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毕士安
简介
毕士安，字仁臾，西京大同人，宋朝著名宰相。其曾祖与祖父都在本州、  毕士安相关书籍本县做小官，父亲还任过观城县令。毕士安从小好学，曾专程到宋（今河南省商丘）、郑（河南省郑州市）等地求师。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毕士安中进士，十年后任大理寺丞、三门发运事。咸平元年，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
概述
毕士安一生为人正直，勤于政务，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平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曾大力推举寇准，向宋真宗上书说：“寇准忠义两全，善断大事，我以为是宰相之材。”于是宋真宗同意毕士安之奏请，同时任命毕、寇二人为平章事（宰相）。寇准任宰相后，小人申宗古诬告，毕深知寇之为人，极力为寇辩护，查清诬告案件，将申宗古斩首，寇准才得安心政务。以后寇准力主抗辽，政绩显著，均为毕士安荐贤之功。景泰二年，辽国统军挞览领兵南下侵宋，毕士安与寇准力主真宗皇帝御驾澶渊订盟，迫使辽邦不敢进犯，只好订立澶渊盟约，双方罢兵议和。景泰二年，毕士安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宋真宗废朝五日，异常悲恸，赠太傅、中节令，谥文简。
藏书
淳化二年（991）为翰林学士，咸平元年（998），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治学严谨，知人善任。曾大力推举寇准。上召选官校勘《三国志》等，书中多有鄙恶之事，劝其删改后刊印。他说：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皆备。遂命刊刻。真宗即位(997年)拜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景德初，进吏部侍郎、拜平章事。又兼秘书监之职。喜藏书，擅长书法，仪表谈吐不凡。晚年时，视力不济，犹每日读书不辍；所储之书，皆亲加校雠。藏书之富，为宋初名家之一。殁后，赠太傅、中节令，谥文简。其藏书尽归宋绶。著有文集30卷。五世孙毕良史，字少董，亦为南宋藏书之家。[1]
宋词
答王黄门寄密蒙花
多病眼昏书懒寄，烦君远寄密蒙花。
愁无内史兼词翰，为写真方到海涯。
国清寺
三四百年寺，今来国又清。
若非逢圣祚，从自有嘉名。
月殿五峰色，风松十里怕。
不缘君命束，便好脱尘缨。
禁林讌会之什
好文英主古难齐，宠重词臣意弗低。
睿藻清新刊翠琰，神踪飞动在璇题。
芸笺许效蓬莱阁，花槛容模罨画溪。
乐圣朋侪开绮席，爱君诚抱挂金闺。
买臣晚遇知多幸，犬子端忧思转稽。
天地恩私无以报，只将克慎对芝泥。
杨照承议芦雁枕屏
画师不肯传风蝶，故作枯乾逞奇绝。
清秋未合结繁阴，深户何从洒飞雪。
雪里鸭儿苦耐寒，眠沙枕浦白云团，
黄芦槭槭枝叶乾。江头鸣雁恰飞起，
恍如身到潇湘间。潇相洞庭云水隔，
山路坡陁断行客。从来冬景画已难，
况有翎毛似崔白。已觉冰漫稻梁少，
更疑水宿溪垠窄。生平有道付沧洲，
今日床头动行色。屏风主人家近远，
我昔曾过浔阳县，田芦野雁尝亲见。
出门解榻定相逢，借我家乡令对面。
评价
毕士安去世之后，宋真宗对寇准等人说：“毕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躬慎行，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殁，深可悼惜！”后来王旦为相，面奏真宗皇帝：“毕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闻之感叹，仕至辅相而四方无田园居莱，殁未终丧，家用已屈，真不负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贷为生，直有以周之者窃，调当示上恩，非臣敢为私惠。”真宗皇帝深表同情，赐白金五千两，子世长至卫尉卿，庆长至大府卿，孙从善至光禄寺少卿。
《宋史·毕士安》中对毕士安有很高的评价：“土安端方沉雅，有清识醒籍，美风采，善谈吐，所至以严。正称年耆，目毛读书不辍，手自雠校或亲善写，又精意词翰，有文集三十卷。”
作品
《宋史·毕士安传》毕士安，字仁叟，代州云中人。曾祖宗昱，本县令。祖球，本州别驾。父乂林，累辟使府，终观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学，事继母祝氏以孝闻。祝氏曰：“学必求良师友。”乃与如宋，又如郑，得杨璞、韩丕、刘锡为友，因为郑人。
