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洪伊
简介
孙洪伊，　（1870—1936） 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字伯兰。曾入袁世凯幕。清宣统三年（1911）任直隶  天津地图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与汤化龙等在上海组织民主党，旋参加进步党，为首领之一。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候补委员。次年发表言论，反对袁世凯图谋帝制。1916年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旋改任内务总长，不久辞职。同年在上海组织“宪法商榷会”。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内务部部长，次年去职。1920年任广东政府顾问。直皖战争后，旧国会恢复，被称为“小孙系”首领。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职。参加了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1920年在广州任军政府顾问。1936年3月28日病逝于上海。[1]
早期活动
孙洪伊，字伯兰，1872年（同治十一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出生于天津北仓村。祖父孙孝曾以开设油房为业，积  《国民公报》资十余万两，并拥有土地数十顷。祖母刘氏，生三男二女。孙洪伊居长，原名洪仪，因避清末帝溥仪之讳，改名洪伊。幼年从刘士瀛启蒙，后受业滦州名儒蒋冶亭（字香农），饱学经史典籍，才智大开，曾中清末最后一榜秀才。娶天津北门里曹克忠（字荩臣，曾任甘肃提督）之孙女为妻。曹氏早卒，续娶李氏夫人。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仓一带致遭洗劫，孙之家产十之七八被毁，孙洪伊之弟孙仲华被法国侵略军击伤不治而死。孙洪伊经此浩劫，深感清政腐败已达极点，必须进行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启发民智，培养造就改革的人材。于是说通了祖父变卖部分田产，又请亲友资助，在1902年与天津社会活动人士温世霖（字支英）合办普育女学、民新学堂。又自办四成小学、北仓小学，与其妹夫罗云章创办电报学校。以后于1923年与蒋冶亭合办天津河东中学（现华安街中学旧址），蒋任校长，孙为董事长。因此孙洪伊在天津社会上逐渐成为知名人士。1910年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李大钊、白坚武等人，参加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的罢课运动，孙洪伊结识了他们，时常交往，议论时政。[2]
步入政途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孙洪伊被选为试办县议会议员，1908年9月间被选为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当咨议局成立后，孙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建议用直隶咨议局名义，分函各省咨议局各派出代表三至四人，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俾便协调行动，扩大政治力量，先由江苏咨议局约请，在上海集会，孙洪伊被推举为代表赴会。会议决定上书要求政府迅速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孙洪伊发言表示，愿领衔代表签第一名，如政府怪罪，由自己承担。遂在1910年1月16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六）决定，16省代表55人，以孙洪伊领衔到北京请愿。
1910年初夏，请愿代表团在北京又成立了吸收各界人士参加的请愿国会同志会，并发表了约15000余字的意见书。同年2月底以孙洪伊领衔，再次上书请求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十多天之后，清政府发下谕旨，断然拒绝代表团的要求。至3月在海外的梁启超派徐佛苏来北京，与孙洪伊取得联系，并充当了同志会机关报《国民公报》的编辑。嗣后，请愿同志会逐渐形成两派：一是以孙洪伊为首的自治派；一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政派。在请愿活动中，两派各自的潜在意图有相当的距离，而自治派起着主导作用。请愿同志会代表团迅速增加到150人，并选出以孙洪伊为首的6人为领导人。
1910年6月16日，代表团首领们又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仍是孙洪伊领衔，代表着10个系统30余万人。请愿书批评摄政王的二月诏书，主张国会必须能监督行政，声称：君主虽欲私其所爱憎，将不为国会所允许。又斥责清政府立宪之诚意少，敷衍之意多。
