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熊克武
生平简介
熊克武1904年留学日本，  熊克武会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5年，因“取缔规则事件”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继续学习。1906年冬，奉同盟会总部命返川开展武装斗争。他在重庆、泸州等地与朱之洪、谢奉琦、佘英见面，继又到成都与黄树中在草堂寺秘密集会讨论武装斗争，到会的有张培爵、黄金鳌、余切、陈伯珩、龙光等30余人。在四川各地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积极组织起义，先后发动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但每次都因事机泄露、叛徒出卖、众寡悬殊等而失败。[1]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熊克武参加了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他领着喻培伦、但懋辛、秦炳、饶国梁等16人组成的小分队，炸开两广总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总督张鸣歧，张早已闻风而逃匿，广州起义亦告失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四川党人公推熊克武组织蜀军北伐。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熊为蜀军北伐总司令。不久南北和议成，孙中山命熊克武率部返川。蜀军政府任命熊为蜀军第一师师长，驻重庆。
“二次革命”爆发 ，熊克武与杨庶堪成立讨袁军，熊克武被公推为四川讨袁总司令。讨袁失败，熊克武被迫解散部队，化名陈颐丰逃到日本东京。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后，他勉强参加，但不久就离开孙中山参加黄兴的欧事研究会。1915年只身参与蔡锷、唐继尧讨袁护国之役。护国战争胜利，被进步党的蔡锷委任为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8年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以后熊克武卷入四川军阀混战之中，消灭了孙中山任命的川军省长吕超部，几次反复于南北政府之间，还高唱联省自治，只有在陷入危局之后，才重新表示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军政府委任其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北上，以英文密信给熊克武：“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全国斗争形势突变。北方军阀，意欲合力对付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内，各派对未竟的革命事业全然不顾，拼力争权。在湖南，被赵恒惕赶走的谭延闿，也野心大发，想利用熊克武这支军队之力，赶赵下台。赵恒惕倒向北方，以武力驱熊。正在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熊克武决计班师离湘回粤。属下第1 师师长贺龙看穿阴谋，苦劝熊克武无效，熊克武遂留下贺龙师1万多人在湘应变，率除贺龙师之外的建国联军部队三万之众到广东。蒋介石为夺其部，扣捕熊克武、余际唐等人于虎门炮台。在各方面舆论压力下，1927年，蒋介石被迫释放熊克武，熊克武经香港转上海治病，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熊克武从此坚持反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亲笔写信给熊克武，企图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威望，希其召集旧部替蒋打仗，并以高位相许，熊克武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1933年，熊克武任中国公学校长。
1937年，抗战开始后，熊克武在重庆任国民党国防委员，对前方抗战提  熊克武左一出了积极建议。1939年迁居成都，与朱叔痴编《四川民国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商议，共同策划反蒋事宜。1939年7月1日，熊克武与刘文辉等联络各界人士，在成都组成“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克武任主任委员，积极进行反对蒋介石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王陵基的活动。12月，与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25日，由熊克武领衔的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全国解放后，熊克武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7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5。刘伯承、贺龙曾是熊克武的部下。[1]
投身革命
熊克武，四川井研县研经湾人，生于1885年12月26日。父亲熊宝周以开中药铺行医为生，母亲邱氏生有子女8人，熊克武排行第二。幼时，家中生计艰难，父亲常告诫子女，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有这样长大后才能有出息。 
熊克武8岁时开始在镇上读私塾，闲时帮家里卖桑叶，收蚕茧等。13岁时赴荣县方家冲但氏家族私塾读书，在吴蜀等老先生引导下，熊克武的爱国思想得到启蒙。以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为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取自己的前途，熊克武决心留学日本。1904年冬，熊克武和好友但懋辛穿巫峡，渡东海，先到上海。12月7日，由上海乘船到达日本横滨，再改乘火车到达东京。 
