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升仙太子碑
石碑简介
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二月初四，武则天由洛阳赴嵩山封禅，返回时留宿于缑山升仙太子庙，一时触  升仙太子碑景生情而撰写碑文，并亲为书丹。碑文表面记述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实则歌颂武周盛世。笔法婉约流畅，意态纵横。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六字，以“飞白体”书就，笔划中丝丝露白。碑文33行，每行66字，行书和草书相间，接近章草书体。碑文上下款和碑阴的《游仙篇》杂言诗、题名等，分别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薛稷、钟绍京之手。历代书法爱好者都视“升仙太子碑”为书法艺术珍品。
升仙太子碑历经1300余年风雨沧桑，依然矗立于河南偃师市缑山之巅，2006年3月30日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方武则天撰文书写的巨碑，彰显着这位女皇的雄才大略，饱含着书法神韵。她开草书刊碑之先河，不失为女书之精品。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六字，巧隐十个鸟形笔划，作为唐代飞白书遗存未几中的佼佼者而被书法界推崇。
字数尺寸
（一）《升仙太子碑》的字数关于《升仙太子碑》的字数，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63《升仙太子碑》条记载为：“三十三行，每行六十六字。”当代一批人据此说法，都认为共2178字。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升仙太子碑》的内容由碑额、标题、序、铭、上款、下款六部分组成。标题“升仙太子碑并序”与上款排在  升仙太子碑拓片碑右侧的第1行；碑文（序）共占用26行，让格7处、空7格，序文末尾处空7格；铭文占用7行，有一格两字10处，一格三字两处，前6行均为68字，末行为6字；下款与末行共用1行。具体情况如下：
1．碑额“升仙太子之碑”6字。
2．第一行标题“升仙太子碑并序”7字。
3．正文（序）共26行：第3行，让格一处，65字；第8行，让格两处，64字；第13行，让格两处，64字；第15行，让格一处，65字；第16行，让格一处，65字；第26行，末空七格，59字；其余20行，均满行66字。
4．铭文共7行：第1行，一格两字两处，68字；第2行，一格两字两处，68字；第3行，一格两字两处，68字；第4行，一格两字两处，68字；第5行，一格两字两处，68字；第6行，一格三字一处，68字；第7行（末行），一格三字一处，6字。
5．上款“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14字。
6．下款“圣历二年岁次乙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19字。
真实情况是：《升仙太子碑》为34行，武则天所书2129字（包括碑额6字），薛稷所题上下款33字，总字数为2162字。
（二）碑体广高尺寸升仙太子碑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关于升仙太子碑的广高尺寸，《金石萃编》同条记载为：“连额高一丈七尺四寸，广六尺五寸。”《金石萃编》完成于嘉庆十年（1805），当时1尺等于今0.31米，以此换算，则碑连额高5.394米，加碑座高1.30米，碑通高6.694米，碑宽2.015米。再用鲁班尺1尺等于今0.275米来换算，则连额高为4.785米，加碑座1.30米，通高为6.085米，碑宽为1.7875米。《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第205页说：“高6.7米，宽1.55米，厚0.55米。”《偃师县志》第697页和《偃师文物志》说：“高6.70米，宽1.55米，座高1.30米，全碑通高8米。”地方志书中不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且和王昶的说法不同，以至于当代学者在文稿中出现了碑高6.70米和8米的混乱说法。
