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丙子虏乱
简介
丙子虏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清军为了攻  皇太极[1]打明朝解除后顾之忧而发兵朝鲜的一场战争。1636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而不攻，长驱而南，仅仅十二天便抵达王京城下。[2]
而在此时的京畿之内“上下惶惶，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3]。仁祖再次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云云。 [2]
皇太极见朝鲜君臣求和之切，毫无斗志，乃对其迫降，下令清军包围南汉山城，伐木列栅，绕城驻守，山城内粮草断绝，不得不杀马充饥。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  丙子胡乱绘画（朝鲜人绘）[4]朝鲜君臣只有坐困孤城。仁祖曾经爬到南汉山城的南门，看到城下清军黑压压一片，不禁长叹。清军在望月峰上升白旗书招降二字，又致书仁祖，令其出城投降。仁祖则复书“重围未解，帝怒方盛”，所以不能出城请降，“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见朝鲜方面还在纠缠于出城投降的细节，不耐烦的皇太极下令用火炮攻城，同时清军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虏王妃、王子、宗室76人，消息传来，见大势已去，仁祖只好求和。1637年正月三十日，仁祖率领群臣出南汉山城，徒步前往汉江东岸的三田浦清营拜见皇太极，伏地请罪。皇太极降旨赦之。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除明朝的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此外，朝鲜朝廷中主战最坚决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人被清军索要，在沈阳就义，号称“三学士”。此役为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丙子虏乱”。[2]
背景
1619年萨尔浒之战後，明朝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女真族的後金政权开始强大起来。1627年，後金君主皇太极遣兵入侵朝鲜，朝鲜被迫与後金议和，与後金结盟。但当时朝鲜由亲明的西人派执掌政权，依然保持与明朝的关系，收留明朝战败逃至朝鲜的将领，对後金持敌对态度。 [5]
1627年丁卯（明天启七年，朝鲜仁祖五年，后金天聪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以朝鲜“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窝藏毛文龙”、“招我逃民偷我地方”、“先汗归天……无一人吊贺”四项罪名，对朝鲜宣战。他命阿敏、济尔哈朗、岳托等人率军东征，阿敏率领三万余骑渡过鸭绿江，攻占义州，济尔  朝鲜仁祖[6]哈朗则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扎的铁山。毛文龙退居皮岛。阿敏认为皮岛隔海相望，没有水师，无法进攻，而义州则被后金轻易攻取，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足以取胜。因此，后金把进攻目标转为朝。阿敏率领大军南下，一面放兵四掠，一面以待朝鲜请和。仁祖得到后金大军南下、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将后妃送到江华岛避难。阿敏部将乘胜前进，先后攻占安州、平壤，至中和乃停止前进，驻营安扎。此时仁祖也已逃往江华岛，并命使臣到后金营中投书求和。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基本上答应了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去明年号、结盟宣、约为兄弟之国等要求，惟有永绝明朝一条不同意。最后阿敏让步，向朝鲜表示“不必强要”。三月初三，仁祖率领群臣和后金代表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虽然阿敏在盟誓上署名了，但是对朝鲜誓文不满意，便令八旗将士分兵掳掠三日，使朝鲜京畿道海边一带“尽成空壤”。随后后金撤军到平壤，奉皇太极命令不再后撤，扬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复还”，又逼迫朝鲜签订了平壤誓约，在中江、会宁开市、索还后金逃人、追增贡物。这次入侵，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胡乱”或者“丁卯虏乱”。[5]
