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庄希泉
人物简介
庄希泉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三下南洋筹款，后在新加坡经营实业、兴办教育。  庄希泉（右二）在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献旗[1]又曾奔走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从事反蒋、抗日等革命进步工作，并因此三次被反动当局拘捕下狱。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侨委副主任，与何香凝、陈嘉庚、廖承志等一道开创了新中国侨务工作的新局面。1955年庄希泉协助陈嘉庚创办全国侨联，任副主席，陈嘉庚病逝后受命担任第一届全国侨联代主席，当选为第二届中国侨联主席，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因病在京逝世。庄希泉在海内外华人华侨界享有崇高声誉，一生充满传奇色彩。[2]
活动年表
民主革命时期庄希泉早年就读于厦门东亚书院和前清举人办的学馆。1906年到上海经商。追随孙中山从事实业救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受上海军政府委托组织南洋募饷队，三下南洋为民主革命筹款。1912年任中华实业银行南洋总分行协理。1916年在新加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1917年创办南洋女校，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在新加坡发动、组织华侨反对英国殖民当局迫害华侨的教育苛例，因而入狱。1921年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在厦门创办厦南女子师范学校。大革命时期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庄希泉和夫人余佩皋以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组织成立“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动罢工、罢课，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借口其父曾在台北设有商号，称为日本“属民”，将其非法关押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地下监狱，进行威逼利诱，要他悔过，但始终宁死不屈，坚决拒绝，后被押送到台湾囚禁了9个多月。经闽台各界多方营救获释后，设法返回内地继续参加大革命，并在上海《新闻报》上公开声明：“我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日本属民！”还特地改名“庄一中”，寓意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庄希泉在上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菲律宾与爱国华侨王雨亭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反蒋。为此，1934年庄希泉在厦门再次被捕入日本领事馆的地下监狱，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出狱后又曾遭国民党特务拘捕。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庄希泉在香港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筹集款项，联系、介绍海外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刨办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并协助台湾革命同盟出版《战时日本》杂志。1942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从香港转到广西桂林。组织闽台协会和闽台建设协进会，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坚持斗争。当广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面临危难之际，庄希泉冒险设法将在香港的全部家产抢运变卖，将款项悉数交给党组织作为抗日活动经费。在重庆联合创办织布厂和建光行，藉以掩护革命同志，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回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电影和进出口贸易。1947年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中共做海外侨胞统战工作。1949年受中共委托专程飞往新加坡，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庄希泉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兼任中央侨委生产救济司司长、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被选为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78年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侨联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并兼任华侨大学董事长和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在安置归国华侨，发展侨乡生产，维护侨胞、归侨合法权益，加强侨胞团结和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因病在京逝世，享年100岁。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为华侨事业的发展壮大，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繁荣昌盛，庄希泉奉献了毕生精力，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
