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彭绍辉
人物简介
彭绍辉（1906—1978），湖南省湘潭市杨林乡（今属韶山市）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三团分队长，红军随营学校大队长，红五军长第一师一团团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副官处处  彭绍辉长、师参谋长，红军学校第二队队长，红五军第一师师长，兴国模范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三十军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教导团团长，358旅旅长，独立第二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第七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
大事年表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早年曾做长工。
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军。
1927年入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一师当兵。
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十三师七团任班长。
1928年7月起任红五军三团三营十二连分队长，10月起任红二纵队二大队六中队中队长。
1929年冬起任红五军随营学校大队长。
1930年7月起任红五军一师一团团长。
1931年5月起任红三军团四师副官处处长，7月起任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  相关书籍10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二队队长。
1932年4月起任红三军团五军一师参谋长、师长。
1932年9月到兴国筹组红三军团模范师，任师长。
1933年10月起任红三十四师师长。
1934年4月起任少共国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
1935年1月起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4月起任红三军团教导营营长。
1935年夏起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长。
1935年冬被调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上级政治科科长兼军事教员。
1936年6月起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参谋长，7月起任军团党委委员。
1937年5月起任红二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1937年秋起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一二○师教导团团长。
1938年冬起任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
1940年春起任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后兼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10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3年3月至1945年秋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其间：1943年秋起兼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吕梁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吕梁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8年夏起任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
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七军军长。
1951年4月起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彭绍辉1952年4月至1954年3月任西北军区参谋长。
1954年3月至1955年5月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2年9月至1955年5月任军区党委常委。
1954年10月至1967年8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其间：1955年4月至1957年11月兼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曾兼任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部部长、条令部部长；1957年11月至1963年9月兼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曾兼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4月、1965年1月、1975年1月相继当选为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69年4月至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69年8月至1978年4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委员。
1978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2]
生平述要
早期生活1906年9月6日，彭绍辉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贫苦雇农家庭。1926年，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湘潭县更是闹得轰轰烈烈。彭绍辉也投身其中，当上了自卫队员。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农会被解散，反动派到处捉“暴徒”。彭绍辉东躲西藏，最后决定离家出走，到韶山冲去找赫赫有名的“毛委员”。投身革命彭绍辉早就听说过毛泽东的鼎鼎大名。1927年初，毛泽东考察湘潭农民  彭绍辉(右1)与其他人合影运动时，彭绍辉还聆听过毛泽东关于农民协会的讲课。但不巧的是，彭绍辉从韶山到长沙，再到武汉，都没有找到毛泽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彭绍辉在武汉参加了国民党何键的部队，被分到三十五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十二连。