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历史沿革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最早前身为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的勘查组。1952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成立，下设机构勘察组、古建组、保管组、办公室等，其中勘察组负责全省地下文物的勘查与研究，成为后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直接前身。1956年1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改为省文化局的直属单位。1956年10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设立侯马工作站。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张颔任所长。1959年5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三个单位合并，对内统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对外三个单位仍相对独立。1962年1月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又设立了晋东南工作站。1979年11月，省委撤销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成立山西省文物局，原有的业务部门分类合并，考古队、侯马工作站和晋东南工作站合并为新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并独立挂牌，人员编制56人，直属山西省文物局管辖。自此以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机构未有变化。[1]
科研队伍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业务基础扎实、科研实力雄厚，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业务人员以中青年为主，是一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科研队伍。现有职工56人，其中研究馆员12人，副研究馆员11人，馆员15人，助理馆员3人，其他人员15人。设有办公室、史前考古室、历史考古室、科技考古室、基建考古室、信息资料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考古队、侯马工作站、晋东南工作站、山西省金墓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室十个部门。我所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可为国内外同行提供共同研究的许多课题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并且已经与部分单位开展了广泛的联系和深入的合作。
组织机构
所长：宋建忠
副所长：张庆捷、海金乐、马升、谢尧亭
内设科室：办公室、史前考古室、历史考古室、基建考古室、科技考古室、信息资料室、侯马工作站、晋东南工作站、金墓博物馆、公众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室
党支部
书记：张庆捷
副书记：马升
组织委员：宋建忠
宣传委员：郑媛
纪律委员：徐建民
工会
主席：海金乐
文体委员：贾爱朝
职工权益委员：王益人
财务委员：庞右平
经济审查委员会主任：马升
经济审查委员会成员：任建霞、韩丁香[2]
历任领导
1958年12月—1962年
所长：张颔（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
1979年12月—1984年2月
所长：张颔（省文物局副局长兼）
副所长：王建、彭城（兼）
支部书记：彭城
1984年2月—1992年4月
所长：王克林
副所长：刘永生、陶正刚、王向前、彭城
支部书记：彭城（1985年离休），刘永生（1985年～1992年）
1992年4月—1995年8月
代所长：杨富斗
副所长：刘永生、罗新、宁立新
所长助理：石金鸣
支部书记：刘永生
1995年8月—2002年3月
所长：张庆捷
副所长：刘永生、罗新、石金鸣
所长助理：海金乐
支部书记：刘永生（1995年8月～1996年3月）、任志录（1996年3月～2002年3月）
2002年3月——2006年10月
所长：石金鸣
副所长：宋建忠（2003年10月任常务副所长）、张庆捷、海金乐、马升
支部书记：张庆捷
副书记：马升
2006年10月——至今
所长：宋建忠
副所长：张庆捷、海金乐、马升、谢尧亭
支部书记：张庆捷
副书记：马升[3]
科研成果
五十余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发掘了数十处重要的古代遗址和万余座古代墓葬，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许多项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山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全国享有盛誉，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旧石器时期地点300余处，位居全国之首。发掘30余处，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专著、研究报告和论文。中华文明探源一直是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晋文化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天马—曲村、侯马晋国遗址等地的发掘和研究，将晋文化研究推向高潮。北朝考古也是山西考古的重要课题，大同平城、太原娄睿墓和徐显秀墓等遗址、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备受国内外考古同行的关注。
