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创四川
划分
《创四川》将四川的历史划分为古四川、老四川和新四川三个段落。
1.第一部分追问了“古四川”，即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人的来历和去向；而“老四川”则以李白、苏轼为代表，以唐宋为高峰，以诗酒文化的典型特征。
2.“新四川”起于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回溯今日四川人的形成。从秦灭巴蜀，移民万户到新中国三线建设，四川有七次大移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
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陕西、江苏等省份的百万移民，让四川绝地重生，奠定了现代四川的面貌，今日川人、川话、川菜、川剧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
3.“四川与中国”这一篇章，提出四川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相契合，与中国的脉搏同律动。四川盆地常被看作中国的“后花园”，治世安乐，但每当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四川总能一次次站出来充当保留家园，接续火种，绝地反击的根据地。从宋蒙对峙钓鱼城，到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急先锋，再到八年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人的精神里都融入了家国意识。改革开放大潮中，也是四川率先进行了农村改革，百万民工出川也成为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重塑四川精神
大地震发生后，四川人不仅在重建家园，也重塑四川精神。《国家历史》认为，四川人的形成是一个迁徙与聚合的动态过程，四川精神是一个叠层累积而成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古四川的灵动，又有老四川的博大，更有以“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造就的新四川的坚韧与包容，在这期间，每一次巨变，都是对四川之魂的重塑，也正是其复杂，也成就了其博大。而“5-12”地震时爆发出来“四川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数千年的厚积薄发。四川人在群山环绕，千江奔流的巴蜀之地，既安享风雨滋养，自然造化带来的丰饶，也遍尝家国离乱、天地损毁的苦难。而这丰饶与苦难，毫无疑问，不仅仅关乎四川本身，更关乎中国。[1]
刊物起源
1934年，《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在《发刊词》中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诚四川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动荡，每一次安宁，无不与中国之成长，中国之动荡，中国之安宁息息相关。中国与四川，这对母与子，不仅仅是滋养与反哺的关系，更是休戚与共的精神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川精神的成长，也是中国自身精神成长的历程！
了解四川人，了解四川精神，不可不看此书
古蜀国 故乡还是他乡？
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广汉鸭子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飘荡在天空中。就在这天，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金杖等大量珍贵文物。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就此呈现，即为三星堆。
2001年，成都苏坡乡金沙村传来消息，那里又发现了大量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这个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金沙与三星堆显示出了强烈的联系，他们就如同父与子，一脉相承。
不过，这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奇怪的一对父子了，它们诡异的青铜器不仅在中国找不到原型，就连世界上都找不到同类，有人甚至将其想象为外星人的杰作。
三星堆、金沙的发现，大抵还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列传》，就是对西南邛人、滇人、夜郎、僰人、叟人等部族的统称，可见当时中原史官的心态；唐代诗人李白面对古蜀，尚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在这些观点面前，三星堆、金沙就格外引人注目——谁是它的主人？它究竟根植于四川本土，还是从他乡迁徙而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渐渐揭示，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蜀地对于他们而言，自是故乡，但其文化底色上，也一遍遍涂抹着他乡的色彩。
第一缕文明曙光
关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史书一直语焉不详，惟有一个个上古传说，暗示其皇家血脉。传说炎帝姜姓，为西羌牧羊人。黄帝入蜀，迎娶西陵国国王之女嫘祖，成了蜀人的乘龙快婿，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西陵国与黄帝部落，也在婚媾关系的前提下，联合在一起。黄帝与嫘祖的长子玄嚣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次子昌意生在“若水 ”畔，也就是雅垄江畔。
继三皇五帝之后的，则是大禹，“禹兴于西羌”，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一块叫“石纽”的巨石中。帝舜时代，一场大洪水肆虐了整个中国，大禹率领部落走出成都平原，治理了滔天洪水，并开创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
