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芷江
人物简介
  杨芷江故里[1]杨芷江﹙1890—1947﹚，名湘，字芷江，别号老叟，祖籍江苏省溧水县人，1890年5月20日生于今滨海县滨海港镇杨庄村。
青少年时他聪明好学，能诗能文，杨芷江在地方读了几年私塾后，于1904年考入淮安府中学堂，1908年考入两江师范及江南高等学堂读书，1911年进入安徽立法政学堂法律科学习，1914年毕业后，任塞北关监督，1920年任河南督理靳云鹗的秘书长，1921年，被吴佩孚委任为直鲁豫巡阅使驻北京办事处处长，1926年起，先后任绥远托克托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禁烟局局长、青岛盐务运传公署副使、安徽省区长训练所秘书。
1930年辞去官职，1933年回归故里，1941年2月任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副参议长，1942年2月任阜东县（即今滨海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当年10月当选为盐阜区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委员。
1947年下半年，盐阜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新方针运动”，不分开明士绅与恶霸地主都加以斗争，杨芷江亦被列为“斗争对象”，陈毅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写信派人前往制止，不料信未送到，杨芷江已在斗争会上不幸去世（1947年8月13日），事后，陈毅感到十分惋惜，为我党失去一位忠诚的挚友而痛心。
1948年，在土改复查时，阜东县委为杨芷江平反，恢复名誉。
人物评价
杨芷江一生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为人正义，为穷苦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深受百姓的拥护和尊重。并擅长诗文，是陈毅元帅的诗文密友。
抗日战争期间，为我党我军做了许多好事。曾先后亲自为“宋公纪功碑”、“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纪念塔”撰写碑文，著有《吁天录》、《晚成诗轩文集》6册等作品，是盐阜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杨湘诗文甚有功底，他曾写诗和陈毅著名的《梅岭三章》，其中有“留取一腔新热血，与君共溉自由花”之句，可见气概不老。
1942年10月陈毅发起湖海艺文社，杨芷江起草《湖海艺文社缘起》，号召知识分子“发为文章，形诸歌咏，以抒胸中愤慨之气，以写敌人残酷之情”，以利于抗敌和建国。  
陈毅1942写诗《答杨芷江先生》云：“光明黑暗搏神州，抗战年来禾黍秋。胡马窥江贼投敌，权奸误国我深忧。吴王老去枚乘在，越国重兴范蠡谋。耆旧淮南多惠助，飘摇风雨济同舟。”诗中以西汉吴王刘濞借指吴佩孚，枚乘是西汉辞赋家，曾上书劝谏吴王罢兵，诗人用这个典故是因为杨芷江曾经担任吴佩孚的幕僚。[2]
人物生平
抗日战争期间，原阜东县（即今滨海县）参议会副参议长杨芷江，虽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多种职务达16年，然而却一尘不染，为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1930年因不满官场腐败昏暗，毅然辞官回归故里，为家乡百姓做了许多有益之事。1940年10月盐阜区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参议会工作，先后担任了阜宁、阜东两县参议会副参议长，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盐阜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官场昏暗，辞职回乡1914年，24岁的杨芷江从安徽公立法政学堂法律科毕业，这时候的他，才华横溢，雄心壮志，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总想为国家和民族作点贡献。
经堂兄杨润（曾担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中华民国内政部次长、财政部印刷局局长）的推荐，担任了塞北关监督，在任6年间，由于工作勤奋，清正廉洁，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1920年，河南督理靳云鹗听说后，立即将杨调了过去，担任了靳的秘书长。在洛阳期间，由于杨芷江诗文水平较高，很有才气，一时名声大震，与吴佩孚的秘书长杨运史和洛阳名人杨瑟君等人齐名，当时被人们称为“洛下三杨”。
1921年，经杨运史推荐，杨芷江又得到吴佩孚的赏识，被吴委任为直鲁豫巡阅使驻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各方联络。此时年仅30多岁的杨芷江，已成为政界崭露头角的知名人物。
可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军阀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使杨芷江对国家的前途又充满了渺茫。杨芷江生性耿直，好抱打不平，更不愿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因而经常遭到同僚们的排挤和打击。
