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广雅书局
广雅书院的由来
书院与张之洞广东广雅书院为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1887)筹资举办。清末有江南书局淮南书局、江楚编译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山东书局、湖北官书局、山西官书局、广雅书局及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等官书局。
张之洞出身翰林，乃儒学侍臣，为官一任，总不忘兴学育才，端士风以正人心。广东自开埠通商以来，商贾走集，华洋杂处，士风民俗渐趋浮滑；广西则瘴地荒远，习尚强悍，民俗不齐。广东原在总督旧治肇庆设有端溪书院，斋舍仅四十余间，大半敝漏坏朽，且限于地势，无从展拓，只可稍加修葺，不能容纳两粤向学多士。省城广州原有粤秀、越华、应元三处书院，专课制艺时文，且斋舍或少或无，肄业者不能住院，故有月试而无课程。另有学海堂、菊坡精舍，讲习经史，用意精美，但经费无多，膏火（生活费）过少，又以建在山阜，限于地势，故有课程而无斋舍。且以上各书院多为东省而设，西省生童不得应课。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张之洞奏准于广州创建广雅书院，作为东、西两省读书士子继续深造的场所。书院选址颇费周折，张之洞曾亲自履勘城外七处地址，或因气势不畅，或出入不便，或无甚幽趣，皆不合用，最后选定城西北五里的元头村。他描写此地的形胜说：东北则云山迤逦而来，注于粤秀，连山盘行环其东，北江抱其西，后枕增步以北诸远山。前有彩虹桥，河水自东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回绕如带；南面平畴百亩，平畴之外，则见南岸诸村，林木葱郁。高山大河，左回右抱，雄秀宽博，似兼有之。距城距河既不甚远，而非尘嚣所到，颇于书院相宜。
张之洞为创办广雅书院耗费大量心血，他不仅为书院筹足建院经费和常年经费，亲自题写书院匾额，制定书院规章，延聘山长、教习和管理人员，政余之暇，莅院考业稽疑，时加训勉。卸任离粤前，又奏准朝廷颁给御书匾额，还议定以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始，每逢四季，由张之洞亲自命题，封寄广雅诸生，答卷交监院汇收后转寄湖北，亲加评阅，定榜寄回，“籍觇在院诸生学业进退，以无负本部堂创设书院之本意”。这一年九月，他将广雅书院送来的诸生春季课卷亲加批阅，评定名次，奖励一百二十名，奖银共一百两，并封寄夏、秋两季课卷。他对广雅书院的现状和前途充满自信，说开办两年以来，才俊辈出，造就斐然，其余亦多恪守院规，不蹈陋习。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可观，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栋梁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淑身化俗；士习既善，民风因之，庶于边海风气人才不无裨益。
书院的教学模式张之洞在此购地一百二十四亩，兴建斋舍二十栋共一百间，东、西两廊各十栋五十间，中路建办公楼、讲堂、藏书楼及濂溪祠、岭学祠等，延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为山长，聘请品行谨严、学术雅正之儒士为分校主讲。学额二百名，广东、广西各一百名，选拔两省诸生中才志出众者入院住读，优给膏火（生活费）、奖赏，道远者加给来往路费，令其静心读书，免致内顾为忧，纷心外务。院内课程，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以上各门，院生可凭其性情所好，选修一门或多门。其办学宗旨，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归，培养上者效用国家，次者仪型乡里的有用之材。广雅书院的教学方式，不注重系统讲授，而重视命题作业，答疑批改，谓之考课。考课分官课与师课两种。官课由督抚或由督抚委员主持，师课由掌教（即分校）主持，分别于每月初二、十六两日举行。每临考课之日，诸生黎明登堂，向山长揖坐后，封门发题。如属官课，则由监院教官等于课日清晨请题封发经史理文四门课卷，即日收齐后，次日清晨由委员亲送至本月主讲衙门，照核无误，仍发至书院，由分校评阅指点，并分门拟定名次，汇齐后送主讲衙门审定，全院共为一榜。至于师课（也称斋课）的分阅拟取，一切均照官课办理，由山长审定，列榜宣示。
