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
个人简介
泰勒在1906年3月25日生于绍斯波特（Southport）百特戴尔（Birkdale），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渡过童年，并曾在不同的贵格会教会学校读书，而其中一所是位于约克的布特罕学校。据闻泰勒还是学生的时候，校长已说他聪明得来，却又十分反叛。泰勒最初的兴趣是考古学，年青的时候曾经是业余考古学家，对英格兰北部的教会历史很有研究。正因为对考古学怀有兴趣，泰勒渐渐也对历史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在1924年，他入读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主修现代历史。A．J．P．泰勒1906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一个棉纺厂主家庭。在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求学期间，曾是该学院唯一的一位工党俱乐部成员。大学毕业后，即去维也纳大学师从普里勃勒姆研究欧洲外交史。1930－1938年执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938－1963年执教于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他是一位极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多产的作家并有活跃的社会活动。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德国争夺殖民地的最初企图》、《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历史教程》、《争夺欧洲霸权》、《俾斯麦评传》、《惹是生非者》等。此人在学术研究上好独树一帜，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总是对英、美政府的现行政策持批评态度，品评世事，臧否人物，常常语出惊人。凡此种种，都为矜持的英国大学教授圈子所侧目，被目为“知识界之牛虻”。因而，尽管泰勒著述宏富，声名远扬，公认是欧洲外交史方面的一大名家，1965年还入选英国科学院，却始终未获教授头衔。[1]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泰勒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父母都是左翼的忠实支持者，而泰勒也继承了父母的政见。作为和平主义者，泰勒的父母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才会把他们的儿子送到贵格会的学校，作为反战的一种表示。
泰勒的母亲，康斯坦斯·泰勒（Constance Taylor）在1920年代是第三国际的成员，而泰勒的其中一位舅父更加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此外，泰勒的母亲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提倡女性应该享有投票权，以及支持自由恋爱，并与泰勒的父亲离婚，另结新欢。泰勒本身自1924年至1926年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但后来认为该党在1926年大罢工缺乏给予支持而退党。至于退党后，泰勒则转而终身支持英国工党。泰勒虽然退出共产党，但他仍分别在1925年和1934年到访苏联，并对两次的行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在1930年代的一段时间，泰勒与他的妻子曾住在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夫妇的居所，泰勒和马格里奇后来因为对苏联看法不一，而陷入了毕生的论战之中，但论战终究也没有破坏两人的友谊。
在1927年，泰勒从牛津大学毕业。毕业后曾短暂地在某律师行任职文员，未几即前往维也纳，研究人民宪章运动对维也纳1848年革命的影响，但是后来发现该题目难以研究，转而研究意大利的统一。经过了两年的研究，他最终在1934年写成他的第一本著作，《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1847—49年》（The Italian Problem in European Diplomacy, 1847–49）。在这个时期，奥地利裔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法兰克·普日布拉姆（Alfred Francis Pribram）和波兰裔历史学家路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Bernstein Namier）都是他的导师。
