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
简介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简称《SPS协议》）是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一项新协议，隶属于WTO多边货物贸易协议项下。从《SPS协议》在WTO规则整体结构配置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其内容独有的制度安排来看，它突出地反映了WTO各成员国努力追求维护国家主权与实现开放式贸易体制利益之间的平衡。由此，该协议的目标被巧妙地概括为：“维护任何政府提供其认为适当健康保护水平的主权，但确保这些权利不为保护主义目的所滥用并不产生对国际贸易的不必要的障碍。” 在WTO诸项协议实施六年多的时间里，《SPS协议》经WTO争端解决机构的适用而得以充分的展示与检验。由于SPS问题涉及WTO体制中一类较敏感的事务，所以，《SPS协议》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贸易纠纷都产生出了大量的、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拟从该协议本身所构想的价值功能着手，重点针对它在争端解决机构适用中所体现的效用及相关法律问题加以考察与探讨，旨在为中国入世后有效地遵循与利用该协议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意见。
产生背景及主要内容
《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简称SPS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在长达8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多边协议。产生背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各国实行动植物检疫制度对贸易的影响已越来越大，某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农畜产品市场，多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来阻止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其中动植物检疫就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技术壁垒措施。由于GATT和TBT对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约束力不够，要求不具体，为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许多国家提议制定了SPS协议，它对国际贸易中的动植物检疫提出了具体的严格的要求，它是WTO协议原则渗透的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产物。主要内容第一、采取“必需的检疫措施”的界定 
1.所采取的检疫措施只能限于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范围； 
2.应以科学原理为根据（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如缺少足够依据则不应实施这些检疫措施； 
3.不应对条件相同或相似的缔约国成岐视；不应构成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第二、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是国际间检疫的协调基础。
第三、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简称PRA）：通过风险评估确定恰当的检疫保护水平，检疫措施应考虑对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风险性。要获得生物学方面的科学依据和经济因素。
第四、非疫区及低度流行区的概念。 
第五、检疫措施的透明度。 
第六、等同对待。 
第七、双边磋商和签订协定。 
第八、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或差别待遇：各成员国在制订检疫措施时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给予较长的适应期，并提供技术帮助等。 
第九、磋商和争端解决：涉及科学或技术问题的争端中，由专家组、技术专家咨询组或向有关国际组织咨询进行解决。 
第十、管理：成立SPS委员会，负责执行和推动各缔约国执行SPS协议，发挥磋商和协调作用。
组成及条款
它由前言和正文14条及3个附件组成。主要条款有：总则、基本权利和义务，协商，等效，风险评估和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的确定，适应地区条件，包括适应病虫害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的条件，透明度，控制、检查和批准程序，技术援助，特殊和差别待遇，磋商和争端解决，管理，实施和最后条款。协议涉及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食品的进出口规则。协议适用范围包括食品安全、动物卫生和植物卫生三个领域有关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明确承认每个成员制定保护人类生命与健康所必须的法律、规定和要求的主权，但是保证这种主权不得滥用于保护主义，不能成为贸易壁垒和惩罚措施。协议规定各成员政府有权采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但只能在一个必要范围内实施以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及健康，而不能在两个成员之间完全一致或相似的情况下，采取不公正的差别待遇。协议鼓励各成员根据国标标准、指导原则和规范来建立自己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的宗旨是规范各成员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行为，支持各成员实施保护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规范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的国际运行规则，实现把对贸易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协议的附件1为《定义》，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调，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风险评估，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病虫害非疫区和病虫害低度流行区等作出定义。附件2为《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透明度》，它包括法规的公布、咨询点、通知程序、一般保留等规定。附件3为《控制、检查和批准程序》，它是关于检疫机构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应遵循的程序和要求。
