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吕思勉
个人简介
吕思勉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2月27日）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幼年系统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二十三岁后专治史学。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年），常州府中学堂（1907年－1909年），南通国文专修科（1910年－1911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年－1914年）等学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又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0年－1925年，即现上海市上海中学），上海沪江大学（1925年－1926年），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以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吕思勉，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和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但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对陈垣、陈寅恪、钱穆等人的研究，对吕思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与吕思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史学界亟需加强对吕思勉史学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对他史学思想的研究。把握他史学思想的特点和精髓，这无论是对于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史学思想，还是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故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吕思勉的史学思想做进一步的研讨，虽然仍不能说全面，但在内容上力求有所拓展。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渊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吕思勉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吕思勉的史学思想，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第四部分是对吕思勉史学思想的评价。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一、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来自于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时代的熏陶沉淀而形成的。二、吕思勉历史观的主要方面是他的进化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其有一定的影响。
1951年吕思勉和光华大学随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10月9日清晨，吕思勉由于校阅《隋唐五代史》过分操劳加重病情，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逝世于华东医院，终年74岁。一同带走的还有计划中余下的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以及他许多的社会改良计划。
个人年谱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出生
1884年2月27日（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先生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6-8-10号吕氏故居的东宅。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6岁
随同邑薛念辛先生受业，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等，自言“每苦《提纲》头绪纷繁，而于《辑览》言历代之治乱兴亡，颇觉津津有味”。
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8岁
先生读书颇早，自言此时与史学发生关系。是年，母亲、姐姐为先生讲解《纲鉴正史约编》，父亲令其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9岁
父亲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合家同往，至1897年归，先生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时代的回忆》，记早年江浦之生活。
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10岁
先生家境开始转坏，不再延师教读，改由父亲自教，父亲无暇，则由母亲、姐姐帮助讲解。母亲始授《说文解字》。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1岁
先生始读新书报刊，所读之书有徐继畲《瀛环志略》、魏源《海国图志》、邹沅帆《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王韬《普法战记》、黄公度《日本国志》等，由此略知世界历史。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3岁
先生始读梁启超所编《时务报》，梁氏著作殆无不寓目。其时最信康、梁之说，深受影响，“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先生言其思想有三大变，此为思想之第一期。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4岁
先生已能作文。从父命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薛以庄诸先生；又从族兄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毕。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6岁
先生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父亲叮嘱多读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
是年始读正史，及《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选》等，并写有史札和史论数本；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7岁
先生始记日记，取名为《测晷录》，每岁一易名，冠有小序，沿为成例。然所记日记大都毁于抗战年间。
是年，先生始学填词作诗，自言：
于文学，天分颇佳，生平并无师承，皆读书而自知之。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偶能至其境。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也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要之，予可谓古典主义文学之正统派。予于文学，未尝用功，然嗜好颇笃。
先生自言：17岁后信服法家，但大同之希望并未放弃，此为思想之第二期。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8岁
先生自言“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按：旧时经济即“经世济民”、“经世济邦”之意）。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
是年著述：《笔记·吕黻庭》（刊于《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岁
先生早年起即重视国计民生，大至水利、赋税、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价变化，有所见闻，均一一载录，所集之资料大都毁于抗战年间，今所存不及十之一二。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20岁
先生赴金陵应乡试，在场中代人作文多篇。因从小就爱好下棋，出场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庙茶肆观人弈棋，必至晚而归。先生不仅棋艺精湛，对棋局、棋谱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谱，自言“只缺三种”，后均散失。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21岁
在常州“读书阅报社”听元史专家屠寄讲元史，受其影响而关心民族问题；
姐吕颂宜（字永萱），患病去世；
与虞菱（又名采兰）女士结婚。虞家世居常州，历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亲虞树荪，是清代末年的贡生。虞氏机敏明察，处事谨严，操持家务，备极辛劳。1961年11月18日（旧历10月11日），夫人因心血管病卒于上海。享年77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22岁
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先生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23岁
11月5日父亲逝世。
遍读正史，先生自言：
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人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24岁
是年1月至6月，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
是年10月至1909年12月。应屠孝宽（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学堂教员，教历史、地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25岁
是年8月11日母亲逝世；
与朝鲜学者秋景球交往。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26岁
是年先生与陈雨农、王冠时、刘脊生、钱叔陵等第一次结诗社，作诗并互相点评。其时，先生作诗填词的兴致极高，且常有佳作，晚年先生自选诗作，后由家人整理汇编成《诚之诗稿》，油印成册，分赠各大图书馆及亲友。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戊）27岁
1910年1月至l911年6月，应屠寄馆长之聘，在南通国文专修馆任教，教授公文写作。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28岁
与朝鲜志士金于霖交往。
其时，先生颇留意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辑录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谣、谚语，一一圈点、评析，写成短文，刊于报端，以供同好者赏析。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29岁
