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处分原则
历史发展概况
（一）民事诉讼处分权的历史渊源1、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处分权来源于民事实体法上的“私法自治”理念。  处分原则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处分权，所以有必要在这里阐述一下处分权的渊源。德国学者拉德不鲁认为“在早期实体诉权说和保护私权说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影响下，在诉讼程序中的私法自由处分与在诉讼程序外权利拥有的自由处分并无两样。
2、处分权从私法性的实体处分权发展为公法性的民事处分权的历程（以罗马法发展历程为例）
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移植于原苏联法，近年来又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因素，而（1）西方的大陆法系直接来源于罗马法；（2）英美法系在中世纪也受到过罗马法的重要影响。（大量英国学生到欧洲大陆以海伦亚大学为代表的经院法学院全面学习罗马法，并把罗马法的影响带回英美，还有许多著名的寺院法学家受英国各大学的邀请，以拉丁文在英国教授罗马法）；（3）且苏联在对十月革命前的法律进行的“彻底改造”时对罗马法仍有大量有意或无意的继承。（二）大陆法系处分原则发展概况1、法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私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地位阶段。在该阶段的法国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制定了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处分权主义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二阶段：公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主导地位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法国法对处分原则的最初意义有所限制。
2、德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阶段。
第二阶段，公诉权说理论占主导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德国法对处分原则予以一些限制。（三）社会主义法系处分原则的发展概况1、苏联模式下的处分原则
苏联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理论是中国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的“母体”因而有必要对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
2、处分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行）》 （以下简称试行法）颁布时期。
第二阶段，1991年《民事诉讼法》通过后至今
内容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此规定在学理上被归纳为处分原则。主要包括几点：第一，只有当事人和类似当事人的人（如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经当事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才能享有处分权。第二，当事人在诉讼中处分权民事权利一般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第三，当事人处分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力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果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超过了法律的规定，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其处分行为就无效，即处分原则是有限的，是应当接受法院的监督和审查的。 
处分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二，诉讼开始后，当事人有权以撤诉的方式结束诉讼，在诉讼中，原告可以变更、增加或放弃诉讼请求，被告可以反驳或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可以提出反诉。
第三，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启动二审程序，并确定上诉审理的范围。二审程序开始后，当事人也可以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
第四，当事人在诉讼中还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和申请法院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五，法院作出的裁判生效后，在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时，是否通过执行程序来加以实现，原则上也由当事人决定。
非约束性
在中国给处分原则下的定义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在国家本位主义的指导下定义的，与国家干预紧密联系，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  处分原则和地区，处分原则一般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 
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所下的定义可以发现，中国仅从当事人“权利”的角度来定义，而西方国家则不仅从当事人权利的角度而且从该权利的行使效果的角度予以定义。也即是说，中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有处分权，但是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使处分原则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置之不理，处分行为对人民法院往往没有约束力，是非约束性原则。台湾学者亦指出：“他们规定的法条（指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引者注），大部分都是要提供当事人去遵守，好像不是针对法官应该如何遵守而规定的。此种规定的结果，使法官是否遵守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变成不重要。对于法官所做的规定，几乎都相当于这里（指中国台湾地区—引者注）所谓的‘训示规定’，而不是‘效力规定’。”
中国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这种非约束性使处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变得非原则化，在许多情况下都无法贯穿于各项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基本准则之中，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
第一，对超职权主义原苏联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吸收和移植。
第二，继承了中国过去民事纠纷解决的传统，并使之溶进中国民事诉讼实践中。
第三，事实探知绝对化认知也导致人们对处分原则的淡化和对处分原则的不当限制。
诚然在职权主义模式下无约束的处分原则是具有一定的时代适应性的，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下，进一步带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和转换，不管是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亦或是生活方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促使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而改革的成果又必须由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巩固。许多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的经济民事法规范变的不合时宜，迫切需要改变。其中非约束性处分原则成为明显需要完善的一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而要使市场能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保证商品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竞争，而只有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平等才能保障商品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竞争，因而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大量民事争议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平等性成为民事诉讼性质的规定性，亦决定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诉讼中的凸现，必然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处分权。传统民事诉讼体制下，法院的职权至上，国家的积极干预成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的做法显然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况。因而处分原则的约束性，急待加强和落实。
