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068年
历史纪年
1068年是一个闰年，是农历戊申年（猴年）；辽咸雍四年；北宋熙宁元年；西夏乾道二年；越南龙彰天嗣三年，天贶宝象元年；日本治历四年。它的第一天在星期日开始。
通鉴记载
神宗体无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改元。
复命武臣同提点刑狱。
丙子，辽主如鸳鸯泺。
丁丑，以旱减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
辛巳，辽改易州兵马使为安抚使。
丁亥，命宰臣极言阙失。
辽主猎于炭山。
庚寅，御殿，复膳。
辛卯，辽遣使赈西京饥民。
壬辰，帝幸寺观祈雨。
参知政事赵概数以老求去，丙申，罢知徐州。概秉心和平，与人无怨恶，在官如不能言，然阴以利物者为多，时议比之刘宽、娄师德。
以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故事，执政坐待漏舍，宰相省阅所进文书，同列不得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预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遂以为常。
丁酉，诏修《英宗实录》。
壬寅，诏太学增置外舍生百员。初，太学置内舍生二百员，官为给食。至是待次盖百馀人，谏官以为言，故有是诏。
二月，甲辰朔，辽命元帅府募军。
辛亥，令诸路每季以雨雪闻。
乙卯，以孔宗愿子若蒙为新泰县主簿，袭封衍圣公。
初，言者交论种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谔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丙辰，贬谔秩四等，安置随州。
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至苏秦约六国从事，帝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悉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帝曰：“闻卿进读，终日忘倦。”
帝谓文彦博等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韩绛曰：“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爱，乃能有济。”
丁卯，辽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朔，帝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又曰：“汉文身衣弋绨，非徒然也，盖亦有为为之耳，数十年间，终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庚辰，夏遣薛宗道等来告哀。帝问杀杨定事，宗道言：“杀人者先已执送之矣。”乃赐诏慰之，并谕令上大首领数人姓名，当爵禄之，俟李崇贵至，即行册礼。及崇贵至，云：“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以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初，定之归，上其剑、鉴而匿其金银，言谅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绥州，以为定卖己，故杀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贵等罪而削定官，没其田宅万计。
夏亦遣使告哀于辽，辽遣人吊祭。
甲申，辽赈应州饥民。
先是辽禁南京种稻，民病之。乙酉，命除军行之地，并许民种稻。
丙戌，诏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后庆寿宫，皇太后宝慈宫。
庚寅，辽赈朔州饥民。
乙未，诏河北转运司预计置赈济饥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新判汝州富弼入见，以足疾，许肩舆至殿门。帝特为御内东门小殿见之，令其子绍庭掖以进，且命毋拜。坐语从容至日昃，问以治道。弼知帝锐于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弼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帝默然良久。又问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帝称善，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弼力辞，赴郡。
乙巳，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着相友善，帝在籓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维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以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至是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又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政，止虐刑，废强横之籓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明日，帝谓安石曰：“昨阅卿奏书，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言施设之方。”安石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节，群臣及辽使初上寿于紫宸殿。
礼官议，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请御大庆殿受朝，因上尊号。翰林学士吕公着言：“五月会朝，始于唐德宗，取术数厌胜之说，宪宗以不经罢之。况尊号非古典，不系人主重轻。”陛下方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从之。
戊午，回鹘贡于辽。
庚申，吕公着、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来，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言：“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刘分攵曰：“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韩忠彦皆同分攵议，曰：“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轻议变更！”帝问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帝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敞卒。敞学问渊博，寝食坐卧，未尝不以《六经》自随。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按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敞对使答之，笔不停手，修辄叹服。庆历以前，学者守注疏之说，至敞为《七经小传》，始民诸儒异。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而新奇抑又甚矣。
