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子昂
个人简介
胡子昂  胡子昂先生（1897—1991），原名鹤如，字子昂，以字行；1897年3月生于四川省巴县南坪镇（巴县1994年撤销，其出生地今属重庆市）；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
在巴县中学读书时，正逢辛亥革命，受其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19年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就读，投身五四运动。
1923年在该校农业经济系毕业后回渝，曾任巴县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1926年转入军界，任刘文辉为军长的24军的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1928年任成都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期间，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禁鸦片、轻赋税，政绩斐然。1932年任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
1933年重返重庆，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遂与友人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兴业公司，并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1937年10月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年产量45吨的水泥厂。与此同时，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成渝铁路第一总段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声威大振。
1937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1938年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孔祥熙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钢铁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挤，胡子昂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此之前，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华康钱庄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1944年1月，因中国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只得重新起用胡子昂任公司总经理，但他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兴公司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
1945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于是中兴公司彻底倒闭。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于是，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其间，他担任了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国民党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了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到香港。1949年初，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赴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总会西南办事处主任，重庆市副市长，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1978年2月至1991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胡子昂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和第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 [1]
1991年11月19日卒于北京。
人物生平
早年事迹胡子昂  胡子昂（左）与叶剑英（1897年－1991年11月19日），原名胡鹤如，字子昂，生于四川省重庆府巴县南城坪，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
在巴县中学读书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19年，他就读于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时，投身于“五四”运动。1923年毕业回川后，曾任巴县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长等职。
1925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万县惨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胡子昂代表重庆各界携款前往万县慰问抗英军民，并写文章、拍照片，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正当他在重庆欲求广为爱国教育宣传时，却受到当局的阻挠，他痛感执政者的软弱无能，决定自己去政界一展身手。
1926年，胡子昂转入军界，任刘文辉为军长的24军的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并任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在他主持川康边务期间，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禁鸦片、轻赋税，一时政绩斐然。实业救国1930年  胡厥文、刘靖基、胡子昂在人大会议上在南昌任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技师、江西省农场场长。1932年，适逢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后力邀胡子昂共创华西事业。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他反复思考，认为要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唯有兴办实业，他毅然地辞去军队的官职，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1935年胡子昂重返重庆，有感于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决心以“实业救国”，遂与友人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兴业公司。在过去承建重庆电力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胡子昂亲自抓了重庆自来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指挥作业，1937年10月，该厂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年产量45吨的水泥厂。此外，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等以及当时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 声威大振。