近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上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先后九个发掘项目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六个项目荣获田野考古奖，特别是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发掘获得了多年空缺的“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在考古研究上成绩突出，发表考古调查发掘简报、报告和研究论文数百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专著50余部，其中许多论著获省级以上社科类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在积极进行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配备硬件设施，拓展新的科研领域，提高科研水平，积极开展和增强保护各类文化遗产的能力，力求以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文化强省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八十年代初期，在朔州这块土地上，曾经进行过全国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这就是著名的“平朔考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考古队从1983年3月1日成立以来，在朔县（区）和平鲁县（区）境内先后发现和发掘古墓葬3300余座，出土文物19000余件。其发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出土文物之多，为国内少见。考古发掘，是神秘的，每一个发现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每一件文物都在挑逗人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我们的先人在平朔的历史长河中，有过他的悲怆，有过他的辉煌。随着时间的流失，古人为我们创造的财富，留存在地面上的，多已消失，只有遗存在地下的，才得以保存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平朔大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这一批考古工作人员，在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岁月中，不畏艰幸、团结协作，顾全大局、忠于职守、诚信为本、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平朔地区保护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平朔考古发掘与研究，初步揭示了平朔地区的历史风貌。当你纵观这批墓葬和出土文物，你会透视到朔州历史传承的血脉，你会感受到桑干源头先民的智慧与神奇，进而，你会激发出不尽的感慨与震撼。平朔考古发掘工作，为如何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基本建设的关系，在全国率先树立了一个典范。平朔考古发掘曾受到国家和省的奖励，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它不仅为秦汉马邑城的建筑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为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秦汉考古树立了一个可靠的断代标尺，为研究平朔地区秦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提供了充实的依据。
1982年3月25日，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与美国西方石油总公司在北京签署了共同进行安太堡露天煤矿可行性研究的协议。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8亿美元。平朔大地上兴建安太堡露天煤矿，像一声春雷唤醒了这方古老的黄土地，震撼着这里沉睡的沟壑群山。为了做好区域规划工作，1981年4月,平朔露天煤矿区域规划领导组成立。领导组下设九个组。其中科技组任务之一，是调查露矿规划区域内地上地下文物状况，提出保护措施。原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站长张畅耕同志被吸纳为科技组成员。原雁北行署对该项目予以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并安排张畅耕同志参与文物环境的调查评估。
1981年5月，张畅耕同志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领导座谈时，汇报了平朔煤矿规划区域内的文物状况，时任该部副主任胡德平同志谈到胡耀邦总书记不久前的一次谈话内容：平朔要建设一流的露天煤矿，要保护好那里的地下文物，要搞一流的考古发掘。总书记的期望传开后，各有关方面均受到鼓舞。
张畅耕同志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朱华、宁立新同志迅速赶到当时设在大同矿务局的平朔露天煤矿筹备处，向平朔露天煤矿筹备处通报了平朔生活区规划区域内有可能埋藏大量古代墓葬的情况。然而，长年从事基本建设工作的筹备处工作人员却不以为然，认为生活区占地都是平地 ，不会有墓，生活区西南角有一座大墓冢，但我们避开了。第一次谈判失败。第二次洽谈也未成功。第三次谈的结果是：同意文物部门先进行局部钻探，如确认有古代墓葬，再做定夺。
1982年8月，雁北文物工作站和朔县文化局安排两个探工进行了一个月的钻探，在生活区五区约30亩的土地上，探出了7座汉墓。9月，由省考古研究所朱华同志带队，会同当地文化部门对7座汉墓进行了试掘。发掘结果表明，墓葬均为西汉竖穴木椁墓，其中有一座深6.8米，长5米，宽3.4米。这7座墓葬出土了200 多件器物，既有常见的陶壶、陶罐、铜鼎、铜镜、铜灯，弩机，又有罕见的四神铜染炉、骨雕器、汉白玉虎镇等。7座墓葬重见天日，第一次揭开了北旺庄汉墓群的面纱。平朔露天煤矿的领导和工程师们目睹了这批出土文物的发掘过程，感到神秘惊奇。他们认可了文物部门的文物考察报告，并安排洛阳文物钻探公司对生活区进行了全面普探，发现汉代墓葬315座。
生活区占地2000亩，在矿区的坑口和排土场占地近万亩。这万亩土地下除了需要挖的煤炭外，地下有没有文化遗存？平朔考古队委托平鲁县文化局局长支配勇同志组织人员调查和勘察。平鲁文化主管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矿区进行调查；他们走遍了坑口和排土地近万亩土地的每个角落，发现地上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支配勇同志还将采集的文物标本整理、包装后，让露天煤矿的领导观摩。考古队根据调查资料要求平朔露天煤矿对矿区也进行文物钻探，很快得到平朔露天煤矿领导的支持，他们说：“保护文物对我们来说生活区和矿区都一样。我们既要挖地下储藏的丰富的煤炭，也要保护好国家地下的珍贵文物”。
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十分重视平朔汉墓的发掘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1983年初，省文物局组建平朔考古队，戴尊德同志任队长，朱华、张畅耕、杨林、信立祥、解廷琦同志任副队长，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省考古研究所、雁北和全省各地市文物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共赴平朔考古工地。 
