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卡县名蛙
基本信息
自1862年年底起，马克·吐温先后在几家报馆当记者。这期间，他开始发表幽默小品，当时这类取材民间风俗和趣事的小故事很受一般民众的欢迎。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就这样应运而生。小说诙谐风趣，但也没有什么深意。马克·吐温意识到：“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在此后的创作中，他加大了社会批判的力度，尽可能增强文学作品的教谕功能。
内容简介
讲一个爱用自己养的动物打赌的人的故事，打赌时总是用某种方法使得自己赢，但后来用跳蛙跟人打赌的时候被别人耍了（这里的动物们用了美国名人的名字）
作品评价
马克·吐温的成名作《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简称《卡县名蛙》）1865年11月18日在《星期六新闻》发表时，曾让“整个纽约顿时大笑”（吴富恒、王誉公，1999：201）。小说的基本题材来自美国西部边疆，原来这些赌徒轶事仅在边疆流传，但经马克·吐温的加工改造后，“跳蛙”故事迅速传遍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笑料。从此，年轻的马克·吐温“一举成名，成为闻名全美的幽默大师”（赵焕，2004：11）。虽然《卡县名蛙》篇幅不长，但它在文学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美国边疆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幽默的人物描写     讲故事的西蒙无疑是笑料的来源之一。他的可笑性主要来源于三种反差关系。其一，他的讲述态度与听者“我”的意图形成强烈反差。“我”寻找的是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我”与此人素无瓜葛，只是受朋友之托前来打听其下落。西蒙不管“我”找的是谁，强行向“我”讲述吉姆·斯迈雷的故事，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尽管“我”对吉姆·斯迈雷不感兴趣，心里比较不满，但“西蒙·威勒把我逼到墙角，用椅子封住我的去路”（ibid.：12）。我只得硬着头皮听故事。其二，西蒙的讲述方式与讲述内容之间形成反差。西蒙讲故事时，“他紧皱着眉头，脸上不露一丝笑意，从第一句起，就用四平八稳的腔调叙述”，“认认真真，诚心诚意”（ibid.）。 讲述者自己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讲述的却是赌徒滑稽可笑的故事。“别管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一样要把讲故事当要紧的事来办”（ibid.）。这样，形式与内容形成鲜明对比。亨利·霍姆在谈到幽默时说：“真正的幽默是属于这样一类作者的特性，他作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一面却给事物抹上一层使人愉快发笑的色彩。”（罗贝尔·埃斯卡皮，1991：39） 马克·吐温是深谙幽默之道的，他说：“幽默的效果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的人表情严肃，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似乎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故事中有什么可笑之处。”（转引自范川凤，1994：36）其三，讲述者西蒙的态度与故事意义之间产生反差。西蒙越是举轻若重，越是严肃认真，越让人感到好笑，因为他讲述的故事与“我”实际上毫无关联，幽默效果就这样出来了——态度是认真庄重的，可故事本身却没有意义。西蒙极为郑重，所说之事于“我”却是耳旁风。这就好比一座空中楼阁，看上去气势恢宏，富丽堂皇，却是建在沙砾之上，岌岌可危。作品这样处理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产生头重脚轻的失重快感。小说结束时，西蒙老人对“我”说：“就在这坐着，歇会儿——我马上回来。”（赵焕，2004：16）自始至终，西蒙都以为他的故事极有价值，并试图继续讲下去，重复自己的可笑行径。     西蒙可笑的深层原因在于作为说话者，他的思维与听话者“我”无法对接、交流。西蒙是封闭性思维，他沉浸在自我意识的圈子中，自说自话，完全不顾别人的想法与感受。而“我”的思维原本是开放的，随时准备与外界交流的。可遇到西蒙后，西蒙强行讲述故事，沉浸在自己的思维圈中，割断了与“我”交流的可能，“我”探出的思维触须只得缩回来。