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授应用文字、商业地理、商业经济等，其时，能教授此类课程者“几如凤毛麟角”，先生乃参考日文课本讲授之。
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31岁
3月27日（旧历三月初一）女吕翼仁诞生（此前，先生曾有二子一女，皆夭折）。
是年春夏间，与诗友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结诗社，名为“心社”，每半月一集，后又有庄通百、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辍”。
7月至1918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自言：“予本好弄笔，但在书局，所从事者，均系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之类，颇觉乏味。”
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32岁
10月31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子吕正民诞生，乳名兴保。
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36岁
8月至12月，由吴研因介绍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是年先生由谢观（利恒）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谢氏为武进名医，邀先生入馆协助《中国医学词典》之编撰，先生舅家世业儒医，从小耳濡目染，熟悉传统医书典籍，是年暑假写成《中国医籍源流考》一篇，实为一部以医籍史为纲的中国医学史。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37岁
是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先生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参与学术讨论。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38岁
是年著述：《整理旧籍之方法》（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4041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答程鹭于书》（原刊《沈阳高师周刊》、《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有节录），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汉译）》（刊于《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刊有译者识语）；《驽牛杂谈：（一）个性、（二）资本制度》、《中国医学的变迁》（以上诸篇均刊《沈阳高师周刊》）。
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40岁
2月至1925年7月，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科任教，由校长王应岳（饮鹤）延聘，教授国文、历史课程。
是年先生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出版，该书在内容、体例、方法和写法上均有创新，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先生称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41岁
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42岁
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经农介绍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43岁
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先生17岁时，始识同邑丁桂徵先生（先生母亲从妹之夫），“以文字请益”，遂从学《段注说文》，于小学之书，稍有浏览。1925年至1926年间，先生于讲课之余，将历年之研究成果写成4部专著：《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和《说文解宇文考》。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44岁
1927年、1928年及抗战胜利后，先生三次呈《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表达其对抗战的预见和决心及建议兴办学校应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史学家钱宾四“叹为西京贾晁之论”。
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46岁
1929年至1930年间先生曾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兼课，编写《中国文化史》讲义。
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47岁
先生自谓此时进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
7月11日（旧历六月十六日），先生之子吕正民君患伤寒症病殁，现仅剩翼仁一女。中年失子，先生悲痛万分，作挽联日：
三世单传自兹面斩
将衰二老何以为情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49岁
4月，往安庆省立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8月假期满，先生仍回光华任教。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50岁
30年代前期，先生在光华大学开设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研究、文字学等。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53岁
1936年前后，光华学生数大增，学生就餐发生困难。先生向校方提议，再建公厨与饮食习惯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此撰成《吃饭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饮食卫生，多吃寒食和杂粮，认为这类改革可使妇女获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现代社会之状况和节奏。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54岁
日军侵入上海，先生于8月回常州与家人商量今后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几度搬迁。一家三口始终挤于一间，两张板床，两张书桌，两架书架，一小方桌。几只凳子，是为先生家之全部家具。
是年先生将历年撰写的部分札记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记》，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先生从小就学习写读史札记，5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札记总数达l00多万宇。先生的论文、著作，都是在有计划地阅读和撰写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57岁
孤岛时期，先生避居沪上租界，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祖国命运，他以“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内的抗日报刊上。作家兼报人范泉称先生为“孤岛上的斗士”
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巳）58岁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光华大学对外改称诚正学社（原文学院）和格致理商学院（原理商学院），先生除仍在光华上课外，还在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课。
中年以后，先生计划独自完成六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写，是年，此计划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开明书店出版。先生自评：
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分别于1947、1948年出版。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59岁
8月，回常州故里，旧宅已被敌火炸毁，其时，先生诗作颇多忧国忧民之句；
1942年至1943年，先生在城外游击区湖塘桥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同时兼课，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60岁
1942至1943年间，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兼任国文课，讲授《古文观止》，文史专家黄永年曾从业问学，称先生讲课议论纷发，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见。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62岁
10月光华大学复校，先生偕女儿翼仁至上海；
抗战胜利之年，先生精神极为振奋，先后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充满了期望。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63岁
是年秋，光华大学迁到新校舍，先生一家也随至搬入欧阳路新校舍；
1946年至1947年间
先生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
1950年（庚寅）67岁
4月，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
1951年（辛卯）68岁
9月，光华大学召开最后校董事会议，先生为校董并任代校长，为学生毕业文凭签字盖印，处理学校结尾工作。10月，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并迁入华东师大一村教工宿舍。
1952年（壬辰）69岁
参加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结束时写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总结》分四部分：（一）个人历史简历；（二）思想演变回顾；（三）三反及思想改造检讨；（四）教学、著述之检讨。结尾处言及今后之希望：道德贵于力行而已，不欲多言，学术上：（一）欲删定旧作；（二）研究《道藏》之书，为后人之研究开启途径。
1953年（癸巳）70岁
1953年，先生最后一本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写成完稿，但出版无望。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准备，但都未能最终完成，遂成学术史上永久之遗憾。
