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官云相
简介
上官云相(1895～1969) 
  上官云相[1]
字纪青。商河人。1910年入山东陆军小学。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9年3月毕业后被派往北洋军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任排长。1923年， 孙传芳举兵向福建扩张，上官随军入闽。同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军务督理，上官任督理公署参谋。后孙传芳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上官任浙江督理公署（陆军第二师）宪兵营长。不久，擢升陆军暂编第七混成旅第一团团长。1925年春，奉系军阀向东南各省扩张，孙传芳感到威胁，联络冯玉祥国民军反奉。同年11月，上官团奉命开往安徽固镇地区，与奉军张宗昌部激战，重创张宗昌白俄雇佣军，俘张部前敌总指挥、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自此，上官更得孙传芳的器重， 升任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江西。孙传芳拼力抵抗。孙军一败涂地，上官率残部逃往江北。1927年4月，孙传芳利用国民党宁汉对立，蒋介石下野之机，举兵反攻江南。上官任孙传芳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率部渡江作战。结果，孙军大败，上官率残部逃往山东德州整补。
基本资料
姓名：上官云相，字纪青 生卒：1895～1969
籍贯：山东商河人
最高军衔：陆军中将
最高军职：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
配偶：阎树芝、易衡
  保定军官学校
生平
1910年入山东陆军小学。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9年3月毕业后被派往北洋军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任排长。1923年， 孙传芳举兵向福建扩张，上官随军入闽。同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军务督理，上官任督理公署参谋。后孙传芳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上官任浙江督理公署（陆军第二师）宪兵营长。不久，擢升陆军暂编第七混成旅第一团团长。1925年春，奉系军阀向东南各省扩张，孙传芳感到威胁，联络冯玉祥国民军反奉。同年11月，上官团奉命开往安徽固镇地区，与奉军张宗昌部激战，重创张宗昌白俄雇佣军，俘张部前敌总指挥、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自此，上官更得孙传芳的器重， 升任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江西。孙传芳拼力抵抗。孙军一败涂地，上官率残部逃往江北。1927年4月，孙传芳利用国民党宁汉对立，蒋介石下野之机，举兵反攻江南。上官任孙传芳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率部渡江作战。结果，孙军大败，上官率残部逃往山东德州整补。  皖南事变1927年东渡日本。1928年返国，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旅长。1928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京津。孙传芳随奉军逃往沈阳，部下被蒋介石改编，自1929年5月至1930年10月， 上官云相追随蒋介石，多次参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1929年3月升任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7月升任第九军军长。后调任平汉路左翼第三纵队指挥官。1930年11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旋改任国民政府参军。
1931年1月，接替顾祝同，任陆军第二师师长。后任右翼集团军第三路击进军总指挥。1931年后，上官云相任第九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参加过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 。1932年夏，任豫鄂皖三省“剿匪”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积极参与对工农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任命上官云相为湘鄂川边区“剿匪” 总部第一路军总指挥，追堵红军。4月晋陆军中将。8月，上官任驻黔第一绥靖区指挥官，因贪污筑路费，被免去职务。
1936年1月，被派赴欧洲考察军事。1937年返国，旋任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七七事变”后，任第三战区江防军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参加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1938年3月，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7月，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秋，蒋介石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将上官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从赣东调至安徽徽州。10月初，上官移驻宁国万福村，被授以指挥皖南蒋军“围剿”新四军全权。1941年1月5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千余人，行至泾县茂林地区。1941年1月，上官召开军事会议，制造新四军“南窜天目山、黄山、四明山发展根据地”的谣言，奉蒋介石令率部8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3年初，任第二、第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1948年1月，任华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69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
