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管清友
基本情况
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现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从事宏观经济、能源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曾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宏观研究处处长、调研处处长。
山东诸城人。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威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指导教师张宇燕）。曾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担任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2008年9月，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项目一等资助；2008年12月，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首批特别资助。曾获得2008年度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称号（合作导师胡鞍钢）。
目前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能源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权威学术刊物匿名审稿人，多家财经媒体特约撰稿人，财经作家。迄今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并在《人民日报》、《科学时报》等重要媒体发表评论200多篇。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的课题多项。
主要社会职务有：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海洋合作与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代表作有《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胡鞍钢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石油的逻辑——国际油价波动机制与中国能源安全》（清华大学出版社）、《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社会影响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能源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
学术影响：近年来，已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中国与世界观察》、《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等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担任《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人。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石油经济》等行业内刊物和媒体上，在世界能源格局、能源安全和能源政策、油价波动周期、气候变化以及碳货币等方面具有独到见解，是国内最早系统论述石油-美元计价结算体系及其影响、减排与碳货币问题的学者之一，知名的经济学家，能源专家。受邀在国内多所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担任特约研究员或研究专家。
政策影响：广泛参与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内的研讨会和形势分析会，并多次受邀做专题报告。参加过全国能源领域一些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和撰写，多次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他还多次就国内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气候变化政策及减排目标等做过政策呼吁。早在2007年，他就与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一起呼吁中国公开承诺减排责任，引发国内关于减排的政策辩论。2009年，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承诺具体的减排指标。哥本哈根会议前夕，11月26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全世界公开承诺量化减排指标。
社会影响：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知名财经作家。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重要财经媒体发表评论百余篇，发表经济散文多篇，出版专著三部。他与胡鞍钢合著的《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一书，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政策的著作。 《石油的逻辑》一书被誉为业内第一部“从扑朔迷离的油价变动中把握世界经济政治脉搏的跳动”的优秀著作。《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一书获得2010和讯华文图书大奖——最受大学生欢迎财经图书奖、2010和讯华文图书大奖——最佳装帧奖。
教育学术背景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工作，从事能源经济、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导师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曾获得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助以及第一批特别资助。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主持过国家能源办等部委以及美国能源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委托的课题。此外，其研究领域还包括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史、金融史等等。
重要论文
张宇燕、管清友：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世界经济2007(9)
管清友、何帆：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1）。
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四大可行性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胡鞍钢、管清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贡献 当代亚太2008（4）
王颖、管清友：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理论、现实与选择 当代亚太2009（1）
管清友：中国气候政策新动向 《中国与世界观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2009（2）总第15期。
管清友：奥巴马新政：能源改变命运 《绿叶》，2009年第3期。
王颖、管清友：碳货币本位设想：基于全新的体系建构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12）
管清友：碳货币猜想 《中国外汇》2009（19）
管清友：加入预期因素的多重均衡模型：权力结构与市场结构——国际市场油价波动的政治经济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
管清友：国际油价波动的周期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国际石油经济2008（1）
管清友、张明：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研究 国际经济评论2006(7/8)
管清友、张弛：美联储及其政治经济学 国际经济评论2008（3/4）
其他研究
1.宏观经济和经济史
管清友：通胀治理的历史经验——里根经济学的回归 中国外汇2008（9）。
管清友：货币的惩罚：全球通涨的发生、传导和治理 中国投资2008（9）。
管清友：英国皇家造币厂厂长——牛顿，《当代金融家》，2006年第5期。
管清友：货币重铸、金本位和牛顿，《文景》，2006年第5期。
管清友：一个港口的历史变迁，文景，2006年第7期。
管清友、王靖：中共边区时期的一场货币战争 银行家2009（2）
2.三农问题的研究。
管清友、邵鹏：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7） 
管清友、王亚峰：制度、利益与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3（1）
周建明、管清友：250万农民工需要上海社会政策覆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问题专报》2003（3）；
周建明、管清友：构筑覆盖9400万农民工的社会政策体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2003（7）；
管清友：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5（2）。
管清友：中国的农地制度：收益和成本，《大国》，2005年第4辑。
近年来参与或主持的课题项目
课题名称 下达部门 结项时间
国际石油市场形势与中国能源发展 BP中国公司 2009年5月
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波动周期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一等） 2009年5月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2009年5月