这样就形成两个不同的思维圈，且两个圈子之间没有交点。西蒙在讲故事的思维圈中津津乐道，热烈而欢快；“我”则在自己思维圈里，一动不动冷眼相看。这一静一动、一冷一热、截然相反的两个思维圈，尽管毫无意义关联，却被强行摆置在一起。这就造成一种极不和谐的对比，这种对比给读者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张力。     另一人物——斯迈雷是小说的主角，也是作品搞笑的主体。斯迈雷的可笑之处，其一在于其赌徒身份与可笑经历。这是个赌徒加懒汉的形象，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同时又爱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对于赌徒这类人物，读者会产生本能的厌恶情绪。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他是赌场上的常胜将军。无赖得到了好报应，这就让读者心理上感到不舒服。后来在跳蛙的赌赛上，赌徒输得很惨，读者这时会不由自主发出大笑。作品这样处理，不仅符合读者的心理规律，也符合审美的规律。文艺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认为，希望别人、特别是那些胜过我们的人会倒霉，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是人们获得乐趣的一个永恒的源泉。卢那察尔斯基也说：“幽默是一种温和的笑，是这样一种情绪，就是您觉得您所嘲笑的人又可笑又可怜，或者是您虽然觉得他可笑，但是又必须谅解他和宽恕他。”（1978：68）可以说，赌徒这个人本身就是笑点。斯迈雷可笑之处，其二在于其与众不同的赌法。赌徒最大特点就是嗜赌如命，凡事必赌。小说举例：“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壳郎朝哪个方向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不论到哪儿都行；只要你接茬，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壳郎，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赵焕，2004：13）虽然屎壳郎这东西极臭极丑，但是赌徒不嫌弃，因为热爱赌博，自然也就爱屋及乌，喜欢屎壳郎了。屎壳郎这种龌龊的东西，作家却将它写进小说，用来形容赌徒的赌劲，这就做到化丑为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指出，“丑是滑稽的基础、本质……一种风景可能十分难看，也许你可以把它叫做丑，但它永远不会是笑的”，“只有到了丑强把自己变为美的时候，这才是滑稽。”（转引自胡范铸，1987：32）以屎壳郎作赌具，恐怕全世界很难找出与之相似的作品。这样，作品也就把赌徒嗜赌的特性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关于赌徒赌法还有一例：沃尔克牧师的太太身患重病，眼看就要没救了。这时医生过来看完病人后说道：“我主保佑，她能缓过起来了”（赵焕，2004：13）。 不料这时，赌徒冷不丁跳出来说：“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缓不过来。”（ibid.） 这本是生死攸关时刻，性命悬于一线，大家都屏声吸气，心中悲然、肃然。赌徒却突然跳出来打赌，把它当作一件普通赌事，压根就没把人命当回事。这种特殊的赌博方式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肃穆庄重的夜空，给观者一种突然的审美惊颤。更为让人捧腹的是，一条命的赌价只有两块五。在庄重与嘻笑之间，在美与丑之间，马克·吐温挖掘出笑点，达到了亦庄亦谐、挥洒自如的程度。德国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也说，“伟大的、令人尊敬的、豪华的、壮丽的是物，与无价值的、卑鄙的、低微的事物之间的对比，是可笑的。” （转引自胡范铸，1987：49）斯迈雷的可笑性与西蒙老人的不同。西蒙可笑性在于人的思维层面，面向两位当事人。西蒙的讲述效果是让人感到诧异，在诧异中发出会心一笑。而斯迈雷的搞笑则侧重于人心理，面向广大读者。斯迈雷故事的效果是让读者感到新奇，在新奇中感到滑稽。

幽默的动物描写      作品中三只小动物——母马、斗狗与跳蛙也为小说增添不少幽默彩头。作品在描述小动物时运用三种手法，把动物们的特性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      一是对动物进行动作与肖像描写。母马被称作“一刻钟老太太”，是匹病恹恹的老马，打不起精神，跑得非常之慢；斗狗则是：“拴在那里，一副罪溜溜的样子，老想偷点什么。” 
