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柳公绰传
原文
柳公绰字宽，京兆华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华曰：“兴吾门者，此儿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质严重，起居皆有礼法。属文典正，不读非圣书。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补校书郎。间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岁歉馑，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丰乃复。或问之，答曰：“四方病饥，独能饱乎？”累迁开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愿以右职署渠帅。”公绰曰：“若同恶邪？何可挠法！”立诛之，寇亦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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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一年，……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马不避者，即时搒死。帝怒其专杀，公绰曰：“此非独试臣，乃轻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闻，可乎？”公绰曰：“臣不当奏。在市死，职金吾；在坊死，职左右巡使。”帝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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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检校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行部至邓，县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狱，县令以公绰素持法，谓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诛舞文者。其厩马害圉人，公绰杀之。或言良马可爱，曰：“安有良马而害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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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四年，为河东节度。遭岁恶，撙节用度，辍宴饮，衣食与士卒钧。北虏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所过皆厚劳，饬兵以防袭夺。至太原，公绰独使牙将单骑劳问，待以至意，辟牙门，令译官引谒，宴不加常。畅德之，出涕，徐驱道中，不妄驰猎。陉北有沙陀部，勇武喜斗，为九姓、六州所谓。公绰召其酋朱邪执宜，治废栅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来太原者，令夫人饮食问遗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
以病乞代，授兵部尚书，不任朝请。忽顾左右召故吏韦长，众谓属诿以家事。及长至，乃曰：“为我白宰相，徐州专杀李听亲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复语，后二日卒，年六十八。翻译元和十一年十一月，新任京兆尹柳公绰前往光德坊京兆府办公地上任。 
京兆尹初次上任是有一套隆重的仪仗队伍的，前有清道，戟阵追随，刀盾弓槊，枫鼓金钲，仪刀团扇，僚佐相随，铙吹横吹。即象征着身份，又昭示着权力。 
队伍正在行进间，意外发生了，一个神策军小将驰马从横向窜出，直冲进仪仗队中。 
短暂的乱之后，这名神策军小将被制服。京兆尹柳公绰按住马头，下令依照法令行事，对于擅闯京兆尹仪仗的人处以杖击。一阵棍棒落下，受仗者气绝身亡。 
京师长安三大恶，中使、闲汉、军神策。对于这三股势力一般很少会有人去惹，法令遇上他们也多会绕道而行。这一次神策军小将因违反了法令被京兆尹杖杀的消息在京城引起极大地反响。 
第二天，大明宫内，延英殿上面带怒气的唐宪宗责问柳公绰事前不请示独断专杀一事。 
柳公绰从容对答：陛下不认为臣是无能之辈，令臣管理您车轮下的土地。此次臣初次上任，就有人违反法令闯进仪仗队伍之中，这不仅是对臣的无礼，更重要的是在蔑视陛下的权威。臣只知道冲闯仪仗的人理当杖击，并不在于他是不是神策军的人。 
唐宪宗退而求其次，追究柳公绰事后不汇报的责任：“何不奏？” 
柳公绰答到：臣只是在行使正常的职责，没有必要汇报。 
宪宗再求其次：“谁当奏？” 