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全球治理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 2009年5月
中国低碳经济之路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0年3月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 2006年12月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美国福特基金会 2007年7月
国际油价变动机制研究 国家能源办 2009年3月
中国减排的目标和行动计划研究 CIDEG重大课题 2009年6月
国际油价波动与金融投机关系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特别资助） 2009年5月
重要观点
1.碳货币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往往伴随着该国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过程。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贸易活动和金融实践中，一国经济活动与能源贸易的结合度是决定该国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向世界范围的能源出口或者控制全球范围内最重要能源供给的能力，以及该国是否拥有该能源的国际定价权等。由此，能源绑定往往成为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助推剂。 
比如，英国在成长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时期，就一直是煤炭出口国。美国成长为霸权国家的历史时期，正是世界能源图景中的“墨西哥湾时代”。尽管美国今天早已不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但美国保持了对世界油源的强力控制。 
第一、1970年代与沙特达成的“不可动摇协议”，将美元确立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目前欧佩克（OPEC）一篮子平均价所监督七种原油就以美元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现货交易市场。 
第二、世界前两大石油期货市场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都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单位。从而保证了美国对石油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近年来尽管美元不断下跌，伊朗改用欧元计价，俄罗斯成立卢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但在全球石油贸易中可谓微乎其微。正是借助二战时期对盟国石油输出崛起乃至延续至今对中东油源的强力控制，以及掌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定价权，美元得以持续垄断大宗石油贸易交易媒介地位，并以此巩固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格局的美元本位制。 
“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条简单而明晰的关键货币地位演化之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往往从计价和结算货币开始。循此规律，不难发现，在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模式的未来，新的能源崛起将超越以往的单一能源主导的旧模式，而代之以一系列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结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不妨作出大胆设想，在未来货币格局演变中，与碳交易标的的捆绑程度，将成为国别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脱颖而出成为国别货币甚至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捆绑的起点仍是标价权，姑且将之称作“碳交易标的-关键货币”霸权。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碳点公司预测，2008年全年的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达到42亿吨，比2007年增长56%。以碳交易价15欧元/吨计算的话，交易额相当于630亿欧元。 
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2008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2008－2012年）的开启年，附件1国家开始履行减排承诺，欧盟排放计划第二阶段也与此重合，未来5年将是全球碳交易市场真正蓬勃发展的开端。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前景可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2012年后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也值得期待。2007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厘岛峰会上，所有UNFCCC成员国包括美国都同意开启后京都协议谈判，旨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协议，尽管最终能否达成一致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潜在的积极因素已经极大激发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可能。在低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界约定时，碳信用额度内涵价值日益凸显，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如果说WTO制定了世界有形商品的贸易体系的话，那么京都议定书则制定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产品贸易体系。作为一种基于国际规则而具有内涵价值的无形商品，碳信用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同样适用于有形商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经典理论和一般规律。 
碳交易市场供给方比较多元，包括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像石油供给高度依赖欧佩克，很难形成唯一计价货币的约定，客观上存在碳交易计价货币多元化的可能。 
目前，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场内交易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而由于一直以来英国都是碳减排最坚定的执行国，尽管英国排放交易体系（UK ETS）已并入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但伦敦作为全球碳交易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英镑作为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空间能够继续保持。日本碳交易所将采用日元计价。由于日元本身已经在世界通货中占据一定地位，伴随碳交易体系的开展，加上日本绝对领先的碳减排技术出口空间，日元将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尽管澳大利亚尚未加入京都协定，但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却是全球最早强制实施的减排体系之一。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制度将于2010年正式实施，以澳元计价。作为GGAS的延续，澳元仍将在全球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中占一定比例。 
此外，全球还有一些新兴的环境交易所。2006年7月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成立。新加坡贸易交易所于2008年7月初成立，计划推出CER交易。香港交易所考虑在2009年年中推出CER期货交易。中国2008年以来已经成立了三家环境交易所，分别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目前三家交易所都还仅限于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距离推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还有一段距离。韩国、阿联酋等也有此动议。此外还有属于拍卖性质的巴西商品期货交易所（BM&F）新加坡亚洲碳交易所（ACX）。以上新兴市场的碳交易所都将采用本币标价，竞争可谓非常激烈。 
碳交易的兴起和与之相关低碳能源的巨大市场前景将成为助推货币多元化格局的绝好契机。目前看来，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已经领先，美元稍显逊色。根据我们的计算，2007年全球碳基金已达58支，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95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增至67支，资金规模达94亿欧元（138亿美元）。2007年58支碳基金的货币组成中，来自政府投资者（包括政府机构、发展银行、私有部门）的资金93.3%是欧元；混合购买者（包括世界银行、其他发展银行、私有部门、政府机构）的资金84.7%为欧元。私人投资者（包括私有部门、发展银行、公共/私人合伙）的资金60.19%为欧元。其余为美元和极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镑。可见，国际碳交易使用欧元计价结算的需要近年不断提高。此外，日元将伴随其国内交易体系的展开而逐渐发力。澳元、加元等都具提升空间。伴随各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乘碳交易快车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如不奋起追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因为标价权的丧失而错过这一历史机遇。 
