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曾洪易
在南京自首叛变
曾洪易,又名曾弘毅、曾宏毅、曾鼎,江西万安县人。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农历十二月初二(公元1905年12月27日)出生。青少年时代,先后在本县初等小学、通化小学、高等小学和南昌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共产党,为南昌早期党、团员之一。1923年至1925年间,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委员长、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25年10月因领导南昌团员和学生积极声援“五卅”运动被第一师范开除。同年12月,由党、团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委员、《列宁青年》杂志编辑。1931年7月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进入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忠实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这一苏区造成极大的危害。1934年1月至6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等省,于11月1日再次进入闽浙赣苏区。随后,红军北上抗日选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曾洪易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和军区的重要领导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本应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悲观失望,散布“野战军出动(即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引者)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论调,并私自去电中共中央分局,提出将闽浙赣省级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准备放弃这一苏区逃命。因而闽浙赣省委召开会议,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并停止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曾洪易停职后,据他解放后在监狱中交待,是在1934年12月左右被派往闽浙赣苏区东部边沿浙江省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他率领一支5-6个人、配备有7支驳壳枪组成的小游击队,准备在那里建立革命据点。但到任不久,发现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且与常山县交界,当地党员和群众只有三、四家人家,工作不易开展,又害怕所携枪支遭受损失,乃令这支游击队返回。此后,曾洪易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游击队也因闽浙赣苏区丧失没有再来,只好离开江山到达上海,准备寻找上级党组织。曾洪易在上海经过多方寻找,找不到上级党组织。这时,经济上发生困难,只得写信向家里要钱。他哥哥寄了20元大洋,才使他暂时解决了食宿困难。这期间,他碰见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逃到上海的原红十军政治委员涂振农,涂还告诉他原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光华也到了上海,都在寻找上级党组而未找着。曾洪易因为不知道涂振农到上海后是否自首变节,不敢与涂详谈就分手了。
此后,他在上海遇见了万安同乡、同学王立生。王立生在1924年至1927年间,曾担任过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等职务,也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9年11月,担任中共浮梁县委秘书时被捕叛变当了特务。起初,王立生劝他不要再去寻找党组织,最好回家去,并给了一些钱给予接济。曾洪易考虑到自己在共产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江西到处抓人时回到家乡很危险,但靠王立生的经济接济,生活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正在左右为难。王立生便乘机劝他到南京去自首,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1935年5月左右,曾洪易在王立生陪同下到了南京,住进了留俄同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国民党为一些在苏联留过学参加了共产党又愿意自首变节份子而开办的。曾洪易住进这个招待所,即办理了自首手续。
据曾洪易解放后在监狱所写的交待说:“入所时填有登记表,表上有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等词句”。显然,此表一填,曾洪易就成为自首变节的叛徒了。这是他人生轨迹中一个重大转折。此后,曾洪易在这个招待所每月领取大洋20元,以解决生活开支。约住8-9个月后,到1936年春,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训练工作的王杰夫找他谈话,要他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的军敌政策等课程。他在那里讲了一期,为时一个多月,就因为身体不好经王杰夫同意不再去了。接着,曾洪易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到江苏省政府当视察员(当时省政府主席为陈果夫),视察县政和公路。据曾洪易交待,这是个“委任级”,每月领取260元薪金。从1936到1937年干了两年。这期间,1936年8月,曾洪易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在重庆和万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先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军事互助协定》,派出总兵力为一个大队、配备有各种飞机70余架的航空志愿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这些志愿队员中,有驾驶员、射击手、领航员、机械师、空军顾问、总顾问等。大批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参战,他们与中国空军人员的往来,包括相互交谈、飞机的起飞、降落以至苏联人员的食宿等各方面,都需要俄语翻译。
