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八股文
汉语词语
【词目】八股
【拼音】bā gǔ 
【注音】ㄅㄚ ㄍㄨˇ　
【英译】[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 
【基本解释】中国明、清科举考试用的文体。也称“制艺”“时文”。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八股文就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其体源于宋元的经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开始先揭示题旨，为“破题”。接着承上文而加以阐发，叫“承题”。然后开始议论，称“起讲”。再后为“入手”，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其所论内容，都要根据宋代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参阅《明史·选举志二》，示例：清·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义丛话》。《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
新文化运动后，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论。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适合党老爷们口胃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
古代文化名词
概念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议”“八比文”。
题中每篇的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都有两股互相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不注重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
在今天，八股文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语作文采用固定的模板来写。甚至一些考试中，如果不采用推荐的格式和模板，阅卷老师就会对此作文打低分。还有学生毕业论文，很多理工科毕业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学校就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背景知识，第三章理论基础，第四章实验设计，第五章实验结果，第六章结尾”。这也是八股文现象。
起源  八股文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八股文滥觞（làn shāng）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开始一直到整个清代，都必须采用八股文作答，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 芽、产生、发展形成的。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写工整的句子，都应当是自然成对。而且，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当然，八股文的对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
“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格式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们沉浸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例文【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韩菼，清代，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均须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孔子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二字领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题。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向背开合，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总起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单句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作为例证，先选用了这篇韩菼的制义文。这篇文章收在乾隆时方苞编的《钦定四书文》一书中，关于这部书，将在另外一篇中再作介绍，在此不赘。这里先介绍一下作者： 
韩菼是清代初年八股文名家，字元少，江南长洲人（即现在苏州），官作到礼部尚书，《清史稿》有传。应顺天府乡试时，尚书徐乾学在遗卷中发现了他的卷子，十分赏识，取中了他。接着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癸丑科会试、殿试都是第一，俗话叫“状元”，按官方制度，应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编撰《大清一统志》总裁。平生学问通《五经》及诸史，以善写制义著称，乾隆时追谥“文懿”。上谕并嘉奖云：“菼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就是说他所写的八股文，是八股文的典型范文。在光绪甲辰，科举最后一科的三鼎甲之一的探花（第三名）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引了此文。因之此文“释义”部分，是从商著转录的。 
【女与回也孰愈】 
以孰愈问贤者，欲其自省也。 
夫子贡与颜渊，果孰俞耶，夫子岂不知之？乃以问之子贡，非欲其自省乎？ 
若曰：女平时之善于方人也，吾尝以女为贤矣。夫在人者尚有比方之意，岂在己者转无衡量之思。明于观人者，必不昧于知己，窃愿举一人焉以相质也。 
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 
德行之利，回也实居其首，则回必有所以为回者，而后无惭殆庶之称。 
言语之美，女也亦有专长。则女必有所以为女者，而后可为从政之选。 
然在回也，箪瓢陋巷之中，自守贫居之真乐，岂必与女相衡。 
即在女也，束锦请行以后，编交当代之名卿，岂必与回相较。 
而吾乃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女之与回。 
今夫天之生人也，聪明材力．虽造物不能悉泯其参差，则其必有一愈焉；理也。 
令夫人之造诣也，高下浅深，虽师长不能尽窥其分量，则其不知孰愈焉；情也。 
将谓回愈于女乎？而女自一贯与问之后，亦既高出于同堂。 
将谓女愈于回乎？而回自三月不违以来，久已见称于吾党。 
将谓回不愈女，女不愈回乎？此可与论过犹不及之师，商而女之回也，固非其例。 
将谓回有时愈女，女有时愈回乎？此可与论退与兼人之由，求而女与回也，又非其伦。 
夫弟子之造就，函丈难欺，假令我出独见以定短长，回亦无不服也。女亦无不服也。然我言之，不如女决之也。孰高孰下，奚弗向长者而自陈。 
夫尔室之修为，旁观尽悉，假令人持公论以评优劣，岂不足以知回也，岂不足以知女也。然人论之，不如女断之也。孰轻孰轩，奚弗对同人而共白。 
吾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于女之与回也。女与回也孰愈？
<志士仁人>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破题） 
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惭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为天下之无志而不仁者慨也。（承题） 
故言此而示之，若曰：天下之事变无常，而生死之所系甚大。固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见危授命，而杀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决，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起讲） 
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闹； 
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起二股） 
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过接） 
是以其祸患之方殷，固有可避难而求全者矣，然临难自免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为，而被有所不屑也； 
变故之偶值，固有可以侥幸而图存者矣，然存非顺事则吾生以全，而吾仁以丧，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为也。（中二股） 
彼之所为者惟以理，欲无并立之机，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贞者，虽至死而靡憾； 
心迹无两全之势，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虽灭身而无悔。（后二股） 
当国家倾覆之余，则致身以驯过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趋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辞焉，盖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将效死以为之，而存亡由之不计矣； 
值颠沛流离之余，则舍身以贻没宁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当之而不慑，视之而如归焉，盖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将委身以从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束二股） 
是其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视诸回护隐伏，而觊觎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大结） 
我刚找了一个网站，里面选了六篇八股文，可以去找。我从中选了两篇，有注释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选自《钦定四书文》（康熙）韩菼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源流和历史  八股文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 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经义”试士，学子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这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如《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广义地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
“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
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因此，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
评价正面评价
1.八股文是一种简单且良好的文章格式。采用这种方式来写文章，往往格式严整、思维缜密。通过学习写八股文，则会领会写文章的基本方法。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
2.八股文是最浅显的文章格式。八股文考试范围只在四书五经。采用这样的格式，有利于平民子弟应试。由于古代书本价格很贵，平民子弟无法阅读大量书籍，因此无法写出优美且理性的文章，更不用谈诗词曲赋了。八股文是最简单的一种格式，平民子弟就可以套用这种格式来书写。这样，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就在同一起跑线了。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负面评价
1.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2.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3.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4.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存废争议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
  八股文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〇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〇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八股与私塾教育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  八股文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分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  八股文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八股的积极作用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相关信息
与党八股文的斗争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解放区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公文写作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