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
图书信息
作　　者： 张治觉 著  丛 书 名： 出 版 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543854239 出版时间：2008-09-01 版　　次：1 页　　数：235 装　　帧：平装 开　　本：大32开 所属分类：图书 > 经济 > 经济学理论与读物
内容简介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还不成熟，所有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出现的市场失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且具有中国特色。另外，市场基础还很薄弱，民间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很有限，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各种软件（如制度、机制和文化）和硬件环境还不充分。因此，我国政府的职责范围要比市场经济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更为宽泛。科学界定政府支出的范围更能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考虑政府支出的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因此，确定政府支出的适度规模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国内外学者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大量的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展开，期待能够为政府调整支出结构和确定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结构安排上共10章，第1章是导论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中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构和主要内容以及主要的创新之处。第2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部分。第10章是主要结论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其余的7章从四个方面研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分析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次，从总量和结构上分析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然后，实证分析了政府支出的投资效应（对私人投资的引致或挤出效应）、居民消费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引致或挤出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就业结构效应等。最后，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确定了经济增长中中国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和结构。
第2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部分，首先，沿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将理论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奠基与形成阶段：从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第二阶段是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成熟阶段：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然后，从六个方面回顾了有关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第一是政府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是政府支出总量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第三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是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五是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第六是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对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方法进行了述评。
第3章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从供给的视角分析政府支出的就业效应、投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其次，从结构的视角分析政府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就业结构效应。最后，从制度的视角分析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中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分析了财政分权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税式支出效应。
第4章从总量和结构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首先，对我国政府支出的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然后，利用指标法和HP模型法反映我国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动和发展趋势，利用ARMA模型对我国政府支出规模进行了预测；其次，利用非线性模型、时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从总量上研究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从非线性模型的结果看，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三次多项式模型来拟合。从时变参数模型的结果看，自1979年来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到1999年达到最大为4.976443，政府支出增长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976443亿元，在随后的几年间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从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看，地区的政府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较大的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山东、江苏、河北等）的政府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大，而西部地区（西藏、青海、宁夏等）的政府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然后，利用时变参数模型研究政府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1979～1992年（除1981年外）间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为正；1993～2004年间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为负；1984～1991年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为负，其他年分为正。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大多数年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
第5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支出总量的投资效应。在长期内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引致效应，在短期内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但挤出效应并不明显；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引致效应，在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从总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的引致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的引致效应。其次，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总量对私人投资的动态效应，政府支出在1981年和1982年为负数，1983～1998年间对私人投资产生了引致效应，从1999年开始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然后，分析了政府支出结构对私人投资的动态效应，研究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但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性支出在长期内对私人投资产生了引致效应，但在短期内产生了挤出效应。最后，以私人投资为中间变量，利用VAR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通过比较发现，SVAR模型比VAR模型更能解释政府支出通过对私人投资产生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的存在性。
第6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居民消费效应。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内，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内，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消费性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但长期挤出效应不明显。其次，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研究表明1981～1994年间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1995～2004年间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投资性支出在大部分年分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1981年除外）；政府转移性支出在所有年分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消费性支出在大部分年分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1979、1980、1981年除外）。然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区政府支出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新疆、青海、宁夏、广东等地区政府支出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最后，以居民消费为中间变量，利用VAR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通过比较发现，SVAR模型比VAR模型更能解释政府支出通过对居民消费产生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的存在性。
第7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府支出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支出对专利授权数量和发明专利数量的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支出对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影响显著，并且政府支出对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然后，将模型进行扩展，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教育支出对专利授权数量产生了不显著的正效应，政府科技投入对专利授权数量产生了不显著的负效应；政府教育支出和政府科技投入对发明专利数量产生了不显著的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数量产生了不显著的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政府教育支出和政府科技投入对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产生了不显著的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教育支出对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并且政府教育支出对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影响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政府科技投入对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最后，以技术进步为中间变量，利用VAR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通过比较发现，SVAR模型比VAR模型更能解释政府支出通过对技术进步产生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的存在性。但是，政府支出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还没有理顺，这主要由于有很大一部分科技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
第8章首先从总量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表明，无论是在长期内还是在短期内，政府支出都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从结构上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都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不显著；政府消费性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政府转移性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然后，从总量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就业结构效应。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使得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转移到第三产业中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使得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分别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同时发现，政府支出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第9章首先拓展了巴罗模型和富塔格米模型，将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同时考虑家庭和政府资源约束，最大化国家效用函数，建立最优经济增长模型，通过严密的证明和推导得到政府投资性支出最优规模和消费性支出最优规模。然后，根据“巴罗法则”确定我国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8.5%，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21.7%。并计算了政府投资性支出的边际收益为1.18，政府消费性支出的边际收益为4.93，政府投资性支出的边际收益和政府消费性的边际收益都大于1，说明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不足。所以，政府应该适度增加投资性支出的规模，调整投资性支出的结构。政府应该增加消费性支出用于自身的建设，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提高自身管理效率，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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