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自首
词语解释
读音zì shǒu释义基本解释
1、自行投案,承认罪责 [surrender;give oneself up to (the police,justice,etc.);criminate oneself;deliver oneself up;confess one's crime]
例句：她劝他向警察自首
2、向敌人投降告密 [surrender;give oneself up to the enemy]
例句：老福,好好地想想吧!向敌人自首了,还算个中国人吗?—— 胡丹佛《把眼光放远一点》
详细解释
1. 自行投案，承认罪责。
《后汉书·郅恽传》：“ 恽 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 子张 。 子张 见而气绝。 恽 因而诣县，以状自首。” 
南朝梁武帝 《南郊大赦诏》：“各令自首，不问往罪。”
《新五代史·梁臣传·寇彦卿》：“ 彦卿 见 太祖 自首， 太祖 惜之，诏 彦卿 以钱偿现家以赎罪。”
《古今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革 子 世雄 知情与否，亦难悬断，然观 无为州 首词与同恶相济者不侔，似宜准自首例，姑从末减。”
2. 向敌人投降告密。
鲁迅 《书信集·致曹聚仁》：“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 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 中国 的缘故。” 胡丹沸《把眼光放远一点》独幕剧：“ 老福 ，好好地想想吧！向敌人自首了，还算个 中国 人吗？”
刑法上
法条依据《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但部分犯人自首后依然有判处死刑的可能。如果对自首后的犯罪嫌疑人过于普遍地从宽处罚会产生弊病，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相悖，尤其是对社会危害大的罪名。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含义1、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一般自首--刑法）
2、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特别自首/准自首--刑法）
3、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特别自首/准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条件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是时间；二是方式和动机。
自动投案的时间既可以是犯罪事实发觉以前，也可以是犯罪事实被察觉之后。关键在于犯罪分子须自动投案。犯罪分子自动投案说明其有认罪悔改，愿意接受惩处，从司法实践中看，将自首时间限制的太窄，不利于分化瓦解犯罪，争取犯罪分子走自首的道路。
1.自首投案的方式和动机。犯罪分子出于真诚悔罪自动投案的自首，犯罪分子虽有投案的诚意，但由于伤病不能投案的而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首先信电投案的等一切方式，总之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和出于何种动机都属于投案自首。至于被公安机关，群众围攻，走投无路，当场投案的，以及经司法机关传讯，采取强制措施归案的，都不是自动投案。
2、犯罪分子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这是自首的本质特征。犯罪分子供述的必须是自己实施并由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自首时，不仅要求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且要交待所知的共同犯罪，如果是主犯必须揭发同案犯的罪行。否则，不构成自首。如果犯罪人交待的是自己耳闻目睹的他人的罪行，是检举揭发，而不是自首。犯罪人如犯数罪的，投案时只交待了一罪，则可视为这一罪有自首情节。如果数罪中的一罪已被发觉，犯罪人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或被判决以后，又将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的其他罪行供述出来，对其交待的部分罪行可以视为自首。犯罪分子如果只交待次要罪行，隐瞒主要罪行，或者以虚假情况，掩盖其真实罪行，都不能认定为自首。
3、犯罪人愿意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追诉。[3]犯罪人主动的听候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是衡量犯罪人是否悔改的重要表现之一。如果投案后，又逃脱司法机关对他采取的强制措施；或仅以电信方式交待罪行，久不归案的；或偷偷把赃物送到司法机关门口，不肯讲明身份；这些明显是不愿接受国家的制裁的表现，不能以自首论，只能视为悔罪的一般表现。犯罪分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提出上诉，或更正和补充某些事实的都是允许的，可不能视为不接受审查和追诉。
综上所述，符合上述之条件，才可以认定为自首，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只有这样认识自首才是完整的，系统化的。
可以适用自首的刑事案件,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制度适用于一切犯罪，旨在通过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一方面有利于案件的及时侦破与审理，另一方面促使犯罪人悔过自新，不再继续作案。可供自首的对象（1）、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
（2）、其所在单位。
（3）、城乡基层组织。
（4）、以上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员。
认定
