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毅
人物简介
陈毅1901年8月26日（清朝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  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前在上海的留影[1]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湘南起义。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共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第6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4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新4军代军长、新4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38年被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40年11月4日由於在黄桥战役中表现优异，成功分化、瓦解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赢得毛泽东的赞赏。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1月6日，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著作，编为《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诗词选集》和《陈毅诗稿》等。
名字由来
陈家是按照“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谱系，循序排辈的。陈毅的祖父叫陈荣盛。父亲叫陈昌礼。
陈毅5岁那年开蒙入学，父亲陈昌礼给他取学名叫世俊，号仲弘，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才智出众的俊杰人物。陈毅在成都德胜乡读高小时十分敬佩苏洵，曾说他“最喜爱读苏老泉的文章”。北宋文学家苏洵，字明允，为此陈毅曾将“明允”倒过来，一度取名“陈允明”。 
古代思想家曾子有一句名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说，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千百年来，这句名言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陈毅15岁考入成都甲种工业职业学校，18岁赴法勤工俭学。一天，他读到曾子“士不可不弘毅”这句话，感触很深。他想，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同恶势力斗，任重而道远，光有弘(刚强)不够，还须有毅(毅力)，坚持始终，于是他改名陈毅，将号“仲弘”与名“毅”有机结合在一起。他考取留法勤工俭学的红榜上即署名“陈毅”。从此，陈毅常用“弘毅”来警策自己。[2]
生平经历
1901--1927年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1916年，15岁的陈毅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他从小不满黑暗腐败的旧社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19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之下，陈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因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派人押送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在重庆编辑《新蜀报》，同年秋，他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北京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他在四川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1927年，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担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1934年那时，中国革命正面临一个紧要关头。国民党发动“四·  1919年秋，陈毅到法国马赛后与同学合影[3]一 二”事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起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陈毅从武汉到江西，赶上了撤离南昌南下的起义部队，担任一个团的党代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留在三河坝的部分部队，由朱德和陈毅率领，向粤、赣、湘边界转进。这时，既有敌军尾追，又有土匪和豪绅民团袭扰，部队经过长期转战，减员日多，思想混乱，处境异常困难。在这关系到能否保存起义部队的严重时刻，朱德振臂高呼：“愿革命的跟我来！”陈毅立即奋起响应，协助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向起义军干部、战士耐心说明革命的前途，鼓舞士气，坚持斗争。在朱德和陈毅的组织领导下，保存了南昌起义部队的骨干。不久，传来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毛泽东开辟的革命道路，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28年1月，朱德、陈毅与湘南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和领导了湘南暴动，打起红旗，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革命政府，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后来部队受到挫折，在敌人重兵“围击”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亲自率领井冈山部队前来接应。陈毅协助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前进，和毛泽东在砻市胜利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南昌起义保存的部队就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在一起，逐步发展壮大。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先后任师长、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他认真执行边区党组织的正确的政策、策略，协助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陈毅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了排挤、打击。但他在主持江西军区工作时，依然坚决贯彻执行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和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先后组建了红6军、红12军，并率领两支红军部队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几次反革命“围剿”。1934--1937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陈毅[4]。陈毅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江西苏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当时，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陈毅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坚决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山被围二十余日，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句，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定决心。陈毅等人领导的赣粤边区游击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了其他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毛泽东对陈毅等所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陈毅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艰苦的斗争，在南方游击战斗的间隙，他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到晓明。　
几番梦不成。
这组在陈毅诗词中最负盛名的作品，运用了陈毅最得心应手的《忆江南》词牌，字字珠玑，明白如话，在  油画 陈毅元帅在苏北平淡朴素之中，把整整三年令人无法想象的艰苦斗争生活丝毫不漏、形象生动地一一再现出来。读词如读史，读画，读电视连续剧，一段一个情节，一段一篇感人至深的故事。读毕掩卷，恍若置身到十万大军之中，追随陈毅燃起的弥天烽火。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除去要时时提防敌人的突然袭击，提防野兽毒蛇的侵害外，没有电台、电话与中央与外界联系，没有书报可读，更没有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战士们每天都像野人一样，背着敌人馈赠的“土匪”雅号，昼伏夜行，日日野营。“冷食充肠消永昼，禁声扪虱对山花”。“长夜无灯凝望眼”，“持枪倚枕到天明”。此时此地，陈毅除维持基本生存所需外，尽力地扩大红军影响，不断改善游击环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 
