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卡南·巴纳纳
人物简介
  卡南·巴纳纳（前左四）及夫人游览长城卡南·巴纳纳（Canaan Sodindo Banana，1936年3月5日－2003年11月10日）是津巴布韦第一任总统，任期为1980年4月18日-1987年12月31日。巴纳纳是一位卫理宗牧师，他当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实权掌握在他后来的继任者、当时的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手中。
巴纳纳将津巴布韦的两个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统一在一起，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外交官，亦曾领导过津巴布韦大学宗教系。[1]
战士牧师
巴纳纳于1936年3月出生在津巴布韦西南部埃塞克斯维尔地区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药农之家。他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后进神学院深造，获得卫理公会牧师资格。从1962年起，他在教会任职，曾任布拉瓦约地区教会理事会主席、世界教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委员。1971年，他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参与创建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并任副主席，多次就津巴布韦民族独立问题参与同种族主义政权的谈判。1976年，他脱离对种族主义政权持温和态度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加入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担任这个尚未获得合法地位的组织的宣传书记，动员民众积极支持和参加武装斗争。他多次遭到种族主义政权的拘捕和关押，最后一次直到独立前夕才获释。显赫的社会地位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使他成为津巴布韦首任国家元首的最合适人选。在任总统期间，巴纳纳兼任津巴布韦大学校长，主讲基督教神学课程。 
巴纳纳还是一位满怀激情的诗人。他的诗作最早散见于一些非洲报刊和诗歌选集。1983年，他以总统身份访华，我国出版了他的一本诗选。他的诗，大多创作于投身民族解放运动之后。他来自社会底层，深切了解民众遭受的压迫与剥削之苦。 巴纳纳总是以教会牧师和自由战士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作为牧师，他宣扬公平、正义、责任，讲述上帝的仁爱和宽容，劝诫同胞向善、自爱和爱人。作为战士，他宣传社会平等思想，反对种族主义压迫，呼吁人们为国家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他的宗教热诚，他的战士情怀，总是融合在一起，使其诗歌创作独具特色。他不但积极传播耶稣基督"彻底拯救人类"的福音，而且主张立即将这种福音化为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实际行动。 他的诗作，正如他的布道词，不知打动过多少人，激励他们拿起武器，投入民族解放的战斗。  巴纳纳还告诉我们，卸去总统职位之后，他并没有过闲居生活。一方面，他被非洲统一组织聘为特别代表，负责调解南非摆脱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谈判和利比里亚的国内冲突。另一方面，他仍在大学任教，继续从事神学研究和著述。他的学术研究不是经院式的、纯理论式的，而是从执政的民族联盟坚持的社会主义大方向出发，紧密结合津巴布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他对基督教神学确实有深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基督教再也不能只是由欧洲人说了算的一种宗教。基督教本来是为大众的，现在更应该成为占人类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宗教。宗教的本质是谋求全人类的解放，谋求全人类的幸福。在津巴布韦，长期作为欧洲殖民主义工具的教会要彻底改造。改造后的教会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教会"，坚持不同的种族，无论黑人还是白人，不同的部族，无论是占人口多数的绍纳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阶级，无论是富有的庄园主还是贫困的农民，都应该和解与和平相处，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为此，他就国家的政治、教育、文化、宗教事业的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的主张。  巴纳纳的这些主张受到以穆加贝总统为首的联盟党和政府的重视。穆加贝为巴纳纳的好几部著作作序，称赞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提出了"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是一场彻底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的新观点。