1928年春，第一师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彭德怀任第一团团长，团内已有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中共秘密支部。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部举行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彭绍辉也参加了起义。平江起义后，彭绍辉被分配到红五军十三师七团当班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反围剿1929年春，红五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后，彭绍辉先后任第二纵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队长，第二大队教导队队长、大队长等职。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彭绍辉被提升为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1930年10月，蒋介石以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可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彭绍辉却被撤销了团长职务。 
原来，在当时经费管理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彭绍辉团自平江、浏阳打土豪以来，积存了八九百元。他以团党委书记身份召开团党委扩大会，经讨论决定每个战士发两角钱过年。可是刚把钱发至连队，就接到总指挥部每人发两角钱聚餐费的通令。他与政委李鸣铁、副团长吴自立商量，大家的意见是：这两角钱也发下去，给战士们买草鞋。这次发放过年费，事前没有向上级请示，事后也未报告，违犯了纪律，彭绍辉被撤职，调到第四师当副官处处长，并受到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彭绍辉认为处分过重，一时想不通。后来总指挥彭德怀和师党委的同志找彭绍辉谈话，进行教育、解释和劝  红六军团参谋长彭绍辉(左四)和战友在一起[3]说。彭绍辉的情绪有了好转，并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此后，他的组织纪律观念进一步加强，处理问题也更为慎重了。3个月后，留党察看期满，他又恢复为正式党员，被任命为第四师参谋长。 
1932年初，蒋介石坐镇南昌，统率3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三团代理团长的彭绍辉，在战斗中先后两次负伤。不久，彭绍辉调任第三师第十团团长，指挥第十团参加了东固方石岭战斗，歼灭了韩德勤师，俘虏了大批敌人。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彭绍辉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参谋长等职。1932年6月，彭绍辉升任第一师师长，时年26岁。同年底，蒋介石又调动90多个师，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 
1933年3月20日，国民党第十一师进犯至草台岗地区。彭德怀在电话中告知彭绍辉：拿下制高点霹雳山，是取得此次反“围剿”胜利的一个关键。凌晨，彭绍辉命令两个团开始登山，并且下定决心：“不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就不下山来。” 
霹雳山地势险峻，直至中午，才占领山头。当敌人向山下溃败的时候，彭绍辉在敌人丢弃的满山遍野的枪弹之中，拾起一枝步枪，奋不顾身地同战士们一起冲下去。刚冲到半山腰，他左臂连中两弹，骨头被击成几截。彭绍辉被送进了医院，由于伤势严重，医生将其左臂截肢。 
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彭绍辉，准备安排他去地方工作。彭绍辉当即表示：“我虽没有了左臂，但还有右臂，而且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对他的恳切要求，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表示不同意。彭绍辉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见彭绍辉意志坚定，于是答应了他，并勉励他说：“绍辉同志，你虽然身体残废，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彭绍辉就这样又回到了红三军团。在这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彭绍辉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红色苏区开始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就有50万人。红军各军团都在紧张地组织补充队伍。红三军团抽调彭绍辉前往该军团的补充区兴国县组织第二补充师。虽然彭绍辉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但他毫不迟疑，立即由一名护士陪同，携带必备药品，赶赴兴国。彭绍辉在兴国仅工作月余，就筹组了兴国模范师，并亲自担任师长。可是该师的连、排级干部奇缺，彭绍辉立即抽调了一批优秀分子，成立教导队，亲自负责训练，解决了干部不足的问题。随后，组织上又任命彭绍辉为红五军团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师长。 
不久，彭绍辉便再次负伤。在指挥建（宁）、泰（宁）、将（乐）之间的光明山战斗中，他为了便于观察，站在山坡上一个较突出的高地，用望远镜注视着战斗的进展。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他的下颔骨被打碎。由于出血过多，彭绍辉昏迷过去，被送进建宁红军医院动手术。由于当时医院手术器械非常简陋，缺少麻醉药品，动手术时，彭绍辉痛得用手抠住床沿，脸上的汗珠一阵阵往外冒。但是他一声不吭，直到医生从他下颌里取出了子弹头，他也没喊一声疼，被大家誉为“活关公”。1934年4月，彭绍辉的伤口刚刚愈合，又奉命到少共国际师任师长（政委肖华）。参与长征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彭绍辉奉命率领第十五师（即少共  晏福生与独臂战友彭绍辉(中)左齐于延安国际师）掩护红三军团转移。红三军团刚一行动，敌人就追了上来。为阻击敌军，第十五师在石城大脑寨一带摆开了战场，彭绍辉和肖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撤出战斗。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为了加强主力部队建设，将彭绍辉调至红一军团司令部任教育科长。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又被调回红三军团。彭德怀见到他后高兴地说：“你回来了好。可是没有适当的工作岗位，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干脆地回答：“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于是，彭绍辉愉快地当了教导营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彭绍辉被派往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当参谋长。这位对革命工作从未讲过价钱的独臂将军，这次却一反常态，找到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他听说红四方面军有残余的军阀作风，张国焘对党中央不满，不执行中央命令，自己去了也搞不好工作，因此不愿意去。杨尚昆告诉他，中央是要争取团结四方面军，革命工作需要他去。于是，他很快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服从党的安排。 
