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内稳态理论
概述
生物的内稳态是有其生理和行为基础的。很多动物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恒温性（homeoth-ermy），即能控制自身的体温。控制体温的方法在恒温动物主要是靠控制体内产热的生理过程，在变温动物则主要靠减少热量散失或利用环境热源使身体增温，这类动物主要是靠行为来调节自己的体温，而且这种方法也十分有效。
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性是生物扩大环境耐受限度的一种主要机制，并被各种生物广泛利用。但是，内稳态机制虽然能使生物扩大耐受范围，但却不能完全摆脱环境所施加的限制，因为扩大耐受范围不可能是无限的。事实上，具有内稳态机制的生物只能增加自己的生态耐受幅度，使自身变为一个广生态幅物种或广适应性物种（eurytopic species）。
依据生物对非生物因子的反应或者依据外部条件变化对生物体内状态的影响，可以把生物区分为内稳态生物（homeostatic organisms）和非内稳态生物（non-homeostatic organisms）。这两类生物之间的基本差异是决定其耐受限度的根据不同。对非内稳态生物来说，其耐受限度只简单地决定于其特定酶系统能在什么温度范围内起作用。对内稳态生物来说，其内稳态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就是它的耐受范围。
总之，生物对不同非生物因子的耐受性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借助于驯化过程而加以调整，也可在较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发生改变。内稳态机制只能为生物提供一种发展广耐受性的方式。
内稳态理论的建立
（一）亨德森亨德森(L·J·Henderson，1879—1942)是一位美国医师，同时又是生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从酸碱平衡的研究中，发现了血液的缓冲作用；从体液平衡的角度为内环境的稳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哈佛大学学习时，亨德森对阿伦尼乌斯的电离理论非常感兴趣，并且坚信这个电离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到德国斯特拉斯堡跟著名胶体化学家霍夫迈斯特(F·Hofmeister，1850—1922)学习物理化学。在那里他不仅受到了良好的科学训练，而且深受德国分析学派思想的影响。他也曾确信一个生物学家必须使用物理化学方法去研究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他们认为生命现象可以分解成物理化学中的分子、原子和离子，能用实验证实。1904年他回到哈佛任教，在阿伦尼乌斯电离理论的基础上着手研究酸碱平衡问题。
亨德森通过精确测量水溶液中氢离子(H+)浓度与未解离的酸或盐总量(关系)定量地描述了缓冲系统的作用和特点。向缓冲系统中加入酸或碱，系统可以通过改变弱酸盐或弱碱盐解离比率保证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相对稳定。我们的身体体液中包含着酸、碱和盐，一定存在着缓冲体系。于是，亨德森着手研究血液或组织液的缓冲作用。因为血液的组成成分相当复杂，他首先研究简单的模拟血液中的缓冲系统，定量地测定了人造缓冲系统的物理化学特征。不久他就发现血液中包含着多种缓冲体系，而且生理缓冲系统比人造缓冲系统有效得多。比如说碳酸和碳酸氢纳在试管中只有中等的缓冲效力，但在血液中缓冲效力却很大。通过对水溶液和模拟血液的研究之后，亨德森开始利用这些方法和原理全面系统地研究异常复杂的血液系统。他选择了最重要的七种相互有关的变化成分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物理化学数据。他巧妙地利用了一种像笛卡尔列线图(cartesian nomofram)一样的图解格式对七组数据进行了处理，终于找到了一种解释和显示他选出的七种变化成分相互作用的方式。他清楚的发现血液的总缓和势并不是各组分缓冲势的简单累加。这些成就都概括在《作为物化体系的血液》一书中。
亨德森把贝尔纳的内环境思想和自己的实验结合起来，阐述了自己对生命现象的独特见解。他认为生命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因子组成的，具有调节自己各种活动过程的能力。生理过程依赖于生命体内的物理和化学条件，但是通过孤立研究这个系统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不能完全真正阐明生命现象的机理。亨德森承认物理一化学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但仅仅依赖它将会导致作出过于简化或错误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应该研究生命现象的整合作用和协调作用。这与贝尔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亨德森是在美国传播贝尔纳思想的主要干将。1927年他第一次把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译成英文。亨德森通过自己出色的工作大大地发展了贝尔纳的思想。他的同事坎农在贝尔纳和他工作的基础上，结合谢灵顿的神经态合理论将内环境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建立了内稳态理论。