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名榜
人物简介
刘名榜（1902～1985） 
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莲花村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白沙关“万人暴动”。同年9月，加  刘名榜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光山县弦南区第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弦南区苏维埃主席、区委书记兼郭家河便衣队指导员，中共经扶县（今新县）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秘书，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经扶县委书记，礼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经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经扶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鄂豫区第二专署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监委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三、四届政协副主席，省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游击战争时期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离开鄂豫皖苏区，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大军“进剿”根据地，蒋介石严令其总指挥梁冠英要将鄂豫皖的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国民党部队及地主民团、还乡团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山倒林、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实行“五家连坐”等办法，叫嚣“车尽塘中水，挖尽共产根”。鄂豫皖苏区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1935年7月，刘名榜被任命为中共经扶县(今新县)县委书记。他领导新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清剿”斗争，为红军筹集给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同年8月，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因病被俘，被光山县反动民团团总黄善安活埋。黄善安杀人如麻，对红军伤病员剖腹挖心，无恶不作。一天傍晚，刘名榜得知黄善安独自在外过夜，率便衣队包围了他的住处，处决了黄善安，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为深入发动群众，刘名榜采取“敌上山，我下山”的斗争方法，将便衣队化整为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调查保、甲长的活动，摸清敌人动向，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不久，他率领便衣队又消灭了夏家寨反动民团。为红二十八军筹积了大批给养，输送了大批青年参加了红军。后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到达鄂东北，表扬他对敌斗争的方法。不久，他就担任了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领导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三年游击战争中，刘名榜领导鄂豫边区的广大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保证了大别山革命火种不灭，红旗不倒。[1]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同年9月，刘名榜率中心县委机关和便衣队到达七里坪待命整编。同时，他正确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函国民党经扶县长胡光禄：“值此日寇犯我河山，民族危亡之际，若同室操戈，豆箕相煎，实乃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前怨。”胡光禄在民族利益前面也回信刘名榜，对我前往改编的便衣队已通知沿途各保迎送贵军，安排食宿。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3月，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郑位三、田东、何耀榜、刘名榜、罗厚福等人组成了四支队后方留守处，刘名榜任留守处副主任。留守处的任务是：为四支队提供兵员、物力、财力和收容伤病员。刘名榜到达郭家河、白马山、卡房一带开展工作，恢复了党的组织，重建了中共经扶县委。为支援四支队前方作战，恢复群众生产，刘名榜与国民党县政府协商，在卡房古店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动员群众回乡生产，重建家园。之后，在整个八年抗战时期，刘名榜一直没有离开过鄂豫皖根据地，使我党在这里始终保持着一支武装力量。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和他的游击队，再次处于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前卫兵团到达大别山。28日，刘邓大  刘邓在大别山上军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五十三团一部包围经扶县（今新县）县城——新集，敌民团武装千余人依仗地形负隅顽抗。刘邓大军利用密集炮火猛攻，下午4时攻入城内。当时，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紧紧依靠根据地群众，坚持战斗在大别山区。当得知刘邓大军攻克经扶县城后，游击队员们欣喜若狂。
