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致苏联遗书
简介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  当时报道[1]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2]
原文
《苏联遗书》的原件保管在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简称РГАСПИ ）。全文如下：〔打字稿，原件全部为大写字母打印。黑体字部分为钢笔手写体〕
Peking. China. 
To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y dear Comrades, 
As I lie here, with a malady that is beyond men's skill, my thoughts turn to you 
and to the future of my party and my country. 
You are the head of a Union of free republics which is the real heritage that the 
immortal Lenin has left to the world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Through this heritage, 
the victims of imperialism are destined to  secure their freedom and delivera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ose foundations lie in ancient slaveries and wars and injustices.  
I am leaving behind me a party which I had hoped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you 
in the historic work of completely liberating China and other exploited countries from 
this imperialist system. Fate decrees that I must leave the task unfinished and pass it on 
to those who, by remaining true to the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of the Party, will 
constitute my real followers.  
I have therefore enjoined the Kuomintang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order that China may be freed from the semi-colonial status 
which imperialism imposed upon her. To this end I have charged the party to keep in 
constant touch with you; and I look with c onfidence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upport 
that your Government has here tofore extended to my party.  
In bidding farewell to you, dear comrades, I wish to express the fervent hope that 
the day may soon dawn when the U.S.S.R. wi ll greet, as a friend and ally,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hina and that the two allies ma y together advance to victory in the great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With fraternal greetings. 
Sun Yat-sen 

Signed on March 11th, 1925 in the presence of: 

Tse Ven Soong  宋子文 
Wang Ching Wei 汪精卫 
何香凝 
Sun Fo 孙科 
Tai En Sai 戴恩赛 
Tsou Lo  邹鲁 
Hsiang Hsi K’ung  孔庸之 [3-4]
译文
致苏联遗书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5]
作者简介
孙中山（1866.11.12—1925.03.12），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  孙中山标准像[6]父”。1925年59岁 1月26日，病势加重，入北京协和医院手术，确诊为肝癌。2月24日，病危，口授遗嘱、《致苏联遗书》。3月11日，在《遗嘱》及《遗书》上签字。3月12日，病逝。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7]
背景
1925 年3 月12 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当时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虽然他所志向的革命尚未完成，但是却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对于这一伟业，是不容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界对于他逝世的反响，并不全是对他一生的赞赏之辞。也就是说，他所留下的“尚未成功” 的“革命”，尤其是最后几年间他所推行的新形式的革命运动，在当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他的死在全国所引发的反响，不得不平添了某种阴翳的色彩。
