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敬年
人物简介
  杨敬年先生杨敬年（1908—），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人，1908年10月出生在诗人屈原投江殉国的汨罗江畔。从小与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受到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15岁进入县城高小读书。两年后毕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奉叔祖父之命回乡与农村女子李韵兰结婚，夫妇相守终身。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他愤而离开军校，赴上海报考劳动大学，到南京学习测量、无线电课程。
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大学毕业后他没像许多同学那样到国民党中当官，而是选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深造经济学理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老师们辗转到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财政部等处工作。
1945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政治经济专业攻读3年。他刻苦读书，成绩优异，被推选为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46年率中国留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当选为世界学联理事。1948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国各自治领比较）》通过答辩，从历史和理论上首次探讨了现代中央政府的职权分配问题，得到学校的充分肯定，被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1948年8月，应南开大学校长何廉的召唤，放弃赴美国的计划，毅然回祖国从事教育事业。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力劝他到校任教，而南开大学校长何廉也紧追不舍，因而展开一场“何陈之争”，终使之回到南开母校任教授。这时国民党政权已经近于末日，南开大学校长何廉拟去美国，极力劝说他同去，还为他留下一笔旅费。但是他看到即将解放的祖国需要经济学，他不能离开这片深爱的土地，坚持留在天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杨敬年先生百岁诞辰天津解放后，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一手创办了财政系，兼任系主任。聘请著名财政专家到校任教,并与中央财政部协商请司局长和苏联专家前来讲学，他还带学生到财政部实习，为培养新中国亟需的财政专业人才创造了难得的条件。他在政治上积极进步，参加了马列主义夜校学习，以满腔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
1957年反右派时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法院处以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下放到经济系资料室劳动改造。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和斗士，面对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压力，从不屈服，挺了20多年。1979年得到平反。这些年，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8本著作，计230万字。译著《英国议会》因为系右派只能以“蓬勃”的笔名出版，其它译著《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以《银行家》等书出版时，或不署他的名字，或不发稿费。在逆境中著译得以出版，证明他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建树良多。1974年以后的6年间，南开大学承担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正式记录的英译汉工作，由他最后审核定稿，200多万字的译稿质量受到国务院的通令嘉奖。作为留英博士、南开教授、经济学家，却生活拮据，曾想卖掉自己的藏书作为女儿和侄女的学费。1974年，其妻突发脑溢血而终身瘫痪。1976年，其独子病逝。不幸接二连三袭来，他却说：“我一生考的是公费读书，是劳动人民的血和汗培养出来的。尽管身在逆境，身心交因，还是应该竭尽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报答人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教授职称和工资待遇，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仍怀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心愿，重登讲坛，教书育人。
曾任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国际经济学会、财政学会、外国经济学学会、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天津市政治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等，并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
1981年在全国高校中首次招收发展经济学专业研究生，14年中培养了大批学有所长的莘莘学子。1981年，他的第一本发展经济学著作《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一书出版，首次署名杨敬年。1988年，出版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被列为国家教委文科教材，获得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他承担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成果体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一书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他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科的带头人。他在专心学术研究的同时，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
