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晋察冀野战军
历史沿革
1945年11月，为适应在晋察和冀热辽两个方向同国民党军队作战需要，晋察冀军区分别组建了两只机动作战的野战军。
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聂荣臻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耿飚任副参谋长，下辖冀察（郭天民）纵队、冀中（杨成武）纵队，冀晋（陈正湘）纵队共三个纵队。第一野战军负责打击绥远方向傅作义、阎锡山部国民党军队，协同晋绥军区部队作战。
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萧克兼任司令员，罗瑞卿兼政治委员，彭寿生任参谋长，下辖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原奉调赴东北，后改归晋察冀建制）、热辽（黄永胜）纵队、冀东（詹才芳）纵队、冀察（刘道生）纵队、冀晋（赵尔陆）纵队、冀中（黄寿发）纵队，共六个纵队。第二野战军负责打击进犯冀热辽地区国民党军队，协同东北民主联军作战。
晋察冀军区两个野战军（含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共有9个野战纵队，26个旅，81个团，合计20余万人。全晋察冀军区共有部队31万多人。
同年12月15日，晋察冀军区撤销第一野战军指挥机构，将第二野战军指挥机构与冀热辽军区机关合并，改称冀察热辽军区。野战部队归晋察冀军区直辖。 
1946年3月1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原工作的决定》。据此，全军区复员转业约10万人，占全军区部队的三分之一。
野战军由9个野战纵队26个旅81个团，缩编为4个纵队9个旅24个团（每个纵队由原9团缩编为6团），野战军由原来的20余万人缩减至共5.1万人。
精简整编后，晋察冀军区部队由31余万人减少至20余万人。　
1945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晋察冀军区结束精简复员工作，开始招集部队，准备应付全面爆发的内战。 
按照中央要求，晋察冀军区于6月恢复野战军指挥机构，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李波任副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四纵队。
内战爆发后，中央布置给晋察冀部队的作战任务是夺取“三路四城”的任务。按照中央的计划，晋察冀首先进攻平汉路，但晋察冀军区首长认为在晋绥军区部队取得晋北战役胜利后，大同已陷入孤立，且守城阎锡山部队士气必低，较易攻取。于是请示中央改变计划，首先攻取大同。
7月31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晋绥军区部分部队配合下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由于事先对于大同城防坚固估计不足，以致久攻不克。敌傅作义部增援时，我军在集宁打援失利。9月13日集宁失守，被迫于9月16日撤出战斗。
在晋察冀野战军久攻大同不克时，敌军攻击承德。晋察冀军区地方部队节节抵抗后，决定放弃承德，承德于8月28日被敌军攻占。 
集宁丢失、承德放弃之后，张家口已经处于被东西夹击态势。敌军于9月29日，分东西两路进攻张家口。由于对傅作义部进攻方向判断错误，导致张家口过早失守，且未达到大量歼敌的目的。
张家口、承德失守后，冀察热辽地区与晋察冀的联系事实上已被敌人隔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将冀察热辽地区划归了东北民主联军。
内战爆发后的三个月，我军华东、中原等战区共整建制歼敌25个旅，晋察冀军区虽也歼敌数万，但由于是在敌人进攻时被动应战，没有整建制歼灭敌有生力量。
1946年10月22日，晋察冀中央局召开“涞源会议”，总结内战爆发以来几个月军事上的教训和不足，提出坚决贯彻中央“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精神，学习兄弟战区的胜利经验，争取扭转晋察冀军区的被动局面。
1946年12月，晋察冀军区再次撤销野战军指挥机构。第一纵队归还晋冀鲁豫军区建制。其余第二、三、四纵三个纵队归晋察冀军区指挥。
为弥补因“精简整编”以及大同、集宁、张家口等战役造成的兵力不足，晋察冀军区还动员了三四万翻身农民参军入伍，同时从地方部队抽调三个旅，一起补充进三个野战纵队。三个野战纵队由精简后的每纵队辖两个旅，恢复至每纵队辖三个旅，野战部队总兵力达到7.5万人。
1947年3月29日至4月上旬，聂荣臻在安国主持召开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晋察冀中央局就如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从根本上扭转华北的战局，跟上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得形势进行了检讨和总结。
4月6日，安国会议做出了《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中央指示的军事、土改、生产三大任务中，具有决定性的首要任务是打胜仗。我区目前胜利很不足，原因是领导上以前有和平思想，战争准备不足。军队大量复员，练兵没有抓紧，影响了后来的扩军与部队的战斗力”，“今后必须研究与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贯彻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争取主动，改变现在的形势”。　
1946年4月9日至5月8日，晋察冀部队发起正太战役，集中三个纵队兵力攻击弱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掌握战役主动权，初步取得了转折性胜利。
1947年4月26日，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达到西柏坡整顿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和土改工作。针对晋察冀军区军事上存在的问题，朱德亲自指导晋察冀军区再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并将野战军指挥机构与军区分开。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下辖3个纵队，还首次组建了1个炮兵旅。 
