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徽商
基本介绍
徽商即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等，其中典当商  徽商故里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徽商们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
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包括现旌德一部分)、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徽州府又称新安郡，所以，徽商又称新安商人。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形成原因
  唐代祁门茶市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徽商文化（老字号及宅院）(19张)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产生条件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主要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文房四宝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0万两银子。
经营之道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儒学气质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1]​
兴衰历史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  “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年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不禁止官僚家属。“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徽商大宅院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徽商老号
张小泉剪刀  张小泉剪刀张小泉，明末徽州黟县会昌乡人。其父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小泉在父亲的悉心指教和实践中，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
明朝末年，灾害频繁，烽烟四起。黟县百姓朝不保夕，苦不堪言。父子二人，制剪为业，小泉刻意求师访友，技艺大进。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创制出嵌钢制剪的新技术。他选用闻名的“龙泉”钢为原料，制成的剪刀，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刀口锋利，开闭自如，因而名噪一时。一些专业艺人如裁缝、锡匠、花匠等慕名前来定制剪刀。胡开文墨业胡开文，字柱臣，号在丰，著名徽商，徽墨行家，“胡开文”墨业创始人，清代乾隆时制墨名手，徽州绩溪县人。因师从徽州休宁汪启茂，因而是休宁派墨匠后起之秀。先于休宁、屯溪两处开设“胡开文墨店”，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开文得到迅猛发展，除休宁胡开文墨庄、屯溪首起胡开文老店外，先后在歙县、扬州、杭州、上海、汉口、长沙、九江、安庆、南京等地，或设分店，或开新店，其经营范围几覆盖大江南北，至此徽州制墨业呈胡开文一支独秀之势。后代均延用此老字号。曹素功墨业曹素功（1615—1689年），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原名圣臣，号素功，徽州歙县岩寺人。他早年潜心科举仕宦之途，因不遂心愿，便返乡以制墨为业。最初借用名家吴叔大的墨模和墨名，并开店营业，以后墨质和工艺造型日渐精良，名声亦渐远扬，其墨业更加兴旺。后移店至苏州、上海等地，常为权贵和名流定版制墨，在社会上层影响很大，被誉为“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胡庆余堂  胡庆余堂胡庆余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徽州绩溪人胡雪岩创办的国药店。胡庆余堂药店，以宋代皇家的药典为本，选用历朝历代的验方，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一直到今天仍为中外人士所喜用，它和北京的同仁堂并称为中国著名的南北两家国药老店。胡玉美一代酱王胡兆祥出生于清朝嘉庆乙丑年（1805年），安庆城集贤门外一个制作酱货的小作坊家庭。他的祖籍在徽州休宁县万安镇。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开始在本地走街串巷，肩挑贩卖 酱货，继而开设“四美”酱园、“玉成”酱园，后在安庆商业中心四牌楼创办“胡玉美”酱园（“玉美”是店号，既以之志前人创业之艰辛，又寓之以“玉成其美”之意），至今已有181年，是一个负有盛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王致和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酿造调味品为主的科工贸一体化、跨行业经营的集团公司。相传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安徽太平县仙源人王致和以举人身份进京赶考，屡试不中，为谋生路，在京城做起豆腐生意。 
一次，豆腐没卖完，时至盛夏，便切成小块，配上花椒等佐料腌上。到秋后打开缸盖，豆腐变成豆青色，臭气扑鼻，一尝却别有风味，送邻居尝后无不称奇，一时名扬京城。后传入宫中，倍受慈禧赞赏，御赐名“青方”，成为清宫御膳。 
