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伊藤虎丸
著名作品《鲁迅与终末论》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对留日时代“初期鲁迅”的阐释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作为。“伊藤鲁迅”的本体论，具有着一个出色的学术模型所具有的优点。其对“竹内鲁迅”框架的继承与突破，其把鲁迅放在明治三十年代背景下的问题提起，其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微宏兼备的阐释，对《狂人日记》的处理，均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道人之所未道，体现着学术的继承性、独创性、开放性和可能性——在作者看来，“鲁迅研究”非但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的课题。
作者所用“终末论”，非预告世界末日的流行语，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终末论意义的个的自觉”。“所谓终末，并不是预想当中这个世界走向最后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终末的。”“终末论”实际是要“确保乃至诙复历史，以作为主体的‘个’去爱和决断的场所”，因此“终末论是希望之学”。  《鲁迅与终末论》2008年8月1日出版《鲁迅与终末论》2008年8月1日  三联书店出版
字数：300000
印次：1
开本：32K
页数：403
代序——“战后民主主义”与大学改革
第一部　初期鲁迅中的欧洲——关于作为“精神”的人与文明的整体性
第一章 研究笔记——初期鲁迅中的欧洲
前言
第一节　关于初期鲁迅的“个人主义”
一、“人”的发现——“主义”的相对化
二、整体性崩溃的感觉——迷信可存
三、何谓“文明”？——新的人的观念的发现
第二节　关于清末思想界“奴隶”一词
一、鲁迅所使用的“奴隶”一词
二、清末思想界的“奴隶”一词
第三节　作为“自由精神”的人
一、作为“主观内面之精神”的人
二、作为自我=意志的人
三、反抗的人和作为精神的、不断寻求发展的人
四、作为“自由精神”的人
五、中国“文化革命”的原点
第四节　小结——异质的“语言”
一、语言的整体性
二、异质性的提示——最初的文学运动
三、“预言者的文学”——语言的外在性
第二章　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关于鲁迅与尼采思想的“结构性”类似
前言——鲁迅身上所见尼采之影响
一、关于初期鲁迅的“个人主义”和“唯心论”
二、关于接受和摆脱超人思想
三、进化论与尼采
第一节 反体系的思考与“生成”的立场
一、不是有体系的思想家
二、反体系的思考
三、“精神和个性”主张的无构造性与“生成”的立场
第二节 “清醒的现实主义”与对传统的激烈否定
一、关于“清醒的现实主义”
二、激烈彻底地否定传统
三、否定的逻辑与憎恶的痛烈
第三节　本源的宗教性
一、关于某种宗教性
二、宗教破坏者同时是探求者
三、“上帝之死”——被现世化了的终末论
第四节　志在文明的整体性恢复
一、对“斑斓之社会”的抗议
二、语言的整体性把握
结束语——暂时性结论
一、对欧洲异质性的认识
二、通过对异质语言的把握而整体性地把握了欧洲近代精神
三、对欧洲近代人的观念的接受
四、从鲁迅到毛泽东之路
第二部　鲁迅的进化论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
前言
一、关于“终末论”的流行
二、关于进化论的移、入中国
第一章　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进化论
第一节　对异质的精神原理感到惊异
第二节 “倒过来”的进化论
第三节　从斯宾塞到赫胥黎
第四节　尼采“进化论的伦理观”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狂人日记》——“狂人”的治愈记录
第一节 月光与发疯——发端
第二节 吃人社会——由留学时期的“进化论”所构筑的世界心像
第三节　狂人改革的努力及其挫折——作为“预言”的文学
第四节　救救孩子……——关于鲁迅的“回心”
第五节 现实主义的成立——从“预言文学”走向“赎罪文学”
第三部　显现于鲁迅论中的“政治与文学”——围绕“幻灯事件”的解释
前言
第一章　竹内《鲁迅》与战后民主主义
第一节　关于竹内好的《鲁迅》
第二节 围绕竹内好的“近代主义”批判
第二章　政治与文学
第一节　尾崎秀树《与鲁迅的对话》
第二节　丸山升对《与鲁迅的对话》的“异议”
第三节 丸山升《鲁迅——其文学与革命》
第三章　文学与科学
第一节　对丸山《鲁迅》的批评
第二节　竹内芳郎《鲁迅——其文学与革命》
后记
附录　四篇
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与基督教——围绕着接受近代文化
一、前言
1.两个问题
2.鲁迅与基督教
3.作为文化的近代
二、围绕《复仇（其二）》的耶稣形象
1.“人之子”耶稣
2.恶魔与超人——“预言者”的谱系
三、鲁迅思想的基督教性格
1.追求近代的“人”
2.希腊式与希伯来式
3.关于作为近代根柢的“自由”
4.拒绝拯救的教义
四、结论
1.鲁迅生平的两个阶段
2.从“个的思想”到“个的自觉”
3.“罪的意识”和“耻的（羞耻）意识”
4.“终末论式的个的自觉”
鲁迅中的“生命”与“鬼”——鲁迅的生命观与终末论
一、战后日本的自我反省与鲁迅
1.战后日本的“反省思想”
2.“民族的反省?忏悔的文学”
二、“生命”的相位
1.作为“生命”的人
2.亚洲近代的初衷
三、大正时代的生命主义与鲁迅
1.中泽临川与鲁迅
2.关于大正时代的生命主义
