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社会分析小说
基本信息
特点30年代社会分析派小说的特点，也可以归纳为：
一，具有鲜明的理性特色；
二，人物大多具有典型性和阶级性；
三，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矛盾直接有关。
这种又被称为“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小说模式，主要是由茅盾在“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小说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从原来的以张扬个性为主改变为以全景式地反映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为主，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标志，这也正是“社会分析派”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社会分析小说”在30年代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范式，从而决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独有的地位。茅盾在这一流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以《子夜》以及《林家铺子》等具有社会分析小说特点的作品，正代表着这一派小说的最高成就。作家本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紧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造成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他十岁丧父。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
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接着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史无前例”的日月，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1981年辞世。
分析
小说形态：社会分析派小说较多的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时代性。带着很鲜明的政治、经济的动机。  
在典型环境的安排上，作者抓住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根据生活的真实和主题的需要，创造了一个适宜人物活动和矛盾展开的环境。
在叙事作品中，作品结构的主要工作，就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古希腊的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谈论悲剧的结构时，把它分为头、身、尾。这种划分也符合一般叙事作品的情况。
社会分析派小说从作品的结构考虑，有两种方法，一是一条线索为中心，三条线索同时交叉发展（网状结构），二是一条线索为中心，先后展开它线索，或以一条线索为中心，其它线索平等发展（连环式的结构）。
社会分析派小说遵循结构艺术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即根据主题的需要，根据中心人物性格发展逻辑，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和环境场面，因而能从复杂的内容里突出中心，从纷繁的线索中见出主次，做到波澜起伏有条不紊，体现小说结构的恢宏气势，而又和谐严谨的美学风格。
其影响和得失：一，“有意为之”。为适应社会需要而超越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硬写，因而在艺术上出现了许多失误甚至严惩的失误；
二，“半途而废”。茅盾的创作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开始总是野心勃勃，连短篇小说也像是一部被压缩了的中篇或某部长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长篇更是多卷本的系统工程模式和“长河式”格局，而最后又总是不能如愿；
三，“理大于情”。其创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服务意识”，具有直接参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斗争的强烈倾向性，并表现出“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特点，使小说具有了科学论文和社会百科全书的特点，因此也就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社会文献”。
茅盾小说的特点
启示
社会分析小说的深刻性和现实启示性。但这深刻并不像许多阐释所说的那样，是从作品得出的结论，而是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矛盾本身，以及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
《子夜》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此路不通，究竟是文本的内在逻辑，还是只是一种从作者自述开始就广泛流传的过度阐释，至今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常常会溢出作者的本意。
说《子夜》要回答的是一些与社会革命有关的问题，并不妨碍它最终触及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长远意义的东西。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写到工业化、都市化、全球化、市场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改造和冲击的作家，在《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社会分析小说中，他的笔触广泛涉及诸如全球化时代的产业发展、资本运作、市场争夺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触及了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困局。
中国社会其后的发展尽管相当曲折，但茅盾小说中描写过的许多东西，像股市风云、企业兼并、劳资矛盾、城乡差异、小资生活，农村经济的凋敝等，均具有超出1930年代的意义。这在今天的读者，已不难理解。
90年代末，一篇题为“在市场经济时代重读子夜”文章，指出：“任何一个在90年代重读《子夜》的人，都不难发现吴荪甫所面临的问题与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
中国在近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的落后地位，注定了它的发展必然要面对外来资本的压力；中国长期的封建官僚主义传统，又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落后的、腐败的政治权力的滋扰。中国的经济要获得发展，必须克服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困难。同时，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如何转化压力为动力，并使政治权力的影响和社会情势朝着有利于发展的方向转变，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文章发表时删去了标题中的定语，发表后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近十年过去，文中提到的问题的某些具体方面虽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在一些方面却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关于这一切，这里或许已无须再谈。
见解
社会分析小说深刻性的另一面——也许是当下更值得注意的一面，在它所反映的随着传统生活秩序的解体，社会在道德伦理及信仰领域所发生的危机。
现代化过程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当然不会只在政治、经济的层面，它最终也会深入到道德、宗教、伦理、美学等生存意识领域，而这同样也会对现实的社会秩序变化产生出一连串连锁效应。在这一点上，《子夜》的描写，同样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更多的不说，仅就人物性格而言，吴老太爷的松脆，赵伯韬的腐化，吴荪甫的“铁腕”，屠维岳的阴险，杜竹斋的背叛，冯云卿的无耻，林佩瑶的感伤，林佩珊、范博文们的虚浮，仔细分析就都可牵连起一系列与现代化有关的信仰、道德、宗教、伦理、甚至美学问题。
80年代末，为了说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子夜》在“真实性”上的可疑，蓝棣之先生曾举冯云卿教女儿演美人计一节为例，分四步论证其“不是现实主义，只能是个讽刺故事”，所举四条理由，看上去全都是常情常理，譬如其四云“冯家还是个诗礼传家的家庭，怎么如此伤风败俗”。然而“常情常理”之为“常情常理”，就在于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传统生活之下稳固的价值信念和道德伦理秩序，而《子夜》所写的，却恰恰是这些价值和信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的时代。
《子夜》的开头，范博文说“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一到“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从这种观点看，所谓冯云卿的伤风败俗，反映的恰恰是传统伦理秩序在新的生活现实中的溃败和破灭。而赵伯韬的腐化，则从另一方向说明着，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金钱支撑下的人欲，是怎样地贪婪和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吴荪甫的“铁腕”，屠维岳的阴险，杜竹斋的背叛，更是从不同的方面，活画出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经济关系是在怎样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怎样解构着传统生活的亲情伦理。
当代
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涌现出了、并正在继续涌现一批反映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先是有所谓“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其代表作家是人称“三驾马车”的谈歌、何申、关仁山（除了他们三人以外还有刘醒龙）。他们的作品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引起热烈讨论。98年左右，文坛上又出现了所谓“社会分析文学”或"社会分析小说”的提法，比如受到舆论瞩目的所谓“下岗文学”、“打工文学”等等。
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分析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