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
于家沟遗址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地区文管会、洛南县文管会
简介：
从于家沟遗址  于家沟遗址中找到了华北地区极为难得的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中期的地层剖面和文化剖面,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可靠的地层证据和文化序列证据。剖面下部距今8000－14000年前的细石器文化层中,出土有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和楔形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锛状器等石器,以及年代超过万年的夹砂黄褐陶片；剖面上部含有新石器文化遗物，年代约为距今 5000－8000年前。这一发现,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制陶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含山凌家滩祭坛和墓地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自然村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探明了以凌家摊遗址  含山凌家滩祭坛和墓地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系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群。在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发现新石器时代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鹅卵石与粘土搅拌铺设而成,中间高四周低,平面为不规则圆角长方形;祭坛可分三层,分两次建成。44座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玉器,有玉人、玉龙、玉璜、璧、玉喇叭形饰、玉鹰、玉铲等，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雕琢之精湛为安徽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其中玉人以浅浮雕技法制成,体态比例匀称,是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体玉雕塑；玉鹰、玉龙等造型独特，在制作思想、造型构思、工艺技术等方面都表现了崭新的观念,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玉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研究资料.石钻和与之伴出的一件正面磨成凹形的褐红色砂岩砺石,系石制加工工具，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制玉工艺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器钻孔技术尤为发达,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祭坛和玉礼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信息。
金坛三星村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江苏省金坛市西岗镇三星村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金坛市文管会
简介：
三星村遗址  金坛三星村遗址是苏南地区保存好、面积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现存面积10万平方米在发掘的640平方米面积中,共清理不同时期的墓葬1001座,灰坑55个,房址4处。出土陶、石、玉、骨角牙蚌等各类文物达4000余件，数量之多，价值之大，器物之精在国内同时代原始文化中极为罕见。其中骨角牙蚌器数量众多且制作精良,刻纹板状器前所未见,可能与原始宗教、巫术等有关。石器中的七孔石刀是此类器分布的最东缘;石钺无使用痕迹,为礼器,对全面认识钺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刻印云雷纹的彩陶豆是目前所见云雷纹最早的实证。遗址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叠压关系丰富，尤其难得的是墓中人骨标本骨质坚硬，头颅骨大多完整，这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代遗址中为仅见。1000余具人骨标本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这一发现为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和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重庆忠县中坝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重庆市忠现县城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首次发现了有明确地层关系的三星堆文化  重庆忠县中坝遗址（三星堆文化与老官庙下层文化晚期阶段共存）－老官庙下层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初步建立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年代序列,对建立峡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发掘首次在重庆峡江地区揭示出东周时期房屋居住遗址48座,其数量之多,上下叠压延续分布的现象,在同时期遗址中尚属罕见;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平面多呈长方形,面阔3间,房址地面都经过加工处理。这批房址的发现对了解峡江地区东周时期的聚落形态、房址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生活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发掘还揭示东周时期墓葬23座、汉代龙窑5座,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龙窑,对了解汉代龙窑的结构、研究龙窑的起源、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辽宁北票康家屯城址
时代：夏代至早商
发掘地点：辽宁省北票市大板镇康家屯村小波台沟
发掘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共发掘面积4000多平方米，清理东、南两面180多米的城墙，  辽宁北票康家屯城址东城门址一处，东、南城壕二段；在城内西部清理出早、晚两期石墙建筑14道，19座规模大小不同的房址台基，5座石筑穴；城内东北部清理出3道石墙，一座石穴。发掘揭示出城址原呈方形或长方形，在长期延续使用中经历了早、晚两阶段。城墙上窄下宽，分段而筑，内外墙面选用较大块的青灰色厚石板抹泥口垒砌。东南城墙外侧和城墙外角发现砌筑突出的“马蹄形”石建筑，酷似后世城墙上的“马面”，尤为重要。这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大规模发掘，对我国北方早期城址的形制、布局以及当时的城居生活与社会形态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绍兴印山越国王陵
时代：春秋晚期
发掘地点：浙江省绍兴县兰亭镇木栅村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简介：
