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鄢陵之战
战争背景
公元前579年，在宋国大夫华元的安排下，晋国的士燮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外举行第一次弭兵会盟。两国同意暂息兵戈，停止战争。
公元前578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同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随后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今陕西省泾阳县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省礼泉县东）而还。麻隧之战后，晋国免除后顾之忧，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而楚国未及时援秦，已陷入被动。
公元前577年，郑恃晋势，派子罕（公子喜）率军攻打楚国的属国许国，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亲自率军攻许，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作为报复，公元前576年，楚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省原阳县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今河南省叶县境内）。为此，晋中军将栾书意图报复楚国，但遭到韩厥的反对。同年，楚共王同意许灵公的要求，派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省叶县南），许国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省郏县、叶县间）向郑求和，郑遂投楚叛晋。同年夏，郑子罕率兵攻宋。宋军先败郑于汋陂（今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之间），又为郑败于汋陵（今河南省宁陵县南）。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准备兴师伐郑，一方面出动四军，一方面派人前往卫国、齐国、鲁国乞师，准备协同作战。
郑成公闻讯，向楚国求救。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会同蛮军，与晋军战于郑地鄢陵。
两军统帅
鄢陵之战中，晋军统帅是：晋厉公亲统四军；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留守国内；新军将郤犨，新军佐郤至。
楚军统帅是：楚共王亲统三军；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军，右尹子革将右军。楚共王亲兵左广彭名驾驭战车，潘党为右；右广许偃驾驭战车，养由基为右。郑成公亲率郑军，石首驾驭战车，唐苟为右。[1]
战争过程
楚军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六月二十九，欲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阵，在援晋的齐、鲁、宋、卫联军到达之前速战速决。
晋军因营前有泥沼，加之楚军逼近，兵车无法出营列阵，处于不利地位。晋军中军将栾书主张固守待援，“楚军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然而新军将郤至则认为应当出击迎战，并列举楚军的诸多弱点：1.楚军中军将子反和左军将子重关系不好；2.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3.郑军列阵不整；4.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5.楚军布阵于无月光之夜，实不吉利；6.楚军布阵后，阵中士卒喧哗不静，秩序混乱。晋厉公采纳郤至的建议，决定统军迎战。
两军对阵，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望晋军，并让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往楚国，时任大宰）进行“战祷”。晋厉公则让苗贲皇（苗贲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乱中被楚庄王所杀，苗贲皇畏罪逃到晋国，晋赐以苗邑）立其侧。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晋厉公采纳这一建议，先攻楚之左、右军，后攻中军。晋将魏锜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魏锜。养由基一箭射中了魏锜的颈项，魏锜伏于弓套而死，养由基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战斗从晨至暮，楚军略受挫，公子筏被俘，但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次日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次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次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得知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军夜遁。楚军退至瑕时，子反为子重所逼，畏罪自杀。[2]
战争后续
