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立东南大学
学校简介
1920年9月郭秉文联合张謇、蔡元培、王正廷、沈恩孚、蒋梦麟、穆湘玥、黄炎培、袁希涛、江谦共十人，联国立东南大学(2张)名向教育部提出"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12月7日国务会议全体通过，同意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大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南高师学生全体毕业后，南高师名称即取消。[1]
国立东南大学是一所根据现代科学体系和欧美大学模式构建的多学科综合大学，焕然更新的办学理念，既继承了三江、两江办学中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理想，又摒弃了原来强调“中体西用”、一味模仿日本的方针，在经受五四洗礼和师法欧美高等教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科学精神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新的办学理念[2]，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的"四个平衡"办学理念。[1][3]
历史沿革
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国立东南大学历史沿革(2张)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调整出工学、农学、教育学等院系，组建了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等。[4]（根据《南京、金陵两大学合并、调整工作进行办法》，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学校）的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5-6]）
办学历史
筹建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新气象。[7]全国教育联合会屡次在会议上呼吁“改高师为大学”。此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校长郭秉文认为大学科系远比单一性质的师范学校来得多元完备，有利于学科互补与师资培育。[8]民国初年，教育部划分大学区，南京为其一。从南京的历史、地理以及东南学子需求诸方面看，改高师为大学尤为当务之急。加之可将南洋劝业会旧址扩充为校址，将南高改为大学更具条件。[7]
1920年4月7日校务会议中，郭秉文首次提出“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立南京大学”的建议。[7]随即拟具计画，于同年9月与江谦、蔡元培、袁希涛等九位名士 ，联名致书教育部，并且二次亲赴北京，取得教育总长范源濂（字静生）的赞同，并且大致解决学制、校址、经费等三大问题 。[7]
1920年12月6日，教育部长范源濂委任郭秉文为东南大学筹备员。[7]  教育部委派郭秉文为东南大学筹备员令[9]
1920年12月7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同意南高师筹建大学的提案，并正式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920年12月16日东大筹备处正式成立。1921年6月6日东大在上海召开董事会 ，通过《东南大学组织大纲》，编制预算，推荐郭秉文为首任校长。[8]建立1921年7月教育部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东大遂于8月招考预科学生。[7]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开学。教育部代部长马邻翼委任郭秉文为东南大学校长，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7]南高归并在东大筹设之初，郭秉文一度受阻于学制、校地与经费等问题。为此，他提出“将南高师改办为大学，而原南高师的学生仍归属南高师，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取消南高师，进行整合；而尚未取得南洋劝业会旧址土地之前，先借用南高师校地创办；至于一时间无法通过的东大预算，可以先从南高师的经费中拨取一部分以供筹备”的解决办法。因此，东大成立初期，南高师依然存在，郭秉文被委任为两校校长，教职员、经费和校产皆为两校共有，校地紧邻，中间只隔一道篱笆。 [8]
1921年7月教育部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同年8月24日至26日，东大预科和南高师本科同时招生。11  南京高等师范归并东南大学办法[9]月，北京政府突然宣布，依旧制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应改称师范大学，南高师名列其中。如此一来，原属一体的南高师和东大被迫分为二校，郭秉文为此上书要求南高师并入东大。 1922年12月6日南高师校评议会和东大教授联席会共同通过 《南京高等师范归并东南大学办法》 。[8]
1923年7月3日，南高师行政会议议决“南高师正式并入东南大学”，撤除南高师校名、校牌，所属中小学改称东大附属中小学，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走入历史。 [8]
