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乡下人进城
内容提要
“乡下人进城”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历经一个世纪的中国后起现代化及文学叙事形式的发展，与21世纪当下小说的关联在哪里?是普泛的、犹疑的现代抑或后现代?没有现成的答案，多元的经济、文化与叙述形式使得当下的小说拿不定“主义”!阅读经验告诉我: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有价值所在 ① 。这种价值已经为小说捕获，成为一种“亚主流叙述”。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乡下人脱离乡土进城谋生，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行为，在当下语境中突然别具意义了。21世纪初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当下心态、行为的变化，赋予了现代化概念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暧昧，而进城农民的主体尴尬又暗示着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憾。这类小说的叙述主体差异是对作为知识者的小说家身份、态度的多元呈示。这些小说与上一个世纪的小说形成对话，并产生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② 。
大陆社会的结构模式什么是当下小说的主流?被倡导的未必有那么多的作者与文本的产出;执著于日常生活的为数虽多却难以动人;表现都市情感的缺乏坚实普泛的生活基础;描写农村的疏离了写中心的号召，又没有找到个人立场，显然没有多大建树。乡下人进城的叙述却最接近当下中国大陆社会的结构模式，与城市化趋向的相关性最强 ③ 。“乡村\城市”的基本社会模式不再是简单的二元结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的流动创造了当下中国最复杂而又丰富多姿的生活景观。乡下人进城的移民生活是都市召唤的结果，进城后的乡下人生活的多样可能，使折返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人的精神行为的叙述极富张力。乡下人进城的叙述即使不是主流，也有其“亚主流”的特征。其为“亚”，一是因其不是倡导的产物，二是因其叙述主体的意识水平的不一致而没有鲜明的整体感，三是因其创作量还不够丰富。阅读范围内的《民工》（孙惠芬《当代》2002年第1期）、《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谁能让我害羞》（铁凝《长城》2003年第3期）、《蒙娜丽莎的笑》（何顿《收获》2002年第2期）、《奔跑的火光》（方方《收获》2001年第5期）、《泥鳅》（尤凤伟《当代》2002年第3期）、《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十月》2002年第1期）、《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小姐们》（艾伟《收获》2003年第2期）、《爱你有多深》（荆歌《收获》2002年第3期）、《女佣》（李肇正《当代》2001年第5期）都具有上述特征。这类文本中有进城又返乡的，甚至《奔跑的火光》没有进城定居，但是其双向流动性对叙述具有规定性影响。当下批评的责任是给“乡下人进城”的亚主流小说文本以分析与阐释 ④ 。
为什么说是乡下人进城，而不说农民、民工进城?“乡下人、农民、民工”是三个不一样的概念。“民工”强调的是一种“打工”的劳动力资源，他们进城谋生的身份是手艺人或劳力，它几乎成了当下社会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农民”本来务农，现在进城后可以务工、为佣、经商乃至拾荒（一种特殊的生意），他们的身份比民工复杂得多，一度曾与工人一样，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身份标志;“乡下人”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最主要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既得权利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它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端对另一端的优势，现代历史上既有大都市称呼内地人为乡下人的，也有小城镇上的人称来自于乡间的人们为“乡下人”（在沈从文、叶圣陶等30年代的小说叙述中），数十年来上海人称呼苏北、内地的外来者统统为“乡下人”，颇有巴尔扎克的巴黎人与外省人区别的况味。