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皇五帝年表
简表
燧人氏 约公元前10000年 在位110年
华胥氏
伏羲氏 约公元前7724年 在位118年
女娲氏(即女希氏) 约公元前7000年 在位130年
大庭氏
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陆氏
骊连氏
赫胥氏
尊卢氏
祝融氏
浑沌氏
昊英氏
有巢氏(迁巢湖)
朱襄氏
葛天氏
阴康氏
朱襄氏
无怀氏
…… …… …… 
少典
炎帝神农氏(少典之子) 前3216-前3077年 在位120年
临魁(炎帝之子) 前3076-前2997年 在位80年
帝承 前2996-前2937年 在位60年
帝明 前2936-前2888年 在位49年
帝直 前2887-前2843年 在位45年
帝来(帝厘) 前2842-前2795年 在位48年
帝裹(帝哀) 前2794-前2753年 在位42年
榆罔炎帝 前2752-前2698年 在位55年
黄帝(少典之子) 前2697-前2597年 在位101年
少昊(黄帝长子) 前2598-前2525年 在位74年
颛顼(昌意子) 前2514-前2437年 在位78年
帝喾(蟜极子) 前2436-前2367年 在位70年
帝挚(帝喾长子) 前2366-前2358年 在位9 年
尧(帝喾次子) 前2357-前2286年 在位72年
舜(瞽叟长子) 前2285-前2225年 在位61年
详表
  玉琮原理图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祭坛[1]公元前3313年之良渚文明，在今中国太湖流域出现（良渚文明的标志是良渚文化王权理论。良渚文化王权理论的物化形式是琮。琮是良渚文化王权理论的实物载体）。良渚文化集团开始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根据天文考古学毕星和附耳星的研究和计算可以作此判断）。700年后，中国第一位全国性王者——天皇，出现在这个地区。天皇的首都在今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镇、瓶窑镇一带。2007年11月29日公布的在瓶窑镇发现的良渚古城，可以确定它就是天皇之都。天皇之都，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学可以确定，在汉语中其名称叫做天都。天皇之都也就是《鶡冠子》所谓的“成鸠氏之国”。 
公元前3000前后，根据中国田野考古学证据可以知道，良渚文化集团王室从中国东南地区起步，逐步向黄淮流域推进势力，最终目的地是中国西北地区，其战略目标是统一全中国，其理论依据是盖天论，其沙盘模型是盖天宇宙模型,完成中国统一的时间是公元前2607年.，以天皇在该年11月27日登位为标志。天皇代表盖天宇宙模型中的天，其继位者地皇代表盖天宇宙模型中的地，其继位者人皇代表盖天宇宙模型中的人，这样，天、地、人齐备，标志着天地开辟，人类出现。如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姓族集团——张姓和李姓，即天、地、人三皇的后裔。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从田野考古学角度观察，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社会处于其全盛时期。从公元前3313年到公元前2607年是古文献所谓的素皇内帝时代。素皇内帝是指天皇的祖先们，他们虽然在良渚文化社会里拥有皇帝般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尚未被中国其他地区的诸侯所承认。素皇内帝的意思是非正式的皇帝。 
公元前2607年--公元前2550年，天皇氏、地皇氏先后在位。天皇即《鶡冠子》所称的“成鸠氏”。天皇和地皇就是文献所称的二皇。天皇登位以前的时代，文献笼统地称为盘古时代。 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地皇氏以火德王天下。[注:“B.C. ”代表“公元前”]
2550 B.C.-2520 B.C. 人皇氏在位。 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人皇氏以土德王天下（清吕抚《历代兴衰演义》）。天皇、地皇和人皇就是文献所称的三皇。三皇同时也是时代名称，指称从2607 B.C.到2338 B.C.这一段历史时期，这相当于中国田野考古学上的典型龙山文化时代（从2600 B.C.到2000 B.C.）的前半期（从2600 B.C.到2300 B.C.）。 
2520 B.C.-2490 B.C. 提挺氏在位。 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提挺氏以金德王天下。
2490 B.C.-2460 B.C. 通姓氏在位。 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通姓氏以水德王天下。
2460 B.C.-2430 B.C. 有巢氏在位。 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有巢氏以木德王天下（“构木为巢”）。
2430 B.C.-2400 B.C. 燧人氏在位。 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燧人氏以火德王天下（“钻木取火”）。
2400 B.C.-2370 B.C. 伏羲氏（太昊）、女娲氏先后在位。 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伏羲氏以土德王天下（“五龙布山岳”）；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为苍帝。伏羲氏有两个五行之德的原因：三皇的御用学者认为，伏羲氏的直系祖先天皇、地皇开辟了天地，所以五行首德木德归于天皇，以下依次排列，伏羲自然是土德之人。五帝的御用学者认为，黄帝再造了天地，在这一片新天地中，五行需要重设其运行起点。按照“伏羲生神农、黄帝”的事实，就把伏羲设为木德之人，神农设为火德之人，黄帝设为土德之人。这样，伏羲就有了两种德行。
2370 B.C.-2338 B.C. 蚩尤氏在位。在三皇系统五行循环中，蚩尤以金德王天下（“蚩尤造冶”）；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神农以火德王天下，为赤帝、炎帝。神农的德行和帝号是后世追认的结果，他在世的时候没有登上过帝位（同样的情形在周文王身上也发生过）。从天皇到蚩尤的九位王者就是文献所称的九皇。九皇是一姓王天下的统治者，均为风（凤）姓。“风”是“天地合气”的结果。 
2337 B.C.-2307 B.C. 黄帝氏在位。 从黄帝到帝舜是文献所谓的五帝（时代）。同三皇时代的命名与盖天宇宙模型有关一样，五帝时代的命名也与盖天宇宙模型有关。 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黄帝氏以土德王天下，为黄帝。
2307 B.C.-2277 B.C. 少昊氏在位。 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少昊氏以金德王天下，为白帝。
2277 B.C.-2247 B.C. 颛顼[2]氏在位。 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颛顼氏以水德王天下，为黑帝。
