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兴善寺
大兴善寺简介
大兴善寺位于西安城南约2.5公里的小寨兴善寺西街。始建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至泰康年间大兴善寺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公元265—公元289年），距今1700余年，是西安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隋文帝开皇年间扩建西安城为大兴城，寺占城内靖善坊一坊之地，取城名“大兴”二字，取坊名“善”字，赐名大兴善寺至今。 
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曾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大举灭佛。全国有4600余座寺院被拆毁，大兴善寺亦难逃劫难。以后屡有重修，以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的修复工程最多，先后重修了方丈、殿堂、钟、鼓楼和山门等。清同治年间，寺院建筑再次被毁，仅存钟、鼓楼和前门。
现存寺院建筑沿正南正北方向呈一字形排列在中轴线上，依次是天王殿，内供弥勒菩萨；大雄宝殿。大兴善寺是一座具有中外影响的古刹，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之一。
沿革
  大兴善寺始建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至泰康年间（265—289），初称遵善寺。
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582），诏建大兴城。隋文帝在北周时原为大兴郡公，因以“大兴”命名。敕令迁寺于新都，命为国寺。《长安志》载：寺建成后，崇广为京城之最，制度与太庙同。第一任住持为文帝的布衣之交灵藏。灵藏兼领昭玄都，后昭玄大统僧猛、继任昭玄统昙延及其随员等均住本寺。
开皇七年（587），召慧远、慧藏、僧休、宝镇、洪遵、昙迁入京为“六大德”，并有僧众300余人入寺供养，令其为国行道。寺又创设译场，隋开皇时先后有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译经于此。唐时寺在长安城内靖善坊。
贞观三年（629），太宗令以波颇主寺内译场。开元四年至八年（716～720），密教僧人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在此寺中译密籍500余部。其时寺为长安三大译场之一。日僧多有来此寺中住学者，圆仁、圆珍等人即于本寺受传密教。
天宝十五载（756），著名密教高僧不空住持本寺。不空为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帝师，又曾与寺内行息灾咒法，设灌顶道场与戒坛。此后本寺与青龙寺并称为密教之中心道场。一行和尚也住寺中研习天文数学并密法。
唐武宗（841～846年在位）会昌灭佛时，寺院损毁，至五代时，世几不闻寺名。
宋代，稍有修复。
顺治五年（1648），川陕总督平安纳又率文武官僚施资大修，历十余年始竣工。
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修复工程最多，先后重修了方丈、殿堂、钟、鼓楼和山门等。
清同治（1861—1875）年间，寺院建筑再次被毁，仅存钟、鼓楼和前门。
1945年，太虚法师等于寺内创设世界佛学苑巴利学院。
1955年，政府拨款全面大修。有殿堂五进，配以廊庑僧寮，规模为西安今存众刹之首。寺内有唐建中元年（780）所立之不空三藏碑。[1]
大兴善寺图册(18张)现存寺院建筑沿正南正北方向呈一字形排列在中轴线上，依次是天王殿，内供弥勒菩萨；大雄宝殿，内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十八罗汉以及地藏菩萨青铜塑像一尊，为日本国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赠；观音殿，内供明雕檀香千手千眼菩萨一尊；东西禅堂，西禅堂壁间的大镜框内装有“开元三大士传略”，是研究大兴善寺的宝贵资料；后殿藏有唐代铜佛像和宋代造像，形态各异，独具风格。此殿为大兴善寺的法堂。
相关研究
大兴善寺前身——陟岵寺探源
董乡哲
提要：西魏文帝所建陟岵寺，起源于当时历史背景，植根于佛教及儒  大兴善寺家孝文化土壤，是鲜卑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北周，缘起于赵贵谋逆事件，明帝宇文毓借鉴前例建造陟岵寺祭祀独孤信，隋文帝杨坚随之对该陟岵寺的迁址、更名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从心理需求上看，陟岵寺的建立，一是当事人在专权下压抑情绪的释放，二是对悼念对象寻求合理的社会补偿，也是亲情、友情的表达和政治决策的具体措施之一。
