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礼士胡同
胡同概述
  礼士胡同，明朝属思诚坊，称驴市胡同，亦称骡市，据传，此地曾是驴骡市场，故而得名。清宣统时驴市废，以其谐音改称礼士胡同[1]。“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二十八条。
据《燕都丛考》记载：“报恩寺在驴市胡同街北，不知何时创建，明朝天顺元年(1457)更寺名曰昭宁寺(又名常宁寺)，大学土李贤撰碑，碑已无存。”胡同内东口路北123号院为清大学士敬信旧居，民国时做过蒙藏院，今为礼士胡同小学。清朝乾隆时的宰相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其街南墙上曾有一横石，上刻“刘石庵先生故居”。石庵，刘墉的号。横石今不存。胡同内129号院的主人为清末汉阳知府宾俊，民国时，日本投机商李彦青趁日本大地震之机贩大米发了横财，买下这所院子。曹锟当政时，李彦青被枪毙。此后此宅又转手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领臣，李领臣请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使整个建筑风格典雅。解放后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和电影局使用。1984年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名称来源
从东四路口往南，不多远，有条向东的胡同，叫礼士胡同，是京都小有名气的里巷。
“礼士”二字让人想起“礼贤下士”这个成语，是很文雅的名称。其实，在明清时代，这里是贩卖驴骡的市场，叫“驴市胡同”。清的《帝京舆图》上，就标示为“驴市胡同”。清朝《顺天府志》说：“驴市胡同亦称‘骡市’。”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骡子的交易仅次于驴。
直至清末宣统年间，这儿废除了牲口市场，人们才巧妙地依谐音改称之“礼士胡同”。
一百多年前，胡同里竖着一根根木桩，拴着驴啊骡啊的。卖者在一旁伫候，买者在牲畜间徘徊挑选。有人掰开驴嘴侧着脑袋观察牙口。有趣的是，跟现在的砍价方式截然不同，双方交易时或在袖子里或者大襟下“打哑谜”，用手指头耐心“对话”，磋商价钱。
路旁有钉铁掌的。打制铁掌的炉火旁，烧火的用力拉着风箱，火苗一蹿一蹿的。随着铁匠师傅锤子的起落，传来叮叮当当清脆的敲击声。墙根下还有摆摊给牲口瞧病的兽医，来回串游叫卖皮革制品的贩子……
胡同今貌
今天的礼士胡同，是条幽深的巷子。胡同深处有浓郁的绿荫，两旁是灰色的墙壁和屋瓦。这儿以大宅子多而闻名，电视剧《大宅门》就是在路北129号清时武昌知府的豪宅拍摄的外景。
如果从胡同的一头溜达到另一头，边走边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胡同中部路北墙上十几块大幅清代砖雕。据说，如此精美的砖雕甚至在故宫都找不到呢！这是礼士胡同的一大特色。
在古都多如牛毛的街巷中，礼士胡同还有一个突出特色，就是长年展出“礼士胡同文化展”——
巷子东段礼士宾馆临街的栅栏墙上，悬挂着一长排彩色展板，共30来幅，每幅1米多高，长方形。常有过往行人驻足观赏。
“文化展”形象生动地揭示出闾里数百年的历史变迁。
“文化展”把一位位栖居于此的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俊杰推到人们面前：乾隆时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光绪年间的大学士敬信、“中国儿科之父”诸福棠、“中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毕毕德、摄影家黄翔……
“文化展”还向读者展示出当下巷中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自创歌曲比赛，合唱队歌咏活动，组织居民学英语，组建乐团演奏民乐，向外国友人介绍胡同文化……
胡同名人
诗人邵燕祥在《邵燕祥自述》中写到：“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他自幼生活于此，热爱京都。1949年10月，还不到20岁，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有名的长诗《歌唱北京城》。这首诗是借鉴北方鼓曲唱词的节律写的，洋溢着热爱京华之情。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特意用“歌唱北京城”来命名，以彰显热爱国都之心。
居住深巷的著名歌唱家李光曦，早在“文革”前就以演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松花江上》而蜚声华夏。他演唱的《延安颂》、《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传遍大江南北。李光曦唱的《北京颂歌》更是声情并茂。当年我插队几年后回京，火车刚过丰台，列车广播忽然传出李光曦演唱的《北京颂歌》。高亢明亮、充满激情的歌声使我兴奋、激动，不觉站立起来侧耳倾听，想起“文革”以来在都城亲历的种种往事和离京后的遭际，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愈发思念老宅、亲人和同学，情难自已。此后，一直非常喜爱他唱的这首北京赞歌。不久前在胡同里偶遇李光曦，忙打招呼，虽是陌生人，他也微笑举手“哦”地回应。联想到“礼士胡同文化展”上他教群众唱歌的彩色照片，暗自喟叹李先生是位“人民歌唱家”。
曾经居住在礼士胡同的还有不少贤达之士。
