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绍唐
个人名片
刘绍唐：《传记文学》之父  《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
刘绍唐(1921年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
人生简历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毕业于沪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九月二十日，父亲病逝上海，年六十岁；秋，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二十七年春，学校在湖南湘乡县永丰镇复课，师生以校为家，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后以战火南移，学校再经广西、贵州播迁四川，先在重庆上课，继迁往自流井新校址，课余以各种笔名向陈纪滢（寄瀛）主编之“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投稿。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设于云南昆明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课余仍向文艺刊物投稿，以稿费帮补生活费。三十一年，母亲病逝辽宁锦州，年五十八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战胜利，三校纷纷计划复员平津；九月四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介石）〕任胡适（适之）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学生依志愿分发三校肄业，计愿入北京大学者七百四十三名，刘绍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适抵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月十日，北大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入学后（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曾在图书馆工作，对近代史和民国人物传记有浓厚兴趣。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补修未完之几个学分，半工半读，在大学秘书处任兼职职员，在此之前，“自己有机会干过报人，也曾出过报纸，我的报纸曾拥有不少的读者”（“红色中国的叛徒”），同年修毕所有学分，自言：“从西南联大到北京大学，作者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红色中国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几点说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沦共，旋接到北大“暂予停职”通知，于失业后为求生活，参加“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由于是时该团“只是一个空架子，干部正在遴选中，我们已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稍后“南下工作”变成“志愿参军”，成为“人民队伍”一分子，于经过“体验生活”、“学习”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先遣工作队第三小组；四月，于毛泽东（润之）、朱德（玉阶）颁布“渡江命令”之时，随南下工作团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南下，任“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随军记者；五月，于共军攻占武汉后，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司令员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谭政（举安）〕宣传部，任秘书工作；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成立于北京。三十九年，年三十，夏，于对“革命实际”之“失望已忍无可忍”之时，决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在‘革命实际’中，我看到许多企图调换工作而遭拒绝的人，许多不满意配婚而被惩处的人，许多企图脱离‘革命’而再被‘集中学习’的人，许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经过一次‘斗争大会’便不明下落的人。正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与处理这些工作的支部与首长接触的机会太多，纵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无可忍，但我从未在行动上、语言上，流露一点久已蓄意求去的迹象。”（“红色中国的叛徒”），于决心“背叛革命”后，伺机窃取“四野”两张“军用护照”，故意布下乘车北上疑阵，然后秘密由汉口出走，乘粤汉铁路火车经岳阳、韶关南下，再由广州乘广九铁路火车逃离“铁幕”，安全抵达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由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所学识之第一句广州话歇后语为：“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历久不忘，意谓没有鼻梁承着眼镜，“冇”，没有也，“冇得顶”，无与伦比之谓也），局处斗室，在斗室中铺纸，奋笔直书，将一己在共区年余之所见、所思、所闻，陆续写成六十篇短文；冬，只身“避秦”来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将前撰之六十篇短文汇刊为“红色中国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发表，以报导真实可信，文笔清新幽默，见报后轰动一时，美国新闻处特加转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几点说明”（初版代序），说明共六点，其（四）云：“我自信，这本书的报导，绝无任何夸大意味。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都将会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失。”出版后大受欢迎，并由美国新闻处购得译文版权。