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皮溜镇
乡镇概况
王皮溜镇位于鹿邑县城东南10公里处，落于白沟河岸南。  王皮溜镇地图地理位置东经115°32′，北纬33°43′。东邻安徽省亳州十河镇，南隔清水河与郸城县的张完集、汲水两乡相望，西邻观堂镇，北与城郊乡接壤，东北和太清宫镇、郑家集两乡镇毗邻。东西长12公里，南北长11公里，总面积75.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8496亩。辖3个居委会、24个村委会，142个自然村，总人口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4%。全境地势平坦，属豫东平原。白沟河、幸福二河、幸福三河、清水河由西向东在境南穿过，与东、中、西三条干渠及卫华河把全镇分成14块。境内地势较洼，水利资源丰富，建有李楼水闸。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412，年降水量在600—800毫米之间，无霜期为220天。
24个村委会为：王皮溜居委会、刘各村委会（闫庄、刘各、何庄、安庄）、普小庄居委会、普元居委会、刘大庄村、张斌营村(马庄、大安庄、小安庄、三安庄）张庄村、大林庄村、闫枣园村、姚庄村、小谷庄村、张寨村、王小庙村、陈洼村、小安庄村、马庄村、王楼村、龚店村、龙庄村、李堆村、范桥村（前寨子、范桥、张朱庄、瓦房庄）、小厂村、闫湾村(闫湾、闫楼）张楼村（张楼、白贡庄、梁庄、斜朱楼）、钟庄村、潘庄村、郝庄村。
历史沿革
王皮溜镇的历史较为古老。三国前属苦县地，后属谷阳，周口市鹿邑县王皮溜镇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唐属真源县。宋、金属卫真，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均属鹿邑。1948年解放，1952年设王皮溜乡，1953年设鹿邑第二区，1956年5月改称王皮溜中心乡，1956年10月改为乡（这时全县为35个乡）；1958年4月调整为中共王皮溜管理区（全县共10个管理区）；1958年8月成立王皮溜人民公社，1961年8月恢复王皮溜区，1965年4月改区为公社，1983年撤社改乡，1990年经省政府批准撤销王皮溜乡设置王皮溜镇至今。
本镇在古代人烟稠密，农业发达，土质肥沃，柳林成荫，称柳林镇。一向为商贾汇集之地，因曾有姓王的商人经营皮货，闻名四方，又因白沟河水势较大，河溜(溜为水急之意)冲刷河床，故名王皮溜。[1]
邮编代码
王皮溜镇邮编：477273 
王皮溜镇代码411628104 （以下～代表为411628）
～001王皮溜居委会 ～002普小庄居委会 ～003普元居委会 ～200刘大庄村 ～201张斌营村 ～202张庄村 ～203大林庄村 ～204枣元村 ～205姚庄村 ～206小谷庄村 ～207张寨村 ～208王小庙村 ～209刘各村 ～210陈洼村 ～211小安庄村 ～212马庄村 ～213王楼村 ～214龚店村 ～215龙庄村 ～216李堆村 ～217范桥村 ～218小厂村 ～219闫湾村 ～220张楼村 ～221钟庄村 ～222潘庄村 ～223郝庄村
商业集贸
全镇有4个较大的集贸市场，即王皮溜、张彬营、小厂、李牌口。王皮溜在清光绪年间就是鹿邑县48个集镇之一，方圆百公里有名的大集。现是鹿邑县东南较大的农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王皮溜镇逢单日集，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四月十八日、六月二十三日，腊月初三有古会。每逢集会，一街两旁大小商店出售各种商品，鸡鱼肉蛋、山珍海味、日用商店、食品糖果、名酒名烟，新颖服装、各种布匹，琳琅满目。1990年商品销售额达2000万元。
土特产有普家熏鸡，肉质鲜美，骨头清香。
文教事业
建国前，王皮溜镇文教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建国后有较快发展。1950年成立王皮溜中心小学，1958年创办了初中，1969年办起了高中。现有王皮溜一中、王皮溜二中两座中学（过去设有张彬营中学、闫楼中学，闫楼中学于1986年取消)，小学27所。
在90年代时王皮溜曾办有农校一所。有主职和兼职教师7名，每年培训农业技术人员700人次，其中一个中专班(学制三年)，是国家广播电视学校的分校，几年来毕业生75名，成为全镇农业生产中的骨干力量。农校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农广教学用结合先进集体”，并奖金杯一个。
卫生事业方面，现在除各行政村都有医药铺外，镇有卫生院，面积8公顷，各种医疗器械俱全。
王皮溜镇的经济的不断发展，使王皮溜镇的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各种日常家用电器也纷纷进入了寻常百姓人家。
