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严济慈
人物简介
严济慈，谱名泽荣，字慕光，号厂佛，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公元1901年1月23日）生于浙江省东阳县下湖严村。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创人之 一。1923年赴法国留学，1925年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科学博士学位。他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地球物理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严济慈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光学研究领域造诣精深。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及名誉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誉主席。
生平概况
1914年就读于东阳中学，1918年以四年均为第一的成绩毕业。1918年夏参加全国六大学区高师联考，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师是当时南方青年向往的最高学府。由于他是家乡第一名考上著名大学的学生，为此，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将东阳中学列为重点中学。入学南高时初读商业专修科（现上海财经大学），一年后转工业专修科，再一年转数理化部读二年级，师从数学家何鲁、熊庆来，物理学家胡刚复等人。1923年夏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因已修满大学规定的学分同时获得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理学学士学位，成为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第一届唯一的毕业生。大学期间自学法文，在中国科学社服务，并编著教科书《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济慈1923年国立东南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1])第一届唯一毕业生。1923年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数理教学硕士、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1927年任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并参加中央研究院筹备工作。
1931年后又在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
1935年，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
1945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美国各地讲学。
1946年，获国家抗战胜利勋章。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后，任中国科代秘书长、中国科联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
1952年后，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
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主任。
1958年后，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执行主席、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8年后获法国总统授予的法国荣誉奖军团军官勋章。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1988年6月6日，南京工学院更名东南大学，严济慈出席更名庆典。
2006年5月13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四）》纪念邮票一套四枚，严济慈荣登“国家名片”。[2]
2012年5月，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同意，一颗国际永久编号第10611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严济慈星”。[3]
成长经历
  严济慈东阳县地处浙中金华地区，本世纪初是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穷乡僻壤，30多户人家的下湖严村坐落在一处贫瘠的丘陵上。严家世代务农，到严济慈祖父辈兼开一间乡村中药铺谋生。父亲严树培11岁时丧父，32岁时与哥哥弟弟分家，分得两亩三分地和一间住房，由于略通中医药，还继承了那间中药铺，但仍难以养活一家人，只得在农闲时长途跋涉于杭州、诸暨等地，做些往返贩运棉纱、煤油、火腿、草籽等的小本生意。严济慈是姐妹兄弟5人中唯一上学的，从小聪颖好学，刻苦上进，深得父母喜爱。他7岁入本村严氏宗祠蒙馆读书。9岁时，父亲从杭州书摊上买回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笔算数学》小学教材，他如获至宝，独自一人钻研，竟能无师自通。年底时已能帮助父亲结算自家中药铺一年来赊销的帐目，令父亲喜出望外。于是，全家节衣缩食，送他到30里外的县城天官第小学插班读书。1914年2月，他13岁时以第一名考入东阳县立中学第三届，在旧式四年制中学里，学习成绩年年第一。尤其在数学方面，表现出善解难题、怪题的特殊才能。三年级时因受校长之命，代替请假老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数学，而闻名县城，又由于英语成绩优秀，深得英语教师、著名翻译家（《飘》的译作者）傅东华先生的喜爱。傅为他取字“慕光”。中小学寒暑假，他帮助父母耕作，学会了包括犁地、车水等全部农活，由此锻炼成强健的体魄。
