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锡强
人物简介

  
曾任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院长，儿科学院院长（1988-1999），现任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研究所副所长（1992- ），中华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儿科》杂志副主编（1997-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副主编（1997- ），《中国现代儿科》杂志名誉主编（1998- ），《临床儿科》杂志副主编（2002- ），《实用临床儿科》杂志编委（1994- ），国外医学儿科分册编委（1994- ），《四川医学》编委（1994- ），《重庆医学》常务编委（1988- ）。 　主编和参编论著16部，主要有：《儿童免疫学》（2001），《实用儿科诊断治疗学》（2002）， 《5年制小儿内科学3版》（1995），《诸福棠实用儿科学6版》（2003），《临床免疫学》（2002）。现在主编《5年制儿科学6版》。 发表论文370篇，其中国际刊物（英文）17篇。获省级优秀卫生工作者（1995），卫生部优秀工作者（1999），卫生部优秀回国人员（1991）。获省部级1等奖1次（1997），2等奖4次（1990，1994，1999，2002）3等奖3次（1990，1998，2000）。
人物事迹
笑看桃李，硕果累累
在没有见到杨教授之前，我在心里默默勾画着杨教授的形象。他一定是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带着和蔼的微笑，说话随和，让人毫不拘束。及至敲开他办公室的大门，看到宽大的办公桌后正在伏案工作的杨教授，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果真的与我想象中的那位老人如此相似！有些瘦，花白的头发，脸上有些皱纹，但丝毫不能影响他奕奕的神采。当杨教授开始接受我们的采访后，我又深深感受到他言语间的自然、真诚。正是这位老人从1988到1999年担任了儿童医院的院长达十一年之久，主编和参编了许多种杂志教材，领导多项科研工作，在儿童免疫特别是肾脏免疫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代青年需要眼光”
当问到求学经历时，杨教授微微一笑：“当初我选择学医还是挺戏剧化的。”杨教授是1956年从重庆三中毕业的理科生，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学医，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选择了医学。而鉴于当时情形，最终又选择了重医，成为刚刚由上海医科大学分出的重庆医科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在校期间，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学生们的学业不能按照正常的规律进行，常常是一边下乡劳动，一边学习。当时杨教授就认为这种状况在中国是不可能长期下去的，于是在别人到处奔走，忽于学习之时，他只静静地拿起课本继续课程的学习。许多年之后历史证明了杨教授的英明，只有掌握了知识的人才能给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贡献。
另一件事也充分证明了杨教授的眼光长远。由于当时中国要依靠俄国的支持，所以学校里的外语课开设的都是俄语。但是杨教授注意到很多医学文献、医学发展的前沿都是英文编著的，就偷偷地学习英文。“为了学英文，我还被批评了呢！”原来，当时没有随身听之类的东西，为了学习英语，杨教授从外文书店买来英文唱片，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把唱片机音量调到最低偷偷地听，但不幸还是被当时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告到了党委，说他收听敌台，偷听资本主义的广播。“幸亏当时我总是很老实，不参加任何帮派，领导也很喜欢我，只给了我一定的口头教育。”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杨教授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他只是更隐蔽更勤奋地学习。当数年以后那片笼罩全中国的政治风云烟消云散时，杨老师当时的明智就又充分地体现出来，像他这种懂英文又懂专业的人才正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
所以，杨教授说：“现在的年轻人要有眼光，要看到什么是真正有用的，要积极地为将来做准备，不能只跟着别人走。”
“临床、科研本为一体”
1961年，杨教授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被当时的老院长留在儿童医院传染科工作。开始是从事临床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进行实验室研究。当问到他是如何平衡两方面的工作时，杨教授说：“其实这并不需要怎么平衡，这二者本来就是一体的。在临床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科研课题。”例如，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肾病综合征合并有低IgG血症，就把它作为一个课题，研究它的机理。临床是科研的基础，做科研就是要解决临床中的问题；科研的结果也是要应用到临床中去才能体现出科研的价值。杨教授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杨教授做肾脏科主任期间，遇到过一个肾衰病人，伴有高血压，出血，心衰的症状，体检发现肝脏肿大，需要进行透析。于是他们采用提高透析液糖浓度的方法，使透析液很快流出来。这样一来，病人的那些症状消失了，但病人也昏迷了。经过研究，他们发现，高危病人本来就有血糖增高的现象，如果再增加血糖浓度，势必造成脑脊液血糖浓度升高，发生高渗性脑病，这就是造成病人昏迷的原因。于是，一篇名为《危重状态的糖代谢》的获奖论文就由此而诞生了。说到这里，杨教授很诙谐地摊开双手：“我就是这样‘平衡’临床与科研的。”