1911年5月，请愿同志会的代表们开始筹组宪友会。6月4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孙洪伊、雷奋等6人为干事。总部设在北京，各省设支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撼了整个封建专制政权。孙洪伊分别发函各省咨议局，督促支援武昌首义军。不久上海起义，陈其美为沪督，孙洪伊应召赴上海，与陈其美、宋教仁、柏烈武等决定，继续以同盟会、同志会、宪友会和咨议局以及个人名义，分电或派人赴各省督促从速起义，以支援并扩大武昌起义的成果。
辛亥革命起义将近结束时，孙洪伊因母在籍病逝，即回天津奔丧，未竟诸事委托在上海的直隶咨议局和江苏咨议局负责人办理。按旧俗母丧须守孝三个月。同时。直隶省议会亦正式成立。当时同盟会中的重要成员，如黄兴、宋教仁等．不同程度地认为“革命业已成功”，孙洪伊也有松口气的想法，加之亲友们的劝阻，就没有再回上海去。[3]
三次请愿
1910年，各省咨议局代表先后向清政府三次请愿，要求政府速开国会。这三次请愿虽均以失败告终，但却向清廷和世人展示了地方议政机构和民间的力量，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及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三次请愿的领衔人均为天津人——孙洪伊。孙洪伊其人孙洪伊早年“毁家办学”，他与天津名士温世霖等合资创  孙洪伊办普育女学、民新学堂。1906年任直隶省咨议局议员，1908年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数次领衔上书吁请“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1909年，他经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与战友。1910年，他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李大钊、白坚武等人相识，时常一起议论时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第6镇统制吴禄贞合谋起义响应。1912年，他当选众议院议员、韬园派领袖，后因提案质询袁世凯篡夺大总统职位遭通缉逃往上海。1916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旋改任内务总长，但不久即辞职。1917年9月1日，在广州“非常国会”上，孙中山委任他为护法军政府内政总长、驻沪全权代表。[4]第一次请愿从1907年秋开始，各地立宪派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举行第一次会议，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16省代表齐聚上海跑马厅，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成立了由顺直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的33人“赴京请愿代表团”。由此，拉开了3次国会请愿的序幕。
1910年1月16日，代表将孙洪伊领衔署名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要求在一年内召开国会。孙洪伊利用各种　关系，在得到奕劻、那桐、载涛等清廷重臣的理解后，又有御史江春霖“奏请缩短国会年限”的奏折，都察院才极不情愿地上奏朝廷。1月30日，清廷以“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但“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为由，而作出“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备，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的决议，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　　这个结果本在孙洪伊的意料之中，他深知，如果仅凭一次请愿就能成功，那就不是中国的朝廷了。于是，他发誓，如果请愿不成，自己就死在城门之下。为此，请愿代表成立了“政党之雏形”——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在同志会的努力下，各省代表再度进京，发动了第二次请愿。第二次请愿1910年4月15日，直隶省在津召开大会，选出第二次赴京请愿的代表。各省请愿代表于5月间陆续抵京。在参加人数、活动规模以及组织形式上，这次请愿都比第一次有所扩大。请愿代表150余人，除各省咨议局议院外，还包括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更令人震撼的是，活动还征集到了30余万人的集体签名。