东南大学合并南高师后共有5科27系，为当时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对峙，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录博士（Paul Monroe）在考察中国主要大学后，曾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个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8]停办工科1924年4月27日，校董会召开会议，“万不得已，唯有暂行收缩停办，所有学生，由校设法转学他校，或并酌予补助，以完成其学业。十三（1924）年度预算案应根据此种方针，将工科经费裁去，重新编制，由常务校董与省政府接洽，说明编制情形，请予批准。”（《校董会关于工科之决议案》，《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7]
停办工科(2张)1924年8月4日，校董会临时会议进行，复议暂行停办工科案。经过讨论，最后议决：“此项办法既与停办之原案不相抵触，又于学生转学上不发生困难，本会认为可行。”于是东南大学的工科于1924年秋从东南大学划出，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组建成了国立河海工程大学。东大原工科主任茅以升担任校长。此后，东大便只有文理科(1926年分设为文科和理科)、教育科、农科和商科大学，而没有工科。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成立之时。[7]（图册图片来源[9]）易名“中山”1927年3月中旬，由于战事爆发、政局动荡，东南大学被迫停课 。[7]
1927年6月国立东南大学与其他院校在“大学区制”下合并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2]
管理体制
国立东南大学采用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设立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分别负责议事、教学和行管理体制(2张)政事宜，各会均由校长兼任主席。[7]其性质、职能和运作方式如图（图册图片来源[9]）：评议会评议会系议事机构，类似校务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立法性质。其决议经校长批准后，行政部门即当执行。[7]
其主要职能是：议决学校教育方针；关于经济之建议事项；重要之建筑及设备；系与科之增设废止或变更；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项。[7]
评议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校长，任主席；各科代表，以科主任充之；各系代表，凡教授不足5人者由系主任充之，5～9人者除主任外再由教授互选1人，10～14人者由教授互选2人，余者类推；行政各部代表，除1人由主任充任外，其余由职务较重要者互选若干人充之，其人数与各系之比例相同；附中、附小代表，各2人，1人由主任充之，另1人由教职员互选。评议会为商讨校务便利起见，设有各种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人，由评议会主席即校长在教授中指定。委员会有“常设”和“临时”两种，常设委员会有推广教育、游艺、招生、校舍建筑、出版、图书、运动、学生自治等8个委员会；临时委员会则是根据学校的工作重点和实际需要临时成立。[7]　教授会教授会指导全校教学工作，议处全校教务上的公共事项，向评议会建议系科的增设、废止或变更，赠予名誉学位的议决，规定学生成绩的标准。教授会由校长、各科主任、各系主任及教授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教授会可以设立各种临时委员会，如暑期学校研究委员会、教学法研究委员会等，由教授会主席在教授中指定主任1人、委员若干人。各科设科教授会。[7]　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是全校行政的中枢，协助校长执行校务。主任由郭秉文担任，另设副主任一人，由刘伯明担任。主任离校期间，由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该委员会的职权是：规划全校公共行政事宜；督促审查行政各部事务；执行临时发生的各种行政事务。下设教务部、事务部、会计部、文牍部、图书部、出版部、体育部、建筑部、介绍部、女生指导部、医药卫生部和群育部，分头办理各项行政工作。[7]
1925年初，东南大学的事业发展达到了顶峰。然而，随后所发生的“易长风潮”却使得如日中天的东南大学元气大伤。1925年1月6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免去郭秉文东大校长职务、任命胡敦复为东大校长的决议。这一决定引发了校内“拥郭派”与“拥胡派”、东大校董会(校董多为江苏各界实力派人物)与教育部的激烈争斗。由于“拥郭派”的抵制，胡敦复在长达四个月的时段里一直未能履职。其间，郭秉文被校董会派往国外考察；教育部决定取消校董会，而东大教授会则“退回教育部训令”，并成立校务委员会(推选陈逸凡为主席)主持校政；4月18日国务会议再度决定胡敦复为东大简任校长，教育总长章士钊坚持聘胡；东大47位教授宣布停教(当时南高教授共64位)。5月3日，胡拟“武力”赴任，请求省长“派卫队保护前往”，省长未予应允。是年7月，新任省长郑谦聘请原江苏教育厅长蒋维乔为东大代校长，“易长风潮”才逐渐平息。[7]
办学理念
郭秉文在南高师的办学主张为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东大成立后，他提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2]：　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一所综合大学，应注重通才与专才教育的相辅相成、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 [2]　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均衡发展，平等对待各种学术思想，提倡学术自由。[1]　师资与设备的平衡既注重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又注重学校的基本建设。[1]　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藉由邀请国内外学者讲学或演讲的学术交流，扩大学生视野，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介绍给国际人士。[8]
