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伊戈尔·萨沃维奇
内容概要
一个夏日的中午，乌云散尽，天空变蓝，在通向复活山的小公园里罗姆斯克木材流放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刚满30岁的伊戈尔·萨沃维奇·戈利佐夫懒洋洋地坐在幽静地方的长椅上。他正处于矛盾的心境中。他是应该公司总工程师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季诺夫的邀请，到他家去作客。但他对这种邀请的目的猜不透，他也说不清自己是高兴去，还是怕去。原来瓦连季诺夫是伊戈尔的生身之父。
七年前，当他的母亲，医学院的外科教研室主任、医学教授叶莲娜·普拉东诺芙娜，为了把伊戈尔从偏僻的林区调到大城市的公司里来，利用了父子之情，向儿子说明了真情，但要求儿子不让生父知道。同时，又向第一个丈夫瓦连京诺夫承认她在怀孕后改嫁，当时没有告诉真相，后来父子相聚，请他不要相认，只是在暗中培养、帮助儿子、使他成为自己的助手、接班人。就这样，父子相处多年，互相以为对方不知道实情。
瓦连季诺夫的高祖是十二月党人。叶莲娜离开他以后，他仍忠于自己的爱情，终身不娶，和老母亲共同生活。起初老母亲唯恐瓦连季诺夫家族没人传宗接代，经常催促儿子再婚。直到得知伊戈尔是自己的孙子以后，才放下心，她看出孙子的仪表言谈完全具备瓦连季诺夫家族的特征，极为自豪。伊格尔也从瓦连季诺夫家族的肖像和照片中认出自己的血统渊源，从父亲和祖母对他的爱抚中感到骨肉之情，但是双方坚守诺言，只得装出一副客气礼貌的样子。
伊戈尔不久前不得不去找大夫诊治，大夫的结论是他患了“内源性忧郁症”。这种病已经折磨伊戈尔两年了。据他自己的陈述：每天早晨妻子要化整整十分钟才能把他叫醒。醒后第一个感觉是“又要活下去了？”梳洗穿衣都在朦胧状态中进行。只有用凉水冲洗的几分钟里才觉得自己是健康的。之后“胸口就有一团恐惧、一块疼痛逐渐加剧起来，这块疼痛是纯粹肉体上的。有似痉挛的东西在胸腔里滚过去，到了心脏仿佛停住了，心里就剧烈地痛起来……”而到了办公室以后，“表面上很平静，当着人的面竭力装出笑容。”但是，“只要有什么事，发生的和没发生的，都引起恐惧。秘书向我报告最重要的事件，可怕！在工作的位置上坐下，拿起手边的第一张纸来，可怕！拿起电话筒，可怕！检查分析，什么也没发现，尽管我不断地、肯定徒劳无益地折腾自己，而这本身也引起了恐惧。……胸口的疼痛，几乎使人要哼哼起来。”30岁的伊戈尔，体格健美，风度非凡，却患上这样严重的毛病，这使他的妻子、善良、贤慧的斯薇特芝娜束手无策，更使他的生父忧郁万分。瓦连京诺夫有一次甚至当面说出他的感觉：伊戈尔“熄灭了”，他不到一年就像到了60岁，该退休了，而接班人却无法胜任。
就在这种情况下，妻子要为伊戈尔庆祝30岁生日。她穿上了天鹅绒新衣裙，送给寿星一只高级日本手表，并且请求他，在这个喜庆日子里务必到她父、母亲那里去一趟。伊戈尔只好答应了。斯薇特芝娜的父亲是罗姆斯克市执委会副主席，正因为如此，伊戈尔总是回避与岳父母见面，一年前干脆彬彬有礼地断绝了与他们的交往。卡尔采夫夫妇疼爱独生女儿，想借这次戈尔30寿辰之际恢复正常交往。岳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伊戈尔夫妇，岳父还把自己最珍贵的战利品——一支曾经属于第三帝国统治集团成员的猎枪作为生日礼品送给女婿。但伊戈尔拒绝了，他觉得自己不配接受这么珍贵的，以鲜血换来的礼物。为了掩盖由此产生的感情波涛，他故意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要求痛快地喝一通，家庭气氛显得和谐、自然。但酒过三杯伊戈尔醉了，妻子送他回家。当地把“日古利”车开进私人车库时，胡同里几个流氓玩着吉他向伊戈尔挑衅引起斗殴。伊戈尔酒后兴奋，在拳头中发泄了内心苦恼，结果一个人打败三个人，还打伤了一个。
