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门寺地宫遗址
遗址简介
唐法门寺塔基中心建筑遗址。法门寺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名刹，位于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寺院因藏  法门寺地宫有佛指舍利而在唐代盛行一时。寺院在明代筑有13级砖塔，后往历代重修。
至1981年秋，真身宝塔因连日淫雨倒塌，塔内所藏的造像和经卷跌落。经过清理，发现有宋刻《毗卢藏》20残卷，元刻《晋宁藏》579卷，元刻《秘密藏》33残卷，清抄《妙法莲花经》7卷，民国抄经200余卷。其中《晋宁藏》和《毗卢藏》是今已十分罕见的珍本经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版本价值。
1987年4月，因修建新塔在清理残塔基时，发现了距地表约一米多的唐代塔下地宫。唐代皇室多次迎送的佛指舍利和供奉的多种珍宝都原封不动地置于地宫。
罕见经卷
至1981年秋，真身宝塔因连日阴雨倒塌，塔内所藏的造像和经卷跌落。经过清理，发现有宋刻《毗卢
藏》20残卷，元刻《晋宁藏》579卷，元刻《秘密藏》33残卷，清抄《妙法莲花经》7卷，民国抄经200
余卷。其中《晋宁藏》和《毗卢藏》是今已十分罕见的珍本经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版本价值。
1987年4月，因修建新塔在清理残塔基时，发现了距地表约一米多的唐代塔下地宫。唐代皇室多次迎送的佛指舍利和供奉的多种珍宝都原封不动地置于地宫。
清理发掘
法门寺唐代地宫的清理和发掘遗迹包括明代塔基、唐代塔基和唐代地宫三个部分。发掘总面积为1300平方米。明代塔基叠压在唐代塔基之上，近于圆形，下用夯土筑成。唐代塔基包括外围部分和中心方座两部分。其外围为一正方形，由五层夯土筑成。夯土之中沿周边分布着19个唐木塔的支架柱础。中心方座在塔基中部的方形夯土台基，其正下方，对着唐代地宫后室基槽。
唐代地宫坐北向南，近于“甲”字形布局。长21.2米，宽2—2.55米不等。地宫前有21级踏步漫道，下为长方形平台，经台后甬道即为前室，入里为中室(主室)，最里为后室和后室秘龛。踏步漫道、平台和秘龛由方砖铺成；甬道和前、中、后室全用石块构筑。除了前室门前有两通碑石之外，四枚佛指舍利和各类文物出自前室、中室和后室之内。从发掘情况来看，法门寺唐代的地宫是迄今所见最大的塔下地宫。
四枚舍利
概况法门寺唐代地宫内供奉有四枚佛指舍利，现在按发现的先后顺序分别称为第一枚、第二枚、第三枚和第四枚。其中第三枚是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舍利，又称灵骨，另三枚是唐代所做的复制品，又称影骨，四枚舍利在佛教徒心目中是同样的神圣。它们的关系正如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说：“影骨非一亦非异，了如一月映三江。”出土时，四枚舍利被分别安置在地宫不同位置的不同器皿中。第一枚舍利第一枚舍利 (影骨)为玉质，面世于1987年5月5日凌晨1时，为阴历四月初八，即佛祖释迦牟尼2552年的诞辰日。是感应还是巧合?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第一枚舍利这枚舍利安置在唐懿宗所赐、用红锦袋盛装的八重宝函内，八重宝函是整个地宫最重要的供奉物，安置在地宫北壁正中位置。
八重宝函依次是：
第一重——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　　
第二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　　
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盝（lù）顶纯金宝函。
第四重——六臂如意轮观音曼荼罗盝顶纯金宝函。
第五重——鎏金如来坐佛说法盝顶银宝函。
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
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第八重——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
最外层（第八重）上面，雕镂穷奇，描金加彩，雕刻有释迦牟尼说法图、极乐世界、礼佛图等极为庄严肃穆壮观的画面。第七重有鎏金四天王护卫图案，颐丰姿壮，生动威武。第六重为素面盝顶，十分雅致。第五重为银宝函，是鎏金如来说法，生动逼真。第四重是盝顶纯金宝函，顶部与宝函四周，均以金框宝钿珠装饰，顶端四面有八簇宝花，中心为一大簇宝花，四周每面有七片瓣花，围积成一朵大花。三重叠罗，清净无染。第一重为最里一重，是一座纯黄金塔，四面塔门畅朗，金简瓦盖顶，顶部有金质莲花朵，捧托金珠顶，塔座是纯金方台，每部位都有花纹绸缕，维妙维肖，华贵庄严。塔座上有一小银柱，仅11毫米高，盘为细颈鼓腰状，喇叭口径处雕12朵如意云头，鼓腰上二平行线连为四组三钴纹杆状十字团花，衬以珍珠纹，腰底为莲瓣形，银柱托底也呈八瓣莲花状。间以三钴纹，柱底还有一墨书小字——“南”，圣物佛指舍利就套在这根小银柱上。    
