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岳松龄
简介
岳松龄（1920—2012），四川彭县人，龋病学专家，中国龋病学的奠基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资深教授。  
1930年，年仅10岁的岳松龄随留校工作的父亲来到华西坝，在父亲的抚养和支持下，他从弟维小学、高琦中学、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到1946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获牙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一直都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岳松龄，至今不信教，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岳松龄历任四川医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兼任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内科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曾被推荐并担任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组委员、顾问，第四军医大学客座教授。岳松龄率先在我国从事龋病学的病因学、病理学和发病机理的系统研究近50年，先后主持并亲身参与早期牙釉质龋病变机理、病变途径、牙菌斑致龋力、变异链球菌的致龋特性、变链球菌单克隆抗体的抗龋特性等系列研究，其成果均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中华口腔医学杂志》《四川医学院学报》《华西医科大学学报》等杂志，并于1982年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龋病学》专著。1983年培养出我国第一名龋病学硕士生，1987年培养出我国第一名龋病学博士生。主编有《口腔内科学》，著有《早期牙釉质破坏途径的研究》、《龋病学》等。[1]
童年
岳松龄6岁那年，母亲由于当时彭县的医疗条件很差，因难产而离开了人世，而此时他的父亲岳清澄刚刚入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祖母把岳松龄和他弟弟妹妹从彭县接到乡下生活。4年以后，岳清澄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有了住处、收入就先把老大岳松龄从彭县接到城里来读书。父子俩住在华英宿舍的一间单身寝室里，一张床、一张方桌、一条木凳就把不大的房间几乎占满了。白天他父亲去上班，岳松龄就到弟维小学读书。有时晚上他父亲要去图书馆値夜班，没有人照料他，他父亲就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儿童刊物，让他自己一人在寝室里看书。不久，他父亲发现这些儿童读物已经不能满足岳松龄的“胃口”了，就又给他买童话故事书，到后来干脆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让他慢慢的去啃。要全部读懂这些书对于还在读小学的岳松龄还是很困难的，很多字他都不认识，虽然可以问问父亲，得到一些帮助，但读书的速度总是超过认字的速度，总不能让难字挡住想往前看的愿望，就这样岳松龄在似懂不懂的状态下把一部厚厚的《三国演义》啃完了，书中那些有趣而很有吸引力的故事把幼年的他引向对文学的爱好，也就奠定了他今后热爱文学的基础。他父亲的这种教儿子读书的方法，从小就锻炼他的自学能力，这对岳松龄后来的学业是大有帮助的。[1]
中学
1935年，岳松龄的父亲为了把还在乡下的女儿，也就是岳松龄的妹妹接到成都来读书，他和岳松龄的继母结了婚。后来，岳松龄的祖母去世，他父亲又把在乡下的、丧了父母的三个侄儿带来成都，七口之家，生活确是困难，与坝上那些洋人比起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岳松龄从弟维小学毕业后，就进了华大的附属初中——高琦中学读书。当年在华西坝上住有不少的洋人，岳松龄对他们很不感冒，因为从教科书上，岳松龄看到插图中大腹便便的高鼻子，手里拿着银锭子，昂着头和中国人谈生意；以及外国人在上海租界里欺负中国人的故事，使少年岳松龄萌发了立志爱国的念头。岳松龄特别看不惯坝上有一个叫丁克生的洋人，此人是华大理学院的生物老师，在坝上养殖了一群奶牛，因此人比较矮，人称丁矮子。那时华西坝上有不少的草坪，上面的草是专供养牛用的。时常有附近的村民来割草，一旦被丁矮子看到就要被撵，他甚至还要把村民装草的背篼摔了。丁矮子对割猪草老妇大发雷霆，不问青红皂白，一手抓住老妇的镰刀，一手将她背上的背篼抢过来，用脚踏烂，口里喊着叫“滚.”的场景，深深刺痛了少年岳松龄的爱国心。一天，岳松龄和一个同学在校园内散步，迎面正好遇到了丁克生走过来，当他们相遇时，岳松龄故意用手臂碰撞他，丁克生突然被一个中学生无端碰了一下，一时摸不到头脑，拉着岳松龄大声吼道：“你是谁，你为什么碰我？”，岳松龄回敬他“我在坝子上随便走，这是哪个的土地嘛？是你们外国人的啊！你把他买哪？”。丁克生一看这阵势，知道不好对付，他一把抓住岳松龄的手膀，要去找他家大人。同行的同学急忙在一旁劝说，并告诉丁克生他是谁家的孩子，丁克生才放手作罢。现在岳松龄给笔者讲起此事，他说道：这样的行为现在看来是幼稚了一些，但当时也觉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1]
