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疆民族军
民族军简介
  新疆民族军军衔[1]新疆民族军是新疆“三区革命”的武装部队。新疆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鼓舞下，在新疆各民族进步分子的领导和组织下，以及苏联的援助下爆发的。前后持续五年之久，在曲折中发展壮大，最后汇入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阔步前进。 
新疆三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为各族人民争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军事力量，配合了西北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挫败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疆作为反苏反共基地的阴谋，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1949年8月致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信中明确指出：“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对这场革命运动，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武装部队以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在伊宁正式成立新疆民族军，下辖8个团又4个营，共1.5万余人。7月，新疆民族军主力向塔城、阿勒泰地区进军，尔后挺进准格尔盆地。9月下旬，民族军进抵玛纳斯河西岸，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威胁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部队发展到13个团共3万余人。1946年6月，民族军按照三区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订的协议进行整编，部队减为6个团共1.3万余人。1947年，国民党政府撕毁协议，进攻阿勒泰和玛纳斯地区，民族军奋起抗击，保卫了三区。  民族军在阿克苏与解放军会师[2]　　从1948年起，民族军按照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原则和方法加强部队建设，使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得到改善。1949年10月，民族军为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自玛纳斯河以西分别进至东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达迪化，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会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49 年12月22日的命令，民族军于1950年1月10日在伊宁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辖第13、14师和6个陆兵团，2个骑兵团，共1.3万多人，归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建制。1950年春，第5军投入大生产运动，并以一部兵力配合第6军清剿土匪。[3]
民族军的组成
部队的渊源很多，其中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 
一、新疆伊犁解放组织。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人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新疆民族军的主力。
二、乌斯满与达列力汗的阿山哈萨克族武装。这个武装是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手扶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乌斯满和达力克汗都是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人，乌斯满早在30年代就组织武装反抗盛世才，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三区革命胜利后被三区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1947年卖身投靠国民党政府，新疆和平解放后沦落成新疆最猖獗的土匪。1951年2月在青海柴达木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两个月后在迪化经公审后枪决。
达列力汗是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1949年在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不幸去世。
三、在南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的蒲犁游击队。该游击队主要由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人组成，领导者是从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归来的伊斯哈克伯克（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1949年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不幸去世）。该部队在三区革命时期曾经数次进攻喀什，后来经过和谈，大部经苏联进入伊犁地区。 
四、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帮助下建立的塔城战斗小组，领导人是司马义也夫。司马义也夫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的主力骑兵团团长，在新疆平叛战斗中战功卓著。
民族军的武装斗争
  民族军使用的重机枪暴动初始，游击队利用国民党势力在伊犁河谷空虚的契机，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曾经一度占领尼勒克。国民党当局派遣接替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主席的朱绍良匆匆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巩哈暴动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进的时候，伊犁解放组织秘密得到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突然在伊宁发动起义。从苏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长列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
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民党守军，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起义部队（内中包括有从  民族军坦克部队进军昌吉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民党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孤军死守。 
艾林巴克，在维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起义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
从1944年11月9日始，起义部队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民党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起义部队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起义人员骑兵追击，绝望中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自杀，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有800多人被俘，伊犁全境得以解放。
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就与王震谈到了进军新疆的问题。6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谈判期间，苏联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进军新疆，并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三区革命力量。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遣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力群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负责与三区政府联系。
