卷，《文献通考》并传于世。
很可能是兄弟四人在看到太公家教后，都曾参加意见，补充修改，然后实行的人是吕大防。
但有学者认为，真正推行并保护乡约的，是吕大防的二哥吕大钧。吕大钧二十八岁中进士，曾知绵州巴西县，后来辞官回乡奉养父亲。吕大钧为人质厚刚正，重视礼义，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过人之处是在礼学上能够行其所知，在当时备受士人推崇。吕大钧作《乡约》，是为了感化乡里。
《宋史》之《吕大防传》说，大防“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官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汉代的崔瑗在汲城重修太公庙并设坛祭祖，当时的汲城人陈全科老先生把姜太公家教整理成册放入庙内供世人学习。吕大防去太公泉祭祖，路经汲城拜访太公庙，在庙内把太公家教抄录后刻碑立于长安，后传入韩国，如今仍为韩国对人格考核的标准。在汲城，太公家教更是深入人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转变，而太公家教一直作为人格准则而流传至今，民国十八年汲城还没有三圣会，以王德绍、王振东、王作栋为代表的三圣会员还制定村规民约并立碑告示。”王德学说。
为了让记者信服，王德学还专门领记者到一户农家。这户农家的大门外有一通碑，那就是他们所说的“三圣碑”。
“老辈人说，我们村自姜太公那时起，就很重视村民的自我约束，直到现在，我们村还保持着淳朴的民风，村子里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刑事案件发生。”王德学说。
“有关蓝田乡约的形成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姜太公的后裔在西安立四十八姓碑，立碑后，想到姜太公故里在卫辉，就又到卫辉立了同样的碑，当他们来到卫辉时，发现了汲城的太公家教，他们原样写了一份，后来还推荐给皇帝，这个碑还被传到了韩国，韩国现在的‘乡规民约’，每年要评的‘模范家庭’，都是从姜太公家教嫁接过去的。可以说，姜太公家教影响了中国千百年的淳朴民风。”王振中先生说，“姜太公家教产生之初的最大实用之处就在于，出了两个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优秀人物：一个是他的女儿邑姜，一个是他的儿子吕？。吕？成为征战沙场的一员大将，而邑姜因为其贤惠温良美德，被当地老百姓誉为‘圣母’。”
汲城历史上的两个好官汲城是一个自古重礼仪之地，除姜太公外，历史上有两个好官为百姓所称道。一位是东汉时期的崔瑗，另一位是西晋时期的王宏。
崔瑗（公元７８—１４３年），字子玉，河北安平人，少孤却锐志好学；精通天文、历数和书法。
有关典籍记载：崔瑗是东汉著名学者崔？的中子，早孤，锐志好学，年四十余，始为郡吏，后因事触法被关东郡发于狱中。当时的狱管，精通《礼学》，每次提讯时，崔瑗都顺便请教一二。不久获释，为度辽将军邓遵所征召。但没多久，邓遵被诛，崔瑗因此被免职。之后车骑将军阎显征召崔瑗，当时阎太后垂帘听政，太过专权，先是令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以北乡侯嗣，崔瑗知道这是不合法的，并认为阎显可能会因此招来祸害，想加以劝阻。哪知阎显日日沉醉，不得面见，便请陈禅代为转告，陈禅犹豫不敢说，没多久北乡侯死，是为顺帝阎显兄弟伏诛，崔瑗连坐被斥，于是辞归，从此不复州郡命。所以，当大将军梁商又征召崔瑗，崔瑗以疾恳辞。崔瑗是写文章的高手，尤其擅长写书札、箴文、铭文，所著共五十七篇，那些擅长写文章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他。崔瑗喜欢读书人，喜好招待宾客，为客人摆设丰盛的宴席，准备各种美味菜肴，但不过问家里的生计。他平时只是粗茶淡饭而已。因此，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当时人很称赞他的清廉。
崔瑗一生真正有意义的，是在汲城做县令的日子，他在汲城做县令７年，因地制宜、量情施政，其中有三件事，值得称颂。一是带领百姓修筑了一道九里十三步长的城墙，目的在于更好地保境安民、抵御水患。该座城垣虽然经历了近两千年的风雨剥蚀，至今仍有几百米长、四五米高的残存可以凭吊，重修东门城楼时的碑文“蓬海映辉”也被村民珍藏着，可随时供人观瞻。二是为了以勋德教化民众并尊祖明志，曾积极动员县民，在县城东门北侧建了太公庙一座。姜太公不仅是汲人，也是一位能使“少者坚、老者奋”、终有大成的人。以太公的形象昭示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举措。该庙经历了四百余年，直到北魏《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眼里尚香火鼎盛。三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曾亲率百姓开垦稻田数百顷。按《后汉书·郡国志》里的记载计算，当时汲县所在的河内郡所辖共１８个县，一县的平均户数为９０００左右，人口约四万至五万。就是说，大多数农户都能种上几亩新田，吃
