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廖政国
人物简介
  廖政国廖政国（1913—1972），河南省息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独立团副连长、连长，红四方面军警卫营连长、副营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营政治教导员，军委补充团营长、副团长、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营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路二支队支队长，挺进纵队第一团参谋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四团团长，新四军第一师一团团长，教导旅旅长，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1]
大事年表
1913年生于河南息县。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黄安独立团副连长、连长，红四方面军警卫营副营长，补充团营长、副团长、代团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和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
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营长。
1939年起任江南抗日义勇军2支队支队长，新四军挺进纵队1团参谋长，挺进纵队第4团团长。新四军第1师1旅参谋长，教导旅旅长，苏浙军区第4纵队司令员。
1945年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1师师长，第三野战军20军参谋长。
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副军长。
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副军长。参加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
1953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军长。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0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历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
1972年4月1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59岁。[2]
生平述要
  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廖政国廖政国幼年读私塾，1926年进罗山第一高等小学堂读书。1930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一师政治部少年宣传队任副队长，参加了攻克金家寨和围攻六安城的战斗。次年2月调师参谋处任参谋，参加了攻打双桥镇，活捉岳维进的战斗，接着又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黄梅、英山、霍山等战斗，因作战勇敢，1932年1月调到黄安独立团任副连长。黄安战斗后任连长。
同年10月在军委警卫营当副营长时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河口战斗，之后，跟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11月进入陕南。12月从陕南城固出发，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通江县境，开辟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和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的六路围攻等战役。历任红四方面军警卫营连长、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等职。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由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他奉命参加前梯队负责侦察工作，历尽艰难，两过草地，使前梯队顺利完成预定任务，为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第二年2、3月份先后在四分站和一分站任站长，负责转运工作，并参加了攻打天全、芦山等战斗。
1937年3月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行动，到甘肃河西走廊时西路军战斗失利，在大南山、江弯寺一带被国民政府军队冲散，他与战友们沿途讨饭，生活极端困难，但坚定地向延安方向前进。历时近两个月，在镇源附近被组织上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六队学习。翌年2月毕业后，调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副营长，两个月后任营长，率部活动于江南一带，指挥了溧水、白土、龙潭等战斗，开辟了江南根据地。1939年该部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廖政国任支队长。指挥了松山、谷山等消灭反共反人民的“忠义救国军”的战斗，并率部夜袭日本侵略军重兵把守的上海虹桥机场。11月，所部改编为挺进纵队一团。1940年他任一团参谋长时，参与指挥了消灭日军的金牛山、板塔集和保卫郭村等战斗。不久，被任命为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四团团长，又率部参加了如皋、丰利战斗，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了七昼夜，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同年10月率部参加了黄桥战役。战后，在给部队讲解手榴弹的构造原理和爆炸威力时，手榴弹突然引燃，面对听讲的干部战士，他毅然举起手榴弹让手榴弹在自己手上爆炸，因而失去右手成了“独膀子”。1942年底任一旅参谋长兼一团团长，1944年8月部队精简整编时任一团团长，年底在曹甸任教导旅旅长，在此时期内先后指挥了攻打淮安、车桥战役和沙沟等战斗。