系科设置
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东大文科设有国文、外文（包括英、德、法、日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国立东南大学系科设置(4张)系等；理科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包括地质、地理、气象）等系；教育科设有教育、心理、乡村教育、体育等系；农科设有植物、动物、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等系；商科设有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保险、交通运输等系；工科设有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机工程系等。这为学校实施涵盖了人文和科学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基本保障。[3][10]文理科文理科是全校规模最大、师资最强、培养人才最多的一个科，理科教员中有86%的人具有留学经历；文科教员中多为国学名家，如柳诒徵长于史学，姚孟埙长于经学，陈钟凡(后更名陈中凡)长于子学，顾实长于小学，蒋维乔长于佛学，李审言长于骈文，吴梅长于词曲，梁实秋长于散文与文学评论。国文部、国文史地部一直由刘伯明任主任；理化部、数学理化部则长期由张子高任主任。两部合组成文理科后，主任由刘伯明担任。1923年，刘伯明英年早逝，文理科主任由孙洪芬继任。曾经担任过系主任的有：国文系主任陈钟凡，历史系主任徐养秋，哲学系主任刘伯明、汤用彤，英文系主任张士一、楼光来，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政法经济系主任王伯秋；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物理系主任胡刚复，化学系主任王琎、孙洪芬，地学系主任竺可桢等。该科在这一时期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后来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恽子强、柳大纲、吴学周、施汝为、王葆仁、陆学善、袁见齐以及吕叔湘、向达（系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人。[7]
文理科课程设置如下：[7]
1. 必修课：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以上共18学分。此外，要在下列各组中至少选4学分，至多选8学分（该组中如有主系者，所选的这类4学分或8学分，必须选其他一系。例如以哲学为主系，就必须选丙组的数学或心理学）。甲组：国文、英文、西洋文学（无论选4学分或8学分，必须有一学程属于文学方面）；乙组：历史、政法经济；丙组：哲学、数学、心理学；丁组：生物学、地学；戊组：化学、物理学。在以上五组中至少要选修30学分，总计必修学分不少于56个。[7]
2. 主辅系：由学生在该科各系中任选一系为主系。然后由主系教师指定数系，再由学生任选一系为辅系。主系学程至少40学分。辅系学程至少15学分，至多30学分。[7]
3. 随意选课：除1、2所规定者外，全部由学生自选，但须取得指导员的同意。1926年3月22日，东大文理科实行文、理分科。理科有：物理、化学、地学、数学4系。文科有：国文、历史、外国语文、政治经济、哲学5系。[7]　教育科教育科包括教育、心理、体育、乡村教育4系。体育系起源于1915年12月开设的体育专修科，以培养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育、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为宗旨。当时因为社会急需体育人才，于是体育专修科初创时的学制只有2年。1921年度增至4年。教育、心理二系亦均由1918年5月开设的教育专修科脱胎而来。第一届专科原定修业期限为3年，于1919年9月改为4年。鉴于教育专修科与附属小学校、中学校关系密切，因此，于1919年和1920年先后规定初等教育学程与附属小学主任职务，中学教育学程与附属中学主任职务，分别由同一人担任，以便使学理与经验相结合。1920年9月，采用“选科制”，学程分教育学、心理学二系，并兼收女生。1921年夏，第一届学生37人毕业。东南大学成立后，教育系、心理系即与体育系合组为大学的教育科，以培养教育人员、研究教育学、推广教育事业；同时还成立了乡村教育系，以培养乡村师资。东大这种寓师范于大学的模式，为国内首创，十分有利于优秀师资的培养。教育科主任先由陶行知担任，陶行知离开东大以后即由徐养秋继任。[7]
凡教育科学生须依下列学规选择学程。[7]
1. 共同必修之普通学程：（1）英文，12学分；（2）国文，6学分；（3）社会学大意，1学分；（4）生物学，6学分；（5）世界大势，3学分；（6）哲学入门，2学分；（7）科学发达史，3学分；（8）体育，6学分；（9）择业指导，无学分，共计39学分。[7]
以心理学为主系的学生，除共同必修的普通学程外，须习：（1）数学，4至8学分；以体育为主系的学生，除共同必修的普遍学程外，须习：（1）物理，3学分；（2）无机化学，3学分；（3）有机及生理化学，3学分；（4）细菌学，2学分；（5）社会学，4学分。[7]
2. 共同必修的专修学程：（1）教育通论，6学分；（2）教育心理学大纲，3学分；（3）教育统计，3学分，共计12学分。[7]
3. 选修的主系学程：教育科学生选教育或心理为主系，至少须于主系学程中选习32学分；选体育为主系者，须于体育系所开学程中学习67学分（凡以教育、心理二系之一为主系者，其共同必修的专科学程可以算入）。[7]
