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粮
汉字释义
参考词汇liáng
[名]
⑴ （形声。从米，量声。本义：旅行用的干粮；行军作战用的军粮）
⑵ 同本义 [provisions]
粮，谷食也。——东汉·许慎《说文》
⑶ 桂馥曰：“谷也者，非古训。粮乃行者之干食。”
则治其粮与其食。——《周礼·地官·廪人》。注：“行道曰粮，谓糒也。”
共其资粮屝屦。——《左传·僖公四年》。注：“粮谓米粟，行道之食也。”
兵精粮多。——《资治通鉴》
⑷ 又
多载资粮。
赢粮而景从。——汉·贾谊《过秦论》
⑸ 又如：粮仗（粮草和兵器）；粮台（清代经理部队粮饷军需的机构）
⑹ 引申指谷类；粮食 [grain]
在陈绝粮。——《论语·卫灵公》。释文：“粮，郑本作粻。”
粻，食米也。——《说文新附》
乃裹糇粮。——《诗·大雅·公刘》。释文：“粮，本亦作粮”。
韩绝其粮道。——《史记》
⑺ 又如：粮站；漕粮（漕运的粮食）；秋粮（秋季收获的粮食）；粮房书办（管粮库的小吏）
⑻ 田赋 [feudal land tax]
戒州县加收耗粮。——《宋史·高宗纪》
⑼ 又如：钱粮（田赋）；完粮（交纳钱粮）；粮户（缴纳田赋之民户。方言亦指地主）常用词组粮仓
liángcāng
⑴ [barn;breadbasket;granary]∶储藏粮食的仓库
⑵ [grain-productive place]∶比喻盛产粮食的地区
东北是祖国的粮仓
粮草
liángcǎo
[army provisions;rations and fodder;provisions and fodder] 粮秣、草料等军需物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道
liángdào
[path for transporting food] 指军队运送军粮等补给的通路
粮道畅通
粮店
liángdiàn
[grain shop (store)] 销售粮食的商店
粮行
liángháng
[shop engaged in retailing of grains] 旧指粮食零售店
粮荒
liánghuāng
[famine] 指粮食严重缺乏
闹粮荒
粮库
liángkù
[grain depot] 存放粮食的建筑物
粮秣
liángmò
[army provisions;grain and fodder] 军队中人吃的粮食和马吃的草料
粮秣员
粮食
liángshi
[grain;food;cereals] 古时行道曰粮，止居曰食。后亦通称供食用的谷类、豆类和薯类等原粮和成品粮。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
粮食作物
liángshi zuòwù
[cereals;cereal crops;grain plants] 稻、麦和杂粮作物的统称
粮饷
liángxiǎng
[provisions and funds for troops] 指军队中发给官兵的口粮和钱
粮栈
liángzhàn
⑴ [wholesale grain store]∶粮食批发商店
⑵ [grain depot]∶存放粮食的库房
粮站
liángzhàn
⑴ [grain distribution station]∶粮食调拨、分配站
⑵ [grain supply centre]∶粮食供给中心英文解释grain provisions
近代粮食价格演变
1.清代
清代实行雨雪粮价奏报制度，规定各地应将当年雨雪状况和粮价动态奏报清政府。这一制度，始于康熙，到乾隆年间普遍推行。清政府将粮价与气象变化联系起来考察，贵粜贱籴，调节粮价。
上海开埠以后，人口增多，商业繁盛，粮食市场容量扩大，粮价出现上升趋势。粳米批发价格：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每石由2.71元（银元，下同）上升到3.86元；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徘徊在4.72～6.66元之间；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除宣统元年5.63元外，余4年分别上升到7.06～7.98元。
同治十一年至宣统三年的39年间，粳米价格上升1.94倍；光绪三年至宣统三年的34年间，籼米价格上升1倍；同治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37年间，糯米价格上升1.39倍。
小麦批发价格：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二年每担盘旋在2.91～4.77元之间；宣统三年上升到5.40元。
2.辛亥革命到抗战前夕
