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贾陶
个人生平
少年时代贾陶，原名国辅，字揆一，1909年5月28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城(今开原市老城镇)一个农民家庭。
贾陶少年好学，有报国之志。在开原小学毕业后，又入奉天(今沈阳)中学。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横行东北，肆意欺凌家乡父老，掠夺东北资源的罪恶行径，更使他怒不可遏，于是毅然投笔从戎，于1927年8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决心拿起枪杆子保卫自己的家乡。
青年时期1928年12月，他以优异成绩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东北军模范队山炮连、曲射炮连上尉连副、少校连长，其任务是协助学兵进行实兵指挥演习等。他在旧军队中洁身自爱，未染上任何恶习，同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9年他任东北军模范队连长时，连里的上士刘伯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每天都向刘伯刚学习日语，同时从刘伯刚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还应刘伯刚的要求，他保释了一位被捕的共产党员，这是他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开始。
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东北迫击炮厂研究委员会委员。他勤于思索，肯于钻研，尤其对迫击炮学有浓厚的兴趣。曾参考外军资料，结合本军的实际，编写出版了《迫击炮操典及迫击炮射击教范》。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9月21日，张学良为蒋介石所诱，率10多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先后占领天津、北平等地。不久，中原大战结束。天津遂成为河北省府、天津市府和东北军第2军军部所在地，也是东北军入关后的根据地。于是，张学良委任张学铭出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上任后，立即将号称东北军“四大金刚”的孙铭久、贾陶、解方、黄冠南调入天津市公安局，整治社会治安。是时，天津计设有英、法、德、意、日等8国的租界，各国在租界内均有军队驻扎权，美国虽无租界，但有驻军权。中国军队只能驻扎在离外国驻军地点10公里以外的地区，天津华界只有保安总队和警察维持治安。贾陶到天津后，先任市公安局四乡督察处长，此职权力不小，但整天需要应酬，陷于吃喝玩之中，年仅23岁的贾陶不愿大好青春浪费在无为的虚度上，因此他请求调离。此时的张学铭正想整训保安总队，遂任命贾陶等“四大金刚”担任天津保安总队中校教官，主持整顿事宜。贾陶等人到任后，立即裁汰了一些兵痞、不法分子和年老体弱者，另从东北军各部队乃至原大帅府卫队中抽调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担任保安总队骨干，又重新招募一批身强力壮的青年编入保安总队，按近代军队训练方法进行严格整训。还从东北军借来4挺重机枪，补充了枪支弹药，加强了火力，使保安总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1931年5月，保安总队整训结束，下辖3个大队共有3000余人，贾陶被任命为保安总第2大队中校大队长。“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这支重新整编的保安总队便在平息日本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中大显身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贾陶的同学赵龙韬路经天津来看他，赵向贾陶介绍了沈阳沦陷的情况，贾陶闻之拍案而起，他决心百倍警惕，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回击日本侵略军的各种挑衅活动。1931年11月2日，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潜来天津，密谋挟持清废帝溥仪，出关担任傀儡政权头目。为了把水搅混，掩护这一罪恶行动，土肥原同天津日本驻屯军合谋，以金钱为诱饵，操纵汉奸便衣队在天津制造暴乱。企图乘乱挟走溥仪，并配合日本关东军攻取辽西，完成对东北的占领，进而为侵占华北打开通路。天津“一一·八”暴乱事件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平定混乱1931年11月8日22点30分，天津日军驱动便衣队1000余人由日租界冲出至华界，袭击公安局，企图在得手后占领省府、市府和军部，并乘乱挟持溥仪出天津。孙铭久、贾陶、解方等人分别率领保安队进行有效地抵抗，终将敌打退。一举平息了日军一手制造的天津“一一·八”暴乱。此后到11月29日，日军和便衣队又先后发动6次进攻，均被我保安队军警粉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关里遇到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制止了“九·一八”事变在华北的重演。贾陶在天津期间，经常与进步人士接触。他的好友孙东垣生活无着，孙的一家三口人就由他出资养活。孙东垣当时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贾陶还为中共地下党员佟英翘提供一切生活费用。当时，贾陶和夫人阎闾新婚不久，他的工资收入本来不多，又分出一部分接济友人，生活十分窘迫。阎闾后来回忆说：“为此，我这个老婆他也养不起，只好回娘家长期住。”