3.“人得要生存”
4.民族的危机感与生命主义
5.不允许“生命”存在的统治结构
四、“鬼”和“迷信”
1.作为“鬼”的祥林嫂
2.作为深暗地层的民众
3.“伪士与迷信”的构图
4.“人”“鬼”之逆转
五、结束语：幽鬼与生命——鲁迅的终末论
再论“鲁迅与终末论”——“竹内鲁迅”与日本一九三0年代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前言
1.两个动机
2.“全共斗提起的问题”
二、“赎罪文学”——竹内好《鲁迅》
1.宗教性的罪的意识
2.“罪的意识”是比喻
3.“文学的自觉”
4.关于“要对什么人”
三、“个的自觉”与“终末论”——熊野义孝的《终末论与历史哲学》
1.从“科学强势”到“文学强势”
2.“竹内鲁迅”与“文艺复兴期”的思想
3.终末论与个的自觉
（一）“终末论”
（二）“自觉”
（三）“个体”与“全体（群体）”的关系
（四）生与死
四、由鲁迅论所看到的战后思想史——战后民主主义缺少终末论
1.鲁迅研究的思想史
（一）小田岳夫《鲁迅传》
（二）竹内好《鲁迅》
（三）丸山升《鲁迅——其文学与革命》
（四）木山英雄《关于（野草）形成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
（五）丸尾常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
战后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记》——从“学习中国”到“探求共通的课题”
前言
一、战后日本人的自我批判与“悔恨共同体”
二、战争责任论的分裂与不彻底——作为战后日本思想史分歧点的中国
1.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之罪”
2.战争责任论的分裂与不彻底
三、竹内好的民族主义——“近代主义”批判与“自力更生”路线
1.作为综合的民族主义
2.政治与文学
3.“近代主义”批判
4.抵抗：寻求恢复完整的人
四、“转向型”与“回心型”——比较近代化论的立场
1.批判优等生文化
2.来自中国方面的反论
五、“赎罪文学”——来自中国知识分子方面的接近
1.鲁迅的“文学的自觉”
2.“赎罪文学”
解说·译后记相关资料链接相关资料链接：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
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 
——以竹内好的《鲁迅》和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为中心 
吴晓东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2002年02期 
鲁迅研究在日本汉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奠定了日本鲁迅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竹内好的《鲁迅》（1944）开始，鲁迅研究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参照和互补。其中竹内好（1910——1977）与伊藤虎丸（1927——）先生的鲁迅研究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二人在对鲁迅的精神历程的探索和阐释中又具有沿承性和连续性。竹内好先生在他的《鲁迅》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回心”与“赎罪的文学”的概念，从此成为解读鲁迅文学生涯的重要范畴。在此基础上，伊藤虎丸先生继续探索鲁迅的生命与文学命题，他一方面把“回心”与“赎罪的文学”的范畴进一步引向深入，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关于鲁迅的“终末论”思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专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995）收录了伊藤虎丸先生在鲁迅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提供了我们进入伊藤先生的鲁迅世界的一系列重要文本。本文拟以竹内好的《鲁迅》和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为中心，以二人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解读为切入点，具体讨论二人对鲁迅的核心命题的归纳与探索，并试图在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历史语境（context）中检讨这些命题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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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心”（かぃしん）是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先生用来把握鲁迅的核心概念。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把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以前的北京生活时期，即所谓的第一个“蛰伏期”（林语堂语）看作鲁迅的最重要的时期： 