弯弓射日列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1937--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几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停止内战，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陈毅当  　陈毅与抗日民主人士在一起[5]时既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击破敌人企图利用谈判消灭游击队的阴谋，同时深入各游击队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对红军干部、战士做了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适应形势的转变。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宣告成立，陈毅就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1支队司令员，不久，率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而，陈毅派部队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继续东进，直迫上海近郊。虹桥机场一战，烧毁敌机四架，震惊中外。 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惨败之后，加紧在华中制造摩擦事件。陈毅又派叶飞、陶勇等先后率部渡江北进，开辟苏北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盘踞苏北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第24集团军司令韩德勤依仗他的优势兵力，妄想一口吃掉苏北的新四军。苏北地区李明扬、李长江的地方杂牌军和宋子文系统的陈泰运税警部队，同国民党的嫡系韩德勤部队有一定的矛盾。陈毅坚决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对李明扬、李长江以及陈泰运等部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向新四军侵犯时，保持中立。同年10月，韩德勤率领一个军又一个旅1万5千人的兵力，进攻苏北新四军部队。陈毅、粟裕利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方针，把主力7千余人全部集中，并运用“求心退却”战术一直退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地黄桥镇，进行了有名的黄桥决战。战前，陈毅对部队进行动员，指出这一仗关系到能不能战胜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北打开局面，建立苏北根据地，要求部队全力以赴，进行决战。陈毅统一指挥这次决战，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全歼韩德勤主力部队1万余人。蒋军第89军军长李守维仓促逃跑，淹死在河里。我军乘胜连下海安、东台，和南下的八路军会师白驹镇，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黄桥战役是陈毅、粟裕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具体体现，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结果，也反应了陈毅有魄力、有决心，果断地将政治仗和军事仗结合起来的杰出的领导才能。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由于陈毅和新四军其他领导运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新四军迅速发展，建立了七个师的部队，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抗击了华中地区大部分日伪军的“清乡”、“扫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之后，新四军在陈毅、饶漱石的正确领导下，由抗战初期组建时的1万多人的兵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发展到30万人，和八路军一样，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的英雄部队。1946---1949年抗战结束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集中全力悍然向解放区进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抉择关头。陈毅参加党的七大从延安回到华东，他坚决执行党的七大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领导和组织华东解放区的军民，为解放全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949年改为第三野战军）成立后，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
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进犯解放区。陈毅指挥泗县战斗，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主攻方
  向兵力不足，但是成功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2000多人。在挺进山东前，粟裕和谭震林首先指挥华东野战军苏中部队在内线作战，以3万兵力和敌12万人周旋，七战七捷，歼灭敌人5万3千多人，即苏中战役。接着，陈毅、粟裕、谭震林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华东解放军，在几个方向上迎击国民党军，取得初战胜利。尔后，逐步集中主力，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先后取得宿北战役、鲁南战役等战役的胜利。鲁南一战，解放军以劣势装备首歼国民党反动派的机械化部队第1快速纵队。陈毅、粟裕坚持运用灵活的军事策略，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并认真解决部队由于大踏步进退而产生的某些思想问题。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路进攻我山东解放区。南线敌军以八个整编师进犯临沂，北线敌人以三个军南下策应。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陈毅、粟裕指挥解放军以少数  1948.4.陈毅.粟裕.李先念在一起兵力奋勇阻击南线之敌，主力则昼夜兼程，北上莱芜，在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歼击李仙洲集团。经过三昼夜激战，全歼该敌6万余人，活捉李仙洲，收复山东城市十三座，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惨败后，被迫收缩兵力，对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以新的胜利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反攻，陈毅、粟裕领导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虎口拔牙”的孟良崮战役。在南征北战中，陈毅以极大的耐心，寻找战机，掌握最大限度的主力在手，等候进攻之敌发生过失，终于从正面敌人一字排开的八、九个整编师中，寻着骄横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四面包围，使用围点打援战术，各个歼灭，击毙了敌师长张灵甫。这一仗，歼敌精锐部队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重点进攻的气焰，气得蒋介石直呕血。陈毅在取胜后，即兴赋诗一首。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后改第二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挺进中原，以大别山为中心，驰骋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战场，有力地打击和大量地歼灭了敌人。陈毅也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进军豫皖苏，与刘邓大军配合作战，在中原大量歼敌，建立中原解放区。许世友和谭震林则指挥山东兵团留在内线坚持打击敌人。同年秋，陈毅赴陕北，尔后，即赴江淮地区与刘伯承、邓小平汇合，使两大野战军更密切地配合作战，连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力量，解放了大片城乡。1948年，毛泽东决定让粟裕率领3个纵队过江。陈毅和粟裕认为，这样做意义非凡，但是难度相当大，于是面见毛泽东主席，要求发起战略总决战。毛主席欣然同意。为了协同中原野战军，陈毅被派往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暂时由粟裕同志代职。
1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粟裕和谭震林等五人组成总前委，指挥60多万解放军，进行淮海战役。经过六十五天艰苦奋战，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55万5千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至此，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我军消灭。不久，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统率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和江南大片土地，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在解放上海时，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粟裕领导指挥下以轻武器对阵敌30万军队，保住了上海（参看上海战役）1949--1966年在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建立光明的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功勋。  1950年底，陈毅与家人在上海[6]解放后，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他忠实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做出了成绩，他进行了优异的统战工作，顶住了美蒋机的轰炸，发展了上海的生产力和文化建设，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4年，陈毅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兼外交部长，还担任中央军  陈毅和毛泽东委副主席。在兼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坚决执行党的外交路线，十次陪同周总理出国访问，团结亚非拉广大朋友，反对苏修美帝，做了许多工作。陈毅是周总理很得力的助手，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元帅授勋仪式。陈毅是第四个接过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元帅，他在十大元帅的名单里排第六。穿戴着海蓝色的礼服军帽，元帅显得神采熠熠。1966--1972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战争年代指挥百万大军打垮了蒋家王朝的林彪元帅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那时红得发紫，他们无恶不作，满口谎言。无数元帅、大将纷纷中箭落马，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屈服在敌人的枪口面前，却倒在了内部奸臣所害之下。原新四军政治委员，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陈毅和周恩来一起原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原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和贺龙元帅也被迫害致死……