6月16日，孙洪伊带领80余名请愿代表再登都察院，递交了10份请愿书。虽然这10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但结论却只有一个——速开国会。这次请愿书的言辞更加激烈，如孙洪伊领衔的以各省咨议局名义的上书指出，清廷“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并责问“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　　请愿书上递之后的最终结论还是“朝廷不能开此先例，以防群起效尤”。于是27日，清廷政务处王大臣召见请愿代表后议定“俟九年后筹备完全，方可议开国会”。与此同时，清廷发布了不得再行渎请的上谕。第三次请愿面对两次请愿的失败，孙洪伊等人仍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号召“海内外函电敦迫进行，佥谓誓结敢死团体以为后盾”。一时间，“请愿速开国会”成为中国政治的第一焦点。　　1910年9月12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孙洪伊、雷奋等9人为审查员，并决定利用资政院即将开会之机，向资政院提出速开国会的议案。这次请愿比前两次声势更为浩大，各省都有大规模的群众请愿运动，直隶则于1910年10月5日在天津举行了2000人的大游行。以孙洪伊为代表的请愿团除向资政院递交请愿书外，还直接到摄政王府向载沣上书请愿。　　面对振聋发聩的民意，雪片般的请愿书，使得清廷不得不作出让步。1910年11月4日，上谕“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预即组织内阁”，即将原定为9年的期限提前了3年；但同时宣布“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　　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代表最先决定奉命停止请愿，但其他各省则表现得步调不一。1910年12月2日，奉天省城学生数十人前往咨议局，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天津学界群起响应。但清廷哪肯轻率地更弦易张，先是强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后是将天津学界请愿活动组织者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至此，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　　此后，孙洪伊仍坚守驻京同志会总部。后来，他却因经费问题不得不宣告代表团解散。孙洪伊主张的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的理想破灭了。[5]
参加政党
早在1909年，孙洪伊为协调各省咨议局联合行动，在上海时会晤了宋教仁。对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有所认识，大约就在这时加入了同盟会。
请愿国会扩大为请愿同志会，不久又组成宪友会。从事立宪的人员，在与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较量过程中。从起初清政府答应九年之后立宪，旋改五年之后立宪。又经谕旨组织“皇族内阁”，使用了缓冲之计，以致宪友会中人员演变成三个派别：(1)保守派，也称顽固派，这是被革命浪潮卷进来的一批大官僚旧派人物，他们企图藉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2)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目的是保光绪皇帝，对抗慈禧太后。这一派由来已久。虽在“戊戌政变”中失败，但在海外主要是日本，与革命派的论战喋喋不休。随着斗争的深化和清政府假立宪手段的暴露，立宪派也开始分化，如以张謇为首的江苏代表，以清政府答应五年后立宪为满足，结果等来了“皇族内阁”和被驱逐出北京，从而立宪派中大部分人员转向共和。(3)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革命派，有的以咨议局议员公开的身份，掩护其秘密活动，揭露清政府假立宪之阴谋。如在武昌起义时，局部地区战事失利，孙洪伊在上海与宋教仁、林长民、居正、吴景濂等，于1911年12月1日致电各省咨议局人员，鼓励他们不要因局部失利而动摇，并督促各省继续奋斗。
辛亥革命后不久，同盟会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在尚未着手组成各分会的时刻，各省的政团在政见上不一致的矛盾，就更加表面化，这些政团成立了许多小党派。[6]
自成派系
