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霖之
相关事件
1935年起任中共直甫特委委员，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37年冬以中共山东省委代表身份去聊城，指导鲁西北地区党的工作。1940年起任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1941年6月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合并后，曾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副书记，一度兼任冀鲁豫军区政委，致力于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194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民运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1946年11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政委。参加了出击陇海路和定陶等战役。1947年8月任第十一纵队政委。后率部随陈(毅)粟(裕)野战军南下豫皖苏地区。1948年参加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渡江战役后，任南京市副市长。同年底赴西南地区，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重庆工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起历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1975年平反，1992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轶事典故
1925年入南宫县师范讲习所学习。
1927年起任小学教员。
1929年夏考入驻山东烟台的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该部任秘密的中共支部书记。
1931年返乡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9月任中共南宫县委组织部长。
1933年11月任县委书记。在南宫、巨鹿、平乡、威县一带组织革命斗争，发动直南武装暴动。
1935年起任中共直甫特委委员，书记。
1936年4月调任中共冀南特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春任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1月作为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北特委代表到聊城，以山东省第六区政训处(后改政治部)组织科长身份指导鲁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与六区专员范筑先合作抗日，开创了敌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聊城失守后，在冠县、馆陶连续召开了鲁西特委和鲁西北党政军干部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稳定和发展了鲁西的抗战局面。
1939年1月任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
1941年6月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合并后，曾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副书记，7月任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
1942年10月改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43年11月调任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冀鲁豫工委书记。
1945年10月，恢复中共冀鲁豫区委，复任区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致力于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194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民运部部长。同年冬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十一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政委期间,参加了出击陇海路和定陶等战役。曾率部随陈(毅)粟(裕)野战军南下豫皖苏地区。
1948年参加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
渡江战役后，1949年4月任南京市副市长。同年底赴西南地区，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重庆工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8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55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4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1956年5月任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1957年9月—1967年1月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遭受江青、戚本禹的诬陷迫害，捏造其为“彭真的死党”，被非法关押，但始终正义凛然，拒不承认捏造的罪名，不牵连其他无辜的人，于1967年1月22日凌晨在北京被毒打身亡，他是文革中死于直接暴力的第一位政府部长，成为文革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975年1月23日，煤炭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发出《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恢复了政治名誉。
1979年1月24日，正式平反昭雪。
1992年12月2日由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史籍记载
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心中越来越不安。大街上“宣传车”高音喇叭里宣读“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首长讲话”声阵阵传来，大报小报上“夺权、揪出、粉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等口号层出不穷。李蕴华提出到矿院看望张霖之，送生活用品，她甚至说到“犯人还可以探监嘛”，但却遭到拒绝，对方的答复是：“如果划不清界限，把你们一起算成黑帮！”
李蕴华担心丈夫的身体，她要求张霖之回家休息，哪怕每周回来一天。她联系各个方面，打电话、写信，希望能找到一个领导，一个还能说了算的领导，为张霖之说一句话。这在平常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1967年1月的大夺权高潮中，在共和国历史上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年代，竟然做不到！
李蕴华守着那部直通中央的红色专线电话，欲哭无泪。那个年代，电话好像也有“阶级性”，李蕴华能通过这部电话直接找到的人，全都自身难保，她想通过转接、报告方式找到有关方面的电话，都没有回音，她写的信，竟然无人敢交上去。
张霖之不是被秘密绑架到偏远地点，他前往矿业学院作“检查”不是个人行为，那里距中南海的直线距离也不过十馀公里，但对张霖之的批斗、毒打延续一个月之久，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批斗他的人，有矿业学院的学生，有教师，有学校和部机关的干部，甚至有负责学生军训的军人，但是，对张霖之的非法迫害 就是这样在众目睽睽、熟视无睹的情况下不断进行！
