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凤德
个人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男，1944年生，朝鲜族。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世界经济日本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通晓朝鲜语、日本语，懂蒙古语，东北  金凤德教授亚问题知名专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辽宁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大连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满洲里市政府经济顾问。用中文、英文、日文发表论文数十篇，在日韩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承担过科技部、辽宁省、大连市研究课题多项。出版著作11部。主讲课程有世界经济概论、世界经济前沿、东亚经济、韩国经济等。
个人经历：
1958年9月——1964年8月 内蒙古通辽市第二中学读初中、高中并毕业。　　1964年9月----1968年9月 中共内蒙古党校 师资班，学习毛泽东著作，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1968年9月----1970年3月 北京军区4663部队军垦“接受再教育”。　　1970年3月----1973年6月 内蒙古科左后旗农机修造厂做工、车间主任　　1973年6月----1976年7月 内蒙古科左后旗宣传部干事　　1976年7月----1980年8月 内蒙古科左后旗“五七”干校、党校，党委副书记、教务长。　　1980年9月----1983年8月 吉林大学攻读研究生 世界经济日本经济专业。毕业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3年9月----今，在东北财经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先后任该校（学校直属）经济研究所亚太室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外访学经历：
1992年9月----1993年3月，在日本北九州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1998年5月20日----6月10日，在法国洛林矿学院攻读“产业转型硕士研究生班”。并获续读清华大学“产业转型硕士研究生班”资格。　　2002年4月1日----9月30日，在日本广岛修道大学做课座教授（客员教授），讲授中国经济、中国区域经济、东北亚经济。　　2004年9月——2005年9月，在日本滋贺大学做聘请教授，讲授中国经济、东亚经济、中国文献研究。　　2008年9月——2009年9月，在韩国昌原国立大学做聘请教授，讲授中国经济，东亚经济。[1]
重要论述
[1]《如何看待我国特大城市工农业生产“翻两番”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情况简报》，1985年3月9日。[2]
文章认为，“在编制长期规划时，要特别注意特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工农业发展速度问题。”“今后我国特大城市三种产业的发展，最快的应是第三产业，其次才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我国的特大城市统统建成工业城市。”
“我国的特大城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其“作为对外进行经济交流的窗口和国内物资集散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枢纽和人才荟萃之地，……发展第三产业不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而且潜力甚大。”　　“当然，这决不是说特大城市就不要发展工业了。完全相反，决不能放松特大城市的工业发展。但必须指出，今后特大城市的工业必须注意建立典型的‘城市型’工业结构，这种工业产业应具备这样的综合特点：知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能源资源低耗、省地、净产值高。而对那些虽然工业产值很高的但不符合上述原则的工业企业，禁止新建，对现有的要限制发展，有条件的要逐步转移”。否则，“我们在工业和城市布局上很可能不是寻求集聚利益，而是自讨集聚弊害”，“重犯类似人口问题的历史性错误”。
此文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批示，并将文章的重要观点写入1985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　　
[2]《论日本经济走出鼎盛期的若干特征及其面临的历史性选择》，《世界经济》，1986年第10期。[2]
一、日本经济走出鼎盛期的若干表现　　（1）日本的产业结构呈“增长停滞型”。近、现代经济史表明，物资资料直接生产部门比重的下降和服务部门比重的上升，是一条规律。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指就业结构，以下同）一直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而第二产业比重则由上升转为下降。当第二产业的比重达到一定限界转而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达到相当高度并持续上升时，整个经济的增长就要出现长期的停止趋势。美国、西欧经济史都表明了这一点。日本出现“停滞型”产业结构是在1975年。　　（2）日本的支柱产业临衰退期，而新兴产业虽酝酿产生和发展但尚不足以替代现存的支柱产业——钢铁、汽车、房地产。　　（3）日本的经常收支顺差达超高度，从而加剧了国际经济摩擦。
二、日本经济面临历史性转折：跨国公司化和内需扩大化。　　
[3]《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问题》，1986年第6期。[2]
文章指出，普遍认为的二战后日本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并获成功的观点是不准确的。文章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之”字形过程：战后初期至60年代中期为进口替代战略（内向型）；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出口导向战略（外向型）；80年代中期后将转入内向型。
