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校对工作
校对工作概述
  校对符号标注实例校对人员应在确保校样与原稿一致的基础上，注意发现原稿在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等内容方面的差错，以及在语言文字表述、图表公式排列、体例格式统一、字体字级批注等方面的差错，及时负责地提请编辑部门解决。校对人员应该在校样上使用国家标准《校对符号及其用法》（GB/T14706－1993）所规定的规范校对符号，以准确传递信息，方便编辑人员核正和改样人员改正。
校异同段玉裁说：“照本改字，不讹不漏”。现代学者陈垣认为是“机械法”，“长处在不参己见”，“其短处在不负责任”。
现代指以原稿为唯一依据（或标准）来核对校样，分辨二者的异同：同则通过，异则以原稿为准对校样进行订正。
工作时对照原稿仔细查看校样，查出校样与原稿在内容和格式批注方面的不相符合之处，予以订正，是校对工作的基本要求。
工作内容主要是根据原稿，核对并清除校样上的差错，包括检查多、漏、错文字及标点、符号错误；核对标题、署名，文中人名、地名、数字、公式等。
校是非段玉裁说：“定本子之是非”。
现代指校对者凭借自身储备的知识或其他权威资料来判断原稿中的是非，确认其是“是”就通过，确认其“非”就提出疑问，请编辑部门解决。又称作“活校”，是一种层次更高、难度更大的校对功能，目的在于弥补作者的疏漏和编辑加工的不足，提高书刊质量。
工作时发现原稿上存在的错讹或格式批注疏漏，提请编辑解决，是校对工作的较高要求。
工作内容包括改正在政治思想上和科学性上遗留的不准确的提法和词句、清除语法修辞上遗留的差错和毛病、清除错别字、解决和消除任何疑点等。
此外，还需要对版式进行校对：
1．检查版面、格式，图表位置及表题、图题，字体、字号、字距和行距。
2．检查标题位置、层次及转行，注释、参考文献及序号，核对中英文目录及页码与文章的一致。
3．检查目录及对应的页码、刊眉、页码顺序、版权，封面、封二、封三、封底的文字、刊号、年月期号。
校对工作基本制度
新闻出版署1997年颁布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必须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这两个制度即是校对的基本制度。
责任校对制度以集体交叉与责任校对相结合为特点。 （1）每一部书稿都确定一名专职校对人员担任责任校对；承担文字技术整理、监督检查各校次质量和通读检查工作；（2）不同校次分别安排不同专业技术职务、不同专长的校对人员交叉承担；（3）校对过程由多人集体完成；
三校一读制度是传统的校对工作制度。一般书刊都必须至少经过三次校对（初校、二校、三校）和一次通读检查后，才能付印；重点书刊、工具书等，应相应增加校次；终校必须由出版单位内具有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的专职校对人员担任。
校对工作程序
校对工作的基本操作工序包括：初校、二校、三校、通读、誊样、核红、文字技术整理等各环节。
1．一校（作者、责任编辑各校一次）：侧重对原稿校对，力求校样与原稿的一致，纠正版式错误，对有疑问处作出标示。校后通读一遍。要求作者不能对原稿作大的改动。
2．二校（责任编辑、执行编辑各校一次）：校对时要确定一校校出错误已改正，纠正版式错误，并对文稿中的疑问予以处理，填补遗缺，统一体例。可以使用黑马校对软件的严格校对模式替代人工二校。
3．三校（执行编辑校一次）：校对时要确定二校校出错误已改正，对校样进行综合检查，清理差错，确定版面格式。
4．点校：对三校校出错误予以核对，并对文章、版式作最后通校，确保清样无差错。
5．校对签名。校对者应在每次校样上签名，并标明校次，以防差错。
6．责任编辑甩开原稿和三校样，对清样进行阅读，寻找差错。在读样后，进行总体扫描，检查有无错字、漏字、表格与插图是否合乎规范，字体、字号使用是否正确等。 
现在国内大多数出版社和报刊社均已使用黑马校对软件，基本都采用人机结合校对程序。
纸质稿件的人机结合的校对流程如下：
人工初校+技术整理→誊样→退厂改样→核红→计算机二校→人工三校→人工通读→退厂改样→清样核红→付印
人工初校可核对原稿及进行全书的技术性整理工作；计算机二校可以节省大量人工校对时间，确保准确率；人工三校和通读则可以起到最后把关的作用。 
电子原稿的人机结合校对模式：
计算机一校（主要校文字性差错）→人工二校（主要校是非） +技术整理→退厂（或退责任编辑）改样→核红→计算机三校（主要校改动后的差错）→人工通读→退厂（或退责任编辑）改样→清样核红→付印
校对工作方法
对校法陈垣：“对校者，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读”，“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
点校：将原稿放在校样上方或左方。先看原稿，后看校样，逐字逐句进行校对。
平行点校：将原稿折叠后，覆在校样需校对的文字或图表上进行点校。
折校：把校样放在桌子上，再将一页原稿夹在两手的手指间压在校样上，并把原稿上的字句对准校样相应位置的字句逐字逐句进行校对。
读校：两人以上合作的校对方法，即一人朗读原稿，另一人（或两人）对照校样并改正校样上的错误。
本校法陈垣：本校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现代校对的通读检查采用的便是本校法。
