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俗讲变文
简介
俗讲乃僧徒依经文为俗众讲佛家教义、“悦俗邀布施”的一种宗教性说唱活动。 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现知明确标名“变文”或“变”者有八种：《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又题《舜子至孝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又题《前汉刘家太子传》）。此外，尚有题残佚，据其体制也应属变文一类者为《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目连变文》等数种。上述作品，除《舜子变》基本为六言韵语、体近赋文，《刘家太子变》全为散说、体近话本外，其馀共同特点是：一、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说为表白宣讲，多用俗讲或浅近骈体；唱为行腔咏歌，多为押偶句韵的七言诗。这种体制，虽与讲经文相似，但变文一般不引原经文，唱辞末句也无催经套语，不标“平”、“断”、“侧”。
源起
俗讲与我国固有的说唱传统有关，但它更主要的来源，是六朝以来佛家的一种讲道化俗手段：“转读”与“唱导”。转读，或称咏经、唱经，指讲经时抑扬其声，讽诵经文。梁慧皎《高僧传·经师经》谓：“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可见转读是随佛经传入，改梵为汉适应汉语声韵特点而产生的一种读经方法。到了唐代，转读经师吸收民间声腔，趋附时好，专以取悦俗众为务，转读遂向大众娱乐的方向发展。同时，讲经中的另一种方式唱导，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唱导是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转读与唱导，以及偈颂歌赞的梵呗，融讲说、咏唱为一体，有说有唱，遂形成唐代的俗讲。 
唐代俗讲相当盛行。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武宗会昌元年（841）仅京都长安一次就有七座寺院同时开讲，自“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俗讲法师有海岸、体虚、文溆等多人。其中文溆尤为著名。赵鳞《因话录》卷四角部载： 
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yin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 “和尚教坊”。
历史
俗讲由佛家讲经衍出，讲者尽为僧徒，即所谓俗讲僧。他们有主咏经的都讲，主讲解的法师，主吟偈赞的梵呗等。俗讲有一定仪轨，维那鸣钟集众；法师、都讲上堂升高座，作梵，念菩萨；说押座；开题，说庄严、忏悔、受三归、请五戒、称佛名等。正式讲经，先由都讲咏经原文若干，法师即就经文敷陈讲解，继以唱辞。一段完了，例以套语催经；于是都讲再咏经若干，次又由法师解说。如此反复，直至讲毕，以解座文结束。俗讲的底本，就是讲经文。
敦煌遗书中尚保存有十来种。最为完好者为《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此外尚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双恩记》等等，都是散韵结合，说唱兼行。说为浅近文言或口语，唱为七言，间用三三句式六言或五言。其上往往有平、断、侧、吟之类的辞语，标示声腔唱法。 
讲经文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不外佛教的无常、无我、苦空、业惑、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脱等等教义。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叙事、描绘、抒情等手法，广譬博喻，纵横骋说，把深奥的教义转化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篱，映照出现实世界，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新奇别致的内容，张驰起伏的情节，通俗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
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伯2305号）旨在说明供养人间师僧，即是敬奉佛菩萨，却用一位国王毅然抛弃人世的荣华富贵，屡遭种种磨难仍甘于为仙人供给走使，执着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来表现。情节波澜起伏，故事娓娓动听。又如，《维摩诘讲经文》，现存两个系统的七种八卷片断，规模宏伟，想象丰富，甚有文学色彩。其中对于魔女的描写，极铺陈渲染之能事，辞藻华丽，带有骈文的节奏声韵之美。 
俗讲在宋以后即无记载，但民间“说话”伎艺中有“说经”一家，演说佛书，或即为俗讲之嫡传，惜无话本流传。后世乐曲系、诗赞系说唱诸艺，如宋的陶真、鼓子词、诸宫调，元的词话，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都可以溯源到俗讲，那种一段散文叙述，一段韵文歌咏，说唱故事的体制，更可以看出俗讲的影响。 
唐五代时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尚有“转变”。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当时极为盛行，上自宫廷，下至闹市，都有演出，且出现了演出的专门场所 “变场”。
