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
滇南武装斗争的兴起和发展
滇南武装斗争的兴起为了适应滇南地区武装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党加快了组织建设的步伐。在抗战胜利后滇南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基础上，各县级党的领导机构也纷纷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滇南的第一个中共县委员会——中共石屏县委员会成立，钟君劭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利用长期以来党员干部艰苦工作打下的基础，积极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早在1945年，积极申请入党的刘光卿担任宝秀镇长时，一方面掌握该区武装，另一方面又变卖田产，与几位党员集资购枪，成为党组织掌握的武装。方金城在任元江青龙镇长后也将镇公所的枪支秘密武装了党掌握的地下武装基干队。1948年10月，“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在大桥河三树底大庙成立，有200余人枪。同一时间，党组织又在龙朋组织武装起义，成立了“云南人民自卫军”第四支队；1948年12月以宝秀各支部党员，中小学部分师生及民兵为主，在宝秀许刘营成立了“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1949年在元江因远整编时，以上三支队伍均编入“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党掌握的中学为开展武装斗争输送了大批骨干，石屏师范有200多师生在1948年游击队攻城时加入游击队。在组建七支队时，宝秀中学的全体教师（一人高龄除外）和80余学生参军；另有40余学生参加三、四支队。
滇南党组织为了贯彻省工委会议精神，1948年2月，在石屏组织了50多名基干武装，护送由国外经元江、石屏到弥勒领导武装斗争的朱家壁①到弥勒西山区。原已打入弥勒竹园镇任镇长的中共党员宋文博也带领30多名当镇丁的武装民兵赶到西山，两支队伍合并建立西山人民武装——“一支人民的军队”，后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展开游击战，粉碎敌人多次向西山的进剿。3月5日，国民党军279、579团各一个营及保安团一个营分三路进犯西山，在朱家壁的指挥下，我军在给敌人迎头痛击后，按计划跳出外线。5月下旬，这支军队转战到丘北，主力发展到1500多人。1948年10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来电指示，滇桂边部队200余人与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合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朱家壁任司令员，下编两个支队。滇南地区武装斗争蓬勃开展起来。在朋程建军党组织又派一批负责干部及大批党员、民青成员、进步知识份子、农民积极分子和军事、医务电台工作人员到敌人统治相对薄弱，地势险要，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的元江，进行武装斗争的重点突破。同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局负责人方方的指示，将已为革命工作多年而未入党的建民中学校长刘宝煊直接吸收入党，二人一起到元江参加领导滇南武装斗争。在元江民族上层李和才的支持掩护下，省工委在咪哩（命利）乡小柏木村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军政干部，70余名学员来自昆明、建水、石屏等地，为在元江建军作了准备。
1948年7月，为了统一滇南地区的领导，建立了以张华俊为书记的中共滇南工作委员会，省工委要求滇南工委在元江建立一支五百到一千人枪的队伍，并挺进思普开辟根据地。滇南党组织早在5月间就以元江朋程（即蓬扯）为基地开始聚集武装力量，6、7月间已有150多人枪。1948年7月25日在元江朋程的林中草坪上，正式宣布成立“云南人民自卫军”，下编为四个中队。这支队伍由经过锻炼的干部和各族贫苦农民组成，成份纯洁，政治素质好，而且从建军开始便完全按照党的建军原则，政治工作制度，传统作风和纪律进行建设，为滇南武装力量的壮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成为争取和改造地方实力派武装的主导力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的坚强后盾。自卫军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卫军成立后，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并扩大影响，壮大革命队伍。他们根据滇南工委关于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首战选择了元江东部政治上极为反动，压迫剥削农民十分残酷的恶霸地主、洼垤镇镇长杨怀麟的巢穴——洼垤（音蝶dié）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1948年8月19日发动夜袭，首战告捷，夺取长短枪40多枝。