1947年中，其他战略区先后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但晋察冀军区军事上尚处比较被动局面,毛泽东开始构想将华北的军事与东北军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毛泽东于47年7月20日向林彪、罗荣桓布置东北我军内战第二年任务时指出：“……北线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以五台[晋察冀]和晋绥为辅助完成之”，同时明确提出：“待战争发展到平绥附近时，五台[晋察冀]、晋绥我军统一归林（彪）罗（荣桓）指挥作战”。 
从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开始，中央赋予晋察冀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东北我军作战，牵制华北敌军，使华北敌军不出关或少出关增援东北。 
9月2日，晋察冀野战军进攻涞水、出击大清河北。此役歼敌5278人，我军伤亡6778人，虽属主动出击，但却打成了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在东北我军发起猛烈的秋季攻势期间，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调三个师增援东北，导致敌在华北兵力不足。10月11日，晋察冀野战军趁势进攻徐水，调动了驻守石家庄的敌第３军出援。晋察冀野战军长途奔袭，于清风店一带全歼敌第３军1.7万人，俘虏敌军长罗历戎。我军损失仅9192人。这是华北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作用。
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央工委的指导，于47年11月成立了北岳军区第一纵队和冀中军区第七纵队；12月成立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
47年底，晋察冀野战军已发展到4个野战纵队，军区2个地方纵队和炮兵旅，主力部队共13万人，逐渐形成了有力的拳头。
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历时6昼夜，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歼敌24288人。我军攻克石家庄，拔掉了割断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钉子，为不久后两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创造了条件。
1948年5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华北军区下辖两个野战兵团，即华北军区第一、第二兵团。
以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留下的部分部队组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以原晋察冀野战军组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 
华北军区的此次建制调整，只组建了华北军区辖下的两个野战兵团：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1948年8月组建华北军区第三兵团） 
中央军委没有单独成立“华北野战军”建制，没有任命“野战军”指挥班子成员，也没建立“野战军”指挥机构，这与其他“四大野战军”完整的建制番号和指挥机构完全不同。[1]
主要战役
石家庄战役

大事记
精简整编1946年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 ，并提出“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
1946年2月，晋察冀中央局发布《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并规定“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　
1946年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的《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你们三处（注：指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 
晋察冀军区分别于3、4月份和5、6月份进行了两期精简复员。全军区共复员、转业约10万人，占全军区部队的三分之一。　
野战军由9个野战纵队25个旅，缩编为4个纵队9个旅（每个纵队由原9团制缩编为6团制），野战军由原来的20余万任缩减至共5.1万人。
精简整编后，晋察冀军区部队由31余万人减少至20余万人。　
原晋冀鲁豫一纵由三旅9团缩减为三旅6团，编为第一纵队；原冀察郭天民、刘道生两个纵队6个旅，合并为第二纵队辖2个旅；原冀中杨成武、黄寿发两个纵队5个旅，合并为第三纵队辖2个旅；原冀晋陈正湘、赵尔陆两个纵队5个旅，合并为第四纵队辖2个旅；原热辽黄永胜纵队和冀东詹才芳纵队番号撤销。
1945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晋察冀军区结束精简复员工作，开始招集部队，准备应付全面爆发的内战。涞源会议1946年10月22日至11月1日，聂荣臻在涞源主持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聂荣臻总结了自卫战争开展以来的作战教训，尤其是大同、集宁及张家口的失利教训。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客观上是敌人兵力强大，但领导上必须指出（一）我们对国内和平局面估计过高，对战争准备不足。（二）对张家口保卫战的胜利前途，表现信心不足。（三）轻视傅作义，对傅军主力进攻方向判断错误。”【《聂荣臻年谱》上卷　第460页】
会议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但是“组织上还没有真正转到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上来”【《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郑维山　第31页】
