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中晓
人物简介
  张中晓（左1）1954年国庆节在北海公园[1]张中晓（1930—1967/1967[2]），笔名罗石、孔桦、甘河，浙江省绍兴昌安门外恂兴北人。小时家贫不能入学，随父绍贤学习《古文观止》、《左氏春秋》等书。12岁读了一学期小学；十三四岁读了一年初中，后得英语教师之助，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书刊，并自学英语，挣钱买书，同时开始习作新诗与散文。
民国35年（1946），考入重庆相辉学院农艺系，翌年，转学重庆大学中文系。38年初，因肺病急性发作而辍学，返浙就医，自学依然不断。
1951年5月，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辑的《文学界》周刊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1953年7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60周年而写的《巨大的情》，旋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介绍。
1952年起，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年参与文艺整风学习。业余陆续写作《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方法》等论文。
1955年，被牵连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而入狱。
1956年，在狱中肺病发，咯血不已，获准保外就医返回家乡。但既陷贫困，生活尚且为难，更无医药费用，凭人生追求之不坠意志在残喘中读书写笔记，分集为《无梦楼文史笔记》、《狭路集》与《拾荒集》3种，约30万字。
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调至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工作，适逢"文化大革命"，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7岁。
1980年9月，胡风冤案平反，而张已屈死十多年；1996年他的遗作由路莘整理选编为《无梦楼随笔》出版（收入“火凤凰文库”，上海远东出版社初版）。
初露峥嵘
  《无梦楼随笔》封面1952年起，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期间，对来稿提出中肯的意见，能发现来稿中的抄袭行为，是很有前途的青年编辑。
同年参与文艺整风学习，业余陆续写作《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方法》等论文。
1955年5月因胡风冤案牵连，他给胡风的信件被断章取义，被作为“反革命嗅觉最灵”、“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次年因旧病复发获“保外就医”，回到浙江绍兴家中养病，生活十分困难（事件缘由：1948年，重庆大学语文学系年仅十八岁的学生张中晓因肺结核退学回绍兴老家，肺部开刀、切除了五根肋骨后，长期在家休养。因身体不好，生活在三代十几口人的旧式大家庭中，心情忧郁，情绪波动。他在1950年曾给有“文学青年导师”之誉的胡风写了一封坦露心境的信：二年来，虽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读了一些书……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二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切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挣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这里是一个年方二十岁的文学青年向导师诉说心中的烦怨，那“恨一切人”并无政治含义。那“社会秩序”也许包括周围的社会，但更多的是指他家中的情形。任何人读了这封信，都不会想到那个割了半个肺、躺在病榻上继续与肺结核斗争的年轻人想推翻共产党；可是为了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定罪，毛泽东硬将这封信作了完全不同的引申诠释：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他在病中拼命读书写笔记，分集为《无梦楼文史笔记》、《狭路集》与《拾荒集》3种，约30万字。
“文革”前夕调到上海新华书店储运部劳动以维持生活。约在1966年尾或1967年初去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平反，1980年9月，张中晓也得到彻底平反；他的生平和文学才能得到文艺界、出版界的公正评价。
1996年他的遗作由路莘整理选编为《无梦楼随笔》出版（收入“火凤凰文库”，上海远东出版社初版）。
人物回忆
本文为王元化先生为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之序言摘选
  《无梦楼全集》封面一九五五年，中晓因胡风案受审，旧疾复发，咯血不止，于一九五六年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
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
"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我的妻子张可突然收到一封寄至她单位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拆开来，其中还套着另一封封口的信，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过。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希望我给予援手等等。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惨然。
