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淳化祖帖
基本信息
  【名称】宋淳化祖帖
【类别】中国书法 
【年代】宋代
【文物原属】故宫旧藏
【文物现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规格】尺幅：26.3x30.7公分。
作品简介
王献之书 展一-七开，此帖摹刻于99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由翰林书王著奉敕编次，共十卷，收集唐代以前名家、先贤及帝王一0五家，四一九件书迹，是现存最早的官刻丛帖（一说其中收录了部份南唐的刻帖）。当时以拓本赏赐登二府（枢密院与中书省）的大臣，所以原拓流传很少，不过后来借着官方与私人的翻刻本，流传广布，影响后世书学。编排体例是照书人的身份，分帝王、名臣、古代名家及王羲之、王献之四类。[1]
作品目录
宋淳化祖帖(10张)（十卷，历代各家书）
一，历代帝王书。
二、三、四，历代名臣法帖。
五，诸家古法书。
六，七、八、晋王羲之书。
九、十、晋王献之书。共计百零五人书。
重排如下：
第一、历代帝王书
第二、上古至晋人书
第三、晋王羲之书
第四、五-王羲之书
第六、晋王恬各家书
第七、晋王献之书
第八、晋至梁人王殉各家书
第九、陈至唐人各家书
第十、唐人及无名氏张旭等各家书
每卷末刻帖评释旁注小楷书释文，以顾从义所作释文为主。“内府所藏阁帖，遴其初拓最精者，为淳化四年赐毕土安本，选工摹勒，俾还旧观。特命内廷诸臣于敏中等，详加考正”。末题款“乾隆三十四年岁在己丑春二月，奉敕校正宋淳化阁帖初拓模上石”。
初拓本用开花纸，内府特制御墨所拓，拓本极精。有嘉、道拓本，远不及初拓。咸丰间石毁。见过数残石。淳化秘阁帖记载，谓宋太宗赵炅敕王著模，但所传拓本公认是原拓本，无王著模款。所传有王著模款本，款刻在标题下，末年款“淳化三年壬辰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圣字高出一字，名圣字抬头本，即王著本。此王著本未见宋刻本，所见明刻本多，清刻坊本亦有再翻王著款本。在上海许翰卿家藏淳化全帖十卷，有明万历丙午六月潘祖纯题跋，为修内司本。李宗瀚旧藏有宣统己酉八月李翊煌跋本，此本刻拓纸墨均佳，为宋拓佳本，其摹刻有银锭纹，是重刻原银锭本。许氏藏本在日本印多部传世。此本现或藏上海博物馆。又见有旧刻拓本零散本，石边有小宇，上无臣宇，刻手不佳，不知何地何时何人所刻。[2]
历代刻本
历代传刻多不胜记。阁帖世称帖祖，但缺点多，排次乱。最明显的是第五卷李斯书，实为唐李阳冰书裴公碑。又，唐宋儋有书名，却排列在隋前。历代评者多品评真伪，多所批评。其优点又为后世所称赞。以前刻帖无可信者，此刻为汇帖之祖。其中有前人遗留下的古文翰札，也有历史参考价值。至今得宋刻、重刻佳本，如获至宝。
宋淳化三年壬辰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王著奉勑模，自宋记载为枣木刻宋太宗赵炅刻于河南开封宋内府。自宋记载初拓用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大臣登二府方得赐拓本。
清初存有淳化四年赐毕士安本（有赐款），明晋府藏，又归孙承泽，清初存内府，世称祖石本，乾隆重刻过。宋汪逵《阁帖辨记》云：“其本乃木刻，计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有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银锭印痕则是木刻。”见明潘元亮藏贾似道本第九，边刻一、二号，银锭纹，又边刻郭奇、李攸、张通等小字全。
此第九卷藏上海图书馆。（贾似道本第九）明顾从义，潘元亮、褚尔昌等重模此贾氏全本，人名小字刻遗失，只潘模卷五何氏书有张范小字可见，此全部现存只此一卷。又宋魏王府本，王淮等跋，归李宗瀚藏时六、七、八三卷银锭斓烂可见，原银锭所拓，后归上海胡惠春，今胡在香港，有印本传世。