涞源会议后，晋察冀军区再次撤销了野战军指挥机构，将三个纵队归军区直辖。安国会议1947年3月29日至4月上旬，聂荣臻在安国主持召开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就如何扭转晋察冀被动局面，跟上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得形势，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聂荣臻回忆说“军事问题，具体说就是如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从根本上扭转华北的战局，跟上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得形势，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
萧克回忆说“会议总结了内战爆发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认为，军事上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层（主要是中央局）对全面战争爆发思想准备不足。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下军队复员过多，临时战前动员太迟太慢（主要是兵员征集）。”
4月6日，安国会议做出了《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中央指示的军事、土改、生产三大任务中，具有决定性的首要任务是打胜仗。我区目前胜利很不足，原因是领导上以前有和平思想，战争准备不足。军队大量复员，练兵没有抓紧，影响了后来的扩军与部队的战斗力。”“今后必须研究与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贯彻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争取主动，改变现在的形势”。【《聂荣臻年谱》上卷　第446-467页】中央工委的军事指导1947年4月26日，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达到西柏坡整顿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和土改工作。刘少奇、朱德通过调查、了解，很快掌握了晋察冀军事上存在的问题。
6月1日，朱德向中央作了汇报:
（一）战士中成分好，均勇敢。
（二）野战军组织头重，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范围，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这种组织不适合于野战军。
（三）上级指挥不好，自上次张家口退出后，一切组织军混乱不堪，对敌只是应付的，军区工作未建立，野战军也是临时凑成，也未形成便于作战的主力。
（四）供给补充也是紊乱的，撤张家口后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又加以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各自为政，团以上的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关系也不好。
我们分析以上的状况，得出这样的概念：部队成分是很好的，干部也是好的，有红军传统，战斗经验多，技术也相当的好，唯战术一般的差，上级指挥，下级不满意。【《朱德军事文选》第591-592页】
6月3日，刘少奇向中央汇报: “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还带有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现正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刘少奇年谱》下卷 第80页】
毛泽东6月14日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针对晋察冀军区存在的问题，朱德、刘少奇狠抓了下列工作：
一、对部队进行整编，重新组织野战军指挥机构，以便从组织体制上适应战略进攻的要求。
二、对各部队各自的后方机构进行整顿，成立军区后勤部，统一供给。规定野战军脱离后勤，只管训练和打仗两件事。
三、对晋察冀部队加强战略、战术教育。
朱德指导指战员：“把野战军腾出来专门打歼灭战”；还详细讲解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三个原则”；以及如何“带兵、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
“这些原则，恰恰是晋察冀在打正太战役以前，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没有能打成歼灭战的重要原因。聂荣臻听后深受教育，决心在今后指挥作战中努力贯彻”【《聂荣臻传》第421页】重新恢复野战军机构晋察冀军区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一年之内，两次组建、两次撤销野战军机构，晋察冀野战军存在的时间分别只有一个月和三个月。当时的野战军指挥机构还只是临时组成的前方指挥所得性质。因此，“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还只是“带有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组织上还没有真正转到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上来”。
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达到晋察冀整顿军事工作，首先恢复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并将军区与野战军分开，由野战军独立负责军事作战任务，还亲自遴选晋察冀野战军指挥班子：
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辖下第二、三、四纵队，及直属炮兵旅。