4. 选修的辅系学程：凡教育科学生至少须于辅系学程中选习20学分。[7]
5. 任选学程：除上列规定外，凡教育科学生依本科之指导，任选其他学程。[7]
东大教育科的师资阵容十分整齐，许多研究工作，如俞子夷主持的近代小学教学方法之改进，陈鹤琴从事的近代儿童心理研究，廖世承首倡的20年代的测验运动与他所进行的有关“道尔顿制”的实验等，都曾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7]　农科农科源于南高的农业专修科。该科自1917年9月成立以后，即以造就专门人才、发展改良农业为宗旨。初订修业年限为3年，因此，第一届24名学生毕业于1920年6月。后因农科教育重要，农业人才及博物教师缺乏，遂于1920年将修业年限改为4年。添聘专家，增加仪器设备，并增加农业及博物中的精深科目，采用选科制度。大学成立后，该科为东大四科之一，下设植物、动物、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7系。1926年，合并植物、动物两系为生物系；同时添设农产制造系。共有实验农场13处，计3900余亩。[7]
该科教授在研究美国、英国的农业大学之后认为，大学的农科除了从事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外，还应注重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东大成立时，由于经费不充裕，所以在参考世界各国最好的农业大学的教法外，只能兼重研究；至于推广事业，则取决于东南各省行政机关的意旨及其所给予的经济资助。这在几个时期不尽相同。[7]
从南高到东大，农业专修科即农科的主任一直由邹秉文担任。先后担任系主任的有汪德章（畜牧系）、张归农（病虫害系）、费咸尔（法国籍，蚕桑系名誉主任）、过探先（农艺系）、葛敬中（园艺系）、胡先骕（生物系）等。东大农科的创办，为中国农业发展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比如后来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的金善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杨惟义、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张肇骞、戴松恩等人，都是该科这一时期的毕业生。同时，东大农科对中国粮棉的生产发展，特别是苏北棉花的生产、推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7]
凡农科学生须依下列学规选择学程。[7]
1. 农科学生选择学程的规定如下：（1）必修科（连预科计算）：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化学，10学分；物理，4学分；地质学，3学分；植物学，4学分；动物学，3学分；农业问题，2学分；以上共计44学分。此外，于下列各组至少选3学分，甲组：植物学门、植物病理门；乙组：动物学门、昆虫学门；丙组：士壤学门、作物学门、农具学门、园艺系；丁组：畜牧系、蚕桑系、农产制造系。（2）必选科：在本科第一学年期末，各学生应自认一系或一门为专习主科，商请该系或该门的教授一人为指导员，指定必选各学程。（3）随意选科：除（1）、（2）所规定者外，学生在指导员同意下，可以自由选习农科各系学程；如果选习他科学程时，除需取得指导员同意外，学分也不得超过16学分。[7]
2. 在修业年内，须到指定地点实习，至少两暑假。每暑假实习时间定为8星期，每星期工作时间48小时。[7]
3. 凡本科生自第二学期起，要选何种学科，须于第一学年终了时，与指导员商定，再由科教授会议决实行。凡是已经决定的选习科目，非经指导员同意、教授会议通过，不得变更。[7]　工科1920年冬东大成立时，以南高的工艺专修科为大学工科的基础，开始只设机械工程系。留学美国、造诣颇深的茅以升博士回到南京，被校长聘茅以升博士为工科教授。1923年3月，茅以升同工科其他教授李世琼、曾膺联、杨杏佛、涂羽卿、杨肇濂、刘润生联名致函校长郭秉文以及教授会和评议会，提议添增土木工程及电机工程两系。提案写道：“专门教育提倡虽力，而顾此失彼，组织多未完善。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甚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唯农、商两科均已树立基础，效用显著，独工科抱残守缺，迄无发展，长此以往，将为大学之玷。同人等远模欧美之成规，近察国内之需要，觉工科现状非扩充无以自存。谨将添增土木、电机两系之理由，胪陈如下，以供讨论，倘蒙大会通过，工科幸甚，大学幸甚。”他们的提议为学校所接受，当年东大即增添土木、电机两系，工科由此而颇具规模，一举成为中国大学中设系最多的工科。但是，由于办学经费拮据，1924年工科即告停办，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另外组成河海工程大学。[7]
1. 研究：包括工程学理论、改良工业原料方法器械、解决工程及工业问题、国内公用事业的建设等。[7]
2. 教学：分机械工程系、土木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开展教学。[7]
3. 调查及推广：编辑工程书报；调查交通事业、制造事业、工业经济、工程教育的现状，并设法予以改进。[7]　商科1920年冬议设东大时，决定将南高商业专修科扩充改组为商科大学，设于上海。1921年夏与暨南学校商定合办商科大学，藉以集中人才，节省经费，定名为“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立上海商科大学”；设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郭秉文为校长等。筹建工作随即展开，暂借尚贤堂一房为校舍，报部备案，于1921年8月16日举行第一次入学考试。9月28日开学。国内大学办商科大学，即始于此。郭秉文兼任校长，马寅初为教务主任，主持校务。1922年3月，商科大学由东大独立承办，定名为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7]　研究院（设想）当时《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可设立研究院。北大、北师大等先后设立了研究院。东南大学学科齐全，成绩一向突出，可是，在研究院的创建上却落后于其他大学。为此，东大教师和校长很不满意。1926年秋，东大各科知名教授20余人联名提出《创办大学研究院案》。但后因战事不断，社会动荡，经费无着，东大研究院终究未能招生开办。[7]
