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谭震林
人物概述
谭震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内战时期，历任湖南省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
  谭震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内线兵团（又称东线兵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治委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君吟处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曾被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1983年9月30日卒于北京。
人物履历
早年经历  谭震林夫妇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 ”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 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新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
  谭震林旧照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
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
1932年指挥部队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主力红军长征后，与张鼎丞、邓子恢周密部署，出色指挥了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抗日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1938年，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新四军6师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
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国内战争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 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
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
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
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建国之后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  title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
1977年至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
1983年9 月30日在北京病逝。
人物生平
谭震林，汉族，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工人家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 "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 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兴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1932年指挥部队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主力红军长征后，与张鼎丞、邓子恢周密部署，出色指挥了红军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1938年 ,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 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所部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
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 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洲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1977年至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主要事件
1902年4月24日生于湖南省攸县，9岁入私塾读书，12岁到书店学徒。1925年冬在当地结识中共党员，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攸县工农纠察队队长。
1927年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任茶陵县总工会主席、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县委书记。1928年5月在中共湘赣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湘赣边特委委员，后负责湘赣边工农兵政府土地
  谭震林和毛主席部工作。6月起任中共永新县区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红军第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兼工农工作委员会主任。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随部队进军赣南、闽西，先后任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次年5月起，任闽西红军学校校长、红1军团第12军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建地方部队，为主力红军输送大批武装力量，并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开展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被调往瑞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与张鼎丞、邓子恢等一起领导闽西地区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见闽西红军三年游击战），抗击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中共闽粤边特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第2、第3支队副司令员。率领第3支队进入皖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同日军作战，曾取得马家园、繁昌等战斗的胜利。
1940年4月调往苏南，主持东路地区党、政、军工作，领导该地区人民武装，打击日伪军和顽固势力，扩大抗日局面。后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南区委员会书记，领导苏南军民挫败日伪军“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1943年1月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委员会书记，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扩大抗日武装。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同司令员粟裕指挥苏中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后兼任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许世友一起组织指挥了胶东保卫战，周张、潍县等战役。1948年9月参与指挥济南战役，在促使国民党军吴化文部队起义中，做了大量工作。淮海战役中，是中共总前委成员之一，参与战役的组织和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4月兼任第7兵团政治委员，指挥第7、第9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同年5月杭州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治委员
  谭震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52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代理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和治淮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是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1958年增补），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精彩人生
