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物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 列宾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因而接触到了农奴的实际生活。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契尔马克寄宿中学，毕业后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在该校工程部制图局工作。一年后，他自动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46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女房东》、《白夜》和《脆弱的心》等作品，以及其代表作《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和《白痴》。
早年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名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军医和彻彻底底的酒鬼，工作于莫斯科的玛利亚济贫医院。父亲工作的医院地处莫斯科的荒郊野岭，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儿院便是仅有地标式建筑。这些景象给年纪尚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穷困者的怜悯深深刺痛着他的心灵。虽然父母不允许，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喜欢去医院花园走走，看看那些晒太阳的病人，听他们讲故事。
坊间流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对待孩子很粗暴，比如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在他上班回来打盹时轮流替他驱赶苍蝇，而且必须保持绝对安静。然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传记的作家约瑟夫·弗兰克却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亲的原型并非作者本人的父亲。父子间的信件包括他们自己的言论都指向父子间的关系十分不错。
1837年他妈妈死于肺结核，他和他弟弟被送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39年在莫斯科当医生的父亲去世，死因不明。有人说是因为他醉后对农奴发脾气，农奴被激怒将他制服，灌入伏特加直至他溺死。也有人认为是自然死亡，而临近的地主为了把土地轻易拿到手而编了这个故事。或许这个专制的父亲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把父亲的形象搬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这个“邪恶而感情脆弱的小丑”父亲身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9岁首次发病，之后间或发作伴其一生。《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也患有癫痫，不得不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为之。
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他于之不屑的数学。与此同时，他还涉猎了莎士比亚、帕斯卡尔、维克多·雨果、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涉猎颇广的他考试成绩优秀，于1841接受委任。那年，他已完成了两部浪漫主义剧作，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席勒影响的剧作《玛丽·斯图亚特》、《鲍里斯·戈东诺夫》，但均失散。
创作起点
184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命成为中尉，并在一年后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1843年，他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耶妮·葛郎台》译成俄文，可惜并没有人因此而关注他。于是在1844年他退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0年代结识了涅克拉索夫，在涅克拉索夫的鼓励下，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他的处女作－－书信体短篇小说《穷人》。1846年1月《穷人》连载于期刊《彼得堡文集》上，广获好评。据说任杂志社主编的涅克拉索夫在读完小说后兴奋地冲进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办公室，大叫：“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和他的追随者看后都有一样的感觉，别林斯基更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穷人》的单行本在一年后正式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24岁时成为了文学界的名人。但是不久之后由于文学上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决裂。
思想转折
1847年  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空想社会主义感兴趣，参加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同年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别林斯基撰写《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其观点给予驳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别林斯基这篇文章，并寻找到手抄本在小组上朗读。1849年4月23日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同时癫痫症发作的也愈发频繁。1854年他被释放，但是要求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役。1858年他升为少尉，从此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从假处决事件到西伯利亚服刑这十年时间是他人生主要的转折，他开始反省自己笃信宗教。也正是在在西伯利亚，他遇到了今后的妻子－玛丽亚·季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
后期创作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圣彼得堡，次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他前后期的过渡作品，既有前期的对社会苦难人民的描写，又带有后期的宗教与哲学探讨 。这段时间他文学上有所进展，但生活却连遭打击。  1863年1864 年他的妻子和兄长相继逝世，他还需要照顾兄长的家人，这使得他濒临破产。他希望通过赌博来还清债务，却欠下更多债，整个人陷入消沉之中。
为了躲避债主，他被迫到欧洲避债。 出版商答应给他预付款，但是要求他要在半年内写一部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写《罪与罚》，没有时间再写一部，但是出于生计只得同意。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与罚》出版，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世界文学杰作都是先发表于报章文艺副刊，受到俄国人普遍欢迎欲罢不能，再予出版社出版；受欢迎程度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口述说话方式，同时说不同三篇小说故事给三位秘书写，堪称文学特技。而另一部长篇离交稿一个月，还没有写。在朋友介绍下，他认识了速记学校的高材生安娜 ，两人高效率的工作，一个月内完成了《赌徒》，于1867年出版。同年两人结婚 ，在安娜的鼓励与帮助下，他的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 。1868年他完成了《白痴》 。1872年完成了《群魔》。1873年开始他创办“作家日记”期刊，很受欢迎。1880年他发表了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他后期最重要的作品。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当天去世，弥留前妻子为他朗诵圣经。葬于圣彼得堡。
文学成就
