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烈荣
个人经历
李烈荣 作为从事几十年地质工作的专家，在谈到在大西北多年找水的感受  李烈荣时感慨万千，他深深懂得水对于大西北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性，也深感身负责任之重大。 
在采访李烈荣时，他和记者聊得最多的是怎样找水，怎样保护好三峡的环境。可以说，在他几十年的地质生涯中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5年7月在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战略部署下，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和地矿部党组统一部署，李烈荣接受了具体组织制定并部署实施“西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勘查特别计划”(简称“西北找水特别计划”)的任务。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土地、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已成为长期制约西北地区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为此，开展西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勘查和合理开发利用，成为解决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为从事几十年地质工作的专家，李烈荣深深懂得“水”对于大西北广大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生产、生活的重要性，也令他深感身负责任之重大。在接受“西北找水特别计划”的任务之后，他以其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很强的组织协调才能和身先士卒的精神，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迅速组织编制完成了“西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勘察开发特别计划”。 
1996年11月，原地矿部和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等6省(区)联合召开了西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勘察开发座谈会，并全面启动此项计划。在他的精心组织和部署下，“西北找水特别计划”在短短两三年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在“生命禁区”罗布泊，在贫困的宁南苦咸水区，在渭北黄土旱塬严重干旱区，在鄂尔多斯盆地，在陕北能源基地等严重缺水区都找到了水质优良、水量丰富的地下水源，极大地缓解了长期困扰这些地区的缺水问题，受到地方政府、厂矿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为寻找更多的地下水源，缓解西北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他在1年多时间里，七赴西北，行程上万公里，足迹遍布严重干旱缺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宁南缺水山区、陕北能源开发区、内蒙古额济纳平原、鄂尔多斯盆地。他带领专家组走访深受缺水困扰的厂矿企业和农村群众，实地考察野外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情况。当他与地质队员一起深入到宁夏固原严重缺水区开展调研时，老百姓都不敢相信这个长期与地质队员一起工作，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知识分子竟是来自国家部委的领导干部。 
“西北找水特别计划”的实施，为西北严重缺水的广大地区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保障水源，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人居、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了工农牧业和国家重 
点建设的发展，也为该地区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地下水远景开发区域的设想。 
据不完全统计，“西北找水特别计划”的实施，第一阶段(截至1999年底)即找到水源地或富水地段50余处，完成各类勘探井和开采井350余眼，实际出水量每日达66.5万立方米，相当于建成13处大型水源地；探明地下水可开采量每年达10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建成10座大型水库。第二阶段工作开展以来，仅在鄂尔多斯就找到143处有供水意义的地下水源地，为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人居、自然环境建设，提供了水源。还在西北6省区数百个村镇，新打建360多口地下水开采示范井。  李烈荣
谈到在大西北多年找水的感受，李烈荣感慨万千。1964年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派到陕西渭南一个离县城比较远的地方开展地下水资源的调查。他告诉记者:我是上海人，上海是一个不缺水的城市，所以刚到那里很不习惯。西部有些地方没有水，那里的人喝的都是窖水，这种水味道很怪，很难喝，里面有羊粪、树枝等，我们到那里也只能喝这种水。当地老百姓洗衣服用的是涝池水，实际上就是下雨积的一个小水塘，一个村的衣服都在这一个池子里洗，对于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真是感到很不习惯。但是没办法，在当地连做饭的水都很紧张，喝水都很困难。当地老百姓听说我们是来找水的都非常高兴，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水。对于水的渴望，不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是体会不到的，我当时就想，一定要给当地老百姓找到水。 
李烈荣说，在学校我学的是地理，找水是水文地质专业的内容，但是自从我下放到水文地质队后就下决心要干好这个活儿。从1966年开始他就和找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们找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百姓的期盼，二是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他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去宁夏，他们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到野外考察，后来局长的车就被当地的老百姓拦住了，一位回族老大爷代表全村念了一封信，希望帮助他们找到救命的水。当时老百姓都非常穷，但他们拿出自己结婚的钱、买自行车的钱，他们太需要水了。最终，他们没有辜负老百姓的期望，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当地老百姓找到了水。回想起当年找水时的情景他说那时他们是很紧张的，因为在我们去之前有一个单位打了100多口井都没有找到水。当他们打的井冒出水时，老百姓还半信半疑，不知道打出的水质怎样？他们把牲口牵来，先看牲口喝不喝，他们看牲口喝得很好后自己才喝。 
