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医药志
序
序一为人民健康长寿、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提供物质基础的医药事业，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比亲切的关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指点过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给予医药事业巨大的支持。中国医药事业之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到基本满足12亿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并能够逐步跻身于世界医药事业强者之林，这是同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视分不开的。
近代上海，是华洋并举、万商云集的商埠。19世纪中期开始逐渐有了西药房、西药厂、医疗器械厂。至于丸散膏丹中成药、方剂、草药，上海早就是个重要的集散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集中、最重要的中西药品、医疗器械产地之一，但基本上还处于依赖进口原料加工为主的落后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在经济恢复时期，上海的医药事业在市长陈毅的直接领导下，组建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使上海医药事业从无政府状态走向有秩序的发展；筹建了当时新一代的抗感染药青霉素的生产企业，为以后上海发展原料药品的生产起了先导作用。
从1953年开始，全国医药事业由中央行政部门领导，开始进入了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发展。这段时间，上海医药事业主要任务是发展原料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品种，提高技术水平。采取的方针是厂厂搞原料(品种)，人人搞革新，以此推动企业相应的填平补齐和必要的技术改造。由于投入少、基础差，发展受到了局限性，影响了产品规模生产的形成和尖端领域产品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医药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引导下，取得了新的成就，并且正在迈向新的高峰。
《上海医药志》记载了上海医药战线广大职工辛勤劳动、刻苦钻研、为新中国医药事业作出光荣的贡献的篇章。愿《上海医药志》的编写完成，能为面临全国强者、全世界强者挑战的上海医药事业保存一批文献和资料，继续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史毓民
1996年4月5日
序二上海是中国医药工商业的发祥地，拥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业绩。
在中国医药工商业的发展史上，上海孕育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全国第一”：1925年，国内第一家西药针剂厂上海海普药厂问世；1951年，中国第一支青霉素在上海第三制药厂诞生；1964年，国内第一枚人造心脏瓣膜在上海研制成功；1982年，国内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制药企业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在上海建立；1983年，国内运用现代药学理论研制的治疗心血管疾病的第一种新颖中成药麝香保心丸在上海中药制药一厂投产；1986年，中国制药工业第一项重大技术出口项目——维生素C二步发酵工艺由上海第二制药厂承担完成；1994年，国内规模最大的第一座抗菌素生产企业上海先锋药业公司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成……
这是中国医药工商业发展这部雄壮交响曲上的一个辉煌乐章。沧海桑田，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近百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形成了上海医药工商业的雏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上海医药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79年全国实行工商一体、中西药品与医疗器械合一的医药管理体制，上海相应成立了上海市医药管理局，更使上海医药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进一步担负起为医疗保健以及灾情、疫情、战情和计划生育服务的特殊社会职能。尤其在“八五”计划期间，上海医药行业以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为动力，抓住开发开放浦东的有利时机，积极进取，负重奋进，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平均年增长19.8%，使上海医药经济的总量规模、产品结构、科研开发、运行质量、整体布局、营销能力、人员素质等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明显增强，新建了一批有规模、有影响的合资企业。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个品种门类齐全、配套协作紧密、工商合一的体系，成为国内医药生产、科研、出口的重要基地和药品集散地。1995年的销售产值达85亿元，比上年增长24.5%，比“七五”计划末的1990年净增50亿元，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行业，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发展中的高新技术支柱产业。
