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世焘
人物简介
徐世焘，高级工程师。194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45年至1947年在美国实习。曾任上海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副工程师。建国后，历任上海化工厂技术科科长、副工程师，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52年在国内首先研究成功酚醛层压塑料等酚醛树脂，满足了当时电器工业的急需。后从事塑料加工研究，解决了聚氯乙烯的加工技术问题，对塑料产品的研制起了指导作用。[1]
人物简历
1941年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毕业。
1941-1945年 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实习员、公务员、助理工程师。
1945-1947年 美国工厂实习。
1947-1949年 上海中央化工厂副工程师，上海化工厂副工程师、绝缘车间主任、技术科长。
1956-1958年 沈阳化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副院长。
1958-1960年 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1961-1962年 锦西化工厂代厂长兼副总工程师。
1962-1969年 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塑料应用研究所所长。
1969年1月31日 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徐世焘。从小得其父徐名材教授熏陶，自幼刻苦好学，热爱化工，勤奋务实。1941年，徐世焘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随即到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工作。1945年，他通过租借法案考试，到美国几家塑料工厂实习，历时两年。1947年，徐世焘回国，到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化工厂上海工厂（1949年后改名上海化工厂），先后任酚醛塑料研究技术负责人、试验车间主任及技术科长。在他主持下，研制成功酚醛树脂及其层压制品，并率先在国内投产，为开拓我国酚醛塑料工业作出了贡献。1956年春，徐世焘奉调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任塑料油漆部主任，1958年6月随机构调整到北京化工研究院任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等职，主要分管高分子材料科技工作。在这两个研究院的10多年间，他主持完成了20多项特种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发任务，为我国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促进国防工业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在他领导下，还开展了一系列重要通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发，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促进了我国合成材料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从分管高分子材料到兼管全院，在建立健全科技管理上，卓有建树。“文化大革命”中，徐世焘受到强烈冲击，于1969年1月31日不幸去世。[2]
人物成就
酚醛塑料工业的开拓者酚醛塑料工业在我国是最先兴起的塑料工业。30年代后期，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兴办塑料加工厂，依赖进口酚醛树脂制造电木粉，加工生产皂盒、钮扣、电器开关、玩具等小件塑料制品，揭开了我国塑料工业的序幕。
抗战胜利后，中央化工厂上海工厂在生产塑料的同时，专门设立了酚醛树脂的研究机构和试验车间，由刚从美国回来的徐世焘任技术负责人。他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应用在国外学到的技术知识，以苯酚和甲醛为原料合成了酚醛树脂，进而研制成功了层压板，再加工制成了机械齿轮、电工器材等塑料制品，陆续投入了生产。1948年，酚醛树脂产量逾百吨。我国由此开始有了自己的酚醛塑料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重工业部决定将中央化工厂上海工厂改为上海化工厂，积极扶持发展塑料加工。1954年又决定对这个厂进行技术改造，改扩建为专门从事塑料加工的专业工厂。这期间，徐世焘先任酚醛塑料车间主任，后任生产技术科长。他在当时经济技术基础很薄弱，生产建设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依靠厂领导及同事们的支持，组织广大职工艰苦努力，因陋就简发展酚醛生产。从加强试验工作及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检测入手，逐步制订不同牌号、规格系列产品的工艺规程与质量标准，增添和改造必要的设备，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废品率，由此逐步增加新品种，扩大生产能力。制造层压制品的多层压机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了自动化，进料量从12层提高到20层，为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品种规格和提高产品质量创造了好条件。模压制品采用镜面不锈钢板模具，大大提高了产品表面光洁度。短短几年间，上海化工厂陆续增加了各种用途的酚醛层压板、胶合板、非金属机件、电器用的黄蜡布、绝缘油漆、绝缘器材以及当时国防工业急需的轮闸衬等新品种和新材料的生产，产量逐年增长。