1937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 厂、华泰水厂、华一砖瓦厂、矿场等，形成一批华西系列工厂。
1937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华西公司从成立到1939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展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
1938年开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挤，胡子昂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1944年1月。因中国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于是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到公司任总经理，但胡子昂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国兴业公司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1945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中国兴业公司彻底倒闭。 　　 
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异常苦闷、访惶。由于他长期受“官僚资本”的倾轧和排挤，他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并不能走通。民主活动早在  胡子昂（中）受到邓小平接见[2]1938年，胡子昂便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交谈和接触，以后又多次接触，使胡子昂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胡子昂还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黄炎培、胡厥文等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担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被攻占后的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刊。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到香港。
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2月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回到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他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建国之后1949年9月，出席  胡子昂与邓颖超会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1951年将经营的企业股票和房产等全部无偿交给国家。1956年后，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副主席，第二、 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等职。
在此期间，他将其经营的华康银行及四川水泥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企业的全部股票和房产无偿交给了国家。
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引导工商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胡子昂又积极推动工商界人士学习、贯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老而弥笃  胡子昂为《光明日报》题词（1989年）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给“文革”浩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带来了徐徐春风。在欢愉、振奋之余，胡子昂开始思考，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工商界的成员应该怎样发挥作用。此时，胡子昂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带着这个问题，胡子昂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国工商界的广大成员和工商联机关全体同志，努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从此，胡子昂不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地民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组织召开了近30次座谈会，经常是上午一个会，下午又一个会，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掌握了经济建设中的种种情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正值盛夏酷署，望着胡子昂由于奔波劳碌而蹒跚的脚步和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胡子昂还就经济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胡厥文先生、季方先生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如1981年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1982年提出的《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1983年6月所拟的《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等，其中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
