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冯乐进
简介
1939年5月至1940年春，任鲁西区一地委（泰西特委）民运部部长，随后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1年2月中旬，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沂蒙地委（二地委）在沂南县朱家里庄成立，他任宣传部部长。不久，他到边联县检查工作，适逢敌人大“扫荡”，县委书记王介福受伤很重，由他代理书记。同年6月，回到沂蒙地委任原职。1942年10月，鲁中区二地委（沂蒙地委）设立敌工部，任敌工部部长。1943年3月，任冀鲁边三地委副书记。1944年2月，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冀鲁边三地委改称渤海区三地委，他任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5年10月，任渤海区四地委组织部部长。1946年5月后，曾任渤海区党委民运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革命大学秘书长。1950年，任少数民族地区中央访问团秘书长。1951年，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后，历任国家水产总局局长、国家水产部部长助理、水产部司长等职。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下放到山西省，任水利厅水产局副局长，后平反。1963年9月至1964年10月，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65年，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66年6月至1969年，任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所谓的“叛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1979年，山东省司法厅设立，任司法厅厅长。1981年，兼任山东法学会会长。
1983年9月，任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1985年离休。
2010年1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于济南逝世，享年102岁。[1]
主要著述有《冯家店村史》《百年纪事》。先后被授予司法部“司法行政一级金星荣誉奖章”，山东省“尊师重教先进个人”“省政府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离休干部”“健康老人”。[2]
阳信县笫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阳信县历来是块英雄辈出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进步青年冯乐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33年5月在北平（今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阳信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同年12月，因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入狱,1936年9月，他从北平草岚子监狱获释，被党组织派回阳信，播撒革命火种，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出生农民家庭、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冯乐进、原名冯明新，1908年12月19日（农历11月26日）出生在阳信县钦明区冯家店村（今属阳信县商店镇冯店村）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里。祖祖辈辈靠种地维持生计。8岁上学，读完小学后又在惠民读了三年高小。毕业后，因家中人多地少，其父经常外出打短工，冯乐进便领着七八岁的弟弟天天在地里干活。在家劳动了几年，深感农民的苦衷，不是天旱无雨，就是风雹、雨涝成灾，收成无几，难得温饱。当时，军阀混战，北洋军阀张宗昌在山东自任司令，组织联军横征暴敛，一年征收三年钱粮，农民苦不堪言。冯乐进对农民的出路和自己的前途看不到一丝曙光，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当时，本村有个叫亓连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苏联当过华工，此人常在村中说：“俄国革命成功了，是共产党为穷人当家作主……”，冯乐进虽不知“共产党” 是咋回事，却从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好感。 
后来，他弟弟也能劳动了，冯乐进便步行去天津另找出路，在天津，他挑着担子当过货郎，后又在电车上当售货员。那时电车公司里有工会，听老乡说其中有共产党，他们敢于揭露国民党社会制度的黑暗，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并组织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从老乡那里经常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传单和小册子，他从内心里敬佩他们，但未与他们接上头。后因收入甚微，只好回到家乡。二次离家北上、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天，冯乐进回到家乡在商店街小学教书，后又考入阳信师范，1932年毕业。期间，他从进步教员那里知道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即联俄联共、扶助民工）。但蒋介石却背叛了这条宗旨。当时，冯乐进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与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学习座谈，相互启发，为找不到党而苦闷。1931年秋，他曾到惠民第四中学和乡村师范去找，但毫无结果。但他已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发誓一定要找到共产党。 
1933年春，为了找到党，冯乐进对家人谎称北平一朋友来信给找了工作，便第二次离家出走。他身背行李，出阳信，奔沧州，艰难的跋涉先到了天津，在当年的同行中找了个落脚地。在此期间，他去过天津市教育厅求职，并说明了自己系师范毕业，但对方均以无适当职位而拒绝。到了第八天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北平宪兵教练所招考新兵的启事，条件为初中毕业。冯乐进心中大喜，于 是在老乡的帮助下立刻前往北平。 
当时，北平主要还是张学良将军的势力。张学良正以北平宪兵司令部的名义，在地处帅府园的“宪兵学校”（ 现北京美术学院）里招考宪兵，生活极度困难的他为了找到党，便毅然报考，十分幸运的他在应试第三天便被录取了。 