癸亥，以孙觉为右正言、同知谏院。帝与觉言，欲革积弊，觉曰：“弊固不可以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帝称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谓文彦博等曰：“丁渭、王钦若、陈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闻对，因言：“当时修建宫殿，皆谓等开之，耗祖宗积储过半，至今府库不复充实。”帝曰：“王旦为宰相，不得无过。”韩绛曰：“旦尝谏，真宗不从；求去位，又弗许。”帝曰：“事有不便，当极论列，岂可以求去塞责？？”
国子监言补试国子监生以九百人为额，从之。
甲戌，募饥民补厢军。
庚辰，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诸王宫教授。
丙戌，辽主驻特古里。
戊戌，废庆成军。
六月，癸卯，录唐魏征、狄仁杰后；从韩琦请也。
丁未，占城来贡。
辛亥，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修筑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壬子，辽西北路雨谷三十里。
乙卯，赐知唐州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五年，比罢，增户万一千有奇，辟田三万馀顷，岁益税二万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
是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壬申，辽署乌库德?寽勒部都统军司。
癸酉，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韦，伤而不死。及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安石以谋与杀为二事，光言：“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谋为所由，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邪？”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议。
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城。初，秦州生户为谅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筚篥，知州马仲甫请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赐名。
丙子，辽主猎于黑岭。
丁丑，诏：“诸路帅臣、监司及两制、知杂御史已上，各举武勇谋略三班使臣二人。”
赐布衣王安国进士及第。安国，安石弟也，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所献《序言》为第一，以母丧不试，庐墓三年。韩绛荐其材行，召试，赐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
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先帝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匈奴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号。”帝大悦，手诏答光曰：“非卿，朕不闻此言。”遂终不许。
以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知越州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着既为使，帝以升之三辅政，欲稍异其礼，故特命之。
辛巳，孙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先是陈升之登对，帝面许擢置中枢。而觉相继登对，帝因与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长安，而宰相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帝以觉为希旨收恩，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觉疏示甫，甫谢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
壬午，以恩、冀州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
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诏司天更造新历。
知开封府吕公着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尽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唯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唯恐不合其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
京师地又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时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破城池庐舍，吏民皆幄寝茇舍。甫至，独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北道遂安。
韩琦自永兴复请相州以归。会河北地数震，知梓州何郯因上书言阴盛臣强以讥切琦，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后陶入为三司使，迁翰林学士，中丞吕公着复论“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及为中丞，及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州溢水。
甲午，减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
是月，河溢瀛州乐寿埽。
辽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师地又震。
同知谏院孙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闻罚金贬秩而犹可居位者也，乃出觉通判越州。
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师地又震。
辛亥，迩英讲读已，召司马光，问以河北灾变，光对曰：“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帝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对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吴景，此两人似堪其选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论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乙卯，降空名诰救付河东及鄜延路安抚司，募民入粟实边。