乾德四年，举进士。邠帅杨廷璋辟幕府，掌书奏。开宝四年，历济州团练推官，专掌筦榷，岁课增羡。改兖州观察推官。太平兴国初，为大理寺丞，领三门发运事。吴越钱俶纳土，选知台州，言：“钱氏上图籍，有司皆张侈赋数，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辑，愿一用旧籍。”诏从之。明年，迁左赞善大夫，徙饶州，改殿中丞。召还，为监察御史。复出知乾州，以母老愿降任就养，改监汝州稻田务。
雍熙二年，诸王出阁，慎择僚属。以虞部郎中王龟从兼陈王府记室参军，水部员外郎王素兼韩王府记室参军，秘书丞张茂直兼益王府记室参军，士安迁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太宗召谓曰：“诸子生长宫庭，未闲外事，年渐成人，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赐袭衣、银带、鞍勒马。
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讳，遂改焉。迁考功员外郎。端拱中，诏王府僚属各献所著文，太宗阅视累日，问近臣曰：“其才已见矣，其行孰优？”或以士安对。上曰：“正协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诰，王请对愿留府邸，不许。淳化二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大臣以张洎荐，太宗曰：“洎视毕士安词艺践历固不减，但履行远在下尔。”士安以父名乂林抗章引避，朝议谓二名不偏讳，不听。  毕士安三年，与苏易简同知贡举，加主客郎中。以疾请外，改右谏议大夫、知颍州。真宗以寿王尹开封府，召为判官。及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迁给事中。登位，命权知开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时近臣有怙势强取民间定婚女，其家诉于府，士安因对奏，还之。宫府常从为廷职者，每授任于外，必令士安戒勖。
咸平初，辞府职，拜礼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唐书。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语宰相，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给之数。入为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初，兼秘书监。契丹谋入境，士安首疏五事应诏，陈选将、饷兵、理财之策，真宗嘉纳。
李沆卒，进士安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入谢，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顿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辅相，岂特今日。然时方多事，求与卿同进者，其谁可？”对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闻其好刚使气。”又对曰：“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当藉卿宿德镇之。”未阅月，以本官与准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监修国史，居准上。
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准交通安王元杰，准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辩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准乃安。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统军挞览引兵分掠威虏、顺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数为诸军所却，益东驻阳城淀，遂攻高阳，不得逞，转窥贝、冀、天雄，兵号二十万。真宗坐便殿，问策安出。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士安言澶渊之行，当在仲冬；准谓当亟往，不可缓。卒用士安议。
初，咸平六年，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陷契丹。至是，为契丹奏请议和。大臣莫敢如何，独士安以为可信，力赞真宗当羁縻不绝，渐许其成。真宗谓敌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而耻无名，且彼宁不畏人乘虚覆其巢穴，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真宗喜，手诏继忠，许其请和。