  严济慈1918年6月，严济慈以终考第一名成绩毕业于东阳中学。夏天，他到省城杭州参加全国6个大区高等师范学校的联合招生考试，以全省初试和南京复试均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还考取了免交学费但需食宿自理的河海工程学校）。当时的“南高”与“北大”齐名，是南方青年特别是穷苦学生向往的最高学府。他入学时读商业专修科，一年后转读工业专修科，因志趣在于自然科学，再一年后又转数理化部读二年级。由于前两年已修完公共课程，这时得以专攻数学和物理，成绩优异，深得著名数学家何鲁、熊庆来和物理学家胡刚复教授的赏识。经恩师们的推荐，他被聘为“南高”附属中学和1921年刚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兼课数学教师，一年后又担任本校《数理化》杂志主编。课余时间，他常帮助胡刚复教授管理当时设在“南高”的中国科学社图书室，并代为预审《科学》杂志的稿件；寒暑假时，应何鲁教授的邀请住进何家，利用自学的法语遍览了何鲁的法文藏书，还得以结识何鲁的老师─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先生，应允为商务印书馆编著两本中学数学教科书。1923年夏，严济慈以第一名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由于他已修满规定的大学学分，故同时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士学位，并成为国立东南大学第一名毕业生（该校应到1925年才有毕业班，严济慈获该校1923年第壹号毕业证书）。同年8月，他编著的《初中算术》（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并被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此前，已向商务印书馆交出了《几何证题法》一书的书稿。鉴于严济慈的这些突出成绩，中国科学社破格接受他为正式社员（按规定，尚未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仅能当“仲社员”）。
  严济慈1923年8月8日，严济慈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第一位入学的女生张宗英订婚。10月，他用为商务印书馆编著两本书的稿费、兼任两校数学教师的酬金以及恩师何鲁、胡刚复、熊庆来3位教授和未来岳父的资助，自费从上海赴法国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同时考得巴黎大学3 门主科 微积分学、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学的文凭，于1925年夏获数理硕士学位。在索尔邦校园布告栏里，严济慈（Ny Tsi-Zé）的普通物理学笔试成绩在3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二名，引起轰动。口试主考老师——著名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教授很器重他，欣然接受他到自己的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指导他攻读博士论文—–精确测定40多年来尚未解决的居里压电效应“反现象”，即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实验研究。严济慈经过一年半的摸索和实验，创造性地采用单色光干涉法测量，精确测定了居里压电效应“反现象”（电压不超过3000伏时其系数仅为6.4×10－8），还超额完成了“石英在电场下的光学特性变化实验研究”，发现了光双折射的新效应。1927年6月，严济慈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法布里教授对严济慈的研究成果非常满意，在随后他第一次出席法国科学院会议时，即以宣读严济慈的博士论文开始了自己的院士生涯。 《巴黎晨报》等为此配以师生照片作了报道，上海《申报》报道时将严济慈的法文姓名Ny Tsi-Zé译为“聂其士”，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7月初，严济慈启程回国，在邮船上结识了国民党元老、留法前辈生物学家李石曾（煜瀛），并再次遇到留法的美术家徐悲鸿，后者为他画了一幅素描，誉之为“科学之光”。他们三人从此成为至交。
1927年8月，严济慈回到上海，各校争相聘任，他不得不同时受聘担任上海大同大学（在南市，校长为恩师胡刚复之兄胡敦复）、中国公学（在吴淞口，校长为恩师何鲁）、暨南大学（在真如，校长为交通部次长郑洪年）和母校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的物理、数学教授，并兼任正拟建中的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尽管他要往返于沪宁两地，每周讲授27节课，但由于他渊博的数理知识，大学时代练就的教学功底，使学生们受益匪浅，深受四校师生的拥戴。
同年11月11日，严济慈与张宗英结婚。1928年夏，他出席了在苏州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年会，并当选为理事。 
  严济慈与张宗英及长子从县立中学代师授课，到大学“连中三元”并为商务编著两本中学教科书；从留学法国，名震巴黎，到回国后各校争聘的“聂其士”，严济慈已成为沪宁地区的年轻名教授。但是，他的志向仍在科学研究。为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1928年秋他毅然辞去四所大学教授教职的续聘，舍弃每月共计880枚银元的高薪，将刚出世的儿子托付给岳父母，利用荣获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一届第一名甲种研究补助金，携夫人再次赴法国从事短期科学研究。在沪宁四所大学校方为其饯行的宴会上，严济慈答谢说：“我这次再去巴黎，为的是更加充实自己，回国后要让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到我儿子他们这一代，就不用再到外国去留学了。”在他的心中已有一幅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蓝图。
先行者
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先行者
从1929年初起，严济慈在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电磁铁实验室从事了两年紧张的研究工作，发表了7篇论文。1930年底，严济慈携夫人从巴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经北平时，感到这里是一个适宜于做科学研究的地方，遂应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之邀，接替李书华出任物理研究所所长。此前，物理所虽成立已一年多，但因李书华主要担任襄理院务的副院长职务，所里又无其他高级研究人员，故实际上没有开展研究工作。严济慈接任所长并任专任研究员后，为研究所的发展投入全部心血。选聘年轻人才，筹建实验设备，选定研究课题，邀请外国著名科学家来所讲学。到抗战爆发前的短短六、七年里，就把物理所办成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成果丰硕、人才辈出的学术机构。该所主要“开展光谱学、感光材料、水晶压电效应、重力加速度和经纬度测量、物理探矿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六、七十篇论文；从1932年至1937年相继应邀访华的郎之万（1931－1932）、朗谬尔（1934）、狄拉克（1935）、哈达玛（1936）和N.玻尔（1937）等都曾到物理所参观、讲学和交流。为培养年轻人才，严济慈每年挑选接受二、三名大学毕业生，对他们认真指导，选定课题，严格要求，并亲自参与研制仪器和进行实验，很快便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当这些年轻人具备独立工作能力时，严济慈就大力举荐他们到英、法、美等国的著名实验室去深造，先后有陆学善、钟盛标、钱临照、翁文波、吴学蔺、钱三强、方声恒、陈尚义、吕大元、杨承宗等十余人，后来他们都成为著名科学家。