与此同时，一纵队在经扶县西部一带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8月29日，一纵队到达大别山，由光山县晏河进入经扶县吴陈河，在吴陈河召开会议，研究开展地方工作的计划。会议决定：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率一、二旅为第一梯队担任机动指挥作战的任务；参谋长潘焱率二梯队带一个警卫营和炮兵部队及后方机关进到陡山河、郭家河、檀树岗地区，开展这一地区工作，并联络地方党和当地游击队。之后，潘焱率纵队直属队、后方机关及炮兵部队沿陡山河、油榨河进至郭家河，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此，潘焱与坚持在大别山斗争的游击队负责人刘名榜联络上了。两人一起检查地方工作，看到沿途群众发动起来了，很满意。　　
29日夜晚，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刘名榜带领30余名游击队员去经扶县城和大军汇合。31日上午，在黄安县火连畈附近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里，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接见了刘名榜。李德生把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向刘名榜作了介绍，刘名榜把中原突围以后游击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情况及大别山地区的敌情作了较详细的汇报。李德生说，我听中央有人说到你，知道你这个人一直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
9月2日晚，邓小平对民运部长穰明德说：“你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下决心不走了。我们要把经扶县作为第一个立足点，希望你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坚持下去。这里曾经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现在仍有游击队坚持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游击队负责人叫刘名榜，但他有多少人、多少枪都不清楚。现在就要靠你这个民运部长去找了。你去经扶县，公开身份是县长，实际上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到新集镇后，你要马上出安民布告，建立起民主县政府，立即开展工作。”
9月3日，穰明德带近百人进入新集，张贴布告，宣布成立经扶县爱国民主政府，县长穰明德。因敌情紧张，当天，穰明德即率队撤离新集进入西大山。次日，一位在延安抗大二大队学习过的同志把穰明德带到经扶县郭家河地区，在一个靠山的老百姓家里找到了刘名榜。穰对刘说：“你当县长，我只当县委书记。前些时，我以县长名义出了安民告示，安了民。现在找到了你，我这个县长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以后就由你来当县长了。”
9月1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光山县南向店附近的西杨岗接见了刘名榜、邱进敏等人，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99名游击队战士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勉励。刘伯承看着大家面黄肌瘦的脸色，亲切地说：“你们能坚持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啊！快去洗洗澡理理发，再好好地休息两天，一切都给你们安排好了。”邓小平亲切地握着刘名榜的手说：“老刘啊，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不容易啊！”刘名榜把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情况向刘、邓作了汇报。邓小平既高兴又严肃地说：“对，我们离了党的领导，活不成！离开了人民，离开了枪杆子，更活不成！”他接着说：“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好战士，我代表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向你们表示感谢！”邓小平还特意让人杀了一头猪来招待游击队员。
吃罢午饭，野战军司令部要游击队为部队保存一批重要物资。这批物资是：100多匹骡马，10多匹骡子驮的银元，5匹骡子驮的烟土，还有一大批中州票和冀南票及一门大炮，弹药等。当时，随大军南下的彭晓林任经扶县政府财政科长，记下了这批物资的具体数目。随后，穰明德被正式批准任经扶县委书记，刘名榜任县长。
从光山县南向店回来后，县大队从后勤部队手中接收了这批物资。刘名榜和邱进敏他们花了七八天的时间，才把这批物资埋藏好。9月底，敌人对大别山实行重点“围剿”时，到处查找这批物资。尽管敌人用尽各种方法，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线索。解放军主力转回后，经扶县委、县政府将这批物资完璧归赵。[1]
被遗忘的五更寒