次日伊戈尔按原定计划出差，乘坐总工程师专用的快艇“莲娜”号，这个名字使伊戈尔领悟到瓦连京诺夫对母亲的深情。但他醉酒加上斗殴留下的伤，感到浑身疼痛，思想上一直担心着被打倒的那个人的伤势。不久，州委第一书记列瓦洛大和塔加尔木材流放管理局的局长普隆恰托夫也来到快艇上。他们要研究由总工程师瓦连京诺夫根据已故老船长瓦洛夫生前亲手绘制的科罗——尤尔河的航行图志制定的超载量流放木材的计划。而这一河段恰恰是五年前伊戈尔担任流送段长的地区，他根据实地考察，根据当地居民意见以及当地孩子们选择游泳地区的材料，确定这段河下有地下潜流不宜通木排。这样就制止了实现瓦连京诺夫新计划可能遇到的危险。与会者都非常敬佩伊戈尔，他的生父更以他自豪。到达维赛宁木材流放段，年轻的段长奥尔洛夫完全模仿五年前伊戈尔在这里当段长时的穿着和姿态，前来迎接他们。故地重游唤起伊戈尔的无限美好的回忆，他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在云杉林中的漫步和躺在温暖的土地上，深深地吸足新鲜的空气，倾听小鸟的啁啾，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复活了。他真想活蹦乱跳，大声欢笑。
但就在这时，公司打来长途电话，命令伊戈尔立即返回。因为被他打倒在地的那个挑衅者头部摔在沥青地上受伤已住院，胡同里看热闹的人都证明是伊戈尔先动手，从这件事还引出了另一件事——违法建筑私人车库事件。原来伊戈尔的妻子买了一辆“日古利”汽车，需要有个车库，她上了骗子的当，向区执委会申请一块空地（是准备建筑儿童游戏场的），为了不牵联父亲、汽车的户主用的是伊戈尔的名义，也由他签名打了报告。区执委会主席马里雅尔柯则为了讨好卡尔采夫就批准了。而骗子们利用批文造了几个车库，高价卖给斯薇特芝娜一个。伊戈尔对这些细节，甚至车库地址都不清楚。生日夜里酒醉回来，正是骗子头目安排好的挑衅，就这样伊戈尔一步步陷入深渊。
事发后少先胡同居民联名写信给《真理报》。而州内务局副局长，伊戈尔的朋友西罗金上校还想威胁侦察员隐去车库之事。于是卡尔采夫，州内务局长波波夫少将、马里雅尔柯、西罗金全都陷了进去。在审讯过程中青年侦察员谢列兹涅夫掌握了全部真相，他既不放过任何一个骗子，又分析了伊戈尔的精神状态，使伊戈尔受到启发，决定彻底改变生活道路。同时生父和母亲也为了伊戈尔的事操心。他们甚至在一起认真地讨论了他们应负的责任，溺爱造成的恶果。最后父子之间的交谈，儿子怪父亲的庇护使他成了“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寄生虫”，并宣布他将申请解除职务。这次谈话使瓦连京诺夫的心肌梗塞第三次发作，他与世长辞了。卡尔采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1]
作品赏析
小说主人公伊戈尔·萨沃维奇波认为是苏维埃时代的“多余人”。他刚满30岁就轻而易举地担任了全苏最大规模的木材流放公司的副总工程师。不久还将取代他的生父登上总工程师的宝座。伊戈尔有美满的家庭，妻子贤慧。母亲和养父是医学院著名教授、院长。岳父是州执委会第一副主席。然而正当他处于黄金时代，不费吹灰之力而坐享当代文明的最高成果时，他却患了“内源性忧郁症”。在这个英俊健壮的躯体上处处透露出暗淡的色彩。他的妻子说：“我觉得你是沉浸在梦中，正在失去你的个性，仿佛你无名也无姓。你是在梦中行走，在梦中说话，在梦中思考，既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
“内源性忧郁症”的生理反应更加折磨着伊戈尔。他对一切都厌烦了，对一切都感到恐惧。看到这个心灰意懒的30岁“老人”时，谁都会联想到“多余人”。作者也有意强调伊戈尔的贵族血统——十二月党人的末代子孙。从素质上看，伊戈尔的天赋、教养出众，言谈不凡，颇具机智，不乏幽默感。青少年时代还多次为独立自主的理想斗争过，但自幼养成的寄生性和惰性终究使他的理想破灭，为环境所征服。成年后的伊戈尔是从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性格在苏维埃条件下的大综合，他像毕巧林那样对女性具有极大的魅力。婚前已习惯了现代化城市文明中青年男女间的“开放型”交往。不同于他的前辈“多余人”，伊戈尔勉强结了婚，但从来没有建立起家庭观念，既不过问家务，也不要孩子。在社交方面，他只与上流社会的人物往来，他们都是全州有名的局长、厂长、处长。这些见多识广，周游过许多国家的人物聚会在最豪华的旅馆，穿着豪华地围坐在豪华的酒席间，但却对一切感到乏味。常常为取乐而来，结果更为惆怅，苦恼。完全是十九世纪贵族沙龙的再现。
