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樊纲
人物简介
  樊纲樊纲[1]，男，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又继续考取博士研究生，6年间从师朱绍文教授，学习西方经济学专业，1988年获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非哈佛大学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1985-1987年期间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系统地学习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专业课程。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主要代表作有：《市场均衡与经济效益》（专著）、《改革的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思考》（专著）、《改革、开放与增长》（主编）、《论经济效率，总供求关系与经济体制》（论文）、《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手段》（论文）、《论均衡、非均衡及其可持续性问题》（论文）等，晋升副研以来发表各类成果近200万字。《灰市场理论》一书获1991年度孙治方经济学奖。生活照(13张)
个人简历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  樊纲
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
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
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92年，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5至今，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及法人代表。
2012年，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院长[3]
主要任职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樊纲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 York Time，Financial Tim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Wall Street 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国际报刊、电台、电视台所引用。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是一套人马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理论的创始人，把义和团妖魔化，使其成为邪恶代名词的代表人物
2010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名单，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樊纲离任，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成为新一届委员。央行新闻处称，经国务院批准，任命周其仁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增补夏斌、李稻葵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  樊纲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樊纲集》、《经济文论》、《走进风险的世界》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学术论文近百篇。
研究领域樊纲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樊纲
主要荣誉1991年和2005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出席活动(20张)
1992年，被破格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其他学术活动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  樊纲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之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所引用。
精彩观点
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  樊纲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应该对人民币作一定升值，但升值幅度不能太大，如果每年往上调3%、4%，就能够为全球不平衡状况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收入差距近一步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制度和体制问题、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公共政策缺陷的问题。中国目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期，这个时期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的问题。
看待市场我不太同意所谓“好市场”、“坏市场”的观点。市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市场的前提下，一个较好的经济与不好的经济的差别，其实是在于社会是不是在市场之外又建立了一些其他的制度来校正市场的问题。　
中国要为长期的贸易摩擦做好准备，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继续存在的强权政治做准备，为对付货币升值的压力做准备。这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正常国际经济环境，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人可不可以少些储蓄、多些消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许多人包括国内经济学者，都在提出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的对策。这些对策有许多在短期内似很难奏效，有些对策所依据的经济分析，也显得不那么可靠。 
首先，中国的消费历来稳定增长，多年来一直稳定在8%—10%左右，现在则是12%以上。即使是GDP中的消费(即消费品增加的部分)增长，也在9%左右，与GDP的增长基本持平。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
其次，怎样才能使消费更快地增长？现在国际、国内有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得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仿佛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就可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以相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可支配收入低。国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寻医看病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短期内的消费增长很难指望靠刺激农民消费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
换个角度看，中国的高储蓄率确有其因。人们常提到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是导致储蓄率过高的原因。这都是对的。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不可能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另一重要原因，即收入差距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目前在所有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年收入平均仅万元左右；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每年仅3000元。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在整个经济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些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而是主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剩下60%的新增GDP被高收入群体所获，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很难提高。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能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提高的阶段，而要在今后几十年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方能解决。
