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法院博物馆
成立时间
2008年 2月29日上午8时30分，中国法院博物馆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西院四号楼前隆重举行揭牌仪式。 
随着红色丝绸的落下，由肖扬院长题写的“中国法院博物馆”七个墨绿大字，展现在楠木牌匾上。
中国法院博物馆的建立，是中国司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最高人民法院加强新时期人民司法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了传承中国的司法文明，肖扬院长先后就瑞金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旧址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遗址修复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这两处司法旧址、遗址已先后于2000年、2006年得以修 
  中国法院博物馆揭牌复，成为革命老区开展传统教育的重要窗口。 为客观、真实、全面地再现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全方位展示人民法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程中的突出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在修复两处司法旧址、遗址的基础上，又决定建立中国法院博物馆，并于2007年7月正式启动筹建工作。
2007年9月27日，中国在在江西瑞金举行了全国法院司法史料征集工作座谈会，曹建明副院长对在全国法院开展史料征集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司法史料征集工作在全国广泛展开。
2007年12月24日，司法史料展览初具规模，体系框架也已基本成形。司法史料预展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共分为十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驱之光》重点介绍古代、近现代的法律文化与审判制度；第二部分《红色记忆》至第四部分《曲折发展》，分阶段介绍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文革”前后的人民审判工作；第五部分《法制春天》分别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人民法院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第六部分《军事审判》介绍了军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历程；第七部分至第十二部分，分别从法院建设、司法为民、司法改革、港澳台法院、友好往来、亲切关怀等不同角度介绍了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第十三部分《历任院长》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历任院长和各高级人民法院首任院长。
2008年2月1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12位专家对博物馆筹备情况和司法史料预展进行了考察和评审，专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筹建中国法院博物馆，填补了中国全国性法院博物馆建设的空白；司法史料预展整体框架大致  可行，内容也比较完整，同意建馆展出。
至此，从正式启动筹建工作以来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中国法院博物馆就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中国法院博物馆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个全国行业性博物馆。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揭牌仪式上所说，中国法院博物馆的建立是司法界、博物馆界“令人期待的盛事”，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对司法文化建设的关怀、重视，也充分展现了各级人民法院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场馆介绍

中国法院博物馆临时馆址有600多平方米，分上下两个展厅，展出文物、文献、图片等1500余件。 作为博物馆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史料展览，覆盖面广，特色鲜明，从“法祖”皋陶、载有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成文判决的西周后期青铜器、“江南第一衙”浮梁县衙，到中国革命第一法庭、临时最高法庭和最高法院，再到最高人民法院，历史脉络清晰，基本涵盖了中国五千年司法文明，再现了审判机构的历史沿革和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不断推进。  除了展出大量珍贵图片外，中国法院博物馆还展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珍贵文物，如建国初最高人民法院使用的第一枚国徽，最高人民法院分院院印，特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通知书，江华、伍修权、曾汉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使用的名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的牌匾等。
重点景区
《先驱之光》作为第一个景区，它重点介绍古代、近现代的法律文化与审判制度。
说起中国司法发展史，就不能绕过皋陶。皋陶是我国古代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一位伟大的法律创始者和执行者，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是尧、舜时代的大理官，时称“士”，是史籍记载中最早的法律的创造者和执行者。主持研究制定刑法，实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他毕生倡导明刑弼教，教化万民，开创了东方司法文化的先河，是公认的华夏司法法祖。
在这里，载有中国史上最早成文判决的西周后期青铜器、“江南第一衙”浮梁县衙模型，以及中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最完整、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封建法典———《唐律疏仪》，向参观者们无声地陈述着中国古代司法史的文明盛景。
1904年———1909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将法哲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译成中文，曰《法意》。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法制发展的方向。
同样在这里，一份特别的起诉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份起诉书的历史由来：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
  第一人最高院院长沈钧儒佩戴的胸章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红色记忆》至《曲折发展》它分阶段介绍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文革”前后的人民审判工作。
1927年3月，湖北红安县审判委员会成立。它被称为中国革命第一法庭。肖扬曾就瑞金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旧址修复问题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遗址修复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在最高人民法
院、地方人民法院的共同努力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瑞金和延安两个司法遗址先后于2000年、2006年得以修复，并成为革命老区开展传统教育的重要窗口。
1932年2月19日，中央政府举行第七次常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审，即首席  法官，何叔衡因此成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审判机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中，伴随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产生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刚刚诞生，就建立起人民司法审判机关，并坚持依法治国，以法安民的原则，对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报的暂行程序》，规定各地在未设立法院之前，须在省、县、区三级政府设立裁判部，建立临时司法机构。
展示了土地革命时期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它是以陕甘宁边区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法官马锡五命名的，它强调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审判、不拘形式，群众参与解决问题。
一张已经褪了色的旧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马锡五在审理封傍儿离婚案时留下的珍贵照片。中国法院博物馆地图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1949年最高人
民法院成立，从建国初最高人民法院使用的第一枚国徽，到最高人民法院分院院印，再现了审判机构的历史沿革和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不断推进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浩劫中，人民法院在组织结构、审判工作、思想作风等方面都遭到严重破坏。[1-2]《法制春天》它则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司法建设的进程。
在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实物展前，参观者们或轻声细语，或驻足观看
  建国初最高人民法院使用的第一枚国徽。它们正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江华、伍修权、曾汉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使用的名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的牌匾；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
1993年8月27日，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王码电脑状告中国东南公司侵犯“五笔字型”知识产权案；
1995年2月28日，八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法》，并于1995年7月1日施行；
黑色的法袍和精致的法槌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它们述说着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法槌、法袍在法庭上的出现，也承载了人民太多关于司法公正的期待。
取材于花梨木的法槌因质地坚硬耐腐蚀，被寓指为中国法官刚直廉洁、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槌为圆柱形，底座为矩台形，取“智圆形方”之意，象征着法官应
成为智慧和正义的化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无数次出现过的“惊堂木”被司法改革时代赋予了新的象征。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与
法官宋鱼水交谈时说：“怎么能够在审判时让普通百姓做到胜败皆服呢？我琢磨了一下，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2004年10月9日，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中心法庭，到巡回办案点开庭审理贺新忠老人与其子女赡养纠纷案，引起强烈反响，采花乡楠木桥村附近的200多名村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村小学操场观看“背篓法庭”开庭———这是
一张照片的图片说明。
“儿媳虐待不尽孝，‘背篓法庭’主公道”，“子女不赡养，就跟法官讲”，“老人婚姻遭阻拦，‘背篓法庭’来维权”……这一句句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在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广为传诵。法官们每次到巡回办案点办案，都用背篓背着案卷和相关的法律文书以及干粮、换洗的衣服和庭审标牌，被群众形象而亲切地称为“背篓法庭”。
随着“炕头法庭”、“乡村法庭”、“水上法庭”、“马背法庭”、“骆驼法庭”的出现，司法为民的理念，已深深植入中国法官的内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