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迪安·艾奇逊
简介
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美国律师、法学  迪安·艾奇逊家、政治家，民主党人，曾任助理国务卿，美国国务卿，总统顾问、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主席。自1941年踏入美国国务院大门后，便青云直上，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注意制定者之一。在对苏关系上，艾奇逊鼓吹“从实力地位”出发，对抗和“遏制”苏联；在欧洲问题上，他主张加强欧洲联合，重新武装西德，建立统一的欧洲军事力量；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他竭力主张美国向这些国家扩张势力，控制“中间地带”，取英、法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其任内主导编写了其支持国民政府的自述《中美关系白皮书》。执政期间，艾奇逊参与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历次重大外交活动，在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3年离职后，在担任美国外交政策顾问和私人开业重操律师行当的同时，主要着力与回忆创作，先后有《力量与外交》、《早晨和中午》等书，其中以他所写的在国务院时代的回忆录《参与创造世界》一书尤为著名，此书获得1970年度美国新闻创作最高奖---普利策奖[1]。
英国移民子弟
1893年艾奇逊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斯顿，他的祖先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后，艰辛创业，终于小有成就。他的父亲是一名典型的英国基督教徒。艾奇逊从小就接受者古板的英国传统教育和开放式的美国教育，艾奇逊全军，包括其母在内，都喜欢户外活动，并且都有一种生动活泼的幽默感。这种混合式教育导致了他以后古板冷酷和老练多谋。 
幼年时艾奇逊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学校接受预备教育。毕业的那年夏季，他在主干线铁路（今加拿大国家铁路）的工程队找到一份工作，这条铁路由西北方向横穿加拿大全境，这份工作磨练了他坚强自信的性格[2]。夏天过后，他考入了耶鲁大学。1915年和1918年他分别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和法学学士学位，还在学生时代，就与1917年5月5日与爱丽丝·斯坦利结婚，生有2女一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奇逊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少尉服役了6个月。服役期满就前往华盛顿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从1918年到1920年他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号称人民的律师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当了两年私人秘书，后经布兰代斯介绍进来华盛顿的“柯文顿·柏林和鲁不利”律师事务所，服务长达12年之久，同期他有依靠布兰代斯和律师事务所的关系投靠摩根财团，并投身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通过摩根财团，他结识了杜鲁门，与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45年杜鲁门出任总统时把艾奇逊视为自己的亲信。
政坛青云直上
1933年5月，经杜鲁门介绍，艾奇逊获得了第一个政府职务，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内阁财政部副部长，但是7个月后，由于艾奇逊和当时的财政部长威廉·哈特曼·伍德金在金融控制和黄金购买计划方面产生分歧而辞职。转入重操律师旧业，1939年2月艾奇逊终于得到一个良好的展示舞台，因为当时的美国司法总长弗兰克·墨菲指令他作为调查委员会主席，着手调查，研究和建议改进行政程序的措施。两年中艾奇逊便拟出一份周密的报告提交国会，这一报告后来在1946年6月美国政府颁布实行的《行政程序法令条例》中有了具体体现，而艾奇逊在经济财政方面的才能也由此展露无遗。
  1941年2月，艾奇逊受罗斯福总统的任命，出任助理国务卿，他的具体任务是掌管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国际事务。他帮助筹备通过了1941年的租借法，不久又被聘任为对外协调和冻结资金委员会成员，艾奇逊对那些对外服务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筛选，使美国的对外服务部成为一个向外输送优质人员的机构。
1945年杜鲁门继任总统。8月16日，作为杜鲁门的亲信，艾奇逊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掌握国务院的日常活动，在詹姆斯·伯恩斯和乔治·马歇尔手下工作。1945年9月至12月艾奇逊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金融和贸易会议，1916年他出任内阁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1948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艾奇逊草拟的“利连撒尔报告”，建立一个国际性原子能发展权利机构。
在艾奇逊担任副国务卿期间，他的对苏强硬态度表露无遗、他把希腊国内共产党的活动看成是苏联侵略的结果，说苏联谋求在利比亚的托管是扩张到地中海。他积极参与制定了杜鲁门主义---第四点计划，1947年3月11日，艾奇逊在国务院成立“对外援助委员会”。草拟“援欧计划”。并在5月8日在密苏里克利夫兰教育学院发表试探性演说，为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勾勒出蓝图。1947年6月，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之职，同时接受杜鲁门总统颁发给他的美国国会荣誉勋章。
霸主的国务卿
