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傅德华
学术生涯
如今走进光华楼的历史系资料室，宽敞明亮的房间内，一排排整齐书架，不少学生左手边一台笔记本电脑，对着网上资料库的内容，抄抄写写，右手边一摞工具资料，细细查阅。傅德华坐在书桌前，微笑看着。
而在网络初起的九十年代中期，资料室却一度萧条，常常只有零星一两个学生“光顾”。他也曾痛心：“有些资料没被很好地开发与利用。”可他更坚信，这种局面迟早会改变———相比静态的网络搜索结果，传统的文献检索传递的是面对疑难多方求索的坚韧，是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喜悦，这是治学根本，永远也不会过时。
秉持这样的信念，傅德华目睹了这里从盛到衰，从衰到盛。
资料室的工作，一直就被认为是买买借借还还、跑腿搬书抄卡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低人一头。资料室人员走马灯似的换，几十年来，没有几个人愿意把一辈子“耗”在资料室工作上。傅德华却一留就是27年。
从青春到白头。讲台前，他将一茬又一茬学生引入了社科知识的海洋。书桌边，他与同事们历经坎坷，编写了《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重要索引目录。“经常有人觉得，学者写出来的有思想火花的论文才叫真正的学问，我的前辈、资料室前任主任王明根老师曾说，打排球时二传手和主攻手有别，踢足球时锋、卫、门将各司其职，做学问，同样离不开资料梳理、集纳、编纂的基础性工作。‘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样快乐。”傅德华两眼炯炯发光。
学校文科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供阅览的《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已经快被师生们翻烂了。校文科图书馆的那一本，封面和内页甚至都脱节了，刚刚被修补好。在傅德华眼中，那一本本被用烂用旧的目录就是对他辛劳的最好回报。
有过很多困难，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吗？有过打退堂鼓的时候吗？有过觉得付出没有回报的时候吗？问他三个问题，给出一样的答案，“没有，一直没有，从来没有”。
学术成就
傅德华老师编书以及写作论文数量很多。编著书籍  注：以下为不完全收录。
《永不毕业的世纪学人蔡尚思》，周桂发，施宣圆，傅德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于右任辛亥文集》，于右任著，傅德华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9。
《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王明根主编，傅德华参与，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12。
《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撰写文章注：以下为不完全收录。作者为傅德华老师一人的不录名，合作的录名。 《“魁阁”的重要成员田汝康先生——兼论田汝康与费孝通的师生情谊》傅德华，于翠艳
《蔡尚思先生的学术思想》（《文史哲》2003年第1）
《<新青年>杂志眼中的精英——<新青年>与西方名人传记研究初探》
《百岁老人蔡尚思先生的治学之道》，载于《心印复旦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于右任在上海》，载于《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载《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
《<佛典精解>问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年 第04期 
《一部研究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的新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年 第05期 
《中国近代军事史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年 第01期 
《大型资料工具书<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即将出版》文史哲 1990年 第04期 
《“抗战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军事历史研究 1995年 第03期 
《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传记─<崇祯传>出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 第02期 
《<笃志集──历史系75年论文选>即将出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 第03期 
《王造时藏书捐赠仪式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3年第01期
