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元外交
简介
金元外交：美国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 ，1857年9月15日——1930年3月8日。美国第27任总统（1909年3月4日--1913年3月3日）) 提出的鼓励和支持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以实现向外扩张的外交政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Jr.，人称老罗斯福，昵称泰迪（Teddy）， 1858年10月27日—1919年1月6日，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实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故塔夫脱和鼓吹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塔夫脱提出“用金元代替枪弹”，他们主张运用外交政策推动和保护美国银行家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国扩大投资，在这些地区排挤和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金元并没有完全取代枪弹，而只是枪弹的补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美国资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金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资本渗透，通过对外投资来夺取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殖民特权。
实施
美国从塔夫脱总统提出的鼓励和支持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以实现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总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故塔夫脱和鼓吹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塔夫脱提出“用金元代替枪弹”，他们主张运用外交政策推动和保护美国银行家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国扩大投资，在这些地区排挤和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金元并没有完全取代枪弹，而只是枪弹的补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美国资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金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资本渗透，通过对外投资来夺取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殖民特权。二战后美圆成为世界贵重价值的衡量,一盎司金等于35.8美圆,史称固定汇率(现为浮动汇率)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在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中，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肇自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Woodssystem)。  金元外交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指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对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的构成等问题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确定的规则、采取的措施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形式的总和。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种无政府状态。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
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
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有关这个贸易组织的演变情况，本刊第24期已作介绍）。
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中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中国是这两个机构的创始国，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先后恢复。
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点是：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
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外交影响
北京终究没能等到台湾的5个非洲“友邦”与会，但台面下的角力仍可以把台北逼入死角。5年来，台湾除了从大陆手中夺回瑙鲁之外，每年以流失一个的速度坐视其“友邦”阵营不断缩减。尽管今年从利比亚、赞比亚和利比里亚朝野传来一些中非关系的不谐之音，但这些支流逆流不能改变台湾在非洲的“外交空间”正走向瓦解的大势。     
2006年11月金秋最浓之际，堪称国际关系史最为盛大的“一国一洲”对话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非洲大陆48国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府要员一一踏上人民大会堂迎客厅的红地毯，与东道主元首握手致意之后，步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小憩。
