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商河鼓子秧歌
简介
商河人民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年复一年，世代相续，血汗滋润了土地，劳动改变了一切，  商河鼓子秧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艰难岁月里，铸就了劳动人民刻苦耐劳、勇敢刚直的性格，人们饱经磨砺而不甘自馁，在这苍凉浩瀚的鲁北平原上，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发展了生产，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民间歌舞-商河鼓子秧歌。
所谓秧歌，它是民间歌舞的统称，但必须以舞为主方称秧歌。早在建国初期，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他们发现商河的民间歌舞丰富多彩，五十年代末山东的专家根据全省情况，筛选出商河、胶县、海阳三县的民间歌舞统一定名为山东三大秧歌，即商河鼓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当时商河民间歌舞形式很多，有伞鼓舞、花鞭鼓、凤阳花鼓、花棍、采茶、小车、大头、高跷、信子、龙灯、狮包、灯官、虎牛斗、荷花灯、独竿桥、二人转、旱船、跑驴、赶脚、行车、马叉、前场、撮擂子、背媳妇、摇葫芦、打杈、哈哈等三十余种，其中“伞鼓舞”的舞蹈形式最完整，文化内涵最深邃，就重点挖掘整理，并逐渐把“鼓子秧歌”作为“伞鼓舞”代名词，叫的人多了，习惯成了自然。  商河鼓子秧歌鼓子秧歌是山东北部地区流传极为普遍的一种大型广场舞蹈，也是广大农民庆祝丰年、欢度新春的一种民俗活动。它广泛流传在以商河县为中心的惠民、乐陵、陵县、阳信、济阳、临邑、平原、禹城等县市。据本世纪50年代调查，商河县978个自然村，就有724个村有鼓子秧歌队。每逢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后，从村庄到城镇，到处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看到追随围观秧歌表演的人群。在秧歌场里，祖孙三代共舞，屡见不鲜，可见其流传之广，普及之深。
鼓子秧歌因其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形式完整，舞技强悍遒劲，场阵磅礴恢宏，既寓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奇葩，齐鲁文化的骄傲”，“是我国汉族男子舞蹈阳刚之美的集中表现，是舞蹈文化的瑰宝”，“在全世界范围的民间舞中也是极为少见的”。1955年、1980年、1989年、1992年、1996年、2002年六次代表山东省和济南市参加全国民舞大赛，五次获最高奖。1996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民间舞蹈），1999年又去北京参加了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在天安门前的演出活动，盛誉海内外。
表演形式
秧歌旧时的表演形式，集歌、舞、丑于一体。表演时先舞后歌，歌者不舞，舞者不歌，丑角  商河鼓子秧歌在歌舞间插科打诨。经常演唱的歌曲有“哈尔虎”（也称“摇葫芦”）、“打岔”、“鸳鸯嫁老雕”、“馋老婆吃狗”、“大观灯”、“小观灯”等。内容多以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为主，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
舞是跑大场子，由伞头率领，各种角色在固定的位置上沿着固定的线路演化出许多队形图案。扬图丰富多变，动作粗犷奔放，气氛紧张热烈。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和人们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观念的变化，秧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集歌、舞、丑于一体的表演形式开始解体，由男扮女的小脚女人形象逐渐消失。从50年代开始，经专业舞蹈工作者整理和发展，一改过去那种松散冗长的表演程式和沉闷压抑的心态，使其更加精彩紧凑，时代精神更加鲜明突出，经过不断改革和充实，终于发展成一种独立的纯舞蹈形式。  商河鼓子秧歌旧时秧歌队的演出活动，与当地的民俗活动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与当地祭祀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春节期间，秧歌队演出前一天晚上，必须到本村寺庙或祠堂参加祭祖敬神的仪式。