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二八淞沪空战
简介
  淞沪战役(图1)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空军抗击日军侵略的空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当时日军兵力9万多，约有舰艇80艘、飞机300余架；中国守军5万，只有32架飞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空军配合地面部队英勇作战。2月5日，双方各4架飞机首次空战，中方飞机被击落1架。20日，中国空军美籍飞行员罗伯特·萧特驾机与3架日机空战，击伤日机2架。22日，萧特驾机在苏州上空遭6架日机围攻，萧击落1架日机后被日机击落阵亡。26日，中国空军飞机15架与日机群激战于杭州湾上空，击落日机1架，中国飞行员石邦藩、赵甫明座机受伤迫降。同日，6架日军轰炸机在驱逐机掩护下袭击杭州乔司机场，广东航空队队长丁纪徐率机3架起飞迎击，激战10分钟将日机驱逐。
背景
  淞沪战役(图2)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新首相兼外相。6月27日，他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日本外务、陆海军，以及驻外高级首脑。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亦参加了会议。7月7日，田中在会议上提出《对华政策纲领》。25日，田中致函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将《对华政策纲领》代奏给天皇。据传奏折中有“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之狂语。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我国的步伐。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先后在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等地挑衅，企图继续以武力威逼国民党政府承认其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在上海建立入侵我国内地的根据地。1932年1月21日，日本借口所谓“日僧被殴事件”，向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提出了惩凶、道歉、抚恤和解散反日团体等无理要求，同时向上海增兵。1月28日，日寇又进一步强求侵占上海闸北地区，扩大日军陆战队占领区域，中国方面理所当然的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恼羞成怒于当夜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我上海爱国军民奋勇抗战，由此爆发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战役。
战前情况
  淞沪战役(图3)淞沪战役展开之前，中日双方都做了一定的准备。当时中国军队南京军政部下设空署，辖有6个航空队。日寇侵占上海闸北地区的“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南京军政部航空署即抽调第2、第4、第6三个航空队共25架“可塞”、“容克”型飞机赴上海参战。广东航空队也派7机组成的混合航空队（有轰炸机和歼击机）北上助战。到淞沪战役展开时，中国空军共有32架飞机进入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协助19路军作战，中国空军参战的飞行员中有一部分是印度籍、美国籍的进步人士。淞沪战役之前，日军能直接使用于上海地区的作战飞机共有300余架，机型多为日本“13式”舰载攻击机。日军飞机有相当一部分部署在“风翔”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上。在作战飞机的实力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淞沪战役中国空军先后击落日机2架、击伤2架；中国空军亦有4架战机被击伤，1架被击落。
双方兵力
淞沪抗战从1月28日开始，到3月3日中国军队主动撤离，共进行了1个多月。在整个战役中，日方曾三易主帅，其参战的兵力近10万人，投入的空军力量有第一航空战队的“加贺”号和“凤翔”号航空母航、第二驱逐队和“能登吕”水上母机舰等舰上的飞机上百架，各型舰艇约80艘。中方参战的为蔡廷铠将军的第十九路军、宪兵第六团和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总兵力约5万人，飞机32架。在整个战役期间，中、日空军之间曾发生了5次空战。中方参战的为南京政府军政部下设的航空署第2、6、7航空队，以及北上助战的广东航空队。
作战经过
