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钟敬之
个人履历
个人经历钟敬之，浙江嵊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加  　钟敬之[1]入左联，后转入左翼剧联，1938年到延安，先后任鲁艺实验剧团 、鲁艺美术工厂（研究室）主任。在延安鲁艺，钟敬之先后为鲁艺烽火剧团、延安剧协及中央党校等单位演出的《农村曲》、《松花江上》、《军民进行曲》、《秋瑾》、《带枪的人》等数十部舞台剧进行了舞台美术设计和装置工作。他参加了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而建造的"延安中央大礼堂"的建筑设计和内部布置设计工作。由于他在戏剧、宣传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荣获陕甘宁边区英模甲等奖。 1946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任筹建小组成员，开始中国电影事业的创业。他参加了革命根据地第一部艺术片《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摄制工作。1949年4月，作为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接管沪、宁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电影事业，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同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担任首任副厂长。1953年调任中央电影局计划室主任，参与"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筹建北京电影学院，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学院成立后，先后担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顾问等职务，全面主持学院的日常工作。 曾担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延安文艺学会顾问。1996年获"夏衍电影荣誉奖"。1998年1月15日逝世。
1925年，15岁的钟敬之来到上海，进入中华书局当学徒。在一个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堂兄的引导下，他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受到革命和进步思想的影响，成为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上海工人迎接北伐军的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钟敬之离开了中华书局。他曾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的雕塑系，但因为无力支付学费未能入学。1927年秋，他考入了半工半读的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后转入本科学习。在劳动大学学习的四年里，钟敬之与同学余致力（徐懋庸）、姚禹玄（张庚）等人一起组织文学、戏剧和美术、音乐等艺术社团，出杂志、办画展、巡回演出，开始了最初的艺术生涯。1931年夏，由于劳动大学师生进步思想活跃，学校被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失学后的钟敬之应聘到山东曲阜二师任美术教员，但不久又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组织抗日示威而不得不离职回到上海。此后钟敬之便一边在出版社做编辑和书刊装帧设计工作，一边从事业余的文学和戏剧活动。1933年他编译出版了《苏俄底文学》，介绍新兴的苏联文学和艺术，但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在他编写的其他的书籍中有一部《电影》。这时的钟敬之虽然从没想到自己要以电影为一生的职业。但是这一新媒体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在这部书中，自幼喜爱传统艺术的钟敬之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比较早地将我国传统滦州皮影戏与电影联系在一起。他还第一次向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刚刚处于试验阶段的电视这一崭新的媒体，并为电视（television）取了一个形神兼备的译名“睹影闻声”。
1934年钟敬之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于1935年入左翼剧联。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钟敬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对美术戏剧的创作方面。他一边为书刊插图作画，一边参加话剧活动。从1933年起，钟敬之参加了当时著名的话剧《娜拉》、《钦差大臣》和《复活》等话剧的舞台美术工作。后来，他又与张庚等人组织了“戏剧生活社”，与应云卫等人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星期试验小剧场”等戏剧组织，从事了大量舞台演出组织和舞台美术创作工作，不少戏都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其中有一部抗日戏剧《都会一的角》正在演出时，当场被租界的工商局勒令停演，全体演职员在舞台上向观众泣别，台上台下抗日口号遥相呼应、此起彼伏，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钟敬之回到家乡，组织工厂工人和学校师生，巡回演出抗日宣传戏剧。后来他碾转到西北想投奔解放区。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戏剧教员之后，终于在1938年初到了延安，并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之后，钟敬之就与已经先期来到延安的在上海曾共同从事艺术活动时的老友张庚、崔嵬等人一起投入了新的艺术院校“鲁迅艺术文学院”筹建工作。1938年4月“鲁艺”正式开学。钟敬之担任戏剧系教授，负责舞台美术方面的教学，并兼管演出及组织等工作。从此钟敬之真正开始了他艺术教育事业的生涯，也进入了他艺术创作的最活跃的时期。在延安“鲁艺”的7年里，钟敬之在戏剧系和美术系授课的同时，还先后担任了鲁艺实验剧团和美术工场（创作研究室）的主任等职，一边教学，一边从事了大量的艺术创作活动。钟敬之自幼养成的良好的动手能力和习惯，为他在根据地艰苦的条件下从事艺术教学和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走遍延安各地，找来不同颜色的土壤、用各种矿物和植物的花叶制成颜料用来绘制舞台布景，自己动手改造舞台，设计制造了用煤气灯进行舞台灯光照明的全套遮光灯具，使得在延安简陋的舞台上能够做出当时大城市里也难以达到的丰富的舞台艺术效果。1938年夏，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了改编京剧《松花江上》，钟敬之尝试将现代舞台美术的观念应用于传统戏曲舞台，有效地烘托了舞台的戏剧性效果，受到了人们的赞扬。1939年在新歌剧《军民进行曲》演出中，他又在舞台设计理念和灯光运用方面作了不少大胆的尝试，用带有明显的装饰色彩的艺术风格和灯光效果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
