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共五次反“围剿”
历史背景
1930年冬，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皖西地区党组织积极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注意错误，而蒋、阎、冯军阀混战蒋介石获胜，使蒋介石有了"围剿"红军的力量和时机。于是，蒋即着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0）
1930年12月上旬，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围剿”军共集结8个师3个旅近10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2月30日红一军属部红一师和红二师痛击敌四十六师与六安香火岭，为粉碎第一次“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于1月中旬在麻城福田河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2月退守六安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以第一、第二营为骨干武装起义，捣毁了六安县政府，取得胜利。至此国民党对皖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令5月下旬“完全肃清” 鄂豫皖区红军。围攻兵力达11个师，约13万人。4月13日国民党军占领独山，14日占领诸佛庵，15日占领麻埠。25日红十一师及红十师第二十九师猛攻独山镇，全歼守敌。诸佛庵、麻埠守敌逃回霍山。至5月下旬，共歼敌500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
1931年10月在六安麻埠成立了红二十五军，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11月7日红二十五军和红四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近3万人。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于1931年11月10日发起黄安战役，历时43天，歼敌15000余人；1932年1月19日发起商潢战役，历时10多天，歼敌5000余人。1932年3月21日，徐向前率部包围了六安苏家埠等敌据点，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历时48天，歼敌30000余人，生擒总指挥厉式鼎，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7月～9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战役。蒋介石亲任总司令， 赶赴南昌指挥，并请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红军第一方面军30000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险胜（1932）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其部署是：以陈诚指挥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16万余人为中路军，分3个纵队，担任主攻任务；以蔡廷锴指挥第19路军和驻闽部队为左路军，以余汉谋指挥的广东部队为右路军，负责就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战斗背景
新第四次反围剿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战前准备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 
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 
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其部署是：以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和驻福建省部队共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的广东省部队6个师又1个旅为右路军，分别担任福建和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2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中路军约70个团16万人,编成3个纵队。第1纵队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宜黄、棠阴地区集中；第2纵队指挥第10、第14、第27(后任守备)、第90师,向抚州(今临川)、龙骨渡地区集中；第3纵队指挥第5、第6、第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并以一部出资溪；第43师为预备队。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辖红1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委肖劲光)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约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下，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城和南丰。2月9日，红军开始向南丰地区开进。南丰城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由陶峙岳第8师5个团防守。12日晚，红军第3、第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战斗中，红3军团第3师师长彭鳌牺牲。担任围剿主攻任务的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令守军第8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驻南城的第24师驰援，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进逼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遂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主力转移至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区，准备打援。22日，红一方面军获悉中路军第1纵队准备由宜黄、乐安地区增援南丰，第2纵队主力集中于南城，企图在第3纵队策应下，与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周恩来、朱德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无胜利把握,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更为不利,遂决定撤围南丰，诱敌深入苏区。并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和里塔圩之间东渡抚河，将中路军第2、第3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方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待机。陈诚被红11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遂以第1纵队于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3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据此，第1纵队第52、第59师准备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战斗过程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英，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
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周恩来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战争结果
1933年2月，敌中路军3个纵队约16万人，在陈诚的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于乐安、龙骨渡、金溪等地集结，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已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红1方面军此时共有7万余人的兵力，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2月上旬西渡抚河，围攻南丰。陈诚急令中路军各纵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1方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决战。面对当面严重的敌情，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于13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主动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以一部兵力将敌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准备歼灭抚河西岸援敌之一部。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往东向黎川地区转移，即令其中路军三个纵队向广昌、黎川地区追求，迂回包围我军。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黄之黄陂地区，红1方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52、第59师，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在三天的时间内，红1方面军取得了一仗歼敌两个整师的重大胜利。 
敌军两个师被我歼灭后，完全陷入被动，陈诚被迫调整其中路军部署，将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其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方向进攻。红1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而主力则向北移动。当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距100里，前后处于孤立态势时，红1方面军于3月21日，在草台冈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歼敌第11师大部。22日，敌第9师一部企图增援第11师，在东陂地区遭到我军沉重打击。敌第11师被残后，陈诚的中路军其他各部纷纷后撤。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1方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1933）
1933年7月17日，蒋介石调8个师10万余人，以刘镇华为司令，第五次进攻鄂豫皖根据地。9月10日，敌以7个师向皖西北根据地中心合围。鄂豫皖省委组织反击，因寡不敌众失利。26日省委令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  第五次反“围剿”留部分部队坚持皖西北苏区斗争。10月初，红二十五军与红八十二师合编，重建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