传说时代的古史已经难辨真伪，而考古学上，古蜀第一缕文明之光，并不如后人想象在三星堆或是金沙，它来自一个叫宝墩的古老文化。自1995年以来，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大邑高山镇遗址和紫竹遗址、郫县古城7座古城。
伴随宝墩文化出现，成都平原也产生了诸多变化。此前的成都平原并未发现古城的痕迹，宝墩文化的几处遗址已经出现城墙，为典型的夯土结构，面积最大的是新津宝墩遗址，城墙周长3200米，宽约25米、高5米，面积有6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商朝附属国的都城：盘龙城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
宝墩人以狩猎为主，传统农业尚未启蒙，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箭镞；陶器也在此时出现，迄今为止，宝墩共出土了千余陶器，有小平地罐、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等类型。学者段渝认为，宝墩遗址的出现，暗示着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酋邦社会。
1998年，成都市考古队对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古城中央，有一个大型房屋遗址——白色的碎石圈成一个长方形，中间等距离分布着5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代表5个祭台。这里是宝墩人的神庙，它预示着宝墩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与信仰，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标志。
宝墩文化是后人能在成都平原寻找到的最古老章节，距今大约4500-3700年，而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并未发现文明的痕迹，宝墩文化可能是一个外来部落。
这个猜测数年后即被证实。2000年，四川茂县营盘山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露面，遗址出土陶器与宝墩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如同针线一般把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与长江上游的马家窑串连起来。
在四川羌寨，流传着一首叫《羌戈大战》的古老史诗，史诗出自羌族释比的经文之中，讲述了祖先迁徙的历史：他们 (羌人)由西北高原南下，翻过许多大山，终于来到岷江上游。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但是，这一带却住着高颧骨、短尾巴、身体健壮的戈基人，他们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互相争夺牧场，双方经常发生战争。
《羌戈大战》是羌人的创世史诗，描述了羌人从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乃至成都平原的迁徙过程，戈基人(可能是一个氐族部落)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远古时代，整个中国西部，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古羌人从甘青草原到岷江，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
传说这支羌人的首领，便是古蜀第一位蜀王蚕丛，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纵目面具，也被看成族人对他的追忆。这也是古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这一次迁徙，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陶器、古城，乃至图腾崇拜，成都平原由混沌迈入了新石器时代，从荒诞不羁的神话传说，回到了人间。
有缗氏逃亡：青铜铸造技术传来
人们常说的三星堆，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从文化上分析，曾经有过三种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汇：1期的宝墩文化，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2、3期三星堆文明；4期则已经跟金沙早期接轨。也就是说，宝墩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来到了三星堆。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转变，是从一些文物的剧变开始的。1987年一个傍晚，几个砖厂工人在广汉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了两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饰牌，同时出土的还有矛、斧、钺等玉石礼器。历史上，铜饰牌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物，在中国，只有二里头出土过类似的铜牌。
自1986年开始，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全面发掘，一种叫盉的陶器屡有出土，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陶盉有三只袋形大足作为底座，一侧有柄，中国文明史上，盉的发明，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他们仿制鸡、鸟的形态，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这是只正视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符号，却大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中。所谓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夏文化。
