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若尘
人物简介
梁若尘（1903—1990），名公溥，又名工甫，广东省丰顺砂田南溪村黄岗坪人。民国7年（1918年）就读于丰顺县立一中。  梁若尘
时值“五四”运动兴起，进步学生成立学联会，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梁若尘积极参加学联会组织的宣传查货队、巡回演讲团，到附近圩镇向群众宣传“五四”运动，呼吁全县人民行动起来，抵制和查禁日货，唤起民众，奋起救国。
民国14年（1923年），梁若尘从事在中共领导下的新闻工作，先后担任汕头《潮商公报》、《岭东日日新闻》、《红旗报》和潮梅通讯社、汕头国民通讯社等的记者、总编辑、社长、经理等职。翌年，梁若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出任黄埔军校《黄埔潮》主编。
民国16年（1927），“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遍及全省各地，梁若尘回丰顺活动。是年9月，南昌起义军来潮梅地区，中共潮梅特委负责人郭瘦真派遣梁若尘赶往八乡山组织武装队伍，迎接起义军，当他与隐蔽在汤坑的潮梅特委宣传部部长丁愿接头研究后，准备带领武装进山之际，得知国民党军队两个团在汤坑集结。梁若尘又火速赶到汕头向起义军报告。
起义军在汤坑战役失利后，他经香港去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南渡东南亚，辗转到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从事教育和新闻事业。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梁若尘以《南洋商报》记者身份回国，赴华东、华南等地采写抗战新闻。1941年后，他在韶关创办《时报》、《新报》、《明星报》，任总编辑、社长。后报纸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梁若尘被捕入狱，旋得组织营救方才出狱。
民国34年（1945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尹林平指示梁若尘，在广州创办《晨报》，不久又被查封。翌年，他赴香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广九支部主任委员。先后任香港《愿望周刊》编辑、新闻学院教务长、达德学院副教授、中国新闻通讯社社长等职。
民国38年（1949）9月，梁若尘参加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教导团。广州解放后，他历任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处新闻组长，广州人民印刷厂总厂长，《联合报》管委会副主委兼经理，《广州日报》经理，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名誉馆长等职。
1957年，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梁若尘受到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迫害。在严峻的日子里，他胸怀坦白，立场坚定，顾全大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若尘先后出任广州市第七、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参议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常委、顾问，民盟广州市委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等职。他积极参政、议政，联络海内外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编写文史资料。
1990年8月19日，梁若尘在广州病逝，终年87岁。临终前，他嘱咐家属将其稿费、存款捐给家乡发展教育事业；8月31日在广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由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张汉青主持，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赖竹岩致悼词。
人物生平