百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它却深深地浸润着上海医药人的心血和汗水，铭刻着上海医药人的不倦奋斗和追求。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经五年之辛勤努力编纂的《上海医药志》，以其翔实的资料、齐全的门类、丰富的内容、简朴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上海医药工商业几百年的发展轨迹和人情风貌。对于广大经营者，可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知兴衰而明得失，起到资治的作用；对于年轻的一代，这是一部很好的行业史料教材，可从中了解百年来上海医药工商业过去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当今蓬勃发展的新貌，“温故而知新”，受到教益和启迪，发挥教化的功能；对于研究人员，可用其提供的宝贵资料和大量信息，对上海医药工商业的发展进行研讨，具有重要的存史效用。因此，《上海医药志》的编纂确实是一项“服务当代，功及后世”的文化系统工程，它的付梓出版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大事，将为推动上海医药行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注入一股清新的春风。在此，我代表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对全体修志人员所作的艰辛努力，以及各级领导、专家和医药界老前辈的支持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历史为上海医药行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成绩和进步只能说明过去，上海医药行业的发展还“路漫漫其修远兮”，尚须“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1995年12月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六届四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将上海现代生物与医药建成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的目标。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期望，更增添了行业发展的信心。根据这一目标，上海医药行业制订了“立足高起点，今年销售额超百亿；增创新优势，世纪末建成三百亿支柱产业”的“九五”高科技、外向型的发展计划。站在世纪之交的上海医药行业的广大干部职工将不负重托，以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务实进取，一定能在本世纪末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成新的支柱产业的战略目标。
让我们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顶峰，迎接上海医药支柱产业的灿烂曙光，为《上海医药志》续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是为序。
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局长  李明轩
1996年3月26日[1]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述上海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来的重大变化。
二、本志按类系事，横排竖写，采用述、志、记、传、图、表、录等表述形式，分编、章、节、目层层相辖，依次记述。
三、本志记事上溯不限，下限止于1990年，人物传延至1993年。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对上海医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按卒年先后为序排列立传。
六、本志资料，主要由上海市医药管理局所属单位提供，同时也向全市各系统的医药生产经营单位征集。统计数字源于上海市医药管理局系统的统计资料。
七、本志所述“解放”，系指上海市解放；“化学药品”，系指俗称西药；1955年2月前流通的人民币按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折算。
八、本志行文遵照1994年4月13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发的《上海市专志、区志行文细则(试行)》。[2]
总述
(一)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上海地区的中药业历史悠久，古代民间已有零星中药商走方卖药，世代相传。元大德三年(1299年)，松江府官医提领所设置惠民局，官营药物制作和销售。明万历三年(1575年)，川沙开设“长生药材”中药店，产销中药，坐堂经营。至清康熙、乾隆年间，上海有数十家中药店，其中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开设的姜衍泽堂药铺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开设的童涵春堂中药店皆名闻遐迩，乾隆年间还出现大型中药店自发组成的行会组织——和义堂。在清代，上海的中医医疗器械有刀、匕、剪、钳、针、筒等类，均属简易的外科手术器械。从总体看，上海药业自古代赓续绵延，发展缓慢，直至近现代才得到迅速发展。