1940年，“鲁艺”进入了办学的第三年，开始从最初以短训班的方式培养抗日宣传急需的艺术人才，转向尝试建立科学系统的“正规化”艺术教育体系的探索。虽然这一过程在两年以后被批判为“关门提高”而受到冲击，但所进行的许多探索却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一年，毛泽东为鲁艺题写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从“鲁艺”第3期学员入学开始，政治（人文）素质与艺术素质并重，基础艺术训练与创作能力培养并重的方针成为“鲁艺”办学的基本追求。戏剧创作和演出也不再局限于直接着眼于当前宣传需要的抗日戏剧，一些国统区和外国的经典戏剧也相继出现在延安的舞台上。这给钟敬之的艺术创作也提供了更丰富的探索和展示的空间。当年，他就为曹禺的话剧《日出》和俄罗斯经典话剧《钦差大臣》作了舞台美术创作。在为延安女大演出的话剧《秋瑾》所作的舞台装置创作中，钟敬之再次有力地表现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新能力。这部戏场景变换多而复杂，而当时延安舞台条件差、换景很不方便。钟敬之设计了12块不同形状的组合景块，通过方便的变换组合，可以创造出丰富的空间配置和表演区的变化，整个舞台又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这在当时的中国舞台上是富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尝试。这一年春天“鲁艺”成立了美术工场（创作研究室），钟敬之担任主任并进行了不少的美术创作。他雕塑的八路军小战士胸像是最早表现革命军人的雕塑作品。他还制作了分别是列宁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与朱德侧面像的两枚石刻纪念像章。其中列宁与斯大林的一枚和另一枚由凌子风制作的毛主席像章后来大量复制后在根据地广泛流传。这是我国最早的革命领袖的像章。在此前后，他还完成了刘志丹陵墓的设计和建设工作。
1941年，在成功地举办了“鲁艺美术工场首届美展”之后，钟敬之又调任实验剧团主任。先后担任了苏联话剧《铁甲列车》和《带枪的人》的舞台设计。十三幕十四场的大型话剧《带枪的人》是“鲁艺”的重点创作剧目，表现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钟敬之不仅在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的人物造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在舞台空间的设计方面大量地借鉴了电影空间运用的方法，在舞台空间和布景设计制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可贵的新探索。在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用双面布景和可倾斜的舞台地板等方式创造了富于戏剧性的舞台效果。《带枪的人》在延安进行了很多场的演出，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高度的评价。钟敬之丰富的舞台艺术创作经验，极大地帮助了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和认识。他深刻地认识到艺术创作既不是简单的意念表达，也不是单纯的技巧游戏，而是需要艺术家对于生活有独特的理解和观察，并且找到既符合内容表达需要、又富于新鲜感、并能够有效实现的表达方式。这些方面对于一个即将成为艺术家的学生来说哪一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钟敬之不仅把这些认识应用于他自己的舞台美术课程的教学，在以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设计和管理中，他也一直努力地贯彻这同样的原则。1940年，钟敬之在自己从上海带来的一些日文舞台装置书籍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舞台设计讲授提纲》并应用于戏剧系的教学当中。在教学中，他努力把舞台美术创作的原理和理论的传授与根据地艰苦的实际演出条件下所需的技术技能和技巧的训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学生既锻炼进行舞台艺术设计的才能，又掌握具体的布景和灯具的制作、使用及人物化装等实用及技术技能。
后来，钟敬之又为话剧《前线》等戏进行了舞美设计，在舞台空间处理和表演区的分割变化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同时他还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了杨家岭延安大礼堂的建设和党的“七大”会场的设计和布置上。那红旗组成的象征胜利的V字形图案就是他的一处得意之笔。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随华北文工团奔赴新解放区，在张家口为第一次在城市现代化大舞台上演出歌剧《白毛女》进行了舞台设计。其中许多艺术处理成为这一红色经典剧目舞台设计的基础。
在解放区的不足十年里，钟敬之为近30部戏剧进行了舞台美术创作，还进行了不少美术和建筑等其他领域的创作。然而，钟敬之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出色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组织观念的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后，当党要发展电影事业需要他参加时，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1947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开始筹拍解放区的第一部故事影片，反映一位边区劳动英雄真实事迹的《吴满有》。钟敬之服从组织的安排离开了自己从事近20年的舞台，担任了延安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小组成员并兼任影片的制片主任和美工师。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并尝试把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当时影片拍摄的技术条件十分艰苦，为了弥补照明的不足，他在窑洞顶上挖开天窗，利用阳光创造效果，还把自己舞台上积累的利用自制煤气灯具照明的经验用于影片拍摄。遗憾的事，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犯和战争中作为影片人物原型的吴满有的叛变投敌，这部影片最终未能拍摄完成。