概况淞沪战役展开后，日军作战开始虽然轻敌，导致三易主将，四次增兵，但始终注重重点突击，全线配合，很好地运用了正面进攻与翼侧迂回相结合的战术。在进攻中十分重视海、空火力的支援，每次进攻之前，都要派出十几架至二十几架飞机进行轰炸，以配合部队作战。淞沪战役中的中国地面军队作战英勇，但在陆空协同作战上尚无成熟的经验，陆军、空军虽在战役上有联系，但战斗上基本是陆、空相互独立作战，中国空军在淞沪战役中先后与日空军进行了5次空战。
1932年2月5日1932年2月5日，中日空军双方各4架飞机在上海郊区真如上空进行首次空战。中国空军印度籍飞行员朱达先的座机被击伤。着陆后未经检修，飞行员黄毓铨求战心切，抢上朱达先返场的飞机，起飞  升空，由于部分操纵系统被击伤，飞机起飞后即坠毁在机场上，黄毓铨牺牲。
1932年2月20日1932年2月20日，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原任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应美国波音公司之聘来华任波音－218型歼击机试飞员兼教练员）驾驶波音－218型歼击机，从上海虹口机场飞往南京，升空后即与3架日本舰载歼击机遭遇，激战29分钟，罗伯特.肖特击伤日机2架。
1932年2月22日1932年2月22日，罗伯特.肖特驾驶波音－218型飞机在苏州上空巡逻，与进犯苏州的6架日机（3架舰载歼击机，3架护卫机）遭遇，在1:6的绝对劣势下，肖特重点攻击日寇长机，在距敌机20米－30米时才猛烈开火，击毁日军小谷大尉驾驶的长机，最终因寡不敌众，肖特驾驶的座机被日机驾驶员生田大尉击中，坠毁于苏州市市郊尹山乡高塾村。
1932年2月26日1932年2月26日，中国空军第2队石邦藩、第6队赵甫明分别驾驶“可塞”、“容克”飞机同15架日机激战于钱塘江口上空，石邦藩击落日军“13式”舰载攻击机1架，我2架飞机均受重伤迫降，赵甫明伤重牺牲，石邦藩重伤致残。 
1932年2月26日，6架日军轰炸机在9架歼击机掩护下，企图空袭杭州附近的乔司机场，我广东航空队的3架飞机升空拒敌，激战10余分钟，终因飞机性能逊敌，寡不敌众，致使1架飞机受伤迫降，人员幸免伤亡。 
中国空军经过数次激烈战斗，作战损耗一时难以补充，为保存实力，南京政府电令全部机组撤到安徽蚌埠待命，这实际上等于撤出了战役，至此上海地区的中国地面军队失去了空中支援。淞沪战役空中作战，敌众我寡，是一场艰苦的奋战，亦是中国空军抵御外敌的第一次空中战役。
战斗结果
淞沪战役，从1932年1月28日开始至3月3日止，历时1个多月。日寇空军控制了战场上的制空权，敌机不仅配合其陆海军协同作战，对我军阵地狂轰乱炸，还袭击上海、苏杭一带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使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我爱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给予日军重创，但最终敌众我寡，  实力悬殊，淞沪战役以失败而告终。
战斗启示
空要拥有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淞沪战役空中作战是中国空军抵御外敌的第一次空中之战，中国空军虽然英勇作战，但最终败于日本空军之手，这种失败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其一：防空要拥有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淞沪空中作战，中日空军战机数量相差较大。中国空军仅有30余架飞机，而日军作战飞机达300余架，中日空军实力的对比为1:10，在多次的空中交战中，都是敌众我寡，这使得中国空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当时，飞机数量上的优势即是整体上的优势，中国空军以少敌多则难免处于被动。 
淞沪空中作战，中日空军飞机战术、技术性能相差较大。中国空军的“可塞”、“容克”型飞机速度慢、携弹少，日军“13式”舰载攻击机速度、携弹均优于中国空军的“可塞”、“容克”飞机，中国空军以劣敌优，难以夺取空战主动权。 
此外在飞行员的专业素质上亦有差别，中国飞行员中、外籍混合型，在空战战术和专业技术上参差不齐，在人员专业素质上中国空军与日军相比处于劣势。中国空军失败的原因启示后人：防空要拥有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强大空中作战力量包括要拥有性能先进、数量可观的作战飞机，要拥有专业技术、战术高超的飞行人员、要拥有先进的反空袭战略战术思想。
防空要拥有强大的地面反空袭作战力量其二：防空要拥有强大的地面反空袭作战力量。淞沪战役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作战。日军在上海地区参战的作战飞机共有300余架，机型多为日本“13式”舰载攻击机，大部分部署在“风翔”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上。当时中国军队吴淞炮台拥有的远程火炮可以对日军“风翔”号和“加贺”航空母舰构成威胁，如果以远程火炮奇袭日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则可能取得一定的战果，但当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淞沪战役中，中国地面部队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防空火炮，但在实战中发挥不好，没有对日机构成应有的威胁，使得日机在上海地区气焰嚣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淞沪战役空战失败的原因启示后人：防空要拥有强大的地面反空袭作战力量，空地一体的防空作战是反空袭的重要对策，这一点对国土防空尤为重要。