鸦片战争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西方药品和医疗器械开始传入，在英、美、法等国圈划的租界内最先形成。该年，英商怡和洋行首家开始兼营西药，而首家专营西药的药店则是道光三十年英商开设的大英医院(药房)。随着上海人口的增加，中药业有了相应的发展，各地中药店、药材行纷纷来沪开店，著名的有从苏州迁来的雷允上诵芬堂药号、从宁波迁来的冯存仁堂药号、从汉口迁来的蔡同德堂药号及广东人开设的鹿芝馆中药店和郑福兰堂分店。开埠初期，未见国人经营西药。但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上海已出现个人或个别店铺代销西药。光绪十四年，始有顾松泉创设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药房中西大药房，资本14.88万元，经销外国药品，也调制本牌成药。至19世纪末，一批民族资本药房陆续开设，著名的有中法药房等。华商药房在开设初期，大都参照外商药房的办法经营，以后有了经验，才逐渐改善经营，谋求自身发展。光绪二十六年，美国人在上海开设第一家药厂——施德之药厂，首开上海制药业的先声。至宣统三年(1911年)，民族资本药房先后开设29家，资本56.6万元。其时，五洲药房、华美药房已办得颇有名气。大型药房也开始在国内各地设领牌联号及分支店。该年，中法药房经理黄楚九创设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药厂龙虎公司，初期依附于药房。其时，外商药房24家，兼营西药洋行22家，药厂6家，外商药房、药厂在上海西药市场上占了优势。但是，传统的中药业，始终由国人控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中药行业，并形成本帮、广帮和专业参号等不同风格的特色经营。
(二)
民国年间，上海药业有过大发展，同时也遭受冲击而趋于萎缩。
民国2年(1913年)，北京同仁堂在沪设店，上海增加了京帮中药。后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店也在沪开业，日后形成著名沪上的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胡庆余四大户中药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进口药品减少，库存进口西药价格暴涨，本牌成药畅销，药业获得了高额利润，积累了资金。随着药品需求的增长，销售市场日益扩大，凡有条件的药房均制售成药，并开始经办独立的制药工业、独立的医疗器械商业和医疗器械工业。第一家独立民族资本药厂是龙虎公司发展成中华制药公司。第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是民国5年开设的德兴五金工场。大战结束后，药品进口恢复，药价下降，不少民族资本药厂因无力竞争而纷纷歇业，只有五洲固本皂药厂、中法药厂、中英药厂、海普药厂、新亚化学制药厂等一批较有实力的工厂在竞争中坚持下来，并成为上海民族资本制药工业的中坚。民国19年以后，英、美籍外商药房因中国时局的变化和自身开支过大、经营墨守成规等因素而渐见衰落，甚至歇业或出盘给华人经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虚进入的日本药房，由于中国人民多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也趋于衰落。上海民族资本药业在市场上逐渐取得了优势。民国25年，有民族资本药厂58家，医疗器械厂(工场)21家，中药店500家左右，药材行100余家，西药房166家，大型药房在国内的领牌联号、分支店近200家，布及22个省。
民国26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后，直接遭受损失的药械企业达120余家，除几家大药厂尚勉强维持外，中小药厂一度生产停顿。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对英美籍药商实行军事管制，对上海民族资本药业实行经济统制和掠夺。但由于进口药品减少，仍有不少人投资药业，民国34年药厂增至168家。抗战胜利后，日、德在上海医药市场的经济势力完全退出，美国则将大量剩余物资，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倾销中国市场；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又规定西药商业和制药工业均无输入药品的外汇配额，并强行限价。民族资本药业的生产、经营均陷入困境。上海解放前夕，仅存留药厂130家，多数是10人以下的厂，主要生产设备总计297台，原料药主要靠国外进口，医疗器械工厂(工场)98家，大都是弄堂厂，主要生产设备105台，产品是简单的医疗器械；中药厂1家，中药仍靠中药店的工场加工生产。这一时期的医药商业也趋于衰落。药房倒闭108家，存留636家；参店倒闭1/3，存留75家；药材行倒闭2/5，存留246家；中药店则增为778家，大都由一个师傅带上几个徒弟即行开店营业。从整体上看，药业正处于萎缩之中。
(三)
