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萨拉曼卡学派
简介
起源包括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多明戈·索托（Domingo de Soto）、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等自然法和伦理学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以神学和法学为基础的学派，试图将托马斯·阿奎纳的学说与新出现的经济秩序相融合。学派研究的重点在于人类以及个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道德、经济学、法律学等等），但学派内部在不同议题上也经常产生分歧，有时则导致相当激烈的争议。
发展史依据时间先后，萨拉曼卡学派又可以被分为两个主要流派，萨拉曼卡派（Salmanticenses）以及孔布拉派（Conimbricenses）。萨拉曼卡派开始于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1483~1546年），并且在多明戈·索托（1494~1560年）时达到最高峰。孔布拉派则是源于耶稣会信徒，当时耶稣会已经逐渐取代多明我会成为天主教会的主流教派。来自耶稣会的成员包括了路易斯·摩里纳（Luis Molina，1535~1600年）、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1548~1617年）、以及吉欧瓦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孔布拉派的名称是来自于葡萄牙的孔布拉大学。
法律和正义
萨拉曼卡学派提出的司法原则，划时代的以自由作为理论根基，这也象征了欧洲中世纪司法概念的终结。学派主张人的自然权利包括了肉体的权利（生命的权利、经济的权利—例如拥有财产的权利）和精神上的权利（思想自由的权利以及人类尊严）。
自然法和人权
萨拉曼卡学派重新阐述了自然法的概念：法律源自于自然本身，所有存在于自然秩序中的事物都有这样的法则。依据这个概念，所得到的明显结论是：所有人类都拥有共同的本质，他们也都拥有共同的权利，例如自由的权利。这个结论直接驳斥了当时西班牙和欧洲盛行的一种概念——亦即美洲原住民是不成熟的或较低下的人种。萨拉曼卡学派因此承认了他们的权利，例如免于被迫改变信仰的权利、拥有他们土地的权利，这在当时的欧洲都是相当新奇的概念。
由于人类都活在社会里，而非自行孤立生存，自然法也并不只限于个人。也因此，正义是社会中所实现的自然法。对于神学家Gabriel Vázquez（1549~1604年）而言，自然法代表了一种依据正义采取行动的义务。
主权
萨拉曼卡学派区分了两种权力的领域：自然的或人间的领域、以及超自然的领域，中世纪时超自然领域经常被用以作为君权神授说和教皇统治权力等理论的依据。萨拉曼卡学派区分两种领域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得君王或皇帝不再具有统治灵魂的合法性，教皇也不再具有合法的世俗权力。伴随这种概念而来的还包括了主张政府的合法权力有其一定限制。也因此，依据路易斯·摩里纳的说法，一个国家就彷佛一个商业社会一般（就好像现代的公司），那些统治者也是权力的掌握者（有效的主权），这种权力是由全体人民结合而成的，统治者自身也包括在内。然而，在摩里纳来看，社会统治个人的权力是远远高过公司统治其成员的权力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权力是神所授予的，而不是仅仅是个人在进行商业往来时控制自身主权的权力。
在这个时期，英格兰的君主专制政体扩展了君权神授说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君王拥有神授的独特统治权威，并宣称人民们应该听从君王的命令，否则便是违逆了神的旨意。为了驳斥这种说法，萨拉曼卡学派的成员主张“人民”本身是神授主权的媒介，只是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权力才流到了君王手中。在这方面进行最多研究的是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他在Defensio Fidei Catholicae adversus Anglicanae sectae errores（替天主教信仰辩护兼驳斥1613年圣公宗派之谬误）中强烈的替人民主权辩护。依据他的说法，人出生以来便是自由的，不属于其他人的奴隶，并且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违抗甚至推翻一个不正义的政府。然而依据摩里纳的说法，他认为政治权力并不附属于任何人身上，他主张这种权力是授予给人民“全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主权以及所有个人的结合，这也类似于后来让·雅各·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将人民们视为是一个结合了的集体，而这种集体的地位要高过全部个人相加起来的整合。
对苏亚雷斯而言，社会的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源于契约的，因为社会共同体是由各种自由意志所集合而成的共识。而这种社会契约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便是政府的本质形式必须是民主的，而寡头政治或是君主专制都只被视为是第二流的制度，在后两种制度中，统治者的统治根据仅在于宣称他们是由人民所挑选出的（或至少是经过他们同意的）。
人民法和国际法