第二，加强落实约束性处分原则不仅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保障民事诉讼中的人权，防止法院滥用职权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鉴于此，以下对中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在立法和实践中的受到的不当限制，存在的缺陷和完善的方法做一下探讨。
不当限制
1．就起诉而言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通常称之为法院依职权追加共同诉讼人。起诉权、应诉权是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在承认“不告不理”原则条件下，立法赋予法院自行追加当事人的职权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粗暴干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自己申请参加他人之间的诉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参加与否是享有  《民法通则》处分自由的，但若由法院通知实际上是强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使法院起主动追究第三人民事责任的作用。2．就撤诉而言《民诉法》第131条规定：“裁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第15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此为中国特有的撤诉法院许可制度。3、就申诉而言民诉法规定，当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要求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但《民诉法》在当事人申诉的时间和启动程序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却赋予法院和检察院拥有超强的再审启动程序。4、在应诉权的行使上现行《民诉法》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应诉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是可以自由处分的，当事人不到庭，不应诉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应受法律的干预。5、就执行程序而言民事诉讼法216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提出启动执行程序的权利在涉及到公民生活急需的“三费”案件时，为确保当事人权益的实现而启动是没有问题的，但应把法院依职权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予以明确，以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6、就裁判对象而言就裁判对象而言应仅限于当事人的请求。中国现行民诉法既未规定法院判决的事项必须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事项和范围相一致，也未规定法院有权越出当事人申请审判的事项及范围而下判决。教科书对于处分权原则的阐述和判决的解析均未涉及这一问题。但是在实务中脱离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而为判决的情形却大量存在。7、在调解上的处分权问题1982年试行法中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但在基本原则中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而且把对调解制度的认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用哲学中的事物矛盾性质来分析，并将之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造成许多法官在实务中片面追求调解率，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较为普遍存在的强迫调解严重削弱乃至取消了当事人的处分权。8.承认诉讼请求和放弃诉讼请求处分权问题承认诉讼请求（认诺）和放弃诉讼请求（舍弃）上处分权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2条虽然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但对当事人承认或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效果却缄口不提，使其成为只给予权利，不给以保障的一个口号，因而在司法使实践中必然造成弱化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扩张。
必然趋势
中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立法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法理论为基础的，是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环境相照应的，有极强的时代色彩。而今中国社会已经  《中国民法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意识、法律观念等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民事诉讼理论对民事诉讼实务的指导，同样也必须与发展的社会相适应，否则就会成为民事诉讼体制发展的桎梏，妨碍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以及社会普遍公正的实现。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现有的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逐步凸现出与当前民事纷争解决现实不相一致的缺陷，因为现行的民事诉讼和民事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苏式”烙印，在结构上是以职权主义为理念框架，以国家干预为指导的，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具有“不柔和性”。要实现中国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转化，首先要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民事诉讼规定性的当事人主义理念框架取代职权主义的理念框架，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具体方法是还原体现当事人主义核质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而不是仅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作为空洞的，没有约束力的只有单纯象征意义的规范。因而强化和完善处分原则对中国确立当事人主义的理念框架和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是有重要价值的。一方面，《民事诉讼法》中还保留了许多职权干预的制度性规定，另一方面，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处分原则的真正价值，受传统审判观念的影响，实务中当事人的处分权总是受到法院审判权的随意干涉。因而还很难契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例如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起诉制度、撤诉制度、申诉制度、应诉权问题、执行程序启动问题，裁判对象问题，调解问题、承认或放弃诉讼请求的问题上处分原则的精神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处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严重失衡。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范权利滥用和权利腐败，任何国家权利的设定和运作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处分权的存在则构成了对审判权的合理制约。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在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诉讼中能否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能否正确对待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如果审判权过于膨胀，不当侵入了那些本应由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界域，当事人的处分权将化为乌有。正确处理审判权与处分权的关系是将诉讼中的权利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重新分配，以达到权利互相制衡的理想状态。在适当的时候审判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给予合理的指导，监督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