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江口之战
战争情况
公元663年，倭军（有战船400余艘），唐军（战船120艘）在韩国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1]​
战役背景
五世纪中前期，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史称“朝鲜三国”。三国皆欲统一朝鲜半岛，故而三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微妙，时友时敌。新罗最初与高句丽结盟以对付百济  三国形势图，百济因受此威胁，转而向与其有较长时期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倭国（即日本）寻求援助，而倭国亦希望通过百济以达到其扩张势力的意图，于是，两国结盟。
但随着高句丽势力南下，局势开始了发生变化，当初与百济交恶的新罗逐渐放弃与高句丽的盟约，转而开始与百济结盟对付高句丽。然而，自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得被高句丽霸占的汉江流域，疆土抵达黄海后，新罗开始面对高句丽和百济以及倭国联合进攻，遂与有意攻灭高句丽、收复辽东地区的唐朝结盟以对付百济和高句丽以及倭国。至此，在七世纪中后期的朝鲜半岛之上形成了分别以唐朝、新罗与高句丽、百济、倭国为一方的对峙局面。
642年（贞观十六年，皇极元年，善德王十三年），高句丽西部大人渊盖苏文叛乱，杀死高句丽王高建武，高句丽国内动荡。643年（贞观十七年，皇极二年，善德王十二年），新罗善德王遣使上言唐朝，称百济、高句丽联兵进攻，乞师救援。645年（贞观十九年，皇极四年，善德王十四年），唐太宗趁高句丽国内持续动荡之机，亲率陆军6万，水军4万，又征发契丹、奚、新罗等3国兵，进击高句丽，初进克捷，后阻安市，未攻灭高句丽。而百济在唐朝进军期间，并未停止进攻，又连夺新罗十余城。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大化五年，真德王三年）五月，本欲发兵攻灭高句丽的唐太宗突然病故，唐朝不得已从高句丽撤兵。同年，唐高宗即位。不久，新罗真德王上言称百济入侵，情势危急。接此急报的唐高宗并未急于出兵，只是赐百济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654年（永徽五年，白雉五年，真德王八年），不了解新罗、百济与倭国关系亲疏远近的唐高宗又赐倭国王玺书，令其救援新罗，因倭国与百济关系更加密切，加之653年（永徽四年，白雉四年，真德王七年），倭国与百济通好，倭国未曾救援新罗。
此时，因见唐朝出兵高句丽未有实质成果的百济王置唐高宗玺书不顾，又与高句丽、靺鞨（古代东北地区民族）联兵攻打新罗，至655年（永徽六年，齐明元年，武烈王二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再次告急。新罗武烈王上表唐朝，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在多次遣使调解无效后，决意以武力解决新罗问题。其后，唐朝与新罗最终达成协议共同攻打百济。随后，唐朝先后派遣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进击高句丽，牵制其兵力以减轻高句丽对于新罗的军事压力。于是在半岛北部，唐朝与高句丽正式开战。与之同时，在半岛南部的百济则趁机向新罗发起进攻。
战役前奏
658年（显庆三年，齐明四年，武烈王五年），唐朝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并在西突厥设立昆陵、蒙池督护府，至此，北方突厥问题得到解决，唐朝得以腾出手，专心解决新罗问题  唐灭百济之战。于是，眼见唐军进攻高句丽受挫，无助援救新罗的唐高宗决意绕开高句丽，直接浮海出兵百济，以救援新罗。
660年（显庆五年，齐明六年，武烈王七年），唐高宗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新罗武烈王子金仁问为神丘道行军副总管，率领水陆军十万自城山（今山东荣成）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新罗武烈王闻讯之后率兵五万与唐军会师。此时，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
同年七月，唐新联军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进围泗沘，百济义慈王逃往熊津。七月十三日，百济王子扶余隆自泗沘出降。七月十八日，百济义慈王自熊津出降，百济灭亡。百济灭后，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置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同时留下大将刘仁愿率领一万唐军留守泗沘，并任命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在赴任途中不幸病死，于是唐高宗诏以刘仁轨接替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而后，大将军苏定方则押解包括百济王扶余义慈在内的众多俘虏归唐。于此，百济平定。
战役经过