1905年夏，熊克武和但懋辛同时考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东斌学堂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氛，在这里求学的留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熊克武进入东斌学堂后，思想更加倾向于革命。7月25日，熊克武在东京程家柽家里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8月19日，熊克武加入同盟会，在履行宣誓仪式后，中山先生把他带到隔壁屋中紧握他的手说：“为君祝贺，自今日起，君已非清人矣!”并向他传授了同志相见的联络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问：何物。答：中国物。问：何事?答：天下事。” 
8月20日，熊克武到东京赤坂区灵南日人坂本珍弥宅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会上熊克武和四川的吴玉章、但懋辛、董必武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 会后，熊克武受孙中山委派，去横滨向梁慕光学习炸弹制作法。在横滨期间，熊克武常去看望孙中山先生，聆听先生的教导，成为留日学生中三民主义的积极宣传者。 
同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激起了广大中国学生的愤怒。熊克武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日本和满清政府勾结起来，镇压革命运动的前奏，断不能接受。他和但懋辛、喻培棣等人立即在学校召开了留日学生大会，抗议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迫害。12月3日，熊克武代表东斌学堂的留学生，参加了由留学生会馆主持召开的代表会议，会上熊克武说：“我认为罢课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归国才是最后的方法。”4日晚，熊克武随同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及代表前往公使馆，要求取消《取缔规则》，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6日，留学生在东京各学校开始罢课。8日，熊克武的好友陈天华为抗议《朝日新闻》诬蔑中国人“放纵卑劣”，于早晨愤然投海自杀。噩耗传来，熊克武心如刀绞，全体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大家决定以集体归国反对《取缔规则》的实际行动来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以纪念陈天华烈士。12月下旬，熊克武与秋瑾、刘道一、黄树中、谢奉琦等留学生毅然回国。 
1906年初，熊克武、但懋辛约集73位同学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中国公学”，该校是回国留学生继续学业校园，亦是同盟会的联络站。[1]
护国护法
1906年冬，同盟会总部命令熊克武返川，与谢奉琦、黄树中共同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联络会党展开武装斗争。熊克武先到重庆、泸州等地与朱之洪、谢奉琦、佘英会见，然后到成都与黄树中于草堂寺召开武装斗争的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张培爵、陈伯珩、黄金鳌、余切、龙光等30余人。会后，熊克武化名邱济川，赴重庆、泸州、宜宾、屏山、井研、永宁、永川等地去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和委派负责人，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基础。 
1907年10月1日，他与佘英、谢奉琦等在江安、泸州组织武装起义，因事泄失败。随即赴成都，又与黄方、杨维、谢持等于10月4日举行武装起义，亦因事泄失败。尽管泸州和成都起义失败了，但四川党人并没有气馁，他们急图再举，发誓要替死难同志报仇，并决定12月13日晚在宜宾再次组织起义。然而，因叛徒雷东垣将起义的全盘计划向官府密报，起义再次夭折。 
1908年春，熊克武和佘英潜往日本东京购买枪弹，在吴玉章、宫崎寅藏的协助下，购得手枪30余支，子弹2000余发，于冬天转运回了四川。其后，他和佘英、曾省斋等人决定于1909年2月10日在广安发动武装起义，由佘英、熊克武率队伍分别进攻巡防营和州署。熊克武率队伍进攻州署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原来在州署值班的堂勇不多，一听枪响便全吓得躲起来了。 
巡防营位于州署的坡下。这时还没有传来一点枪炮的声音，熊克武很感奇怪，又想到如果巡防营的人包围上来，内外夹攻，那就不好办了，只得临时改变计划，不再继续留在州署搜捕知州，立即转攻巡防营。巡防营的门卫也同州署的门卫一样不堪一击，熊克武率队突破大门后，便和秦炳、王松廷各带数人分头搜索两边营房。突然，州署堂鼓一阵大响，熊克武一听便知道这是敌人传集救兵的信号，果不出所料，当他们刚离开巡防营大门，从州署方面来了一队人马。熊克武命令陈旭光、何宗绪立即带领部队从西门撤出城外，他与秦炳和易中断后。广安起义也失败了，但这是一场硬仗，扩大了革命影响，动摇了清王朝在四川的根基。不久，百折不挠的熊克武又组织了嘉定起义，因为屡败屡起，他名震川北，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1911年4月，孙中山决定举行“广州起义”，熊克武奉命率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府。27日下午5时半，熊克武率领由喻培伦、但懋辛、秦炳、饶国梁等16人组成的小分队，炸开两广总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张鸣岐，但张已闻讯逃跑。小分队与清军水师又在莲塘街北口展开激战，最后被敌人分割包围。在战斗中，熊克武与大家失去联系，在当地群众和同盟会党人的掩护下，辗转回到香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四川革命党人纷纷由海内外各地聚集上海。大家认为各省联军还未攻下镇江，进占南京不知何时，即使南京收复了，武汉也只是进攻北平的第一站，各省联军踊跃参加，川省当然不可落后，应该迅速组织军队，积极参加，于是众人公推熊克武组织蜀军参加北伐。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不久，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即正式行文授熊克武为左将军蜀军总司令，并赋予组建蜀军的全权。1912年2月23日上午，熊克武率领蜀军至南京下关码头乘轮船返川，于3月15日抵达重庆。 
