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保罗·萨缪尔森
个人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  保罗·萨缪尔森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随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学教授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他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萨缪尔森首次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他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于1947年成为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
人物生平
成长与求学保罗·萨缪尔森1915年5月15日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城的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其父亲法兰克·萨缪尔森是一名药剂师，1923年其家搬到芝加哥居住。1935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的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就读期间，师从约瑟夫·熊彼特、华西里·列昂惕夫、哥特弗里德·哈伯勒和有“美国的凯恩斯”之称的阿尔文·汉森研究经济学。萨缪尔森出身于经济学世家，其兄弟罗伯特·萨默斯、妹妹安妮塔·萨默斯、侄子拉里·萨默斯均为经济学家，另一个侄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1]担任过的职务1940年，萨缪尔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1944年，萨缪尔森被提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和辐射实验室经济学研究员。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来到美国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任职，并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
1945年兼任福莱切法律与外交学校国际经济关系教授。
1948-1949年古根汉姆研究员。[2]与世长辞美国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十三日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岁。[3]
萨缪尔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也正是他的这本著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带进中国，并使这种思考方式和视野在中国落地生根。[3]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被称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3]
萨缪尔森出身于一个经济学世家，他的侄子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而兄弟罗伯特、妹妹安妮塔也都是知名经济学家。[3]
萨缪尔森自一九四0年以来一直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的逝世令许多昔日学生和友人唏嘘不已。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十三日说：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接触的一切”。[3]获得荣誉1940年，萨缪尔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41年，他发表了《经济理论运算的重要性》的长篇论文，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这篇论文就是他在1947年纪念凯恩斯逝世一周年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的雏形。后来，他对别人谈起这一段经历时说，这篇论文中的许多概念和观点，早在芝加哥大学时就酝酿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萨缪尔森严谨的治学精神。因为他完全以物理学观点和古典数学方法来引证、推理，因而该文被认为是数理经济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同年，他受聘到美国资源计划局工作。[4]
1944年，萨缪尔森被提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和辐射实验室经济学研究员。[4]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来到美国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任职，并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这些工作使他有机会把经济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得以从实践中检验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使他有条件搜集资料，为以后的研究积累大量的材料。[4]
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4]
1966年，印第安那大学授予萨缪尔森名誉法学博士。
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最使他激动的是，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个美国人。[4]
1970年，克莱尔门特·雷特·丢特学校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伊利诺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学授予他荣誉奖章。
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爱因斯坦奖。[4]
主要著作
《经济分析基础》（1947）
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其博士学位论文为《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这部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威尔斯奖。为保罗·萨缪尔森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  经济分析基础分析基础》正是在此论文基础上写成的。[5]
《经济分析基础》包括两篇共12章及两个数学附录。全书的目的正如他在第一章导论中指出的：“各种不同理论的主要特征之间的相似性的存在，意味着一般理论——它是各种特殊理论的基础，并且将各种特殊理论的主要特征统一起来——的存在。这种通过抽象而一般化的基本原理，早在30多年前就由著名的美国数学家穆尔证明了。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详细论述这种一般化的基本原理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意义。”[5]
《经济分析基础》以数学为工具，使各种理论和方法获得基本统一的表述，并以此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成就。这本书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结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有了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这正是它成为经典的原因。[5]
《经济学》（第1版，1948）
简介
萨缪尔森的巨著《经济学》流传颇广，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据报道销售量已达1000多万册，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将《经济学》作为专业教科书。[6]