1912年3月，孙洪伊与谢远涵等人组织了共和统一党，孙任理事长，聚会地点在北京琉璃厂魁和参局。不久，  宋教仁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五个党团合组成民主党，推梁启超为理事长，孙洪伊为理事。1913年5月29日民主党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孙洪伊为理事，地址设在北京太平湖老七爷府。　往昔孙洪伊在京活动时，分别住在联合会的小沙土园昆新馆（后改名昆山馆）、玉皇阁及《国民公报》馆（李铁拐斜街）。孙洪伊对并党事极不赞成，更由于梁启超派占优势地位，孙洪伊成了少数派，以致曾一度对时局抱悲观态度，不问党事。鉴于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日益密切，孙洪伊率原共和统一党的王湘、王乃昌、牟琳、时功玖、彭介石、周恭寿、丁世峄、周树标、何瑞良等20余成员，退出了进步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它包括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宋教仁、刘揆一所领导）、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协进会等五个党团。孙洪伊等20余人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先生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孙洪伊加入后，被推为评议员。
1913年2月北京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包括各派系)获392席，占绝对多数。旋即成立宪法讨论会，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四个党的代表均列席到会，举孙洪伊为主席，汪荣宝、易宗夔为常驻干事。国民党议员中形成了若干小集团，孙洪伊常同一些议员在北京韬园开会，研究时局，发表政见。各报刊舆论称他们是“韬园派”，以后又称之为“小孙派”。主要人物有王湘、丁世峄、谢远涵等60余人，成为国民党北方组织中的骨干力量。
迨至1922年夏直奉战争之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主张恢复国会（第二次恢复国会）。孙洪伊鉴  袁世凯于以往袁世凯解散国会，大杀国民党人；袁氏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又恢复国会，不久又被段祺瑞非法解散等曲折斗争过程，遂将国民党“韬园派”正式改名“民治社”。虽然没有提出政纲，但它规定了本社宗旨：奉行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制定宪法。促成国家统一；发展工农产业，增进民众生活以及争回主权等等。韬园派扩大了组织，共有社员80余人。活动经费除社员交社费外，大部分由孙洪伊私人捐助，同时也接受外界的赠予，如湖南督军谭延闿、奉天的袁金铠、四川的罗纶等，都曾资助过。[6]
参加反袁斗争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舆论哗然，孙洪伊在众议院严词质询，使袁处境极为狼狈。袁为翦除革命武装，扩大自己的实力，向五国银行团商洽善后借款2500万镑，以盐税、关  孙中山税作抵押，把国家重要财权给予外国人监督和稽核。孙洪伊对此提出反对案，袁世凯非常恼火。　早在袁世凯当选总统之前，即调兵遣将向革命军李烈钧部及各地反袁军发动进攻。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被迫先后流亡日本，国内革命陷入瘫痪状态。当选举总统时，国会突然被军警包围，不选袁当总统就不能休会。孙洪伊挚友邓子陵乘坐自己包车，孙将胡须削去，化装成邓的模样，乘邓的包车，潜至丰台车站逃往天津，隐匿在曹铁忠家里。袁世凯得知孙已逃津，密电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缉拿，杨即派侦探长丁振芝率警去孙的妹夫罗云章家搜捕，幸罗云章事前已把有关文件隐藏，故无所获。后来又到孙的老家北仓村搜查盘问亲友，亦无踪影。孙洪伊自感虽逃出虎穴，但仍不安全，遂化装成市民模样由曹家厨师黄金祥陪同坐马车至杨柳青搭上火车去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八仙桥小菜市场附近宝康里。不久，许多反袁议员也先后到达上海。
孙洪伊和韬园派到上海的人员，很快地与未逃走的国民党留沪人员柏烈武、张继、耿鹤生等以及由日本返回的陈其美取得联系，商讨从四面八方再次发动反袁的斗争计划。
当1915年袁氏称帝活动正在高潮之际，孙洪伊人造舆沦，连电驳斥恢复帝制之谬论，并发出《通告北方将土书》，申明大义，谴责穷兵黩武之不可为。