历史回顾
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抵御外敌的作战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抵御外敌的作战。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空军抗日空战的序幕是从“一·二八”事变开始的。但是面对日本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先奏和信号，中国国民政府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对于中国空军而言，没有得到应有的加速发展，以至于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仅有落后陈旧的305架作战飞机，飞行员的训练也不足，机型配置不合理，后勤保障不到位。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并不缺少经费，只是民众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捐献的巨额购买飞机款项被腐朽的当局存入银行吃利息(注：本文作者之一陈应明先生当年在广东上学时也曾经向广东空军捐过款购买霍克III)。而在采购飞机的过程中又因为官僚巨头的腐败、追逐回扣，并没有按照中国真正的现实和需要来采购最必要、最急需的飞机，更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以至于当抗战爆发后，英、美、法等中国主要作战飞机采购国以“中立“为由，拒绝出售飞机给中国，本来就无法自给的中国空军装备一经损失，便无法恢复战斗力，最后在抗战爆发3个月内基本损失殆尽……虽然中国空军广大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奋勇抗战，全力杀敌，但终因国民党政府方略有失、指挥不当，在付出了3个月的卓绝奋战和壮烈牺牲后，仍然没有达到开战之初即定之目标——保卫大上海，扼守中国经济、军事命脉长江口，阻敌朔江而上，威胁沿岸首都、重地。此情此景，足以为后人扼腕叹息。 
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应该从中国空军首次参加抵御外敌的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开始算起，但是国民党政府没有作好全面抗战的准备，反而继续进行内战，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态度才有所转变，但面对早已磨刀赫赫的日本侵略者，准备显然不充分。历来外国侵略者最怕便是中国人统一，共御外侮，因此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不到1年后，日本军国主义便急急的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企图此为突破点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的同时，他们也在上海挑起事端，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驾车强闯虹桥机场被击毙。至此国民党政府仍企图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本已经决心就此发动战争。8月13日，日海军舰艇炮击上海市区，陆战队在汇山码头登陆，在战车掩护下进攻闸北、虹口，“八·一三”事变就此爆发。由长谷川为司令、“出云”号为旗舰的日本第3舰队进入上海海域。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全面抗战的战火从华北烧到了华东。历时三个多月的凇沪会战拉开了序幕。
上海战区投入的空军兵力凇沪会战之初，中日双方在上海战区投入的空军兵力是：中国空军重轰炸机6架、轻轰炸机3 6架、驱逐攻击机97架、侦察机51架，共190架，随后增加到222架。日军海军航空队轰炸机80架、战斗攻击机38架、侦察机12架、运输机1架，加上日本陆军航空队独立飞行第6中队的9架侦察机，共140架，随后增加到250架。双方空军在总体上日本空军占绝对优势，但在凇沪战场中国空军在兵力上曾一度略占优势。由于“八·一三”事变之初，国民党当局虽然有抗战决心，但是对日本的军事势力尤其是空中力量的持续作战能力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没有意识到我中国空军将要面临的重重困难，也没有一个持续、有远见的空军作战方略，因此甫一开战，我中国空军便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试图配合地面部队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一举将其赶下海。
