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高炽
人物生平
朱高炽（1378年8月16日-1425年5月29日），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立为燕王世子。他生性端重沉静，言  明仁宗朱高炽行识度，喜好读书。由于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爱；不过由于朱高炽喜静厌动，体态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明成祖朱棣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成祖起兵靖难，命朱高炽留守北京。朱高炽团结部下，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在此期间，建文帝遣书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高炽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原封未动地送到成祖面前，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
此后由于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成祖将他留在后方，这样皇二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朱高煦与成祖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成祖终于下定了决心，于公元1404年立朱高炽为太子。
次子朱高煦并没有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  南京紫禁城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藩乐安。高煦与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成祖，然后矫诏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成祖总算没有再追究。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65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年号洪熙，开始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赦免了建文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孺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其次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仁宗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朱高炽相敬相爱；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朱高炽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此钦安殿非御花园中钦安殿）。死后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
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一代仁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统治时期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八月十六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18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更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的主要原因。
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帝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去参加征战，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建文元年（1399年）至四年（1402年），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燕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务。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他手下只有1万士兵，却巧妙地组织了城防，并挫败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正确的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他已成为皇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谋的受害者。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被放逐，作为一个直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认错。
朱高炽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二十五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去南京任镇守。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当年四月被永乐帝囚禁。九月七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
改组内阁
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  文渊阁—内阁所在地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永乐帝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洪熙帝由于他的背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皇帝在十月十八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洪熙元年（1425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皇帝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不久前刚被免去他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个洪熙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皇帝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他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洪熙帝试图纠正永乐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他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被处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洪熙帝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永乐统治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同年二月，皇帝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