王致和臭豆腐是以优质黄豆为原料，经过泡豆、磨浆、滤浆、点卤、前发酵、腌制、后发酵 等多道工序制成。其中腌制是关键，撒盐和作料的多少将直接影响臭豆腐的质量。盐多了，豆腐不臭；盐少了，豆腐则过臭。王致和臭豆腐“臭”中有奇香，一种产生蛋白酶的霉菌，它分解了蛋白质，形成了极丰富的氨基酸，味道非常鲜美。臭味主要是蛋白质在分解过程中产生了硫化氢气体所造成的。另外，因腌制时用的是苦浆水、凉水、 盐水，又形成了豆腐块呈豆青色。谢裕大茶行谢裕大茶行，曾经的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创于1875年。百余年的风云变幻中，它记载了一代徽商的传奇历程，更见证了黄山毛峰的名动全国。谢正安，谢裕大茶行的创始人。当年，为了进军大上海，他亲自带领家人到充头源茶园选采肥壮芽茶原料，经过精心的制作，形成别具风格的新茶。由于“白毫披身，芽尖似峰”，又因产自黄山，故命名为“黄山毛峰”。因数量极少，先运到上海新挂牌的谢裕大茶行，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成为各界名流竞相追逐的珍品，上海漕溪路，就是因谢裕大茶行的原址在此而命名的。之后，谢裕大茶行迅速走向全国，“黄山毛峰”也开始成为极品好茶的代表之一。故此，谢裕大茶行被世人称为“黄山毛峰第一家”。张一元茶庄张一元是张一元茶庄的品牌名。最早张一元茶庄的创始人姓张，名昌翼，字文卿。徽州歙县定潭村人。年青时来京，在崇文门外瓷器口荣泰茶庄学徒。之后另立门户，在花市摆茶叶摊，买卖很好，1900年在花市开办了第一家店，取名“张玉元”，“玉”在古汉语里也有茶的意思，“元”在汉语里是第一的意思。1906年在前门大栅栏观音寺开设了第二家店，取名“张一元”，比“张玉元”更好记、更有寓意。“张一元”取“一”和“元”两个首位的意思，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寓意企业能像字号一样在同行业中争第一。1908年在前门大栅栏街开设了第三家店，同样取名“张一元”，为区别前一个店，该店亦称“张一元文记”茶庄。汪恕有滴醋恕有滴醋厂是苏北地区最大的食醋生产民营企业，产品已形成调味、保健、风味三大系列二十多个品种。汪恕有滴醋创牌于清初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距今已有三百三十多年的悠久历史。曾被乾隆帝封为“御品”，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一书中推荐“以板浦醋为第一”。
三百多年前，有不少徽州人来到海州地带谋生，“汪恕有”滴醋的创始人汪懿余系徽州迁居板浦汪氏第一代，起初在家中建立一个作坊，用简单的工具 生产数量有限的“老糖”，后来改制成为生产食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便起了店号叫做“恕有”，由于汪氏做的醋酸度甜香醇和，味美津香，每次食用只需几滴则醇香弥足，故称之为“滴醋”，汪恕有滴醋从此就作为产品的正式名称而流传下来。同庆楼同庆楼菜馆是芜湖餐饮业的历史名店。1925年创建，1999年，国内贸易部认证“同庆楼”菜馆为“中华老字号”，全国餐饮行业仅有58家。1925年左右，当时正值芜湖米市兴旺，商业发达，饮食行业的酒楼、菜馆纷纷建成开业，为在林立的酒楼之中力压群芳，10家商业大户联合集资，开办了一所徽州班菜馆，公推民国初年闻名江南的“醉春酒家”打面师傅徽州绩溪人程裕有出任经理。店址在中二街（今柳春园小学校址），最初取名“同鑫楼”。因程裕有师傅在武汉开设同庆楼菜馆，便前往请教，并商定借名“同庆楼”来芜，称为“徽州同庆楼”菜馆。
无梦徽州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  徽商会馆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等优秀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  徽商之源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徽商精神
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专一敬业的执著精神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现代视角的精神文明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商故事
第一个故事徽州歙县棠樾世居鲍姓大族，乾隆年间族中有位少年奇才名叫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他自幼读书，按他父亲的意思是要他日后参加科举考试走做官之路。但是，父亲虽业商但不善积财，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在11岁时，志道便中断学业，走上经商之路。[2]徽商(21张)
由于家贫，出门时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上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给志道随身戴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热泪，珍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的口袋里，下定决心绝不让母亲失望。他想到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又在读书，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
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到鄱阳后，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会计学成后，也积了一点钱，他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在金华，他利用身上积攒的钱开始做些小生意，为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不断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十年的商场奔波，他逐渐成熟起来。“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扬州自古繁华，明清时期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且徽州人占一大半。扬州的繁华，令志道目不暇接，他决心在此地一展宏图。
