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蠖村砚
简介
蠖村砚在其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异名别称，诸如吴县澄泥砚、太湖石砚、灵岩石砚、漱江石砚、藏书砚等。但正式的名称应该叫“蠖村砚”（蠖为山字旁）。蠖村之名最早见于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清顾震涛《吴门表隐》根据史书记载，对其得名原委作了说明“蠖村在灵岩山西，即砚石山，又名石城山（《吴越春秋》），有石城（《越绝书》），汉高获寓居，卒于此（章怀太子注），石城人思之，共为立嗣（《后汉书》）。本名获村，后讹为蠖（“山”字旁）”（见陈其弟《吴中小志丛刊》），“蠖村”当地人读如“挖皴”，《吴中小志丛刊》点校者苏州人陈其弟对“蠖”字的吴语读音，进行了注释，指出“当地人读如 ‘挖’”。又，王子若《摹刻砚史手牍》乙亥年新正十日札云“……吴中产蠖村研材已久，市人呼为挖皴……”。
蠖村砚的异名大多以其外观特征及所产地区而命名，惟称蠖村石为太湖石者，因二种为不同石材，需加辨别。以蠖村石为太湖石者大抵引用唐代陆龟蒙、皮日休诗为证。宋高似孙《砚笺》“太湖石”条引皮日休序曰：“处士魏不琢买龟（应为“鼋”）头山叠石砚，高不及二寸，其刃数百，谓太湖砚。（日休）诗：‘求于花石间，怪状乃天然。中莹五寸剑，外差干叠莲。’陆龟蒙诗‘截石下秋滩，间窥四绪宽。绕为千峰远，深置一寒潭。’”，皮氏所云正是太湖石的一种，与蠖村石全无关系，《苏州府志》记载“鼋头山中产青石，徽宗朝采贡，故东南有花石纲。非独可为桥板、阶础之类，有天然玲珑者谓之花石，时甚珍之。工人以此资业，且善雕琢。或飞凤走兽，击之，其声清越，有金玉之韵；或斫为佛像器用，靡所不有。又一种色白而温润，堪为玩具，号为玉石，有胎斑者光泽可爱，可充砚石，不在端、歙之次，工匠尤秘惜之”。宋杜绾《云林石谱》云：“平江府太湖石，产洞庭水中，性坚而润，有嵌空穿眼宛转险怪势。一种色白，一种色青黑，一种微青其质纹理纵横，笼络隐起，于石面遍多坳坎，盖因风浪冲激而成，谓之弹子窝，扣之，微有声” 。范成大《吴郡志》“土物”：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为贵。……石性温润奇巧，扣之铿然如钟罄，自唐以来，贵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润，不甚贵重。
其实太湖石为石灰岩，常见者色青泛白，常用于园林造景、碑石、建筑构件之栏杆、础基等。以该石制砚江南多见，形制有宋、元及明早期流行的长方双池、如意池砚，背或平底，或置四足，四周偶雕以纹饰，形较大，所见古砚往往落堂。太湖石久用则光如镜，需以砂石打磨方可再用，故《山堂肆考》云“太湖石温润堪玩，不适砚”。
蠖村砚史
蠖村石的制砚历史，或据当地传说云出于三国时期；或以陆龟蒙、皮日休诗为证，则说产于唐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考之史籍记载，蠖村石制砚最早出现于东汉初年。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均引用《越绝书》云：“吴人于砚石（山）置馆娃宫”。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又引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蠖村在灵岩山西，即砚石山，又名石城山”。（按：虽然《越绝书》的成书时间和作者归属向来颇多争议，然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此书原作者为战国时人，至东汉初年又经会稽人袁康、吴平整理，撰写外传，重新编定。《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也主要生活于东汉前期 ,约为公元 35～ 90年间 ,《吴越春秋》则成书于赵晔生活的最后阶段）。汉代之后，又见于东晋王子年《拾遗记》：“吴郡有砚石山”。