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脏猴儿
基本信息
【名称】《脏猴儿》 
【年代】现代 
【国家】法国 
【作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体裁】中篇小说
内容概要
菠尔打了孩子一记耳光，把他推进走廊里。她一想到儿子，眼中出现的是一双螺旋膝、棍子腿、抹子掉在鞋面上的小东西。她厌恶孩子由于呼吸不通，总是半张着的嘴和耷拉下来的下嘴唇，象他父亲那样。她脸上长着密茸茸的汗毛和小胡子。她出于迷信门第和伽菜亚斯·德·赛纳斯男爵夫人的头衔而嫁给一个白痴，葬送了自己的一生！生下这么一个没出色的低能儿，难道能怪她？她要把孩子送到一个无神论者的小学教师那里去，除此以外，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她曾把纪佑姆送去寄宿，但不久就被送回来了：这个小脏猴儿尿床；教会里的人无法收客低能的孩子。可是她的婆婆带回来小学教师不肯要孩子的消息：他不愿意和庄园里的人来往，免得听别人的闲话。纪佑姆喜欢呆在奶奶的卧室里，在她的床和跪凳之间的空角落。这时，他的父亲和祖母在交换着短促的问答：“妈妈，这个小学老师是个赤党吧？”“赤党？路斯笃还说他是赤中之赤呢！”纪佑姆见过这个瘸腿的小学教师，他总是光着脑袋，拄着一根漂亮的乌木拐杖。这当儿女佣进来了。祖母、父亲和这个“阿姨”都是他的靠山。这个奥国女人魁梧的身材替他当了一道屏障。奶奶宠爱的举动和言语有时无济于事，只有“阿姨”才真象母鸡爱小鸡似的本能地庇护着他。菠尔出了家门，她在回味小学教师所说的话，这是指她和以前那个神甫的一段往事。当年，就在这条路上，她和那个孩子般天真的高个儿，那个清瘦的年轻神甫并肩步行。她想从他那里寻求帮助，这在她是无可非议的；他象一个海上遇难者一样接待了她，仿佛在自己的荒岛上，又到来了一个同样命聋的同伴。一次，在神甫住宅的花园里，神甫由于倦极了，把头倚在少妇的肩膀上，那也就不过几秒钟的事情，而她赶快把肩膀缩回去。但是被一个邻居看见了。从此庄园礼拜堂祭坛前的神灯再也不点燃了。12年来，她忍受了这种毁誉所带来的耻辱，她知道现在还在那里到处传播。但这件事情竟传到了素不相识的小学教师的耳朵里，这使她感到无法容忍。她要向他解释事情真相，央求他接受替纪佑姆教课。她走进餐室时，全家正在吃饭，她提出要去见小学教师，婆婆反对，两人抢白起来。第二天中饭后她就去找小学教师，他快40岁，但还有年轻人的风度。他建议明天下午放学以后把孩子带来，他想观察一下。纪佑姆知道要把他送到小学教师那里去以后，哭着说：“我不去！”伽莱亚斯带上他到坟地干活去了。父子两人默默无言，他们可以这样走上几个钟点，可怜的伽莱亚斯竭力想找个话题，但总是落空。他不知道对孩子能说些什么。第二天，菠尔带着孩子去见小学教师波尔达斯。他让孩子帮忙剥豆子，然后带孩子去看他儿子约翰—比尔的书柜，让孩子朗读凡尔纳的《神秘岛》。纪佑姆从一张照片中认出约翰-比尔就是那个神童般的少年，向往着能与之交往。小学教师让纪佑姆明天再来朗读小说。孩子当晚怀着微笑入睡。在小学教师家里却发生一场口角，小学教师的妻子反对纪佑姆到家里来，生怕丈夫同庄园里的贵妇人接触多了会出意外。小学教师决定不收这个孩子，但他的出发点不同：“我们不应该和庄园发生关系。阶级斗争，并不是纸上谈兵。这是天天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他让妻子写信回绝了。菠尔为此同老男爵夫人发生争执，菠尔说话过了火，冒犯了赛纳斯家世世代代的祖宗。伽菜亚斯带着儿子到坟地去。孩子坐在一块墓石上。通红的太阳竭力想从雾里钻出来，雾却不能决定化成云飘到天上去，还是变作雨落到地上来。波尔达斯先生不愿意再管他了。从此他不能再进到约翰-比尔的卧室里去，他站起来，跨过墓园的矮围墙，沿着一条通向西隆河去的陡峭的小道走去。伽莱亚斯发现孩子不在眼前，便追了上过。