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助
航空专家
个人简历王助（1893-1965）
1893年8月10日生于北京。 
1905年考入烟台海军水师学校。
1909年烟台海军水师学校毕业，奉派赴英国深造。
1910年考入英国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后又进入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
1915年毕业于德兰姆大学，获科学学士学位。后又奉命赴美国深造，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
1916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应聘在美国飞机工厂工作。
1917年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年底回国。
1918年任海军部福建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副处长，并兼任飞潜学校专业教官。
1928年任海军总司令部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
1929年应聘中国航空公司任总工程师。后调回马尾继任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
1931年转入中国航空公司任总工程师。不久被调入军政部航空署任上校参事。
1934年在中央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公司，被任命为公司第一任监理。
1939年在成都航空研究所，任副所长兼任飞机组组长。
1941年在成都航空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扩充），任副院长兼理工系主任。
1947年出任中航公司总经理的主任秘书。
1949年代理中航公司总经理职务，并转往台湾。
1955年应聘台湾成功大学任教授。
1965年3月4日逝世于台湾。  简介字禹朋，中国航空事业先驱,波音飞机父。王助1893年7月生于河北省南宫市城西南普济村。大学毕业后从事航空事业，功绩卓著，是美国波音公司创办人之一，曾担任第一任公司总工程师，设计出乙型水上飞机，一下卖出50架，使公司开始站稳脚跟。12岁高等小学毕业时，正逢清政府筹建海军，于是他考入烟台海军水师学校，16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清朝大臣出洋考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等9人被一同带往英国，开始了留学之旅。 
在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他开始接触当时还附属于海军的飞机制造领域。1912年暑假，王助与巴玉藻一起凑了2英镑，到温德梅尔湖区，跟着飞行家波特飞行了一次，从此便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至英国，王助和巴玉藻等4人在毕业后，奉命转赴美国深造。1915年9月，他们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课程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王助与巴玉藻仍主动去寇蒂斯、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从飞机设计到钳工、锻工，无不亲身实践，常常在车间  麻省理工学院弄得一身油垢。1916年6月，作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3人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航空硕士学位，而那一期航空工程专业的全部毕业生不过十余人。
先学习飞行技术，9月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课程十分繁重的条件下，王助与巴玉藻仍主动去寇蒂斯和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而且非常认真，从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等技艺无不刻苦锻炼。他们经常深入车间，有时搞得一身油垢。这种认真踏实的作风，一直贯穿在他们毕生的工作中。他们在学业上也非常刻苦，成绩优异，1916年6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3人均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称帝，当时中国声讨，国内政局动乱，留学生经费无着落。王助等人为自谋生计，也为积累工作经验，毕业后应聘去美国各飞机厂工作。 
王助等人毕业后，正赶上袁世凯称帝风波，他们的公费留学款项全无着落，无法立即回国。正是在这样的窘境中，王助得到了进入波音的机会，为中国人在世界飞机制造史上留下绚丽的一笔。为波音赚到第一桶金美国波音公司的创办人威廉·波音原本是西雅图市的一个木材商。1914年，威廉去观看一场飞行表演，十分幸运地乘坐了一次飞机。翱翔在蓝天上的难忘体验，使他对航　空工业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热情，甚至专程去洛杉矶的一所飞行学校学习。 
1916年7月，威廉·波音与一个热衷于航空事业的军官威斯特夫成立了太平  上海江南造船所洋航空器材公司。1917年，威斯特夫跟随美国海军参战，不得不选择离开。威廉·波音于是将公司更名为波音。 
威斯特夫与王助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班同学，由于他的离开，威廉·波音急需寻找一名航空技术方面的人才，来填补威斯特夫的位置。于是，王助被推荐进入了当时规模并不大的波音公司。 
王助的到来，被视为“天降贵人”，他很快就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 
