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娄子匡
人物生平
娄子匡1907年7月出生于山阴。后又努力奔走，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分会十处，团结民俗学爱好者五百人并吸收他们入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娄子匡离迁至重庆，在中国民俗学会重庆分会所在地编行了“风物志"周刊与集刊，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坚持不懈地从事着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娄子匡1949年赴台湾，不久，即应国际学者邀请出席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学、法国慕尼黑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二十三届、二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学术会议。分别于每次会议宣读了《中国民俗学研究动向》、《中国岁时序》与《中国人精神生活享受》等论文，并任该会咨询委员。以后，他又在台湾创立了东方文化供应社，为东西方学者提供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上乘资抖，并且负责台湾申国文化学院民俗学研究所，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文化学院教授。
娄子匡投身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六十年，著述甚丰，劳作甚勤，贡献极大，他对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贡献，大致可以从编辑组织工作，资料汇集工作，理论研究工作三个方面加以总结。
可以说，娄子匡从一踏上民间文学、民俗学的道路开始直到现在，其从事的工作都是与编辑、组织工作分不开的。从编辑《民俗周刊》始，直到在台湾创立东方文化供应社和担任《台湾风物》编委，中间经过了近十种刊物。柏林民族博物院艾伯华教授〈Prof·Dr·W.Eberthard〉曾于1933年2月致信于当时主编《民间月刊》的娄子匡说：“在我们这里，流行了一种见解：以为在中国是没有神话和传说的。现在，从你们的杂志里，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杭州民俗学会的出版物中，我们才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这边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你们如果见到，一定会要发笑，因为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老早便可以被你们的饱学所解答了，所证实了"。由此可见其编辑组织工作影响之一斑。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发展，也浇注了他的许多心血。
在资料汇集的工作上，娄子匡的贡献在民俗古民间文学界方面几乎鲜能与其相匹敌者。他除了亲自搜集大量民间文学材料外，还编纂了大量的民俗民间文学资料。多年来，他先后出版过《绍兴歌谣》、《绍兴故事》、《越歌白曲》、《神话与传说》等他亲自参加搜集来录的民间文学作品集。赴台后，他还着力于对以往各种民俗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编纂、影印工作。从创立东方文化供应社开始，出版并影印民俗丛书、期刊数逾千种，计有《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已出版上百辑，他还担任了从1951年即已创刊的《台湾风物》双月刊的编委。1970年春，他编校了《东方文丛》的〈影印中国期刊五十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间文艺》、《民俗周刊》、《中山大学民俗专刊》、《民间月刊》、《孟姜女月刊》、《民俗学志》、《风土什志》等重要的民俗民间文艺刊物。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971年春，娄子匡还编校了《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三十一种，由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再版。