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思痛录
图书信息
书名: 思痛录
作者: 韦君宜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5月
丛书:百年人生丛书
页数:199
装帧:平装
开本: 32
定价:13.00元
ISBN:9787530205235
内容提要
在《思痛录》中，作者所回忆的从延安“抢救运动”以来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是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共同经历。但很少能有人像她这样把“左”的思想和毒害义无反顾地倾吐出来。1998年，《思痛录》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启发了不少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被文化界称为“韦君宜现象”。
作者简介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还曾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做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记者以及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解放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后调任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1954年调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2002年1月因病去世。 　
一生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以及散文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以及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构》等。但最为著名的则是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和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
前言
缘起
“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客观写历史的；有的从1957年反右开始写，也有的从胡风案开始写。
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有必要回溯走过的道路。我们只有从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所以我想这是应当写的，只是所写的时间跨度稍长一点。
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
首先得说明：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
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读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就要打进中国来了，报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觉得，我们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国人都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
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
成立“冀察政委会”这种事情，连右派也震动了。还和日本和谈退让吗？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
接着是“一二·九”运动，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只知道有一支红军在四川一带与国民党部队打仗。国民党报纸天天登着“朱毛残匪已就歼”。后来忽然又看到这支共产党军队跑到陕西去了，从陕西又到山西，山西又回陕西，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
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
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在学校本来是很不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漠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我想起了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只有三万五千人。蒋介石有雄兵数百万，却丢尽了华北、华中城市。而毛主席谋略出奇制胜，领导我们这一点人深入华北乡村打游击战，逐渐壮大起来。终于紧紧包围了平津，蒋军坐飞机来也赶不上了。也想起当年在延安，没有吃、没有穿，穷陕北的老百姓养不起我们。毛主席定的方针，搞大生产，自己动手。吃尽一切辛苦，不管是谁。人人自己挥锄种地，自己用木纺车纺织。到1945年，有吃有穿，困难渡过去了，局面扭转了，解放区站住了。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胜利，我们全心全意拥护他，他是我们真正的领袖。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后记
《思痛录》成书始末
杨团
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 　1998年6月，我从美国归来。刚进家门，端端正正摆放在书桌正中的《思痛录》样书便跃入眼帘，心蓦地狂跳起来。啊，终于出版了！母亲20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母亲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初识《思痛录》
《思痛录》在成书前有一段难忘的口述史。
那是“文革”中期的1973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1966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7年，到1973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24小时连班，便搭上京沙线列车，颠簸六七个小时，赶回到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家。
真像母亲在《当代人的悲剧》中提到的，当时的我开始从自己和家庭的伤痛中走出来，弄了一脑子的问题。在外面不能问，只有回到家里问，有时想不通就和父母争辩。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说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搞多了还要摘帽，打了这么多走资派为什么七八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父母告诉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原来那时就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我听了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敌人越多党就越安全吗？”
记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驳的语言惹恼了母亲，她愤愤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团团，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这话一下子震惊了我，迄今我还记得她当时的表情，记得我那莫名的惊诧──我的妈妈竟会怀疑她的女儿会出卖她！自然，后来我就努力多听、多想、多问。我就是这样听到了所有后来被母亲写入《思痛录》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故事越讲越长，从打“AB团”、延安审干开始，讲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轻骑兵”，解放后的肃反、打老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包括大跃进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等等。让我听了震惊甚至恐惧的还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苏共二十大，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斗争，以及中苏两党在整人上的惊人的一致和从建国前就存在着的种种矛盾。我的真正的大学是在那4年(1973~1976)完成的。我至今怀念那4年白天盼着天黑，吃过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上大灯，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台灯前，同志加亲人的热烈而又有点神秘的讨论。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萌生了要写一部书的念头。她当时常常对我讲，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的多灾多难，交到你们这一代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父亲在“文革”初期就对我讲到过延安审干运动，告诉我他曾经被戴上特务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母亲当时在河南安阳搞四清。5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学回家，父亲神色严峻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竹筒倒豆子，告诉我学部当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傻傻地看着他，怎么也不懂昨天还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父亲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像刀刻一样铭记在我的心里。他说：“团团，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以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这一代再也没有苦难了。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你以为道路笔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跟着党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别人一句都批评不得，一点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让你变得这么简单、幼稚，我怕你经不起今后的生活打击啊。”接着，父亲讲了1943年他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经历。他曾经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一年多，其间向毛主席上书：“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也未获结果。后来由彭真出面谈话才算摘帽平反。