  1949年2月28日的时代周刊[3]1949年1月19日，在哈利·S·杜鲁门连任总统的第二天，艾奇逊宣誓就任美国第51任国务卿。艾奇逊的前任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是一位颇有威望的国务卿，因而对艾奇逊而言，压力就更大，担子也更重，所以他毫不懈怠。在任职期间，他积极贯彻杜鲁门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政策”。1949年7月艾奇逊签署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他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间的关系》，这是他在国务卿任内所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转机，艾奇逊清楚的了解中国国民党政权已接近垮台，他认为“美国有必要将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极力主张编写一份“以最近5年为中心的美国同中国关系的详尽报告”，在蒋介石政权垮台时予以发表，这一提议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首肯。
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个，艾奇逊是这样来论述和阐明他的观点的：“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我们应当面对一个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局势。”他认为进一步援助国民党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的干涉“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民众的指责”。这一段自白说明艾奇逊以对客观形势有比较清醒的判断，但出于美国政府立场，在行动上还不得不继续支援国民政府，但他的方针是对国民政府口惠而实不至，能拖就拖，等待“尘埃落定”。
  1951年1月8日的时代周刊[4]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举行签字仪式，艾奇逊代表美国在条约上签字。北大西洋公约条文的拟定是在艾奇逊牵头，多方磋商和周旋下进行的。9月17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进行第一次会议，确认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个参加国的外交、国防和财政部长组成，艾奇逊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使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对美国十分有利的军事防务计划，即由美国将军任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统率各成员国拨交给他指挥的军队。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艾奇逊，也就不会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见，艾奇逊在筹组北约中所起的作用之巨大。
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的缔结和签字会议，艾奇逊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并担任会议主席。他和担任主要发言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配合默契，使得大会围绕着艾奇逊的既定的目标进行-----缔结和签订一项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谈判就绪的和约。结果是如愿以偿。9月8日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同时签署，在会议的闭幕式上，艾奇逊说：“这不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开端·····我们从今天起必须实践这一条约。”正如艾奇逊所言，美国三军在日本遍设基地，不准第三国插手，镇压日本国内的人民斗争。这是艾奇逊外交的又一次巨大胜利。
艾奇逊在国务卿任期内，正值朝鲜战争进行，艾奇逊与这段历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1950年5月8日，他宣布美国将援助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地，即给越南保大政权，老挝和柬埔寨以军事援助。从此，美国军队开始介入印度支那。
但就是这样一个铁杆反共分子，在约瑟夫·麦卡锡那一伙极右翼分子眼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的代理人。冷战初期，国务院密谋着反共产主义之风和对于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在追究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上，美国几乎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被打成赤色间谍。艾奇逊对这些极右翼分子的错误提出言语尖刻的反击，努力维护这国务院的良好运作。
1950年，艾奇逊获得了双重荣誉---哈佛大学授予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和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1953年，艾奇逊随着杜鲁门任期结束而归退庶民。 离任之后，他重新开私人律师事务所，但同时任然继续担任历届总统的外交顾问，但主要把精力投入著书中。
1955年他发表第一部著作《一个民主党党员看他的组织》。书中对于民主党的存在的、责任、未来作了精辟的论述。1957和1958他又连续出版了《一个公民眼中的国会》和《力量和外交》。1965年他的两篇短篇作品《我所知道的人》及《白天和黑夜》相继问世。这两本书连同1969年出版的《领袖人物的圣经》成为当时美国轰动一时的畅销书籍。1939年他的自传体小说《创世纪亲历记：我在国务院的年代》出版，获得了1970年美国最高新闻创作奖--普利策奖。1971年10月12日，艾奇逊年事已高去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