“五·四”运动带来的觉醒梁若尘原名梁公溥，广东丰顺人，生于1903年。他在丰顺中学念书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当时丰顺县城也经常吹响“国危矣，国亡矣，大家奋起来救国！”的战斗号角，他也曾多次参加到游行宣传队伍中去。他是丰顺中学学生会的骨干，担任学生会出版墙报的负责人。他常用梁元、梁昂的笔名在墙报上发表评论形势的短文，由此培养起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还参加抵制日货，打击投机商贩的活动；还当过推广国语的队员，联合组织小队伍到县内各墟镇推广国语。
1922年他受聘于汕头的一家报纸《群声日报》为特约通讯员。这是他投身于新闻事业的开始，其时年仅19岁。他写的通讯稿多是揭露贪官污吏的苛政和恶势力欺压群众的社会现实，因而引起丰顺县当权者的反感和暗中追查。
1923年梁在丰顺县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数学教师。学校的监学（即总务）吴蕾秋嫉忌他的才干，因此，他被调到县督学局工作。梁当了半年闲散了督察，深为不满，加上反动势力的逼迫，离开了丰顺县，来到汕头。
当时丰顺县县长杜锡珊之兄杜宝珊在汕头开办了《潮商公报》，招收办报人员。梁得到国民党员陈永年的介绍，当了《潮商公报》的外勤记者。
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进入潮汕时，梁积极采写有关革命的新闻报道。反对国共合作的杜宝珊对此有所不满，认为梁的思想及行动对他办报的政治目的不利，就借故调他任“独学社”的驻梅县特派记者。“独学社”实则是杜一帮人搞的半公开文化组织，用来反对国共合作的宣传工具。梁识穿杜的诡计，愤然离开《潮商公报》。在大革命的风雨中成长在一位同行黄锡光的介绍下，梁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潮汕地区领导人赖先声同志，并得到他的信任和鼓励，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潮梅通讯社任记者。潮梅通讯社是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到汕头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由广州派出年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黄光明、赵慕儒、詹展育等人到汕头市创办的，是当时潮梅地区第一个公开活动的革命通讯社。
当时的汕头市，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暗中斗争激烈，何应钦以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名义兼潮梅绥靖委员，周恩来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名义兼潮梅行政专员。《岭东民国日报》是国民革命新政权建立后出版发行的进步报纸。而以何应钦为首的右派势力，则以汕头“新国民通讯社”为活动的组织。其头头张凌云，与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有勾搭，得到何应钦及蒋介石的支持。因此，张凌云及其一手把持的“新国民通讯社”便成为何应钦和其他反动势力的代言人。
在一次反英运动的群众会上，张凌云以“新国民通讯社”头目的身份登台讲话，肆无忌惮地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公开攻击革命的、进步的地方政权，恶毒辱骂以周恩来同志为领导的地方官员。当时与会群众大哗，挥拳捋袖，指斥张的诬蔑，张的发言未完即被群众哄下台去。梁若尘将此事如实生动地写成新闻稿，由潮梅通讯社发给各报。第二天，《岭东民国日报》全文刊登了，其他报纸则删节发表。《岭东民国日报》直属于中国国民党汕头特别委员会，社长李春涛和主要的记者、编辑都是中共党员。何应钦见报后，大为恼火。于是用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领导人名义，命令该会秘书长廖伯鸿（中共党员）立刻召开委员会讨论，并指名要潮梅通讯社派人列席。潮梅通讯社正在研究对策时，一位姓萧的同志（中共党员）转达彭湃同志的指示，要梁若尘以潮通社身份列席会议，并鼓励潮通社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在党的鼓励和支持下，梁若尘充满信心地参加了这次审判式的会议。会议一开始，身穿戎装的何应钦的代表，高傲而恼怒地坐在主席台上，凶狠地讲了几句恐吓威胁的话之后，便追问潮梅通讯社的人到了没有，追问那条“破坏革命合作”的新闻是谁写的？梁若尘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回答：“是我写的。”跟着说明这条新闻完全是照录张凌云的讲话原文和会场上群众对张的态度如实地写出来的。那代表又追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懂不懂潮州话（张的讲话是用潮州话演讲的）？