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宣化店纪念馆
由来
清代前期，在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有的大商巨贾就自己开设手工业作坊，直接雇佣机工织绸缎，有的雇佣职员开设行店。清代中叶，许多城市恢复了明代的繁荣，各地商人组成“商帮”、“行会”，在各大商埠都建有他们的“会馆”，宣化店“湖北会馆”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筹建的。
会馆商业
清代道光、同治年间，宣化店已进入兴旺时期，不少外地人来宣化店落脚生根，从事商业。当时大商号有李隆盛（红安人），太兴盛、太兴元、符义盛、沈毅兴、张太元等，10万元以上的有20多家。他们转销淮盐、大豆，或经销湘、鄂运来的京广杂货，或开川杉赣竹行。淮盐由豫入鄂，年以百万斤计，大豆足有二百万斤之多。凡洋、广、苏、杭、汉货从此地入北方，源源不断。南北东西，水陆并通，万商云集，当时宣化店有“小汉口”之称，又有“搬不完的宣化店”之说。大商巨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相继组织各种商会。如光山县人在陈洼建庙会，成立“致公会”；河南人成立“豫制会”；当地李姓与孙姓牵头成立了“河神会”；石山河甘姓成立了“火神会”；旅居宣化店的湖北人成立了“楚人和福主会”，并于道光年间造建了宣化店湖北会馆。
“楚人和福主会”属湖北商人在宣化店的群众组织，实际就是“商会”和湖北商人在宣化店设立的“同乡会”。每年农历九月十七日（传说是龙王的生日）为庙会，在宣化店的各大商号、行店老板云集于湖北会馆，捐赠并结算福主会的收支。平时湖北会馆有专人看管，接待楚汉来宣化店的商旅，收取福主会田庄的租课。会馆有会首（也叫头人）。首届会首是李姓（红安人）和刘姓（黄陂人），以后不定期按推举形式调换会首。会首主持庙会，负责与当地行政机构打交道，催促各商号行店纳税，清算会馆每年的收支。楚汉商人来宣化店，一时经济受困，会馆有义务为其排难，会首有时动用资金予以援助，各商号行店有时也解囊相助，所以湖北会馆是湖北工商界在宣化店的办事处。
“楚人和福主会”在每年庙会期间，除延请当地同仁外，还柬请河南信阳、息县、正阳、罗山、潢川、光山、乌龙集和安徽的金寨，六安的工商界参加，同时湖北在宣化店的各大商号行店老板以主人翁姿态接待来宾，借此机会为各商号行店提供商品流通和运输有货的信息和定货的大会。平时楚汉商人或在宣化店的湖北各商号、行店、排会与当地商人或邻省各县商人在地域关系上、人际关系上、财产归属上或货物运输上发生矛盾和冲突，会首或会里享有名望的人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解决纠纷。因此，湖北会馆是湖北工商界在宣化店的接待调处所。
变迁
随着时光的流逝，湖北会馆的使用价值也改变了。民国建立后，宣化店一带虽兴办了小学堂，但私塾林立，读“孔圣人”的书还是不少。一向以“文成宫”（宣化店河西北头蚌壳山）为中心的私塾校址，由于年久失修，房屋倒塌，后来湖北会馆就成为宣化店方圆十里的一座大私塾了。1933年至1936年，会馆成了少年儿童读“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千家诗”、“幼学琼林”、“四书”、“左传”的学馆了。
抗日烽火四起，宣化店人民又掀起了与土地革命时期媲美的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热潮。青壮年从戎打日寇，少年儿童组成了儿童团、少年军。他们中一部分上学校，‘当时有口号是“教育救国”，“学校即社会，课堂即战场”‘1937年至1942年，湖北会馆是宣化店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的校址。宣化店正街原盐业司衙门是宣化小学中低年级（即一至四年级）的校址，两处共有教员23人，学生400多人，校长先后是王兴吾、刘兴斌、李英儒。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周会（政治）、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童子军（体育）、音乐、图画。
  大悟县宣化店纪念馆前言1943至1945年底，宣化店是国民党孝感县政府、黄陂县政府、礼山县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孝感中学和礼山中学的所在地。1943年春，礼山中学随礼山县政府由南田迁到这里。依当时行政指令，宣化小学高年级搬到宣化店正街与中低年级合并，湖北会馆让礼山中学乔居。当时礼山中学有初中五个班兼办一个简师班。简师班是初中毕业后考入、学习一年后分配到各个乡、保小学任教。校长由钟锦德兼任，副校长张文瀚（东北大学毕业）、教育主任喻先信（武汉大学毕业）、训育主任谈继仁（信阳师范毕业），学生约320人。学生来源于三省（湖北、河南、安徽）12县，（黄陂、孝感、黄安、应山、礼山、罗山、光山、经扶、商城、固始、立煌、毫州）。课程设置除小学开设的外，还有英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教职员工28人（其中兼职员工24人），学生生活完全公费，‘礼山人民供粮油、菜金）。教员中有的是国民党员（当时是公开的），如训育主任谈继仁，史地教员钟子英。有的教员是共产党员（当时是秘密的），如国语教员李弘毅（留日学生），这位教员很受学生尊敬。他随校来宣化店，但他的家属仍居南田农房。不是学校没有家属住房，而是要实践他平常所说：“抗战时期，百姓吃苦，我的家属也不能例外”的精神。这位李先生每逢严冬腊月，就是大雪挡路，他仍挑七、八十斤板炭，由宣化店直奔60里外的南田。学生关切地问：“李老师，这大的雪，怎么不请脚夫，硬要自己挑炭回家呢？”