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程文炳
简介
程文炳（183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今，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少有大志，爱研兵法，常以无  程文炳宅院对外开放钱读书为憾。11岁时因家无隔夜粮而辍学。14岁时经人介绍进颍州城为人帮工。17时应募入颍州府衙乡团当兵，知府才宇和见他身材魁伟，足智多谋，并给守兵200名让他带领；后被驻守颍州的袁甲三看中；收为马队选锋，后升为守备。因剿捻有功，同治二年（1863年）补为潜山游击，带2000人驻守蒙城；同治四年擢为贵州清江协副将，统15000人，仍驻守皖北；同治十二年被皇帝加封为九江总兵；光绪九年（1883年）迁湖北提督。中日战争起，奉诏驻守张家湾，迁福建提督。光绪二十六年，节度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勤王师，次年升长江水师提督。宣统二年（1910年）病死于水师提督住所，卒年77岁。 程文炳飞黄腾达后，就想到光宗耀祖。做了湖北提督，他就在城东南乡中流村（即今袁寨村）择风水宝地，修建了庄园；做了福建提督，就在颍州府鼓楼东侧（今地区建设银行）耀眼处大建宗祠。（阜阳县志470面记载）
程墓寻访记
分类：程文炳研究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清末大吏程文炳”就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也许是天意使然，也许是机缘巧合，2002年我被派到程文炳原籍、出生所在地的颍东区工作，开始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在支持帮助文化部门申报“程文炳大院”为“省文物保护单位”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和史料搜寻的过程中，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于他作为一代历史名人、爱国将领的形象，亦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程文炳，字从周（1834-1910）清末安徽颍州东柳沟邨（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人。行伍出身，战功卓著，累官至九江镇总兵、湖北提督、福建陆路提督、长江水师提督，援资政大夫，建威将军。程文炳治军严明，却不滥杀无辜。曾公然拒绝曾国藩“杀俘”命令，反为其所赞有“古仁将之风”。在光绪十年（1884）和光绪二十年（1894），中法、中日战事之期，严防内海与护卫京畿，皆为中流砥柱；特别是中日甲午之战中，他力主抗战，并提出“持久”作战思想，坚决反对议和。在上奏朝廷的《请重订和议折》中，表示“粉身碎骨、一死以报国家”。曾先后派3个儿子赴日侦探考查，“尽悉倭国国情”，临终有“遗折”专奏，论陆海军应行事宜，提出严拒“赔款”，重建教育与军事，以经济与市场之力抑制外敌的主张，堪称老成谋国，远览卓见。为朝野钦敬，从而留名青史。后于清宣统二年（1910），因病殉职于安徽太平府（今当涂县）水师提督任所。
由于程文炳去世次年，爆发辛亥革命，清灭民兴，尔后又军阀连年混战，国家长期动荡不安，遂使有关他的一些遗物、遗迹、史料、文献，几为淹灭；使我们在近百年之后的研究工作陷入十分艰难困境，往往事倍功半。其中，关于他真实墓地的寻访，便是几经波折，倍尝艰辛。
程文炳一生征战，四海为家；客死他乡，尽萃职守，自当落叶归根，归返故里，陪伴父母，安葬颍东。然而，这些年来我同颍东区文化局局长赵海斌及副局长王亚军等同志，翻遍阜阳现存所有志鉴史录，走访数百位程家后代传人，都说不出程文炳墓地何在，墓冢何处！
可是，我们从查录所得的1910年11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的芜湖消息中，明明写的是：“已故长江水师提督程从周军门灵柩，定于冬月初四，由太平下河，取道清江浦，进淮河，运回阜阳原籍。”此乃字句分明，言之凿凿。明明讣告发布“运回阜阳原籍”，为什么颍东原籍上了无墓冢踪迹呢？抑或中途改道？还是另有隐情？
正在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2004年从程文炳裔孙处得到一套《颍东程氏支谱》四卷。此谱是承续程文炳生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自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之后，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其第八代裔孙程传铭主持续修的。在此谱“卷二”上有如下记载：
“（公）妻吕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寿州白鹤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寿州白鹤山。吕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详。”
