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者来寨人
来源
1989年9月30日，某报转载了法新社关于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在甘肃境内发现古罗马军队残部流落地的电讯，紧接着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人民日报》又于同年12月15日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作了报道，称：中、澳、苏三国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西汉元帝时代设  者来寨人置的骊(革干)城是用作安置罗马战俘的。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公元前53年，一支6000多人的罗马军队在卡尔莱战役中被安息军队打败，后来突围溃逃，不知下落的历史之谜，而且对中外关系史有重大意义。据报道，中、澳、苏三国史学家是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的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的。据《陈汤传》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带领四万多名将士讨伐北匈奴郅支单于，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看到一些奇特的军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状防御的阵式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上述三国学者根据这一史料，认为这些人就是失踪17年的罗马残军。陈汤诛灭郅支后，“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战俘中有不少骊靬(西汉称呼古罗马人为"骊靬")人，西汉朝廷为安置这批罗马战俘，便在今甘肃永昌境内设置了骊靬城。
考据
者来寨的村民们讲汉语，族系也为汉族，共有400多人，其中200多人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对者来寨300多人进行了DNA分析，认为这里的村民们确实有欧洲人血统。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谢小冬博士研究组在者来寨大规模采集血测试，以证明生活在这里的很多人是“罗马战俘后裔”。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谢小冬博士研究组引：郅支城之战：汉军大获全胜，斩首15  者来寨人18人，活捉145人，受降1000余人。甘延寿、陈汤等将这些战俘带回中国。而与此同时，西汉河西地区的版图上突然出现了 “骊靬县”的设置，同时还修建了骊靬城堡。这两大事件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联。《后汉书》的一条记载：“汉初设骊县，取国名为县。”“骊”正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的称谓。既然是“取国名为县”，那么，这个新出现的县肯定是为了安置罗马人而设置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德效谦在1947年撰写的《古代中国之骊靬城》文章中，开宗明义这样讲：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靬”，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传》就是以“大秦国一名犁霸”这句话起首的。文章接着指出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靬”城的出现，自然会与有外国侨民相关。德效骞认为，骊靬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0年，那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间。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它说明在卡尔莱战役中突围的罗马远征军，正当其故国寻觅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鬼差神使地到了中国，并在祁连山下的者来寨落脚了。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而回国无路的情况下，辗转安息高原，伺机东进，在防御松懈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道口子，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后被陈汤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他们安置在今永昌县，并置县骊靬。直到公元592年。
寻源
公元前54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出兵4万，由克拉苏统帅军队进行征战，在安息（今伊朗）如入无人之境，在那里获取了大片的土地并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一年后，当这支耀武扬威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却陷入了重围。孤军深入，腹背受敌，四面楚歌，他们在安息人强有力的围攻下很快被打得四分五裂，溃不成军。在此惨败之后，余部退向亚美尼亚，但就在这时，波斯的军队又出其不意地将他们包围起来，经过几天的激战，大部分士兵都被杀死，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所指挥的第一军团的6000人侥幸逃脱灭顶之灾，而克拉苏被俘后则被安息人杀死。几年之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又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不再交战而化干戈为玉帛，两国签订了和约。而这时，双双开始相互遣返战争俘虏。遣返之后，罗马人大失所望：当年突围出来的第一军团竟然没有一丝踪影。
