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少年中国学会
学会简介
少年中国学会学会是由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张尚龄、周太玄、曾琦、雷宝菁7人等人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筹备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这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后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  少年中国学会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人：（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学生。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出现上述情况，也要清退出会。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还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后来虽然因为会员的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69页）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是评议员。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许多共产主义者，并且担负着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任务。这对于五四运动起到了帮助和推进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斗争的胜利，是因为北京学生、全国青年以及社会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团结。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1]
学会成立
  机关刊物《少年中国》[2]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规定创办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李大钊继续被举为编辑主任。总会设于北京，并在会员较集中之南京、成都两地设分会。根据李大钊等人提议，将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规约第三条规定学会信条："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少年中国》为月刊，每年出12期为一卷。少年中国北京总会负责编辑。李大钊、恽代英等曾在刊物发表过文章。留有学会发展和会员思想方面较为详尽的资料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的一些材料。1922年7月后曾休刊7个月。1924年5月停刊。共出4卷，48期（学会至1925年底因社员发生分化而停止活动，先后加入学会的有120余人）。
学会历史
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此时新文化运动早已结束，“五四”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主义”的角逐与新生社团的大量出现成了那时节的社会生态。而新文化一代老师辈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经肇端于世。从人员的组成看，少年中国学会中既有原《新青年》编辑部老师辈中的李大钊，也有属于学生辈的王光祈、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徐彦之等。从地域上看，会员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国巴黎。这些也给学会本身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困难。
然而，时间上的“不利”，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恰可能是一个契机。因为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个案，也可以看到在时局急骤变化之时，现代中国的青年知识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做出个人不同的选择。其实，这未始不是吴小龙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初衷。学术研究讲的是“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从研究的选题上，已经能见出学者的眼光和学问的高下了。[3]
学会刊物
田汉发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
1919年10月，田汉在《少年中国》第一卷上发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文章说：
"妇女运动"可分出二种：男子的妇人运动是"妇人尊重"问题；女子的"妇人运动"是"妇人自觉"。妇人运动又可分"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的四层。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 不过说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参政、女子也要参政，男子受大学教育、女子也要一样，不思最初女子何以屈服于男子而失去其地位的原因。
劳动阶级的女子不能为自己到底是家庭里"父亲的人"还是"丈夫的人"去争论，她们唯一要求，是"劳动条件之改良"，因为现在的劳动条件赁银低、时间长，使女子无生活与受教育之余裕，非改良劳动条件无以达他们"勤工俭学"的目的。
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此种运动者自觉女子原始地位是怎样丧失的。
张闻天发表文章探讨当前的离婚问题
1920年1月，张闻天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离婚问题》。他详细地考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离婚率增长的现实后，以为造成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是：一、宗教的衰败。二、个人主义精神的增加。三、妇女运动的兴起妇女在经济上、法律上、精神上的解放，使妇女也自成一阶级而个人化，有时俨然为实用的个人主义者了。美国妇女解放的结果，不但对于道德上，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增进，反而比从前更为退步。四、近代工业主义 一 制造业 一 又是增进离婚的一大原因。五、同近代工业主义生长，是离婚增加的一个原因。六、结婚年龄的加高。七、法律的人民化随了民主主义的制度成长，也是离婚的一个原因。八关于离婚法律宽弛的增加，和施行此法律宽弛的增加，也是一个重大原因。九。家庭是一个制度，同其他制度差不多没有分别，所以家庭也时时刻刻的更变。
如何解决离婚问题，他认为：离婚问题的解决法，大旨可以分为形式的限制和根本的铲除。一、形式的限制只有借助于法律。法律的限制有种种1、离婚与结婚法律的一致。2、离婚与结婚手续的郑重。不是于法庭之外附设一个离婚审查处，便是另外设一个专管家庭关系的法庭。3、减少请求离婚的理由。4、离婚后再婚是互相因果的。至于有时法律不能成功的地方，公意或者能够补其不足。二、根本的铲除是道德的教育。
无论感情如何，一对夫妇将白头偕老，这是不道德的。
向警于发表文章谈女子解放与改造
