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宋官制
祠禄制
祠禄制是两宋特有的职官制度，隋唐未兴，明清不继，是宋朝佑文政策的产物之一，它虽可以溯源至唐代的宫观使制，但性质却颇不相同。唐代的宫观使，是实际执掌宫观事务的宫观官。而宋代的祠禄官，虽叫做“监某庙”、“提举某宫观”，却与宫观事务没有太大关系，“祠”与“禄”之间基本脱离，只是借名食禄而已。此制始设于宋真宗，初衷是为了“佚老优贤”，是专门提供给高官的一种福利政策。清代学者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宋祠禄之制》条中表述甚明：“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这时的祠禄制度，“莅兹重职，允属台臣”（《宋朝大诏令集》卷五九《向敏中景灵宫使制》），得者位高，数量极少。到王安石变法，祠禄制变成了“以处新法之异议者”（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一）的名头，阙位大增，对象向中层官僚放开，从以前的寥寥数人，变而为几近百数。之后，发展势头迅猛，到了南宋初年，今日可统计出的祠禄官就已达一千四百余名，如果考虑到南宋版图缩小、官阙减少的因素，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南宋的中高层士大夫，鲜有未得祠禄者，倘不小心被弹劾，其命运无非就是“自乞奉祠”或“落职奉祠”了。这对于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士大夫而言，自然是人生的挫折，但对于那些不甚追求或者无力追求仕进的人来说，倒也算是一条很好的退路。比如大儒朱熹，本来当官的时间也不长，口头还常常嚷着“请祠”，因为“奉祠”对他来说确实是较好的选择：既然不能得君行道，我不妨回乡讲学、谈道著说去罢，还照样能拿点国家的钱。 
为“祠禄”在南宋的泛滥，许多仕途不顺的士人都摸熟了“请祠”的退路，这自然给南宋朝廷带来了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史学界对其评价较为消极，如香港学者梁天锡先生在大作《宋代祠禄制度考实》中就认为它除了造成财政负担外，还对士风与吏治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1）党人奉祠，党祸益烈；（2）贪吏奉祠，聚敛成风；（3）失职与祠，吏治日坏；（4）失检与祠，士风大变。这些结论都是可信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祠禄制度又有其积极意义，尤其是它对南宋文学、学术发展的影响，更应给予正面评价与充分估量。 
梁天锡先生说：“虽然，宋理学家若朱文公之辈，每藉祠禄以养生，即开办书院讲学者亦偶有之，然千中无一也。”他显然看到了祠禄制的积极意义，只是因站在经济、政治立场，仍有意回避而对此不作讨论。祠禄官制的广泛实行，乃至泛滥，客观而言，在制度上促成了一批颇具才学的士人离朝在野，成为里居地方的精英群体，并使得这一群体得到空前地扩大，同时又为这批不能一展政治抱负的士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具有社会福利性质。这种福利让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基本的经济保障，可以相对从容地专注学问、研习诗文。由于祠禄制度又有“任便居住”一项，所以他们还具有非常自由的人身活动空间和思考创作空间。换言之，祠禄制度保证了一群政治失意但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的物质基础、创作时间和自由氛围，为他们专心著述、游戏诗文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可以稍列一些曾经“奉祠”过的南宋士人名单：朱熹、叶适、真德秀、魏了翁；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前四位是著名理学家，后四位是著名文学家。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奉祠里居都是重要的时段，是他们著书立说、谈诗论艺的主要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生的成就多少都受惠于祠禄制度。 
还是先举我们熟悉的朱老夫子说事。朱子一生曾多次请祠，这在史料文献中颇可容易寻得。当他再次获准续发祠禄时，曾兴致勃勃地在《与刘子澄》信中开篇即说：“老兄归来无事，又得祠禄添助俸余，无复衣食之累。杜门读书，有足乐者。”其自得之态，可以想见。祠禄的钱并不多，但已足以保证基本的生活，朱子的诸多著述恐怕正是祠禄“滋养”出来的。 
陆游在诗中也多次谈及祠禄，所谓“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七十一翁吟》），恰是这俸钱支撑他老年的生活。他又有首《山间杂咏》云：“祠禄留人未挂冠，山园三亩着身宽。百年竟向愁边老，万事元输静处看。花径糁红供晚醉，月天生晕作春寒。汗青事业都忘尽，时赖吾儿举话端。”诗中所言，正是祠禄留给他无职而有禄的状态，能于其间较为泰然地享受村居生活。 
刘克庄在答朋友的诗中曾说“牢落祠官冷似秋，赖诗消遣一襟愁”（《赠翁定》），以写诗来消遣不得仕进的愁闷，体现出的是祠禄制度底下的人生苦痛，同时又是诗歌创作的绝好契机，祠官的冷落，让文学成为了他人生的主题。不惟如此，刘克庄的许多朋友如林希逸、徐明叔等也因为“奉祠”而里居，这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时间，在一起组社唱和，大大促进了彼此的诗艺交流与诗思碰撞。 
由此看来，宋代祠禄官制的冗滥，确实让朝廷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不过，因为拿钱的都是中高层士大夫，他们中间又有些“人中龙凤”，国家财政的这笔支出，大概也不算是全部打了水漂。与其给贪官污吏搜刮去中饱私囊，倒不如拿笔钱“投资”文学、学术，其间虽说让些许不学无术的人沾了便宜，但还是起到了“养士”的作用，为培育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贡献了力量。别的不说，仅从朱子那欣慰得意的言语中，我们似乎也应该给饱受批判的祠禄制度一个微笑了吧？
