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石臼集
作者简介
刑昉，字孟贞，一字石湖。高淳（今属江苏）人。生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死于清朝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因为他家距离石臼湖很近，所以他又号石臼，人称他为刑石臼。其为人性格耿介，不贪慕荣华名利。一生不举，却以布衣之身傲世，但生活却贫困不堪。
三十八岁之前，他象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固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一心一意想走仕途之路。所以致力于科举考试。但由于种种原因，屡次参加考试都以失败告终。在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他参透了名利的虚无，于是放弃了举业，开始潜心研究诗歌。为增广见闻，他还多次游历吴、越一带。在游学过程中，刑昉广交文友，并与当时的文坛上的名流，如陈子龙、夏允彝、施闰章、钱谦益等人相交融洽，他的诗歌作品也深受他们的欣赏。王士■虽然并不认识刑昉，但对他的诗才也极为推崇，并在《渔洋诗话》与《池北偶谈》中都提到：“新安吴兆非熊、程嘉燧孟阳二君之后，当以石湖刑昉为第一人。”
由于欣赏刑昉的为人与为文，所以王士■一直都很关心刑昉的生活。当他知道刑昉死后，他的妻子稚孙度日困苦，就授意他在高浮做县令的同乡李某为稚孙购买田产，保其衣食无忧。陈田在《明诗纪事》中也称赞刑昉：“孟贞论诗，谓汉魏不可为，唐人惟不为汉魏，故能臻于极。孟贞五言取经唐人，而时涉柴桑藩篱，以幽秀淡宕为宗，得诸、韦之自然，兼韩、孟之刻厉。明季布衣，刑昉第一，洵为确论。”短短数句点明了刑昉诗作的特征，也清楚地表明了对他诗才的赞美。
创作背景
时间《石臼集》是在刑昉去世以后才编撰刊行的。刊刻行世的时间，大约在顺治年间。钱谦益、施闰章、顾梦游等人为这部诗别集分别撰写了序文。乾隆初年，再一次刊行的时候，沈德潜又为其撰写了序文。
因为刑昉去世后，施闰章曾经将他的遗作进行了收集整理与编定，所以这部《石臼集》或许就是施闰章编辑的。因为刑昉曾居住在石臼湖旁，他本人又号为石臼，所以将他的诗集命名为《石臼集》。
诗歌《石臼集》前集九卷所编的诗歌是刑昉作于明朝之诗，后集七卷编的是他作于清朝的诗歌。前后集都是按体分卷的。前集中的作品包括乐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绝、七绝各一卷，共收诗作一千四百三十三首；后集收诗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五绝、七绝各一卷，与前集相比，少了乐府、七言排律二卷，总共八百九十八首。
刊本《石臼集》初刻于顺治年间，后来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又分别刊刻行世。乾隆年间的刊本，前面有宋荦和沈德潜的序言以及钱谦益、顾梦游、施闰章的原序，在集子末尾还有刑昉的族孙刑恭在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51年）所作的《石臼集后序》。
人说“乱世出英雄”，其实“乱世亦出才子”。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是最易激起人的不安定感，也最易触动人的心灵。对于那些本就身具文采灵性的诗人来说，凝聚于他们心中的感慨与激情就更为丰富了。
刑昉生在明清交际的乱世，是他的不幸，生活不安，故国覆灭；又是他的大不幸，感时伤事，发而为诗。人物由于刑昉终身没有中举，出任仕途，因此他以“布衣”的身份，生活状况非常接近平民百姓，因而他对于民生疾苦，战乱带来的流离失所，都有着切身的体验。这些痛关肤发的生活经验促使刑昉创作了大量念乱伤离、反映黑暗现实的诗篇。这部分诗歌带着刑昉的怒气与怨气，因此其风格就显得凄清悲壮。其中有控诉清兵残暴的，如《广陵行》：“客言度江来，昨出广陵城。广陵西行十里，犹听城中人哭声。去年北兵始南下，黄河以南无斗者。泗上诸侯卷旆旌，满洲将军夸大马。马头滚滚向扬州，史相堂堂坐敌楼。外援四绝誓死守，十日城破非人谋。扬州白日闻鬼啸，前年半死翻山鹞。此番流血又成川，杀戮不分老与少。城中流血迸城外，十家不得一家在。到此萧条人转稀，家家骨肉都狼狈。乱骨纷纷弃草根，黄云白日昼俱昏。仿佛精灵来此日，椒浆恸哭更招魂。魂魄茫茫复何有？尚有生人来酬酒。九州不肯罢干戈，生人生人将奈何！”率直的语言，描绘出的却是一个充斥着鲜血、哭声、哀嚎、白骨、废墟的画面，画面中有生命被残害、有家园被摧毁，有诗人的痛惜，更有作者的愤怒。痛惜无辜的百姓死于战火，痛惜善良的居民远离故所，痛惜美丽的家园变成废墟。痛惜安乐的生活被毁于杀戮。种种痛惜综于一处是强烈的愤怒，愤怒于清兵屠戮扬州的暴行，愤怒于百姓、家园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状：“此番流血又成川，杀戮不分老与少。城中流血迸城外，十家不得一家在。”血流成河，生灵涂炭。
