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俄国革命史
百科名片
俄国著名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著的一部介绍俄国革命历史的著作。
中文版目录
第一卷 二月革命王凡西 译
中文版自序
关于著者
俄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的特点
第二章 大战中的沙俄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与农民
第四章 沙皇与沙后
第五章 宫廷革命的思想
第六章 皇朝的临终挣扎
第七章 五天
第八章 谁领导了二月暴动？
第九章 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第十章 新政权
第十一章 两重政权
第十二章 执行委员会
第十三章 军队与战争
第十四章 统治集团与战争
第十五章 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
第十六章 党的重新武装
第十七章 四月事变
第十八章 第一个合作政府
第十九章 进攻
第二十章 农民
第二十一章 群众中的转变
第二十二章 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
第二十三章 结论
第一卷附录
一、关于《俄罗斯发展的特点》一章的附录
二、关于《党的重新武装》一章的附录
三、关于《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一章的附录
第二卷 十月革命（上）郑超麟 译
序
第一章 七月事变：准备和开始
第二章 七月事变：高峰和溃败
第三章 七月时布尔什维克派能取得政权么？
第四章 大诬蔑的一个月
第五章 反革命抬起头来
第六章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
第七章 莫斯科国政会议
第八章 克伦斯基的阴谋
第九章 科尔尼洛夫的叛乱
第十章 资产阶级与民主派角力
第十一章 群众在打击之下
第十二章 进潮
第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派与苏维埃
第十四章 最后一个合作政府
第三卷 十月革命（下）郑超麟 译
第一章 十月前的农民
第二章 民族问题
第三章 退出预备国会及为苏维埃大会而斗争
第四章 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五章 列宁号召暴动
第六章 暴动艺术
第七章 占领首都
第八章 夺取冬宫
第九章 十月暴动
第十章 苏维埃专政大会
结论
附录
官僚传说
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么？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之历史的回顾
译者小记[1]
评《俄国革命史》
如修昔底德、但丁、马基雅维利、海涅、马克思、赫尔岑及其他思想家和诗人一样，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作家，只是在流亡中、在他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几年中才达到其巅峰的。他不仅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作为它的历史学家将为后代所永远铭记。关于1917年事件，其他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都未能写出或无力创作出如此壮丽恢宏的叙事，而且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许多作家中，也没有人写出一部能与之抗衡的相反叙事。托洛茨基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才华。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写至今仍是对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的最生动的全景叙述。十月起义以后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写了叙述和分析1917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此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间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中，他持续不断地撰文对他曾亲身参加的那些事件进行历史的阐释。他具有一位历史学家的双重动力：一位创造历史的革命家的激情和一位力求描述革命并把握其意义的作家的冲动。
所有的流放者都在思考过去，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极少的几个人能够赢得未来。但就在这极少的几个人中也未必有谁会像托洛茨基那样被迫在道义和身心两方面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斯大林最初像古罗马人用流放代替死刑那样对他使用了流放这一手段，后来便对用放逐代替死刑不满了。早在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以前，托洛茨基道义上的凶手们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一项工作，即起初是把他的名字从革命的编年史上抹去，随后又将它作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予以恢复。因而使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面对双重的难度：他既要捍卫革命、反对它的敌人，又要捍卫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古往今来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作家如托洛茨基那样在撰写其主要论著时身处这种境地：周围的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的愤怒，剥夺其安静思考的可能性并歪曲其对于事件的观点。托洛茨基的全部激情都被调动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思维的冷静和观点的清晰。他常常回忆起斯宾诺莎的规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他自己却不但哭了，而且也笑了，同时也理解了。
如果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集极端偏激和严格客观性于一身的话，这不全对。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将两者集于一身：它们本来就是他从事工作的光和热，而光和热是不可能被分开的。他曾嘲笑一位学者的“不偏不倚”和“折中公允”是妄想“站在一座被包围的城的城墙上，同时既属于被围者，也属于围城者”。 托洛茨基的地位如其在1917－1922年间那样处于革命的围城之内。然而，参与斗争不仅没有使他的观点迟钝，反而使它变得更鲜明。托洛茨基与旧俄统治阶级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拥戴者们的对立，不仅使他能清晰地看出他们的缺陷和弱点，而且也使他能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在这方面，如在其有关军事问题的优秀论著中那样，托洛茨基的极端偏激与周密审慎、清醒深刻的洞察的确是并行不悖的。对于一个好的士兵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对“山岗那边”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真实的概念，不要把愿望当做现实，不要感情用事。作为十月起义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行动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正是以类似方式行事的。他对革命的描写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