（二）坎农坎农(W.B.Cannon，1871—1945)和亨德森一样曾在哈佛受过良好医学生理学训练。通过对休克的研究，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身体不能自我维持的生理状态是机体调节机制衰竭的结果。他认识到全身生理过程的调节像温度，代谢率、血糖水平、心博率和呼吸速率的调节等并不是完全像亨德森所强调的那样依靠血液的缓冲作用，还要靠甚至更主要是靠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坎农先研究了脊椎动物身体上调节不随意反应如营养，血管、生殖机能自主神经的交感分支。他发现交感神经系统起着主导作用，实际上控制着身体的其他调节系统。例如当气温升高时，交感神经系统一方面使皮肤表层的毛细血管舒张并刺激汗腺分泌汗液，另一方面促使肾上腺释放更多的肾上腺素到血液加速身体的代谢过程。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使体温维持相对恒定。通过对肾上腺髓质机能的深入研究，坎农认识到肾上腺髓质的机能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机制，一种有助于动物准备好逃跑或战斗应付紧急情况的机制。坎农通过对交感神经系统和与此相关的内分泌功能的研究，对贝尔纳的内环境理论有了更深刻而具体的理解。1932年他在《人体的智慧》一书明确提出了内稳态理论。
内稳态这一术语描述了维持内环境稳定的自我调节过程。他提出内环境的稳定不是靠使生物与环境隔开，而是靠不断地调节体内的各种生理过程。稳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是恒定不变；各个组成部分不断地改变，而整个系统却保持稳定。坎农虽然认识到了身体内环境的稳态是神经、内分泌以及血液缓冲作用的结果，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坎农和亨德森晚年一样确信生命现象不能完全分成物理化学过程，即生命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与简单的物理化学过程不同。他将生物体视为一个整体，每一部分都有其自己的功能，但要通过各种控制过程对各部分进行整合。这反映了一个古老而时髦的哲学命题：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坎农和亨德森的工作合在一起再加上霍尔丹对呼吸速度调节机理的研究代表了20世纪新生物学或生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取向。他们改变了一直在生理学中占重要地位的还原论研究方式。他们坚信生命系统各部分的作用遵循基本的物理一化学规律，但又强调整体的作用不能完全用物理一化学来解释。他一方面避免陷入活力论，另一方面又摆脱了还原论的局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验相结合，为生理学乃至生物学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研究方式。他们的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唯理主义科学观(rationalistic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整体唯物主义者，他们坚信事物起因的物质性，并且强调探索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
一般认为内稳态理论是现代生理学建立的标志，也是生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进入20世纪后，生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激烈的领域：神经生理和内分泌生理。
内稳态理论举例
内稳态是一个非常优美的生理学概念。

内环境与稳态
细胞外液（包括血浆、淋巴 、脑脊液及一切组织间液）是高等动物机体的内环境，也就是细胞直接生活的环境。内环境这一概念是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C.贝尔纳提出的。他认为高等生物的细胞，生活在一个与体外环境不同的内部环境之中。多种动物的细胞外液，不仅在成分上与身体周围的水或空气不同，而且在外环境成分变动时，或食物等物质进入体内后，仍能保持内环境的相对恒定性。内环境的恒定性是机体生存的必要条件。1929年美国生理学家W.B.坎农采用homeostasis一词表述内环境恒定现象及其中的调节过程。homeostasis是由希腊文homoios（类同之意）和stasis（稳定之意）两词组成，汉文一般译作“稳态”。稳态的保持涉及到全身每一器官、组织和细胞活动的调节，表现在生物系统的各级水平，从细胞到整体。
细胞由细胞膜与其周围环境隔开，细胞内部情况与细胞周围液体有很大差别，细胞与周围液体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并保持其内部的恒定性，这就是细胞稳态。保持整个身体的稳态，在高等动物要靠激素和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激素保持身体的稳态，它可有及时使激素释放和停止分泌的能力，这就是激素分泌的稳态的保持。中枢神经系统在保持身体稳态中起重要作用，而其本身也要保持稳态。中枢神经系统的稳态依赖于其所接触的内环境的恒定性。