他晚年所主导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的新方针，无疑是给当时的孙中山评价投下阴影的最大原因。例如，对孙中山所倡导的这一革命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时事新报》在他逝世之际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评论：“孙文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8]由此可见，在 1925 年的中国，他死的意义不得不带有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他的死引起的不安定因素不仅仅是在外界，即使在国民党内部（或者说国共两党）也都存在着。自从国民党“一大”（1924 年1月）召开，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以来一年多之后，以国民党长老为中心依然存在着不赞成与共产党合作的动向。而正当孙中山临终之际的 1925 年3 月初，对国共合作、联俄路线持反对意见的冯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然进行了分裂活动。也有些干部党员，虽然没有表示如此明确的反对态度，也持阴奉阳违的态度。生前，孙中山对党内阴阳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极其愤慨。1924 年8 月，他当众训斥了主张解除国共合作的张继，甚至断言说： 我们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会议录上记述了上述发言，并在孙中山发言之后作了如下补充：“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闭幕”。领袖既然说到了这种地步，想来也不会有人再有异议。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国共合作路线，如果没有孙中山如此强硬坚持的话，它的推进、维持是很艰难的。孙中山的逝世意味着这个强大的领导权的顷刻消失。这就是他的死和遗志，也就是他的《遗嘱》之所以带有沉重意义的缘由。
据一般的了解，孙中山的遗书由三个文件组成。即，①《国事遗嘱》（致中国国民党同志遗书）、②《家事遗嘱》（致家属遗书）、③《致苏联政府遗书》。在这三封遗书中，其产生过程最不清楚的是《致苏联政府遗书》。关于《致苏联政府遗书》，不只是它的产生过程（即是否是在正确反映孙中山遗志的基础上形成、签名的），就连这份文书本身是否存在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 正是由于“国父”的死以及他的遗志非同寻常，因此，围绕着孙中山“遗嘱（遗书）”的产生，出现了很多证言及研究。但是，这些先行研究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大体上采用了几种回忆录相互比较的形式，还有很多需待考证的余地。其中《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形成与《国事遗嘱》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9]
形成过程
概述《致苏联政府遗书》（以下简称为《苏联遗书》），从其分量及内容来看，与孙中山《国事遗嘱》相比有着鲜明的方向性。即，把《国事遗嘱》中“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一段话，与这个遗书相对照，很显然这里指的是苏联。并且也很容易明白，孙中山把继续与苏联进行长期合作援助关系作为遗命加给了国民党。正因为如此，且因为国民党此后走的道路与遗书不同，对这一文件直到今天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这一解释的不同无疑是大陆与台湾史学家在解释上的对立。简单地说，大陆的史学家认为，《苏联遗书》是孙中山口授或者根据他的指示形成，并且由孙中山本人同意、签名，所以把它看作是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价值同等的著作。与此相反，台湾的史学家则不认为它是孙中山的著作。持后者立场的国民党史的著述认为，这封遗书没有任何证明人的签名；《国事遗嘱》经过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意，而《苏联遗书》则没有经过这些手续；这封遗书没有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同时公布；并且从形式上来看只是对苏联表示谢意和希望的普通书信等等。他们以这些为理由强调它缺少作为“遗嘱”的条件[10-12]。从这些见解来看，《苏联遗书》不算是孙中山的著作。事实上，战后台湾编集、发行的《国父全集》，一直到1989 年版，都没有把《苏联遗书》收录进来。 
出现与传播正如国民党的史学家所说，《苏联遗书》的确没有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同时公开。在叙述该遗书的形成、签名过程之前要先看一下它的公开过程及当时对它的评价。
初次报道《苏联遗书》的是苏联的《真理报》（Правда）。3月14 日，该报第 1 版面报道了孙中山逝去的消息。第2 版面以引用“北京 12 日罗斯塔电”（罗斯塔（РОСТА）是苏维埃俄国的国营通讯社，是塔斯社的前身）的形式公布了《苏联遗书》的俄语译文（标题为“孙逸仙遗命党与苏联协作工作  孙逸仙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言”〔Сун-Ят-сен Завещает  партии  работать в контакте  с СССР.  Предсмерт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Сун-Ят-сена  к ЦИК СССР.〕）。但是，这只是有关孙中山逝世报道的一个，标题很小，只被当作一般报道来对待。与此相对，第1 版面的孙中山的肖像画的周围很醒目地安插的是俄语翻译的《国事遗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季诺维也夫同志、斯大林同志的电文（3 月12 日）》[13]（两件都发自北京 12 日罗斯塔电）。尽管都是给苏联领导人的书信，但国民党中执会的公电安排在第1 版显著位置，而《苏联遗书》安排在第2 版不太显眼的位置。这说明，对于这一时期的莫斯科来说，比起已死的孙中山，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这个组织。