此外，洪熙帝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干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四个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皇帝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这些事件证实了这个时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的  必然结果。洪熙帝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明朝的扩张主义。当他登基后随即取消郑和的远航时，他已表现出了收缩和巩固外事活动的倾向。在他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洪熙帝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指挥。洪熙帝对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难以应付。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半个月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洪武帝的皇陵，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迁势在必行。然而皇帝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并未参与这一计划，宣德帝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
洪熙帝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突然死去，终年47岁。对他突然死亡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在他死前几天，皇帝严惩翰林李时勉，因为他上奏提出批评，其中一条是他在服永乐帝之丧时与其妃子有性关系。但是一名大太监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
洪熙帝被尊为昭皇帝，庙号仁宗。其陵墓称献陵，建造得庄严简朴，象征着他的统治作风。皇帝有10子7女；其中9子4女成年。长子朱瞻基为他与张后所生。
张后在这整个时期是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她活到正统七年（1442年），寿命超过了她丈夫和儿子，在儿子在位时期，她成了皇太后。后来她在她孙子正统帝时期为摄政，在幼帝在位的第一个10年中在政治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张后的弟兄张昶（1374年—1428年）和张升（1379年—1444年）被封为可以世袭的伯爵。张昶本人积功而为著名的将领，张升则凭升迁而成为一名将领。
相关人物
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杨溥
家庭成员
后妃张皇后，结发妻。河南永城人，父张麟，弟张升，正统七年（1442年）卒。谥“ 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生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墉、朱瞻墡、嘉兴公主；
妃恭肃贵妃郭氏，殉葬的5人之一。 生朱瞻垲、朱瞻垍，朱瞻埏；
恭僖顺妃谭氏，初封昭容。殉葬的5人之一。 事迹详见“顺妃“词条；
贞惠淑妃王氏，殉葬的5人之一。
惠安丽妃王氏，殉葬的5人之一。 
恭靖充妃黄氏，殉葬的5人之一。 
顺妃张氏，生朱瞻堈。葬于南京雨花台区的普觉寺。墓地于2007年被发现。事迹详见“顺妃“词条；
贞静敬妃张氏，河间忠武王张玉之孙女、英国公张辅之女、明成祖的昭懿贵妃之侄女，以勋旧之女特恩免殉葬，葬金山。 
贤妃李氏，生郑靖王朱瞻埈 、蕲献王朱瞻垠 、淮靖王朱瞻墺以及真定公主。
妃赵氏，生女庆都公主。史料见庆都公主的墓志；
悼僖丽妃李氏。儿子朱瞻基，长子，明宣宗，母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张氏 
朱瞻埈，次子，郑靖王，母贤妃李氏 
朱瞻墉，三子，越靖王，母诚孝昭皇后张氏 
朱瞻垠，四子，蕲献王，母贤妃李氏 
朱瞻墡，五子，襄宪王，母诚孝昭皇后张氏 
朱瞻堈，六子，荆宪王，母顺妃张氏 
朱瞻墺，七子，淮靖王，母贤妃李氏 
朱瞻垲，八子，滕怀王，母贵妃郭氏 
朱瞻垍，九子，梁庄王，母贵妃郭氏 
朱瞻埏，十子，卫恭王，母贵妃郭氏女儿嘉兴公主，母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张氏。宣德三年（1428年）下嫁井源。正统四年（1439年）薨。后十年（1449年），井源死于土木之难。 
庆都公主，母年妃赵氏。宣德三年下嫁焦敬。正统五年薨。 
清河公主，宣德四年下嫁李铭。八年薨。 
德安公主，早薨。仁宗即位之十月，与蕲王朱瞻垠同日追封，谥悼简。册辞谓第四女，因为早殇，名次未定。 
延平公主，未下嫁薨。 
德庆公主，未下嫁薨。 
真定公主，母贤妃李氏，宣德四年下嫁王谊。景泰元年（1450年）薨。
历史评价
历史盛赞洪熙帝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倾向的反应。①皇帝有时因性情暴躁和容易冲动而受到批评，如他偶尔申斥和惩处那些表现得优柔寡断或讲话太惹人恼火的官员。可是他有足够的度量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向人道歉。不管他有什么错误，它们都可以被他的仁爱和一心为公的热诚所弥补。①
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这使人回忆起他的堂兄弟，即倒霉的建文帝来，但以后几代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先例维持下去。可是，内阁的三杨领导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内阁虽然有某些缺点，在维持文官政府方面，其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洪熙之治经历了明代政府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的早期阶段。
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年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明朝那些事儿之万国来朝》
陵墓介绍
献陵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仁宗昭皇帝朱高炽（洪熙）和皇后张氏的陵寝，就位于天寿山西峰之下，长陵的旁  献陵边，目前封闭没有开放。 
朱高炽是成祖朱棣的长子,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初一日生于安徽凤阳；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二十一日,册立为燕王世子。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47岁的时候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逝于饮安殿,享年48岁。谥“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九月六日葬献陵。 
仁宗皇帝在位时间虽短,据说却是个较能体恤民情、处事宽和、政策开明的的帝王。如果他再做几十年皇帝，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好的口碑，就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说，在位时间短也是好事啊。 
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就在他老爸朱棣的长陵旁边，父子相伴，也很温馨吧。 
建成后的献陵确实比较俭朴，向来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的说法。 
献陵的营建是在仁宗死后开始的。仁宗临终曾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大意就是说，我这皇帝也没干几天，也没有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所以你们也不要劳神伤财了，一切从俭吧。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遵照仁宗遗诏营建献陵。他召尚书蹇义、夏元吉至皇宫，对他们说，国家以四海之富葬其亲，岂惜劳费？然古之圣帝明王皆从俭制。作为孝子也只是想使亲人体魄永久保存，并不想厚葬。秦、汉时期厚葬的弊病，足为明戒。何况皇考遗诏从俭建陵，天下共知，今建山陵，我认为应遵皇考先志，卿等以为如何? 蹇义等回答说:圣见高远，发于孝诚，这是对千秋后世都有益处的事。于是，宣宗钦定陵园规制，并委派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理修陵事宜。从洪熙元年七月兴工，到八月玄营落成，埋葬仁宗，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地面建筑也陆续营建。八月，行在工部奉命营建门楼、享殿、左右庑配殿和神厨。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建造明楼，次年三月，陵寝建筑全部完工。参加陵园营建的有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统领的万名军士，南京海船厂附近江北府卫旗军工匠118000人，以及河南、山东、山西、直隶、凤阳、大名等府州征调的民夫5万人。 