严济慈在领导物理学研究所工作的同时，还创建了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
20年代，严济慈两次赴法期间，与居里夫人有过多次交往。1925年在巴黎大学为完成精确测定居里压电效应“反现象”的博士论文，他曾向居里夫人借用居里先生早年用过的石英晶体片；1929年他在居里实验室帮助居里夫人安装调试过一架新购置的显微光度计，并用它做了测量研究工作，发表了有关论文。因此，当居里夫人得知严济慈将于1930年底回国时，就表示愿意送给他一些放射性氯化铅，以支持他在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工作。严济慈回国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所长后，很快于1931年3月31日写给居里夫人一封信（但迟至6月1日才寄发），就筹建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一事，向她请教购买标准含镭盐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放射学研究等问题。居里夫人很快于7月27日给严济慈回信，给予了热心的指导，并对筹建中的镭学研究所致以良好的祝愿，希望它“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
自1932年起，严济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直到1948年。10多年中，他积极倡导和支持我国放射化学研究，特别是在为我国培养出3位优秀的放射化学和核物理科学家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1)1927年秋他取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前，向居里夫人推荐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郑大章到她的实验室工作，使郑大章于1929年成为居里夫人的第一名中国学生（另一名于同年底也从国内抵达巴黎），并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郑大章1934年春回国后，成为镭学研究所的主要科学家，开拓了我国放射化学研究工作，但不幸于1943年38岁时英年病逝。
(2)1936年秋，钱三强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所，严济慈对他悉心培养，亲自指导他开展课题研究。1937年7 月，严济慈利用在巴黎出席法国物理学会年会等活动的机会，又亲自把钱三强推荐给约里奥－居里夫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共同指导下，钱三强于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在他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最优秀的一员”。他和夫人何泽慧1948年夏回国后，在北平研究院镭学所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原子学研究所，由钱三强接任所长。
(3)还有一位是我国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他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秋到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与郑大章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镤的定量提取及其载体元素化学的论文。严济慈考虑到华北形势危急，1936年初让他到上海筹建放射化学实验室，后来成为镭学研究所上海分所，他与郑大章合作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并于1941年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论文《β射线的吸收系数》，成为β射线背散射现象的实验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公费留法考试，取得第一名，因抗战爆发而未能成行，严济慈对此一直难以忘怀。二战结束后，严济慈于1946年向约里奥－居里夫人写信大力推荐杨承宗，并让因欧战一直滞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钱三强就近介绍。杨承宗于1947年初进入居里实验室工作，担任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助手并指导学生的实验工作，1951年秋他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杨承宗辞行时，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对他说：“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的最好办法是自己研究制造原子弹。请转告毛泽东主席，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掌握原子弹的奥秘。”他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碳酸镭的碳酸钡标准源送给杨承宗（该标准源现珍藏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杨承宗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放射化学、辐射化学、射线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1958年起调到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主任，为我国放射、辐射化学的开拓、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27年至1938年的12年间，是严济慈科学生命力最活跃的时期，他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以及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的作用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成果。