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覃修典
人物简介
覃修典，原籍湖北省蒲圻县，190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武昌。覃修典的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在孙中山的统率办公处任职。覃修典幼年在家中读私塾，后在武昌第二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求学。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1928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2年毕业后，在天津海河委员会任助理工程师。1934年获清华大学公费赴美留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学位，在雷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不均匀颗粒的底沙冲刷问题”的试验研究，次年获土木工程学系水利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美国垦务局、爱奥华大学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1936年他又获得机会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考察实习。在国外的学习和考察使他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也看到了我国水力发电的发展状况和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激发了他为发展我国水力发电事业的决心。1937年他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水力发电工程、河港工程和水力学等课程，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在校期间曾带领学生对云南境内的滇池、石龙坝、螳螂川、洱海、下关、腾冲叠水河等河川的水电资源进行了勘测和调查。[1]
人物生平
190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武昌；
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
1932年，天津整理海河委员会助理工程师；
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
1934年至193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土木工程学系水利专业硕士学位；
1935年至1936年，美国垦务局、依阿华大学研究生部及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
1936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
1937年至1940年，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师、副教授、教授；
1940年至1941年，四川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工程师；
1941年至1942年，腾冲叠水河水电工程处副主任；
1942年至1943年，原经济部水利实验处石门试验室主任兼中央工专教授；
1943年至1945年，原资源委员会西宁北川水电工程处主任；
1945年至1946年，四川龙溪河上清渊硐水电站公务所主任；
1946年至1948年，原资源委员会水电总处主任工程师、规划组组长；
1948年至1949年，原资源委员会福建省古田溪水电工程筹备处主任；
1949年至1954年，福建省水利处副处长、水利局副局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古田溪水电工程处主任；
1954年，2月至10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梯级开发规划组组长；
1954年至1956年，华东水电工程局副局长、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副院长；
1956年，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
1958年至1983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983年，以后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咨询委员；
1994年，10月9日病逝于北京。[1]
主要贡献
我国水力发电事业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我国水力发电事业还是空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处于危亡之中，无力进行建设。直至1940年，由于内地电力严重短缺，当局开始试图开发西南的水力资源，以解燃眉之急。1940年四川龙溪河的水电工程开始建设，覃修典闻讯后十分兴奋，离开教育工作，投身到该工程的建设中去。在我国水电事业的老前辈黄育贤先生领导下，任四川龙溪河水电工程处的工程师，主持回龙寨水电站工程的施工，同时查勘了大洪河、芙蓉江。但由于经费短缺，工程不久即被迫停工。1941年覃修典转赴云南，参加腾冲冲叠水河水电工程的开发，任工程处副主任。工程进展顺利，一年内即完成了节制闸的部分工程和引水渠的开挖与衬砌，但次年却因太平洋战争日寇入侵被迫停工撤退。工程处的人员由覃修典等带领，在滇缅公路被敌占领无法通车的情况下，越过2300多米的高黎贡山，步行16天经大理回到昆明。1942年他在当时的水利实验处，任室主任，从事工程技术研究。1943青海西宁北川水电工程上马，他又转赴该工程任工程处主任。当时，同在该工程处的有黄镇东、姚榜义、顾文书等我国水电事业的著名专家。经两年的努力，工程顺利投产。在任职期间，他不仅主持工程施工，还查勘了黄河的朱喇嘛峡（后建盐锅峡水电站）坝址，设立了上铨水文站，组建了兰州勘测队，为以后组建兰州勘测设计院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40年代，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不安定，当局财政拮据，然而在覃修典等老一代建设先驱们的忘我奋斗下，我国的水电建设事业终于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工程规模都较小，而且由于经费短缺以及战争等原因，建设经常受阻，但却是我国水电建设事业的重要开端。通过工程建设，不仅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也锻炼了一批我国水电建设事业的老前辈。