在担任生产技术科长的工作中，徐世焘积极配合厂领导组织开展聚氯乙烯加工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加工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组织投产，开展生产技术业务建设等等，使上海化工厂很快成为我国塑料行业产量最大、品种最多、质量最好、信誉卓著的主要工厂。
1954年，从事电木粉加工的上海塑料厂实现公私合营，徐世焘受命代表上海化工厂作为参与该厂领导工作的公方代表。他在上级支持下，积极组织这个厂进行技术改造，增建树脂车间，改造电木粉车间，使模塑酚醛树脂立足本厂，制品品种、产量、质量迅速提高。这个厂在全国同行业中也很快跃居前列，电木粉广销各省市。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纷纷上马兴建酚醛塑料厂和绝缘材料厂。这些工厂，甚至包括前苏联专家指导设计和建设的重庆塑料厂（后改名重庆合成化工厂）等，都陆续派出技术骨干到上海化工厂学习、观摩、培训。上海化工厂成了我国塑料工业的技术基地。徐世焘在这方面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国的塑料工业就这样发展起来，并结束了塑料依靠进口的局面，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机电、化工、轻工、木材加工等工业的发展。为此，上海化工厂曾3次受到上级机关通报嘉奖。徐世焘也由此成了知名塑料专家，并于1954年被选为上海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特种高分子材料带头人50年代中期，国家决定自力研制“两弹一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以防御外来侵略，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要求各有关部门“大力协同”，做好工作，“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由此，有关军工单位陆续提出了配套需要的许多特种高分子材料的研制、供应任务。这些任务，都要求限时完成，而且军工单位多只提出了所需高分子材料应具备的特殊使用性能要求，例如：能耐热180℃的电子器件封装用材料；用于涂装喷气发动机尾管，能长期耐热500℃的耐高温涂料；能在-90～273℃长期使用的润滑油；能耐高辐射10的9次方 rad、用于核潜艇的橡胶材料；导弹外壳用耐烧蚀材料等等。这些任务不仅难度很大，而且要弄清其专业属性、化学品类和组成，准确布置给对口的专业室组，也并非易事。尤其当时，我国化学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化工原料品种供应能力很低，科研装备差，资料缺乏，经验少，起点低，要求高，更是难上加难。对此，徐世焘知难而进，急军工所急，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精心安排指挥，精心组织指导，亲自解决疑难，几年间，逐一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研制供应任务，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完成的研制供应任务中，有机硅占有很大比重，包括硅树脂、硅橡胶、硅油等10多种，在国内都属首创。这与徐世焘刚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不久，即在军工单位提出“两弹一星”配套需要之前，就十分重视有机硅工业有关。他认为硅氧烷系列的这类聚合物领域宽广、品种众多、具有优异的耐高温、耐老化及电绝缘性能，主张系统开展试验研究。他亲自主持并参加了从甲基有机硅单体以及有机硅漆等简单品种入手的研制工作及扩大试验，着手筹建生产有机硅单体及树脂的车间。军工单位提出需求后，徐世焘将有关耐温、绝缘的许多材料陆续准确定位于相应的有机硅品种，大大加快了研究开发的速度。在他主持下，1957年在沈阳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硅车间，很快提供了军工单位所需的耐热180℃的电子器材封装材料及H级电机漆包线用的耐热绝缘漆。接着，他大力加强中间体的研究开发，进一步完成了提高二甲基二氯硅烷含量到70%的试验，苯基单体的合成与扩大试验，硅氯仿的合成与扩大试验等，扩大了有机硅工业的技术基础，并继续取得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包括可供涂装喷气发动机尾管的有机硅涂料，能耐高辐射可用于核潜艇的苯撑硅橡胶，能耐高温的高强度苯撑硅树脂玻璃钢，能耐电弧、耐高温的硅膜塑料，宽温区用有机硅润滑油等等。这些成果，绝大部分及时投入扩大生产，成功地用于我国国防尖端工业，获得了国家级或部级科技成果奖。为了及时推广有机硅工业技术成果，徐世焘作为技术组织者，于1958年9月积极参与主持在沈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有机硅技术推广会议，为拓展有机硅的生产、应用，促进有机硅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65年以后，徐世焘领导成长起来的有机硅科研队伍迁往三线，继续发展壮大，80年代建成了化工部有机硅工业技术开发中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中不少专家至今还常常称道徐世焘开拓了我国有机硅工业的功绩。
