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锦明
人物简介
张锦明（1957.3-）女，汉族，四川蓬溪人。四川电大法学专业毕业，大学文化，198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绵阳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1974.12——1976.12，蓬溪县大石公社知青；
1976.12——1978.06，蓬溪县委路线教育工作团驻农兴、黄泥工作队；
1978.06——1981.02，蓬溪县供销社物价员；
1981.02——1982.10，共青团蓬溪县委干部；
1982.10——1986.02，共青团蓬溪县委副书记；
1986.02——1990.08，共青团遂宁市委副书记（其间：1989.02—1990.02 遂宁市中区桂花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
1990.08——1995.06，共青团遂宁市委书记（1993.03—1995.06 遂宁市中区委副书记，1993.05—1995.07 江苏高邮市市长助理兼高邮镇党委副书记）；
1995.06——1997.11，遂宁市中区委副书记、区长；
1997.11——2000.01，遂宁市中区委书记；
2000.11——2002.08，遂宁市副市长（其间：2000.05—2000.11 挂职国家经贸委技术进步与装备司副司长）；
2002.08——2004.02，雅安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2004.02——2009.11，雅安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2008.11——，中共绵阳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1]
四川省十一届政协特邀委员[2]。　
张锦明，一个推进基层民主改革的“激进形象”。推荐榜上引用了她的一句话：“这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我们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党的民主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 
近段时间，围绕着改革、民主等话题的讨论已呈现太多，2007年5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四川考察张锦明的十年改革，调查的结果也许能为读者提供独特视角，十年改革中的艰辛、青涩、游移、困惑、惊喜，也许值得改革设计者们仔细研究。
误识“民主”
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的电脑里珍藏着一本未完成的书稿，开篇即是，1998年的川北闭塞山乡，四个乡镇首破传统体制藩篱，实现乡镇长、党委书记公选的往事。
这是一段迄今仍令人感慨万端的传奇，始作俑者正是时任四川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那一年，她41岁，自言受益于传统体制，终出任“主干道上的一把手”。
1998年初，上任区委书记数月，一个十分严峻的基层干部现状摆在面前：下辖四个乡镇领导班子多名成员相继出现经济问题，一些官场素来看好的下属，却还有另一副面孔。
一位镇长，酒酣之后，大笔一挥，就把老百姓集资的80万农村合作基金转贷他人，一去不回。另一事件则有些血腥，一位乡人武部长因怀疑党委书记在换届时对自己不利，竟将手榴弹扔进书记办公室。
有人责难，“你们是怎么选的干部？是不是你们的干部路线出了问题？”
张锦明很窝火：“我当书记才几天？你们问我，我去问谁？！”但她又不能这样说，“反正你现在是共产党的书记，问你就是问共产党！”
“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挽回一个基层党组织的信誉。”她后来总结道。
更现实的难题在于，从哪任命这么多干部去填补空缺？对这个新书记来讲，基于本能的考虑还包括：“若是区里任命，万一再出事，谁来承担责任？”
保石镇公选的念头由此而生，“大家来公选，风险至少可以分担。”这是一个初衷朴素又不乏政治实用主义色彩的念头。
1998年4月，保石镇实行镇长公选，六百多名人大代表、村干部、村民代表投票产生正式候选人，再经乡镇人代会投票决定最终镇长人选。较之过往，民意被公然推上前台，组织意图则为之让位。
这暗合了当时四川省委组织部正在酝酿的扩大基层民主的考虑，不久，四川省电视台《今晚十分》和《共产党人》栏目公开赞誉其为四川省第一次乡镇公选试验。
这种赞赏令张锦明始料不及，她在日记中写下：“吏不畏我威，只畏我廉；民不求我能，只求我公！”
因此一役，随后的推进路线低调而前卫，几个月内跨过了基层民主几十年的“掣肘”：保石镇镇长候选人限制在党内提名，横山镇则开放了仅在党内的提名限制，而东禅和莲花两镇，则是从行政长官层面转为真正的“一把手”党委书记的党内公选。
而横山镇镇长出了“意外”，非中共党员的邓少斌公选胜出，“既然公选，就得民意为上，尊重规则。”在十年后，人们还在期待能有更多党外人士担任行政首长正职时，遂宁已经诞生了一个党外镇长。
她后来在回友人的信中说，“党的宗旨告诉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普遍性的合理要求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加以引导，并组织他们以相对规范的形式表达出来，开展下去。”
