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兵垣奏议
兵垣奏议
文人论兵是明代出现的重要现象。陈子龙作为晚明的著名文人和明末兵部官员，在诗词之外，还留下了以论兵为核心内容的《陈忠裕公兵垣奏议》。此书集中讨论南明时期的军队建设、防御体系、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很强的可操作性。陈子龙的军事思想表现了明代兵儒合流的历史趋势，一方面体现了文人“救民靖国”的战争观和把兵学儒学化的论兵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明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具有文学、军事、历史多方面的意义。由于陈子龙在明末评定过两次暴动，在军事上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这部《兵垣奏议》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之上的出色文集，与明代泛泛而谈的普通论兵之作大相径庭。
《兵垣奏议》共二卷。《〈全集〉凡例》：“徐云将世祯所撰《年谱》，云乙酉（1645）告归后，刻有《奏议》一卷，访之藏书家，绝无知者。即公《自述年谱》所云时政策三十余篇，亦未见全本。今于残编中采录得若干首，分为十卷，其所著之先后，无从考定。”按《年谱·崇祯二年己巳（1629）》：“冬月，撰时政策三十余篇，又作赋数篇，颇行于世。”但此崇祯二年的“时政策三十余篇”实与《兵垣奏议》无关。据《兵垣奏议》每篇奏议后注明的年月皆撰于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至八月间，次年乃有原刻本。今存此书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融斋精舍刻本，存上海图书馆，影印本《陈子龙文集》收入。据此书松江知府陈声遹序，“后世重公之行，于公诗文诸集搜刻略备，而公前后居给谏之位，多所匡议，世不得尽读其稿，犹以忌讳，秘不敢示”，而从松江孝廉张锡恭处得此书藏本，陈声遹“不敢复秘，为之移资，刻于融斋精舍”。但重刻本所收已不全，今存《募练水师疏》、《中兴大本疏》等三十篇，而《欣睹旌直之典疏》等四篇为残篇，《直述面语揭》则缺。另外《论上流寇势疏》等二篇，原来就存目未梓。
《兵垣奏议》文选
恢复有机疏明 陈子龙
题为恢复有机可乘，人心积驰难振，恳乞圣明严敕诸司，并日诘戎，仍尅期大阅，以扬国威，以定中兴事。臣观自古中兴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亲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后，汉之光武，唐之肃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车数驾，故能光复旧物。未有身居法宫之中，优游处顺，而可以甘戡定祸乱者也。
