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杜恕
亲属家人
父：杜畿，东汉末及三国时曹魏官吏及将领。
弟：1.杜理，年少时观察力强，早死；
2.杜宽，喜欢学习而抗拒俗务，曾任郎中。
子：杜预，西晋著名将领和学者，参与晋灭吴之战。
性格特征
杜恕为人真诚务实，行事不作修饰，所以自少都没有什么名誉，为人虽然不交朋党，专心公事，正言说政而被辛毗赏识，但自己不拘人事，不对人作出防范，最终不理会袁侃的规劝，最终被程喜加害，令自己几乎被杀。
生平介绍
杜恕在太和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在朝中不结朋党，专心公事，每有政事有得失，都据引纲纪来说理，因此而得到侍中辛毗器重。
后来杜恕出任弘农太守，数年后任赵国相，后来因病离职。后来杜恕任河东太守，一年多后迁任淮北都督护军，但又因病离职。不久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但杜恕在朝廷中，因不能融入朝中风气，所以多次任外职，后来就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兵于蓟，尚书袁侃告戒杜恕程喜从前曾经害过田豫，现在他和程喜一起在蓟城办公，好应该好好防范程喜。但杜恕不以为然。，杜恕上任不久，就有鲜卑大人不经关塞，直接领数十骑兵到州府，杜恕于是斩杀一个随从的骑兵，并没有上表报告。程喜于是弹劾杜恕，杜恕被送交廷尉，被判处死刑，但因为父亲杜畿为国家造船而死而得以免死。于嘉平元年（248年）被贬为庶人，流放到章武郡。在章武郡时写《体论》八篇，又作《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252年），杜恕在章武逝世。
《三国志·杜恕传》
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怨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恃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怨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扼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帮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遭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余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
若二贼游魂于疆场，飞刍挽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时又大仪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当者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钩，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
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言誓而蹈水火，感知己面而披肝胆，彻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循者岂声名而已乎！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格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后考课竟不行。
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恕上疏极谏曰：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意至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有恳恳忧此者乎?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
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非独毁益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昭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之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钟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
恕在朝八年，其论议亢直，皆此类也。
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以疾去官。起家为河东太守，岁余，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恕所在，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顷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复出为幽州刺吏，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至此败。
初，恕从赵郡还，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谓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本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己也。四年，卒于徙所。
甘露二年，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1]。
免官始末
杜恕的父亲杜畿是三国曹魏的重臣，受到荀彧的推荐，担任河东太守十六年，政绩”常为天下最“。曹操西征，军食全仗河东一郡供给。曹操为了表彰杜畿的贡献，把他的俸秩增加到九卿级别的中二千石。曹丕即位，赐杜畿爵关内侯，徽为尚书，守司隶校尉。曹丕称帝，杜畿进封丰乐亭侯，食邑百户。黄初三年，曹丕征吴，杜畿升任尚书仆射，留守洛阳。四年九月，曹丕东巡许昌， 杜畿再次留守，奉诏制御楼船。五年，杜畿在孟津试船，不幸落水遇难。曹丕为之流涕，追赠杜畿太仆（九卿之一），谥曰戴侯。时年二十七岁的杜恕继承了杜畿的爵位。七年五月，曹丕病死，魏明帝曹睿登基，次年改元太和。曹睿起用公卿子弟，擢拜杜恕为散骑侍郎，数月，转补黄门侍郎。