在奥匈帝国的历史议题上，泰勒曾反对普日布拉姆和纳米尔爵士两人的观点，直到泰勒在1941年发行《哈布斯堡王朝1809—1918年》（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一书，他的观点才有所改变，而该书后来又在1948年发行了修订版。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评价上，泰勒在早年的著述中，观点较接近于普日布拉姆，但他晚年却又认同纳米尔爵士，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评价变得较负面。在《哈布斯堡王朝》一书中，泰勒指出哈布斯王朝完全视他们的王国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因此他们无法真正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使王国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进行分化，并赋予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对其他民族拥有支配权。
泰勒返国后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历史讲师，后自1938年至1964年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担任研究员。在1964年，牛津大学拒绝与他续约，他遂前往伦敦，成为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伦敦理工学院的讲师。在牛津大学的时候，泰勒曾经是十分受欢迎的讲师，由于他的学生太多，他甚至要在上午8时30分便开始授课。
在1930年代初期，泰勒曾经是曼彻斯特和平协会的成员，而该会是一个支持和平主义的左翼组织。一直至1936年以前，泰勒都反对英国重整军备，担心英国重整军备会使英国与德国结盟，继而不利苏联。但到了1936年以后，泰勒转而强烈抨击绥靖政策。同年，他亦退出了曼彻斯特和平协会，促请英国重整军备，建立“英苏同盟”，以防范他所认为的德国的威胁。1938年，英国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泰勒随即在不同公开场合对《协定》加以抨击和谴责。但是到了1961年，他又对英国当年的绥靖政策作出迥护，并指出因为签订了《协定》，捷克的死亡人数才比波兰要少。
在1938年10月，泰勒出席了一个晚餐会，该晚餐会乃为纪念一群牛津大学的导师在1688年光荣革命前夕反抗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而在以后每年的10月举行。泰勒除了再次在会上抨击《协定》和支持《协定》的人外，又警告坐上客，若果不立即行动反抗纳粹，他们将来的生活会比詹姆斯二世的统治更惨。他的言论结果引起不少争议。这是因为《协定》在当时十分受大众欢迎。而且该晚餐会的出席人士一向都只会发表非政党性和政治性的言论，但泰勒却借了晚餐会来抨击政府政策。[2]
二战与冷战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勒加入了英国民团，由此结识不少流亡自东欧的政治家，而当中更包括了前匈牙利总统米哈伊·卡罗伊伯爵和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博士。从他们的身上，泰勒对东欧局势有更全面的了解，而因为泰勒与卡罗伊伯爵和贝奈斯博士结成朋友的关系，可能使他在日后对他们的评价更为友善，泰勒后来更把卡罗伊描述得活像一个圣人。此外，泰勒在后来曾自豪地忆述到，是他在背后建议贝奈斯，在大战后将日尔曼人完全驱逐出捷克。
与此同时，泰勒又获受雇于政治战争行政部，以专家的身份时常在电台和不同的公众场合，就中欧局势发表言论。此外，他亦向英国政府游说，承认铁托的游击队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泰勒愈益倾向支持苏联，而他更指出红军在摧毁纳粹德国一事上起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至于英、苏两国在1941年结成盟国，对抗轴心国以后，他又认为这已经达成了他当初所提出的“英苏同盟”。但是在1945年以后，泰勒又因为英国选择美国为最终盟友，放弃与苏联的关系而感到十分失望。泰勒又对西方列强在战后所作的种种决定深感愤怒，他尤其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战后建立西德，他指出这只会为第四帝国立下基石，最终引发另一次大战。
终其一生，泰勒纵使对共产主义作出强烈谴责，但他却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显得十分同情。相反地，他却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批评美国一手造成冷战，而且也是解除核武运动的其中一位领导人物。虽然泰勒认为英国在冷战应保持中立，不过他又同时指出英国自身应与一股强大的势力结成同盟，至于最理想的结盟对象会是苏联，而非美国。放弃美国，是因为泰勒相信，美国实施的对外政策轻率鲁莽，最终有机会使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如此，泰勒也时有对苏联的铁腕镇压政策加以批评。在1948年，他就曾前往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出席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文化会议，并在会上与与会者大唱反调，指出除当权者以外，每人也可以有不同的声音，由于他的演讲得到波兰电台的直播，又在弗罗茨瓦夫街头的扩音器进行播放，结果他的演讲被广泛传开之余，更出奇地获得了全场如雷轰动的掌声。事后不少人认为，泰勒这样做是为了反驳苏维埃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v）在前一天发表的言论，而该篇言论则指出每人也有义务遵从斯大林的话。泰勒虽然曾获无数次的邀请，但他一生都未曾踏足美国。
