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蔡尚思
人物经历
蔡尚思教授出身于普通农家。少时曾从事农牧劳动。1913年入塾启蒙，后入德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21～1925年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今永春一中），1925～1928年在北京自由听讲，并相继考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和北京大学国家研究所。1930年代曾入住南京国家图书馆，遍读历代文集。这对他后来一生的成就助益极深。他认为，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所”。
蔡尚思教授青年时期在北京自由听讲和就学于孔教大学、北京大学期间，曾受业于陈垣、朱希祖、陈大齐、梅光羲、李翊灼、江瀚、陈焕章和王国维、梁启超等学术界名流。到大学任教后，曾向太虚、蒋维乔问佛学，向章太炎问国学，向李石岑问哲学，向柳诒征问文化史，向吕思勉问通史。欧阳予倩、顾颉刚、刘掞藜、陈中凡、嵇文甫、张栗原、范文澜、齐思和、夏康农、黄云眉等给蔡的治学以很大鼓励。其中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陈垣、梅光羲、柳诒征、欧阳予倩、顾颉刚、陈中凡、嵇文甫、范文澜、齐思和等为教益最大最深的恩师益友。
蔡尚思成长甚早，20余岁即跨入大学任教。1929～1934年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讲师、教授。1935～1942年，同时任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46～1949年，任沪江大学教授。1949年起，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
1949年上海解放后到1952年，任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教授。1952年，回复旦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领导小组副组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部副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等。他在各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学术大纲、中国历代文选、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墨子研究、中国经学概论、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教育史，等等。其教学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历代文选三门课程。
学术贡献
蔡尚思在各种学术团体活动中作出了积极贡献。1935年即加入中苏文化协会；1937年，出席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1945年，与郭沫若、茅盾、马叙伦、马寅初、陶行知、胡绳、杜国庠、翦伯赞、许涤新、叶圣陶、周建人、郑振铎等24位学术界前辈、名流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与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等4人发起组织上海大教联及文化研究所，任干事与常委，配合解放战争从事政治活动。1940年代末被选为中国社会学会成员。1950年，与冯定、刘佛年、郑易里、姜椿芳、胡曲园等20余人发起组织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与顾颉刚、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吴泽等14人发起组织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后来成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均任理事。打倒“四人帮”后，任上海市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等顾问。
参加活动
学术活动1950年以后参加全国性重要学术活动有，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山东孔子学术讨论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等。“文化大革命”后，先后参加全国历史学规划预备会，山东大学文科理论讨论会，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中国历史学研究规划会议，重建中国史学会代表会议，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佛教讨论会，中国史学会理事会等。期间，先后于上海、北京、武汉、济南、曲阜、南京、西安、四川等地讲学。
政治活动蔡尚思积极参加爱国政治活动。从1926年“三一八惨案”起，他开始痛恨北洋军阀等卖国政府，1931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932年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领导的中国民权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汉奸卖国贼的卖国活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放战争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其同仁共同主持上海大教联，发表宣言支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法西斯专政、反签订卖国条约、反美和罢工、罢课、罢教等活动；在各大小报刊发表政论与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论文100多篇；在大学讲坛上宣传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揭露与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学术成果
主要著作《中国思想研究法》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
《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
《中国文化史要论》
《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孔子思想体系》
《蔡元培》
《王船山思想体系》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
《中国礼教思想史》
《周易思想要论》
《蔡尚思自传》
《论语导读》
《墨子思想要论》
《蔡尚思选集》
《蔡尚思全集》（共8册）[1]
代表文章“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
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读陈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论章炳麟的思想面貌及其变化原因——章炳麟思想研究之二（《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