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其中提到：“读者应该记得刘先生笔下所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间的情形，那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征服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正是他们的‘蜜月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失望却已经渐渐的开始了。……本书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经这样的说过：‘要想改造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件终身的工作。’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明了红色的罗网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所谓‘洗脑’运动还没有发动以前，就逃了出来。以后就在一九五二年发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英文译本（胡适撰序，贾德超、华尔德·亨利合译，译本由美国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时出版）。四十三年六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稍后任为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编辑，曾主编“国魂”月刊；七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泰文译本（内添大幅精美插画十余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阿拉伯文译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版）；同年蒋经国为国防部“青年战士报”社长唐树祥夫妇证婚，以介绍人身分在婚礼上致词，语多诙谐，其后获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简称“设考会”）主任委员崔书琴师任为该会编审，后升总干事，“以属员身分追随他工作过几年”（“永念书琴老师”）。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日文译本（日文译名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闻记者所见之中国革命”，村石利夫译，东京“国际文化协会”版）；八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译本）；同年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韩文译本（韩文译名为“北京的黄昏”，李相昆译，韩国首都汉城“中央文化社”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德文译本（德文译名为“我来自红色中国”，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红色中国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译本（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计共译成十三国、十六种文字，并经联合国采为数据；同年以此获蒋中正总统单独召见，慰勉有加。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书琴师病逝台北，年五十二岁。四十七年，敬撰“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为悼。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榆林王爱生在台北结婚〔两人由查良钊（勉仲）师介绍认识，刘绍唐“是他赏识的学生，因此对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别关心”（王爱生“纪念查良钊先生”）〕，胡适师手书“墨子”鲁问篇语“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为贺，婚后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时值春节，春节期间去向老校长胡适拜年，其“漫谈传记文学”记云：“我很荣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讨论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的问题。……我说，胡先生您提倡传记文学，但是您是以单人匹马方式来提倡，为何没有想到办个刊物来推动呢？假如您三十年前（从写‘四十自述’算起）办个月刊，甚至于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请朋友学生协助来办，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累积成绩一定非常可观，到现在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宝库；也没有人再不承认传记文学这门学问了。当然这是一个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再创办刊物。但他对我这一假定很感兴趣，他表示很遗憾没有这样做。最后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正在计划筹办一个‘传记文学’月刊。没想到胡先生的反应，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最后，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气衰（时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不复有当年的锐气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学派考证癖的影响，不大相信人家写的东西，他认为每一期十五万字也好，二十万字也好，如何能够使它成为信史？当时我就跟他辩论，我说我有几个原则（也是我后来“传记文学”创刊时稿约所定的原则，后详），可以使它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胡先生当时点点头，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许世英回忆录’的期刊，他说：静仁（许世英字）先生这篇回忆录，其中就有许多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他说，你要办个刊物的话，将来难免有这类错误。