中央官制
中央集权南宋时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所谓中央集权，是指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专制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就已经确立起来，但专制主义还未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宰相权力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汉代的宰相，权力相当大，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到了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可以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这类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宋太祖、太宗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使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宫，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其中有文资、武阶的区别。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宋史·职官志一》说：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又说：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这样，各级官府层次重复，叠床架屋，机构空前庞大。但是，却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历代的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来。《宋史·职官志》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自赵匡胤建宋以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授与大臣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太师一官，只以赵普与文彦博两人功高德厚方予特拜。但自蔡京擅政以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间竟多达18人。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贯、王黼等宠臣外，其他多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子除外）任职。[1]枢密院与三衙枢密院是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称“枢府”。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共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宋史·职官志二》说： 
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又《通考·职官考四》说：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 
枢密使为枢密院之长官，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其下设都 承旨和副都承旨，负责“承宣旨命，通领院务”，由武官担任。还设编修官，不定员。枢密院“掌兵籍，虎符”，若得皇帝的批准，有调动兵马之权。枢密使的地位略低于宰相，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枢密使这一官衔在唐太宗时就设置了，但唐代的枢密使只负责管理军事情报，机密情报之类，由宦官兼任，直至五代时还保留这个官衔。而宋代的枢密使地位抬得这么高，权力这么大，其原因是与当时国内外的阶级矛盾、政治形势有关。宋时阶级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北宋初年就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在边境，又有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立，形成边防的紧迫局势。内忧外患使得宋王朝需要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方能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因而，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管理这支军队，这就是宋代设立枢密院的原因。同时，枢密使的设立又可以削弱宰相的权力，也是强化皇权的重要措施。所以，元丰改制后，枢密院照样保存下来。但是北宋的枢密使与中书的关系都极不正常。王明清的《挥麈录·后录》说：“枢密使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宋神宗的御史滕达道也说，战守安危之所政，中书主打，枢密使主守，这样怎么能取胜呢？明确指出这种互相牵制所造成的殆误军国大政的弊端。南宋统治者接受了这一教训，为了对付经常性的对外战争，不得不实行兵政合一，设立“平章军国重事”这一官衔。 