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药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6月，成立中国西药公司筹备处。9月，成立华东人民制药公司(1951年10月改组为中国医药公司华东区公司)，建立了第一批国营药械工厂。10月，成立中国土产公司上海分公司，参与中药材购销。1950年，新建国内第一家抗生素生产企业青霉素实验所(1952年5月改名为国营上海药品三厂)。1952年，中国医药公司华东区公司改组，成立中国医药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国营药业在创建之初就开始控制药械工业生产和市场流通，重点发展原料药，同时发展制剂、医疗器械，创制成功一批新产品，其中青霉素、200毫安x线机均为国内填补空白品种。
在创建国营药业的同时，对私营药业予以扶持、改造。针对解放初期80%私营药械工厂生产困难的情况，开办工业贷款，扩大产品收购，使其生产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为了加强医药市场管理，还成立了上海新药交易所。1953年，国营医药商业加强控制医药原料，扩大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私营药械工厂难以与之竞争。1954年，国营药业增加批发网点，引导私营医药批发商转为零售商或歇业，同时控制私营药店进货，使医药商业批发业务主要掌握在国营医药采购供应站和公司手里。1954年10月，轻工业部组建上海医药工业公司。1955年1月，成立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公司。3月，成立上海市轻工业局医疗器械专业处。1956年1月，成立上海市制药工业公司和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筹)。从而加快了对私改造步伐。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医药全行业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的企业总数2115家，其中工业企业810家，商业企业1305家。公私合营后，逐步对企业裁并改组。至1957年，药械工厂有386家，初步改变规模小、分散、产品重复、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医药商业也调整网点，撤并53家药房，建立药材区店及地段中心店。
1957年，成立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今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化学工业部医药工业设计院也从石家庄迁来上海，这两家院所成为上海医药工业科技的骨干力量。
从1958年开始，上海医药行业由国家投资新建上海第二制药厂，同时对众多的老企业逐步更新改造，并在全行业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使抗生素等6个大类原料药形成规模生产，手术器械和注射器生产也逐步摆脱手工操作，开发了一批国内首产的新产品。中药业从该年起，改革数百年来前店与后场(工场)格局，将分出的工场集中调整扩大为专业工厂。至1959年末建成中药厂、中药切制厂(工场)19家，使中药生产进入工业时期。在医药商业方面，成立上海市化学试剂公司，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化学试剂、玻璃仪器商业。但是，在“大跃进中”，也出现了不切实际地生产翻倍、大购大销和放松产品质量的现象，造成商品积压和一部分商品发生霉变锈蚀。从1961年开始，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产品结构，压缩生产指标，加强质量管理，并继续进行工厂改组。至1963年，药械工厂共121家。1964年，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试行托拉斯。1965年，化学原料药品种发展到177个，中成药品种增至267个，医疗器械品种增至近2000个。
50～60年代，上海研制并投产了大批填补国内空白的药械产品，产销量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比重较大。同时还不断支援各地医药工业建设，有工厂全迁、车间全迁、工厂包建、车间包建及产品、技术、设备、人员支援等项目24个，上海还承担了布点各地的一批新建企业项目的工程设计，在项目竣工投产后，这些企业大都成为当地的骨干企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药业受到很大冲击。各项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受批判，产品质量因放松管理而下降；工厂科技机构大都被砍掉，一大批科技项目无法进行；特种药品商店关闭改组，参茸、银耳业务几乎取消，农民饲养禽、畜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而使兽药供应一落千丈。但是，绝大多数职工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使生产仍有所发展，基本保证了市场医药供应。这一时期，对农村的药械供应增加，郊县建立四级代批店，全国75%的人民公社卫生院供应装备了医疗器械。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强调发展药械产品，上海医药行业试制成功了庆大霉素、纸式片等新产品。1973、1974两年，上海开展全市200多家单位参加的医疗器械大协作，试制成功159项新产品。这10年，除新建1家小三线工厂外，对老企业继续改造，但投资不多，生产、销售处于低水平增长。化学制药工业产值增长率逐年下降，1976年只比上年增长4.3%，中药工业1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6%。
