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田中谦二
人物简介
田中谦二，1912年生于滋贺县大津市猎师町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父亲对中国文学、中国语学很熟悉，家中藏有一批活字本与刻本的中国古典文献，对田中谦二来说，家中的藏书楼也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山。田中谦二为日本继青木正儿之后，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最深之耆宿。其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古典戏曲，而对元杂剧《西厢记》情有独钟。他对《西厢记》的贡献，分别反映在翻译、注释、考证、鉴赏等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研究与介绍。[1]
理解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1]
延伸
元杂剧：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元曲包括元杂剧和元代散曲两个部分，它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形成的，正当南戏盛行之际，北杂剧走向成熟。13世纪后半期是元杂剧雄踞剧坛最繁盛的时期。四折一楔子的结构形式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一人主唱”是元杂剧的又一显著特点。元杂剧唱与说白紧密相连，“曲白相生”。元杂剧还有一些特点，如剧本注重舞台性，角色分工类型化，漠视生活外部形态真实，以类型化、象征化的手法，表现剧作的内在情绪，作家流逸的情思与本质性的真实生活相结合等等。完全具备了戏曲的本质特征，它走完了戏曲的综合历程，是严谨、完整、统一的，又是个性鲜明的戏曲艺术。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现在对元杂剧作品作统计，各家说法互异，一般认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500种，元代无名氏作品50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187种，共737种。
人物年表
田中谦二1931年考进第三高等学校文科，1934年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当时铃木虎雄教授在文学部文学科执教，是比较著名的汉学家。在他的影响下，田中谦二在中国文学、中国语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为他今后在任何一个方面的深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田中谦二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滋贺县，在县立彦根中学当教师。
1939年，田中谦二进入日本颇负盛名的汉学研究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吉川幸次郎以研究元曲而闻名，田中谦二从此就跟随吉川幸次郎研究元曲，再也没有改变过他这一屡获硕果的研究专题。
1944年1月下旬，田中谦二作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在华研究员赴中国，到当时在日伪控制下的北京从事艺术资料的调查研究。他与一同前往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安田二郎与入矢义高在北京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所接触的中国文化界人士有周作人、孙楷第、傅惜华、傅增湘、赵万里等。田中谦二认为孙楷第、傅增湘二人的学术造诣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在北京图书馆，他看到了在日本国内从未看到过的许多罕见的元杂剧珍贵刊本，欣喜异常。半年之后，田中谦二获得国际文化振兴会的赞助，再次来北京调查研究，主要是浏览古典戏曲的善本、孤本。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他才回日本。
1946年，田中谦二被东方文化研究所任命为副研究员。
1948年，东方文化研究所与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合并，他回到了母校的怀抱，研究工作的条件与环境更为理想，他感到十分欣慰。
195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元曲研究班，并从名古屋大学调来了入矢义高教授，由他主持这个部门。这一时期，田中谦二对元曲研究不断有新的突破与进展。
1961年，田中谦二以多年来研究《西厢记》的心得写成论文《〈西厢记〉研究》，向校方提出了博士学位的申请。1962年，由知名元曲权威吉川幸次郎教授主审，小川环树、重泽俊郎两位教授副审，通过了他的申请，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汉学研究
1965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日本京都大学等校10名教授、专家来华作学术交流，田中谦二也是其中之一。这个代表团在北京逗留两周，访问了中科院的文学研究所。与所长何其芳以及余冠英、钱钟书、冯至诸研究员等举行了座谈。访问了语言研究所，与所长吕叔湘以及丁树声研究员等举行了座谈。在北京为他们举行的戏曲界同行座谈会上，他们与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刘厚生、刘乃崇、戴不凡以及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李啸仓、何为等人就古典戏曲的研究现状交换了看法和信息。在上海、西安、杭州、广州等地停留时间都比较短，只会晤了刘大杰、孙峻青等人。1966年3月，《京都学术代表团访中报告》公开出版，其中有4篇出之于田中谦二之手。
1969年，田中谦二被京都大学任命为教授。1976年退休。由于他在职时的卓越成就，被授予名誉教授的称号。他觉得还可以再做点具体教研工作，又去关西大学文学部任教授。1978年9月，参加了以平冈武夫为团长的日本访中学术团，到了北京、上海、西安、洛阳等地，虽然与中国戏曲界学者未有直接接触，但再一次凭吊西安唐代宫阙旧址以及华清池等遗迹，对中国古代文化之发展与积淀获得了不少启发，对他的戏曲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1981年，田中谦二已是古稀老人，遂恳辞了关西大学教授之职。