战役爆发同年九月，唐军主力撤离后，百济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复叛，进围泗沘唐军刘仁愿部。唐高宗急令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出兵救援刘仁愿部。途中，在熊津口与道琛交战，道琛退守任存  唐灭百济之战，二刘唐军会师。而后，鬼室福信以争权故杀死道琛。十月，鬼室福信遣使入倭国，请迎质子扶余丰即王位，并乞师救援，同时向倭国齐明天皇献唐军俘虏百人。为了保住半岛势力与转嫁国内危机，倭国齐明天皇应允，并开始为救援百济作准备。
661年（龙朔元年，齐明七年，武烈王八年）正月，倭国齐明天皇决定亲征以救援百济，移驾九州长津（今日本福冈）。六月，新罗武烈王病故，长子金法敏即位，是为新罗文武王。七月，倭国齐明天皇病故，太子中大兄称制，是为倭国天智天皇。八月，唐朝大将军苏定方进围平壤。同月，倭国天智天皇派遣阿昙比罗夫等救援浮海百济。九月，倭国天智天皇派遣狄井槟榔等护送扶余丰返回百济，鬼室福信将之迎入周留，挟制扶余丰即百济王位。
662年（龙朔二年，天智元年，文武王元年）二月，唐朝大将军苏定方久攻平壤不克，撤围归唐。鉴于此形势，唐高宗诏令二刘唐军，若不可以战，则速归国  唐代形势图（龙朔三年），然而，刘仁轨上言以为可以与战。六月，倭国天智天皇诏命已先期进抵半岛的倭军发起进攻。倭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兵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威胁唐新二军联系通道。
七月，鬼室福信见苏定方所部唐军北还，以为二刘唐军已无外援，放松警惕，为二刘唐军大败。而后，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并请求派兵增援。于是，得知倭国出兵百济的唐高宗，诏命熊津都督孙仁师率唐军七千人救援熊津。
至此，半岛上形成了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由于地形限制，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高句丽与唐朝基本形成对峙。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天枰已经倒向倭军和百济军了。然而不久，百济发生的巨变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半岛局势。同年八月，鬼室福信为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所杀，百济国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唐新联军在得到唐军孙仁师部补充之后，趁此百济动乱之机，击破熊津。不久，百济王扶余丰遣使向倭国求援，倭国水师进发百济。战役过程663年（龙朔三年，天智二年，文武王二年）八月，倭国水陆援军将至，百济王扶余丰派遣百济王子扶余忠胜、忠志及倭军留守周留（今韩国扶安），亲率军队赴白江口迎接。在此同时，根据周留一面临  白江口之战水，三面临陆的实际情况，击破熊津的唐新联军分为两路进击周留：一路在刘仁愿、孙仁师及新罗文武王的率领下，由陆路进击周留，在陆上三面围困周留之敌；一路在刘仁轨、杜爽及扶余隆的率领下，自熊津江由水路前往白江口，在水上阻断周留之敌的外逃之路。
八月十三日，刘仁愿、孙仁师及新罗文武王所率唐新陆军进抵周留外围。不日之后，唐新陆军开始进攻周留，守备周留外围的百济与倭国陆军因鬼室福信之死而士气低落，难以抵抗其进攻，周留外围诸城被逐一攻克，守军相继投降。唯有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唐新联军围攻数日不克。
至此，在陆路上双方军队形成对峙局面，战役成败即落到双方水军的对决上。一旦唐新水军击败倭与百济水军，唐新水陆联军即可合围周留，周留即克；一旦倭与百济水军击败唐新水军，周留之敌则可得到外援，周留难克。同时，刘仁轨、杜爽及扶余隆率领的唐新水军一万余人（唐水军七千，新罗水军五千），分乘一百七十艘战船亦进抵周留外围，停泊在白江口之上，并按照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八月二十七日，倭与百济水军四万余人（倭水军四万，百济水军五千），乘坐一千多艘战船抵达白江口，双方水军于此遭遇。倭与百济水军经过简单布阵之后，率先冲向唐新水军水阵。由于唐军船皆是艨艟巨舰，舰大而坚利于防守，而倭军船多是舢板小舰，船小而薄弱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  唐代形势图（麟德元年）经接触，倭与百济水军立刻便处于下风。倭与百济水军在统率的命令下，慌忙将战船撤回，并重新整队布阵，与唐新水军继续对峙。但此时，唐新水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立刻重整水阵坚守。
八月二十八日，经过一夜重整的双方水军继续鏖战。倭与百济水军统率们总结前一日的败退原因，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倭与百济水军统率们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坚守的唐新水军。倭与百济水军首先进击唐新水军中军巨舰，意图将唐新水军由中军为突破点分割为两部，并分别加以围困，然后歼灭之。