识人善任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到新成立的红四军四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问他：“四纵队靠什么起家？”谭震林很风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 早在1927年1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是县政府主席，韩伟是警卫排长，负责县政府警卫工作，他俩时常在一起。原来韩伟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叶挺独立团，攻打过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谭震林在独立团攻打攸县时，主动为独立团带路送饭，组织架设浮桥，曾受到团领导赞扬。韩伟被谭震林那种谦虚认真的态度所感动，越发尊重谭震林，而谭震林也非常信任韩伟，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
1929年，由于红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前委机关和军领导险遭不幸，为加强前委的保
  谭震林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卫工作，毛泽东亲自指派谭震林组建主要负责警卫工作的混成大队，并兼任大队党代表，谭震林立即举荐韩伟担任该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不久，就把韩伟从团长提拔到师长，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指令韩伟代表红十二军指战员从朱德手中接过绣有“沉着杀敌”四个大字的军旗，可见谭震林对韩伟的信任程度。1932年成立福建军区，谭震林先是担任军区政委，后又改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把韩伟提升为军区参谋长。在短短4年时间里，韩伟连升三级。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领导留在闽西的红军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他到郎车组织领导岩南漳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陈戊己刚入党，本来准备跟队伍上前线的，谭震林到郎车后，时常叫他去办一些事情，每次他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得到了谭震林的信任。
当郎车需要选一名共产党员的交通员时，就把陈戊己留在地方担任了交通员。刚开始陈戊己想不通，认为在后方不能打敌人，报不了家仇国恨。谭震林发现陈戊己的情绪后，主动又严肃地对他说：“党的交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一定要是共产党员来当。戊己同志，党组织选拔交通员是经过严格考察和审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党的交通员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即使被敌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党的机密。要懂得党的交通员肩负重任，党的机密就是党和红军的生命，关系到革命事业和战斗的成败。干交通员工作，非同小可啊！干这项
  谭震林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呵！”听着听着，陈戊己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连连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陈戊己不是河边柳墙头草，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请首长看我的行动吧！”临走时，谭震林站起来紧紧地握着陈戊己的双手，情深谊长地说：“好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眼下组织需要你,你暂时不到前线去，要安心留下来当交通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会想通的！”以后，谭震林又多次找陈戊己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告诉他怎么才能当好交通员，笑着对他说：“一个好的交通员不但要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好，对党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还要有机警勇敢的精神，临机应变的本事，妥善处理危机的能力。”从此，陈戊己始终牢记谭震林的教导，不管是送情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务，没有辜负谭震林的期望。闯“鸿门宴”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
  谭震林手记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去年‘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谭震林珍贵照片集(20张)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去年心甘情愿的事，今年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1941年蒋介石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敢揽批评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有和风细雨式的，有疾风暴雨式的，也有不痛不痒的。当然还有那种是批评了你还叫你心里热乎乎的……
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人们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一触即跳者有之，听了不改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有之，文过饰非者有之，推诿责任者也有之。因此，有人说，面对批评，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
“谭老板”（当时人们对华野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的俗称）对批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这是“谭老板”的经验之谈。 
  谭震林和妻子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且看“谭老板”如何表现——昌维战役打响以后，为配合作战，政治机关起草了《昌维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个瓦解敌军的电报。起草和发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尽快让昌维的敌人投降。可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份电报上。这份电报主要是讲对敌方人员的宽大政策，提出该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奖等……电报发出时，兵团政治部还把这个内容印成了传单，在下边纵队开展了对敌广播。随着电波，这个消息被传了很远很远。消息传到中央大本营，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报，传到了兵团机要室。
电报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最终将是一种欺骗！兵团政治部接到电报之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这是中央明令批评——这种事情在华野东线兵团是很少见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责任——战争年代是很讲责任的。一个命令，一个电报的差错，往往就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因此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中央要“追究责任”的消息传出后，政治部门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们私下议论著，认为这次处分轻不了，说不定要给有关同志党内严厉处罚。起草电报的同志们更是闷闷不乐，寝食不安。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同志深感责任重大，立即收回传单，停止对敌广播，以挽回影响，同时准备向中央检讨。
由于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儿在兵团来说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开会就会提到它。这天，兵团各部门的首长都在场，人们沉默了一阵又提起了这份电报。谢有法说：“电文是我们政治部起草的，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最终将是一种欺骗’，我们犯了错误，要向中央检讨。”
“谭老板”此时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经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负责。”此时的“谭老板”是华野副政委兼东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说此话时的语气是平缓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说：“这事儿不该谭政委写检讨，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谭老板”说：“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