谈谈过去、现在和今后对于孔学问题的争论（《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
康有为黄金时代的思想体系和评价（《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
论孔子中庸及其变革思想的实质（《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
论宋恕的思想（蔡尚思、金冲及合撰，《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辞书建设是当务之急（《辞书研究》1979年第1期）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
论佛教的三纲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我苦学的一些经历（1979年10月）
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
论清末佛学思想的特点（《学术月刊》1981年第3期）
顾颉刚创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体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文史哲》1981年第6期）
论公孙龙的违反辩证法——与冯友兰先生论“白马非马”（《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资产阶级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1年》
我和词典（《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
孔子思想问题的百家争鸣（《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
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编辑之友》1983年第2期）
我的一种治学方法——以《王船山思想体系》为例（《文史哲》1983年第6期）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4年第1期）
研究船山思想应当实事求是（《船山学刊》1984年第1期）
上海大教联与信史实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傅山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
回顾 总结 探索——我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教育发展研究》1985年第2期）
嵇文甫同志的治学和为人（《文史哲》1985年第6期）
我党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论蔡和森建党理论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贡献（《湘潮》1985年第6期）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孔子思想体系属于哪种类型？（《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中国现代文化与向西方求真理——谈谈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对孔学的争鸣是发展中国文化的关键——孔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哲学研究》1986年第3期）
孔子一生都尚礼（《哲学研究》1986年第6期）
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黄宗羲学术思想的独特地位——纪念他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6年第S1期）
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
孙中山的中心思想和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7年第2期）
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
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袁枚（《文史哲》1988年第5期）
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朱熹与中国文化——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论文集》，1988年）
我对杜国庠同志的回忆与评价——纪念杜老诞辰一百周年（《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朱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朱子学新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
孔子论“仁”的重点和范围——析孔子宗法名分性的仁学（《孔子研究》1991年第1期）
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文史哲》1991年第5期）
中国思想文化形成儒墨两大系统（《中国哲学史》1992年第1期）
天人合一论即各家的托天立论——读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有感（《中国文化》1993年第1期）
中华文化的过去与今后（《哲学研究》1993年第12期）
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李贽的批孔堪称天下第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
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读三篇有关文化的大文章有同感（《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
我的四点看法──关于“天人合一”及其他（《瞭望》1995年第9期）
我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河北学刊》1995年第4期）
今后新文化应当是“辩证发展”（《文史哲》1996年第1期）
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文史哲》1998年第3期）
辩证发展的新世纪学术（《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我的学术之路（《学术界》2000年第6期）
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专集》，2003年）
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
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学术界》2008年第4期）[1]
附录:当代墨家钜子蔡尚思
作者：姜义华 文章来源：大家思想网 