唐新水军统率刘仁轨等见此形势，遂命令唐新水军自中军佯撤，引诱倭与百济水军进入唐新水军水阵，倭与百济水军不辨其计，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入唐新水军水阵。待倭与百济水军完全进入之后，唐新水军即由左右合围之，倭与百济水军被完全围困在水阵之中。此时，双方水军水战已进入胶着状态。于此，唐新水军凭借船高厚舰，自上而下发射火箭，倭与百济水军因舰小船薄，纷纷中火燃烧，水军军士纷纷弃船跳入海中，又于海中中箭，顿时丹血四溢，海水为之一赤。见此形势，倭与百济水军统率于是命令向唐新水军舰船发射火箭，奈何唐新水军船高舰厚，虽然一处着火，随即可以扑灭。眼见发射火箭亦无作用，倭与百济水军登时慌乱。有的舰船不辨方向与唐新水军巨舰相撞，即刻沉没，军士死伤无数；有的舰船慌忙逃窜，烟雾之中不分敌我，竟然与己方船舰相撞，亦即沉没，军士亦死伤无数。倭与百济水军统率朴市田来津于是“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其后，倭与百济水军残军溃退。见此状况，先前在岸上守备的百济王扶余丰立刻乘小船逃窜，前往高句丽。战役后续九月七日，唐新水军白江口大捷之讯传至周留，守备周留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领守军投降。不日，百济全境叛军即全部投降唐新联军。与之同时，倭国陆军慌忙自周留及其他地区撤离，九月十九日即全数撤回倭国国内。至此，百济全境平定，半岛南部战役宣告结束，唐新联军完全  唐代形势图（总章二年）控制了半岛南部局势，高句丽失去了南部屏障，这为唐新联军北进消灭高句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64年（麟德元年，天智三年，文武王三年）五月，唐使郭务宗出使日本，至其归唐以后，倭国即在对马、壹歧、筑紫等地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并在筑紫修建水城。次年八月，倭国又在筑紫建造大野、基肆两座山城，以防唐军突袭。后两年十一月，唐使司马法聪抵达日本，至其归唐后，倭国又在倭国、赞歧、对马分别建造高安、屋岛、金田三座城池。
668年（总章元年，天智七年，文武王七年）十一月，唐新联军自南北夹击高句丽，平壤城破，高句丽灭亡。至此，半岛北部战役宣告结束。于此，自五世纪中前期开始的，主战场位于朝鲜半岛的一场由唐朝、百济、高句丽、新罗以及倭国五国参与的浩大的东北亚国际战争宣告结束，唐新联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句丽、百济灭亡，倭国势力退回本土。不久，唐朝于朝鲜半岛高句丽及百济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新罗起兵反抗唐朝，唐罗战争爆发。唐朝取得了大同江以北所有土地，新罗则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
历史影响
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使日本统治阶级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信心百倍与唐王朝抗衡的亢奋心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也促使以日本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唐王朝，是东亚和世界强国，日本想要和唐朝抗衡，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备中央集权体制，加强和巩固王权，建立健全各种律令制度，同时努力改变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大力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崇尚节俭，加强吏治以省民力，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事实表明，此后的三十八年间，日本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白江口之战后，日本统治者认为，要使日本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否则，发展经济文化是不可能的。故此，日本统治者不断与唐朝维持和发展良好关系，还在对唐关系中谋求改变称藩称臣的不平等地位，同时，对新罗也表现出较高热情，不断派使与新罗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七百零三年，日本派了一个二百零四人的使节团赴新罗，谋求改善和发展关系。七百零九年，新罗使者抵日访问，日本朝廷设宴款待，右大臣藤原不比亲切接见，要求与新罗“成往来之亲，结两国之好”。并转送新罗王大批丝绸锦缎。整个奈良时期，日本与新罗之间使者往返达三十八次之多。
发展对唐关系，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当时日本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派遣唐使，就是其重要措施。但白江口之战前后，日本派遣遣唐使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时探听唐朝的对日政策，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免遭不测之祸。白江口之战以后以及整个奈良时期，日本不再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学、佛学、文学、体育、娱乐等，全面吸收唐朝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了所谓“唐风文化时代”。
