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姚勇忱
简介
姚勇忱（1880—1915），又名志强，别号弋仲，籍贯湖州织里（今为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因了祖辈乃乡间大户，父亲又曾做过一段晚清小吏，家境颇殷，在织里老街置有一处相当气派的的宅屋。姚勇忱与胞弟姚定忱，就出生在这宅屋里。据说，宅屋的位置，就在当年老街横跨织溪（流经老镇区的河道）的木廊桥北堍，朝南一字排开，有“三楼三底四进深”的规模。如今，时世沧桑，随着织里新镇区的勃兴和日益繁荣、老街疏落，那处屡经拆建的姚氏故居，也早已旧迹无痕了。　
经历
从遗照上看，姚勇忱中等个头，身材精干，脸形偏瘦，留着两撇短胡须。他自小体质羸弱，染有肺病且久治不愈。这一病痛，时或发作，缠绕、折磨了他终生，直到牺牲之际，他犹在病中；又因为经常喘咳不止，影响了说话的流利表达，有时竟期期艾艾，状若“口吃”，以致后来姚勇忱加入南社，柳亚子有诗“口吃怜同病”，说的就是此事。15岁那年，姚勇忱父、母先后去世，他挑起了支撑家庭与抚养幼弟的重任；22岁上娶妻生子，取名长麟（也叫“长龄”）。1904年，姚勇忱离开织里，去杭州就读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自此接触革命思潮，矢志救国而义无反顾。期间，为着不使妻子担惊忧惧、遭受连累，姚勇忱主动与之离婚，并将胞弟和长麟陆续携出，跟同自己居无定所地颠沛流离。他牺牲以后，长麟被寄托收养，却在抗战流亡中意外失踪——烈士身后，竟无直嗣，这是何等地令人扼腕！
姚勇忱当日走进杭州蚕学馆，初衷应该是去研习近代科学育蚕技术，以图日后向实业方面发展（织里一带，民间素以蚕桑、丝织为主业）。其时，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在昏庸、腐败的满清政府统治下，正处于内外交困、国势危殆的风雨飘摇之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排满”、“救亡”、“民主”、“自由”的革命声浪席卷大江南北。姚勇忱课余翻阅《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刊，每每读得“痛哭流涕，悲愤难抑”；他与同学论及身边的种种黑暗现实，更是言必“慷慨激昂，握拳切齿”，同学“咸尊敬之”——他们哪里知道，这个性情朴直、豪爽的青年人，此时已然下定决心，抛却先前的初衷，转而以“拯救中华于水火”为毕生志业！渐渐地，姚勇忱串联起省城各学堂的爱国学子，经常潜往西湖南岸的白云庵或城隍山的四景园，参加革命派在那儿的秘密聚会。大家“彼此勉励，暗相接纳，阴通消息”。不久，他便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江浙反清团体“光复会”。
按照姚定忱的忆述，姚勇忱在蚕学馆学习，其后便东渡日本，又去东京著名的弘文书院学习过一段——也就是在那里，他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结识了徐锡麟、秋瑾、陈英士等人，精神倍受鼓舞，斗志越加坚定。随即，姚勇忱便作为“中国同盟会”的一名新锐会员，意气风发，回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
1906年九、十月间，秋瑾在上海虹口祥庆里（今四川北路），用“锐峻学社”的名义建立革命机关，一边创办《中国女报》等刊物，进行舆论宣传；一边“联络各省同志”，并“运动长江沿线会党”，策划武装暴动。姚勇忱闻召即至，积极参与其间。由于他谙熟化学知识，自告奋勇试制炸弹，常常“猫”在祥庆里那幢旧石库门房子里，通宵达旦地工作，深得秋瑾赞赏。