我并不因为胡先生不热心帮助的态度而气馁，我认为胡先生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前引“后详”所指者为“三不主义”：“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第二：是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第三：是‘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二十四日，胡适病逝台北，年七十二岁；六月一日，“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台北，每月一册，由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孟邻）题写刊名，任发行人（实则集发行人、社长、主编于一身，由邀稿、审稿、校勘、考订，从不假手他人），撰发刊词“我们的想法与作法”，强调“传记文学”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同时于创刊伊始之时，“谨愿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两语而自勉”，创刊号先声夺人，作者阵容鼎盛，均一时之选，计有：毛子水（准）、蒋复璁（慰堂）、吴相湘（良善）、沈刚伯、陶希圣（汇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纯（绍文）、李朴生（沃龄）、苏雪林（梅）、邹文海（景苏）、戴君仁（静山）、吴延环、浦薛凤（逖生）、刘崇鋐（寿民）、张秀亚，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之喜爱与支持，属手作式、夫妻档、自耕农、个体户之“传记文学”，创办初期，筚路蓝缕，实行“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吴相湘“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以广交游，加上人缘甚佳，经常到处拜访党国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绝，此后一直视一手创办之“传记文学”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蒋永敬语），常言：“有这个杂志，我的生命才有乐趣。”五十二年九月，黄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莅台，以沈云龙（耘农）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忆”分期交“传记文学”按期发表，“她对绍唐兄特别器重，有时竟称之为‘野史馆’馆长，乃至径呼他‘刘馆长’而不名”（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人称“刘传记”。五十四年十一月，于全国各界隆重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发表“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四号之一迁往永康街七巷十八号之三（六十八年迁至信义路二段二三○号“信义华厦”四楼之一自置现址），在此前后于“传记文学杂志社”外，加设“传记文学出版社”，编印：1. “传记文学丛书”〔为三十二开本，由数万字至十数万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为刘绍唐等着之“什么是传记文学”，2.“传记文学丛刊”〔为二十四开大本，容纳二十万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为王云五（岫庐）之“谈往事”〕，3.“传记文学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蒋复璁、梁实秋（治华）主编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辑），由蒋复璁、薛光前（桂生）主编之“蒋百里全集”（蒋中正题签，每部六辑）〕，4.“民国史料丛刊”（与吴相湘主编，十六开大本精装，第一辑共二十二种，三十八册；以上四大类丛书、丛刊之书目详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五十六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发表“关于传记文学丛刊、丛书与集刊”，同月“中华文学协会”成立，为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兼院长张其昀（晓峰）〕二十分科协会之一，加入为会员；同年中华学术院传记学研究所成立，任为所长，后兼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董事长张其昀）华冈教授；六月，值“传记文学”创刊十五周年，张佛千制联嵌“宗向”及“传记文学”六字，由台静农（伯简）书之同贺，联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传’，高‘文’皆锦绣；一时称‘向’，言行宜作‘记’，后‘学’有楷模。”九月，出版“崔书琴纪念集”（题张其昀等着，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编者名义撰之“崔书琴先生略历”，内收刘绍唐（用名刘宗向）“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五十七年十一月，黄季陆（学典）继罗家伦（志希）为党史会主任委员，稍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调为党史会纂修〔此据蒋永敬“绍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润生）“敬佩刘绍唐的敬业精神”作：“他的老师崔书琴先生推荐他到党史会工作。”〕，与蒋永敬、李云汉在党史会有“三老纂”之称〔传主于六十五年秦孝仪（心波）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申请退休〕。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编著之“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列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开本）第一辑共一百种（包括收购已停办之“文星丛刊”及其它著作多种），同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发表“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一文。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百期纪念号敬告读者”，是时喜见“由于‘传记文学’创刊的影响，社会上对传记文学已日渐重视，许多读者开始对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认为“百期纪念号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过去辛劳的纪念，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任主编，在“写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则八项；六月一日，撰“‘民国大事日志’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沈云龙、吴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册（民国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册（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续出第四册（周培敬撰序，民国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华民国出版界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欧洲、美国，在此之前曾出席“亚太地区出版会议”，多次率团或随团前往香港参加中文图书展览，并每年至港三数次，每次逗留三数天，终日忙于购书、访友、搜集史料。