家世
上官云相1895年生于山东省商河县小街子村。他兄弟姐妹6人，他是老大。两个兄弟一名云廷，一名云明；三个妹妹，大妹德贤，二妹懿贤，三妹纯贤。上官云相幼时家里虽有十几亩薄田，但因兄弟姐妹人口众多，所以生活并不富裕。他的父亲上官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年轻时闯关东，走北口，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到处闯荡。到了中年以后，因有家室之累，便在家安顿下来，经常赶集上店给人当牲口经纪人，挣点佣金贴补家用。上官维在外闯荡多年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当官，才能发财，发了财，就能享荣华富贵，人家才瞧得起。怎样才能当官呢?上官维虽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学中庸，但却也知道“学而优则仕”这话确实有道理。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读书，甚至女儿也不例外，所以当他的长子上官云相“学而优则仕”当了军官以后，家境逐渐变好时，他便把三个女儿都送到省城济南去读书，而且都读到中学或女子职业学校毕业，自己也迁居济南，直到1930年病故，葬于济南千佛山下。  皖南事变
青云直上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皇帝让了位，成立了民国，北京的头儿换成了袁世凯。这时，恰好河北省的保定军官学校招考，上官维暗想：如果能考上这个学校，将来毕了业定能当官。于是他便让儿子上官云相去报考，居然金榜题名。这个学校从清末便开办，是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到上官云相报考时已经办了6期。上官云相入校后，听说蒋介石也是这个军校毕业的，只是那时老蒋还没出名。
1917年上官云相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这年7月，清室旧臣原江苏巡抚“辫帅”(清朝灭亡后，张勋誓不剪去辫子，故人戏称辫帅)张勋，发动复辟，恢复帝制。兵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但他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于是南方以孙中山为首在广东组织了护法政府，川、滇、黔、陕诸省都组织了“靖国军”，发动了护法战争。上官云相参加了护法战争，在靖国军中当参谋。上官既是“名牌”军校毕业，又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这两种经历成了他的王牌，遇人就津津乐道。
上官云相在靖国军中干了几年，因为他能言善道，又会逢迎上级，所以不几年便当了营长、团长。到了20年代中期，他听说他的一个远亲、济南同乡孙传芳，在南方当了“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便去投效，孙传芳这时正是日午当天之时，急切用人来扩大军队，今见故乡人自荐上门，也就不细究上官云相是否真的是他的亲戚，竟破例任用上官云相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没想到上官这次竟一下跳入龙门。
1926年6月，广东的革命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北伐，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窃据中原诸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当吴经受不住北伐军的凌厉攻势时，向孙传芳伸出求援之手；可孙却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力，是以坐壁上观。战局迅速发展，吴佩孚丢失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乃移师东向进攻江西，孙仓促应战，怎奈北伐军士气高昂，攻势勇猛，孙传芳不得已退守南京。其时蒋介石派张群劝孙传芳反正，共同北伐，孙不愿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尊屈居蒋介石之下，何况国共两党与北方军阀之战究竟鹿死谁手尚在两可之间，孙传芳便予以拒绝。北伐军遂顺流而下，孙部浙江陈仪、安徽陈调元均向北伐军输诚，孙不得已败退山东。上官云相见孙传芳大势已去，于是弃暗投明，倒向北伐军，找到了新的主人。次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国民党各派系，第二次北伐，底定北方，连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也宣布“易帜”，蒋介石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了中国的合法政府。上官云相这步棋算是走对了，蒋介石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师师长。  上官云相家书
反共生涯
从20年代末上官云相倒向北伐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师长以后，他的戎马生涯便和反共、“剿匪”交织在一起。从30年代初到1949年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20年间上官云相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围剿”，哪怕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有人提出：上官云相既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更与蒋介石没什么姻亲瓜葛，而是半路投效的“北洋余孽”，但却得到蒋介石的重用，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人问过上官云相，他是否与蒋介石谈过他们是保定军校的校友。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定然知道上官云相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历来用人是注重姻亲、同乡，同学这类关系的。跟蒋介石同出身一个军事学校无疑会给蒋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除此以外，上官云相跟国民党的高官还有一些姻亲关系，比如他的妹妹便是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的如夫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条《红楼梦》式的人事定律，对上官云相的宦海沉浮也许适用。不管是哪种原因在起作用吧，反正上官云相从30年代开始仕途便一路顺风，屡被委以重任，从旅长、师长到总司令、司令长官，从少将、中将，从大陆败逃台后他竟被追赠为上将了。人们不会想到，这位出身草莽的山东二哥竟像汉高祖刘邦一样了！
