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雅音
概述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其音系为上古音系，至今已无方言可完整对应。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西岐（今宝鸡市东岐山县）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自此，洛邑的语言就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关西秦声，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余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
音韵典籍
隋代《切韵》系韵书隋代陆法言《切韵》是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又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原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见《切韵》音）。唐代《唐韵》 这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勉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宋代《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佑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元代随着蒙古人的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
蒙元政权因是少数人口的部族政权，为了更稳固地统治中国，就必须要分化其统治下的人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待遇制度以离间汉人。具体做法是，把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定为准统治阶层的二等人，把本属同一民族的汉人分成两个不同的被统治等级，即把旧金国内的汉人定为第三等人，把旧南宋内的汉人定为最底层的第四等人。两者不但等级不同，名称也不同，前者称之为“汉人”，后者称之为“南人”。
在蒙古统治者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下，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身阶层，即地主阶级，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奴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因为蒙元统治者只对如何榨取中国感兴趣，对公共事业既不热心。几十年统治下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撑的水利设施、道路、运河变得支离破碎，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瘟疫频发，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人民流离失所，饥馑、灾荒、瘟疫夺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
蒙古人极端歧视汉人，所以不少汉人不但剃发留蒙古式辫子，连服饰都主动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对汉人精神的摧残相当严重。汉语在蒙古统治下受到的摧残。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长期歧视性的高压统治和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么？”；“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辫发，禁胡姓，胡服和胡语，可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蒙古人的影响，之后不得不反复颁布该指令，才总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恶劣影响。
《老乞大》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同”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明代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明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清代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特点
雅者，得体、得度、得当是也。雅言听感，跟乡音相似，细听起来文绉绉的。王安忆曾经到陕西一带听取乡音，言到，“这话好听，是北音，可却柔极了，字与字之间，有舒缓的拖腔，用字又那么斯文。”
古人对语音相当考究，汉语的特点有八音，尖团音，做诗词有平仄，并最早使用切韵的方法记录语音。八音八音是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的声调是全世界各种语言所比较特殊的. 虽然, 韩国,日本的语言也都有汉语的词汇.。但是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没有声调。
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八音分阴阳，而阴阳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就是"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八音听感大致如下：“平声平道莫低昂”即声音响亮而舒长；“上声高呼猛烈强”指上扬而重浊；“去声分明哀远道”是指声音轻尖而尾长；“入声短促急收藏”指声音极轻，并迅速收起。尖团尖音与团音在于发音是在舌尖，还是在舌面。汉字和汉语，尤其是汉语的语音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分尖团更是汉语语音的瑰宝，是古往今来汉语语音发展的最高阶段。
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尖音字”和“团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来的中国字典上一直是泾渭分明、严格区分、丝毫不混，直音字典是这样，切音字典也是这样。自东汉用反切注音以来，尖音属于精系（声母为zi ci si），团音属于见系（声母为ji qi xi），历经一千八百年，历朝历代的法定字书都是这样。
从尖音翻案诗序，可以明确分辨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酒本不读九，箭也不读剑，酒箭属尖音①，九剑属于团②。尖团音有别，声母是关键；舌尖z c s ，齐摄拼为尖，舌面j q x ,音节皆为团。”
反切注音方法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
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平仄所谓平仄，是对汉字声调的分类，它把汉字的四和声调分为平声和仄声。阴平和阳平（即一、二声）合为一类，叫作平声；上声和去声分为一类（即三、四声）合为一类，叫作仄声。
平仄的规律分为相对和交替，具体的例子有：
海酿千钟酒（仄仄平平仄）
山栽万仞葱（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例：江山无限秀
仄仄仄平平 祖国万年春（国依古声为仄）
影响
雅言的科学性和古朴典雅，各国均主动学习雅言为荣。韩国世宗国王与“训民正音”
朝鲜半岛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是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民族文字的国家。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后来又采用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朝鲜语，即“吏读文”。但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而且结合汉字创制的“吏读文”有些也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因而有时很难准确地标记朝鲜语言。因此当时人们非常希望能有一种既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又容易学会的文字。从统治阶级来看，为了便于老百姓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也有必要发明一种易于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这样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的积极倡导下，由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成三问等一批优秀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的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于1444年创制了由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这期间朝鲜学者曾几十次前来中国明朝进行关于音律学的研究。1446年朝鲜正式公布了创制的朝鲜文字，称为“训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确字音。新文字发明后，世宗国王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并责令用“训民正音”创作《龙飞御天歌》。他还将“训民正音”作为录用官吏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并在钱币上刻印了“训民正音”。“训民正音”的创制为朝鲜语书面语的发展以及朝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朝鲜时代的帝王们深深地了解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为了使朝鲜的汉学教员能够学到纯正、地道的汉语，曾多次向明朝申请派遣留学生。被明政府否定后，他们只好以其他方式“曲线留学”。一方面以使团成员的方式将汉学生徒混于其中，令其熟悉语言环境，掌握鲜活的语言；另一方面，又以民间的方式向辽东大量派遣留学人员。据《世宗实录》卷六十二载：“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并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于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又据《世宗实录》载：“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讲肄官例，辽东入送，传习汉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汉学教育的科学性，朝鲜李朝特别设立了质正官制度，所谓“质正”就是请专家解难释惑，审定修改。承担质正官重任的多为朝鲜李朝资深的汉学专家，他们所质正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既有韵书，也有吏文，还有教材等。“佥知承文院事李边、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质问直解小学如辽东?”日本日本很早就对中国文化进行学习，有古吴音，汉音，唐宋音等语音
吴音：吴音是日本最早的汉字音读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留学中国南朝、隋朝的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和尚)，他们所带回日本的佛教经典或古籍的读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记》(太安万侣oono-yasumaru,おおのやすまろ，包括神话、传说、歌谣等、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统一缘由之记载。712年，现存日本最古的史书)、《万叶集》(日本最古诗集、20卷、4500首、759年)等都是以“吴音”去念的。这些读音流传到现在的主要有佛教经典或中医术语里的读音。
汉音: 随着吴音之后，日本又盛行了一种所谓汉音的读法。这些读法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生，模仿9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这些遣唐使认为他们所带回来的发音才是真正的发音，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发音区别，就把这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日本书记》(舍人亲王,toneri- shinnou,とねりしんのう，720年、最古的敕撰，奉朝廷之命而撰写的正史、以修饰词很多的汉文书写的)就是以汉音书写的。现在日语汉字的发音大部分都是以“汉音”念的。
唐宋音：唐宋音是大约在中国的宋、元、明朝时，即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的僧侣，商人，与中国交易，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器物等的读音就叫做“唐宋音”。本来那时的音，都是当时中国宋朝，元朝的发音，应该称为“宋元音”，但因为那之前的唐朝文明昌盛，所以即使那时已经是宋朝，元朝，日本人仍然称之为“唐宋音”。具体的例子，如吃的东西“馄饨”叫做“udon,うどん”，“吃茶”叫做“kitcha,きっちゃ”，金子叫做“kinsu, きんす”，缎子叫做“ donsu,どんす”，椅子叫做“yisu, いす”，蒲团叫做“futon, ふとん”，暖帘叫做“ nolen,のれん”。
常常有同胞谈及日语和吴语，闽语的相似之处。有时候，某些人还发出上海话、福建话真像日语的感慨。其实，应该说日语像吴语，像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