从医
高中毕业那天，岳松龄亲历了日本对成都第一次大轰炸。1939年6月11日，上午岳松龄参加华西协合高级中学举办的毕业典礼，下午5点钟举行毕业文艺演出刚不久，主持人就向大家宣布“日本飞机来了！赶快疏散！”。 演出立刻停止了，师生们都快速离开学校礼堂，跑到华西大学校园内躲日军的轰炸。岳松龄跑到坝上的一条小河沟旁边刚蹲下来，抬头就看见向城里方向飞去了20多架日军轰炸机，随后就传来爆炸声音，城里不少地方冒起了浓烟。敌机飞走后，岳松龄和同学到城里盐市口一带，看见到处都是被日军炸毁的房屋、受伤的市民和被炸死的百姓。这次经历，更坚定了岳松龄想学工科，实业救国的想法。当时同班的同学很多都想考工科，认为读完工科将来可以报效国家，为祖国的建设出力，大家认识到祖国还很穷，还很弱，都想做一个有志气的男儿。
但是岳松龄的父亲却想要他学医。当年岳松龄高中毕业时因统考成绩优秀，被因避战乱迁到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矿业系录取了。但是他父亲不同意他去乐山读书。一来父亲不放心他一人在外读书，因为外面兵荒马乱的，而且这样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二来父亲认为学工将来不好找工作，因此他极力劝说岳松龄不要到外地去读书。当时报上登了一条新闻说在重庆有一个留法的工科毕业生回国找不到工作，在公共厕所里上吊自杀。父亲就拿这件事对岳松龄说：“你看哇，学工科你将来就找不到工作。”到现在岳松龄还记得父亲劝他学医时说的话：医不扣门，只有病人找医生的，没有医生找病人的，你听到过有没有医生找病人的呢？就这样岳松龄同意了他父亲的意见不读工科而学医。但是岳松龄却想考中央大学医学院，而不想读成都的华大医学院，他当时想华西是外国人办的，甚至他还认为父亲都不应该在华西坝工作。因此他参加了华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两校的入学考试，结果两校都录取了他。考虑到父亲的一再要求，以及家里的经济状况，岳松龄选择了华西牙科，但他还是不死心，身在华西的他仍然希望有机会去重庆中大读书，他给中大写了一封信，谎称自己身体不好，占时去不了重庆读书，请求保留学籍，中大回信叫他安心养病，学籍可保留一年。
尽管岳松龄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学医，但他读第一学期时，对所学的课程没有一点兴趣， 就是这样 岳松龄在华西大学勉勉强强把书读下去。到了三年级时，一件突然的事件把岳松龄从迷蒙状态下惊醒过来——他的解剖学小考没有及格。这是他从念小学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他一直以学习成绩优秀而感到自豪。他开始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去复习，可能就在这次认真复习中，让他尝到一点医学的味道。之后，到了四年级，学习生理学和病理学，他从中感到兴趣，除了上课记笔记，下课后还到图书馆去读参考书，补充笔记。他对当时的病理学老师侯宝章的讲课很感兴趣。多次的听讲和接触，他不仅对侯老师讲的课，而且对侯老师的为人和治学方法都产生了敬仰之情，而且从心眼里佩服他，并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并贯穿到今后的专业实践中去。  
华西坝是一个宗教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加上岳松龄又长期在这儿念书学习，“人在沟边站，怎能不湿鞋”。大概是1941年，美国一位有名的传教士在华西坝体育馆讲道，事先张贴了海报，介绍了他的情况，说是他如何如何有学问，又会讲演等等。那时华西坝正是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海报的宣传吸引了很多人去听他的讲演。连续讲了三天。岳松龄和他的父亲也去听了。该传教士的讲演不是直接宣传基督教，而是讲道德，讲人生，讲世界和平，他在讲做人的道理时切入宗教，然后说只有宗教可以拯救人类，可以美化人的灵魂。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无论是欧洲或亚洲战场都还没有取得胜利。人们的精神还处在迷惘状态。很多人听了他的讲演，都表示赞同。一次，他在讲到讲到一个观点时，就向听众伸手说：如果谁赞成并支持这个观点的人就请起立。在场的岳松龄被他的讲话迷住了，就站了起来，还没有站稳站直，他的父亲就拉了他一把说：你不要激动，要好好想想。 后来，岳松龄经过多次反复思考，认识到宗教，不管是那门教，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都已经建立了千多年甚至两千多年，拥有上若干亿信徒，但是这个世界依然战火纷纷，贫病依旧。从而使他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并拒而远之，这也是他没有成为信教者的重要原因。此后，岳松龄对基督教不再感兴趣，一心用在学习上，1946年毕业后岳松龄留校行医任教，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口腔医学。[1]
中华龋病学的奠基人