唐朝是当时世界强国，政治经济文化均处领先地位。因此，所谓四方蛮夷朝贡之国络绎不绝，或求其庇护，或与之发展贸易，吸收其思想文化成果。作为唐王朝，只要承认主从关系，不论国家大小，皆爱之如一，怀柔存抚。唐朝出兵帮助新罗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弱者免遭欺凌或吞并，借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关系，满足天朝大国的虚荣心理，当政治的外交途径行不通时，才出兵帮助新罗大败百济与高句丽，完成统一的。白江口之战之后，唐朝主动从朝鲜半岛撤兵，进一步加强了同新罗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使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经济文化得到更快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新罗和唐朝联军取得白江口之战的胜利，有利于遏制日本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渗透和蚕食。因为大和国在统一日本列岛后，经济文化很快发展，同时，日本又不断向朝鲜半岛南部发展势力，四世纪中叶时，派兵侵占了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今釜山、金海一带），作为向北吞食发展的据点，但在新罗统一并不断强大起来以后，才驱逐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这对东亚地区和平和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白江口之战后，日本致力于发展与唐关系，目的在于吸收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成果，而唐王朝也不计前嫌，主动遣送白江口之战的日本俘虏回国，并派遣在唐的日本留学生和学位僧回国，借以改善两国的关系，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对中日双方都有利。[2]
历史记载
旧唐书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刘仁轨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也。显庆四年，出为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以后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
时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镇守，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其余众。文度济海病卒。百济为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复叛，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文度统众，便道发新罗兵合势以救仁愿。转斗而前，仁轨军容整肃，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释仁愿之围，退保任存城。寻而福信杀道琛，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仁轨乃与仁愿合军休息。
时苏定方奉诏伐高丽，进围平壤，不克而还。高宗敕书与仁轨曰：“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况在沧海之外，密迩豺狼者哉！且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当出师命将，声援才接，凶逆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薮，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拔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众从之。
时扶余丰及福信等以真岘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加兵守之。仁轨引新罗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据其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俄而余丰袭杀福信，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仁师既与仁轨等相合，兵士大振。于是诸将会议，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
