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亨利·温斯特·卢斯
童年时期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国内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到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大约占世界的30%，英国只占20%，而德国占17%，法国占7%。宾夕法尼亚州是当时美国东部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基地，斯克兰顿位于宾州东北部，是一个著名的无烟煤产地和工矿城市。童、少年时代的亨利·温斯特·卢斯是在一个丰富多彩的工矿、机械和商业环境里度过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科学技术思想对亨利·温斯特·卢斯有着深深的影响。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农业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模式之中，胶东半岛地区亦是如此。
1888年春天，当时美国的院校里充溢着一种开拓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因为由于经济上的腾飞，使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已不满足于偏于一隅了。但此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老牌帝国主义瓜分割尽，于是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的口号，积极对外拓张，经济方面的活动由商人们来代表，文化方面主要是由传教士来体现的。因此，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亨利·温斯特·卢斯的来华传教，是挟裹在当时美国的文化拓张大潮之中的。但是，对传教士的认识决不能仅限于宗教目的。一方面，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科技文化和人文科学的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既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又是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的先驱和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对此做具体的分析。
大学期间
亨利·温斯特·卢斯上大学期间，主要的念头是毕业后回家当律师。但当时学校里掀起一个到国外传教的“学生志愿者运动”。卢斯的好朋友皮特金是积极分子。卢斯由于受他的影响，在1892年，临毕业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一生献给传教事业。他和皮特金、埃第三个结成一个核心，共同进纽约神学院学习，为去东方传教做准备。
第一次到中国
1897年6月1日，亨利·温斯特·卢斯和伊丽莎白·卢斯结婚。她是一名青年基督教会的会员。耳朵有点聋。同年9月5日，这对新婚夫妇受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的派遣乘火车从宾州启程。13日到达西海岸城市温哥华，在那儿乘上“中国皇后”号客船前来中国。“当轮船到达日本横滨时，他们下船逗留了两个星期。他们参观了一些佛教圣地，使亨利·温斯特·卢斯对东方的宗教第一次大开眼界。
10月13日，亨利·温斯特·卢斯夫妇在神户乘上了“盖尔人”号客船前来中国。第四天上午，“盖尔人”号驶进了扬子江口（长江口），乘客们换乘小型客轮靠上了海关码头。这时，亨利·温斯特·卢斯夫妇第一次见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
在上海住了几天后，亨利·温斯特·卢斯夫妇登上一条北上的小汽轮。三天之后，他们绕过了山东半岛，贴着海岸驶向西边的芝罘（即今天的烟台）。
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山东东部长老会的领导人柏尔根。随后，他们来到毓璜顶山下的传教士住所。第二天早晨，他们乘轿子（这种轿子叫“轩子”，前后伸出的两条轿杆由一前一后的两头骡子抬着，一个骡夫照顾于左右）向登州城出发。
两天后，当太阳西沉时，他们远远地望到了目的地登州城用石头垒起来的高大的城墙。一个骑着白马的传教士前来迎接他们。他们穿过拱形的城门洞，走进城里，在一所观音庙前停住了。他们到“家”了。
亨利·温斯特·卢斯来到登州时，文会馆已有20年的历史。根据当时教学的需要，学校让他担任物理教师。首先，跟一个中国老师学一年中文。
到登州后转过年来的这年春天，也就是1898年4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刊人亨利·卢斯）。
1897年至1900年，正是中国大乱的年头。全国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绪在滋长，到1900年春，这种仇恨情绪达到了顶点。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与洋人作对，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惶惶不可终日。1900年夏天，亲西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指示所有在山东的外国人到烟台集中，以防不测。文会馆却继续上课，但不久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伊丽莎白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孩。6月底，他们乘上烟台美国领事派来接他们的一条船到达烟台。在烟台住了几天后，他们接到朝鲜汉城教会发来的申报，邀请他们去那里避难。在汉城度过了一个炎热难耐的酷夏后，秋天时分他们返回了登州。此时，八国联军已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开始与洋人谈判讲和。自朝鲜避难回来后，山东西部长老会和东部长老会在烟台开了个会，讨论办校问题（早在1898年，山东西部长老会就提议把文会馆迁到济南去。但这些意见遭到老一辈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1900年秋天的烟台会议决定：尽快将文会馆迁至潍县。亨利·温斯特·卢斯对将学校迁至潍县的决定并不高兴，他的愿望是联合当时山东各教派的力量，在山东省会济南办一所象样的大学。当时，亨利·温斯特·卢斯已与广德书院的领导人约翰建立了联系。广德书院（Gotch--Robinson Training Institute）是英国英国浸礼会在青州（益都）办的教会学校，也是当时山东境内另一处质量较高的教会学校。
