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城秧歌
基本内容
  韩城秧歌表演[1]韩城秧歌大都由一旦一丑（最多不超过三个角色）来表演有故事、有人物的演唱或小戏。多于正月十五夜晚在村中广场上，铺张草席做舞台，俗称“地摊子”。组织邀请七、八对唱秧歌的艺人相继表演，以欢度佳节，庆贺丰收。常演的剧目很丰富，题材广泛，涉猎面广。除了情绪性的表演唱，如《十二月》、《十杯酒》、《十对花》、《织手巾》、《十绣古人》、《十二重楼》、《十二将》、《十二月留郎》、《十个字》、《六朵花》、《九朵花》等，还有反映执著追求婚姻自由、讽刺嘲弄嫌贫爱富、反抗地主的压迫剥削、鞭笞封建落后意识、讴歌劳动群众聪明才智、反映农家生活乐趣和劳动生产等内容的民间小故事和传统戏曲的折子戏或片断，如《上楼台》、《自本熬活》、《卖绒线》、《站花墙》等近百个节目。由于故事内容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曲调优美委婉动听，动作质朴粗犷，表演欢快幽默，形成了具有乡土气息和饶有情趣的喜剧格调，让观众在愉快的笑声中受到启迪和鼓舞。每逢唱秧歌时，方圆数里的男女老少闻风而来，有时多达数百人、近千人赶来观赏。往往一唱就唱至鸡叫天明，尽兴散去。甚至有时一连唱上几个晚上，方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很多妇女、老婆往往一边听着台上演唱，一边在台下情不自禁的随声附和，足见当地百姓对秧歌之喜爱。 韩城秧歌剧目丰富。剧目共挖掘整理出127折，出版96折。其内容包罗万象，诸如神话传说、历史传奇、民间故事、民俗风情等等。代表剧目有《自本熬话》、《游九洲》、《十月怀胎》、《割韭菜》、《闹新房》、《五柱香》、《五更鼓》、《看花灯》、《闹元霄》、《望江楼》、《张先生拜年》、《小寡妇上坟》、《绣荷包》、《送情郎》、《纺棉花》、《思情郎》、《上楼台》、《货郎算账》、《采花》、《算卦》、《国难》、《放学》、《织手巾》、《十二将》、《婚姻自主》等等。
曲调有117种，但归纳起来有50余首。曲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说唱音乐，是一种具有说唱性的叙事体。二是保留原民歌形态的结构形式，专曲专词。三是曲牌联套的结构形式。韩城秧歌的曲调主要有《十绣》、《十二将》、《十字句》、《开门调》、《四六曲》、《望江楼》等。[2]
历史渊源
韩城秧歌是一种融民歌、说唱、舞蹈为一体，并向戏曲衍化、且初具戏曲雏形的演唱形式。
韩城秧歌的源头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后唐宫廷，如秧歌《彩楼配》中之表段子“正月十五君民乐，唐朝发明唱秧歌，天子耍丑耍得好，正宫娘娘把头包”，此说乃民间传闻，史无可考。另一说源于清代著名文士吴锡麟的《新年杂咏》。其中说，秧歌是由宋代的“村田乐”演化而来。秧歌即插秧之歌。再一说源于宋元杂剧。从音乐发展、表演程序的角度考察，韩城秧歌明显受到宋元杂剧的影响，韩城秧歌在表演时，唱则不舞，舞则不唱。击乐伴奏时，唱时不敲，敲时不唱。它的唱腔音乐属曲牌联套，颇似“诸宫调”的套曲。从“丑”、“包头”的称谓上讲，也像从宋元杂剧沿袭而来，不难看出，从音乐到表演，在韩城秧歌中都能找见宋元杂剧雏形的影子。  　　韩城秧歌在1875年-1908年（清朝光绪年间）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1876年（光绪二年）韩城秧歌艺人韩敏卿带领秧歌班子进京，被慈禧太后招进宫中演出，从此皇宫中设有“秧歌教练”专门教演秧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韩城知县吉冠英为了接待清廷派来的钦差张启华，举办了一次韩城秧歌大会演，名角荟萃，盛况空前。演出从三月初三开始历时十天，有一百五十位艺人登台表演，展示了韩城秧歌迷人的魅力和精湛的艺术。这两次演出成为韩城秧歌发展史上的两大盛事。　
韩城秧歌吸收了南方秧歌小调和秦腔、蒲剧、眉户等戏曲的不少营养，涌现出秧歌红艺人100多名。
20世纪四十年代，韩城秧歌开始走下坡路，至五、六十年代，韩城秧歌表演已很少见。
解放后，韩城秧歌被省、地、市文艺工作者挖掘并注入了新的活力，创编出了一批新的形式和内容的韩城秧歌剧目，也曾使韩城秧歌红极一时。后来，韩城市文体局、文化馆注重对韩城秧歌的保护和发展。分别出版了介绍韩城秧歌剧目和音乐的《韩城秧歌剧目选》和《韩城秧歌》，对韩城秧歌的剧目和音乐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1998年曾组织韩城秧歌专场演出。韩城秧歌节目多次参加各类重大的演出与比赛，均获得良好反响。[3]
相关道具
早期韩城秧歌的道具很简单，常用手帕、烟袋、花扇等，一物多用。
乐器只用三件打击乐器：即马锣、大锣、大镲。后来加入了板鼓、小鼓。用弦乐为秧歌伴奏始于20世纪40年代，由民间老艺人杨文华用三弦为秧歌艺人卫百福伴奏。至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板胡、二胡、笛子、唢呐等一些民族乐器，后来还加入了电声乐队伴奏。[4]
基本特征
韩城秧歌富有独特的表演形式，可谓风格独特，别具一格。
