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施雅风
简介
  施雅风施雅风，著名地理学、冰川学家。生于1919年3月21日。江苏海门人。1937年于南通中学毕业。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直接考察后领导编著了有关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冰川学样考察报告和综合性著作，奠定了中国冰川学基础；与合作者提出将亚洲中部山区冰川划分为大陆性、海洋性和复合性三类；在预报喀喇昆仓山巴托拉冰川的变化基础上，确定了中巴公路的通过方案；首先指出中国西部山区小冰期与末次冰期的遗迹位置和特征，并为C-14和地衣法测年资料所证实；近年和合作者提出了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报候与环境特征，本世纪亚洲中部气候暖干化，下世纪可能趋于暖湿的意见。
生平简介
1919年3月21日，施雅风出生于江苏海门市。
1937年—1948年，浙江大学毕业，在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指导下，撰着“遵义附近之地形”论文，获教育部奖；1944年在黄秉维教授指导下着“华中水理概要”论文，获硕士学位；后进入设在重庆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在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科技界革命活动。
  施雅风著作1949年，南京解放后，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月刊。　
1950年—1984年，1953年调到北京，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地貌区划研究；1954年兼任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主要从事1950年代地学发展规划；1958年到兰州，组织中国西部高山冰川考察，先后任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副队长、冰川冻土研究室主任、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副所长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兰州分院副院长、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地学部主任、常委。1984年改任冰川冻土研究所（现为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5年至今，兼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并聘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河海大学名誉教授。在学术团体内曾当选为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冰川冻土分会主任、中国第四纪研委会副主任、竺可桢研究会理事长、国际冰川学会理事、皇家伦敦地质学会、国际冰川学会等名誉会员。同时还任《冰川冻土》杂志、《地理学报》、《中国科学》等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他发表论文200多篇、主编各种专著18种，他开拓建立了中国冰川学研究体系；推进新学科冻土学和泥石流的研究，为地貌学、冰土学、泥石流研究、西北水资源研究、第四纪研究、青藏高原的综合研究和有关全球变化研究等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与谢自楚合作的《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获中科院优秀成果奖。
1978年起任冰川冻土所所长、研究员，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地学部副主任， 
1984年后改任冰川冻土所名誉所长，兼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员。
80年代主编的《中国冰川概论》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他参与的集体研究成果《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获。
1987年他主持的《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研究项目，获1999年系列成果奖。
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地球科学”奖。
2011年2月13日18时35分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不幸逝世，终年九十三岁。[1]
与冰川结缘
“施雅风离不开大西北的冰川，离不开中国的冰川事业。”知夫莫若妻，他的妻子曾这样说。
大西北地貌丰富多彩，但严重缺水制约着经济发展，他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责任感。  施雅风进入山区后，经过两天的跋涉，他们来到党河旁宿营时，眼前展现了马厂雪山的奇景：一片洁白晶莹的冰川，镶嵌在5000多米的山坡上。次日一早，施雅风一行4人，骑着马和骆驼向马厂雪山进发，走了整整一天，才到了山脚下，住进了牧民的蒙古包。第二天一早，他们沿着冰川融水溪谷徒步攀登。随着高度的增加，空气变得稀薄，气喘也加剧起来，直到下午5点，才到达近海拔5000米高的冰川，他抓紧考察记录和拍照，6点左右就开始原路返回，直到晚上12时才回到山下的蒙古包。
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施雅风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躺在蒙古包里，脑海里翻腾着一个问题：“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西北干旱缺水。水、水，无价之宝的水!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一整夜，施雅风就这样地思考这个问题。从此，他爱上了冰川，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不变。
1965年我国第一个冰川研究单位——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正式成立，施雅风担任主持所务的副所长。
1988年，近七旬高龄的施雅风乘飞机环绕半个地球，经南美洲的智利飞抵南极大陆，到达建在乔治王岛上的中国长城科学站。15天南极冰川考察，施雅风始终保持旺盛精力和敏锐思维。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踏上南极地区的极少。回国后，他写出论文《南极洲：国际上科学竞技场》。
施雅风三部曲
求学立大志施雅风从小聪明可爱，5岁就上学了。1932年夏，父亲因病去世，由母亲独撑家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国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深深地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哥哥也每周寄来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给他以“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正面教育。起初由于他阅读课外书太多，成绩平平，受到哥哥的严厉批评。到初中二年级时，他真正意识到求知报国的重要，于是刻苦用功读书，到1934年初中毕业时，地理考了98分，历史得满分，总分名列全班第2名，并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学和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最后选择了去离家较近的省立南通中学读书。
