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湘西苗族锉花
简介
在湖南西部云贵高原东部末端的武陵山区，湘西苗族妇女用心灵和锉刀创造出具有湘西特色的剪纸品种——锉花艺术，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剪纸艺术，但是它和一般的汉族剪纸有着很大的区别。苗族锉花以独特的制作工艺，锉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纹样，传承着苗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功能分类
苗语称剪纸花样为“本”，剪纸称为“锉本”。分别用作衣裤花边、围裙、鞋花、帽花、帐檐花、枕头花等处的刺绣底样。湘西苗族剪纸按其实用性可分为服饰类纹样和日常物品类纹样两大类。
(一)服饰类纹样
1.女服纹样。女服纹样最为丰富，锉花制作精致，图案丰富，因用处不同，有数十种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图案。主要纹样有以下几种。
衣花边：包括衣袖边和衣襟边，呈长条状，图案多为花鸟组合和蝴蝶组合连续纹样，图案简洁明快，线条流畅。
围裙花：围裙花样图案最繁富，外形呈倒挂金钟形或呈扇形，制作精细，图案多为荷花、牡丹、蝴蝶等单独纹样和动物、花鸟组合纹样，构图饱满，线条圆润。
鞋花：鞋花篇幅不大，分鞋头花、鞋帮花和鞋垫花二类，图案多为花草、鸟雀等纹样；图案简洁明快，活泼单纯。
2.男服纹样。苗族男子大多在外从事体力劳作，服装宽松简单，只是在衣袖裤脚边绣一圈简单花边，图案简单。一些特殊男服，如苗老司作法穿的法衣，戴的五佛冠，傩戏演出的角色服装才比较复杂。
3.童服纹样。包括帽花、口水围脖、背裙等。帽花外形分狗头、虎头两种，图案有龙、凤等纹样。口水围脖围在儿童下巴，防止幼儿口水弄脏衣物，依势造形呈圆型或半环形，内环为圆形，外环为波浪形。图案多为花鸟组合。背裙是母亲用来背小孩的，花样呈倒三角形，图案多为“龙凤呈样”、“二龙戏珠”、“凤穿牡丹”等吉祥图案。
(二)日常物品类纹样
苗族的日常物品刺绣多在新婚前制成，以表现新娘的聪明才智和手工之巧。最繁杂的是帐檐花，长约2.4米，高约0.6米，下缀流苏。图案对称，排列分层，题材广泛，工艺精湛。图案多为“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狮子滚绣球”等。其次是枕头花，也是成双成对，图案为“鸳鸯戏水”“莲(连)生贵子”等，形象生动。另外还有荷包花、帐檐飘带花等。荷包花小巧别致，图案多为寄托爱情的“蝶恋花”母题。花带纹样以几何组样及花草动物变形图案为主，多为连续图案。另有一种独特的“弥埋”图案，由山峦变形的飞马图案、马蹄图案和山水纹样构成。由于锉花花样的实用不同和追求的寓意差异，苗族锉花图案所选择的具体纹样又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别。[1]　
主要纹样

湘西苗族锉花纹样概括起来有六种代表类型。
1.龙凤纹样
湘西苗族锉花中的龙凤形象及寓意与中原文化中汉族的龙凤象征不尽相同。汉族龙占据至高无上的特别尊位，成为皇权、天命、专制的象征。汉族的龙，腾云驾雾、张牙舞爪、一股霸气。总之，汉族龙“标准像”是封建权势意识最全面的写照。苗语称龙为“daRong"，是护家之神。苗族在居室的堂屋正中地上均设“龙穴”。每年春天举行隆重的“接龙”、“迎龙”仪式，将龙从村中水井“请迎”回家。在独特的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中，苗族巧手借鉴汉族龙形象，并与苗族文化相结合，将其本土化，塑造许多变形龙形象，如“牛头龙”、“狮头龙”、“人头龙”、“鱼龙”、“鸟龙”、“猪龙”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苗族先民原始思维的特征以及纯朴稚拙的乡土艺术风格。
凤凰喻为“神鸟”，是鸟中之王，体态纷繁多姿。苗族锉花中的凤凰主要继承了汉族凤凰的造型并有一定程度的变形，有的与人组合，有的与植物组合，如“凤穿牡丹”“仙人骑凤”等；龙图案多用于帐檐等日常器物图案中，凤图案多用在女子服饰中，如衣袖花边、围裙上。龙为男性阳刚之象征，而凤为女性阴柔之象征，图案多用在女性服饰中，如衣袖花边、围裙上。龙为男性阳刚之象征，凤为女性阴柔之象征，因此，“龙凤呈祥”、“翔凤双喜”这一类吉祥图案多出现在新婚夫妇的帐檐上，寓意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2.狮子纹样