在中国国内，孙中山写有《苏联遗书》的消息是由《真理报》两天后以引用发自巴黎的路透社电的形式报道的。3 月16 日的《申报》及《民国日报》等报道说:“据俄国消息，孙中山病中曾致苏联执行会，谓彼已令国民党维持对苏联永远之交谊，俾自由强大统一之中国，得以实现云”。从对待信息的方式来说，值得注目的是，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只是转载了路透社电的报道，并未对此加任何评论。这种好像是报道他人之事的态度极其不自然。 
3 月17 日，罗斯塔北京分社（以及担当其中文新闻的“华俄通信社”）向中国国内发布《苏联遗书》，18 日北京的英文日刊《东方时报》（Far Eastern Times）登载了其英文版[14]，同一天的《顺天时报》登载了其汉译版。于是，《苏联遗书》的全文才在中国国内得以目睹。当时罗斯塔在发布《苏联遗书》之际附加了以下说明：“孙中山先生于逝世前一日（十一日）除补签遗嘱外，并召国民党中央委员，拟遗书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中山亲笔签字”[15]。中文版的《苏联遗书》后来不久便由上海的《时事新报》（3 月21日）以及中共党报《向导》（第108 期，3 月28 日出版）转载，广泛地流传开来[16]。
与国内的一般报刊相比，国民党报刊的反应是极其迟钝的。一直到 3 月31 日，《广州民国日报》才把《苏联遗书》全文以题为“孙中山先生遗事/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形式报道出来―字句与《顺天时报》及《时事新报》的报道相同。而上海的《民国日报》始终没有报道《苏联遗书》的全文。连日登载有关孙中山逝世报道的国民党报刊对《苏联遗书》持如此消极的态度，这是让人十分费解的。也就是说，在后世围绕着《苏联遗书》的处理所引发的争执，实际上在报道的开始阶段已经在国民党内部萌芽了。
那么，要说当时的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苏联遗书》采取了全面默杀或者是接近于默杀的态度，事实也未必如此。例如，国民党于当年的 5 月22 日在作为公开声明发表的《时局宣言》中论及了《苏联遗书》说：  至于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苏联始克当此称……总理遗嘱所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证之总理临终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皆可以灼见而无疑[17]。
可知《时局宣言》明确断言《苏联遗书》有补充《国事遗嘱》的内容。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合作下的共产党也积极地利用《苏联遗书》的内容，批评国民党极右分子[18-20]。总之，之所以围绕着《苏联遗书》的处理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歧，暗示了这封文书在其生成的时刻便被放在了“亲苏―容共”“反苏―反共”的国民党内部政治路线对立的座标上。起草程序关于《苏联遗书》的形成过程，1926 年1 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进行了说明，这可谓孙中山逝世后的正式见解。汪的说明如下：
〔3 月11 日〕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以上都〔是〕十一日早上先生把遗嘱遗书签字的情形[18]。
前一节谈到了有关罗斯塔社发布《苏联遗书》时附带的说明。这一说明介绍了孙中山于 11 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拟订了《苏联遗书》并亲自签了名。从这些说明来看，《苏联遗书》是孙中山在3 月11 日才提出的（或者说是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不同于《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正如前面所论述，后来国民党有关人士根据这一点主张说，《苏联遗书》在匆促之间提出，不属于孙中山的著作，至少不能与《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相提并论。      
但是后来，参加当时遗嘱签名的有关人员回忆说，《苏联遗书》和其它两封遗嘱一样，已经于2 月24 日准备就绪，孙中山对此也表示了同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苏联遗书》不同于《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是分别形成的。要证明这一点，首先需要探讨一下被称为《苏联遗书》“事前准备说”―中国大陆的史学家大多采用这一说法―的证言的真伪。
对《苏联遗书》“事前准备说”进行了最明确证实的是何香凝。她在《我的回忆》中说道： 到2 月24 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说，汪精卫在旁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21]。  也就是说，何香凝不仅证明《苏联遗书》是与《国事遗嘱》同时准备的，还证明它是根据孙中山自身的口授笔记下来的。
要指正何香凝的这一证言不成立也并不困难。第一，前面介绍的2 月24 日的孙中山谈话记录与何香凝的回忆完全不一致。如前面所述，2 月24 日的谈话记录中只有关于《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记述，根本没有提及《苏联遗书》。第二，在孙中山刚逝世不久，关于孙中山的遗言何香凝本人叙述说：“先生病笃时，汪精卫、宋子文、孙哲生与余环问有何遗言，先生乃以两项遗嘱授吾等”[22]。即，她当初并没有把《苏联遗书》算入孙中山的遗书。实际上，何香凝在 1961 年发表《我的回忆》以前，也写过类似的回忆录。回溯一下其版本，可以发现，她开始言及《苏联遗书》的形成是在 1937 年前后[23-24]，以后有关《苏联遗书》的叙述越来越详细。
