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作宾
人物简介
  孙作宾（1908—2002），孙蔚如之叔，陕西省西安市灞桥人，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8年5月起，在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杨虎城部十七师中共军委书记。
1932年5月，他与谢子长、焦唯帜、杜润滋等一起，组织发动了靖远起义，创建了红军游击队，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
1932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成立，他任特委军委书记，组织创建了西北抗日义勇军。这是由汉、回、蒙、藏等多民族组成的甘肃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第一次在甘肃打出“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爱国旗帜，唤醒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为创建陕甘新苏区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3年7月，由于杜衡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极端危难之中，孙作宾由甘返陕，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和中共中央交通员，曾多次主持组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使党的组织一直没有中断，党的活动从未停止。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孙作宾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一起，为恢复和发展甘肃国统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9年8月，孙作宾调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常委兼统战部长，1942年任中共甘宁工委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孙作宾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兼陇东地委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甘肃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9月后，他任中共陇南特委书记兼陇南游击队政委、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1958年5月，被错划为“右派”，后长期任青海省图书馆馆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2月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是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特邀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常委。 
孙作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8月1日17时在西安逝世，终年93岁。
孙作宾同志逝世后，朱镕基、胡锦涛、曾庆红、宋平、薄一波、马文瑞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其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
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代省长贾治邦等省上领导参加了孙作宾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人物生平
  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孙作宾[1]孙作宾同志是西安市灞桥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甘宁青党内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 
早在1931年，他就任杨虎城部十七师中共军委书记，积极开展党的兵运工作。1932年5月，他与谢子长、焦唯帜、杜润滋等一起，组织发动了靖远起义，创建了红军游击队，任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1932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成立，他任特委军委书记，组织创建了西北抗日义勇军。这是由汉、回、蒙、藏等多民族组成的甘肃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第一次在甘肃打出“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爱国旗帜，唤醒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为创建陕甘新苏区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3年7月，由于杜衡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极端危难之中，孙作宾由甘返陕，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曾多次主持组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使党的组织一直没有中断，党的活动从未停止。特别是他作为毛泽东的信使，多次往返于西安和保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间，传送重要信件和情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展十七路军上层统战工作做出了独特贡献。1936年5月，孙作宾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杜斌丞和孙蔚如曾找他谈话，希望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告十七路军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孙作宾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接见了他，听了他的工作汇报后，对杜斌丞和孙蔚如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极为赞许。毛泽东并写了一封密信，交孙作宾“面陈孙军长”。信中写道：“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毛泽东高度赞扬孙蔚如深明大义的爱国热忱，对孙作宾的传话甚感欣慰。一纸复信，三次提及作宾，充分说明孙作宾在友我双方联合问题上，确实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36年10月，孙作宾在西安把毛泽东的信面交孙蔚如以后，又接受新的任务返保安。因为沿途要经过三十八军王劲哉旅驻防的富县、甘泉等地，作宾又请孙蔚如按照“保证双方来往人员安全”的要求，给予方便。孙蔚如遵守承诺，当即给王劲哉旅长写了“孙作宾负有特殊任务，途经你旅驻防地区，望给予通行”的手谕。作宾到富县见了王劲哉，得知我甘洛游击队与王劲哉旅当天在富县油坊原发生了不幸流血冲突，需要协商调解。陕甘工委书记欧阳钦邀请孙作宾协助工委军事部申力生参加同王劲哉的谈判。作宾义不容辞，就同申力生一起同王劲哉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判。由于双方都有诚意，一致认识到“如果再打起来，不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自己打自己，朋友打朋友，于公于私都不利。”因此，在相互谅解、和谐、友好的基础上，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摒弃前嫌，顺利地签订了关于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通情报、友好往来的协议，枪口对外，共同联合抗日。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孙作宾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一起，为恢复和发展甘肃国统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1939年8月，孙作宾调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于1942年任中共甘宁工委书记，并派出干部到甘肃、宁夏、青海调查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地下党组织情况，为进一步开展全面工作做好准备。