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之责。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是那样澄澈、坦然……当时我听了朋友的介绍，写信邀请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到新文艺来工作。他不大讲话，总是默默地倾听着，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道义上说，我不能对他的来信置之不理。可是，我在当时的处境下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信件来往在胡风案件中曾构成严重问题，令人心有余悸。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
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词，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直到六十年代，在一本指定作为学习文件的小册子中，仍在重复这些说法。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
一九五七年初，我在隔离时期，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的严厉呵叱。后来我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现在手里拿着中晓的这封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时朋友中只有一位还和我往来，他是我深深信赖的柏山。我去和他商量，他经过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声张好。我把信搁了下来。但是不久，中晓又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我不知道其他处境相同的人是否像我一样经过如此剧烈的心灵交战?我在审查时期曾有好几次发生过这样的精神危机。也许勇者是不会这样的。可是我的性格中蕴含着一些我所不愿有的怯懦成分，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但是应该承认，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这一步的。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转给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也包括其他受到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里的也是一样。我和石西民素不相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敢深信，但后来证明他是真诚的。多亏在那可怕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 了。
现在已没有人说得出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要经历"文革"的浩劫。这究竟是命运的播弄?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遍历人世的磨难?那时他只身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文革"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据估计，他死于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享年三十六七岁。
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来的时候，他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他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无梦楼随笔》就是一个见证。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 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晨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烂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 晶。
当编者把书稿交给我嘱我写序的时候，正是我束装南下的前夕。在几天内，我读了经过整理的书稿，又借来中晓那三本札记。一边读，一边心潮随着起伏、激荡。我还来不及细细消化，借来的书稿和札记都得交还了。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总觉得未能较深体会这些平凡文字的深意。从中我惊讶地发现，经过一九五五年的事件，痛定思痛，我们在许多方面几乎有着同样的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它是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在那些年代里，中晓以旺盛的求知欲读了他所能得到的书籍。