淳化阁帖泉州本不详刻于何时，所见合肥李谓侯旧藏拓本（十卷），内有少量配补，后归上海博物馆。又张伯英收集七，八本归故宫藏。又何宝善（楚侯）收藏有四本，宋明旧装，其不同处第八卷适欲帖久邑，邑字、“迈”字作“迁”不成字。泉州刻有二：二肥，一较瘦。所谓明刻，或明又重翻刻，泉州系多刻“迈”作“迁”。贾似道旧藏见九卷，有误刻“团”字，待考。沈寐叟《曾植》题跋云：个残本宋拓阁帖第九卷，王寅秋得诸海王村肆，墨色黝古，刻工精美而质厚。”顾从义记潘氏祖本第九卷识别云：“思恋帖旁有‘第九卷’三小字，郁涧底松务有“第九卷十四”五小字，验此皆合而字有朴气，绝与泉州本不同而略近肃府本。孙北海，翁潭溪均称肃本近古，见此乃知其言指意然。朴而实腴浑，近论华美，固非肃本所得拟也。紫莴云识。潘氏祖本，国初藏梁蕉林家，后归陈伯恭。自陈氏出，郭兰石尝见之。潭溪与伯恭金石至交，顾平生未见潘本，奇怪也。”在沪见此卷九，内刻郭奇、李攸、张通等名小字款i或刻字人，后归潘九亮。顾、潘，褚本出此。又见刻王著淳化残本，第三有汪俊刻小字，孔琳书帖，江字旁跨。第八有莆田知陈占，汪俊刻等小字。阁帖刻成拓出，分赐王公大臣后，当时即多重模刻，分散各地，略有增减。
清雍正间，王澍著有《阁帖谱系》分析很详。现所存宋刻拓本，有长沙、清江帖、绛帖，泉州淳化帖、汝帖等较可信，汝帖增减多，所传有很多帖名，可信拓本传世很少。简录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宋太宗以文治，粥有捐善贾购法书，聚之御府，甚者或赏以官。时五代丧乱之余，视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甚悯焉。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题曰上石，其洼木也。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辙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黄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贡墨墨本赐群臣。今都不用钱万二千，便可购得。元佑中，亲贤宅借板墨百本，分遗官僚。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黟黑；又多墨横裂纹，土大夫或不能尽别。由此观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又载：“白太宗刻此帖，转相传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观太清楼帖，绍兴监帖，淳熙修内史帖，临江戏鱼当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庆历长沙刘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书郎潘师旦绛州帖，绛公库帖，穑加损益，卷帙亦异。其他琐琐者又数十家，不可悉记。而长沙，绛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宋刻本，即重仿刻者，传世全帖少，零残本传世也不多。又，传宋刻马槽淳化明翻刻本名泉州淳化有二：下木刻，刻手劣一石刻较佳，但石断裂。现传淳化秘阁帖，明翻刻本，一据贾似道旧藏本，二明内府藏本。清翻刻毕士安本。以上宋原刻现只有贾氏旧藏第九一卷，余无存。传贾似道命门客寥容中重刻淳化帖，名世采堂本。传无可倍拓本。明潘九亮字寅叔，·藏贾似道旧藏本l嘉靖间，顾从义借潘氏藏贾本，重摹上石十卷，当时为贵。所传初拓本极少。后刻宋末周密、明顾自严，文嘉等跋，石后损泐。明当时有翻刻顾本，顾氏防假乱真，乃从首页刻损泐目录，末刻印五分五色；为辨假充真，有此目录为证。潘氏自刻石，谓顾刻失肥，潘刻本当时亦为贵。顾刻本较贾氏原装裱宽，一，二、三行本放大；名大银锭淳化；潘氏刻照原装，较顾刻少二行，名小银锭，当时亦有翻刻。又，明有黄姬水钩模潘藏贾本，褚尔昌刻本题云“顾刻失肥，潘刻瘦，褚刻适中”。后刻陈继儒等跋；拓本少。
明末清初拓漫漶损泐断裂甚，石原刻在上海，后不知所在。翻刻亦多在江、浙。很少有清拓本。潘氏刻石5今上海有残石。又；明内府藏，明初赐庄王于甘肃兰州肃王府。肃世子识宏跋云：“太祖分封我庄祖于甘兰，赐以宋人淳化法帖，珍藏内库。至宪王，恐我子孙各王府不遍及，且无以公海内；乃延温、张二士摹勒上石，未竟而王薨。至于辛酉六月始竣事。摹勒之工，先后七年新旧二本，不爽毫发”。上记跋文，说明了原拓本之来源与刻帖过程。拓本名肃府本，初刻成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拓工最精。所见初拓，纸墨拓工无不精者。多是用墨淡，擦墨，不黑不淡，字特显精神。商务印书馆曾印之淳化祖本，即此刻初拓本。初拓石完好，拓本较多。初拓本第七卷首标题上石角完好不裂，其次渐裂断，其后“法帖”等字全失去，后全部断裂很多。石刻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见十卷末刻有“顺治甲午张正言、正心，承广陵陈曼仙（获泽）、毛香林二师教补摹上石”等字。石清初补过。
