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守妇道
定义
妇道，即妇女应遵守的道德标准，不守妇道，就是没有遵守这些标准。在古时的父系时代，对妇女制定了一系列不对等的要求，如三从四德。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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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比较现代妇道与传统妇道的区别之前，首先要了解妇道的含义。
妇道，在指古时指做媳妇必须遵守的规矩。在《孟子?滕文公下》一书中有：“以顺为本者，妾妇之道也。”即妻子对丈夫、媳妇对公婆要绝对顺从。这种礼法制度早在奴隶社会末期就已形成，到封建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在封建时代，三从四德是妇女的行为规范。“三从”出自《礼记.丧服.子夏传》，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份，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四德”出自《周礼.天官.九嫔》，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语（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女子的从一而终、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男女有别、家长制、夫权统治等，表达了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要求，也成为奴役和压迫妇女的有力工具。
虽然在《孟子》中定义了妇道是妻子的责任和义务，但封建社会将其进一步延伸为三从四德，成为了妇女的行为规范，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对妇女社会地位看法的集中体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也是出于妇女在社会分工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中，将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文化的有力武器来散播，造就新女性，在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是迈向现代中国的关键一步，新女性是被想象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载体，但新女性自己却是要做主体，要做一个和男性同等权利独立的人，于是妇道这个词开始有了新的含义。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代的妇道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它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变化。
男女平等。
人类学家海伦?费希认为，女人将是21世纪的“第一性”。而在这个世纪之初，女性的首要的任务，仍旧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角色定位，以及争取自己该得的权利。 
说到底，女性追求平等的过程，也是她们一步步走向职业化的过程。 
现代的女性，面临的问题与传统的女性已经大不相同。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不再是问题，问题是：你可以在多大范围内选择工作；冲破父母包办的婚姻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处理与自主选择的男友的感情；经济独立乃至人格独立应该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定要像男人那样行事才能得到吗？
独立的职业女性产生了角色困惑——当初的选择使许多女性今天面对着比从前更为难的处境，她们在社会中要按照男人的标准去工作，而在家庭中，还得像传统女性一样遵守妇道。
似乎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为自己争取的权益，到头来让女人成了不男不女的人？这种局面令人沮丧。
有许多职业女性在工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遵循了男性规则，从而缩小了男女“性格沟”。关于“性格沟”，英国心理学家沙威尔的调查显示：30年前被列为男性“典型性格”的顽强、坚定、勇敢等，时下许多女性已经具有，以往男性大多“暴躁”，但现在高达40%的女性承认自己时时“大发雷霆”，比例只比男性低5个百分点。
事实上，职业女性的角色混乱，具有史无前例的全球性。  此前，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杰梅因?格里尔曾在其《完整的女人》一书中对当代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女权主义者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妇女遭受苦难的原因可以归纳在“矛盾期望”一词之下。
妇女面对的矛盾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容易伤人，职业妇女不知道她应该像男人一样工作，还是像她自己那样工作？她应该改变组织还是屈服于组织？她应该忍受骚扰还是照男人屁股上踢一脚？做母亲是特权还是惩罚？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2003年10月，上海市妇联公布的“上海女性受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认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的比例较之10年前有所上升。报告认为，尽管女性中仅有37.3%的人赞同“男性以社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分工模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相当数量的已婚妇女在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之下，忙于相夫教子，从而放弃自己对成功成才的追求。
这说明，中国的女性在家与职业之间，10年来一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的妇联组织认为，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她们从事的许多职业不能和男性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另外，就业竞争的加剧，让她们成为单位首先考虑的裁员对象。
也有人认为，女性返回家庭，是为了重新找回做女人的安全感。事实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社会上，当代女性的不安全感都是注定的。
除了观念因素外，安全感的缺失甚至让许多职业女性不敢生育。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表明，上海育龄女性生孩子平均不到1个。研究人员认为，上海职业女性比例较高，而从生育到抚养孩子需要很多时间，面对各种竞争压力，不少女性选择参与竞争，无暇顾及生孩子的事，也有不少职业女性等到站稳脚跟后，再考虑生儿育女。与此同时，健康、性骚扰、同工不同酬等问题，都成为职业女性没有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桂珍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该校很有贡献的一些女性在座谈时都说，现代女性的压力非常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她们不仅要付出比男人更多的辛苦(因为决策者以男性为主)，而且，还要分担多半的家庭责任。
不久前，郑桂珍等在21所大学做《女教授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发现，现在的女教授们，在讲课、评职称、进修以及婚姻家庭的几重压力下，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目前，女生所占比例大约是所有高校生的44%。许多人因为工作难找，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周折。有媒体说，为了找工作，一些长得不太漂亮的女大学生甚至纷纷去做整容。因为，最终决定是否给她们一份工作的，多半还是男性。
套用100年前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女性开放则社会开放，女性独立则社会独立，女性自由则社会自由，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强于欧洲，女性盛于世界则国盛于世界。
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元化女性文化面前，中国女性的整体形象面临失语的尴尬。人们陷入一种迷惘：谁能代表今日的中国女性形象？要怎么做才能成为好女人？
好女人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坏女人倒遍地开花。你会看到，妓女、二奶、一夜情和第三者插足的剧情，几乎充斥了所有的影视银屏。好端端的历史剧或革命剧，都要重新改编加进昨日的妻妾成群和烟花柳巷；特别温暖的人文剧，偏偏有演不完的床上戏。不知是坏女人造就了电视剧和电影，还是后者丑化了中国女人。说到底，电影和电视剧是现实社会和价值观的体现。我们看到，今天，随着社会价值多元化和城市文明的左冲右突，中国女性面对着以往任何社会背景下都没有过的角色摇摆。围绕“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一个两难命题所展开的讨论，几乎贯穿了中国新一代女性的全部青春期。而这个讨论的过程，也是女性做出抉择的心路历程，很多女性由此走上了独立自强的路径，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女性从此处迷失。
一位社会学者分析说，从一开始，中国女性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性别教育，在面对各种感情问题时，她们很困惑。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是她们走向社会后思想迷失的根源。
总之，在讨论现代妇道与传统妇道的区别时，我们不应该完全的摒弃传统的妇道，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之与当今女性所定义的现代妇道有机结合，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女性所相应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