1970年至1980年间，他编纂了《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丛书》一套，收入一百八十种书，其中有绝版旧著，也有新著，包括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专著范围极广，娄子匡自己的《呆子的笑话》等十三种著作也收入了这套丛书。这些资料的汇集出版工作，使国内外民俗民间文学工作者获益匪浅。此外，他还于1963年与朱介凡合作编著了《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一书。全面介绍评价了一十年来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运动的发展、深入、是民俗、 民间文学工作者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娄子匡对于中国民俗、民间文艺的理论研究，也是发轫甚早。1931年，他就初版了专著《呆子的笑话》，以后，又陆续在各个民俗、民间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夜和今晨》、《谈喇嘛之谣》、《吴于恋歌》、《迎紫姑》、《么西族洪水传说》等。又于1949年出版了论文集《龙津集》，其中，《巧女·呆娘故事探讨》是他在故事的型式分类研究方面的一篇比较得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故事的系型式出发，把巧女故事分为三型十一式，呆娘故事分为二型三式，加以分析，然后再调理出巧女、呆娘故事五型十四式在全国的分布点，条分缕析，将巧女呆娘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同时，还举出典型故事的演变，以及藏印同式故事的比较，深入浅出，阐喻精祥，成为那一时期同类型文章中的佳作，在同时收入《龙津集》的另一篇文章《岁时序的移易》中，他对移风易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移风易俗的自然条件是“转播”与“巧合”“转播"是在任何境域，没在时间界限，过去的习俗遗传到现代，甲地的风尚传播到乙地。“巧合"是同一时间，过去从无来往的历史陈迹不同的空间中，却有相同的习俗。这两种方式，是地球上最自然的民俗演变现象，由“转播”可以看出民俗习惯进展的路途是有共同点的；由“巧合”可以看出民俗习惯由转播中去选择，经选择而后采用，是在不断进化的。因此，他认为，要移风易俗，就必须先有能适合对象的需求的某一习俗的型式，多用自然的力量，少用人为的促成，不采取取缔禁止的办法，而是需要蜕变旧的礼俗，创化新的礼俗，因革损益，，除了从政治、人情、救祸、弥患、道德教育外，由民俗本身的透视和新的型式的推行是最为重要的。
在赴台之后的二十几年中，娄子匡致力研究台湾民俗与大陆民俗的血缘关  娄子匡的书籍系，所得甚多，1971年出版的《台湾民俗源流》便是这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分五个部分分析了民俗的形成、演变特点及台湾民俗各种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及它们与大陆民俗的深厚的血缘关系，他首先在前言中指出：风俗习惯的起源，乃是本源予人类的天性，由于“人之初，性本善”，于是善善相因，新新不己，就由血缘关系而形成了伦理文化，由时间空间关系形成了历史文化，这种文化结合凝聚而成一整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而风俗习惯，正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环节乃至根本。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习惯，就会跟着中华民族每一分子走，不论到天涯海角、山南或漠北。紧接着在第二、三、、四部分中他分别研究了台湾的岁时节令，如春节、十五上元暝、清明节、五月五、龙船鼓、七月七等节日，传统信仰，如天公信仰、孔子祀典、郑成功崇祀、财神、保生大帝、医生之神、产育之神、祖先崇拜；喜庆婚丧三个方面，尤其是在传统信仰一部分中，他指出“敬天尊祖”乃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信仰，贯穿于所有的风俗习惯中，成为文化的骨干。