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
基本信息
【名称】《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 
【年代】现代 
【国家】美国 
【作者】约翰，奥列佛·基伦斯 
【体裁】长篇小说
内容概要
沙利和他的新婚妻子米丽在纽约曼哈顿岛共度蜜月，他们的肤色都很浅，相貌都很漂亮，只是米丽出身资产阶级，把一切都看成理所当然，而沙利出身贫寒，靠自己奋斗上大学读法律，差一年就可以在研究生院毕业，现在已应征入伍，将去军营受训，他有信心使自己成为出色的军人。可是才入伍第一个星期，他的幻想就破灭了。一个绰号叫“书呆子”的黑人士兵因为白人连长专管他们叫“孩子”，就当面讽刺连长说，如果这里是童子军，就该放他们回家去见爸爸妈妈，不该到国外去送死。连长气疯了，立刻叫人把书呆子关进警卫室，还指名要沙利作证。沙利略一抗辩，就遭到连长一阵训斥，使沙利泄气不少。但这支新兵正式编入辎重团的H连之后，连长却委任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沙利当了文书，连部里与沙利一起工作的犹太人塞缪尔斯少尉也学法律，跟沙利很合得来。沙利的妻子米丽也来信鼓励他，说是凭他的相貌、才能、个性与教育，一定能在军队里出人头地，沙利本人也很自信，只是觉得自己在黑人兄弟们的眼里已成了“白人连长的宠儿，值星官塞缪尔斯心腹”，换句话说成了白人军官的坐探。连长是南方白人，对待黑人士兵很苛刻，因此这个H连队获得了“地狱连队”的绰号，不过连长确实对沙利另眼看待。破例给他外出签证。沙利很苦闷，情不自禁地在随军酒吧里与一个受过大学教育、很有民族意识的黑人女招待芬妮厮混起来，两人还发生了超友谊的暧昧关系。一天沙利没带签证外出去找芬妮，等公共汽车时受到白人警察盘问。按例警察无权管辖现役军人，但排队等车的黑人士兵都一个个乖乖地出示了签证。检查到沙利时，他由于没有签证，就硬着头皮说：“我不信你们有权检查。你们不是宪兵。”白人警察立刻把沙利揪上警车送往警局，在警局里沙利见到了警察局长和一位宪兵上校。上校说：“这个黑鬼准是被一身军服冲昏头脑了。”沙利气坏了，脱口说出：“别骂我黑鬼！我是美国军队里的士兵。我是人，他妈的！”上校上去打了沙利好几个耳光，还连声侮辱他和他妈妈以及他妈妈的妈妈，沙利气往上冲，扑过去一拳把上校打倒在地，随后掐住他的喉咙，揪住他的脑袋使劲往水泥地上撞，差点儿将上校杀死。沙利马上遭到一阵毒打，很快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军医院的黑人病房，是塞缪尔斯上尉把他从警局的车房里领出来的。沙利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星期，开始痛恨“伟大的、民主的美国”的白人军人，也开始痛恨要他努力往上爬的妻子米丽。书呆子也常来看他，跟他密谋写了好几封写给黑人报刊，揭露黑人士兵在军队里受歧视、受迫害的情况，要求舆论主持公道。他们的信在纽约《人民先驱报》上发表了，上面还有他，书呆子和连队里其他一些黑人士兵的署名。他看见报吓坏了，但书呆子和芬妮却欢呼起来。芬妮说，“沙利太太知道了，不知该多么高兴、多么为你自豪哩。”沙利心想：“米丽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的，因为她从来不看黑人报纸。她要是知道了，准会大闹一场，还要骂我是大傻瓜呢！”写信的事终于在连部闹了开来，连长暴跳如雷，口口声声说要把写信的人全都送上军事法庭。但黑人士兵紧密团结在一起，指挥部也怕事情闹大，结果干脆把这个部队调往前线。他们被送到南太平洋某个岛上的军事基地，有一天沙利、书呆子等五个士兵到红十字会的俱乐部去参加舞会，有30个漂亮的白人姑娘来前线慰劳，但到了俱乐部门口，所有黑人士兵却不准入内。他们才争辩几句，就挨了宪兵们一顿揍，还被关入禁闭室。这件事对沙利的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留神吧，美国。我深深地爱着你，从未出卖过你。可是别把我的爱看作是理所当然。单恋总是危险的。别逼我说出这样的话：‘我恨不得你早些死去，你这烂污货！’”后来这支黑人连队在菲律宾打了一仗，作战英勇，但伤亡惨重，沙利也受了重伤，昏迷了四昼夜之后脱离危险，却成了黑人民族的“英雄”，除了升为上士外，还将获得美国政府的勋章。不过沙利已心如死灰。他们的部队被调往澳大利亚本勃立琪城驻扎。黑人部队刚到时，澳大利亚人民对待他们很友好，但后来美国南部的一个白人师团也进驻了，当地就出现了禁止黑人士兵入内的“禁区”，而且师团的白人宪兵比美国南方的宪兵还要野蛮。沙利病愈后，回到连队当了第25排排长。有一天，他偕同塞缪尔斯去一个曾经看护过他的澳大利亚白人护士西丽亚家度周末，临走时把西丽亚家的电话告诉了值班的琼金斯下士。当地的南方十字座酒吧原是黑人士兵常去的度周末的地方，但最近被宪兵司令部划为“禁区”。沙利的第25排士兵在周末无处可去，这天下午不顾禁令，照常去酒吧饮酒作乐，酒吧女掌柜与在场的澳大利亚士兵都表示欢迎。正当跳舞喝酒最热闹的时候，忽然来了两卡车美国宪兵，命令所有在酒吧的黑人士兵靠墙站好，出示证件。黑人士兵拒不服从命令，反而一拥而上，把宪兵围住，还有人一拳打倒一个宪兵。宪兵们拔出手枪，抓了两个离得最近的黑人士兵押上军车，向宪兵部驶去。被抓走的士兵中有一个是第25排的，名叫吉米，还是沙利的好友。他的战友们决心救他出险，知道靠说理无济于事，就回到军营动员了整个排，在7辆水陆两用装甲车和三辆军车上架好机枪，50名全副武装的黑人士兵乘车向宪兵部进发。他们把所有宪兵都缴了械，救出了两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战友。但那些来自美国南部的白人军队一听说黑人士兵在闹事，认为这是“狩猎”的好机会，不等上级命令都纷纷出动。于是美国的白人军队与黑人军队在澳大利亚爆发了一场浴血战，沙利和塞缪尔斯接到报告后也赶去参战，这场血腥“内战”打了一天两夜，直等到澳大利亚当局正式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抗议，军部才正式下令召回出动的白人士兵。星期一早晨，沙利与塞缪尔斯在稀疏的枪声下坐在人行道上休息，沙利心中怀念着书呆子、杰米等阵亡战友，喃喃地自言自语说：“弟兄们，我回家后一定要把你们在这儿发动的战争告诉给全世界知道。也许现在还不太晚。我要告诉全世界，要是他们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整个混账世界就会象今天早晨的本勃立琪一样！”[1]﻿
作品鉴赏
