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佛舍利五重宝塔
宝塔简介
佛舍利五重宝塔为五塔重叠相套，由外及内依次为石塔、铁塔、铜塔、银鎏金塔、黄金舍利塔。最外层的石塔立在房间中央，全高1.75米。石塔四周，立青石圆雕四天王，高40厘米，表面彩绘贴金，保存基本完好。原先嵌套在内的铁塔、铜塔、银鎏金塔已经在3个保险柜内分别置放，最为珍贵的黄金舍利塔由数名保安看守静谧的安放在单独的双层保险柜内。
佛舍利五重宝塔为辽代建造，是辽代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为纪念其母萧太后（道宗母，兴宗仁懿皇后萧氏）于1071年而建，原所在地在北京西郊八大处灵光寺内的“招仙塔”（又称：画像千佛塔）佛舍利五重宝塔(15张)。塔这组雕像中有释迦牟尼、大日如来，尤其是其中一组雕像是释迦涅盘像，而与它正对的是大日如来。嵌套的层层内塔中也多次出现释迦牟尼像，“这正是指引、暗示后人，塔中供奉的舍利不是别人，正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舍利塔的套装层数达五重之多，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安放真身舍利容器重数相同；宝塔上有多处释迦牟尼的涅盘图；银鎏金塔与金塔包裹以银丝串缀珍珠的“天网”或“因陀罗网”，这是佛教考古史上填补空白的重大发现；五重塔身之上的佛像与纹饰融合显密二宗，表明舍利供奉之日，汉传、南传、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四众僧侣共同参与与安放佛舍利的法会。经过中国顶级考古专家、历史学家和佛教界近三个月的研究，大家一致认定：能享有如此高礼遇的也不可能是释迦牟尼以外的第二人。各界专家普遍认为：佛舍利五重宝塔供奉的是释迦牟尼舍利，建造规格属皇家级别，世所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历史和宗教价值。
五塔介绍
石塔高约173厘米，塔身分为两层，刻有一幅佛祖涅铁塔高约80厘米，塔身平座设栏杆，内伫立三尊青铜造像铜塔高约48厘米，刹尖为宝葫芦，塔身设尖拱门一座银塔高约23厘米，银质鎏金，银丝穿缀珍珠的因陀罗网笼罩金塔高约8.5厘米，塔身呈葫芦状，通体为菱形网目的珠网包裹
回归祖国
据了解，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炮轰灵光寺，招仙塔被轰塌。金维诺先生认为，八国联军当年并非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而炮轰灵光寺，而是为了盗取塔内之物，可以推测八国联军盗走佛舍利五重宝塔后，一直存放在香港，而且在封闭状态下受外界影响不大，得以今天还能保留了非常好的整体色彩和状况。
海峡两岸同胞促国宝回归之路
重金将国宝抢救回国并无偿捐献给国家的海外华人王崇仁先生，原籍山西。《环球时报》记者有幸在西安见到王崇仁先生，并探寻了国宝回归的艰辛之路。
“在2006年10月份苏富比拍卖会期间，我偶然见到了这座五重宝塔的照片”，王崇仁先生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道，“虽然我仅对收藏青铜器有所研究，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但当我见到照片时，一种强烈的直觉促使我必须见见实物”。经过多处打听，王先生终于找到了那位台湾收藏家。
“由于整套宝塔很大，我见到实物时，已被分散装在密封的十个箱子里”，当台湾收藏家将宝物打开时，顿时让王崇仁大吃一惊，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件稀世珍宝。随着主人介绍宝物的内容愈多，就愈让王崇仁觉得这必定是件国宝级文物。王先生说，“这件文物流失自大陆，由于是圣物也是国宝，收藏家们都是在民间私下转手收藏，不敢公开拍卖”。
当问到是否有“竞购者”时，王先生笑了笑，“当然，途中经常会杀出程咬金竞购”。“这位台湾的收藏家德行也很高，他也认为，圣物是没有权力个人收藏的，作为从中国大陆流失出去的文物，有义务让国宝回到祖国，回到家”，“但由于台湾的特殊情况，这位台湾收藏家一直在等待一个有缘分的大陆人能将圣物请回”。
“我承诺我请回圣物的原因是捐献给国家”，王先生说，这也和台湾卖家的意志不谋而合，自然开始打动了这位台湾收藏家的心。“当然，国内也有收藏家也承诺请回并无偿捐献给国家，但我的心诚又一次打动了卖家”，王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前前后后我跑了26次，几乎每星期一趟，恐怕再也没有人像我这么心诚了吧”，“一切都是缘份”。在2007年12月26日，王崇仁宣布，将他从海外抢救回国的一座佛舍利五重宝塔无偿捐献给国家。
但按照收藏界的规矩，王先生一直不愿意透露这位台湾收藏家的姓名，只是说，“整个国宝回归的过程，海峡两岸人心是一脉的，圣物应该回到它的祖国”。
国宝时代
法门寺佛舍利出土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宝塔由外及内依次套装为石塔、铁塔、铜塔、银塔和金塔（卧狮托金瓶），外观高约2米的石塔之外还立有四尊天王石雕像，其制作与装饰集雕刻、冶铸、锤錾、彩绘、鎏金、珍珠编缀等工艺于一身，具有重要文物、艺术和宗教价值。由海外华人王崇仁先生从香港购回后，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其始制年代、舍利供奉形式、舍利主人身份、塔身形制与装饰体现的佛教仪轨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曾主持法门寺唐代地宫考古发掘的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韩伟认为，舍利塔的套装层数达五重之多，舍利主人身份之神圣远超大德高僧；宝塔上有多处释迦牟尼的涅磐图；银鎏金塔与金塔包裹以银丝串缀珍珠的“天网”或“因陀罗网”，是佛教考古史上填补空白的重大发现；五重塔身之上的佛像与纹饰融合显密二宗，表明舍利供奉之日，汉传、南传、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四众僧侣曾共同参与了安放佛舍利的法会。<FONT color=#000000>
