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澄之
简介
李澄之(1901—1966) 原名李澄，字若秋。临沂城人。出身自由职业者家庭。其父李光仪为早期同盟会员。
1916年，李澄之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
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并任英语讲师。
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夏，利用国民党的关系，掩护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陈毅。
1926年6月，赴武汉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九师三十六团、二十五团党代表，武汉军政学校政治教员、武汉政治分会组织部干事、汉阳兵工厂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 不久，因发表反蒋言论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1929年9月，回北师大任教，与张郁光等人联合华东几省的国民党左派成立“大同盟”。陈果夫以无锡、镇江等县县长的职位拉拢他“归顺”，被他断然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怡密切接触。“七七”事变后，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秘书。
1938年8月，任国民党山东省战地教育督导员兼省属第四联合中学校长。
1939年7月，任山东国民抗敌同志协会主任委员。
1940年6月，国民抗敌同志协会建立抗敌自卫军， 任政委。在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代表联合大会上，被选为山东省战工会委员、副首席组长，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
1941年11月在日军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中被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委员，兼任建国学院副院长。
194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秘密党员)。
1945年8月山东大学成立，任校长。12月以中共代表团顾问名义，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春，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工作。7月回到山东，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大学校长。济南解放后，任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长兼济南市教育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山东省第二、 三届政协副主席，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
1954年9月起，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2月至1966年3月，任山东省副省长。
生平
“五四运动”的弄潮儿李澄之，1901年生于山东临沂。父亲李光仪，是名前清秀才，曾被选为官费留学生，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攻读（后来由于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以违反留学生规则而遣送回国）。1905年李光仪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任中国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做出了贡献。在这样家庭的影响下，李澄之从小就树立了反对帝制、争取共和的民主思想。在清王朝还未覆灭的年代，他就坚决不蓄发留辫，被人称为“李秃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澄之正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消息传来，济南各界人民纷纷走向街头，声援北京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李澄之带领同学们上街示威，高呼口号，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并作为学生代表向政府请愿，被反动当局扣留关押。济南各校学生闻讯后，激于义愤，自发上街深夜坐地示威，终于迫使当局将李澄之等人释放。后来，李澄之还作为济南学联会代表，参加“山东各界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坚决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五四运动”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影响了李澄之。1919年，李澄之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英语系讲师。在北京求学期间，李澄之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不久，李澄之加入中国国民党，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同年夏，他利用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掩护了刚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陈毅同志。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曾对人说，“我那时从法国到北京，是李澄之利用市党部的关系作掩护，我才在北京待下去的。”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8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李澄之随同学们一起，与各界群众共同走上街头，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死难受伤同学的鲜血，染红了李澄之的棉袍，但也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武汉后，李澄之于离开北师大到武汉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第9师26团、25团党代表，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汉阳兵工厂党务特派员，山东省党部常务委员等职。脱离国民党　投身抗日洪流大革命的失败后，李澄之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做法十分不满，他愤而离开武汉，辗转回到山东。