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评弹
评弹简介
艺术特色评话和弹词均以说表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  弦琶琮铮，十分悦耳。经过历代艺人的创造发展，曲调流派纷呈，风格各异。近40多年来，评弹从内容到形式推陈出新，传统书目得到整理提高，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编书目陆续涌现，中篇和短篇等新的演出形式日臻完善。
演出方式  评弹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主要曲调为能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书调〕，同时也吸收许多曲牌及民歌小调，如〔费伽调〕、〔乱鸡啼〕等。〔书调〕是各种流派唱腔发展的基础，它通过不同艺人演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流派唱腔。
艺术流派大致可分三大流派，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  评弹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1]；"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2]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由于评弹的情节曲折离奇，表演扣人心弦，形式雅俗共赏，故数百年来流传于江、浙、沪城乡，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
2006年5月20日，苏州评弹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
历史传承
起源评弹起源于山明水秀的江南水乡——苏州，流行于富饶美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苏州地区已经有说书活动。据吴县志记载：“明清两朝盛行弹词、评话，二者绝然不同，而总名皆曰说书，发源于吴中。”潘心伊在《书坛话堕》一文中介绍，清朝乾隆皇帝到苏州时，曾把当地一位姓王的说书艺人召来，弹唱一段《游龙传》。此人叫王周士，他晚年创立了评弹历史上第一个行会组织——光裕公所（后称光裕社）。  评弹
发展光裕社成立后，评弹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陈遇乾、俞秀山、毛菖佩、陆世珍前四大名家。前四大名家的高超技艺，提高了评弹艺术的总体水平，也扩大了评弹的影响。
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评弹（当时又称为苏州说书）演出已经不局限于苏州地区。1846年，上海开阜以后，经济和文化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人口也日益膨胀。虽说这里五方杂处，但以江苏人为多，其中苏州地区人氏所占比例尤高，一度上海出现“街头巷尾尽吴语”的情景。评弹进入上海以后，落地生根，向艺术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发展，受到了上海人的厚爱。
这时，在苏沪地区又出现了以马如飞、姚时章、赵湘洲、王石泉后四大名家为代表的一大批评弹艺术家，这是评弹艺术成熟的标志，并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评弹活动的中心，已经从苏州转移到了上海，再以上海为中心，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辐射，  评弹几乎涵盖了整个江浙水乡，还远达北京、天津、武汉等地。以后的五十年，是评弹发展的全盛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好节目层出不穷。名家如张云亭、朱耀庭、谢少泉、杨月槎、魏钰卿、黄兆麟、蒋如亭、汪云峰、周玉泉、许继祥、夏荷生、沈俭安、薛筱卿、徐云志、李伯康、朱介生、姚荫梅、 刘天韵、祁莲芳、张鸿声、张鉴庭、严雪亭、蒋月泉、杨振雄、朱慧珍、侯莉君、徐丽仙、何占春，王鹰等；好节目有：《杨乃武与小白菜》、《张文祥刺马》、《十美图》、《顾鼎臣》、《啼笑因缘》、《秋海棠》、《孟丽君》、《四进士》、《情探》、《秦香莲》、《武松》、《林冲》、《三笑》、《玉蜻蜓》、《描金凤》、《倭袍传》、《白蛇传》、《珍珠塔》、《筱丹桂之死》[4]​等。
五十年代初，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和苏州市人民评弹团等专业演出团体相继成立，这些团体集中了当时评弹界的不少精英，他们编演了一大批轰动一时的好作品，进一步开拓了评弹市场，更把这门艺术的水准推向了新的高峰。此后，由于各种原因，评弹经历了艰难曲折，出现式微的征候。但在二十世纪末，长江三角洲地区，仍然还有几十个专业团体的几百位演员，在进行演出。[5]