《捉船行》《捉船行》则是令人悲愤地叙说了一个清官吏随意抓人捉船去运送清兵的惨剧：一个苍老憔悴的老船民为躲避战乱，带着两个儿子背井离乡来到异地，以为人运送货物来维持生存。有一次，当他的两个儿子驾船航行，途经长江流域时，被清军胡乱捉走，到黄河去运送往来的清兵，从此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只留下老船夫一人再无法承接运货的生意，无以为生，他只好重返家乡，拖着老迈的身躯雇佣在别人的船上来维持生活。本以为自己可以就此“安度”晚年，没想到五月间去淮南运送商货的时候，在长江上，又连人带船被捉去运送准备前往辽东的清军。诗中以老船夫父子两代人相同的命运来指斥清兵不顾百姓生死，胡乱捉船拉夫，给这些靠船为生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不幸，这分明也是对清兵的血泪控诉。除这些控诉清兵暴行的诗外，还有再现人民苦难现实生活的，如《水次见饥人》描写了战乱之中人民忍饥挨饿、朝不保夕的凄凉处境，刑昉以《田圃》、《闵雨》、《忧旱》为题目一写再写的诗作也同样表现了这一主题。
特点刑昉的诗主要学习杜甫的深沉豪迈，同时又吸收了韦应物、柳宗元、孟郊、贾岛诸家之所长，从而形成了一种凄恻悲壮、清逸古淡的独特风格。这一诗风在《石臼集》中，更充分地表现在许多悼念民族志士，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上，如《哭吴次尾》、《哭麻孟璇》、《故宫燕》、《和祖心游城南访方正学先生词》等。
《哭吴次尾》一诗以悲歌当哭：“九死聊将一羽轻，齐山真共首阳名。乾坤此日犹长夜，枉使夷齐号劣生。”极力赞颂了友人吴次尾不屈节事情的英雄气概。作于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的《故宫燕》一诗中，行文的笔触处处点染出对兴亡的慨叹；“君不见故宫燕，春雨秋风几回转。宫中风雨长蓬蒿，飞入宫墙绕虚殿。穿帘度阁羽差池，尽日呢喃人未知。柳绿乍衔千尺絮，花开仍拂万年枝。玉阶寂寞罘■冷，画栋差池春燕影。岁岁营巢竟不成，春来秋去谁曾省。可怜此度秋风早，整顿毛衣犹自好。裴徊欲别未央宫，万户千门忽如扫。钟■何年去洛阳，仙人辞汉泪成行。最苦西飞双燕子，回头不见旧宫墙。”刑昉以燕子为喻而比拟原属大明的臣民，燕子秋飞尚不舍旧时殿堂，眷恋不已，更何况那感情充沛的人呢？生己养己的故土又怎么如此轻易的就忘怀了呢？
西飞的双燕再苦，也只是飞行中再回首时望不见了旧时的宫墙；而故国覆灭的人们呢？却是再如何也无法再见故朝繁盛之貌了。故土故国，有时就象母亲，有时觉得温暖却也并不特别，然而一旦失去就会切实体味到锥心刺骨之苦。故宫燕子恋故宫，明朝遗老怀明朝。不同的物类却有相同的感怀，而人却又没有燕子的自由。燕子可以“裴徊未央宫”明确地表现出自己的不舍，然而故园沦丧的人们却只能在当权的重压下，默默品味着对故国的怀念与亡国的辛酸。诗人在诗中赋予燕子以伤感之情，分明是在抒发郁积在胸中的感慨。
评价除这些缅怀故国的诗作外，五古如《九江城楼晚眺》、《溪行屡经与之友胡印度别处，兴哀赋比》，五律如《大胜关看落日》、《怀于皇》等也都是充分表现了刑昉“幽秀淡宕、凄恻悲壮”诗风的佳作。
《石臼集》前集九卷中的诗歌是血泪与怒火交融、痛惜与愤怒相织的结果，而后集七卷中的作品就是感叹兴亡，嗟叹故国的结晶。
无论是愤怒的控诉，还是哀婉的眷恋，这种种亲明疏清的思绪表现，都是不能为清朝统治者所容忍的。
后世影响
仔细探究《石臼集》被禁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诗集中表现了过于浓烈的，对明王朝的怀念以及对入关清兵暴行的不满。正如陆锡熊在《进销毁违碍书籍札子》中讲到：“其自身入国朝，为食毛践士之人，而敢逞弄笔端，意含愤激者，尤天理所不容。自当凛遵训谕，务令净绝根株，不得使有只字流传。”食君之禄却敢违君之愿，自当不容于当朝。如此绝决，《石臼集》显然没有任何存留之地了。
另一个原因是《石臼集》卷首录有钱谦益所撰写的序文。因为与清高宗（即乾隆）所恶厌之人钱谦益有关联，就必然要遭到被毁的命运。乾隆年间，凡是与钱谦益有联系的一切文字，都被列入必毁之目。陆锡熊的《进销毁违碍书籍札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又若钱谦益、屈大均、吕留良等，诞悖已极。其言之散见他部者，固断不容稍有存留。”仅此一条之限，《石臼集》也必被列入抽毁之目，逃脱不了被禁的命运。可叹，如此一部融诸家之所长，清逸古雅、壮烈悲婉的诗集就在清廷文字狱的熊熊“烈焰”下，化为了灰烬。
所幸，今尚存康熙末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