有人认为，她的关于《苏联遗书》的记述，是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国际情况的变化（即抗日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以及中苏关系的改善）而变化。附带一句，她在《我的回忆》中说，汪精卫在笔记时把孙中山口授的《国事遗嘱》的原文擅自改为暧昧的表现，孙中山在2 月24 日说出的“敌人软化你们”等词句，实际上是预见了后来汪精卫的堕落而叙述的。如果这段记述属实的话，问题非常严重。但是，从2 月24 日孙中山的谈话记录的文句，以及这一记录本身暗示的遗嘱形成程序的严密性来看，不可能有汪精卫的删改。对汪精卫的贬低暗示出的只是这一系列回忆的执笔时期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中期以后。孙中山的“软化”等言辞是预见了后来汪精卫的堕落这一解释，出自邹鲁1944年发表的《回顾录》[25]。何香凝可能是借用了这一回忆录的思想并加以敷衍。
关于何香凝回忆的这种偏向性，能够从她的左派政治立场上给予一定的说明。实际上，和她的立场相反的国民党要人也和她一样启示《苏联遗书》是和《国事遗嘱》同时形成的。右派重要人物邹鲁和张继即是一例。
邹鲁和何香凝一样是亲临孙中山《遗嘱》现场的证人。他作为国民党准公认党史，即《中国国民党史稿》的编著者而知名。来看一下该书有关孙中山遗嘱部分（有关2 月24 日）的介绍：  汪乃念预备遗嘱全文。总理表示满意曰“我很赞成”。继念致苏俄书及家属遗嘱全文。总理复曰“我也很赞成”。汪请总理签字，总理属取笔来，正待签字，忽见夫人哭泣，乃曰“过几天再看罢” [26]。
也就是说，他也承认在2 月24 日这一天三个文件已准备好并已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并且，该书不仅收录了《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连引起争论的《苏联遗书》的全文也收录了进来（《中国国民党史稿》收录的《致苏联遗书》的字句与《向导》版完全相同[16]）。从国民党，尤其是被称为右派的立场上来看，这种处理方式的确很奇怪。但这一记述是孙中山临终之际在场的国民党要员的证言，必须要尊重。实际上，《苏联遗书》“事前准备说”都很大程度上依据了邹鲁的这一记述。
但是，在1929 年《中国国民党史稿》初次发行之际，上述一段中用粗体标出的一句并不存在[27]。当然，初版也没有收录《苏联遗书》。《中国国民党史稿》自1929 年的初版以来，每次改版都会有增补，从1938 年版以后才开始插入了下线的部分（同时也收录《苏联遗书》）。顺带一句，各种孙中山文集对《苏联遗书》的处理也有一个奇怪的过程。即1920 年代后半期编纂的《中山全书》等孙中山的文集大体上都把《苏联遗书》作为“最后一封书”收录进来，但自从1930 年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发行以后，《苏联遗书》便不再被收录。这说明，1929 年的中东铁路事件引发了中苏断交，这一结果使国民党很难处理这封把苏联视为友邦的《苏联遗书》。
从这一点来看，邹鲁之所以到了1938 年才插入了下线部分并且又把《苏联遗书》收录进来，也可以这样解释：一方面与何香凝一样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中苏关系改善，另一方面借此改版的机会把已经在各类孙中山文集中收录过的《苏联遗书》写入党史。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简便的修正方法是在记2 月24 日的一段中粗体的一句。本来，初版《中国国民党史稿》有关遗嘱签名（1925年3 月11 日）的记述与有关2 月24 日的记述相比，极其简单。孙中山反正是最后签名的，那么把有关《苏联遗书》的记述插入有关2 月24 日的记述中，就可以不必太大改变《史稿》的段落结构。这恐怕是 1938 年版修正的实际情况。因此，《苏联遗书》出现在有关 2 月24 日的一段记述中未必是依据了史实。 暗示 2 月24 日之前《苏联遗书》已经形成的另一证言是张继的日记（1942 年6 月27 日）： 〔遗嘱〕原稿乃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成为今文。兆铭亦改修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云“于是汪兆铭等声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亟应更正。致苏联书，乃鲍洛亭等之意，陈友仁起草。遗嘱起草后，曾请总理阅，总理首肯，因宋庆龄在旁哭，初未签字，后乃与”[28-29]。
这是张继出席某一会合之日记下的日记。那日的会合上《遗嘱》的制作过程似乎成了话题，张继就把自己所知道的记了下来。从日记的这一节来看似乎也能看出《苏联遗书》是和《遗嘱》同一时期形成的，但再仔细研读就不难发现，这一节的重点还是在于《遗嘱》是孙中山口授，还是众人起草。就这样，张继的日记虽然在《苏联遗书》起草者上给了我们一个线索，但并没有明示《苏联遗书》就是在 2 月24 日形成，又没有说明孙中山也象同意其他遗嘱一样承认了《苏联遗书》。
总括史料,再根据当时的情况, 何香凝女士记述的遗言由孙中山口述是不可信的,因为孙中山处于弥留之际,不可能再口述遗言,况且何香凝女士的记述是在时隔几十年之后。而汪精卫的报告可信度较高, 他一方面肯定遗嘱的存在,同时说明此遗嘱为陈友仁起草。台湾国父年谱进一步指出:又此时英文秘书陈友仁临时提出一英文稿, 为致苏俄遗书, 系陈与鲍罗廷起草, 文字甚长, 由宋子文口诵一遍, 即要求先生签字。由于鲍罗廷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及和陈友仁的密切关系,有人认为, 此遗嘱确应为鲍、陈所商定起草, 征得当时国民党左派的同意后, 再提请孙中山签字的。而对于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下材料能够比较明确的说明这一问题。
鲍罗廷本名米哈依尔氠科维奇格鲁森伯格, 来中国之前, 先后在十多个国家从事过革命活动, 是苏联、共产国际最活跃、最能干的职业革命家之一, 他和列宁、斯大林等苏联许多领袖曾经有过良好的私人交谊, 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具有熟练的组织才能和劝说别人改变信仰的熟练技能。1923年8月, 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0月, 鲍罗廷经上海到达广州。之后, 通过无数次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的商讨或谈话, 尤其是他在帮助孙中山击退陈迥明军队之后,逐渐博得孙中山的信任, 建立了较密切的私人关系,被孙中山先后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革命委员会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这使鲍罗廷对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奠定了他在广州政府中强有力的地位。