9月15日又在元江南部成功地进行了猪街伏击战，全歼新平保安副司令以下13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增强了我军的装备，树立了我军的声威，群众纷纷参军，我军队伍不断壮大，中队改为大队。9月18日，我军又连夜奔袭，包围并攻打元江城，虽未成功，但使部队得到锻炼。10月，国民党93师师长亲率278团和师直属队到元江围剿自卫军，并召集建水、石屏、元江三县江外12个乡镇长，在迤萨（今红河县城）成立“元建石十二乡镇反共联防总队”，委任土司钱祯祥为总队长，李呈祥等11人为副总队长，包围封锁我浪堤、大羊街等游击区。为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根据省工委决定，1948年11月，自卫军主力跳出外线作战，占领了龙武县城，
攻打石屏县城，毙伤敌军50余人，缴枪30余支，同时发动师生及群众500多人参军，组成石屏支队（后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卫军第七支队）。国民党军278团从元江驰援石屏，我军实现了将敌军引出元江城战略目的，完成了外线作战任务。12月11日，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向部队传达了省工委“回师南下，到车（里）佛（海）南（峤）建立根据地，不要到处攻城掠地”“把力量用在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上，与敌作长期斗争”的指示，自卫军各支队回师元江县因远坝休整待命。这时自卫军队伍已从一个支队发展到七个支队计3000余人。这时，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主力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编入滇桂黔边纵队，滇南、滇东北地区的游击队仍由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为了加速滇南武装斗争的发展，将来配合野战军解放红河，根据省工委指示，滇南工委对自卫军进行了著名的因远整编。1949年1月20日，滇南工委在元江因远坝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决定建立“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刘宝煊任司令员，张华俊任政委（后由袁用之代），原七个支队改编为新一、四、七支队和警卫大队。龙潭街反分裂的斗争　　 1949年2月9日，第二纵队兵分两路向车里、佛海、南桥进军，准备执行省工委关于“建立车佛南根据地”的指示。其中一路4、7两支队进军到江城时，以7支队队长张云仁为首的部分　　干部，反对到车佛南建立根据地，提出要在元江、墨江、新平或建水、石屏、龙武、曲溪一带打游击的错误主张。四、七支队党委采取紧急措施，首先在江城发动了反分裂斗争，将4、7支队集中纵队部所在地墨江县龙潭街，在纵队党委领导下，开展整风整军学习，进行了形势、前途和诉苦教育，完成了对部队的整军整训，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胜利。接着，按照省工委的指示，抽调500多人的精干武装，组成了云南人民自卫军挺进支队，王文华任支队长，廖必均任政委，任务是返回元江，巩固老区，扼守思普大门，掩护二纵主力进军车、佛、南，建立根据地。6月中旬，挺进支队回到元江洼垤与原滇桂黔边纵队第四支队三十一团会师，滇南武装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滇南武装斗争的新发展
边纵十支队的建立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江南，国民党反动统治正全面崩溃，云南的解放斗争形势进入新的转折点。为适应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长江以南的领导机构》的指示，决定将中共桂滇边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合并成立滇桂黔边区委员会，林李明任书记，郑伯克、周楠任副书记。接着，中共云南省工委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撤销滇南工委，将滇南划为两个地区，分别成立中共滇南和思普两个地方工作委员会，滇南地委领导元江、石屏、建水、龙武、曲溪、个旧、蒙自、开远、河口、屏边、金平等11县和挺进支队；二是撤销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番号，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9、10两个支队，第9支队由思普地委领导，第10支队归滇南地委领导。
