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简要介绍
西北联大的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由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等组成校务委员会，上述3人为常委，管理校政。学制一般为4年，医学院为5年。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毕业证此外，还附设大学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成绩优良者，可保送上大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则需经过国家大学统一考试才能入学。1938年7月，工学院单独设立，称国立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今东北大学)和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而成）；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西北联合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4个院。不久，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又相继分别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学院组成西北大学。1941年起，西北师范学院陆续迁往兰州。
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和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的师生陆续返回原校址复校。
1946年初，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和北洋大学北平部等合并复校，并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部分教师仍留在当地担任西北工学院教师。1951年9月22日，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后，更名为天津大学。
同年，西北师范学院学校师生亦大部分陆续迁回北平复校，部分教师留在西北，充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至此得以复校。1949年9月，北平改名为北京，学校也正式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农学院的复校过程颇为曲折艰难。在校友会的不断努力下，多次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协商，达成共识，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得以在原址恢复重建，改属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农学院。1949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组建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
设立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至1938年8月的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存留住中国教育的精髓，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坚持民族教育，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迁往陕西城固。7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
历史分期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时期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院等院校西迁西安，借用当时已两迁其校至西安的东北大学部分校舍开办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当时滞留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由各地前来报到。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许多师生不得不先南下或向北绕道前往西安。还有的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在山东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求学。 
由于校舍紧张，西安临时大学的文学院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东北大学在一起办学。许多从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没有衣服被褥，政府为这些学生每人发给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伙食每个月给战区学生代金法币六元，分三次发放，每十天发两元。学生们住的都是大通间的上下铺床，教师则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有的教师暂时居住在招待所和饭店。不少教师往往要步行一二十里路去上课。学校缺少必要的教学设备，经费也极端困难，没有图书馆，更没有体育场，处于一种战时流亡教育状态。但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学校仍然坚持正常授课，而且还特别制定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如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每个星期还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做以抗内容为主的报告。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学校为做好千余名师生的南迁工作，在迁校前，推举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将全校师生分成几个中队，每个中队为一个行军单位。师生们先是坐“闷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然后，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按照原预定的行军编制，沿川陕公路，开始徒步千里大行军。他们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长途跋涉近千里，用了半个月多的时间，胜利到达了陕南汉中。行军途中，每晚歇息时，师生们都凑在一起讨论前方战场的消息。当时交通通讯极端落后，看不到报纸，每到一地，各队就把从几台陈旧收音机里听到的前方战况及时用大纸书写出来，供大家阅读。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期汉中房源紧张，4月，师生还没安顿下来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据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教育部发布了第二道电令：将西安临时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6院23系。“经费自二十七年一月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
十日，经校委员会决定，确定校舍分配方案，在城固县城的考院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同时在文庙设教育学院；在小西关外设法商学院；在古路坝天主教堂设立工学院（后又在七星寺设分校）；在汉中市南郑县黄家坡设立医学院；在勉县武侯祠设立农学院。
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全校在城固县校本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校筹备委员会主席李书田在开学典礼上回顾了学校在平津沦陷后艰难曲折的迁建过程，他激动地说：“回忆这次迁移所费的一个月有余的长久时间，全校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在我们学界，确是破天荒的大举动。”常委陈剑翛报告迁移经过及更改校名意义时说：“本校现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院校合组而成。”常委徐诵明代表本校教职工讲话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法哦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当时，黎锦熙、许寿裳、李达、许德珩、马师儒、罗根泽、曹靖华、侯外庐、傅仲孙、罗章龙、陆德、徐诵明、张伯声、李季谷、谢似颜、杨若愚等著名学者也从各地来到这里，担负起战时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月，在中共西北联大地下支部领导下“西北联大剧团”正式成立。
6月，对导师制度，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重庆，成都等21个城市举行本年度招生考试。7月，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城固县西饶家堡张骞墓进行考古发掘，在8~9月发掘清理完毕。七月中旬本校农学院与西北农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教育学院则改称为师范学院。9月8日，全校734名学生参加了国民党教育当局组织的陕西省学生为期两个月的军训。期间，许寿裳教授作《勾践的精神》，李季谷教授作《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等，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严斥西北联大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继续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下令禁止学俄文，并要求解聘法商学院的俄文教授曹联亚（曹靖文）等。法商学院新院长张北海（国民党为加强对该院的控制，抵制进步倾向，改聘张北海为院长）新提名单，另发聘书，进步教师曹联亚，章友江，沈志远，黄觉非等13人被解聘。曹联亚，彭迪先作为被迫害教授代表前往本部抗议。1939年1月12日上午9时，法商院学生列队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住地和平请愿，反对解聘进步教授和取消俄文课程。同月初，全校师生纷纷在校内展开签名活动，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
2月，中共陕西青年委员会在《两年来的陕西青年运动及其发展》的报告中称：“临大（时为联大）本来是及其复杂的，但民先力量相当大，又加上过去在平三年做民先队的经验，遂在汉南对民先队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帮助，推动了汉南青年运动的发展。”
