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家溎
《蜗寄庐》，创业维艰的第一代
蜗寄庐，喻为狭小如蜗牛壳的屋子。据《辞海》解析，三国时代的文士焦先和杨沛建造圆形的屋舍，称为“蜗庐”。此后的文人们也自称简陋的居处为“蜗庐”，宋代陆游的“蜗庐”诗中有“蜗庐四壁空，也过百年中。”之句。
宁波“蜗寄庐”的第一代孙家溎，就是借这段典故，来称呼自己的居舍，并以“蜗庐主人”为号。
孙家溎（1879—1945），生于清光绪五年，字翔熊。其祖原籍慈溪龙南，原是三国孙权之后，清代中期迁入宁波城内“道署后”，即原中山公园。清代晚期，在上海经商的孙家溎父亲一支，迁居镇明路三支街，后来孙家溎又迁居于“天封寺前”，在此修缮居舍，筹建书楼，即今天封塔南的塔前街（塔影巷），原有楼房近800平方米，至今尚存二层楼三合院近400平方米，四周有高墙围护，楼前有60余平方米的明堂，用作养花种草。
孙家溎是我国的末代秀才，曾在上海当过小职员。他生性好学，关心文献，省吃俭用购藏书籍而不惜家财，将楼上的卧室大部分辟为藏书专用，额曰“蜗寄庐”。特别在20世纪初期的兵荒马乱之中，孙家溎先生竭尽全力抢救收藏行将灭绝的善本，甚至包括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徐氏“烟屿楼”散失于民间的珍本，其中著名的有元刻《隋书》、《范文正公全集》，明刻本《蔡中郎集》、明抄本《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等，约有447部，共约二万卷，其中珍贵的善本占一半。此外，如不能购到的，动手抄录。
对于“蜗寄庐”之藏书，民国《鄞县通志》有记载：“专讲版刻，初收艺术小品，渐及四部，遇有精本则以前蓄新媵以银币易而得之，故其所藏版本精美，而数量不多。尝出百金兑初印本《庚子消厦记》二册。书友以其能出高价也，于是故家散出之书，莫不先往孙氏家。”
由此可见，“蜗寄庐”之每一本古籍，是一位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呕心沥血铸成，而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月，妥善保护也备尝艰辛。
古人藏书，或损于虫蛀霉蚀，或伤于盗贼兵火，孙家溎每年都要在高墙院内数次翻晒整理，又不敢贸然向外借阅，以防“露白”，但却更有一些识货书商，千方百计打藏书之主意，但终于被累次拒于门外。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宁波城被日本人占领，为保古籍之安全，年过六旬的孙家溎与大儿子一起偷偷雇船，将藏书一批一批运到鄞县山区。有一次两麻袋书落水，父子俩好不容易捞起，翻晒一页页的湿书。当时又有国民党军队残部发现了藏书，竟要把古书烧掉，虽既送钱又求情，不幸四麻袋书已经半焦，孙家溎为此悲痛不已。
待熬到抗日战争胜利，68岁的孙家溎撒手西归，“蜗寄庐”的藏书又由大儿子孙定观来继承。
“蜗寄庐”的幸运归宿
“蜗庐主人”孙家溎的三个儿子中，孙定观为老大，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次子孙传豪攻学理工科，长期离家在外，68岁就过世。老三孙传哲，生于1915年，比大哥小12年，由于在上海就业，因此藏书都由一直居守在“蜗寄庐”旧宅的孙定观来继承。
新中国成立以后，珍藏在乡下的古籍，因数年颠沛，有的霉蛀、脱页、有的破损、残缺，子继父业的孙定观，也嗜书如命，他一次又一次将古书从乡下运返城内，当时已担任宁波财政学校教师的孙定观先生一有空隙，就埋头于书楼，不嫌其烦地把古籍一页又一页修补、校抄、整理、重订，他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波历届政协委员，曾被聘为宁波天一阁、文物商店、工艺美术研究所顾问。1963年，他退休以后，更抓紧时间整理古籍，甚至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1964年，孙定观先生逐步将整理好的藏书低价出让或捐赠天一阁。1966年文化革命浪潮袭来，为防止古籍损失，孙定观先生又及时将一批古籍和字画捐赠给天一阁。
至今，我们在天一阁的千晋斋陈列室，可看到孙定观先生于1979年10月15日亲笔书写的《孙氏蜗寄庐捐赠图书文物记》，记录了该批捐献的古籍538种、954部，即5287卷，共1670册及字画86件。与此前捐赠的古籍，共计达14947卷，成为天一阁30万卷藏宝之组成部分。
1981年初冬，我在“蜗寄庐”的楼下明轩，又一次拜访了孙定观先生。当时阳光从窗扉中透入，暖意浓浓。78岁的孙定观先生兴奋地拿出了不久前由政府部门颁发的捐赠表彰证书，他说：“这幢“蜗寄庐”，一百多年了，我与先父二辈，苦心收集的藏书，终于有了永久性的归宿，实现了先父的遗愿。”