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  《五更寒》在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任一个县的领导达20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于是，在50年代中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严寄洲，以刘名榜为原型，将他的事迹拍成电影《五更寒》。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五更寒》电影正式上映，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称他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红旗”。可是，《五更寒》这部电影，后来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属于比较早就被“极左”思潮否定的影片之一。 《五更寒》剧本，是著名部队剧作家史超在大别山地区亲身经历一段斗争生活写成的。一听片名就很吸引人，那是摘取了南唐后主李煜写的《浪淘沙》中词句：“罗衾不耐五更寒”中后三个字点题，其含义颇为含蓄深远。《五更寒》描写的是1946年期间，李先念率领的五师撤离了大别山地区后，留下一支武装小分队坚持和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作斗争的故事。小分队的战斗员们不但要同敌人斗争，还要和饥饿和寒冷斗争，剧本中展开了一个个极为感人的故事情节，看了令人神往，令人激动，严寄洲为之倾倒。 
严寄洲曾撰文提到：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期间，一些电视台及报刊杂志纷纷前来采访或约稿，要我谈谈过去导演的一些片子。尽管我一生中执导的片子不少，可是来访者总让我谈《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等几部炒了又炒的老片，奇怪的是我早期执导的一部我自认为思想内容、人物塑造、故事情节都还不错的片子，长年来却无人问津，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部片子名叫《五更寒》，拍摄于距今已经半个世纪的1957年，是我从事电影导演工作以来执导的第四部故事片。 
影片投产后，严寄洲和选定的主要演员杨威，史可夫、曹樱、李雪红、杨秀清、刘季云、李力、曲云、黄焕光和周凤山等，由剧作家史超亲自引导，浩浩荡荡前去大别山地区体验生活。他们先到了信阳和开封，史超特地邀请了当年在大别山斗争中刘书记的原型真的刘书记一同前往。 
进了大别山地区，但见层峦叠嶂，高崖险峻，正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地形。他们先后到了当年与敌人武装斗争最激烈的光山县、新县和黄安县(今更名红安县)一带，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山里老百姓见到当年共同斗争的老刘书记回来了都非常亲切，热情接待我们，这给我们体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有利条件。尤其是扮演刘书记的杨威更是和真刘书记朝夕相处，谈心说忆，仔细揣摩他的举止言行以及他和群众亲密无间的鱼水之情。演员们在生活中加深了对角色的理解。 
大别山地区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他们三天两头需要爬山越岭到当年的斗争现场深入观察和体验，和老百姓同吃一样的粗茶淡饭，住一样透风的房屋。演员们则纷纷找自己扮演角色近似的老乡一块儿干活聊天。更忙碌的是美工师徐润等人到处速写具有大别山特有风貌的草图，服装道具组的同志则搜集购买各种道具和老百姓已经不穿的破衣烂衫，因为这些服装道具靠仿造是很难有真实感的。 
根据厂里的调度计划，拍摄的时间正是盛夏季节，可是这段时间恰逢大别山地区的雨季无法拍摄外景。美工师徐润解放前在上海做电影美工，很熟悉各处景地的特色，他建议到苏州木渎镇的天平山去看看，除了建筑外那里很像大别山。严寄洲当即率领主要创作人员来到天平山，果然这里峰回路转，古木参天，很像大别山的风貌，于是决定把大别山搬到天平山来拍摄。 
《五更寒》的拍摄是异常艰苦的，当烈日炎炎气温达到三十七、八度以上时，我们还必须冒着酷暑突击拍摄，每个人都是挥汗如雨，不少人还长了痱子痛痒难忍。我们摄制组住的是一座祠堂和一座大庙。晚上蚊子到处施虐，我们部队发的蚊帐透气不畅，不挂又不行，不少人只好抱着草席到通风较好的公路大桥上睡觉。由于天气炎热，厂里通知给摄制组全体演职员每天报销降温费一角钱，对此大家非常满意。那时拍电影，既无奖金和生活补贴，还要自个儿掏伙食费和粮票。 
在天平山拍摄外景的时候是如此酷热，可是等到返厂后待要拍摄内景的时候已经是秋凉季节了。这一天，要在摄影棚内搭制的一座贫农王太家小院子内拍摄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刘书记拄着一根树棍，蹒跚地来到遍地污水的院内，想敲开这个基本群众的屋门。此时，刘书记已经三天滴水未进了，饥饿和寒冷袭击着这位可敬的拐腿老人。当时北京气温已经很低了，加上又是深夜、我担心老演员杨威的身体吃不消，不断催促给摄影棚加送暖风。怎奈摄影棚太宽大，一时半刻很难升温。此时，杨威身穿破烂不堪的衣衫，肩上披着麻布片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严导，来吧!当年大别山斗争比现在更苦。”严寄洲一听激动地下令开拍，但见人造雨倾盆而下，阵阵滚雷声中一道道闪电照亮了刘书记的身影，他跄踉地走进满地积水的破院……镜头一个一个拍下去，大约拍了三个多钟头。严寄洲问：“老杨，顶得住吗?”杨威高兴地对我说：“嗨!太好了，太好了！这冷水一浇，把我的感觉全都给浇出来了。”此时，剧务端来两个馒头和一小碟盐萝卜给杨威吃。剧务笑对我说：“老杨为了拍这场刘书记饿了三天的戏，今儿晚饭都没有吃，他说要找出饥饿的感觉。” 　　 
《五更寒》终于摄制完成后，八一厂很重视这部影片，还专门出了画册，在全国公映之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各种报刊杂志纷纷撰文褒扬这部影片，电影文学剧本获得了电影局优秀电影文学奖，并出版了专集；影片选人了“中国电影周”放映，还制成了连环画册。 