也是该他时来运转，这时一位歙县大盐商急需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核算。学过会计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然而，这位大盐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试题。第一天，面试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谁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的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十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的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题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不必说，他被聘用了。
聘用后，经常和商场行家打交道，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凭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几年的积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因为，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盐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些使他的事业很快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而且，凭他精明强干、处事公允、急公好义，在业界的声誉也是日益高涨。
恰好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控制，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然而总商的角色并不好当，一方面，在政府眼里，盐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总要想方设法进行搜刮。因此总商要代表众盐商利益与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断解决盐商内部的矛盾，同时还要向政府反映众商人的愿望和要求。总之，总商处在政府和众盐商之间，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没有精明干练的处事能力是很难做到的。鲍志道担任总商，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遥想当年，鲍志道怀揣一文钱出门经商，可以说一路备尝艰辛；在商场几十年摸爬滚打，辛酸的故事必不会少；总商虽说荣耀，但夹缝中做人，岂能是容易的事？问题在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学习和借鉴。第二个故事这个“一文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苏州布店的由来。
当年，有两个徽商，姓名已不可考，姑且称为甲乙二人吧，他俩挟带重金，来到苏州合伙做生意。乍出家门被苏州的繁华所迷，加上身上有不少钱，于是他俩当晚便出去各找一妓女寻欢作乐，肆意挥霍。时日不久，他们身上的钱花光了。妓院老鸨翻脸无情，命人将他俩打出了妓院。
过了不久，乙回来了，手里拿着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甲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乙笑笑，拿出一袋面粉，和水调匀成浆糊，然后用草把竹片绑住，外蒙一层旧纸，在旧纸上再用浆糊遍粘鸡鸭毛。结果，一只活脱脱的禽鸟便做了出来。甲不解地说：“我们境况如此困窘，你还有心思做这小玩意儿？”乙笑而不答，仍继续做各种形状的禽鸟，一晚上下来居然做了二三百只。
第二天天亮，乙拉着甲带上昨晚做的禽鸟一齐到附近的元妙关。元妙关是苏州有名的游玩之所，平日游人很多。甲乙二人来此，在地上把各种禽鸟摆好。妇女儿童一见这些禽鸟做得惟妙惟肖，争着购买，一会儿工夫这二三百只禽鸟卖得一只不剩。每只鸟卖十几文，算算一下子就挣了四五千文钱。甲至此才叹服乙的心思灵巧，他忽想起一事，忙问乙：“昨晚我扔的一文钱，你拿去做什么了？”乙说：“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街上捡的。那一文钱，我用来买面粉做浆糊了，这不正好用来粘鸡鸭毛吗？”说罢，两人会心地相视大笑。  徽商从此，他俩更是加倍努力，采购各色纸张、杂鸡鸭毛，晚上做鸟、兽、人、花草等玩意儿，白天便各处兜售，两三个月下来，两人居然挣了300万文。这时两人商议应该正规地去做生意了。于是在苏州布业最发达的地区阊门开设了一个布店，在布店的门牌上大书“一文钱”三字，表示他俩永不忘记曾经经历过的艰难历程。据说这家布店历经200余年依旧昌盛不衰。
虽只说了以上两个故事，但历史上徽商类似的故事却是很多很普遍。它们的结局恰好体现了徽州商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徽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徽商术语解读
贷本经商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佃仆制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徽州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
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非勤俭不能治生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贾而好儒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归德孟尝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歙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浙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徽商会馆  徽商会馆徽州会馆、新安会馆、新安公所及徽属某县会馆的总称，是旅居异地的徽州商人结成团体，集会居住的馆舍。主要是联络乡谊，为本帮商人提供方便，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同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
