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汉朝经济
简介
汉代经济先后经历了繁荣和衰落两个极端的阶段。它通常分为三个时期：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前摄政王王莽建立的新朝，曾短暂地打断了汉朝的漫长统治。随着王莽的垮台，汉朝的首都也从长安向东迁到了雒阳。因此，史学家就将汉朝的这两个时期分别命名为西汉和东汉。  西汉版图
两汉的首都长安和雒阳，根据人口和面积当时可以位于世界最大城市之列。官方作坊为皇宫制造家具服饰，为老百姓生产商品。政府监督公路和桥梁的修建，从而促进了官方业务及商业的发展。根据汉朝制度，实业家，批发商和商人，无论是小店主还是富商，都可以在国内公共领域，甚至是在军事领域经商。 
汉朝初期，农民大部分是自给自足式的，但已经越来越多的依赖商业交换，交换的对象是坐拥大片粮田的富裕地主。许多农民因此身负重债而被迫成为了地主阶层的长工或佃户。汉朝继续尽可能的向贫农施以经济援助，而他们则不得已要和有权有势的贵族、地主、商人竞争。朝廷也不遗余力的通过赋以重税或宏观调控等方式限制权贵势力的发展。汉武帝（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在位期间，朝廷甚至将盐铁收归国有。然而，这些国家垄断政策在东汉时期均被废止。公元前2世纪，国家对私有经济的不断干预严重削弱了商人阶层的利益。这使得富裕地主的势力不断扩大，也保证了农业主导型经济得以继续发展。这些富裕地主最终主导了商业活动，获得了农民的控制权。原本仰仗农民获取税收、军力、以及公共劳力的朝廷变得风雨飘摇。公元1世纪80年代，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的压力之下，汉朝的权力已经被严重分散。与此同时，大地主的自由和权力也在他们势力范围里日渐膨胀了起来。[1]
土地制度
汉代的土地所有制与秦代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2]。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纳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 [3]。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3]。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3]。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土地、农业问题曾一度稳定。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1]。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东汉早期，虽然重新推行重农政策，却因富商豪强势力已成，而无法撼动，造成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其后东汉诸帝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加上人口不断增加，而粮食生产又没有跟上人口成长，终于爆发黄巾之乱，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1]。
农业
从西汉开始，铁制农具已经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著名的农具  二牛抬杠种类有铁犁壁、矩犁、全铁曲柄锄等[4]。牛耕是最主要的犁地方式，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5]。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5]。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6]。在洛水附近有一条龙首渠，由于附近地区土质松软易坍塌，就用凿井的方法代替地上渠道，叫做井渠，极类似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坎儿井。东汉初期，出现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农业生产效率[7]。著名的农书有《氾胜之书》，里面提到的相关技术，有效提升农作物的产量[5]。
手工业
西汉前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2]。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2]。汉武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自此之后冶铁业开始衰落，但由于此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2]。到了东汉光武帝在位时，冶铁业改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铜器虽出现变少，但在两汉时期仍是重要的金属器。漆器则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工艺品[2]。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他是织花机的发明者。到东汉前期时，蚕桑养殖在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特别是巴蜀地区[2]。蜀锦更价值连城，在三国时代甚至成为蜀汉一大财源。麻葛制品中，最出名的是产于会稽地区的越布。[2]
商业
西汉初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过由于实施黄老政策，对于商人的影响不大[8]。经过文景之治后，商业势力大为篷勃发展，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当时俗谚流传着“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虽然曾受到武帝“富国抑商”政策打击，西汉后期，由于汉室政权中衰，商人势力于是重新抬头。到了东汉，政府并未制定限制商人获利的法令，所以商业发展一向顺利，但也造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加深经济矛盾，东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衰亡[8]。