宪兵学校里的教官多是东北人，“九. 一八” 事变后家乡相继沦陷，亲人生死未卜，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映强烈。认为国家危在旦夕，人们有家难回，校内抗日反蒋的气氛十分高涨。并且校内每周六有个演讲会，学校里有个叫陈造的同学，借此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丢了东三省，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拥护苏共，宣传红军抗日的先进思想。他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冯乐进的心，从此，冯乐进便常去找他交谈，关系也密切起来。冯乐进希望找到共产党并愿望加入共产党。陈造（是辽宁新民县人，也是党组织派往宪兵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立即表示，愿意介绍冯乐进入党。在学校第二个月一个星期天，陈造约冯乐进去北海公园九龙壁后的一古庙处，陈造给冯乐进介绍了党的一个叫赵君的同志，并与冯乐进交谈了为什么入党等问题，冯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赵君同志用纸烟盒反面用铅笔画了镰刀斧头的党旗，让冯举起拳头，赵君将入党誓词说一句，冯就念一句。宣誓完毕后，赵君点上火将画的党旗立即烧毁。陈造、赵君握着冯乐进的手祝贺他加入党组织，希望冯乐进为党为革命而奋斗，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回到教练所的冯乐进心想：数年来找党，今天终于找到了，这一夜兴奋的他彻夜难眠。从此，冯乐进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开始了曲折而又漫长的革命生涯。被捕入狱、坚持学习与斗争1933年5月，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抗日，7月党派冯乐进去工作，但因北平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冯没去成，1933年12月24日，冯乐进、陈造、庐尚信、方端和四人因叛徒揭发在毕业见习中（东四12条分队，宪兵学校校址）被捕。当时，北平宪兵司令部执法科对这些政治犯，想重重地判刑，以警民众。宪兵司令邵文凯却说：“一些青年学生有多大罪，还判这么重？”但邵文凯又怕对上边不好交待，反复改判了几次，最后结果判陈造监禁五年，冯、庐、方三人两年半。并被关进了北平北新桥东北方向的国民党“陆军监狱”（ 陆军监狱是封建清廷灭亡前遗留下来的老监狱，大汉奸汪精卫早期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时被捕，就在此关押过。1934年11月，察绥抗日同盟军第二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共产党员吉鸿昌也关押在此，11月24日被秘密杀害，英勇就义）。 
冯等人被捕时，陆军监狱关押着囚犯千余名。入狱后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们借放风之机互相接触，沟通思想，互相激励，坚定信念。并推举入狱三四年的董德华（安徽芜湖人，参加过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 ，捕前任唐山市委书记）为领导人。其次是杨飞麟(湖南湘潭人，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三年，熟悉俄文，捕前任唐山市委秘书长) ，另外还有胡云先、刘子令、李有山等人。坐监的同志经过与狱方“斗争” ，狱方答应: 凡公开出版的，可以送进来阅读。这就给学习创造了条件。送进来的书在董德华、杨飞麟带领下一起学习，董德华、杨飞麟并告诫冯乐进等狱友必须加强学习，武装思想，增强组织战斗力。 
1935年6月，因在庆云县领导过马颊河暴动的刘格平(沧县人) 被捕入狱，当时，狱中生活很苦，大家很难吃饱，因此，身为狱中支部成员的冯乐进与刘格平发动闹伙食，经过宣传鼓动，决定领导狱友进行绝食斗争，迫使狱方改善伙食。从十几个发展几十个、一百个、二百个……就这样，久久积压在狱友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开始狱方不以为然，叫嚣: “ 这里是监狱，给你们饭吃就不错了。” 听后大家更加怒火冲天，向监狱长提出: 必须改善伙食，不准克扣囚粮，不能再让吃有老鼠屎的窝窝头……并以绝食相抗争。连续一二天，没有一个犯人吃饭，狱方怕出了事，上边查下来怕不好交代。狱方也知道是共产党员领头，就找其谈判。冯乐进与刘格平是谈判代表。由于大家的压力，谈判中监狱长说: “我佩服你们，我愿与兄弟们交个朋友。我在这里混事当差，咱们又无仇无恨，也不要太过不去了，以后夏天放长风，冬天生炉子，让政治犯吃细粮。”冯乐进与刘格平说: “光让政治犯吃细粮不行，要所有的犯人都吃细粮。”这样一来，监狱长就以“不敢自专” 为由拒绝了，并说向上级请示。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这次绝食斗争虽然没有全部达到目的，却改善了狱中的条件和生活，这种共产党人无论在那里敢于斗争的精神，在狱中影响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员的威望。关进监狱、将监狱变成共产党人的学习课堂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 九” 和“一二. 一六” 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运动，抗日高潮随之到来。12月25日的早饭后，狱警突然将政治犯所在的狱门都上了锁，并布岗加哨，架上机枪，枪也上了刺刀，摆出一副杀人的样子，就在此时，狱方把冯乐进等30余名犯人一一叫了出去，站队集合，这时冯乐进说: “如果枪决我们，我们就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这时狱方讲话了: 你们都是政治犯，陆军监狱条件差，把你们送到条件好的地方去。这实际是敌人对狱中发动绝食的报复。 
30多个政治犯全上了汽车，被一齐送到了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因坐落于草岚子胡同而得名，1931年9月刚成立时只是个临时看守所，1932年3月即正式改为“北平军人反省院(总院设在南京)” 。狱中共关押着130人左右的政治犯。这座监狱，是国民党政府专门为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设立的。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直接管辖。其目的无非是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迫害的同时，再加上“思想感化” 和“政治围攻” 等手段。两者并举，以达到“感化” 者进行“反省” 、“悔过” 并在报上刊登<<反共启事>>，进而达到为他们所希望的自首、叛变的目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犯人中只有两种观点，没有中间，泾渭分明，互不来往。可喜的是，冯乐进等反对反省的“坚定革命者” 中有以薄一波、殷鉴等同志为首的坚强不屈的地下党支部，通过关系在外面可直接和北平市委联系，并重新划分了小组，每个小组4个人，冯乐进与赵明新(乐陵人，出狱后曾领导过鲁北棣阳沾惠一带的建党活动，建国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等职。) 、王新坡(又名王子喜，唐山人，建国后任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等职。) 、朱则民(曾任过鲁西区宣传部长，山东民兵总指挥等职。) 为一小组。