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带领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取道阿拉木图到达伊宁，经过苏联领事的安排与三区领导人会晤，并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电台联系，这就是在新疆和平解放期间著名的“力群台”。通过力群台，中共中央了解了有关三区的详细情况。事实上这并非三区领导人和中共的第一次接触，早在1946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作为新疆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时候，就在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1946年12月5日深夜，25岁的阿巴索夫独自一人秘密前往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提出：“请中国共产党把人民革命党接受为自己的下属组织，请中央派干部来领导工作，请派技术干部携带电台到新疆工作”，董必武当晚即电告中央，电报说：“新疆国大代表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原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新疆解放区公开，在迪化和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现有15000人。领导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联共。联共以苏联外交关系，未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董必武的来电，第二天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刘少奇签发。复电说：1、新疆整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及其发展。2、新共同盟之具体主张。3、阿同志可否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并向阿同志声明下列各点：1、中共愿与新共联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2、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3、新共同盟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4、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去梅园新村会见董必武，董必武安装中央指示答复了阿巴索夫，并派彭国安同阿巴索夫回新疆。1月4日，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和彭国安携带中共中央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返回迪化，彭国安住在阿巴索夫的家中，但是因为彭带去的电台功率太小未能和延安建立直接联系，但是这个电台在彭来到伊宁后，经常抄收新华社的消息在三区进行公布和宣传。 
  新疆民族军步兵列队在迪化接受检阅　　邓力群的到来标志着三区革命正式接受中共的直接领导。8月17日，邓力群会见了阿合买提江和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将中共中央的希冀和意见向三区党政军领导做了通报。8月18日，毛主席以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阿合买提江发来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派遣代表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0日，阿合买提江回电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即刻赴京。8月22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罗志澄等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前往北平，8月27日，他们所乘坐的苏联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撞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提起来让人痛心，阿合买提江当时才38岁，而阿巴索夫仅28岁，这两位就是三区的首脑，而伊斯哈克伯克和达列力汗都是三区民族军的军事最高指挥员，同机遇难，等于三区突然丧失了全部的党政军一把手。
三区政府又派遣了以赛福鼎为首的代表团前去北平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毛主席亲自批准了赛福鼎的入党申请，并决定新共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直接转入中国共产党。
民族军的改编
  民族军与解放军进疆部队与玛纳斯河畔会师新疆和平解放时期，三区民族军派遣部队开赴新疆各地迎接西北野战军的到来。
194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任命列斯肯为军长，马尔果夫为副军长兼任参谋长，顿星云为政委、曹达诺夫为副政委，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4-5]解放军第5军序列军长：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政委：顿星云 
第13师：师长叶蔑诺夫·买买提明，政委马洪山。驻扎喀什 
37团驻扎阿克苏，团长巴依扎阔夫·阿曼托尔，政委王刚真 
38团驻扎喀什，团长马木托夫·库尔班 
39团驻扎和田，团长艾波德列依木·沙木沙克，政委黄威。 
第14师：师长依不拉依木·巴依，政委胡真。 
40团驻扎乌鲁木齐，团长约瑟夫·马克苏提江，政委董善生。 
41团驻扎防城，团长艾列克桑克，政委张师峰。 
42团驻扎伊宁，团长乌斯曼·拉玛桑。 
第43骑兵团，原民族军承化骑兵团，又称承化骑兵第一团，团长巴达里汗·苏古尔巴耶夫。 
第44骑兵团，又称果子沟骑兵第二团，团长苏发宏，政委崔宝成。 
1950年春，第5军投入大生产运动，并以一部兵力配合第6军清剿土匪。
根据1950年9月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马尔果夫的一个统计资料，当时五军全军中哈萨克族人6866人，维吾尔族人5567人，柯尔克孜族人206人，回族229人，汉族人92人，塔塔尔族人185人，俄罗斯族人487人，蒙古族人731人，达斡尔族人21人，锡伯族人159人，塔吉克族人8人，乌兹别克族人183人，共计14840人。第五军的撤销1950年2月，第五军军部兼伊犁军区。1952年10月，伊梨军区改编为伊犁军分区，第五军改兼伊犁军分区。1955年1月，第五军改编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军区，该军番号撤销。第5军除13师38团和14师40团保留外，其他部队就地转业。被保留的两个团在1969年时在北疆地区野战部队序列负责北疆防务。
民族军与苏联的关系
三区民族军到此终于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但是民族军留下的影响极其深远，一些民族军将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其中马尔果夫后来成为伊犁军分区司令，曹达诺夫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
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第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少将在给中央军委打完报告后也出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民族军主要将领
中将： 
（新疆民族军中最高军衔为中将） 
1.波里诺夫中将 俄罗斯族或塔塔尔族： 
苏联归化族。白俄出身。新疆民族军首任司令，也是民族军第一位中将。1946年6月返回苏联。 
2.伊斯哈克拜克·木奴诺夫中将 哈萨克族： 
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1946年6月继波里诺夫为新疆民族军总指挥。 
少将： 
达烈力汗·素古尔巴尤夫少将  哈萨克族： 
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阿山专员。 
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县人，维吾尔族，在三区革命中任三区军事法庭秘书、临时政府教育厅厅长，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委员，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前进报》总编辑，人民民主同盟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03年11月24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民族军(解放军第五军)将领　　曹达诺夫·扎依尔，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三区革命中任骑兵营参谋长、步兵第四团参谋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解放军第5军副政委，新疆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7年病逝于乌鲁木齐。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排长、民族军指挥部科长、副参谋长、骑兵团长。建国后任解放军师长兼南疆军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病逝于新疆。
祖农·太也夫，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后移居土耳其。1988年病逝。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后移居土耳其。199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