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贼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降。新唐书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三·刘裴娄
刘仁轨，字正则，汴州尉氏人。初，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守其城，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纳残党。文度死，百济故将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余丰立之，引兵围仁愿。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文度之众，并发新罗兵为援，仁轨将兵严整，转斗陷阵，所向无前。信等释仁愿围，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杀道琛，并其众，招还叛亡，势张甚。仁轨与仁愿合，则解甲休士。
时定方伐高丽，围平壤不克。高宗诏仁轨拔军就新罗与金法敏议去留计。将士咸欲还，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强，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者，得专之。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孽竖跳梁，士力未完，宜厉兵粟马，乘无备，击不意，百不百全。战胜之日，开张形势，腾檄济师，声援接，虏亡矣。今平壤不胜，熊津又拔，则百济之烬复炎，高丽之灭无期。吾等虽入新罗，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余丰猜贰，表合内携，热不支久。宜坚守伺变以图之，不可轻动。”众从其议，乃请益兵。
时贼守真岘城，仁轨夜督新罗兵薄城扳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罗饟道。而丰果袭杀福信，遣使至高丽、倭丐援。会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浮海而至，士气振。于是，诸将议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盍先击之？”仁轨曰：“兵法避实击虚。加林险而固，攻则伤士，守则旷日。周留城，贼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及法敏帅陆军以进，仁轨与杜爽、扶余隆繇熊津白江会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扶余丰脱身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其众与倭人降，独酋帅迟受信据任存城未下。日本书纪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纪
元年春正月，壬申朔甲戌，皇祖母尊即天皇位于飞鸟板盖宫。
五年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下阪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六年夏五月，是月，有司奉敕，造一百高座、一百纳袈裟，设仁王般若之会。又，皇太子初造漏克，使民知时。又，阿倍引田臣，阙名献夷五十余。又，于石上池边作须弥山。高如庙塔，以飨肃慎四十七人。又，举国百姓无故持兵，往还于道。国老言：“百济国失所之相乎！”
九月，己亥朔癸卯，百济遣达率阙名。沙弥觉从等来奏曰：“今年七月，新罗恃力作势，不亲于邻。引构唐人，倾覆百济！君臣总俘，略无嚼类！于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发愤，据任射岐山。达率余自进据中部九麻怒利城。各营一所，诱聚散卒。兵尽前役，故以棓战。新罗军破，百济夺其兵。继而百济兵蕃锐，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鸠集同国，共保王城。国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进！’唯福信起神武之权，兴既亡之国。”
冬十月，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又乞师请救。并乞王子余丰璋曰：“唐人率我蝥贼，来荡摇我疆场，覆我社稷，俘我君臣。而百济国遥赖天皇护念，更鸠集以成邦。方今谨愿，迎百济国遣侍天朝王子丰璋，将为国主。”云云。
诏曰：“乞师请救，闻之古昔。扶危继绝，着自恒典。百济国穷来归我。‘以本邦丧乱，靡依靡告。枕戈尝胆，必存拯救！’远来表启，志有难夺。可分命将军，百道俱前。云会雷动，聚集沙彔，翳其鲸鲵，纾彼倒悬。宜有司具为与之，以礼发遣！”云云。
十二月，丁卯朔庚寅，天皇幸于难波宫。天皇方随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将遣救军，而初幸斯，备储军品。
是岁，欲为百济将伐新罗，乃敕骏河国造船。已讫，挽至续麻郊之时，其船夜中无故舻舳相反。众知终败。科野国言：“蝇群向西，飞逾巨坡。大十围许，高至苍天。”或知救军败绩之怪。