在哲学方面，除了马恩原著外，主要是康德与黑格尔，他也是黑氏《小逻辑》一书的热心读者。他的札记中有《小逻辑》的大量摘录。札记中凡摘录黑氏著作，使用的都是贺译的名词术语。此外，他为了拓广视野，补足自己的知识不足，还读了不少古书。我发觉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予以特殊的注意，这显然是想要纠正过去用唯物唯心划线，轻视思辨哲学的偏颇。札记中还用了不少篇幅来摘录《周易》的文字，可惜很少据以引申出自己的看法。中晓摘录这些文字，不会没有想法，但我们不能悬揣。札记中也摘录了不少基督教圣经新旧约中的文字。这方面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札记中曾摘录《旧约箴言》的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显然就是和他当时处境与心情相关联 的。
人物著作
《无梦楼全集》基本信息
作者：张中晓著，陆莘　整理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1
版次：1页数：267字数：370000 印刷时间：2006-1-1开本：16开纸张：胶版纸 印次：1I包装：平装被称为当代中国杜勃罗留波夫的张中晓的《无梦楼全集》是“潜在写作文丛”的第二本。张中晓以思想敏锐和文风尖锐著称。该书是张中晓自1955年入狱后，在贫病交加中完成的读书笔记和入狱前与胡风的通讯。
笔记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外国哲学著作的阅读，诗人对人生、历史、社会发展等问题的哲学性思考。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节选本在当时曾引起社会的轰动，这次出版的是他的全部稿本。
图书目录
总序（陈思和）
编者序：关于张中晓与胡风的
通信（路莘）
书信
一九五○年四月三日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年七月四日 
一九五○年七月十六日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五○年八月五日
一九五○八月十五日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五○年九月九日
……
著作节选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灭。这里有千百种蛊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灭亡。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与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张中晓（《无梦楼随笔·拾荒集·五十》）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写作《无梦楼随笔》时，张中晓必定处于极端的孤独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久幽空虚，已失世情"（《拾荒集》自序）。
其书名似乎就暗示了他的孤独与绝望。可是他仍然以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把这种"无梦"的绝望转化为精神净化与超升的炼狱。《随笔》中的"札记"有一种严肃凝重的风格，在其底下则流动着他的被压制的激情。那种外来的强大的打击想必在他的心中造成了强烈困惑：《无梦楼文史杂抄》第一则中他写道"全部哲学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一个中心课题（道德原则），即：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可是在第十四则他又写道："少年时期，真理使我久久向往，真实使我深深激动。但后来，我感到真实象一只捉摸不住的萤火儿，真理如似有实无的皂泡了，康德的阴影逼近我。"但他又以坚强的意志摈绝了这种怀疑论最后导致的虚无心态，而宁愿相信"真实是存在的，真理也是存在的"，为了免于局促自卑，他要"检点身心"，"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不然阴毒之溃胜于阳刚之暴，精神瓦解，永堕畜牲道矣。"（《拾荒集》序）在这个意义上，《无梦楼随笔》展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遭受灭顶之灾后，如何抵抗虚无的威胁，重新恢复对人类、人性与良知的信任的心灵历程。
"一个人最大的不幸，是使他看到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战争、哀悼、愚蠢和憎恨等种种不幸"（《狭路集。七一》），可是这种种不幸，都让张中晓遇上了。他要反思这种种不幸与灾难及其根源，就不能不把目光投注到那外来的压迫上。在这方面，他的言辞极端而敏锐："在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时代中，人们的言论悖理和行为的违反人性，是当然的现象"（《无梦楼文史杂抄。五七》），"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同上。八十）......张中晓的这些批判，大多来源于他对现代"统治术"的观察，这一半应归因于他的早慧，另一半，却不能不说是来自于他自己在苦难中那种血肉相联的痛苦体验，那种对专制体制下权力者控制社会与人心的卑鄙手段的非同一般的真切感受。他是这个体制的一个杰出的观察者与批判者。这种杰出之处在于，他不仅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统治者的权术的手段，而且从"统治"与"被统治"的两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统治术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鲁迅以来的现实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的传统，他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化之后的"主"和"奴"的发生心理学以及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础。他的有些观点充满了某种先锋性：