他单独或与合作者一起共发表53篇论文，其中前11篇是他1927－1931年在法国的工作，后42篇是在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工作，后者中的大部分是他和他直接指导下的青年工作者合作完成的。53篇论文中，法文40篇，英文12篇，德文1 篇，除4篇在英文版《中国物理学报》发表外，均刊登在法、英、美、德等国重要学术刊物上（如《法国科学院周刊》、《自然》、《物理评论》等）。其中一些重要成果广为中外学者所引用或加以发展，有些则被收入著名的专著中。1986年，科学出版社汇集出版了《严济慈科学论文集》。
鉴于他取得的学术成就，1935－1938年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45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有关学术机构讲学一年，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
社会责任
“七·七”芦沟桥事变时，严济慈正在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消息传来，他在大会上发言谴责日寇侵略中国和威胁轰炸古都北平的罪行。随后又经李石曾推荐，协助刚到巴黎的中共旅欧领导人吴玉章与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联络，共同在巴黎开展抗日宣传。严济慈在回国途中应里昂天文台台长杜费教授宴请时接受《里昂进步报》记者采访，再次发表了抗日言论，致使他和家中都遭到日本特务的监视。他无法再回到北平，就从香港绕道去云南昆明考察，决定将物理所主要人员和设备从北平撤退至昆明。 
八年抗战期间，为适应战时需要，严济慈在昆明领导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全体人员，全力从事军需用品的研制和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应用物理研究工作。在远郊黑龙潭龙泉观的破庙和简易平房里，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他亲自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认真装配，严格检验，带领全所员工先后制造出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国军队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还制造出500台1500倍显微镜，200架水平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供野战和后方医院及科研教学的需要。在此期间，他训练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光学工人，为后来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43年11月，严济慈因“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经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推荐而受到国民政府奖励；1946年夏，严济慈被国民政府授予为抗战胜利而颁发的三等景星勋章。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中。1948年初，他出任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加入了九三学社。3月29日他在北平科协成立大会演讲中指出：“目前的情形实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学家寸步难行、寝食不安的地步”，并公开抨击“约里奥·居里夫人到美国访问被拘”一事。9月8日，他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题为“科学工作者的愤慨”的演说，再次指出“在这一天不如一天的情形之下”，“研究的环境，比十年前坏得多”，报载时都加了称其“分量很重”的按语。同月下旬，他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大会后，为抵制国民党政府当局威逼利诱科学家迁往台湾的图谋，毅然南下昆明，与尚滞留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夫人和3个幼子团聚。这年年底，北平郊区已获得解放，正在清华大学数学系读书的严又光（严济慈之长子）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舅舅张宗麟。时任北平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的张宗麟，嘱其“快打电报叫你父亲回来”。严济慈接电后即从昆明转赴香港，等了一个多月，于1949年3月冒险与胡愈之等民主人士一道乘坐第一艘北上塘沽的海轮，回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城。
从此，严济慈以高涨的热情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政治社会活动，并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5月6日，他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上作了《青年与科学》的长篇专题报告，这是全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活动的三场主报告之一。他在报告中分析了“过去中国科学不能发展的原因”、 “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偏向”和“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觉醒”，提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并向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武装自己，锻炼自己，团结起来，为中国科学努力，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整个人类服务”的奋斗目标。