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简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  由苏联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所建，最初的"首都"定在中国境内的江西省瑞金。 
在该政权运作期间，其中央政府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有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首都由江西瑞金迁至陕西延安。12月瓦窑堡会议后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制实已终结。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此制遂自行中止。
国家标志
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宪法全文如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次全苏大会选举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些任务，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冶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馀，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乎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既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井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国歌《国际歌》　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了独立的货币，名字是苏维埃币，简称苏币。　首都瑞金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国军集聚往返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 在当时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巩固，基础坚实可靠。
发展历程
重大决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
  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1]。具体来说：
一是统一领导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残酷“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
二是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反革命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三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　精心筹备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革命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革命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1年零9个月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等对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牵头筹办“一苏大”的会务和各项庆祝活动。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苏大”筹备就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呼之欲出。建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到：“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中国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近似于苏联苏维埃政权。列宁、斯大林认为苏维埃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有区别的。建国伊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
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一苏大会址(瑞金叶坪)这个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苏维埃领域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到会代表  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瑞金沙洲坝)693名，候补代表83名。
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在中国前面放着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是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每一个中国的民众都会了解，国民党最近在南京四中全会上所叫喊着的“统一与建设”的真正意义。国民党的所谓“统一”实际上即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图[2]国民党的所谓“建设”，即是加紧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促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到空前的浩劫。 国民党卖国贼曾经有计划的企图把卖国的罪名推到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身上。然而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历次宣言，在全中国任何武装部队在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并给广大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与武装的自由的条件之下，愿意同他们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去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卫中国领土的完整。然而国民党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宣言的回答，是更其加紧的出卖中国，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新的借款与武器，向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进攻。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挽救中国于沦亡，使全中国民众得到澈底的解放。苏维埃政权以革命的手段，把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把八小时工作与工人监督生产权给工人，把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给民众，把民族的解放给所有被压迫的中国人与中国境内弱小民族。自第一次全苏大会，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措施，充分证明苏维埃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它在全守国民众前面清楚的指出：苏维埃的道路是中国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的唯一的道路。 
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从生产大众党，第三党，社会民主党，AB团，一直到托陈取消派，在福建曾经进行了在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中间找出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是完全失败了。这些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曾经在福建企图拿一些“左”的革命的词句，来欺骗民众，阻止民众革命化，用更巧妙的方法来维持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铁的事实完全粉碎了一切改良主义者的幻想，宣告了他们的死刑。不到二个月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给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以最深刻的讽刺！ 
全中国的民众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的新的决战，是在我们的前面。这是一个残酷的决斗，这是决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生死的斗争。动员与组织全中国民众的力量，造成坚强的铁的拳头，来澈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新的大举进攻，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是我们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光荣的历史使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开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兵变，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来响应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全苏区的劳苦民众用一切力量，扩大我们的工农红军，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健全我们的赤少队与地方武装，为保卫苏区的每寸领土，为发展与巩固苏区而斗争，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服从于革命战争，把我们的一切供献给革命战争，我们必然是要胜利的！ 