从1937年12月起,曾洪易先后被调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所属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地飞机场担任俄语翻译。1938年曾洪易又因国民党政府的搬迁到了重庆,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顾问室担任俄文翻译。半年后1939年,又由同事介绍到国民党政府中央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当编辑。不到一年又因生病丢了工作,在重庆闲住了半年。闲住期间,生活主要靠在重庆国民党军队当下级军官的万安老乡温岳和刘达尧接济。1942年,曾洪易经同学卜道明介绍,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二处当俄文翻译,第二处后改名为俄文编辑馆和军令部二厅编辑室,曾洪易仍任俄文翻译。据曾洪易在狱中交待,抗战期间苏联军事顾问为帮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技术,带来大批苏联红军的军事书籍,需要翻译成中文,也翻译一些苏联报刊上有关苏联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供国民党军队参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曾洪易携带在四川结婚的妻子刘纾予回到家乡万安(据曾洪易交待,元配妻子吴慧英1934年在福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冲散走失)。据万安熟悉曾洪易情况的人谈,曾洪易在外面可能混得不顺利,夫妻二人行李简单,仅用网袋装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而已。不久,妻子见他家生活困难就离他而回四川,并从此断绝了联系。他在家人陪同下找到任万安县立中学校长的同学朱景云,在该校高中部当了一名英文和历史教员,算是解决了生活困难。后又因活动当县立中学校长未成,再次丢了工作,于1948年至1949年在家赋闲。
据曾洪易交待,这段时间在家经营农业,并曾一度在万安县城开过一个 “鼎记”诊疗所,给人看病。但因医术平平,就诊的人不多,诊所也就很快关门。曾洪易回到万安时,因为从1925年底就离家外出,除少数家人外,其他的人对他的过去根本不了解。对一般人,他只说一直在外面读书,后来在教育部当过编辑,还学了点医。抗战时被拉夫到了重庆,当过军医。抗战胜利,就回来了。这番话,大家也很相信,一则看见他回来时行装简朴,断定他在外面没有当大官发大财;二则看见他确是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也知道他没有过硬的背景,必然是这么个出息。后来,随着解放战争不断胜利,解放军已经到了江西北部地区,曾洪易就在几个交情较好的相知面前得意地透露他过去参加共产党,当过共产党的大官,并在赣东北和方志敏一道打过游击,使听的人惊讶和羡慕不已。
在万安被捕
1949年8月7日,万安县获得解放。在解放军到达万安县前一两个星期,地方上一些人士认为曾洪易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主张要他出面维持地方工作,迎接解放军。曾洪易看到万安县国民党县政府已经瘫痪,即出面号召群众送柴送米欢迎解放军,号召商人不要逃避,商店不要关门。解放军入城后,又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并经常和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头。后来,全县中小学教师在县立中学开会,他又自动参加会议。有些教师得知他过去参加过共产党,还说他是老党员,应当去找县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有的还主张他回到党内,告诉他共产党员都有党证,要他去请求补发党证。同年9月,万安县各中小学开学,万安县立中学由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县长刘彦兼任校长。曾洪易找刘彦请求安排工作,刘同意曾仍回县中教书,但未令县中为曾办理复职手续,拿不到薪水,曾仍在家中闲住。后来,刘彦安慰他,说他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可担任党内和政府工作外,还可介绍他去当报馆编辑、书店编辑(即出版社编辑---引者)、俄文翻译、中学教员或校长、大学教授、中医医生等。老师们的建议和刘书记的意见令曾洪易的情绪一度飘飘然。
此后,搜捕潜藏各地的叛徒的指示下达到各县。曾洪易所住的万安第一区区政府贴出通告,要过去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向区政府报到。曾洪易如期作了报到,期望能安排一份工作。但这一报到使曾洪易仍在万安的消息逐级报到了省里,使过去那些与曾洪易在赣东北打过游击、知道他在赣东北的所作所为、当时在省里担任重要领导的干部喜出望外。 