10月1日的国庆节，林彪在天安门对着红卫兵演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这里，陈毅坐不住了。难道文革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他看着林彪，他已经洞穿了那位曾打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命的“林副统帅”，他曾经在他的老部下陈丕显夫妇、曹荻秋、江渭清、李葆华和叶飞面前评价林彪道：“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一批在战场上曾经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将帅们在怀仁堂当面怒斥江青之流乱党乱政乱国的行为。谈到造反派，谭震林说：“这些家伙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说完他起身要走，陈毅用掷地有声的话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畏气概：“不要走，和他们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立马向毛主席进谗言，歪曲事实地攻击将帅们，毛主席大为震怒，批判为“二月逆流”。直到林彪摔死后，毛主席才为将帅们平反。
对于老诗友、老战友陈毅，毛主席是很了解的。他当着红卫兵面，对着陈毅说：“陈老总，我保你！”这也是陈毅之后没有受到如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贺龙那样被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原因。
1969年，一号号令发布。为了战备工作，陈毅被派到石家庄。1970年国庆节期间，陈毅回到北京，毛主席热烈欢迎这位老战友。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乘坐飞机仓皇逃往苏联，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而死。陈毅身患直肠癌绝症，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仍为林彪罪有应得而高兴。
1972年1月6日，伟大的军事家心脏停止了跳动。
经典战役
黄桥战役（1940）
黄桥战役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部队，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再次发动进攻。其部署是：以第89军李守维部和独立第6旅翁达部为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李明扬部、苏北游击第8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保安第1、第5、第6、第9、第10旅组成左路军，掩护主力之两翼，攻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成功地争取了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保持中立，同时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在黄桥地区进行自卫还击。10月1日、2日国民党军受阻于暴雨，3日雨过天晴，即分几路扑向黄桥。4日下午3时许，独立第6旅3000余人进抵黄桥附近。担任伏击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分四路猛插，将独立第6旅分成数段。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国民党军为扭转被动局面，猛攻黄桥，一部突入东门。守卫黄桥的第3纵队顽强反击。第2纵队从八字桥插至分界，第1纵队挥师南下，完成了对第89军的合围。经一夜激战，至6日清晨将该军全歼，中将军长李守维逃跑时失足落水溺毙。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1万余人，俘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余名、士兵3200余名，缴获步马枪3103支、驳壳枪229支、重机枪24挺、轻机枪135挺、山炮两门、迫击炮6门、子弹、手榴弹、电台等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此次战役，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孟良崮战役（1947年）
1947年4月，蒋介石在进攻延安的同时，又调动40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等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歼敌2万4千多人。5月上旬，国民党军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攻，企图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华东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敌人的左右两翼，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即选择了冒进突悬的中路敌人，实行猛烈的围攻，经过5月13-14日的浴血战斗，我军将国民党素有“王牌师”之称的整编74师全歼于孟良崮山区，此战共毙伤俘敌3万2千多人，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后来小说《红日》的历史题材。人民解放军打退了敌军对沂蒙山区的第二次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7月，我军再次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进攻，敌人被迫西撤。人民解放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淮海战役（1949年）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上海战役（1949年）
上海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指挥的最艰难的战役。南京虽然解放了，但是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都退集到了上海，蒋介石要求指挥这三十万残兵败将的汤恩伯坚守六个月，等待美国人出兵救援，陈毅元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已经达到了上海。
中共中央已经确定解放上海后由陈毅担当上海市市长；上海战役决不能仅仅限于解放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如果按照以往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战术的话，上海必将毁于一旦，这场战役，是一场投鼠忌器的战役。我军极力将敌人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了胜利，前后仅仅15天时间。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上海的解放，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保卫东南沿海国防，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物轶事
黄花塘事件真相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当年，毛泽东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1949年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毛泽东的赞扬。而毛泽东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新四军军歌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毅写词。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30日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飘扬海外/散播农村/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长年累月的埋伏和周旋/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今朝抗日/敌寇胆寒！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着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同日寇肉搏/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集小胜为大胜/由相持到反攻/看我们风驰电掣/横扫千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 
陈毅写的歌词初稿共3段，概括了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被编为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以及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内容全面，基础很好。 
项英接到歌词初稿后，很快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讨论研究修改。项英当时请上述几位同志参与改词是很合适的：袁国平、周子昆对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的历史都很熟悉；袁国平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造诣；而李一氓、朱镜我、黄诚都有很高的学历。他们根据歌词要简洁、好记好唱等特点，对歌词初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形成了今天广为传唱的《新四军军歌》。 
集体改词后同原词相比，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是内容更为精炼。由原词三段变为两段，由原408字浓缩为263字（含标点符号）；二是突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增加了“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从而使向敌后进军的思想更加具体化。 
为了集思广益，他们还将原词《十年》和集体改的词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刊出，以听取各方意见。稍后，陈毅从苏南来到云岭，对集体改词也表示同意。这样，歌词就最后定了下来。 
