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青海马家军
青马渊源简述
马家军源于清末爆发的河湟回民起义。1863年（同治三年），受陕西、宁夏回民起义影响，甘肃河州莫尼沟大阿訇马占鳌起兵反清，青马先人马海宴此时投身军中，为马占鳌得力战将。1872年，马占鳌等太子寺一战“黑虎掏心”大败湘军，之后力排众议，在马海宴、马千龄的支持下，挟胜而求抚，率众归降朝廷。随后起义军被朝廷收编，重要头目封以官爵。此事件奠定了河州诸马崛起的基础。
  马步芳在民国以前，河州诸马军事力量为 “西军”时期，仍延续马占鳌降清时的格局，即以马占鳌子系（子马安良）为首，辖制马海宴子系（子马麒，马麟）和马千龄子系（子马福禄，马福祥）。马占鳌降清时，马千龄无军职，后为朝廷镇压回民起义才自组民团成军。诸马先隶属于董福祥的甘军系统，后独立一系，为清廷东征西讨，特别是抗击八国联军时，诸马为当时清军最英勇之部队。
民国后，马占鳌子系在政争中淡出历史，马海宴子系和马千龄子系分据青海（青马）和宁夏（宁马），先后投靠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冯玉祥、蒋介石），逐渐养大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1]
青马军队的统制特点和作风
马家军本质上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这在青海中犹为突出，其高层骨干大都以家族、姻亲相联系。即使后来包装了现代政治统制形式，也不能摆脱狭隘的宗法和排外意识，上上下下只知有“马家”、“团体”，不知有党国。
前期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即使后期融进了大量的汉族士兵后，浓厚的宗教观念意识也是整个青马部队强大的维系力量。宗教礼法形式也进入了部队，直到最后兰州战役，青马部队都有随军阿訇。宗教观念及其礼法形式是高层控制部队的手段。
家族统制和宗教意识的作用，也由于历史上因民族仇杀形成的民族隔阂，使青马士兵在对外族和外族军队的征战中表现了  马继援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由此也可看出，有信仰的军队，发自士兵内心精神的（不是外来形式上的灌输），是不容易对付的。
青马士兵凶悍顽强，但是武器比较差，但青马的内聚力和士兵的战斗精神弥补了装备上的缺陷，因此在战场上屡屡获胜，打西路军、西俯战役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青马士兵在战斗中敢于和善于近战格斗，其利器就是马刀。此外，士兵后面亦有严酷的督战队督战。因此，若对方火力弱，工事不坚是很难对付青马的。红西路军吃亏就是这样，红军火力弱，难以阻挡青马的死命冲锋（而且往往是行动迅速的骑兵），最后在白刃格斗中被优势敌人消耗。咸阳战斗，解放军集中了优势炮火始击退青马，兰州战役时，解放军各军都将自动火器集中于一线才起了作用。 
共军一向认为，青马除了武器装备差以外，青马士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精神同日军是等同的，很难对付。彭德怀对部下说过：要象打鬼子一样打青马；解放战争要结束时，青马仍是“全国有数的顽敌”。那段时间，从毛泽东与一野的电报来往可看出毛对马家军的重视和警觉。
在对藏军或藏民部落土兵作战时，面对枪械比自己更差的对手，青马士兵表现更为出色，曾有青马一个营（300人）击退数千藏军的围攻并使之弃尸数百的战例。在青马与藏民和藏军的争斗中，后者处于绝对劣势，其火器、战术、社会组织的落后根本无法与青马抗衡。
青马被“誉”为残暴，同其历来残忍屠杀征伐对象和俘虏的记录有关。1935年四方面军的偏师曾深入过青海，众多伤病员和俘虏被青马活活砍死。西路军俘虏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仅活埋的就近千人，而活埋的理由仅仅就是为了节约子弹和节省力气。战斗俘获后当即砍杀的无从统计，估计现在西路军阵亡的数字中相当部分属于这种情况。
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在马继援掌军后，青马高层观念有所进步，不再随意屠杀俘虏。[1]
青马的官兵关系
青马军队的官兵关系比较恶劣，战场上随意枪杀士兵的现象很多，而下级士兵还以“黑枪”的事例也很多，如固关战斗中就发生好几起军官遭士兵枪击事件。当青马大势已去失去组织秩序时，下级官兵极其骄横，为上司所忌惮。这时士兵们往往不是抢老百姓，而是抢上司。青马崩溃时，新编骑兵军的溃兵把马步青在临夏多年贮存的烟土黄金抢了大部分；象马元海、韩起功这些青马显赫一时的将领也都遭下级勒索。[1]
青马军队编制组成
青马起家军队是100师和骑5师（后来的骑5军、整骑1师）。
青马初期宁海军100师番号曾为暂编1师、新编9师， 1933年授100师番号。国民政府还给青马授了一个新2军番号。在1937年以前100师辖3个步兵旅（6个团），1个骑兵旅（2个团），共一万七千人，这是青马的基本力量。此外还有控制藏区的海南警备区2个骑兵旅3000人（4个骑兵团）。