(四)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医药行业经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恢复、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管理部门和规章制度，各项工作纳入正常轨道。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行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是建立起上海医药工商合一的管理体制。1979年7月1日，上海市医药管理局正式成立，结束了30年来行业分散管理的状态。归口单位有上海市化学工业局的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的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上海市第一商业局的上海市药材公司和上海市医药公司；中央在沪单位有隶属国家医药管理局的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上海医药设计院和上海医疗器械专科学校。从而建立起上海医药工商合一、人财物统一管理的体制。
从1979年起，医药行业逐步深化改革。公司和局相继向工厂放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工厂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1986年7月，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两家行政性公司撤销。1987年，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样，一步一步地把工厂转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约的经济实体。医药商业，按照“多渠道、少环节”的方针，打破30多年来划区按“一级站、二级站、三级批”的固定层次调拨供应的体制，在商业企业内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展商工、商商联营，发扬传统经营特色，发展外宾旅游供应业务，不断地增加了商品流通的活力。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大力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境外的先进技术，推进行业的技术进步。1979～1990年，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公派出访998批2592人次，出访的国家与地区有66个。同期，接待来访548批1803人次，来宾所在的国家与地区有60个。上述出访和来访批次分别为1951～1978年27年总和的25倍和119%。这12年中，引进技术218项，其中化学制药工业136项，医疗器械工业39项，中药工业42项，医药商业1项，是1978年前引进技术项目总和的9倍。这一时期，利用外资建立合资、合作企业23家，其中合资企业有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等15家，合作企业有8家，吸收外资总额1896万美元。这12年，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引进技术的工厂有42家，占全局工厂总数的55%。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广大科技人员努力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1982～1990年试制成功并通过鉴定的科技项目达1191项。
按照外向型经济的方向，扩大了出口产品生产。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在80年代开始把出口指标下达到工厂考核，鼓励工厂产品出口，产品出口的工厂从1977年的27家上升到1990年的43家，增加了59%。出口总额从1977年的3956万元上升到1990年的53677万元，增长12.56倍。不仅产品出口，而且开始了技术输出，至1990年技术输出项目6项，价值为5000万元。
通过面向市场，调整产品结构，并注重产品质量的提高和适销对路，在竞争中基本保持生产持续稳定的增长速度。1982～1985年，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医药工商企业全面整顿，提高企业的素质。从1982年起，药厂贯彻中国医药公司制订的《药品生产管理规范》，加强药品生产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价格，从8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调整上升，但仍然贯彻50年代以来的微利原则。由于上海生产的药械产品质量较好，价格合理，因此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1980～1990年，化学制药工业淘汰产品111个，开发了一批产品，1990年化学原料药有23个大类475个品种，制剂有18个剂型1458个品种。医疗器械工业并转17家工厂，1990年产品有20个大类1633个品种。中药工业继续增设工厂，发展新产品，1990年产品有中成药26个剂型508个品种、中药饮片1033个品种。1980～1990年，继续对老企业改造，增加了投资，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工厂改建项目7个，更新改造项目633个，总投资57269.57万元，与前20年之和相比，项目数为1.8倍，投资额为3.95倍，工厂装备了一批先进生产设备。这11年中，平均每年产值增长速度为6.3%，销售平均递增速度为7.8%。1990年末，全局工业厂区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55183台(套)，固定资产原值85147.5万元，工业总产值24.58亿元，职工63360人，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51279元。