张霖之的女儿决心冒险去探望父亲。1967年1月的一天，她从自己所在的北京工业学院来到矿业学院，从在院内监督劳动的一位部领导口中知道了父亲的囚禁地点，以下是她的回忆：
“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爸爸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了红×。”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 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
“就这样，在一群暴徒的监视下，我们父女相对无语。我只问了一句：‘爸爸，您还有粮票吗？’就被暴徒怒声喝住。为了能多陪爸爸一会儿，我只好藏起满腹的话，不再作声，爸爸也一直沉默，直到我要被押走时，爸爸才缓慢却有力地说：‘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张霖之的女儿被工业学院造反派带走，在学校内关押，开大会批斗，也失去了自由。
张霖之给家人的最后一个信息，是重复他与妻子的约定，革命到底，决不自杀。他要告诉人们，假如遭遇不测，一定是有人蓄意谋害。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这样无止境的拷打折磨中，已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张霖之的女儿没有能回家，他的夫人和儿子仍然不甘心。他们决定趁快要到来的春节之际举家前往探视张霖之——难道过春节送一碗饺子也不行？难道造反派能把全家都扣押？但他们万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
时间已近1967年1月下旬，全国夺权，“捷报”频传，但煤炭部和矿院的造反派却越来越焦躁。他们没有料到，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压倒政治优势，竟然对张霖之不起作用。他们向中央文革拍胸脯保证把张霖之“彭真死党”定为“铁案”的任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居然毫无进展。此时，张霖之孤身一人，单独面对不可一世的造反大军，毫不让步，日后，一旦让他翻过身来，这些煤炭系统的造反头目如何收场？其实，就连正在势头上的戚本禹也有后顾之忧，他就曾经说过，一定要把走资派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否则，“将来走资派翻上来，让你爬狗洞你也得爬”！
于是，骇人听闻的一幕拉开了。 
矿业学院的造反派决定将迫害进一步升级。他们纠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煤炭系统的造反组织，各色人物，轮番上阵，对张霖之进行毫无人性的摧残。此时，他们已经对张霖之说什么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张霖之的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
在30多天的关押之中，张霖之被批斗52次，每一次都不亚于旧社会的“过堂”。到1967年1月中旬以后，迫害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来自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重30公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张霖之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他的头上，把张霖之压倒在批斗台上，昏死过去，换来的是欢呼，是对张霖之的责骂。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铁证。我 们的后代已经很难相信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1967年1月21日，矿院举行庆贺“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大会，张霖之照例被拉去游行示众，沿路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随意殴打。此时的张霖之已经无力抬头，他被架着拉着批斗，头垂得很低，以至于造反派未能拍下他面部的镜头。一个年近六十、身患疾病的人，还能忍受多长时间这样的虐待？但这一天，张霖之再次被逼供折磨，造反派还故意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张霖之摔到地上。参与者以后的供述是：“这时候张坐在地上不起来，田和我又踢他几脚，把他拖起来。田拿带铜环的腰带打张的脖子，我也用腰带打了几下。”
张霖之不是“不起来”，而是起不来了，他必须要有人“拖”才能动。这样的拷打延续到夜晚。那一夜，住在同一座楼的矿院军训团的一个排长对某造反派说：“你去看看张霖之那副怪样子”，什么样子呢，垂死的样子。正是那一夜，军训团值勤人员“没有见到外人进来，其他人没有听到动静。”正是那一夜，张霖之在严刑拷打下死去。
张霖之死了，属于非正常死亡。但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里，非正常变成了正常。造反派急于掩盖事实，伪造现场，不通知家属，不验尸，就擅自拉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是由于火葬场坚持要家属到场，才未得逞。张霖之的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正式通知，是好心人私下传达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即使如此，矿院造反派仍然不让家属看尸体，还继续用“划清界限”来威胁他们。后来，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消息，指示公安部验尸、调查，张霖之的家人才能有机会见自己的亲人最后一面。这是怎样的一面呢？
赤膊的张霖之被扔在火葬场一间小房子里的水泥地上，下身穿棉毛裤，脚穿着棉鞋没穿袜子，全身青紫，口微张，背后是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三十多处伤痕，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血痕尚在，前额偏左处有塌陷，这些都记录在验尸报告上。
这是1967年1月底的一天，那个时候的政治空气，没有经过的人想像不出来。造反派先人为主，制造张霖之“自杀”的假象。但是，张霖之遭受击打的头颅是否有骨折出血？心脏病有没有发作？内脏有何损伤？脖颈上的勒痕是不是他人所为？有几个人在当天看守张霖之？他自杀的绳子从哪里来？这一串迷团一个也没有解开，在当时，也不可能解开。事实上，张霖之当天已根本没有能力躲过看守，走出房间，自己爬上洗脸台“自杀”。张霖之的尸体没有解剖检查，死因也未进行认真调查，因为张霖之死亡时的尸检报告开篇写着：“死者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验尸的结论是“缢死”，至于是他杀还是自杀，答曰，“不在调查之列。”既然全国都在开展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既然公安部长是谢富治，验尸还能有什么结果？
张霖之死后那一天天亮时，张贴在煤炭部机关里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1967年1月22日早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但很快有人觉得说法不妥，马上被撕掉。
张霖之的死，造反派得益最大。在当初，他们关押批斗张霖之还有些新鲜感，优越感、成就感，到后来，张霖之已经成了一块吐不出咽不下的硬骨头，卡在喉咙里令他们万分恼怒。这一下好了，宣布张霖之“畏罪自杀”，不是死党也是死党。找“活材料”的任务也没有了，正好交差。骑虎难下的最佳解决办法当然是让老虎死去。
有必要提到一位何姓证人，1973年11月17日提供的证词：“张临死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经济系参加军训的同志开会时，有人提出： 张有自杀的苗头，并在会上提了两条注意事项，第一，提高警惕，防止张自杀发生意外；第二，把洗漱室晒衣服的背带解下来，不然张用解放军的背带上吊自杀影响不好。”
当天晚上，张霖之就在众人严密看管和“提高警惕”的情况下死去了，还没有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真是“巧合”。还差二十几天，张霖之年满59岁。