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甲子，诏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绝。”
乙丑，复行《崇天历》。
以盐铁副使吕诲为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用司马光言也。
诏：“自今试馆职，并用策论，罢诗赋。”
九月，同知太常礼院刘分攵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当自奉其国之祖。太祖传天下于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置后。若崇德昭、德芳之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至矣。”从之。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初，韩琦自永兴入觐，言于帝曰：“推崇太祖之后，令择一人封王，常从献于郊庙，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从献，皆太子事；今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帝悟，遂罢从献之旨。
丁亥，减后妃、臣僚荐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
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
己亥，辽主驻藉丝淀。
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帝以为然，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上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丙午，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案知州，知州案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辛亥，辽曲赦南京徙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并遭水灾，复一岁租。
乙卯，出奉宸库珠，付河北买马。
戊辰，禁销金服饰。
辽遣使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
丙戌，朝飨太庙，遂斋于郊宫。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忧之，以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四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经边界，直入水海，其流深阔，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是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至是诏光及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
辛亥，录唐段秀实后。
夏遣使贡于辽。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
辛酉，邵亢罢。亢在枢密逾年，无大补益，帝颇厌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岁，前建昌军司理参军德安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角氏也；威服角氏，所以胁制河西也。陛下诚能择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欢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馀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角氏敢不归”角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是所以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玛尔戬诸族，数款塞而愿为中国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国爵命以威其部内耳。而边臣以栋戬故，莫能为国家通恩意以抚之，弃近援而结远交，贪虚降而忘实附，使栋戬得市利而邀功于我，非制胜之利也。玛尔戬诸族皆角氏子孙，各自屯结，其文法所及，远者不过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抚之。臣愚以为宜遣人往河州与玛尔戬计议，令入居武胜军或渭源城，与汉界相近，辅以汉法。因选官一员有文武材略者，令与玛尔戬同居，渐以恩信招抚沿边诸羌，有不从者，令玛尔戬挟汉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温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习用汉法，渐同汉俗，在我实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与诸羌结连，此制贼之上策也。”初，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甚悉，故为是书以奏。帝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句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夏改元乾道。
历史大事
梁氏听政
乾道元年（1068）正月秉常继位时，年仅八岁。其母恭肃章宪皇太后梁氏听政，总揽朝廷内外一切大权。紧接着梁氏又迅速提拔自己的弟弟梁乙埋，并将朝中大权全部拱手送给了梁乙埋。梁乙埋担任国相后，立即提拔他的子弟亲戚占据西夏政权的各个要害部门，于是梁氏一家逐渐势焰熏天，控制了西夏政权。
塔里干之乱
咸雍五年（1068）正月，阻卜部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首领之一塔里干起兵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消息传到辽朝京城后，辽道宗急忙任命晋王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同时将鹰纽印和佩剑交给耶律仁先，耶律仁先可以凭大印和宝剑先斩后奏。其后辽兴宗又任命知殿前都点检萧汗鲁为行军都监，率领辽朝大军深入阻l、部落腹地，讨伐塔里干。辽军迅速推进，俘虏了许多塔里干的人马，耶律仁先在行军过程中，严格烽火斥候制度，遇有敌情，则可以迅速得到情报。但由于辽兴宗过于轻敌，以为短期内即可克敌制胜，部队只带足五个月的粮草，但五个月之后，仍未完全平息塔里干之叛，辽朝军队粮草奇缺，大多叛逃回国，行军都监萧污鲁因调运粮草不济而被罢免。耶律仁先采用安抚与军事进攻相辅相成的手段，占领阻卜部的军事要冲，辽军迅速击败了阻卜塔里干部落的叛军，但塔里干仍不死心，纠集其残余势力前来进攻辽军，耶律仁先派兵予以迎头痛击，再一次击败塔里干叛军。后来，塔里干联合阻卜部的把里斯和秃没二酋长，准备与辽军决一雌雄，把里斯等人率本部人马到前线增援塔里干，但他们了解到塔里干屡战屡败，辽军攻势越来越猛的情况后，慑于辽军的强大势力，把里斯和秃没二酋长不战而降。经过九个月的浴血苦战，辽军取得了平叛的胜利。辽军将投降辽朝的阻卜部酋长全部押解到京师。