1、“自动投案”1.1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1.2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1.3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1.4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2、如实供述罪行2.1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2.2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2.3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2.4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3、特别自首3.1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3.2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4、“未掌握的罪行”4.1所谓“还未掌握”，是指司法机关尚不知道犯罪发生，或者虽然知道犯罪发生，但不知道犯罪人是谁以及虽有个别线索或证据使司法机关对某人产生怀疑，但还不足以据此将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
4.2从诉讼的角度讲，这里的“还未掌握”实际上是指“没有确实证据证明”。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司法机关掌握案件的线索和证据能否确定作案人可能犯某罪，是判断罪行被掌握与否的重要标准。
4.3“还未掌握”与“已经掌握”界限不清时，应当疑罪从轻，即认定为“还未掌握”。5、“已掌握的罪行”5.1“已掌握的罪行”必须是依照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
5.2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是否属于“罪行”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判决认定。
5.3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不予认定或宣告无罪的，尽管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已经掌握并作为涉嫌犯罪予以立案侦查和批捕起诉，也不属于“已掌握的罪行”。6、“其他罪行”6.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所谓“其他罪行”，是指“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的罪行”。倘若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则对主动交待的其他罪行不认定为自首，以坦白论。只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才以自首论。
6.2虽然，如果犯罪分子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反而会加重其处罚，但是《刑法》第67条第2款对“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在立法上并未作限制，这引发了理论界和实物界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限制性解释的广泛质疑。很多学者认为，“其他罪行”，既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不同的异种罪行，也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相同的同种罪行。(注：尽管质疑者的某些观点不无道理，但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尚现行有效，司法机关应当严格遵照执行。)　
6.3“其他罪行”只能是不同种类罪行，不能是同种类罪行。如果行为人所犯数罪分别触犯选择性罪名中的不同罪名，如行为人因出售假币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向司法机关交待了运输假币的犯罪事实，尽管司法机关对其运输假币罪不掌握，但对行为人运输假币罪仍不能认定为准自首。
特殊问题
在犯罪自首制度中，单位能否自首，理论界出现两种不同的主张。否定论者认为，单位只是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不具有思维特征，既不能自动投案，也不可能主动交待自己罪行，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未明文规定单位犯罪的自首问题，现有的自首制度都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言，要确立单位自首于法无据，单位无所谓自首。肯定论者则认为，刑法并无明文规定单位犯罪不可以成立自首，因而自首制度的有关规定应对所有犯罪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单位犯罪作为一种法定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接受刑罚处罚，同样也应享有自首并得到从宽处罚的机会；单位自首体现了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在笔者看来，既然单位已经成为与自然人并列的法定犯罪主体之一，我们对自首制度的理解就不应只拘泥于自然人自首而应将单位也视为自首主体之一。因此，笔者赞成肯定的主张，单位在现行刑法框架下，可以作为自首的主体，与自然人一样具有自首从宽处罚的条件与机会。
关系
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狭义的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自首与狭义的坦白之间的相同之处是：
（1）二者都以犯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
（2）二者在犯罪人归案之后都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3）二者的犯罪人都具有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4）二者的犯罪人都可以得到适当的从宽处罚。
二者的区别是：
（1）自首是犯罪人自动投案之后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行为，坦白是犯罪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
（2）自首的犯罪分子悔罪表现较好，其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坦白的犯罪分子往往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迫认罪的，其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大；
（3）自首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坦白是酌定的从宽处罚情节。
原则
一般情况对自首者的适当量刑是自首从宽制度得以正确进行的保证，根据中国刑法第57条规定的量刑一般原则和司法实践经验，一般认为，自首量刑的一般原则应掌握下列三点：