文章分析了进口替代战略区别于出口导向战略的主要特征：“技术上的全面引进、替代性，市场的内向性，出口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乖离性，支柱产业政策的保护性。”“进口替代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优先发展本国的制造业，用本国的制成品来替代原先进口的和需要进口的商品，并以此来带动其它经济部门，推进本国的工业化。”
日本进口替代战略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1，日本具备并发挥了“中近国”优势。2，日本具备并发挥了大国优势。3，日本政府的“时限性”产业保护政策。4，有效解决了农业问题，使大的国内市场由潜在的变成现实的。5，发挥了岛国优势。
文章认为，日本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指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的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个别地区、个别企业乃至个别产业，采用出口导向战略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就整体而言，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采用的应当是进口替代战略（内向型），而不是出口导向战略（外向型）”。理由是：中国是大国；世界经济低速发展趋势。
本文摘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86年第27期、28期）上，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参阅。
[4]《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我们的对策》，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1988年1月8日。[2]
文章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战略概括为“争夺”、“淘汰”、“转移”、“夺回”。我们的对策应该是：　　（1）针对其“淘汰”战略，实行“见缝插针”的方针。面对“三极”内部的激烈矛盾和“四小虎”的竞争锐势，日本淘汰或控制发展某些产业是可能的。对此，我们应抢在“四小虎”的前面占领空缺。我国基本上仍处在传统产业革命阶段，实无“夕阳产业”可言。　　（2）针对其“转移”战略，要积极改善国际投资环境，并辅之以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和途径，争取多引进为我有利的日资，不要坐等。　　（3）针对其“夺回”战略，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联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全力挫败其“夺回”战略，迫使其吐出更多的相对劣势产业。　　（4）针对其“争夺”战略，我们应发挥我国具有一定高科学技术的优势，积极准备并参与一些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同日本建立一定的“水平分工”关系。
文章强调指出，我们的战略应建立在“争”上面。纵观发达国家吐出相对劣势产业的经验，无一不是“让”与“逼”相结合的产物。试想，若无战后日本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美国会自动退出钢铁大王的宝座么？同样，若没有后来南朝鲜钢铁工业的异军突起，日本八幡高炉也不会自动熄火。
文章还作了如下预测：“我们现在实际上进行着一场发挥‘后发优势’的竞赛。谁在这场竞赛中取胜，谁就有可能是第二个亚洲巨人。因此，我们必须认准眼下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眼下”者即‘四虎’。……‘潜在’者即印度。‘四虎’纵有生气也不足惧。……可以预料，在亚太这一世界经济活火山中，再崛起一个足以与日本抗衡，进入世界诸强之列的，不是中国即印度。　　
[5]《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1988年7月18日。[2]
文章指出，“在亚太这一世界经济的‘活火山’中，正在酝酿、崛起两大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将对该圈内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将作为世界经济协作的崭新形式，作为建立世界经济新格局的综合实验区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由于：东北亚经济圈所面临的问题几乎囊括了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的一切领域——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北北关系、东东关系。可以说，东北亚经济圈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未曾出现过的极其特殊、相当典型的经济圈。”
文章揭示了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主要是：“第一，世界经济出现了多极化的格局和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第三，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治上的对立”。
文章分析了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主要是：　　（1）解除政治障碍的因素在增多。　　（2）在经济方面，东北亚四国和地区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赖性。　　（3）东北亚经济圈的雏形已经存在。　　（4）‘黄海热’将成为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转机。　　（5）苏联的远东开发，将使东北亚经济圈更趋完备。
结论：“我们可以预见，东北亚经济圈最终将形成大跨度的经济循环格局：日本——（南北）朝鲜——中国东部——苏联内地——苏联东方港——日本”。　　
[6]《南朝鲜经济发展模式简论》，《世界经济》，1989年第2期。[2]