①贾陶经常与孙东垣、佟英翘等人促膝谈心，逐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思想进步也比较快。贾陶还曾在天津会晤了著名爱国人士苗勃然(后为中共地下党员)。这次会面为他后来寻找和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1934年，贾陶准备报考陆军大学，以便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将来到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是年冬，他到南京参加陆军大学招生考试，考试成绩全部甲级，理应录取。但在体检时，当局以血压高为由借故不予录取。其实，河北省只分到一个名额，陆军大学又是为国民党军队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当局对贾陶思想左倾和坚决要求抗日的立场早有所闻，自然放心不下，于是录取了一个他们认为“合格”的军官。1935年春，贾陶由南京回来，正值蒋介石政府大唱“中日亲善”，“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6月，《何梅协定》签字。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撤离河北省和平、津两市，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到保定。贾陶愤慨不已，遂辞职去武汉，投奔解方。解方当时主持东北军第51军驻武汉办事处。该办事处设在金城大楼上，只有解方一个人，贾陶就住在办事处。贾陶想入东北军作战部队觅职，未果。后由东北同乡、国民党武汉行营机要组副组长兼第一科科长陈旭东(铁岭人)举荐入武汉行营任中校参谋。 在武汉，贾陶经常和要求抗日、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如孙铭久、解方等人交谈，他们还接触了一些参加过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军官，深感东北军要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只有停止内战，和红军联合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间，解方曾作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代表，利用向张学良汇报的机会，明确反映了他们的这一想法。张学良对解方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与国民党的交涉解方把张学良的意图告诉了贾陶，他们对张寄予了希望，盼望他早日结束“剿共”，率东北军抗日。不久，蒋介石下令设立西北“剿匪”总部，驻地西安，任命张学良为代理总司令，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围剿”红军。贾陶也随之移驻西安，任西北“剿总”第二科中校参谋。1935年底，解方受于学忠委派去两广考察民团，路经西安时去看望贾陶，二人谈论中认为张学良离开武汉之前所作的诺言，并未兑现，反而继续执行蒋介石驱使东北军打内战的旨意,因此对张学良的态度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学习了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一系列抗日主张，越发拥护和向往共产党。于是，贾陶提出寻找中共地下党的想法，并说：“真巧，我们过去在天津时谈过话的苗勃然同志已经来到西安了，我们找他谈谈吧! 贾陶和解方在西安东关一位姓张的军官家里见到了苗勃然。苗勃然是张学良的好友，又是张学良机要参谋孙铭久(1936年9月改任张学良卫队第2营营长)的同乡好友和亲属。苗勃然在来西安之前，已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西安开展东北军党的地下工作(后受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苗向贾陶、解方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抗日就不能打内战，就必须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他还指出，东北青年特别是东北的青年军官应该迅速觉悟，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担负起抗日复土的重担。推动张学良觉悟过来最好，不然的话就联合有抗日主张的人，联合红军坚决走抗日救亡的道路!苗勃然的这番话，恰恰说到了两位爱国军官的心里去了。贾陶、解方当即向苗勃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救亡而战!此后，贾陶和解方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利用公开身份掩护苗勃然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保证了苗勃然等人的生命安全。　张学良在陕北“围剿”红军，一开始就被红军歼灭了近3个师，给张以沉重的打击。而蒋介石却乘机撤销了被消灭的东北军部队番号，不许重建部队，还减发了军饷，张学良对蒋消除异己、削弱东北军的手段感到寒心和不满。特别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厌倦内战，要求抗日复土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都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6年4月，张学良最后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在延安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正式谈判，达成东北军和红军互不侵犯的协议。