其规模、方式和时间各地不一，如有的祭祀队伍中包括：散“路灯”者（又叫“祭香包”，用棉纸包松子末，油浸点燃后散在路两旁，通常由族长或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开道锣—撒小米者—烧纸钱者—供桌（上有三牲供品）—锣鼓队—秧歌队等。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在缓慢深沉的锣鼓声中向寺庙或祠堂走去，一路上散路灯，撒小米，烧纸钱，队伍过后繁星点点，烟火缭绕，犹如一条逶迤的火龙。到达目的地后，献供品，烧香纸，三拜九叩，祈祷先祖和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保佑秧歌队出村演出事事如意，人人平安。秧歌的角色是以舞者所用道具的名字命名的，如伞头，左手握平顶伞，右手拿牛胯骨；鼓子，左手握两面圆形小鼓，右手拿鼓槌；棒槌，双手各握一根枣木棒；拉花，左手拿折叠彩扇，右手握彩色绸巾。伞头又分丑伞和花伞，丑伞中的第一、二把伞是演出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又是领舞者，精通秧歌，技艺精湛，被称为“秧歌博士”。鼓子是秧歌表演的主力，多扮作武士形象。棒槌由少年扮演。拉花又有地花和跷花（踩短跷）之分，多扮作少女形象。另外还有一种丑角，又称“外角”，可扮成各种滑稽角色，如赃官、傻妮、憨小、丑婆等。丑角因不在正式编制，可有可无，可多可少，根据村中有无这种表演人才而定。
基本特征
秧歌表演的基本特征是“跑”，所以称“跑秧歌”，不叫“扭秧歌”。自始至终，所有演员在不停地跑动，在跑动中完成各角色的动作组合，在跑动中相互交流感情，表现自我。整个演出场地像一个  商河鼓子秧歌流动的由左向右旋转的舞台，在旋转中不断地演化出丰富多彩的舞蹈场图。而这些场图，就是秧歌演出的主体部分，叫“跑场子”。跑场子又分文场、武场、文武场。文场以跑为主，舞者不做动作，鼓棒不响。武场舞者在规定的场图里定点定时做动作，鼓棒声齐响。文武场舞者在跑动中于中心处或交叉处轮番做动作。文场看“跑”（队形变化），静中有动；武场看“打”（动作表演），激越热烈。文武结合，此起彼伏，快慢相宜，弛张相兼，令人眼花缭乱。
秧歌的场图，取材广泛，内涵丰富，其形态有来自劳动工具、生活用具、花卉建筑、服装头饰，以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战争阵势等各个方面。其特征是外圆内方、方圆对称。其动向是左进右出，围中跑圆。很明显，这一规律特点是受我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影响，是传统审美观的继承与发展。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用天圆来概括和认识自然界周而复始的变化，用地方来识别事物的千差万别，成为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的审美标准。秧歌场图的外圆内方，方圆对称，无疑是在这种审美意识的支配下发展和创造出来的。场图给人以规整、庄重、古朴、圆润的美感。  商河鼓子秧歌秧歌场图的另一个规律特点是所有场图都是由不同形状的菠花（由舞者交叉绕行的圆形路线）组合而成，菠花可分单一菠花、多头菠花、形象菠花3种。组合由简到繁，由单一到复杂，形成一套有规律多层次的组合程式。如“双十字街”，是由8个单一菠花组成；“大香山”由6个多头菠花组成；“金钱蝴蝶”则由4个蝴蝶形象的菠花组成。如果用2种或3种菠花，经过精心构思，可表现更为复杂的场图，如“单劈葫芦”。
源流剖析
鼓子秧歌起源于抗洪斗争黄河，“四渎之宗”、“百水之首”，它养育了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但黄河自古善淤、善决  商河鼓子秧歌、善涉，决口和改道极为频繁，公元11年河决魏郡，黄水自由泛滥近六十年。公元69年汉明帝擢用王景发民卒数十万修河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才导大河经濮阳、范县、茌平、禹城、临邑、商河、惠民至利津、沾化一带入海，在商河的河道时称滳河、笃马河（古迹犹存，现称沙河），这一河道历经魏、晋、隋、唐没多大改变，直到1048年才改成现行河道。在黄河腰穿县境的岁月里，百姓屡受黄水危害，毁房舍、败田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岁岁如此，其何以堪”。