我们2005年为河南省博物院拓印《升仙太子碑》时，对碑体进行了测量，其数据为：碑身高3.59米，蟠龙首高1.65米，赑屃座高1.30米，身、首、座加在一起通高6.54米；碑广：上宽1.58米，下宽1.74米；碑厚0.55米。由此可知，《金石萃编》、《洛阳市志》、《偃师县志》、《偃师文物志》的数据，都不正确。
三次刊刻
根据升仙太子碑保存情况，结合史料综合分析，我们认为该碑经历了三次大的刊刻而完成。
第一次刊刻碑阳正文下款说：“圣历二年（699）岁次乙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这既是升仙太子碑第一次完刻  四川广元皇泽寺内的升仙太子碑[1]的时间，又是树碑竣工的时间。有学者怀疑圣历二年二月武则天拜谒升仙太子庙到六月十九日这短短的数月时间，不可能把如此庞大的碑刻竣树起，于是把碑阴下部安国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时间神龙二年（706）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升仙太子碑”的树立时间，这有悖于历史事实。
武则天于圣历二年二月幸嵩山路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其时正是武则天为周灵王太子王子晋重修的道观竣工之后。《升仙太子碑并序》说：“变维城之往庙，建储后之新词”，“乃为子晋重立庙焉，仍改号为升仙太子庙”，是说武则天为王子晋重新修建了庙宇，并命名为“升仙太子庙”。武则天在《升仙太子碑》中称颂缑山美景、盛赞王子晋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篇幅歌颂武周盛世，是以自赞自谀的形式为自己歌功颂德。可以想象，武则天在拜谒升仙太子庙时，《升仙太子碑并序》的碑文已是成竹在胸，树碑工程的前期制作早已随着升仙太子庙的重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碑阴的题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参与刊碑官员的衔名，从奉敕检校勒碑使到采石官，从奉敕模勒御书的官员到刻御字的官员等不下十人。如此分工明细的班子，足见武则天对升仙太子碑刊碑的重视程度。在武则天的心目中这么严肃而重大的一件大事，怎么可能把它拖在自己百年身后呢？武则天在天册万岁元年（695）初明堂被烧毁后，当即下令重建，一年半后，高二百九十四尺、广三百尺的明堂便告竣工。升仙太子碑的刊碑树立仅比明堂的再造晚三年多时间，对于处事果断、政令森严的武则天来说，在她拜谒升仙太子庙四个月后树起一通升仙太子碑，只是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如果我们再细细品读碑阴左侧参与刊碑官员的衔名题记，就会使问题变得明朗。刊碑官员的衔名题记如下：
题 御制及建辰并梁王三思已（以）下名臣薛稷书
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王晙
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锺绍京书
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锺绍京奉敕勒御书
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琛勒御书
直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
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
臣卓勒字?
麟台楷书令史臣□□□勒字?
以上题记中“臣”字全部使用武周字，整个题记书写风格一致，应是出自一人之手，说明题记是在同一时期刊刻完成的。题记同时把第一次刊刻的内容及分工情况分四大块做了详细说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题记中“题御制及建辰”的“建辰”二字，正是对碑阳下款“十九日壬寅建”即“升仙太子碑”建碑时间的补充说明。?