清末连续两年荒歉，米商乘机囤积，粮价上升。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九月二十日，沪军都督通令米商平粜，并禁止大米出境。民国元年（1912年），米价稳定在上年的水平上。民国2年粮食丰收，以后6年，米价每石徘徊在6.42～7.40元之间。民国9年，黄河两岸遇旱，民国10年，长江流域涝灾，旱涝交困，这两年上海米价每石分别上升到9.61元和9.68元。民国11～14年，米价突破10元。民国15年苏浙旱灾，更因北洋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孙传芳和张宗昌先后在上海附近混战，导致米价扶摇直上。8月，曾高达每石17.85元。民国16～17年逢丰收，米价分别降到14.77元和11.17元。民国16年发生蝗灾，秋后米价回升。因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银价下跌，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应贬值。民国18年11月开始，每石粳米超过15元。民国19年4～5月，粮价继续上涨，最高达到24元，引起社会不安。由农业经济专家、粮商和有关当局推派代表共同组成“粮食委员会”，商议进口洋米，并决定5月初开始发售平价米。历时5个月，到9月底结束，共售米69032石，平均售价每石13.83元。秋后新米登市，米价趋向缓和。民国20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实行倾销政策，上海粮食市场上洋米大量涌到，米价回落。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侵犯淞沪，米市场一度停顿，但复市后米价又转为下跌，到年底米价跌至每石9元以下，到民国23年夏，最低价已不到8元。民国23年7月，苏浙遭大旱，内河干涸，航道不畅，粮食货源减少，每石粳米价回升到10元以上。民国24年上半年有4个月米价高达13元。11月，受灾的苏浙产区来沪采办粮食，粮价再度趋高。但不久洋米又涌到，价位下降。民国25年一度低于10元，民国26年恢复到11～12元。
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兴起，小麦价格稳而偏低。民国元年～13年间，小麦价格除民国4年每担为5.48元外，其余各年徘徊在3.81～5.14元之间，均低于宣统三年5.4元的水平。民国14～19年，上升到5.73～6.35元。民国20年第三季度，有进口苏联小麦，又向美国赊借棉麦款5000万美元，进口大量洋小麦。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影响上海的面粉销售，小麦供多求少，价格下落。到民国23年6月，每担新麦价跌到2.71元的低谷。7月以后受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又遭干旱，使麦价回升。民国25年，麦价继续上涨，入冬，国际市场麦价暴涨，到民国26年小麦价格回升到每担6.07元。
面粉价格走势与小麦相应。民国元年～13年，每包（25公斤）价格都在2～3元之间。民国14～19年，上升到3.15～3.37元。民国12～24年，面粉价又回落到2.24～2.77元。民国23年5月，曾跌至2元。民国25～26年，国际市场面粉价上升，分别上升到3.37～4.07元。
大豆价格。民国14～18年相对稳定。批发价每担维持在5～6元之间。民国19年一度超过6元。10月转为下降。民国22年8月起进入3.5～4.5元的低谷。民国24年11月，回升到5元以上。民国25年6月，伪满洲国与德国签订年供50万担大豆的协定，影响上海的大豆货源，价格转为上升。到抗战前夕，大豆批发价达到每担6.5元。
玉米价格。民国14年到抗战发生的12年间，除民国18年10月到民国19年11月外，其余各年批发价未曾超过每担4元。民国23年4～5月，曾跌到2.50元以下。
3.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26年八一三战争初起，因交通受阻，上海粮源减少。位于闸北、南市的两米市场停顿，各地进入租界内避难的人数增多，粮食供应压力增大。米价每石由11.85元上涨到14元以上。8月17日，米业各团体成立上海市民食调节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节会），冻结库存米10.6万石，实行统一调度，并对外组织购运，沿途有军警保护，临时设立交易所于公共租界内的浦东同乡会，平均每日成交大米万石以上。业内实行限价评价。8月22日，限粳米每石15.5元。9月22日，降为14元。10月22日，又降为13.5元。统一由调节会所属的评价委员会在限价以内按质评定价格。当时，另向外商订购洋米30万包，因而货源充裕，市场秩序较好，米价比较稳定。
11月，上海陷落，租界地区成为“孤岛”，调节会解体，交易所停顿，米价立即上升。守军撤走时，在南市、虹口、浦东等地存粮30多万包，被日军劫走，租界内存米不多，居民又购储应变，一时供求失调，每石米价由13.5元涨到18元以上。公共租界当局拨出洋米2万包，交50家米店零售，规定每人每次付1元购米11斤（折合每石14元）。
