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怀北
基本情况
姓名 ： 周怀北
任教专业 ： 理学-物理学类
在职情况 ： 在
性别 ： 男
所在院系 ： 国际软件学院
所教课程 ： 
研究方向 ： 1）无线通讯工程，包括移动通讯和卫星通讯，网络设计，监测与优化，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的开 发；2）生物信息工程，蛋白质结构预测，蛋白质大分子的动力学与混沌行为，计算机模拟蛋白质三维结构及其在制药方面的应用。个人简介1964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1984年7月，1987年8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及无线电物理专业，分别获得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年9月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空间等离子体探测技术。1990年9月获得美方奖学金去美国留学，1994年5月获得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无线电物 理博士学位。 同年5月到1996年 1月在 美国 国家标准局 (National Institutes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做博士后，研究生物信息工程. 工作期间，1996年到 1999 年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学习工商行政管理（MBA）. 1996年1月到1999年 5月在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任高级工程师从事卫星通讯技术的研 发。1998年5月至2002年4月受聘于美国 Motorola/Nextel移动通信公司，任高级经理，从事移动通讯网络的研究与开发。现任中国旅美科学家协会理事，北美国际交流中心执行理事，曾任武汉大学华盛顿地区校友会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
代表性著作 ： 
代表性论文 ： 气体放电等离子体中朗缪尔探针应用中的问题、GPRS 数据传输技术及实时数据采集应用、电离层离子丰度对哨声传播经度效应的影响、哨声谱与出口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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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怀北：辞去“百万年薪”软件学院院长
《中国青年》：以“百万年薪”就任一所大学的院长职位，对世人的冲击不小，因此这件事也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您怎么看待这种冲击？
周怀北：“百万年薪”对于在高校工作的老师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数字。在武汉大学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担任博导、教授，我对老师们的收入状况很清楚。在现行的高校工资体制下，教师们现有的待遇和工资水平比“百万”低得多。我想，正是这种巨大的差距冲击着大家的神经。
《中国青年》：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冲击之下，学校里会有各种“说法”和议论，会有人说，“凭什么拿这么多钱？”您听到过这种议论吗？
周怀北：在我决定竞聘院长这个职位的时候，就听到过类似的议论。这是很好理解的。拿这么多钱，能有与之相匹配的贡献吗？大家都会这么问上一句。如果没有，岂不是“名不副实”？在竞聘工作的最后一轮现场答辩中，有人当场提出这个问题。
《中国青年》：大庭广众之下，回答这个问题，尴尬吗？
周怀北：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我和周围的老师、朋友，学校里的专家、院士探讨过这个问题，“百万年薪”的意义在哪里？学校领导作这样的决定，表现了他们对人才的渴望，是为了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进。早在三年前，我回武大任教，当时就不是为了钱；现在来竞聘院长，同样也不是为了钱。我这个“人才”不需要学校花这样的“大本钱”就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青年》：内心里，您看重这“百万年薪”吗？
周怀北：我有过一段在海外工作和学习的经历。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我的年薪有十几万美元，如果加上股票、证券的收益，一年的收入肯定不止百万人民币。即使在国内，一名外企高级工程师的收入也不会低于百万年薪。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一直以来，我都在说，我不是为了钱，可能还有好多人不信，以为虚伪。那么，可以这样反问一句，要是为了钱，我待在国外岂不更好？挣的岂不更多？
所以，“百万年薪”对我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吸引我的是这个符号后面的工作平台。
《中国青年》：终于竞聘成功，您却提出“辞去百万年薪”，这个举动让很多人惊讶。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媒体说，您是出于“某种压力”，到底是什么压力？
周怀北：实话实说，我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将来开展工作。作为院长，你要带领学院的老师、同僚一同干事业，如何与待遇比你低很多的同事相处并有效地开展工作，这正是一个院长所要考虑并解决好的问题。正如人们所问，你的收入是他们的十倍，你的贡献能有他们的十倍吗？很多事情要靠一个团队来完成，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既然我是来搞事业的，拿这100万，反而对事业发展不利，那我要它干什么？岂不是舍本逐末？不拿这钱，可以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事业会进展得更顺利，这才是我的目的。
《中国青年》：面对压力，您会不会有一种挫败感？
周怀北：改革的过程就是妥协、斗争、修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兼顾历史的原因，也要兼顾现实状况，考虑措施的可操作性，不能有丝毫的大意。为了改革成功的最后结果，而放弃一些蝇头小利，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中国青年》：如果今后还有第二个“百万年薪”院长，您希望他是接受“百万年薪”，还是希望他像您一样放弃？
周怀北：接受还是放弃，这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了20几年，高校也理所应当地按照市场的价格因素来选拔人才、引进人才。但从现实的状况来看，高校的工资体制其实已经与市场价格脱节，这对人才的引进是不利的。我们提倡教育改革，这里面也应该包括高校的工资体制改革和人事改革。"百万年薪"的提出，其实就是打破了旧有的体制，这不妨可以看作是高校体制改革和教育行业大发展的前兆。我希望有一天，人们能够平静地看待"百万年薪"院长、校长的产生，把目光集中在他们作出的贡献，让他们有更宽松的环境开展工作。
我们要培养“有用”的学生
《中国青年》：您所在的国际软件学院是一个新兴学院。在全国高校软件专业的排名中，它并未进入前列。您怎么看待这种排名竞争？
周怀北：我个人和团队目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我们学院办成全国一流的软件学院，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我们在全国高校中的排名能进入前五名。虽然这种排名，并不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威评价，但对于我们推进学科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还是有着指导性的作用。比如说，它要参考的指标有，教师的质量与数量、双语教学推广的程度、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每年派遣到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的学生数量、学科产业化的程度。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今后要做的，而且要做好。