关键词：陟岵寺；西魏；北周；文化融合；宇文毓；杨坚；大兴善寺
对于西魏、北周时期历史上出现的陟岵寺，《大藏经》中相关记载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条。其一，是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五年（540）“复起大乘．陟岵二寺”，大统十一年（546），西魏文帝委托丞相宇文泰立“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六寺”[1]（释氏释古略卷二·元魏）为国寺；其二，是北周明帝元年（557）“令太师晋国公总监大陟岵大陟屺二寺营造”[2]（p760）；其三，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六月“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萨”[3]（p533）；其四，是显示陟岵寺与大兴善寺相承关系的相关记载，如:“随文作相佛日将明。……于大象二年（580），敕住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4]（续高僧传·释僧猛）
据前述可以看出，陟岵寺明显有两个，一为西魏文帝所建，二为北周明帝所建。下面让我们以此线索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为纬，来探索大兴善寺的前身——陟岵寺的根源。
一、陟岵寺的建造是诸文化融合的重要象征
首先，大兴善寺的前身为什么会是陟岵寺，而不是别的什么寺？即西魏、北周时期陟岵寺建造的根源是什么？《大般涅盘经》云：“一切诸法，因缘故生，因缘故灭。”据之，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具体来讲，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是该历史阶段上各朝廷内部专权与反专权斗争的结果。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次子元恪即帝位，史称宣武帝。当时，宣武帝的舅舅高肇是当朝附马。不但权高位重，宣武帝元恪对高肇也是言听计从。朝中大臣对高肇趋炎附势者日增，而违背者必遭陷害。在这种情形下，诸王以皇室宗亲自居，并不随顺依附，这使得高肇尤为忌恨，于是，就经常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挑拔离间。京兆王元愉，是北魏孝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宣武皇帝的弟弟，竟然也被高肇所嫉妒。在他的挑拨下，皇上把元愉撵出京城，到冀州去任刺史。元愉无罪被贬，自然心怀怨恨。又听说高肇经常在皇帝面前离间骨肉同胞相斗，痛恨至极。于是，就在冀州起兵造反。后因不敌朝庭军队，失败而死。那一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刚刚两岁。元愉死时，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被“敛以小棺，瘗之”[5]（p364）。西魏文帝元炬即位后，每每想起这些事，就禁不住悲从中来。
北周时期，宇文护专权。孝闵帝宇文觉当时年仅15岁，一切大事均由宇文护裁夺。八大柱国之一，赵贵不堪忍受宇文护专权排挤，便与独孤信一起商量如何除掉宇文护，结果被  大兴善寺开府三司宇文盛告发。赵贵因此而被杀，独孤信虽然当时得到了赦免，但一月后，仍被宇文护“逼令自尽于家”[6]（p267）。
（二）信仰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北魏、北周朝廷对佛教尊、毁观念的冲突。在北魏初期，鲜卑族拓跋部自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后，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逐步认识到佛教对征服人心，巩固统治的妙用。因此，佛教一直在北魏境内兴盛。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信司徒崔浩的建议。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历史上著名的“太武灭法”事件。不久太武帝病，疑为灭法所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认为太武毁佛“有司失旨”[7]（496）。继而恢复佛教，刻云冈石窟佛像，为父亲歌功祈福。