时已诏巡幸，而议者犹哄哄，二三大臣有进金陵及成都图者。士安亟同准请对，力陈其不可，惟坚定前计。真宗严兵将行，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应之。士安适卧疾，移书准曰：“屡请舁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已而少间，追至澶渊，见于行在。时已聚兵数十万，契丹大震，犹乘众掠德清。至澶北鄙，为伏弩发射，挞览死，众溃遁去。
会曹利用自契丹使还，具得要领，又与其使者姚东之俱来，讲和之议遂定。岁遗契丹银绢三十万，朝论皆以为过。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罢兵，从还，乃按边要选良守将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则，定州马知节，镇州孙全照，保州杨延昭，它所择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马类者悉还之，通互市，除铁禁，招流亡，广储蓄。未几，夏州赵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时制法，次第施行。复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以广取士。
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优诏不允。遣使敦谕，不得已，复起视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庐，疾暴作，真宗步出临视，已不能言。诏内侍窦神宝以肩舆送归第，卒，年六十八。车驾临哭，废朝五日，赠太傅、中书令，谥文简。以皇城使卫绍钦治葬，有司给卤簿。录其子世长为太子中舍，庆长为大理寺丞，孙从古为将作监主簿。
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识，昷藉，美风采，善谈吐，所至以严正称。年耆目眊，读书不辍，手自雠校，或亲缮写。又精意词翰，有文集三十卷。尝谓人曰：“仆仕宦无赫赫之誉，但力自规检，庶几寡过尔。”凡交游无党援，唯王祐、吕端见引重，王旦、寇准、杨亿相友善，王禹偁、陈彭年皆门人也。禹偁，济州人。幼时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识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学，举业日显。后遂登科进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诰，其命乃禹偁词也。
士安没后，真宗谓寇准等曰：“毕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躬慎行，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没，深可悼惜。”及王旦为相，面奏：“陛下前称毕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闻之感叹。仕至辅相，而四方无田园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真不负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贷为生，宜有以周之者，窃谓当出上恩，非臣敢为私惠。”真宗感叹，赐白金五千两。
子世长至卫尉卿，庆长至大府卿。孙从善光禄少卿，从古驾部郎中，从厚、从诲检校水部员外郎，从简博罗令，从道殿中丞，从范山南西道节度推官，从益太常寺太祝，从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孙仲达、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白话文毕士安字仁叟，代州云中人。宋太祖乾德四年中进士。太宗雍熙二年，皇子们离开都城前往自己的封地做藩王，太宗谨慎地为他们选择所属官吏，毕士安调任左拾遗兼任冀王府的记室参军。太宗下诏说：“皇子门生在宫廷中长在宫廷中，不了解外面的事情，年龄渐近成人，一定要借助贤良的人辅佐引导，使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的道理，希望各位努力。”端拱年间，太宗下诏命王府的属官各自呈献自己撰写的文章。太宗阅览多日，问身边的臣子们说：“他们的才能已经展现出来了，他们的品行谁更优秀呢？”有人拿毕士安来对答。皇上说：“正符合我的心意。”不久以本官的身份兼任知制诰（为起草诏令画行），淳化二年，被召入作翰林学士。有大臣向皇帝推荐张洎，太宗说：“张洎与毕士安相比，文采阅历固然不差，但操行就差的远了。” 
