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卢江良
创作简历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男，1972年11月生于绍兴，现居杭州。九三学社社员，国家一级作家。浙江省知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编辑学会会员，杭州市作协全委会委员，九三学社杭州市文体委委员。21世纪新锐作家网站总编辑，21世纪少年作家网站总编辑。
发表作品
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发表、转载作品，并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最具阅读价值短篇小说》《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新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精选》等数十种权威选本。
文学奖项
第3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
首届西湖文学奖优秀创作奖（一等奖）
2003-2005年度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
第7-9届美国“PSI-新语丝”网络文学奖
2009-2010年度阳光文学奖
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长篇小说《城市蚂蚁》被列入“2005年度浙江省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
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被列入“2007年度杭州市重点签约作品”
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被列入“2007年度浙江省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
改编影视
《在街上奔走喊冤》→《喊冤》
西安电视台白鸽都市频道播映（2006.9.22）
《狗小的自行车》→《狗小的自行车》
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影（2007.6.23）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映（2007.11.3）
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2011.6.1）
《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村长家的狗》
已转让影视改编权
个人著作
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
花城出版社，2005年6月
散文集《最后一场马戏》
远方出版社，2005年8月
长篇小说《城市蚂蚁》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
小说集《送花的男孩》
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4月
长篇小说《狗小的自行车》
北京少儿出版社，2011年6月
随笔集《行走的写作者》
知识出版社，2011年10月
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
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5月
主编图书
《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彩虹站在屋顶上》
花城出版社，2005年6月
《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青春正传》
新华出版社，2005年9月
《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我的燕姿时代》
新华出版社，2005年9月
《新世纪作家博文精选：且待槐花满庭香》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
《中国新势力少年作家作品选：指间的阳光》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21世纪新锐作家网站“我的母亲”征文精选：爱的清香在流泻》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创办媒体
21世纪新锐作家网站
21世纪少年作家网站
《国家湿地》双月刊
环球雅葵艺术网站
《环球雅葵艺术》杂志
《中学语文报·预科版》
艺术成就
近年，以“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为基点，创作了一批独具魅力的乡土小说，在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柠誉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
长篇小说《城市蚂蚁》率先用文学的形式提出了“蚁族”这个概念，在打工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关注特殊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和农村留守人群最本质欲望的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一经推出，便被广大读者誉为“首部当代中国农村留守人群的欲望史”。
媒体访谈
卢江良：千万别轻信成名作家的忠告
许多余：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是因为家庭的熏陶吗？还是因为别的？