他最后在后记中结论道：台湾的岁时会节，传统信仰，喜庆婚丧的俗行与俗信、处处表现，事事流露中原色彩和华夏传统，中原民俗自然而然地传播到台湾是毫无疑问的。台湾民俗，也是福建、广东两省的翻版，而这两省的的风俗习惯与其它各省也是大同小异，一按任何台湾俗信和俗行的来历和演变，便可看出血缘关系浓缩在台湾民俗中，也就泯灭不了中原、闽粤、台湾的人们的血缘关系在深厚的台湾民俗中。1963年，他与朱介凡合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是一本兼资料性与研究性为一体的重要的工具性的理论书，娄子匡负责撰写了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后记五个部分。在神话一节中，他提出了自己对神话研究重点、神话功能的看法。他认为神话研究应有三个重点：不同民族间神话的相似性，可否作为文化接触之证明？首先依靠对于民族地理关系及文化历史关系的考虑。尤其重要的是把神话资料的历史的前后与地理分布结合起来，作精密的考察，神话在本民族与不同民族间的变化，立足点应在于对神话与文化其它方面之关联的考虑；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神话的比较。至于神话的功能则是多方面的，与宗教意识信仰方面的关系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得更直接，例如（1）神话能使当代秩序合理化，〈2〉神话是宗教仪式的执照，（3）神话反映当代的世界观和人生观，〈4〉从神话观察当代民族性。这一时期之内，娄子匡还撰写了民俗、民间文艺研究的著作多种，如《台湾民俗文艺试论》、《神话丛话》、《笑话群》〈一〉〈二〉、《十二生肖故事》、《台湾俗文学丛话》、《新年风俗志》、《婚俗志》等。
学术贡献
娄子匡投身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六十年，著述甚丰，劳作甚勤，贡献极大，他对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贡献，大致可以从编辑组织工作，资料汇集工作，理论研究工作三个方面加以总结。
编辑组织可以说，娄子匡从一踏上民间文学、民俗学的道路开始直到去世，其从事的工作都是与编辑、组织工作分不开的。从编辑《民俗周刊》始，直到在台湾创立东方文化供应社和担任《台湾风物》编委，中间经过了近十种刊物。柏林民族博物院艾伯华教授〈Prof·Dr·W.Eberthard〉曾于1933年2月致信于当时主编《民间月刊》的娄子匡说：“在我们这里，流行了一种见解：以为在中国是没有神话和传说的。现在，从你们的杂志里，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杭州民俗学会的出版物中，我们才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这边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你们如果见到，一定会要发笑，因为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老早便可以被你们的饱学所解答了，所证实了"。由此可见其编辑组织工作影响之一斑。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发展，也浇注了他的许多心血。
资料汇集在资料汇集的工作上，娄子匡的贡献在民俗古民间文学界方面几乎鲜能与其相匹敌者。他除了亲自搜集大量民间文学材料外，还编纂了大量的民俗民间文学资料。多年来，他先后出版过《绍兴歌谣》、《绍兴故事》、《越歌白曲》、《神话与传说》等他亲自参加搜集来录的民间文学作品集。赴台后，他还着力于对以往各种民俗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编纂、影印工作。从创立东方文化供应社开始，出版并影印民俗丛书、期刊数逾千种，计有《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已出版上百辑，他还担任了从1951年即已创刊的《台湾风物》双月刊的编委。1970年春，他编校了《东方文丛》的〈影印中国期刊五十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间文艺》、《民俗周刊》、《中山大学民俗专刊》、《民间月刊》、《孟姜女月刊》、《民俗学志》、《风土什志》等重要的民俗民间文艺刊物。