赞扬者主要称颂这是一部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影片，歌颂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品德。影片真实生动而又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成功地塑造了以县委刘书记为首以及罗文川、巧观、南国祥、穆英、劳良才、王太等一批革命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曲的光辉形象。一位影评家激动地对我论“别人拍一部影片，总希望剧中有英俊的男主角和靓丽的女主角。可是你这部影片中，却偏偏以一个年老体弱，而且还瘸了一条腿的瘦老头子当主角，真是勇气可佳。”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为影片获得社会好评而欣喜之时，突然一阵阴风吹来，报刊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文章。《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还设专栏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批评的意见主要都集中在那个特殊人物身上，那个贯串全剧的寡妇巧凤。批评者指出巧凤轻佻风骚，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地主小寡妇，她同情和帮助游击队是不真实的，是颠倒了阶级关系，创作者把她作为一个革命者来描写是原则立场上的错误。 
本来批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过去了，偏偏此时突然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总政文化部创作员宁干为巧凤抱不平，写了一篇为巧凤辩护的文章，立即引来了铺天盖地的反驳批评。 
其实影片中说得清清楚楚，巧凤的家庭出身是穷苦人家，她是被迫嫁给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偏偏这个地主崽子不久便呜呼哀哉了，于是她便成了地主小寡妇。剧作家赋于她的特征是举止妖冶放荡，说话伶牙俐齿，可是她心里善良，憎爱分明。她嫁给地主儿子是迫于无奈，她本来热爱的情人是参加了游击队的罗文川，因而她对这支部队有一种朴素的感情，本能地愿意冒着风险帮助他们。这个人物既不落俗套而又性格鲜明，今天看来是无可非议的。据我所知，史超塑造这个人物是有生活原型依据的：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史超和另外几个同志和敌人周旋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时刻来到深山一户人家敲开了门，户主是一个素装的年轻寡妇，她一见是自己的同志，连忙烧火做饭，史超还和她聊起了身世，后来我们到大别山体验生活时，史超还专门为我引见了这个同情革命的女子。 
然而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却没有可申辩的。有文章断言：她既然嫁给了地主儿子，她自然应该算作作地主阶级，而地主阶级自然就是阶级敌人。根据这个逻辑，巧凤不可能同情革命，不可能为游击队打掩护，更不可能给游击队提供情报。所以，《五更寒》中描述的这些情节全都是虚假不真实的，巧凤这个人物是无本之木，无根之浮萍。再联系到剧中的县委组织部长莫文阶变节叛变了，一上纲、一上线，啊呀!这还了得，党的干部投敌叛变，地主寡妇倾向革命，编导者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 
看到这批评文章，我心中十分困惑，而且难以接受。影片中的巧凤言行举止放荡不羁，那是由于她的母亲是个媒婆，耳濡目染使她外表上看似玩世不恭，可是她的内心却是饱尝辛酸。应该说剧作家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羁绊，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 
从此以后，这部所谓大毒草影片便被打入冷宫不得再上映了。而且每到什么运动一来，《五更寒》这只死老虎首当其冲，便要拿出来敲打一通，我也难免要“触及灵魂”的“深刻”检讨一番。不过那时候的批判总算还是“和风细雨”，不打不骂，臭臭你罢了。后来到了那个“史无前例”令人觳觫的“十年大革文化命”(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可不一样了。那位“旗手”江青骂《五更寒》是宣扬叛徒哲学，于是批判文章也一下子升了温，上了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其中的一篇署名文章把《五更寒》批得体无完肤，上纲上线成了地地道道的一株“大毒草”，我当然也被册封为“毒草专家”。 
1976年，万恶的“四人帮”终于挎台了，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新生。被禁锢了十年之久的许多优秀影片纷纷解放复映了，严寄洲为之欢呼雀跃，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惟独对他执导的这部《五更寒》却仍是无声无息无人过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严寄洲实在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对待这部影片如此“心有余悸”而不敢造次?为什么别的许多影片“解放”了，惟独这《五更寒》却石沉大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召开的“新中国电影35周年回顾学术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当为《五更寒》恢复名誉，对过去极“左”思潮给《五更寒》的一些不实之词应当一概否定。难道这还不够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