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而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更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被称为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小说。有作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著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开创心理叙事的鼻祖，但他绝对是发展心理和意识描写的一代宗师，其于身后影响巨大，西方的众多作家都将其奉为圭臬，以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或多或少地发现陀氏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来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归档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阙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影响，远远走出俄国以外。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则把他的作品奉为经典，而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和导师。
后世评价
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
他的艺术才华，连对他批判最为尖锐的革命作家，也是无法否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村上春树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开首所引作家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段反讽的话实际已经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全部作品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不肯写“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却爱把地底下一切埋藏着的东西翻将出来”；第二是引发和刺激读者思考：“读了这些东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禁止他们写作，干脆完全地禁止他们写作”，但即便人们暂时不被允许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于是人们终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动中爆发。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说中的主人公还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形象，他们的思想还不具有深刻的时代和永恒的内容，他们的思想还是片断的，或者是内容不清楚的，他们还不是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都还是在独自行进，而没有与其他作为人物的思想展开对话和交锋。在此，思想还是单数而不是复数，甚至经常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他们身上一些和后来思想者形象类似的特征：例如弱于行动，不易合群，似乎总是在他人的视线之下局促不安，紧张而富于变化，不断转折，提出一种想法之后又加以反诘，不敢自信，自相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甚至达到了濒临人格分裂的疯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显示出一种思想的暧昧性和问题性。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为思想者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小说”类型，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和生长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小说类型，深受果戈理风格的影响，并承继了他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调只是怜悯，默默的、孤独的怜悯，后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与时代、永恒对话的渴望。早期小说中的人物感觉丰富、感情细腻、意识流动、心理变化多端，但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才智，他们大都是相当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对自尊极其敏感，心肠善良而又有时表现怪诞的小人物。他们有时也表达了一些思想，如《穷人》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也表述过自己一些关于社会正义、公民德性的思考，但这些思想总的说来是散漫的、不连贯的、转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倾诉自己的感情，叙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一种倾诉的风格，是向对方倾诉，而不是与对方争论和对话，也不是把思想的过程或思考的结果告诉对方，不是发表哲理的议论，而主要是谈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确实，一个他人、一个对方总是存在的，这或者是一个可倾诉自己感情的对象，或者是一种异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总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总是要不断为自己辩解，不断说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试图掩盖。这些心理活动已经具有一些后来思想者的特点，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问题的层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标志着一种作者对自身的超越，标志着西伯利亚苦役之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他开始迈向新的更高台阶。他早期的处女作《穷人》出手不凡，使他一开始就可以跻身于当时（四十年代）俄国最好的作家之列；而这本书以及大致与之同时发表的《死屋手记》，则已开始使他进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记》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这一时期，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一起使俄国文学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使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
在《死屋手记》中，包含着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结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们是直接来自最底层应当说弥足珍贵。《死屋手记》的记述者“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个独白者，是一个叙说自己通过痛苦所认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个对话者，尚非一个叙说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诞生是在《地下室手记》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后来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点才充分淋漓地表现出来：例如思想的转折性，不断跳跃，不断地意识到他人在场（哪怕在这里他人是采取“潜在的在场”的方式）；不断把问题推到极端，言辞激烈、充满挑衅性而有时又迅速、全盘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强调人的极其阴深的复杂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强调人的个性，向欧几米德的的理性挑战，向廉价的、蚁穴的幸福挑战。这是一种“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种“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约数十页完全是表达地下室人那相当混乱、阴郁，但仍有一条主线和一种隐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夹雪”则在回顾自己过去与人的交往，一次聚会对一个妓女的始救终弃、始善终恶的故事中继续阐述“我”的感觉与思想。
