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汉私印
简介
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印章以其浓缩于方寸之间的博大恢宏以及别具一格的金石韵趣，而与东晋书法、唐宋诗词具有同样突出的成就和地位。作为中国篆刻艺术的载体和典范，汉印更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为明清以来流派篆刻艺术的萌起和完善，提供了取之不尽、汲之不竭的艺术宝藏。  西汉私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迄今对于汉印本身的基础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种薄弱尤其表现在对私印断代分期认识上的惶惑和混乱。近几年来，新出土古玺印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井尝试将它们与众多时代不明的传世古玺印相互校验参证，以期能在时代和地域上，给后者以较准确的“定位”。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历代玺印的类型划分与断代方法也积累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从印文风格、钮式特征等方面着眼，西汉私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及新莽三个阶段。
分类
名印、吉语印、肖形印三大类。 
  西汉私印姓名印居多，故汉私印者，多指姓名印。西汉私印适用范围比汉官印广，其数量多于西汉官印。
西汉私印种类：铸印 凿印 琢印 喷印 玉印 银印 铜印 铁印 象牙印 犀角印 石印 木质印 塑料印 有机玻璃印 二面印 六面印 子母印 套印 朱白相间印 白文印 朱文印 官印 回文印 水晶印 金印。
特点
（1）数量极多，形式丰富，尺寸略小，用途形制更广泛。
（2）文字、材料、制法，与西汉官印相近。
（3）观形斑斓，古奇沉稳、浑穆玲珑，印章艺术美强烈。 中国汉代私人印章的主要类别之一。是当时人们社会交往的信物。汉私印可分姓名印、吉语印、肖形印3类，其中以姓名印最多。
汉姓名印以印面镌刻姓名为基本特征，多阴文，姓名下加“印”、“之印”、“私印”、“印信”或“信印”等，如“柏有遂印”、“张捐之印”、“谢相私印”、“张懿印信”、“刘永信印”。也有的名上加“臣”或“妾”，如“臣寅”、“妾?”，后者为妇女用印。所用质料有铜、玉、琉璃、木、石、银等，以铜为主，其次是玉印。形状主要有正方、长方、圆形几种，方形印边长多在1.2～2.3厘米之间，普遍比官印小。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子母套印，母印中空，子印套进母印中空处，多两印一套，也有三印一套的，设计相当巧妙。
汉姓名印所用纽式，玉印均覆斗纽；铜印纽式则主要有3类：①鼻纽。汉初鼻纽私印有的背面平，纽小，有的背面有台，呈坛状，后人习称坛纽，形制受古玺及秦印的影响。文景以后，坛形鼻纽印逐渐消失，武帝至东汉时期，鼻纽印背面均无台，纽面加宽，跨度加大，有的印纽两端立于印背中央，呈覆瓦状，后人称瓦纽，有的印纽两端铸于印背边缘，呈桥状，后人称桥纽。②龟纽。始见于文景时期，初期的形体较小，龟身平状，龟颈不伸出，只露龟首。武帝以后龟作立状，首微昂，背隆起，龟甲多饰六棱重环纹，制作精致，形态逼真。③兽纽。西汉流行虎纽，东汉流行辟邪纽。除上述3种主要纽式外，还有楔形纽、带勾纽及无纽的圆形、方形穿带印。  西汉私印汉姓名印的篆刻变化万端，布局严整巧妙，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汉初印所用文字为标准小篆，笔划圆转，线条柔曲，印面四周有边框，加竖格或日字格，与秦印相近。文景以后，汉印面貌逐步形成，至武帝时已完全摆脱了秦印的影响，进入成熟阶段。这时的姓名印，所用字体有3种：①缪篆。笔划盘屈曲折，构图茂密；②鸟虫书。笔画盘曲并两端作虫鸟状；③摹印篆。前两种属美术篆体，除见于印章外，还见于汉瓦当及汉早期铜器。后者则是当时刻印专用字体，以笔划苍劲雄健，体态方正宽博为基本特点，其篆法变化很多，笔划有的圆转，有的平直方折，有的末端齐平，还有的作刀尖状。印面构图则讲究通过每字所占空间位置的变化来达到印面整体的完美，或采用阴、阳文相间，印文四周加几何纹、四神纹等手法，使印面更加秀丽雅致。
文化意义
（1）是中国篆刻艺术的载体和典范。 （2）缩方寸间、博大恢宏、别具一格、金石韵趣、文化积淀丰厚。
（3）与东晋书法、唐宋诗词并列。 