1927年北伐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发动了南昌起义，到井岗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因为这时共产党还是“星星之火”，再者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新政权还不够巩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几股地方实力派还在找他的麻烦，所以他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去“剿共”。1930年以后，蒋介石打败了冯、阎、李三大地方势力，南京政权得到了相对的巩固，蒋介石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中央”之名来号令天下了。白1927年发动南昌起义以来，几年来共产党利用蒋、冯、阎混战之机，把红军发展到10万之众，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赣、闽、湘、鄂、豫、皖、陕、甘、川等近10个省，当年的“星星之火”真的已成“燎原之势”了，这就对蒋介石的新生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正好这时蒋介石已从对地方军阀的斗争中腾出了手，于是他借着战胜地方军阀的余威，从1930年12月起，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的为期4年的5次大“围剿”，这时，上官云相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师师长，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他竭尽全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发动进攻。在第二次“围剿”中，1931年5月他所率领的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在江西南部富田被红军歼灭；在第三次“围剿”中，1931年8月，在江西兴国与红军的交战中，他的四十七师的另一个旅又被歼灭。几年来对红军的作战他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他确实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蒋介石对他付出的牺牲当然是牢记在心的。
在上官云相的反共生涯中，他对蒋介石作出最大贡献的莫过于“皖南事变”了。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大敌当前，全国各党各派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可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忘记他的“限共”、“溶共”甚至反共的政策，这种政策的集中表现便是1941年1月发生的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事件-“皖南事变”，这次事变的直接指挥者便是上官云相。
新四军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成立的。从1937年10月开始，将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8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于1938年1月在江西南昌成立，下辖4个支队，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初成立时，只有12000人，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发展到30万人。新四军成立后，便挺进到华中敌后，发动群众，组织与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蒋介石对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却心怀敌意，惟恐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在1940年10月19日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电报，命令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撤军到黄河以北。当时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分军队约9000余人，驻在皖南泾县云岭一带，归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指挥，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便是反共老手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原在江西省临川驻扎，负责指挥对南昌方面的日军作战，1940年10月调到皖南宁国，接任苏南、皖南抗日作战的指挥任务。上官云相到达皖南不几天便接到了要“掩护”新四军北撤的命令。当时上官云相的职务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顾祝同)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归他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有10几个师，约10万人。上官云相调到这个地区后对他的幕僚说：“我这次调来皖南，战场辽阔，部队复杂。忠义救国军只服从戴笠指挥，不服战区调遣；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名义上归我指挥，实际上只听共产党的。我这次来时，顾长官对我说：“新四军军长叶挺是你在保定军校第六期的同学，你有办法指挥他。”