第二纵队：陈正湘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向仲华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五、六旅。
第三纵队：郑维山任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委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魏震任政治部主任，陶汉章任副参谋长。辖第七、八、九旅。
第四纵队：曾思玉任司令员，王昭任政治委员，唐子安任参谋长，李昌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十、十一、十二旅。
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政治委员李呈瑞。
新的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6月正式成立，在朱德亲自指导下，逐步成为真正的野战军拳头。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1947年中，各战略区先后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毛泽东开始构想将华北的军事与东北军事作为一个整体，将华北军事任务交东北我军为主，华北部队为辅来完成。提出：“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以晋察冀和晋绥为辅助，攻占东北及华北除平、津、沈三点以外地区”的战略目标，并明确提出“当东北我军发展到平绥附近时，晋察冀和晋绥我军统一归林（彪）罗（荣桓）指挥作战”。 
从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开始，中央赋予晋察冀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东北我军作战，牵制华北敌军，使华北敌军不出关或少出关增援东北。 
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后的清风店就是趁华北敌军抽调三个师出关增援东北，造成华北兵力不足时发起的主动攻击，取得了晋察冀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的第一个大胜利。[1]
部队结构
1945年对日寇发动最后反攻后，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8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 “各地区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种，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晋察冀军区开始在部队结构上作出调整，一方面发动青年参军、参战，另一方面将原来抗战时期的小团扩编为大团，将一大批地区队、县大队和游击队编组为正规团，以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 
1945年9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已经发展到了三十多万人，共组建近百个团，但其中大部分是刚刚由各区队或各联合县大队、游击队升编的新团。 
1945年8-9月，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8个团，共1.3万人分2批三路挺进东北，冀中军区沙克、周仁杰带3个团约4000人挺进东北。分别在锦州、承德、沈阳等地收编伪军、扩招新兵，迅速扩编了11万新部队，并获得大批武器装备。 
后因形势变化，李运昌将出关部队中的4个团及新扩编的5万人留在东北民主自治军，率其余7个团及在辽西、热河扩编的共5-6万人返回热河，归冀察热辽军区建制。 
出于“保卫热河”需要，除将原调东北的晋察冀军区赵尔陆纵队、冀中沙克31团、十六分区18团及在锦州扩编的6个新团改留热河外，又将一些原调东北的关内老部队改留热河，计有： 
晋冀鲁豫一纵（杨得志纵队） 
黄永胜延安教二旅第1团（“红一团”） 
文年生陕甘宁警一旅第1团（“瑞金团”）、第2团（“朱德警卫二团”） 
张秀山等带领从延安赴东北的约六百名干部。 
另将由延安调往东北的教导第二旅第五团（“红五团”）、独立团编入进入热河的冀中（黄寿发）纵队。 
同时，将黄永胜延安教二旅第1团、文年生陕甘宁警一旅第1团、第2团、冀中沙克31团与十六分区18团及在锦州扩编的6个新团合编为“热辽（黄永胜）纵队”， （辖3个步兵旅1个炮混旅），归冀察热辽军区建制。 
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军区集中各军分区所属部队（连同刚编组的“黄永胜纵队”）共编成了八个野战纵队。 
1945年11月，为适应晋察和冀热辽两个方向的作战需要，晋察冀军区将刚组建的八个野战纵队，连同原调东北改归晋察冀军区的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分别组成第一、第二两个野战军，有24个步兵旅77个步兵团，1个骑兵旅和1个炮混旅，共计26个旅81个团，共21531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110页） 
第一野战军：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耿飚，辖三个纵队。 
冀察（郭天民）纵队，辖第6旅、第7旅、第9旅 及骑兵旅。 
冀中（杨成武）纵队，辖第11旅、第12旅、第13旅。 
冀晋（陈正湘）纵队，辖第2旅、第4旅。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委罗瑞卿，参谋长彭寿生，辖六个纵队： 
晋冀鲁豫（杨苏）第一纵队，辖1旅、第2旅、第3旅。  （原调东北） 
热辽（黄永胜）纵队，辖第22旅、第27旅、第30旅和炮兵混成旅。 （原调东北） 
冀东（詹才芳）纵队，辖第12旅、第13旅、第14旅。 
冀晋（赵尔陆）纵队，辖第1旅、第2旅、第3旅。 （原调东北） 
冀中（黄寿发）纵队，辖第1旅、第2旅。 （原调东北） 
冀察（刘道生）纵队，辖第8旅、第10旅。 
军区教导师，辖教1团、教2团。[2]
军事素质
匆匆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中有不少部队都是刚刚由游击队编成，没有经过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熟悉的还只是抗战时期灵活、分散的游击战，对运动战还很陌生，更谈不上大兵团协同作战和阵地战、攻坚战。 