《国内第一本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著问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4期 
《李鸿章死因质疑》傅德华 陈宗海 浙江学刊 1984年 第02期 
《李鸿章晚年病情未刊电稿》傅德华 陈宗海 安徽史学 1985年 第06期 
《于右任与复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年 第01期 
《研究李鸿章晚年思想的重要资料——<李鸿章致盛宣怀遗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年 第06期 
《陕西靖国军与于右任》 军事历史研究 1988年 第03期 
《陕西靖国军“进围西安”之战》军事历史研究 1990年 第03期 
《甲午中日战争史百年论著目录(海战、陆战及有关军事人物部分)》军事历史研究 1994年 第03期 
《抗战前后的于右任》傅德华 军事历史研究 1995年 第04期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傅德华 胡礼忠 社会科学 1983年 第09期 
《韩国人与汉字》当代韩国 1996年 第03期 
《<民立报>有关陆荣廷报道述评》 史林 1997年 第01期 
《周谷城与<民国丛书>》 出版广角 1998年 第05期 
《周谷城与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交往》 世纪 1998年 第03期 
《顾维钧研究概述》傅德华 傅骏 学术月刊 2001年 第06期 
《百年来“门户开放”政策研究概述》傅德华 傅骏 安徽大学学报 2001年 第01期 
《在韩国问路》傅德华 当代韩国 2001年 第04期 
《编制书后人名索引刍议》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 1999年 第02期 
《韩国国会图书馆见闻》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 2002年 第01期 
《中国近代韩侨问题研究综述》学术月刊 2003年 第04期 
《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傅德华 安徽大学学报 2004年 第04期 
《文检课教学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2003年 第03期 
《蔡尚思与三位大师的交往》傅德华 叶慧 世纪 2005年 第03期 
《日本统治朝鲜时期的汉籍出版物研究——以<高丽大学校中央图书馆(1984)汉籍目录>为例》傅德华 李春博 军事历史研究 2006年 第03期 
《黄郛:遁隐山林的外交家》傅德华 世界知识2007年 第15期 
《<蔡尚思全集·集外集>文稿搜集补记》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2006年 第01期 
《新发现的韩国所藏数种珍稀汉籍》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2009年 第01期 
《日据朝鲜时期日人所著汉籍研究》傅德华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第05期 
《明弘治年间中朝礼仪外交——以董越出使朝鲜为中心的考察》傅德华 李春博 韩国研究论丛 2009年 第02期 
《百年冯桂芬研究概述》傅德华 于翠艳 史林 2010年 第02期 
《<新华日报>有关金九报道述评》 韩国研究论丛 2007年 第04期 
《中美关系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开发与整理——写在<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即将出版之际》 中国索引 2003年 第02期 
《关于索引的选题问题》中国索引 2004年 第03期 
《索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导航作用》中国索引 2005年 第01期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编纂纪实》中国索引 2008年 第02期 
《研究中日韩东亚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献资料书目——写在<日据朝鲜时期汉籍书目>出版之际》中国索引 2009年 第01期 
《关于创建“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构想》傅德华 于翠艳 李春博 中国索引 2009年 第04期 
《戮力同心 毋忘先志——孙中山与于右任的革命情谊》傅德华 褚若千 中国近代（第十七辑） 2007-06-01关于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编纂纪实
傅德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33）
