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洪亮吉
人物简介
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  洪亮吉坐姿像[1]，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洪亮吉生于1746年九月三日（10月17日），卒于1809年五月十二日（6月24日）。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多年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1790）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1795）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1799）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文学成就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 越、 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时人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曾评点当代诗坛108家，并以梁山泊好汉相拟，将洪亮吉比作“花和尚鲁智深”：“好个莽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
洪亮吉著有《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汉魏音》、《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流放创作
洪亮吉这位著名的清代学者1799年因上书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烈，不避锋芒，刺到了嘉庆皇帝的痛处；“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  洪亮吉像[2]，……”。为此言语，差点丢了脑袋。幸“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这对洪亮吉无异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洪亮吉却能坦然处之，一笑置之。“半生纵踪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出关作》他一路歌风岭雪，觅史寻踪，赞西域山水之奇丽，记边塞风情之异观。观察之深，描绘之细，确有舆地学者之眼光，又有诗人才子之文采。也许，他当初写这些诗时并未曾想到传世，然而，却给后人了解西陲风物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对于流放犯，诗是双刃利剑。洪亮吉曾特意提到：(流放伊犁途中)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日，不敢涉笔。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
看来嘉庆帝相当了解这个才子。“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出自皇帝之口，真是意味深长。而创设伊犁流放地的乾隆帝早在20年前就责令伊犁将军，对遣犯严加管束，“倘赡恂情面，任其置产娶妻，则伊等反得晏然安处，与无罪何异?至其遣发日久，不得归籍，或妄作诗词，编选诽言，或不安本分生事，及潜行逃走者，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不得稍事姑容！
次年二月，洪亮吉越过千山万水，抵达流放都会惠远。
惠远，所居之房是有名的鬼屋。前居屋主在“环碧轩”遇鬼，又加上贬谪丢官后心情不舒，终死在自己的失落中。而洪亮吉在此居住百日，却从未见鬼，实乃超脱于世，不为个人之失落而恼也。他寄情山水，赏花观鱼，饮酒做诗，将伊犁所见所闻详录于日记诗文中，这决不是一时游戏之作，而是继续他一生所从事的著述之业，以传世人。
他写伊犁山水：“看山不厌马蹄遥，笠影都从云外飘。一道惊流直如箭，东西二十七飞桥。”
他吟伊犁风雨：“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踪。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到南山合抱松。”
他咏伊犁街巷：“日日冲泥扫落苔，一条春巷八门开。外台自有萧闲法，携具方家说饼来。”
他赞伊犁花果：“古庙东西辟广场，雪消齐露粉红墙。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
洪亮吉歌咏过的天山风光
纵观洪亮吉的伊犁杂诗，决不仅仅是应酬抒怀之作，而是有意识地用诗的形式记下伊犁的山光水色、风土民情。这是跟他后来追述伊犁百日行的《天山客话》一脉相承的。他的《伊犁日记》对他来伊途中所见之物作了详细的记载，而《天山客话》则详细记载了伊犁的山川、物产、风貌等。这些都为后来研究西北地区的史地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新疆图志》就引用了他的不少条述。后世史地学者对洪亮吉评价甚高。
洪亮吉戍伊百日之后，即被“皇恩大赦”。当他离开惠远城时，“下马步出城，百步屡驻脚。“长刀短后衣，未忍即抛却。”他为失落而来，却满载西域奇珍而归，在自己生命价值的天平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代表诗作
  洪亮吉篆书七言联【伊犁纪事诗】
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踪。
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倒南山合抱松。
【伊犁记事诗 】

人口观点
两百年前，清代以治经史文学闻名的洪亮吉曾写过一篇叫《治平篇》的人口论。在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尚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洪亮吉纪亮堂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公元1785—1791年）却猛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然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多。洪亮吉针对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和一般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首先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治平篇》）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会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田地与房屋仅增加一倍、三倍、五倍，尽管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这一看法，除与五年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加的观点很相类似外，与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看成是超社会、超历史、超地域的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不但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生计篇》）的严重情况，这里洪亮吉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固然认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贫困和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但他既敏锐地看到了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又看到了土地的大肆兼并，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治平篇》）比起马尔萨斯故意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失业、贫穷、困苦以及战争的根源的真象，又有较大进步。