从年代上说，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它们的联系是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惟一的途径是传承。而在古代，这种传承又多以部族迁徙为基础。或许可以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有一支人群，从二里头出发，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可以引出一段远古传说。
夏朝末年，今山东金乡一带，有个部落叫有缗氏。他们与夏朝国君有联姻关系。《左传》记载，夏朝太康失位后，后缗的儿子少康最终复兴夏朝，可见其战功赫赫。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为了炫耀威力，命令诸侯率本国军队在有仍氏国盟会。有缗氏国君一向对夏桀的暴政不满，在盟会中途愤然归国。夏桀看竟然有人敢公然违背他的意思，亲率大军征讨有缗氏。有缗氏终于招架不住，四处逃散。《楚辞·天问》和《汉书》中都留下了记载。而有缗氏最终迁徙到何方，悬而未解。
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华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文明可能与有缗氏有关，有缗氏战败后，先逃亡到河南一带，站稳脚跟后，陆续向陕西、成都平原迁徙。这也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这些逃亡的有缗氏即便是两手空空而来，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审美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相似的体现。
夏人其时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而远古时代，部族往往将青铜铸造技术视为珍宝，是断然不会外传的。有缗氏的迁徙，是古蜀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这支流亡的夏朝贵族，给蜀地带来了陶盉、铜饰牌，带来了王朝血脉，乃至青铜文明的火种。
蜀人与商：战争与和平
商代的三星堆古国，正处盛年。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拥有着庞大的领土与强大的国力，他们为了争夺附属国、水源、土地、矿藏，很快与中原一带的商朝兵戎相见。
关于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有如下论断：“三星堆是方国” ，“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古蜀与商朝，都是各霸一方的方国，相互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是臣服的异族，异族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臣服于商的附属国颇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等。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商的附属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
商王朝的国家大事由商王与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共同决定，尔后写在甲骨文上，当作国家机密封存起来。殷墟发现后，商朝的国家机密也在尘封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学者发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频频出现在甲骨文中，不过，有蜀人的地方，却往往意味着战争。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于蜀”；这两句甲骨文，记载了蜀与商的两场战役。“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讨伐蜀人；缶是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蜀人与缶人曾经联合抗商，缶人不幸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对此颇为在意，最后连自己也御驾亲征了。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况且蜀道艰险，商朝人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记载虽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反倒是深入腹地的他们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县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战不能胜，从商朝中期开始，商朝人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他们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在这样的友好旗帜下，商朝巫师时常“至蜀有事”，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的意思是弓箭手；商王在宗庙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
商朝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影响着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颇为神秘，不少青铜器与商朝如出一辙，如青铜尊、青铜罍等等，应该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的；而三星堆的玉戈、玉瑗在安阳殷墟都能找到原型，可见三星堆传承着中原地区的玉石祭祀体系。
早在3000多年前，极富探索意识的古蜀人已经走出成都平原，积极与外界交流，建立了与黄河文明的联系，从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诸多精华，却又自成一体。
与古羌人、有缗氏的迁徙带给成都平原的剧变比起来，殷商文明则在战争与和平的间隙流传到蜀地，给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这也使得三星堆古国在保留了它天马行空的幻想的同时，却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气与磅礴。