管清友、王颖：“碳货币体系势不可挡” ，《环球财经》2008年第12期。
2.石油-美元体系
为什么会在石油交易中全部选择美元计价？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石油太重要了，是工业社会的血液，现代社会对石油产生了最大程度的依赖。油价是一切价格当中最基础的资源价格，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而且，每年全球的石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即使不考虑其他贸易，光是控制全球贸易总额的10%的货币结算，美国的收益也是不可估量。
那么，为什么必须要用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单位呢？有人可能要争论说，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石油交易当然要用美元结算了。这只说对了一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承担了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三大职能。交易量的变化影响美元的储备地位，而计价又影响到交易媒介的作用。现在国际贸易的80%以上是以美元结算，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份额超过60%。不过，在石油贸易当中，美元是作为100%的结算货币（假定暂不考虑伊朗石油交易所的交易）。据说这来自美国与沙特在1970年代达成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这项协议具体出自哪里，笔者翻阅了很多文献也没有查到。不过协议的内容大致是沙特同意用美元作为石油惟一的定价货币。而由于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的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实际上，这等同于美元与石油的挂钩。对美国来说，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重要的不是汇率的高低，而是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这就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概而言之，美国获得的好处大致上有三方面：
第一，征收国际铸币税。国际铸币税即一国货币为他国所使用时所获得的收益。在这一点上，石油贸易与其它贸易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使得美国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并无二致。
第二，影响和控制油价。既然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美国就可以通过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甚至操纵国际油价。美国国内的利率调整和汇率政策都会直接影响国际油价。至于如何调整，要看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考虑。
第三，也是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石油起到了原来黄金的作用。1978年的“牙买加协议”生效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牙买加体系时期。英国经济学家伯德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人为设计和经过专门的补充、修改组成的拼凑之作。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称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无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是相当松散的，其特点在于黄金的非货币化、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和汇率制度的多样化。全球浮动汇率制开始取代全球固定汇率制成为新的时尚。在1992年IMF的167个成员国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多达78个，而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
在牙买加体系下，80年代发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债务危机，90年代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区域性货币危机。负责维护国际货币秩序和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的IMF，并没有对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防范和援助起到应有的作用。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而美国在独享铸币税的同时，又不肯承担起维护和协调国际货币秩序的责任。国际货币领域内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分配、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大的事实充分表明，牙买加体系只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亟待产生。
笔者猜想，虽然美国并没有宣布美元与石油的直接挂钩，美国也不是通过美元盯住石油价格的方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由于美元垄断了石油交易的媒介地位，美元即使出现汇率的波动也不至于发生崩溃的现象。通过垄断象石油这样的大宗商品的交易计价权，就保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应该说，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变化。有人甚至称这种现象为“石油——美元”本位或者“半油本位”。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样还是无法避免“黄金——美元”本位所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只能延缓了这一过程。类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危机可能还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按照这种逻辑的推理，只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放弃美元标准，就能推翻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放弃美元标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也很大，这涉及到结算货币转换的菜单成本，最致命的是各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缩水。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就像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所说的金融恐怖平衡。美元的霸权迫使人们不得不认同美元的标准货币地位。为什么我会认同美元标准？因为别人持有美元，所以我必须持有美元。因为我持有美元，所以别人必然会持有美元。因而没有人敢轻易抛售美元。
不过，特里芬两难依然存在。特里芬两难所揭示的道理在于，一国货币是无法充当世界货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美国相当不情愿，但未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交易计价权会分散在几大货币身上，由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有可能赶上这一班车。
美元能够轻易与石油脱钩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一次重大的美元危机来摧毁全球居民对美元根深蒂固的信心，才能使得美元真正和石油脱钩。而目前的国际失衡格局恰恰正在播下重大美元危机的种子。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援引Jeffery R .Barnett的文章认为，西方文明控制世界有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和“控制全球硬通货”。无独有偶，罗伯特·基欧汉则指出，美国的影响建立在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而他的盟国正是通过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机制来获得收益，并服从美国的领导。这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我们认为，西方学者注意到了控制金融系统和国际货币对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指出维系美元地位的机制所在。石油美元的计价机制保证了美元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实现，“成为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因此我们看到：
充当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国家可以获得铸币税、影响和控制油价、维持或提升该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等好处；
