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向世陵
简介
向世陵，1955年生，四川仁寿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
基本信息
姓       名： 向世陵
任教专业： 哲学-哲学类
在职情况： 在职
性       别： 男
所在院系： 哲学院
社会兼职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执行编委、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哲学学会理事
近期著作
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12
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    2004.12
写给大众的中国哲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
近期论文
中国哲学的“问题” 光明日报   2003.1
“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4
汉魏晋学术走向与玄学的兴起    文史哲       2003.5  向世陵张湛的“至虚”与有无说   中国哲学史        2004.2
中国文化氛围中的人权考量        中山大学学报    2005.1
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东岳论丛   2005.1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州学刊   2005.1
张载“合两”成性义释       哲学研究   2005.2
程学传承与道南学派 社会科学战线    2005.2
朱熹的“性理”学及与他的理本论体系——从二程、胡宏到朱熹的“性善”与“性无善恶”之辨         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 2005.7
王夫之对理学诸命题的总结        哲学研究   2006.10
和一、和同观念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学术月刊2006.11
“接着讲”与理学的“被讲”——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三系说研究    南京大学学报    2006.6
石峻先生《略论中国人性学说之演变》研究        中国哲学史        2007.1
先秦儒家“显学”辩证       《国际儒学研究》论文集，九州出版社       2007.2
访谈
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访谈录[1]
采访时间：2011年5月29日 
采访地点：山东大学哲社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 
采访者：赵炎峰 崔朝辅   访谈整理（中国哲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 
向世陵教授简介：向世陵，四川仁寿人，1955年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教学培训部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哲学史》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哲学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执行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主要专著有《儒家的天论》、《中华哲学精蕴》、《〈訄书〉选注》、《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中国哲学范畴丛书·变》、《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写给大众的中国哲学》（主编）等，另有合撰著作多部。主编《中国哲学智慧》、《智慧的故事》等系列教材，承担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向世陵教授是国内知名中国哲学研究专家。5月28日，向教授受邀来我院主持2011届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向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给全体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答辩工作结束后，向教授不辞工作和旅途的劳苦，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自身经历向我们介绍了如何进行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对中国哲学的一些前沿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将对向教授的访谈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兴趣是学习和科研的向导
我与哲学的联系起于文革时期。1973年，我在工厂当工人，正值“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的高潮。毛泽东主席提倡读四本书，都是中国哲学方面的。其中包括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的《论孔丘》、冯天瑜先生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我接触到这四本书以后，慢慢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后来调到地委当通讯员，接触到为干部印刷的《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恢复高考后，我于78年考入西南师大政治系哲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语言大学，在那里工作了两年。84年考取研究生（中国哲学专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校，一直工作到现在。我最早读的哲学书籍就是关于中国哲学，不管是批判也好还是其他的，都使我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就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哲学有着由衷的爱好和体悟，这对我以后从事的研究工作很有助益，可见兴趣对于学习和科研是非常重要的。 
二、哲学与生活息息相通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体验比较丰富。我是属于乐观派的，比较容易看到生活中积极进步的一面。人生和生活总是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就象海上的波浪，有起有浮，这个问题会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一生。面对不顺利的事情，我们要学会坦然接受；顺利的时候也不要得意忘形、趾高气扬，时刻保持心态的平和，这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方面很多事情要努力去做，另一方面心态也要平和一点，这样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现如今社会上存在一些矛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学会关照生活，关照自我。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前半句做不到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后半句，独善其身。不管什么时候，自己把自己这一块儿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分，同时尽力地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培养学生，还是自己读书、写文章。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处变不惊，坦然地接受生活，接受自己。这就是做人和做学问的相通之处。 
三，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与中国哲学未来走向的反思 
2000年左右学界开始重新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我在头两三年还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2000年下半年我到德国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介绍了一些德国及欧洲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再往后学界热炒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反而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就这么一个问题，再讨论什么“合法”和“不合法”就没什么理论和实际意义了。纠结于这些问题对哲学的发展和前进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与二十世纪初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相比，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前进，只是把同样的问题重新摆在桌面上。对学术史的回顾、总结是可以的，但它不是一个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在现今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下，再过分地强调这个问题，把它扩大化进行炒作，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与意义。我的观点是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百年反思，反思当时一些哲学概念的引入，以及中国人用西方哲学范式来整理传统思想资源，建设中国哲学这样一个新学科等问题。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过分将这个问题扩大化，想以此来证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反而是不大恰当。这个问题的意义本来没有那么大。后来人大有一个通识课的教材叫《中国哲学智慧》，是由我来主编的，在概论里面还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评。