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照权
病理学教授
个人履历  黄照权，病理学教授，主任医师。右江民族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助理、党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书记、院长、临床学院院长，北京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华医学会广西病理学会常务委员、兼任美国纽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青年科技拔尖人才、广西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先后参加了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班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主干课程进修班的学习，并在南京、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接受医学培训和进修，1996—1997年两次获霍英东医学基金资助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进修学习，1998—1999年在法国巴黎第五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曾先后到30个国家做学术交流和访问。成就及荣誉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科研方向，一是肿瘤病理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二是医疗、高等教育等质量管理和质量监控的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6篇，获科研立项11项。主持完成的项目获国家优秀质量管理成果1项，省部级优秀质量管理成果1项，柳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右江民族医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1]
抗日烈士
黄照权，市桥镇东沙村人。1927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黄荣芬，早年在禺东南岗村当制砖工人。照权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困，其中三人幼年夭折。
照权九岁上学读书。是时，日寇正蠢蠢欲动发动侵华战争。东沙村小学校长黄子炎是老同盟会员、爱国归侨，对日寇侵华行径十分愤慨，经常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进步教师孔海容（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常利用上课的机会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实行民族自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子炎常在乡中聚众演讲，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方言歌曲。照权从小受到熏陶，在幼小心灵中铭刻了爱国主义思想。他经常学着校长、老师的演讲宣传群众。他口齿伶俐，宣传起来有板有眼，群众给他一个绰号“油嘴照”。
1938年10月，日寇入侵广州。照权父亲失业回乡耕种。禺南人民为保国护乡，抗击日寇的入侵，纷纷成立抗日自卫队。东沙村民众在黄子炎、孔海容的推动下也成立了抗日自卫队。11月28日（农历十月初七日）日军在市头登陆，东沙村自卫队和禺南各乡民众3000多人云集南村，与日军战斗竟日，把日寇赶走。是日，照权父亲参加了战斗，校长黄子炎和蔡又成不幸牺牲。日寇的入侵，校长的牺牲，使照权对日寇刻骨仇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和日寇血战到底。
由于父亲失业，照权被迫辍学，和父兄一起耕种租来的田地。当时，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转移到禺南，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在禺南各乡村组织抗日俊杰同志社，东沙村也组织起俊杰社分社。二支队和俊杰社的人员经常到村里活动，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宣传群众。遇有这些活动，照权必定参加，并帮助做工作。在活动中他认识了共产党员黄柳言等同志，并得到他们的教育。照权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他在艰辛的劳动之余经常为俊杰社、二支队送信、散发传单、张贴标语。
1939年底，照权父亲不幸病逝，时年只有47岁。父亲的逝世，给只有12岁的照权打击很大。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和他们兄弟身上。当时日寇占领禺南，日伪横行霸道，到处设卡勒收“行水”。东沙村到市桥只有几公里，竟有七个“保护关卡”，要缴交“保护费”。面对日伪的横行，照权心中充满仇恨。他强烈要求参加二支队，杀敌为国保家。但是，他毕竟太小了，二支队的领导劝他留在村里一边在家劳动，一边参加活动。这样，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照权已经14岁了，经过实际生活的磨炼，更加成熟了。他下决心参加二支队，要亲手杀敌人。照权找到二支队领导说：“我豁出去了，‘出家不顾家’，我要杀敌，我要加入二支队。”二支队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在小鬼队。
