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朝绅
人物概述
余朝绅(1855—1917)，字搢敷，号筱璇，又号绶伯，乐清人，徙居永嘉(今鹿城区丁字桥巷)。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清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九年成进士，十二年为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散馆授编修，历任国史馆纂修、编书处协修、会典馆纂修等职。　甲申(1884)年法舰侵袭马尾，朝绅愤强敌之侵凌，悲福建水师之被歼，赋诗以抒义愤：“输赢一局尚迷离，国手犹弹劫后棋，南海[1]红潮应溅血，东风赤壁竞争奇。”甲午(1894)中日战争期间，翰林院名士黄绍箕、丁立钧、沈曾植等数十人经常聚集松筠庵，条陈封事，斥责北洋备战不力，劾海军罪帅，阻和议割地，朝绅亦曾参与，奏疏七上皆不报。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震动，朝绅遂归。二十八年七月，被推为温州府学堂首任总理，修缮校舍，聘请名师，如期开学，学生50人，分经学、史学、国文、英文、算学、图画等七科，教习中出现新旧学之争，分头劝勉，各展所长。二十九年初，温州商界筹设商会，公举朝绅任总理。四月辞府学堂总理。1914年，创办温州甲种商业学校，是为温州有商业职业学校之始。1917年10月卒，享年63岁。遗著未曾结集，其论弈诗30首已佚，现存《地方利弊论》及《感事诗》12首。
名人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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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温州最后一位进士
余朝绅，字晋敷，号筱泉，又号绶伯。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祖籍温州乐清。其父余汸，字玉泉，为清道光丙午举人，补内阁中书。余氏家族在乐清当地算是殷富大户，故朝绅从小就得到较好的书训。无奈其父劳累折寿，于朝绅6岁那年病故。母周氏遂带朝绅等徙居永嘉丁字桥巷（今温州市），从姑夫芷石先生受业。朝绅博闻强识，诗文俱佳，而且还有一手过人的弈棋功夫。书载朝绅非但博览群书，更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尤其是历史，诸如《史记》、《通鉴》等。凡问及史事，可对答如流，甚至能准确地指出卷数。15岁应试，即获第一。是年（1870）补学官弟子员。光绪元年（1875）领乡荐，为举人，得以参与会试。后人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名为“曼荼罗书屋”，搜集到了一本《浙江乡试 光绪乙亥》之《余朝绅乡试朱卷》，其“钦命四书诗题”中，集结了余朝绅应试时的个人“卷宗”。朝绅一生写就了不少美妙诗文，可惜未曾结集，除现存的《地方利弊论》及《感事诗》十二首，他的思想观点与行文风格从这册科举论文中倒也能窥见一斑。各方评语更是对其大加赞赏，“体会真切结构浑成具见功深养到”、“英英露爽清矫不群理境中上乘文字”、“词条丰蔚节奏铿锵可谓才大心细英伟异常”等等，不一列举。