金沙：巴人入侵还是杜宇复国？
似乎在一夜之间，三星堆人偏好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尖底陶器，诸如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大量出土。尖底陶器是早期巴人使用的典型风格，这种陶器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巴人的到来，历史上的巴人素来以剽悍善战闻名于世，战争与死亡，追寻着这个好战的部落。
商代末年，巴人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备感意外的举动，他们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土地，转而向三峡、川东一带举族西迁，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巴人的举动刺痛了古蜀国当权者，然而，三星堆古国的财富被过分堆砌到了神坛之上，孱弱的军队不但未能教训越过国界的巴人，反而吹响了三星堆古国走向衰弱的号角。考古学家猜测，一部分巴人转而向成都平原进发，老态龙钟的三星堆古国再也经不起刀光剑影的洗礼，古蜀国破，古蜀人也踏上了迁徙之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亡国，与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战有关。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最早起事，响应者有八百诸侯，蜀王鱼凫也派兵参战，古蜀国精锐征战在外，国力空虚，被敌人偷袭得手。率兵灭蜀的正是杜宇，在子民拥戴下，杜宇自封为蜀王，是为望帝。金沙遗址发现后，不少学者猜测，金沙就是杜宇的国度，金沙遗址年代在商末周初，这正是杜宇的活动年代。
2007年12月，我曾与云南省昭通市文管所所长游有山到鲁甸县野石村考察这里的古遗址，鲁甸野石遗址出土了大量“鸟头形”陶器，与三星堆鸟头形陶器几乎如出一辙。游有山说，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是昭通古称，古代是濮人地盘，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故又有百濮之称。蜀王杜宇部落，可能正是一个来自昭通的濮人部落。
杜宇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农耕文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蜀王鱼凫时代，古蜀人尚以渔猎与畜牧为主，农业经济并不占太大比重。《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三星堆遗址中红烧土里有很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可能是粟、皮大麦之类，可见当时的旱作农业已经颇为发达，成都平原就在此时完成了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究竟是巴人来到成都平原，还是杜宇以战争取代了鱼凫，传说时代的古史，真伪莫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金沙古国继承了三星堆诸多基因，比如青铜雕像、金面具、玉戈等等；而随着巴人或者杜宇部落的进入，古蜀国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颇具代表性的变化，便是祭坛与宫殿的出现。
成都驷马桥外，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土台，为四方三层型，形制很像一个去顶的金字塔，形制、结构与1983年发现的上海福泉山祭坛大体一致，应该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国家祭坛。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筑工程的问题。他认为，羊子山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 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
成都十二桥遗址曾出土过一些残长5米的木构件和一些残长12米的地梁，从这些巨大的零件看来，这里或许曾经屹立着一所高大宏伟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上，金沙与羊子山、宫殿遗址同属于十二桥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同一古国的产物。
规模宏大的祭坛、宫殿暗示着古国的实力，它们的出现，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统一政权的支持。《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在陕西汉中附近，熊耳、灵关靠近云南。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砝码。杜宇也好，巴人也罢，三星堆国亡之后，他们的迁徙建立起一个更为恢弘的古蜀国。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也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迸发。
鳖灵治水：楚文化进入成都平原

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蜀王本纪》记载，三峡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被杜宇委任为相，治理洪水，“蜀得陆处”，又成了人民康乐、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鳖灵最终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是为丛帝。开明王朝传位12代，统治古蜀国300多年，公元前316年，秦军由金牛道入蜀，蜀亡。
随着鳖灵的进入，楚文化也悄然进入成都平原。2000年7月29日，成都商业街发现了一处长30米，宽21米的船棺合葬群，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历史上的船棺安葬的风俗，是从荆楚一带发源并流传到全国的。而自春秋以后，水田在成都平原大为盛行，平原的低洼之地此时被大量运用起来，成为旱作农业的必要补充，而荆楚之地，却有着悠久的水田开垦历史。鳖灵的逃亡其实是一个部落的迁徙，楚人的耕作技术、丧葬习俗无疑会随之带到成都平原。
