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朝文化
人物
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 
宋朝文化空前进步，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享誉千古，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苏东坡
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
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
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
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
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1]。
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单身家庭出身，自幼贫寒。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国之栋梁。范仲淹、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文学俱乐部。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体，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2]。 
宋代涌现许多著名画家主要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画的博大与意境！宋代山水画家人才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与刘松年共称南宋四家[2]。
理学
朱熹，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一生著书立说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在建构儒家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理是万物之源。“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1]。
史学
史学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长达十九年（加上《通志》超过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采用编年体方法书写，为后人提供了一本系统广博的史书。随后，另一史学家袁枢又对《资治通鉴》进行全面的整理，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可谓《资治通鉴》的简略版。史学家郑樵写成《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1]。
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著名的地方志有《太平寰宇记》、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由于金石学和考古学快速兴起，也有一些相关史书诞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1] 。
此外宋朝编修了不少与史学相关的类书，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1]。
艺术
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到了宋代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不仅仅把风景描绘，  陕西耀州窑青釉瓜楞执壶还强调画中意境。道家强调阴阳，宋代理学注重天人合一，追求暗藏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义理。[3]自宋代，人们懂得制作半透明的瓷器和混合使用搪瓷的青瓷制品。其中龙泉青瓷在宋代已经非常受欢迎。[4]宋代的黑色和红色漆器都配上以自然山水，历史人物和简单的装饰图案为题材的精美雕刻。譬如黄地剔红后赤壁赋图盘、朱锦地剔黑赤壁赋盘、楼阁人物堆黑盒、醉翁亭朱锦地剔黑盘。[5]虽然铸铜艺术、瓷器艺术、漆器艺术、玉器雕刻、雕塑、建筑、描绘动物的水墨画受到文人高度评价，但是山水画仍然为列最高。 山水画大师掌握了如何构造仔细拟真的近景，并且利用穿插云间的高山流水制造无限的远景。
两宋画风有别。北宋山水画多灿烂辉煌转，质感强烈，时而柔和温雅，气势宏大。在苏轼的提倡下，慢慢走向最求自我表现，追求意境，务求神似。南渡后，多描绘秀丽江南山水景色，构图简约，但花鸟画则更趋严谨精致。[6]　字画宋代绘画艺术风格受宋代理学影响，从花鸟看精密布局，所以注重写实。  溪山行旅图[7]花鸟画代表作品，有崔白的《双喜图》，兔鸟呼应，叶草同指一方，暗射秋风萧瑟，还有赵昌的《岁朝图》，李迪的《鸡雏待饲图》，林桩的《果熟来禽图》，李嵩的《花篮图》。 山水画的代表作品有李成的《寒林平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8]​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宋朝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顶峰期，宋朝皇帝特别重视书画事业，在宫廷设立了翰林画艺局，翰林图画院与画学。宋画主要可分为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三大分类。中国山水画到宋朝为一多方发展之时期，派别之分演既多，画家亦彬彬辈出。宋朝初期中国山水画承袭五代荆浩、关仝、董源与巨然等人，使中国山水画推向了高峰。北宋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为卓越，他们成功的将文人画与山水画风格相融合，后人难以企及。其他山水画名家还有北宋的范宽、郭熙。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峰鼎立的构图方式，表现出山的气势雄伟，前景作一巨石与主峰取得平衡，并以山腰的一线飞瀑，连贯上下气势。到了 宋朝南渡以后，山水画风大变，崇尚水墨。有名的有号称为“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圭等。李唐、刘松年等画家的笔法细润，色彩富丽，精丽巧整，世称院体。后来的马远与夏圭学习唐朝画法并参以南宋水墨之法[1]。