1926年，由于杨芷江为某件事处理不公顶撞了上司几句，竟被排挤打击到人烟稀少、贫困落后的离呼和浩特市不远的绥远托克托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担任了禁烟局的局长。后经杨润、杨运史等人周旋，杨芷江才转至青岛担任了盐务运转公署副使。然而在青岛任职期间，由于杨芷江看不惯当政者那种不顾百姓的死活、胡作非为，整日里醉生梦死、花天酒地，大肆侵吞掠取钱物的官僚作风，因而经常和他们发生矛盾，甚至争吵，因而他再次受到同僚的排挤和打击，1929年下半年，杨芷江竟被排挤到安徽省担任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挂衔区长训练所秘书。
民国年间，官场上的昏暗腐朽，使杨芷江一心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大展鸿图的理想彻底地破灭，在受到接二连三的排挤和打击下，他心灰意冷萌生退意，决心退出这个昏暗的政治漩涡和腐败的官场。
1930年6月，在任区长训练所秘书不到一年的时间后，杨芷江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再三，向区长训练所所长提出辞职不干的辞呈，此举在当时引起较大轰动，有不少人都劝他收回辞呈，留在这里慢慢混，可杨芷江退意已决，不管任何人劝说都无济于事。
辞职后，杨在南京居住了一年多，于1933年春回到了故乡。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一位要员、杨芷江的朋友听说杨辞官回乡，特地派人前往劝其出山，许诺在江苏民政厅给其谋以一官半职，被杨芷江当场一口拒绝，并对来人说：“像这样的官我是不想再做了！”
为修海堤，为民请命1933年，杨芷江回归家乡后，一改官气。整日里走东庄、到西庄，四处查看，还不时地和穷苦百姓交谈庄稼的种植和收获，对贫困百姓经常资以钱财，请医抓药。每天黎明，他就早早起床，背起粪兜四处拾粪，只要粪兜满了，不管是谁家的粪坑，他是见坑就倒，从不间断，他对周围百姓总是和睦相处，从不厉言疾色，方园数十里，谁家有困难，他知道后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他家经济较为殷实，但他从不以富压贫，欺压穷苦百姓，赢得了地方百姓的敬佩和爱戴。
1939年农历7月16日，县境沿海地区发生强台风并致生海啸，海啸过后，浮尸遍野，有3000多人死于非命，上万亩农田庄稼被淹没，40多个村庄被海水冲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灾情发生后，杨芷江深感痛心，一方面迅即动员家人及众家族揭下铺盖席，安葬死者，一面邀请当地名绅张景繁、王翰先、张慧卿、汪继光等人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兴化县乞赈，杨芷江亲手起草《阜宁县沿海潮灾募捐启》（当时县境隶属阜宁县），四处张贴，以求同情惠施资助沿海地区受灾者，启文委婉凄恻，催人泪下，殷实富户及往来商贾无不被启文所感，纷纷解囊救灾恤难，不长时间，他募得大米百斛运回，济得灾民燃眉之急。
同时，杨芷江还到处奔走游说，呼吁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抓紧“堤堰复修，蓄淡刷卤”，在兴化足足活动了2个月的时间，在舆论的压力下，省政府才决定修筑海堤，下拨20万元的经费，可几经克扣，加之经办人员从中渔利，修筑海堤经费最后仅余11万元，结果仅修了一道低于高潮位的海堤。第二年海啸又起，所修海堤全部崩溃，沿海人民再次遭受劫难，杨芷江悲愤填膺，痛骂：“这种腐败无能的政府早迟要完蛋”，痛恨之余，愤慨写了一首“捍患未周无远虑，堤防重决有深悲。桑田坐看成沧海，庐舍行间痛离别。”“人将春熟还艰食，我为年荒发浩歌。劫运纷乘靡底止，问天不语奈天何？”的诗文，诗中充分表达了杨芷江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广大贫苦百姓的关心，后杨芷江将一生中所有愤慨感谓呼吁的文稿搜集起来，辑成《吁天录》。
真心为民，出山相助1940年10月，县境解放，成立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宋乃德（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部长）任县长。
1941年1月，宋乃德听人介绍杨芷江的情况后，亲自到杨庄慕名拜访了杨芷江，二人见面，一见如故，把酒畅谈，当宋县长询问如何取信于民以利军民团结时，杨芷江慷慨陈辞，提出三条建议：一、发还民枪，以安民心；二、兴筑海堤，以定民居；三、创办盐场，以抒民困，宋县长对杨芷江的三点建议笑颔采纳，不长时间，全部兑现。
1941年5月15日，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2万多民工修筑海堤，县长宋乃德亲自任工程总指挥，八滩区长陈振东任现场指挥，已50余岁的杨芷江也闲不住，积极投入到筑堤的后勤工作中去。整个工程以发行公债方式，筹款60余万元，实行以工代赈，历时84天，到7月31日，全长90华里、高7公尺的捍海长堤筑成，当年当海啸再次来临时，海堤巍然不动，沿海地区的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此次海堤修筑成功使杨芷江等人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为人民的。并深悔自己投错了庙门，走错了路，在国民政府中白白混了十几年。为铭记宋乃德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绩，杨芷江等人及当地群众称此堤为宋公堤，杨芷江亲自撰写宋公纪功碑碑文，碑文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并由江苏省著名书法家何冰生书丹，顾汝磊篆额，汪周刻石，将宋公纪功碑竖在海堤上，让后人永远牢记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