六十三年四月，出版与沈苇窗（惠苍）主编之“平剧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平剧史料“富连成三十年史”、“京剧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谭鑫培全集”等十二种，精装十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版）；七月“传记文学”为纪念创刊十二周年，发起“推荐好书一百种运动”。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灵至“国父纪念馆”，三次前往瞻仰遗容；五月九日，梁实秋续弦，与韩菁清在台北“国鼎川菜馆”举行婚礼，柬邀少数亲友观礼，筵仅三席，与夫人前往致贺；六月一日，撰“‘民国人物小传’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卷首冠以“编者的说明”，第一辑共十二册，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辑第二十册），“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两套专书，不啻为研究民国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应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之邀，前往美国参加该中心假纽约“华尔道夫旅馆”举行之“国际传记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报告，介绍中国传记之历史与传记文学之兴起，以及“传记文学杂志社”十四年来之简要工作概况，其英文稿除在会议上宣读外，并印发与国际人士参阅（中文原稿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为参加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在纽约举办之国际传记会议而作”），会后旅美学术文化界设宴欢迎，与顾维钧（少川）、张公权（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为公）、姚崧龄（仲年）等聚首一堂，访张大千（爰）于其“环荜庵”，至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参观访问，“本校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托‘传记文学’在台总代理，故一面聚餐欢迎，一面举行座谈会”（薛光前“困行忆往”）；十月一日，应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之邀，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漫谈传记文学”（由纪录卓遵宏记之纪录稿收入该中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传记文学”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号起，别开生面，增辟“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逐月邀请该月专题人物之戚友、故旧及其它有关人士与会，共同追忆与论述其生平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庭、为人、治学、治事、著述、交游、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贡献与影响等，并特邀一位或数字与该月专题人物有特别关系之戚友或有特别研究之学者为主讲人，主讲人备有讲稿，与会者之发言由纪录即席纪录，或自撰讲稿，元月号之专题人物为傅斯年，专题座谈会之主讲人为傅乐成（秀实，伯父斯年），主持人为刘绍唐，与会人士有：毛子水、王世杰（雪艇）、李济（济之）、李方桂、屈万里（翼鹏）、查良钊、陈盘（盘庵）、陈雪屏、张子文、陶英惠；每月专题人物止于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继傅斯年之后，各期之专题人物依次为：黄郛、张君劢（嘉森）、陈布雷（畏垒）、胡适、胡汉民（展堂）、顾孟余（兆熊）、曾琦（慕韩）、陈果夫（祖焘）、吴铁城（子增）、蒋廷黻、朱家骅（骝先）、罗家伦、谢寿康（次彭）、段锡朋（书贻）、连横（雅堂）、陈独秀（仲甫）、张季鸾（炽章）、宋哲元（明轩）、蔡元培（孑民）、张自忠（荩忱）、张作霖（雨亭）、阎锡山（伯川）、林语堂（刊毕，汇刊为“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辑”第一、二辑）；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蒋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三次召见”一短文，略云：“我没负责过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间，有幸蒙故总统蒋公单独召见三次之多。第一次是与我的一本报导大陆的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有关。蒋公除深表嘉许外，并以慈祥的口吻问我：‘你的国文是跟哪一位老师学的？’……一时竟举不出一位国文老师的姓名以对。记得还是当时坐在蒋公右侧的参军长（编者按：疑为侍卫长）皮宗敢将军看到我苦思的窘状，而以其它的话题解了围。第二次是蒋公指示党政军负责人‘保举人才’（那时还没有‘青年才俊’的名词），规定每人每月要保举一人，我是被业师故崔书琴教授保举而晋见的。最后一次是蒋公垂询我对于敌情研究方面的意见，我一边说，蒋公一边用红蓝笔记录要点。”十二月二十一日，“传记文学”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丁懋时）授予首届“优良杂志金鼎奖”。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传记文学”复获“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授予首届“优良文艺杂志优等奖”。