人口
人口激增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大量人口死亡。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汉五年（前202年）人口数在1500万-1800万人左右。此后由于奉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到汉武帝时期的领土扩张，人口数量大幅提升。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2,233,602户，口数为59,594,978人。  汉朝长安城复原图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人口密度分布为北多，南少。若以淮河、秦岭为界，北部人口占据85%以上的比例，以南人口占据不到15%的比例。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9]。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期，自然灾害频发，天凤四年（17年）估计有5600万人口，但是由于王莽改制失败和天凤元年（14年）的黄河改道导致随之而来的绿林赤眉之乱和军阀混战，人口大量死亡。至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时，全国人口数量仅2100.7820万，仅相当于西汉元始二年的36.427%。后人口开始恢复增长。据《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载，永和五年（140年），全国有户969.8630万，口4915.0220万。至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已大致恢复至西汉极盛时期。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新莽末东汉初期，大量的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东汉晚期战争不断，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人口又只有1885万人；只相当于125年前的三分之一。[10]
城市化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前221年），私人商业、新贸易路线、手工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城市中心的发展。它们跟仅作为王公贵族阶级权利象征的宫城明显不同。 
在秦朝（公元前221年—206年），相距遥远的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因全国标准货币的使用而便利。许多汉代的城市也发展壮大：西汉的成都有35.4万居民；洛阳有33.2万居民；国都长安约有24.62万居民，而东汉国都雒阳约有50万居民。 
公元2年的税收普查记载，汉代有12366470户人家，5760万人口。生活在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平民百姓大部分住在外城及其城墙门楼之外的郊区。 
在长安和雒阳各自有两个很大的集贸市场，每一个集贸市场都有一个两层楼高的建筑，作为负责集贸市场管理的朝廷官员的办公点，建筑物顶端竖有一面旗帜且摆放了一面鼓以示区别。这些官员主要负责维持市场秩序、征收商业税、按月制定标准的商品价格和批准买卖契约。 
货币
汉自建立以来，货币沿袭秦朝的半两，但是品质低劣，实际重量往往只有八铢、四铢、甚至更轻，有的薄如榆联，被称为“榆荚钱”，贵族、豪商大肆盗铸钱币，造成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也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出于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需要，  汉五铢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征伐带来的岁出增加令国库日窘，故十分重视币制问题，先后进行六次币制改革。第六次改革推行“三官五铢”，一举解决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既稳定了金融，又将汉高帝下放民间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于是币制得到长期稳定。五铢钱成为自汉武帝时代直到隋朝七百余年间国家铸币的主要形式。[11].3厘米汉墓中经常出土的直径约2，重量约3.5克的五铢钱，就是汉武帝时代第六次币制改革产生的“三官五铢”。
西汉末期至新朝，王莽推行的一系列币值改革一度引起了币制的混乱。到东汉初期，王莽币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货币变更在西汉早期，开国皇帝汉太祖（约公元前202年—195年）为了支持私铸，关闭了政府造币厂(此处已修改)。汉太祖的寡妇皇后吕雉，作为太皇太后，她在公元前186年废除了私营铸币。她首次发行了由政府铸造的重5.7克（0.20盎司）的铜币。而在公元前182年发行了另一种重1.5克（0.053盎司）的钱币。改用重量较轻的钱币造成了大范围通货膨胀，因此公元前175年，汉文帝（约公元前180-157年）颁布了私营铸币厂禁令；它们只允许铸造重量刚好为2.6克（0.092盎司）的钱币。公元前144年，即汉景帝（约公元前157年-141年）统治末期，私营铸币被再一次废除。尽管如此，中央及地方郡政府仍继续发行重2.6克（0.092盎司）的铜钱。直到公元前120年，那一年间，钱币被1.9克（0.067盎司）的铜钱所代替。其他货币也在这一年间发行。征集政府税收时使用面值四十万的绣花白鹿皮代纸币。汉武帝还采用三种面值分别是三千、五百和三百的银锡合金钱币；所有的钱币重量都在120克（4.2盎司）以下。  白金三品龟币