方今殷忧之会，天步艰难，大仇未殄，不共戴履。臣伏处田间，自谓当此之时，陛下必日坐便殿，与宰执之臣，亲决庶政，三事大夫，莫不夙夜，百僚奉职，朝令夕行，而且下哀痛之诏，兴缟素之师，呼苍兕以济江，秉白旄而问罪，庶足以泄神人之愤，慰普天之望也。自入国门，将再旬矣，惟遣北使，得一聆天语，不识密勿之臣，英谋宏议，日进几何，但见官署寂寥，人情泄沓，交鞍击毂，宛然泰阶之风，好爵高班，无异升平之日，从无有叹神州之陆沈，念中原之榛莽者，岂金陵佳丽之区，六朝风流之地，可供清谈坐啸耶?臣恐王敦、祖约、苏竣之徒不绝于世，而王导、陶侃、温峤之亚未见其人，又无论西苻秦而北石赵也。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
昨行中元上陵之礼，臣等瞻拜之余，排徊陵阙，北望依依，不知十二陵之碧瓦金铺，寓驹石马，尚能无恙与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此时之遗民故老，有提一盂麦，操一豚蹄而凭吊者乎?不觉悲恸伏地，诗人所谓“眷焉顾之，潸然出涕”者也。兴念及此，陛下当励勾践卧薪之怀，坚齐侯不饮之志，而群工庶尹，皆当砥砺锋锷，奋发志意，克诘戎兵，修我戈戟，弋大风于肴函，射天狼于蔺北，然后扫地以答穹苍，清宫而迎大驾，乃为正也。日来上游传报，谓贼徒西遁，承襄可复，而督辅疏称山东、河北，义旗云起，咸拭目以望王师。事会之来，间不容发，而朝廷晏然里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齐技击之雄，慰燕赵悲歌之士乎?臣恐此属知朝廷之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
昨闻朝廷欲设总督于荆常以通楚、蜀，而督辅议复济宁河臣，及大名开镇。此等皆急务也，而苦于乏才，应之每缓，事机倏忽，谁能待之。盖国家之兴废，每视人才之盛衰，况当拨乱之时，必有非常之人，任重负远之器，而后可办此大事。宋之南也，事业最不足道，然如李纲之通大略、见兵势，赵鼎之刚决敢断，卒胜虏伪，张浚之志存灭贼，百折不回，其人皆未易及也，而当时所以劝人主者，大都出于精明英武，不可为苟且偏安之局，故用虽不竟，规模亦有可观。今兹济济，贤哲充庭，以臣观之，凡厥政机，大约安静调停之意多，而振作有为之意少。新朝初建，事同创业，而侵官越职，威柄倒持，纪纲法度，隳坏已极。其始也，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近于优柔而寡断，弛缓而不张。盖先朝以猛而致败，自当济之以宽，然宽猛皆一偏之术，俱未免于有弊，惟大中至正，不刚不柔而后可也。方今寓宅江表，国步凌夷，五大在边，二敌窥伺，必得上下辑睦，宫府一体，开诚布公，进贤远任，穷日夜之力为之，犹以为晚也，今乃似一切因循遵养而已，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臣甚为之寒心也。
臣愿陛下思念社稷之重，时时延见群臣，访求人才，讲论治道，明谕宰执，担荷大计，告诫百工，痛洗积习，不率从者纠之以法。家臣已至，应将楚、蜀、山东、河北节镇之官，速行推补。治兵之臣并日训练，治赋之臣通局会算，战守之策，预行布置。今当节应清商，蓐薄收司令，鸷鸟将击，利用讲武。陛下建龙旗、乘戎辂、先幸京营，行大阅之礼，弭节江浒，大集舟师，聚水犀之甲，观横海之军；分命辅臣，一至芜湖，一至京口，以视险要，固根本，使天下晓然知陛下决意用兵，奋扬武节，无论忠臣义士，皆愿荷戈以从，即江北四镇，鄂渚全军，孰敢不为天子先驱者。然后下诏亲征，六飞北伐，归重淮渍 氵贲，令一军由归亳以入汝洛、攻潼关，一军由襄邓以叩武关，出褒汉。巴蜀之甲，燕晋之师，则用之为奇兵，为声援。逆贼授首，可以计日而待矣。若悠忽委靡，玩日愒月，粉饰岁月，偷安旦夕，臣恐东南之势危若累卵，此《曹风》之所以赋《蜉蝣》也，可不戒欤?惟愿陛下与二三大臣交警，以倡率天下而已。臣实见事实可为，而国势甚弱，国是未定，不敢雷同以颂新政，自附于周昌之谔谔，惟陛下采择焉。自强之策疏明 陈子龙
