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范文程
人物简介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人。生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好读书，灵敏沉毅。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往沈阳，“居抚顺所”。他的曾祖在明嘉靖时曾任兵部左侍郎，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祖祖辈辈食朝廷俸禄。范文程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秀才），时年18岁。康熙五年，范文程病逝，终年69岁，康熙帝为其祠题额“元辅高凤”。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灾难来临。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30万分别赏赐给有功后金兵，21岁的范文程身在被掳之列，从而沦身为奴。
范文程被掳掠以后，在其不懈的努力下，最终被奴隶主接受，加入了汉八旗。
范文程在满清入关之后，忠心于满洲，为满清消灭农民军和南明残余势力出谋划策，其中在勾结策反一部分汉人权贵势力，镇压屠杀反抗的策略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他的忠诚，被满清誉为杰出谋士。[1]​
出身背景
范文程的六世祖名叫范岳，明代初年在湖北云梦县任县丞，洪武年间获罪，于是全家就从江西的乐平县被谪往当时的边陲重镇辽东都司的沈阳卫，范氏自此成为沈阳人。范文程的曾祖名叫范鏓，在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后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左次郎，因畏惧瓦刺入侵，不愿承担兵部尚书一职，被罢免。
人物生平
简历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投奔努尔哈赤后，对清廷一片忠心，无论换了哪个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经历的整个清初的三朝四代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进奏章，多关系到重大的决策问题，所以在他监修太宗实录时，把他草拟的奏章一概焚烧不留，而在实录中所记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这样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个人。但从各种史料里，从我们能见到的记载里，也足可以看到范文程确是一代名臣。时势造英雄，有他这样的人辅佐，清朝受益匪浅。他最后多次因病上疏请求休养，顺治帝才“暂令解任”，还想病愈之后再来召用。但是范文程功成引退，离开朝廷“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亲故，徜徉其中；时以诗书骑射课子弟，性廉慎好施与。”就这样平安地度过晚年。 
1666年（康熙五年）范文程逝世，终年70岁。玄烨亲撰祭文，赐葬于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 绩。几十年后，康熙亲笔书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字，做为祠堂横额。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他的最高的评价了。皇太极为招纳更多人才，千金买马骨，重用范文程，委以重任，给以重权，君臣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终成大业。初显身手授游击范文程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阳，居抚顺所。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父范楠，有两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少年好学，聪颖敏捷，18岁时，与兄同为沈阳县学生员。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阳、辽阳，七年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皆从征。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范文程蒙努尔哈赤善遇，“参与帷幄”，但语焉不详，具体情形无法知晓。 
1629年（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时称“天聪汗”）统率满蒙大军五万余人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时在汗之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系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阵”，“率枪炮手，杀敌甚众”。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明军来攻，“清军前锋被围，文程突围力战，援之以出”。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 
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朝，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汗“即付文程养之”。 
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遣兵劫掠黄河一带蒙汉人家，并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 
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拆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 
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 
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①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实录》记为“嘉纳之”。 智谋日增升任大学士范文程益自磨砺，尽心国事，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来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吴赖、白格、塞古德，赍汗谕往探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 
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 
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 
1641年（崇德六年）三月，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 
皇太极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 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疏言天下事定计取中原1643年（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之为满人之走狗，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1644年（崇德九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 
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 
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开国定制再建功勋1644年（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发钱二贯，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多尔衮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清实录》载称：“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税收政策。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安抚百姓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族文人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功成引退“元辅高风”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原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其亲弟多铎亦因入关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断高升，初由郡王复封亲王，再晋德豫亲王，顺治四年又进封“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辅政王”，具体主持日常政务。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镶黄两旗忠于皇太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追革一等公图赖之爵，没其家产，革一等昂邦章京鳌拜世职，“免死赎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职，罢其官，籍没家产，遣发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睿王权大逼帝，同僚刚林希宠背主转附睿王，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满。兼之，几年以前豫王多铎谋夺己妻遭罚，难免有恨，恐将恃权报仇。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谋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睿王，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引起多尔衮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仅于顺治元年被委任为《太宗实录》总裁官。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顺治八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睿王妄改《太祖实录》删去大福晋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不久，范文程即复官。第二年，顺治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 