在车桥战役中，奉命率部担任芦家滩阻击战的任务，战斗中，合理使用兵力，采用埋伏、防御、出击等战术，打退日军数百人的五次进攻，牵制和消灭了日军的增援部队，歼敌400余人，其中生俘日军24名，这是此年以前的抗日战争史上在一次战斗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1945年春调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在浙东反顽战斗中又参加新登、孝丰等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率部在华东地区作战，参加了兖州战斗和泰安、鲁南战役的外线出击，以及孟良崮、枣庄、莱芜、鲁西南、豫东和淮海等许多著名的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他所在的第一师受领在砦山、塔山、蛤蟆崮、复浮山、界牌等地域阻击国民党军整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一六〇旅东援的任务。在近60公里的阵地阻击战中，廖部英勇顽强，挡住了国民党部队的轮番进攻。激战中，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亲自上阵地鼓舞士气，指挥战斗，经过数日的浴血奋战，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王牌整编七十四师的战斗取得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1949年2月任二十军参谋长，先后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1950年任二十军副军长，率部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斗，代理军长职务，率全军参加二次战役、五次战役等著名战斗。1951年5月，成功地指挥了该军在华川以北、金城、金化东南地区的山地防御战，全军轮番打阻击战50余天，取得了歼敌2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先后8次负伤，有“独臂将军”之称。
1953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军长，该军所属第六十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及防化兵的配合下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及大陈岛的战斗。195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至1970年先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在上海任职期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及南京军区有关部队建设、工作等指示，重视加强警备区部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经常深入部队检查指导战备、训练等工作，对部队要求严格。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持上海警备区党委工作，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党委有关“文化革命”及部队要加强战备、保持稳定等各项指示、命令，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在上海的余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其所能地保护被“造反派”残酷揪斗的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因此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打击迫害，制造了大量的诬蔑不实之词，强加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在他调离上海警备区，甚至逝世以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余党对他的诬蔑攻击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严峻的斗争中，廖政国坚决采取各项措施，为稳定警备区机关、部队，加强战备、保卫上海的海边防和警备任务中做了大量的工作。1970年4月调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1972年在南京逝世。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上海警备区第十五次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上，在1979年2月召开的警备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都宣布了南京军区党委批准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廖政国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的结论。1979年6月2日，上海警备区专门召开了平反大会，为廖政国将军彻底平反昭雪，并对受株连的所有人员和家属恢复名誉。[3]
成就及荣誉
  廖政国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主要作品
《芦家滩痛歼日军》节选：一九四四年二月的一天，苏中军区首长在黄海边的三仓河驻地，召开了有关部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拟定了一个新的战役行动方案——这就是以后名震华中的车桥战役。
车桥，位于我苏中、苏北、淮南三块根据地交界，是个重要的战略机动地。以南是苏中水网地区，以北是苏北平原，以西隔运河、宝应湖便是淮南平原，这里又是日寇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派遣军的接合部，因此，叶飞副司令员在会上提出：根据日寇将继续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清乡”、“屯垦”的情况，军区首长确定趁敌人兵力频繁调动之际，楔入敌人的接合部，对车桥之敌发起一次强大的攻势，一方面可以打乱敌人的“清乡”、“屯垦”部署，一方面可以控制苏淮边区，使我苏中根据地有一相对稳定的局面。粟裕司令员也在会上强调指出：过去一年来，虽然我苏中军民取得了一连串反“清乡”反“屯垦”的胜利，但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这对部队进行整风、生产、练兵都很不利。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迎接大发展的形势到来，我军必须主动寻找一切有利战机，对敌进攻。敌人目前正以深沟高垒对我，我们只有发扬高度积极的进攻精神，实施攻坚。又由于敌人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因此攻坚必须与打援相结合。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军区首长最后布置：以三旅七团强攻车桥；十八旅五十二团等部担任宝应、高邮方面的打援任务；我们一旅一团与特三团一营，三分区特务营的两个连临时组成一个纵队，担任淮安、淮阴、涟水、宿迁方向的打援任务。
