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邓复生
简介
邓复生(1922—1942），福建龙岩人。少年邓复生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群众的暴行，  赤石烈士陵园  赤石烈士陵园邓复生碑并受伯父邓子恢革命思想的熏陶，从小便参加革命。1939年4月辗转赴安徽皖南参加新四军，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教导总队青年队和政治队学习，任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三营书记员。1940年冬，在第三支队第五团任营部书记员。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的突围中被俘，囚禁于铅山石塘监狱。同年底，越狱潜逃，在往武夷山途中复被捕，解送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19日在国民党特务的大屠杀中牺牲。
英雄故事
苏区红孩子邓复生，1922年冬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镇邓厝村一农民家里。他出生时，父亲邓绍裘已过世，  福建省家中只有年轻的母亲和年过半百的祖母。三代人依靠母亲种田及伯父邓子恢和外祖父陈槐荣的经济接济，过着艰苦的生活。
1929年秋，毛泽东、邓子恢等领导闽西土地革命，“分田分地真忙”，邓复生家中也按人口分到田地，但孤儿寡母，缺乏劳力，一年辛苦耕耘，仍不足以糊口。邓复生9岁时，因生活所迫，母亲强忍失去骨肉之痛，不得不离开复生而改嫁了。临别前夜，她抱着复生痛哭到黎明，以后随夫去了河南。母亲走了，只剩下慈祥的祖母与复生相依为命，祖孙俩靠母亲从远方汇来一些钱款补贴，过着艰苦的生活。
家虽穷，祖母仍然千方百计，省吃俭用，好让复生入学。复生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勤奋学习，家贫买不起油灯，他便天天早起朗读课文，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但因当时红、白拉锯厉害，学校时开时停，复生的学习也随之时继时辍。
在小学学习阶段，邓复生憎爱分明，他鄙视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这些人爱显示自己的物质享受，嘲笑和欺凌贫困同学，或者辱骂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对此，他挥拳相对，扶弱抑强。富有的学生向老师告状，因此，复生也遭致少数思想落后老师的处罚，但他并不气馁。
虽然是小学学生，但同学之中也无形中分成派别，思想倾向当然是以拥护红军和拥护白军为区分。贫苦的学生因占多数，数量上有优势。放学回家路上，往往因观点不同，你一群我一帮吵吵嚷嚷，甚至发展至互掷石子形同打仗。少数一方往往被多数一方所震慑，不敢逞强，夹着尾巴逃走了。
邓复生耳闻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的暴行，并受伯父邓子恢革命思想的熏陶，从小就孕育着反抗的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政治立场上，他态度明朗。在他住家墙上，如今仍留着他当年书写的“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墨迹图片(2张)。
主力红军长征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留在闽西，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与30倍于我的敌人周旋。邓复生目睹敌人采取残酷的“移民并村”、“保甲连坐”政策，经常抓人，杀戮群众。有一次在吴厝溪坝杀了13人，烈士们的头颅被分挂在白土镇圩场的电线杆上。在经济上，敌人对红军游击队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计口售粮”、“计口售盐”，想困死山上的红军游击队。这一切，都加深了邓复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萌发了反抗精神。
1936年，14岁的邓复生高小毕业，因经济困难，他无法上中学读书。铁流一小兵1937年7月29日，闽西国共两党签订合作协议。8月底，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子恢致信在广东始兴县江口镇万泰昌烟丝杂货店当店员的胞弟邓子鸣及当学徒的长子邓毅生，建议他们弃商回乡参军，并寄来一些有关抗战的宣传刊物。邓子鸣他们决定加入抗日铁流。1938年7月，邓子鸣同新婚妻子结伴返乡。8月，邓子鸣再去广东时，便将侄儿邓复生一起带去当店员。经南雄县时，他们与龙岩大池乡友吴悲忧会晤，在场的还有他的堂弟吴庆秋，年轻人血气方刚，爱国热情很高，都想参加新四军。于是一拍即合，约定投军的手续由邓子鸣负责办理，所需路费由吴悲忧赞助。邓子鸣函告邓子恢，邓子恢十分赞许，立即寄来一张军用通行证。1939年4月，邓复生和吴庆秋持此通行证由江西乘浙赣线火车前往安徽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
在皖南，邓复生见到多年没见面的伯父邓子恢，心中十分高兴，激动得热泪盈眶。邓子恢拉着邓复生的手，仔细端祥着面容清瘦、体质羸弱的侄儿，一阵心酸，他怜子之情顿生，欲留邓复生在他身边小住一段时间。邓复生何尝不想和难得相聚的伯父多住一段日子呢？可一想，参加革命队伍是为了抗日救国，消灭日本鬼子，为了穷苦百姓过好日子，自己应该即刻投身革命洪流，多学点革命的知识和本领。他主意拿定，便向伯父请战。邓子恢为侄儿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便介绍他进入新四军教导队青年队学习。
在青年队里，邓复生第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到青年队学习的同志们，虽然来自全国各地，语言和生活习惯各有差异，但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走到一起来了，彼此称呼同志，互相平等相待、坦诚相处。邓复生如鱼得水，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回想起孩提生活，无论是经济生活或精神生活，都处于受压抑状态，如今在革命大熔炉里，有领导的关怀、老师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他感到欢欣鼓舞。
