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秉印
人物简介
董秉印同志1939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8月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所从事空空导弹总体设计工作。
1981年12月到1984年，先后任总体所副主任、主任，负责“霹雳-5甲”空空导弹的总体技术工作，该型号是我国首次自行研制的脉冲体制雷达空空导弹，1983年因多种原因暂停研制。
1984年4月，任空空导弹发展中心副主任，主要负责型号技术工作。
1992年被任命为某重点空空导弹型号总设计师，经过艰苦奋战和大小数百次试验，使该型号设计定型靶试最终获得了成功。该型号是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研制的新型空空导弹，现已开始成批生产，是我国空军现在主要的武器装备。
1993年11月被任命为新一代空空导弹总设计师，主持型号研制工作。在研制过程中，解决了多项技术关键问题，最终该项试验获得了成功，开创了我国空空导弹研制史上的先例。董秉印毕生从事空空导弹技术研究，在空空导弹总体技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他研制的某型号六自由度数学模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董秉印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授予航空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5年5月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12月被国防科工委授予某某工程先进个人称号，他主持的某重点型号科研项目2000年获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个人荣立中航一集团一等功，还获得部级二等奖等多项，2000年2月被俄罗斯国家工程院聘请为外籍院士。2000年6月30日7点05分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逝世。
个人生平
责任重于泰山董秉印同志1939年8月出生在沈阳市郊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195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积极上进，于1963年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工作至今，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第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空空导弹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总设计师，历任两个国家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　　
为了使我国的空空导弹能够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董总高瞻远瞩，早在1984年他就下决心要搞新一代导弹。他在院领导班子的支持下，自筹经费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预研，保留了一支从事新一代空空导弹研究的科研队伍。为了新一代导弹的研制，董总不厌其烦地向有关部门汇报，甚至不揣冒昧上书邓小平同志，要求尽快研制新一代导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3年1月，上级确定研制我们自己的新一代导弹，从此拉开了研制新一代导弹的序幕。 
董总上任了，他同时身兼两个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责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了使中国的空空导弹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研制新的重点型号的战斗。 
为了新型号的研制，董总拼命了！晚上他挑灯夜战，节假日独自关在办公室里刻苦学习；工作上他不耻下问，无论是外国人、中国人，老同志、新同志他见人就问，见机会就学。他详细地研究了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空空导弹的性能、技术指标，详细地研究了各种载机的性能指标，他把新学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经验融合在一起，把外国的成果和自己的成果融合在一起，提出了新的设计思路，并亲自动手编写了39页、两万多字的总体研制规划，提出了一整套型号研制和型号管理中的方法、途径和措施。他以自己全新的知识赢得了上级机关的信任，为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促进了重点型号的立项。他以全新的知识用于新的重点型号，他提出的全新的设计思路令外国专家佩服，令国内的竞争对手信服。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取得了型号线上科技人员的信任。一位当年曾声言，中国要研制新一代导弹，必须由外国人来担任总设计师的外国专家，也佩服地说：“董，真了不起！” 