48位非洲领袖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这一小步，在充满符号主义的世界政治中却是迈开了一大步，其象征意义呼之欲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这一巧妙安排，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世人对海峡两岸非洲外交角力的联想。台湾外交的尴尬现实早在几个月前，台湾“外交部长”黄志芳闻知北京可能要在中非建交50年之际把中非合作论坛升格为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就急忙对外放出口风：非洲友邦国提议近期举行峰会。为对抗北京峰会，黄志芳暗示与友邦国的峰会将定于11月举行。 
黄志芳在7月15日之时所谓的非洲友邦国，是指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非洲6国，除了从独立时起就与台湾建立了稳固“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外，另外5国均是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穷国——乍得、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和马拉维。
黄所谓的峰会并没有举行，陈水扁陷入家族贪污丑闻和倒扁运动不能自拔，而友邦阵营中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乍得一个月之后就宣布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承认和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断绝了与台湾的官方联系，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只剩下5个。
乍得与北京复交后，黄志芳不堪在台岛挨骂，一周后便跑到中美洲的巴拿马“巩固邦交”去了。由于上届巴拿马政府以私人基金会接受台湾巨额经援出现中饱私囊的情况，这次为了避嫌，台方选择了预算高达52亿美元的巴拿马运河拓宽计划下手，宣称将“资助”该国建设。巴拿马10月23日全民公投通过运河扩建计划后，黄志芳才喜上眉梢。
黄自以为通过插手巴拿马运河扩建，就可以“绑牢”和巴拿马的关系。但事实是，自陈水扁2001年上台以来，由于推行“去中国化”运动，“外交”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台北。5年来，台湾除了从大陆手中夺回瑙鲁之外，每年以流失一个的速度坐视其“友邦”阵营不断缩减。到目前为止，与台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剩下24个，大都是小国或穷国，比较重要的如天主教圣城梵蒂冈，近来也频传可能与北京建交的消息。
在源于“中华民国”的法理资源不断流失的同时，台湾“外交部”也越来越露骨地以经济和金钱来拉拢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或政党候选人，并由此引发了不少政治反弹。
2004年11月，位于南太平洋群岛的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沃霍尔在访问北京仅仅两个月之后，突然现身台北，并与台湾“外交部长”陈唐山一起宣布，瓦台即日起“建交”。令人惊奇的是，身在瓦国内的外交部长和代总理则向中国驻瓦大使馆表示，他们对此事毫不知情，沃霍尔一人不能代表整个政府。一周后，瓦部长会议作出决议，撤销沃霍尔在台北签署的所谓瓦台“建交公报”，台湾争取第27个“邦交国”的努力就此功亏一篑。 
2006年4月，同样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爆发了暴力排华风波，在野的劳工党领袖图哈努库指控“邦交国”台湾在选举中“资助”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并发动数千名示威者前往议会大厦、总理府和中心商业区等地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新选出的总理斯奈德•里尼下台。一周后，失去议会支持的斯奈德•里尼宣布辞职。此事引起中国政府大规模撤侨，也将台湾的秘密金钱外交大曝于天下。可陈水扁还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他在大半年后的11月5日就国务机要费案作内心剖白时还说：“国家是大家的，不是我陈水扁的，台湾需要在国际上交朋友，外交要不要维持，还是统统摊在阳光下，这样台湾是稳死的。”
的确，“金元外交”曾经为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带来便利，尤其是在李登辉当政时期，一些非洲国家经不住“台湾金元”的诱惑，纷纷倒戈转投台北，其中的塞内加尔、利比里亚、冈比亚、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乍得就是在那一时期与台湾建交的。但正如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所说，“无论台湾当局在短期内能够提供什么好处，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建立外交关系都符合非洲国家的长期利益”。现在，当年“流失”于台湾的非洲国家又纷纷改弦易辙，回归正道。观察家认为，这不是单纯两岸“拼支票”后形成的力量动态分布，而是新的地缘政经利益博弈后形成的比较稳固的发展结果。塞内加尔的非洲自主外交1971年12月，位于西非的中等国家塞内加尔中止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但塞国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也只维持了24年。由于1995年底的严重经济危机，塞内加尔重新投入台湾的怀抱，以换取台湾“金元”支付庞大的公务员工资。据陈水扁自曝内情，与塞内加尔“复交”后到2005年底10年内，台湾一共给塞国援助了50亿新台币。 
2005年10月25日，在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塞内加尔突然宣布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并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官方联系。 
台湾当局本能地斥责大陆通过慷慨援助手段“诱走”了其“邦交国”，国际上也有很多声音附议。 
外界一般趋向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由于中国对国际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正成为资源富裕国最想交往的伙伴。 
然而，塞内加尔既没有像尼日利亚一样丰富的石油，也没有科特迪瓦一样让人垂涎欲滴的钻石，更没有其它在国际市场上抢手的稀有资源。 