  西汉私印的文化（4）是“明清篆刻艺术流派”产生发展赖以依靠的艺术宝藏。
西汉私印，在中国古代私印史上的地位
1、先秦习俗，随身佩玺：鉥印作为证、信之物主要用于封缄文书、简牍和封泥，行使私人权责。古代私人玉质玺印，上雕吉祥灵物、鸟兽印钮。印面碾、琢上自己的名字，有僻邪祀福作用，方便使用功能。
2、战国私鉥：比官鉥小，少受官印形制限制，比官印多样，装饰灵活。
3、秦私印仍比官印灵活多样，状有圆、方、腰子，钮刻致神，多为鼻、复斗形、龟、僻邪钮。印文多有框格，字体结构收时俗体长，成“摹印体”为“秦八体”之一。
4、汉私印-西汉初年，短时持秦印风。汉私印，非受典章限制。印形、印文、装饰，较自由。印文人名后，有“之印、私印、之私印”。
5、魏晋两朝，章形袭汉。私印，朱文印沿“汉缪篆体”或“悬针篆”入印。
6、隋唐私印效汉，以缪篆、隶书入印，印面放大，印、章等字改为“记”。
7、唐以后，文艺渐盛，私印从名章成为(包括官职印)所有印章，成为独立的印面方寸篆刻艺术门类。 
历史阶段
西汉私印断代：根据印文风格、钮式特征方，划分出三个历史阶段： 1、西汉私印前期（刘邦立汉-刘彻灭南越国，前206-前111年），承前启后。私印尽管数量少，质材铜玉，类型复杂，禀承秦印-“汉承秦制”。袭秦章法构图，同受其母体地域文化浸润。“鸟虫书”玉印异常精美。经“隶变”后的小篆与蟠曲宛转的缪篆，仅见于西汉前期私印。印章形制，钮式是时代特征标识。钮式：覆斗钮外、环状鼻钮、龟钮。西汉前期私印，钮制印文形态诸方面，袭秦制，新开风气。
2、西汉中后期（武帝元封-成哀之际，下抵王莽居摄前，约前110-5年），两汉印章史上的颠峰地位。数量庞大，约占存世汉代私印总数的十之六七；类型却相对单纯---武帝规化官印，政治影响私印。印文内容，普遍于姓名后加缀“印”、“之印”、“私印”、“印信”等字，藉使印面凑成四字。印材，铜印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成为印材的主流，玉印数量锐减，印风被铜印“同化”。出于对章法构图的“屈从”，美感的获得，是以牺牲入印文字的“个性”为代价。私印上一些常见字，因其具有独特的写法，亦可作为断代分期的标尺，是判定印章时代的重要依据。钮式-孔眼增大薄边覆瓦形钮，已取代环形鼻钮成为中后期铜钮主流。整饬章法、均衡构图、蕴藉印文、深沉体势，促成经典风格。
3、新莽私印（孺子婴居摄元年-刘秀建武元年前止，溯至西汉哀平，约6-24年），是两汉印章史高峰，新莽私印是高峰的延续。新莽私印，对两汉私印承上启下。界定：从同期官印形制印文比校，取证。据印图、印风，分为两种：以“杜嵩之印信”为代表的印、章法构图禀袭西汉中后期私印。钮式向东汉厚边环状鼻钮过渡的特征。
西汉前期

西汉前期（汉高祖刘邦立汉起至武帝刘彻攻灭南越国止，约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11年）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西汉前期的私印尽管数量不多，但质材丰富（以铜、玉最常见），类型也非常复杂，且禀承秦代印制的痕迹较为显著。由此可见，所谓的“汉承秦制”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制度上，同时也渗透到汉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玺印的制作工艺上，也是如此。
在款识上，这是较容易与秦印相混的一个方面，但如果细致地加以比较，两者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印面构图上，秦印印文往往随笔画繁简自然布列，并不追求匀整填满，印面留红较多，而本期私印在布局上则尤显刻意经营，且不惜通过增饰印文、缪曲笔画来追求“满白”的艺术效果，印面留朱甚少；其次，在印文形态上，秦印印文多出凿刻，笔道及外廓边栏线条比较纤纫，露锋、出锋的笔画更是叠见不穷，本期私印印文由于多随印体同时浇铸而出，是以笔道及边栏线条均较秦印规整而粗厚，笔画转角处，也由秦印的圆转一变为方折。
如“舒晏”、”邓弄”等印的印面已增大至２.２厘米见方，略与同期官印尺寸相当，这是秦代边栏私印完全不具备的。再有，是本期边栏私印上已出现了龟钮，而秦代私印中尚未见有此种钮式。此外，秦印在印面添加“田”、“曰”形界格的构图方式，对本期私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如旅顺出土“文胜之印”的“胜”字，就颇具战国时期燕地私玺文字劲折生涩的笔势特征；再如徐州出土“薛毋伤”印的印文，仍保留了战国晚期齐鲁私玺隽丽修长的文字风格。可见，西汉前期的界格私印，虽然在表面上因袭了秦印的章法构图，但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其母体地域文化的浸润。