根据协议规定，设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负责协议的实施。
地位及规范价值
乌拉圭回合以前，没有独立的《SPS协议》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它为东京回合所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所涵盖。但在乌拉圭回合中形成了体系化的货物贸易多边法律体制，由GATT94和12个附属协议组成。《SPS协议》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TBT协议》）相分离，作为单独的一个附属协议。如此安排既有WTO协议整体框架各协议彼此衔接、交互作用的设计构想，又有其自身角度的独有考虑。 
在总体上，12个附属协议共同遵循GATT的基本原则，延伸并具体发展其各项制度，除在适用范围上各有分工以便操作与解释外，它们彼此之间尚担负着交互作用、拾遗补缺的职责。从而一方面，通过其相互补充、良好衔接来保证整体制度体系的周延与完整，防止出现“真空地带”所致的漏洞；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在各司其职、分工有序的条件下形成“合力效应”以保证高效、便捷的调整。《SPS协议》在WTO规则中的地位恰恰体现了这种规范价值。 
首先，《SPS协议》与其他11个附属协议一样，虽然与GATT94同属于《WTO协议》附件1A“货物贸易多边协议”项下的协议，但它们与GATT94之间构成类似于单行法典中的分则与总则的关系，或相当于同一部门法中的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12项附属协议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诠释GATT的原则性规定，并加以具体化。正因如此，WTO关于附件1A的总体解释性说明中，为GATT条款与各附属协议条款发生冲突时确立了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原则。 
其次，《SPS协议》是与《农产品协议》相伴生的产物，并构成《农产品协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农产品协议》是乌拉圭回合的一大贡献，它把长期游离于GATT体制之外的占世界贸易总额13%的农产品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轨道。依照GATT法纪所要求的尽可能仅以关税提供保护的原则，《农产品协议》中极其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建立“单一关税制”（tariff-only regime）（即关税化）。由此，各国广泛使用的对农产品的所有保护措施，包括数量限制（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差价税（variable levies）、进口禁令（import bans）或其他非关税措施，全部以进口关税取而代之。关税化的过程彻底改变了反对进口农产品的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保护性壁垒结构。 但与此同时，由于GATT第20条（b）项承认各国政府在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与健康所必需的情况下，具有限制贸易的权利，因而，许多国家担心在关税化后，由于农产品的非关税措施被禁止采用，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更多地和不合理地对贸易使用动植检限制措施变相地限制农产品贸易。《SPS协议》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 实际上，从《农产品协议》序言及其第14条的表述 中，我们都可以知道，《SPS协议》本身就构成了《农产品协议》的一项内容。赵维田先生据此称之为“与进口准入、出口竞争、国内支持并列成为《农产品协议》的第4根支柱。” 
再次，《SPS协议》与《TBT协议》在适用范围与具体内容两方面呈互补之态。 
在适用范围上，《SPS协议》的适用范围界定清楚但相对狭窄。协议第1条规定：“本协议适用于所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其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下简称SPS措施）则专指由其附件A第1条所下的定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用于下列目的的任何措施：（a）保护成员领土内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虫害、病害、带病有机体或致病有机体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b）保护成员领土内的人类或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饮料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所产生的风险；（c）保护成员领土内的人类的生命或健康免受动物、植物或动植物产品携带的病害、或虫害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或（d）防止或控制成员领土内因虫害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其他损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包括所有相关法律、法令、法规、要求和程序……。”