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鲍尔
美国著名的女演员、影视明星
露西尔·鲍尔  露西尔·鲍尔，女，Ball, Lucille (Desiree) [1]，1911～1989，美国电影和广播女演员和电视喜剧明星。
露西尔·鲍尔1911年8月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詹姆斯敦附近的瑟洛隆，1989年4月26日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去世。她自1933年起开始在电影中担任小角色，并于1947年起在广播喜剧连续剧中演出。后来与其乐团团长丈夫阿纳慈合作创制电视喜剧连续剧《我爱露西》，在剧中扮演一对经常遭遇稀奇古怪的意外和灾祸的夫妻(1951～1957)，和后来的《露西-戴西喜剧时间》(1957～1960)。二人于1960年离异，鲍尔参加《露西剧场》(1962～1968)和《露西在这儿》(1968～1974)的演出。她特有的红头发、刺耳的嗓音和滑稽的表情再加上俗丽和女性的温柔，使得她成为早期电视界最著名的女星之一[2]。
美国心理学家
Gordon H.Bower:鲍尔(1932-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类记忆及其提取策略、编码策略和范畴学习等。1973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1979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1954 年在西部预备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59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期间，他师从 N.F.米勒和 F.洛根，接受了赫尔的行为理论教育之后，他长期斯坦福大学工作。1979 年，美国心理学会授予他杰出科学贡献奖。
鲍尔早期研究低级动物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后来转向人类的学习问题，包括学习的数学模式。他创造了“单一成分”或称之为“全有或全无”的模式，并用于解释概念学习中的假设测试行为。
这项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反映在他与 T.特拉巴素合著的《注意学习》一书，也反映了他对如何通过记忆术、表象、组织策略和主题学习等方式来增强记忆的问题所作的研究。
他和 E.R.希尔加德合著了《学习论》一书。鲍尔除了对人类学习与意识认知心理学作出贡献外，还对催眠、情绪和潜意识对于行为的影响等问题感兴趣。他经过研究发现，由催眠引起的情绪状态有助于恢复人在此心境下所获得的记忆。[3]
英国战斗机王牌驾驶员
阿尔伯特·鲍尔  阿尔伯特·鲍尔，Ball, Albert[4]，1896～1917，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斗机王牌驾驶员，空战取得43次胜利。
曾在特伦特学院受教育，1913年离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军。1915年夏在亨登学习飞行，10月获得飞行员执照，调皇家陆军航空队。1916年2月起在法国担任与陆军协同作战的飞行员。1917年5月7日终于在阿纳兰上空被击落丧命。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2]。
中国马术队教练
姓名  鲍尔·肖克穆勒：鲍尔·肖克穆勒
国家/地区：德国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45-03-22
项目：马术
注册单位： 中国马术队
职位： 教练[5]
英国海军少将
亚历山大·约翰·鲍尔爵士  亚历山大·约翰·鲍尔爵士，Ball, Sir Alexander John[6]，1757～1809，英国海军少将。1798～1800年指挥对马耳他岛的封锁。1802～1809年任该岛总督。
他驻防西印度群岛时曾在海军上将罗德尼奥麾下服役，并参与在多米尼加附近大胜法国海军的战役（1782.4.12）。1783年晋升海军上校，1790年任司令官。1798年5月20日援救纳尔逊的旗舰，使它被风暴吹断桅杆后免于在岸边搁浅，从此两人成为密友。1799年2月9日，当他对马耳他岛实行封锁时，该岛议会选他为总统和总司令[2]。
美国雕刻家
托马斯·鲍尔  林肯“解放”组雕，Ball Thomas，
1819～1911，美国雕刻家。对美国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纪念碑艺术有过显著影响。
他最初从事木刻和细密画。在音乐方面亦颇有造诣。作品中包括许多早期的音乐家室内胸像。最著名的作品有乔治·华盛顿的骑姿雕像（波士顿公园）和林肯“解放”组雕（首都华盛顿）。1891年发表自传《我的六十年和十年》[2]。