袁世凯的北洋军主力冯国璋、曹锟、孙传芳等部，密布于长江南北各要冲。孙洪伊为分化北洋军内部，派韬园派的直隶人温世霖、谷瑞芝（都是直隶议员）赴南京冯国璋处游说，陈述袁氏例行逆施、各地均将起义的形势，望冯当机立断，揭竿而起，勿落人后等等。孙洪伊明知冯不能一时说动，只望其持观望态度，能在暗中予以支持。那时孙洪伊山天津偕同黄金祥逃出浦口时，孙不敢骤然过江到南京，派黄持函见冯国璋，是通过黄的外甥某(系冯的卫弁)关系受到接见。孙陈述袁氏独裁自为，一意孤行，终遭众怒难犯之结局；并表示海内外各界属意于冯扭转时艰，以平衡南北之对立。冯答以“余资望不足，愧不敢当，余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余经袁大总统一手提拔始有今日，岂能犯上作乱。诸公爱我，反陷我于不义。”半晌相对默然。旋冯注视孙洪伊，出示袁总统通缉孙之密电，孙阅后说：“公事公办，请督军将余解送北京就是。”冯从容地悦：“岂有此理，如果这样办，就不见你了，也不会给示密电，不过这里耳目众多，望汝还是迁地为安。”翌晨，黄金祥之甥护送孙、黄去沪。孙洪伊到沪后不断给冯国璋去函陈说形势。望其早举义旗，促成统一而苏民困。
1916年5月，东南讨逆军总司令陈其美被刺，孙洪伊被推为东南讨逆军盟主。当曹锟率第三师入川抗拒护国军时，孙洪伊以与曹有姻亲之谊，急电曹望其与护国军合作。在护国军节节胜利和各方舆论声势压力下。冯国璋、李纯、靳云鹏、陈宦、汤芗铭五将军联名通电请求袁氏撤消帝制，惩办祸首。当由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将这一内情透露给袁世凯后。袁不得已作急转直下的收场，声明撤消帝制。冯国璋随又发出铣（16日）、宥（26日）两电委婉劝说袁应退位让贤。此电一出，所有北洋军队高级将领纷纷通电陈述时局政见。袁氏始知其内部已呈崩溃之势。而这些电文大都出自韬园派丁世峄、白坚武、谢远涵、温世霖等人之手。　李大钊于1916年5月，未等学校结业就由日本回国，到上海和孙洪伊、王法勤、白坚武等人会面，参加策划反袁工作。他住在孙家，和孙洪伊等人对政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随后，韬园派的萧晋荣、王乃昌、牟琳分别去黔、桂各省协助戴戡、王文华出师支援湘、滇；另外派出二三十人帮助潘怡如到北洋军巾的朱廷灿、石振声、孙传芳等部队里，以“杀尽克扣军饷自私自利的首脑”为口号，发动内部兵变，涣散北洋系军心，阻止袁军南下。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和唾骂声中死去。在南北战争中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掌握实权，致使北洋系各督军盘踞各  五四运动大省份，段又宣布按袁世凯改订的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孙洪伊、唐绍仪等一致宣布反对伪约法，指出应根据民元约法行事，首先恢复国会，征办祸首。然而段祺瑞对此迟迟不理。于是孙洪伊、谷钟秀在上海登报广泛告知各界人土。召集各省议员，除附逆者外，限期到上海与会。约10天左右时间来上海的议员近300人。这一举动显示对北京政府将不予承认。消息一出，段氏不得不改变态度，致电各省、全国各机关、上海国会议员，表示同意恢复民元约法，召集民国2年袁世凯解散的国会。1916年8月1日国会在北京复会，但对惩办帝制祸首并未认真解决。
孙洪伊北上后，先任段政府的教育总长，不久转任内务总长。任职期间，对很多问题进行质询和提出反对意见：（一）对段祺瑞公然下令讨伐南军表示反对。（二）反对段内阁向美国花旗银行借款500万元。（三）不经国会讨论，由徐树铮主谋，擅自任命吉林省省长，破坏了约法。（四）发出的对胡瑞霖咨文与事实不符，要求追回。（五）力争实现地方自治，拟定地方自治法规（该法规已由李大钊帮助拟就，只等通过施行）。（六）依照民元内务部组织法。应裁去参事两员、佥事9员、主事30余员（徐树铮从中煽动，唆使被裁减人员向平政院控诉孙洪伊）。大总统黎元洪支持孙洪伊所提出的上述意见。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国务院秘书长兼参战军参谋长徐树铮则极力反对，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此外，还有对德国宣战问题，段、徐借参战之名，趁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再者，黎、段两方所豢养的投机政客．彼此间争权夺利，因此黎、段之间形同水火。史称“府院之争”。孙洪伊在内务总长任内，先后不到四个月，终因是少数派而失利。
在段祺瑞、徐树铮与孙洪伊的斗争中，段为了庇护徐树铮，促使黎元洪下令将孙、徐一并免职，总统府秘书长、韬园派负责人之一的丁世峄也同时卸任。
孙洪伊被撤职后，立即前往上海。他在北京的住所——西四羊肉胡同，受到步兵统领江朝宗派去的军警进行检查，同时派人尾随到上海，阴谋暗杀孙洪伊。在上海太平桥三益里，刺客乘机闯进大门行凶，号房人左竹泉紧忙关闭大门，刺客开枪射伤左竹泉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旋即遁去，孙洪伊幸免于难。[6]
组织护法政府