谁料1943年夏，由康生一手制造的“红旗党”和“抢救运动”，把孙作宾等甘肃工委负责人和一大批地下党员戴上“红旗党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长期审讯，给开展甘宁青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孙作宾在受审中，始终不承认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饶有兴趣地写了两首讥讽“抢救”运动的打油诗。其一：主观主义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犹存；调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当敌人。其二：世间事情真复杂，革命人受革命法，路遥方知千里马，赤金何惧浪淘沙。这两首诗，既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抢救”错误的要害，又十分自信地表露了自己一身清白的坦荡胸怀。当年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在《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一书中说：当时在被“抢救”的对象中，假口供百出，“但也有坚定的，如孙作宾，就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吃苦头也就最多。”孙作宾被当作“最顽固分子”，以“特号犯”对待，指定专人，严加看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抢救”的错误后，不断采取措施进行纠正。但康生阳奉阴违，虽然把各地区被“抢救”的同志都甄别了，但在边区保安处关押的孙作宾等一批“特号犯”，在抗战胜利前夕仍未甄别。对此，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去自己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在1945年9月，关押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孙作宾才得以获释。谢觉哉见到孙作宾后十分恳切地说：“你在关押期间，我一直相信你。共产党人要能经得住委屈，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孙作宾的确是个既能经受委屈又能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人。更有趣的是，有一位在边区保安处工作过的青年同志，在“抢救”中曾动手打过孙作宾。甄别平反后，他又在孙作宾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思想负担很重。作宾知道他的心思后，诚恳而又风趣地对他说：“你奉命打我为革命，我为革命挨打，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不能计较。”作宾又进一步比喻说：“你知道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吗？他不计管仲一箭之仇，当了齐国国君后，仍用管仲为相，史称用贤不避仇，何况咱们是革命同志，你就放胆工作吧。”作宾豁达大度的宽阔胸怀，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一时传为佳话。
解放战争期间，孙作宾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兼陇东地委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甘肃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工作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承担责任，为同志们所钦佩。1946年9月，他任中共陇南特委书记兼陇南游击队政委，根据西北局指示，率武装部队南下国民党统治区出击失利，损失惨重，他果断决定将部队撤回边区，总结经验教训，并亲自到延安向习仲勋汇报说：“部队撤回边区的命令是我下的，如果有错，我一人承担”，并自请处分。仲勋对他说：“你没有错，撤得对！这次出击，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的意义和影响远比损失大得多。”作宾回到陇东后，干部中对南下出击失利仍有争论，仲勋立即致电孙作宾，指出这次“出征失利，盖因客观环境不利，我们估计不足，指导上有不当之处，非兄之过也。语云失败为成功之母，更使我们益加奋勉，一时得失不必介怀。”西北局为南下出击失利承担了责任，澄清了是非，这对作宾和甘肃工委既是勉励，更是鞭策。他们汲取这次失利的经验教训，在后来多次开展的敌后武装斗争中，机动灵活地运用了就地生根和隐蔽分散等多种斗争形式，配合解放军正规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迎来了甘肃全境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孙作宾先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西北局统战部第一副部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等重要职务，并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这期间，他为甘青两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呕心沥血，运筹决策，卓有成效。特别是他对少数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很有研究，颇有建树。1952年12月8日他给中央写的《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示：“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转发各同志参考。”时隔30年后的198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给孙作宾写信说：“你写的关于《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谁料这个“很有用”的报告，在1957年反右派中，竟有人臆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毛泽东批示的“很有用”是“反面意思”，“是整孙作宾有用”。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孙作宾报告中讲的每个问题、每句话都反其意而用之，一个“很有用”的报告竟然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使孙作宾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蒙冤20多年。素有“硬骨头精神”的孙作宾，在这漫长的蒙冤日子里，他的心情虽然是沉重的，但他的意志是坚强的，对党的忠诚是不变的。他一如既往，逆境弥坚，仍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对待新的工作，在青海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有口皆碑的显著成绩。在十年浩劫中，他多次遭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一条，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负责，说实话，说真话，不说假话，更不投其所好，人云亦云。有一次，有个外调人员要他证明一位负责同志是“叛徒”，被他严词拒绝。那个外调人员恼羞成怒，训斥作宾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作宾针锋相对：“我是顽固到底了，假材料一个字也不能写！”这理直气壮的回答，惊得那个外调人员瞠目结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作宾的问题彻底平反，调回陕西工作，先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情系人民心系党，耄耋之年，仍然精神焕发，深入调查研究，走遍了陕西全省一百多个县市，或访贫问苦，或开诸葛亮会，尽量让群众讲心里话，倾听群众呼声，为陕西党政领导决策一些重大问题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秋，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时，一些干部对“放”还是“收”的问题争论不休。孙作宾根据自己对全省18个县市和20多个生产队的调查实践，断然提出“把政策交给群众，由农民自己选择，哪种办法对生产有利就采取哪种办法。不要和生产力作对！”后来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证明，尊重农民意愿就促进生产发展，违背农民意愿就受到历史惩罚，给农民带来苦头。