日寇的侵华激发了施雅风学习地理课的积极性。从此，他爱上了地理学，并暗暗立下志向，还写信给哥哥表明长大后当地理学家的决心。他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史地研究会”等兴趣组织，写了《战时小国的生存线》等文章，以5天连载方式发表在南通市《五山日报》上，给他很大的鼓舞。同时，自发地组织同学下课后晚饭前打篮球，大大增强了体质，对尔后工作产生长远的影响。
1937年，施雅风如愿考取第一志愿浙江大学史地系。因抗战爆发，入学后即过上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1938年1月，他随校来到江西樟树镇，看到报上登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收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消息。他认为国难当头，战地抗日比读书重要，于是独自一人去南昌报名入校，尔后在湖南、江西与安徽作抗战宣传，后因未能上战地服务而告退，于1938年9月回到时迁广西宜山的浙大复学，接着又迁往贵州遵义。从此，他刻苦自励，学习用功，不是在教室听课，就是上图书馆自习，至大三结束已学完大学的学分。在大四一年中，施雅风自带生活用品，坚持每天步行三四十里到野外考察，掌握了遵义市附近地区大量地质地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长达6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受到指导教师叶良辅教授的赞许，受到国家教育部的奖励，其简称为《遵义附近之地形》论文在著名的《地质评论》杂志上发表。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初步掌据了在大自然中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的方法，受益匪浅，为尔后从事冰川研究打下坚实的工作基础。走上革命路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期，施雅风不仅亲身体验了师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有机会看到了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特别是竺可桢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像一盏雾海夜航的明灯，启迪师生们追求真理不光是做学问，还要端正政治思想态度，做任何事情，要不怕困难，不畏险阻，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大学里，进步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优秀进步学生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进一步打开施雅风观察和认识旧社会本质的视野，感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走民主富强之路。施雅风动情地告诉笔者：“在浙江大学学习的那几年，我在多方面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应该说是培养我成长的黄金时期”。
在校期间，他还有幸结识了早在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吕东明。在多次交往及一同参加的调查中，使施雅风受到吕东明的许  施雅风 院士多革命思想的熏陶。1942年大学毕业后，施雅风继续在校读研究生，直到1944年硕士毕业，才来到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46年，因建设岷江电站需要，施雅风有机会去川西进行社会调查，又一次看到了贫雇农受压迫和剥削的血淋淋的事实，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来到重庆工作后，更有机会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还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从而使施雅风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施雅风向吕东明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吕东明对他说：“入了党，你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要一切服从党安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能做到?”施雅风坚定地表示：“能做到!”不久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接纳施雅风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敌人军警特务严格控制的心脏地区干革命，被人称为“把头颅挽在裤带上”——十分危险。有一天，吕东明传达党组织的决定，要求施雅风以中国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公开身份，从事收集敌人的机密情报的工作。在吕东明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施雅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缜密细微地做好党外情报对象的工作，向党中央有关部门传递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对敌斗争情报，为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以至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这就是施雅风为了人民得解放、不顾一切地追求革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而奏响的一首动人的心曲!难舍冰川情南京解放后，施雅风结束了秘密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杂志，施雅风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务秘书。1953年，施雅风调往北京，参与《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任务中之中国地貌区划编写工作，并兼任新建的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1957年6月，施雅风和两位年轻同事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准备穿过茫茫戈壁，并翻越祁连山西段而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经过寸草不长的戈壁荒漠，深感祖国幅员广阔，地貌丰富多彩，但严重缺水制约着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责任感。
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施雅风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躺在蒙古包里，脑海里翻腾着一个问题：“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西北干旱缺水，水、水，无价之宝的水!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一整夜，施雅风就这样地思考这个问题。从此，他爱上了冰川，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不变!
