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资治通鉴·唐纪·贞观治道
原文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①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②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1]
上厉精求治①，数引魏徵②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③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④官物，悉令蠲免⑤。’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⑥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向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⑦一。上闻景州录事参军⑧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⑨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⑩。[1]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①，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②，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擿疵颣③，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1]
注释
①哂（shěn）：嘲笑。
②野宿：露宿。[1]
①厉精求治：振奋精神，力图治理好国家。
②魏徵：贞观名臣，以敢于进谏闻名。
③中男：未成丁的男子。
④逋（bū）负：拖欠，欠税。
⑤蠲（juān）免：免除。
⑥给（ɡěi）复：免除赋税徭役。
⑦瓮（wènɡ）：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容器。
⑧景州：今河北衡水。录事参军：官名，刺史属官，掌管文书，纠察府事。
⑨高拱：两手相抱，高抬于胸前。安坐时的姿势。穆清：太平祥和。
⑩侍御史：官名，唐代属于御史台官员，举劾非法，督察郡县。[1]
①稽失：延误，贻误。
②愆（qiān）违：过失。
③擿：挑出。疵颣（cī lèi）：缺点，毛病。[1]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和群臣讨论如何平息盗贼。有人请求用严格的法令来禁止，太宗微微笑着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税劳役繁重，官吏贪污，民众饥寒切身，所以才不顾廉耻的。朕应当捐弃奢华，减少费用，轻徭薄赋，任用清廉的官员，让百姓衣食有余，自然就不做盗贼了，哪里需要用重法！”这样过了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外面的大门都不用关闭，商旅之人可以在荒郊野外露宿都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太宗又曾经对侍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仗百姓。压榨百姓以侍奉君主，如同割肉以充饥，填饱了肚子人却死了，君主富有了国家就要灭亡。因此人君最担心的不是外患，而是国家内部出现的事。欲望多了花费就多，花费多了赋税就重，赋税重则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则国家危险，国家危险君主也就难以自保了。朕经常考虑这些事，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1]
太宗励精图治，数次将魏徵带入卧室，询问他自己施政的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总是欣然接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奏：“中男虽然未满十八，但是其中身材粗壮的也可以征募。”太宗同意了。下诏之后，魏徵坚持认为不可，不肯签署，拒签了几次。太宗发怒，召见魏徵责问道：“中男中身材壮大的，都是狡猾的百姓欺骗官府妄图以此逃避征役，征募这些人又有什么害处，而你要这样固执己见！”魏徵答复说：“军队是否有用在于能否统领得法，而不在人数众多。陛下征发成丁男子中身体健壮的，用合适的方法统带，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再多征募尚未成丁的男子虚增人数呢？何况陛下经常说：‘我以诚信治理天下，希望可以带动臣民都不做欺骗的事。’如今陛下即位不久，就屡次失信了。”太宗吃惊地说：“我什么时候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初即位时下诏说：‘所欠的朝廷赋税，全部免除。’有司认为欠秦王府库租税的，就不在其列，照旧征收。陛下从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库之物不就是朝廷之物吗？又下诏：‘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免一年的赋税徭役。’不久又下诏说：‘当年已经征发徭役和已经交纳赋税的，就从第二年开始。’这样一来，把大家上交的赋税散还以后，又再征收，百姓当然不能不怪朝廷朝令夕改。如今不止征收赋役，还点中男为兵，这样怎么能说是‘来年为始’呢？还有，辅佐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在于地方官员，经常要接受陛下检阅，将重任交托给他们；可是到了征兵的时候，却开始怀疑他们有心欺骗，这难道是所谓的以诚信为治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觉得你太过固执，疑心你可能不大了解政务，如今见你议论国家大体，实在是说到了它的精要部分。号令没有诚信，则百姓不知道应当遵行什么，天下怎么可能治理得好呢？朕真是错得厉害了。”于是不再征发中男，赏赐魏徵一件金瓮。太宗听说了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名声，召见他询问政道，张玄素答道：“隋主喜欢自己把持所有事务，不愿意信任群臣，因此群臣恐惧，只知道受命奉行而已，没有敢违抗的。以一人的智慧决定天下事，即使能够做到得失相半，犯的错误也已经很多了，加上君主被下面阿谀奉承所蒙蔽，不亡国还等什么！陛下如果能够谨慎地选择群臣，将政事分别交付给他们，自己安坐在朝廷上考查其成败而施以刑法或者赏赐，如果能够这样，何必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另外，臣留心到隋末乱世，真正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余人，其余都不过是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的君主出现而诚心归附的。所以臣才知道百姓极少有人喜欢乱世的，只不过君主不能带给大家太平时世而已。”太宗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将他升为侍御史。[1]
太宗让封德彝推荐贤才，过了很久也没有人选。太宗问他是怎么回事，封德彝说：“不是臣不尽心，只是如今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罢了。古代明君治理天下，难道依靠的是从别的时代借来的人才吗？人应该忧虑自己不能了解别人的长处，怎么能诬陷天下人？”封德彝惭愧地退下了。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诸司文案恐怕会有延误，请让御史到诸司检校”。太宗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道：“设立不同的官职，原本就各有自己的职责所掌。如果诸司真的有过失，御史自然应当纠察检举；如果让御史查遍诸司，搜擿出各种毛病，未免太过琐碎。”杜淹默然。太宗问杜淹：“为什么不再坚持了？”杜淹答道：“处理天下事务，应当尽心尽力，一秉大公，听到好的意见就要接受。德彝所说得朝廷大体，臣诚心佩服，不敢再争是非。”太宗很高兴，说：“各位如果像这样行事，朕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1]
评析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治世。或者可以说这是最接近古代理想社会的时期。
关于“贞观之治”，太宗所说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大约是最简约的概括了，《通鉴》涉及贞观之治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的。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和当时诸多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太宗的知人善任、虚己以听和归美群臣都为后世艳称，因此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也成为古代社会君臣关系的典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