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云
人物简介
由于海云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极高的地位，他对忽必烈最终建立元朝，也产生过重要的政治作用。据石刻碑文记载，1242年壬寅，燕京大庆寿寺海云禅师，被忽必烈邀请“赴帐下问佛法大意”，这是现在所见史料中，忽必烈与中原人物接触的最早记载。海云的弟子可庵智朗，可能就是忽必烈的开国重臣刘秉忠的老师，而且忽必烈最早对中原人才的关心，是通过佛教，经僧侣引见而实现，海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海云携刘秉忠去的漠北，忽必烈才得以陆续留用或邀请刘秉忠、王鹗等人。
《海云禅师碑》
《海云禅师碑》为海云在丁巳年（公元1257年）四月圆寂之后，戊午（公元1258年）五月，由其弟子可庵智朗立，碑文为著名学者王万庆所撰。碑阴立石人之一署名“庆寿智朗禅师”，就是可庵智朗。同时，奉忽必烈令旨（此时还是蒙哥执政时期），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塔去寺西南可十武”。这个塔就是海云的灵塔，大庆寿寺著名的双塔之一，塔为八角密檐砖塔，高九级，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佐圣国师之塔"。
至元三年左右，可庵智朗圆寂，“塔于东（指海云塔之东，仍在寺之西侧），亦蒙诏赠为魏国公”。可庵智朗的灵塔高七级， 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从此，在元大都大庆寿寺出现一道景观：海云、可庵双塔，庆寿寺因而俗名双塔寺。庆寿寺双塔造型精美，极具东方文化神韵，其修建年代比北海白塔早四百年，也早于元大都城的重要标性建筑，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庆寿寺双塔是元代艺术建筑的精华，为无价之艺术瑰宝。后寺虽不存，但双塔完好保存到新中国建立，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东南侧，直至1954年扩建西长安街时被拆除。
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元大都建筑新的城垣，这时已新建成可庵灵塔于海云塔之东，合为“大都二师之塔”，因“正当筑城要冲”，“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时相奏告世祖（忽必烈），他闻讯敕命不必迁徙， “俾曲其城以避之”，将城墙南退30步，修成半圆形绕过双塔，将双塔“圈裹入城内”。现在看来，这件事在北京的营建史上，也应该算是极有意义的一笔。
起蒙学佛
从七岁到十五岁，是海云禅师启蒙学佛时期。《海云禅师碑》记云：“自七岁入学，授《孝经》，至首章遽问其师曰：‘开者何宗，明者何义?’父母闻而异之，恐儒学非所以为宜，乃携见传戒颜公，祝其发，明年礼中观沼公为师，乃训今名，受以净戒，使修童子行……。”不言而喻，海云幼年虽然聪慧，但由学儒到学佛的环境转变是由其父母决定的。令人惊奇的是，海云一入佛门便如鱼得水，八、九岁年龄即脱颖而出，不同凡响：“一日被中观五条衣升座，演其前后所说法语以示诸同列。见者叱之。师即曰：‘不记佛言，三世诸佛所说之法，吾今四十九年不加一字；顾我终不出自胸臆，妄有指陈’。中观闻之，喜曰：‘此儿将来释门之龙象也!’遂令入室。一日扶中观行次，举以法灯云‘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谁力，汝作么生会?’师即将中观手掣之。中观乃曰：‘此野孤精!’……”(《海云禅师碑》，以下引文未注明者均据此碑)。
金崇庆元年(1212)，师十一岁，受金卫绍王恩赐纳具足戒。随中观寓于岚州广惠寺，已能升座演法。贞佑三年(1215)，被金宣宗赐以通玄广惠大师之号。
依附蒙古
金贞佑五年(1217)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攻陷宁远，海云与中观被执。成吉思汗得知，遣使于太师国王曰：“卿言老长老、小长老，是告天下之人，可好存济，无令欺辱，与免差役。令达刺罕国王奉诏，乃 □(原碑字残)居兴安之香泉寺。署中观为慈云正觉大禅师，中观不受；以师(海云)为寂照英悟大师，其所须之物，官为之给。由是，天下皆以师为小长老称之。 ”为什么蒙古的封号，中观不受，海云却接受了呢？有一段缘由，当宁远未陷时，“中观虑其城陷不免，乃谓师曰：‘吾今老矣，死亦为宜，汝方妙龄，求生路可也 ’。师闻是言，即泣而言曰：‘因果无差，死生有命，今在艰危之际，岂忍弃师而独求生乎!脱或不死，若遇识者，问吾师安在，其将何辞以对!况衲子家风，又何有生死之可惑而乱于心乎!”中观闻之，喜其志在于孝，乃复谓曰：‘汝心既定计，汝缘当在北方，吾亦将得与汝顺乎天道而俱北矣’。”可见，海云依附蒙古是有心理准备的。
画火开悟