但是，将地下室人的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个思想者虽然已经强烈地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类型的形式特征，也还没有说出这一类型所欲说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还是攻击性的、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攻击工具理性、攻击功利主义，对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强调要超过对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强调，但正面的东西还没有在绝望的背景中显示出来。上帝的问题也还没有直接出现。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论，也可以引向无神论。这是夜的最深处，还看不见一点光亮，要看到光亮，还须再抬一点头。然而，无论如何，一种新型的思想者确实可以说就此诞生了，以后我们在卡夫卡、加缪、萨特等一些二十世纪的作家的作品中将不会对这种思考者类型（如局外人，恶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者的类型却是极其新颖的。考夫曼在其所编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将这部作品列为首篇确实显示出他的洞见。
我们可以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表述过思想的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令人憎厌的人物，例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罪与罚》中极其庸俗和虚伪的卢辛，《群魔》中一个“革命小组”的头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然而，这些人物的思想的特征与其说是承担思想，不如说是拒绝思想；与其说是表现出思想的丰富和活跃，不如说是表现出思想的贫乏和死亡。他们或者是拾人牙慧，引用流行思潮来为自己的利己行为辩护（如卢辛）；或者是干脆拒绝对自己行为的任何反省，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无耻（如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或者轻视思想理论，主要是作为一个活动家出现（如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可悲的盲目的，由于他们本身全然不透出反省的意向，他们也就不能吸引亮光而完全处在黑暗之中。有时他们也有瞬间的怀疑的闪亮，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但很快就被熄灭了。他们的思想往往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形式概括，即一种露骨的或时髦的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者机会主义，这些思想明显是作者所反对的思想，表达这些思想的人只是形式上被包括在“思想性人物”之中，只是说出了一种见解，但他们并不是为了思想本身而思考，更不必说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思考，他们所发表的见解有直接的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的含义，因此，当后面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的一般特点时，他们是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的。
另一类与之相对的思想性人物则可说是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例如梅诗金公爵、阿辽沙、佐西马长老。他们所表述的思想看来是作者所赞成的思想。梅诗金的许多思想是用故事的形式表述的，阿辽沙的话语不多，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中包含着一些深刻的、我们目前可能尚不易把握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也反映出一种心灵斗争的历程，但它们还是作为定论出现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物是否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思想者类型，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是否战胜或凌驾了其他思想而占据了一种支配地位？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此愿，他说他在《白痴》中是想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承认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特别是现在。”许多评论者指出在梅诗金公爵身上分有耶稣基督的某些特征：如完全真诚而又十分软弱，充满怜悯等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是怎样引起嘲笑的一个人物形象啊！但是，也许在现时代，他就是这样的，只能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在小说结尾时，他的思想不仅没有发生任何效力，他自己也重归“白痴”状态这一点极其意味深长，但这里有些东西还是我们目前所不能把握、不易明白的。总之，就事实而言，这一思想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它本身还极其柔弱。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也曾想以阿辽沙为主人公，他在给当时重臣波别尔诺斯采夫的信中说自己写作“赞成与反对”一卷的主旨，是要通过后一卷“俄罗斯教士”佐西马长老的话来反驳这一卷中伊凡否认上帝的创造的渎神思想，但这一反驳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足够有力呢？许多评论者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别尔嘉耶夫说：那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积极理论的佐西马与阿辽沙并不是他笔下最佳的人物，伊凡的形象要强得太多，说服力要高得太多。毛姆也明确地说反驳没有成功。“赞成与反对”那一卷是写得那样强劲有力，而驳斥的一卷却显得枯燥无味，甚至有些答非所问，对伊凡提出的指控尚未回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新生可以做另一篇新小说的素材，又打算接着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写阿辽沙走向人间，乃至成为一个革命者，最后又重新回到修道院的经历。但这些计划并没有实现。这一类人物及其思想相对来说还显得单薄。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活二十年，恐怕他也还是不能完成这一计划。一个人不可能预先完成时代所提出来的任务，甚至这永远不是时代所能提出的任务。
最后一类思想性人物就是那些处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中的人物，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之为“问题人物”。他们在思想性人物中所占数量最多，而且，他们不仅在作者的意愿上，也在事实上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长篇的主角，有时甚至是违反作者的意愿而成为主角，例如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罪与罚》的主角，多尔戈鲁基是《少年》的主角，斯塔夫罗金等新一代虚无主义者渐渐取代斯捷潘等自由主义的老一代成为《群魔》的主角，伊凡渐渐超过阿辽沙而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实际主角。那新的一代在《白痴》中也咄咄逼人。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赞成的，又有他反对的思想。在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与伊凡。我们可以援引别尔嘉耶夫的一个比喻，把前一种正面人物称作“荷光者”，“荷光者”如梅诗金，阿辽沙趋向其他的人们；而把后一种被别人趋向的 “问题人物”称作“聚光者”，
