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普曼
物理学家李普曼
李普曼（Gabriel Lippmann 1845（乙巳年）~1921）因发明基于干涉现象的彩色照相术，获得了190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1891年，李普曼（图）发明了彩色照片的复制方法，即彩色照相干涉法。该法不  物理学家李普曼用染料和颜料，而是利用各种不同波长的天然颜色。李普曼是这样描述他的彩色照相法的：“把带有灵敏照相胶片的平板放入一个装有水银的盒子中，在曝光期间，水银与该灵敏的胶片接触，形成了一个反射面，曝光后，按照普通方法把感光板进行处理，待该板干了以后，颜色就出现了。这种色彩可以通过反射看见，且永久不褪，这一结果是因为在灵敏胶片内部发生了干涉现象。在曝光期间，入射光与被反射面反射的光线发生干涉，从而在半个波长处形成了干涉条纹。正是这些条纹通过照相法记录在胶片中，从而留下了投射光线特征。当以后用白光照射观察底片时，由于选择反射的原因，底片上的每一点只把那些已记录在其上经过选择了的颜色反射到人们眼中，而其他颜色都通过干涉相消。因此，人们在照片上每一点都看到了像所呈现的颜色，而这仅仅是一种选择反射现象。照片本身是由没有彩色的物质构成的。”
由于这种彩色照相干涉法需要较长的曝光时间，而且产生的颜色不饱和，因而这一方法最终被麦克斯韦的三色照相法所取代，但仍是彩色摄影进展中的重要一步。
李普曼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1845年8月16日出生于卢森堡。父亲是洛林人，母亲是阿尔萨斯人。他俩都在卢森堡的贵族官府里当家庭教师，生活是优裕的。但是他们深感自己是法国人，理应使儿子在祖国的怀抱里教养成人。在李普曼3岁时，尽管主人再三挽留，他的父母还是辞职离开了卢森堡，回到法国，在巴黎文化气氛最浓厚的拉丁区安了家。
李普曼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之家，父母又都是踏踏实实、谦虚谨慎、有教养的人。他们对待学问的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这对李普曼思想品德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李普曼胸怀大志，又能埋头苦干。他在1868年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但是由于他对数理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在第二年就转入物理系。在此后的10年里，他对物理学各方面都有所探究，特别是对发展实验物理学做出了很多贡献。1882年，他应聘当了巴黎大学数理教授，后来由于他在实验物理学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而名扬国内外。1886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李普曼在物理学上造诣很深，研究的范围也很广，特别是电学、热学、光学和光电学的研究，成绩卓著，当时欧洲科学界公认他是权威。
一天，他在宴请科学界名流时，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发明的毛细管电位计献给了法国物理学会。当时如果凭这项发明向本国或别国申请专利，他立即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他这种不贪富贵、把科学成果视为全人类所共有、为科学、为祖国作贡献的精神来自他母亲的教导。
李普曼也是“彩色照相干涉法”的发明人。由于他的杰出贡献，1908年，经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特授予他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1912年，李普曼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长。1921年，李普曼去加拿大和美国讲学，在国外生了病，返回途中于7月13日逝世。
专栏作家李普曼
人物简介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  专栏作家李普曼家，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其他重要的早期传播学人物不同，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李普曼从未执过大学的教鞭。但就大众媒体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权威的发言者。《舆论学》被公认为是传播领域的奠基之作。
李普曼是德国犹太人的第二代后裔，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与他人共同创立哈佛大学社会主义学社，同时担任哈佛月刊的编辑。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先后在多家报纸公职，热衷于政治新闻的报道并亲身参与活动，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沃尔特·李普曼与1974年12月14日逝世。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60年的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他的专栏评论被不止250家美国报纸和大约25家国外报纸刊用，同时它还分别为50多家杂志撰稿。他获得了1958度普利策新闻奖。
李普曼的著作颇丰，比如《新闻与自由》、《舆论学》等，其中最为著名、流传最广的是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人物生平1889年9月生于纽约，是德国犹太人第二代移民后裔。 念完学士后，李普曼  专栏作家李普曼继续留在哈佛攻读研究生，再此期间，任桑塔亚纳教授的助手，协助讲授哲学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粪记者”林肯·史蒂芬斯来哈佛招助手，经过与哈佛教授磋商后，选择了李普曼。从此李普曼涉及新闻工作，此后供职于多家媒体。 
1912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前往缅因州，撰写《政治序论》。《政治序论》出版后获得成果成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书推崇备至，与李普曼往来交换意见。 
1914年《趋势与主宰》问世，它和《政治序论》一道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同年与人合办《新共和》杂志，担任副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 
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 
1921年至1931年，任纽约《世界报》编辑、主编，10年间为其撰写了大量社论(后汇为10卷出版)，享誉一时。 
1931年《世界报》停刊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所写专栏被国内外250家报刊转载。 
1932年与菲耶离婚，与海伦·阿姆斯特朗结婚。 
1961年1月，“今日与明日”转到《新闻周刊》刊载，由《华盛顿邮报》辛迪加向国内外转发，直到1967年3月最后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继续为《新闻周刊》等撰写评论。 
1974年85岁生日时，纽约市授予他最高荣誉青铜奖。主要著作撰有《政治导向》、《放任与驾驭》、《舆论学》、《良好的社会》、《共  专栏作家李普曼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等30种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新闻学及外交等多个领域，以下为著名作品： 
《外交的主宰》1915年，国际问题的第一部著作。 
《道德序言》1919年 
《自由与新闻》1920年 
《舆论学》(Public Opinion)1921年 
《鬼影般的公众》1925年 
《命运的人》1926年 
《美国的检查官》1928年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与威廉·斯克罗格斯合著)1931、32、33年 
《解释》1932年、1933-1935年 
《自由的方法》1934年 
《新的需要》1935年 
《战争与和平札记》1940年 
《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年 
《美国的战争目标》1944年 
《冷战》1947年 
《公共哲学论文集》1955年社会地位自一战前的老罗斯福时代，一直到冷战时期的尼克松时代，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内公共政策。从老罗斯福到尼克松，李普曼都是白宫不可忽视的座上宾。他还与墨索里尼、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尼赫鲁等外国首脑多次直接对谈，与所到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见面，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1972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曾经代表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访华。有人贬低新闻记者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意义，说这些记者或评论家，作为“局外人”，不能“看到从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的电报”，对国内事务的了解也远不及当局者，却还到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评论、横加指责。
