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悉尼·胡克
人物评价
无论是从学术史还是从思想史上来看，悉尼·胡克都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作为杜威“最出色的学生”，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毫无地位，而且在实用主义的星空中似乎也看不到他的闪光。前者不难理解，毕竟他中途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后者却多少令人有些费解，因为他最终是带着“实用主义者”头衔告别人世的。然而，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界，都对他鲜有关注，而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多为批判之声。本文只想从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进行考察，而重点将会放在胡克的“马克思理论”方面。[1]
人物经历
悉尼·胡克于1902年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因早年家庭的贫困，反抗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很早就在胡克年幼的心灵中产生了共鸣。13岁之前，胡克就已经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了。而在同一时期，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强烈的震撼了胡克，在中学里，他发起组织了红黑党，是学校官员们眼里“制造麻烦的‘布尔什维克’”。1919年，进入纽约大学伊始，他便参与组织了“社会问题俱乐部”，成员多为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生，他们一起讨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这期间，胡克还曾给他原先所推崇的罗素写信，对罗素从苏联归来后所发表的言论表示失望和不满。在胡克看来，罗素所谴责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艺术和美的损害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战争所带来的损害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胡克192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便开始在纽约大学任教。随后，在1928至1929年期间，胡克前往德国、苏联进行学术访问。他旁听了卡尔·柯尔施的讲座，后又入学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成为最早获准进入这一学院的西方学者之一。此时的胡克虽然已经受到杜威得很大影响，但仍积极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之中，他不仅帮助翻译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且还领导了美国工人党（AWP）。
回到美国后，胡克继续在纽约大学任教。1939年任纽约大学教授，1948至1969年任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1969年退休后任该校荣誉教授，1989年在纽约逝世。他一生著作有几十部，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比较大的有《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年）、《历史中的英雄》（1943年）等。而其中《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更是被看作是由他所开创的“实用主义马克思学”的代表著作。
作为实用主义泰斗杜威的得意门生，胡克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而且他还把实用主义与左派政治联系起来，甚至还有设法用实用主义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形成“实用主义马克思学”这种开宗立派的举动。然而他不但没有获得像理查德·罗蒂那样的社会评价和学术地位，甚至当人们在谈起实用主义复兴的时候都很少提及他的名字！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答案便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思想的转变（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思想的转变直接引起了他的立场的变化，胡克由一个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变成了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战士”。1947年，胡克在谈到为何放弃马克思主义时说到：“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它与关于他的基本学说的流行观点和理解相冲突，……假如我对马克思的意思的理解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也许将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幽默感，因此我已经放弃用这个概念（指“马克思主义”——引注）作为我的立场的描述性称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胡克思想的转变正是由于他试图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由这种冲突所引发的压力使得胡克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而在五十年代麦卡锡时代，理论破灭后的胡克成为一个激进的左派主义者，成为反攻、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斗士”，因而受到鄙视与声讨，最终被大多数学者所遗弃。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他是如何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用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来批判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形成冲突的。[2]
人物思想
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序言的开始，胡克写道：“这本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而写的书，对十九世纪一个卓越思想家的活动和思想，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以充分的明确性提出的马克思的主导思想，足以使读者对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世界上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有一个逼真地了解。 ”这一段悉尼·胡克对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的说明，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他的这本书是要谈谈他自己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的理解；然而作为杜威的得意弟子，他所说的解释就是、也只能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从而形成所谓的实用主义马克思学。然而这种实用主义马克思学无疑会与那些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甚至包括恩格斯）的理论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因而，在这本书中，他对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以考茨基、法希亭等人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被胡克称作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左派被他称作是“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以索烈尔为代表的革命工团主义观点被称作是“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他则把列宁、卢森堡的观点称作是“回归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胡克认为，前两种马克思主义虽然都可称作是改良主义，但二者的表现手法却有所不同。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手法是教条主义，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推行改良主义的。革命工团主义被胡克当作是与马克思思想有某种连续性但又以异端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与卢森堡的观点被胡克认为是向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回归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和能动性。