1902年6月13日，以约翰和柏尔根为首的英国浸礼教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联合起来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下辖三个学院：在潍县办一所人文科学的学院，在青州办一所神学院，在济南（地址当时还未定）办一所医学院，统称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狄考文院长此时因年事已高，又要主持当时全国的圣经翻译工作，已经放弃了他对学校的大部分责任。文会馆校长的职务由他的助手赫士（Watsn M .Hayes）担任。1901年，赫士被袁世凯请去担任另一个省的学院的领导，柏尔根(Pall D. Bergen)继任院长一职。
1902年，柏尔根回美国休假，亨利·温斯特·卢斯和另一个教职人员担负起学校的管理工作。柏尔根休假归来时，随身带回一笔相当可观的从美国募捐来的款子。整个1903年，潍县新学校舍的建筑工程在快速地施工着。这时，青州早先的广德书院改名为神道学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190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亨利·温斯特·卢斯为学校的搬迁工作紧张地忙碌着。截至秋季开学时，学生们已在潍县上学而不再是登州了。学校虽已迁至潍县，并取名广德学堂（Shantung Union College又有一名叫广文大学），但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主要是经费问题。1905秋，柏尔根要求亨利·温斯特·卢斯回国休假并筹募资金。亨利·温斯特·卢斯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他答应了。
1906年春，亨利·温斯特·卢斯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美国。8年过后，美国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出现了大量的汽车和摩天大楼，汽车已经成了重要的消费品。中国已成了亨利·温斯特·卢斯熟悉的家，在这种悬殊的对比之下，美国看起来真有点陌生了。到处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亨利·温斯特·卢斯的父母双亲此时都已去世。返回故乡斯克兰顿，亨利·温斯特·卢斯深切地感到只是沉重的失去。但他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主要是：一、为学校的校办工厂筹集资金，二、募集25万美金以保证学校的资金来源，三、组织一个美国募捐者理事会。
当时，进教堂的美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为传教士捐款，但为一个教会办大学捐款却是从未有过的事。亨利·温斯特·卢斯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他的工作不仅仅包括筹集捐款，还必须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这样，在美国他又成了一个宣传中国的“传教士”。
从1906年春至1907年春，他走遍美国各地，到处募集资金并做宣传中国的工作。1906年，耶鲁大学授与亨利·温斯特·卢斯硕士学位。
第二次到中国
1907年春，亨利·温斯特·卢斯返回中国。1908年，三个分散的学院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亨利·温斯特·卢斯回到潍县后，发现物理系主任一职已被人顶了，就转教历史、教育学、英语等。
从1907年到1912年这四年间是亨利·温斯特·卢斯在山东最稳定的教学期间。他和伊丽莎白在潍县第一次有了一所固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生活也变得正规。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东巡抚孙宝崎宣布支持革命。但某些官员从省里到地方仍然忠于清室。于是整整三个月，潍县学校的外面枪炮声不断。
随后几年里，由于中国新学大兴，特别是民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日益需要。各所国立大学校的成立对教会学校也大有冲击之势。在这种竞争的局面下，齐鲁大学的领导们开始认真考虑起将三个分散的学院合并一处的设想。于是他们决定建新校于济南，将原来三校改为初中级学校。
建立新校舍，需要大笔钱。筹集资金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亨利·温斯特·卢斯肩上。1912年冬天，亨利·温斯特·卢斯一家经西伯利亚和欧洲返回美国。
回到美国后，经过三年的奔走筹集，他终于将30万美元预定数目搞到手。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药会捐赠不少。
第三次到中国
1915年秋天，亨利·温斯特·卢斯返回潍县。
1916年，亨利·温斯特·卢斯全家迁居济南，负责建校工作。他此时的职务是齐鲁大学的副校长兼建校委员会主席。正校长由英国浸礼会的J. Percy Bruce担任。其他三个学院的院长分别由Llewellyn J. Davies（美长老会，人文学院）、E.W. Burt（英浸礼会，神学院）和James Boyd Neal（美长老会，医学院）担任。
齐鲁大学的校址选在济南城南郊区千佛山的脚下，经过两年多的建设，1917年春，主建筑基本完工，秋天即可近校了。二十年前的夙愿就要实现了，正在这时，亨利·温斯特·卢斯提出了辞呈。任凭如何挽留也无济于事。1917夏，他只身前去上海，接受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会的邀请前去干秘书。伊丽莎白为了照料孩子上学，此时已返回美国。
