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心理史学
形成和发展
心理史学的提出，和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S.弗洛伊德及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有直接的联系。弗氏等认为，运用该学说的无意识理论、释梦理论、人格学说和性的理论等进行历史研究，有助于开拓历史认识的视野。1910年，弗洛伊德撰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一部体现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人物传记。一些人认为，这是西方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完美结合，是心理史学一次成功的尝试。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在普及精神分析理论，而不是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史学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心理史学开始摆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使心理史学开始具有完备的现代史学的意义。1957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兰格在看到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和心态史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呼吁加强心理史学的研究。新一代的心理史学家强调，心理史学不是在历史资料里面发现心理学的概念，而应当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料。1958年，美国学者E．H埃里克森的专著《青年路德：一个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出版，他在进行心理分析时，高度重视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被公认为是心理史学的奠基之作，成为心理史学问世的标志。他还认为，心理史学的实质，是用精神分析学说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活动。这种认识，反映了西方心理史学的主流观点。60年代以来，心理史学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1965年，在埃里克森、李夫顿等人的努力下，心理史学方法研究小组成立。1972年，心理史学协会在纽约成立。1973年，《心理史学杂志》和《心理史学评论》等专业学术刊物创刊。在美国，约有1/3的大学开设心理史学的课程。影响所及，借助精神分析学说撰写历史人物传记蔚然成风，也成为心理史学研究的主要形式之一。
美国《心理史学评论》（The Psychohistory Review）系其主要的发表重镇，为目前重要的心理学学术刊物。“心理史学”在华语社会中因著名科普作家艾西莫夫（Issac Asimov）的科幻小说，及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的故事得以普及，但真正认识这门学说的人并不多。
研究内容
心理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社会群体的心理史，如种族歧视、法西斯主义等；在童年史和家庭史研究中，对人的童年时代和家庭生活进行心理分析。
P．洛温伯格的《解开往昔之迷》(1985)详尽探讨了“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认为那一代人在其性格形成的决定性时期的遭遇，特别是童年早期的遭遇，他们在童年时期心理形成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共同经历，导致了他们成年时期性格上所有的畸变。
近年的心理史学研究中，更加重视使用非精神分析方法。一些研究者还强调，对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个体或群体的心理解释，只是诸多分析历史人物中的一种，或者仅是其他解释的补充，并不是要取代其他的解释。这些认识，反映了心理史学发展中的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1]
运用
佛罗伊德精神分析法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上人们心理状态的一种史学流派。佛罗伊德是西方心理史学的奠基人，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后来成为许多历史学家进行心理研究的主要依据。佛罗伊德在1912年率先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写出了关于达·芬奇的传记《童年的回忆──达·芬奇》。他在书中指出，达·芬奇的性格非常奇特，他有时温柔得就像善良的女孩儿，有时又非常狂妄，怀疑一切，蔑视权威。他的绘画艺术本已达到很高水平，但却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与绘画毫无关系的科学研究活动，如研究鸟类飞行、植物的营养等。佛罗伊德认为这些矛盾反映了达·芬奇的心理变态，心理变态又根源于达·芬奇的童年。达·芬奇生于1452年，是一个公证人和一个农家姑娘的私生子，后来他的父亲抛弃了他的母亲，和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结婚，达·芬奇便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5岁才回到父亲身边。
佛罗伊德认为这5年恰恰是达·芬奇性格和心理形成最重要的时期，由于没有父亲，引起了他个性的严重失态，并形成了他女性化的性格和同性恋的倾向。达·芬奇的母亲由于失去恋人而加倍爱抚幼儿，她对达·芬奇的不断亲吻刺激了达·芬奇对母亲的依恋和性的早熟。佛罗伊德认为蒙娜·丽莎迷人的微笑实际上就是他母亲的微笑，反映了他对母亲的爱和深深的怀念。这本书被认为是心理史学最早的著作。另外，佛罗伊德还著有《歌德对童年的回忆》、《托马斯·杰斐逊心理研究》等。在心理史学方面有所成就的还有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吕·费弗尔，他提倡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并对心理史学进行了理论探讨。他在《拿破仑卜书中，曾对拿破仑性格的形成进行过心理分析。他的《拉伯雷的宗教》也是重要的心理分析著作。