学院与学院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学生与学生的竞争，也就是说，你培养的学生走上社会后，他的生存能力与工作能力将会是今后衡量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
《中国青年》：学生的生存能力和工作能力怎么培养？
周怀北：现在，我们教育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大学生毕业后，他要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就业。怎么让他们顺利就业，而且能有不错的发展，这是我们教育的责任。长期以来，大学教育存在着一个误区，大学只顾“埋头”培养大学生，却不关心市场到底需要怎样的大学生，教育培养与市场需求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也是造成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要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
什么是人才？市场需要你，你才能显出自己的“才”；社会对你没有需求，你有能力，那也是“生不逢时”。在培养“有用”人才上，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我们要引进一批优质的师资；其次，参照国外一流大学的软件工程学科的课程设置，优化我们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程设置，减少必修课并砍掉一些理论性太强的课目，增加工程训练的课目，注重培养实用型、复合型的人才；第三，跟国内外优秀的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合作，促进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和产、学、研的发展。
《中国青年》：您在国外顶级跨国大公司有过六年的工作经验。您所了解到的市场，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周怀北：现在看来，这些经验能够让我清晰地认识到企业对人才需要的着眼点在哪里。软件专业很受学生们欢迎，就业方向大多是软件企业，应该说就业前景和发展都是不错的。这些软件企业对大学生的要求是什么呢？说来简单，“来则能用，用则好”。怎样才叫“来则能用”？毕业生进入到一个项目组，能很快上手工作，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这个要求还只属于“入门”级别，找到个饭碗而已，解决了生存问题。怎样又叫“用则好”？这不仅取决于你的专业知识，还在于你的个性、人格修养、团队精神、敬业态度等各个方面。这些素质关系到职业发展的前途，要求就更进了一步。
软件专业是一个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也是一个高淘汰率、高刷新率的专业，市场竞争的程度可以用白热化来形容。很多学生，也包括我们的老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学生们学习四年毕业，到了真刀真枪工作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在实践中什么也不会，什么也干不来，学的知识已经被社会淘汰，这不仅是他们的悲哀，也是教育的失败。我们学校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对企业、对社会有用的学生。
《中国青年》：现在，您已经着手做了哪些工作？
周怀北：我就任不久正好遇上暑假，很多工作还没有及时展开。但在这个暑假里，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组织专家着手修改学生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参考国外成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我们为本科生、研究生新增了两门工程训练课作为必修课，同时删减了几门理论性太强的课程。这两门工程训练新课程的任课老师是由我们从企业里聘请来的；另外，我们还利用暑假期间，从美国和欧洲引进了多位留学人员作为我们学院的老师。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调整，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们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来到企业或社会中去，能很快胜任工作。
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干大事业
《中国青年》：看得出来，您十分注重学生实践素质的培养。翻看您的简历，我却发现您从进入大学开始，之后的15年，您都是在校园、实验室里度过的，难道那个时候象牙塔之外的世界不能吸引您吗？
周怀北：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干大事业。现在的大学生比较缺乏科学探索精神，很多人读研究生是为了躲避就业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在我的学生时代，大家都把攀登科学高峰看作人生最高理想，大家都想成为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科学家。科学之外的诱惑是无时不在，关键看你能不能扛得住，看你有没有理想，能不能执著坚毅地走下去。
《中国青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了在国外的安逸生活？
周怀北：回国以前，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2年。用五年的时间，拿下硕士、博士并做完博士后研究；接着又在通用电气、摩托罗拉这样顶级的国际大公司工作了六年。在物质生活上，我很满足；但是在精神生活上，总是感觉缺点儿什么。你知道有种说法叫"职场天花板"。俗话说，三十而立。我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做更多的事情？30岁以后的人生是不是都这么过？难道一辈子就这么交待了？答案都是否定的。要是还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得赶紧做，要不然就老了；如果不能再做点什么，就此终老，那样的人生会充满遗憾。
《中国青年》：为了不让自己的人生充满遗憾，您想到了回国创业？
周怀北：当我意识到自己在美国将不会再有更大作为的时候，我想到了回国。那个时候，作为武汉大学美国大华盛顿地区校友会的会长，我经常接触到来美国访问的国内访问团，其中也包括武汉大学的领导，那种“机会来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所谓人才，人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是“才”嘛。
《中国青年》：您身上吸引武汉大学的是什么？
周怀北：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我还有干好一份事业的坚定决心。为了这份事业，我可以不在乎名誉地位，也可以不在乎物质生活条件，甚至愿意一切从零开始。回武大后，我做了一名普通教授、博导，主持自己的实验室，真的一切从头再来，经历了二次创业的辛苦，但从没有想过放弃。这种信念也支持着我去参加竞选院长，也会支撑着我做好今后的事业。
《中国青年》：不妨理解为这是一次“抢滩登陆”。事实证明，您的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您选择回到自己的母校做一名教授，现在又成了一院之长，面对你的学生，您对他们有怎样的期待呢？
周怀北：我希望他们是一群有上进心的学生。这种上进的追求不光是专业的提高，更是指做人做事的态度，团结、敬业、诚实，这种精神也能有所提升。之前，我们的教育太注重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现在，我们教育的核心提倡人文教育，培养学生个性、人格、修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这也是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