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产业结构
GDP的使用结构：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
目前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1990至2005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9.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外贸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货物贸易比重过高，服务贸易比重过低。二是近几年出口增长持续快于进口，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GDP的生产结构：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在建国之初，我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从整个时期(1952至2005年)看，三次产业的平均比重为17.0：45.8：37.2。
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从增加值的比重变化上看，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第一、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带动。第二，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按可比价计算，在1979年至2005年GDP增长的9.6%中，有5.3个百分点来自第二产业的贡献，3.1个百分点来自第三产业，1.2个百分点来自第一产业。 
从使用角度上看，在1978年以前，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一直有一定的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所占比重变化不大。改革开放的前26年(即1952至1977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平均比重变为69.2:30.5:0.3。
1978年以后，投资率和消费率虽然出现了几次波动，但前者基本上是呈上升趋势，后者呈下降的趋势；净出口率在1995年以前一直波动较大，但从1996年开始基本上保持平稳。2005年，投资率为42.6%，比1978年上升了4.4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次高水平；消费率为51.9%，比1978年下降了10.2个百分点，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净出口率为5.5%，比1978年上升了5.8个百分点。1978至2005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比重平均为58.5：38.9：2.6。从整个时期(1952至2005年)看，三者的比重平均为58.8：38.7：2.5。
目前，我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对投资有更多的依赖。另外，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按国际标准，属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时期，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一般发展轨迹。 
GDP的地区结构：地区差异扩大
从经济总量来看，在1978年以前，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GDP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为平稳。从1978年开始，上述三大地带所占的比重逐渐发生了变化，东部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西部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05年，三大地带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59:24:17。
从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看，三大地带在发展中体现出来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1978年以前，各地区的人均GDP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1978年开始，东部的人均GDP增长明显快于中部和西部，而中部的增长又快于西部。200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的人均GDP分别为22942元、11261元、9024元，不同地带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亚太、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论坛， 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会议。会议通过《上海共识》等文件，就推动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促进经济技术合作等中国长期推动的议程进一步达成共识，中国提出的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加强地区金融合作等倡议也得到成员们的支持。 10加3经济论坛，与东盟互勉关税。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中国与东盟确立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目标，将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等5个领域确定为新世纪初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并就进一步加强双方政治对话和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等问题达成共识。 
GDP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得以调整和改进。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上升，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1、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其主体地位仍未改变。初步测算，在2002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105172.3亿元中，公有制经济实现的增加值占65.2%，而在1978年该比重高达94.8%。其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6.9%和28.3%；1978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57.7%和37.0%。2002年与1978年相比，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29.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经济下降了20.8个百分点，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仍具有绝对优势和较强的控制力。
2、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2002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实现的增加值占34.8%，而在1978年该比重仅为5.2%。2002年与1978年相比，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了29.6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在总量上增长较快，而且扩展到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
新中国成立57年来，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随中国工业化进程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发展变动轨迹。回顾历史，总结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得与失，可以更清醒地面对现实，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打开一条通往和谐社会的经济增长之路。
GDP使用结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
在1978年以前，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一直有一定的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所占比重变化不大。改革开放的前26年(即1952至1977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平均比重变为69.2:30.5:0.3。1978至2005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比重平均为58.5：38.9：2.6。从整个时期(1952至2005年)看，三者的比重平均为58.8：38.7：2.5。 
1、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1990至2005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9.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不协调。特别是在2005年，我国投资率高达42.6%，为建国以来的第三高水平；消费率仅为51.9%，创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十一五”期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衡程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目前消费领域矛盾的突出表现是：第一，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受阻，城乡消费结构转换脱节。第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变动差异，主要体现为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区域性消费结构呈现变动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 