2247 B.C.-2217 B.C. 帝喾氏在位。 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帝喾氏以木德王天下，为苍帝。
2217 B.C.-2206 B.C. 帝挚氏在位。 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帝挚氏和帝尧氏以火德王天下，为赤帝。
2205 B.C.-2163 B.C. 帝尧氏在位。 
2162 B.C.-2110 B.C. 帝舜氏在位。 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帝舜氏以土德王天下，为黄帝。
2109 B.C.-1640 B.C. 夏朝（始禹终桀）在五帝系统五行循环中，夏禹及其子孙以金德王天下。
说明
1.“三皇五帝”一词中的“三”、“五”本义指“三才”和“五行”（《说文》：三，天地人之道也；五，五行也）。“三才”即天、地、人。“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中国”这一文明古国是依照“盖天”宇宙模型建立起来的。“盖天”模型的基本内容即三才、五行。“盖天”宇宙创生说的基本内容是：混沌（水汽散漫状态）→太极出现（水汽有序化回旋，回旋的中心点即太极）→天地出现（高速回旋的水汽产生离心力，这个力使得水汽中的轻质成分向上分离，成为“天”；浊重成分向下分离，成为“地”）→人类出现（天气下降、地气蒸腾，二气相合，乃孕人类）。这就是天地人“三才”（“才”的本义是：“封存以备用的”。“三才”本义指“三种准备进入运转状态的事物”，这里是指进入五行运转之前的天地人）。因为天地来源于水汽，故天地剖判之初，只有一种元素——水（称为“真一之水”）。真一之水位于北方，在天地成位后成为五行之水。五行之水向东运气，变形为五行之木；五行之木向南运气，变形为五行之火；五行之火向西南运气，变形为五行之土；五行之土向西运气，变形为五行之金；五行之金向北运气，变形为五行之水。至此，五行开始自持运转。这就是“五行”（“行”即“运转”之义。“五行”指五种基本元素的气态化运转）。五行运转的内在驱动力来自数学的规定：在十进制中，逢十必须进位。与中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洛书”表现了“逢十进位”的思想，即每组位于“十”字两端的数字之和都是“10”；《洪范》则把“五行”用“十字交叉”的方式进行表述（为“水火木金土”，而不是“木火土金水”），即它认为水与火的“和”，以及“木”与“金”的“和”，都相当于“洛书”上面相互对立的两个数字之和“10”，这意味着五行的自持运转实际上相当于“逢十进位”。“逢十进位”实际上是哲学上讲的“对立统一”法则，所谓“对立”，是指两个个体相对独立（也就是阴阳相对）；所谓“统一”，是指两个个体的联合（也就是阴阳相合）。作为自然法则，“对立统一”决定了世界万物的永续“进化”和人类历史的无穷演进。因此，“三才”是“五行”运转的前提和基础，“五行”是“三才”的运动形式和存在表现，两者都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条件。因此，中国古代学者把本国历史的开始阶段用本国初期帝王的名号命名为“三皇五帝”，以对应世界历史的开始阶段“三才五行”。“三皇五帝”不是指“三个皇者和五个帝者（共八个皇帝）”，而是指“三才阶段的皇者和五行阶段的帝者（兼指中国成立之初的称皇称帝时期的所有皇帝）”。具体说，“三皇五帝”就是“天皇、地皇、人皇和木帝、火帝、土帝、金帝、水帝”。这就是“三皇五帝”的标准答案、标准表述。原则上讲，把中国早期帝王的名号与“三皇五帝共八人”进行具体对应落实是不正确的做法。但是，古代一些学者，为了颂扬一些曾有大功于人民的古皇古帝，突出他们的历史地位，特意按照自己个人的意见从中国形成时期的帝王中选出三个皇者（对应“三才”）五个帝者（对应“五行”）来，写在自己的书里。结果造成了历史的误会，这表现在：一，三皇五帝的人选不能统一（例如伏羲既可以是天皇，也可以是人皇，又可以是木帝）；二，后代认为既然人选不能统一，不能落实，这本身说明三皇五帝是虚无飘渺之人，属于凭空捏造。我们注意到，古人实际上是把“三皇五帝”看成八个座位，然后把自己选中的人往八个座位上安放，虽然安放的时候发生了许多争议，但座位本身没有改变。这八个座位的“号码”仍然是：“天”、“地”、“人”、“木”、“火”、“土”、“金”、“水”。这说明古人在混乱之中还是保持着一份理智。
2.关于三皇血统关系的文献记载。《道藏》引《真书》云：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 《三坟》:居方氏（人皇氏）生子号提挺氏。提挺氏生子号通姓氏。燧人氏，有巢子也，本通姓氏之后人。伏羲氏，燧人子也，本通姓氏之后也。
3.关于三皇与玉文化关系的记载。《云笈七谶》：“天皇手执飞仙玉策，人皇手执上皇保命玉策，地皇手执定録玉策。”
4.古文献中也有以夏禹为木德之说。这是按三皇系统五行循环推得的德行。夏禹祖先与天皇同为良渚文化集团成员，同为蛇种之人。参考：①《吕氏春秋·应同篇》：“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盛’。木气盛，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史记·封禅书》：“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②《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头虎鼻。”③《越绝书·吴王占梦》：“夫越王勾践，虽东僻，亦得系于天皇之位，无罪，而王恒使其刍茎秩马，比于奴虏。”　
5.黄帝土德，这是黄帝以伏羲为自己祖先推得的德行。参考：宋《轩辕黄帝传》：“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农及黄帝”。
6.秦水德，这是秦王室以黄帝为自己祖先推得的德行。推导过程：黄帝木德→少昊火德→颛顼土德→帝喾金德→帝尧水德→帝舜木德→夏禹火德→商汤土德→周文王金德→秦水德。秦王室重新排定五行的根据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等于“天地再造”，或“天地重新开辟”。这和黄帝时代把伏羲的德行从土德改为木德是一样的道理。传世古文献中有黄帝再造了天地的说法。
7.古文献所记载的上古帝王功绩，多与其五行德行有关。不了解这一点，就容易犯错误，还以为不是自己无知，而是古人记载错误。例如，有巢氏木德。文献记载有巢氏又名“大巢氏”，其功德是教民构木为巢、编槿而庐。对此记载，一般专家学者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有巢氏时代在旧石器时代，在穴居人之前，是刚刚从猿猴进化为人类，但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原始森林的时候。其实，有巢氏是生活在中原龙山文化时代（2600 BC-2100 BC）前半期的鲁西豫东沼泽区域的帝王，他教民建筑的橧巢，是用来在夏天躲避暴雨洪水的季节性简易木屋。在冬天，有巢氏之民住在另建的地穴里面，不住在树上。如果有巢氏之民一年四季都巢居，那么他们只可能是中国南方热带地区居民，不可能生活在黄河流域。而对于文献记载有巢氏“栖于石楼之颜”（《路史》），“石楼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遁甲开山图》），现代人们普遍不理解不接受，认为这是文献记载有误，而宁愿在黄河流域腹地另找一个石楼山。例如百度百科词条“有巢氏”就把有巢氏之都定在“今山西吕梁市兴县东北”。其实，有巢氏以木德王，他的治所应该在东方。因为这象征着木星在东方升起。《封禅书》：“八曰四时主，祠琅琊。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开元占经》卷23引石氏：“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岁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与太岁相应，故曰岁星。”《易》曰：“帝出乎震”。震方即东方。从山东省田野考古结果来看，典型龙山文化时代（2600 BC-2000 BC）黄河流域的几个面积达几十万至百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都在山东沿海，如日照两城镇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日照尧王城遗址（保存面积52万平方米）等。这些超大型遗址都离开琅琊不远。帝王总是和大量民众生活在一起的。