中医内稳态理论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医学，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以阴阳学说为主要说理工具的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其所阐明的“阴阳和”、“阴平阳秘”的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阴平是阴气盛满和平的一种最佳态，阳秘是阳气充盛闭密的一种最佳态。“阴平阳秘”王冰注曰：“阴气和平，阳气团密，则精神之用日益治也。”首先，二者各自达到最佳，在此基础上，相互交感，谐和为用，“阴者藏精而起巫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才能达到一种整体最佳稳态，也就是“致中和”。因此，儒家的“致中和”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医阴平阳秘稳态理论的形成。
稳态并非中医名词，其概念由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首先提出，认为生命的机制在于保持内环境的稳定。1926年坎农应用了内稳态概念，认为稳态是可变的而又保持恒定的状态，但并没有深刻阐明稳态概念。直到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特朗菲和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才深刻揭示了稳态概念，即内外环境相统一的有序稳定态。这种稳态观把生命放在一个大的宇宙系统中进行考察，同时认为人体这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又有许多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之间有确定的关系相联系，共同处于一种动态的物质交换过程中，机体趋向于一种最佳稳定态。
中医含有丰富的稳态内容。中医将人体的生理机制归结为“阴平阳秘”，阴平阳秘便是机体最佳的稳定态，即《中庸》的“中和”状态。这种状态一旦被打破，机体便出现疾病。治疗疾病就是应用各种方法使之达到稳态。同时，机体自身尚存在一种自趋稳态机制，如《伤寒论》中所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中医稳态是指各种因素综合利用于机体，机体自找调节所达到的一种与内外环境相适宜的最佳动态。
首先：中医隐态，法于自然，验诸个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处于天地气交之中，其所感并非单一的天气和地气，而是一种天地交合之气。天地交合之气作用于人身，则又与人气相交，验诸个体又有差异，以寒热为例说明之。现代光学表明，在太阳热辐射的条件下，一份阳光产生一份热，一份阴暗对应一份寒。一年之中，夏至日最长，阳光之极至，应最热；冬至日最短，阳光最少，当最冷。其实不然，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天地交合之气，是天气作用于地，地气作用于天，而又形成的一种温度，即《素问·脉要精微论》中说：“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冬至后四十五日立春日才是最冷。同样，夏至后四十五日立秋日才是最热。这一点也正符合太极图式。同样的温度作用于人，因人体质不同，其感受度又有差异。
其次：诊察病机，内外相合，取法于中。中医病因，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倦，无非是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因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病因。如中风之口眼歪斜病因并非自然之风。只有这种因素作用于机体，通过个体生理及心理的反应，所导致内稳态的紊乱，表现出一系列症候，根据这种表象，用中医理论进行梳理，所得出的抽象概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病因和病机。这种病因病机是外在因素与机体相合后所致深层机理产生的表象，再对这种表象运用中医理论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可以说，又是一种“中和”。细考其理论框架则发现，外在因素有自然、社会两种，内在因素有生理、心理两种。自然因素包括自然大气、饮食劳倦、烟雾戾气和虫毒损伤等；社会因素有七情内伤等；生理因素指长幼男女、体质禀赋等；心理因素指心理素质、性情喜好等。外在因素相同，作用于不同人体，中和后所形成的病理产物不同，同样，病变亦不一样。治疗亦是同理。个体不同，服用同样的药物，所产生的活性物质不同，则治疗效果亦不同。80年代，由日本人田代真一创立的“血清药理学”亦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天然药物口服，经代谢后产生生理活性物、代谢物和固有药物成分，这些复合成分才是真正的有效成分，而原生药中的成分不一定就是治疗的有效成分。
再次：稳态机制，自趋有序，动态平衡。健康的机体在时间和空间轴上处于一种动态平衡。机体内部存在一种自我调控机制，可通过内外环境的交流，自始自终调控着机体趋向动态轴，达到一种最佳动态。如果外在因素作用不强，机体能自行达到阴平阳秘的有序状态，则不必进行治疗。如《伤寒论》中，“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阴阳自和，即阴阳的交感既济，是通过阴阳相互滋生的自我调节机制，而自行趋于稳态。若外在因素作用过强或过久，机体偏离稳态轴，不能自行恢复，则必须通过治疗，使之恢复稳态。如《伤寒论》中由于营卫不和而导致的自汗，则给予桂枝汤，复发其汗，使“营卫和则愈”。
