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田中奏折
出笼
《田中奏折》原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与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在1927年东方会议前密谋，由铃木贞一执笔撰写又经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修改而成的文件。它是地道的“日本造”。这样论断，可以铃木贞一本人在1940年和战后两次谈话作为依据。不过该奏折在多年后，现已被很多包括中国、日本以及欧美的学者认为是虚构而不存在的。1940年铃木贞山浦贯一编《森恪》一书，全文刊登了铃木于1940年的谈话：“在召开东方会议的时候，我在参谋本部工作。森恪说要见我，我就同他见了面。问他是什么事情呢？森说：‘政治家不同军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决大陆问题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必须恳切会谈。……’于是，我就问森，是不是真干。他说，真的干。我说，真的干我确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对东方会议的想法。总之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就是说，要解决满洲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各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森的意见就是这样。对此，我说解决满洲问题这样就行，但从形势来看，我有我的看法。于是森叫我把意见写出来。这个方案，仅就方针而言，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一点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内治、外交、军备以及其它所有政务的政策中心。……我把这点告诉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说：‘那就这么干吧！’现在有点重复——森恪回答说，但现在突然把这个方案拿到内阁讨论，大臣不会赞成。我说：说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务吗？森说：‘总之，这一点我一个人的力量办不到。刚巧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在东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见了面。
但是吉田说：这样做必须使美国无可插嘴，刚巧斋藤博从美国回到东京，和斋藤商量一下，怎么样？斋藤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内阁，就连元老、重臣都不会答应，因此必须在这个方案上包上一层糖衣，包什么样的糖衣呢？那就和斋藤商量一下吧。于是，我们中间又加进斋藤，进行聚会。结果，斋藤执笔修改我所写的方案。就是说，一个用糖衣包起来的方案。根据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满洲工作，打下不让美国说三道四的外交基础。根据这些，吉田和斋藤做外务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所谓东方会议是使这种政策执行起来具有糖衣包起来的作用。
于是，吉田对元老、重臣进行游说；森负责内阁和政界方面；斋藤对外务省和美国做因势利导的工作。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铃木贞一1940年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山浦贯一的评语），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战后铃木贞“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工作的步兵少佐铃木贞一受森恪的委托，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当时任陆军大学教官、不久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步兵中佐石原莞尔等人商量之后，归纳出日本应当采取的有关满蒙政策的积极意见。森与铃木带着这个意见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会晤，进行磋商。吉田认为：这个侵略计划过分赤裸裸了，在国内外都通不过，需要用糖衣包裹起来；认为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人选是当时赐假归国中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因此，吉田介绍了斋藤。就这样，铃木将陆军少壮参谋对满蒙积极政策的主张归纳为文件，斋藤将它加以修改而成。”
铃木两篇谈话是日本现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两者繁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在认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的学者眼中它是重要的证据，足以证明：《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是地道的“日本造”。
主要内容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
“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中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
“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中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
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欺骗世界舆论。
“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备忘录
（注：《田中奏折》中对中国的蔑称如，支那等词已作适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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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 
1927年7月25日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率领群臣诚惶诚恐谨以我帝国对“满蒙”积极的根本政策奏闻。积极对策所谓“满蒙”就是指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而言。这里，不仅地广人稀令人歆羡， 而农矿森林的丰富也是世界无比。因此，中国为了开发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永久繁荣，特设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中日共存共荣的名义，对该地的铁路、海运、森林、铁矿、农 业、畜产等各方面投资达四亿四千万日圆，这个企业实际是中国企业中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回顾在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条约以来，中国向“满蒙”的扩展事事受到限制，因此国内上下 舆论为之哗然。九国条约本来是在美国的主持下签订的，附议各国对中国在满蒙势力的增长 并不反对，而认为国际贸易及投资利益借此可以得到保护。