该书对经济学中的三大部分——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技术经济学都有专门的论述，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看到他从宏观经济学到微观经济学，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思想史到经济制度都比前人有新的创见。这部著作在内容、形式的安排上也可谓匠心独具，他在每一章的开头加上历代名人的警句，言简意赅地概括全章的主题，使读者不像是在啃枯燥的理论书，而是在读一部有文学色彩的史书。这一巨著的出版，为普及、推广其理论创立了良好的条件。[6]
从历史角度看，里程碑式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几十年内长盛不衰的情况并不鲜见。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之来，西方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三部公认的里程碑之作。第一部是1848年首版问世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多次重版，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中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二部是1890年首版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该书一直被奉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直到1948年才出现第三部“集大成”之作，即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经济学著作》。[7]
《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1958）
1958年，萨缪尔森与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这部书成功地把价格理论、线性规划和增长理论结合起来。[5]
《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
（1～4卷）（1966，1972，1977），第三届获奖者西蒙·库兹GNP（国民生产总值）之父[8]
两大定理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生产要素报酬就是生产要素的收益，要素报酬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要素的边际产品也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9]
在短期内，虽然产品价格会因为国际贸易而发生变化，但生产要素还来不及在部门间流动。因此，国际贸易在短期内只影响产品价格。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一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上升，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由于MPL和MPK不变（因为生产要素不流动），而出口产品价格（PX）上升，所以出口行业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WX，RX）都会增加。反过来，由于进口产品价格（PM）下降，进口竞争行业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WM，RM）都会减少。也就是说，出口行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受益，而进口竞争行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受损。[9]
长期来看，生产要素可以在各产业间自由流动。国际贸易对生产要素报酬的影响就要结合产品价格和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化来分析。由于贸易的结果使出口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受益，报酬提高，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就会向出口行业流动。这里我们假定出口行业是劳动密集型  青年时代的萨缪尔森的，进口竞争行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较高，当本国进口竞争产品产量因国际贸易而减少后，转移出来的资本就比劳动多；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行业的劳动—资本比率相对较高，在出口产品产量扩大后对劳动的需求大于对资本的需求。这样，从进口竞争行业转移出来的资本多，但需求少；转移出来的劳动少，但需求却更多。结果就是资本相对过剩，劳动相对不足。如果两个行业都按照原来的资本—劳动比率生产的话，就会有一部分资本闲置下来。[9]
但是，当资本过剩时，它就会变得相对便宜，这样闲置的资本就会被两个行业吸收，以用来替代相对稀缺从而昂贵的劳动（这里我们假定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这样，两个行业都会比贸易前投入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于是它们的资本—劳动比率都会比贸易前提高。由于资本投入增加，各行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而资本边际生产率则因为资本投入增加而下降。结果对出口行业而言，由于PX提高，MPL也提高，所以WX也就上升，也就是出口行业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对进口行业而言，由于PM下降，MPK也下降，所以RM也就下降，也就是进口竞争行业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下降。[9]
在以上的长期分析中，国际贸易对出口行业资本报酬的影响以及对进口行业劳动报酬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推导来说明这两种要素报酬的变化：我们的分析一直假设贸易前两个国家国内要素市场是均衡的，这样，出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和进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就是相等的，即WX = WM，同样，出口行业的利润水平和进口行业的利润水平也是相等的，即RX = RM。在贸易后的要素市场也将形成均衡，从而进出口行业的工资和利润在新的均衡状态下也必然是相等的。这样，开展贸易后，我们已经推导出出口行业的工资将上涨，进口行业的利润将下降。那么，在贸易后WX = WM，RX = RM的情况下，进口行业的工资水平WM也会上升，而出口行业的利润水平RX也会降低。[9]
  克林顿与保罗·萨缪尔森
把以上分析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长期来看，开展国际贸易后，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也就是本国充裕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会提高，而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也就是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会下降，而且无论这些生产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都是如此。这个结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论证的，因此称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9]
从上面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发生国际贸易后，由于生产要素报酬（价格）是产品价格与要素边际生产率的乘积，所以生产要素报酬的变动会超过产品价格的变动。这一结果被称为国际贸易的“放大效应”（magnification effect）。[9]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两种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此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贸易也就停止。两国间开展贸易的结果会使两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最终相等这一趋势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由于这一定理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因此该定理又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9]
