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安九烈士
九烈士介绍
1927年6月冯玉祥附蒋反共后，陕西的革命形势开始逆转。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时，白色恐怖已笼罩全陕。反动当局取缔共产党的活动，解散革命群众团体，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省委决定将党的活动逐步由半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省委常委、秘书主任刘继曾挑选了一批对党忠诚可靠，机智勇敢，工作谨慎细致，又能刻写蜡版、油印文件的同志于同年10月在西安莲寿坊8号成立秘书处。刚刚组建的省委秘书处就处在冯玉祥部军警和国民党特务的层层监视包围中，环境十分险恶。在秘书处工作人员中，李嘉谟、校明济、任醴主要负责刻写蜡版、油印省委文件；徐九龄、方鉴昭化装成家属，为同志们烧水、做饭、放哨，保管、分发文件，跑交通，来往联络，掩护机关。他们同甘共苦，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白天，大家不露任何痕迹，小院子里像一户普通市民家庭一样安静。进入夜晚，用棉被将门窗一蒙，每一个人都争分夺秒地拼命干着自己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徐九龄、方鉴昭便将晚上印好的文件利用买菜之机，交给省委的交通员。日复一日，十分繁忙。任醴的家就住在距机关四五百米的许士庙街，也一直没有抽空回去看看他年迈的老母。
1928年4月间，冯部宋哲元动用法西斯组织“铲共团”和大批密探，在西安严查户口，大肆搜捕，到处侦察破坏中共和共青团组织。22日深夜，军警突然包围并冲进省委秘书处，抢走重要文件，抓走正在紧张工作的李嘉谟、校明济、任醴、徐九龄、方鉴昭五人，押送至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看守所关押。军警从查获的文件中，得知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工作的王德安也是共产党员，即派人将其逮捕；还将渭华暴动前后从渭南抓来的王文宗、冀月亭、李维俊三人，和他们一起关押。
九同志虽然身陷牢笼，遭受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并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机会，顽强地同敌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操。方鉴昭为了安慰家人和同志们，在一小片黑麻纸上写下“我在里边很好，你们不要操心我”的话语。冀月亭身处逆境，却充满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经常向同牢房的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年仅18岁的任醴，在狱墙上刻写下：“我兄革命死，我今临其境。头可离颈，志不可灭。”李维俊给家人捎话，让家人不要替他难过，说：“我是要和敌人干到底的!”在法庭上，他正告敌人：“我身上肉是你们的，留下骨头是我的，留下红心献给党，留下白骨照汗青!”6月17日，九位忠勇的共产党员，被反革命派活埋在西安玉祥门外以北的红庙坡。临刑前，九位共产党员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李维俊愤怒地告诉国民党新军阀：“你们只能埋葬我们的肉体，却埋不了我们信仰的共产主义!”
李嘉谟  李嘉谟(1902～1928)，字助成。陕西延川人。1923年秋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奉派回延川建立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和中共临时支部。1926年绥师毕业后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了延川第二高小，并在第二高小成立了中共支部。1927年夏冯玉祥附蒋反共，陕西大革命失败，李在延川无法立足，奉派到西安，同年10月被安排在省委秘书处工作。
校明济
  校明济(1906～1928)，字士良，化名萧和鸣。陕西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人。在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共产党员魏野畴任该校教务主任，王授金等也在这里任教。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校于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后被派往渭南县赤水职业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冬调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
任醴
  任醴(1910～1928)，字养泉。陕西长安(出生坊里今属西安市莲湖区)人。1924年毕业于长安县立第五高小，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下半年被组织调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
王文宗
