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岳名言
作者简介
米芾，中国北宋书法家，画家，画理论家。吴人，祖籍太原。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蓄奇石。世号米癫。书画自成一家。精于鉴别。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 
米芾书法宋代以来，为后世所景仰。其作书谓“刷字”，意指其作书行笔方法与前人不同。
米芾的文集早佚，《海岳名言》二十六则，是其友人张嘉父录于一纸，由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保存下来。米芾书论核心在用笔天真自然，他把用笔之法讲得非常生动、形象、易懂。米芾的评书标准在尊晋卑唐，这和唐人重楷法，而米芾不善楷书有关，所以他的书论主要讲翰札行书之法，包括用笔轻重、行间字的大小错落有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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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海岳名言》皆作者平时论书之语，反映出作者的书学美学思想。作者重视魏、  晋书迹的古雅自然，主张以情作书，指斥“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公然向“遣词求工”的历代评书弊端提出宣战。对于用笔、布白、筋骨、体势等法，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评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自称：“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而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从而道出了由学习传统到自成一家过程中的甘苦。其次，曰：“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分析了石刻与真迹、大字与小字之间的关系和学习方法，强调“字有八面”和“八面具备”。这些见解，均为后世学者所珍重。但是，作者论及前代书家及作品，有时亦有讥贬过甚之言，如评欧阳询“道林之寺”四字，“寒俭无精神”，析柳公权“国清寺”三字，“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评“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不免放言矜肆，难以为训。然而，其论人论书，直言快语，直抒胸臆，无拘无束，不蹈陈规，为历来书家所传颂。其苛求前人之处虽多，但总比专以遣造溢美谀词者为好。作品关于笔法、笔势、笔意，和字病、字忌等审美标准，及其书法艺术等本质问题的独立见解，尤其是所言运笔布格之法，实能脱离前人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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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传世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书苑》本和湖北先生遗书本等，流传较广的是《美术丛书》本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1]
《海岳名言》全文：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江南吴<山完>、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儿友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谓友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唯有体势难，谓不如画算，勾，其势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勾，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
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字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虽真有飞动之势也。
书至隶兴，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趣，余皆不及矣。
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有真迹。自颠沛字起在唐林夫处，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兹古语也。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书，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都不晓。蔡元长见而惊曰：“法何太遽异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独称吾行草，欲吾书如排算子，然真字须有体势，乃佳尔。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书，不知此学吾书多。小儿作草书，大假有意思。
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钟、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
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与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余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金陵幕山楼隶榜石，关蔚宗二十一年前书。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
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
学书须得趣，他好但为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翻译：
遍观前代名家关于书法的评论，引证之事，全都曲折而抽象，就好比 “龙跃天门，虎臣凤阁”之类，这是什么语言呢？要不就是追求华丽的辞藻，这样其实离具体的笔法更远了，对学书者没什么益处。所以我这里所说的，只想人易理解，不用那些浮夸之辞。