东三省是亚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 民的安全，就必须使用铁血，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困难局面。然而，如果采取铁血主义来保 全东三省，那么第三者的美国必将受到中国以夷制夷的煽动，起来制止中国。这样一来，我 国就要被迫与美国进行角逐。
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 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中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中国而 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中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中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 ，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考虑中国现状和将来，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须采取积极夺取满蒙利权的方针，并借利权发 展贸易。这样，不仅能制止中国工业的发展，还能避免欧美势力的东渐，良策妙计莫过于此。满蒙利权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做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利作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饿富源，政府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我大和民族为了向亚洲大陆发展，第一个重大关键就在于掌握满蒙利权。为建立昭和新政并实现我帝国的恒久兴盛，采取积极夺取满蒙利权的政策是惟一办法。中国领土最不幸的是：日俄战争时，中国在宣战布告上明确承认满蒙是中国领土，而在华盛顿会议上 签订的九国条约上也认为满蒙是中国领土，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由于以上 三个错误，给中国在满蒙权益遗留下祸患。中国的权利中国今后要利用一切机会，使全世界知晓有关满蒙主权的真相，并趁着机会以渐进方式向内 外蒙古扩张以使大陆得到新生。
对于南北满洲的利权，除应根据二十一条勇往直前外，应依下列附带利权，扩充中国既得权 利，以便永久享有其利益。
一、三十年商租期限满期后，自由地加以展期，并使对方确认经营商、工、农等业的土地商 租权； 
二、日本人在动部内蒙古可以自由居住往来和经营各种工商业，在出入南北满时中国方面不 得依中国法律进行征税或检查； 
三、全部的对奉天、吉林等地的十九处铁矿、煤矿的开采权及森林采伐权； 
四、在满洲及东部蒙古的铁路修筑及铁路借款的优先权； 
五、政治、经济、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增聘及聘佣的优先权； 
六、为管理朝鲜人的中国警察驻在权； 
七、将吉长铁路的经营管理权延长九十九年； 
八、特产物的专卖权及对欧美贸易货品运输的优先权； 
九、黑龙江矿产的全部开采权； 
十、吉会、长大铁路的修筑权； 
十一、收回中东铁路时提供借款的特权； 
十二、安东、营口的港权及运输联络权； 
十三、东三省中央银行的设立及合办权； 
十四、畜牧权。对内外蒙古政策现在，图什业图王府内有我退伍军人十九名，已从王府取得土地购买权、羊毛收购权、矿山开采权等，这些都已成为中国的先取权。此外，已将多数退伍军人秘密派往该地，为了避免引起奉天政府的嫌疑，使其经常穿着中国服装分散在该王府辖区内从事开垦、畜牧和收购羊 毛等工作。这样，一旦时机到来，内外蒙古即将归于中国所有。为此对于蒙古，拟自本年度起，从陆军机密费中拨出一百万元左右，急速派遣军人四百名，化化装为教师或中国人，潜入内外蒙古，拉拢一切旧王公，攫取该地的畜牧、矿山等，以便为国家树立百年大计。保护政策满蒙各地资源丰富，适于朝鲜人移居，因此朝鲜人移居者日益增多，目前居住在东三省的朝鲜人已达一百万人以上。
为能使移居满蒙的朝鲜人达到二百五十万人以上，一旦有事，即令朝鲜人进行军事活动，同时还可以取缔为名对他们的行动加以援助。
另外，还可以“东拓（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铁”作为后盾，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对朝鲜人进行援助，借朝鲜人的力量来开发内外蒙古并掌握其商业权。
这就是说，朝鲜人侵入满蒙显然对帝国的国防、经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今后要由政府大力加以援助俾其成功，以为帝国发展制造新机会，特别是根据石井-蓝辛协定多取得的中国对 满蒙的特殊地位，在华盛顿会议上已经放弃，幸而朝鲜人移居者日益增多，其投资也日益增长，这样，石井-蓝辛协定上规定的特权，就可以利用朝鲜移民的新问题而加以恢复，而对于 这种情况，从法理上说，在国际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中国。铁路交通既是国际交往的工具和战争胜利的保证，又是经济上的堡垒。中国所修建的铁路大部分 在南满，尚未进入物产丰富的北满，这是特别遗憾的。南满地方居住着很多中国人，这对于中国的国防和经济是不利的。中国如欲开发其富源和巩固国防，必须大力建设北满的铁路。已有的满铁路线，主要是经济性的铁路，而非循环铁路，极不适于战时动员和军事运输。
在中国自己建设的铁路方面，以吉林省政府的财力而言，不久将来即可建设运输能力强大的 铁路，如果再利用奉天和黑龙江的财力进行铁路建设，中国方面铁路的力量，不久将凌驾满 铁之上，必然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然而，奉天省目前经济紊乱，除非中国出力救济，否则无 力恢复。
中国利用这一时机，勇往直前以完成中国的修建铁路的目的，同时，如果再极力进行煽动， 使奉票进一步暴跌，那么，奉天政府的财政必然重蹈赤俄财政的覆辙，这是拭目可待的，到 那时，他们也就没有能力开发满蒙了。
唯有中东铁路的势力是很难打倒的，并且不幸的是这条铁路线和满铁成“丁”字形，丁字形 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面，但对军事的进展上确是十分不利的。幸而赤俄的势力日衰，已无力向，满蒙扩张，毫无疑问，今后中国的铁路建设必将听从日本的指示。赤俄虽然国力日衰，但对满蒙扩张的野心并未停止。其一举一动都是妨害中国的扩张和满铁的利益的。中国必须极力防止赤俄的扩张。
中国首先应该以防止赤俄南下为口实，逐渐向北满强行扩张以便攫取其资源，南面，要制止 中国势力北上；北面，要制止赤俄势力南下。为了对赤俄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斗争，应该使中 国站在表面，中国在背后加以监督，以防御赤俄势力的扩张。同时，还要采取机密手段和赤 俄合作，以防止中国势力的增长，和维护中国在满蒙的既得利益。
前几年，中国后藤新平主张恢复日俄邦交及邀请越飞来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用俄国牵制 中国。中国对于满蒙，不能单单依靠满铁而得到满足。鉴于中国扩张的现况和将来，必须独占南北满铁路。特别是拥有巨大富源的北满及东蒙古方 面，对中国说来，发展余地很大而且有利。因为在南满，中国人日益增多，无论政治上或经 济上中国都处于日趋不利的状态，所以必须迅速进入北满的地盘，以谋国家的百年兴隆之计。