人物经历
正义的斗争和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庄希泉祖籍福建安溪，1888年生于厦门并在此长大。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因此很早他就对台湾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1922年初，庄希泉为殖民教育问题为民请命，在南洋告败英属马来亚当局总督，大长华人志气，成为轰动英国殖民当局和南洋社会的重大新闻。他因此被殖民当局视为眼中钉，强行将他驱逐出境。他返回厦门不久，和妻子、新加坡南洋女校首任校长余佩皋创办厦南女子学校，请来周芜君、林云影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打理教学事务，宣传进步思想。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庄希泉、余佩皋双双入党，双双被吸收为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执委。 1925年5月15日，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至厦门后，各界反响强烈，掀起“反日”高潮。在这场斗争中，也存在一股“媚日”的逆流。围绕是“媚日”还是“反日”，厦门各色人物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对进步运动满腔热情的庄希泉也卷入这一斗争漩涡之中。 为了筹备抵制日货、推动罢工的厦门外交协会，庄希泉一干人四处奔走呼吁。但他不知道，一张阴谋之网正悄悄向他撒来。 1925年7月4日下午，庄希泉被一伙日本浪人挟持至鼓浪屿的日本领事馆。 在领事馆庄希泉和日本领事井上庚二郎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庄希泉君，久仰，久仰。”井上庚二郎满脸堆笑地伸出右手做握手状，作为有名的“中国通”，他的华语说得极为流利。 “领事先生找我来，有何贵干？”庄希泉却不与之握手，双手在胸口一抱拳，算是礼节。 “不要叫我领事先生，咱们都是自己人嘛。”井上庚二郎徐徐放下手来，掩饰脸上的不悦，皮笑肉不笑地说。 “领事先生错了，你我国籍不同，所负责任相异，缘何成自己人？”庄希泉警觉地看着对方。 “没有错的，你我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子民，从今往后，你我可以合力为帝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了。恭喜庄君呀。” “这是为何？我乃堂堂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中华民国一分子，怎成了你日本子民。”庄希泉提高声调说。 井上庚二郎笑了笑，继续说：“庄君真是健忘呀，多年前，令尊在我台湾经营商业，成了大日本帝国台湾籍民，至今贵府还悬挂着籍民牌，受我帝国保护。作为贵府家庭成员，庄君自然也是日侨，是我帝国一分子。” 听到井上庚二郎这番强词夺理的言论，庄希泉不禁火上心头，大声道：“我父亲是厦门人，不是日本籍民，就算他是，我也不是。如果儿子必须与父亲同籍，我明天就登报宣布脱离日本籍”。 井上庚二郎干咳两声：“庄君本来尽可忙于商务、操持教务，却何苦来带头抵制日货，组织会党反日，你已然破坏了中日两国亲善，只要你认错，并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即可予以释放。” 庄希泉严词峻拒：“关心国事，我何错之有？你们日本人在厦门无法无天，敲诈勒索，抢劫绑票，逼良为娼，任意蹂躏中国人，何来亲善之意？我要正告你，你们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中华土地上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作为领事，你必须反省谢罪！” 井上庚二郎本以为威胁一下，就能收降庄希泉，没想到反被他一通抢白，批驳得无言可答。他一反原先气定神闲、彬彬有礼的风度，气急败坏、色厉内荏地吼道：“你的，不撞南墙不回头。” 随着井上一个手势，凶神恶煞般站立两旁的一群浪人立即一拥而上，将庄希泉扭住。庄希泉被押进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的秘密囚室里，“哐啷”一声，门户紧闭。 夜色已深，厦南女中的同事们见庄希泉迟迟没有归来，心情十分焦急。他们知道，庄希泉此行是凶多吉少。 余佩皋尤其心焦，她几番提着马灯外出探看，马路上空无一人，她感到，丈夫一定是被日本领事馆扣押了。她决定先将情况告诉公公婆婆，他们是厦门本地人，有关系，也许用得上场。 庄希泉父亲庄有理得知儿子被捕，十分担心，连夜找厦门商会主席洪晓春等人商议，请求疏通。 很快就传来日本领事的回话：只要庄希泉出具悔过书，声明退出国民党，即可释放，否则，将予以惩办。 庄有理担心庄希泉有生命危险，要余佩皋速至日本领事馆相见，劝说庄希泉怜其年老不堪惊吓，答应日本领事所提条件。翌日一早，余佩皋把儿子托给周芜君，自己与本校教师林云影先往国民党福建临时党部办事处，找江董琴商量对策。江董琴听了庄有理的意思后，一时无计可施，认为救人要紧，三人一起先到日本领事馆了解情况。 在日本领事馆见到井上庚二郎后，余佩皋厉声质问：“庄君与你们素无往来，为何无缘无故抓人？” 井上庚二郎将其荒谬的理由又说了一遍，林云影怒斥：“你这是强词夺理，你们不放人，难道还要制造‘沪案’吗？” 无论他们如何理论，井上庚二郎一口咬定庄希泉是日本统治的台湾籍民，犯了“台湾籍民参加外国政治结社”罪，要提交日方司法部门处理。众人觉得与之口舌争斗没作用，遂提出面见庄希泉。 在秘密囚室见到庄希泉，余佩皋不禁伤心垂泪。