中医临床辨证中的应用　
（一）人体最佳自稳态与中医阴虚火旺的现代科学解释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系统。在中医证实质研究中，可能会发现对某一证候变异指标的测定中，既有指标的偏高，同时也有指标偏低的特异情形出现。这并不奇怪。对于阴证，从总体上看应是偏低的指标起主导作用，一些偏高的指标，是由偏低的指标引起的，只要我们解决了偏低的指标，偏高指标就自动调整过来了。反过来也一样，对于阳证，从总体上看应是偏高的指示起主导作用，一些指标的偏低是由偏高指标引起的，只要我们解决了偏高的指标，偏低指标也可以自动调整过来。所以中医辨证是首位重要的，如果“证”辨错了，就会在诊断中误用反药导致疾病的进一步恶化。在微观化检分析中一定是偏高的指标进一步偏高，偏低的指标进一步偏低，造成生命物质的运动进一步偏离最佳有序状态，进而加重症状而不是减轻症状。例如阴虚火旺证，看起来是阳证，但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阳证。本质上是由阴虚——人体生命物质运动减缓或相应物质成份减少，一些脏腑功能减退，另一些脏腑功能亢奋，加快生产缺损物质或试图调节减缓的功能所至。这是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是在拼“设备”。这时阳证是虚假的。中医看病，必须滋阴，先从外界补充不足，让减缓的功能先恢复正常，再降低亢奋功能。如果此时误用寒药，强使降阳，让亢奋功能减弱，这将必然导致人体自身调节功能进一步降低而加重病情。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医辨证施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结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医的再认识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于同一个体，同样的疾病，绝不可能有不同的产生原因，中西医是完全可以在科学上合流的。由于认识方法的不同，或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各自的表述是可能的，但不管表述的内容有多么的不同，在本质上，在科学原理上、在物质观上一定是相通的。在中西医合流中，我们寻求的就是这一本质的相通的东西，而不是表面上的撮合。
阴阳是中医的核心，阴阳平衡是中医对健康个体的描述。生命物质运动最佳自稳态是自然科学（包括西医）对健康个体的描述。阴阳平衡的破坏，或偏阳，或偏阴，刚好对应生命物质运动偏离最佳自稳态的快节奏（或成份增加）或慢节奏（或成份减少）。这就是中医辨证的自然科学基础。中西医在生命物质的运动节奏上找到了结合点。由此结合点出发，对疾病，中医走的是一条由运动观指导，运用系统论方法和哲学原理，采取综合、归纳、辨证的施治途径，它充分体现中医从宏观整体和疾病演变过程上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这正是东方人的思维特点。西医走的是一条由结构观指导，运用科学原理，用人体解剖学作依据，通过微观分析进行施治的途径，它充分体现了西医微观实证的思维方式。这也是西方人的思维特点。中西医的合流本质上就是宏观整体与微观分析两种思维方式的合流。中医的阴阳平衡与生命物质运动的最佳自稳态理论应是中西医殊途同归的理想结合点。调整中医证实质研究的目标，证实质研究必将对中医阴阳平衡等价于生命物质运动最佳自稳态理论作出全面和坚实的论证。中医辩证的科学基础，也将越加雄厚。　 
（二）中医切脉的科学基础在临床上的应用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中，我们利用耗散结构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证实质研究，中医的切脉辨证，可用相应的单变量序参量方程作出理论分析。
若用q心表示人体有序结构心脏博动状态——序参量，dq心/dt表示心博序参量对时间的演化，那么,心博序参量方程可写为：
dq心/dt＝Q(Ac,A,q心)                                 （1）
式中Ac为某一阈值，A为控制参量，可视为心博触发电平，q心为心博状态。它在时空中的演化，对最佳有序的偏离，及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正是中医切脉辨证的基础。心脏博动是生命的标志，中医切脉正是抓住了这一要害，中医对脉象的判断，可纳入方程（1）式的描述程式。
这就是中医切脉的现代科学依据。寻求方程（1）的具体形式，将是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期望医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的合作。
这里我们可以用孕妇的脉象，作为具体事例进行分析。中医对孕妇脉象的准确判断，往往被看作是中医神奇判别能力的标致之一。其实从现代科学的视角看孕妇的脉象，她的滑脉脉象的构成，完全是胎儿脉象和母亲脉象的叠加。即方程（1）中q心应为
q心＝q胎心+q母心                        （2）
一般胎儿的心律频率比较高，而孕妇心律则低得多。q胎心+q母心的叠加波形，一定有一个从高向低的滑动过程。这就是孕妇脉象形成的科学原理。我们如果在计算机上将两种脉象进行合成，脉象的变化，一定会与中医切脉时的脉象判断是一致的。这就为中医临床提供了重要的现代科学基础。
中医是系统论医学，脉象是序参量——即生命个体有序度的量度。通过脉象的变化，中医判断人体疾病产生的部位与原因，显然有科学依据的。　 