丁卯胡乱之后，后金和朝鲜的兄弟关系并不和睦。后金军一退，朝鲜马上向明朝“疏奏被兵情节”。崇祯帝在答诏中对朝鲜被迫与后金媾和的行为表示谅解，同时表彰朝鲜“君臣大义，皎然日星”。1629年，袁崇焕诱杀桀骜不驯的毛文龙，为朝鲜除去一害，朝鲜致书袁崇焕表示感谢。而在与后金的交往中，朝鲜多次表现出厌恶、不情愿的情绪。边境开市，被朝鲜以边地残破、百姓乏食为由一再拖延，定期交纳的贡物，朝鲜也找一切机会削减其数额。明朝孔有德自山东叛逃后金，皇太极命朝鲜助以粮饷，朝鲜非但拒绝，而且还帮助明朝追杀。皇太极一度对明朝采取和平攻势，要朝鲜从中调停，朝鲜看出后金求和之意不诚，加以辞拒双方关系日益僵化，终于酿成了又一场战争。[5]
1628年，朝鲜依据与後金的协议，开市於中江。同年，因毛文龙被袁崇焕处决导致明军陷入混乱，皇太极计画趁机进攻明朝，向朝鲜徵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後才接见後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 [5]
1632年，皇太极派巴都礼、察哈喇等人前往朝鲜颁定贡额。仁祖仅同意贡献贡额的十分之一，推托说金银、牛角不是朝鲜的特产，拒绝献出。皇太极大为光火，於次年致书仁祖，责其减岁币额，并窃葠畜、匿逃人之罪，欲罢遣使，专互市。朝鲜索性拒绝同後金在会宁城的互市。此後又多次拒绝互市，并加筑京畿、黄海、平安三道白马等十二城，以加强对後金的防备。 [5]
1635年，皇太极攻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玉玺投降。皇太极准备称帝，遣使通报朝鲜。朝鲜将後金使臣囚禁，宣布不承认1627年的城下之盟。使者逃回後金，报告皇太极，皇太极大为光火[7]。[5]
经过
1636年4月丙子（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四年，后金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由汗改称皇帝，改国号大清，族名满洲。他事先将此事通报朝鲜，希望朝鲜参与劝进。朝鲜闻讯大哗，积累近10年的憎恶、羞辱情绪一并迸发。朝鲜臣僚纷纷痛切陈词，“使彼虏得知我国之所秉守，不可以干纪乱常之事有所犯焉。则虽以国毙，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在一片慷慨激昂的气氛下，仁祖拒不接见后金使团，不接受其来书。后金使团愤然离开汉城，沿途百姓“观者塞路，顽童或掷瓦砾以辱之”。该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正式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下拜。[8]
皇太极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同年12月，皇太极以朝鲜违背盟约为由，准备入侵朝鲜。派济尔哈朗守渖阳，阿济格、阿巴泰守辽河入海口以遏明军，皇太极亲自率领清军十二万入侵朝鲜。皇太极令多尔衮、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突袭朝鲜王都汉阳城，多铎、岳托等人率数千兵马接应。皇太极与代善率其他各路军马进攻朝鲜。马福塔、多铎等部袭败了汉阳守军，朝鲜仁祖迁王族於江华岛避难，自己则退守南汉山城。随後清军主力渡镇江，占领郭山城，定州、安州不战而降。清军乘临津江结冰之际渡江攻占汉阳，会合各部包围南汉山城。[8]  清代朝鲜人[9]
朝鲜各处守军见国王被围，纷纷前来支援，但先後被清军击败。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清兵先後击败全罗道、忠清道等地的援军。朝鲜仁祖向清军求和。皇太极恐朝鲜再次反清，遣多尔衮袭破江华岛，俘虏朝鲜王妃、王子、宗室、群臣家属等众。皇太极遣使，要求朝鲜仁祖出城投降。仁祖将亲明反清的主要人物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及台谏官洪翼汉缚献清军，随後出城，脱去王服，改穿青衣，在三田渡拜见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双方签订和议[8]： 
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接受清朝的册封，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 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清朝作人质。 世子李溰长居沈阳，另外一质子则由凤林大君和麟坪大君轮流担任。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清朝攻打明朝所属的岛屿皮岛时，朝鲜应该出兵、出战船五十艘协助。 清朝禁止朝鲜大量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 在一系列仪式之後，朝鲜服属了清朝统治，并在三田渡地区建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即三田渡碑）。皇太极随即撤军归国。[8]