1940年12月下旬，顾祝同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昭召集秘密会议，上官云相应邀参加。会议决定：如果新四军不能于1940年底以前开过长江，决定以武力消灭之，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会后上官云相对其高级幕僚说：“这个任务很艰巨，顾长官早就计划好了，才调我来担任这个任务。我的作战要旨是：如果新四军不遵令于年底以前渡江，决以优势兵力加以包围消灭之；如果新四军在云岭按兵不动，则就地包围予以消灭。”当时新四军连同非战斗人员在内，共约15000人，这与上官云相用来对付新四军的10万兵力，优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1940年12月底，上官云相用电话与新四军军长叶挺通话，询问出发时间以表示关心，实际用意是探听行动消息。1941年1月6日，上官云相根据各方面情报判明，新四军已由云岭南进，于是立即下令封锁山口隘路，准备将新四军包围于山区而消灭之。他恶狠狠地对其幕僚说：“决不让共军一人漏网，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如果将来获得成功，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在上官云相以优势兵力周密部署之下，新四军北移部队9000余人，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上官云相指挥的8万国民党部队的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官兵大部牺牲或被俘。上官云相得手后，即将叶挺及其随员8人送至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新四军被俘人员送至三战区“感训大队”。
这次对新四军的袭击是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发动的，蒋介石和顾祝同原预想在3个月内解决新四军，而上官云相只用半个月就把皖南新四军消灭，因此他得到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特别嘉奖：奖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及特别出力的二十五军各法币5万元，立功人员可报请勋章、奖章。事后上官云相在在一次庆功宴会上得意地说：“这次消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时，连下几天雨，新四军困在山谷，进退不得。”次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军参谋长会议，上官云相总部的参谋处长建议将消灭新四军的战报材料列入报告，上官云相慌忙说：“不行，不要列入。这次全国参谋长会议，一定有八路军的人员参加，若在会上谈到对新四军作战的情况，岂不是白找没趣!这是内战，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是理屈的，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怎能列入报告呢？”看来上官云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做了错事。
西风残照
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在对外作战中得到的惟一的一次胜利，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和平，中国的老百姓满以为从此可以过和平安定的生活了，可是时隔不久，中国又打起内战来，山海关外，炮声隆隆，黄河南北，战马萧萧。没有人问上官云相，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对这次内战是欢迎还是厌倦?不管他心里怎么想吧，他总还是积极地参加了，像他对共产党的5次“围剿”一样，像他对“皖南事变”一样。在3年的国内战争中，他担任过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担任过华北五省“剿共”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等。但他觉得，近20年来他跟共产党作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动过，城市一个一个地丢失，军队成师成军地被歼，从关外撤到关内，从黄河退到长江，到了这次内战的第三个年头，共产党竟要进军江南了!上官云相虽是跟共产党作战的老手，可在这次战争中却束手无策!尽管蒋介石对他仍然信任和重用，他却再也无力阻止解放军进军的步伐。他已过天命之年，所剩岁月不多，西风残照，何去何从?留在大陆吗?他自忖难以得到共产党的原宥?随老蒋去台湾吗，那岂不成了“白华”?然而不去当“白华”他又有什么路子可走呢?权衡再三，他还是踏上了蒋介石这条乘逆风顶逆浪的破船，无可奈何地去了台湾!而台湾，蕞尔小岛，还不如他上官云相当年所管理的皖南地区大，更比不上他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北五省，而且将军、省长、院长、资政、顾问多如牛毛，粥少僧多，他将何以自处?老蒋虽然年年高喊反攻大陆，可他上官云相心里明白：鸡蛋怎能碰得过石头?当年老蒋有800万军队，还有老美作后盾，结果却被赶到这海岛上来，而今想重返故国，岂不是痴人说梦?就他本人来说，如想再有所作为，他久历戎行，只会拿枪，而台湾现在只有那点军队，还不够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那班蒋家嫡系带领的，他这个半路入伙的“旁系”又如何能插足其间?因此，他自问在台湾已无用武之地。他穷途潦倒，只能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终日以泪洗面”，低吟“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虽然他当过集团军总司令和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据他的山东同乡、台湾“陆军总司令”刘安祺说，上官云相到台湾后，“穷困不堪，没人理他”，死的时候还是陆军中将，二级上将还是死后追赠的。1969年他死时，送他到阳明山墓地的只有他的山东同乡刘安祺和他的妹夫原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几个人。
皖南事变