1979年1月，邓小平邀请胡子昂和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 见，在这次会见中胡子昂对工商界中在技术、经营管理和经济人才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叮嘱大家，“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壮心未已1979年  胡子昂先生手迹，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和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联合召开。胡子昂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委，并受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在 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全国工商界和民建会员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 表达了民建会员与工商联广大成员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报告受到民建会员和工商界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工商联成员的共 同行动纲领，为促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此外，他还多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港澳地区，为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治，加强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为推动全国工商联集体领导的新老交替，胡子昂主动提出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职务，积极推荐和帮助较年轻的同志走上这一重要的领导岗位。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去世消息
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胡子昂同志因病于1991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胡子昂同志是四川重庆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解放前，先后担任重庆市教育局长，南昌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经理、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长，重庆川康兴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重庆中华职教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曾任“国大代表”，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解放后，胡子昂同志曾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副市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西南办事处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他是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胡子昂同志病重期间，丁关根、王任重、孙起孟、王光英等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曾到医院看望；邓颖超曾派人到医院问候。胡子昂同志逝世后，到家中吊唁和问候的有：宋平、丁关根、宋任穷、刘澜涛、荣毅仁、谷牧、周培源、王光英、赵朴初、马文瑞、钱伟长、程思远、钱正英、任建新等领导同志及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洪学智代表李先念、王任重到家中问候和吊唁。乔石、邓颖超、薄一波、习仲勋、刘靖基发来函电，表示悼念并慰问家属。
四川省委、省政府、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巴县县委、县政府发来唁电，对胡子昂同志逝世表示深切悼念。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曾派人到家中问候。
霍英东先生及海外工商社团也发来唁电，表示深切悼念和慰问。
胡子昂同志生前多次表示，身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献给祖国医学事业。[3]
人物轶事
胡子昂与重庆市参议会解放前  胡子昂先生旧居（重庆市）的重庆市参议会是继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建立起来的所谓“民意机构”。临时参议会是国民政府“遴选”参议员组成，(“遴选”，意即由政府指定的人员)。继后，参议会改为“民选”产生参议员，取消“临时”二字。重庆市参议会成立于1946年1月。
“民选”参议员共83名，来自职业团体25名，地区58名．胡子昂是重庆南坪人，由地区选为参议员。参议员人数虽不多，但政治倾向左、中、右俱全。既有国民党骨干，又有中共地下党员；有开明人士．还有袍哥大爷，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党员也各有8名，成份极其复杂。参议会组成后，首先的议程就是选举议长，副议长。议长这一席位。为各方所瞩目，成为党(国民党)、政．(市政府)、团  (三青团)、民(中间派)．各个方面争夺的目标。为了争夺议长这个宝座，于是。各个方面的“联谊会”应时而生，把它作为幕后活动的中心，为自己的竞选人创造条件，通关节、送人情、拉选票等政治交易，为“抢议长”铺平道路。当时组成各有背景的联谊会．经过多次反复磋商、争夺议会席位的复杂斗争，2月20日，在参议会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胡子昂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第一届议长。
胡子昂就任议长期间，参议会与市政府的关系较为正常。于是，市长张笃伦便口口声声提出，“府会一家”这个口号来冲淡参议会与市政府的对立，藉以掩盖、缓和府会间的矛盾但胡子昂对这种空洞、泛论的口号十并不完全苟同。因此，他在大会上特别强调、宣称：“如果没有贤能的政府，如果市府不为人民服务，会府是不能一家的。” 两年多来，胡子昂竭尽心力为市政．应兴应革，提出于多项提案、建议。荦荦大者有：提议兴建两江(长江，嘉陵江）大桥；修建北区干路；铺设下水道工程……等等，以“协助政府建设现代化都市”造福人民。这些建设工程，在当时有的仅仅开工，有的只完成了一部分，重庆即已解放。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对以上建设工程逐步进行兴建，并已全部落实，完成下胡子昂早年的提议和愿望。
参议会在第九次大会（1948年7月）胡子昂被全体参议员选举为“立法委员”，依法辞去了议长职务，同时选出范众渠继任议长。
胡子昂离别参议会时，赠送全体参议员八个字作为临别赠言：谨慎将事，公而忘私。胡子昂的实业救国之路胡子昂先生1897年3月生于四川巴县（现重庆巴南区）。年轻时,辛亥革命给以他追求光明、追求民主的深刻影响。1919年，他到北京求学，正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胡子昂先生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满腔热忱地参加游行宣传活动，为国家民族的振兴昌盛疾呼呐喊。但此后仍是列强劫掠，军阀混战，国家日益贫弱，民众疾苦有增无减。为此，他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26年以后，胡子昂在担任川康边务处处长期间，曾为开发西康、宁远的矿藏而辛勤奔走。1935年回到重庆，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胡子昂于当年与朋友合伙，不惜巨资，高价购买江北香国寺周家湾窦泽民和窦泽次兄弟共九十石租的土地，创办起华联钢铁厂（重庆三钢厂前身）。当时，江北民风闭塞，民众思想保守。佃农张惠方、何兴玉、任学甫等人认为华联钢铁厂占了他们租佃的土地，断了他们的生路，极力反对。他们集结多人以该厂修建四周围墙阻断了观音桥至香国寺、适中村至香国寺的道路为由，纠集民众挖毁围墙，致使该厂基建停工达三个多月。对此事，胡子昂没有凭借政府的势力弹压，而是坚持协商、化解矛盾，最后由胡子昂和二区区长陈秉国出面与群众达成协议：一、由华联钢铁厂新辟狗屎堡至香国寺、接龙山至适中村到观音桥两条道路；二、华联钢铁厂招工时优先招录本地民众入厂工作（现在三钢厂一些退休老工人就是那时进厂的）。于是，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干戈化为了玉帛。这可说是胡子昂对江北民众的一个特殊贡献。