1986年12月，中国筹备的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于1987年4月前来北京参加会议。正好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人张庚在日本，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向他面交了正式的请柬，殷切希望他能到会。于是，他偕夫人比另两位日本代表波多野太郎和冈静夫提前两天到了北京。他提交的会议论文是《日本近二十年来元曲研究的情况》。这是一份关于元曲研究的详细的论文与专著的目录，包括元曲原著的注释、考证与翻译以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诸如太田辰夫、田仲一成、岩城秀夫等权威学者以及金文京等较晚一辈的专家的学术成果都包括了进去，使人一目了然。而且详注了期刊或专著的名称、期数、出版年月，以便于检索。其中他本人的译著就占了一大部分。
1990年5月，山西省发起召开《西厢记》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就在刚刚重修完工的永济县普救寺（《西厢记》故事发生之地）举行，这对田中谦二颇有吸引力，他虽已79岁高龄，仍由门生高桥繁树、井上泰山两位副教授陪同而参加了盛会，并作了《关于王作关续说》的专题报告。
1991年，田中谦二八十大寿，日本戏曲学术界为他隆重地举行祝贺活动。他的门生为他编辑了《田中谦二博士颂寿纪念——中国古典戏曲论集》，在汲古书院出版，引起了国际汉学界以及中国戏曲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学术贡献
元杂剧的翻译与研究在日本，自从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前辈学者相继逝世以后，田中谦二在元杂剧以及整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格外引人注目，而且他在日本汉学界（尤其是在元杂剧的翻译与研究方面）承先启后的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著。攻读中国文史典籍田中谦二对中国文史典籍的攻读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诸如《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他都潜心研读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他也读得相当熟，要引用时，俯拾即是。由于人文科学研究所有一时期以朱熹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他对朱熹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也化了不少精力去考证、注释。金代的诸宫调他对金代的诸宫调，比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所有的元杂剧研究者都重视，这主要因为他从文学艺术形式上的发展和演变作一番考察之后，发现元杂剧的体制并非从南戏发展而成，而是脱胎于金代的诸宫调。他对目前还有流传的诸宫调，全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他确认诸官调为“元曲之先驱”，是较长时期研究、积累的成果。现在被保存于《雍熙乐府》中的的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佚文，后来由来薰阁影印的金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残本以及此一残本的日本东北大学内田研究室的校注本，他都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至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牵涉到元杂剧《西厢记》的来龙去脉，自然更是他关注的核心。此书有不同版本流传，他认为其中汤显祖评点本较好，便以此版本为依据。
田中谦二对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研究是和元杂剧《西厢记》的研究同步展开的，这样互相启示、发明的地方当然很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在这方面的译著有《董西厢中的俗语助字》（周学普原著）、论文有《作为文学作品的<；董西厢>；》，分别发表于日本的《东方学报》（1950）和《中国文学报》（1954）。此外大修馆书店于1967年出版《中国文化丛书》本《文学概论》，其中《散曲·诸宫调》部分便是请田中谦二执笔的。
诸宫调实际上只是一个比较小的研究课题，田中谦二还在一个大问题上作了同样具体的细致的考察，而这种考察对于元杂剧的研究有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对整个元代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元典章》的研究他对《元典章》的研究也是和元杂剧的研究同步进行的。元杂剧中关于世态人情和社会风貌的描写，在一般人眼中虽然也有感受，却决不可能像曾在《元典章》研究班中深造的田中谦二那样深刻。他和岩村忍合作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与第二册，个人还写了《元典章文书之构成》等论文。这方面的优越条件是一般元杂剧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而他具备了。《西厢记》的研究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用科学的方法，田中谦二开始了他以《西厢记》为重点的元杂剧的研究与翻译工作。早在1956年4月，他于《中国文学报》曾发表一篇综合述评，对刚发现不久的弘治岳刻本、王季思校注本和吴晓铃校注本以及王季思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这一篇理论文章作了介绍和分析，其目的和作用在于说明中国当时《西厢记》研究的一般水平。
他凭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了《<；西厢记>；版本之研究》和《<；西厢记>；诸本之信凭性》，所涉及的版本仍存在某种程度的欠缺，没有能包括后来所发现的徐士范刊本、朱素臣修订本等善本在内，但其学术价值亦不容忽视。他对凌蒙初刻本特别感兴趣，因为其体例与其他元杂剧作品最为接近，他认为这应该是《西厢记》的原貌。