1917年春季，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段祺瑞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给予贷款支持下，正式宣布对德国  陈独秀宣战。孙中山、孙洪伊先后发电反对，陈述这次大战是欧洲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冲突，并不是强权与公理的战争，中国应保持中立。段祺瑞出于借机扩充嫡系武装力量的野心，力主参战。总统黎元洪也同意孙等的见解，极力反对参战。段祺瑞唆使军警3000余人，凑成“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等，包围参议院，殴打参议员，要他们立即通过参战案，强迫黎元洪同意参战主张。如此种种，遭到黎的拒绝和全国各界的反对，遂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段愤走天津，其嫡系军人剑拔弩张。黎元洪求救于长江巡阅使张勋，张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军进抵北京，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这时梁启超向段祺瑞献计：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再打倒张勋而握大权。　段祺瑞见倒黎目的已经达到，便联合皖、直两系军队，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驱走张勋的复辟军，以再造民国元勋自居，再次充任国务总理。遂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废除临时哟法，抛掉国会，另组所谓安福国会，正式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实际上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扩充实力，消灭异己，实现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8月，孙中山先生、孙洪伊、程璧光、唐绍仪在上海决定南下护法，于8月21日率海军第一舰队(系北洋海军中主力舰队)和参众两院部分议员启程南下。于9月1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会议，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中山先生聘请孙洪伊为高等顾问，并兼任内务部长。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军事实力，与北洋军相比，相差甚远，况且西南各地方势力的合作基础也不巩固，问题很多。孙洪伊建议先设法阻止北洋军南下，在策略上瓦解段祺瑞的武装统一政策。因为北洋军将领多是北方或直隶人，而且孙洪伊在直隶一带比较有声望，为此孙中山任命孙洪伊为长江宣抚使，但对外没有宣布。孙洪伊和部分人员回到上海，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掌握舆论、出版工作。孙中山先生的重要言论，都寄上海发表。孙洪伊在这一段时期工作极为紧张，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从事编写、印刷出版等宣传工作，派往各地联络人员频仍的来往汇报，研究对策，孙洪伊经常工作至深夜。
韬园派在上海积极展开策反工作进行顺利，不料广州方面出现了问题，孙中山先生联合西南各省组成的军政府，因西南各省将领阳奉阴违，企图以“护法各省联合会”来代替军政府。在非常国会中，孙中山派的民友系与西南地方军政势力的政学系和吴景濂、褚辅成的益友系，是非常国会的三大派系。益友系与政学系合起来，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法案，以岑春煊代替孙中山，孙派人员少因而失败。孙中山绕道回到上海，其后孙派人员也陆续回到上海。孙中山先生护法运动虽受到挫折，而韬园派仍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在说服直系服从孙中山的主张，维护约法，抵制段祺瑞的军事行动。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孙中山先生对这一席卷全国的政治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孙洪伊给北京政府的电文略谓：北京学生为力争外交主权，痛殴国贼，实代表全国民意，稍有血气，应知感佩，乃北京政府军警擅捕爱国学生，袒护国贼，薄海同愤，希立令释放学生，惩办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以伸国法。并祈速电巴黎专使拒绝巴黎和约。与此同时，孙洪伊发表《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鼓动直系反对段祺瑞。