胡克从社会主义学说、哲学、经济学三个方面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胡克认为正统派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人的一种革命性选择的观点歪曲为资本主义将会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宿命论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在论及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实际含义是：共产主义是人类在生存与毁灭之间所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他说：“如果社会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共产主义制度就是为了要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绝境（尽管它有过剩的财富）提供的唯一出路。”  在哲学方面，正统派把人的感觉和思想当作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和复写，他们用消极被动的感觉主义代替了马克思所倡导、提倡的意识的能动性。他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是所经验的对象与能经验的活动、状态、客体与主体应该是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一个观念的正确与否不是看它是否与外部环境相符合，是否是对外部环境的反映，而是看它能否实现人的目标，满足人的需求。在这里，他在批判正统派的简单的、机械的唯物主义的同时，还对恩格斯提出了看法：“他（恩格斯——作者注）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浅薄的公式，依据这个公式，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和复写，而没有解释：如果观念只是一些反映，那么，它们又怎样可能有助于改造或革新事物。他不把感觉当作获得认识的重要线索，而把认识同感觉等同起来，并把真理定义为这些感觉同外部世界的符合。”  （有关悉尼·胡克对恩格斯的批判，本文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在经济学方面，胡克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科学，而是指导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逻辑，不是揭示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而是为了启迪和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他还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力、剩余价值等等一系列理论都不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必将灭亡的“无能”，而是要激励西欧无产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去革命、战斗。胡克说：“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值得为之而战斗的话，那么，劳动价值论也是值得挽救的。 ”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胡克对恩格斯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的解释做出了批判，认为正是恩格斯使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构成一种以一般的科学理论为其例证的那类假定——推理体系，而不是革命批判方法的一种例证 ”这一观念得到了流行。而正统派的领导人，正像胡克所说得那样，“就乐于像修正马克思的学说那样去修正他（恩格斯——作者注）的学说 ”，出于政治的需要，对恩格斯的学说也进行了修改和歪曲，使得经济活动变成了人的主观意识的活动，把具有阶级本质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阐述成为了描述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客观科学，阉割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革命立场。
总之，在胡克看来，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既不根据马克思，又不根据恩格斯的最终结论，而是机械地、教条地根据政治需要，用那些被恩格斯最终抛弃掉的侧重点来僵化的形成自己的体系，从而走上改良的道路。
在胡克看来，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们对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进的批判是他们的理论在1918年之前成为了欧洲社会主义力量阵线中最强有力的趋势，而且他们还非常诚实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胡克的原话是：“伯恩施坦的巨大优点在于其思想上的诚实性。他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清醒的年代里所改他的映象——爱好和平的，善于分析的，献身于社会改革事业，对革命的青年时代怀着激动的追念的戴单眼镜的学者——来解释他们。 ”）。然而伯恩施坦们为什么会被胡克称为修正主义者呢？胡克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不构成他对马克思的背叛，而他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来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他真正的成为修正主义的要害。
胡克认为，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革命的核心目的，最终是为了社会主义者的需求、维护社会主义者的利益，虽然也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机械论，但是却抛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使自己成为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伯恩施坦，作为启蒙思想的一个阐释者，他认为他的社会主义同伴们思想混乱，是由于他们假装运用辩证法的缘故。……在马克思的正统派信徒那一方，对马克思的方法的鉴赏竟是这样的生硬，以至在同伯恩施坦争论时，他们只是围绕着他的特定的结论，时常是围绕着这些结论的措辞，而不是针对他的浅薄的理性主义，大发雷霆。 ”伯恩施坦为了对正统派的言行不一作出批判，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改良”（当然是为了适应自己对理论武器的需求而量身定做），用新康德主义的社会伦理学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而这一理论也被伯恩施坦称为“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认为收入的增加对与工人来说更实惠，社会主义活动的参加者们更应该考虑彼岸而非此岸，并且它还承担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它改变现状、消除矛盾则是通过改良与合作。在胡克看来，伯恩施坦的这一理论其实就是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赤裸裸的背叛，他仅仅出于政治目的就歪曲的解释马克思思想（或使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而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这一最具激情和煽动性的特点的抛弃，则是改良主义者们最失败的地方。