阿云之狱
熙宁元年（1068）正月，登州（今山东蓬莱）妇女阿云母亲去逝后，守丧时间尚未结束，便嫁给当地农民韦阿大。但阿云嫌韦阿大其貌不扬、丑陋不堪，准备趁夜用刀杀死韦阿大，韦阿大受伤十余处，被砍去一截手指，但韦阿大并未丧生，阿云作案后向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案件上报审刑院和大理寺后，审刑院和大理寺认为应该按照违反法令结婚的敕令判决这一案件，免除阿云的死刑。而登州知州许遵则认为应该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条文来审理此案，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将这一案件移交刑部，刑部也同意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但许遵认为用敕令条文加以判决很不合理，于是上书宋神宗，宋神宗下令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出面审理此案，翰林学士王安石和知制诰司马光开始对案情进行分析，王安石认为许遵的判决是合理的，而司马光则认为审刑院和刑部的判决是正确的，其后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颉等人上书支持司马光的意见。王安石执政后，为阿云之狱专门修改了法律条文。熙宁二年（1069）八月，吕公著上书支持王安石的意见。于是审刑院、大理寺官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人上书反驳吕公著。御史中丞吕诲等御史台官员，文彦博等人也上书认为谋杀案不应该考虑坦白自首因素。其后，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等人都因不懂法而执法被弹劾，司马光上书朝廷，竭力为这些官员辩解，才使他们免罢。
韩琦筑甘谷城
韩琦派遣李立之到开封府 （今河南开封）请求修筑甘谷城（今甘肃通渭南）。枢密院官僚认为甘谷城地处秦州（今甘肃天水）熟户（归顺于宋朝的少数民族）领地之上，假如朝廷在此修筑城，今后还得有相应的配套军事工程，使甘谷城与渭州（今甘肃平凉）连接起来，同时，宋朝还必须添屯大量兵马，政府很难供给粮饷等等。因而朝廷没有采纳韩琦的建议。李立之回到陕西后，韩琦再一次上书朝廷，坚持要求修筑甘谷城。他认为目前西夏所占有的地区与古代匈奴所占据的领土相差无几，宋朝从前放弃了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便失去了砍断西夏“臂膀”的有利条件。如果在甘谷城修筑城堡，可以连通鸡川（今甘肃通渭东南）、古渭等城，形成一个防御西夏的强大体系，并可以阻止西夏吞并古渭寨一带蕃部的企图，可以防止蓍部部落如木征、瞎药、青唐等联合起来反抗宋朝。因而修筑甘谷城是一举三得的事情。熙宁元年（1068）二月宋神宗采纳了韩琦的建议。韩命令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宋初名将杨业之孙）前往修筑甘谷城。韩琦还建议朝廷在秦凤路擦珠谷一带修一大城堡，修成之后，宋神宗赐名为通渭（甘肃陇西县东），这样就将古渭寨与甘谷城连接起来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论理财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如何理财问题上发生了根本分歧。王安石认为宋代“积贫”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出过多，而在于生产甚少，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万言书里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理财的最好办法就是广开财源，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从而扭转政府财政亏空的局面。而司马光在嘉祐七年（1062）的《论理财疏》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财方针，他认为自然界所能生产的物质财富一般都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上，只会因为水旱等自然灾害而增产或减产。而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冗兵、冗官、冗费等是造成国家财政紧张的直接原因。因而司马光的理财方针是节流，即节省一切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这样就能解决国家财政危机问题。熙宁元年（1068）九月，王安石与司马光同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时，司马光、王硅，王安石三人将《郊赉札子》递呈给宋神宗，其中谈到郊祀之礼时赏赐过滥，耗去了政府大量财产。于是关于理财问题，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司马光说：目前国家财政紧张，自然灾害频仍，政府应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冗费），而节省冗费应该从皇帝身边的亲贵、权臣开始。王安石回答说：本朝版图辽阔，皇帝在郊祀之礼时赏赐大臣点儿东西算不了什么，节约这一笔开支也未必能使国家财政富裕起来，况且理财并非当务之急。司马光又说：本朝从宋真宗未年以来财政发生危机，国用不足，近年以来，财政亏空局面越来越严重，节省冗费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王安石反驳说：国家财政支出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善于理财的大臣。司马光针锋相对道：善于理财的大臣不过是千方百计地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这样全国人民只会越来越穷，从而被迫流离失所，然后起而为盗贼，这对国家难道是有利的吗？王安石回答说：这种人并不是善于理财之人，善于理财者应该不增加老百姓负担而使国家财政日益富裕。司马光说：这是汉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纯属欺人之谈，况且天
地所产的财富有一定的数额，这些财富不是储藏在民间，便是储藏在国家的仓库之中，果真如桑弘羊所说，那么汉武帝末年盗贼公行的现象又当作何解释呢?难道不是老百姓穷困不堪而起而为盗吗？这次争论后不久，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机构，开始了变法运动。变法派所实施的一切措施都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一些官僚的反对，司马光还接二连三地写信给王安石，大谈孔孟之道，攻击王安石大谈理财之事，违背了孔孟之道。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诘难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这就是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上述即是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理财问题上的重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