托洛茨基的历史论著充满了辩证法，这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中空前绝后。托洛茨基的方法和风格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他的《俄国革命史》与马克思那些篇幅较短的历史论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法兰西内战》相比，恰如巨幅壁画与小型彩画相比。如果说在抽象思维和哥特式想象的力量方面马克思要高于他的学生的话，那么，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位用线条描绘群众和个体的大师，学生却要优于老师。他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艺术洞见是如此谐调，达到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地步。他的思维和想象并行不悖。他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张力和热情阐述着革命理论，而他的叙述本身因其思想而获得了深度。托洛茨基笔下的场面、肖像和对话无疑是真实的，而且都被他的历史进程观从内部所照亮。其论著的这一显著特点给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刻画性格或场面的语言的力量，尽管托洛茨基的卓越才华常常使人想起卡莱尔。他的笔下有某种同样的技巧、同样的个人惯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动的灯光一样，它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于中心，使之变得异常鲜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义。也许有人会补充说，在力求考察事件的连续性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使人目眩。然而，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具有的只是他依赖的那种令人吃惊的直觉力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却具有一种历史理论，使他有可能理解历史并将事件联系起来。如果将他的著作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世界性危机》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就性格和才华而言，他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似也有差异。在丘吉尔先生的笔下，历史带有个性色彩，事件叙述得生动、有力，与托洛茨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丘吉尔的历史背后没有历史哲学。』
说托洛茨基与丘吉尔有相似之处，这是对的。这两个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之上的人物同样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同样都具有生命力，同样都具有超越自己阶级和环境的预见力和超前性，同样都具有创造性和书写历史的动机。没有必要否认丘吉尔也有其“历史哲学”：他下意识地遵循着这种哲学。而托洛茨基则具有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理论渗透进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目光更加敏锐，尽管他和卡莱尔一样具有强烈而又光彩夺目的想象力，但他还具有善于言简意赅地明确表述思想并保持平衡的能力，这已然是最伟大的经典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迄今所产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也是迄今一直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否定的历史学家。
——依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P229－233[2]
关于著者
  托洛茨基这是第一次：一个在一件大事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人，写下了一本关于那事变的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次：一次革命能被它的领袖之一所回溯着与解释着。因著者写这本书所采取的是客观的方法，用第三人称说到自己，且除被别人所记录的一些之外，他并不谈起自己的行为与经验，所以在卷首让读者事先对他有一点认识，并稍稍知道一点他所起过的作用，仿佛是理当的。
在《列宁全集》（这是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所从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中，凡列宁提到过的一切重要革命家，都附有一篇简单传记。这一人名字汇，是以加米涅夫（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分子之一）为总主编，由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史家编著的。其中关于里昂·托落茨基的一节如下：
“L.D.托洛茨基生于1881年（1879年——编者）。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于1898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不久脱逃出国，与《火星报》（该报由列宁及其他数人在伦敦编印——编者）合作。他以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大会。党分裂后，他参加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之前，他提出了自己特有的与现在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他断定1905年的革命将直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这革命将证明是许多个国家的革命的第一次。他在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开始》（该报在1905年11月至12月间发行于彼得堡）上辩护这个理论。