抗战胜利后，覃修典先在南京资源委员会水电总处任主任工程师和规划组组长。1948年福建古田溪水电工程开始建设，他受命前往担任该工程筹备处主任。同在该处的还有李景沅和朱宝复等我国水电建设的老前辈。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覃修典除继续担任古田水电工程局负责人外，还兼任福建省水利局副局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福建古田溪水电资源丰富，适宜梯级开发，其第一级电站在1950年的全国水利会议上就被定为早期开工工程，与官厅水库同时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原设计方案，该电站是利用半坑亭河湾，开挖一条1.7公里的引水隧洞至下游地下式厂房发电，并在古田县城上游修建两座小水库，辅助调节。在其下游有龙亭、高洋和宝湖三座梯级电站。1951年半坑亭电站开工，同年发生4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古田县城和工地都遭受重大损失。覃修典提出建议并与苏联专家和设计人员共同讨论后，确定把县城迁至罗华，并把一级电站的大坝加高，成为一座有多年调节能力的龙头水库，取消县城上游的两座水库。修改后的梯级开发方案不仅改善了梯级电站的调蓄能力，提高了效益，而且减轻了下游的洪水威胁。半坑亭电站的长引水隧洞和地下式厂房，在当时是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程，国内没有先例，它的建成为我国积累了经验，是新中国第一座成功建成的地下式厂房。古田溪梯级开发的经验也为其它中小河流的梯级开发提供了借鉴，同时还锻炼了一枝施工队伍，为以后其他水电工程输送了骨干力量。
在福建工作期间，覃修典除领导古田溪水电工程的建设外，还对福建省的水利水电规划和开发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向省领导建议连续开发古田溪梯级电站、积极开发闽江及九龙江的水电资源，提高福州市的防洪堤标准等。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得到了省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和尊敬。1954年覃修典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开创了新局面。党和人民政府决心开发和治理黄河，组织了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规划。1954年覃修典被借调到黄河规划委员会工作，任梯级开发规划组组长。他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走遍了黄河，了解规划中的各电站的坝址和规模，并对运行方式提出了建议。规划报告经邓子恢副总理审定后，报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规划对指导黄河的水电开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现在，该规划对黄河的梯级开发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已建成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盆峡和青铜峡等梯级电站的建设都是按此规划进行的。1955年后他奉命调上海工作，任华东水电工程局副局长和华东水电设计院副院长，并曾兼任新安江水电站的设计总工程师。该电站是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坝高超过百米的大型水电站，电站机组均由我国自行制造，大坝采用了厂房顶溢洪道泄水，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工程于1961年建成，至今仍是华东地区的重要能源基地。它的建成为我国高坝大型水电站建设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我国的水电建设从上世纪的40年代起步，但初期寸步为艰，困难重重，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真正得到发展。作为中国水电事业的先驱之一，覃修典经历了这个艰苦发展历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开创性的事业，为中国水电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中国水电事业的崛起而奋斗的夙愿也终于得到实现。我国水电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当时的电力工业部下属的水电科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覃修典被任命为该院院长。从此他离开了水电建设的第一线，转而为开创水电科研事业而努力。该院以原燃料部水电总局的试验所为基础，在两年内就很快就建成具有一定规模，包括坝工建设和机电技术各专业在内，能直接为我国水力发电建设服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并开始移址木樨地建院。在建院过程中，覃修典对专业室的设置，人员的配备以及日后的发展规模和方向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并付诸实施。为了加速培养技术骨干，他采取了请进来和派出去的办法，聘请了一批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为院的顾问，同时，派出许多青年技术人员到兄弟单位和高等院校学习和进修，使技术队伍迅速成长。木樨地新院址的试验室很快就平地而起，其中水工试验室的规模是当时远东第一。与此同时，玉渊潭试验水电站也开始了建设。