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海云侍中观示寂后，“乃来燕过于松辅，夜宿岩下，因画火大悟。即自扪其面曰：‘噫!今日方知眉横鼻直’!始信天下老宿不诳语。尔后至景州谒本无玄禅师，问：‘师从何来？’答曰：‘云牧幽谷’。曰：‘何处去?’曰：‘月照长空。’玄首肯之……。”旋经洵州，或问师曰：“上人不居山林，反入城市何也?”答曰：“河里无鱼市中取”。复至燕京庆寿寺，住持中和“相与问答，深有所契，遂留之以为记室。寻以向上犍槌差别机智种种勘验，师淘汰日久，大机圆应，大用齐彰，透尽临济正宗，绰尔心空”。“中和乃曰：‘汝今已到大安乐之地，好善护持’，遂以衣颂付之。”
至此，海云已得临济真髓，心开意解，得大自在。
云游传法
成吉思汗十七年(1222)以后，海云云游四方，传法授戒，如闲云野鹤，踪迹不定。“历燕之庆寿、竹林，易之兴国，兴安之永庆，昌平之开元，真定之临济，云中之龙宫、华严诸大刹。而主永庆者二，庆寿者三。放浪辽海上，手刺血和金泥书大乘三聚戒本，十有六部，布之天下。……凡主大会七度，弟子千余，名王才侯受戒律者百数，士民奔走依向者以千万计。皇太后尤深敬礼，累号燕赵国大禅师、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雪楼集》)蒙古统治者对他表示了很高的敬重。窝阔台汗三年，太宗闻师之名，特遣使赐以“称心自在行”。贵由汗二年(1247)，定宗“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佛祖历代通载》)，此为蒙元帝国命僧官主持全国佛教事务之始。辛亥年(1251)，“蒙哥皇帝即位，颁降诏恩，显遇优渥，命师复领天下僧众……给以银章。”是年四月，忽必烈大王取师之自号，改燕京普济禅院为“海云禅寺”。
特别是海云作为临济宗师，对复兴临济祖庭起了很大作用。
正定临济寺是临济宗祖庭，初创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在城东南二里许，又称临济院。唐大中八年(854)，义玄禅师抵达镇州(今正定)，继普化禅师住持临济，以三玄(三种原则)、三要(三种要点)、四料简(四种简别)等接引禅众，归者云从，临济寺遂声名大振。唐咸通元年(860)，檀越墨君和大尉于城内舍宅为寺，仍以临济为额(即今寺)，迎义玄入居。咸通八年(867)义玄示寂，弟子分舍利建二塔，一在大名，一在临济，临济寺香火尚旺，唐以后，临济宗风盛久不衰，而作为祖庭的临济寺，则因战乱频仍日益衰败。窝阔台汗七年(1235)“岁在乙未，镇阳史帅疏请(海云)住持府中之临济禅寺。师重念祖师道场之地，即应命。既至，乃为兴修成壮丽”伽蓝，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
根据《海云禅师碑》记，海云在临济寺仅住了一年有余，便又被请去住持竹林寺。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海云除主持修葺寺院外，还处理了一件关系全国僧侣命运的大事。
海云抵临济寺的第二年，朝廷差忽都护大官人试经选僧道。万松老人叹曰：“自国朝革命以来，沙门久废讲席，看读殊少”，(《佛祖历代通载》)担心僧众难以应试。乃同禅教诸老宿并差官，请海云董其事。“丞相厦里以忽都护大官人之言问之曰：‘今奉□(原碑字残下同)旨差官试经，以为识字者可为僧，其不识字者悉令还俗……’。师曰：‘若今了知此事，深□佛法，应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岂异人情哉。古之人亦有负贩屠钓者立大功名于当世，载在史策，千载而下，凛凛然如有生气。且僧之作用本去尘俗，不尚世学，以悟为期，……建法幢、立宗旨、转大法轮，当世岂宜与僧士同科。国家宜以 □□却邪，从俭养民，兴修万善，敬奉三宝，了知报应，以答上天佑助之恩，永延国祚可也。我等沙门之用舍何足，……丞相以是言白于大官人，大官人从而闻。由是，虽承考试，无复退落。寻有诏肯，悉依圣祖皇帝存济，听僧道如故。’”
这是蒙古国首次颁行僧道试经制度，海云此举保护了众多僧人，其影响是深远的。
另据赵孟頫《松雪斋集》载《临经正宗之碑》云：“海云大宗师简公住临济院，世祖在潜邸，数屈至尊，请问道要。”因得高僧住持，临济寺的道誉也随之提高。
蒙哥汗七年（1257），海云“趣画天风海涛飞云之状于（山西大同）华严西壁，诘朝而逝，年五十六。还葬庆寿之西南隅，赐谥佛日圆明大宗师。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赵者为塔七……。”其中一座，即建在临济寺内。
赵孟頫的《临济正宗之碑》后云：“元贞无年（1295），成宗有诏，迎西云（海云再传弟子）大宗师住大都大庆寿寺。今皇帝钦承祖武，刻玉为印，以赐西云……领临济一宗事。仍诏立碑临济院，命臣孟頫为文。”其所称“今皇帝”，《畿辅通志》据《雪楼集》载《大庆寿寺藏经碑》考核，为元仁宗。这说明赵孟頫所书之碑立于元仁宗皇庆（1312－1313）年间，时已进元朝中叶。足见，海云禅师驻锡临寺的时间虽短，然而他却为有元一代临济寺的兴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