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款人杨忠、鲍恩首倡，位于正阳门之西。初为三进九室建筑，后历经扩建、重修，规模宏大。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徽商集团的形成，为徽商开辟了立足、发展之地，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为旅汉徽商提供行商便利，扩充路径，开辟码头，置买店房，形成"新安街"，石镌"新安街"额。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同相邻的宁国府属邑合办）有房产、田产、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仅会馆建筑就造了20多年，规模宏大。明清徽商鼎盛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大至苏州、杭州、澳门、广州等大都市，小至淄院、姜湖、黄康等小镇，均有会馆设置。仅南京一地就有徽商会馆数处：马府街有新安会馆，太平街栏杆桥、上新河各有徽州会馆，钞库街有新歙会馆等。徽商木业公所徽商行业组织名。又称徽国文公祠。位于杭州候潮门外。清乾隆年间由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其子江来喜又在钱塘江边上自闸口下至秋涛宫，购置3690余亩沙地，用来置放木材。新安江是徽木外运的主要信道，明清时期四季可运输，80%以上的徽木由新安江而下，抵达杭州，使杭州成为徽木的主要集散地。这3690余亩沙地，便是徽商用来停泊木排，堆运木材的栈场。徽商史话书名。朱世良、张犁、余百川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出版。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古代徽商，下篇介绍当代徽商。古代徽商分"徽商短论·商史漫话"、"徽商百业·经营谋略"、"徽商人物·轶闻逸事"、"徽商会馆·商俗及其它"四个部分，当代徽商刊载了黄山市九家有代表性企业的专稿，以反映当代企业重振徽商雄风的情况。古代徽商的文稿，大都选自《徽州报》、《黄山日报》、《富园》杂等报刊己发表过的文章。徽商研究论文集文集名。《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文集收录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徽州商人研究的论文24篇，其中日本学者藤井宏教授《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曾由傅衣凌、黄焕宗合译成中文，连载于《安徽历史学报》、《安徽史学通讯》上。此次收录的为傅衣凌最新重译稿，并由藤井宏亲自写了序言。在译稿的后面，还附录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湖广熟，天下足》一文。秦佩市《明清徽商研究》一文，未曾发表过，文集亦作了收录。还有数篇有关明清时期盐商的文章，所论大都是徽籍盐商，文集亦予收录。文集后附有"徽商研究资料索引"，供徽商研究者检索、参考。徽州茶商指经营茶业的徽州商人。茶业为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阎门溪记》一文中记载，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宋代徽商朱元经营茶业，遇蔡京改茶法，说其私贩茶叶有罪，因而下狱。元代敏人毕仁16岁便在庐州开设茶叶店，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得商额利润，知名于时，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清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七家，茶庄百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为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绩溪人为多。

图书信息
书名：徽商
作者：季宇 
  出 版 社：海天出版社

出版信息
作　者：王廷元，王世华 著 
丛 书 名：徽州文化全书
出 版 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2025847
出版时间：2005-05-01
版　次：1
页　数：511
装　帧：精装
开　本：16开
内容简介
为为便于使读者了解徽商的全貌，《徽商》力图对徽商发生、发展及其衰落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的论述。书中着重阐明徽商兴起的条件，徽商发展的几个阶段，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徽商的经营方式及其特点，徽商资本的积累，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宗族势力以及儒家传统文化的关系，徽商的历史作用，徽商衰落的原因和过程等问题。同时，对徽商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作了具体的分析与介绍；对于在徽商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也不揣固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
第一节 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
第二节 徽商兴起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 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徽州商帮的形成