1941年2月，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杨芷江众望所推被选为副参议长，对于副参议长这个职务，杨芷江二话没说，欣然接受，家人对此不理解，问他国民政府许他高官厚禄为什么不做，现在却要当共产党这个没有油水的参议会的官，他却笑笑说：共产党是真心为民造福，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这个官我不能推辞，我一定要出山来帮助他们。
1942年2月，阜东县（今滨海县）参议会宣告成立，他被当选为阜东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当年的10月，他又被当选为盐阜区参议会行政委会委员。自此，他更加积极地为我党和抗日政府工作，积极动员好多地主献出卤地，兴办盐场，使无数失业农民及闲散劳力得以就业，并经常冒险到敌占区购回布匹、纸张、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及枪支弹药，支持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百姓，为抗日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
怒斥汉奸，保护干部皖南事变后，刘少奇、陈毅奉命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军部建立后，邀请盐阜区知名的开明士绅到盐城开会，共商大事，杨芷江是被邀士绅之一。从此，他结识了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领导人。
杨芷江擅长诗文，而陈毅又是军中儒将，相识不久两人即成诗文密友，时常以诗相酬答。一次，陈毅同志步杨芷江诗韵和诗一首，在《盐阜报》上发表，引起了盐阜区士绅界、文化界极大反响。杨芷江尤为激动，当即濡墨挥毫，步陈老总的《梅岭三章》韵作诗三首，诗中流露出对陈毅的无限敬佩，洋溢着对共产党和民主政权的热爱，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通过和我党我军领导人的多次交往，杨芷江对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是为着劳苦大众，共产党是得人心，将来的天下也一定是共产党的。
1941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我盐阜区发动了多次大“扫荡”，杨芷江曾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新四军埋藏了一批重要的军用物资和新四军三师师部的6麻袋抗币、两大木箱银元及金条，掩护了好多不便随军行动在杨家“打埋伏”的盐阜区党政军干部和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先后住过他家的有：文学家车载父女、音乐家贺绿汀、画家鲁莽、爱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黄克诚师长的夫人唐棣华、盐阜区行政公署副主任贺希明夫人李德观等人。
特别是1943年2月26日，在日伪军对我盐阜区发动的第三次大“扫荡”中，新四军三师首长将不便随部队活动的正在生病的邹韬奋及贺缘汀等人转移到杨芷江家中打埋伏，伪军头目徐继泰（任伪淮海省第四支队司令、和平军第四军军长，是杨芷江的表侄），听说杨芷江家藏了我党不少人士，立即带领伪军到杨家企图搜查我党人士，杨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与伪军头目徐继泰巧妙周旋，并大义凛然怒斥徐继泰说：“继泰，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还能蹦几天，为鬼子办事，好比站在麻花冻上（薄冰）。说下水就下水，你应该清醒一些！”说得徐面红耳赤，进退两难，头上直冒冷汗，摄于杨的威望和气势，徐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带领伪军空手而走。
杨芷江这种不畏强敌，挺身而出保护我党人士的正义壮举，至今仍成为盐阜地区的历史佳话。当时，不少人都为杨芷江这种举动担心害怕，怕他惨遭敌手，被戴上通共罪名，可他却无所畏惧，理直气壮地说：“做人就要有民族骨气，我绝不会为日本人卖命的”。
左倾思潮，不幸离世1947年下半年，盐阜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新方针运动，不分开明士绅与恶霸地主都加以斗争，杨芷江亦被列为“斗争”对象。
陈毅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写信派人前往制止，不料信未送到，杨芷江已在斗争会上不幸去世；事后，陈毅感到十分惋惜，为我党失去一位忠诚的挚友而痛心。
1948年，在土改复查时，阜东县委为杨芷江平反，恢复名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