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亚南
人物简介
  王亚南王亚南(公元1901～1969年)，男，湖北省黄冈县王家坊村人(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著名现代经济学家。 
王亚南父母早逝，在兄长支持下他在黄州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中，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在这里，他的人生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
翻译《资本论》
中国的寺庙除了养育和尚与山林外，也庇护了不少穷困的读书人。在杭州期间，王亚南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这里，他结识了他事业上的重要伙伴即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很快结为至交。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从此，他和郭大力这位朋友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资本论》也成了王亚南终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典。 
1928年王亚南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在这一二年中，他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他自己的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王亚南开始崭露头角。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会面，他谈了自己的欧游见闻，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此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王亚南，向他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并希望尽快译出，早日付印，并且预支了一些费用。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给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亚南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王亚南文集》五大卷，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所走过的道路，他是一位译著丰富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位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王亚南校长的塑像
首译《资本论》
首次全译《资本论》三大卷。王亚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于1938年出版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资本论》是公认的博大精深的巨著，但在此之前我国一直没有完整的全译本。而要准确无误地译成中文，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中文表达能力，还要有深厚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积累。王亚南和郭大力严格按照他们制定的计划，先用8年时间，翻译马克思之前的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全译《资本论》打开通道。在当时国民党的 “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郭、王两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历经艰辛，终于胜利完成全译工作，这是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他们的这一突出业绩是永存的。
经济史学的开拓者
  王亚南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完整系统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在1949年前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是一个突出的科学研究成果，它的理论贡献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
理论研究
位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王亚南校长的塑像
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是王亚南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专著，包括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以及另两本代表作《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通过上述著作，对于旧中国的商品经济理论、资本理论、利润利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精辟的见解，并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在这些系统研究中，他着重指明在近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既有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又有封建经济，这个经济形态具有过渡性质。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关于近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长期争论中，为主张近代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正确观点，做出了科学的系统的理论阐发。这对于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革命的战略策略具有重大意义，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卓越贡献。在中国古史分期的学术讨论中。王亚南是“西周封建说”的著名学者。
首倡“中国经济学”概念
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学原论》，被誉为中国的《资本论》。解放前的学术界认为他的著作具有的“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三大特色”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解放后，王亚南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非常重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他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研究，《资本论》研究和价值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了有关著作，同时在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以后，锐意改革，率先倡议成立经济学院，积极创办经济研究所，创办《厦门大学学报》和《中国经济问题》等杂志，锐意把厦大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教育家
王亚南
王亚南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高瞻远瞩、在教育理论上富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的教育论，人才论和教学论，内容丰富，很值得重视。他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与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教育并重。早在50年代初，他就认为综合高等院校中存在的“重理轻文”的现象必须纠正过来。他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发，主张大学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要创造自由研究的科学风气；他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要认清校情，发挥优势，办有特色的大学的教育指导思想。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强调要给人以适合发挥才能的环境。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事迹，曾被作家徐迟赞誉为“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王亚南对人才大胆使用而不求全责备，胸怀宽广，不论资排辈，积极扶植新进，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怀念，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师表形象。而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是他留给教育工作者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王亚南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二亚南的教育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份宝贵遗产。以下仅从教育观、教学观和大学观三个方面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简单述评。
教育观
王亚南的教育观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而目也体现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他认为教育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因而要从教育与社会诸要素的相匀关系中认识和把握教育的本质。他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教育是现代教育的核心，自然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教育不可偏废。他抨击当时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对科学与学术自由的扼杀，指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科学不受尊重，研究科学的自由也横遭限制与剥夺，乃表示该社会在衰落式微中、在向后发展中。面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王亚南针锋相对地在大学讲坛与研究论坛上，大力倡导学术研究自由，并常引用黑格尔的名言“理性与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勉励科学研究者。土亚南毕生以一个民卞战士的姿态站在教育战线的最前列，积极倡导学术自由、研究自由，经常鼓励学生自己学习和自己研究。他有一句名言: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
