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军入关
历史背景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明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而  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死，明朝灭亡。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军事集团已经蠢蠢欲动。
满洲的前身是女真，明朝时隶属奴儿干都司管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建立了后金汗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八旗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七十余城。天启五年（1625年，天命十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改称“盛京”。崇祯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
满洲人看到明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占据中原的野心。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对明朝  顺治帝官僚尽力收买，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满洲，得其重用，并从孔有德等投降者那里学来火炮制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造成“己巳之变”等朝野震惊的事变，清军最深曾攻入济南。满洲军先后掳走汉人97万（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枢），掠夺财帛牲口无数。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清摄政王多尔衮曾经致书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1]，无果而终。
事件经过
清军入关及农民军的抗清斗争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在是否归顺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然而最终向清朝屈膝投降（因为李自成扣押了他的父亲吴襄以及其部将刘宗敏抢夺了的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就是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而多尔衮在假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
事实上，满洲对此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国  山海关便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国。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讨论明亡之后的对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屠杀掠夺的策略，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若将统一区夏（即华夏），非乂安百姓不可”[2]而多尔衮本来就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清朝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清军本来打算从西协和中协（即今北京市北面及其附近的长城）入关，然而行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得吴三桂“乞师”之信，多尔衮为顺利入关并且让吴三桂彻底投入清朝阵营，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最终吴三桂剃发称臣，归降清朝，多尔衮遂出兵从山海关长驱入关。因此，清军入关可以说是必然的。
得到满洲的帮助后，吴三桂又发布檄文，号召汉族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支持满洲贵族对农民军发起反攻。清  引清兵入关的重要人物吴三桂统治者与吴三桂的结合，给农民军造成了不利的形势。李自成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在吴三桂拒绝后，他立即率兵东征。1644 年四月二十三日（大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阳历5月28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多尔衮先命吴三桂迎战李自成大顺军。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详见山海关大战）。清军正式入关。山海关之战是农民军从反明斗争转向抗清斗争的起点，从此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山海关败后，京师不能守，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京师向陕西撤退。五月二日（阳历6月6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清顺治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京师。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天坛祭天，并于紫禁城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登基大典，再次即皇帝位，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3]此举标志着清王朝由地方政权开始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清朝统治者知道汉族地主阶级是可以收买的，也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农民军。于是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他们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爵，并为崇祯帝发丧，替汉人“报君父之仇”，又宣布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派，这对汉族地主  山海关之战形势图都很有利。当时北方的官僚地主纷纷迎降，与清统治者合作镇压农民军。农民军撤退过程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 （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守将陈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尔衮入据京师时，清朝已经拥有了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份。  多尔衮
