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顾准
简介
顾准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顾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著作和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
生平经历
  顾准1965年在八达岭长城上顾准于1915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祖籍苏州，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  中国思想家 经济学家 顾准，他排行第五，随母姓。在初中于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就读两年学习会计，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运动冲击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顾准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运动式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税务通讯》上连发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  顾准文集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1]。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主要著作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  顾准寻思录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特）、《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
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家庭成员
妻子：汪璧；
  顾准和家人(摄于20世纪50年代)子女：长女顾淑林，二子顾逸东，三子顾南九（又名高粱），四女顾秀林，五子顾重之。
当代意义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但他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无疑还是没有用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2005年7月1日是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顾准诞辰90周年纪念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顾准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团赶赴河南省息县及东岳镇，在顾准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顾准生于上海，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毅然离开名利优厚的职位，赴新四军工作。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并兼任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在"三反"运动浪潮中，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超前的经济学观点和抵制前苏联在两国合作项目中对我国利益的粗暴侵害，而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党；1974年12月因癌症逝世。 
顾准失去官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这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观点，这使得他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  顾准全传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顾准的观点还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他们在30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作的论证，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顾准在逝世前，不顾巨大的病痛、险恶的政治局势和低劣的物质条件，研究中国和外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考中国的现实，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局势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走向英国式经验主义，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的结论。顾准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笔记、通信的形式保留下来，在"文革"结束和他本人于1980年获得平反以后得以陆续出版：1982年，他的"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出版；1989年，他与弟弟陈敏之通信写下的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名发表；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1995年，在北京举行顾准80诞辰纪念会。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还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李锐说："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包括：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革命成功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 
  顾准日记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1959年3月，顾准被遣送到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他反思和认识极左路线的巨大危害有重要作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诞生在这个地区。从1959年秋冬起，在4个月之内，这里饿死农民近百万。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在此下决心潜心研究10年，找出悲剧发生的原因。这一次，专家团的老人们旧地重游，感慨唏嘘。在庆幸浩劫已过、缅怀顾准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问到：顾准的思考和思想在今日中国，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评价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大家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有意义的。就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条件和可能性之一，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独立探索等等，但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他们是较单纯的学者文人，可以从理念到理念，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而对顾准，则不然。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如早年顾准者，他们不但顺势，且是造势者、弄潮儿，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可当事业成就之后，在发生了一些背离当初理想的事情时，像顾准这样头脑清醒的纯情革命者就不免痛苦。随着必定是孤独的探索前行，一切正未明将明时，他们感情上的痛苦和绝望也就达到了顶点。这不是简单如局外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理念的转瞬之间，在顾准，那是要与过去的自我告别，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其过程的惨痛煎熬直似生生撕扯下自己的皮肉！奋斗、牺牲为理想献身的往日，与小人奸人庸人的叹息冷嘲和高蹈远举的当时，在撕扯痛苦而清醒的人，这里只要稍一犹疑，头脑也就随之轰悔。眼看着有多少人，努力再努力，终没跨过这道最后的门槛，但顾准终于走过来了！[2]
图书
顾准1974年12月去世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人类历史又跨过了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对世纪。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顾准去世以后的这将近三十年间，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散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早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想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个集子，既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检索的方便。三四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便把已经编好的稿子交了去，谁知该社的总编认为内容重 
  《我与顾准》要负责编重新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时罗银胜、高建国著的《顾准传》已先后出版），这显然和我原意大相径庭，往复几次，不能达成一致，最终只能以撤稿作罢。去年（2002年）年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获知此事后，善意地为我介绍一家出版社，我满以为这个集子的所有文章，都早已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应该木会存在什么窒碍。大约半年之后，经探询，告以上交任务重等等，迟迟未能发稿；我当然能够予以理解，不想强人所难，也就把稿子拿了回来。顾准几次蒙受厄运（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他和我通信中，常常以“白虎星”自称、自责，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父亲，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反而因为自己的缘故，使孩子在同学中受到歧视，甚至遭到凌辱，这种情况，顾准是不知道、或者不会完全知道的。但是，孩子的心灵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作为父亲、母亲，明知自己受到的是不正当的对待，但是孩子这时还小，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如实地向孩子明说么？孩子能理解么？如果孩子稍稍有一点反抗的表示，不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么？“文革”时期，这是一个黑白完全被颠倒的年代，迷信盛行，谬误被说成真理，铺天盖地，势如千钧，谁要是对它有丝毫怀疑，就立刻会被压成美粉，为了保护孩子，做母亲的只能按照当时实行的划清界线的要求来教导孩子。
但是当真理终于昭然重见天日，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孩子又是一种怎样的心  顾准传情？在这里，我愿意郑重地宣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不应当由顾准的孩子来背，应当由“文革”这个时代来背。“三反”以后，顾准从上海调去北京，我除了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空隙，有机会和顾准，和顾准的孩子见面更少，相互作倾心的交谈更可说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他孩子的情况，都间接来自他们的父亲顾准，作为他们的长辈，应当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在顾准去世前后，我对顾准孩子的态度也确有情绪化的地方，所有这一切，我恳切希望：愿它化作烟云，随风飘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