依此可见，程文炳一妻两妾之中，其一妻一妾与之同一墓地为葬。“妻吕氏”夫人，“合墓”云云，显然是同其夫程文炳合墓无疑。妾宋淑人死后也葬在程文炳身边，完全符合封建礼葬规制。
此一信息的出现，马上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曰程文炳的墓冢何以不回颍东原籍？二曰白鹤山在何处？鉴于续谱主持人程传铭已经去世，这两个问题只好由研究者去亲访亲查了。
先说第一个问题。
据阜阳文史学者张芳弢走访程氏后人所述，程文炳小的时候家境并不贫寒，为柳沟邨一带富户。闹捻子时，富有人家几乎都成为捻子“勒赎”的对象，有一年，程文炳母亲也被绑票，花了一大笔银子才把人赎回来。后来，程家又遭捻子几次勒索，家财几尽赎光，老宅也被焚烧，家道从此衰落，他也失去读书的机会。再后来，程文炳应募参加了颍州兵勇，曾带人到利辛永兴一带寻找当年绑票的仇人报复。从此与捻子结下不解仇怨。
再则，程文炳从军剿捻，常年攻伐征战之中，尽管他严禁滥杀，从而确也保护了不少皖北乡人，也曾在颍州、亳州、寿州、六安、宿州等地赈济灾民，但残酷的战争，致使双方涂炭百姓生灵在所难免，以至到了晚年在他内心产生不断的反省与悠远的顾虑，也可能是他死后不回原籍安葬的一个“隐情”。也才会有明回原籍，暗葬“寿州白鹤山”之苦心经营。
再说“白鹤山”在何处的问题。
自2005年以来，海斌、亚军两位，就锲而不舍地苦苦寻觅“白鹤山”的下落。
据查，寿州在春秋时属六国地。后汉为扬州刺史治所。隋置州，治所在寿春县（即安徽寿县），北宋治所迁安徽风台县。南宋入于金。元、明时仍为寿州。清同治三年（1864）又析寿县置风台县。辛亥革命后，风台属阜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解放后属皖北、阜阳地区，再于1976年划风台归淮南市所辖。从以上简略介绍可见，寿州与风台、凤台与阜阳，区划反复交叉，治所亦不断更迁，“白鹤山”古属、今属脉络不清，地理位置迷离。寿、凤二县的文化部门也莫衷一是。
不过，在这期间倒访得关于程文炳的一个悲壮的传说：一如上文所记，由于程文炳不仅在中日甲午战争力主抗日，坚决反对议和，而且以“节制三江两省”、“五路联军司令”身份调防张家湾，陈兵一线拱卫京师。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颗眼中钉。
如此繁复交叉的区划状况，如此惊心动魄的民间传说，且不说能不能找到白鹤其山，即使找到恐怕那墓地也不一定还能存在……
2008年8月23日，我在《颍州晚报》上读到记者张殿兵一篇题为《颍东区枣庄发现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报道，引起我极大兴趣，即于5日后同海滨一起赴实地查看，上刻着“皇清诰封建威将军程三公讳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经核对其序文及刻碑时间，同程文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修《颍东程氏支谱》记载完全相符。
这一块墓碑的发现，使人们自然又议论起程文炳自己墓地的寻访事宜，大家都怀有一种迫切的情绪。特别是海斌与亚军，更加紧了同寿州、凤台方面的频繁联系。
忽然，好似冥冥之中有一种心灵感应一样，在10月13日下午，凤台方面居然传来找到“白鹤山”的电话。
原来，海斌、亚军他们，几年来不仅通过寿州、凤台文化局、文物局、地方志、政协文史委等“官方”部门；还发动亲戚朋友们来配合帮忙，打听白鹤山下落。其中有一位名叫童敬海的朋友，亚东阜师院87级美术系的同学，画家，现任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受亚东委托，也帮忙找了好几年，这次的电话就是他打过来的。
2008年10月14日上午一打早，我应海斌、亚军之邀，与原阜阳市政协资深常委、老文史委员陆志成先生一起，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驱车直奔凤台而去。在凤台城里见到童敬海同志，此君待人热情，谈吐文雅。站在路旁，由亚东为双方略作介绍，便在他的带领下，来到凤台县李冲回族乡乡政府。乡政府建在半山坡上，放眼望去，“环冲皆山也”。我们喜悦地指指点点，似乎“白鹤山”就在眼前或足下。
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亚军同志拿出一张简略的地图，上面画的是一条淮河，在其南岸东边是一条长形的“白龙山”，东边是一座高高的白鄂山，山上标明有一座白塔和寺院。当时，大家猜测“鄂”可能与“鹤”土音不分，也可能有人故意改“鹤”为“鄂”，以暗示程文炳当年在湖北提督任上，“教训”法国驻鄂领事馆“洋兵”寻衅故事……当时有人说“白塔及寺”就在“八公山公园”之内，东行路上远远可见。都觉得只要“按图索骥”，即可马到功成。于是大家就心切地催请敬海同志带领前往。
在“八公山森林公园”门前，朝左一看，果然见到“白塔、寺”耸立在林木茂密的山顶，但门卫的几位同志告曰：塔与寺均是新建，而山既不叫“白鄂”，也不叫“白鹤”，而且在封山育林时作过细致勘察，也没有什么名人墓地。
公园的同志提出到淮南市地质公园看一看。及至赶到那里，也只见到“刘安墓”，打听半天也无人知晓程文炳其人其墓，甚至没听说过“白鹤山”的名子。