梁即以潮州方言应答，有力地证明他所写的张凌云的话，文字是不会弄错的。由于梁若尘义正词严，敢于斗争，使那次会议没有什么结果，那位何应钦代表也无可奈何。但到第二天，潮梅通讯社即接到通知，严令即日起停止发稿，宣布关闭潮通社。这场斗争，梁锋芒初露，也锻炼了他的勇敢意志和策略思想。 中共潮汕地委宣传部负责指派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秘书方达史（中共党员）协助梁若尘筹办新的通讯社。经过一段时间分头活动，争取了汕头商民协会、汕头总商会等社团中的进步人士的资助，于1926年初夏，用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名义，成立了汕头国民通讯社，由梁若尘任社长，参加编辑、采访工作的有朱宝岱、杨拱垣（二人均为中共党员）和马赤人等。
国民通讯社发稿后，引起了国民党中右派势力的嫉恨，新国民社的张凌云、陈述经等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一方面通过他们把持的《新国民日报》写文章冷嘲热讽，另一方面挑拨离间，要各报拒绝采用国民通讯社的新闻稿。但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随着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国民通讯社也发展壮大起来，活跃在汕头地区的新闻战线上。他们还经常把新闻通讯稿发给广州的《民国日报》、《国民新闻》和《工人之路》等报社。
国民通讯社顺利发展，敌对分子是不会甘心的。一天下午，何应钦的得力干将何玉书来到国民通讯社，刚坐下便嘻皮笑脸地对梁若尘说：“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何总指挥要你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出发，做东路北伐军的宣传工作。”梁若尘敏锐地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里面肯定会蕴藏着阴谋诡计。于是他冷淡地回答：“让我考虑一下再答复你吧！”梁当即向中共地委秘密办事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说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为了釜底抽薪，搞垮国民通讯社。汇报时，彭湃同志在场，指示梁若尘留在通讯社继续工作，另派徐琛、余哲贞夫妇和郑栋材4人（均系共产党员）随军出发。他们进福建后，留在闽西漳州、福州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天（即1927年4月11日），徐琛夫妇被反动派逮捕，不久被杀害；郑栋材侥幸逃出。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国民革命阵营起了激烈的分化，革命与反动势力的斗争公开化、白赤化。广州如是，潮汕一带也如是。代表蒋介石、何应钦的实力派，在蒋介石炮制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后，于同年秋间，把一直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掌握的《岭东民国日报》的领导权夺去，交给投机分子方乃斌等主持，而原社长李春涛、编辑丁愿、李春蕃（均为共产党员）都被排挤出报馆。转眼间，这张拥护国共合作的报纸，变成了反动势力（包括“民团”、“保卫团”）利益的代表。迫于形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要创办一张新的报纸，指派梁若尘和萧师孟负责筹备，于1927年春节前，对开的《岭东日日新闻》正式出版了。梁若尘为该报的发行人兼经理（仍兼汕头国民通讯社社长），编辑有丁愿、李春蕃等。该报的经费来源，是通过进步群众团体分头征集。从一创刊，报纸每日销数便成为汕头地区各报之冠。《岭东日日新闻》出版了约3个月，1927年4月15日清晨，连同汕头国民通讯社一起，被反动军警包围捣毁了报馆。当日临时代理报务的巫丙熹同志（汕头书店经理）被捕。在事件发生前两天，梁若尘因奉地委之命，负有临时通讯任务，由汕乘外国邮船赴香港转广州，要向广州区委递交秘密文件，故未被捕杀。但当时香港《华字日报》仍有“汕头赤党分子杨石魂、梁工甫（即梁若尘）被捕的新闻误传。
在“四·一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梁若尘得到在船上的共产党人的掩护和帮助，以水手的身份带着文件赴广州特约联络点——市公安局，与郑春荣见面。郑与梁是高等小学时的同学，秘密负责潮梅地区党组织的联络人。梁若尘从郑那里得知中共广东区委已疏散，并留下指示：凡潮梅地区来的文件，均由送文件的人自行销毁，各自回原地区坚持工作，开展武装斗争。梁于4月19日化装改名乘日本船潜返汕头，然后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进行隐蔽的活动。