9月，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扬言要另立中央。彭绍辉听了，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叶剑英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 
彭绍辉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赶中央红军。那天晚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走了三四个小时，在上包座附近，彭绍辉他们被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现。陈昌浩将他们堵在路上，训斥了一顿，随后，把他们带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房子里住下。彭绍辉一连两夜睡不着觉，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托红九军团一个同志代为转呈。不料，此信竟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十分恼怒，派人通知彭绍辉去谈话。 
彭绍辉从未见过张国焘。他走进屋，看到朱德等很多人在开会，正想给朱德总司令敬礼，不料此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蓦地站起来，将彭绍辉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并严厉责问他见了张（国焘）主席为何不敬礼，为什么反对南下和反对张主席，反对成立新中央。说着，竟然掏出驳壳枪，推上子弹，把枪口顶在彭绍辉的胸膛上。在这紧急时刻，朱德几步赶上，夺过驳壳枪，厉声说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那人见朱德下了他的枪，便抡起手给了彭绍辉一个嘴巴。朱德十分气愤：“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而张国焘则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彭绍辉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抢下来的。” 
不久，一批反对张国焘的红军将领被剥夺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彭绍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去当政治科长。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会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是，彭绍辉又跟随部队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重新经受严寒、饥饿和死亡的考验。 
同年8月，彭绍辉在朱德和贺龙的过问下，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参  红六军团主要干部:彭绍辉(后排右2)[4]谋长（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
抗战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1939年3月，彭绍辉调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回到晋西北，创建根据地。 
1939年冬至翌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三五八旅被调到北线，改为晋绥独立二旅，彭绍辉仍任旅长。1940年九十月间独立二旅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晋西北成立军区和军分区，彭绍辉兼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彭绍辉率部参加了数次反“扫荡”战役。 
1943年3月，彭绍辉调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年底以后，改任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的军事生涯似乎与军事院校有着不解之缘，因而被人称为“校长将军”。 
1945年，彭绍辉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回忆前期见到毛泽东。
当彭绍辉介绍抗大七分校的情况，说该校是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和太行3个单位抽人组建起来的，编为3个大队，共有3000多人，教职员工700余人时，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解放战争1946年5月，彭绍辉调任晋绥吕梁军区代司令员。6月间，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随后，阎锡山也破坏在太原举行的和谈，调兵遣将，向晋中根据地发起进攻。 
为了捍卫陕甘宁边区，肃清盘踞在吕梁山区的敌人，从1946年秋到1948年夏，彭绍辉参与指挥了晋西南、汾孝、吉乡、兑九峪、神堂底等战役、战斗数十次，毙、伤、俘敌数万人，先后解放了永和、大宁、隰县、交城、中阳等城镇30余座，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生擒了敌晋西上将总指挥杨澄源、少将参谋长胡芬珍、敌第五十五师少将副师长张居乾和阎锡山第八行政公署专员孙海丕、敌“同志会”分会主任段书田等，毙敌少将师长侯俊福，在七百里吕梁山区和晋中平川西部广大地区，消灭了阎锡山的反动势力。
1948年8月，晋绥吕梁军区的部队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翌年1月，第七纵队又改为第七军。彭绍辉先后担任纵队司令员和军长。 
1949年2月，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彭绍辉率领部队，进驻太原县城，休整待命，为太原战役做准备。 
看到部队暂无战事，军卫生部部长张德炎关心起已40多岁仍光棍一条的军长的个人问题来，要给彭绍辉介绍一名叫张纬的女同志认识，彭绍辉称自己有残疾，况且又是战斗期间，等到打下太原之后再说。 