对原词和集体改词的情况，陈毅夫人张茜1973年在主持整理出版《陈毅诗词选集》时，将《新四军军歌》歌词附在《十年》后面，并注明：“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军歌后经集体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附改于后。”这段说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提及项英他们的名字，但提到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当时能做到这样也是不容易的。由于历史原因，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新四军军歌歌词确定下来后，交给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何士德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军首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抓紧时间，很快谱出第一稿。袁国平和朱镜我听了试唱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易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不足。他们要求：歌词第一段“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最后一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均应重复两遍。袁国平还向何士德指出：“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这对何士德修改军歌的曲子很有启发。 
何士德根据袁国平和朱镜我的要求，很快谱出第二稿。1939年7月1日上午，在文化队驻地新村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均到场，听后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 
就这样，由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只用3个多月时间就正式诞生，并在新四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上，由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正式演唱，出席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新四军指战员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示拥护和赞成。送市民见面礼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南下到达徐州贾汪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就找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陈老总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很不了解，我们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你要好好把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 
曹漫之接受任务后刚要出门，陈老总又把他喊回来，特别交代说：“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上面有没有军队进城‘不入民宅’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于是，曹漫之一方面抓紧时间与“秀才”们着手起草《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文件，另一方面，每到一处就去地方图书馆查看“二十四史”等古书。谁知查来查去没有“不入民宅”这句话，他只好又去请示陈老总。陈老总笑着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问题的，弄不好会天下大乱。” 毛主席电报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 这份“入城公约守则”写好后，陈老总让军队及接管干部都参加讨论。接管干部这一边大多赞成这个文件，可一放到军队讨论，顿时炸开了锅。 有的同志不理解：“从红军时代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住进民房要‘上门板、捆稻草’这一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都是住到老百姓家的，为什么进入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 有的同志质问：“不住民房睡在马路的水泥地上，早晚天气凉，要是战士受寒生病了，怎么打仗呀！战士睡马路，师、军指挥所也放在马路上吗？” 还有的同志担心：“下大雨怎么办？难道要我们的战士躺在水里睡觉吗？还有伤病员，在马路上怎么医治呀？！” 总之是不赞成之声居多，不仅有战士、基层干部，还有营团一级干部，都对进城睡马路表示想不通。 这些意见使曹漫之很为难，他只得向陈老总如实汇报。陈老总听后很生气，口气坚决地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方设法克服的，但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于是在上报总前委得到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后，上报党中央。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批示，主要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 就这样，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其中十项守则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 看到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荣毅仁下定决心让工厂赶快复工。 不仅三野颁布了命令，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16日又发布了《中央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其中第七条明文规定：“军队在城市特别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用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50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西哈努克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我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西哈努克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所幸的是，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毛泽东，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赞美湛江日内瓦“冬犹暖，秋如夏，凉风动，炎氛化。计经年二万，火山爆炸，留得湖光呈碧绿，闻名我亦来言驾。再十年人物与江山，难描画。”这是当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视察湛江时写下的诗词《满江红·雷州半岛》的下半阕。
1963年2月，陈毅风尘仆仆到湛江视察。他抵达机场后，乘车前往海滨招待所，对沿途目不暇接的景物赞不绝口，甫卸行装便兴致勃勃游览湛江市容。湛江宜人的气候，迷人的景色，成效卓著的绿化，令有“将军诗人”雅称的陈毅心花怒放，不时吟诗放歌，也令他联想起大半年前出国开会到过的日内瓦。
1962年7月16日，陈毅以外交部长身份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会议，在日内瓦逗留了一个星期。日内瓦是瑞士著名的旅游城市，湖光山色，引人入胜，有“世界花园”之称，很多国际性会议都在此召开，日内瓦的秀丽风景给陈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眼前的湛江，独特的北热带风光，有很多地方可以和日内瓦媲美。他多次赞誉湛江是“中国的日内瓦”，还在海滨公园和鹤地水库种树，为“中国日内瓦”增绿添彩。
“中国日内瓦”的称号很快传遍祖国大地，连错划成右派，远在新疆劳改的诗坛泰斗艾青也有所闻。1979年2月他平反后的第20天，就到湛江采风。在湛江的所见所闻令他万分喜悦，他高兴地说：“我的确看见了‘中国的日内瓦’的壮丽风光。”并在日后的散文《湛江，夹竹桃》中反映出来。湛江“中国日内瓦”这一美称在“文革”中沉默了十年，经艾青推介，再次向世人展示。
湛江港建于极其困难的建国初期，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非常缺乏，但湛江人民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在荒滩野岭上建起现代化的海港，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谱写了中国港口建设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段历史摄制成彩色纪录片《湛江新港》，记下这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1957年12月，制片厂为答谢湛江人民的支持，将拷贝送到湛江首映，一连好几个晚上，在霞山体育场和海滨公园免费放映。湛江第一次上银幕，湛江人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城市的成就，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前往观看，有不少人看了好几遍，为家乡拥有现代化的港口自豪。不久，《湛江新港》在全国发行，一座崭新的港口城市进入国人视野，湛江名声大噪。
1956年，湛江在全国传媒频频亮相。6月1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新中国设计施工的第一个现代化深水商港湛江港投入使用；接着《人民日报》以大篇幅，两天连载通讯《旧闻新事话湛江》；《光明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随笔《在建设湛江港中》；《南方日报》在头版发表特写《从塘沽到湛江》；《中国新闻》向海外转发谭真总工程师写的体会《我国人民建设起来的南方大港——湛江港》……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都配照片报道湛江建港的消息。湛江受到空前的推介和宣传，湛江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乘全国宣传的东风，湛江人民也用特有的文艺形式介绍自己的港口，表达自己的心声。在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之际，湛江创作演出大型交响诗《湛江港大合唱》轰动全省。当时，市委宣传部门从阳江至东兴管辖的18个县市里，抽借130多名音乐尖子组成管弦合唱团，其中30多名乐手要自带指定的乐器。他们边创作、边排练、边修改，一丝不苟、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突击半个月，六个篇章的史诗终于成功演绎，在广州举行的全省大赛中获得优秀奖。当年负责创作和导演的原湛江市文化局副局长纪夫戎回首这段往事，仍感慨万千。