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暂未见著录。可见蠖村石汉代已开始用于制砚。（按：“砚”字见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砚，石滑也。刘熙《释名》：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至宋代，蠖村砚的制作得到较大发展，蠖村砚之名频繁的见录于宋人著作。北宋苏州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砚石山，在吴县西二十里，山西有石鼓，亦名石鼓山，……有蠖（山字旁）村，其山出石，可以为砚，盖砚石之名不虚也”。米芾《砚史》云：“苏州褐黄石砚 ，理粗，发墨不渗，类蘷石。土人刻成砚，以草一束烧过，为慢灰火煨之，色遂变紫，用之与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米芾是到过苏州的，元陆友仁撰《吴中旧事》载“穹隆寺（按：穹隆寺建于穹窿山中，在灵岩山西南）有米元章题草书壁，高宗尝欲取去，……”，故米氏所论颇为真切。及至南宋,周必大又在《吴郡诸山录》中记录了蠖村砚:“乾道丁亥（1167）五月……乙卯早，别从母，登舟同济之至崇真宫，相别于阊门，……又数里过木渎镇，遂至灵岩廨院，……长老喜卿来迓，同自响屧廊过草堂，上琴台，下视川原华丽，太湖数百里在眼中，至远置酒胜集堂，傍有圆照禅师塔，塔临石池，即砚池也，故此山号砚石山。近地别有蠖（石字旁）村，其石可作砚及器用，……”。“丁丑，复还灵岩，初过王知县坟庵，次度贺家岭，又数里登灵岩，后岭下视瓜（石字旁）村，乃凿石为器之所，地本土山，掘之即石云……”
元代目前虽然未见蠖村砚记载，但流传了较多的实物，如双履砚、如意池砚等，说明蠖村砚当时有一定的产量。
明代有大量蠖村砚流传至今，说明其开采量很大。晚明及清初，蠖村砚佳材因大量开采而开始濒临衰竭，明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令吴，为官二载，卸任后游吴越年余，他在《灵岩记》中发出感叹：“……山下有石可为砚，其色深紫，佳者殆不减歙溪，米氏《砚史》云：‘蠖村石理粗，发墨不糁’，即此石也，山之得名盖以此，然在今蒐伐殆尽，石亦无复佳者，嗟乎！”。袁中郎做了二年的吴县地方官，相信他的话是比较可靠的。清初徐菘、张大纯在《百城烟水》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吴县）灵岩山，去城西三十里，馆娃宫遗址在焉。……石之奇巧者十有八，惟灵芝石为最，故名灵岩。西产砚石，即蠖村石，一名砚石山，明嘉靖后屡经购采，石景半废”。
及清中期，蠖村石佳材逐渐稀少，当地人以新产之石充之。清唐秉钧《文房肆考》云：“苏州府灵岩蠖村石，亦可作砚，有淡青、鳝黄二色，而佳者今已取尽无有矣。山上市肆造以货人者。非粗燥即不能发墨，归愚沈公(沈德潜)少壮时，家居其处，知其所产，尝为余言之”。 清朱栋《砚小史》引：“丁阆环曰：产苏之灵岩蠖村，有淡青者，有黄色者，古坑颇发墨，俗名老蠖村，今已取竭。新产滑燥不堪，肆中多是”。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产砚之乡,人民累世以此为生,在老坑资源枯竭的情况下，制砚者必定会不断探索发掘新的坑口，清王日申在《摹刻砚史手牍》庚子五月廿九日札中，记录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一次新坑开采：“……别后新开一坑，石工选取净石求售，稍浮于所需之数，却之不得，而合前买之石，选净入数，亦止敷用不多。石数购齐，复可选净，亦事之一头先放者也。……”，王子若以蠖村石摹刻高凤翰《砚史》仅成50方，按一般损耗，所用砚料加三倍计，也仅的150方备料，可见这次开采数量有限。
至清末民国初年，蠖村石古坑已取尽，故赵汝珍《古玩指南》云：“江苏苏州灵岩蠖村，最佳者有淡青、鳝鱼黄两种。今者石已取竭，并无新产，而附近之民尚有取他石以制砚，以惑世者，惟伪者多粗糙，且不发墨，以此可分真伪也。”。
