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鄂豫皖苏区
苏区简介
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因为多为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主要为大别山地区，故称鄂豫皖。由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苏区发展而成，主要包括湖北的红安、麻城、英山、罗田、浠水、蕲春、黄梅，河南的新县、商城、固始、潢川、光山、罗山，安徽的太湖、金寨、霍山等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三省边界地区成立了有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新集（今河南新县）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区域。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形成的时间较早，发展的规模较大，坚持的时间也较久，革命斗争的经验相当丰富，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一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
历史沿革
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领导黄安（今红安）、麻城农民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在黄冈、罗田、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5月，第7军进入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的光裕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基层革命政权。至7月，初步建成拥有20万人口、以柴山保为中心的根据地，第7军改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师。 
1928年10月，中共鄂东特委成立，提出以大别山为中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计划，并与豫东南、皖西地区的中共组织建立了联系。1929年5月，商（城）南农民起义武装组成红军第11军第32师，创建了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的豫东南苏区。6～10月，红31、红32师互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边界地区三次“会剿”。同年11～12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红32师的支援下，领导安徽省六安、霍山农民起义，组成红军第11军第33师，创建了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苏区。与此同时，鄂东北、豫东南两苏区统一为鄂豫边苏区，成立了以徐朋人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委和以曹学楷为主席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
到1930年2月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划鄂豫皖特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边界红军改编问题。2月25日，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及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今红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岗、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包括现在的金寨县）、光山（包括现在的新县）、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颖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18日，中共中央发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于3月2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今新县）箭厂河召开。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大会。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由25位委员组成。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4月10日，郭述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的决定，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今新县）王家湾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甘元景为主席。至此，鄂豫皖边界地区党政军统一组织起来，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三块革命根据地结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进一步发挥“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重大作用。
1930年夏，红1军南下作战，连克霍山、英山、罗田、云梦、花园等城镇，苏区和红军得到迅速发展。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的红15军及其所在的蕲（春）黄（梅）广（济）游击根据地划归鄂豫皖苏区。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1～5月，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领导苏区军民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5月，成立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主席。其后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乘国民党军新的“围剿”尚未准备就绪之际，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次进攻战役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发展到2个军、6个师另4个独立师、1个少共国际团共4.5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军等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20余万人，苏区扩展到东起舒城、西迄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附近，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在苏区内建立了26个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了工会、共青团、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农民普遍分到了土地，还兴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等军事工业和造纸、染色、五金、印刷等民用工业，苏区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1932年7月，国民党军调集30余万人的兵力，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过“左”的政策，苏区军民虽经英勇奋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10月，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军主力撤出苏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先后集中10～16个师的兵力，进行“清剿”和“围剿”。