据中国史籍《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精兵走出西域，讨伐郅支单于，在征战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单于手下的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他们“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发现，这支雇佣军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出奇制胜，继而成为大帝国的重要根本之一。而这种作战手段为罗马人所独有。因此，有史学家认为，当年陈汤等看到的这支队伍一定是曾被单于降服的罗马军队。依此继而推断，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罗马军队，定是在此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残军！考察关意权从史书上查到，甘延寿、陈汤等将士把这些罗马战俘带回了中国，并让他们在中国定居下来。于是，汉朝设置了一个特别的县，即“骊靬县”，同时修起了骊靬城。
悬案
兰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光华和汪受宽两位学者都认为“骊靬”的设县时间早于陈汤打败郅支单于的时间。他们还认为，永昌位于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人群迁移及混杂的过程相当复杂，况且两汉时期已证明罗马人到达过洛阳。包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共乐也认为，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史实依据不足。
骊靬是否真与公元前53年的罗马战俘有关，长期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骊(革干)设县的具体时间定不下来。金关简中与骊靬有关的神爵二年的纪年简以及大致与此同时的其它简文确凿地证明了“骊靬”一名的出现和设县时间。如：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金关73EJT4：98）。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金关73EJH2：2）。两简不出自同一探方，但所述内容有联系，可能丢弃前已经散乱。记录一位基层小吏除补到任情况，如同现在的“干部档案”，当时名之为吏员补除名籍。说的是一位姓吴的人，年三十三岁，爵位是公乘，原籍番和宜便里人，原来做过骊(革干)苑的斗食啬夫，后在神爵二年（前60年）三月某日以工作成绩和升转次序提拔到了新的岗位上。两简均为松木，上下残，但基本内容是清楚的。 
按惯例，此类吏员除补名籍一般都有两枚组成：一枚记录某人因某事于某年月日迁为某官；一枚记录某人因某事于某年月日迁为某官后于某时到任。因而两简上半部内容基本相同，下半部的干支（日期）和内容则不一样。而且虽记同一人事，但未必为一时写成。上述两简即为此类情况。第1简具体日期为“三月庚寅”，查汉代历谱，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无“庚寅”，当“庚戌”、“庚申”、“庚午”之误写；第2简具体日期为“三月辛?”，后面缺字。按历谱当为“辛亥”、“辛酉”、“辛未”。因为两简干支无法确定，二者的先后难以判断。两简相较，简一“和”字前残断部分应为“番”，“番和”之前当为“公乘”。“公乘”，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八级。颜师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秦汉士民，人人得有爵位，从第一等公士到第二十等列侯，高低不等以别贵贱。汉时通行的人名籍，一般除写明姓名、县、里、年、身高和肤色外，还要注明爵位。《汉书·高祖本纪》诏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可见简中这位吴姓人士爵位较高，有坐公车的资格。“宜便里”，里名，属番和县。汉时郡、县、乡、里，犹今之地、县、乡、村，“里”是最基层单位。
“斗食”，岁奉不满百石的基层小吏。“啬夫”，秦汉时除“乡啬夫”外，县以下各基层单位的长官均可称啬夫。秦汉简牍中常见有：关啬夫、农啬夫、田啬夫、库啬夫、传舍啬夫、都田啬夫、置啬夫、厩啬夫、厨啬夫、仓啬夫、司空啬夫、少内啬夫等等。简中的“斗食啬夫”，当为骊靬苑掌管某一事务的基层小吏。“以功次迁为某官”，是依照功劳和政绩按官吏升补次序迁升到某一官职的意思，是汉代通行的惯例。 
上述两简关于骊靬苑的记载，说明骊靬作为地名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就已出现。而骊靬苑是设在骊?县境的，同样的情况可以在悬泉汉简中看到敦煌、效谷县的例子。如简三：“出茭五十五石二钧，以食敦煌苑橐他五十”（Ⅱ90DXT0216）。简四：“效谷假苑牛十二，其四在遮要置”（V92DXT71279）。这说明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的。此外，金关汉简中还有大致与此同时的记载，可以得到证实。如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口”（金关73EJT1：199）。 
简六：“骊轩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金关73EJT9：127）。 