听了妻子转述的老父主张，庄希泉表示难于从命，自己宁死也不会向小日本屈服。江董琴大受感动，告诉庄希泉，党部将尽快设法营救。 三人坐船回到厦门，把庄希泉受日本领事馆无理拘押的消息公诸于众。“沪案”之后，全国各地反日反英斗争正处高潮中，厦门各界也正在筹划不合作运动。因此，这一消息立即引爆了厦门广大市民、学生、工人的神经，纷纷强烈抗议，要求日本领事馆放人。厦门80多个爱国团体，还联名向日方提出严重交涉。 井上庚二郎害怕这股浪潮要把他和日本领事馆吞没。厦门民众的反日斗争，他并不陌生。马关条约签订后，占有台湾的日本变本加厉，为便利其对福建的侵略与掠夺，又胁逼要在厦门设立日本专管租界，因遭厦门人民强烈反对而不得马上实施，直到1899年才迫使清廷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约》。 庄希泉是厦门乃至全国、南洋侨界有影响的人物，把他关押在领事馆，终究是一枚定时炸弹，弄不好就要惹出事端。为了预防万一，井上决定转移目标，于7月14日以日本属民非法参加外国政治结社罪，将庄希泉押往台湾审理。 消息传出，余佩皋肝胆俱裂，厦门民众也是悲愤异常，有人愤慨地说：“堂堂一名中国人，竟被日本帝国主义硬生生地指认为日本臣民，真是强权之下，焉有公理？！” 得知庄希泉在新加坡与殖民主义者有过的不屈斗争和被驱逐回国经历，厦门民众深为这位乡贤而骄傲，纷纷表示要前往码头恭送庄希泉，向日本显示中国人团结一心、一致对敌的精神。 是日中午，庄希泉被押上开往台湾的船只，厦南女中师生和数千群众自发环绕码头送别，打着“恭送庄希泉”，“我们是中国人”、“严惩幕后人物”等条幅，表示对庄希泉的尊崇，和对日本领事馆的强烈抗议。不少渔民、船民还摇着大小不一的渔船、小舢板，将押送船团团围住。据当时的目击者、庄希泉的小女儿庄令昭称，那天民众所驾大小船只，竟将海港中的日本轮船与岸边码头连成一片。 下午2时许，轮船离港起航了，码头和大小船只上，群众的呼声一遍又一遍。庄希泉的心情，有郁闷，有悲愤，也有感动。群众与其说是“恭送”他，莫不如说是自发组织反抗帝国主义势力，有这股民族正气在胸，中国就不会灭亡，日本即便再强大，也必将被正义的力量打败。想到这里，他忽然感到浑身有着无穷的力量，在被强押进舱那刻，不顾武装宪警的阻拦，挣扎着面向群众，高声疾呼：“各位乡亲，各位同胞，我庄希泉和大家一样，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日本臣民！我们要坚决与帝国主义丑恶势力斗争到底，你们不要因我被捕而有所顾虑！” 海风起兮，站在甲板上的庄希泉衣袂飘飘，铿锵语气传之十里[2]。在台湾身陷囹圄，心忧天下闽南移民中有句俗语：“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对“过番”的艰辛，庄希泉深有体会，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过台湾，竟是这样的身不由己，而且竟是前去坐牢。 庄希泉被押解到台北后，即被关进日本殖民当局设在郊外的监狱。随后来到台湾的余佩皋、林云影在外头活动，以期营救。 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不服日本“管教”的台湾籍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回归祖国而斗争的“政治犯”。正因为如此，日本殖民当局对这些“犯人”格外对待，让他们吃发了霉的烂芋糙米饭，住阴冷潮湿的黑暗小屋，不仅如此，还动辄毒打。 一次开饭时间，庄希泉没有理会送饭的看守，看守破口即骂：“聋了耳朵，支那猪，给你做籍民还不要……” 刻毒的谩骂刺痛了庄希泉的心，他立马回敬：“狗日的，谁做你日本人！”边说边将脚穿过铁栏槛，猛地向看守踹将过去。这家伙“嗵”的一声，摔倒在老远的一个角落，痛得龇牙咧嘴。 庄希泉的反击立即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几名日本狱警闻声赶来，将他双手反绑在铁槛上，皮靴、拳头、包着钢丝的皮鞭雨点般地向他飞来。鲜血从他的头上、身上渗出，染红了他的衬衫，但他倔强地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直到昏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庄希泉才醒过来，耳边传来一个声音，似乎在叫他：“老兄，有你的，有没有事啊？” 庄希泉慢慢地睁开眼睛，说话的是隔壁监牢的一位难友。他艰难地坐起来，面对着他，咬紧牙关说：“不碍事。” 难友一边打量庄希泉，一边关切地问：“老兄因何事来此？” 庄希泉语带愤懑地将此前经历，简略地说了一遍。 通过交谈，庄希泉才知道，此人乃是台湾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姓蒋，名渭水，祖籍福建漳州，1891年生于台湾宜兰。因为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曾多次被日据当局以违反治安法而拘押，此次又因“治警事件”被判入狱。 庄希泉了解蒋渭水的身世后，问：“蒋兄谈吐不凡，出口成章，深得中华传统文化的陶冶，可为何却选择了学医？” 这一问，就引发了蒋渭水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声讨：“为了扼杀台民的民主自由思想，殖民当局对台籍学生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强行设卡：只能选农、医科为专业，历史、政治、思想、法律等容易导致思想不稳的敏感学科，非中国人所能就读。” 比之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体制，日据下的台湾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庄希泉大发感慨：“日本当局的做法，歧视性不说，还是十足的奴化教育，是露骨的愚民教育！” 蒋渭水点点头，继而道：“台湾人比住在台湾的日本人，受着贱价教育的事实，已实行了30年。殖民教育的本质，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社会上堵塞台湾人的嘴巴，不许我们有个性的存在，最终让我们的语言也无所用之！所以我们要反抗！” 