卢江良：我从高三的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在此之前我看不惯村领导的贪赃枉法，经常向县政府反映他们的丑恶行为。后来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加上很快高中毕业了，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觉得搞文学也许是一条出路，就由写举报信改成了写小小说。但因为有着写举报信的那段经历，所以我以后的作品里总带着批判的色彩。
许多余：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刻心情如何？
卢江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高三下半年。因为当时我写了不少成年小小说，希望能在一些成人文学杂志上发表，可偏偏发表出来的是一篇作文，而且在一张当地县文联办的内部少儿文艺报上，所以谈不上有多少喜悦可言，反而觉得有些不屑。
许多余：你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你觉得在自己的生命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卢江良：我走上文学道路，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二、我觉得写作，能让自己向这个社会发言，赢得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父亲教会我耿直和坚强，母亲教会我善良和勤劳。他们的身传言教，永远是我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许多余：你最不喜欢哪些作家？
卢江良：我最不喜欢那些没有一部叫得响的作品，却到处抛头露面、拉帮结派、上窜下跳、奉承拍马、自我炒作的冠着“作家”头衔的文坛活动家。
许多余：同代的作家中你最欣赏哪些？
卢江良：我欣赏的同代作家很多，凡凭着良知孤独写作的作家，都是我欣赏的对象。不过，这份名单有些长，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许多余：你在学生时代，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卢江良：我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有些自闭的人，因为我的成绩不是太出色，在学校里显示不出优势。而我当学生的那个年代，正好是“高分低能儿”吃香的年代。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今的语文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卢江良：中国当今的语文教育不是在教学生获取文化知识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而是在逼着学生如何死记硬背，如果去应对那些稀奇古怪的考题，所以当今的语文教育是非常失败的，他们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但能培训出一大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书呆子。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有哪些改变？
卢江良：应该说改变得很少，我是一个内心坚硬的人，如果没碰到重大的事件，往往是很难改变的，只会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勇往直前。
许多余：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坚持文学创作吗？都取得了哪些自我感觉比较骄傲的成绩？你觉得文学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卢江良：从高中毕业至今，我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创作了一批独具魅力的乡土小说，在文坛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他们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转载过，也以拿版税或稿费的形式出版过《狗小的自行车》《城市蚂蚁》等多部作品，目前已有3篇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其中《狗小的自行车》荣获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第八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儿童片奖等3项大奖。我觉得文学使我的人生更加具有意义。
许多余：都说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你觉得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天赋，还是因为自己的勤奋？
卢江良：同意这样的说法。把写作比如成一辆机动车，没有天赋等同于没有油，光靠推着走，无论如何是开不远的。我觉得自己能有今天，除了勤奋，更多的是因为上天赐给了我写作的天赋。
许多余：你比较喜欢中国的哪些作家？国外的呢？其中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卢江良：我喜欢的作家很多，中国的已逝的有鲁迅，活着的有余华。国外的就更多了，像卡夫卡、契诃夫、巴尔扎克、加缪、马尔克斯、奈保尔等等。这些作家都对我的写作起着一定的影响，但分不清谁影响大谁影响小。
许多余：一般来说，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初期总会模仿一些人，你有过这样的模仿阶段吗？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区别于其他人，这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了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你以后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还会有变化吗？