1920年5月26日，向警予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题为《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的文章，针对当前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在参政与争取经济独立这两点上的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我对于广东女界要求参政权与分家权的运动，实在怀疑"。"但据我看来，代议制本是中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现在又成了无产阶级的障碍，根本业已动摇，而况中国这种样式的猪仔代议制，我们还愿要求加入么?至于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唯一条件，但是经济应该如何样的独立?要研究个适当的方法才是。我以为女子既是个人，即有消费，即当生产，为消费而生产，为生产而准备技能，组织团体，共同生活，实行互助"。
学会成员
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主  少年中国学会要包括以下三种人：
（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
（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部分留日学生，代表人物是曾琦；[4]
（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学生。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学会信约
少年中国学会
（一）奋斗；
（二）实践；
（三）坚忍；
（四）俭朴。
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出现上述情况，也要清退出会。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还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后来虽然因为会员的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学会意义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是评议员。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许多共产主义者，并且担负着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任务。
这对于五四运动起到了帮助和推进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斗争的胜利，是因为北京学生、全国青年以及社会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团结。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学会分裂
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因为政见不和开始出现分裂
  少年中国学会南京会议与会者合影1921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学会的宗旨和主义问题。邓中夏、高君宇等共产主义者在会上与右翼分子左舜生、陈启天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辩，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并成为思想行动一致的进步的政治团体。左舜生、陈启天等反对学会规定主义，特别是反对规定社会主义，坚持学会只能从事改良主义的社会活动，反对学会进行政治革命。许多中间派会员也不主张学会规定主义，希望学会维持兼容并包的状况，成为一个纯学术团体。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结果有17人同意学会应研究、确定主义。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出现分裂的趋势。
学会解体
五四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都起于爱国或者救国，但是，说大部分的社团都是以富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或者救国为号召而组建，应该不会错。少年中国学会也不例外。但与  部份成员合影（右三为李大钊）国民杂志社不同，它没有一开始就以“行动”为目的，致力于国民运动，而是像新潮社一样，将思想与学术作为自身努力的方向。正如作者指出的，“在‘少中’的活动构想中，学术研究的内容占着主要的位置”
矛盾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现实的爱国或救国，一方面是非现实的学术研究的诉求，彼此之间的层面交错，已经为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的分裂和解体埋下了引线。然而，内在的矛盾在筹备期只是潜伏在那里，如果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也不会有历时七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中间，筹备人的热情、“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个很好的柔顺剂。而青年人之间的友情、乡谊则是结社的粘合剂。左舜生后来回忆说：“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初期所提出的学会宗旨充满了理想主义。而学会的目标，用王光祈的话说，就是“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此并非没有自觉，相反努力在追求着这个境界。他们的理想中的学会是砥砺品德，研究学术的团体，而不是政党性质的组织，就连少年中国学会中政治意识最强，后来成为青年党党魁的曾琦在1919年10月留法之前也发表公开信提醒同人要“严防政党的利用”
少年中国学会解体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自身的思想差异，社会选择的不同，也与外部环境的刺激有关，同时，会员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取向。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最后一次南京年会的主席吴俊升后来感叹说：“‘少中’原为一偏重友谊与学术的团体，但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晚年的方东美也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因“政治信念”之争，使“纯粹学术问题，自由思想气氛”完全丧失，以致“主张学术独立与中立者回天无力”而叹惜。实际上，1920年南京年会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贤江和方东美都注意到了社会变化给学会带来的影响。方东美甚至发现地理位置对会员社会取向的影响。他指出：“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势力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的确，王光祈1920年即离开政治核心地带的京城，远赴德留学，这也是他能够保持学会初期的理想和热情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国内面对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以及强烈的政治逼迫感，中国知识人内心深处经世致用的传统很容易被激活。不仅学生辈，不少曾经致力于思想文化变革的老师辈们也走出了书斋，那些没有走出去的，也仿佛把塔建在了十字路口。在这样的情形下，王光祈一类的见解或行为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缺乏勇气，是一种知识人的“怯懦”，一种自绝于社会政治和民生的自我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