以索烈尔为代表的革命工团主义，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在胡克看来是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着一定的连续性的，但他们为了拒绝社会主义政党的实际纲领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甚至非常公开的无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以一种异端的形态出现，他们为了把自己同修正的、右派的社会主义政党区别开来，就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崇尚自发的、直接的经济斗争；他们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总是依靠总罢工这样简单的武器来取得权力。工团主义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主张以工会联合组织来取代国家；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并且拒绝接受任何革命理论指导。他们把政党权利与工会活动绝对地对立起来；在胡克看来，工团主义最终失败，遭到摒弃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索烈尔用伯格森的哲学方式，解释了马克思和工团主义的理论，把它们变成了“神话”或“情绪”的冲动、激发和绵延，而正是用这种“神话”，索烈尔诱使工团主义四面树敌，最终只能飞蛾扑火。工团主义虽然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但他们却完全抛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能动性，最终走上冒险主义的道路。胡克最后总结说：“工团主义运动是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革命政策。因为它没有觉察到它本身是什么东西，它就瓦解了，而其革命的精力和热情则被消耗殆尽。工团主义者至多只能恐吓国家，而不能够征服国家。一个批评家把工团主义的特征恰当的描写为：‘狂怒的同时奔向一切方向的革命的无头脑的骑士。’ ”
在胡克那里，列宁和卢森堡的观点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们的理论被胡克认为是真正向着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和灵魂的回归，它恢复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和能动性，它不但谴责以索烈尔为代表的工团主义者拒绝用议会活动为革命服务，谴责他们对暴力的拜物教；同时又严厉的批判了右派社会主义政党的苟安的议会主义，批判他们对与非暴力的拜物教。
回归型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期待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束手等待革命形势出现的宿命论以及把改良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全部目的的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当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是“社会的必然性”的结果时，他所说的乃是整个社会必然性的合成结果，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客观经济条件的发展，而另一个要素则是对一个革命阶级的阶级意志的要求。而列宁则更是认为，经济发展只是产生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立的夺取，“却主要的取决于政治智慧、意志和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胡克认为列宁和卢森堡实际是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理论变成了行动，具体说就是：他们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由一个虚构的社会经济共同体转变为夺取政权并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的选择的思想转变成为具体的夺权行动的纲领和策略。胡克认为这种转变的后果是令人难以忘怀和意义深远的，“它一举而从那些相信补偿政治的人的脚底下铲除了根子。 ”
虽然回归型马克思主义者们回归并阐发甚至是推进了马克思思想的精粹，但在胡克眼中，它仍与宿命论、机械论有这割之不断的牵扯。卢森堡认为应该有一种更加民主地反映党外群众要求的组织形式；她还轻视民族问题并认为革命专政中的工人不应与农民结盟，最为重要的是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寿终正寝；这些都显示出她对机械的自发理论的过大的信赖。而在列宁那里，虽然他否认资本主义会以任何这种机械的方式崩溃，但列宁却忽略了他的政治能动主义和作为其基础的物力论哲学同他的机械符合的认识论（胡克认为这是逐字逐句的仿效恩格斯）之间的不相容性。
上面简要地谈了胡克主要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对马克思之后的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究竟是对是错，还是要再看了胡克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后再做评定。[3]
人物评定
在这一部分，首先要履行上文的承诺，即对胡克有关恩格斯的批判进行讨论，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当然也包括前文胡克对正统派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的论述的基础之上），来考察他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的。
首先，在胡克看来，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不恰当的”解释加剧了四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对峙。他认为，恩格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马克思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某种带有特征性的强调，而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各领导派别为了各自理论的实际需要（按照胡克的观点，这种需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成为马克思思想真正的解释者，真正的“传人”；二是为了争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以有号召力的理论——当然马克思的遗产是最明智的选择，来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胡克说：“名字和象征会在群众运动中带来巨大的威信。……而当它们在旧的假面目和口号的装扮下出现时，人们将更加易于接受它们。 ”），又对恩格斯的这种强调的某些侧重点进行了派别色彩非常浓重的进一步阐释，最终导致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正是因为恩格斯希望构建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在《反杜林论》中用一元论的体系而不是从统一的方法论出发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正是因为恩格斯想要保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所以他竟然接受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论的浅薄的公式。胡克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虽不像正统派所宣称的那样一致，但也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得那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起的恩格斯在革命的自觉性的引导之下，在关键时刻回到了马克思这一边，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抛弃了早先的感觉论，采用了明确的经验主义的观点；在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几封重要的信件中，他纠正了经济机械论的错误，强调了人的意识在核选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恩格斯最后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导言》中，他着力弘扬了革命的伟大意义。然而恩格斯的转变却被正统派们视而不见，他们不但歪曲的解释了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删改、曲解恩格斯强调的侧重点（而这些强调，恩格斯在后期已经放弃），僵化成系统的教条，诱发了改良主义的大泛滥，加速了第二国际的解体。