明末拓本，增刻张鹤鸣、王铎等十余家跋一册，共计十一册。·拓本有全跋者较少，跋用处不大。石现仍在兰州。、又名兰州淳化帖。此原底本无银锭，当是初刻拓本。在刻本上无明以前人收藏，印记只有元至正十年张瑁、李仪古等观款。清顺治费甲铸又重刻肃府淳化帖子西安碑林，名费甲铸本，较佳。后有费刻年款，多不拓，充肃府兰州本，留万历年款。清乾隆三十四年，据淳化四年赐毕士安本，重排重刻。此毕氏原刻初拓本。乾隆重刻后石不知所在，但有此乾隆重刻拓本传世。[2]
作品赏析
宋代在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法帖的刊刻。宋太宗承袭宋太祖，偃武修文，也想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所发展，故他讲究刻帖。宋淳化992年（三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于枣木板上，共分十卷，拓赐大臣一本，其后不复赐。后板毁于火。《淳化阁帖》的出现，古人法书多赖此以传。且摹勒逼真，精神完足，向被誉为诸家法帖之冠。后来诸帖受它的影响很大，卷首标题使用了“法帖”的名称，是书法范本中最先以法帖为名的，故称誉为法帖之鼻祖。 
此帖收有历代帝王、名臣及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等的法帖，其中羲、献父子书迹几占全帖之半，早期官拓本为当世所珍重，大臣登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者，始得赐帖一部，而不及百年，官拓本即已极为难求。
《淳化阁帖》中除了介绍二王的书法，更把魏钟繇和晋名家的书法做了一番探寻。自《淳化阁帖》问世后，为宋代官私刻帖开创了风气，到了南宋，其风更盛。有直接翻刻《淳化阁帖》者，如《二王府帖》、南宋《绍兴国子监帖》、《淳熙修内司帖》、《贾似道刻本》、《泉州本》、《肃府本》及清内府重刻《淳化阁帖》等，除直接按照《淳化》摹刻外，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淳化为本，加以增减重编者，如《庆历长沙帖》、《大观帖》，一种是《淳化》的续编者，如《元祐秘阁续法帖》、《淳熙秘阁续法帖》、《绛帖》等。
因为这些法帖所收，皆唐以前名家手迹，与碑刻异趣，也就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书家。然而，那些增减之后的诸帖，复演为武冈帖、福清本与彭州本等化身。除《淳化阁帖》系统外，宋及以后各朝公私摹刻丛帖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而这些法帖也就成为宋至清习书练字者的主要范本。
一部《淳化阁帖》楷书成分绝少。大多是“稿本”之体，这是时代的趋势所成。这种法帖的优点是，它可以容纳较多不同形式的书体面貌，比丰碑巨碣捶拓方便。可以说是一大优点。《淳化阁帖》对我国书体流传，尤其对宋代行书发展，确确实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自清乾嘉年间金石、小学兴起，引起学者们对宋以前碑版刻石的重视，于是，碑碣、摩崖文字乃重为书家钻研对象。
但由于法帖自宋以后，摹勒翻刻既多，难免笔画有误，笔意失真，故自清中叶学者以碑版多作直接书石而加镌刻，能存原作笔意，而有尊碑抑帖之说。实则碑与帖各具其妙：碑，方严深刻，气势雄强；帖，妍雅飞逸，意态潇洒。两者各有千秋。
《淳化阁帖》问世后，当时据《淳化阁帖》再辑，再翻之帖，亦不计其数。金、元两代，刻帖较少，至明、清复盛。直至近代摄影、印刷术的高度发达，刻帖才告终止。近代最后刻的巨帙法帖，是霍邱裴氏《壮陶阁法帖》，共48卷。我国刻帖的历史，可云：“始于《淳化阁》，终于《壮陶阁帖》。”
帖有单行帖和集帖（即丛帖、汇帖、套帖之分）。单行帖，如《定武兰亭》、《平复帖》、《鸭头丸帖》、《伯远帖》、《争座位帖》等。集帖又有集刻一家书与各家书之别。集刻一家书者，如颜真卿《忠义堂帖》、苏轼的《西楼苏帖》、米芾《绍兴米帖》……集刻各家书者，如《淳化阁帖》、《戏鸿堂帖》、《宝贤堂帖》、《真赏斋帖》、《快雪堂帖》、《三希堂法帖》、《壮陶阁帖》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