尽管威廉·波音和威斯特夫造出了B&W—1型水上飞机，但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况。当时，飞机的主要购买者是美国军方。他们发现这种飞机起飞与降落的成功率很低，根本达不到军方的标准。 
王助很清楚B&W—1型飞机的缺点，而他的目标，就是要提高飞机起降的成功率。为此，王助设计出一架有着双浮筒双翼的B&W—C型水上飞机，成功地通过了美国军方的测试。 
美国海军部认为这种飞机性能稳定，并且兼具巡逻艇和教练机的双重功能，一次就订购了50架。 
这份订单为波音公司带来了57万美元的收入，是波音发展史上最需要的第一桶金。假如没有这份订单，波音公司很可能早已销声匿迹了。凭借着王助的出色才能，新成立的波音公司开始站稳了脚跟。 
可以说，王助一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1917年4月至1917年底。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作为波音第一任总工程师的王助，如同彗星般，在美国的航空史上发光、闪亮，更为全世界的飞机工业开拓了商业与军事领域的发展空间。愤然回国按理说，王助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拓展飞机制造领域；作为波音公司的元老，他也可以累积大量的个人财富。倘若如此，世界富豪榜上很可能早就有中国人王助的一席之地了。但是，他却在B&W—C型水上飞机刚获得商业成功的时候，转身回到国内。个中原委，一些历史资料这样解释：“1917年冬，巴玉藻、王助、王孝丰为了报效国家，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他们成为了最早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人员。” 
事实上，王助是“愤然”回国的。在美国时，他受到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尽管B&W—C水上飞机的设计、制造都出自王助之手，但在进行飞行测试时，美国方面却不允许王助进入测试场地，担心他会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 
这种明显针对中国人的歧视，使王助极为愤怒，也让他更加认清了祖国强大的意义。不愿在美国忍受屈辱的王助，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发展中国自己的航空事业。任飞机工程处副处长20世纪初，中国的航空制造业只能依靠民间有识之士的推动，北洋政府并没有制造飞机的构想。 
王助等人回国后，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筹款创办飞机制造厂。1918年2月，中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马尾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成立，王助被任命为副处长。1919年8月，王助与其好友巴玉藻为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制造浮坞1922年8月，王助又与巴玉藻合作，在上海江南造船所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  “B&amp;amp;amp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 
从1918到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马尾也成为中国初期航空工业的摇篮。在这期间，王助贡献极大。任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1929年9月，海军部复调王助回马尾，继任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1930年又先后研制出“江鸿”、“江雁”号高级教练机。继任两年，王助在提高飞机性能上有所建树。 
1931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海军制造飞机处从马尾迁往上海，入江南造船所，并扣除该处经费。王助对此甚为不满，因而辞职转入中国航空公司任总工程师，后又调入军政部航空署任上校参事，这是当时航空署最高的技术级别。
1933年8月，航空署隶属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改组为航委会），议定筹设杭州飞机制造厂，并在上海成立了建厂筹备处，后迁往杭州办公。王助倡议与外国厂商合作建厂，以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当时的三大空军强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谈判，欢迎他们来中国合资建厂。王助和钱昌祚、朱霖等人以中国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和三国飞机制造厂商签订三项合同的谈判和签约。与美国合资经营的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简称中杭厂，厂址选在杭州笕桥。中杭第一任监理1934年6月底中杭厂建成投产，王助被任命为第一任监理，是中方的最高负责人。他在任3年期间，中杭厂修理、组装和制造飞机235架，其中包括“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Ⅱ”和“霍克—Ⅲ”战斗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轻轰炸机等。中杭厂是旧中国历史上修造飞机最多和最著名的一个飞机制造厂。中杭厂出厂的飞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深受空军的赞许和信赖。中杭厂还为中国早期航空工业培训出一批素质较好、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中杭厂的成就是与王助的监督和指导分不开的。