2、外贸发展不平衡，贸易顺差过大。外贸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货物贸易比重过高，服务贸易比重过低。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中，货物贸易额约占90%，服务贸易额约占10%。二是近几年出口增长持续快于进口，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5年外贸顺差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预计今后几年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外贸顺差过大，一方面增大了央行基础货币供应量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剧了贸易磨擦和刺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现行所有制结构还存在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虽然，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该比例仍然偏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融资等方面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大有潜力可挖。另外，所有制结构在不同地区仍有明显的差异。
地区结构：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严重。据测算，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达90%以上，甚至省内地市间的产业趋同化现象也很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GDP的生产结构：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在建国之初，我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从整个时期(1952至2005年)看，三次产业的平均比重为17.0：45.8：37.2。 
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从增加值的比重变化上看，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第一、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带动。第二，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按可比价计算，在1979年至2005年GDP增长的9.6%中，有5.3个百分点来自第二产业的贡献，3.1个百分点来自第三产业，1.2个百分点来自第一产业。 
目前，我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对投资有更多的依赖。另外，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按国际标准，属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时期，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一般发展轨迹。 
GDP的地区结构：地区差异扩大 
从经济总量来看，在1978年以前，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GDP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为平稳。从1978年开始，上述三大地带所占的比重逐渐发生了变化，东部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西部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05年，三大地带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59:24:17。 从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看，三大地带在发展中体现出来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1978年以前，各地区的人均GDP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1978年开始，东部的人均GDP增长明显快于中部和西部，而中部的增长又快于西部。200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的人均GDP分别为22942元、11261元、9024元，不同地带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GDP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得以调整和改进。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上升，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1、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其主体地位仍未改变。初步测算，在2002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105172.3亿元中，公有制经济实现的增加值占65.2%，而在1978年该比重高达94.8%。其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6.9%和28.3%；1978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57.7%和37.0%。2002年与1978年相比，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29.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经济下降了20.8个百分点，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仍具有绝对优势和较强的控制力。 
2、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2002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实现的增加值占34.8%，而在1978年该比重仅为5.2%。2002年与1978年相比，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了29.6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在总量上增长较快，而且扩展到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 
新中国成立57年来，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随中国工业化进程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发展变动轨迹。回顾历史，总结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得与失，可以更清醒地面对现实，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打开一条通往和谐社会的经济增长之路。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2-2005 17.0 45.8 37.2 
1952-1977 35.6 38.4 26.0 
1978-2005 16.4 46.0 37.6 
"一五"时期 44.0 26.1 29.9 
"二五"时期 31.4 37.9 30.7 
"三五"时期 38.3 36.0 25.7 
"四五"时期 33.1 43.2 23.6 
"五五"时期 30.1 47.2 22.7 
"六五"时期 31.2 44.0 24.8 
"七五"时期 26.1 42.9 31.0 
"八五"时期 20.4 45.8 33.8 
"九五"时期 17.0 46.5 36.5 
"十五"时期 13.1 46.1 40.8 
表1 1952-2005年GDP产业结构变化(%) 
年份 消费率 投资率 净出口率 
1952-2005 58.8 38.7 2.5 
1952-1977 69.2 30.5 0.3 
1978-2005 58.5 38.9 2.6 
"一五"时期 75.5 24.8-0.2 
"二五"时期 68.4 31.1 0.5 
"三五"时期 71.1 28.6 0.4 
"四五"时期 65.5 34.2 0.3 
"五五"时期 64.6 35.5-0.1 
"六五"时期 66.3 34.4-0.6 
"七五"时期 63.8 36.3-0.1 
"八五"时期 59.4 39.6 0.9 
"九五"时期 60.4 36.5 3.1 
"十五"时期 56.1 40.7 3.2 
表2 1952-2005年GDP使用结构变化(%) 
表3 1978-2002我国GDP的所有制结构 
1978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GDP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有制经济 94.8 88.4 86.9 77.8 76.0 75.8 75.5 71.7 70.5 66.8 65.2 
国有经济 57.7 47.8 48.6 38.0 40.8 41.9 39.7 40.5 40.2 37.7 36.9 
集体经济 37.0 40.5 38.2 39.8 35.2 33.9 35.8 31.2 30.3 29.1 28.3 
非公有制经济 5.2 11.6 13.1 22.2 24.0 24.2 24.5 28.3 29.5 33.2 34.8
加快结构调整 四大对策建议
一、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一是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三是要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四是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五是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3、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一是抓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二是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 