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留下的红军重建红军第25军，并以原红25军第221团和特务营等改编为第28军（后编入第25军），反对国民党军的“清剿”和“围剿”，但由于力量悬殊，红军不断遭到损失，苏区日益缩小。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也离开了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1935年2月，原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汇集分散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重建红军第28军，在鄂豫皖边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1]
红军的故乡
红四方面军诞生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在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开始组建。11月7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现为红安县）七里坪镇建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 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长为徐向前（兼），政委为陈昌浩（兼）；第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为王平章。原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两军所辖各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总兵力3万余人。时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
红二十五军诞生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创建于鄂豫皖苏区。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麻埠，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1932年秋，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政治委员高敬亭。1933年1月，红二十八军并入到红二十五  红二十五军军旗军。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再次并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全军共3000余人。不久，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十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毛泽东主席曾多次称赞过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既是对徐海东个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勇做先锋的高度评价。
红二十八军诞生地史载红28军有两支：鄂豫皖红28军和陕北红28军。  红二十八军领导高敬亭铜像　 1935年2月，鄂豫皖苏区红25军西征后留下的部队与鄂东北独立团又重组28军，未设军长，高敬亭任政治委员。下辖第82师和手枪团，共1000余人。高敬亭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
1938年2月中旬，红28军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
将军的摇篮
在中国十大将军县中，有五个位于鄂豫皖苏区。它们是湖北红安(中国第一将军县，72位开国将军），安徽金寨（中国第二将军县，59位开国将军），河南新县（43位，）湖北大悟（37位），安徽六安（裕安区34位）。
鄂豫皖走出的共和国主席 ：董必武 ，李先念 开国元勋(6张)
共和国元帅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1人： 徐向前
大将 10人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3人： 王树声， 徐海东（红25军）， 陈赓（先鄂豫皖苏区，后受伤后回上海治疗，伤愈后，去中央苏区）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予上将 57人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13人：许世友，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朱良才，傅钟，李聚奎，陈再道，陈锡联，周纯全，洪学智，韩先楚（红25军），刘震（红25军）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17位上将中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有7位：洪学智（二次授予），刘华清，秦基伟，李德生，王诚汉，尤太忠，万海峰 
中将 176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名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44人： 
徐立清 ，陶勇， 程世才 ，李天焕， 杜义德，王必成， 王近山，欧阳毅， 詹才芳， 倪志亮，郑维山， 徐斌洲， 滕海清， 周希汉， 胡奇才， 刘昌毅， 秦基伟， 李成芳， 陈康，鲍先志， 周志坚， 张祖谅， 刘飞， 钱钧，张仁初， 杨国夫， 吴瑞林，孔庆德，徐深吉， 曾绍山，张天云， 吴先恩， 聂风智， 张贤约，范朝利， 皮定钧，陈庆先， 刘兴元， 陈先瑞（红25军）， 张池明（红25军），李耀（红25军）， 林维先（红28军）， 梁从学（红28军） 
共和国少将 
丁世方、丁先国、卜万科、于侠、马忠全、马琮璜、王大华、王才贵、王凤梧、王世仁、王远芬、王诚汉、王政柱、王奎先、王海清、王德贵、毛和发、方子翼、方升普、尤太忠、方毅华、邓岳、邓少东、邓忠仁、甘思和、石志本、帅荣、叶泰清、叶建民、叶道友、卢燕秋、田厚义、冯仁恩、甯贤文、成少甫、吕清、吕仁礼、朱少华、朱玉学、朱致平、伍瑞卿、邬兰亭、刘何、刘少卿、刘华清、刘健挺、刘善福、刘福胜、刘德海、齐勇、江波、江鸿海、江腾蛟、关盛志、孙光、孙仪之、杜彪、严光、严家安、扶廷修、苏焕清、李发、李士怀、李少元、李长如、李书全、李世安、李世焱、李发应、李庆柳、李迎希、李国厚、李定灼、李铁砧、李家益、李德生、杨森、杨中行、杨以山、杨克武、杨明山、杨银声、杨植亭、肖永正、肖永银、肖全夫、肖志贤、肖选进、肖德明、吴杰、吴世安、吴永光、吴华夺、吴钊统、吴林焕、吴宗先、吴诚忠、吴振挺、吴瑞山、何光宇、何柱成、何辉燕、何德庆、馀积德、余明、余成斌、馀克勤、馀述生、馀品轩、馀嗣贵、邹国厚、闵学胜、闵鸿友、况玉纯、汪乃贵、汪少川、汪运祖、汪家道、宋文、宋治民、宋承志、宋维栻、张忠、张天恕、张汉丞、张吉厚、张百春、张行忠、张志勇、张希才、张国传、张宗胜、张宜爱、张树才、张贻祥、张培荣、张竭诚、张震东、张潮夫、陈宏、陈波、陈奇、陈祥、陈发洪、陈伯禄、陈明义、陈炎清、陈宜贵、陈美藻、陈鹤桥、林彬、林乃清、范朝福、罗应怀、罗厚福、金世柏、金绍山、周世忠、周发田、周时源、周纯麟、周明国、周学义、周浣白、郑本炎、郑国仲、官宗礼、胡大荣、胡正平、胡立声、胡立信、胡贤才、胡继成、胡鹏飞、查玉升、赵杰、赵俊、赵文进、赵正洪、赵炳伦、赵遵康、赵鹤亭、祝世凤、姚运良、贺健、秦光远、桂绍忠、桂绍彬、耿锡祥、袁彬、袁克服、徐光友、徐体山、徐其孝、徐其海、徐明德、徐国夫、徐绍华、殷国洪、高林、高立忠、高先贵、高志荣、高厚良、席舒民、唐哲明、涂锡道、涂学忠、陶国清、黄仁廷、黄立清、黄光霞、曹广化、曹思明、戚先初、常玉清、康烈功、韩卫民、韩东山、董志常、董洪国、喻新华、程明、程世清、程业棠、程启文、程悦长、程儒珍、傅绍甫、傅春早、鲁加汉、曾宪池、谢正荣、谢甫生、雷绍康、鲍启祥、詹大南、詹少联、詹化雨、蔡炳臣、廖政国、漆远渥、谭友夫、谭知耕、熊挺、熊作芳、熊应堂、黎原、黎锡福、颜东山、潘锋、潘焱、潘寿才、戴克林、戴克明、严智泽、郑勤、李南征、许援朝、邱型柏、范震江[2]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五个阶段：