问答
  国庆60周年献礼展专题图书[3]问：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份《三皇五帝年表》？
答：这等于问我们为什么要有一面镜子。只有人、大猩猩、大象等极少数几种动物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大猩猩和大象虽然已经算很聪明了，然而它们不了解自己这个种属的历史。
有了一份正确的年表，我们就能将出土文物归类到正确的年代区间里。如果我们把新石器时代文物误认为是秦汉文物，那么在作文物交易的时候就会低估其价值，从而造成卖方的金钱损失，这对卖方来说不公平。
中国历史年表是中华民族的镜子。正确的年表可以反映出中华民族真实的历史容貌，不正确的年表就像一面哈哈镜，反映的是扭曲的自我，仅有娱乐价值。
问：怎样证明《三皇五帝年表》不是一面哈哈镜？
答：第一，《三皇五帝年表》将文献上的三皇五帝生活的时代与田野考古学发现的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对应起来，从而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对证、相互落实。例如，文献记载人皇氏又名“居方氏”，说他生活在方形城市里面，又说他兄弟九人散居九州，九人共建有九座城邑。考古发现中国方形城市出现的年代在2600 BC以后，年代比较接近2600 BC的城市有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面积290万名方米）、四川成都的宝墩古城（面积60万平方米）、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早期小城（58万平方米）。我们可以明确指认：良渚古城就是天皇之都；宝墩古城和陶寺早期小城是人皇两位兄弟的都邑。文献又说作为中国人始祖的伏羲曾经铸造青铜鼎，又初步有了五谷农业（包括大小麦）；神农的出生与“九井”的概念相联。这些记载都可以与中原龙山文化出土文物进行对证。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都是男性，而中国整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时间，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都是全中国的统治者，而中国史前社会考古学文化面貌第一次出现统一趋势就是在龙山文化时代。这些都是文献和田野考古证据可以相互证实的事实。
第二，《三皇五帝年表》尊重了中国古人的历史起源逻辑，从而得以利用现有知识和科学工具确定天皇出现的时代，这防止了年代数据在时间纵轴上上下乱窜现象。中国古人的历史起源逻辑记载在古典五经之首的《易经》里面。《易经》说历史起源过程是“天一、地二、人三”。利用西方科学体系里十分成熟的天体力学知识和天文软件，可以很容易确定中国古代皇家星官体系中著名的“天一”星的命名的年代上限在2611 BC；载有帝王称号的“北极五星”的命名年代在2560 BC。这两个宝贵年代数据说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全国性统治者出现的年代在2600 BC前后，三皇五帝时代是从2600 BC到2100 BC，只有500年。这意味着，试图把文献上的王名解释成族名的做法是错误的。
第三，《三皇五帝年表》尊重了中国古人的一些重要观念：王统是极为重大的法统，不容随意篡改；天下不可一日无王，天子之位不可旷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以用文献上没有记载过而仅仅是自己杜撰的所谓“王名”去填充历史年表，也不可以在两个王名之间填入不合人寿常识的年代间隔数据。这两点，本《年表》都做到了。即一，本《年表》所有王名都出自古文献；二，在无法确定王者在位的真实起讫年代的情况下，一律都假设他在位30年。这是合理的假定。文献都说：“一世三十年”。没有采用“在位一百年”、“在位九十八年”这样的说法。文献也提到过别的一些人是“古天子”，本《年表》没有采用。这是因为古代各个时期都存在过一些“僭主”，即一些僭越礼制，自号“天子”的人。
第四，《三皇五帝年表》上的公元年代数据来源都有详细交待，写在一个30万字的电子文档中，2007年5月初上网，用搜索引擎都可以检索到。一份年表的精华所在，就是其王年与公元年代的对应关系，年表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个对应关系的正确性上。所以，要尽可能帮助读者详细了解公元年代数据的来源。如果连年代数据来源都不讲，那么年表正确性的审核就无从谈起，它的正确性就无法判断了。但是，由于百度百科的规定，这里不能给出相关文档的链接。
问：《三皇五帝年表》有哪些实际用处呢？
答：例如你要向国际社会介绍“针灸”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就必须交待清楚它的起源时间、地点、人物。根据相关研究，可以这样交待：在2400 BC-2370 BC的伏羲时代，官方制定了“九针”标准，这可以视为针灸学科正式形成的年代；由于伏羲之都就是河南淮阳发现的平粮台古城，则针灸学科诞生的地点就是河南淮阳；文献记载制定“九针”标准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伏羲，一个是黄帝（2337 BC-2307 BC在位）。《黄帝内经》详细记载了“九针”的形制和名称，因此，伏羲、黄帝可以被视为针灸学科的奠基人。