正在大伙不得要领的时候，敬海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原来敬海同志是拜托乡长闪电厂在此之前帮助找白鹤山线索的，刚才由于闪乡长在外面开会一时未回，再加之一时心急没等见到他就擅自奔往“白塔寺”。闪乡长来电话说：他已回到乡政府，而且，也已经把那位曾经亲自到过白鹤山，又亲眼看到过程文炳墓和碑的“知情人”请到了乡政府。听到这些，大家登时来了精神，便勒马而回乡政府。
在乡政府闪电厂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身材魁梧，体魄健朗的老人。他名叫王新民，已年75岁，是1948年的老党员，是李冲乡新中国第一任乡长。又曾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由于解放后到1976年凤台属阜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所以常到阜阳开会、作报告、参观等等。说及程文炳和白鹤山，老人如数家珍，清楚地回忆道：
有白鹤山这个地方，也有程文炳的墓。小时候听我父亲讲过，这个姓程的是前清的一个水师提督，老家是阜阳的。他带我去过，后来我自己砍山柴、打猪草也常去那里玩。当年的墓地很大，群众都叫“大老坟”，墓周围是块石垒砌，米浆灌缝，十分坚固，墓前还有像天安门广场上那样的“华表”。
说到凤台、寿州往事，老人讲古年“寿”、“凤”不分，我们这一带48个山头，有的属凤台，有的属寿州，同一座山，水朝哪里方向淌，这面山就属哪县。当年的白鹤山可能不属凤台县了。虽然，我已经有40年没到白鹤山去过了，可是，方位还是能记得的……
这一席令人激动和喜悦的话语，是在闪电厂乡长热情接待的午餐桌上谈到的；老乡长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饭碗一放说：“中午不休息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白鹤山！”
与我们午前所走的路线相比，基本上是原路而返；不过到达紫金山旁时（也即八公山森林公园），下了“风合省道”，左向层峦叠嶂中插了进去。过了一处关隘状的城楼和一座石桥，前路几乎是靠在山边行进了。这是一条只能行驶单车的山间简易公路，曲折蜿蜒，两旁壁立，岩石裸露。一路上只听车轮下碎石的沙沙声，没人说话，只有老乡长在沉静的思索、寻视着童年的路记。
“到了！”车子嘎然一声，停在山岩之下。
“这就是白鹤山了！”老乡长很为自己40年不失记忆之准确，充满一股自豪之情。
抬头望去，半山坡上一座“妙香小学”的石大门，正对着车头方向，学校右侧，有一条向上蜿蜒的窄窄的山径。
此时车旁围上几位村民，告知此处现属淮南市八公山区妙凹林场。当地原称山王镇妙凹村。问及白鹤山、程文炳墓，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这山就叫白鹤山，程文炳的墓，还有他大老婆、小老婆的墓就在这个山上”。
在老乡长的带领下，我们穿行在杂草、灌木丛中，在布满碎石的山径间探路攀登。行至半程之地，在一座被开挖的十分斑驳的石坑前，遇到当地石匠张国春。他47岁，身材略显瘦弱，在老乡长的动员之下，表示愿意领我们上山找“大老坟”。
攀行在程文炳墓前所在的山坡之上，我们一边挥洒汗水，一边听老乡长介绍这里的山山水水。他指着脚下又指向远方说，这个白鹤山，又叫五顶山，俗称五桠巴子山，像人的手掌伸开五指，向下向远处伸延出五条山脉，程文炳墓在此山上部半坡，头枕的白鹤山，是全淮南八公山系最高的一座，脚登东、西老虎山，民谚说：“长龙，长虎，长寿星”。也有的叫右边为白龙山，右边的叫凤凰山（据说凤凰曾落此山，也就是凤台地名的来历了）。他让我们同他一同站起身来，放眼望去，北依淮水，南眺寿州城，一条溪水（当地叫东沟）环山而绕，山势雄伟，视野开阔，分明是一外风水宝地。边听老乡长“谈古”，一面不停地披荆攀爬，历时一个多小时，前后约行五、六里路途，汗透了几层衣衫，终于来到程文炳墓前。一观之下，却被眼前的景状惊呆了。
只见在山的上半部斜坡之上，墓冢高耸，坟上及周边，长满碗口粗细的杂林，墓顶前后两个深坑，坑底和周边一千多平方米的丛林之中，散落着数以百计的块石和棺木残片，一片狼籍。其中两片棺盖大体保持完整，上面黑漆和斑驳的暗红色字迹，依稀可见，但已漫患不清。石匠张国春告诉我们：这些石块，名叫火石，如果用钢锯锯，即使是白天也可以看见火星四射。还有几段像老乡长讲的“华表”状的圆顶柱石，散落在山林深处，一时难以找到。但可以肯定它们还在杂草灌木丛中。块石之上，经石工艺凿加工过的一条条青白相间的槽纹依然清晰在目，上面用以灌缝的米灰浆块，至今仍然粘附的十分牢固。
又有村民王庆施（76岁）、张庆海（67岁）、贾庆利（56岁），告诉我们：程提督石墓本来是很坚固的，十年之前被人盗挖时，先是用铁锛不能撼动，继而用木碳猛烧几昼夜，破毁外壳后，在墓顶上方前后大开膛，挖掘出三口寿材，分别为程文炳和他的两位夫人的合葬棺，衣物等陪葬品被焚烧殆尽，一些佛珠、玉器和金银手饰之类，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砸碎；有的可能还散藏在一些村民家中。