“聚光者”是别人想去探测的人物，他们像一个谜，他们身上有浓重的阴影，但又有一束强光在他们身上打过，他们不像那些完全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剧情趋向于他们，他们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并继续吸引着光芒投向他们，如果说这两种人真正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类型，那么，这后一种思想者则更为突出，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构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思想者形象的主要类型。
我们也许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独特的一个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为提问者的主要思想者类型，这些思想者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特点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亚时期”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雏形，但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小说而构成另一种独特的类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经典的意义。富于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在妻子濒死的病床前写出了《地下室手记》，然后又失去了与之手足之情深厚并有共同事业的长兄米哈伊尔和朋友格里戈里耶夫。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后期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托马斯·曼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转折点，是他自身的一个突破。”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还包括一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属于思想者类型的人物了。这些思想者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看来首先是他们的非功利性，他们不计算利害，不考虑得失，愿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愿为之受苦，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诚然，《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杀死女高利贷者的一个直接动因是金钱的压力，是想发财而且马上发财，而《少年》的主人公多尔戈鲁基的思想也是一种发财的思想，而且是要发大财，即要成为一个像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巨富。但那是怎样的一种发财的思想啊！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拿到杀人劫来的钱财后几乎立即就丢弃了，而且把自己的钱送给玛尔美拉陀夫一家；多尔戈鲁基在陈述了他的发财思想之后，在他后来的全部行动中不再见对如何实现他的发财梦有任何的实际举措。而在他的陈述中，他也声明他的要成为罗特希尔德决非是为了物质享受，说如果那样的话，“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将会消失，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他们实际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远比它们要给自己带来的效果、好处更为重要得多。拉思科里涅珂夫后来承认他实际上只是想“试一试”他的理论，他可能仍然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但却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自我主义者，他仍是为了自己，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验证自己的思想，他说：
“……我干那件事时，索尼亚，我想的并不是钱。我与其说是想钱，还不如说是想别的东西……现在我全晓得了……了解我吧！或许我决不会再犯谋杀罪了。我想弄清楚别的事情，正是别的事情在引诱我。那时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像别人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过障碍，究竟我敢不敢弯腰拾起来，究竟我是不是个发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没有权利……”
“……听着：我那时往那个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试一试……你可以相信这句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几乎全是如此，全是为了思想本身而并非是为了思想所带来的利益而思考，这里且不谈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诗金、阿辽沙、佐西马长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也是一样，甚至他们与其说是要为自己牟利，不如说是戕害自己。欧洲的评论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类人物与欧洲作家笔下的人物的根本区别，茨威格曾经写道：在欧洲每年要出五万部的书，都是教人怎样发财，怎样成功，怎样得到快乐，怎样赢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全不类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质是他们的反资产阶级，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思想者不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败者。他们是罪人、囚犯、自杀者、发疯者、病人、白痴……甚至连几被视作圣人的佐西马长老的尸体也没有出现奇迹，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烂发臭。
巴赫金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作为思想者的人物的“绝对无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为思想的人，是绝对非利己的，因为思想确实支配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个性的核心。这种无私，不是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个性特点，也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外在评价；这种无私表现出他们真正生活于思想的领域，“思想性”和“无私”在此几乎成了同义语。在这个意义上，杀死并抢掠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绝对无私的；妓女索尼娅是绝对无私的；杀父的同谋者伊凡是绝对无私的。还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为罗特希里德的思想，也是绝对无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经常被置身于一种极具悲剧性的情节之中，浮沉于一个凶险的世界中，处在一种边缘处中接受考验。伊万诺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之为“悲剧小说”，格罗斯曼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惊险小说的联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体裁与古代狂欢式的梅尼普体的渊源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往往都导向一个大灾难，导向一个悲惨的结局，导向凶杀或者自杀。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就决不从容，决不诗情画意，而是常常被逼着尖锐、坦率地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是在濒临罪恶、疯狂或死亡的边缘说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危机，隐含杀气，气氛凶险，随时有可能发生最不可预测、最残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这种罪孽、悲剧的气氛中也就有了一种深深的痛苦、紧张和不安。