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与人格
人格理论始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人格是一个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份并列，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始于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人与人格的分离。根据罗马法的规定，并非一切人均为权利主体。在罗马时代，作为权利主体的人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首先，其须为“自由民”，即享有在法定限度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其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权；其次，就民法关系而言，其还应当是“市民”。由此可见，罗马法之人与人格的分离，从根本上反映了古代罗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近代民法对于自然人之人格予以无条件的普遍承认，对此，我们通常比较强调其作为一项法律基本原则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公然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法律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将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作为其规范对象，而民法之作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必须展示其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被称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之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财产关系及伦理关系），便在于在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因此权利义务得以成为法律关系的核心。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的资格，即主体资格。由此，法律意义上的“人”必然具有与原本意义上的“人”（一种生命存在体）不同的属性：后者为自然属性，称为“人类”或“自然人”；前者为法律属性，称为“人格”。近代资产阶级推翻以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近代民法“自由平等的人格”之基本模式，则表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
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以来，不仅自然人被赋予人格，某些社会组织也被赋予法律人格（法人）。法人制度的出现纯粹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法律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与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自然人的人格是一种直接体现个人尊严的法律工具，故现代民法确认一切自然人均有平等的、不得被剥夺的人格；而正因为法人的人格是一种法律技术的产物，所以，法人的人格在特定条件下得被否认或者剥压。
对于法律上的“人格”概念，有学者认为其具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人格指具有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即人格为“主体”的同义语；其二，人格为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即人格为“权利能力”的同义语；其三，人格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如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尊严、名誉等，即人格为 “人格利益”的同义语。[4] 但是，法律上所谓"人格"不仅是一个私法上的概念，还具有公法上的意义，如宪法意义上规定的"人格".但在私法领域只能有两种含义：一是抽象的人格，指权利主体的法律资格，可与民事主体替代；二是指具体的人格，主要是人格权的客体，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隐私、贞操等。因此，对于民事主体与人格的关系而言，二者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可替代。
民事主体与权利能力（抽象人格）
历史之初，人类生活在朴素平等的"自然状态"中，很少注意到彼此间的差异。商品经济出现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人们必须找到解决社会不平等矛盾的基本方法。因此，哲学家和法学家发现了这样的思路：从各种不平等的多样性的主体——具体人格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法律人格  民事主体，这种一般的法律人格就是近代意义上的权利能力。这种权利能力纯粹是一种理念，是机会平等、资格平等的理念。而人与人的差别性和结果不平等性都被这一抽象理念面纱所遮掩。
抽象人格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一个法学概念。在法学上，抽象人格，是"抽象的法律人格"的简称，又称一般的法律人格、一般人格，是指人们平等普遍、独立自由且终身享有的不可变更、不可转让的民事权利能力。相对于具体人格，它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抽象人格具有抽象性、平等性和独立性。其二，抽象人格具有终身性、不可变更性、不可转让性。近现代民法都无一例外地将抽象人格赋予每一个有生命的人（甚至胎儿）、法人、其他组织终生享有，且非因死亡或终止而不可剥夺，不可让渡或继承。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0条明文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表明，中国现行的民事主体制度建立在抽象人格论的基础上。但是，这部民法通则的产生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民法的影响。在民事主体制度上，虽然确立了抽象人格制度，但在其具体规定上又以具体人格为标准赋予其不同的利益机会、划定不同的"起跑线".所以，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带有明显具体色彩的抽象人格制度。当然，这种带有具体色彩的抽象人格论不同于以抽象人格为主、兼顾具体人格的西方现代抽象人格论，是不同的。现代西方的具体人格表现为，在不同的民事行为能力主体之间，对其中"弱者"具体人格进行特殊保护；而现代中国的具体人格表现为，在相同的民事行为能力主体之间，对其中公法上的某些特殊主体进行特殊保护。
权利能力与权利主体是属于不同层面的各自独立的概念。法律上所确认的权利主体即"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之所以能成为权利主体，就其实质而言，并非因其为"人"，而是因"人"具有权利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能力是属于动的功能，权利主体属于静的功能，权利能力（抽象人格）是作为民事主体具有独立人格的标志。
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民事主体制度体系。但是，如果用自然法观点和抽象人格论标准审视之，又存在着许多缺陷。首先，自然人不能称为“公民”。总之，规定民法上的人是公民，这不是对民法人格的最一般的抽象，从严格意义上说，仍然属于具体人格。只有将民法上的人规定为自然人，才符合抽象人格论的要求。　　但是，将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抽象人格平等地赋予所有的自然人，也不能一劳永逸。因为每个人的行为能力、经济能力、身体状况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这种平等的法律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这就要求在立法执法中还要兼顾诸如消费者、未成年人、残疾人、劳动者等具体人格。其次，法人人格抽象化是建立我国抽象人格制度的重要步骤。法人是抽象的产物，法人人格的本质是抽象人格。只有认定法人本质是抽象人格，才能实现法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才能实现法人与自然人地位的平等。法人的人格就是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而我国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法人民事权利能力要受到法人目的的限制。法人目的即法人的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佟柔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教材认为，法人因各自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同，其权利能力的具体内容各有区别，并且称法人的权利能力是特殊的权利能力。可见，我国法人的权利能力，即法人人格是各不相同的、有差异的，因而也是具体的。我国有关法人的具体人格观点，不符合法人抽象人格的本质特征。再次，其他组织应当成为第三民事主体。市场主体由自然人单一主体发展到自然人、合伙、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等多元主体。与之相适应，民法上的民事主体制度也从承认单一主体到承认多元主体。
权利能力与人格
对于权利能力的本质，德国学者有不同看法：Gierke认为权利能力为人格权（一种权利），Holder认为权利能力为享有权利之资格。[9]另有学者认为，由于权利能力是据以充当民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提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或者资格，其为人格的另一种表达。但由此便面临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如果说权利能力等于人格，则由于自然人的人格一律平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就应当一律平等（得享有同等范围之权利）。但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实际上有大有小，如结婚权利能力，并非人皆有之。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便将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能力与特别权利能力。前者为就一般权利得  民事主体为其主体之资格，后者为就特定之权利，得为其主体之资格。但是，此种学说并未解决权利能力（即便是所谓特别权利能力）的差异与人格之无差异之间的矛盾。权利能力有大小之分，而人格则仅存在有无之分。同时也有国内学者指出：“人格学说并不能等同于权利能力学说，虽然二者有密切联系。人格和权利能力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在自然人的人格和权利能力上，其概念已经近乎重叠。”“现代民法学也把权利能力视为一种‘资格’，但它和人格概念中的资格，其内在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人格是指可以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前者指条件，即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主体，后者指范围，即民事主体可以享受的权利范围。前者指前提，是主体可以享受权利的前提，没有主体资格，一切权利义务无从谈起，后者指内涵，是主体可以享受权利的内涵”。[12]尹田教授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并不相同。较之权利能力，人格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其描述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一般意义的主体资格，其并不考虑和表达主体得具体享有之权利的范围。因此，享有具体权利的范围之大小、成为某种具体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之有无，与有无人格完全不同。人格的概念当然包含了享受权利的资格，故若无权利能力，人格无从表现。但享有具体权利的资格并不等于人格。“权利能力”得被赋予不同含义：一为抽象意义上的权利能力，指“享受权利，成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等同于法律人格；一为具体意义上的权利能力，指“享受某一特定权利，成为某类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不能等同。
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问题
民事主体判断标准的几种理论学说在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方面，我国目前存在多种理论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流的民事主体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