当下的乡下人进城指80年代以来从有限的土地上富余的农村劳力中走进城来、试图改变生活的带有某种盲目性的上亿计的中国农村人口。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口的一点用度本钱，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其所有劳作的价值都在一个堂皇的现代化社会命题下被悄悄地吞没、消解了。当然乡下人进城的谋生途径不一定是务工，高考是一个进入城里精英行列的公正渠道，但失败者只好如《民工》中鞠广大儿子鞠福生去当民工，女性可经营特殊行当（《小姐们》等），李四（《瓦城上空的麦田》）进城不为务工，却可以作为一个伦理变化的尺度去考验获得了城里人身份的儿女们对待乡下父亲的态度。乡下人是一个最适合文学叙述分析的宽泛概念。乡下人进城的叙述把现代社会人的空间转移引出的诸种可能性都包含在内，其包含民工、农民的概念自不待言。如此多的人的生活变化本身就是当下社会的主流，关于它的叙述理所当然可以占据主流，我权且称为“亚主流小说”。 文学现代性在乡下人进城叙述中得以展示的过程，很大可能是一个生命价值与历史方向性进展相纠缠、矛盾乃至对立的过程。中国大陆乡下人进城与全球化共生，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扩展中的人口补充必然大部分地依赖乡下人进入正在成型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乡下人在当下语境中作为最广大而又处于底层的人力资源，与国际国内资本共同完成着大陆现代化进程。乡下人正形成一股迁移的潮流纷纷进城，他们与所进入的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其生命价值的体现与受挫，理当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学内容。
当下文学的现代性理应由乡下人进城谈起。但是现代性追求在当下语境中却很暧昧，乡下人进城所携带的资本无法进入任何竞争，他们在自由流动中的技术成本极低，然而他们确实在大规模地流动。乡下人进城的流动方式相当程度是盲目的，其主体的盲目暧昧决定其生活选择中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在进城过程中的追求与代价也无可争议地是当下中国人生命价值呈现的重要部分。
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充满生机的（与生机相伴的腐败也是生命形式之一），譬之于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乡下人不止是些枝叶。钱穆《大学中庸章句》中引朱子言:“譬如百寻之木，根本枝叶，生意无不在焉。但知所先后则近道耳。岂曰专用其本而直弃其末哉。” ⑤ 无论现代化的百寻之木的根本是什么，占中国人口绝大比例的乡下人在现代化中身份地位的变化，其在边缘而进入中心的努力、尴尬，其生命在全球市场化背景下呈现的精神状态都不容弃置。所以我为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而鼓吹，为其“生意”而欣然、痛然;为叙述者没有忽视乡下人主体而显现的知识分子良知赞叹。
我给“生意”以个人解释:“生”是生命力，“意”则是该字拆解开来的心音。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就是代陈其充满生命力的痛苦心音。乡下人进城为谋生存，是一种生命力的呈示，痛惜的是上述列举的文本中这种存现方式常常是饱尝资本与权力对生命力的压抑。乡下人进了城，个人的横向的空间经验转移与纵向的历史身份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民式的坚忍与难以承受的境遇之间的张力成了小说叙事的一个巨大的情感、精神领域。当下的中国都市正快速地发展，乡下人走进等待他们的都市却往往发出心灵的呻吟，他们努力用发展、生存的无声誓言将轻微呻吟声压下去，这就是鞠广大与国瑞们的特殊的心态，他们没有控诉、没有悲伤。但是叙述者没有无视他们的痛苦与悲哀，所以这样的叙述就有了代天地立言的悲壮。人类生活的目的，依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乡下人进城体现出来的“生意”就是这种生存发展中的悲痛与欣喜的心音:鞠广大求生存，送水少年要发展（《谁能让我害羞》），国瑞（《泥鳅》）介于二者之间，他既要生存又求发展，没有少年那样的沉溺幻想的可怜的美梦，也不像鞠广大只为挣钱改变乡下的生活。他们生活在自尊与屈辱里、挣扎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但是他们没有说出自己的屈辱与失望，只是因为他们执著地想要从中走出来。