第三次抗战中期，本是并肩作战、携手抗日的国共两党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是将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开赴敌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蒋介石则将之视为“游而不击，抢地盘”，于是主动挑起了反共摩擦。1940年9、10月间，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率所部向黄桥的新四军发起进攻，不料被新四军歼灭了1.1万人。洞察全局的毛泽东深知在黄桥事变中吃亏的蒋介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周恩来也说：“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黄桥事变为以后皖南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黄桥事变发生半个月后的10月19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给中共军队发出《皓电》，诬称中共军队“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令中共军队悉数限期开赴黄河以北。历史证明，《皓电》真实目的并不是仅限于中共军队北移，北移只是“军令政令统一”的一个借口，真正目的是要新四军北移时，趁机予以歼灭。因此《皓电》发出后，围歼新四军的部署即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接到《皓电》的第二天，就着手进行围歼新四军的部署。顾祝同首先对皖南国民党军作了人事调配，当时皖南新四军的所在位置，是在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作战范围内，其“围剿”战斗理应由该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负责。但顾对非嫡系的唐式遵并不放心，于是决定将自己保定六期的老同学上官云相从赣东前线调至皖南，由他来负责指挥对皖南新四军的作战。
1940年10月，上官云相到达宁国万福村，接替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在皖南的指挥任务。他到皖南后曾得意洋洋地对部下讲：“我这次被调来皖南，主要是这方面战场辽阔，部队复杂;忠义救国军是帮会起家，只听戴笠指挥，不服战区调遣;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名义上归总部指挥，实际上只听共产党的指挥，对总部及战区什么表册战况都不报来。我的副司令王敬久资历浅，连冷欣(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隶属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内也不服气，当然搞不好。来时我经过上饶，三战区顾长官对我说：‘敬久在皖南驾驭不了，纪青你去指挥一定能搞得好，况且你和叶挺是保定军官六期同学(顾祝同、上官云相、叶挺均是保定六期同学)，你有办法指挥他。’顾长官都是把困难的局面交给我办。”
反新四军
为了应付皖南的新四军，上官云相和顾祝同可谓绞尽脑汁。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顾祝同曾表示“以政治人格担保”，保证新四军北移安全，并且也曾同意新四军先向南经族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的北撤路线。1940年11月中旬，上官云相在宣城周王村会晤新四军军长叶挺，上官云相将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径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理由是这条线最近。但叶挺认为日军已严密封锁芜湖一带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中下级官兵，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可以将责任推到新四军头上，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阴狠至极。
准备开会
基于新四军最有可能选择从驻地往南开，经茂林、三溪、族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到苏南的漂阳，然后待机在镇江以南渡江的北移路线，上官云相作了异常周密的军事部署。1940年12月底，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旨意，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席会议。
军事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为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介石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介石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民党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O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民党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会后，上官云相很得意地对部下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上官云相还召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师长密谈，面授机宜。并要求各部队在1940年底作好与新四军作战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军、师长要绝对保守机密，绝对不许暴露。
周恩来
正当上官云相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之时，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讲话，其中讲到：“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蒋介石谈话语气之和缓、委婉，出人意料，使周恩来感到“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其实，蒋介石的这席谈话，与其说是“哄”，倒不如说是动刀动枪前的迷惑，因为此时的皖南上空已阴霆密布，国民党军已磨刀霍霍。