王皮溜镇长寿的人越来越多。镇办敬老院受到省、地、县的嘉奖。组织了老年委员会，为老人提供了各种服务。
城镇建设
历史上的王皮溜镇是一个小集子，居住人口不足500人，街道狭窄，道路高低不平。而今的王皮溜镇街道宽敞，柏油铺路，楼房林立。主要街道7条，即栾城路，中华路、振兴路，新生街、文昌街、智勇街、文卫街。
主要公路有：鹿王公路(柏油路），王张公路（柏油路），自王皮溜至张彬营，东接安徽省木楼村，长8公里)，王观公路(自王小庙行政村至观堂乡，长9公里)，普张公路(从王皮溜普小庄行政村至郸城县张完集乡，长7．5公里)。全镇有桥梁832座，其中主要桥梁15座；水闸12座，其中中型闸1座。住宅方面，全镇大部分实行排房化。
名胜古迹
王皮溜镇名胜古迹有：栾台遗址、武庄遗址、刘大庄新四军留守处。　栾台遗址  栾台近景栾台，位于河南省鹿邑县城东南的王皮留镇西2.5公里处，台高5米，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据考证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会同省文物研究所对鹿邑的栾台进行了发掘工作。通过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整个商代直至周时战国早期的文化遗存及文化堆积。这与后来（1990年）在河南省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发掘的历史文物遗存极其类似。结合在豫北冀南等地发掘的历史文物遗存，专家们发现，鹿邑的栾台，在我国古代商民族与东夷民族的融合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考古工作者认为栾台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整个商代直至周时战国早期的文化遗存和文化堆积，是一座古文化遗址，先民们从大汶口晚期到战国初期，  栾台台基一直在这栾台上生活 。专家们根据考古得到的证据推测栾台是民族融合的见证者。武庄遗址武庄遗址位于鹿邑县城南10公里的王皮溜乡马庄行政村武庄村北。这里是一处孤堆型遗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约250米。近代曾在其上建庙，人称“梅闫寺”。  武庄遗址遗址东，北有一古河道环绕，俗称“运粮河”现已湮灭，遗址北不远有白沟河，南有清水河，均为淮河支流。武庄遗址为87年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时发现。1990年春为配合苏、鲁、豫、皖相邻地区古文化研究课题的开展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450平方米，发现晚期墓葬十余座和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武庄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遗址。发现了一批文化遗迹和遗物，从而丰富了我们对淮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识。（一）、武庄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初步可分两期，二者文化性质不同。第一期文化遗存发现有房基、灰坑、壕沟等遗迹和陶、石、角器等，其文化遗存仍有分段的可能。
第一期文化遗存陶器以夹蚌（砂）红褐陶稍多，泥质红陶稍次，陶色有一部分外红里灰或红顶下灰。器表多素面，有的泥质陶磨光。纹饰有划纹、指甲纹、附加堆纹、蓖点纹、弦纹等，蓖点纹排列形式有弧形、圆形、直线方格形等。器表装饰附加短泥条很富特色，流行鸟首形器耳和器 ，器钮。彩陶很少，有红衣和红色彩带装饰。器类稍微简单，代表器物有深腹罐形鼎、红顶钵、窄沿侈口罐、假或矮圈足碗、喷、双耳壶等，鼎足多为圆锥状，足根加短泥条或泥乳丁。
武庄第一期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同河南境内其他同期遗存相比差异显著，而同安徽境内的“濉溪石山子”、“定远侯家寨一期”、“蚌埠双墩晚期”等遗存有一定相似之处。如武庄一期的长圆锥形鼎足、假或矮圈足碗、鸟首形双耳壶、很少量的红衣和红色彩带装饰以及器 器钮等均可在上述遗存中见到。因此武庄一期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同上述遗存应大体相当，文化面貌上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
（二）、第二期文化遗存发现有灰坑等遗迹和陶、石、骨、角器等，依据其层位关系及陶器组合变化，初步可将第二期文化遗存分为三段。第一段可以三个探方的第6层为代表，第二段可以其第5层为代表，第三段可以其第3.4层等为代表。