卢江良：我写作的初期从事小小说创作的时候模仿过欧·亨利的小小说结尾。但停止写小小说后也就停止了模仿，那个时候应该在2000年前后吧。后来我的写作都用自己的思想在写，所以在我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里，很难找出别的作家的印记，只能找到我自己的。在这个方面，可以这么说，我比其他作家好一些。至于以后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会不会变？现在我很难确定，但能确定的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的基点永远不会变。
许多余：在你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当中，你是否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内心的或者现实的）？你觉得能够让自己坚持文学梦想的最大动力和最充分的理由是什么？
卢江良：在我写作生涯中，我经常遇到困难，无论从内心的还是现实的都有。但我总说服自己走过去，因为我需要通过写作使自己的人生更具意义。并且，我始终相信自己是能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到最后的人。当然，这个“最后”并不是说，在我以后就没写作的人了。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而写？
卢江良：开始为爱好、为生计、为名声而写作，现在为内心、为尊严、为社会而写作。
许多余：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为自己定下什么计划和目标？你觉得自己在10年之内是否可以超越心目中的偶像（假若你有偶像的话）？或者已经超越了。
卢江良：从事写作十年之后，我就不定计划和目标了，我觉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不是要超越其他偶像，他（她）最需要的是超越自己。当然，要超越自己是艰难的。但要想不断地前进，必须突破这样的困境。
许多余：你给文学是如何定义的？你觉得文学是什么？相对于科学或其它学科，你认为文学与它们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卢江良：文学是很难定义的，它所包含的太广了。我还不具备去定义它的能力。相对于科学和其他学科，我觉得文学是最贴近人类内心的。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许多余：你是否已经做好了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文学的准备？
卢江良：从开始写的时候就准备了。
许多余：如果让你给自己的下半生做一个预测，你将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言？
卢江良：我从来不做虚幻的预测。路是要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预测得出来的。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不是一名预言家。
许多余：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那篇（部）？当时创作的时候有什么背景？主要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还是虚构？你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怎样的思想？
卢江良：我最不喜欢用“最满意”这个词，来衡量自己的作品。衡量自己的作品，我习惯于用“最具代表性”。我觉得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好几部，像《在街上奔走喊冤》《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穿不过的马路》等等。当时创作它们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我的每部小说都是虚构的，但它们又是真实的。在这些作品中，寄托了我希望黑暗变得光明的美好愿望。
许多余：你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哪些问题？你对一个刚刚开始的写作者有什么忠告？
卢江良：开始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很多，语言的问题、结构的问题、逻辑性的问题，还有思想性的问题等等。包括现在，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想写作的时候不遇到问题，那只能停止写作。针对刚刚开始的写作者，我谈不上要忠告他们什么，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轻信已成名的那些作家们的所谓的忠告。
许多余：你如何看待“文学市场化”？
卢江良：“文学市场化”很正常，也是必须的，因为每位作家写作不可能真的只写给自己看，所以整天叫嚣着只为自己一个人写作的作家，要么是内心虚弱的自卑者，要么就是脱离现实的自大狂。写作毕竟不是偷东西嘛。
许多余：你觉得如今文学过度的商业化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否有一定的伤害？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否遇到过出版商与与自己的协作初衷相违背的情况？你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的？
卢江良：文学过度商业化，对一位真正的作家而言，谈不上伤害。因为真正的作家，很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是否过度商业化都伤害不到他（她）。在我创作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出版商的意见。我只把自己想写的作品写出来，然后让欣赏它的出版商去出版它。