1947年10月，为拍摄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影片素材，并培养新的人材，钟敬之受命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携带影片资料奔赴东北学习电影技术及冲洗影片。在步行赴东北的途中，身为队长的钟敬之自己编译了十几万字的教材，并绘制了详细的图解，为学生讲授电影基础知识的课程。这些教材后来在东影印成3册，在电影人才的培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夏，西北电影工学队到达东北电影制片厂后，钟敬之加入厂管理委员会，改做电影生产管理工作。1949年3月，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刚刚解放的南京和上海，负责接受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电影产业。1949年4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钟敬之担任副厂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利用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艺术活动，和上海影人有较好的沟通基础的优势，迅速组织恢复影片生产，组织拍摄了《翠岗红旗》、《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等一大批优秀的影片。这个过程中也使他对电影产业和艺术创作的规律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1953年，在完成了电影业的公私合营和成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之后，钟敬之又被调回北京，先后任电影局计划室主任和专家工作组组长，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建设规划而忙碌。
1955年夏天，钟敬之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筹备小组的组长，负责在已有的电影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第一所高等电影专业艺术院校的任务。为此他走访了莫斯科、布拉格等一些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的电影院校，在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和其他学院领导一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和管理体制，为此后北京电影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他也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电影教育事业。
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后来改建为北京电影学校。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由于急需电影创作人员，所以电影教育以短期训练为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立正规的电影教育体系，从基础开始系统、科学地培养高水平的艺术创作人才的需求逐渐提上议事日程。钟敬之接受筹建学院的任务时，就开始努力地探寻建立科学的电影教育体系的道路。和他一起来参与学院筹建的章泯、吴印咸等都是在艺术创作方面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成就的艺术家，他们对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艺术人才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素质有着深刻地认识，正是这些为电影学院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开始，以后的十余年里，钟敬之一直担任主管教学和行政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后来还兼任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虽然他没有从事具体的课堂教学，但是整个电影学院从办学指导思想到校园规划，从学科建设到师资队伍的建设，以致教学进程的具体实施，无不倾注了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
个人成就北京电影学院建立之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模仿了苏联电影教育的模式和结构，苏联专家也的确给刚刚建立的电影学院带来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曾在解放初期就与苏联专家打过长期交道的钟敬之也十分清楚苏联的经验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中国有自己和社会环境和民族艺术传统，只有认真地研究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才能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高等教育。学院刚刚开始，他就邀请著名剧作家夏衍来校讲学。夏衍对中国电影和文学传统的叙事经验的总结不仅成为一代电影编剧的指导性教材，也开辟着中国电影教学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发展的道路。