1949年6月下旬，中共滇南地委在元江洼垤成立，岳世华⑵为书记，同时召开了中共滇南地委扩大会议，作出以下具体部署：在党的建设上，建立和健全地县两级党组织；在政权建设上，加紧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在军队建设上，建立由主力部队、护乡团（500人以上），护乡大队（不到500人）构成的各级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元江根据地，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武装斗争，实现“打通滇南和滇东联系，建立走廊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打击反动势力；加强个旧矿工的工作，组织发动矿区工人开展武装斗争等。中共滇南地委书记岳世华率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二支队第十二团到达元江洼垤，与挺进支队合编为滇南支队。1949年7月中旬，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在砚山县成立，决定将滇桂黔边纵队各地游击队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滇南支队改称滇桂黔边纵队第十支队。7月底，边纵队第十支队在元江洼垤正式成立，下辖46、47两个团，后又增设第一、三、五、八、九护乡团，蒙屏护乡团和暂编五十一团等，共8000余人，由岳世华任政委兼代司令员。此后，滇南武装斗争进入了全面出击，最后配合野战军追歼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的新阶段。为建立走廊根据地而斗争为了实现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关于 “打通滇南与滇东南的联系，建立走廊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十支队党季认真对形势作了分析，并作了具体部署：“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主要以部队展开政治和军事的进攻，以建立革命政权；在敌人统治较强的地区，主要以武工队配合主力活动，对敌人开展政治军事攻势，以瓦解敌政权”。同时，部队在洼垤召开誓师大会，动员全军执行“打通滇南与滇东南的联系，建立走廊根据地”的任务。　  
十支队主力两个团的军事行动紧紧围绕“建立走廊根据地”的任务进行。1949年8月初，十支队主力向元江南岸少数民族地区进军，计划通过争取土司头人，在土司地区建立走廊根据地。当时，党曾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争取左能、洛孔、中立迤萨，孤立瓦渣，利用矛盾解决思陀”的工作方针。由于国民党政府和敌26军对土司地区控制很严，他们威胁拉拢土司头人，采取封官司许愿，赠送枪枝弹药等手段，拼凑了一个江外12乡镇反共联防总队，封瓦渣土司钱贞祥为总队长，思陀土司李呈祥为副总队长。钱李二人施缓兵之计，一面派人表示允迎我军过境；一面通报26军278团火速救援，致使我军前进受阻。我军被迫撤出土司地区，返回元江。国民党93师278团和联防总队进入我军原驻地浪堤，安品等地时，进行烧杀抢掳，将群众的牲畜财物洗劫一空。据浪堤，安品等19个村统计，烧毁房屋1868间，打死各族群众28人，强奸轮奸妇女数十人。8月下旬，十支队47团和由李和才率领的护乡团向国境边界进攻，准备执行中共滇南地委从国境边缘打通滇东南走廊的决定。占领广妈村后，两次写信给大兴镇土司孙宗孔，争取和平解放大兴镇，但被拒绝。我军随即发动攻击，孙宗孔率部逃往瓦渣，我军占领大兴镇。当天下午，我军奉地委紧急通知返回元江，执行新的任务。向铁路两侧进军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国民党反动派还企图把西南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顽抗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根据边区党委指示，滇南、滇中、思普地委在杨武举行联席会议，作出了三区联合军事行动的决定。根据联席会议精神，滇南地委在元江邓耳会议上决定十支队
今后的任务是：“加紧发动群众，加强主力，普遍发展各地武装，有条件地消灭蒋匪残军的有生力量，不让敌人站稳脚跟，以迎接解放大军解放全滇”。十月中旬，十支队兵分两路向个碧石铁路两侧进军，执行从内地打通滇东南的任务，一边发动群众，捣毁敌政权，发展各地武装；一边牵制敌主力，寻机歼敌。一路由支队副司令廖必均率46团向个碧石铁路南面进军，进入石屏牛街坝后，策应了建水西庄乡公所武装起义，与建水护乡团第一大队汇合，并在石屏独立大队第一中队配合下，捣毁了牛街乡公所，活捉敌乡长，建立了乡人民政权。以后，又先后奔袭了新街，钟砚等敌乡公所，捣毁了新街火车站，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将驻石屏城内的敌主力278团调出围剿我军。我军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南部山区绕圈子，后在马鞍山山梁上利用有利地形与敌激战两天，迫使敌军夺路缩回县城。另一路由政治部主任卢华泽率47团向个碧石铁路北侧进军，先在鸭子坝山区掩护石屏独立大队二中队和民兵撬翻了大水——仁寿村的铁路500多公尺，然后开展了摧毁敌乡镇政权的斗争，先后摧毁了石屏宝秀镇公所；阿乌寨花鸣乡公所；曲溪东山乡公所等乡镇敌政权，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同时调动了驻通海、石屏的国民党军驰援，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周旋、激战到天黑后转移到了杨武。