同月14日，他积极参与以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个团体的名义联合发起并主持召集了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促进会，并在7月18日闭幕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科代会”）筹备会上被推选为秘书长，协助吴玉章主任委员负责“科代会”的筹备工作，成为继抗战初期在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工作后两人的第二次合作；同日当选为我国科学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15名正式代表之一，随后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并参与提出了“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
与此同时，严济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尚未恢复科研工作的情况下，应中共中央军委的委托，领导该所职工经两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于10月上旬即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架镜头质量可与美国产品媲美的巴拿马瞄准镜，并抓紧磨制大批镜头予以装配，供第四野战军等部队南下作战用（总计5000套）；同时应新华社广播电台的要求，研制了大功率广播用石英振荡器，以及应东北解放区物理探矿之急需而在华北大学举办了培训班。
心系教育
严济慈在大学读书期间就编著过《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二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多次再版。《初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时算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使用近20年，并被东南亚一些国家所采用。40年代后期，他因无研究工作可做，迫于生计，又编著出版了《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和《初中理化课本》等一系列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哺育了几代青年。 
1927－1928年他同时在沪宁四所大学担任教授，深受学生欢迎。他当年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如陆学善、钱临照、顾功叙、余瑞璜、吴学蔺等等。
后来，他专心从事科研工作，但也一直关注中国的教育。
1958年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报告，到9月20日学校开学，其间只用了3个月时间。严济慈作为学校筹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参与了学校的创建工作。他怀着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和对发展科技事业的一片赤诚，不顾年近六旬，欣然走上已阔别30年的讲台，亲自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和电动力学课程，且长达6年之久，重现了30年前的教授风采。他渊博的知识，对科学的透彻理解，精辟的论述，高超的讲课艺术，生动传神的语言，加上由训练有素的助教们所做的高水平演示实验，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了青年学生。每逢他讲课，在大阶梯教室里甚至还会站着许多人，连外校的学生和助教也慕名赶来听讲，他曾经在学校的大礼堂为8个系的700多名学生上课，盛况空前，传为美谈。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不仅培养了科大最早几届数千名优秀毕业生，而且使一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科研、教学、管理等方面的骨干，有些已成为两院院士、著名发明家和高级领导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根据严济慈的讲义出版了《电磁学》、《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等书。
1961年严济慈出任科大副校长，负责领导全校教学及4 个系和3 个教研室、处。学校认真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以及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打破理工分家的学科建设模式，提出了培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验技能、科学的创新意识和外语能力等综合素质的专门人才的教学目标，使刚成立才几年的科大就跻身我国重点高校第四名。  中国科大科大在文革中下放安徽合肥，损失惨重。1980年2月，严济慈继郭沫若之后出任科大第二任校长，着手实施科大南迁后的第二次创业。严济慈为此呕心沥血，贡献卓著。
1980年7月，严济慈与李昌副院长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二次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培养高水平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完整体系的培养目标；继续贯彻和发展“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推动学校与研究所的进一步结合；增设一些国家急需的新兴技术方面的系科、专业；加强教学与科研的联系等一系列重要决策。在担任校长的5年中，严济慈高瞻远瞩，高度关注和推动解决科大战略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为科大第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顾耄耋之年，多次到合肥检查指导学校工作，亲自前往拜访安徽省和合肥市领导，争取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对新校区的规划、同步辐射实验装置工程设计上马以及与日本东京大学的合作交流等重大事项，对抓好教学质量、加强科学研究和中青年师资培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1983年11月他上书邓小平，要求将科大增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10所大学之一，很快得到邓小平的批示同意。