人生在世，一要活着，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必须参与适应和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黄河岸边的商河百姓，为了生存，群起奋勇抗洪抢险，导水排涝，灾后散墒抢种，辛勤劳作喜有收成，情不自禁拿起锅碗瓢盆、棍棒、簸箕、雨伞等随手用具，聚集在一起唱起来跳起来，抒发灾后余生抗灾"等丰收的欢悦心情，正如《诗经》上说的“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随着抗灾夺丰收次数增多，人们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体验到歌咏舞跳的愉悦情趣，参加舞跳的人数不断增多，进而道具就有了变化，也有了简单的舞蹈动作和舞蹈组合，这就是鼓子秧歌的雏形，这种民间传说的秧歌起源，虽无文字可查，但是可信，从现在鼓子秧歌样式里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抗洪抢险的复习和预演，如直接取名洪涝灾害的“漩海眼”、“大八叉”、“大乱场”等磅礴恢宏的场阵及金鼓轰鸣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黄河当年浊浪狂涛咆哮肆虐，人们万众一心抗洪抢险激昂悲壮的场景。
鼓子秧歌以武舞成型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武力取天下，为维护统治都编制歌颂本朝武功的武舞，用于郊庙祭祀。  商河鼓子秧歌如周代礼乐制度的“六舞”中的《大濩》、《大武》就是武舞。唐代音乐依附舞蹈流传，唐太宗为秦王时，军中遂有《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又亲制破阵舞图《七德舞》，命大臣吕才等人教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舞。宋神宗六年，王安石派王韶率兵出塞，王韶在讲武之暇教军士习“讶鼓”，与敌军对垒时，以“讶鼓”振奋自己，震慑敌军。从《大濩》、《大武》、《七德舞》、《讶鼓舞》与鼓子秧歌相比较，其意境、舞技、功利诸方面，颇有相似之处，鼓子秧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民间武舞（也可能是宫廷武舞，或是军队武舞），其社会功能无疑是用来鼓舞战斗情绪，是战争的预演和再现。
之所以说鼓子秧歌是在唐宋年间以武舞成型，因为它具有这个时代的精神特点。山东自古以来战乱频繁，商河地处腹地，更是兵连祸结，饱受兵燹之苦，血与火洗礼的商河人民不仅锻炼了骁勇尚武精神，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并把战争中某些手段用于民间舞蹈，更由于商河作为齐国的臣民，长期受孔子、孙子文武二圣的文化熏陶，所编出来的舞蹈就具有“泱泱大风”古齐国的乐舞水平，经过千百次的演出，锤炼出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变化莫测的舞蹈阵式，粗犷豪放的将士风格，无往不胜的英雄气势，这就是山东大汉的气质，也就是舞蹈之魂。作为生命情调和冲动形诸人体律动的商河鼓子秧歌参加者，能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力量，在美与力的旋涡里自我陶醉，它忽如猛虎下山，忽如短兵相接，忽如行云流水……但什么也不像，看到、听到、感觉到的是一些虚的实体，是力的凝聚所向披靡，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鼓子秧歌的流传赖于祭祀活动“祭祀”和“礼俗”是统治阶级约束人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手段。殷商以前，人们以目神为万物主宰，朝夕祭之。周代则以天帝为尊，节气（日）受祭，并和神农、后稷并而祭之，一直延续到清末。典仪非常隆重，上至天子、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下至州府县衙，上下一齐搞，最初带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后来逐渐变为习惯。《商河县志》记载的县城郊祭活动：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芒神土牛，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在日出前出东门，朝东南方向顶礼膜拜，日出时看太阳光芒能预知当丰农事好坏。上述可以看出，当政者需要通过“祭祀”、“以驭其民”，芸芸众生也趋于对命运的困惑，企盼神祖赐予幸福。农村的“礼俗”，则由族长率“渔读耕樵诸戏”，正月初七（人日）晚上到寺庙祠堂祭神拜祖，烧香包跑“行程”，庄严肃穆，献上三牲、三经，三拜九叩，烧柴禾烧纸钱跑“场子”，祈祷六个方面的要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多子多福，福禄吉祥，消除兵祸，远避罪疾。