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他在会馆的“闹鬼的房间”埋头于古籍之中。外面也没有出现什么运动。“呐喊”还没有爆发为“呐喊”。只能感到酝酿着它的郁闷的沉默。我想，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①（《鲁迅》46页） 
“回心”是从佛教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术语，“指对于信仰的回心转意；或指由于悔悟而皈依。这里指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关键性的契机”②：“在所有人的一生中，大概有某种决定性的时机以某种形式存在吧。大概不是各种要素都作为要素发挥着机能，而是总有某种可以形成围绕着一生的回归之轴的时机吧。”③ 
竹内好试图为鲁迅的一生寻求某种近乎“原点”的东西，一个“作为鲁迅的‘骨骼’形成的时期”，这对于那些从发展的观念来看待鲁迅的一生的研究者来说，也许是难以接受的。鲁迅真的存在所谓“围绕着一生的回归之轴的时机”吗？这是不是有些所谓“决定论”的痕迹？如果真有那样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它又会是什么？ 
竹内好对鲁迅的所谓“回心”的把握，与其说出于深思熟虑，毋宁说更出于某种深刻的直觉。他的阐述的方式也是比喻性的： 
一读他的文章，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而且那影子总是在同样的场所。影子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因为光明从那儿产生，又在那儿消逝，从而产生某一点暗示存在那样的黑暗。如果不经意地读过去就会毫不觉察地读完。不过，一经觉察，就会悬在心中，无法忘却。就像骷髅在华丽的舞场上跳着舞，结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髅这一实体。鲁迅负着那样的影子过了一生。我称他为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可以认为，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除了在他的传记中这段情况不明的时期之外，别无其他了。（《鲁迅》47页） 
“这段情况不明的时期”正是鲁迅1918年创作《狂人日记》之前在S会馆槐树下的寓所里钞古碑的沉寂期。竹内好认为鲁迅获得了他的“回心”的时期正是这段漫长的日子。但鲁迅在这段日子中所获得的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竹内好却缺乏系统的和逻辑的论证，它也许的确只是一个影子，就像鲁迅《野草？影的告别》中那个“彷徨于无地”的影子。在另外一个地方，竹内好又把它理解为“无”：“鲁迅的文学根源是应该被称为‘无’的某种东西。获得了那种根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鲁迅》60页）这就似乎更近于玄学了。但恰像本雅明（Benjamin）的寓言批评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穿透力一样，竹内好以他的比喻方式提供了对鲁迅的他人无法企及的理解。同时也正是在对鲁迅的理解过程中，竹内好也获得了他自己的“回心”，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真正伴随了竹内好一生的，却是那在《鲁迅》中以“黑暗”、“无”所表现的终极性的文学正觉，那是一个黑洞般吸进所有光明、影子般无法实体化的、骷髅一样的存在，它的无法实体化，在于只能通过对围绕着它的光明进行阐释来暗示它的存在；而它的终极性位置在于，假如所有对于光明进行的阐释不围绕它进行，最终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甚至是一些没有灵魂的技术性论证而已。④ 
这段论述反过来说对于理解鲁迅也是同样有效的。鲁迅的“回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道不正是“黑暗”与“无”吗？它也是影子般无法实体化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由那个黑暗的中心产生的光明，而那个难以企及的黑暗才是真正的本原性的存在，它远远比由它产生的光明更广大。它不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的黑暗（《〈自选集〉自序》），也不是“我的作品太黑暗了”（《两地书》）的那种黑暗，正如竹内好所揭示的那样，它在鲁迅的一生中是一种终极性与本原性的。而竹内好之所以创作了他的这部在日本文坛影响深远的《鲁迅》，其动机也恰恰“只针对一个问题”：即“他（鲁迅——引者按）的唯一的时机，在其中形成他自身的原理性东西，使启蒙者鲁迅现在得以形成的某种根本的东西”。（《鲁迅》150页） 
或许正因为它太过举足轻重，所以竹内好也好像在小心翼翼地绕开它，或者回避着它。而竹内好的比喻方式也说明了想完全抵达那个黑暗的中心确乎是不可能的，竹内好选择了“赎罪的文学”和“罪的自觉”的表述，则似乎在暗示着它们也许是接近那个“黑暗”的中心的某种通幽曲径。这个可能性的途径就是鲁迅的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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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内好这里，《狂人日记》由于“表现了某种根本的态度而有其价值”。（《鲁迅》81页）但竹内好仅仅满足于点到为止，那“根本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竹内好却语焉不详。这里自然也多少显露了竹内好的比喻方式的含混性和无法深入下去的欠缺。然而有时真正有思想力的洞见往往一句就够了。竹内好启发后人的也正是他的《鲁迅》对原理性问题的关注和揭示，哪怕这种揭示仅仅是诉诸于一种暗示性的比喻语言。 
