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代瓷器
发展概述
清朝时期陶瓷文化，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的一页。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采多姿，也由於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於匠气。
  清朝瓷器福建省德化白瓷，莹白而带透明感，生产佛像相当有名。
清朝前期，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外及宫廷对
景德镇瓷器的需求量的激增，使康、雍、乾三代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康熙的青花、五彩、三彩、郎窑红、豇豆红、珐琅彩等装饰品种，风格别开生面；雍正的粉彩、斗
彩、青花和高低温颜色釉等，粉润柔和，朴素清逸。乾隆的制瓷工艺，精妙绝伦、鬼斧
匠工，前无古人。青花玲珑瓷、象生瓷雕、仿古铜、竹木、漆器等特种工艺瓷，惟妙惟
  清朝瓷器肖，巧夺天工。瓷业兴、百业兴，乾隆时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景德镇袤延仅十
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籍此食者甚众。” 清代中期，外销陶瓷发展出来的广彩，艳丽照人。
瓷款简介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清朝瓷器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均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顺治官窑器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体布局不甚规整。　民窑款较为多样，有篆书堂名款，如“玉堂佳器”、“继善堂”、“梓桑轩”等，有各式花押款、伪托款。祭器多用干支纪年款。　康熙朝历时61年，款识较多。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珐琅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挺拔，顿捺明显。后期字体清秀，在具体写法上也有细微区别，如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清朝瓷器康熙民窑款识更为多种多样，有图记款，如秋叶、角、爵、方胜、杂宝，还有寓意性图案，如一枝笔、银锭、如意组合为必（笔）、定（锭）、如意等。私家款如“杏林春宴”、“北庆堂”、“益友堂”、“若深珍藏”等。有光画双圈，不写字的双圈款。还有“文章山斗”之类的闲章款。仿前朝的寄托款，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官窑款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相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珐琅彩瓷。　雍正细路民窑器大多数落各种堂名款，如“正谊书屋”、“百一山房”、“澹宁堂”、“望吟阁”等，一般民窑器款则复杂多样，如用灵芝、香炉、团花款、方块款、豆腐干款、四朵花款等。　乾隆朝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乾隆民窑款形式也极丰富，堂名款和花押款多大体与正朝相同，故鉴定时有一定的难度。乾隆朝首次出现草记款。　乾隆朝款，字体最多，书写排列形式也最多，且官民窑款字体易混淆。一般来讲，官款比民款精、秀、细、润，而民窑款大都较为粗糙、草率，亦有仿宣德、成化款。　 　嘉庆官窑器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清朝瓷器民窑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仅写半边字，还省减笔划，称为草记款，故十分难认。堂名款以“行有恒堂”、“嘉荫堂制”、“植本堂”等为多见。花押款除部分沿用乾隆时期的之外，新出现蝙蝠、桃子等款识。道光官窑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民窑款器亦多有六字或四字纪年款，一般均不太规整，开始出现百结图记款。　咸丰及其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再次兴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清秀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这一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精致。　民窑款则多无定制，形式较多，同治时多有“同治年制”四字篆书戳记印款及抹红款。光绪时多伪托款，一般是“康熙年制”或“若深珍藏”。
唐窑与唐英
  青花松竹梅天字款罐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景瓷生产
  清朝瓷器花有荣枯，月有圆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景德镇瓷业生产就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现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战乱很多、政局动荡、外资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推残。延续500多年的御器厂也随着清祚的倾圯而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陷入低谷。一直到解放前夕仍无起色。不过，在这不景气的年代里，瓷业生产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技术上有所革新，出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景德镇陶瓷业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而且有不少创新，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煤代柴烧造等。