柳公绰答：此人所在的神策军应当上报。如果死在大街上，由金吾街使上报。如果死在坊里，那么应当由左右巡街使上报。 
唐宪宗最终也没有找到柳公绰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妥之处，事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你们以后遇上柳公绰这个人要多留心，连朕也怕他几分。 
这件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柳公绰是一正直耿介之人，而唐宪宗亦是一讲理之人。 
唐代历史发展这一条曲线在安史之乱时降到了谷底，而后又开始爬升，至元和年间达到一个高点，这一高点使得唐朝的历史又延续了一百年。这和唐宪宗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个高点与唐朝的辉煌时期尚有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某些人的因素，而是势使其然。唐代建国至元和年间又达二百年，不能指望一个世袭君主制统治的的朝代在二百年后还会有大的辉煌，这不符合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 
柳公绰首次担任京兆尹的时间并不长，上任不久他就因为母亲去世而去职回家守丧，这叫丁忧。那个时候和现代不同，现代强忍死失去亲人的悲痛坚守工作岗位会受到赞扬，而在那个时候这样做会被鄙视，所谓“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做孝”。唐朝的法律中有十恶之罪，其中第七恶为不孝，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就是不孝之一。因而，在任官员去职丁忧是常见的事，除非皇上认为工作需要下旨缩短某个官员的守丧期，这叫夺情，否则是一定要守够期限的。 
为父母守丧的期限为三年，在此期间要坚持做到“四不”，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当然，在自己家吃不吃筵席没有硬性规定。丁忧有时候也误事，唐顺宗永贞元年那场变革正值关键时刻，作为主力之一的王叔文便因母丧而去职，本来基础就不深固的变革阵营又遭变故，力量锐减。 
初一看到柳公绰这三个字觉得很眼熟，那是因为这和唐朝著名的书法家柳公权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柳公绰是柳公权的亲哥哥，现在柳公权的名气大于柳公绰，而在当时则恰恰相反。 
柳公绰，字起之，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贞元元年，年方十八岁的柳公绰参加制举考试，一举登科。三年之后，二十一岁的柳公绰再次参加制举考试，再次登科。 
制举是科举考试的一种形式，《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其天子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制举考试由皇帝出题，考试地点设在皇宫大殿内，其规格高于普通的贡举考试。年青的柳公绰四年之内两次参加制举，两次登科，不知令多少陷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套中的人羡慕不已。 
元和二年，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柳公绰入西川节度府中任节度判官、西川营田副使，当时裴度也在节度府中任判官。裴、柳二人的关系密切，元和五年柳公绰奉诏入朝任吏部郎中，裴度有诗相赠：“两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西川节度使武元衡也写了诗送别柳公绰：“落日河桥千骑别，春风寂寞旆旌回。” 
送君桥头已是伤感，君别之后春风寂寞，写的很真切。 
在西川节度府，若论诗文谁也比不上主帅武元衡。岂止是在西川，就全国而论武元衡的诗名也是数一数二的。读其诗，总能在清雅之中品味出几许刚毅之气，这种隐藏在骨子里的气质偶有显露，便似“铁马秋临塞，虹旌夜渡泸。”（武元衡赠李吉甫诗句）。 
元和八年，柳公绰出任鄂岳观察使、鄂州刺史，他的前任是吕元膺。元和时期有几位具有大臣节操、名士风度的文臣，如柳公绰，如许孟容，如吕元膺。 
鄂岳观察使驻地江夏，历来就是兵家重镇，其辖区北临淮西藩镇，一旦朝廷用兵淮西这里便是前线。 
元和十年初，唐宪宗下令讨伐淮西吴元济，柳公绰接到命令，让他调派本部五千兵马归安州刺史李听指挥。按照管辖范围，安州是由鄂岳观察使节制的，现在让观察使柳公绰调派兵马显然是因为他是文臣，而李听则是将门之后。 
李听的父亲是中唐名将李晟。此时，李晟的儿子中已经有两个在领兵，一是和淮西相峙的李听，一是面对淄青藩镇李师道的武宁节度使李愿。而两年之后，李晟的另一个儿子，庶出的李愬请缨上阵，雪夜生擒吴元济，给这场战役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朝廷认为我是儒生就不懂军事吗？这是柳公绰接到命令后的反应，他当即上奏要求亲自将兵开赴前线。在得到朝廷的许可后，柳公绰率领本部兵马渡过长江，北上安州。安州刺史李听遵循迎接观察使的礼仪，身着戎装挎弓背箭迎接柳公绰。 