重点型号责任重于泰山，重点型号的任何一个技术问题都事关飞行员的生命安全。董总对都江堰二王庙横匾上题写李冰父子的天道无亲铭记在心，他经常告诫科技人员：重点型号人命关天，搞不好就会机毁人亡。因此在科研工作上千万不能说差不多，技术攻关一定要到位，技术决策一定要慎重，质量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他要求工艺人员、质量工程人员提前进入科研设计阶段，并组织科研人员在大型试验前认真进行设计质量复查，把一切问题暴露在地面实验之中，把一切问题解决在地面实验之中，把一切风险都消除在地面实验之中，并特别强调：质量问题暴露得越彻底越好，解决得越彻底越可靠。1998年8月20日，是空空导弹研究院人异常振奋的日子；这一天，千里戈壁晴空万里，在试验基地的机场上，两架银色的战鹰随着指挥员起飞的命令，一阵呼啸冲出跑道直上云天。随着指挥员发射导弹的简短命令，一枚导弹喷着火舌冲向靶机，只见靶机微微一颤立即凌空爆炸，指挥大厅里一片欢呼，年近花甲的董总情不自禁的跳了起来，激动地与现场指挥员拥抱在一起，泪如泉涌！ 
试验的成功使我国空空导弹的研制水平由仿制攀上了自行设计的新台阶，它创造了两个国际先进，一个国内首创，它使用的少烟推进剂解决了因导弹发射烟雾而造成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的关键问题。 
试验的成功对董总个人来说也可说是功成名就，但董总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他还要为新的型号去奋力拼搏，他要向新一代导弹进军。 
学习孜孜不倦在女儿眼中，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强烈地渴望中华民族强大昌盛、自强自立，不再受外来强权的欺辱。父亲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和行动者，他坚信有所为的力量。不论在现实社会里遇到多少困难，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信念。 
在同事眼中，董总一向是刻苦钻研、严谨务实、谦虚待人，尤其关心空空导弹研究院的建设。研究院的发展靠什么？一靠技术，二靠人才……一个单位必须有自己的绝活--别人不能轻易学会的绝活；不管型号研制多忙，预研一定不能丢……人才是研究院的无价之宝，没有人才什么都搞不成……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一直还在董总“战友”的耳边回响。 
在部队眼中，董总永远是向子弟兵提供合格先进装备的守护神。董总曾说：向部队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研究院是国家队，我们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啊！我们目前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祖国的统一，还有什么任务比这更重要呢？所有参加重点型号研制的同志都应该为能够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能为有这个机会报效祖国而感到高兴。 
一千八百二十五个日日夜夜过去了，空空导弹研究院又有大批新型号走上了国防第一线，而这才是对董总的最好纪念，对航空报国精神的最佳诠释。董总的一生，就像是一枚空空导弹在天空划过的一条最壮美的轨迹，义无反顾地向目标冲刺。生亦为斯，死亦为斯…… 
终生学习，刻苦精神感人至深 
董总每天都在为工作奔忙，外人很少有与他畅谈的时候，但每每短暂的接触、交谈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都使人受益匪浅。 
有一天北京正下着雨，董总刚从沈阳协调工作路过北京，下榻在院驻京办事处，我也正好出差到北京。因为下雨大家都不好出去办事，我就叩开了董总的房门。董总正戴着老花镜在看一本哈佛大学出版的《现代管理》一书。略作寒暄之后，董总就和我谈起了现代管理。他津津有味地说：现代管理最看重的是人的管理，管理者最根本的是要学会尊重人，理解人。科研人员不管是总师或是课题组长，最重要的是要能团结人，要善于与人团结协作，是要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等等。谈了一阵以后，董总感叹到：现在实在太忙了，很少能挤出时间静下来看书，现在真有很多新东西需要学习。 
看着董总那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使我在一阵感慨之后对董总有了更深的了解，平时只看到董总忙，忙得走路都是一路小跑，而董总却在百忙中从来没有放松学习。梅花香自苦寒来，董总之所以在花甲之年还能够保持敏捷的思维，能够对那么复杂的技术问题说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原来这一切硬功都来自学习，董总也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了。 
拼命工作，忘我精神堪称楷模
1997年7月，董秉印在某试验基地为新型号导弹进行靶试做最后的准备。靶试的日子进入倒计时，他与工程技术员一起反复认真检查。他告诫大家，科学试验不会一帆风顺，丝毫马虎不得。然而，意外事故发生了：导弹刚滑出弹架，就在7000多米高空爆裂。靶试首发失利，霎时痛苦代替了欢笑。 
要确认失败的原因，得从方圆7000多平方公里的戈壁滩里找到导弹残骸碎片。时值盛夏，戈壁滩就像一座大火炉。导弹碎片与色泽相似的小石头混在一起，不弯下身子很难辨认，人人都摘去了遮挡强光的墨镜，紧紧盯着热浪滚滚的地面，没两天眼睛就布满了血丝。20多天过去，该找的终于都找了回来。 
带着残片，董秉印心情沉重地登上运输机，回到洛阳。残片分析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争论已呈白热化，关于事故原因的推断出现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问题出在发动机，应该更换发动机；董秉印与技术人员则认为，问题出在弹架方面。一次次争论没有结果，气氛更趋紧张，有人劝他：你照上面意见办就行了，何必再犟？