艺术风格
  清朝瓷器清朝（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入关。他是清入主中原后第一位皇帝，6岁即位，在位17年（1644-1661年）。 
这段时期，正是清代建国初期社会动荡及百废待举的时期。由于清政权初建，全国各地尚未稳定，时局动荡，有些地区的战乱也未平息，由于受明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影响，战乱纷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明代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也受到重创，处于萧条和停滞状态，清政府对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更是无暇顾及，采取了明末已有的“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烧造制度，官窑生产断断续续，时产时停。从顺治八年，开始烧造官窑器。依相关陶瓷文献可知：顺治八年（1651年），清室开始沿袭明代宫廷旧制，下令烧造黄龙碗等器。从传世品也得到证实。北京雍和宫藏有顺治八年江西监祭奉敕敬造款的官窑青花云龙纹香炉。由此推断，顺治官窑瓷器制作年代大部分应晚于顺治八年，属顺治晚期的作品，且产量很少。《景德镇陶录》记载：“国朝建厂造陶，奉造龙缸……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等督造，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经饶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等督造，亦未成。嗣后，派江西巡抚郎廷佐督理景德镇窑事。十七年，巡捕张朝疏请停止”。由此说明，景德镇御窑厂在顺治后10年中烧造官窑瓷器，虽处低潮，仍未停止烧造，到顺治十七年，还没烧成质量好的龙缸和栏板。顺治官窑器品种有青花、五彩、茄皮紫釉、黄釉、蓝釉、酱釉、白釉等。而民窑器烧造有青花、五彩瓷等，其中品种和数量较多的是青花瓷。 
明末瓷器逐渐成为一种商品，成为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物品之一，瓷都景德镇渐渐成为工商业城市，为提高制瓷业的水平和发展，满足市场需要，官搭民烧制度渐兴。明王·宗林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载：“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民窑赔贝皮，习以为常”。“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具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固也。”御窑厂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民窑瓷器生产中的先进因素，这对促进御窑厂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广大制瓷工匠的积极性。清朝顺治时期，也实行“官搭民烧”制度，较明代更为深入。御窑厂负责制坯成型以及器物绘制，烧制则由民窑完成。御窑厂给搭烧窑户一定的酬金，这样刺激了窑户生产积极性。另外，清初官窑瓷器烧造时断时续，产量减少，朝代更迭的动荡环境，使许多原先为御器厂烧瓷匠师为了生活所迫，投身到民窑造瓷业中，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促进了顺治民窑瓷器的发展，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官窑的生产。并为以后康、雍、乾瓷器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顺治一朝只有17年，时间较短，且处于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转变时期。顺治时期所烧制的瓷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被人们重视与认识，历史上文献记载也不多。故这一时期的无款瓷器常被笼统地称为“明末清初”瓷，或者把明末崇祯青花瓷归为顺治青花，或者将顺治青花瓷中质地细腻、青花发色翠蓝的“上品器”归为康熙时期。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铭有“大清顺治年制”的官窑款瓷，以及带顺治干支纪年款的顺治瓷器来看，虽然数量有限，但为我们提供了顺治瓷器断代的重要标准器。另外，通过排比的方法，对不署款的顺治青花民窑器与明末崇祯时期以及康熙时期的瓷器作认真的比对、排队列比、细致地审度，便不难断出其师承之间的差别。下面就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顺治瓷器以及国内外博物馆及收藏家所藏顺治瓷器，就顺治瓷器的断代，以及烧造品种、器物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阐述其时代特征。 
顺治时期，是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过渡时期，瓷器造型也充分体现出这一过渡时期的风貌。顺治瓷器在造型方面有些沿袭了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瓷器的遗风，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品种，如筒花觚、洗口兽耳瓶等。民窑器多造型古朴稚拙，胎体厚重，器足宽厚，多为砂底。釉质青白，多白中闪青，如鸭蛋壳色。顺治民窑器多不署年款，但有的署干支纪年款，故对顺治瓷器的鉴别起到了标准器的作用。顺治时期民窑瓷器器形有筒瓶、橄榄瓶、蒜头瓶、洗口兽耳瓶、筒花觚、花觚、观音尊、将军罐、莲子罐、香炉、筒式香炉、笔筒、净水碗、碗、盘、碟、杯等。 