1958年，施雅风主持建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施雅风任考察队副队长。中国科学院要求考察队查明祁连山的冰雪分布。施雅风等以“开发高山冰雪，改变西北干旱”的豪言，带领100余人向祁连山进发。险峻巍峨的祁连山，绵延千里，冰峰雪岭，重重叠叠，像一座硕大无朋的画屏，矗立在河西走廊的南边。他们首先集中到一处较易接近冰川区的地域进行练兵，7月1日，队员们穿着长统胶鞋，手持登山冰镐，经过艰难跋涉，奋勇地登上4950米的黑大板山北坡一条冰斗的山谷冰川作详细考察。在欢呼登上冰川之时，他们向北京中国科学院发电报报喜，建议将这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37周年的献礼。
冰川考察初战告捷，施雅风发扬“开拓创新、连续作战”的精神，分兵6队对祁连山作进一步深入考察。当时设备简陋，没有登山靴，就穿高帮套鞋；没有轻便的羽绒服，就穿粗布老棉袄；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手摇钻和罗盘；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就靠自己观察和航片判读；队员们缺乏考察基本知识，就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在施雅风带领下，考察队分为6个小分队，对祁连山东起冷龙岭，西至柴达木北山，包括10个冰川区，2个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大小冰川，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不仅描绘了冰川的形态、类型和分布，而且估计了储水量，进行了人工融化冰雪的试验，最后在施雅风主持下写出了长达436万字《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冰川考察报告。1959年至1962年，施雅风克服了我国经济面临暂时困难带来的影响，决心安家兰州。同时，主持组织了天山山系的冰川考察研究。在乌鲁木齐河源冰川和水文方面的考察研究中，对冰川物理特征要素及从冰川到河流直到渗入地下的水文形成和转化及消失规律等进行观察研究。特别是1964年考察了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高峰之一——希夏邦马峰，他和队员们登上了现代雪线以上的6200米的山头，时年45岁。希夏邦马峰的考察，成了施雅风等人3年后对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西藏地区大规模科学考察的前站。1964年，施雅风和同事们编写了《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并和谢自楚合写的《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一文，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他与季子修合写了《希夏邦马峰地区冰川的分布和形态类型》《希夏邦马峰北坡冰川的冰塔林及有关消融形态》论文；他又与崔之久、郑本兴合写了《希夏邦马峰附近的山文和水系》等多篇论文，还和同事们编辑出版了《乌鲁木齐河冰川与水文研究》《青藏公路冻土初步考察》两本论文集。
1966年初夏，为完成成昆铁路定线的任务，他带领10多个同事到西昌地区调查泥石流可能对成昆铁路产生的危害和预防办法。不久，那场“文革”席卷大地，他被单位电报催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直到1973年因冰川洪水冲毁连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主排水道上的一座桥梁，经中巴双方协商同意，才由施雅风带领一个考察组踏上巴基斯坦国土，对这条长59公里的巴托拉冰川进行考察研究。在考察中，施雅风等克服了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困难，多次排除危及生命的意外险情，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经过细致考察与精确计算,施雅风主持提出了比较经济的喀喇昆仑公路巴托拉地段修复的建议，从而确定中巴公路修复方案。按建议方案施工后，并经多年考验证明，冰川的前进、冰面的增减和运动、速度等，都与考察组的预报基本一致。几十年来，施雅风爱冰川，考察冰川，与冰川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
1980年，施雅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他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冰川学会理事、英国皇家伦敦地质学学会国际第四纪协会名誉会员等多种社会职务。施雅风说：“概括我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有大苦，也有大乐。我认为，为崇高的事业奋斗献身，吃过苦以后取得的乐，才是真正的乐，才是真正的享受。”这种高尚的苦乐观，就是他成就冰川考察大业杰出成就的思想基础，也表达了一位老科学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革命胸怀，值得后学者学习、崇敬与弘扬!