由于“渔读耕樵诸戏”（现在称鼓子秧歌），常年参加“祭祀”、“礼俗”活动，成为封建社会惯性运转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直接的社会功利性，成了民间舞蹈价值取向的一种恒常因素，也就给了鼓子秧歌以生存和流传的条件，因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鼓子秧歌从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自娱性转化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从外地迁来大批移民，他们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各地的乐舞文化在商河大汇合，民间歌舞从减轻劳动重负、祭祀驱壤、鼓舞战斗热情的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祝福游艺、自我娱乐转化，主调由庆重神秘演化为喜庆欢乐，明清时期兴旺发达。
鼓子秧歌当地俗称“跑（闹）十五”、“闹玩艺儿”，集歌舞杂耍于一场，是汉代“百戏”的延续。民间活动正月初七晚上祭祖，初八正式开始，十七晚上落伞，前后十天，其中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为高潮。《商河县志》记载的城里“跑十五”盛况：“举国纷纷兴若狂，新正十四挂衣裳，明朝但愿无风雪，尽力逞才闹一场”，“是日士女云集，途为之塞，自晨至暮络绎不绝。”“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酒筵悦歌竞为欢会，凡三夜”。农村则根据自身条件，将若干种文艺形式综合在一起，重点表演伞鼓舞，舞者不歌，歌者不舞，这种"百戏"形式的自娱性活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用简单的道具，先人传下来的技巧，把压抑的情感，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时空中，将平时说不出来、不敢说、不能说的话，把窝在心里的酸甜苦辣，一古脑地通过身体各部位的律动，亦舞亦蹈亦说亦唱地宣泄出来，得以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安慰，自我解脱，重打锣鼓重开张，以期待来年胜今年。
鼓子秧歌的继承发展在当今商河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漫长封闭的自然经济，不仅滞缓了生产的发展，也使民间舞蹈带上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舞蹈技巧（尤其是“头伞”领场子）是父教子、子教孙辈辈相传，组织形式是封建家长制的因袭，它不仅造成鼓子秧歌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并因裙带关系的局限性，在全县逐渐形成三种伞鼓流派，尽管各种流派相互渗透，形成各具风格的“一个村一个样”，但由于“天不变道亦不变”，虽然千百年流传下来不走样，但“提高”相当缓慢，粗看起来年年都是老一套，并被当政者认为它是民间杂耍不登大雅之堂，任其自生自灭，尤其在日寇入侵的八年里，人民痛苦，秧歌几乎绝迹。1945年商河解放，伴随着发展生产，参军支前，群众性秧歌出现热潮，成了人民获得新生精神风貌的写照。建国后，秧歌活动出现两次高潮，都与党的政策和农民增收的愉悦心情有关，也是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结果。
(1)立足本地,依靠群众,坚持弘扬民族文化.
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西方的迪斯科、霹雳舞风靡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一些黄色的文化也乘机泛滥，“六害”横生，这种文化渗透引起人们严重关注，好办法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反渗透、反腐蚀，商河县委、县政府坚持立足本地，从民舞切入，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大旗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年年举办全县鼓子秧歌汇演（今年已是第22届），每年几十几百支秧歌队，几千几万人参加演出，到处鼓声咙咚，到处流光溢彩，上至九旬老翁，下至五六岁的孩子，一家三代同场演出，兄弟姐妹争扮角色，到处都是一往情深的执着，充分发挥了鼓子秧歌自娱性和它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功能，巩固和发展了人民内部平等、团结、互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这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客观上抵御了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2）贵在继承，重在创新，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舞蹈文化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批的音乐舞蹈工作者来商河深入生活，长时间、无条件地在“源泉”中向民众学习，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六十年代初，商河鼓子秧歌被选入北京舞蹈学院汉族民舞教材。