李沆卒，毕士安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毕士安上朝谢恩，真宗说：“还没有结束，即将任命你为相。”毕士安叩头。真宗说：“我倚仗你来辅佐，哪只从今日开始。但现在正有很多事，寻找一个和你一起引荐的人，大概谁能胜任？”毕士安回答说：“做宰相的人，一定要具备这样的才能，才能够担当这样的职位，我才能低下，实在不能胜任。寇准兼而具备忠义，长于理断大事，这才是宰相的才能。”真宗说：“听说他喜欢强硬，意气用事。”毕士安又回答说：“寇准正直无私，意气风发，情绪激昂，具有高风亮节，盼望为国牺牲，操持正道憎恨奸邪，这是一向长期养成的，在朝的大臣很少有超过他的，只是不受世俗欢迎。现在天下的老百姓虽然承蒙皇上的美好恩德，滋润养育安闲逸乐，但西北强横的西夏是边境上的祸患，像寇准这样的人正是应该任用的人才。”真宗说：“既然这样，应当借你这样年老而有德望的人来压服他。”没过一个月，毕士安以本官身份和寇准一同受官为平章事。毕士安兼监管修撰本朝历史，官位在寇准之上。寇准做了宰相，坚守正道，憎恨邪恶，阴险小人天天想排挤他。有平民向宗古告寇准结交安王元杰，寇准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表明自己。毕士安竭力辩明这里的诬陷，把宗古交法官审讯，详细获知奸邪的行为，斩杀，寇准才安心了。
毕士安方正沉静高雅，对人对事有很高的见识，含蓄宽容，外貌漂亮有风采，善于谈吐，所到之处，以严厉和正直著称。
宋代词人
两宋天水一朝，在历史上的地位仿佛颇为尴尬，论威势它不及汉唐，论疆域它不及元清，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般都是岁币，偏安，求和，内耗，亡国……种种耻辱的烙印打在它的身上，使“偃武修文”于它成为一种讽刺，使“积弱不振”于它成为一个定性。
然而，它又是一个堪称精致优雅的时代，也是一个堪称奇特峥嵘的时代。它拥有不世出的名将，拥有超古迈今的政治家，拥有最杰出的天才文人、英雄词客……虽然这一切，没有挽回这个朝代的衰弱不振，没有挽回最终亡国的命运，但即使是它的亡国，也是如此令人痛心疾首，惨烈不堪，以至于后人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在两宋都灭亡之后，成为遗民词人的刘辰翁，写下这样的句子：“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繁华归于落寞，精雅摧成残破，可是就算尘归尘，土归土，也有人始终记得，那三百年的梦幻之间，有多少值得所有人沸腾一腔热血去维护的美好，又有多少在外敌逼凌与上层腐朽双重作用下轰然毁灭的美好。纵使天上渺茫，人间无路，梦里成空，毕竟也能够存留在心里，定格在笔下。那一阕或缠绵或激昂，或清丽或雄壮，或欢愉或悲凉的词曲，那隐藏在词曲之后的形形色色的面容，种种般般的性情，悲欢苦乐，浮沉遭际，在打开词卷的那一霎，会又重新生动鲜活起来。
例言：因为是宋代词人，所以身份当属于五代的李后主不算，虽然他生活的年代也入宋初；金代的元好问等人也不算，虽然他的生卒也与南宋平行。从王禹偁起，到宋遗民词人结束。按时间顺序排列，原则上取比较知名的词人，和有故事可说的词人。
王禹偁（945-1001）巨野（今属山东）人。晚贬知黄州，世称王黄州。《宋史》与《东都事略》有传。著有《小畜集》。存词一首。
点绛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
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说王禹偁是词人，其实并不十分符合，他以诗文著称，所填小词存世的仅仅只有这一首，但就这么一首，还占了个“最”字——最早的宋人小令之一。只要我们翻开按年代次序编的宋词选、宋词三百首之类的书籍，放在第一首的一般都会是他这首《点绛唇》，王国维说：“词至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李煜死的时候王禹偁已经二十多岁，正是北宋第一代的文人，继了李后主开拓的“士大夫之词”的境界而创作，这一首词深有文人词的特色，笔调清新淡雅，一改宋初时词坛上尚沿袭的五代柔靡艳冶之风，所以他的词虽仅此一例，在宋词坛上还是值得提一提的。
王禹偁出生的那一年，离宋太祖立国还有六年，这一年李煜还做着南唐国主，娶了大周后，然而等到王禹偁进士及第的时候，已经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李煜被牵机药毒死已经五年，新时代的新文人，刚刚成长起来，宋代文学的新气象，也正等待着他们来创造。
宋代拔取进士不象唐代重视品第，所以寒士进入仕途的情况开始大大增加了，王禹偁就是一个平民之家的子弟。据说他家里以磨面为生，但这个平民子弟天生聪慧，七八岁已经能做文章，他是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当时任济州从事的毕士安（字文简，后来位至辅相，曾推荐寇准为相，是个善于选拔贤才的人听说了这个神童，将他找来，因为他家里以磨面为生，就命他作《磨诗》这个题目不无揶揄的意思，王禹偁却毫不思索，脱口吟出了一首绝句：“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明是写磨，句句却包含人生哲理，毕士安当然大为惊异，留他于子弟中讲学。