六十七年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继“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告一段落之后，新辟“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使读者看完每一期杂志，不仅对该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有一较全面而翔实之认识，并且等于保存此一段历史之数据，聘沈云龙以编辑顾问主其事，是期之主题为“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自撰“主题说明”，沈云龙为撰专论“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继“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之后，各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依次为：“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台儿庄大捷四十周年纪念”、“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北京搜查俄使馆事件”、“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八二三炮战廿周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回顾”、“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奉安大典”、“从联俄容共到绝俄清党”、“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续）、“国共商谈之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回顾与评估”、“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少年中国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广州非常会议与宁粤沪和平会议”、“金门古宁头大捷三十周年”、“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宋教仁与民初国会”、“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舟山胜利回师三十周年”、“韩战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七七对日抗战的一笔总帐”，每期自撰“主题说明”，画龙点睛，使读者明其来龙去脉；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湾恒春，年六十岁，灵位安奉于台北松山寺；六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发表徐自强撰之“刘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着，陈香梅译〕，在此之前曾重编重排重印陈香梅著作“一千个春天”、“谜”、“半个中国人”、“陈香梅时间”、“陈香梅通讯”、“陈香梅短篇小说选”、“陈香梅中篇小说选”、“张岳公闲话往事”、“陈纳德将军与我”九种〔尚有“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英文）一书在翻译中〕。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致开会词，主讲人李璜，讲题为“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发言者有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等人。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办“黄膺白（郛）百岁冥诞纪念会”；六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列为“远景新刊”(1)，书末殿以编辑后记“‘不误正业’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续集，列为“远景新刊”(10)，书末刊有编辑后记“毁誉参半‘卜少夫这个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续出所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第三、四集，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四集为“挂名”主编，内收刘绍唐“问鼎金氏纪录”一文）；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发表沈云龙“变节投降者谁曰不宜编列小传？”（书简），对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副刊冯去疾“不宜为变节投降者立传”一文（冯文不满“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煊“陈望道小传”），不敢苟同，除于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复申大义，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栏诸位执笔者秉春秋之笔，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为晚近已故变节投降者立传，以彰其丑，以昭炯戒，谁曰不宜？（其后“传记文学”续刊出伪府汪兆铭、温宗尧、曾仲鸣等小传，“红朝”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宋庆龄、叶剑英、邓小平等小传）。
七十年（一九八一）八月，欣闻国史馆、党史会、中研院近史所于本月联合在台北举办“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邀请海内外著名历史学者参加，在“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二期发表“寄望于‘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者”一文，诚心“希望经过这次‘讨论会’以后，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一新的面貌与新的形象。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历史研究与我们的经济繁荣齐步起飞、齐步现代化”。七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为庆祝“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假台北“国际学舍”举办纪念活动三天，包括举行创刊二十周年纪念茶会暨出版品，作者原稿及图片展示会，并举行“传记文学与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三次，讨论会由沈云龙主持，分别邀请梁敬錞（和钧）、李璜、黄季陆、黎东方、唐德刚、蒋永敬、李云汉、王聿均、吕实强、许倬云、李国祁、张玉法、张朋园、陈三井（泽丰）等担任主讲，同月“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辟“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内有唐德刚“‘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一文，盛誉刘绍唐以一个人独干（民营）之“传记文学”，足以匹敌中共倾“全国”之力（官办）纂修之“文史资料”；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三期发表“为‘国耻纪念馆’催生”一文。