蜀军刚回川，便有革命党人前来向熊克武揭发下川东都督刘汉卿的问题。刘汉卿原是盐防管带，拥有巡防军千余人，此人老奸巨猾，善见风使舵，辛亥冬见清朝大势将去，便于1911年11月25日宣布反正，就这样窃据了下川东都督的要职。但刘反正后，恶性不改，仍继续贪污作恶，残杀革命党人，民愤很大，于是，熊克武决定消灭刘汉卿及其巡防军。 1912年4月10日拂晓，熊克武一声令下，蜀军全部出动，万县城内外军号齐鸣，震天动地，新式山炮显威风，发发命中巡防军营地，仅半天工夫，刘的巡防军便被打垮了，刘汉卿被活捉，根据罪行，立即被枪决。 
4月下旬，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改称四川军政府，原重庆军政府改组为重庆镇抚府，袁世凯在四川的走卒、原军团长胡景伊继任总长。蜀军改编为川军第5师，熊克武任师长兼重庆镇守使，黄金鳌为川东宣慰使，驻守重庆，实行军民分治。从此，重庆政局得到暂时安定。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件发生；不久又非法向帝国主义借款，作为发动内战、镇压革命力量的经费。6月，袁又公然下令解除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国民党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反革命内战。熊克武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较量已不可避免，于是迅速整编军队，实行新的建制，将第5师改编为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1个工辎兵营，并将蜀军将弁学堂速成班中的优秀毕业生刘伯承、郑经武、张志芳、高建勋等编入第5师，以加强中下级军官的力量。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进行反袁的武装准备。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起兵讨袁，并发表讨袁通电。接着宁、粤、沪、皖、闽等省区亦相继宣布独立讨袁。消息传到重庆，熊克武十分欣喜，立即邀集重庆的国民党负责人和第5师部的同志共同开会研究出兵讨袁事宜。 
7月底，熊克武在师部召集重庆同盟会负责人、第5师师部及旅团级官长联席会议，正式决定通电全国，宣布四川独立。会上，大家一致推举熊克武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为四川民政总厅长。熊、杨率部西上讨伐胡景伊，迅速攻取了永川、荣昌、隆昌、内江等地，直逼泸州。胡景伊一面命川军4个师出兵抵抗，一面电告袁世凯增援。1912年8月14日，袁世凯专电川督胡景伊，在对熊克武进行了一系列恶毒攻击后，即宣布褫革他的“军官军职”，并责成胡景伊“饬所部严拿惩办”。还告诉胡，已命令“滇、黔、陕、甘、鄂五省都督，酌拨劲旅，会同兜剿”。1912年9月13日讨袁失败，熊克武被迫解散部队。战事刚停，袁世凯立即布告全国，除将熊克武、杨庶堪列为首犯外，还列出名单108人，要求“各省都督民政长……一体按名严行查拿”。熊克武只得化名陈颐丰即由黔北转湘西，经汉口到上海，然后逃到日本东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熊克武参与商议，尽管他在思想认识上比较倾向黄兴，但为了维护孙中山先生的声誉，乃决定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于7月8日前往驻地精养轩参加了成立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钮永键、邹鲁、程潜、李烈钧等20余人，在东京组成欧事研究会。熊克武一则关注欧战场的发展，一则与欧事研究会的许多成员交谊甚厚，感情比较接近，因而也参加了欧事研究会。熊克武参加欧事研究会后，便很少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因此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日渐疏远。四川的多数同志都是中华革命党的积极拥护者，熊克武也与四川的同志日渐疏远，产生了隔阂，引起了四川同志对他的不满和非议；加上熊克武讨袁的失败，受到众多责难，熊便去南洋追随黄兴了。 
1915年11月，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熊克武先回上海联络革命党人，后到香港与李根源等出名借款十万元去昆明，参与蔡锷、唐继尧发动的讨袁护国之役。12月10日，熊克武抵达昆明，19日，熊克武、但懋辛等随护国军第一支队邓泰中出发，向叙府挺进，地方团队和旧部纷纷前来请熊收编，于是熊克武被护国军总部委为四川招讨使。滇军入川后，最初战事较为顺利，但后来战事持久，泸、纳战役相继失利，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这时，熊克武便向蔡锷建议，由他出面组织军队。经同意后，1916年1月，熊克武被委为四川招讨军总司令，率领一支5000人的军队，与滇军并肩作战，讨伐川督陈宦统帅的北洋军。5月22日，陈宦正式宣布四川独立，向护国军请求停战。6月，袁世凯病死后，护国之役告终。8月，熊克武重新被委为第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 
为了争夺四川的军政大权，以罗佩金为首的国民党与川军第2师师长刘存厚从1917年4月18日开始，在成都展开激战，滇军战败，罗佩金被迫退出成都。以戴戡为首的进步党又与刘存厚在7月5日于成都展开激战，戴戡被困在皇城，在城破无援的情况下，被迫于7月17日向刘存厚交出督军和省长印，率黔军撤离成都后走投无路，被迫拔枪自杀。熊克武因不愿蹂躏地方，两次激战均未出兵参加。 