本《年表》的可靠性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本《年表》与田野考古证据、文献证据结合紧密。对我国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本《年表》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和阐述。例如，山西襄汾地区，古文献称为“夏虚”。田野考古工作者就是根据文献的这一线索去寻找并发掘出了一座古代城市，即58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但是，这座城市没有与夏朝文化有关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也与夏朝存在年代不相吻合。这一矛盾，在别人那里是永远无法解释的。面对文献说法与考古发现的矛盾，人们只好埋怨古人，说古文献是在瞎说。可是，在本《年表》里，却可以解开这一矛盾。原来，古文献所称的“夏虚”是人皇兄弟之一的都城废墟，因为三皇皇室就是良渚文化集团王室，是南方人，而“夏”就是“南方”的意思（因为古人习惯把四季与四方相配，夏季位配南方，所以夏字可以代表南方），所以“夏虚”就是“南方人的废墟”。这样就圆满解决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的问题。试问，这样的解释，在别的年表里面可能吗？。其二，本《年表》与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最早的上古年代表比较一致，没有太大的年代冲突。我说的那部古代年表就是《今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我国一位资深学者说：“《竹书纪年》是战国中叶魏人撰作的史书。《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有一份系统化的上古年表，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以及夏商周的年代都有明确的数字。把这些数字从共和元年（841 BC）开始，逐笔往上累加，就能得到五帝时期各位帝王的元年。我们来看一下：黄帝元年2394 BC，颛顼元年2294 BC，帝喾元年2216 BC，帝挚元年2153 BC，帝尧元年2145 BC，帝舜元年2042 BC，夏禹元年1989 BC。我们再来计算一下本《年表》中以上各帝的元年与《竹书纪年》的差距：黄帝元年相差57年，颛顼元年相差17年，帝喾元年相差31年，帝挚元年相差64年，帝尧元年相差60年，帝舜元年相差120年，夏禹元年相差120年。后两个元年差值相当于常见的碳十四测年误差值。前五个元年差值都在一轮甲子左右。这就是说，本《年表》和《竹书纪年》是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印证的。在当今中国范围内，尚没有第二家年表的上古部分能做到与《竹书纪年》如此契合。我想说一句心里话：《竹书纪年》中的上古年代表不是没有价值的。
问：《三皇五帝年表》提出：2007年宣布发现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就是天皇之都。2011年3月18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07年以来良渚古城考古的一些新发现。请问你作为“良渚古城是天皇之都”一说的提出者，对这些新发现有何评论？这些新发现对证实你的说法有否帮助？
答：“良渚古城是天皇之都”这一说成立的关键，就是要求被证实良渚古城的起讫时间的确是2600 BC至2300 BC这三百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在《考古》2008年第7期上的发掘报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说：“ 通过对四面城墙出土陶片的初步整理，我们可以看出，各发掘地点出土陶器的特征基本一致，均属于良渚文化晚期。”2011年3月23日浙江文化信息网发表的《良渚古城考古的新进展》称：“通过对四面城壕出土陶片的初步整理，我们可以看出各地点出土陶器的特征基本一致，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分期：早期3300 B.C.～2900 B.C.，中期2900 B.C.～2500 B.C.，晚期2500 B.C.～2000 B.C.）2011年3月19日新华网记者冯源发的电讯稿称：“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合作，对从良渚古城叠压城墙中发掘出的一系列样本进行碳14测年。十几组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城墙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2012年4月8日晚8时CCTV-9播放的大型纪录片《黄帝》第4集解说词称：“今天，中国考古工作者已找到了五十多座史前城池，其中最古老的可追溯到4600年前，这就是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即良渚古城始建年代是2600 BC。这个测年数据与用天文年代学方法确定的良渚古城上限年代（2607 BC）很接近了。当然，正式的良渚古城年代上限的碳14测年数据还没有由官方正式宣布（合适的宣布方应该是良渚古城遗址所在的良渚遗址管理区，或浙江省考古所，或浙江省文物局等）。当然，没有田野考古学的碳14测年数据，也是可以计算和论定良渚古城年代的，这就是依靠天文考古学给出的年代数据来论定。
中国田野考古学经过一些年的大力科普，给广大群众留下了一个错误印象，即只有田野考古学才有能力给出古城年代，也只有田野考古学的年代结论才是最后的真理。这是完全错误的。田野考古学是从地质学发展而来，它只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和从天文学发展而来的天文考古学其实是并列关系，不存在谁高一等的问题。田野考古学并不是“最终的学科”。在田野考古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天文考古学。在炭素测年技术出现之前，天文回推计算是唯一能够确定古城古遗址绝对年代的方法。至今，在欧美国家的图书馆文献分类体系里，“年代学”是放在“天文学”大类下的一个分类。也就是说，天文考古学是有资格独立确定古城年代的学科。用天文回推手段确定的古城年代数据，如果被别人验算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是会被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当然，作为利用天文考古学方法确定良渚古城年代的研究者，我很有兴趣看看炭素测年法得到的良渚古城测年结果。如果两种方法所得结果一致，那么良渚古城年代的论定就有了双重保险了。
良渚古城的真实年代是一个焦点问题，不同的年代结论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认识。现在关于良渚古城的年代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古城的起始年代在3000 BC-2800 BC，结束年代在2300 BC，这相当于良渚文化分期体系中的中期和晚期。第二种意见认为古城的起讫年代都在晚期，即在2600 BC-2300 BC。如果第一种意见最终被证明是对的，那么历史的过程就是：良渚文化社会与中原和其他地方没有关系，它独立发生、发展和死亡，对中国文明的产生原则上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如果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历史的过程就是这样的：良渚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息息相关。中原龙山文化（2600 BC-2100 BC）的出现是良渚文化推动的结果，即良渚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的母亲，中原龙山文化是良渚文化的儿子。也就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太湖流域，中国历史的起点在太湖流域。早期中国是联盟国家，盟主（即执牛耳者）是天皇，与盟者是中国各地诸侯，会盟地点在良渚古城，会盟的形式是杀牛放血，歃血宣誓，宣誓完毕即举行军阵游行，这是模拟木星和它的四大卫星巡行天际的样子，在良渚古城城墙上举行的游行仪式。到了2300 BC前后，在今河北涿鹿发生炎黄大战，蚩尤战败，黄帝登为天子，政权从良渚文化集团转到黄帝为首的中原文化集团手里，良渚古城因此而被废弃。