1938年，抗日前线战火纷飞，战事紧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成为抗战军事指挥中心。大敌当前，胡子昂一心想为抗战出力，决定以实际行动探寻一条救国之路。他先后四次由重庆飞往武汉，面见孔祥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提出华联厂年产30万吨钢支援抗战，请求中央政府贷款。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国家急需钢材，于是翁文灏便以国民政府投资入股民企、产钢支持抗战为由呈文蒋介石，蒋以“应即照办”批转孔祥熙。由于胡子昂的力争，1939年7月，官民合资的中国兴业公司（简称中兴公司）终于在江北香国寺正式成立（华联钢铁厂归并中国兴业公司），成为当时官股入资民企最大的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孔祥熙任董事长，翁文灏任常务理事，胡子昂任董事兼协理即副总经理。随后，武汉失守，长江航线中断，大后方物力艰难，一家大型钢厂上马投产谈何容易。当时，孔祥熙系官股派关心的只是董事会的席位和利益分配，而民股派胡子昂等人才是真正着眼于早日产钢支援抗战的。
那时川东有煤，但缺少铁矿石，綦江铁矿早已划归大渡口的钢铁厂开采，没有中兴公司的份。涪陵、彭水有铁矿，但经济部又把着不给。炼钢要焦炭，江北县麻柳坪就有，但质量不好，其余的分布在北碚、永川、铜梁，运输线长，运力成本高。还有基建、电力、耐火材料等问题，个个都是拦路虎。胡子昂只好四处游说求人，八方奔走打点。幸亏他人缘好，人家都给他面子、买他的账，否则，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才能投产。那段时间，胡子昂的办公室应约而来的客商和听候吩咐的职员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办公楼里的各个科室，从早到晚电话铃声不断，办理催督着各方面的业务进度。事必躬亲的胡子昂每天都要为公司的建设和产供销的大事操心，亲自接待重要客商，亲自衔接重要业务，日夜为中兴的投产炼钢牵肠挂肚。职员们都知道胡先生是公司实际的当家人，大事小事都习惯于找他。胡子昂忙得像旋转的螺陀，一天到晚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在处理公司总部办公室事务的同时，胡先生还须抽出时间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到钢厂工地（香国寺）去检查工作，并现场研究解决钢厂建设投产的一些棘手问题……公司终于运转起来了，中兴产钢在望啊！
其实，胡子昂要操心的还不只是总部，中兴公司除江北香国寺总部外，在川渝境内还有采矿、冶炼、机械、发电等12个专业分厂。当时，中兴公司除生产钢铁产品外，还生产一些机械制品、工作母机、动力设施、通讯设备和民用瓷品等，供应社会急需，这些产品由当时的宝元通公司负责销售。
全民族抗战给中兴公司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当时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并实行全面封锁，海陆空交通全部断绝，中兴公司所需的主要设备、物资不能进口，全部都得自力更生，自己研制解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兴业公司能够投产炼钢，堪称民族工业的一大奇迹，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与日寇抗争的志气和胡子昂“实业救国”的一片赤忱之心。
孔祥熙系的总经理傅沐波成天正事不干，专搞结党营私。他在公司总部各科室和分厂大量安插亲信心腹。胡子昂深感工作不顺，处境艰难，乃于1941年春辞去中兴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保留股东身份），去成都接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之职。他内心苦闷，常从成都回重庆与朋友熟人聊天排遣。
有一天，他在重庆白象街工商人士座谈会上听到了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当局加紧对民族工商业的排挤，揭露官僚集团在出口农副产品（猪鬃、生丝、桐油等）时收进的是外汇、却以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跟工商界结算、坑害民族实业家的卑劣作法。这一深入浅出的分析，给与会者上了生动的一课，使胡子昂茅塞顿开。从此，他常去上清寺的“特园”作客，多次聆听周恩来的讲话。这些讲话像涓涓细流，逐渐滋润了胡子昂干涸的心田，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决心为民族工业争得一席之地。
1942年川康兴业公司成立，胡子昂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随后他又扩充华康银行并亲自任董事长。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他又出任主任委员。胡子昂又忙碌起来了。
1944年3月，中兴公司生产经营屡屡亏损。在众位民股董事的极力推荐下，被冷落了三年的胡子昂复出，担任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到任不久便为公司新辟开源之道，中兴公司的生产经营又兴旺起来了。
1945年12月，中国兴业公司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燃煤拖轮，适合内河航运，其造价低，性能好。当其生产第一艘拖轮“亚美号”试航南京那天，中兴公司的董事、监事们云集朝天门码头，参加首航典礼。此时，胡子昂觉得：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已经过去，今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中国从此会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事与愿违，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官僚集团纷纷染指中兴公司这块肥肉。紧接着，美国向中国大量倾销战争剩余物资，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惨受沉重打击而纷纷倒闭。不久，孔祥熙遭弹劾，被免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不再过问中兴公司事务。于是国民政府经济部一纸公文，下令关闭中兴公司，办理员工遣散。
胡子昂一下子惊呆了，他不甘心，作了最后的努力：紧急求见经济部次长，要求保留中兴公司。在次长办公室，胡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大堆理由，而次长的答复却十分干脆：“人家美国的钢材又好又便宜，你能比吗？国民政府现在还背中兴这个包袱，不划算，关——！”胡先生一听象掉进了冰窟窿，浑身骨头散架似的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就这样，中国兴业公司从成立、成长、兴盛到衰落，共经历了十一年艰难困苦的岁月后，终于停工下马、被迫关闭。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通过赎买，接管了该企业的地盘和资产，并改名为104厂，后又易名为重庆钢铁公司第三钢铁厂，人称“三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