4、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一是要努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二是要调整和优化服务业结构，提高服务业水平和层次。三是要加快服务领域的改革步伐。 
5、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加强对基础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科学论证和信息引导，防止盲目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二是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三是要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四是要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二、积极调整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1、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一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二是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三是合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四是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 
2、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一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二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四是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五是深化教育改革。 
3、积极促进外贸进出口的基本平衡。一是加快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二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三是要适当限制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四是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五是继续发展加工贸易。 
三、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1、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一是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二是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的力度。三是要继续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四是要真正形成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 
2、继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一是要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改革。二是国家要对垄断行业特别是自然垄断业务加强监管，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3、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一是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二是要继续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三是要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完善法律法规。四是要加强对非公制经济发展的引导。 
四、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1、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总体上，国家要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东部地区要率先在发展中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2、抓紧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 
3、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四方面入手优化经济结构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一些方面的问题与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结构缺陷：第三产业所占GDP中比重偏低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偏低。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我国2005年这一比重仅为39.9%。 
在就业结构的国际比较，同样表明我国第一、二产业比重偏大，而第三产业比重偏小。改革开放以来，三大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70.5：17.3：12.2调整为2005年的44.7：23.9：31.4，但仍远未达到基本完成工业化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降至20%以下的就业结构要求。 
分产业看，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农业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二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还处于起步阶段，三是产业选择上趋同，大宗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投入的风险较大。 
在工业方面。一是生产结构不够合理，表现为低水平下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又表现为企业生产的高消耗、高成本。二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够合理。目前我国各类产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分散程度较高，集中度较低。三是产业技术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质量的提高过分依赖引进，自主开发能力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显得不太适应。四是高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相对落后。 
在服务业方面。一是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如邮电、通讯)和新兴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仍然发育不足。二是第三产业增长方式粗放，效益偏低。三是市场化程度低，技术创新能力不够GDP使用结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 
1、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1990至2005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9.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不协调。特别是在2005年，我国投资率高达42.6%，为建国以来的第三高水平；消费率仅为51.9%，创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十一五"期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衡程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目前消费领域矛盾的突出表现是：第一，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受阻，城乡消费结构转换脱节。第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变动差异，主要体现为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区域性消费结构呈现变动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 
2、外贸发展不平衡，贸易顺差过大。外贸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货物贸易比重过高，服务贸易比重过低。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中，货物贸易额约占90%，服务贸易额约占10%。二是近几年出口增长持续快于进口，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5年外贸顺差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预计今后几年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外贸顺差过大，一方面增大了央行基础货币供应量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剧了贸易磨擦和刺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现行所有制结构还存在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虽然，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该比例仍然偏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融资等方面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大有潜力可挖。另外，所有制结构在不同地区仍有明显的差异。