太原战役胜利后，“红娘”张德炎又催促彭绍辉和张纬见面。正巧，卫生部有四对青年人举行集体婚礼，作为军长，彭绍辉前去祝贺。在这里，彭绍辉第一次见到了张纬。见到张纬  1937年，彭绍辉(三排左二)[5]后，彭绍辉立刻被她的容貌和气质所打动，一时手足无措。张纬落落大方地先说话了：“很高兴认识彭军长。早就听说过彭军长的仗打得好，远近闻名，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彭绍辉很不好意思：“我的年龄大，比你大十多岁，而且还是个独臂的残疾人，怕配不上你。”“这些我都知道，我不嫌弃。”这句话让彭绍辉吃了定心丸，他们的关系就算确定了。几天后，张纬来到彭绍辉的住处，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临别时，彭绍辉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她。 
一个月后，由于战事紧张，彭绍辉率部挺进西北，两人就此依依不舍地告别。7月10日，扶眉战役拉开帷幕。经过四天激战，彭绍辉率第七军协同第十八兵团全歼敌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万余人。扶眉战役后，彭绍辉的第七军又参加了陇东追击战，从陕西一路打到甘肃。8月3日，解放陇东重镇天水。 
喜结良缘彭绍辉打到西北，痴情的山西妹子张纬也跟到了西北。1949年8月3日，这是个让彭绍辉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晚上10点多钟，彭绍辉仍旧在煤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卫生部长张德炎突然推门进来，兴奋地说：“军长，你看谁来啦!”彭绍辉抬起头，不禁怔住了。门外昏暗的灯影下，风尘仆仆的张纬就站在眼前。“你怎么来了?”彭绍辉又惊又喜。张纬一句话也没有说，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了下来。张德炎说：“从太原到天水，张纬是一路打听着找来的。她这一路上可是吃了不少苦，她说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彭绍辉被张纬的深情打动了。三天后，经上级批准，彭绍辉和张纬结婚了，当时正好第七军的师级干部在军里开会，彭绍辉请他们到街上的羊肉馆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 
建国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时期，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彭绍辉先后担任了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为我军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一贯主张：“既然是军队，就要训练；要训练好，就必须有遵循，就要有条令、教范、教材。”他积极组织总结、交流我军的作战和训练经验，介绍外军的有益经验，亲自领导编辑了四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集》。特别是毛泽东提出要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以后，他在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全力以赴地主持编写工作，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先后编写了几十万字的条令，其中有《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条令》、《军、师合成军战斗条令》、《军语》、《内务》、《纪律》、《队列》等等。 
1954年10月，彭绍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0年1月，再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彭绍辉指导了编制、装备、侦察、防化、气象和民兵等一系列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彭绍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大刮夺权风的时候，彭绍辉公开表态：“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夺权，不能冲击。”当林彪一伙企图将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头上并对他进行审查逼供时，彭绍辉说：“凡没有的事情，压力再  1939年，八路军第120师385旅旅长彭绍辉[6]大也不会承认。”当林彪反党集团大搞军事训练取消主义、大砍军事院校和训练机构时，彭绍辉明确表示反对。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民兵训练工作业务座谈会，王洪文、张春桥看到会上没有推广他们炮制的“上海经验”，没有宣传“民兵指挥部”，便大肆叫嚷会议“不抓路线，方向错了”。彭绍辉根本不理睬这一套，当着他们的面，向军委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正确意见。翌年，彭绍辉带病到一些地方调查民兵工作。回到北京后，他在向中央军委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还是人民武装部好”，反对搞“民兵指挥部”。1974年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讯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明确提出：要在会议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中，把“民兵指挥部”的字样全部删掉。他还大力宣传“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好处，并尖锐地指出：“这是领导权问题。” 
文革期间彭绍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时，毛泽东想起了这位小老乡：“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是一位好同志嘛！不要斗他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保护了彭绍辉。彭绍辉在自己恢复工作之后，还尽力保护其他老干部。当有些同志被诬陷，受审查，甚至被说成是“叛徒”、“特务”时，只要彭绍辉知道是冤案的，他就主动写证明材料，说明事实真相。当这些同志还在被隔离、关押时，他多次冒险前去探望。有人贴出大字报，题为《彭绍辉探监》。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知道这样做他们会给我贴大字报。有真理在，我不怕。”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彭绍辉感到极为振奋，为党和国家在灾难中得到挽救而高兴。 