近几年来，随着非洲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非洲已结束了援助来源单一化的时代，增加了替代来源，减少了某一来源的援助停止后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危害。换言之，非洲逐渐摆脱了缺了谁就活不下去的时代，为自主外交与理性外交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塞内加尔逐渐成为非洲法语区国家的领袖，而要想进一步发挥区域大国的影响力，塞国必须要与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的中国打交道。塞内加尔对区域政治影响力的渴求和国际政治参与的热情，是台湾当局的“金元”所不能满足的。所以，塞内加尔与北京复交，首先是出于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
塞内加尔也应该看到，中国近几年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投资，许多邻近的西非国家因此受益，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妨碍了中塞两国正常的经济交往。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是台湾当局花再多的美元也不能与之抗衡的。
陈水扁4年前到过一趟塞内加尔，但宾主双方谈得并不投机。而塞国与北京复交一年来，中塞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年初中国外长李肇星非洲六国之行，第二站就选在塞内加尔，塞总统也两度造访北京，两国已经把“既复交就深交”的共识付诸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李肇星今年1月访问利比亚、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等国的时候，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夫却跑去台湾见陈水扁了。4个月后，陈水扁对利比亚进行了8个小时的秘密“访问”，分别接受了卡扎菲、赛义夫午宴、晚宴款待。当然，卡扎菲一直宣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一立场都不会改变。 
这件事给中国出了难题，因为北京向来反对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跟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与接触，更何况利比亚过去遭制裁时曾接受中国大量援助。现在制裁取消了，利比亚作为非洲第二大产油国的潜力有待发掘，台湾就想进来先分杯羹，岂有此理？
在对华外交上，利比亚不妨听取一下塞内加尔、乍得等国与台湾两合两离的教训。乍得的非洲地缘政治实力外交乍得，上世纪50年代末独立，于1962年与台湾“建交”，10年后改与北京建交。1997年在台湾银弹外交猛烈攻击下，乍得又投回台湾怀抱。
长期以来，乍得深受内战之乱，民不聊生，腐败成风。每当缺钱之时，它就抡起外交牌进行讹诈，以与台“断交”相威胁，逼着台湾出血本。据媒体报道，2003年乍得与台一场外交风波，台湾就动用了1036万美元来平息。 
近几年来，乍得境内探明了储量巨大的石油，摇身一变成了资源型国家。与之相邻的国家苏丹，也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它正从中国庞大的投资中受益，石油源源不断输往中国市场。
而乍得总统代比自1990年担任总统一职以来，成为非洲国家当中为数不多的留在总统职位上最长久的国家元首之一。代比曾于1996年推动国内多党制民主选举，成为乍得首位民选总统。然而，在他连选连任两届后，他又利用担任总统之有利地位推动修宪，从两届任满制改为连选连任制，使自己如愿以偿地第三度登上总统宝座。 
尽管过程合法，但代比恋栈不走，已经在国际上招致负面评价，英、美、欧盟等对其颇有微词。 
事实上，非洲拥有修宪来让在位总统数度当选的传统，乌干达的穆塞维尼也是第三度担任总统。乍得发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多一个可依赖和说得起话的大国做朋友，有时比金钱更重要。
长期以来，乍得一直指责苏丹政府支持乍得反政府武装，而苏丹则指责乍得参与达尔富尔叛乱。两国为此还断绝了外交关系。乍得需要一个能对苏丹有影响力的大国在两国之间斡旋。乍得应该看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某些国家提议对苏丹进行政治干涉时，一直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核心外交政策的中国数度站起来，捍卫了与中国有良好外交关系的苏丹的利益。
而中国也在不断显示出对以达尔富尔区域为中心的包括乍得在内的周边地区事务的关心。中国适时动用弃权票来准予安理会决议的通过。
对于乍得而言，只单纯满足于外交讹诈来消费点台湾当局的“金元”，这种外交思路已经在区域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面前显得短视和拙劣，靠这种外交思路所取得的利益回报也变得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乍得也跟塞内加尔一样，在台湾没有明显察觉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于2006年8月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台湾金元外交余威尚在尽管金元外交有诸多缺点，但从实现短期利益的角度看，它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国家之所以三番五次与台“断交”又“复交”，都是以钱为中心的金元外交在起作用。而且，金元外交常被当事国的政客们包装成看起来合理的政治诉求以蒙蔽民众视听。 
赞比亚反对党领导人萨塔曾就中国投资行为和中资公司管理行为发表过很多负面言论，如果只是其个人观感或提提意见倒也罢了，关键是萨塔为了在2006年9月份的大选中胜出，居然背弃赞比亚宪法所坚守的“一个中国”政策，跑到邻国马拉维，与台湾驻马拉维“大使”私下会面，并以“如其当选，必与台湾建交”的空头支票来兑换台湾的现金支票。这样的行为，既不厚道，也有愧于中赞血肉筑成的友谊，是一个政治家不该有的卑劣行为。 
虽然萨塔没有在10月初揭晓的这场大选中胜出，但萨塔现象表明，只要台湾还想玩弄金元外交，总有人会自动找上门来。这不，这种烂游戏也被刚与中国复交不久的利比里亚的某些政客所玩弄。
2006年初，利比里亚众议院议长私下与台湾前驻利比里亚“大使”、现为驻冈比亚“大使”通信，称其可利用自己所处的影响力，为与台“复交”出力，希望就恢复外交关系事宜展开讨论。台湾驻冈比亚“大使”欣然答应。议长先生绕过总统府委派了负责亚洲事务的外交部长助理等两人前往冈比亚首府班珠尔与台湾“大使”密谈。
消息曝光后，利比里亚朝野一片震惊，约翰逊•瑟利夫总统把利比里亚想与台复交的报道斥为“垃圾”。议长最后作了公开道歉。
利比里亚受金元外交之荼毒，可追溯至利比里亚史上最残暴的多伊总统。多伊总统受台湾金元诱惑，转向台湾怀抱，大肆挥霍台湾送来的银弹，结果给利比里亚留下数百万美元的债务。被控反人类罪而遭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的非洲史上第一个国家元首级人物、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也是在台湾金元扶持下成功爬上利比里亚权力之巅的。 