（三）人体最佳自稳态理论在肝阳上亢证临床辨证上的应用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具体的例证，如肝阳上亢证，按传统中医的诊断是典型的阳证证候。中医对它的病理机制是这样总结的：肝气郁结、日久化火。肝火内盛、或移热于胆；或火炎苗窍；或火灼经脉，损伤血脉；或火盛上扰清空；或火热内盛，损伤津液。主要症状有头痛、眩晕、口苦、急躁易怒、目赤、胁肋灼痛、吐血、衄血。中医无论是病理机制的描述，还是表现于外的症状的描述，肝阳上亢证从宏观整体上看显然是属于快节奏的。
微观病理理化指标分析是否还有上述结论？最近陈孝银先生等在《辽宁中医杂志》2001年第4期上的文章《肝阳上亢证的血清学及细胞学研究》给我们做了明确的回答。
三组理化指标的测试。
1、各组红细胞内Na+、Ca+浓度测定结果比较（mmol/L,X±S），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0.05；与肝肾虚证组比较△P＜0.05。
2、各组血清Ca测定结果比较（mmol/ L,X±S），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0.05；与肝肾虚证组比较△P＞0.05。　 
3、各组红细胞膜Na+、—K+、ATPase 及Ca2+、—ATPase活性测定结果比较（mmol . pi ..mg-1 / h ,X±S），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0.05；与肝肾虚证组比较△P＜0.05。
由测试结果可见，肝阳上亢组Na+、Ca+浓度较健康对照组有明显偏高，红细胞内ATP酶的活性有明显偏低，血清Ca测定无统计学意义。陈孝银先生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肝阳上亢证患者主要表现为交感——肾上腺髓质的亢进，外周血浆NE  、E含量增高。”这是生理功能偏离正常状态（有序）的一种快节奏表现。正是这种快节奏偏离，激活了更多的自由基。“体内自由基不仅可以攻击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可以攻击膜蛋白，特别是膜上的酶类，进而降低酶的活性。”也就是说，表3酶的活性明显偏低，是由于交感——肾上腺髓质功能亢进引起的。而ATP酶活力下降，则膜对Na+、Ca+的运转失常，细胞内Na+、Ca+浓度升高。Na+、Ca+沉积，胞膜僵硬，从而易导致高血压，血栓、脑中风等疾病。所以体内肾上腺髓质功能亢进，自由基增多，Na+、Ca+浓度增高，是高血压、脑中风等阳性疾病生理功能快节奏偏离的微观理化指标显示。
由于肝阳上亢体现了生理机能的快节奏偏离，而生命物质运动的快节奏，按热力学规律，必然产生多余的热能。因此，中医认为肝阳上亢必然内火增生，并由内热导致急躁易怒、眩晕、头痛、目赤等症状也是有科学道理的。
肝阳上亢证是肝肾阴虚证——肝阳上亢证（肝火内盛证）——肝风内动证，证型发展的中间证型。肝肾阴虚证是它的前期证候，应有阴虚火旺的阳证特征。表1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表1中肝肾阴虚证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Na+、Ca+浓度确有轻微增高。如果肝阳上亢导致高血压，那么肝肾阴虚（火旺）则应是高血压等疾病的前期征兆。中医的预见性也许就体现在这里，体内一些微小的变化也能通过体征观察得出来。中医治“未病”的科学道理显而易见。“未病”不是“形上病”，而是生命的“亚有序”状态或“亚健康”状态。肝风内动证是肝阳上亢的进一步恶化，应该说表1中的Na+、Ca+理化指标会有进一步的攀升，更加体现阳证特征。我们期盼医学工作者的实验结论。
到此，在上述案例中，现代医学与中医学对疾病产生的机理有了统一的理解。只是中医是通过宏观整体观察，从系统的稳定性上作出诊断，用的是中医的术语，西医是通过微观实证分析，从“耙点”医疗上作出诊断，用的是现代科学的术语。中医的阴阳与现代科学是相通的。
最后我们看一看阴阳失衡的一种极端的实例。比如人死了，按中医的说法，即是阳气断绝。阴阳构成的统一体矛盾的一方——阳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停止了一切生命活动类似热力学平衡态的尸体。生命物质运动形态节奏慢到了零即序参量为零解。物质运动的有序度彻底破坏了，阴阳完全失衡，生命停止，赖以生阴的躯体最终消失。这是中医阴阳学说与“生命物质运动最佳自稳态”学说的最简捷的注脚。
总之，中医中所说的阴证阳证，我们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现代生命物质运动理论的合理解释。
可见，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中医理论的阴阳平衡学说，是“生命物质运动最佳自稳态”学说的另一种表述。中医中的阴与阳并不是指自然界中有什么阴物质或阳物质，阴阳概念不能归于物质结构观体系，阴与阳是通过人体形态表现出来的“生命物质运动偏离最佳自稳态”的外在表现，是由物质运动观派生的状态参量。新中医学中，它是科学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具体说来，一般阴证是生命物质运动节奏超阈值偏慢于最佳自稳态，阳证则是生命物质运动节奏超阈值偏快于最佳自稳态。不管是中医治病还是西医治病，都是通过某种手段，或内因，或外因地使生命物质运动达到健康人的最佳有序状态。中西医治病的方法不同，但其治病的生理学原理是统一的。中医中的阴与阳尽管不代表什么具体的物质，但它却有着深刻的物质运动基础。明白中医中阴阳对应的物质运动基础，对指导中医临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阴阳五行的合流，促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了中医理论，但也增加了中医的神秘色彩。今天阴阳平衡理论与生命物质运动理论的合流，预期将会导致东西方思维方式的融合，既掀开东方神秘主义的面纱，又赋于西方实证主义以宏观分析能力。就这一层次讲，其意义将更加巨大。它将是中国传统思维完善和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