薛稷题写的梁王三思以下名臣，是武则天拜谒升仙太子庙时的随行大臣。他们依次是武三思、王及善、苏味道、魏元忠、狄仁杰、娄师德、杨再思、吉顼八位大臣，每个衔名占一行，刊刻在碑阴右边的中上部。第九、十行刊刻在碑阴正中。第九行全部被凿去，錾凿痕迹明显。第十行人名被凿去，只留官衔“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以上从臣衔名中“国”、“人”、“臣”字，采用武周字题写，整个衔名题记无修改痕迹，与碑阴左侧参与刊碑官员的题记均在一个平面上，说明两者同一时段所刻。第八位和第十位从臣的衔名中分别题写有“左控鹤内供奉臣吉顼”和“右控鹤内供奉”官职。“控鹤府”设置于圣历二年正月，也就是说这些从臣随武则天拜谒升仙太子庙的前三个月，控鹤府就已经设立（天授元年初，敕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拜谒太子庙是在圣历二年二月，所以“正月”比“二月”早了两个月）。到圣历三年的六月，控鹤府改为奉宸府。这说明升仙太子碑文所记与史籍相符，进一步证明了升仙太子碑的刊碑和树立时间是在圣历二年。
第一次刊刻的还有题记中写明的由锺绍京题写的“诸王芳名”。在碑阴左边中上部有宣统元年（1909）韩人金秉万等题写的两首诗，叠刻在一片凿痕上，在薛稷题写的武三思等从臣衔名上部平行对应的位置。从凿痕的整体情况看，应是首刻“诸王芳名”的部位。
第二次刊刻武周时期的第二次刊刻，就是碑阴额首由薛曜书写的武则天的杂言诗《游仙篇》：
杂言 游仙篇 御制 奉辰大夫臣薛曜书  升仙太子碑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旌自凌霞。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周旋宇宙殊非远，写望蓬壶停翠幰。千龄一日未言赊，亿岁婴孩谁谓晚。逶迤凤舞时相向，变啭莺歌引清唱。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驻廻游天宇，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仙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术秘玄猷。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以上刊诗中，“臣”、“日”、“天”、“圣”字，采用武周字，说明刊刻于武周时期。题写御制诗《游仙篇》的署名“奉宸大夫臣薛曜书”，并没有和碑阴左侧的薛稷、锺绍京同列在一起，而是直接题写在首行“杂言·游仙篇·御制”的下面，这是为什么呢？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得宠于武则天，武则天置控鹤府，安排他们当长官。“久视初（700），以控鹤监为天骥府，又改奉宸府，……以左右控鹤为奉宸大夫”。“奉宸大夫臣薛曜”的署名，可以判断《游仙篇》的刊刻时间在久视改元后。此外，河南登封市“石淙会饮”摩崖石刻，“夏日游石淙诗序·圣制”的署款“大周久视元年岁次庚子律中蕤宾十九日丁卯，左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臣薛曜书”，也可佐证《游仙篇》的题刻时间在久视改元后。再者，《游仙篇》尾句说：“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圣历三年（700）五月，武则天在三阳宫避  升仙太子碑拓片暑，服食了僧人胡超炼制的长生不老药，“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久视”，语出《老子》五十九章：“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即永不衰老之意。《游仙篇》诗尾句与史籍相互印证，说明其成诗时间在改元久视之时或稍后。
武则天最终还是下决心立儿子李显为太子，于圣历元年三月把他从湖北房州接回洛阳。八月，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对立为太子感到绝望，气疾而终。九月，李显立为太子。但李、武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武则天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会争斗，便采用“明堂立誓”、“李武联姻”的手段，尽力缓和两股势力的矛盾。“方期久视御隆周”句，明确道出武则天期待长久统治中国、稳定大局的心态！