更换发动机的意见，也是出于让先进武器早日装备部队的美好愿望，听从这个意见，他个人几乎不用担风险，单位也可尽快受益，但这么一来，导弹所达到的水平，却要大打折扣，而且事故所隐藏的技术障碍，将来很可能导致我国空空导弹事业的一场灾难。 　　        
  图片右一为董秉印　　董秉印要为正确的意见找到科学依据。在全院上下的大力支持下，他带领科技人员顶着压力展开了一场科研攻坚战，反反复复做了大小数百个试验，拿到上千个数据，终于验证了事故原因出在弹架方面。导弹定型靶试终于取得圆满成功。8年实现了发达国家13年才达到的目标，董秉印向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1998年秋天，董总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历叙了所有参试人员的感人事迹，却对自己一字未提，但董总在试验中的忘我精神却是有口皆碑，感人至深。空一基地杨副司令带着十分钦佩的心情告诉我们：去年靶试失利，各方面的压力象一座大山向试验队压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董总，他和试验队的同志们几天几夜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忍着失败的痛苦，顶着种种压力，一丝一缕的查找着失利的原因。失败的折磨，连续的苦战，使董总的心脏病又一次复发，但他仍然与试验队的同志们一起苦战在查找事故的战场上。当杨副司令员看到董总那憔悴的面容，虚弱的身体时心痛得难以自控，硬是力逼董总住进基地医院，并给医院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治好董总的病。但董总即使在病床上也难以安枕，稍一好转就又开始将有关人员叫到病床前研究排故问题。 
董总就是这样的人，不管遇到多大挫折，不管精神上有多大压力，不管身休有多大痛苦，他都能把压力和痛苦埋在心底，镇定自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正是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他与其他领导一起组织型号线上的同志们按照“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得力，举一反三”的要求有条不紊地查原因排故障，经过数百次的试验，终于排除了故障，取得了型号定型试验的成功。 
功高不居，廉洁自律人钦敬 
董总作为总设计师，他组织了多个型号的预研、试制和总体设计，他对中国的空空导弹事业的发展可说是功勋卓著了，但在董总身上却丝毫看不到居功自傲的痕迹。 
某型号定型靶试成功以后，院领导为了褒奖参试人员，特批试验队组织参试人员到敦煌去一睹珍奇深邃的敦煌文化，当时院在基地有两台面包车，试验队本来是要安排董总乘坐院里那带有空凋、条件优越的面包车前往敦煌的，但董总坚决不肯，硬是和大家一起挤在那辆租来的、设施简陋的大轿车里去了敦煌。一路上董总和大家一样自己到小饭馆里买来了路上吃的干粮，和大家一起乘坐着那台闷热、颠簸的大轿车完成了敦煌之行。 
从酒泉回洛阳，试验队包了一节硬卧车厢，按董总的年龄、职务、身体，另买一张软卧床位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他仍坚持和大家一起坐在硬卧车厢里返回洛阳。 
北京出差，董总也是和其他领导一样，除了会议安排，总是和普通职工一样住在简易的招待所里，和大家一样到食堂里排队买饭。董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经管着上千万、上亿元的巨额经费，但他从不去多占一分，更不会为自己去多花一分，他心里装的只有奉献，没有索取。 
作风严谨，质量第一作表率
重点型号成也质量，败也质量。这是董总的经验之谈，也是董总留给我们的箴世良言。董总的科研作风一贯严谨，质量是他逢会必讲，逢人必讲的永恒话题。他要求科研人员无论何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有侥幸心理，都不要留下任何隐患，要把一切问题暴露、解决在地面实验之中。并强调暴露得越彻底越好，只有暴露得彻底才能解决得彻底。为了防止设计中存在的先天性问题，他首倡提前进行设计图纸复查，把问题解决在进场鉴定以前。 
新千年的春天悄悄过去。重点型号的研制工作进入新阶段，又一项重大试验正在紧张筹备。董秉印感到时间更紧了。扩张性心肌病困扰着他，医生告诫说：过度劳累会像点燃引线一样，随时引爆体内的炸弹。药为辅，锻炼为主，他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三年多来，仅住了三次院，还都是被逼进去的，住院时间加起来不足一个月。
董秉印马不停蹄地在洛阳、郑州、成都、北京之间奔波。每到一处，都忙于技术协调、分析科研攻关成果和检查零部件生产，这项任务没结束，另一项任务又催他启程。让我们看一看董总逝世前的一周，那超负荷的工作量，那压在肩上的千斤重担吧：6月21日他动身去成都，协调重点型号挂装主力歼击机的技术要求；24日他到北京，讨论重点型号研制任务书，为研制新型号进行顶层设计、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原本安排3天的讨论会，压缩成2天，余下的1天，他用了半天时间，考察了为重点型号研制配套关键元器件的有关单位，下午又参加了重点型号可靠性会议；29日上午9点，他乘硬卧回到洛阳，没有休息就直接参加了院结构调整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2点半，晚上他又参加了外事活动。董总太累了！熟悉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董总是为了心中神圣的事业，默默地承受了一切生理的、心理的劳累。 2000年6月21日至29日，仅9天时间，他的足迹就在祖国的辽阔大地上绕了一个圈。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留给导弹事业的最后一段艰难的跋涉。