建德四年（575年），宇文邕下诏讨伐北齐，统一了北方。宣政元年（578年），宇文邕统率五路大军北上抗击突厥的进犯时，在行军途中得病。当时武帝“疠气内蒸身疮外发。恶相已显无悔可销。遂隐于云阳宫。才经七日寻尔倾崩”[8]（p533）自认为是毁佛行为所致，于是“（宣政元年六月578）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萨僧。用开佛化”[8]（p533）重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覆辙，仿效西魏文帝对陟岵的“立”，即将陟岵寺立为国寺。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集古今佛道论衡》、《佛祖统纪卷》、《广弘明集》等所载宣帝大成元年（579）年正月十五日在陟岵寺进行“为国行道”的佛事活动得到证明。此“立”的目的在于“用开佛化”，是为自己的毁佛行为进行忏悔。
（三）文化背景
“陟岵”之名源于《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诗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后因以“陟岵”为思念父亲之典，故循《陟岵》诗意，陟岵寺的建造注定与建造者的父辈相关。
文化虽然是一种观念形态。但是，面对外来民族的侵入，它并不像土地和国人那样容易被人所占有和掠夺。相反，则以自己潜在的巨大力量同化着外来民族。西魏、北周时期陟岵寺的建造就充分体现了拓跋、宇文姓氏鲜卑族文化与汉、佛文化相互融合乃至完全汉化的过程。
汉文化历来重视祭祀，《礼记·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9]（p827）王充在《论衡·祀义》中进一步解释说：“修祭祀，缘生事死，示不忘先。”[10]（p1525）已故的祖先与后代子孙以祭祀为联系纽带，双方的关系是互惠。据《论衡·祀义》载：“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10]（1524）。所以“不忘”和为自己求福是祭祀的唯一目的。佛教东渐后，其生命轮回之说改变了传统祭祀观念，人们在“不忘先”的同时，也开始关心起祖先来生的命运。如《弘明集·喻道论》云：“既得弘修大业，而恩纪不替，且令逝没者得福报以升天，不复顾歆于世祀，斯岂非兼善大通之道乎？”[11]（p389）  大兴善寺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北魏延兴元年（471）至太和十八年（477）的30余年间，北魏皇室、贵族崇佛祈福之风愈演愈烈。除皇室以外，官吏、上层僧尼及俗家信士等相继效法，开窟造像逐渐大兴。可见，在北魏时期汉祭祀文化与佛教观念已经融为一体。其后，西魏文帝建陟岵寺，更是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凸显以“陟岵”喻父亲的汉文化理念为自己有谋逆之名的父辈祈福。如《後汉书·党锢传·李膺》载：“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12]（p1484）李贤注：“爽致敬于膺，故以父为喻也。”据之“陟岵”已径直成为父亲的代名词。所以，建造陟岵寺为父辈祈福遂成为不言而喻，其后北周武帝立陟岵寺为国寺的作法无疑是对佛教文化的妥协行为。隋文帝杨坚对陟岵寺的迁址与更名则进一步将汉孝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遂将“陟岵”这一有针对性单向度的文化意义，深化成纯粹的佛家理念，进而提炼为“兴善”二字。
综上所述，汉文化孝悌观念形成于周初、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百德孝为先，封建统治者从儒家思想中受到启发，把家庭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讲究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封建忠孝一体的观念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逐渐产生。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与鲜汉文化融合的北魏至北周统治集团亦深谙其理，他们在不遗余力地承继汉文化的同时，将汉孝文化、祭祀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揉合，进而都把祭祀父辈作为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这就是该历史阶段上陟岵寺建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建造陟岵寺是社会心理需求
如果前述历史背景是建造陟岵寺起因，那么，信仰背景中的尊佛环境为建造陟岵寺提供了可施行的条件，文化背景中的孝悌理念则是建造陟岵寺的依据。从建造者的主观来看，也更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即情绪抒发与亲情的表达。当然，在当时恶劣的历史环境下，这种特殊的亲情悼念只能是在情绪抒发的掩盖下进行。尽管对悼念对象来讲，这种实物补偿已经毫无意义，但至少能给在世亲人以心理上的安慰，以及在此基础上尽力为逝者寻求和体现一种社会的公平性补偿，同时也给逝者来世祈求理想的发展倾向。
（一）借助建造陟岵寺，抒发压抑情绪
