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诗意的年代
摘要
《诗意的年代》描述了一群当代作家被电影导演请到某宾馆，讨论一个话题：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意了。作家们各抒己见，期间，与会的女服务员偶然碰到来宾馆做生意的老同学，相遇使他们沉浸在对大学生时代美好情感的回忆中。当他们旧情复燃时，女服务员却不辞而别。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又成为与会作家的话题。
基本资料
《诗意的年代》 
片名：《小说》(又名《诗意的年代》)
导演：吕乐  摄影：王天麟
主演：王志文王彤 
拍摄时间：1999年 
拍摄地点：四川省郫县
剧情
《诗意的年代》
源起会议之国的小型讲座，一群伟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伟大的讨论会，伟大的主题是：“什么是诗意”。开场一个象征镜头，摄影机先是追踪着火车，开进小城，再走进大街小巷，然后停靠酒店，走进局促的会议室。接着，一批有头有脸的作家杀入镜头，阿城、王朔、马原、方方、余华、棉棉……从阿城的“诗意”考古开始，讲到“有钱就有诗意”。各抒己见的过程中，大家谈得性起，渐将诗意按压在自我之下。镜头有时溜出来，看另一种风景。一旁的会议策划人，在酒店里偶遇旧爱，更能体会点点诗意。演员王彤和王志文，就演着或许由作家虚构的故事，他们的存在，比作家更真实。吕乐一个革命式的举动：拆走纪录片与剧情片的框框，将两者放在同一议题与空间自由对话。  
简介
《诗意的年代》
《诗意的年代》似乎源起于会议之国的小型讲座会，或者是万会之国一个小会引发了编导者的灵感。它来得相当无聊，最无聊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一个最无聊的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是诗意"，诗意的年代何在。 
电影观众们和电影批评家的看惯了扮装的演员出入画面，无论美丑老幼胖瘦，他们是电影国度中的合法公民，器官司健康，行为中肯，面目香喷喷。 
《诗意的年代》开场不久，却杀出了一群有名有姓、身分确实、出处可查可考的作家。他们"酸"味相投，聚集一堂，从钟城的"诗意"考古开始，到某个人的"有钱就有诗意"。各抒己见的过程中，作家们纷纷暴露了形态不一的恐怕和洋洋自得。臂如王朔，他恐慌于"下一代"或"下两代"作家的成长，因为他自以为他在文坛有地位，而且是有大地位，它有可能会被新生者替代。没有人真正在关心"诗意"，他们谈论它，越谈论它离它越远，谈论得愈多他们愈不相信它。也许，王彤和王志文两个演员所演出的故事，是他们的集体虚构。小说，小说中的往日燃情昔日篝火，闪闪烁烁之间透露出来的少许诗意，如同小说一样在虚有与实有之间。而且，由于讨论所造成的歧义，直接衍射到王彤和王志文身上。 
有多少是情焰，有多少是苟且，有多少是表演，有多少是不自觉的"再生状态"，有多少出于惯性，把旧戏新演的生活戏局模式，对"结局"的追求、完整性、技术上的回环、重温的动力，作家们已根本无从操控，而只能污染。会议使诗意变得污浊可疑。试图为时间戴上耻辱或光荣标记的人们，小丑般可笑。于《诗意的年代》之间，义正辞严或冷嘲热讽的与会者，却没有丑角的自知。他们认为，作家是高尚的人，可以俯瞰小说的人。血肉却在小说之中，写作小说的人显得干瘪、酸涩而乏味。 
当然，这远不是吕乐要在《诗意的年代》中表述的全部"真相"。他的"真相"是并不想念被定义、被建构、被书写与定义者、建构者、书写者之间的关系。从影像上看，被记录的人与话语反而更像戏剧。一群说梦痴人或自说自话者的拙劣演出。一群业余演员。注意，不是非职业演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职业化的业余演员。他们的过场，相当"反故事"，"反艺术片" 
因为由他们构不成一部精彩的故事片。只有在王彤或王志文两位专业水准的演员出场之后，《诗意的年代》才成立起来。恰好是有了作品才出现作者。恰好是有了时间就有了诗意，无论"诗意"一词会有多少条辞解。如果将其两分，构成"两分监狱"，以为诗意是时间的神、作家是作品的神，那就看看一位神表在另一位神的嘴上，是有多么单调、多么世欲嘴脸吧。 
在《诗意的年代》中，吕乐更加强调摄影机的调度，而几乎放弃了场面调度。这里的长镜头已远离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创生出更加单纯的镜头语义。看上去的拼贴格局，把纪录片与艺术片的界限粉碎而又粘贴。细微的区别是，会议现场只有画面没有场面，会议之外才有场面，才有活生生的遭遇与"调度"。
僵硬的、僵死的、是会议和会议上的人，活跃的世界不在这种封闭空间中。且不说吕乐是否在弹击中国的会议体制和被会议召之即来的"要人"，只看他用摄影机面对现场的姿态，就可以明了他的"考古学"方式。
幕后
《诗意的年代》
《诗意的年代》1998年，吕乐构思了一个故事，找来刘仪伟一块儿编剧本。“我们都爱文学，那时候眼看很多文学杂志都不好卖了，文学书的销量远不如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刘仪伟说，“赶上世纪末，我们打算做一个向文学致敬的电影。” 