精密准备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据此，上官云相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发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时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国军不利。”12月29日，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出台。其兵力部署：第二游击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防止苏南新四军策应皖南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O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进驻南陵、径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雨卿指挥，进驻茂林以西一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第四十师进驻三溪。这样，上官云相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开拔，就将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应战措施
1941年的元旦一过，皖南的新四军撤离云岭，元月5日，到达茂林地区。新四军军长叶挺派人送给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一封信，大意是：新四军要向敌后进军，不日按照预定路线行动，请多多协助，并希望在本军经过的道路上予以让路，以免发生误会等等。方日英随即命令各团进驻各防地，占领茂林山道南下出口的制高点，并构筑工事，并立即对茂林方向的通路派出警戒部队，严密封锁道路，作随时应战准备。
1月6日，四十师派出的搜索连与新四军的侦察部队发生战斗，皖南事变的枪声在茂林山区打响了。方日英接到双方交火的电话后，从床铺上跳起来说：“叶挺真的来啦!好啊，我就怕他不来，这一下他可上了我的当了，”
战斗经过
1月7日，四十师与新四军在星潭发生激战。星潭虽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但它却是王岭的出口咽啾，是通向三澳的必经之地。四十师已控制星潭周围的制高点，凭借工事顽强抵抗新四军的攻击，并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住隘口，新四军几度猛攻，均未得手。由于山高路窄，新四军的大部队无法展开，而四十师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卜福式山炮，其战斗力是皖南国民党军中最强的，占有险要溢口。新四军攻击星潭受挫，且遭受很大的伤亡，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突围计划。当日晚，上官云相与方日英通了电话，对四十师的表现很满意。他对方日英说：“你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很好，希望你们一点也不要放松，把叶挺的主力吸住了，。不要让他跑了，现在东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队均己到达预定的位置。合围的态势已成，只要到明天下午就可以合围。他再想跑也跑不了。”上官云相为了加强四十师正面的兵力，当即下令由五十二师、七十九师接替四十师右撰、左冀阵地：上宫云相对四十师下达指示：“从地形上看，茂林东南有王岭、东流山作屏障，预料新四军不会轻易放弃，如果我们攻下王岭、东流山，他就无险可守了。在我们说，居高临下不仅有瞰制之利，并且茂林如同口袋被我们扼住袋口。因此，四十师要全力攻击工岭，五十二师攻击东流山及其东北一带山地。”当日深夜。上官云相根据当日战况，向各部队下达命令：“新四军主力在茂林附近已被包围。为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的目的,B日各师行动如下：四十师8日拂晓起继续攻击前进，务于黄昏前攻占工岭。并相继占领东流山顶。七十九师8日继续向茂林进攻，并与左翼四十师确保联系。五十二师8日除加强第一线兵力并作适当的纵深配备，严防新四军向东北方向突围，并以有力之部队协助四十师攻击东流。总部已命令西北方面的新七师和五十军一四四、一四五两个师，于8日确实占领茂林西北之各要点。各师要确实注意左右间的联络，夜间多派小部队不断袭击，扰乱新四军的阵地，使之疲于应付。”最后，上官云相严厉命令道：“现已对新四军完成四面包围之势，望各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把敌人全部歼灭。倘有作战不力被敌人突围逃窜者，对该部队长定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
1月8日，新四军决定放弃从星潭突围，而改向西南方向的高岭突围，大部队后卫变前卫，重新由原路折回，撤回途中部队秩序发生较大混乱。新四军主攻高岭的部队因向导带错路而误走镰岭，贻误了战机。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已抢占高岭制高点，两军在高岭发生激战，形成对峙，新四军亦无法从高岭突围出去。当日，国民党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在牛栏岭、榜山等地展开攻守战。
9日，上官云相给各部队下达全线总攻的命令。新四军决定再次变更突围方向，改向茂林方面突围，从铜陵、繁昌间渡江。新四军这一突围计划实在是为时已晚，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已占领茂林，新四军在高坦与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发生激烈战斗。当日，国民党军相继占领榜山、王岭，在东流山与新四军发生空前剧烈的战斗。
1月10日，新四军军部被包围在石井坑。石井坑在茂林东南，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方圆不过五六里。国民党军向石井坑蜂涌而来，东北面是一O八师，东面是五十二师，西面是一四四师，西北面是新七师，西南面是七十九师，东南面是四十师，正南面是六十二师。新四军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只得固守石井坑。上官云相向官兵传达蒋介石手令：“活捉叶挺奖10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5万元。”
1月11日，石井坑周围的激战极为残酷、惨烈。
1月12日，国民党第四十师攻占石井坑的重要制高点东流山，其他的白山、东村岗等制高点亦被国民党军攻占。被围石井坑的新四军已无险可守，决定于是日晚分散突围。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O八师、四十师、七十九师相继侵占了新四军的核心阵地。至此，国民党军围歼新四军的正规战斗已基本结束。