著名密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罗炤认为，五重宝塔回归是近年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继法门寺唐代地宫佛骨舍利出土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他说：“佛舍利五重宝塔不存在真伪问题，其发现学术价值非常重大。它一定是朝廷或皇家制作的，是护佑国家安宁的吉祥物，宜由国家收藏。”圆形塔身等是辽代舍利盛器的重要特征由于佛教的历久弥盛等原因，我国中原地区目前发现了众多的舍利及其盛器――舍利函，除了常见的如盒子一样的函具之外，人们更易理解盛有舍利的中国化了的金棺银椁。
知名佛教专家、原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认为，在中原地区至今没发现一例舍利函是圆筒状的，其中国化的最高形式就是皇帝才享有的金棺银椁葬式，圆形的舍利塔必非中原之物。
温玉成说：“圆形舍利塔恰好表明了其时代是辽代。原因之一就是圆筒状的舍利函在中原地区不见，而在辽代目前已有较多发现，譬如契丹人流行圆形的骨灰罐，这主要源于他们是游牧民族，生前所居都是圆形帐篷，死后的墓葬等都反映了这一习俗。根据其制作的精细程度和辽代文物的制度化特征，我认为其时代应定在辽代早期。”
辽是中国古代北方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举国信奉佛教，在其统治区域内曾广建佛塔。
藏传佛教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翎从图像学的角度对舍利塔尤其是石塔进行了分析，认为宝塔基本符合辽代佛塔的特征。她说：“石塔上的佛像与辽代佛像的特征一致。譬如胸部露的面积较大，结跏趺坐的佛都是露出右脚，宝冠特别高大则可能与辽代王室戴的冠有关。”
对于宝塔出现的地域，温玉成认为只可能出土于辽国的北部地区，也就是南、北两个大王分制的北大王的辖区之内。“用现在的话来讲，其地域范围应当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到辽宁省的朝阳一带，南北可以波动。”他说。萨满雕像出现在佛塔上十分罕见在佛教产生之前，古印度流传有转轮王救世保国的传说，后起的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遂吸收了这个思想，发展出了转轮王也是化身佛的思想，其七宝之中转轮法力最高，当敌人一看到就会自觉地心向善地，从而达到兵不血刃即可实现和平的目的。
著名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杜斗城认为，这种保民治国的思想对于古代统治者十分有吸引力，在中国遂出现了皇帝即是当世如来的观念，甚至出现过皇后也是当世如来的现象。这在辽国也是如此，《全辽文》中多处记载辽国皇帝要做转轮王。
他说，石塔塔刹上的五个法轮，恰好与佛教的转轮王思想相一致。同时，五重宝塔中的金、银、铜、铁四塔正好代表着转轮王的四个层次――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和铁轮土，其中以金轮王为最高级，武则天就曾想做金轮王。
其实，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契丹人在全国信仰佛教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古老宗教――萨满教。史载，萨满曾广泛介入契丹人的生活之中，尤其是精神生活，对于国家或民族前途的保佑或祛邪的功能在皇室大家更是盛行。
杜斗城说：“石塔上雕刻的持剑女人形象，实际上就是萨满形象。契丹人传统信仰萨满教，，很可能是皇室遇到了什么大事，如皇帝或皇后死了，萨满就与其时的佛教徒共同参与祈福法会，遂成就了如今所见的宝塔。”
或许有人认为石塔上的女人应当是女供养人。杜斗城分析，石塔被四大天王护卫着，石塔就属于天界，石塔上的女人不可能是供养人，她们所持之剑恰好是萨满通灵的道具，其带波纹的衣服也就是萨满的道具之一。
在宁夏的贺兰山中存在许多古塔，其中一个塔的塔身之上就雕刻着比丘的形象。杜斗城说：“辽国改信佛教，但是辽国长期依赖萨满做法。当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之际，虽是佛教法事，请来萨满一点也不奇怪。”
国宝原址
经初步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五重宝塔整体保存基本完好，塔的制作时代在五代至宋（西夏、辽）时期，其制作者应是皇家，按规制塔中供奉的舍利应是释迦牟尼的舍利，是继法门寺唐代地宫佛骨舍利出土后又一重大发现。
长期致力于佛教美术史的专家说：“五重宝塔的埋藏地在我国北方，色彩保存基本完好说明是完全封闭的，可是没有明确的文字和流转史可供断定，学者们数月来只好追索、考证宝塔的具体埋藏地点。根据图像及制作技艺考定，宝塔是辽代修造的，研究发现在辽代造佛舍利塔的皇帝只有辽道宗耶律洪基。”
辽国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举国信奉佛教。公元1071年道宗皇帝“置佛骨于招仙浮图”，而“招仙浮图”（即招仙塔）建于辽国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的灵光寺，后人称其为画像千佛塔。
北京灵光寺的招仙塔的塔身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1901年重修灵光寺清理塔的瓦砾时发现一石函内有佛牙舍利一枚，1957年在原塔北200米处重建一塔安奉佛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