现代心理学揭示，人在长期受压抑的情况下，其情绪总是要借助一定的方式进行释放或排解。回顾整个陟岵寺的建造史，充满着朝庭与权臣间的权力争斗。权臣们总想着牢牢把持朝庭权力，继而篡位。而身为皇上，总想着要摆脱控制，独立执政。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情感，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
就拿西魏文帝元炬来说。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心当高欢的傀儡，投靠长安将领宇文泰。元炬亦随之到了关中。元修投靠宇文泰的目的就是欲摆脱控制。可是，发现过来以后仍旧要受制于人，心里就很不痛快。就渐渐地与宇文泰产生隔阂，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永熙三年（534）十二月，终于被宇文泰用毒酒所害。元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皇位。尽管他也同元修一样，是一位傀儡皇帝，但作为西魏开国皇帝，在主观上还是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就建造（立）“陟岵、大乘等佛寺”。其中“远”即远祖，是包括他爷爷在内的祖先。“陟岵”不言而喻指的是他父亲。其一，纪念祖父，用以抒发自己压抑已久情绪；其二，纪念父亲，依汉文化传统体现孝悌行为；其三，依佛教文化为冤魂追福。至此，就不能不将西魏文帝的祖父北魏孝文帝简单地介绍一下。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499年）是北魏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亲政后，决定  大兴善寺迁都洛阳，采用了全面改革鲜卑旧俗。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鼓励与汉族通婚。采用汉族典章等一系汉化政策。不仅加快了民族的融合，还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除此之外，还改革官制，采用食邑制，加强对官吏的考核。修订律令，废除苛酷刑罚，强调实事求是。崇儒尚佛，重视礼教。他锐意改革，加速汉化的举措，使北魏最终完成向封建制度的转化，继而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魏文帝即位后，在政治上立志以祖父为楷模，锐意改革，图谋发展。可喜的是，他亲政期间，在宇文泰的大力协助下，颁行了由苏绰起草的改革方案。在政治上奉行以儒家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在用人上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出身。这一选官思想打破了门阀传统，为大批汉族士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在法律上，主张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在经济上恢复被破坏了的均田制；在思想文化上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了鲜卑族一些落后的习俗和当时思想领域中的玄思空想等举措，不负众望，颇有祖风。
对于北周明帝来讲，尽管站在西魏的角度看，他的父亲宇文泰是十恶不赦的权臣。而对于北周朝廷来讲，则是一位开国的皇帝，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不容抹杀。然而，对于北周朝廷来说，其族人宇文护又成了一个专权大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明帝宇文毓的抱负不得施展。就沿用西魏文帝的做法，以建造陟岵寺纪念父亲宇文泰来释放被抑已久的情绪。当然，对被冤至死的岳父的祭祀也是在这个幌子下进行。
（二）建造陟岵寺为悼念对象寻求一种合情合理的社会补偿
我们将建造陟岵寺和舍卫寺（详见后述）历史事件中所涉及的主人翁进行纵向比较就会发现。西魏文帝的父亲元愉与北周明帝、隋文帝杨坚的岳父以及陈芮的父亲陈崇，虽然身份不尽相同，都是犯了错的功臣，都是朝庭与权臣间权力争斗的牺性品。后两者仅持有甚至不能算是错误的不良想法或言语，而权臣对他们的处置竟然是那样的无情，以至于死无葬身之地。