地区结构：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严重。据测算，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达90%以上，甚至省内地市间的产业趋同化现象也很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自建国以来，我国GDP生产结构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反映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从增加值的比重变化上看，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第一、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带动。第二，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按可比价计算，在1979年至2005年GDP增长的9.6%中，有5.3个百分点来自第二产业的贡献，3.1个百分点来自第三产业，1.2个百分点来自第一产业。　　 
●从使用角度看，在1978年以前，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一直有一定的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所占比重变化不大。改革开放的前26年(即1952至1977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平均比重变为69.2:30.5:0.3。1978至2005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比重平均为58.5：38.9：2.6。从整个时期(1952至2005年)看，三者的比重平均为58.8：38.7：2.5。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偏低。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我国2005年这一比重仅为39.9%。　　 
●目前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1990至2005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9.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外贸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货物贸易比重过高，服务贸易比重过低。二是近几年出口增长持续快于进口，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看点 
■编余 
---亚夫 
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如此细致和详尽的分析，并透过GDP的生产结构、GDP的使用结构、GDP的地区结构和GDP的所有制等各个层次来展现我国自建国以来经济结构变化的演变轨迹，这样的实证分析的力作是迄今很少见的。 
作者还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偏低；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外贸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事实上，一旦我们认清了我国经济结构演变或调整的得与失，并发现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就会有助于我们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或者为我们提供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拉美陷阱
警惕踏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
我国人均GDP2003年达到1090美元，经济社会正进入一个充满机遇、面临风险的关键发展阶段。先行一步的广东率先遭遇挑战，摆在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应对得当，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如以前的“亚洲四小龙”；另一条则是应对不力，踏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4月1日新华网)
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显示：2004年珠三角人均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为42499元。其中，广州、深圳、东莞超过50000元；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深圳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达到了59271元，而珠海、中山、佛山等3个城市则均超过40000元。
然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广东目前同时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和最落后的地区。广东21个地市中，仅占全省面积23%的珠三角七市，集中了全省78%的经济总量和85%的财税，而粤北山区七市和东西两翼七市各自的人均GDP，仅是珠三角的1/5和1/7。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至2005年广东各区域人均GDP的基尼系数逐年增大，由0.2647上升到0.3057，扩大0.041，显示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渐加深。
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让我们想起了并不遥远的“拉美陷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拉美经济的“起飞”时期，当时许多国家全面地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重点和优先发展以制成品加工为中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年均增长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除了个别国家，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些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消费也出现了畸形现象。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其结果是，拉美一些国家因此陷入动荡，发展停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拉美陷阱”。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社会创造源源不断财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两极分化的隐忧。从“拉美陷阱”现象，我们分析珠广东两极分化较高的原因，不得不谈及到它复杂的社会背景。广东8个城市大多工业、商业、服务业发达，拥有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珠三角部分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已经逐渐逼近或超过了当地户籍人口的数量。以广东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为例，2005年深圳的户籍人口只有165万，而暂住人口却达906万，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比例为1：6，呈现严重的人口比例倒挂。
广东经济发展“奇迹”的背后，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农业发展举步维艰。虽然城市化率高达58%，但流入城市的农村移民，工作和生活都没有保障，变成了新一代的城市贫困家庭。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本质特点，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发展，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产业发展轻生态发展。这不仅是广东传统经济增长型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且是传统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从“奇迹”到“陷阱”的转变，已经在这一时期埋下了必然的隐患。
改革与发展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调整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某些人群。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地把一些群体排斥在发展之外，不仅不能让大多数人享受发展福祉，连过去享有的“低价住房、子女免费上学、低成本看病”等福利也不断被剥夺，那么，这些被排斥的大多数，有的就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通过一些破坏办法，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影响大多数人的安居乐业。“有增长无发展”的 “拉美陷阱”是前车之鉴，我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 
中国会滑向贫富差距过大的“拉美陷阱”吗？
最近，就公平和效率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收入和贫富差距已经拉得太大，亟需缩小差距，应当把公平提到优先的位置，需要从税收、财政、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调整，防止差距扩大化；另一种意见是，发展中国家在结构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可避免，而且在中国差距还会拉大。 
对此，周天勇教授认为，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拉丁美洲发展的比较看，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阶段，如果鼓励创业、促进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少，可以显著改善贫富差别的格局。因此，创业、投资和充分的就业，是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府用税收、财政和社保等方式，再进行分配的再次公平。目前中国不利于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如果不进行调整、改革和更新，劳动力过剩、城镇失业和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还会更加恶化。 