[6]据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廷。孙对鲍的意见很重视,,现今留有一个文件, 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别顾问, 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 会议由鲍罗廷主持, 会议决定的问题, 要得到鲍罗廷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 , 可代行总理职权,权力相当大。[30]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报告中称:/鲍先生赞助总理, 总理很采纳他的意见的。[31]就连苏联人也承认: 孙中山非常尊重鲍罗廷。合作共事和私人友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常说聘请鲍罗廷来, 是为了向具有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的俄国革命者学习, 希望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要以他为榜样。[32-33]因为鲍罗廷颇有声誉, 中外报刊常有报道, 说他是天才的政治家, 是国民党领导层中举足轻重的人物。[34] 鲍罗廷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在决定最重大问题时是有发言权的,他出席所有最重要的会议, 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35-36] 以至于后来西山会议派攻击鲍罗廷, 说鲍罗廷操纵政治委员会。鲍罗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孙中山及国民党高层的决策,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其较强的工作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孙中山看来,鲍罗廷就是苏联政府的缩影。加拉罕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曾明确指出: 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 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作是政府的代表, 而且也把他看作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 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就像我亲自告诉你的一样。他熟悉整个形势,而且在他动身去南方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37]孙中山入京后, 立即任命鲍罗廷为广州移驻北京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协助他处理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等问题。由于孙中山病重,鲍罗廷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 孙中山对鲍罗廷则言听计从。孙中山病重期间, 鲍罗廷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病榻之前, 随侍左右。孙中山弥留之时还对汪精卫、何香凝等人说: 要师事鲍顾问。[38]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国民党左派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他也深知在中国人的偶像化和已经偶像化的人的遗嘱的重要作用, 在孙中山病危时,为了使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继续存在, 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和汪精卫、陈友仁、何香凝、宋美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密切关系起草一个遗嘱, 请孙中山签字,何况孙中山对苏联并不反感。[39]
本来，孙中山一系列的遗书公开后，在国民党有关人员之间引起最大争议的并不是《苏联遗书》的正当性，而是《国事遗嘱》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意图，即是否是口授的，并且在其形成和签名期间是否有捏造和篡改。张继在日记中提出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从日记的记述中我们不能得出《苏联遗书》就是根据与遗嘱同样的步骤形成的这一结论。 以上探讨了何香凝、邹鲁、张继的三个回忆。再返回去看一下，有关孙中山承认《国事遗嘱》《家事遗嘱》的2 月24 日的情况有前述的谈话记录，但其中并没有言及《苏联遗书》。因此可以认为《苏联遗书》与其他两个遗嘱不同，是通过别的程序形成的。印证这一事实的是现存于莫斯科的《苏联遗书》的原件。
原件研究最能明示孙中山《苏联遗书》的形成、签名经过的无疑是该文件的原件。实际上，以往的《遗嘱》研究探讨的《苏联遗书》都是刊登在报刊上的英文以及俄译文、汉译文，用英文起草并由孙中山亲笔签字的这一原件实际上并没有人探讨。不承认《苏联遗书》的正当性的人对此引以为幸，甚至说：“孙先生并未在上面签字，中国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这是孙先生的遗书。至于其内容如何，概未预闻。……在国民党方面，则连它的存在都是予以否定的”[40]。也就是完全把它看作是捏造文书。
实际上《苏联遗书》的原件还现存着，并保管在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简称РГАСПИ ）[3-4]。从这一原件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信息。首先，其字句内容与《东方时报》（Far Eastern Times）登载的英文版的字句大体上一致。如前面所述，《东方时报》登载的《苏联遗书》是罗斯塔社发布的新闻稿，由此可知，罗斯塔北京分社是忠实地给各家报社提供了《苏联遗书》的原文。（当时几家报社报道的英文版《苏联遗书》有几种版本。例如，共产国际的刊物《共产国际通讯》登载的英文版《苏联遗书》，是由《真理报》登载的俄文版回译成英文的文章，与原文书用字有所不同。[41]还有 《纽约时报》登载的《苏联遗书》，对原文的措辞进行了一些修改。 [42]