《向上海近郊挺进》节选：　 新四军一、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并在茅山地区建立了江南的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为了执行中央的向东发展的方针，我们一支队第六团组成了东进纵队，从茅山地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让抗日的红旗飘扬到上海近郊去。　
但是国民党却不让我军深入苏南敌后。他们不抗日，也不让我们抗日，给我们新四军划定了所谓“防区”。我军为了达到东进抗日的目的，避免国民党制造借口闹纠纷，便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不以新四军的名义出现，而把东进纵队改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领导干部也改了名字，叶飞同志改为聂扬，吴焜同志改为吴克刚，刘飞同志改为刘青松。我团一、二营编为江抗第二路，原在苏南的何克希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编为第三路。同时，江抗指挥部也成立了，叶飞、吴焜、何克希同志任指挥，乔信明同志任参谋长，刘飞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当时在六团二营任营长，我们这个营被编为江抗二路二支队。　
部队沿着太湖前进，五月到达了鱼米之乡的苏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数）地区。远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在这里领导农民进行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抗战爆发后，上海党组织又派了许多干部来到这一地区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游击武装蜂拥而起。我们来到这里后，便与他们会合在一起，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梅村，我团一部与当地的一支游击队合编为江抗第四路；另一部在江阴境内，与党所领导的另一文游击队合编成第五路；在常熟境内，又与常熟人民抗日自卫军 （简称“民抗”)会合。同时，我们又收编了许多游杂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迅速地获得了发展，声威大震。仅我们二路二支队，这时已有了一千二百余人枪，除充实了三个老连队外，又另外成立了三个新连和支队部机枪排。
《惠济河北的日日夜夜》节选：过了惠济河，就是睢杞地区了。　 
“睢杞”是河南省的睢县和杞县，位于商丘以西，开封东南，两县毗连。这个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主要村镇几乎都有土围子和护围河沟，所以一向就有 “古战场”之称。　 
拂晓，我们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各师的先头部队刚过河北，就和敌区寿年兵团的部队接上火了。战士们十分高兴，说：“先吃小鱼补身体，磨尖牙齿吃大鱼！”　
区寿年比起邱清泉确是条小鱼。朱德总司令在濮阳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曾指示以“耍龙灯，钓大鱼”的战法，歼灭敌人。我们这次到中原，就是准备按这个战法来对付蒋介石的王牌——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的。谁知狡猾的邱清泉发现我们打他的主意，行动十分小心，总是躲避我们。因此，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发起开封战役，调动五军，待其出援时相机歼灭。开封打响之后，邱清泉果然出援，遭我节节阻击，处于困境。蒋介石见势不妙，急令区寿年率整编七十二师、整编七十五师，以及新二十一旅，向睢杞地区进攻，从左翼迂回开封，支援邱清泉;既然他愿意上钩，我们当然不会轻易放他。于是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把区寿年歼灭睢杞在地区。
文革受害
文革开始后，廖政国被卷入上海滩的旋涡。张春桥、姚文元发动上海“一月革命”，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7名委员中，有廖政国、张宜爱（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和李彬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廖政国和张春桥格格不入，他早在1967年元旦就发布了紧急命令，抢在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之前，以检查和维修武器为借口，收缴了上海市民兵的枪支；他坚持要将已被张春桥打倒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列入上海警备区党代会主席团名单；激怒了张春桥。廖政国的家被抄了。
1月21日，廖政国和陶勇深谈，中午还在一起吃饭，晚上廖政国就接到陶勇“自杀”的凶讯。第二天，东海舰队的造反派围攻、追问廖政国和陶勇“密谋”的内容，气得廖政国念了一段造反派没听过的“最高指示”， 廖政国念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陶勇同志打仗打得好！”张春桥闻讯发话：“对廖政国的批斗必须升级。”他对廖政国的方针是一争取，二斗跨，叁斗跑。廖政国腰部受过重伤，是用钢丝背心支撑起来的。但不断遭到批斗。廖政国始终不向张春桥低头。徐景贤提出派人到部队“帮助工作”，他断然拒绝，甩了徐景贤的电话。他警告王洪文：“你再敢来部队捣乱，我就对你不客气！”有一天，许世友给他打电话：“张春桥你敢不敢抓？”廖政国当即回答：“只要首长有指示，我马上就抓！”张春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后，再次遭到群众组织“炮打”，他向廖政国提出调动一个师弹压，廖政国回绝：“派一个兵也不行！”“那我自己派！”张春桥说。
廖政国一拍桌子：“你动用一兵一卒，我就先抓你！”他接着调侃道：“你要明白即使你下了派兵命令，在警备区，除了李彬山，谁会去执行？”
1968年9月，张春桥通过林彪，下令廖政国去北京学习，这个学习班是由林彪、康生和张春桥控制的。张春桥两次批示“点名批廖”， 王洪文叁次到学习班批判廖政国，李彬山则在学习班坐镇。廖政国在北京被围攻、批斗了8个月，经周恩来指示：“不要把蚊子当飞机，把蚂蚁当大象，有病就应当治疗！”廖政国才得到解脱。
1970年5月，廖政国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
1971年9月，廖政国被怀疑胃癌，手术后发现只是胃小弯溃疡，后因缝合处线头脱落，引起大出血，输血时输进带肝炎菌的血液，病变为血清性肝炎、黄色肝萎缩。1972年4月16日，廖政国病逝，年59岁。
许世友当时仰天长叹：“好人为什么不长久?