科研实践
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能光走“学院式”研究的道路，还必须时时想到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在国计民生中的价值。施雅风说：”冰川学的研究与生产建设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对外援建的国际喀喇昆仑公路，要通过巴基斯坦境内长达59公里的巴托拉冰川地段。该地段曾多次被改道的冰川或冰川融化后的洪水所冲毁，这是该项工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为了确定这段公路的修复方案，曾对巴托拉冰川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与观测，并且提出了‘波动冰量平衡’的概念与‘冰川—气候相关方法’较正确地预报了巴托拉冰川地段的变化规律，最终确定了中巴公路的线路通过方案，为桥位定点和设计提出了理论的依据。施工后经过两年的复测检验，证实了所作的预测和推断是合理的，解决了此项国际工程的实际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只有紧密地联系到国民经济的实际，它的发展才有更大的前途。施雅风先生自从主持冰川学研究以来，为生产建设服务，一直就是他的基本目的。例如，对于新疆天山地区三条国防公路的修建问题、对于南疆铁路的雪崩危害问题、对于祁连山的融冰化雪问题等，都是在他领导下所从事的重大应用项目。他的基本要求是：在比较系统的观测试验的基础上，结合野外工作和风洞模拟实验的结果，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治工程试验，从中找出有关冰川危害和雪害的成因、分布、类型以及运动的若干规律，最后总结出一套可行性的工程防治措施与设计方案。如在1972—1973年与铁路部门协作，在天山南疆越岭地段铁路经过的古冰碛分布区，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其成果立即被生产部门所采用。在铁路工程竣工正式交付使用之后，实际效果证明了他们的研究是靠得住的。
主要成就
建国后， 历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中科院地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曾组织领导了对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冰川的考察。将亚洲中部冰川划为大陆性、海洋性和复合性三类，并对喜马拉雅山区冰塔林的成因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建立并应用波动冰量平衡法正确地预报了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的变化，并主持拟定了中巴公路通过巴托拉冰川区的实施方案。首先指出了中国西部山区小冰期和末次冰期的冰川遗迹的位置，并为后来地质年龄资料所证实。还推动冻土和泥石流研究，对四川西昌地区的泥石流进行了考察研究，并帮助有关部门选定了成昆铁路通过泥石流地区的线路。撰写了有关冰川学、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及科普方面论著二百余种。 
施雅风是中国冰川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现代冰川和第四纪冰川研究有重大贡献，积极推动冻土学、泥石流研究，西北水资源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和环境变化研究，全球变暖对自然灾害影响研究等。撰著论文180篇，主编或组织编写专著10多本。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次，三等奖1次），中国科学院奖多次，1997年获得香港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53年起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90年代当选副理事长、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80年代当选江苏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冰川冻土学会主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竺可桢研究会理事长，国际冻土协会理事，国际冰川学会理事，现为伦敦皇家地质学会和国际冰川学会名誉会员。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施雅风在现代冰川学方面获取了很大成果。他思想活跃，肯于钻研，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仅作了大量的科研组织工作，而且身体力行，着述颇丰。仅在冰川学方面，由他主编或由他组织编辑的专着就有十余部之多，至于学术论文和考察报告已达百篇之上。其中他主编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等几部着作，奠定了中国现代冰川学的基础；他与别人合作完成的“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一文，比较全面地综合了有关中国西部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冰川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初步地建立起中国区域冰川学的理论体系，为此曾获中国科学院1964年优秀成果奖。由他主编或与别人合编的《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及其变化》、《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等专着，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赞赏，其中有关巴托拉冰川的研究成果，曾获1982年中国自然科学奖。此外，以他为主还首次对中国现代冰川提出了划分类型的标准，主张把亚洲中部山地冰川划分为大陆性、海洋性与复合性冰川；还对喜马拉雅山冰川上的冰塔林成因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些都给地理界留下深刻印象。?