“这次打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离开那里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是还很惦记。20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当地回访。当年的老百姓还认识我，他们告诉我，由于找到了水，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收入、生活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 
大规模的找水是在1995年之后。 
李烈荣说，1995年，当年的副总理邹家华在听取当时的地矿部部长宋瑞祥汇报工作时就谈到了西部地区找水的问题，他说，如果西部没有水，水的问题就会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他要求国土资源部把找水作为主要工作来抓。 
从1995年开始大规模找水后，李烈荣每年都要到西北去，有一次去陕西八百里秦川的富平县，他们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这里可能会有水。但是，那时打一口井要花几十万元，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大家都捏了一把汗。他们在经过谨慎周密的论证后，准确地确定了钻孔的位置，当打到700米深的时候，终于见到了水，在场的人都 
高兴得跳起来，人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口井的出水，对人们正确认识当地的地下水资源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社会责任
李烈荣虽然年逾花甲，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平均每年深入三峡库区一线工作100多天，几乎走遍了库区内每个乡镇，几乎亲临每一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现场。 
三峡库区是我国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为发育的典型地区。据调查，库区内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库岸稳定和移民城镇安全的地质灾害点有2100余处，总体积约47.7亿立方米，近20万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地质灾害的严重威胁。1982年以来，三峡库区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多达7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40余次，约400人丧生。尤其是2001年“五一”节重庆武隆县特大山体滑坡发生后，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问题，更进一步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库区当地政府和社会方方面面极为关注的大问题。 
2001年7月，国务院在湖北宜昌召开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会上提出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快调查、快规划、快立项、快审批、快实施”的要求，并首次明确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由国土资源部牵头组织实施。会后不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在京成立，作为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的李烈荣又被委以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重任。 
新负重任的李烈荣虽已年届六旬，但他不负众望，仅仅两个月，就将具体组织并参与制定的《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提交国务院，并于2001年10月获批复。它为三峡库区的全面建设，包括环境的长期安全与优化，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 
1996年，李烈荣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天上班时，他突然发病，浑身出虚汗，人们立刻叫来120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马上让他住院，并警告说，像你这样的病情在野外工作很危险，以后就不要去野外了。可是，李烈荣只要病稍微好点就把什么都忘了。 
2000年春节前，重庆云阳县一处山体出现滑坡征兆，李烈荣火速赶到滑坡现场，正当他们考察时，过度的劳累使他突然犯了心脏病。当时野外的条件很差，没有就医的条件，就连一个能让他躺下休息的地方都找不到。人们只好找了一个库区搬迁后废弃的旅馆让他躺下，当人们从重庆把医生紧急召来时，死神已经与他擦肩而过。 
李烈荣给记者讲了一段令他难忘的经历。2003年5月23日，他们一行16人准备去三峡，因为6月1日三峡大坝要蓄水，他们要赶在蓄水这段时间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地质问题。当时正是非 
典最严重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规定不让这么多人成团出发，最后部里决定只去4个人，由我带队。那天，从北京飞往重庆的飞机上只有他们这一行4人。当时他们的心理就只有一个目标，一切为了三峡蓄水安全。到了宜昌后，他们被当地的同志直接送到了防疫站。为了尽快投入工作，他们不能告诉当地的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第二天，他们就赶到巴东召开了会议。 
在后来的17天时间里，他们查看了三四十个重点地段，在那段日子里，他们每天还要去防疫站测体温。 
6月3日，有媒体报道，秭归县的紫金湾发生滑坡，滑坡事件立刻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他们迅速赶到了现场，查明原因是因为当地修路造成的滑坡，与三峡蓄水无关。 
6月5日，巴东县的官渡口镇又发生岩崩，这是一次大范围的滑坡变动，国务院领  李烈荣导批示要查明原因。他们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终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发现岩崩分别位于230米、250米、300米的高度之间，不属于135米的蓄水范围。他们在实地察看后认为与三峡蓄水无关，消除了当地老百姓对三峡蓄水的恐惧心理。 
一位曾经跟随李烈荣一起工作的同志告诉记者，李烈荣在关键时刻总是身先士卒。他讲了一件事，2005年，李烈荣带领专家组去奉节县猴子石滑坡现场。看了现场的情况后，专家组有两派意见，一部分专家认为不会滑坡，没有问题，另一部分专家持反对意见，认为有可能滑坡。当时县城有1.8万人居住，为了能更准确地测到实际的情况，做出准确的预报，专家组决定打一个洞进行观察。李烈荣不顾自己年岁已大，每天都坚持亲自多次进洞观察。当专家组检查完回到重庆时，奉节县又打电话说某处出现了险情，李烈荣说这件事事关奉节县1.8万人的生命，不能掉以轻心。他让其他的专家都回去，自己马上退了机票，又赶回滑坡现场。 
多年来，李烈荣虽年逾花甲，同时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但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带领“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志们，平均每年深入三峡库区一线工作100多天，为切实落实好“库区地灾防治规划”的各项任务，使用好国家投入的110多亿元(二期40亿元，三期工程70多亿元)库区地质灾害治理资金，他深入县区乡镇和施工点，协调联系，检查指导，督促落实。他几乎走遍了库区内每个乡镇，几乎亲临每一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现场，倾注了大量心血与辛劳。 