独臂军长
大胆奇袭1938年2月，廖政国从延安抗大毕业后，随袁国平来到新四军工作，被任命为第三支队六团二营副营长。从苍茫荒瘠的黄土高原来到山清水秀的江南腹地，廖政国的心情格外舒畅，干起工作来更是有板有眼，很快就升任二营营长。为了在日军鼻子底下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六团奉命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从句容的茅山向上海近郊挺进，廖政国改任江抗第二支队支队长。　上海是侵华日军的重要据点，在这一带打击日军，对指挥员的胆略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廖政国不负众托，仅用三四天就带领二支队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直插澄（江阴）锡（无锡）虞（常州）地区，并在江阴的黄土塘与日军打响了第一仗。战斗中，廖政国抱着轻机枪，冲锋在前，所向披靡，600多名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他还指挥部队击退了国民党顽军“忠义救国军”配合日军对新四军发起的进攻，取得了抗日反顽的双重胜利，队伍也从出发时的3个连、数百号人扩展到了6个连、2个机枪排、1300多人。　接着，廖政国率部与江抗第五支队一道继续东进，直向上海近郊奔去。由于没有军用地图，廖政国只能靠一本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组织行军。这天，队伍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了一条江边，廖政国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这条江的名字，向附近渔民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吴淞江。已经到上海地界了！考虑到白天渡江易暴露目标，廖政国向同行的“江抗”副指挥吴焜请示后，便把部队带到江边的竹林里隐蔽了起来，准备到晚上再渡江。
太阳悄悄爬上了竹梢，公路上突然出现了满载日军的汽车编队，江上也传来了日军汽艇的轰鸣声。廖政国不禁眉头一皱，心想日军肯定是嗅出了什么味道，部队很可能要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便立即向吴焜建议部队过江突围。好不容易找来了5条木船，廖政国主动率领二支队的一个排承担了掩护部队过江的任务。主力部队过江后，廖政国率部乘船撤退，谁知船刚到江心，日军就与廖政国他们交上了火，一边是滔滔江水，一边是来势汹汹的日军，廖政国心急如焚，他当即决定排里的战士全部乘船过江，自己则一边掩护，一边泅渡过江。
凭借过人的水性和良好的体力，廖政国游到了对岸，集合好部队，在青浦观音堂地区与在这里活动的顾复生领导的队伍会合了。这时恰逢日军扫荡，廖政国部在顾复生部的配合下，于7月下旬打了一个伏击战，成功粉碎了日军的四路围攻。正当部队快要撤出战斗时，国民党军许雷生部突然赶来“助战”。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打击日军，他们不仅不帮忙，居然还倒行逆施地夹击我军，廖政国气愤之余，对许部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廖政国带着两个连和机枪排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天黑。
这时，队伍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一大片旷地，四周布满铁丝网，却静寂无人，只有几栋孤零零的洋房。找随行的上海秘密党组织的同志一打听，才知道这是虹桥机场。虹桥机场！这可是日军高级将领、战地指挥官从日本飞抵中国战场的第一站啊！廖政国精神为之一振，脑海中闪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廖政国把手一挥，率部悄悄地向机场包抄过去，原以为会遇到日伪军激烈的抵抗，未曾想守卫机场的伪军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廖政国和战士如入无人之境般地把伪军们从被窝里揪了起来，集中关进了一间房子。“怎么不见日本鬼子呢？机场不可能没有驻军呀？是不是鬼子以为这里地处上海近郊，稳如泰山？”廖政国命令部队分路搜索。不一会儿，侦察员兴奋地跑来报告：“支队长，飞机，真有飞机，4架，4架呢！”廖政国在侦察员带领下来到机场一角一看，果然，有4架飞机停在那里，大家都高兴地围着飞机哄闹起来。
日军之所以放心让伪军守卫机场，是因为他们在机场附近地域都设有碉堡，火力凶猛，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完全控制机场。廖政国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机场，日军起初并没有发现，但战士们的哄闹声暴露了目标，顷刻间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碉堡里的日军开始疯狂向我军射击。