黑格尔当时对中国哲学的否定，前几年德里达到中国讲学，西方哲学家本身的观点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黑格尔认为西方哲学是对古希腊以来哲学思辨精神的总结，认为哲学思辨是一个普遍性的标准，拿这个普遍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思想，显然缺乏应有的主体性，不足以作为哲学思想来讨论。不过后来到德里达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开始讲哲学的特殊性，已经脱离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名称和表示的问题，中西哲学有各自不同的特性，面临的社会和思想对象和问题也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一些共性。这是一个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问题。这两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转换为学界对过去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使得这个问题具有了较深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人们开始考虑如何把哲学向前推进。到现在为止，人们开始承认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的特点，西方哲学中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方法也可以为我们所借用，不能完全排斥。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本体”、“本原”、“形而上”，中国哲学对这些概念的运用恰不恰当，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和“本体论”》，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原来就有“本体”这个词，它最初是多义的。西方哲学中的“本体”一词的涵义也是多样的，不是一个固定和僵化的概念。严格来讲西方哲学所谓的“本体”有好多种涵义。中国哲学中的“本体”概念也是有一个逐步孕育、发展的过程，涵义是非常广阔的，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我不赞同那种中国哲学挽救世界的观点，即所谓以后西方哲学都不行了，挽救世界，要靠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不可否认，儒家哲学也有自身不可逾越的消极作用，如对血缘家族的盲目推尊和尊卑上下的过度强调等。当然我也不赞成一味贬低和排斥中国哲学的做法。文明其实有其内在的共通性，各种文明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色，正确的做法还是应该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哲学作为文明世界的精神产物，尤其应该如此。至于以后世界哲学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我们很难估量。但是多民族的文化交融、文化创造这个主流不会改变。 
四、论易学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地位 
我最近几年主要研究易学与理学方向的问题。易学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易》作为五经之一，是五经中真正能从形上思维层面发挥的经典。《易传》讲“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开始了对天道的探讨，两汉时期，正式以《易》学为核心展开了天道与人道关系的对接，魏晋时期，随着王弼扫象，《易》学趋于玄化，流于空谈；汉唐时期，由于佛教哲学的传入，儒学不彰，人们忽略了发挥五经中心性哲学的意蕴，这对后世儒家来说转化为一种刺激和激励，迫使后来学者注重在心性哲学层面去加以挖掘、开拓，以对抗佛学。其实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晋时期人们曾对这个问题有所反思，“性与天道”到底是什么？后来的学者一方面要立足于儒家经典本身，另一方面，需要对经典作出新的诠释。只有对经典作出新的诠释，才能回应佛教心性论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周易》正好充当起一种思想资源的作用。因为儒家其他的经典，如《尚书》主要是征伐史实的记载，能够被理学家所借鉴的只有“人心”、“道心”等部分思想；《诗经》中能被运用的也只有少部分篇章和诗句，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礼记》的作用会大一些，但是也仅仅局限于《乐记》、《大学》、《中庸》等个别篇章；《春秋》在宋初思想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主要作用还在于历史方面，哲学思辨性不够。综合起来，就全书来看，哲学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周易》。宋初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有关于《周易》的专著。从宋初三先生经过司马光到北宋五子都十分重视对《周易》哲理的阐发。北宋五子中周敦颐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张载有《横渠易说》和《正蒙》，程颐有《伊川易传》，邵雍关于象数学的专著和贡献就更多了。易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作为一种思辨的智慧结晶，集中体现了儒家哲学精神，对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往后到胡瑗、胡宏，到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都对《周易》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理学的产生与儒家对易学资源的再造是一个同一的过程。在对易学哲学的再造过程中，儒家学者结合佛老的思想，建立起理学的思想体系。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以《周易》的话为结尾的。 
五、回到经典本身，探寻问题根源 
搞学问，首先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要多读一些经典原著。虽然说像《尚书》、《春秋》等书籍中哲学思辨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当你去用心研读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经典是一个思想资源，可以不断地被我们诠释、再造。举一个很简单而又尖锐的例子，我们经常讲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不证自明的，从“恻隐之心”中能推导出人性本善。他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叫“孺子将入于井”：设想有一个孩子快要掉进井里的时候，旁边的你总是会一把拉住不让他掉进去。孟子认为这个举动第一不是想借此讨好孩子的父母，第二不是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好的名声，第三也不是讨厌那孩子惊恐的哭叫声，它就是出自人的本能。在“性善论”的最初阶段，孟子这个思想讲的非常好。可是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当你读过《礼记》、《尚书》之后，你会发现还有另外的问题：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如果承认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承认性善论，那么现实社会中的“恶”从何来？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后来南北朝和隋唐的思想家们提出来：当你用“恻隐之心”把孩子救出来之后，就会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孩子的父母就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还会不会去救他？你会不会产生为了报仇而不去救人的想法？《尚书》、《礼记》中有关于报仇、复仇的明文记载：“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在现实社会中间，面对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只靠最初的“善”的“闪念”的效力是不够的。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主张“性善论”会面临很多问题。所以后来张载、朱熹才会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为的就是解决孟子“性善论”在面对复杂社会现实问题时的尴尬与困境：人一方面具有先天禀赋的“善”的根源，另一方面也受后天“气”的禀赋不同的影响，呈现出“恶”的倾向。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生，由于每个人所禀赋的后天气质不同，因此呈现出的善恶倾向也是相差不等的。人们重在通过后天的自觉，排除气秉的各种污染，通过一番艰苦努力，才可能走向“善”。在这个过程中，在先天“天命之善”的基础上，主体自身的修养和自觉的作用即后天的作用更加明显。所以当你读到更多的经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读过《尚书》，你会认为周公是一个仁德的圣人。可是当你去看《尚书》原典的时候，里面记载更多的是关于周公南征北战的记载，他主要在征伐诸侯、平治叛乱。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他就无法安顿自己的仁德，更不可能将仁德思想推广开来。历史的发展就是在这样尖锐复杂的变革中走过来的。当你读到更多经典的时候，你会对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复杂性有更深切的理解和体会。 
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而问题的发现要通过对经典不断的研读和反思中获得。有了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读书，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必须又要回到经典本身。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的提出的另一方面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要通过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思考，才会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的问题，才能想别人之所不能想，做别人之所未作，提出别人所没有发现的思想和理论。换言之，多读书，多思考，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除此之外，别无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