不久,中共吉安地委接到省里关于逮捕曾洪易的指示,于1949年12月9日找到住在该区第六保的曾洪易,以“到吉安教俄文”为名,将他诱捕。这时,曾洪易对自己被捕没有半点怀疑。他认为即使不能在县中当教员,但好在吉安也离家不远。只要到吉安有了工作,今后还可随时请假回万安的。他只带了一点日常所用衣物和过去在家赋闲时翻译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第一、二两辑和自己创作的《祖父行》诗稿到了县委,再乘船到达吉安。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吴青光找曾洪易谈话,了解他的经历,并要他到南昌去,说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找他有话谈。随后,吴青光亲自携带与曾洪易谈话后写成的曾洪易的一份简历,押送他到达南昌,交省公安厅看管。曾洪易到省后,从他所写的材料看,对自己被捕仍无警觉。他即时写成了书面报告,“报告这次来省经过”,并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恢复他的党籍,发给党证,编入党支部组织,分配党的工作;二、因自己身体有病,家有老母幼女需要照顾,请求介绍回万安分配工作;三、万一不行,请求回万安由地方政府帮助行医。有关人员对此未予答复,并骂他是叛徒。两个月后,于1950年2月,省公安厅将他和另从别县捕获的涂振农、缪壮林等三个叛徒押送到武汉中原区(后改为中南区)公安部关押。6、7天后,又由中原区公安部派出七名干警把他们押送北京中央公安部德胜门监狱关押。据中央公安部材料记载,曾洪易等人被送到北京的时间为1950年2月25日。
接受人民审判
曾洪易被关押在北京接受中央公安部预审时,一方面应提审人员的要求写了许多交待材料,另一方面自己也主动写了许多报告。在交待材料中,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经历,特别是1934年12月后撤销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后赴浙江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的情况、赴上海寻找党组织的情况、自首变节后在国民党方面工作的情况,以及从重庆回万安后的情况。其目的是让别人了解他的全部经历。后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和曾洪易应负的责任;二是抗日战争时期曾洪易担任翻译的情况和问题的性质。关于前一问题,曾洪易辩解说,他离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先遣队主要由方志敏、刘畴西等人领导,他则留地方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直接接受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指挥的,闽浙赣省委和军区无权指挥,其失败他不负责任。关于后一问题,曾洪易狡辩说,他从事俄文翻译,是苏联空军顾问为帮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能力而介绍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的,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帮助的。
曾洪易在报告中,主要是恬不知耻地提出了一些请求:请求当中国驻苏联的领事,并认为涂振农可任领事馆秘书;请求派到苏联去学习,以便更好地回国参加经济建设;请求不要在北京安排工作,因为北京的气候不适宜自己,即使在北京安排了工作,将来也要请假回家去;请求介绍会见中央负责同志,以便对他的问题有适当的理解和他的工作能迅速解决;请求帮助将所携带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和《祖父行》交书店出版,以便换取一些稿费;请求直接遣送回家,不要再交送下级公安部门;请求释放回万安从事农业生产,等等。从这些请求看出,曾洪易始终把自己的叛变行为看得很轻,并拼命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其中有些请求还显得十分天真可笑。他不知改悔,还可能认为,过去他在共产党内当过大官,特别是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中共中央代表时,还曾攻城略地,转战闽浙皖赣数省,使国民党受到很大打击,国民党都可以不究既往并用他所长。虽然被捕,自信迟早会审查清楚安排工作的。因此,他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安排工作上,甚至放在当苏联领事这样的美差上。
最后判决
1951年3月,公安部预审处对曾洪易提出了初步判刑意见,判处徒刑15年,并呈报中央公安部领导审批。1951年4月5日,曾洪易的案件由公安部移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继续审查,并于同年6月25日转押北京市公安局管训处看守所。在这里,没有看见过曾洪易写过什么“要求安排工作”或“释放回家”的报告,这可能是他感到出狱已无希望,只能听天由命等待最后判决了。此后,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和军法处对曾洪易的案件继续进行审理,主要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追究其责任。他写出了更为详细的交待材料,说明他离开先遣队后即留在闽浙赣苏区工作,先遣队的一切行动均由中央军区直接指挥,先遣队失败时他早已被撤职。为了使审查部门了解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并减轻自己的罪过,他就自己所知写出了更为详细的材料,继续肆无忌惮地披露先遣队领导人的许多问题和先遣队的行动方针等许多失策情况。　
1951年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深入开展,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曾洪易越来越不利。为了稳定成立不久的人民共和国的局势,一批罪犯受到了从重处理。这年10月2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以“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是,就在行刑报告批复下达前,他却于1951年11月9日上午6时50分,因患严重肺结核病死狱中,时年47岁。曾洪易在刑前病死,为北京市军法处免去了“验明正身,绑赴刑场”的麻烦,也使已经写好的布告未能公布于世,使他的死讯变得无声无息。也使他的结局几十年来扑朔迷离,成为党史界说不清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