1917年7月，段祺瑞、冯国璋倒行逆施，废除临时约法和国会。8月下旬，孙中山先生倡议“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被推选为大元帅。11月13日，为了打击入川北洋军，在唐继尧的统一部署下，滇军顾品珍部和黔军王文华部联合袭击重庆，熊克武于12月13日在重庆通电拥护“护法”。1918年1月9日，他在重庆正式就任唐继尧委任的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率部与滇、黔军联合讨伐北京政府在四川的督军刘存厚。1918年2月25日，熊克武部攻克成都，刘存厚败退陕南，在段祺瑞的庇护下，设四川督军署于汉中。 
当时，孙中山没有经过商量，就抢先委任吕超为四川督军，吕超以唐继尧、熊克武势大，不敢就职，1918年2月25日，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 1918年3月8日，孙中山无奈，被迫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望熊“即刻日就职视事，肃清余逆，分命师旅，会师大江，以集大勋，而竟护法之责”。[1]
称霸四川
熊克武实权不多。唐继尧为了牢固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于1918年9月以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到重庆召开了联军会议，并抛出一份《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对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感到难以接受，拒绝在上面签字。　 
熊克武执掌四川军政两权后，深感四川历经多次战役，人民长期遭受抢夺骚扰、横征暴敛之害，生活十分痛苦。为了整理川局，整顿军队，恢复地方秩序，减轻人民负担，振兴实业，决定召开靖国各军首脑会议，商议治理四川的纲领。为了贯彻实施纲领的决议，熊克武做了许多工作： 
一是缩编军队。四川连年战祸，不断扩军，军费大幅度增长，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1918年2月24日，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名义，电告各军负责人禁止招抚地方武装和土匪。3月5日，又发表《告川中军界文》，从减轻人民疾苦、军队编制实情、稳定川局等方面，反复陈词，指出必须坚决裁减军队，要求军界中的各级官佐从这几方面做好说服解释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路川军终于缩编为8个师，一个全川江防军，一个混成旅。通过整编工作，军饷才有了确定的数目标准，人民沉重的军费负担才有所减轻。 
二是实行清乡。四川由于战乱频繁，盗匪趁机蜂起，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广大群众朝不虑夕，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整顿治安，清灭匪患，熊克武布告全川军民，责令驻军，会同地方知事，实行清乡。制定了《剿匪条例》，并亲自主持清乡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全川盗匪基本肃清。 
三是停止苛捐杂税。熊克武明令取消苛捐杂税，禁止向人民借垫筹款，明确规定纳粮上税标准，由各县税收机关统收。驻军军费，由督军署军需课按月发给各军预算内分期领款凭单，县知事所需行政费，由财政厅按月发给领款凭单，统向当地税收机关领取款项。从而建立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人民只负责上缴正额粮税，其他苛捐杂税免除了。 
四是整顿货币。自辛亥革命以来，浚川源银行发行的军用券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四川发出的大量纸币，在人民群众中尤如废纸。为了安定人民生活，平衡财政收支，熊克武下令停止200文的铜元流通，改用50文的铜元流通市面。对于纸币，根据当时币值和物价的情况，首先提高纸币币值，把原来一元面额的纸币，折合为硬币一银元五角，这样，市面流通的纸币逐渐减少，纸币币值稳定而不再低落。币值稳定了，市场价格得以平定，人民生活安定了下来。 
五是振兴实业和教育。为了振兴实业，推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熊克武决定筹备钢铁厂，计划修筑成渝公路，举办各种形式的基层训练班，拨款为工业办学培养技术人才，同时指定糖、肉税充实实业、教育经费。 
此外，熊克武依法召集四川省议会，把它作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以树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他在全川开展了禁烟工作，对私种和贩卖鸦片的土豪进行坚决打击。并且还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如1919年粉碎英帝妄图假手藏人鲸吞川边的阴谋，坚决抵制擅自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日本、英国帝国主义，呼吁四川军政府做出最大努力，制止北京政府与日本达成丧权辱国的协定。 
熊克武主持川政后，从1918年到1920年，四川的局面和人民生活是辛亥革命以来最稳定的时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们贪欲的不断膨胀，熊克武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四川境内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四川人民受尽了兵灾之苦。 
在1918年及1919年间，主政四川的，是以熊克武、杨庶堪为首的国民党势力。然而，四川国民党势力却又分裂为“九人团”和“实业团”两个派别。两派不断磨擦斗争，终于爆发了倒熊之战，实业团失败被逐出四川。 　
