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束炎南
束炎南-生平简介
束炎南，农业昆虫学家，1923年1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祖籍江苏省江都县九帖洲开沙念四圩（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头桥镇 安帖村四圩组，又名头桥宦家码头念四圩）。束炎南先生的曾祖束履华，祖父束增煦（又名纶，号渭璜、畏皇），父亲束曰璐均为扬州头桥安帖村的开沙望族。祖父束增煦与南通张謇素有来往，父亲束曰璐为晚清江都县（今扬州市）秀才，以优等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曾在张謇主办的实业集团做过事，并担任过全国水利局主事，因工作缘故，寓居于南通，束炎南先生因此在南通出生。由于束炎南先生父母早故，且抗日战争期间，家乡沦陷，故而，他转学到上海租界一所美国天主教会办的金科中学。因主编壁报宣传抗日，被校方开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于1942年初冬辗转到贵阳，翌年入贵州大学农学院农学系，1947年6月毕业。
在学校，束炎南深受业师蒋书楠影响，对昆虫学发生了浓厚兴趣，重点进修害虫防治。毕业后，他被推荐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松毛虫研究工作。
1945年-1947年，松毛虫在南京紫金山连年大发生。在邱式邦的精心指导下，束炎南承担了山区的试验防治任务。隆冬季节，他仍然争分夺秒，用炭火将虫烤活动了，做药效试验。由于边试验，边推广，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解决了紫金山的松毛虫问题。此后，他又承担了卫生害虫的防治研究任务，经常带领一名工人到农村定期打药灭蛆，并就地测定不同粪层深度蝇蛆的种类和密度分布。这一工作又脏又累，又值炎夏。他整天在烈日下暴晒，头上长了疮，仍照常工作。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优异的成果，不仅得到了大量科学实验数据，并使中农所做到了全所无蝇，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为不易的。
1949年10月，束炎南到农业部，在李世俊、席凤洲、宋彦人等的培养爱护和精心指导下，从事植保技术管理工作。他先后被评为技术员、技师、高级农艺师、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历任副科长、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总站站长、农业部植保局副局长、植保总站副站长、顾问等职。1951年-1954年，他分管旱粮害虫防治工作期间，经常下乡蹲点，总结群众经验。他与华北农科所的钟启谦密切协作，多点示范，开办训练班，于3年内基本控制了北方旱粮地区因地下害虫为害造成的大面积缺苗断垄。他对水稻螟虫、玉米螟、小麦、棉花病虫的防治以及生物防治等方面均做了大量的工作。60年代，他在江苏武进县蹲点，总结推广“防、避、治”综合治螟经验。1981年，鉴于地下害虫和麦类黑穗病为害回升严重，他提出大干3年挽回粮食损失50亿千克的目标，并组织有关省区协作，超额完成了任务。他于1981年率团访日，同日本国农林水产省谈成两国官方农业技术交流项目，拓宽了中国植保业同外国技术交流的渠道。
束炎南于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第二、三届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发明奖特邀评委。他是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顾问、病虫害预测预报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他还是农业出版社编审和顾问，《昆虫学报》编委，《植物保护学报》编委、常务编委，《植物保护》编委，《植保参考》主编，《植保技术与推广》顾问及编委。
束炎南-工作简历
1947年6月 毕业于贵州大学农学系。
1947年-1949年 任南京中央农业试验所技佐。
1949年-1972年 任农业部植物保护局技术员、技师、副科长。
1972年-1978年 任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技师。
1978年-1982年 任农业部农作物病虫预测预报总站站长、农业部植物保护局副局长、高级农艺师、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
1982年-1987年 任农牧渔业部全国植物保护总站副站长、顾问，农牧渔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部植保高级技术职称联合评议组组长。
1987年-1992年 任《植保参考》双月刊主编。
1993年-1998年 任《植保技术与推广》双月刊顾问兼编委。
1998年 逝世。
束炎南-成就贡献
一、制定病虫测报办法
病虫测报工作需要有实用、准确、可靠的病虫测报办法，才能提供对发生期、发生量、为害程度趋势的预测。1956年-1979年，束炎南5次依靠全国力量制定并修改病虫测报办法。全国性测报对象从1956年的8种发展到1966年的26种，1979年的34种，1984年的57种，并有地区性测报对象100多种；进入90年代，全国性测报对象已达100余种。
二、推动各地开发多种病害及经济作物病虫测报
50-60年代，为适应测报工作者需要，束炎南将全国测报办法分为供专业病虫测报站用的测报办法和基层病虫情报点与农民病虫情报员用的侦察办法。70年代末，将测报办法又分为系统测报办法和一般测报办法两大项。
三、改进病虫测报通讯手段 
60年代初，在山东、河北少数地区试用电码传递虫情基础上，束炎南组织力量编制出全国统一的病虫测报电码，经国务院秘书厅批准使用。1979年经重新修订后，把电码词汇从3500个增加到6000个，经邮电部批准，在全国作为公益电报使用。公益电报，不仅优先发报，而且收费低，大大减轻了基层病虫测报站经济上的负担。
1980年，又研制推广了10多种主要病虫预报的模式电报，做到内容规范化、资料系统化、编报程序化，而且易于编报、译报。此后，又不断补充改进，使模式电报成为病虫情况传递的主要手段。测报电码及模式电报的制定与广泛应用是国际创举。