美国心理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心理史学开始在整个西方兴起，美国仍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早在1935年，美国史学家威廉·兰格出版的《帝国主义外交》一书中，就用心理学方法分析了19世纪末英国的对外扩张。1957年，兰格担任了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在12月29日的就职演说（《下一个任务》）中，呼吁历史学家把心理史学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门新的史学。通常人们都把兰格的讲话看作美国心理史学真正形成的标志。就在兰格演说后仅仅一年，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埃里克森就出版了他心理史学的经典性著作：《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埃里克森的贡献主要是：第一，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认为自我在为本我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内容、需要和机能；第二，强调人格的可变性，把人们从生到死的心理状态分成8个阶段，人就是通过解决各个阶段的心理危机而向前发展的；第三，在人的内在心理世界和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注意到了外在环境对心理的影响；第四，从心理学角度阐述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认为领袖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能克服内心的种种障碍；但领袖又是不能脱离群众的，群众的心理往往对领袖的心理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埃里克森还写了其他许多心理史学方面的著作，如1963年的《儿童期与社会》、1969年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起源》等，是公认的西方心理史学的权威。 
在兰格的号召和埃里克森的鼓舞下，美国的新史学在60年代有了迅速发展，一批年轻的学者逐渐成长，他们大都受过历史专业和心理学专业双学位的训练，他们年富力强，成果卓著，比较著名的有洛温伯格和科胡特等人。美国心理史学还拥有两个专业刊物《心理史学杂志》和《新史学评论》。其他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现代史杂志》、《交叉学科历史杂志》等还经常举办心理史学的专刊。到70年代末，美国已有30多所大学开设心理史学的课程。可见，新史学在美国也是一片兴旺景象。当然，新史学在当代并不局限于美国，也波及了西欧所有的国家和加拿大，如德国对路德和希特勒时代的心理研究，在世界上就有一定的影响。
特点
注重探讨历史人物的童年经历如美国学者奥托·弗莱兹1972年发表的《俾斯麦心理分析》就颇具代表性。他探讨了俾斯麦的童年生活与他的人格形成的关系。俾斯麦从小缺乏母爱，母亲对他非常严厉和冷淡。上学以后，他又经常受到老师的粗暴对待，所以成年的俾斯麦就形成了一种权力欲，因为他要通过不断追求权力来补偿他童年时未得到满足的心灵；
广泛应用精神分析的概念与术语比如“犯罪感”就是应用很广的一个概念。除此之外，还有自我防御机制。自我同一性、心理暂停状态、唤起代理、男性自我陶醉等；
用精神分析法研究集体心理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1789年的大恐慌》中认为1789年谷物的涨价、农村的饥荒、乞丐、暴徒、土匪的骚扰、领主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贵族和宫廷的阴谋，这一切使整个法国陷人心理上的大恐慌之中，农民由于恐惧而作出了防御反应，恐惧消失后又产生了惩罚的愿望，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这场农民革命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群众革命心理的三个方面：恐惧、防御反应和惩罚愿望是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关键；第四，扩大了史料应用的范围。除了传统的文献著作外，心理史学还运用了其它有助于心理分析的资料：回忆录、私人信件、日记等。另外，生活习惯和个人痛好也被心理史学所注意。如佛兰兹就注意到了俾斯麦爱决斗，爱表现自己等等，通过这些细节来说明俾斯麦的心理状态。
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西方心理学
心理史学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马克思主义从不排斥从人类心理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历史，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决定的因素，但人的心理、情感等因素在历史上也起一定的作用。如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历史科学是不能忽视人类的心理活动的；二是心理史学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它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把不被传统史学所注意的东西如童年经历、性格、情感、潜意识等等引人历史学领域，从而造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不能不加分析盲目搬用应当看到它的缺陷：西方心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在医学和心理学上特别是在治疗精神病方面有独到的价值，但用它来研究整个历史领域就显得牵强附会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脱离了社会关系总的结构，脱离了社会历史环境，仅仅从人的本能和心理活动去概括解释历史，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看，心理史学在西方的发展也限制了史学家的眼界，许多史学家只盯着人的内心活动，而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存在，这显然背离了心理史学应有的发展方向；心理史学还导致了不顾事实，随意解释历史的主观主义倾向。精神分析法强调追溯历史人物童年的经历，但这方面的资料又非常缺乏，因此许多毫无真实性的传说也被心理史学家用来作为精神分析的证据，这样的历史是无科学性可言的；历史研究机械化、简单化的倾向也很严重，许多史学家用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生搬硬套历史，还有的历史传记干脆就是人物的精神病病历，而不作任何历史解释。另外，从心理学领域引人大量的理论术语也给人以故弄玄虚之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心理史学要发展，必须打破西方心理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发展自己的科学的心理史学理论。
中外心理学发展
影响历史学方法论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心理史学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他的多卷本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人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
法国年鉴学派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
美国的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
家庭史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中国心理史学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民国心理学史20世纪之初，心理学的引进与传播主要以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为主体，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是山东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潮日益盛行，清政府实行了“新教育政策”，这导致促使心理学科以制度化的形式在清末师范学校的课程体系中被固定下来。