泰勒专精于中欧历史、英国历史和外交历史，当中又以哈布斯堡王朝和俾斯麦的研究最为深入。此外，他又怀有强烈的反德情绪。在1944年，他就曾因为在电视的讲课节目发表强烈的反德言论，结果他的节目被BBC腰斩了好一段日子。他在1945年的著作《德国历史进程》（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亦争论到，民族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使整个德国历史回复到日尔曼部落的原始时期。另外，泰勒是早期少有以特殊道路论（Sonderweg）来解释德国历史的学者，特殊道路论指出纳粹德国之所以形成，是德国文化和历史在过去百多年发展的必然产物。他又认为希特勒其实与德国人存在一种象征关系，希特勒需要以德国人来满足其征讨的野心，但事实上德国人其实也是借希特勒来达成征服周边国家的梦想。当中，泰勒又指控日耳曼人早自查理曼大帝的时期，就采取无止境的东进政策，威胁著斯拉夫民族。而对泰勒而言，纳粹激进的帝国主义，亦只不过是历任日耳曼君主所行政策的延续。《德国历史进程》一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都是畅销书，而这本书亦使泰勒在美国学界立下了一定的地位。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标志著泰勒与他的导师纳米尔分道扬镳，而纳米尔亦曾有意写一本类似的专书。踏入了1950年代，两人的关系进一步疏淡，泰勒在1983年发行的自传《一份个人历史》（A Personal History）虽然指自己从纳米尔学到不少东西，但却以“自负的烦人”来称呼他。[2]
晚年生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的长期争议，不少人亦对他作为历史学家而感到特别失望，结果牛津大学在1964年拒绝再与泰勒续约。但泰勒不久即凭在1965年出版的《英国历史 1914年—1945年》而重拾名声，这也是他唯一一本涉及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书籍。书中以亲切热情的手法，讲述1914年至1945年的英国历史，结果该书除了成为畅销书外，其发行量更比历年所有版次的《牛津英国历史》的发行量总和还要多。虽然泰勒对英国历史，尤其是和爱尔兰有关的历史感到羞耻，但他仍然以自己是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而感到相当自豪。他亦时常标榜自己不拘泥于传统，也视自己为伟大的传统的一部份。他更认为激进的提出反对意见正正就是英格兰真正光荣的历史。
虽然泰勒一直主张历史不是由个人带动，但他认为列宁和戴维·劳合·乔治是仅有的例外，而这两人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此外，E·H·卡尔是他最喜爱的历史学家，两人也是好朋友。
到了1960年代晚期，泰勒接纳了汉斯·蒙森（Hans Mommsen）的观点，同意1933年2月27日发生的国会纵火案并非希特勒和纳粹党在背后策划，而是纵火者本人——荷兰共产党党员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一人所为。泰勒又指出，即使没有国会纵火案一事，德国纳粹党也能够轻易摧毁德国的民主。
泰勒曾在1963年为英国共产党发行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作序。另外又在分别在1964年和1970年为《国会纵火案》和《长空勇士：不列颠之战战纪》两书作序。
在1984年，泰勒一次横过马路的时候遭汽车撞倒。这次车祸加上此后的几次中风，促使他在1985年正式退休，不再于电视授课。泰勒在最后的岁月又患上柏金逊病，使他丧失写作能力。泰勒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在他于1986年的80大寿招待会，当时他的不少门生，如马丁·吉柏特爵士和保罗·肯尼迪等人也有出席。泰勒虽然劳力地背诵出一篇短小的讲辞，但仍无法遮掩他的严重病情。在1987年，泰勒搬进伦敦的一间疗养院。最后于1990年9月7日在疗养院去世。终年84岁。[2]
思想观点
公众知识份子

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在1961年出版，是泰勒最具争议的一本著作，当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指1939年9月以后，德国、波兰、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泰勒大胆地推翻社会主流的观点，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希特勒的计划。他在书的开首首先指出，太多人深信于所谓的“纽伦堡理论”，即二次大战是希特勒与他的同谋的犯罪阴谋的结果。泰勒认为，这个理论实质过份简单方便，一笔掩盖其他国家元首的战责，亦让全体德国人民免去了承担战责的下场。这个理论也好让于战后成立的西德在冷战中加入资本主义阵营。