大足元年（701）八月，78岁的武则天年迈多病，政事多委于张易之兄弟处理。太子李显的儿子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之夫魏王武延基私下议论此事，张易之告诉了武则天，“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李显在长子、女儿被杀后，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而张易之兄弟也十分不安，担心李显日后登基，会迁怒于自己，为了取悦武则天，于是便上言武则天，并派薛曜把《游仙篇》题刻在升仙太子碑上。
分析至此，可以认为碑阴《游仙篇》的刊刻时间，在大足元年(701)九月左右。在第一次刊刻的武三思等从臣的题名往上0.20米处至整个碑身上沿连同碑额，有轻浅的錾凿痕迹。这些凿痕是因为当初刊碑仓促而没有打磨光滑，还是原刻有文字出于什么原因而被凿去，我们不得而知。
第三次刊刻升仙太子碑第三次刊刻，碑阴下部有题记26行。前5行有云：“大唐神龙二年（706）岁次景午水捌月/壬寅金朔二十七日戊戍木开府/仪同三司左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奉/制刊碑刻石为记。”后面21行是12  升仙太子碑位“王”的衔名。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正月复位，恢复唐朝，二月即宣布废除武周字，所以题记中已不见武周字。他命自己的弟弟安国相王李旦率一帮大臣去缑山，不会仅仅是为了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刊”是刊削、刊定、修正的意思，因而“刊碑刻石”意为凿去碑阴原有不需要的部分，刻上新的题记。那么，碑阴被凿去的内容是什么，对中宗意味着什么？
前面提到，碑阴上共有两处明显的被凿痕迹。一处在中间，即第一次刊刻时由薛稷题写的“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第9位、第10大臣。第9位的衔名自上而下全部被凿去，留下一道1.40米长的錾痕。第10位的名字被凿去，空留着一行职衔在上面，为“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可见是一位控鹤府的官员。圣历二年置控鹤府时，除张易之为控鹤监外，张昌宗、吉顼、田归道、李迥秀、薛稷、员半千6人均为控鹤监内供奉。碑阴题名为控鹤内供奉吉顼、薛稷的名字没有被凿。员半千“长安（701-704）中，五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之职，古无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非朝廷进德之选，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可见他并没有当这个官。田归道、李炯秀虽分别有免官、遭贬的经历，但均又被中宗所用。那么，这个“奉敕检校勒碑使”应该就是张昌宗了。右边被全部凿去的第9行，也只能是当时的控鹤监张易之了。二张兄弟在神龙元年中宗复位的军事政变中，以叛贼的罪名被杀掉。但与升仙太子碑仅有一山之隔的“石淙会饮”摩崖石刻，他们的诗歌怎么没被清除？张昌宗的名字被凿去，应该和一件事情有关。在升仙太子碑刊立一年后的久视元年初，因张昌宗貌美过人，武三思上奏武则天，说张昌宗是王子晋后身，武则天遂命张昌宗穿着羽衣，模仿仙人王子晋的样子，骑着木鹤，吹着笙嘻戏于内殿，奉宸府的文学之士皆赋诗赞美之。这件事情传到宫外以后，不明事理的人认为，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为张昌宗之辈树立的（至今尚有人这么认为）。中宗担心衔名于碑阴正  升仙太子碑拓片中的张昌宗之名误导更多的人，以至于曲解母亲武则天书立升仙太子碑的真正意图，从而命相王李旦把张昌宗之名凿去。以上分析说明，中宗因儿子、女儿窃议二张而被逼杀，不敢归咎于自己的母亲，遂迁怒于二张，把他们的衔名从碑上凿掉。