在徐世焘主持下研究开发成功的其他特种合成材料成果，在国内属首创的还有：
耐高温环氧树脂及其成型加工技术——满足了用作航空结构材料的要求，并用于航空压气机匣、点火器及印刷电路板等。
航空有机玻璃——能满足耐温、抗冲击和对光学性能的特殊要求，供用作飞机风挡座舱罩和弦窗，有的还具有防弹性能。
苯二甲酸酯系聚合物——完成了邻苯二甲酸二丙烯酯（DAP）、间苯二甲酸二丙烯酯（DAIP）的小试、中试和小量生产。供用作导弹烧蚀材料、航空器用耐高温结构粘合剂、玻璃钢、压塑料等。
有机氟材料——对聚四氟乙烯完成了小试并进行了中试。在此基础上，徐世焘和该院有关科技人员还参加了在上海进行的聚四氟乙烯和聚三氟氯乙烯攻关会战，获得成功，为建厂提供了设计和工艺数据。[1]
塑料加工业的头等功臣1956年，徐世焘调到沈阳化工研究院时，该院研究成功的电石法聚氯乙烯树酯正在锦西放大建设生产车间，准备生产。配套开发其下游制品加工技术，成为当时他和塑料加工室的首要任务。“两弹一星”配套要求提出后，塑料加工任务很快扩大到许多特种高分子材料。这期间，徐世焘领导塑料加工室，边搞研究开发，边搞搬迁，一面拓展加工成型的广度和深度，一面在北京建设加工成型科研开发装置，很快建成了当时在全国领先的塑料加工技术中心。加工的树酯领域很快包罗酚醛、尿醛、聚氯乙烯、有机硅、有机氟、环氧、聚酯、聚苯乙烯、有机玻璃、尼龙等等。加工成型技术也逐步发展，从聚氯乙烯板材、片材、真空成型，到酚醛塑料和尿醛塑料压制成型、环氧树脂浇铸成型、聚氯乙烯和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成型、玻璃纤维/树酯缠绕成型、注射成型和蜂窝塑料成型、薄膜拉伸成型、塑料粉末喷涂、填充氟塑料、多孔氟塑料、氟塑料涂层等等。这些成型技术，当时在国内多居领先地位。徐世焘经常强调指出：塑料加工工作的重点固然是加工成型技术，但加工的目标是要使塑料性能满足用户使用要求，因而必须全面考虑从基材到加工全过程各种因素对产品性能的影响，综合研究解决。因此，他布置和检查工作，不仅注意加工成型的技术和配方，而且总是全面关心树酯、增塑剂、防老剂、填充剂等原材料的问题、设备问题、检测技术问题、以至老化寿命问题等等，求得适合需要的产品。为此，他曾提出试用共聚内增塑方法解决聚氯乙烯加工无适宜增塑剂致使温度升高、稳定性降低的问题，采用活性稀释剂处理解决耐高温环氧树脂粘度过高、影响成型加工困难的问题等等。他的指导，对完成研制任务起了关键作用。
徐世焘十分重视塑料加工技术的研究开发要与应用部门密切合作，经常强调：塑料的应用领域极其广阔，应用要求极其复杂多样，而塑料加工科研人员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只有同应用部门密切合作，才可能使加工成型制品性能适合应用要求。在他主持下，这个研究室同上海化工厂及化工部化工机械研究所一道，研制成功聚氯乙烯的硝酸吸收塔，开辟了小硝酸厂大量节约不锈钢的途径；同有关农业科研单位合作进行了塑料薄膜早春育秧及青饲料贮存等课题的科学研究，率先闯开我国农用塑料的新天地。
徐世焘还十分重视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在他主持下，这个研究室同上海化工厂密切合作，促进了聚氯乙烯片材二次成型、发泡成型、泡沫人造革、聚氯乙烯和聚乙烯电缆包覆成型等技术的工业化，对发展我国聚氯乙烯工业、支援农工商业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他很重视科研成果工业化的配套需要。在推广泡沫人造革技术时，他将同时研制成功的发泡剂AC技术及时转给北京化工厂生产以保证供应。他十分重视充分发挥科技成果的作用，拓展应用领域，扩大社会效益。按照航空结构材料要求研制的耐高温玻璃钢获得成功后，徐世焘发现它具有极优的电性能，乃组织专题组与外单位合作，用以研制印刷电路板，效果很好。在研究聚氯乙烯内增塑技术过程中试制成功的内增塑共聚物，也组织专题组同有关单位合作，用以研制密纹唱片，获得成功，由此取代了进口树脂。 [1]
科研工作的带头领导人徐世焘在研究院分管高分子材料科研之初，正值发展军工对特种合成材料的需要与世界性石油化工崛起推动通用合成材料大发展的时刻。群众中对研究院高分子材料科研方向“以任务为主，还是以专业为主”，颇有争议。他对此十分重视，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他认为必须两者结合，区别轻重缓急，理顺关系，妥善安排，做到兼顾。在报请化工部同意后，他主持进行了重要的调整：根据北京化工研究院的特点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与兄弟科研单位的专业分工，将专业科研方向定为聚烯烃、有机硅、有机氟及缩合型高分子四大专业。对于其他专业，凡兄弟单位更具优势者，如有机玻璃、离子交换树酯、功能高分子等，已开展工作者，适时停下来，连专业带任务和有关科技骨干一起转归兄弟单位；未开展工作者，不再安排新的任务。同时，在内部按专业调整为两个合成研究室，一个塑料成型加工研究室，一个性能测试室和两个试验车间。室内结合任务设专业组，并按工作需要，跨室组合作衔接，使6个单位组合成技术业务上有机结合的“塑料系统”。经过调整，明确了方向，理顺了关系，任务能较好安排，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都较为有利，受到了各方欢迎。徐世焘认为产业部门搞科研应着眼于出工业化成果，必须全面、系统地解决工业化可能碰到的重要技术问题。针对高分子材料的特点，不仅应解决单体合成、聚合、加工等工艺技术问题，还应配套解决有关检测技术问题、产品的老化与防老化问题、设备问题，以至原材料、催化剂、助剂等的供应或制备问题等等。对于生产规模较大的产品，不仅要在实验室进行试验，有的还应进行模型试验和中间试验。为此，在他倡导下实行的“课题计划”和“试验方案”制度，规定了分解课题的要求，预先明确分课题的研究内容、目标、试验方法、试验条件、配合衔接要求、预期结果等等，据以安排、指导和检查工作。这些办法，对北京化工研究院合成材料科研成果长期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成效有重要作用。