之后，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力主联合抗日。这就基本上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与共产党的交涉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早在1936年初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同年4、5月间，又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团结改造东北军、壮大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投身抗日为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张学良在西安以南的长安县王曲镇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力量，以改造东北军。军训团首先开办的是干部连，作为训练团的骨干，带动全团。贾陶和解方、万毅、栗又文等人参加了干部连受训。干部连学员全部是张学良亲自挑选的，条件很严，即忠于张学良的，坚决抗日，廉洁奉公，无不良恶习的。全连共120人，于1936年6月15日开学。 此前的1936年4月，苗勃然会见了贾陶、解方，通知二人已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三人又一同到西安东大街一家旅馆，会见了中共东北军工委负责人刘澜波，研究了党组织在王曲军训团干部连开展工作的问题。遵照中共东北军工委的指示，刘澜波和贾陶、解方等人利用受训机会广交朋友，采取个别谈心，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贾陶被认为是军训团表现最积极，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一天晚上，张学良到干部连听取学员们的意见，贾陶和其他学员慷慨陈词，一致主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吁请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会场一时口号震天，群情激愤。张学良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说：“我一定领大家走上抗日大道，披甲还乡， 王曲军训团为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培养了大批骨干，对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起了关键性作用。贾陶在干部连受训一个月，毕业后即于1936年12月被任命为张学良的直属特务团(又称卫队团)中校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驻地西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张学良除开办王曲军训团外，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吸收主张联共抗日、对张忠实的人参加，作为准备抗日复土的核心。1936年9月中旬，抗日同志会在西安张公馆会客厅正式成立，张学良自任会长，所有入会人员必须经张亲自批准。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多加入几个同志。首批会员只有13人，其中包括刘澜波、贾陶、解方、苗勃然、刘鼎、宋黎等中共地下党员。在此期间，贾陶和党内同志以及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在东北军上、下层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走联共抗日之路以及西安事变的发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三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兼第2营营长的孙铭久率第2营参加临潼华清池捉蒋战斗，卫队团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贾陶也率部参加了西安事变，并受中共党组织指派，负责保卫中共中央代表团驻地和周恩来的安全。 西安事变后，张、杨两将军即采取三项重大措施，其中一项是成立西北联军临时革命委员会学生抗日先锋队。贾陶和孙铭久、赵龙韬等人受命参与了抗日先锋队的创建工作。创建抗日先锋队是张学良改造东北军为新型部队的重要步骤之一。事变后的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指定由孙铭久任抗日先锋队总队长，赵龙韬任参谋长，乌庆霖、贾陶、黄冠南分别任第1、第2、第3支队长。①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在西安东城门楼创办一个学兵队，招收各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秘密介绍去的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和民先队员。张学良很信任和倚重学兵队，指示抗日先锋队要在学兵队的基础上创建起来，扩编成一个师的建制，称为总队，下辖三个支队(团)。学员兵队大部分队员被分配到抗日先锋队，另从张学良卫队团和东北军第105师抽调一些官兵，又新招收了一部分学生，在10天左右就成立了抗日先锋队第1、第2支队。后因形势变化，第3支队未及成立即作罢。抗日先锋队官兵政治素质好，抗日热情高，与红军联系也很密切。因此，先锋队被视为东北军的“红帽子”部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先锋队也很友好和关心，左权将军曾两次来队访问，受到先锋队官兵们的欢迎和热情接待。