宋徽宗绘芙蓉锦鸡图文人画与花鸟画互相融合，让宋朝花鸟画显得格外清丽脱俗。宋朝绘画(12张)花鸟画自从五代黄筌与徐熙分道扬辉之后，到了宋朝，纯綷审美之风气盛行起来，以致于花鸟画与山水画更加兴盛，几乎取代了人物画的中心地位。宋初名家有黄居采和徐崇嗣二人并起，其情形颇兴北宗山水发展于院内，南宗山水发展于院外者相似。除了黄徐二人之外，还有崔白和宋徽宗擅长花鸟画。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其子赵构也受到薰陶，成为杰出书法家。徽宗时期，院体画中的花鸟画大盛，徽宗本人就是个花鸟画大家。宋朝人物画的宗师是李公麟，他绘画体裁广泛，无所不工无所不能。以建筑物比例构图的界画在宋朝勃兴，郭忠恕和张择端是其代表。南渡以后，历史人物题材画开始兴起。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画中的两个小孩推枣磨时的精神和眼神，就令人叹为观止。道释人物画在宋朝不甚盛行，不过确有一些重要画家出现，包括武宗元、李公麟、梁楷等人。其中以《八十七神仙卷》最为出名，众多仙人仙女，飘然列队而行，行如流水，极为生动[1]。
黄庭坚书伏波神祠诗卷（局部）宋朝书法主张尚意，注重在哲理性、书卷气、风格化与意境表现，同时也提倡个性化和独创性。宋朝书法跳脱了唐朝的风格而开创新局。隋唐五代的书法注重在“工”的体现，而宋朝书法主张尚意抒情的部分，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的部分。苏轼提出了“我书意造”的口号，他的笔法内紧外松，险竣多变。苏（苏轼）、黄（黄庭坚）、米（米芾）、蔡（蔡襄，“蔡”原指蔡京，为北宋误国六贼之一，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为北宋书法四大家  毛益于12世纪所绘《蜀葵游猫图》。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无认是天资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己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而南宋的吴说、宋徽宗、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延伸，其中宋徽宗特殊的书法风格被称作瘦金体，然而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1]。瓷器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  青白瓷茶壶
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欢迎的有“梅瓶”、“玉壶春”等 
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 
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文学与典籍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蜀素帖（局部）绢本 墨迹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9-10]​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2]。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2]。宋词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11]​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12]​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9]​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9]​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9]​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12]​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散文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9]​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话本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13-14]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15]。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16]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17-18]，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19]​
文学思想
宋朝文学思想与晚唐的文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唐太宗坚决反对齐梁的绮丽文风，要求作品有利于政治宗教，提倡内容与艺术并重，以气势与感情取代艳情来开创新天地，即所谓兴寄与风骨。随着唐朝没落，文坛出现淡泊境界，崇尚高情远韵，追求形式技巧的潮流。到了晚唐，回归绮丽文风，追求诗歌情韵之美。[20]​
北宋初期，晚唐的柔弱绮丽文风无法根除。当时流行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都是受到晚唐诗歌的影响。内容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情感，风格非常内敛。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都喜好文学，宋太祖曾找花间派代表作家欧阳炯到宫中表演。根据《石林燕语》，宋太宗更认为国内政局稳定，开始注意文艺娱乐方面。宋真宗时期，君臣的诗歌唱和日趋频繁。天禧二年，曾诏编群臣所创作的诗歌为《明良集》。可见唱和诗非常流行。[20]​
随着政局稳定经济恢复，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与文化涵养慢慢提高，诗歌风格走向高雅清远，而且倾向以词来书写深刻精美的情感。文人情感气节日渐壮大，对济世方面日渐热情，越来越多对现实的批判。随着古文得到提倡，开始有“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承继了中唐韩愈与柳宗元的基本思想，以文字来说明道理为宗旨，强调道德教化与政治变革的作用。这些道德教化的思潮来自儒家思想，而儒家在宋朝得到复兴，于是明道言志的观念常常在作品中反映出来。[20]​
宋代著名作家与唐代的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唐代的作家具有诗人气质，而宋代作家却多身兼政治家与思想家。除写诗词外，还著有经史作品，更精通书法、绘画与音乐。自宋初便有《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的大规模典籍整理工作，宋代促成文学繁荣。苏东坡等人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当中的学问不仅仅书本上的，还包括了个人的修养。其实宋代的学问以儒家的安身立命，佛家道家的顿悟解脱为主题。他们的作品不只反映情感，更描写了对事物的洞见。他们并不侧重表现形式与技巧，反而侧重于个人胸襟与艺术人格。因此，他们能够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文，打破了传统文学体裁的界限。[20]​