事实上，文才过人的余朝绅其仕途并不怎么顺畅。自1875年乡试中举后，直至10多年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终在“丙戌科殿试金榜”上，年已31岁的余朝绅名列其中，即“第二甲赐进士出身”。有故事，说是喜报传来之际，亲朋戚友纷纷前来祝贺，却不见朝绅本人出房迎接。朋友中有人认为他是故意做作，以显淡定。后听到鼾声，家人点烛床头，才知他果真睡得很深，便推醒告知。只是谁也不曾料到，在漫长的科试历史上，余朝绅竟成“关门进士”，亦即温州地区最后一名赐进士出身。而限之乐清，整个二百多年的清代，登进士者亦仅两人，其中之一即为余朝绅（另一位为杨森秀）。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科举社会，毕竟“进士”的名头非同一般，之后的朝绅便开始时来运转，并以进士之优于文学者被选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又经考试而成绩优异，授以翰林院编修，坊间亦称“翰林”。嗣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余朝绅的职务可说是走马灯一般变换频繁，从国史馆纂修，到编书处协修，又转为会典馆纂修，再升到各直省乡试磨勘官、会试磨勘官，直至殿试弥封官等职。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余朝绅，可谓一帆风顺步步升迁，从中也折射出余的能力与才干，然都囿于“教育系统”，游离于朝廷势力的外围，与权力中心仍有一大截的距离。
为国事，剑指李鸿章，余朝绅拍案而起
温州学者冯坚先生，曾在《温州文史资料》第四辑上讲述了余朝绅为人遇事敢言，不畏强御的几则逸事。甲申年(1884)法舰侵袭马尾，福建水师惨遭歼灭。朝绅愤慨，赋诗以抒悲怆：“输赢一局尚迷离，国手犹弹劫后棋，南海红潮应溅血，东风赤壁竞争奇。”清廷自咸丰后，治政无能，国力明显衰弱，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加上长期闭关自守，导致列强虎视眈眈。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兵几乎无心恋战而节节败退。刚直毅正的余朝绅则拍案而起，偕同黄绍箕（鲜庵）、沈子封（曾桐），丁叔衡（立钧）、徐世昌、蔡元培等诸多翰林院名士，三十余人联衔，聚集京城松筠庵，条陈封事，谴权臣妥协误国，责北洋备战不力，劾海军罪帅，阻和议割地，力主挽狂澜于既倒。此举虽非公开抨击清廷，却无疑是剑指李鸿章，因为正是妥协派李鸿章的得势，才导致士兵的斗志丧失。无奈清廷气数将尽，奏疏七上，皆不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1）。不过，也幸得李鸿章非小器者，否则不趋炎附势的朝绅等人必遭报复无疑。其中黄绍箕（1854～1907）是余的同乡，同为光绪年间进士，瑞安人，也是出名的围棋高手，想必当时两人也有过对弈。黄与蒯光典编有棋谱《海昌二妙集》，而朝绅的三十余首论弈诗已佚，实为缺憾。
光绪二十六年，即1890年6月18日，八国联军大兵压境势如破竹。7月14日天津失守。8月14日，北京陷落。朝廷近乎瘫痪。眼见着江河日下颓势毕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朝绅也只能唏嘘叹息，打理铺盖回归老家，居住在木杓巷曾宅花园（后为制帽厂）。自此，日子也可以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翌年1月，清廷发布新政，废科举，诏各省州县设学堂，每府及直隶州立中学堂，每州县立高等小学堂。就因为这个变革，余朝绅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地方教育事业的纠结之中。
温州府学堂首任总理与温州商业职业学校的开创者