"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其人格（自尊心）。盖无自尊心，说话不算数，毫无信用，则无信赖，也就没有组织力量（影响）了。于是，人无耻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拾荒集。五八》）。"特权与谎言是一对玩弄的伙伴。为了自己的特权，当然斥责别人对人类权利的要求。或把个人特权称为人类权利，把人类理性变为个人欲望。把权利变成了特权，或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一方面肆
无忌惮地虐待别人，而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
故人怀念
《青春祭：记张中晓与胡风》
本文作者：梅志（胡风夫人）
《我与胡风》①一书，原是约请与胡风同案的友人们来回忆过去，并叙述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为的是希望这一段曾经残害了这些有远大抱负、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历史永不再重演！ 
但是，自一九五五年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起至一九八○年平反时，已有好几位友人含冤死去了，他们已不能亲自叙述他们的冤情和不幸，将真相告诉人们了。只得由他们的亲人来追叙往事，寄托哀思。
但是张中晓，这位被捕时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但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著。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哪年哪月死的，那是更弄不清了。可是，在一九五五年揭发的材料中，却给他扣上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诬陷和莫须有的罪名，至今仍使一些人莫明其究竟。这就使我们这些幸存者感到十分沉痛，觉得有责任将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写出来，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的悼念。 
　我记得朋友中最早和张中晓通信的，大概是梅林。那时，梅林在编上海《文汇报》和《文学界》，中晓可能是投稿者。梅林很赏识他，向我介绍说他对胡风很钦佩，谈到一些问题要我去信回答他。我和他通信后，知道他是绍兴人，年纪很轻，由于严重的肺病已卧床数年。他对胡风的理论尤其是对鲁迅先生的著作都有着很独特的见解。于是，我就让他直接和胡风通信了。 
这一切，开始得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捕两三个月后，一切他们需要了解的我都自认是如实地交代了，但每次都还严厉地训斥我，总认为我还有“大西瓜”没有交出来。因此，我失眠了，几乎整夜不能合眼，思前想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反革命的“大西瓜”来。这样的情形，继续了好久。 
一天，审讯员突然向我亮出了一张王牌。那天已快到深夜，我早已被命令上床睡觉了，这时又被叫了起来押往大厅。审讯员鼓着眼睛盯了我一会，我知道这是心理战术，但我心里没鬼，所以这盯视是无效的。 
最后他问：“你说过你知道的都交代了。我问你，中央公布要交信后，你们烧了哪些信？” 
我说：“没有呀！我们只将信整理了一下，准备交出。” 
“嘿！你还替胡风隐瞒！他都交代了。” 
我无言对答，只好沉默。 
“你记不起来了？好，那我提示你，可不算你但白交代的啰。你们烧了张中晓的信，对吧？你当然知道，我们早说过烧信是不行的，要以毁灭罪证论处。你害怕了是不是？但你只要将那信的内容交代出来，你们就可以从轻发落。” 
我记起来了，胡风在整理信时，取出了张中晓在好久前给胡风看的一封信。那是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汇报下面的一些情况并向党中央提意见的（意思是响应胡风）。但胡风看后觉得没这个必要，同时，一些问题也无法说清，就将信搁下了，只去信劝他不必写这种信。这时，胡风将信重新翻了出来，又看了一遍，觉得如果交出去对张中晓显然会很不利。我也感到，张中晓身体这么坏，只有半边肺，是受不起“批判”和打击的。就这样，胡风把这封信烧掉了。现在要我交代它的内容，我实在记不起来，就当作一封一般的应酬信来复述它的内容。当然，还得承认烧信是有罪的。这自然是过不了关的。最后，我只好将当时的情况，胡风和我所想到的对张中晓可能产生很不利的顾虑，如实说了。审问拖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回屋已快天亮了。这次审问使我的心情更坏了。心想，如果这样一个个问题问下来，我怎么办？我怎么交代得出“反革命”？这是不能编造的。我们没有“反革命”，没有“大西瓜”? .。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延安来人说到过的“抢救”运动、整风运动的情况。我不是怕皮肉受苦，而是怕精神支持不住。想到这些后，曾几次走向床前的一张硬木大条桌边，想一头撞在那桌子角上。我知道，如果对准太阳穴，那是可以致命的。使我最终下不了这决心的，是因为想到我那时只八岁的小儿子和陪我苦了多年的年迈八十的老母亲，我不能使他们在不幸上又加不幸。我赶紧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那以死神面孔诱惑我的桌子角。但我实在想不通，不由得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已开始逼供了”几个字。很快，这纸片被看守我的女同胞发现，并抄走了。 