他们深深地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里涅珂夫为自己杀人感到痛苦，伊凡则为一种“思想的弑父罪”感到痛苦，梅诗金为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马预感到可能发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这里尤其深重的是一种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恶感到的绝望和悲伤。这种极度紧张不安的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已见端倪，而在他后期小说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漓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有一种生长性，或者说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种永远的未完成性。有时好像达到了一个终点，但这终点很快又变为新的起点。这一特点甚至具体表现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龄上，他们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点孩子气，连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气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队伍里，还有特别的一个亚类：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痴》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亚，《少年》的主角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丽莎。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颖悟而早熟，内心世界丰富多变，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经常动摇不定，他们也不计功利，不计牺牲，极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些“问题少年”，当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为上的“问题少年”。他们也都极其珍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虽然这些思想有的只是听来的流行意见。这类“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见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常常把思想的逻辑推到极端，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基里洛夫，他纯粹是为了一种思想，为了一个问题而自杀的，他的自杀经过了长久的、甚至十分冷静的思考，他觉得不能够同时存有两种不相容的思想，为了思想逻辑的彻底性，他必须自杀，这里容不得半点的妥协、怯懦、温情和留恋。
这些思想者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他们的反省性，是他们与活动家形成的鲜明对照。他们不是那种一往无前的人，不是那种看准了就直奔目标、一无反顾的人，活动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将这种思考迅速变为结论，又用这种结论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或者事后解释自己行动的借口。他们要把思想作为行动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为制胜的法宝，实际上，他们更喜欢理论、主义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总要不断停下来思考：疑惑、犹豫、惶惑、忏悔、自责、反省……他们常常不仅为思想痛苦，为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们的思想变成理论，可能会成为别人手里杀人的利器，如波费利指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论能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则径直运用了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理论来杀人，而他们自己却杀不了人，他们或者下不了手，或相当偶然地杀了人立刻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会因这些思想伤害或杀死自己。
而且，这些思想者有时不仅似乎失去了行动或者说坚持行动的能力，糟糕的是他们似乎还是有意地无所事事。当然，这里的一个现成理由是他们要腾出时间来进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们唯一值得尝试的事业，而不管其成败利害。他们中有些人我们根本不知其生活来源，有些坦然接受别人的施惠，有些无疑是在穷困中，却仍然在饿着肚子思考。他们似乎只是靠思想活着，生计及其发达问题对他们不是重要的，发财成为他们思想的内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时代的一个印迹，提供给他们思考的材料，如若换一个时代，换一些问题，他们也仍然会紧张地思考，会通过这些问题直溯根本。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思想者，少年多尔戈鲁基如此说到思想对于他的意义，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时把他拖入恶行，并且肯定会拖入孤独：
在“我的思想”里包含着一些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愿让任何人去解决它们。最近两年来我甚至不再看书，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会使我感到震惊的篇幅。……
思想差不多总是要在隐蔽与孤独状态中成长，尽管它们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诉说和对话，但它们必须先在孤独中孕育。在思想者看来，思想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意义。同样是这位抱有发财梦的少年说：“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钱，光有金钱而没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会是会崩溃的。”思想常常带来苦恼，也带来匮乏，那不是给个人带来物质利益，使人在尘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们眼里仍然至为重要，它高于快乐，高于温饱。但伟大的思想却使人苦恼了。 
“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恼，而没有思想的人却活得始终很愉快。”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类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族。他们一是区别于不去想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区别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动家。他们都暗暗怀着某种伟大的孤独的痛苦，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他们，而他们自身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他们甚至不断地在和自己争论，毫不计较功利和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不会在社会上产生效果，包括产生负面的后果。
