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人物简介
蒙塔莱（1896～1981)
Montale，Eugenio
意大利诗人。1896年10月10日生于热那亚，1981年9月12日卒于米兰。少年时学习声乐，酷爱文学。1917年被征召入伍。战争结束后开始诗歌创作。第一部诗集《 乌贼骨 》，使诗人声誉鹊起。它从大千世界中精心选取一系列富于象征意义的艺术场景，着力刻画人的内心世界瞬息间的细微感情。1938年，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解除佛罗伦萨文学馆馆长之职。1945年投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任运动最高领导机构所属文化委员会成员。诗集《境遇》、《 暴风雨和其他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同《乌贼骨》一脉相承，但有一些诗用曲折的文笔抨击法西斯主义 ，斥责“黑暗中狂舞的群魔”，期待“黎明把曙光洒向所有的人”。后期写作的许多诗章，或记叙日常的生活，或献给他生活中的忠实伴侣——亡妻，如《萨图拉》，或对人生作冷峻的、哲理的思索，如《1971～1972年诗作》。其他作品还有诗集《赠辞》、文艺论集《在我们的时代》，并翻译了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小说和戏剧。蒙塔莱在诗歌中全神贯注于自我，刻画人的个性的危机，表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徘徊、苦闷。他的抒情诗表达了同时代人对法西斯统治和社会现实的厌恶、失望和忧虑的体验和情绪，反映了他们在“生活之恶”的重压下竭力维护人的价值的强烈意识。在艺术上具有隐秘派的鲜明特点，注重艺术形象的提炼，突出内心世界的细微感情，常常借助象征和隐喻的手法。现实与幻觉，现今与往昔，景物与回忆，每每错综重叠。他的诗篇追求和谐的音韵，讲究词句的雕琢，具有交响乐的韵味。1967年因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被授予终身参议员称号。1975年他因“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和排除谬误与幻想的生活洞察力 ，阐明了人的价值”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现代派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人物生平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1896年——1981年），意大利现代派诗人。
1896年10月12日，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他是道梅尼科与米塞皮娜（里奇)·蒙塔莱家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道梅尼科拥有一家化学产品进口公司，期望埃乌杰尼奥长大后能继承家业。尽管埃乌杰尼奥也在公司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1915年埃乌杰尼奥开始拜欧内斯托·西沃里为师，学习演唱艺术。1916年西沃里去世后，他的音乐生涯即告中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改变了蒙塔莱的生活方向。他应征入伍，并担任一名陆军军官。1922年蒙塔莱与贾科莫·德贝内代蒂和塞尔奇奥·索尔米一起创办了文学杂志《第一时机》，后来又为著名反法西斯活动家皮耶罗·戈贝蒂创办的《巴莱蒂》杂志撰写文章。在这段时间里，他逐渐形成了自己严格的批评观，1925年他在《巴莱蒂》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风格与传统》。
戈贝蒂很赏识蒙塔莱的才干，为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乌贼骨》（1925年）。经朋友的推荐，蒙塔莱阅读了小说家伊塔洛·斯韦沃的作品，很快开始了与斯韦沃的通信联系和交往。1925年，他还在《研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向斯韦沃致敬》。这篇文章使在意大利被人忽略的斯韦沃确立了在文学界的地位。同年，蒙塔莱参加反法西斯宣言签名活动。
1927年，蒙塔莱移居佛罗伦萨，在出版商本波拉德处谋得一份工作。一年后，他成为维苏克斯图书馆的馆长。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他的诗歌如同米塞佩·温加雷蒂和萨尔瓦多·夸西莫多一样，进入了人们所称的神秘主义阶段，形成了一种对话式韵律，并追求简朴毫无虚饰的用词。他的神秘主义诗歌有一定的反法西斯主义倾向，因而失宠于墨索里尼政府。1938年蒙塔莱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迫辞去馆长职务。
在佛罗伦萨的岁月里，蒙塔莱曾为《太阳》和《文学》等几家文学刊物撰稿。他的评论文章对意大利读者阅读理解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和夸西莫多等作家的作品有很大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塔莱靠翻译英、美、西班牙等国的作品和写文章为生，并一直持续到战后的岁月。
30年代，蒙塔莱结识了对他一生和诗歌创作都有极大影响的两位女人。第一位是美国犹太学者，诗人后来将诗集《命运》（1939年）题献给她，并在其中一首爱情诗《经文歌》中称她为“克里齐娅”。克里齐娅是位可爱的女人，虽然没有出现在诗人的生活之中，但她是诗人探索人生意义的精神支柱。第二位名叫朱西娅·坦齐，后来成为诗人的伴侣和妻子。诗人在写给妻子的众多诗作中将她称作“牛虻”。按照吕蓓卡·韦斯特所说，这些诗是文学中的“光辉的典范，他以一种朴素、诙谐的方式用语言表达出了强烈的情感，同时又不失其动人的艺术魅力”。1948年蒙塔莱成为米兰颇有影响的《晚邮报》的文学评论专业撰稿人，后来又成为这家报纸的专栏评论家和记者。
