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程朱学派
简介
此派发端于北宋周敦颐，他融合道学、佛学、儒学思想，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无极而太极”、“性”、“命”、“理”等范畴。其弟子程颢、程颐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其四传弟子、南宋的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学说，亦吸取了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观点，使“天理论”、”住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理论更加丰富和严密，完成了宋代理学集大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后人把创立和完成这一理学体系贡献最大的二程、朱熹连在一起，合称为“程朱学派”。此派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势力最大。在发展过程中，内部又分成许多流派。此派与南宋陆九渊“心学学派”在理学基本慨念、“太极”以及治学方法等问题上，观点不甚一致，有过多次争论。又分别与永嘉学派（叶适等）、永康学派（陈亮等）有过关于“王霸又利”等问题的辩论。与王安石“新学学派”观点也不一致。派学说，宋代以后得至了统治阶级的提倡，逐步取得了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影响极其深远。参见“明道学派”、“伊川学派”和“晦翁学派”。
详解
中国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哲学学派。该学派肇端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二程，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是理学中最大的学派。程颢、程颐早年受业于周敦颐，接受其道德性命之学的观点。但他们自称“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他们利用《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提出理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形而上之理是 “所以阴阳者”。认为 “天下只是一个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道德之理，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天下之定理”。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程颢、程颐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程颢强调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和性无内外之说，提出“只心便是天”的观点；程颐则强调“性即理也”。这些不同倾向对理学的演变有重要影响。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二程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学派，即所谓洛学。其弟子甚多。著名的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等人，张载弟子吕大临等人后来也转向这一学派。二程去世后，其弟子多流于禅学。被称为“洛学之魁”的谢良佐以“觉”为仁，提出仁便是“生意”，主敬便是“常惺惺”。 
南宋洛学大家杨时（1053～1135），继承二程思想，提倡由诚意正心,推之以“平天下”的内外合一之学,强调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区别。罗从彦在杨门“独得其传”，主张穷理、无欲,行“理之所必然”,论《中庸》在尽心知性，论《大学》在知所止，是理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李侗从学罗从彦，主张默坐澄心以体验“未发”以前气象，并强调理一分殊。他再传朱熹时曾说：“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熹深受其影响。 
朱熹不仅继承、发展了二程思想，而且集诸儒之大成，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他继承发展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并发挥了“理一分殊”说；他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张载关于世界统一于气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理气的关系；他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起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由于他的学说以二程思想，特别是以程颐思想为基础，以理为最高范畴，而与以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在心中的思想有所不同，后来的学者把他和二程联系起来，统称为程朱学派。 
朱熹殁后，由于其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程朱学派在发展中发生分化。朱学正统派除坚持以理为最高范畴之外，一部分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心性学说，统理于心，把朱熹哲学发展为心学。一部分人批判朱熹的理学体系，改造他的理气论和格物致知说，发展成以气为本的哲学。 
朱熹的弟子黄干，发挥了朱熹的道统论和体用说，论证了理一元论哲学。较有影响的弟子陈淳在《北溪字义》中系统地解释了朱熹哲学的重要范畴，发挥了理气论、心性学说和知行说。南宋末年,真德秀、魏了翁发展了朱熹的心性之学。真德秀提出以心为仁、以仁为“归宿之地”的成己成物之学。魏了翁提出心即太极，“天只在此心”的命题，以求其本心为主要方法。黄震批判了“道心人心”说,提出理在物中、道在器中的思想。文天祥提出道不离天地万物的思想。元朝的许衡和吴澄，调和朱、陆思想。许衡反对章句训诂之学，以尽心知性为格物致知，强调反求诸心；吴澄公开提出以“尊德性”为本，不可“外心而求道”的心学方法。另一理学家刘因,则反对心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明初的薛瑄和吴与弼都重视道德践履，但从不同方面发展了朱熹哲学。薛瑄批判了理先气后、理生气说，吴与弼提出心含宇宙、天人一体的心学观点。吴与弼的弟子胡居仁继承了理学理想，另一弟子陈献章提出心与理一、宇宙在吾心的命题。罗钦顺批判地改造了朱熹理学、建立了以气为本的哲学，从朱学中分化出来。此后，陈建、吕楠等人坚持格物之学。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全面地批判总结了朱熹哲学，陆世仪、张履祥等人批判改造了朱熹的心性说，李光地、陆陇其等人坚持正统理学，但无重要发展。
学派代表的观点分歧
程颢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理者，天也","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对于"道"与"器"，则认为"器亦道，道亦器"，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天人本无二"，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诚敬存之"，使心寂然无事，"郭然大公"，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仁"的境界。因此他强调"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程颐程颐认为，所谓"理"，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天理"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影响
程朱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哲学学派。从南宋后期起,它逐渐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居于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今天讨论程朱理学的意义
讨论程朱理学，是肯定它的历史地位，籍此了解中华文明。程朱理学影响如此之大，有其合理性；当现实发生巨大的改变，程朱理学的合理性也就逐渐消失了。但是有两点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1、理学推崇的孟子的“民主观念”，它告诉我们，民主并非舶来品。在古代的中国，儒家民主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朝代，在宋代达到顶峰，带来社会的繁荣；2、理学为混乱的社会制定了秩序――礼教，在当时的社会，为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深刻的影响。如果把这二者合并在一起，就是古代版的“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分开来，都容易走向自己的极端，造成社会的混乱。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程朱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现代人的一个参照。不过，这是一个大主题，不是本帖能够完成的，只能点到为止。还是继续谈朱熹和和他的书院：
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有一个“白鹿洞书院”，是宋代最高学府,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与当时的睢阳、石鼓、岳麓书院齐名,合称“天下四大书院”。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武夷山下有一个朱熹书院。在青山绿水之间，回廊大厅围绕在一个百丈见方的天井边上，四处陈列着朱熹讲学及其理念产生和传播的种种史实。参观者犹如一叶扁舟摇曵其间，感受着大海的辽阔。书院的部分是一个平整的草地，据说是当年学生们讨论问题的地方，厕身其间，似乎还可以感觉到争论的激烈和求知的欢乐。
据《羊城晚报》报道，浙江省不少父母，从年初一到年初七，都带着子女到南宋大学者朱熹两度讲学的江南第一书院“桐江书院”，听一个扮演朱熹的先生讲授国学，人们将一间小小的私塾围得水泄不通。据了解，现代“私塾”教育方兴未艾，“四书五经”再度受到重视，不少家长希望子女在学懂现代知识之余，亦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做人道理。
朱熹的理念影响悠远，因为它源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因为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朱熹传承了中华民族的香火，我们今天讨论理学，也是为了把香火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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