保卫上海以及南京空防安全根据国民党政府以及航空委员会的决定，中国空军在凇沪会战之初的任务是保卫上海以及南京空防安全，同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相机打击日海军舰船。8月14日凌晨02：00，航空委员会发布了《空军作战命令第2号令》，决定不等所有空军部队集结完毕，利用现能调集的部队先行对上海地区的日军开展攻击。当时中国空军将士奋勇杀敌，出击次数甚多，限于篇幅，本文仅对较为突出的略为论述： 
14日上午，驻皖南广德机场的2大队11队队长龚颖澄和9队队长谢郁清分别率本队9架“诺斯罗普”（Gamma）2EC轻型轰炸机出击轰炸在长江上的日第3舰队和在杨树浦码头登陆的日军及其补给地域公大纱厂。09：05，龚颖澄率领的编队飞临长江，穿云后轰炸了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2大队9中队分队长祝鸿信与后座轰炸员任云阁克服恶劣气象影响，炸伤“出云”，并随后轰炸了侵华日本海军上海司令部。谢郁清率领的9队也以250kg炸弹轰炸了公大纱厂。 
09：20，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领本大队的19架霍克III各挂1枚250kg炸弹由扬州经南通顺长江前往上海轰炸长江口一带日舰。在南通江面上发现日一约1300吨的驱逐舰向江口而行，丁大队长首先俯冲投弹，各机依次跟进，24中队副队长梁鸿云的2410号机命中敌舰尾部。后但由于适逢台风过境，气象恶劣，加之霍克III没有精密导航仪表，因此丁纪徐机队到达长江口后，从1000m高度穿云下降后没有找到目标，此刻各机的油料也已经不多了，5大队不得不将剩余的炸弹投入江中返航。 
下午，5大队由24中队队长刘粹刚率领9机再次出击，轰炸日军陆上目标。不幸遭7架日机偷袭，上午建功的梁鸿云副队长不幸被日95水侦偷袭，空战中受伤，再遭日舰舰炮击中牺牲，这是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战中殉国的第一位飞行员。 
与此同时，第2大队11队的9架“诺斯罗普”Gamma2E再次出动轰炸汇山码头，遭地面、舰炮火力反击,多架飞机受伤。而9中队轰炸在杨树浦集结的日军时，遭日机偷袭，分队长祝冯信手上中弹，后座任云阁牺牲，飞机勉强飞到虹桥机场迫降。另外14队李传谋座机被击伤，飞返常州时坠地牺牲。 
下午14：40，中央航校暂编34、35中队6架霍克II、3架钱丝·沃尔特V92C“新可塞”由笕桥出击，轰炸了公大纱厂等目标，并发现日军准备利用附近的高尔夫球场修筑机场。 
18：30左右，我由周家口飞笕桥的4大队21、23中队与来袭日鹿屋航空队的96陆攻空战，击落3架（史称八一四空战）。我方损失起飞时缺油坠机牺牲的刘树藩1架。 
至此，8月14日一天之内，我中国空军飞机出动多次，轰炸、扫射了日军陆上部队和海上第3舰队舰船，并与日机展开多次空战，取得了一定战果。这是凇沪战役空中作战的第一天，也是中国空军参加全面抗战的第一天，各部队斗志昂扬、杀敌奋勇，给予日本侵略者以相当打击，以至于日本将领不得不重新估量中国空军的实力。 
8月14日晚，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根据情报判断，估计中国空军在南京约有驱逐机波音281、菲亚特C.R.32共9架、侦察机30架，在南昌约有驱逐机40架、侦察机7架及部分轰炸机，遂决定15日鹿屋、木更津航空队，3艘航空母舰上的航空部队全部出动，轰炸南京、南昌、杭州及上海等地机场，企图消灭中国空军。 长谷川清给各航空部队下达的任务是：
1．鹿屋航空队轰炸南昌机场； 
2．木更津航空队轰炸南京机场； 
3．“龙骧”、“凤翔”号航空母舰上的第1航空战队，攻击、轰炸杭州、苏州及上海虹桥场； 
4．“加贺”号航空母舰上的第2航空战队，攻击、轰炸杭州附近各机场； 
5．“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上的水上飞机，攻击杭州机场。 
当时，“龙验’、“凤翔”和“加贺”号航空母舰上分别有各型作战飞机48架、21架和 52架，“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有水上飞机22 架。 
8月15日，驻台北的鹿屋航空队由新田少佐率领96陆攻重轰炸机14架，于7时20分起飞，目标南昌。当时南昌一带云层很低并下着大雨，能见度很差。新田编队接近南昌时已无法保持队形、只好改为单机自行前进。结果，只有8架飞机找到目标，1时40分至11时55分，在500米高度投弹，由于天气恶劣命中目标的炸弹很少。 
当天，驻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由林田如虎少佐率领96陆攻重轰炸机大编队，于9时10分从大村起飞，目标——南京。当时长江口处于台风区，空中气流不稳定，云层很低，且能见度差，当日编队接近中国大陆时，林田命令改为4机小编队继续前进。该编队经杭州湾至苏州上空时，即遭我空军第四大队21架霍克III驱逐机拦截。林田编队到达南京时又遭我地面防空高炮射击，遂以300米高度进入对明故宫和大校场机场仓惶投弹，命中率都不高。因飞机油料不够，遂在朝鲜济州岛紧急降落。 