由此， 我们发现，由该协议所调整的SPS措施其实就是用于防范所列举的四种风险（以下简称为特定风险）的各种技术措施。换言之，它们原本是属于TBT措施范畴的，是被《SPS协议》“特定化”了的TBT措施。经过特定化处理，使它们得以与其他TBT措施（或称之为“非SPS措施”）明确地区别开来。与《SPS协议》这种明确但相对狭窄的适用范围比较而言，《TBT协议》的适用范围无疑要广泛得多，也不易把握得多。概括地说，它包括了适用于针对所有产品，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产品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而仅排除了“政府机构为其生产或消费要求所制定的采购规格”（政府采购的技术规格）与“《SPS协议》附件A定义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措施）。 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相结合——前者穷尽列举SPS措施的使用目的而形成明确的范围界限，后者“兜底式”加以概括——组成一个法律规制范围的完整集合体，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两协议在职责上的分工不应在管辖范围上造成任何空白”。 
两协议在内容上，特别是在各自所体现的对GATT相关条款的解释作用方面亦相得益彰。尽管两协议都被视为是根据GATT第20条（b）项授权采取的“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的解释， 但它们仍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一方面，《SPS协议》完全就是对该项条款所包括的一般例外的解释，或者说补充与具体发展了其规定内容；而由《TBT协议》所涉范围的广泛性所决定，第20条（b）项只构成其涉及范围的一部分，即它所有措施中的，为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那部分措施。另一方面，《SPS协议》的所有内容都紧紧围绕第20条（b）项，对作为例外的“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措施的动机和它的“必需性”加以诠释。由此，凡符合了该协议各项规定的SPS措施即可被视为满足了“例外”所要求的条件，得以豁免GATT的相关义务。《TBT协议》则不然，虽然在字面意义上，TBT措施也可归于GATT第20条所列的若干例外事项，但该协议本身并没有从解释例外的角度出发，更没有具体规定构成例外的标准与条件，而是直接地、更为具体地重申了GATT的基本义务。
动态价值效应概述
简介
如前所述，《SPS协议》集中反映了WTO缔约各方在制定协议时所渴求的，维系每一成员为保护自己境内居民而采取技术手段（SPS措施）的需要与通过一个开放的贸易体制来保证实现其贸易利益之间的平衡的强烈愿望。 基于此，协议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允许实施为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之措施的同时，保证这些措施不得滥用于保护主义的目的，不对贸易构成不必要的障碍。从法理的角度上看，任何法律规范价值取向的落脚点都归结于正义与利益或正义与秩序。利益的平衡，秩序的维系也就是正义的实现过程。虽然上述关于《SPS协议》法律规范的静态分析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的规范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更多体现的是法律之应然性。真正能够反映其实然性结果的，应当从该协议的法律实效出发，着眼于其动态适用层面。 
自WTO规则生效以来，到目前为止，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的SPS案件已有十余起，约占争端解决机构（DSB）受案总数的6.5%。 绝对数量虽然不算多，但成员国将SPS之争诉诸争端解决机制（DSM）的频繁程度却颇为引人注目。加拿大和美国是最积极利用DSM作为贯彻政策工具的国家，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彼此之间，以及与欧盟和日本）则常常成为其指控的对象。韩国的SPS措施在协议实施早期也颇受关注。 至今，已有三个纠纷经过了根据争端解决谅解（DSU）所规定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的全过程。分别是，最受关注的美国和加拿大对欧共体禁止使用添加剂饲养的牛肉进口提起的申诉；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关于新鲜、冷藏、冷冻鲑鱼的进口禁令纠纷； 以及美国诉日本为限制有关农产品进口而实施的品种测试要求。 这三个案件中争议的措施已经反映了《SPS协议》的全部范围——对人类健康（荷尔蒙案）、动物健康（鲑鱼案）和植物健康（品种测试案）的保护。在这三个典型案件的审理中，《SPS协议》的长处和不足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对协议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阐释。从2000年对WTO诸协议实施第一个五年的审议结果来看，各界普遍认为，SPS问题属于WTO体制下处理的一类较敏感的事务。协议本身及由此所产生的案件都是大量被争议的话题。但是，尽管协议出现了一些解释方面的问题，它仍然被证明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极为有效的工具。它的有效性与灵活性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概括起来，《SPS协议》的实际适用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法律上看，协议本身即构成一项积极抗辩
（an affirmative defense）
鉴于协议是对GATT第20条（b）项所包括的一般例外的解释，其原则是建立在成员国可以合法地主张其SPS措施是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特定风险所必需的基础之上。 由此，一项针对特定的健康或安全风险的措施（SPS措施），即使不符合GATT的规定，但因为可以适用《SPS协议》主张抗辩，从而被有效地纳入到GATT第20条（b）项的一般例外中， 并得以豁免GATT的相关义务。 
适用性与可操作性