简五为削衣，同探方所出318枚简中纪年简13枚，占4%。其中始元1枚，本始5枚，地节5枚，元康1枚，甘露1枚，最早为始元2年（前85年），最晚为甘露2年（前52年）。因此，该简大致可定为昭宣时期遗物，下限在公元前52年以前。简六同出纪年简25枚，占该探方395简之6%。其中本始1枚，五凤6枚，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1枚，元始1枚。宣帝时期居多，共18枚，占25枚纪年简的72%，因此简六为宣帝时遗物的可能性亦较大。《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简三“骊(革干)长”，说明当时的骊(革干)县不足万人。简四“骊靬尉史”，当为骊靬县尉的属官。《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索引》引如淳曰：“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其实“尉史”一职，未必都在近塞，内地亦置；未必尽为郡尉之属吏，县尉亦有此属吏。 
除上引材料外，有关骊靬县的简文还有：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革干)。?出钱五十，粟米五斗，显美”（金关73EJT37：915）。简八：“?得□□，骊?常利里冯奉世?”（金关73EJT24：964）。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两。”（《居延汉简甲乙编》334．33）简十：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骊轩佐单门安，将转从者一人，凡二人，人往来四食，食三升”。（悬泉V92DXT1311③：226）。简十一：“骊(革干)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次女□□□□□□?”（悬泉V92DXT1210：96）。简十二：“?□□过所遣骊乾禀尉刘步贤?”。从上述简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骊靬设县的时间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而且还可看到骊靬县当时大致的情况。当时的骊靬不到万人，设长而不设令。除“骊靬长”外，还有“骊靬尉”、“骊靬尉史”、“骊靬佐”等等。县下辖乡虽不得而知（一般为2—3个），但简文中记载的里有“宜道里”、“当利里”、“常利里”、“万岁里”、“武都里”等。 
关于骊靬苑的情况，除前述纪年简外，还有简十三：“骊轩苑奴牧番和宜道里□?”（金关73EJT23：193）。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金关73EJC：95）。“骊”（音hàn或qián），亦为“骊靬”之同音异写。“大奴”，当为15岁以上的成年奴隶。汉简中“大奴”、“小奴”，实际上同“大男”、“大女”、“使男”、“使女”、“未使男”、“未使女”一样，通为社会上流行和户籍登记中的通用语。1至6岁为小奴，7至14岁为使奴，15岁以上为大奴。这在汉简“奴婢名籍”中可以得到证实。简十五：“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他”（悬泉橐他”，文献和汉简中还可写作“橐它”、“橐佗”、“橐驰”、“橐驼”（音Iuòtuo），即骆驼。“古成昌”，人名。《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头”。另《汉书·食货志》也有“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的记载。汉代设苑养马，始于景帝时期。当时尚不包括河西。但随着武帝时西北边疆的不断开拓，上郡、北地、安定、天水、武都、金城及河西各地均设苑监以牧养马匹。早在汉初，刘邦为“都关中”还是“都雒阳”的问题犹豫不决时，张良曾有一段进谏：“夫关中左函，右陇蜀，沃野千里。 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索隐》引崔浩云：“苑马牧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正义》引《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与胡接，可以牧养禽兽，又多致胡马，故谓胡苑之利也”。《汉书·地理志》北地郡：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郁郅有牧师菀（苑）官。这是上郡、北地一直有苑马的记载。《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师古注曰：“中山之安定也”。悬泉汉简有：“明昭哀闵百姓被灾害，困乏毋訾，毋以自澹（赡），为择肥壤地，罢安定郡呼池苑，为筑庐舍。”可见呼池苑在安定郡，而不在中山，颜师古搞错了。《后汉书·马援传》：“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师令。是时援为护苑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这与天水牧马苑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载：永宁元年（120年）秋，羌人忍良等“遂相结共协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马）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这是金城有牧马苑的记载。 
同传：顺帝永建五年（130年），“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这是武都设苑养马的记载，《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五年（93年），“二月戊戌，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可见，凉州设苑也是毫无疑问的。“骊靬苑”就是其中一个。汉简材料还告诉我们：骊靬苑由苑监管理，苑监一般由郎官充任，下属还有“斗食啬夫”之类的基层小吏掌管某一方面的具体事务。牧苑不仅养马，还养牛、养驴、养骆驼，牧苑日常劳务由官奴婢承担。 
经过上述考证，不难看出，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骊?县就已设立。汉朝早先在西北地区实行的牧苑制度也随之推广到河西乃至骊靬，政治经济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它既早于公元前36年陈汤伐郅支，也早于公元前53年的卡尔莱战役。那种认为西汉骊靬的设立与卡尔莱战役中的罗马战俘有关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