翌年春，徐锡麟为谋“皖浙同时发动”，拟赴安庆巡警学堂卧底，以伺机揭竿；行前，委托秋瑾接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这大通学堂，实际上是光复会专门培训军事骨干的一处重要据点。姚勇忱随同秋瑾来到大通，兼任国文教员；很快，就成为全校学生心目中“思想最前进、反清最决绝”的教师之一。他除了协助秋瑾“总理”日常校务，还代她在师生中物色对象、发展同盟会组织。有个名叫王金发的体操（兵式体操）教员，嵊县人，小姚勇忱三岁；之前曾是其老家“乌带党”（地方会党）的首领，率众啸聚山林，对抗官府，加以胸有文墨，枪法又着实了得，人称“秀才强盗”（后加入光复会）。姚勇忱与他共事，两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遂成莫逆。当年7月，徐锡麟在皖举义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队清军突然在一个清早将大通学堂团团包围。秋瑾闻变，立刻指挥学生奋起抵抗，同时派人给姚、王等核心干部报信，要他们紧急转移。姚勇忱那天恰好外出，到钱庄取款。报信人告诉他，王金发已翻墙突围，并留了话给他，要想逃出绍兴，只有走水路！多亏遇上一个挺身相救的船老大，让姚勇忱假扮成自己喝醉了酒的儿子，在船头对姚又骂又打；姚勇忱顺势扑进船舱里，装作“发酒疯”，这才蒙过了前来追捕的清兵，成功脱险。而秋瑾，则不幸被捕，壮烈殉难于绍兴轩亭口。
大通血案没有吓退反清斗士。为了推进国内革命，1908年初，陈英士受孙中山先生指派，也从日本“海归”。他的驻沪总机关设在马霍路（今黄陂路）德福里。姚勇忱、王金发、还有蒋介石等人，迅速聚集到陈英士麾下（姚的胞弟和幼子，差不多即于此时被先后带到上海，安排暂宿在姚称作“小弟”的蒋介石家里）。在这以后的五、六年里，姚勇忱基本上都是在陈英士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逐渐成为陈得力的“左右手”；他活动的地点，也主要在沪、杭，以致后来有民国史研究者，干脆就将他列入“上海辛亥志士”的名单——这，或许也是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姚勇忱家乡的人们对这位本土先烈，反而有点疏陌的一个缘因吧？ 
1909年夏，陈英士在上海天宝客栈秘密召开浙江十一个府属党人代表会议，商讨如何强化革命力量之间的互动，拓展浙江斗争。姚勇忱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又由他带队，在德福里跟俄人学习并大量制造一种名叫“刹拉景”的新式无烟炸弹，以备起义使用。关于这种炸弹，姚定忱有过这么一番生动的忆述：彼时，清政府为剿捕南方革命党人，曾特派某军机大员南下，坐镇粤桂。陈英士通过内线截获情报，打算乘此人途经上海、船靠十六铺码头登岸歇脚之际，下手刺杀。他嘱咐姚勇忱、王金发赶制一枚分量超大的“刹拉景”。炸弹做好了，派别人去行刺不放心，他们三个就自己争着去履险。姚说，我去，反正我身体有病，要死就我去死！陈说，还是我去，计划是我定的，当然得我去干，死不死无所谓！王说，不要争了，这颗炸弹重，你们两个都不行的，扔不远，还是我去的好！昔日的民主革命先驱们，就是这样地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后因情况有变，该刺杀计划停止）！
时至1911年。随着全国革命高潮的日益迫近，长江流域各地党人纷纷要求“共造时机，及早发动（起义）”。鉴于其时同盟会总部仍远在东京，不利贴近指导，当年7月，陈英士、宋教仁、谭人凤等便发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姚勇忱不单是中部总会二十九个首批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负有实际执行责任的“干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外震撼。陈英士决计抓紧实施“苏杭先动，沪上应之”的行动方针，以策响应。之前，姚勇忱曾多次随陈前往皖、粤，“助战”那里的党人暴动，积累了一定经验；现在，陈英士即授权他潜入杭州，与浙省同志接头，敲定“杭发促申”的起义大计。
