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大易
人物简介
杨大易，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干事、区队长、教导员、大队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兼县委书记、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步兵学校校长、辽宁省军区政委、省军区司令员等职。是中共第九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7年5月29日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
人物生平
参军初期  四川省苍溪县人，1919年3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原名杨达意。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14岁当"红小鬼",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作战勇敢，善于动脑，团结同志,历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七十团通信员、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政治处少共委员、民运工作队员。1934年12月起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通信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起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直属队青年股股长，8月起任直属队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西渡黄河，穿越河西走廊，在翻越祁连山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历尽艰辛到达延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1月起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二大队学员。1938年率营穿过日军层层封锁，进入沂蒙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和反“扫荡”战斗。在一个多月的挺进中，与敌作战20余次，毙、伤敌数百名，受到山东军区首长嘉奖。1938年4月起任抗大五纵队区队长。1939年1月起任抗大一分校三营副政治教导员，3月起任抗大一分校一营政治教导员。1939年7月起任抗大三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兼总支书记。1940年1月起任抗大一分校政治部总务科长。1940年5月起任抗大五大队总支书记。1940年9月起任抗大一分校五大队政治处主任。1941年1月起任五大队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1943年3月起任山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1944年日军对滨海区进行全面“扫荡”，在危难时刻，他于1944年6月受命担任滨海军区独立第五团政委兼赣榆县委书记，参加了沂蒙山区反“合围”和山东大反攻作战，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起任山东军区二师四团团长。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二师四团政治委员。1946年10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二师五团政治委员，1947年2月起任二师五团团长。1948年3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一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副师长。1949年6月起任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第一副师长，8月起任一一二师师长。参加了三下江南、三战四平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及广西战役等。他率部坚决执行命令，勇猛顽强，指挥有方，战绩卓著，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在攻打天津时，率部大胆穿插突击，分割包围敌人，所部三三四团二营六连活捉天津警备区司令长官陈长捷。在渡江战役中，指挥三三五团三连，以7只小船偷渡长江天险成功，被军首长授予“抢渡长江天险英雄连”光荣称号。建国之后  中国工农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至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师长。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一至五次战役，为捍卫新中国的尊严和朝鲜人民的独立作出了贡献。志愿军总部给他记三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自由独立勋章。
1952年6月至1953年3月为中南军区高级干部文化速成班学员。1953年3月至4月任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副校长。1953年4月至1954年11月任陆军军参谋长。1954年11月至1956年10月任陆军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为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学员。1957年9月至1960年7月为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员。1960年7月至1961年9月任陆军军副军长。1961年9月至1968年2月任桂林步兵学校校长。1968年2月至7月任湖南省军区代司令员。