木更津航空队在轰炸南京时遭我空中拦截和地面高炮射击，被击落4架，击伤6架。木更津航空队首次出动作战，损伤便近半。 
8月15日，日军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攻击、侦察机共45架，空袭杭州、南京等机场。遭我空军及地面防空部队反击，被击落96式攻击机1架、94式轻轰炸机2架、93式侦察机3架。 
8月14、15两日作战中，我空军共出动8次，日军参战飞机被击落各型飞机15架，加上在作战中失踪、受伤坠海、降落时失控等，共损失飞机 24架。两天空中作战中日军飞机损失远比其预计的严重，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凇沪战场，我空军投入的作战飞机与日军相比，其性能都差不多，但在数量上我略多于敌，特别是我方驱逐机较多，空战于我有利。其二，日军轰炸编队长途跋涉没有战斗机掩护，易受我攻击。其三，战区天气一直不好，日军轰炸编队云下低空飞行、作战，难以保持队形。因而无法形成空中防御火力网，受到攻击时反击能力很弱。考虑到昼间攻击损失大大，日本海军决定鹿屋、木更津航空队主要采用夜间小编队空袭中国沿海机场。 
在抗击日军入侵的头3天里，空军其他部队在保卫城市领空和出击作战，都取得和上海战区一样的丰硕战果，3天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0余架，得到全国各界和最高当局的函电慰勉和嘉奖，8月25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撰文指出：“……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其他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空军为配合上海地面部队进攻，从8月16日起每天都频繁主动出击，轰炸日军在虹口的阵地及黄浦江中的军舰，同时抗击入侵日机。在这些作战行动中，涌现出许多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以身报国的英雄。8月 17日，第五大队第 25队飞行员阎海文驾驶霍克III飞机轰炸在上海罗店登陆的日军，他投完弹时日军进行俯冲扫射时被敌高炮击中，跳伞后不幸落于敌军阵地。敌人将他团团围住，狂叫缴械投降，阎海文拔出自卫手枪射死5名敌人后，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杀成仁，年仅21岁。日军钦佩他大无畏气概，以礼相葬，并立墓碑题写“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由于这一壮烈的场面发生在敌后，所以我25中队成员均以为阎海文系跳伞失踪，直到9月1日，日本大坂《每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木村毅在报纸上以《中国已非夕日之之那》描述现场情形后，我方方知，其文曰： 
“我将士本拟生擒（阎海文），但对此壮烈之最后（指阎海文杀身成仁），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殓。事后，在彼所御的飞行帽中，捡出珍重之折叠之纸片，内容为铅笔所书秀丽之女子手迹，署名为南通安东巷3号刘月兰女士。于鹏程万里、千犯百死、深入敌阵之时，对此纸片尤能袭仕珍藏，则刘月兰芳名之为阎爱友，殆无疑矣。此少年空军勇士之死，虽如苞蕾摧残，遗迹不久，然对此多情多恨，深情向往之心情，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鞠同情之泪也！”
8月19日，第二大队第9队分队长沈崇诲同轰炸员陈锡纯驾驶诺斯罗普2EC轻轰炸机904号，轰炸佘山海面日军军舰，飞机发生故障渐渐掉队，他们完全可以跳伞或迫降，但沈崇诲杀敌心切，驾驶拖着青烟的飞机队2000米高度对准一艘敌舰撞去，与敌舰同归于尽，壮烈牺性。 
还有9大队队员李文韶轰炸上海杨树浦敌阵，腰部中弹，肚肠外露，他忍着巨痛，手蘸鲜血，在飞机玻璃风挡上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字后，壮烈牺牲。 
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在凇沪战场中日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军陆军“上海派遣军”感到海军航空队协同作战很不得力，不太懂陆上战术。在侦察判断情况、动作配合、火力协同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派遣军在向统帅部要求增援时，特别提出调日本陆军航空队至上海参战。日军统帅部批准了上海派遣军的要求，将驻台湾的第3飞行团调往上海作战。9月下旬，该团由团长值贺忠治少将率领飞抵上海新建的王滨机场。 
日本上海派遣军给该团的任务是： 
1．侦察中国军队的阵地及其后方，以了解其部署与调动； 
2．协助炮兵作战，指示中国炮兵阵地的位置和校正射击弹着点； 