1920年3月，孙洪伊利用直系与皖系的矛盾，派牟琳、白坚武鼓动直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由湖南衡阳回师北  张作霖上。孙洪伊又联系广州军政府许给吴佩孚师开拔费60万元。湖南省由谭延闿接管，并由谭先付吴师开拔费毫洋40万元。这一举动系孙洪伊居中拉合促成。吴师陆续北上，7月16日广州军政府宣布段祺瑞政府丧权辱国擅自与日本签汀军事协定。接着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陈光远、李纯、赵倜、蔡成勋、马福祥、王廷桢等，宣告对段军开战。结果皖系失败，段祺瑞下台，总统徐世昌走避天津，安福系及皖系将领相继辞职。
同年10月粤军攻克广州，莫荣新被迫取消自立，岑春煊、陆荣廷联名解除军政府职务。孙中山先生于10月29日由上海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向全世界声明：此为中华民国之合法政府。1921年4月6日，召开非常国会，韬园派的周震麟提出《中华民国组织法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按：二读会系立法的第二程序，分一读会，即在议会里朗读提案；二读会，朗读通过理由；三读会，期读决议，这时立案始告完成）。最后决议，一致推选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同年4月27日，北洋政府曹锟等33人联名反对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广州国民大会据理反驳。8月10日孙中山宣布徐世昌罪状，并决定组织北伐军开始北伐。1922年北伐军节节取得胜利之际，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而中途失败，孙中山先生被迫乘英舰赴香港，再乘别国邮船于8月14日回到上海，护法战争随转向又一阶段。[6]
促进国共合作
1922年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李大钊来到上海。住在孙洪伊家里，在此和孙中山先生会面，谈论当前的政局和革命前途的问题。对两党合作，打倒军阀的建议，孙中山先生极表赞同，但国民党右派却表示反对。李大钊1922年来上海，就住在前楼楼下右侧后屋。1923年来时，住在后楼楼上，后楼没有楼梯，只有一个小天桥通往前楼。　1923年1月，陈炯明被北伐军许崇智部击溃。2月孙中山先生回广州任大元帅。孙洪伊被任命为孙中山驻上海  崔廷献全权总代表，主持对直系谈判事宜。另外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徐谦三人为全权代表。后来汪、胡二人对此事不感兴趣，就相继去广州了。不久，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集国民党会议，宣布党纲，并主张裁军，任命孙洪伊为参议。关于李大钊和孙中山会面的问题，在李大钊1918年由日本回国以后，不断在北京、上海和孙洪伊、陈独秀、张国焘、白坚武、王法勤、周震麟等交换意见，反复研究探讨解决时局的办法，为中国革命寻求出路。关于学习苏联革命经验和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有了初步一致的看法。孙中山先生对孙洪伊十分信赖，孙洪伊又是孙中山先生的代表，他经常向孙中山报告这方面的情况。迨至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直系吴佩孚镇压铁路工人罢工的血腥事件，影响了中山先生对联络直系的看法；更由于李大钊积极联系双方，促成合作，最后使孙中山先生下决心走国共两党合作之路，挽救中国革命所处的困境。[6]
对待直系问题
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在其指导下，韬园派人员继续做争取北方直系将领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北洋军中以李纯为首的和平派。至1920年段祺瑞政府被直系曹锟、吴佩孚赶下台以后，到1923年直系张绍曾内阁再次提出和平统一的倡议，同年1月21日孙中山先生复函张绍曾，表示赞助和平统一，并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又派徐绍桢到北京接洽和平统一具体实施方案，并留孙洪伊等在上海为全权代表，主持和平统一的谈判。当直系代表王宠惠到上海与孙洪伊谈判时，孙洪伊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提出：对直系恢复法统深表嘉慰，但提出三个条件：(一)征办祸国罪魁；(二)保证国会安全；(三)实行“工兵制”(寓兵于工)。并提出裁兵计划，全国应裁军一半，改为“工兵”，以苏民困。　孙中山先生与孙洪伊制定的策略是：对北方直系暂时维持和平，先出兵讨伐西南军阀，奠定广州革命基地。但在内部遭到章太炎反对：“西南各省与孙先生开诚相见，和好如初，一致反对直系的穷兵黩武。”更主要的是直系的对立面皖系段祺瑞、徐树铮和奉系张作霖极力拉拢中山先生，因而改变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和段、张订立了报纸上宣扬的“三角同盟”，一致反直。孙中山以为联合段、张就能以军阀打倒军阀。