1990年，笔者参与主编的《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以下简称《辛亥索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并获得了1992年全国首届社科情报优秀成果三等奖。日本亚细亚大学卫藤沈吉前校长在此书出版之时发来的贺电称：“它的出版为中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两年不到，市场上即销售一空。之后不断接到海内外学者及图书馆发来的电函，请求代购或要求重版。这说明，《辛亥索引》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界价值和广泛的使用价值的。与此同时，中外学术界期盼有一本查找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的工具书早日问世，以满足研究百年人物之需求。
（一）《辛亥索引》出版迄今已18年过去了。2007年上半年，在复旦召开的历史系在沪新闻传媒、教育出版及金融贸易历届毕业生联谊会上，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张晓敏先生，正式向历史系提出要重版此书，书名只在原书名的后面加上圆括号（修订本）。笔者及原书参编者，为此高兴不已。会后，当他得知我们自《辛亥索引》出版后不久，即利用短暂的闲暇时间，请将要退休的谢耀桦先生继续搜集此书的资料补编，经过之后10余年的努力，已补充了近4万条条目，他非常高兴，表示希望将两者同时出版。同年10月，在酝酿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时，笔者根据所增补的内容，认为整个20世纪有过活动的人物传记资料基本上都涵盖了，提出能否将原书名更改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以下简称《世纪索引》），很快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同。
（二）《世纪索引》与笔者20年前参与主编的《辛亥索引》相比，无论是编纂规模，还是前后所持续的时间及其难度，都有所不同。论规模，前书的时间跨度只有38年，即所收人物从191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后者是从1900年到1999年，前后整整100年。论所持续的时间，从1990年开始从事资料的搜集，到正式着手编纂，到2008年初书稿交到出版社，前后长达18年之久。论对资料及传主鉴别的难度比前书要大得多。其难度难在人物资料的取舍，因后者的传记资料远远超过前者，稍有不慎，就会鱼目混珠，把不该收的收进来，把该收的漏收了。正因为如此，编纂过程较前书也有明显的区别。前书几乎是以手工作坊来编纂的，仅卡片就做了10万余张，花费的稿纸有几万张。此次除原先抄写的近4万张卡片外，余者4万余条，都是由学生从复印件资料直接输入电脑的，采用先依卡片号输入，便于对其进行逐条校对，再以传主笔划为顺序，进入数据库编程。传记资料的排列比照《辛亥索引》的体例，从而大大节省原需要动用上百人的劳力抄写和校对的时间。这就是先进的现代化手段加数据库编纂索引的优势所在。
（三）《世纪索引》的编纂与出版，为国内外学术界查检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大工程。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检索，至今未发现以同样书名命名的工具书，所以它又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衡量一本好的工具书，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编纂者在确定选题时，不得不考虑该选题是否具有承前启后的要素。即将出版的《世纪索引》从所收人物的时限上，与《辛亥索引》完全相衔接。其从原1911年向前延伸至1900年，向后从1949年延伸至1999年，两者相加共计延伸了61年。即从1900年始，迄至1999年，整整100年时间。由于时限上的变化，从而使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的内容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是本书的第一特点。
在编纂《辛亥索引》时，由于收录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传记资料量太多，难于把握，所以只收集了1949年10月1日前有过活动并有传记资料的人物。这样，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传记资料，学术界就很难找到一本检索的工具书。既然本书冠名为《世纪索引》，无疑要把这部分人物作为主要增补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世纪索引》中新增补的人物达1万余人。这是本书又一显著特点。
《辛亥索引》在出版时，由于编纂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所收人物传记资料截至1985年底，专著及论文集资料部分截至1986年底。到1999年底，《辛亥索引》原收录的1.8万人的传记资料经过13年的时间，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此次均被收录到《世纪索引》一书中。这对学术界全面研究某个人物的传记，对其一生进行公平、公正的评价，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新资料。包括《辛亥索引》漏收的传记资料，此次也予以补录。此书还打破《辛亥索引》“有关命令、奏稿、电报、来往信件等，一般不予以收录”的体例，把研究人物传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日记”、“信札”也一并录入其中。