村民王庆施还说：由于我们这里地处偏僻，程提督墓“文革”期间躲过一劫，保存基本完好。然而到了2000年左右，由于社会上文物买卖风兴起，盗墓风盛行一时，几乎是大墓小墓都被洗劫一空，程家“大老坟”自也不得幸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程提督不是当地人，客葬在此，没有后代家族亲友呵护，自解放几十年不见后人前来祭奠，早已为持“阴阳铲”之业的歹徒觊觎在心，所以一旦有机可乘，自然闻风而动。加上当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薄弱，也助使这些人盗墓得逞。
王庆施还说：听老辈人相传，当年程提督灵柩运来，由淮入淝，自上岸到山上，由于寿材巨大沉重，沿途开路修桥，他颍州老家来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银子。解放后还有人见过东沟专修的石桥和石碑，后来桥被拆毁烧窑了，碑也被当成石料碎了。
至此，程文炳墓地寻访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的遗址照片，提取了棺木寿材样品。虽然未见到墓碑铭文，但考之于“三口寿棺同时出土”，和这里群众近百年来的口口传承，特别是老乡长同村民亲见过的墓冢的事实，均与1936年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卷二所记“合墓于寿州白鹤山”完全一致。所以通过此次考察，可以认定程文炳（及其妻吕氏、妾宋氏）墓葬地就在今日淮南市八公山区妙凹林场白鹤山。
两点充满希望的“存疑”：
关于墓碑。此次访查的整个过程中，尚未有人提及墓前石碑的去向问题。抗日时期，由于淮南有大通煤矿，日军为掠夺煤炭资源，最早进入淮南，致使此处沦陷八年。他们极有可能毁损抗日将领程文炳的墓碑，或许散落山野之间。又有老乡长王新民“华表、柱石”之说，都包含着在进一步清理时，可能找到“铭文”碑石、柱石的可能。
二、现今所见墓冢坟头，仍然很为高大；未知掩埋深处，未必不会遗留盗墓者不感兴趣的残石残片，即使墓内棺廓周壁之上，也完全有可能发现文字以及具有程文炳信息的遗物。
所以，说希望在于进一步认真细致的清理之中。恰巧，我们写完这篇访记之末，在2008年10月23日《新安晚报》上，蓦然看到《身后漂流112年，刘铭传终将在家乡入土》的消息，马上联想到程文炳客葬白鹤山也近百年，也希望他的子孙传人在省及淮南、阜阳两市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下，能使其也仿效他的淮军“战友”刘铭传那样魂归故里，在“家乡入土”。倘能如此，岂不是一桩功德无量之事？！
程氏父子史实记事匡正(2008-12-05 16:32:57)
标签：谥号 长江水师 提督 捻子 程文炳 阜阳 文化 分类：程文炳研究 
程氏父子是指阜阳程文炳及其子程恩普等。
程恩普，名锡章，字稚周，程文炳四子。自幼好百家言，尤酷爱兵书，颇具乃父遗风。20岁入安徽武备陆军学堂，后赴日留学，进东京同文书院。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清宣统二年（1910），孙中山亲授图记，嘱回国后组织革命团体，准备起义。恩普返回颍州，组建安仁会，并利用其父程任长江水师提督之便，在水师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颍州在恩普领导下，举行起义，宣布独立。同年，他就任淮北国民军司令，驻防阜阳。民国二年（1913），湖口战起，国民军讨袁受挫,恩普保护了一大批皖籍革命党人。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恩普愤甚，卖地5万元，在上海成立淮北讨袁办事处，为此家产荡尽。国民党中央欲行资助，恩普婉言谢绝。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恩普坚主抗日,收复失地，因忧愤患病，民国32年（1943）逝世于上海。
程氏父子二人，一是名震疆场，久历戎旃的清末大吏；一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元老、安徽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近代中国及安徽的历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阜阳程氏家族及程氏父子的研究，解放以来国内几成空白。即便在阜阳文史界，多年以来对这位乡贤及其后人经历的关注也仅限于简单记事，而且语焉多有不详，讹误之处颇多，记事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程文炳的生卒年月、谥号及出生殡葬之地诸问题。
据1978年新编《阜阳县志·历史人物·程文炳》记载：“程文炳（183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今，清末阜阳县人”。又据1999年3月阜阳市政协文史委编写的阜阳文史资料第一辑《阜阳古今名人·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描述：“程文炳（1883--1910年），字从周，谥号壮勤今，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翻阅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阜阳卷·历史人物·程文炳》“程文炳（188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今，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