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或许是第一位提出了ius gentium（人民的权利）理论的人，也因此是奠基现代人权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将社会的合法主权的理论进一步推展至国际层次，总结认为这个层次的统治者也必须要尊重并且对向全体成员的权利负起责任。世界的公共利益在层次上要优于每个国家各自的利益，这也表示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武力来正当化，而是必须以法律与正义作依据。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也因此提出了国际法的概念。
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也将ius gentium的概念进行分类，他区分了ius inter gentes与ius intra gentes之间的差异。Ius inter gentes就相当于现代的国际法，并且有时可以套用至大多数国家（虽然属于一种实体法而非自然法，它也不一定是普世的）。而ius intra gentes就相当于民法，在各个国家都是独特的。
正义战争
由于战争是人类在世上最严重的罪恶之一，萨拉曼卡学派的成员总结认为只有在为了避免甚至“更为”邪恶的事物产生时才有理由发动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外交的手段是较为理想的解决方式，即使是较为强大的国家亦然。萨拉曼卡学派所提出的“正义战争”例子包括了：
出于自卫，只要这样的战争有胜利的可能性。如果失败显然是无可避免的，那么这样的战争只是牺牲宝贵人命而已。 
为了击败即将展开攻势的暴君而先行发动的战争 
惩罚一个有罪的敌国的战争 
而一场战争的正当与否并不只是基于战争的动机而已，还必须符合一系列的必要条件：
为了避免邪恶而发动的战争的程度不应该超过邪恶本身；不必要的使用暴力将会使之沦为不义之战 
政府可以发布“宣战”，但他们的命令并不足以构成展开一场战争的理由。如果“人民”反对战争，那么战争就是不正当的。人民有权利推翻一个发动了或正要发动不义战争的政府。 
如果战争展开了，军事行动仍须受到道德的限制。举例而言，不能攻击或杀害无辜的对象。 
在发动战争之前必须要尝试所有可行的对话和谈判机会；战争只能保留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 
在这些原则下，扩张主义的战争、掠夺的战争、为了改变异教徒信仰而发动的宗教战争、或是纯粹为了追求荣耀而发动的战争，在本质上全都是不正义的。
美洲的征服
萨拉曼卡学派所处的时期正是殖民主义开始的时代，西班牙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唯一有知识分子团体公开质疑征服的合法性、而非将其正当化的国家。
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首先开始批评那些“不正当的头衔”。他是第一个敢于质疑亚历山大六世所颁布的教皇诏书（被称为“捐赠诏书”）中赠送的各种头衔并不足以正当化占有新发现的土地的人。他否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和权威（因为依据他的说法，教皇也缺乏现世的权力），也否认教皇有权宣称转换美洲原住民的宗教信仰。维多利亚认为美洲原住民不该被视为宗教的罪人或是在智慧上差人一截，主张他们生来都是自由的人，也都有拥有财产的正当权利。而那些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人并没有资格强占他们的土地，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是他们的主人。
维多利亚也研究依据教皇所赠与的头衔宣称占有新发现土地是否正当。他提出了八种正当占有土地的头衔，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人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Ius peregrinandi et degendi是每个人类在地球上四处旅行或进行贸易的权利，而无须受到来自特定领域的统治者或宗教的阻挠。对他而言，如果美洲的“印第安人”不被允许四处旅行，那么他们就是受害的一方，并且有权利进行自卫战争以保留自己的土地。
第二种占有新发现土地的合法头衔也是来自于人权和正义战争的理论。印第安人有权拒绝改变宗教信仰，但他们不能阻挠西班牙人前来布道的权利，这种权利也类似于上述第一种四处旅行的权利。然而，维多利亚注意到虽然这第二种权利可以被西班牙人用作为发动正义战争的理据，但是这样的战争也不一定是必要的，因为战争可能导致更多死亡和毁灭。
而其他占有新发现土地的情况包括了
当异教徒们强迫基督徒改信异教时。 
当新土地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取得教皇认可时。 
当为了要推翻一个专制政府或伤害无辜生命（例如拿人命祭献）的政府时 
当伙伴或朋友被攻击时—例如许多在新大陆与西班牙结盟、但被阿兹特克管辖的地区，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构成正义战争的理据，而征服而来的土地也可能以第一个例子正当化。 
当新土地的原住民缺乏基本的正义法律、政府、和农业技术时，虽然维多利亚本人对最后这一个例子抱持保留态度。在这样情况下，依据此例子而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必须依据基督教的慈善精神加以使用，并且必须以照顾印第安人利益为优先。 
这一系列“正当”和“不正当”的土地取得理论并不被当时西班牙的统治者—查理五世皇帝所认可，因为这会导致西班牙丧失在新大陆的特权；查理五四因此直接驳回了这些神学家提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