至于根据泰勒本人的理论，希特勒本人并不是二次大战爆发的核心人物，而且还是一位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不妥的德国领袖。他又引德国史家弗里茨·费歇尔的论点，指出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与魏玛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无异。此外，他又指出希特勒除了是位平常的德国领袖，而且也是位平常的西方领袖。作为一位平常的西方领袖，希特勒著实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尼维尔·张伯伦和达拉第没有甚么分别。泰勒的论据是，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但他却无意，也没有计划去发动战争。1939年所爆发的大战，实乃因意外而不幸造成，而且是每人也应负上责任。
泰勒对希特勒个人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认为希特勒是一位贪婪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追求权力和信奉反犹太主义外，甚么也不信。泰勒辩护到希特勒没有订下任何计划，而他的外交政策也只是因应机会而见步行步。他甚至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根本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其实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其实也怀有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因此没有理由单独由希特勒负起反犹太人的责任，而广大民众却独善其身。
泰勒又指出，二次大战的爆发，应归根于《凡尔赛和约》之失当。该条约对德国之苛刻，足以使德国人产生复仇和怨恨之情，却不足以彻底摧毁德国潜在的军事威胁，也没法阻止德国再次成为强国。正因如此，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国际系统根本是不公义的，所以就本能地要推翻《和约》，亦所以《和约》本身是造成不稳定的一大因素也。泰勒认为，如果《和约》不是如此严苛，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可能不会发生。
此书在出版的时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响和争论，并遭到很多人的大肆抨击。由于此书发行后不久，信奉新纳粹主义的美国史家大卫·霍根（David Hoggan）在1964年发行《被迫出的战争》（Der Erzwungene Krieg）一书，以致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被公众与新纳粹主义混为一谈。泰勒于是加以反驳和否认，并对霍根的书加以批评，指出该书所说的英、波阴谋使德国无辜牵连一事，乃无稽之谈。
舆论对此书有林林总总的批评，包括不满泰勒所说，绥靖政策是合理的政治策略；二次大战是《凡尔赛和约》所命定，又是外交失败的“意外”结果；希特勒是一位“平常”的领袖；以及忽略了纳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所起的作用。在众多抨击中，以休·特雷弗-罗珀最为突出。泰勒在书中指出，从1937年的《霍斯巴赫备忘录》所见，希特勒并没有就大战立下任何计划。可是特雷弗-罗珀却反驳，指出希特勒在备忘录中清楚表达开战的意欲，而大战的爆发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另外，其他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的史家还包括了艾萨克·德意志（Isaac Deutscher）、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格哈特·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哈利·辛斯利爵士（Sir Harry Hinsley）、约翰·惠勒-班奈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戈洛·曼、戈登·A·克雷格（Gordon A. Craig）和A·L·罗塞（A. L. Rowse）等等。此外，亦有不少史家撰写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籍，对泰勒的论点加以反驳。
一如英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于1962年1月在美国发行的时候，也遭到了舆论一致愤怒的抨击。几乎每一位美国史家都对该书留下了负面的书评。相反新纳粹主义组织却宣称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已“宣判”希特勒无罪，不须负上战责，而且更称誉于泰勒。泰勒对此备受困扰，除了多次强调自己与新纳粹主义份子没有丝毫关系外，又高调表明自己对新纳粹主义感到极度反感。
泰勒对意大利的评价也成为学界的批评要项。泰勒形容墨索里尼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但背后却是一个无能笨拙，没有任何信仰的领导人。他又点出墨索里尼最初帮助英国和法国组成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以抗衡德国，只是因为意大利后来因入侵阿比西尼亚而被国际联盟制裁一事，才使墨索里尼转投纳粹德国。近年来，不少意大利历史学家对此作出挑战，他们认为墨索里尼信奉以“生存空间”为外交方针，并视地中海、巴尔干半岛、中东和非洲之角之土地为他们所应得的。只不过是因为英、法两国盘踞地中海才使意大利之国力不能伸张。