比较一下原本和中文翻译（《顺天时报》及《向导》上登载的）可以知道，中文翻译是极其忠实原文的。可以说，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中国国内正确报道了这一文件的内容。 比内容更重要的是原件的形式，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重要事项。其一，这一原件确有可以看作是孙中山亲笔的签字，其二，可以确认孙中山《遗嘱》的笔记者、证明者等10 人中，有7人作为证明者签名。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苏联遗书》最后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即意味着在形式上具备作为孙中山著述的条件，也意味着国民党领导们也认为这是孙中山的遗言。本文上一节提到，原件签名的邹鲁在自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改订之际收录了《苏联遗书》。作为文件的签名者之一，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责任。这样，“孙先生并未在上面签字，中国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这是孙先生的遗书”等史学家的主张，在这一原件面前就成为空话。石川祯浩等史学家认为，《苏联遗书》也应收入孙中山的文集编撰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遗书》是经过了与其他两个遗嘱相同的程序而形成的。从原件的形式上我们也可以领会到另一个重要事项。即这一文件的形式明显地与其他两封《遗嘱》不同。也就是说，《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反映了其形成的经过，带有 2 月24 日的形成日期和 3 月11 日的签名日期这两个日期。但《苏联遗书》的原件只写有“1925 年3 月11 日，经以下的人在场见证，签了名”。如前所述，罗斯塔北京分社在发布《苏联遗书》之际说明，这是孙中山于 11 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拟订并亲自签名的。亲自签名这一点虽好，但意识微弱的孙中山当日主持了《苏联遗书》（打字稿）的形成，从常识上来看是不可能的。《苏联遗书》并不是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一起形成的文件，而是在孙中山将近临终的时候，有人感到需要有这种文件，当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名之际（或者紧接签名之后）当场提出的。
那么，可以称为随机应变的这一谋略是由谁来策划的呢？根据过去的回忆录等，与《苏联遗书》有关的人员（起草者）是汪精卫、陈友仁、鲍罗廷。他们都感觉到《国事遗嘱》中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句是在与苏联联合的继续、强化这一方向上固定下来的关键举措―即便是玩弄某种程度上的策略―很必要。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呢？很自然可以想到是担心党内右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存在及党的分裂倾向。特别是1925 年3 月初以来冯自由、邓家彦等人在北京进行的反共反苏活动非常活跃，这让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异常担心。据邵元冲日记介绍，为了对付冯自由在北京发起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3 月9 日、10日连续两天进行了协商[43-45]（3 月10 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结果，3 月27 日冯自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为了抑制反共反苏的骚动，进一步说是为了事先防止党的分裂，很有必要有一份孙中山笔迹的证明。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邹鲁作为证明人在《苏联遗书》上签名的事实说明了，《苏联遗书》制作的其中一个意图是为了避免党的分裂，也表明了不仅汪精卫、陈友仁、鲍罗廷等“左派”人士，国民党首脑也对制作这一种文件大体意见一致。《国父年谱》中叙述说，由于《苏联遗书》在手续上有不备之处，“当时党内同志认为未当，异议甚多，遂成争论“
如果说《苏联遗书》对内的意图是为了用孙中山遗命这一形式抑制党的分裂倾向，对外的意图则是对友邦苏联表明，积极实行联俄路线的推进者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的继承者。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把《苏联遗书》和孙中山逝世当日（3 月12 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给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电报46联系起来理解。这封电报强调了，作为孙中山继承者的国民党党员必须要与信守列宁主义的苏联领导联合，朝着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目标迈进。它的内容相当于对《苏联遗书》的答辞。这一文件既然是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那么处于该委员会首位的汪精卫应该同意了这一策划，进一步可以认为，负责孙中山遗嘱制作全盘工作的汪精卫，在《苏联遗书》的制作上也是站在明确表明继承孙中山路线的立场上来进行的。正如很多当事者所指出的，支持这一点的无疑是鲍罗廷（以及兼任其翻译的陈友仁）[46-47][18][28-29]。  
评价
