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樊铧
生平简介
1979年出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4月4日，29岁的樊铧在通州的宿舍自杀，发现后已是第四天。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历史地理、明史等。
韩茂莉:纪念我的学生樊铧
也许因为我没有孩子，也许因为我渐渐老去，也许因为我没有社交的生活，在我心中学生不仅仅是传道授业的对象，他们真正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们充满时尚的言语，他们童稚未退的调皮，他们朝气蓬勃的年华，他们聪明敏锐的思想，让我感受着青春的光彩与纯真的灵魂，我会在无意中模仿他们的语言并加入到自己的词汇中，会在欢笑中走进无暇的世界。他们告别了少年走进大学，在我们的注视下一天天长大，在我仍然把他们看作孩子的时候，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成熟，也许因为我在变老，当他们快乐、高大地站在我周围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心灵的支撑与精神的安全。
死亡并不是悲伤的原因，因为我们都会走向那天，但想到那是一个充满才华与欢乐的大男孩儿，一切就不同了。
我清楚地记得11年前，课间的桌椅旁，樊铧和几个同学在推推闹闹，那情景如同跳跃在教室中的中学生。因为这一幕，以后的 11年中，无论有了什么不高兴的事，我从没责怪过他，他在我心里永远是18岁，一个地道的孩子。樊铧硕士毕业前夕正逢“非典”，对那些需要注意的环节我从没当心，一天他买来一些口罩和洗手液，郑重地告诉我：“戴口罩是对别人的尊重！”有了这句话，虽然带着口罩穿行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我觉得十分可笑，但还是老老实实坚持着。可是那瓶洗手液却很少使用，一直到他从香港读完博士，再次回到我那间小屋，它依然摆放在门口的角落，尽管这几年搬了几次办公室，但它还是被我带走了，又带了回来。2002年秋天在樊铧的坚持下我买了手机，结束了我没有电话与外界联络的历史，自然是他负责采购，那东西拿来的时候，女生都乐了：“真难看！办这种事怎么能交给男生呢！”其实挑选东西他很有眼光，只是我认为与外界联系太少了，用不着好的，便宜就行。现在想想那可能是传统的款式，储存的信息、号码都不多，2003年他毕业的时候，我让他帮我删掉他宿舍的电话，他严肃地说：“反正您也没几个需要联络的人，有的是空间，留着吧！”从那时一直留到现在，当他从香港回来翻看我的新手机，发现那早已几易主人的宿舍电话号码依然存在，很是惊奇。知道他走了的那天晚上，我实在不相信这是真的，拨打了我保存的他所有电话，包括宿舍的那个，接电话的仍然是个男生，第一声真像他，这声音把我带回一切往事之中。
樊铧是1.82米的快乐男孩儿，除了“笑傲江湖”，我几乎听不懂他唱的那些节奏很快的粤语歌，因此每次所动的不是歌曲，而是那份青春朝气。樊铧也是一个敢作敢为、爱憎分明的正直男孩儿，因为有了他，我避免了许多不该做的事。那年为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所请，我写了一本并不学术的书，出版之日，他认真地说：“以后再不要写这样的东西了！”从此一想起他那张严肃、认真的脸，我十分清楚应该做什么。
在北大的时候，几乎半个学校都是他的朋友，我能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很多，在香港读博的日子谈话的时间反而多了，除了他来我去的几次，每隔半月二十天，他会打来一次电话，每次会谈一两个小时，谈话中我感到他在长大。他的天资十分高，离开了理科，几年之间很快成为不错的历史学家，他想做的事会和我谈谈，我的研究计划也会告诉他。年轻时看过欧阳修一句名言，写出来的东西不怕先生，却怕后生笑话，很是不解，有了他和所有的学生，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为他那正直不阿的性格，我写的文章从他那里得到一声好评，自然十分高兴，并每每作为我的研究还不错的依据。
樊铧在香港的时候，我告诉他：“很想你，回来吧。”2006年的冬天他回来了，以后的日子里去新疆、去河南两次出差都是他陪我去的，本来他就十分懂事，现在更像一个大人，地方上喝酒成习，看到他挡酒且慨然应酒的样子，俨然已经成为男子汉。我平日很忙，难得逛街，最近的一次逛街还是去年6月，那次依然是他陪我去，对于时尚、品牌，尽管他比我懂得多，但一天下来，他还是忍不住说：“这比野外考察还累！”他最后买的那几件衣服是我陪他去的，那天是正月十五，他高高兴兴地说：“五道口一家店里，有件衣服很好看，帮我看看吧。”后来我见到他一直穿着那身衣服，暗紫色的毛衣带有淡灰色横条，帅极了。