1990年，上海全市医药工商企业1165家。其中中药厂34家，化学制药专产厂87家、兼产厂52家，医疗器械专产厂64家、兼产厂70家，合资合作企业23家，中西医药商业企业835家。上海生产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品种共有5202个，除供应上海市外，还供应全国各地。[3]
后记
《上海医药志》是上海市专志系列的一部专业志。1988年10月13日，上海市医药管理局成立编纂委员会，经过筹备，于1990年9月14日修志工作全面铺开。
在修志过程中，按照《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分为组织动员、采集资料、分编编纂、全志总纂和评审修改等阶段。
《上海医药志》是一项系统文化工程，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使修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参加本志编纂的单位，以上海市医药管理局所属企事业单位为主，还有局外市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工商企业。参加征集资料的队伍逾1300人，1991年便采集了1000万字以上的资料。进入分编编纂时，各分编设分主编，确定主笔，组织了一支执笔队伍，计228人。1993年10月，全志总纂开始后，总纂班子有15人。这支修志队伍辛勤劳动，默默耕耘，经过5个寒暑，终于众手成志。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力求突出本专业特色。1995年7月以后交付评议，根据各方面意见，又着手对志稿内容进行订正、增补和调整。
《上海医药志》的面世，是在上海市医药管理局领导下，各方面努力的结果。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4]
编修审定人员名录
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
谢天寿
主任　
李明轩
副主任
俞斯庆
邹祥英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永岳
史炳照
朱纪生
许锦柏
吴常娥
邱柏寿
狄宗余
汪敏澍
沈裕康
张家林
张瑶华
陈统辉
柏为民
胡修华
顾辉德
顾瑞骏
夏晓东
徐志平
殷勤燮
龚裕生
蒋伯仁
薛伯卿
顾问
史毓民
孙仁同
杨国器
沈芸荪
沈惠民
程功章
霍赋庸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沈庄礼
组员
王美英
文玉洁
李金冰
李厚海
郦凤林
编辑人员主编
俞斯庆
副主编
朱纪生
沈庄礼（常务）
分主编
（以编目先后为序）
张元珍
高峰
张鸿宾
陆平东
顾辉德
沈裕康
顾瑞骏
蒋伯仁
章月芳
王伟迪
邱伯寿
张家林
王国民
主笔
（以编目先后为序）
王关钰
陆基成
徐效达
贺运律
王亚雯
宋寒创
施棣仙
王金元
杨宗炎
缪德骅
沃联邦
詹世通
沈瑞民
张纬芬
张锦鹤
李克明
王美英
文玉洁
执笔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金元
丁建政
马义贵
王宁
王尧
王珏
王涛
王云妹
王少云
王仲达
王兴裕
王凯良
王秉森
王思康
王钟河
王美龄
王炳华
王晋瑞
王瑞声
王璐虹
毛剑芳
方良
方慧民
左兰珍
厉洁玉
石锡光
卢绪玉
叶国裕
叶惟明
由克文
史时也
乐雅琴
冯志东
冯松春
过峰
吕志义
朱英
朱冬金
朱寿南
朱衡元
任炳章
华玉俦
庄起龙
庄慧萍
刘伊丰
刘学农
刘建中
刘赢荣
许统英
许慧仙
买秀琴
孙兴祥
孙伯同
杜承礼
杨一成
杨幼春
杨妙兴
杨国勤
杨新祥
劳钟麟
李跃
李明生
李经业
李建刚
李跃辉
李解育
李嘉和
严福生
吴秀琴
吴佩颖
吴维克
何文虹
佘淦鑫
余佩英
邹琴芳
应炳康
羌丹凤
汪祖康
沈伯熙
沈金妹
宋文萍
宋永兵
张桦
张义普
张文显
张玉秀
张志良
张志德
张宏富
张初生
张政友
张桂中
张恩年
张益群
张萼清
张慧珠
张耀伟
陆建强
陆益伊
陈华
陈大宗
陈广林
陈兴德
陈明珊
陈家蓥
陈惠芬
陈遥华
林四海
林秀琴
林祝斌
林颂理
林援朝
范昌德
范德孚
金乃盛
金志鹏
金秀玲
周伟明
周京丰
周京芳
周宝麟
周培民
周家淦
周雅娟
周慧玲
周燕琪
郑铿
郑旦华
郑雨甫
郑美裳
柏传仁
钟九甲
钮燕芬
俞红
俞兰昌
施怀钊
闻小英
洪志莲
费声骞
费善根
姚周陈
姚俊生
秦文界
耿汝清
袁永贤
袁锁庚
袁意传
袁榴华
夏雨芳
顾乐之
顾珍良
顾葭荪
顾惠萍
徐洲
徐元明
徐启华
徐奋之
徐欣渭
徐修成
徐银福
徐瑞发
钱驰
钟中民
钱永根
钱浩如
殷培余
殷博武
翁德华
高中珉
郭为民
郭骏辉
唐凤琴
唐永颐
唐建坤
谈文柏
谈惠元
陶柳斐
黄如妹
黄振鹤
黄惠民
黄楚九
黄锦耀
曹仲斌
符学俊
章公民
彭明显
蒋玉霞
蒋海珍
蒋鹤连
程丰
童毅
谢祖朝
虞友道
虞叙兴
蔡成生
蔡静娟
缪静华
潘国英
潘家国
臧伟民
燕金海
薛奇峰
薛奎生
穆瑞良
戴文逸
戴忠唐
戴筱芳
瞿华
瞿婴
瞿升隆
主要工作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丽珍
齐孝庭
杨继彰
陆锦山
胡异谨
柳宏展
俞淑珍
郭娴
徐康明
谈武康
曹善祥
董明忠
审定人员黄美真
刘其奎
李家齐
邹逸麟
吴云溥
曹宪镛
夏明芳
蒋文杰
陈扬
吴宇良
何惠明
张生元
何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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