1958年2月，陈毅卸任当了9年的上海市市长职务，出任外交部部长。在一次在招待各国使节的酒会上，陈毅看到《湛江新港》一片，对湛江港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贡献大加赞扬，多次强调外事人员要积极宣传祖国建设成就，扩大中国在国际的影响。于是，《湛江新港》作为展示祖国新貌的纪录片，飞越世界在我国驻外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放映。湛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新兴城市的典范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众多的驻华外交官和代表团纷纷到湛参观，当中有怀疑者，也有为新中国巨大成就而高兴的朋友。建设湛江港的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既能打江山，也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湛江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也为日后在改革开放中，首批被列入沿海14个开放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婚姻家庭
陈毅有过三次婚姻，对三位恋人或妻子，他都爱之深挚。
肖菊英是陈毅的第一位恋人或妻子。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肖菊英为掩护群众不幸落井牺牲。1931年1月，为悼念亡友（妻）肖菊英，陈毅写了下面这首诗：余友肖菊英不幸失足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物几首诗。谁说而今人安在，依稀门角见玉姿。检点遗物几首诗，几回读罢几回痴。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正当送葬归来夜，幽幽泉台汝何之？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体味死去高！艰难困苦几人负，失侣中年泪更滔！
赖月明是陈毅的第二位恋人或妻子。她在家乡开展革命工作时，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牺牲。 1937年10月，陈毅得悉妻子牺牲的消息，遂写下一首悲愤凄凉、感情深沉的七绝诗：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对故人情。
张茜是陈毅的第三任妻子。1938年春，张茜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  陈毅与张茜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合影[7]员。相貌端庄约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为了使两人的感情能顺利地发展下去，陈毅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的诗(那时张茜名字叫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
1940年春天，陈毅与张茜结合。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俩人时常分离。陈毅思念张茜的绝句：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地动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在十年内乱中，陈毅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到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
外交成就
1958年后，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
早在1952年10月，陈毅就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1958年2月，陈毅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  1958年，陈毅在金日成访华告别宴会上[8]妥善安排。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欧亚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后陪同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1965年9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江青集团破坏外交工作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向周恩来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的具体设想，成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前奏。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军事思想
陈毅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必须建设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式革命军队 新式革命军队的特质，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保持并不断加强这种特质，是这支军队生存和发展壮大的政治基础。建军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建军的要求，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优越的军事组织，提高军事技术，执行严格的纪律，建立严密的制度，充满革命气派和创造精神。人民军队建设不是单纯的技术建军，必然包括强大的政治建设工作。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和不断巩固党的领导，使部队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和贯彻实行的组织者。但加强政治建设决不是轻视其他方面的建设，而是保证一切部门一切工作的健全和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要依靠农村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 必须先有农村根据地，并“波浪式”地发展到全国，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要在根据地内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村最广大群众拥护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要全面加强根据地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把根据地的千百万人民锻炼成一支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敌人。正确的军事战略产生于正确的政治战略，应把它作为社会现象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要综合研究敌友的情况，对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作全盘的考察，对军队、人民、政府和党的关系作出正确处理。在对敌斗争中，不仅要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要善于使用政治力量; 不仅要善于指挥军队作战，还要善于指挥人民作战; 不仅要善于动员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要善于瓦解敌军;不仅要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要善于把武装斗争与各种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结合起来，综合战胜敌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主力兵团，是革命武装力量的三个阶梯，要相互依存配合，共同打击敌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城乡” 斗争，敌之优势集中在城市，我则必须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当革命战争由以游击战为主发展到以大规模正规战为主之后，总的指导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让出地方，诱敌深入，实现内线歼敌; 战略进攻阶段，要逐渐加大阵地战比重，并与运动战相互配合。应大力提倡“以战养战”的方针，为规模日益扩大的革命战争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毛泽东军事学派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辉成就 毛泽东军事学派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其特点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其本质是研究和回答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在实力相差悬殊条件下战胜强大反动派和侵略者的问题;其内容是把军事作为社会现象总体的一部分，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军事政策。毛泽东军事学派代表了中华民族军事史的光辉成就。 
陈毅的军事思想研究，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陈毅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陈毅传》，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是研究陈毅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陈毅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9]
诗词作品
哭阮啸仙贺昌一九三五年四月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三十五岁寄怀一九三六年，余游击于赣南五岭山脉一带，往来作战，备极艰苦。八月值余三十五岁生辰，赋此寄怀。
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
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
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
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梅岭三章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十年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 
