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爵士时代
菲茨杰拉德
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于1896年9月24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商人家庭。他在中学时代就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期间也热衷于为学校的刊物和剧社写稿，1917年辍学入伍后，更在军营中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1918年，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附近驻扎期间，菲茨杰拉德爱上了18岁的南方少女泽尔达·赛尔，对以写作来获得成功有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渴望。退伍后，他继续坚持写作，终于在192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的这一边》。 
《天堂的这一边》的出版让不到24岁的菲茨杰拉德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一个星期后，他与泽尔达在纽约结了婚。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年轻，迷人，拥有金钱和名望，是一对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他们活跃于纽约的社交界，纵情地享受爱情、年轻的生命以及成功的欢乐，过着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生活，后来又长年在欧洲居住。但由于讲究排场，挥霍无度，他们的生活渐渐捉襟见肘。泽尔达因精神病多次发作被送进精神病院，菲茨杰拉德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因为心脏病突发死于洛杉矶，年仅44岁。 
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和《最后一个巨头》等长篇小说，以及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写作生涯的顶点。这部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财富和成功掩盖下的未被满足的欲望，反映了20年代“美国梦”的破灭，深刻地揭示了角色性格的矛盾和内心的冲突，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菲茨杰拉德杰出的才华和写作技巧。《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誉为当代最出色的美国小说之一，确立了菲茨杰拉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爵士乐时代
菲茨杰拉德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18)，经济大萧条(1929)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菲茨杰拉德称这个时代为“爵士乐时代”（一般指一战以后，经济大萧条以前的约十年的时间），他自己也因此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由于他本人也热情洋溢地投身到这个时代的灯红酒绿之中，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时代对浪漫的渴求，以及表面的奢华背后的空虚和无奈，并在他的作品中把这些情绪传神地反映出来。在他的笔下，那些出入高尔夫球场、乡村俱乐部和豪华宅第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之间微妙的感情纠葛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们无法被金钱驱散的失意和惆怅更是无处不在。他的作品经常以年轻的渴望和理想主义为主题，因为他认为这是美国人的特征；他的作品又经常涉及感情的变幻无常和失落感，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逃遁的命运。
天才菲茨杰拉德
  1921年，费茨杰拉德和姗尔达在他母亲家中。
在美国文学史上，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爵士时代”，有“爵士时代桂冠诗人”之称的斯格特·费茨杰拉德在1931年回顾这一时代时写道：“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嘲讽的时代，一个放纵的时代。”当然那个时代也是知识和才智的时代，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费茨杰拉德的小说，都在美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斯格特·费茨杰拉德，1896年生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父亲爱德华·费茨杰拉德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深受南方老派规矩的约束，他甚至在中年时也仍是一个十分漂亮迷人的男人。母亲在父亲看来是一个“仅比漂亮差点儿而已”的女人。他们有过两个女儿，但都不到1岁便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后来生了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为纪念自己光荣的远祖，爱德华先生给儿子取名为弗朗西斯·斯格特·肯·费茨杰拉德。两个女儿的夭折使夫妇俩对儿子的健康特别关心和敏感，他们对费茨杰拉德百般关爱，哪怕只是一点点伤风感冒也不让他去上学。
费茨杰拉德一家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的拮据。所以，费茨杰拉德的生日庆典似乎多少有点令人失望。最糟糕的是他7岁那年的生日，他穿了一身水手服，准备扮演主人的角色，但是一个客人也没来。
费茨杰拉德争强好胜。8岁时，他把一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之后，跑回家编了一套有头有尾的理由躲过了父母的责骂。
1908年，费茨杰拉德合家搬回到圣保罗。这是全家最难熬的日子，因为父亲生意失败了。或许是受到此事影响，费茨杰拉德学习开始用功起来，成绩相当好，对体育、舞蹈、音乐都十分爱好。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成为一个“执著的作家”。不久他的第一篇作品《雷蒙抵押之谜》变成了铅字。故事刊登在 1909年10月的学校文学刊物《时时刻刻》上。
1911年，15岁的费茨杰拉德去了纽曼——天主教会办的一所预备学校。除了学习功课，他还非常热爱体育，无论是学习还是竞技，他都出类拔萃。
1913年，费茨杰拉德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在大学里他从青年诗人约翰·皮尔·毕晓普那里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诗。在诗人的影响下，他开始钟爱济慈的诗。