南宋隆兴元年以后，爱国词人以豪放风格和重才重气为宋代文学带来了中兴时期。中兴四大诗人强调自得，追求接近自然与生活。理学大行其道，肯定了道德人格，文坛从强调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演变为强调文学作家的道德人格。要求作家具有圣贤的正气。可是，随着江湖诗派和永嘉四灵成为历史之后，晚唐风格再次流行，作家钟情于雕琢文字而失去了理想与愿望。[20]　
宗教
与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后周时，周世宗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周世宗的政策。宋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宋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然而整体来说，宋朝宗教以道教较为兴盛，北宋许多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都信道教，政府支持提倡，使北宋道教大盛，南宋较衰，但余风仍在民间。佛教在后周周世宗时，曾受打击，宋初渐复，但宋徽宗崇道抑佛，又略受打击，南渡后又复，在佛学研究上比之唐代要黯然消沉。此外，民间尚有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1]。
北宋11世纪的孔雀明王画像佛教在五代十国时期，于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各国流行。宋初，宋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宋太祖说他是“非毁佛教，诳惑西姓”，把他发配沙门岛。宋太宗进而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在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宋太宗时雕版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作《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宋真宗继续建寺译经，并亲自作佛经注释。宋真宗统治时期，成为宋朝僧徒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当时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佛教宗派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而禅宗之中又以临济、云门二宗最为繁茂。净土宗相对禅宗而言更为俗化。原先艰深的理论被阐释的更加简单化与口号化。[1]​
玉皇大帝像道教在宋朝变化繁多，十分兴旺。宋朝管理道教的机构是礼部所属的祠部。宋朝道教出现了内丹派南宗、正一天师道（参见正一道、天师道）、忠孝净明道（即净明道）和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教派。最后全国形成了真大道教、正一天师道和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局面。宋太祖时，道士们进见，劝他“无为无欲”“恬淡寡欲”，太祖不予理睬。宋太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赐给封号，命南唐降臣徐铉校正道书，又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道教逐渐得到朝廷的提倡。宋真宗是道教的狂热的信奉者，对人说：“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又说：“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宋真宗和道士们编造神话，说玉皇在他梦中传告赵氏始祖是轩辕帝。宋真宗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参知政事丁谓等制定礼仪，大事祭祀。并且在东京修建玉清昭应宫，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实信徒。宋真宗又命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编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大修道观。道教得以广泛流行[1]。
祆教、摩尼教与景教被称为“三夷教”，于晚唐时先后被禁。祆教在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摩尼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历五代两宋仍不衰。北宋的方腊和钟相起义都与摩尼教有关。伊斯兰教方面，唐朝时，穆斯林开始到中国进行贸易，宋朝伊斯兰教的影响更大。穆斯林在西洋与南洋贸易中占优势，他们负责市舶司，最著名的是蒲寿庚。犹太教徒主要分布在宋朝开封一带，当时被称为“蓝帽回回”、“天竺教”等。他们自称“一赐乐业”教徒，极有可能是以色列的音译。他们是现今开封犹太人的祖先[1]。
教育
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朝非常重视考生质素，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宋朝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1]​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制订太学三舍法 （内舍、外舍、上舍）。学校会于每年按成绩升舍，在上舍成绩优秀时，可免州试和礼部考试，并特赐及第。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宋朝政府还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三次进行兴学运动，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文品质，这三次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
宋朝改良科举制度也促成教育的发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试的设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宽应考条件，并增加了取士数量等等。宋朝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通过者在宫内由皇帝主持殿试，在宋朝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考试的公平使得平民的机会均等，因而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1]​