在第一野战军开去参加“绥远战役”时，有的部队还每人头扎羊肚毛巾，身穿杂色便装，在开进途中才换上军装，调整步枪口径。 
在日本投降后，晋察冀虽然发展起三十多万部队，但大部分是地方部队。新组建的野战军81个团中，就有50多个是45年2月以后（主要是日本投降后）才陆续由各分区区队、各联合县大队或游击队升编的新团，只有24个是45年2月的团，而43年的老团则仅有14个。老团级部队如此之少，和该区长期游击作战模式有直接关系。 
晋察冀军区在抗战期间，长期处于高度分散和独立的地方游击战状态。艰苦的环境使晋察冀指战员都炼就了吃苦顽强的毅志和生存能力，对灵活的游击战、麻雀战运用自如，但缺乏较大规模的正规战经验。抗战期间，除参加过八路军总部组织的“百团大战”等战役外，晋察冀组织团级以上大规模战役比较少。 
当时晋察冀军区总的方针是“力争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的总方针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当时生存在华北敌后的晋察冀部队对付敌人“扫荡”的主要对策就是“走”，与敌人“捉迷藏”，“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从未同敌人直接遭遇过”。（《聂荣臻回忆录》） 
当然，晋察冀军区也有一些老骨干团队，而且借“保卫热河”契机，晋察冀野战军又新添了一些素质好、战斗力强的关内老部队，比如： 
原调东北的晋冀鲁豫一纵（“杨得志纵队”）中的一旅7团（红四军28团）、二旅10团（平江起义团）、三旅20团（红四31军271团） 
原调东北的“热辽（黄永胜）纵队”中的延安教二旅第1团（“红一团”）、陕甘宁警一旅第1团（“瑞金团”）、第2团（朱德警卫二团）。 
原拟调东北的冀中（黄寿发）纵队中的延安教二旅第五团（“红五团”）、独立团等。 
这些宝贵的“老底子”运用得好都是晋察冀野战军中主力中的主力。。（后来都成为四野、二野“主力中的主力”） 
遗憾的是，这样的英雄团队竟然在46年的裁军中也被“精简”为地方武装了，不适当的“精简、复员”也是华北野战军长期积弱的原因之一。[2]
成份构成
晋察冀军区是老区，尽管部队独立、分散，但主流成份是好的：旅以上指挥员都是红军干部，团营干部也是抗战时期干部，战士也多是翻身农民。 
但是，李运昌先机出关收编的伪军部队却存在很大问题。 
比如，十六分区一个18团就在锦州扩编成6个团，十四军分区一个13团在兴隆就整建制收编了2万伪军，十五军分区2个团在平泉收编伪军1个旅。这样“大呼窿”（林彪语）匆忙发酵起来的新部队虽然人数多、装备好，但在后来与国军作战时就发生了整建制“拖枪投敌”的现象（“明投八路，暗投中央”），还杀害老部队派去的干部。[2]
战术战法
由分散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但由于形势发展迅速，作战任务紧迫，匆匆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尚不完全具备大兵团运动战所必须的过硬素质和作战经验，其战术战法还停留在游击战争阶段。 
战士是勇敢的，但战术呆板，不擅长“迂回包抄”，多是“正面平推”等弱点都在其后的“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中付出了很大代价。[2]
指挥机制
晋察冀在开始组建野战军的一年内就曾2次撤消野战军机构：为“绥远战役”和“保卫热河”匆匆成立第一和第二野战军机构，但一个月后随即撤消；内战爆发，为打“大同集宁战役”再次匆匆成立野战军机构，不到半年又再次撤消。[2]
组织系统
游击战是小部队分散行动，运动战是大兵团协同作战，大兵团协同行动需要一个有序的、稳定的组织系统。 
晋察冀野战军的九个野战纵队（裁军后为四个纵队）名为野战军，实际上，这时的晋察冀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作战集团，各部队还是“联合作战”的形式。 
军区遇战事时临时成立指挥机构，再分别招集各纵队和地方独立旅集结、作战，甚至一边集结一边进入战斗，缺乏协同配合的默契是必然的。 这在后来的战役体现出来： 
“大同战役”8月2日开军事部署会议，而7月31日三纵等就已开始外围作战了。 
“保南战役”姚村战斗总攻前误传敌军已逃跑，四纵、三纵自行分别东追，结果贻误战机。 
“集宁决战”杨纵出击，陈纵误认为是撤退而自行退出战场。 
实际上，此时军区领导仍未真正把握“超地区机动大兵团”野战军的优势特点，还是把纵队当成地方独立旅一样临时召集使用。而且对各部队的统一指挥掌控能力较弱。若如此，还真觉得野战军机构多了一环管理链条了，一年之内两次撤消野战军机构，恐怕与此观念有关吧。 [2]
后勤供给
由于长期抗日战争所养成的分散、独立的游击队作风（那时是制胜法宝）还没有改变。 
晋察冀团以上单位都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务”，各个纵队各旅乃至各团，都各自有自己的后方（甚至商店）。伤兵、俘虏、供给各自办理，缴获的武器资财也不上缴，各自送自己的后方。 
多的武器、口径不符的弹药就埋在地下，也不习惯（不愿意）拿出来统一调剂。 
“从抗战到现在（1947年12月），地下锈烂的武器不知有多少！你也埋，他也埋，记都记不清了，就是不上交，几千年以后开矿去”（《聂荣臻军事文选》）。 
这种明显不适应大兵团运作的现象，一直到1947年6月中央工委朱总到晋察冀整顿军事时，亲自建立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后，才逐步改变。[2]
作战思想和指挥能力
指挥员没有向其他野战军一样，及时摸索出新形势下的新作战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大踏步进退”、“打歼灭战”等），而是“节节抵抗”、“逐次用兵”、“分兵扫点”、“打击溃战”，甚至还在指挥野战部队打“麻雀战”。 
另外，在后来的战役中又屡次发生“对敌情判断失误”和“战役部署不周”等失误。 
一只野战军的强弱，客观因素之外，野战军“运作机制”的建立和统帅的“指挥能力”恐怕是两个重要的原因。[2]
晋察冀大简编
一、和平的诱惑抗战胜利，国共同室操戈。
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斡旋下，国共双方于1月10日同时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30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实现国内和平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行任务的指示》，这封长达2千7百余字的电文共分五部分：