许多余：你评判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卢江良：我评判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主要看这部作品是很无聊还是很有意义，很无聊就是“坏”作品，很有意义就是“好”作品。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让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
卢江良：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作者自身的，也有体制上的，整个文学环境不利于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出来。这些问题想得到改善，一方面要从体制上着手，另一方面作者自己要深刻反省。但这两方面做起来都很难，特别是后者。
许多余：中国的文学“诺贝尔”梦一直没有实现，目前只有高行健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还不是中国国籍，许多汉学家说中国文学与西方及亚洲的日本、印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你是否认同此种论断？你觉得这种所谓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卢江良：我认同这种论断。诺贝尔文学奖办了一百多年了，始终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确实已成了衡量作品优劣的世界性标杆。这一点不是任何人能否定得了的。我觉得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作家的观念方面。这由体制和作者自身两方面造成的。
许多余：除了写作，你平常都有一些什么爱好？
卢江良：看电影、听音乐、看书、散步、跟家人在一起。
许多余：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是靠写作来养活自己还有另有职业？你觉得工作和写作之间有冲突吗？
卢江良：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写作挣的钱只能让我的生活更滋润一些。我的职业是编辑。工作和写作没很大的冲突，因为都跟文字有关。
许多余：谈谈你的家庭情况，包括父母、爱人等，你们之间是否有代沟呢？你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你理想的爱人？或者说合适的、称职的伴侣。
卢江良：当你在生活中，不刻意把自己当成作家的时候，跟父母、爱人等之间的代沟就会小很多。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的爱人，只要她（他）不同样是作家，就会显得理想多了。
许多余：你对80后的写作情况了解多少？你觉得哪些80后作家最值得期待？你觉得80后还需要过多久才能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
卢江良：我担任过9年少年文学网站编辑，对80后的写作情况应该说基本了解。至于80后作家哪些最值得期待，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作家这种东西是期待不好的，目前势头很好的，过了两年可能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默默无闻的，半年后有可能横空出世了。但我觉得80后要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要等他们到了目前正在挑大梁的那批人的年纪。
许多余：你对于“炒作”这个问题怎么看？
卢江良：适度的炒作是需要的，过分的炒作就很让人作呕，万事都得有个“度”。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乎别人的评价吗？
卢江良：我是外表普通内心独特的人。对有建设性的评价我很在乎，对非建设性的评价一贯来当作耳边风。
许多余：你希望自己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说，你写作的目标人群是什么？当你的一个铁杆读者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向你求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你的一个铁杆读者对你说非你不嫁（或娶）的时候，你将如何对待他（她）？
卢江良：那些还在思考的人。当铁杆读者遇到困难向我求助，能帮尽力，帮不了只能爱莫能助。作家在灵魂上是导师，但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普通人。当一个铁杆读者对我说非我不嫁时，我先会取下头上那个虚幻的“光环”，让她看清楚我的“真面目”。
许多余：你的写作状态什么时候最好？接下来，你有哪些计划？
卢江良：这个很难回答。写作状态跟身体和心理状况相关，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差，很难确定。接下来，我准备写完手头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暂名），这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应该是我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构思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春节前，我必须把它完成。[1]
作品评论
到黑暗里去——评卢江良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
文/刑天丁
一
黑暗是真实的一种保护色，它保护着最真实的生活不会被我们那么容易地发现。