文章认为，南朝鲜经济发展模式是以“速度型”（赶超型）为主要特征的。其经验告诉人们：发展中国家无须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完全可能树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崭新的发展模式。南朝鲜经济发展模式概括如下：　　（1）经济发展过程的“浓缩型”。体现在：第一，经济发展的超高速。第二，30年跃入新兴工业化行列。第三，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举。　　（2）关联产业发展程序的“逆向型”。南朝鲜的作法是，先发展下游产业，后发展中上游产业，肯做“无米之炊”。　　（3）支柱产业发展战略的“一步到位型”。一切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遵循了如下路径：进口→进口替代→出口，日本最为典型。但是，南朝鲜的重化工业过程对此作了重要修正：其面向国内生产和面向海外生产的两个阶段并作一步进行，即进口替代之日，便是出口导向之时。　　（4）资本积累的“外资依存型”和对外经济关系中的“经济大国依存型”。南朝鲜没有经历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走了一条“引进外资→扩大再生产→赚取外汇→还债→资本输出”的路子。在对外经济关系中表现出对经济大国的高度依赖，资金、技术以及进出口贸易市场，均以经济大国依存型为主要特征。　　
[7]《论日本国有企业及其民营化》，1995年5月复旦大学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复旦大学《日本研究集刊》，1995-1。[2]
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是：　　（1）勾勒出日本国有企业兴衰的路径，分为三个时期：创建期（明治政府时期）；复活期（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衰退期（二次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此，文章认为，“人们习惯于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同凯恩斯主义联系起来。其实不然。”“日本国有企业与近现代史同龄。……日本国有企业的盛衰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呈反方向”。　　（2）无论是建立国有企业，还是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都具有历史必然性。文章说：“在私有制旗帜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的时期和对一些领域，能够容忍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这不是随意政策的产物，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寻找到它们存在的依据。两类企业共存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并互为依存、相互促进，它们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坐标系中选择了自己的位置，各自发挥其不同的职能。它们为什么这样地而不是那样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并进而发挥其不同的职能，说到底，是由产业的性质决定的，是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必须和只能用这一原理去解释。
[8]《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的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2]
在这部著作中，撰写了“第三篇?亚洲NICs的动向”。本篇创新点有二：　　第一，揭示亚洲NICs公企业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公企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最新的实践依据。文章认为，“英法随执政党的更迭而致公企业的多次反复，是人为地模糊了公企业内在的规定性，甚至把公企业当作某一政党为实现某种目标的政策工具，好像无须也无法遵循公企业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似的。亚洲NICs的实践，用事实剥离了决定公企业存在及其消长的表象的和非本质的因素”。“亚洲NICs在政治上曾是极右的”。但是，“它们在公企业问题上却采取了近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所谓‘非资本主义’的做法，公企业在它们的经济中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说明，公企业的存在及其消长是独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　　第二，提出了新命题——“公企业异化规律”。文章认为，“公企业的位置（地位）不是也不应该是铁打的，该到位时不就位不行，该退位时不离位也不行，一切依时间和条件为转移。这里有公企业的异化规律在起作用：市场机制本身提出公企业存在的依据，而公企业发展所促成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间企业的壮大、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反过来对公企业既存的规模、职能提出了挑战。亚洲NICs的经验生动地表明，若不适时地推进民营化，那么，曾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公企业将由‘牵引车’变成‘障碍’。”其根源在于“产业的‘自然垄断性’等属性不是永恒不变的”。　　
[9]《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东亚经贸新闻》，1999年1月4日。[2]
文章指出，国内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已近终结”，说“现阶段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由高速增长路线向稳定增长路线转变”，“中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后的大调整时期”，笔者统称之为“中国经济新阶段论”。并对“中国经济新阶段论”所凭借的四个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1）日本、韩国的例子不足为据。（2）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不能成为终结高速增长的依据。（3）说“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萎缩的论据并不充分”，即使如此，由于中国是大国，抗外界振动、冲击能力比起中小国家要大一些，故，仍能实现高增长。（4）所谓“提高经济质量就必须放慢速度”的命题不成立，“质量与速度并不完全排斥，搞好了，是完全能够统一起来的”。