教学观
  王亚南与青年学生座谈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教学观是对教学活动中教与学的本质、规律、特点、关系等听持的看法，具体涉及到什么是好的教学。是成功的学习、教学的侧重点应在于让学生掌握知识还是让学生自己组织知识。什么样的教学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等问题。王亚南长期执教于大学讲坛，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就学习方法和治学经验所发表的许多原则性意见，包含着富有启迪的教学思想，反映了他对教与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他主张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王亚南都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他认为，治学要奠定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要注意积累知识;基础宽的目的是为了深，同时也只有宽了才能专和深。提倡勤奋治学，反对治学无法。 王亚南认为，科学方法的掌握是人才成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一个人学术上能否有所建树，跟他自学的方法很有关系。他也认为，学习要有方法，但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死的，不同的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没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也提倡教学相长，反对闭门独学王亚南非常赞同“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他认为，一个人做学问，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独立钻研，也需妻老师的指点和朋友的帮助。他主张“共学”，告诫学生不要忽视共学的重要性，因为“独自一个人学习，易使人流于孤僻，流于孤陋。
大学观
  《王亚南文集》一卷至五卷王亚南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又任厦门大学校长等行政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主张：(一)教学为主，兼顾科研。 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通过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来提升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优势，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二)文科理科，不可偏废。王亚南认为，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一定要主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切莫重理轻文，破坏高等教育合乎规律的成比例的发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造出许多“多余”或“过剩”人才，增大了社会的不调和现象。(三)发扬优势，办出特色。从方法论上说，发扬优势是一个如何从实际出发、掌握客观事物的特殊性的问题。王亚南指出，“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能离开它所体现的社会现实而得到理解。他认为，经济学研究一定要认清国情，因为在理论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但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这种思想反映在办学上，就是要从一校的“校情”出发，根据自己的传统优势，因地制宜地创建富有特色的大学。
教学与著述
抗战期间，王亚南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直至解放前，他先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厦门大学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 
从1950年起，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去世。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69年，他因癌症于上海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身后留下四十一部著作(译作)和三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 
厦门大学召开纪念王亚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福建省委在他的骨灰安葬仪式上，称他为“不辞劳苦，勇于攀登，学识渊博的著名经济学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他不像一般的翻译家，一本书翻译完了也就完了，王亚南把《资本论》的观点，马克思的立场方法，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武器。如他经济理论体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王亚南，向他提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几年之后，他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对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 
王亚南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反对按图索骥似地套用现成公式，在实践中反对削足适履似地去应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陈景润的交往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任校长期间，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是一段有名的佳话。陈景润本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可是分到北京某中学时，却不适应数学教师的岗位，工作和生活曾一度陷入困境。王亚南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让陈景润返回母校，让他安心地从事数学研究。后来陈景润科研取得成绩，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要调他去，又得到了王亚南的支持和成全，陈景润后来终于攀登上了数学的高峰。著名作家徐迟在他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生动地记叙了这件事。
最后的岁月
在“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加诸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来临了，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
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早就看出了林彪与“四人帮”一伙的丑恶本质。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卧病期间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1]
少年轶事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人物评价
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于光远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

人物介绍
王亚南，男，1956年5月生人。教授，兼职实验教师。兼职讲授《民族学调查方法技能》实验课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文化开发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研究成就
主要学术方向为民俗学和文化研，兼及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参与完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九五”规划重点课题1项，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执笔完成2001年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文化蓝皮书”云南报告部分，牵头完成2002～2005年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文化蓝皮书”云南报告部分；独立完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1项，参与完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2项，主持完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1项。迄今出版著作及文集《口承文化论》等约20部；参与编写《中国象征文化》；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口承文化：文明的渊薮》等逾200篇。[1]

人物介绍
王亚南，男，南京邮电大学传媒技术学院教授、心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江苏省心理学会发展与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会员。现从事《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第五批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心理学会2001-2005年度工作先进个人。[1]
研究方向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研究成就
主持开展20余项省级、国家级等课题的研究，参与15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有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复印资料等转载，有9篇学术论文获得各种奖励；学术专著《思维发展的心理机制研究》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参著专业书5部；编制心理量表2个，填补了国内空白；有8篇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有10篇论文在国内学术会议上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