这些思想不仅不能给思想者带来好处，甚至可说是极其伤人的，常常还是致人死命的。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总是看见死亡，总是看见谋杀和自杀，思想真是要命的东西。《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情节上都是围绕着几个谋杀的刑事案件展开，《白痴》的最后结局也是死亡，也是一个谋杀案件。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几位主人公都是在生命与永恒、道德与上帝的问题上苦斗，令人感觉就像是一种垂死的挣扎。他们在难以破晓的黑暗中孕育的思想或者诱使他们自己去杀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诱使他人去杀人（伊凡），然而，他们在伤人的时候也伤到了自己。拉思科里涅珂夫与米卡接受了不仅刑事的惩罚，更受到自己心灵的惩罚；梅诗金重新回到“白痴”状态；沙托夫被杀；斯塔夫罗金自杀；伊凡·卡拉马佐夫精神失常。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自杀者的名单：《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甚至连《罪与罚》中的司维特里喀罗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也自杀了，他们的自杀并不止是畏惧刑事的惩罚；《白痴》中的伊波利特、《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也试图自杀。
这样一种只求真理、不计功利，不计成败、不惜性命的气质似乎更多地为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人所具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成熟作品中，重要的思想几乎都是被“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很少是作为心理的描写，由作者叙述一个人在想什么而表达出来的，更罕见有例如托尔斯泰作品中那样大段作者插入的独白和哲理性议论。在那种心理的、思想的陈述后面，实际上总是隐藏着一个君临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作者，是作者在主导思想的进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多见的第三人称如《罪与罚》中所描写的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理过程，地下室人与《少年》主人公的思想陈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也都是在和他人的潜在争辩和对话中展开，只不过这种争辩对象在那里不表现为具体的人物。无论如何，那些最精彩、最深沉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大段淋漓的对话或集体讨论中展现的，例如《罪与罚》中拉思科里涅珂夫与波费利的三次谈话，拉思科里涅珂夫与索尼亚的多次谈话；《白痴》中梅诗金公爵与叶班钦将军夫人及三位女儿的初次谈话；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列别杰夫、普季岑、加尼亚、郭立亚等在列别杰夫家里的谈话；伊波利特欲自杀前在众人面前宣读他的声明及其议论的场景；梅诗金在叶班钦将军家的一次聚会上的谈话；《群魔》中基里洛夫分别与斯塔夫罗金、与彼得·韦尔霍尔斯基的两次谈话；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斯塔夫罗金与吉洪的谈话（当时删去未发表）；希加廖夫等人在维尔金斯基家一次聚会上的发言；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一次路上交谈；《少年》主人公与其同学的谈话、与其父亲的多次谈话；《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佩西神父、米乌索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在修道院里的一次聚谈；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阿辽沙的多次谈话，米卡与阿辽沙的谈话；佐西马长老临终前对教士们的长篇遗言；丽莎、柯里亚分别与阿辽沙的谈话；伊凡与斯麦尔佳科夫、与魔鬼的谈话，审判米卡的法庭上的辩论等等。而且，有时是“话中有话”，如在所有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就是在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阿辽沙的谈话中又包括了长长一段宗教大法官对默默无语的上帝的说话。59 正如茨威格所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借以深入主人公心灵深处的那个秘密工具便是话语。歌德是借助目光来描述一切的，歌德是双眼看世界，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用双耳听乾坤。陀斯妥耶夫斯基必得先听见自己的人物说话，或让他们开口说话才好思考，好让我们如见其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对两位俄国小说家的精辟分析中也把这一特点表述得相当明确：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由于目睹而耳有所闻”，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由于耳闻而目睹。”
而且，这许多重要的思想不仅是被“说”出来的，而且还常常是被“转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转述”还不仅是指当时实有其人的某些人的思想被作品中的人物转述，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被《罪与罚》中的卢辛转述，别林斯基的某些思想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转述。还包括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被另外的人物转述，例如《罪与罚》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越界”思想的最主要部分分别被大学生、被波费利、被司维特里喀罗夫转述；《白痴》主人公梅诗金很重要的一个“美拯救世界”的思想是由伊波利特转述，而伊波利特又是听郭立亚向他转述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群魔》第一主人公的斯塔夫罗金自己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思想，而他的矛盾思想又可以说分别包含在曾经深受其影响的沙托夫、基里洛夫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思想之中；而斯塔夫罗金自己也转述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想法；希加廖夫的思想分别由跛腿教师，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转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极重要的宗教大法官的思想是出自伊凡·卡拉马佐夫写的一个传奇；而伊凡的思想分别被米乌索夫、拉基金、佐西马长老、斯麦尔佳科夫、甚至魔鬼转述过，拉基金的话也曾由米卡转述，而且，这些转述还经常发生在该思想的主人本人就在场的情况下，如上述拉思科里涅珂夫、希加廖夫、伊凡在场的某些场合，却是由其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来表述其思想。并且愈是重要的思想愈是反复出现、愈是被多人在不同的场合转述，最著者如拉思科里涅珂夫和伊凡的思想，作者这样做似乎是在考查这些思想在不同的境况中，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效果，考查它们将遇到的来自各个不同方向的挑战。
谈话和转述自然只是手段，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热衷于让人们自己说话和转述？为什么他不仅用人物转述各种现实的时代思潮，而且在各个人物的思想之间也经常采取转述的方式？为什么他不仅使自己与书中的人物保持距离，甚至也让各个人物之间保持距离？这些问题可以把我们引到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的问题，即为何既然他那里隐藏有那么多深刻的哲学思想，却不以哲学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更贴切的提法也许应该是：至少，为什么他不像比方某些存在主义作家加谬、萨特那样除了写小说之外，也写一些直接阐述自己思想的哲学著作？德国哲学家劳特就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说既然哲学如此强烈地占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搞哲学？为什么他要走一条通过小说表现的迂回道路？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是有点可笑的，一个人一生做了这件事就不能做那件事，走了这条路就不能走那条路，探讨一个人为什么不走另一条路不像探讨他为什么走了这条路那样有意义。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罕见的艺术家中的思想者，对思想一直有一种极其执着和感人的追求。