“竹内鲁迅”构成了许多日本汉学界鲁迅研究者的起点。伊藤虎丸先生就说“竹内好氏的《鲁迅》为我国研究鲁迅的出发点。他从《狂人日记》背后看到了鲁迅的‘回心’（类似于宗教信仰者宗教性自觉的文学性自觉），并以此为‘核心’确立了‘鲁迅的文学可以称为赎罪文学’这一体系”。⑤“赎罪文学”也许并不像伊藤虎丸所说的那样在竹内好那里形成了“体系”，否则“竹内鲁迅”就会成为一个缺乏生长性的封闭结构。正因为它不是体系，竹内好的某些闪光论断在后来者那里不断成为继续探索的生长点。伊藤虎丸先生便是在竹内好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回心”与“赎罪文学”的思想。 
《狂人日记》在伊藤虎丸这里也被理解为一个转折性的文本。他称“我同竹内好先生一样在《狂人日记》的背后，看到了作为鲁迅文学‘核心’的‘回心’。而且，我们看到了从鲁迅留学时期从事的评论和翻译的文学活动（相当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要求人们改心换面的呼吁），即我称之为‘启蒙文学’或‘预言文学’开始，在向着竹内好先生称之为‘赎罪文学’的发展中，《狂人日记》乃是其中决定性的转折点”。⑥ 
这意味着，在惯常的理解中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的第一声的《狂人日记》，在它问世的那一天也同时标志着鲁迅向“赎罪文学”的转折。这就是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的鲁迅观向中国鲁迅研究界展示的别样的视野。 
竹内好所谓的“回心”，也被伊藤虎丸理解为鲁迅的第二次文学自觉。相对于《狂人日记》时期这“第二次文学自觉”，伊藤虎丸把鲁迅世纪初叶留学日本接触到了西欧近代文艺思想，从而形成了“独自觉醒的意识”时期称为第一次自觉，那时的鲁迅是一个“精神界之战士”，“自身想代替预言者耶利米”，具有一种领导者的意识，“这种意识还常常同生疏感以及被害者意识互为表里”，并在《狂人日记》中延续，表现为“被害妄想狂”的狂人与其他正常人的对立以及那种“被吃”的恐惧。然而，“为了使这种‘觉醒的意识’能够真正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仅仅靠第一次自觉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再一次从已经有了‘独自觉醒的意识’的自身把自己再脱离出来的第二次‘回心’”。⑦ 
或许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所谓“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狂人日记》中，它表现为最终令狂人无比震惊的“我也吃过人”的发现。 
伊藤虎丸把狂人“我也吃过人”的认识叫做“加害者有罪意识”的自觉。我们则不妨说这是狂人对自己的“原罪”意识的自觉——对自己与吃人的旧时代的无法割裂的深层维系的体认，从而才产生了竹内好所谓的鲁迅的赎罪的文学。伊藤虎丸把狂人的这种“自我脱离”看作是鲁迅文学的核心，由此，他进一步发展出了关于鲁迅的“终末论”的思想。所谓终末论是一种宗教哲学，提倡“在必死中求生”，即在旧的人格、伦理的消亡中，求得新的精神之再生。⑧“这一颇有点佛教的‘涅般木’味道的在旧的人格、伦理的‘死亡’中获得人的‘精神的再生’的思想，表现了人的精神追求的蜕变过程”。⑨这种蜕变过程在《狂人日记》中获得了充分的表现：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狂人当初所感受到的恐怖，只不过是本能的、感觉的。但是，随着作品的展开，这种恐怖愈来愈变成了“被吃”的死的恐怖。死，开始只是自己的死，但不久就推而广之，被当作“四千年吃人”的死来理解了。小说末尾，主人公觉悟到“我也吃过人”时，死，已被当作“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的死的意思，再一次和自己本身联系起来。这种死，至今已不再是生物的生命完结的死了，而是一种社会的、人格的死了。随着死的恐怖在小说中的展开，从单纯的本能的恐怖，变成了社会的、人格的恐怖。小说主人公的自觉，也随着死的恐怖的深化（？）而深化，终于达到了“我也吃过人”的赎罪的自觉的高度..与其说不理解死在于生，不如说觉悟到生在于死。小说末尾，主人公觉悟到自己的存在担负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重担，已经把死作为和现在的生的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这一事实来理解了。这恰好同“所谓终末，并非预想到这个世界的末日，而是说，这个世界说到底乃是终末的”这种理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种死的形式，必须说，的的确确是终末论的死。（《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35页） 