我缩在宽大的藤椅上，两手抱着膝，睁大了眼睛听那可怕的一幕。我开始相信，这绝不是诳言，1943年共产党就能把才20岁就毁家纾难，动员一家老小变卖家资、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务，那么今天学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当时父亲在堂屋里走着走着，忽然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那时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禁不住双泪长流，因为随后不久在学校斗我这个未满17岁的“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时，我也曾有过与父亲一样的念头。我虽然挺过来了，但我亲爱的妈妈，却由于年轻时有过精神创伤(她的第一个爱人，清华同学孙世实在抗战时期牺牲了)，1966年8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3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就在那一晚，父亲告诉我，这一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比“延安抢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他的问题至少要3年才能解决。结果，这一次竟拖了整整12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谈这么多，这么深，完全是出于对形势的估计。他惟恐第二天就会被关起来，来不及做任何解释。他惟恐他最宝贝最心爱的女儿会真的以为他是反革命。后来的事情证明，除了这一点他什么都可以忍受，所以，当时他几乎是当作遗言在讲。到了1973年全家重新聚首时，父亲讲述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壮到极点的气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讨了，而我的认识仍然幼稚之极。也许正是从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亲和父亲痛切地感受到了“愚民教育”对年轻一代的危害。为了免除子孙后代因无知、盲从重蹈他们那一代的苦难，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记住那一段痛彻心脾的历史，为了让后人在痛定思痛时，从史实中追索产生这种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思痛录》的整体构思在她的脑海里成形了。
母亲写《思痛录》
《思痛录》大约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据我回忆，是在政治空气极端恶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帮”被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
当时母亲虽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但是军宣队还在，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日里工作很忙，又经常出差，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写作。偶尔写一点她也从来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里都是，而且经常随便拾片纸就写，还特别爱用那种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纸。可是，有一段我却发现她写东西有点不同往常。每逢吃饭，出门，她都要把刚写完的稿子放在书桌旁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开。问她写什么她也不说。记不得过了多久，我知道了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思痛录》第一篇的《抢救失足者》。
粉碎“四人帮”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篇，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18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60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还对我说：“我活着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写完了你一定要给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发表的时候再拿出去。”这话她千叮咛万嘱咐了好多遍，直到我赌咒发誓才作罢。我于是明白，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紧。
1986年深秋的一天，母亲从康复院回来(她在康复院时每逢假日我们都接她回家)，坐在书桌旁对我讲：“我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遗嘱，你拿纸拿笔来给我记录。”她那时的身体状况比刚进康复院时差一些，又犯过一次病，使她几乎失去了恢复的信心。当时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不愿这样委屈地活着，就与她乱开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说的做。直到被她厉声呵斥才不得不拿出两片纸，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打岔：“你就会杞人忧天，你命还长着哩。”我龙飞凤舞地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除了遵她之嘱给她念过一遍外，根本未交给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签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时的确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这玩笑似地记录下来的她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她的遗嘱。她现在已经瘫痪到连舌头的肌肉都强直了，再也不能言语了，耳朵全聋了，身体也完全不能动了，只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见她，我只能从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脑还活着。她还在思想。
关于《思痛录》，遗嘱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回忆录只差最后两章。我本来希望无论如何把最后两章完成，现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屉里未发。《山西文学》和《当代》(发的)散在外面，《新文学史料》有一章即登，纪念李兴华的插在中间，按时间排序，共十四章。还有两章纪念周扬，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住手写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两个小口袋，一个手稿，一个抄稿，最后的几章未装在口袋里。”
从母亲立遗嘱那天起，原来由她自己承担的《思痛录》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说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转到了出版社编辑手里，只有《思痛录》不可能给任何人编辑。我开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发表的文章，按时间排序并与她蹉商每一章的题目以及给全书命名。关于全书，她起过几个名字，我以为《思痛录》最好，最简洁，最能引起后代人痛彻的共鸣。所以在1997年当林文山同志托我告诉重病在床的母亲，出版社希望改换书名时，我当即申明她不会同意。果然，母亲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8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1976年就开始写起，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编辑《思痛录》，我尤为认真。每一篇都读，有时会讲点感想给母亲。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已经完全视我为朋友，除了别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开放，甚至在发表前专门听取我的意见。我戏谑地说：“我既是你的第一读者，又是你的业余编辑，你得给我发津贴呀！”《思痛录》现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认为非做不可的篇目删节和字句改动之外，保持了原样。
1982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孙友余同志要我向当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同志，引见一机部派出的中国第一位留学哈佛的法学硕士。由此有了我和母亲与这位唐先生的交往，母亲后来帮助他解决了被人冤屈的事。这位唐先生告诉母亲和我，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位华裔美国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部投奔了共产党。而且当下点出几个人来，说是这些人如果来美国发展，那一定会有辉煌成就。唐先生走后，母亲和我谈了很久，她谈到她的父亲──我那曾经第一批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革命的外祖父。他坚持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才，一定要送母亲赴美深造。这机会被母亲弃之如敝屣，她义无反顾奔向了延安。谈到我父亲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就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已经列了研究计划，写出了若干篇章，但为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他“已悔名山不朽业，志坚意决报邦家”；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彬、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最后母亲竟唱起了当年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与唐先生的谈话及母亲的感慨后来被添入了《抢救失足者》一章。
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比起我的父母──这些后来经历了无数内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怀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学才是真正幸福和幸运的。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乾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当她重温年轻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
1980年10月，母亲在给父亲的悼文《当代人的悲剧》中写道：“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目录
缘起 
一 “抢救失足者” 
二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三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四 反丁、陈运动到反右风涛 
五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六 “反右倾运动”是反谁 
七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 
八 缓过气来之后 
九 文化大革命拾零 
十 当代人的悲剧 
十一 忆大寨之游 
十二 “取经”零忆 
十三 那几年的经历 
——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 
十四 抹不去的记忆 
——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 
十五 编辑的忏悔 
十六 十年之后 
十七 记周扬 
结语 
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