七十二年十月，“新书月刊”创刊（由台静农题写刊名），以创办人任发行人，在创刊号发表“桥梁·管道·橱窗－－创刊的几句话”，指出该刊为“一本以报导新书、评介新书为主要宗旨的期刊”；十二月，在“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六期“编辑后记”发起“写信记年运动”，其后再发起多次，惜一时积习难返，响应乏人，收效有限，同月中共仿办“传记文学”；同年与林适存（南郭）、孙如陵（仲父）、严停云（华严）、邱七七（七七）、姚宜瑛、刘静娟、符兆祥七人，随由正、副团长陈纪滢、何家骅（岳骞）率领之“亚洲华文作家协会菲港友好访问团”出访菲律宾、香港。七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吴梦桂、苏墱基、江斌玉、罗国瑛（依年齿为序）在台北“安乐园”正式拜刘绍唐为师，四徒弟合送一华灯为入门之礼，由卜少夫作证，“自此以后，文化界、新闻界许许多多人士，见了刘绍唐都喊师父，他自己也不知究竟有多少徒弟”〔卜少夫“一代完人　意犹未尽－－哀悼一位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笃实奉献者”，苏墱基“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以四徒弟为：吴梦桂、苏墱基、周志立、罗国瑛；“一代完人”语出卜夫人徐天白（品玉），意谓卜少夫之“新闻天地”、刘绍唐之“传记文学”都会及身而止，一代即完〕，台北文化圈流传王蓝（果之）写之几句名言：“天上的星辰，恒河的沙，刘绍唐的徒弟，袁暌九的她。”极言刘绍唐徒弟与袁暌九（应未迟）干女儿之多也，尝自拟一联云：“何功何德何能，岂敢当师父；无权无拳无勇，怎能收徒弟。”横披三个字：“人之患。”又自言为人师唯三难：“一要喝酒不能醉，二要打牌不能赢，三要美女当前弟子服其劳。”七月十四日，假台北“金石文化广场”举行“传记文学创刊廿二周年出版品暨历史图片展示会”，恭请黄季陆剪彩；十月，与来自上海，一别三十六年、长期失去联络之宗煜弟重聚于香港，在红磡火车站兄弟几乎相见不相识（其后复于七十六年十月与弟、弟妇，七十九年十月与弟、弟妇、侄儿，八十三年十一月与弟、弟妇、侄女、侄婿相聚于香港）；十一月二十二日，庆祝银婚，“传记文学社”同人敬制水晶胶镇纸，内嵌胡适当年手书之“墨子”语条幅以祝；同年“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旅台校友会”印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任主编（其后复主编“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创校六十五周年特刊”），内收刘绍唐“两张漫画的故事”一文。七十四年二月，在“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二期发表“‘以一人敌一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本刊为中共仿办‘传记文学’杂志的严正声明”（其后复于第四十六卷第三期发表“为中共仿办‘传记文学’再说几句话”）；九月，“新书月刊”休刊，计共出二十四期。
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六月六日，敬撰“刘怀远先生伉俪百龄纪念绘像”题识，词曰：“先父讳铭勋，字怀远，别号芳来，原籍河北芦台，弱冠考入邮局，分发辽宁锦州工作。先母王氏，育子女多人，存者仅先兄宗晏（在台病逝）、三弟宗煜暨幼妹淑兰四人。三弟现居上海，幼妹在锦州，俱已成家。　先父先母均于抗战期间不幸谢世。最近觅得四十余年前遗照，弥足珍贵，原照水渍浸蚀，倩人重绘。适逢　先父百龄冥诞之期，特为复制，藉为永久纪念。刘绍唐谨志于台北。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图文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九卷第二期封底内页）；八月十二日中午，与关国煊走访何世礼于其香港湾仔办事处，主人以广东点心招待，由潘仁昌作陪，并合照留念，于浅斟低酌之时，何世礼忆述当年“九一八”往事，云是夕父亲何东（晓生）爵士在北平应“少帅”张学良（汉卿）之邀晚膳，世礼随往，酒过三巡，秘书匆匆请“少帅”接听电话，主人连声“失陪”，去如黄鹤，至席散仍不见其踪影，更遑论送客，老爵士以其慢客，归途不停对子破口大骂其上司无礼不已，翌日清晨父子阅报，始惊悉昨夜十时三十分发生“沈阳事变”，可证马君武（和）“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哀沈阳”二首）全属子虚乌有；十月二日至五日，应邀前往美国，参加伊利诺大学举办之“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人吴天威尝肄业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两人有同窗之谊），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刊载有关西安事变之文稿及资料简介与分析”报告（报告摘要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九卷第六期），归途道出纽约，十日，与萧乾（秉干）出席由“纽约文艺协会”、“廿世纪史学会”联合举行之欢迎餐会，餐会召集人陆铿（大声）利用此一机会，充当“和事老”，调解因“红学论战”而交恶之唐德刚、夏志清（澄元），两人均为“传记文学”之长期作者，结果喜剧收场，杯酒言欢，前嫌尽释，陆铿欣然朗声说：“这一次笔战的和平解决，主要的原因是夏、唐两人与刘绍唐及萧乾都有深厚的友情，并且唐、夏两位夫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在唐‘内阁’及夏‘内阁’的支持之下，这一和谈是必定成功的！”七十六年一月五日，至台北“亚都饭店”参加“恭祝少老重返自由身”晚宴，庆祝卜少夫结束两届六年侨选立委（六十九年至七十五年）任满；二月二十六日，为纪念胡适逝世二十五周年，台北“中国时报”举办三场演讲会，任第三场主持人（主讲人唐德刚）；七月七日，假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新厦举办“七七抗战五十周年暨传记文学创刊廿五周年纪念历史图片展”，与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洪道）、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邵玉铭主持剪彩揭幕，邵玉铭代表新闻局颁赠奖牌一面与“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刘发行人代表接受，是次展出之历史图片与历年史学机构之展品，在内容与重点均不相同，重点偏重于抗战期间教育、文化、经济、社会、民俗、后方民众生活及民间各种活动（军事大小战役等图片不在展览范围之内），部分图片为首次展出，展出前曾公开征求有关上述抗战图片；十月十一日，在香港惊悉“传记文学”编辑顾问沈云龙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薛岳（伯陵）〕；十一月，在“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五期发表“敬悼本刊编辑顾问沈云龙教授”一文（后收入“沈云龙先生纪念集”）；同年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主席范止安）为宏扬中华文化，出版“新亚洲丛书”，成立编辑顾问委员会，聘卜少夫、刘绍唐、胡菊人（秉文）、徐东滨、何景贤五人为委员，协同擘划。