此次军事行动，拖住了敌军两个主力团无法东调，减轻了滇东南兄弟部队的压力，而且有力支援了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从，开展反霸斗争，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人民政权的建立十支队抽调一批干部战士组成武装工作团队到石屏、龙武、曲溪及红河地区工作，一方面策应主力活动，另一方面执行支队党委关于“在敌人统治较强的地区展开对敌的政治、军事攻势，以瓦解敌政权”的决定，和当地党组织及武装配合，围绕党的建设，政权建立地方武装等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瓦解并摧毁的敌区乡政权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各县护乡团队。红河地区党的建设、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开展得轰轰烈烈。
1949年1月，中共滇桂边委决定在泸西成立“盘北指挥部”后又改称弥泸地区专员公署，辖弥勒、泸西、陆良、路南、宜良、马龙、曲靖7县。2月，弥泸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先后在泸西组建10个游击大队，弥勒、路南组建了6个游击大队。同时，发动泸西县城防大队起义，宣告成立泸西县解放委员会，7月又改称泸西县临时人民政府；中共弥勒县委领导民众武装解放了弥勒县城，成立弥勒县临时人民政府，同时，将各游击队合编成立护乡第一团；中共开远县委也集中500余人枪组建边纵十支队护乡第九团，配合边纵二支队十四团，解放开远县城，成立开远县人民政府；1949年8月，元江宣告解放，成立了元江县临时人民政府，民族上层李和才将其全部武装300余人交给党，组建了元江护乡团。1949年10月14日，中共建水县委在乡会桥聚集2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边纵十支队护乡第五团一大队，配合十支队主力于12月18日进驻建水城，次日，成立建水县人民政府。另外，河口、个旧、曲溪、蒙自、屏边、金平等县发动并武装群众，成立护乡团，建立人民政府。到1949年底，十支队主力连同各县护乡团，红河武装部队发展到800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占半数。各县护乡团队和主力部队先后摧毁和袭击了许多乡镇伪政权，解放了元江、龙武、石屏、曲溪、建水、个旧、屏边、金平等县城，有7个县成立了县人民政府。1949年7月，在元江成立滇南临时人民政府行政公署，12月改称滇南行政专员公署，移驻建水。1950年3月，改称蒙自区行政督察公署，公署迁蒙自，辖个旧、蒙自、开远、建水、石屏、元江、龙武、曲溪、金平、新民（元阳）、屏边、河口12县及红河县筹备处。各县人民政权和护乡团的建立，为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红河的统治，创造了条件。
红河全境解放
人民解放军进军滇南1949年11月27日，滇南地委在元江洼垤召开会议，作出边纵阻击敌人、配合野战军解放红河的部署。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国民党云南省政第八兵团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向昆明反扑，企图重夺昆明，控制云南，遭到昆明军民的顽强抗击。红河地区各县纷纷采取行动响应卢汉起义，国民党第五区专员公署专员、第五区保安司令兼个旧县长布秉武张贴布告宣布拥护卢汉起义。边纵部队和各县人民武装也纷纷出击，进驻县城，建立人民政权，扩大武装。为了解昆明之围，中央军委电令已解放贵阳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一部驰援昆明，连续解放曲靖、沾益、陆良等地。围攻昆明之敌怕后路被截断，慌忙逃往蒙、个地区，在蒙自等地拉夫派款，一边准备负隅顽抗，一边准备逃往国外。这时，敌人离中越国境线只有一百多里，并拥有蒙自飞机场，自以为抵抗不成，逃跑也很方便。为了不让敌人逃出国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大迂回，大包围；全歼残敌于云南境内”的英明决策。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从贵阳驰援昆明的部队暂停在曲靖、沾益一带以麻痹敌人。趁敌人在蒙自、开远一带举棋不定、犹豫徘徊之际，我第四野战军38军的一一四师、一五一师则从广西百色向西南方疾驰，沿国境线跃进一千多里，在边纵司令员庄田所率一支队的配合下，于1950年1月11日占领南溪、河口，14日解放了屏边县城，歼灭国民党军277团。后沿红河而上猛扑个旧南部红河岸边上的蛮耗，抢占了敌先头部队刚刚架起的浮桥。17日又攻占蛮板、那发渡口，切断了敌军向南逃金平及国外的陆上逃路。我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十三军，根据兵团司令员陈赓的具体部署，于1950年元旦从广西南宁地区出发，以每天120里、150里、130里，甚至到220里的急行军经文山直扑蒙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避开国民党蒙自县鸣鹫守敌，包围了位于蒙自城西的敌飞机场，于1月15日半夜占领了飞机场，截断了敌军的空中逃路。蒙自城内敌军乱成一团，纷纷向个旧、鸡街方向逃走。当我军解放蒙自城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根据中央军委“逃敌必追、追必到底，不歼不止”的战术原则，我军旋即分兵展开了对敌人的长途追歼战，决心把残敌歼灭在云南境地内。滇南追歼战蒙自县离广西南宁约二千里，敌人估计我军最快也要20多天一个月才能到达，其副总司令汤尧刚被蒋介石从台湾派来，准备指挥顽抗不成，则把26军空运到台湾。由于我军动作神速，占领了飞机场，使敌惊惶失措，向西、向南逃窜。我四兵团陈赓司令员下令兵分三路，务必在云南境内歼灭敌人：南路、以占领河口，蛮耗的四野部队沿红河西进拦击敌人，把敌人阻击在红河北岸加以歼灭；北路，以边纵部队经玉溪和向石屏、元江一带迂回兜击，夺取元江大桥，阻击敌人西逃；中路，我四兵团13军38师兵分两路向个旧、建水方向追击，力求全歼残敌于国境之内。