据前述知，元愉是被“瘗（yi）”在野王。西魏文帝即位后必须要做的事，就包括为父亲建造陟岵寺。虽然他的父亲死后不能享受王侯的待遇，采用建造陟岵寺的变通方法来安置亡灵，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因此，陟岵寺表面上是寺院，实际上说是王陵也不为过。那么，对于前述两个陟岵寺，到底那一个是大兴善寺的前身？结合当时历史背景，西魏文帝所建陟岵寺纪念意义明确，祭祀对象定位准确，虽不是大兴善寺的前身，却为此后处理类似于其父经历的事件开了先例，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于北周明帝来讲，他的岳父大人独孤信则有着比西魏文帝元宝炬的父亲元愉还冤的经历。与元愉相比，独孤信非但没有起兵，而且，还有效地阻止了赵贵的谋杀行动。这不但没有得到宇文护的报答，反而被逼饮鸩自尽。自然，独孤信作为前朝开国功勋，如此的死法，肯定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明帝即位后，为了使自己岳父的灵魂有一个安息之所，也仿照西魏文帝的做法，表面上是建造陟岵寺追父，实际上是为岳父建陵。这在《广弘明集·后周明帝修起寺诏》中说得十分明白：“孝感通神，……方知鹿苑可期，鹤林无远。敢缘雅颂，仰藉庄严，欲使功侔天地，兴歌不日。……”其黑体字“鹿苑”即古苑名，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北。恰巧，据《周书·独孤信传》所载，独孤信就是“云中”（今大同）人，即以“鹿苑”来指代独孤信。其中“期”是“期服”的省称。如《墨子·公孟》云：“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很明显，明帝把独孤信划在“伯父叔父”的父辈之列，即为期一  大兴善寺年的丧服。据《周书·孝闵帝本纪》知赵贵、独孤信分别是在孝闵帝即位当年（557）的二、三月逝去，而明帝的即位则是在同年的九月份。所以，建造陟岵寺的时候，正是在守孝“期”内。其中“鹤林”据南朝齐王融《法门颂启》曰：“鹤林双树，显究竟以开氓。”[13]（p2858）后遂以“鹤林”指佛或佛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开始（对）岳父（独孤信）的“期”，（陟岵）佛寺不远。且欲使岳父的功绩随着自己的孝道直通云天。如果其中“鹿苑”非指人物，那么其“功”将不知所指，且与“鹤林”重复。且其中“无远”虽是独孤信之墓与陟岵寺有一定距离不在寺内的证据，但其“可期”则强调了独孤信墓与陟岵寺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在寺内也可以“期”孝的理由。当然，也正是以这段近乎文字游戏的内容加上其伪墓志[14]（p480）中关于：“河南洛阳人。”和“四月壬申葬于石安（咸阳）之北原。”的记载，蒙骗了宇文护。否则，要想经他的手建造陟岵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而伪墓志中关于“河南洛阳人”的记载在当时来说，也正是为了遮掩“鹿苑”之所指。现在却成了反面验证“鹿苑”所指对象的可靠性证据。为明帝起草《起寺诏》的庾信也是知情者之一。他在《咏怀》中对独孤信的冤情抱以极大的同情，诗中“楚后值秦冤”[15]（p2368）以喻明帝皇后碰上了冤枉的事。其中“梯冲已鹤列”是对《周书·本传》所载独孤信：“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6]（p266）”战功的缅怀。在叹其：“饶冤气”、“多枉魂”后又说：“微兮不忍言。”即：秘密啊！忍住不要说（出去）。
三、隋文帝杨坚对陟岵寺的迁址与更名
前述北周明帝宇文毓仿效西魏文帝的做法，为岳父大人建造陟岵寺，北周武帝为了忏悔毁佛行为立之为国寺。隋文帝杨坚又将陟岵寺迁往新都并更名为大兴善寺。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将陟岵寺迁往新都。
其一，与北周明帝的姻亲相关
北周明帝宇文毓能为岳父建造陟岵寺尽孝道，而作为独孤信的七女婿，杨坚又能为岳父作一些什么呢？自然，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讲，唯一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在营建新都的时候，随陟岵寺一并迁往新都。也许我们要问，按当时皇家的财力和物力重新建一个得了，为什么还要迁呢？前面说了，明帝建造陟岵寺即是为父尽孝，也是祭祀岳父独孤信而为。对于独孤信的子女们来说，陟岵寺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父辈。所以，在迁建新都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丢下不管。因此，名义上是迁陟岵寺，实际上也是在迁独孤信的陵墓。隋文帝对北周明帝建造大陟岵寺的迁址、更名的内在心理驱动和根本原因就是他对父辈们友情的承继和连襟间共同亲情的体现。从事件的发展脉络上看，隋文帝对大陟岵寺的迁址与更名是北周明帝建造大陟岵寺事件的延续，也是赵贵事件的延续。据之可以肯定地说，北周明帝为祭祀独孤信所建陟岵寺就是大兴善寺的前身。
由于大陟岵寺与独孤家的这一层关系，隋文帝杨坚对寺僧格外恩宠。如与灵藏“布衣知友情款绸狎”，“礼让崇敦光价朝宰”。因此，凡在大陟岵寺住过的僧人基本上还都住  大兴善寺在大兴善寺。如：“释宝袭。……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16]（p520）、“释昙崇。姓孟氏。为周国三藏年任陟岵寺主。……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敕住兴善。”[17]（p568）等等。