苗族认为狮为吉祥之兽，可以避邪。汉文化中，狮为百兽之王，被借以象征人的权势和富贵。湘西苗族的狮子纹样虽受汉狮的影响，但造型有其独创性，基本形态大不相同，狮的外观造型古朴别致。狮，苗语为“daChou"，苗族人每年过年后的正月份都要举行“玩年抢狮”和“百狮会”的大型活动，表演狮舞、登高等节目。苗族锉花“双狮抢绣球”造型生动形象又有变化，改变传统双狮的相向对称特征。前面一头雄狮回首，高昂的头，长而卷的颈毛显出一派霸气；后面一头雌狮，昂首阔步，生气十足。另外，狮的造型也新颖别致，有的是龙首狮身的合体，有的是狮与花果的组合。狮子纹样除了帐檐花样中使用较多外，也广泛应用于服饰、建筑、家具、器物等装饰中。
3.蝴蝶纹样
蝴蝶是苗族图腾崇拜的物象。苗族古歌《人类起源歌》》唱道：“枫树生妹榜，枫树生妹留。”妹榜妹留，俗称蝴蝶妈妈。蝴蝶妈妈是苗族的始祖，也是苗族的保护神，因而蝴蝶又成为吉祥、幸福的象征。苗族《绺巾曲》中有“杀猪扫村寨，祭祖祭蝶妈”之句。长期以来，蝴蝶就是苗族集体无意识的始祖意象和图腾纹饰，它具有母题的原型意义。在湘西苗族锉花纹样中，蝴蝶运用得最为普遍和广泛。有的蝴蝶纹样是蝴蝶与花朵、石榴、桃子的组合。正看是蝴蝶，倒看又变成了花朵和果实。苗族蝴蝶纹样主要用在帐檐花、裤脚花、衣花边、鞋花、围裙等处，出现频率最高，成为最受欢迎的纹样之一。黄靠天先生的锉花中，蝴蝶别具一格，其中的蝶须多达12支，灵动飞扬，极富神韵。
蝴蝶纹样在苗族服饰中除了具有不可替代的装饰功能外，它还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关注神话传说，要讨论苗族的哲学思想，首先就会遇到家喻户晓的“蝴蝶妈妈”的故事。[1]
4.花鸟组合纹样
苗族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崇拜许多动物和植物，苗族人民认为不同物种因灵性的存在可以“互渗”。锉花纹样中，除了独立的花鸟组合外，还有很多“互渗”表现的花鸟组合纹样，常见的有“凤穿牡丹”、“鸟啄石榴”等。衣袖花边也有不少简单的花鸟组合，如白鹤采莲、大雁菊花、喜鹊飞梅等。苗族青年学者杨昌国先生经过大量的实物搜集考证，指出鸟是祖先的象征和化身，还是一种原始的图腾标志，象征生殖崇拜。鸟也是引魂归宗的使者与向导。苗族民间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一个人有72个魂魄，其中之一就是人死后变为鸟，并且生前如没有参加过“游方”、“射背牌”、“跳月”，即没有公开地谈过恋爱，就不能变鸟。而鸟是指路带领人的魂魄通过阴间毛耸山，穿过层层地狱，走到祖宗发祥地的伴侣。鸟既和“游方”相联系，又与能否和祖先在一起相联系，把它绣绘在服饰上，自然就能起到标示自己是鸟的子孙，得到图腾祖先认同的作用。能够变鸟，是亡者的最高荣誊，与变龙同理。既然变鸟的前提是必须谈情说爱，生育是鸟(图腾)进入妇女体内的结果，那么鸟就是具有了生殖的意象，成为生殖崇拜的反映。
5.动植物组合纹样
此类组合图案中，动物多占主体地位，植物作衬托。代表花样有“狗脑帽花”，是童帽花样，表现了苗族盘瓠崇拜的遗留，图案是一只狗头。复杂的组合纹样篇幅较大，多用于帐檐花。如“双猴摘桃”，意寓白头谐老，福寿与共；猫与兔组合，表明吉祥平安、和睦相处；双鹊石榴，象征子孙繁衍；鸬鹚捕鱼，既反映渔猎文化，又反映求子心理。因鱼多子，启迪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荣昌。随着社会交往的发展。苗族的文化同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出现带有现代气急的纹样。“苗女与熊猫”图案上是一位身着苗服的妇女背着背篓。与吃竹子的熊猫相视而坐，生动的画而体现出苗族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苗族剪纸图案有的从汉族传统吉祥图案传承变异而来，因此又保留着汉族文化的特色，如“龙凤呈祥”、“鲤鱼跳龙门”，等。动植物组合图案中，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即以家禽、家畜入画，如牛、猪、鸡、狗、羊等，显得亲切、自然、活泼有趣。
6.其它纹样
