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汶口文化
概况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大汶口文化遗存(23张)。主要分布在泰山及其周围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另外该文化类型的遗址在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后得出数据，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3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
大汶口文化具有显著的自身特征。其盛行枕骨人工变形以及拔牙。陶器多见夹砂或泥质的红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1]出现了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彩陶和朱绘；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器形有鼎、觚形器、豆、杯、鬹、壶、瓶、背壶和大口尊等。石器磨制精美，中期以后更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器，主要包括斧、刀、铲、锛、凿、玉铲以及其他的装饰品。此外，还发掘出了各种骨制、牙制的工具和装饰品。他们从事着以种植粟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饲养猪、狗、牛、鸡等家畜，同时渔猎经济也是其重要的生产部门。
在已发掘的遗址中，山东地区尚未发现大型的聚落遗存，而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它由成排分布的红烧土排房建筑构成，这些排房多则六间一排，少则两间相连，布局严谨，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
大汶口人死后的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另外还发现部分折头葬、折肢葬等较为特殊的葬式。中晚期以后发现有木质葬具，在有的承认墓的随葬品和儿童瓮棺的葬具中还使用了带有各种陶文的大口尊。[2]
发掘过程
大汶口文化的遗存，最早是在1952年发掘滕县岗上村遗址，以及1952、1953年发掘江苏新沂花厅墓地发现的，但对其文化性质曾长期认作为龙山文化。直至1962、1963年发掘曲阜西夏侯遗址发现了其早于龙山文化的层位关系之后，才于1964年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1]
文化特征
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已发现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遗址。村落遗址所选择的地点，有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也有在平原地带的高地上。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1立方米的碳化粟。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
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在呈子遗址中曾发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近方形的房屋，房基东西长4.65米，南北长4.55米，房门朝南。筑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内填土夯实。墙基内有密集的柱洞，室内有四个柱洞。在大墩子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出土有陶房模型。一件立面呈长方形，短檐，攒尖顶，前面开门，三面设窗，门口及周围墙上刻有狗的形象。一件立面呈三角形，前面开门，左右及后墙也开窗。另一件横断面呈圆形，上有一周短檐，攒尖顶，有五道肾，无窗。这些陶房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状。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圆形竖穴和椭圆形竖穴，原先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的窖穴。也有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灰坑。
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另有少量的陶网坠和陶纺轮。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一些变化，根据它们的出土层位可分早、中、晚3期。[1][3]
研究成果
制陶技术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彩陶上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墓内的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铲、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塑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1]墓葬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每一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死者头向一致。墓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仅有棺，但也有棺椁皆备的。葬式一般为单身仰身直肢葬，也有二人合葬或多人合葬的。多人合葬，少则三人，多则达二十三人。二人合葬墓有同性合葬，也有异性合葬。且有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合葬墓。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无头葬、无尸葬和“迁出葬”（即将墓内部分骨骼迁移它处，而在原葬墓内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葬式有屈肢葬、俯身葬和重叠葬等。墓内多数无任何随葬品。凡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多少十分悬殊。少者1、2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3串77件石质饰品，玉臂环、玉指环各1件，腹部置玉铲1件，还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达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日趋严重。
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墓葬无葬具，中、晚期出现木椁；早期有反映氏族成员间牢固血缘关系的同性合葬墓，中、晚期有属于父权制确立后葬俗的夫妻合葬墓。在大汶口墓地，1959年发掘墓葬 133座，时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里的大、中、小墓差别极大。大墓不但规模大，且常有木椁葬具，随葬品丰富精美，如有洁净的白陶 、乌黑而略带光泽的黑陶和优雅的彩陶，还有玉器、石器、象牙器、骨器等。小墓墓坑窄小，有的仅随葬1件陶鼎或再加1件獐牙。大小墓的鲜明对比，表明私有制产生，已出现贫富分化。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还发现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重视。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见青莲岗文化），后继为山东龙山文化。该文化的种族，通常被认为是黄帝族的一部分东迁形成的少皞族。[1]经济水平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为主。居民饲养猪、狗等家畜，也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镞，骨角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制陶业较发达，小型陶器开始用轮制法生产。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 也有圜底器， 主要有鼎 、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很高。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1立方米的朽粟，说明粮食生产已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保留打制疤痕的石铲、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砺精良的穿孔斧、刀、铲等，收割工具还有骨镰和蚌镰，加工谷物的工具则是石杵和石磨盘、石磨棒。在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石镐和一些鹿角锄。
这个原始部落集团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发现用狗和猪随葬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
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20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坑中，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氏族成员已经能集体捕获大的、凶猛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时期，手工业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制陶业、玉石制造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1]民俗习惯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1]文字据已有资料显示，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文字，可以认为它是已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不过这些文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甚至读音也许也已确定了，所以它又非普通的刻符。[2]
类型分布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问题，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划分为“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个类型。也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个类型。[1]
发展历程
总述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堡头遗址，发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以后同一类型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在山东和苏北的广大区域也不断发现，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已发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1]早、中期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1]晚期  彩陶盆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从随葬品来看，差别更加悬殊，有两组墓葬可以对比：一组七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达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四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可见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显著。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根据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有3种不同看法：
一、认为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应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
二、认为墓内随葬品悬殊很大，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
三、根据大汶口墓葬材料，认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1]
发掘意义
由已发掘的遗迹可以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