民国时期，虽然蠖村老坑石难觅，但新坑石产量却大增，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这时的蠖村砚不是以材质吸引人，而是以二种方式作为发展方向，一是以廉价多产占领国内市场，主要供应上海、东北地区；二是以高档精工砚发展海外市场，主要出口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蠖村砚的制作与销售在行会制度的规范下形成作坊群体化生产，选料成坯与制砚销售分工合作。据毕钜《藏书砚雕话古今》记载：“民国时期，藏书善人桥一带有砚刻作坊72家，产品批零兼营，‘每年运销东北数省，为额颇巨’（《善人桥区政录》语）。城内吴趋坊、西中市一带有‘王仁和’‘吴惠芳’‘王同和’‘同仁和’4家砚店，店主雇用航船从善人桥、石码头一带采购经过粗加工的砚台坯料，雇用艺人雕成成品后出售。艺人大多来自善人桥地区，有‘常包’（长期雇用）和临时包做两种形式，实行计件工资。据1941年《苏州新报》载，当时工价为：‘三寸一块工洋五分，三寸半六分，四寸八分，五寸一角二分，六寸三角，七寸五角，八寸八角，九寸一元五角，一尺三元’。吴县砚刻于民国三十年成立了同业公会，规定全行业艺人包括三年满师的学徒都要入会，会员每年缴纳会费三元，当时有50名艺人加入公会，散处乡间的作坊和个体艺人大多不曾入会。这一时期藏书有周和尚、曹林泉、周荣富、钱永庆、马金泉、陈金勋等高手艺人，其中周和尚、马金泉、陈金勋等分别在上海宛平路和老城隍庙开设‘周德顺’‘马兴记’‘陈源兴’砚台店坊，生产和推销藏书砚台。藏书所产的澄泥石砚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在苏州、上海的私营店肆成批运销外地的。乡间个体砚刻户的产品，除在穹隆山、灵岩山庙会醮市和名胜地摊售外，还经商人贩运销向东北等地。高档观赏砚还远销日本、南洋、香港等地区。日寇侵入吴县后，藏书砚刻衰落，加上‘秘传’的业规，至解放前夕，刻高档观赏砚的艺人已濒临绝迹” （见1992.10《吴县文史资料—吴县工商史料专辑》）。
民国时期因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极大的影响，书写工具也逐渐更新，受新文化影响的市民及学生开始大量的使用钢笔等新型文具，为什么蠖村砚销量不减反增？这种现象看似反常，其实有其合理的原因，一是当时新型书写工具价格不菲，而当时蠖村常石却价格低廉；二是苏州地理位置特殊，它水路既靠大运河又傍大海，陆路紧邻大都市上海，水陆交通便利；三是吴派砚雕艺术经清初顾氏及民国陈端友等人的发扬光大而享誉海内外。
解放后，蠖村砚继续发展，产量进一步得到扩大。“年产量在1万方左右。1968年藏书砚台厂的建立，变个体生产为集体生产。1972年中日建交后，该厂便每年有10万方左右的砚台运销日本”（ 毕钜《藏书砚雕话古今》）。但此时的蠖村砚由于佳材难觅，仍然延续了民国时期的发展方向，以低挡学生砚远销海内外，“产品大多为低档学生砚和中档澄”（同上）。改革开放后，自1979年以来，蠖村砚又恢复个体生产，在雕刻技艺上寻求发展，“从浅刻、深刻、半浮雕发展到浮雕和立体雕”（同上）。从作品题材和雕刻风格看均继续沿着陈端友开创的写实一派而发展，“涌现出高云南、曹桂福、钱炳仁、蒋海民、钱仁香、顾建兴、蒋建民等10多名老中青高手艺人”（ 同上），还有象蔡金兴,那样既能创作又能仿古的能工巧匠。1989年藏书砚台厂生产的“藏澄”牌澄泥石砚获江苏省优质产品称号，产品内销各省市，外销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蠖村砚的材质
蠖村石是一种太湖地区特有的泥岩，所制砚台有发墨快、不渗水、久贮不涸的优点。地质报告称“早在一千七百年前，人们就在善人桥一带发现了龙潭组海相段泥岩，于是因材施艺，采石作砚.”（ 江苏省第四地质队编写《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泥岩（Mudstone）是一种由泥巴及黏土固化而成的沉积岩，矿物成分复杂，主要由粘土矿物（如水云母、高岭石、蒙脱石等）组成，其次为碎屑矿物（石英、长石、云母等），可能含有化石。具吸水、粘结、耐火等性能，可用于制砖瓦、制陶等工业。其组成的矿物成分与澄泥砚原料相似，故在质地、性能、外观上看，蠖村石都与人工澄泥有许多共同点。