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初稿。军歌后经集体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附收于后。 本篇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着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和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十馀年的光荣传统，取其成数，故名“十年”。 
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 
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 
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 
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 
飘扬海外，散播农村。 
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 
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团结， 
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这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 
磨练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年隔绝，四围孤立，
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 
长年累月的埋伏与周旋， 
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 
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 
今朝抗日，敌寇胆寒！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 
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 
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 
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 
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同日寇肉搏， 
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 
集小胜为大胜，由相持到反攻， 
看我们风弛电掣，横扫千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孟良崮战役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我军个个是英豪，反动王牌哪得逃。暴戾蒋朝嗟命蹇，凄凉美帝怨心劳。
华东战局看神变，陕北军机运妙韬。更喜雨来催麦熟，成功日近乐陶陶。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高且直。
白雪层层压，青绿更易识。
覆盖与披戴，相映见奇异。
不辞烈风吹，风吹更挺立。
反视杨与柳，随风而委迤。
俯仰尽由人，岂能与松齐？红梅隆冬到来时, 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 树树立风雪。幽兰幽兰在山谷, 本自无人识, 只为馨香重, 求者遍山隅。含羞草有草名含羞, 人岂能无耻? 
鲁连不帝秦, 田横刎颈死。题西山红叶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红叶遍西山，红于二月花。四围有青绿，抗暴共一家。
红叶布山隅，中右色朦胧。左岸顶西风，欢呼彻底红。
伸手摘红叶，我取红透底。浅红与灰红，弃之我不取。
书中夹红叶，红叶颜色好。请君隔年看，真红不枯槁。
红叶落尘埃，莫谓红绝矣。明春花再发，万红与千紫。
题诗红叶上，为颂革命红。革命红满天，吓死可怜虫。
陈毅铜像
国内以下地方立有纪念陈毅元帅的铜像：
四川省乐至县陈毅故居、天池公园陈毅广场、帅乡广场 
北京市外交学院 
上海市外滩风景区
  山东省莱芜市黄山莱芜战役纪念馆、
莱芜市陈毅中学 
江苏泰州市新四军东进泰州谈判纪念馆 
江苏省溧阳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陈毅纪念馆 
安徽省淮南市新四军博物馆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花牌坊校区） 
莱芜战役纪念馆
江苏盐城师范学院

人物简介
  陈沂陈沂本姓余，名万能，字孟秋。曾用名余立平，笔名陈毅。中共党内一度有“大小陈毅”之称。后为避与陈毅元帅重名，改名陈沂。贵州遵义人，汉族。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冀鲁豫日报社长总编、八路军115师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被错划右派，下放黑龙江劳动21年。1979年平反，同年六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96年被聘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
人物履历
1912年12月4日出生于贵州遵义新舟镇。
1929年1月，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参加青年反帝同盟、左联外围组织。  陈沂同志[2]
1931年1月，在河北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北平分盟候补执委、组织干事。
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在山西晋城参加八路军，
1938年6月起历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冀鲁豫日报社长等职。
1942年2月起，先后担任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1946年3月起，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
1948年1月起，先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政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党委书记；
1950年9月至1958年3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1958年3月起，被错划右派，下放黑龙江省劳动21年。
1979年6月至1983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1983年2月至1985年7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3]
个人生平
1912年，陈沂出生在一家小地主兼教师家庭，他父亲以做柿饼谋生，外祖父是前清拔贡生，廷试中选，当过知府。陈沂曾在遵义省立叁中读书，与韩念龙、雍文涛同学。中学毕业后，由三舅带到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工学院。1929年，陈沂在祖母的资助下，他去了上海，并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参加青年反帝同盟、左联外围组织投身革命。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陈沂作为进步的文学青年，列席了成立大会。
1931年，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候补执委。“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各大学学生组织南下请愿示威团，陈沂是示威团的领导成员，并担任纠察队长。同年  陈沂与夫人马楠合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成立北方文化总同盟，陈沂担任北方文化总同盟主任、党团书记。
1933年，陈沂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送南京，被判处5年徒刑。
1935年，由其父亲营救出狱，先回贵州后去上海，担任《救国日报》编辑，发表了一些作品，引起茅盾、夏衍的注意。西安事变后，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陈沂恢复了党组织关系。
1937年，陈沂去了南京，经李克农安排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抗敌剧团工作，抗敌剧团到武汉时，受李涛邀请去晋城，陈沂因此进入太行山。陈沂到太行山后，在干部训练班当教员。
1938年，日军进犯晋北，他担任太行游击司令部民运科长。朱瑞创办晋南军政干部学校，他出任校务部主任。晋南军政干部学校停办后，陈沂到北方局任宣传干事。
1939年，陈沂到冀南，任《冀南日报》总编辑，1941年，任《鲁西日报》社社长，1942年，陈沂到山东分局，任宣传部代部长、《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抓文艺工作。
1946年，陈沂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后经陈毅同意跟罗荣桓去了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之后又由林彪提议，东北局任命陈沂为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期间陈沂主持办了《自卫报  陈沂在寓所着将军服留影》。野战政治部撤消后，陈沂回到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谭政要他去当组织部部长，陈沂不愿意，李富春、黄克诚把他要去了西满，担任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陈沂抓了二线兵团的工作，并办起了《西满日报》。
1947年，黄克诚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陈沂随黄克诚回哈尔滨，任后勤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1948年，陈沂担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辽沈战役结束后，陈沂升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
1949年，陈沂到武汉，为解决解放海南岛船只问题，他曾经到香港、澳门去考察。
建国后，陈沂担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任职期间他鼓励创作，发展文艺批评，筹建总政文工团、《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创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八一体工队。他多方网罗人才，培养人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三度作为副总团长去朝鲜慰问。
1955年，陈沂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誉为“文化将军”。