这5 年里，科大在全国教育战线率先拨乱反正，选派一批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放办学的新举措，逐步建立起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完整教育体系，调整了学科结构，增设了一些新兴技术方面的系科和专业，创建了我国高校中第一个大型科学工程──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班，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培养出了第一批博士，学校各方面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84年5月，84岁的严济慈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名誉校长。1988年5月，严济慈为中国科技大学校庆30周年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为学校提出了新的宏伟目标。
在重建科大的同时，严济慈还积极参与筹划在北京原科大旧址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于1977年9月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在北京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这份请示报告5天后即获批准。严济慈于1977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的文章。1978年3月1日该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严济慈出任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面对当年883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专职教师很少、校舍严重紧缺、课程体系尚未建立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严济慈带领全院师生迈出了坚定的步伐。首先是确定了培养目标──“政治觉悟高，知识面广，专业训练好，进取心强，敢于攻难关、攀高峰、开拓新方向的新一代生力军”。其次是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优良传统，聘请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担任兼课教师，使研究生们能很快接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并注意与社会科学的联系与结合。同时，面向世界，开放办学，聘请了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李远哲、波特和桑格等世界级大师到校讲课和作学术报告，其中尤以李政道和杨振宁授课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到1984年9月严济慈改任名誉院长之前，科大研究生院已建成具有科学院特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即以二级学科为基准将课程加以规范，体现“重基础、重前沿”，定期对课程进行质量跟踪调查，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体系。这6年间，共有近3000名研究生从研究生院结业，进而转入京区有关研究所从事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研究生院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专职教师队伍和有关实验室，并开始招收本院直接培养的研究生。
为了加快培养高级科学人才的速度，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79年，严济慈与李政道联合发起、共同建立了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培养年轻的物理学留学人才。严济慈担任中方招考委员会主席，负责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争取到美国几十所大学的全额资助，历经9届，共选拔915人。这些学生在美国成绩优秀，逐步成才，部分人已开始回国服务。 1990年严济慈九十华诞时，编辑出版了《严济慈科技言论集》，辑录了从1923年至1990年的89篇文章，这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其中，首次发表于1980年第11期《人民教育》杂志、继而修订转载于1984年第1期《红旗》杂志的《谈谈读书、教书和做科学研究》一文，是根据他与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多次座谈时的讲话整理而成，历年来被多种书刊争相转载。文章中表达了一位老科学家希望自己的科学生命在一代代青年身上得以延续的殷殷深情。
另类情书
严济慈早年的情书很特别，频繁地向恋人张宗英“汇报”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时，他还将某段时间的账目清楚地排列出来。1924年9月2日写于巴黎的一封情书中，他就列出了从1923年12月到1924年5月接收的汇款情况(“何师”指何鲁，“熊师”乃熊庆来，“胡师”是胡刚复，“爱”指张宗英，“方”即法郎，“元”即当时中国的银元)：
十二月(何师来) 
500方合65元约 
一月(何师来) 
800方合90元约 
五月(何师来)1500方合190元约 
五月(熊师来) 
850方合100元 
五月(爱出，胡师代寄出) 
889方合80元 
五月(胡师来15磅)1286方合130元约 
六个月时间，严济慈一共收到汇款655元，除80元那一笔由“爱”张宗英出资外，余下皆来自何师、熊师和胡师三人。他们为什么要给严汇去在当时数量不菲的钱款呢？ 
1918—1923年，严济慈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因其天赋出众且肯下工夫，很快受到一些老师如何鲁、熊庆来、胡刚复等人的器重，尤其是何鲁，更是像对待自家子弟般地关心他、指导他。后来，何虽然从南京转往上海任教，但还是与严济慈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在严尚未大学毕业时，何还向出版界的朋友推荐了严假期时为中学生补习功课而写的数学讲稿，使严济慈得以在大学期间就出版了算学处女作《初中算术》。 
