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至公堂
至公简介
  至公堂近景至公堂，是前清朝时代甘肃贡院的主体。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和兰州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是为兰州大学最早的图书馆。至公堂外景(20张)
至公堂始建于1875年，其牌匾“至公堂”由左宗棠亲自题写。门楣两侧对联亦是左宗棠手书，至今犹在。
云南省的至公堂位于昆明市云南大学本部，最早也为云南大学图书馆，现为云南大学讲座场所，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下联：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挂，三趁黄槐。[1]
至公溯源
要了解至公堂，就得先从甘肃举院说起。
在我国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也是古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途径。
甘肃自明代起其行政管理就隶属于陕西，直到康熙二年，即1663年时才从陕西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省。在明代至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前（左宗棠于1866年任陕甘总督），甘肃一直没有自己的科举场所。陕西和甘肃的科举考试考场设在陕西，甘肃学子如果想参加考取举人的科举考试，必须前往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有关的闱场应试。清光绪以前，时逢西北战乱，甘肃连续十年未曾科考，这无疑使得许多甘肃人才被埋没，也使得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众多的甘肃以及青海、宁夏士子无法实现报负。同治年间（1862一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看到这种状况后，立即上书清廷，请求在兰设立贡院，朝廷批准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贡院落成，址在今兰大二院内。始于隋代，唐时承袭隋制全面推行的科举制度，以后各代朝廷都沿用不废，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制度日臻完善，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才停止了科举制度。而这种科举考试主要有院试、乡试、会试三级构成，第二级考试为乡试，该级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期一般在秋季，故乡试又叫“秋闱”。考试地点常设在省城，乡试考中者称“举人”，乡试的考试场所因此叫举院，是生员、贡生、监生、荫生等士子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的场所。在清光绪以前，甘陕合闱，两省士子均去设在西安的陕西举院参加乡试。因为当时的甘肃省辖今宁夏、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以及今甘肃全省，由于地域辽阔，路途遥远，当时的交通非常不便，加之考试花费较大，大多读书人又家境贫寒，拿不出盘缠。这样使甘肃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只有十之一二有能力费巨资到西安参加乡试。绝大多数的甘肃士子虽皓首穷经，饱读诗书，却始终无力参加乡试，只能终老乡野，抱憾而死。这种况状，对甘肃士子极不公平，既制约了他们通过科考入仕的机会，也严重影响了清廷在甘肃延揽人才的政治策略在甘肃的执行。看到这种情况，作为当时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请求甘肃乡试与陕西分闱的奏请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光绪元年（1875年）由刑部主事腾烜、道台曹炯主持向全省各地募银51万余两，在兰州城西北角海家滩（今兰大二院）建成甘肃举院。
甘肃贡院落成后于当年的八月举行了甘肃首次乡试，参加乡试的士子超过了3000余人，比以往前往陕西参加乡试者多出几倍之多。左宗棠不但奏请简派考官，他自己更是以陕甘总督的身份亲临贡院并落座督考。获得此次乡试第一名举人的是来自秦安的考生——安维峻。
后来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再次增修了甘肃举院，这给当时甘肃士子参加乡试带来了更大的便利。 甘肃贡院占地纵140丈，横90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棘闱即试院，中为“至公堂”，堂前建有明远楼，楼左右为南北考试号房，举院的大门在城西，门楣上书“为国求贤”四个大字。
至公旧址
