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人帮
简介
“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对老同志进行无情迫害，对人民、对国民经济犯下了滔滔罪行。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成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陈伯达等人对张春桥发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击；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
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重新崛起，出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特别是在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上，四人帮的组阁计划以失败告终，四人帮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晚年的毛泽东虽然并未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但在第四届人大之后也没有再削弱四人帮的势力。
相反，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却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再次将邓小平打倒。在逝世前，毛泽东将华国锋确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具体职务是（按中共党内地位高低顺序）：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具体权力，却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
历史
来源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文革中“四人帮”成员早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后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极其重要的职位。在其政治活动期间，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名义上执行“左”的革命路线，对大批老革命同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歪曲马列主义思想，试图夺取国家政权。文革不止四人帮参与，陈伯达[1]等人也参与文革。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2]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四人帮”覆灭[3]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  人民欢庆“四人帮”覆灭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促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为首的党中央高层，采取果断措施，抓捕“四人帮”。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成员
张春桥(1917~2005 .4.21.) 山东巨野人。其祖、父均为旧官僚、地主。
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十七中）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并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
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曾撰文指责过鲁迅。
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张春桥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
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7年初，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
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6年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受到隔离审查。
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判决书》中做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春桥，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十年动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夺权的肇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被告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不变。
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98年1月保外就医。
2005年4月21日病亡。王洪文王洪文(1935~1992 .8.3.) 吉林长春人。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 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人。
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  王洪文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要挟中共上海市委。随后纠集打手大搞打、砸、抢、批斗老干部，制造武斗。
1967年初，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风。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
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肆攻击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周恩来组阁、反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企图取而代之。随后积极参与镇压北京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不久亲自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暴乱。
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
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江青（1914~1991.5.14.）出生于今山东省诸城市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榘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江青[4]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居。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自杀身亡。姚文元姚文元(1931~2005.12.23.) 浙江诸暨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组织下，  姚文元[5]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
1974年至1975年，他利用“批林批孔”指挥写作班子著文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运动，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又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起，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6年10月6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
风庆轮
事件背景远洋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起就十分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毛泽东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组织上海造船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了9艘万吨级客货轮。与此同时，在1 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事件经过1974年9月30日，远航欧洲归来的国产远洋轮“风庆”号返回上海港。江青等借题发挥，安排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路线，借此影射攻击周恩来针对远洋运动事业现状提出的造船为主、买船为辅的方针。13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面加上批语，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还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他们抡起“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棍子，叫嚷要揪“大后台”。事件影响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什么收获，随后还派王洪文专赴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但毛泽东看清了江青想组阁当“后台老板”的野心，告诫王洪文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这段时间，上海方面大力展开了一场超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组织了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媚外”，批判“卖国主义”，还组织了《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评价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决议》论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肯定了这一胜利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决议》的论断，如实地说明，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开始。根据《历史决议》切合实际的结论，应该如实地肯定粉碎“四人帮”的界碑作用。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抓捕细节
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6]——韩钢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
软件工程
在软件工程界里，四人帮（Gang of Four，GoF）指被称为设计模式先驱的四人：Erich Gamma、Richard Helm、Ralph Johnson和John Vlissides。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该书曾被认为是整个软件模式发展的先驱。而GoF这个绰号来自于软件模式第一本书《Gamma+95》。这些先驱者们发现了可以在面向对象软件设计中捕获智慧的被隔离模式的价值。他们的模式非常大，并且高度结构化，比Alexander的模式相互依赖性更小。他们帮助了更多的软件开发者认知和开发软件模式的优点，现在由于书写他们自己模式的努力他们已经受到更多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