广雅书局
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创办广雅书院之后，还在十月奏准创立广雅书局。奏折说，自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校刊《皇清经解》，汇集本朝儒林经学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至今六十年间，海内通经致用之士接踵奋兴，著述日出不穷，亟应续辑刊行；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护人心风俗，亦应一并搜罗刊稿。书局原设于菊坡精舍，后就省城旧机器局厂屋修葺应用，延请顺德李文田学士为总纂，南海廖廷相太史、番禺梁鼎芬太史、陶福祥孝廉为总校，皆博学鸿才，海内知名之士。开局以后，雕刻成书者千余种，包括经、史、子、集、杂著、丛书等，雕片逾十万。时人描述书局的盛况说：“局中前后东西校书堂，屦迹常满，日事铅椠，互相考订。文襄公于政务余暇，时莅其间。公既振兴文教，凡四方珍异孤本，莫不麇聚纷来，复经诸通人辨别，故所刊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书局所刻的各种经籍图书，均赠藏广雅书院藏书楼（名冠冕楼），供院中诸生随意借阅研习，裨益良多。
张之洞的财政手段
张之洞接署两广总督时，广东藩库存款不过五十万两，而主管全省开销的善后局欠债无算，可见财政的窘迫。督粤五年，先是为战争筹饷购械，继而办海防，如筑炮台，购大炮、造兵轮及设厂办学等，在在需款。据张之洞统计，仅以上两项，从光绪九年至十四年（1883年～1888年），约共用银二千五百余万两，其中九百万两为多次向香港汇丰、宝源等银行息借的外债。其后又开办各种近代企事业及修堤防、筑马路、开河道等，加之常年性的官俸兵饷，所费亦当在千万两以上。当时广东一省全年的财政收入，以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例，约为四百五十六万五千两，其中一百五十三万余两要上缴中央财政，一百零三万两要用于偿还外债本息，所以本省当年能自由支配的不过二百万两。张之洞向朝廷抱怨说，“广东之累，不患入款之少，而患出款之多”。如果以光绪十二年入款四百五十余万两为准核计，督粤五年，全省财政收入总计约为二千零五十余万两，剔除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约一百五十余万两，五年共七百五十余万两，张之洞五年内能够支配使用的正款不过一千五百余万两，而全部支出却高达三千五百万两以上，收支相抵，亏空达二千余万两之巨。令人称奇的是，张之洞不但设法填平了这巨额的财政亏空，而且到他离任时，藩库尚有二百余万的存款，令继任粤督李瀚章“愕然大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
张之洞既无凿空生财之术，那么，他是如何填平这巨大的财政窟窿呢？
首先，奏陈广东财政艰窘实情，争取中央财政的理解与支持。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张之洞奏陈粤省财政困绌情形，说当年以收抵支，不敷银三百余万两，并陈述粤省较他省所以亏短尤多、窘迫尤甚的八点原因，然后说，粤省地偏事繁，财赋只有此数，已省无可省，筹无可筹，新案旧案、本省外省洋债，都重叠累集于广东一省，“无米之炊，何从取办”，请求朝廷理解粤省万难情形，准许缓解、减解、带解、抵解、免解每年应交中央财政的京协各款二十余万两，并由粤海关负责筹还洋款本息三十余万两。
