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蒋维乔
详细介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各省书院陆续改成学堂，旧教材已不适用，急需编印新的教材以应时代需要。蒋维乔即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着手编辑小学教材，这项事业在我国尚属首创。蒋维乔等倾注心血，历时两年，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以后又陆续编辑出版了《高等小学教科书》、《简明国文教科书》、《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简到繁，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浅到深，插图形  蒋维乔象生动，容易引起儿童学习兴趣，受到师生普遍欢迎，为全国各地学校所普遍采用，这是中国小学有成套统一教材的开始，在教育界影响巨大。后来他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说：“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
蒋维乔还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的编辑之一。1905年，他鉴于小学师资缺乏，发起并主持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小学师范讲习所，连续培训三届师范生。其后又主持了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1910年他编著了《学校管理法》一书。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蒋维乔应邀任教育部秘书长，开始时教育部只有蔡元培、蒋维乔和会计共3人。在人力物力困难的条件下，蒋维乔协助蔡元培改革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他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暂行条令对普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名称、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废止读经，改称“学堂”为“学校”，初小阶段男女学生兼收等。旋任教育部参事，草拟《大中小学学制方案》，公布施行。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1913年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1916年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期间，与黄炎培等共同商议，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拨出，划作教育经费，使江苏省的教育经费得以独立维持。1917年与黄炎培等6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状况。1926年再度赴日本考察教育。1929年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8年起，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1945年迁南市）院长，并兼鸿英图书馆馆长、《人文月刊》社社长。
抗日战争期间，蒋维乔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下，坚持办学，将光华大学文学院与诚明文学院分别对外改称诚正文学社与成民文商学院。汪伪政府屡次要他出任伪教育部次长和伪教育协会会长等职，他都坚决拒绝。他在1942年岁尾的日记中写道；“是岁为环境最恶劣之年。诚正、诚明两学校（指光华大学文学院及诚明文学院），因对付敌伪，煞费苦心；鸿英图书馆两次遭敌蹂躏，幸皆应付过去，而敌伪对我个人之威胁利诱，尤咄咄逼人，我以平素刚直之态度对之，彼亦无如我何。”
解放初，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副主席。曾任武进文献社副社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又任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53年6月，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1958年6月因迫害自杀。
主要成就
蒋维乔青少年时衰弱多病，医治服药无效。后来自创呼吸静坐养生法，坚持锻炼，体魄日益康健。1914年他总结自身静坐实践经验，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连印6版，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与欧美诸国。1918年遇到谛闲大师在京传法，讲授圆觉经，于是从师修习天台宗止观法门。后依据小止观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旁及他种经论，附以己意，编成《因是子静坐法续编》（1922年）。解放后，应上海市卫生局之邀，主持气功训练班，后任气功疗养所顾问，是中国倡导科学气功静坐法的第一人。1954年他又根据藏密功法，结合自身体会，写成《因是子静坐卫生实验谈----中国医疗预防法》，在香港出版。1955年撰写《中国的呼吸习静养生法----气功防治法》（一名《因是子静坐法提要》）。1989年江苏省常州市气功科学研究会为推广气功健身，纪念蒋维乔先生对倡导气功的贡献，将《因是子静坐法》正、续编、《因是子静坐法提要》等，辑成《因是子静坐法汇编》一书出版。
蒋的教育论著还有《学校管理法》、《心理学讲义》、《新教育学》（编译）、《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后两书与杨大膺合著）、《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及《中国教育会之回忆》等。
人生经历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其故居位于今常州市区乌龙庵西公廨一带。