1925年3月11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即将行至他人生的终点。已届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文件----《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对其革命理想和事业进行了最后的概括和嘱托。三份遗嘱中，篇幅最长，也最能体现其反帝思想和联俄外交政策的，当属《致苏俄遗书》一篇。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即电邀正在广东主持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入京，共襄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和平统一，孙中山不顾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日渐沉重的病势，毅然决定北上。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从广州启程。临行前，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召集国民会议。12月31日，孙中山一行抵京。此时北方政局已发生变化，冯玉祥被段祺瑞联合奉系张作霖排挤出京。为了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抗衡，段祺瑞打出召开“善后会议”的幌子，实则要重新瓜分政治利益，维护军阀和列强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立场鲜明地抵制“善后会议”，与反动军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不懈斗争。
不幸的是，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加之北上旅途劳顿，孙中山的病情日益加重。1925年1月，孙中山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实为胆管腺癌扩散到肝脏），手术及放疗均无效果，病势已届危殆。延至3月11日，孙中山自知不起，遂在早已由汪精卫等人拟好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上签字，之后又签发了《致苏俄遗书》。次日上午，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而这份《致苏俄遗书》也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文献。
《致苏俄遗书》原件为英文。据考证，系由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起草，最后经孙中山认可并亲笔签名。在《遗书》中，孙中山首先高度评价了苏俄（1922年12月30日，苏俄改称苏联，当时国内多沿用苏俄称谓）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成就。他称苏俄为“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从这样高度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孙中山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立场，以及与苏联合作、向苏联学习的态度。作为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建立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只能是镜花水月般的空想。革命者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创建起的中华民国，先被袁世凯篡夺颠覆，后又被军阀混战摧残得千疮百孔。而军阀政治背后帝国主义列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的侵略，更让中华民族的生存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局面，孙中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却屡兴屡仆，迭遭挫折。他曾寄希望于某些军阀的觉悟与援助，以打倒另一派军阀，却只换来了自利、虚伪和背叛。1918年护法战争中，身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被滇桂军阀排挤，被迫辞职，导致护法失败。1922年，正当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筹划北伐之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又发动叛变，炮击总统府，迫使孙中山避难中山舰，随后化装离粤，避居上海。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列强各国的支援，甚至不惜承认列强在华利益以换取承认和支持，但他得到的也只有轻视和拒绝。帝国主义只会寻找在华利益代理人，不可能容忍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
一次次的挫折失败，迫使孙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理论和政策。正当他陷于痛苦与彷徨之时，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俄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推翻了沙皇政府，推翻了旧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随后又成功击退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入侵，维护了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独立。俄国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的思路豁然开朗。他意识到，只有打倒并消灭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的国民革命才可能成功。而也只有苏俄的革命道路和经验可供中国学习借鉴，革命的苏俄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指导和援助。