其二，这与隋文帝的政治经历及决策相关
杨坚是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在十六岁时，周太祖宇文泰见而赞之曰：“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有人背地里告诉皇上：“公（指杨坚）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齐王宪也对皇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18]（p1）内史王轨骤也对皇帝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所以，杨坚的前半辈子都“深自晦匿”战战兢兢地活在宇文家族的监视下。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大将，曾经参与指挥过对齐国和梁国的多次大规模作战，是与宇文泰、独孤信并肩并驱的重臣。在他去世以前，北周的大权仍然掌握在权臣宇文护的手中。当时的皇帝周武帝虽是在宇文护扶植下才即位，但他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不断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夺回权力。两派之间暗潮汹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宇文护看中杨坚的才能，曾经表现出拉拢他的意思。杨忠深知其害，遗言告诫杨坚说“两姑之间难为妇”[19]（p 208），杨坚因此始终在皇帝与权臣之间严守中立。
杨忠去世后第四年，周武帝发动宫廷政变，先暗杀了宇文护，然后将其党羽一网打尽。皇帝虽然夺回了政权，但由于本身的心腹并不多。也就不得不大力拉拢那些原来的中立派，这就给了杨坚一个很好的机会。政变后的第二年，周武帝为自己的太子娶了杨坚的大女儿当太子妃。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杨坚也就成了未来的国丈，其政治地位被大大提高。 
从杨坚大象二年（580）迁陟岵寺于现址的行为看，他在任相期间就有了迁都的想法。废北周静帝即位后，不愿意睹物思旧，回顾那段灰色的历史。开皇二年（582）六月颁诏说，由于汉长安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其宫室又没有经过“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遂欲将都城迁至“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18]（p6）的龙首山。据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杨坚与宇文集团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杨坚的父辈杨忠、独孤信等功臣派与宇文家族斗争的延续。因此，在杨坚掌握朝庭权力后，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为以独孤信为代表的功臣派伸张正义。据《周书·独孤信传》，杨坚登基后立即颁诏云：“河内郡开国公信，风宇高旷，独秀生人，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谟长策，道着于弼谐；纬义经仁，事深于拯济。方当宣风廊庙，亮采台阶，而世属艰危，功高弗赏。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运初开，椒闱肃建。载怀涂山之义，无忘褒纪之典。”为岳父平反。
其三，是对杨忠与独孤信友情的表达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是西魏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早在尔朱军队中，就跟随独孤信转战南北。北魏分裂后，杨忠随之加入西魏阵营。一起与高欢控制的东魏军队作战，与独孤信率军一起收复荆州，同为西魏效力，同为八柱国之一。后来独孤信又将自己的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挚友加亲家，可谓是亲上加亲。独孤信含冤致死后，杨坚的连襟北周明帝即位，为岳父建造陟岵寺。杨坚即位建新都时，无论从父辈们的友情或姻亲关系上都要对陟岵寺进行改迁。
另外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典籍中对西魏文帝、北周明帝所建陟岵寺以及北周武帝对陟岵寺的“立”都有明确的记载，而对隋文帝的“迁”却未见明述。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不同于西魏文帝与北周明帝，陟岵寺迁址和更名的时间都在杨坚任相期间，其迁寺行为不被记入正史。如前述：“随文作相……于大象二年（580）。敕住大兴善寺。讲扬十  大兴善寺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证明当年陟岵寺的搬迁和更名已经结束（迁寺至今一千四百二十八年）。
