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宝震
为人处世,以诚以实
诚如李先生自己所言："我从来以诚待人，痛恨欺骗行为，我经历大大小小无数次考试，从来没有作过弊。我常对同学们说：'考试作弊反映人们的思想品质。
在学校如果养成投机取巧的思想，到社会上就会堕落成为贪污诈骗分子。'"正是这种少小铸就的诚实品格,外在地表现为李先生的言行举止，终其一生。 　　
李先生待工作以诚心,自30年代初登讲台时便见端倪。1937年，李先生以优异成绩被天津工商学院留校任教，打破了该校会计课均由外国人开设的先例，成为该校第一个讲授会计课程的中国教师。年轻的李先生报定要替中国人争口气，只能讲好，不能失败"的诚心用全部精力读参考书，自编讲义、习题，演算习题答案和备课。除反复熟习讲稿外,还将教材中的重点、难点及板书的内容和排列样式等事先写在卡片上，悉心把握，讲课时根据时间长短，安排教学内容，因而每到下课时，总是恰好完整地讲完一个问题。这种由诚心换取的娴熟授课功底，直至李先生的晚年仍一如既往地保持和发挥着,使他的同事和学生们钦羡不已。 
李先生任津沽大学副校长时, 按照有关规定, 他可以享受上下班乘校方配备的汽车的待遇, 但他从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推卸了这份待遇, 将汽车交给学校机械系用做教学实验。 
李先生待人以诚心,他对学生从不以教师而以同学自居，平等待人, 与人为善,虚心向优秀同学学习,教学相长；热心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耐心辅导, 让他们不至掉队。但对有舞弊行为的学生则绝不姑息,发现抄袭便给零分。判考卷先给分数,后看姓名,不以个人好恶影响成绩。尊重同学,一般上课三次就能记住学生的姓名。因此受到广大同学的好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生曾受到红卫兵的刑讯逼供。但他认为,在那特殊的年代,"青年凭革命热情,难免行为越轨",对打骂过他的"红卫兵并不记恨,他们有的在学校当了教师,当讨论职务晋升时",李先生"作为评审委员会的一员,对他们都投了赞成票。这也可以算是以德报怨"了。 
李先生处事以诚心,在一次兄弟院校举行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他谈道:对于提交答辩论文的内容，我个人并不了解,来此前特地请教了一位专家朋友，下面我就将这位专家的意见宣读一下,供论文作者参考。一番近乎童稚的诚实表白至今仍使人们感慨万端。 
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李先生曾同贸易系的一位副教授合作撰写了一篇《贸易产值问题商榷》的学术论文，提交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李先生认为这位教授对论文的专题素有研究, 作者应以他为主, 故此李先生在论文署名时, 将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位副教授的后面, 这"在知识分子'文人相轻'的习惯中并不多见,一时传为美谈"。 
透过李先生上述点滴言行, 我们不难窥知李先生之所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就和赢得人们的普遍尊重所依靠的高尚品德和人格力量。
心系学术,广收博采
幼年的李先生接受家庭和私塾的传统文化教育, 奠定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26年考入英国基督教教会学校新学书院, 接受严格的英语训练, 并学习数理化等新科学，由此形成稳固的外语基础,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创造了优越条件。 
就读大学时的李先生,便对会计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李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从上大学时,就喜欢读各国的会计书刊。工商学院时常得到国外赠书,图书馆藏比较丰富。"经常研读的会计书籍主要有："被称为会计圣经的卢卡o巴却里所著《数学大全》的英译本、舍尔所著《簿记理论》、巴比所著《复式记帐》、奥尔德卡斯尔所著《实用簿记》等；皮克斯利的《簿记辞典》、狄克西主编的《会计学大词典》、黎斯尔主编的《会计百科全书》、派登主编的《会计师手册》和劳伦斯、陀尔等所编的《成本会计手册》等；凯斯特、斐尼、卡特、派登等人所著的《会计原理》、本耐特所著的《论资产负债表》、斯波拉哥的《会计哲学》、哈特菲尔德的《近代会计学》、劳伦斯的《成本会计学》、德波拉、贝尔、蒙哥马利等所著的《审计学》、利特尔顿所著的《十九世纪前会计史》等名著；日本会计书看过黑泽清的《会计学》、太田哲三的《贷借对照表》、吉田良三和三边金藏的《会计监查》、渡部义雄的《原价计算法纲要》、袁愈全翻译的《会计学概要》等"；在中文图书方面,李先生经常参阅的著作有："杨端六、杨汝梅所著两本《商业簿记》、杨汝梅的《中国审计制度》、杨众先的《无形资产论》、潘序伦的《会计学》和《审计学》、李鸿寿和莫启欧的《会计数学》、钱乃徽的《查账报告书和工作底稿》、黄祖方的《会计报表分析》、张心徽的《会计制度设计》、雍家源的《政府会计》等"；在会计期刊方面,李先生订阅了徐永祚会计师主编的《会计杂志》和潘序伦会计师所办的《立信会计季刊》两种,并"每期都全部阅读"。 
由于潜心攻读,认真思考,他写的毕业论文《中国之所得税》通过答辩,取得满分,深受主持答辩教授的赞许,经推荐由震旦大学、工商学院联合出版,作为经济丛书之一。巴黎社会科学院将本论文评为优秀作品,日本关西大学副教授柏井象雄在其所著《近代支那财政史》一书中,曾引用本文观点,并列为参考文献。 
1937年毕业后,他留校任讲师,先后讲授"簿记"、"审计学"、"统计学"、"商业实践"、"成本会计"、"公司会计"等课程。1942年,晋升为教授。其后"担任初级会计、中级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所得税会计和审计学等六门课。虽然课程门数没有增加,但是难度加大了。"为此,李先生组建了"公平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工商企业委托,从事会计制度设计,审查账目报表和所得税等业务,以增长工作经验,为搞好教学服务。 