清史文载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人。少孤贫，力学，孝事寡母。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词章考据，著於一时，尤精揅舆地。乾隆五十五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年已四十有五。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未散馆，分校顺天乡试。督贵州学政，以古学教士，地僻无书籍，购经、史、通典、文选置各府书院，黔士始治经史。为诗古文有法。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授皇曾孙奕纯读。嘉庆三年，大考翰詹，试征邪教疏，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陈情归。
四年，高宗崩，仁宗始亲政。大学士朱珪书起之，供职，与修高宗实录，第一次稿本成，意有不乐。将告归，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略曰：“今天子求  洪亮吉著《北江诗话》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端、张文和、孙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馀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太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愦糊涂，贪赃玩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凌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赀，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主，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材，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倘所举非人，所言失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过於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  洪亮吉手迹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於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亮吉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徕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蒇国家之事。有明中叶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沅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者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如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以同乡素好，先以摺?示二吴，二吴即袖其?走权门，藉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矣。吴省兰先为和?申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馀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於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
效权臣所为者，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於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讠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爱，如国体何？’是知国体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化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进一恬退之流，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脂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於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玄虚之习复见於今，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於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於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拏
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近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偾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偾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凡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廷寄，皆震惧失色，则驭军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偾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而欲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阴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荛、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阴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未欲吏治之肃，则督、抚、籓、臬其标准矣。十馀年来，督、抚、籓、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鹴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