七年春正月，丁酉朔壬寅，御船西征，始就于海路。甲辰，御船到于大伯海。时大田姬皇女产女焉。仍名是女曰大伯皇女。庚戌，御船泊于伊豫熟田津石汤行宫。
三月，丙申朔庚申，御船还至于娜大津。居于盘濑行宫。天皇改此，名曰长津。
夏四月，百济福信遣使上表，乞迎其王子纠解。释道显日本世记曰：“百济福信献书，祈其君纠解于东朝。”
日本书纪·第二十七卷·天智纪
天命开别天皇，息长足日广额天皇太子也。母曰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
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四年，让位于天万丰日天皇。立天皇为皇太子。
天万丰日天皇后五年十月，崩。
明年，皇祖母尊即天皇位。
七年七月丁巳，崩。皇太子素服称制。
是月，苏将军与突厥王子契苾加力等，水路二路至于高丽城下。
皇太子迁居于长津宫，稍听水表之军政。
八月，遣前将军大花下阿昙比逻夫连、小花下河边百枝臣等，后将军大花下阿倍引田比罗夫臣、大山上物部连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于百济。仍送兵杖、五谷。
九月，皇太子御长津宫，以织冠授于百济王子丰璋。复以多臣蒋敷之妹，妻之焉。
乃遣大山下狭井连槟榔、小山下秦造田来津，率军五千余，卫送于本乡。于是，丰璋入国之时，福信迎来，稽首奉国朝政，皆悉委焉。
十二月，高丽言：“惟十二月，于高丽国寒极浿冻。故唐军云车、冲輣鼓钲吼然。高丽士卒胆勇雄壮。故更取唐二垒，唯有二塞。亦备夜取之计，唐兵爆膝而哭。锐钝力竭，而不能拔。”噬脐之耻，非此而何？
是岁，播磨国司岸田臣麻吕等献宝剑言：“于狭夜郡人禾田穴内获焉。”
又，日本救高丽将军等，泊于百济加巴利滨而然火焉。灰变为孔，有细响，如鸣镝。或曰：“高丽，百济终亡之征乎！”
元年春正月，辛卯朔丁巳，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枝、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
三月，庚寅朔癸巳，赐百济王布三百端。
是月，唐人、新罗人伐高丽。高丽乞救国家。仍遣军将，据疏留城。
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罗不获输其西垒。
夏四月，鼠产于马尾。释道显占曰：“北国之人将附南国。盖高丽破，而属日本乎。”
五月，大将军大锦中阿昙比逻夫连等，率船师一百七十艘，送丰璋等于百济国，宣敕，以丰璋等使继其位。又予金策于福信，而抚其背，褒赐爵禄。于时，丰璋等与福信稽首受敕，众为流涕。
六月，己未朔丙戌，百济遣达率万智等，进调献物。
冬十二月，丙戌朔，百济王丰璋，其臣佐平福信等，与狭井连。阙名、朴市田来津议曰：“此州柔者远隔田亩，土地硗确，非农商之地，是拒战之场。此焉久处，民可饥馑。今可迁于避城。避城者，西北带以古连旦泾之水，东南据深泥巨堰之防。缭以周田，决渠降雨。华实之毛则三韩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则二仪之隩区矣。虽曰地卑，岂不迁欤？”于是，朴市田来津独进而谏曰：“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相近兹甚！若有不虞，其悔难及者矣。夫饥者后也，亡者先也。今敌所以不妄来者，州柔设置山险，尽为防御，山峻高而溪隘，守易而攻难之故也。若处卑地，何以固居而不摇动及今日乎！”遂不听谏，而都避城。
是岁，为救百济，修缮兵甲，备具船舶，储设军粮。是年也，太岁壬戌。
二年春二月，乙酉朔丙戌，百济遣达率金受等进调。
新罗人烧燔百济南畔四州，并取安德等要地。
于是，避城去贼近，故势不能居。乃还居于州柔。如田来津之所计。
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续守言等。
三月，遣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概，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逻夫、大宅臣镰柄，率二万七千人，打新罗。
夏五月，癸丑朔，犬上君。驰告兵事于高丽而还。见纠解于石城。纠解仍语福信之罪。
六月，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等取新罗沙鼻、岐奴江二城。
百济王丰璋，嫌福信有谋反心，以革穿掌而缚。时难自决，不知所为。乃问诸臣：“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斩以不？”于是达率德执得曰：“此恶逆人，不合放舍！”福信即唾于执得，曰：“腐狗痴奴！”王勒健儿，斩而醢首。
秋八月，壬午朔甲午，新罗以百济王斩己良将，谋直入国先取州柔。于是百济之贼所计，谓诸将曰：“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愿将军等应预图之！我欲自往待飨白村。”
戊戌，贼将至于州柔，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数组于白村江。
戊申，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
己酉，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逆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