《民工》最精彩的笔触是鞠广大与儿子福生之间的紧张，在紧张中他们共同体味着进城民工在城里和女人在家乡的双重屈辱的生活。父子之间曾经有过高度一致的过去，手艺人鞠广大把彻底改变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高考上，没有考上大学使得父子两代人生意黯然。从乡下走向城里当民工，父子俩都不愿意同行，他们无法面对子承父业的宿命。死了老婆\母亲，父子不得不一同奔丧在城里回乡下的路上，而且接着又面对另一个屈辱:妻子\母亲在生活处境不利时候犯下的的不贞的罪孽。如此黯然而没有生意的生活填充着他们共同的生命阶段: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泥鳅》叙述进城的乡下人为使生命充实、张扬，却在权力构陷中丧命的故事。国瑞因乡下生活艰难，受进城的“生存理性”的导引，进入一个生存盲区。他从搬家公司的黑劳工开始了进城后的生活，毫无保障的生活逼得他作了牛郎，作为性工具而满足城里高等女人的欲望，并因此被扯进了权力圈子。他非但不能认识自己身处险境，还以为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好机会，于是认真地学习、负责地工作，直到成为陷阱中的牺牲品。向上的国瑞，在刑场还努力地要做一个守规矩的本分人，他跪着挪上一步与另外的被执行对象列队看齐，至死也不知自己做了有权势的城里人的替罪羔羊。他的“看齐”与阿Q的“画圈”是何等的令人悲哀的历史循环。国瑞的悲哀 既在于他无知地参与了城里人的交易，更在于如此“大团圆”的结局似乎都命定在乡下人的生命中。无论国瑞还是鞠广大，他们都像30年代的进城拉车的骆驼祥子那样要强，“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外出异地打工、拾荒、经商”，等待着他们的往往是“不曾期望的后果” ⑥ ，这些悲喜剧的背后是城市与乡下的社会结构，是乡下人进城的漫漫长途。
尽管权势者的幸运是乡下人不幸的另一半，乡下人还是执迷不悟地努力向城里人看齐，《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正是努力按他理解的城里人的方式做人。乡下人愿意认同城里人的价值标准，却遭遇阿Q不准姓赵的厄运。乡下少年精心以城里人的标准装扮自己，尽管他把自己打扮得不伦不类，但是穿上别人的西服，少年在心理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与发展。他在炎热中忍耐干渴、竭力负重爬上八楼，为一个有地位的女人送水，却被身份歧视逼得以暴力姿态出现，以至于被警察拘捕。少年阅世不深，但是他努力要读懂城市、读懂城市里的女人，他渴求沟通、希望被接受，但是他的好意被拒斥了，他由艳羡而转为仇恨，他的精神被摧毁了，他的盎然的生意被扼杀了。他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未成年罪犯。
无论少年或成年人，上述的乡下人身上都有努力向上的愿望，有充沛的体力，他们的劳作与追求比之城里人更为生意盎然，鞠广大手中的砖石参与了城市的现代化塑型，国瑞和少年都把他们的精力注入到城市的运行过程中，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与犯罪的结局，他们却至死也不愿意离开城市。《爱你有多深》叙述进城的乡下妹子马红出入于各样暧昧的餐饮、发廊之后嫁给落魄的城里人，患上癌症不治，临终时候想和乡下的父母告别，却拿不出车钱。再看看国瑞身边来自乡下的原本生意盎然的女子们，要么在发廊之类的地方“做生意”而腐烂，要么不肯作这样的生意住进了疯人院。
《小姐们》例外地不以进城后的城乡冲突结构故事。母亲死了，奔丧的大姐从城里带回了六个在她手下从业的小姐，于是在生与死之间，婊子与天使之间，本能与伦理之间展开了一场狂欢。大姐俨然是一个城里的成功者，母亲为不便启齿的原因不让她进门二十年之久。但是随着母亲的死，最后的防线崩溃了，进城的女人返乡了，短暂的几天，她把一个禁欲的丧祭场所变成了带有都市色彩的欲望场所。大姐是一个熬出头来的小姐，她已经完成了乡下人向城里人身份的角色转换。有意思的是她手下的小姐们，她们回到乡下不需要“做生意”了，却焕发出她们原来具有的生意:在阳光下的山间的池塘里，她们纵情地洗浴，袅娜地走在阳光下的山道上。原来，城市里的罪恶到乡下涤清后也会变得那样的美丽与生意勃勃。