北宋初年，仍然沿袭后周的制度，由殿前司和侍卫司统领全部禁军。但是赵匡胤在禁军的人事安排、组织编制和部署等方面，都作了重大的调整。据《长编》卷2记载：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一个晚上，赵匡胤把曾经帮助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请来喝酒，对他们说，自己当了皇帝后整天提心吊胆，还不如作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如果你们手下人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想不干也不行呀！石守信等人领会赵匡胤的意思，大为震惊，次日即称病，主动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答应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他们结成儿女亲家，说这样就可以使“君臣之间，两无猜疑”，赵匡胤就把石守信等人调到外地去当节度使，脱离他们原来掌握的军队，这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在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之后，提拔了一批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当禁军将领。但就是对这些人也严加控制，处处防范。 
同时，赵匡胤还取消了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统帅，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三衙”长官都指挥使之下，各设副指挥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员。真宗时，废除侍卫两司的都虞候之职。南宋时，殿前司掌管殿前各班、直和步、骑各指挥的名籍，侍卫亲军马、步军司分掌马军、步军各指挥的名籍。并负责属下军队的管理、训练、戍守、升补、赏罚等政令。“三衙”与枢密使所掌之兵权不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2]三司使三司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宋初沿之。三司的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长官是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宋史、职官志二》说： 
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 
三司之副长官为三司副使。宋太宗时，罢三司使，另设盐铁、度支、户都三使。真宗时，又罢三使，重设三司使一员，另设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盐铁之下设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税案、都盐案、茶案、铁案、设案等，掌管全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军器等。度支之下设八案：赏给案、钱帛案、粮料案、常平案、发运案、骑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全国财赋之数。户部之下设五案：户税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粮案，掌管全国户口、两税、酒税等事。三司的附属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二》载，有磨勘司、都主辖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凭由司、开折司、发放司、勾凿司、催驱司、受事司等。由此可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与事务之殷繁。北宋前期，全国财政支出大部分依靠三司，三司实际上取代了尚书省的许多职务。元丰改革官制时虽废三司仍归户部、工部管辖，其中胄案改置军器监，这些改革似较合理。但是财用大计毕竟不是户部所能尽办，因此，北宋末期又有总领财赋官及经总制使以别掌之。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者鼎足而立，彼此不相知，而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神宗改制后，宰相实际上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兼任枢密使，又兼管部分军政。这样，宰相重新握有民政、财政和部分军政之权。[2]内侍省内侍省是宋代宦官的总机构，另设入内内侍省以统辖亲信宦官。《宋史·职官六》说：“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服亵近者，隶入内省。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的宦官职衔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内侍省宦官职名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自供奉官至黄门，以180人为定员。凡内侍初补者，称为小黄门，经恩迁补者，则为内侍黄门。宦官的高级官称另有内客典使、延福官使、宣政使、宣庆使、昭宣使等。元丰改制后改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拱卫大夫等。宋朝不准宦官参预政事，故专设官阶，使不与士人混淆。授官最高不过“留后”，平日只“供洒扫”。不过，从神宗朝起，又重用宦官，宋徽宗时，宦官竟握兵权。南宋时，重申禁令，不许宦官干预朝政，不准兼兵职，不准申请提领外朝官职。如违反规定者，要受到流放二千里或除名的惩处。