  王文忠(1904～1928)，字子清。陕西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人。1921年从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考入西北大学读书。1927年入西安中山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渭南，先后担任县立中学教员和校长，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农民运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中共组织指派担任国民党渭南县党部执行委员。1928年2月29日，在中共渭南县委领导下，渭南中学、东关小学、宣化小学三个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联合部分农民群众，打死恶霸豪绅刘铭初和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反动头子薛明彰，打伤乐育小学校长田宝丰和反动分子王武轩，即“宣化事件”。这场斗争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却使反动派极为震怒，立即封闭、解散了这几所学校和其他中共活动的据点，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群众40余人，收缴了中共掌握的高塘自卫团的武器。为了营救被捕同志，王不顾个人安危，到县政府同县长袁发羽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无辜关押的师生。袁发羽恼羞成怒，下令将王扣留，并转解西安关押。
冀月亭
  冀月亭(1906～1928)，直隶(今河北)宣化人。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中共组织派往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后任《新陇西报》总编辑，并在甘肃平凉建立中共和共青团组织，任共青团平凉特支书记。1927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清党”，冀得知要抓他的消息，乘机脱逃，来西安找到中共组织，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渭南县立中学担任教员，负责共青团渭南县委的宣传工作。
1928年2月“宣化事件”后，渭南县立中学被解散，冀随团县委转移到农村。不久，他化装入城侦察敌情，不幸被捕，接着被转送到西安关押。
李维俊
  李维俊(1906～1928) 陕西华州(今华县) 人。1923年考入私立西安成德中学，接受了革命思想，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学毕业后回乡，被聘为高塘小学教员，1926年被群众推选为高塘小学校长。他聘请中共党员陈述善和思想进步的教师吉维庚等人任教，大力宣传新文化，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使该校成为当时华县地区最有生气的学校。
其后，中共西安地方和陕甘区执委会陆续派马文彦、霍世杰到该校工作，高塘小学成为中共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同年，经陈述善介绍，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当时，高塘小学正在修建校舍道路，李发动师生从一里路外的河谷中挑选洁白的鹅卵石运回来，在学校礼堂前的大道上，用砖石镶嵌了“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15个大字，激励师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永远奋斗不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师生们用泥土把这15个大字覆盖掩埋，使其得以保存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才加以修整，使其重放光彩。
渭华起义前，李参加了对高塘民团恶霸头子孙景福的斗争，带领群众拆了“孙霸天”的三层楼房，建立了高塘民众的公民会。1928年春，渭华起义开始后，李领导群众首先镇压了国民党华县党部常委李激石和土豪劣绅高明礼的父亲，接着又斗争了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郭宝玉、王佐、刘青藜、庞玉堂等人。渭华起义中，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就设在高塘小学。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王泰吉等领导人在这里指挥战斗。起义失败后，宋哲元部包围了高塘小学，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逼李讲出已分散转移的革命师生的下落。李愤怒地抗议道：“你们非法包围学校，撵走教师，破坏教育，责难逃!”“我是学校校长，一切事情由我负责。”敌人对他无可奈何，恶狠狠地打了他几枪托，把他押送到西安关押。敌人活埋他时，他挣扎着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你们只能埋葬我的肉体，却埋不了我所信仰的共产主义！”
方鉴昭
  方鉴昭方鉴昭(1906～1928)女。又名桂兰，陕西咸阳新店村(今属西安市未央区)人。曾就读于长安县立第一女子高小、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 21年，被推选为长安县立第一女子高小“太平洋会议”外交后援会会长，出席省学联会议，为收回山东主权而斗争。
1926年2月，受中共组织指示，和王观政等筹备成立了西安妇女协进会，参与领导陕西妇女运动。同年夏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是年11月西安妇女协进会召开全城妇女大会，提出“妇女求解放”、“反对男尊女卑”等口号。女师学生在妇女协进会和学联的支持下，以历史教师污蔑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导火线举行罢课，方鉴昭是带头人之一，向校方提出女生通讯自由、男女社交自由等条件。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女师校长被撤换，共产党员呼延震东担任了女师校长。
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期间，方鉴昭积极参加宣传队，又动员父亲拿出几百斤余粮支援反围城斗争，还时常把中共的干部领到家中吃饭。
西安城解围后，特别是1927年上半年，各项革命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妇女协进会由方和彭淑贞等负责办起妇女识字学校，她俩分任正、副校长，并兼任主讲教员，有40多名青年妇女和军政官吏家属参加了学习。
