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献大成
文献大成 概述
1398年，朱元璋死后，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次年其叔父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变”。1402年，燕军攻占南京。第二年，朱棣称帝，迁都北京，改元永乐。 　1403年(永乐元年)7月，朱棣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正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要求非常清楚：一是全，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二是大，备辑为一书，不厌浩繁。
解缙受命后，汇集学者百余人，仿照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二书体例，历时17个月，将书编成进呈，赐名“文献大成”。显然，在这样短时间内急就成章，绝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文献大成”，更重要的是，它没能满足朱棣敕修这部书大而全的要求。“上览所进书，向多未备，遂命重修”
据记载，重辑“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总裁，学士王景等28人为副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三千人”。大典编纂时首先采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又派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共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各类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将所辑图书，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1408年(永乐六年)冬，书成进呈，总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以卷数而论，比现在存世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还多出近13000卷。
书成之后，仍题《文献大成》，由朱棣更赐名《永乐大典》：“朕嗣承洪基，缅想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讫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名之曰：《永乐大典》。”这样六历寒暑，这部中国编纂史上的大类书总算问世了。
编修的起因和条件
一是消除“靖难之变”的影响。朱棣是以武力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这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当时，很多朝臣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倒行逆施。朱棣对此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一方面对拒不从命者开杀戒，另一方面提倡文教、振兴学术，加以怀柔。编撰群书可以把大批知识分子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埋头于断简陈编之中，可以使他们钳口不言，无暇多问政事。同时，又可减少人们对“靖难”的关注。因此，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敕修《大典》。 　二是《大典》的编修不仅是永乐初年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明王朝立国以来“文治”政策发展的结果。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朱棣是一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封建帝王。他即位后，“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远迈汉、唐”的高峰。因此，用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一统之制作”来标榜“大混一之时”的盛世，显得非常必要。
三是《大典》的编修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取代元朝，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复兴元代不甚发达的文教业。通过《大典》这样一部类书，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是这一任务的组成部分。不过，《大典》也绝非像某些文章称誉的那样将所有典籍悉收并载。据《东林列传》所载，永乐初年，饶州儒士朱季友进呈了一部“专诋周、程、张、朱之学”的图书，结果，不仅人被杖谴，书也被焚毁。据《宾退录》记载，朱棣也曾命解缙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议文章，将“有关农、桑、礼、乐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难'事者，焚之。”可见，对上述这类图籍，《大典》也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摈弃。称之“奥典”，也是相对而言。
四是具备了修纂《永乐大典》必备的文化和经济条件。据记载，明军攻占元都后，将元政府典藏全部运往南京。元朝先后得到宋、辽、金三代在北京的藏书，数量极多。同时，太祖、成祖两朝，还曾多次诏求民间藏书。因此，明立国不久，就拥有了极为宏富的政府藏书，这在中国藏书史上极为罕见。后来，《大典》的纂辑工作，就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进行，所有这些藏书，都成为《大典》辑录的底本。此外，唐、宋两代，学术发达，撰著飞速增长，而宋代雕版印刷业繁盛,使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公、私撰著流传极快，这些著作也都被《大典》所汇录。所有这些，必然使它在规模上远逾前代；而且朱元璋和朱棣都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当时各级学校遍设全国，这也为《大典》的编修创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坚实的人才基础；朱棣即位后，兴修水利、广开漕运，奖励农桑，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为编制《大典》这样工费浩繁的大类书，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综上，在明成祖统治时期，编修《大典》所需的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
编修方式
《大典》属于类书还是百科全书什么是类书呢？目录学家认为，类书是一种采辑抄录各类图书资料，按一定方法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便于人们查阅的工具书。它是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数量浩繁的图书文献、并有专人进行整理以后才出现的。《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
类书肇始于魏文帝曹丕敕修的《皇览》。魏曹丕篡汉称帝后，于黄初元年\(220年\)，组织名臣学士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等人负责，广泛采辑内府及公私所藏经书、史传、诗文各类图书千余种，分为40余部类，编纂成的一部有800万字的综合性类书，命名《皇览》并用缣帛抄写完成若干卷藏于宫中。
此后，不少帝王喜其便于寻检，纷起效法。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敕修的一代巨制。但是，这些类书和《大典》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采辑范围上都相去甚远。
郭沫若先生从编排形式上，认为西方的百科全书与《永乐大典》相近，于是在影印《大典》的《序》中说：“大典之成，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张忱石先生在《永乐大典史话》前言中也说：“《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大典》又有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之誉。实际上说《大典》就是明代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按韵编排的资料汇编与百科全书的差异中国古代类书编排方法，主要有按事物分类的，有以书名或条目首字按韵目排列的。《永乐大典》则是先按字韵再分类的编排方法。
《永乐大典》等类书与西方百科全书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永乐大典》是把自古到当时所有的图书资料全面地加以搜集，将相关内容一句、一段或整篇、整部书地摘引抄录下来，甚至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说法全部汇编，供人参考，不分辨是否正确。西方百科全书则是按知识门类确定成若干卷、若干条目，然后延请权威学者撰述自己的观点或推荐研究成果，介绍正确的知识、学术观点和著作。
其次，按照现在掌握的情况，唐以前的典籍姑且不论，在雕版印刷大量使用的宋代，出版的书籍应有万种以上，元代也有三千多种，在《永乐大典》纂修时还能收集到七八千种，而今日所知在世界范围的宋元善本也仅仅保存了3000余部。也就是说透过《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后来已经失传先秦至明初的秘籍史料，对于学人辑佚和校勘古籍可发挥重要作用。清代四库馆臣曾从中辑出佚书300多种，加上后来学者所辑已达600种，今后辑佚还将继续。而百科全书则具有当时学者撰述、面向大众的教科书的特性，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更新，还会不断修订再版。
再次，从编辑目的功用来看，《大典》等古代类书，主要目的在保存整理历史文献，方便查询，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百科全书则是近代教育的产物，发挥着对全民的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类书，对保存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发挥了极大作用，《永乐大典》的评价虽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但“辑佚古书的渊薮”的评价应是当之无愧，这也是西方文化所无法企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典籍，当然应该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古代类书编排方法，主要有按事物分类的，有以书名或条目首字按韵目排列的。《大典》则是将当时古今各类图书七八千种，依《洪武正韵》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汇编成一书。与现在的字典词典按声部排序不同，应该说按韵部编排的方式倒是符合古代中国文人诗词歌赋创作的要求。但像如此庞大的一部类书，按韵编排查阅起来并不便捷。难怪当世的学者对大典有另外一种评价，认为她大而无当。明代自大典成书后几代皇帝都置之不理，直到嘉靖皇帝才把他视为宝物，或许这是原因之一。不过在保存典籍，辑佚和校勘的作用上，《永乐大典》的作用和价值绝不可忽视。
《大典》的收藏及流散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载体材料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字体插图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栏格版式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装订形式《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
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以上主要依据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以及中华书局影印本等统计。)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陈红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