随着清军入关，大量满洲人（包括少量蒙古人、鄂伦春人、赫哲人、锡伯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涌入中原，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魏晋、唐朝、金朝、元朝之后又一次边疆民族向内地的大迁徙。然而这次却不能算是民族融合。因为清朝政府一直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迁入中国的满洲人中，约有一半驻扎京畿，号称“禁军”，即“禁旅八旗”。清朝赶走了原来居住在京师“京城”（即内城）的居民以安置“禁军”，非旗籍汉人只准在京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准常住。其余的满洲人则作为“驻防八旗”而驻防在全国各要地，如江宁（今南京）、镇江、荆州、成都、杭州、福州、广州、西安、宁夏（今银川）、徐州、平阳、济南、德州等地。清政府在这些城市中往往为他们专门修筑一座子城，即“满城”。有清一代，任何汉人不得进入满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抚）都无权过问满城事务，满城都归将军、副都统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国中之国。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国以后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着与满城有关的遗址或景点，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政府只允许满人做职业军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养。这导致后来满人大都成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就是著名的“八旗子弟”。可是在清军入关战争中，八旗兵骁勇善战，是清军的主干力量。
同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大臣在陪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延续明王朝的宗庙社稷，史称“南明”。朱由崧就是明安宗，也就是世称的弘光帝。这个小朝廷幻想同满洲议和，一起剿灭农民军。这时农民军领导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李岩请分兵河南，为牛金星谮杀。尽管如此，李自成还是拥有几十万军队，仍然在河北真定，井陉、河南怀庆、陕西潼关等地继续抗击清兵和明朝残余的军队。
清朝统治者在笼络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对汉族人民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城等等民族高压的措施。各地人民都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京畿的昌平、三河，以及冀中、苏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风起云涌，如山东西部的榆园军，山东东部的青州起义军，山西西部吕梁山区的起义军，河南怀庆、卫辉等地的起义军，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武装。在这些起义军中都有被清军打散的李自成旧部参加，他们或是独立作战，或是策应李自成的军队抗击清兵。[4]
清顺治二年（1645 年，南明弘光元年）初，满洲统治者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清军穷追不舍，农民军节节败退，军心愈发涣散。这年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李自成死后，除去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继续统率农民军余部之外，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等统率的农民军十余万人也由陕西赶到。他们决定与南明的抗战将领何腾蛟、堵胤锡的军队联合，在湖广抵抗清兵。
同时，清统治者诱降在四川的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也遭到拒绝。李自成败退陕西时，张献忠便和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顺治三年（1646 年）冬，清统治者派肃亲王豪格进攻四川大西政权，张献忠撤离成都，迎击清军于川北西充的凤凰山，遇伏而死。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艾能奇等人，也在川南云贵一带与南明永历（桂王）政府合作，继续抗清。江南人民和南明诸政权的抗清斗争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春，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分兵三路，大举攻打南明弘光政府。清军先攻占弘光政府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今河南商丘），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四月初九，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弘光政府岌岌可危。
然而这时弘光政府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甚至出现了南明版“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弘光帝朱由崧昏庸无能，朝政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的手中，这些人只知排斥异己，卖官鬻爵。镇守江北 四镇的四个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在大敌当前之时，互相争权夺利， 彼此仇怨极深，都不以国事为重。所以当时江南有句民谣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5]。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但史可法内受朝廷的牵制，江北四镇又不听指挥，处处遭到困难，再加上当时驻防湖北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进攻南京，局势更是危如累卵。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四月十八日，清军包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为薄弱，多铎曾先后给史可法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二十五日，清兵以大炮轰塌城墙西北角，攻破扬州。多铎纵兵大肆屠杀居民十天，死难者超过80万[6]，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战败被俘，不屈牺牲。
五月二十四日，清军逼近南京，赵之龙、钱谦益跪地献城，南京沦陷。弘光帝（福王）不久后被执于  反映清军攻陷南京的《多铎得胜图》芜湖，次年被凌迟处死。不久，清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代替多铎，赴南京总督军务，加强政治招抚。博洛、李成栋、刘良佐等率清军进攻杭州，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员纷纷不战而降。六月十三日，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与此同时，阿济格在湖北镇压大顺军主力后，沿江东进。沿途明军左梦庚、金声桓部三十六营共十几万军队倒戈降清，清兵既而南下，占领南昌等城。
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发易服。蓄发是汉族人民传统的风俗，《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孝之始也。”要强迫剃发，是汉族人民不能接受的。清军入关时，曾在北方下令剃发，三河县等地的人民就举行过反剃发的斗争。此时，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有一首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钱澄之《三吴兵起事答友人问》）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人民的斗争为最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立下“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八十一天。[7]嘉定人民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在江阴、嘉定相继失陷后， 两地的人民都遭清军的屠杀，史称“江阴屠城”、“嘉定三屠”。