苏州评话
简介苏州评话是采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徒口讲说表演的曲艺说书形式，流行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包括上海大部的吴语地区，通常与苏州弹词合称“苏州评弹”。在流行地区，苏州评话俗称“大书”，苏州弹词俗称“小书”，总称“说书”。历史特色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现在的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问，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艺术特色1、苏州评话的特点  评弹苏州评话是用苏州方言讲故事的口头语言艺术。其语言由第一人称即说书人的语言和第三人称即故事中人物的语言两部分组成，而以前者为主。这就和戏剧白言有质的区别。它是讲故事，而不是演故事。第一人称语言称表，第三人称语言称白，表和白以散文为主，多说不唱。但也有用作念诵的一小部分韵文，包括赋赞、挂口、引子和韵白等。赋赞用以描景、状物和渲染、烘托人物的心理状态及性格特征。挂口是人物的自我介绍。引子是说书人的书情介绍或点题。韵白是韵文的表或白或铺叙情节，或总结前段书情。 
苏州评话很注重噱，有“噱乃书中之宝”的说法。人物性格和情节的矛盾展开中产生的喜剧因素，叫“肉里噱”。用作比方、衬托、借喻和解释性的穿插，叫“外插花”。与此类似，用只言片语来引起听众的笑声，叫“小卖”。
2、苏州评话的表演 
评话的表演包括“手面”和“面风”。这种动作和表情，也分说书人的和故事中人物的两大类。说书人的动作和表情，是解释性的，并用以表达说书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憎态度。故事中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由说书人用近似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包括语音和语调来讲话，叫做“起角色”。起角色是对故事中人物的模仿，而不是演员以故事中人物的面目出现，“登场面依然我”。说书人在书台上，始终是以演员身份出现的。这和戏剧的表演，也有质的不同。 
  第三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评话的演出，因演员的说法、语言、起角色等方面的不同特色，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如有的演员说法严谨，语言经反复锤炼后基本固定，叫作“方口”。有的随机应变，舌底生花，善于即兴发挥，适应不同的听众而随心变化，叫作“活口”。有的演员说表语如联珠，铿锵有力，为“一口干”或“快口”。相反，则为“慢口”。有的演员以说表见长，少起角色，则为“平说”。有的以起某个角色见长，如有“活关公”、“活周瑜”、“活鲁智深”等美称。 
3、苏州评话的书目 
苏州评话的传统书目，约50多部。一类说历史故事，属讲史类，如《西汉》、《东汉》、《三国》、《隋唐》、《金枪》、《岳传》、《英烈》，《三笑》等，为“长靠书”，又称“着甲”一类是“短打书”，讲英雄好汉、义士侠客的故事，如《水浒》、《七侠五义》、《小五义》、《绿牡丹》、《金台传》等；还有神怪故事和公案书，如《封神榜》、《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等。 
苏州评话都是讲长篇故事，分回逐日连说。每天说一回，每回约一个半小时。能连说几个月，长的可达一年半载。这种长篇连说的特点，形成了评话特殊的结构手法。单线顺叙，用未来先说、过去重谈的方法前后呼应。用“关子”来制造悬念，以吸引听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评话创作、改编了一批新书目，如《江南红》、《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还出现一些中、短篇作品。传承价值近些年来，苏州评话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急需加以扶持和保护。
苏州弹词
简介苏州弹词又称“小书”，是一种散韵文体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的苏州方言说唱艺术。发源并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吴语方言区，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由于和苏州评话同属说书行业，曾经拥有共同的行会组织，民间即习惯性地将其与苏州评话合称之为“苏州评弹”。