这后半句“以相对规范的形式”，却是源于随后一场更惊心动魄的改革——步云直选。而这次大胆尝试，几乎使她坠入仕途深渊。
步云“冒进”
发生于1998年最后一月的步云直选，即便今天看来，依旧令人费解。
在《纽约时报》记者的眼中，这个昏暗白炽灯照耀下的贫困山乡，用古老算盘统计出来的简陋选票，只能用“中国的梦幻”来形容。
随后十年里，张锦明反复被问及同样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做？”
“现在的我会首先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找资源。”她承认，步云直选是机缘巧合，首先是为当时的民主气息而“心意迷乱”，“政治经验不丰富”。
步云“冒进”源于一番来自民间的抱怨，“公选啥子嘛，那些候选人还不是上面定？”乡镇公选后，部分老百姓依旧认为，所谓民意代表、村干部，还是被组织意图左右。这句无心之语，刺激了张锦明，顺理成章的逻辑是把选举权直接归于普通选民，公选变直选。
有人说，“只差一步了”，要是成了，咱就在乡口立一个“中国直选第一乡”的石碑。这多少撩拨着年轻区委书记“建功立业”的欲望。但也有人善意提醒，不能这么做。
她的书稿记下了张锦明当年的犹豫，“如果不做，今后何时才能做？我们不做谁做？现在想到了不做，会不会留下遗憾……”
最后她用这样一句话说服自己：“应该做一些比职务更有生命力的事情”。
让她决心一搏的另一细节是，1998年，在四川省一次县委书记培训会上，一位领导在讲话中提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乡镇长直选，她还记得，领导当时还笑着补充，“我们四川现在还没有乡镇直选嘛。”
张锦明以为，高层的宽容态度，可绝后顾之忧。事后证明，太过乐观。
选举当日，警察封住了步云乡各个出口以避免记者和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华盛顿邮报》后来报道说，“嘘，这是一场秘密选举”。事先甚至没有正式请示上级党委，因为“若层层请示，谁来拍板？”
烟雨迷茫中，六千余名普通选民，扶老携幼，以手中的选票直接选官，乡镇人代会以确认的方式承认选民选举有效。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甚至煽情地注解着，“在雨中，我们选择了你！”
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谭晓秋成为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他的胜出，让张锦明松了口气，“如果是其他情况，也许结局麻烦。”
十年来，步云直选留给基层的意义被反复咂摸，“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一位党建专家说。而支持推进基层民主的学者则总结了三个收获：
事实证明，政党提名候选人顺利当选，并没有出现削弱党的领导的后果；
认为中国老百姓民主素质不够，缺乏参政激情和能力的判断受到质疑；
一直被视为不可克服的农村选举中贿选和宗族势力，并未干扰选举公正。
张锦明后来的总结被广为引用：“民主选举，在上层可能是一种复杂的制度设计，在地方是一个可以驾驭的组织过程，而在选民那里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技术。因为民主的本质是利益选择。”
但一位亲身经历步云直选的记者离开步云时断言，“张锦明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改革者，多悲歌”。
“尊重体制，才能改良”
在那本书稿的扉页上，张锦明写道，“送给与我同舟共济的战友和亲人们”。
其实，步云直选前日，也是农历冬至日，她的内心十分忐忑，在信手撕下的一个纸片上赋词一首《冬至》，最后一句是：“激流，激流，可知那船沉浮？”
一语成谶，步云直选被意外曝光后(详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5日《直选乡长》)，旋即风云变色。
同年召开的“两会”前夕，外国记者就步云试验追问中国官员，这是一个措手不及的问题。
“当时我把乌纱帽拎在手里，随时准备放下，”张锦明回忆当时度日如年，“谁都知道，政治错误，是一个永劫不复的坎儿”。不久，遂宁市人大领导叫她去谈话，大意是领导高度重视此事，“你们还是想办法纠正吧。”
张锦明说，“那样的话我们将无法向那么多的选民交代。”
她当年的一位下属，至今为一场苦涩的私下对话而动容：几位直选的策划者，包括张锦明竟一度开起“万一谁进去了，其他人要经常送饭”之类的玩笑。她甚至打定了丢官后去南方打工的主意。
1999年2月24日，省里有关部门通电各地，批评步云乡直选。而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批评没有文头，没有签名，历史将无法找到文件的制作者。
当天，她夜不能寐，感叹，“一电惊全省，梦断步云。丹心一片问苍天，相知谁人？”所幸，省委有关领导表现出极大的包容，认为步云试验创新精神可贵，试验结果可以观察。张锦明得以保全，不久调任遂宁市副市长，分管社会事务，离开了前沿舞台。她十分苦闷，上任伊始即申请外派挂职。
在北京的一次有关基层民主的研讨会上，她还听到社科院一位学者的批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想着突破体制，其实体制内的空间已足够。”
这令她颇为感慨，步云风波后，她亦陷入反思，“基层民主生长，土壤何其脆弱，过分冲撞原有体制，其实是堵塞革新之路”。
2002年，再次换届的步云启动了第二次民主选举试验，副市长张锦明请缨将步云列为自己的联系乡镇，在她的力推下，步云完成了一场被认为“完美”的体制内“直选”实践。