6月30日早晨7时05分，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董秉印同志病逝后，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党委、中航一集团党组、中共洛阳市委、河南省企业工委先后作出了向董秉印同志学习的决定。2000年4月，中央企业工委在北京举办“董秉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并号召中央企业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董秉印的先进事迹。2000年8月董秉印被追授为“航空科技英才”称号。2001年4月，董秉印被国家人事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追授为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优秀品格
平易近人董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领导者的架子，平时不管谁找他，都热情接待，并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问题。董总工作深入、细致，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水乳交融。
有一次，在湛江改装舰空弹时，正值8、9月份，烈日炎炎，工作在甲板上，上晒下烤，赤热难忍，大家身着短裤背心、头戴草帽，肩搭毛巾。董总和大家一样打扮，汗流浃背地工作在甲板上，大家多次劝他到船舱里凉快休息一下，但董总却风趣地说：“我去可以，但得给我一根鞭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心中的燥热也被笑声冲淡了。董总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愉快地完成改装任务。
还有一次，冬天去华阴进行地面发射试验，行至潼关，天开始下雪，过潼关进入山路时，雪越下越大，车队行动很慢，天越来越冷，人们也越来越感到饥饿，由于山路陡峭，地面结冰，车轮打滑，行到两个最陡最长的山坡路时，车再也爬不上去了，董总问司机怎么办，司机说留一部分人压车，一部分人下去推车，他听后，说了句：“走！下去推车！”就和大家一起下车了，大家说：“董总，您就别下去了，有我们呢！”董总却诙谐地说：“我质量大，适合推车！”他坚持和大家一起顶着寒风、推着车在冰雪中一步一步的前进着，同志们心疼他，多次劝他上车，都被他拒绝了，大家非常感动，推得也就更起劲了。董总边推车边给大家讲些幽默的笑话，逗得大家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笑声，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忘记了疲劳、寒冷和饥饿，在说笑中一鼓作气，爬过了两个大山坡，这时他才和大家一起上了车。董总就是这样一位风趣随和的人，遇到困难，他能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与大家一起共同面对现实，以实际行动来感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董总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为广大科研人员作出了榜样。他非常关心外场试验，经常对我们说：“组织一次外场试验很不容易，花费很大，你们一定要认真作好各项准备工作，不能因为主观上的疏忽，造成试验失败，科学试验是不能有半点含乎的，不按科学办事，客观规律要惩罚你的。”每次外场试验动员会上，董总都要用周总理的话：“精心施工，细致周到，万无一失，一次成功，”来教导大家。要求我们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思想要解放，要讲科学，不能做憨大胆！他身为导弹专家，但对技术问题非常民主，对不同的意见从不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引导大家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并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仔细分析。认真思索，把大家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揉和在一起，再交给大家讨论，直到大家认识一致，思想统一后，董总才做最后决定。例如某重点型号第一次地面发射试验，产品、人员已进了靶场，突然有人提出：“‘强制离轨发射’将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力作用在发动机上”。这个问题在发射前提出，无疑给本次试验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这个巨大的冲力如果存在；发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办？退场，不可能！但又无条件做验证试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董总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个问题提的好，提的及时，认为“强制离轨发射”产生的冲力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冲力的大小，作用的物理过程和作用结果也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才能下决心。