《世纪索引》的另一个特点，纠正了《辛亥索引》中的部分错误。如《辛亥索引》中误收几个生于古代的人物。如：王九龄（第185页）生于清嘉庆1818年，卒于1885年；陈修国（第1276页）生于1783年，卒于1823年；董海川（第2148页）生于1796年，卒于1880年；黄仲则（第1971页）生于1749年，卒于1783年等等。另一个错误就是将一个“杨云”分列为两个“杨云”（第693页）；又如：易大厂和易封斋（第1398页）原为同一人，误分列成两个人。把“幼”误写作“幻”（第705页），“泅”（第714页）写成“囚”，“抚”（第720页）写成“扶”，“远”（第724页）写成“运”，“扎”（第751页）写成“托”，“霈”（第742页）写成“沛”， “纪”（第822页）写成“记”，“天”（第822页）写成“无”，“林大藩”（第1358页）写成“林天藩”等。以上错误都将在本书中得到纠正。
在搜集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的同时，我们还查找到部分与中国人有过交往的外国人传记资料。考虑到本书主要收录的是中国人的传记资料，所以将这部分外国人条目作为附录，供学术界查检。同时，还附有收录的报纸期刊一览表、论文集一览表。
作为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的工具书，旨在给检索者提供想寻找而找不到的信息。《世纪索引》一书，是目前收录20世纪人物最多，传记资料信息量最大，涉及领域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本工具书，它的出版一定会为20世纪中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即将出版的《世纪索引》，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原《辛亥索引》修订重印，下编包括《辛亥索引》新增补的传记资料和《辛亥索引》向前向后共延伸61年的1万余人的传记资料。两编共收人物近30000人，传记资料150000余条，约400余万字。经过近一年的最后冲刺，书稿已送交出版社，预计年内可问世。此书编纂过程中，有几点启示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写出来，供同行参考，以今后从事同类工作时少走弯路。
其一，在搜集此书人物传记资料时，绝大部分的传记资料从篇名中就可以断定是否在本书的收编范围之内，但也有一部分无法简单地根据篇名判定。如发表于《美术史论》1989年1期上的题为《“海派”的早期画家》一文，需要查找实物及考订后方能定夺。经查核，始发现此文所涉及的朱熊（1801-1846）、张熊（1803-1886）、任熊（1823-1857）、王礼（1813-1876）、胡公寿（1823-1886）、朱偁（1826-1899）、任蕙（1835-1893）、赵之谦（1829-1884）共八人，全都不在本书的收编范围内。再如由罗兰梅撰写的发表于《河南戏剧》1982年1期上的篇名为《十八兰》一文，卡片上特意写上了“新传主，十八兰”。经查所谓“十八兰”系十八位优伶的芳名，其名字中都带有“兰”字。她们是毛兰花、崔兰田、罗兰梅、车兰玉、李兰菊、王兰琴、刘兰玉、汪兰巧、周兰凤、张兰宝、陈兰荣、张兰香、刘兰鲜、郭兰玉、祁兰芳、马兰凤、刘兰英和张兰秋。她们都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表演艺术家。除此之外，对那些姓名仅一字之差的传主，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诸如“王坤、王堃”“王绍泾、王绍经”、“王统照、王统熙”、“韩桂芝、韩桂英”、“蔡尚思、蔡尚雄” 等，都不能轻易地将他们合并为同一个人。对于同名同姓的人物更需要严格的考订，方可做出结论是否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雷锋、江泽民、王杰、陈强等是两个经历不同的人。还有三个名字完全相同的李振声：第一个是奉系军阀李振声，第二个是已逝世的济南部队空军副政委，第三个是1992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国社科院新增选的学部委员。另有三个同名同姓的“林青”、“刘群”，四个“王宪章”等。以上说明对有疑问的传记资料，必须进行认真考订后方可采用，否则，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给使用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出现以讹传讹的错误。