根据1934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额不超过585人，其全体会议每6个月召开一次。土地革命1932年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4月21日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
1934年7月7日，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中央苏区的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由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和后方机关共 86,000 余人组成的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转移（注：另一说为“于10月21日自雩都启程”）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的罗山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由川陕苏区的苍溪启程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军团以及红六军团（1936年7月初正式称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苏区的桑植刘家坪出发 其中：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率领）长征行程为 20,000 余里；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长征行程 8,000 多里；只有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行程才是 25,000 里。红军北上抗日代表了将士们的革命信念。光荣终结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政治制度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3]
副主席：项英　张国焘
委 员：
毛泽东 项　英 张国焘 周恩来 卢福坦 朱　德 瞿秋白 张鼎丞 邓　发 王稼祥 徐锡根 范乐春 陈绍禹 彭德怀 关向应 孔荷宠 方志敏 任弼时 贺　龙 沈泽民 谭震林 黄　平 曾　山 林　彪 陈　郁 罗登贤 夏　曦 邓子恢 刘少奇 刘大朝 陈正人 袁德生 崔　棋 屈登高 段德昌 葛耀山 彭　轨 陈福元 古大存 韦拔群 张华先 何叔衡 黄　苏 胡　海 滕代远 萧恒太 罗炳辉 陈　毅 张云逸 周以栗 卢德光 胡均鹤 徐特立 邵式平 洪紫清 刘光万 余汉朝 吴致民 刘建中 李宗白 
刘生元 王永盛 阮啸仙[3]第一届中央人民委员会主　席：毛泽东
副主席：项　英 张国焘 [3]第一届内阁名单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项英；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何叔衡；
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不能到职视事，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梁柏台暂时主持司法部工作，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不能到职视事，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为代理教育人民委员，主持教育部工作[4]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3]
副主席：项　英 张国焘
委员：
博　古　王　明　凯　丰　刘少奇　毛泽东　项　英　吴亮平　瞿秋白　周月林　金维映　黄发桂　谢玉钦 李富春　谢名仁　萧世榜　林国宋　黄长娇　蔡　畅　钟葆妃　娄梦侠　张绩之　徐达志　曾　山　钟昌桃 刘启耀　钟循仁　李卓然　刘广臣　谢 光 朱　德　周恩来　王稼祥　刘伯承　贺　昌　何长工　滕代远 彭德怀　杨尚昆　林　彪　聂荣臻　董振堂　刘伯坚　黄　苏　蔡树藩　聂洪钧　王如痴　万永诚　陈　光 寻淮洲　罗瑞卿　张纯清　周建屏　周　昆　乐少华　陈阿金　袁国平　叶剑英　陈　毅　毕士悌 陈洪时 萧　克　孔荷宠　朱　瑞　刘畴西　徐彦刚　陈昌浩　徐向前　张国焘　张琴秋　贺　龙　关向应　夏　曦 宋盘民　王维舟　罗炳辉　洪　水　张然和　余宏文　王世泰　潘士忠　姜阿三　张冠一　古大存 郑振芬　朱　琪　高俊亭　詹以锦　郑位三　王凤鸣　成仿吾　郭述申　张德三　祝维垣　顾作霖　邵式平 黄　道　朱兆详　孔书安　刘　晓　钟世斌　傅才秀　周义开　刘明辉　熊仙壁　刘国珠　钟桂新　李维汉 陈祥生　林伯渠　刘群先　胡　海　范乐春　曾洪易　巫子元　张太和　黄宜章　张鼎丞　李见珍　吴兰甫 吴必先　邱先英　张闻天　陈　云　王盛荣　邓　发　陈潭秋　潘汉年　黄加高　张云仙　张金楼　周少文 何振吾　陈寿昌　黄光保　谭余保　刘士杰　王　震　旷　彪　彭仁昌　任弼时　吴德峰　王秀章　熊国炳 余烘远　李维海　何　畏　李先念　曾广澜　周光坤　李成甲　陈子谦　方志敏　余汉朝　黄万生　汪金祥 关　英　涂振农　关春香　吴玉章　朱地元　杨其鑫　郑振询　何叔衡　高自立　梁柏台　徐特立　阮啸仙邓颖超　董必武　赵　云　王贤选　罗梓铭　杨世珠　赖美玉 [3]
候补委员：
杨炳龙　谢振富　邱时凤　邓尧盛　董长胜　刘　毅　李美群　邹中才　徐顺恒　徐明富　叶德贵　邓子恢 朱荣生　贾　元　冯雪峰　李一氓　李克农　张爱萍　罗荣桓　李赐凡　颜立记　尹仁桂　刘燕玉　方敬和 谢炳煌　钟义谨　黄富武　方振华　邹敦厚　廖汉华　龙春山　华新湘　周桂香　旷朱权　邓　萍　康克清[3]　
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农　钿 朱克盛 李生保 滕代远 罗荣桓 蔡　畅 黄长娇 罗元杰 谢学连 刘列珠 范乐春 黎莲秀 赖荣光 王孚善 曾昭明 胡美水 冷　仪 张炳如 邹芳禧 董必武 王　秀 康保贵 吕广运 邓先钊 刘传家 王汉章 殷松瑞 叶胜芳 张　标 刘进文 庐同好 张振芳 项　英 吴秀英 丘荣光[3]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毛泽东 项　英 张国焘 朱　德 张闻天 博　古 周恩来 瞿秋白 刘少奇 陈　云 林伯渠 邓振询 朱地元 邓　发 方志敏 罗　迈 周月林[3]第二届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3]　第二届内阁名单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朱　德 
劳动人民委员：邓振询
土地人民委员：高自立
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
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
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
内务人民委员：曾　山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吴亮平
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项　英[5]
谢觉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
邓发为国家保卫局局长
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瞿秋白为苏维埃大学校长
沙可夫为《红色中华》主笔
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
钱之光为对外贸易局局长[5]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
朱 德（1931.11.25-1936.12.7）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毛泽东（1936.12.7-1937.8.22）
副主席：周恩来　王稼祥[5]
注：
1934年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撤离瑞金，在原中央苏区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
1935年10月，中央抵达陕北后，临时中央政府迁至陕西保安，1937年1月迁至延安。
1935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不再出现。
1937年8月2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经济情况
银行和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的货币，发行独立货币。不使用孙中山的头像,而是将苏联领袖列宁印在货币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元货币
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行长毛泽民。银行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有分行、支行、兑换处等。除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外，还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同时也发售部分“银行股票”。 
当中较为著名的“革命战争公债”有： 
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1932年6月、1933年6月两次发行） 湘赣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1932年12月发行） 闽浙赣苏区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1934年7月1日发行） 税务局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村谢家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成立。首任局长为李六如。1933年，随财政部迁至瑞金沙洲坝新屋家。1934年7月，迁往瑞金县云石山乡丰垅村，下塘上新屋梁氏私祠内单独办公，局长为陈笃卿。 
2002年10月，开始修复，2003年6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03年9月竣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为税务局旧址题名。总建筑面积1475平方米，并在旧址原群众住房内举办中央苏区税收史陈列。 中央审计委员会1933年9月, 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1934年2月，被中央执行委员会纳入直接领导，成为与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平行的政权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审计条例："一是审核国家的岁入岁出﹔二是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中央审计委员会先后审核了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各事业单位和革命团体的财务收支情况，国营企业的财务收支情况等，每次审计结果都在《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公开披露，对苏区的反贪倡廉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地位