建成后的献陵，陵寝制度确实比较俭朴。其神道从长陵神道北五空桥北分出，长约1公里。途中建有单空石桥一座。路面为中铺城砖，两侧墁碎石为散水，十分俭朴，并且没有单独设置石像生、碑亭(现存碑亭为嘉靖年间增建)等建筑。陵宫建筑与长陵比较，同样非常俭朴。其朝向为南偏西20o，占地仅4.2万平方米左右。其陵殿、两庑配殿、神厨均各为5间，而且都是单檐建筑；门楼(祾恩门)则仅为3间；方城、明楼不仅不像长陵那样高大，而且城下券门改为更简单的直通前后的形式。照壁则因之不设于券洞内而设于方城之后，墓冢之前。上登明楼的礓石察 量路则改为设于宝城之内的方城左右两侧。由于献陵陵制不追求奢华，所以，前人在述及明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它为此后的明陵建筑树立了楷模。 
明献陵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祾恩殿和方城明楼在院落上彼此不相连属。前面以祾恩殿为主，建有一进院落，殿前左右建两庑配殿和神帛炉。院的正门，是祾恩门，也即陵园的大门，门前出大月台，院后设单座门一道。后面以宝城、明楼为主，前出一进院落。院内建两柱棂星门、石供案。院门为三座单檐歇山顶的琉璃花门。二院之间，隔一座小土山（影壁山）。选择中隔小山这种布局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与陵园的风水有关。 
献陵宝城前的这座小山，名为玉案山，它从陵园左侧延伸而来，是献陵的龙砂。因其屈曲环抱陵前，所以，又是献陵的近案。风水中，“龙喜出身长远，砂喜左右回旋”，“龙虎环抱，近案当前”，当论内明堂格局。献陵玉案山以及龙砂、虎砂和来山范围内的小格局，正是风水术士们所鼓吹的完美的内明堂格局。所以，修建献陵时只在明堂范围之内修建了宝城、明楼和一进院落。而将举行祭祀仪式的梭恩殿修在了玉案山前。经过这样的经营设计，不仅解决了献陵明堂地域面积小，建不下宝城和前面两进院落的问题，维护了“龙砂不可损伤”的风水信条，而且使陵园山重水复、殿台参差，形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的美。使几何形体陵园建筑在山、水、林木的映衬下，更加错落有致。这是迷信的封建帝王和风水术士们所不能预想的。 
献陵的陵寝建筑在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年—1787年)间曾得到修缮。在该次修缮中。明楼，外形未改，但内部木构梁架改成为条石券顶结构。方城下的甬道被封死，右侧增筑了一道可由方院上登宝城的礓石察 路。 两庞配殿及神厨等附属建筑大多被拆。祾恩门则缩小了间量，且顶部由歇山式改成了硬山式。神功圣德碑亭被拆除了四壁，仅于台基之上，石碑的四周砌以齐胸高的宇墙。以后祾恩殿、祾恩门又相继在清末民初时毁坏。日军侵华期间，为修炮楼取砖，第一进院落的围墙及祾恩门、祾恩殿的山墙又被拆毁。现在，除宝城、明楼及第二进院落陵墙经修缮保存较好外，其第一进院落的建筑已全成遗址。
史籍记载
《明史·卷八·本纪第八》：
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讳高炽，成祖长子也。母仁孝文皇后，梦冠冕执圭者上谒。寤而生帝。幼端重沉静，言动有经。稍长习射，发无不中。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尝命与秦、晋、周三世子分阅卫士，还独后。问之。对曰：“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又命分阅章奏，独取切军民利病者白之。或文字谬误，不以闻。太祖指示之曰：“儿忽之耶？”对曰：“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德。”又尝问：“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对曰：“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太祖喜曰：“孙有君人之识矣。”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先是，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宠于成祖。而高煦从军有功，宦寺黄俨等复党高燧，阴谋夺嫡，谮世子。会朝廷赐世子书，为离间。世子不启缄，驰上之。而俨先潜报成祖曰：“世子与朝廷通，使者至矣。”无何，世子所遣使亦至。成祖发书视之，乃叹曰：“几杀吾子。”成祖践阼，以北平为北京，仍命居守。
永乐二年二月，始召至京，立为皇太子。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饥馑，辄遣振恤，仁闻大著。而高煦、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或问太子：“亦知有谗人平？”曰：“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十年，北征还，以太子遣使后期，且书奏失辞，悉徵宫僚黄淮竺下狱。十五年，高煦以罪徙乐安。明年，黄俨等复谮太子擅赦罪人，宫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成祖意乃释。其后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崩于榆木川。八月甲辰，遗诏至，遣皇太孙迎丧开平。丁未，出夏原吉等于狱。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洪熙元年。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戊午，复夏原吉、吴中官。己未，武安侯郑亨镇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阯，襄城伯李隆镇山海，武进伯朱荣镇辽东。复设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书兼之。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兼大学士如故，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杨溥为翰林学士。辛酉，镇远侯顾兴祖充总兵官，讨广西叛蛮。甲子，汰冗官。乙丑，召汉王高煦赴京。戊辰，官吏谪隶军籍者放还乡。己巳，诏文臣年七十致仕。九月癸酉，交阯都指挥方政与黎利战于茶笼州，败绩，指挥同知伍云力战死。丙子，召尚书黄福于交阯。庚辰，河溢开封，免税粮，遣右都御史王彰抚恤之。壬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于所产地计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癸未，礼部尚书吕震请除服，不许。乙酉，增诸王岁禄。丙戌，以风宪官备外任，命给事中萧奇等三十五人为州县官。丁亥，黎利寇清化，都指挥同知陈忠战死。戊子，始设南京守备，以襄城伯李隆为之。乙未，散畿内民所养官马于诸卫所。戊戌，赐吏部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银章各一，曰“绳愆纠缪”，谕以协心赞务，凡有阙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
冬十月壬寅，罢市民间金银，革两京户部行用库。癸卯，诏天下都司卫所修治城池。戊申，通政使请以四方雨泽章奏送给事中收贮。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泽，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积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闻。”己酉，册妃张氏为皇后。壬子，立长子瞻基为皇太子。封子瞻埈为郑五，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瞻垲滕王，瞻垍梁王，瞻埏卫王。乙卯，诏中外官举贤才，严举主连坐法。丁巳，令三法司会大学士、府、部、通政、六科于承天门录囚，著为令。庚申，增京官及军士月廪。丁卯，擢监生徐永潜等二十人为给事中。