石油美元计价机制的建立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为了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而与沙特达成的秘密协议；
欧元的诞生对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决不会轻易将这一特权拱手相让，因此，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个政治问题。
石油美元计价机制客观上被国际投机利益集团所利用，相继制造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
为了改善全球治理机构，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切断石油美元计价机制。这需要一次深重的美元危机来完成救赎。
——管清友，2006年5月。
3.中国应公开承诺减排指标
不久前，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在一次演讲中要求美国“为人类迈进一大步”。戈尔针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在能源和气候变化上的态度大声疾呼：“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需要驱除幻想，在觉醒中应对眼前的危险挑战。在这种时刻，我们被要求立即大胆行动起来，摆脱自满，抛弃旧习，头脑清晰，保持警惕，做出必要的重大改变。对于那些无论以何种理由拒绝参与的人，必须要么劝其一起做出努力，要么请其靠边站。现在就到了这一时刻，美国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而更有甚者——如果要求再进一步——人类文明的未来正面临着危险。”
这位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的尴尬境地——我们从中国借钱来购买波斯湾的石油，在燃烧石油的过程中破坏地球。戈尔所说的美国的困境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困境：高昂的油价，过度的排放，脆弱的经济，紧张的国家关系。戈尔为美国制定的方案是“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并“要求国家致力于在10年内实现电力100%来自可再生能源和真正清洁的无碳能源”。也许这一方案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但戈尔的“这需要彻底地改变”理念和勇气也许值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学习和借鉴。
当今世界，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高政治会晤的首要议题。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问题已经被新的安全理念所取代，这三大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新的全球问题。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需求增长导致高昂的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高油价引发石油消费国民众的不安，也引发了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中东和非洲等资源丰富地区则成为政治动荡之地。依赖化石燃料的另一后果是过度排放对环境和气候的破坏。科学家们已经通过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向全世界阐明：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但人类的低碳之路并不平坦。还有很多人对依赖化石燃料抱有幻想，并对气候变化的事实表示怀疑。许多政治家在选票的“诱惑”和“威慑”之下随波逐流，没有承担起政治家应当承担的责任。他们不愿意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因为那样做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也不愿意把这一话题引向更深入和广泛的社会讨论，因为那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压力。这些政治家们并不缺乏敏锐的战略眼光，他们只是缺乏勇气！很显然，政治家之所以是政治家就在于他们应当在国家和世界出于重要的十字路口时发挥领导民众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种模式。低碳，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少或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和经济转型，这是区别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新发展思路；经济，意味着要在能源利用转型的基础上和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这种理念不能排斥发展和产出最大化、也不排斥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是能源消费和排放大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内涵上来看，低碳经济模式适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兼顾了“低碳”和“经济”两个方面：中国既需要摆脱对碳基燃料的过分依赖，减轻高油价的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又需要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低碳经济模式对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既十分紧迫，也十分必要。
从长远来看，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与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其内涵、目标和过程也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目标和过程是一致的。
从现实利益来看，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一篇题为《气候变化：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的研究报告指出，注重发展和采用先进的气候技术，与中国致力于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其地位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按照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提交给欧洲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气候变化将恶化现有趋势、紧张态势以及不稳定性，包括资源引发的冲突；沿海城市及基础设施面临威胁；领土损失和边界争端；环境引发的移民；社会逐渐衰落、激进行为日益盛行；能源供应紧张；国际监管压力加大。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抓紧采取行动，世界各国将要付出的国防和安全成本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冲突成本远远大于减排成本。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应当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全球新的经济转型当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通过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实现绿色发展，建立低碳社会和和谐社会，并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那么，突破口在什么地方？恐怕还在于公开承诺减排义务。当然，是否承诺是一回事，怎样承诺、承诺多少又是一回事。任何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如果不积极主动的加入全球减排行列，那将意味着选择一场公共资源战争，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黑色战争。
低碳经济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思想内涵在于，尽管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但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就是依附于自然的。在经历了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并结出恶果之后，人类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们原有的生活、生产和消费方式。我们必须学会更加现实的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自然世界。正如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言，“仍旧抱着问题出现时我们所持有的观点，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益处”。
几百万年以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生生不息、繁衍存续并成为地球之王，正是在于人类能够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不断回应所遇到的各种挑战。今天，低碳经济发展的浪潮把人类重新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何抉择，何去何从，都是对人类的一次严峻考验。-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