李白有感于古蜀历史的扑朔迷离，三星堆、金沙遗址也往往被视为外星人的文明。而在我看来，古蜀国是不同时期的文明在成都平原的产物，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的巫师与军队、杜宇、鳖灵部落是它流动的基因，迁徙或许带来了短暂的动荡与征战，然而，几乎每一次迁徙，都给成都平原创造了新的契机，成都平原也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全国的迁徙者与逃亡者。
如果将眼光触及四川历史，秦灭蜀后，强迁六国豪强入蜀；两晋流民入蜀就食；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稳固的政权吸引着中原仕子、百姓远道而来；清代“湖广填四川”，两湖、两广、浙江、江苏、陕西等地百姓纷纷入川，以及抗战年间的高校内迁、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今天，当我们追溯成都平原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时，那些曾经匆忙的背影，那些曾经给成都平原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背影，那些流淌着四川血液的背影，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
南迁：古蜀人的背影

公元前316年，秦朝踏灭蜀国，留下金沙、三星堆这样灿烂文明的部族何去何从？大部分蜀人从蜀国的臣民变成了秦国的百姓，这批人的生命、生活、迁徙，已经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无从追索，但他们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代一代的民族融合和迁徙中，和来自各地的移民一起塑造了如今的川人。而另一支队伍，却在数千里外的南国被发现踪迹。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明王朝遂亡，蜀王、太子、相国、太傅相继被杀。秦人伐蜀的目的在于将其作为大后方，为逐鹿中原提供充足的粮草与兵源。战争一结束，秦军即进驻成都，蜀人群龙无首，从蜀国的臣民变成了秦国的百姓。只有蜀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一延续就是大半个世纪。
2004年9月，一批越南考古学家走进三星堆“寻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比较越南长睛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相似性。三星堆遗址精美的出土文物，让越南考古学家惊异不已，他们认为，从文物上分析，三星堆与越南无疑颇有渊源，史前蜀人的南迁，可能由来非虚。
交趾：蜀人南迁路线
从成都南下云南，乃至越南交趾，南方丝绸之路是最为便捷的古道，其路线是出成都至雅安，越大相岭至汉源，再逾小相岭至泸沽、会理，经云南昆明、楚雄，从晋宁至通海，循盘龙江(清水河)直抵交趾。古道早在商周年间便已开通，成为沟通中国与异域一条重要通道。2007年11月，我参加“探秘三星堆寻访南丝路”科考活动，一路上，安阳王的背影几乎如影随行，出人意料的是，远迁越南前，安阳王与秦朝可能还有过一次大决战。
上世纪70年代，荥经严道古城附近发现了一批军事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巴蜀式兵器与一种奇怪的铜质印章。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铜戈、铜矛、铜剑，上面雕刻着虎的头颅、蛇的尾巴；印章上则雕刻着令人费解的图案：手持利刃的武士，张开的手，鲜红的心脏。
在四川考古发掘中，这种印章屡有出土，考古学上称为“巴蜀印章”，迄今四川出土的“巴蜀印章”总共有百方，单荥经一地就出土有70余方。有学者提出，这些印章其实是臣服于蜀的各部族首领的徽记，是安阳王分发给各部族的信物。古蜀国破后，蜀人停留在荥经俟机复国，各部族亦在荥经汇合，准备与秦人的决战。
荥经北接成都平原，东、南、西三面被海拔达三、四千米的牦牛山、瓦屋山和邛崃山环绕，南下便是邛人、笮人等部落地盘，安阳王选择在这里决战，应该是一个颇为合理的决定。不过，秦人的强大已超出了古蜀人的想象，决战以惨败告终，安阳王继续南迁，那些部族首领也在这场大决战中，或降或亡。
于是，公元前316年，灵关道出现了一支行色匆匆的迁徙队伍，他们之中，有丢盔弃甲的士兵，有惊惶失措的官吏，还有尚未来得及脱下巫袍的巫师，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的百姓尾随其后。他们身后，隐约还能听到刀剑碰撞的声响以及悠长的号角声。《交州外域记》记载下了这次壮观的迁徙，“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候，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汉源小堡乡团结村发现过一批战国土坑墓，墓中出土了柳叶剑、刀等巴蜀式青铜器；而在南丝路沿途的越西、西昌、盐源、昭觉、会理等地，都有蜀式器物与巴蜀土坑墓发现。大、小相岭以南历来是“西南夷”部落地盘，并非蜀人势力范围，数目众多的文物似乎暗示着安阳王极有可能顺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交趾，沿途的墓葬与青铜器，令安阳王的迁徙路线，逐渐清晰起来。
瓯雒国：异国故乡
长晴遗址位于越南北部，长期以来一直被考古界认定是瓯雒国都城。在这座被认为是古蜀文明延续的遗址中，又一个三星堆彷佛降临了。长晴遗址出土了一些的牙璋，这是古人的祭祀用品，同样的牙璋在三星堆都能找到原型。这种联系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东山文化的陶器盖、玉璧、玉璋、陶豆、玉戈、铜瑗，都显示了与三星堆强烈的联系。
2005年2月与12月，受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邀请，四川考古研究院先后派遣两个考古队到越南进行考古发掘，以考察古蜀文明与越南东山文化的联系，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不少在四川都能找到“娘家”。历史上的开明王朝盛行船棺葬，成都十二桥船棺葬一度被认为是蜀王的家族墓葬，而在越南海防、朱芹、朱山、越溪等地却屡有船棺出土，只不过年代稍晚，大约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之际，墓中出土的铜斤、环首铜削、铜拍在四川都能找到原型。而这里正是史前瓯雒国的疆域。