除传统特定意义的物象外，因功利的需要或是创作个性的展现，苗族剪纸也有不少取材于传说故事或戏曲人物故事的，还有反映世俗生活的剪纸图案。如“老鼠嫁女”，是根据故事进行造型组合，将众鼠拟人化，敲锣打鼓，场而热闹。根据神话人物创作的“仙女散花”，仙女婀娜多姿，表情生动，曲形的丝带更体现了飘逸的动感。另有一些世俗生活的描绘，也活泼有趣，如儿童牧牛，悠然吹着牧笛，营造出欢快的气氛。另外还有“太极图”的运用及“八宝图案”的出现。有些花样如裤脚花上的“劳动”二字将花纹与汉字组合。[2]　
艺术风格

作为锉花艺术，苗族与汉族存在着较大的风格差异。一是工具及制作方式不同，汉族剪纸用剪刀“绞花”，“绞花”是拿在手上剪成的，作品一次只加工一张或三五张。苗族锉花是用特制的刻刀“锉”成的，“锉”花是在特制的蜡板上刻锉而成的，一般刻锉10层，最多可刻锉20层，所以生产是批量的。二是用途不同，汉族剪纸用于窗花和喜庆等装饰，以世俗生活为主体营造热闹气氛，必须用红纸或彩色纸。苗族锉花只用作刺绣底稿，只用白纸并且有刺绣针法提示。三是图案主要构成元素不同，汉族以人事生活为主体，苗族以动植物为主体。四是艺术风格不同，汉族剪纸注重写实，多取平面视角构图，苗族锉花注重写意，除了平面视觉构图外，还有立体、变形、夸张等多种视觉构图。五是审美效果不同，汉族剪纸虚实对比，线条互相连接，主要呈现绘画艺术的装饰效果。苗族锉花真诚浑厚，块面结合，还因多层的锉刻以及刀法与针法的结合，画面呈现出浮雕般的立体效果。
苗族没有文字，一些文化内涵蕴藏在苗绣图案中传承。据湘西凤凰县腊尔山地区锉花老艺人吴花红口述，她小的时候，就看到来自外地区的货郎走乡串寨，他们把锉花花样带入苗区，因为花样好看，苗族妇女争相购买。后来，苗族妇女自己开始用刻刀锉花，有的用买来的现成图案作底稿，临摹后再加工，有的用现成苗绣图案作底稿。山外的货郎成为苗汉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而锉花也就成为传承苗族文化的载体。在长期的文化变迁与互动中，苗族锉花逐渐出现了以腊尔山为中心的台地型和以踏虎、麻栗场、大兴寨、矮寨为中心的河谷边缘型两类不同的风格。
1.高山台地型风格
台地型风格的苗族锉花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下辖腊尔山镇、山江、禾库、柳薄、两林、麻冲等乡镇，共100多个苗族村寨。这一地区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为苗族高山地区，气候寒冷。腊尔山地区属传统的“生苗”地区，95%以上的人均为苗族。明清以来，统治阶级为实行军事统治，在这里修筑边墙，人为地割断了边墙内外“生苗”与“熟苗”的联系，限制苗区人民与汉区人民的往来。俗谚云“苗不出峒，客不入境”，腊尔山地区因而与外界社会接触较少，这里的苗族锉花保持着浓厚的原创意味，构图饱满，风格古朴，造型别致，工艺精细。其中剪纸艺人主要有：吴花红、吴六爱、隆香梅、石牡花、吴桂英、龙吉花、吴香英等。
吴花红，现年67岁，家住山江镇马鞍山村。她从小受母亲影响，心灵手巧，她的刺绣和锉花远近有名，邻近村里的妇女经常上门求教。20世纪50年代末，吴花红曾作为湘西苗族妇女代表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访问。文革期间，她带领村里几位锉花女组成锉花副业组，集中到生产队上工锉花，然后到市场上出售，给集体上缴收入。她的代表作主要是传统围裙花和衣边花。
吴六爱，现年60岁，家住山江镇好友村。好友村是著名的苗族鼓文化之乡，这里苗族文化深厚。吴六爱丈夫早逝，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十分艰辛。她能画善锉，常以卖锉花赶“转转场”，她的作品花样繁多，技艺精美，风格成熟，又善于推陈出新。她从当今画报上改绘移植了不少当代新生活图案，创作了一部分新图案，如凤凰八景、熊猫吃竹、苗妇放牛、苗鼓咚咚等。她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当代人物，是自觉接受并融汇汉文化在自己作品中的锉花能手。[3]
吴香英，现年56岁，家住禾库乡排云村。出生在一个锉花世家，远近闻名。1987年曾参加湘西民间工艺代表团出访日木。她的母亲及外婆均是木地有名民间锉花能手，她外婆石妹荷年轻时就走村串寨卖花挣钱，人称“花娘子”。她的代表作主要是小型的衣边花和鞋帽花。
龙吉花，现年73岁，与吴香英同村。她和其他锉花能手不同，她使用剪刀较多，她的作品以传统花鸟题材为主，代表作主要有衣边花、枕头花、鞋样花、帐檐花等。