“四·一五”潮汕反革命事变（即所谓清党）中，国民通讯社被封闭，编辑朱宝岱、记者杨拱垣和一位通讯员被捕，押解到广州，同年10月幸获释放。
“八·一”南昌起义军在1927年9月下旬到达汕头。革命委员会派蓝裕业、罗伯良和梁若尘迅速筹备出版《红旗报》。但是，9月29日晚，正当《红旗报》创刊号即将开机印刷的时候，突然接到党的保卫员的通知，市区主力部队正在撤退，报纸出版工作立即停止，工作人员自行隐蔽，转入地下。
同年11月间，梁若尘在广州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到黄埔军校担任校报《黄埔潮》的主编。12月11日广州起义的当天，梁若尘又奉组织命令紧急筹备出版《红旗报》。与他一起接受任务的有丁愿、董芝（女）、丁彦等。选定原七十二行商报为馆址，同时运用该报原有编辑出版的各种设备，于12月12日赶紧编排创刊号。谁料，到了该日深夜又突然接到通知，必须紧急疏散，编排好的《红旗报》创刊号，也随着军情的急变而放弃出版。这样，梁若尘经手编辑的两张《红旗报》，都是已弄好了版样，却未能正式和读者见面。梁若尘每谈及此事时，都感到无限愤慨惋惜！ 流徙南洋 坚持新闻工作
广州起义失败，大批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了。按照党的指示，非武装人员自行掩蔽。梁若尘得到亲友、同志的帮助，侥幸逃脱。几天后，辗转得到李济深批发的一张委任状，写明派梁若尘往海外宣传慰问华侨，因此得以通过检查关卡，离开广州，经香港往新加坡。
梁若尘于1927年12月，化名梁忠殊，由香港乘印度的客货船“地刺华”号到了新加坡。在此之前的10月1日他曾被香港扣押过10天，然后解交给广州市公安局收押，并宣布他永远不准重到香港的。此番他伪装奔丧，混过码头印籍警员，侥幸得到顺利登岸。停留在香港两天，得到一家旅店老板的帮助买到船票的。那老板姓林，他的侄子是共产党员，曾与梁在汕头共事的。
从1928年至1937年，梁若尘在东南亚居留和工作了10年，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流转居留，从事新闻、文化工作，还穿行过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当年这些东南亚国家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除泰国名义上是独立王国）。据梁自己的回忆。这10年间他创办或参与过工作的报纸、杂志有：槟榔屿的《南洋时报》、《槟榔屿小报》、《中南晨报》、《现代日报》和《南洋导报》（半月刊）；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爱国周刊》。这期间，他还给上海《东方杂志》写专题通讯，介绍印尼、缅甸等民族独立斗争等文章。据所知，他当年用的笔名有“楚囚”、“力行”、“加卫”、“余学步”、“疾风”、“劲草”、“百孝”、“忠殊”等不下十个，其中“楚囚”用得较多。“若尘”原来也是笔名，后来作为正名使用了。此外，他还在马来亚的怡保镇得到一位热心爱国事业的巨商后裔姚先生出资开办一家书店，取名“朋友书店”。在文化比较后进的地区，传播进步书刊，还别出心裁开设一个报刊租借部，读者可亲身到书店租借，或由书店派人送书刊上门。
梁若尘在那十年中，一再流徙各地，这是非主观所愿，主要出于回避殖民地统治者和各种反动势力的迫害。1932年他离开亲自参加创办的《中南晨报》报社，而接任总编辑工作的××，是曾在莫斯科混过日子的托派分子，在抗日战争的中期充当蒋介石派驻广东后方的特务武装别动军的政治指导员。
1931年何香凝女士到马来亚各镇动员爱国华侨捐款筹办社会公益事业，梁若尘等多次将何大姐的活动、谈话在报上发表，不料空穴来风，竟然有些自命为反蒋的勇士者，攻击梁等人为“改组派”。对此，梁写了一篇《改组派进棺材》的社论，在《中国晨报》刊登，让读者分辨是非黑白，使那些散播谣言者自动缄口。
梁若尘于1935年应陈嘉庚女婿李天游的邀请，并得到《现代日报》负责人庄明理的支持，辞去槟榔屿《现代日报》职，到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