由于协议的范围界定清楚且相对狭窄，因而在乌拉圭回合中各谈判方能够就所有的SPS措施合法性的一些客观标准达成一致，并把这些标准转化成有约束性的纪律。该协议第2.2条和第5.1条作为核心纪律为进口产品的SPS措施的适用确立了可确认的标准。它们的存在不仅为贸易本身增加了确定性；而且，在争端解决中被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反复援引，并作为裁决之坚实依据。这与《TBT协议》很难被适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协议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SPS之诉所反映的一些共同特点来看，一方面，尽管申诉方大部分的法律请求都是依据协议中的几个核心条款提出的；但另一方面，争讼各方却很难在这些条款的理解上达成共识，往往有赖于DSB的裁决。这就使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有机会，也有必要在不同的案件中、不同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措施和法律问题，对这些条款加以反复论证和阐释，以不断地演绎和明晰其具体含义。事实上，正是由于协议静态规范与DSB动态适用的相结合及其互动作用，再加上SPS问题所特有的敏感程度与复杂性，才使《SPS协议》在实施后短短的几年中，得以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并成为WTO诸协议中倍受瞩目的协议之一。而且，可以预见，随着国际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与复杂化，随着国际社会对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的保护要求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未来适用空间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所涉具体法律问题分析
如前所述，在协议的适用过程中，其所涉主要问题集中在有关协议核心条款的解释上，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实体规则的含义及逻辑结构问题；二是协议所涉程序性问题；三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SPS之诉中的职责行使及其限制问题。其中，对于协议程序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协议的溯及力和举证责任的归属问题，已在DSB的审理实践中形成了为各方所接受的定论和做法，没有很大争议；而有关DSB的职责行使及其限制方面，问题较多，既包括了DSB审理各种类型案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共性问题，如司法经济（judicial economy）的可行性、上诉机构完成分析（completing the analysis）的局限性、DSU第11条“对事实作出客观评估”的衡量尺度以及裁决执行环节上的难题等；也包含了DSB审理SPS案件所遇到的特有问题，如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评判复杂科学问题的能力、向技术专家征询意见的方式等等。对这些问题，虽在理论与实务界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似乎并没有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依笔者观点，它们大部分都不是DSM本身所能解决的，多数受制于WTO各项协议的内容，特别是受到DSU所确定的争端解决机构各项权利与义务的制约。鉴于WTO多边法律机制的性质，也鉴于DSB在整体制度中的角色定位，都决定了近期内它无法突破既定的协议框架作出大的调整与完善。所以，在这方面过多纠缠对实际运作没有太大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只从《SPS协议》实体规则的角度来探讨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赵维田先生把《SPS协议》的实体规则归纳为三大原则：科学证据原则；国际协调原则、风险评估与适度保护原则。 相应地，其具体内容规定在协议的第2条、第3条和第5条中。关于条款的基本含义在荷尔蒙案中，专家组认为，依据协议起草者的本意，第3.1条的“根据”与第3.2条的“符合”同义。这基本与秘书处的上述解释是一致的。但上诉机构认为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其理由在于：首先，就一般含义而言，“根据”不等于“符合”；其次，第3条的不同款项中分别使用了不同的措辞，这更表明其各自所指不同；第三，从第3条的目的来看，也不支持专家组的这种解释。即第3.1条是要求成员国的SPS措施全部或部分地“根据”国际标准，也就是简单地“依赖于”（built upon）国际标准或受到国际标准的支持（supported by）即可。它意味着如果一项措施采纳了某些（无需全部）国际标准的因素，就算是“根据”了国际标准。 但是，一项措施只是按照第3.1条“根据”一个国际标准，并不能自动地被归之于第3.2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下。因为依据第3.2条所规定的可以予以推定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形，是专门适用于那些把国际标准“完全地具体化”或“完全由国际标准转变而来的自治标准”的各种措施。至于第3.3条最后一句话，上诉机构所作的解释是：对于没有根据国际标准的措施，就要求具有第2.2条所规定的充分科学理由和遵从第5条必须进行风险评估的要求。在荷尔蒙案中，上诉机构明确指出，科学证据原则与风险评估对于在《SPS协议》下促进国际贸易与保护人类健康与生命这两种相互依存但有时又有冲突的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微妙与精心谈判达成的均衡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荷尔蒙案上诉机构的意见，不少学者表示异议。有人提出，上诉机构本应当支持专家组的意见，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也没有明确界定“根据”的含义。“根据国际标准”究竟是要求成员国做些什么，上诉机构的措辞十分隐晦，仅暗示了一项措施与一个国际标准之间不是同一关系（less-than-identical relationship）。 在这种情况下，当成员国要实施一项卫生措施时，DSB的裁决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指导。而更为严重的是，依照上诉机构的认定，只要一项措施采纳了国际标准的某些（无需全部）因素，就算符合了第3.1条的规定——“根据”了国际标准。这实际上削弱了SPS协议的义务要求。麦克尼尔先生哀叹道：“上诉机构对第3.1条的解释……抽去了各成员‘应当根据’现有的国际标准制定其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这一条款的义务内容……。结果，它使得SPS协议的一个核心特征——根据现有的国际标准制定SPS措施的义务——转变成一个理想的、但完全不能强制执行的目标。” 