我最后见到樊铧是出事的前五天，那是一个热闹场合，虽然他不再像五年前那样欢快地蹦跳，但笑容依然阳光灿烂，他过来拉着两位师兄说：“和老师照个像吧。”自从他们毕业，已经很难相聚，那一刻似乎回到从前，系里一位同事说过：“你手下都是一些小帅哥。”4月3号晚 8点他打来最后一个电话，我们约好在这个周五研究生课上，由他讲讲研究方法，今天就是那个日子，不同的是上课的人还是我，电话后的几个小时他跨过了生命之河。
他谈起过身体，我后悔我的医学知识等于零；他也提及孤独，我更后悔整日忙碌没有留意这意味着什么。当从周日到周一的寻找结果传来的时候，我不知如何表述当时的感觉，难以相信，伤心，更多的是自责。
明天是送樊铧的日子，我想起陶渊明的《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片萧杀悲凉原本不应该出现在青春的生命中，“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与他那欢乐的青春更成为巨大的反差，我知道眼泪不能挽回他那青春的生命，但当我面对校园里一张张青春的笑容，却无处寻找他的痕迹时，眼泪再也无法忍住。
樊铧选择了明媚的春天，他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欢笑。
我相信，某一天，在生命之河的对岸，一定能够找到他。
樊铧，我永远的孩子。
怀念文章
花开留影亦飘香
——怀念我的好友樊铧
艰难的四月终于过去了，五月的初日却没有足够抹去那悲伤记忆的事情发生。樊铧，我的好友，他那张英俊的面庞，仿佛仍然就在我们面前，乐呵呵地跟我们说，咱们明天出去玩儿吧。他的话很有感染力，我们乐于接受他的安排。但现在我们知道，这情景永远不会再现了。我们再也不会跟在穿一身名牌的樊铧的后面，听他指指这儿，说说那儿了。
樊铧飘然而去，留下两位坚强、明理又宽容、慈爱的老人，举声哀悼，天不应、地不灵；事实无以挽回，时空不能倒转。他们的哀痛与悲悔，我们能感同，亦是身受。
在父母眼中，樊铧是乖孩子，善良、可爱，惹人怜，不讨人厌。在同学、朋友的眼中，樊铧更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指点英华，纵论古今；他不屑与尸位素餐者为伍，更不愿在沉沦中虚度。他的生命流溢着华光，在互联网中留存，也永远印在了我们的心里。
说来奇怪，送走樊铧已有些日子，但他在我们心中的影子，却更为明晰了。现在每日，我和晓霞无论遇到什么场景，总会提到，如果樊铧在，他会说什么。我说，樊铧会如此如此；晓霞说，不对，他会这样这样……然后我们先争执起来了。再然后，我们都会叹口气：真是“天妒英才”，樊铧这等绝顶聪明的人，走得太早了；也走得太不应该了。作为朋友，我们实在不甘心，这样一位能和我们谈得来的朋友去了。
在给他送行的当日，通州起风，气温也低，但远近来给他送行者的数量和他们的哀痛与悲伤说明，樊铧是以真情尊师待友。他给了我们大家关爱和快乐的时光，他因此获得了所有朋友的尊重和真心寄托；但现在，我们能给与他的，却惟有泪水和心中祝福他走好这一微弱、无力的声音。这不是我们认识他时的心愿，我们也绝不愿在那种场合，以那种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能真正听到的声音，表达我们的牵挂。
但，他毕竟走了……
他留给我们的，是饱含了既有惋惜又有期待的怀念……
我们看到的樊铧，穿名牌，有品味；他一根根地抽烟、一杯杯地喝酒，我们也可理解，但我们不能全懂的，是他怎样融汇对人生、社会、学术的期望与追求，他又是如何努力地去试图实现，却最终累得倒下了。
樊铧年纪尚轻，喧嚣的社会还不能令他从容走过，也没给他留下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应对。他也没来得及重整旗鼓，迎接走出校园后的种种冲击。
但樊铧有很多朋友，他识人断事，也绝不走眼。他没有正式的工作经验，所交好友也均栖身象牙塔，多不谙世事，但他决不是那种因缺乏社会经验而缺乏人生判断或社会判断的人。他对人待事，爱憎分明，绝不牵强应付；他总以一颗宽容的心，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他更不多批评人，多次听他品评学界人物，感觉绝非信口开河，盲无目的，徒逞口舌之能；他信手拈来述评的前辈学者之研究方法、选题思路，是能被他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并有借鉴的收益和改进的贡献的。
其实，他的求学经历和所受名师之教，已足够他炫耀、吹嘘；他的聪慧和见识，更可令他懈怠、“潇洒”，但他始终是头朝上抬，眼朝前看，瞄准的是更高、更远的目标。他对人生、对学术的目标，远非常人所能有，亦非庸人所可堪。可以说，如果不是他的人生目标是持定而不容紊乱的、他的执行态度是严谨而不容马虎的、他的理想是高尚而不容亵渎的，他不会做出令我们都伤心懊悔的选择。