九月，辛亥朔丁巳，百济州柔城，始降于唐。是时，国人相谓之曰：“州柔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能复往。但可往于氐礼城，会日本军将等，相谋事机所要。”
遂，教本在枕服岐城之妻子等，令知去国之心。
辛酉，发途于牟手。
癸亥，至手礼。
甲戌，日本船师及佐平余自信、达率木素贵子、谷那晋首、忆礼福留并国民等至于氐礼城。
明日，发船始向日本。三国史记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五·太宗王上
六年，夏四月，百济频犯境，王将伐之，遣使入唐乞师。秋八月，以阿餐真珠为兵部令。冬十月，王坐朝，以请兵于唐，不报，忧形于色。忽有人于王前，若先臣长春罢郞者，言曰：“臣虽枯骨，犹有报国之心，昨到大唐。认得皇帝命大将军苏定方等，领兵以来年五月，来伐百济。以大王勤伫如此，故兹控告。” 
七年，春正月，上大等金刚卒。拜伊餐金庾信为上大等。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金仁问为副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三万、伐百济，勅王为髃夷道行军总管，何将兵，为之声援。夏五月二十六日，王与庾信、真珠、天存等，领兵出京，六月十八日，次南川停。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二十一日，王遣太子法敏，领兵船一百艘，迎定方于德物岛。定方谓法敏曰：“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法敏曰：“大王立待大军，如闻大将军来，必蓐食而至。”定方喜，还遣法敏征新罗兵马。法敏至，言定方军势甚盛，王喜不自胜。又命太子与大将军庾信、将军品日、钦春等，率精兵五万，应之，王次今突城。秋七月九日，庾信等，进军于黄山之原，百济将军阶伯，拥兵而至，先据险，设三营以待。庾信等，分军为三道，四战不利，士卒力竭。十二日，唐罗军围义慈都城，进于所夫里之原。十三日，义慈率左右，夜遁走，保熊津城，义慈子隆与大佐平千福等，出降。十八日，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王闻义慈降，二十九日，自今突城至所夫里城，遣弟监天福，露布于大唐。
八月二日，百济余贼据南岑、贞岘城，又佐平正武聚众庄豆尸原岳，抄掠唐罗人。二十六日，攻任存大栅，兵多地崄，不能克，但攻破小栅。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餐日原、级餐吉那，以兵七千副之。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兵入泗沘，谋掠生降人，留守仁愿出唐罗人，击走之。贼退上泗沘南岭，竖四五栅，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唐皇帝遣左卫中郞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二十八日，至三年山城，传诏，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锡命后，文度欲以宣物授王，忽疾作便死。从者摄位毕事。十月九日，王率太子及诸军攻尒礼城。十八日，取其城置官守，百济二十余城震惧，皆降。三十日，攻泗沘南岭军栅，斩首一千五百人。十一月一日，高句丽侵攻七重城，军主匹夫死之。五日，王行渡鸡滩攻王兴寺岑城，七日乃克，斩首七百人。
八年春二月，百济残贼来攻泗沘城。王命伊餐品日为大幢将军，迊餐文王、大阿餐良图、阿餐忠常等副之。文忠为上州将军，阿餐真王副之。阿餐义服为下州将军，武欻、旭川等为南川大监，文品为誓幢将军，义光为郞幢将军，往救之。三月五日，至中路，品日分麾下军，先行往豆良尹城南，相营地。百济人望阵不整，猝出急击不意，我军惊骇溃北。十二日，大军来屯古沙比城外，进攻豆良尹城，一朔有六日，不克。夏四月十九日，班师，大幢誓幢先行，下州军殿后，至宾骨壤，遇百济军，相斗败退。死者虽小，失亡兵械辎重甚多。上州郞幢遇贼于角山，而进击克之，遂入百济屯堡，斩获二千级。王闻军败大惊，遣将军金纯、真钦、天存、竹旨、济师救援。至加尸兮津，闻军退至加召川，乃还。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上
二年三月，大赦。王以既平百济，命所司设大酺。秋七月，遣伊餐、金仁问，入唐贡方物。八月，百济残贼，屯聚内斯只城作恶，遣钦纯等十九将军，讨破之。大幢总管真珠、南川州总管真钦，诈称病，闲放不恤国事，遂诛之，并夷其族。
三年春正月，作长仓于南山新城，筑富山城。二月，钦纯、天存领兵，攻取百济居列城，斩首七百余级。又攻居勿城、沙平城，降之。又攻德安城，斩首一千七十级。百济故将福信及浮图道琛迎故王子扶余丰，立之，围留镇郞将刘仁愿于熊津城。唐皇帝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将前都督王文度之众与我兵向百济营，转斗陷陈，所向无前。信等释仁愿围，退保任存城。
既而福信杀道琛，并其众，招还叛亡，势甚张。仁轨与仁愿合，解甲休士，乃请益兵。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至德物岛，就熊津府城。王领金庾信等二十八将军，与之合攻豆陵尹城、周留城等诸城，皆下之。扶余丰脱身走，王子忠胜、忠志等率其众降，独迟受信据任存城，不下。自冬十月二十一日，攻之，不克，至十一月四日，班师，至舌利停，论功行赏有差。大赦，制衣裳，给留镇唐军。