很明显，三处记载程文炳的生卒年月均相同；出生地点都说是清末阜阳人或今颍东区枣庄镇人,死后殡葬何处只字未提；谥号“壮勤今”的“今”字明显系“公”字之误。
关于程文炳的生卒年月。据《清史稿·程文炳传》记载：公“宣统二年卒，年七十有七”。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由此上溯77年，程文炳当生于公元1833年即清朝道光十三年。上述资料也都一致记载程文炳出生于1833年。然由其五个儿子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程垚章、程恩普并长孙程传镳“泣血稽类谨述”编撰的《程文炳事略》中却有明确记载：“公生于道光甲午年四月十三日己时，卒于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时，享寿七十有七。”查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第1版《中国历史纪年表》第59页，清道光甲午年（即清道光十四年）为公元1834年，四月十三日己时换算成阳历为5月21日6时。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时，即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时，如果按周岁计算，程文炳享年76周岁。但封建社会老人去世，生卒年份顾及首尾，均以虚岁计龄，故《程文炳事略》记载“（公）享寿七十有七”。即便是在今天，虚实之分依然是城乡社会认定年龄大小的一个共识。因此，程文炳生于公元1834年5月21日6时，卒于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时，享年77岁，当以《事略》为准。
关于程文炳的谥号。何谓谥号？按《辞海》解释：谥号，就是封建时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周礼·春官·大史》：“小丧赐谥”。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周逸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程文炳的谥号，按《清史稿·程文炳传》：“谥壮勤”。而非“壮勤公”。《程文炳事略》中，他的儿孙只所以在行文中称他为“先大父壮勤公”，是出于晚辈对先人的尊重，为尊称。犹如后人称欧阳修为欧阳文忠公一样，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廷议时，朝臣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赐欧阳修谥号“文忠”。称欧阳文忠公，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同样，程文炳的谥号，也是在他死后朝廷依照其生前事迹给他评定的一个称号。程文炳身躯高大，伟岸强壮，一生从戎，“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鹧鸪天》）按谥法：“客体盛大曰壮”；（孔颖达语）加之他勤王出力，护驾京师，为朝廷立了大功，按谥法：“不惜出力曰勤”。因此，朝廷赐予他“壮勤”之谥号，形象而准确地概括、评价了他的一生。之所以出现程文炳“谥号壮勤公、壮勤今”之类的低级错误，一是历史知识不够普及，研究不够深入所至；同时也可能是编写者一时粗心大意，校对者误“今”为“公”。希望当地的文史爱好者今后做学问更谨慎、更扎实一些。
关于程文炳的出生及殡葬之地。
在能看到的资料中，都说程文炳是“安徽阜阳人”。（《清史稿·程文炳传》）“清末阜阳县人”。（《阜阳县志·历史人物·程文炳》）“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阜阳古今名人·程文炳》）甚至，阜阳民间还流传说程文炳是颍东区袁寨人，根据是程文炳宅院就坐落在袁寨集东南，已列入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据笔者手头（目前阜阳所仅有的）2004年出自北京国家图书馆影印件《程文炳事略》记载：程文炳十七、十八世先祖“自蒿县迁居颍之东柳沟村”，而程文炳“弱冠已被举为程家海子之圩长”。就是说程文炳老家为颍东柳沟村程家海子。这是迄今为止能看到的关于程文炳出生地点的最具体、最明确、最权威的记载。
2008年8月22日，阜阳颍州晚报社记者张殿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现场随访，采写了一篇题为《颍东区枣庄发现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消息，刊登在颍州晚报2008年8月23日头版，引起我极大兴趣。五天后，即8月26日，在颍东区文化局局长赵海滨陪同下，笔者亲到枣庄后海实地查看了这块刻着“皇清诰封建威将军程三公讳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碑文的墓碑，只见墓碑右上侧写着“壬山丙向”，为葬墓的方位朝向，左下侧刻有“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显然，这是立碑的时间。碑文所有文字，与程文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自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记载完全相符。