(1)从黄麻起义到鄂豫皖特委成立；
(2)鄂豫皖特委成立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
(3)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到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西去；
(4)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到红二十五军长征；
(5)红二十五军长征至抗日战争开始。
如更集中一点，也可以分成以下三个大阶段： 
第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阶段(1927·10—1930·3)：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如前所述，一九二七年十月，鄂东特委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发动了黄麻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解放了黄安县城。不久黄麻起义胜利后组成的鄂东革命军，由于黄安失守，剩下七十二人上木兰山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一九二八年春，第七军返回黄麻老区。同年五月，即进入柴山保开辟工作，得到很快发展。到一九三○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成立时，三支红军，已有二千一百余人。这就标志着鄂豫皖工农武装割据已经形成。 
第二是比较顺利的发展阶段(1930·3—1932·6) 
鄂豫皖特委一成立，就是在“六大”精神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方向、路线，基本正确，这是根据地发展比较顺利的一段。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央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中说：“鄂豫皖三省边境，东以安徽的六霍、潜山一带与皖省红色区域相接，西以鄂北的应山、枣阳一带与鄂西、豫西南阳、襄樊区域相接，南以黄梅、广济一带与鄂东南以及赣东北红色区域相接。你们这一区域……有便于红军改编与训练的条件，有武器、给养的来源，尤其是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前途。这完全合于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因此，中央特将此区域划分为六大根据地之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工作，并指定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五月，撤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销了鄂豫皖特委，在新集（河南新县）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在鄂豫皖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他们认为立三错误是左倾掩盖下的右倾。他们反对立三错误，不纠其左，反当右来反，实际上他们比立三更“左”。张国焘一九三一年四月来到鄂豫皖苏区，九月份就在光山县的白雀园开始“大肃反”，通过逼供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杀害了不少这个地区的创始人和好同志。诸如许继慎、曹学楷、周维炯、姜锦堂、熊受暄、戴克敏、陈琪、肖方、王秀松、徐朋人等四百多位党政军领导骨干和坚强的革命战士，都被杀于白雀园的东河坡!一九三二年一月，担任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在彭杨学校做的所谓《鄂豫皖苏区肃反的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曾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这一千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中，大半是地主、富农、流氓地痞、青红帮国民党侦探、黄埔学生、哗变俘虏士兵及开除的CP、CY分子。这一千里面有七百多个共产党员……”。实际上整个大肃反中被杀害的人数是很多的，恶果也很大。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次肃反，共逮捕六百多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上被肃的只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其他徒刑者约百人。这全是骗人的鬼话。张国焘在鄂豫皖大肃反中是有其不可告人的野心的。他主要是用肃反这把刀子，排除异己。 
由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位重要，国民党蒋介石也特别仇恨它。在鄂豫边区时期，就曾经过“罗(霖)、李(克邦)会剿”，刘峙组织的“鄂豫会剿”和“徐(源泉)、夏(斗寅)会剿”等。鄂豫皖特委成立后，一九三○年冬开始，又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围剿”。第一次“围剿”时，国民党武汉行营专设了“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指挥；一九三一年三月，第二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下令限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一九三一年秋，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但是，这三次“围剿”都被我们粉碎了，而且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带来了鄂豫皖苏区的猛烈发展，那时的鄂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南段，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主力红军壮大到四万五千余人。解放了黄安、商城、英山、霍邱四座县城，建立起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政权。 
为什么在错误路线统治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根据地还会猛烈发展呢?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应取分析态度，简单地肯定一切，或者简单地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我们党领导这个地区的广大军民，开展了武装斗争，进行了土地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人民身上的反动统治，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从而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开始就能比较顺利的发展，以及后来在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开始，还能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鄂豫皖领导机关中也有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中，真正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只是张国焘等极少数人。就连和张国焘最接近的沈泽民和陈昌浩在某些问题上也和张国焘有矛盾和分岐。其他如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郭述申等许多人都是坚持正确路线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张国焘的错误做法也不是畅行无阻的。例如，一九三一年七月红四军南下黄梅、广济，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就是对张国焘的明显抵制。就连错误的大肃反政策，也因遭到强烈的反对一度有所收敛。据郑位三同志一九七四年回忆：一九三一年，红安五区农民起来反对张国焘的大肃反，赤卫队缴了保卫总局的枪。全区五万多人动员起来，准备和张国焘打仗。他们的口号是：“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 