第二期文化遗存陶器以夹蚌（砂）红褐陶为多，次为泥质红陶，灰陶，橙黄陶。泥质陶比例渐增，夹蚌（砂）陶则夹蚌者渐少而夹砂者渐多，泥质灰陶逐渐增加；泥质橙黄陶以第二段最多，至第三段大量减少。夹蚌（砂）灰陶，泥质黑陶三个阶段均不多。器表多素面，有磨光陶，有弦纹，附加堆纹，划纹，指甲纹，镂孔等纹样和装饰。镂孔常饰于豆柄，镂孔、盲孔并存。划纹、指甲纹少且仅见于第一段。流行形式多样的器耳和 手，至第三段有所减少。该期遗存彩陶较为发达，以红彩为大宗，有褐彩，黑彩很少，红衣陶多且常见于第一，二段，白衣彩陶则主要见与第三段。彩陶图案主要是宽窄带彩组成平行线带或间以皱折纹、水波纹、勾连纹、锯齿纹、菱形“田”字纹等，还有单彩或白衣的圆点弧线三角纹等。彩陶数量和纹饰种类亦有由少渐多而再少的发展历程。单彩的弧线三角纹只见于第1.2段，内彩及黑彩的蛙纹，双月纹仅见于第一段，而窄平行线纹和菱形“田“字纹亦仅见于第三段。
第二期文化遗存陶器器类较一期有所增加，器类有鼎、罐、钵、碗、盆、豆、壶、瓮、缸、杯、擂钵、器盖、器座等。其中A.B型鼎，A.B 型罐，A.C型钵，形式多样的豆，泥质A.B.C型盆双耳壶等为其主要代表器物，其三段陶器演变规律较为清晰且有一定的连续性，上述器类均有一定变化，如Aa型釜型鼎领部由矮渐高，罐型鼎腹部由鼓渐收，C型钵和A及B型豆敛口愈甚，C型盆腹部渐浅等。器类，器型亦有一定消长，如Ab型鼎，三足钵仅见于第一，二段，C型鼎见于第二，三段，而第三段则出现了B型壶、瓮、缸、擂钵等。鼎足在第一、二段见有扁凹槽足组两类，而第三段出现的 鸭嘴形足则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可以看出第二，三段间陶器组合的变化要稍大于第一、二段间。
武庄第二期文化遗存是在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第一、二段文化面貌同定远侯家寨二期文化遗存有着许多共性，年代亦应大致相当。两者陶器在陶质、陶色、纹饰、彩陶纹样等方面均有许多共同之处，皆以釜形鼎、罐形鼎、形式相近的各类豆、小口双耳壶等为其主要陶器。如武庄二期第一、二段的Aa、Ba型鼎和B型盆、A型壶及A、C、D型豆同侯家寨的H5、H1:11等同类器相同或相近。武庄二期文化遗存的第三段应晚于侯家寨二期，其年代相当于郑州大河村遗址的二期或稍晚。如武庄二期第三段的C型鼎，C型钵、D型盆、B型壶、白衣彩陶等都能在大河村第二期一类遗存中见到相似器型。但武庄第二期文化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同大河村一、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新四军游击支队鹿邑刘大庄留守处位于王皮溜镇东南的刘大庄行政村村东南角，1938年冬，新四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彭雪枫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留守处就设在该村。那时虽属停军歇马，但却是游击支队东进的可靠后方，有着它特殊的战略作用。
1938年夏，徐洲、开封相继失守，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不顾人民死活，竟然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洪水一泻千里，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遭受惨重的洪水灾害。而位于津浦线、陇海线、新黄河及淮沙河之间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就将在敌人南北腰间横插一刀，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党中央认真分析了徐州失守后中原局势，决定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中共河南省委也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并发出了“准备10万武装”“全党军事化”的号召，并决定“立刻创建150至2000人的新四军，作为领导各县分散的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豫皖苏广大地区已大部沦入敌手。在沦陷区，日军大肆残害我广大人民，民族败类纷纷组织”维持会”投靠日军，为虎作伥，欺压人民；一些失散的旧军人以“抗战”为名拉帮结伙，扩充势力，横征暴敛。加之豫东皖北土匪蜂起，明火执仗，打家劫舍，使中原地区广大人民处于敌伪匪患的深渊里。特别是日寇的铁蹄在鹿邑践踏了40余天，相邻的淮阳、柘城、商邱、毫县都有日伪军驻扎，常到鹿邑周围骚扰。泛区逃来的难民遍布全境，社会秩序异常混乱。鹿邑全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9月底，根据毛主席“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电令，以及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关于“把工作重心转向豫东创造豫皖苏鲁新局面”的指示，河南省委派出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300多人，挺进豫东敌后，开辟豫皖苏边区敌后根据地。