最后，泰勒亦因为以“腐化堕落”（La décadence）形容第三共和国而备受批评。泰勒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一个衰落的政权，政治不稳、党派分裂、政坛频频更迭、贪污严重，加上种种失业、罢工、暴动和民众失望的情绪，使第三共和濒临于左翼和右翼间的内战。在第三共和国的众多总理中，只有对人民阵线政府的莱昂·布鲁姆较有好感，认为他在任内有切实推行社会改革。不少法国的史学都认同泰勒的观点，但他们多不认同他以过份讽刺的手法来描写法国政治。
虽然泰勒因为此书而备受非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仍然在史学史的范畴内，被视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分水岭。以下列出一些史家对此书的一些褒奖梗要：
指出绥靖政策是一项受欢迎的政策，而且是英国外交政策在1933年以后的延续。推翻以往认为绥靖主义者只属少数，神秘地在1930年代中期“骑劫”了英国政府，而且为广大民众所反对的观点。
德奥合并不是奥地利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奥地利不是受害者。 
首位以正常人，而非“狂人”来描述希特勒的历史学家。 
指出德国自1871年至1939年外交政策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延续性仍存有很大的争议。 
指出德、意外交政策的飘忽性，继而引起学界对德、意外交政策是有计划，抑或是见机行事的辩论。 
指出希特勒是机会主义者，从而引发其他史家反驳希特勒是“知行合一”的人，但却以弹性的手法达至目标。
在西方学术界，泰勒的这本书已被列为经典史学著作之一。这是因为泰勒的这本书视野高阔，语言精警，向几乎每一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存结论发出了挑战。泰勒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希特勒按“计划”和“时间表”预谋策划的结果；绥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怯懦的同义词；这场战争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均势的更大破坏，直接产生于各国政治家们事与愿违的忙中出错。此书一出，学界震动，立即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动感情的争论。
《外交事务五十年书目》在评介本书时告诫读者：“这是一本重要的书——精警、冷嘲、精心编撰——但是应该参照它仍在招致的评论来读它”。对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尚且如此，我们就更应当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切切不可像南方人吃茶淘饭那样不加咀嚼和辨味就大口吞下去。 [3]
泰勒在学术研究上好独树一帜，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总是对英美政府的现行政策持批评态度，品评时事，臧否人物，常常语出惊人。凡此种种，都为矜持的英国大学教授圈子所侧目，被目为“知识界之牛虻”。因而，尽管泰勒著述宏富，声名远扬，公认是欧洲外交史方面的一大名家，1965年还入选英国科学院，却始终未获教授头衔。
“这既是对阿比西尼亚也是对国联的致命一击。52个国家曾经联合起来抵抗侵略；他们完成的全部业绩就是使海尔·塞拉西在国联大会发表一次申诉而进一步冒犯了意大利；然后又因其罪在把国联盟约当真而赶走了他。日本和德国已经退出了国联；1937年12月意大利也随之而去。国联只是靠着对其周围发生的事情别转了眼睛才得以继续存在。当外部势力干涉西班牙内战时，西班牙政府向国联呼吁。
国联理事会起先答应"研究这个问题"；接着表示它的"遗憾",并同意把普拉多博物馆（位于马德里，藏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全面的西班牙绘画以及其他欧洲画派的杰作）的图画收藏在日内瓦。1938年9月，国联大会恰恰召开在捷克危机的紧急关头；它设法在毫不理会一场危机正在展开的情况下度过这届会议。1939年9月，没有一个人费神去通知一下国联战争已经爆发。1939年12月，国联以入侵芬兰为由开除了苏俄—国联大会一字不提德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以忠诚地遵奉瑞士的中立。1945年，国联有一次最后会议以自我了结，并把它的资产移交给联合国。”—《第五章 阿比西尼亚事件和洛迦诺的终结》[1]
婚姻生活
泰勒共有三段婚姻，分别是：
第一任妻子是玛格丽特·亚当斯，两人于1931年结婚，1951年离异，共生有3名孩子。虽然玛格丽特对他不忠，但泰勒对她的感情最为深厚。
第二任妻子是夏娃·克罗斯兰，两人于1951年结婚，1974年离异，共生有2名孩子。两人离异后仍同居一段时间。
第三任妻子是匈牙利历史学家夏娃·哈拉兹梯，两人于1976年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