张霖之死去的当天，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到来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巧合，好像是专门为张霖之之死发表宣言。 
但是，了解张霖之、信任张霖之的人另有看法。曾任冀鲁豫泰西地委书记的袁振同志“文革”前任山西省委书记，1967年“夺权”期间，他被“解放”并“结合”到省革委生产组当副组长。革委会主任刘格平派他到北京找周总理要粮食，解决山西的粮食危机。1967年2月，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住处，袁振提到他在外面看到的大字报，问总理，“张霖之怎么自杀了？”总理脸色一变，当即回答：“是他杀不是自杀！”袁振看到总理面带怒容，没有再问下去，但这7个字却给他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总理讲这句话的时候，陈毅同志也在场。当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同志也向笔者证实，总理从不相信张霖之是自杀。但是，在那个非常年代里，这样的话仅仅能在小范围讲一讲。
在张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没有宣布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在张霖之死去前的十几个小时，1967年1月21日下午，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舰队司令部离奇死亡，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说，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但陶勇案始终未破，陶的妻子又被关押迫害身亡。在张霖之死去的同一个月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于造反派囚禁之中。张霖之在重庆的老同事、西南局书记于江震死于非命，年仅55岁。也是这个月的8日，张霖之在西南的战友，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悲愤自杀，他写下遗书：“文革这样搞法，谁高兴？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在张霖之被害死的北京矿业学院，悲剧在继续。前矿业学院院长，文革开始时已经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的吴子牧被造反派抓回来批斗，刑讯逼供，身受重伤，死于北京医院。遭拘押批斗的矿院政治部副主任从楼上“掉”下来身亡。矿院造反组织宣布了一个“七十二小时交代”的运动，搞得教职员工人人自危，短短40天里7人死亡。全院非正常死亡共20多人。
“文革”结束后，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像矿院这样把部长整死，是全国高校第一份。现在，矿业学院已经改为中国矿业大学。在它的校史大事记中记录着：
“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张霖之被诬为彭真死党、三反分子，于1967年1月22日凌晨在矿院被关押、批斗、迫害致死，成为北京矿院‘文革’期间迫害狂潮令人发指的一页。”
矿业大学并不因自己改了名字就删掉这段历史，值得赞赏。
听到张霖之的死讯，他的两个儿子赶到矿院，寻找父亲的下落，却被告知已经送火葬场了。当张霖之的孩子离开时，竟然还有人不忘提醒一句：“你爸爸还有半个月的粮票没交呢！”这真是普天下最令人痛心和愤慨的情景，张霖之革命一生，奋斗一生，被拘押在矿院死于非命，最后还“欠”他们半个月粮票！
1956年4月27日，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霖之下班回到家里，郑重地向夫人和孩子们交代一件事。他说：“毛主席提倡身后遗体火化，节约耕地、移风易俗，号召先从高级干部做起。今天主席最先签字，自愿身后火化，少奇、总理等也签 了字，到会所有同志都签了，我也签了。你们记住，我死了一定要火化。”天真的孩子很吃惊，大火一烧，人都没有了，真可怕。张霖之爽快地说：“这叫移风易俗，本来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何况死后呢！”
当年的张霖之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这样的死法，当然也想不到火化以后又会如何。
李蕴华本不愿意匆忙火化丈夫的遗体，但谁肯为她保存呢？造反派“向党示威、反攻倒算”的帽子已经准备好了。张霖之被含冤火化，东郊火葬场以“不存放反革命的骨灰”为由，通知家属领走，否则就倒掉。张霖之的儿子捧回父亲的遗骨，藏在家中达8年之久。张霖之的子女悲痛万分，古代尚有缇萦救父，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却眼看父亲死无葬身之地，心如刀绞。
李蕴华反复叨念着“革命到底”的词句，凭着与丈夫共同做出的庄严承诺，凭着对张霖之最后遗言的无比信赖，她坚强地挺了过来。她拖着多病之躯，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把自己馀生3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了为丈夫平反昭雪、恢复名声的斗争中。她说：“我在他生前遭难时没有能救他，抱恨终生，但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他讨回公道！”没有这种信念，没有他与丈夫立下的那个约定，她早就倒下了。
2002年，年逾九旬的李蕴华刚刚闯过又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她对许多往事已经丧失了记忆，她很希望能看到张霖之的一本传记，写出他一生奋斗、光荣而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连李蕴华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历史评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1966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身亡，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当时任李先念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说：1967年1月4日，刚刚上任几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因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并坚持抓生产，被突然打倒。……对此，李先念和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十分困惑，就到李富春家，想问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知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李富春说他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过。后来又听说周总理和陶铸本人事先也不知道。这激起了他们强烈不满，义愤填膺。李先念和陶铸是老战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一起开辟中原根据地，全国解放后又在中南局一起工作过，所以对他的遭遇更难容忍。此时，国务院处境更困难，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苦苦支撑的局面也很难维持。陈毅几次到李先念的住处东花厅，李先念也多次到陈毅、谭震林的办公室一面谈工作，一面谈“文革”的遭遇。他们三人还曾在李富春处研究工作时，议论“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表示对文革小组不满。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实质是毛本人）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二月逆流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