他们为了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迎接今后更大更严酷的斗争，狱中党支部提出: 不仅要把监狱变作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变成同志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 。为此，他们还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是杨献珍。并制定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和周密的学习计划。主要内容有:( 1) 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党中央的文件，国内外出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书刊，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 2) 中国近代史和反映当前中国各种思潮的新书。(3) 文化低的同志学习文化，有条件的同志学习一种或几种外文。(4) 为了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同志们还在狱中秘密出版了刊物<<红十月>>。使大家能够交流思想，学习心得，并及时传达党的声音和红军的胜利消息。党支部秘密组织的这种学习方式，确实成了狱中同志反对敌人“反省政策” 的一个重要武器和方法。同时也为党培养了一批既有实际斗争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干部，实现了把敌人关押迫害共产党人的监狱变成共产党人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 愿望。 
1936年5月，狱方发给每人一套学生制服(用后即收回) ，让他们排着队，带着脚镣，由刘慎之同志教他们练太极拳和八段锦。狱方还拍了照片，企图借此在社会上宣传对共产党政治犯还算不错。他们正好借此锻炼一下身体。这张照片已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将它复制放大，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予以保存。文革中“六十一人叛徒案” 中的蒙冤者之一1936年夏，组织上根据当时的形势，平津随时沦陷被日军占领的危险，蒋帮特务大肆逮捕和屠杀爱国志士。国民党信誉扫地，共产党威望上升。红军长征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全国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就要爆发，我党的大量工作都需要人做，华北组织又屡遭严重破坏，特别是华北广大地区从城市到农村，急需党的组织派党的干部来加强领导，而党的干部甚为缺乏，中共中央北方局(当时刘少奇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决定: 让被国民党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院” 中的五六十名党员，有许多是我党的坚强骨干，有必要采取“策略手段” ，让他们出狱工作。北方局研究后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党中央讨论，得到了批准。于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便托人向狱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要求狱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 的指示。 狱中党支部接到了外边党组织的第一封信，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决定不予执行。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又通过狱中看守班长牛宝正(无棣人，是看守班长，实际上成了狱中党支部与外边党组织联系的联络员) 给狱中党支部送来第二封信，其大意是, 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动静，再作如下指示:(1) 东北沦陷后，狱中党员多遭杀害，日寇又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你们处境很危险。但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的卖国政策，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党身上。然而党干部不敷分配，白区干部尤为缺乏，所以，你们必须早日出狱，来担负党组织分配的实际工作。 (2) 你们在狱中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并且很有必要，应充分肯定。但现在形势变了，不能只局限在监狱的小圈子里，而应到抗日的大天地里发动群众，以准备对敌进行更广泛的斗争。 (3) 你们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 做的很对，也从中经受了考验，中央在政治上是信任你们的。但现在我们尚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地释放你们。你们只有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 ，履行“出狱手续” ，才能为党出来工作。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中央认为，你们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否则，你们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4) 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而出狱为党工作的党员，中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负责。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拢络人心，分化瓦解狱中党员，规定狱中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反共启事>>，就可获释出狱。但他们又考虑到违心的以<<反共启事>>见报，就等于公开地放弃自己坚持并为之奋斗了许多年的信念，这叛变之嫌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们共同商议，由杨献珍用外文执笔向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了他们“不同意登报出狱” 的意见，并说，党组织如果坚持让我们登报出狱，那我们提出三点要求: (1) 登报有叛变之嫌，如果党组织坚持让我们这样做，登报的责任则应由组织上来负责承担。 (2) 我们出去后仍然是党员，应立即按正式党员安置工作，勿须另行立案审查。 (3) 我们这次是依令行事，组织上以后不能再向我们追究此事的责任。 最后报请北方局答复，并转呈中央批示。此信件还是通过牛宝正转出。并又送到了北方局。不长时间，他们又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从而充分证实了这些信件是党中央的指示，并随信附来了北方局向党中央建议中主要内容的抄件。