1936年12月下旬，贾陶和孙铭久、赵龙韬一同驱车去三原县左权将军的驻地进行回访和参观，左权将军表示热烈欢迎，并请他们一同进餐，对先锋队给予了很高评价，称先锋队是一支很有希望的新型部队，是红军与东北军联系的纽带。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要求抗日，坚持生产，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他们。贾陶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印象就更深刻和难忘了。为了加强党对东北军军运工作的力量，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贾陶参加军工委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东北军工委军事委员。他的担子越来越重，而时局的急剧变化又迫使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出现丝毫差错。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羁押，形势急转直下。不久，东北军内部又发生了某些不顾大局的人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身任卫队团副团长的贾陶也被卷入这次事件之中。“二·二”事件当天上午，孙铭久在自己家中召开秘密会议，他在会上突然宣布要暗杀王以哲将军等人。贾陶应邀参加了会议，但他在会前根本不知道会议内容，到会后已无力阻止，更无法走脱，因为孙铭久已派人将院门封锁。会后，贾陶立即向中共东北军工委负责人刘澜波和宋黎作了报告，他们紧急决定由刘澜波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周副主席迅速离开驻地张公馆，转移到安全地方。“二·二”事件后，西安处于混乱状态，卫队团和先锋队成了众矢之的，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在此严重关头，周恩来面示贾陶要通过各种关系将部队撤出西安，到长武县集中。贾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面向卫队团和抗日先锋队中军官和党员说明形势之严重撤军之必要，以免自相残杀和不测，要求党员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一面和部队的主要军官联系部署撤军。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排除干扰，部队很快于2月5日顺利地撤出西安城，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流血和与国民党军队冲突事件的发生，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部队到达长武后，受到国民党嫡系及其它部队的夹击，形势十分不利，蒋介石乘机下令解散卫队团和抗日先锋队。这时，周恩来及时指示东北军工委，要力争把卫队团和先锋队中的党员和学兵队的人员保存下来，编到东北军里面去。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长宋黎专程去长武县，向贾陶传达了这一指示。贾陶和解方等人分头作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后经过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调解，将卫队团和抗日先锋队原编制解散，改编为东北军第110师，下辖628团和629团，张政枋任师长，解方任628团团长，贾陶任629团上校团长。 贾陶利用这次改编的机会，在629团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并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了这些同志的公开职务。他还联系解方团等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形成了以贾陶为核心的进步势力。不久，中共东北军第110师工委在629团成立，贾陶任师工委军事委员。在师工委的领导下，贾陶主办了进步刊物《尖兵》，向团内外官兵进行正面宣传教育，还编了团歌，歌词是：“纪律铁一般，团结固如山，我们是坚决抗日的629团……任凭他们(指国民党蒋介石)不发饷，吃高粱面，我们仍要坚持抗战！”同时，在团、营、连建立救亡室(即学习室)，给官兵上政治教育课，教唱抗日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这些激动人心的歌曲，在110师广泛传唱，歌声响彻涡河、淮河两岸，振奋了官兵的抗日激情，扩大了革命影响。在中共东北军第110师工委的努力之下，全师官兵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加之110师官兵坚决请求抗日，为国民党反动卖国政策所不容，因此当110师到达睢宁时蒋介石下令51军军长于学忠解散这支抗日队伍。于学忠与蒋多次交涉，恳请保留编制，蒋介石却毫不松口，在事出无奈的情况下，贾陶、解方等人给于学忠出谋划策，请求保留部分编制，以保存革命力量。后经多次周折，蒋介石才允许110师缩编成4个营，分别插入51军各师、团中。1937年5月，第110师被解散，师工委决议，由贾陶等人通过各种关系，将中共地下党员安置在这4个营中，贾陶率党员最多的1个营编入51军114师342旅(下辖683团、684团)贾陶任342旅上校副旅长(旅长李雨霖系李杜将军之弟，他同情共产党，后在河南许昌作伪军工作时牺牲)。与此同时，党在114师成立了特委，贾陶任师特委军事委员。