在上海期间，曾有几所省里的大学邀请亨利·温斯特·卢斯去干副校长，都被他拒绝。但是1918年12月司徒雷登（四十年代，美国驻华大使）的一个邀请却打动了他的心。司徒雷登当时任南京神学院希腊语系主任。此时他被北京新成立的一所大学邀去干校长。他约着亨利·温斯特·卢斯一起先去北京看看。这个新成立的大学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它由北京当时的四个教会学校（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北京汇文书院，另两个名字不详）合并组成。
司徒雷登和亨利·温斯特·卢斯到北京后，很快被那里的条件所吸引住了。司徒雷登答应当校长，条件是坚决请亨利·温斯特·卢斯干副校长。获得同意后，司徒把建校筹款的任务交给了亨利·温斯特·卢斯。亨利·温斯特·卢斯此时对筹款一事实在是有点头疼了，最后他还是答应下来。
经过一番选择，燕京大学的新校址选在城外西郊海淀（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地址）。经过一些谈判，1920年12月又买下了周围约60多亩的土地。在以后的6年内，校院面积逐步扩大到100多亩。对于学校的建筑式样与风格问题，亨利·温斯特·卢斯坚决认为要与齐鲁大学一样采取与周围的中国建筑相和谐的形式。司徒雷登也坚决支持。
1919年5月，亨利·温斯特·卢斯返回美国休假与筹款。从1919年到1924年，五年间，亨利·温斯特·卢斯一直住在美国。
第四次到中国
1924年春返回中国时，他的筹款总数达到200多万美元。燕京大学从1922年动工兴建，1926年基本建成。一个伟大的目标实现了，燕京大学变成了现实，并成为中国一所高质量的知名学府。继齐鲁大学之后，亨利·温斯特·卢斯为中国的又一所大学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内心的喜悦是无以形容的。不过多年的奔波操劳，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消化系统的疾病加剧。
由于经费问题，1925年10月亨利·温斯特·卢斯再次返美。不久犯了胃病，在巴尔底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了手术。
1926年，燕京大学搬入新址。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大笔的款子来盖房、买地、购置仪器设备等。学校要求亨利·温斯特·卢斯留在美国继续筹款。亨利·温斯特·卢斯估算了一下，在以后的十年内，学校大约需要五六百万美元的经费，筹集这笔款子是项艰巨的任务。亨利·温斯特·卢斯决定不回中国了，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来回折腾了，并且燕京大学的组织领导层里也是分歧重重。
经过1927年上半年从未有过的紧张工作之后，年近六十的亨利·温斯特·卢斯辞去燕京大学的工作。
1927年秋天，他和伊丽莎白斯在靠近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开始在哥大联合神学院学习。
1928年春，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学院基金会的肯尼迪传教士学校中文系请他去做教授。在哈特福德，亨利·温斯特·卢斯得以把精力放在他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东方的文化和做演讲。
第五次到中国
1935年春，在67岁的时候亨利·温斯特·卢斯退休了。当年夏天，他途经日本对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旅游。当轮船到达上海时，岸上挤满了前来欢迎他的朋友和同事。这景象与38年前他初次来上海时那凄凉冷落的情景相比简直判若两个天地。紧接着，亨利·温斯特·卢斯赶赴青岛参加即将召开的山东长老会会议。之后，他来到济南，参观了齐鲁大学。18年过去，齐鲁大学已成山东和周围几省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
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以司徒雷登校长为首的燕京大学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在燕京的几天里，他曾与胡适教授会谈过几次，并一起在校园里漫步。之后，他去参观大同的云冈石窟和广州等地。同年12月，他到达香港，乘船去柬埔寨，然后去泰国、缅甸、印度。1936年，他从孟买乘船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后来又去了耶路撒冷、贝鲁特等地。最后经欧洲返回美国。
晚年生活
亨利·温斯特·卢斯对日本拓张侵略的野心早有注意。这次世界旅游途经日本见到的景象就使他深感忧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呼吁美国政府停止与日本贸易，以支持中国。同时，他在美国就中国问题做了多次讲演。
1939年7月，亨利·温斯特·卢斯约集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锡尔弗湾举办讲习班。有37人参加，历时12天，学习结束后，学员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1940年夏季，这个学习班第二次开课时，有更多的人参加。在准备1941年夏季的第三期时，亨利·温斯特·卢斯的身体已衰弱得难以支持。
过了大半辈子流动的生活之后，亨利·温斯特·卢斯总算有着一个幸福的子孙绕膝的晚年。他的大儿子卢斯此时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著名人物，在左右美国和国际舆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经常在花园里带着一群孙子孙女们玩。不知怎的，他感到与大孙子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也取名享利，对爷爷所做事情总是特别感兴趣。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美国举国上下为之震惊。整整一天亨利·温斯特·卢斯的神经紧张着，听广播，写东西，在电话上与大儿子谈话。第二天早晨，他的女儿去卧室看望他的时候，发现这位73岁的老人已经溘然长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