题为欲图恢复之谋，先定自强之策，规模既立，中兴可期事。臣闻立国之势，有内重，有外重，有内外俱重，有内外俱轻。内重者，天子甚尊，公卿甚贵，其平居之时，下尺一之书，万里之外俯首而奉之。而其弊也，匹夫倔起，横行天下而无以制，此秦、隋之季是也。外重者强藩悍将，其平时跋扈之形，僭拟之迹，有尾大不掉之扰，而夷狄盗贼之患，或又借其力以扫除，如唐季之藩镇是也。内外俱重者，内则有腹心爪牙，将天子之亲军，期门佽飞之士，布列于郊畿;外则有磐石之宗，千里之牧，屯重兵于郡国，如汉初之制，内有南、北军，而外有诸侯牧伯。唐初之制，节镇之师守在要害，而关中之府兵以五百所，内外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倾，此最为善法也。内外俱轻者，京师之兵非不多也，而皆未经战阵之士，边鄙之卒非不雄也，势分权轻，将帅数易，非有素所拊循之士，数万人屹然成一镇也，相统以度数，相维以文貌，及至事起，而望其手足之捍头目，难矣。此宋世之所以不竞也。
我二祖列宗之有天下也，列候大将，时统禁军以征伐，卫所之军，星罗棋布于周天之下，庶几内外俱重矣，而承平日久，时移势变，文武太分，文法太拘，统御烦而权不一，虚文胜而实事寡，是以强虏大盗，徜徉而莫与之杭。以都城之险，禁军之多，而不能固守三日者，由于内外并轻之故也。今当乾坤板荡之余，保有东南，渐图恢复，国势之弱，兵力之单，以视中朝全盛之时，不窗数倍，若不亟图自治之方，先为根本之计，无论恢复之期不可必，且何以立国?此臣所以日夜彷徨，寝食俱废者也。
自治之方奈何?曰，立重镇以为外藩，练舟师以为扼要，增禁旅以示居重而已。
夫六朝建国于金陵，所以能抗衡北敌者以强藩大镇，多在两淮，而襄汉之间，必有重臣以据上游之势也。宋氏之南也亦然，又能屯重兵于川蜀以规关陕，则其局益为宏远。今日之国势不幸类此，则古人之成法安可不讲求乎?以两淮而言之，目前四镇之立，事出权宜，人皆虞其强而难制，臣独忧其弱而未足以为恃也。必当于东路则命一大臣开阃于淮阴而分别将以守徐泗;西路则命一大臣开阃于寿春而分别将以守濠宿，各配以马步六万，三大将统之。在淮阴者责以渡河接应东抚，招徕山东之豪杰，收青徐之疆土。在寿春者责以连络河南土寨，掠地汝颖。如是则皖城、合肥、维扬，皆成内镇矣。
以楚中言之，沦陷诸郡，渐次恢复，今当乘李贼失利于北，群盗离心之时，速整兵力以收承襄，盖安陆为陵寝重地，而襄阳尤必争之处也。李纲有云:由湖湘以达川、陕，如行曲尺之上，纡远难通;若得襄樊，如行弓弦之上，地理省半。况乎北瞰中原，西通川陕，下蔽吴越，如弈者置子于局心，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今左镇之兵虽众，然以之恢复或能，而恃之长守则不足。盖新复郡县，地方辽阔，兵分力弱，虽众亦寡。倘敌人以数万之众来争，能保其必守乎?且兵民相忌，为日已久，宜有长者扶义而西。似当命一大臣沈勇而有度者经略荆襄。先拨滇黔镇筸之兵二万人以为之本，侯至地方招徕土著，共足六万人之数，安抚百姓，且耕且战，然后襄阳可守也。襄阳可守，则责以恢复唐邓诸州，以与我汝颍之师遥为接应，而后中原可图也。于是左镇之兵，令其分守支郡而归重于鄂诸，平时则相为应援，出师则继续而进。武昌既为金陵之上游，而襄阳又为武昌之上游，相维相制，各有微意，古人有行之者矣。贼既以关中为巢穴，则四川其所必争之地，数月以来，音问俱绝。令荆州可复，峡路渐通，宜命一大臣熟于西南之事者，宣谕其地，因而经略之，先扫内盗，即移屯阆中、阳平之间，协力赵镇，便可由阶文以通陇右，由子午以撼长安。异日东西并举，可以成率然之势矣。