由于贾陶等人的机智灵活和斡旋工作，蒋介石竭力想消灭110师进步力量的企图并未得逞，相反，却使51军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继续保存下来，使51军成为我党在东北军内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以114师为基础，成立了中共51军工委，项乃光(后叛变)任书记、王西萍、贾陶(军事委员)、解方、王学明、刘培植为委员，军工委就秘密设置在贾陶的342旅内。因此，中共51军工委的同志和许多党员都与贾陶保持密切联系，他平时掩护这些同志从事秘密活动，一旦发生意外，他想尽一切办法加以保护。由于他工作大胆谨慎，加之有合法身份作掩护，国民党当局虽察觉51军里有共产党，却一直查不到实据，奈何不得。除军工委外，51军的两个师均建立了特委，7个团成立了党总支，许多营、连设立了特支和支部，发展党员300余名。贾陶和党内同志一道，团结广大官兵培养和介绍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入党。贾陶主要负责51军高中级军官的统战工作，他和51军113师339旅副旅长乌庆霖结成深厚的友谊，在他的帮助下，乌庆霖进步很快，贾陶正准备介绍他入党时，乌庆霖不幸遇害，没来得及履行入党手续。贾陶对党忠心耿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对同志热情，乐于助人。尽管他身居副旅长之职，但在党内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同志。党组织发生经济困难，总是由他设法帮助解决，他自己却生活简朴。因此，他在51军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51军奉命防守青岛。为了表示誓死抗日的决心，贾陶把心爱的妻子阎闾送往延安，相约抗战胜利时再见!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贾陶在青岛组织官兵举行纪念活动，部队士气高涨。遵照中共51军工委的指示，贾陶向旅长、师长和于学忠军长建议，将来撤退时可留下1个旅在胶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遭到于学忠的拒绝。请示我党的上级组织，亦未获批准。1938年1月，日军大举进犯，徐州会战爆发。2月，51军奉命撤出青岛，转移鲁南，114师防守临淮关对岸一线，参加淮河战役。离青岛前，贾陶征得51军工委同意，曾向旅长、师长和于学忠军长建议，撤出青岛后可留下1个旅在胶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遭到于学忠的拒绝。后来抗日战争相持的事实，证明贾陶的建议是富有远见的正确意见。51军参加淮河战役，贾陶旅顽强作战，在临淮关战斗中，贾陶亲临前线指挥，率部队和党员同志顽强抗战，力挫强敌，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贾陶旅的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战斗力。例如，贾陶旅684团一营营副、共产党员罗广智率部反击日军，迫敌后退，他身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最后血洒疆场。 1938年3月，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打响。4月，5l军奉命增援台儿庄的友军，114师在兰陵镇及以西一线占领阵地，防堵日军增援台儿庄。部队刚进入阵地，即遭敌猛烈袭击，我军奋起迎战，战斗异常激烈。贾陶和战友们浴血奋战，后在友军增援下，终于稳住了阵地，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的友军，为赢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38年5月，徐州会战进入危急关头。5月19日，徐州处于日军包围之中，蒋介石慌忙下令全线突围。51军从台儿庄前线撤退时，114师担负掩护任务。但是，徐州突围混乱已极，兵败如山倒，有些军官换上便衣，丢下部队逃命。各路大军漫山遍野，溃不成军。51军夺路突围，边打边撤，也损失了不少部队，只有中共地下党员率领的部队建制完整，有的还沿途收容散兵，使建制成倍扩大。贾陶率部奋勇突围后，部队伤亡很大。但他把342旅被打散的部队收拢带出，还收容了340旅某部队和其它溃散的部队，在胜利完成突围和掩护撤退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部队损失，使51军在徐州突围中的损失远比其它友军为少，还掩护和收容了其他友军，立有战功，因此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令嘉奖。不难看出，51军在徐州会战和突围中的突出作用，一定程度上是靠军内共产党组织的努力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所致，又是靠共产党员的鲜血换取的。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徐州会战结束，51军的共产党员伤亡达百数十人。 贾陶在抗战中勇敢，机智，坚决，指挥作战有方，掌握部队有力，特别是徐州会战突围时表现出的非凡能力，深受51军于学忠军长的倚重，准备提升他为114师参谋长。贾陶并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之得失，他考虑到升任师参谋长会失去直接指挥部队的机会，对党的兵运工作十分不利。因而他放弃了个人升官的机会，向于学忠表示谢绝提升，仍留任342旅副旅长，使中共51军工委继续安全地隐蔽在贾陶旅。1938年8月，贾陶旅随同51军参加了“保卫大武汉”战役中的商城战斗和六安战斗。其后受命调赴大别山休整。这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在敌后增设了冀察、苏鲁两个战区，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率东北军51军、57军入鲁。