两人年龄相近，庄希泉38岁，蒋渭水35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彼此了解对方反殖民统治的经历后，庄希泉和蒋渭水更是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说的狱中好友。 一天，蒋渭水告诉庄希泉，他此次被“象征性”判监禁4个月，不久就可望出狱，出狱后定当设法营救。 庄希泉对此表示感谢，随后将此情告诉了前来探监的余佩皋和林云影。 蒋渭水出狱时，台湾民众自发到狱外相迎，大放鞭炮，以示敬意。 重获自由的蒋渭水很快就买来最好的食物前来探监。他不忘诺言，努力奔走，发动台湾文化协会等多个进步组织积极呼吁，要求殖民当局释放庄希泉。余佩皋、林云影也奔走呼号，督促日本殖民当局了结此案。台湾殖民当局迫于压力，向庄希泉下了传票，通知开庭日期。 1925年9月14日，庄希泉从牢狱走到法庭。余佩皋和林云影早已站在法庭门口等候开庭，蒋渭水和一些不认识的台湾人士也来到现场，站成一排。 原告方是当局委托的日本检察官上龙泛。此人洋洋万言，历数庄海涵（庄希泉别名）自1911年加入“支那”同盟会以来的条条“罪状”，可谓证据确凿。庄希泉大义凛然，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对自己在厦门的所作所为毫不隐瞒。 接下来，法官开始问话：“庄希泉，你可知罪？” “我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你触犯了大日本帝国的法律。” “我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做事，竟也会触犯你们日本的法律，岂不荒唐？” “胡说，你是台湾籍民，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子民。”面对庄希泉的质问，这位法官有点失态。 庄希泉义正辞严地说：“法官先生，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再一次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公民，你们根本就没有审判我的资格。今天的被告，应该是你们，首先应该是日本驻厦门领事井上庚二郎！” 庄希泉的辩驳，让日本裁判长铃木英男、判官高岭方美等恼羞成怒，也顾不了那么多程序，胡乱审判一番后，即不由分说地以“外国政治结社”（指参加国民党）的罪名，判处庄希泉监禁6个月。 这起荒唐的审判，让庄希泉以及在场旁听的余佩皋、林云影等倍感悲愤，不仅仅是为个人的命运，更为国家、民族的积贫积弱，正因为国家落后，日本帝国主义才会如此猖狂啊！ 判令已下，庄希泉仍被监禁在台北监狱里。他放心不下厦南女中和临时省党部的事务，叮嘱余佩皋、林云影先行回厦门，做实事要紧，他在狱中会照顾好自己，何况蒋渭水等台湾志士也经常会来探监。 余佩皋见丈夫说得有理，而6个月监禁已成定局、眼下营救无望，乃一掬清泪作别台北，和林云影乘船返回厦门[3]。出狱“叛逃”，海峡两岸中华情1925年的冬天，对庄希泉来说，显得特别寒冷。自被台湾殖民当局羁押以来，他终日与铁窗为伍，苦等自由的那一天。对平常人来说，6个月在一生中也许并不算长，但对一个只争朝夕的革命者而言，这6个月不仅耽搁了奋斗的事业，而且直接关系着人格、国格。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抗争移到狱中。 冬去春来，1926年4月，殖民当局宣布：庄希泉“刑满”出狱。 花儿开了，树儿绿了，天气暖和了，阳光也明媚起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春天！在台北前后坐了9个来月牢狱的庄希泉，重获自由后，像出笼的鸟儿，欢快地欣赏着周围的一切。但他知道，这是在台湾，这是在被日本窃据的土地上，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大好河山，可都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一想到这些，庄希泉又哪里能真正快乐起来？何况殖民当局还派人专门盯梢，规定他三年内只准在台湾和日本范围活动，而不得返回中国大陆。 庄希泉不得不暂时在台湾住下，但他无时不在挂念祖国家乡，怀念着海峡那头的妻儿。 狱中难友蒋渭水常相看望，介绍他认识林献堂、连横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台湾友人，并邀请他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等团体组织的一些活动。 大名鼎鼎的台湾文化协会，是蒋渭水和台湾另一位民众运动领导人林献堂等联合发起成立的，以提高文化、启发民智、唤醒台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改革社会为宗旨。文协成立后，发行会报、文化丛书，开设大小书店及读报所，陈列各地包括祖国出版的报纸杂志，举办各种学术讲座、讲习会，组织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它以各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庄希泉了解到，日本自1895年占据台湾伊始，强行实施一系列措施，软硬兼施，引诱拉拢，以“同化”台湾民众为目的。普通台湾人怎样看待“同化”问题，他们到底被“同化”得怎样了？带着这个疑问，庄希泉曾关切地问起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员们。 台湾文化协会总理林献堂的秘书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台湾人系有数千年历史的汉民族，且有辉煌的文化。台湾总督府妄想使我们汉民族同化于大和民族，这恰如水与油，绝对不可能。” 庄希泉又问：“你们怎样对待总督府的压迫？” 一位负责联络会议的会员答：“压迫愈强，我们的抵抗愈烈，惟有达成最后目的而已。” “你们的最后目的是什么？” “复归中国。” 通过多次与台湾民众接触，庄希泉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台湾虽然被日本殖民统治了31年，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仍然徜徉在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大海中，真正如日本殖民当局所愿、被“同化”的台湾人，并不多见。