1968年4月至1977年11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4月至12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0年11月任中共湖南市委副书记，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其间：1968年7月至9月任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9月至1975年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75年6月至1983年8月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1977年10月至1983年3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由于“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的破坏与迫害，遭批斗，蒙受不白之冤。他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人物评价
在他的书房里，挂着手书条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身经百战，重伤致残，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身居高位,不谋私利，孩子退伍后当工人，弟弟在农村当农民。1997年5月29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79岁。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主要取材于志愿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进行的松骨峰战斗，当时他任该师师长，指挥了这场战斗。战斗刚结束，他去察看阵地，作家魏巍随行采访，目睹了战士们与敌人舍死拼搏的壮烈景象，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写了这篇不朽的通讯。
松骨峰战斗
1950年11月30日，是这个叫做松骨峰的地方血肉横飞的日子。虽然松骨峰在中国作家的通讯里长满了青松，但事实上松骨峰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包。松骨峰位于龙源里的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形成鼎足之势。它北通军隅里，西北可达价川。其主峰标高288.7米，从山顶住东延伸约100多米就是公路。坚守松骨峰的中国军队是第三十八军―一二师的三三五团，团长是刚打完飞虎山阻击战的范天恩。杨大易时任该师师长。  抗日战争　　当第二次战役开始的时候，三三五团依旧还在执行“诱敌深入”的任务。这个团的官兵在范天恩的率领下，在飞虎山对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之后他们边打边撤，当军主力已经开始攻击德川时，三三五团还在距离德川100多公里远的花坪站阻击北进的一股美军。当天晚上，范天恩接到新的命令，命令仅有一句话：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这时，与师里联系的电台坏了，范天恩立即在地图上找前进的路线，决定就朝那个叫做新兴里的地方打。这时，第四十军的一个参谋找到他，说是来接三三五团阵地的，从第四十军指挥员的口中，范天恩才知道第二次战役第三十八军打的是德川。杨大易觉得跟着第四十军，肯定没有什么真正的仗打，不如追自己的军主力去。决定之后，三三五团全团进行了轻装，除了战斗必需的东西外，其他的装备全藏在一个小山沟里，派一个班看守。范天恩计算一天走60公里两天就可追上主力。三三五团没有向导，全靠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北针，他们在天寒地冻中开始了翻山越岭的艰难行军。目标只有一个：追上主力，争取赶上仗打。走了两夜，到达距离德川还有十几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时，包括范无恩在内全团官兵实在走不动了，杨大易命令一个参谋带人去侦察主力部队的方位，同时让部队在村子里休息一下。警卫人员在寻找可以防空的地方的时候，意外地在一个菜窖里抓了十几名南朝鲜兵，一问，原来德川的战斗已经结束。不久，外出侦察的参谋回来了，说主力已经向夏日岭前进了。杨大易立即命令部队继续追赶。在夏日岭附近，三三五团终于追上了刚刚打下星日岭的军主力，范天恩还顺便从躺在公路上的美军汽车里弄到一部电台。这时，―一二师师长杨大易正接到军的指令，让他们立即占领松骨峰。师长正苦于手上已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了，看见三三五团来了，杨大易高兴之极地叫道：“真是天兵天将！”杨大易给范天恩的命令是：直插松骨峰，在那里把南逃的美军堵住。
范天恩带着他极度疲惫的士兵，立即向松骨峰急速前进。在漆黑的夜晚，三三五团冲破美军的炮火封锁，在书堂站一带展开了部队。杨大易命令一营占领松骨峰。一营先头连是三连。三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有来得及修工事，大批的美军就顺着公路来了。蜂拥南撤的部队就是美军第二师。面对公路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美军，经过几天行军的三连士兵们立即把饥饿和疲劳忘得精光。三连最前沿的是八班。在美军距八班阵地只有20米距离的时候，八班的机枪手杨文明首先开火，立即把第一辆汽车打着了。枪声一响，排长王建候带领五个士兵冲上了公路，火箭筒射手抵近向坦克射击，手榴弹同时飞向汽车。这时，五班的爆破组也把第二辆坦克打着了，汽车和坦克堵塞了公路，车上的美军士兵调头往回跑。片刻之后，美军组织起向松骨峰的攻击。他们要想活着就必须打开松骨峰的通路。朝鲜战争中一场最惨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抗日战争纪念碑战斗打响之后，范天恩担心阵地上的工事还没有修，士兵会伤亡很大，就打开步话机向一营喊话，结果步话机中响着的全是英语，那边的美军指挥官正吵成一团。范天恩只好命令二营用机枪火力支援一营三连的方向，以减轻前沿的压力。一营营长王宿启更为三连是否能在那个紧靠公路、没有任何依靠的山包上顶住敌人而焦灼不安。他命令在三连阵地左侧的一连和右侧的二连都上好刺刀。美军的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时是白天。