内稳态体育训练理论
内稳态是由生物系统的各种调节机制调控而维持的一种动态平衡，是生物系统从进化适应中获得的维持整个生物系统生存的基本条件。处于内稳态的生物系统是健康的，可以正常稳定地发挥应有的功能。远离内稳态的生物系统则处于病理状态，生物系统的功能异常，而且不能获得稳定的发挥。生物系统内外都存在两种过程（Kryzhanovsky 2004），致病过程（pathogenic processes，PP）迫使生物系统远离内稳态；康复过程（sanogenetic processes，SP）促使生物系统恢复原有内稳态（former homeostasis，FH）或建立新的内稳态（new homeostasis， NH）。SP与PP的强弱对比不同，会引起生物系统处于健康或疾病状态。
不同的内稳态具有不同的品质。老年老鼠的智力比年轻老鼠低。Slutsky等人（2004）发现老年老鼠补充镁离子可以提高智力。年轻老鼠神经元在较高的镁离子浓度下形成内稳态。老年老鼠镁离子吸收能力降低，但神经元可以在低镁离子浓度下形成内稳态。老年老鼠补充镁离子可以使神经元脱离内稳态，电刺激可以促进SP建立新的较高的镁离子浓度下的内稳态，因此老年老鼠补充镁离子后可以具有年轻老鼠的智力。Wang等人（2000）发现，慢性四肢瘫患者的植物神经的活性虽然很低，但仍然处于内稳态。研究表明，同样是内稳态，品质却是可以不同的。因此，可以认为内稳态的品质可以表征健康水平和运动水平。
人的一生是具有不同品质的内稳态逐渐更替的过程（ Kurachi et al 2002）。成长阶段，高品质的NH不断代替低品质的FH。而衰老阶段与此相反。运动训练的过程类似。运动员对一套训练方法的适应的过程是内稳态建立的过程，内稳态一旦建立，原有的训练方法就成为维持内稳态的必要条件，形成所谓的训练平台（Busso 2003，孙海平2005b）。根据内稳态可以将运动训练分为两类，维持内稳态的训练称为常规训练，通过打破FH建立运动成绩更好的NH的训练则称为超常训练。通过超常训练和常规训练的周期循环，运动员所建立的内稳态的品质就会越来越高，不但表现为运动水平的提高，而且表现为健康水平的提高。研究表明，优秀运动员不但有更高的生活质量（Kujala et al 2003），而且有更长的平均寿命（Sarna et al 1993）。 
要突破运动训练平台，超常训练必须采用强度更大或方式不同的训练等方式来启动PP，然后寻找各种方式促进SP建立NH。Ferris等（2007）从通气阈（ventilatory threshold, VTh）的角度研究了运动强度对脑源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和认知功能的影响。对没有参加过竞技运动的健康年轻人（25.4 ± 1.0 岁; 身高174.7 ± 1.9 cm; 体重71.0 ± 3.1 kg; 身体质量指数 23.1 ± 0.6 kg?m-2），发现低强度（VTh-20）对BDNF和Stroop color-word评分没有影响，但高强度（VTh+10）增加了BDNF和Stroop color-word评分。显然，低强度运动属于常规训练，而高强度运动则属于超常训练。
肌肉对一套训练方法的适应的过程是内稳态建立的过程，内稳态一旦建立，原有的训练方法就成为维持内稳态的必要条件，形成所谓的训练平台。要提高运动水平，必须打破FH。例如采用新的训练模式或离心运动的方法，通过延迟性肌肉酸痛（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DOMS）（Cheung et al 2003, Liu et al 2006）撕裂已经运动适应的Z带，通过损伤蛋白质的水解和重建蛋白质的合成，建立新的肌肉结构，通过新的运动适应，建立NH。研究表明（Blazevich et al 2003），打破FH的PP具有力量和速度特征，单纯的花样改变不可能成为PP。从FH到NH的途径很多，NH的运动水平是否比FH高，决定于打破FH的PP。研究还表明（Ingalls et al 2002），不同的PP会导致不同的NH。值得指出的是，不同的SP也会导致不同品质的NH的建立。杨华元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穴位电刺激的方法可以增强运动员的快速力量。
显然，不同的专项运动有不同的内稳态。正如孙海平（2005a）所指出的，所有的训练以专项为中心是当今高水平运动员训练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在“二元训练理论”基础上的运动训练，存在明显的缺陷。体能训练所建立的内稳态与专项运动所要求的内稳态是不同的，从体能训练过度到专项训练，必须通过超常训练来完成。孙海平（2005a）认为低强度的大负荷训练不利于专项水平的提高。他指出，经过长期的低强度大负荷训练后，在向大强度训练转化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伤病，因为肌肉已经适应了这种慢性的收缩和拉长的训练强度，而项目所需的却是高强度的快速收缩和拉长。
从专项训练方案的制定到训练平台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训练前后内稳态的品质相差越大，建立训练平台的时间就越长。显然，专项运动的平台之间的差异（相似的肌肉结构）要小于二元训练理论之体能训练所建立的平台与专项运动所需要的平台之间的差异（不同的肌肉结构）。从这个角度看，二元训练理论之体能训练不但延长了专项运动内稳态建立所需要的时间，对专项运动内稳态的建立没有帮助，而且降低了所能够建立的专项运动内稳态的品质，阻碍了运动成绩的提高。
