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苏边界冲突
简介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全国解放后军事斗争的重要一页，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人民解放军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带来的全国性的战备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军队建设都产生了重大而又长远的影响[1]。  珍宝岛地区[2]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苏同盟的建立，双方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高潮时一系列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武装军事对抗。其中的珍宝岛保卫战（亦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3]。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后，尤其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有限主权论”，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4]。
历史沿革
清朝中期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  中俄《尼布楚条约》[5]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6-7]。近代以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  俄国占领中国北方示意图[8]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6]；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9]。　十月革命后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9]，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从字面上看，这一次清理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10]。  列宁和斯大林[11]
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10]
1924年2—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不过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10]
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10]。  民国初年的地图[12]
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10]　民国时期但是，苏联政府却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13]。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在国民党败迹明朗化以后，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13]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1950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即在两国关系中伏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14]。  50年代中苏友好宣传画[15]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共产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不满。毛泽东为对赫鲁晓夫集团完全否定并改变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的忧虑，从而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开始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帮助的建设方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13]冲突升级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16]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这是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6]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13]。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9]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责备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13]
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章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6]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3]
这以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17]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即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目的。两个月后，苏联对此做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6]。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14]。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13]。  珍宝岛地理位置[18]
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13]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13]
主要事件
珍宝岛事件事件经过
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  珍宝岛事件[19]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对方，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3月15日和17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此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先开火。其后中方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中方伤亡比对方少。这次战斗中方称为“珍宝岛保卫战”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20]
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中方军队将一辆已经侵入中国境内，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装甲击毁，迫使其乘员弃车。在该日的战斗中，苏方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奥诺夫（Д. Леонов）上校阵亡。[20] 
3月17日为争夺坦克，双方互对炮击，但均没能将辆坦克拉回。3月21日苏方不愿让中国获得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沉入乌苏里  康斯坦丁诺夫中校（伊曼边防总队队长）[21]江。[20] 
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并以此为原型作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20] 
战斗损失
在3月的冲突中，中国部队阵亡29人，伤68人，失踪1人。苏联方面阵亡不详，伤94人。整个事件中国部队共计阵亡71人（包括在4月之后的T-62坦克争夺过程中阵亡的42人）。[22] 　
后续事件
中国政府于1969年5月24日发表声明：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22] 
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沙  中苏东北边界[23]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22]。塔斯提事件事件经过
塔斯提事件又称孙龙珍事件，1969年6月10日  新疆塔城边界[24]，中苏边界西部地区的新疆塔城地区塔斯提河畔（巴尔鲁克山），苏联边防部队阻挠中国牧民的正常作业，引发冲突，中国牧民孙龙珍（女）被苏军开枪打死。附近赶来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还击，冲突升级。 [25]　
战斗损失
苏联方面6人死亡，数人负伤。中国军队无一伤亡。 　
事件后果
随着东部边界的冲突，紧张的局势蔓延到了中苏边界的西部区域。八岔岛事件事件经过
1969年7月8日，在八岔岛进行航标作业的苏联河流铁道工人与中国知青发生口角，苏联方面鸣枪示警未果，导致冲突爆发[26]。  八岔岛事件[19]
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1969年时属于抚远县管辖）。[26] 　
战斗损失
苏联方面一只巡逻艇沉没。一人死亡，三人负伤。 　
后续事件
双方政府都在当天迅速地向对方提出了抗议照会，把八岔岛事件视为珍宝岛冲突后的又一个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兆。铁列克提事件事件经过
1969年8月13日，中苏在西部边界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出动直升机掩护坦克装甲部队，在炮火支援下袭击在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两个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其中一支巡逻分队28人（包括3名随军记者）被围全部阵亡。[27] 　
战斗损失
中国部队阵亡28人，被俘1人，后被遣返。苏联方面阵亡2人，伤10人。 　
后续事件
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建议对中国实施核打击[28]。  备荒、备战、为人民[29]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与周恩来等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因为双方都愿意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30]。
结果
中苏爆发了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31]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  军民联防保卫边疆的宣传画。[32]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31] 
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31]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  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22]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31] 
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31] 
对于任何外交事件、边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打破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一种策略、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33]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31] 
苏联对于这次边界冲突，特别是中国在冲突后的举措也是颇值回味的。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可见，苏联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也是忧心忡忡的。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苏联的核威慑虽然吓不倒中国，但既然中国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本就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也对中国更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31]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31]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31]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31]
1971年以后，毛泽东也清楚看到苏联  毛泽东[34]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却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过火分析和国内政治需求坚持不能对苏缓和。1971年9月林彪夺权阴谋失败后飞逃苏联中途摔死，更使毛泽东认定苏联是中国内部“修正主义”势力的靠山，也是外部入侵的最大威胁。苏联通过林彪事件更认定中国存在“内部危机”，长期寄希望以“健康力量”取代毛泽东，为此继续保持压力。中俄的历史档案都证明，双方均无意同对方打大仗，却因苏联总想改变中国政治走向，毛泽东又针锋相对地斗争，两国便陷入长年的军事对峙状态，边界冲突的危机虽得到控制却无法消除。直至中苏两国通过改革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平等方式相处， 1986年苏联领导人又公开同意边界可按国际惯例以主航道划线，军事紧张局势便自然得到缓解。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年后边界问题也通过协商得到解决[1]。
1989年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都公开认为过去关系来华各自都有责任。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总结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35]中国被沙俄占去大片领土以及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是当年激起中国领导人对苏强烈不满的最主要原因[1]。
影响
中苏边界冲突导致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同时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瓦解。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局面，中共中央开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36]
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6]。
评价
中苏边界的自卫反击作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不过在看到当时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政策、策略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斗争从本质上讲，仍是中国捍卫自己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经过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和长期谈判，使苏联方面后来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中苏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珍宝岛等地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承认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中苏两国间达成的这一边界协定，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二十多年前保卫中国领土斗争的正义性[1]。
中苏之间出现的尖锐对立乃至武装冲突，对过去十分友好的两国人民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伍修权在九十年代曾回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 ’，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3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