我们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和信仰的真空里，站在阳光一样充溢的物质里，看到的黑暗只是黑暗，但从来没有看到把黑暗当作保护色下的真实。这种真实是别样的真实，让人心痛的真实，让文字变得无与伦比的沉重的真实。但这种真实离现代这个充满调侃和浅阅读的时代远了，所以作家的笔便触摸不到了——触摸到也有意的绕开了，因为那是一个荆棘，会让触到的人痛。
而我听到了一个人说着这样的两句话：一句是“我写下这些作品的时候，更多地想到的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里，还存在着一些阴暗的角落，而我希望用自己的笔靠近去，将他们暴露在太阳底下，使黑暗从此变得光明”；另一句是“每一株荆棘的成长，实在比鲜花来得不易”。
这两句话，先于卢江良的所有小说，已经像两枚钉子深深摁进我的脑袋，哪怕流着血连着肉的疼痛，再想从记忆里把这两枚钉子拔出来已经很困难了。
《圣经》上说：我的良人，站在人群中，像玫瑰立于荆棘间。这也是世人的视线，谁都知道玫瑰的美好，但也都忘记了在黑暗角落的荆棘——就是这些荆棘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誓死捍卫着玫瑰脆弱的美丽，这些荆棘，默默的成长着，如那些草一样的底层民众艰难的生命。因为黑暗，掩盖了太多这样的真实。像世界上最疼痛的伤口一样有质感的真实。
在这些黑暗里，有最真实的欺压、最真实的艰辛、最真实的苦难……这些角落里，阳光从来都不光顾，镁光灯和文学视线一扫而过，从来没有留下什么心灵的营养。许多知识分子在书房里大叫着“人间情怀”的时候，唯卢江良不合时宜的低喝一声：到黑暗中去！但没有几个人听见，听见的人也没在意，在意的人也没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的很少的几个人才蓦然发现：这才是内心震憾的声音，因为是发自另一颗心灵的共振。
路遥曾经也发过这样一声低喝的，于是他有了震憾人心的《平凡世界》；所以当卢江良的小说给我带来震憾的时候，我就没有觉得太奇怪了。
二
他原是榕树下原创文学网站的作者，而我是榕树下社团的编辑，所以让我倍感亲切，如在他乡遇见一个离散多年的兄长。
他的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深受余华、莫言、阿城、王安忆、余秋雨和池莉等名家的推崇，荣获榕树下网站举办的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短篇小说奖，可谓红极一时，但怎么说也是一个异数，本身就是一个黑暗中的荆棘，生长中会遭遇更多的不易和曲折，因而被许多杂志社因其尖锐而退稿。那些如出一辙的退稿措辞有惊人的相似：“大作写得很好，但因其思想尖锐不适合在敝刊发表，……”
这很合现代市场操作的规律性，就像一个花店不能接受一丛荆棘的到来，哪怕荆棘中有朵最炫美的鲜花——因为如果让顾客的手有一丝伤害，那么就很难再从那双手中传递过来孔方兄了。
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哪怕以牺牲真实为代价。
黑暗的真实，就像平静中的沉默，正如鲁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许多真实就像时间的气泡一样，无声碎裂了，只有很少的一点能像星火一样点燃了，而这点星火也注定会成为那些仍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中最温暖的阳光，心中一条温暖的河流，不再寒冷。但谁又能在黑暗中，用底层的黑暗中的真实默默写作，来承受黑暗中的孤独来敲打我们的灵魂、黑暗中的良心来折磨我们的内心、黑暗中的清苦来漂白我们的肉体、黑暗中的安静像竹刀子一样慢慢杀死我们的耐心……
卢江良是经过这样的阶段的，他的小说几乎都写得是这些黑暗中的真实呐喊和呼嚎，在那些没有回声的日子里，他只有和自己的文字与良知为伴，而那些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底层可怜人只能同情他，但他是不需要他们的同情的，因为他虽然站在黑暗中但心中却有光明的向往的。
他说自己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他的小说里也是这样贯彻如一的，我想，哪怕到了最一无所有的时候，他还有最底层的关怀，而许多作家什么都拥有的时候，却唯独丢失了对底层的兴趣和热情。
三
一部作品如果仅有到黑暗中去的勇气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论什么文学作品，你能最终经过时间过滤而唯一留下不褪色的东西只能是：它留给后人什么样的心灵营养，真美或者真情，能够永恒地营养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没有这种营养，即使作品可以红极一时，但历史的长河会告诉你无奈的消息：它们已经被淹没了，而有些曾经寂寞的文字却冲刷一新长久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成为心灵的美餐。
我读卢江良的小说的时候，是用着一个挑剔的美食者的眼光。
他小说里的故事很好读，人物几乎都是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简单朴实又带着傻气的最底层农民，情节动人而曲折，感情饱满而又有节制地批判，不像有些作家现在的小说追求诗意的晦涩，味同嚼蜡得难懂。
曾经有个评论家很深入浅出地道出小说和诗歌的区别：小说就是把假的写成像真的，而诗歌就是把真的写得像假的。这当然是一种玩笑的说法，但也道出了小说对社会最重要是现实的关怀性。我想读到的是：他的小说里关怀的又是底层人的什么呢？又是那些官逼民、民反抗，经历曲折达到最后皆大欢喜的调调，还是那种反映艰辛的生活真实的痛苦，像祥林嫂一样的调调？在阅读中我发现，他作为一个为底层说话的写作者，注定有这些调调的，但难得的是他超越了这些调调。
