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现代散文
概况
近数年来出现了第四种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在此我们且援现代诗之例，  现代散文称之为现代散文。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现代散文当然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只要不是洋学者生涩的翻译腔，它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只要不是国学者迂腐的语录体，它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显得更生动而突出。
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一般的散文读者，或因懒惰，或因平庸，往往不能维持足够的密度。这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然而在平庸的心灵之间，这种贫嘴被认为“流畅”。事实上，那是一泻千里，既无涟漪，亦无回澜的单调而已。这样的贫嘴，在许多流水帐的游记和瞎三话四的书评里，最为流行。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决无冷场。
所谓“质料”，更是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贵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优劣立判。同样写一双眼睛，有的作家说“她的瞳中溢出一颗哀怨”，有的作家说“她的秋波暗弹一滴珠泪”。意思差不多，但是文字的触觉有细腻和粗俗之分。一件制成品，无论做工多细，如果质地低劣，总不值钱。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自己专用的词汇；他的衣服是订做的，不是现成的。
现代散文的年纪还很轻，她只是现代诗和现代小说的一个幺妹，但是一心一意要学两个姐姐。事实上，在现代小说之中，那散文就是现代散文，司马中原的作品便是一个例子。专写现代散文的作者还很少，成就自然还不够，可是在两位姐姐的诱导之下，她会逐渐成熟起来的。
在风格上，散文不只是橄榄、清茶，因为“韩潮苏海”原为古文可羡之境界。在篇幅上，我认为散文甚至可到六七千字或更多。散文不必守住轻工业，也可成为重工业。在语言上，我认为酌量使用文言与西化句法，可增加文体的弹性。我的文体观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见真，西以求新。文体富于弹性，散文家才能呼风唤雨。
无论是诗或散文的创作，我取法的典范首先是中国的古典，其次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西方文学。古文教会我如何掌握凝练、整洁，白话教我如何做到自然、亲切，英文教我如何经营层次井然、长而不乱、富而不杂的复合句法。我致力追求的文体，是用女娲炼石补天的洪炉来炼仓颉的方砖，与源出希腊、罗马的西欧拼音文字相融。我相信只要得法，混血更美，合金更贵。
在散文的语言技巧上，更追求多元的弹性，认为语言应文白互补，句法应长短相济，分段忌四平八稳，题目应别出心裁。不少作者西而不化，句法冗长，标点太少。英文用标点，为方法所需；中文标点，不可拘泥文法，而应依照文气。其间的差别，许多散文家似乎从未留意。
古代散文
在中国古代，散文是与韵文相对而言的，除了诗歌以外的作品几乎都可以归入它的范畴。“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长期以来被排斥于正宗之外的小说与戏剧创作得到了充分的重视，随着西方近代文艺理论的介绍，散文的概念也得到了新的确定，成为与诗歌、小说、话剧并列的一种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散文就是在吸收外来思潮和接受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式丰富多样，举凡杂感、短评、随笔、速写、游记、书信、日记、报告、通讯、特写等等，都可以归入它的范畴。散文所具有的议论、抒情和叙事的因素往往融为一体，却也总有所侧重，根据不同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议论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叙事性散文三种类型。
现代散文创作的发端及演变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创作中，最早发端和得到发展的是议论性散文。由于当时正在展开反对封建主  现代散文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理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当时除有很多政治性、社会性的论文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文字，象《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青春》、《今》，和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克林德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还增设了“随感录”这个栏目，陆续发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猛烈地攻讦了封建主义的痼疾。其中，刘半农的文章，在抨击论敌时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极尽揶揄与夸张之能事。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重要的报刊杂志也都增设类似的栏目，在这一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和1919年 8月创刊的《新生活》，就都设有“随感录”的栏目。在这类有关社会和文化思想的评论文字中，有不少都写得生动晓畅，淋漓尽致，很有文学意味，它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在《新青年》“随感录”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鲁迅所撰写的。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吹嘘保存“国粹”的顽固派，“都是‘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随感录四十二》），如果还要保存“国粹”，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随感录三十六》），识见精深，启人深思。鲁迅还发表了不少篇幅略长的议论性散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与愚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这些作品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感情，不仅思想深刻，在艺术上也很有魅力，将议论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他终生都撰写这种议论性散文，作为鞭挞反动派以及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以独创的艺术形式，广泛地总结了有关社会与文化思想斗争的经验和规律。议论性散文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鲁迅参加奠基和开创的这种议论性散文，后来通常都被称为“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时期常被称为“美文”，它的出现和成长，对于保卫和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它的出现稍晚于杂文，然而在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冰心是较早撰写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她经常赞颂的主题是母爱、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这本身就是对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冲击。她的文笔也委宛隽秀，清新明媚，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起冰心来，叶绍钧的散文创作更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的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和《脚步集》中那些吟味社会人生的文字，写得谨严切实，朴素隽永。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对于此类散文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收录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谈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写得苍劲古朴，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显出一股凌厉之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但那些品赏草木虫鱼，沉溺于说理谈玄的作品，却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