徐世焘非常关心科技人员的成长。针对这以前高等学校尚无高分子专业，他们专业技术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学用不一等情况，徐世焘积极为他们组织学习补课，并亲自参与讲课，在边干边学中锻炼提高。在工作中，他谆谆告诫科研人员重视前人的经验，重视实际情况调查，重视从理论上提高，防止轻视查阅资料，盲目试验的毛病。积极引导他们经常阅读有关书刊。考虑到一些技术骨干工作繁忙，他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按照各人选定的期刊，在新书到时，先送他们浏览，再送回图书室上架。他看到好的文献后，常常主动转告有关同志去看。他很重视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积极支持大家参加并鼓励发言。当时，出国考察和国际会议机会不多，他总是积极争取，使主要技术骨干几乎都得到了开阔眼界的机会。
徐世焘在工作中，特别能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由于他对下属情况比较了解，布置工作多能区别深浅，切合实际地提出层次不同的要求、应注意的要点和工作方法；检查工作时也多能迅速抓住要害，提出尖锐的批评和中恳的改进办法。他检查工作，习惯于深入专题组去具体了解，当场指导，就地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他担任副院长兼任第一办公室和科研指挥部主任后，工作更加繁忙，但对深入基层却抓得更紧，每天早上主持全院调度会后，总是亲自带领指挥部办公室同志深入他分管的“塑料系统”6个单位巡视检查一遍，了解情况和问题。在现场发现问题，多及时研究，争取就地解决；有的问题他带回去查阅资料，下次再来指导解决，或者把查到的有关资料抄录下来交人转给专题组研究解决。有些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他也总是千方百计，一抓到底，尽力解决。当时，中间试验车间高压反应装置的一些设备和部件，例如：输送悬浮液的高压计量泵、高压反应釜用的高速轴封等，国内尚无生产，进口又无途径，徐世焘通过深入机修车间直接找老师傅研究，再找设计室帮助设计，进行试制，获得成功，保证了试验的需要。
由于徐世焘真抓实干，组织管理得法，关心群众，深入实际，科技人员普遍感觉和他有共同语言，愿意向他反映真实情况，讨论问题，提出建议。在徐世焘领导下，北京化工研究院不仅在特种高分子材料及塑料加工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完成了大量任务，而且在通用高分子材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和重要进展。主要有：
聚乙烯——开展了低压聚乙烯催化剂制备和工艺研究。其中，重要的助催剂三异丁基铝直接法开发成功；完成了扩大试验并投入了生产；成功用于聚烯烃和聚二烯烃的聚合过程。迄今，国内多家顺丁橡胶及高密度聚乙烯工厂均采用这项技术生产所需的三异丁基铝。
聚丙烯——1962年开始研究，开发了铝还原法三氯化钛催化剂；开展了游浆法连续中试；配合兰州化学公司引进装置建设培训了人员，消化掌握技术。
聚氯乙烯——完成了悬浮法聚合工艺改进，氯乙烯/酯酸乙烯共聚小试和乳液法连续聚合中试，均为国内首创。
乙丙橡胶——1960年国外兴起乙丙橡胶研究不久，该院即开始研究；1963年完成了溶液法连续聚合小试和中试。
顺丁橡胶——进行了试验室研究。
氨基塑料——1959年研制成功装饰板，在北京光华木材厂推广工业化生产，为国内贴面板的首创。
总之，在徐世焘领导下，北京化工研究院从创建到拥有高分子材料的合成、成型加工和物性研究室以及试验车间等一整套较好的科研开发条件，在通用高分子材料、特种高分子材料及塑料加工方面都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成为当时我国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发中心，也为后来及进一步深化开拓高分子材料新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
人物评价
徐世焘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嗜读书刊文献，百忙中也不忘每期必读主要期刊，因而学识丰厚，熟悉世界科技发展动态。他为人耿直严肃，不尚空谈，对人对己坦诚严格，批评不讲情面，助人不遗余力；他精力过人，真抓实干，勇于开拓创新，喜欢深入第一线；习惯快节奏工作，一抓到底。
徐世焘的优秀品质和光辉业绩，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敬佩。1954年，他当选为上海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0年代以来，他作为有重要贡献的化工科技人员代表，曾多次参加国庆观礼和出席中央领导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多次作为我国塑料工业界的知名专家出访波兰、民主德国、英国，以及出席有关国际学术会议。徐世焘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严肃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他关于研究开发高分子材料的一系列科学思想，以及由此取得的丰硕成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