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后，利用整编军队之机，对实业团石青阳、吕超、卢师谛、颜德基、黄复生等部军民多所排挤，双方矛盾激化。另外，熊克武对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长亦心感不满，熊、杨之间亦矛盾重重。实业团遂与杨庶堪联合，拥杨倒熊。其时，谢持在广州大元帅府任内务部长、秘书长等职，对此亦有表示支持。1920年春，实业团与杨庶堪联合滇黔军发动了倒熊之战。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得刘湘等部的支持，与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展开连场激战，开始声势颇振，取得不少胜利。但到7月，熊部遭到全面反击，难以抵挡，熊克武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于7月10日率部离开成都，退往川北阆中进行整编。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实业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熊克武退往阆中后，将部队进行整编，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刘湘向熊克武建议，把刘存厚在汉中请回四川，合作驱逐滇黔军及吕超等部。熊克武表示同意，与刘存厚联络，刘亦应允。双方商定：在战事未决胜负之前，熊克武、刘存厚均不作四川督军，以刘湘为四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1918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率田颂尧、唐廷牧、张印本、赖心辉等部返川，熊、刘联合发动靖川之战。 
8月下旬，刘湘指挥各部由阆中向三台地区战略开进：9月8日，川军攻占成都，熊克武、刘存厚两司令部相继入城。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决战。双方激战十二昼夜。9月21日，滇军战败全部退出四川。10月上旬，刘湘指挥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抵抗，节节失败。10月15日，川军攻占重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仓皇乘轮船只身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同时，实业团的势力亦遭到严重的挫败，战后，所有实业团高级军官一律被逐出四川，杨庶堪亦辞去省长职离川赴广州。 
熊克武、刘存厚联合发动靖川之战胜利后，熊、刘之间的矛盾立即产生并尖锐，驱刘之战随之展开。这时，川军实力派刘湘等便成了关键人物。结果刘湘拥熊反刘，使熊克武在军力上压倒刘存厚。2月28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依附北洋军阀，违反民意，反对自治，应予驱逐。随即，熊克武命令但懋辛率第一军，刘湘率第二军，刘成勋率第三军，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分三路夹击成都，发动了驱刘之战。战争开始后，刘存厚部即节节败退，赖心辉部前线倒戈，邓锡侯、田颂尧、刘斌、唐廷牧四部离心，刘存厚自知无法抵抗，于3月20日通电下野，率护卫营离开成都，间道离川逃往陕南宁羌。刘湘、但懋辛督军追击刘存厚部在四川的残敌。这时，第一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通电勒兵停战。前线各部通电响应，驱刘之战停息。刘存厚遗留在四川的部队被各军收编。[2]
联省自治
驱逐刘存厚之后，1921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熊克武考虑到自己的政治立场尴尬，对南北两政府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提倡连省自治，还隐身幕后，将第二军军长刘湘推出主持川中军民两政，为了扩大影响，还组织了川军第一，第二军联合援助湖北自治运动，结果被吴佩孚打败。
川军对外发展受阻后，内部矛盾变得激化起来，在裁军问题上矛盾重重，结果川军第二军代军长杨森对第一军发动突然袭击，他迅速收缩部队，并联合川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一起打败第二军，迫使刘湘下野，杨森出川。但在战后分赃问题上又一次闹的不可开交，陈国栋一个小小的师长都感抗命，最后演变成一军（但懋辛）、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三军和三师（刘斌）、七（陈国栋）、二十一师（邓锡侯）三个师的大混战。战局呈现拉锯状态
1923年3月，吴佩孚指使杨森组织力量以反对熊克武为名反攻四川，同时派北军和黔军袁祖铭等部队支援，这时，川军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等也纷纷响应，他们攻占了成都和重庆。熊克武集合第1军、川北边防军赖心辉部和第3军刘成勋部于5月下旬夺回成都。6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川军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在滇军第2军的增援下，又攻克了重庆。这时吴佩孚仍不甘心，转请曹锟委任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任命袁祖铭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积极支持杨森组织反攻。他们这次专以第1军为进攻对象，对刘成勋和赖心辉部则采取秘密拉拢的办法，致使熊克武陷入困境。从1924年2月下旬到4月上旬，熊克武率领讨贼军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刘湘、袁祖铭的军队进行了多次战斗，以图进袭重庆，挽回败局，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1923年11月，他的潼川的指挥部被杨森奇袭，他抓了一根绳子从城墙上爬下才没有当俘虏。而且，他以文人统军，和部下多有隔阂，部队逐渐解体。为了保存实力，熊克武率部于1924年4月上旬出川，到贵州遵义休整。[2]