(历任平朔考古队队长的是：戴尊德（1983年—1985年）、宁立新（1986年—2002年）、马升（2003年—），平朔考古队的顾问：俞伟超（1982.3—2003.12.5）
曾经担任平朔考古队副队长的有9人，朱华、张畅耕、解廷琦、杨林、信立祥、屈盛瑞、雷云贵、支配勇、赵达。)
3月1日，平朔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虽然天寒地冻、风沙弥漫，然而，在考古发掘工地上，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考古队全队总动员，在确保文物安全的条件下，打破常规，精心组织，奋力拼搏，争抢时间。地冻三尺，镐锨不入，就先用炭火解冻；刮风下雪，沙尘弥漫，就罩着纱巾，顶着篷布，仔细清理文物，精心绘制图表。随着一件件珍贵文物的出土，各种有关的神奇传说，在民间不胫而走，着装时髦的城里人，罩着首幞的小脚女人，民工和农民，干部职工，男女老少，象赶庙会一样，从四面八方走来观看古墓发掘现场。
第一期的考古发掘，为平朔地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文物部门和建设部门以及当地政府对这项工作取得了共识。随后，在平朔生活区、仓库区、铁路取土场等地又相继探出和发掘秦汉墓葬1300座，金墓3座。 1985—1987年，在平鲁县井坪南梁的安太堡坑口施工范围内和排土场，又发掘了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墓葬近300座，出土了大量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珍贵文物。为配合万家寨引黄水利工程，在平鲁境内，发现和发掘了几处重要的辽金时代文化遗址。至2003年，共发掘古墓3300余座，其中战国墓250余座，秦汉墓2000余座，出土秦汉和其他时代文物19000多件。
平朔汉墓的大规模发掘，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山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香港《文汇报》等先后报道了平朔汉墓的发掘。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山西电视台拍摄了《朔县汉墓发掘》专题片。平朔汉墓的出土文物，引起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灿烂的历史文明和正在建设的工业文明同时呈现在朔州大地上，交映成辉。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杨文，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山西省省长王森浩等领导都先后参观了出土文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著名考古学家俞韦超担任了平朔考古队顾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奇先生 、徐苹芳先生、张忠培先生等亲临朔州指导工作，许多外国友人和专家学者多次到平朔考古队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平朔地区20年来的考古发掘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2200多座战国至秦汉墓的发掘，揭示了这一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了这一地区历史文明的见证。大量的汉墓与出土文物，已成为这一地区的历史缩影。
汉代人是迷信的，“事死如事生”，墓葬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反映。
西汉早期墓普遍较小，大部为竖穴土坑墓。有的有椁棺，有的是有棺无椁，有的无椁无棺。还有的是小而浅，墓坑仅能容人，也无任何随葬品。这与当时长年战争造成整个社会经济衰败有关。到西汉中期大型木椁墓和大型洞室墓多了起来，小型竖穴土坑墓减少，随葬器物也多了起来，而穷人的墓仍和西汉初差不多。这应是当时社会经济好转与贫富两极分化的反映。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小型土坑竖穴墓不再出现，大型竖穴木椁墓和洞室墓继续存在，新出现了小型单室砖室。因社会的两极分化，反映在墓葬方面，仍是墓的大小和随葬器物多少的存在。东汉中晚期的墓葬明显少于前期，墓型多为多室砖墓，而且随葬品多是陶器，铜器很少。反映了这段时期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侵扰和内适，汉朝郡县被迫内迁，给这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事实。
西汉至东汉早期的不少墓出土有弩机、刽、镞、戈、环首刀等兵器，无疑这些墓的主人是军人。中原地区东汉墓多有陶仓和陶楼出现，这里则未发现，这与这里农牧并重和地主庄园还没有发展壮大有关。平鲁井坪南梁发现的200多座战国时期的楼烦墓，是对雁北地区当时为林胡楼烦所居历史记载的应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炊具、酒具、生活用品、兵器、钱币、印章、生产工具、装饰品、文具、玩具、赌具、纺织品、粮食、动物骨骼等。从器质分有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玉石器、竹木器、牙角器和其它金属器等。出土较普遍的是陶器，约占68%，有壶、罐、盒、鼎、案、耳环、盆等，其中有一部分是彩绘陶与袖陶。铜器占14%，有鼎、钫、钟、洗、绢、盘、钱币、弩机、剑、戈、灯、印章、镇、铃、刷把、器足、衔环等。铁器占2%，有镢、剑、棺钉等。漆器占5.5%,有盒、案、耳环等。玉石器占6%，有研、镇、环、璧、圭、璋、珠、剑格、口蝉、覆面等。铅器占7%，有弹丸、箭镞、车马饰等。牙角器占1%，有骨尺、骨珠、梳等。其它有金、银、泥、纺织品、粮食等，占2%，有饰件、耳环、封泥、墨丸、黍、荞麦等。这批器物，几乎涵概了汉代社会的常见物品。其中不少为珍品，诸如铜雁鱼灯、宋子三孔布、星云纹镜、俳优镇、四神铜染炉、嵌贝铜龟镇、铜鎏银龙纹案足、玻璃璧、玉蝉、青釉壶、骨尺、铜带钩、铜筒形器、成山宫行灯等。
平朔汉墓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是我国解放以来在汉代考古方面取得的一批重要资料，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勾画了马邑城在秦汉四百余年的兴衰，反映了雁北长城沿线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为秦汉马邑故城地理位置和建筑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秦汉考古树立了一个可靠的断代标尺。