主体差异性叙述者如何给乡下人进城的现代化迁移故事命意?上述文本并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与思想维度，叙述的方式也不一致。叙述主体与形形色色的叙述对象之间不同的对话方式，主体差异性带来的乡下人进城故事的区别，正是这一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命题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生机所在。世纪初的文学叙事不再一味追随文化思潮，上世纪80年代的观念变化决定文学叙事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经过90年代个人化、世俗化的无主流状态，当下社会的变动不居，影响文学叙事的莫过于乡下人进城;海归、出国、从政、经商、考学入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广度与深度都无法与之相比，当下文学叙述是实际生活远大于观念的时期。实际生活的丰富复杂是文学叙述主体不能一致的根本原因。
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自然平和地叙述着江浙区域的乡下人走向城市化生活的渐变过程;铁凝反思城里人的立场与情感态度，质问城里人《谁能让我害羞》;尤凤伟的《泥鳅》尖锐地呈示陷落在城市的乡下人的无助，表现他们与资本、权力对立时所处的劣势;鬼子将乡下人幻视中的希望《瓦城上空的麦田》进行拆解，质询乡下人进城里的现代化的悖谬因果;孙惠芬把她的人道主义同情公正地投给做《民工》的男人和留守\回到乡下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直到目前她仍在《城乡之间》游走，叙述《狗皮袖筒》那样的民工故事（《山花》2004年第7期）;刘玉栋则将逝去的乡下人进不了城的历史远景拉近，回到那个只能内心祈祷神祉的城乡禁锢时期，听乡下人在心底呼唤《芝麻开门》;方方让她叙述的对象接近城市的边缘，又被乡村所拒斥，被激发起来的乡下人的生命如《奔跑的火光》;艾伟却把乡村作为过滤自 然生命的场所，让城里的《小姐们》从病态的生活里回到自然;李肇正对乡下人进城的命题做不出应答，《女佣》难究根底，只是停留在事相表层。
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所采用的孩子视角与空间叙事结构形成她理解与表达乡下人进城的特殊方式。秧宝宝的童真视野带有原始的乡村认知原型，然而作品的叙事动力正是来自于城市化的现代经济。父母忙于自己的生意，将她托给镇上的李老师家监护培养，空闲时候他们又将她带到城里，住进星级宾馆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父母的生意往绍兴发展，秧宝宝最终便不得不告别那“经不起世事变迁”的小镇，随同前往。人物的经验与江浙地区小城镇的先期现代化水平相关，这里的人们和孩子不同于内地民工不远千里进入大都市，他们大都带着自己的资本把生意一步步做大，他们所处空间的现代化水平也愈向都市攀升。这个故事空间扩展就是从“溇”到“田塍、河磡”、到沈溇村庄、再到华舍镇而县城、绍兴;而故事的另一面，却是文化的根源，秧宝宝的外公象藕扎根于河底一样，坚定地与浮华世界对抗，但不是本文申述的对象。以孩子的视角看，王安忆像她习惯的做法一样得以避开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的干扰，集中笔触写人的生命的盎然意趣，秧宝宝周围的变化与她的平静态度之间的张力是小说诗性价值的中心。
铁凝的短篇心理小说《谁能让我害羞》表达一个质问:城里人凭什么端起贵族的架子嫌恶来自乡下的底层人的，凭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心理不平等?寄居在姑母家的“孱弱，面目和表情介乎城乡之间”的送水少年，被丈夫“常驻国外做生意”、衣着华贵、开着汽车的女主顾慑服了。他努力想得到女人的注意，渴求被这个城里的上层人承认。在都市底层的人与贵族之间展开了一场心理战，女人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羞愧么?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这样的道德自信来自于哪里?是谁赋予了女人心理上的优势?城乡人物的强势与弱势地位，在当下经济、道德、伦理乃至政治上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铁凝用非常简约的情节表达她对新的不平等的思考，举重若轻。