60年代，蒙塔莱的声望日益得到巩固，他荣获几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各种文学奖，包括1962年的费尔特里奈里国际奖。1967年意大利总统米塞佩·萨拉加特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的称号。蒙塔莱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甚至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也不例外。以后他又出版了两部以上的诗集，1981年9月12日在米兰去世。
人物的文学历程
《乌贼骨》1925年蒙塔莱出版了诗集《乌贼骨》，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在充满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多种意象的里古利亚海岸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的首次告捷预示着一个深奥复杂、极富独创精神的诗人脱颖而出。《乌贼骨》用词质朴，韵律采用对话格式，其明快风格足以与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相媲美。这证实了伊尔玛·勃朗迪斯的评论：蒙塔莱“具有通过具体事物和亲身体验来表达抽象概念，同时又不破坏意象的直接暗示的力量的能力”。
蒙塔莱利用荒凉山区的象征表达了他内心的失落感和在混乱之中寻求稳定的心理。在这种诗的沉思之中，人们可以看到干燥、荒芜、冷酷的风景之中死亡的意象和明暗对衬强烈的地域。这些殚精竭虑、孤独和失望的意象断断续续地交替出现在他的诗中，正如那首被称为蒙塔莱的“荒原”的诗《阿赛尼奥》所描绘的那样。
收入诗人第二部诗集《命运》中的诗歌是蒙塔莱最具神秘主义创作色彩时期的成果。为了解决好自己早期作品中诗歌本身与激发创作的灵感时间或瞬间之间的二元论关系，蒙塔莱创造了一系列生动和极富感官效果的意象，暗指他生活中的难以预料之事。《乌贼骨》中抑郁的风格日益加深，启示录般的意象占了上风。在反映发生在欧洲的灾难性事件（首次出版于1939年）的过程中，收入本诗集的诗歌描绘了在黑暗世界处于孤立无望境地中的妇女形象。
在诗歌
《多拉·马库斯》中，蒙塔莱谈及“渗出毒汁的野蛮信念”。另外一些诗则涉及离异的家庭和盲从的年代。机遇、事件、传记细节、个人的暗指与十分神秘的象征主义在诗中都产生出玄学沉思，因而诗集《命运》显得十分艰深费解，几乎是深不可测。诗集后来献给克里齐娅——这位可爱的美女，以后变成但丁式女天使的象征，通往知识旅途中的媒体。
《经文歌》《命运》的第二部分《经文歌》包括诗人1934年——1938年间创作的20首经文歌。这一部分爱情的主题是对第一部分诗歌中焦虑与失望主题的回答与反抗。诗集出版后受到高度评价，评论界称它既代表了作者的诗歌成就，又表现了他坚持反法西斯立场的勇气。
《暴风雨和其他》在诗集《暴风雨和其他》（1956年）中，诗人继续发展了《命运》里的主题。该诗集中的诗歌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可爱的克里齐娅被描绘成一个抵御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专制主义所掀起的历史风暴形象。诗集包括了诗人最阴暗的诗篇，因而并不十分神秘，体现了诗人与历史的对话。在一首名为《小圣经》的诗中，诗人猛烈抨击了斯大林主义。在《囚犯的梦》一诗中，诗人抛弃了人人必须信仰的基督教，反映了他对当今世界的幻灭感以及一种失败的预感——西方所称的他的“不断处于世界边缘的处境”。然而，囚犯最终还是通过囚犯想象中生活目标的转化和梦中的情人得到了暂时的逃脱：“我进入了梦乡/想象中我拜倒在你的脚下。”在为诗人赢得马佐托奖的《暴风雨和其他》中，诗人运用更加传统的诗歌形式，尤其是十四行诗。蒙塔莱本人认为它是自己最杰出的作品，是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人类与历史境遇的作品。
《狄纳德的蝴蝶》1956年蒙塔莱发表了《狄纳德的蝴蝶》，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在第一部分，诗人回顾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第二部分追忆了自己的成熟岁月，其中出现了诗人着意刻画的、一个处在生活边缘的主人公所观察的盎格鲁-佛罗伦萨世界的可笑漫画。在这部作品里同样可发现《命运》和《暴风雨和其他》的主题。
《萨图拉》蒙塔莱以后的三部作品选集《萨图拉》（1971年）、《1971—1972年诗作》（1973年）和《四年诗抄》（1977年），标志着诗人向讽刺散文体和讽刺评论方向的转化。蒙塔莱在这些作品里从自己日常生活、近期事件和各种回忆汲取素材，发展了自己的主题。
《萨图拉》收入了诗人早期发表过的一些各个发行有限版本中的诗歌，是“赛妮娅”诗歌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这部诗集是为纪念诗人1963年去世的妻子坦齐而作的。诗人曾说坦齐以一个牛虻的形象，以一个经常来访的客人和知心朋友的身份与自己朝夕相伴，后来她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精神实体。那些写给坦齐的诗是诗集中满怀激情的动人诗篇。其他诗篇大都充满了俗语、幽默和讽刺，不像他前期的抒情作品。这部诗人自己称之为有多种含义的诗集，再次表现了蒙塔莱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对生活的失落感和幻灭思想。在一首描绘诗人自己去威尼斯拜访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诗《致威尼斯两篇》中，蒙塔莱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世界观：“一切都已崩溃——还须前进。”从文体学方面看，《萨图拉》反映出了蒙塔莱多年的记者生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他自己这样描述这一影响带来的后果：“诗歌的发展趋于渐渐向散文靠拢，同时又拒绝与它同一。”他还说自己的诗受益于他对和声学的研究。