建筑
北宋《金明池夺标图》描绘了金明池当时的景况宋朝在经济、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都有发展，使得宋朝的建筑师、木匠、技工、工程师、斗栱体系、建筑构造与造型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建筑方式也日渐趋向系统化与模组化，建筑物慢慢出现了自由多变的组合，并且绽放出成熟的风格并且拥有更专业的外型。为了增强室内的空间与采光度，采用了减柱法和移柱法，梁柱上的斗拱铺作层数增多，更出现了不规整形的梁柱铺排形式，跳出了唐朝梁柱铺排的工整模式。宋朝的建筑明显瘦长单薄，有弧形的屋顶以及宋朝特有的尖塔。[1]​
虽然宋朝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但杰出的建筑都是佛塔、石桥、木桥、园林、皇陵与宫殿。由于注重意境的园林设计特意追求把自然美与人工美融为一体的意境，所以这一时期的建筑，一改唐代雄浑的特点，变得纤巧秀丽，柔弱纤秀，曲线柔和，注重装饰，华丽而繁细。建筑物的屋脊、屋角有起翘之势，不像唐代浑厚的风格，给人一种轻柔的感觉。油漆的大量使用，颜色十分突出。在窗棂，梁柱与石座的雕刻与彩绘的变化十分丰富，柱子造型更是变化多端。[1]​
虽然数千年来，建筑智慧依靠口耳相传，子承父业相传下来，关于建筑的文献却早已存在。历史学家通过水墨画中所描绘的建筑物了解宋朝建筑的配搭。此外李诫所著之《营造法式》是宋朝建筑学的重要文献，它对施工和度量的描述非常深入，比以前的文献更有组织，也对后世中国建筑设计，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朝廷设立了专门负责建筑营造及相关的官职与机构－将作监来掌管宫室建筑，让建筑智慧有系统地流传下来[1]。
社会
民间生活宋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使神韵文明向绝对化发展，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戏艺，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等。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宋人小资情节严重，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抒发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宋词体现了宋朝稳定的政治局势、繁荣丰富优越的社会生活。娼妓业的兴盛起源于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宋代的娱乐业则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妓”。大部分可以买艺不买身。她们大多数相当于现代的文艺工作者。她们一般都是才貌双全的，有的人对琴、棋、歌、诗、书、画、等有很深造诣的，有的可以称上是那个方面的艺术家了。“官妓”是最为人们仰慕。她们不只是相貌出众，还非常有才华的。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非常出众超群。演员明星、或从事文艺工作的女人都难以比上她们，因为以前的红楼女子是从小培养、不断的熏陶出来的，而一些演艺界女士，长得漂亮点只上两年学就有可能成为明星……可以说一个宋代的名妓，要比现代的女明星强不少[2]。 茶文化茶文化是在宋代时才达到艺术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我们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要加各种作料的茶。这是有无数种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遗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数的工艺、文化一样没有遗留下来。宋时已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宋还有斗茶之风。蔡襄在《茶录》中介绍建安斗茶，特别推重当地所产的一种半发酵的白茶。宋人用各种漂亮的、精致的瓷碗的饮茶，其中兔毫盏、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银兔毫”。宋代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宋朝的诗歌里就时常渗透着茶文化。“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于霞。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也写出这么悠闲具有小资情节品味的品茶诗。宋徽宗《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的文化[2]。 玉文化玉文化是在宋时开始流向民间的。由于宋徽宗对玉器的过分喜爱。导致玉器在宋代空前发展，世俗化倾向的玉雕空前发达。宋的玉器玩味大增，礼性大减。宋代出现了玉雕市场和专门贩卖玉器的商铺。市民成为玉器的玩赏者、拥有者。佩带玉器受到广大的市民阶层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这些都表明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2]。 世俗观念在宫殿玩耍的孩子由于晚唐五代时期门阀士族已经没落，科举考试制度到宋朝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使大量过去贫寒的读书人一跃成为士大夫阶级，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了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级在宋朝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也拥有许多特权，因而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1]。
中国自宋朝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两宋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因此，总体而言，到了宋朝，经济上除了一些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外，社会已无明显的阶级之分。[1]​城市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杭州）、大名、应天（今商丘）、镇江、平江（苏州）、江陵（今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了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1]​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了发扬，从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