超常训练建立新的内稳态后，进入训练的平台期，原来的超常训练就转化为常规训练，用于维持新建立的内稳态。如果降低训练强度或休假，则内稳态品质会下降（Godfrey et al 2005）。
孙海平（2005a）在总结自己20年的训练经验时强调了训练一定要获得运动员的稳定状态。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训练就是要帮助运动员建立可以在比赛中稳定发挥水平的内稳态。因此，比赛应该是常规训练的延续。Edwards等人（2 005）研究表明，比赛前一天同样时间的训练有助于当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孙海平（2005a）已经把比赛作为训练的一个部分，或是一种延伸，融入整个训练过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训练必须为常规训练。
既然比赛是常规训练的延续，常规训练强度应该维持在比赛强度附近。孙海平（2005b）强调了构建训练平台的重要性。他指出，运动员到了一定的水平后，训练一定要维持一定的高度上，不能大起大落。他的训练理念很明确，每一个练习，每一个手段都是大强度。每天都是大强度。在2004年奥运会前，刘翔的训练强度已经具备了13秒以内的成绩。
内稳态是整体的，但可以从各个局部来表征。氧化－抗氧化内稳态（oxidant-antioxidant homeostasis, OAH）（Victor et al 2003, Ji et al 2006）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同样的训练方案，对健康人是常规训练，对病人则是超常训练（Jasperse et al 2006）。因此，训练方案具有个体差异，对不同种类、不同级别和不同训练目的的运动员应该采取相应的训练方案。
运动营养对内稳态影响不大。Finaud等人（2006a）对柔道运动员的研究表明，OAH主要由运动决定，饮食内容调整甚至减低体重的节食都不影响OAH。
肉碱的补充众说纷纭（Brass 2006），可能是因为没有分清楚常规训练与超常训练。最近的实验表明（Lee et al 2007），肉碱的补充对常规训练没有影响。
1,6二磷酸果糖（fructose 1,6-diphosphate, FDP）的细胞保护作用在临床医学上有大量的应用（Ahn et al 2007，应汉杰2003）。运动性疲劳会导致骨骼肌处于相对缺氧状态，FDP应该具有抵抗运动性疲劳的作用（应汉杰2003）。遗憾的是，FDP对于常规训练没有任何影响（Myers et al 1990）。
运动营养影响超常训练。例如，运动前连续14天补充HBM/KIC有助于DOMS的康复（van Somerenet al 2005），氨基酸补充通过促进重建蛋白质合成促进DOMS的康复（Nosaka et al 2006）。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产生了“二元训练理论”，并被国际体坛理论界所广泛接受，成为主流训练理论。此理论认为：运动能力(运动成绩)由“体能”和“专项技术”两个“元因素”构成，训练行为产生“超量恢复”是运动能力(成绩)得以进步的根本原因。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我国的茅鹏（2007）不但对“二元训练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元训练理论”。随着刘翔在“110米栏”这一项目的异军突起，茅鹏的训练理论也在体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茅鹏（2007）认为，人体生命有序状态的调整变化(“熵值”变化)，是运动能力(成绩)进退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个过程是非线性的，不能用“超量恢复”这种线性观点来进行描述。在“一元训练理论”看来：运动能力就存在于机体本身，并非是机体所“持有”的物资 (“持有”即存放于机体，因而是外在于机体的；运动能力是内在于机体，而非外在于机体的)。运动能力的进步，就反映了机体生命有序状态的“专项运动员化进展”(熵减少进展)。可以说“一元训练理论”从根本上对“二元训练理论”进行了否定。首先，它提出技术是体能的外在形式，体能是技术的内在动力，各自均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决定运动成绩的“元因素”只有一个，并非两个。在“一元训练理论”看来，所谓的“全面身体素质（体能）训练”，大多是处在界域“外边”的。把“外边” (“熵”源)误认为“内部”(“负熵”源)，就使生命有序状态的“可调性”，被胡乱运用，来回折腾，使“熵值”居高不下，干扰和破坏成绩进步，孳生伤病事故。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用“超量恢复”这种线性的观点来对“运动成绩的进步”进行描述，是认识错位，以偏概全；并直接导致了在训练中盲目追求“大运动量”（茅鹏2007）。本文将体能和技术二元统一在运动员的整体内稳态之中，引入常规训练和超常训练概念发展了“一元训练理论”。 