光绪二十八年（1902），浙南之地几乎同时诞生了两所为后世带来颇大影响的学校。其一为“瑞安普通学堂”（今瑞安中学的前身），其二便是“温州府学堂”，即温州中学的前身。是年七月，由孙诒让出面，商请温州道台童劭甫（兆容）和温州知府王琛，拟将城内几近颓败的中山书院改办温州府学堂。中山书院位于府署东北，亦即今之仓桥后巷的温州实验中学校址。该书院创办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因白鹿书院的兴盛而趋于冷落。当时邀集了温属永、乐、瑞、乎、泰、玉各县主要士绅在精勤堂开会。众人先推孙氏为府学堂总理，但孙氏不受，理由是瑞安普通学堂刚刚创办，其本人主持日常事务兼总教习，所谓事多躬亲而难以离开。于是众人将目光集中在余氏身上。其时余氏学问虽无孙氏之名气，但政德无疑早已折服民众。加上孙诒让也是盛意推崇之，所以由余朝绅任府学堂总理，该是众望所归之事。一把手的位置一旦确定，接下来的排座次便容易了。众人复推陈祖授（字墨农）任副总理，朱寿标（字眉山）任监堂，同时提名永嘉陈寿宸、平阳刘绍宽、瑞安王景成、乐清黄式苏等名家担任教师。
成立后的温州府学堂附设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在余朝绅的主特下，筹集教育资金，修缮校舍，聘请名师，首批新生150人，其中府学堂及高小、初小各为50名。每50名又分为甲乙两班，共六个班，并设经学、史学、国文、英文、算学、图画等七科。教习中如发生新旧学之争，朝绅则分头劝勉，让老师们各展所长。至1906年2月，温州府学堂改为温州中学堂，原附设小学移至蛟翔里。不过此时的余朝绅早已退避，与之无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温州商界筹设商会，余朝绅出任总理。此虽为好事，却也为他最终离任温州府学堂总理一职埋下伏笔。余也从此社会活动频繁，商绅协调与学科事宜等集一身。余氏毕竟是一介书生，对于权术既不精通也深恶之，因此温州府学堂在他的任职期间并非显得一帆风顺。内部的权力倾轧若隐若现，最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有人甚至借口余朝绅“脚踏两只船”，身兼多职而无暇兼顾校务为由，给余屡出难题。是年四月，余朝绅激流勇退，决定辞去府学堂总理一职。之后温州府学堂遂受命整改，取消总理、副总理、监堂等职，只设监督一员，并以原副总理陈祖绶担任。
孙诒让对于温州府学堂的内讧，对于余朝绅的求助，基本上也是束手无策，或确切地说是鞭长莫及。此事也只能让时间来消磨了。但从另个角度，也能看得出来，朝绅不是那种手中有权便狠烈的人，尽管在朝廷做过官，但毕竟是个恪守“孔孟之道”的教育文官而已，因此不善也不屑于玩弄权术。
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依清廷的《新政诏书》，温州府学堂挂牌为“温州府中学堂”，取代了温州府学堂之名。1909年，浙江省各府中学堂经费由省库拨给，校名依府属次序称谓，温州府中学堂改称浙江省第十中学堂。其时，清末的温州已拥有了三所中学堂：省立第十中学堂（1933年更名为浙江省立温州中学）、瑞安公立中学堂和教会办的艺文学堂（未备案）。
朝绅尽管已淡出温州中学堂，然对于国民素质教育，仍抱有赤子之心而念念不忘。俗话说“十年磨一剑”，1914年，余朝绅再一次发力，创办了“温州甲种商业学校”。如果说出任温州府学堂总理一职，是因为孙诒让的谦让，使得余朝绅有些顺水推舟之味，那么此次作为温州商业职业学校的创始者，则颇有开创者的气魄。
“顶门”余朝绅：掀翻公堂桌案为救人
余朝绅撰有《地方利弊论》一稿，针对当时温州的地方风情和社会风气颇有深辟的见解，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忧民之心。在温期间，但闻民间不平之事，朝绅总免不了仗义执言。坊间对他甚是敬慕，说他的座轿竟能无拦阻地直入衙门，抬轿的杠子甚至可顶到麒麟门（旧时官府大厅最后一道门），此时不论道台或知府，都会忙着出来迎接。久之，市井便有了“顶门”一词专指这个典故。后逐渐引申开来，成为温州方言中的特色词条，用来意指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或指某件产品质地考究、功夫到家。