10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确山县竹沟镇出发，8日到达位于新黄河西岸的西华县城北的杜岗村。在杜岗与先期到达的睢杞太游击第三支队和肖望东同志领导的先遣大队会合，改编为1000多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支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继续向豫皖苏敌后挺进。
9月，日军兵原不足，从鹿邑撤走，原在扶沟县工作的党组织魏凤楼亦通过统战关系，先期到达鹿邑，魏任县长。为游击支队东进作准备。11月，为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派张爱萍同志也到鹿邑任豫皖边区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魏参谋长，为游击支队东进作开辟道路。
鹿邑县位于陇海线南侧，豫皖两省交界处，敌伪力量比较簿弱，是游击支队东进途中临时歇军休整、补充粮草、扩大武装的良好基地。10月28日，游击支队胜利的由西华东渡新黄河黄泛区，越过淮（阳）、太（康）公路敌人封锁线，进入鹿邑县城。
魏凤楼县长率领军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夹道欢迎 。随后进驻到城南10多公里的刘大庄、母阁、李庄、张楼一带村庄休整。司令部就安排在刘大庄开明绅士刘乾德家里。
刘大庄离县城20多华里，北邻王皮溜镇，是个有100多户人家的村庄，是当时县城南比较富裕的大村庄。魏县长到鹿邑后与该村的一些开明绅士建立了统战关系，群众基础较好。
游击支队进驻到刘大庄休整，彭司令要求各连迅速建立党支部，同时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魏县长 也立即通知当地的联保供给粮草。游击支队全体官兵在彭司令的带领下，为群众打水、扫地、推磨、送粪，军民亲如一家。11月7日那天，还用大车、门板搭上台子，插上柏枝，贴上标语，召开了2000多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共庆苏联10月革命节。在会上，彭司令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各界群众，爱国一家，要不分贫富，不分信仰，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决不当亡国奴”。他号召全体官兵，部队要打出去，向敌人要枪要炮，来壮大自己，感谢鹿邑人民给吃、给穿，保证用胜利来报答这恩情。
游击支队为了打开豫东的抗日局面，准备打仗，筹集军饷，扩充武装，组织群众，做好统战工作，于11月在刘大庄建立了留守处。许遇之任留 守处主任，程朝先任副主任。留守处还建立了党支部，程朝先任支部书记。留守处共有30名战士，60多名伤病员。工作人员有指导员张光测，排长稽X，文化教员申健，医生郭得安，备有无线电台一部，由豫皖边工委领导。彭司令对留守处的任务作了三条指示：一是筹集资财，以供军需；二是对当地的开明绅士开展统战工作；三是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军，扩大抗日武装。
留守处的建立，使军队有了可靠的后方，在打击日伪痛击地方豪强势力，保护群众安全，发展地方武装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游击支队东征后，留守处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充分发动群众。在王皮留、白马驿、吴台庙、汲水集等地都相继成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向群众宣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教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留守处以刘大庄为中心，通过一段的工作，使抗日群众组织向全县农村发展，后来在魏县长的配合下，在全县还成立了“农民抗日自卫团”。抗日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100多人参加了游击支队，壮大了武装力量。如白马驿东王庄的王传诗、孙门楼的孙明仲，后刘楼的周王山，孙楼的孙广汉等人都是那时参加的新战士。现在都成了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同时在战士和群众组织中还发展了一批党员，为我党输送了新鲜血液。如刘大庄的刘庆鼎、刘培钦、刘培贤、李庆、高学中等都是那时发展的党员。