敌人火力越来越密集，队伍必须立即撤退，但既然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留下吧。廖政国大喊一声：“烧飞机！”战士们立刻把飞机旁的汽油桶揭开，一股脑地往机身上浇，不一会儿，夜空里就升起了冲天大火。日军司令部听到虹桥机场的枪声，又看到映红的天空，急忙调兵向虹桥机场扑来。可等日军赶到时，除了已烧成一堆废铁的4架飞机外，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廖政国早已率部撤得没了踪影。
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7月24日，上海的《华美夜报》、《大美晚报》、《导报》等一些重要报纸，都用特大字体刊载了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的新闻，极大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信心。廖政国成功创造了我军小分队突袭日军核心目标的典型战例。
失去右臂廖政国身材高大，目光锐利，眉宇间透着一股坚定的英气，无论是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还是横渡吴淞江，他都用自己一双坚实的臂膀承担了革命的重任。成为独臂战将，并非他本人所愿，却是他刹那间郑重的抉择……
1940年10月的一天，苏北黄桥镇一所宽敞的农家大院里，新四军第一纵队四团的一群干部战士正围坐在修械所长周围，听他讲解兵器知识。突然，天井北面的一间平房里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一股浓烟喷涌而出。
“那不是团长的屋子吗！”有人嚷了起来，众人顿时一惊，一个个飞身跃起，一下子就把廖政国的房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冲进屋里的干部战士看到廖政国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他的右臂，已被炸得血肉模糊了。 “快找军医来！”“军医！军医呢！军医哪去了？！”众人都焦急万分……
原来，黄桥战役后，新四军从顽军手中缴获了大批武器，为了给部队讲解一种新型手榴弹的构造性能及使用方法，廖政国带着修械所长研究了半天仍不得要领。修械所长要拆卸分解，但廖政国怕有危险，不让他去干这种危险的事情，自己却坚持带回来研究。然而，就在廖政国拆卸分解手榴弹时，手榴弹突然冒出了一缕白烟。“不好，要出事了！”直觉告诉廖政国手榴弹就要爆炸了，他原本可以把手榴弹迅速地扔出屋子，但想到天井里干部战士们正在热烈地学习讨论，廖政国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右手高举起手榴弹，硬是让手榴弹在手里爆炸了……
正当大伙儿急切地等待军医到来时，廖政国苏醒了过来，他似乎察觉到了自己的伤情，艰难地环视了一下围在身边的干部战士，气若游丝地说道：“我不要紧，就是炸掉了一只胳膊……大家有没有伤……”话未说完，廖政国又昏死过去。为了保护战友，廖政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自己；在断臂剧痛中，他念念不忘的依然还是战友的安危。在场的干部战士见状，无不落下滚滚热泪。
虽然新四军上下为抢治廖政国竭尽全力，但苦于缺医少药，最终未能保住他的右臂。战友们痛惜不已，可廖政国却像没事人一样，一出院就回到了团里。新四军条件艰苦，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往往配不了专门的警卫员，考虑到他少了一只胳膊，组织上多次要给他安排警卫员，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人要是一出生就是一条胳膊，还不是照样吃饭穿衣干活！”他下决心要用一条手臂去完成别人用两条手臂完成的事情。刚开始，廖政国使用左手吃饭总感觉很别扭，不是夹不上，就是夹上送不到嘴里去。于是，他就先试着左手用勺子，等勺子熟练了，筷子也跟着熟练了。一只手洗脸可以，但拧毛巾不行，于是他又想到用牙齿，硬是用牙咬紧毛巾的一头，单手把毛巾拧干。凭着顽强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廖政国不仅学会了单手穿衣、洗脸、吃饭，还学会了左手写字、打枪，而且字写得十分工整，枪也打得百发百中，令人叹为观止。
或许，正是应了古人祸福相倚的名言，“独膀子”给廖政国带来了很多不便，却也成就了他的美满姻缘。廖政国受伤住进新四军野战医院后，17岁的扬州姑娘、医疗队长史凌与他相识。姑娘听说了廖政国舍身举爆手榴弹的壮举，深受感动，便无微不至地照料起他来。廖政国在与史凌的交往中，也渐渐为姑娘的善良和美丽所倾倒，但想到自己是一个缺胳膊的残废，搞不好要拖累姑娘一辈子，便将爱慕之情深深地隐藏在了心底。幸好纵队司令员叶飞在探望廖政国时察觉了一些眉目，回去与副司令员张藩一合计，商定由张藩出面牵线搭桥。廖政国与史凌原本就心有灵犀，只是姑娘羞于表白、廖政国又难以启齿，现在有了外力撮合，结果自然是两个有情人成功地走到了一起。“我是断臂换良妻呀！”每每提及此事，廖政国总认为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鏖战疆场1948年的中华大地，硝烟滚滚，战火纷飞，解放战争的胜利近在眼前，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师长的廖政国难抑心中的激动与喜悦，在豫东辽阔的大地上，他挥师大胆穿插，勇于攻坚，迂回掏心，屡屡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国民党军溃不成军。