另一处被凿去的是锺绍京所题的“诸王芳名”，凿痕宽0.48米，从下部参差不齐的凿痕看，“诸王芳名”与“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书写款式相同，即每人占一行，共有10位。第一、二、九、十行的凿痕长0.88米，第三行至第七行的凿痕长0.70米，第八行的凿痕长1.60米。被凿去的这十位王的“芳名”是谁呢？中宗当过庐陵王，在拜谒升仙太子庙之前的圣历元年（698）九月，已被立为皇太子，不可能再作为“庐陵王”位列“诸王芳名”之中。武则天的孙辈诸王尚在幽禁之中，直到圣历二年十月方复出阁，所以他们当时不可能参与“拜谒”之列，也就不可能把“芳名”题刻到“诸王”之中。只有圣历二年正月被封为相王的“武旦”，才有可能题刻于“诸王芳名”之列。余下的九位“王”则可能是武则天的侄儿、侄孙诸王的衔名。李显立为皇太子，武承嗣怏怏而死，不能不说是对武氏诸王的一次打击。深知后果严重性的武则天，在刚刚拜谒升仙太子庙后的圣历二年四月，便亲自导演了旨在缓和李武矛盾的“明堂立誓”之事。试想，正在煞费苦心地为消除太子兄弟与诸武之间的矛盾而做着一系列努力的武则天，怎么可能抛却武氏诸王而把尚在幽闭之中的孙辈诸王全题刻在升仙太子碑上呢？
神龙元年正月政变中，武则天被迫传位于中宗，被武则天改姓的李氏子孙恢复旧姓。五月，中宗下制，把诸武河内王武懿宗等12人都由王降为公。十一月武则天崩于上阳宫，次年五月同丈夫唐高宗合葬于乾陵。八月，相王奉制“刊碑”，同月二十七日“刻石”为记，相王已由“武”姓恢复为“李”姓，怎能让碑上还留着“武旦”的姓名。这样，凿去的是中宗、相王兄弟一段难以启齿的辛酸屈辱史，刻上的是李唐王朝的威风，因而碑上题记开头的“大唐”二字显得格外耀眼。
“诸王芳名”虽被凿去了，而“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锺绍京书”却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绝不是中宗一时疏忽大意，而是通盘考虑的结果。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题记里，镌刻了中宗敕封的包括李旦在内的13位“王”的衔名，唯独缺少了题书者的衔名。这一凿一刻中的“留”和“缺”，两者相互印证，恰恰说明神龙二年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题记，当出自锺绍京之手。只有这样，李旦才有可能手下留情，保留圣历二年“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锺绍京书”的衔名。锺绍京以书法著称，武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锺绍京所书。遗世的《灵飞经帖》，字体精妙，后人多用做习写小楷的范本。升仙太子碑由锺绍京书写的神龙二年题记，为锺绍京书法碑刻之仅存者而被世人所珍视。
碑阴题诗
碑阴中、下部有宋代题名和清代题诗，这里就后者略加论说。
（一）中州隐士锺国士其人其诗据中州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清人耿介《中州道学编》“锺国士传”记载，锺国士字尔知，河内（今河南沁阳  升仙太子碑拓片市）人。7岁时就学师塾，成年后忿世疾俗，不求仕途。他早年携家隐居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写过一首《移家阳翟》诗，云：“卜居家阳翟，结茅颍水隈。高台堪眺望，曲岸足徘徊。携册随榆柳，荷锄问草莱。薄田充八谷，晨夕亦悠哉。” 可见他早期即追求田园生活。后奉父移居于缑山下，读书论道，从学者日众。闻直隶容城孙奇逢倡道河南辉县苏门山，遂弃举子业，从学苏门。在这里他喜得伊洛渊源之要旨，于是废寝忘食地研学其精髓。后复还缑山，结茅数椽，题曰“存一斋”，读书其中，悠然自得。空暇时则携酒登山，与友人相坐于古柏下，谈诗论文，竟日忘返。染病后自作挽诗，沐浴更衣，卒于缑山。可见锺国士钟情于缑山，在此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冬日，他于升仙太子碑碑阴神龙二年题记的右下部题诗两首。其一，七言绝句《登缑山》：“地以人称自古然，缑山指大列中天。不因王乔修道后，谁讥孤峰海内传。”其二，五言律诗《缑山社集》：“子晋飞升处，古今人尽传。群峰拱四壁，一岭主中天。笙鹤仙踪杳，诗书静习偏。得闻如我辈，日上弄云烟。”他在诗中寄寓着尊道崇仙的思想，同时他还偏爱缑山的美景。因此，他弃文学道，效法王子晋，悠然自得地隐居缑山，直至终老是山。
（二）韩人金秉万其人其诗升仙太子碑碑阴左边中上部的凿痕上，刻有一首七绝：“黄河嵩岳抱萦廻，中有缑山远客来。王子不还笙鹤断，夕阳呵笔下荒台。”署名为“韩人正三品通政大夫内阁前秘书监丞金秉万”。