中路我军一路于1月17日在个旧鄢棚歼敌一部后，将敌主力压缩在个旧城中内，经过六小时激战歼敌193师2000余人，解放了个旧。中路我军另一部发现敌26军237师企图向阿邦渡口夺路南逃。我113团5连3排强行军先敌到达尼得，抢占了克勒大山，堵住了敌人逃路。敌人急红了眼，以全师轻重武器向三排阵地猛扫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我三排40多位战士在排长郭春声带领下，英勇顽强，从早上打到傍晚，直到大部队赶到全歼了这股敌人。在三排的阵地前和克勒山沟里，敌人留下230多具尸体和伤兵，270多个俘虏，300多匹战马及轻重器400余件，其余敌人被迫放下武器投降。三排被军党委命名为“能攻能守，坚如钢铁，郭春声英雄排”。解放了个旧的部队不及休息便日夜兼程，分兵追歼逃敌，在普雄西北歼敌一个团后，向建水、石屏方向追击。
中路我军另一路沿个碧石铁路追歼敌人，在鸡街、倘甸歼敌一部后于19日与其它部队会合于建水。
我边纵部队也积极行动，配合野战军歼灭敌人。1月17日，边纵十支队主力在建水安边哨长冲一线伏击从开远向南逃窜的敌人，迫使国民党第八军中将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田仲达带领官兵2000余人起义，次日又在建水苟街白大山消灭国民党军279团千余人。同时，边纵一支队主力及十支队护九团和其它地方游击队也积极配合四野队在金平、元阳、绿春等地消灭国民党溃散之敌和地方武装，摧毁敌地方政权。
经过上述战斗，敌第八兵团已溃不成军，但残部还有二万余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在石屏县城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将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残部编为两个纵队，左翼由第八军一七0师师长孙进贤带队，右翼由汤尧率领，向元江方向逃窜。此时我南路四野部队正逆江而上，沿途在蛮板、蛮耗、卡房等地
歼灭敌26军残部。我北部边纵部队一方面在建水、石屏到元江一线，利用有利地形，沿途阻击敌人，迟滞敌人的逃窜时间。另一方面派部队先敌赶到元江铁索桥进行防守，阻敌过江。敌见逃路被阻，集中轻重武器和数千部队，疯狂攻击我桥头阵地，我守桥部队大部伤亡。敌人170师三千余人逃过铁索桥，敌师长惊恐失措，下令将桥炸毁，把敌第八军大部官兵隔阻在元江东岸。我解放大军到达后，在边纵部队、护乡团及民兵的配合下，在元江东岸各个山头围歼敌人，经过几昼夜激战，敌第八兵团主力，除逃过去的3000余人及在迤萨过江的278团千余人外，被歼于红河北岸地区。
滇南战役，经过大小三十余战，歼敌三万余人，其中俘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以下官兵二万余人。汤尧是1月12日被蒋介石升为陆军副总司令并被派到蒙自的。蒙自飞机场被占领后，又哌说南路不通，就带着部队西逃。沿途老百姓都躲起来，汤尧饭也吃不上，脚也走肿了，只当了12天副总司令就被俘，刚一被俘就哭了，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
逃过元江的三千残敌，于2月5日被我军在镇源县追上包围，敌人几次反扑均未得逞，被迫投降。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本钱丧失殆尽，滇南地区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
滇南追歼战的胜利，除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起决定作用外，红河地方部队的密切配合和红河各族人民的支援也是重要因素。仅1949年1月，据个旧、蒙自、建水、石屏4县不完全统计，共筹集大米926吨、布鞋19000双、柴草780吨及其它物资，支援解放军，成为滇南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剿匪镇反，巩固边疆1950年春，陈赓、宋任穷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驻昆明，接管云南并成立了云南军区，根据中央指示，滇南追歼战结束后，红河地区由13军38师驻防，成立了蒙自军分区，隶属滇南卫戍区；边纵十支队进行整编，46团先整编为38师独立团，后又改为云南军区基干第一团；47团则整编边陆良军分区基干团；各县护乡团队整编为各县公安队和区基干队。3月份又成立了蒙自地委和蒙自专员公署。