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971年春，娄子匡还编校了《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三十一种，由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再版。1970年至1980年间，他编纂了《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丛书》一套，收入一百八十种书，其中有绝版旧著，也有新著，包括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专著范围极广，娄子匡自己的《呆子的笑话》等十三种著作也收入了这套丛书。这些资料的汇集出版工作，使国内外民俗民间文学工作者获益匪浅。此外，他还于1963年与朱介凡合作编著了《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一书。全面介绍评价了一十年来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运动的发展、深入、是民俗、 民间文学工作者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理论研究娄子匡对于中国民俗、民间文艺的理论研究，也是发轫甚早。1931年，他就初版了专著《呆子的笑话》，以后，又陆续在各个民俗、民间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夜和今晨》、《谈喇嘛之谣》、《吴于恋歌》、《迎紫姑》、《么西族洪水传说》等。又于1949年出版了论文集《龙津集》，其中，《巧女·呆娘故事探讨》是他在故事的型式分类研究方面的一篇比较得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故事的系型式出发，把巧女故事分为三型十一式，呆娘故事分为二型三式，加以分析，然后再调理出巧女、呆娘故事五型十四式在全国的分布点，条分缕析，将巧女呆娘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同时，还举出典型故事的演变，以及藏印同式故事的比较，深入浅出，阐喻精祥，成为那一时期同类型文章中的佳作，在同时收入《龙津集》的另一篇文章《岁时序的移易》中，他对移风易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移风易俗的自然条件是“转播”与“巧合”“转播"是在任何境域，没在时间界限，过去的习俗遗传到现代，甲地的风尚传播到乙地。“巧合"是同一时间，过去从无来往的历史陈迹不同的空间中，却有相同的习俗。这两种方式，是地球上最自然的民俗演变现象，由“转播”可以看出民俗习惯进展的路途是有共同点的；由“巧合”可以看出民俗习惯由转播中去选择，经选择而后采用，是在不断进化的。因此，他认为，要移风易俗，就必须先有能适合对象的需求的某一习俗的型式，多用自然的力量，少用人为的促成，不采取取缔禁止的办法，而是需要蜕变旧的礼俗，创化新的礼俗，因革损益，除了从政治、人情、救祸、弥患、道德教育外，由民俗本身的透视和新的型式的推行是最为重要的。
相关研究
血缘关系研究在赴台之后的二十几年中，娄子匡致力研究台湾民俗与大陆民俗的血缘关系，所得  娄子匡故居甚多。1971年出版的《台湾民俗源流》便是这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分五个部分分析了民俗的形成、演变特点及台湾民俗各种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及它们与大陆民俗的深厚的血缘关系，他首先在前言中指出：风俗习惯的起源，乃是本源予人类的天性，由于“人之初，性本善”，于是善善相因新新不己，就由血缘关系而形成了伦理文化，由时间空间关系形成了历史文化，这种文化结合凝聚而成一整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而风俗习惯，正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环节乃至根本。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习惯，就会跟着中华民族每一分子走，不论到天涯海角、山南或漠北。紧接着在第二、三、四部分中他分别研究了台湾的岁时节令，如春节、十五上元暝、清明节、五月五、龙船鼓、七月七等节日，传统信仰，如天公信仰、孔子祀典、郑成功崇祀、财神、保生大帝、医生之神、产育之神、祖先崇拜；喜庆婚丧三个方面，尤其是在传统信仰一部分中，他指出“敬天尊祖”乃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信仰，贯穿于所有的风俗习惯中，成为文化的骨干。他最后在后记中结论道：台湾的岁时会节，传统信仰，喜庆婚丧的俗行与俗信、处处表现，事事流露中原色彩和华夏传统，中原民俗自然而然地传播到台湾是毫无疑问的。台湾民俗，也是福建、广东两省的翻版，而这两省的的风俗习惯与其它各省也是大同小异，一按任何台湾俗信和俗行的来历和演变，便可看出血缘关系浓缩在台湾民俗中，也就泯灭不了中原、闽粤、台湾的人们的血缘关系在深厚的台湾民俗中。