全体选民投票推选出一名乡长候选人，再由党委提名进入人代会等额选举，明眼人一看即知这背后的改革思路。张锦明说这是一次保留了直选内核的公选。
迥然不同的结局是，2003年，在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上，第二次的步云选举拔得头筹，从体制到民间获得了最大的肯定。
两次选举，本质未变，结局殊异，张锦明开始摆脱理想主义的色彩，她说，自己现在是胸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尊重体制，才能改良。”
其间，她的一位好友曾力荐其继续在步云直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的建议骇人听闻，包括竞选班子搭建、竞选资金的筹集等几乎完全西化的措施。张锦明断然拒绝，被朋友斥为“已然党化”，她不否认，“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当然要党化。”
一对好友终因理念分歧，分道扬镳，再无来往。
雅安“进退”
从质疑体制，到尊重体制，张锦明一度承受着妥协、流俗的指摘，有人甚至怀疑其早年创举的真正用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她在日记中写道，她也不想辩白。
即使最熟悉她的朋友也在问，民主价值和党性原则究竟如何平衡？张锦明的答案很简单，“从本质上讲，党性原则和民主价值应该是一致的”。
雅安的经历无疑是她走向改良者的最好注脚，而雅安的改革，既体现了她对民主价值的思考，又体现了她党性的一面。
2002年8月，45岁的张锦明由遂宁副市长调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她在部长信箱里对那些年轻干部说，“理论始终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
同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党内民主被提高到党的生命的重要位置，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县(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对张锦明而言，政策开辟出的空间，是一个全新的诱惑，“遂宁的公选和直选试验后，我一直在想，类似的改革能否向新的领域扩展？”
显然，步云风波没有衰减她的探索热情，她说，“党的生命力高于党员的个人宠辱。”
此前党代会常任制第一轮试点已经延续十余年，在浙江台州、山西大同等地，几经起落，何处破冰？
张锦明重操选举，仅一个月，雅安下辖的雨城区、荥经县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的县级党代表直选。这背后即有步云情结。
雅安市委组织系统一干部坦言，起初大家还挺担心，会不会冒进？事实证明，每一个环节的设计，“她都要求事先做大量的寻找政策、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准备，做到‘万无一失’，用她的话说就是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些“万无一失”的政策试点包括：党代表直选制、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述职测评制、党代表席位制，以及更具实质意义的谋求监督、决策、执行分离的党代会常设机构的配置改革。
她足够小心。在办公室书柜里，陈列最多的是党内各类讲话、文件、政策纲要，在一份各地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资料汇编里，密集着蝇头小字的笔记，她写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雅安政改的另一个亮点是，荥经县政协委员不再列席同级人代会，转而列席每年召开的同级党代会，以使基层政协成为真正意义的政治协商机构，而不是通常的经济事务议事机构。这项试验仍然坚持，但少有宣传。
“这些无一不是在党章和法制框架内进行的。”如果说“步云直选”是冒进孤例，而雅安改革却是顺势而来，从头至尾闪耀着体制内的智慧。
2003年，四川省下发《关于市、县(市、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意见》，雅安的一些经验被吸纳，此后全国大部分省份先后前来交流学习，雅安政改名动一时。试点单位疲于接待，张锦明和她的同事却感安慰。
2004年2月，她升任分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位置高了，却决定重启基层乡镇民主实践，同年，她推动在下属芦山县飞仙关镇试行镇党委书记选民公推，由党员直选，还开启了镇团委书记、妇女主任直选的改革。社团组织第一次被纳入改革视野。
2006年，在仁义等四个乡镇全面开展人大代表竞争选举和党委班子政府班子选举改革。
自此，不难看出，权力体系中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几乎所有可以尝试的改革点，均已被涉及，甚至连妇联这样的社团组织，亦未错过。
2006年，张锦明在对历年组织工作的述职报告中说：
“如果已经没有如果，我将无怨无悔，因为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我已尽了全部努力！”
下一站在哪里
2007年5月，南方周末记者踏足雅安，这座诞生女娲补天传说的小城，已平复如初，政改最热闹的时光已过。