校对人员在无原稿（或脱离原稿）的情况下，集中注意力辨别校样上文字的形态，理解文句的含义，通过比较、前后互证来发现错误。
运用本校法进行的通读检查，更能体现‘校对是编辑工作的延续’这一特性。”
在电子原稿大量涌现的今天，充分发挥本校法的长处，可以在互补的基础上弥补作者的失误或者编辑在加工编辑上的不足，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
他校法陈垣：他校者，以他书校本书。
使用与所校对的稿件内容相关的比较权威的其他图书（包括工具书），来进行具体的校对工作。
他校法常与本校法交叉运用。
他校法的功能在于释疑，通常用于解决引文、数据、习语、术语、公式、日期之类的异同问题。
理校法陈垣说：所谓理校者，遇无古本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理，即推理判断。
理校，即通过推理分析作出是非判断。 
在本校发现矛盾而又无他书可供参照时，便只能通过推理分析来判断是非，并提出疑问，由编辑部门解决。
理校也常与本校结合使用。
理校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必须是学有所长，知识面较广的校对人员才可运用，负责容易出现“以不误为误”或“以误改误”的差错。
校对工作发展
（1）古代的校雠通常是编校合一的；而现代校对工作和编辑工作逐渐分离，演变成为现代出版过程中独立的工序并逐渐职业化。
（2）现在校对工作已成为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承担，并且关于校对原理和规律研究也有很大发展。
（3）传统的人工校对模式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人机结合校对模式，借助电脑校对软件，既能节省校对时间，又能保证校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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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成了“校对专家”
周 奇 
出版界的许多人称我为“校对专家”，而且加了诸如“顶级”、“权威”之类的溢美之词。对于这个称号，我自愧名不副实，因为我实在不是什么“校对专家”，更无从谈起“顶级”和“权威”。但是，在“校对是简单劳动”观点颇为流行的当今，我还是乐意接受“校对专家”这个称号。
我23岁进入出版社，从助理编辑干起，先后担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期刊主编、出版社副总编和总编辑，一直干到退休，整整做了40年编辑工作，称得上“老编辑”。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编辑工作之余，做过一些编辑理论研究，写过《图书编辑工作的本质》、《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期刊定位与总体编辑构思》、《西方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试论编辑职业道德》等十余篇编辑专业论文，还参与我国第一部编辑学论著《实用编辑学》和第一部研究西方出版的论著《外国出版概况》的编写，勉强算得上“编辑理论研究者”。然而，现在出版界却给了我一顶“校对专家”的桂冠。 
我怎么成了“校对专家”？这得讲讲“我与中国版协”的故事。
还是在1989年，中国版协成立了“教育工作委员会”，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的老领导王业康同志，时任中国版协秘书长，邀我参加“教育工作委员会”。那时，我还在总编辑任上，作为“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只是参与教育工作规划的研究，没有承担实际任务。1990年8月，委员会内部开始分工，我和副主任孙培镜同志分管校对员的教育培训。10月，我们举办“在京出版社青年校对竞赛”，企图通过竞赛摸清校对人员的业务素质。通过竞赛活动，我们发现了校对队伍建设方面的不少问题：校对队伍整体素质偏低，校对人员的语言文字水平亟待提高，相当部分的校对人员缺乏与校对工作相适应的知识结构。中国版协的领导，迅即决定开展校对专业培训，提高校对队伍的整体素质。在这个背景下，我受版协委托，主持筹办“全国优秀校对培训竞赛”。1992年9月，首届“全国优秀校对(社科、文学)培训竞赛”在京举行，一年后接着主办了第二届“全国优秀校对(科技、教育)培训竞赛”。我们试图通过“先培训、后竞赛”的形式，激发广大校对员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同时摸索校对专业培训的方法。 
参加两次培训竞赛活动的，都是地方版协和中央部门出版社选拔的优秀校对员。每次活动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9天时间进行强化培训，培训的内容很广泛，除校对知识和技能外，还讲授汉字规范、语法、修辞、逻辑等语言文字知识，以及心理学、管理学、系统论、高新科技知识。授课老师都是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如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清华大学教授魏宏森、中国科协研究员王洪、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王铁琨和厉兵等。第二阶段用5天时间备赛和竞赛，消化讲授的知识，检验培训的效果。两次培训竞赛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轰动效应，推动了校对队伍建设。把培训与竞赛结合起来的做法，得到王子野、宋木文、叶至善等版协领导的首肯。叶至善说：“把培训和竞赛结合起来，是个创造，是提高校对人员素质、发现优秀人才的有效形式。” 