“东南大学当时为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并峙，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东南大学的许多学科，如由中国近代动物学的奠基人秉志创建的生物系，由中国地学界一代宗师竺可桢创办的地学系(包括地理、地质、气象)，由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中国的熊庆来创办的数学系等，在中国大学中都是最早设立的。东大学科之全，居全国之首。[9]其时全校共有教师员工200多人，学生1600人，名师云集，人才辈出，被誉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8]
设备设施
设备设施(2张)东大建筑物中，以图书馆与科学馆最为雄伟。图书馆于1923年落成，由江苏督军齐燮元独资捐建，馆藏中文书籍五万册，西文书籍一万册，图书资源灿然大备。科学馆由美国洛克斐纳基金会（Rockefellow Foundation）资助 ，为当时全国第一流的雄伟科学馆，开中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会支援之先河。 [3][8]
师资情况
师资概况南高、东大最成功之处，当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均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才，各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郭秉文延师有道，至今仍被传为美谈的就是他促成了中国留美学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迁址南高校园，使之成为南高、东大师资来源的“绿色通道”。后来，学校声誉鹊起，更是出现了“孔雀东南飞”、学人以受聘东大为荣的局面，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燕京大学校长、后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其所著的《在华五十年》中，对郭秉文和东大教师赞誉有加：“他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有评论：“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皆极整齐”，“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奠定了南京大学文学理学的雄厚基础。[7]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时期各科著名教授名单（根据1918年编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第63～72大师云集(19张)页内容和1923年编印的《国立东南大学一览》第1～21页内容汇集而成。当时文理为一科，称文理科；1926年分为文科和理科。）（图册图片来源[3]）
文科：刘伯明、柳诒徵、王伯沆、顾实、张士一、徐养秋、王伯秋、吴宓、汤用彤、梁实秋、陈逸凡、陈衡哲、宗白华、黄侃、梅光迪、楼光来、萧纯锦、方东美、郭斌和、李玛利、罗家伦、陈钟凡、吴梅、胡小石、蒋维乔、林天兰、钱基博、龚质彬、夏雨行等。[7]
理科：张子高、王璡、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胡明复、熊庆来、叶企孙、赵承嘏、吴有训、秦汾、何鲁、段调元、熊正理、孙洪芬等。[7]
教育科：郭秉文、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姜琦、朱君毅、孟宪承、廖世承、陆志韦、陈剑袺、程其保、陈鹤琴、凌冰、艾伟、程湘帆、汪懋祖、赵叔愚、卢颂恩、张信孚等。[7]
工科：周仁、茅以升、涂羽卿、刘润生、沈祖玮等。[7]
农科（含生物学）：邹秉文、秉志、胡先骕、张天才、常宗会、邹树文、陈桢、陈焕镛、张景、张归农、金善宝、胡经甫、钱崇澍、罗清生、过探先、葛敬中、戴芳澜、谢家声等。
商科：杨杏佛、马寅初、朱惠霖、李道南、陈长桐、潘序伦等。[7]
外籍教师中，有来自美国的麦克乐（体育系主任）、麦荷尔、马惟德、白德莱(曾任麻省农业大学校长)和赛珍珠（金陵大学教授兼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10人，来自法国的费咸尔（蚕桑系名誉主任）、季亚德夫人等4人，来自日本的佐赖昶等2人。[7]邹秉文在任期间，国际学者来华演讲，例如美国实验论理学倡始人杜威（John Dewey）、英国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Bertrand Russell）、德国名哲学家杜里舒（Hans Adolf Eduard Driesch）、印度文豪泰戈尔（Tagore Rabindranath）等人，几乎必到南高师与东大，其中杜里舒和菲律宾工科大学主任都曾在东大短期授课，使东大成为当时东西学术交流的重镇。 [8]　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竺可桢在1921～1925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7]
竺可桢(2张)