据此，笔者可以得出结论：程文炳，清朝末年人，祖籍安徽阜阳，出生地为颍之东柳沟村程家海子，即今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
那么，柳沟村又是怎样演变成枣庄集枣庄镇的呢？据黑龙江省漠河县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张方韬（枣庄人）的调查和研究，枣庄集在明代就称柳沟村，是一个古地名。清朝光绪年间。因新河的开挖，虽方便了交通和水利，却隔阻了区域和地理，为了方便人流物流和集市贸易，便把枣庄集迁移至柳沟村。一百多年后，时过境迁，柳沟村不复存在，而枣庄集市兴旺，遂成重镇，延续至今，成为中共颍东区枣庄镇党委、政府所在地。程家海子解放后由于人口增多，村庄扩大，遂分为前海子、后海子。2006年行政村区划调整，合村后前后海子归属现枣庄镇童庄行政村管辖。
皖北有句俗语：兔子不吃窝边草。何况程文炳从军剿捻，发迹于残酷的军事攻伐之中，尽管在处理捻军残部时，他敢于谏言，坚持不滥杀无辜，保护了不少乡人；又于光绪四年（1878）在颍州、亳州、寿州、六安、宿州及颍上、涡阳、蒙城等地赈济灾民，但他内心对战争的反省一直十分强烈。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也可能是他死后不回阜阳原籍安葬的一个重要内因。
关于程文炳的墓葬，笔者在《颍东程氏支谱》卷2中，见有如下记载：“（公）妻吕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寿州白鹤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寿州白鹤山。吕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详。”由此可见，程文炳一生一妻两妾，原配吕氏“合墓”在寿州白鹤山，与谁“合墓”，显然是与其夫程文炳合墓，连妾宋淑人死后也葬在程文炳身边，这符合封建礼葬制度。至于小妾吕宜人，由于年龄尚轻，程文炳死后何去何从？不涉主旨。
考寿州白鹤山。寿州即今安徽寿县，白鹤山在哪？从2005年开始，颍东文化局赵海滨、王亚军两位同志就苦苦寻找，曾多次电话询问寿县和凤台县文化局亦无下落。因解放以后寿县和凤台有过几次区划调整，历史上的寿州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划概念，白鹤山坐落在什么境内，叫什么名字……看来，只能通过正在进行的全国第三次文物大普查来渐次查清。
不过，笔者还采录过一个悲壮的传说：程文炳一生共有六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赴日本留学，对日本可谓了解很深。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作为军人，程文炳力主抗战，而且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共同提出对日“持久”作战思想，坚决反对议和。由于战事日紧，“召趣赴京”，朝廷为防不测，将程文炳重兵调防张家湾，拱卫京师，成为日本人的一颗眼中钉。《马关条约》签订后，程文炳上《请重订和议折》，表示宁“粉身碎骨，一死以报国家”。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南京沦陷后，日军侦得程文炳墓葬寿州白鹤山，便派飞机轰炸，以至于墓葬炸飞，墓园被毁，守墓人从此不知去向。
关于程恩普的卒年及在程氏兄弟姊妹中的排行诸问题。
1978年新编《阜阳县志·人物·程恩普》记载：“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第六子。……于民国33年（1944年）7月25日呕血逝世，时年61岁。”1999年阜阳市政协文史委编《阜阳古今名人·程雅周传》：“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第六子。……‘9·18’事变后，国难日深，恩普忧愤交加，疾病日重，于民国33年（1944年）7月25日呕血逝世，时年61岁。”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阜阳卷·历史人物·程恩普》也同样重复着上述记载。
凡此种种，不实、舛误和相互矛盾之处有三：一是程恩普为程文炳“第六子”不确不实；二是“雅周”为“稚周”之误，又一处错别字，且标题不用传主名而用传主字号，似有文不对题之嫌；三是程恩普卒年有二，“1943”与“1944”前后矛盾。比较权威的由吴敬人主编、黄山书社1991年7月出版的《阜阳地区历史人物·程恩普》就回避了所谓的“排行”问题，其记载程恩普于“1943年逝世于上海”尚属准确。