《1971—1972年诗作》是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诗集。每一首诗都标上一个日子，以示其日记形式，但在第二部分中时间顺序被打乱，暗示出某些深层的含义。《四年诗抄》包括了诗人1973—1979年间创作的诗歌。蒙塔莱一生中最后的诗集《集外诗集》（1981年）继续论述诗人对人生种种问题的一贯关切。他认为这些问题不会有什么答案，“故事只能长存于废墟之中，持续同消亡是等同的”。
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国外，蒙塔莱的声誉一直在上升。尽管他对世界的看法带着消极和幻灭感，他的崇高声誉证实了他的诗歌创作技巧、作品深度和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诗人通过诗歌阐释了生活中的一切未卜因素与道德的复杂深奥。虽然他没有为这些难题提供答案，却以形式美再现了这些问题；他提醒读者在传播媒介普及的世界和道德观念出现疑问的时代里，人类保持个体意识与个人尊严的重要性。
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瑞典学院安德斯·奥斯特林：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授予来自意大利的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他来自海滨胜地东利古里亚，该地粗犷严酷的地域特色，在他的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的诗歌中，多年来回响着音乐上的汹涌波涛，使他个人的命运与地中海那威风凛凛、美丽庄严的特色交相辉映。他于1925年完成的第一部成名作也起了一个奇特的名字《乌贼骨》。显而易见，这部作品浓墨重彩，渲染了他那与众不同的利古里亚特色。
在他人生道路刚刚起头的时刻，便遇上了法西斯专政压制言论自由、强迫实行统一行动的环境。蒙塔莱拒绝奉命写作，因而逐渐变成了自由作家队伍中的冒尖人物。这些自由作家们不顾一切，披着神秘主义的外衣却我行我素。他的个性由于艰苦的经历而磨练得坚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一名步兵军官在提罗尔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地一带服役，后来成了佛罗伦萨市有名的维耶欧萨克斯图书馆馆长。1939年他被粗暴地免去职务。因为没有加入法西斯政党，他竟不能被视为意大利的公民。直到1948年，他才被任命为米兰的大报《晚邮报》的编辑。在这家报纸上，多年来他作为一名出色的文化问题方面的作家，作为一名音乐评论家，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在这一时期，蒙塔莱逐渐确立了自己在意大利现代文学方面的重要地位，不过在很多方面，只是对他的祖国而言，这一地位在许多方面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说代表了这种黑暗阴郁的醒悟，探索着对大众的悲痛忧伤和灾难苦恼进行个人独特的表现。作为一位诗人，他镇静自若，高尚体面地解释了这种醒悟，毫无任何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企图。他已获得了一群严肃认真、倾心于他的听众。鉴于他长期以来仅写了5部抒情诗，这一点就更显得突出可贵了。其最佳作品无疑是1956年发表的《暴风雨及其他》。他那谨慎孤寂、善于思索的气质，绝不会去哗众取宠。
蒙塔莱本人曾经说过，作为意大利人，他首先向往的是“绞杀运用过时的华丽语言的修辞，即使冒自己处于反修辞境地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实际上，他已欣然冒了这种风险。在他的最新诗集《诗钞；1971—1972》（1973年）中，后半部分收集的是嘲弄式的讽刺诗。在这些讽刺诗中，白发苍苍的诗人放开手脚，几乎以违反诗歌趋向的手法，批判了当代的现实生活。他的诗兴犹如一个永不安息的精灵，绝不安然稳坐在荣誉的宝座上。
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蒙塔莱经过严格的锻炼修养，无论于自我还是于客观，都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选词用字，恰如其分，犹如镶嵌在色彩斑斓的马赛克中的玻璃体一般准确无误。语言的简洁精练恰到好处，一字不可多加，—字不可减少，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已一扫而光。譬如，在那首著名的描绘犹太女人多娜·马科乌斯的诗篇中，当诗人想表现当时流行的背景时，他只用了这样几个词：“居心险恶提取了纯净的毒液”。在这类杰作中，无论是命运多舛的前景或者是凝练精巧的结构，都不禁使人回想起T·S·艾略特及其在《荒原》中所采用的手法。但是，蒙塔莱不大可能由此获得了灵感刺激。如果说他受到了什么启发的话，走的却是一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在他辛勤耕耘的半个世纪中，蒙塔莱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悲观厌世主义，即沿着起自莱奥帕尔迪的古典主义道路发展的悲观厌世主义。这种悲观厌世主义很少出自于纯粹的感情，而表现出深思熟虑，富有理性的远见卓识，保留着既有质问，也可提出挑战的批判权利。他坚信：可悲的人类正在滑向深渊；历史的教训毫无价值；世间的贫困日益严重。当对目前的危机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真正的邪恶在于另一个时代判断价值的公正标准能够丧失殆尽；换言之，完全忘却了往昔人们奋力开发时的伟大精神。人们凭借这种精神曾建造了某些使我们能对现世的存在及其状况创造出另一幅美景的东西。