孙定观先生当时还感慨地说：“我国虽是文明之邦，但旧时代的藏书历尽坎坷。明代丰坊的‘万卷楼’，一丧于窃，再毁于火；桂井陆氏、天一阁范氏，国难家危之时，书亦四散；明董书登、清全祖望等，都是前车之鉴……。”
1985年，孙定观先生82岁逝世，他最后的遗容十分安详，因为，“蜗寄庐”的藏书有了最可靠的归宿！
“蜗寄庐”孕育的当代邮票大师
1915年，兵荒马乱、灾难深重的年代。孙家溎的第三子，孙传哲诞生在“蜗寄庐”。
由于孙家溎先生不仅收藏古书典籍，又长于书道画理，丰富的古籍书画，可供他的三儿子孙传哲临摩习画，故孙传哲在小学和在宁波中学读书时，美术绘画已经出名。中学毕业，孙传哲以优异成绩考上上海美专西洋画系，后又继续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深造，成为徐悲鸿、潘玉良、刘海粟等大师的嫡传弟子之一。1935年，21岁的孙传哲在“蜗寄庐”举行婚礼，尔后与妻子同到上海，在一家俄国人开设的广告公司画了十年广告，他又以优异出众的绘画水平，在应考的数百名美术人才中，被录取在上海邮政局，专司邮票设计。不久，人民解放军进城，孙传哲参加了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行列，此年，设计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周年纪念邮票。他已从上海奉调到北京国家邮电部，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邮票设计师，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第一套纪念邮票、第一套航空邮票、第一套欠资邮票，第一套人民币都出于他的手。1960年孙传哲为设计一套“金鱼”，特地拜访生物学家童弟周教授，童弟周教授赞不绝口：“真是太美了，画活了！”此后，在设计黄山风景时，专程登山数十天。设计月季花时，行程万里，寻觅名种，六易其稿。
孙传哲说过：“邮票虽小，却是国家的名片。”由于旧时代的艰苦艺术生涯，扎实的中西绘画功底，孙传哲钟情于自己从事的“方寸天地”，使新中国的邮票熠熠生辉，享誉于全世界。40多年以来，孙传哲参予设计的邮票多达150余套。其中“金鱼”、“黄山”、“梅兰芳”、“台湾风光”、“紫貂”、“苏州园林”等，令人爱不释手。他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邮票设计大师，又是1980年评比的全国最佳邮票的主要设计者。1981年，当时已66岁的孙传哲仍未离开他的设计室，他应邀参加世界邮票博览会，被授于卓越贡献的荣誉证书，翌年，他曾回故乡看望孕育过他的“蜗寄庐”旧宅。
1982年，有一位宁波同乡慕名到北京去看望他时，孙传哲先生仍然乡音未改，用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说：“去年，我刚回宁波去过，我的老家在天封塔下面，有个塔前街，我就生在那里，现在我的大哥还住在那里，今年已经80岁了。”
1985年，孙传哲应联合国国际和平大会之邀设计宣传画，成为我国唯一的联合国特邀邮票设计大师。1986年，孙传哲先生才正式退休，该年曾携带他设计的邮票手稿在宁波青少年宫展出。回北京后，孙传哲孜孜不倦于晚年的贡献，指导青年接班人的邮票设计、参予许多社会活动。但不幸的是1995年4月3日，孙先生孤身回家途中，挤乘公共汽车，不幸跌倒，头部落地，就匆匆地离开世间，享年80岁！
孙传哲先生曾以“40年魂牵方寸，心系邮苑，一生无憾”作自勉，但他的不幸去世，却真使人遗憾。在1997年春季的嘉德国际拍卖会上，孙传哲设计的蓝军邮票以39.6万美元成交；1997年4月25日，浙江诸暨市成立了“孙传哲邮票艺术集邮文化研究会”；1999年9月13日，宁波市文化局发文，孙传哲故居“蜗寄庐”列入文物保护的名人故居。可否以为这就是社会对这位默默地奉献于“方寸”的孙传哲先生的回报。
在塔前街“蜗寄庐”内出生的，还有孙定观先生的6位儿子、2位女儿，其中有美国的医学博士、台湾的高级科技人员、马鞍山钢厂的总工程师、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领事、桐卢中学教师、上海工学院讲师、杭州土产公司会计师等。今年73岁的孙诗乐先生，退休之前任职宁波动力机厂高级工程师，是“蜗寄庐”的承管者。1988年，孙诗乐先生又一次将“蜗寄庐”残存的十余大箱书捐献给宁波大学文学中心、古文化研究中心。
当孙诗乐先生获悉“蜗寄庐”已作为市级文物保护的“名人故居”讯息时，他表示，要将先人留下的遗物无偿奉献，让孙家的海内外后代们，有机会来看看上一辈的业迹。
“蜗寄庐”的三代人曾为中国地方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护，作出过无私的奉献，平凡而并不宽敞的“蜗寄庐”，曾孕育过当代邮票设计大师，“蜗寄庐”是中华文化的一束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