其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数据库的开发，在编纂大部头工具书时，也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编纂，这样既省力省时，又节省资源。上世纪80年代编《辛亥索引》时，先用手工将卡片上的人物按姓氏笔画排一遍，再根据专著、报纸、期刊、论文集的顺序排列好。并动员百余名学生帮助抄写，花费了几万张稿纸。现在，只要将已做的卡片资料输入电脑，然后直接在电脑上进行编程，计算机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处理后，打印出来的书稿即可达到出版要求，大大节省了编纂的时间。
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用先进的现代化手段编纂索引，使用计算机的人如不认真负责，一样会带来一些啼笑皆非的问题，稍不留神不少疑问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待正式出版后再发现为时已晚。如把“郭兰英”打成“郭兰笑”，“阿甲”打成“阿申”，“牙含章”打成“牙念章”，“钱壮飞”打成“钱庄乙”，“王式廓”打成 “王式廊”，“林风眠”打成“林凤眠”，“侯玉田”打成“候玉田”，更可笑的是把“赫光”打成“赤赤光”,把不应该简化的姓氏“於”字，自作主张地简化为“于”字等等。姓名的任何一个字打错，都会给此书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经查出，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前面提到的“於梨华”简化成“于梨华”后，同一个人物就分列为两个人。类似这样极容易搞错的人物还有“亦农”即“罗亦农”、“稽文甫”即“嵇文甫”、“萍空了”即“萨空了”等等。好在此次书稿的内容都在计算机内，若在稿纸上，移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其三，由于编纂《世纪索引》时，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在编人员只有二人。笔者本人的主要工作是系资料室的管理,同时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除此之外，还承担了上海市重点科研项目《上海大辞典·人物卷》的部分任务，以及复旦亚洲研究中心和文史学院的某些科研项目。另一在编人员留校后在担任本人助教的同时，还在攻读在职博士学位。所以，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诸如文字输入、校对等不得不请学生勤工助学解决。实践证明，在选用学生时，要有试用期。然后有选择地任用那些有责任心的同学，否则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少苦恼。除了前面提到许多传主的姓名被打错外，请另部分学生校对前面已校对过的条目，有的为了加快速度，很明显的应该校出的错误都没有校出来。如刊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1期上的《谈鼓王刘宝全对京韵大鼓音乐的改革》，卡片上明明写的是“刘宝全”，输入的学生误打成“刘宝金”，校对者竟然没有校出来，还是笔者在考订“刘宝全”和“刘宝金”是否同一人时才发现的。还有类似《近代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先行者朱启钤》中的“朱启钤”打成“朱启铃”，《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孙冶方同志与世长辞》中的“孙冶方”打成“孙冶芳”，《我和丈夫邓拓——访国际广播台台长丁一岚》中的“丁一岚”打成“丁一岗”等，这些本应通过同学的校对能解决的问题，结果都是由我们审稿时发觉的。当然，也不是说，经我们审稿后的就完全没有差错了。
苦心不懈，天道酬勤。《世纪索引》历经18载，笔者与本室同仁放弃一个又一个节假日，突破书稿中一道又一道难题，将于今年年底，就要见到多年为之奋斗的成果，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一成果的问世，与历届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历史系一届又一届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生的帮助，还有资料室已退休的同仁的鼓励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本索引还得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同仁的支持与帮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要特别提到复旦大学历史系81级系友，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张晓敏先生。若不是他慧眼识珠，让我们自己在出版界寻找一家出版此书，不仅不要一分钱的资助，相反拿出一定的资金全力帮助编纂者把150万字书稿编出来的单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一心为学术而不是刻意为赢利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已。《世纪索引》的编纂与出版，也了却笔者多年的一大心愿。这是笔者一生独立自始至终主持完成的一本大部头的索引工具书。同时，它的出版还可告慰为本书搜集资料付出多年辛劳，并抄写过近4万张卡片的已故谢耀桦先生。