这两次人民的抗清斗争，对后来东南各地人民的坚持抗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清军的主力，使得在浙江的鲁王政府和在福建的唐王政府得以从容建立起来。顺治二年（1645 年，隆武元年）六月，明朝士绅张国维等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号称监国。不久，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复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于是南明先后出现了鲁王和唐王两个政府。
张国维、黄道周等人都主张坚决抗清，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这两个统治集团之间，为了争“正统”，彼此势成水火，各自的内部也纠纷很多，以致不能配合作战。清朝统治者乘机采取分化离间的策略，先后诱降了鲁王政府拥重兵的方国安和唐王政府的郑芝龙。顺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六月， 两浙失守，张国维  17世纪中国抗清形势图自杀，鲁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死在台湾。鲁王兵败后，清兵又打败黄道周的义兵，并先后占领福建的很多城市，攻灭了唐王政府。
这时，除去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在浙江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外，守两广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改元永历，成立了永历政府，朱由榔就是明昭宗，一般称为“永历帝”。永历政府成立的时候，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永历政府既要抵抗八旗兵的南下，又坚持镇压农民军，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另一股势力——西方殖民主义者求援。永历帝登基以后，派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携带马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庞天寿两人的亲笔信前往梵蒂冈教廷求助，皇室中亦多有受洗入天主教者。南明朝廷又命当时已信仰天主教的大臣瞿式耜前往澳门借得葡萄牙兵300人和重炮数门，一度起效，但为时不久，因此不得不同意和农民军合作。
顺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九月，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溯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在这个紧急时期，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人率领农民军出现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他们和驻守湖南的明军将领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但此时永历、绍武两朝廷争战方酣，顺治四年（1647 年，永历元年），自福建来的李成栋趁机袭占广州，杀死刚刚登基43天的绍武帝（嗣唐王）朱聿鐭，又攻打肇庆，永历政府辗转奔逃两广间。郝摇旗部护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兵。
顺治五年（1648 年，永历二年），永历政府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云贵七省。于是南北呼应， 势相连结，在南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永历政府的当权派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举行反攻，而是分党分派，争权夺利。以降将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由永历帝亲近组成的吴党，彼此攻讦无虚日，都想援引外镇的武力来控制永历政府。永历政府内部的不团结，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顺治六年（1649年，永历三年）秋，耿仲明、尚可喜部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顺治六七年间（1649—1650 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不屈而死。以后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拥立明韩王朱本铉为帝，年号定武（一说无此人），独立抗击清军。反清的斗争又转入低潮。李定国、李来亨的抗清斗争在抗清形势再度恶化，永历政府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奔无地容身的时候，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出现在反清斗争的最前线。李定国是陕西榆林县的农民，从十岁起就参加了起义军，在年青时代即以“赛尉迟”的绰号闻名于张献忠的农民军中。张献忠死后，他一直坚持抗清的战争。[8]顺治九年（1652 年，永历六年）以前，李定国、孙可望等已向永历帝表示，愿意同永历政府联合抗清，遭到永历政府的拒绝。后来永历政府直到走投无路，才接受孙李的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顺治九年（1652 年，永历六年），李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西南苗、瑶、壮、彝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9]，前后败敌数十万人，得到永历政府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而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张名振和郑成功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并接受永历皇帝赐给的封号，甚至兵临南京城下，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连顺治帝都准备逃往山海关外了。
就在此时，永历政府中的宦官马吉祥等挑拨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关系，党争又起，孙可望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永历八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八先生之狱”。顺治十三年（1656 年，永历十年），孙可望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投降清朝。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损。  永历帝殉国处清朝政府屡次诱降李定国，均被拒绝。[10]李定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清，没有动摇。顺治十六年（1659 年，永历十三年）正月，吴三桂攻下云南府（今云南昆明）， 永历帝流奔缅甸，李定国倾其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的追兵， 伏兵的全盘计划被内奸泄露，结果失败。顺治十八年（1661 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兵入缅，永历帝被俘，被绞杀于云南府城。1662年，李定国在勐腊（今西双版纳东南地区）忧愤而死。李定国反抗满洲侵略的斗争在明末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的处境在当时也非常艰苦。