他的眼睛贪婪地追踪着这个跨着小步踉跄地奔走的小生命，追踪着这只从捕鼠夹子里挣脱出来，已经受了伤、流着血的地鼠：而这就是他的儿子，一个和他命运相仿的人。好些年来这个孩子忍受着痛苦，但是生活的道路在他还刚开始，苦难还只是一个开端。在他生命的每一阶段中，还要受尽各种不同的折磨。在这个女人面前，在这个永远带着愤怒的女怪物面前，他能有办法自卫吗？憎恨使伽莱亚斯透不过气来，但比恨还强烈的是他所感到的耻辱，因为折磨这个女人的人，正是他自己。她仿佛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母狗，不是关上几天，而是迫使她把整个青春在囚禁中度过。柳叶在凤中瑟瑟地微响，西隆河已在眼前。孩子带着父亲奔向水闸。据说伽莱亚斯跳进水里去是为了搭救他的儿子。小东西揪住了他的脖子，终于把他也拖进水里去了。菠尔长了一个恶性瘤子，她受不了吗啡，痛苦太剧烈时才同意打针。老男爵夫人的女儿一家，看来不会让老妇人太太平平地终老。波尔达斯则很后悔，决定今后再有来求他帮助的人，他不会再加以拒绝。青草侵占了赛纳斯家的墓园。荆棘覆没了荒寂的坟地，青苔已使墓碑上的字迹再也认不出来了。[1]﻿
作品鉴赏
中篇小说《脏猴儿》是莫里亚克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品，这是一篇小小的杰作。莫里亚克通过一个追求门第和头衔的女人和一个低能儿的命运，写出了外省一个庄园主之家的家庭悲剧。女主人公菠尔是小说的第二主角，作者对她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她为了要做男爵夫人而嫁给一个白痴。可是，“这种愚蠢的虚荣心”毁了她的一生；她丝毫得不到幸福。她并没有成为男爵夫人，唯一的男爵夫人是她的婆婆。她只不过是个“伽莱亚斯夫人”。她和丈夫唯一的一次同床生下的儿子也是一个低能儿，父与子不堪入目的愚笨嘴脸更使她的生活充满烦恼和愤恨。感情生活的缺乏使她一有机会便寻求发泄，向别的男人倾诉内心思绪。旱年她与当地神甫的频繁交往引来了闲言碎语和恶意中伤，她从此得了坏女人的名声。为了儿子的教育，她与小学教师波尔达斯交涉。但是，波尔达斯的妻子生怕丈夫被她勾引，竭力反对接受教育这个低能儿。这在促使小学教师作出拒绝的决定中起了作用。菠尔不喜欢儿子，没有一点母爱，脑海里只有儿子丑陋、肮脏的影像，因而对儿子只有斥骂和责打，造成母子之间的隔阂与鸿沟。她的生活没有欢乐，而只有矛盾、失意、痛苦。但这种生活的悲剧是由她自己造成的，只能自作自受。丈夫与儿子的自尽给了她最后一击，她得了恶性肿瘤后，对生命毫不留恋。莫里亚克着意刻画了这个人物内心的“恶”，菠尔是一个从外貌到内心都十分丑恶的女人。她的追求是低级庸俗的，她缺乏应有的道德观念和人之常情。通过她，莫里亚克展现了外雀富裕之家上层妇女阴暗的精神世界。刻画人物的内心是莫里亚克擅长的手法，他要“描绘人的内心的最深之处”。在这篇小说中，莫里亚克运用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白描相结合的写法：他的叙述往往是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展开的。无论是菠尔，还是她的儿子纪佑姆，以及她的丈夫伽菜亚斯，莫里亚克都采用了这种笔法，充分展示了人物的内心后动。正如法国批评家亨利·克卢亚尔所说：“他是隐秘的顶感，神秘为、内心深处的描绘大师。他绝不忽略激情的、隐晦的复杂心绪：这些堪与风暴前兆相比的准备阶段，这些联结又松开的接触，这些恐惧和期待，这种默契，这含混的希望……”在内心情感的挖掘中，莫里亚克尤其善于描绘女性形象的犯罪情感。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内心世界，常常充满犯罪、不贞、仇恨、忧郁不安等心理活动。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本性如果不是受到腐化，也是受到伤害。