“变文”特点
一、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说为表白宣讲，多用俗讲或浅近骈体；唱为行腔咏歌，多为押偶句韵的七言诗。这种体制，虽与讲经文相似，但变文一般不引原经文，唱辞末句也无催经套语，不标“平”、“断”、“侧”。这说明唱腔与讲经文也不同。
二、说白与吟唱转换时，每有习用的过阶语作提示，如“……处若为陈说”，“……时有何言语”之类。有人说这是演唱前指示图画的套语。讲经文没有这类过阶语。
三、变文演出，或辅以图画。这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标目以及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知。伯4254卷《降魔变文》正面为图六幅，背面抄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辞六段，是转变配有画图的证明。这种文图相配形式，是后世小说 “全相”、“绘图”本的滥觞。
转变与变文中“变”字的含义与渊源，一直是中外学者试图解释而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新资料的发现。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变文是说唱艺术，适应普遍民众的审美趣味，当然有民族文艺的基础。我国古代有讲故事、唱歌谣，散韵夹用的叙事传统。这从《逸周书·太子晋》、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可见大概。当然也有佛教文学的影响。佛教传入，改梵为华，保存相当多的原典语汇、文法与风格；“十二部经”内又有长行（契经）散文直说义理，重颂（应颂）以诗重述长行之义，伽陀偈（偈、讽颂、孤起颂）不依长行而以诗直说教义等文体，通过六朝以来佛教通俗化的传教方式，如唱导、转读、赞呗等，深入民间，这对正在形成中的转变与变文，无疑起了催生的作用。 
敦煌变文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形象，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变文作为转变的底本，本不是案头读物。它是供艺人说唱用的。根据说唱的需要，说表与唱诵结合，叙事与代言并用，融文学、音乐、表演为一体。以声传情，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地演述故事，是它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变文的想象极为丰富，往往使一些比较简略粗疏的故事，通过扩充细节，夸张渲染，驰骋想象，大大充实丰富起来。如《史记·伍子胥列传》记子胥逃亡途中遇渔父一节，仅16字，在《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中扩展为409字，而《伍子胥变文》却用了2500字。《史记》、《吴越春秋》中“至江” 二字，《变文》中加以发挥，刻划江边荒凉萧索，人物内心焦虑不安的情境，加强了仓皇逃亡途中伍子胥的慌恐、紧张和英雄末路的悲愤之情。在艺术结构上，变文大多能注意故事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同时又注意情节波澜起伏，留下悬念，以吸引听众。
如《降魔变文》写舍利佛与劳度叉斗胜一节，六师先后化出宝山、水牛、毒龙等物，舍利佛从容镇定，变出金刚、狮子和鸟王，一一战胜魔道。情节连峰叠嶂，扣人心弦，让人想起后世《西游记》中斗法的描写，可见变文在精神上如何哺育了后世的神魔小说。优秀的变文作品，能在故事的矛盾冲突中刻划出生动的人物性格。
伍子胥的智谋勇毅，王陵母的大义凛然，张议潮叔侄的卫国忠心，都是在情节的曲折展开中刻划的。变文的语言无论是口语或是浅显的骈体，大都能作到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厚，又杂用俚语方言、谚语成语，新鲜活泼，流畅明快，琅琅上口，悦耳动听。在修辞上，还常用比兴、夸张、排比、对偶、反复、问对、谐音、隐语等手法，加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变文散韵结合演唱故事的体制，影响到唐人传奇。宋元以后，各类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若追根溯源，也都与变文有些血缘关系。变 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往往为后世小说、戏剧所吸收，如《伍子胥变文》故事，在后世《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春秋列国志传》等演义中，皆成为大关目。《汉将王陵变》故事，在元杂剧《陵母伏剑》、明小说《剑啸阁批评西汉演义》中，也都有演述。《王昭君变文》故事，自元马致远《汉宫秋》杂居、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明无名氏《和戎记》、《青冢记》等传奇，至近代的话剧《王昭君》，不下二十四五部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在宋代已搬演为杂剧，至明初，有郑之珍编《目连救母行孝戏文》一百出，万历间佚名《目连救母劝善记》戏文一百零二折，清张照编《劝善金科》十本二百四十出；而民间目连戏，更为流行，由于鲁迅《女吊》、《无常》二文的评述而广为人知。
现存敦煌变文类型
一是宗教性变文，如《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等。这类变文通过佛经故事的说唱，宣传佛家的基本教义。但它们与讲经文不同。它们不直接援引经文，常选佛经故事中最人趣味的部分，铺陈敷衍，渲染发挥，较少受佛经的拘束。