钟敬之的电影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延安“鲁艺”时期的教育经验有着深刻的联系。钟敬之曾把毛泽东给“鲁艺”题写的“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悬挂在校园里。“毛主席的题词早已散失，这些字是他花了很多心血，从毛主席其他手迹里精心挑选拼集而成的。他想把它们也当作电影学院的校训，成为学生行为的规范和指南。“文革”中，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状，造反派说他篡改了毛主席给的抗大校训。但他却认为这八个字，特别是后面的“刻苦”、“虚心”四个字，对学艺术的学生真是很有针对性。要使学生成为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不仅要让他们有专业知识和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严肃的生活态度和虚怀若谷的精神情怀。这八个字就是要学生不懒散、不玩世不恭、努力学习、不狂妄自大，它包含了一个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这反映了钟敬之教育思想的一个精髓，即学校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所谓育人，首先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这些素质。
但是作为一个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艺术家，钟敬之也十分清楚艺术家还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娴熟的艺术技巧。这决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所能代替的。他管理电影学院的十余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动荡的时代，政治运动经常冲击专业教学。钟敬之同样尝试把“鲁艺”在革命战争中学习艺术的经验用来应付政治运动。大跃进时学校被要求拍摄新闻纪录片，他要求教师学生将其作为难得的胶片拍摄实践的机会充分加以利用。在布置学生参加“四清”运动的会议上，他强调的却是要求教师把学生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作为学生深入生活和业务训练的过程进行设计。美术系学生要利用下乡时间安排写生教学，通过给贫下中农画像和照相的机会让学生做速写、肖像画和人像拍摄的练习。表演系的学生组织宣传演出要完成表演教学的任务等等。正是这些措施保证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政治运动冲击下仍能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
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是世界上学科专业最完整的电影院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敬之等老一代学院领导的学术思想视野。钟敬之在学院的理论教学建设，美术、动画和洗印、录音等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建设方面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建院之初，课程建设比较偏重技巧。钟敬之努力组织史论课程的教学，邀请专家，调入教员，与教员们共同研究设计课程。他邀请电影史学家来院讲学，并鼓励教文学课的青年教员转向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确立起史论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他把国外弄来的法语电影史著作介绍给外国电影史教师，鼓励他们不要沿袭苏联的体系观点、应有更宽阔的学术视野。有着丰富美术创作经验的钟敬之对于美术系的建立和动画专业的开办更是关心得细致而实际，从教学体系到师资、课程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文革结束之后，刚回到领导岗位的钟敬之就积极推动将学院原有的实习处改建为可以进行影片生产的“青年电影制片厂”，帮助毕业多年却很少拍片经验的青年教员迅速走上创作第一线。由于此举造成的一大批有丰富创作经验的青年教师队伍的形成的局面，为此后几十年北京电影学院实践教学体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钟敬之受到很多迫害，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全力投入重建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电影学院工作，为电影学院招生，重建教学体系做出了贡献。1978年，他编写了革命历史教育影片《延安岁月》剧本，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并于80年7月1日在全国上映，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
1980年代中期，70多岁高龄的钟敬之主动要求离开了学院领导的岗位。离休后，钟敬之仍热情地关注着文化和电影事业，关心电影学院的发展，为学院发展出谋划策。同时仍然笔耕不缀，抱病孜孜不倦地写作，先后编撰、出版了《人民电影初程纪迹》、《延安鲁艺》、《延安戏剧图系》、《在延安舞台上》、《延安文艺的光辉十三年》等六部著作和其他许多文章，并担任《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主编，主持延安文艺史料的编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北京电影学院建立和发展的工作中，钟敬之作为学院的主要领导遵循艺术教育的规律，根据电影教学和艺术实践紧密相结合，教学、科研和生产密切结合的思路，主持制订了“电影教育发展规划”并付之实施，为全面培养我国电影事业各专业的人才奠定了基础。他重视师资队伍的成长，专业教材的建设，史论课的设置以及教学实习、生产基地的建设，强调课堂教学与深入生活相结合。他和学院其他领导同志密切合作，作风民主，联系群众，严于律己，领导和团结全院教师和职工，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文艺方向和艺术教育规律，在近三十年中，为我国电影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建设起一支学术水平高的师资队伍，探索了电影教学、艺术生产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规律，为建立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体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钟敬之的后半生虽然没有能再从事它所热爱的艺术创作。但他把整个后半生投入到电影教育事业之中，将北京电影学院当作自己用后半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去创作的一个作品，虽然他深知这个作品永远也不会签上他的名字，可仍然情不自禁地努力添上自己的一笔，让她更完美。[2]
个人作品
著有《大众文库电影》、《延安鲁艺》、《延安十年戏剧图集》、《人民电影初程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