四、倡议并率先组织病虫损失估计和防治指标的协作研究
鉴于以往的指标往往订得过严，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束炎南在各种植保会上大声疾呼，又把损失估计和防治指标研究，列为亟需重点加强的薄弱环节。1983年11月，全国植保总站和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在湖北武昌成功召开了中国首届《全国农作物病虫为害损失及防治指标学术讨论会》。有28个省市的代表139人到会。束炎南在会上进一步论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会议讨论，修订放宽了10多种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指标。
五、倡导病虫害超长期预报
为科学制订植保长期规划和宏观管理提供必要依据，经束炎南倡议，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植病学会和全国植保总站于1986年12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农作物病虫发生趋势多年预测预报学术讨论会》。会议以作物为对象，以农业生态系统的系统动态和系统演化为理论基础，运用植病流行、昆虫生态、气象学、生物数学、系统科学等知识，并部分借助电子计算机，对中国农作物病虫多年发生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提出5-10年病虫发生趋势展望。通过对超长期预报的探讨，把中国病虫测报的学术水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六、病虫测报资料的整理与应用
束炎南两次组织力量，将数十年来中国有代表性地区的病虫测报站积累的主要病虫害发生预测的历史资料和同测报有关的科研成果汇编成册。为便于对比查阅，一律编为表格形式。《粮棉病虫测报表册，1949-1963年》，共170万余字（农业出版社，1965年）；《粮棉病虫测报表册，1964-1979年》包括131 种主要病虫害，共约200万字，表3600张（农业出版社，1982年）。此两本表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80年代新老干部交替时期为国家保存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束炎南-个人影响
中国的农作物病虫测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各国同行公认的世界一流水平。中国在大面积成功运用预报指导防治工作，以及科研单位和各级病虫测报站协作研究的迁飞性害虫预测等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中国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束炎南的贡献是突出的。束炎南于1955年受命负责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那以后，他为发展巩固这一新兴事业，昼夜操劳，不遗余力，献出了全部心血。1955年12月中国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颁发束炎南起草的《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方案》，这是中国病虫测报工作中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仅晚于日本、前苏联，远远早于西欧和北美国家。这个方案对确定测报对象、制定测报办法、加强测报科研、建立测报制度四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从组织建设到业务建设等方面，为开展病虫测报工作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植保事业在短期内开创了新局面。1959年11月，经互会八国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植检与病虫测报会议，力邀中国派员介绍经验。束炎南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观察员在会上系统介绍了中国病虫测报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具体做法，引起各国极大兴趣，并把中国的一些成功做法列入大会决议。
1958年-1961年，病虫测报工作受到冲击，不少测报站、农民情报员中断了工作。农业部植保局原有的4人测报组，仅剩下他一人，并要兼管水稻害虫防治。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他仍然排除各种阻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63年11月，农业部下达了《关于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站的几项规定（草案）》，又于1965 年11月根据《草案》试行两年后的情况，补充为病虫测报工作的《几项试行办法》下达各省执行，为各地恢复发展病虫测报工作提供了依据。
1978年10月，国务院批准农业部设置农作物病虫测报总站，负责全国病虫预测预报工作，任束炎南为总站站长。他一方面加强了总站的建设，一方面又于1979年-1980年间通过不断反映情况，争取到国家投资1300万元，同地方合建13处省级测报站，解决了中国粮棉主产省的测报站无机构、无人员编制，工作设备、生活住房严重不足等问题。同时为加强对迁飞性害虫及流行性病害的监测和测报科研，又报请国家计委拨专款，每期分批同各省合建区域性病虫测报站。迄今，已建有中心站200余处，从机构、人员方面充实了各级测报体系。
为激励病虫测报人员的积极性，经束炎南提议于1981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病虫测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共评选出先进集体30 个、先进工作者54名、工作优异单位39个。这是植保系统第一次全国范围的表彰大会。