八重宝函出土时，外用一个大红锦袋包裹着，八重宝函层层相套，锁钥俱全。但由于第八重是檀香木宝函，出土时已朽坏，因此，现在只能看到七重宝函。宝函上文化内涵丰富，人物众多、纹饰华丽、工艺精湛。其上整刻有丰富的密教坛场、造像等，庄严肃穆，是研究唐代佛教及密宗曼荼罗的重要资料。第二枚舍利第二枚佛指舍利也装在一套宝函内，原置于地宫中室，由外及里依次为汉白玉灵帐、盝顶铁函、鎏金双凤纹银棺。1987年5月8日22时20分，考古工作者启开珍藏于地宫汉白玉灵帐中的盝顶铁函，铁函上锁着大铁  第二枚舍利锁，上面锈迹斑斑。原来开启八重宝函，是完全按照碑文的记载来进行的。但是，这只奇异的大铁函，碑文却没有任何记载。为了稳妥起见，在两日前的一个夜晚，在扶风县医院的X光机下对它进行了透视，只发现其中有异物，但由于铁函锈蚀严重，专家们反复“会诊”，也难确定。
启开厚厚的函盖，铁函内有一个木盒，已经腐烂，被红黄二色泥土紧紧固定于函中，盒下为糊状物，检验不清。启开木盒，盒内是彩绢，整整9层，层层花色各异。当取开最后一层彩绢时，发现鎏金银棺。银棺状如棺木，前端雕五彩花冠一顶，中间两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凤鸟，正在并头齐飞，后端饰云头纹。在银棺前端中间开着两扇精致的小门，挂一把小巧的金锁，左右两面门扇上各镶三排9颗小金钉，门扇上各雕一执幡童子，童子头上有彩云数朵。银棺后档上雕一对披发金毛狮，银棺左右两侧棺板上，各雕一位守卫银棺的金刚力士，左执剑、右执斧。
整个小银棺置于一座雕花的金棺床上。棺床前后分别有五座壸门（门形似月），左右两侧是雕花帘帷。第二枚舍利就置于鎏金银棺内，专家们将其命名为“特级二号”。
第二枚佛指舍利的形状、大小、色泽与第一枚基本相似，为玉质，外表是不规则的多面体，上有人为的三条纹理。这枚舍利于1987年5月9日凌晨2时发现。第三枚舍利第三枚佛指舍利是在地宫后室北壁秘龛内发现的。舍利装在一只铁函内，发现时铁函已锈迹斑斑的，打开铁函，里面是一枚45尊造像盝顶银函，上面放着两枚硕大的水晶随球，还有二枚雕花白玉指环、二枚雕花  佛祖真身舍利金戒指、一串宝珠、数条绣花绸绢。45尊造像盝顶银函为正方体，长、宽、高各17厘米，函盖、函身雕工极为精致。函身下沿錾刻“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真身宝函”。银函内放置银包角檀香木函，函顶、函身均包裹银雕花包角，以平雕加彩绘手法雕满各种花卉。上系银锁、钥匙一副。
银包角檀香木函内为嵌宝石水晶椁子，椁盖上镶嵌黄、蓝宝石各一枚，体积硕大，眩耀夺目。椁盖雕观世音菩萨及宝瓶插花，椁身四面皆雕文殊菩萨坐像及莲座、花鸟。
水晶椁子内是壸门座玉棺，玉棺内，安奉着一枚舍利。发现这枚舍利时，是1987年5月10日早8时，根据出土的先后顺序，专家们将其命名为“特级三号”。
第三枚佛指舍利为骨质的管状物，外壁为不规则的六面体，上有自然裂纹，呈灰白色。内壁有六道沟槽，呈暗黄色，高3.7厘米。这枚舍利的形状与地宫内《志文碑》记载的“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上下俱通，两角有纹，纹并不彻”完全相符。
这枚舍利经专家鉴定和史料佐证，就是佛教徒苦苦寻找了2000多年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舍利，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佛教界至高无上的圣物。[1]    
安奉释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的白玉棺，有6.5厘米长，棺体小巧，形状很像沿用到今天的木棺，通体以白玉琢磨而成，呈乳白色，并泛淡青色，玉质细腻柔和，棱角分明，工艺非常精致。第四枚舍利第四枚佛指舍利是1987年5月12日在一尊阿育王塔中发现的，为骨质的管状物，高3.7厘米，内孔方阔，外形为不规则六面体，灰褐色，其中三面各有一道人为的沟槽，这枚舍利原供奉在地宫前室的三重宝函内。  第四枚舍利阿育王塔，全称汉白玉浮雕彩绘阿育王塔，体高78厘米，由塔刹、塔盖、塔身、塔座四部分组成。铜铸塔刹，葫芦状，安置于盖心。塔盖为九层棱台，由上而下逐渐变大，每边刻一圈如意云头二方连续图案。塔身为四面，四角有立柱。每面中心设门，门上有四排乳钉，各24枚，门设司前，有锁。每个门扇上各有一尊菩萨。塔座为须弥座，座的台缘均刻流云纹。