众所周知，人工澄泥砚由于煅烧温度以及泥土的矿物成分及添加配料不同，呈现了相异的色彩及软硬粗细不同的质感。那蠖村石为何与人工澄泥如此相像呢？有一种说法似乎可以解释这一问题。据毕钜《藏书砚雕话古今》一文云：“苏州（澄泥石）砚与山西（澄泥）砚在质地性能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苏州澄泥石表面看来似‘石’，其本质却是泥，这是亿万年前一次岩浆运动使然。不同颜色的太湖澄泥经不同温度的煅烧，便形成了鳝鱼黄、蟹壳青、虾头红三种颜色”（同上）。也即是说，蠖村砚是“天火”所烧的澄泥砚。不过，这种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蠖村石的岩石成分虽然与澄泥原料相似，但泥岩为沉积岩，是水成岩，它的形成原因与“岩浆运动”没有关系。
关于坑口，在发现的古蠖村砚中，色彩相异，石质粗细燥润不同，有的甚至相差悬殊，它当然也与其他名砚材一样，存在着不同的坑口。也有水坑山坑之别，砚史记载中，一般认为老坑为水坑，新坑为山坑，老坑润，新坑燥。毕钜《藏书砚雕话古今》云“灵岩山之西的吴县藏书，是苏州澄泥石砚的产地，素有‘砚台雕刻之乡’的称誉，砚石资源主要分布于灵岩山、五峰山、马岗山一带，材质以灵岩山西的‘火烧弄’、‘千人坑’为好”（见1992.10《吴县文史资料—吴县工商史料专辑》）。但遗憾笔者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一方有明确题铭的灵岩山西‘火烧弄’、‘千人坑’古砚，五峰山、马岗山一带的砚材特征也不得而知，要分清蠖村砚之坑口，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史料，并求证于当地耆旧故老及老砚工。
关于色彩，蠖村石基本有青、黄、红、灰四种，借用人工澄泥砚的颜色，人们把前三种分别命名为蟹壳青、鳝鱼黄、虾头红，其中黄色蠖村石经“煨”的工艺，其外层变成紫色。或许是墨锈遮盖的缘故，或因煨烧工艺所致，在存世的宋、明蠖村砚中，常见呈褐黄色，致使历代流传之蠖村砚色彩丰富。但从色相上说蠖村石的纯度不够鲜明，有时颜色之间还有交叉，然而也因此给人产生一种柔和的感觉。
蠖村砚从传世实物看，宋朝以黑黄色为多见，米芾称为“褐黄石”，褐即黑黄之意，砚石经过特殊工艺的焙烧而其外层呈紫色,明代袁宏道称“其色深紫”或与此有关。黄钦阿《端溪砚史汇参》卷下木，在论及米芾苏州褐黄石时加按语云：“此近世所谓黄滑春，土人径不煨紫，转充澄泥售，亦有砂头，着墨，但质色不入看耳。又有一种青滑春，其色淡青，渎人衣食此石，价亦不贵。”（按：黄钦阿是浙江平湖人，离苏不远，当比较了解，至于所云蠖村为“滑春”，乃为吴音，浙江嘉湖地区与苏州吴江接壤，同属吴语系，吴语“挖”“滑”同音。所谓“砂头”是指蠖村石之砂砾感。“土人径不煨紫”说明当时蠖村砚还有“煨”的工艺，可见，蠖村砚的紫，非天然而成，而是“煨”成的）。明末清初有红、黄、青、灰四种，吕留良《天盖楼砚述》云“澄泥非泥，石质细腻而无纹，宋时已有之，其色微红者为上品，淡黄及秋香色者次之，又有一种香灰色者，其光滑之质，亦有佳处而胜于寻常者也”。 乾嘉年间朱栋《砚小史》又引丁阆环曰：“灵岩蠖村，有淡青者，有黄色者”。至于诸色中何种为优，记载很少，仅吕晚村认为微红色和香灰色为佳，恐怕也是个案。
蠖村砚的形制与雕工
优质的蠖村砚，性若澄泥，柔和细腻，糯而不软，刚而不脆，可塑性很强。其制砚历史虽然悠久，然目前所见，最早仅存宋砚，考其形制，早期以时代风格为主，有抄手、太史、只履、双履等式。明代开始，随形砚逐渐增多，并有一定数量的仿宋式砚。清初顾二娘始创细腻隽永、典雅圆润的“苏派”风格；晚清王子若利用蠖村石，惟妙惟肖的缩摹了百二十汉碑砚、并摹刻高氏《砚史》，发展了蠖村砚的雕刻技巧和表现题材；民国时，吴人陈端友一变为以精雕细琢、仿生毕肖的写实风格，此种风格不但直接影响了后世蠖村砚雕艺术，流风所及也间接影响了近现代的端砚雕刻艺术。
四、蠖村砚与澄泥砚的区别