几天以后，我又被提审，针对这句话严厉地责问我。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心情说了（当然没有提到自杀的念头），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最后，我一再申明，如果这样地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是交代不出的，随你们判我罪吧。 
看来，审讯员也冷静下来了，并且还表示出很诚恳的态度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你交代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有，你指出来！” 
我就将张中晓信件的事提了出来。我说，“要我完全背出这封信来是不可能的，可你就认为我是有意隐瞒，包庇胡风和张中晓。”说到这里，我又哭了：“张中晓是一个病人，我不能乱说害他，他身体受不了的。你们说我包庇，我承担就是了。” 
这时，他却说：“我们不要你乱说，乱说也是犯罪。你可以如实地说你所知道的。” 
我就提出不能像他所要求的那样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确切，很多问题，我只能用“不知道”、“可能”、“好像”、“似乎”这类字眼来答复，由你们再根据具体材料去核实。我只能这样交代，我还要申明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 
我想，这话大概又要使他大发雷霆了。还好，他只是对我进行了一番开导。 
他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吧？” 
我说：“那是的。” 
“你们应当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 
“知道。” 
“那么，你们反周扬不就是反党吗？” 
我不敢吱声了。 
“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 
原来如此！经他的推理法这么一推，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谓反革命只是对某位党内领导人的反对，并不是专指“叛徒”、“国特”而言！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二十年? .过去了。我和胡风在狱中有时想起一些友人，怀念他们，猜测他们可能遇到的不幸，除了叹息外，别无他法。对张中晓，胡风总是说到他的性格倔强，怕经受不住打击。 
一九七九年胡风恢复自由，一九八○年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到处打听张中晓的情况，只知道他与我们同时被捕，“文革”时被迫害死去，详情则谁也说不清，真令我们痛心和遗憾！ 
　前面已说过，是梅林介绍我和他开始通信的。那大约是在一九五○年批判《武训传》之前。后来才知道，他对《文艺报》对胡风《安魂曲》的批评有不同看法，还写了信去责问《文艺报》。
关于他的身世，他曾在给胡风的信中详细地介绍过，这可算是了解他的第一手材料了，故摘抄如下： 
我生于一九三○年，出身是“读书人”家庭，家里有二十来亩田，一所在乡下的房子，这在绍兴是算小康之家的。我的父亲是邮局里的职员，是一个非常之诚实、忠厚的人，他靠旧社会给他的善良的、超人的德性生活到今天，他在邮局中做事已有二十七八年了。抗战的几年，我家里变得很穷，父亲没有本领赚“外快”，一月收入只有二三斗米，连自己也不能维持，我家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我家那时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母亲、一个老祖母、一个没有了儿女的残废的姑婆）。我在十四岁的一年读过一年初中，以后，失学了。为了生活，我曾做过一些小生意，摆过香烟摊、糖摊、杂粮摊等等。挨过日本人和“和平佬”①的巴掌（这里在沦陷时，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挨过打的），还被“梅机关”②和伪军捉去过一次，随军走了二十多天。 
在中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先生（他是校中的教师），他藏有许多书，现在能记忆的是：鲁迅先生的书差不多都有，有一套《译文》，里面的插画使我惊奇，还有几本《七月》和几本“剪报”。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一直和他在一起，每天有一点空，我总是去看他的。《希望》，我也在他那里看到的，只有一本，仿佛是第二期，书面是没有了，很破碎。 
那时，我当然是看不懂。但，本能地觉得这些是与我的生活有着关联的，这里面，这个先生对于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往往用这些书里的意义鼓励我，向我启发。话是极平常的，但我那时感觉到他的话有着与平常不同的见解。他的英文很好，我跟他学英文（一律都没有报酬）。总之，这个先生对我帮助是很大的，除了学问之外，他的诚实、但白、单纯的性格，使我或多或少地感染了一些的。可怜得很，这个先生在抗战胜利前五个月（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日本宪兵队拿去了，原因是他的一位表姐是共产党。后来，又在他那儿搜出了犯“禁”的书。 
抗战胜利后，我的叔父回家了，国民党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由于他的帮助，我在一九四六年北碚考进了相辉学院（西迁时复旦旧址），那时，我的英文自修到已能读《莎氏乐府本事》，我想读外文系，我的叔父要我读农艺系，于是我进了农艺系，第二年转入重大。 
这二年，我除了“正经功课”之外，读了一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读了几部西洋名著。重庆和北碚对我帮助很大的。重庆的“旧书摊”、北磅的图书馆，我从那里读了不少的书籍。我有五本《希望》、十多本《七月》。桂林版的《山水文丛》（你的《死人复活的时候》）、《人与文学》也是那时买的。还有你的论文集《看云人手记》（《密云期风习小纪》）、《在混乱里面》等等。我对你们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所理解的人生，是使我感诚和亲切，和我息息相关。 