他在早年尚未开始踏入文学创作生涯时，给兄长的信中就说他想破解人这个谜，因为他想成为一个人，说他不知道他的“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在他的《穷人》取得成功之后，他放弃已经快写完的《被剃掉的连鬓胡子》，是因为 “现在我心中更为新颖、生动和鲜明的思想要求我把它们遣之笔端。”他说他希望一个明确的、总体的、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但降而求其次，那怕一个足够深刻的思想也行。1865年，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抱怨我们的时代，特别是文学，没有一个总的见解，总的信念。 1870年，他又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说当时的文学界“没有一个真正理解的，坚定的思想，那怕只有一个，甚至是错误的也好！”他为自己的小说《白痴》辩护，因为：“我维护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我的思想。”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思想都是头等的，有着最深刻和最广泛的哲学以及神学思想的含义，他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他在1870年5月28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说过他“很爱哲学”，他晚年与哲学家、神学家索洛维约夫也相交甚深，他甚至在流放归来之后曾经想过写一部哲学著作，但却还是没有写。
很显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思想、有哲学，而且是很深刻的思想，是第一流的哲学，但是，为什么这些思想不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呢？最简单、当然也基本正确的回答当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并不在哲学，甚至不仅他个人，他所属的民族相对于有些民族（如日耳曼民族）来说也不是最擅长于此。但他有他所擅长的表达思想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最大才能也就在这里。当然，这样说可能还不够，还没有说出原因的全部，也许还有一些原因，比方说，正是他所持有的或在他心中经历的思想的性质，即这种思想的问题性和对话性，使他没有用哲学的方式去直接陈述思想。简言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正是作为一种问题的思想存在的，其思想的独特和深刻所在正在于其问题性，在于其作为问题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以及问题本身的深刻和根本性，这种作为问题的思想的确很难被整理成系统的理想，甚至它本身就拒斥被体系化，它甚至很难被概念准确地表达，它必须与人物形象和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和盘托出，才能够保持其生动性和紧张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既定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在其中各个人物所表达的思想中，究竟那一些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思想是他所赞成或部分赞成的，那些是他所反对或部分反对的。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听到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把其中许多人物，或者至少主要人物的思想都归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其小说中各种附着于人物的思想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其作品中的思想是多元的、复调的、对话的。
我们还注意到：几乎所有人物的思想都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都呈暴露状态，处在一种急急忙忙要向他人证明什么、交代什么、反驳什么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因而具有一种紧张不安的特征，使思想处在一种不断转折的过程之中。这使思想者苦恼，但也正是这一点给思想带来了一种活力。这不是死的、定形的理论，不是作为旗帜来吸引门徒的教义，而是作为问题来吸引对话者和辩论者的活的思想。思想者总是意识到周围有不同意他的思想的人，至少是有不了解他的思想的人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仅具雏形的思想者那里，思想者还是相当胆怯的、防守的，而从地下室人那里，却开始有了一种凶狠的、进攻的特征。但是，在地下室人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种不断的腾挪、躲闪、跳跃和回转。思想者总还是有一点害怕，不止是怕具体的东西，例如波尔宗柯夫怕自己前途的不测，于是不断的攒钱，而且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怕，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怕，一种甚至对自己也感到害怕的真心实意的怕，一种感觉到自己生存的根基正在崩溃的怕。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充分地意识到了现代价值体系将趋于分崩离析的状况，预感到了人类也许正在进入一个到处酥化脱节的时代，预感到了一个诸“神”斗争的时代，一个生活着各种异质的信仰、兴趣和生活态度的人们的时代。尽管他自己是多么渴望有一个“总的见解”、一个总的信仰，但他还是给予了各种见解和信仰以一种独立存在的余地。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切都是必须承受的。这一时代的思想常常不能不是一种“地下室”的思想，一种“晚上”的思想，尽管不那么温和、光明，充满希望，却“比较坦白和直率！”
处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不能不表现为各种问题。简言之，这类“成问题的思想”是直接来源于“成问题的时代”。
总之，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一种作为问题的思想，这也为作者本人及许多评论家所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草稿中写到：“在这部小说中，要重新发掘所有的问题。”而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在这之后他所有的长篇巨制。茨威格在其《三大师》的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谈到俄国文学家时说：“在我们心中已化作冰冷概念的所有问题却还在他们的血液中燃烧。……在俄国，人们怀着一种未被滥用的好奇心再次向无限提出生命的所有问题，这是俄国人对欧洲做出的难以言述的贡献。当我们被教养弄得迟钝懒惰时，他们却依然神采飞扬。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每个人都将所有的问题重新审视一遍，用自己流血的手挪开善恶分界石，将心中的混乱改造成为世界。”纪德也写道：“他所显示的思想常常只停留在提出问题上，他不寻求解决和陈述──因为这些问题极其复杂，且又互相纠结，互相交错。”毛姆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不是作为定论的思想，不是作为理论的思想，而是作为问题的思想。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来说，既是极其重要、生死攸关的，又是复杂纠缠、悬而未决的。因为它们是涉及到人的生命根基的问题，是有关道德、宗教与人性基本事实的问题，是有关现代性与永恒之关联的问题。
幸运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20多岁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穷人》，学工程专业的他怯生生地把稿子投给《祖国纪事》。编辑格利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傍晚时分开始看这篇稿子，他们看了十多页后，打算再看十  他的陵墓多页，然后又打算再看十多页，一个人读累了，另一个人接着读，就这样一直到晨光微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顾不得休息，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所，扑过去紧紧把他抱住，流出泪来。涅克拉索夫性格孤僻内向，此刻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他们告诉这个年轻人，这部作品是那么出色，让他不要放弃文学创作。之后，涅克拉索夫和格利罗维奇又把《穷人》拿给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看，并叫喊着：“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开始不以为然：“你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呀!”但他读完以后也激动得语无伦次，瞪着陌生的年轻人说：“你写的是什么，你了解自己吗?”平静下来以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了反应：“我一定要无愧于这种赞扬，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人!这是些了不起的人，我要勤奋，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高尚而有才华的人!”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成为俄国19世纪经典作家，被西方现代派奉为鼻祖。