翌年1月，他任山东省曹州国民党特派员；5月，任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又称济南惨案。第二天，国民党济南市党部召集各民众团体，成立“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下旬改称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以李澄之、王旭、张天彪为首，负责收集日军罪证材料，组织代表团赴全国各地，进行反日爱国宣传。由于李澄之到处发表反对新军阀的言论、痛斥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镇压革命的罪行，被撤销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职务，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1929年9月，李澄之回到北师大任教。期间，他同路友于、张郁光、萧美洗等人，联系了山东籍和湖南等省的国民党左派，成立“大同盟”，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决反对“西山会议派”。他还联系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力保因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而将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扩大会议。
冯阎反蒋战争失败后，李澄之被学校解职。失业后，生活无着的李澄之，将衣物典当殆尽，靠朋友接济生活。CC系头子陈果夫，为了瓦解反蒋势力，以江苏省的无锡、镇江等县县长职位为诱饵，企图拉拢他，被他坚决拒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聘他当省政府顾问，国民党元老丁维汾委派他任青岛谬澳中学校长，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李澄之保持革命气节，坚决不与国民党右派为伍。
“九一八事变”后，李澄之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指派他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欣然应允。从此，他经常出入于国民党第32军军长商震、北平市长秦德纯（原籍山东沂水县，是李澄之的表姐夫）之门，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日。他还创办“春秋书店”，经售进步书刊，团结进步人士。在中共的指示下，他又创办协华女子中山学校，用来掩护中共党员，培养学生和教职员中的进步队伍。
在中共的领导下，李澄之克服一切困难险阻，积极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工作。这时一个党员被捕叛变，株连他被捕入狱，他却丝毫不为境遇所困。在狱中，他关心战友，同敌人展开斗争，带头要求改善政治待遇，取得了犯人能到院内放风散步等胜利。后来，李澄之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继续为革命、为抗战工作。鲁南抗战　功不可没1935年，李澄之与于振瀛共同做宋哲元的工作，促使宋反蒋抗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宋哲元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冀察绥靖公署宣传处，表面上是为宋哲元搜集日、伪、蒋情报，实际是为中共党组织搜集了日、伪、蒋、宋各方面的情报。
年底，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举行罢课游行，要求政府抗日。日本人把坦克开到东交民巷巷口，威胁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要他镇压学生，并声言要把坦克开出去。蒋介石也密电秦德纯、宋哲元，要他们伙同学校当局对学生运动“严格制裁”。李澄之见情势紧急，便跑去见秦德纯，劝说他不要对学生用武，不要蹈段祺瑞枪杀学生的覆辙。他又利用秦德纯、宋哲元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对秦说：“如果枪杀了学生，蒋介石就会假借爱护学生之名，向你们兴师问罪，以达到他消灭异己力量之目的。”这一痛彻有力地劝说，使宋哲元、秦德纯最终未向学生开枪。同时，针对秦德纯相信“学生是受苏联卢布收买”的谣言，李澄之对秦说：“苏联的金卢布，他们规定不许出口，纸卢布我们又没有兑换机关，要他有什么用？这都是蒋介石CC系分子的造谣，千万不要上当，学生纯属爱国行动。”他又向秦德纯开列了被捕学生名单，营救了一些被捕学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澄之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秘书。他先是参加宋哲元部的抗日活动，后又南下武汉，与中共党组织的王梓木取得了联系。1938年初，他争取到国民党教育部教育督导员的合法身份，自北平回山东，开展敌后抗日工作。当时的山东，正值国民党69军驻扎在莱芜一带。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到69军的政治部部长张友渔同中共山东省委联系后，准备在山东组建鲁南抗敌工作团、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省委和69军共同抽调干部，并发动山东各界社会名流和实力派人士，组成工作班子。李澄之任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在鲁南各县开展敌后抗日救国活动。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得知李澄之在鲁南后，试图拉拢他，电委他为山东省四联中学校长。李澄之向中共党组织报告，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时机，用合法的经费来源，为革命培养干部，并为根据地输送人才。在办校过程中，他注意团结坚持抗日、追求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1939年6月，学校因战事被迫解散，李澄之带领一部分教职员工和高年级的同学，投向了八路军。
1939年7月7日，山东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成立，李澄之任会长。该会是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支持下，在国民党辖区内组织起来的，以后“抗协”摆脱国民党控制，进入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中共山东分局的帮助下，“抗协”组织了国民抗敌自卫军，协同八路军对敌伪作战，立下赫赫战功。1940年1月2日，鲁南各界抗敌名流与地方士绅举行新年漫谈会，李澄之主持会议。与会者就宪政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决定成立山东宪政促进会，推李澄之等6人为筹备负责人。3月下旬，徐向前亲自指挥的孙祖战斗取得毙伤敌200人的胜利，李澄之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对八路军战士勇歼日本侵略者作了高度的赞扬。4月初，李澄之又被推选为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和文化出版社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和省各界救国联合会在青驼寺召开“联合大会”，李澄之和于学忠、徐向前、朱瑞、黎玉、罗荣桓等61人被选为“真正代表山东民意的国大代表”。8月1日，大会选举了全省统一的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1943年9月，战工会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李澄之任副组长（旋称副主任），并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此次会议后，山东实现了全省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的统一领导。