其二，陟岵寺的迁址是杨坚委托僧人灵藏所为。正如《续高僧传·隋京师大兴善寺释灵藏传》载：“藏之本师素钟华望。为太祖隋公所重。……移都南阜。任选形胜而置国寺。……乃择京都中会路均近远。于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兴善是也。”所以，从事件的性质上讲，陟岵寺的迁址与更名是佛教内部的正常事务，而非朝廷公务活动。
（四）对大兴善寺前身“遵善寺说”和“舍卫寺说”的一点解释
对于大兴善寺建于晋武（泰始至泰康年间（265～289））其前身名为“遵善寺”之说，据唐卢纶（748～800?）《春日陪李庶子遵善寺东院晓望》：“阳峰高对寺，阴井下通云。”[20] （p3166）的描述，该寺的地理位置应该在某山的半山腰处。而《续高僧传·道宣·开坏创筑戒场坛文》关于：“维唐乾封二年仲春八日，京师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於京南远郊，沣福二水之阴，乡曰清官，里称遵善，持律众所，建立戒坛”[21]（p12387）的记载至少证明此时遵善寺已迁到遵善里（请参见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
而后者“长安大兴善寺本隋舍卫寺也”[22]（p1105）也并非空穴来风。《辩证论》十分清楚地指出该寺是为“隋上柱国武卫将军梁国公侯莫陈芮（造舍卫寺）所造”[23]（p519）。那么陈芮是何许人也？据《周书·侯莫陈崇、子芮》陈芮原为北周八柱国之一陈崇之子。侯莫陈崇字尚乐，代郡武川人，其祖先出自鲜卑别部。在征讨万俟丑奴时，侯莫陈崇单骑冲入敌阵，于马上生擒万俟丑奴，因功被封安北将军。贺拔岳死后侯莫陈崇归入宇文泰麾下，随后“三年，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增邑二千户。……七年，稽胡反，崇率僸讨平之。”“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转少傅。孝闵帝践阼，进封梁国公，邑万户，加太保。历大宗伯、大司徒。”[24]（p128）保定三年（563），陈崇随北周武帝宇文邕过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到了夜晚却又回到京师。人们感到奇怪，并猜测其原因，陈崇对亲信常升曰：“吾昔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宇文护）死耳。”这句话立即被众人传开。武帝听到后，把所有涉及此事者都召至大德殿，当面责备陈崇。陈崇诚惶诚恐地谢罪。当天夜里，宇文护就派遣士兵到陈崇的住宅，逼着陈崇自杀。侯莫陈崇素以武猛而享威名，最终却因言语鲁莽而丧生。也许武帝正有杀宇文护之意，陈公的言论，恰巧暴露了秘密。总而言之，陈崇因一句话而沦为权力争斗的牺性品。所以，陈芮也仿效西魏文帝和明帝的做法，建造舍卫寺来安慰家父的在天之灵。“卓荦不群骨梗无辈。参谋王室首建义旗。去烦就简之功。佐命平暴之力。……”[23]与《广弘明集·后周明帝修起寺诏》相比，这段近似于墓志的文字不仅如实地概括了陈崇的一生，而且，证明了以建寺的方法来慰藉冤死亡灵的方式已经明朗化，不需要以文字或其他的方式加以掩饰或寓意。不过到了杨坚把持朝政的时候，为了贵位之尊，就不免产生鸠占鹊巢之嫌。开皇三年“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园冢墓徒葬郊野。而置此（初称灵感）寺”[25]（p1123）。笔者认为，陈崇之墓大概就在当年被改葬于灵感（现青龙）寺。由于上述两说均与大兴善寺的前身陟岵寺没有内在的相承关系，在此就不再加以赘述。而北周明帝所建陟岵寺历史文化背景深厚，与大兴善相承关系密切，是理所当然的大兴善寺前身。所以，大兴善寺的建寺时间应以北周明帝元年（557）算起。算来至今一千四百五十一年。
综上所述，陟岵寺建造的根源始终贯穿着四条线索。一是源于北魏太武帝至北周武帝时对佛教的尊、毁运动；二是源于北魏至北周以来的傀儡皇帝与专权大臣间的专权与反专权斗争。如果说前述二条线索是陟岵寺建造的显性特征，那么，第三条线索就是与上述历史事件暗合的鲜卑文化与汉孝文化、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隐性线索。第四，西魏帝文帝建造陟岵寺为北周明帝建造陟岵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但并非是大兴善寺的前身。而北周明帝元年（557）所建陟岵寺，与隋文帝所迁陟岵寺持有内在事件的连续性，是理所应当的大兴善寺前身。故说，陟岵寺建造的根源则是该段历史阶段上主客观多重文化因子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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