对获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来说，要取得真正的政治与经济的解放，还必须把反对产生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坚持下去。这是新生的津巴布韦，也是传统的教会所面临的新挑战。穆加贝指出，在巴纳纳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许多方面具有共识"。因此，巴纳纳将社会的发展视为上帝交派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正确途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穆加贝把巴纳纳的这些社会思想和神学思想称为"远离传统教会规范、使教会更加接近被压迫民众、使教会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协同一致的解放神学"。  巴纳纳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觉和卓尔不凡的见解，为他在世界神学界和学术界赢得很高的声誉。他曾应邀到非洲、欧洲和美洲不少国家讲学，荣获津巴布韦、南非和美国一些大学的神学或法学博士学位。
被判入狱
1997年2月，他因鸡奸罪，受到哈拉雷高等法院的传讯。指控来自他当年的贴身警卫杰夫特·杜比。原来，1995年的一天，有一名警察奚落杜比是"巴纳纳的老婆"。杜比勃然大怒，开枪将那个警察打死。在审理这起枪杀案件的过程中，杜比在法庭上承认，从1983年到1986年，他在总统府曾几次遭到巴纳纳的奸辱。他当时本想告发，但巴纳纳却以解职相威胁。这件性丑闻曝光后，在津巴布韦引起轰动。法庭随即传唤巴纳纳。起初，他矢口否认，认为这是"有人诋毁我的人格和政治声誉"，"是政敌玩弄的防止我在政坛上东山再起的阴谋"。可是，后来又有总统府当年的其他警卫以及园丁、厨师等八人站出来，证实巴纳纳也以"胁迫手段"对他们采取过类似的性行动。  1998年12月，法院经过调查后开始审理这一案件。岂料，巴纳纳这时却突然失踪了。这再次在津巴布韦引起轩然大波。津巴布韦警方随即对他进行通缉和追捕。后来发现，他秘密出国，先后前往博茨瓦纳和南非。他宣称，他并不想逃避审判，而是因为得到政敌想借机置他于死地的"危险信息"，他必须同作为私人朋友的这两个邻国的领导人进行磋商。在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蒙盖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之后，他自动返回津巴布韦。据传，曼德拉就这一事件与穆加贝总统通了电话，两人达成从未公开宣布的"共识"。  1999年1月18日，哈拉雷高等法院开庭，认定巴纳纳曾"利用职权胁迫下属"，对九人犯有十一项"包括鸡奸在内的性骚扰和性攻击罪"。据此，法庭宣布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其中九年因为支付受害者50万津元（约折合1·2万美元）赔偿金而改为缓期执行。巴纳纳不服，进行上诉。2000年5月，津巴布韦最高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从6月5日起，他不得不到监狱服刑。  在巴纳纳事件上，津巴布韦国内外均存在一些争议。在南部非洲地区，南非对同性恋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不认为那是犯法行为。津巴布韦以及赞比亚、纳米比亚等国，则坚决反对同性恋，认为那是"对非洲文明传统的亵渎"。穆加贝总统曾一再申斥同性恋者"连猪狗都不如"。因此，他虽然总是称巴纳纳是战友和同志，但似乎也不愿或不能向他伸出援救之手。津巴布韦《先驱报》则发表文章为巴纳纳打抱不平。文章说，即使他行为不端，但考虑到他为津巴布韦摆脱种族主义的统治、为津巴布韦各民族的团结所作的巨大贡献，也是应该得到宽恕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独立后，"我们连那些曾拷打、奸淫和屠杀成千上万百姓的种族主义者都宽恕了，为什么不能宽恕一个有瑕疵的战士呢？"  宽恕也罢，不宽恕也罢，对巴纳纳还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评价的。他的前半生，从一个基督教教士到一个自由战士，步步进取，为津巴布韦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宗教界和政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望。走进总统府，标志着他的人生达到辉煌的顶点。但是，正如他当年的一位战友所说，一旦达到人生的顶点，巴纳纳就情不自禁地急速向下滑。他忘掉了昔日的艰苦奋斗，转向声色犬马，寻求快乐与刺激。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颐指气使，甚至横加羞辱。这一点，恐怕是令人难以谅解的。 [2] 巴纳纳下狱，妻子珍妮特和四个儿女均受到连累。珍妮特过去是教师，但随丈夫进入总统府后不但失去工作，也失去养老金。丈夫案发后，她和家人的生活来源断绝。同时，她和家人又不得不忍受白眼和歧视的煎熬。三个儿子被迫到南非自谋生路。2000年10月，她同女儿一起则流亡到伦敦。昔日的国家第一夫人，不得不蜷缩在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靠每周十英镑的救济金糊口。  2001年1月30日，服刑八个月后，巴纳纳因"表现良好"提前四个月获释。珍妮特闻讯，唏嘘不已。据报道，她对友人说，在自己以往的心目中，他为人谦和，具有献身精神，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位好总统。因此，对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她竟丝毫没有察觉，更不用说去提醒他、帮助他。每想到这些，她都悔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