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字里行间充斥着的胡克对于马克思的崇敬之情，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感情，使得他在对马克思的合伙人、好朋友、思想的解释者——恩格斯的批判保持在一个比较温和的范围之内，或者说是可以让任何人能够接受的善意的批评。而将错误——当然是本质性的错误，统统算到了正统派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头上，使得他们在胡克那里成为了马克思思想的“背叛者”、自己的理论的“掘墓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胡克，对马克思是非常推崇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本出版于1933年的书中，我们更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胡克的这种感情——对自己崇尚的理论进行捍卫（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由此不难看出他当时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忠实。然而与此同时，作为杜威的学生，胡克注定首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然后才能是其他主义。但在胡克眼中，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矛盾。杜威在某些时候所运用的历史方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相互补充、并行不悖；而杜威对哲学二元论根源的劳动分工式的分析，对人的超时空的目标的设定的反对，对哲学与社会环境密切关系的强调，对实践本体论地位的重视，对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思想的主张，都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非常接近。
而在具体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上，胡克是与卢卡其、柯尔施站在一边的，将马克思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价值理论，一种非常重视人的活动、人的参与的实践理论。胡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基本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的需要、进化和活动”。杜威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的启示是：哲学以及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都来源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而且人从来就不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一直都是一个直接参与谋划、行动的当事人。胡克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出发点如出一辙，但和杜威不尽相同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更强调人的活动的革命性；确切地说，“它（指马克思主义——作者注）并不是一种学士椅中的怀古哲学，而是一种社会行动的哲学；更加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 ”
在胡克看来，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哲学这一基本特征的篡改，使得原本在马克思那里极其重要的“人的活动”——人的能动性成为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可有可无的“多余的附加物”。一个朝气蓬勃的行动者纲领就这样变成了坐在扶手椅中的“秃头博士们”手中的讲义。他说：“在他们阐释的基本特征中，都存在着一种明确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了。官方的理论上的强调，包含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是：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法，还不如说是在历史已经被创造出来之后，理解它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某种中性的和超越价值判断的东西，就像山坡决定冰河运动一样，马克思主义决定了行动。在严格意义上说，它是客观的和科学的。它的威力不仅建立在权利之上，而且建立在知识之上。 ”而这种歪曲的解释的危害就在于：社会主义成了一种科学论证的产物，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对于它的“一切反对和忠诚，都同样是无足轻重的。”   “对于马克思所作的这种纯客观主义届时，造成了这样一种使人麻痹的理论。”  虽然早期胡克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理论体系有比较完整的自我理解，但并不是说他对马克思是全盘接受的、毫无疑问的，相反的，由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盛行，它非常不满于马克思哲学的模糊性，竭力倡导哲学的科学性。
在胡克这本《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出版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当时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一个高潮的开始时期，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也都纷纷借机提出自己的理论和纲领，希望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因此，他们的主张、理论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就会或多或少的沾染自身政治需求的目的性，而胡克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他们展开了批判。通过上文对胡克相关批判的了解，我们不难看出，如果仅仅简单的从理论层面来考察，那就无疑正如胡克所说得那样，马克思的继任者们歪曲理解了他的思想，修正主义放弃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改良主义则是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在胡克看来简直就像一群只懂暴力的“莽夫”，他们抛弃了人的政治能动性，而列宁和卢森堡虽然回归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和精粹，但卢森堡犯了机械论、宿命主义的错误，而列宁在辩证法上则是追随恩格斯接受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论的“浅薄的公式”。然而，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来看，胡克在对当时马克思的后继者们的批判确实是走向了极端。他批判、否定了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认为这些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的理解，都是不恰当的。他急于提出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来证明自己的批判。
然而真的就像胡克所认为的那样吗？答案是否定的。他在批判的同时，本身也对马克思思想作了反向的歪曲理解（对于首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胡克，这一点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矛盾，可以一路同行，但这种相似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形似而非本质上的神似，而胡克却理想的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试想，貌合神离的两种理论会一起走得很远吗？我想这可能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胡克开始放弃其理论的一个原因吧。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它是如何完成这一粘贴过程的。