重要作品
长篇小说《穷人》（1846）
中篇小说《双重人格》（1846）
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
中篇小说《白夜》（1848）
中篇小说《脆弱的心》（1848）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
长篇纪实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
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1864）
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
长篇小说《赌徒》（1866）
长篇小说《白痴》（1868）
长篇小说《群魔》（又译《鬼》，1871～1872）
长篇小说《少年》（1875）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
世界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了二十世纪很多作家，包括福克纳、加缪、卡夫卡，日本知名大导演黑泽明等，但是也有人对他不屑一顾，比如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和D·H·劳伦斯。他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汪介之认为：“屠格涅夫以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以诗意的笔调展现美好。托尔斯泰具有思想家的灵性，能洞悉社会的全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发掘，逼视着人性的阴暗面。他沉郁的风格，与他的经历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高尔基说过：“就表现力来说，他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亚可以同他媲美。”但他的颓废又让托尔斯泰叹息“不能奉为后世楷模”。哈洛卜伦（Harold Bloom）写《西方正典》，在俄国文学中只选了托尔斯泰，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总有一股邪气，他本人又是每赌必输的赌徒。鲁迅称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2]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发掘，以近乎残酷的方式，不断拷问着自己的灵魂。于是在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题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此部未完成的杰作，绽放出东正教神学教导慈爱光辉及透过成吉思汗的草原一统形象，传达世界主义的宏伟理念，尤为杰出不凡。
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作品很多，包括：
《三大师》——斯蒂芬·茨威格 
《彼得堡的大师》——J·M·库彻所著的传记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弗洛伊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格罗斯曼
格言名句
追两只兔子将会一无所获。
向大地洒下你快乐的泪，并且爱你的眼泪... 
我感到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而且仅仅让你知道。
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好！
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
你有钱有势，你聪明而有天才——好吧，我尊重你，但是我知道我也是人。仅仅我尊敬你而不加妒忌这一点，就向你显示了我做人的尊严。
当我十岁那年，冬天，我常常喜欢闭上眼睛，想象着一片树叶——绿油油的，亮晶晶地，上面有叶脉，阳光在闪耀。我睁开眼睛，都不敢相信，因为这太好了，于是又闭上了眼睛……
树叶是好的，一切都好。
一个人之所以不幸，乃是因为他生在福中不知福;仅仅因为如此。这就是一切，一切！谁知道了这个，谁就会立刻，马上幸福起来，即刻幸福起来。
一切都好，一切。知道一切都好的人统统感到好。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
用爱获得全世界，用泪洗净全世界的罪恶。
你虽死，但你的光不死。
地狱是什么？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
谁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就获得新生；
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就成为上帝。
代表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公认的最伟大的小说是《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
《罪与罚》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 
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广泛地  《罪与罚》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草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真切的同情和满腔的激愤，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贫、绝望和污浊一起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凶杀人，“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正是这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主人公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即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观点）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占了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定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原则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这一原则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且从客观上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决不可能给被压迫者带来新生活的转机。 
《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的发端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深受的几处影响的痕迹。例如他此时深受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影响。费奥多罗夫推崇基督教中“凡人通过向耶稣对先辈的过错进行弥补达到救赎与重生，从而达到天下大同” 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辛辣地将这场弑父案表现为未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必然遭致的结果。故事中的兄弟不但不为举止荒唐的父亲赎罪以求得重生，反而串通一气对父亲的死推波助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人类不统一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