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霍去病墓
概述
霍去病（前140－前117），汉族，中国西汉武帝时期的杰出军事家，是名将卫青的外甥，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好骑射，善于长途奔袭。霍去病多次率军与匈奴交战，在他的带领下，匈奴被汉军杀得节节败退，霍去病也留下了“封狼居胥”的佳话。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冢高约25米。  霍去病墓墓前石刻现存16件。可辨识的象生14件，其中有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1]
简介
中国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冢。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北约15公里处。霍去  霍去病墓病 (公元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1]
18岁领兵作战，曾先后 6次出兵塞外，获得大捷，打通了河西走廊。元狩六年 (公元前117)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 1.9 米，高 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跼蹙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1]
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1956年在霍去病墓前设置茂陵文物保管所，1957年把露天石雕移置在墓前新建的两廊内。1979年茂陵文物管理所改为茂陵博物馆。[2]
概况
中国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冢。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北约15公里处。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  霍去病墓山西临汾西南)人。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18岁领兵作战，曾先后6次出兵塞外，获得大捷，打通了河西走廊。元狩六年(公元前117)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霍去病
（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军事家。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代  霍去病墓名将卫青的外甥。善骑射。元朔六年（前123），霍去病被汉武帝任为票姚校尉，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以800人歼2000余人，受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任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的匈奴部，歼4万余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四年夏，与卫青各率5万骑过大漠（今蒙古高原大沙漠）进击匈奴。霍去病击败左贤王部后，乘胜追击，深入2000余里，歼7万余人。后升任大司马，与卫青同掌兵权。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敢，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元狩六年（前117）病卒。[1]
价值
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冢  霍去病墓高约25米。墓前石刻现存16件。可辨识的象生14件，其中有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1.9米，高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1]
现状
1956年在霍去病墓前设置茂陵文物保管所，1957年把露天石雕移置在墓前新建的两廊内。元狩六年(公元前117)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茂陵文物管理所改为茂陵博物馆。
游记
其实，我一直在寻觅着霍去病的足迹。十几年前西度黄河，便在这祁连山下的西域之地，在霍去病横刀  柏灵山庙立马之地放牧青春。两千年前的雪峰依然皑皑，两千年前的战场依然青草凄凄。但我依然听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余音。历史在一夜之间变得遥远，秋风里早已不闻羯鼓马鸣，只是时圆时缺的明月高悬晴空，寂寞在关圯城颓的季节里。而今青春已逝，寻觅成为灵魂深处无言的诉说。而今将军东归，只留一种辉煌的过程任我咀嚼。这使我的西域之行益发漫长。这使我不得不东顾渭北高原。企图在我落生的黄土地上，企图在将军"冢象祁连山"形的封土之前，作一次使寻觅过程接近结果的思悟。之于理性，这是一种浅稚的托辞。然而此时，我却身不由己地徘徊在将军墓前。渭北高原的秋风，早已吹干了金铜仙人的清泪。只有古柏葱郁的枝桠间掩映着巨大的"祁连山形冢"，冢体上隐露着原始怪石，虽说少了皑皑积雪，但我依然感受到了祁连山的巍峨与肃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这民谣我从小听说过，这使我对再浩大巍峨的帝王陵墓也屡见不鲜。之于大臣之封，将军之封的巍峨浩大却是首屈一指。墓冢底部南北92米，东西61米，即使顶部，南北也15米，东西8米，冢丘高15.5米。历代大臣何其多也，封土又何其多也，蔚为如此之壮观者，当属将军之墓。 生命只赋于霍去病24个春秋，但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他曾六次驰骋西北大漠，建立起显赫战功。难怪汉武帝在失去这位勇谋兼备的年轻将领之后，乃"发民国众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以殊礼送葬。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土的巍峨呈现着人生的巍峨，呈现着人生的辉煌。  三窝石"以冢象祁连山"标志着霍去病以祁连山树起了自己人生的丰碑。其发迹于祁连山，六次抗击匈奴于祁连山下。彰功祁连，高山不朽，万代之后的瞻仰者自会多几声感慨又几分景仰。之于"呼天为祁连"的匈奴人来说，其天塌陷了。作为匈奴生存之源的祁连山，却耸成霍去病的功碑。匈奴民族便不得不哀吟："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无草场；失我祁连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战争作为人类历史的一种形式，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在历史的演进中，战争起着一种助推剂的作用。假使匈奴不扰汉，假使汉室不凿通西域，我们恐怕无法看到霍去病的墓冢。2但这一切毕竟发生了。这就是历史。历史在这场战争中又向前挪了一步。如果说宏伟的祁连山形冢给我们提供了一代名将驰骋纵横的历史背景的话，那么，墓前的两组石雕却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历史主题。两组感古朴粗犷的包括圆雕的"马踏匈奴"，跃马和卧牛；线雕与贺雕相结合的伏虎、卧象、熊、人和石蟾蜍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马踏匈奴"，作为该墓的主像，通高168厘米，长190厘米，宽48厘米。一人一马，表现出具体的历史情感。马昂首而立，肌肉丰满，尾长拖地。马腹下仰卧一战败的匈奴军人，首对马嘴，两颊有须，两足上曲，手持利器，却作一付挣扎状。于此紧张的气氛中，马却悄然卓立，显得无所畏惧，反觉恬静自若。我无法也不愿去于历史的画卷中想象霍去病的英姿，只这一副"马踏匈奴"的形象就足够了。这使得将军在我面前永远是一匹骏马的形象，驰骋在祁连山下两千里戈壁大漠。
《马踏匈奴》
《马踏匈奴》 花岗岩制品，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约创作于公元前117年（西汉时期），原立于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的霍去病墓前。  马踏匈奴这件石刻是霍去病墓石刻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汉代大型雕刻艺术杰作。它凝重、庄严、蕴含着高昂饱满的刚毅气概，以卓然屹立的神情意态，散放出强劲的艺术感染力。这匹战马形象被赋予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威武有力的人格象征，透过造型的表达，它向人们传递着两千多年前汉军严阵以待，维护安定和无坚不摧的军容信息，使观者感到振奋、壮美、仿佛是对年轻将领的气魄之写照。被视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代表作，雄健超凡形神兼备。 
马下仰卧的人像，也雕刻得生动逼真，刻画了被制降者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其面部表情细致入微，毛发森森，走刀犀利流畅，仍是汉石刻浑宏奔放的风格，线条疏朗而概括力强。 
整体看来，战马雄壮稳实，人像则刻的浮躁猥琐，作品之上下两部分动静对比鲜明，卧人手握弓箭，作挣扎状，却显得干鏖无力。作品表现了被制降者倒而未宁的帖服前之一刹间状态，就特别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含畜力。 
这件石刻高1.68米，长1.90米。竖于霍去病墓南侧。国宝级文物，现存茂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