比如他的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他讲了一个去城市告状喊冤的人到城市后的尴尬遭遇，先是找官，不得其门而入，再是在一个流浪汉的指导下，到城市街区去喊冤以期引起媒体的介入（也使做恶的村长尝到了害怕的滋味，想方设法地想让他回到农村不喊冤），最后喊冤的结果也是小说的结尾有带着隐喻的意味深长的地方：主人公没有继续喊冤，而是因了城里人的同情成了职业乞丐，在物质面前他忘记来城市的街头的目的了。当村长看到街头做乞丐的他后，放心的走了，他只是忘我地进入了角色，被生活强暴后扭曲生存的角色，渐渐在物质的麻痹下什么都忘记了的角色。这种生活对最底层的人性施加的暴力，在另一篇小说《寻找逃入城市的弟弟》中有更好的体现，最后主人公在城市物质的麻痹下最终抛弃了亲生的弟弟。还有两篇《一座没有赌徒的村庄》、《米大是一个贼》里面讲的是大多数人的暴力，这种暴力对人性更大程度上的扭曲。可以说，他小说的视角是深层次的、人性的、立体的人文关怀，这点是我最欣赏也值得我学习的方面。
如果文学作品少了美感和技巧性，那么无论如何有思想性和深层的关怀，魅力值也会大减的，这就像一个绝代佳人幽居在空谷的遗憾。卢江良的小说里，我也看到了这种美感和技巧，从而让他文字中的这位绝代佳人呈现在我们审美的目光下。
他小说中的美是那种淡淡的诗意，而且不是玫瑰的美，更像法国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美，黑暗中的美神，和黑暗本来是那么浑然一体的样子，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精妙而贴切但又像蒙娜丽莎的笑一样充满神秘色彩。比如“为了乐天，麦子的地基重新变得遥遥无期，他的未婚妻也依然跟他僵持着，关系如一根绷紧的弦，随时有断裂的可能”、“自郑东山进去以后，一直阴着张脸，恍如郑东山强奸过他女儿”……这些充满灵感的神来之笔常常令我们拍案叫绝，像在读当代余华的小说一样给人充满智性的快乐和享受，当读着“这种心思紧紧抓住了她，就像一只鸟紧紧抓住一个树枝”时，你怀疑在读一首美感的现代诗，但又没有诗歌繁复的意像带来的审美疲劳。
他小说里的技巧性不是很强，很强则会流入纯小说家小说——太像小说的东西反而不会是好小说，就像太聪明的人反而被聪明误一样的道理。他小说里的技巧只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意味深长的效果，这好像是继承了博尔赫斯那伟大小说的隐喻。最突出的是那篇《一座没有赌徒的村庄》，一个村庄所有人都是赌徒，一个外来打工多年的归乡者因不赌博竟遭受许多离奇对待的故事，这村庄本来便是一个夸张的隐喻，所有好看的故事都是在这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下发生的。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两条交叉小径的花园》那般精巧的隐喻来，妙趣横生又意味深长，也许这才是真正经典小说中的经典吧。因为这些隐喻的思想指向，不是虚无，而是同样的深刻而能给人无尽启发的。
四
当然，卢江良的小说还有让人遗憾的地方的，比如有时过于注重可读性而追求构思的奇巧，但忽视了思想上的升华，常常只是揭示了底层的人思想深处的痼疾但没有给出希望的红药方，也许是和像鲁迅先生的阿Q精神一样的思想指向吧：“指出思想的疾病，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但现代已经有些小说家超越了这种思想指向，比如说铁凝的那部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就是把思想指向从虚无带回了生活本身的坚持和固守，而非鲁迅先生那种反抗绝望的勇气了：这种勇气更多是为极少数性格坚硬和思想深刻的精英们准备的心灵营养品，而对于底层为生活暴力和物质暴力所紧紧压迫的人而言，这种思想指向显然有点高高在上了。
听说他的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终于曲折地出版了，我像是在无尽的黑暗中发现一点光明的星火一样惊喜而兴奋，因为我看到了希望的方向和令人鼓舞的一个坐标，何况执着这星光的人还是从榕树下走出去的兄长呢。
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站在黑暗的真实里的卢江良，他在像一个战士一样用笔去接触着黑暗以期把光明带到这无底深渊一样的黑暗，这其间需要的勇气是长久而痛苦的——更可能是绝望的，有这样勇气的人在当今文坛不是太多了，而是少得可怜。
到黑暗中去，到黑暗中去！我也在兄长的文字中听到了这样一声声带着焦灼而悲伤的呼喊，在黑暗中的底层人从心底发出几乎就要绝望的呼喊盘旋在我身边。[2]卢江良和他的乡村故事文/张柠
卢江良的小说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必然的。我当时想，他一定引起平面媒体的关注。现在，他的小说刊登在许多专业杂志上。我读到过他的《谁打瘸了村支书的狗》、《在街上奔走喊冤》、《狗小的自行车》等短篇。卢江良的小说语言简洁有力，叙事清晰，故事结构出人意料。更重要的是，他将目光指向了乡村，以及乡村无助的人的命运。他将当代农民生活的荒诞性，揭示得淋漓尽致。我不愿意用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乡土小说"来命名卢江良的小说。我宁愿说它是一个"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人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在当代中国农村，这种"奇迹"无疑在经常发生。它已经引起了整个知识界，乃至地位更高的人的关注。作为一个写作者，卢江良是无法控制乡村的"奇迹"的。卢江良只不过是敏感地捕捉住了它们。因此，我们丝毫也不要因为卢江良的小说结构奇特、结局的悲惨而感到吃惊，让我们吃惊的是生活本身。
乡村生活中荒诞的"奇迹"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但也时常被人们忽略。因为在这个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信息都会被淹没，就像BBS中的帖子一样，刚刚贴出来，转眼就被后面的帖子所覆盖。为了防止一些含有重要信息的帖子被覆盖，BBS的版主只好采用"置顶"的办法，也就是让某些帖子在较长的时段内，一直在页面的顶部。文艺形式（叙事）就是将正在发生的零散经验结构化、形式化，让它"置顶"。卢江良的小说，通过他特有的叙事形式和故事结构，将当代农村的信息、故事、农民的命运，以及各种精神秘密，"置顶"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之中。