除上述两类私印外，汉初玉质私印也是直接从秦代玉印发展而来的一种印章类型。由于玉印印文特有的碾制工艺，使得玉印产生了游移于铜印之外的别一种艺术风格，“玉印”这一称谓遂被专用于代表此种风格的印章上。正是基于这种艺术风格上的认同，人们往往宽泛地把印文同出于碾制的玛瑙印、琥珀印、水晶印等也纳入到玉印这一体系中去。西汉早期五印以左右排列的二字私印为多，在章法安排上则依据文字多寡、笔画繁简作出调整。其印文笔画的方起方收、平直匀齐和畅达劲挺，无不示人以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富丽和华贵，这恰恰是略显草率、粗细不均的秦代玉印印文未曾据有的。
本期出现的“鸟虫书”玉印也异常精美。这类印巧妙地将自然界中的鸟、虫、龟等生命形体以概括、抽象的手法融汇于印文中，表现出一种轻灵妍美的意态和神韵，十分引人入胜。值得注意的是，现有西汉前期玉印的钮式绝大多数为侧视如坛台状的覆斗钮，因而不难想见覆斗钮应是本期专用于五印类型的固定钮式。 上述几类私印尽管质地不尽相同，制作工艺也互有差异，但外在形态上禀承秦印模式却是有目共睹的。除此而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汉前期私印（尤其是铜印），无论在印文形态或章法构图等方面．都更进一步地摆脱了秦印的影响，显示出渐向汉武帝以后成热期汉印风格过渡的倾向。这其中，既有以“王遂之印”和“赢武之印”为代表、将繁简不一的印文以并不均衡的占地组合在一起的一路印章，也有入印文字隶化简率、不尽恪守“六书”的作品，堪为秦汉之交社会通行文字发展变革的生动写照。 
  西汉私印经“隶变”后的小篆与蟠曲宛转的缪篆在印面上的杂合，也是仅见于西汉前期私印的一大特色。由于方处纯方、圆处过圆的表现手法，使得该类私印在章法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是以尽管传世较多，但因为艺术价值不高，故一向不为人重视。该类印的具体时代，向来没有明确的归属，今以其印文、钮式与部分新出土的发掘品相参证，知皆为西汉前期所制。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西汉前期墓中还出土过一批战国古玺，其中以姓名私玺尤多。这里刊出的一组战国玺印，分别出土于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山西、江苏等地的汉墓，其国别分属于战国时的齐、魏、赵、楚、燕等国。这些古玺的具体制作时代当不迟于战国末期，因而不能将它们视同为汉代的作品，充其量只能说明沿用战国玺印呈汉初社会一种普通存在的现象，如此而已。 作为印章形制的主要方面，钮式是体现时代特征的重要标识之一。
西汉前期私印的钮式，除前述专用于玉印的覆斗钮外，以铜印上的环状鼻钮和龟钮最具时代特征。其中，鼻钮的具体样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在印台与钮环之间有斜坡形过渡，俗调一层台鼻钮；另一种在钮环与印台之间有两层阶坡，俗谓二层台鼻钮。大致在武帝以后，环状鼻钮趋于式微，渐为瓦钮取代。本期私印的龟钮，形体较长狭，龟首短小且不露颈，背甲刻单线棱形或六角形饰纹，龟尾甚长，或垂落至印台侧边近印面处，所有这些与马王堆汉墓出土“软侯之印”的官印龟钮形制完全吻合，体现了龟钮初始期的特征。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西汉前期私印在钮制及印文形态诸方面，既表现出沿袭秦制的痕迹，也流露出新开风气的因素，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十分显著。无疑，这一局面的促成，与西汉前期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西汉中后期
西汉中后期（武帝元封年间至成、哀之际，下限可抵王莽居摄前夕，约公元前110年至5年） 与前期正相反，西汉中后期私印尽管数量庞大（约占存世汉代私印总数的十之六七），但类型却相对单纯得多。这表明，汉武帝时期针对官印的规范化措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私印的制作工艺，而汉印典型模式的形成和进一步完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西汉私印在印文内容上，本期私印普遍于姓名后加缀“印”、“之印”、“私印”、“印信”等字，藉使印面凑成四字；在印材方面，本期铜印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无可争议地成为印材的主流，玉印不仅数量锐减，且印文风格亦被铜印所“同化”；在印文布局上，匀满均衡，等分印面的构图方式已成为本期汉印布局的标准形式，前期常见的界格和边栏等印面附饰至此渐废弃不用。