在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举为第一个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5年12月3日，他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被捕，被处终身流刑，放逐到奥勒特尔斯克的罪犯殖民地，他在途中脱逃，亡命国外。托洛茨基择居于维也纳，在那里出版一种通俗的工人报——《真理》，以备在俄国散发。他与孟什维克派决裂，企图组织一个超党派别。……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起，他就采取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参加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编辑部，接受齐美尔瓦尔得大会政纲。见逐于法，他前往美国。二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被英人所执，只因彼得堡苏维埃压迫临时政府向英国提出要求，获得释放。在彼得堡，他参加“区际派”组织，于1917年7月底第六次大会上，在彼得堡与该组织一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七月事件以后，他被克伦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领导暴动”，但不久因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反对而获释。彼得堡苏维埃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更被举为主席，且以这一资格，组织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他自1917年后，即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长，一直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时，以后被任为军事人民委员长。”
在这简单的传记中，托洛茨基在生活中三个最高点都给他说到了：第一，说他在1905年当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即说他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首领（只叫那时确有一个首领的话）；又说他“组织与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暴动”——这意思就是说：在列宁的政治指导下（列宁本人那时躲藏着），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指挥着军队，关于这次革命，就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所要写到的；最后则说他当苏维埃政府中的军事人民委员长。这意思就是说他给新的工人共和国组织了防御力量，创立了红军，进行了抵御反革命军队的战争，反革命得到全世界列强军火与给养的支持，战争在十四个前线上进行，战线延长达七千英里，这战争就在他的领导之下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当最高司令官，享有独立的权力，他独立的程度，可以由这一事实中表示出来，即布尔什维克党与政府的首领——列宁，给他一张白纸，上面签着自己的名，让托洛茨基填发任何在他认为适当的命令或指令。
对于托洛茨基生活中的三个最高点，我们觉得与其我们自己来说什么话，还不如引那些在地位上足以批判他的人的评论，更加有益些。卢那察尔斯基——另一个出名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做过教育委员长，关于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工作，写过如下的话：“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声望，直至他被捕时为止，都是很大的，又因他在法庭上非常动人与英雄式的行为，他的声望更加大了。我应该说：在1905年与1906年的全体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青，但无疑地表示他是最有充分的修养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少带有某种亡命者褊狭性的标记，这标记我已经说过，那时甚至也妨碍了列宁；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究竟夺取政权的广大斗争是什么回事。而他从革命中出来，获得了最大的声望。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没有很大获得。普列汉诺夫则因他半立宪民主党倾向而颇失人心。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便站在前列了。……”
这段话暴露出报纸上的神话，即是说托洛茨基自勃朗克斯一个裁缝的低微地位跃上了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那是多么地荒谬。托洛茨基因为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煽动家，被驱逐于瑞士，法国与西班牙之后，来到了纽约，受到当地斯拉夫族劳动民众的欢迎，把他当作他们过去革命的英雄，与未来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领袖。他向许多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演说过，其中一次，许多美国人还记得吧，就是在希泡屈劳姆大会场举行的，他当一家俄国革命日报——《新世界》的主笔，籍以维持生活。
讲到托洛茨基生活中的第二个大成就——组织与领导1917年的十月暴动，那是毋需介绍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因事实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了。不过有一个人，后来成为他最大政敌的，对托洛茨基的领导所作如下的推崇，读者总会感觉兴趣的吧。在第二百四十一号《真理报》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的生活之第三个大成就，即他在内战中组织红军与指挥红军，也是人所熟知，毋需解释。不过在马克沁·高尔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记载着列宁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功绩的推崇，倒是值得摘引一下的。在高尔基与列宁的谈话中，读到了那谣传的关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睦问题，列宁叹道：“他们仿佛造了好多的谣，最多的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然后，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接着说道：“请告诉我，另外还有谁，在仅仅一年中间，能组织起一支差不多是模范的军队啊！”
我们相信，在托洛茨基的生活记录中——包括他在1905年革命中的年青的勇气，对十月暴动的组织与领导，对红军的创造与胜利的指挥，——这部《俄国革命史》将占据一个地位，这部著作乃是这个确乎多才的与有力的心智的几种最高成就之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