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他具有多种文字风格，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绿》，运用对于音乐和色彩的感受，进行巧妙的比喻和联想；《背影》却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面；《执政府大屠杀记》则是细致曲折地描绘“三·一八”惨案的实况。朱自清在思想和艺术上作了严肃认真的探索，写出过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用一种激荡和奔腾的情调，写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诉社会的罪恶，倾诉内心的悲愤，《星空》、《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这类作品。郁达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响，《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篇章，诅咒丑恶的社会，渴望真挚的情爱，坦率地剖析着内心的苦闷与愤慨，写得清新流畅和富有激情。他写于30年代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作品，则又俊秀圆润，富有神韵和气势，而且还表达出憎恶黑暗现实的沉痛和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诗人闻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抒胸臆，较多表达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趣，艺术上刻意追求，注重锤炼字句，但有的内容伤于轻佻，文字也因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显得过度的铺张繁复。他的散文，大都收入《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等集中。
“五四”以后，还兴起了一种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叙事因素、同时又具有较多诗意的抒情性散  现代散文文，即散文诗。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类创作首次较大的结集，它抒发情怀，探索哲理，既执著人生、谴责黑暗，又怀疑现世、畏惧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软弱和遁世的一面。在这之前，鲁迅的《自言自语》、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和刘半农的《老牛》、《晓》等篇什，都是散文诗创作的最初的尝试。至于鲁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诗创作中的名著。王统照当时写的一些散文诗，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动过读者。30年代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还有丽尼和陆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洋溢着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大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主张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表现得更鲜明和突出。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以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杂文创作依旧在前进着，1924年创刊的《语丝》（见语丝社）周刊，登载的文字就“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发刊词》），1925年创刊的《莽原》周刊，也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两地书·一七》）。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围绕着“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他们也曾写过一些很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但是与此同时，两人也开始表现出妥协和自由主义的消极情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翼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在当时还出版过一些以登载杂文为主的刊物。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严密的文网，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虽是“带着枷锁的跳舞”（《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却说明他运用这一武器，达到了更加精湛、娴熟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一时期，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杂文，像《民族的灵魂》和《王道诗话》，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由于杂文创作在30年代的广泛发展，从青年作者笔下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写得犀利劲遒；柯灵的《市楼独唱》，写得简练深切；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得质朴隽永，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小品作者。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车箱社会》，洗练流畅，颇具神韵；梁遇春的《春醪集》、《泪与笑》，娓娓而谈，吟味人生；李广田的《画廊集》，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显得绚丽而又浑厚；何其芳的《画梦录》，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画着朦胧和缥缈的图景；陆蠡的《竹刀》，时时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编织着令人悲愤的故事；吴伯箫的《羽书》,善于从生动的形象中，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还有钟敬文、靳以、丽尼、缪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风格。　