3．轰炸机部队在地面发起总攻击前，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攻击、轰炸，断其后方交通，以阻止其增援和退却； 
4．战斗机部队，主要是掩护战场，防止中国空军的攻击、轰炸。 
第3飞行团第4侦察机中队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大面积空中接影，才知道中国守军的防御体系比预想的要大得多，并且在进一步加强。日军陆军部队根据空中侦察情况，对攻击目标、兵力配合、攻击路线、火力组织等都重新作了调整和部署。 
日本陆军航空队第3飞行团仅有各型飞机37架，利用王滨、公大两个临时机场，每日对整个战场进行空中侦察，使派遣军及时了解战场情况，并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日本空军除轰炸、射击对地面部队造成损失外，还对双方部队的心理上、情绪上，产生很大的作用。从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10月 25日对第 3飞行团的通报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种作用的影响。该通报的大意为： 
师团参加作战以来，即得到航空部队之协助，连续、集中之轰炸威力，给中国军队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恐怖感，对我第一线部队的战斗情绪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这样的支援，才使战斗有很大的进展，在此表示感谢。现将第一线部队对空中支援作战情况及希望综合如下： 
1．对村庄的攻击、轰炸皆很准确。 
2．只要在上空飞行，中国军队就会沉默，尤其是中国的炮兵更是如此。 
3．在村落战斗中，若对其有关一侧进行轰炸时，进攻剧特别容易。 
中国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在8月24日上报军事情况中说，“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职意着我空军驱逐机能每日来上空二次，则可减少其猖撅之程度，军心可以稍慰。”可见，飞机在战场上空出现对双方地面部队的心理影响非常之大。 
凇沪会战自开战以来，中国守军同日本侵略军战斗一直异常激烈。日本海军泊于长江口外的军舰，利用大口径舰炮猛烈射击我军阵地，日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不时投人战斗，支援日本陆军作战；日本陆军飞机利用临时修建的机场为陆军提供航空侦察情报，并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同时，日军飞机也不断空袭我沿海及内地机场。 
8月中旬，中国方面迅速集中全部空军，以南京、广德为根据地，以曹娥、杭州、嘉兴、扬州、苏州、长兴等为前进机场，以主力打击敌海上基地——航空母舰和军舰，协助我陆军作战。由于中方在飞机数量方面处于优势，因而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采取攻势。但自8月下旬以后，日军在华北战场发动强大攻势，中国空军从凇沪战场抽调部分兵力支援华北战场，加上作战中的损失，中国空军的飞机在数量上已明显处于劣势。驱逐机部队主力4、5大队由于上海及其周遍前沿机场受敌炮火威胁过大，遂撤离上海，改驻守南京。又由于损失不小、兵力有限，遂合兵一处，共同出动。同时中国空军还重新编成、组合了一些部队。 
9月中旬以后，由于我上海陆军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守北站、江湾、罗店、浏河一带，日本航空队得到陆上基地，实力倍增。而我方损失日渐，基本丧失了昼间在上海战场上空活动的主动权，因此不得不采取避实就虚战术，避免与敌大机群遭遇，相机攻击少数零星敌机，同时将主要袭击行动改在夜间。与此同时，日军加强了对南京的空袭，每日都有40～50架飞机分批进袭，我方奋力拦截，空战战局呈胶着状态。 
1937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也正是农历中秋节。回忆6年来我东北三省山河破碎，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惨遭日寇欺凌屠杀的悲惨景象，中国空军飞行员无论是东北籍的，还是其他省区的，无不悲忿沉痛、愤慨激昂，不能自禁。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复仇，显示中国抗日军民的抵抗决心，航空委员会决定对上海前线的敌人阵地作24小时的轮番轰炸。当时4、5、6大队参加了这次行动。空军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亲临南京大校场机场指挥。 
根据情报，这一天，日本两艘运输舰在汇山码头一带卸下全部军火。下午，4大队计划从晚上七点半起，分7批每批6架飞机，每隔一小时出发到上海轰炸敌军在汇山码头一带沿江的军火屯集处。实际分4批出击，共17架次，阵容于下： 
第一批：李桂丹（队长）、柳哲生、王远波（分队长）、龚业悌、李有干、巴清正。 
第二批：邓伯强（副大队长）、张光明、曹世荣、梁添成、王文华。 