该报是陈嘉庚公司独资经营的。梁到《南洋商报》之初，很想了解陈老先生对祖国形势的看法。当时日本侵略军一步步进迫，蒋介石却胡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疯狂向红军各根据地进攻。虽然《商报》一贯是站在爱国亲侨的立场上，但情况复杂，报社对国内动态的报道如何掌握其尺度，还得进一步弄清楚。有一天报社秘书长李天游转达了陈老的答复：“除不许攻击孙总理中山先生外，什么话、什么新闻都可讲可发表。”梁若尘听后顿觉心中有数，便与报社的编辑、经理两部的进步同人，放开手脚处理业务，使报纸在读者面前有耳目一新之感。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梁若尘回国担任该报战地记者。不久胡愈之等进步文人加入并主持该报，使它成为一家有坚强战斗力的、声誉甚高的中文报纸。可以说，该报与4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华商报》，成为两盏相互辉映的爱国明灯，共同对团结东南亚华侨、港澳同胞，坚决拥护抗战，反对卖国投降作出贡献。抗日战争中辗转办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曾在绥远、热河与冯玉祥等联合抵抗日本侵略军而被蒋介石流放到欧、美的方振武将军，从法国经新加坡回国。梁若尘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陪同方振武将军在马来半岛各大城市向华侨宣传抗战救国。同年9月又以《南洋商报》特派记者名义陪同方将军由香港入内地。他顺道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广泛采访军、政和社会各界人士，然后把国内人民团结抗战的所见所闻，写成通讯，寄到新加坡和香港发表。最后他到了南京，拜访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同志，将海外及回到国内行经各地的见闻向叶反映。交谈历三小时。结束之际，叶对梁说，你离开祖国足有十个年头，今次回来需要加强对政治形势和党的基本政策的学习。叶随后指点他到武汉时拜访董必武同志，请他帮助。与此同时，梁还访问了叶挺同志，听取关于组织抗日新四军的介绍，梁在战火向南京进迫时，写了一篇《在首都访两叶》通讯，寄给《南洋商报》发表，让读者更加深刻认识到：抗日战争已到了严峻时刻，而中国共产党坚决团结军民，保家卫国。
一个星期之后，梁若尘在南京面临陷落时随同疏散官民重到武汉，得到董必武同志接见，梁向董老请求到延安学习。董老热情地回答：你是海外回国采访战地新闻的，还年轻体壮，加上通晓广东地方方言（广州、客家、潮州各种语言），你回到广州工作不是很方便吗？！至于加强学习，只要立场坚定，接近群众，勤奋工作就是最好的学习。于是梁又到衡阳小住十天，静心阅读沿途得到的报纸、杂志和各种资料，特别是有关抗战论文进行认真学习。 战争形势日紧，后方交通阻塞，行动不便。梁离开南京时，幸得邵力子的帮助，领到国民党军政部签发的“战地记者证”，很顺利地回到广州。日本空军轰炸广州石室教堂时，梁冒着硝烟拍摄了几幅石室被炸的现场照片，交给当时的《民族日报》制版刊登，该报因此聘梁为特约记者。梁回国几个月后便与国内报纸取得职务性挂钩。
梁若尘在广州一面与同业加强联系，采写各种新闻通讯，寄到海外发表，同时经常与广州新闻工作者交流宣传抗日救国的经验，结识了李子诵、叶广良等老报人。
1938年春，余汉谋派丁培纶、丁培慈两兄弟以广东绥靖公署和广东政府的名义前往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募捐，用以购买飞机参加抗战。丁培慈（又名丁愿）在大革命时期曾与梁若尘一起从事新闻工作，这次特意邀请梁一同前往。梁争取到《民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协同丁氏兄弟到东南亚各地宣传“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抗战思想。
他们穿行过菲、新、马、泰、老、柬和越南等地，为期四个月，行程超万里。返回广州后，由丁培慈写成小册子，纪述华侨拥护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反对中途屈辱妥协，虽然当时战况紧张，但他们仍然赶印出来，向市民散发。
1938年初冬，广州沦陷了，梁若尘从韶关经清远转进广东抗日军队新建立的指挥基地翁源，随后应余汉谋的高参黄范一的邀约，绕道到香港，协助筹备余汉谋出资创办的香港《时事晚报》。梁没有在报社内挂名。晚报的主要人员中有4名分别是从日、德、英、俄归来的留学生，其中任主笔的是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笔名乔木）和朝鲜义士李本植，负责采访部的是钟道生。这家晚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帮助爱国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晚报曾对华中及华南部分地区战局的失利，一再作侧面分析，号召海外华侨以物质支援英勇抗战的华北、华中的敌后游击队。晚报的言论招惹国民党右派的忌恨和破坏，出版不到一年，便被勒令停办。
梁若尘为了配合晚报的发展，曾组织一个向海外中文报纸发布新闻、评论的时事通讯社。因通讯社没有向香港政府登记注册，至此也只好停止发稿。梁并没有因此偷闲，他一面给新加坡、曼谷的几家中文报写通讯，一面撰写有关南洋各地侨情的文章，用几个笔名（包括梁若尘一名）给《世界知识》等报刊发表，因此他又被人们誉为南洋问题专家。