中国在最近将来，一定要在北满和赤俄发生冲突，那时，可以按照日俄战争的前例，如同当时回的满铁和大连那样，获得中东铁路和吉林。为了取得北满的富源，中国再一次在南满的旷野上与俄国展开斗争，将是中国国运发展上势所难免的。满蒙铁路通辽-热河铁路
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对于中国开发内蒙古将有很大贡献，在满蒙的所有铁路中，它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价值最大的一条。要想同内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联系，非依靠这条铁路不可。也就是说，我帝国主义在内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决于这条铁路。
洮南-索伦铁路
这条铁路一旦建成，我驻南满的军队就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线插进赤俄的背后，同时还能阻止赤俄军向北满增援。我们可以强迫蒙古王公制定一项防止中国人侵入的法律。只要能够使已侵入的中国人得不到安居乐业，他们也就自然离开。除此之外，中国如能积极采取其他防止办法，就可能使中国人无从进入蒙古。
长春-洮南铁路
因为满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满，如果这条铁路建成，那么北满及蒙古的富源将全部归我所有，沿线地区还可能容纳我移民二、三十万人。将来吉林、敦化和我朝鲜会宁线的联运通车实现后，蒙古及北满的富源即可直接运到东京和大阪，一朝有事，从我东京出兵经过日本海可以直达北满和蒙古，中国陆军一定无力突破北满地区。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潜水艇将不可能威胁我朝鲜海峡。这样，在食粮和原料方面 ，将能得到自给自足，不论同任何国家作战都可以处于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会宁铁路
以往到欧洲的人，都要经由大连或海参崴。将来这条铁路建成后，就可以由清津港经过会宁 ，转由西伯利亚铁道到达欧洲，这不仅是亚洲交通的大动脉，将来不论旅客或是货物，都要通过我们控制的地区。我方如掌握了这条交通的大动脉，就可以无所忌惮地侵略满蒙，实行明治大帝吞并满蒙的第三期计划，实现大和民族的征服世界。明治大帝遗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然而第三期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亚洲畏服于我，仰我鼻息的大业，尚未实现，这都是臣等之罪过。国策罗津是唯一无二的终点良港，可以成为世界贸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压倒赤俄的海参崴， 令一方面还可以吸收北满的丰富物产，把满蒙的繁荣引进我们国内。假如在最近的将来战争 爆发，中国不得不从大连港口取得富源的话，敌舰就会把对马海峡和千岛海峡加以封锁，最 后将中国打败。要知道，世界大战中，美国曾和英国暗中勾结，一举一动都想牵制中国对中国的行动。为了中国的独立，不得不与美国一战，以警诫中国和全世界。
美国有吕宋舰队，和我对马岛和千岛之间只是一衣带水之隔，可以朝发夕至。如果再派潜水艇往来游弋于对马和千岛之间，就可以切断满蒙食粮和原料对中国的供应。
如果建成吉会线，将南满、北满和朝鲜形成一个大循环线，不仅便于我军队和粮食的运输， 同时还可以确保控制北满的富源。如果北满的富源能够输送到敦贺和新泻，敌人的潜水艇不 能侵入朝鲜和日本海峡，中国的战时交通经济就能保持独立自主，这就是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
只要能够确保战时的食粮和原料的充分供应，无论美国海军如何强大，中国陆军和赤俄陆军 如何众多，最后也必然对我无可奈何，同时还可以镇压朝鲜人在战时的反抗。经营方针满铁由于使命既重且大，所以和历届内阁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因之内阁的更迭往往祸及满铁，而满铁的一举一动也有时累及内阁，这是由于满铁组织虽然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而 其实权则掌握在内阁手中。由于这个缘故，在国际间并不认为，满铁是一个营利公司，而看做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关。九国公约所以要对我满铁的发展加以限制，其原因也就在此。
再就内部来看，满铁在推行满蒙的事业上，实行着有关关东军司令官、大连长官、关东州长 官和总领事参加的四头政治，在大连进行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机密往往被东三省执政者所探知，从而极力阻碍满铁的发展。另外，在东京做最后解决时，也时常因为外务、铁道、财政和 陆军等各方高级官员的意见分歧，而使计划的实行受到阻碍。
为了避免这种种不利情况，拟对满铁进行根本改革，将满铁附属事业中职能和利益较大的单位分为独立的公司，暗中以满铁势力为背景，积极向满蒙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在满蒙的全 部事业，吸收中国人和欧美人投资，使满铁单纯担任铁路运输业务，由中国垄断其资本的半数以上，把握实权用以大力推行帝国的政策。附属事业如下（1）钢铁问题
炼钢事业的盛衰对国家的强弱关系很大，满蒙的铁矿有12亿吨，此外，还恰好有25亿吨的煤。用这25亿煤可以精炼12亿吨的钢，可以保证七十年间钢的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仰赖他国的 供应，这样中国就具备了作为世界上第一强国的要素。
（2）石油问题
石油是中国最缺乏的重要产品之一，也是国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满蒙的铁和重油一旦归我所有，中国的海陆军便可一举成为钢墙铁壁，因此说满蒙是日本的心脏，决非虚言，这是为我绵绵皇基不胜庆幸的。
中国对满蒙经营复杂多端，因此主管官厅之间往往意见纷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于国家的 事业也得不到迅速进展。并且有许多中国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买，专门从事侦察中国对满 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尚在审议中就被中国方面所探知，从而传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就引 起各国舆论对我的遏制，这样，不止一次在对满蒙措施上，尝到苦头。同时，反对党也经常 把在满蒙方面探知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以作为反对执政党的材料。
特别是在今后，中国对满蒙应该改变方针，以便勇往迈进，所以，有必要把领导的中心集中到东京来。这样，第一、便于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国政府探听机密；第三、事前可以避 免各国疑惑，第四、可以革除对满蒙四头政治的流弊；第五、内阁和满蒙的关系可以趋于紧 密，以便集中全力对付中国。拟设立拓殖省，使其专管侵略满洲事项，特别要以掌管台湾、朝鲜、库页岛为名，而实际上以对满蒙扩张为目的，这样，可以蒙混世界的耳目，并防止暴露国内的不统一。如果设立拓殖省，把对满蒙事务的中心集中到东京，使早满蒙的中国官员只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随地参与经营计划的话，也就自然能够严守秘密，使对方国家无从察知我拓殖秘密，国际舆论也就得不到对我进行先发制人的材料了。