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此文乐观地判断：“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二、“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导，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
四、“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关于这方面，应先作精神准备，考虑成熟，待命实施”。
五、“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
此电仅在第四部分中提到了“精兵简政”，但也同时说明只是“先作精神准备，考虑成熟，待命实施” 。二、晋察冀先行其实当时中央对于“精兵简政”还只是初步的构想之一，所以只是要求“先作精神准备”，这就是中央后来在11月21日中央会议上总结的“在1、2月间是糊涂了一下”的那个阶段。更何况此时连那个根本未曾付诸实施的《整军方案》，也是2月25日才签署。可是晋察冀中央局却立即闻风而动了：
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率先致电中央表态：“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 ，并主动提出“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
同年2月（中央3.6《指示》还没发出），晋察冀中央局就率先发布了《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全区（军队）共编22.5万人，按野战军2、地方军1的比例，野战军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并规定“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
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接着又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称：“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
在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将军队从32万大幅削减至22万人（削减三分之一），并已命令“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之后（2月），中共中央才于3月6日发出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的《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你们三处（注：指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 。
从电文看，当时中央的“精简三分之一”是参考了先行者晋察冀“方案”提出的一个初步“意见”，不过仍不太肯定地表示：“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
尽管晋察冀军区并不在中央认为“兵额最大，负担极重”的三大区（华东、晋冀鲁豫、华中）之列，但鉴于晋察冀中央局的雷厉风行，《指示》还专门提到：“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军区部队曾迅速扩大到32万人：野战军9个纵队，26个旅，81个团[聂说当时有“一百个团”]，共21万人，地方部队11万余人。
在“和平浪潮”中，“聂荣臻组织精简整编，野战军由9个纵队减为4个，地方军增加约5万余人，总计复员约10万人。”[《聂荣臻传》]
至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大幅复员减编后，总兵力果真减少了三分之一，由原来的32万骤减至22万人，总计复员10多万人。
但在比例配置方面已不是2月份计划的“野战军2、地方军1的比例”，而形成了奇怪的“野战军1、地方军3”的倒挂比例。
其中，野战军由原来的9纵26旅81团21万人，减编至4个纵队，10个旅，27个团，仅剩约6万多人（含了暂归晋察冀军区，年底又调回的晋冀鲁豫一纵3个旅，晋察冀军区实际仅剩3个纵队6个旅加教导旅，约3.5万人），主力野战军净减少了62%（撤消了19个野战旅，约16万人，其中5万转为地方部队，其余复员）。
而地方部队在“精简”后则由11万余人扩大到16万余人，增加5万。三、盘点全军简编“抗战胜利后，我军总兵力发展到了120余万人。”
“1946年6月整编后，全军总兵力共有127 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另有民兵220万人）。全军复员、转业23.3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
简编前，晋察冀军区总兵力32万，占全军总兵力的27%。
简编后，晋察冀军区总兵力22万，占全军总兵力的17%；晋察冀野战军6万，占全军野战军的9.8%。而晋察冀地方部队却增加到16万，占全部地方武装的24.3%。
全军（七大战略区）共复员、转业23.3万人，仅晋察冀军区一家就复员转业了10万，占全部复转人数的43%。
1946年6月整编后，全军虽然曾复转23.3万人，但全军总兵力反而增加了7万人，而晋察冀总兵力却净减少10万人（晋察冀野战军大幅减少15万人，削减了62%）。
这就不难看出，虽然是在同一个中央《指示》指导下，全国各战略区（除晋察冀）的精兵简政策略都是有减有增，总体是增大于减。四、其他战略区如何“精简”回过头再来看一下被中央认为“兵额最大，负担极重” 的华东、晋冀鲁豫、华中及其他战略区是“采取何种具体办法”的：
华东战略区（辖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合编后的华东战略区已经包括了被中央认为“兵额最大，负担极重” 的三大区中的两个。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简编”中，仍保持原来水平（13万人），并没有减少。山东/华中这两个军区只是在地方部队总共减少了约6万人（减少了13%）。
