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启希贤
人物故事
入川 凶险之旅1864年，启希贤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农夫之家，作为家中的长女，父母希望她在家里多帮助他们做农活。启希贤很希望学医，但是当时在加拿大只有少数女孩子被允许学医，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学习。1891年，28岁的启希贤从医学院毕业了，她获得了化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她在一个离家不远的私人诊所工作。
1893年，启希贤受妇女传教会之邀，以医学传教身份被派遣到四川成都传教。同年2月启希贤和一个同伴抵达上海。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进入四川只能从上海乘船逆江而上到重庆，然后再从重庆乘船到成都。因为路途艰险，通常这一行程顺利也要两三个月，这对于两位才到中国的且语言不通的外国女子是难以完成的，必须要有人护送她们。两位女士只好一边滞留在上海学习中文，一边等待有人来接她们到四川，就这样她们一直待到9月份才等到早几年到成都医学传教的启尔德。启尔德是奉教会之命到上海接启希贤和另外两位刚到上海的传教士一起到四川。
10月初，4人在启尔德的带领下开始了进入中国内陆的长途旅行。他们乘坐蒸汽船到汉口，然后包乘了一大一小两艘帆船，小船专门用于装他们5人的行李，5个人乘大船并装一些随身带的物品，沿长江逆行到重庆。那时在长江上逆行全靠纤夫拉船行驶，进入三峡河道变窄，水流湍急，江中暗礁密布，随时都有翻船、触礁的危险。一天傍晚，纤夫们弯着腰、弓着背拉船在江上航行，只听得嘭的一声，他们乘坐的那艘大船撞到了江中的暗礁，船体裂口了，江水开始涌进船里，船工们花了近一刻钟才使船停靠在江边的浅滩上，从而避免了船沉人亡。启希贤他们5人挤在小船里过了一夜。沉船里的所有物品都被江水浸湿。时值冬天，为了把衣物和书籍等物品烘干，他们到附近的村民那里买了大量的煤炭，在岸边烧起一堆堆火来烘烤物品。这场灾难他们最为心痛的是江水毁掉了大部分书籍。
尽管旅途充满危险和艰辛，但是沿途秀丽的风景，特别是壮丽的三峡风光让启希贤他们一路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1894年3月上旬，在启尔德的带领下5人终于到达了成都。[1]
结爱侣 携手行医启希贤在这趟漫长的、充满危机的入川旅途中，找到了她人生旅途的另一半，收获了爱情。
接应他们入川的启尔德是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也是加拿大基督教卫斯理会的成员，1892年受教会差遣到成都传教，他的新婚夫人詹妮·福勒也跟随他到了成都。然而到成都不到两个月，詹妮·福勒就因传染上霍乱而去世。满怀悲痛安葬了妻子后，启尔德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传教工作中去，他和同事斯蒂文森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医疗诊所……
正是这艰辛漫长的旅途，让启希贤一点一点地了解启尔德，他们在与凶险的江水搏斗中相知、相爱，到成都后的第二年5月，他们俩就结为夫妻了。
启希贤一行到成都时，在牧师赫斐秋的带领下，卫斯理会已在四圣祠街购买了三英亩地产，一座能够容纳300人的教堂已经竣工了，医院和学校也在修建中。启希贤和启尔德在成都度了蜜月后，就被派遣到嘉定负责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点。在嘉定，启希贤夫妇俩租白塔街旁、塔子山下的民房开办了一个医疗诊所，诊所每周一到周四接待诊治患者。为了方便女患者看病，夫妇俩还做了分工，每周两天由启希贤给女患者看病，两天由启尔德给男患者看病。而对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夫妇俩就一起做。每天到诊所求医的患者通常达50至80人。
第二年的4月7日，启希贤在嘉定生了他们俩的第一个孩子，夫妇俩给这个男孩同样取了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启真道（Leslie Gifford Kilborn）。孩子满月后，传教团调启希贤和启尔德回成都工作，派遣另外一对夫妇接替他们在嘉定的工作。
就在启希贤和启尔德带着他们刚满月的孩子回到成都的当天，成都爆发了四川近代史上有名的 “成都教案”。5月25日下午，启希贤在家里带儿子，外面却发生了针对传教士的暴动。他们俩抱起儿子从后门出去跑到医疗诊所里躲起来。这时恰好有一位不久前在诊所看过病的市民路过这里，劝他们赶快离开。在这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启希贤一家三口人才逃到了安全的地方。第二天，成都教会所有的教堂、医疗诊所、学校，甚至传教士住宅，总之凡与教会有关的房屋建筑，几乎无一幸免地都被摧毁了。几天 后，启希贤一家与其他传教士半夜乘船去上海避难。几十年后，著名作家李劼人在一部以成都为背景、描写晚清中国社会变革的小说《死水微澜》里，把“成都教案”作为素材写了进去。[1]