1987年，在80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开始撰写20多万字的《人生谈》，90华诞时仍在医院中写作和校对此书。在翻译《国富论》的过程中，相濡以沫73年的妻子不幸病逝。妻子瘫痪后，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了23年。他引用唐人元缜的诗以表达对亡妻的怀念：“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1]
人物生平
湖南汨罗，是伟大诗人屈原投江殉国的地方，1908年，杨敬年就出生在这里。乡村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傍晚风中袅袅的炊烟里，总有他一天天成长的身影。但是当时，也许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孩子会成为南开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扛鼎之人。
早年人生  杨敬年先生杨敬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他幼年时，父亲杨海宗因与母亲关系不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失望之余，母亲黎蔚霞也在他10岁的时候改嫁他人。所以，杨敬年并不像很多成名学者一样，从小就有严父慈母的教养和关心。成为孤儿的他只有跟着外祖父一起生活，直到13岁。
外祖父黎贞，幼年参加过太平军，后来做过湖南省议员。他是湘浙两省的秀才，喜好国学，一生经历坎坷，晚年隐居家乡开设经学堂，杨敬年就是在外祖父的启蒙下开始读书识字的。年幼的杨敬年活泼而且调皮，根本不安心于枯燥的读书生活。一天，外祖父看到这个外孙如此不争气，真是痛心疾首，他气得突然抱起杨敬年，几步走到院中的水池边，厉声喝道：“再不好好读书，就把你扔到池子里淹死算了！”年纪尚小的杨敬年从来没有看到过外祖父发这么大的火，一下子吓呆了，自那以后再也不敢顽皮不读书了。这一时期，他主要读的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几乎篇篇能背诵。直到今天，他仍然忘不了小时候的读书声。
十四五岁的时候，杨敬年的学问已经小有所成，他的叔祖父为了让他能有个凭证在家乡教书，便借钱送他到乐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两年毕业以后，杨敬年又先后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谁知入伍不到3个月，当他兴冲冲地准备参加革命的时候，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宣布反共，杨敬年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央军政学校。
1929年夏天，杨敬年到达上海报考劳动大学，没有被录取。他又到南京学习了两个短期班的测量和无线电课程，终于在1932年考入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从这里出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成了国民党的工作人员，走上从政的道路，但是毕业后的杨敬年却没有跟国民党走，而是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工作的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深造，成为经济研究所的第二班研究生。
30年代的南开大学以它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师资和务实民主的精神吸引着许多莘莘学子。经济研究所的何廉、方显廷、陈序经等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杨敬年进入南开后深深庆幸自己所做的正确抉择。在南开，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岁月，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七七事变”的隆隆炮火中断了杨敬年的求学之路。南开大学在日军的炮火中毁于一旦。杨敬年也不得不中途辍学，随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老师们先后在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财政部等处工作了7年。其实工作只是杨敬年的谋生手段，他不愿意参与政治，他当时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出国留学。
牛津深造1945年，杨敬年如愿考取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其实，在1939年他就曾报考过该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但是按规定专门著作占总分的5%，他由于没有提交论文，以总分0.9分之差落第。这年春天，杨敬年到重庆青木关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出国留学讲习会。8月，在加尔各答到孟买的途中他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怀着满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他乘上战后第一艘民用船，一个月后就抵达了利物浦。这只船是由货船改造而成的，船上大部分是英国复员军人，学生们睡在舱底的吊铺上，自己服务。同船的中国学生有近百人，除了庚款学生二十余人，剩下的是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和英国实业家协会奖学金学生。
由伦敦各大学中国委员会安排，杨敬年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在牛津3年的学习，虽然任务繁重，但却充实。在学习之余，他以出众的才能，先后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并于1946年率领留英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1948年5月，杨敬年的毕业论文《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国各自治领比较）》通过答辩。这篇文章首次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探讨了现代国家中央政府的职权分配问题，得到院方的充分肯定。6月5日，杨敬年被正式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按照何廉的安排，杨敬年原定在牛津获得学位后立刻到美国去，但是远离故国的思乡之痛深深地侵扰着杨敬年的心。此时祖国正在经受着炮火的蹂躏，亲人和故乡在梦中时时地召唤着他这个游子。再加上此时何廉已被紧急召回南开大学出任校长，他也在催促着杨敬年赶快回国帮忙，杨敬年就暂时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于1948年8月乘船抵达香港。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原来亦是南开的老师，他很早就看中了才华出众的杨敬年，于是趁此机会托杨敬年的亲戚找到他，邀请他到岭南大学一游，其意在挽留杨敬年在岭南大学任教。