这时，刚获得解放的红河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恢复和发展生产，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然而，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已有计划地潜伏了一批特务，侍机破坏。同时，解放前，红河地区农村封建势力极强，地主、土司多拥有武装，各自形成割据之势，多年来，土司凭借地理条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长期盘据形结成股，肆行抢动，匪患极为严重，仅屏边一县就有大小匪首47人，在解放滇南的战斗中，我军神速进军，声威逼人，土匪不敢妄动。1950年2月以后，匪特乘我工作尚不深入群众，对情况缺乏了解之际，勾结在一起，一方面造谣惑众，利用群众对我军不了解，污蔑我党我军，混乱人心；另一方面勾结封建势力，利用民族隔阂，以敌溃散官兵为骨干，纠结地痞流氓，拉拢惯匪，策动土司头人武装，发动暴乱。红河、元阳的330多个土司头人之中，大部为敌匪所用，小部分隐蔽不与我见面，一部分靠拢我之上层，亦抱观望态度。匪势不断上升，5月以后，边疆出现了较大的暴乱11次之多，互相呼应并逐渐形成统一的组织，设番号如“中国反共救国军”。2——8月，全区土匪已由1060人发展到7000余人，他们到处围攻、袭击我区乡政府；谋杀、伏击我工作人员，先后杀害我征粮队员195人；破坏交通；到处烧杀抢。仅金平一区，二个月内群众被杀30余人，抢走耕牛231头；元阳的长岩，巴蕉岭，场房三个寨子被烧毁房屋90余间，杀死耕牛150余头，稻谷烂在田中不能收割。1950年7月1日，江外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国栋等率股1500余人围攻新街被击退，接着，元阳巴蕉岭，金平县城，迤萨也多次受到土匪围攻，均被我军民奋勇击退。土匪暴乱已严重威胁着红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到人民政权的巩固。为了迅速扑灭匪患，保卫国防，保卫人民政权。中共蒙自地委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云南省委的指示，一手抓恢复生产，抽调大批干部、转移大批战士到地方，在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努力恢复经济；一手抓巩固政权，调派部队对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进行清剿，开展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1950年4月1月，以第十三军为主在开远成立滇南卫戍区，周希汉军长兼司令员，负责玉溪、红河、文山等地区的剿匪。次月5日，滇南卫戍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党中央提出的“军事围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组织了北、西、东南三个机动进剿集团，采用政治攻势和军事进剿相结合的方式，在地方党政、群众、民兵配合下，到1953年，平息了匪患。在剿匪中，滇南卫戍区个部队与敌作战2079次，歼匪318股，共毙伤俘匪军5万5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除少数土匪逃往国外深山老林外，滇南匪患基本清除。
在剿匪斗争中，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各县人民纷纷组织民兵联防，防匪、防特、保家保产。仅金平、河口、元阳、红河等地就组织联防队156个，有队员13370多人。他们站岗放哨，维护治安，配合部队搜山，使土匪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同时地方党政组织还积极进行争取民族上层的工作，在三年的剿匪斗争，红河、元阳的330多个土司头人中，除了近40人未争取（有的逃避在国外，也有少数为匪未与我见面）外，其余290余人中只有少数在剿匪中被击毙，绝大多数被争取过来。这更加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孤立和打击反动势力。
在武装剿匪的同时，又根据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在内地8个县分三个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镇反中，认真贯彻党制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广泛发动群众，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红河境内的残余势力。滇南清匪反霸斗争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保证了红河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1952年，全区工农业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
注：①朱家壁：当时任滇桂黔边区纵队副司令员，解放后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②岳世华：1949年6月——1950年2月任滇南地委书记，边纵十支队政委兼代司令员，1950年2月——1954
年8月任红河地委第二书记：第二任红河地区专员（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