简而言之，现有的良渚古城四面城墙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实际上已经暗示了良渚古城的真实年代范围：2600 BC-2300 BC。
问：我们注意到，本词条新近推出了“名片”。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边递交名片，一边也会就名片内容作些口头补充或解释。请为本词条的读者就新推出的名片作一些补充解释。
答：“三皇五帝年表”在理论上讲是一种基础类词条，或可称之为“元词条”，因为这种词条从性质上来讲，应该要被其他词条经常提及或引用。但是，《三皇五帝年表》还不是一个其内容的正确性被充分证实了的年表，而人们十分需要一份完全可靠的上古年表。这就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本词条名片就借鉴近代化学史上《元素周期表》的推出办法，先不自证本词条的正确性，而是先提出预言，或提出纠错数据，也就是公开摆出擂台，向学界及社会提出当面挑战。目的是借助别人的工作成果来证实本年表的正确性。当年的“元素周期表”被认为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人们无法相信自然界里自然存在的元素，竟然能像军队那样具有严密的内部组织，可以排列成严整的“方阵”。当时的人们认为，天然元素，它们的个性特征数据，都只能是随机性质的，不可能是具有相互联系性质的。于是“元素周期表”的提出者就用预言的办法，在还没有发现某个元素的情况下，事先提出了它所应该具有的特征数据。接着，别的化学家发表论文，声称发现了某个新元素，它的特征数据是多少多少。那么，“元素周期表”的提出者就写信告诉他：你发现的那个元素，其实就是我的元素周期表里面的第几号元素，它的特征数据应该是多少多少，你给出的数据可能错了，应该重新测定一下。通过多次这样的“摆擂回合”，最终人们相信了“元素周期表”。另外还有一些科学理论通过实验证实的例子，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本身可以用预先给出数据的方式预言一些物理现象，然后别人设计出实验方法加以验证。《三皇五帝年表》的正确性，也将通过实际验证的途径来证实。具体办法是：先给出古城存在地点、面积数据和年代数据，然后等待田野发现结果并予以证实。具体的预言数据清单如下：
一、三皇五帝时代中国首都的地点、面积、年代范围：
天皇氏之都。地点：浙江余杭瓶窑（即“良渚古城”）；面积：[290]万平方米；年代范围：2607 BC-2338 BC。（注：方括弧内数据是官方数据。下同）
地皇氏之都。同上。（地皇氏还有一个或两个小型治所，在今河南省熊耳山、龙门山中）
人皇氏之都。同上。（人皇氏实际治所在今山东日照两城镇）
提挺氏之都。同上。（提挺氏实际治所不清楚，可能在两城镇，也可能是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
通姓氏之都。同上。（通姓氏实际治所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在黄河下游流域）
有巢氏之都。同上。（有巢氏实际治所很可能是平粮台古城。在山东琅琊一带也可能有治所）
燧人氏之都。同上。（燧人氏实际治所可以肯定就是平粮台古城。燧人氏面对的文化是王油坊类型）
伏羲氏之都。同上。（伏羲氏实际治所应该就是平粮台古城。伏羲氏面对的文化是王油坊类型）
蚩尤氏之都。同上。（蚩尤氏的实际治所很可能在今山东日照两城镇，也有可能是平粮台古城）
黄帝氏之都。地点：今河南新郑。面积：280万平方米左右。年代范围：2330 BC-2300 BC。
少昊氏之都。少昊氏可能还是把良渚古城作为正都。这样的话，少昊在位时间的下限2277 BC就是良渚古城的真正下限。少昊氏的实际治所有二：先在两城镇，后在曲阜。
颛顼氏之都。地点：今河南濮阳。面积：280万平方米左右。年代范围：2277 B.C.-2247 B.C.。
帝喾氏之都。地点：今河南偃师。面积：280万平方米左右。年代范围：2247 B.C.-2217 B.C. 。
帝挚氏之都。不清楚。
尧舜之都。地点：今山西襄汾陶寺大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年代范围：2200 BC-2100 BC。
二、三皇时代皇室分封所建诸侯国的国都地点、面积、年代范围：
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于天皇时代（2607 BC-2578 BC）。但以下预言的是人皇时代（2550 BC-2520 BC）人皇兄弟九人封国的古城数据。
人皇兄弟之一：封国于蜀。蜀国之都即位于成都平原腹地的“宝墩古城”。面积[60]万平方米。年代范围：2550 BC-2338 BC。
人皇兄弟之二：封国于今山西襄汾地区。古称“大夏”。大夏国都即今山西襄汾陶寺早期小城。面积[58]万平方米。年代范围：2550 BC-2338 BC。
人皇兄弟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的封国地点不详，但在“九州”范围内。如四川盆地除了蜀国之外，还有巴国。在今内蒙古地区也肯定有一个封国。也就是说，人皇八位兄弟的封国都邑，除了宝墩古城和陶寺早期小城，另外还有六座没有被发现。但它们肯定是存在的，面积都是60万平方米，年代范围都是2550 BC-2338 BC。补充信息：2008年6月公布的湖北孝感“叶家庙古城”，面积是60万平方米，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很可能是人皇九兄弟之一的封国。需要进一步查明该古城的起讫年代。
从以上预言清单可以知道：一，中国龙山文化时代前半期（2600 BC-2300 BC）的中原地区，没有面积在280万平方米的大城。也就是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三皇五帝”，你永远也不可能在黄河流域找到一个年代范围在2600 BC-2300 BC，面积在280万平方米的大城。二，宝墩古城年代范围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实际上早已公布。四川成都的考古学者们称：“宝墩文化开始于2550 BC左右”、“宝墩古城存在了二、三百年。”综合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宝墩古城的年代范围就是2550 BC-2300 BC。三，过去，有考古学家认为陶寺早期小城的始建年代在2500 BC前后。现在这个数据被修改为2300 BC。我认为这个修改是错误的。希望将来能找到有机物质遗存，重新测量陶寺早期小城的年代。四，假如我们找全了八座年代范围在2550 BC-2300 BC、面积在60万平方米的古城，我们就可以宣布“人皇”的真实存在。这样，“三皇五帝”之说就得到了证实。
从现在起，我们走在漫长的验证道路上。但事实真相最终会浮出水面的。事实将证明：本《三皇五帝年表》绝对没有将我国历史虚拟化、乌托邦化、世外桃源化，它是实事求是的。
问：中国田野考古学界一位资深学者“斗胆”提出：“良渚古城是中华第一城”。他的这个大胆断言好像与你提出的“良渚古城是天皇之都”的断言很接近。