保护群众是人民子弟兵义不容辞的义务，留守处为民除害的事迹誉满乡里。郸城集有个不法地主，暗中勾结土匪，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群众恨之入骨。留守处将他看压起来，经教育他痛改前非，并拿出2000块银元，支援抗战。为团结抗日，减少敌对势力，经教育后释放。1938年农历腊月26日，周庄贫苦农民周驴的女儿被孙楼村大地主孙钱一抢去，周到我留守处哭诉，留守处主任许遇之亲自带战士和刘大庄一带抗日自卫团的群众3、4百人，到孙家把周的女儿要回，并没收了孙钱一家准备过年的一切物品，孙钱一吓跑。周围群众目睹此情此景，无不交口称赞，留守处的声誉也于日俱增。
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日、伪、反动势力惊恐不安，商邱日伪专员郭寿五派遣特务到鹿邑活动，挑拨红枪会中的反动势力退出统一战线。王皮溜红枪会会道门头子黄克让，勾结日伪汉奸，唆使保甲长不供给留守处粮草给养，与我作对。留守处主任许遇之把他找到刘大庄面谈，他当面许诺，暗中却在捣鬼。在1939年2月的一天，他纠集了红枪会众数千人，手持红缨枪，摇旗呐喊，声言要赶走我留守处。当时组织决定，让许遇之不带警卫，只身到王皮溜东头大庙里同黄商谈。黄向许主任提出三条要求：一、撤走留守处；二不准动员青年参军，已参军的要放回；三停止募捐。这三条无理要求被许主任一一驳斥，严辞拒绝。他们恼羞成怒，将许主任吊在梁上，进行威胁，经许主任慷慨陈词，才将他放下来，扣押在庙里。第二天张爱萍和魏凤楼同志闻讯，亲自带部队赶到王皮溜，并以魏县长的名义召开了万人“联庄大会”。会上魏县长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我国的大好河山已大部沧入敌手，一切不甘当亡国奴的人们，应当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要再干那些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接着他拿出一把筷子，用一根易拆，一把难断的道理，比喻团结就是力量。开始红枪会的人刀枪林立，如临大敌，经他一番演说，紧张的气氛得到缓和。很多人将红缨枪放到地上，有些会众相继离去，最后无条件地将许遇之同志放回。这次事件，在争取教育群众，瓦解敌人，争取进步人士同情和参加抗日及统战工作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地的反动势力对我留守处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游击队在刘大庄休整，司令部设在开明绅士刘乾德家里，部队西征睢杞太，留守处仍设在他家。刘本人倾向抗日，刘家又是大族，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是我比较可靠的统战对象，在接触中，彭司令和许主任都和他建立了友谊。张爱萍和魏县长也与他早有联系。为解决部队的给养，我留守处提出向地方征收“抗日乐意捐”刘乾德亲眼看到游击支队的官兵那么艰苦，军纪又相当严明，在抗日政策的感召下，首先带头捐献银元200块，骡马两匹，还有粮草等物资，交给了留守处。在刘乾德的带领下，刘大庄一个村的富户就捐出了骡马八匹，银元数千块。刘乾德还走亲串友，为抗日部队募捐。留守处百十人，在刘大庄两个多月，人吃马喂，全有该村供应，“妇救会”的广大妇女们还自觉为战士赶制了不少军鞋。
由于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经过一段的艰苦努力，统战工作成效显著。如城南张万集李锡岭有地数顷，看家枪十支，在魏县长的协助下，我对李晓以抗日大义，李将家资骡马及枪支全部捐给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并带领全家和乡亲100多人参加了新四军游击支队。直到解后，李仍任我淮阳专署基建局局长。还有坟店集的开明绅士王德茂，左集的左老铭也都为抗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那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官兵一致，大家同吃一样饭，同穿一样衣，吃的几乎全是红芋和杂粮，每人每月只发5角钱，连彭司令也不例外。