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安石游山寺
原文
王安石退居金陵。一日，头幅巾手拄杖，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辩说纷纭。 公坐其下，人莫之顾。良久，有一客徐问公，曰：“亦知书否？”公闻，颔之而已。复问公何姓。 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俯而去。
译文
王安石退居到金陵。一天，他头裹着一块布，拄着手杖，独自游览山寺，途中遇见几个游客坐在那里高谈文学历史，议论纷纷。王安石坐在他们旁边，没人注意到他。很久，有一个客人漫不经心地问他说：“你也知道读书写字不？”王安石听了，点了点头罢了，人家再问他姓名，王安石拱拱手说：“我姓王，名安石。”那群人十分惶恐，低着头匆匆离开了。  王安石游山寺
注释
盛谈：痛快地大谈。
顾：看。
人莫之顾：即人莫顾之，也没有人看他。
俯：低头。
亦：也。
复：再。 徐：慢慢，文中用于形容对方的傲慢轻视。
良久：很久
人物简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临川(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 成就。他一生写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有的风格遒劲有力，精辟精绝，有的风格雄健峭拔，修辞凝练，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对后来宋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之家，其父王益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任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等地方官二十多年，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其母吴氏从小好学强记，为人通情达理。王益任临江军（今樟树市）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此，王益调任江宁（今南京市）通判，全家迁往江宁。
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七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又使官粮得以以陈换新。改革运动治平四年（1067）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熙宁三年（1070）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
变法触犯了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加上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全部新法，极力迫害新法派。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溢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此外，其山水诗也极。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早在北宋崇宁五年（1106），抚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旧宅建造了王荆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有荆公山、荆公坡、荆公桥、荆公钓鱼台、半山书院、安石读书台、荆公路等。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抚州市修建了“王安石纪念馆”，主楼前面有一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们瞻仰。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这个职位暂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为佐证，似有不实。），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