答：资深学者都是说话严谨的。因为，一旦被证实说错了，可就成了学界笑柄，要被笑话很多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这话的意思是：在中华大地上，尤其在所谓的“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中原地区，再也不可能找到一座时间比良渚古城早，面积和良渚古城相当，或比它还要大的古城了。可是，谁都知道，田野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过去没有发现，不等于今后不能发现。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话说死呢？其实，他这样说当然是经过大脑思考的。良渚古城从发现田野迹象，到官方正式宣布，经历了一年时间。发现之初，这位资深学者就到田野发掘现场进行了观察和指导。一年以后，即在2007年11月，与官方消息发布同时，他的这个“中华第一城”之说也上了报纸。可见他是经过一年的考虑，才提出这一论断的。当然，充分的时间并不能保证断言的正确性。良渚古城能成为“中华第一城”，关键理由是：它有一个大型伴随遗址群——30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它内部有一个巨大台址，它内部存在一个迄今为止属最高等级的墓地——反山墓地，它的外围还有著名的瑶山墓地和汇观山墓地；良渚遗址群从清朝康乾年间开始出土玉器，到民国，到现在，还在持续出土高等级玉礼器。说到这里，我有必要提醒你，中国的古文明特征是它独步世界的玉文化和瓷文化。“中国”在英语里是“瓷”的意思。而“瓷”实际上是一种仿玉物质，“瓷文化”实际上是“仿玉文化”。不错，商周的青铜器也享誉世界。但是金属这种物质，被古人理解为“汤玉”，也被归入了“玉”的范畴。因此，中国的古文明特征，说到底，还是“玉文化”。在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一直在持续出土大量的高等级玉礼器的地区，只有一个：浙江良渚遗址管理区。中原地区没有这样的持续出土大量高等级玉礼器的新石器时代大遗址。这里所说的高等级玉礼器主要是指璧和琮，它们是礼天地之器。东北的红山文化也有玉器，但是没有一件可以确定是“六瑞”之一。红山文化玉器数量很少，体量（即用玉量）也很小。只有埋藏大量高等级玉器的大型遗址，才有希望发现大型城址。因此，大型古城址不是凭空出世的，它是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伴随文物的。那位资深学者，正是考虑到了以上伴随因素，才提出“良渚古城是中华第一城”这一断言的。
问：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今后，中原某地发现了大量高等级玉器，比良渚遗址区埋藏的还要多？
答：不存在这种可能。理由：第一，中原的人口密度历史上一直高于周边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盗墓盛行，著名的田野考古利器——“洛阳铲”，就是历史上盗墓贼的一大发明。玉器是很值钱也很优雅的文物，没有人不想要的。盗墓贼通常都很有才能。请不要低估几千年历史上的盗墓贼的嗅觉和其发财的欲望。第二，自解放以来，中原地区一直是考古调查的重点所在，财政优先拨款的重点地区。如果存在一个占地几十平方公里，有很多高等级新石器时代古墓的大型古遗址，那它一定会被田野考古工作队发现的。请不要低估田野考古专家的智慧、能力和决心。第三，即使存在这样一个大量藏玉的中原遗址，它的玉礼器也不会早于良渚文化。因为良渚文化玉礼器都是自创的器种，中原的大墓，如陶寺遗址墓地出土的玉礼器，都是良渚式的。那么，用传入的良渚式玉器装备起来的中原城址，即使它比良渚古城还要大，它的时间却不会比后者早。而“中华第一城”的含义主要是“时间早”。
问：有没有一种可能，中原地区会出土大量高等级的非良渚式玉器？
答：不可能。中原古文献对礼天地之器明确指明就是“璧”和“琮”，二者都是良渚文化典型玉礼器。再如中原文献提到的“钺”，它们必定是良渚式的。因为中原地区发现的玉钺，其制作年代都晚于太湖流域，明显是从后一地区传入的。中原文献提到的“钺”的握持方式也和良渚文化大墓主人持钺的方式相同——都是左手持钺。中原王者都执钺。例子有：“蚩尤秉钺”（张衡《西京赋》）、“黄帝出其锵钺”（汉《黄帝四经·十大经》）、商汤秉钺（《诗·商颂·长发》、《殷本纪》）、周武王秉钺（《周本纪》）。总之，我国古文献中的重要玉礼器就是琮璧钺，不存在另外一个玉礼器系统。另外一方面，古代的出土玉器记录和现代的玉器出土记录，从著录的器形图谱来看，重要的玉礼器还是琮璧钺。圭、璋之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也没有获得礼天礼地的地位。古人以圭礼东方，以璋礼南方，以琥礼西方，以璜礼北方。这些是次一级的玉礼器。我们知道古人确实是把一些玉器磨成玉粉吃掉了。可是还是有一些要紧的玉礼器舍不得吃，被墓主带进了坟墓。在周代贵族的墓葬中，就曾经出土真正的良渚文化玉琮，这里说的“真正”，是指这个玉琮是良渚古族原作的，而非别的古族仿制的。一句话，文献和出土玉器种类都表明，只存在一个玉礼器系统。高等级的非良渚式的玉礼器系统是不存在的。
问：那你是否认为别人的“良渚古城是中华第一城”说法和你的“良渚古城是天皇之都”说法是一致的呢？
答：有一致之处。两种说法都排除了在现在中国领土上发现另一座时代比良渚古城更早，面积更大的古城的可能性。也有不一致之处。“良渚古城是中华第一城”的说法没有指出这座古城的主人是谁，也没有指出这座古城的性质——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全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首都。
问：这个话题先放一放，我们换一个话题吧。这条报道你来看一下，（2011年）5月6日下午，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津新平镇宝墩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宝墩古城外城墙。外城墙所围成的宝墩古城面积是276万平方米。这个面积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城。请对这一新闻作一评论。
答：这个新古城面积是僭越礼制的面积。从报道可以知晓，外城墙兴建的时间比内城墙要晚，虽然两者可能同时并存过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宝墩古城初建的时候，它只有一圈城墙，没有第二圈城墙，即外城墙。这是符合当时礼制的城市尺寸。龙山时代（也就是2600 BC至2100 BC的时代，下同）中国已经存在礼制。对此，学者多有论述，兹不赘。因此，城市的规模是受国家规定制约的。我们可以推断龙山时代中国城市的前两个等级的城市面积。第一等级的城市，就是全中国的首都，其理论面积是300万平方米。第二等级的城市，是中国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划分中每一区的都城，即地区性大都会，其理论面积是60万平方米。作出这样推断的理由是，300万平方米的城市，其城墙长度大约为12华里（我们假设4600年前的1华里和现在的1华里长度大体相等）。这个12华里与木五星周天行程的12次是对应的。60万平方米的面积，正好是300万平方米的五分之一，这样的城市，正好对应木星的四颗卫星之一（也就是木五星的五分之一）。