基伦斯继承美国黑人文学中以赖特为代表的抗议小说的传统，采用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作品中对美国社会上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恶现象作了尖锐的批判。他不仅反映和描绘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注意人物的典型性和语言的正确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保尔·罗伯逊办的进步刊物《自由》（1952年6月号）上撰文赞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批判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恶意地歪曲了黑人生活”。他还在政论集《黑人的负荷》（1965）中强调他自己的全部创作都是要“改变世界，捕捉现实，将它溶化并提炼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从政治上说，所谓“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方法是批判现实主义。他自称他所有小说的重点都在于把自己所知道的“痛苦的真实”全面地反映出来，“让炮火落到该落的地方”。象杜波依斯和赖特一样，他认为在美国，是过去和现存的社会经济垄断势力及种族偏见阻挠和破坏了黑人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在艺术创作中，他依旧重视英雄人物的塑造，例如在本书中的沙利、书呆子、芬妮等都是，全书的重点是描写沙利这个英雄人物的觉醒过程，整个故事情节即是这个英雄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正如高尔基所说的，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情节就是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历史。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黑人美学》一书的编者爱狄生·盖尔评价基伦斯时说：“正当西方世界的小说祝贺反英雄的诞生时，基伦斯依旧强调英雄的价值，指出英雄的标志是他对人民的爱，英雄主义在于努力为自己和他的人民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当代的美国黑人文学中存在着两股不同的思潮，不仅指导着文艺创作，而且影响着广大黑人的生活与斗争。一派黑人作家要求“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在1981年一次谈话中曾说，现代美国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作四个阶段：先是抗议的狂热，随即是较为反省地寻找自我本质，进而进一步探索文化，技艺上精益求精，最后是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这派作家要求黑人作家在创作思想上与白人作家一致，一同在作品中探索当代西方文化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的异化以及对自我本质的重新认识等等。在60年代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掀起新高潮时，黑人文艺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一批激进的黑人作家提出“黑人美学”，搞“黑人艺术运动”，要求黑人文学继承赖特派抗议文学的传统，反对黑人作家学白人作家的样，在小说中描写象“看不见的人”这一类懦弱的、被白人踢来踢去的“反英雄”。他们认为，今天美国黑人受压迫、受歧视的处境，决不是探索“我是谁？我的‘身份’或自我本质如何？我与上帝、宇宙以及其他人的关系如何？”他们主张暴力斗争，象赖特的小说《土生子》的主人公别格那样用暴力对付暴力。这派黑人作家有阿米里·巴拉卡（原名勒洛依·琼斯）、约翰·威廉斯、朱里安·梅菲尔德以及本书作者基伦斯等。两派黑人作家的两股不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当代黑人文学中流行，前一种目前占主导地位，在评论界和读书界受到普遍的赞誉与欢迎；后一种则是星星之火，受到进步舆论的注意与重视。[1]﻿
作者简介
约翰，奥列佛·基伦斯是美国黑人小说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1916年1月14日出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麦康，在南方成长并受教育，上过霍华德、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1936年起在华盛顿的国家劳工关系局任职，1942年入伍参加海军陆战队，曾在南太平洋作战2年多，《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就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的。60年代以后，他一方面从事写作，一方面在费斯克、霍华德、哥伦比亚等大学教文学创作，主张用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重大的社会题材。他虽也写过一些电影剧本、剧本和政论，但他的主要成就是4部长篇小说，除此书外，尚有：《扬布拉德一家》（1954），以扬布拉德这个黑人家庭两代人的生活和遭遇为主线，集中表现了本世纪头30年里美国南方黑人所遭受到的歧视和迫害，也描写了黑人的初步觉醒和在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意识，《西比》（1967），通过爱情故情描写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后黑人民族与白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八人舞》（1971），作者自称是用“美国黑人语言”写的一出“黑人的黑色幽默喜剧”，以讽刺为初进社交界的姑娘举办的舞会以及“其他类似的资产阶级臭玩艺儿……它们把黑人民族引向民族团结的相反方向”。作者在写作之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哈莱姆作家协会主席和美国非洲文化协会作家委员会主席等职。1973年曾来我国访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