1980年至1987年，孙作宾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积极贯彻执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民主党派人士密切合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积极作用。1987年至1997年，中共中央曾三次邀请孙作宾为“特邀代表”，享有同正式代表一样的权利，出席了党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给予他的最高荣誉，也是党对他70多年革命历史的最好评价。
人物评价
孙作宾同志一生经受了多次坎坷，三次遭到错误路线的不公正对待。但他风吹不倒，浪打不沉，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历史还了他的清白、给了他的公正评价后，他兴奋不已，无限感慨：“东风已压西风倒，好事常由坏事成。”他在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仍然念念不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精心撰写了十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和党史资料，给陕甘宁青党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作宾同志“一身正气有铮骨，两袖清风不染尘。”他的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要学习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的坚强党性；学习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学习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以诚待人、广交朋友，团结各界人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时俱进，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永不褪色。
人物佚事
中央信使[2]为了做好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孙作宾作为毛泽东的信使，多次往返于西安和保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间，传送重要信件和情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展十七路军上层统战工作做出了独特贡献。1936年5月，孙作宾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杜斌丞和孙蔚如曾找他谈话，希望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告十七路军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
孙作宾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接见了他，听了他的工作汇报后，对杜斌丞和孙蔚如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极为赞许。毛泽东并写了一封密信，交孙作宾“面陈孙军长”。信中写道：“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毛泽东高度赞扬孙蔚如深明大义的爱国热忱，对孙作宾的传话甚感欣慰。一纸复信，三次提及作宾，充分说明孙作宾在友我双方联合问题上，确实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36年10月，孙作宾在西安把毛泽东的信面交孙蔚如以后，又接受新的任务返保安。因为沿途要经过三十八军王劲哉旅驻防的富县、甘泉等地，作宾又请孙蔚如按照“保证双方来往人员安全”的要求，给予方便。孙蔚如遵守承诺，当即给王劲哉旅长写了“孙作宾负有特殊任务，途经你旅驻防地区，望给予通行”的手谕。作宾到富县见了王劲哉，得知我甘洛游击队与王劲哉旅当天在富县油坊原发生了不幸流血冲突，需要协商调解。陕甘工委书记欧阳钦邀请孙作宾协助工委军事部申力生参加同王劲哉的谈判。作宾义不容辞，就同申力生一起同王劲哉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判。由于双方都有诚意，一致认识到“如果再打起来，不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自己打自己，朋友打朋友，于公于私都不利。”因此，在相互谅解、和谐、友好的基础上，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摒弃前嫌，顺利地签订了关于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通情报、友好往来的协议，枪口对外，共同联合抗日。延安整风1942年任中共甘宁工委书记，并派出干部到甘肃、宁夏、青海调查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地下党组织情况，为进一步开展全面工作做好准备。
谁料1943年夏，由康生一手制造的“红旗党”和“抢救运动”，把孙作宾等甘肃工委负责人和一大批地下党员戴上“红旗党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长期审讯，给开展甘宁青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孙作宾在受审中，始终不承认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饶有兴趣地写了两首讥讽“抢救”运动的打油诗。其一：主观主义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犹存；调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当敌人。其二：世间事情真复杂，革命人受革命法，路遥方知千里马，赤金何惧浪淘沙。这两首诗，既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抢救”错误的要害，又十分自信地表露了自己一身清白的坦荡胸怀。
当年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在《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一书中说：当时在被“抢救”的对象中，假口供百出，“但也有坚定的，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如孙作宾，仅仅因为他的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的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的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在保安处。他不说假话，吃的苦头也最多。70年代末，我在北京同他相遇，想同他交换意见，但他不谈，满脸的愤怒和睥睨”。
孙作宾被当作“最顽固分子”，以“特号犯”对待，指定专人，严加看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抢救”的错误后，不断采取措施进行纠正。但康生阳奉阴违，虽然把各地区被“抢救”的同志都甄别了，但在边区保安处关押的孙作宾等一批“特号犯”，在抗战胜利前夕仍未甄别。对此，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去自己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
这样，在1945年9月，关押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孙作宾才得以获释。谢觉哉见到孙作宾后十分恳切地说：“你在关押期间，我一直相信你。共产党人要能经得住委屈，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孙作宾的确是个既能经受委屈又能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人。
更有趣的是，有一位在边区保安处工作过的青年同志，在“抢救”中曾动手打过孙作宾。甄别平反后，他又在孙作宾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思想负担很重。作宾知道他的心思后，诚恳而又风趣地对他说：“你奉命打我为革命，我为革命挨打，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不能计较。”作宾又进一步比喻说：“你知道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吗？他不计管仲一箭之仇，当了齐国国君后，仍用管仲为相，史称用贤不避仇，何况咱们是革命同志，你就放胆工作吧。”作宾豁达大度的宽阔胸怀，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