文章说，“高速增长的时间究竟会多长，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或问题的实质是：是什么原因终结了高速增长”。“终结后发国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其经济发展已接近成熟经济的程度”，其标志有四：“人均GDP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传统的支柱产业实现了赶超；实现了城市化；城乡收入均衡”。很显然，“中国距进入成熟经济阶段还甚远，……还没有形成可以脱离高速增长轨道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国是‘后发（大）国，它要离开这个轨道，至少需要15—20年”。
[10]《论东北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2]
文章认为，“东北经济处在危机之中”。表现在：　　（1）GDP在全国的比重持续下降。　　（2）所谓“物产丰富”的宣传已不大符合实际。　　（3）粮食基地的“基地价值”正在发生变化。　　（4）失业率居高不下，城乡居民收入低增长。　　（5）东北一批产业城市可能会走向衰败。
原因何在？　　（1）东北地区聚合了三大难题：自然资源枯竭+坛坛罐罐+失业大军。　　（2）改革开放之后，东北的重化工业企业陷入前后夹击的窘境。　　（3）中央和地方的决策失误。　　我们的对策应该是：　　（1）闯两关：国企改革关和失业关。　　（2）实现三大转移：资源优势取向转移；支柱产业转移；工业布局转移。建议对现存的冶金、石化企业要控制生产规模，创造条件向沿海转移，准备吃‘洋料’生产。鞍钢、本钢、沈阳冶炼、抚顺石化、辽阳合纤等企业应当考虑是否迁址。　　（3）两大政策创新。　　（4）实现两大突破。　　（5）充实东北文化：尊重企业家。
[11]《｢高成长、高失业が并存する｣中国経済と国情并びに戦略に対する再考察》（“高增长、高失业并存”的中国经济与国情和战略的再审视），『APC?アジア太平洋研究』，2000年3月
APC Journal of Asian-Pacific Studies, March 2000.[2]
文章指出，“高增长、高失业并存”是中国经济特有的现象，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未曾涉猎过的一对“组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和如何走出高失业阶段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指出了解决高失业问题的三条基本途径。
文章将中国的特殊国情概括为：转型中的发展中的“后发大国”。
文章强调指出，已往对“后发国”特征的研究缺乏两点论，只研究“后发优势”，而很少甚至不去研究“后发劣势”。 所谓后发劣势，集中到一点，即发展中国家的难题与发达国家的难题之积累和交织并发，后发国容易患上早衰症，从而潜伏着中断高速增长的危险。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后发国，其现代化过程，既是“脱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克服“发达国家博?的过程，因而其“经济政策问题显得尤为复杂”(弗格尔语)。比如：?　　——在失业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中国还要顶着庞大的农村无限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巨大压力——西方国家早已不复存在的课题。?　　——在城市化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患有严重的“都市博?，另一方面，又需直面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具大压力。?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上，既要坚持以较少的生态代价获得发展的道路，同时又存在不得不以较大的生态代价以求得生存的实际问题。
后发国是容易患交叉感染的。它在起飞之后，若在尚未解决好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基本任务之前，就患上“文明博?，就可能蜕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畸形儿，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坠落下来。须知这种威胁距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而是在日益逼近。 
文章提出了“大国经济特殊规律”的命题。　　“大国经济的特殊规律究竟是什么?对此，我们还没有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停留在二十几年前钱纳里的水平上。……钱纳里等人曾揭示的大国经济特征是否非常适用于象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 ”??文章指出，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先驱“对象印度、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必要作为一种特别类型加以研究的问题尚未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中去。”?“今后我们是要继续按着钱纳里模型去设计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呢，还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去设计，并对这种设计和实践作出科学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留给中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课题。”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战略的核心是“赶超”。指出：“中国经济战略的设计应以赶超为核心，中国应实行以发挥‘范围经济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和‘后发经济优势’为主要特征的赶超战略，而不是比较优势战略。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的大国”。　　?