显然是毕晓普让费茨杰拉德相信，普林斯顿的英语教授们都是庸才，他们分不清诗歌和糟糕的长短句之间有什么区别。费茨杰拉德把这种观点带到了课堂上，立刻与任课老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个气量特别狭小的老师非常气愤地指出费茨杰拉德成绩不行。费茨杰拉德立即站起来申辩道“先生，你不能给我不及格，我是一个作家。”学校没有因为他自诩为“一个作家”而容忍他太差的成绩，1916年1月，他被迫退学了。
失败是屈辱的，同时他又遭受了一次失恋的打击。尽管他才艺出众，但是他的恋人感兴趣的不是质量而是数量，很快便将他抛弃了。
1917年4月，刚复学不到半年的费茨杰拉德加入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夏，费茨杰拉德的团队驻扎在亚拉巴马州的谢里登军营时，他在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认识了娜尔达·赛瑞，开始了不屈不挠的追求。但是他同时还缠着另外一个姑娘梅·斯坦纳。最终他选择了娜尔达。
1920年4月，他们举行了婚礼。这时的费茨杰拉德已经是一个处在成功前夜的作家，对他来说处处都充满了光辉灿烂得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费茨杰拉德的作品《人间天堂》中显然有娜尔达的影子，小说人物罗沙琳德正是从娜尔达而来。他的作品、小说、诗歌、剧本、特写等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大都市人》和《时髦人士》等刊物上。
爱情和婚姻成为费茨杰拉德小说的焦点。在他婚后三、四年的几篇更为重要的小说中，婚姻成了寻常的主题。尽管他的婚姻是幸福的，但其文学作品中涉及这方面的主题都隐含了些许不幸。
1921年10月26日，女儿弗朗西斯降生。此后，他的一大批作品出炉，包括著名的《飞行的火箭》、《头和肩》、《大家喜欢的姑娘》等等。他的私人帐簿也就不断地增加，他成了富人。
费茨杰拉德从小就极度虚荣，在赢得大量金钱之后，豪华的生活除了满足他的虚荣之外，更多地却是给他带来了烦恼和空虚。日复一日的饮酒及随之而来的悔恨和狡猾而又难堪的辩解。对娜尔达的一往情深，对婚姻始终如一的执著，以及伴随而来的妒忌、怨恨和争吵……
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毁灭，时间和才华的浪费。他曾经梦想成为一位第一流的作家，想象自己成为商业伟才，然而这一切都毁于“日复一日，永远是深夜3点钟”，“除参加一个个晚会外，无所事事”的生活。无休止的欢闹和过量的酒精使他染上了肺结核。1940年12月21日，他因心脏病突发而过早地结束了他44岁的灼灼年华，留下了只写了6章的极有可能成为另一部辉煌巨著的《最后一个巨头》，成为文坛憾事。不知是娜尔达浪费了他的才华，还是他浪费了娜尔达的才华，他们既是一对爱侣，又是一对“冤家”。娜尔达最终因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疯人院，凄惨地死去。
  费茨杰拉德夫妇与两岁的女儿斯各蒂。小斯各蒂好奇地看着前方。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基本情节也属于同一个模式,菲茨杰拉德的天才却将一个并无多少罗曼蒂克色彩的“三角关系”点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灵魂受难的缠绵悱恻的悲剧。 
三 
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 
盖茨比从年轻时起就一心要追求“一个绚丽得无法形容的宇宙”: 
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 
一旦爱上了“黄金女郎”,“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就结合在一起了”。她成为他理想的化身,尽管黛西早已移情别恋,尽管他清楚地听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仍不改初衷,固执地追求重温旧梦: 
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 
因此,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也超越了世俗的男欢女爱的恩怨。为了重温旧梦,他不惜投身纽约金钱世界的污泥浊水,但是他对财富本身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并无兴趣,出污泥而不染。 
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 
他的灵魂在受难,但是他无怨无悔,从一而终,“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小说叙述者从一开头就表白从不轻易褒贬人物,却在和盖茨比诀别之前理直气壮地喊道:“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所以,盖茨比是“了不起的”。 
四 
盖茨比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明孕育出来的产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美国梦”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斓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菲茨杰拉德说过:“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爵士时代”,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学家,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徵逐,他完全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灯火阑珊,洒醒人散”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迷惘”的一代对于“美国梦”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是“爵士时代”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也是作家本人“灵魂的黑夜”的投影,“在那里永远是凌晨3点钟。” 
小说家以凝炼而富有浓郁抒情气息的语言,画出“爵士时代”一个“美国梦”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情节、人物、对话、场景、主题等等熔铸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正如同时代中国小说家沈从文所说,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 
五 
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写的不仅是“美国梦”幻灭的悲哀。它也写了“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的顽强生命力,盖茨比虽九死而不悔的追求就是它最好的印记。 