又传，有王太守雪卢抚郡时，曾以“莫须有”罪名拘置市民王洪友，朝绅知其冤枉，声色俱厉而斥责，太守无理可辩，遂释洪友出狱。民间更有余朝绅“掀桌救人”一事，为余氏的爱打抱不平的个性增添了义士色彩。那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温州镇台刘兴邦出动大批士兵搜捕参与米潮的群众，当士兵途经鼓楼下叶大顺雨伞店时，恰逢某学徒张伞施工，士兵认为此动作有掩护他人之嫌疑，遂将其抓走。知县秦禄萍亲自审讯。虽秦已奉上级旨意要快速结案，然酷刑之下，学徒始终没有屈招。秦遂指使自己的老婆来作伪证，硬说亲眼看见该学徒捣毁道台衙门匾额。余朝绅闻此消息，当即赶往衙门。余先礼后兵。在县堂上雄辩一番后见仍无进展，一怒之下，竟将公堂上的案桌也掀了个底朝天。碍于余的地位声望，加上实在是证据不足，惊出一身冷汗的秦知县也只能悻悻然准予保释。
宣统三年（1911），亦即“辛亥革命”年，温州恰遇水旱双灾，民生潦倒，米铺奸商反而乘机抬高粮价，平头百姓几有朝不保夕之危。抢米风潮再起。当时的温州防营统领梅占魁认为必须采取“快刀斩乱麻”来严惩暴民。朝绅闻讯，又一次挺身而出，并提出三条可行性建议：一是开仓平粜，劝令各米辅殷户将米谷平价出粜；二是从速筹款向外地购运粮食；三是在城隍庙施粥赈济饥民。地方政府采纳后，米潮风波遂消。
民国元年(1912年)永嘉自治会成立，由于多年来为民请命深得人心，当时在温州军政府工作的余朝绅，众望所归般地被选为永嘉自治议长。
晚年隐居温州市郊南湖研究棋艺：后代均为围棋高手
余朝绅个人是没什么靠山的，但京城里他有的是熟人。徐世昌，这位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风云人物，当年与余在翰林院共过事，是在“甲午”事件中站在一起的“战友”，曾邀朝绅卷土重来进京出仕，朝绅婉言推辞。翁同龢、张之洞这些在朝廷里响当当的人物，也十分熟识朝绅。倘若换做有些个钻营分子，这无疑是天赐良机，故也有人好言相劝，要朝绅借机攀附登高。余答：“枉己以求进，吾所不屑也。”
余朝绅喜作对联，然大多佚失。今人所见的也仅是些凤毛麟角而已。市区华盖山脚有祭祀驺摇之庙宇，名“东瓯王庙”。 驺摇为越王勾践七世孙，曾率民从诸侯灭秦。汉惠帝三年，封东海王，都东瓯。后人立庙祀之。清末邑人捐资重修，冒广生、余朝绅、吕渭英、徐定超等诸多名人为庙题联。朝绅计二联，颇见气势。
其一为：汉庭异姓封王，禹后果然明德远。瓯海生民初祖，越亡长此世家存。
其二为：秦楚之际论英雄，须知大汉褒功，别开荒服。吴越诸王皆僭窃，谁似我瓯启土，长作藩屏。
晚年的朝绅，好持高节，隐居在市郊南湖（据说他的第三位夫人就娶自南湖），偶尔与一些挚友喝茶聊天，对于政治，则几近绝声。可谓只谈风月，少论国事。更多的是究心于弈，闭门自娱，基本上过着不愿被人打扰的平静生活。从地方人的眼光看，他虽身处高位，但他的生活起居依然显得简单俭朴。他为人低调，尝谓“弈虽小道，其变化离奇，而有法在弈中”。有意思的是，朝绅的后代似乎继承了他身上的某种基因，儿子余冠周，孙子余孝曾，均为围棋高手。冠周棋风稳健，对当时第一流名手约差一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与北京那边的高手王幼宸、丁莲卿、朱郁膏、吴涤生等多有切磋。孝曾年幼从家学，更精于弈，对局已入棋谱刊行。先就读于上海某大学，棋艺则已在上海颇具名声，无奈家道中落，无钱供给读书而中途辍学。因弈名大，偶有人请之下赏棋。后流浪街头，窘境毕现。摆过棋摊，以赌棋度日。然祸不单行，二十多岁染上伤寒，即卒。
与自己的下辈相比，朝绅的一生倒是磨难不多。1917年10月，即民国六年，余朝绅病故，享年63岁。墓慈湖。余曾自谓王十朋（梅溪）转世，传梅溪前身为严伯威，故有人挽联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