1945年,李先生担任会计财政系系主任。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聘请在业务部门工作而又在理论研究上卓有成绩的专家到校兼课, 选用美国原版教材, 加强学生实践环节,严格教学管理,鼓励教师和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创立会计学会, 使该系及学校声誉日盛,得到社会的好评。 
1949年,国立津沽大学成立,李先生被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校长。他虽担任繁重的副校长行政工作,仍然坚持上教学第一线,讲授会计、审计课程,不脱离教学岗位。多次参加教育部召开的有关教育改革的会议和制订合计系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专业会议,从而学习到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理论,并在津沽大学付诸实施。 50年代院校调整后,李先生辞去行政职务,在南开大学会计系任教授。担任会计原理、商业会计、经济活动分析、检查与监督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其间,李先生潜心研究苏联合计,撰写论文、翻译俄文会计资料,还与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的专著,为财政部在我国工业企业推行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提供参考,受到我国机械、纺织等行业会计人员的欢迎,此书曾在1956年天津科技优秀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好评, 李先生指导的留学生还将其介绍到国外,广为流传。 
李先生作为中国金融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李先生应南汉宸行长的邀请,出席了专家座谈会。会上,李先生就"如何稳定金融市场,提了几条建议。对地下钱庄滥发本票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行为,应予制止。会后,政府果然采取了坚决措施,明令取消了本票。"会议期间, 李先生"荣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感到自己的建议能被政府采纳,很受鼓舞"。 
经历了50年代反右派斗争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风雨坎坷,李先生"倍觉大好时光的珍贵和教育事业的重要",为促进会计教育蓬勃发展、进一步改进教学,李先生于1983年撰写了题为《会计教学改革的设想》的论文。李先生认为,"建国以来,会计教学和科研一直沿袭着50年代的苏联模式, 不适合我国当前国情, 为此必须进行改革。过去教学方案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有：①培养目标不够明确；②专业面窄,适应性不强；③教材内容陈旧,未介绍外国成果；④学科体系结构不适当；⑤对理论和技能训练重视不够；⑥教学方法机械,影响学生独立思考"。因此,他建议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学专业教学方案。李先生在论文中指出,"(一)会计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的会计学高级专门人才,要求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完成会计师的基本训练, 胜任会计工作和会计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二)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加了经济法、审计学、管理会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三)修订教材,并增加了电子计算机应用、投入产出法、国外财务会计等选修课程；(四)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程,适当减少了其他课程的课时；(五)将原来的会计学原理课分为会计基础学和现代会计理论两门课;设立会计实验室和计算机房,增设会计实验室；(六)改进教学方法,推广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设想",得到院领导和教师群众的支持,已在天津财经学院逐步实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李先生"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最感兴趣",他认为：由于我国解放前不重视会计的科学研究, 解放后又存在重理轻文的倾向, 致使会计科学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李先生提倡学术界与实际工作者合作,共同探讨会计理论与实践,努力提高会计的科学水平,明确会计的科学性质,使它能够更好地为经济管理服务。李先生撰文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会计学,既应以科学的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导,还要根据经济核算的原则,研究如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如何提高科学技术以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所以,它应该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综合性经济管理社会科学。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会计界许多同志的赞同。" 
