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家庭
1865年，沙畹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新教家庭，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母亲（Blanche Dapples）因生产沙畹而于11月22日去世。沙畹的祖父（Edouard-L.Chavannes,1805--1861年）是一位植物学家，终老于瑞士洛桑故居的植物园，生前完成一部研究金鱼草科的专著（Monographie des antirrhinees），1833年刊于巴黎。沙畹的父亲（Frederic-Emile,1836～1909年）是工程师，在洛桑和巴黎受到了极好的工科教育，后任里昂的La Buire工厂的工程师兼技术总监。沙畹治学，总是力图把科学认知的某些范式引入研究课题，这显然是既受到祖父、父亲的家教，又受到崇尚科学的时代精神的熏陶的缘故。[1]
生平经历
沙畹早年随祖母住在瑞士洛桑。12就学于洛桑的Progymnasium（College） Galliard中学。稍长，离开祖母和Galliard中学，回到法国里昂的父亲的家中，继续中学的学业。
1885年，沙畹20岁，顺利进入巴黎的玉勒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康德哲学。沙畹的气质和实力，使他脱颖而出，受到了高师院长佩柔（Georges Perrot，1832—1914年）的赏识。佩柔是法国著名的古代艺术史专家、特别是希腊古典艺术专家。他瞩厚望于沙畹这位有家教、有潜力的学子，勉励他将治学方向定位于研究中国。沙畹正是受到院长的鼓励，此外还受到其他师长的指点，逐渐确定了此后研究中国的大方向，把专业方向从哲学改为汉学。
1888年，沙畹高师毕业。毕业论文是与同学安德勒（Charles Andler，1866--1933年）合作完成的《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是由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的法语译文和长篇导言构成。（安德勒的年龄比沙畹小一岁，后来成为法国的著名的日耳曼-德国学家，以研究海涅、尼采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而驰名。）由于这篇论文，沙畹先荣获1888年哲学科的教师资格会考优胜奖（Laureat des concours d’agregation）。
1889年1月24日，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涉洋东来，3月21日到达北京。沙畹第一次来华，除了1891年短时间返国与爱丽丝成婚外，在中国生活了四年。期间结交了唐在礼（1877一?年）、唐在复（1878—1962年）等中国友人。译注《史记》、编纂和撰写《中国两汉石刻》、《泰山》。
《泰山》一书促成沙畹两次登临泰山，1891年1月24日，沙畹首次登临泰山。1907年6月17日至25日与阿理克同赴泰安，对泰山做再次考察。第二次登山，由随行摄影的周师傅拍摄了大量照片。
1891年，他发表处女作《关于康德的自然科学基本原则》[2]。
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继德理文之后（Hervy de Saint-Deny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成为该讲座自1814年开办以来的第四位教授，是时沙畹年仅28岁。12月5日，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讲演，题目是《中国文献的社会角色》。此时来自荷兰、俄国、瑞士、德国的学生投师其门下，他们在法学成回国后散居各地，普及了现代汉学。
沙畹回国后，应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Iévi）的要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翻译佛经方面，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的传记。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
1895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这一年起，沙畹还致力于《史记》译注，但是到他去世为止，这部巨著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西方学界普遍为此感到惋惜。[1]
1900年9月5日，沙畹参加宗教史国际大会，在大会的远东组上宣读论文《中国古代宗教中的社神》一文。
1901年7月，斯坦因第一次考察结束后，他将其中的汉文写本、简牍交由沙畹以及英国博物院的卜士礼（S.W.Bushell）博士和道格拉斯（5rR.K.DoqqhB）教授共同考释、整理、研究，但主要工作是由沙畹进行的。经过数年的研究，沙畹写成了《丹丹威里克、尼雅和安德悦出土汉文文书考释》一文，作为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古代和阗》的附录A，于1907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03年协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办《通报》。这一年他还成为了法兰西学会会员。
  1907年5月17日，山海关孟姜女庙（沙畹摄）[3]1907年3月27日—1908年2月5日，沙畹再来到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冀、鲁、豫、陕、晋省，考察文物古迹，历时十个月，时年42岁。收购了大批图书，拍摄大批照片，获得刻石拓片数以千计。
1909年，他将资料整理成《华北考古图谱》若干卷，1909至1915年陆续出齐，书中首次向西方学术界公布了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珍贵照片，后来欧美掀起研究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热潮，与这部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
1909年春，斯坦因将第二次中亚考察获得的简牍部分则给老友沙畹考释。沙畹在短短的一年间，便将近千件简牍的释文和注释交给了斯坦因（1911年初）。再经过两人协商修改，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奥莱尔·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考释》（《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
1916年，斯坦因又请他整理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及西域各地出土汉文文书，这项工作后由其弟子马伯乐最终完成。由于汉学研究的出色成绩，同年沙畹当选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协会会员。[4]1917年，当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时，他作为译员以流利的口语接待了中国的政治家代表团。离开人世前几个月，他还在索邦神学院的大阶梯教室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讲。
1918年，在巴黎病世。沙畹英年早逝时正值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际，他的工作就此中断。[5]
汉学研究
沙畹著述甚丰，他翻译注释《史记》，对中国的佛、道、摩尼教，对于中国的碑帖、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地理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且成就斐然。同时他还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法国敦煌学的先驱者。