甘肃举院坐东向西，东西约300米，南北约467米，外筑城垣，内建棘围。西南角开贡院门，进门甘肃至公堂旧址(12张)北行为大门，大门左右两侧设点名厅和搜拣厅。进大门，自西朝东，沿中轴线分布有龙门、明远楼、至公堂、观成堂、衡鉴堂、雍门、录榜所。明远楼两侧建南北号房，一次可容纳4000名考生参加考试。至公堂南北分设监临总督署、提调道署、监视道署、对读所、誊录所、弥封所、收掌所等。至公堂后为穿廊，穿廊两侧为走廊，中间穿廊紧接内帘门，门左为内收掌署，门右为内监试署。观成堂左为北衡文署，右为南衡文署。衡鉴堂前为北五房和南五房，堂后设有栅栏，中立牌坊一座，栅栏内南侧为执事厅，北为受卷所。举院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气势恢弘，可谓兰州一时之人文胜景。至公堂其实是兰州大学最初的阅览室，其历史可追溯到1909年，1913年以清代贡院遗留的“观成堂”为书库，“至公堂”为阅览室，1946年以后修建二层独立馆舍一座，名曰“积石堂”。 
至公堂为甘肃举院的中心建筑，是监临（用大员监临，以纠察关防总摄闱场事务）、外帘官（在考场提调监试的官员）办公的处所。建筑制式为十三檩五脊悬山顶，面阔七间21．7米，进深12米，青砖砌五花山墙，琉璃筒瓦屋面。前檐下悬挂青底金字巨匾一块，上面是左宗棠用行楷篆刻的“至公堂”匾额，上款镌写“光绪元年孟秋月吉日”及阴文小篆“千古大文章”压角印；下款刻“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书”刻阴文小篆“左宗棠”及阳文“东宫太保恪靖伯”两方印。堂内金柱悬挂左宗棠撰写的：“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楹联。今天无论至公堂的匾额还是金柱上的对联在风吹日晒下，变得模糊不清。据史料载，明远楼为举院又一标志性建筑，高三层，全木结构，用于监临、监试、巡察官员登楼眺望考场内外形势，居高临下的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及执役人等有无传递关通之弊。1919年刘尔炘将明远楼移至五泉山，改名为万渊阁，今已成五泉公园一景。
至公英才
清廷陕甘分闱和甘肃举院的兴建，为当时朝廷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对促进兰州乃至甘肃的科举考试，开启了甘肃一时之文气，对甘肃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光绪元年（1875年）秋，在新建成的甘肃贡院里进行了陕甘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应试者三千人，青年才俊安维峻中解元，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进士，传为一时佳话。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又奏准清廷允许甘肃每科增加10名举人，自此每科乡试，甘肃可考取40名举人。此后，从光绪六年（1880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甘肃举院共选取646名举人赴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116名，其中兰州地区考中31名进士，特别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有同榜进士柴朴、孙尚仁、王树中、刘积义等4人，光绪二年的丙子恩科、光绪三年的丁丑科、光绪六年的庚辰科、光绪二十年的甲午科、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科、光绪二十九年的癸卯科，以上每科都有3名兰州进士荣登皇榜，这在全国来说都是少见的。对地处西陲的兰州来说，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在这些兰州进士中，既有抵御外敌以身殉国的颜履敬，以死谏诤的御史吴可读，“陇上铁汉”安维峻，一代名师甘肃名人水梓，“文坛泰斗”张国常，一代名医秦霖熙，兰州翰林、五泉山人刘尔炘，也有积极参与“公车上书”的王世相等一批与时俱进的精英人物，至公堂走出的甘肃名人还有求古书院山长天水刘光祖、兴办实业的河州邓隆等。在风云激荡的年代，这里的学子也为国家兴亡奔走呼号，“公车上书”就有甘肃的61名举子。陕甘分闱和甘肃举院建立后兴起的大批兰州籍科举人物，在典籍整理研究、文学创作、学术的交流传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弘扬甘肃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因为在古代，科举制度决定着一切，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必然要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来实现。无论升官还是发财，这是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为了甘肃、青海、宁夏的秀才们就近考试，省去盘缠路费，免去长途跋涉的劳苦就近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这里设立了举院，增加了举人的名额，同时许多读书人因此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因此，说甘肃举院推动了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名人一点也不夸张。