在满洲贵族的军队入侵朝鲜的过程中，朝鲜对明朝一直怀着等待拯救的信念，甚至打算国家灭亡也不对满洲人投降。丙子虏乱中，国王的态度是“唯望父母邦之来救矣”[10]。“壬辰之役，微天朝则不能复国，至今君臣上下，相保而不为鱼者，其谁之力也？今虽不幸而大祸迫至，犹当有陨而无二也。不然，将何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乎？”（《仁祖实录》十四年十月丁丑）。宁愿灭亡也不愿背离华夏，重要的理由还有无法面对“天下后世”。这一切的动机背后是巨大的伦理决择与价值判断。朝鲜“宁获过于大国（指满清），不忍负皇明”（《仁祖实录》十五年正月辛亥）。而在战败被迫投降之后，即使是“身在满营心在汉”，朝鲜国王仍在自身心理的道德自律感上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感。“正月朔乙丑，上于宫庭设位西向中原哭拜，为皇明也。”（《仁祖实录》十六年正月朔乙丑）。而在其子孝宗国王的记载中，这位仁祖大王每当“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孝宗实录》元年五月甲寅）。由于此种内在的道德压力与深切自责，朝鲜国甚至在发生了虚造的传言据说“（日本）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仁祖实录》二十五年二月丙子）。惊恐之中，正是集体意识中对道德要求的执着与自责意识[11]。
结果
清朝将五十万朝鲜人作为俘虏押回国充作奴隶，并掠走朝鲜大量物资，  独立门[12]后来朝鲜政府向清朝支付赎金赎回了一些人。根据协议，朝鲜被迫与明朝断交，接受清朝的册封，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根据规定，朝鲜使用的年号由明朝年号改为清朝年号。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人被清军抓往沈阳杀害，号称“三学士”。 [13]
虽然朝鲜屈服於清朝的统治，但朝鲜人对清朝非常反感，称呼清朝为「胡虏」。这种敌对的称呼和态度，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比比皆是。朝鲜方面仅仅在外交上使用清朝年号，在国内则不使用，称为「某某王某某年」，例如「仁祖大王十二年」等等。不少士人尊崇明朝，使用「後崇祯」年号，致使「崇祯」这个年号被朝鲜士人沿用数百年。而在朝鲜孝宗在位期间，朝鲜甚至密谋起兵，联合日本江户幕府、南明反对满清，後来又计划响应三藩之乱和明郑政权。但北伐计划最终因财政困难而计划搁浅。[14]
在外交方面，朝鲜建立迎恩门以迎接清朝勅使，在1637年至1881年之间，朝鲜先後161次接待清朝勅使。朝鲜每年四次向清朝进贡（1644年後改为每年一次），直到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为止。而在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之後，迎恩门被拆毁，改建独立门。[13]
影响
具有高度发达的儒家文明、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沦为落后  朝鲜地图[15]的山林狩猎民族建立起来清朝的藩属国，在当时的朝鲜是令君臣黎民都痛心疾首的事情，丙子虏乱对朝鲜社会、文化的冲击非常大。国王和两班的权威一落千丈。清朝的征索也加重了朝鲜的负担。经济掠夺、政治欺压、文化差异，使得终朝鲜之世，思明反清的情绪一直都是社会思潮的主流。[16]
在华夷秩序的天道伦理之应然性中，“华夏”即意味着对高尚的文化与族群正义性，对中华的彻骨认同即是对文化与族群尊严的彻骨认同。因此，朝鲜也向来乐于自已“小中华”的美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17]”。“山川险隘，人民多贫。只以稍遵礼俗，自古中国亦许之小中华”[18]。
对于丙子虏乱，其后一百多年后朝鲜人朴趾源的记载中，仍对当时明朝的态度心怀感激：“崇祯丙子清兵之来也，烈皇帝闻我东被兵，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洪范奏官兵出海，而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下诏切责之。当是时，天子内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属国之忧，其救焚拯溺之意，有加于骨肉之邦”[19]。 
清朝班师途中顺势攻陷皮岛，拔除了明朝在辽东沿海的最后一颗钉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