他却饶有风趣地答道：“大雪纷飞，路上肩挑背驮的是劳苦大众。平日我能接触上层人士，朝朝暮暮相随的是莘莘学子，只有在恶劣环境里，才能了解最疾苦，最下层的民众。再说雪中我给家中送炭，岂不乐哉？”武汉一解放，这位李老师就任职汉口火车站的站长。加入国民党的钟子英老师，在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感召下，解放后发挥了他的知识专长，做了湖北省博物馆的馆员。在学生中，他们的政治倾向当然有分道扬镰的。如1945年于礼山中学毕业的蔡尚辉背叛自己的剥削家庭，抛弃了寄生生活，参加了新四军，成为孙保元部的骨干，担任西大山游击纵队第三大队的教导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学生辗转去了美国，如曾亚东在美国当了珠宝商店的经理。有的学生跟随国民党去台湾，如罗业武在台湾当上军事体育教员。当然礼山中学大部分学生在苏区人民抚育下走上了进步道路，其比例还是占十之七八。
解放后，他们中的多数人担任了领导职务，如唐文斗是武汉市商业局负责人之一，曾昭儒在蒲圻当区委书记。他们在革命事业上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还有一事要记述的：1943年礼山中学有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远征军。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青年学生由于爱国热忱投笔从戎了。如当时礼山中学学生李新亚、翁行坦等都报名参加了。至于组织青年远征军的实在内涵和以后性质的变化，在此不作赘述，中国现代史将有定论。
中原谈判旧址
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位于宣化店镇南端，原为宣化店商会公寓，三进三间的旧屋至今保存完好。1946年中原军区、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中原局移驻于此，董必武同志曾来此慰问中原区军民，建有此馆。
  1946年1月，中原解放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移驻宣化店后，不到五千人的山乡小镇不仅成了整个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我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重要场所。“湖北会馆”不仅是“调处执行小组”、“联总”、“行总”的国际招待所，一而且是国、共、美三方谈判的所在地。“行总”是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的简称。“联总”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简称。长达半年的“中原和谈”主要是在这里进行的。中原和谈从1月下旬开始，月底，党中央指示：要中原军区李先念司令员前往武汉会见周恩来，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谈判。2月7日上午，周恩来、李先念带着薛子正到国民党武汉行辕司令部参加谈判。会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协商确定组成负责处理中原地区问题的武汉执行小组，即第九执行小组，确定小组成员由我党代表薛子正上校、国民党代表邓为仁少将、美国代表福特上校组成，监督中原地区的停战。国民党表面上喊遵守停战协议，暗地里却继续调兵遣将，对我进行军事蚕食，中原地区军事冲突此起彼伏。因此，执行小组的调处活动十分频繁。在我党代表的努力下，迫使国民党同我军先后签订了《罗山协议》、《吕王城协议》和《应山协议》，发表了《宣化店会谈公报》及《河口会商》。
在中原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5月6日，周恩来带着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第九执行小组及中外记者等六十余人，由汉口坐四辆吉普和两辆大卡车来宣化店。因沿途连下大雨，山洪暴发，道路阻隔，延误到5月8日11时才到达宣化店，驻在宣化店湖北会馆。
8日下午，周恩来、王天鸣、白鲁德及偕同来的特别小组，与中原军区李先念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举行一次会议。在会上，王震说：“国民党沿大别山脉南线，从信阳经应山、安陆到黄陂，由周垒将军指挥，以11个正规军，26个师的兵力对中原部队构成上弦月形的包围态势。企图一举歼灭人民军队”。痛斥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险恶用心。周恩来接着表示，为了避免内战，中共愿意放弃中原军区，将中原军区部队转移到苏北。美蒋代表不敢表态，待后继续会商。会后由李先念司令员和郑位三政委联名奉请三方和谈人员和随行记者，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晚宴。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李先念、王震，在湖北会馆与美蒋代表举行了调处会议。这次会议首先由李先念司令员发言。他历数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的事实，揭露国民党阴谋，使美蒋代表十分狼狈。当时周恩来坐在李先念的旁边，一面听取三方发言，一面翻阅中原解放区出版的《七o七日报》。当美方翻译歪曲我方发言时周恩来随即予以纠正。