兵败出川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孙中山大元帅又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北上讨伐曹锟、吴佩孚部。是年冬，熊克武接到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的密信，主要内容是：“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能深体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得此信后，熊克武在湖南常德扩编军队到4万人，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还成立了“建国军干部学校”，学员来自四川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各部编余军官，共约400余人，分编4个队，训练6个月，熊克武亲任校长。1925年1月，熊克武派但懋辛等与河南督军胡景翼商定，会攻武汉。然而，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接着，胡景翼暴病身亡，使进取武汉的计划落空。这时，湖南省长赵恒惕倒向北方，决定以武力驱走熊克武。 部队何去何从，立即成为热点，熊克武力排众议，决定率军去广州参加北伐。 
1925年6月，熊克武率领部队3万余众，取道贵州、广西边境，于8月到达广东连山、连南、阳山一带驻军。不久，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廷到熊部劳军，并代表政府向建国川军赠送粮饷和军服药品。廖仲恺到连山的晚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熊克武推心置腹地谈了整整一个通宵。 
廖仲恺劳军返回广州不久，即被国民党右派所杀害。熊克武受到很大的震动，想起不久前促膝谈心时，廖仲恺要他注意警惕当前的政治暗流，不禁百感交集，对中国革命前途忧心忡忡。 
熊克武在连山把部队安排就绪后，国民政府即派伍云梯为代表前往连山接熊赴广州共商军事。1925年9月19日，熊克武一行从连山启程，1925年9月24日到达广州。当天晚上，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设宴为熊克武洗尘。蒋介石热情地邀请熊克武参观黄埔军校，并要熊届时发表演讲，熊克武当即答应前往，请蒋介石安排好后通知他。 
熊克武到广州不久，便与俞培棣一同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祭奠死难烈士。以后，第2军军长谭延闿单独设宴招待熊克武，席间谭假装关注地询问熊克武到广州后的打算。熊坦率地说：“我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至于个人出处，一听政府安排。”在此期间，苏联罗加佐夫将军受鲍罗廷顾问的委托，约请熊克武面谈，熊仍坦率地说：“我把队伍带到广东来，是准备交给政府调遣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挥。”罗加佐夫插话说：“作战期间，自己训练的部队，还是自己指挥比较方便，也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将来用兵还是要你独当一面。”熊克武告辞时，罗加佐夫又送了些药品给熊克武个人和他的部队。 
1925年10月3日上午，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来到联军办事处贺节，还带来了几瓶外国酒。他们与熊克武一见面便佯装歉意地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五十二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向你补贺中秋节。”当时余际唐在场，他们五人便坐下来喝酒。席上谈笑风生，熊克武开怀畅饮。蒋介石见熊已有几分醉意了，便对熊说：今天下午国民政府要开会，研究联军的驻地及饷械问题，请熊克武和余际唐去东山寓所参加会议，熊当即答应按时到会。 
下午，熊克武和余际唐提前来到东山寓所。熊克武到会议室见还没有另外的同志到会，便招呼余际唐坐下，点燃香烟边抽边等。过了一会儿，一队荷枪实弹的卫兵突然闯进会议室，把他俩看押起来。熊克武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卫队长答：“特奉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的命令前来拘捕你。”这时谭延闿板着面孔出现在会议室，宣布说：“你们被扣押了。”熊克武一看窗外，四周布满了卫兵，他顿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上了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的圈套。他冷冷地对谭延闿说：“先生才去世5个月，尸骨未冷，便设下陷阱，坑害同志，相煎何急!”谭延闿无话可说，悄然而去。过了一会儿，谭延闿又走进会议室，要熊克武给广大路川军办事处写张条子，把武器全部上交广州公安局。熊克武思忖了一会儿，为了使办事处同志不致作无谓的牺牲，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他掏出钢笔写到：“黄爵高(办事处副官)同志：现在发生非常误会!不日即可解释。所有广大路武器，全部交与来人封存取据。勿使外人知!诸同仁仍住广大路原寓不动。武。” 
傍晚，一队卫兵不由分说，把熊克武和余际唐押出东山寓所，由虎门要塞陈司令随同，用汽艇解往距广州70公里的虎门炮台。与此同时，蒋、汪、谭等也以宴请为名，把喻培棣、王子骞及机要秘书陈古枝、丁彀音、吴庶咸等同时拘捕，一起解至虎门炮台。 
1925年10月4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以广州国民政府名义，发布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通敌叛国罪状”的布告。6日，蒋介石等又胁迫熊克武的部下龙光为川军慰抚使。7日，龙光持熊克武的手令前往连州接收川军。9日，国民政府为熊克武通敌被扣，发表《告川军将士书》，要川军“切不可轻信谣言，无故惊扰”，“至于你们的给养，政府一定替你们筹划的”，一定要“服从革命政府”。 
蒋介石拘捕熊克武，妄图利用龙光收编熊部，以扩大自己势力的阴谋，立即激起熊克武部属的愤怒。大家公推第2军军长汤子模为总指挥，向贵州撤退。蒋介石见熊部属不肯接受改编，即派出部队向熊军发动进攻，欲用武力迫使熊军就范。汤子模指挥部队边打边后撤，撤出广东后，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到湖南被赵恒惕改编，一部分由汤子模带向贵州，途中汤被所部的师长罗觐光杀害，少数回到四川，被杨森改编。四川建国联军数万之众就这样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除掉了。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1月6日，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为欺骗舆论，蒋在报告中向大会代表详细介绍了其所编造的熊克武勾结陈炯明通敌叛国、图谋颠覆广州国民政府的罪状。 