关于程恩普的卒年。笔者曾就此事于2005年9月专门访问过程文炳的曾孙,现隐居苏州的程家纪先生。据程家纪说：爷爷程恩普博闻强记，刚毅而深沉。1943年病逝于上海，在上海公墓举行过隆重葬礼，数百人参加。同时在家乡阜阳城，当局也十分重视，专门在古楼中山纪念堂搭建灵棚，以示纪念。一连几天，人流不绝，数千人排队前往吊念，以缅怀这位颍州辛亥革命领导人、老前辈的丰功伟绩。为了表彰和悼念这位同盟会元老，蒋介石曾亲书手稿“耆德旧勋”寄往阜阳，并制成匾额悬挂在纪念堂灵棚前供人瞻仰。
关于程恩普的排行。我们知道，程文炳一生育有九个孩子，其中六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她）们分别是：长程焕章；次女程某某；三程云章，字绍周，名恩培；四女程某某；五程垚章，字叔岐，字述宪；六程锡章，字稚周，名恩普；七程鑫章，字彬儒；八女程某某；九程鉴章，一名森章，字孝周。从九个孩子出生顺序看，程恩普排行第六，当无疑义。
关于程恩普排行第六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一说，就是在由程文炳长孙和五个儿子“泣血稽类谨述”的《诰授建威将军封光禄大夫先大父壮勤公事略》（即《程文炳事略》）结尾的签名中，顺序是：承重孙传镳；不孝孤子恩培、鑫章、森章；降服子垚章、恩普。
何谓“承重孙”？据《辞海·承重》条：承重，即承受丧祭和宗庙重任的意思。按封建宗法制度，本身及父都是嫡长（妻所生的长子）而父先死，在祖父母死亡时即作丧主，称承重孙。如果祖父及父都已死，在曾祖父母死亡时，就称为承重曾孙。都要服三年之丧。程文炳长子程焕章英年早逝，程焕章长子程传镳在其祖父程文炳死亡时作为丧主，鉴名第一，符合封建礼葬制度。
何谓“不孝孤子”？不孝为谦词，父母均亡曰孤。就是父母去世后子女的谦称。由此可知，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的母亲在程文炳之前去世（何年何月，暂不可考）。
何谓“降服子”？查《辞海·降服》条：降服，旧谓丧服降低一等。如子为父母应服三年之丧；其已出嗣（即过继）的，则为本生父母降三年之服为一年之服，称降服子。由此可知，程垚章、程恩普都已出嗣，三子程垚章出嗣先叔祖程文炳弟程文斗（一名光）；四子程恩普出嗣先伯祖程文炳长兄程文尉，与《颍东程氏支谱》卷二记载相符。
封建社会，名份非常重要，官宦之家更甚。在自己父亲的《事略》后签名，所有子女中，女儿们没有名份，不签；同时，也不见族谱记载；儿子之中，如有出继者，也要名列居后，且以长幼为序；长子死后，长孙代替，可见封建社会即使是在家庭，等级制度也很森严。正如《程文炳事略》记述其六个儿子时的顺序是：长焕章、次恩培、三垚章、四恩普、五鑫章、六森章。
行文至此，笔者基本可以认定：程恩普是程文炳的第六个孩子，第四个儿子。
关于翁同龢和对程氏父子的记载与疑问。
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受传统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娴熟诗文，尤擅书法。咸丰六年（1856）二十七岁时春风得意，高中状元。同治四年（1865）三十六岁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二年（1876）四十七岁时，在敏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仕途经历，一帆风顺，两朝帝师，屡任学官，回翔于刑部、工部、户部衙门，更入值军机、总署，参与中枢决策。他忠于光绪，反对侵略，引荐康梁，支持变法，因而得罪于顽固派，为慈禧太后所不容。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六十九岁，而且维新刚刚开始，便被开缺回籍，驱逐出北京。维新运动失败后，他被追论罪责，“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后，在常熟虞山下结庐隐居。光绪三十年（1904）七十五岁时抑郁以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翁同龢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竞与程文炳父子有过密切交往。而且记载在他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十五日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五日的九篇日记中。
其中，翁同龢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记：“程从周提督（文炳）遣弁王泽郑（外委）持书问起居，答之。（给扇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十六日记：“长江提督程文炳（从周）函来，送袍褂料两副、燕菜两匣、枣二匣、安息香四包，即作书复之（来人姓蒋，明日交之。）。从周之子恩培（号少周），户部司官，今浙江候补道，办理江苏五属掣销总局（另称世再侄）”。光绪二十九年（1903）元月初九日记：“已刻程少周观察（恩培）自苏扁舟来访（曾为户部司员，入海军衙门办电灯处差，旋办河南开矿，于己亥年以道员分发浙江，先办浙东督销，今办浙西五属督销事，驻苏州。）。长江提督程从周（行三）之长子也，谈至薄暮始去，幸笏在此周旋，否则惫矣（有兄弟四人，一在东洋，三在家。