隆香梅，现年62岁，山江镇黄茅坪村人，她的外婆、母亲都是著名的锉花能手和苗绣高手，受她们的影响，龙香梅从小就善于挑花绣朵。她的锉花既有传统的苗族特色，又有现代的创新和时代气息，她小学毕业，有一定文化和美术基础，经常移植和改编其他图案，表现出较强的个人风格。代表作有传统围裙花、衣边花、帐檐花和戏曲人物和传说人物。
石牡花，现年60岁，家住山江镇黄茅坪村。她锉花时间较晚，70年代中期才开始，她先是在布上画绣花底稿，然后将画好的花布出售，但画一幅，卖一幅，工效不高，她便学锉花，把批量锉出的花样子直接出售。她勤奋好学，善于吸收众家长之长，作品生动灵活，技艺精细，是山江著名的“花娘子”《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民间剪纸木版画》中收录了她的多幅剪纸作品。代表作有围裙花、帐檐花、戏曲人物、传说人物等。
吴桂英今年48岁，与吴花红同村，是年轻的锉花能手。她的丈夫是个木匠，经常在外地做工。她除了忙地里的农活外，还要忙绣花和锉花，因为她是村子里唯一的裁缝师傅，中老年妇女都要清她缝制传统服装，手工挑花绣朵太慢，她便用缝纫机绣制。1989年，她参加了湘西民间艺人工艺制作大赛，获民间剪纸比赛一等奖。她的代表作有传统的花鸟和衣边花及鞋帽花。
山台地型风格的苗族剪纸纹样最多，锉花艺人全为中老年妇女，且吴姓妇女最多，她们互相交流多，图案大同小异，作品早周边地区影响较大。至今仍可在腊尔山地区几个乡镇集市上购买到各种锉花花样，但这类作品的创作大都处于自发的状态，多停留于少数妇女的零星制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无人、失传断种的危机，需要抢救与保护。
2.河谷边缘型风格
河谷边缘型风格的作品分布在泸溪县踏虎乡、吉首市大兴寨、矮寨及花垣县麻栗场等地。这些乡镇分布在湘西的边沿河谷平地，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下，交通便利，气候温和，与外界沟通频繁，接受汉文化较多。穿苗族服装的人越来越少，汉化较为明显，传统锉花花样的作用逐步消失。这一地区的锉花代表地是泸溪县的踏虎乡。踏虎是泸溪县最边远的一个小地方，有十六个自然村，现在人口不足三千。踏虎乡的山脚坪村是著名锉花大师黄靠天的家乡，全村十几户人家，人口不到一百人，但是他们村的锉花远近有名，家家户户都锉花卖花，1949年以前一直是整个湘西地区民间剪纸的生产中心。踏虎锉花不仅用于服饰刺绣，还被广泛用于民间建筑、礼仪、社交、祭祀、巫傩等活动。踏虎位于泸溪县与麻阳县交界之地，这一带盘瓠文化繁盛，踏虎锉花中的不少作品均与盘瓠文化相关联，成为盘瓠事象艺术的体现和盘瓠文化现象的活化石，如“狗脑帽花”、“狗脑荷包花”等图案就可看出盘瓠崇拜的遗痕。踏虎乡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锉花艺人。他们世代以此为业，手摇铃鼓，肩挑篾箱，走乡串寨，足迹遍及湘黔渝边区。沈从文先生曾高度评价踏虎锉花，他说：“当踏虎花样流行时，二厅(即凤凰、吉首、花垣)城中的绒线铺，为便利顾客做生意，还得从漂乡货郎手中批买踏虎花样，连同发售。这种花样既吸收了乡村妇女大部分的剩余动力，也增进了她们的爱美情感，并且还和当地人民实际生活发生联系，论作用，自然远比年画和窗花意义重要得多，也复杂得多。”
著名锉花大师黄靠天，1923年出生在踏虎乡山脚坪村一个锉花世家。这里祖祖辈辈都是靠锉花养家糊口，锉花技艺传男不传女。黄靠天从12岁开始锉花，他的作品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黄靠天的锉花作品多是从写实的角度出发，融自然美于艺术美之中，尽量把对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鲜明生动，但又不失其装饰风味，保持了剪纸艺术对称、均衡的艺术特点，又具有苗族锉花多层刻制而形成的浮雕特色。他的作品繁中有简，简中见繁，细腻而不见其假，粗犷而不失其真。他的代表作品有《鲤鱼跳龙门》、《梅兰竹菊》、《丹凤朝阳》、《二龙抢宝》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踏虎锉花的辉煌已成为往日的回忆。黄靠天的嫡传弟子也是他的外甥邓兴隆先生，继承和发展了踏虎锉花的艺术特色，使踏虎锉花又遇到新的发展机遇。邓兴隆从小受黄靠天的影响，也受自己母亲的影响，从六岁起就开始学锉花。他使用的工具特别，全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总结了一套刀法技巧。他的作品，线条流畅，造型准确，令人爱不释手。九十年代初，他曾和黄靠天一起创作了多幅作品，代表作有《苗家椎牛图》《新嫁娘》《百鸟图》等等。