与此同时，又规定外戚只准“奉朝请”，坐享富贵，不准预政，不准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得任文官或“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职务。对于女后，宋代统治者也认识到“贼根本，起皇后阁前”，因此宫禁严密，几乎把她们与外廷隔绝；在舆论上，宣传“女后不可使预事”，“勿专政于女后”的政策。这些做法都是接受汉唐以来外戚宦官擅权，扰乱朝政的经验教训。[2]翰林学士宋代中央的文职机构有翰林学士院，这也是沿袭唐代制度的。唐代有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亲信顾向之官，其地位很重要。到了宋代，又特定其资权，变成了一种清要而又显贵的官员了。宋代能入翰林学士院任职的，都是一些文学之士。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称翰林学士、知制诰。承旨不常设，其他学士也无定员。学士院的职权是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还侍皇帝出巡，充顾问。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和参谋官员。《通考·职官考八》云：“其为翰林学士者，职始显贵，可以比肩台长，举武政路矣！”其他官员入院而未授学士，即称“直院学士”。如果学士缺员，由其他官员暂行院中文书，则称“学士院权直”或“翰林权直”。《宋史·职官志二》云：“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釐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冠有翰林名号，而不属于学士院，专门为皇帝讲解儒经者，称“翰林侍读学士”或“翰林侍讲学士”，官阶较低者称“崇政殿说书”。神宗后屡有变化，称为经筵官，一般为他官的兼职。北宋前期，翰林学士被委任他职者，如任知开封府、三司使之类，并不归院供职，故必须带知制诰职者，才真正掌管诏命。直接替皇帝起草麻制、批答及宫廷内所用之词，称为“内制”；若单称知制诰，奉皇帝或宰相之命，分房起草官员升迁、磨勘、改换差遣等制词，则称为“外制”，总称“两制”。神宗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虽不再另任他职，但仍带知制诰。遇缺，则以侍中、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兼直学士院。南宋时，有以尚书兼权翰林学士，而不带知制诰的。[2]诸寺监九寺：指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太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寺。北宋前期，虽然保留了九寺的名位，但大部分已成闲官，而另外委派朝官以上一员或二员兼充“判本寺事”。其中只有大理、太常两寺还有一些职权。神宗时，九寺各专其职，并分设本寺的长官卿、少卿各1员以及丞、主簿1—2员。但各寺职务忙闲不均，宋徽宗时，王得臣在《麀史》卷下《谐谑》中有这样的记述：太府寺所隶场务众多，号称“忙卿”司农寺掌管仓库，号称“走卿”；光禄寺掌管祭祀供应酒食，号称“饱卿”；鸿胪寺掌管四邻各国朝贡，号称“睡卿”。南宋时，把光禄、鸿胪两寺并入礼部；卫尉、太仆两寺并入兵部。
诸监：宋代先后设置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六监。宋初各监的基本情况是，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仁宗以后，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少府监的主要职事巳划归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本监只管制造门戟、神衣、旌节等物。将作监也只管祭祀、供给牲牌、镇石、炷香、盥水等事，有关土木工匠的政令、京城的缮修都归“三司”修造案掌管。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撤销“三司”河渠案，另设都水监，掌管修治河道之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撤销“三司”胄案，另设军器监，掌管制造武器。司天监负责观察天文祥异、钟鼓漏刻，编制历书等。各监除司天监以外，都设“判本监事”1—2员，或设“同判监事”1员，以及丞、主簿等。神宗改革官制时，撤销了司天监，另设太史局，隶属秘书省。国子监正式设祭酒、司业各1员为正、副长官，主管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的政令。又设丞1员，参领监事；设各学太学博士多员，分别讲授各种课程。南宋初，国子监并归礼部，重建太学，太学之学官时有增减。神宗改制时，除国子监外，各监都设监和少监作为正副长官，其下又设丞和主簿等，同时恢复了本监职权。[2]馆阁学士馆阁学士，是宋代特殊的制度之一，除某某殿大学士、学士多为执政大臣之荣衔外，还有龙图阁、天章阁等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名为典司秘籍，为文学侍从官。其实，凡朝官出任外官，都带这种头衔，并非兼职之义。又有直秘阁等官称，名为馆职，是须经过考试的，称为入馆。明清制度，进士一部份因考试优等而入翰林院的，称为馆阁之选，就是由此而来的。但宋代后期的直秘阁，是其他官员的兼衔，名为贴职，并不被看重。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6说：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之，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
此外，宋代还有一种“殿学士”的衔称，包括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等。殿学士的资望极高，无职守，无典掌，只是出入侍从，以备顾问而已，然非常人可充任。《通考·职官考八》说：
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