广阔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写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以深切透辟的文笔，描写出中国城乡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走向萧条和败落的情景；蹇先艾的《城下集》，愤懑地揭露着麻醉和堕落的社会；鲁彦的《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以忧郁的调子诉说着苦难的人生；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愤怒地诅咒黑暗和热情地追求光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舒徐的牧歌情调中，呈现了纷繁的社会小景；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败和残暴的旧世界；萧红的《商市街》和《桥》，描写自己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闪烁出青春与理想的光芒；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各种世态，对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创作获得丰收的时候，林语堂于1932年创办《论语》（见论语派），1934年出版《人间世》，1935年刊印《宇宙风》，提倡离开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地批评了他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前进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需要，叙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作品，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记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相，以悲壮的史实、昂扬的诗意、激荡的感情和坦率的内心独白，交织成清新奔放和雄浑沉着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赤诚追求，是中国出现得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又如反映“五卅”惨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绍钧）、《暴风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郑振铎），也都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重要和难忘的历史场面。
叙事性散文进一步繁荣的标志，是30年代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丽和刚健的笔墨，写出了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是他游历欧洲的记录，以朴素平易和真挚隽永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却又肯定它在发展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写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和残缺的一面，却又认为它比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具有无法比拟的民主，表现出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文风。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游记格调。这说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些游记体裁的作品发生了从侧重于抒情的小品文类型，向侧重于叙事的报告文学类型的转化。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朴实苍劲和议论横生的文字，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强兵压境的危急气氛，激励了许多读者的爱国情绪。他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笔墨和别致的结构，写出了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包身工》则通过几个令人战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这两篇作品，将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
20年代现代散文的主要特点
新文学的散文始于文学革命，20年代便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报刊的繁盛，文学流派纷纷形成，许多知识分子走上十字街头，甚或走出国门，增加了阅历，扩大了眼界，西学东渐更新了知识和观念，这一切都造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现代散文的繁荣，也决定了现代散文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五四运动对于“人”的观念的发现，影响于散文，便是表现个性，革新了散文的内容。郁达夫说传统的“散文之心”是“尊君、卫道、与孝亲”，现代散文是对传统的“散文之心”的背离。
第二，扩大了表现生活的范围。《人间世》发刊词曾有“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的话，以幽默的语言道出了现代散文的这一特点。但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主流是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这是文学革命兴起后散文作家的共同特点。
第三，文体多样，表现自由，不拘一格。
第四，承受了世界文学的广泛影响，英国的小品，蒙田的随笔，尼采的箴言警句，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泰戈尔、厨川白村在20年代对中国散文的文体、风格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影响。
第五，新文学运动初期和20年代现代散文，都表现着散文作者们的深厚的学养，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鲁迅式的杂文，周作人的小品，冰心、朱自清的文笔对后来散文的发展都发生过或仍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散文创作
从抗战爆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脉搏的变化，散文创作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说来，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较之20、30年代要逊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杂文创作继续取得了新的收获。巴人和他周围的一群作者曾在号称“孤岛”的上海，用杂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走狗战斗，著有《边鼓集》、《横眉集》等。在大后方的作者中，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观察犀利，分析透辟，揭露出许多封建主义的痼弊。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抨击了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颇具哲理。夏衍的《此时此地集》、《长途》，孟超的《未偃草》，宋云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林默涵的《狮与龙》等杂文集，都尽了抨击黑暗和歌颂革命的任务。这个时期里杂文写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等集子，以昂扬的激情，智慧的预见，激励广大读者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抒情诗与记叙散文数量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旧写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这方面收获最丰富的作者。他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就是激荡着时代风云，蕴含着哲理意味的作品。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大批作家中，也开始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像孙犁的《识字班》、《织席记》等，写得清新朴素，优美动人，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急遽变化，为读者所关心的报告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散文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样式。