日本人蔑称中国为“支那”，但许多台湾人却总称“祖国”或“我们的祖国”。 蒋渭水告诉庄希泉：“我台胞平时对祖国的观念特别强烈，所以辛亥革命勃发，我台胞便私下募款捐助革命军，袁世凯窃国，又有人要去北京行刺……” 由辛亥革命谈起，蒋渭水满怀崇敬之情地谈起了孙中山。他告诉庄希泉，1913年孙中山来台湾，他极想前往拜谒，因日警戒备森严而无法成行，他只好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孙中山不仅回了信，还赠送给他一枚民国开国纪念章，他视为珍宝收藏。 蒋渭水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是无以言表的。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5000多台人冒雨在台北文化协会举行追悼大会。二周年时，台湾各界再次隆重举会，蒋渭水激情澎湃地说：“孙先生临终时，犹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希望今夜出席的各位，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蒋渭水身体力行地接纳孙中山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成了他不改的志向。他先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工友总联盟等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反对殖民统治，以其卓越影响，而被誉为“台湾的孙中山”、“台湾民主运动之父”。 时光像流水一样不着痕迹地逝去，庄希泉对海峡西岸的思念愈发强烈。得想法回到大陆去，与妻子和同志们一同并肩为理想奋斗！他的想法得到蒋渭水及台湾文化协会一帮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经过周密商量，一个逃离台湾殖民当局监视、返回大陆的金蝉脱壳计划形成了。 听罢庄希泉前往日本的申请，总督府官员显然感到突兀，问：“你为何想去日本？” 庄希泉答：“你们老说大和文化比中华文化优秀，日本教育比中国教育发达，我想实地考察考察，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服膺大和文化。” 他答得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总督府一时找不到破绽，何况他们为了达到“同化”台湾人的目的，一直不忘拉拢腐蚀，时不时组织台湾人士到东京观光旅游。总督府经一番计议，批准了庄希泉的申请，并派专人一路监督。 1926年初夏，庄希泉离开台湾，乘船前往日本。在和蒋渭水等友人相拥握别时，他以孙中山的遗言相砥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到日本后，庄希泉不动声色地参观了一些地方，随后以经商的名义在日本活动，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 在日期间，庄希泉结交了一些侨胞。侨领周召南听说庄希泉的爱国壮举后，内心十分推崇，曾接纳他在日本神户山道十九番家中避难，生活上多有帮助。周父周起博也钦佩庄希泉，专门设宴款待，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华侨作陪，庄希泉也借机向众人宣传政治主张。庄希泉不忘周家雪中送炭之恩，新中国成立后，还与周家多有联系。 日子不急不慢地走着。这年冬，庄希泉又从日本回到台湾，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翌年仲春，表面上对大和文化心悦诚服的庄希泉，向日本总督府提出，要赴日本处理生意上的事。获得批准后，他在两位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下，坐上了一艘由台北经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 一天下午，当老态龙钟的太古轮船喘着粗气，缓缓驰进上海港加煤时，看着似曾相识的景物，庄希泉的心狂跳不已，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轮船徐徐靠岸，庄希泉以上厕所为名，客气地请两位同船监视的日本人帮助照看行李什物。骗过这两位愚蠢的看守后，庄希泉快速冲下甲板，只身跳船上岸，潜入市区。待两位监视者情知不妙，下船追截时，庄希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庄希泉的“叛逃”，让日本当局恼怒万分，日本当局马上向上海有关方面交涉，要求缉拿庄希泉归案。但要在偌大的上海寻人，无异是大海捞针，何况庄希泉早年在上海打磨了多年，情况极为熟悉，哪里会让日本人发现？ 当然，出于慎重，庄希泉没有立即赶回设在上海的“庄春成商号”，而是暂住南洋归侨王雨亭（同盟会员）家。 两天后，上海《新闻报》上引人注目刊登了一则署名庄海涵的启事，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籍民”。报纸声明栏之下，还印上了一枚取名“庄一中”的印章。这个名字此后也就成了庄希泉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在干部登记表的“曾用名”一栏，他总要填上“庄一中”。 庄希泉虎口逃生后特地办理中国国籍以及登报声明这一行动，既抗议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非法行径，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同时也暗示，只有一个中国，决不承认将台湾划为他国。这枚1.3厘米见方的珍贵印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向后人诉说着一个中国人顽强与列强斗争的故事，也成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见证。 