1927年3月29日，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熊克武。熊出狱后，经香港转上海治病。1931年3月1日，蒋介石拘捕了胡汉民。熊克武和胡汉民是留学日本的老同盟会会员，两人私谊较厚。熊忧心如焚，径直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却不予理睬。 营救胡汉民失败后，熊克武恐再遭蒋介石毒手，遂以治病为由，与但懋辛、喻培棣一同前往日本神户暂住。[2]
混迹官场
“九·一八事变”后，熊克武无时不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面对危难的祖国，他感到居住在一个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里，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便与喻培棣、但懋辛从日本经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安排他实际工作，只是让他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防委员。1936年，张学良将军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赴上海倾听各方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并亲往熊克武住宅与熊商谈。熊克武对张学良谈道：“日寇气势汹汹，亡国灭族之祸，迫在眉前，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他希望张学良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临别时，张学良向熊克武表示：“锦公之言，乃当铭记于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熊克武扶病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力主团结抗战。当时，冯玉祥正好也在太原，两人相遇，分外高兴，随即他们在行馆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他们回顾了自己军戎生活的坎坷历程，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8月13日，日寇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淞沪抗战”爆发了。当时，杨森亲率川军第20军开赴上海与日寇血战，熊克武、但懋辛等随即代表旅沪川人前往战火纷飞的第20军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等处劳军，并鼓励杨森要以打内战为耻，抗击日寇为荣。淞沪抗战失败后，熊克武把家属送回四川，自己却只身到南京。当妻子陈静芬劝他一起返川时，他严肃地说：“我是政府的官员，在此国难期间，应与政府共存亡，政府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在南京期间，熊克武经常前往川军营地看望官兵，向他们讲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时英勇斗争的动人故事，激励战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勇战斗。上海失守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熊克武亦随后由汉口抵重庆。 [2]
1939年，熊克武返回成都，住北新街64号。蒋介石派宪兵来做门卫，名为保护，实则监护，熊克武知道蒋介石对他回川很不放心，便与朱之洪潜心编撰《四川国民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商议，抵制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又以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的身份，为抗战献计献策。 1945年8月，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熊克武在抗战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胜利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熊克武时时关注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积极联络川康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为起义做准备。为了避开蒋介石对自己的纠缠，便于联络各界人士反对反革命内战，熊克武和但懋辛又一次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公学”。 
1949年7月1日，经张群批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熊克武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以保乡自卫名义，反对王陵基的“戡乱”、“扩军”；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反对王陵基集中地方武装，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的炮灰；提出“自治方案”，以反对滥发纸币，增加人民负担；提出“军事自卫”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戡乱”。总之，熊克武等以种种理由，向王陵基展开合法斗争，使王不能集中人力物力，顺利进行“戡乱”。不久，王陵基向蒋介石告密说：“自卫委员会态度暧昧，连‘剿匪’、‘戡乱’的字眼都没有，与共产党有勾结。”