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先是掀起一阵新儒家热，跟着又掀起一阵新道家、新佛家热。尤其是新儒家，不仅要从传统儒家资源中开出儒家资本主义，而且要从中开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于是，祭孔大典举行如仪，儒家经书的各种读本蜂拥出版，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各大书店醒目的地方。许多儿童，被要求自幼即背诵这些经典，这些经典被誉为中华民族智慧与心灵的结晶，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不少人眼中，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就等同于儒家一家之学。于是，一些大学者表示忏悔，甚至竞相声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指责陈独秀、胡适们的“激进主义”与“打倒孔家店”，犯下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大罪，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断裂”。
然而，也还是有不少不识时务、不合潮流者，他们也在反思，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式主义过多，看似轰轰烈烈，其实远远没有达到摧毁封建意识形态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将自己的努力专注于人们的观念、信仰、精神，几乎完全没有关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甚至因蔑视危机重重的西方资本主义，连带而将新文化运动同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运动分割开来，结果并未真正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盘根错节异常强固的基础，“民主”与“科学”只成为一阵绚烂的烟花。蔡尚思便是这批不合时宜者中一位佼佼者。
蔡尚思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1939 年作为《中国思想史通论》的绪论而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该书所列中国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哲学伦理思想史史料简目，每一门类仅宋元至清便开列名单数百人，基于这是他广泛阅读了宋、明、清人文集所发掘的思想材料。这一名单，极大地扩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如顾颉刚1936 年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说：“盖阅十数寒暑,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来中国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讹误而匡订之，取其罅隙而补苴之，取其蕴蓄而启发之，取其束缚而解放之，取其蟊蠹而掊击以歼覆之。于是棼者以整，晦者以彰，尚实绌虚，潜研沉赴，而卒也泛应曲当，多所创获。”顾颉刚还盛赞蔡尚思：“要之，其学也博，其思也慎，其辨也明，其行也笃，凡昔人叹为大难者，君并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断；惟其善断，故得阐人所弗敢阐决人所弗敢决，非特为思想界放一异彩，所系于整个学术者亦至宏且切”。[1 ]这固然是期待与鼓励，但也突现了蔡尚思治学特点。这部著作被蔡尚思视为“生平著作中第一代表作。”
1949 年底出版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是最能代表蔡尚思学术思想的另一部著作。原书分上中下三卷，下卷中一部分内容后抽出，以《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为题出版。这部著作主要由解放战争时期蔡尚思所撰写的批判封建传统思想一部分论文结集而成，第一篇为《孔学总批判》，第二篇为《再论孔学和新时代的不两立》,第三篇至第六篇批判程朱派思想、陆王派思想及整个宋明理学，第七篇批判清末民国西化的旧派。他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思想几乎就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几乎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祖师是孔子。”儒家已成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精神上最重的刑具，思想上最大的毒品”。历史上不乏儒学与孔子的批评者，但是，“古来的非儒反孔者，自墨子、王充、李贽至五四时代诸贤，对于儒家孔子的抨击，也还嫌不够：有的是皮毛的而非要害的，有的是部分的而非整个的，有的是杂乱的而非系统的，有的是空泛的而非有据的，有的是妥协的而非彻底的。”[2 —p212～213 ]这部著作名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于儒家及孔学的总批判。对于孔子和孔学的评击，犀利与严厉程度超过同时代其他人，也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健将。这是针对当时朝野一片尊孔喧闹，所以他在该书《新版自序》中说：“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学，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2 —p210 ]对于孔子和儒学的这一批评态度，蔡尚思在其后数十年中可谓一以贯之。1987 年9 月22 —24 日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孔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问题》中，集中讨论了真伪孔子、孔学变与不变、孔子思想主次与方向问题。他指出，孔子思想在战国时代，在子思那里已变成偏重中庸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则变成偏重仁义的思想，在荀子那里已变成偏重礼乐的思想。汉儒把孔子神化，魏晋玄学家把孔子玄学化，宋明理学家把孔子理学化，近代又有学者把孔子资产阶级化。这表明，孔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随着研究者的变化而变化的一面，但更加重要的一面，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礼教。孔子以三代的礼为不变的“宗”，要求沿袭三代根本的礼制，孔子的最高理想是恢复西周社会，最尊重的圣人是文王、周公。蔡尚思一直将对孔学的批判视为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蔡尚思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中，最值得继承与弘扬的，是长时间被忽视、被压制的墨家思想学说。蔡尚思评价自己正在写作中的《中国文化两大系统》一书，是他“生平学术思想研究的中心”以及最富创意的著作。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朝野两大系统，即在朝的儒家与在野的墨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从来没有一个反儒家的。而墨家经过汉文帝、景帝、武帝几代封建统治者的打击，只能秘密流行于民间，名亡而实存。其思想学说封建王朝无法加以消灭。他强调，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优点最多的是墨家。他们反对宗法，反对宿命，反对述而不作，反对知而不行。在封建社会中，敢于为百姓鸣不平的，多是墨家。他说，他在心中最崇拜的就是墨子，因为墨家与任侠，是一而非二。儒家爱人，先亲后疏；墨子爱人，先贫贱后富贵。儒家注重宗法，偏私；墨子反宗法，无私墨子最利他。儒家和法家都代表统治者，墨子则代表被统治者，二者对立。