1、主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人投案自首可以使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持续状态结束，但是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并不会因自首而消灭。犯罪人投案自首，仅仅表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态度，并不会改变其原来犯罪事实。因此，审判人员在决定对自首的犯罪分子量刑，必须以其犯罪事实为主要根据。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首先按照自首者罪行的轻重对照有关法律，拟定一个刑罚幅度，而后结合自首的从宽情节，所以要把握好度，做到严宽适度，不枉不纵。
2、具体考虑自首情况。主要包括：（1）自首的时间。犯罪人投案自首的时间早晚，说明其悔悟时间的早晚；同时也说明了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持续状态长短。（2）自首的原因及动机。犯罪人犯罪之后的认罪、悔罪、悔改心理是自首动机的三大要素，悔罪态度好的情况下，投案自首的，也说明了其悔悟的程度，量刑时也要考虑；（3）交待罪行的情况。交待罪行是否彻底，是否主动，也说明了投案者是否是真心悔悟的；（4）犯罪分子有无主动表现。这四大情节，审判人员在量刑时一定要注意的。区别对待关于自首的从宽处罚，各国的专家说法不一致。有的主张相对从宽原则，有的主张绝对从宽原则。中国刑法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判的，实际上是采取了相对从宽的原则。中国刑法把自首分为了3种情况区别对待。
1、“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宽处罚”，这是中国刑法对自首以后予以从宽处罚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如何理解这一观点呢？中国刑法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不论情节，只要是自首，一律从宽处罚，从轻、减轻。这很显然是绝对的从宽处罚原则，与中国刑法的观点不一致。第二种观点就是主张情节，认罪态度。这是中国刑法所采纳的。因为犯罪分子对社会的危害是客观的，投案自首可以从轻，但绝不是必须从轻，对待特殊情况，也存在例外，如暴力性犯罪分子屡教不改，社会影响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情况，即任其投案自首，也绝不能从轻处理，可见中国对自首采取从相对主义原则，是合理的，有利于防止犯罪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同犯罪分子作斗争。
2、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减轻或者说者免除处罚，犯罪较轻是减轻或以轻处罚的前提，主要是对犯罪较轻进行评估，何为较轻的犯罪，有二种说法，第一主张用法定刑或犯罪性质作为区别较轻之罪或较重之罪的标准。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应从犯罪所应判处的刑罚为标准来划分罪的轻重。因为犯罪的轻与重是一个概括的指数，它是对犯罪各方面如犯罪情节、犯罪性质、犯罪事实，犯罪对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而犯罪的轻重决定刑罚的轻重。通常认为最低法定刑为3年以上的为较重之罪。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自首的情节用以决定处罚的。
3、犯罪较重而自首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就是说，犯较重罪行而自首的，一般只能从轻处罚。只有当犯罪分子自首同时又有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立功表现是犯罪较重而自首的犯罪分子得以从轻处罚的唯一前提。所谓立功是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罪行，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主要线索，查证属实；阻止他人从事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抗洪抢险重大发明创造等。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犯有较重的罪行，在自首时，又同时具备上述任何一种立功表现的，都可以从轻或免除处罚。如有自首情节又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不仅能使司法机关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提高办案质量，还可以鼓励其他犯罪人自首，预防犯罪，减少社会危害，可见这是行之有效的，是司法实践中值得注意的环节。[1]
认定疑难
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最广泛适用的法定量刑情节，正确适用自首和立功制度，特别是厘清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对于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刑法对自首和立功实体规定的相对稳定性，从宽处罚规定的相对原则性以及对自首立功证明材料的证据形式、证据效力等规定的相对匮乏性，面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表现形式各异的类似自首和立功行为，实务部门认定时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
1.“形迹可疑”型自首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部门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一般认为，“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查询表现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保安部门或其他有关组织在没有掌握犯罪的基本事实(即何人在何时何地实施了何种犯罪)或者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断定某人实施了某种犯罪时，仅凭工作经验或个别线索对被怀疑对象进行的询问或调查。司法实践中认定“形迹可疑”型的自首，关键要分析两点：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掌握了行为人犯罪的一定证据或者线索;二是行为人当时不如实交代，能否作出合理解释。