我写的小字行书，有如大字；但我只在家藏的真迹题跋后，偶尔这么写，不给求字的人。写这种字，关键是要胸有成竹，心中有底就可以随意下笔，写起来很自然，而字迹也古朴雅致。我成年时书法还未能自成一家，别人都说我的字是“集古字”。其实我这是吸取各家之长，将其综合起来。等到年老的时候，就开始独成一家，别人见了，竟然不知道我是学哪一家的字呢。
江南的吴[山完]，登州的王子韶，用大字隶书题榜很有古意；我儿子友仁，大字隶书跟他们一样。再者，我小儿子友知，代我写碑及手书大字，别人都分不出来；门下省的许侍郎尤其喜欢他的小楷，曾对我说过：“若有给我的短简，可让你儿子代写。”他说的就是我小儿友知。 
杜甫写了首题为《薛稷慧普寺》的诗，其中有两句说：“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现在见到了原石的拓本，一看，原来是用回锋色勒的，每一笔都显得跟蒸饼似的。其中的“普”字，就像一人握紧两拳，伸直了双臂杵在那儿，是在是怪异不美。由此说来，古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字。
葛洪所书“天台之观”四字飞白书，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写的“道林之寺”，单薄寒酸，没有精神。柳公权所书“国清寺”，字体大小不相称，还费尽气力。裴休随心书写牌匾，倒很有味道，不至于丑怪。楷书很容易写，只是写出气势来难。应该说，只有不像画算筹似地那么刻板，笔势就活了。
字有八面，只有在正楷中能全部表现出来，大字小字各具其妙。智永的字有八面，可是已经缺少钟繇笔法。丁道护，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笔法开始变得整齐匀称，此时已是古法殆尽了。柳公权字学欧阳询，但远不如欧，反成丑陋怪诞之祖。自柳公权开始，世上便有了俗书。
当初唐朝的委任文书都用褚遂良、陆柬之及徐峤之的字体，其中颇有不俗之作。开元以来，只因唐明皇的字体属肥俗一路，开始有徐浩之流，写丰肥之字以取悦皇上，抄经者的字体也开始变肥了。开元之前的古气就不再有了。 
唐朝人把徐浩比作王僧虔，是很不恰当的。徐浩的字，大小一致，跟下层文吏的楷书差不多。王僧虔、萧子云传承钟繇笔法，和王献之的字一样，大小各得其所，不会强求一致。徐浩是颜真卿的门客，书体源自张旭一派；张旭教颜真卿大字缩小，小字扩大，这却非古法。
不能学石刻上的字。因为自己写的字拿去让别人刻，刻出来就变了样了。所以说，还须拿真迹来观赏研究，才能得其真谛。比如，颜真卿就常让家仆去把他的字上石，家仆猜度主人心思，刻字时就将撇捺等笔画作了修改，于是颜氏书迹大为失真。只有在吉州庐山的题名，是当时题完就走了，后人根据原迹刻石，所以保存了颜书的本来面目，没有做作庸俗的的缺点。看了这个才知道颜书是出于褚体的。况且，颜字真迹中也没有蚕头雁尾的笔画。颜真卿写给郭英乂的《争座位帖》，有篆书籀字的味道，是颜书中的杰作。柳公权与欧阳询的字是丑怪俗烂之祖，不过其弟枊公绰却不和兄长一般俗气。字贵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只知字怒张者有筋骨，却不知不故作怒张者，也自有筋骨在的。
都说大字要当小字写，小字要当大字写。褚遂良小字写得如同大字般有气势开张，以后的抄生者学他，偶尔也有字写得好的。大字写得跟小字一样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还没见过别人有这样的字。
世人写大字时大多用力抓笔，这样反而更没有筋骨精神，写出的圆笔末尾就和蒸饼似的，实在鄙陋可笑。大字要写得跟小字一样细微，笔锋气势一应俱全，必须无半点刻意造作才算佳品。自古以来，还没有写大字如小字的，在下不才，幸而掌握了其中的诀窍。现如今的大字随处可见，这些人中总会有人明白我的。
石延年（字曼卿）所写的佛祖名号，全无回环转折的体势；小字扩大，大字缩小，那是随性癫狂的张教给颜真卿的谬论。事实上，字本身有大有小，比如说写“太一之殿”四个字，分四格写，难道要把“一”字写得肥大，占满一整格，以和“殿”字保持大小一致吗？其实大小适宜即可不必特意扩大或缩小。我曾经写过“天庆之观”四个大字，“天”字和“之”字都只有四笔，“庆（庆）”字和“观（观）”字下面笔画多，我根据其自然的形态来写，写完挂起来一看，气势连贯，大小适宜，确乎有飞动之势。
到隶书产生，大篆古法就被破坏殆尽了。篆文籀字都是各随其字形大小而写的，正如世间万物，生动完美，各具其态。隶书开始有了大者缩小，小者扩大的写法，从此古文，篆，籀的书写古法就不复存在了。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诸人，都只有一种笔法，写起来刻意造作，苦心经营，这样的书法怎能流传后世？李邕书法出自王献之，但失去了纤细与丰腴的适宜调节。徐浩晚年笔力衰退，写的字就更没了气骨，还不如作郎官时的《婺州碑》写得好。他的《董孝子碑》《不空和尚碑》都是晚年所书，完全是败笔，毫无美感，凡是有欣赏眼光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沈传师独辟蹊径，却有不凡的真趣，徐浩是不如他的。御史萧诚写的太原题名，唐人中没有比他强的。为司马氏所书《南岳真君观碑》，很有钟繇，王羲之的味道，其它作品都不如这一件。
智永临写千字文，面秀色润，笔圆力劲，八面俱备；这件作品有真迹传世。自“颠沛（匪亏）”起，在唐林夫处，别人所收集的都没有他的多。
字要有骨力格调，肉须裹筋，筋要藏肉，这样就能俊秀丰润，结构妥贴，不落俗套。要做到险而不怪，老而不枯，丰而不肿。图变求新，贵在形态巧妙而不在苦用蛮力。苦则怒张，怒则怪异；贵在形态巧妙却又不能做作，做作就成了画画了，写字成了画画，那就俗了。这些都是写字的弊病。
“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这是自古传下来的老话。我曾梦见有一个穿着服装的人教我折纸作书，自那以后书法就有了些进步，写给别人看都看不出区别来；只有蔡京见了惊奇地说：“你的笔法怎么突然变了那么多？”他真算是明眼人了。章惇自恃楷书优异，却单单称赞我的行草，暗示我的楷书跟排算筹似的呆板无神；不过楷书必须有体势才能算是佳品。 
颜鲁公（真卿）行书可学，楷书就俗了。 
我的儿子友仁等学习古人的字体，其实学的还是我的风格居多。这小子写的草书，还有那么一点意思。
智永写字写到磨砚成臼，才能学到王羲之的样子。如果将砚穿透，才能上追到钟繇索靖的境界吧。所以说学书还得加倍努力啊！
一天不写字，就觉得思路迟钝了，想来古人片刻不停地在练习啊。由此我想起苏之才的《恒公致洛帖》，字迹明朗，意味不凡，很见功力，应该算是天下字帖第一了。
半山庄的台上曾有许多王文公（安石）的字迹，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王文公学的是杨凝式的字体，世人很少有知道的。我一说出，他很赞赏我的眼力。
金陵幕山楼的隶书匾额，是关蔚宗二十一年前所写。估计六朝时宫殿的匾额都是这个样子的吧。 
薛稷写的“慧普寺”三字，杜甫认为是“蛟龙岌相缠”。现在看到原石拓本，就小孩子吃力地手握蒸饼的样子，可见杜甫是不会写字的。 
学习书法，必须要有兴趣，忘掉其它嗜好才能写得精到。但凡有其它爱好萦绕在心，就写不好了。
我因对书法博学而被皇帝召去答话。皇上问起本朝几个时人认为会写字的人，我这样回答：“蔡京不得笔法要领，蔡卞有笔法而少韵致，蔡襄写字是用刻的，沈辽是用码的，黄庭坚是用描的，苏轼是用画的。”皇上又问：“那你写字呢？”我回答说：“我写字用刷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