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石潜
生平简介
吴石潜(1867-1922)
  吴石潜作者是在西泠印社75周年(1979)时参加印社的。同时参社者，其年龄在40以下的只有茅大容、朱关田和韩天衡。到了印社80周年 (1983)时，参加印社的年青人就多了。其中，如王冬龄、祝遂之、徐云叔、熊伯齐、童衍方等，都在40岁以下。尤其是陈振濂，才29岁。俗话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这批年青社员在学问、艺术、能量、干劲上都是第一流的。拿陈振濂来说吧，他的才气与成就深深地使我敬佩。在1993年于宁波成立“陈振濂后援会”时，大家选我当副会长。许多人以为我跟陈有私交，非也。我之所以愿意费时费力的承担这个职务，纯出“敬佩”而已。
在我动笔写西泠印社创社四英的吴石潜时，油然兴起对陈振濂思路敏锐的敬佩。[1]
生卒年月考
吴石潜的生卒年份，叶为铭与秦康祥编的《西泠印社志稿》卷二有他的传，兹引于下：
吴隐，原名金培，字石潜，号潜泉，又号遁盫，山阴人。家贫，客杭习镌碑版。擅刻印，治“六书”甚勤。吴俊卿示以钝刀中锋诀，益苍粹可观。光绪甲辰，与叶铭、丁仁、王裼创西泠印社。不辞劳瘁，以董其成。社西有室，日遁盫，渠日潜泉，斥私财营之，举舍于社而不自私，可风也。又精制印泥，名曰潜泉印泥，其裨益艺林尤钜。编有《古砖存》《古泉存》《遁盫印存》《古陶存》《印学丛书》等数十种。壬午卒，年56。
一般学者当然认为：《西泠印社志稿》中论述其创办人的材料是绝对权威的了，还会有问题?其实，还真有问题!要不是陈振濂的慧眼察觉，必然以讹传讹传之久远了。
在西泠印社85周年大会(1988)上，陈振濂的一篇《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提出一系列问题。并通过雄辨的事实与论证，逐一加以澄清。这里，我只想谈两件事：一是吴隐的生卒，二是吴隐在西泠印社创社时期的作用以及与吴潮、吴昌硕的关系。
若按《西泠印社志稿》所述，吴氏卒于壬午，即1942年。再以享年56岁来推算，则其生年应是1887年丁亥。这样，在1904年 (清光绪30年甲辰)时，吴氏才18岁，是四个创始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人。
可是，在1905年日本社员河井仙郎写的第一篇《西泠印社记》中，是以“吴遁盫、叶叶舟、丁鹤庐、王福盫诸君”为序的；还有，在 1912年西泠印社向杭县知事呈文中，是以“具呈西泠印社社员吴隐、叶铭、王寿祺、唐源邺为案”为序的。在这两个文件中，都以吴氏为领衔，对年纪不到20岁的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
1986年出版的《西泠印社社员印集》中，吴石潜的生卒年为 1886-1942，显然从《西泠印社志稿》而来；而1993年出版的《西泠印社九十年》中所载《流传谱录任君参--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一文，则定为1866-1922。显然，都有误。西泠印社出版的上述二书，对于创办人的生卒都弄不清楚，岂不贻笑大方。
陈振濂通过深入的文献调查，在《潜泉遗迹》中，见到卷首有叶为铭撰《吴君遁盫传》中载“君生于同治六年丁卯六月，卒于壬戌四月，春秋五十有六。”丁卯，是1867年，壬戌是1922年。所以，吴石潜的生卒应为1867-1922。1994年的《民国篆刻艺术》(孙洵编)和1998年的《近代印人传》(马国权著)中，都已改正无误。孙氏并于书中列有陈振濂的名字，及其文。
为恐上述《吴君遁盫传》或为孤证，陈振濂又找了以下三方面的证据：
一是吴昌硕曾有两件题词：其《潜泉遗迹》之署款为“癸亥凉秋，吴昌硕年八十四”。癸亥是1923年，为壬戌后一年，吴氏已故，才能说“遗迹”。又在吴石潜的画像上题跋：“石潜老兄行看子，竹人王君写成。须眉毕肖，风格苑然。待秋吾宗补成，不著一尘，可称双绝。石潜仙去已一易寒暑矣。近忆往事，为题二绝句。癸亥人日，天雨新霁，盆梅著花，八十老人吴昌硕并记。”后一题，更指明吴氏是癸亥的前一年(即1922壬戌)亡故的。
二是对吴隐在印社的题名加以调查：《壬子题名》是1912年，《辛酉题名》是1921年，都有吴氏列名其中。辛酉以后，就不见了。而叶为铭在癸酉(1933年)作《石刻已故本社社员神位》中，已列吴氏。
三是从吴隐的纪年作品中看，最晚的只有辛酉，即1921年。例如：“潜泉辛酉所作”印，边款为“辛酉元旦制”。
