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报
上海苏报
《苏报》简介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但由其妻日人生驹悦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第二阶段即陈范阶段。第三阶段是陈范、章士钊阶段。
1903年，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增设“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并大力宣传邹容的《革命军》。中国清代末年的著名日报。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邹弢任主笔。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多刊社会新闻。
1900年原主无力维持﹐让给陈范。陈范聘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
1902年起﹐陈范逐渐倾向革命﹐《苏报》态度也明显转变。该年冬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
1903年起﹐言论日趋激烈。同年5月27日﹐聘请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任主笔。一个多月内﹐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同年6月29日﹐《苏报》又以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的著名政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革命发出热情的礼赞。这些言论﹐引起清政府的震恐。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人到上海﹐会同租界当局对《苏报》进行迫害。陈范﹑章士钊等先期走避﹐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
1903年7月7日《苏报》也被查封。史称“苏报案”。《苏报》的革命宣传和“苏报案”﹐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1]
专栏鼓吹革命  《苏报》为宣传革命的急先锋1903年2月，上海《苏报》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该专栏特为刊登革命师生的反清排满、抗议封建专制的文章而设。《苏报》原是一家日侨报纸，1896年发刊，1898年秋转售与中国人陈范。
陈范 字叔柔 ，号梦坡，湖南衡山人，他愤于清朝政府腐败，想主持清议以挽救时局，便鼓吹维新保皇。《苏报》与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关系密切。《苏报》报导了南洋学退学风潮后，受新型思想的影响，言论日趋激烈。这年春节后，报馆聘爱国学社师生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撰写论说，并每月100元补助学社经费。很快，"革命排满"的呼号出现于报端，《苏报》开始变为教育会和学社的机关报。[2]
"同盟会"一词广泛使用1903年4月，《苏报》连续发表各地筹组"中国教学同盟"、中国学生同盟会"、"国民同盟会"等消息。排满反清的革命思想已经迅速深入人心，并有燎原之势。革命派的联合已为大势所趋，"同盟会"一词由此而风靡一时，被广泛使用。[3]
支持学潮1903年5月3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为反对总教习舒高第的无理压迫，倡议集体退学，总办赵滨彦竟欲调兵围校，后见学生坚执不屈，才设法调停。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因反对美国教士甘惠德的欺侮，50余人退学，组成了改进学社。
5月11日，《苏报》就学潮一事发表《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指出:"官立学堂，政府压制之小影也";"教会学堂，宗教压制之小影也"。因而学潮斗争是"脱奴隶之教育，去专制之范围";"释宗教之迷信，不受外人之羁绊"。文章认为，学潮乃是"政治界反抗力之先声"。
反击《中外日报》1903年5月12日，《中外日报》在《存诚篇》中，攻击革命派创非常之论，挟骇众之言，遂欲首发大难，以号召徒众，假义声以风动天下"，实则不足以要其成"，"不能实有所联结"。上海拒法、拒俄运动是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发动的演说自己的主张的有维新派、保皇党的汪康年、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也有革命派的蔡元培、吴稚晖、马君武、邹容;两派旗鼓相当。在拒俄会上，两派曾发生"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
《中外日报》指责革命派的第二天，《苏报》即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子》，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该文并说，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者宁愿流血，以为救四万万同胞。
14日，《中外日报》又发表论文《乘时篇》，攻击革命主张是"时之所必不能为"。《苏报》即于18日发表论说《读〈中外日报〉》，公开应战，指出群众幼稚的改革要求，"要不可谓非国家思想之萌芽者也，吾固将引而进之，而不知彼主笔之一切用消极手段者何为也"。
文章还指斥道，汪康年是听到了潮朝要镇压拒俄运动的风声，"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
改良 连续刊登革命文章6月1日，在主笔章士钊主持下，《苏报》开始"大改良"，于文章、消息重要之处夹印大号字，突出学界风潮栏，增设舆论商榷栏，减少一般新闻。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就是说用革命的舆论影响中国政局。
1日，发表《康有为》一文，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党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言，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即使清廷百般设法阻止，包括抬出康有为，也"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斥康有为"间接乞怜于满清政府，而保圣清子孙万世之业"，以为"今日之新社会，已少有康有为立锥之地"。2日，登《哀哉无国之民》以及《论江酉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号召学生不再"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
3日，刊章炳麟之《客民篇》，斥清廷为"客帝"。
6日，发表"自然生"(张继)所作《祝北京大学堂学生》，指出"革命有二种，曰中央革命，曰地方革命"，中央革命即由"中央政府所地为起点而延及于地方者"，地方革命就是"革命洪水以地方为起点而奔赴中央政府所在地"，号召北京大学堂学生学习巴黎、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学生"撞自由钟"、"树独立旗"、"杀皇帝"、"倒政府"。
7日，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反对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
9日，载章士钊的《读〈革命军〉》，指出出:"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地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
10日，刊张继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说:"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主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以驱逐之也何难"!
11日，载无名氏《杂感》，疾呼"时乎，时乎，机不再失!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荡清胡氛，强我种类。虽千万圆颅乱掷于血雨肉泥中，而万世钦仰此光明磊落之手段，岂不大快乐事"!