光绪21年（1895年），考入江阴南菁书院，与丁福保同年入学，次年又考入常州致用精舍（1896年龙城书院改为“常州致用精舍”，1902年又改为“武阳公立小学堂”，即现常州局前街小学）。他自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六年之中，同时攻读两个学堂的课程，按月参加考试，同时还不断阅读《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因此他在古文与新学两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础，后来南菁书院改组为江苏高等学堂，使他接触到革命思潮，思想为之剧变，两所学校毕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到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在武进与何海樵等组织“以变法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和“以提倡尚武精神为宗旨”的体育传习所，这时国内有主张庙产兴学的风潮，维乔是维新派人物，也赞同这种主张。
光绪29年（1903年）春，应蔡元培之约，携妻、子同到上海。当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附设有男女校，维乔子入男校，妻入女校，他自己在两校任教员。而爱国男女校自蔡元培校长以次，及教员全为义务职，各另以译述维持生活，故维乔为《苏报》写稿以自给。那时日俄两国在东北作战，爱国学社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维乔为爱国心驱使，在义勇队担  蒋维乔、黄忏华谈佛任教练。是年“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捕，邹容自首，蔡元培、吴敬恒、黄中央（即乌目山僧）皆走避，维乔以目标较小，仍在爱国女学任教如故。他认为“救国之根本在于教育”，以此理想，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此一工作，自光绪29年(1903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他作了十年之久。光绪31年（1905年），他曾发起并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小学师范讲习所，为全国各地训练了三届师范生。此后又主持过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宣统元年（1907年），他接任爱国女学校长，而任商务编辑工作如故。
辛亥革命之际，维乔随蔡元培在上海，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邀维乔到部襄助。维乔曾回忆：“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蔡孑民先生为教育总长，斯时先生与余皆在上海，先生于未就职前，特来访余，邀余进部襄助为理，且谓之曰：‘余在欧洲多年，于国内教育状况，多所隔膜，今拟将一切事物，全权托子，子其为我规划之。’”他们两人，于元月十二日由上海乘沪宁车赴南京，蔡元培晋谒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后，访江苏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在碑亭巷内务司的楼上借了三大间房子，这就是民初教育部成立时的官署。维乔还回忆：“教育部既成立，是时各部皆依照官制草案，呈荐人员。孑民先生谓余曰：‘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余极赞成之，故南京政府各部人员，下至录事，不分等级，每月一律三十元，全部开支，每月仅及千元，而每日自上午九时起，午后四时半止，分工作事。凡小学、中学、专门大学各项学制，部员各就所学，担任起草，一如书局中之编辑，绝无官署意味。临时政府三个月结束，而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
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维乔亦随蔡总长到北京任事。是年七月，蔡元培辞职，范源濂继掌教育部，维乔仍在部服务，该调参事职。民国二年（1913年）十月，范源濂去职，维乔亦辞职回上海，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和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
民国五年（1916年）七月，范源濂重掌教育部，邀请维乔回教育部，仍任参事职，掌管教育法令工作。翌年元月，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回国后，在京、津、沪、宁等地演说考察结果。是年九月，仍回教育部任旧职。
浙江海盐徐蔚如，任财政部会计司长，二人在京相识。蔚如自幼信佛，维乔受到他的影响，也开始研究佛学，至此始知佛学之博大圆融，一改其早年排斥佛教之心理，而虔心信佛。时，蜀人张克诚在北京广济寺讲经，徐蔚如并介绍维乔到张克诚处，从张氏学唯识。这时北京佛教界的居士学人，如叶恭绰、蒯若木、梅光羲、黄幼希、徐蔚如等组织讲经会，维乔亦参加了这项组织，讲经会公推徐蔚如南下宁波四明山观宗寺，迎请谛闲法师北上讲经。
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谛闲老法师抵京，于江西会馆讲《圆觉经》，由维乔与江味农、黄幼希作笔录，讲经两月余圆满，笔录洋洋数十万言，谛老为之命名曰《圆觉经亲闻记》，在这次讲经会中，维乔与徐蔚如等都皈依了谛闲法师。1918年，维乔建议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中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
民国十年（1921年），太虚大师于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维乔与夏仲膺、庄思缄、胡瑞霖、夏寿康、马冀平等参加听讲，太虚大师特别在南池子夏宅，为维乔讲授因明学，因明学为佛学中的论理学，是最难理解的一门学问，此为维乔亲近太虚大师之始。后来谛闲老法师与太虚大师之间形成新旧对峙的局面，维乔始终保持超然的立场，不左右任何一方，其原因在此。
民国11年（1922年）七月，维乔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在任三年，于十四年七月接长设于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易园居士江谦曾任校长数年，奠下改组大学的基础，后由郭秉文继任，江谦于民国初年亦一度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他们二人两度为同一机关的前后任首长，亦是佛教居士中的一段佳话。
维乔于东南大学任内，曾开讲“佛学入门”及《百法明门论》，远近各校多有人来参加听讲，这是南方高等学府首开佛学课程的先声，使佛学在高等学府中成为一门新颖的学问。