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餽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於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於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籓、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籓、臬、道、府之威势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籓、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
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书达成亲王，以上闻，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钜。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於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於家。所著书多行世。
人物轶事
患难知交洪亮吉与黄景仁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知交，俩人都出身贫寒、都曾在科场苦战，也都曾客幕依人。黄景仁虽有“乾嘉诗人第一”之誉，但穷困潦例，怀才不遇，且终身布衣。洪亮吉与这样一个既无地位又无钱财的朋友相交十八载始终不渝。乾隆四十二年，黄景仁客居北京，想把母亲妻儿也接到北京生活，洪亮吉帮他把田及三间屋卖了以后筹足路费，送到北京。三年以后，黄仲则经济窘迫，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又想让老母妻儿回常州，但是连打发回去的盘缠也没有。洪亮吉当时也是个“十有九人堪白眼”的穷书生，但是竟不顾自己的穷愁潦倒，东奔西波为黄仲则“营家室南归之资”。
后来，黄景仁于乾隆四十七年在贫病中客死山西解州．洪亮吉当时已是举人，照世俗眼光看，仕途有望，地位变了，也许势利起来．但是。他却借马疾驰，日走四驿，赶到解州，为死去的朋友抚七尺之棺，理身后之事，又“炎天走千里，素车白马送君归”，把黄景仁灵柩托运回常州安葬．以后，黄景仁的遗稿整理，老母妻儿的安排、直至黄景仁子女的婚嫁，都由洪亮吉一手承办，与朋友相交，潦倒时能做到“交情为贫重’易，富贵时不至“一阔脸就变”难；一时意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易，天长日久，特别是“人去人情在”难，但是，洪亮吉却能做到贫贱富贵不移。
忌日节食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浙江学使王杰聘请洪亮吉校文。亮吉应聘，随王学使到台州、处州二府。途中游览了天台、雁荡诸名胜古迹。十月二十六日，亮吉母亲为太宣人中风病逝，享年63岁。姐夫史德孚带了书信到处州，不巧亮吉正在试场，姐夫也没有等他，留下书信便匆匆往回赶。亮吉从试场回到住处，拆开书信。信上也只说母亲病了，要他速回。亮吉请了假，安排了工作便连夜往回赶。
十一月十四日，船到戚墅堰。亮吉归心似箭，再也坐不住了，便弃船登岸，急奔回城。路上碰到仆人窥园的父亲仇三，告诉他母亲府太宣人已经去世，亮吉顿时五内俱焚裂，昏昏沉沉，高一脚低一脚往回走，竟在八字桥失足落水，真是祸不单行。亮吉在河里随波逐流，漂至滕公桥，被在河边挑水的村民救起。邻人府松园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给亮吉换下湿衣。过了好久，亮吉才醒过来。 谢过救他的村民，回到家里，昼夜号哭，痛不欲生，五天不吃不喝，急得家里人团团转。他的几位姐姐以大义责怪亮吉，开导亮吉，这才稍微吃点米粥，整个丧事期间，他不吃肉，不入内室，白衣白冠，睡眠也不脱衣服。还以没有来得及侍奉母亲入敛哀感终身。以后，每遇母亲忌日便整天不吃不喝，三十年如一日。
视死如归洪亮吉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清史稿·洪亮吉传》说他“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嘉庆三年仁宗征镇压白莲教对策，洪亮吉写千字文直陈时弊，将大清说得一团黑，惹怒嘉庆帝，苦于乾隆在位，不了了之。后参加编纂《清高宗实录》，嘉庆帝不满其所为，洪亮吉罢官前，上书朝廷，曰：“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番上书嘉庆皇帝，指责内外大臣贪赃枉法，荧惑圣听，引来嘉庆满腔怒火，几乎遭受杀身之祸，后被谪戍伊犁。他人狱时朝廷原计划是将他处死，亲友们到狱中探视他，无不感伤痛哭。洪亮吉谈笑自若，反而安慰亲友们，并口占一绝，末两句为：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
诏下而雨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四月，京师大旱，嘉庆皇帝虔诚求雨，大赦人犯。洪亮吉因而被准予还多。嘉庆皇帝在大赦诏书中还公开自责处罚上书言事官员。说：“洪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并且承认给洪亮吉所加罪名“取巧营私之咎，况皆属子虚乌有”。并即传谕伊犁将军保宁，将洪亮吉释放回籍。据记载，闰四月初三日午刻，嘉庆帝朱笔亲书谕旨交军机处颁发中外后，下午即彤云密布落下甘霖。嘉庆皇帝喜极而诗，在诗前加序曰：“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於呼吸，益可感畏。”四月二十七日，亮吉在伊犁将军署接到赦免谕者，五月初一日，亮吉起程东还，在伊犁百日。同人言自辟新疆以来，汉员赐还之速，未有如先生者。自此，二十日至乌鲁木齐。六月初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肃州，换车而行。七月十三日抵兰州。月底抵西安。八月十六日抵开封。九月初七日回到家里，从此，自号更生居士。闲居在家，研究学问并以诗书自娱。
故居介绍
洪亮吉故居原在常州市天宁区延陵东路西段的东狮子巷20号，省常中对面，常州市24中西侧。洪亮吉因上书直言弊政而获罪  洪亮吉故居，充军伊犁。百日后赦归故里，在常十年后去世。故居因旧城改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移建至附近东狮子巷20号，建洪亮吉纪念馆。纪念馆头进门厅，二进东边三尖为“风雪授经堂”，展出洪亮吉手迹资料，西边一间为其书房“更生斋”。后进辟为洪亮吉六世孙、现代著名戏剧家洪深纪念室，展出洪深生平事迹、著作、手迹、遗物等。
1987年12月26日，由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2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藏书故实
他不仅仅通经史及音韵训诂之学，还是一位饱读诗书的藏书家。与孙星衍等研讨经史，论学著作颇多。工诗文，其骈文颇负时誉。喜与藏书家交往。家中有一定规模的藏书，藏书楼有“卷葹阁”、“更生斋”、“红豆山房”、“晓读书斋”等，藏书数量多达数万卷，且多精品古籍，后来部分藏书归于袁芳瑛。藏书印有“书直黄金三百两”、“蓬壶散仙”、“石经详复官”、“对策上第”、“扫花使者”、“当三皇五帝之书”、“藏书万卷”、“君直一字稚存”、“平生爱我无如酒，凡事输人不当棋”、“更生居士”等。对藏书家有较深研究，继胡应麟之后，提出“藏书家有数等”之说，将藏书家划分为收藏家、考订家、校雠家、赏鉴家、掠贩家诸等；耿文光对此之说有不同看法，称“此大概言之，未可细为区别，考订家皆能校雠，收藏家亦深赏鉴，若考校而未能精审，收藏而不择善恶，皆不可称家”。此说对后世藏书史研究，有很大影响。著有《春秋左传诂》、《北江诗话》、《卷葹阁诗文甲乙集》、《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后总集为《洪北江全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