以《世纪索引》命名本书的书名，有点诚惶诚恐。百年风云人物辈出，有传记者更不可胜数。能否一览无遗，实在不敢承诺。初稿书名曾冠有“全编”二字，有学者读罢提议将其删掉为宜，笔者认为言之成理。虽说“学术工具之书，愈便检阅则价值愈增”，但真的做到，又谈何容易！《世纪索引》问世后，能基本达到国学大师梁启超60年前提出的这一要求，就很欣慰了。最终期待检索者的评判。
教学故事
某一年的9月15日上午8：05，复旦大学光华楼西辅楼105教室，讲课声朗朗，“确定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凭借工具书找到相关资料，踩在前人千百年积累之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探头朝里一看，可容六排桌椅的小教室，前两排空无一人。学生从第三排开始坐，目光有些懵懂。8：15，有迟到学生试图从后门悄悄潜入，被傅德华抓个正着，要求登记姓名、说明原因。
是的，相比几十年前的盛况，这并不是一门“人气”课程。
自1984年教育部颁发《在高等院校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的意见》后，全国已有500多所院校开课，而复旦历史系早在1972年，就办起了“怎样使用工具书”专题讲座。1982年起，傅德华接过资料室老主任王明根等老师的“枪”，主讲文献检索。最盛时，包括新闻系、中文系在内的所有文科专业学生都来听课。上课前摸底———问：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寻找到《勾践》一书的书名目录？答：问本书的作者。再问：“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最早出处？答：问老先生。答案令人啼笑皆非，也让傅德华更坚定了上好课的决心：一定
要帮他们练好运用各类工具书的基本功，培养踏踏实实的学风。
每次上课，总能看见他“吱吱呀呀”推着铁皮小车，把二三十本厚薄不一的工具书运到教室。后来条件越来越好，他学会了使用投影机。一切只为了能给同学最直观的展示。“怎样查古今图书；怎样查字词和语句出处；怎样查近代报刊和论文资料；怎样查年、月、日和历史大事……”编写社科文献检索课程大纲，句句斟酌、段段推敲。他挺自豪，“我给同学们介绍500种常用工具书，只要能熟练掌握其中200本，就能避免查找资料时‘乱撞’了。”
傅德华永远忘不了，上世纪90年代，有新闻系学生上课时递上纸条一张，上书9个字，“傅老师，此课可以休矣！”理由是，网络越来越发达，什么资料都能查到，再上这个课是浪费时间。也有同学通过别的渠道委婉表达：“我觉得他的课应该与时俱进了。”
然而，傅德华老师说：“网络从来不是文献检索的敌人，更不是终结者。”傅德华说，现代信息技术的确可以成为文献检索的重要手段，但它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过分依赖。
几年前，一位安徽大学历史系女研究生赶来上海，辗转托人找到傅老师求援。原来她做论文急需民国期间我国参加世界博览会详细情况，翻遍网络，仅有只鳞片甲，想从资料堆里挖，又不知从何下手。傅德华一听笑了，“当时有一份影响力巨大的《万国公报》杂志，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大事记，3卷6大本《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安徽大学也有，只要循着稿件篇目一一追索，参与世博会的情况就可清晰掌握。”姑娘一听脸就红了，文献检索功力不到家，白白往返添了麻烦。
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也能与古老的文献检索携手。给学生讲授“怎样查地名”时，傅德华随机布置一道回家作业：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得知好汉山在中国哪个省市县内，哪位将军死后葬于此山？不少学生翻遍《中国地名词典》、《辞海·历史地理》、《中外历史地名大辞典》等近十本工具书，铩羽而归。有学生上网搜索，结果在“华山旅游网”、黑龙江“牡丹江网”等多个网页上找到了答案，发现中国境内有三座好汉山，分别位于山西、黑龙江和河南。其中一个网页上赫然写着资料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
，顺藤摸瓜找到这本书，注释中写着“许世友将军，生于河南新县田铺乡许家洼……土葬于故里好汉山来龙岭。”
如今，傅老师布置回家作业时，先网络搜索一番，确定上面找不到完整答案，才安心出题。他语出惊人，且不说目前网络搜索的信息量、完整度，以及搜索智能程度还远远达不到研究要求，即使有一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数据库将人类长期积累的一切知识、资料都包揽了进去，这门课也有必要上下去，当然可能多一章“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检索”。
这份苦心有人懂。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方明说，当时觉得傅老师的课很恐怖，又艰深，又没啥意义，可如今回头看，文献检索的扎实功底，好像已经深深融入每一次思考。还有学生寄来新年贺卡，十六个字让傅老师挺激动的，“半载社科，终身获益；寻书探目，轻车熟路。”
日常生活