子二，大十三，小二岁。）。”四月十八日记：“得程从舟（文炳）并其子少周（恩培）书，即各复讫，并致刘健之一函，托其转交”。五月十九日记：“夜风萧萧。集汉碑，为程绍周：克缵家声，决胜千里；广筹民利，不闭四门。《张迁》。上切乃翁程从周，下切现督销浙盐。”五月二十八日记：“已初程绍周（恩培）从苏州来，以嵌竹隶条四扇、日本白米四筒为馈，直谈至酉初乃去，即日至三里桥趁轮也（住葑门严街前，意欲为浙东盐出洋，于课税无亏，而私盐究可少数十百引。此人于各国情形皆熟，曾侦探日本，并娴工艺。）”（见《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上述六则日记，记述了程文炳、程恩培父子二人与翁同龢的交往。他们之间，不仅书信往来，而且馈赠物品，互有答谢，关系绝非一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记中记载了程氏父子的名号、出身简历和家庭内情，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程氏父子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料。然而也有一些疑点，提出商榷。
关于程文炳的字号和排行。程文炳，字从周。然而在翁同龢日记中，一作如是记载，同时又称“从舟（文炳）”。从周，源于孔子语。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监，视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论语集注》上卷二）由此可知，程文炳虽一生从戎，为职业军人，但“以家贫不能多得书常引以为憾”；半世征伐，看惯了刀光剑影，骨子里却“夫子美其文而从之”，崇尚周礼，希望天下太平，官民循规蹈矩，而世世平安，故不忘祖训，字号“从周”，是为一解。同时，古文字中，“周”“舟”不通假，文义和字理上没有相同和相通之处，这是迄今看到的关于程文炳字号的第二个称呼。至于为什么翁同龢称“从周”为“从舟”？“从周”典故他自然十分清楚；“从舟”之称也只能是书面随记而已矣！
翁同龢在日记中称程文炳（行三），显然是指程文炳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查《颍东程氏支谱》卷2：程文炳兄弟三人，兄程文尉，弟程文斗，程文炳排行第二。其父程兆麟，两个叔叔程兆麒、程兆贤。兆贤“乏嗣承祀子”，按封建宗法制度，程文炳出继给三叔程兆贤。由此可知，翁同龢此记有误。
关于程恩培的字号、排行、身世诸问题。翁同龢在日记中，称“从周之子恩培（号少周）”，又称“已初程绍周（恩培）从苏州来”，绍周、少周字号各不相同。其实，程恩培，名云章，字绍周，《颍东程氏支谱》卷2也如是记载。翁同龢称恩培号少周，自有他的道理。首先，绍、少意虽不同，而音相通；其次，少意为小，其父程文炳字从周，其于晚辈称少周、小周，是为得法；第三，翁同龢称程恩培号少周，还是一种爱称，亦是长辈对晚生的昵称。程文炳与翁同龢是同时代人，翁同龢称程恩培父亲为“乃翁”，又称程恩培为“世再侄”，不仅表达了对程文炳的尊重，而且透露出翁、程两家两代人之间的交往之密切。
翁同龢在日记里称：程少周，长江提督程从周之长子也，有兄弟四人，一在东洋，三在家。此记有误。查《程文炳事略》及《颍东程氏支谱》卷2可知：少周兄弟为六人，少周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为从周次子。翁同龢之所以称少周为从周之长子，可能是因为少周之兄焕章此时已经去世，在现有的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一；然翁同龢称少周有兄弟四人，显然不确，就不知是笔误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了。
难能可贵的是，透过翁同龢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到程氏父子特别是程氏兄弟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比如，翁同龢称少周“有兄弟四人，一在东洋，三在家”，可知此时（1902年）在日本留学的是程文炳三子程垚章，弥补了垚章留学日本时限之空缺。再比如，翁同龢在日记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少周的经历和家庭：曾在户部当过司员；又入海军衙门负责电灯处的差使；不久到河南开滦煤矿负责开矿业务；于己亥年（1899）被任命为浙江后补道，先负责浙东督销（盐务）工作，1903年负责浙西五属督销，驻苏州。此人通晓国际事务，并深入日本侦探其国情，而且娴熟工商事宜，是为不可多得之镌才。程少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十三岁，小儿子两岁。程少周的简历、自身能力和家庭情况，一目了然。
特别是翁同龢对程氏父子的评价，可谓确当。他说程文炳：“克缵家声，决胜千里”；说程恩培：“广筹民利，不闭四门。”这两幅从汉《张迁》碑文上集下的名句，“上切乃翁程从周，下切现督销浙盐”，将程氏父子的画像，勾勒得维妙维肖，十分形象和逼真，是不可多得的一笔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