塔内放着一座宝刹单檐铜塔。铜塔为模铸成型，平面呈方形，分作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人字形斗拱。顶为单层四角攒尖形，每面铸出瓦垅，角垅起翘。塔刹高耸，刹底为须弥座，其上6个相轮由下往上依次渐小，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塔内盛放银棺一枚。棺前档板上刻着两位坐佛弟子，两侧壁各錾出两只迦陵频迦神鸟。棺体下有两层台座，上层台座四周錾出一圈仰莲瓣，下层四周镂空成壸门。
当这口银棺的棺盖被启开后，又一枚佛指舍利出现了，于是被命名为“特级四号”。
上述四枚舍利为唐代皇室当年所迎送的佛指舍利。法门寺地宫中珍藏的佛指舍利以重重密套的金、银、水晶、玉石、珠宝和檀香木等贵重材料制成的宝函盛置，反映了唐朝皇室对佛祖的极度尊崇和对舍利的极度珍视。这些华贵雍荣、工艺精湛的宝函，也反映出唐代辉煌的物质文明。
珍贵文物
在地宫中四枚佛指舍利的周围，分布着大批珍贵文物，计有：金银器121件(组)，铜器8件，琉璃
器20件，瓷器16件，石刻11件，铁器16件，漆木器、杂器19件，珠宝玉器约400件(粒)，丝织品数百件。这些文物基本以珍藏舍利的阿育王塔、灵帐、八重宝函为中心，分别出于地宫的前室、中室和后室。其中后室数量最多，垒积成堆。
金银器物金银器物可分为生活用具、供养器、法器三类。生活用具有容器、食器、熏香器、茶具和其它器具4种。  鎏金大银盘供养器有菩萨像、香案、灯臂钏、棺椁、宝函、阏伽瓶。法器有锡杖、如意、钵盂等。这些器物中以佛家法器和供养器为最多，一些器形在唐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这些皇室中使用过或专门为供养舍利而制作的精美器物，工艺极为考察，堪称稀世之宝。安置舍利的金银宝函、鎏金银龟盒、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像、鎏金莲花纹五足银熏炉、鎏金团花纹银盆、鎏金团花纹镂空银香囊、鎏金人物画银镡、银方盒、金银茶具、三支锡仗、天龙五足盘、仰莲瓣水碗、纯金钵、素面银手炉、鎏金银炉等器物都是这批文物中的姣姣者。
出土的器物中有许多刻着錾文，如懿宗供奉的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像记有“圣寿万春”，僖宗供奉的许多器物上刻有“五哥”字样。专用供养品中，记载着时间、名称、质地、重量、制作方法、及所制数目、监制人姓名和职务等内容。秘色瓷器这次发现的瓷器中除二件白瓷外，其余全为青瓷。地宫“物帐碑”明确记载这些青瓷是专供皇室使用的  秘色瓷器“秘色瓷器”，有八棱净水瓶1件，碗7件、盘6件。器物呈青绿或青黄色，胎质细腻，莹润晶亮，确为一批前所未见的精品瓷，代表了当时制瓷技艺的最高成就。这批秘色瓷在陶瓷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遇的一批标准器物。琉璃器琉璃器中以盘为主，另有瓶、杯、碗、和茶托等，大都是生活用具。其中盘口细颈黄琉璃瓶、石榴纹黄琉璃盘、八瓣莲花描花蓝琉璃盘、五瓣花蓝琉璃盘、菱形双环纹淡黄琉璃杯等器物，具有鲜明的中亚、西亚一带伊斯兰文化风格。石刻文物石刻文物共14件，有《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监送真身伎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白石灵帐、阿育王塔、石函和天王像。“衣物账”碑详记皇室为真身舍利所供奉物品的名称、数量、重量、供者名衔等，与发掘出土文物数量基本相同，为研究、清理提供了方便，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纺织品这次出土的纺织品数量较多， 均散布于各室砌石地面上， 堆积放置，已有许多灰化。据地宫中“衣物  绛红罗地蹙金绣账”碑所记，丝织品总数有700余件，从保存较为完好的丝织品来看，有唐代的绫、罗、纱、绢、绵、绣和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品，其中菱纹织金锦和捻金线，在唐代实物中是首次发现。
菱纹织金锦的捻金线，其直径仅0.1毫米左右。捧真身菩萨袱残件，每平方厘米有经丝72根、纬丝14
根。平绣中有齐针、接针、顺线、钉线、圈金、铺绒加刻鳞等多种针法，技艺极为高超。
这些文物，大都是唐代后期的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人所供奉。其质量之精、数量之多和内涵之丰富，在考古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许多金银器物的形制和精工为前所未有。丝织品的数量较大，品种较全，被人称为“划时代的发现”。引人注目的秘色瓷的发现，其定名和断代有了可靠的根据，可作为陶瓷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秘色瓷的断代标本。琉璃器原产于西亚一带，这些器物从形制看应为公元五世纪到九世纪的产品，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