他用杜威的“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多元历史观混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更多的看作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决定和创造，而忽视或者可以说是无视客观条件的决定性这一前提。他用杜威的工具主义混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反映论，把革命理论看做是实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求的随心所欲的手段，进而把捍卫和破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斗争看作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为了争夺其精神遗产与革命控制权的斗争；把争取社会主义与葬送社会主义的斗争说成是不同集团的生存斗争；把从右的和左的两个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统统封为马克思主义，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界限。
不难看出，胡克的实用主义马克思学的理论相对还是比较粗糙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但是，对于他这种在理论研究上的开创精神我们要给予肯定，毕竟，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了主流地位的各派别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判，不但需要相当的理论作为基础，还需要一定的信仰以及用起来作为动力。所以，在我看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游走于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胡克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哲学家。[4]
人物分析
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唯一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教授，为什么胡克会在四十年代后期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对其进行批判，直到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恶毒的攻击，并最终被历史所遗弃？其中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个人性格原因。胡克出生在纽约这一繁华都市的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家庭，社会的不公是她很早就有反抗的意识，但它除了书面的研究之外，从来就没有过现实的行动，长此以往，使得他的性格逐渐变得懦弱。后来，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它取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了一位大学教授，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当自己所信仰、坚持的理论被社会主流所不容时，它选择了放弃。我们不能因此就批判他，毕竟，对于一个从小贫困，而现在事业又有所成的性格软弱的人来说，反抗意味着失去一切、是不能接受的，而妥协则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是社会政治的原因。胡克开始在美国宣扬马克思主义，始于一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各派别对马克思思想的自我运用，是胡克看到了其中所蕴藏着的、开创自己的理论的机会。而它放弃马克思主义，也有当时的社会政治原因在其中。四十年代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苏联于英美的盟国关系也走到了尽头，而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美国，是不能容忍苏联坐大的，所以当时在美国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再加上胡克本身就在三十年代开始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而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历史中的英雄》这两本书中，它更是尖锐的批判苏联的斯大林体制。到五十年代，当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美国国内的雪抒怀井边的极为恶劣，任何与社会主义国家有联系的人都会受到调查甚至是审讯，更别说是像胡克这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由于上文提到的性格原因，胡克选择了妥协，他开始公开的参与麦卡锡主义者的活动，为他们攻击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武器，而这些，正是他后来成为被大多数学者所不齿的“变节者”的原因。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思想理论上的原因。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所分析的那样，胡克试图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却遭到了失败，没有能够很好的构建起一个体系，因而他的解释没有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这导致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查，结果是：他发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恩格斯以后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它的主要部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胡克原先以为的说服力。这也动摇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正如前文中引用他自的话那样，他认为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即实用主义解释）是一个幽默。随后，他不但更加具体的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激烈指责，而且也对马克思本人进行反思，指出其不足，试图放弃马克思主义，回归实用主义。他说：“是不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就像这是不是‘马克思的真正意思’的问题一样，是不重要的 ”“这一派人的理论（指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作者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意旨，他的历史意义并不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地位的理论传统就是由他们来奠定的。 ”“为了心理上和历史上的理由，也许有必要放弃‘马克思主义’一词，不用它来作为一种鉴定的名词。 ”然而即便是他的思想发生如此之转变，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胡克并没有过多地、明显地对马克思本人进行指责，他矛头所指的，正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
胡克是思想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作为杜威的得意弟子，他本可以在实用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位置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却另辟蹊径地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而正是这一不成功的解释，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眼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主流哲学中的异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转变了思想，真正投入到反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当中，他的这一行径，被赋予学术正义感的学者们所不齿，而他，则被打入历史的垃圾堆，不被人们所重视。