史学研究  翻译史记
沙畹首先是位史学家，他最主要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翻译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
他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 （五卷）。这部译作在北京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禅书》，1893年在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了译稿的三分之一—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这部“汉学界盖世名作”（莫东寅）由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组成，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考证严谨而广泛，其二是在注释中进行了大量发挥，对涉及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提出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虽已年代久远，但由于作者出色的翻译、严谨的考证和不落俗套的注释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继1893年的版本之后，麦松奈文出版社1967年再版了这五卷本；196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补遗卷作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两三篇译文，一个改编过的总目录和一个自1905年以来出版《史记》译文版本的版本目录。马伯乐对其老师这部巨作的评价是“自理雅各《中国经典》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可惜沙畹的研究范围过于广泛，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对《史记》的译注和研究，致使这部巨作没有最后完成。[5]
碑铭学研究
沙畹在研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效仿研究地中海文明学者的方法，将考古学和碑铭学结合起来，他的史学研究同时包括着对中国古代石雕的考察和研究。而且他在汉学研究中的许多领域多少与碑文研究有些关联。[2]沙畹碑铭学研究“开了”'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之'先河”，他解译了许多铭刻和写本，留下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在这些考察和研究中，他坚持科学的态度，常常对石碑的真伪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的第一本碑铭学著作是《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第二部碑铭学著作是《华北考古考察图谱》
······
作为沙畹碑铭学的终结，是他对于投龙简的研究。1919年，他出版了《投龙，关于东亚的回忆》共三卷，于巴黎问世。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和省份的探讨
沙畹的历史研究还包括对中国历史地图和省份问题的探讨，如10世纪浙江吴越国的历史和云南丽江的历史，翻译《魏略西戎传笺注》(1905)和《后汉初年之后的西域》(1907)等。1913年他发表了关于苏州文庙石碑的研究文章，探讨了这组刻石上的一幅中国地图、一张历史年表、一幅地方行政区图和苏州城图。这些很特别的内容是南宋宁宗赵扩小时读书用的教材。
中国历史地图学方面，如他在《远东法国研究院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的论文，讨论了《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内容，并概略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这是近百年来第一篇较有深度的专门讨论中国地图学史的文章，是欧美学者讨论中国地图学史的滥觞。沙畹还几经周折，通过教父加百列·莫黑斯(GabrielMaurice)弄到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西安碑林拓本，于是专门研究了其中的《禹迹图》和《华夷图》这两幅刻于1137年的地图。同时他顺便探讨了中国的地图历史，推测最早的地图可能在木简上面，还指出分格绘制地图的原理及方法的功绩，应归于裴秀（224—272），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贾耽（730一805）。[2]
宗教研究佛教研究
沙畹在宗教历史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佛教的大量研究。他继承了雷慕沙和儒莲的传统，翻译了中国朝圣者义净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然后又在《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与列维（sylvain Lévi）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罗汉法难记》，尝试对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他还收集、翻译了《佛教寓言五百首选集》（1910），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故事。沙畹除了对佛教感兴趣之外，还关心中国的道教以及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他将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第一部论著译成法文，这就是格罗特的《厦门的年庆节》。另外他还搜集、翻译并以《选自中国<大藏经>的五百寓言故事》为题出版了大量的故事（1910）。[5]
其它宗教研究
除了佛教外，他还关心中国的道教、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等，涉及到中国多个教派问题。
他将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第一部论著格罗特的《厦门的年庆节》译成法文。
关于道教，沙畹也是西方汉学家道教研究的先驱，他与伯希和都是法国汉学家中最早对道教感兴趣的人。沙畹在对中国北方进行考察时曾登上泰山，并发表了《泰山：中国祭礼专论》（1910），该书后附有一篇《古代中国的社神》的补编，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仪的重要性，“另辟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的一条新途径”。②有评论认为，沙畹对于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运用，对于史学的一切辅助科学又全是内行，并主张以整个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其附于《泰山志》（LeT'ai—Chan）一书的论文《中国古代的社神》，实为西洋中国学界空前的杰作，他的重要性就在于“启发后之学者，走上以社会学法研究汉学之途径”。③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并利用了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1918），正准备发表他从《道藏》中选出的第一篇译文。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对这种仪式进行研究。像他的佛教研究一样，他也通过研究碑文来研究道教。他曾研究过贵州永宁的道教碑铭《红岩碑》，指出那是伪刻，他研究过吕洞宾写的符篆，称“吕祖真迹”，原碑在河南汝宁府，此碑是在云南的摹本。他译注了一批元朝的汉文碑，内容涉及皇帝敕令、官府文书，反映了蒙古军队占领南方、对寺院免租、封禁道教书籍等情况，关于成吉思汗时的道教著名人物丘处机，他也发表过文章。他又从山西、河南、山东，特别是登封中岳庙和曲阜搜集有关儒、道两教的很多碑拓，撰写了有关探讨孔子、晏子和孟子尊号变化的文章。