但是，他的离职一事的确包含着信念上的飞跃闪光，他对人生要继续奋斗、去克服坎坷不平的障碍的本性欲望深信不疑。他深信，诗歌——即使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在我们的时代也仍然是一种高雅感人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起到抒发人类良知的呼声的作用，虽然仅隐约可闻，但却谁也否认不了，谁也毁灭不了，谁也缺少不了。如果蒙塔莱没有这种信念，那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位天才的诗人。
亲爱的蒙塔莱先生！在我所能支配的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我已经尽力介绍了您的诗歌，尽力阐明了我们给您授奖的理由。现在仅要我做的事，就是向您表示瑞典学院的衷心的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金。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受奖演说
——诗歌还时兴吗?(1975年）：
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没有错的话，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已经颁发了第17届了。如果荣获这一威望很高的褒奖有许多科学家和作家的话，那么其中活在世上仍然工作的人则要少得多了。他们中有些人出席了今天的盛会，我向他们致意，向他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按照广泛传播的说法，即那些并非一贯可靠的预言家们的说法，今年或者未来可望的几年中，整个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世界上人们认为已经文明化的那个地区），将要经历一场异常巨大的历史性转折。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关于神学上向来世转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毁灭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出现新的社会和谐一致的问题，这种和谐一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浩瀚无涯的乌托邦的管辖领域中才存在。到这一转折发生的那一天，诺贝尔奖将有100岁了。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诺贝尔基金会及其所颁发的奖金，在组成社会生活的新体制方面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的借贷对照表，才有可能完全制作出来。无论是普遍幸福也好，或者稍有微疾也罢，但至少要做到将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类之间的猛烈抨击，中止几个世纪——我指的是人类生活，而不是回溯到亿万年前的氨基酸的出现问题，也不是指使人类在宇宙中起源的、或者说也许包含了构造人类的那些物质材料的出现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番寻踪追迹的推导演绎需要多久的时光啊！不过，我不打算离题太远，我很想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所根据的评判章程是否公正，即我想知道，各种不同水平的科学以及文学作品，在广泛的“人文主义”意义上，在推广和捍卫新的价值观念方面，是否都做出了贡献。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些由于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人人羡慕的褒奖，其登记在册的名单会很冗长。但是，那些在许许多多岗位上为人类工作的队伍，甚至没有意识自己是在为人类工作，还有从未奢望得到任何可能奖赏的队伍，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从未想到——正像意大利人常说的那样要去“让新闻记者们开腔”，这样的大队人马则多得数不清，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认清他们。无疑世上有许许多多纯洁完美的人，他们阻碍（当然还不够）了功利实用主义风气的散布蔓延。这种风气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可以说助长了腐化堕落，犯罪，种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和偏执狭隘。斯德哥尔摩的学院院士们一向反对偏执狭隘，反对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还有那种以强欺弱的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的迫害风气。特别是在挑选文学作品上，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也挑选那些有时可能是厉害激烈的文学作品，但绝不会挑选像原子弹那样杀人致命的作品，因为原子弹是永恒的罪恶之树上结下的最成熟的果实。