彭绍辉在人民的军队里整整奋战了半个世纪，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原有文化程度很低，但经刻苦钻研，提高很快。他长期坚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直至晚年，依然如此。 
彭绍辉也很重视学习军事理论和科学技术，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彭绍辉勤奋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及军兵种知识，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此外，他还系统了研究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材料，研究戴高乐将军等欧美政治家、军事家的传略以及孙子兵法等军事典籍和战例。凡是他读过的书，他不仅划标记，做眉批，还写读书笔记，重视积累资料。在戎马生涯中，彭绍辉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不论走到哪里，他总要把日记本带上，把工作中和生活中的重要事情记下来，即使在长  1940年，彭绍辉在山西河曲给支前民兵作报告[7]征路上也不例外，至今保留下来的日记、笔记和其他材料（1934－1978年），共计200余本。 
不幸离世1970年，在一次例行体检时，医生发现彭绍辉患有主动脉瘤。由于瘤已经很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弯腰、起身也不能用力。而彭绍辉却处之泰然，精神上同以往一样乐观，照常坚持大量繁重的工作。他经常说：“我身上有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爆炸，趁没爆炸的时间多干点。” 
1978年4月22、23日两天，彭绍辉精神恍惚，面色苍白，他对夫人张纬说：“这两天我胸背部痛得厉害，和过去伤口痛不一样，贴止痛膏，吃止痛药都不管用。”张纬劝他去医院检查，彭绍辉摇摇头说：“还有许多工作等着要做。”4月25日凌晨，彭绍辉的病情突然恶化，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不幸去世，享年72岁。
独臂将军
彭绍辉（1906-1978），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农民赤卫军。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三团分队长，红军随营学校大队长，红五军长第一师一团团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副官处处长、师参谋长，红军学校第二队队长，红五军第一师师长，兴国模范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三十军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团长，三五八旅旅长，独立第二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第七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七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两军相逢勇者胜，而主要指挥员的模范带头行动，无疑是无声的命令。身为红3军团第1师师长的彭绍辉无疑就是个带头人。当他接到军团长彭德怀发布的“1师担任草台岗主攻任务”的命令后与敌军短兵相接，战斗非常激烈。经过20多分钟的全力拼搏，彭绍辉率红1师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彭绍辉将缴获的几挺轻重机枪交给跟上来的师政委陈硕金等人后，又踏过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和追歼残敌的一线部队一起向溃敌冲去。 
也就在这时，彭绍辉的左臂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而且连中两弹，血顺着衣袖流了下来。他咬紧牙关，用绷带紧紧扎住伤口，忍痛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最后防线冲击，直到后续部队第3师赶上来接替第1师继续追歼敌人。彭绍辉被抬上担架时，枪炮声已渐渐稀疏…… 
彭绍辉的伤势很重，在医院住了四五个月，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做了3次取碎骨手术。由于药品短缺，彭绍辉的伤臂不幸感染发炎，最后不得不截去左臂。当征求本人意见的时候，彭绍辉坚决不同意。他心神不宁，非常痛苦，以至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观情绪。彭绍辉想，自己还年轻，不能没有胳膊呀！没有了胳膊，今后怎么带兵打仗呀！ [8] 听到这个情况后，军团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一些战友纷纷到医院去探望彭绍辉，安慰他安心医院的救治，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早日重返前线。这样，彭绍辉才渐渐从悲观和痛苦的情绪中跳了出来，同意切除左臂。在医院的七八个月中，他除了治疗养伤外，就是阅读报刊，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坚持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为重返前线进行顽强的锻炼，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 
由于彭绍辉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得力，身先士卒，机智勇敢，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立下了卓越战功，中央军委于1933年8月1日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彭绍辉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彭绍辉执意不肯，他坚决地表示：“我虽然没有左臂了，但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战斗。只要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战场！” 
这个要求，被当时掌握大权的李德拒绝了。可彭绍辉不罢休，又去找周恩来，提出自己的请求。周恩来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鼓励他说：“你虽然身体残疾了，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非常可嘉。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吧，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就这样，彭绍辉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了红34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