李澄之还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遭到沈鸿烈的干涉与压制。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 
在中共山东分局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李澄之除了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革命理论的学习，中共在敌后领导人民进行的浴血奋战的现实斗争，自己的斗争实践，使李澄之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新的认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的变化，他由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坚决服从中共的领导、确定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个转变，奠定了他此后半生奋斗的方向。在鲁南坚持抗战的8年中，李澄之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高超严密的组织指挥才能，渊博的学识和勤奋忘我的实干精神，都被根据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交口称颂。
1941年冬，日寇纠集5万兵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对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鲁中抗日根据地。12月的一天，李澄之率战工会、抗协的部分人员由沂南县留田村向东蒙山、大青山转移。途中由于联络中断，被日寇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同行的德国友人希伯以及李澄之的警卫员等多人壮烈牺牲，李澄之也不幸被俘，被解到济南。日寇把他看作重要人物，把他软禁起来，企图拉拢利用他。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澄之坚定沉着，同敌人展开了机智的周旋。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地下工作人员，带给李澄之八字方针指示：“不死不屈，相机逃出”。李澄之坚定地按照分局的指示行事，不论敌人用何种手段，他一概三缄其口，一语不发。敌人费尽心机，奸计始终难以得逞。日寇强迫他写材料，他不写，审讯他，他坚定地说，“抗战必胜，日寇必败”。敌人把他母亲从老家弄来做人质，妄图使他投降供其驱使。他却利用这点机会，取得对外联系，使中共党组织有了营救他的机会。
日寇对李澄之迫降软化都没起作用，便使出造谣、挑拨的毒计，捏造李被转化而为其用，破坏中共党组织对李的信任。李澄之看穿敌人阴谋，针锋相对地发表声明，击败了敌人的阴险伎俩。在这期间，有人建议李澄之外逃。逃出敌人牢笼，是他日夜谋虑的事，但考虑到未与中共取得联系，如果轻信，又怕落入敌人圈套，就未予置理。1942年底，李澄之被中共泰安武工队救出。出逃后的第4天日寇才发觉，疯狂地派出汽车去公路上拦截。然而李澄之已由武工队护送，从泰山小路安然到达鲁南根据地，继续任省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日寇没有追到他，就恶毒地咒骂他“真是老奸巨猾”。
回到根据地后，李澄之受到了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的爱护。在根据地军民在莒南洙边村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曾在敌区受骗的青年，坦白交代了自己受骗的经过，揭发了敌人污蔑李澄之的谎言宣传。肖华同志在这个会上对全体军民宣布李澄之是清白的，是没有对敌人屈服的，是没有问题的。至此，敌人制造的阴谋彻底破产。李澄之深深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不惧流血牺牲的决心。加入共产党　为民主而战1945年1月5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抗战建国学院，任命李澄之为副院长。6月26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选范明枢、李澄之等8人为山东参加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的委员。8月13日，山东省政府成立后，李澄之被选为出席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8月22日，山东省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山东大学，由李澄之任校长。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电召李澄之前往延安接受新的任务。在延安，不仅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他，延安边区政府还召开大会欢迎他。他见到了不少从前的老朋友和老战友，畅叙契阔之情。此间由齐燕铭和王溥(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介绍，李澄之履行了入党手续，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1945年12月，李澄之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顾问，随同周恩来副主席赴重庆。
在重庆，李澄之经常以山东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各高等院校、文化教育艺术团体以及群众集会的公众场合演讲，介绍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如实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广大人民万众一心抗御外侮的伟大战果，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民主政策和团结建国的方针。他通过各种关系，深入了解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国统区各阶层的动向和要求，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为中共在谈判中的斗争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李澄之还周旋于国民党人之间，上至国民党元老丁维汾，下至国民党新贵党徒，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有时与之发生激烈地辩论。在与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见面时，他把毛泽东主席长征时表现胜利的诗词给秦看，使秦不仅了解共产党人对胜利的信心，而且意识到国民党终将失败的命运。