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坚持不让，因为我既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也不是伦理学家。
我写过不少诗歌，为此我已经得到了奖赏。但我也是图书馆员、翻译、文学和音乐评论家，甚至也是一位失业者，因为我被公认对一个我无法热爱的政权缺乏尽忠精神。几天前，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我。她问道：您是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的?如何花那么多时间来写诗，那么多的时间来翻译，那么多的时间来做管理员的工作?又如何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安排日常生活?我尽力向她解释，就像人们计划安排工业上的工程项目一样，那是个计划安排时间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大一部空余时间被用来干那些无益的事情了。的确，我们时代的危险之一，就是对那些无用无益的东西进行交易买卖，对此年轻人特别敏感。
不管怎么说，我来到了这里，因为我写了些诗歌。诗歌是一种完全无实用价值的产品，不过却也无害。这就是诗歌伟大高尚的特点之一。但这并非是诗歌的唯一特点，因为诗歌是一种创作，或者说，全然是一种地域性的不治之症。
我来到这里，因为我写了些诗歌，除许多翻译文章和评论文章之外，有6部诗集。人们说过，这只是一点小小的产品，也许他们认为，诗人是商品的生产者，机器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不幸的是，诗歌创作不是做买卖搞交易。这是一种我们知之甚少的现象。正如历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克罗齐，与罗马天主教徒吉尔森那样，他们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却一致认为：写一部诗歌的发展史是不可能的事。就我而言，如果我将诗歌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那么我坚持认为，由于最原始的部族音乐的简单敲击声响，需要配上语言，便产生了诗歌。只是过了很久之后，语音和音乐才用某种形式书写下来，逐渐又分化而相互区别开来。接着出现了书面形式的诗歌，但与音乐所共有的关系已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诗歌趋向于在结构形式上呈开放型，于是便有了韵律、小节、以及所谓的固定程式。早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后来又在中世纪传奇史诗中，真正的诗歌题材是实在的，健全的。但是，致力于供人阅读的诗歌，不久也随着法国普罗旺斯诗人们的出现而出现了。诗歌渐渐地成了可视的作品，成因为诗歌描绘了意象，但诗歌也是音乐作品，诗歌将音乐和诗这两种艺术合成一体了。自然，诗歌形式上各种结构，是决定诗歌成为可视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能将诗歌排字印刷成纵行格式，并未将空白完全占满的情况下，诗歌就为新章节的创作和重复再现留有余地了。即使某些空白间隔也具有某种价值。而散文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散文占满所有空白，并未表示出任何可发音的暗示。在这一点上，诗歌的韵律结构就可以用作小说叙述手法的理解手段了。这是就八行韵节的叙述手段而言的。八行韵节是一种19世纪初期就已陈腐的形式，尽管拜伦的《唐璜》（一部仅完成了一半的诗集）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种固定的诗歌格式，不再使人们的视觉或听觉感到满意了。观察英国的无韵诗以及对应的韵节格式，如含11个音节的自由诗，就可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此期间，绘画在与自然主义分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绘画技法上立即得到了反映。于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要在这里详述这一过程，则需要过多的时间——人们就得出如下的结论：再现现实，再现真正的客观物体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只能创造出无用无价值的复制品。但是，在玻璃试管中可显示和景物或人物同样大小的逼真图像来。画家卡拉瓦吉奥或者伦勃朗本可以对此临摹一番，画一幅杰作的。几年前在威尼斯的那次橱窗展览中，陈列了一幅黄种人的肖像画。这幅画的模特儿本人俗不可耐，但为什么不可以呢?艺术可以为一切开脱，除非不断靠近这幅画，否则人们不会发现，可悲的不是这幅肖像，而是所画的那位有血有肉的人。这个实验后来被警察阻止而中断。但是，从严格的理论角度而言，这幅画完全为艺术所开脱了。多年来，那些在大学里挂有头衔的评论家们一直宣扬着艺术毁灭的必然性，等待着有位先知来宣布世界的新生或复兴，但是新生也好，复兴也罢，人们却连一点征兆也觉察不到。
从上述这些事实中，究竟可以引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艺术，一切视觉艺术，从艺术这个字眼的最糟的意义上讲，正变得通俗大众化了。艺术是消费品的生产，生产供人们在等待新世界的到来时使用和抛弃的消费品。在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将能使自身从周围环境中，甚至从自身的意识中解脱出来。我引用的例证，可以扩大延伸到那种专门产生噪音的音乐方面。这种没有区别的音乐，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聚集起来收听的，目的是驱散他们因孤独寂寞而产生的恐怖感。但是，已经文明化的人类，为什么愈来愈发展到竟然惧怕自己的地步呢? 