进入民国后，心理学知识翻译和传播主要由留学生承担，但多数是个人性质的。到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在他的支持下，正式的心理学科的发展开始活跃起来。20世纪20年代，国内各高校纷纷设立专业科系，十余年间，共有21所院校设立了心理学系(组)，此外，一些学校的教育系或教研所建立了心理学试验室，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即使没有设立心理学系或试验室的院校也大都开设了此类学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心理学发展进入了“学科化”时代。一大批学者学成回国后，在我国高校致力于心理学的建设与发展，很多人在各大学和研究所担任要职，其中唐钺和汪敬熙历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艾伟、陆志韦分别担任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郭任远在复旦大学创建心理学院并亲任院长。北大的心理学发展更是得到校长蔡元培的亲自扶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大齐于191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后来随着唐钺、孙国华、刘停放、樊际昌、汪敬熙、陈雪屏等一批著名留学心理学家的加入，专业教师阵容不断扩大，培养了诸多后备人才。到1924年，郭任远受聘于复旦大学，着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院，还向外国输送了一些心理学留学生。
在这批学者的呼吁下，各大学相机成立了心理学系。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师范学校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目在清末时节就已经被规定为必修课，由留美心理学家张耀祥来校任教，使心理学在北师大极盛一时，吸引一部分学子转向心理学学科。中央大学系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前身，南高师时期，留美心理学家陈鹤琴和廖世成就为该校心理学日后发展打下较为牢固的基础。陆志韦作为“中国现代心理奠基人”，致力于本校心理学学科化发展，还为科学心理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他组织北京五大学(燕京、辅仁、清华、北大、北师大)每月举行一次心理学界联谊会，商讨发展大计，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心理学报》。
南京大学前身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在南高师阶段心理学系就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东南大学时期该校心理学系更是为全国最先进完备者，中央大学成立后，在艾伟、潘菽、萧孝嵘为首的留学心理学家的领导下，该校的心理学事业，尤其是教育心理学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央大学成为众多留学心理学者的首选。
除《中国心理学报》外，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至1949年，留学生心理学者共创办了《心理》、《心理半年刊》、《测验》等十余种专业杂志。虽然这些杂志创办时间长短不一，但从整体上贯穿了民国心理学发展全过程，对完善学科体制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当时的很多心理学者希望用心理学解决中国的社会实际问题。其中，学术中国化的代表是心理学家潘菽，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德、美等国家的心理学搬来了事，而是研究我们自己要研究的问题，提倡研究中国实际需要的应用心理学。陈鹤琴、艾伟这两位留美学者也关注到这一点。1934年，艾伟在南京建立第一所学科心理实验学校——万青天才试验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又转移至大后方，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学习心理实验班。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现过一次“教育测验运动”，规模很大。参与者认为，通过各种测验，可以解决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问题。至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出版或修订合乎标准的智力与人格测验约20种，教育测验50多种；廖世成团体智力测验；陈鹤琴图形智力测验，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艾伟订正宾特纳智力测验；陆志韦与吴天民完成比纳智力量表的第二次修订等。
当时，已有学者认识到挖掘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其中张耀祥可谓开此先河者，1940年他发表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开山之作《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系统梳理了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和现代心理学起源与发展，并对中国心理学发展提出几项建议。
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期，各高校心理学系的发展出现了滞缓，一些心理学系招生连年空白，心理学系次第取消。由于办学经费的紧张、不是显学的心理学使毕业学生不易于解决生活问题，难有生存发展空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变更学制，很多院校心理学系被取消。很多学者只能辗转迁徙，另谋发展。民国时期高校教师流动性很大，有的心理学者在同期身兼数职，生活不能安定。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临近，国内形势恶化，中国心理学发展举步维艰，一些心理学者仍然在报刊发表文章，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及支持，同时坚定同行的决心。由于他们的执着，使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在中国风雨飘摇的环境下得以生存，为以后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和教育才逐渐走上正轨。[2]
梁启超关于心理学的认知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中国台湾心理学实践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文革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中国内地心理学研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 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人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人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