民国26年11月～次年1月，洋米到货53万包。2月，内河恢复通航，米价回落到每石12～13元。民国27年3月，沿江沿海外轮货运也逐渐恢复，租界内粳米限价14元。6～7月，宁波、温洲、福州、厦门等地粮价高涨，来上海采购大米，使上海米价一度突破限价。7月1日租界当局禁止米粮转口后，米价稳定在每石13～14元之间。
民国27年秋收后，日军在苏浙劫夺大批米粮运往日本，上海米商也在产地采办大米转运闽、浙等地牟利，一时江南产区米价超过上海。民国28年4月，上海因存米丰厚，尚能坚持限价。但不久，日军对大米加紧统制，无锡、芜湖等产区对上海禁运粮食，产区价高刺激上海大米外流，加之当时法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下降，洋米行情也抬高。5月初，上海米价开始突破限价，米业7团体又组成评价委员会，并将限价放宽为每石15元，但米价仍不断突破限价。5月20日，评价委员会解散，限价自行消失。
民国28年末，国米难进，库存减少，订购的洋米尚未运到，一时供求紧张，米价攀登40元高峰。12月16、17日，沪西、闸北等处发生抢米事件数十起，死伤多人。米业市场交易停顿，米号停业。18日，由租界当局授意，市商会出面成立上海市民食调节协会，设基金100万元，另由银钱业公会拨款50万元，用以订购洋米，市场始趋缓和。
民国29年1月11日开始“平粜”，但粥少僧多，多数贫民只能以杂粮粉、菜叶糊口。青黄不接期间又逢干旱，日军继续在产区大办军粮，刺激苏浙米价上升。当时，东南亚局势也趋向动荡，香港禁米外运，西贡大米出口停顿，使上海米价居高不下。投机商乘机囤积居奇。当时暹逻米成本每石不超过46～47元，6月20日被抬高达66元，国米也涨到75元。12月10日，工部局规定洋米限价79～87元，并整顿市场，设公仓管理委员会，决定储粮20万包。虽当时社会存米多达100余万石，年底米价仍被抬高到每石100元以上。民国30年1月7日，恢复“平粜”。5月米价升到150元高峰。
民国30年10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海运受阻。11月9日，租界当局实行紧急措施：洋米限价，供应限量，携米限额，并查封库厂存米，强制按每石117～120元的价格收购，零售限价每石130元，每户限供1斗，未经许可搬运米粮予以没收。库厂存米约100万包，原购入价每石160～200元。因限价收购，米商损失5000万元以上，米市场再度停顿，米行无形中淘汰。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
民国31年2月，日伪当局对面粉一度实行限价。限价撤销后，面粉价骤增1.5倍。6月以后，日伪当局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以1：2收兑法币。7月以后，日伪加紧粮食统制，改“公粜”、“平价米”为“计口授粮”。9月开始，大米再度限价。11月，对小麦实行限价。年末黑市米价涨到每石845元。
民国32年1月，粳米价越过千元关。5月，小麦限价撤销，麦价猛增2倍以上。7月2日，米价达到一日数涨的程度。7月5～15日和16～22日两期户口米配量由每人每次2升减为1升，刺激市场米价继续飞涨。同月21日，粳米价打破2000元的记录。9月，日伪当局成立米粮统制委员会，并组织各地粮商成立米粮采办业同业公会，分别到苏、浙、皖产区购米。采购价格限定每石粳米820元、籼米800元，但军粮压得紧，筹措民粮困难重重。
民国33年4月，沪市米价越4000元。5月，再登7000元高峰。日伪当局又颁布《京沪两地民食临时措施纲要》，规定米商或农民须凭“运照”运营食米，并由米粮统制委员会征购其20～40%，征购价每石只有3000余元。6月1日，公布市民食米管理暂行办法，在四郊交通要冲，设12个卡口，查禁囤积走私，兼办发照、征购事宜。本来还有黑市米补充市场不足，实行全方位统制后，黑市米源受到严重影响。当时人心惶恐，迅速卷起抢购风潮，使米价猛涨。次日每石突破万元。7月21日，放宽搬运限额为10石，10石以内不征购。8月，日伪当局为筹措军粮，加紧对新谷上市的统制，停发食米“运照”，进入市区每人限携18公斤。12月，米价又涨为5万元。民国34年初，日伪面临军事、政治、经济总崩溃。4月，沪市米价每石为10万元。6月，为60万元。7月，为70万元。8月，日军投降前夕，米价已为150万元。
民国31年7月～民国34年8月，日伪当局共配给上海居民每人粮食152公斤，相当于每人最低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其余2/3的口粮要吃黑市高价米。
4.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规定伪中储券按200：1的比例兑换法币，恢复以法币计价。
