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显庭
造纸专家
人物简介[1]李显庭，(1861—1943)，名显庭，号老显，河北省迁安县李家窝铺(现为西里铺)人。他们弟兄三人，显庭排行第二，后来东北人尊称他为“显二爷”。他出身中产阶级，读过几年书，自幼聪明伶俐，父母对他极为庞爱。可是，久而久之，他被完全惯坏了，一度曾步入歧途，为乡里人所鄙视。后来他竟出人意料地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专研造纸技术，夺回了被外国纸占据的东北市场。三下朝鲜李显庭不喜欢种庄稼，终日游手好闲，出入赌场，为一般人所轻视。在村人的规劝下，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感到痛心，终于回心转意，走上正道。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便与哥哥、弟弟合伙开了一支小作坊，抄起毛头纸来。不到一年，李显庭就学会了抄纸、下作(制浆)技术。一天，他乘船过了滦河，来到县城的纸市上，发现有人在出售从朝鲜进口的高丽纸，使他大为惊异。这种高丽纸大约三尺二寸见方，比中国产的纸要大得多。年轻的李显庭对这种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地蹲下来，与卖纸的叙谈起来。原来，高丽纸大量倾销于中国东北市场，关内见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顿时，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造纸技术，是中国东汉蔡伦总结、推广前人经验发明的，先传入朝鲜，又传入其他各国。按常理来说，纸是中国发明的，就应该向外国输出纸张，而现在正相反，产生了“倒流”现象，这无疑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争气，忽视改良造纸技术所致。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很沉重，办完了事情，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当时，正值清末改良派提倡实业救国，各地都建立起倡导实业机构。如省城设立了劝业道，各县成立了劝业所。在当时维新思想影响下，李老显决计大干一场，改良古老的造纸技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夺回东北市场。李显庭是个硬汉子，话不说则已，一说就要算数。后来，这竟成了他一生拼命奋斗的目标。他听人说：欲制夷必先师夷，他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到朝鲜去学造纸技术。李显庭在三十二岁那年，只身跑出山海关，流落到朝鲜平壤，进了一家纸厂做小工。他努力学习，精心观察，五年后，他回到了故乡，开办了一个小规模的造纸厂。这个小造纸厂就设在西里铺，搞手抄高丽纸。朝鲜纸厂造纸用的原料是楮树皮，因迁安缺乏这种原料，李显庭的造纸厂没有使用楮树皮，而是使用迁安土生土长的桑树皮造纸，也获得了成功。
小纸厂办得很兴隆，但他没有满足现状，因为造纸技术仍停留在笨重的手工抄制上，比以前并没有多大的改进。而且他生产的高丽纸数量太少，还无力夺回朝鲜人所垄断的东北市场。于是，李老显决计二下朝鲜。
为了筹措去朝鲜的路费，他忍痛卖掉了二百亩地。临行，妻子帮显庭 把一千多块大洋装在一个褥套里，放在驴背上。李显庭 辞别家人，骑上毛驴，辗转月余，重来朝鲜平壤，通过重金贿赂，进到一家机器造纸厂。管事人曾事先警告他，只许参观，不许用笔写和绘图。李显庭只得边看边用心揣摩，记其奥妙。回到住所后，凭借记忆，画下机器的构造，写下大概的数据。就这样，一连几天参观使他基本掌握了机器造纸的特点和工艺流程。
李显庭回到家后，特意备了厚礼，在朋友的帮助下，到天津玉聚成机器厂联系订制造纸机器事宜。开始时，该厂不敢承担这项业务，说恐怕造不好机器倒赔了钱。李显庭求成心切，看到这种情况，便满口许诺说：“这不要紧，咱们当面讲清，还可以立下合同，你们要是搞成功了，我如数给钱，要是失败了，一切损失由我来赔偿。”厂主被李显庭这种创业精神所感动，当即承担了制造造纸机器的业务。这个厂子根据李显庭所提供的数据，比较顺利地为他制出一套造纸机器。李老显从天津聘请了一位姓周的技师，回家盖起一些简易厂房，安装了机器。当时搞的是火力发电，不知什么缘故，一直发不出电来。没有动力，机器不能运转，纸也没有造出来。虽经多次改装和修理，也无济于事。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李老显决定三下朝鲜，再去学艺。为了筹集路费，他把剩下的一百多亩地全卖光。经过半年周折，终于从朝鲜学来了水力发电和其他有关技术。
这时，李显庭已是两手空空，没有力量修建大规模的厂房。怎么办，他顾不得自己的脸面了，骑上毛驴，到县城几家大商号去借款。经过到处奔走，终于借到一笔款，来建水力发电厂。
厂子设在什么地方好呢?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水力资源，但地势还要妥当。在县城东三里处有条三里河，这条河冬不结冰，夏不泛滥，水流稳定，适合建电站。于是，李显庭就选择三里河畔，买下了一块地皮，做为厂址。李显庭通过三下朝鲜学艺，也成了一个能工巧匠。在周技师的协助下，他亲自设计，亲自施工，制成了一个大铁轮子，亲自勘测，亲自指挥，挖沟筑坝，把三里河水引入发电机房里，水的流量和落差也都合乎要求，一次试车成功，解决了动力问题，为机械造纸闯过了第一道难关。接着，他与周技师一道，安装上了打浆机、抄纸机、烘干机等各个环节机器设备。民国二年(1913年)初夏，生产出了第一批机制大力纸(红辛纸)。这就是我国北方第一座机械造纸厂，命名为“显记纸厂”。