至公传承
追根溯源，兰州大学这个西北成立最早的高等学府，其前身确切地说就是1909年成立的甘肃法政学堂。光绪二年（1902），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三段即为初等、中等、高等，形成我国现代教育体制的骨架。 
1906年5月，清政府命令各省开办通省法政学堂。陕甘总督升允命令，将甘肃法政馆改为法政学堂。 
1909年7月，学校招收了第一届学生，甘肃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就这样诞生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1913年委任蔡大愚为校长。 
1913年，法政学堂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把至公堂、观成堂等改修为教室。 
1913年9月，考生逾千人，学校明令规定，考生“不吸鸦片，已剪发辫”。第一届录取别科生98人，预科生104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历时14年。这个时期，甘肃政治和军事形势紧随全国形势而变化，以蔡大愚等人为骨干的甘肃护法运动轰轰烈烈。1927年，甘肃法政专门学校缓慢地演变为兰州中山大学。宣统元年，全国法科学生达12282人，位居各科学生人数之首。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实以法科为重心。据《甘肃省志·大事记》载，宣统二年三月，甘肃劝工厂因业务不振停办，八月甘肃第一次法官考试，录取40名，十月甘肃设立地方自治筹备处，十二月裁甘肃道，改设劝业道，增设巡警道。 
当时甘肃全省只有78．8522万户、429．9011万人口，户均5．41人，男女比例为100∶116。当时清政府刚颁布“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诏谕不久，急需大量新式法政人才，于是在京师和各省开办了许多法政学堂。民国以后各类法科学堂陆续归并相关大学。因此我们说，至公堂里的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才是甘肃乃至西北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兰州开始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其中，校址设在甘肃举院旧址上的有：
甘肃农工商总局的总办彭英甲于1908年创办的农林学堂和矿物学堂；陕甘总督长庚于1910年创办的高等巡警学堂；1913年，由蔡大愚改组法政学堂，成立甘肃公里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张广建改建成他的“子爵府”。1927年甘肃省政府代主席刘郁芬奉冯玉祥令，在甘肃成立大学，省政府决定在“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大学，1928年成立了“兰州中山大学”；1944年改“兰州中山大学”为“国立甘肃学院”。194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兰州大学，并将翠英门内全部地基划归学校。[2]
捍卫至公
保护至公堂，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至公堂，这座古老的文化圣殿——最早的兰州大学所在地，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们一直默默地在关注。今天的兰州大学已是教育部所属全国重点大学之一，但它的前身可以说就是今天的以至公堂为中心建筑的甘肃举院。在历史的变迁中，至公堂以及周边的古建筑群屡遭劫难。2006年，兰州市文物局将至公堂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然而这个劫后唯一幸存的古建筑，还是岌岌可危，到处坍塌渗水……它的命运牵动着许多热爱文物保护事业人的心弦。
为了心中的至公堂，为了保护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建筑，近年来，兰大二院的工作人员四处奔走呼吁。尽管个人的力量有限，但至公堂的今天，也得感谢那些默默为之付出的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兰大二院餐厅的周先生，在他的餐厅包厢内，至今保存着几幅至公堂的老照片，几年来，几幅老照片是谁也不许动的，尽管有专门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但每天早上周先生还是小心地将老照片擦拭一遍。现在，这两间包厢成了他的卖点，周先生很自豪地向客人介绍着至公堂的历史。 
至公堂的今天，离不开二院一代代人的保护。据了解，1997年9月，当时的兰医二院与市文化局签订了保护院内文物的协议。其中提到，二院必须确保至公堂和衡鉴堂等遗址的安全，并负责至公堂的保护、管理和维护。 