身患“内源性忧郁症”的伊戈尔更接近奥勃洛摩夫。他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就是恐惧感。恐惧生活，恐惧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操劳和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复活了“多余人”，这是作者苦苦探索的问题。作品中指出伊戈尔的母亲对他的“盲目的爱”：伊戈尔从小就过着“小皇帝”的生活。5岁开始就养成任性倔强的性格。家庭生活富裕：五间一套住房，别墅、保姆。16岁就有了自己的汽车。但是这个“安乐窝”并不等于“奥勃洛摩夫卡”（农奴制的缩影）。更何况青少年时代的伊戈尔在关键时刻并没有随母亲摆布。他没有投考父母亲就任的医学院，而报考林业技术学院。毕业时，他又不接受母亲为他疏通的攻读高等数学副博士的道路，而自愿到偏僻的木材流放段去工作，过了两年极有意义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后来母亲又利用父子之情，把他调到生父身边，担任技术处长。但那时他仍朝气蓬勃。转折从岳父调任州领导开始。公司经理为了讨好卡尔采夫，把他的女婿平步青云地提到副总工程师的宝座上，而实际上却由瓦连京诺夫代他解决一切难题。
作品通过“车库事件”使主题深化。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向读者揭示了从州最高领导阶层到市里的流氓小集团的内幕。尽管在这次事件中伊戈尔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罪。他的岳父也根本不知道。然而岳父的地位在客观上为伊戈尔夫妇提供了“合法的”特权，并招来了非法的勒索。这场“倒霉的车库事件”把一个州的“几乎所有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人的命运”都搞颠倒了，人们如同随着一架看不见的大机器机械地运转着，这样，伊戈尔的个人悲剧也就成了社会悲剧。[1]
作者简介
维利·符拉基米罗维奇·李帕托夫（1927—1979），前苏联作家，曾用笔名阿尔马佐夫。担任过前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家协会书记。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报刊记者，母亲是文学教师。1948年进入托木斯克师范学院读历史，三年级时到托木斯克《红旗报》工作。1957年参加苏共，1958年去赤塔，任《战斗岗位报》文学部书记。1964—1966年任《苏维埃俄罗斯报》特派记者。1967年迁居莫斯科。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被认为是前苏联“第四代”作家中的多产作家，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著有《六个人》（1958）、《“勇敢号”船长》（1959）、《僻静的米亚塔》（1960）、《航道》（1961）、《智齿》（1961）、《陌生人》（1964）；1967—1968年完成的中短篇小说集《乡村侦探》，1969年摄成同名电影；1969年接连发表《丽达·瓦拉克西娜》和《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两部作品。前者被认为写得不成功，后者则引起热烈反响。20世纪70年代，他又相继发表《灰鼠》（1970）、《还是在战前》（1971）、《这都是关于他的故事》（1974）以及揭露特权阶层寄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1978）等。前苏联评论界认为他的作品如实地反映了生活，特别关心伦理道德问题。他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语言通俗流畅。曾获劳动红旗勋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