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长沙决策
背景
第一，当时“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于江青等人到处“放火烧荒”，批判“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的山头组织，一些刚落实政策的领导干部又被当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状态，一些反潮流组织又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1]
第二，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时，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时，在会见后，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谈到由于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全国财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财政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长。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形势严峻，沉默不语。最后，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第三，周恩来病重，需要有人接替。周恩来是建国以来的老总理、好总理，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经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和肿瘤医院共同检查鉴定，已确诊为膀胱癌。
第四，毛泽东对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调中央学习后不久，毛泽东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实习”后，毛泽东又破例安排他担任“十大”的准备委员会主任（名列周恩来等人之前），随后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时青云直上，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名列周恩来之后，但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是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毛泽东发现他不仅才能平庸，底气不足，而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帮派，积极参与江青“组阁”的阴谋活动，衔江青之命到长沙告总理和小平的状，几次批评、警告他，竟屡教不改，还是与江青等人搞在一起，兴风作浪。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第五，全国第四次人代会召开在即。
发展
1972年“五一”节前，王震从江西红星垦殖场回京后，在太平庄住地约见邓榕，“胡子叔叔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叶剑英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于1973年12月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所以毛泽东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排除万难，狠抓落实。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时，周恩来就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个信息透露出去；当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后，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良机，印发文件，在全党造成舆论影响；当毛泽东的“8·14”批示被搁置四个月后，周恩来又旧事重提，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提示；当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当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时，周恩来抱病亲拟文件下发全党、全军；当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周恩来表示“积极支持”，与毛泽东一道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沙决策”。有了周恩来、叶剑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荐举、支持，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抵长沙，住省委九所六号楼，在湘休养了114天。曾观看湖南电视节目，五次到省游泳馆游泳，六次接见外宾，会见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批评“四人帮”，支持邓小平，与周恩来一起研究商量作出了重大的“长沙决策”。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举重若轻，从容淡定，把定舵向，决定了一些事关全局和根本问题的大政方针。他确定了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原则，为当时国务院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他大力支持国务院周恩来、邓小平开展工作，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当面批评王洪文、江青等“四人帮”主要成员；他与周总理竟夜长谈，一道商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社会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组织领导基础；他接见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接见多批国际客人，就中国的内政外交作出了重要决策。
1974年11月上旬，主管财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来长沙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留李先念谈话。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当即指示李先念：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先念回北京后，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湖南得毛泽东指示精神在先，在工农业生产中作了大量努力，开始扭转经济大滑坡的形势。
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会见外宾结束后，留下来，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
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
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
结果
1974年12月2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就绪，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这项重大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专程赴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有关工作，并商定若干重大事宜。
毛泽东当天就接见了周恩来、王洪文。周恩来转达了中央各同志对毛泽东的关切和祝愿。毛泽东风趣地用湖南方言说：脑壳好，肚子好，就是腿不行了……
12月24日、25日、27日，毛泽东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毛泽东针对江青、王洪文等人的宗派活动，严厉地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四人帮”的概念，对王、张、江、姚的帮派组织和活动作了定性和批评，警告说：“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揭露批评了江青：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在几次同周恩来、王洪文一道谈话之后，毛泽东于12月26日那一天，王洪文去韶山参观的时候，当夜同周恩来促膝长谈，共商国是。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后来被邓小平归纳成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关于理论问题、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关于领导体制、人事安排的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要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倡导“团结起来”，禁止搞宗派、搞分裂，明确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就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三点重要部署：一是制止武斗、反对派性，加强对民兵武装的统一领导；二是解放干部，在四届人大以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把他们解放出来；三是释放战犯，把“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毛泽东、周恩来不顾重病，本着对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情况作了分析和比较，以便确定新一届人事安排。有关四届人大和中央全会的重要事宜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最后敲定的。当时在场旁听的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一人。深知这次谈话重要性的汪东兴后来认定：毛泽东在长沙的重大决策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键。
后果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影响
阻击了四人帮的夺权阴谋，为后来清理四人帮做好了人员储备，提供了权利保证；
保证了政权的纯洁性，可以看作改革开放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