出于对章法构图的“屈从”，本期私印在印文体势及笔型特征等诸方面都作出了相应的调适，具体表现为：印文折、直笔画增多，斜笔、圆笔减少，字形宽博方正，结构更趋谨严，印文线条中略呈上弧形的笔势往往使全印表现出庄重而不失圆活的风貌（图40—54），这些都是本期私印最为显著的特征。与前期相比，不难发现，本期私印所追求的，纯粹是一种蕴藉深沉的静态美，但这种美感的获得，却是以牺牲入印文字的“个性”为代价的。
本期私印上的一些常见字，因其具有独特的写法，亦可作为断代分期的标尺。仅以“印”字为例，前期的“印”末笔尾端大都有一个与水平成130°到170°内角的斜长曳尾，而本期“印”字末笔多平直．唯略具上弧笔势．偶有曳尾，必短而局促，成角约在90°左右。此外，印文姓氏中常见的“王”、“杨”、“陈”、“郑”等字的具体写法，也都各具阶段性特征，因而是判定其所属印章时代的重要依据。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期后段的部分私印，其印文平直线条中的弧形笔势已逐步流失，笔道粗硕滞重，结体略见松散，入印文字的乖谬之处也续有增加。按此类印虽然流露出了某种衰败的迹象．但其印风仍属武帝中期以来既成印章体势的延续，二者无本质区别。
朱白文相间也是本期私印较盛行的款识，其具体构图方式比较灵活，有半朱半白或一朱三白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其所占印面须视字文繁简而定，笔画少的作朱文，笔画多的作白文。汉代朱文印在本期的出现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汉代朱文印的时代，以往一向被约定俗成般地定在东汉，今据安徽、湖北等地出土的实物资料，知汉代朱文私印的初始年代至少可上提至西汉昭、宜之际。要之，本期的朱文私印或朱白文相间印，其朱文大都富有圆转匀润的笔意，这也正是与东汉朱文私印至为重要的区别所在。 
  西汉私印
此外，“四灵印”的出现则为本期稍显单调的印面构图增添了不少活泼的色彩。所谓“四灵印”是肖形印与文字印相结合的一种产物，这类印的印文四周或两侧均刻有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或其他动物，偶有环刻三灵或傍刻一灵的。 本期穿带印及套印的印文，较多地保留了前期印文笔势的某些特征，表现出相对的内在稳定性，但穿带印横贯印体的穿孔，已由前期较流行的扁椭圆孔变为规整划一的长方形孔。
在钮式方面，孔眼增大的薄边覆瓦形钮已取代环形鼻钮成为西汉中后期铜印钮式的主流，瓦钮的变体、钮面跨度与印边齐缘的桥钮也出现于本期，值得一提的是，桥钮不独应用于铜印，也为玉印所采用。本期龟钮形体增大且作半立状，龟背昂出、露颈，趾爪外向，四足撑于印台四角，龟背或圆或高拱，背甲刻纹清晰，龟尾短，仅垂落至印台边。
总之，本期私印以整饬均衡的章法构图和蕴藉深沉的印文体势，共同促成了汉印经典风格的确立，而庞大的作品数量，又使这一风格特征得以不断强化。仅此而言，西汉中后期私印在两汉印章史上的颠峰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新莽时期
新莽时期（孺子婴居摄元年至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前止，上限可溯至西汉哀、平之际，约6年至24年） 以往对新莽私印的界定，多赖以从同期官印形制及印文特征的比附校核中获取直接的证据，但这样得出的结果却有其无可避免的局跟性，不足以全面反映出新莽私印对两汉私印发展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存世新莽私印除河北徐水县出土的一枚“妾瘗偷”银印外，余皆为铜印。其印文铸、凿并举，且凿印在数量上与铸印大致持平，这表明，西汉近二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制印工艺，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 
  西汉私印根据印面构图和印文风格的差异，大致可将新莽私印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便是以“杜嵩之印信”为代表的一批在钮式、章法布局、印文体势等诸方面部深受同期官印影响的作品。此类印以五字或六字印文排列成三行等分印面，其中五字印以末一字拉长为第三行，不足五字的加“之”字补足。其印文刻铸极臻精美，体势修长，笔画匀润，印面宽度常在２.３厘米左右，中有在姓名前加署官职的，当为殉葬专用的明器。