施雅风正按照国际统一规范的要求，系统地开展了中国各山系冰川目录的编制工作。今后，将尽量应用新的技术手段，使中国的冰川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即从冰面研究转入冰内研究，从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从宏观研究转入微观研究。使得中国的现代冰川学，更快地进入当代国际水平。
敢于争论
在1980年代，施雅风先生发动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讨论，他与若干同志一道，较确切地提出了对庐山第四纪冰川的否定意见。关于中国东部是否有第四纪冰川发育的问题，在中国地学界曾有过长期的争论，而对地貌和沉积物成因认识的差异，正是这个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李四光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力主中国东部许多中低山地，如庐山、黄山、北京西山、太行山等都发育过冰川。当时就引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这些争论延续了50余年之后，分歧又有了新的变化，并广泛地涉及到第四纪古地理的各个领域。施雅风先生虽是现代冰川学专家，但他对古冰川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东部是否存在着第四纪冰川的认识上，他深受竺可桢教授的影响。1970年，竺在给他的信中说道：“实际东亚大陆气候冬天少雪，夏季温度高而多雨，除高山而外，第四纪时代冰川很不易成立。”这个观点与李四光先生关于中国东部许多中低山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1980年6月，施雅风先生与许多冰川地貌学家同去庐山作短期考察后，认为李四光用冰川成因解释侵蚀和堆积的现象是不合适的。像庐山山麓所见的大小混杂，无分选的泥砾堆积，如以泥石流成因去解释当更优于李先生用冰川成因的解释。再则，他认为从气候学上来说，庐山若有冰川，那么夏天必须下雪，而7月份下雪就意味着当地温度要下降16度之多，然而从中纬度来讲，降温幅度不可能有这样大。另外，他又从孢粉的鉴定去进行分析，由此推知，当时实质上为暖性植物，因此，在庐山形成冰川也是不可能的。他以上的这些论点，使得关于庐山冰川的争论出现了新的局面。
人物评价
大家风范。“他是一位有魅力的老科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冰川和冰川研究事业介绍给了世界。”国际冰川学会主席莫瑞先生通过翻译表达了对施先生的敬仰。  珠穆朗玛峰2005年3月14日，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黄土之父”刘东生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他的搭档施雅风的故事如数家珍。这位与施先生有着50年交情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给予施先生很高评价。他说，施先生首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奉献精神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科学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个长期奋斗在冰川研究一线的科学实践者。他所体现出的无私奉献、不断创新、勤恳实践的精神，值得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人学习。他对科学工作高瞻远瞩，很有远见，既能争取很多长者加入他的科学团队，又培养了很多年轻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时代的代表。 
材料学家、中科院院士薛群基说：“他平易近人，很谦虚，从没有架子。70多岁还亲自到南极考察，直到现在87岁高龄了，还坚持准时上班。这些年还经常上讲台进行学术交流、讲座，这个年龄还坚持在一线科学考察，以前真不多见。” 
中科院兰州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学定讲述了他与施院士交往中的两件事：1995年6月，他随施院士到河西考察黑河水资源利用。去的路上，施院士在车上一路查资料，每到一个地方下车，他都要仔细询问观测站同志最近雨丰还是雨欠，流量多少等。敬业精神和严谨的作风让同行人员赞叹不已。2004年9月，在施院士主持的《中国冰川目录》鉴定会上，王学定作为分院代表，建议能否合成一本《简明中国冰川目录》，以便对外推介和科普宣传。当天下午，施先生就召集课题组布置出简缩本任务。作为著名科学家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以及能聆听“小字辈”的合理化建议，让王学定深受感动。 
施雅风院士在学术上取得重要建树、为中国地球科学研究和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还十分关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经他亲自选拔和培养的著名科学家有中科院院士李吉均、程国栋和秦大河，工程院院士丁德文，另外还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教授级科学家，如北京大学教授崔之久、姚檀栋等。?
主要著作
《喀喇昆仑山巴托核冰川考察与研究》（主编），科学出版社，1980年。?
《中国冰川概论》（主编），科学出版社，1988年。?
《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第一主编），科学出版社，1989年。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主编），海洋出版社，1992年。?
《气候变化西北、华北水资源的影响》（主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
《中国冰川学的成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
《冰川的召唤》，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
《青藏高原晚新生代隆升与环境变化》（第一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1998年。?“地理环境与冰川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冰川对21世纪全球变暖响应的预估”，《科学通报》，2000年，45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