民国十五年(1926年)，维乔与南京各校校长组织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民国十八年(1929年)，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教授，后又历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前后执教二十余年。任教期间，还先后兼任过上海正风文学院院长，上海鸿英图书馆馆长，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等职，他的许多佛学和哲学著作，都是完成于这段时间。
上海沦陷期间，敌伪头子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寓所宴请部分大学校长和教授。汪在门口迎客，见一年长者问：“您是蒋竹庄先生吗？”旁人答这是某校长。其他客人到齐后，蒋仍未来， 有人催入席，汪说：“再等十分钟”。其实汪的请柬早就被维乔丢弃在字纸篓了。
1949年，维乔以特邀代表身分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三月，病逝于上海，享年八十六岁。维乔遗留的著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吕氏春秋汇要》，以及与杨大膺合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等；在佛学方面的著作，则有《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佛教浅测》、《佛学纲要》、《大乘广五蕴论注》等。其中以《中国佛教史》在社会上流传最广。
学术观点
在学术思想上蒋氏主张以科学方法说明静坐原理，革除历代阴阳五行、铅汞坎离等旧说，在中国气功史上卓有建树。尤为可贵的是其求实精神。他曾坦率地说：“从前所写的静坐法，未曾提及外功是一个缺点。我练习太极拳20余年，近来仔细体验，知道他对呼吸习静尤有帮助，所以动与静兼修是不可偏废的。”为此，蒋氏特别强调：“单修外功不修内功，固然不可；单修内功不修外功，也是不宜。” 
蒋氏为用现代科学语言解释和研究中国气功的第一人，也是普及气功静坐法的启蒙者，在推广静坐法的过程中，主张“不求速效，持之有恒”。对修养身心之法,也认为“修养身心，与食物之营养同。假如以食物能养人，欲求速效，一旦暴食，过饱伤胃，遂屏食物而不御，天下宁有是理?必如旅行长途然，徐徐缓步，终有达到之日也”，洵属经验之谈。蒋氏“因是子静坐法”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对治疗神经衰弱、溃疡病、胃下垂、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都取得较好效果
社会影响
蒋维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佛学家、养生家，在近代思想文化界曾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在教育方面，蒋维乔在早期几乎将全部的身心致力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新教科书十余年里，他认真总结旧教育体制的经验、教训，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国外先  蒋维乔信札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并将其贯彻于新教科书和民国新教育制度之中，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哲学研究方面，他通过对中国哲学的考察与思考，先后撰写了《中国哲学史纲要》、《杨墨哲学》、《宋明理学纲要》等数部著作，提出了以哲学思想为经、以哲学家为纬的新的中国哲学史编撰体例和将中国哲学分为自然主义、人为主义、享乐主义、神秘主义、苦行主义、理性主义的新的哲学分派思想，对墨子、杨朱哲学进行了深深的剖析和辨证，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虽然其研究成果在当时影响力不够，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体例和分派思想在当时乃至在后来很长时期里具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佛学方面，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佛教史著作，该书不仅对日人《支那佛教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而且新增了许多内容，使中国佛教史显得更加完整。《佛学纲要》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佛教知识白话本著作，《佛教概论》是当时国内全面介绍佛教理论比较早的著作，这对佛教知识的普及和近代佛教的复兴，特别是居士佛教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著作中，蒋维乔还结合自己的佛法修证和佛学研究经验，指出了佛学研究的方法及其重要性，在养生学方面，蒋维乔以自己的实践研究中国传统的“静坐”养生法，不仅强调了道家“静坐”的养生意义，而且通过自己对佛法研修的结合，进一步肯定了佛法修炼的养生作用，从而改变了世俗界对佛法修炼的偏见，这对佛法的进一步推广和佛教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蒋维乔不单纯是一位研究佛教史的居士，也不单纯是一位养生家，而是一位在教育、哲学、佛学、养生学等领域都具有突出成就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学者，同时又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与吕思勉并称常州二先生。
佛学研究
维乔是近代居士佛学的代表人物，又是南方高等学府开讲佛教哲学的前驱先路。四十余岁皈依天台大师谛闲，倾心佛学研究，修止观法门，又与太虚交往，并从之习因明学。五十余岁又专修密宗等，是一个禅净双修、显密兼备的佛教学者。维乔首先于东南大学开讲《佛学入门》、《百法明门论》等。其佛学著作有《佛学概论》、《大乘广五蕴论注》、《因是子静坐卫生法实验谈》等，传诵甚广。《中国佛教史》则是其佛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蒋氏对佛教哲学自有其独到见解。他认为“古来创设宗教者，殆无不对宇宙之大原，从事考察”。一方面考察宇宙的生成，另一方面考察现象产生之本体，进而考察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就本体而言不外有神论（人格神论）和泛神论（即天神论）两种，佛教的宇宙观则属于后者。他进一步指出：小乘佛教视世界道德为神，视绝对理想为实在之反映，是伦理上的泛神论。换句话说，小乘佛教是特殊的泛神论，大乘佛教则直视宇宙万有为神的实在，是普遍的泛神论。就现象而言，佛教哲学属缘起论，而说明宇宙本质的性质，它又属实相论（摘自维乔著作《佛学概论》）。泛神论、缘起论及实相论三者构成了维乔佛学思想的理论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