其粮饷所资，两淮近在郊畿，左师全屯鄂渚，皆当取给于度支。荆襄一镇，则应取资于湖湘诸郡。若以残破之后，民力未赡，则令江右、广东暂为协助。四川一镇即计本省之财，酌解部之余数以给之，如唐之韦皋、李德裕，宋之吴氏兄弟，雄据西川，富强遂甲于天下。至于招徕流移，劝诱商贾，展筑险要，开设屯牧，苟可以兴利除害，足食强兵者，听其一切便宜以行，补葺增缮，自立家计。其最要者，则参佐将吏，须令辟召，以尽天下奇材异能之士，试之有效，则即荐之于朝，任以庶职，与甲乙之科等，不限其所至。如此则人才竞奋，不以曳裾诸侯之门为愧矣。唐人起幕府而至公卿将相者代不乏人，故士之有一材一艺者，莫不毕效其能。何今之拘拘也?四镇者立，谋帅得人，则东南之藩篱壮矣。
夫东南之大险在长江，而自昔之论，必曰守江不如守淮。盖以两淮无备，则长江之险与敌共之。苟其有备，贼即越淮而南，我前有天堑，后有重兵，彼岂能不狼顾邪!然如魏佛狸、完颜亮之盛也，两淮非无重镇，而饮马江干，遂起投鞭之志;且恐我之将士，先为南渡之计，则内地扰乱矣。使无舟师，何以遏之哉??故简练水师，尤为根本之计也。
臣见阁臣有增水兵满五万之数，于绸缪之策得矣。?臣臆计之，自汉口而下，至于海壖，不下三千里，今当分最冲、次冲地，而应用船只之数，先将现在之兵额，统为会计，专官察核，其船之坚致，卒之精练者留之，不足则募之于沿海。其人出入澥渤，轻风涛，狎蛟龙，若移之守江，犹平陆耳，以闽人为最，浙、直之人次之。至于战舰之制，则大小俱不可少，无大船则无以为冲犁营壁之用，无小船则无以取便捷奋击之功。以大舟取胜者，虞允文以海鳅等船破金亮是也;以小舟取胜者，我高皇帝彭蠡之役是也。二者须相辅而用，如鹿角、轻车之副武刚焉。大船当取之福、建、温、台等处，督造收买，其价颇省。小船则自杭、嘉以北至于庙湾，所在有之。要使沿江上下，气脉相通，往来如织，无事分信会哨，有辜互相应援。
至于北岸通船，如瓜、仪、巢湖等口，尤当厚集兵力，以防不虞。尚有当虑者，从来北兵南犯，由上流者多，由横渡者少，即我据有荆、襄，而江汉上游，亦所应毖。使汉口、鄂州之间，有舟师三千人，横江而守，前岁张贼岂能飞渡耶?衡湘之木，可造战舰，长沙、岳阳之人，习水者多，似应责之楚抚，专成一军，以备缓急者也。前督辅分布五万之数，止计浔阳以下，上流之备亟当增置，水军既多，沿江有恃，则我门户之计立矣。
然臣犹必以增设禁军，居重御轻之说进者，盖深见乎御将之难，而利器之不可以假人也。古人主之御将也，高爵厚禄，开诚以结其心，长驾远驭，握奇以操其柄，故外可收克敌之功，而内可消跋扈之患。韩淮阴以汉高不善将兵而善将将，正谓此耳。虽然，使人主之侧无精兵健士，足以弹压诸将，则虽措置之方，予夺之柄，亦未易施也。方今缔造之初，事同草昧，苟非师武，何以示威?昔魏武之虎士、唐太宗之飞骑，皆极天下之选，而唐之中叶也，有置神武、神策等军；宋之南也，立御营司，如李晟领神策行营，而杨存中之在宿卫者四十年，乃知非腹心忠勇之将，不以统也。非独以外震强敌，且以内制诸镇，所谓蛟龙不可脱于渊者是也。今陛下驻跸旧京，侍卫单弱，不可不虑。如臣愚策，当精选畿内及江浙各郡之良家子弟技勇超众者以充之，使之岁时肄习，而不惜重赀以募天下奇材剑客之流，优其禄赐以补将校，多则十万人，少则六万人，时时更番戍淮以习战斗，必使此一军者，其精锐勇烈又迥出诸镇之上，然后国势始尊，国威始壮，于以操纵布置，臂指相使，收恢复之功不难矣。