省内外十几个专业文艺团体，根据鼓子秧歌舞蹈语汇创作的艺术精品，在国内外演出引起强烈反响。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得天独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除粗取精，突出了山东大汉的性格，突出了民族特色，不仅在全国大赛和重大活动中赢得了荣誉，还应各地邀请，秧歌队员的足迹踏进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广场和舞台，这充分表明，鼓子秧歌与时代碰撞后，更显出本身的光彩和永恒的价值。同时也培育和造就了一批人才，如文化部门的付君燕、商玉山、冯鲁沂在全国大赛中获得“编导奖”，商家村的“头鼓子”商玉山获“优秀演员奖”。杨庙村的“头伞”李传桢，五十年秧歌史被拍成电视片《秧歌李》。还有杨庙、商家、三帽、三里庄、魏集等十几个骨干演出队，最近又培育了玉皇庙武校、白集等少儿鼓子秧歌队，在大赛中获奖，更是可喜可贺。 
3）全国首届商河鼓子秧歌研讨会在商河召开
为进一步探索鼓子秧歌源流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发展，由省、市、县文联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商河鼓子秧歌研讨会”于1992年2月在商河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四川、山东等地的音乐舞蹈专家近百名，中央、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王烈、张敬焘、孙常印、李华理等出席了会议，还有13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与会者共260多人。
根据研讨会的命题，收到论文19篇，发言的16人，为研讨会表演流派的秧歌队5个，助兴演出的24个，代表们无不为各流派所呈现的磅礴气势和伟岸气质所折服，被浓郁的时代气息所感染，中国舞协副主席贾作光激动地不仅下场和群众一起舞跳，还当场挥毫赋诗：黄河文化育中华，齐鲁大地一奇葩，鼓子秧歌震环宇，气壮山河舞天涯。
整个大会由县委副书记陈昌茂主持，学术研讨由潘志涛、孙丽主持。
为了将鼓子秧歌研讨引向深入，大会通过了成立"中国商河鼓子秧歌研究会"的决议，推举贾作光为会长，省文联副主席金西、市舞协主席孙丽为副会长，县文联主席陈学孟为秘书长，与会者都是会员。这标志着研讨会之后，将引导人们进一步认识鼓子秧歌对一个民族的勃发奋飞的价值，使齐鲁这支奇葩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组织分工
鼓子秧歌通常以村为单位组织活动，一般的秧歌队一百多人，因鼓子秧歌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军事化的组织形成，保证了演出顺利进行。其成员分三部分：（一）行政后勤，包括秧歌头、管事、外交、箱官、炮手等；（二）演员，包括博士、伞、鼓、棒、花、丑等；（三）乐队，包括大鼓、钹、镲、锣等。成员分工如下： 
秧歌头：秧歌队总负责人，通常由热心秧歌的族长或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现在一般由支书、村长担任。
管事：三五名有经验的中年人，既承办组织活动，又负责安全保护。
外交：亦称“探马”，由两名精干的中年人担任联络工作，懂礼仪，有应变能力，演出前十字披红跨骏马，来往在秧歌队与演出场地间通风报信。现在改骑摩托车或自行车，只在车把上系一红彩球表此身份。
箱官：三五名老成持重的人，演出时看管棉衣、车辆、杂务、并备有简单药品。
礼官：亦称“背口袋的”，一二名忠实可靠的人，在演出结束时背条口袋接受对方馈赠的礼品，如烟、酒、糖等，回村后平均分给大家，称“分疙瘩枣”。
炮手：秧歌队出发前鸣炮三响，以壮声威。炮分牛腿炮和坐地炮两种。
博士：编导。一个能掌握各类角色基本功和通晓场阵变化并被大家公认的人，一般担任“领伞”。
“伞”：有“头伞”、“花伞”之分。“头伞”多以4、8人配置，其中一、二把手是“领伞”，“花伞”是“花”头领，人数一般与“头伞”相等。
“鼓”：亦称“鼓子”，秧歌队的主力，多以24、32、48、64人配置。
“棒”：亦称“棒捶”，青年男性扮演，人数少于“鼓”，多以8、16人配置。
“花”：女角，分地花、跷花两种，建国以前是男性扮演，建国后为少女、少妇扮演，一般16-32人。
丑：亦称“外角”，男性扮演，多扮成“王先生”、“二癞子”、“傻老婆”等。