从厦门到台湾，从台湾到日本，从日本到上海，庄希泉以他表里如一的言行，走着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庄希泉矢志不渝、心向中华的见证，也彰显出闽台志士为祖国独立自由殚精竭虑的精神。它永远激励着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追随效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教育事业，影响遍及桂柳昆渝的闽台同乡，经王雨亭和曾参加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陈碧笙向吴石推荐，庄希泉以闽台协会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座谈会。 新中国成立后，正在新加坡的庄希泉被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侨日报》把庄希泉作为“新闻人物”介绍，并配发近照，其中提到：“五卅事件发生后，在厦参加反日工作，抵制日货，致被日本诱捕至台湾监禁九个月。……在太平洋战争中，香港沦陷即逃至桂林，与台湾革命同志等组织闽台协会，协助政府准备收复台湾工作。” 1956年，新加坡首次组织工商经济代表团访华，成员中有庄希泉的堂弟庄惠泉。经庄希泉介绍，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接见了这位在新马地区和英国殖民当局颇有影响的华侨人物。周恩来在会见时说：新中国这些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也有不足，我们是一家人，欢迎庄惠泉先生对我们的问题提出批评。我们政府就是需要群众的监督嘛。在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兴旺发达的。 庄惠泉表示：海外华侨爱祖国，爱家乡，希望有个伟大的祖国和繁荣的家乡，我们华侨有责任来尽一份力量，共同建设祖国和家乡。 周恩来知道庄惠泉曾是亲国民党的，却毫无芥蒂地说：我给你一把钥匙，随时欢迎你回国。也希望你经常到台湾跑跑，和台湾方面随时沟通，为台湾回归祖国作出努力。 这次大陆行，对庄惠泉的影响很大，他的思想观念大有转变。回新加坡后，他专门写了篇大陆印象记，如实向海外介绍自己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客观地评价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此以前，新加坡（还未独立）对红色大陆的宣传大多是扭曲的，在新加坡素有“庄大炮”之称的庄惠泉的这篇文章，对新马社会的震动不言而喻，台湾媒体还转发了这篇文章。庄惠泉本人也还真的前往台湾，想着做沟通工作。只是台湾当局对他的言行甚为恼火，庄惠泉一下码头就被台湾当局找碴子抓去关押。后经新加坡当局交涉，才得释放。 “文革”期间，庄希泉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免遭大的冲击。他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外调，即其他单位为了检查某人的历史向庄希泉来人来函求证或征求意见。外调数量繁多，其时庄希泉已是八旬高龄，很多东西难以记起来，手又不利索，故而很是困难。但他仍然不敢马虎，实事求是地完成了数以百计人员的外调任务。 在调查中，有人为了达到打击、陷害别人的肮脏目的，有意要庄希泉做伪证，有的造反派还多次要他揭发诬蔑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材料。庄希泉对此断然拒绝，体现了一个“大写的人”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的秉性。 在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庄希泉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命运、其他同志的处境。他顶逆流而上，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祸国殃民和迫害归侨、侨眷的行径。他敢于主持正义，为许多华侨及其子女作证，使他们在“文革”中免遭迫害。 拨乱反正后，许多台胞和老华侨的子女纷纷说：“如果当初没有庄伯伯作证，我们的命在‘文革’中就被革掉了。[4]”和台湾至死未泯的情感1981年元旦，庄希泉以全国侨联主席身份，发表致海内外侨胞的元旦祝辞。他说： 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过去，从孙中山到陈嘉庚，千千万万华侨及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曾经做出巨大的、特殊的贡献。今天，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侨胞们都在期望中国的统一、繁荣、昌盛。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在海外的侨胞，特别是台湾省籍和大陆省籍的侨胞，进一步加强团结，发扬同侨相助和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你们所在国人民的友谊，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彼时，福建在项南主政下，把“侨牌”和“台球”打得有声有色，侨务工作、对台工作和发展经济并列，成为福建省80年代的三大任务。庄希泉从报上、电台，从探视他的家乡人那里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十分高兴，他甚至喜欢上了80年代流行的新歌：“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涌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就是我故乡。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见云海苍苍。