小说是这样结束的: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菲茨杰拉德“逆流向上的小舟”最后埋葬在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一座古老的圣玛利天主教堂的墓园里。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抔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碑前地面一块碑石上镌刻的正是这部杰作的最后一句。无独有偶,一个当代“美国梦”的巨人、电脑大王比尔·盖茨,也将这一句镌刻在华盛顿州豪宅图书室内的顶板上,作为“逆水行舟”的座右铭。
虽然作家们通常处理的都是自己的所看所思和所想，也就是对自己时代的观察——即便是历史体裁的小说，一般也是这种观察的变相的体现——可是很少有作家像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的成功
虽然作家们通常处理的都是自己的所看所思和所想，也就是对自己时代的观察——即便是历史体裁的小说，一般也是这种观察的变相的体现——可是很少有作家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强调自己和所处时代的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初登文坛的作家习惯于强调自己时代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这并不让人费解，毕竟人类的数千年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是纸面上的抽象的概念，而他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恋、痛苦和追忆去塑造的那个时代自然是惟一的由血和肉构成的。如果你再自恋一点再勇敢一点，你难免会像菲茨杰拉德那样沉浸在时代的幻梦之中不可自拔。
菲茨杰拉德和姗尔达
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姗尔达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作家菲茨杰拉德，至少他的小说会是另外一个形态。
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对时间的流逝极为敏感的作家，和他同时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说:“他老想着时间，就像他是在一间摆满 日历和时钟的房间里写作。”在写于1931年的《爵士时代的回声》一文中，菲茨杰拉德准确地将爵士时代界定于1919年的五月示威至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的开始。随后他略带夸张地将这个时代称为“这是奇迹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困厄的时代、讽刺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也恰好应和着这个狂欢的时代，伴随着它潮起潮落。1920年，在24岁的年纪上菲茨杰拉德的写作生涯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由当时颇负盛名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并且立刻列入全美畅销书的行列；他的短篇小说、剧本、诗歌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已经上映。在个人生活上，他终于迎娶了爱慕已久的南方美人姗尔达。
提到菲茨杰拉德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漂亮的妻子姗尔达·赛瑞。菲茨杰拉德和姗尔达的恋爱——一个北方青年中尉和一个南方窈窕美人的罗曼史——和他们充满传奇色彩与流言蜚语的婚姻，已经在菲茨杰拉德好几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许多短篇小说中用作素材。而姗尔达的长篇小说《救救我华尔兹》显然也是对他们婚姻生活的描绘。如果说许多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来自于女人的灵感之源的话，菲茨杰拉德可以说更甚一步——他是在滥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就像他毫无节制地酗酒一样，直到这场婚姻被写作掏空甚至扭曲。他们似乎把小说当做彼此交流的一种特殊的方式，通过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宣泄他们的迷惘、抱怨和不满，提出攻击和指责，沉溺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辩解。许多人包括海明威都将菲茨杰拉德创作能力的衰退归咎于姗尔达，可是实际情形如何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有一次，在评论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福尔赛世家》时，菲茨杰拉德认为小说的主题太沉闷，他怀疑高尔斯华绥早年可能遭到过爱情上的某种挫折，因为只有亲身涉历过这方面的生活时，他写出的东西才有活力。在说最后一句话时菲茨杰拉德也许想起了自己和姗尔达痛苦但充满“活力”的婚姻吧，这么说来，婚姻的苦涩甚至滋养了他的写作。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姗尔达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作家菲茨杰拉德，至少他的小说会是另外一个形态。三十年代中期，姗尔达精神分裂住进精神病院，1940年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在好莱坞猝逝，六年之后一场大火吞灭姗尔达所在的医院，由于被困楼顶无法逃生，姗尔达被活活烧死，遗体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两人凄惨的结局和他们早年穷奢极欲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且为菲茨杰拉德充满忧郁和怀旧色彩的小说营造了最终的阴郁的氛围。
菲茨杰拉德在20年代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商业上的，他的前几部小说销得不错，而他的短篇小说也颇受一些流行杂志的欢迎，到二十年代中后期，《星期六晚邮报》为他一篇短篇小说付出的稿酬就有3500美元，这在当年是非常高的数字。但是严肃的作家是不屑于在那里发表小说的，一次，菲茨杰拉德怂恿海明威给《星期六晚邮报》投稿，海明威的反应是:“给它投稿？扯淡。你给他们两篇吧，就算咱们俩的。”主宰那十年文坛的其实是这样一些作家:德莱塞、安德森、门肯、刘易斯、奥尼尔和弗罗斯特。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的末尾表达了对未来美国文学的信心，他特别提到几位年轻作家，包括海明威、托马斯·伍尔夫和福克纳，但是没有菲茨杰拉德。同样，德莱塞在1933年写的论文《伟大的美国小说》中也褒扬了一长串当代小说，但也没有提到菲茨杰拉德的小说。
菲茨杰拉德和1920年代
我们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看到过多少个散发着浪漫气息的舞会啊，而且往往是某个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丛中寻觅他光彩夺目的姑娘。