德国政治家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尔  阿道夫·古斯塔夫·鲍尔，Bauer, Gustav (Adolf)[7]，1870～1944，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理（1919～1920）。
原为柯尼希斯贝格的低级职员。1895年创立职员协会后，他担任主席至1908年。后来领导柏林的自由工会中央工人书记处，1908～1918年任全德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他代表社会民主党成为国会议员。1918年10月任劳工大臣，1919年2月～6月任劳工部长。1919年6月任总理。1920年3月辞去总理职务，后任财政部长和副总理[2]。
英国钢琴家
哈罗德·鲍尔，  哈罗德·鲍尔Bauer, Harold，1873～1951，英国钢琴家。
原为小提琴家，19岁时开始专攻钢琴。1893年起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向美国听众介绍德彪西、拉威尔、弗兰克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1921年加入美国籍。
鲍尔常和卡萨尔斯及克赖斯勒合作，以三重奏的形式演出，和小提琴家蒂博德举行联合音乐会。演奏曲目广泛，其中包括17～18世纪的拨弦古钢琴作品，也有钢琴作品。著有《鲍尔自述》一书（1948）[2]。
奥地利政治家
奥托·鲍尔  奥托·鲍尔，Bauer, Otto[8]，1881～1938，奥地利议员、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外交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奥地利合并的主要鼓吹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来派发起人之一。
1907年发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他在书中把民族间冲突看作阶级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军队服役，在俄国作过战俘。1917年回国后领导社会民主党左翼。战争结束后作奥地利外交部长。1919年3月2日签署了与德国合并的秘密协定，该协定为协约国所摈拒。同年7月辞去外交部长职务，但在其后20年中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中心人物。1929～1934年任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1934年，由于维也纳政变失败，流亡到捷克斯洛伐克，后到法国[2]。
德国潜艇发明家、建造者
塞巴斯蒂安·威廉·瓦伦丁·鲍尔  塞巴斯蒂安·威廉·瓦伦丁·鲍尔，Bauer, Sebastian Wilhelm Valentin[9]，1822～1875，德国早期潜艇发明家和建造者。生于巴伐利亚。
1850年，他建造了第一艘潜艇“潜水员号”。1851年2月在基尔港的试潜中，他和两名乘员随潜艇潜入50英尺深的水中。虽然他知道当艇内的空气被漏入的水所压缩，使气压与艇外水压平衡时，舱盖可以被打开，但这仍不能消除乘员的恐惧。约7.5小时后，他们终于在艇内外的压力相等时打开了舱盖，游出水面。他们出现时，人们正在为他们举行葬礼。
1855年，在俄国康斯坦丁大公爵主持下，鲍尔造了一艘52英尺长的铁壳潜艇“海洋魔鬼”号。艇上有11名乘员，其中4人用脚转动螺旋桨。他从潜艇的舷窗拍摄了也许是最早的水下照片，并对水下声音信号和净化潜艇内空气的装置进行了实验。
鲍尔于1858年离开俄国，1869年在慕尼黑因病退休[2]。
德国神学家、学者
费迪南德·克里斯汀·鲍尔  费迪南德·克里斯汀·鲍尔，Baur, Ferdinand Christian[10]，1792～1860，德国神学家、学者，基督教新教杜宾根学派创始人。
曾求学于布劳博伊伦神学院和杜宾根大学。1817年任布劳博伊伦神学院教授，1826年任杜宾根大学教授终生。
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下，他用新观点研究基督教历史。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对立力量（命题和反命题）相互斗争而形成第三种力量即综合。鲍尔研究《新约》中的《提摩太书》和《提多书》得出结论，早期基督教是犹太基督教和非犹太基督教矛盾斗争的产物。关于《福音书》的作者问题，他持有相似的观点。他的结论后来被人称为“意图说”，即《福音书》是根据较早期的版本加以修订而成的，修订者的意图是克服犹太基督教与非犹太基督教之间的矛盾。鲍尔晚年集中精力研究教会历史。起初他的主张遭到批驳，但到了20世纪，他的方法和结论都对圣经研究和教会历史研究有重大促进作用[2]。
英国植物学家
弗雷德里克·奥宾·鲍尔，Bower, Frederick Orpen，1855～1948，英国植物学家。研究了原始陆生植物特别是蕨类植物，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当代重视研究这些植物的起源与演化的局面。