12日，发表柳亚子、章炳麟、蔡冶民及邹容等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痛斥"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论调，提出革命与改良是根本对立的，只有流血斗争，才能创建"新中国"。
20日，登《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指出:"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
22日，刊《杀人主义》一文，说清政府与四万万同胞"有二百六十年不共戴天的大仇"，号召人们与仇敌斗争到底"。路易死，法乃强;英靳去，美乃昌。毋馁尔气，毋韬尔芒;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自由钟撞，率我四百兆共和国民，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完全是一篇武装起义的檄文，读之令人心砰。
中国教育会分裂6月1日，《苏报》刊登了中国教育会的广告，声明通讯地址是"大马路泥城桥外福源里二十二号中国教育会"，特别强调"切勿误寄爱国学社"。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分裂，出人意料。爱国学社成立后影响日大。5月，教育会在张园开会时，有人提到"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学生大哗，他们在自办的刊物《童子世界》上刊出《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针锋相对地说:"爱国学社之主人翁谁乎?爱国学社者，爱国学社之爱国学社也"。这标志着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这两个革命团体的公开分裂。自此事情日僵。
6月13日晚，在学社召开评议会，讨论会与社谁为主体?爱国学社代表认为学社为独立机构，不受教育会教导。蔡元培、黄宗仰主张"听学社独立"。双言语冲突，不欢而散。蔡元培气得不愿再管事，两三天后便去了青岛。裂缝无法弥补。
6月19日，爱国学社社员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布独立。
25日，黄宗仰代表教育会在《苏报》发表《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教育会与学社正式分裂。
赞《革命军》6月，《苏报》高度评价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赞扬《革命军》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据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而《驳康有为书》则"持矛刺盾，义正辞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
清廷欲捕革命党6月，在恩寿督促下，上海道袁树勋不断与各国领事谈判。
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饧查禁密拿"。
21日，清廷据魏电下旨说:"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袁树勋即以"奉旨查办"名义继续交涉。
22日，谓上海租界"有人名为拒俄抗法，实希图作乱"，要求密拿严办为首等。并开出名单列有蔡元培、陈范、吴敬恒、黄宗仰、章炳麟、邹容等人。兼湖广总督端方23日电魏光焘，强调《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
24日，魏光焘电复端方，告以已"嘱沪道婉商工部局"，查禁《苏报》。
25日，候补道俞明震由南京抵沪，会同袁树勋与驻沪领事署交涉，要求签票协捕蔡元培章炳麟等6人。领事团以案犯属政治性质为由，拒绝协捕。
逮捕章炳麟  章炳麟6月，上海租界当局在上海道袁树勋的不断交涉下，开始让步，同意清廷的要求。
6月29日，袁树勋、俞明震办的交涉已告成功，租界当局开始捕人。
袁树勋等拿着"圣旨"去请求领事们签字捉拿"钦犯"，各领事表示，如作为租界之案，在租界审理，便可以考虑。袁表现愿照此办理，领事们便同意签字英、美领事告诉袁，清方必须恪守这一定约:"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但工部局仍拒绝会同捕人，魏光焘采用英国法律顾问的主意，命袁、俞向英界会审公廨控告这些"钦犯"，工部局才不得不出票拘人待讯。
29日上午，侦探、巡捕多人闯进三马路《苏报》馆，出示查禁"爱国会社"和《苏报》，捉拿"钱允生、程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陈范七人"的牌告，当场将帐房程吉甫锁去。陈范当天也在馆内，巡捕两次到馆都没有捉他，陈连夜走避。
30日上午，探捕又往爱国学社捕人。章炳麟仍住在社内。头一天晚上，他与吴稚晖等去《苏报》馆向陈范打听捕人情况知道自己也在列。
这天清晨，叶瀚又来到学社劝章等"留此身以有待"，他们纷纷散去，章独岿然不动。巡捕拿着拘票，一一指名查问。章答道:"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遂被铐走。同日，陈范的儿子仲歧、钱宝仁在女学报馆被捕。4人均被押在巡捕房。
章炳麟并写信劝邹容、龙泽厚自动投案。龙当夜自首。
《苏报》被查封7月6日，章炳麟的《狱中答新闻报》一文揭载于《苏报》。当日，清廷方面律师古柏向公廨要求查封《苏报》。审官允准，英领事签字，但工部局拒不执行，用不派人会审他案相抵制，这样，《苏报》馆于7月7日被封。名震一世的革命报纸至此停言。
章炳麟、邹容被判监禁1904年 5月21日，经汪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因此案颇多龃龉，故判决始终未下。舆论纷纷指责将章、邹长期关押而不判刑有违法律和道德;工部局并放出风来，说再不宣判就将人放掉。清廷外务部怕前功尽弃，这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乃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胜讼，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历史意义
《苏报》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邹悦任主笔，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多刊社会新  《苏报》[4]闻。1900年原主无力维持，让给陈范。陈范聘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1902年起,陈范逐渐倾向革命,《苏报》态度也明显转变。1902年冬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1903年起，言论日趋激烈。
同年5月27日，聘请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任主笔。一个多月内，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同年6月29日，《苏报》又以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的著名政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革命发出热情的礼赞。这些言论，引起清政府的震恐。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人到上海，会同租界当局对《苏报》进行迫害。陈范、章士钊等先期走避，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苏报》也于1903年7月7日被查封。史称“苏报案”。《苏报》的革命宣传和“苏报案”，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4]
镇江苏报
《苏报》，民国19年11月1日创刊，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机关报，其前身是镇江县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民国26年停刊，民国35年5月1日复刊，民国37年停刊。日刊、对开4版，全省发行。发行量民国24年为3400份，民国35年下降到1000份，其中半数为赠阅。印刷条件简陋。
《苏报》设社长1人，下设编辑、业务两部，有职员12人。办报经费来源于党政津贴和营业收入。社址在镇江中山路46号。先后担任社长的有马元放、陈康和、王仙舟、王振先等人。 
《苏报》版面及内容安排：一、二版为国际与国内新闻，政治经济活动，时事要闻等；三、四版为省市与各县新闻，社会新闻、副刊、广告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