各类角色服饰均受戏曲影响，以潇洒、稳健、英武、俊美为主调，“丑”则以丑为美。
乐队：大鼓1、钹2、镲2锣2，大鼓为指挥，熟知场阵变化，与“领伞”配合默契。
编制：“头伞”、“鼓”、“棒”、“花伞”“花”的配置比例一般为1：4：2：1：4，“丑”为双数，一般2-4人。
经费：百多人的秧歌队耗费是很大的，习惯作法是群众文化群众办，由管事挨家挨户敛钱，主要用于购置打击乐、绸子、灯具等，其它如伞饰、服装、道具及伙食等一律自理。
演出活动
近代鼓子秧歌民间的演出活动主要用于村与村之间的文化交流，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平常有来往，关系好的村，打个招呼即可送秧歌上门；二是平时无来往，以后在生产生活中又要发生联系，须经“探马”的“一探一报”；三是因某种原因两村闹矛盾，或有重大需求，须经“探马”的“三探三报”，炮手鸣炮，族长率队，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礼仪极其隆重。 
秧歌整个演出活动包括进场、辟场、按场、跑场、煞场、出场六个部分。
进场：秧歌队在村外整队，客村以最高礼仪接待，设香案，置肴馔果品，鸣鞭炮，头面人物全部出迎，客家抬鼓，鼓乐前导，“行程”进村，若客家秧歌队尚未出村，则以“行程”迎接，导引至演出场地。“行程”亦称“街筒子”、“进出街”，有“二路”、“三路”之分。“行程”水平基本上能反映出该队舞蹈水平，它既有统一规范的集体舞，也有小范围的“伞鼓舞”、“伞棒舞”和“伞花舞”，演员既有小范围的不同角色的舞蹈组合，又有全部角色的层层“驳花”，在炽热的鼓乐节奏里，“行程”宛如游龙，翩如惊鸿，粗犷豪放中充溢着阳刚之美，热情奔放的娴熟技巧，令人回肠荡气不能自已。
辟场：秧歌队小型的五六十人，大型的二三百人，演出场地小如篮球场大则需大场院，“跑十五”是一年一度盛大的文艺活动，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幼早已集结在演出场地水泄不通，必须辟场才能演出，大鼓定位后，辟场的方法有探马开场、武术打场、鼓棒冲场、鞭炮炸场、高跷踩场、见彩吓场、龙狮扩场，“丑”在场外即兴演出称之引场等。这些方法以不伤人为前提，观众嘻嘻哈哈挤来挤去，非常热闹。
按场：辟场后，头伞各领己队圆场，到达两门，第一领伞在正门晃动驳棰，鼓乐随即变化节奏，跑场开始。
跑场：是演出的高潮部分，场子借鉴古代战阵、与仪仗队、土木建筑、生产斗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吉祥图案及动植物形象等，世代演练出一百多个秧歌阵图。
秧歌场子从速度、力度可分为文场、武场、文武场三种。武场速度慢，清晰浑厚，文场速度快热烈红火，文武场介于二者之间。一般演出每场只跑十几个场阵。
煞场：曲线流动的场子演化至“八趟街”，队员集结成方阵，“领伞”用驳棰点鼓，队员和鼓乐猝然煞住，异常壮观。
出场：煞场后，“伞”、“鼓”、“棒”、“花”在周边上休息，客家散烟糖表示慰问，“丑”和歌舞杂耍演员上场表演，秧歌队员休息后即返场演出，场子不同于前场，最后还是“八趟街”煞场，客家将已准备好的烟糖赠送秧歌队，由礼官装入口袋背走，客家再次抬起大鼓，鼓乐仍作前导，队员'行程'，全村人送出村外，演出结束。若两村原有矛盾，此时便捐弃前嫌和好如初，展现了淳朴的民风和憨厚善良的美德。
商河鼓子秧歌是民间大型舞蹈，因其威武雄壮、氛围炽烈，有强烈的时代节奏感，表现出山东大汉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魄，是劳动人民能量、力量、坚韧性的显现，是民族优秀舞蹈文化积淀的硕果。古舞古貌谱新史，新姿新态新篇章，勇敢刚直、聪慧朴实、能歌善舞的商河人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将创造出有崭新时代精神与浓郁地方特色相结合的民间舞蹈，风靡全国并屹立于世界民舞之林。
传承意义
鼓子秧歌表演人数众多，****严密，形式完整，舞姿强悍遒劲，场阵磅礴恢弘，既孕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大俗即大雅。新中国成立后，鼓子秧歌多次参加全国民间艺术大赛，屡获大奖。1992年，商河****召开了"全国首届商河鼓子秧歌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音乐舞蹈专家出席会议，正式提出鼓子秧歌是"我国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正是因为这次会议，在民间十分火爆但在专业舞蹈界还默默无名的鼓子秧歌，开始引起舞蹈家们的重视，在全国逐渐形成一定的影响。1996年，商河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鼓子秧歌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群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