此时焦急地等待着杨敬年回国帮忙的南开大学校长何廉见杨敬年迟迟未归，心急如焚。他虽然了解杨敬年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失信的人，但杨敬年远在广州，被陈序经刻意挽留，何廉终是鞭长莫及。怎么办呢？此时的何廉想起了那500元的书。
原来在杨敬年离开英国前，何廉曾经寄给他500元钱。杨敬年一生是个书痴，跑遍伦敦的大街小巷把这500元钱都买了书，又通过邮局直接把书托运到上海。用人心切的何廉通知上海替杨敬年看书的人，暂时不要把书寄到广州。这给视书如命的杨敬年出了个不小的难题。陈序经得知此事后决定立刻以校方的名义还给南开大学500元钱，书的问题再做安排。杨敬年最后终因与何廉有约在先，于1948年10月辞别陈序经回到南开。尽管陈序经为失去这样一个栋梁而惋惜，但也不好为此与南开大学闹僵，只好就此作罢。于是一场围绕延聘杨敬年展开的“何陈之争”告一段落。
杨敬年回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前夕了。何廉做了两个月的校长，准备到美国去。他非常想让杨敬年与他一同去美国，并在建业银行为杨敬年留下了一些金子，希望杨敬年可以随时走。但是此时的杨敬年看到即将解放的中国，再也无法离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他坚持要在天津迎接解放，他相信，自己为国服务的时候终于来到了眼前。
逆境不悔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由军管会聘任的校务委员会管理，杨敬年也是校务委员之一。这年秋天，由杨敬年奉命创办的财政系正式成立。在当时全国各高校人事冻结的艰难困境下，杨敬年聘请到了一流的财政专家陶继侃、李建昌为教授。他还与中央财政部订立合同，请部里的司长和苏联专家来系里讲课，自己则带学生到财政部进行实习。辛勤的工作换来的是一批批优秀财政人才的诞生，杨敬年终于可以施展经世济民的抱负了。
解放后杨敬年在思想上要求上进，积极向组织靠拢，参加了马列主义夜校并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而正当杨敬年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准备在自己的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厄运悄悄地降临了——1957年8月3日，杨敬年被定为“右派”。一年后，南开大学处理右派时公布他是“极右分子，另案处理”，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其管制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9月，南开大学决定每月给他60元生活费，在经济系资料室进行改造。
面对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压力，杨敬年一声不吭地挺了过来，直到1979年问题得到解决。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杨敬年凭着惊人的毅力，翻译了8本著作，共计230多万字，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杨敬年原先已经翻译了詹宁斯的《英国议会》一书，到1958年准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正赶上他被划为右派，因此只能以“蓬勃”的名字出版。在改造过程中，他先后翻译了《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分别由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革”后期，杨敬年的工作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成果，他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4本著作。尽管其中有些书根本没有稿费，甚至没有署上他的名字。
1974年到1979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承担翻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正式记录的英译汉工作，每年30万字。系所老中青教师全部参加了这项工作，由杨敬年最后审核定稿。6年间，他们共翻译200多万字，翻译质量受到了国务院的通令嘉奖。
这段生活是杨敬年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为了支持女儿和侄女上学，他甚至想要把自己向来视如生命的书卖掉。当时，劝业场的旁边有个天祥市场，楼上就收购旧书。万般无奈的杨敬年找到这里。可是为了好卖，书店只收中文书，杨敬年的大部分藏书都是英文的，于是他低声下气地恳请书店能够收一些英文书。等到书店同意以5毛钱一本的价格收购的时候，杨敬年还是犹豫了。书是自己辛辛苦苦从英国带回来的，就是再苦也不能卖掉它们呀！他最后踩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旧书店。
除了生活的拮据之外，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1974年，他的爱人李韵兰因突发脑溢血而终生瘫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惟一的儿子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只留下一个没有工作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家庭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幸双管齐下，重击着杨敬年的脊梁和意志，上天似乎在考验他的忍耐能力。但是杨敬年依然没有垮掉，他说：“我一生考的是公费读书，是劳动人民的血和汗培养出来的。尽管身在逆境，身心交困，还是应该竭尽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报答他们！”
夕阳无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敬年的问题终于得到澄清。一宗错案耗费20年的时光，最终得以了结，应该算是人生的幸事。落实政策后，杨敬年已经年逾古稀，他恢复了教授的职称和工资待遇，住进了新落成的高知楼。人们都说杨敬年的变化很大，但他自己却说自己没有变化，只是现在终于可以一心一意搞他梦寐以求的科研工作了，他立下了“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心愿，又一次登上了讲台。