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  港……” 当年在台湾和海外的那段传奇经历，让庄希泉拥有不少台湾朋友，并与他们的后人保持着亲近的联系。蒋渭水的后人便是其中一族，每逢春节，便要携妇将雏到庄希泉家拜年。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10月2日，庄希泉以全国侨联主席身份发表谈话，指出爱国华侨热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 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殷切期望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当机立断，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这封信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7月27日，旅居纽约的宋希濂等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称此信“遣词恳切，意义重大”，祖国统一乃大势所趋。香港一些报纸发表评论，希望蒋经国“最好捐弃前嫌，共图振兴中华大业”。 7月28日，庄希泉就廖承志致蒋经国信发表书面谈话《愿蒋经国先生在青史能留芳名》，文中最后一段话是： 蒋经国先生以“求名当求万世名”自勉。我以为所谓“万世名”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芳名；另一种则相反，不言自明。文天祥的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说明留在青史上的最好是光辉的名字，不要为后世所诟病。蒋先生为个人千古的声誉着想，也应该抓紧时机，作出有利于国家和平统一的抉择，为国家民族建立一个大功，在青史上留个芳名。 廖承志的信和庄希泉的书面谈话，先后在7月25日和7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发，在海内外华侨华人中影响深远。8月4日，纽约中文报纸纷纷载文呼吁蒋经国莫失良机，为统一大业做出贡献；同日，泰国华文报纸认为台湾当局应以民意为依归进行和谈。9月12日，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潘维疆、宋希濂等呼吁国共和谈和平统一祖国。 为了更多地了解台湾，庄希泉晚年最喜欢收听对台广播电台和福建电视台开办的《海峡同乐》节目。一次在与全国台盟负责人谈话时，庄希泉情真意切地说：“我年轻时到过美丽的基隆港，但现在一晃半个世纪，心盼碎，眼望穿，竟不得见。真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到台湾看一看啊！” 庄希泉想见的，还有在台湾的弟弟庄朝俊、妹妹庄似真等亲人。 1988年，百岁高龄的庄希泉安然辞世。庄希泉最大的遗憾，是生前未能看到祖国统一[5]。
庄希泉，1888年9月生于厦门，祖籍福建安溪。庄希泉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为民主革命两次下南洋筹款，后又赴新加坡办实业、兴教育，期间与陈嘉庚交往密切；他一生追求进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事业，曾为革命三次被捕入狱；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任全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庄希泉是继陈嘉庚之后又一位在华侨界享有著名声望的华侨领袖，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内诸多高层人士所敬重。
庄希泉与周恩来虽然会面较晚，但渊源颇早。1927年春，庄希泉从日殖台湾出狱，摆脱监视后登陆上海，并以“庄一中”名义登报声明对日帝的反抗。不久，即取道长江经武汉辗转至福州，与已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余佩皋会合重逢。其时，正值第一次大革命末期，蒋介石开始举起屠刀挥向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福建的白色恐怖气氛更是浓厚。庄希泉作为知名民主人士，与福建的地下党员、国民党左派等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高层的关注。为防万一，是年3月底周恩来派共产党员林云影(曾是庄希泉筹办厦南女学的教师)送信给福州的庄希泉、余佩皋等，提示防范蒋叛变。事后证明，周恩来的信非常及时，4月3日福州即爆发了反革命事件，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奏。庄希泉等因获信及时得幸脱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登陆香港，大肆搜捕所谓的“敌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部署，要求尽快把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抢救出来。活跃在南粤一带的东江纵队具体实施大营救。营救行动历时近200天，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这一行动，挽救了抗日民主力量，赢得了中间人士的衷心支持，被茅盾赞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由于庄希泉早被日本人挂上了号，他也是党指定营救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忙于工作，没有随组织撤离，而是稍后和几位朋友一起走的。尽管如此，周恩来两次对庄希泉等的关注和救助，仍让庄希泉很是感念，他对党的政策和举措的认识也更加深入。
