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报复陷害罪
概念
报复陷害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行为。[1]
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1.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这里的民主权利是指公民的批评权、申诉权、控告和举报权。这些权利是我国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民主权利，是公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为了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述权利的实现，本法对侵犯公民的上述权利的行为规定了报复陷害罪。报复陷害是同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声誉，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2.对象
本罪侵害的对象，只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这四种人。所谓控告人，是指向司法机关和其他党政机关告发、检举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的人。控告人既可以是一般公民，也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所谓申诉人，是指对于自己所受的处分不服，向原处理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提出申诉意见，要求改变原来处分的人，也包括不服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向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提出再审请求的人。申诉人并不限于受处分的公民本人，还包括为他人申诉的其他公民。所谓批评人，是指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思想作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所谓举报人，是指揭发、检举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事实的人。这里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与举报人。并不限于对实施本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控告、申诉、批评与举报的人。例如，被害人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提出控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滥用职权进行报复陷害的，仍然构成报复陷害罪。再如，被害人控告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子女的犯罪行为，该国家机关人员滥用职权进行报复陷害的，也构成报复陷害罪。因为一切公民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与举报权都是受法律保护的，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允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任何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与举报人进行报复陷害，否则就不利于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根据宪法第41条的规定，上述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在提出控告、申诉和批评意见时，不得捏造事实进行诬告陷乱否则，不仅不属于本条的保护对象，如果情节严重，还应当依照本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论处。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或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陷害的行为。行为人必须是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即违反有关规定，超出职权范围，假借公事名义，陷害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报复陷害行为是一种渎职行为。报复陷害的力式多种多样，如制造种种理由或借口，非法克扣工资、奖金，或开除公职、党籍，或降职、降薪，或压制学术、技术职称的评定等等。如果所采取的报复陷害行为与行为人的职权没有关系，则不构成本罪。如行为人对控告人进行身体伤害的行为，就不是滥用职权，因而不构成本罪。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滥用职权报复陷害他人的，如果实施了报复陷害行为，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侵犯的客体，构成什么罪，就以什么罪论处。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报复陷害他人的目的。如果没有报复陷害的目的，而是由于政策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主观片面，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对事实未能查清等原因，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处理不当，致使其遭受损失的，属于工作上的失误，不构成犯罪。[2]
认定
本罪与一般打击报复行为的界限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实行打击报复，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可予批评教育，或者给予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但报复陷害，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或者其他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手段恶劣的；致人精神失常或自杀的；以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报复陷害罪论处。
本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
这两种犯罪都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都有陷害他人的故意。其主要区别在于，
1、主体要件不同。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则可以是任何公民；
2、犯罪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他人而诬告陷害罪的目的则是意图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3、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要求必须利用职权；
4、陷害的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只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这四种人，而诬告陷害罪可以是任何干部和群众。
本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的界限
1、犯罪客体不同。打击报复证人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民依法作证的民主权利。证人，是案件得到合法、公证处理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有些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证人的作用尤为重要。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必然会导致证人不敢作证或推翻原来所作出的证言，从而破坏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进行。因此，本罪属于妨害司法罪之类。报复陷害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控告、申诉、批评、检举等民主权利，同时也妨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打击报复证人罪的客观表现为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既可以是行为人利用手中职权，假公济私，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也可以是行为人没有利用职权而对证人采用恐吓、行凶、伤害等手段进行报复。打击报复证人罪侵害的对象只能是依法作证的证人。这里的证人是指知道的案件事实情况并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词的人。报复陷害罪的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行为人利用手中的职权，假公济私，对他人进行报复陷害的行为。其侵害的对象只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
3、主观方面不同。两罪的主观特征都表现为直接故意，但行为人具体的故意内容不同。打击报复证人罪的行为人出于报复证人的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妨害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侵害证人的合法权益，却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报复陷害罪的行为人则出于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的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害上述人等的民主权利，妨害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却希望其结果的发生。