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背信弃义，密布陷阱，消灭异己。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除2千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途中被叛徒杀害。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到重大损失，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这一刀杀的“伤痕是很深重的”。
战果
在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在战斗最紧张的7、8、9、10等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南面的万福村总指挥部，夜以继日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提神，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指挥部队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基本围歼了皖南新四军，使蒋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奖各“有功”部队和人员。上官云相“战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团军奖法币5万元，第二十五军作战特别卖力，也奖法币5万元。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堵截新四军“有功”，相继晋升为副军长、军长;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扣押下山谈判的叶挺有功，也晋升为军长;其他团长、副团长晋升师长、副师长者大有人在，其他战斗部队，则一一准予奖赏。
两位夫人
上官云相在山东商河老家和上海法租界，同时养着两位妻子，一位姓阎一位姓易，他一视同仁，都称之为“内人”。上官云相幼时家境贫寒，但他自小聪慧好学，被父母视为将来光耀门媚的希望所在。不惜变卖家产供他上学。他的老师，一位阎姓塾师，也十分喜欢这位浓眉大眼的勤奋少年，不仅让他免费听课，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女儿阎树芝许配给了他。上官云相得岳丈提携，自感高攀，益加发奋用功，后来出外求学投军，果然步步高升，逐渐显赫。但他饮水忘了掘井人，发迹后很少回到故乡，将这位糟糠之妻扔在乡下，视如敝履，老实巴交的原配只能在家服侍婆婆的生活起居，以泪洗面，无处诉说。1934年，上官云相另觅新欢，同一位漂亮的浙藉小姐易衡结婚，有了第二位妻子。易小姐不仅才貌兼具，而且善于应酬。在场面上得心应手，俨然是上官云相的外交夫人，颇得他的欢心。后来，这位易小姐陪同上官出访过日本，并且常常随军陪伴他。上官云相的国学根底不错，遇事喜欢动笔头，追求女性写情书，往来收支立帐目，犯下过错有“悔改书”，纳妾也来个“约法三章”。至于后来言行是否一致，就顾不了许多了。他追求易小姐时，甜言蜜语，情书不断，结婚前夕还写保证书给易小姐，说：“绝对尊重女士之地位。婚后不再娶妾”，终于赢得她的芳心。上官云相一前一后娶了两位妻子，原配未废。后来者也非小妾，一主内，一主外，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纳妾
上官云相与易衡结婚后，两人感情尚好。上官发迹后，在山东济南等地置房产甚多，这次又特地为易小姐在上海法租界买了一幢房子，算是他们在上海的别墅。军务之余，且常写信给她，以叙相思之情，有时还招她来军中住几日，解解闷气。可是不多久，上官云相复发好色之疾。到处寻花问柳，军中行无定踪，这位易小姐哪里管得了许多。婚后不到一年，上官已把“婚后不再娶妾”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竟考虑起纳妾的事来，气得易小姐差点吐血。这次被上官看中的小女子，据说是一位善唱戏文的红伶，正值豆范年华，长得漂亮，既“贵”又“荡”，会讨男人的欢心。在屯溪搭班唱戏时，上官大捧特捧，一下子就把她弄到了手，准备立为小妾。但是，易小姐毕竟不同于老实巴交的原配阎某，不是那样软弱可欺，听到风声，匆忙赶到军中质问上官云相，哭笑兼施，小吵大闹，弄得上官云相十分尬尴，倒也无可奈何。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共订一纸荒唐可笑的“立妾条约”，约法三章，内容似对妾极为苛刻，如不得过问家中财产，不得另外分居，生儿育女，不得称其为娘，不得与亲戚朋友往来，甚至不私自写信给丈夫，等等。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上官云相一意孤行的话，夫人又能奈其何呢?事实也是如此，上官云相后来犹嫌不足，娶妻立妾不算，甚至漂娟宿妓，活腐败。他40岁生日那天，忽然有所感触，乃发誓不再缥娟。并亲笔写下保证书交夫人收执，说今后如再发生此类事情，就请夫人执法。对准他的大腿打一枪，以示惩戒云云一副赳赳武夫的豪言壮语，煞是可笑。
孝子
上官云相官做大了，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对母亲王氏却十分敬畏，是个有名的孝子。由于父亲早死，家境不好，母亲含辛茹苦，将孩子们抚养成人。她自己是个农村妇女，不识一字，却省吃俭用让孩子们读书上学。作为长子的上官云相，对母亲的美德铭记于心。决心以后好好报答，让老人有个幸福的晚年。他发迹后。一直在外过着军旅生活，但总是按时写信问候，或者寄些钱回来。对于家里人稍有不敬母亲之处。则厉声呵责，并以“天下爷娘爱孝儿”的古训来规劝家人，说明做孝子不会吃亏的道理。一次，上官云相部队驻扎在离济南不远的某地，忽有传令兵神色慌张前来报告，说是长官老母寻来军中，吓得上官慌忙出来相见，以为家中出了大事。原来，上官家是大户人家，家中人口众多，老母之外，尚有弟妹六人，均已成家生儿育女，加上原配阎氏，都集中居住于济南城中家里，人多事杂，开销巨大，姐妹常为琐事吵闹不休，把个老母折腾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遂前来向大儿子哭诉。
上官云相一听之下，勃然大怒，立即赶回家中把弟妹们大骂一通，在征得老母的同意后，当即决定拆散大家庭，分居了事。他在济南即有房产十余处，于是甲乙丙丁，一一酌斟安排，让弟妹们分头限期搬入，老母自然是最优先的，弟妹们也不能怠慢。惟有糟糠之妻阎氏所得
房子最差，当弟妹们大多不肯搬出时，上官又让阎氏第一个搬出去，以为示范。
经过这场家庭变故，上官云相对家庭问题似乎颇有心得，说处理家庭事件“重情不重理”、“只求相安，绝无成规”，大家庭弊多利少。因各人对于“家中物力，不但不知爱惜，反以爱惜节俭为冤枉，以浪费奢侈为得意”，不如“小家庭为合式”。后来，在母亲的规劝下，上官云相又戒绝了鸦片烟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