夫天下之势，非外重不足以克敌，非内重必无以制强将。如臣之三策者立，则是去曩者内外俱轻之弊，收异日内外俱重之功，是在陛下断而行之耳。然世之难臣者或曰:“如子言，增兵数万，国何以支?”是不然。今天下所急，孰有过于兵者哉?东南财赋之地尚在也。陛下方弘大布之风，追菲饮之志，凡上之服御宫室，以至礼乐文章之事，苟非关天下之安危存亡者，皆当姑置之而专以治兵为事，则事力尚可办也。伏祈圣断施行，为此具奏。布置楚、豫疏题为上流中原形势必争之地，乞速行布置，以规进取事。臣闻中原者天下之腹心也，楚、豫者天下之领项也。欲定天下，必规划中原，欲保东南，必经理楚、蜀，臣前疏已言其概。
今敌据幽燕，逆寇丧败之余，未能悉甲与争易水之上也。避坚击罅，其势非出潼关以躏豫，则由襄邓以窥楚。豫中虽有土寨义兵，受我位号，然大要皆群盗耳。楚中亦有团兵保聚，而势危力弱，非有重兵鼓舞联络，何资捍御?且近传撤承襄之贼以入关，安知非卑飞敛翼，欲出我不意，狡焉启疆耶?布置之道诚不可迟矣。
昨见原任巡抚杨鹗请贵州仍设五省总督，驻公安、松滋之间，而偏沅仍设巡抚。奉旨:“著部科会议。”又同官罗万象请撤无用之楚抚一疏，奉旨:“黔督已更巡抚，偏抚即改川湖云贵总督，驻札荆常。”大约与鹗议相近，特鹗议仍留偏抚，而庙算则增一黔抚耳。以臣愚见，年来楚疆破坏，皆始于建置无常，分割无定，以致节制不明，彼此推委。今总计楚、豫之境，当设二督三抚。
夫荆、常之间，大江之门户，楚、蜀之咽喉，陆杭所云:“当倾国以争西陵”者是也。黔中既设抚，则总督可专办楚事，而且可以取财赋于湖南，取兵马于滇、黔、巴、蜀及五溪蛮夷君长，其策至当也。本宜开镇荆州，若以荒废不可居，则驻节公安，徐图展葺移屯。此外则当设一楚豫总督于襄阳，为规复中原之渐。襄阳未复，即命督臣鼓励左帅一军，率惠登相、毛显文之徒，暂驻德安，以图恢剿，而徐招土著以为长守之计，其衔应称总督楚、豫，巡抚承、德、襄阳等处，以示责成而承抚可裁也。此二督者立，则形势得抗要矣。豫中设一抚，令其建牙于汝宁、归德之间，以规汴、洛，此易知也。惟楚中设抚，分信宜明，郧阳一镇，山深地瘠，仅能自守，襄虽设督，不可废也。楚抚驻札武昌，则洞庭以南诸郡，皆当属之，而江北之汉阳、蕲、黄，旧本一道，况扼守汉口，必赖舟师，自应归楚抚统辖，不宜专顾江南也。总之，环楚之界，郧抚本兼制秦、豫，今就楚而言，则郧阳一府，其信地也。武、汉、黄、长、宝、汉、永七府，则楚抚之信地也。承天、德安、襄阳，则楚豫总督之信地也。荆州、岳州、常德、辰州，则五省总督之信地也。如此则疆土各有专责，而犄角应援，皆可布置矣。夫裁一偏抚而改设一五省总督，裁一承抚而改设一楚豫总督，官不增而提挈较便，至善之计也。若夫川中，跨有梁、益，北则李贼狡窥，南则献贼鸷伏，中复有摇黄腹心之疾，非一人所能兼顾，必须仿唐世东西川两节度之制，分置二人者也。至于楚中，用团兵以守地方，即以土人为之官长，其事诚便。除听抚按随才器使外，凡三楚绅士，流离于吴越之间者何限，宜逐一访确，但不能为罢吏借题耳。若有才可用，及相应得官者，即补楚中监司守令，既有位号民社，则还乡差易。在彼得遂其返闾井守丘垅之乐，而国家可藉以保障，胜于异国之人，视荆郢如绝域，迁延岁月而不赴者多矣。本奉会议之旨，故敢陈其愚见，伏乞敕部覆议施行，为此具题。