1981年，在全国综合高校中，杨敬年首次招收发展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工作，直到1994年他的最后一个研究生提前一年去美国深造为止。同年，他的第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一书出版，书上第一次署上了他的名字——杨敬年。拿到第一笔稿费后，杨敬年给瘫痪在床上的妻子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风扇，给自己买了书架，他的生活从此开始有了改善。1988年，杨敬年出版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此书被列为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并获得了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随后，他接受了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一书中。
杨敬年在专心学术之余，仍然没有忘记他的追求。1987年6月，已经79岁的杨敬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一生对党的坚定信念得到了党的肯定。退休之后，杨敬年一直没有放弃工作。1995年至1996年，他撰写了二十多万字的《人性谈》，以人性为主线，把他一生所学贯穿起来。九十华诞时，杨敬年平生第一次因“一点小毛病”住进医院，出院后他仍然每天凌晨3点到7点翻译4个小时，下午进行校对。
在翻译《国富论》的过程中，杨敬年相濡以沫73年的妻子溘然长逝，享年92岁。说起妻子，他一向坚强的心不停地震颤，老泪纵横。他与妻子李韵兰是1925年认识的，当时，杨敬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叔祖父一个电报让他回家成亲。17岁的杨敬年虽然已经有一些新的思想，但是面对抚养他长大，供他读书的亲人，他无法拒绝。于是杨敬年离开学校到李家做了上门女婿。此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时时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子。1974年，李韵兰突发脑溢血的时候，杨敬年犹如五雷轰顶。在急救的日子里，他在妻子的床前整整9个日夜不曾合眼。妻子瘫痪以后，杨敬年除了工作以外，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照料妻子的生活起居，直到她去世，其间是漫长的23年。在为妻子写的讣告中，他引用了唐人元稹的诗来表达自己和妻子的感情：“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杨敬年作为一个世纪的见证人之一，在回顾自己近百年的人生之路时说：“我的一生有几大幸事。大学毕业后没跟国民党走，而是到南开读书，否则也会像很多学友一样终老台湾。牛津毕业后没有按计划去美国，而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长达20年的错案中，没有丧失对党的信念，最终加入了党组织。结婚73年，还能耋耄相伴，直至终生。”
人生感悟
2011年，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南开大学财政学系创办人、现已103岁高龄的杨敬年先生在接受访谈之时，他结合纪念建党90周年的谈话主题，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对于党的向往，和马日事变期间与许克祥及其党羽斗争的往事，以及中年以后对于信仰特别是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解和认识。
当谈到自己79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先生动情地说，“我这一生中，40岁时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算是学术上的高峰，到80岁的时候入党，是我做人上的顶峰。”
他告诉同学们，要坚定入党的信念，端正入党的动机，不图名，不图利，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也要正确认识党的发展历程。他结合自己的境遇，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光明磊落，“如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改也，人恒仰之。”同时结合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现实，他认为党在中国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在谈到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时，老先生说：“在中国人的文化和意识里，把道德的价值看的高于一切，这是孔孟之道，把什么都看的满不在乎，这是老庄之道。在婚姻、入党和做人这几个问题上，我把道德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但是有些事情，我却看得满不在乎。比如，当我1948年从牛津大学学成回国，一年后解放了，原来学的那些东西就变得一钱不值，但我不在乎也不气馁，重新从零开始学习俄语，开始新的学习和工作。”先生随后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并结合自己讲课到86岁、88岁写《人性谈》、90岁翻译《国富论》、100岁写《期颐抒怀》的事例，告诉同学们做人要厚道，要平和，也要勤奋。在他从容淡定而又饱经风霜的面容前，师生们都被杨先生强大的人格魅力所深深震撼和吸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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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8-1
版　次：1
页　数：179
字　数：185000
印刷时间：2009-8-1
开　本：16开
I S B N：9787508726953
包　装：平装
内容简介
杨敬年先生是南开大学资深教授，虽逾百岁高龄，仍在坚持工作，继续人生求索，形成令人瞩目的“杨敬年现象”。
本书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围绕杨敬年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学术造诣、情感世界、养身之道、诗文陶冶等侧面，较为详尽地解读了杨敬年在与命运搏斗和治学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生境界，由学子到学者、再到“天地境界”的智者的求索动因与路径。从而为探寻人格真谛、探讨人生境界与和谐社会的关联，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借鉴，凸显了研究“杨敬年现象”的现实意义。
全书意境高远，结构严谨，论述缜密，文字流畅，集思辨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具有撼人心灵、催人泪下的感染力。
作者简介

个人访谈
杨敬年访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