1994年，中国版协领导决定召开“全国校对工作研讨会”，进一步推动校对队伍建设。这年6月，我退休，于是全力参与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全国校对工作研讨会”于9月在西安召开。全国的校对精英齐聚一堂研究校对工作，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是破天荒的。正是这次研讨会，把我推进校对学问的殿堂。 
由于出版界普遍轻视校对工作，“校对是简单劳动”、“校对不创造财富”之类的论调颇为流行，校对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校对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校对工作者长期积累的内心压抑在研讨会上爆发了。天津的一位校对科长，1米8的汉子，走上主席台竟然泣不成声。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虽然一肚子的委屈，却十分热爱校对工作，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计名利。谈起校对工作的乐趣来，艰辛和委屈便烟消云散。陕西人民出版社校对科长程浩，在校对岗位上苦干了24年，眼睛己经熬成深度近视。但是，她的第一篇校对论文题目却是《校对美》。她在论文中这样描述自己在校对过程的内心体验：“客体上的一个错字、错符，对主体感官的刺激，会引发主体的一丝窃喜；又一个刺激，又引发一丝窃喜。”“无数个小喜悦如一朵朵浪花，不停地、无序地冲击着校对者的心扉，组合成伴随着校对过程始终的愉悦感。”校对工作孤独而寂寞，她却把校对工作戏称为“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这令我十分震惊和感动。 
在研讨会上，与会校对工作者不约而同地要求中国版协成立校对专门委员会，组织全国校对工作者学习业务，交流经验，研究理论，同时维护校对工作者的权益。主持研讨会的中国版协常务副主席卢玉忆，当即拍板成立“校对研究委员会”。随即，研讨会变成了“全国校对工作者代表大会”，拟制委员会章程，推选委员和主任。我就这样被推上“校对研究委员会”主任坐位，开始研究校对理论与实务的生涯，并且一干就是14年。 
在这14年里，我一头扎进现代校对理论和实务的研究中，主持了两次全国校对队伍状况调查，主持召开了6次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和4次校对专题研讨会，主持开办了1期校对师资培训班、11期校对科长培训班、9期校对员培训班，制订了《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和《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主编了《校对培训教程》、《现代新闻出版编校实用手册》、《现代书刊校对技能手册》和4本校对论文选集，还编写了《现代校对学概论》。 
于友先主席还是在署长任上，在一次编辑理论研讨会上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校对是一门大学问。我当然赞成他的观点，也在各种场合引用这句话，但当时对这句话的真切内涵并无深切的理解。感谢中国版协学术委员会主任吴道弘先生的点拨，他要我做一番“校对阅读与编辑阅读之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研究学问的重要方式。阅读是编辑工作的基本方式，也是校对工作的基本方式，但是，两种阅读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从两种阅读之比较入手，请教了许多资深校对，阅读了许多校对论文，将两种阅读的对象、目的、方式、方法以及与阅读关系密切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等等，进行深入的比较，终于明白了校对学问之所在。2007年8月，我把比较研究得到的认识，写成一篇10万字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校对阅读与编辑阅读之比较研究》。我先做校对工作者的学生，又把学来的东西加以梳理、归纳、提升，再去做校对工作者的“先生”。我就是这样成了“校对专家”的。 
2008年，我已经77岁了，力不从心了，便把“主任”让给比我年轻的同志。我在辞职报告中这样写道：“这14年，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更学到了许多知识，对人生也有了别样的感悟。”这是从心底里发出的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