河谷边缘风格的锉花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日益交流和融合，传统功能正日渐消失。锉花艺人后继乏人，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老年妇女摆摊卖花。也有少部分男人因个人爱好在进行锉花的创作和加工，如邓兴隆这样的锉花优秀传人。随着湘西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锉花艺人都自觉地进行创新，使得苗族锉花焕发出新的光彩。唐秀群老人85岁了，还每天在凤凰的东门城楼下摆摊卖锉花。2005年，她因生病，才由她的女儿接班摆摊。苗族锉花能手吴六爱97年就下山进城卖锉花，家里的田土都租给人家种，她以卖锉花为生，几年下来，卖得六万多元钱，在城里买了三室一厅的住房。苗族锉花能手龙香梅原来在山江镇上开店卖锉花，2001年她下山，到凤凰城里开店卖锉花，还扩大业务，卖苗族系列手工艺品，而且生意兴隆。[2]　
文化内涵

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是靠神话传说和古歌、长诗传承下来的。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苗族人民巧妙地将自身内涵丰富的文化特征储存在自己服饰刺绣图案中，使服饰起到了“文字史书”的作用。苗族锉花的出现，不仅成为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而且成为苗族文化传承和传播最直观的物象媒介。因此苗族锉花是苗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农耕文化的再现
苗族先民居住在黄河流域时就从事农耕生产，是稻作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后来由于战乱，才举族迁徙，穿过江汉平原，经洞庭湖到大西南山区，又耕作水稻，创造了丰富的农耕文化。一般而言，剪纸制作是一种手艺，从创作构思到精心刻制过程看，均具有手工工艺性质。苗族锉花，更需要较高的手工制作水平，有一套不同于剪纸的手工技艺。从事农耕过程复杂技术多样需要深刻的理解认识自然物象，这样才有助于生产水平的提高。选择农耕生活的题材并从简单的牛马猪羊山花草树到复杂的劳动场而以及家庭生活，可以看出艺术创作在再现社会生活时所表现出的艺术创造性。
苗族锉花技艺精湛，区域不同，类型多样，虽有地域差异，但只有风格不同但无等级差异，是因为长期的农耕经济无明显的社会分工，人人处于平等地位，在平等共处的思想意识下，艺术创造也呈现出平等共生的状态。农耕社会中，男子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运动量大，活动范围广，服饰装饰简单，因而纹样简洁，图案少而单调。而妇女主要以家务或较轻的田间事务为主，复杂多样的手工操作培养了她们灵巧的双手和细腻的情感，这必然促进了妇女创作思维和双手的发展，这种发展便带来男女服饰上的审美差异。除了农耕文化涉及到的动植物图案外，还有的纹也反映了渔猎文化的内容，格罗塞曾指出：“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苗族锉花艺术正记录了这一变迁的象征过程。[2]
2.民族历史的载体
苗族文化的传承多以苗族古歌、神话传说等形式完成，但这些文化形式不能完全记载苗族人民对历史文化的多层认识，而且还会在一种抽象的模拟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样和变异。苗族锉花以图案形式相对保持原义，弥补了不稳定的记载方式的特点。比如反映盘瓠崇拜的“狗脑帽花”，以及服饰中的“弥埋”图案，即便是有文字为主要记载工具的民族，图案或造型同样是文化反映的重要物质载体。丰富的锉花样式及其变形反映着苗族人民审美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苗族文化发展历史和轨迹，比如七十年代的锉花图案中有很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口号，有的还是用汉语拼音表现的。在这里，苗族锉花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文字史书”作用。
