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梨英
李俐英简介
  
李梨英
（1888—1961）女，磷溪西坑人，出嫁铁铺大坑村。大革命高潮的1926年，李梨英送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参军。1933年，出色完成组织委派的侦察任务，使部队取得了对敌作战的胜利。不久，李梨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中，李梨英失去三位亲人，部队要转移，李梨英将15岁的女儿托养远亲，带着12岁的儿子与部队开赴福建乌山，长期作掩护部队伤员的工作。1941年以后，在党的领导机关作掩护工作，一直至潮汕解放。 
1951年国庆节，李梨英随南方老区根据地代表团上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1961年6月24日去世。吴南生曾将其一生写成《革命母亲李梨英》一书
“十年游击战，十年地下工，匪特、汉奸、日寇，哪在你眼里，堪称智勇；为党献一生，为国献三子，挫折、伤亡、失败、信心永不摇，无愧忠贞。”这是全国侨联原副主席方方为“革命母亲李梨英公祭大会”写下的挽联，正是对革命母亲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生平年表
1888年11月,李梨英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西坑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 
1901年，13岁的李梨英被迫提早定亲。 
1904年，李梨英嫁给潮安县铁铺大坑村勤劳老实的农民林再发为妻。 
1926年，李梨英开始以朴素的阶级感情接受革命影响。 
1932年，李梨英在共产党员彭莫、傅尚江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大坑村农会、妇女会的积极分子。 
1933年春，李梨英被选为大坑村妇女会负责人并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5年夏，李梨英带着小儿子到浮风根据地凤凰山参加革命斗争。8月，李梨英随潮澄饶红军转移到闽南乌山。 
1935年底，李梨英在乌山担负红军闽粤边区独立营伤兵站工作。 
1938年春，李梨英到福建平和县大芹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后称闽南特委〉机关做掩护工作。 
1941年6月，李梨英调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设在大埔百侯的直属电台做掩护工作。 
1942年8月，‘南委’事件发生后，李梨英转移到潮汕惠来县城。年底，到揭阳从事掩护方方同志的工作 
。 
1943年5月以后，李梨英在吴南生同志领导下，在潮汕从事交通联络工作。接着，又在潮澄饶党组织负责人周礼平同志的领导下，担任政治交通员。 
1944年7月至11月，李梨英同志在枪决叛徒姚铎的斗争中，不辞艰险，出色完成传递情报任务。 
1944年底，李梨英隐蔽在澄海华富乡地下党员陈续豪家里作掩护工作。 
1945年底，李梨英调到汕头崎碌华龙里8号〈1946年9月迁到韩堤路7号>中共潮汕特委机关做掩护工作。 
1947年冬节后，潮汕特委机关迁到汕头市外马路联和海旁一横2号。李梨英在这里担负着同上级联络、传递情报、接待领导同志等任务，一直坚持到1949年10月汕头解放。 
1951年，李梨英李梨英作为南方根据地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61年6月24日，李梨英因病在北京逝世。
生平年代
1927年1927年蒋介石反共政变，大革命遭遇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屈服。8月1日，在朱德、周恩来领导下南昌起义打响了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紧随其后，共产党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并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呈星火燎原之势。李梨英的家乡潮安县西坑村是潮、澄、饶三县交界的山地小村，位于凤凰山脉，紧邻闽粤边境。1932年，党组织派人到大坑传播革命火种，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用青春的脚步踏响了乡村的黎明。当时，李梨英已是一个有着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的母亲。 
她的大儿子林松泉是大坑村农会执委，女婿刘金城是中共秋溪区委委员……那是一个理想注入血液的年代，无数热血青年为理想为主义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未来奋斗、牺牲……这一切深深地感染着母亲，它让母亲认识到，只有党和红军才是工农群众的救星。踏着孩子们的脚印，母亲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大坑村秘密组织农会、妇女会的积极分子。
1932年1932年冬，党在秋溪区西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东江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连，并进行扩军。李梨英的三儿子林松才积极要求参加红军，母亲便默默地收拾好一个包袱，第二天—早将松才送到大坑村的红军营地，成了大坑村第一个送子参军的母亲。当时红军编印的《红潮报》上，曾用红色大字编发了“革命母亲送儿当红军”的报道，这是李梨英第一次以“革命母亲”的称号出现在革命大家庭之中。此时，李梨英一家7口有4人参加革命，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家。 