事实上，即使不论哪一种解释更符合协议制定者的本意，对于上诉机构来说，其裁决不能只给予原则的概括，而应当进一步细化为严格的条件。“根据”本身不可能没有任何量的限制，一项措施采纳了国际标准各项因素的百分之多少，是30%还是50%，可算作达到了“根据”的要求？或是其与国际标准的背离程度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时，则无法认定“根据”了国际标准？至少，作为一项确定的义务，必须制定出绝对的上限和下限，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在其幅度范围内，根据个案的情形，留由DSB逐一加以判断。否则，对第3条各款莫衷一是的理解现状将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关于第3条的逻辑结构在荷尔蒙案件中，有关第3条的解释，除各款项本身的含义及其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存有争议之外，与此相联系，就各该款项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解说亦相去甚远。专家组主张：第3.1条施予所有成员方一项义务，要求他们的卫生措施应当以国际标准为根据，除非协议提出相反的规定，特别是第3.3条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意义上，第3.3条为第3.1条所包含的一般义务提供了一项例外。依次地，第3.2条规定，如果一项措施是以国际标准为根据的，则由申诉方承担推翻它是符合SPS协议这一推定的举证责任。由此，它默示地表明了，如果一项措施并非以国际标准为依据，则被告有义务证明该措施是根据第3.3条所规定的例外情形。由此，专家组将第3.1条与第3.2条列为一般原则，而视第3.3条为例外。 
上诉机构否定了专家组的解释，认定第3.3条并不是第3.1条作为一项积极抗辩意义上的例外，而只有一项积极抗辩（an affirmative defense）的举证责任才转由被诉方承担。它认为，第3.1条与第3.3条是在不同情形下适用的两项同等重要的要求。即第3.3条是一项不同于第3.1条、能够被单独违反的义务；也就是，如果一项措施不符合第3.3条的条件并不当然地导致违反第3.1条。 
单从协议的文字上看，上诉机构的解释就并非无懈可击。尽管上诉机构也根据协议的上下文来陈述其理由：根据第3.3条的规定，成员方可以自行设定不同于国际标准的保护水平，并实施不“根据”国际标准的措施来实现该保护水平。SPS协议序言第六段明确规定了成员方的这项权利。成员方根据该款自行确定健康保护水平的权利是一项自主的权利。（因而）第3.1条与第3.3条不是“一般义务”与“例外”的关系。 但这种解释仍然存在着悖论：其一，从形式上看，第3.1条“除非本协议、特别是第3款另有规定”之表述，完全遵循了立法惯用的例外条款的行文方式，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这里的“除非”与立法中通常规定的“除非”有本质的不同；其二，从内容上看，第3.1条规定的是“根据国际标准”制定与实施SPS措施的一般义务，而第3.3条则规定了在存在科学理由与依照第5条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根据国际标准”的情形。笔者认为，协议制定者做出此种区分，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现有国际标准具有充分之科学依据，据此所确定的卫生保护水平是必要的且适当的。协议第3.2条的规定就是对这种假设前提最好的佐证。但考虑到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的重要性以及科学之复杂性与动态发展，不能排除在个别情况下，国际标准可能存在着不足，再加上对不同国家间国情差异的顾及，所以，协议首先在序言中一方面强调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的重要作用，并期望各成员使用协调的、以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为基础的SPS措施；另一方面，又承认各国在协议义务下所享有的制定自身适当保护水平的权利。与此同时，第3.3款具体规定了各成员可“不根据国际标准”的两种情形，并在脚注中专门说明：“就第3.3条而言，存在科学理由的情况是，一成员根据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对现有科学信息进行审查和评估，确定有关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不足以实现适当的动植物卫生保护水平。”所有这些，都支持第3.3条是一般义务之例外的观点。也就是说，荷尔蒙案中专家组的结论更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当然，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荷尔蒙案件也使人们注意到：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表现在本案中，具体落实到举证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而尽管专家组认定应由被诉方承担，上诉机构则认定，在举证责任转移到被诉方之前，申诉方必须先提出其SPS措施与协议义务不一致的初步证据。但是，由于DSB对初步证据的举证要求很低，申诉方很容易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所以，结果是，虽然上诉机构将专家组关于第3.1条到第3.3条的解释全部推翻并予以重新解释，但它仍然支持专家组根据第3.3条所作的认定。关于第5条总体上，《SPS协议》第5条针对两个基本问题规定了纪律：风险评估与确定适当的卫生保护水平。其中，第5.1条—第5.3条涉及风险评估；第5.4条—第5.6条规定了确定适当卫生保护水平应当遵循的规则；第5.7条则为“科学证据不充分”的情况提供了指导。 
1、关于风险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