十一月壬申朔，诏礼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言事谪戍者亦如之。”癸酉，诏有司：“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阿鲁台来贡马。甲戌，诏群臣言时政阙失。乙亥，赦兀良哈罪。始命近畿诸卫官军更番诣京师操练。丙子，遣御史巡察边卫。癸未，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丙戌，赐户部尚书夏原吉“绳愆纠缪”银章。己丑，礼部奏冬至节请受贺，不许。庚寅，敕诸将严边备。辛卯，禁所司擅役屯田军士。壬辰，都督方政同荣昌伯陈智镇交阯。是月，谕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金幼孜曰：“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联与卿等当用为戒。”又谕士奇曰：“顷群臣颇怀忠爱，朕有过方自悔，而进言者已至，良惬朕心。”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诸臣外亲全家戍边者，留一人，余悉放还。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门西序。癸丑，免被灾税粮。庚申，葬文皇帝于长陵。丙寅，镇远侯顾兴祖破平乐、浔州蛮。是年，丁阗、琉球、占城、哈密、古麻剌朗、满剌加、苏禄、瓦剌入贡。
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门受朝，不举乐。乙亥，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己卯，享太庙。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癸未，以时雪不降，敕群臣修省。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太宗配。壬辰，朝臣予告归省者赐钞有差，著为令。己亥，布政使周干、按察使胡概、参政叶春巡视南畿、浙江。二月辛丑，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戊申，祭社稷。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丙辰，耕耤田。丙寅，太宗神主祔太庙。是月，南京地屡震。三月壬申，前光禄署丞权谨以孝行擢文华殿大学士。丁丑，求直言。戊子，隆平饥，户部请以官麦贷之。帝曰：“即振之，何贷为。”己丑，诏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导民于善，非务诛杀也。吏或深文傅会，以致冤滥，朕深悯之。自今其悉依律拟罪。或朕过于嫉恶，法外用刑，法司执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执奏，必允乃已。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入宫刑。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非谋反。勿连坐亲属。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资戒儆。今奸人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练成狱。刑之不中，民则无措，其余诽谤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庚寅，阳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率师巡开平、大同边。辛卯，参将安平伯李安与荣昌伯陈智同镇交阯。戊戌，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是月，南京地屡震。夏四月壬寅，帝闻山东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税方急，乃御西角门诏大学士杨士奇草诏，免今年夏税及科粮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须户、工二部预闻。”帝曰：“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趣命中官具楮笔，令士奇就门楼书诏。帝览毕，即用玺付外行之。顾士奇曰：“今可语部臣矣。”设北京行都察院。壬子，命皇太子谒孝陵，遂居守南京。戊午，如天寿山，谒长陵。己未，还宫。是月，振河南及大名饥。南京地屡震。五月己卯，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以言事改御史，寻下狱。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于南京。辛巳，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是日，崩于饮安殿，年四十有八。秋七月己巳，上尊谥，庙号仁宗，葬献陵。
赞曰：“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1]
死亡之谜
洪熙元年（1425年）5月，朱高炽暴卒，享年48岁，葬于献陵。从登基到去世，朱高炽在位时间不足十个月。去世前三天，他还在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而身体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胡名人黄景昉称他“实无疾骤崩”。
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便“无疾骤崩”，其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不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炽因何暴卒已成历史之谜，多年来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死于嗜欲过度。朱高炽之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大臣李时勉在他即位不久就曾上一奏疏，其中有劝他谨嗜欲之语。仁宗看了奏折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他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
朱高炽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陆釴《病逸漫记》中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朱高炽时一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对此，《明史。罗汝敬传》中曾有记载，“……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来，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身亡。
但也有学者通过对蛛丝马迹的考察，认为朱高炽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继他之后登位的宣宗害死的。朱高炽生性温厚仁慈，嗜欲享乐，为此曾引起朱棣的不满。朱高炽长子朱瞻基却与其父相反，他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朱棣在世时，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诫之语。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基筹谋，为此不顾亲情。洪熙元年（1425年）3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4月14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预先密谋，5月13日加害朱高炽。朱瞻基离京后，却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也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诏而来的海涛，于6月3日抵达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当然，两种看法孰是孰非，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今后，随着人们掌握的史料不断增多，相信最终会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使用年号
洪熙（1424年八月—1425年五月），共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