显而易见，我已料到会遭到反对，我们不可使社会病传播蔓延。也许社会病一直就存在着，不过，因为从前的传播手段不大可能让我们了解并诊断这些疾病，所以大家知之甚少罢了。我深为焦虑的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气氛，却伴随着一种日益广泛的享乐自得的风气，同时也深感不安的是，幸福（存在幸福的地方，也只是在世界上有限的一些地区）却带有黑黄色的自暴自弃的特征。在当代幸福文明的黑暗背景衬托之下，各种艺术有互相交错混合，丧失其同一性的趋势。大众传播工具，无线电，特别是电视，试图灭绝各种可能产生独立思考，沉思反省的途径，也并非没有取得成功。时间加快了节奏，刚刚几年前创作的作品似乎已经“过时”。听取艺术家的呼声的事，总有一天会成为一曝十寒的事情，既视时局风向的转换，也看是否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而定。因而，我们时代的新艺术就是一种观瞻物，不一定是将各种艺术的基本原理都包罗进去的舞台展览，只要对观众、听众或读者产生一种心理按摩作用就行。这种新的大杂烩的出奇制胜之处，全在导演的回天之力了。他的目标，不仅协调舞台的布局安排，而且要为作品外在地强加上意图，但这些作品本没有、或者已经包含了其它的意图。所有这一切都空洞无物，对人生极端缺乏信念。在这种疯狂的裸露癖盛行的境况下，诗歌这门最为严谨认真的艺术会处于何种地位呢?所谓抒情诗是艺术品，是独立思考和多次印象积累的成果。这一点今天仍然适用，但是其范围大大受到了限制。然而，我们更多地遇到这种情况；俨然以诗人自诩的人，宣称已经跟上了新时代的步伐。接着诗歌成了追求音响和视觉效果的东西。诗的语言，像手榴弹爆炸一样，杂乱无章地四处抛洒，毫无真实的含意，却似发生了有许多震源的地震。诗的释义也就没有必要了，许多场合下只能靠心理分析方法也许有所帮助。既然强调了诗的视觉效果，诗也就可以随意转化，这倒是美学史上出现的新现象。这并不是说新诗人们是精神分裂病患者。其中某些人能写出空洞无物的古体诗以及伪诗。也有的诗是为聚集在广场上的狂热人群面前呼口号而写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独裁者掌权的国家里。这类注重诗歌发音效果的运动员们，也并非全无才气可言，我将引用这类例证。如果这类例证仅与我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话，我希望诸位原谅。但这一事实——如果真实的话——说明；到现在为止，同时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诗歌：一类是供眼前直接消费的应景作品，一经使用立即消亡得无踪无影，而另一类则能安静地长眠。但是，如果它有力量的话，总有一天会苏醒奋起。
真正的诗歌如同某些绘画，其收藏者鲜为人知，其价值也只有少数内行人知晓。然而，诗歌的生命并非仅仅存在于书本中，或者存在于学校收藏的文集中。诗人不认识，并且往往永远不会结识自己的知音。我要给大家举一个有关我个人的事例。意大利报纸的档案栏中，有时登载有仍然健在的人的讣告。这些文章我们称为“假死”。几年前，在那不勒斯《晚邮报》上我发现了关于我的“讣告”，是由评论家、翻译家兼通晓数国语言的陶勒诺·朱伯提签署的。他写道，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读了我的一两首译成俄文的诗歌后说道：“这就是我喜爱的一位诗人。我希望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他的诗作。”这类小事件并不是不会发生的。我的第一部诗集是1925年开始流行的，而马雅可夫斯基（周游过美国和其它地方）于1930年自杀身亡。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善于在作品中真实反映生活，擅长传播人们呼声的诗人。如果他能说出上面的那一番话，那么我就可以说，我的诗歌，经过曲折而又预料不到的途径，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然而，请不要相信，我关于诗歌的观念是唯我独有的。为所谓幸福的少数人写诗的观念，决不是我的观念。实质上，艺术总是为一切人的，而不是为哪一个人的，但仍然无法预料的是诗歌真正的知音。观赏艺术，大众艺术，向往对假想读者的身心进行按摩的艺术，其面前有无数条道路可通行，因为世界的人口还在持续不断地增长。但是艺术涉及的范围是无止境的。可以把一双拖鞋装上镜框，拿出去展览（我个人已经看到过我的诗作被人这样处理过），但风景，湖泊或者任何大自然的壮丽景象，是绝对放不进玻璃镜框中去供人观赏的。
抒情诗无疑已经打破了束缚它的障碍。已经有用散文形式，用一切优秀散文形式创作的诗歌。这些优秀的散文并非全是功利实用主义或空泛说教式的，也有用散文形式，或者起码多少明显是散文的形式，来创作诗歌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们写作了与诗歌无关的韵文诗句。不过，这一点影响甚少或者毫无影响。世界在不断发展，谁也无法预言世界的未来究竟如何。但是，我们不可相信，大众文化，由于具有来去匆匆和脆弱的特征，因而通过必然的重复反映，就不会产生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进行深思反省的文化。我们大家可以为争取未来而齐心协力。但是，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世界的寿命可能是无尽头的。