于是，姚在10月中下旬两度赴杭；尤其是后一次，距离杭州举事仅一个星期。他通过褚辅成、黄凤之，约集吕公望、傅其永、童保暄等驻浙新军与警察营中的同盟（光复）会员，在西湖刘公祠、吴山挹芳园等处密议，拟定暴动方案，明确“杭州发动必须要有浙东（宁波、台州）同志参加”，并“由姚勇忱返沪分头通知”。11月2日，姚勇忱又作为沪军代表，参加了浙沪双方在上海《神州日报》社（中部同盟会机关报）的紧急磋商，落实对杭州起义的弹药、经费支援。隔天（4日）子夜，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打响，势如摧枯拉朽一般，次日拂晓便“满城尽悬白旗，以示河山光复”。杭州的一举成功，令陈英士们欣喜若狂、豪气万丈！事实上，还在杭州起义的前一天，上海已然发动。姚勇忱在往返沪杭、协调浙事期间，一直是处于“肩担数任”的状态。他马不停蹄地出入进益里（起义指挥部），协助陈英士分析情报、调整部署、发送武器、策动吴淞炮台与巡防营的清军“反正”。由于准备相当充分，一朝动手，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就很快被起义军胜利占领。硝烟甫散，姚勇忱又与戴季陶、王金发等力排异议，推举陈英士入主沪军都督府；跟着，他又领衔倡立“中华民军协济总会”，号召商绅捐款助饷，为新生政权的运转筹募资金——这些史实说明，姚勇忱在沪、杭两地的辛亥光复中，是建树了自己的卓越贡献的；虽然整个过程他没有太多的抛头露面，却在幕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12年，也即民国开元之年的首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32岁的姚勇忱，以中国同盟会浙江分会代表的身份，当选临时参议员（后为民国首届国会众议院国民党浙江籍议员）。数月后，他出任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兼理同盟会上海支部）正部长，并直接参与中国国民党的组党事务；在其手下担任同盟会驻沪机关总务长、政事长、评议长等职务的，皆是像褚民谊、吴稚晖等一班非同小可的“元老级”人物。这足证姚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已明显上升。同年12月，他与陈英士等陪同孙中山先生，坐火车由上海而嘉兴、海宁、杭州，“巡行江浙，存问民众”——姚家后人如今所珍藏的那几帧烈士遗照，其中有四张，便是当时姚勇忱与孙中山先生等在巡视途中的合影。
转年，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为了称帝复辟，悍然制造“宋教仁事件”，向革命党人亮出屠刀。姚勇忱在国会议员中率先挺起，通电讨袁，“文辞激烈，大义凛然”！袁氏因之“衔恨刺骨”，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饬令北京陆军部对姚勇忱、以及陈英士、王金发等“乱党”，再度予以通缉，并指诬姚为“暗杀犯”。姚勇忱毫无畏惧。他先暂避日本，旋即潜回上海，隐蔽在法租界嵩山路“逸庐”（王金发寓所），继续秘密联络同志，组织反袁斗争（姚定忱此时也迁寄逸庐，常常在姚勇忱们开会时，守在路口为之望风）。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全国范围的民愤。1915年夏，王金发见革命有了转机，欲以“购地建房，奉母终养”为借口，重返杭州活动，暗里收罗旧部，图谋再起。姚勇忱当然支持。他不顾自己肺炎咯血，毅然抱病与之同行。此时的浙江都督朱瑞，乃姚、王当初在杭城光复之役中的同盟会战友，跟王金发还是嵊县老乡，却早已阴附逆贼、变身为袁党鹰犬。闻悉姚、王抵杭，朱立马密报北京；同时，假惺惺地给他俩送去请贴，热邀到都督府宴叙。姚勇忱怀疑其中有诈，劝王“小心提防，不去为妙”。禀性同样刚直的王金发则说，没事的，朱瑞老同志了，老乡加战友，能不念旧情？殊料，那真是一个“鸿门宴”。