对于会计的职能,会计界多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但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这句话的理解,却各有不同。早期的会计著作,都说会计职能是"反映和监督",这是受苏联教材的影响。我国《会计法》第三条则称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近年来对会计职能的说法,越来越多。有人提出它包括反映、监督、核算、分析、预测、决策、促进等多种职能。李先生认为："反映和核算是指的会计记录,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而分析、监督、促进、预测、决策等,都可以包括在控制的概念之中,会计既是信息系统,同时也是控制系统。所以会计职能还是说'反映和控制'比较好。" 
80年代初,李先生撰写题为《论社会主义的会计原则》的论文,指出会计工作必须以会计原则为指导。同时又应注意,对于外国的会计原则,我们不应照抄照搬,该论文引起会计界的讨论。1984年研究会计法时，曾将会计原则写入会计法草案。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把研究会计原则纳入议事日程并成立了"会计原则及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1992年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列入的体现中国特色的及时性、明晰性等原则,正反映着李先生的主张。 
李先生认为：研究任何学科都必须了解古今中外。对于我国在解放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会计史著作，深感这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为此，他经过发掘考证和研究,发表了《会计史话》系列文章，引起会计界的反响。他对近年来取得的会计史研究进展感到高兴,并为授课的需要,编写了《中国会计简史》,作为对研究会计历史的一点贡献。他认为会计改革除了必须总结自己的经验,还应借鉴外国经验，以便批判地吸收,为我所用,因此写了《国际会计》、《国际审计》,供学习研究者参考。
工作学习,勤恳有加
李先生面对工作学习,始终是勤勤恳恳，执着追求,这是他步入求学之途并进而取得学术上的成就和工作上的成绩的重要条件。 
早在1929年,李先生升入初中一年级时，因支付不起私立中学的昂贵学费,家里准备在李先生初中毕业后即送他去商店学生意,以维持生计。但李先生"求学心切,刻苦奋斗,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以平均分数90分以上的成绩,"从初中一年级跳级升入三年级，从而节省了一年的学费和时间,同时得到家长的谅解和同情",打消了让他去学生意的念头,支持他继续求学。由此可见,仅仅是由于李先生的勤奋,才没有使他走上经商的道路,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 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勤奋, 就会失去当代中国会计学界的一位著名学者。 
在大学期间, 李先生经常向任课的外国教师请教问题, 并到美国会计师协会会员、审计学教授斐士在津开办的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斐士教授从事查帐和代管房产等业务,还曾到"天津最大的一家英国会计师事务所--汤生公司实习,随会计师到各工商企业、银行、洋行去查帐",积累了丰富的会计、审计实践经验；同时，李先生还担任了斐士教授的审计学助教,积累了丰富的会计、审计教学经验;此外,李先生从斐士教授手中借阅到许多外国的会计刊物,使李先生"较早地接触到外国的会计理论与实务",开阔了视野,为李先生日后的学术生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读大学时起,李先生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天津图书馆翻阅会计资料,执教后更是利用出差、会议的机会到政府部门、实际工作单位及研究机构搜集会计资料。李先生"读书的习惯是不在书本上勾划,而是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摘录在卡片上,把性质相同的卡片装在同一个信封里保存,用起来十分方便",但令人"非常痛心的是"，李先生积累的"大量的宝贵资料都在十年动乱期间送进造纸厂去了"。李先生在其《回记录》中写道："我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大英百科全书》等类书和大量的中外文会计书刊, 都按废纸的价格卖掉，其中最可惜的是多年积累的卡片、笔记和历年各单位制订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我自己编写的教材手稿。这些文物的毁灭,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60年代初期,李先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接受教研室的指派,开设对外贸易企业会计和工业企业经济活动检查与监督两门难度较大的新课。在教学科研中，李先生"本着一贯对人民负责的宗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务求保持优良的质量,不肯丝毫懈怠,为了备课和编写教材",李先生到中央外贸部和天津外贸局了解情况，并遍访北京各外贸总公司和天津各专业进出口公司以及京津有关高等院校, 搜集积累了珍贵的教学参考资料,使所编教材和习题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使授课能够生动活泼,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李先生担任了最繁重的教课任务。他先后为天津建筑工程局、建筑材料工业局、航务工程局以及武清、静海、宁河、宝坻、蓟县等工业局培训会计人员, 为了教学需要,李先生跑过华北各地的码头海港,住过工地矿山。1974年,为天津郊县培训会计人员时,李先生与学员一起住在四处渺无人烟的山区废硫铁矿旧址,吃窝头和发霉的咸菜，喝漂着粪便的矿井脏水。他独自一人既教会计课，又讲政治课；不但授课,还辅导习题,从早到晚不离学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后,他体重减轻20多斤，结业时，学员拉着李先生的手,声泪俱下,不肯让他回津。 