如此考证，确属铁板钉钉也。所以，从年龄上说当年他是38岁。在创社四英中吴氏位居第一，比叶为铭、王福盫、丁辅之年长。
西泠印社
关于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现在都知道是吴、叶、丁、王四人。从当年的西泠印社文献来看，只是这个次序或有不同而已：
丙午《西泠印社记》(1906年河井仙郎撰)：“明治乙已之夏，客有自杭州返东瀛者，极言吴遁盫、叶叶舟、丁鹤庐、王福盫诸君创印社于西泠之盛。余闻而神往久之。”
癸丑《西泠印社记》(1973年胡宗成撰)：“初，吴子隐、叶子铭、丁子仁、王子寿祺会集湖滨，慨然有感于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
甲寅《西泠印社记》(1914年吴昌硕撰)：“于是丁君辅之、王君维李、吴君石潜、叶君品三，修启立约，招揽同志。”
虽是异口同声的四个人，看似绝无异议，其实还有一点小隐曲。不在叶、丁、王三家，在吴家。当时，应有两个吴，而且既是同姓、同乡(绍兴)又兼同宗(宗族关系不详)。若论最早的倡议时期，显然不是吴石潜，而是另一个姓吴的。且看以下三个社史文献：
甲寅《西泠印社记》(1914年张景星撰)：“光绪甲辰夏，仁和叶铭、泉唐丁仁、山阴吴潮避暑于孤山，小住人倚楼，研究印学。适仁和王寿祺馆泉校，山阴吴隐由沪归。昕夕过从，谋仿解社创立印社。”甲辰，系1904年，即西泠印社创立那一年。在上文中，竟有五人而非四人，多出一个吴潮，且此人反在吴隐之前。
癸酉《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1933年叶为铭编)：“光绪甲辰春，予与丁辅之、王福盫、吴小冈寓居湖上人倚楼，集同人收藏旧印，拓之成谱，兴趣盎然，于是有创设印社之议，以研究印学为宗旨。吴遁盫知之，怂恿成立，并推吴缶老为社长。”请注意：提出倡议是1904年，而吴隐知之已甚晚，推吴昌硕为社长更是印社十周年的事了。
壬子《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跋(1912年丁仁撰)：“予于甲辰夏与叶叶舟、王福盫二君避暑湖上人倚楼，举同人收藏之印拓之成谱，因就数峰阁旁设西泠印社，研究印学。吴遁盫君并由沪遥通声闻，以张其事。”奇怪!丁文竟避吴潮而不提。尽管如此，还是透出吴隐在倡议发起时不在杭州，只在上海“遥通声闻”而已。 总之，陈振濂认为：“吴隐在创办印社的具体过程中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在发起倡议的时候肯定不在场，他在上海”；“被吴隐取而代之的吴潮，此人在印社并不活跃，不久就消失了。相比之下，他的贡献较小。因此，他作为创议四君子是符合事实的，但以他的能力与威望，要站在四君子的地位再继续推动印社向前发展，却又是难以为继的，而吴隐却在这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
陈振濂从吴潮与吴隐对西泠印社的捐款、赠物、建筑等方面详加比较，说明潮之不及隐。我从叶为铭提吴潮，而丁仁避吴潮而不提这一事实，联系到这两公的情况加以分析，大胆提个不成熟的想法：叶氏是个忠厚长者，尊重事实；丁氏是个名士，对钱财不一定计较，而对学问与艺术则很看重。或许，吴潮的学问与艺术远不及吴隐，所以丁氏看不上他，避而不谈。妄谈前贤，罪过罪过!吴潮自知之明，又是宗亲一脉，就退让了。吴潮的谦让之风可嘉，但后人不应忘记他的功绩。
吴昌硕与吴隐同在上海。而西泠印社的社长之位一直空着，可能是由于吴隐的推荐，取得其他三位以及缶庐的同意，才产生出巨刃摩天的首任社长。
艺术成就
吴隐(1867-1922) 原名金泉，字石泉，后改石潜，号潜泉，又号遯盫，今作遁盫。斋称篡籀簃、松竹堂。浙江绍兴人。
吴石潜制印(4张)吴氏家贫，十几岁就到杭州一碑铺学镌刻。工余，从金石、碑版而入书法、篆刻的领域，曾从杭州著名的金石家戴熙的儿子用柏学习过。他虽是工匠出身，由于秉性颖悟又刻苦努力，遂多方面达到较高境界，逐渐进入文人的范畴。古人所谓“艺进乎道”，有这种情况。20几岁时，曾作诗自况：“取将岁月等闲过，断碣残碑一室罗。金石能为臣刻画，随他刀笔汉肖何。”
从印学范畴说，吴隐有四项成就：
一是治印风格遒上(见印1--4)。吴隐于印从浙派人手，曾得吴昌硕亲授以钝刀中锋之法，印风为之一变。由于他精通金石碑版，兼及陶、玺、封泥、古泉(即钱)之类，又富收藏，孕育变化，益加浑厚苍劲，古趣盎然。著有《遁盫印存》《周秦古玺》(均1895年之作)。并于1897年辑自刻印成《吴石潜摹印集存》一册。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中有吴氏一首：“绝技刀藏埒数公，阿谁双眼辨真龙。风流更有吴公子，钿阁尤传铁笔工。”所引《论印绝句》原作依次为：沈心、丁敬、陈嬗、杨复吉。