建国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所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奠定了他在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地位。[7]熊庆来创建东大数学系熊庆来于1921年初离欧归国。同年秋天，被郭秉文聘为国立东南熊庆来(2张)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熊庆来在国立东南大学开设了许多新式课程并自编讲义，计有《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微积分》、《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力学》、《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学分析》等10余种。其中《高等算学分析》被列为大学丛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熊庆来在把这些近代数学引进国内、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数理人才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崇高声誉。[7]　秉志创建生物学系1920年秉志回国，执教于南高农业专修科。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后农业专修科改建为农科，下设6系，秉志提议设立生物学系，并担任主任，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生物学系。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与国立东大生物系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秉志任所长。这是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也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在秉志等人的主持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并迅速成为中国生物学研究的中心，为发展中国动植物分类学创造了条件。秉志也因此成为“中国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7]　茅以升扩充工科茅以升1920年回国，1922年7月受聘为国立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将国立东大工科扩充为3系。茅以升(2张)[7]胡刚复引进物理学胡刚复1918年回国，后执教于南高、东大和中大达11年之久。历任南高和东大物理系主任、第四中山大学区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在南高时期，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于1920年创建了物理学系；在他长期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期间，先后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他还是“电位”、“熵”等物理名词的最早定名者。因此，他被誉为“真正把物理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和南高、东大物理学科的主要创建者。[7]
办学成绩
办学成绩概况国立东南大学开创出中国教育史上诸多创举。在中国开办最早的史学刊物《学衡》杂志，1926年提案增设研办学成绩&#8203;(2张)究院（今研究所） ，创建中国第一个生物系、气象系、心理学系、西洋文学系、建筑系、航空系、体育科 、艺术科、电影播音专修科、农科、林科、现代地学系、现代数学系、国立大学医学院等。 [8]国立东南大学时期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其中包括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恽子强、柳大纲、吴学周、施汝为、王葆仁、陆学善、袁见齐、杨惟义、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张肇骞、戴松恩以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50年代）委员的吕叔湘、向达，后来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的金善宝等人。[3][7]知名校友严济慈(1900－1996)字慕光，号岸佛（厂佛），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浙江东阳人，1901年1月23日生。曾任严济慈(2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校长、教授。他于1918—1920年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修科和工业专修科学习，1920年转入数理化部学习，并兼修国立东南大学学分，1923年6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同时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文理科物理系并获学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1927—1928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授，1928—193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31—1949年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并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1945—1946年作为访问教授应邀赴美国讲学，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常委、主任。[11]
