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牛兰事件
事件简介
牛兰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兰夫妇的真实姓名。牛兰有十几个化名，牛兰则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牛兰（Hilaire Noulens）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负责转送各种文件和经费等。他的夫人名叫汪德利曾。
牛兰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0岁时便失去父母，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牛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牛兰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非常委员会）。在苏联的几十年历史中，不论是早期的“契卡”，还是后来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其选择工作人员的标准极高，诸如政治上可靠、富有献身精神、智力体力过人等。牛兰进入“契卡”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产国际选定牛兰作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并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以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与苏联在华的公开机构联系。
牛兰夫人的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贵族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后来从事教师职业，专业是数理逻辑。她的爱好广泛，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1917年在史无前例的十月革命中，牛兰夫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像许多出身不好的革命者一样，她经过一段时间手上磨起老茧、身上沾满油污的“劳动教育”后，开始被委以重任。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工作，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知相恋。1930年初来到中国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三十年代初，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关押、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曾成为当时世界的头条新闻，国际国内舆论和各界人士对于“牛兰事件”的关注反响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后来，这一热点渐渐变为一个研究课题，尤其是九十年代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公开后，西方学者继续发表有关论文，探讨“牛兰事件”的始末。但是，牛兰夫妇的来历和下落始终是一个谜，“牛兰事件”本身也存在许多疑点和细节。能对此作出解答的当属牛兰夫妇唯一的儿子吉米。吉米先生不仅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了若干年，而且这位母语是德语、专业是法文的俄罗斯老人搜集到大量的有关档案和文字资料。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和依据就是吉米先生提供和叙述的。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苏联驻上海领署被万国商团包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则因在中国的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各方检讨之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1]
1927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贸易和联络渠道；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到中国其它城市旅行。至1929年牛兰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他的妻子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上海。
牛兰夫妇在华期间，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信件、电报、邮包的接收与中转；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公寓和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它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
其中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人圈内口碑颇佳。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几倍。
来华原因
二、三十年代中苏关系呈现多方并存的状态。既存在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及经贸、边贸往来，也有政党之间的关系。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便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支部，双方的联系和人员往来十分频繁。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苏联驻上海领署被万国商团包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则因在中国的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各方检讨之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
1927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贸易和联络渠道；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到中国其它城市旅行。至1929年牛兰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他的妻子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上海。
牛兰夫妇在华期间，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信件、电报、邮包的接收与中转；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公寓和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它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
其中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人圈内口碑颇佳。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几倍。
夫妇被捕
牛兰夫妇是经验丰富的特工，来到上海后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各租界区内人流混杂，管理混乱，但警方对共产党人的活动十分警惕。共产国际来沪人员和中国共产党在沪人员变化不定，经常出现意外。为了安全起见，牛兰夫妇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1931年6月15日，牛兰和夫人儿子及他们的娘姨（保姆）赵杨氏先后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从现有资料看，牛兰夫妇被捕的主要原因是连续发生了两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一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并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办事机构。当时该同盟是一个公开的工会组织。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从现存审讯笔录中看，牛兰夫妇被捕后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他们拒绝回答警方的讯问，指定德籍律师费舍尔博士出面交涉。警方力图从嫌疑犯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清牛兰夫妇的来历。比利时驻沪领事否认牛兰夫妇比利时护照的真实性，瑞士领事则对牛兰夫妇的瑞士籍不置可否。而当时上海外籍人士中持有几国护照和不同姓名的外国人并不罕见，甚至有“我们的面孔就是护照，就是身份”的说法。警方试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语言上打开缺口，证实嫌疑犯是苏联人，但当时年仅4岁的吉米只会说德语。警方未曾料到的是他们秘密逮捕牛兰夫妇的举动引发了一次次抗议。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通过律师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她在牛兰家中一直受到尊重，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抚养，等待牛兰夫妇无罪释放；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私下对律师威廉姆斯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然而，8月10日，牛兰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给国民党军事当局。国民党强烈要求“引渡”牛兰夫妇源于另一突发事件———中国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在上海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4月26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指联络站），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Nougat，德法文意指牛轧糖。顾顺章早年曾留德）同年6月上旬，牛兰获悉中国特科负责人变节的消息，马上通知联络站三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分别离开上海，而牛兰则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当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认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人，以一举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救援运动
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牛兰夫妇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倡导人蔡特金曾出任该组织的主席。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证实是苏联间谍，也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秘密处决。  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的牛兰夫妇共产国际综合各种情报后认为：牛兰夫妇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仍被关押在南京某监狱中。苏联军事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人员佐尔格建议：利用官吏贪婪腐败的弱点，用美元打通关节，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春，德国共产党员西伯勒尔和布劳恩（后者即李德）每人携带二万美元现金赴上海与佐尔格汇合，由佐尔格亲自实施营救方案。但此举的效果未见明文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
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遭到医生的拒绝。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则认为这种处理“违背法治原则”而坚决反对。所有这一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连续报道。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
爱因斯坦、肖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标题。
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国际性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众望所归，作用最大的人物是宋庆龄。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这对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夫妇中年得子，视儿子为掌上明珠。在异国监狱中，牛兰夫人目睹年幼无知的独子把玩着同狱女犯（指帅孟奇等，详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用碎布头作成的小猫小虎，其心绪可想而知。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吉米写道：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记得那时我有两个家，一个在上海，赫尔兹夫妇照顾我供我读书；另一个在南京的监狱里关押着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去探望他们，而且总是在我生日时去南京探监，据母亲说，我探监的权力和日期都是宋庆龄争取到的和有意安排的。
1936年，赫尔兹夫妇回德国前，到南京监狱征求我父母的意见。那年我已9岁了，记得当时父母很焦急地说：吉米不能去德国，吉米去找宋庆龄想办法。后来宋庆龄把我接到她的家里，住了几个月，还让我戴着中国小帽子穿着长袍照相，像片送给狱中的父母。1936年底，宋庆龄又将我送上去海参崴的“北方号”轮船。
家人下落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内部分歧中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而且按特工人员的纪律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1939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也因此而顺利地返回苏联。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这位现已年愈古稀的老人说道：人的命运就是一连串偶然的组合。我的父母是俄罗斯人，而我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我的一生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八年中结识了许多中国伙伴，同班同学有毛岸青、赵施格（赵世炎烈士之子）、刘允斌（刘少奇之子）、郭志诚（郭亮烈士之子）等。晚年我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写回忆录，虽然父母生前认为他们是普通人，工作性质要求他们不能透露身份和真实姓名，但是现在我有责任让我的后代了解我们家的百年沧桑；二是期望重返中国，到上海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看一看，到宋庆龄的墓前献上一朵小花，说声谢谢，这也是我父母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