范文程继续尽心竭力佐治国政，顺治九年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命革退程可则，惩治考官胡统虞等人。 
此时，因兵火连年，军费浩繁，民不宁居，土地荒芜，各地钱粮缺额，田赋亏欠，军饷不足。范文程于九年十月三十日特上大兴官屯之疏： 
臣见直省地方，土地荒芜，钱粮阙额至四百余万。民赋亏，则兵饷必绌，国家大害在此。然民地荒，则军屯可兴，国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尝言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亦当元季乱后，旷地甚多，能行官屯故耳。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寇乱日久，人民稀少，若待招民，穷民无力，何能开垦？若任现在道府各官，庶务繁多，势必迁延不力。臣请行兴屯四事。一、在选举得人。……其官吏俸廪，初年于兴屯本内关支，次年以子粒补偿。……一、在开垦收获。开垦必用牛种农器……于州县库贮钱粮内分用支给。……地之无主者，即为官屯。有主而抛弃者，多方招来，过期不至，亦为官屯。凡土著流户，愿来耕者，官为给地，量助牛种，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后，便为永业。……一、在积贮转运。……一、在责成考课。……臣又谓，今孟冬将尽，若复不决，明春难耕，日复一日，四百万之课，是永无足时矣。 
范文程此奏疏，既表明他确实关心国事，竭力想为帝君分忧，欲图解决顺治一朝入不支出军饷短缺的大难题；又反映出此时他已江郎才尽，料事大不如前。军屯官屯一事，明中叶以后，不少大臣奏请恢复明初之制，有清一代，亦常有人以此为富国足兵之妙计，其实，包括范文程在内的这批建言者，对于明代的军屯，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了解其产生、发展、衰落的基本历史和决定其盛衰的根本因素。由于土地私有化的时代潮流和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强大威力，明太祖朱元璋佥征上百万军户垦种六、七千万亩田土的军屯之制，到明中叶已迅速衰落，明末更是名存实亡。历史实践证明，欲仿明初之制的大兴军屯之议，不过是可言而不可行的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此实为下策和无策。 
正是由于无法行此古制，所以，虽然顺治帝对范文程之疏予以赞扬批示，“此所奏甚是，著议政诸王及大臣等会议具奏”，但并未能够付诸实行。 
顺治十年正月，文程复上保举连坐法，奏请允许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举所知之人，若被举之人任官后称职，奖励保举者，如其不称职，按罪之大小，“保举官议以连坐”。他认为，“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顺治帝下诏从其议。 
顺治十年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请休致。顺治帝谕告吏部：“大学士范文程，自太宗时办事衙门二十余年，忠诚练达，不避艰辛，朕所倚赖。乃近以积劳成病，虽暂假调理，仍夙夜在公，未得专事药饵，旦夕奏效，深系朕怀，暂令解任谢事，安心调摄，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昭朕眷礼大臣至意。”十四年，加秩一级，帝遣画工至范文程府宅画其像，“藏之内府，不时观览”。1662年（康熙二年），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号恸，几不能起”。 
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初二日，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终年70岁。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永历六十七年，帝又亲书“元辅高风”四字，为其祠横额。其子承谟、承勋等，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
史籍记载
多尔衮帅师伐明，文程上书言：“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及流贼李自成破明都，报至，文程方养疴盖州汤泉，驿召决策，文程曰：“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又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翌日，驰赴军中草檄，谕明吏民言：“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皆署文程官阶、姓氏。 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 
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 
文程疏言：“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乱久民稀，请兴屯，设道二、同知四，令督抚选属吏廉能敏干者任之，以选吏当否为督抚功罪。官吏俸廪，初年出兴屯母财，次年以所获偿。自后皆出所获，官增而俸不费。屯用牛，若谷种，若农器，听兴屯道发州县仓库以具。屯始驻兵，地荒芜多而水道便者，以次及其馀。地无主，若有主而弃不耕，皆为官屯。民原耕而财不足，官佐以牛若谷种，分所获三之一，三年后为民业。编保甲，使助守望，绝奸宄。若无财，官畀以佣值。民将逭饥，流亡当大集。初年所获粮草，听屯吏储留，出陈易新，为次年母财；有馀，畀近屯驻军，勿为额以取盈。三年所获浸多，僦舟车运以馈饷。毋烦屯吏，毋役屯民，毋用屯牛。屯所在州县吏受兴屯道指挥，屯吏称其职，三岁进二秩，视边俸；不职，责抚按纠举；有所徇，则并坐：所谓信赏必罚也。” 
十年，复与同官疏：“请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惟其才，各具专疏，胪举实迹，置御前以时召对。察其论议，核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为何如人，则其人堪任与否，上早所深鉴，待缺简用。称职，量效之大小，举主同其赏；不称职，量罪之大小，举主同其罚。”上特允所请。 
文程言：“前此遣满、汉大臣巡方，虑扰民，故罢。今四方水旱灾伤，民劳未息，宜罢遣使。现禁重囚，令各省巡抚详勘，有可矜疑，奏闻裁定。”上从之。文程论政，务简耍，持大体，多类是。
个人成就
范文程还大胆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会用人，他针对清朝重满族轻汉族和任人唯亲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议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荐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当各级官吏。范文程这样选拔、培养人才，博得了顺治皇帝的赞许。1654年（顺治十一年），清廷为了表彰范文程的功绩，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后又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又恩诏加秩一级，并将其画像收藏在皇宫之内。
人物评价
范文程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为满清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他的“功绩”可与元朝灭宋的张弘范相提并论。但由于范文程是帮助少数民族夺取汉人的天下，以致人们对他的“叛逆”长期怀有某种偏见。范文程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这说明他自己也为此受到过煎熬。其实，范文程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不仰人鼻息，不随风摇摆。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巧妙地转变为现实，从而为人民的痛苦、社会的退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为一只满清具有远见卓识的狗奴才。
封建传统思想观点认为：范文程对满清功劳卓著，历事四朝，于满清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多所贡献，却对明王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看，因为自身不得重用，而叛变国家，是为了个人小利，而背叛了整个民族大义，是彻底的大汉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