神话研究1963年，他与朱介凡合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是一本兼资料性与研究性为一体的重要的工具性的理论书，娄子匡负责撰写了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后记五个部分。在神话一节中，他提出了自己对神话研究重点、神话功能的看法。他认为神话研究应有三个重点：不同民族间神话的相似性，可否作为文化接触之证明？首先依靠对于民族地理关系及文化历史关系的考虑。尤其重要的是把神话资料的历史的前后与地理分布结合起来，作精密的考察，神话在本民族与不同民族间的变化，立足点应在于对神话与文化其它方面之关联的考虑；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神话的比较。至于神话的功能则是多方面的，与宗教意识信仰方面的关系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得更直接，例如（1）神话能使当代秩序合理化；〈2〉神话是宗教仪式的执照；（3）神话反映当代的世界观和人生观；〈4〉从神话观察当代民族性。这一时期之内，娄子匡还撰写了民俗、民间文艺研究的著作多种，如《台湾民俗文艺试论》、《神话丛话》、《笑话群》〈一〉〈二〉、《十二生肖故事》、《台湾俗文学丛话》、《新年风俗志》、《婚俗志》等。
龟文化研究1997年底，陈益源的著作《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出版（其中收录了《民俗周刊》旧作和娄老一篇未刊稿）。大陆著名学者过伟教授又因来台开会却未能亲见娄老感到遗憾，嘱陈益源代作访问，以便补充他的“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家系列研究”，加上挪威研究扬州评话的易德波教授在台湾想多见些专家，于是他与范增平先生约定时间，陪易德波教授，去士林外双溪送书、拜年，并进行过伟教授需要的录音工作。
结果，娄老一见到易德波到访，话题总是围绕着龟打转，他殷切地希望易教授多多介绍西洋龟及其民俗信仰，对于我代过教授询问他个人治学历程、出版业绩、研究心态等等，只说有空再作书面答复。1998年6月13日，陈益源又陪法国陈庆浩教授去看娄老，老话重提，陈益源才知道娄老急着想“创化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方式，从一物一事，作中国、亚洲而全世界的资料，加以全面搜集、排比而探讨”，自1996年冬应英国民俗同好缪海德教授函索相关资讯起，就已经选定以“龟”为课题，计划要撰写一部《亚洲龟俗志》（该书已于2000年在台湾出版）。
娄老不仅做好了历代龟俗文献 和现代出版资料的摘录笔记，还亲笔完成了《上古龟与伏羲女娲成婚》、《敬奉乌龟为神明》、《杜鹃为王、乌龟做宰相》、《龟和别的动物的故事》、《龟岛、龟山处处见》、《龟岛、龟山与风水》、《广东韶关绿毛龟调查》、《台湾澎湖望安岛绿蠵龟生态》等多篇手稿。娄老不顾年迈，身体多病，亲笔书信给大陆王知三，索征大陆龟的资料，王知三搜集了20多篇关于龟的传说资料寄给娄老。后来，陈益源在他的《台湾民间文学采录》一书中“人物、活动及其他”一节以《娄子匡近况及其龟俗研究》为题，介绍了娄老在静宁县收集到这篇文章。陈益源说， 娄老进行中的龟俗研究，的确是很迷人。例如在《上古龟与伏羲女娲成婚》一文中，他介绍了新近于甘肃省静宁县采集到的一篇神话传说（讲述一只乌龟如何使计，巧妙帮助伏羲和女娲兄妹成亲），并针对其故事内容，表达了三点历史的民俗的意见：一是 证明龟乃高寿灵物，二是呼吁加强西北民俗资料的采集，三是探讨上古时代禁止近亲结婚的风俗。娓娓道来，令人兴味盎然。
人物影响
1930年夏，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娄子匡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当时娄子匡是最年轻的，他小钟敬文两岁。每当世界各地民俗学家去台湾时，莫不纷纷打探娄子匡的消息。然而，由于娄教授年迈，已不公开露面，因此知道他的情形的人并不多；甚至有不少年轻的朋友，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娄子匡是“中国民俗研究论著的守护神”， 他这个“中国民俗研究论著的守护神”这个封号是怎么来的？