因为已经列为四川试点城市之一，党代会常任制正渐入常规，这恰是她一直希冀的结局，比一时喧哗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后的常态化和深化，而这离不开体制高层的认可。
她和她的同僚等了四年，五味杂陈。2005年，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19名评委几乎全票通过雅安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雅安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二天的获奖感言，但临了，却仅获提名。
直到2006年11月，上级领导亲临雅安，对雅安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张锦明忍不住地感叹，“一言抵过多少误解、无奈和困扰”。
回首过往，张锦明不否认，与仇和、吕日周那些具有鲜明人治色彩的高压改革不同，她遇到的阻力或争议却是一种潜在的，但又是更深层次的分歧。
比如对政改的行政成本，曾有县领导以此为由一口回绝被选为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县。有人讥讽，花这么多钱搞民主试点，值不值？
张锦明回应，“这是执政党在自身建设上一直积累下来的欠账。”后来再无人提费用。
还有不同意见，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正式启动后，市委组织部曾想继续推进乡镇自治试点，但县级领导的工作始终做不通，理由很简单，乡镇自治了，县里怎么办？
还有一些分歧，则基于理念，市委一官员直言不讳，“任何一项政治改革最后的出发点都应是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
照这样的逻辑，比如试点县之一的荥经县，在实行常任制试点后，经济水平反而呈下滑趋势，“有理由怀疑，一些民主改革对于试点区域的现实意义有多大”。
她努力践行着一条极力摒弃人治的体制变革之路，十年下来，她的困惑还在于，以人治推动，终又难脱人治之惯性，于是总是急风骤雨始，润物无声终。
有官员忧心忡忡，市委组织部一官员就坦言，雅安改革，高潮过后，现时怎么办？一个基本担忧在于，党代会常任制在形式上已经调动了基层党员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但若改革不能深化，会不会挫伤党员和党代表们的积极性？
2007年5月，为解决监督同级党委和纪委而生的党代会监督委员会，在试运行了三年后，在最新的雨城区方案中，悄然不见。
实际上，她的遗憾还很多。她积多年心血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加强制度治党提高执政能力》，只在学术范围内交流过。
这是一份足够透彻的试点方案，内容涉及党内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布局，比如县级党代会下并设执委会和纪委会，日常机构设立书记处……依照这个思路，党内的一些部门职能将要重新定位，基层领导层的专业结构需重新调整。
张锦明仍坚定地认为，这至少应是基层党内民主深化推进的出路之一。
“雁过岂会无痕”
十年基层改革，为什么是张锦明？追问到最后，很多人归为“偶然”。她自己的回应却是“党内不乏这类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则纯属偶然”。
这并不是一句谦逊之辞，在步云，在雅安，南方周末记者追寻曾经的改革故事，一些官员一提及张锦明主导的那些民主改革、执政建设就满眼发光，滔滔不绝，甚至潸然泪下。
闺中密友对于“为什么是张锦明”的解释是，这是一个不甘平庸的女人，不囿陈规，对新生事物包容甚至接纳，补充的例子是，在遂宁当了书记后，有一次去成都开会竟然把头发染成了栗色，成为遂宁第一个染头发的女公务员。
她的仕途也很有特点，在雅安工作五年，同僚几多变更，一位当地官员戏称：张书记真是名副其实的雅安名片。世俗的逻辑是，她若不做这些，或许会走得更远。
2007年5月中旬，记者奔赴一些改革地区，一些地方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面对“人走政息”的体制惯性，张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岂是旦夕之功？
极其偶尔的时候，她也会内心挣扎：走过的为官之路，是对还是错？
被她主导的改革裹兵进来的基层官员，也殊途各异。步云直选的乡长谭晓秋，仕途坎坷，自嘲道：我是个早产的私生子。而另一些因为公选而步入政府序列的村干部，则再三拜托记者转达感谢，“谢谢张书记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
她的一位下属，现今在邻近一个县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在谈及昔日的直接领导时，总是长久沉思，沉思后几次说，“雁过岂会无痕？”
这些正负信息，传到张锦明耳中，她的表情复杂，许久无语。
2007年换届，党委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张锦明主动请缨，分管新农村建设。
她还在继续“折腾”，这一次将村民和村干部请上了讲坛，她说他们才是新农村的主人，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听听他们的愿望，以此作为政府倾斜政策的试点依据。她安静地坐在人群中，整整一天，时有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