七十七年三月，与卜幼夫〔原名宝椿，少夫（原名宝源）六弟，四兄宝南（乃夫，笔名无名氏）〕等随“杂志协会团”前往韩国访问；七月，在“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一期发表“敬悼吾师梁漱溟先生”；九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金华英、黄赞臣编之“传记文学篇目分类索引”，其“编写说明”(一)云：“本索引收入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一至四十一卷全部篇目。”十一月，与卜幼夫等一行五十余人应行政院新闻局之邀，随“杂志界金门前线参观访问团”访问金门前线两天；十二月，与丁治盘（似庵）、孔德成（达生）、马树礼、黄少谷、高信（人言）、陈纪滢、三毛（陈平）、痖弦（王庆麟）等九十八人，发起假台北“空军活动中心”举行“无名氏创作五十周年、投奔自由五周年纪念酒会”，以及作品与书画展览。七十八年二月，参加由陈立夫（祖燕）主持之吴开先（启人；长婿唐德刚）九秩寿宴。七十九年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四期发表“时间是人物小传的基本结构－－‘民国人物小传’第十一册的话”；六月一日，因“西安事变”被幽禁五十四年之张学良，由其老友张群（岳军）领衔发起（发起人共八十人，刘绍唐名列其中），假台北“圆山大饭店”昆仑厅，公开过九十岁生日，张学良对“传记文学出版社”赶印“张学良进关秘录”〔刘心皇（龙图）辑注，王铁汉校订、撰序〕一书作为寿礼，面致谢意，十四日，妹淑兰病逝辽宁锦州，年六十六岁；十月三十一日（阴历九月十四日），值七十大庆，史学界友好假中央研究院设满汉全席为之称觞祝寿；十二月，王映霞（旭）应胡健中（经亚）、刘绍唐之邀，偕女儿锺嘉利由上海前往台湾探亲、访友三个月（是年十月“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王映霞自传”，列为“传记文学丛刊”之一二○，出版前曾在“传记文学”连载，单行本以胡健中刊于“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四期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悲剧”作为代序）。
八十年（一九九一）一月，在“传记文学”第五十八卷第一期以李光裕笔名发表“一国两制有何不可，问题在那一国？”；九月，在“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三期发表“‘金钱外交’与‘金钱历史’－－‘九一八’日本侵华六十周年纪念有感”；十二月，出版台版“中国新文学史”上、下册，题司马长风着，刘绍唐校订（列为“传记文学丛刊”之一二六）。八十一年二月，在“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发表“打开历史的黑盒子－－从连载‘陈洁如回忆录’说起”（翌年六月出版“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上、下册，列为“传记文学丛刊”之一三○）；七月七日，假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传记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纪念茶会”、学术演讲会（由唐德刚、许倬云主讲）、合订本暨出版品展示会，在茶会上以主人身分首先致词，于刘真（白如）、王铁汉、祝基滢、卜少夫等嘉宾演讲完毕，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胡志强赠与刻有贺词之银牌一面，由副局长叶天行代表致赠，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暨历史学系赠送大型玉如意为贺，上刻“文化奇迹”四字，由文学院院长王寿南（孟元）代表致赠，同日港台友好卜少夫、沈苇窗等一百二十人在台湾“中央日报”刊登大幅广告联名致贺。八十二年，与唐德刚、王冀、陈三井应聘为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顾问（王念慈、郭冠英制作，郭冠英撰稿，“大好传播公司”出品）。八十三年二月，在“传记文学”第六十四卷第二期发表“不容青史尽成灰－－从‘大溪档案’说到‘石叟丛书’”〔“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乃于右任（伯循）之名句（作于四十六年春，为题民元旧照七绝之首两句，第三、四句为：“低回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档案、丛书乃有关蒋中正、陈诚（辞修）之档案、史料，陈诚晚年别署石叟〕；三月，复在第六十四卷第三期发表“‘大溪档案’与‘石叟丛书’应移交中央研究院”；十月十八日（阴历九月十四日），徒弟吴梦桂、苏墱基、江斌玉、罗国瑛、周志立、严长庚、严长寿、李锡奇、顾重光、陈薇、王莹、薛少奇等三十六人发起祝贺吾师“传记文学”之父刘绍唐华诞暨“传记文学”发行三十三年纪念餐会，餐会假“利苑餐厅”举行，偕夫人欣然赴会。八十四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六十六卷第一期发表“私藏等于销毁　发表才是保存－－再为‘不容青史尽成灰’进一解”；九月一日至三日，“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假台北“中央研究院学人活动中心”举行，参加者有来自海峡两岸及海外学者章开沅、蔡德金、杨天石、杨奎松、张宪文、陈三井、刘凤翰、阎沁恒、吕实强、王寿南、宋曦（旭轩）、吴天威等二百余人，研讨会由张玉法、张哲郎主持，大会安排由“传记文学杂志社”招待闭幕晚宴。