文学从来就不是空中楼阁里的物件，它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向来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在那个年代左倾的作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像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约翰·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菲茨杰拉德一度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他混迹其中的那个时髦的社交圈始终怀有隐蔽的敌意。但他对他所抨击的“有闲阶级”其实是情绪复杂的，其中混杂着向往、不齿和怨恨，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不会为当时那些“旗帜鲜明”的左翼作家们所接受，但是他的小说最终却受惠于这种暧昧，他对自己身在其中的那个阶层的批判因而显得更为丰满和有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左派观点不再那么时髦时，菲茨杰拉德那些更关注个人感受的小说似乎更受批评家和读者的青睐了，当年菲茨杰拉德颇为妒忌的辛克莱·刘易斯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似乎不再是他的对手了，美国近年出的数种文学史在列举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家时，能和菲茨杰拉德相提并论的似乎只有福克纳和海明威，但这远非定论，而是此时代的文学风尚的表露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处理广阔的社会题材方面确实较弱，他的小说总的来说处理的是社会的一个较窄的层面，其中充斥着形形色色华而不实的舞会、酒会和狂欢，就连他自己比较偏爱的处理1919年五一节大游行的小说《五一节》(那几乎是他惟一一部直接处理重大现实题材的小说)，也是通过对耶鲁学生舞会的描述顺便带出的。我们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看到过多少个散发着浪漫气息的舞会啊，而且往往是某个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丛中寻觅他光彩夺目的姑娘。
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小说　他有着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时，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
如果我们能给予题材应有的重视的话，可能菲茨杰拉德还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是他自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小说中经常流露出的浓郁的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和风格。作为小说家，他最为倾心的作家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他把自己和济慈划归同一种类型:“成熟得早的才华往往是属于诗人类型的，我自己基本上就是如此。”的确，他对世界的观察是细腻的诗人式的，往往能在普通的场景中发现动人心魄的美，这也是他拯救他的小说于寻常场景的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现当代小说家往往自动地将客观描写当做自己需要谨守的首要法则，就像福楼拜那样，少有人再像19世纪的作家那样离题千里大发感慨了，可是这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一种手法，虽然这种方法的运用带有极大的危险性，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真正高明的作家才敢动用。而菲茨杰拉德正是这样的作家，就这一点，不妨将菲茨杰拉德和他同时代的两位作家作一个比较。海明威的小说善于紧紧抓住人物的行动和对白，小说显露出来的首要品质正是他追求的硬朗，当然这种品质也是整个现代主义一再确认和追求的，这使他的小说很容易获得不无教条倾向的批评家的赞誉。托马斯·伍尔夫是那个时代另一位被誉为天才的作家，他也是才华横溢长于抒情的，可是他的小说语言抒情得多少有些陈腐——尤其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就这一点而言，他和菲茨杰拉德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诗意不在于表面的诗化的语言，而是在于他的整个感受方式是诗歌式的，他有着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时，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
菲茨杰拉德最重要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并不长，译成中文之后只有12万字，可是由于菲茨杰拉德出众的抽象能力，这部小说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通常这么长的篇幅所能承载的。它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寓言——甚至一个有关美国梦的寓言。这部小说结尾部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有同感的人显然不在少数，数部美国文学史都便利地将它当做对那个时代文学描述的总结，它成功地将一部表面上看起来不无感伤情绪的爱情小说提升到广义的诗的高度。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菲茨杰拉德还写了160余篇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有22篇，其中新版的《疯狂星期日》有16篇，另外还有早几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8篇(《阔少爷》和《疯狂星期日》两篇是重合的)。总体而言，他的短篇小说成就不如长篇，这些短篇小说大多是给一些流行杂志撰写的，因为它们可以支付更高的稿酬。这些小说通常都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华美的修辞，以及上流社会人士的喜怒哀乐(当然，杂志对于上流社会总是趋之若鹜)。译成中文的这些短篇小说已经是他各个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了，可是他早期的小说——比如《头与肩》、《伯尼斯剪发》、《近海海盗》等——还脱不出校园小说的窠臼，尽管小说本身写得生动流畅，但是无论社会意义还是文学价值都不大。他最好的短篇小说是《阔少爷》和《五一节》，前者不动声色地抨击了所谓的上层社会的虚伪，而后者则是对现实重要题材所做的一次有深度的尝试。这两篇小说在菲茨杰拉德一贯的细腻之余，还有着菲茨杰拉德通常并不具备的硬朗和力量。《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和《本杰明·巴顿奇特的一生》则是他最为别致的小说，两篇小说都充分发挥了他幻想的特质，像是出自爱玩超现实主义理念的意大利小说家(比如皮兰德娄或卡尔维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