继抗日战争前夕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之后，抗战初期，又出现了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解放区也曾出现过《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报告文学的集体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运用这种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像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对抗战初期硝烟弥漫的气氛、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下级官兵的抗日要求以及敌军的暴行等等，都写得栩栩如生；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敌后穿行》，写出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救亡机构的腐败；萧乾的《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以洒脱、秀丽的文字，反映了战时英国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揭示真实情况的报告文学曾经一度沉寂下来。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茅盾《苏联见闻录》，都是值得注意的报告文学著作。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蓬勃地发展着，丁玲的《陕北风光》，以朴素、亲切的文字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尚；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以一种简洁和严峻的风格，写出了很多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刘白羽的《环行东北》和《历史的暴风雨》，以昂扬的激情抒写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战斗，跃动着振奋人心的时代脉搏。此外，《日本人的悲剧》（何其芳）、《新人的故事》（叶以群）、《铁骑兵》（杨朔）、《陈赓将军印象记》（荒煤）等，也是引人注意的收获。沙汀的《随军散记》，以深切感人的抒情气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贺龙将军坚韧、豪爽、诚挚、开朗和富于同情心的鲜明性格，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这一时代环境中，还有不少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象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我看见了八路军》，有着生动的描绘、辛辣的讽喻和充满鼓动力量的政论性，显出了壮阔的气势；华山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在描写艰苦的战斗岁月时，洋溢着质朴的泥土气息和诙谐的乐观主义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散文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散文在反映日新月异的生活方面，发挥了更加广泛的作  现代散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各种体式的散文中，报告文学继续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居首位。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仍发扬他的立足全局、大笔落墨的长处，联起若干画面，以展示历史的进程。华山继描写解放战争的《英雄的十月》之后，此时又写下了《清川江畔》、《歼灭性的打击》等作品，以鲜明的姿态，迅速向外界报道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和动态。此外，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靳以的《呵，“祖国──我的母亲”》等，均以热情而娴熟的笔墨，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活脉搏和英雄们的业绩；而杨朔的《万古青春》、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则在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报告文学中，融合进了浓厚的抒情气氛，成为报告文学中兼具抒情散文特色的、别具一格的作品。
这个时期，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影响最大的作品。他善于从大量素材中提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在战争环境里充分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艰苦卓绝的战斗意志和美好品质，并将深刻的思想与激越的诗情熔为一炉，从而大大激发了一代读者的热情。他的《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以及《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也都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进展，报告文学的视野也不断扩大。华山的《童话的时代》和《山中海路》，分别反映了改造黄河的宏伟规划和中国地质工作者深入祁连山脉寻找矿藏的事迹。同大西北工业建设一起成长的作家李若冰，以《陕北札记》、《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等一组作品，描绘了“大西北在飞跃”的生活剪影。柳青的《王家斌》、《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秦兆阳的《老羊工》、《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等等，则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农村干部和其他新人新气象。
建国初期报告文学的明显不足，是还没有认真而勇敢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1956年，刘宾雁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文艺界引起热烈争论。这两篇作品，不同于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而是对若干生活现象的概括，颇近于小说，有人称之为“思考的特写”，后来这两篇作品在反右斗争中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年代，报告文学回避矛盾、甚至粉饰生活的现象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浮华不实之作。反映“大跃进”的作品虽然不少，但象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魏钢焰的《宝地、宝人、宝事》那样的佳作，却是不多的。
建国初期的记叙、抒情散文，总的来看其成绩要逊于报告文学。一般而论，这些作品中的客观记叙胜于主观抒情，虽给人以热烈、质朴、坚实之感，但终觉题材狭窄，形式单调，艺术表现上比较拘谨，尤其是没有充分发挥抒情散文之长。虽然如此，巴金的《忆鲁迅先生》、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等佳作，都能别开生面，为抒情散文增添了不少生气。针对这种情况，文艺界提出“复兴散文”的口号。至50年代中期，特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散文创作开始趋向繁荣，一些老作家的抒情散文或游记；像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丰子恺的《庐山面目》、老舍的《养花》、冰心的《小桔灯》、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叶圣陶的《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巴金的《廖静秋同志》、李霁野的《似曾相识的杜鹃花》等等，各以自己成熟的风格点缀于散文园地。在30、40年代之际涉足文坛的散文家杨朔、秦牧、碧野、郭风等，这时也有重要收获。杨朔主张散文“当诗一样写”，他1956年写的《香山红叶》，以及1959年写的《海市》、《泰山极顶》等，就是他对散文诗化的追求与探索的成果。秦牧几乎是建国以后唯一坚持知识性小品散文的写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的作家。他提出克服对散文功能理解上的片面性，以及由此导致的题材、品种、形式的狭窄和单调，并身体力行，创作了《贝壳集》、《星下集》，以谈天说地、辨析名物的方式，抒发议论，寄寓褒贬，力求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这些作品，夹叙夹议，基本上属杂文体制；但其中个别篇章，如《社稷坛抒情》，抒情与想象的成分显著加重。碧野曾到新疆深入生活，他的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天山南北好地方》、《遥远的问候》、《边疆风貌》等，反映了边疆的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这以后又长期深入鄂西山区，出版了描写山区生活的散文集《情满青山》和《月亮湖》。他的散文，常将写人、叙事、述景结合一起,构思颇类短篇小说。柯蓝、郭风，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了各自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和《叶笛集》，在一幅幅精致的画面里，含蓄着美好的情思。这时出现的写作抒情散文的新人中，以何为、林遐、杨石较为引人注目。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一文，以其情节的曲折、描写的生动颇受好评；林遐说他的散文，开始只是“感情上的一点抒发”，后来又学会了“一点描绘”，“一点刻画”。杨石的散文，主要收入《岭南春》，托物言志，缅怀革命的艰苦岁月，颇具真情。