（赵焕，2004：13）跳蛙：“那蛤蟆就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了个转——兴许是个筋斗呢”。（ibid.：14）小说对动物的描绘形象传神，让人读来感到亲切可信，从而产生相应的认同感。      二是突出小动物的特异功能。这种特异功能，从它们的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如人们见到母马是副病态，就让它先跑两三百码，“等快到了终点，它就立马来了精神，拼了老命，撒欢起来，”还“咳嗽、打喷嚏、流鼻涕”，（ibid.：13） 
赌赛的结果是：“它总是刚好比别的马早一个头”。（ibid.） 
至于斗狗，它的看家本领是咬后腿，只要咬住别的狗后腿，就能取得赌赛胜利。但有一次，对方的狗没后腿，斗狗反倒输了，因为它只会咬后腿。      
三是运用类似于人的心理描写。动物不仅被拟人化了，也会在读者这里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如斗狗比赛时，它咬住对方的假腿后，“好像是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他朝斯迈雷瞧了一眼，好像说它伤透了心，这都是斯迈雷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斗呢”。（ibid.：14）柏格森曾谈到动物的可笑性：“我们可能笑一个动物，但那是因为在这个动物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人的态度或表情。”（1980：2）作品对动物进行拟人化的心理描写，实际上是给动物加冕，将它们人格化，赋予动物以人的心理特征，把它们抬高到人的层面，让读者读来感到亲近；然而小说又不时提示其动物性一面，不动声色地为它们脱冕，再次拉开与读者的距离。在这一加一脱中，读者在心理上积蓄巨大的势能，最后不由爆发出哄堂大笑。马克·吐温从外貌到动作再到心理，把动物的主要特征全凸现出来了。无论是对动物们浓墨重彩的渲染，还是轻描淡写的叙述，他都能妙手如神让人捧腹不止。
巧妙的情节设置      从情节设置看，作品运用“衬跌手法”，制造戏剧性的幽默“笑”果。衬跌手法是传统的抖笑料方法，衬跌法大致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衬，后一部分是跌。在“衬”的部分，通常列举相关联的多种事物，这些事物因多次累加在读者心理上逐渐加深印象，读者于是产生一种心理期待，可最后故事突然偷梁换柱，使读者感到心理上“跌”了一下。读者原有的心理期待一下子跌到了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终点。     “衬跌”的结构公式可表示为：A1、A2、A3……An，－A。小说先写赌徒是个碰上什么就赌什么的好赌之徒，只要能赌上一把，他就觉得舒服，而且总是福星高照，常在赌博中获胜，所以他对打赌充满浓厚兴趣，无论大事小事他都照赌不误。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在作铺垫。接着，小说集中写了三件赌事：母马故事、斗狗故事与跳蛙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存在着衬跌的幽默结构。在推出高潮跳蛙部分之前，作者选择赌徒的两次赌事——母马故事和斗狗故事作为高潮部分“跳蛙故事”的铺垫，它们是衬跌中“衬”部分。这些铺垫描述意在揭示赌徒的苦心经营以及对跳蛙怀有必胜信心。但接下来故事却出现“突转”——赌徒在多次打赌获胜之后，心里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当他遇到一个外乡“汉子”时，不由分说就要赌博，而且似乎认定自己必胜无疑，还主动替“汉子”捉跳蛙。结果人家并没有“费厄泼赖”，而是在他捕跳蛙时做了手脚。跳蛙不跳，赌徒输了。这个“突转”就是“衬跌”中“跌”的部分。小说在作了层层铺垫之后，结尾突然来个大转折，这就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感觉：“衬”的部分作为铺垫，层层加高愈演愈烈，当到达最高处时，赌徒却一脚踩空栽了下来。这时读者连续的心理期待突然扑空，在心理上产生突然失重的轻快感觉。     康德说：“笑是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正是这一对于悟性的不愉快的转化却间接地在一瞬间极活跃地引起了快慰之感。”（1964：180）衬跌手法是种常见的搞笑手段，马克·吐温竟然把它移植到小说创作中，让这种搞笑伎俩登上了文坛这个大雅之堂。
