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通俗小说
简介
中国的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但是，什么是中国通俗小说，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困扰着中国学术界，包括通俗小说的作者和研  通俗小说究者。
什么是通俗小说？在研究它之前，我们必须理顺它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很多研究者在讨论通俗小说时，常常将“通俗小说”与“通俗文学”这两个文学术语混用，或者将“通俗文学”代指“通俗小说”，这已经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
对于文学，按经典的四分法分类，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各类中又可细分出许多样式，而小说只是其中一大类别。对于通俗文学，并没有统一的分类法，但多数学者对郑振锋先生从文体上进行分类的意见是趋于一致的。郑振锋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将通俗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游戏文章等，这种分类法基本与四分法对应，可见通俗小说只是通俗文学中的一大类别而已。显而易见，用通俗文学代指通俗小说，势必扩大了通俗小说的内涵，使概念不够周延，这是一种逻辑错误。
“通俗小说”这个术语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造，早在明朝末年，中国的一位杰出的编辑家和通俗小说作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已正式使用了“通俗小说”一词，距今将近360年的历史。 
什么是通俗小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各种说法，他们都试图以最简洁的文字对通俗小说作出解释，这里且摘录部分有代表性或权威性的说法。
各家陈述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庄子·外物》
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出，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通俗小说——桓潭《新论》
通才著出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
——桓潭《新论》（引自《太平御览》卷六二O）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亍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
——《汉书·艺文志》
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类。
——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小说家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曰演义、或谓合生、或称舌耕……
——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
——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小说者，乃坊间通俗小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悉，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
小说者，别乎大言之也，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之正宗也。
——罗浮居士《蜃楼志·序》
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乃诸之杂家之言。
——瞿灏《风俗编》
以上摘录是中国近代新小说产生前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有的  通俗小说没有有效地将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区分开来，有的只是就通俗小说发展的某一阶段（如说话、话本小说）而言，有的是只注意到通俗小说的某些功能（如通俗性、娱乐性）或世俗生活层面而言的，都还没有将通俗小说的主要特征表述出来。
清末民初之际，大量的西方小说被译到中国来，促进了中国新小说的诞生，那么，早期的新小说派是如何认识“小说”的呢？
小说者，社会现象之反映也，人间生活状态之描写也。
——成之《小说丛话》
小说者，文学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
——黄人《小说林·发刊词》
小说者，文学中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
——觉我《余之小说观》
小说之文，寓言八九，蜃楼海市，不必实事；钩心斗角，全凭匠心；俾读者可以坐忘，可以卧游，而劝惩可以其间也。
——焦木《小说月报》第三章第四号（1912）
详细说明
新小说派的观点较古代学者的认识有所前进，尤其是“觉我”、“焦木”的观点比较接近通俗小说的特征，然而，他们并非是以通俗文化背景下研究通俗小说，因此这种认识就难免带有一定模糊性，使我们很难判断这些观点有什么错误，但又感到有失准确。继新小说派之后，中国社会有过几十年的大动荡，如内战和日军侵华等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没有再对通俗小说的认识问题有过讨论。  通俗小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通俗小说再度崛起时，通俗小说评论家宋梧刚先生在1985年1月20日《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谈到什么是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应是以民间最喜爱的题材，以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所写的，目前还不为纯文学家和理论家看重的小说。
这只是对郑振锋关于通俗文学界说的延伸，延伸过头又引出几分通俗小说的自卑和凄凉。
综合以上所引论的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说法，正说明要比较准确地把握通俗小说，或者给通俗小说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那么，是否可以给予一个更接近通俗小说特征的定义呢？我以为这是有可能的。
通俗小说是个相对概念，若要较为准确地把握通俗小说，不能不与“纯文学”小说从整体上作一番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
首先我们应看到，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既判然有别又非水火不容，这种既对峙又相容的态势，使人们对两种小说样式的认识具有一定模糊性。上面所引用的一些观点，足以说明这一点。