刘仪伟当了制片人，从一个空调公司找来150万元预算，又与北京紫禁城影业合作，挂他们的厂标。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笔会当中，两人就真找来自己喜欢的一群中青年作家开这个会。除了上边提到的这些，还请了王安忆、池莉和余华，前两位各自有原因来不了，余华是不太愿意扎堆。一年前吕乐就约阿城：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得从美国回来，我们拍一个电影。阿城到了现场才知道一直误会着，他还以为叫《失忆的年代》呢。 
先到的作家们晃了一个星期，玩青城山、逛成都、各自找熟人，晚上再约好了吃饭、海聊。吕乐的意思是，先把笔会的气氛给挑出来。开拍前，给每人发张纸，上边就三个问题，头两个分别是：这个时代还有没有诗意；对眼下媒体包括电影、电视的看法。 
针对这两个问题，作家们在会议室里聊了三天，两台摄影机同时拍着，跟纪录片一样。阿城从中国怎么打孔子的时候有了诗聊起，聊到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到诗怎么就在现代没落了。陈村上来就说，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文人一种酸性的表现”。方方认为诗意的东西从来不在当下，只在过去。丁天、马原聊到了有钱没钱的问题…… 
阿城还记得吕乐一边拍一边皱眉头，有时候插话：真的是这样么？“好像我们说的都不太符合他的预设。他是想说没诗意了，我们说的都是有。” 
《诗意的年代》的整整前半段，都是作家们信马由缰大谈特谈什么是诗意。会场不时有个漂亮姑娘入画出画，或拎暖壶续水，或换走桌上烟缸。林白说那时候自己一直不知道她就是电影的女主角，还以为就是当地文联的工作人员。 
笔会的间歇，王彤扮演的陈晓在宾馆偶遇大学时同在中文系的恋人、王志文扮演的赵子轩。他们已经各自为人父母，在人间烟火里碌碌多年，旧情踌躇着不敢复萌，却总有点不知所措的美好。电影前半段笔会开完，作家走了。陈晓多留了一天，跟赵子轩在小城里闲游叙旧。临别的一晚，他们在房间里很不舍，又笨拙地抵挡着不知究竟是对过往还是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怀恋。 
他们的故事戛然而止，吕乐那张纸上的第三个问题登场。每个作家对着摄影机答这个问：那晚，后来，他们怎么着了？有猜他们上床了的，有猜什么也没发生，因为“尽剩下后悔了”的。林白早不记得自己当时怎么说，倒记得棉棉的回答是“让他们去看动画片吧”。陈村也不记得他说的了。他对8年前拍这个电影的深刻印象，是飞抵成都的时候王朔在机场遭遇媒体的围堵，蜂拥的记者一直从成都追到郫县——几天前他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看金庸》
2000年，影片大致剪定，在紫禁城影业放了一回，是出品公司自己的审看。吕乐说除了紫禁城的人，“就是几家电视台的台长”。看完片子，一个电影发行策划人急了：“这什么玩意？就这个放到电影院里吗？” 
导演和影评人崔子恩曾经在一篇评论里写：“电影观众和电影批评家看惯了扮装的演员出入画面，无论美丑老幼胖瘦，他们是电影国度中的合法公民，器官健康，行为中肯，面目香喷喷。《诗意的年代》开场不久，却杀出了一群有名有姓、身份确实、出处可查可考的作家。” 
问题是吕乐在放映的时候还得解释，这是谁那是谁，“你即使说名字他也不认识，他读小说不够。”总经理最后发话：还是新导演么，要不我们就再想想。 
看片会就这么散了。半年过去，紫禁城也没有把这片子送电影局审，吕乐问起，对方说，再等等吧。“我就知道‘再等等’就是给毙了。电影局根本没看过，他们自己就毙了。” 
吕乐考虑过审查的问题。他的电影在谈“诗意”，找的却都是小说家，没一个诗人。“这要是找诗人谈，早早地就毙了，连剧本都过不了。”他后来这么说，“诗人是一个太外围的人了。我还跟他们解释，方方是湖北作协的主席，赵玫是天津《海河文学》的总编，除了王朔、阿城、棉棉，其他多多少少还都有职务，但他们哪管你什么职务不职务。” 
2000年1月王朔出了随笔集《无知者无畏》，书中最后一篇就是《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王朔特别在作者按里说明：“声音中有删节，主要是‘他妈的’太多。”这年底次年初，吕乐自己又把片子改了一遍，“把脏字都给去掉了，就试着说再送电影局一次，后来也是根本没有消息。那就算了吧。” 
1998年吕乐的故事片导演处女作《赵先生》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获得金豹奖，但因为没有通过审查，成了违规影片。《赵先生》的情节也是围绕婚外情，但这次《诗意的年代》的搁置，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人家还给予肯定了，说你后边的戏都挺好的，就是得补拍啊！我说这补拍什么啊？”吕乐说，“我觉得他看这些人坐在摄影机前面，他别扭，他不习惯。要听领导传达文件，这么一个电视节目可以，一个常人能坐那儿很放松地谈，那不行。” 
拍《诗意的年代》的时候吕乐就想过DVD的事儿了，一群作家侃掉半部电影，肯定不是大众的路子。“当时想的是学校里文学青年每人卖张DVD，卖便宜点，也能赚不少钱了。你想成都就不少人。后来王朔还去了趟成都一个大学讲课，文学青年人也挺多。幼稚的时候都是算账算得特清楚。”吕乐笑道，“没办法，其实就是这样，那是一段生活，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