历史序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二个红色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因为地处农村和面临战争环境，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山坳里的中国”、“马背上的共和国”、“山林里的国度”等等。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两个字就去掉了，正式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二苏大”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使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形态更加完备。总体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以博古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走向消亡，而是因为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换成地方政权的形态得以继续延续，直至1949年10年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可见，瑞金的“红场”通向了北京的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接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逻辑！治国安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但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 ，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科学总结对敌斗争和治国安民的历史经验，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架和活的灵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培养造就了我党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据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党政军群干部总数，共有五万余人。这支干部队伍，是苏维埃和红军时期的一代精英，他们既是苏维埃政权的开创者，又是新中国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骨干。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有经验、最有威信、最成熟的领袖。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的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优良作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还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丰富并充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是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前后，在我们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中央苏区写下《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红军也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由此形成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并成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二是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和政府就牢固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并努力付诸实践。毛泽东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三是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当年中央苏区的干部没有薪饷，只发伙食费，干部下乡和开会，必须自带干粮。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无私奉献以及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纪念讲话
胡锦涛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回顾我们党艰苦创业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业绩，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意义。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道路，是我们党总结血的教训，进行不懈探索，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开辟出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我们党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也到井冈山会师。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相继建立了赣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红一、红三军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建设中，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步。所有这些，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重要的鼓舞和示范作用。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同志为主席。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由于后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挤。在国民党重兵的第五次“围剿”中，革命力量和根据地受到巨大的损失。在长征途中，我们党经过对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比较和深刻反思，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此，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党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党正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使命，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回顾党的创业历史，就是为了认真汲取其中的宝贵经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党领导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等“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也是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领导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革命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的中国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苏区的干部都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正因为我们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历史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和革命政权的力量源泉，在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有这样一首革命历史歌谣，被老区人民广为传诵：“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高度评价。当时在苏区政权机关提倡的精简、廉洁、高效的作风，以及为发扬这种好风气而进行的制度建设，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我们的物质技术条件同那时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扬不畏艰险，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
同志们，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温故知新，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示，获得力量。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党和国家在新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2001年10月24日电)
中国态度
2001年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画册》写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里是共和国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