① 指汪伪的和平军。 
可惜，这些书我回家时都抛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突然吐血（据医生诊断是已有五六年历史的肺结核）很厉害，血吐了二大面盆，原因大概是过去几年的困苦和两年来的“用功”。于是，回家。现在，又两年了。 
现在，身体已可动动。两年来，虽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读了一些书。你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和《逆流的日子》，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读的。此外，我还读些《蚂蚁》、《荒鸡》，《鲁迅全集》读了十多卷，还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精神的搏斗记录，有助于我战胜肺结核的进攻。 
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两年来，我睡在床上，家中情形也不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两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人受苦越多，对甜味渴望得越厉害，而且，会诚实地接受“糖衣毒药包”的。去年，我被政治上的彩云震昏了！就学习文艺方面来说，我从生活费里省下几块钱来订了半年《文艺报》（第一卷），我想，这里面该集合全国文艺的精华吧！但，谁知上了当：越看越讨厌。起初，总以为我还没有被“改造”，感情合不来的缘故（这是照现在的说法）。后来，在第十二期上看了沙鸥的压轴戏，我就从讨厌变成憎恶了。 
我从这封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张中晓给胡风的信中原封不动地抄录下了近两干字（由于原信破损，有两处无法抄清字句，只得以□代之）。
应该说明的是，这封信长达四五千字，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仅仅只摘引了“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这几句列为第三批材料第“六七”封信的摘录。也就是全部材料的最后一封，向善良的人们揭出这位“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从这封介绍自己的信中，胡风理解了他的心情。并且，从他另外的信（原信已找不着了）中知道，他家聚族而居的房子正在拍卖，各房为了争夺财产暴露出的尔虞我诈使他很失望，因此常在信中说出“封建势力正在杀人”这类活。至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云云，很明显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病人变态了的悲观世界观的反映，他病态的所感所见的周围的小社会。但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小青年，就有着这样阴暗的心情，是不好的。胡风就写信去劝慰他开导他。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吧，他由梅林（当时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约请，经社长同意，来到刚成立不久的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好像是由他的同事罗洛陪同来的。他高高的个儿，面目很清秀，但看得出他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这是由于肋骨被折断五根将半个肺部都压缩了的结果。就座后，他显得很腼腆，说话很少。而罗洛也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文静青年。这可使我这位主人很不安，冷场总不好呀。幸好，我的小儿子进来了，他“罗叔叔”“张叔叔”地叫着，问这问那，才使得气氛热闹了起来。 
这之后，到星期天有时间他们就会来坐坐。那时，胡风基本上是住在北京，听取对他的批评。所以，他们来时我就告诉他们一些胡风在京的情况。 
这时我才发现张中晓很容易激动，常说出一些很尖锐的话，一反平常的温和和沉默。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尤其是对文艺思想文艺作品的评论，很使我佩服。而且，我从梅林那里得知他的编辑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对稿件提出的意见常得到同事们的赏识。《铁道游击队》的原稿就是经他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的。这时，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工资不算低，身体健康多了。我曾很关心地向他提过，应该给家里寄点钱。他说，家里已好过多了，弟妹们都长大了，工作的工作，出嫁的出嫁，只两个小弟弟在家读书，他有时寄点钱或衣物给家里。 
他来我家的谈话，有时我写信告诉胡风，胡风也经常和他通信。可能是肺病患者的特点吧，他在谈问题时常显出过敏的偏激，用词有时也过分夸张，例如关于《讲话》的一些不敬的评语。这本来是私人通信。一个人世不深的青年人还没有学会隐瞒自己的想法，就直白地在给胡风的信上用了“图腾”和“屠杀生灵”这类过于刺激人的字眼。等到我们被逮捕抄出一切信件后，这些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加上了怒气冲天的编者按，就成了胡风和他罪大恶极的罪状之一。我们敬爱的领袖对这个张中晓是印象很深的，幸好他可不是封建帝王，而是宽宏大量的领袖，知道人头不是韭菜，砍掉是长不出来的，张中晓和我们这些人才没有身首异处！ 