上新收获的大米。所以在崔县令离任时，百姓们无不对他的政绩交口“歌之”——“上天降神君，锡我慈仁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灌溉，决渠作甘雨。”
西晋时期的王宏（公元？—２８４年），字正宗，是“建安七子”中王粲的后代。他在泰始初（２６５年）到汲城做官，当的是汲郡太守。当时在他管辖下的县级单位，除汲、共、获之外，尚有林县、修武和朝歌等共六个，人口也有三万七千户之多，但他却仍能“抚百姓如家”。按现代话来说，就是能经常走村串户或走家串巷。凡是事关百姓生产和生活的事情，如“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他都很精通。也就是说，他不但有一颗勤政爱民的心，而且还是个具有农林、建筑和交通等多方面知识的专家。王太守还是一个有气魄的人，《晋书》上说他在任五年之间，“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指原有的耕地）常课，顷亩不减”。按前面所提到的汲郡人口粗算，全郡每户所得新垦田平均应有十余亩，老百姓当然会有好日子过；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保证了国家的税收，真可称得上是强国富民的大手笔了。碰巧不两年遇上了全国的大饥荒，“而宏郡界独无匮乏”，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发旨颁奖给宏“谷千斛”，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而由唐太宗李世民领衔撰写的《晋书》，也把王宏列入到了良吏传之中。
“崔瑗的政绩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张衡，张衡的成就有些也与崔瑗有关。”王德学说，“崔瑗和张衡不但是好友，而且同年出生，他们在很多领域都相互学习，共同研究，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就是在崔瑗的协助下完成的，他们不但是爱民如子、勤耕桑艺的好官，同时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人师表。崔瑗在汲任县令的七年间，带领当地百姓开垦农田数千顷，在汲修城墙长九里十三步，宽五十余米，并挖有护城河宽三十米深五米。就在崔瑗准备修城之时，恰逢他的好友张衡从河北返乡路经汲城，和崔瑗久别重逢，彻夜长谈，并决定留汲参与修城，在张衡的协助下，汲城墙修建得雄伟壮观，在凹陷和凸出处修有数十处?望台即望将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后来近两千年的战乱防御起了极其重要的实战价值。”
汲冢最新考古发现
原先所说的“汲冢书遗址”是在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前村。但根据2009年8月14日河南考古专家考察其中出土的五铢钱、经文，它们均应是西汉时期的东西，与战国没有关系，时间不符。而根据《金石萃编》中的汲令卢无忌撰《齐太公吕望表》记载：“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以及在今汲城村西南发现的一块古墓门扇和石梁，另外，还有一处尚未开发的墓冢，初步认定是安厘王之墓。由此可以初步认定该墓冢就是“汲冢书遗址”。[5]　　新乡市牧野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振中说，因为那块古墓门扇上的图案就是战国时期墓的风格，所以这里很可能是真正的“汲冢书遗址”，对进一步研究《汲冢书》有重要意义。
据汲城历史文化研究保护协会会长陈凤鸣和秘书长王德学介绍，这处尚未开发的墓冢，当地人称它叫“冢子”，墓冢很大，上面还种了些庄稼。在上世纪60年代，村里平整土地基本上把它挖平了，再向下挖却发现一块石门扇（长142厘米，宽62厘米，高15厘米），就不敢再往下挖，一直到现在。
新乡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的文学博士樊荣认为，这个发现很有价值，但目前还须寻找有力的文献和实物，因为目前对“汲冢书遗址”的认定仍属于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