3月，中共西北联大地下支部书记，党员三人被捕。24日抗战后援会在南郑县汉中大戏院  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教员合影[1]举办游艺大会，售票收入除去大会开支，全汇交军政部，为前方将士购置鞋袜。27日，本学年第二学期今日开课，在第一次纪念周会上，本校常委胡庶华联系本校情况时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
4月，全校师生1400余人，为纪念“民族扫墓节”，提倡民族精神，赴汉博望候张骞墓，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5月，敌机肆虐，南郑城内频遭轰炸，医学院选定南郑城东之孙家庙，马家庙，黄家坡黄家祠等处为临时课堂。6月，宣读国民公约和本校国民公约实施办法，同日，学校在本部大礼堂举行林则徐虎门禁烟百年纪念集会。7月，进步作家蒋牧良到城固，介绍抗战前线情况和抗战文艺等情况。“文艺学习社”成立。
五校分立时期同年6月，教育部再发来第三道电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独立国立院校。7月，工学院、农学院独立建院。8月，联合大学分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仍设于原址；西北工学院（由原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仍设于城固县古坝路。
其中，由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组建国立西北大学。1939年9月在陕西城固开课，胡庶华任校长。1945年后迁至西安。解放后，西北大学成了教育部直属的14所大学之一。
原由北平师范大学等改组成的教育学院，改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1944年7月，该院迁至兰州，两年以后，除一部分师生仍留在兰州外（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大部分返回北平，现为北京师范大学。
设在古路坝的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联合组合成国立西北工学院。李书田担任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后由赖琏担任第一任院长，后迁至咸阳。抗战胜利后，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复校为北洋大学，其余留在陕西，现为西北工业大学。
设在汉中市南郑县黄家坡的医学院，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抗战胜利后，该校返回西安与国立西北大学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解放后，学校独立设置，更名为西北医学院。
设在勉县的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后迁至陕西武功县。解放后，称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业大学。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同处杨凌的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七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校训校歌
1938年10月下旬，西北联大第45次常委会决定，以“公诚勤朴”校训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悬挂礼堂。并决定聘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撰写校歌校词，全文为：
“并序连黄，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办学条件
学校所在的汉中地区，北边是千里秦岭，南边是连绵几百里大巴山，千峰万岭，交通闭塞，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教授们多是住简陋的校舍或租住在当地的农民家中；学生则住在竹片泥巴墙的草屋里，睡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遇到下雨时，师生们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培养人才，使来自沦陷区的青年顺利完成学业，由国库拿钱，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办法中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每月八元或十元。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交还国家，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于是，“贷金”成了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享受免费食宿的专用名词。许多学生也就是靠此维持生活，完成学业的。
当时，各学校的同学都是自己组织管理伙食，轮流值勤帮厨采买。抗战头两年，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学校的伙食还算可以。到了1940年初，物价比战前上涨了二倍多，师生的生活更加艰苦。学校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只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吃饭时经常是八个人围着一小盆白菜汤，菜里很少见到油星，尝到肉渣。不少学生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而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才得以毕业。
学生上课缺少笔、纸和课本、就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常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共用一本教材或课本；晚上靠点油灯或土蜡烛照明读书。然而，最感缺乏的就是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由于宿舍没有桌椅，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每天早上，图书馆的门口都等着许多学生，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学生就这么被挤出挤进后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再挤到台前去抢书；听大课人多座少，也得去抢……而学理科的学生则更缺少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非常困难，跟战前无法相比。教授到助教的薪俸由440元到60元不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还要按教育部“抗战期间薪俸七折”的规定七折发放。少数从东北华北一带流亡过来的教师，由于多数拖家带口，生活担子就更重了一些。许多人要兼做会计、中小学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
学校生活虽然艰苦，但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意念激励下，老师严格施教，学生刻苦学习。学习气氛浓重，课程繁多紧张。教室的烛光常常亮到天明。尤其是一、二年级降级率大，一年级有近半数不能升级，使学习气氛空前紧张。许多学生毕业后，直赴疆场，洒血捐躯。
城固办学的七年多里，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成千上万计的青年学生和教师，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这大山深处的西北联大。为了求学报国，他们翻山越岭，往往几天吃不到食物，备极艰辛，冒着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许多人因此就长眠在漫漫的征途上。
历史局限
在学校传统与学校发展方面，西南联大是由当时我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建而成，这三所大学都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大学精神，相比之下的西北联大是在几所专门性大学（北平大学也只是几个学院的松散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原本就缺乏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础，再加之建立时间短暂，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象西南联大那样的成就来。
在环境方面，西北联大所处的西北区域——陕西南部，虽不是抗日主战场，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不断围困也很难使学校得以安宁，同时又距离内战、抗战前线较近。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很难吸引来有学术成就的社会名流，师生也很难安下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和平的环境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完全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是不会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方面，现代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暇顾及西南联大具体的办学事宜，给西南联大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多数大学教授也不参加任何党派，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而西北联大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当时的西北联大所在地——西安、汉中等地距离解放区（延安）较近，国民党政府害怕大学受共产党的影响，一再加强对西北联大的控制，最终在成立不久又将其拆散，重组为四所专门性农业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大学办学的根本，缺乏这种精神的“大学”，很难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大学。
在学术思想方面，中西结合、融汇东西文化是西南联大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而短短数月的西北联大很难积蓄这么多学贯中西的大师、学者。
重要意义
西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中形成，在一年多时间里迁校两次，辗转数千里，师生流离跋涉，极为艰苦。其形成和发展，对陕西和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因为遭到战火的摧残而中断。各大学尽管被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仍然兴旺，而“士气”更因敌人的炮火变得更刚毅。留下了中国的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抗战胜利后，各学院开始陆续回迁复校。解放后，从这里毕业走出的学生，许多成了中国教育、科技等战线上卓越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