入伍以后，凭着他的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一次，照权到市桥张贴传单，传单上画着一只大肥鸡，旁边写着：“李朗鸡，正契弟，向着惶军敬过礼，出卖祖国投靠日本仔，残害人民要拉你去枪毙……”他想，这传单应贴到李塱鸡的大本营“群园”的门口。说干就干，他走近群园，迅速地把传单贴到门口，随即转身离开。这时他被人喝叫：“干什么？细佬！”照权随口回答：“无事呀。”说着就迅速走开。当那人看到传单时，照权已经不知去向了。传单贴到李朗鸡巢穴的大门口引起了伪军的恐慌，叫嚷要缉拿二支队。传单却给市桥群众带来喜悦，人们广泛传颂着带有传奇色彩的二支队英勇杀敌的故事，相互传递着“二支队进入市桥”的消息。
1944年夏，二支队准备攻打市桥，照权接受了到市桥侦察敌情的任务。他扮成一个“铲刀磨剪刀”工匠，挑着工具在市桥串街走巷，侦察敌人在市桥的布防。当时，日军在东涌路黎家祠驻守，必须掌握其活动情况。照权不可能每天长时间在那里监视日军，他就找到在日军驻地对面福英饼家做工的同乡黄锐棠，由黄锐棠每天观察日军往来情况，通过这样取得情况报告部队，为二支队制定攻打市桥作战方案提供重要情报。1944年6月26日晚上，二支队攻打市桥，照权带路引导民兵和二支队战士一道进入市区，消灭伪军、汉奸。攻打市桥胜利撤出时，福英饼家的工人还送饼给战士们吃。
1944年7月26日清晨，由于奸细告密，日军出动500多人袭击集结在植地庄准备第二次攻打市桥的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当时黄照权和二支队同志陈坤、陈芳等人在东沙村。早上，他们听到从植地庄传来猛烈的枪炮声，马上组织民兵分头了解情况，准备支援战斗。当他们了解到战斗非常激烈，二支队很多同志负伤和牺牲，立即投入了抢救伤员工作。他们把几个伤员抬到东沙村，照权还把两个伤员安置在家里，为他们清洗伤口、止血。由于当地既无医生，又无药物，东沙村离市桥又近，很不安全。为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他们决定连夜把伤员转移到员冈村。晚上9时许，照权以及他的哥哥达权，黄炳耀、陈坤、陈芬等9人，用担杆、床板扎成担架，抬着伤员往员冈。在黑夜里，他们一边警戒着敌人，一边照顾着伤员，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翻过重重小山丘，到了半夜才走到离东沙只有十来公里的员冈村。安置好伤员后他们才往回走，到里仁洞时已是太阳将出。为防避路上遇到敌人，他们把担架拆散丢进树林里，分散回到东沙村。这些伤员经过部队医生的精心治疗都全部痊愈，又投入新的战斗。
植地庄战斗给敌人沉重的打击，打死打伤日军70多人。但是，部队付出了重大代价，牺牲了新编第二大队长卫国尧等48位指战员。部队决心查出奸细，为牺牲的指战员报仇。经查明，窃取二支队驻在植地庄情报给日军告密的是日军间谍、伪九乡联防大队长王钜秋（花名“大客侣”），至使植地庄遭日军包围奔袭。二支队的指战员决心消灭这个汉奸、特务。部队领导考虑黄照权是东沙村人，认识大客侣并对其行踪有一定了解，决定派他协助中队干部苏少伟处决这个民族败类。处决大客侣并不是容易的事，他每天八点左右到市桥，中午时分回榄塘村，一般都有五六个人同行。照权他们只有两人，硬拼是不成的。他俩决定要智取，利用大客侣贪心爱枪的特点，用枪吸引他，并设法支开他的马弁，随机应变处决大客侣。计划已定他们就一起行动。
植地庄战斗后大约一个月的一天上午，苏少伟、黄照权按计划到达左边村路旁的小树林，等待时机处决大汉奸。这里是几条路的交叉口：一条通向丹山、市桥；一条通往大、小罗塘；一条通往钟村。路旁有一小溪，小溪上有一小桥，过了小桥是一间叫“水月宫”的小庙。这是从市桥到榄塘村的必经之路。他们打扮成农民的样子，苏少伟怀插着两支手枪：一支快掣，一支左轮；黄照权插一支驳壳。他俩再一次讨论了行动计划，考虑每一个细节，务必处决大客侣。中午时分，他们远远望见几个人走过来，为首的就是大客侣。只见他身穿短袖绉纱衫，中间扎着腰带，手撑着一把大黑伞，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越来越近了。这时，苏少伟大声对着黄照权喝道：“喂，你好还钱啦！”照权说：“我无钱呀！”“你输钱唔认账呀！”说着就要动手打照权，并大声说：“无钱拿枪来抵押！”吵着吵着，大客侣已经走到他们跟前，大声吆喝：“干什么，阻住这些路口！”苏少伟说：“他输了钱想赖账，我要他用枪抵押又唔肯。”大客侣说：“赖账不成。”接着对照说：“你的什么枪，拿来看看。”伸手向照权拿。照权装着不愿意，说：“这里不方便。”苏少伟接着说：“是呀，不如到水月宫里看。”大客侣说：“好！”又回头对他的随从说：“你们先走一步。”这也真是他该死。照权引着大客侣进入水月宫后座，苏少伟看着大客侣的随从走开了马上进入水月宫。这时照权正拿着手枪和大客侣隔着大香炉讨价还价。苏少伟迅速提起快掣对着大客侣连开数枪，把这个大汉奸处决了。枪声过后，苏少伟和黄照权收缴了大客侣的手枪迅速离开。他们刚离开水月宫就听到大客侣的随从喊声：“什么事！”苏少伟和黄照权对他们说：“我们是二支队锄奸队，打汉奸，你们快走。”说着，两人就按计划分头撤走。大客侣的随从虚张声势叫了几声：“打死人了，追他们。”向着他们走的方向开了几枪。这时苏少伟和黄照权已从不同的小路回到了白鹤塘会合。处决了大客侣这个大汉奸，为植地庄战斗牺牲的烈士报了仇。[2]
处决了大客侣，禺南的大小汉奸人人自危，但个别亡命之徒更加疯狂，时刻要寻机杀害二支队指战员。1944年12月的一天清晨，黄照权从东沙村往沙头送信。刚出村口，被继任伪九乡联防大队长黄发等四名汉奸伏击，身中数枪不幸牺牲。照权牺牲时年仅17岁。
解放后，人们在东沙村立起石碑，纪念和缅怀这位年轻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