1939年，在中国青年学会的支持下，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成立，该学院的领导班子群贤荟萃，著名的老报人郭步陶、金仲华、刘思慕、叶启芳等先后担任过院长。梁若尘也曾担任该院的教务长，并讲授新闻采访学课，他曾发动第一届男女学生共8人组成战地新闻工作组，奔赴广东抗日前线及后方采写新闻，同时参加军队政治部工作。中国新闻学院的学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曾为革命作出不少贡献。1948年该院老学员在广州成立校友会时，梁被推举为会长。在中国青年记者会香港分会委托和支持下，进步的“中国新闻通讯社”在香港成立，作为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实习场所，同时向香港和海外中文报纸发送新闻稿和专题评论。梁被指定担任社长，叶广良任主编。
梁若尘在港一年多期间，还多次应邀到“华员协会”、“电车工会”等团体作形势报告，激励听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各尽其力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为民主与解放而斗争1940年冬，梁若尘决定由香港回广东临时军政中心的韶关。动身之前，在一家咖啡店与廖承志、夏衍、乔冠华等同志饮茶，商讨回内地的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几天，他回到了韶关，事件发生的消息已传到他耳边了。而当地的报纸初则只字不提，后则反而加罪于新四军，显然不会作如实报道了。梁于是找到了重庆国民党报《中央日报》驻广东的记者汪铿（汪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员），动之以情，激发他对国民党不讲真话、隐瞒事实真相的义愤，商定共同创办一家“讲公道话”的报纸。汪的夫人陈翼还推荐了邬维梓参加。他们仅花了十来天时间，就办妥了注册手续，将一份小型四开八版隔日出版的《时报》送与读者见面。当时，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恶浪中，广东省国民党的党、政当局就把这份说公道话的报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出版至同年11月，因《时报》如实报道香港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当年广东省长李汉魂授意省保安司令部以“泄露军事秘密”为借口，封闭报社，同时诱捕梁若尘、汪铿两人，收押于第十二集团军军法处（芙蓉山庙堂）。
《时报》原工作人员吴华胥、邬维梓等不避风险，在拥护国共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知名人士张良修、王鼎新、陈卓凡等支持下，取得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青年部长发给《新报》的出版执照，在梁、汪出狱之前出版了，仍由梁若尘任社长。新出版的《新报》本着《时报》宗旨“讲公道话”，反对向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出版约3个月，反动的当权者借口《新报》的出版执照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予批准，指示新闻检查处查封《新报》。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1942年7月间，梁若尘、吴华胥、邬维梓、林玲（笔者曾用名）、陈乃桐和钟健等恢复出版由钟健出名注册的《明星报》，经费由一位爱国青年商人黄季川主动资助。但是出版不到半年，国民党反动权势者，又借口《明星报》曾停版超过一个月，出版登记证已失效，不能继续出版。从创办《时报》起，到《明星报》停办不满两年时间，办报班子基本没有改变，出版宗旨也坚定贯彻，但“三出娘胎”，历尽艰难，然而梁仍没放弃他的追求。1943年6月他们又将一份《晨报》送与韶关的读者。这份报纸得到更多读者的支持，影响迅速扩大，经济上也能独立。直到1945年1月下旬，韶关沦陷的前一天早上，才忍痛停版。
韶关沦陷前，梁若尘等早有应变准备。沦陷之日，全体员工迅速转移到阳山县，支援《北江日报》扩大出版。这家报纸是地方坚持抗战人士倡办的。梁若尘和赵元浩则通过广州中共地下组织同志介绍转到东江抗日根据地，找到中共广东临时省委。1945年7月接受党的指示，梁、赵和邬维梓进入广州准备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即将来到，并筹备出版《广州晨报》。1945年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晨报》（四开版）就和广州市民见面了。8月26日扩大为对开的《广州晨报》，跟着又增出对开版晚报。可是同年11月底被国民党反动军、政实力派封闭。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政两方势力都想对该报加以利用和控制，向梁若尘施以种种诱饵，梁等不为所动；他们见软的办法不行，就施用横暴手段，勒令停版。当时得到舆论界的支持和“国大代表”刘侯武、张良修、萧佛成等三人为之质询，广州行营一些地下共产党员从中帮助，曾得过暂时复版，最后又于11个月底则派军队封锁报社大门，并强令停止工作；同时密令逮捕梁若尘和赵元浩等三人，幸而得到在张发奎司令部里的“共产党特支”秘密通知，梁、赵两人才能及时转往香港，免予被捕。