为了保证51军顺利到达山东，深入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中共51军工委在114师驻地唐家汇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工委书记王西萍，军工委委员贾陶、刘培植，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以中共中原局特派员身份参加会议，到会的还有部分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等。会议决定，当前任务是巩固部队，保证51军向苏鲁敌后挺进，顺利到达山东，坚持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3月，51军由大别山出发，通过津浦线时，遭到日军1个旅团拦截，114师担任全军掩护任务，首先在宿县南顾正桥附近打了一仗，越过津浦线后，又在灵璧、大店与日军遭遇。新上任的114师师长方叔洪部署所属部队，死拼硬顶，部队伤亡很大。日军紧追不舍，114师在浍塘沟仍是死拼硬顶，部队伤亡急剧增加，大批伤员无法安置，遗留枪支弹药无法携带。贾陶审时度势，建议方师长改变死拼硬顶战术，机动作战，运用小部队迂回侧后，减轻正面防御压力。师长方叔洪没有接受，仍是老一套战法。结果老是被动挨打，伤亡增加。贾陶又建议，114师掩护任务已完成，现在日军紧迫不舍，不如暂回津浦线西，待机行动。方叔洪表示同意，发电请示于学忠，复电不准。日军压力有增无减，部队在消耗战中蹒跚前进。终于导致贾陶率部举义事件的发生。先是，以贾陶亲戚名义住在342旅的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曾与王西萍、贾陶一起研究，认为这种单纯拼消耗的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应将党影响下的部队拉出去，开辟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到114师工兵营征求于维哲营长(中共地下党员)的意见，于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决定拉队伍，军工委分别下了通知，作了动员，选择了路线，规定了联络信号。预定当晚分别拉出来，到杨?集合，因当晚与师部行军路线一致，没有行动。第二天按预定计划拉出部队，计有师工兵营、师新兵营、师战时服务团师配属342旅旅部的电台、342旅684团一部，枪支弹药齐全，共1500余人，由342旅副旅长贾陶统一指挥。部队拉到津浦线附近，立即封锁消息，隐蔽休息，尔后越过津浦线西行，到达宿县南罗集一带率部举义。
部队拉出去后，贾陶用携带的电台发报给师部报称该部迷失方向，失去联络；建议越过津浦线，由微山湖西侧向山东开进。方叔洪师长回电表示同意。本来按此路线深入敌后，既合法又可摆脱控制，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开辟抗日局面。但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时任中原特派员项乃光顽固坚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贪生怕死，面对强敌不敢深入敌后，而是以向上级党组织请示为名，决定把队伍拉到津浦线以西的安徽蒙城，坐等他去新四军请示。谁知他一去竟逗留8天之久，结果贻误了军机。在此期间，于学忠查明情况，宣布贾陶等人“叛变”，下令“讨伐”。苏鲁战区参谋长王静轩率干训队，114师340旅旅长张福禄率679团相继来到阜阳，奉于学忠之命“讨伐”贾陶部。王静轩召集所部和桂系军队、皖北地方部队开会，调动兵力，构成半包围圈，准备武力解决。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得知贾陶率部起义后，于1939年14日作出紧急指示：(1)关于51军114师残余部队已实际脱离师部，独立在敌后打游击为有利，地区在津浦路东为好，望动员同志尽可能作到这一着，但不要宣布，只说无法找到师部，即独立打游击。(2)如确定打游击，即须找一适当地点休息整顿，并扩充、补充加强党的组织与工作，团结内部，新四军与党亦须派人前去帮助。(3)望根据当时的情况，参照河北吕正操的经验办法，在可能时，新四军也可派一个支队并带一批干部一同到津浦路去行动。 刘少奇代表中原局所作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参照河北吕正操的经验，到津浦路以东独立自主地发展，远离国民党统治区，使国民党鞭长莫及，失去对贾陶部的控制，又能得到党和新四军领导和支援，那是大有可为的。但由于项乃光往返逗留8天之久，贻误了军机，造成国民党军队抢先下手，已对贾陶部形成包围之势，形势十分危急。<br><br>  在王静轩调兵遣将之时，王的勤务兵李某把王预定在当天午夜12点出兵“讨伐”贾陶部的消息偷偷告诉了卫士班长、共产党员阎振兴。阎焦急万分，到蒙城报信已来不及，他急中生智，立即动员王静轩的外甥宫文卿，一同去作王的工作，请示他改武力解决为和平解决。 <br><br>  阎说：“王老师，我相信贾副旅长不会叛变，这是汉奸特务造谣，挑拨51军内部的团结，破坏中央对51军的信任。王老师不能听信谣言，对自己的部队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中央早就怀疑51军里有共产党，但没有事实，现在我们自己喊叫有共产党，互相打起来，这不给自己脸上抹黑吗?王老师想一想，贾副旅长是张(学良)副司令培植提拔的，是忠于东北军、忠于张副司令的，怎么会背叛东北军。如不细查，枪声一响，血染蒙城，影响之坏，遍及全国。广西部队、地方团队正好乘机拣便宜，补充他们的实力。因此，他们是喜欢武力解决的。王老师需要三思而行！”这席话打动了王静轩，转而问阎如何解决?阎说：“最好和平解决。王老师写封亲笔信，派一可靠的人到蒙城去见贾副旅长，一面了解真情，另一面命令贾副旅长前来见你，让他说明不去山东的原因，如他来阜阳，说明他没有异心，如不来，再用武力解决也不迟。”