二是他为我国以至全世界的印社之鼻祖——西泠印社的创办人之一。而且，他对印社规模的形成有很大的功劳。以捐款来说，前后四次共捐大洋490元，占首位。其次是丁仁252元，叶铭180元，王裼162元。再举建筑来说，他于1915年建遁盫和潜泉，1918年建岁青岩，1919年建还朴精庐和鉴亭，1920年建观乐楼(以其侄孙吴善庆为主)，在印社的创社四英中是很突出的。此外，他还推荐吴昌硕当社长，鼓励自己的两子(吴熊与吴珑)及两位侄孙(吴朴堂与吴善庆)加入西泠印社，他的夫人孙锦，照理也应是社员(见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只是，今日所知社员名单中并无吴潮、吴善庆与孙锦，很是遗憾。
三是创制潜泉印泥。原先，吴氏夫妇自制印泥以供自家人应用，也偶以送人。吴昌硕对所制印泥十分欣赏，就鼓励其创办一个制印泥的企业，亦名西泠印社。吴昌硕给这个企业亲写招牌，并选定深玫瑰红的色调，又赐予“美丽殊砂印泥”之嘉名。还把自己的用印借给他，用上述印泥钤成《缶庐印存》出版。该印泥有暑不化而寒不冻及富有质感的特点，风行一时。
四是创办以西泠印社为名的我国第一个印学专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印谱，为推动我国的篆刻艺术及扩大西泠印社的知名度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缶庐印存》的三、四集，每集四册，即于 1914年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
应当指出：吴氏在上海创办的两大企业(印泥与出版)纯属个人的财产，原与印社无关。那么，西泠印社诸公怎么会允许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呢？除了大家都是印社同仁以及吴氏对印社的种种捐赠外，还有个水涨船高的问题。西泠印社初办之时，影响不大。有了吴家的这两大企业，造成了全国以至世界性的影响，这当然是对印社十分有利的。
再从印泥厂与出版社并举看来，可知吴隐确是个创业的干材。出版印谱需用大量印泥，既能自制就不致利润外溢了。
吴隐在印学以外的成就，首推他的刻碑，这原是他的本行。据余之安《漫谈浙江近现代碑刻》：吴隐在浙江也有很多作品：《创建长山书院碑记》，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刻的，时年才24岁；《陈紫渔资政公南山诗》，是光绪十八年(1892)刻的，其年26岁；《葛府君 (毓珊)家传)，民国6年(1917)刻的。《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是光绪十三年(1887)与叶铭合刻的。
在西泠印社范围内，今日确知吴隐所刻只有两处，均在仰贤亭内。一为嵌于正面壁间的丁敬身像，虽无款，但据《西泠印社志稿》：“为吴石潜摹刻。”另一为置于亭内的石圆桌铭，系宣统二年，王寿祺篆书，丁仁撰铭，叶铭监造，吴隐刻石。像这样由四位创社人合作实是罕见。
此外，吴氏曾集古今名人楹联三百余家缩小后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实为巨制。
吴隐在印学以外的第二项贡献，是在印刷时所用的木刻仿宋活椠。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甚少，今从马国权《近代印人传》摘引于下：“所创木刻仿宋活椠，排印书籍亦一时称善。所辑《遁盫印学丛书》《遁盫金石丛书》，即以是种刊本行世，沾溉艺林可谓大矣。”
吴隐在印学以外，还有诸多才艺。以书法论，其楷、行、隶、篆均苍老如其印。在西泠印社的阿弥陀经幢下崖壁上，有“隐间”两字行楷。传世小对联甚多，如隶书“司徒弘道，太史书年”等。又能诗，《西泠印社志稿》卷四收其一联：“冶铜邧石拨蜡销金，解得汉人成印处。揉艾研砂封泥署纸，流传谱录任君参。”此联所述制泥、治印、集谱，为吴氏于印学之三大成就，系为西泠印社山川雨露图书室所撰，则又兼印社在内矣。
吴隐之夫人孙锦，亦女中豪杰。能治印、制印泥与拓片，又能诗，相夫教子，助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