我们现在读到的短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并不算他写得最好的小说。与《谁打瘸了村支书的狗》、《在街上奔走喊冤》等小说相比，这个小说前半部分有点拖沓，结构有点松散。但它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童年生活的寓言，平静如水的叙事语言，却能够产生让人战栗的效果。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跟着马戏团去流浪》。这是我一个童年的梦想。我梦想加入那种在乡村居无定所、四处流窜的马戏团，达到逃离乡村的目的。我将"流浪"作为一种反叛的核心意念。卢江良这里更决绝，他将"逃亡"作为核心意念，逃往一个叫"天堂"的地方。在两个孩子心目中，这个"天堂"就是有吃的、有穿的、没有打骂、不被人侮辱的地方。两个孩子的奢望无疑很高。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有吃有穿，而且还没有侮辱的地方？但由于他们是孩子，任何要求都不能算是过分，应该满足他们。但是他们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满足这个要求。倒是"人贩子"很爽快，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将他们带上了通往"天堂"的道路。
卢江良总是能够在乡村发现"故事"。这是一种能力。当所有的写作者自以为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故事的时候，他们正在迷恋"如何讲出来"这一点上。于是，写作就成了讲故事比赛。卢江良是一个发现者。他乐此不疲地注视着当代中国乡村的动静，并及时将它"置顶"在杂乱的当代文化论坛中。[3]卢江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的荒诞文/骆烨
卢江良又一次把“荒诞”横在读者面前，不过这一次他似乎要把荒诞主义贯穿到底，《穿不过的马路》这篇小说，从它的题目开始，一直到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无处不充满荒诞色彩，而这种荒诞又赤裸裸地将现实批判得体无完肤。
纵观卢江良这几年来的小说，短篇《狗小的自行车》、《在街上奔走喊冤》、《米大是一个贼》等，包括长篇《城市蚂蚁》，他一直执迷将荒诞主义融合进现实，而且是越陷越深，但卢江良小说的荒诞往往蕴含着沉重的现实问题，这也形成了卢江良小说的独特风格。
《穿不过的马路》是卢江良历年荒诞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一个进城的老妇一天一夜穿不过一条马路，尔后由于一个记者的报道而引起了媒体关注，最后触动市长大人，从而使得老妇的身份待遇一下子提高了，比当过乡长的李老怪待遇还要好。这时的老妇倒是希望永远穿不过马路，但是好景也有到头的时候，新市长上任后立马让人将老妇背了过去。马路穿过去了，老妇忍不住哭起来，越哭越响……老妇穿不过马路，而媒体记者竟然拿此事作报料，大肆炒作，这一段情节不禁让人想起了前一段时间里，在网络上十分火热的“犀利哥事件”，而这位老妇不就是一个“犀利奶奶”吗？
但是作者没有把小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他给读者设了一个圈套，卢江良小说的荒诞中往往透着深邃的现实主义，而在这篇《穿不过的马路》更加能够让人领略到这种写作手法。从老妇碰到城市协管，作者便开始揭开这篇小说的内涵所在，城市协管本可以轻松地带着老妇穿过马路，但是他不买账，“我要是城管，就领她过去算了。可我现在是协管，协管虽然不是城管，但也是管理城市的，又不是给行人领路的，我干嘛要低城管一等呀。”此后协管把这事告诉了记者的老乡，老妇穿不过马路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市长让政府办公室王主任解决问题，但结果很不乐观，“城管局认为老妇并非无证商贩，她过不了马路，不在他们管辖范围；民政局指出老妇不是乞丐，不属于救助对象，他们对她无须负责；交警部门说明老妇呆的地方，本身就不允许过马路的；司机代表则说老妇所在之处，既非十字路口，又没有斑马线，没有规定要求车辆避让。”
卢江良是一位高明的作家，他的批判绝不浮在表面，从一个小小的城市协管开始直到这座城市的高层领导，他一层一层揭露开了当今中国体制的弊病和人情的冷漠自私。
《穿不过的马路》这篇小说的高潮点在这座城市换了市长后，两任市长的区别在于“前任喜欢将事小而化大，现任爱好将事大而化小”，现任市长在听完王主任的汇报后，又亲自去看了老妇，他指示王主任让她收拾一下，现在就把她领过马路。王主任惊呆了，“这事拖了这样长时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的确，事情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小说的核心也在此处爆开了，体制是人为的，一个领导上台了，就是一种体制。就如王主任所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要与时俱进。”前任市长用财政拨款去供养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妇，而这个老妇也受之无愧，搓搓麻将享起了清福。而现任市长根本不去理会老妇，让她立马走人。在这里，作者完全将老妇拿出来当成象征物，并毫不客气地将她批判，让她显得极其可怜而可笑，同时也含蓄地揭示了中国体制的严重弊病。
卢江良一直被称为“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的作家，卢江良之所以孤独，因为他的骨子里还有一个文人的良知在低沉地呐喊。在《穿不过的马上》这篇小说中，卢江良竟然敢用嬉笑怒骂的荒诞手法揭示国人的劣根性，小说看似荒诞，实则背负着沉重的内涵。光是从老妇这一人身上，我们就看出许多人性的卑陋之处，从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到主动向新市长讨要空调、增加“老保”，老妇就实足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卢江良一直在描写这样一个群体，生活在农村的小人物，就算到了大城市他们依然是底层者，作者同情他们，但又从他们身上挖掘出可悲之处，也许这也是卢江良继承了鲁迅先生作品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风格了。