1957年3月，总政文化部和总政宣传部合并为总政宣传部，陈沂便未明确职务。11月，被调到对外文委工作。
1958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陈沂被定为右派。他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园艺试验站任副站长，监督劳动。
1959年，被调到嫩江农业科研所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去畜牧场任副场长。
1961年，陈沂被调回哈尔滨，经罗荣桓干预，他被摘掉右派帽子，定为正师级，担任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他创作了小说《白山黑水》上半部和电影剧本《辽西会战》。
1962年，周恩来在哈尔滨召见陈沂，询问了他的情况。但不久召开了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陈沂被调离作协，到双城拖拉机站任副站长。
1965年11月，陈沂调回哈尔滨，1966年4月，陈沂担任哈尔滨市二轻局副局长。
文革开始后，陈沂遭到了批斗，1968年，陈沂被二轻局造反派  1992年的陈沂(左)拘押，1970年保外就医，接着被送到干校劳动，1971年被准许回家。1973年，陈沂回北京活动，接着到各地旅游，曾去过成都，求见老上级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李大章没有见陈沂，并将陈沂到成都的事报告了江青，江青责成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将陈沂抓回黑龙江，并予关押。
邓小平复出后，陈沂去找胡耀邦，胡耀邦让陈沂给邓小平写封信，由他转交。邓小平看了陈沂的信，批给总政解决，总政主任韦国清只阅不办，后来邓小平批示由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办理，陈沂终被撤消处分，恢复党籍、军籍和原级别，历时21年。
1979年6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主抓意识形态工作。
1983年2月起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他是中共八大列席代表、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2年7月26日，陈沂因病在上海逝世。[1]
人物作品
著有《把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我们从朝鲜回来》、《停战后的朝鲜》、《在国际主义大家庭中》、《五十年一瞬间》、《严峻的考验》、《文艺杂谈》、《辽沈战役三部曲》、《归来集》、《十年历程》、《脚印》、《白山黑水》、《一切为了战胜敌人——陈沂评论集》、《陈沂家书》等。[1]曾主编《志愿军一日》、《星火燎原》、《辽沈决战》、《当代中国的上海》、《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等书。[2]
逝世
  陈沂同志[3]2002年8月2日上午，上海市各界人士近千人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龙华殡仪馆，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沂同志（市长级待遇）送别。
陈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7月26日9时05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0岁。
陈沂同志病重住院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姜春云、钱其琛、黄菊、温家宝、曾庆红、刘华清、韩杼滨、巴金、胡启立、陈锦华、李德生、肖克、张爱萍、段君毅、谷牧、张震、倪志福、洪学智、苏步青等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或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向其亲属表示慰问。[4-5]
其他信息
陈沂与领袖陈沂与陈毅
在解放军内，曾经有“大陈毅”、“小陈毅”之说。陈沂参加革命前也名陈毅，以后他觉得与陈总同名不大好，就把“毅”改成“沂”字。1 9 4 6 年，日本投降后在山东临沂城，陈沂首次见到陈老总，陈老总就改名的事说他道：“改不改有啥关系! 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哩。俄国有大托尔斯泰，小托尔斯泰，法国有大仲马，小仲马。我们中国有个大陈毅，小陈毅，也可以”。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加紧发动内战。毛泽东重庆谈判，党中央定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心，山东八路军、新四军开赴东北，其它新四军各部北撤苏北和山东，华中局、山东分局同时撤销，新成立由饶漱石任书记的华东局，陈毅任副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沂被中央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留在山东工作。
当时的陈沂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跟上罗荣桓到东北去。他多年来一直在罗帅直接领导下工作，彼此比较熟悉，部队和其他首长他也熟悉。更要紧的是他当时有一股十分要强的革命劲头，开辟东北，非常艰苦，但他却愿意去。他把自己的想法向陈总说了，并且希望陈总对华东局和饶漱石说说。陈沂说，新四军能人很多，彭康( 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钱俊瑞( 军部宣传部长) 完全可以担负起我的工作，而且一定比我干得更好。陈毅听了陈沂的话，点了头，说你的想法是对头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荣桓熟悉你，你也了解他，到他那里去工作，于公于私，都更有好处，我完全同意。陈毅答应给华东局和饶漱石说，等彭康和钱俊瑞来后就放陈沂走。不过，陈毅又叮嘱说，现在你还要安心工作，等彭康他们来。
陈沂说，这是自然。
陈毅向来说话算话。与陈沂分手后陈毅到了津浦前线，又专门给张云逸副军长打电话，要他帮助陈沂成行。1 9 4 6 年2 月，陈沂如愿。带领一批政工干部由胶东渡海进入东北，在安东见到了罗荣桓政委。罗荣桓让陈沂立即到四平前线去，那里急需搞政治工作的干部。到四平前线，陈沂见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陈沂带的这批政工干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野战政治部，陈沂被任命为副主任、代理主任。这一方面了却了罗荣桓当时只带军事指挥机关未带政治机关的心愿，也实现了陈沂到新区前线增加锻炼增长才干的心愿。
1 9 5 2 年，陈沂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从朝鲜慰问回来，到上海和华东地区宣传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与陈老总一别六年，他原以为在上海可以见到市长陈毅，不想陈毅已回到南京，专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长之职已成挂名而已。由上海到南京，时间安排很紧。陈沂没想到在他作抗美援朝报告时，却见陈老总坐在台下第二排，不时还带头鼓掌。报告一完，他急忙走下台向陈老总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握手说，你怎么也来听我这个讲话? 陈毅说，我怎么就不可以来听你这个讲话? 听前线回来的人讲话比看报纸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陈毅邀请陈沂第二天晚上到他家里，请他吃四川菜。在客厅的沙发上，两个人谈得很多。陈沂说，有人提出谁献的飞机，最好都能写上某某号，如北京号、上海号、山东号。常香玉剧团捐献的，可不可以叫香玉号? 陈毅猛吸一口烟，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也是一种鼓励捐献人的积极性。你们回去以后也可以向周总理提提。
问起朝鲜战场的事，陈毅说，战争不是短时期内能结束的，采取持久防御的方针是正确的。陈毅问，我们华东的九兵团早已开过去了，听说在长津湖一带打得还不错，出了英雄杨根思，你去看过没有? 陈沂说华东分团看过了，慰问团回来在北京作总结时，专门报告了九兵团在朝鲜的战斗情况。陈毅高兴地说，九兵团在华东部队中也是很有战斗力的兵团，在淮海战役中立过大功，希望他们在抗美援朝中再立新功。张茜在一旁催吃饭了。陈老总说，道地的四川口味，你不会喝酒，多少可以喝一点。不喝你们家乡的茅台，喝我们四川的泸州大曲。
陈沂和周总理
1 9 6 2 年，已是陈沂被打成右派监督劳动的第5个夏天。哈尔滨的男女游人成群结队，正是消夏的好时光。陈沂为了看望爱人和孩子，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傍晚时分，陈沂和爱人马楠沿着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而行，快走到松花江畔时，忽然迎面驰来一组车队，向南而去。陈沂突然脑子里一闪，脱口而出：恐怕是总理的车队啊! 马楠还没有来得及说话，车队已经飞快地驰过去了。
5 年来，陈沂历经磨难，但他依然坚定地相信他没有错，相信党总有一天会重新接纳自己。他从报纸上得知周总理近日正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来大庆参观。在北京时，他与总理经常见面。可是现在，他是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周总理还会见他吗? 他和爱人一直到深夜才走回家去。
刚一进门，孩子就埋怨他们这么晚才回来。说省委交际处来电话说中央有位客人要见爸爸，不久他们就开车来了。孩子领着来人到处去找，就是没找着。交际处的同志只好回去。临走留下了电话。陈沂立即回了电话，不多时，交际处的车来了，把陈沂和马楠接到了和平村宾馆。
周总理在参加舞会，他的侍卫长在门口等陈沂。侍卫长在北京就认识陈沂，见了他就说：“陈部长，你到哪里去了? 总理派人找了你好久。”说着把他们引进舞厅。总理一见，立即停下跳舞，把他们拉到一个长沙发上坐下。总理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你这些年受苦了。”握着周总理的手，陈沂感动得说不上话来。原来，车队走在街上时，是邓颖超在车上看见了陈沂，说那不是陈沂同志吗? 总理一回宾馆，就派人去找，并让11 时以前一定要找到。
总理让服务员端来茶水，又问陈沂抽不抽烟。陈沂向总理简单地谈了这几年在下面的情况，总理认真地听完了，说：“在上面工作一段，又到下边去工作一段，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工作会做得更好一些了。”总理又问：“最近毛主席讲了司马迁的故事，你知道吗? ”陈沂回答：“我听了一点儿。”总理把声音提高了说：“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吗? ”说得陈沂浑身热血沸腾。
周总理问陈沂这几年回没回过北京，告诉他应该回北京去看看首都这几年的变化，看看老首长、老战友。这时又有人来请总理跳舞，总理便拉起在一旁谛听的马楠去跳了一曲。总理去大庆的时间快到了，陪总理去大庆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也来催总理去火车站。总理最后又听了陈沂的意见后说：“我回去给萧华说一声。”这时候周总理把陈沂介绍给李剑白，告诉他今后要多多关心。
第二天，哈尔滨便传开了周总理接见陈沂的消息。陈沂听到了有人在说：看来陈沂的右派是抓错了，要不然总理怎么会接见他呢?