为了加强整个病虫测报系统的管理，提高测报质量，束炎南又于1983年7月主持制订了《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岗位责任制》，经部颁全国执行，使病虫测报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到1984年，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从上至下的测报体系。全中国共有各级专业病虫测报站1701处，测报专业人员8660人，30岁以下的青年占44%，大专生占40%，中专生占48%。中国病虫测报体系遵循专业性测报与群众性测报相结合的原则，日益壮大，对生产、环境所起的经济、生态效益日益明显。
束炎南-主要论著
1、席凤洲，束炎南等：《中国农业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
2、束炎南：《防治地下害虫的几个问题》，《昆虫知识.1955（1）：14-20
3、刘士芳，束炎南等：《主要农作物病虫画册》，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
4、束炎南，曾昭慧，徐国淦：《植物保护》，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
5、束炎南，王轼铭，王金陵（主编）：《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规律及其预测预报》，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
6、束炎南：《我国农作物虫情预测预报工作的成就》，《昆虫知识》，1959，5（8）：244-245
7、束炎南，华尧楠（主编）：《病虫测报电报代号（试行本）》，农业部，1963
8、 束炎南：《1964年武进县治螟样板田的工作情况和体会》，《植物保护》，1965，3（2）：49-50
束炎南-人物评价
束炎南十分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训练。从1956年-1961年，他领导、主持了3期全国范围的农作物病虫害测报训练班，参培500余人。他把国内有关的著名专家、教授都请来讲课。病虫测报总站成立后，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亲自去南京农学院，商请该院植保系承担轮训测报技术骨干任务。从1979年秋季开始，该院每年代培一期，轮训测报技术骨干近1000人。另外，他还认识到必须有一个能够攻克科技高峰的“种子”队，作为病虫测报的科技带头人。因此，早在1979年春，他就恳请北京大学著名昆虫生态学家林昌善、北京农业大学著名植病流行学家曾士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李昭华、徐汝梅负责代培12名为期一年的病虫测报“种子”队，并派遣测报骨干分赴美国、日本留学。他们回省、回国后都成为开拓测报新技术的中坚力量。
为解决培训干部的教材及宣传问题，束炎南除邀请有关专家、植保和测报科技骨干编写专业书籍外，还由全国病虫测报总站于1980年创办了《病虫测报》季刊。该刊于1993年并入《植保技术与推广》双月刊。他还于1987年-1992年开始主编《植保参考》双月刊。在这项工作中，他丝毫无利可图。这些刊物均以内容新颖，密切联系生产，可读性强，而深受欢迎。 
束炎南为了发展中国的植物保护事业，勤勤恳恳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他虚心好学，勤于思考，勇于开拓，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总是身体力行，殚精竭虑，争取和创造条件，把事情办好。他待人诚恳，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和发动植保界的同行，为开创中国植物保护新局面献计献策，共同攻关。在中国植物保护系统工程的构筑和运行中，他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

常理乡-简介
常理乡地处四川盆地中部，1992年8月合乡并镇时由常理、龙头两乡合并而成，东临横山镇，南与观音乡、横山镇接壤，西靠大英县金元乡安居区观音乡，北齐大英县金元乡、隆盛镇，与船山区桂花镇相邻，乡内村村通公路，桂会、横金两条公路穿境而过，距遂宁城区21公里，安居县城42公里，火车西站3公里，成南高速公路桂花入口处10公里；全乡幅员42.6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23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6663人，共7132户，耕地25088亩(其中田9124亩，土15964亩)全乡农独特主要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水果、花生、油菜、大豆、海椒、蔬菜等，养殖主要以生猪、肉兔、肉鸽、七彩山鸡以及其它小家禽为主。
经济发展

常理乡是典型的浅丘地区农业乡，乡内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合理，交通网络发达，是经国家农业部命名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全国闻名的黄金梨之乡。全乡劳动力资源丰富，常年在外务工人员高达6500余人，实现劳务收入8000万元，人均纯收入4200元。当地充分利用区域和资源优势，以基地建设为核心，围绕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积极探寻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全力打造现代观光农业和特色乡村旅游，走产业兴村的发展之路。现有南方优质早熟黄金梨13500亩，美国大五星枇杷2500亩，核桃2000亩、梨园新村千亩玫瑰园，建成有美国王鸽、优质肉兔、七彩山鸡、无公害生猪等数个标准化特色养殖基地，是川中最大的绿色食品供应地[1]。
乡镇建设
据了解，从2002年起，常理乡就提出在全乡推广沼气池措施。到2007年，全乡沼气池总数400座。随着沼气池的推广，常理乡找到了一条适合该乡经济发展的路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