在会议上，美蒋代表几次故意向周恩来寻衅，要他对四个月来的停战和谈发表意见。周恩来从容地放下报纸严肃的说：“依我看，四个月来的停战和谈应该说是有进展的。但是，中原地区的形势仍很紧张。应该知道，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刚才李先念司令员用了一句“玩火者必自焚”的格言，我认为这对蓄意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人来说是颇有教益的。”他一再强调：“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千百万人的生命所系，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周恩来的话打中了美蒋的要害。因时间关系，三方商定回到武汉继续召开军调处会议。周恩来同美蒋代表离开宣化店返回武汉后，于5月10日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汉口协议》。
宣化店军调处会议和《汉口协议》的签订进一步揭露了美蒋阴谋，打乱了敌人“围歼”我中原部队的计划，延缓了战争爆发时间，从而使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同时，我党还采取合法手段，转移了二千余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和地方干部，精悍了部队。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对中原局势作了详细了解，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充分作好了中原突围的准备。
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进攻，妄图围歼我中原军区主力于宣化店地区。我中原解放军早有准备，当晚就按照党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分路突围：主力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同志的率领下辗转战斗，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以王树声同志为首的南路突围部队创建了鄂西北根据地；以皮定钧同志为首的东路突围部队与新四军主力会合；以张体学同志为首部队按中央指示坚守原有地区。这样，中原解放军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追剿、堵击，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并有力地支援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谈判旧址原是宣化店“湖北会馆”的一部分，位于当年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西南，宣化店竹杆河西岸20米。1946年元月至6月底，“湖北会馆”是中原军区国际招待所，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军调部三人调处执行小组、第九调处执行小组、第三十二调处小组代表、中外记者，均住在这里。
1946年4月底，蒋介石密令围困我中原部队的国民党军30余万人，于5月5日至9日向我中原军区发起总攻，妄图一举消灭中原解放军。对此倒行逆施，党中央和中原军区先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周恩来同志先后在重庆和南京，公开蒋介石的阴谋并力促美蒋代表同赴宣化店观察。同时，他亲自赶赴中原，5日由南京抵武汉，6日即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王一鸣等一行60余人由汉启程。途中因山洪阻隔，在姚家大湾及河口各滞留一夜，8月上午到达宣化店。下午，周恩来同志及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兼参谋长王震在这里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谈判斗争。
谈判时，周恩来同志严正指出：“中原局势异常严重。如果战争从此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若不制止，一切后果均由国民党方面承担。”5月9日，三方代表返回武汉，10日签订《汉口协议》。
周恩来同志此行，不仅始终如一地表明了我党和谈的诚意和决心，而且还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罪恶阴谋，教育了人民，团结了中间力量，达到了得道多助的目的。同时，还使我各解放区赢得了时间，更好地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至今仍铭记在宣化店老根据地人民的心中。全国各地经常有各界人士前来瞻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湖北会馆的作用和使用价值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今，宣化店湖北合馆是大悟县宣化店纪念馆的所在地。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现会馆馆长为查时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