第二节 徽州商帮的发展与兴盛
第三节 徽州商帮内部的乡族关系
第三章 徽商经营的行为（上）
第一节 盐业
第二节 典当业
第四章 徽商经营的行业（中）
第一节 茶叶业
第二节 木材业
第五章 徽商经营的行为（下）
第一节 粮食业
第二节 绸布业
第三节 海上贸易
第六章 徽商的经营方式
第一节 商业资本的组合方式
第二节 营业人员的组合方式
第七章 徽商的资本积累
第一节 徽州商人的小本起家
第二节 商品贩运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第三节 商品囤积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第四节 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第八章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
第一节 贾而好儒
第二节 维护封建统治
第三节 对封建政治势力的抗争妥协
第九章 徽商的婚姻和家庭
第一节 徽商的婚姻
第二节 徽商的家庭
第十章 徽商人物举例
第一节 两淮总商鲍志道
第二节 徽墨老店胡开文
第三节 身系两淮盛衰的盐商江春
第四节 歙县芳坑江氏茶商
第十一章 徽商的历史作用
第十二章 徽商的衰落
主要参考文献
《徽州文化全书》后记 

简介
纪录片《徽商》，以多元的历史文化视角，第一次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徽商的辉煌历史及其所承载的深厚的徽州  纪录片《徽商》[1]文化，展示了徽商由兴至衰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其背后的自然、政治、历史、文化等深层原因，并通过徽商这一浓缩的商帮群体活动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及江南城镇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商业文化图像。
多元文化视角的在《徽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素材来源可信科证，却又不拘一格。全片既融合了纪录片的影像冲击力和宽容的文化态度，又保留了专题片雍容华贵的叙述风格和影像美感，在叙事方式上也张驰有度，注重故事的情节化与细节的描绘。是一部品位、特色俱佳的纪录片。
播出信息
该片于2005年10月1日—7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全片共7集，每集30分钟，总长210分钟。
制作人员
出品人：王中亚
总策划：高峰、聂造、杨晓民
总撰稿：杨晓民
总导演：壹周
执行导演：周亚菲
策划：石一龙
剪辑：杨雪
制片人：程涛
总监制：聂造
分集剧情
分集查询收起查询1集2集3集4集5集6集7集 第1集 儒商 　　独特的的亦贾亦儒的文化自觉，使徽商从众多的山帮集团中脱颖而出。徽州的“商”与“儒”，生发于贫瘠的山地环境与程朱理学。而徽商对于文化的推崇与尊敬，重视文化教育，又赋予了自身代代相继的强大生命力。第2集 徽骆驼 　　勤劳的徽商四海为家，足迹遍布神州。徽商多数以小本生意起家，坚守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盐业、茶叶、木材、典当业是徽商主营的四大行业。突破明代禁海政策，徽商一定意义上还扮演了明代海外贸易先行者的角色。明嘉靖年间，徽州商人已经开始了海上运输贸易，远达日本、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第3集 红顶商人 　　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原因之一便是深谙政治势力对于商业经营的重大影响，依附官府且善于运用政治势力为其商业活动谋利。大盐商江春与红顶商人胡雪岩都是将这一手段运用到极致的代表。然而徽商在依附官府的同时，又坚守诚信的经商理念，形成其独特的商业文化。第4集 无徽不成镇 　　南京、苏州、扬州等在明清时期的繁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徽商在当地的活跃。徽商凭借其灵活的经营手段与独特的商业理念，对于江南诸多城镇的商业、文化消费起了莫大的作用。尤其是徽商对于文化的推崇，又将江南的园林、学术、书画、曲艺等文化艺术创造推向了一个高峰。第5集 四水归堂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使得徽商商业利润的一大流向，就是在家乡修建牌坊、祠堂、民居。徽商将商业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与房产，营造故土家园的行为，为徽州创造了大量精美的建筑，兴盛了徽州的宗族文化，却也消耗了徽商的大量商业资本。第6集 日暮乡关 　　随着清代政府对盐业的课税加重以及随后的盐法改革，以盐商为代表的徽商群体逐渐衰落。太平天国运动，又使徽商贸易的区域陷入战乱。清末厘金制的实施，更进一步压垮了徽州茶商。近代机器工业兴起，与上海作为商业中心带来的剧变，导致了徽商最后的衰落。徽商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向产业资本的转型!第7集 无梦到徽州 　　徽州以独特的理学文化与宗族观念孕育了徽商，后者又以自己巨大的商业财富回报徽州，滋养出了灿烂的徽州文化。以两淮盐商为代表的徽商还对乾嘉学术、刻书版画、科技教育、新安医学、建筑书画以及戏曲的众多创新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片相关
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其崛起始于南宋，明清两代在盐业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并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不凡业绩。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庞大的从贾人数，使徽商当时纵横于全国各地；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与崇文重理的文化态度，更使其对当时中国商业以外的文化创造、艺术革新、社会风俗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