学术思想
萨缪尔森：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
1931年，聪明勤奋的萨缪尔森，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考入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尽管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但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适合他，用他自己的话9月2日（芝加哥大学开学的这一天）才是他真正的生日。[10]
进入大学后，他高效率地利用时间学习，博览群书。他爱好广泛，课余常把做高等数学习题作为自我消遣。他对物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初入大学时，萨缪尔森年纪虽轻，但沉着稳重，喜欢思考。他对前人的理论总抱着审视的态度，寻觅理论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萨缪尔森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其平均成绩是A，随后他从容地进入哈佛就读。进入哈佛大学后，萨缪尔森的眼界大为开阔，这里的学术思想与芝加哥大学迥然不同。[10]
面对着各种学术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讨和研究、类比各种学说的异同，找出他们的不足。1936年，即来到哈佛大学一年后，萨缪尔森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以敏捷的思维、广博  晚年的保罗·萨缪尔森的知识及实干精神，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权威人士阿尔文·汉森教授的青睐。汉森收萨缪尔森做自己的助手，这使他对各种学派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不断地探讨汉森的学术思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研究的主攻方向。[10]
1936年，自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以后，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萨缪尔森的导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来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后来转而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人，把凯恩斯主义移植到了美国。他不但继承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而且把这种学说理论通俗化，还做了一些补充发展，后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权威人士之一。萨缪尔森纵观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样，汉森和萨缪尔森便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他的导师大得多。[10]
萨缪尔森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新阅读了从威廉·配弟到亚当·斯密，从李嘉图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凯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凯恩斯主义。[10]
乘数-加速原理
针对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和“就业乘数论”，汉森认为，乘数论不足以说明问题，原因是乘数论没有说明一定量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增加，也没有明确收入（或消费）的变化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动。因而只有把加速原理（关于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导致投资量变动的理论）和乘数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估计乘数的作用，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现象。[11]
萨缪尔森注意到了乘数论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关系，他在导师的提示下巧妙地把两者合为一体，于1939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并首创经济波动的模型，指出政府开支对国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是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11]
经济学界的通才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他根据所考察的各种问题，采用了多种数学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静态均衡分析，也包括动态过程分析的方法，这对当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许多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萨缪尔森对静态、比较静态、动态三者的联系和区别，做了精辟的论述。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并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进一步发展了均衡的极大条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莱尔原理，并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经济实例，说明数理方法的普遍适用性。[12]
在福利经济学方面，萨缪尔森首先对所有在这一领域中创建各个学说的先驱者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尔后，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并和汉森为国家福利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论的建立和在实际生活中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自庇古（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以来在福利经济方面少有的理论之一。[12]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萨缪尔森补充了比较成本学说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对贸易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向均等的条件作了严密论证，被西方人士公认为“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他论述了国际贸易对贸易国利益的影响，被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项重要发展。由于萨缪尔森在经济理论界全面开创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在1947年提升他为经济学教授。同时，美国经济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授予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2]
快乐=物质/欲望
快乐=物质/欲望
这一条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快乐方程式.
他说：物质消费越大，欲望越小，快乐越大，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知足常乐~.