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之久次者始除。
可见宋代的“殿学士”是专门作为高官、宠臣的荣称，一般官员是不可能“荣任”的。[2]派出的外任官宋代以节度使和观察使合称“两使”。自唐末以来，节度使之权虽重而除授极滥。宋代派文臣知军州事、代替节度使之职，于是节度使之权虽尽去，而官位反而提高，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方授以此官。但名为某某道或某某军节度使，实际并不履任。例如元丰中，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韩绛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其中镇江军节度使为虚衔，判大名府才是实际职务。凡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者谓之使相，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府州者，亦谓之使相。节度观察留后本是唐代藩镇以其亲信留充后务之称，作为次于节度使一级的官名，后改为承宣使。此外，观察、防御使、团练使以及刺史都作为虚衔，虽带某州之名，但并不履某州之任，名为“遥郡”。
宋代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实亡，但两使之下的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等幕职却依然如故，就连防御、团练、军事州都仍有幕职，作为入官的初阶，这是一种奇特的制度。判官也有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签判。签判之下的幕职官，其实都是闲职。[2]
地方官制
初期基本上沿袭唐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又把全国分为若干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这就变成为路、州、县三级。 
县是地方行政机构最低一级，自秦汉以后，历朝相沿不革。宋代的县，设县令、县尉，作为一县的长官。大县还设有主簿一员。《长编》卷11载，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规定县官的定制：“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3员；户不满千，止置令、尉各1员，县令兼主簿事；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县尉事。”神宗熙宁以后，令二万户以上的县增置县丞一员，县丞次于县令而位在主簿、县尉之上。南宋时则取消县丞。宋制县的长官称县令。但往往看到史志记载多称为知县，这是宋代地方官制的特点。知县就是知县事的简称。据《长编》卷4载，宋代为了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开始“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泛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这是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带本官去掌管一县之政，即所谓知县事，也就是一县的主要长官。知县有别于县的本官县令，因为是差遣。 
州等于秦汉时的郡，隋唐以后改称为州。州的长官，隋唐皆设刺史。赵匡胤立宋初年，鉴于唐末五代之患，削州镇之权，“令文臣知州事”，其后，派二品以上的官员充任一州的长官；主要也是为了便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为了更有效地加强控制，又设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监督。《长编》卷4载，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始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当时因为湖南刚刚平定，多留用后周时的旧官员，于是宋太祖才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意在控制这批留用官员。后来发展成为牵制、监视州府长官的一种定制。《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7说：“通判，州各1人，与长吏均理，州府之政，无不统治，藩府或置两员，广南小州有试秩充通判兼知州者。”又云：“知州，掌郡国之政令，通判为之贰。”通判这种官的权位有些特殊：论官位，通判在知州之下，仁宗以前规定，朝官充通判者，历两任即可升为知州，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改为三任方得充知州；论职权，则通判不但可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州府公事须经知州与通判签议连书方许发下，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与守臣通判签书施行），而且，作为皇帝的耳目，所部官有功过及职事修废，可直接通达皇帝。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通判就是知州的副职，当时人视之为“监州”，则更符合其身分。 
宋代以府、州、军、监并称。大体说，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有驻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工业区如煮盐、冶铁等重要地区设监。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因此，稍大的州，则多升为府，升府的州，一部分是沿袭唐五代旧名，一部分是因为皇帝未即位时所封或曾是任官之地。派往知府者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官员。 