部队首征睢、杞、太，胜利后反回鹿邑进驻到白马驿休整时，已是严冬，又下了一场大雪，战士们还穿着单裤，甚至有的新战士穿着女人的花棉袄。战士们晚上站岗，没有大衣御寒，只好身上披着被子，头上裹着毛巾，脚上缠上破布条。留守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魏县长和刘乾德的协助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元旦前夕，赶制出2500套灰土布棉衣。张爱萍、魏凤楼、许遇之一起拉着两大车麦子和牛羊等物资，到部队驻地白马驿慰问。战士们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容光焕发，英姿飒爽，人人满怀战斗豪情，个个充满胜利信心，连队间掀起了“革命竞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白马整训。元旦那天，还让战士们吃上了白面饺子。在庆祝新年的大会上，彭司令特意表扬了张爱萍、魏凤楼和许遇之等同志。赞扬他们在统战工作中做出的成绩。
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鹿邑人民对抗战作出的贡献。1952年北方慰问团一行到鹿邑慰问，鹿邑县县长设宴招待，并通知刘大庄一带组织群众召开大会进行欢迎，并在刘大庄村的打麦场上搭上戏台，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议开得非常隆重。在会上北方慰问团向刘大庄发放了耕牛和农具等慰问品，还唱了两天大戏，表示庆祝。事后，刘大庄还派出刘召然、刘克然、刘章然等到省里开会，省领导在会上赞扬了鹿邑人民和刘大庄对游击队的大力支持，正如原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同志回忆时说的：“魏县长对我们支援很大，送粮送面，支援衣服，‘摧衣衣我，缩食食我，箪食壶浆’来慰劳我们，我们感谢鹿邑人民！”
随着部队的扩大，战事的频繁，伤病员也不断增加，解决医疗问题，是留守处当务之急。张震参谋长指示：部队扩大到3个团，卫生工作要加强。于是派林士笑同志到鹿邑县城，在张爱萍、魏凤楼和鹿邑县委的协助下，筹备成立后方医院，对原鹿邑县医院院长孙灿然和医院医务人员开展统战工作。孙是基督教徒，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同意跟我们合作办医院。医生张玉民、孙培焕、朱兰仙也自愿参加。1938年11月，后方医院在刘大庄成立，后从刘大庄迁到汲水集（现属郸城）北门里的大庙里，将原在刘大庄养伤的伤病员接到医院疗养。后方医院由林士笑同志负责，张子筠任看护长，鹿邑新参加的知识青年高学中任护理员，工作人员有董有功、孙跃明、李振民、郑诚等人。由于统战工作的成功，当地的开明 绅士老中医王德茂也参加了医务工作。后来还在医院举办了不脱产的医务人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20多人，大都是知识青年，边学习边工作。当时还发展了一些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1939年4月，日军扫荡，伤病员提前转移，药品分散到芦松林和左老铭家里，得以保全。那时游击支队东进到涡阳，卫生部设在高老庄，鹿邑县城已经沦陷，医院通过商人，在龙岗套购了一批药品，派高学中、郑诚等人往旅后方医院送药，途经蒙城，高学中被蒙城县反动县长袁传壁的匪军抓去，不幸牺牲。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医院与前方失掉了联系。林士笑、张子筠、郑诚、孙跃明等同志在王德茂家换了便衣，取出隐藏的药品，改成贫民医院，边走边找部队，沿途无偿为贫苦农民治病，深受群众欢迎。他们途经白马驿住了几天，到了闫寨，找到张爱萍同志，与留守处会合。
后方医院的建立，为我军带来了新的生机，成为游击支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彭雪枫、张震、肖望东、岳夏等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医院的成长 ，亲自到医院慰问伤病员，给医院作指示，交待任务。在首长的关怀下，不但伤病员得到 了很好的治疗和休养，而且医院也没遭受任何损失，还为游击支队培养了一批医务工作者。正如游击支队的老同志苗泽生说的“四师的骨干是在鹿邑发展起来的，3000多人的队伍吃穿住都 在鹿邑，鹿邑人民养活了我们。四师的发展壮大，之所以成为坚强的队伍，是与鹿邑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一句话，鹿邑是四师的根据地，是部队休养生息的基地”。