1955年（乙未）72岁
先生身体逐渐衰弱，回常州故居养病。
是年，吕思勉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因病甚请长假，未尝赴南京出席会议。
1956年（丙申）73岁
年初，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生活，将复兴西路271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先生一家居住，先生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5月6日，先生抱病回常州，“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重要札记、书稿托运至沪，计划作进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开始研究工作。
1957年（丁酉）74岁
先生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编辑送来清样嘱校。自10月4日到8日，先生一直抱病校阅。8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9日清晨，病情严重，送至华东医院，抢救无效，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10月13日，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先生夫妇灵柩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M区343—344两穴。墓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1]
学术成就
《白话本国史》
学者—吕思勉(5张)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抄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
（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吕思勉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濬、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本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宣扬进化史
  吕思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6]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白话通史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书籍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吕思勉[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融合社会学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吕思勉文集
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作为中国20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严耕望先生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但吕思勉的声名却远不及其他三位先生显赫。这在某种程度上大概是因为吕思勉的治学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写，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但吕氏著作中自有其价值所在，在其中贯注着其人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这一点需要读者认真地去阅读吕思勉的著作，并去认真体会。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代表性论著之一，完成于1939年，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下册按历史顺序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本书此次列入《吕思勉文集》出版，以上海开明书店的初版为底本，吸收了杨宽、吕翼仁先生的校订成果，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夹注，同时尽量保留了著作的原貌。
《中国文化思想史》收录了吕思勉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论著，包括《医籍知津》、《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中国文化史六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共计九种。《医籍知津》较为专门，《群经概要》为未刊稿，《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则系统地阐述了吕先生“大同”的思想。《经子解题》最为著名，黄永年先生说自己当年正是因为在南京书摊买到一册《经子解题》才走上文史之路的，可见其影响。九种书大多具有思想史、学术史的性质。　由于吕思勉的治学路径与近代的其他史学大家有所不同，因此在阅读他的著作时，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西学传入中国后而形成的“新史学”更注重专题研究，其著作大都围绕着某一个或数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往往是先用史料加以论证，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因而读者在阅读时很容易抓住核心，从而有所收益。但吕思勉的著作不同，吕先生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更注重通史的撰述，而在此过程中，并不乏他个人的真知灼见，有很多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其中不乏规律性的历史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
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该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x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参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　
《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著作目录
吕思勉先生著作目录及出版情况一览表书名出版时间出版社版本白话本国史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90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吕著中国通史 1940年上册 开明书店初版1944年下册 开明书店初版199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2005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版先秦史1941年开明书店初版1982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秦汉史1947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隋唐五代史1959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84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增加未刊的总论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5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200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新印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8年3月上海书店影印初版1996年3月北京东方出版社新版重印中国民族史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7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中国制度史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世纪文库”新印本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论学集林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经子题解》、《现代文学》、《三国史话》、《史籍与史学》、《蒿庐论学丛稿》、《三国史话之余》、《蒿庐札记》等史学四种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史通评》、《中国史籍校读法》、《文史通义评》文字学四种1985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字变迁考》、《章句记》、《字例略说》、《说文解字文考》的未刊稿经子题解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新版重印吕思勉遗文集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吕著史学与史籍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包括史学四种、《史学研究法》、《史籍选文述评》（后两者曾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三国史话2009年中华书局版中国史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吕思勉说史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吕思勉读史札记》中的一小部分.吕著三国史话2006年中华书局 简体横排本  吕思勉文集
吕思勉先生作品(20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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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J].历史教学问题，1998，（2).
吕思勉故居
吕思勉故居位于常州市十子街东侧，始建为硬山式结构的清代建筑，故居坐北朝南，共四进二十一间，第一进为门屋，第二进为大厅接翻轩，第三进为厅屋，第四进为二层小楼屋。每进中间设有天井、花台。建筑保持青砖粉墙、飞檐瓦当、木格花窗的古朴风格。故居原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为吕氏祖辈所建，建有东、西两宅，抗日战争期间，西宅被日机炸毁，现只保留下东宅。吕家世代读书仕宦，到吕思勉先生一代已历数百年。1987年吕思勉故居被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资进行修复，1998年修缮竣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