[12]《中国の国情再认识と东北戦略の新思考》（中国国情再认识与东北战略新思维），【日】『NIRA政策研究』，2004年第7期。[2]
一、中国国情再认识　　“世纪之交之世界大事莫过于中国的崛起”。“西蒙·库兹涅茨把1750年确定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转折点。那时，欧洲人及其后裔居住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为22%，但这个‘22%’分为十几个国家。今天的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近22%。可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联想到印度经济的动向，提出人类正面临超大型国家经济崛起的新时代这样的命题不会过分”。　　“中国这个‘22%’，不可能继续走以往‘22%’先人所走过的道路”。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是中国人对本国国情的再认识，是中华民族对资源、环境和国际关系问题的觉醒。中国已经进入接受资源和环境约束、直面国际经济摩擦的全新时期”。 “总之，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大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平衡本能地发生‘破坏’作用的功力，将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基本的、长期的和经常性作用的因素。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方针必须和只能建立在这一基本国情之下”。
二、东北发展战略新思维　　“第一，确保中国资源安全的战略”。“两大资源是我国必须确保的——粮食资源和矿产资源。把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交给自由的国际市场安排，不是欺骗便是幼稚”。　　“第二，推进东北亚联合的进程……中日韩三国是有共同弱点的，客观上需要联合起来加以克服，加以防御。主要有三大领域：农业、矿产资源和金融。认真思考东亚的农业问题，不惜策划‘中日韩共同农业政策’，以确保东亚的粮食安全”。　　“第三，选择合理的技术路线。　　
[13]《“农业问题”:不应成为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蓝皮书2011年》。[2]
“农业问题”是迄今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展不力的原因之一，而在经济领域中又是首要的障碍。但是，这错了。东北亚农业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决定了东北亚诸国在农业问题上不但必须而且能够走到一起。中日韩同作为农业弱国应该联合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实现共同防御；中日韩农业资源具有极大的差异性，理应各自发挥优势实现互补、共赢。因此，农业问题不应成为东北亚一体化的障碍，恰恰相反，应该成为动力。　　在农业领域，中日韩三国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
所谓同质性，三国都是小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天然的缺陷和障碍，而且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可能消除。农业弱国的共性，要求实现共同防御。所谓异质性，主要是指中日韩三国农业资源的巨大差异性，突出表现在日本和韩国更适合于种植水稻，而中国的主种植玉米区农地资源十分宝贵且具不可替代性。　　
同质性和异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韩三国在农业方面实现联合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现存的国际粮食贸易体制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东北亚粮食进口的压力将逐年增大，而且将增大到足以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程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需改善现存的国际粮食贸易体系，建议在WTO粮食协议中增加一条“大国农产品自给率义务”。其要义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的农产品，首要的目标不是自由化，而是确保相当水平的自给率。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粮食自给率发生动摇，可能会给世界粮食格局造成颠覆性的后果。中日韩三国在粮食问题上同病相怜，应该通过有效合作，越过这一历史性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东京大学铃木宣弘教授提出的关于建立“东亚版的共同农业政策”的倡议是很有意义的。　　建议中日韩农业思想要建立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背景之下。这样，日韩的农业结构调整思路可能就不是“减水增旱”，而是发挥优势，维持甚至是进一步扩大水稻生产；中国则在一定时期内单方面、零关税、敞开量进口日本和韩国大米，中国的北方尽可能控制或压缩水稻种植面积，腾出耕地和水种好玉米和大豆。　　
[14]《我国向日韩开放大米市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2012年厦门大学《日本经济学会年会年会论文集》。
新东北亚国际秩序形成过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它是伴随着后发大国崛起与既存大国衰退过程的形成过程，是传统安全体系和非传统安全体系并存、交织，博弈、消融的形成过程。因而它将是十分艰难的、漫长的，但是，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构筑强有力的东北亚非传统安全体系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而走向这一目标之关键的一步是缔结中日韩FTA。缔结实效、高水平的中日韩FTA关键又在如何对待大米市畅?因而，作者重申：中国要在一定时期内，单方面、零关税、不限量地进口日本和韩国大米（即“大让步”战略）。“大让步”战略会产生锁定中日韩FTA的效果。其根据在于：水稻业和稻农在日本和韩国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2]
著作
独著：
《后发先至——韩国三星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合著：
《战后日本产业政策》，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金明善主编。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经济巨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金明善主编。　　《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周叔莲主编。　　《东北亚国际环境与中国的选择》，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张景柏主编。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刘昌黎合著。　　《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的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与江瑞平、邹建华合著。　　《中国东北の経済発展》，九州大学出版会，2000年，小川雄平编著，日文。　　《中国东北经济发展》，学苑出版社，2001年，小川雄平、 李玉潭编。　　《资源型城市转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齐建珍主编。　　《工业转型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齐建珍等主编。　　《融入东北亚——大连的国际化战略》，大连出版社， 2009年。　　　[1]
论文
　　如何看待我国特大城市工农业生产“翻两番”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情况简报》，1985年3月9日,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1]