  清朝瓷器筒瓶，也称为“象腿瓶”，是明末清初的典型器。口微撇，短颈，溜肩，腹为长筒形。此器形万历时期出现，天启、崇祯时期也有烧制，顺治时期，将筒瓶寓意为“大清天下一统”，一直沿续到康熙时期，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器物之一。顺治时期的筒瓶，较明末和康熙时期腹部更为细高。品种有青花、五彩器等。青花多绘花鸟、山石芭蕉和博古图、人物故事图案。五彩器则多绘人物纹及花卉纹。橄榄瓶，洗口，细长颈，鼓腹，撇足。胎体厚重。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对顺治青花云龙纹橄榄瓶，高54厘米，酱釉口，腹部绘火珠云龙纹，有“大清顺治庚子年”干支纪年款。 
蒜头瓶，口为蒜头形，长颈，扁圆腹，圈足。多为青花器，绘麒麟、芭蕉、人物纹等。洗口兽耳瓶，为佛前供器，造型别致新颖，为顺治时期所特有的器形。口部呈洗状、长颈，颈上部有对称双兽耳，颈下部渐宽，长腹，下腹至足部外撇，沙底。品种有青花和五彩，青花多绘云龙纹、山水纹等。 
筒花觚，撇口，器身修长，腰部渐收，平底无釉。口部多施酱釉，多见青花品种，绘麒麟纹、枯树花鸟纹、山石芭蕉纹及龙纹等，无款器较多，少数署干支款。较大的筒花觚，高大约在50厘米左右。 
花觚，多为直筒状，口与足稍向外撇，腹部稍有外凸，砂底。此器型明崇祯时期出现，是由筒花觚演变而来，到康熙时期，腹部逐渐突起，有的成为鼓腹状。青花品种较多，也有少量五彩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顺治青花花鸟纹觚，高20厘米，口施酱釉，腹部绘青花枯树花鸟纹和莲荷花草及芭蕉太阳纹。青花花觚多绘火珠云龙纹、麒麟、芭蕉、博古图、雉鸡牡丹、人物故事纹等。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顺治青花牡丹纹花觚，高52.8厘米。撇口，筒式腹，腹部略凸起一周，撇足，平底内凹，无釉露胎。口沿施酱釉，青花纹饰，分三层，上层绘双犄牡丹、枯树、枝叶、鸟纹和太阳纹，中层绘洞石，牵牛花卉纹，下层绘下垂蕉叶纹。青花色泽浓重鲜艳。顺治青花蕉叶纹觚，腹上下绘蕉叶纹。铭有“顺治十三年”款识。造型古朴，是顺治青花的典型标准器。 
将军罐，多带宝珠纽盖，器形高大，高为40－100cm左右、直口、短颈、鼓腹、腹下渐敛、平沙底。此器形始于明嘉靖时期，到清康熙时期，十分兴盛，品种有青花和五彩，多胎体厚重，器形饱满。
莲子罐，收口，丰肩，鼓腹，平底无釉。传世品中，多数无盖，多见青花纹饰，常绘花鸟纹、竹石芭蕉纹和人物故事纹等。 
香炉，侈口，短颈，鼓腹，高圈足，无釉砂底。口涂酱黄釉。胎体厚重，多见青花器。绘云龙纹、麒麟纹、人物纹等，用笔粗犷、豪放。顺治青花罗汉图香炉，造型端庄，青花绘罗汉图，青花色泽艳丽，人物刻画生动，栩栩如生，旁隶书有“顺治丁酉年”款识。盘，口沿微外折、弧壁、平底、圈足。官窑器多为单色釉瓷，见有黄釉、茄皮紫釉、白釉等品种，有光素器，也有暗刻龙纹为饰。顺治官窑茄皮紫釉刻云龙纹盘，器内外壁施茄皮紫釉，呈深蓝色，器内壁、内底暗绘云龙纹，盘外壁暗绘云龙纹，近足处绘莲瓣纹。外底施白釉，内双圈青花书“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官窑款，是少见的顺治官窑器，制作精致。
背景及特点
  清朝瓷器嘉庆朝的前阶段，基本上仍保留着乾隆朝的遗风，但从整体上说，已远逊于乾隆盛世了。当时的粉彩和青花器也还有一些精品，特别是珊瑚红地粉彩、描金器较为突出。颜色釉中霁红、霁蓝、酱色釉、黄釉、瓜皮绿、豆青、云霞釉和石绿等都有一定的数量。仿哥、官、钧窑及茶叶末的品种也在继续生产。其时，士大夫阶层风行鼻烟，瓷制鼻烟壶除粉彩外，青花和白釉搂雕的数量也不少。在图案上，更盛行名胜山水图，人物中仕女的形像，较以前更带有清代的装饰特征。 
道光朝的青花和颜色釉制作，都已趋衰落。粉彩瓷器的数量虽多，但品种、造型亦已大为减少，产品中以莲花型的盘、碗为突出。有少量“慎德堂”款和“囗竹主人”款的粉彩、霁蓝描金和抹红描金器则较为精致。此外，有陈国治所制的黄釉仿象牙器，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陷于动乱和衰败。在这段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窑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宫廷婚喜、寿庆的应酬、赏赐之品。民窑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是巨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民窑中，制有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但这并不是当时制瓷业的主流。
随着日本瓷器的竞争和欧洲瓷器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康熙瓷器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1]雍正瓷器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五十七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2]乾隆瓷器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3]嘉庆、道光瓷器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4] 咸丰、宣统瓷器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为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