在抓好库区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同时，李烈荣还具体组织实施了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结合的“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截至2005年底，这一专业监测系统已成功监测预警滑坡28处，使受威胁的6900余人紧急撤离。群测群防监测系统已成功预警了千将坪等72处滑坡，使1.52万人的生命财产得到了有效保护。
个人贡献
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李烈荣提出了“以人为本，摸清家底，建立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的新思路。 
李烈荣不仅是水文地质专家还是地质环境管理专家，他曾长期在基层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野外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在法国留学并获环境地质学博士学位，深化了理论造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他清楚看到，我国地质环境脆弱，承载能力较低，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以地质灾害频发、矿山环境危机、地下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地质遗迹破坏等为主的地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影响社会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面对这种情况，他认为，必须加强以地质灾害防治、地下水资源环境保护、地质遗迹保护、矿山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并将其作为环境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逐步纳入政府行政管理的范畴，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效保护本就脆弱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的重要部分)，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此，李烈荣组织了地质矿产与地质环境部门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使地质环境保护工作逐渐提到地矿部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并很快纳入政府行政管理序列。1988年，国务院即赋予地矿部地质环境管理职能，他所在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也更名为地质环境管理司。 
在积极推进地质环境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同时，李烈荣还下大力气组织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他深知，推进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才能使国家的地质环境保护和管理走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和科技创新的轨道。尤其自他1994年走上地矿部(1998年后为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主要领导岗位后，他更是主张并决心逐步形成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法律规章体系。在长时期积极组织调研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协调、推动了各有关方面于1999年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法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两年后，2001年3月，《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规划纲要》批准实施，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在他担任地质环境司领导岗位的10多年间，国土资源部(含原地矿部)还先后出台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的资质、资格管理办法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办法、细则以及《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古生物化石管理办法》等10余项法规。与此同时，29个省、市、自治区还相继出台地质环境方面的地方性法律规范48件，并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实施。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为主的地质环境保护法律规章体系，使地质环境保护初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后，时任地质环境司司长的李烈荣带领同事们，针对我国地灾高发区多位于贫困落后，交通、通讯不便的山区的状况，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就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切实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提出了“以人为本，摸清家底，建立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的新思路。在受到国土资源部领导充分肯定后，他们即开始按照这种全新的思路安排以县(市)为单元的地质灾害普查和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工作。在他精心组织和大力推进下，目前，全国地质灾害多发区基本建立了这种“专业队伍调查培训、人民群众就地驻防”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基本改变了我国地质灾害防治中“救多于防”的被动局面，形成了“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良好局面。 
1998年以来，依靠群测群防体系，全国共成功预警地质灾害3000多起，避免了近11万人因灾伤亡，减少经济财产损失90多亿元。“十五”期间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员总数4000多人，比“九五”期间的6600多人同比下降了35%。“十五”期间，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12亿元，比“九五”期间的318亿元同比下降了33%。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已发挥出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