此时人们还不知道，谭震林已经给中央写了检讨，电报早已摆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句责怪下面的话。更没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件事，使谢有法等同志对“谭老板”肃然起敬。因为在他们中有的人，就遇到过那样的领导，有了战功抢着上，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甚至还倒过头来整下级的……
人们说：“多亏了谭政委，要不，我们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谭震林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上级的批评，我不承担，要下级承担，下级还怎么跟你打仗？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作为一个主管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不承担责任的主官，绝不是好的主官。我承担了责任，中央无非批我一顿，像我这样久经风雨的人，挨顿批评还不像吃家常便饭。要推给他们，那他们可是真的受不了哟！不同时代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弟弟闻讯后先后都与哥哥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介绍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要缠着哥哥要去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们回去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谭云关押。释放后，仍按谭震林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1949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哥哥搞点本钱，开个矿，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和风细雨地耐心开导谭乐春：“我是当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百货公司搞营业员。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限于经费困难，没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文革遭遇他为人耿直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此后，谭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 
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打倒老干部的企图和篡夺党、国家和军队领导权的野心，谭
  谭震林文革遭遇震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属于“主席反复说要保”的老干部。经过考虑，谭震林曾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自己，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愿望，却再一次落空了。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经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审查小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对于康生、江青之流的诬陷，许多从井冈山时期就和谭震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并不相信。肖克质问道：“说谭震林是‘叛徒’，请把他‘叛变’的时间、地点，‘投降’敌人的哪个部队、交了多少枪给敌人等情况，详细讲一讲。”
当审查小组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耳听到江青大声宣布：谭震林是个大叛徒，并说有确凿的证据时，他们大吃一惊，还真的以为她掌握着什么新的材料，过几天必定会转给专案组的。谁知大会过后，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江青也未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后来，专案组的同志弄清，原来江青在大会上宣布的所谓“有确凿的证据”，只不过是她看过的那封检举信而已。
继陶铸之后，谭震林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重点“打倒”对象。那时，谭震林一家还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就在离谭家二三百米处的中南海西大门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广播所谓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状”，高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冲进谭家，进行了抄家，并把谭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门，六个子女被一个一个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还把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一个人，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
人物评价
谭震林同志，是共产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跟随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夺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不朽
  谭震林的功绩。谭震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军事领导人，还是一位严师益友。他十分关心干部和士兵，对下属从不用命令教训的口吻说话。但他批评起人来却非常严厉，有时会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有时批评得不对，你与他争论，过后他从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穿小鞋。对谭震林的脾气，陈毅元帅曾经说过：“他若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　谭震林也非常乐意接受来自下级的批评，也勇于承担责任。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
历史难忘
“谭老板”称谓的来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经是怀孕9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倒，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愈，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他匆匆告别妻子，乘着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 
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早已沦陷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一番伪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衔的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噜！”谭震林这样说。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谭震林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事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搞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的同志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板”的正式称谓，自此而始。直到全国解放后，连毛主席见了他也叫他“谭老板”。
伟大的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60万人，于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统帅部为避免徐州之部队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的覆辙，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缩到津浦路徐州生蚌埠段两侧，采取攻势防御阻止解放军南下，必要时放弃徐州，凭借淮河抗击，确保南京、上海。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部队有5个兵团、共约80万兵力。
11月8日，国民党第59军、77军，在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在淮海前线驻地台儿庄地区举行起义。第59军、77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张克侠、何基沣皆为中共地下党员。为组织起义，周恩来与叶剑英曾分别对张克侠和何基沣做过指示，经过张、何二人的工作，该部在淮海战役开始前已做好了起义准斋。11月6日，战役打响。8 日凌晨，何基沣、张克侠等人宣布起义，下午该部按计划撤出防地，向运河北岸开进。9日，起义部队从台儿庄一线北渡运河。10日进入峄县解放区。张、何起义为解放军创造了全歼黄伯韬兵团的有利条件。