尤凤伟的《泥鳅》不同于王安忆渐进地与都市现代化接触，国瑞这样的的人物进城以后就是一个城市的异己，他将铁凝对不平等的叙述发展成为权利空间里的城乡对立。国瑞在城里的所有职业选择、日常生活都处于屈辱的地位，然而他没有放弃过向善的努力，即使作为牛郎，他也把服务对象贵妇人当作真情奉献的对象。国瑞仿佛在地狱里也能做一个好鬼!犯罪的是城里的权势者，而作为替死鬼被枪毙的却是国瑞这样的乡下人。尤凤伟是当下文学想像中权利分配的有力质问者。
乡下人在城里的这种遭遇不禁让人发问:乡下人为何还要来城里，他们能得到什么?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正是陈述着这一问题。小说中的叙述人是一个名叫胡来城的拾垃圾的小孩，通过“胡来城”发问乡下人为什么来到城里?他的父亲回答:“成为瓦城人”，让“住在村上”的“永远比不上”。城里捡垃圾也比乡下的生活值得羡慕!进城是一个神话，值得人们为之付出一切。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道具:“身份证”。“李四”的身份证被警察错误地换成了意外死去的“胡来”，从此就失去了他的亲人，因而一直拾垃圾到遇车祸暴死街头。乡下人进城的身份面临不被承认的巨大悲哀!于是，李四也好，张三也罢，他们进城收获的只是种在虚空中的庄稼，即“瓦城上空的麦田”。
鬼子将城乡冲突的叙述放置到对现代家庭伦理质疑的维度上。李四将自己耕作的那一片“麦田”（三个儿女）移植到城里。他们在城里辛辛苦苦谋取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逐步疏离了乡村生活伦理。他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父亲的六十大寿，父亲则坚持子女无须提醒也应该将大人的生日牢牢记住，于是不动声色地进城来考验子女的孝心。一场伦理认同的冷战开始了，子女的疏忽惹起父亲愈加强烈的对立情绪，他采取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与拾荒的为伍，不与背弃乡村伦理的子女们妥协，由不可回避的伦理冲突引出了一个悲剧结局。当父亲成为一个拾荒者以后，家庭伦理矛盾演变成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的冲突了。让三个已经获得城里人身份的子女认一个最底层形同乞丐者为父，与记得父亲的生日就不是一回事了。寓意在于认贼作父比“认丐作父”容易得多。刚有一点小权力的儿子，宁可调动警察的力量去欺侮一个老人，也不愿冒险甄别、验证一个形同乞丐者与父亲之间可能的身份联系。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在对照中展开叙述，李平进过城并曾在城里以身体为资本生活，这个失去尊严的乡下女人因这样的经验而无法恢复进城之前 的身份人格;另一个女人潘桃则饱尝男人进城后留给女人的虚空的世界。李平一类的乡下女人在城里从事当下时尚的最古老的女性职业，原指望这是一个熬过去就可以抛开的原始积累过程，当她们想重新获得尊严过上平常日子时，更大的伦理陷阱等着吞噬她们。何顿《蒙娜丽莎的笑》叙述有相同经验的金小平回到乡下后，为挽回做人的尊严而不得不反抗、杀人。城市的消费文化向乡间延伸，都市伦理向乡下的渗透，却挽救不了受其浸润而不得不仍然生活在乡村伦理中的人们。方方《奔跑的火光》说的是另一个这样的悲剧故事。艾伟努力做一个逆命题，《小姐们》的恣肆也只能是短暂的。荆歌《爱你有多深》中的马红则连回到乡下的可能性也没有，不得不在不能满足的还乡欲望中把饱经苦难的身躯遗留在城市。
乡下人进城的漫漫路途上一向有说不尽的悲哀。《芝麻开门》可算是一篇进城的历史文献，它不叙述财富与幻想空间内的事情，而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进城故事。刘玉栋用诉求性的标题，表达当年乡下人打开城市户口之门的愿望。但是进城顶替工作的大哥的结局是自卑压抑下的精神病和心灵的干枯，父亲最终带着他回乡下去了。刘玉栋在一个与历史对话的维度上展开叙述:上世纪下半叶，城里的干部、工人往返于城乡之间，把种种生活中可望不可即的景观显示给一般乡下人家，乡下人梦寐以求城里生活的合法性地位。当下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出现了，乡下人进城的普遍意义是要进入一个曾经拒斥过他们的更优裕的生活领域!