1923年，严济慈大学毕业，他想出国深造，但却没有官费名额，自费的话，家庭又根本负担不起。何鲁了解到学生的困境后，就和熊庆来、胡刚复一起，为严济慈筹集了几百元路费，且表示待严到达留学目的地法国后，他们还将陆续寄去生活费与学费。三位老师说到做到。1923年12月，严济慈刚到巴黎一二十天时，何鲁的第一笔汇款500法郎就寄到了；以后，不仅何鲁给他寄钱，熊庆来、胡刚复二位老师也给他寄。在此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严济慈写给张宗英的信中，又多次提到收款的事。后来，严济慈申请到了官费，几位老师才停止汇款。 
在1924年5月5日的情书中，严济慈说，何鲁老师1919年7月回国，8月在北京结婚，9月到南京执教。当时，曾向一机构借款400元，直到1923年才还清；在1924年6月18日的情书中，严济慈将何鲁用法文写的一封信译成中文，抄给未婚妻看。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
你到法国之后，内子病复，且极厉害，我的钱差不多全用在他身上，这就是吾迟寄钱给你的原故。今天，吾已做前所不能做的，电汇千五百方，由内弟朱君转，当已先此函收到。倘我的情形放松一点，吾再寄你钱，不过至早要等两月之后。 
很要你好的何鲁 
四月卅日 
严济慈在情书中告诉未婚妻，自己决不乱用一个钱，而且，要时时刻刻自问，是否对得起恩师们。入巴黎大学后，他于一年之内完成了三门主课——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建校以来史无前例(此前法国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效力，从严济慈起，法国开始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1927年，他又成为第一位在法国科学院宣读论文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荣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的华人。 
据说，严济慈出国之前，何鲁将自己与熊庆来、胡刚复一起筹集的路费交给学生时，说:不要讲什么感激的话了，只要你学有所成，日后报效国家，我们的心已足矣。
家庭
严济慈和张宗英的五个儿子和儿媳在科学文化界都有一定的建树。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为严家有如此多的科学家感到惊奇和钦佩。 
长子：严又光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是中国第一台数字式计算机的主要设计者。
大儿媳：杜竟中毕业于东北工学院采矿系，现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二儿子：严双光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生前从事飞机制造工作。
二儿媳：胡立生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乌拉尔联邦大学前身）冶金系，原从事飞机制造研究工作，现为国家计委所属华阳能源集团副总经理，欧美同学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四儿子：严四光毕业于燕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中国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
四儿媳：龚景嘉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财贸学院副教授。
五儿子，严武光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现为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五儿媳，高文绣毕业于苏联科大学物理系，现为中科院高能所副教授。
六儿子，严陆光毕业生于苏联莫斯科动力大学院电工系，现为宁波大学校长。
六儿媳，吕锡恩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现为中科院化学所副教授。
纪念
严济慈图书馆
严济慈图书馆位于金华市江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永康街。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可藏书100万册，现有藏书40多万册。1997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该馆是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技信息情报中心和名人纪念馆于一体的多功能的现代化图书馆，是金华标志性的文化建筑之一。该馆配置有先进的计算机系统，语言、图像、数字通信系统以及具有烟雾检测、自动报警、自动喷淋功能的安全监控系统和中央空调等现代化设备。 
严济慈纪念馆，设在严济慈图书馆内。严济慈纪念馆充分运用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资料、实物，并辅之以相应的文字说明，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严济慈一生的业绩。
严济慈塑像
严济慈的母校浙江省东阳中学、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技大学都立有严济慈先生塑像。
东阳中学于建校百年之际立起了严济慈塑像，雕塑由东中校友、我国著名雕塑家、长沙雕塑院院长朱惟精设计。[4]
  东阳中学迎来三位老校友  东阳中学校园雕塑：科学泰斗严济慈
言论
1、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你发表的论文，10年之内没有人引用过──因为科学研究总是有连续性的，这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可做可不做，是可有可无的，与整个科学丝毫没有发生关系。
2、一个科学家成为杂志、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并不难，但要成为一个书本人物，至少是几十年，书本上都要提到他的研究成果，这就很不容易。......对于这些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愈浅显的教科书愈是提到他们的名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能满足于做新闻人物，而要扎扎实实做研究工作，对科学的发展做出成绩来，争取做一个书本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