梁若尘1945年12月重到香港，从事各种爱国民主活动和文化出版工作，创办过一家没有向香港政府注册的新闻通讯社，向海外中文报纸供稿，同时参加创办《愿望》周刊，向海外和内地发行。当时为这周刊写稿的有郭沫若等同志。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服务1949年9月，梁若尘应召进入内地，预定到赣南迎接南下大军。10月21日回到广州，参加军管会接管和处理原在广州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工作，接着担任新创立的大型新华印刷厂的总厂厂长。1950年在广州参加出版《联合报》。该报是解放后第一家由各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报纸。他被推举为报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经理，李章达任报务委员会主任，萧隽英任副主任。1952年《联合报》主动停版后，广州市党委办的《广州日报》出版，梁若尘任经理。
1955年梁若尘调任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由这时起，他与持续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告别了。虽然报人生活并不轻松，但长期来与纸、笔、油墨结了缘，他还是依依不舍的；此后，他还担任了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名誉馆长等职。
1957年，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梁若尘受到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迫害。在严峻的日子里，他胸怀坦白，立场坚定，顾全大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若尘先后出任广州市第七、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参议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常委、顾问，民盟广州市委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等职。他积极参政、议政，联络海内外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编写文史资料。
1990年8月19日，梁若尘在广州病逝，终年87岁。
临终前，他嘱咐家属将其稿费、存款捐给家乡发展教育事业。8月31日在广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由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张汉青主持，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赖竹岩致悼词。
人物评价
梁若尘由1919年办学生墙报开始，到1955年改行文化工作为止的36年中，他经手创办和参与工作过的报刊和通讯社共有26家，其中报纸18家，通讯社4家，杂志4家，其经办报刊通讯社之多，在新闻史上，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业绩。他的足迹遍及寒、温、热三个地带；曾三次入狱，两度临捕逃脱，历尽坎坷，实为国内外报界所少见。回顾他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不论在国内白色恐怖中，还是在国外帝国主义的险恶的魔爪下，他总是尽智竭力开拓一个又一个对革命有利的新闻阵地，就象在雾霭苍茫的浅滩逆流而上，留下一个个的脚印。这些脚印与中国各个时期的战斗历程相联系着。
梁若尘同志待人坦诚热情，善于与不同观点的人交往，化阻力为助力；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从创办报社、通讯社，经营管理到采写新闻、编辑发行，他都在行，可以称得上是办报的全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