税收思想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论述的税收理论和政策主要包括的内容有税收性质、税收原则、税收影响：[13]税收性质“在决定如何向他们自己征税时，人民实际上所决定的是如何把满足社会需要的资源从各个家庭中取出，从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中取出，以备作为公有物品和劳务来使用。”在这里，萨缪尔森指出了政府的税收是来自对私人部门的征收，这是税收的第一次再分配；另一方面，他认为，政府取得的税收主要用于转移支出，这是第二次再分配。"国家也在福利转移支付上花钱，把钱给予社会上某些人，以便用于他们的私人需要。"他进一步分析，税收的上述两次再分配是对社会有利的，是公平的，因为税负是“落于富人，而不是穷人”，“落于有形资源（如土地和财产），而不是劳动力所有者身上”。十分明显，萨缪尔森企图通过对税收经济性质的分析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公平分配，它抹杀了资本主义税收的根本性质，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真正来源。[13]税收原则萨缪尔森对传统理论中的“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两个税收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个原则固然重要，但他们却存在选择上的困难。“设想甲乙二人一切相同，其唯一不同之处是乙的财产和收入为甲的十倍。这是否意味着乙为警察保卫缴纳的税款的绝对量应和甲一样?或者为了支付警察费用，乙应缴纳同一比例的收入?或者，由于警察需用较多的时间来保护富人的财产，境况富裕的乙必须用收入的较大比例来付税才算是偿付了他在警察费用中的公道分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兼顾两个原则的公平合理原则，分别按横的公平和纵的公平征税。"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征收相同的赋税；对于情况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赋税。"为此，一国应采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13]税收影响税收对经济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许多方面：
一是影响收入分配。萨缪尔森是通过洛伦茨曲线来说明税收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的。[13]
二是税收对劳动力的影响。在一些场合，如劳动力工资较低或税率较低，所得税可以刺激劳动者努力，而在另一些场合，如累进税率较高，所得税则可能妨碍劳动者努力。[13]
三是税收对投资的影响。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会给风险投资带来不利影响，累进程度越大，这种影响就越大。但是，累进税同时也有对这种影响的抵消作用，因为“税款取自仅仅花费其增长的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节俭的富人，而不取自花费其一切的穷人。以此而论，累进税可以把消费的力量保持在高水平”。消费水平高，自然对投资有利。四是税收对消费和国民收入的影响。萨缪尔森认为，税收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增加税收，使得“我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将降低，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使我们减少消费支出”。他分析到，消费支出的减少必然使消费曲线下移，较低的消费曲线自然相交于较低的国民收入曲线，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结论是，税收的增加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国民收入下降。[13]
其他成就
《经济学》的发表
1948年，萨缪尔森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巨著《经济学》。这本书一出版即告脱销。许多国家的出版商不惜重金抢购它的出版权，不久即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4]
1953年，当《经济学》第三版发行时，萨缪尔森来到美国预算局，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他提倡赤字预算，追逐加速经济增长，从而使美国克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他也成为白宫中不可缺少的高参。[4]
1959～1960年，萨缪尔森被任命为美国总统事务委员会调查咨询小组的顾问。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58年，他与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4]
1961年是萨缪尔森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年。他再次出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同时，他在《经济学》第五版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在1961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对其理论的核心部分、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他的此番解释，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人们一致推选他做该年度学会的会长。[4]
1962年，萨缪尔森被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名誉法学博士。1965年，又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咨询委员会顾问，并出任美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4]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较快。在肯尼迪·约翰逊出任美国总统的8年中，美国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被他的追随者吹捧为“战后繁荣主义”，作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萨缪尔森便成了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代名词，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成就也被视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功绩。[4]
1966年，萨缪尔森在接受印第安那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的同时，出版了《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1967年，密执安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1970年，克莱尔门特·雷特·丢特学校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伊利诺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学授予他荣誉奖章。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爱因斯坦奖。[4]
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最使他激动的是，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从斯德哥尔摩领奖回到纽约时，成千上万的人用最高的礼仪欢迎他。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他没有忘记精心栽培他的汉森·阿尔文教授。[4]
把数学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
人们翻开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多会看到各种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模型。数学家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已司空见惯。可以说，今天的经济学早已和数学密不可分。而萨缪尔森正是把数学引入经济学的第一人。[14]