1979年，我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对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李先生建议在高等财经院校设置国际会计专业,以"培养能胜任对外经济谈判,争和外语, 掌握对外经济政策,可以担任涉外企业会计师职务,善于处理有关财务管理、经济核算和审计监督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使之成为现实。为了开办国际会计专业, 李先生起草设计了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并得到国家教委的批准，想方设法克服了师资力量和外文原版教科书等方面的困难, 从1987年开始, 在天津财经学院招生授课，其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反映出该专业的强大生命力。 
1983年，国家审计署成立后,各省市相继建立审计局， 面临着审计人员的来源问题。当时的审计干部,多从财政税务部门抽调而来,并不能从数量和质量上完全适应审计部门的需要。为了培养高水平的审计人才, 李先生建议在高等财经院校设立审计专业,这一建议首先被天津财经学院所采纳,当年使开始招生,此后,其他院校设立审计专业的也日见增多。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在大专院校开设审计专业的作法。1985年, 我国代表团在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第三次大会上介绍我国审计工作和人员培训情况时,引起许多国家代表团的关注,亚洲组织秘书长、马来西亚审计长努而丁在发言中表示非常赞成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在大学设立审计专业的意见。 
1986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李先生为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先生生前招收了近十名博士研究生。李先生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思想政治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师必须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要学生做到的,导师自己必须做到。在业务方面,则要求学生超过自己, 鼓励他们独立钻研,允许他们在学术上坚持与导师不同的观点,并同导师展开争论。 
据不完全统计, 李先生从30年代投身会计事业起出版的论著、教材等达150多种,其中教材、专著60余种,论文80余篇,逾300万字,许多作品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在进行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李先生还兼任大量的社会职务,"通过参加社会活动,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改造思想,明确政治方向。同时,在参加教育界和经济界的有关活动中, 也尽力为社会服务做出贡献"。李先生生前系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名誉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计研究所名誉所长、会计学会理事长,《现代会计》编委会主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会计史研究组组长,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天津会计学会、天津审计学会等学术团体顾问,多所经济院校的兼任教授或顾问, 一些会计审计期刊的特约编审。他是天津市一至三届人大代表和四至八届政协委员, 民盟天津市委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还是美国、加拿大等国会计审计组织的会员。 
为表彰李先生的成就, 国务院、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曾先后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 天津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劳动模范、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的事迹为国内多家刊物和英美等国编撰的《名人录》所刊载。 
纵观李宝震先生的一生,正如李先生自己在《回记录》的后记中,总结的那样："回顾我一生的经历,处逆境的时间较多,而处顺境的时间较少。我是以'处顺境时戒骄,处逆境时拼搏'为座右铭来艰难地走过这一段路程的。我并没有中途倒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社会做奉献,为人要光明磊落,公正无邪,不为名利所累,心里无私天地宽,便能集中精力从事自己志愿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 
（来源：《财会月刊》1997年第6期） 
●研究领域：会计理论 
●基本观点：会计工作必须以会计原则为指导，同时又应注意，对于外国的会计原则，我们不应照抄照搬；"会计科学论" 
●代表作品："论社会主义的会计原则"、《中国会计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