11月11日，美军副参谋总长魏德迈与同民党代表、民社党的蒋匀田在华盛顿研究中国战场形势，为蒋军设计了一个防守方案，他对着中国地图说：“如徐州失守，惟有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澎地区。照地理的形势说，自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较易防守，所以我划一条代表战略地带的红线。惟四川省的经济价值甚高，不应轻易放弃，所以我划一条虚线，以为试守之计。”“现在美国海军尚固守青岛基地，目的即在支持平、津三角地带傅作义的守军，使能牵制中共军队，不能即刻大批南进，盼拖  谭震林半身像长时间，以便布置防守东南半壁的战略基地。”
11月22日，蒋军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在淮海战役碾庄战斗中被解放军击毙。黄伯韬祖籍广东梅县，1900年生于天津，1918年入陆军第九混成旅学兵营，后又进江苏军官教育团第五期学习。历任营长、师参谋长、副旅长、师长、军令部高参、军长等职。孟良崮战役时，任第1兵团第4纵队司令，74师被全歼，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今年，在苏北和豫东作战中颇为努力，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9月，升为新组建的第7兵团司令，所部被解放军包围于碾庄地区，全军覆没。
11月29日，正当双堆集地区的战事紧张进行之际，国民党第85军110师5000余人，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11O师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廖运周是中共地下党员。淮海战役开始后，110师所在的第12兵团于 11月24日被解放军包围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地区，廖运周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决定乘突围之机举行起义，并把起义计划和有关军事情报通知了解放军。28日，廖运周向全师宣布了起义计划。29日，110师按解放军事先指定的路线开到解放军的阵地上，起义成功。这一行动打乱了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使其全部被歼。
向徐州西逃的杜聿明所部3个兵团，被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包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并将其突围的孙元良第16兵团歼灭。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之敌发起总攻，经4日战斗，全歼第2兵团、第13兵团，活捉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击毙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战役至10日胜利结束，历时65天，消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和1个绥靖区的部队，计22个军56个师（内有1个半师起义），共55万余人。此外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第6、第8两个兵团。至此基本解放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已处于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入土崩瓦解状态。
百万雄师过长江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谭震林与毛泽东
茶陵湖口遇恩人谭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攸县；1926年10月，谭震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1月，他被推选为攸县总工会宣传干事，不久增选为攸县地执委宣传委员。这年11月27日，在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帮助下，根据地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被推选为主席。年底，湘敌第八军向茶陵进攻，因寡不敌众，谭震林带领赤卫队及政府工作人员撤出县城追赶部队。在湖口，赤卫队团长陈皓企图叛变，遭到谭震林严辞批驳。正当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带人赶到这里，处理了陈皓一伙叛变投敌分子，并作了入情入理、激人奋发的演说。谭震林等二百多人当即要求入伍，后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这是谭震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他与毛泽东情谊的开始。井冈山上指路灯  谭震林1927年底，谭震林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毛泽东对谭震林说：“你去开辟宁冈、永新交界的工作。” 
“这工作怎么个开展好？”谭震林带着为难情绪向毛泽东请示。“你看着干。”毛泽东回答。谭震林就这样接受了任务。从此，谭震林每当接受新任务时，无论碰到什么新问题，他总会想起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正是这句话，使谭震林在革命生涯中受益匪浅。随后，谭震林奉命去湘赣边界调查土地状况，以便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向他交代任务时，谭震林提出是否给些武器，毛泽东幽默地告诉他：“你到了山区，就会有梭标，就会有武器。” 
谭震林进入山区后，用朴素的话语向贫苦民众讲道理摆事实，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灵，群众逐步发动起来。他把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毛泽东指示说：“要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健全组织，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后来，谭震林在进行试点工作中，把全区的工作按宣传、划分等级、制订方案、公布和征求意见、分田到户、登记造册的六个步骤进行，这一做法得到大家的赞同，从而指导和推动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运动。转战闽西情亦深1929年2月，谭震林跟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发。一天正在吃早饭，突然听到“噼噼啪啪”一阵响声，起初还以为是过年放鞭炮，谭震林和江华仔细一听，发现不对，原来是敌军向红军包围过来。危急时刻，谭震林急令警卫员速向毛泽东等领导报告，同时与陈毅、江华等监视敌人。朱德闻报后火速端起机枪，率警卫班与敌交火，护送毛泽东等人转移。事后，毛泽东握着谭震林的手说：“要不是你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红军可又要遭难了。” 
红四军攻占长汀，消灭了军阀郭凤鸣后，前委决定恢复政治部，毛泽东兼任主任，谭震林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同年6月，红四军在连城新泉成立了4纵队，谭震林任政委。这个纵队有八百余人，四百多支枪，大多数都是刚刚入伍的农民战士，为了提高他们的军事、政治素质，谭震林首先抓党的建设，在干部、士兵中发展党员，在大队、支队建立支部和支队委，纵队成立了党委。使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得到了快速提高。遭受打击不气馁王明为推行“左”倾路线，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由此谭震林被撤消职务。毛泽东获知真情后，对他说：“暂时遭受打击，对革命的信念不能削弱，不要气馁，要振奋精神，干好革命事业，要看到前途。”对党无限忠诚的谭震林时刻以大局为重，1933年7月13日，他与周子昆率部队协同彭德怀攻打敌十九路军，昼夜追击九十多公里，连打两个胜仗；1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派他带一个营的兵力攻打占领在清流县的“刀匪”童子兵，他采取智取战术，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三百多名敌兵  谭震林和战友。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又与陈毅、项英、张鼎丞、邓子恢等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出色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 
建国后，谭震林被中央委派到浙江省任省委书记，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到浙江视察，看望老战友。1967年5月1日，他受毛泽东邀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的城楼。 
由于江青、张春桥等诬陷，谭震林被送往桂林。1972年，谭震林向毛泽东写了信，请求回京治病，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1973年，谭震林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并参加了党的“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人物名言
  谭震林铜像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 
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 。
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 
我一生三不该，第一我不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心痛。第二不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