整个墓地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四周设有隍壕围护,规模宏大。  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墓葬是带宽大长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岩坑木椁（室）墓,墓上有巨大封土堆。墓坑从山顶岩层中挖凿而成,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现存坑口长46米,最宽处19米,坑深14米,墓道设在东壁正中。墓室呈长条两面斜坡状,横断面呈三角形,规模巨大,内设前、中、后三室,均用巨大枋木构筑,枋木三面髹漆,加工及其规整平直,构筑整齐合缝。墓室前设2.5米长甬道以连接墓道。大型独木棺置于中室,棺长6.04米,宽1.12米,内高0.4米,内外髹漆。此外,墓葬的填筑采取了防水、防腐的方法。墓葬中室出土石剑、玉镞、玉镇、龙首形玉件、长方形玉饰、微型玉管珠、漆木杖、残漆木器等精美随葬品30多件。墓坑青膏泥填土中出土的保存完整的青铜铎和木质夯具,十分珍贵,为了解当时的夯筑工具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陵区规模巨大,木室墓和墓内巨大的独木棺构成了越国王陵的鲜明特色,这种特殊形制的墓室和木棺的发现, 对深入了解越国的埋葬制度、推动越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
云阳李家坝遗址
时代：战国
发掘地点：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
发掘单位：四川大学三峡考古队
简介：
遗址内涵丰富，时段长、规模大且保存完好。  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清理的46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土坑墓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分布密集，排列大致有序。葬式具一定特色，部分墓葬有殉人、殉头现象，为战国时期巴人实行人牲人殉制度提供了重要实证。墓葬随葬品丰富，出土了大批精美的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青铜兵器，其中龙蛇纹 矛、通体饰云雷纹矛、通体线刻浮雕虎纹等，均为巴文化精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随葬器物文化面貌丰富多彩，显示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独特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为研究巴文化的发展、繁荣和融合消失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该遗址作为巴人分布在澎溪河流域的一个区域性中心，是继涪陵小田溪遗址之后，巴文化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对研究和揭示巴文化的历史面目、探索巴蜀文化及楚文化的联系和差异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漕运建筑基址及古黄河栈道
时代：东汉
发掘地点：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黄河北岸的小浪底水库淹没区洛阳黄河两岸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简介：
发现总长5000余米的黄河古栈道遗迹,并考察了黄河北岸有关黄河漕运与军事布防的建筑遗迹。  东汉漕运建筑基址及古黄河栈道揭露汉代大型建筑遗址面积5983平方米,遗址整体呈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179米,东西宽29米,由城垣、通道、柱础石、路面等遗迹组成。墙垣内被两道宽约6米的东西向隔墙等分为三个单元,现存通道25条,通道两壁有垂直状柱槽。整个建筑地面及围墙均挖土夯筑而成,墙垣内地表分布有排列有序的大小两种柱础石。所获遗物多是泥制灰陶板瓦、筒瓦和正面模印篆体“关”字瓦当。遗址的使用年代为西汉中期至东汉,其形制与汉长安城内的武库和渭河南岸同时期大型粮仓－京师仓有相似之处,可能具有仓储转运和军事守备双重作用。该遗址的发现将对我国古代建筑、黄河漕运、军事守备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宝贵资料。
南京仙鹤观、象山东晋贵族墓地
时代：东晋
发掘地点：江苏省南京市仙鹤山、象山
发掘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简介：
墓葬均系砖筑结构,高崧家族的墓葬砖室规模较大,  南京仙鹤观、象山东晋贵族墓地全长在7米以上,墓室高3米余,分“凸”字形穹窿顶和“凸”字形券顶两种,由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内多设砖砌棺床、灯台、灯龛及直棂假窗等设施;对王氏家族10 号墓的全面系统揭露表明,墓葬为带甬道的单室砖砌券顶墓,有长方形墓坑和斜坡墓道,墓门有封门砖和挡土墙,墓坑口上有封土堆,为确认六朝墓的墓葬形制和构筑方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另外,此次发掘的三座墓在王氏家族墓地的位置,反映出整个墓地分布着相对集中的四个埋葬区域,为研究东晋世家大族墓地选择和墓室排列规律具有重要意义;高崧家族墓出土的随葬品丰富而精美,计有金、银、铜、铁、玉石、漆木、陶瓷等几大类,以成组成套的玉佩饰、玉剑具和各类金饰品占大宗,尤其是集中出自纪年墓中的30余件玉器,是迄今为止我国六朝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特别是玉剑饰和两套完整的组玉佩的组合方式完整地保留下来,对重新认识六朝玉器、研究六朝佩玉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
时代：唐末至南宋
发掘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寺龙村
发掘单位：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清理出龙窑窑炉一座、作坊遗迹一处;获得自唐末五代至南宋初期的各类瓷器三万余件（片）和大量窑具标本。其中南宋龙窑窑炉、作坊遗迹系越窑遗址中首次发现。  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窑炉由窑床、窑墙、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等部分组成;作坊遗迹发现于窑炉北侧堆积中,平面呈方形,有东西、南北各一道匣钵墙,残高近1米。这两处重要遗迹的揭露,将会展示越窑制瓷工艺的整个生产流程。发掘首次确定了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釉面温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等,其风格与北方汝官窑颇为接近,应为供器或宫廷用器;此外,南宋层还出土一外底阴刻“官”字的匣钵,证实了此地为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产地。五代地层中,出土大量秘色瓷和众多带铭文的匣钵或瓷片,铭文一般刻在匣钵外壁或碗内外底心,计有姓氏类、方位类、纪年类、用途类等,是研究五代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本次发掘是建国以来对越窑中心窑场的第二次大规模揭露,再现了越窑从唐末五代到两宋时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为解决贡窑、秘色瓷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并进一步提出了越窑与汝官窑、南宋修内司窑的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