为了便于工作，就近接受豫皖边工委书记张爱萍同志的领导，并与魏县长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于1938年冬留守处迁移到鹿邑县城南2华里的云楼村。在云楼除进行军训，宣传群众抗日外，许遇之还不断到县城抗日干训班讲课。张爱萍和鹿邑县委的领导同志也经常到留守处指导工作，使留守处的工作一时搞得非常活跃，留守处的人员继续扩大，又吸收了张治国、张思田等人参军。
1939年3月30日，留守处在云楼村后的桃园里召开了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豫皖边区工委书记张爱萍；新四军游击支队的领导同志孔石泉、刘玉柱、方中铎、刘作孚；中共鹿邑县委的领导同志姜林东、徐金强、林源、李子木；在魏部作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李仲林、杨春芙和留守处负责人许遇之、张建槐等同志，会后并合影留念。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战役战斗的增多，部队的枪支急待修理补充，从前方不断送来了待修的枪支，有时多达三、四百支。于是留守处动员了一些铁匠艺人，组建了修械所，日夜赶修枪支，将修好的枪支武器再运往前方，及时支援了前方的抗战。当时从延安来的干部，文件、书报也都经过留守处再转往前方，起到了兵站的作用。
1939年4月25日，日寇以两个团的兵力从柘城进攻鹿邑县城，魏县长率部从下午3点与敌人激战4个多小时才撤出城去。与此同时，张爱萍同志在城南云楼组织留守处有计划的转移，把留守处的枪支、弹药、武器、粮食等物资装上几辆大车，安全撤离。那撤离时的情景更是感人。老百姓都痛哭流涕，纷纷给战士送来了鸡蛋 、食物，牵衣顿足，依依不舍。战士们也都眼含热泪，频频回首告别乡亲。随后张爱萍率战士100多人，到西南城角沙江山一带阻击日军，支援魏部。经激烈战斗，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又得知魏部已撤出城去，即撤出战斗，向鹿邑东南转移。从此，鹿邑再次沦入敌手。鹿邑留守处也完成了它的战斗使命。
新四军留守处在鹿邑仅仅活动了五个多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在这150多天里，永远留在鹿邑人民的心中。它为游击支队的东进抗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它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它为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提供了人力和物质条件；它为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打击敌伪，支援前线，保卫群众安全，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事实正是这样，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连占皆捷，除了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抗战，彭司令的英明指挥外，与留守处的辛勤工作和后勤支援也是分不开的。恰如彭雪枫同志生前所说的：“这一带是我们的后方，比较安全”。历史证明，鹿邑留守处对豫东敌后抗日战争，对以后新四军游击支队和睢杞太以及西华地方抗日部队东进敌后作为依托给了很大的帮助，同时对建立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开展对皖北李宗仁五战区的统战工作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正如留守处主任许遇之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的：“留守处在鹿邑期间，工作能够开展，证明了党所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对以魏凤楼县长及其开明绅士为对象开展的统战工作是成功的，特别是鹿邑人民无私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才使我们留守处胜利完成了彭司令交给的三大任务。魏凤楼同志对抗战的贡献应载入史册；鹿邑人民对抗战的支援，对抗战作出的重大奉献，更应名垂青史，永远赞颂”！
从留守处的建立到现在已近70年了，鹿邑人民，特别是刘大庄一带的干部群众，都为这段历史而感到光荣和自豪，更为鹿邑人民对游击支队的支援，为抗日作出的贡献而骄傲！至今，刘大庄群众在原留守处的遗址处还挂有“新四军游击支队留守处”的招牌，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