论日本经济走出鼎盛期的若干特征及其面临的历史性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1986年第1期。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问题》，1986年第6期。　　日本进口替代战略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要报》，1986年7月7日。　　日本进口替代战略取得成功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要报》，1986年7月9日。　　日本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动态》，1987年第1期。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我们的对策，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1988年1月8日。　　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1988年7月18日。　　南朝鲜经济发展模式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1989年第2期。　　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7期。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东北亚经济秩序，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1992年第2期。　　论日本国有企业及其民营化，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集刊1995.1。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 东亚经贸新闻1999.1。　　《论韩国国有企业改革》， 东亚经贸新闻1999.1。　　（日）中国自动车部品产业育成の现况と诸课题 [日]日・中・韩自动车部品产业の现状分析 北九州大学?北九州产业社会研究所2000年8月。　　辽宁省に希望をかける小川雄平编著：『中国东北の経済発展』の一章。九州大学出版会2000年11月　　东北経済新论大阪経済大学中小企业・経営研究所?2000年第36卷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民营企业上来”，《探索与决策》2001年第11期。　　中国経済の持続発展にかかわる民间企业と中小企业――中国・日本・韩国における中小企业発展の比较分析21世纪东アジアの中小企业――大阪経済大学创立70周年记念国际シンポジウム（2001年10月13日）　　东北经济新论，[日] 《经营经济》，2000年版。 　　中国东北经济的结构性难题与东北亚协作，日本北九州大学北九州产研《论文集》，2000年11月。　　论东北经济的结构性危机， 东北亚论坛2000.11。 　　经济工作重心应转向发展民营企业， 探索与争鸣2001.11。 　　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的大企业战略， [韩]《经商论集》 “China Factor”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operation 2003. Vol.2 , Dong-A University, Kanazawa Seiryo University.　　（日）中国的崛起与“大国经济学”，广岛经济大学：《经济研究论集》，2002第25卷第3号。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Growth and High Unemployment: Review of the Domestic Situation and Strategy, APC Journal of Asian-Pacific Studies, March 2000. （“高增长、高失业”并存的中国经济与中国国情与战略再审视 ）。　　New Proposals for Economic Revial in the Dongbei?Area（振兴东北经济新思路）,Dong-A Kanazaw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orperation2002?Vol.1（日本金泽星陵大学经济所）　　北东アジア経済统合の新视点 立命馆大学国际地域研究所：『立命馆・国际地域研究』，第21号（2003年三月）　　中国経済の持続可能な発展と民営企业，中小企业?大阪経済大学中小企业経営研究所编：『21世纪东アジアの中小企业――日・韩・中の政策と现状』，阿吽社,2003.3.20出版。　　韩・中・日自由贸易协定（FTA）――胶着状态にある东北アジア経済统合のための现実的法案东アジア総合研究所・釜山発展研究院：『东アジア自由贸易圏の形成と物流协力』（论文集）,2003.8.28　　东北地区的失业与非传统安全?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论坛通讯》，2003年第12期。（内参）　　
科研项目
　　《辽宁煤炭产业转型研究》，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项目，Z98009国科软评字（2001）035号；　　《论韩国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4月；　　《辽宁省非国有经济发展专项研究》，辽宁省科委项目，第98107001号；　　《新形势下的大连市产业结构调整》，大连市科委软科学项目，软评字（2003）3号；　　《重化工业城市衰败规避的国际比较研究》，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2003年12月。[1]　　
社会评价
　　（1）主持（任课题组副组长）完成的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项目《辽宁煤炭产业转型研究》， 引起国家高度重视：1）国务院办公会议专门作了研究。2）国务院决定把辽宁作为我国社保改革试点施? 3）辽宁省政府将煤炭产业转型列入“十五”计划予以实施。　　（2）曾有5篇文章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其中编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情况简报》1篇，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要报》2篇，编入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篇。对国家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3）同时担任辽宁省政府，大连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有数篇论文、讲话被编入《决策咨询》等内参，并以不同的方式被决策层采纳，在地方政府的影响较大。　　（4）在访问日本、韩国期间发表的论文、演讲，被多次引用、转载，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例如，1992年10月韩国汉城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东北亚经济圈的若干问题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和平利用》被韩国各大报纸刊载报道；2003年10月，在韩国釜山的国际研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东北亚农业合作的建议，为会议所采纳，并写入《釜山宣言》。　　（5）论文《韩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启示》（载于《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3期），获辽宁省第七届（2000年12月）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1995年5月复旦大学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论日本国有企业及其民营化》，收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集刊》1995年第1期，并获本次会议优秀论文奖。　　（6）与尹轲、安岗的论文《东北地区的失业与非传统安全》被邀请参加中国社科院“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进行演讲。之后该论文被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内参转载，见《论坛通讯》2003年第12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