1958年由于国家机构调整，该院与当时的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及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合并成为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即现在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成立后，覃修典任该院的副院长。作为我国水利水电科学中心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之一，他十分重视解决科学研究如何为工程建设服务问题和把握科学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在水电部的领导下，他先后多次参与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包括12年科技发展规划及1986年至2000年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在院领导中，他分管坝工建设技术方面的专业所，对有关的重要课题，都亲自过问，进行指导。他善于总结工程实践经验，抓住那些既解决当前建设急需，又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课题。他认为大坝建筑材料十分重要，因为它是保证大坝安全、节约工程投资和加快工程施工的关键。他多次指出开展混凝土性能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的重点应是提高耐久性和抗裂性能。为此，他要求结构材料研究所大力开展提高大坝混凝土性能方面的研究，包括掺用粉煤灰、掺外加剂和采用低热水泥的技术。为推动这一工作，他亲自到红水河大化水电站工地，举行学术讨论会，推广掺粉煤灰的应用。由于采用这一技术，该工程取得了很大经济效益。1965年，他还亲自参加筹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委员会担任委员，以促进水利水电与建筑等行业的学术交流。80年代，他又积极推动新型快速施工方法包括新型混凝土外加剂、沥青混凝土及高分子材料的应用研究。在他的指导和推动下，水利水电科学院取得了在掺粉煤灰和新型外加剂方面的多项高水平成果，并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和部级奖励，提高了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
在电站建设中经常遇到水库库区滑坡涌浪问题，要预报涌浪的危害并提出预防措施，需要通过水力学模型进行研究，但模型相似律和具体试验技术都是空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深入课题组，和研究人员一起，分析国内外有关资料，参加模型设计，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出一整套进行这类试验研究的方法。解决了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费尔泽电站的滑坡涌浪预报和预防问题，也为以后研究解决其他工程的滑坡涌浪问题打下了基础。
他对高坝水力学的研究十分关注，不仅要求水力学所对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深入研究，还强调要注重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70年代，刘家峡水电站右岸泄洪洞发生严重空蚀破坏，他和有关课题的研究人员两次深入现场，分析破坏原因，收集国外经验，编辑成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同时，他引进了国外利用掺气防止空蚀破坏的技术，指导研究人员进行消化并完善，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推广应用。现在该技术已在我国的多项水利水电工程中被成功地应用，成为目前解决高速水流空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1975年河南发生大洪水，水电部领导要求科学研究单位及时总结各地抗洪经验，研究适合地方推广的建坝和防洪技术，例如过水土坝。当时，水利水电科学院已被撤消，只有少量科研人员留京，工作条件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覃修典不畏艰难，组成了过水土坝研究小组，与吉林省水利厅和安徽省水利厅合作，由他带队到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地进行已建过水土坝运用情况的调查，并选定在吉林永吉县庙岭水库修建一座20米高的沥青混凝土护面的过水土坝试验段。另外，在试验坝的基础上，在安徽来安县修建了石桥水库沥青混凝土护面过水土坝，工程取得了成功。由于他的推动，1980年，在吉林市成功地举行了23个省、市和9所高等院校参加的“全国过水土坝经验交流大会”，使这一技术得到推广。
覃修典除在科学研究不断开拓外，作为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还经常受水电部的委派，赴各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1961年他带队赴云南、广西等省调查和处理一些水库施工安全渡汛问题。在视察云南大理附近一水库时，覃修典发现该工程没有安全渡汛措施，而当地领导并未重视。在这情况下，他严肃地指出洪水到来时，将有垮坝危险，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必须马上停工，并建议把施工队伍转移到山坡上。他的意见得到了采纳。事后，当覃修典回到昆明时即被告知，该工地果然发生垮坝，原施工场地被洪水淹没，由于队伍已转移才未造成伤亡。1963年海河流域上游发生特大暴雨，河北省的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出现大量伤亡事故。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水电部委派当时任水利水电科学院副院长的谢家泽和覃修典带队，会同河北省水利厅领导，组成调查组，赴邯郸、邢台和保定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覃修典任邢台组组长，在约一个月中，他带领小组工作人员深入山区雨量达2000毫米的暴雨中心，考察了多处垮坝和漫坝的事故现场。通过调查他总结出该省的建坝经验和教训，提出今后中小型水利工程应提高坝身防洪标准，多修建混凝土坝或砌石坝，同时必须有非常溢洪道。这些经验对全国都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水电建设重大决策的好参谋覃修典对国家水力发电建设的发展十分关心，尤其是大江大河的开发和利用，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特别强调要做好全流域的规划，认为必须有全局观点，站得高，看得远和想得深，才能使规划比较符合实际。他除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外，还积极撰写论文阐述观点。