在50年代中后期散文获得良好发展的基出上，赢得了60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的空前繁荣。许多散文家的风格臻于成熟，大量抒情“美文”纷纷产生。杨朔继散文集《海市》之后，又有《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两个集子问世，其中篇什大多写得清新、隽美，深得古典诗词意境和语言之妙。秦牧的散文在60年代初也有新的开拓，既有析理透辟、妙趣横生的知识小品；又有感情激越、境界开阔的抒情散文。这些作品分别收入《花城》、《潮汐和船》两集中。以写作“战地报告”、“英雄特写”见长的刘白羽，这时也转向抒情散文的创作，写了《长江三日》、《平明小札》等，表现出一位战士对人生的思索和勇往直前的豪情。吴伯箫在《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文中，缅怀延安生活，颂赞革命传统，激励人们艰苦奋斗的意志，写得情真意切，文字精美。巴金的《富士山和樱花》、《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一只木屐》等，写作者在日本访问或旅居生活的见闻、回忆，前者编入《倾吐不尽的感情》，后者编入《樱花赞》。这一时期，翻译家曹靖华，也将对昔日艰苦斗争、同志深情的忆念，以及对新生活的赞颂，付诸精练优美的文笔。这些抒情散文结集为《花》。其他如袁鹰的《青山翠竹》、《天山路》，方纪的《挥手之间》、《桂林山水》，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在题材、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呈现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盛况。
与报告文学、抒情散文等相比，以“论时事”、“砭痼疾”犀利透辟见长的杂文创作，显得比较沉寂。50年代中期，虽然出现了象巴人的《况钟的笔》、叶圣陶的《老爷说的没错》、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那样的好作品，以及徐懋庸、曾彦修等人颇有锋芒的篇什，但不久即因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从散文园地里消失了杂文这枝花朵。这一情况，直到60年代前期，才因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人民日报》也曾设立过《长短录》专栏，以推动杂文的写作。夏衍、唐弢等曾在这个专栏内发表过一些引人注目的杂文。马铁丁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的杂文，也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报告文学，1962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以及学习雷锋和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需要，又开始活跃起来。短短一两年中，就涌现出不少佳作。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写出了优秀工人赵梦桃对党的事业和阶级姐妹的一片热诚；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再现了一位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反映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献身农村建设的时代风貌；黄钢的《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描绘出战后朝鲜生活、建设的壮丽图画。其他象佟希文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巴金等的《手》等，都曾给予读者以激励和鼓舞。
1964年以后，散文园地日趋萧索。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一片空白。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报告文学以崭新的姿态，开拓题材领域，揭示生活矛盾，反映时代变革，在表现艺术上，也有不少创新和突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的《奇异的书简》，率先涉足科学领域，写出了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些作品的带动下，描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纷至沓来，已不限于表现科学领域的风光和科学家的献身精神，而是着眼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矛盾的揭示。如黄宗英的《大雁情》，写的是科学工作者秦官属的事迹，同时，也使人看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阻力；金河的《历史之章》，通过工程师王灿文一生的遭遇，反映出历史的曲折。此外，象写张志新烈士的《正气歌》，写知识青年曹南薇的《戴着锁链登攀的人》，或讴歌烈士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或赞颂青年为发展科学而奋斗的顽强风格，行文之间，常常总结出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随着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的步伐，广大城乡人民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变化。较早反映这一变化的作品，有描写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新任厂长宫本言知难而进、厉行改革的《励精图治》，以及描写河南农村改革新气象的《热流》，描写老革命家的崇高品质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彭大将军回故乡》，描写击剑手栾菊杰为祖国荣誉而顽强搏击的《扬眉剑出鞘》，表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斗中英雄浴血奋战和崇高心灵的《从悬崖到坦途》、《爱情的凯歌》，以及再现人民群众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历史画面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变革着的时代面貌。
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也经过复兴，走向繁荣。回忆与思索，同样是这一时期抒情散文的主要内容。《巴金近作》，收入他“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散文，其中的《怀念萧珊》，回忆与亡妻萧珊生前患难与共的生活片断，于日常琐事之间，寄托无限深情。菡子的《素花集》，以文喻花，献给在“文化大革命”中故去的老革命家以及战友，其中的《梅岭诗意》，追忆陈毅当年战斗梅岭的艰苦岁月，颇堪吟味。刘白羽的《芳草集》格调由热烈、绚烂趋向含蕴、清澈。孙犁自1977年起，也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作品取材多属回忆，咏物俱有寄托，抒情常含哲理，谈吐时透机锋，清新优美的“荷花淀”风格为之一变，主要作品有《晚华集》、《秀露集》等。秦牧相继有《长街灯语》、《花蜜和蜂刺》等集出版。他的抒情散文依然保持着杂文的风骨，他的杂文则于鞭笞腐朽、针砭时弊之际，显示了笔锋的凌厉和透辟。其他象《丁玲散文近作选》、徐迟《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袁鹰《悲欢》集，以及宗璞《废墟的号唤》、贾平凹《一棵桃树》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较好的抒情散文集。
1978年以来，思想上的解放促进了杂文的发展。在很多报刊杂志上，杂文都获得了自己生长的园地，只是说理深刻、形象生动，锋利而又隽永之作，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