我曾思索过，给我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加上这样一个题目：“诗歌在大众通讯工具的时代里能够幸存吗?”这也是很多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但是，经过认真缜密的思考，就只能得出肯定的答案。如果有人说，所谓诗歌意思是指纯文学意义的诗歌，那么很清楚，世界的生产将继续过度增长。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限定范围，只是说，出于恐惧，诗歌拒绝描写生产，只是说，诗歌的兴起几乎是一个奇迹，看来要为整整一个时代，整个语言文化界涂上防腐剂，使之不朽，那么，就必然会说，对诗歌而言，绝不存在灭亡的问题。
人们常常观察到，诗歌语言对散文语言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奇怪的是，但丁的《神曲》开始并没有产生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散文作品。或者说，几百年之后才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如果研究一番以龙萨为代表的七星诗社学派前后的法国散文，就会观察到，法国散文已经丢掉了柔和纤弱的风格——因此，法国散文被鉴定为比古典语言相差甚远——并且在日臻成熟的道路上进行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跃进，其功效异乎寻常。七星诗社并未像意大利新快乐风格诗人们——无疑是其借鉴的来源之一——那样，创作出风格题材同一的诗集，但是却给我们奉献了真正的“古典主义作品”，完全有资格收藏到可以想象得出的任何诗歌博物馆中。这是个关于审美鉴赏情趣的问题，这一情趣可以归入新古典主义范畴，而几个世纪之后，帕尔纳斯派诗人们经过努力也未能与之相匹敌。这向人们证明：伟大的抒情诗歌会消亡，然后再生，再次消亡，但是将永远是人类心灵创造出的最杰出的精神财富之一。
我们大家一块再来朗读若阿基姆·杜贝莱的一首诗。这位诗人生于1522年，33岁时逝世，是位红衣主教的侄子。随红衣主教在罗马生活的好几年，唤起了他对罗马天主教廷的腐化堕落的极度憎恶。杜贝莱写作了大量诗歌，在模仿追随彼特拉克派传统的那些诗人们的作品方面，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在纳瓦格罗所创作的拉丁文韵文诗的鼓舞之下，这些诗歌（可能写于罗马）证明杜贝莱不负盛名，是他离乡背井时，对美好的卢瓦尔乡村痛苦怀念向往的成果。从圣伯夫到沃尔特·佩特（Waltcv Patev）的作品可谓是奉献给若阿基姆·杜贝莱的值得永久纪念的献辞。可能的话，应按颂歌来朗读，因为这是个关于一首重要的诗的问题。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簸扬麦子的人”进入了世界诗歌的宝库。有可能的话，让我们努力再阅读一下这首诗，因为这是个有关鉴赏力在诗歌中的作用问题。
给您这轻盈的脚步， 
过客一般。
走过飞逝的人世间。
瑟瑟的微风， 
摇动绿荫婆娑的树枝。
我献出这紫色的罗兰， 
这百合，这小小的花盏， 
和玫瑰， 
这芬芳的玫瑰， 
还有石竹花， 
都悄悄孕出花蕾。
您痛苦的气息， 
吹拂着平原， 
吹拂着日日夜夜， 
而我在尽力劳动， 
簸扬我的麦子， 
在炎热的夏日。
这首《扬麦农民》是否是在罗马时，在紧急处理烦人的公务过程中，忙中偷闲而写的小插曲，我就不得而知了。这首颂歌能流传至今，应归功于佩特。一首诗，即使经过几个世纪，也能找到自己的鉴赏者。
但是，现在为了结束我的讲话，我应该回答有关给这篇讲话所加的题目一事。在经历了涌现出历史上许多新的国家，新的语言的充满消费风气的现代文明时代，在出现了机器人的文明时代，诗歌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答案。从技术上讲，诗歌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有一张纸，一支铅笔，人就可以写诗了。只是在第二步，才出现发表和发行的问题。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火，使四分之三的希腊文学著作焚毁殆尽。
今天，即使不是一场全球性火灾，也可能使我们时代那滔滔不绝的诗歌作品丧失殆尽。但是，确切地说，这是个关于作品的问题，即是个受审美意识和风尚潮流制约的手工产品问题。暴风骤雨，暴乱骚动可以将文艺的殿堂夷为废墟，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在我看来，同样确实无疑的事实是：许许多多印刷成书的诗歌，一定能经得起时代的洗礼和磨难。
如果人们指的是古老诗篇在精神上的复兴，在当代的复兴，以及对其起源进行新的评价解释，那么这个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了。最后，人们说到诗歌时，其定义究竟限制在什么范围，仍然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现在的很多诗歌是用散文形式表达的，很多韵文诗句是散文，而且是拙劣的散文。从紫式部到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艺术，已产生了伟大的诗歌作品。戏剧又怎么样呢?很多文学史甚至没有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而列出了几个天才人物，分别给予论述。再说，又如何解释下面这种现象呢：中国的古诗，虽然经过各种翻译解释，仍能保存流传下来，而欧洲的诗歌却何以受到原文的束缚限制?下面的事实也许能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在阅读白居易的诗作时，我们确信是白居易的诗，但是，我们在阅读那位技法超群的膺造诗人阿瑟·韦利的翻译作品时，情况又如何呢?