1988年2月22日台湾《中国时报》的《民俗周刊》第6号，“拜访大师”专栏刊出娄子匡专防，首度出现此一封号。当年的执笔者，是台湾著名年轻民俗学专家陈益源，他那时是台湾中正大学教授，在海内外民俗文化界很有影响。他尊封娄老为“中国民俗研究论著的守护神”，是依据他把中国民俗学会移到台湾、创办东方文化书局、影印发行民俗丛书达千种以上的卓越贡献。此一美誉，他老人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后来海峡两岸提到娄子匡的文章（如张玉芳《娄子匡与中国民俗之整理与研究》、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等），便一再加以引用。
人物评价
娄子匡几十年来，作为中国民俗、民间文艺工作的组织者与研究者，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所作的庞大的资料汇集工作，为向全世界介绍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欢迎各国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精粹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研究工作，同样也是几十年来中国民俗、民间文艺研究成果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所致力的台湾民俗与中原民俗血缘关系的研究，更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族是中华民族的血肉成员。他对于发掘民族文化遗产、宏扬民族文化精神是功不可没的。
作品欣赏
下面是娄子匡91岁时在台北撰写的《上古龟与伏羲·女娲成婚》一文：
我想创化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方式，从一物一事，作中国、亚洲、而世界的资料，加以全面搜集、排比而探讨。1996年冬，英国同好缪海德（DrRichardMuihead）教授来信索取关于龟的课题资讯，我立刻捡到流传在亚洲地区的龟的故事传说、神话、谚语有五十则，大部分是流播在中国东南、西南，东北的古今的作品，缺少那中国西北的，而有待再去调查记录。因为中国人对龟特别崇敬爱护，民间笃信它是“灵物”，和龙、麟、凤，合称“四灵”。说他年龄最高，能活到百岁千年，甚至万年的。
我计划写一本以《亚洲龟俗志》为名的书，第一章“龟的年龄”，然后再用已有资料来下笔。到1998年春天，我的希望已见到曙光了。就是从未谋面的王知三（举章）先生赠我《成纪神话传说》一本新书，内有《伏羲成婚（二）》，是一只乌龟帮助伏羲和女娲怎样结婚的，故事如下：
伏羲和女娲本是哥哥和妹妹，在古代礼制是不可以结婚，两人正在苦恼之中，因为当年世界人类万物，都被洪水淹没，仅存一男一女和一龟一牛，再也看不见还有别的生物。
伏羲正在凄凉悲伤，站立在地面，突然脚下爬出一只大乌龟，它会说话，开口对着伏羲说：“世上生灵没有死绝的，千年乌龟给你来作合。”他一听非常开心，可是又发愁的回答：“我妹不同意和我结婚。” 乌龟回答：“你不要愁，我自有法子去求她。”乌龟说完就爬到女娲面前说：“女娲，上湾里有一头天牛，只有你去才能把他牵回来，有了这一头牛，世界上才能把大地耕作种植食粮，人民得以繁昌。” 她回答：“那上湾路不远，可是要过葫芦河。河水汹涌，我怎能渡过去呢?” 乌龟说：“这有什么难呢，我就是在水里的生灵，你爬在我背上，我驮你过河去。”女娲说：“那怎么行呢，我是一个女人家，怎好如此呢?” 乌龟答：“只要世界上有牲畜来耕种田地，田地能生长粮食，你就是踏碎了我的背壳，我都愿意啊！” “我只要轻轻地踩在你的背骨上，那就不会踩坏你坚硬的背骨。”女娲说。可是乌龟向她回说：“那说不定的，这世上的事情各式各样的。你要是真的踩碎了我的背骨，那我就什么都完了！?”女娲立该回说：“我觉得很奇怪。但想问你个究竟，我真的会踩碎你的背骨吗?那我不想过河去了，等到河里的洪水退了再说。” 乌龟不禁大声的叫：“不行啊！这天牛是天帝赐给你们的，如果你怕河水滔滔不去牵牛，天帝就会把它收回去的。” 女娲犹豫了好久，最后下定决心过河去牵牛，并说：“那你可得要驮稳。” 
乌龟见女娲表示同意渡河了，便高高兴兴地等她。她们走到葫芦河边下水，看看水清见底，并不很深，乌龟驮着女娲凫河，已见天牛站在彼岸。就上岸前行，女娲先去牵了牛头缰绳，天牛识得水性，跟着女娲下水，乌龟仍旧驮着她，三者一同渡过河道，从此天牛留在民间世世代代替农田耕耘，造福人间。