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凯的复电，姚、王当场被捕，拘押百岁坊巷陆军监狱。其时已17岁的姚定忱，带了11岁的长麟，赶去探监。姚勇忱对胞弟慨叹：我自知死期不远。但出师未捷身先死，实在死不瞑目！他在狱中“终日谩骂袁世凯与朱瑞之流”。6月2日，王金发被枪杀；姚做了陪绑，从刑场押回——朱瑞还幻想着能够软化姚，派人轮番诱降，说只要投降了，讲出革命党的所有一切，就释放你，再给你个职位。姚勇忱铁骨铮铮：“季高（王金发的表字）既死，我活着没有意思，我要和他一起死，死要死得光明磊落！”朱瑞绝望了。7月1日黄昏，姚勇忱也被杀害于陆军监狱；就义时，英年35岁。
姚、王两位烈士牺牲后，孙中山先生深深痛惜：“天地不仁，歼我良士”！二人的遗体，一度被分别运回各自家乡安葬。笔者在搜求本文史料的日子里，曾数赴织里，试图通过多种途径，觅访昔日姚勇忱的旧葬处。无奈年月久远、人事暌隔，而今已无从寻找。
1916年6月，那个仅止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呜呼哀哉了。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代表民国政府正式追认姚勇忱、王金发为烈士并予厚葬。据说，当时在杭州昭庆寺（今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召开的追悼会，声势甚为浩大，“生前友好，不论在杭与不在杭，均有挽诗挽联以示哀悼”；前往现场吊唁的，除了大批“公开佩带标记”的革命党人，还有上万民众。随后，姚、王两位的灵柩，各由家乡移运杭州，被隆重合葬（分穴）于西湖岸边的茅家埠卧龙桥侧——那是一座专门修建的独立陵园（遗址在今解放军疗养院内），民间呼为“双烈墓”。尽管眼下已很难找到相关的历史影象，但从茅家埠还依稀可辨的建筑残留来推断，那陵园应该规模不小。资料记载：姚、王的墓碑，是蔡元培所题；墓前牌楼的对联“生死付常，河山无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也系蔡的亲笔。褚辅成为“双烈”撰写了墓志铭。柳亚子则赋诗痛悼；他“哭勇忱”，有这样的诗句：“耳余刎颈恨难平，回首钱塘尺涕盈。绝代佳人姚弋仲，可怜生死殉田横！”
据姚定忱回忆，当年葬事既毕，民国政府还给烈士遗孤颁发了八千元抚恤金。他与长麟自此在杭州定居下来；王金发的母亲仗义、热心，帮衬他拉扯长麟，“令读书”，直至医专毕业。1937年末，抗战烽火逼近杭城，姚定忱全家撤往浙南而长麟（33岁）执意一人去渝，作别后竟杳无音讯。抗战胜利了，姚定忱几度设法同长麟联系，始终踪迹渺然。某次，有人透信给失业在杭的姚定忱，说蒋介石到奉化（溪口）了，你去看看他，或许可以谋个事做。姚去了，蒋介石没接见他，差人递出一张纸条，上边写着：行政院：此为姚勇忱之弟，请给予他相当之职务，落款“蒋中正”。姚定忱久等，没能见到蒋，气得大骂蒋介石摆架子，忘记了从前在上海当“孩儿王”（指帮助姚勇忱照看俩孩子）那阵子。他没有去做蒋介石给的官，撕了那张纸条，回到杭州照旧劬劳度日；并且，在家里立下一桩“规矩”：每年农历“清明”，必去大伯墓前焚香祭奠，风雨无阻，子孙传续。
姚家的这桩“规矩”，数十年来，除了“文革”年月，在杭的后人们一直恪行不渝。其间，姚勇忱的墓茔又曾经历过两番搬迁——1952年，因茅家埠一带建设需要，姚、王两墓被西移至杭州小龙井山麓的公墓内（王墓于1990年代迁回今嵊州市）。2006年，龙井区域市政改造，姚墓再次面临搬迁。所幸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以及西湖风景名胜管委会等部门皆通力援手，姚家不避周折，精心选址，终于赶在当年农历“冬至”前，将烈士遗骸妥善移葬位于南天竺的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新修的姚墓，庄严、大气。陵园管理方，特地在墓侧树起一方花岗岩指示牌。那上边一行行工稳的碑文，言简意赅地向世人诉述着烈士不朽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