这种体现在鲁迅身上的“终末论的死”或许与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有暗合的地方。但若仔细分辨，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更属于存在论的层面，而鲁迅的“终末论的死”恐怕恰如伊藤虎丸所说，更是社会的、人格的、伦理的，它基于“深刻的人格的即伦理的‘有罪自觉’”“，是基于‘吃过人的人’及其世界，‘不能将其存在的根据拿到自己手中去’这样的‘背负着死的罪人’的自觉”。正因为有了这种“死”的根本“自我否定”经验“，人才开始真正获得人格的，即在社会上作为个体的自觉即紧张和责任感”。⑩ 
3 
伊藤虎丸的所谓“第二次文学自觉”以及终末论的思想对中国鲁迅研究界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它至少启发我们对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鲁迅思想复杂性的深入认识。按伊藤的观点，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所代表的激烈反传统的启蒙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对狂人式的觉醒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的超越。伊藤虎丸先生这样评价鲁迅的这种“回心”，或者叫“文学自觉”： 
如同从许多青年身上看到的那样，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48页） 
怀着被吃的恐惧的狂人正停留在患被害妄想狂的独自觉醒阶段，而发现自己也无意中吃过人的狂人，才真正是觉醒的战士。这是对《狂人日记》以及对鲁迅独到而深入的理解。也许，易卜生《人民公敌》式的姿态是容易的，而真正如伊藤虎丸所说回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成为一个持之以恒韧的战斗的主体，却是困难的。因此，伊藤虎丸认为，鲁迅以《狂人日记》为出发点的创作活动“以及其后一生不断奋斗和前进，这一切，只有具有终末论的自觉即责任感，才可能有这样人格的和社会的（文学的即政治的）行动。——否则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为《狂人日记》的阐释史，增加了一种新的想象。在以往的《狂人日记》的评论中，自然不乏一些阶段性的深刻洞见，例如林毓生先生对狂人世界的逻辑的辨析：“无论自觉抑或不自觉，中国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人；中国人并无内在的资源借以产生一项导致仁道社会的思想与精神变革。令人觉得难堪的是，只有当一个人变得‘疯狂’以后，他才能理解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真正本质。..但当一个人清楚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本质并意识到从其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时——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内在逻辑却显示——他反而失去了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能力。”瑏瑡因为他只能被其他人的世界视为一个疯子。而倘若狂人回复到其他人的正常世界，“他的狂病一旦痊愈，便泯灭了与他在狂态中所否定的环境的界限，重新被环境同化‘，赴某地候补矣’”11。《狂人日记》正文前面的文言文的小序正象征着同化狂人的传统社会与正常人世界。因此，林毓生认为，鲁迅借助《狂人日记》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无法解脱的‘吊诡’（paradox）”。他进而揭示道： 
因此，在鲁迅面前等着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过思想与精神革命去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的病症。然而，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认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12这种“吊诡”式的洞见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从小说的文本内部出发，林毓生所理解的“吊诡”有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然而逻辑的并不等于历史的，冲破逻辑的悖论和怪圈的可行方式是引入经验和历史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竹内好的赎罪意识和伊藤虎丸的终末论思想为我们重新观照《狂人日记》以及鲁迅的精神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小说中的狂人也许堕入了林毓生所揭示的逻辑的吊诡，但历史中的鲁迅却由于对罪的意识的获得，完成了他的“第二次文学自觉”，从而“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而“《狂人日记》，如果从反面看的话，那是一个患被害妄想狂的男人被治疗痊愈的过程，也必须看作是作者脱离青年时代，并且获得新的自我的记录。（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再一看就明白了：作者不是明明白白在《狂人日记》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位疾病早已痊愈，正在‘赴某地候补’的友人的日记嘛!”13伊藤虎丸这样来理解《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赴某地候补”，也可谓别出心裁。《狂人日记》因此成为一个真正新生的寓言。鲁迅在他其后的文字里也屡屡表达了这种与旧我告别的思想。他的《坟》固然一方面流露的是“留恋”，另一方面则是“埋葬”；《野草》题辞中也表达了对“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的“大欢喜”，对“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的“大欢喜”。这或许都印证着伊藤虎丸先生的终末论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合理性也许并不意味着唯一性。 