宫文卿也帮着说话：“不能听信谣言，最好和平解决。”①王静轩深以为然，于是下令部队暂缓出发，派679团9连长鲁保瑗持信前往蒙城，贾陶来到了阜阳，面见王静轩，陈述了部队行军作战时失去联系，由他收容起来，但大部队已远去，不得已撤回路西，且事先请示了方师长，方回电同意的经过。接着，贾陶把方叔洪回电交给王静轩审阅，王静轩见贾陶所述句句属实，这才点头认可，消除了误会。 可是，王静轩手下一些人却抓住不放，频频进谗言，主张逮捕枪决贾陶、阎振兴。宫文卿再向王静轩进言说：“贾副旅长奉命前来，光明磊落，如借机谋杀，太不仁不义了，名声不好，影响部队团结。如信不着，让他辞职，到别的部队去抗日好了。”王静轩请示于学忠后，决定和平解决，宣布贾陶等人不是“叛变”，拉出来的队伍不是“叛军”，贾陶等人去职，并保证其安全。 这时，中共中央来了指示：为照顾统一战线关系，拉出来的队伍交回51军，已暴露的干部和党员撤出。在中共中央指示下，贾陶等百余人撤出，部队归还51军。这几乎是中共51军工委的全部及大部分秘密党员，仅留下解方、王再天等少数未暴露的党员随51军开往山东。贾陶举义事件使51军向鲁南挺进的部署错乱，在客观上影响了友军的抗日行动。更令人遗憾的是，将我党经过艰苦斗争，在国民党军队里占据有雄厚力量的阵地由于轻率地拉出来而被轻易地丢掉了，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痛心的，对我们党来说是个严重损失。贾陶在率部举义失败后，奉命和百余名撤出来的同志几经周折，来到中共中原局驻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在那里，他向刘少奇、朱理治等中原局负责人汇报了事件的前后经过，接受组织审查。贾陶请求中原局允许他到延安学习，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入马列学院学习。贾陶带领8名连营级党员干部取道西安，于1939年6月到达他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马列学院，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2年时间对党的理论的系统学习，使他打下了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对他个人的思想改造和提高收效很大。
在中共的经历1941年6月，贾陶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四局教育科长。同年9月，任中央军委四局副局长兼科长。后专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副局长。1942年12月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1旅参谋长，1944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贾陶到八路军工作后，认真学习，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中央军委四局、情报部四局工作时，他编写了《国民党军概况》；在担任120师独立1旅参谋长时，曾参加了文水战斗等。1945年4月，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贾陶奉命挺进东北，于1945年9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旅旅长。这是我军较早的炮兵部队之一，他的炮兵技术专长得以充分地发挥。1946年10月，贾陶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兼炮兵学校副校长、校长。1949年9月兼防空学校校长。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贾陶一直率炮兵部队南征北战，给兄弟部队以强有力的支援。为东北炮兵部队的组建和全军炮兵干部的培训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贾陶于1951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翌年8月任军委高级炮兵学校校长。1955年，贾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同年，他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副院长。1960年，任沈阳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文革受苦
“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在中央二办成立吕(正操)解(方)专案组，蓄意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东北叛党集团”，划入这个集团的还有张学思、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贾陶等一大批老同志。从1967年7月以后，贾陶被关押“审查”，长达6年之久。他以坚强的毅力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虽身受迫害致残，导致全瘫，他仍坚持学习，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历史丰碑
1976年10月22日，贾陶将军含冤长逝，终年67岁。198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东北叛党集团”大假案彻底平反，贾陶的冤案得以昭雪。他戎马一生的功绩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将永远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