从年代上说，古蜀文明在前，越南冯元、东山文化在后，它们的关系自然不会是相互交流而产生的，唯一的途径便是传承。一个民族不会使用其他民族的陶器、青铜器，除非他们有某种传承关系，也就是说，越南东山文化可能继承了古蜀文明的一些传统。考古学家发现，在瓯雒国，祭祀仍然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赶不上古蜀国的奢华与繁荣，却拥有着相同的模式。
显而易见，安阳王的迁徙队伍除了3万军队外，几乎囊括了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在这支队伍中，有专司祭祀的巫师，有负责筑城的工人，有制造青铜器的工人，他们带来了古蜀文明最精华的部分，与其说是蜀人的迁徙，还不如说是古蜀文明的一次有去无回的出访，交趾的面目由此改变。
历史上的瓯雒国定都螺城，螺城筑于越裳，广千丈盘旋如螺形，又名思龙城。裸国在交趾附近，“男女裸体，不以为羞”，可能是当时一个土著部落，裸国曾经与瓯雒国相邻，除此之外，瓯雒国旁边还有文朗国和南越王赵佗的割据势力。史载交趾先属雒人，后属瓯雒国，最后归赵佗所有。安阳王其时已经占据了交趾和邻近的九真，人口约20万，却一直试图扩大疆域。
神弩：离乡的战士
三万蜀人把他们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战争中，人生却不曾厚待他们，历史也永远的遗忘了他们，甚至连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也在若干年后，重新灭亡。
有关瓯雒国的战争，一直跟神弩联系在一起，传说有只神龟在瓯雒国居住了三年，临行时，神龟脱其爪化为神弩。《越史略》则采用了另一个说法：皋通造柳弩一张，“十放，教军万人。”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认为，安阳王来自蜀地，跟雒人作战，可能暂时处于优势。千弩齐发，一放杀三百人或有可能，皋通也只不过是瓯雒国一个善于治弩的大臣。
相反，雒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射猎采集阶段，“射生为活，吞噬昆虫”，在强大的蜀人军队面前，雒人很块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领土，不得不迁徙到更加荒凉的地区。神弩也让南越王赵佗吃尽了苦头，“一发杀三百人”，越军闻之丧胆；到了宋初，《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更把神弩的威力夸大，“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杀三万人”。
攻占交趾不久，安阳王又吞并文朗国，这场战争同样没有花费古蜀人太多的时间，从那以后，雄伟的都城，先进的文明，锐不可当的军队，一个新的古蜀王国在交趾冉冉升起。考古学家更倾向于把战争看成文明之间的碰撞，在早期蜀人刚到达交趾时，这种文明的碰撞引发的战争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安阳王和南越王之间的战争则一直持续到瓯雒国灭。早期占据优势的情况终究短暂，在与中原文明的对抗中，蜀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始皇三十七年，赵佗率大军侵瓯雒国，安阳王以灵弩防御，击退佗军。赵佗见以武力胜不了安阳王，使了个心计，派遣儿子赵仲向安阳王之女媚珠求婚。赵仲婚后引诱媚珠偷看神弩，趁机毁坏，失去了神弩的安阳王再无招架之力，秦二世二年，赵佗再次来攻，瓯雒国遂灭。
这把决定了瓯雒国命运的神弩，终究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迅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公元前316年，秦人的坚兵利甲让蜀人尝到了亡国的苦楚，尔后，中原文明的发展速度超乎了蜀人的想象，在南越王赵佗势如潮水的进攻面前，古蜀人再次完败。
安阳王灭国后，有关古蜀的历史归于平静，只有它的传说被纳入历史。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触摸它，仅仅可以从它的故事和传说中看到古老和荒凉之美，从某种程度上说，安阳王和瓯雒国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秦国军队锋利的刀剑割断了它的动脉，此后，它一直苟言残喘，直至灭亡。
有学者认为，瓯雒国还不是蜀国的终点，国破以后，他们迁徙的脚步就没有停过，在比交趾还要遥远的西卷和西屠，蜀人又相继建立起他们的国度，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的唐朝。究竟什么地方，才是蜀人南迁的终点？
037 蜀道何曾难
042 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
评论
国内第一本先锋历史杂志《国家历史》的“创四川”特刊问世。
“创四川”集中了莫之许、陈世松、宋石男等著名学者、知名作家，从历史中梳理今日四川人、四川性格和四川精神的形成，总结出四川精神的关键词：血性、人文、宽容与坚忍。
大地震发生后，四川人不仅在重建家园，也重塑四川精神。四川人的形成是一个迁徙与聚合的动态过程，四川精神是一个叠层累积而成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古四川的灵动，又有老四川的博大，更有以“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造就的新四川的坚韧与包容。“5·12”地震时爆发出来“四川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数千年的厚积薄发。四川人在群山环绕，千江奔流的巴蜀之地，既安享风雨滋养，自然造化带来的丰饶，也遍尝家国离乱、天地损毁的苦难。而这丰饶与苦难，毫无疑问，不仅仅关乎四川本身，更关乎中国
创四川四川人的成长史四川魂的进化路
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所有同胞，今天，请允许我们在此默哀、垂泪。默哀，为当日的亡魂徘徊；垂泪，为当日的山川破碎。默哀之后，请允许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将你们纪念——那就是暂停哭泣，露出坚毅，勃发四川精神，致力故土复兴。大地上的伤痛渐渐淡去，那些血痕也在时光中隐没踪迹。我们已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我们正走出伤心，走出阴影，重建被地震破坏的物质家园，也重建被灾难摧残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