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的区分，可从发展轨迹、创作方法、创作动机、价值取向上看出。从两种小说的源流看，虽然共同发端于上古神话，通俗小说却是沿着传说——口传历史——市人小说——说话——话本小说——通俗小说一脉发展而趋于完善的，发展过程中通俗小说的文化积淀主要是世俗民众的奇趣、俗趣。“纯文学”小说是沿着先秦散文——志人、志怪——唐人传奇——笔记小说、文言小说一脉发展而来，它的文化积淀形式主要表现为文人墨客的雅趣、奇趣。从创作方法上看，“纯文学”小说选材具有宽广性、典型性的特点，通俗小说则偏重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偶见的、特殊的、曲折的、新奇的素材，选材面相对较窄，故而情节和人物多有似曾相识之感。“纯文学”小说不屑于程式化，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注重文字的精美，结构的精巧，内涵的深刻，而情节不构成它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纯文学”小说不是靠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来媚悦读者。通俗小说则往往是遵循传统模式、情节密集、悬念迭起，富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娱乐消遣性表现得更为强烈。为增强传播效果，通俗小说比较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尽可能用村言俚语、浅近易懂的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语言创作，但语言不构成它的本质特征。从创作动机看，“纯文学”小说追求审美趣味的雅致，蕴藉含蓄地表达作者对人类、对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某些总是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考，因而“纯文学”小说能表现出鲜明的美文学风貌。而通俗  通俗小说小说主要是满足和适应世俗大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要，并不看重对个人性灵的抒发，故而作者常常为某种实利主义目的驱使，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编派一些富有传奇性、趣味性的故事，因此通俗小说表现出厚重的商品属性。从价值取向上看，“纯文学”小说常常流溢出理性的美感，具有塑造人类灵魂、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意义。而通俗小说有时能起到人生教科书的作用，但不具有向社会提供启发性或隐喻性艺术形象的任务，它主要是弘扬以论理道德为中心的通俗文化和民族精神，表现人世间的道德美、人性美、世情美、风俗美。
通过对两种小说样式的对比，我们基本能看出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的重大差别，这两种形态的小说是不能混淆的，有了这种差别，对“什么是中国通俗小说”问题，就可以作出这样的解答或界定:
通俗小说是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和一定程式创作的，以较大密度的情节艺术地表现世俗大从的审美理想和论理观念，并以此为特征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文学样式。
通俗小说语言的适俗性是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不是本质特征，仅从语言是白话文体或文言文体来识别小说的属性是不科学的。例如现当代很多“纯文学”小说是用白话文创作的，那欧化的句式或文不标点的冗长句子，则构成世俗大众的接受障碍，可见白话文并非都是通俗的。古典通俗小说中绝大多数篇什是用浅近的文言创作的，语言、句式、风格都能适应世俗大众的接受能力，虽是浅近的文言，并不产生接受障碍。仍具适俗性。语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个变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特征，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用语习惯，不同的作家也常常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符号也愈来愈趋精密和俗化，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在当时是以俗语创作的，例如《诗经》、《世说新语》等，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的语言文字已变得古奥难懂，有的仅可会意而不能确解。因此，不能脱离语言的时代特征、接受习惯去匡定通俗小说的属性。
情节因素是通俗小说的本质特征之一，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比通俗小说情节密度更大的文学样式，也就是说通俗小说是靠丰富新奇大密度情节取悦读者的。当然情节不是零件的组装，而是要遵循通俗小说创作规律和主题的需要有机地集合在作品中，至于所创作的通俗小说是否为读者所欢迎，则要看作家的艺术涵养和把“谎话编圆”的能力了。因此，那种心理时空、意识流、情节淡化等艺术手法是不适合通俗小说的创作的。
通俗小说的审美结构一般由题材、主题、情节等因素构成。从题材上看，通俗小说主要选取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绝少有超现实题材的作品，即使像《西游记》这类超现实的神魔小说，也是表现的现实生活，并非本体意义的超现实主义小说。通俗小说的现实题材，着重于展示世俗大众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矛盾，历史题材虽是以古鉴今，但也要赋予一定的现实意义，两种题材的选取都在于寄托世俗大众的审美理想，如“大团圆”、善恶习有报等等。从主题上看，通俗小说主要是歌颂正义和善良，批判人世间的一切丑恶现象，好人虽饱受磨难历尽坎坷，必有善报，坏人虽一时得逞，最终要遭受惩罚。通俗小说就是这样顽强地表现着世俗社会千年不变的伦理观念。因此，审美理想和道德观念是通俗小说本质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决定了通俗小说的美学风貌，后者决定着通俗小说的生存状态。道德在社会历史的整体运动中虽是一个独立的范畴，然而它作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统摄和决定作用，使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他的伦理观必然要在作品中表现出他的道德倾向，道德倾向就决定着通俗小说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使许多通俗小说曾遭厄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谓表现了“诲盗诲淫，伤风败俗”，历史的经验应引起通俗小说作家的注意。道德是一种社会情感，主要表现在爱憎与是非的评判上。通俗小说对世俗社会“酒、色、财、气”的过量描写和渲染，失却对“度”的把握，造成道德的倾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不利通俗小说的发展的。通俗小说对情节的依赖，主要是历史上审美心理积淀而形成的。早在先秦时代诸侯王国宫廷里就有被称为“瞽史”的残障人士，他们是职业化的讲述故事的人，与他们的职业相沿袭的有唐、宋时期的“说话”人，只不过后者将服务对象由宫廷转向民间。为了吸引听众，满足听众的期待心理，他们讲述的故事必须有密集的情节，生动的语言，并且有一定的套路（模式）便于传授“说话”技艺，由于历史的积淀，使通俗小说比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更注重对情节因素的追求。