在司法机关尚未发现犯罪事实的场合，如果根据被查询者携带、使用等物品的可疑性，或者与目击者、知情者描述的某种犯罪之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活动规律等方面的相似性，司法机关等有关组织足以对被查询者产生合理怀疑的，也就是说足以判断被查询者有实施某种犯罪的重大嫌疑，此种情形不宜认定为“形迹可疑”，被查询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认定为坦白罪行。
2.“犯罪后滞留现场”是否视为自动投案行为。
实践中，有的行为人犯罪后未逃离而是滞留在作案现场，由此被公安机关捕获。作案后未逃离现场，亦未对抗警方的抓捕，在客观上便于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到案后亦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故基本符合自首的立法意图。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与逃离现场后主动投案供述者属典型的自首相比较，未逃离现场并配合、服从警方要求就擒者，其主动接受审判的倾向性更明显，自然不影响自首性质的认定。
3.如何界定主动投案后的辩解与翻供。
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后，在庭审中往往会将故意犯罪辩解为过失犯罪，或者辩解为主观上无犯罪意图。对犯罪分子的这种行为，是继续认定自首情节，还是认定其是在翻供，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见的问题。翻供是为了逃脱罪责，是犯罪分子在没有任何法律、事实、证据方面的依据时否定自己的罪行。犯罪分子如果翻供，就会丧失“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要件，从而不能成立自首。但这里需将正当辩解和翻供区别开来，正当辩解是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犯罪情节、定罪量刑的证据等发表看法，而非否定其所实施的客观行为，与翻供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4.对象犯之间的自首与立功。
刑法中的对象犯，一般是指那些彼此犯罪行为互相依托，犯罪分子利益彼此依赖的犯罪，例如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出售假币犯罪与购买假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关于对象犯的自首和立功问题，一般认为，当行为人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必然牵涉到对象犯的犯罪行为，这种交代行为仍然属于如实交代自己罪行的范畴，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5.纪检调查期间交代问题是否认定自首。
对于在纪检监察机关采取调查措施后如实交代自己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大多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践中，不少调查虽然名义上是由纪检监察机关执行，实际是抽调检察机关、法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负责调查，并且采取调查措施之前，有关机关一般均已掌握了被查处人一定的犯罪事实及证据。纪检监察机关事先已经掌握有关事实和证据，对被查处人采取调查措施后，被查处人在向其出示有关证据后，才交代犯罪事实的，当然不能认定为自首。纪检监察机关事先掌握的有关事实和证据经查不实，被查处人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其他不为所知的犯罪事实，此种情形符合投案自首的条件，应认定为自首。被查处人在调查期间，除了如实交代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外，还主动交代了与纪检监察机关掌握的不同种罪的犯罪事实，则应当认定为自首。如系同种罪行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
6.二审期间的自首认定。
二审期间的自首认定应严格遵循依法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依法原则要求严格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自首。因此，被告人一审阶段始终翻供，二审期间又如实供述的，二审法院不能再认定为自首。否则，容易滋长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前竭力抵赖，如抵赖不掉二审时再作供述也不迟的心态。反之，被告人一审阶段符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条件而被认定为自首，即便在二审期间翻供的，二审法院也不能改变对自首的认定。因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自首符合法律规定，而二审期间受上诉不得加重对被告人刑罚的规定限制，故改变对自首的认定没有实际意义。
7.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理解。
《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前款所称“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
据此，“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是认定重大立功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始终存有不同理解，导致检法对重大立功的认定不一，并且即便是同一审判机关亦存在不同做法。笔者认为，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定，应当以被检举、揭发、协助抓获的人(下简称“被检举人”)所犯罪行的轻重为基本依据
8.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认定。
“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为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线索的行为。第二层含义是指，提供同案犯个人基本资料之外的诸如同案犯隐匿地点之类不为司法机关掌握的秘密信息，从而使司法机关抓获该同案犯的以上两层含义当然包括直接协力抓获同案犯的行为。如果交代的仅仅是同案犯的姓名、住址(包括户籍地址)、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这些基本信息本属司法机关能够掌握的公开信息，即使司法机关据此抓获同案犯，也不能认定是立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