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七月二日，与陆铿、张佛千、唐德刚南下，访星云大师于高雄佛光山，十八日，获得“国家文艺特别贡献奖”，以表扬其对民国史之贡献，由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连战（永平）颁奖，并面致贺忱，奖词上书：“刘绍唐先生本名宗向，学擅经济，功在文史，创办传记文学历卅四年而不辍，都四百余期，为文学开新路，为史家觅素材。凡所报导，皆真人真事，可以补史书之不足，可以匡传言之讹误，著有什么是传记文学、不容青史尽成灰，明其职志，见其胸襟，编有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并出版丛书、丛刊三百余种，皆民国以来珍贵之史料，风行宇内，世所共钦，年逾七秩，犹宏其毅，矢其志，坐拥书海，钻于斯，研于斯，始终为中国现代文史拓其领域，聚其珍宝，戮力不懈，贡献良多，用颁奖词，藉表崇敬。”致谢词时有感而发，说：“这是迟来的荣誉，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平反。”（引案：汤海鸿“刘绍唐获国家文艺特别贡献奖”记云：“因为六、七年之前，刘绍唐已获推荐列名为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可是就在发表前夕，却因某要员一句‘传记文学多年来为匪张目’、‘主持人思想大有问题’，而使他从得奖名单中临时除去。他一向反共，而且当时已解严，因此他对这样的结果觉得‘莫名其妙’，曾对我们这班朋友戏言‘煮熟的鸭子飞了’，心中却不无耿耿。”），最后希望青年朋友“要有决心，要有勇气，花三十年、四十年时间去从事一种工作，社会才会更有进步”。八十六年一月，以编辑顾问身分专程前往香港，参加“开放”杂志〔前身为七十六年一月创刊之“解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冉茂华）〕创刊十周年酒会，亲题条幅以示激励：“过去十年走得很辛苦，还有更多的十年要走。”六月二十八日，于香港九七回归前夕，偕夫人一游港、澳，港、澳乃夫人初游之地，到台湾五十年，第一次离开宝岛；七月初，飞返台北，十七日，假台北“中正纪念堂”一楼演讲厅举行“民国史长城－－传记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茶会”，在“中正纪念堂”怀恩艺廊举行“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历史图片展览”，参加茶会者有吴大猷、陈立夫、刘真、梁肃戎、杨西昆（宿佛）、叶明勋（夏风）、马树礼、卜少夫、卜乃夫、范止安、张玉法、陶英惠等数百人，贺客盈门，图片展览会场布置有一长达数丈之巨型卢沟桥，两端置有放大为丈余之荷枪实弹、守护“卢沟晓月”碑亭之两位战士之巨幅照片，图片展览由“传记文学”独家主办，在揭幕礼上作题为“从一国两制看一国两史”讲话，展品经放大装裱者达六百余幅，展期七天，参观者络绎不绝，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主席范止安题词以祝，词曰：“独创千秋业，一人敌一国；多少民国事，尽在传记中。”八十七年五月上旬，与余纪忠、叶明勋、高玉树（宗适）等十一人发起于五月二十九日（阴历五月初四日）假台北“亚都大饭店”宴会厅祝贺卜少夫九秩华诞，三十一日，前往夏威夷，参加六月一日张学良于其九十八岁生日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会”之证道；六月，楚戈题词祝贺“传记文学”创刊三十六周年：“历史是过去了的事，使过去了的事永远也不会过去的是‘传记文学’。”；十月二十二日，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综合大楼”举行“传记文学”计算机光盘版（C.D.）发表会〔为便于随身携带、随时阅读、随处研究，斥巨资制成之光盘版，全套十一片，其中一片为检索资料之用，自五十一年六月（创刊号）至八十七年六月（第七十二卷第六期）止，为期三十六年，即合订本七十二卷（除第一卷为七册外，其余各卷每卷六册），单行本四百三十三册，共收文章一万五千余篇，字数逾亿〕，纯民营之“传记文学”在台湾学术界与国史馆、党史会、中研院近史所鼎足而四，素有“野史馆”之雅称；十二月二十四日（阴历十一月初六日）晚，与王爱生于平安夜在“同庆楼”设宴祝贺卜少夫出院之喜（八日卜因昨晚酒后跌倒，引致右股骨折裂，入“宏恩医院”接受手术），举杯时说：“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三十日，踵府祝贺杨西昆师八七大寿；同年接受心血管扩张手术。
八十八年（一九九九）一月，在“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一期发表“旧话重提贺新年”，所重提之三件“旧话”为：(一)公元纪年不可简略书写，(二)公元民国大清干支应并重，(三)写信要加注年月日；三月二十日，与卜少夫等至台北“美国文化中心”为王昭藩之“多元艺术画展”剪彩，同月在“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三期“编辑后记”发表“本刊向文坛三位老作家致哀致歉”〔三位老作家为冰心（谢婉莹）、钱经书（默存）、萧乾〕，陪同应邀访台之季羡林（希逋）师参加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举办之“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传记文学”由第七十三卷第五期起连载季师之“牛棚杂忆”（复由第七十五卷第二期起连载季师之“留德十年”），是时经“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治，发现长有肝肿瘤，以病者年事已高，不建议施以较剧之化疗，改以中医长期医治，同月最后一次前往香港，参加“国立东北中山中山学校友会”假港岛北角“城市花园酒店”举行之聚会，参加者有来自美国、台湾、大陆三地之校友五十余人；六月，入“书田医院”接受摄护腺手术、左眼白内障手术；七月上旬，因急性心肌梗塞倒于浴室，急送至“荣总”开刀，幸及时救回，惟一小部分心肌已坏，十四日，出院回家静养，“退出江湖”，不再豪饮，谢绝一切应酬，病中仍每期亲自审阅稿件，并有言：“要出版到四十周年纪念！”九月，台湾发生前所未有之“九二一”大地震，灾情惨不忍睹，捐出新台币一百万元交“中国时报”转赈灾部门赈济灾民。八十九年（二○○○）一月二十四日，复因腹水，入住“三军总医院”，在病榻上仍对“传记文学”编务多所指示；二月十日下午四时，终因病不治去世，享年八十岁，夫人王爱生、子嘉明随侍在侧，临终前犹殷殷嘱咐家人要把“传记文学”继续办下去，同日所主编之“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亦为最后一期出版，半生独力主编之四百五十三期“传记文学”从未脱期或合刊，又能保持高水平，堪称无与伦比！二十一日，获总统李登辉明令褒扬，令云：“传记文学杂志社发行人刘绍唐，性行豪迈，笃学善文。战后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潜心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来台后历任记者、编辑、总编辑、兼任教授、中国文化学院传记学研究所所长。民国五十一年创办传记文学月刊，斩棘披荆，备尝艰苦，操持勤奋，卓然有成。嗣复实施口述历史计划，举办人物专题座谈会，保存当代历史，典藏日富，为时所重。广延博学鸿儒，主持编纂民国史料丛刊、民国大事日志、民国人物小传三丛书，嘉惠士林，蜚声两岸。综其生平，为国家存信史，为古人留伟迹，殚精竭虑，建树功深。兹闻溘逝，曷胜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以彰懋绩。”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家祭，九时，举行公祭，参加者数百人，由卜少夫、梁肃戎、马英九致悼词，礼毕遗体移往“第二殡仪馆”火化，骨灰安放松山寺；八月十八日，行政院新闻局假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颁发“新闻杂志金鼎奖”，授予“传记文学社”前社长刘绍唐“特别贡献奖”，由刘夫人王爱生代表领奖；十月，王爱生将“传记文学社”转让与成舍我（平）女儿嘉玲、露茜接办，“传记文学社”之全部书籍、光盘、杂志由成家姊妹继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