一般来说，通俗小说不向社会提供人生的哲学思考，而是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娱乐性全方位多层次地为社会服务，高层次读者可将通俗小说当作“成年人的童话”来消遣，工人、农民、市民也可在通俗小说营造的氛围中做他的“白日梦”，从中寻求慰藉和刺激，获取心理平衡的愉悦。有一种观点认为“通俗小说是可以雅俗共赏”的，例如白居易就爱用“一枝花”说话，宋仁宗还把民间说话艺人召进宫中，数学家华罗庚爱读武侠小说等等，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雅俗共赏”，他们对通俗小说的偏爱都是基于它的娱乐性、趣味性，并不在于获取某种价值和力量。因此，“雅俗共赏”是一种假象，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且存而不议。
通过对通俗小说的简单梳理，本文对中国通俗小说所作的解释（或界定、定义），基本涵盖了通俗小说的本质特征，能有效地将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区分开来。我的解释只是一家之言，欢迎并愿意与学术界就此问题作深入讨论。
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心学与通俗小说的崛起
通俗小说的崛起，王阳明心学是重要条件之一。它一改鄙视通俗小说的传统观念，为士人参与小说创作和批评铺平了道路，使通俗小说的作者成分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它为小说题材描叙市井小民的闾巷俗事提供了理论根据，并推动了小说从讲故事到写性格的演进。
明代发展
明代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一、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小说首次得到正名与梳理。
从魏晋到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小说"却始终未得到正名与梳理。"小说"这一语词曾被用来指称多种性质并不相同的文字著述，而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又先后有传奇、讲史、话本等不同名称，万历中期胡应麟首先为小说正名并梳理其发展线索。胡应麟细致地分析了《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小说家的论述，梳理了古今小说概念的差别，还从史的观念出发，扼要地概括了小说发展的脉络：六朝萌芽期、唐传奇勃兴期、近实而文采不足的宋代以及他所处的明代这四个阶段。
第二、小说的地位在明万历间首次得到较普遍的肯定。
通俗小说创作刚刚重新起步时只是被人们称为"正史之余"。这有两层含意：其一是"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其二是能扩大正史的影响，能使历史故事迅速地传遍民间。随着通俗小说的功能逐一被发现，它的地位渐渐提高。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特别是它可寓教于乐的特性也开始为人们注意。有如此功效，显然就不能再简单地将通俗小说归于正史之余了。明末时，小说地位曾上升至小说史上的最高点。较早给予通俗小说以很高评价的是李开先，他称《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并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他指出任何文学体裁都不能象小说那样广泛地反映生活，同时又能针砭现实。这就为小说地位迅速提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随后，李贽、袁宏道等也对小说给予了极高评价，他们关于小说的见解又建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于是小说与经史并传的评价得到广泛承认，这是通俗小说地位在小说史上曾经上升到的最高点。
第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得到较深入的讨论，并归纳出有益于小说创作的理论见解。创作中的虚构逐渐得到肯定。通过创作实践中的摸索，作家们终于认识到虚构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崇祯末年金圣叹批点《水浒传》时既肯定创作中的合理虚构，又区分了小说与史传差别。当明末作家与评论家的看法基本统一时，正是创作开始由改编转向独创之际，而理论上的肯定又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进程。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叶昼指出生活是第一性，艺术创作是第二性的命题。明确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为摆脱改编束缚，走向独创的改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通俗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论述。
明代评论家对艺术典型已有论述他们意识到了必须塑造典型。评论家评点作品时较多从作文章法角度分析细节或情节的安排与描写，很少作宏观考察，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结构设置。这是的小说理论家在典型性格分析上已达到很高水准，不过他们都偏重于典型性格独特性的研究，对塑造典型应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一面却较为忽略。
其他流派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海派、津派和港派
20世纪引领中国都市文化潮流并具有特色的地区主要有：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它们被称为“海派文化”；津京地区，它们被称为“津京文化”；香港及其周边的广东地区，它们被称为“港派文化”。在这三种文化的孕育下，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此起彼伏地形成了三大波段，形成了海派、津派和港派小说。这三派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各有自己的特色。文章认为尽管这三派小说的特色是多方面的，其总体特色应该是：海派小说完成了通俗小说的市场转型；津派小说构筑了通俗小说的地域特色；港派小说有着更多的现代国际视野。在这三派通俗小说的共同打造下，中国通俗小说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的通俗小说。
当代通俗小说史论
汤哲声（1956- ），男，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当代通俗小说史论
论述了当代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公安法制小说、历史小说、网络小说、科幻小说等小说文类。这些都是当下中国最具有创作能力、读者最多的文学作品。本书除了基本勾勒出它们的发展线索之外，还对蕴涵其中的大众文化思潮、通俗小说的美学特征、大众媒体与通俗小说创作的关系、大众阅读期待与通俗小说创作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本书试图为当下中国那些红火的通俗小说留下一份文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