樊铧对学术，始终饱含着敬畏，这首先来自他老师的影响。他曾说过，韩老师年纪大了，学问也做得一天比一天好了，却更为用功了。他提过很多次，韩老师想投稿Science、Nature，整天研究考古报告；无论遇到多不顺心的事，一旦坐在书桌前，就什么都可放下。老师的这种风范，他很佩服。
樊铧也用极高的赞誉称赞辛老师，对自己所撰的一篇受到辛老师表扬的论文，更十分在意。他多次说，认识辛老师这么多年，还从没听到过对自己论文的赞扬。他坚持听辛老师在北大的讲课，还拉着我去听课；他循着辛老师的为学路数读目录，做版本文献学的功夫，也告诉我要买哪些书目来读。我试着这样理解：他这是在离开香港之后，想再次回到昔日恩师的怀抱，让自己在人生和学术的道路上，不再离群索居。
樊铧对人生的期望、对学术的憧憬和追求，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求学经历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早听说他很看重从牟复礼（F. W. Mote）先生到朱鸿林先生的这条来自普林斯顿汉学研究的脉络。他第一时间购买了牟公新出的专著，也得以亲炙朱先生之教。按照朱先生的说法，在香港这块地方做学问，得兼顾东、西方学界的动向，还要了解港、澳、台学者的声音，不容闭门造车。他是朱鸿林教授门下英文最好的一位博士，日文也堪称优秀。他所撰的博士论文，深入到明代士大夫在行海运事情上的思想与行动之争，并从中透析当时政治之纷扰，以见明代人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对事实的不同理解。从个案分析窥见时代风貌的研究效果，由他近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清晰可见。
樊铧从朱鸿林先生读书，受其对贡献社会理想和亲身实践的影响，是他在学术之外所得的另一收获；这或许是比读书、作文，更被樊铧看重的。朱先生课徒甚严，一如他进行自己的研究，他也期望学生能有推动传统学术的实际行动，来改善目前学界的风气。作为生长在香港，在美国读书的教授，先生对中国学术的传承和更新所怀的希望，具同样分量；他用心教学，严谨治学，给了门下每位学生以清晰的言传和足可以之为鞭策的身教。樊铧是悟性高、心思细又持定恒的聪明学生，他选择学术道路并苦心坚守，甘于清贫，自有他融汇各位名师之教的自得与自觉。
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就职后，看得出，樊铧很怀念在香港那段生活紧张，却精神充实、轻松的日子。中午午餐，他对通州宿舍附近的牛杂不感兴趣，也不喜欢韩国冷面，对烤肉、烤鱼也不感冒，却拉着我坐了好几站公交车去吃他发现的一家港式茶餐厅，点了豉油青菜，还请我喝了我喜欢的港式奶茶。在香港，他也曾失眠，也为论文发愁，但我见到的他，还是每天喝着下午茶，吃着甜腻腻的菠萝包。他在Franklin餐厅里，高大、帅气、时髦，如果不是那口并不标准的广东话，旁人很难分清是大陆学生还是香港本地人。
入职之初，他并不能很快开展自己想要进行的研究，我也听说他回到北大也并不轻松。当时他说，他的老同学们现在都忙，虽然有时晚上在北大过夜，也不能老是打扰。但从我们一道在北大购书的路上，我跟在樊铧的后面，看着他轻车熟路地穿过小路，直奔目标，我分明能感觉到他的轻快与自豪；但我也能感觉到他有一分不自然的压力在。那时我不能懂，如今，我也不全懂。
回想我和樊铧初识，是在我到香港后的第一次讨论课上；了解他，是在这课后的聚餐中；与他熟识，是一次他主动到我宿舍帮我换电脑硬盘的闲聊中，及之后我们的午餐和在中大一起读书的日子里。
待回到北京后，我们相约逛过公园、爬过山，在我宿舍周围和他宿舍周围的小餐馆中都吃过饭。我曾戏言，我搬到团结湖公园附近的四年中，仅有的两次进园游览，就是和樊铧一道。回想那时他苍白的面孔和不时淌下的汗水，我当时的不忍和如今的悲痛相比，已不算什么了。如今，我们相交的时光，永远定格在了四年半，不会再有分秒的长！
在回忆中慢慢整理我了解的樊铧，他的生活点滴已不重要，我们的言语往来、结交出行、推杯问盏也可忽略，他最可值得我珍视的，是他对人生、社会的豁达与严谨，他对学术的尊重与执着，他在沉静与活泼中对前进方向和方式的追寻与探索。他始终在与社会上他看不惯的态度、风格抗争，和学术上不足称道的人事抗争。他凭借的是对学术的敬畏和对社会及社会之人的期望；他的内心越是圣洁，他从日益了解的社会中所受的痛苦就越大。他选择了回避。他计划到湘南山区支教，既是受朱鸿林教授“献身文教，服务社会”之师训的影响，也是他遁世的意向。可惜，斯人已去，可在这战场上征战的力量，更薄弱了。
如今，任何表示感情的形容词，已不足以表达我和晓霞对樊铧的思念。我所希望的，是有更多的如樊铧一样，受过良好的家教和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在这个多样纷繁的社会中，勇敢地面对人生和社会的各种挑战，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更加坚强地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