蠖村砚无论从色泽还是石性等方面皆与人工古澄泥相似，故易与人工澄泥混淆，要区别二者是很困难的。但仔细对比，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蠖村砚自宋代始为文人称道，目前未发现宋以前蠖村砚。故从形制上说蠖村砚与澄泥砚的混淆主要发生在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二代。
从制作工艺上说，在区别两者时，首先，人工澄泥砚的制作是以湿泥坯用模压、拼接、捏塑等方法成型，再辅以竹刀挖削修整，一般多有“涨泥”现象和竹刀痕，而蠖村砚则无；其次，从明清人工澄泥砚看，制作后期大多表面以“压光”技术加工，故外观有一种类似塑料薄膜的亚光（陶砚则无），而蠖村砚则有明显的沙砾感；其三，人工澄泥砚在配料中大体均掺入云母粉，一般分布粗细不匀，而蠖村砚则大多细而均匀；其四，蠖村砚常有异色斑点，砚侧面有与整体不同的异色夹层，一般呈直线型态，新坑还常见石结核体，这种现象人工澄泥很少见；其五，蠖村砚与人工澄泥相比，手感相对较重；其六，蠖村砚如米芾所云古法“以草一束烧过，为慢灰火煨之，色遂变紫”，故古砚表面往往有一层“皮壳”，这种表层烧结物经年历岁容易脱落，其脱落处边缘细小而不规则。
通过这些特征的综合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分辨出二者之不同。当然，要精确判断二者，还需要多经眼上手实物。古砚鉴赏是必须将人工澄泥砚与蠖村砚加以区别的。常见商家将蠖村砚断为澄泥，似乎可增其砚身价。其实二者在材质、工艺的优劣上各有特色，在砚之发展史上其价值在伯仲之间，无须必分轩轾。
四、蠖村砚与澄泥砚的区别
蠖村砚无论从色泽还是石性等方面皆与人工古澄泥相似，故易与人工澄泥混淆，要区别二者是很困难的。但仔细对比，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蠖村砚自宋代始为文人称道，目前未发现宋以前蠖村砚。故从形制上说蠖村砚与澄泥砚的混淆主要发生在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二代。
从制作工艺上说，在区别两者时，首先，人工澄泥砚的制作是以湿泥坯用模压、拼接、捏塑等方法成型，再辅以竹刀挖削修整，一般多有“涨泥”现象和竹刀痕，而蠖村砚则无；其次，从明清人工澄泥砚看，制作后期大多表面以“压光”技术加工，故外观有一种类似塑料薄膜的亚光（陶砚则无），而蠖村砚则有明显的沙砾感；其三，人工澄泥砚在配料中大体均掺入云母粉，一般分布粗细不匀，而蠖村砚则大多细而均匀；其四，蠖村砚常有异色斑点，砚侧面有与整体不同的异色夹层，一般呈直线型态，新坑还常见石结核体，这种现象人工澄泥很少见；其五，蠖村砚与人工澄泥相比，手感相对较重；其六，蠖村砚如米芾所云古法“以草一束烧过，为慢灰火煨之，色遂变紫”，故古砚表面往往有一层“皮壳”，这种表层烧结物经年历岁容易脱落，其脱落处边缘细小而不规则。
通过这些特征的综合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分辨出二者之不同。当然，要精确判断二者，还需要多经眼上手实物。古砚鉴赏是必须将人工澄泥砚与蠖村砚加以区别的。常见商家将蠖村砚断为澄泥，似乎可增其砚身价。其实二者在材质、工艺的优劣上各有特色，在砚之发展史上其价值在伯仲之间，无须必分轩轾。
关于未发现唐蠖村砚的情况，因砚史资料甚少，考证起来比较困难。如在砚史资料中，笔者目前还代、元代蠖村砚的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古代先贤诗文集中去挖掘，但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去爬梳，可以想见其工作量是很可观的，这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探寻。另外，本文中所引毕钜《藏书砚雕话古今》一文，刊登于《吴县文史资料—吴县工商史料专辑》，该资料为政协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编辑，本为整理行业史而刊，相信毕氏应为蠖村砚业内人士或知情者，故资料相对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