美军的飞机疯了一般，擦着中国士兵的头顶把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投下来。美军的火炮也疯了，炮兵都知道，如果不突围出去就全完了，于是，炮弹密雨似的打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最前沿的三连阵地上弹片横飞，大火熊熊。美军士兵冲上来了。营长王宿启立即命令左侧的一连端着刺刀从侧面出击，肉搏战之后，美国士兵被刺刀逼下去，于是改为从三连的右侧攻击，但右侧的二连也端着刺刀扑了上来。就这样，三连在正面顶，一连和二连在侧面支援。在刺刀的拼杀中，一、二连的伤亡巨大。美军向松骨峰前沿攻击的兵力还在成倍地增加。师长杨大易焦急地关注着三连的方向。他站在师指挥部的山头上，看见从药水洞到龙源里的公路上全是美军的汽车和坦克，多得根本看不到尽头。美军第四次冲锋是在阵地上的大火烧得最猛烈的时候开始的。美军士兵已经冲上四班的阵地，四班的士兵们喊：“机枪！快打！”机枪由于枪管被烧弯，已不能射击了。机枪手李玉民从战友的尸体上拿起步枪向美国兵冲去。他的大腿被子弹穿了个洞，他用一颗子弹塞过伤口止血，然后就与敌人拼刺刀。四班的土兵们冲过来，美国兵扔下他就跑。眼睛看不见的三排长爬过来，要把李玉民背走，李玉民说：“你快去指挥，敌人又要打炮了！”这时候，策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的电话来了，军长在电话里向范无恩发火，原因是侦察情报报告，在三三五团的防区，有四辆美军炮车通过公路向南跑了。“给我追回来！记住，不许一个美军南逃！”范无恩立即派三营的两个连去追。为了歼灭四辆炮车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兵力中抽出两个步兵连，足以看出中国军队要一个不剩地将美军置于死地的决心。杨大易的两个步兵连翻山越岭抄近路，整整追了一天，最终把四辆美军炮车追上并歼灭了。中午的时候，坚守松骨峰的三连只剩下不到一半儿的人了。连长戴如义和指导员杨少成烧毁了全部文件和自己的笔记本之后，与可以战斗的士兵们一起回忆了这个连队在其战争历史上所获得的各种称号：战斗模范连、三好连队、抢渡长江英雄连……最后他们的决心是：哪里最危险，我们两个人就要出现在哪里。就在松骨峰、龙源里、三所里阵地的阻击战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的电话打到了―一三师的指挥所，他问师政委于敬山：“敌人全退下来了，一齐拥向你们的方向，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于敬山回答：“我们卡得住！”
在龙源里阻击的是另一个三连，隶属于第三十八军―一三师三三七团。从这个连队正面攻击的除了美第二师的部队之外，还有美第二十五师和英军二十七旅。三连的中国士兵依靠阵地上坚硬的岩石地形，吃着用缴获来的黄油和面粉烙的饼，誓死不后退一步。  松骨峰战斗　　为了打通这条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整个龙源里阵地上山摇地动，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和航空炸弹把阵地上坚硬的岩五整个“翻耕”了数遍，对自己的火力十分迷信的美国士兵对中国人能在这样的轰炸中活下来的本领油然生出一种敬畏的“宗教情绪”。在听说北援的敌人占领了一排的前沿阵地时，三连连长张友喜带着十名士兵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用刺刀把敌人压了回去。屡次失败的美军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士兵伪装投降。一伙美军坐在汽车上举起白旗，示意投降。于是中国士兵派人下去接受投降，结果当中国士兵走近了的时候，汽车上的美国士兵突然开火，然后汽车开动迅速逃跑。美国士兵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恰恰让中国士兵树立起了同仇敌忾的信念，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激情一旦被激发起来，他们会变得更加凶猛顽强。
三连的阵地始终处在美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南逃的美军和北上增援的美军有时几乎已经“会师”。战后美第二师的军官回忆道：“我们甚至看见了增援而来的土耳其坦克上的白色的星星。”但是，在三连打到全连官兵所剩无几、弹药已经用尽的情况下，南北两边的美军始终没能会合。龙源里的“闸门”始终紧紧地关闭着。
下午13时，攻击松骨峰阵地的美军开始了第五次冲锋。由于中国军队的合围越来越紧，美军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参加向松骨峰冲锋的美军增加到上千人，美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和火炮，向这个公路边的小山包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猛烈轰炸。三连的士兵在根本没有任何工事可以藏身的阵地上蹲在弹坑里，然后突然冲出来向爬上来的美军射击。
随着美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来越少了。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牺牲了，战士主动接替，炊事员和通信员也参加了战斗。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已经没有了，他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国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中国士兵们看见自己的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他们含着泪呐喊：“冲呀！打他们呀！”士兵们向已经拥上阵地的黑压压的美军冲过去。这是三连的最后时刻，也是那些亲眼目睹了松骨峰战斗的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时刻。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一二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阵地上，在几百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支中间，他们看见了牺牲的中国士兵仍保持着的死前热血贲张的姿态。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上粘满了美国兵的脑浆，嘴上还叼着美国兵的半个耳朵。那个名叫邢玉堂的战士的尸体还冒着余烟，他的手指已经插入他身下那个美国兵的皮肉之中。作家魏巍将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