家居生活  “有一次老伴太生气了，干脆把我反锁在家门外！”据说多年“长跑”的间隙，午睡习惯雷打不动。当然，老伴也早就不生气了，顶多趁他午睡的时候抓紧时间“霸占”一会儿电脑，玩点植物人大战僵尸、上开心网偷偷菜什么的。餐桌上一盘红得发紫的车厘子是傅老师的睡后水果。
两排书橱，一台电脑，客厅、书房、工作间三合一。家里的书“没有资料室里的多，我有五个书橱在学校”。别人三点一线的生活，在傅德华这里简化为两点一线：不在历史系的资料室，就在家里的电脑前。对吃不讲究，“今天儿子媳妇来吃饭，我才有鸡汤喝。”傅老师边说边笑，戏谑老伴；对旅行没兴趣，“跟他出去玩真是要气死了，每到一个地方，‘唰’一声下来拍照，拍完照又‘唰’一下走人，说这里已经玩过了”！老伴大摇其头毫无办法——就连两人刚谈恋爱那会儿，一起爬山，也是“谈恋爱要慢慢谈的呀，他倒好，我还在半山腰，人家都已经爬到山顶了”。体育运动傅德华是一位“长跑选手”，因为耐力惊人：每周游泳一次，五十米的泳道，一口气十六个来回。
傅氏语录
傅老师谈历史系资料室发展历史系资料室自1952年创建以来，从原来只有一间摆放几份报纸的教师学生共用阅览室，发展到100多平方米的师生共用阅览室外加一间书库，直至80年代搬迁到文科楼，面积增加100多平方，藏书量增加到8万余册。2006年，又从文科楼搬迁到光华楼，面积增加500多平方米，现已达到近700平方米。现藏书量15万余册，藏书质量不断提升。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1至400册，全校共有3套影印本，历史系即有其中之一。另有8万元一套的记录1840年以来，英、美、法、德、日、意、奥等列强在上海签订租地契约原件的影印本《上海道契》1至30册，这是一位系友在校庆一百周年、系庆80周年时，无偿捐赠给资料室的。还有台湾出版的1－40册的大型工具书《中文大辞典》。外文方面，外国人在中国1832年创办的《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也称《中国丛报》我们也有一套。还有日本神奈川大学小林一美教授捐赠的两个集装箱的日文原版书，6000余册。 
近60年来，为充分发挥上述藏书的作用，坚持为教学科研报务，资料室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世界史论文资料索引》、《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以及参与编纂大型资料书《民国丛书》等。 
历史系资料室的另一个优良传统和特色，就是坚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和“社科文献学研究”的课程。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32年来，我们坚持为学生开设这两门课，并自编教材，由王明根、吴浩坤、柏明合著的《文史工具书书的源流与使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由本人编著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程》被学校作为“十五”课程建设规划。 
我们的服务对象，从只对本系师生开放，到现在面对全校文科各系师生，甚至理科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生，还有上海、全国乃至海外的学者。 
历史系资料室近60年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60年来不仅学校规模、招生人数、师资力量、公共设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是一个老的学科、系的资料室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十问傅老师Q:您是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藏书？
A:不是完全准确地知道，大约两万余册吧，还有五个书橱的书在学校。
Q:您记忆中自己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A:应该是《农村实用手册》，1968年去苏北农场插队时购买。
Q:您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A:国务院古籍办编著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1949-2003）。
Q:一般是以哪种方式买书？网络还是逛书店？
A:逛书店主要是买工具书；网上主要淘旧版书，如《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等。
Q:您每月大概花多少钱买书？
A:个人平均每月两三百元；给资料室买书每年五六万元。
Q:您手上正在阅读的是什么书？
A:田汝康先生的《男人的忧虑与女人的贞洁——明清时期中国人伦理道德观念的比较研究》的中译本。
Q:看书时候的最佳佐料是什么？
A: 喝茶。
Q:您平时阅读，网络和纸面的比例是多少？
A:主要是纸面，资料室和图书馆查不到的就利用网络。
Q:有没有一本书，是每年都要拿出来读一读的？
A:《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我自己编的教材，每年都要拿出来修改。
Q:如果让您一个人只准带一本书去一个地方，您会带哪本？
A:《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