针对这样看似有理的批评，李普曼说：“这些批评事实上否定了民主原则本身。因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权对当局者的作为做出评论”，并且人民还是这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最终决定者！“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当局者要求人民赞同的事情必须形成见解。人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李普曼开始阐述新闻工作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是靠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是如何报道，然后形成他们的见解的。所以，记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记者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发生什么事情，它在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著名记者他一生活了85岁，其中持续写作60余年，创作1000余万字。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他是美国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这是一个生活乐趣太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代人的暴行更加肆虐，但是某些邪恶也同样有所减退--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平等的权利已经植下了根基。唯有进步，才使世界变得更加人道与合乎理性。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衡量世界的标尺。
约见赫鲁晓夫，他们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米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克里姆林宫出现危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了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4月10日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人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与罗斯福共尽早餐，1914午春，李普曼终于到达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李普曼曾经写过许多天下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存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采访领袖与丘吉尔讨论二战进展
温斯顿·丘吉尔想见一见李普曼，也从他在乡间的住所赶了来。丘吉尔弓着背坐在那里，他一只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顿挥舞着威士忌和苏打水，一只手熄去雪茄烟。他告诉李普曼，即使“枪林弹雨日夜向我们袭来，把死亡和毁灭布满大地”，英国人也只会增强他们争取胜利的意志。
被戴高乐奉为上宾
1942年8月，当李普曼抵达伦敦时，他已经一脚跨入戴高乐的阵营了。49岁的戴高乐将军十分清楚李普曼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把这位专栏作家奉为上宾。他对李普曼玄乎其玄地侃侃而谈达一个多小时，大展自己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天赋。这次会见给李普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
与肯尼迪决定国务卿入选
12月16日，在吃晚饭前不久，李普曼接到肯尼迪总统的电话，问他下午晚些时候可不可以来拜访李普曼。一小时内，一大帮特工人员来到这所房子，四点钟，肯尼迪到了。此时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还不到一个月，他是来和李普曼询问决定国务卿人选的。
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环境”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他的“两个环境”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生日感言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然后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导，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夏天，当我在我寓所附近的林间和山坡上散步时，我发觉自己正在遐想对于专于固执己见和每周定期几次发表见解这种差事，将作何回答、作何解释和作何辩白。 
我听到批评者们在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写的是关于对外政策。你见着那些每天从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来的电报了吗？你出席了国务卿及其顾问们的那些碰头会了吗？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谈到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你在唐宁街十号当过政吗？你又如何探听到克里姆林宫主席团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 那么你怎么敢对你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释，更不用说擅自批评和反对了。 再者在国内事务上，你就真有资格神气十足、绝对正确？当然，国内问题上机密较少些，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晤谈，都可以问他们最最令人窘困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会是或坦率或诡诈、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承认，这里即使没有许多机密，也会有许多神秘之处。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今天选民们在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到了选举日那天他们又会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还有，他们在各种争论、劝诫、威胁、允诺和操纵艺术与领导艺术的影响下，又将怎样想、怎样考虑和怎样要求。 
这真是来势汹汹。然而我在暇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对传播学的贡献一、1922年写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观点（“拟态环境”、“刻板成见”） 
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三、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生物化学家李普曼
  弗里茨·阿尔伯特·李普曼李普曼，美籍德裔生物化学家，1899年6月12日诞生于德国。
因发现辅前A而与克雷布斯共获195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金。
曾在海德保大学小迈尔回夫实验室丶哥本哈根卡尔斯贝格基金会生物研究所及纽约市康奈尔医学院进行研究工作。·
1941-1947年任波士顿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生物化学研究室主任，1947－1957年任哈佛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他在鸽肝浸出物中发现一种催化性能活跃而又耐热因子，1947年分离成功，1953年确定其分子结构，并定名为辅酶A。
1957年任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今洛克菲勒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