1932年，保罗·萨缪尔森考入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此时的经济学发展，就如萨缪尔森在1985年2月的一次演讲时所说：“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14]
萨缪尔森毕业后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学业，在26岁那年取得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获哈佛大学威尔斯奖，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分析基础》为萨缪尔森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评奖委员会说：“在提升经济学家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上，他（萨缪尔森）的贡献要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他事实上以简单语言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相当部分。”[14]
1958年，他与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14]
有的经济学家在评论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影响时指出，萨谬尔森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人们进入大学一开始学习经济学便遇到了萨缪尔森，读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而当进入高层次经济理论研究之时，人们还是离不开萨缪尔森，这时萨谬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指导；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诸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量经济学，人们总是能从萨缪尔森的有关著作中获得启示和教益。[14]
民众评价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说：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接触的一切”。[3]
“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2009年12月13日，保罗.萨缪尔森，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凯恩斯主义者，静静的离开了我们。他的思想与行为与凯恩斯多有交集，且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干预理论方面。当凯恩斯宣称，“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认为的力量更大”的时候，为了影响年轻人，他则表示：“假如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写作经济学教科书的话，我才不关心是谁起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成为了他的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口号，也成为了他辉煌人生中的一个注脚。“我是一个运动场上的看台座位，能够坐到上面去观察几乎一个世纪的基础性经济学的历史。”[15]
他自称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他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足够“幸运”——“我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而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15]
按照出生日期记载，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是，他却总是觉得自己的真正出生日期是1932年1月2日的上午，地点是芝加哥大学。“早晨8 点，当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的讲堂的时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讲座主题，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15]
当时，这位“因为离家和学校近”所以来到旧式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的萨缪尔森，还只有16岁。而在他看来，1932年，是生而为经济学家的大好时机。因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正在等待着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光临。“科学是只寄生虫，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究越进步，治疗方法从病理学中产生。1932年也是大萧条进入低谷期，一棵新苗正从腐烂的土壤中长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宏观经济学。”[15]
或许，比仅仅是运气所导致的结果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有益的现实：经济学正好适合与他。他为学术研究而生。在当时，这个学科刚好在理论和统计上都进入了一个数学化的阶段。作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我一直熟稔于逻辑操作以及解谜的IQ测试游戏。因此，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因此，他像茨威格一般提醒年轻人，“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够让可能的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15]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要感谢希特勒。正是因为后者，使得他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间，能够让赶得上它的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Wassily Leontief,Gottfried Haberler，以及“美国凯恩斯” Alvin Hansen这些躲避战祸的经济学家推动了这一潮流。同一时期的哈佛研究生们，都具备了在才华上的这种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Wolfgang Stolper,Abram Bergson,Joe Bain,Lloyd Metzler,Richard Goodwin,[15]
Robert Triffin,James Tobin,Robert Solow,... ——他们全部都是萨缪尔森的同辈们——变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经济学前线上耀眼的明星。“的确，哈佛造就了我们。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经多次写到的那样，我们也造就了哈佛。”[15]
在哈佛，他开始成为凯恩斯主义者。1936年，自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的理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困局，解开困局，需要的是来自政府支出或者是减税的强力推进，除此之外，还需要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使经济得到修复。很多经济学的学生们将永远都不会对于19世纪的观点感到有兴趣——它认为，在不需要政府干涉的前提之下，私有市场可以医治失业。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而萨缪尔森与自己的老师汉森则更是不断的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因此，他决定从当时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来研究凯恩斯主义。逐渐的，他开始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且终其一生。[15]