1923年6月在上海的联直谈判工作不得不停止。孙洪伊途经香港赴广州，胡汉民派人去香港迎接。章太炎闻知后，立刻给孙中山、汪精卫去电，请孙先生与孙洪伊切断关系，裁撤驻沪代表等。这使得孙洪伊到广州后无所事事。本来孙洪伊之所以去广州，想再同孙中山先生研究当前的政治局势。那时的情况是，曹锟、吴佩孚分驻保定、洛阳，北京政务被张绍曾、吴景濂、边守靖等所包办，如能把吴佩孚的问题解决好，和谈是可以继续的。孙洪伊写了大量信函通过白坚武和吴佩孚交换意见，并派光明甫去洛阳，牟琳去保定进行联系。孙洪伊的见解是：张韶曾、吴景濂都是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对中山先生有一定的信仰，如果中山先生还有意和谈，问题还能转圜。无奈孙中山先生以军阀打倒军阀的策略不变，胡汉民、汪精卫也主张反直。这样，延续到同年l0月直系发生贿选丑闻，孙洪伊也就同意反直了。
曹锟贿选丑闻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揭露这笔肮脏的交易。韬园派成员有许多人是议员，当1922年国会迁往北京复会时，有不少人去了北京，由于世怿、温世霖、谷芝瑞等人负责。贿选时在北京的韬园派议员也有受贿的，但都不是骨干人员。这时孙洪伊已去广州，也不是国会议员，并未受贿。韬园派在联段反直及贿选受贿两大事件中，组织思想上陷于混乱，一部分同意反直，一部分还企图再促使联直。韬园派从此瓦解，有的意志消沉，有的隐退返乡，孙洪伊遭到一次严重挫折。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势，虽已成定局，但国民党的内部意见不一致。4月间孙洪伊接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去北方工作，离开广州以游山玩水为名。途经上海、南京、江西、开封、洛阳等地，于5月26日回到天津家乡。不久，去定州龙藏寺附近开秘密会议，参加者多为后起的青年军人。此时先父已52岁，患有多种慢性病症，身体已不如以前健壮。　曹锟政权垮台，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应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首途天津，孙洪伊得与中山先生会晤。这时中山先生对联合段、张已有悔意，并对孙洪伊说：“你对北方事情比较明瞭，望你再给我介绍几位北方地区的爱国人士。”又拟将孙洪伊的长江宣抚使名衔改为华北宣抚使。孙洪伊末即允诺，只劝中山先生善自养病，此事留待研究。[6]
赍志而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后，孙洪伊去北京吊唁，表示沉痛哀悼。1926年7月国民党遵循先生生前主张，从广州出师北伐。孙洪伊认为革命前途即将出现新的发展，于是与广州当局联系，担任了华北宣抚使。工作尚未展开，由于事机不密，不久被张作霖察觉。当时直隶督军褚玉璞派军警便衣闯进住所，幸而孙洪伊外出未罹难。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因孙洪伊是国共合作倡导人之一，也被南京国民政府列名通缉，不得已藏身在陈伯简家中。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心情十分焦急。　1930年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根据南京政府通缉令，责令天津市市长崔廷献，将孙洪伊骗出租界，以请客为名进行拘留，禁闭在宫北大街的浙江兴业银行宿舍楼上。一同被禁闭的有李廷五（字实忱，他是因盐务上财政问题而被捕，后被解往山西）。崔廷献说，孙接受了南方的任务，企图颠覆阎锡山在华北的政权。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阎锡山曾派人至孙洪伊禁闭处迫其表态，孙洪伊只说；“反对战争，一切战争不是解决国事的办法”，未同情任何一方。直至中原战争接近尾声，经友人多方营救，才被释出狱。不久，即搭船去上海。孙洪伊被通缉在案时，谭延闿在1928年，约孙去南京政府任要职，被谢绝。自在天津被拘禁后，由于疾病缠身，精力每况愈下。
1931年孙洪伊与徐研农（系黄兴内弟）、谢远涵、李烈钧、罗家衡、汤漪、王友兰、渚翔、王造时、陈望、胡祖舜、江天锋、范鸿钧、陈定远、陈喆夫、朱蕴山等人，组织“宪政促进会”，地址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60号，出版《危言日报》。评议南京政府实施的训政时期约法。当时报亭多不敢推销该报。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南京政府于1932年4月邀集不同党派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孙洪伊在会上主张对日宣战。
孙洪伊晚年主要以读书消遣，本想写作，终未实现。后来病势日渐沉重，于1936年3月26日故去。由朋友们资助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之小山上，与民主革命先行者秋瑾墓隔丘相望。[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