四年二月，角干金仁问、伊餐天存与唐勅使刘仁愿、百济扶余隆，同盟于熊律。三月，百济残众，据泗沘山城叛，熊州都督发兵，攻破之。
五年秋八月，王与勅使刘仁愿、熊津都督扶余隆盟于熊津就利山。初，百济自扶余璋与高句丽连和，屡侵伐封场。我遣使入朝求救，相望于路。及苏定方既平百济军回，余众又叛。王与镇守使刘仁愿、刘仁轨等，经略数年，渐平之。高宗诏：扶余隆归，抚余众及令与我和好。
至是，刑白马而盟，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后歃血。
其盟文曰：“往者，百济先王迷于逆顺，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结托高句丽，交通倭国，共为残暴，侵削新罗，剽邑屠城，略无宁岁。天子悯一物之失所，怜百姓之无辜，频命行人，遣其和好。负崄恃远，侮慢天经，皇赫斯怒，龚行吊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潴宫犴宅，作诫来裔，塞源拔本，垂训后昆。然怀柔伐叛，前王之令典；兴亡继绝，往哲之通规。事必师古，传诸曩册。故立前百济大司稼正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罗，长为与国，各除宿憾，结好和亲，各承诏命，永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愿，亲临劝诱，实宣成旨。约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终始，分灾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纶言，不敢失坠，既盟之后，共保岁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明神监之，百殃是降，子孙不育，社稷无守，禋祀磨灭，罔有遗余。故作金书铁券，藏之宗庙，子孙万代，无敢违犯。神之听之，是飨是福。”于是，仁轨领我使者及百济、耽罗、倭人四国使，浮海西归，以会祠泰山。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七·文武王下
十一年秋七月，大王报书云：“先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勅：‘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尔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有。我平定两国，平壤已南，百济土地，并乞尔新罗，永为安逸。’垂以计会，赐以军期。新罗百姓，具闻恩勅，人人畜力，家家待用。大事未终，文帝先崩，今帝践祚，复继前恩，频蒙慈造，有逾往日。兄弟及儿，怀金拖紫，荣宠之极，远古未有。粉身碎骨，望尽驱驰之用，肝脑涂原，仰报万分之一。
至显庆五年，圣上感先志之未终，成曩日之遗绪，泛舟命将，大发船兵。先王年衰力弱，不堪行军，追感前恩，勉强至于界首，遣某领兵，应接大军。东西唱和，水陆俱进，船兵才入江口，陆军已破大贼。两军俱到王都，共平一国。平定已后，先王遂共苏大总管平章，留汉兵一万，新罗亦遣弟仁泰，领兵七千，同镇熊津。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先破外栅，总夺军资，复攻府城，几将陷没。又于府城侧近四处，作城围守，于此，府城不得出入。某领兵往赴解围，四面贼城，并皆打破，先救其危，复运粮食，遂使一万汉兵，免虎吻之危难，留镇饿军，无易子而相食。
至六年，福信徒党渐多，侵取江东之地，熊津汉兵一千，往打贼徒，被贼摧破，一人不归。自败已来，熊津请兵，日夕相继。新罗多有疫病，不可征发兵马，苦请难违，遂发兵众，往围周留城。贼知兵小，遂即来打，大损兵马，失利而归。南方诸城，一时总叛，并属福信，福信乘胜，复围府城。因即熊津道断，绝于盐豉，即募健儿，偷道送盐，救其乏困。至六月，先王薨，送葬才讫，丧服未除，不能应赴，勅旨发兵北归。含资道总管刘德敏等至，奉勅遣新罗供运平壤军粮。此时，熊津使人来，具陈府城孤危。刘总管与某平章自云：‘若先送平壤军粮，即恐熊津道断，熊津若其道断，留镇汉兵，即入贼手。’刘总管遂共某相随，先打瓮山城。既拔瓮山，仍于熊津造城，开通熊津道路。至十二月，熊津粮尽。先运熊津，恐违勅旨，若送平壤，即恐熊津绝粮。所以差遣老弱，运送熊津，强健精兵，拟向平壤。熊津送粮，路上逢雪，人马死尽，百不一归。
至龙朔二年正月，刘总管共新罗两河道总管金庾信等，同送平壤军粮。当时阴雨连月，风雪极寒，人马冻死，所将兵粮，不能胜致。平壤大军，又欲归还。新罗兵马，粮尽亦回。兵士饥寒，手足冻瘃，路上死者，不可胜数。行至瓠泸河，高丽兵马，寻后来趁，岸上列阵。新罗兵士，疲乏日久，恐贼远趁，贼未渡河，先渡交刃，前锋暂交，贼徒瓦解，遂收兵归来。此兵到家，未经一月，熊津府城，频索种子，前后所送，数万余斛。南运熊津，北供平壤，蕞小新罗，分供两所，人力疲极，牛马死尽，田作失时，年谷不熟，所贮仓粮，漕运并尽，新罗百姓，草根犹自不足，熊津汉兵，粮食有余。又留镇汉兵，离家日久，衣裳破坏，身无全褐。新罗劝课百姓，送给时服。都护刘仁愿，远镇孤城，四面皆贼，恒被百济侵围，常蒙新罗解救。一万汉兵，四年衣食新罗，仁愿已下，兵士已上，皮骨虽生汉地，血肉俱是新罗。国家恩泽，虽复无涯，新罗效忠，亦足矜悯。至龙朔三年，总管孙仁师领兵，来救府城，新罗兵马，亦发同征，行至周留城下。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周留失胆，遂即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