其次，是根据地广大红军和群众都是坚持革命的。他们虽说对“左”倾的领导非常气愤，但是，敌人来了，却能顾全大局，一致对敌，英勇战斗。黄安三区就是一个典型，当时人们称它是“小莫斯科”。这个区人口不过三万人，各乡游击队加起来仅有四百条枪。然而，群众觉悟高、组织的好，敌人从南边来，他们很快跑到了北边，很少有被敌人杀害的。他们说：“娘的，你烧老子的房屋，烧不了老子的土地，再有一个好年成，我们还住新房子。” 
中央分局成立的时候，正是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的时候。宣化店南陈家河的赤卫队员缴获敌机一  鄂豫皖军委航空局旧址架，发动群众组织搬运队运到新集，改为“列宁号”，还设立航空局，参加了反“围剿”的战斗。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苏家埠战役，红军激战四十天，歼敌三万余，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这是一次成功的围城打援，取得全胜的典型战例。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即使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不是一切都错了。正如我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我们对当时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也应当这样看待他们。 
第三是根据地严重困难和三年游击战争阶段(1932·6—1937·9)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估计形势，把国民党的军队看成了“偏师”。当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到来的时候，张国焘便不顾红军战士的疲劳和盛暑天气的炎热，命令部队不停顿地进攻，仓忙应战。结果，数战不利，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从此，鄂豫皖工农武装割据便进入严重困难的发展阶段。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离开了根据地，但是，鄂豫皖省委和政权机构还存在。沈泽民、徐宝珊、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成仿吾、郑位三、徐海东、戴季英等，都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斗争。一九三三年一月，郭家河一战，全歼马腾蛟两个团。二月中旬，在九龙缠顶一仗，又歼敌万耀煌一个师。英勇顽强地保卫了鄂豫皖红色根据地。 
在这个困难时期，根据地出现了三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敌人疯狂摧残革命根据地；二是根据地人民被迫跑反，耕地几乎全部荒芜；三是红军靠打粮吃饭，经常饿着肚子打仗。鄂豫皖根据地曾一度缩得很小。皖西苏区只剩下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又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七里坪又被敌侵入。我红二十五军在包围七里坪的战斗中，靠群众每天送稀饭，坚持了一个月，终因战士体力不支，不得不放弃对七里坪的包围。 
敌人对根据地的摧残是非常凶狠的。据光山中部苏区六十五个乡统计，被敌人摧毁二十九个乡，杀害干群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烧房一万二千三百多间，全家杀绝的二百多户，烧光村子四百多个，一千多人下落不明。摧毁较轻的三十六个乡，也有九百多人被杀或被关，三千八百多间房屋被烧，一百四十多户被杀绝。中央交通员刘士杰，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间，在鄂豫皖苏区停留几个月，曾将自己所见所闻向中央写了三次报告，其中一段话就描述了当时鄂豫皖地区的困难情景：“苏区内房屋，自国民党十月间实行五次围剿大进攻以后，全苏区内的房屋完全被匪烧个干净。群众大半被匪虏到白区里去了。剩下的最多不过三分之一。耕牛差不多快被匪拉完了，群众的粮食完全被匪抢去了，甚至于群众埋在地下的谷完全被匪挖去了。群众很早就没有粮食吃了，完全靠跟着游击队打粮回来吃饭。现在群众完全吃野菜及树头叶子，群众现在已经有饿死的现象。但今年的春耕及去年的秋种都不到万分之一。现在的苏维埃各机关及红军完全都是靠打粮吃饭。所以有几次红军比较容(易)消灭匪的势力，因为没有粮食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去打粮了。” 
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摧残所吓倒。他们为了保卫红色的土地，忍受了极大的牺牲和痛苦，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咬紧牙关，继续战斗，发扬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敢，决心把大别山的红旗扛到底!正象当时根据地的群众所说的那样：“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四年九月，程子华带着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来到鄂豫皖，领导红军进行了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从此，鄂豫皖地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三年游击战争，是鄂豫皖根据地极其艰难的最后一个时期。鄂豫皖人民为保卫红色土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三四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以为鄂豫皖的红军走光了，便用十余万人的正规部队，配合各种地方反动武装，对这个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他们采取“三光政策”，一次又一次的大“清剿”，疯狂地残杀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甚至在我们的部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往井水里放毒，在馒头里放炸药，妄图扑灭我留在大别山的革命火种。 
当时，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是高敬亭重建起来红二十八军和  新四军名将高敬亭逐步恢复发展起来的便衣队。他们在鄂豫皖边界机动灵活地跳到外线，分散兵力，搞游击战，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地与敌人周旋三年。他们不仅未被敌人消灭，反而在战略战术上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清剿”、“围剿”、“追剿”、“堵剿”和“驻剿”，终于保住了鄂豫皖苏区，坚持了大别山红旗不倒，还保存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红军二十八军，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编入新四军。 
象鄂豫皖苏区党、人民和军队的这种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新长征中，尤其需要这样坚强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