然而，通过本文，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在认识清楚了胡克的理论后，因该看到，尽管他用实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显得粗糙，尽管他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但他用实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创举，他最先看到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某种有关联的东西，这为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应该客观的对他进行评价，工整地对待他的思想、学说。[5]
人物作品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胡克的这本书，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在辩证法观方面的一种思潮，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去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正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为事情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才能既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的错误观念，又避免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错误观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种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它的原则主要表现为历史意识和阶级活动的逻辑，它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自然的客观秩序只有当它隐含地涉及它制约着社会和历史活动的方式时，才同辩证法有关。所以，这种思潮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一种自然辩证法，因为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企图，是同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出发点相矛盾的。而恩格斯关于自然过程是受辩证否定的支配的描述，则是把意识的要素当成了一切事物的一个普遍的特征，从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假设不相容的。不仅如此，胡克还认为，从历史上和分析上说来，相信自然辩证法，这是从普罗提诺到黑格尔的每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的中心学说。
为了否定自然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这股思潮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
它先是把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混淆起来，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例如，胡克在本书中说，自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矛盾是命题或判断或陈述，而不是事物或事件，这已经成为逻辑理论的一种老生常谈了。而恩格斯认为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现实力量，则是把逻辑范畴看成是物质关系。
接着，它又离开了对立去把握同一，否认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和客观实在性。胡克在书中认为，假如严格地应用两极性的隐喻，那么，把它扩展到每一种事物，就是最纯粹的神话，因为如果从实质上来加以解释，那么，或者两极对立仅仅表示自然界存在差别，那是正确的，可又是微不足道的；或者两极对立完全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磁石中的两极对立的结构，就完全不同于阳性与阴性、算术上的加与减、遗传与环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对立的结构。胡克在这里，显然是借口两极对立在结构上的差异性，去否定两极对立的普遍性。
随后，这股思潮猛烈抨击恩格斯所阐述的运动的矛盾性质。
恩格斯在谈到运动的矛盾性质时，曾经说过，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而胡克在书中，一方面说恩格斯的描述没有揭示出形式上的矛盾，因为如果承认物体具有不同的部分，那么，说它在同一时间内占据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完全正当的，而如果把不同的时间加以区分开来，那也不难承认一个物体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又说恩格斯为他的主张提出的唯一论证，就是在很久以前由芝诺所提出的各种总的考虑中一个考虑的变种。胡克在这里显然是把恩格斯就一个运动着的物体整体所作的描述，变成对运动结果的描述了，然而这和恩格斯的原意却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胡克把运动所体现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矛盾统一人为地割裂开来，抓住其问断性加以绝对的夸大，否认其不间断性，而恩格斯却是从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矛盾统一中去把握事物运动，从事物的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矛盾统一中去把握事物的运动的。 
最后，这股思潮断然否定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攻击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是把逻辑观念变成造物主，用内在神学代替超越神学，为此而要求根本抛弃辩证法这个用语，用科学方法取而代之。胡克在书中说，辩证的方法，只有在其被理解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语时，才能声称有意义而具有正确性，而既然在传统的公式中，辩证法为许多使人误解的和错误的概念所困扰着，那么，抛弃辩证法这个用语，就会更有助于清晰的思维……胡克的这个指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唯物辩证法坚持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坚持自己运动论，就是坚持自然界是按照自己固有规律运动着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根本否认自然界有任何目的，根本否认自然界是按神的目的创造或按绝对观念的内在目的运转的，正因为这样，它才同任何神学彻底划清了界线。  至于胡克所提出来取代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夸大感觉、经验的认识而忽视理性的认识的狭隘经验主义，它是根本不能取代辩证法的。 
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在教学与研究中，往往采取孤立地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方法，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种种思潮，对于它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和非难，常常是不闻不问。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在效果上并不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以马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着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不是更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更有利于我们回答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特别是更有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吗?!例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阅读和研究胡克的这本《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就显然有助于我们通过对照、比较、分析和批判，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去推进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