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645年
中国纪年
645年，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贞观十九年
历史大事
玄奘取经回国
玄奘自贞观三年（六二九）单独自长安赴印度取经，遍历天竺，至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返抵长安，共历年十七年。回经于阗即上表，太宗下敕迎劳。至沙州再上表，太宗时在洛阳，预令西京留守房玄龄迎待。十九年（六四五）正月七日玄奘至长安，房玄龄遣官奉迎，安置于弘福寺。二月，玄奘赴洛阳谒见太宗，太宗劝玄奘还俗未果，乃命撰《西域记》并居弘福寺译经。助其事者僧有道宣、神泰、慧立、辩机、玄应等十二人。
太子治镇守定州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三月，唐太宗自定州北上，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大臣随行。皇太子李治被安置在定州镇守，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共掌机务，辅佐皇太子监国。
中书令岑文本劳瘁而卒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四月，唐太宗亲征高丽，车驾从幽州出发。岑文本奉命管理军用物资、器械、簿书等庶务，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由于劳累过度，不幸在行军途中遇疾猝卒。
张亮、程名振拔高丽卑沙城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四月，唐朝大将张亮率领海军从东莱（今山东掖县）渡海而东，袭击高丽占据的卑沙城（今辽宁海城）。程名振带兵趁机行军至城下，王文度率先攻上城墙。五月，唐军攻克卑沙城，俘获男女八千多人。
李世勣攻高丽辽东城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五月，李世勣率领大军进至辽东城下（今辽宁辽阳），高丽派四万兵马援救辽东。唐将李道宗、马文举奋勇冲杀，歼敌千余名。唐太宗带数百名骑兵来到辽东，慰问奖赏军将，指挥唐军攻城。结果，辽阳城被唐军攻破，俘获男女四万人，歼敌一万多名。太宗即以辽东城为辽州。
契苾何力等勇击高丽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五月，唐军进围高丽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受伤，唐太宗亲自为他吸去脓血，将士深受感动。乌骨城派出一万多人声援高丽白岩城守将，唐朝大将契苾何力率八百名骑兵迎战，腰部被敌将高突勃击伤。薛万备单枪匹马突入敌阵救出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受伤不下火线，包扎伤口后再次出战，所向披靡。高丽兵大败，奔逃几十里。
高丽白岩城降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六月，李世勣率军猛攻高丽白岩城，唐太宗也坐镇指挥作战。白岩城守将孙代音被迫献城投降。唐太宗以白岩城为岩州，命孙代音为刺史。
太宗破高丽安市救兵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六月，唐军既攻克辽东，又进围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营城子）。高丽派高延寿、高惠真统兵十五万救援安市。唐太宗、李世勣、长孙无忌指挥唐军布阵出击。唐龙门人薛仁贵穿奇装异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太宗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于是高丽军队大败，高延寿、高惠真后率所部三万六千多人降唐。这次战役，唐朝歼敌二万余名，俘获无数，高丽举国震惊。
拔灼自立为薛延陀可汗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九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其二子曳莽和拔灼之间不合，拔灼趁葬真珠可汗之机，袭杀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太宗下诏从高丽班师
唐军久攻安市城不下，辽左又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且军粮将尽，太宗遂于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九月，下令从高丽班师。此役攻拔高丽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杀敌四万多人，唐兵死近两千人，战马死什七、八。太宗攻高丽未成功，深悔之，慨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魏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魏征妻儿至行在，赏赐之。
马周请停四时选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十二月，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他以四时选（即随时选官）劳烦，建议复以十一月始选，至次年三月完成，太宗准奏，即恢复隋世选人之制。
道绰卒
道绰（五六二至六四五），隋唐时佛教净土宗高僧。本姓卫，并州汶水（今属山西）人。十四岁出家，初习《涅槃经》，后往石壁玄中寺，读昙鸾和尚碑，改修净土。著有《安乐集》两卷。因居西河，又称“西河禅师”。
通鉴记载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九年（乙巳，公元六四五年） 
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馀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列，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 
是月，李世勣军至幽州。 
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忧故也。”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讨，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命长孙元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 
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馀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又令更为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凤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上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曰：“文本殒没，所不忍闻，命撤之。”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丁巳，车驾至北平。癸亥，李世勣等拔盖牟城，获二万馀口，粮十馀万石。 
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其城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 
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乙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道宗曰：“贼恃众，有轻我心，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且吾属为前军，当清道以待乘舆，乃更以贼遗君父乎！”李世勣以为然。果毅都尉马文举曰：“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策马趋敌，所向皆靡，众心稍安。既合战，行军总管张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见高丽陈乱，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丽大败，斩首千馀级。 