柳公绰对李听说；你出身于名将之家，熟知军事，如果认为我没有能力指挥，你可以告缺。如果愿意听从我的指挥，我将任命你为部署，今后将按照军事法令行事。 
李听回答的很干脆：一切都按您的命令办。 
柳公绰任命李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兵马都虞侯，并为其调配了六千兵马，比朝廷要求的还多了一千人。柳公绰告戒指挥这些士兵的将领说：行营中的事务都由李听决定。 
史称柳公绰号令整肃，知权制变，甚为时人所称道。当时唐中央政权进讨淮西的战争进行的并不顺利，但鄂岳的军队却经常在战斗中获胜。 
唐穆宗长庆元年五月，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柳公绰再次担任京兆尹。 
此一时，国家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幽、镇一带的藩镇重新叛乱。此时距离元和十四年平定李师道不过两年多时间，藩镇这个生长在大唐肌体上的毒瘤刚刚被抑制住就又开始扩散，唐中央政权再一次遭遇挑战。 
在此次讨伐幽、镇的战争中，唐王朝重蹈覆辙，任用宦官监军，“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制诏委任”。前方将士没有自主权，行动听命于千里之外的宫中，更糟糕的是这些命令朝出夕改，前一道命令还在路上，更改的命令又驰马出宫。而撤掉监军，军事行动决定于前方的将帅正是征讨淮西能够取胜的关键。 
尽管此次唐王朝派出了当时的最强阵容，除了李愬因病去世之外，五年前征讨淮西的主帅裴度，大将李光颜、乌重胤同时上阵，但主上不明，宰相无能，宦官用事，中央政权在这场战争初始就注定要败下阵来。 
在这场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京兆尹柳公绰曾就通往前线的官道沿途驿站驿马供给问题上奏唐穆宗，从这份奏章中可以看出宦官干涉军事行动的严重程度和唐中央政权指挥的混乱程度。 
柳公绰在奏章中写到：自从对幽、镇用兵以来，宫中派出传达命令的中使来往频繁，以至于驿站的驿马已经满足不了需求，而且朝廷对于传递敕命使者的随行人员和携带的行装都没有作出必要的限定，那些穿着紫色和绯色服装的高品宦官一张口就要二、三十匹驿马，就连穿着绿色和黄色服装的低品宦官也要配备五到十匹驿马。他们从不按照规定向驿站的官吏出示牒券等证明，随口说要多少匹马就必须配备多少匹。原有的驿马满足不了需求就强行夺取官道上行人的马匹，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上自有身份的人士下至普通的百姓无不受到惊扰，有的人怨恨，有的人嗟叹，有的人高声叫骂，人们不得不改走小路，官道上几乎没有了行人。还希望圣上对此加以限制。 
这份奏章是针对中使而言的，这势必引起宦官的不满。当年七月，京兆尹柳公绰因为直言不讳为内侍省所恶，转任吏部侍郎。 
柳公绰自幼熟读经史，天资仁孝。为人处世端介寡和，这一点和武元衡的性格相似。他在担任官职后处理事务都以法令和礼制为准，在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邓县有两个官吏犯了法，“一赃贿，一舞文”。前者接受贿赂，后者玩弄法律条文以行奸邪之事。邓县的县令认为柳公绰是一位正直的官长，一定会诛杀那个受贿的人，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心理，贪赃受贿为人所恨。 
出乎县令的预料，柳公绰在结案判词中写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诛舞文者。” 
有人犯法并不可怕，可以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去惩处，可怕的是法律被人玩弄。 
从柳公绰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的另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他对礼制的态度。 
宝历元年，牛僧孺以宰相的身份出任武昌军节度使，上任路过襄阳，柳公绰身着全套戎装提前到馆舍迎接。他的部下认为襄阳的地位高于武昌，这种礼节未免有些过于隆重了。柳公绰说：我们方镇以隆重的礼节迎接宰相，是为了尊重朝庭。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数年之前朝廷征讨幽、镇未果，藩镇势力重新抬头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柳公绰这样做意在表明再重要的方镇节度在宰相面前也只是一个地方官员，是在维护唐中央政权权威性。 
柳公绰一生两任京兆尹，五次节度方镇，三任御史大夫，三任尚书，治境安边，均有佳绩，被认为是有望成为宰相的大臣。 
太和六年四月，柳公绰病卒于长安升平里。此时他的弟弟柳公权正以书法闻名于世，他的儿子柳仲郢则在御史台任侍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