4、两者的主体要件不同。打击报复证人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构成本罪，行为人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的公民；而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则为特殊主体，即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
本罪与滥用职权罪的界限
所谓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擅自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务，或者故意违法、违纪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与报复陷害罪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侵犯的客体不同。滥用职权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客体则主要是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检举权等民主权利，同时也妨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2、客观方面不同。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滥用职权，并导致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二个方面缺一不可。报复陷害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他人进行报复陷害。其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可能与滥用职权罪相同，但并不以造成重大损失为要件；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仅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滥用职权罪侵害的对象则既可是物，也可是人，被侵害的人没有身份限制。
3、主观方面不同。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直接故意。其故意的具体内容是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该结果的发生；报复陷害罪的行为人，则主观上具有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的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犯上述人等的民主权利和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却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只有直接故意才能构成此罪。[3]
立案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9高检发释字[1999]2号）
报复陷害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陷害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
2．致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
3．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4]
刑法条文
第二百五十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5]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9 高检发释字[1999]2号)
报复陷害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陷害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
2.致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
3.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6]
处罚
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手段恶劣的；致使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的；引起公众不满的；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等等。
案例
被告人：何德绪，男，48岁，原系四川省重庆家具一厂工人。1986年7月9日被逮捕。
被告人何德绪于1982年在为重庆家具一厂推销影剧院椅工作中，因索贿、贪污647元，工厂给予记大过、扣发奖金和退赔赃款的处分。何德绪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是厂党总支书记叶祖碧整他，遂产生报复恶念。1983年1月至1984年3月，何德绪先后向四川省、重庆市领导机关和政法部门写信22封，捏造叶祖碧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收受贿赂达万元以上的犯罪事实，要求按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何德绪因诬告陷害一案，由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公开审理查明：
1979年9月至1982年初，重庆家具一厂修建厂房，何德绪是基建办公室成员之一，明知基建工程由厂长付××负责，叶祖碧不分管基建，明知承建单位提取部分施工费是用于工地招待开支，却捏造叶祖碧收受工程队回扣贿赂7700元。
重庆家具一厂在修建厂房中，与承建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规定：“工程中不能用计件工资结算者，可协议按计时工或其他形式付工资”，何德绪不仅明知此规定，而且5次在计时工单中分别以计价员、记录员的身份签字报销，并明知叶祖碧与此事无关，却故意捏造叶祖碧伪造大量计时工资，贪污1000元。
1980年初，重庆家具一厂搞基建时水泥不够用，何德绪通过钱××在解放军某单位联系到5吨水泥。部队要现金，家具一厂因无法支付而未要，后经何德绪联系，部队将水泥卖给一食品加工厂，钱××收取了现金。何德绪明知此事与叶祖碧无关，却捏造叶祖碧勾结他人盗窃部队水泥5吨，并分得水泥款420元。
1979年11月至1980年2月，某部队干部韦××和徐××，在一施工部队买了部分旧水泥模型板和旧工棚料，委托钱××找人做家具。钱××找到重庆家具一厂厂长付××，请求帮忙。经付××同意后，分别由该厂和白市驿铁厂给予加工，韦××与徐××付了加工费。钱××和韦××曾将此事告诉何德绪，而且在铁厂做的家具还是由何德绪经手送至家具一厂油漆的，但何德绪控告叶祖碧勾结他人盗窃部队材料一车和木材1.6立方米。
上述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诬告信件，查帐材料，合同单据为证，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何德绪亦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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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何德绪因对受处分不满，竟捏造事实，诬告他人，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并严重干扰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诬告陷害罪。据此，1987年3月20日，该院以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何德绪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何德绪不服一审判决，以揭发的问题事出有因，不是捏造，量刑太重为理由，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何德绪对因贪污、受贿问题被处分不满，蓄意报复陷害，捏造他人犯有贪污、受贿、盗窃罪行，要求追究他人的刑事责任。上诉人何德绪的行为，不属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确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上诉人何德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87年4月26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7]
相关说明
一、本罪的侵害对象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新刑法在本罪的侵害对象中增列了举报人。
二、本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否则，行为人不可能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对他人实行报复，但并没有利用职权测不构成本罪。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应根据其报复行为的性质、侵犯的客体，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罚。
三、本罪为行为犯，从条文看有报复陷害的行为的，即可构成犯罪。在实际掌握中，仍要看具体情节，高检的立案标准作了明示。“情节严重的，加重一档处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