我想，在天皇时代，中央政府已经模仿木星和它的四大卫星，规定了一座首都和四座地区性都城的面积。只是，天皇在位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全部归顺，今天的四川盆地，是在人皇时代才正式归顺三皇的。所以，天皇时代，还不能着手兴建宝墩古城。宝墩古城兴建于人皇时代，这是有古文献明确记载的。文献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请注意，“蜀国”的“国”，在古汉语里，就是“都城”的意思。因此，宝墩古城初建的时候，必定是遵循礼制规定的。也可以判断，人皇分封在蜀国的那位兄弟的后裔，即后面多任蜀国国王，是不会破坏礼制，建造外城墙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建造了外城墙？我们注意到，伏羲时代有过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易九头为九牧”。也就是把九州的州长职位从人皇九兄弟的后代手里移交出来，给地方上选举产生的人物来担任，也就是把九州领导人职位的血缘世袭制改为地方选举制。非三皇皇室血统的宝墩古城主人，估计就产生在这个时候，即产生在2400 BC-2370 BC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很可能就是宝墩古城外城墙建造的时间。我们期待着这个年代判断数据得到碳14测年法数据的支持。
另一方面，276万平方米这个数据，毕竟没有超过帝都的面积，好像城墙的扩建者在疯狂之中还保存着一份理性。其实，超过了也没啥意思。因为，比方你将宝墩古城扩建为500万平方米的面积，那样的话，城墙周长就远远超过了12华里，这就与木星的12次不对应了。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其城墙周长还是能分成12段，每段约1华里的。毕竟，长度单位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值得注意的是，宝墩古城的后继者三星堆古城的面积也和宝墩古城扩建后的面积相同。另外，存在年代和三星堆古城相同的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在1500 BC），其内城面积也是约300万平方米。看来，300万平方米的面积，12华里的城墙长度是古城扩建者和建造者心目中的标准数据。
问：照你这么说，第一等级城市理论面积300万平方米，第二等级城市理论面积60万平方米，那么初建于2600 BC的石家河古城，它的面积恰恰是120万平方米，这又作如何解释？
答：历史是曲折复杂的。我们不可能回到2600 BC时代去了解事情原委。也许，当时，在四川盆地的强力部族不肯归顺天皇的情况下，天皇允许石家河古国领导人将原定分配给四川成都平原的古城面积纳为自己的城市面积，这样，石家河古城的面积就变成60+60万平方米了。那么，也就是说，石家河古城的领导人在天皇时代额外获得了对四川盆地的领导权或管辖权，这一特殊权力从2600 BC一直延续到2550 BC。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早就指出：从田野考古的角度看，宝墩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有相似之处。宝墩文化古族与石家河文化古族的地理交流通道最近已经搞清楚了，是重庆地区的阿蓬江流域。
问：远古的事情那么渺茫，你一个生活在4600年之后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远古的详细故事呢？
答：我是根据文献说的话。古文献谈到了川西地区的古族归顺三皇，融入新成立的中国的具体历史过程：首先，天地开辟，天皇登位，中国成立。这时，尚有少数部族不愿归化天皇。于是，有一位女性叫做钜灵氏，她登上了历史舞台，出面说服了川西地区的部族，随后蜀国就建立了起来。《广韵》：“钜灵出于汾睢，今华阴县北一百二里有钜灵庙。李淳风《小卷》曰：‘元始判气，天皇上帝镇立，名山各有所属，分野盖当是时。六合之间，有未融者，故钜灵、女娲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赞化也。’”《路史》注引《九域志》：“钜灵祠，河中府也。”《路史》注引《遁甲开山图》云：“钜灵与元气齐生，为九元真母。”以上文献指出钜灵氏是一位女性，生活在天、地二皇的时候，她出身在汾睢一带，地当今山西南部。《荣河县志》：“上古钜灵氏出于汾脽，驱阴阳，返山川。”“路史引广韵云，钜灵氏出于汾脽。宋王存《九域志》，钜灵氏在河中府。”荣河县即今山西运城万荣县。《路史》：“钜灵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权，秉太极，而跖灏淑，立乎无间，行乎无穷，揣九变化，而与物相弊。出于汾脽，挥五丁之士，驱阴昜反山川，正流并生，神化大凝。惟无恒处，或云治蜀，盖以其迹躔焉。”这段记载说钜灵氏可能直接统治过川西地区。而且钜灵氏指挥过“五丁之士”。“五丁”这一历史名词只与蜀国有关。《艺文类聚》卷七引汉扬雄《蜀王本纪》：“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请重点注意“六合之间，有未融者”这句话。它的意思是“在天皇地皇时代的中国，还有一些不愿归顺皇室，不愿融合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部族”。因此，很可能，四川成都平原的部族是经钜灵氏说服才归顺皇室的，时间在地皇死后，人皇登位之前。这一特殊时期，由钜灵氏统治天下，即她以女皇的身份君临天下。钜灵氏很可能是地皇之妻。文献记载地皇“面貌如女子”。这可能暗示有两个地皇，前一个地皇是男人，是钜灵氏丈夫，后一个地皇就是钜灵氏。本《年表》把所有帝王的在位时间都规定为30年，这其实是合理不合情的，因为每一位帝王都不多不少在位30年是不可能的，翻开后世王朝文献，可以看到帝王们仅仅在位几年乃至几个月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说，本《年表》中，应当存在兄终弟及、夫死妻继的情况。后世的女娲其实也和钜灵氏一样，在夫王死去之后，登上过皇位。
问：我们回到宝墩古城新考古成果的话题上来。本次田野考古调查还发现一处面积达300平方米的建筑遗址，位置在扩建前的宝墩古城中心区，判断此基址是一处议事厅性质的公共房屋。请问你对此有何说法？
答：三皇五帝时代的大中型城址，在城内中央都建有一个土台，叫做“敷教之台”、“传教之台”，是宣布重大事项的地方。如伏羲登上皇位后，曾在这种土台上当众宣布施行一部新历法。良渚古城内的“莫角山台址”，就是“敷教之台”、“传教之台”。宝墩古城的形制与良渚古城很相像，说明它们是同时代的古城。二者（在前者扩建后的）面积相近，城墙都是堆筑法建造，城墙两面都有坡度不大的斜坡，城墙外都有壕沟护城河，城中央都有台基和公共建筑。说它俩是双胞胎古城，恐怕也不算过分。
问：媒体报道中提到，宝墩古城初建年代是4500 BC，城中心区公共建筑年代在距今4300年前后。请问，你对这两个年代数据有何评价？
答：根据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以及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利用加速器质谱法所测宝墩古城碳十四标本年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有关方面在本世纪初推定宝墩古城的建城年代大约为距今4500年左右。这一碳素测年数据与本《年表》的人皇在位年大致吻合。良渚古城初建年代的天文测年数据是2607 BC。两个古城的初建年代是相近的，这暗示了两个古城初建年代数据的合理性。扩建前的宝墩古城中心区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其年代既然在距今4300年前后，那么我个人认为，其始建年代和废弃年代与宝墩古城内城墙一样，分别是2550 BC和2338 BC。也希望大家认识到一点，即2600 BC-2300 BC是三皇时代，2300 BC-2100 BC是五帝时代。