对于从满铁分离出去独立经营的各种企业，如劝业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营利公司的监督及经营的权限，也划归拓殖省统一掌握，以便实现帝国向满蒙扩张的根本政策，并完成建设新大陆的计划附件关于田中义一请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积极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义一 
外务大臣田中义一 
铁道大臣 
大藏大臣
宫内大臣 一木喜德郎台鉴 
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事 
欧洲大战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经济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于中国未能发展在满蒙之特权及既得利益，以致上渎圣虑，无所逃罪。况且当臣等拜受大命之际，奉到上谕：特别 对于中国及满蒙之行动，必须确保中国利权，以研究进展之机会。圣旨所示，臣等不胜感泣 之至。当臣在野时，即主张对满蒙采取积极政策，并希望从速实现，兹为开辟东方之新局面 ，形成中国之新大陆，发扬昭和新政，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与满蒙有关之文武百官举行东方会议，就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作出决议。
以上请代转奏 
敬启
曝光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华的黑计划，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如何将此奏折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本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奏折》曝光 一片哗然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中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中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中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中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  东方会议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该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分离满蒙和中国”。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分离满蒙和占领满蒙还是有区别的。田中义一是主张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分离满蒙的政策的，而少壮派的军官如铃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张抛开张作霖自己来管理满蒙的。这也埋下了后来田中义一在张作霖被炸事件后在陆军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辞职的伏笔。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这样两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桢。
蔡智堪，原藉台湾苗粟县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不忘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进步、繁荣富强而尽心尽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以财力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不惜钱财疏通日本警察当局，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他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在这同时，蔡智堪还以“山口”为笔名，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价值在于同王家桢“自述”相互印证，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湾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争斗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将抄本递交给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作为东北当局了解日本政府侵华政策意图参考之用。王家桢为内部刊行的中译本取名为《田中奏折》。
当然，与一般回忆录一样，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讹误和有待考证的地方。其讹误，有些是记忆上的差错，如时间、称谓和数字上的谬误；有些是个人习惯提法的差异所致，如蔡把“宫廷集团”称为“皇道派”，有些则明显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写时造成的，如抄录《田中奏折》的时间，应当是1928年“天气热的时候”，而整理人赵尺子却武断地改成“民国十七年六月”。
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0年为接收威海卫专使，次年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东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与不安。[1]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在其父张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装从北京回到沈阳。当时东北政局危急，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张学良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他一方面为其父发丧，并宣布在沈阳戒严以稳定东北局势，挫败了日军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言和，准备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以对抗日本的压力与粉碎日本分裂、吞并东北的阴谋。与此同时他拨出专款，派出各种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的内容。[1]