他们在荆襄、川东的群山中，“屯种山田，岁收麦种草绵，供粮食衣履”[11]，但仍在李来亨、郝摇旗等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清的斗争。顺治十六年（1659 年，永历十三年），李来亨等曾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在李定国败死后，清朝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围攻这支抗清的队伍。康熙三年（1664 年，永历十八年），李来亨在清兵的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这支农民军全部壮烈牺牲（详见茅麓山战役）。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当农民军在西南进行艰苦抗清斗争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抗清活动。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他们父子都在唐王政府为官。郑芝龙早年是著名的海盗，曾垄断东亚海域贸易，雄长于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的现象，连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让让郑芝龙三分（事实上明末西、葡国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渐被英国、法国、荷兰所取代），形成一股庞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势力。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接着成为南明唐王（隆武）政府的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封建安伯（后改平国公）。隆武帝还赐郑成功“朱”姓，封忠孝伯，这就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来历。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则继续抗清。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据点， 曾先后围攻福州，攻克台州。清廷曾以靖海将军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严词拒绝。顺治十年（1653年，永历七年）被南明永历皇帝册封为“延平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 年，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 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县。他们的行动与李定国的起义军遥相呼应，使清廷大为震动。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郑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所击败。
为了建立根据地，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永历十五年）率大军在台湾登陆，次年，赶走了窃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台湾设置承天府，建立行政机构，奉南明永历正朔，招徕大陆难民，屯田垦荒，又派遣汉族“农师”向高山族人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久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袭延平郡王位，并奉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郑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又被称为“明郑”。
郑成功的抗清势力一直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有人提出清顺治帝就是被郑成功军的大炮  郑成功像击中而死的。[12]台湾明郑势力也确实给大陆明朝遗民一丝希望。当时著名遗民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中华余一岛，正朔在重溟。望断黄龙舰，风帆似水萍。”（《经阳江电白边界感赋》）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清朝为了消灭明郑势力，一方面下达“迁界禁海”命令，逼迫沿海百姓后撤30里，焚烧所有船只，停止一切海上贸易，“片板不许下海”；又多次派人同明郑集团议和，但因为某些条款（如剃发易服）未达成一致而招致谈判破裂。清政府还企图勾结荷兰瓜分台湾，曾和荷兰殖民者一道屠洗了思明州（今厦门）的军民，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因而明郑也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康熙十二年（1673年，永历二十七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尚之信起兵广东，耿精忠起兵福建，郑经也乘势攻占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吴三桂等三人都是汉民族的败类，他们起兵的目的是为了与清朝分割土地，因而他们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三藩的叛乱历时八年，为清兵所平息，而郑经也退回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永历三十七年），清朝政府派汉人降将施琅大举进攻台湾，郑成功孙郑克塽战败投降，监国朱术桂自杀，坚持了四十年的反清武装斗争至此以失败而告终。清王朝也最终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
大事年表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
三月：李自成攻入京师，明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
四月：清军在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入关，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
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改元“弘光”。南明开始。
九月：清朝迁都京师。
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南明隆武元年）
一月：清军攻占西安，李自成南遁湖广。
四月：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遇害。清兵屠扬州，史称“扬州十日”。李自成在九宫山牺牲。  史可法像五月：清军攻占南京，不久俘虏朱由崧。
六月：清廷相继颁布“剃发令”和“易服令”。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
六月—八月：江阴、嘉定等地人民举行抗清起义，均遭清军屠杀，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和“嘉定三屠”。
1646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
六月：清军攻占浙江，攻灭鲁王监国。
八月：清军攻占福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被杀。
十月：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不久称帝，改元“永历”。
十二月：清军攻占四川，大西王张献忠在凤凰山被杀。清军攻陷广州，杀绍武帝朱聿鐭。
1648年（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
