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洋务派政治思想
洋务派的政治思想
曾、左、李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取得地方军政实权的清朝官员，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是他们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但他们和其他封建统治者不同之处在于：开始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抛弃了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陈旧观念，主张处理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向西方学习某些先进的东西,以振兴中国，挽救清朝的危亡。“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概括了洋务派政治主张的两个基本点。
“外须和戎”，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外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如果打仗,中国“即暂胜终必败”,遇到麻烦，应当“以理折之”。既反对不敢和外人争议的畏葸，又反对轻易和外人决裂的鲁莽。“以理折之”的原则是“守定和约”，即以既定的中外条约为准，承认侵略者业已取得的权益，抵制条约以外的索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得寸进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朝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步步退让妥协，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内须变法”，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加强国家实力是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前提。洋务派经常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中外差距主要在军事装备上，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必须取得外国的船炮。租借不如购买，购买不如自造，于是积极倡导引进西方造船制炮的机器和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到了70年代，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配套的工交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利源外泄、利权不保,是贫弱的根源,于是积极倡导兴办轮运、电讯、铁路、采矿、纺织、炼钢等一系列工矿交通企业，采取“官为扶持”、“招商承办”、“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方针，和洋人“争利”以“求富”。在军事、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创建了外语、造船、驾驶、电报、水师、武备、军医、水雷等各种专科学校，选派青少年到欧美去留学，并强烈要求变革封建的科举用人制度。个别人士还提出了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备咨询、通下情的设想。经过30多年的经营，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帆篷的落后状态得以改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移植于中国，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科技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洋务派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不甘灭亡的那部分人，他们不自觉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滞着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变成“资产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奉行的理论原则。“中学为体”，即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动摇的;“西学为用”,即外来的科学技术等,只是辅助性的,当因时制宜。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政治思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封建积习的干扰腐蚀，他们的洋务活动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稍变成法”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于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全面改革，变封建专制为立宪政体的维新运动迅速兴起。洋务运动遂丧失了有限的进步性，洋务派的成员或转化为维新派，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洋务派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曾国藩谈论洋务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他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不过，曾国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务运动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准确的评价，还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对外交涉问题上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无论外国侵略者多么奸诈狡猾、蛮横无礼，都采取诚恳的态度，以友相待；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步步进逼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除非万难相从者，一概答允。他虽然积极练兵、筹建海军，但却实行备而不战、决不抵抗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讹诈，决不敢以自卫战争给予回击。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丧失了当年打长毛时那种“敢战第一”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侵略的问题，曾国藩言论不少，而行动则只有办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体现其洋务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师心传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则可以作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注脚，实际上亦为洋务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对外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它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而看清了洋务派的所谓“求富求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随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国人民深切体验到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们对这段历史仍是刻骨铭心!
“隐图自强”曾国藩与洋务派把他们的这套做法称为“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而暗地里则奋发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后来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把它概括为“先睡后醒论”。这可算是对洋务运动的最好解释。然这套做法，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的眼睛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使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打击自己的铁锤。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而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帐，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与不允许。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民族危机日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何必要供养你?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总结总之，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份。曾国藩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对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亦应当如此。对其合理成份应当肯定，因为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对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从总体上，对其主要方面，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借鉴，惨痛的教训，不时敲起警钟，庶不致重蹈覆辙。曾几何时，蒋介石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颂扬之格过于晚清。结果却一败如水，不得不逃至台湾一隅之地，靠着美国人战略防线的庇护聊度残生。这个历史的事实人们是不应忘记的。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岂此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