一九五三年，我们举家离开了上海定居北京。中晓很关心胡风和路翎等朋友的情况，常来信谈论他们的作品和文艺界的情形。一九五四年秋未，他趁回家探亲的时间，到北京来看我们，想同胡风面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期间，他和胡风、芦甸、路翎谈过几次话，并且看了“三十万言”的初稿。他很同情胡风和路翎等友人的处境，回去后才想到用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写信，为他们抱不平。这就是公安机关要我交代的那封信的来历。 
一九七九年，胡风知道他（张中晓）已去世的消息后，非常难过，曾想在了解详细情况后写篇悼念文章以纪念他。但后来，胡风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我就再也不敢同他提起张中晓这个名字了。
我想方设法探询中晓那些年的情况，后来同他的父亲通了信。知道他家很穷困，就请王元化同志（一直很爱护他的新文艺出版社时的上级）向上海市出版局要到了五百元的抚恤金。我们只能为老人家尽这一点点力。 
一九八一年我陪胡风在上海就医时，中晓的一位弟弟到旅馆来看我。他是一九五七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由于在向党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表示了对“胡风分子”的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替胡风反革命分子张中晓鸣不平”。毕业后，充军发配到新疆去服劳役。沉冤二十年，直到四十岁才作为一名教师走上了讲台。这次他趁回家探亲之便找到母校党委，要求为他落实政策“割尾巴”。总算给他重新写了“改正结论”。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了他大哥的一些情况。他大哥大约是一九五×年（？）由公安机关批准回家养病。生活很是困苦，但还是想方设法找书看，翻出了一些古旧书籍，还作了不少的笔记杂感。说到这里，他从绿帆布包里取出一沓乱纸交给我。 
那是一些旧帐本和学生练习本的空页，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小字，很难看清。可见当时中晓是穷到连笔记本都买不起，为了省纸费了多大劲来写！他弟弟还说，他曾将上半截已穿成满是破洞的背心剪下较完整的下半截来改成一条短裤，就这样地度过一个夏天。那时，母亲到在江西当干部的二弟那里去了，家里只靠老父的一点退休金要养活两个小弟弟，困难是相当大的。 
他弟弟告诉我，“哥哥对我的学习还是挺关心的，常问问我的功课。尤其是对小弟，他喜欢画画，哥哥就常鼓励他，并给他一些批评指导。”中晓给他弟弟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解放前他是追求进步的，且勤奋好学。一九五0 年刚满二十岁就在当时的《文汇报》副刊上发表长篇文章。他与胡先生的交往，也是解放后才开始的。一九五五年报载三批材料，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遣返回乡带罪养病时我曾私下里问过他，他自己讲，‘我写恨一切人，是指恨一切人身上所有的落后习性；写憎恨这个社会秩序，是指恨制度上的缺陷（封建残余）。我想给他（指胡先生）写信可以写得尖刻坦率些，怎么会料到这些信后来都成了反革命的材料。? .我并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但我觉得毛主席的文艺观点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谁知这些看法被截头去尾加上按语，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行！’” 
这是事隔若干年后他所做的自我批判吧，今天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这些话难道触犯了刑律吗？结果却连他的弟弟都遭到了充军新疆二十余年的无妄之灾，这谁能想得到呢？ 
“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勒令他返回上海，放在新华书店的库房里劳动。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使得他肺病复发，又得不到任何治疗，终于吐血不止，送进医院后，不久就死了。 
真情是否如此，谁也无法调查。只有他本人才能说出身受的折磨和痛苦，但这一点已无法办到了。他死时，大约还不到四十岁。 
张中晓信上的一些话是否是反动言论，可惜他早死了，无法来解释或申辩，只有待历史重新评说。他连后人都没有，也没有留下遗物或遗著。我手头有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到北京后芦甸请他游北海公园时，和我小儿子三人合照的。不幸三人中幸存的只有当时仅八岁的小孩了。那一沓笔记，本来我们请何满子同志给他整理，看能否辑成文章和过去的文章合编出来，以留个纪念。满子兄很热心地答应了。但后来他弟弟又遵父命另请别人整理，因此直拖到现在也还没能整理出来，真令人感到遗憾。 
他和胡风二人之间的通信，至今我们只找到几封他写给胡风的信，而胡风写给他的信（仅《二批材料》中就有十一封），据公安部门说，应该是发还给收信人了。但既然收信人已不在了，那究竟发还给谁了呢？不得而知。我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这些材料，因为它们能够证实胡风和张中晓的“反革命”言论的实质。 
今天，由我来为这位年轻的“同案犯”写这招魂式的追忆，心情实在是很伤痛的，惟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地府都能得到安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夜 
注释：① 《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六人回忆》一书，约六十万字，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