在俞伟超先生的指导下，平朔考古队从1983年开始，一面坚持田野发掘，一面进行器物的修复和资料的研究。已发表的主要资料文章有： 
1985年代尊德同志的《 朔县北旺庄汉墓 》在《中国考古年鉴》发表；
1986年宁立新同志的朔县赵什八庄一号汉墓在《中国考古年鉴》发表。
1987年6月《文物》发表了信立祥、雷云贵、屈盛瑞执笔的《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
1987年6月屈盛瑞同志的《山西朔县西汉并穴木椁墓》在《文物》发表；
1987年6月雷云贵同志的《西汉雁鱼灯》在《文物》发表；
1988年5月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 在《考古》杂志发表；
1989年1月支配勇同志的《山西平鲁上面高村西汉木椁墓》在《文物 》发表,
《平朔地区十年考古综述》，见《山西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平朔出土文物》，199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在国家和省级以上的报刊杂志如《中国文物报》、《 光明日报》、《山西年鉴》、《山西日报》、《中国收藏》等发表的研究文章有40多篇。
大型发掘报告《朔州战国秦汉墓发掘报告》，目前正在整理编写，不久将可问世。
平朔地区3300多座古墓发掘的资料是丰富和多方面的。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整理。
平朔汉墓的发掘，为改革开放之初，配合大规模基本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树立了典范。文物部门以《文物保护法》为武器，坚持“两重两利”的原则，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通过耐心的宣传和动员，从1983年至2003年，配合80多个基本建设单位实施了配合工程建设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极大地提高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文物保护意识。许多建设单位主动与文物部门合作， 取得了互利双赢的效果。1985年，平朔考古队被评为全省和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平朔煤炭工业公司，也被评为在基本建设中保护文物的先进集体。
1995年初，山西省文物局在朔州召开“朔州地区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座谈会”，国家文物局、朔州市人大、政府和平朔煤炭工业公司、神头电厂、万家寨引黄工程等大型企业的领导，充分肯定了平朔考古的重要收获，认真总结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对立统一、双赢互动的关系，对进一步做好全省各地的文物保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平朔地区的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为当地文化建设写下了浓重的篇章，为宣传朔州、扩大朔州的知名度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年6月4日，胡耀邦总书记来视察平朔露天煤矿时指出：不要把文物锁起来，要想办法展出，和群众见面。
1984年，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参观了平朔出土文物后提出：“我们应建个汉墓馆，展出这批文物，让它发挥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平朔煤炭工业公司的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多次表示：我们既要建设好露天煤矿同时也要做好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工作，要建设文明工程。
为了保护好这批珍贵出土文物，平朔考古队在朔县（区）和平鲁县（区）新建了文物库房和工作基地。为了能够直观的展示平朔汉墓的文化面貌，平朔考古队在房舍紧张的情况下，辟出近300平方米建成了符号标准的文物展厅，吸引了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大批参观者。此外，许多文物精品，先后在国内外展出：
1986年，国家文物局选出星云纹镜，铜俳优镇、龟镇等文物赴日本展出。
1987年，有21件文物在故宫举办的《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中展出。
1988年，又选出一批文物在山西省博物馆展出。
1988年，国务院上调雁鱼灯、宋子三孔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
2004年，省文物局调借87件文物在省新建的山西省博物院长期展出。
平朔考古发掘之前，晋北地区的文物考古力量十分薄弱，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名考古专业人员。 20年来，经过平朔地区的大规模发掘，平朔考古队为全省各地培养锻炼了一大批考古专业人员，许多队员如今已是当地文物部门的领导和专业技术骨干，有20 多人的被评聘为文博系列的高级职称。其中有一部分同志还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省、市的表彰。经多年的培养和锻炼， 30多名临时工历经20年，已成为一专多能的技术人员，勘探、发掘、清理、田野调查、绘图、修复、拓印、电脑操作、摄像等，均能操作进行。为了支援各地的考古工作，先后在大同市、忻州地区、阳泉市、连云港、天津、河南班村、侯马、黄河沿岸等地参加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这些技术人员所到之处受到普遍好评。
平朔地区能源基地的建设，为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平朔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也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随着朔州地区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速度的加快，文物保护的压力和任务也会越来越重。发扬平朔考古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忠于职守、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和敬业精神，做好今后文物保护的具体工作，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对二十多年平朔考古事业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