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乂。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土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爇其西南楼，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馀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乙未，进军白岩城。丙申，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乌骨城遣兵万馀为白岩声援，将军契苾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何力挺身陷陈，槊中其腰；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何力气益愤，束疮而战，从骑奋击，遂破高丽兵，追奔数十里，斩首千馀级，会暝而罢。万备，万彻之弟也。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岩城西南，上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腹心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曰：“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上以唐帜与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帜，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登城，皆从之。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勣见上将受其降，帅甲士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上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万馀口，上临水设幄受其降，仍赐之食，八十以上赐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先是，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岩。上怜其有义，赐帛五匹，为长史造灵舆，归之平壤。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契苾何力疮重，上自为傅药，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杀之。何力奏称：“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遂舍之。 
初，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世勣尽虏之，其人请从军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廪赐遣之。 
己亥，以盖牟城为盖州。 
丁未，车驾发辽东，丙辰，至安市城，进兵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犹恐其低徊不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走。高丽相谓曰：“易与耳！”竞进乘之，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而陈。 
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陈，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绐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 
上夜召文武计事，命李世勣将步骑万五千陈于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于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因命有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戊午，延寿等独见李世勣布陈，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兵御之，而其陈已乱。会有雷电，龙门人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馀级。上望见仁贵，召见，拜游击将军。仁贵，安都之六世孙，名礼，以字行。 
延寿等将馀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上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皆伏地不能对。上简耨萨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骅山。 
秋，七月，辛未，上徙营安市城东岭。己卯，诏标识战死者尸，俟军还与之俱归。戊子，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 
张亮军过建安城下，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亮素怯，踞胡床，直视不言，将士见之，更以为勇。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丽，破之。 
八月，甲辰，候骑获莫离支谍者高竹离，反接诣军门。上召见，解缚问曰：“何瘦之甚？”对曰：“窍道间行，不食数日矣。”命赐之食，谓曰：“尔为谍，宜速反命。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竹离徒跣，上赐屩而遣之。 
丙午，徙营于安市城南。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 
上之将伐高丽也，薛延陀遣使入贡，上谓之曰：“语尔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宜亟来！”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上不许。及高丽败于驻骅山，莫离支使靺鞨说真珠，啖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九月，壬申，真珠卒，上为之发哀。 
初，真珠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杂种；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诏许之，皆以礼册命。曳莽性躁扰，轻用兵，与拔灼不协。真珠卒，来会丧。既葬，曳莽恐拔灼图己，先还所部，拔灼追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上之克白岩也，谓李世勣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世勣遂攻安市。 
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勣请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高延寿、高惠真请于上曰：“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十馀万众，望旗沮溃，国人胆破，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馀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 
诸军急攻安市，上闻城中鸡彘声，谓李世勣曰：“围城积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彘甚喧，此必飨士，欲夜出袭我，宜严兵备之。”是夜，高丽数百人缒城而下。上闻之，自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炮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山顶以备敌。山颓，压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 
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于道以待之。 
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 
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车驾至幽州，高丽民迎于城东，拜舞号呼，宛转于地，尘埃弥望。 
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璹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璹官。 
丙戌，车驾至定州。 
丁亥，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迁工部尚书。 
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贺。 
上之征高丽也，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与思力合兵击之。思力羸形伪退，诱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陈以待之。薛延陀大败，追奔六百馀里，耀威碛北而还。多弥复发兵寇夏州，己未，敕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镇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镇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 
初，上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上将行，谓洎曰：“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或谮于上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上以为然，庚申，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以四时选为劳，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从之。 
是岁，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羌黄郎弄，大破之，穷其馀党，西至乞习山，临弱水而归。
日本改革
645年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645年，即为大化元年。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并诏书公布改新的内容，律令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