鲍尔以“插入理论”著名。他假设原始陆生植物在进化过程中，牺牲了一个有性的配子体世代而代之以一个无性的孢子体世代，也就是说，在配子融合成合子后“插入”了一个孢子体阶段，这样便独立地形成了“世代交替”的规律模式。他认为，陆生植物的进化方式是，孢子体中大部分孢子逐渐变得不育，只剩下少数还保留潜能以形成独立植物所特有的营养细胞。虽然陆生植物确切说来是起源于何种藻类这一问题尚未解决，但鲍尔在其经典著作《陆生植物区系的起源》（1908）一书中总结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植物进化这广泛的领域中，确实有助于将古植物学与植物形态学结合起来。
鲍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植物学教授（1885～1925）。他的著作包括《蕨类植物》（3卷，1923～1928）、《植物的大小与形态》（1930），以及《原始陆生植物》（1935）等[2]。苏格兰历史学家
沃尔特·鲍尔，Bower, Walter，1385～1449，苏格兰历史学家，著有《苏格兰编年史》（1441年动笔，1447年完成）[2]。
英国作曲家
莱昂内尔·鲍尔，Power, Leonel，？～1445，英国作曲家，和J. 邓斯塔布同是15世纪英国主要作曲家。
1423年起大概在坎特伯雷小隐修院任作曲家兼管风琴乐师。与法国的音乐发展保持密切接触，当时法国是15世纪中叶音乐风格的中心，所作弥撒曲和经文歌常表现出歌谣风格。其创作反映了英国音乐更为丰富的宏亮音响，这种特点不仅影响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陆作曲家的作品，也与中世纪晚期具有更为刻板的线条的音乐形成对比[2]。
蒋介石总顾问
德籍顾问团的奠基人—鲍尔
鲍尔与鲁登道夫关系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在参谋本部作战署（前者任少校参谋，后者任上校署长）。鲍尔是一名重炮专家，柏林大学因所发明的重炮理论和所设计的新型重炮授予其荣誉博士头衔。他的重炮理论和他设计的新型重炮在德军围攻比利时列日要塞时大显身手。1916年鲁登道夫出任陆军第一总监，鲍尔在参谋本部地位逐渐重要。鲁登道夫为人粗犷，头脑简单，只知勇猛前进；鲍尔头脑精细，目光锐利，二人一搭一档，相得益彰。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对鲍尔的打击很深，所有的幻想与事业基本束，但对于恢复帝制的企图仍不死心，为光耀帝国，他积极参与鲁登道夫与部分美国人士的合谋，先帮助白俄，旨在推翻苏共政权。1920年，鲍尔参加兵变，占领柏林数日，后流亡国外，先后服务于西班牙、奥地利、阿根廷，工作由军用航空至防虫灾害等，还一度担任苏联红军的炮兵顾问。
1927年11月中旬，鲍尔抵达广州，不久遇上共产党在广东起义，随即由李济深陪同在12月中旬抵达　上海，再由朱家骅陪同与蒋介石见面，会谈内容根据国民党资料记载“我领袖以鲍尔上校学识渊博，且热心为中国服务，乃聘之为军事顾问。”但当时宁汉分流，蒋介石牌引退状态，应该不能做出肯定的承诺。另有资料显示：两人会谈十分融洽，鲍尔向蒋介石提出空军和自动武器的发展，强调两者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蒋介石希望鲍尔将来能来华服务，鲍洋也表示如有机会定将来华作长期停留。由此推测两人最初会晤并没有达成有关请鲍尔任总顾问的协议。而具体问题也需要蒋介石复职后回南京与同僚磋商。鲍尔也要回国与国防军及领袖级工业巨头洽谈技术援助与武器供应。
鲍尔在中国呆了大约4个月。期间参观了南京、武汉等地，与蒋介石有过多次会谈，陈上了几份如何发中国实力的建议书。1928年3月底返回德国。同年6月，蒋介石政工聘请其为总顾问　，任期两年，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书面通知，并命鲍尔组建顾问团。
从顾问团名单上可以看出鲍尔创立的顾问团大致上属于经济与技术性的，其目标在于增强中国的国力，以助中国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对外抗拒费强敌。所以在其组团成员中，纯粹的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该团核心地位。鲍尔认为中国想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先决条件是要有现代化的工业与经济基础。所以顾问团的初始任务主要在于协助中国政府发各种与国防有关的经济建设　。鲍尔在德国向政府各部门在职官员接洽赴华工作的问题，在取得当事人同意之后，再由中国驻德使馆以正式公文向隶属的部门提出借用。尽管当时德国政府公开反对军事顾问团的出现。但是对于文职官员赴华任职并不反对，一般多予以照准。并且还给出2年停薪留职的政策，方便在华任职期满后可以返德继续工作。例如柏林中央政府经济部高级顾问舒巴特、农业部的桑底尔。