6月郑州、徐州会议后，宁汉反革命势力合流，陕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7月底前后，方鉴昭与王观德、徐九龄等奉中共组织指示，先后到渭南第一高小任教，并到附近农村组织农民与土豪劣绅开展斗争。
同年10月，方鉴昭调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此时，省委秘书处已处在军警、特务的层层监视、包围之中，环境十分险恶。
方鉴昭抵西安后连家也未回，毫无畏惧地到秘书处报到。她以家属身份作掩护，主要工作是保管、分发文件，平时为同志们烧饭，做一些零活，还经常化装跑交通，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
1928年4月22日夜，方鉴昭等五位同志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她严守党的秘密，并在一小片黑麻纸上写下短信，以慰家人和同志。
是年6月17日夜，方鉴昭等九位同志被用囚车拉往西安玉祥门外。在押往刑场的路上她不停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革命派”等口号，痛骂敌人。凶残的敌人将方鉴昭的舌头用刺刀割断，她浑身是血，惨不忍睹。但仍不低头。最后，被敌人推入玉祥门外以北红庙坡的一口井中活埋。
徐九龄
  徐九龄徐九龄，女1907年生，西安市临潼县人，西安九烈士之一。自幼随父母居住在三原县。1924年毕业于三原县立小学，考入西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是学运骨干分子，先后参加驱逐女师反动校长康继尧、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和宣传妇女解放，争取男女平等以及声援上海工人运动等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城时，她先在城内参加暑期学习班，到居民和军队中鼓动军民协力守城，后受党组织的委派到三原县发动青年、妇女支援守城的国民军。1927年1月服以三原县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副部长。不久又奉命到泾阳县，渭南县从事革命工作。
11月，调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她和方鉴昭扮作家庭妇女，迷惑敌人，既承担做饭、放哨任务，又负责分发、装订、保管文件及往来联络工作。
1928年4月22日深夜，秘书处遭遇国民党特务破坏，徐九龄和秘书处的其他同志被捕，关押在西华门军事裁判处，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始终坚定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6月17日与同关押的8位共产党员同时活埋于西安北门外，年仅21岁。临刑前，徐九龄痛骂反动派，高呼革命口号。[1]
王德安
  王德安[2]王德安（1897—1928），字文俊，乾县马连镇大乙村人，1925年在北京中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乾县最早的共产党员。
幼年时期的王德安生活在农村，7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他聪明好学，深得私塾杨老师的器重，在杨老师的引荐下他就读神坊小学，后转入县城第一高级小学就读。1917年王德安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第三中学，入学不久他父亲因病去世，他不得不辍学在家。幸亏他父亲的朋友徐直之，当在西安西大街开了一个小布店，看到王德安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好苗子，慷慨资助他重返学校读书。
王德安在西安上学期间，酷爱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德安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组织当时在西安上学的乾县籍学生二十余人，回县宣传“五四”运动，发动号召乾县第一高级小学师生三百余人罢课游行，愤怒声讨帝主义的侵略罪行，揭开了乾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1923年秋，王德安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在校期间，他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学生会会长，1925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春王德安回到西安，担任西安敬业中学教务主任，西安乐道中学校长。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加入国民党，担任了国民党陕西省党政训练班政治教员，省党部常务员，在公开职业和国民党要员的掩护下，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敌人在一份秘密文件中发现王德安是中共陕西省委秘书科的负责人，当晚派兵包围了他住的莲寿坊8号，王德安当时还未休息，他听到门杂杀乱的脚步声，意识到情况不好，他临危不惧焚烧了机密文件后被捕，押在西华门军事裁判处。在狱中他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同时他还鼓励和他同押一室的吕剑要坚持和敌人周旋，争取出狱，并将自己的一件毛背心赠给吕剑人。1928年6月17日，王德安和渭华起义中被敌逮捕的共产党员校明济、冀月亭等九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西安北关，年仅31岁。
解放后，王德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骨安放在西安烈士陵园，并立碑纪念，是陕西省最早牺牲的革命烈士之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