樊纲
  活动图片我们的投资中有许多东西与消费密切相关。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这个部分还在增长，而这部分投资从本质上说是长期耐用品消费。再者，接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品”。中国正在城市化初期，需要大量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现在私人消费大幅增长，但公共消费品缺乏，而公共消费品的提供，是将来私人消费增长的基础。中国正在这个阶段上。
中国的投资如果增长太快，全世界经济都会过热，不是好事。但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也是长期需要的。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消费不重要，不是不需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但总体而言，这种政策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仍需保持投资的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所以，保持总需求各部分的稳定增长，不能只强调消费增长，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
个人评价樊纲入选，显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特的选择标准和未来的调控视角。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将显示出更多的樊纲“色彩”。
出乎人们预料之外，樊纲入选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此前人们普遍并没有把非金融领域的樊纲列为本次热门人选，此次央行的挑选看起来格外的耐人寻味。 
樊纲是一个高大俊朗的北方汉子，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像一个篮球中锋，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在攻读博士期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学习，哈佛的学习和研究气氛吸引了樊纲，让他在回来或是留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不过作为访问学者的樊纲要留在美国操作起来相当麻烦，再加上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祖国所提供的巨大舞台也吸引着他，樊纲最后还是选择了回来。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现在有很多留在国外的人很羡慕他，说当时你怎么想得通就回来了呢，现在我们想回来却不行了。的确，有些留在国外的人处境很尴尬，想回来已没有合适的位置，留在那儿也就只能做个主流社会之外的教书匠，一个一流社会的二流公民。他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樊纲回来后进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凭借雄厚的学术功底，在1994年成为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不过，几年后樊纲离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此事成为经济学界一段“公案”。
一位发改委系统的经济学家评论说：“樊纲的宏观经济观点比较温和，他基本认同适度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能容忍的，与发改委系统的观点类似。从中长期来看，通货紧缩的压力和威胁更胜于通货膨胀。在汇率政策上，与其他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赞同人民币升值。”
与前任不同的是，樊纲更专注于国内宏观经济及中长期制度领域。此番并不擅长金融调控的樊纲“淘汰”了几位热门人选，显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特的选择标准和未来的调控视角。未来的货币政策将显示出更多的樊纲“色彩”。
谈及自己的家庭，樊纲总是轻描谈写地说他出身于“右派”家庭，父亲是右派，但对他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他离过婚，现在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提到女儿，他倒很有兴味地说了一句话，“我就喜欢女孩，女儿是为自己养的，而儿子是为别人养的。”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点“经济学”的味道。
个人语录
奥运之后的经济“2006年在北京奥运会投资最高潮的时候，北京市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9%，所以说，北京的经济总量占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分量很小；上海的经济总量大一些，也只占到5%。奥运之后，即使没有这3%，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没有奥运，没有世博会，北京和上海本来也要建设；它们都还处在城市化初期。”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都憋到奥运会之后，股市也不调整，楼市继续飙升，能源价格也不调，经济也不放缓。当时市场上普遍的观点是，奥运会之前不会调能源价格。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惨了，奥运会之后就大崩盘。股市如果不是从去年下半年调整，奥运会之后真的危险。”
通胀的前景“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被压抑的通胀”，价格被压住太久以后再调，会一下子弹得非常高，对通胀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早调永远比晚调好。而且我们要看到，这次成品油调价，是食品价格已经基本稳定，CPI开始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当然最终会在消费价格指数上显示出来，但会有一个过程。如果食品价格越来越稳定，对CPI的作用越来越小，油价上涨最终也未必会推高CPI。只要我们控制住货币总量，把导致通胀的基本供求关系控制好，CPI还是有可能稳定住。”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能源价格不调，我们的总供求关系失衡程度就会更大，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什么道理呢？能源是一种一般的生产要素，如果你压制它的价格，就会产生对它的过度需求。能源价格低，大家就过度消耗能源，那些消耗能源的产业的生产成本比国际上低，产品价格就越有优势，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就更多，导致它继续扩张生产规模，最后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会增大，产生超额需求。如果扭曲的价格保持下去，超额需求打不掉，长期积累下去，将来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现在是用短期的价格上涨，来换取长期的价格稳定、供求平衡和低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中国经济现在也有能力消化这种短期上涨。”
人民币的升值“如果不升值，美元天天在贬值，你不升，意味着你离市场均衡越来越远，价格扭曲就会越来越厉害。人为地把某个经济变量固定下来是不行的。比如能源价格，你把它固定下来，就会造成短缺。汇率固定下来不升，显然不是办法。”
“像我们这种增长还比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就成为流动的目的地。不管人民币升不升值，它们都要来中国。人民币一升值，吸引力就更大。”　
“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世界就业和生产结构，给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击，会使我们的订单跑掉。小幅升值企业还有点适应的余地，大幅升值跑掉更多。我们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个人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制造业被驱赶出去。现在有一些媒体和政府官员常常攻击我们的制造业，攻击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攻击我们那些为第一代农民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产业，但我不希望它受到冲击太大。冲击是一定的，调整是一定的，产业升级也是一定的，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比较赞成现在的办法。它当然有缺陷，有问题，比如流动性增多，外资涌入，但经济学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任何办法都有利有弊。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恐怕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争议言论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
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中国不会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