是年6月，开封战役逐步展开，国民党当局急令邱清泉兵团向开封驰援，廖政国奉命率部阻击。站在地图前，廖政国挥动独臂反复比划，决定在兰考东北部的淤黄河两岸对敌实施阻击。淤黄河两岸地势平坦开阔，风大沙多，一旦起风，往往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在这里实施阻击极易被敌人钻空子。有人善意地提醒廖政国，他却呵呵一笑：“我就是要敌人来钻空子。”
21日拂晓时分，漫天大风卷起黄沙迷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国民党军果如廖政国预料的那样，一番炮火准备后，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蜂拥而来。由于邱清泉下了死命令，这次敌人的进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临近中午时分，有的敌军已攻至我营连级指挥所，不时有子弹嗖嗖地在师指挥所上空掠过。“敌人太顽悍了，怎么办，师长？”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廖政国。只见他镇定地穿梭于指挥所和前沿阵地间，有时还跑到距敌不到1000米的地方观察情况。敌人越来越近了，廖政国的心也越来越静，终于，他用自己仅有的一只左手拿起了电话：“我命令，全师实行反冲击，与敌展开白刃战！”
廖政国一声令下，我军指战员纷纷跃出战壕，端起刺刀，与敌肉搏了起来。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全靠手中的重武器装备，根本就没想过近战，更不用说用刺刀搏杀。廖政国就是要等敌人靠近再靠近。果然，这边解放军战士们手中的刺刀已弯成了弧形仍呐喊不止地冲向敌人，那边敌人则一个个畏惧地节节后退。敌人的攻击很快就被击垮了，直至次日开封解放，邱清泉的部队都没能前进半步。
开封战役一结束，华东野战军首长就决定主动放弃开封，组织睢杞战役，廖政国所部奉命参与组成突击兵团，统一由一纵司令员叶飞指挥，围歼国民党区寿年兵团。与兄弟部队有所不同的是，廖政国的一师担负的是最危险的任务——沿睢县城西侧实施穿插，分割区兵团的防御体系。廖政国受领任务后，叶飞关切地说道：“插入敌人的夹缝里，你们的日子可不好过啊！”“请司令员放心，我一师保证完成任务！”廖政国斩钉截铁地答道。
廖政国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考虑到自己插入敌军夹缝作战，必将面临分割与反分割的殊死搏斗，于是下令部队一定要顶住敌军“程咬金”的三板斧。果然，敌整编七十五师当夜就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廖政国巧妙地让部队背对背地痛击敌人，接连打退敌20次反扑。在他的指挥下，我军这支穿插部队成为了一道打不烂、推不倒的铜墙铁壁，把敌七十五师隔在“墙”的东西两侧，使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接着，廖政国在部队伤亡较大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向敌七十五师第六旅发起反攻。战斗至6月30日下午，我军全歼第六旅，生俘敌旅长以下1500余人。叶飞获悉战报后，兴奋地打来电话：“廖独膀子，是你们打开了围歼区兵团的局面！”
廖政国在豫东战场处变不惊、应变有方的杰出表现，多次使我军转危为安，直至取得胜利，向世人展示了自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战将风采。1950年，廖政国又作为二十军的主要首长率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朝鲜战场。面对从未遇过的强敌，廖政国沉着应战，冷静指挥，运用爆破战术炸得美军机械化部队丢盔弃甲。
从朝鲜回国后，廖政国历任二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期间，他曾实地勘察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经常深入前沿哨所和基层连队，对基层官兵的生活保障、教育管理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关心，受到广大指战员的一致爱戴和尊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争年代屡建奇功、和平时期兢兢业业的战将，在黑白颠倒的动乱年代里也没能逃脱厄运，多次受到逼供和批斗，被折磨得浑身是病、瘦弱不堪。将军誓死抗争，奈何天不遂人，1972年4月16日，这位独臂英杰因病含冤逝去，终年57岁。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跃马疆场的独臂骁将。1979年4月，上海警备区党委做出《关于为廖政国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撤销了一切诬蔑将军的不实之词，对受株连的史凌等人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为廖政国召开的平反昭雪大会上，许多在上海工作过的干部都自发地前来参加，许多人流着泪慰藉将军的英灵，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廖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