带有明显差异的主体叙述也考验着当下小说家的社会良知与道德自觉，叙事知识主体与身份立场确立了他们的叙述框架与出发点。小说家们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对当下中国乡下人生命体认的差异，在“乡下人进城”这一对象的众声不一的叙述中不断得到印证。
与现代化相关，与生命相关“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在当下与历史两个维度上与物质、文化语境展开对白，对当下的生活作出阐释，对过去不绝如缕的乡下人进城的历史表述尤有重新发明的功效。对话的两个支点是:与现代化相关，与生命相关。这一命题体现了文学的当代性，积极介入了当代人的生活，表达着知识界部分严肃思考着的人对当下生活的态度，小说叙述如此直接地参与公共空间的言论生活，不甘于边缘化，这在近年的文坛上很难得。它在与历史对话\辩证的过程中，有论今知故，阐发幽微之妙。
就叙述主体对生命关怀的深度而言，为生计问题进城的乡下人阿Q、从乡下来到城里拉车的祥子都是当下国瑞、鞠广大们不能达到的。体面、要强、向上的祥子，终于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阿Q也因进城时参与革命中的一点劣迹，被“团圆”掉了，国瑞正遥遥向这两个形象致意!祥子悲剧的精神深度比他的“三起三落”的故事重大得多，国瑞在当下语境中经过的事情要比祥子来得复杂，然而他的精神退位却是当下文学表述的一个致命因素。国瑞的生性老实与阿Q的游手好闲中的愚昧毕竟不是一回事，国瑞身上有些阿Q品质，却没有他的个性的复杂，他仍然在阿Q的共性笼罩之下。由此可见，性格复杂化的审美深度也从文学中退位了。鲁迅对阿Q的认识超出了乡下人范围，他不仅考虑阿Q能否融入城里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更关心城乡共有的阿Q性格是如何阻碍着中国人健康地进入现代世界。老舍在对生命体认的沉潜中彻底否定了事事孤立地个人奋斗的祥子的行为方式与狭隘的精神境界。当下叙述者们终于没有能够让国瑞们从经历的“事”中跃出，成功建构进城的乡下人的精神世界，并试图批判改造。仅有同情是不够的，客观地看，全靠体制的安排也不一定能够解救得了这些进城的乡下人，也不能够想象那个送水少年憧憬的贵妇人对他施以善良就能够改变其地位。在这些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叙述中，最深刻的就是乡下人“胡来城”、城里人“我要……羞愧么”的质问，然而其它的叙述往往事情太实，就对人的理解而言，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主体的缺失。
上述的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与1950—1980年代之间的叙述构成的对话另有一番意趣。建国后小说中的乡下人进城是被认可的“上城”。坚持乡村中心的梁生宝上城买稻种的经历被赞可，因为他有一个理想，响应了合作化的中心任务。撇开意识形态的内容，应该承认梁生宝作为一个单纯的而富有理想 的新农民，还有陈奂生的狡黠，都不失其审美的价值。陈奂生是短暂地到城里去“观光”的“游民”的形象，封闭的社会环境被打破，他借上城卖油绳，货比三家地买了一顶帽子，歪打正着地替改革开放政策作了一个注脚。梁生宝、陈奂生“上城”以后，又都“下乡”了。而今天作品中的乡下人却是进了城死也不愿下乡。他们还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我们拭目以待;但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如何表现进城的乡下人也拥有并分享健康的都市化的过程，写出他们挣扎、奋斗中的精神世界与血肉共成的生命，是对小说叙述也是对批评提出的挑战。
注释
①期刊阅读的调查范围以《收获》、《当代》、《十月》、《钟山》四种为主，从2001年第5期到2003年第2至10期40本，共小说275篇，此外还参证《人民文学》、《长城》的一些篇什。在通常的都市、农村、历史、日常生活分类之外，叙述乡下入进城的文本正关涉着当下中国的现代化与最广泛群体的生命。
②这一观点曾在2004年1月汕头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初步表述，发言题目:《乡下人进城:20世纪里的文学现代化质素分析》。
③台湾的乡下人生活方式在80年代就已经与城市没有多少差别，港澳更无用论。
④调查抽样不意味着全面现代化中乡下人进城的叙事就是从它们开始，20世纪末的小说中有些乡下人进城的叙述，《浮躁》已启这一叙事之端。21世纪初的乡下人进城的叙述是以创作潮流的形态呈现出来的。
⑤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达札》，《〈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札·大学中庸章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⑥黄平:《当代农民寻求外出——迁移的潮流》，《印迹》第2期;《“种族”的恐慌与移民的记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原载
《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注释：对于乡下人进城一般纯在两种情况，丑化与赞扬。丑化的一般以乡下人的“土”为特色，赞扬的一般以其“纯洁”为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