散骑、黄门郎都是天子的近臣，出入宫省，陪驾左右。杜恕在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期间，和李丰、袁侃、荀俣同班友善。李丰和杜恕是世交，杜氏新书曰：”恕少与冯翊李丰俱为父任，总角相善。及各成人，丰砥砺名行以要世誉，而恕诞节直意，与丰殊趣。丰竟驰名一时，京师之士多为之游说。而当路者或以丰名过其实，而恕被褐怀玉也。由此为丰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时。丰以显仕朝廷，恕犹居家自若“。李、杜两人起初好友，后来志趣相异，渐行渐远。袁侃是魏郎中令行御史大夫袁涣的儿子，荀俣是汉尚书令荀彧的儿子。
杜恕为人质朴真诚，不矫揉造作，所以少时没有什么名声。他为官一心为公，从不结党攀援。每当政事有什么得失，他就引用国家的法度，发表正直的评论，因此受到侍中辛毗等人的器重。杜恕在朝八年，主要政见如下：
1、杜恕认为各州刺史应该效仿古制，不领兵，专民事。太和四年，魏明帝用镇北将军吕昭兼任冀州刺史，杜恕上表反对，明帝不听。
2、杜恕支持考核官员的制度，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才干不符合他所从事的职任，或者他所从事的职任不符合时务的需要，即使这个人很有才干也是无益的。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推行考课。
3、尚书郎廉昭经常检举官员的小过错，求媚于上。他不但弹劾了尚书左丞曹璠，还要尚书令陈矫连坐。杜恕上表说，肃清朝中纲纪，不应该依靠廉昭这类以检举求晋升的小人。
青龙年间，杜恕出任弘农太守，几年后转任赵相，患病离职。他在宜阳建造了一个泉坞，和家人住在坞中。魏明帝死后，很多人为杜恕说话，杜恕被重新起用，担任河东太守。岁余，迁淮北都督护军，再次患病离职。不久，朝廷拜杜恕为御史中丞。正始年间，政局危机四伏，杜恕不能和朝臣和谐相处，所以多次外调。正始九年，他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
当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县，他心胸狭隘，出了名的不好共事。早在太和年间，汝南太守、殄夷将军田豫督青州诸军，时任青州刺史的程喜内怀不服，向魏明帝打小报告，导致田豫战胜无功。尚书袁侃写信给杜恕，用田豫的前车之鉴提醒他防备程喜。杜恕并不在意。程喜派司马宋权拜访杜恕，暗示他屈身事己，遭到杜恕的拒绝。杜恕上任不到一年，鲜卑大人（首领）的儿子不经关塞，带着数十骑兵径直进入幽州境内，州人斩杀了他的一个年轻随从。杜恕没有向朝廷奏报这件事，程喜借机弹劾杜恕。朝廷下令把杜恕送交廷尉治罪，判死刑。因为杜恕之父杜畿勤于公务而殉职，所以免杜恕死罪，贬为庶人，流放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杜恕在嘉平四年死于流放地，期间写下著作《体论》八篇，《兴性论》一篇。陈寿《三国志》认为，杜恕洒脱不拘，不思防患，才有这样的下场。
杜恕和司马懿不和，免官以后幽禁而死，他的儿子杜预很久得不到调用。甘露年间，司马昭执政，杜预娶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才开始平步青云，最终成为西晋的开国功臣。甘露二年，九十多岁的河东人乐详上书朝廷，辩说杜畿担任太守时留下的政绩，朝廷下诏恢复丰乐亭侯的爵号，由杜预继承。
《体论》意义
魏明帝时，大议考课之法，杜恕上书：“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三国志·杜畿传附杜恕传》）杜恕其实是搬出了历史的证据，以明德治的必要性。 
针对当时“以儒家为迂阔”的社会思潮，尚儒的士人还展开了对重法思想的批判。杜恕在其著述《体论》中，批评了重法之人关注点狭隘的弊端，“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全三国文》卷四十二杜恕《体论》）即重法之人不平衡公私利益，只关注用法的轻重；不以民心为出发点，只关注法律文书的规定。杜恕还着重驳斥了重法之人对儒家思想的谬解：“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视亲戚者也，陷恕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全三国文》卷四十二杜恕《体论》）即重法之人片面地论断，只要考虑了人情，就一定与贪赃枉法、个人喜好、裙带关系、挟私报复有关。很明显，这些正是汉末弊政的表现。应该说，儒家重伦理人情本身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合理性，其在实践中产生流弊，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此就将其合理性与其流弊混为一谈，所以杜恕认为，这是世俗小吏对古人思想的理解差之太远所致。 
杜恕认为考课法不利于官员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且布衣之交，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胆，徇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岂声明而已乎！”（《三国志·杜畿传附杜恕传》）另外，对官员仅用检验政绩和赏罚来管理和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而对国家的统治而言，移风易俗才是更为根本的，杜恕就认为考课之法无益于“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三国志·杜畿传附杜恕传》）。
杜恕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历史评价
《魏略》：“恕在弘农，宽和有惠爱。”
《三国志·杜恕传》：“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致此败”、“恕屡陈时政，经论治体，盖有可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