郝摇旗、李过与何腾蛟、瞿式耜的军队，连续大败清兵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农民军也起来响应。已经投降了清朝的明将领，如江西金声桓和广东李成栋等人又背叛了清朝。
在清军的后方，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军都发动广泛的攻势，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在米喇印、丁国栋领导下举行了反清起义。南明出现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
一月：清军攻占湖南，何腾蛟在湘潭遇害。
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
李来亨、郝摇旗等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抗清。 
十一月：清军再度攻占广州，大肆屠杀。
清军占领桂林，瞿式耜在桂林遇害。
1652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
李定国率军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清敬谨王尼堪被杀，定南王孔有德自焚。
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联系到了夔东十三家军。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张名振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永历皇帝赐其封号，出现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
冬，南明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协助下迁都贵州安龙。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
三月：孙可望制造“十八先生之狱”，李定国和孙可望关系恶化。
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年）
孙可望大举进攻李定国，失败后降清。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
一月：吴三桂率清兵攻占云南，永历帝朱由榔流亡缅甸。
李定国在磨盘山被吴三桂击败。
七月：郑成功、张煌言北伐，直逼南京，后为清军所败。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
八月：清军攻入缅甸，“咒水之难”，朱由榔被俘。
十二月：郑成功收复台湾。
1662年（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六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遇害，李定国、郑成功相继去世。南明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宣告结束。
1664年（清康熙三年，南明永历十八年） 
“夔东十三家”为清军攻灭。
清军攻占舟山等沿海岛屿，张煌言遇害。
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南明永历二十八年）
台湾郑经大举进攻福建，后为清军击退。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南明永历三十七年）
清军攻占台湾，南明势力覆灭。清王朝完全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
清军暴行
简介除了上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外，据史载清军还曾经在广州、四川、赣州、江阴、湘潭、大同、南雄、潮州、常熟等地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清兵屠杀汉人的历史图片顺治六年（1649年）清兵入四川，“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陷昆山时，一日内死难者高达四万人，“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13]，“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14]。顺治六年（1649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后屠湘潭；同年清兵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斗争，“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夷大炮攻破，尽行诛戮”。攻陷南昌时，“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15]“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15]。
顺治七年（1650年）尚可喜、耿继茂攻克广州，“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遗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16]，史称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17]。攻陷南雄时，“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18]
攻占潮州，“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屠杀常熟。[19]
清军在江阴防攻战伤亡最惨重，城破后屠杀最烈。《江阴城守记》写道江阴屠杀之惨状：“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清兵在江阴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20]各地暴行清朝大规模的屠杀中，仅仅扬州一地就屠杀80万，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和蒙古在中亚的屠城。 
清朝侵略使人口从明末的5,165.5459人下降到1,063.3326。这样的屠杀程度是空前罕见的。 
昆山大屠杀，“...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清军的性暴行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清军江阴大屠杀，因抗拒清军奸淫而被害妇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统计为101人。（道光《江阴县志》卷20《烈女》）　 
清军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雍正《扬州府志》卷34）　 
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清朝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清朝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后果清军入关，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当时全国各省都爆发了抗清斗争，因而清兵屠戮百姓甚众，而且具体数目已难以统计出，只能通过一些史料推算。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有人口6069万，但因当时按照人丁收税，故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在一亿以上，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由于明末的瘟疫、大饥荒和农民起义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因此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80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入关战争后数十年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仅2464万余，当时的总人口也应在6000万左右。所以估计清军入关导致至少5000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于战乱。　　