7月1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电令川省取缔该委员会。8月15日，又电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名为“川、康、渝反共保民委员会”，熊克武等拒不接受，“自卫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2月，熊克武和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25日，由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30日，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和成都各界人士代表前往北门外驷马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同时，熊克武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1]。
晚年结局
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员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亲自来到成都布后街2号看望熊克武。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5月，熊克武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10月，熊克武任全国政协委员，于23日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1954年9月1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在人代会被选人大常委，继任第二届、第三届人大常委。1956年和1959年，熊克武在民革中央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1959年，74岁的熊克武代表人大常委会到河南、西安、四川、武汉等地视察工作，行程近万里。196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熊克武代表民革中央在会上代读了何香凝主席的长篇报告。 
1966年11月，熊克武已81岁高龄，又值动乱时期，但他仍承担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委副主任的工作，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贺龙同志，曾派人到熊克武家，逼熊揭发贺龙同志。熊克武冷冷地半闭着眼睛说：“我只记得贺龙的旅长、师长是孙中山先生委任的。”然后就以年老患病为由，不再说什么。来人对熊克武无可奈何，只得怏怏离去。 
1968年，熊克武自觉精神不济。国庆节前夕，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再出去参加庆祝活动。但他却回答：只要能走路我就要去，我多想见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自己的老朋友啊!国庆节当天，熊克武不顾体弱多病，仍拄着拐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后，有关方面动员在北京居住的熊克武外迁，熊克武回答道：“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政府不迁走，我这个工作人员迁走了，像什么样子?”来动员的人对这个“顽固”的老头毫无办法。 
熊克武晚年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切怀念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于右任、张群、黄季陆、萧毅肃等，曾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呼吁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国家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熊克武很重视文史资料的编写工作。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写下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辛亥革命宜宾起义的经过》、《广州起义亲历记》、《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订正余切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虎门蒙难记》、《10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等文。 
1970年9月2日，是熊克武弥留人间的最后日子，他临终前上书毛泽东同志，坚信“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并以自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留下遗嘱后，熊克武安详地合上眼睛，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85岁。 
9月4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了向熊克武先生骨灰告别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参加了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人大常委卢汉、陈其尤、季方、谢扶民，政协副主席许德珩，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等，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熊克武生前的好友和亲属。 
对熊克武先生的一生，周总理曾用这样精练而准确的话进行过概括和评价：识大体，顾大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