军在唐代是一种军区，只管兵戎，五代以后，逐渐与行政区没有多大差别，至宋代则成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凡是唐代节镇所在仍保留其军号，也有加给新改的军号，这种称为节度州。但另有一种称军的地方，不是节度州，而是由县升的，或领数县，或并不领县。这种军往往仅比县略高一级。设军的地方，一般是在边境，也有是在关隘要地。宋太宗时期，军的建置最多，总共有34个，其中在河北、陕西与契丹、西夏接壤的边境所建置的就有15个。在边境地区设军，是为了适应制御外敌的需要，而在内地的关隘口设军，则主要是为了易于弹压兵民的叛乱。例如彭州灌口镇（今四川彭县），乾德四年（公元966年）置永安军，后一度废为县，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改称永康军，据《长编》卷274载，其批文称“永康军正控两山六州军隘口，昨据张商英奏请废为导江县。若非军官，实不足弹压，可令复旧。”五代的军，治所与县治同处一所，而隶属于州；宋代因削藩镇兵权，取消支郡制度，于是军便得与州府并列。至于监，实际上与县差不多，但因其直属京师，不为州县所辖，因而也同列于州。监亦有领县者。府、军、监的设官，大体与州相似，《神宗正史职官志》说：“知州事，通判州事各1人，府、军、监事如州，视地望重轻，以资级应选省充。” 
为了统治的便利，宋代还把全国分为若干路。今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并依《太平环宇记》、《元丰九域志》校补，制成“宋代行政区域表”。路的建置是依据元丰时设置的23路，加上徽宗崇宁时重设的京畿路，共24路。 
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名称是非常复杂的，路之下有府、州；府、州之外又有军、监。府也有与节度军号同的，也有不同的，节度州有不改府的，升府之后也有不立节度军号的。 
路的划分，起初并非作为行政区域而设置的，因此，路一级的官僚机构，便不成体制，设官无定式，无定员，甚至连驻地、辖境、名称都随时变动。大体上说，路的官僚机构，主要有四个监司，称为帅、漕、宪、仓。这些官员均由皇帝委派。帅也称为安抚使，是一路高级军政长官，照例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带都总管衔，统辖军队，掌管兵民、军事、兵工工程诸事。南宋的安抚使改为帅司，兼管民政。漕是转运使，其本职是经管一路财赋，保障上供及地方经费的足额。为了履行其本职，就有必要巡察辖境，稽考簿籍，举劾官吏。久而久之，转运使便成为事实上的大行政区（路）的监司官。不过，转运使的品秩不很高，而地方长官如知府、知州，还可能是前任的执政官，品位在转运使之上。在职权上转运使较为广泛，而在体制上却不能完全以下属对待府州。这与汉代的州刺史与郡守的关系略同。南宋改为漕司。与转运使平行的又有提点刑狱公事及提举常平司两种，前者管司法，称为宪；后者管赈荒救济事宜，称为仓。此外，又在安抚司中设走马承受1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报告，不经安抚使之手，事实上与唐代的监军相似。所以每路有四个系统的长官，职权互相不同，而又不能认真负责。 
对于地方官僚体制，《宋会要辑稿·职官》42有较明确的记述：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一月，真宗诏论监司失察罪时说： 
分天下为郡县，总郡县为一道，而又总诸道于朝廷。委郡县于守令，总守令于监司，而又察监司于近臣，此我朝内外之纪纲也。故欲择守令，必责之转运，必责之近臣。既严连坐之罪，又定举官之赏，而失察者又有罪，赏罚行，纪纲正矣。 
监司是统领州县守令的长官，《哲宗正史职官志》的记载说： 
诸州府置知州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领郡务，凡兵民之政，皆总焉。属县事、令丞所不能决者，总而治之。又不能决，则禀于所隶监司，及申省部。 
转运使有权管一路之政，但因宋代州府长官常是二品以上的朝官带本官充任，因而有时转运使的官位低于州府长官，这就给转运使在行使职权上造成困难。因此，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规定，凡是大两省官以上充任转运使的，州府公文必由转运使、副使申转；若是观察使以上知州府的，州府公文不必经由转运使。于是路与州府长官的关系就以品秩高低来决定，这样的地方机构，自然会出现许多紊乱的现象。 
宋代地方驻军指挥则有都总管、副总管、都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三级，或守臣兼充，或武臣充副职。至于沿边地区则置都巡检、巡检。南渡以后，多采用临时措置，各军将领分别给以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名号、其下则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名，这些都是偏禆之职。 
宋代的州、县衙门中，除了中央所委派的官员外，还有很大数量的吏。在州一级政府里，有孔目官、勾押官、开拆官、押司官，粮料官等等。在县衙门里，有押司、录事、手分、贴司等。吏的来源有的是召募，有的是差派，绝大部分从地主阶级中选充。有的吏是世袭的，父死子继。吏的名目繁多，最主要的职责是经手征收赋税，处理狱讼。他们上下其手，趁机敲榨勒索。吏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县以下，还有乡和里。乡、里虽然没有正式的政权机关，但是宋代统治者依靠乡间地主，统治和控制广大农民。据《文献通考·职役考》记载，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就差派乡村的地主当里正、户长和耆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耆长则专司“逐捕盗贼”。总之，这些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其职责有二：一是榨取钱物，二是弹压农民。 