金秉万，字宜桥，朝鲜人。他在朝鲜李氏王朝中担任的职务，署名作了交代，是朝廷高级官员。他是著名的反日志士。朝鲜自甲午战争（1894）后，从清朝的属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于1907年在朝鲜专设统监府，由日本原首相伊藤博文任统监，挟制朝鲜李氏傀儡皇帝。伊藤上任后，立即增兵入朝鲜，疯狂镇压当地的反日斗争，据日局统监府的统计，1907-1908不到二年的时间，日局就捕杀了15000多名反日朝鲜人。金秉万为躲避日局的追杀，于1907年来到中国河南。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夜，金秉万积极投入其中，与张钫、于右任、杨勉斋等众多的辛亥革命先驱有过交往。据《偃师县志》记载：“杨源懋（1886-1912），字勉斋，偃师缑氏官庄人。自幼聪悟异常，学识超群。17-19岁之间，连续考取秀才、举人、进士，人称‘中州才子’。曾授法部主事，目睹清庭腐败，辞官回乡，借缑山南麓古庙，创办偃师警务学堂，开豫西警务之先河。1912年举为省临时议会议长，到汴任职。”就在这几年间，金、杨二人过从甚密，建立了特殊的友谊。 民国  升仙太子碑拓片20年（1931），张钫为杨父撰额的《杨治堂墓表》（碑现存偃师市第二高中）中记载：“勉斋主任中州教育，先生创巡警学校邑之缑山，毕业者百余人，开豫省警政之先声。”“海内志士群起，谋改政府，逻骑四方。山左刘恩锡走嵩洛间，住先生家。朝鲜人金秉万亡命来归，寓缑阳学校，供给将获久弗衰。”按：这里所说的刘恩锡（1872-1925），字冠三，山东高密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曾任山东临时议会副议长、山东招讨使、国会议员等职。金秉万题诗的落款时间为宣统元年菊月（1909年农历9月），正是杨勉斋创办缑山警务学堂，金秉万在豫活动的时期。据其它资料记载，1909年间，金秉万不仅频繁地来往于汴洛之间，还和刘恩锡、商震等于河南新蔡的“同盟先驱”单懋统处商筹传播革命的方法。商震（1884-1978），字启予，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党军中要职，抗战后任国民党外事局长，驻日代表团团长。1949年从商定居日本。1978年5月15日逝于北京。单懋统（1893-1927），字锡嘏，曾用名单昌、单希古，河南新蔡人。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后改为中央军政学校）毕业，入保定军校九期步科，后入黄埔军校，曾任第四、五期黄埔教官。
1912年杨勉斋就任河南省临时议会议长不久，病逝省城开封，金秉万写过一副挽联，云：“公真由嵩岳钟毓而生，雅望重当时，亦俊伟，亦光明。为学界则乐育才，为战事则思流血，为议会则倡发言。何期大局粗平，振衣看民国成功，一笑乘风遽归去。/ 我倍增秋水苍茫之感，私交在平日，无主宾，无畛域。论疏财似齐鲍叔，论救难似汉孔褒， 论诗文似唐杜甫。竟致中途长别，伏枕疑故人入梦，五更落日太凄凉！”[15] “战事则思流血”指1911年10月于右任、张钫、杨勉斋新组建的东征军之崤西之战，杨亲自督阵，身先士卒，与敌血战三日夜，终于击溃清军，取得胜利。“疏财似齐鲍叔”用齐国鲍叔牙疏财于朋友管仲的典故。“救难似汉孔褒”用东汉孔褒、孔融兄弟争相承担责任、甘愿受法律制裁的典故。联中对逝者的人格、文才、功德等，给予极高的概括评价，又忆及逝者生前对自己的恩德，二人“无主宾，无畛域”即不分彼此、没有界限的深厚友谊，对逝者充满着感激思念之情。整个挽联遣词精辟，用典贴切，对仗工整，平仄和谐，不难看出金秉万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修养。金氏作为朝鲜人，出此佳作，实为难能可贵。
金秉万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缑山，题诗升仙太子碑碑阴。他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自己祖国的反日独立大业始终萦回于心中，怀着忧国忧民、壮志未酬的心情登上缑山，赋诗抒志，以壮情怀。国际反日志士登上缑山，题诗碑阴，应该是留在缑山沧桑经历中的特殊烙印，是升仙太子碑上的一个历史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