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由于振瀛介绍，经中共同意，李澄之和夫人隋灵璧共同参加了“小民革”。由于小民革同志的工作，由于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国的民主进步力量逐渐强大。这也招致国民党特务疯狂的镇压，校场口事件就是一例。在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万余群众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的集会上，国民党特务不仅破坏大会，打伤许多社会贤达，还将罪名反加于中共及党外人士身上。李澄之和夫人进会较迟，听说周恩来被困在主席台上，便挤在人群中前往营救，到台前没有看见周，却正遇上特务在会场上向喽啰们授以造谣之机宜、转发污蔑之传单。李澄之拿到传单后即交外事组，向国内外记者揭露了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的虚伪面目。
在特务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内部却另有一番不同的快乐。大家生活在相互团结与关照之中，每晚热切地听取周恩来讲当日对外活动及斗争情况，春节时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到红岩村与董必武等人共度新春、庆贺廖承志同志出狱；召开欢迎会，欢迎叶挺将军出狱归来等。革命大家庭的浓浓情意温暖着李澄之和每一个革命者的心。  
1946年春，蒋介石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只供给中共交通工具，其他党派概不负责。周恩来便分配李澄之夫妇到各党派驻地联系，请各开列所需搬家工具：飞机多少、轮船多少及搬家所需经费，然后再以中共名义向蒋介石开列所需，从而使各党派得以顺利搬家。
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时，李澄之随中共代表团一同前往南京开展工作。1947年3月，国共两党和谈全面破裂，李澄之返回山东，在周恩来安排下，负责同国际救济总署谈判，分发联合国运送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并参加黄河花园口堵复工程的谈判。后来，李澄之又去东北，负责安置从解放区转移去的部分同志，1948年夏又带领这批同志返回山东。山东人民的好公仆1948年9月济南解放，李澄之任济南文教局长。他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全市大、中、小学教育很快恢复。1950年3月8日至1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济南召开，与会代表共518人，李澄之当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以后，李澄之历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副团长、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副省长等职务，他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勤恳工作。  
为了切实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每次拿到党的文件，李澄之都要彻夜阅读，并对重要章节作摘录。在参加各种会议时，对于领导及群众发言，他也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作为工作时的参考。到他去世时，他的记录本有整整一木箱，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了。
他在政府工作中分管农林水利和体委事务。在李澄之看来，农业是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大事，自己应该把这一工作搞好。有一次，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完关于山东水利建设的发言后，检查自己说：“经过这次发言的准备，才感到缺乏实际知识，今后只有努力学习，从头做起，专心搞林业，水土保持和流域规划、兼及蚕桑。”从此他致力研究业务，大量阅读研究有关防汛、黄河治理等材料，晚上也总是学习到很晚。为了从历史上借鉴农业生产经验，他涉览了可能买到的山东各县府县志。当看到沂州府志上载有“过去临沂曾经种过水稻，且曾向皇室进贡时”，他高兴地向农林厅领导介绍，并把这本府志送给了他们看。此后，临沂郯城地区开始试种水稻，改善了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   
为了摸清水利情况，李澄之不避寒暑、不分昼夜到各地视察。有次夜晚行车，他坐在司机身边，帮助看路。走到断桥一端，他急令司机刹车，避免了一次危险事故。还有一次去沂水城时，夜行途中遇雪，他写下“飞雪迎车灯，夜幕遮太空”的诗句以自乐。为了争取时间多走多看，李澄之总是不计劳累日夜兼程。
济南地处黄河南岸，地势低下，每当汛期，河水上涨，河堤出现险情，济南市区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作为分工水利的负责人，李澄之每次都坚决采取护堤防险措施。遇到险情紧急时，他就日夜坐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听取情况报告，直到险情解除为止。
李澄之尤其重视曾是老革命根据地的贫困山区的生产和生活。有一次，他深入临朐县的九山总结造林经验，因为下大雨，山洪爆发，汽车不通，他就骑着小毛驴进了山。至今，在临朐人民中还流传着赞美李澄之的歌谣。为了解决广大山区治水和吃水的问题，李澄之走遍了山东的山山水水，泰山脚下、胶东半岛、沂蒙山区，齐鲁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李澄之的足迹。
在统战工作中，李澄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合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无论民主党派，还是各大专院校、医药卫生、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分子，他都保持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鼓励他们在党领导下做好本职工作。