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先生的“回心”、“赎罪文学”与“终末论”的观点力图揭示鲁迅一生中的原理性与终极性的存在——一个近乎“黑暗”与“无”的原点，可以说构成了一种整体把握鲁迅的图式。这种视野或许能够弥补中国学界由于多年来受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模式的圈囿所形成的盲点。但倘若把赎罪意识和终末论看成鲁迅的唯一原点的话，就可能同时遮蔽了鲁迅的丰富性。也许对原理性与终极性的问题的迷恋最终要警惕的正是某种一元论的陷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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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和伊藤虎丸借助“回心”的范畴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鲁迅观。那么，这种独特的鲁迅观的民族与历史语境是什么？与中国学界有什么不同？ 
尽管在竹内好与伊藤虎丸那里都表现出了自觉的东亚的视角，试图与中国知识人一道追求“共同的内省课题”，表现出一种对于“日中之间建立知识共同体”的渴望，14把鲁迅置于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视野中考察，但身为日本人，他们仍然表现出了鲜明的本民族的立场和眼光，从而有别于中国鲁迅研究界的固有视点。而本文更有意思的题目就是考察竹内与伊藤的鲁迅与中国鲁迅研究界的差别，以及形成这种差别的文化语境。从这个意义上看，“回心”的概念之所以是切入两位学者鲁迅研究的核心范畴，还因为竹内好与伊藤虎丸把“回心”引申到了文化领域，构成了他们对现代（即竹内好与伊藤虎丸所说的“近代”）进程中的中国与日本在文化类型上的基本判断。 
竹内好说过：“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伊藤虎丸沿袭了这个思路：“可以说，把亚洲的近代化看作是被近代化，这才是主体性的态度。”瑏瑦从这个态度出发，两位学者都在与中国的参照中反思了日本脱亚入欧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类型：“竹内氏称日本近代为‘转向’型，认为这段历史是由身上兼有‘优等生文化’与‘奴根性’的‘近代主义’者所承担的，这一点与中国近代恰成鲜明的对比。”瑏瑧而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这是“回心”在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思想中的又一个层面。 
“转向”型与“回心”型的根本区别在那里呢？竹内好称：“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无须媒介”，伊藤虎丸解释道，两者的差异在于：“这个‘回心’并未成为‘他人’，而是成了‘更高意义上的自我’，总之是‘自我回复’。 
依此，则是以‘西欧的冲击’为契机，达到了‘国粹的复兴’。”瑏瑨亦如有论者阐述的那样： 
“中国的近代是一种不断指向自身内部的‘回心’文化，它不断以抵抗为媒介而促进自我的更新。”15而在“转向”型中，抵抗的缺乏“，‘使得任何东西都不加传统化’，这是日本思想（‘杂居文化’）的特征”瑐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与伊藤虎丸都强调了鲁迅所习用的字眼儿——“挣扎”，竹内好并且为鲁迅的“挣扎”赋予了“抵抗”的涵义： 
挣扎这个中国词汇具有容忍、忍耐、折腾等意思。我觉得它周围理解鲁迅精神的线索很重要，所以，我屡次以原文本身的样子加以引用。勉强译成日语的话，按现在的用法，它接近于“抵抗”一词。（《鲁迅》152页） 
竹内好对鲁迅的“挣扎”的理解也有两个层面：“他喜欢使用的‘挣扎’一词所显示的强烈的凄怆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把有自由意志的死抛在一方的极点，我是无法理解的。” 
（《鲁迅》6页）这还是从所谓死的自觉的层面理解“挣扎”；而当竹内好从文化视野中审视“挣扎”，它所具有的“抵抗”的涵义则使鲁迅演变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由此“，鲁迅使得中国的近代与与世界史发生了关联，这种关联性的媒介产生于抵抗行为之中”。1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通过他的“挣扎”——“抵抗”，使他成为现代中国“回心”文化的体现者。 