他立即调兵遣将，把有关专业人员召集起来，并不顾一天外场工作的疲劳，连夜召开分析讨论会，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会一直开到深夜，第二天继续讨论，董总坚定地说：“不讨论清楚，决不发射”，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最后他做出慎重的决定：“按计划发射”。表面上看，董总已下了决心，但有谁知道这个决心的背后，董总倾注了多少心血、耗费了多少精力；又有谁知道，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就意味着董主任已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家都看到在发射前，董总心情极不平静，在发射区外不停地走来走去，直到发射正常后，才平静下来。人们为发射成功欢呼跳跃，而我们的总设计师脸上并没有成功的激动，因为对董总来说，成功已是过去，他又在勾画下一步工作的蓝图。董总就是这样一位不求名利、敢于向风险挑战、蔑视任何压力的进取者。
为了航空事业，董总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严要求，用自己坦诚、朴实、宽宏、正派和与世无争的高尚人品，凝聚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为航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坚持真理董秉印同志长期主管发展部和科研技术工作，同事与他共事多年，都十分敬佩他的为人，他那种刻苦钻研、严谨务实、谦虚待人、热爱生活、极具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记得重点型号首发靶试失利之后，试验队里笼罩着忧虑和失望的气氛，身为总设计师的董秉印同志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嘱附开好支部会、骨干会，使队伍振作起来，把工作重点放在找残骸、查找原因上。队伍稳定了，许多老同志和年轻同志冒着戈壁滩50～60℃的高温，在茫茫大沙漠上像过筛子一样一遍一遍地寻找残骸。工作一开始，董总就提出了“以残骸为依据，以理论为指导，以国外产品为借鉴，实事求是地排查”的正确的工作方针，严格按照故障树枝图和攻关计划进行着艰巨细致的排查。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国家某些权威机关、专家认为是发动机原因的情况下，董总凭借他手中掌握的资料、数据，在空军和国内外专家的支持下，以他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胆识，坚持认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弹架干扰，发动机某些工艺缺陷不可能造成这次事故。他坚定地说：“我是工程师，我凭数据说话！”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结论。正是由于董总坚持真理的精神，才使试验获得了最终胜利。
以身殉职
2000年的春天悄悄过去。重点型号的研制工作进入新阶段，又一项重大试验正在紧张筹备。董秉印感到时间更紧了。扩张性心肌病困扰着他，医生告诫说：过度劳累会像点燃引线一样，随时引爆体内的炸弹。药为辅，锻炼为主，他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三年多来，仅住了三次院，还都是被逼进去的，住院时间加起来不足一个月。
董秉印马不停蹄地在洛阳、郑州、成都、北京之间奔波。每到一处，都忙于技术协调、分析科研攻关成果和检查零部件生产，这项任务没结束，另一项任务又催他启程。让我们看一看董总逝世前的一周，那超负荷的工作量，那压在肩上的千斤重担吧：6月21日他动身去成都，协调重点型号挂装主力歼击机的技术要求；24日他到北京，讨论重点型号研制任务书，为研制新型号进行顶层设计、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原本安排3天的讨论会，压缩成2天，余下的1天，他用了半天时间，考察了为重点型号研制配套关键元器件的有关单位，下午又参加了重点型号可靠性会议；29日上午9点，他乘硬卧回到洛阳，没有休息就直接参加了院结构调整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2点半，晚上他又参加了外事活动。董总太累了！熟悉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董总是为了心中神圣的事业，默默地承受了一切生理的、心理的劳累。 2000年6月21日至29日，仅9天时间，他的足迹就在祖国的辽阔大地上绕了一个圈。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留给导弹事业的最后一段艰难的跋涉。6月30日早晨7时05分，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董秉印同志病逝后，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党委、中航一集团党组、中共洛阳市委、河南省企业工委先后作出了向董秉印同志学习的决定。2000年4月，中央企业工委在北京举办“董秉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并号召中央企业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董秉印的先进事迹。2000年8月董秉印被追授为“航空科技英才”称号。2001年4月，董秉印被国家人事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追授为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劳动模范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