现在，金元外交在利比里亚借尸还魂，表明仍有某些政客在沉甸甸的金元面前把个人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也反映了大部分穷国在对待“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诚信度和严肃性仍可商榷。台湾外交转型带来的挑战台湾当局自1993年起每年都要指使“友邦”提交允许其进入联合国的草案，可是表决时总不被纳入联大议程，久而久之，台湾当局发现“邦交国”只是穷国或小国，显然难以拥有国际政治话语权，靠金元拼出来的外交有局限性，所以近年来的外交思路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来得隐蔽，因而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其一，从针对小国和穷国的明确外交为主，转向同时注意针对大国的模糊外交。模糊外交，顾名思义就是虽没有明示的外交关系，但又有形同有友好外交关系一样的频繁接触，通过接触来拓展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已经把美国、欧盟与日本作为模糊外交的主要对象，以各层次亲密接触来考验中国外交的控制能力。
第二，从传统外交领域转向非传统外交领域，注重打“民主牌”、“文化牌”，形成泛官方外交联系局面。如台湾利用日美所推动的“价值同盟”，以盟友的姿态参与各种活动，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国家捆绑效应”的假象，其破坏力比单纯的金元外交更大。又如台湾当局目前正准备向非邦交国家的留学生发放奖学金。
第三，搞“悲情外交”，故意制造被大陆欺凌或受辱的形象，以求国际同情。例如，虽然乍得与台断交之前，台湾就获悉乍得与北京在巴黎、喀土穆就复交展开谈判的动向；今年8月份乍得派出高规格代表团两次前往北京，台湾方面也知道这些情况，但却没有披露给台湾民众，故意上演了一出台湾“行政院长”受辱戏。
今年8月，台湾“外交部”在明明掌握内情的情况下，对外宣布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将前往乍得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并出席乍得总统代比的就职仪式。然后，苏贞昌赶往机场，在准备登机前的一分钟，台湾“外交部”突然发表声明，宣布与乍得断交。其时，乍得还没有宣布任何与台断交的信息。台湾“外交部”解释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是为了不让台湾人受到大陆的侮辱。台湾当局别有用心地把“断交”事件解释为大陆的欺凌。
近一段时间以来，陈水扁屡次以“迷航之旅”，故意扮演成国际弃儿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国际上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 
不能忽视台湾当局的“悲情外交”的杀伤力。我们注意到，台湾操纵“悲情外交”，大都发生在需要透明的有关信息不为公众所知之时，击破“悲情外交”就要我们把本来应有的琅琅之气公之于众，让事实暴露于阳光之下，使公众明白，外交为人民，也为台湾民众。北京敞开怀抱等待非洲5国北京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遵循上两次中非论坛的惯例，邀请了没有与中国建交的非洲5国与会。 
非洲大陆除了西撒哈拉地位不明之外，共有53国。其中，与中国建交的48国都是中非论坛的会员国，而上两次分别在北京和埃塞俄比亚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会议上，非会员国马拉维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 
这次由于是在北京举行论坛峰会，台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结果表明，本次无一台湾“友邦”派出代表参加北京中非合作论坛。 
但是，在今年9月台湾第14次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国名单中，并非所有台湾“友邦”都连署，在非洲“友邦”中，缺了布基纳法索。这预示着台湾在非洲的“外交空间”正走向瓦解。
11月5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在回答非洲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那5个国家和人民，也有友好的感情。中国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事情。“相反，是他们的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5个国家到现在还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之外，他们还同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一个地区——台湾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
“实际上，你现在看，”李肇星说，“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同另外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一个省保持所谓‘外交关系’，我认为对自己国家的地位也是一种贬低，更不用说这直接违背了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也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两岸外交博弈中，中国利益最大化的临界点可能不在北京取得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可能不在台湾当局输光所有“友邦”上。在财力物力不是无限而是有限、国际影响力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有所节制、外交斗争只是各种复杂斗争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的情况下，外交上的节节胜利或节节败退可能并不表明很实质的问题。外交斗争只是服务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这一核心目标的手段而已，我们千万不能把手段当目的。从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外交向非传统领域延伸的角度看，我们还可以挖掘更多潜力来应对全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