邓复生胆大心细，对荷枪实弹的轮值站岗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出生于农村，习惯于夜间行走于古木参天的森林。尤其是夜间值岗，同班的学员中，一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胆子小，从未在夜间值勤过，碰到夜间行人和村野小兽动弹所发出的声响都毛骨悚然。邓复生总是像兄长一样主动替代，或把自己的白天轮值让予，专值夜班。
1939年3月5日，是邓复生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邓复生以及其他几位同志调到军部机要训练班，学习做译电工作。他高兴地走上工作单位，努力为革命效力。他埋头苦干，练习熟写阿拉伯数字和翻译电码的一些基本功。由于疲劳过度，他的老毛病———癫痫症复发了，组织上即送他到老河口军医院治疗，他暂时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年底，他出院，继续到教导队政治队学习。1940年秋，邓复生调到第三支队五团三营任书记员。皖南险突围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9000余人奉命北移。时蒋介石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已准备就绪，顽军对我包围态势已经形成。渡江北上抗日的路线改道广德、宣城而后经镇江渡江。
新四军第三支队本在皖南抗日前线，必须从繁昌、铜陵、南陵防地往军部驻地方向进发，行军路线最远，开拔也提早几天。邓复生他们是在行军途中迎接1941年元旦的，虽说一路艰辛，邓复生却精神抖擞，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达军部后，第三支队及其所属被编为右路纵队。在丕岭打了一场接触战，我军首战告捷，但军部被阻于旌德县的河边，部队向前进，第三支队在丕岭停留，成了军部的后卫。当天夜里，部队往后撤。国民党顽军缩小包围圈，我军逐渐被分割。经茂林山区几日混战之后，我军孤军奋战，陷于弹尽粮绝境地。
在皖南事变中，邓复生英勇作战，奋不顾身。东流山战斗是保卫军部转移的激战地，由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亲自指挥。邓复生虽然是战斗部队成员，由于我军武器缺乏，他作为营部书记员却手无寸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从牺牲了的同志手中取得武器，投入战斗，和战友们一起射出愤怒的子弹，阻击了顽军正面的反复冲击。战斗持续到下午，司令员张正坤被敌炮弹所伤。待撤出战斗时，五团———第三支队唯一的战斗建制，几乎被打光。深夜，邓复生与五团零星战斗人员随同军部由石井坑突围到大王坑，又陷入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我军指挥员将零散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组编成数支突击队，左冲右突，始终未能冲出重围。由于顽军以强大火力封锁，倾下枪林弹雨，我军数以百计的同志壮烈牺牲。
邓复生在突围中不幸被俘，投入设在江西铅山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士大队”。[1]血洒虎山庙1942年春，被囚禁在铅山的军士大队和两个步兵大队被分散补充到国民党的各部队中。解散之前，邓复生越狱逃出，但在往武夷山的辗转途中被地方乡保哨卡捕获，被认出是铅山的“逃犯”。因铅山的集中营已不存在，遂把他解往上饶集中营。
6月，日军向浙赣铁路沿线进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司令部急忙由江西上饶撤退到福建建阳。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原名为“军官大队”）的新四军将士和爱国志士，被更名为“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也随之被武装押送向福建闽北转移。此时，蒋特来不及把邓复生编队而一道押解同行。邓复生艰难地行走着，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
1942年6月5日，被囚人员由江西上饶启程，第二天到达铅山县石塘镇。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根据在上饶时确定的暴动计划，拟在迁闽途中伺机行动，由原新四军军事干部王羲亭担任暴动总指挥。1942年6月17日，队伍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赤石镇崇溪河畔等待过渡时，暴动领导核心成员迅速交换了意见，决定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发起暴动。当轮到第六中队过渡时，夕阳已经西下，先行过河的第一、二、三、五中队都已由特务、宪兵押走。此时，王羲亭当机立断，把手一挥，高呼：“同志们！冲啊！”该中队80多位革命战士，立即像弓弦上的箭一样射出去，向着山岗冲去，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刺刀下，举行了震撼人心的赤石暴动！
赤石暴动的胜利，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趁机进行疯狂报复。1942年6月19日，即赤石暴动后的第二天，集中营宪兵特务从未参加暴动的队伍中抽出一批人，加上暴动后被抓回的共50多人，押解到崇安县赤石镇附近的角亭虎山庙侧，分三批集体枪杀。[2]
当宪兵推出邓复生时，他横眉冷对宪兵队长，严声责问道：“新四军抗日救国有何罪，你们为什么要制造皖南事变？为什么要残杀新四军战士？”
宪兵队长喝道：“你为什么逃离军士大队？你是属于潜逃人员！你认罪了没有？”
一个宪兵小头目在宪兵队长耳边小声嘀咕：“这小子年纪很轻，是不是免他一死？”
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宪兵队长摆了摆手，喝道：“推出去！”
角亭虎山庙侧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邓复生等革命烈士倒在血泊中。邓复生英勇就义时，年龄还不到20岁（实龄19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