“打好坚实基础”
在1985年到1987年间，杨教授在美国进修。在谈及美国的医学教育与我们国内有那些不同时，杨教授感触颇深。“美国的医学生是经过很严格的筛选的，你必须有本科学历才能报考医学专业，所以医生的学历至少都是硕士。在英文里医生就是‘doctor’,就是‘博士’！”美国的医学生入学的第一年就要接触病人，从而使他们对医学产生的浓厚兴趣，既而在学习病理，解剖等基础课程时，才能与实践相结合。这与我们现在的医学教学就很不一样。我们一进校就开始学习理论基础知识，有些同学会认为枯燥乏味，没有学习兴趣，更谈不上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不牢固，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到时候不得不将基础知识重新拾起。
美国医学生的学习是分组进行的，小组内的各个成员积极讨论，独立思考，又互相交流，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我们的学生主动性太差，学习就是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抄笔记，课后背书，积极性很低。这就会影响学习的效率。”所以，杨教授希望现在的医学生在学医的起步阶段就培养学习的兴趣，打好基础，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心应手。“现在的学生‘骗’老师容易，只要考试前背背书就能考个八九不离十。可是将来，我们要面对的是病人，如果再去‘骗病人’，那就不行了，不仅容易造成医疗事故，更重要的是可能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所以一定要打好基础！”
在反复强调基础知识重要性的同时，杨教授也并没有忽略临床技能的培养。“我在做住院医生的头三年，就是背了一本儿科手册，从病例联系基础，慢慢地丰富自己。”杨教授提到，临床训练的头三年是很重要的，你至少要接触200个病人，仔细研究他们的病历，培养临床思维，锻炼动手能力。临床工作是一种“琐碎”的学习，而“系统”的学习就要在假期进行。
“做医生不是学雷锋”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要有专业知识，操作能力，又具有其社会性。从医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要意识到医学院校与其他院校的不同，就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我们现在学习，是为了将来从事临床工作；我们从事临床工作，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就是为了为病人服务。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杨教授说：“所以做医生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对病人尽心尽责是每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医生就要作到不论阶级差别，贫富贵贱都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病人是带着身心的痛苦来到医院，向医生寻求帮助的，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痛苦，要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时时刻刻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病人因为疼痛或心理问题不能很好地配合医生，这时就更能体现一个医生的综合素质。杨教授提到，在美国医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就是医学伦理学，他们要学习怎样与病人进行沟通，怎样全面的医治病人，怎样最大可能的解决病人的问题，这些就是很人性化的东西了。而我们国内现在这方面的教育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医学教育中人文的分量太轻了。这样我们有些医生就不能端正对待病人的态度，喜欢把自己凌驾于病人之上，避重就轻，看人拿药。这不仅有损医生的形象，而且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最重要的是，病人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对医生不信任。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医疗卫生水平。所以，“我们的医学生在校园里，就要接受医生责任的教育，走出校园后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
“I’m a easy man !”
杨教授不仅是位优秀的医生，他还是位优秀的领导。在1988年到1999年间，杨教授担任儿童医院院长。杨教授说，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当过干部。“我当院长时并不是什么事都自己拿主意，而是广纳意见。谁能够提意见，就是有能力；谁的意见好，就采用谁的。所以，我当院长还是挺轻松的，因为是大家在帮我。”
当被问到有什么人生格言时，杨教授很随意地耸耸肩，笑了一笑：“我没有什么格言，我不是一个很深刻的人，I’m a easy man !我只是觉得有两点是科学工作者或者说是医师要具备的：其一，不能随意相信事物，要有批判的态度。这是一切新发现新成果的源泉；其二，在人际交往中刚好要与上一条相反，要充分的信任别人。只有相信别人，别人才会相信你，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才能建立！”
在杨教授的书桌，书柜以及墙上，都有一些贺卡，照片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