王家桢是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务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据林久治郎说，他精通日本政界情况，“似乎能经常地向张学良提供大体无误的情报”。王家桢的“自述”可以印证《田中奏折》是他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同时说明了他主持翻译和内部刊行这一“机密文件”的动机。王说：我“想叫东北负责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好作采取对策时的参考，根本没有想它作为宣传材料来激动人心，更没有想到拿它作为在国际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王家桢“自述”澄清了中译本发生一些谬误和缺陷的原因。王说：“因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所以译出以后，“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见，中译本的谬误，有的是翻译和整理的技术性差错造成的，有的则为“添补”所致。
不容忽视的是，蔡智堪、王家桢两篇回忆文章有若干陈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处：蔡说是他从东京宫内省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称蔡智堪“写信来说，……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二是传递的方式：蔡称是他“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在沈阳小西关西边王家桢家中亲自交与王家桢的”。王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目前，对这两位已故者矛盾的陈述，还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证据。
伪造说
经过据传蔡智堪是台湾出生的日本富商，声称买通皇宫书库官，装扮成补册工人以两晚时间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亦即是献上天皇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交到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之手，王家桢本人也曾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最终在1929年经时事月报十二月刊及其他媒体公布于世。依蔡智堪所发现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伪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东方会议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他其任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6月在东京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大约为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举行，名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主张中国的东三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从中国分离。
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被诬指为田中奏折。西方反应《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常以此作为应该敌视日本的原因。过程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观点多数主流历史学者认为这个奏折是伪造：
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
曾作为“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提出，可是美国籍辩护律师反驳“文章的记述矛盾点多”，另外，盟军在日本的档案中从未发现该文件的存在。结果，有关“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不足，没有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未加以采认，至今却仍被以假当真，继续用来作为反日教育的题材）。
有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
疑点：上奏天皇只能经由内大臣，并没有宫内大臣这条管道。
疑点：文中提到田中在欧美旅行之归途受到中国人攻击。→是在上海遭到朝鲜人攻击。无弄错自身经历可能。
疑点：文中提到山县有朋协调制定打开九国公约困境的策略。→但当时山县有朋已死。无签约可能。
疑点：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建造了吉海铁路。→上表文时间为昭和2年，中国吉海铁路竣工是上表后两年后的事。（吉海铁路确实于1927年开工，1929年才竣工[1])
疑点：本年（昭和2年）予定于东京开办国际工业电気大会。→当时没有这个大会，倒是国际工业动力会议首办于昭和4年10月。
疑点：此上奏文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点：此上奏文之用句，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迳庭。
疑点：田中因为东北事件处理不当，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职，没有机会上奏。
疑点：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误为“一木喜德”（见条目附图）。
疑点：虽有诸国语言，却独独没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连传述版皆无。
疑点：台湾商人偷偷潜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书房二日，抄写翻译而出。→如何潜入？反对造假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重光葵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说明：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战略行为近似《田中奏折》中所叙。
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字词错误仅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真实性2005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访问团举行座谈会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长蒋立峰表示，希望日方今后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看历史、写历史必须客观、全面。例如关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问题，中国史学界也是众说纷云，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田中奏折》为后来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