内稳态对应于健康的正常状态。PP对FH的打破则导致疾病状态。训练与成长一样是内稳态品质的提高，提高的过程是健康－疾病－更健康的螺旋上升方式。训练与成长所不同的是，前者疾病程度比后者严重，前者对内稳态品质的提高也比后者显著。成长过程中肌肉力量也在增加，但增加的程度没有DOMS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科学训练不但是运动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健康水平提高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训练方法不当，PP对FH的打破不能建立品质更高的NH，或者延长PP对FH打破的状态，找不到恰当的方法促进NH的建立，或者所建立的NH并没有消除PP的效应，都会导致运动员健康状况的恶化，这些情况导致人们对竞技训练有损健康的偏见。例如，运动员对运动损伤的病态适应（曲绵域 2000），虽然运动损伤并没有痊愈，但依然形成NH，虽然NH已经有很高的运动水平，但可以预测如果运动损伤得到痊愈，所形成的NH将具有更高的运动水平。再如过度训练综合症，运动训练产生的氧化应激是一种PP，如果抗氧化介导的SP没有足够强（Finaud et al 2006b），NH就不能形成；运动产生的组织损伤也是一种PP，如果损伤的康复SP受到抑制（Smith 2004），NH也不能形成。
内稳态是运动员整个状态的一种可以稳定发挥运动水平的特性。内稳态的建立和维持包括运动员的所有方面。孙海平（2005b）指出，关键的关键不在于体力，只要把专项能力的感觉抓好了，就不会出什么问题。这种感觉需要负荷训练的系统化来获得（孙海平2005a），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心理素质的培养（孙海平2005b）。
内稳态理论建立者个人资料
亨德森
姓名：亨德森 Henderson, Thomas
国家或者地区：苏格兰
学科：天文学家
发明创造：
简　　历
亨德森（Henderson, Thomas）苏格兰天文学家。1798年12月28日生于安格斯郡敦提；1844年11月23日卒于爱丁堡。亨德森是一位律师，但是他以天文学为业余嗜好，如同常有的情况一样，这种爱好变成了专业。1831年，他被任命为好望角天文台台长。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以观测半人马座阿尔发这颗不寻常的恒星；它是全天第三亮的恒星，但是它太偏南了，以至直到探险时代开始之时，欧洲人还从未观测过它。除了正式的天文学学名外，它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亨德森成功地测量了它的视差，测出其数值约为四分之三角秒，这相娄于它的距离是四光年稍多一些。因此，它比天鹅座61星更近。的确，半人马座阿尔法（它是由三颗恒星组成的）三合星系统乃是迄今所知的最近恒星。三个子星中最近的一颗发现于1915年，它很小又很暗弱，称为半为马座比邻星。亨德森实际上在贝塞耳*之前已完成了计算，但是他的结果到1839年才发表，而优先权则属于最先发表的人。亨德森被任命为第一任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并在爱丁堡以天文学教授终其一生。
姓名：亨德森(Greg Henderson)  
国籍：新西兰  
性别：男  
生日：1976.9.10  
身高：1.81米  
体重：74公斤  
项目：自行车 
坎农
坎农（1871～1945）
Cannon，Walter Braford
美国生理学家。1871年10月19日生于威斯康星，1945年10月1日卒于新罕布什尔。1896年和1900年先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06  年起任该校生理学教授。1912～1942年任波士顿儿童医院和彼得-本特和布里格姆医院的生理学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军医   。1929～1930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法。1935年来华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半年。1936～1938年任美国卫生局主席，积极参加西班牙共和政府反对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斗争。30年代末，在援华抗日医药机构和联合援华救济委员会中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任美国休克和输血研究委员会理事会主席。 1942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退休。
坎农首创了铋或钡餐与X射线在消化道上的造影法。此法很快传遍各国，成为诊断消化道肿瘤和溃疡的最得力手段之一。此外他还研究了消化过程中机械动力和胃酸浓度与幽门瓣开闭的关系，1911年发表了《消化作用的机械因素》一书。以后，他进行了多年消化生理方面的研究，1929年写成了《疼痛、饥饿、恐怖、暴怒时的身体变化》一书。
他在内分泌腺特别是肾上腺方面的研究揭示了激素在应付紧急状态中的重要作用。1931年他发现有些神经末梢能释放一种类似肾上腺素的物质——交感素。证明肾上腺髓质和交感神经系统在维持身体内环境稳定中有重要作用。1932年他把这方面的研究总结为《身体的智慧》一书。1935年，他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为中美学术交流和促进中国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26年坎农正式命名“内环境稳定”或“自稳态”，并根据他自己的实验结果进一步加以肯定。自坎农以后，“内环境稳定”成了生物学中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他还积极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并写成了《研究者的道路：一个科学家研究医学的经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