1946年，岳松龄在华西大学牙科毕业后，留校工作，最初被安排在口腔组织病理学系做助教，并抽一部分时间到医院各科室轮转。一位老师建议他抽时间做一点科研。但是那时的华西大学根本不具备科研条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也没有合适的条件去搞科研，就只能搞一点流行病学调查。最初他搞一些一般的普查，最多是在教研室保存的头颅标本上作一些解剖标志的测量。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岳松龄逐渐认识到口腔疾病中，龋病是普遍而危害人体健康颇为严重的疾病。在无其他可选择的情况下，他毅然选择了龋病作为它的研究目标，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
口腔龋病是人类最普遍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与癌肿和心血管疾病并列为人类三大重点防治疾病。自古国内外就有对该病的记载和治疗方法，但因为龋病的病因、致病环境、发病机理等等牵涉到很多的学科，甚至跨多门学科，如微生物学、病理解剖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因此对龋病的研究进展不快，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深入的研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龋病学终于成为了医学领域的一门科学，而岳松龄就是国内在龋病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受研究条件的限制，很多对龋病的研究工作都是在搞普查，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岳松龄也着手开始研究口腔龋病，那时一切都要向苏联学习，全国医学界在继全面学习苏联之后，掀起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和高级神经活动机能学说垄断了整个医学界，什么疾病的根源都归结于高级神经活动机能紊乱。在龋病的病因学探讨中，美国牙医W.D.Miller的化学细菌学说受到批判。岳松龄就运用俄罗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理论来研究龋病，巴甫洛夫因提出了著名的条件反射学说，而获得诺贝尔奖。当人体神经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时，机体也将随着发生变化，那对龋病的发病原因有多大的影响呢？岳松龄想通过做动物实验来研究。在没有真正意义科研工作的年代，岳松龄和同事们白手起家，自己创造科研条件，他们找了一间空房子，放了几笼小白鼠，里面布置能产生强烈的灯光、噪音等设备，通过每天多次用强光、噪音刺激小白鼠，观察是否导致小白鼠患龋病。经过近半年两批的对比实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神经激惹只是一个可以影响龋病发生的因素，而不是致病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一篇以岳松龄、孙冠名、李辉幕、彭春芳、邓惠姝署名的《神经激惹对大白鼠龋病发生影响的初步探索》论文在中华口腔科杂志发表了。事实上，这次实验的结果与岳松龄科研小组的最初设计预期不同，但是他们的研究证实了食物中的糖分与龋病发病有密切关系。
尽管他们有了科学的结论并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其成果，执着的岳松龄认为此研究是失败的，通过这次不成熟的科研，岳松龄深刻认识到科研工作必须认真，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严格，必须充分掌握当前国际上该课题的实际进展。通过这次的不成熟的科研，他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特别着重去搜集信息资料，他经常教导他指导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说：搞科研好比打仗，不弄清敌情，不掌握科研技术，靠别人，自己只动口，不动手是搞不好科研，也不允许去搞科研。这样，岳松龄就亲自常常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并以身作则，亲身参加到科研工作第一线，去实践。他曾经亲身参加磨制牙片标本，亲自参加样品的分析，亲自到电镜室观察龋病的微观变化，蹬着自行车到其他研究机构去作电镜观察。他乐此不疲，很感兴趣。常对人说：人家到外地去游山玩水，我在电镜下游山玩水。
经过多年来对龋病的深入研究，岳松龄提出了用半封闭生态环境来解释龋病发生的背景，并认为防治龋病的  根本途径是彻底清除牙面的菌斑。他的这些观点和其他成果均已反映在他的最新版《岳松龄现代龋病学》中。从而他认识到研究龋病的难度，并坚定了他继续从事龋病研究工作的决心。此后，当年的几人科研小组发展成了人才济济的龋病研究室，岳松龄带领他的团队，经过长达20多年的潜心专研，岳松龄对龋病研究大有建树，1983年，岳松龄率先在国内出版口腔龋病学术专著《龋病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岳松龄的带领下华西口腔龋病的研究水平与国际水平相当。2009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岳松龄主编的《岳松龄现代龋病学》，该书重点阐述了华西口腔龋病研究室近30多年对龋病的病因、致病环境、发病机理、病理组织变化、治疗和预防等研究成果。以岳松龄命名此书，足以可见岳松龄在龋病研究领域的地位。[1]
去世
[2]2012年12月12日早上6时56分，岳老在家中安详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