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孔颖达
人物介绍
人物生平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避地虎牢（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入唐，任国子监祭酒。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终年75岁。
孔颖达所疏或正义的经书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等。儒学演变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  孔颖达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社会评价孔颖达（574年—648年）——盛世鸿儒,字冲远（一作冲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唐朝经学家。
出身背景
家庭环境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旧唐书》《新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孔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孔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公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社会背景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人生阅历
历史变革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  唐五学士图[1]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学习路程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入士过程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重视教育大兴文学，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  孔颖达作品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人报复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文馆学士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阎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国子博士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官职累迁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群辩才能贞观十四年（640年），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经学成就
经学著述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唐前编撰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议论结果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  孔颖达墓[2]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五经注疏定本
编撰过程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编撰所获《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  孔颖达著作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汉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评价成就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编撰方法《五经正义》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  孔颖达作品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五经正义《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颖达病死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陪葬昭陵，此墓是他的衣冠冢。现孔颖达墓存于河北衡水境内。
孔颖达文物
孔颖达墓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前马庄村西300米处,。现存墓地封土高1.5米,，竖有民国九年的墓碑，碑上刻“唐祭酒赠太常卿孔颖达先生”。1983年7月23日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其遗体陪葬昭陵——唐太宗墓（在陕西省西安)，此墓为他的“衣冠冢”。孔颖达碑又名《孔祭酒碑》，于志宁撰文，无书人名氏，唐贞观二十二年二八四八一立，碑额有阳文篆书“大唐故国子祭酒曲阜宪公孔公之碑铭乙”十六字，正书，计三十五行，行七十六字。
孔颖达为初唐时学者，太宗时官至国子祭酒，授爵为曲阜男，于贞观二十二年卒，卒后诏许陪葬昭陵，故此碑亦为昭陵陪葬碑之一，碑在陕西醴泉县昭陵南十里。
从此碑书写者的楷法来看，极似虞世南之《孔子庙堂碑》有人疑为虞世南所书。后有人考孔颖达卒时前十年虞世南已作古，故断为非虞所书。据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验其笔法，乃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之者也，笔势遒媚，亦自可珍。”细观此碑，用笔圆润，体势端庄，十分接近虞世南之风格，但时挟方笔棱角，结字亦较《孔子庙堂碑》略长略瘦而更疏朗，可知作者虽学虞而能自出己意。通幅观之，点画清腴圆浑，用笔沉着遒劲，结字平而不板，正而不拘，显得神采奕奕，气息清婉，实为唐人楷书中的姣姣者。唐人楷法学褚者颇众，而学虞者却寥若晨星，李宗瀚跋云：“冲远（孔颖达）卒于伯施（虞世南）后，此碑非虞书明矣，然其规抚虞书可云惟肖，秀朗遵劲，极似《庙堂》其深穆凝远之度不逮也。”
其实书法之变，只在微妙之间，虞以温润见长，此碑则以秀朗相胜，虽从总体风神上未能跳出虞之窠臼，但亦能自立面貌，稍益已意而不失为唐碑中之精品。此碑在清初乾、嘉后已漫漶剥蚀，馀无几字，最佳拓本以李宗瀚旧藏宋拓为最，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册拓墨精良，第一行“右庶子”下“银”字，字口完好，可见者尚有一千七百馀字。另有上海博物馆藏吴县吴氏本及赵声伯旧藏本，皆元明间拓本，解放前神州国光社与有正书局曾有影印，近年来日本二玄社亦有影印仿真印刷本问世，解放后此碑从未出版过，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用李宗瀚旧藏宋拓本2000年影印出版。 
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