二是讲史性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等。它们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轶事趣闻，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渲梁。“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伍子胥变文》现存四个残卷，拼合后尚有一万六七千字。
它叙述伍子胥的故事。楚平王无道，杀害伍奢，奢子子胥亡命入吴，佐吴王灭楚复仇；后来子胥忠谏获罪，又被吴王夫差杀害。它赞美了伍子胥机智勇敢、临难不惧、忧国忧民、恩怨分明的品格。在这类历史题材的变文中，取材于汉代的故事为多。如据《史记· 陈丞相世家》演绎的《汉将王陵变》，据《汉书·李广苏建传附李陵传》编写的《李陵变文》，据《汉书·元帝纪》、《西京杂记》和民间传说编成的《王昭君变文》等。
这类变文多表现对故国的眷恋与对乡土的思念。在晚唐五代内忧外患、河西地区沦于异族统治的形势下，传唱这些故事，是寄寓着无限感慨的。第三类是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有《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等。这类变文虽假借历史人物，而所讲故事了无历史根据。最后一类取材于当地当时重大事件与人物，这就是《张议潮变文》与《张淮深变文》。虽仅两篇，且残缺过甚，但仍可看出，当时民间艺人如何通过变文说唱，热情讴歌张议潮叔侄及其率领下的归义军民艰苦卓绝，英勇奋战抵御异族侵扰、保境安民的英雄业绩。
《续高僧传·善伏传》
《续高僧传·善伏传》卷二十载有伏日听俗讲事，表明贞观三年(629)就存在俗讲。俗讲在唐代文宗时代(827-840)很盛行，约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一般俗讲是不依敕令的)。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敬宗纪》载，宝历二年(826)敬宗曾亲临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由此可见，当时俗讲当是寺院的一件大事，规模宏大，仪式庄严。另据日本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称：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最为有名。赵璘在《因话录》中称：“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段文节在《乐府杂录》中亦称：“其声宛畅，感动里人。”
唐代俗讲一般主要使用说唱体为话本，因为说唱体既围绕着佛教经典主题，又着力使之通俗化，从而易于人们接受教义，这类俗讲话本称作 “变文”；有时在“变文”中还附有反映经中故事内容的图画，这叫“变相”；俗讲有时也采用“讲经文”为话本，这类话本往往通过自编说唱文字以演绎经中义理。由于俗讲主要采说唱体制，说中大多伴有唱，因此“变文”中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以示唱时用平调、侧调或断调。唐代俗讲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采用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即属此类。后来，不仅俗讲法师开演俗讲，民间艺人也开始唱变文。《全唐诗》载唐末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可见当时已有妇女用变文、变相合起来清唱王昭君的故事了。
变文的唱词，一般是以七言为主而杂有三言，也有少数杂五言或六言；说词则是散文白话，也有用骈体文的。变文文采大多极为圆熟纯炼、流利生物，往往从数十字经文而渲染发挥成为千数百字，其体例之宏伟，内容之朴实，描述之活泼，辞藻之绚丽，想象之丰富，实为佛教文学中之杰作。宋真宗时(997-1021)，由于政治的原因，朝廷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其后大量变文作品便逐渐失传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人写经，变文才重新被世人发现，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今人研究变文的宝贵资料。
俗讲
俗讲于北宋虽被禁止，但由于俗讲在佛教寺院和广大民众中影响甚大，所以禁而难止。一方面，俗讲在寺院中还有所保留，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良渚之言，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还未尽绝。另一方面，俗讲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并繁荣于民间讲说场中。宋代开始就有所谓“谈经者”、“说诨者”、“说参请者”，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说：“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事，又有说诨经者。”其中，说经显然是唐代讲唱变文的直接延续，可惜宋代这些说经作品已失传，难以详考。宋代出现的民间说经、说诨、说参请影响极其广大，宋以后说话、谈词即导源于此。这些均是俗讲在后世民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