吴有训，字正之，1897年4月26日生于江西省高安县黄沙乡(今荷岭乡)石溪吴村。1916年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吴有训(2张)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习，1922年以江西省官费生资格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3年，吴有训被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选为研究助手，他以大量有效和艰苦的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和严格科学性。几年后，康氏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成果也被国内外一些物理学教科书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5年，吴有训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并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次年，他婉言谢绝了康普顿的挽留，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毅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12]
学术研究
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技术为职志的学术组织。1915年10月25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等校的中中国科学社(2张)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杏佛、过探先等创建的。科学社1918年自美迁回中国，社址就设在南高校园内，因而南高、东大不但被人们誉为“中国自然科学的发祥地”，而且在国际教育、科技界也影响日广。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英国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博士等，先后来南高、东大讲学、访问，国际学术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代表孟禄博士多次考察东大后认为，东南大学是“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将来之发达，可与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2]
中国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长期独占鳌头，在近代中国各专业科学团体的孕育、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充当着“母体”的作用。此后陆续成立的各种专门学会，如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无论在思潮流向、组织形态，还是学会人员的交叉组成方面，都与中国科学社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五四以后，东南大学成为归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之一。据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教员履历》统计，在222名教员中，留学出身者有143人，占64%以上，其中理工科教员几乎全是归国留学生。所以，当北伐胜利以后，北平的几所著名大学便争相来东大聘请科学教授。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熊庆来、张子高、陈桢等人，都是由东大转往清华执教或由东大毕业后受聘清华的。清华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系便是由熊庆来、叶企孙、张子高等人创建的。[7]学衡派与《学衡》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者提倡白话文与实验主义，主张全盘西化，摒弃传统，开始攻击儒家文化，其中学衡(2张)以北大《新青年》杂志最为激进，反传统成为一时风潮。 
1922年1月，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刘伯明、吴宓、胡先驌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经典，不可全废，强调以理性态度审慎吸收西方文化，而非盲目地全盘接收。由于《学衡》始终不认同新文化运动的主张，遂自成“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互相激辩。因为时代潮流倾向激进，《学衡》杂志又多以文言文刊载，学衡派而因被视为守旧派、保守主义者，居于劣势。 
然而《学衡》主张“昌明国粹”，力求行文明畅简洁，使得日后报考东大及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的学生，皆需具备一定程度的国学基础，在严格的入学标准下，即使主修工科的学生也能创作旧体诗，遂使东大学生文学素养胜过他校，文风鼎盛自不在话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