通敌实出权宜疏题为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昨以通和东敌一事，臣从诸大臣集议。后随蒙召对，仰瞻陛下留神国家事，顾虑周详，广询众论，内断宸衷。退而举手相庆，以为有君如此，中兴可立而俟矣。臣伏而思之，自东敌逆节，兵拏不解，几三十年，中国虚耗，实为祸本。但以运逢百六，寓宅东南，国家事力，难支两敌，而东敌会师杀贼，为我报仇，虽蓄谋难测，而执词甚正，因之通好，稍纾目前，以便并力于西，此亦谋国之苦心也。使臣左懋第慷慨沈毅，有不辱之色；陈洪范谙练辽事，多识陷将，可备机宜；马绍愉曾使敌庭，持节而往，当收魏绛之功矣。以臣愚计，是行也，所授词于使臣者，第云，彼以好来，我故以金帛报谢其酋长，犒劳其士卒，以见中朝之有礼。许之互市，以中其所必须，使其马首不亟南而已。若夫地界、岁币等事，或因遘机会，有利国家，是在大夫出疆之义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
自古交邻之道，媾出于彼，则重在我；媾出于我，则重在彼；自然之势也。抚赏之典，本朝不废，但犬羊无餍，自我先发，适启戎心。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求而得之，如金人何尝不以河南、陕西归宋，而宋卒不能守，其无益可见矣。盖我之所要求者愈急，则彼之所挟持者愈重，恐于国体有伤而物力亦有所难支，是在行人慎择之可也。
若夫约敌灭贼以报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纥之师，事诚有之，然必中国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陇右之兵而后可。若专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灭金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昨一见天语申饬，话戎是务，仰见庙谟。更祈密饬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肴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镇臣刘良佐与臣言，愿励兵秣马，与敌驰角，必使其畏我而后可和，臣甚壮之。但使国之虎臣各怀此志，何至贻圣明宵旰之忧哉。
至于先朝通好颠末，绍愉娓娓言之，陛下因惜旧枢陈新甲之被戮，而为之议恤。臣窃有进焉。盖先朝通款，不由廷议，惟一二大臣与先帝密谋之，绍愉往返敌廷，使其情事如昨所称述，先帝何惮而中止哉?微闻敌酋慢书有必不可从者，故先帝毅然罢之也。新甲之诛，虽以泄漏机密，然其人本杨嗣昌之私昵，贪鄙谄媚，绝无远略，其掌邦政也，大以贿闻，且因司官张若麒欲亟升京堂，巧借催战为功，而松山八万之精锐，尽于一旦。且其在任之日，失事最多，即雒阳之陷，皇考升遐，陛下播迁，问谁秉枢，乃致斯祸，廷臣论劾，不止一人。故先帝震怒，立付西市，则是新甲之诛，乃因于丧师，非因于通款也。若遽加优恤，追论言者，是为奖覆国之徒，绌忠正之论，堕战士之气矣，望陛下详审焉。若绍愉者屡使绝域，劳亦难泯，但今日事，与先朝不同，臣愿绍愉骋随、陆之辩，励苏、蔺之节，历阶决事，应变无穷，不必更泥往辙，使敌谓秦无人耳。此国家安危所系，臣与参戎事，不敢缄默，惟陛下裁择施行。（崇祯十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