王助为人正直，工作严肃认真，办事很有魄力。他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及时解决技术和管理上的问题。在美国人眼里，他也是一位技术权威。他仪态严峻，却心地善良，肯帮助别人，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十分随和。每年春节，他总邀请许多单身技术人员到家里去吃年夜饭，饭后他还陪大家尽情欢乐直至天明。因此，他不仅受到美方人士的尊敬，也深受中方员工的爱戴。
1937年3月14日，日军首次对览桥进行轰炸，中杭厂无法继续生产，王助根据航委会的指示，部署后撤。同年9月，中杭厂迁到武汉。1938年春，中杭厂开始恢复生产，王助却被航委会调走，并同黄光锐一起被派往莫斯科，商谈中苏合作事宜。全厂员工对王助的调离，都惋惜不已。任航空研究所副所长1938年10月25日，武汉被日寇占领。航委会于1939年1月后撤至成都。7月，中国航空研究所在成都建立，航委会副主任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研究所下设器材组、飞机组和气动力组，王助兼任飞机组组长。所长黄光锐是空军副总司令，从未来所办公，王助是实际上的负责人。研究所在王助的领导下，先后研制成国产层板、蒙布、酪胶、油漆、涂料等，创造出以竹为原料的层竹蒙皮和层竹副油箱，研制出以木结构代替钢结构的飞机，解决空军之急需。1941年8月研究所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仍兼院长，王助任副院长。研究院下设器材及理工两个系，理工系主任由王助兼任，分管气动、结构、设计、试飞及动力5个组。王助除主管院务和研究工作外，还亲自参加飞机设计工作，他每天都要到各设计组去查看和指导，自己的办公室内就有一张很长的绘图桌，放着一张比例为1：5的飞机总体布置图，他亲自进行总体布置和设备协调工作。在选材上也尽量立足国内，利用本院的研究成果，以国产木材代替进口钢材，用国产生漆作防腐涂料，层竹的制作是先把竹片劈得很薄，编成竹席，然后把几层竹席按不同方向胶在一起，制成薄竹板，称为层竹，用来制造油箱、机翼和机身的蒙皮，代替铝合金蒙皮等等。航空研究院在王助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利用国产材料研制出大批急需的航空器材和备件，还研制出多架独特的飞机。迁往台湾解放战争爆发后，王助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然而他“出身”的海军水师学校，却隶属于北洋海军系统；带他到英国留学的清朝大臣萨镇冰甚至将孙女嫁给他；这样的背景反而成为王助无形的“枷锁”，始终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只在成功大学教书，抑郁而终。 
1965年3月4日，王助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家庭王助妻子萨圭申是清末海军大臣萨镇冰之孙女，将门淑女，伉俪情深，可惜膝  王助下无嗣。巴玉藻将爱子钟英过继给王助为义子，更名王钟英。钟英长大后继承父业，入重庆中央工专，再入航空研究院和中航公司工作。1949年，钟英也赴台侍奉义父母至终。王助与巴玉藻同学多年，志向相投，情同手足。在马尾共事期间不但合力制造飞机，还携手设计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库，解决了水上飞机的驻泊问题。1929年夏，巴玉藻被日本间谍毒死，年仅37岁。时王助已离马尾，闻噩耗从上海赶来吊唁，他还身穿一身洁白西装，不顾一向自尊身份，抚棺痛哭乃至翻滚在地。巴玉藻遗下子女四人，无可依靠，王助多有关照，并收巴幼子巴钟英为养子，改名王钟英。王助少年时，南宫家中为曾为其娉一女，但始终未圆房。后娶清末海军大臣萨镇冰之孙女萨桂琛为妻，夫妇两人未生育，精心抚养钟英成人。研教—1型教练机双翼、木结构机身、蒙布机翼。经过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原准机机身为钢结构）。研教—2型教练机单翼、竹木复合结构，飞机蒙皮全用层竹。经地面及空中测试，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并已交有关工厂生产。研教—3型教练机单翼、V字尾、竹木复合结构，V字尾为当时新颖布局，王助对此有专题研究。研运—1号滑翔运输机有效载荷为30名全副武装的伞兵及正副驾驶员2名，也可以用来运货，是一种无动力以隐蔽方式进入敌后的运兵运货两用滑翔运输机。在二战中德国曾有此先例，但只能装运10余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而王助研制的这架滑翔运输机可载运30名伞兵，可谓巨型滑翔运输机了。可惜1946年初研制出来，抗战已经结束，未能发挥预想作用。该机除起落架、仪表及操纵系统外，全部采用竹木复合结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中国航空史上乃至世界航空史上都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举。
1946年初，滑翔运输机制成后，王助向空军申请飞机进行拖飞和空中滑翔试验，适逢航委会大改组，研究院改属航空工业局领导，研究院工作不受重视，王助于是辞去副院长职务，复回中国航空公司任职（该机在1947年试飞）。著书育人1947年，王助出任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的主任秘书。1949年5月，国民政府命  王助令中航公司迁往台南。11月，“两航”起义后，王助接任中航公司总经理职务，并转往台湾。后因滞港，飞机转让给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王助遂在台南隐居。 
1955年，王助应聘去成功大学任机械工程系教授，讲授航空工程。年逾古稀的王教授，每去学校，均以步当车，其敬业精神，极为同仁和学生所敬仰。在任教10年中，为备课和研究工作，常深夜不眠，健康逐渐衰弱，经医生检查发现肝炎严重恶化，咳血不止。1965年3月4日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
王助一生，任劳敬业，成果卓著，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是中国航空工业杰出的奠基人。
王助编写了《飞机设计手册》、《航空名词草案补遗》、《航空研究院简史》、《中国航空公司简史》等专著，并发表了《航空人员之体重与身高》、《飞机之V字尾》、《高空马力因子》、《等值杂项阻力系数》等研究报告。