鄢陵之战后不久，晋国在宋国沙随重会诸侯谋伐郑，随后晋、齐、宋、鲁、邾等国军队伐郑，继而伐陈、蔡。郑子罕出兵夜袭，宋、齐、卫三国军队被击败。公元前574年，郑子驷主动出击，攻晋之虚、滑（今河南省偃师市），卫出兵援晋。同年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助郑抗晋。不久，晋厉公会同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国军队攻郑，楚子重率军救郑，晋联军主动撤退。同年冬，晋又会同上述各国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军队又畏楚强而退。鄢陵之战因争郑而起，但晋并未征服郑，战后又多次伐郑，楚亦多次出兵救郑。
战争影响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战争中继城濮之战、邲之战后第三次、也是两国最后一次主力军队的会战。鄢陵之战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晋国虽然借此战重整霸业（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逐渐减弱。[2-3]
典故
晋楚鄢陵之战六月，晋、楚遇于鄢陵(1)。范文子不欲战。欲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2)；萁之役，先轸不反命(3)；泌之师，荀伯不复从(4)；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君子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5)，有故。秦、狄、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6)，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甲午晦(7)，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匄趋进(8)，曰：“塞井夷灶(9)，陈于军中，而疏行首(10)。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佻(11)，固磊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至曰：“楚有六间(12)，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13)！王卒以旧(14)；郑陈而不并不整；蛮军而不陈(15)；陈不违晦(16)；在陈而加嚣(17)。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18)，我必克之。” 
楚予登巢车，以望晋军(19)。子重使大宰伯州犁待于王后(20)。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21)。”“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22)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23)，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24)，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25)，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26)，曰：‘南国蹴(27)，射其元王(28)，中厥目。’国蹴、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选自《左传·晋楚鄢陵之战》[4]
注释(1)鄢陵：郑国地名，在今河南鄢陵。 
(2)范文子：即士燮。不振旅：军旅不振，意思是战败。 
(3)先轸：箕之战中晋军主帅。不反命：不能回国复君命。 
(4)泌(bi)：郑国地名，在今河南郑州西北。荀伯：即荀父，泌之战中晋军主帅。不复从：不能从原路退兵，即战败逃跑。 
(5)亟(qi)：多次。 
(6)自：如果。 
(7)晦：夏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8)范匄（gai）：范文子士燮的儿子，又称范宣子。趋进：快步向前。 
(9)塞：填。夷：平。 
(10)行首：行道。疏行首：把行列间的通道疏通。 
(11)轻窕：即轻佻，指军心轻浮急躁。 
(12)间：间，缺陷。 
(13)二卿；指子重和子反。相恶：不和。
(14)王卒以旧：楚王的亲兵都用贵族子弟。 
(15)蛮军：指楚国带来的南方少数民族军队。 
(16)违晦：避开晦日。古人认为月末那天不适宜用兵。 
(17)嚣：喧哗。 
(18)犯天忌：指晦日用兵。以：而且。 
(19)楚子：指楚共王。巢车：一种设有潦望楼的兵车，用以望远。 
(20)伯州犁：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伯宗死后他逃到楚国当了太宰。 
(21)虔：诚。卜：占卜。 
(22)听誓：听主帅发布誓师令。 
(23)苗贲(ben)皇：楚国令尹斗椒的儿子。 
(24)国士：国中精选的武士。厚：指人数众多。 
(25)良：精兵。萃：集中。 
(26)《复》：《周易》的卦名。 
(27)南国：指楚国。蹴。窘迫。 
(28)元王：元首，指楚共王。
译文夏六月，晋国军队和楚国军队在鄢陵相遇。士燮不想同楚军交战。欲至曰：“秦、晋韩原之战，惠公未能整军而归；晋、狄萁之战，主帅先轸不能回来复命；晋、楚泌之战，主帅荀林父兵败溃逃。这些都是晋国的奇耻大辱！你也见过先君这些战事，现在我们躲避楚军，就又增加了耻辱。士燮说：“我们先君多次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是强国，如果他们不尽力，子孙后代就将被削弱。现在秦、狄、齐三个强国已经屈服了敌人只有一个楚国罢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国家内部和外部不存在忧患。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就必定会有内部忧患。为什么不暂时放过楚国，使晋国对外保持警惕呢？” 