正是在这个革命大家庭中，母亲从一个年近半百的普通农村妇女，变得一天天坚强、勇敢起来，她不惧白色恐怖，不怕艰难险阻地参加革命活动——探敌情、送情报、救治伤病员……只要是党交给她的任务，她就拼尽全力去完成。1933年春天，在南方革命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李梨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大女婿刘金城在潮州城英勇就义，大女儿林松花被捕入狱，外孙儿流离失散，大儿子林松泉和三儿子林松才也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相继牺牲了……母亲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血!亲人的血，同志们的血!她咬牙把悲痛化为仇恨，把仇恨化为力量。当党组织打算劝母亲同其他军烈属一起暂避南洋(现东南亚)，免遭反动派毒手时，母亲一口回绝了。她说：“我要走革命路，绝不走南洋路!我参加革命不是来享福的，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 
母亲毅然把14岁的小女儿美花托付给远亲，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20多块光洋作为党费交给留在村里坚持革命斗争的党组织，带着12岁的小儿子松森跟着队伍上了凤凰山、乌山。 
在乌山伤兵站里，李梨英为火线上下来的伤病战士建起了一个家。没有药品，她到深山丛林采集草药给战士治病疗伤；战士的衣服脏了，她蹲在冰冷的山涧旁给战士洗血衣。哪怕再苦再难，母亲的嘴角边总是挂着一缕慈祥的笑容，在她的精心护理下，一批批伤病战士康复后重回前线，她成了战士们心中永远的“阿姆”。
1938年1938年春，李梨英调到平和县大芹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后叫闽南特委)机关，从事掩护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小儿子松森在县委属下的交通站当交通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行隐蔽斗争，远比在游击区的斗争更为复杂、艰险。16岁的松森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李梨英又一次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仅仅10年的时间，她的六个儿女、一个女婿，牺牲的牺牲，失散的失散……母亲的眼泪流干了，头发花白了，但她依然坚强地战斗着，把母爱倾注到革命的大家庭中。
1941年1941年6月，李梨英调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为设在大埔百侯镇的“南委”直属电台做掩护工作。按党组织的安排，在电台工作的同志成立了临时“家庭”，李梨英是这个“家庭”的母亲。由于叛徒出卖，“南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一些领导同志牺牲了，在这紧急关头，李梨英沉着、机智地处理好党的机密工作，带着电台其他同志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安全转移，保住了党的机密。在这之后，李梨英又继续负责掩护南委书记方方等领导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在白色恐怖里，在党的组织最危急的关键时刻，母亲往往是党最可靠的传送情报和文件的人。她以60高龄一天跑八九十里路，渡海过江，翻山越岭，从游击区到国统区再到沦陷区，一次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 
李梨英多次为党的秘密机关这个“家”作母亲，掩护从事地下对敌斗争的革命同志。“家”的成员随着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但李梨英作为这个“家”的母亲却始终没变。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10年中，她转移过许多地方，但不论到哪，她总是很快就以自己的善良、勤劳、机智和勇敢赢得机关周围群众的尊敬与信任，成功地避开反动派的注意，而妥善地掩护住党的领导机关，直到1949年10月24日汕头解放，母亲随欢呼的人群一起涌到大街上，喜迎解放大军进城。
1951年1951年国庆节，是母亲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作为南方革命根据地代表团的成员，她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在宴会上，李梨英同彭湃的母亲一起，代表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向毛主席、周总理敬酒，表达了南方革命根据地人民对领袖的敬意，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1961年1961年6月24日，母亲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她把自己积蓄的1800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献给了引领她走完光荣一生的党!原中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方方曾为母亲写过一幅挽联： 
“十年游击战，十年地下工，匪特、汉奸、日寇，哪在你眼里，堪称智勇； 
为党献一生，为国献三子，挫折、伤亡、失败，信心永不摇，无愧忠贞。 
这幅对联，是对母亲一生的总结。” 
曾和母亲一起工作过、战斗过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为母亲撰写了长篇报告义学《松柏长青》。在后记中，他写到：“老人74年的一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成长为崇高的革命者的一生。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总是平凡的，同时又是崇高的。老人那平凡而又崇高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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