人们可以加倍提出许多问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不仅诗歌，而且整个的艺术表现领域，以及自称是艺术表现的领域，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危机感与人类的境况密切相关，与我们作为人类的现实存在密切相关，还与有关的信念或错觉密切相关——我们自己是享有特权的动物，自信是其命运的主宰者和保护人，我们的命运是任何其它动物无法索取的。那么，对艺术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是毫无用处的，这就像我们扪心自问下面这个问题一样毫无用处明天的人，也许是不远的将来的人，能否解决自从混沌初分之日以来人类一直陷入的各种悲剧性矛盾（以及能否将混沌初分之日说成是一个遥遥无尽期的时代）。
五、评论界对埃乌杰尼奥·蒙塔莱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评论界对蒙塔莱获奖的反应是肯定的，这一反应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早在1956年，他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尽管那时他仅仅发表了三部诗集。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盛赞蒙塔莱“像瓦莱里、阿波利奈尔、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是现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许多年以来，特别是自从1959年萨尔瓦多·夸西莫多（与蒙塔莱一样是位神秘主义诗人，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蒙塔莱的读者都在期待着他荣获这一深受众望的文学大奖。意大利《新闻报》（1975年 10月24日）及时报道了意大利对瑞典文学院这一明智选择的赞美之词和全国上下对此事的自豪感，并称赞蒙塔莱的诗歌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杰作。
许多人认为学院的这一选择表明该年度的评选是严格按照文学标准而非政治标准进行的。罗伯特·克里门斯在《纽约时报》（1975年10月24日）撰文，称这一选择提醒人们，“蒙塔莱的诗要比许多凭借西欧结构主义、符号学、新批评等最新批评理论按照自己的道德水准研究诗歌的人所构想的诗歌的作用更持久、更质朴”。《纽约时报》还评论蒙塔莱的诗“力图暗示而不是直接阐释事物的本质”，接着又说诗人的早期作品试图透过字词所暗示的意义及其象征来表达个人的经历。伦敦《泰晤士报》（1975年10月24日）认为这次颁奖表明“在压力与成功互成反比的世界里，保持与事物本质与灵性的联系是诗人的权利”，同时把蒙塔莱和詹姆斯·乔伊斯相提并论，称他是“瞬间诗人”。
《时代周刊》（1975年11月3日）却重点分析了蒙塔莱的反法西斯观点，并就他的这一立场、观点与作为一名翻译家的经历，与阿尔贝·加缪作了对比。《新闻周报》（1975年11月3日）还谈到了他的孤居心态和超敏感性特征。
蒙塔莱获奖在欧洲和美国都得到了即时引起的反响，深刻详尽的评论文章与作品译本也很快问世。然而即使对意大利读者而言，蒙塔莱仍然是一个难以读懂、不可轻易接近的诗人。
1917年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军官。1919年退役后，攻读过哲学。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乌贼骨》。由于诗集中汇集了诗人早年居住地利奇瑞恩海岸的景象和山水，展示了与众迥异的热内亚风格，他大获成功，一举成名。这部处女作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主要特点，在表现大自然美的同时，着意抒写了“生活的邪恶”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这部诗集为他一生的创作奠定了基调。1929年迁居佛罗伦萨，完成诗集《守岸人的石屋》，获安·费多尔文学奖。1938年因不愿参加法西斯党，被解除维苏克斯图书馆馆长职务。40年代流亡瑞士，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过记者、音乐评论家，长期任米兰《晚邮报》的文学编辑。他拒绝参加任何党派，坚持一个原则：忠实于自己，超然于一切“主义”之外。此间连续出版三本诗集，在意大利文坛上被誉为“隐逸派”诗人的代表。
他的诗具有“纯诗”特质，如丰富的音乐性、自我象征等等，他探索这个破碎的世界，对生命、死亡、命运予以关注并加以深刻地表现而非解答什么。
他的作品还有：《命运》(1939）、《费尼兹铁瑞》（1943）、《风暴及其他》（1956）、《莎杜拉》（1971）、《1972年的日记》（1973）、《我们的时代》（评论集）等。
1967年，意大利总统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称号。1975年， “由于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与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价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秋，蒙塔莱病逝于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