有一天太守在席间出了一个对子：“鹦鹉能言争似凤。”坐上的宾客都对不出来。毕士安回家将对句写在屏风上，王禹偁就接着在下面写：“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又一次的惊服，叹息说：“真是经纶之才啊！”他和太守在一起赏白莲的时候提起了这个诗才敏捷的神童，太守便即召王禹偁前来，即景命题，让他咏白莲诗，王禹偁又来一首五绝：“昨夜三更后，妲娥堕玉簪。冯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太守也叹服为天才。
王禹偁的敏捷诗才，给自己争取到了良好的待遇与进身的机会，一直到中了进士后也一样如此。当时的皇帝宋太宗听说了他的才名，召来面试，选拔他作了右拾遗，在史馆任职，还有“赐绯”的待遇（就是赏穿红袍），历来成例，赐绯者，给配的衣带是涂金银带，太宗却特命给他一条文犀带“宠之”，在当时的士子眼里，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恩遇了。据说他在太宗面前也有即景成诗的故事：宋太宗有一回宴请百官，这种宴席上一般是即兴赋应制诗的，太宗耍了个花招，前一日看见王禹偁在宫禁中喃喃吟咏，知道他在预先作《赏花钓鱼》诗，知道其他的文官大概也押了一样的题，于是第二天宴席上临时改题，要求作《千叶石榴花》，百官一时都慌了手脚，事先拟好的作品拿不出来，只有王禹偁飞快的写了一首应景的七绝：“王母庭中亲见栽，张骞偷得下天来。谁家巧妇残针线！一撮生红熨不开。”太宗拿着诗，赞赏说：“这才是真才实学啊！”——当时百官里面有没有人从此嫉恨，不得而知，但王禹偁如此才华，也得帝王赏识，仕途却一直不顺，难说不是有着锋芒毕露得罪了同僚的缘故
王禹偁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中了进士，起初做成武县主簿，次年即以大理评事的官衔做苏州长洲县的知县，端拱元年（988）入朝做右拾遗，五年内从地方进入中央，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他让宋太宗赞赏为“真才子”，也正是在这一段任职京官的期间，但只在三年之后，他就因为徐铉辨诬被贬到外地，做商州团练副使。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四年后，至道元年（995），王禹偁复入朝，拜翰林学士，不久便“坐谤讪罢”，外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就是欧阳修做《醉翁亭记》的地方），未几改扬州。宋真宗即位将他重新召回朝廷，修撰《太宗实录》，他却由于秉笔直书，犯了忌讳，再度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也是最后一次。
王禹偁最后一次被贬出京城，走得既荣耀而又惨淡，当时任翰林学士参政的苏易简做主试官，一榜选拔了进士353人，可能都是文人的缘故吧，苏易简同情王禹偁，虽然对他的贬谪无能为力，却愿意对这位老学者表示最后的一份敬意，他上书朝廷：“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行于郊。”于是一共353名新榜进士，奉旨送王禹偁出郊，在官桥拜别，不知道王禹偁看到这一番场景，是否百感丛生？他口占一绝，托状元孙何致谢苏易简，有“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的句子，既有对苏的感激，也有老景将至的喟然。因为他是在修实录时直言犯忌得罪遭贬，当时的宰相也对他“不悦”（大约也是王禹偁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吧），一时纵使是亲朋好友，也畏惧时势不敢接近他，惟有窦元宾拉着他的手在阁门前哭泣感叹：“一再贬谪你出外，这难道是命运么！” 王禹偁有感于人情冷暖，也感激他替自己报不平的意气，日后曾经写诗相谢：“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这个窦元宾出身名门，是五代汉宰相窦正固的孙子，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他不喜欢修饰自己，老是很久也不洗澡，体味不雅，当时人给他取了绰号叫做“窦臭”，可见一贯我行我素，也是个有意思的人物。  毕士安被贬黄州之后，按例得向朝廷上谢罪表，王禹偁的表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宣室鬼神之间，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唯期身后。”