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留守妇女
现实生活
劳动强度高男人外出打工，农村只留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分别由“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和“九九”重阳节引申而来），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忙活、闲活几乎都压在了“留守妇女”肩上。
精神负担重丈夫长年不在身边，“留守妇女”们忍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负担。一整年没有性生活，过日子像“守活寡”；家里冷冷清清，嗅不到一丝男人味，夜晚只有孤独寂寞和虫鸣蛙声相伴；白天不敢和村里的男人多说话，怕遭人闲言碎语；城里是个花花世界，老公在外干活能不能经受诱惑，万一抛妻弃子，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提心吊胆也是常态。 
缺乏安全感由于丈夫不在，农村治安状况又不好，“留守妇女”们普遍没有安全感。[1]
生理需求
从女人生理方面来看，正常的、有规律生理需求可以调和女性体内的各种生理机能，促进激素的正常分泌。压抑则使女性的身体机能失调，抗病能力下降，影响生理健康。生理上的不适，还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健康。长期的压抑容易使人产生抑郁、焦虑、恐惧、怀疑等心理病变，使人对生活失去信心，对事情不负责任，容易冲动。[1]
概念区分
如果该女性家庭中有外出人口，并且有丈夫，但丈夫不在家，我们就将其判定为留守妇女。如果该已婚妇女丈夫不在家，但该户没有外出人口，说明其和丈夫属于户籍不在同一家庭中的情形，不应该视其为留守妇女。如果该已婚妇女丈夫不在家且他的户口没有在该户登记，该户中其他人口外出时，按我们的方法就会把该妇女鉴别为留守妇女，但出现该情况的可能性很小。与留守妇女对应的是非留守妇女。非留守妇女包括：丈夫在家的已婚妇女；丈夫不在家但本户中没有外出人口的已婚妇女。后者应该属于夫妻分居的类型。[1]
调查报告
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调查中发现，留守妇女隐讳地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问题，“她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也导致了连锁的负面情绪。”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 
丈夫外出打工，与丈夫一同去打工，孩子没人看管，怕荒废了孩子未来和前程，在家管教孩子，伺俸公婆，又不能和丈夫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长期的性压抑，让她们烦躁而焦虑。她们就是这样艰难地选择着这种痛苦的生活，忍受着与分居的孤寂。繁重的体力劳动似乎还不难承受，让她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长期的性压抑。 [1]
政府帮扶
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留守妇女现象的根源。对这一群体，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对留守妇女的系统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全国妇联《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指出，农村家庭中的两地分居状况，不但可能影响到农村劳动人口的性别结构，也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婚姻生活质量。我们应给予农民工家庭更多人性化的关怀，比如为农民工建设廉租房、“夫妻房”，给予农民工探亲假，让他们能多团聚、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农村妇女主观上并不愿意分居，很多农村家庭尝试过举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们微薄的收入没办法在城市维持三口之家，最后基本是女方带孩子回农村。在现有条件下，全社会应加大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给予留守妇女更多人性化的关怀。
政府应加大对留守妇女的扶持力度，强化对她们的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农村妇女文化素质低，处于弱势，只有加强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培训，才能提高自身素质，才有提高自身地位的条件。”在解决留守妇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一方面要帮助她们树立主体意识，鼓励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扶持力度，确保她们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实现她们的自身价值。[1]
社会贡献

家庭顶梁柱当前，农村传统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壮年男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妇女挑起了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孝敬老人、抚养小孩等家庭重担，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忙活、累活几乎都压在她们肩上。留守妇女已经由传统家庭中的“半边天”，一变成为现在家庭中的“顶梁柱”。[1]
塑造乡风文明树立进步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立和睦友善的家庭伦理关系和乡村邻里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大量男劳动力的外流，使留守妇女在角色定位上由原来的“主内”转变为现在的既“主内”又“主外”，成为乡村良好风气的主要塑造者。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她们对内要营造家庭的和谐，对外要处理好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在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上，绝大多数留守妇女对赌博等损家败业的恶习有着本能的抵制,很多地方的留守妇女自发地组织禁赌协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破除旧习俗，倡导新风尚，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上，她们付出更多的汗水、奉献出更多的爱心，使那些留守儿童得到家庭的温暖并受到教育。可以说，留守妇女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以及对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1]