创办妇女儿童医院成都教案发生后的第二年4月，启希贤一家三口又回到了成都。同事斯蒂文森夫人在教案中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斯蒂文森只好离开教会带妻子回国。传教士用清朝政府赔偿的经费重建了在教案中被捣毁了的教堂、医院、学校以及他们的住宅，启希贤和启尔德夫妇又开始了医疗传教工作。
启希贤曾经收治了一个危重女患者，患者康复后，其丈夫为了感谢医术高超的启希贤医生，专门做了一个牌匾送给她。自己的医术和付出得到有传统医学国度人民的如此赞赏，这让启希贤夫妇感到无比荣耀。
随着前去看病人数的增加，尽管每天让女患者先看病，但是对儿童、孕妇，还是很不方便。为此启希贤为妇女传教会专门开展妇女、儿童医疗工作，他们在原先开办的医疗诊所附近租了房子，于1896年11月开始专门接待妇女和儿童看病，这就是四川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仁济女医院。[1]
反对缠足早在启希贤刚到上海时，看见中国妇女蹒跚走路的样子，以医生职业的眼光她就觉得这些妇女不是患有罕见的畸形病，就是有脚伤。但当她了解到这些妇女的病态步态是从小缠足造成的后，她感到震惊。把一个健康的女孩子，通过裹脚使她成为一个残疾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启希贤滞留上海时，了解到有一位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的妻子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夫人，致力于中国妇女放足活动。她1878年在上海就成立了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足、小女孩不缠足。
启希贤到了成都以后，在行医的过程中也看了不少因裹脚而患脚病的妇女，有些妇女因缠足患病，到最后脚都坏死了。当时成都有中国人成立的反对缠足的天足会，启希贤以一位女性医生的特殊身份也加入了天足会，从人的健康角度宣传缠足对人体的损害。启希贤的宣传是很有成效的，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听了讲演，立刻要求解开自己的裹脚布。启希贤很理智地告诉她到她这个年龄已经不适合放足了，因为她的脚不能承受在裹脚布去掉后的压力。但这位老人却执意要打开裹脚布放足，她说她这是要给年轻女子做表率。最终，这位高龄的老人以身作则，勇敢放了足。
不久，立德夫人也到成都来宣传反对缠足，立德夫人不会讲中文，每次她到一所城市讲演时都要找一位既懂英文又精通中文的人士来做现场翻译，而且最好能说当地的话。启希贤可以说是最佳人选。立德夫人生动的讲演，加上启希贤准确的翻译，使得讲演的效果非常好。会后立德夫人还与启希贤以及天足会成员合影留念。[1]
开女禁招收女大学生1910年，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基督教的五个海外传教机构，在成都城南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这所私立教会大学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所近代高等教育学府，但在当时传统保守的思想统治下，女孩子是不能进校与男生一起读书的。启希贤向学校董事会提议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合校。1924年华西协合大学开中国西部先河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实行男女合校。第一批招收了8位女学生，其中有一名是医科学生，名叫乐以成。1932年，乐以成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位医科女博士。日后乐以成成了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故而后来有了“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成”的佳话。[1]
逝世
1919年，启希贤和启尔德夫妇俩回国休假，第二年启尔德因病去世，享年53岁。之后，启希贤又回到成都，不仅在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而且还继续在仁济女医院当医生。启希贤在成都工作到70岁才退休回国，1942年12月1日在多伦多逝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