上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开始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双方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相互了解，走向合作。1923年，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原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以及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此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向孙中山主持的广东革命政权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包括派驻顾问、指导党务、发展军事，以及直接的物质支援等。而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也充满热情和敬意地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经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国民党的组织、宣传能力显著提升，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很快开始平定两广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并准备北伐，从而充分证明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正确。
此后直到逝世，孙中山都坚定地实行三大政策，全力推进国民革命。《致苏俄遗书》正是这一思想的最后宣言。在《遗书》中，孙中山再一次明确重申了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任务是“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他嘱咐国民党人和革命同志要继续“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并要求国民党与苏联继续“提携”，“合力共作”，努力奋斗救中国，夺取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最后，《遗书》满怀深情与希望地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令人扼腕的是，孙中山在《遗书》中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盼并没能马上实现。对于联俄政策，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阻挠，使《致苏俄遗书》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公布，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3月28日才在杭州《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中文本。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革命，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事业再化泡影。中国人民继续背负“三座大山”的重压，饱尝苦难，中苏关系也转成相互敌视。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掩盖孙中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远见，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革命先行者的遗志，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成了新中国，最终使中山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千古长存。[5]
国民党方面之所以对《苏联遗书》的公布不太积极，可以认为有以下几个理由。其一是形式的理由，即本来是写给他国领导者的书信。其二是政治理由。因为《苏联遗书》带有极浓的左派色彩，或者说极强的亲苏色彩，其公布受到了对这一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右派的制约。这两个理由，从这封文书的性质来看都是妥当的。若再添加一个理由的话，就是《苏联遗书》在制作程序上带有某种玩弄权术的色彩―因此《苏联遗书》的存在当初只有党内极少数人知道―与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关系的。中共 3 月15 日向国民党发出的吊唁公文中只言及了《国事遗嘱》，关于《苏联遗书》及其存在没有言及（《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3 月15 日）》《向导》第107 期，1925 年3 月），这表明当初《苏联遗书》只为国民党内部极少数人所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国事遗嘱》比《苏联遗书》具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其制作、公开的程序比《苏联遗书》更为慎重。即便如此，公开后马上受到猜疑，出现了指责其手续不备的“捏造说”和“改篡说”。汪精卫等国民党首脑预见了孙中山的话语对将来具有的意义，并尽最大的努力提高其权威性。但是，他们把领袖的话语作为一成不变的“遗教”来维护，这种护教的姿势相反地导致了顽固的《遗嘱》“捏造说”和“改篡说”的出现。[48]
当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内部围绕着政治路线的继承进行了激烈的主导权的争夺。并且，在后世围绕着中国革命正统继承者的问题也引发了关于孙中山形象问题的激烈争论。与国共合作时期的很多事件一样，孙中山的死以及他的遗书也是与当时以及后世国共两党的争夺紧密结合的一个高度的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