1950年9月27日，民革山东省分部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派李澄之、范予遂等11人为筹备委员，由李澄之负责召集。由于兼职太多、工作太忙，李澄之致电民革中央谦辞不就，改由范予遂为召集人。1954年10月24日至26日，民革山东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宣布民革山东省委会正式成立。28日，民革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李澄之被选举为副主任委员。
民革山东省委会成立之初，党员发展比较困难，被物色的发展对象都不愿再同“国民党”发生关系，不愿加入民革。鉴于此，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出面组织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由统战部的领导和李澄之向大家讲解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民革的光荣历史。由于李澄之的工作，许多人打消了顾虑，加入了民革组织。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后，包括主委范予遂在内的许多民革党员被划为右派，民革组织工作眼看要陷于瘫痪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澄之在担任副省长的同时，又全面负责起山东省民革组织的工作。1958年10月，在民革山东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李澄之被选举为主任委员。尽管政务繁忙，他仍经常挤出时间，参加民革活动，为统一战线工作殚精竭虑。他在组织民革党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注重加强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推动党员和联系人士把改造和服务、业务与实践结合起来，以工作岗位为基地，继续进行根本改造，并在党员中开展了“五献”、“四比”活动。在李澄之推动下，许多民革党员在思想改造和岗位工作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在山东省民革组织中认真贯彻“神仙会”的方法，推动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使山东民革组织的学习生活重新活跃起来。
李澄之始终关心祖国统一大业问题。他写过一首诗：“汨罗江上爱国魂，角黍结成人民心，遥望台湾诸旧识，佳节曾否倍思亲。”寄寓了自己对在台旧识的深情、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山东体育的带头人李澄之热爱体育。在20世纪初的中国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曾活跃着一支技术精湛、斗志顽强的篮球队，不仅10数年（从1919年至1937年）执北京篮球赛之牛耳，而且曾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篮球赛，为中国在国际比赛中拿到第一个冠军———篮球赛冠军。这次赛事，以旧中国参加国际体育团体比赛的唯一胜局而载入体育史册。其中最骁勇的运动员被称为师大“五虎将”。而李澄之就是“五虎将”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李澄之受命兼任山东省体委主任。他非常重视体育在群众中的普及，关心山东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认为体育不仅是一个人强身健体的技能，还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集中表现。基于这样的信念，李澄之为发展山东体育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担任省体委主任期间，李澄之经常深入运动队看训练、看伙房，同运动员交谈，问寒问暖。他大力提倡“三从一大”的训练方法，并多方面帮助运动队解决生活问题。虽然60年代初生活普遍困难，但山东省的竞技运动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有多个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65年，李澄之作为山东省参加第二届全运会代表团的第一副团长，带队参加了这次体育盛会，取得了金牌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1966年3月，山东女排作为山东省第一支单独组团出访的运动队，前往日本进行体育交流。周恩来总理委任李澄之率山东女排去日本参加比赛。此时的李澄之正因肝癌而在上海治疗，当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病势垂危，无法前去。当他听取省体委领导同志关于山东女排去日本比赛的汇报时，依然十分关心。他叫人弄了一块木板放在床上他的胸前，亲手写下“再赠赴日女排”的字句，鼓励女排队员“拼的要狠，打的要活，放的要开，顶的要硬”。女排接到后，进行了座谈和学习。大家都非常感动，并写了决心书给他，纷纷表示决不辜负李省长的期望。把一切献给国家和人民“把一切献给国家和人民”是李澄之一生最好的写照。他生前时时刻刻不忘工作、服务于社会与国家，就是死后也要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这是他的爱国情怀使然，也是他的革命人生使然。
李澄之的心里总是装着党和人民的利益。当省委给他修建住房时，按施工规程，粉刷内部第一遍用白灰泥刷，再用乳颜料刷第二遍。李澄之看到了第一遍后就制止说：“不要刷第二遍了，老百姓的墙不就是这样的吗?”就是这样的房子他一直住到逝世。
1965年，李澄之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四清。这时他已身患肝癌，癌踵在腰背部，疼痛不能伏身。当时他不知道是肝癌，以为是脊椎痛，置之不理，只请木工作了一条窄长条几，放在沙发的两扶手上，以便看、写材料。当地一些农业先进单位，邀他亲去观看生产情况，他坚持随大家步行，逐一观看。一路歇了几次才返回，致使肝病加剧，一病不起，去上海检查，从此再也没回到家里（从检查到去世，仅仅3个月时间）。在他参加四清的地区，青年们曾作了歌曲在晚会上颂扬他，把歌谱寄到医院，他看了以后即令秘书转告青年们：“这歌子以后不要再唱了。”后来病情恶化而无救治希望时，组织上安排他乘飞机回济南修养。由于乘客不同意和重病号同座，机场就为他改用小型专机，可李澄之坚决不用，说是不要因为他一个人如此浪费。后来秘书说用的是运货机，给他留了点小地方，他才同意。
回到济南后，农林厅的领导同志去看他，李澄之还不忘嘱咐大家说：果树优良品种的种植，应注意它季节不同的成熟期。应使各个时期都有新鲜水果上市。临终前，他又请秘书转告农林厅领导说：他在北京时曾要了山东缺少的小白梨树苗，运来后交给所需要的生产队。
当听说山东医学院学生缺少尸体解剖实习时，病中的李澄之嘱咐爱人说，自己去世之后，要把它的遗体捐给医学院，供学生解剖用，然后再进行火化；还把这一点写进他的遗嘱之中。那时山东领导人逝世后，还没有火化的，他是要作第一个带头人。
1966年3月26日，李澄之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国家、他所关怀的人民。李澄之逝世后，中共山东省委为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痛悼这位为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好干部、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