田中谦二还有两篇重要的《西厢记》论文，一即论述《西厢记诸宫调》与元杂剧《西厢记》关系的那篇，认为即使抛开套曲组织问题，元杂剧《西厢记》在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也和《西厢记诸宫调》有着许多内在的联系，彼此之间关系很密切。而元杂剧《西厢记》和宋元南戏的《崔莺莺西厢记》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亦即没有任何关系。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作了推断，认为宋辽金元之际，战争不停，可能使文化上的交流受到了局部的阻碍。另一篇为《杂剧<；西厢记>；的南戏化——<；西厢记>；故事的演变》，他认为杂剧《西厢记》的出现就是杂剧南戏化的开始，但是也可以说是元杂剧南戏化的结束。他又认为李日华、陆天池二人的《南西厢记》是杂剧《西厢记》南戏化的重新开始，这种提法也是可以成立的。他还断定《东墙记》不仅晚于《西厢记》，而且是《西厢记》的模仿之作。
日本对《西厢记》的翻译早在十九世纪就已开始，将近二百年来，译本达十多种。但是，到1970年，平凡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的《戏曲集》时，还是请田中谦二重新翻译了《西厢记》。这是因为以往的译本虽然有的也是出于著名汉学家如冈岛献太郎、盐谷温等人之手，但在选取原作底本方面存在问题，且居然以采用金圣叹批点本者最多，这些译本当然无法显现《西厢记》原作的精髓。有的则是用的王骥德校注本或李卓吾批点本，至于凌蒙初刻本，至多只有用来作参考而已。总的来说，译者都不是专攻《西厢记》的专家。而田中谦二则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在此以前，他已经研究《西厢记》有年，而且也写出了一批关于《西厢记》的论文了。田中谦二选用了他认为体制最符合元杂剧规格的凌蒙初刻本，同时也较多地参照了已经影印流传的弘治岳刻本。
日本把译成散文体的称为训译，译成韵文体的称为歌译。田中谦二采取了难度比较高的译法，虽然未标出“歌译”二字，译成的却是韵文。[1]
总的来说，经过田中谦二译成日文的《西厢记》十分忠实于凌蒙初刻本的原文，所有的唱词都译成了既有韵味也有一定节奏的诗歌，更没有译文通常难以避免的生硬欠流畅的感觉。最值得称道的是注释大大地减少了，因为有关元杂剧的名词术语都没有再用，当然不必注了。考虑到日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便利，于是加了简明扼要的注释。
田中谦二译本问世之后，在日本国内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从那时（1970年）起，既没有看到从前的日译本的重印，也没有看到其他汉学家新的日译本出现，而田中谦二所译《西厢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过多次。这一事实已经能够充分说明问题了。
学术评价
可以说，田中谦二是日本继青木正儿之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戏曲造诣最深的学者。他对《西厢记》的贡献，分别反映在翻译、注释、考证、鉴赏等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研究与介绍。他的研究方法也兼顾文献学与文艺学，而且也运用了当代的高科技手段。他不仅与中国学者有较多的交流与讨论，对日本年青一代的中国戏曲家也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指导，因此，他既是一座跨越中日文化艺术的桥梁，也是日本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承前启后的一位大师。[1]
大事年表
1935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39年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嘱托，开始从事元曲的整理和研究。1944年作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在华研究员赴中国，从事艺术资料的调查。1947年兼任大谷大学讲师。1948年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东方部助教，1950年转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任讲师。1950—1956年参加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古典校注及编纂工作，具体负责元曲。1952年任京都大学分校副教授，从事“宋词及近世俗语文学的研究”。1954—1961年参加《书道全集》（28卷本，平凡社刊）的编集，具体负责第2卷《汉代书道》、第5卷《南北朝书道》、第8卷《唐代书道》、第17卷《元明书道》及第21卷《清代书道》的解说。1956年由京大文学部转任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副教授。1955—1956年参加《中国古典选》（10卷本，朝日新闻社刊）的编译，主编第5—7卷《史记》。1955—1958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戏剧部分的编写。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1964年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元曲研究组”组长。1965年8月赴中国访问，1065年参加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中国的八大小说》第2部《近世长篇小说的世界》的编写，撰写《西游记的文学》等章。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1969年任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教授，中国语学研究会《中国语学辞典》的编集委员。1970—1972年参加《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译，主编第20卷《宋代词集》和第52—53卷《戏曲集》。1970—1974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戏剧部分的修订。1971—1974年参加《大现代百科事典》（20卷本，学习研究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75年8月参加日本社会科学家访华团访问中国。1976年从京都大学定年退职，获名誉教授之称。1977年任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