这时，狱中支部又秘密提交全体党员讨论。52名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的出狱决定，于是我们就登了报，内容大致是: “他们从前参加过共产党而涉嫌入狱，他们以后也决不为他们办事，更不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之类的话。(文革中，四人帮一伙，在党内玩弄陷害伎俩，排除异己，制造出了罕见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 ，加以陷害刘少奇同志。纯属蓄意把水搅浑。使当时的许多老同志被迫致死，许多清白群众受到监禁和迫害，许多无辜的子女受到牵连……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时，才决定为“六十一人叛徒案” 和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沉冤昭雪，正义伸张，全党拥护。冯乐进又获得了新生。组织上又为他恢复了党籍，并按排了工作。) 敌人见同时这么多人要求出狱，一时难分真假，不敢仓促批准。因此，一个月后还没有消息。又一次指示让我们迅速出狱，并说: 再不按中央指示迅速出狱，就要按党的纪律给予处分。 
1936年9月上旬，第一批获释的有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韩钧、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九名同志。1936年9月22日，冯乐进与赵林在内的第二批21名同志也出狱了，再往后则三三两两，断断续续，直至第九次，52人全部获释。大家出来后，分散活动，后来逐渐地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接受了党的工作分配。冯乐进和王新坡等8名同志去中央党校学习，地点是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陕西瓦窑堡，并指定了带队人和具体行动路线、方式、暗号和向导等一应事项。就在行动前几日，组织上(刘子久) 又找来冯乐进谈话，因工作需要党决定让冯乐进回家乡山东开辟工作。回到家乡播撒革命火种、现在济南安享晚年当时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山东实行保甲制，也就是说去山东要有籍贯户口，外省的人进去有困难。组织上决定派冯乐进回家乡来，将党的工作寓于职业中，以师范毕业先找个学校当教员，等站位脚后再进行活动。为了便于组织上与冯乐进联系，接头暗号是来买羊，问羊的价钱怎样？羊好买不好买？就这样组织上发了25元钱的路费，冯乐进离开了北平，回到了惜别了四年的故乡——阳信县商店镇冯店村。 1936年10月中旬，回家不几日的他很快在沾化县大流傅小学当教员。白天教学生，晚上教成年人，因宣传抗日和西安事变的情况，引起校长极度不满并予委婉警告。1937年1月，又转到本县钦明区打磨王村(今商店镇打磨王村) 教书，以此为职业，秘密进行党的活动。期间已与党组织(赵明新) 接上了关系。“七. 七” 事变后，他趁大桑落墅(今惠民县桑落墅镇)赶集之机，把沦陷区画成黑色的地图，登上一戏台，向看戏的群众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做好抗战准备，誓死不当亡国奴，他因公开宣传鼓动抗日，国民党县党部派人要抓他，得信后便匆匆第三次离家。隐蔽在惠民县龙桑寺乡农学校里。10月，他与赵明新发展的组织武装在流坡坞与鬼子交上了火，冯乐进撒播的革命火种，很快在阳信大地上燃烧起来。后党组织让冯乐进转移到鲁西、沂蒙山根据地开展工作。1943年夏因邢仁甫叛变后，冯乐进即被调回冀鲁边区继续为党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鲁北、泰西、沂蒙地区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地委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央财委办公厅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农业部水产总局局长，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司法厅厅长、省顾委常委(副省级)等领导职务。其一生对群众、对同志一往情深，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耄耋之年仍尽力所及，为群众、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现居住在济南市的百岁老人冯乐进，正愉快地欢度着幸福的晚年。[3]
冯乐进，一九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农历十一月廿六日），出生于阳信县商店镇冯家店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报效于家乡的父老乡亲，报效于祖国。他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入党。因入党的事情暴露，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坚持革命真理，英勇机智与敌人斗争；在狱中，他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鲁北、泰西、沂蒙地区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地委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央财委办公厅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农业部水产总局局长，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司法厅厅长、省顾委常委（副省级）等领导职务。他是文革期间震惊全国的“六十一人案”中的蒙冤者之一。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也具有相当的文化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追求真理，敢讲真话；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永保劳动人民本色。对群众、对同志一往情深；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他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刚正不阿；遭贬蒙冤，痴心不改，无怨无悔。他对个人迷信、神权和极“左”路线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对腐败、浮夸、奢侈浪费深恶痛绝；崇尚勤苦、节俭，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工资积蓄带头捐献，设立了“冯家店小学奖学基金”，耄耋之年仍尽力所及，为群众、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他虽今九十八岁高龄，但满面红光，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风趣。他现居住在济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