幽默的语言效果     从语言表述上看，作品中比喻、拟人与讽刺等修辞技巧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幽默“笑果”。如跳蛙努力跳起来却不能够，因为它肚里被填满铁砂，最终它只能像法国人那样耸耸肩，不明所以而又无可奈何。通过这种拟人手法，作家既描摹出跳蛙的无奈与愚蠢，又对法国人的故作姿态进行笑侃，可谓一石二鸟，相得益彰。同时，讽刺也是小说搞笑的重要手段。如小斗狗名叫安德鲁·杰克逊，跳蛙则叫丹尼尔·韦伯斯特，这俩名字恰好是当时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头面人物的名字。小说把政党领袖比作斗狗是一种嘲弄，接着又对斗狗进行看似表扬的讽刺：“那可是只好狗，那个安德鲁·杰克逊要是活着，一准会出名，胚子好，又聪明”。（赵焕，2004：14）可实际上斗狗的本领很简单，它只会咬其他狗的后腿。这种欲擒故纵的含沙射影，集嬉笑怒骂于一体，体现出作家过人的幽默睿智。还有小说中的跳蛙，实际上不过是只蛤蟆，在英语词汇中这词还有讨人嫌的意思。     小说先写跳蛙的自负，然后写它的愚蠢，真是冷嘲热讽浑然成趣。通过斗狗与跳蛙形象，马克·吐温对上层统治者的自负与愚蠢进行戏谑调侃，诙谐生动而又不失深刻。他说：“幽默是一种香味，一种装饰……我总是在布道……我不是为了幽默而写下布道讲稿的，无论幽默有没有申请要来，布道讲稿，我总是要写的。”（转引自周杰，1997：25）马克·吐温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他把幽默当作一种讽刺与揭露社会的手段。
作者简介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年11月30日－1910年4月21日）,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射手座）是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也是著名演说家，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虽然他的财富不多，却无损他高超的幽默、机智与名气，称美国
最知名人士之一。其交友广阔，威廉·迪安·豪威尔士、安德鲁·卡内基、布克·华盛顿、尼古拉·特斯拉、海伦·凯勒、亨利·罗杰诸君，皆为其友。他曾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林肯。海伦·凯勒曾言：“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威廉·福克纳称马克·吐温为“第一位真正地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其于1910年四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安葬于纽约州艾玛拉。
写作风格：融幽默与讽刺一体，既富于独特的个人机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既是幽默辛辣的小的杰作，又是悲天悯人的严肃!
他的代表作是《百万英镑》，在小学5年级人教版语文书第二学期时会学到的，是24课名叫《金钱的魔力》。
“马克·吐温”是其最常使用的笔名，一般认为这个笔名是源自
其早年水手术语，马克·吐温的意思是：水深12英尺，萨缪尔（即“马克·吐温”）曾当过领航员，与其伙伴测量水深时，他的伙伴叫道“Mark Twain !”，意思是“两个标记”，亦即水深两浔（1浔约1.1米），这是轮船安全航行的必要条件。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船长塞勒斯，曾是位德高望重的领航员，不时为报纸写些介绍密西西比河掌故的小品，笔名“马克·吐温”。
1859年，塞勒斯船长发表了一篇预测新奥尔良市将被水淹没的文章。调皮的萨缪尔决定拿他开个玩笑，就模仿他的笔调写了一篇非常尖刻的讽刺小品。谁知这篇游戏文章竟深深刺痛了老船长的心，老船长从此弃笔不写，“马克·吐温”这个笔名也从此在报纸上销声匿迹了。
四年后，当上记者的萨缪尔得悉塞勒斯船长谢世的噩耗，为自己当年的恶作剧追悔不已，决心弥补这一过失，于是他继承了“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并以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但亦有一说，指其在西部流浪时，经常在酒店买酒两杯，并要求酒保在帐单上记“两个标记”。然而，孰真孰假，或两者皆虚，则无从稽考。他的真名叫“萨缪尔·兰亨·克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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