历史溯源“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清代初年，随着江苏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清《吴县志》记载，乾隆南巡，在苏州行宫召王周士御前弹唱，赐七品冠带，随驾回京。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今天苏州弹词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人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在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要标新。 
这一时期涌现的弹词新书目有《杨乃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艺人所创新腔有：魏钰卿的[魏调]，杨筱亭、杨仁麟父子的[小杨调]，夏荷生的[夏调]，周玉泉的[周调]，徐云志的[徐调]，祁莲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薛筱卿的[薛调]，张鉴庭的[张调]等等，流派纷呈。这一时期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艺术特色苏州弹词的演出地域，南不出浙江嘉兴，西不过常州，北不越常熟，东也超不过上海松江。地域小，艺人多，听众要求不一，迫使艺人在创新书、新腔、新的表演风格等方面去作各种探索。同治、光绪年间，苏州评弹发展史中的“后四名家”。这四名家中，三家为弹词艺人，他们使苏州弹词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体制：书词中的散文部分，用“说”来表现；叙述和描写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思想和活动环境，称为“表”；人物语言叫“白”；书词中以七字句为主的韵文，用三弦、琵琶自弹自唱，相互伴奏，称“唱”和“弹”；在故事中穿插喜剧因素，称作“噱”；演员模仿故事中人物的表情、语言、语调及某些动作称“演”或“学”，也称“做"。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唱时多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个档”表演。 
苏州弹词的艺术传统非常深厚，技艺十分发达。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苏州弹词讲求“理、味、趣、细、技”。“理者，贯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颐也。细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 
苏州弹词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节目有《三笑》、《倭袍传》、《描金凤》、《白蛇传》、《玉蜻蜓》、《珍珠塔》等几十部。早期的著名艺人有清代的王周士、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姚豫章、马如飞、赵湘舟和王石泉等。清末民初出现了大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苏州弹词进入鼎盛期，节目丰富，流派纷呈，以演唱的音乐风格区分，就有“沈（俭安）调”、“薛(筱卿)调”、“魏（钰卿）调”、“夏（荷生）调”、“周（玉泉）调”、“徐(云志)调”、“蒋(月泉)调”等十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弹词艺术经过艺人们自觉的整旧创新，艺术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新节目不断涌现，长篇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李闯王》、《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的种子》、《江南红》、《夺印》、《李双双》等，中篇和常独立演出的"选回"有《老地保》、《厅堂夺子》、《玄都求雨》、《花厅评理》、《怒碰粮船》、《庵堂认母》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芦苇青青》、《新琵琶行》、《白衣血冤》、《大脚皇后》等。
传承价值苏州弹词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稽的传统长篇有65部，新编历史题材172部，还有一些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记录了大量的演出本，并作录音、录像，整理出版了周玉泉的《玉蜻蜓》和《中篇弹词选》。有关历史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出版了《苏州弹词旧闻钞》、《评弹艺人谈艺录》。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6]