1940年10月，他开始来到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个他度过了所有学术生涯的地方。他很快就开始得到同行们源源不断的认同。其中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国家学术院、美国哲学学会、英国学术院等的会员资格。而各种头衔也纷至沓来。但是，三个孩子的出生却让他的经济条件开始捉襟见肘。于是，他决定写作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他给自己设定的写作标准时——这本书不应该只吸引学生，还应该具有成熟和系统性的品质。他还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来集中讲述当时依然乏人问津的凯恩斯革命的观点。他说自己“殚精竭虑”的来写作这本教材。他雇人来增加图表、彩色图示及幽默小段。[15]
很难去低估这本名为《经济学》的教材的巨大影响力。《经济学》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了解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念。它以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它 “在给予这个世界一种一般性的经济学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生们被它的充满活力的散文式风格及于自己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所吸引。从此之后，大量的教科书作者开始模仿这种写作方式。而《经济学》也使得它的作者跨入了富裕人士的行列。[15]
他的教科书——《经济学》——教育了学生们如何去思考经济学。他的经济研究成果——《经济分析的基础》——教会了专业的经济学家们如何去研究贸易。在两本书之间，萨缪尔森重新定义了现代经济学。当经济学家们“坐下来拿出一张纸开始计算或者分析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在给他们提供所使用的工具及观念方面，没有人比萨缪尔森更加重要的了。”萨缪尔森在MIT的同事Robert M. Solow说。[15]
1970年，当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他“在提升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称为是“最后一个百科全书似的经济学家”。他几乎改变了经济领域所有方面的学术思想，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到股票价格波动的随意性。虽然在他之前，数学已经被社会科学家所采用，但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数学才称为了经济思维中的如此重要的主流工具。通过他，简单的数学预测获得了强大的理论预测能力。而“假如你做一次有关现代经济学家的成果的研究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有庞大比例的标准的研究方式，都可以追溯到萨缪尔森一生的研究，”Solow说。[15]
除了学生和经济学家之外，萨缪尔森观点的受益者，还包括美国的总统、世界性的领袖、国会议员以及美联储官员。他曾经担任过顾问的机构有：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以及总统顾问委员会。他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名叫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选举之后，他曾经给这个学生单独上过一堂四十分钟的课程。在当选之后，虽然他作为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的主席的第一人选，但他却拒绝了这一提名。他在原则上就拒绝任何政府官职。他说，自己不希望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上去，“不能说出和写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15]
他曾经讲过一个自己与弗里德曼之间的笑话：“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弗里德曼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我倒可以考虑。”而笑话背后，他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观点的争执，已经成为了美国20世纪经济史上的一段公案。他承认说，“我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彼此不同意，但我们依然还是朋友。”[15]
跟自由派的萨缪尔森不同，除了国防及法律领域之外，保守派的弗里德曼在绝大多数领域里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把自由权交给个人，私有企业和竞争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但在2008年，凯恩斯主义，以及它的强大护卫者萨缪尔森，却正式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王者归来”。当衰退开始的时候，西方的各国政府们不再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拯救市场的计划。[15]
他曾经这样写道：“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经济活动。”2008年，在他93岁时所接受的一次访谈中，他宣称：当下的这次经济危机，证实了他自己的经济观点的正确性——而这也证伪了他长久以来的对手弗里德曼观点的谬误。“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观点，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不到解决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凯恩斯的观点，财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导市场经济时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再一次的得到了认同。我希望弗里德曼还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了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15]
但他从不把凯恩斯主义当作是一种宗教。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场的历史之后，即便是他也已经表示：“自己相信政府上演奇迹的能力的乐观主义，已经消退了”。“假如政府变得太大，太多的国家收入要流经它的手中的话，政府将会丧失效率，而且对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变得迟钝，因此，它将开始威胁到人们的自由。” 他说。但是，他依然坚信，没有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政治或者经济思想家会拒绝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性观点——与人为善的民主政府能够在避免经济问题领域里取得自由市场无法取得的成功。“政府和市场，它们单独任何一个，在没有另外一个的帮助之下，都无法服务于公共福利。”他最终承认。而有关其目的，他则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15]
2009年12月13日，这位经济学泰斗级的人物，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在他六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15]
建言中国经济
萨缪尔森于2008年11月撰文并在他去世后、于2009年1月在《中欧商业评论》发表，该文被一些评论者成为他的“中国遗嘱”。文章称，到2050年，十几亿中国人将会创造全球最高的年度总计实际国民生产净值。他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间路线是将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自由论者所钟爱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1]
他指出，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中间路线要求对市场和企业进行民主监管。虽然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个优于其它的目标。[1]
并且，他向美国读者指出，中国未来的成功可能会受到美国爱国人士的欢迎。经济绝对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财富的增多未必会以美国财富的减少为代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