纸厂雇佣工人七十多名，有厂房八十余间。大型设备有：水塔二座、抄纸机一部、打浆机五部(一大四小)、机动碾两部、锅炉四台(立式一台、卧式三台)、烘缸一个、蒸汽机三部、发电机一部、铁车两辆、消防水车两辆。推动纸业显记纸厂一出现，一下子轰动了河北，轰动了半个中国。当时，这个厂生产的纸有两种，一为“红辛”，一为“油衫”，统称之为“高丽纸”。为何称之为“油衫纸”呢?起初，这种纸生产出来后，幅面宽大，质地厚实，拉力极强。一次，两个工人拉着一张“油衫”纸的四角，把一个三岁的孩子放在上面，居然走出几十步而纸完好无损，说明纸质量极好。又有一次，一个工人把这种纸涂上一层桐油，可以当雨布披着，后来许多无雨衣的工人纷纷效仿。从此，便给这种纸起个名字，叫做“油衫”。
显记纸厂出的纸质量好、价格低，很快就创出了牌子，打开了销路，在东北和平、津等地十分畅销。当时东北人宣称：只要是显二爷的纸，来多少要多少。
显记纸厂的建立对迁安造纸业的发展影响很大。老显为了扶持乡亲们的造纸厂，帮助他们解决产品销路问题，他常常把别人的纸盖上显记字号。有的纸厂出了难题，往往请老显帮助解决，而老显也乐于出马。当时，北京的一些朋友也邀请老显前去帮助筹建纸厂，老显立刻前往。朋友见了无不惊讶，问他：“你来帮我们建纸厂，你不怕挤了你的买卖吗?”他回答说：“没关系，纸厂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回东北市场。”
在李老显的带动下，迁安县的造纸业大发展，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全县大纸厂有二十多处，毛头纸坊六百多处，海纸坊一百多处。实际上，全县纸厂、纸坊的数字远比记载的多。那时，“滦河左右，比比皆然。”就大纸厂来说，光是县城附近的就有二十多家。有些纸厂规模很大。迁安的造纸业在显记纸厂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很快，纸张成了县内的大宗产品。战争年代显记纸厂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曾与共产党合作，发展生产，供应解放区军、政、民用纸。老显的侄儿李维唐曾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前，有一位叫宋佑的八路军干部来到显记纸厂，他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动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我们说，我们厂有纸，我们出纸。我们背着日本人将纸运到解放区，供政府印制边区票子和报纸。”运纸的事全由李维唐负责办理的。日本投降后，显记纸厂与解放区的纸业公司(冀东纸业公司)经理谌厚慈共同商定，由解放区政府拨给纸厂一笔小米，作为纸业公司的投资，生产的纸由公司调拨。
1946年8月，迁安县城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后，谌厚慈等人转移到迁安西部山区太平寨(现归迁西县管辖)，显记纸厂的工人也都回家了。谌厚慈得知这一情况后，说服动员该厂主事人，把工人重新找回来，开工生产。当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为解放区输送了一些纸张。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后，李家已无人在厂。当时，该厂由国家经营，更名为“华丰造纸厂”。1948年秋后，当唐山刚刚解放，平(北平)津(天津)正待解放之际，冀东行署通知华丰造纸厂找回原厂主，落实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把厂子归还原主。当时李显庭之子李志和提出他已无力继续经营纸厂，愿交给国家。县政府接受了这项要求，于是公私双方签订了合同，作为租赁关系，租期四十年，年租金为五千斤小米。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华丰纸厂(实为显记纸厂)未实行公私合营，租金一直付到1966年底，即“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80年，对显记纸厂按公私合营处理，取消了原来的租赁关系，同时落实了有关政策。
李显庭曾多次说过：“一个人，假如他有一分能力，就要治理好自己；他有二分能力，就要治理好本村；他有五分能力，就要治理好全县；他有十分能力，就要治理好全国。”他从“实业救国”的理想出发，历尽千辛，创建了显记机器造纸厂。穷毕生之精力，终于夺回了被外国纸占据的东北市场。他对造纸业的贡献，为世人所敬重。1943年，他82岁病逝时，迁安纸业界同仁为了缅怀他的功绩，集资在县城南关的关帝庙里，为他建立了祠堂，祠堂里悬挂起他的全身画像。民国年间编纂出版的《迁安县志》，多处记载了他的突出事迹。邑人张太符还为他写了专文，予以颂扬。
政府官员
李显庭，男，汉族，安徽利辛人，1961年12月出生，1981年8月参加工作，199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高级农艺师职称。现任新青区党委副书记、林业局局长、代区长。
主持区政府（林业局）全面工作。
主管财政局（清资办）、审计局、人事劳动局（编委办、就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