庄希泉与周恩来的第三次接触仍然是间接的，但有具体的中间人，意义也更大。时间是在全国解放前夕。1948年底，庄希泉由新加坡返回香港，住在老朋友、地下党员张兆汉家。张兆汉时任华南分局直属福建特支书记，组织“新民主福建建设委员会”，庄希泉和庄成宗、黄长水、王雨亭、张楚鸣等人均加入，不久他又担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在港期间，庄希泉与接替连贯负责联络华侨、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来往密切。
一天，饶彰风约见庄希泉，饶彰风表示，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央准备成立一个华侨事务的专门机构，领导海内外华侨参与祖国建设和革命斗争。届时打算邀请海内外有巨大声望的华侨领袖陈嘉庚担纲此项工作，并拟请庄希泉作为特使前往新加坡面邀。
庄希泉闻言十分兴奋和惊喜，当即表示竭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但他这时还不知道，指定庄希泉为中共特使赴新加坡面邀陈嘉庚的正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原来，1949年初，天下大局已定。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开始考虑筹备新政协、成立新中国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新政协的召开不能没有华侨代表，要积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今后更不能缺少广大华侨的参与。因此，要确定一位侨界领袖来参加新政协，领导新中国华侨工作。中央认为，陈嘉庚是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对祖国抗战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殊勋，海内外有口皆碑，而且在海外率先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由他来担当此任最为合适。为促成陈嘉庚北上，党组织决定派一位党内和陈嘉庚均信得过的人作特使，专程前往新加坡面邀。派谁去呢?香港地下党组织向中央推荐庄希泉，周恩来也认为，庄希泉政治性很强，一贯致力于民主和革命，很适合这项工作，遂指定为他。因此，张兆汉请庄希泉至港后，由饶彰风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事后表明，庄希泉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任务。
陈嘉庚返回中国大陆任职后不久，庄希泉也自新加坡经香港、上海至北京，先后被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生产救济司司长、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此间，庄希泉多次有幸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961年8月，陈嘉庚逝世，周恩来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亲自为陈嘉庚灵柩执绋，参与其中的庄希泉深切感受到人民总理对华侨的尊重与关爱。
1965年4月，华侨委员会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原本他是来治病访友的，却不想在庄希泉引荐下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位客人名叫李光前，1893年出生，福建泉州南安县人。他乃是陈嘉庚的爱婿，新马华侨界的商业巨子，世界十大华人富商之一。他创立的橡胶王国，对世界橡胶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5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李光前夫妇。庄希泉和廖承志、方方等华侨界人士陪同参加。
在交谈中，庄希泉和廖承志简要介绍了李光前的爱国义举，还讲到李光前兄弟当年接办《南洋商报》后，号召海外侨胞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又客观报道国内经济建设、注重维护华侨利益的情况。
周恩来频频点头，高度赞扬李光前的爱国爱乡之心，语重心长地说：“凡是为祖国作过贡献的华侨，祖国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还说：“嘉庚先生、光前先生翁婿的爱国壮举，是一段千秋佳话呀!”
整场会见气氛热烈。随后，主宾一起在松竹梅大幅屏前合影留念，李光前夫妇分列周恩来身旁，庄希泉他们陪同左右，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
在和李光前握别时，周恩来再三叮嘱：“既来之，则安之，国内有不少优秀专家，相信能尽快地为光前先生治好病。”
李光前夫妇对周恩来的关心表示感谢。
归途中，庄希泉告诉李光前：“总理大公无私，每日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公忠体国，勤政为民，他是国家的柱石，德高望重，前无古人。”言语中表露出对周恩来的无比崇敬之情。
李光前也深深仰慕周恩来的风采，由衷道：“祖国有总理这样的领袖，复兴有期啊!”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这样一位勤政爱民的人民好总理，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76年1月撒手人寰。巨星殒落，举国含悲，尽管此时“四人帮”依然肆意横行，但全国人民仍以各种形式举行哀悼活动。
在北京三里屯一处不起眼的四合院里，庄希泉也在举行小型的悼念活动。此时的庄希泉虽然已是88岁高龄，但他依然坚持对着总理的遗像伫立默哀、鞠躬悼念。此时的他，想起多次在危难时总理的关爱、在工作中总理的谆谆言语，想起总理的音容笑貌和那如老牛拉犁般的身影。想起这些，庄希泉不禁热泪盈眶。他坚信妖魅终将被正义铲除，而光明就在不远，因为那是总理的遗愿，是人民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