拉美战略失衡的后果：资金流程扭曲和就业容量狭小 
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的公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忧虑，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会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较大、贫富两头极端化的后尘。代表性的看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过渡。并且提出了从税收调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社会保障、消除政府和强势集团侵犯农民和城市居民利益等方面控制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对于城乡、居民、地区等三大收入和发展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上述措施外，还有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有的认为，要重点发展农村，控制城市化超速，来控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的还提出要反思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改革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得失，加大计划调节力度，重振国有经济，并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经济和社会中的公平问题。 
对以上讨论与分歧，您怎么看？ 
周天勇：我觉得，关键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除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所说的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深层和更具有主导性的原因？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最主要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才能最有效地控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甚至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失业率低，收入差距拉得不大，并且得到了控制？而拉美一些国家为什么反之？在我看来，从比较研究的方法着手，需要讨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和体制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道路与体制的不同。 
中国经济时报：请具体谈谈。 
周天勇：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也就是20世纪60—80年代，以计划经济、国有制大企业，或者私营大企业主导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一种不能较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体制和发展模式。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不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使其失业率居高不下，中等收入人口相对于东亚国家比例较小。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意思是说，当初拉美各国大企业不能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微型、中小企业发育不足，导致中等收入下降。 
周天勇：对。虽然各种不同产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其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一定的劳动手段的投入，才能形成产业和企业和就业容量。因此，资金在特大、大型、微型和中小企业中的流动和分配，决定了各自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 
我想分析一下大企业主导发展、城市微型和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格局下的资金和劳动力的流程。 
首先，全社会的资金大部分向特大和大型企业流动和集中，往微型和中小企业流动的资金流量很小，甚至枯竭。由于民间投资、创业受到抑制，居民收入的储蓄大部分进入银行，或者资本市场，而偏好于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垄断性的银行体制，以及偏好于企业规模的资本市场，又保证了居民收入储蓄的绝大部分进入银行和购买股票，资金通过银行信贷通道和资本市场通道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大和大型企业。而个人投资和创业活动的不足，使居民使用收入的一部分，直接流入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渠道不畅，加上垄断性银行和资本市场体制对微型和中小企业不愿意供给信贷，导致全社会流向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资金实际上接近于枯竭。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居民收入储蓄的一部分通过非正式的民间借贷渠道流向了微型和中小企业，促进了这些地方的投资、创业和就业。 
其次，从劳动力流程看，特大和大型企业总体上挤出劳动力，微型和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积累起来，并且城镇失业规模越来越大。按照世界性就业规律，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挤出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即65—80%的劳动力，要向微型和中小企业集中；但是，由于实际实行的是促进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忽视、歧视和抑制微型及中小发展的战略，特大和大型企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甚至挤出劳动力，总体上，一般规律下其边际劳动力吸纳值也只有15%，特别是目前，其边际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目前在中国是负值，或者接近于负值；而微型和中小企业虽然吸收劳动力的边际贡献在90%左右，但是与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供给压力相比，按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中国大陆目前微型和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水平几乎低一半左右。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水平太低，又使产业和企业不能理想地吸收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再就业。于是，在农村就业不足的剩余劳动力越积越多，在城镇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则越来越严峻。 
就业不足，大量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自然会有贫富差距拉大的危险。防止贫富差距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 
失业和分配差距扩大：中国可能会滑向拉美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您谈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和体制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道路与体制不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天勇：在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不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失业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工资和小业主所得分配的较多并增长较快；而拉美国家则以特大和大型企业为主，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充分，中小业主相对较少，特大和大型企业所有者资本分配率较高，失业率较高，工资和微型及中小业主在GDP分配中的比率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低。我给你看一张表。（见表1） 
从拉美的发展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除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对于企业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实行了国有化改革，但是许多国有国营企业效率较低，长期亏损，导致生产下降，使财政负担加重，赤字猛增，并由于其垄断地位使本国非国有资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总的造成投资下降、资金外流。而且，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中，创业和投资的政府规制障碍很大，严重影响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我们再来看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业领域中小企业和就业的比较。（见表2） 