以此，他说，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可作为“万世师表”者，是墨子而不是孔子。墨家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3 —p151]蔡尚思除去尚未完成的《中国文化两大系统》一书外，关于论述墨子的论著很多。《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所附专论《大同主义不出于儒家考》，论证《礼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便是墨子的“尚贤尚同”，《礼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礼运》的“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便是墨子的“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 《礼运》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便是墨子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他引用俞樾之论作证，说儒家倡导的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只有墨家方倡导有公无私。[2 —p282]这篇文章已明确区分了儒墨二家。1990 年由广东人民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所收录的《墨子思想体系———一个反宗法反宿命反述而不作的伟大思想家》及1992 年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的《中国思想文化形成儒墨两大系统》等论文中，对墨子思想体系及其与儒法思想的差别都有相当系统的论述。他突出阐述了墨子的亲疏人我平等，强弱大小平等，贫富贵贱平等，努力生产与节用节葬，反对用人唯亲和君主世袭等主张。并据此作出结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我认为墨学是优点最多的文化遗产，墨子也是我最被启发最受教益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比较儒法道墨诸家优劣说：“就道德来比较。墨家多平等的积极的社会的道德，道家多个人自由的消极的道德,儒家多中庸与家族的道德，法家韩非多压迫者剥削者忠君者的道德。只要你不站在封建朝廷的立场，便会发现墨子的大部分思想与精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无比伟大的。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2 —p165、168]在创建现代新文化或先进文化中，对于儒墨道法及佛学等传统文化资源，都有重新估价的必要，蔡尚思倡导尊墨，是要人们充分重视历史上存在于下层民众之中处于在野地位的思想文化资源。针对一些人责备他坚持批孔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反诘道：不能只知尊孔子、儒家，而以虚无主义对待墨家与西方文化。近现代的尊孔反墨者或厚孔薄墨者，只以不尊孔者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不以不尊墨者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未免太片面了。
蔡尚思在其《学术自传》中给自己的学术活动定位时说过：“我自知生平学术研究的大范围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内，较确切地说是在文史哲的范围内；最正确地说是史哲结合，尤其偏重思想方面。与其称我为思想史家、哲学史家，倒不如称我为‘思想家’、‘哲学家’。”[ 3 —前言p6 ]旗帜如此鲜明地非孔扬墨，即非常清楚地突现了蔡尚思这一思想家特色。
蔡尚思服膺墨子，高度评价墨子思想，大力提倡墨学，在其立身行事中，也处处以墨子精神自律，成为墨学当代一位极为认真的身体力行者。我是1957 年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蔡尚思当时任历史系系主任。开学初，师生首次见面，他就现身说法，以自己当年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中，每天十数小时苦读集部前后共数千种的实践，要求历史系学生一定要有苦读的精神，一定要多读书。后来，我选修了蔡尚思开设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课程，蔡先生上课提纲挈领而又系统全面,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讲课可谓全身心投入，讲到高兴处手舞足蹈，讲到愤慨处拳打脚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激昂慷慨，声如洪钟。那时，读了所能找到的蔡尚思先生的全部学术著作，也培养了我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兴趣。我的毕业论文《论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指导老师即是蔡先生。蔡先生认定章炳麟属于地主阶级反满派，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倾向。我在较为深入地阅读了章炳麟及相关的许多著作后，在毕业论文中提出了和导师相异的看法。蔡先生却不以为忤，仍然推荐我去读黎澍的史学理论研究生。经数十年的接触，深深感到蔡尚思有棱有角极富个性的治学任教，为人处世，表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墨学实践家。平时，人们茶余饭后，常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起蔡尚思的特立独行，一联系墨家对于他的深刻影响，便可发现，这些特立独行背后，贯穿着的正是实实在在的墨家精神：在生活上，他从不吸烟，不饮酒，在家里连茶也不喝，只饮白开水，衣服力求简便，饮食与全家老幼一样，没有任何特殊，这是因为努力实践着墨子所倡导的节用非乐，经常自愧比不上墨子的艰苦，而不羡慕孔子与儒家所追求的奢华与享受；在工作上,他一贯倾力投入，不懈怠，不取巧，年轻时以墨子“日夜不休”精神苦读苦思，退休后，老而弥坚，以八九十岁高龄仍挤着公共汽车，从复旦大学赶往数十里外的上海图书馆及该馆长乐路藏书处去查阅资料，毕生都以图书馆为自己的最高学府、太上研究院；在劳动上，效法墨子既重脑力劳动，又重体力劳动，能文能武。举凡上山下乡，参加“四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他都一直不落人后。喜爬山，喜走路，长期冷水浴，作水中推拿，练水底气功；八十多岁健步登山，一概不用人搀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上，始终保持平民化风格。他做过沪江大学校长，“wenge”以后又作了复旦大学副校长，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任复旦大学校长顾问，但他最不会用权，连用信封、信纸都公私分明。他不用公车办任何私事。人们常说，他最不像官，最不会做官，他也始终称自己只是一介平民。
生于1905 年11 月10 日的蔡尚思，早就投身进步思想运动，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纵横驰骋，还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展开反封建法西斯专政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无愧为一位当代中国墨家钜子。值此蔡尚思先生百岁华诞之际，谨以此短文为祝。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