此外中国驻德使馆也从德国借用了许多现役的警官（多为退役的军官），著名的有科纳上校，文德少校和特希上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国家安全，警察、宪兵的训练以及陆地与空中交通的管制。鲍尔认为当时中国的环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需时太久，倒不如利用现有的环境，建立一支有效率的宪警部队，可以国家安全，并为建军作示范。所以顾问团中警察顾问人数比例相当高，可能是鲍尔认为他们可以一才两用，既可以避人耳目，需要时又马上可以出任军事顾问　。另外因凡尔赛和约的影响，德国国防部编制较战前大为缩减，所以许多军官退役后，又被该部聘为文职人员（类似现在有些部门人员退休以后的返聘）。电讯专家斯派斯中校、陆军工程师乔丹少校即属此类。除了这些从德国政府机构借用的人才和退役军官外，顾问团还包括“元老派”和“非德籍人士”，前者是一些北伐前已在中国各地方工作的德国人，将他们集中在南京　，在鲍尔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协助中国发展各种建设。例如地质学开培教授，工业顾问亚曼与安塞博士等。顾问团本身包含若干非德籍顾问，因为鲍尔一来认为协助中国发各种建设与自卫能力，不但对中德有利，对西方各国也无害，还可以遏制苏联。二来可以混淆国际间的注意力，视该团为一国际性组织，而不是纯粹的德国顾问团。这人中有奥地利的克莱特纳上校（警官，在华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荷兰的戴佛来梅雷上校（在华担任炮兵监督），还有一在中央军校担任考官的白俄军官。
鲍尔在递交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着重指出中国必须先具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建设现代化军队均将受到阻碍。想要使中国战斗力加强。建立一支现代化陆军、空军示范教导旅或者师极为重要。该旅或师要配备标准现代化武器，接受最新式的德国陆军训练方式，逐渐使全国部队均接受相同训练，达到同一水平。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裁军，以便集中现有的财力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的标准。蒋介石对鲍尔的建议表示赞赏。1929年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鲍尔草拟遣办草案，将全国军队分成6个编遣区整编，共缩编成常备军50个师及执行警察任务的保安队12万人，又按陆军步兵新编制，至多不得超过8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员80万人。全国军费以国家总收入40%为限。草案还规定全国军队　完全隶属于中央，以求军、政令统一。
阻碍此草案实行最严重者就是寻些表面服从中央，却仍然拥有相当武力的地方军阀。他们不愿意自己拥兵自重的政治资本被削减，这导致了中央最后不得不以武力解决，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鲍尔及其所属德籍顾问也就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在讨伐广西军阀的战役中，鲍尔亲自到武汉一帯筹划作战计划，桂军虽遭挫败退出武汉，鲍尔却于1929年4月底不幸身患重病关到上海医治，不久即病逝在医院（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介石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天花疫苗而死。）
鲍尔在医院中自知时日不多，由航空顾问傅赫斯中校记录了其遗嘱，首先表示感谢中国领袖对德籍顾问团的爱护，祝愿蒋委员长身体康泰，中国实力日渐强大，随即重提空军的重要性，希望与德国顾问合作迅速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战斗部队。推荐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继承或暂代总顾问职，建议王恩汉调教导旅。最后请蒋介石照顾其家属。这些后来皆如所请。
鲍尔在中国实际工作时间不到半年，但是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在与德籍顾问的谈话及演讲中经常提到鲍尔，勉励他们多多仿效鲍尔。鲍尔强调将军事与政治完全分离，军事机构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军事教育着重智与质的训练，教材和教导方式均采用德式，进而促成中国成立军事情报与新闻机构，以便对各种潜在的敌人的情况能有充分的了解。鲍尔虽然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可称为德籍军事顾问团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