清末军机大臣世续，乃慈禧股肱之臣。辛亥革命后，在诸大臣中首先表态赞成宣统逊位，并受命磋商优待条件。可谓识时务、知变通的官员。
毕毕德是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眼科进修，获博士学位。这么个精通英语的洋博士，竟打破多年传统，率先使用汉语授课，使许多欲赴协和进修的眼科医生如愿以偿。他确实是独具慧眼、敢于变通的专家。
郑洞国将军，毕业于黄埔一期，是抗日名将。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脱离国民党阵营。毛泽东特地电示东北局对郑将军“应给以礼遇”。他目睹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主动表示愿意参加祖国建设，受到周恩来嘉勉和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及家宴招待。完全可以说，是位顺应时代潮流、善于理性变通的将军。
这些都是胡同里先贤们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罗锅”故居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慢说是老人家，现在就连礼士胡同小学的小朋友，都以天天沾中国最著名的罗锅的仙气儿为荣。刘宝瑞的《君臣斗》和李保田的《宰相刘罗锅》尽管都是故事里的事，但刘墉住在礼士胡同却是正史。
据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刘文清公（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而现在的胡同西头只剩南侧还有两个小院，虽然已成杂院，但也是绿栅红窗颇为整洁。一位热心的大爷还直往房上指：“这样的戗檐一般人家可没有，得是刘罗锅这个级别的。”而北侧如今连“食肆”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震后重建的二层水泥小楼。
别看当初这儿是个乱哄哄甚至臭烘烘的集市，一般人想住？没戏！纪晓岚、潘世恩都是一等一的重臣，对不起，汉人再大的官也得给你请到南城窝着去。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当初住到这里，敢情还是皇恩浩荡特批的。
虽说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但老刘中堂却深知做人低调的道理，特别是在门槛一个比一个高的内城。乾隆三十八（1773）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刘统勋逝于上朝的路上。《啸亭杂录》记述，乾隆皇帝亲临驴市胡同刘宅祭奠时，因刘家门庭矮小，轿子抬不进去，只好将轿子顶盖拆下才抬进刘家。
此后，驴市胡同大学士府的主人就先后变成了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和孙子刘之，但大学士府也依然是大学士府。这爷俩也先后于乾隆中期和晚期入仕翰林，刘墉还创造了一门两宰相的佳话，而他的侄子刘之虽然书读得不错，但执政能力却比祖父和叔叔差了点，嘉庆年间他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品大员，却因为渎职被扒了马褂，老刘家也从此败落。
129号院
这座礼士胡同129号大院即便放到任何地方，都堪称气派非凡。此院落的临街大门为三间，规模浩大，大门两边为一道八字形屏墙，屏墙和长长的街面围墙上部雕刻着极华丽的砖雕花。这种装饰墙在北京几乎独一无二。就是门外的便道上，也设有精美的石礅。只是如今这里的主人挂起了谢绝参观的牌子。“要说也可以理解，当初在这里拍电视剧《大宅门》时，胡同堵得乌泱乌泱的，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我要是主人也受不了。”对面小卖部的店主笑道。
所幸在礼士胡同居委会提供的一本有关该胡同名宅的画册里，我们能一睹这所“豪宅”的庐山真面目。而这不禁又勾起了我们对《大宅门》庭院深深的回忆：二道门同样华美异常，门为中国古典式垂花门。垂花门两边墙上，镶嵌着带西洋味的十字形、飞雁形什锦窗。两石狮子以里，是两座并列的四合院，房舍讲究，均为磨砖对缝，两院之间有回廊相通。园内有花厅、水池，花草树木点缀得体，整座府邸堪称怡然幽静，古拙秀美。
它的官宅气势，让不少人甚至是胡同里的老居民，都认为这就是宰相刘罗锅的府邸。
其实不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解释，“其实此为清末武昌知府宾俊宅。其子锡琅败家，将宅出售，后被投机米商李彦青所得。”只是在那个时候，129号院远没有如今的规模与华丽。直到上世纪30年代，此院的主人变成了盐商巨富、“天津八大家”之一、号称“李大善人”的李家***李颂臣。李大善人买来后，请原民国内务部总长、大营造家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建成今日规模。但好景不长，如此华府李善人家也没能享受很久。
解放后，此处曾作过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对面64号如今作为中唱总公司的二层苏式小楼，就是50年代建起来的使馆武官处，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社址。“文革”期间，该院为“四人帮”手下、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咏所居。此后改为广电部电影局。“周总理、郭沫若、张春桥、包括赵忠祥，不少老人都看到过这些名人出入过129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