公元前119年，政府发行了重3.2克（0.11盎司）的五铢钱；该钱币是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前的标准货币。在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短暂自立的新朝时期（公元9到23年），政府分别在公元7年、9年、10年和14年采用了几个新的货币单位。这些单位（包括铜刀币、金、银、龟币及贝币）的市场价格与它们的重量不符，从而贬损了钱币的价值。在新朝灭亡后的大范围内战有所缓解后，汉光武帝（约公元25-57年）在马援的鼓动下，于公元40年重新采用了五铢铜币。由于各个郡发行货币的质量低，重量轻，中央政府于公元前113年关闭了所有的郡铸币厂，并赋予中央政府水路及公路掌管者独有的铸币权。尽管在东汉初始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都转移到了大司农（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办公室，中央政府仍然保持了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 
流通及薪资商人及小农以钱币缴纳财产及人头税，并将一部分收获的农产品缴纳土地税。农民则通过为富有的地主做工，在酿造业等行业当劳动力或是通过在城市市集中出售农产品及自制品赚取钱币。汉代朝廷可能发现以钱币征税是最简易的方式，因为这样就无需运输被征税的货品了。 
自公元前118年到公元5年，朝廷铸造了280亿多枚钱币，每年平均铸造2.276亿枚（或22.76万贯钱币）。相比唐代的天宝年间（公元742至755年），每年铸造钱币3.27亿枚。到了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年），铸造的钱币数则为公元1045年30亿枚，公元1080年58.6亿枚。由于工钱只以现金支付，在东汉时期钱币现金成为衡量财富的普遍标准。第五伦（约公元40年至85年）——汉代蜀郡（今四川省）太守描述道其下属官员财富并非以拥有的土地折算，而以钱币现金计算资产总和，其价值大约为1千万枚钱币。 
安格斯·麦迪森估计当时汉朝国内生产总值以1990年美元计相当于450美元/每人——这一总数超过了90年代最低生活水准，且直到10世纪末期宋朝初年也未发生过明显改变。钱币现金的广泛流通令众多商人致富，涉及成百上千枚钱币的商业交易在当时比比皆是。他们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土地买卖，成为了富有的地主。官府为现金流动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令特定的社会阶层强大起来，而这一阶层政府也曾极力试图通过征收重税、处以高额罚金、充公及价格监管机制予以压制。
贸易
国内贸易两汉的商业都会的分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商业活动以黄河流域为主，淮河流域次之，长江流域又次之。当时各都会分布的区域，可以划分为三大部：
（一）关中区—以长安为中心都会，南控巴蜀，西北控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腹地[8]。
（二）关东黄河北岸—分为河东、河内及其相联系的燕赵区。河东区以杨、平阳为都会。河内区以温、轵为都会。燕赵区以邯郸与为都会[8]。
（三）关东黄河南岸—主要为河南区，并控驭齐鲁梁宋三楚南越及颖川南阳区。河南区以洛阳为中心都会[8]。
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86年）[12]，班固（公元32年——92年）以及后来的史学家范晔都记载了汉朝商人进行商业交易和商品贸易的细节，考古学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些商品出现在汉朝。 
汉朝主要的农产品主食有谷子，黍，大米（包括糯米），小麦，豆类和大麦。其他的食品还有高粱，芋头，锦葵，芥菜，枣，梨，李子（包括柳樱和梅子），桃子，杏和杨梅。鸡，鸭，鹅，牛，猪，兔，梅花鹿，斑鸠，猫头鹰，竹鸡，喜鹊，雉鸡，鹤以及各种鱼类都是常见的食用肉类。 
不论是小规模农户还是大规模生产商，经营蚕丝业生产丝绸，都获利颇丰。对穷人而言，丝绸衣服太贵，他们大部分穿麻布衣服。在农村，通常都是妇女自己织布。 
常见的铜制物品包括像油灯，香炉，桌子，熨斗，火炉以及滴瓶等家用器具。铁制物品通常被用于建造和农活中，例如犁，镐，铁锹，铲子，锄头，镰刀，斧子，扁斧，锤子，凿子，刀，锯，划针和钉子。铁也在军事方面被用来制造剑，戟，箭头和鳞片铠甲。 
酒，腌菜，酱汁；牛皮，羊，猪；谷物，木材船，竹竿，轻型两轮车，重牛车，漆器，铜家具，筷子；银，木材，铁船，染料，马，角质品，朱砂，丝织物，上等粗布，黑貂皮，狐皮衣物；毛毡，席子；水果，蔬菜；玉，琥珀，鹿皮拖鞋，陶制品以及由梓木，槐木，柏木以及涂漆木制成的葬用棺材都是其他常见物品。 
除了常用货品外，汉史学家还列出了特别地区的货物。山西地区常见的交易物品有竹子，林木，谷物和宝石；山东有鱼，盐，酒和丝；江南有樟脑，梓木，生姜，桂皮香料，黄金，锡，铅，朱砂，犀牛角，龟壳，珍珠，象牙和皮革。Ebrey列出了在甘肃吴未（沿着中国长城旁边的河西走廊）发现的一座公元2世纪的古墓中物品，由此证明即使是在遥远的边境处也能找到奢侈品。
国际贸易汉代的国际交通，西北通西域、西南通海上诸国及印度、东北通日本，其中以前两者最重要。
两汉与西域的贸易最为盛行。主要有两条线南道与北道。南道以敦煌为起点，出玉门关至楼兰，经大夏、安息、条支，过地中海至大秦，这条路线主要运送的货物是丝织品，所以西方人称为“丝路”。北道沿今天山南坡西行，越过葱岭北部，可抵奄蔡，并可通向大秦。这条路线主要运送的货物是貂皮，因此被称为“毛皮路”。
南越于武帝设郡后，南海的商业与交通开始蓬勃发展，当时这个地区中最大的商业都市是番禺，它是珠玑、玳瑁、果布的交易之处。其他如徐闻、龙编、也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西汉时代的海上交通，可到达马来半岛的都元国与谌离国。东汉时，中国商船可到达锡兰岛的狮子国一带，与印度也有直接交通。因此锡兰岛与南印度的佛教，也经由海上来到中国南部传教，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帝国皇帝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遣使由印度洋经日南徼外来汉，贡献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