前一句是用了贾谊的典故，他曾经向汉文帝讲鬼神论，使皇帝“半夜虚前席”，听得极其入神，最终却死于贬所长沙；后一个典故是司马相如，他死后汉武帝派人到他家求取遗文，惟有数卷《封禅书》进奉。这两个典故都关乎死亡，十分不祥，语气也很悲凄，宋真宗在历史上还是一个好文学并爱护文士的皇帝，读了之后被其中的悲词打动，想把王禹偁调到近处来。这时黄州当地又发生了件事儿：两只老虎争斗，一只吃了另一只。本来这在动物界不过是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但古代人比较迷信，将两虎相争看作是上天的警示，须得占卜吉凶，占卜者说：“这表示黄州的知府将要有灾祸！”——大约占卜者知道宋真宗的意思，有意顺着帮忙吧。真宗立即下令调王禹偁到蕲州（属湖北），可是敕令才下，王禹偁已经去世，终于还是如表中谶言死在了黄州的任上。其实是一再的折搓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未满五十而终，跟所谓谢表谶语、黄州虎斗的警示并无必然联系，即使他接到旨意前往蕲州的话，也未必能够等到回朝的那一天，而若是去了蕲州并殁于当地的话，按古代称谓规则，后世对他的称呼就得改作“王蕲州”了。
王禹偁在黄州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他的文集就是在那时编成，名为《小畜集》，这个集名据说是他以周易占卜，得到“小畜”的卦象而取（这个卦象的意思，注解为“不足以兼济也”，是否可以认为王禹偁心里仍然未忘怀兼济天下之志？）。他在黄州写成了千古名文《黄岗新建小竹楼记》，有一段话可谓脍炙人口：“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这样清幽雅致的环境，几乎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梦想，和他早年供职内翰时所写《待漏院记》，议论宰相职责，为天下、为苍生谋事的抱负似乎已经相去甚远，苏东坡说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 、“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在黄州的王禹偁，到底是晚年心境已转为平淡恬然，还是一身刚性在无可奈何之际而遁于隐？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他深爱自己建造的竹楼与无愠斋，曾经郑重其事的作记告诫后人：“烹茶炼药则可矣，若易为厩库厨传，非吾徒也！”反对将自己的小楼和书斋改造成马厩仓库厨房等，可是到北宋末年，竹楼已然毁损，无愠斋则真的成了马厩，那块刻着王禹偁所作“记”文的石头，正被厨师拿来压羊肉，后人很是感慨：“元之（王禹偁字）难道是先知么？还是一语成谶？”其实，这一切无关什么先知或命定之类的神秘性，而是人事变迁的常理，王禹偁在作记的时候，多半也料知了竹楼书斋的结局，愤慨么，痛惜么？就象石头上的棱角终于会在风波中渐渐磨平消失一样，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都无从更改，他也惟有接受贬窜在生前，接受陵夷于身后，唯一不能磨灭的，大约只有他在文坛上的开拓之功、熠熠盛名了。
最后还可以提一下王禹偁的诗歌创作，他的诗学习白居易，宋初诗坛上各种“体”（也即是诗歌流派）甚多，学白居易的称“白体”，王禹偁就是白体诗人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在学白体时能够避免语言浅俗的弊病而追求精炼深警，从学白深入到学杜，所以他的成就又使他不能单以“白体”诗人局限之。这一点在他生前就有记述：王禹偁贬商州团练使时，曾经有一次做了一首《春日杂兴》写落花：“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他的儿子嘉佑指出：“老杜曾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与父亲的诗句很相似。”请他改了这句诗，王禹偁反而欣然说道：“我所作诗句的精诣，竟然能够暗合子美么！”并不改诗，却又做了一首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对自己诗风的“暗合”，其实也就是由学白转而向学杜，他是抱以欣慰的态度的。
王禹偁的诗歌代表作，可以举下面这首七律，也是我最喜欢的宋诗之一：
《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名言
锄一恶，长十善。--《宋史.毕士安传》 
[译文] 除掉一件坏事，会出现十件好事。
[评介]北宋初期名臣毕士安的曾孙毕仲衍，做地方官时，惩治了一个豪强，人们便用这句谚语来赞扬他。惩办一个坏人，制止一件坏事，就会使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这是符合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