清初整个中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21]，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22]，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23]。顺治二年（1645年），御史刘明瑛称：“比年以来，烽烟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24]顺治八年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形容山西：“田地榛芜，生齿雕耗，……其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横亩皆焦，……村尽逃亡之屋”[25]。顺治八年（1651年），江西省巡抚夏一鹗称：“膏腴上亩，土结水枯，极目秋原，草深数尺”。[26]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提到：“鞑靼（按：指满洲军）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按：指汉人）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评价明清易代时所爆发的入关战争，满人几不费吹灰之力袭卷整个中国。清人赵烈文曾表示：“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事件影响
政治清军入关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开始。清军入关后，清政府曾提出“满汉一家，一体眷顾”的口号，因此大量录用汉族人为官。京官满汉平分，外官则是汉多于满。然而有实权的位置大都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汉人在统治阶级中处于从属地位。全体汉人还要出钱供养满洲人，所以清军入关后，在整个清代社会，满洲贵族和汉族人民是主奴关系。　
入关后的清朝在接受了中原王朝（主要是明代）的政治体制之后，又变本加厉地加强皇权。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标志着中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这使得明中后期已相对削弱的皇权再度膨胀，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继明初之后又一次大幅度强化，而且程度最深、历时最久，对后世的影响也最恶劣。经济清军入关战争中，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导致中国人口锐减，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乾隆年间才基本恢复到明代万历时期的水平。
清军入关后，由于满洲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落后，因此满洲人在中国京畿地区大力推行圈地运动，颁布“逃人法”，大量汉族人沦为投充人和旗人包衣（即奴隶），中国社会甚至有倒退到奴隶社会的趋向。但是清军入关战争结束后清统治者下令停止圈地，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中国的经济基础实质上并未变化，社会形态也依然是封建社会。然而这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文化清军入关中，清朝政府暴力推行剃发易服等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强迫汉族男子按照满洲习俗剃发，并且停止穿延续数千年的汉服。之后又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大肆删毁中国古籍，“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27]，因而使中国文化蒙受巨大的灾难。思想清军入关以后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情绪和进步思想，大兴文字狱，腰斩了明末以来光辉灿烂的思想启蒙潮流。
性质讨论
关于清军入关的评价和定性，一直是敏感且极富争议的历史话题，无论是当时的明末清初还是如今的21世纪，在清朝初年，清政府宣称清军入关是“仰承天命”“抚定中华”的正义战争，清朝由此成代替明朝为中国之主。[28]为此雍正帝作《大义觉迷录》有对清军入关性质的专门论述。然而当时的遗民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将清军入关视为“天崩地坼”的事变，当时的顾炎武就曾影射清军入关为“亡天下”，并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振聋发聩的号召。而康熙年间庄廷鑨私修的明史中，就将清军入关说成是“夷寇”，后来触怒清廷，酿成了“明史案”这一重大文字狱事件。而清末的革命党人也认为清军入关标志着中国的亡国，因而曾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等活动，并大肆撰文宣传。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人们对清朝的态度缓和了许多，逐渐认为它是中国正统王朝，但对于清军入关的评价及定性，仍然争论不休。社会各界对清军入关最大的一次讨论是在清军入关三百周年的1944年左右，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而且日本扶植了伪满洲国，因此这次讨论的现实意义也很重大。当时的中国领袖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称“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而左派的柳亚子也写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郭沫若作了《甲申三百年祭》等文章，右派的傅斯年等人作了《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等文章，对清军入关众说纷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将清军入关定性为改朝换代的统一战争，才将其性质基本作了了解。　 
1997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又展开了新的讨论。许多人指出清军入关是非正义战争。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在肯定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的前提下，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者郑昌淦认为，清朝统治政策在某些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从主要的方面来说，其政策起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这突出表现为对资本主义萌芽、反封建斗争以及反理学等进步思潮的破坏、阻碍、和压制。赵轶峰认为满族社会及国家形态的落后性，满族贵族阶级统治的反动性与民族统治的狭隘性，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制度在清代发展到极点，其性质不是社会政治形态的进步，而是腐朽制度的逆转。焦润明也认为，清朝应对中国近代化的滞后负责，他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基于本民族利己主义和落后性而实行的对内摧残科学文化，对外闭关锁国的加固延续已走向衰亡的封建制度的反动政策，不能不说是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