被研究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学者们所忽视的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与在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与一国和一个地区分配差距的大小和贫富不均程度存在着很高的反向相关关系。在东亚上述国家中，除了公务员等其他分配外，分配的格局为：少量的大资本所有者的分配，大资本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的分配，特大和大型企业职工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业主分配，规模稍微大一些的中等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职工的分配等等，形成一个从高到低的收入层级。结果是：高收入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中等收入人数较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的失业人数很少。反映在贫富差别上，其基尼系数就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低。但是，当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时，一方面大资本所有者、高管和部门经理的分配比例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高，特别富裕的阶层人数规模相对大、收入水平相对高；另一方面，由于每千人口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微型和中小业主等中间收入阶层人数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其失业率较高，低收入和极低收入的贫困和绝对贫困的人口较多。因此，收入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中国经济时报：王小鲁、樊纲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一规律似乎不适用您的研究。 
周天勇：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从横向看，如果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上，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公平的局面可以显著得到改善，其分配差距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少的国家和地区小一些。 
我想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有各方面的形成原因，但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的最基础和最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学术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拉美陷阱”概括为：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债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这样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的农民破产，到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在城市边缘形成贫民窟；而较早的民主化进程，又迫使政府给大量的失业者、低收入者提供与国力和财力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于是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着危机，以致发生社会动荡。您认为，中国会滑向这一境地吗？ 
周天勇：我认为，在收入差距扩大方面，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不能例外。腐败、税收和公共财政体制不当形成的问题政府可以逐步地改变。但是，在发展道路、体制和政策上鼓励“做大做强”，并忽视和歧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的最基础和深层次的收入差距拉大，则是失衡的发展道路、管制和收费体制，以及对微型和中小企业歧视性的政策造成的。中国目前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比例比拉丁美洲高同阶段可能要高一些，却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同发展阶段上低18—33个百分点。我认为，如果不改变目前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忽视、歧视和抑制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缺乏相当数量的中等收入者，并且因大量劳动力的失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的人口也将增多，在分配差距方面必定会像拉美一样，陷入急剧扩大的困境。
在最新一期《瞭望》周刊上，中共中央党校田应奎教授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体制环境较之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总体上判断，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重任还远未完成，且进入了一种是进是退、是破是立的胶着状态。许多旧体制被冲垮，但根深蒂固的东西仍然存在；许多新体制已建立，但实质性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近年来经济体制上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却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它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乱象成风的股市，“非理性繁荣”的房价，还有医疗、教育领域的不公平以及频发的矿难等等。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角色是：政府。毫无疑问，中央与地方的非合作博弈是客观存在的，在房地产商场中，“管制者被开发商俘获了”，而其他领域内的“官商勾结”，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切的根源，包括今天各种体制改革是进是退、是破还是立的胶着状态，笔者以为，均源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导致不同阶层、集团都有自己的不同利益。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决定了公民政治要求和政治态度的多样性。中共中央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能动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无一例外，一开始走的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道路。今天的中国、印度，以及过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巴西、阿根廷，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都是通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培植和鼓励主导产业的发展，来诱导资源配置，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然而，要使经济能够持续地以一个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一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我们都知道，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经济长期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而一些拉美国家却经历了巨大的波动。20多年以后，一些东亚国家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之列，而拉美国家却依然徘徊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有研究者指出，拉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的初步起飞以后，却没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政府、小市场，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一直都没有改变。扭曲的投资消费关系、金融风险、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使得拉美许多国家在通往增长的道路上，却没有发展。这就是“拉美陷阱”。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曾在《中国改革》2004年第10期上撰文指出，从我国20多年的整体发展来看，存在两个失衡，一是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失衡，另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失衡。他说，现行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是遇到什么体制障碍，能排除就排除，能避开就避开。这直接造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汪玉凯进一步指出，两种失衡的结果，是“三种冲突”：一是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冲突；二是腐败的官僚习气与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之间的冲突；三是社会发育水平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增强与政府控制社会节奏的冲突。 
很显然，这三种冲突，如果解决得不好，无疑将会激化社会矛盾，并威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正因为如此，这两年来，“稳定”这个词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中使用得非常频繁。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然而，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说，稳定不能是一潭死水般的稳定，更不是像那些拉美国家那样，依靠大资本和政治权力勾结，挤压其他所有社会阶层而获得的稳定。为了稳定而稳定，是一种不健康、畸型的稳定。稳定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但是，稳定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