其一，有固定的表演程式。从表演形式看，韩城秧歌的特色十分显著，陕北人说“扭秧歌”，长安人叫“跳秧歌”，而韩城人则称为“唱秧歌”，正好道出韩城秧歌以唱为主，说、表、舞兼而有之的艺术特色，体现了戏曲雏形及其发展趋向。韩城秧歌大多以二、三人上场演出，也有四人角色上场的，但以二人居多，故有“对对戏”、“秧歌戏”之称。角色一般将丑角叫“耍丑的”，将旦角称“包头”，也有以男女区别角色，还有像现代小戏中的以姓名定角色。韩城秧歌一般遵循开场—正剧—退场的程式进行。开场部分又有几个层次，首先丑角登台“拜场”，即唱一支“四六曲”表示自谦；“拜场”过后是说表，即丑角说表段子，或传统段子或即兴创作；说表下来是“请场”，即丑角请包头上场，包头唱“开门调”亮相；下来是“数花”，即丑角说表数说（褒贬）包头；数花下来是“推接”，即由丑角唱“四六曲”表示推让，包头唱“四六开门曲”表示承接。至此，开场部分结束。正曲是一出秧歌的核心部分，一般由丑角、包头用套曲联唱的形式，表演一段简单的剧情。退场是一出秧歌的结束部分，由包头与丑角唱“四六曲”，以示自谦。如“一把扇子七根柴，鹞子翻身滚下来，咱二人不是捆柴的手，后场请出行家来”。这一组艺人下台，下一组艺人登台。韩城秧歌的包头，以妖、巧、俏、媚为特点，动作妩媚，婀娜多姿；丑角则以刚健悍勇见长，跺脚蹬腿，步态潇洒。二人刚柔兼济，对比强烈，其舞蹈图案变化丰富，层次清晰，热烈而不紊乱，细腻而不平寂。  　　其二，唱腔音乐曲调丰富。韩城秧歌的百余种曲调优美动听，富有变化，风格多样。其中既有说唱性的叙事体，又有民歌形态的单曲音乐，还有戏曲化了的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韩城秧歌不仅重唱而且重“表”，这种表的因素，也渗透到曲调中来，形成了有说有唱、说中有唱的特点，韩城秧歌的唱腔还大量运用方言衬字、衬词和衬句来增强其表现的内容，也形成了韩城秧歌别致的音乐特色。
其三，道具服饰简单轻便。演出时，丑角画白鼻梁，着便装，腰系白褶裙，头戴草帽圈，手执花扇或烟袋。旦角涂脂抹粉，画眉贴鬓，红袄绿裤，手执花扇或手帕。道具的巧妙运用，形成了韩城秧歌的一大特色。正所谓：“扇子能扇风，遮面又传情，喜怒巧用扇，性情不一般，烟袋可作笛子吹，也可作马鞭用，既可作各种兵器，又可当杖、拐、伞用”。[5]
主要价值
韩城秧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且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艺术形式。它既不同于陕北的“扭秧歌”，又不同于长安的“跳秧歌”。韩城人把它叫“唱秧歌”、“对对戏”、“秧歌戏”，都不太全面。它既像民歌、像曲艺，又像舞蹈、像戏曲，却又不尽然，它实际上是“四不象”，是一种集民歌、舞蹈、说唱于一体，且具有戏曲因素的歌舞剧雏型的民间艺术形式。正因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因而便也具有其独特的非常重要的价值。
韩城秧歌“说、唱、表”兼而有之，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由曲艺走向戏曲的雏形，是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活化石”。它既有说唱形态的“说秧歌”曲目，又有戏曲形态的“演故事”曲目，还有既说又唱的曲目，这对于探讨中华戏曲的渊源、发展意义重大。
韩城秧歌完全不同于其它任何意义上的秧歌，它集民歌、说表、舞蹈、戏曲因素于一身，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在地方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而它的唱腔音乐优美丰富，是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一个宝库，不少音乐工作者用它的曲调改编成为歌曲。[6]
分布区域
韩城秧歌在韩城市境内多有分布，其中以板桥乡、金城区、新城区最具代表性。
韩城市位于关中平原之东北隅，属关中盆地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地貌多样，山、原、川、滩兼有。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是山区，群山起伏，山峦耸翠，东南部为黄土高原和川道，地势平缓，水多土肥。全境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较多，光照充足，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尤以“大红袍”花椒驰名。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属陕西主要煤炭、钢铁、电力基地之一。[7]
濒危状况
韩城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文体局、文化馆对韩城秧歌的发掘、抢救、继承、弘扬虽然非常重视，也做了许多工作，但许多客观因素仍然是无法改变。韩城秧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有过它的辉煌，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腔、蒲剧、眉户的兴起，使得韩城秧歌在竞争中一步步走下坡路。五、六十年代，它退出城镇，只有在乡村山野才有其生存空间。八、九十年代，已几乎见不到它的踪影。
唱秧歌的老艺人相继离世，新人无法接班。韩城秧歌再不挽救，将自然消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