第三批：张伟华（队长）、张慕飞、邹康续。 
第四批：李桂丹（队长）、王远波（分队长）、柳哲生、龚业梯。 
18：30，第一批出击的6架霍克III，每机携带炸弹8枚，于南京大校场机场出发。时浮云暗淡，星月隐现于天空，出击机群集结好队形向东飞去，由许多个灯火辉煌的城镇导航，飞临上海战区南汇的上空。依靠黄浦江、苏州河和当时公共租界里的发电厂事先点亮的电灯指引，向敌俯冲投弹。地面日军卒不及防，多处阵地、仓库被炸起火。但我方也损失第3分队领队李有干。中国机群在完成了首波袭击任务后，迅速撤离，虽然当时气象恶劣，但是借助长江和沿途城镇的灯光作地标，4大队的各机均安全返回。 
与此同时，5大队25中队6架霍克III也在胡庄如队长率领下前往汇山码头轰炸。22：05，4大队王常立大队长也亲自率队出击，由浦东进入杨树浦码头一带投弹，造成苏州河以东沿岸4处大火。23：20，4大队李桂丹中队长又率2架僚机出动，前往吴淞轰炸日军阵地。如此反复，4、5大队的霍克III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敌的打击。进入下半夜，袭击任务交由6大队的道格拉斯O-2MC执行。这样，整个“九·一八”纪念日之夜，中国空军对上海日军进行了多次打击，日军物资损失惨重，据报道仅汇山码头一处就有700万日元之巨。震惊敌营。同时租界报纸也对此多有报道，日本上海派遣军深感蒙羞，加之其自修筑好2个机场，新装备的96舰战上陆后，早有准备实施“南京空袭计划”，以免其老旧轰炸机因为中国空军的有效拦截而损失惨重。恰好又有此次中国空军的持续打击，日军不得不立即实施报复。于是9月19日，日军大举对南京来袭。 
当天清晨，日本出动各式飞机45架，以新锐96舰战打头，袭扰南京。08：30，大校场机场接警，4大队23中队毛嬴初队长率领8架霍克III迎击，10分钟后，5大队25中队胡庄如队长也率领8架霍克III起飞拦截。由于25中队起飞过晚，因此日机已经占据了有利高度，以至我机一直被动挨打，避走他处迫降。如25中队3分队就没有1架飞机能够在大校场落地。 
这次9·19日机报复性空袭，使中国空军损失惨重，同时也使得我方认识到日本海军航空队的新锐战机96舰战性能实在在我各型战机之上，而由于英、美等国以“中立”为由，不出售飞机给我们。面对优势敌机，我此时却没有新的高性能飞机来补充，甚至连原有飞机的零备件都得不到应有的补充，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不断下降。 
从8·14至9月底，我在空战中共击落日机81架，进行空中军事行动113次，在苏、皖等地进行空战27次，我方损失飞机42架，击伤、毁日舰48艘，同时使日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大佐因所辖人、机损失惨重而剖腹自杀。 
经过两个多月战斗，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已损失大半，到10月22日，原有305架飞机，仅剩下81架。而日军飞机则随时得到补充，数量越来越多。这时，侵华日军飞机已增至400架乃至800架之多。10月26日，在上海大场的中国守军遭到150架日军飞机空袭，伤亡惨重。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大场、江湾、闸北等阵地，退守南翔一线。11月11日，上海市长宣布该市沦陷，12日日军占领上海。8月 13日开始的凇沪战役，历时3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9个师又 2个旅团，共 25万余人，死伤 5万余人（日本陆军省当年11月初公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为6个集团军，计71个师又7个独立旅，共70余万人，伤亡10多万人。我由于指挥失误，在退守南京与死拼上海等诸多重大问题上犹豫不决，因此日军在破我上海之防后，不足月余即兵临我首都南京城下。经过短暂激烈而悲壮的抵抗，12月12日，南京陷落，中国空军撤离，部分无暇顾及的苏援И-16-6被日军俘获，至此，整个凇沪战场的空中作战告以段落。（由于篇幅所限，南京空战及同时期其他战场的空中作战另文叙述）
没有外援情况下独立进行中国空军初期抗战，是在没有外援情况下独立进行的。至12月初，经4个月抗战，虽然空军飞行人员作战勇敢，艰苦奋战，击落日机近百架，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空军飞机损失惨重，并牺牲了如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等大量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优秀将士，无论装备还是人员均元气大伤。几乎全军覆没。凇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结束前后，所剩飞机均陆续飞汉口及南昌（可参见上文《霍克III在中国》中有关论述）。至此，中国空军基本上失去作战能力。惟有等待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定的援助协定重新武装，到1937年底、1938年初，苏联飞机陆续到达，才得以重新装备。
历史意义