问：有媒体认为（或有媒体引用成都考古学者的意见认为），从宝墩古城遗址的规模与形态，可推测出4500年前，成都平原就已出现了高度集中的政治和权力中心。而宝墩古城遗址的发掘也为探讨城市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再次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
答：对以下这句话，我表示同意：“从宝墩古城遗址的规模与形态，可推测出4500年前，成都平原就已出现了高度集中的政治和权力中心”。这是因为，蜀国建立了，这是四川成都平原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
对以下这句话，我表示反对：“（宝墩古城新面积数据）再次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本《年表》清楚地表明，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出现的首要标志的话，中华文明只有一个起源地，那就是太湖流域。文献的记载不容推翻：“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中华文明的中心在人皇的位置上。宝墩古城是人皇兄弟之一的封国，只能算作中华文明的次级中心。显然，这种错误说法的背后，说话人的头脑里有着一个基本的想法：良渚古城、陶寺大城、宝墩古城三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就好像自然界里天然存在的化学元素那样。这种基本想法是错误的。
问：宝墩古城可以证明就是古蜀国都城吗？我国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地下文献和传世文献对证符合，才算是真正确定了一座古代废墟的身份。例如，传世文献称今河南安阳为“殷墟”，而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有殷王室世系表，这样，才算真正落实了“殷墟”的身份——商代晚期的王都。又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从未出土文字材料证实其夏都的身份，因此学术界至今没有公开宣布该遗址就是夏都。再如，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虽然有比较明确的传世文献指称这个地方是陶唐氏之都，但也因为没有发掘到相关的文字证据，所以学术界也没有正式宣布陶寺大城的身份。据说，陶寺大城的发掘者因为擅自宣布该城为帝尧之都而受到老一辈学者的集体诘难，发掘者当场哭了鼻子。这个事例，难道不够你深思再三吗？
答：从本《年表》可知，我们中华民族，在2338 BC以前，没有汉字。如果按照那条不成文的古遗址确认规矩，那么我国三皇时代的遗址便全都无法落实了。三皇时代的遗址，只可能由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的后世文献来确认，别无它法。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了“蜀”，学者们据此认定它就是三星堆古城。传世文献指出四川盆地曾有一个蜀国，建立于人皇时代。此外还提到了若干位蜀王的名号，如蚕丛、鱼凫、杜宇这些人。因此，判断成都平原没有过其他国家，只有前后蜀国。三星堆古城的绝对年代在夏商时期。那么宝墩古城应当就是夏以前的蜀国，即2100 BC以前的蜀国。由于我国文化自古以来连续不断的公设，我们可以认为现有古文献的记载传承自更为古老的为今天所不见的汉字文献，而最早的汉字文献出现于2300 BC。这一时代，距离天皇的时代，只有300年，相当于我们现代人和清朝初年的时间差距，因此，2300 BC时代的关于古蜀国的汉字文献是根据当时学者的“近期记忆”写成的，然后累世相传到今天，应当是可靠的。传世文献先于地下文献告诉我们安阳是“殷墟”，后来被证明这一记载是可靠的。这个例子说明了传世文献的价值。所以，我的见解是，后世文献原则上可以被用作最后的证据。否则，“黄帝”这类名词都只能被清除掉，除非你挖到了一个古墓，里面有文字说明牌，上面写着“此墓主人是黄帝”，而这是难以办到的。作为一个发明了文字，且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的国家，我国有理由充分尊重自己的古文献记载，并把它当成最后证据。至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它们和我国不一样，它们的文字多半是它源的，它们的历史基本上都曾中断过，所以，对它们的遗址认定，的确应该更为严格一些，即要求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相互印证。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和国际接轨”。
偃师二里头遗址，传世文献明确记载偃师这个地方是商汤之都的所在。再往前，是帝喾之都。违背这一记载，企图把二里头遗址宣布为夏都斟鄩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传世文献明确记载襄汾地区是“夏虚”和陶唐氏之墟，这也是不容否定的。当然，帝尧时代已经有了汉字，只是发掘者运气不好，没有挖掘到相关文字材料。但在本《年表》里，是承认陶寺大城为帝尧之都的，因为我们坚持尊重文献记载的原则（当然，文献记载需要甄别）。
问：宝墩古城问题还有什么要说？
答：古蜀国历史比较单纯，因为其地形的相对封闭性（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它的田野考古学文化面貌相对单纯，其田野考古学文化源流相对清晰，它的历史在文献记载上相对明确（因为作为天府之国，它的丰饶奠定了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特别地位），可以作为量度中华文明历史的一个具有清晰刻度的特别标尺。具体而言，其田野考古学文化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即首先有四川什邡的桂圆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次有宝墩文化，再次有三星堆二期文化。然后我们回头看文献记载，知道蜀国初建于人皇时代，蜀国是一个建立在河流边上的古城。这样，我们就知道宝墩文化的初期就是人皇时代，或者说，宝墩古城的始筑年代就是人皇时代。在人皇时代之前，宝墩文化的主人生活在桂圆桥遗址里。所以，四川成都的田野考古成果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人皇时代对应的绝对年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时间的界定提供了四川田野考古方面的独特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