沙畹还曾研究过摩尼教，与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1一1913），这部著作疏释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并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2]
边疆和民族研究沙畹对中国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有浓厚的兴趣。他以我国史料为根据并参引西方人的记载编撰成了《西突厥史料》（1903），是沙畹“重要撰述之一种”。这本书对于中外学者治突厥史有不小的参考利用价值。他又撰写了《中国之旅行家》，通过我国的古籍，考证东亚的外交政策、商业交往、宗教进化及多数国家的地埋古物风俗等。莫东寅认为，此书“不特为翻译之晶，且兼有考据之功”[5]
此外，他还出版有《土地神》（Le Dieu du solen Chine,1903年出版、1910年修改润色再版），《3至8世纪的中国神话》（1921）和《中国民间艺术的愿望的表达》（1922）等。[2]
贡献
在汉学研究的方法上，沙畹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历史的考证方法引入了20世纪的汉学研究k这种考证方法来源于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十分注重历史研究和科学考证，历来以严谨著称。作为从19世纪过来的沙畹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并在自己所做的汉学研究中加以运用。而且，由于家庭的关系，沙畹养成了严谨治学、严于律己的精神，二者使沙畹的汉学研究显得十分精辟、严密和科学化。[5]
沙畹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还培养一批有影响的汉学家，谢阁兰、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在整个法国汉学发屣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苏运鸣（Michel Soymie，1922—）说，“沙畹在有生之年，以其耀眼的光芒而显赫一世”，”从本世纪初叶开始，簇拥在他身边”的“众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门生，继承了他的遗产，并将“巴黎所拥有的“西方汉学之都”’的“桂冠””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
地位及影响
由于沙畹在汉学上的重大贡献及其个人魅力，被公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
在19世纪法国旧式汉学或中国学向成为20世纪的独立学科的转换过程中，沙畹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从沙畹起，法国汉学和中国学正式形成综合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和历史的现代专门学科。由于沙畹在汉学上的重大贡献及其个人魅力，使他不仅在法国的汉学界享有重要的地位，也使他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公认的汉学大师”[5]。尽管他的文化修养、研究方法和思想的某些方面更属于19世纪，但他的活动主要在20世纪；在许多汉学领域如中国历史、宗教哲学、历史上的外族关系、中国地图学等方面为后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7]
名人评语
“整个西方世界承认的汉学大师”——戴密微
“沙畹培育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施舟人[5]
“沙畹之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价值。”“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昔余之来中国，亦无非师效沙畹之榜样耳。”——伯希和
1999年10月法国驻华大使毛磊（PierreMorel）先生在南京大学举行的“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也这样指出——
“在法兰西学院沙畹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国汉学家群落出现了。他是将科学的方法引入中国研究的第一人，科学的人文方法，和勒内（Renan，1823--1892）在同时期用来研究《圣·经》的方法是一样的。”[2]
附：主要著作、论文
《厦门的年庆节》（格罗特）（J.J.M.Groot），巴黎，1886（译作）.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Mdmoire Sur Les bonzes qui alle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巴黎，1894.
《悟空行记》亚洲报，1895，9、10月刊.
《司马迁史记》（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lne），巴黎Leroux书局,1895-1903。
《菩提伽耶中国碑考证》宗教史杂志，1896，第35册.
《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亚洲报，1897，5，6月刊.
《两汉时代之石画像》（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nx Dynasties de Han），1898.
《王玄策使天竺记》亚洲报，1900，3、4月刊.
《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1903.
《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Les Deux Plus Anciens Specimens de la Cartographie Chinoise），远东法国研究院学报（Bulletin deⅠ`Ecole Francaise de Ⅰ`Extreme Orient，Vol，3，1903）.
《元代中国宫中的金石文和文什》TP第五卷，1904—1905，第366404页.
《泰山：中国祭礼专论》（Le Tai chan），巴黎Leroux书局，1910.
《北中国考古旅行记》（Mission archeologique daus la Chine）附498张照片图，巴黎Leroux书局，1913.
《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牛津大学印刷局，1913.
《投龙》，《东亚论丛》第三卷，1919.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Traite Manichden Retrouve en Chine），商务印书馆，1931，1933（汉译本，冯承钧泽）.
《中国佛藏中五百故事选》（Cinq cent comtes et Apoloques extratts du Tripitaka Chinois），巴黎，1—3卷，1910—1911，第四卷，19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