中日的淞沪大会战，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同时也改变了中日决战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后的战争发展方向。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战略历史上的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决定将主力东调，寻求上海决战的策略，是否适当？
因为一般的解释，特别是陈诚等将领的意见是，若是中国军队在华北决战不利，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会以其战场优势，沿着平汉线大举南下，直攻武汉，那么中国就会无险可守而迅速被日军分成东西两块；中国的军政中心既无法西迁四川，日本又可以运用海空军支持的绝对优势，将国军主力在东南歼灭，历史上中国南方政府，都是遭到这样战略所击败的。这种战略分析，当然有极强的说服力。但由于日本认为若要深入攻击中国，必然是旷日持久，并且动员太大，他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所以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由北而南之攻势，却是日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日军迟迟在六年之后，才在其一号作战计划中，选择这个方向的攻势，但是已经时过境迁了）。
就大战略而言，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
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
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谈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可见陈诚主动挑起上海战事的失策。就算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30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也有限，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至于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当然蒋介石在选择上海的考虑重点之一，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允许蒋介石在上海按兵不动，坐观日军在上海随意部署——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或是认为蒋介石的抗日决定别有用心借刀杀人，不敢也不愿在自己的地盘与日本作战，专门挑诸侯们的地盘与军队进行抗日，这在宋哲元与韩复榘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他们不肯使全力与日军拚搏。而在蒋介石表达中央抗日决心，要求各路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计之时，西南的龙云、刘湘等人，也曾经担心这是蒋介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蒋介石必须要在自己的地盘，用自己的中央军，与日本进行殊死战，才能清楚地证明，抗日并非消耗诸侯部队的借口。
纪念馆
简介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位于宝山临江公园内，建筑面积3490平方米。纪念馆主体是一座用钢材、玻璃等现代建材构成，表现传统建筑形式美的纪念塔，塔高53米，塔馆合一。
特点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共12层。1—2层为陈列区，主要有：概要介绍淞沪抗战历史的《抗日战争与上海》陈列、以场景、多媒体等高科技为手段，与文物紧密结合为特点的《淞沪抗战史事掇英——血沃淞沪》陈列；有《抗战文化系列——张明曹抗战美术作品展》以及影视放映等。3层为《上海郊县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图片展》，辅助用房二楼为《侵华日军在上海的暴行》。4层以上为塔，11层设观景室，这里可远眺长江口，俯瞰宝山城。 环境协调是纪念馆建设空间设计的一大特色。这里有30米长的“淞沪魂”长卷石刻墙、大型雕塑、国歌墙等艺术品；有文化广场和大草坪；有陈化成纪念馆、姚子青营牺牲处等人文历史景点。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自2003年1月28日起实行免费开放。2000年5月，我馆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2003年1月 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