其次，广开本省财源，如重征“闱姓”赌捐。科举考试的考场曰闱。以猜中录取者的姓氏多寡为输赢的赌博方式，盛行于两广地区，有相当的普遍性，赌资巨大。闱姓赌博的最大危害是促使赌商串通考官作弊以操纵录取结果，有伤政体。光绪元年（1875年）以后，为历任粤督所严禁，但禁而不止。赌商们移至澳门设局开赌，葡澳当局藉此获利巨大，自然为其提供保护。光绪十年（1884年）秋，朝廷转发暂为弛禁和继续严禁闱姓赌博两种意见，令张之洞等妥议具奏。次年四月二十日，张之洞奏请暂为弛禁，他紧紧抓住上谕中的“熟权利害”和“不使利归他族”两句话，力陈赌商设局于澳门，输资于葡澳，葡澳借此购船置炮，接济法国以与中国为敌等五大害，以及历年严禁而未尝禁、厉禁愈严而索规愈暴，和禁省不禁澳，不如不禁等实在情形。至于弛禁可能带来的科场弊端，他认为只要学政、考官明于校阅，监临、提调严于关防，并严禁考务人员投买赌彩，其弊自绝。据此，张之洞请求暂行弛禁，得到朝廷的批准。张之洞将此项赌业交由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承办，以六年为期，共捐银四百四十万元，并于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其余二百九十万元按年分缴。闱姓弛禁等于公开设立赌局，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难免招人非议，但张之洞说：我取之于赌，用之于公，涓滴不入私囊，问心无愧。整顿税关，增加税收，严杜中饱，也是张之洞开掘财源的主要途径之一。肇庆黄江、潮州东关等内地税厂（关）弊混丛集，浮收多于正税一倍甚至数倍，尽入私囊，谓之黑钱，名目有入柜钱、办用钱、官厘头，船头钱等十余种之多。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张之洞派妥员前往清厘，从书吏等人中收缴私吞款项十二万两，又罚款四万两，又明禁各项规费，除弊恤商，使正税收入年增五万两，尽入省库，用作筑台购炮、兴修堤工等专款。劝募捐款，集腋成裘，是张之洞着力发掘的又一种财源。还在抵任之初，即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张之洞即敦请在籍内阁学士李文田会同粤省绅宦广劝义捐，并自己带头首先捐出三千两，以为之倡。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年～1888年），全省文武官绅及盐商共捐款八十万两，后又续捐三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责成爱育堂所属各行商贾捐助巡缉经费，每年约三十万两。其他如潮州海阳绅民捐资二十余万两修筑堤工，香山士绅刘永康捐资四万余两修葺城寨，还向南洋侨商募捐十二万余两等等。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张之洞本人率先垂范，个人捐款为数最多。向例粤海关有解送两广总督衙门办公费一款，每月纹银三千两，每年共三万六千两，以前历任总督均照收不误，视同正俸以外的合法收入。张之洞说“本部堂素性俭约，并无需用之处”，将此项银两悉数缴送善后局专款存储，以充公用。仅此一项，即多达十八万两，曾用于施济灾赈、恤犒将士、捐助义举，支给差弁及捐购军营药物马匹、书院书籍等项，尚余十万两发交香港汇丰银行生息，作为广雅书院常年经费。光绪十二年五月至十三年二月，张之洞兼署广东巡抚七个月，例有公费银数千两，他分文不取，也缴送善后局充作公用。
第三，裁兵节饷，减省开支。张之洞在大力开发财源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节流。中法战争期间，由广东直接派往前线的军队即有冯子材、唐景崧、王孝祺、莫善春、陈荣辉等部广军四十余营，其兵饷自然全部由广东一省承担。此外，刘永福的黑旗军三千余人和部分桂军的兵饷也要由广东协济，开销巨大，仅黑旗军六个营三千余人的半年饷银就花去十五万两，余可类推。当时筹措兵饷是张之洞最为头痛的事，颇有牢骚，说“半年来洞大为饷所困，僚属诋之，粤绅怨之，司农（户部）憎之。省事省钱便好，疆土在所不计也”。他本来准备继续勉为其难，筹饷济械，支持前线获胜之兵攻下北宁、河内，尽收越北失地，但朝廷严令停战撤兵。既然朝廷坚持妥协求和，战争暂时不会再起，于是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起，便乘着撤兵之机，开始大量裁兵，如刘永福只准带二千人回驻广东，冯子材部截去十营，只留八营，唐景崧部截三营，留一营，其余各部及省防水陆营勇也大加裁减。半年之内，陆续裁兵五万余人，省减兵饷三十余万两。为了节省行政开支，张之洞还大量截减冗员，总督府原有各类勤杂人员众多，他只留何安、长庆两人，兼门卫、执帖、用印、内外跟班、看签押房等数差。盐运司原设有监督盐商运销的督配局，后改商办为官运，张之洞将其撤销，其业务归并官运局办理，原有员役大加裁减，同时要求官运局及所属分局“亦应一并大加裁省，以节糜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