带头经济建设原来由男劳动力承担的农活，现在基本上要依靠留守妇女去完成。男劳动力有的仅在粮食收种的时候才回来帮忙，有的甚至一年都难得回一次家。从土地的翻耕到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等各个环节以及饲养牲畜、种植蔬菜等，都靠留守妇女操劳。有的留守妇女有了一定资本后，开始建住房、买店铺、办工厂、做生意。目前，不少留守妇女已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
村务管理生力军外出打工的青壮年男劳动力离家远、工作忙，平时很少回村，对村里的事务了解得越来越少，很难直接参与村务管理。村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两委”班子民主选举等事务，一般都由家里的留守妇女代为表决或投票。这样，留守妇女就成了参与农村民主管理事务的实际主体。同时，随着留守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走入社会，她们的视野已不再仅仅局 限于管理小家的层面上，而把目光投向了对村务的参与和管理，对落实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目前，农村妇女入党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农村“两委”选举中妇女当选为班子成员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农村留守妇女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1]
存在问题
个案分析46岁的王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初中文化，貌不惊人。然而，他却“成功”地在多名妇女身上骗色劫财。除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外，王宝的秘诀在于挑准下手的人群——农村留守妇女。
2011年4月，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系列“麻抢”(麻醉抢劫，记者注)案，被告人王宝因犯抢劫罪，被兴化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案件背后，农村留守妇女问题再次凸显。[2]
人财两空2011年4月2日15时，杨晓红一觉醒来，只觉得头晕目眩。她翻了个身，发现“男友”王宝不在，以为他已经起床了。
杨晓红想起身下床，但浑身一点劲也没有，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支起半个身子。猛然间，她觉得手腕轻了许多，定睛一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她手腕上一条重约50克的黄金手链不见了。她下意识地又摸了一下脖子和手指，铂金的项链和戒指也不见了。再伸手到枕头下面拿手机，结果手机也没了。
让杨晓红更加愕然的是，“男友”的行李也不见了。她跌跌撞撞地出了“男友”租住的屋子，努力让自己不往坏处想，找了个电话亭试着给王宝打电话，然而王宝的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杨晓红赶忙拨通了朋友小刘的电话。电话另一端，小刘焦急地责备她：“你家人正在到处找你，都快急死了。”至此，杨晓红才知道，她3月31日上午到王宝的出租房，这一觉竟然睡了两天多。
“一定是他在我喝的饮料里下了药。”杨晓红事后想。但即便如此，她还是打算忍气吞声，不敢对家里人说。
在朋友一番劝说和长久的思想挣扎后，杨晓红终于决定瞒着家人报警。一起系列“麻抢”案至此才露出冰山一角。
警方经过检验，在杨晓红喝剩的饮料残留物中查出了安眠药成分。4月13日，经过连续11天的攻坚，正在江苏省沭阳县“物色对象”的王宝被兴化警方成功抓获。[2]
黑手伸向留守妇女据警方调查，2002年9月，王宝曾因犯敲诈勒索罪在山东省济南市被判刑入狱。
王宝生性好吃懒做。2003年11月刑满释放后，他便四处游荡。这个没什么文化的中年男子，却有一套嘴上功夫。在外游荡期间，他发现留守在家的中年女性感情往往处于孤独和寂寞中，于是便动起了歪脑筋——骗色。
王宝打着做生意的幌子，以“交朋友”的方式，凭着“善解人意”的花言巧语，先后轻而易举地骗取了多名女性的信任，以达到他的目的。
久而久之，王宝萌发了一个更加邪恶的念头——骗色以后再劫财。随后，他便继续以“交朋友”的名义物色目标。
王宝把目标锁定在那些穿着较好的中年妇女身上，并且还要确认是单身女性或者是留守妇女。一旦发现该妇女有情感需求，他便发起攻势，同时见机赠送些礼品，直到赢得对方的芳心。几次偷欢之后，待该妇女放松警惕，王宝就在其饮料中投放大剂量的安眠药，最终实施劫财的罪恶行径。
据兴化警方调查，除了杨晓红一案，2010年11月和2011年2月，王宝还先后在金湖县和海门市对留守妇女张霞和刘芸实施了麻抢。而两名受害人因羞于启齿，没有向警方报案。直至王宝落网后，兴化警方找上门，她们才向警方讲述了“不堪回首”的一幕。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王宝之所以频频得手，秘诀在于他知道留守妇女因为丈夫在外务工或者经商，情感上有需求。而他以交朋友的方式先骗色后劫财，受害人往往为了顾及面子而羞于启齿，更不用说报警。
“她们的丈夫在外面，内心确实空虚，我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只要有了那个事(指偷情)之后，她们通常都没有戒心。”王宝供述称。[2]
故事背后当前，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外务工或者经商，孩子在外读书或者工作，她们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她们所渴望的精神领域的情感交流，绝不是打麻将等消遣所能代替的。据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约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妇女就有4700万之多。调查中，留守妇女隐讳地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其中69.8%的留守妇女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感到焦虑。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瞅准了这一人群的弱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