乌龟和女娲在渡河的时候，听到“咯吧”“咯吧”的声音，好像瓦破石碎似的，原来龟背被她踩碎了，痛得一口一口地出大气。女娲知道闯下了大祸，怕得爬在龟背上大哭，一边哭又一边说：“天爷爷，这怎么办?我闯下了这祸，还有脸活在世上吗?” 乌龟出着气说：“女娲！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没有脸也好活下去。” 女娲答∶“只要你身子能长好，啥没脸的事儿我都做。” 乌龟说∶“那你和伏羲结婚，繁殖儿女吧，要不然，世间就没有人类衍续了！” 
女娲想了又想，无可奈何地同意，又问乌龟：“那你的身子怎么好起来呢?” 乌龟又说：“你们今晚结婚，我的身子今晚就会好起来，你可以三天以后来看我。” 
女娲回到了土洞里，和伏羲说明一切经过，和乌龟玉成他们兄妹可以结婚的事儿。伏羲听了内心暗暗高兴，于是两人就在土洞里哥哥和妹妹成了婚。三天期到，夫妻俩跑去拜访乌龟，它的背上已经完好，像是十三块甲壳合成整体。年复一年，民间礼仪中留延新婚三日。回门的习俗，新婚房子现称“洞房”，也是衍续“土洞里”的名称。
上面是甘肃省静宁县王知三、席荣两位合记的《成纪神话传说》一书所刊的《伏羲成婚（二）》，特把它增删，节要的记录下来，进而提示我对这个故事的内容有三点历史的民俗的意见：第一点，我们从伏羲时代，发现有一只乌龟帮助兄妹成姻的故事，就是四千年前中国就有它，它为了要使人类生命永远衍续，不致断宗绝代，说合伏羲女娲成亲。事在四千年前，到现在乌龟仍旧代代活跃在中国，我们可以溯往，它的高龄在四千岁，和现今世上早已看不到的龙、麟、凤来比较寿命，那龟是高寿灵物了。第二点，中国从五四运动时代以来；调查采录民间帝后故事，多出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中国民俗学会同仁的手笔，对于中国北方、南方、东方的资料很多，而西北流传的却无人来搜记，有关伏羲女娲的故事很少见到，很需要延入补充。今得甘肃静宁籍的王知三等不少同好就地搜记补全，实在是我们从事民间文学和史学、民俗学、地理学的极大心愿。第三点，有关人类终身大事的大问题。伏羲和女娲是洪水以后仅存于人间的哥哥和妹妹，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男女老幼都被洪水淹死，也就是伏羲和女娲在当时因再也无法找到配偶正在苦闷，幸而获得乌龟的玉成兄妹成亲，从而衍续人类世世代代。
这是上古时代中国的禁止近亲结婚的风俗行于民间而又扩及皇室的风土习惯礼制。在人口众多的社会之中，是人人谨严地遵照奉行的。但从伏羲和女娲的成亲，这是一个人类婚嫁制度的极大突破，也等于是禁婚风俗有关人类绝嗣从而改变的大事。这一件民俗婚姻是否可行?还请现代民俗学家来评论。
1998年4月20日于台北 时年91岁
出生年考
著名民俗学家娄子匡先生的学术活动及其业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增多，已不时为国内民俗学界所提起，继而也在他的故乡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其姓名被收入《绍兴名人辞典》即为明证。但该辞典和若干报刊之文定娄子匡先生的生年在1914年似可商榷。老人故世后，2006年《绍兴县报》、《绍兴县政协》载文重提，仍俱袭生年1914之说。
民国六年（1917)8月5日《越铎日报》载有安昌娄氏私立储英国民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消息。该届毕业生6人，分乙等2人、丙等4人，娄子匡列丙等第一人。储英学校系清末由娄氏绎思学塾改设，主要创办人即娄子匡先生之父寿颐公。该校学制为初小，其时己办10年，毕业学生8届。据这件确凿的历史资料推算，1914年出生之人此时只有4虚岁，是不大可能初小毕业的；如果按初小毕业一般至少十一二岁来推算，那么娄子匡先生的生年当在1906或1907年才相合。进一步证之于娄子匡先生亲笔手书的二宗年龄资料，正是如此。1992年新年娄子匡先生在给安昌西市小学校长的信中说，“学生今已八六高龄”，并署名自称“八六学生”；同时在给该校教师的贺年辞中自道：“适翁虚度八六高龄”。1993年5月娄子匡先生在给安昌亲友的信中又提到自己今年八十七岁，因老病不克回乡。两宗资料提及自己的年龄一致。以1992年86虚岁推算，则生年当在1907年（严格地说，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年）。一个人对自己的年龄总不大可能记错，何况又能与《越铎日报》记载的初小毕业时间印证契合，故断娄子匡先生的生年在1907年似可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