其中，华中野战军只减了1017名老弱病残转到地方工作。粟裕只是“将八纵和六纵改称第一师、第六师”，而且“由原来每个纵队5个团，扩编为6个团。每团由一千几百人，扩编到2000-3000人，又将第七、九纵队，从原来各4个团，各增编为5个团，还将地方部队上升到野战军新编成第十纵队” 。华中野战军兵员不减反增2万人。[《粟裕传》]
再看“三大区”的另一个--晋冀鲁豫（刘、邓）方面：看编制人数，晋冀鲁豫由29万降到了27万（“减少”约2万人）。但当时尚有1纵（杨得志纵队）三个旅在奉调东北途中被晋察冀军区“截留”（年底又回归晋冀鲁豫建制），另调出了25个架子团赴东北。兵力实际并没减少，还有增长。
还有中原军区：“中原（军区）只撤消了第2纵队第14旅的番号，主力部队由原来的7个旅编为6个旅”[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中原军区实际仅“复员老弱病残一万多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西北方向的贺龙部也只是“将教导1旅与2旅合并为教导旅，第358旅并入警备第3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复员2700余人”。[《贺龙年谱》]
至于东北战略区，林总一早就指出“和谈是阴谋”，立足于长期作战，并曾请中央“清醒考虑之”。中央也及时、“清醒”地指出：精兵简政“东北和热河除外”。五、裁军之后减编后的晋察冀军区总兵力只有20多万人（野战军仅剩5-6万人），而当时晋察冀边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却有：第11战区孙连仲部的8个军、第12战区傅作义部所属3个军、第2战区阎锡山部2个军，共有国民党正规军13个军。[《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国军总兵力达43万人。 这还只是兵力数量上的对比，如果再把国军的全美械、半美械装备因素计算进去，实力差距就更加悬殊。
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还在热火朝天地忙于复员安置工作，蒋介石就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8月28日，晋察冀军区的重要城市承德被攻陷。
9月13日，由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联手发起的“集宁、大同战役”失败。
“集宁、大同战役”失利后，晋察冀军区仅凭只“简”却不“精”的几万野战军已无力保卫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张家口，聂司令员不得不紧急向军委请求“弃守张家口”。
10月11日，面对国军李文兵团16军、53军、13军及傅作义35军的进攻，聂司令组织“瘦身”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了“节节抵抗”。接着，便继“主动撤离”大同后，聂司令员再次“毅然”地“主动撤离”了司令部做在地--张家口。六、不同的评价关于晋察冀的十万大裁军，曾率先主动向中央“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的聂司令员在《回忆录》里没有再提及晋察冀中央局于2.16-3.1期间先后发出的“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的“提议”电文以及《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和《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电文。而直接说这是在“三月份中央指示我们精兵简政”后，“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执行的，怎么能说我们最积极呢？”
《回忆录》也没有详细提复员10万人及野战军裁减15万人的事，只是笼统地说“五万多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同时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而且补充强调说“谁也没有马放南山”、“我们一刻也没停止过坚决的自卫战争”。
显然，这位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并不认为：裁减四分之三的野战军对后来的承德、集宁、大同及张家口等一连串失利有影响。
不过，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其他高级指挥员却不这么认为：　
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的萧克则认为“在战争爆发前，部队复员转业约10万余人，占军区全部（野战）军队的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战斗力，造成晋察冀解放区在内战初期不利局面。”[《萧克回忆录》]
野战军参谋长耿飚也指出：“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大裁军”和“大失利”的影响还不止于军区和野战军高级指挥员层面，在各野战纵队司令、政委，2级军区司令员乃至军区机关干部当中都产生强烈反响。
对此，聂总在《回忆录》里说“有一些同志，好当事后诸葛亮……说长道短，大发议论”。
其实，就在聂总操刀大砍野战军时，2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3纵司令员杨成武、3纵政委李志民、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等纵队（军区）司令或政委都曾写信或在党委会议上正式向聂司令提出过反对意见。
3纵司令员杨成武：“一九四六年晋察冀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每个纵队裁减一个旅时，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当时郭天民[2纵司令员兼政委]和李志民[3纵政委]同志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报告上签了名”，结果，“还是每个纵队裁减了一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骨干，另一部分复员了”。[《杨成武回忆录》]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为此专门给聂荣臻写信：“减这么多人不行，国民党没有诚意”。这影响了以后的战争进程。那一段有点失误。对解放战争初期作战不利，拳头不硬。”