考察竹内与伊藤对“回心”的运用，其历史语境是对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抵抗地全盘西化的反省。而在反省过程中，竹内和伊藤可能都偏于过分估价了中国的所谓抵抗的回心型文化。“回心型”的概念用于文化上是一个有待展开和论证的范畴，它的有效性和普适性其实还需进一步追问。当竹内好和伊藤虎丸过分地强调了中国的抵抗的文化姿态，就有可能忽略了中国的现代历史追求“现代化”的层面。而中国现代史更复杂的面貌则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正像伊藤虎丸发现李泽厚在对中国现代“启蒙与救亡”两条历史线索的概括中反映了两者（启蒙与救亡）的内在矛盾与悖论一样，“现代性的焦虑”中也体现了东方对西方的现代性的矛盾，它涵容着既追求又质疑的悖反态度。恐怕不是单纯的“抵抗”所能涵盖的。 
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认同了关于鲁迅“赎罪文学”意识，认同了鲁迅对狂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形象的超越的同时，必须承认“启蒙主义”仍构成着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鲁迅的“启蒙主义”的立场中，激烈的反传统仍是其固有的内涵。 
也正由于这一点，《狂人日记》才可能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由此看来，伊藤虎丸称“从一开始，中国近代便以这种‘保守性’为特色，即通过传统文明的顽强‘抵抗’使传统自身产生变革”，进而达到“国粹的复兴”，则有某种主观臆度的成分，低估了五四激烈的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同时把中国现代所谓的“国粹的复兴”与回心型文化理想化了。 
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现代文化是否就是抵抗的，也不在于抵抗的文化是否就优于转向的文化。而更在于何以竹内好和伊藤虎丸先生都同时迷上了“回心”与“抵抗”的概念。其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对日本文化的反思构成了他们的真正主导动机。中国和鲁迅由此成为了文化的“他者”，成为参照。两位学者在发现了鲁迅的同时也就重新发现了日本。这也许正是比较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吧？ 
2000.3.6 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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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竹内好《鲁迅》第46 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 月第1 版。下同。 
②　竹内好《鲁迅》第46 页译者注。 
③　竹内好《鲁迅》第47 页。 
④　孙歌《文学的位置》《， 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298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年1 月第1 版。下同。 
⑤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17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2 月第1 版。下同。 
⑥　同上书，第151 页。 
⑦　同上书，第147 页。 
⑧　同上书，第136 页，译者注。 
⑨　孙玉石《思考历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学者的灵魂——序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24 页。 
⑩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150 页。 
11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260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1 月第1 版。下同。 
12　吴晓东《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鲁迅研究动态》1989 年第1 期。 
13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256 页。 
14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150 页。 
15　参见沟口雄三《“知识共同”的可能性》，《读书》1998 年第2 期。 
16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9 页。 
17　同上书，第170 页。 
18　同上书，第72 页。 
瑏莹　孙歌《文学的位置》《， 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307 页。 
19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5 页。 
20　孙歌《文学的位置》《， 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3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