陈沂和毛泽东
陈沂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时，华东军区的文艺创作有“三沈”之说———沈西蒙、沈亚威、沈默君。他们在长期的战争中一面打仗，一面写作，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陈沂趁到军事学院讲课之机专门请示了陈老总，组织“三沈”进行创作，歌颂三野和华东部队，同时也是歌颂整个人民解放军。
陈沂任文化部长时，萧华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萧华的具体主持下，军队创办了《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等刊物，创作了《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地下长城》、《战斗里成长》、《董存瑞》、《上甘岭》、《杨根思》、《南征北战》、《保卫延安》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五十年代的军队文化工作，对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9 5 7 年“反右”开始后，有一次在天桥剧场看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陈沂的座位在5 排1 座，毛泽东主席的座位在6 排1 座，陈毅和苏联大使尤金分坐在主席的左右。毛泽东主席进场时，全场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陈沂正好和主席对面。那天陈沂穿戴整齐，佩戴将军军衔。毛泽东一见陈沂，没和别人打招呼，就走过来拉着他手，说：你翻身了! 陈沂一时明白不过来，只听主席又说：这些时右派攻你攻得好苦嘛! 毛泽东指的是前些时部队的几个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遭到社会上的一些人的批评，被说成是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御林军”。陈沂回答毛泽东说：是主席的六条标准保证了我翻身。毛泽东说：“毒草总是要出来的，不要怕，出来就锄嘛! 毛泽东坐下来给陈毅打招呼，说你认识他吗! 他是军委文化部长陈沂同志，他们是左派。陈毅笑着说：我们常打交道，我们是老朋友了。毛泽东又向尤金大使介绍了陈沂。
然而事隔不久，陈沂便被有人指为右派点名批判。《假左派真右派真相大白》的大字标题赫然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对此，陈老总很气愤，亲自给总政打电话，但也无济于事。1 9 6 2 年，陈毅同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哈尔滨参观，给陈沂打电话想见他，但因为时间太紧，就告诉马楠过几天到北京找他详细谈谈，他要帮助陈沂。马楠如期到了北京，在中南海见了陈老总。陈毅回忆起当年在天桥剧场毛泽东主席对陈沂讲话的事，并要陈沂给周总理写封信。陈毅说：总理一定会批给我办，我就给他催办。
不久，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讲了平反的问题：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事后总政对陈沂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决定平反。但谁也没料到，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陈沂的问题又被搁置起来。
陈沂把这看作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相隔2 0 年的漫长的时间里，他写过两首诗。在第一首诗里他写下：受自己党的处分/ 哪怕再重/ 甚至处理错误/ 唯一正确的态度/ 更加忠贞……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不容易啊/ 受自己的党错误处分不发怨言更难/ 有朝一日/ 哪怕日子再长，一年，十年，二十年/ 党总会收回他/ 这一片赤心的“流浪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关心下，陈沂的问题得以彻底的平反，他重新回到党内、军内，并被安排到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
果然就是2 0 年! 陈沂写道：一九七六年/ 我们失去了总理，失去了总司令和主席/ 我可以说终日以泪洗面/ 一听哀乐，我就似撕断了肝肠……我应该感谢谁呀? 我应该歌颂谁呀/ 我们的党和那些在三中全会上英勇奋斗的人/ 我已近七十岁了/ 我的生命也快接近终结/ 但因我坚信共产主义/ 我的生命永远也不会枯亡![6]　陈沂与《文学报》1980年初，上海一些同志创办文学报纸的想法出台后，陈沂同志表示坚决支持，并明确指出两点，一是不要搞什么同人刊物，而是一定要把这张报纸作为在市委领导下的一张文学专业报纸来办。这样，上海现有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加上新复刊的《新民晚报》，再加新办的《文学报》，四张报纸各有自己的定位和个性，也就互相配套了。二是一定要团结全国特别是北京的广大老中青作家共同来办成属于他们自己的报纸，不要有地区限制，这与立足在上海并不矛盾。  陈沂同志题词
1981年3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创办《文学报》【沪委办（81）13号文】。陈沂同志十分关心筹办工作的进展情况。诸多实际问题，如采编人员的组织和编制、办公用房和开办经费等等，陈沂同志一一过问并给以解决。尤为重要的是，陈沂同志就如何落实市委批文，他曾多次及时而具体指示，要点之一是不能关门筹办，要走出去造造舆论，讲明我们办的是属于全国老中青作家自己的报纸。
陈沂同志对《文学报》创刊工作十分重视而认真。这里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当市委批准创刊申请报告之后，陈沂同志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亲自写了报告，把市委的决定和《文学报》办报方针和宗旨，直接呈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的口头批示通过新华社朱穆之同志转告陈沂同志：信已收到，就照这样办。这对正在忙着筹办工作的同仁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陈沂同志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经过艰苦努力，共同奋斗，一张以文学专业为内容的报纸，经过一期试刊一万份，广泛征求意见，又加改进，便于1981年4月2日以崭新面貌呈现给读者。[7]
人物贡献
参与筹建辽沈战役纪念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陈沂同志先后列席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二次和第四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建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中顾委常委、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及建馆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一起解决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过程中陆续出现的诸多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建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陈沂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8-10]  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主编《辽沈决战》1983年8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辽沈决战》一书编辑出版会议。  会上经陈云同志提议，成立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陈沂同志参与了《辽沈决战》前期编辑工作。1987年6月15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任命陈沂同志为《辽沈决战》编辑部主编，并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在陈沂同志及《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组成人员和《辽沈决战》编辑部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和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合编的《辽沈决战》（上、下）一书，于198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并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上首发。[8][11]

人物简介
陈 毅（1971年1月～），重庆市江津区中山镇人，党校研究生。  陈毅
现任重庆市江津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
人物生平
1988年7月～1991年7月，四川省江津师范校学习；
1991年7月～1998年8月，担任嘉乐中学教师；
1992年9月～1995年6月，毕业于重庆教育学院地理专业函授（专科）；
1998年8月～2001年3月，担任重庆市江津区新闻社记者、编辑；
2001年3月～2001年10月，担任重庆市江津区新闻社总编室副主任；
200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1年10月～2004年2月，担任重庆市江津区新闻社总编室主任；
2001年9月～2004年6月，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专业函授（本科）；
2004年2月～2005年7月，担任重庆市江津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科员；
2005年7月～2010年10月，担任重庆市江津区市政园林管理委员会市政园林科科长
2007年10月～2008年4月，挂职石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2009年3月～8月，抽调到重庆市江津区委科学发展观办公室工作；
2010年10月～2011年11月，担任重庆市江津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2008年7月～2011年2月，重庆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2011年11月31日至今，担任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镇委委员、宣传委员。[1-3]
职责分工
分管宣传、教育、体育、广播电视、文化、旅游、关工委等工作，以及相应的安全稳定和党风廉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