50年代初期，他就曾为福建古田溪的梯级开发制定了规划。后来，他又负责过黄河的调查，并编制过开发规划。80年代他又根据当时的发展现状，提出应该加快黄河上中游水电基地建设的建议[1]。他认为在上游段已有一定程度开发的情况下，不能忽视对北干流的开发，因为它将大大改善全流域的调节能力，提高电能输出。对三峡工程他更是倾注全部热情。他积极支持工程的建设，对工程的论证广泛与同行专家讨论，甚至到了言必论三峡的地步。他被聘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工程论证专家组成员。1985年，他就著文《2000年的中国水力发电与三峡工程的展望》[2]，从全国水力发电远景规划的角度来展望三峡开发方案的效果，并提出了具体安排设想，对工程将涉及的水电系统调蓄性能、三峡电力系统在梯级开发的位置、上下游梯级开发次序及水位衔接以及重庆通航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87年他又撰文《结合当前各大电网缺点问题，再论2000年前后的水电建设与三峡的建设时机》[3]，分析我国连续15年电力系统和水电系统缺电的原因，认为除因连年水电投资不足外，还有重要原因之一是水电系统普遍缺乏调蓄能力，引起“失调”现象，即汛期缺调峰能力，大量弃水，导致枯水期缺电，缺基荷。三峡的调节能力有限，因此它的建设必须与上游干支流水库调蓄电站统一优化排序，联合开发运用，以利于补偿调节及水火互补，增加发电。他的这些论点曾在各种会议上，包括三峡工程的多次专家论证会。他建议三峡工程采用分两级开发的方案，并对方案的优点和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具体方案虽然最后未被采纳，但他的许多建议都有深刻的内容，他的积极参与，对工程论证的深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他对我国西南地区水电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曾撰文[4]从《30年电力开发远景规划》及加快发展水电的国策出发，分析近期水电增长率下降问题，认为应采取大力开发西南的丰富水电资源来解决，而当前西南地区水电缺乏调蓄能力，使电能的潜力未被充分开发。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建议分两步走：首先对已建和在建的大型径流电站的上游，补充修建调节水库，改变目前供电不稳定、效益低的现状，以期由担任基荷转为担任腰荷；其次，在将要开发河流的上游先修建“龙头”水库，然后在其下游修建径流式电站，这样才能合理地开发西南水电资源，有利于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能源建设和经济建设。
覃修典对国家水电建设的重大决策的建言献策，完全出自内心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他的多项建议，观点明确，论点直率，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深受人们的敬佩。在他年过八旬时，仍锲尔不舍，亲自撰写论文，论述他对国家水电开发的想法，充分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我国水电科技工作者的表率覃修典对我国的水电事业的发展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信任。他曾连续当选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又担任第五和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在任期间，他积极参政、议政，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在学术界他也有很高的声望。他曾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一、第二和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第四届理事会名誉理事，还曾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一和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他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学识深而广，但始终谦虚谨慎，不断探索新知识和科研新领域，新技术的应用。他一贯倡导科研要紧密联系实际，科研要为工程建设服务，谆谆教导青年人，一定要严谨治学，踏踏实实做学问，切忌贪功浮躁。由于他的言传身教水利水电科学院的许多所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工作作风。他以培养造就年轻一代为己任，让他们得到到第一线锻炼和长学识的机会。他曾有多次到国外考察的机会，但是他都让给年轻人。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学生和许多他指导过的科研人员已经成长为技术骨干或各层次的领导。
他襟怀坦白，对工作极端负责，在荣誉面前却对自己十分严格。水利水电科学院在他的指导下许多方面取得了优秀成果，许多成果还获得了不同部门的奖励，例如建坝材料方面就有国家奖和部级奖，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和他的指导分不开的，但是他从不把自己列入得奖人员中。
他待人平等，平易近人，崇尚俭朴。作为高级专家又担任领导职务，并且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应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他始终以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身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奢华。工作中来往水利水电科学院南北两地，有时步行或骑自行车。
覃修典把他的一生献给了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在为此光辉事业而奋斗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希望，并萌生了自己投身于革命，成为这个先锋队一员的愿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61年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