卢江良的《穿不过的马路》之所以以短篇幅而具有极重的思想份量，不仅是因为小说独特的切入角度和简洁有力的笔触为我们刻画出了十分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因为将作品融入进一个荒诞的境界里，传输出了深邃而明了的人性内容，不禁让我们感叹作者的批判力量之深刻，小说的艺术价值之稀罕。[4]三个“蚁族”——评卢江良长篇小说《城市蚂蚁》
文/韩晓玲
“蚁族”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城市像大海一样浩瀚无边，吸引着无数人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入它的怀抱。这些“都市外乡人”像一只只躲藏在城市树根下的蚂蚁，日日夜夜沿着通往城市洞窟的一条条狭窄的路，把逼仄的生活搬来搬去。卢江良的《城市蚂蚁》，讲叙三个青年在城市里求学、寻职、奋斗、打拼的故事，描绘出“蚁族”生活的原生态。
《城市蚂蚁》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三位城市小人物展开，卢江良以平实而简洁的笔触，刻画了“都市外乡人”的生存处境和个人奋斗的悲壮历程。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小说中的人物也不例外。冯乐发对金钱充满渴望，郑三狗渴求异性的慰藉，赵嘉映追求美好的爱情。小说通过这三位主人公在都市拼搏追求的经历告诉读者，同样面对人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意味不同的结局，朴实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对“都市外乡人”的人文关怀。对他们身上劣根性的揭示和批判，更让作品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
卢江良本身就是“蚁族”中一员，这让他对所描写的生活有独到的体验。作者以温情的眼光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记录这些刚从农村走出来的简单朴实又带着傻气的最底层农民。借助作者非凡的洞察力和扎实的语言感悟和文字功力，小说将“蚁族”在城市生活的矛盾和冲突，揭示得淋漓尽致。作者努力挖掘生活中隐藏的东西，鞭挞欲望的无止尽与人的无奈。
好赌又好色的冯乐发，情场失意的郑三狗，才华横溢的赵嘉映,他们为城市带来了勃勃生机，内心却总难以得到渴望的幸福。美丽的城市流光溢彩，许许多多的梦想在这里开花，金钱和奢华的诱惑，精神和物质的诱惑，在这里相互抵触，相互交融。无数的梦想在城市诞生，无数的人生在城市演绎。在人生漫长旅程中，我们该如何去热烈地拥抱生活，去努力寻觅那个叫做“幸福”的东西？[5]天堂：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评卢江良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
文/钱科峰
两个被家庭遗忘的农村孩子，生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半流浪状态中，一直梦想着坐上一列驶向幸福天堂的列车。他们确实走向了“天堂”，那是在列车出轨之后，然而与两个孩子一起走向天堂的，还有那些围绕在孩子身边的漂在农村的各色人物，与孩子不同的是，这些人心中的天堂是欲望的天堂，或毁灭的天堂。
读绍兴籍作家卢江良先生最新力作——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不由慨叹小说命题之沉重，人物命运之跌宕，一部当代农村留守者的欲望史徐徐展开，一个个为追逐命运天堂而焦灼奔走人物呼之欲出：冯田富的嗜赌与破落，冯村长的贪婪与威霸，吴豆花的放荡与母性，冯大炮的狡诈与投机，毛主任的攀附与精明，以及冯大桂的空想主义和冯梦发的正邪交织，无不以利己主义的姿态出现在冯城生与冯冬暖这两个逃学孩子的懵懂生活中，当孩子追寻着虚无而具像的天堂时，这些比孩子更有城府与心计的成人们却构勒着一副利欲天堂的现实图景。
孩子的眼睛充满童真，孩子的心灵向往美好，即便是不爱学习生性贪玩的农村孩子冯城生与冯冬暖，当他们一心想逃离故土去追寻传说中能给人以幸福的天堂时，本身就说明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出了问题，这个不仅仅是幸福感是否存在的问题，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谐是否变质的问题。事实证明，孩子赖以生存却又急于背叛的古桥庄村已经演变成了利益抱团、人性变异、机会主义与欲望主义泛滥的试验地。这样的农村，已不复淳朴与率真，已然成了一座被城市经济包围与诱惑的围城，一座欲望之城。
整部小说以两个孩子结伴寻找天堂为明线，却穿插着许多以复杂多变的农村人际关系为递进的暗线，作者卢江良把故事放到了一个村落里，却把视野开拓到了无数个村落里，把经济社会考验下的无数个农村陋点集中放置到一个村子里，以孩子的“逃离”反映了当代农村堕落与蜕变的一面，这不免令人深思：孩子追寻的是天堂，那么逃离的又是什么？是地狱？还是魔窟？至少，童眼观望之下，这是一个缺少温暖与关怀的泥沼。
著名青年作家卢江良的小说一贯坚持写实作风，尤为关注农民或外来民工的生存状态，多以批判手法反讽社会现实之阴暗，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柠称为“当代中国农村的发现者”。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卢江良再次以锐利的目光发现了当前农村留守族的生活群像，为城市之风吹进农村之后的各色村人把脉开诊，解剖顽疾，流泻出一地的虚火、利诱、欲求。
读卢江良的小说，总有一股厉气刺痛心头，因为他的小说本不是吟风弄月的消遣之作，而是追求杂文意境的写实之作，颇似荷枪实弹与现实丑像开战的勇士。到了小说的最后，依然有一种余味缭绕的痛楚在心头，两个追寻幸福的孩子坐着出轨的列车去了天堂，而活着的那些村人却随着欲望的破灭坠入了人生的深渊。天堂，虽然虚无，但总比阴暗的现实要美好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