除了致力于文物保护的二院人外，兰州大学的学子们也在为之奔走呼吁。2007年5月，刚从兰州大学毕业未满一年的2006届校友徐亮、王猛、阎爱兵分别在北京、西安等地发起了呼吁兰州大学校友保护至公堂的活动。短短两周内，就得到了100多个校友的响应。据现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徐亮介绍，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迅速采取积极措施保护至公堂等历史遗迹，推动兰州大学百年校庆”。 
守住百年名校精神家园 
学校方面表态说，虽然缺乏资金，但学校将会在兰州大学百年校庆以前进行一次全面的修缮。可以说，兰州大学号称百年名校，但是在合并兰州医学院以前，除了一些旧照片以外，没有历史遗迹能够表现学校悠久的历史。和北大的博雅塔、南大的金陵校址不同，兰州大学的历史遗迹不仅遭受过破坏，而且残存的建筑也面临倒塌。从精神层次上来说，至公堂的存在使兰州大学的百年名校称号有了具体的实物依据。对于甘肃来说，至公堂是甘肃省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遗产。徐亮说，至公堂是兰大百年历程的见证，目前风雨凋零，岌岌可危，需要迅速采取保护性措施，一旦轰然倒塌，将成千古遗憾。历史因人而存，未名湖、博雅塔仰北大而全，北大楼和原金陵大学校址仗南大而立，并且它们已成为二校的标志。与它们相比，兰大却缺少自己的历史建筑和标志。
保护至公堂，为百年兰大守住精神家园
严嵩乾隆和至公堂：
严蒿（1480－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江西袁州分宜人。严嵩自幼聪颖好学，5岁在严氏祠启蒙，9岁入县学，10岁县试拔擢超群，19岁中举，25岁殿试中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从这份学历履历表可以看出，严嵩一直是个优等生，而且小时候是神童。当时嘉靖皇帝迷长生不老之术，喜以青词向上天祈福。而严蒿善于起草青词（祭神的文书），讨得嘉靖欢心，遂取得内阁首辅之位，时人讥为“青词宰相”。其权倾朝野，趋炎附势之徒都投奔他，竟有30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据齐如山在一本书里记载，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是严蒿所书。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数遍。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书，都不如严蒿，只好作罢，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云南大学至公堂
至公堂是云南大学校园内最古老建筑之一。比起新盖的大楼来，它并不惹眼。然而，它却与云大，甚至整个云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 
至公堂主体风格仿宫殿式，南北两面开门，南为正，北为后。门楣上的“至公堂”三字，原系明永乐进士严孟衡的手笔。两侧立柱上为乾隆帝旧句。门东的《重建贡院碑记》，是研究云南科举制度的重要资料。现在经过原貌复原的至公堂，是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演播大厅。
贡院的中心建筑是至公堂和衡鉴堂。至公堂是决定考生命运的地方。衡鉴堂为评卷之地。云大建校后，改衡鉴堂为图书馆，至公堂则作为大礼堂而保留下来。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成为我国重要学术文化活动中心。李公朴、吴晗、杨杰等著名人士也在此做过演说。
云大的校址，原是明清两代云南的贡院，即全省进行科举考试的总考场。据说，云南的科举考试，原先是借学堂或郡府举行的，到明朝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才单独修建贡院，地点在城中“长春观”旁，建院那一年的“乡试”，考中者达55名，是云南开科取士以来最多的一年。（见《景泰云南图经?新建云南贡院记》）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迁至保顺门（北门）内，今天云大校址。明末著名的大学士王锡衮，在这里遭到杀害。过去，至公堂前侧，曾有“风节亭”，表示对他的纪念。清康熙年间曾两次重建、重修贡院，凡监临、提调、掌卷、对读、誉录、密封、巡捕、医药，均各有室，另有东文场、西文场、北文场，考生的“号舍”4865间。（见康熙四十七年《重修贡院碑记》）而贡院院的中心建筑至公堂和衡鉴堂。至公堂是决定考生命运的地方。衡鉴堂为评卷之地。云大建校后，衡鉴堂改建为图书馆，至公堂则保留下来。1946年7月，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就在这里举行，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曾拍案而起，在这里发表了铄古震今的《最后一次的演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