杨成武、郭天民、李志民（联名）、李运昌（专门）这些一线统兵的司令写长信反对大幅裁减野战部队，显然属于“事先诸葛亮” 。
作战处长唐永健回忆说：“当时甘英等人由北平回到张家口，聂老总同他们谈话。他们提出意见，说北平国民党到处抓兵，补充军队，但在路上看到我军成批复员，这样合算吗？聂老总当时回答：大势所趋，非要和平。”　　
至于聂总说的“五万多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另外一部分只是“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 ，当年的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则披露“光靠“裁减老弱”等项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
时任三纵政委的李志民也证实了郑维山的说法：“不适当地复员了一些精壮兵员，一度影响了干部战士的情绪。”[李志民，1993：505]
时任军调处朝阳26小组代表的李逸民在1946年内战爆发后发现：“张北原有一个骑兵旅，都是由老游击队员组成，拥有两千多匹马，抗日战争中曾以挥了很大作用。可是停战后，把这个旅解散了，马也分掉了，专署只留下一个警卫连。现在战争打开，看来张北也是保不住的。”[李逸民，1986：14—145]
就连《聂荣臻传》编写组在该书中也写道：“聂荣臻在主持这项工作中，由于受和平思想影响较大，因此晋察冀复员人数较多，时间也较快，比起其他各区要突出一些。精简整编是中央的精神，本身并没有错，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问题是复员人数多了些，影响到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和尔后的作战。”　　
聂总在《回忆录》里提到，张家口等一连串失利后“不但下面有不同看法，领导当中也有不同意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更为必要”。
显然，聂书记迫切要解决的是众多高级将领对于“大裁军”引发“大失利”的批评舆论问题。于是，1946年10月22日，聂书记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涞源会议”。在这次党内会议上，2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的发言十分尖锐：
“10月22日，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涞源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郭天民在发言中，就精简部队和张家口保卫战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在部队建设上，只看到国内和平的一面，忽视了战争危险的另一面，过度精简部队，以致造成作战兵力紧张；在张家口防御上，存在轻敌麻痹思想，低估了国民党军的力量，丢掉了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由于他的意见直率而尖锐，与军区主要领导当场发生激烈的争执。[《[解放军高级将领传]郭天民》解放军出版社]
“涞源会议”之后不久，聂总就对晋察冀野战军就做了调整。调整后，在“涞源会议”上提出“直率而尖锐” 意见的原2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已经在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政委名单上消失了。再查一下，就连2级军区地方部队首长序列中也未见郭天民的踪影。
12月，聂书记索性撤消了晋察冀野战军编制，改由晋察冀军区（聂司令）直接指挥3个野战纵队和5个二级军区19个军分区10个独立旅的地方部队。
中央已经发现了晋察冀军区越来越被动的军事问题：晋察冀军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军事建设相对较为薄弱，甚至在全面内战以后，晋察冀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不如其他解放区积极果敢，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也较其他解放区小”。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多次向军区负责同志指示，要求尽快改变局面。”[《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为此，中央不得不派刘少奇、朱德亲率“中央工委”到晋察冀军区“解决军事问题”。
在朱德做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对晋察冀军队建设意见时，原2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向朱德“毫无保留地重申了自己对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方面的意见，并要求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那里去工作。”　　
不过，聂总在八十年代写的《回忆录》里则把有关“晋察冀执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最积极，把部队大批复员”的不同意见直接归罪于文革时“林彪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
熟悉军史的朋友都清楚：郭天民、杨成武、耿飚、李运昌、郑维山等恰好都是如假包换的“华北山头”当时的高级指挥员（聂总的老部下），绝非“林彪一伙” 。
就连毛泽东也说晋察冀：“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党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年第4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