不待说，一个基督教小说家不能依据田园诗叙述人类历史，因为他无须进开罪恶的秘密”。菠尔的虚荣心、空虚的精神状态和缺乏母爱就是当作罪恶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的。莫里亚克没有忘记点出，正是外省狭隘的、落后的、闭塞的环境，正是由于社会不良习俗的腐蚀，才产生菠尔这一类恶的代表。莫里亚克的小说艺术还有一个特点：在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斗争时，他总是选取了矛盾即将总爆发的时刻，就象拉辛的悲剧一样，一开始矛盾斗争就异常尖锐，直接导向悲剧结局，而省略了不必要的枝蔓。在《脏猴儿》中，一耳篇这场家庭悲剧正处在剑拔弩张之中，各种矛盾汇聚一起，一触即发，情节的发展紧凑异常，心理描写恰到好处，并不冗长，整篇小说一气呵成。同时，莫里亚克又用富有诗意的笔调去渲染波尔多附近朗德平原的景色，时而这是而后广漠的田野，不见人影，唯有葡萄枝蔓在寒凤中抖动，小溪中有着密集的芦丛和卑湿的、沼泽地带的神秘，预示着不祥的征兆，时而这是雨中的黑夜；时而这是雾濛濛的天气，各种响声与河水声混成一片。这一切构成了浓重的悲剧气氛。最后，这个中篇也反映了莫里亚克善于以孩子的遭遇来安排情节的特点。他认为自己的所有作品中，“有个儿童在梦想”。纪佑姆虽然是个低能儿，但他的心理活动仍然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自尽是对不平待遇的抗议。在语言运用上，《脏猴儿》体现了莫里亚克简洁优美，象古典散文一样的文风，他不愧为一代语言大师。[1]﻿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生于法国西南重镇波尔多一个富裙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去世时他只有20个月。母亲虔诚，他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因而终主信奉夭主教。1906年在波尔多文学院历史学科毕业，进入巴黎的文献典籍学院，但不久便退学，专门从事写作。1909年发表处女作、诗集《双手合十》，受到巴雷斯赞赏。随后他开始写作小说，发表了《戴锁链的孩子》（1913），《肉与血》（1920）等作品，但作为小说家的声誉是来自《给麻风病人的吻》（1922）。小说描写一个女人的婚姻悲剧。此后，莫里亚克接二连三地发表小说、《大河》（1923）、《热尼特里克斯》（1923）、《爱的荒漠》（1925，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蝮蛇结》（1932）、《弗隆特纳克的秘密》（1933）、《黑夜的终止》（1935）、《黑天使》（1936）等，充分展示了他杰出的才能。其中以《苔蕾丝·德斯盖鲁》最为重要。小说描写女主人公对家庭生活不满，以致发展到企图毒死丈夫，终被丈夫长期幽禁，备受精神摧残。莫里亚克于1932年任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1933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用手中笔参加抵抗运动。战后从事新闻工作，同时继续发表小说：《脏猴儿》（1951）、《羔羊》（1954）、《昔日一少年》（1969）等，并从事戏剧创作和散文写作。此外，他还写过一些作家论。1952年他因“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了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1970年9月1日卒于巴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