宋代的地方官制，有异于前代的，大体有四个方面： 
第一、府州设通判。其用意在于对地方官吏的监督。通判实际上是皇帝安插在府州官僚机构中的耳目，以牵制这级官吏的一切行动。 
第二，地方官由文人充任。自宋太祖开始，即以“文人知州事”。太宗初年，与辽冲突很厉害；但西北边陲的官员仍由文人担任，这主要是怕武人专军事之权，容易独霸一方，反叛朝廷。 
第三，宋代的地方官任期三年；三年任满即走，即所谓“三年一易”。严格地说，宋代没有真正的地方官。地方官多为临时差遣，当了三年就得离开任地，又不准本地人在本地当官。所以没有一个官吏能够真正熟悉地方的情况。 
第四，恢复县尉。县尉是管军事的。五代时，各县军事由节度使派一个镇将专管，宋代改为县尉，其权力与镇将相差甚远，只管地方治安之类和诉讼等事。 
以上事实说明，宋代皇帝不但控制了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而且将各府、州、县的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军事权全部集中到中央，使得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了。这样，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趋势便被消灭了。但是，宋代这种削弱地方权力，并不是削弱地方镇压人民反抗的力量，而是把镇压人民的权力分离出来，由专人分管。并依县之大小，分别派遣武装弓手，专司镇压。按当时规定：县一万户以上者，派武装弓手50名，七千户以上者40名，五千户以上者30名，三千户以上者25名，二千户者20名，一千户者15名，不满一千户者10名。这类事情由县尉专管，若“强盗”较多之处，武装弓手无法抵御的，要随即上报，由朝廷另派兵马镇压。 
总之，宋代有一整套以扩大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机构，这套官僚机构在宋太宗时就已经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了，以后就越来越扩大。元丰改制时撤销了一些重叠的机构，表面上恢复了三省制度，但到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官员又大量增加，机构也庞杂起来了，南渡以后，沿旧不革，所以《宋史·职官志》说：“吏既滥冗，名目紊杂”。[3]
中央监察机构
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宋史·职官志四》说：“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宋初不除正员，只作为加官，授予其他官员。检校官带宪衔的，有检校御史大夫。元丰改官制后，一并除去。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的真正长官，称为台长；副长官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官的职掌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官阶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者，称“监察御史里行”。此外，还设推官二员，专管审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评论朝政或弹劾官员，按规定必须先向中丞报告。仁宗时，刘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请示本台长官了。 
地方官的监察，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的，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南宋时，地方监司官职权加重，安抚使称帅臣，宰相外出巡事时，虽说是典州，亦必兼此职。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 
宋代的御史官人数没有定制，可多可少，随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随时增减。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例如宋神宗时御史唐垌（d^ng，音洞），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神宗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对于这种关系，王夫之在《宋论》卷4有一段评论说：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毋敢言者。”呜呼！宋以言语沓兴，而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宋代实际上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宋代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由上所述，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程度。杨万里的《诚斋集》卷69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可见，宋代统治者订立各种“法制”的目的有二，一是使“政出于一”，“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百官不过“奉法遵职”而已。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维，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达到空前集中和统一；二是定为“祖宗之法”，要求子孙“谨守”，以保证赵家皇朝的长治久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