王助妻子萨圭申是清末海军大臣萨绩冰之孙女，将门淑女，雍容华贵，伉俪情深，惜膝下无嗣。巴玉藻将爱子钟英过继给好友王助为义子，更名王钟英。钟英时尚年幼，王助精心抚养成人，先送钟英入重庆中央工专，并入航空研究院工作，后助钟英考入中航公司继承父业。1949年钟英赴台侍奉义父母至终。
唐代文人
王助（? —697）唐文学家。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王勃弟。幼年以孝著称。举进士，父亡，守丧期满，始为监察御史里行。万岁通天二年（697），因受綦连耀谋反事牵连，与兄王勔、王勮同时被杀。神龙初（705），追复官位。以文章显于当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雕虫集》一卷，巳佚。传附《新唐书·王勃传》。
福建闽侯烈士
烈士简介王助（1914－1941）又名道助，福建省闽侯县亭江乡（今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象洋村人。1931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选派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3年11月，先后在福州培英中学、北平燕京大学和厦门大学求学，积极从事学生和工人运动，曾三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判过死刑。1934年8月调任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4月任中共闽东北分区区委书记，同年8月任红军闽北独立师政委兼闽东北军分区政委，1937年秋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在闽北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战。1938年2月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征集兵员，培训干部充实新四军。1938年3月闽中游击大队集中泉州整编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泉州事变”，谋杀闽中游击大队大队长刘突军等领导人，强行解除闽中游击大队武装。王助代表新四军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拘押的闽中游击大队并发还武器。新四军北上后，受命留在闽北继续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一战线部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闽北抗日形势逆转。王助率部转入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游击战争。1941年9月21日率领小分队前往建瓯、南平、顺昌边界开展工作途中，在建阳东坑头遭受敌军袭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生平经历王助在马尾福州海军艺术学校读书时，因参加罢课斗争，被勒令退学，翌年，入福州英华中学，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民国20年夏，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1年秋，考入北平(现北京)燕京大学。因领导学生运动，组织示威游行，引起学校当局注意，党组织调王助回福建工作。民国22年秋，王助转入厦门大学经济系学习，发展校内“反帝大同盟”组织，成立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吸收进步学生二百余人参加，出版《现代文化》刊物。民国23年1月，王助参加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翌年1月，任闽东北军区政治委员，率领闽北独立师第二、三团约一千余人，坚持游击战争。民国25年1月，任闽东北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安事变”后，到建瓯、松溪、政和一带宣传抗日救亡政策，在邵武、建阳等地三战三捷，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民国27年2月，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加强前后方联系，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工作。3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将闽中红军游击队包围缴械，制造“泉州事件”。王助与范式人即向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交涉，据理力争，获得胜利。同年夏，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冬，到连江建立工农武装，办合作人员训练班，先后为新四军输送干部60余名。民国28年5月，新四军福州办事处迁到南平，王助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在各县重建党组织。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崇安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王助当选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9月，兼任武夷干校副校长。民国30年1月，省委机关撤离崇安，王助率领队伍在建瓯一带开展游击战争。5月间，重病，到邵武中心县委驻地疗养。8月，为沟通闽北与闽南联系，大病初愈就带领部队日夜兼程，向南挺进，9月21日，途经建阳茶 东坑头遭遇一股土匪，在带领队伍突围时中弹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