流派夏 调（夏荷生）  弹词流派唱腔。弹词艺人夏荷生所创。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夏擅放单档，其唱腔脱胎于早期书调，真假嗓并用，与说表衔接紧密，说唱性较强，徐疾、长短、顿歇，服从于语言的表达，自由灵活。夏天赋嗓音高亢嘹亮，以响弹响唱为其特色。由于音域高，上半句都用假嗓，下半句转用真嗓，转换自然，对比鲜明。其真嗓力度和音高又与假嗓接近，唱腔更以遒劲挺拔，高亢激越为特点，对听众很能起抓神、提神的作用。落调处，底气充足，余音不绝。代表住曲目有《换监托三桩》、《周文宾上堂楼》等。张鉴庭、杨振雄、凌文君等早年放单档时都唱“夏调”。后来，“杨调”、“张调”的形成也受到”夏调”一定影响。
陈调 
徐 调（徐云志）
弹词演员徐云志所创。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徐早期演唱“俞调”和“小阳调”，后从民间小调、戏曲声腔和小贩叫卖声中汲取音乐素材，发挥自己嗓音清亮高亢的天赋条件而成独立的流派。特点为节奏舒缓，旋律婉转圆润，音色软糯柔顺，音乐性较强，有长短各异的九种基本唱腔，人称“糯米腔”。由于其定音较高，三弦上的老弦（即第三弦）常配用铜丝弦，增添了曲调的荡音，成为其特色之一。代表性三曲目有《寇宫人》、《莺莺拜月》等。  陈调创始人陈遇乾，苏州人，清乾隆、嘉庆年间苏州弹词艺人。早年演唱苏州昆曲，后改习弹词，用嗓与昆曲相近。他以大嗓演唱为主，音色宽厚，苍劲，间或杂以小嗓，增加曲折、悲怆之感。一些有造诣的艺人在演唱〔陈调〕时都带有自己的风格。如刘天韵所唱的《林冲踏雪》便是脍炙人口的保留曲目。又如杨振雄唱的《武松打虎》也别具一格。现在〔陈调〕多作为书目中老年角色的唱调。[7]
姚调 
姚荫梅（1907——），江苏苏州人、其唱腔人称\"姚调\"。姚荫梅早年师从唐芝云、朱耀祥，弹唱《描金凤》、《大红炮》、《玉连环》等长篇弹词，后来又编说《啼笑因缘》。姚氏擅说表，尤长文丑，创造了独特的说书风格。以刻画人物，描摹世态细腻生动及语言诙谐为特点，并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和单档说书的风格，形成了重在语调语意、语气的表达的朴质、自由的唱腔——姚调。 
姚调以普通的书调为基础，受了小阳调的一定影响，以本嗓为主、偶也交入用假嗓的小腔。其弹唱注重语言因素，吐字清楚，行腔自由，充分显示了弹调音乐的说书性，其唱词一般不受七字句格律的限制，接近白话，通俗易懂、因此其唱腔也灵活自如，力求对内容表达均贴切和透切。 
他唱的《啼笑因缘》中的《旧货摊》唱篇。运用\"乱鸡啼\"曲牌，将旧货摊上各种货物。列举。中间有大段急口令式的白口，生动风趣。 
《一定等把淮河修好》中的《杨广林转变》，运用为是\"费家调\"曲牌，将民工杨广林面对治淮工地为艰苦生活时的思想活动和情绪变化，曲折传出，细减贴切《双按院·炼印》中杨传的唱篇，充分发挥了姚调说唱性的特色，刻画假按院杨传、李乙在炼印之前的焦急、紧张心情，层次分明，感染力较强。这些都是姚调的代表作。再加《王孝和》中赵班斧的唱段，能刻画出人物的阴险恶毒、《林冲》中高衙内的唱腔。吸收蒋调行腔。又是姚调风格。既顾及整个中篇在曲调上的统一，仍显出人物个性的不同、这些都体现了老一辈弹词艺人对唱腔，要求紧密结合书情和人物的认真严肃的艺术态度。 
姚荫梅还擅唱白话开篇，早期的代表作有《跳舞厅》、《饭粥》等，均以描绘世态，缕析人情见长，又以诙谐 噱到胜地。这些也都得利于他唱腔的自由灵活，平易近人。 
杨调 
杨调是弹词世人杨振雄（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所创的唱腔流派。因杨振雄小名阿龙，故又称龙调。 
杨振雄幼年随其父杨斌奎学艺，九岁登台，充当其父下手，说唱《描金凤》、《大红袍》二书，以唱俞调为主。二十岁后，改放单档，致力于编说根据洪升原著改编的长篇弹词《长生殿》。起初弹唱一般书调及夏（荷生）调。后来，根据书情要求，在夏调基础上，发展唱腔，缍终于在演唱《长生殿·埋玉》时，使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唱腔杨调，脱颖而出。
严 调（严雪亭）
弹词演员严雪亭所创。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严擅长单档说书，其唱调主要衍化自适合于单档自弹自唱的“小阳调”，以表达书情和体现语言为主，运腔朴实，吐字清晰，曲调简练流畅，说唱结合，灵活贴切。唱时真假嗓并用，转化灵活，常用小嗓翻高腔，并以颇具特色的装饰性小腔，抒发激越情愫，或刻画女性形象。代表性曲目有《杨淑英告状》、《密室相会》等。严调又擅唱叙述性、说理性较强的白话唱篇，如《祝枝山说大话》、《孔方兄》等。开篇《一粒米》更是充分发挥了这一特色的代表作，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