新莽私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在章法构图上禀袭西汉中后期私印的作品。该类印的印主以单姓单名者居多，其印面文字均出凿刻，字形方峻整饬，笔道略显两端粗、中段细的“竹节状”，纤劲挺厉，然笔画转折处却颇饶圆转之意，这在“傅褒私印”“王隆私印”等作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该种印文风格曾对东汉乃至则晋印章的印文风格的形成，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述两类私印，前者的印面构图、后者的印文风格均为新莽一朝始见，因而其典型性是一目了然的。值得注意的是，边栏这一战国至西汉前期盛行的印面附饰，在新莽私印上的再度复现，也似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王莽改制是以“循古”为主旨的。此外，从陕西、河南等地新莽墓中出土的部分私印实物来看，新莽时人沿用西汉中后期私印的现象仍然存在，有关这一点，在实际的鉴定工作中应予以充分考虑。 钮式方面，辟邪钮（或曰狮形钮）是本期新出现的印钮类型，极具时代特色；龟钮形体继承了西汉中后期龟钮的风格．但龟腹与印台之间的穿孔变得更大；瓦钮钮边增厚，钮面增宽，穿孔近圆形，显示出向东汉厚边环状鼻钮过渡的特征。 
  西汉私印如果说西汉中后期私印是两汉印章史上的一座高峰，那么新莽私印不啻是这一高峰的延续，但随着制作工艺的简化及其他原因，衰颓的走势也已经微露端倪，可见东汉乃至魏晋私印的中衰是渊源有自的。
异类浅谈
在中国印章史上，汉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从印章形制、钮式到文字处理、章法变化等艺术形式，成就十分突出，被后代篆刻家们奉为学习的典范，其魅力至今鲜活不衰。 从大类上区别，汉印主要有官印和私印两种。官印在用材、钮制、文字排列布局以及印绶的用色上等等，由于等级关系，皆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印章由官府督造。而私印由私人的作坊制造，在制作各方面要比官印宽松许多，可以融进一些个人的意趣和喜好。无论官印还是私印，从整体上看，汉印用材是以铜质为主要的，而入印文字则基本使用缪篆。
由于私人用印的规定不甚严格，工匠可以自由地发挥，就出现了印章中的“异类”。１９５４年出土于长沙新字第七号墓的殉葬用品“门浅”?就显得与众不同，颇为特殊。该印为石质、坛钮，时代在文景之际，印面为２．７厘米见方。从历史的角度看，印章广泛运用石材，是元人王冕偶然发现花乳石以后的事，汉印用石材，今天能见到的只有零零星星，此印与当时铜质的普遍用材显然有别；而入印文字为隶书，隶书在当时虽为通用主体，但入印文字还是广泛使用摹印的专用字体缪篆，这又不合常用印的规范了。据印学家马国权先生推断，此印是一方随葬时的应急之作。由于时间紧迫，匆匆刻制，故在用材和入印文字上，也就不那么顾及了。 
  西汉私印
或许正是因为急就而刻，才冲破了印制中的条条框框，不作更多的缜密构想，大胆奏刀，一气呵成，更显出了率意自然的生动。文字结构聚散有致，章法布局，几处大面积留空，疏朗而不闷塞；那“浅”字左偏旁三点水的向上夸张挪移，显得天真可爱，与右偏旁构成参差错落的变体之态；“门”字左右笔划的不对称，也作和谐的呼应，极为奇异巧妙。用刀为冲刀法为主，且有变化，“浅”字的第六划呈上弧形，露出两处转折之迹，清楚地可以看出印工还施用了短切刀，是以三刀来完成。此印的整体风格，苍浑生辣，奇肆跌宕，刀痕明显，别有韵味，这种面貌的印章，在严整规范的汉印中实为少见。若不知出处和年代，谁说此印出自某位清代印人之手，我肯定相信；即便称它是今天某个前卫篆刻家的作品，我恐怕也不会轻易怀疑的。 这方“门浅”出自西汉的哪位印工之手呢﹖如此的神工妙造，他匆匆地急就而作，前卫了我们足足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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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私印断代探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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