六月二十九日，月末的最后一天，楚军一大早就逼近了晋军，并摆开了阵势。晋军军官感到了害怕。范匄快步走上前来说：“把井填上，把灶铲平，在自己军营中摆开阵势，把队伍之间的行道疏通。晋国和楚国都是天意所归的国家，有什么可担心的？”士燮听了气得拿起戈赶他出去，并说：“国家的存亡，是天意决定的，小孩子知道什么？”栾书说：“楚军轻浮急躁，我们坚守营垒等待著，三天之后楚军一定会撤退。他们退走时我们再出击，必定会取得胜利。”郤至说：“楚军有六个弱点，我们不要放过机会：他们的两个统帅彼此不和；楚王的亲兵都是贵族子弟；郑国军队虽然摆出了阵势，但是军容不整；楚军中的蛮人虽然成军，但不能布成阵势；布阵不避开月末这天；他们的士兵在阵中很吵闹，遇上交战会更吵闹。个人只注意自己的退路，没有斗志，贵族子弟也并非精兵，月末用兵又犯了天忌，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 
楚共王登上了巢车‘观望晋军的动静。子重派太宰伯州犁在楚王后面陪著。楚王问道：“晋军正驾著兵车左右奔跑，这是怎么回事？”伯州犁回答说：“是召集军官。”楚王说：“那些人都到中军集合了。”伯州犁说：“这是在开会商量。”楚王说：“搭起帐幕了。”伯州犁说：“这是晋军虔诚地向先君卜吉凶。”楚王说：“撤去帐幕了。”伯州犁说：“快要发布命令了。”楚王说：“非常喧闹，而且尘土飞扬起来了。”伯州犁说：“这是准备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楚王说：“都登上了战车，左右两边的人又拿著武器下车了。”伯州犁说：“这是听取主帅发布誓师令。”楚王问道：“要开战了吗？”伯州犁回答说：“还不知道。”楚王说：“又上了战车，左右两边的人又都下来了。”伯州犁说：“这是战前向神祈祷。”伯州犁把晋侯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楚共王。苗贲皇在晋厉公身旁，也把楚共王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晋厉公。晋厉公左右的将士都说；“楚国最出色的武士都在中军，而且人数众多，不可抵挡。”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国的精锐部队只不过是中军里那些楚王的亲兵罢了。请分出一些精兵来攻击楚国的左右两军，再集中三军攻打楚王的亲兵，一定能把它们打得大败。”晋厉公卜筮问吉凶，卜官说：“大吉。得的是个‘复’卦，卦辞说：‘南国窘迫，用箭射它的国王，射中他的眼睛。’国家窘迫，国君受伤，不打败仗还会有什么呢？”晋厉公听从了卜官的话。
读解这是一场晋、楚两国为争取小国附庸而进行的战争，最后以晋军获胜结束。这场战争真正充分证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训。彼此间的争斗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可言，无非是为了捞取各自的好处。 
使人感兴趣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对立双方在交战过程中的表演。 
士燮所说的“外宁必有内忧”，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只有靠不断地进行对外战争，才能保证自己国内的安宁。换句话说，如果治理不好国家内部，就靠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当国家命运的决策人当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已经到了黔驴技穷、山穷水尽的境地。 
认真的想，这实在是一种强盗逻辑，都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强国打仗、吞并弱小国家之上。或许，这种强盗逻辑在春秋时代行得通而在现在则行不通。统治者的主要职责是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此可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太多了，必须要付出太多的精力。 
再说，内患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根本上是由统治者自己造成的。如果天下太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政治清明，统治者廉洁奉公，谁也不会无故造反。还是《水浒传》当中那句话说得好：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老百姓盼望的是过和平安宁的日子，要是生活能够和平安宁老百姓也不会造反。 
国家的内乱，要么是政治腐败、治理无方、统治者荒淫无道，致使民不聊生造成的，要么是由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以对外扩张和侵略来治病，充其量是治表而无法治根，甚至更有可能加重内乱，使毛病积重难返，直到病入膏育，不可救药。 
话虽然这么说，晋军毕竟会打仗，最终获得了鄢陵之战的胜利。他们所凭借的，不是正气和道义，不过是正确的战略战术罢了。这同政治腐败、扩张野心膨胀是两回事。他们首先做到了知己知彼，摸透了楚军的六大弱点，这六个弱点中几乎每一个都是致命的。比如主帅不和，在两军对垒的残绘战斗中必然会令出两端，弄得士兵不知所措。比如贵族子弟参战，这些个公子哥儿养尊处优惯了，趾高气昂，志满意得，却吃不了苦，没有战斗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一来，对敌方的弱点了如指掌，因此胸有成竹，才能打胜仗。[4]
人物左丘明，姓左丘，名明(一说姓丘，名明，左乃尊称），春秋末期鲁国人。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