3.民俗文化的显现
苗族有许多传统节日，如四月八、赶秋节、苗歌会等，在节日里，苗族妇女必着盛装参加，服饰中华丽的刺绣图案离不开锉花工艺。锉花在苗族婚俗中体现出一定的浪漫色彩。苗族少女从小便学刺绣、蜡染、锉花，到了婚嫁年龄时，如果在赶边边场时有了意中人，便将寄托爱情的纹样的花带或绣花荷包赠给男子作定情物。在新婚时，新人床的帐檐上必须有“龙凤呈祥”纹样及左右对称纹样图案精妙，寓意深刻，表现了对吉祥富贵、生活安宁的追求。
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化现象，苗族挫花和刺绣密不可分，合一为一它以其固定的传承模式和图案母题积淀着一股浓郁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它在苗族人民生活中世代相传，苗族特殊的社会生活使得苗族锉花作品中沉积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内容。而民俗文化中，男性往往以外在服饰华丽程度来衡量姑娘的手艺，他们喜欢心灵手巧、善于刺绣的姑娘。五彩斑斓的盛装，正好可以帮助小伙子认识姑娘这方面的才艺。所以姑娘们每逢节日聚会，便要精心打扮自己，把自己的全部装饰才艺作为一种财富一齐展现出来，以吸引男性青年。女性的这盛装艺术具有浓厚的求偶意义，也是苗族女性在社会交往生活中遵循的一般民俗礼仪。
4.众多神灵的汇聚
苗族锉花蕴藏着苗族先民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指出：原始社会时期的原始人的创作活动都是受到神秘互渗的“原始思维”方法的支配。苗族认为自然界“万物有灵”，事物间可以互相渗透和转化，所以苗族锉花中多组合图案，尤以龙、狮、蝴蝶组合变形最多。人们在寻求精神力量时，形成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对自然界的恐惧或崇拜或服从，使人的本质力量处于半本能、半自觉的状态。于是，自然就有了被人赋于的‘人性’了，而人的愿望、幻想也被主观地和艺术性地对象化。于是又有了雷公、电母、日月神、天地神、五谷神、山水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动物神、植物神等。作为图腾崇拜的蝴蝶在苗族剪纸和锉花图案中，已成为一种定型化的图腾意象。龙作为司水的神明之物和护家的家宅神，保佑民族风调雨顺，幸福吉祥，苗族民俗中的龙形象因此显得和蔼可亲，形态变化多样。自然界中的花鸟也被赋于灵性出现在锉花纹样中。在苗老司举行的法事活动中，有一系列的锉花的运用，它们被布置成神堂的吊挂，渲染出浓重的宗教色彩。可以说苗族锉花是千百年来苗族的精神积淀和显现，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渗透着对超自然神灵的幻想。在苗族锉花创作的题材、创作意旨、艺术构思、审美情境等方而都可发现神性的灵光，浸透出泛生意识的混沌氛围，这也是湘西苗族锉花在图案母题上众多神灵汇聚所体现出的综合审美特性。
湘西苗族锉花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审美风格，从中可以透视苗族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折射出苗族人民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念，湘西各地不同风格的锉花作品构成了苗族锉花总的审美风貌并成为苗族文化的具象载体。随着社会的进步、汉文化的渗透，苗族锉花作为剪纸的传统功能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限制，如不加以改革和创新，苗族锉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面临失传的厄运。探讨苗族锉花艺术，进一步开发其新的功用，将其转型为现代装饰艺术并作为文化礼品和旅游产品，这是苗族锉花艺术得以再生和发展的有效途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