民国34年9月米价回落一半。粳米价为每石法币3725元。10～11月回升，一度达万元。12月，回落到7625元。民国35年2月6日，粳米春节红盘重破万元。20日，每石突破2万元。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财政部长徐堪在沪召开粮食会议，决定举办粮食贷款，产地闻风抬价，米价超过4万元。5月，粳米、籼米、面粉、玉米、黄豆价格分别比上月上升48～76%。下半年因爆发全面内战，通货膨胀严重，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加上政府在苏、赣等地大购军粮，刺激产地粮价上扬。7月8日，由上海市社会局邀请市参议会、粮食部上海总仓库、市商会和有关同业公会等代表成立“粮食价格审议会”，按产地价加运输、损耗等费用再加合理利润，议定销价并公告实施。到民国36年1月9日，历时6个月议价51次，粳米价格每石由5.2万元上升到6.7万元。2月上旬，白米限价，每石6.9万元，实际市价超过10万元，黑市高达14.4万元。由于米价波动频率高，幅度大，市场难以承受，交易陷于停顿。15日，限价调整为每石12万元，门市零售限价13万元。4月19日，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米商代表谈话，同意限价放宽为17万元，并按限价在市场上抛售大米6万包。4月下旬，万元票面大钞出笼，黑市米价超过20万元。5月1日，社会局现售平价米，每人每次凭户口证配米1斗，每户每月限购2次，最高不超过5斗。配价每石16.8万元，黑市米价已逾24万元，市场交易再度中止。3日，限价提到20万元。5月初，上海到皖、鄂等地采办民粮，因“军粮火急”被当地扣留或强行低价收购，沪市米源枯竭，上海市场全靠社会局每天抛售食米万石左右来维持。6月取消限价，7月下旬米价升至40万元。全市发生抢米事件多起，米店停业，市场紧张。8月19日，调整外汇汇率，影响面粉价。行政院限令茂新、福新、阜丰、华丰、裕通等面粉厂按每包1.4万元以下出售1个月，结果厂方亏损10余亿元。10月3日，又实行面粉限价，国粉每包14700元，零售每500克340元，洋粉每包（70磅）23000元，零售每500克360元。到12月米价直迫100万元大关。
5月间，爱国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学潮，市政府对粮食采取紧急对策，停止在市场抛售，改为向产业工人和学校员工配售，另设“公粜处”发售平价米。这种越过批发环节与消费者直接挂钩的配售方法，因配量不大，对市场无足轻重。
民国37年初，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简称“民调会”）在市场上抛售食米4万多石。2月10日春节，节后每石米价超过200万元。14日恢复抛售，到月底共抛出10万多石，米价反而弹高。
同年3月，上海开始实行计口配米，由“美国救济物资配售委员会”和民调会共同实施。米源由中美双方各半分担，配价低于市价幅度不得超过5%，具体由民调会、粮食部和美方代表每月议定一次。第一个月每人配米7.5公斤，价款24万元（折合每石约250万元）。实施后两天市场米价略有回降，第三天就止跌回升，第十天米价涨到每石378万元，零售400万元。3月份民调会继续在市场抛售。7月19日，500万元票面大钞问世，下旬米价越4000万元。8月，配米价提高到每石3300万元以上，黑市价超过6000万元。
民国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实行“经济改革”，发行“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例规定为1：300万，市场价格按当天价格冻结，粳米限价为每石20.9元，面粉每包7.62元。20～22日上海米市停业3天。进入9月以后，粮价涨势虽缓，但市场萧条。粮食部管制司认为：“限价之结果，已使米源稀少，致成粮荒”。10月1日，上海米市到货仅354石。10月7日，面粉市场人众货空，被迫停顿。10月的配米价，美方要求提高，政府当局为维护“限价”，7.5公斤配米继续维持1.07元（金圆券，下同），折合每石11.13元。11月2日，限价开放后，20日米价涨到540元，面粉价涨到155元。8月19日，全市米业登记存米260700石，全部按限价出售。限价开放后，要按高价补进，米商亏损巨大。11月，配米的价格提到33元（折合每石约343元），较上期上涨30多倍。12月，配售米又停办一期，促动米价飞涨。美方提出配售米的价格也应机动掌握，最后决定自民国38年1月起，配给米由每月1次改分3次发售，即每月1次提价改为分3次提价。到春节（2月2日）米市红盘又涨1.5倍。以后金圆券恶性膨胀，粮价加速上涨：粳米，1月（比上月，下同）上涨2倍，2月上涨6倍多，3月上涨3倍多，4月上涨21倍以上，5月上涨170多倍。5月21日，上海粳米零售价每石达到金圆券4亿5千万元。面粉：1月上涨2倍多，2月上涨7倍多，3月上涨近3倍，4月上涨20倍，5月上涨100倍以上。
因此，对于百姓而言，粮食是必不可少的，从而也就逐渐的演化出了粮食的相关展览会，这粮食展览会也逐步踏着房价攀升脚印而逐步呈上升阶段，看看近些年的粮食展览会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