1937年以后，缩小了100师的规模，只辖3个步兵团；原来叠床架屋的新2军番号改为82军，除了100师外，另辖一个补充旅（3个团），一个骑兵旅和两个直属保安骑兵团，总兵力约近三万人。解放战争初期，82军只含100师（3个团）和骑8旅（3个团）和几个保安（骑兵）团。
1947年榆林战役，宁夏马家军击败西野部队。对于马鸿逵势力的强大青海方面甚为重视，马步芳于是于1948年西府战役后，青马大肆扩军，不但82军增加了两个步兵师190师、248师，而且还在1948年年底另成立了一个129军，辖新编1师、357师和骑8旅（3个团），82军另有骑14旅（2个团）。由于青马注意调配骨干部队和指挥人员，故82军后来成立的190师、248师和骑14旅战斗力均不弱。青马步兵师每师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这颇有些当今一个师三个步兵团中一个是摩托化的味道。当然，骑兵团较步兵团人数要少些。一个骑兵团大约2000多人（后期编制1700人），步兵团3000多人。此时的马步芳部队82军和129军等主力部队，总员额编制数由1948年之前的3万人已经达到近8万人。
骑5军在青马前期的地位在100师之上，原来是马步芳之兄马步青的军队，后马步芳利用手腕攫为己有。打西路军时，该军也是主力（当时叫骑5师），但战绩似乎比马步芳系部队差很多。国民党政府镇压新疆三区起义时，让马步芳派兵，后者乐得扩张自己的势力，命该军去了新疆，后改为整骑一师。此次骑5军进疆对稳定当时新疆局势有很大作用。1949年，该师随陶恃岳起义。该师一个连曾在著名的“北塔山”事件中给蒙古军队以重创。但总的看来，青系青马部队战斗力不如芳系青马部队。
青马步兵（至少82军如此）的每个步兵班都有一匹骡马驮一个斑的辎重和重武器，连营团辎重更不用说了，因此青马行军速度很快，奔袭能力强。
青马还有许多保安部队，人们一般印象，国军的保安团都是不堪一击的，而青马的保安团却大不一样。青马的保安团有训练士兵、补充主力部队、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青马士兵恃勇好杀的作战意志和作风在保安团就已经养成了。如在兰州战役时，窦家山主阵地就是由青海保安一团防守的，解放军首次进攻时曾遭到重创。同样称号的甘肃保安团则只能安排在兰州诚里待着。解放军的回忆称青海保安一团为“青马的精锐部队”。据说青海保安一团是青马头目的警卫团，那么战斗力应当是很强的。[1]
青马的军官训练、士兵素质
“河西战争”（即打西路军）后，马步芳认识到军官培训的重要性，于是采取各种方式培养各级军官，选送不少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和军官到中央军校学习。
高级军官方面，马继援和马呈祥在有了一定基础后先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读了将官班；马文鼎是西安陆大参谋班毕业；赵遂等为黄埔分校或为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这样产生出一批受过现代高等军事教育及训练的军官。这些军官有较高的文化和军事素养，担任着较高的职务，对军事决策筹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总体讲，部队中仍是以行伍出身的军人任军、师、旅级高级职务为主，因而新潮少壮派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比如，兰州战役前，马文鼎提出的“河川防御”方案很有见地，为许多中央系国军将领所赏识，但还是被马步芳否定了。
中、下级军官则是青马自己进行最根本的培训。这种培训用短期三个月的学制来训练在职军官，用学制三年的长期培训来培养有前途的青年学生和军官作为青马骨干。
青马的军官培训还是卓有成效的。解放战争中，青马上上下下指挥官都已受过培训，水平已经大有提高。一般来说，同共军作战，青马的作战效率是比较高的，相当多的战役和战斗人数上并不占优势，往往都是兵力相等甚至少于对方，装备水平也不比共军强，但胜利者多是青马。这其中固有士兵的作战精神的因素，但完全归于此也说不通。
与青马士兵战斗精神形成反差的是其文化素质低下。有研究者指出，青马士兵及军官文化素质方面的劣势极为明显，军中“目不识丁者，大有人在”。这方面不但与冯玉祥的西北军无法比，连宁马也不如。马鸿逵是很重视士兵文化教育的，“所有部队，于入伍三年以内，每人至少须认识三千字，能写普通书信，士兵中无一目不识丁者。”虽可能有夸大。但可以表明，在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方面，宁马比青马强许多。[1]
青马内部的回汉关系
回族是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杂居的民族，即“小集中，大分散”。因此，青马集团若统治一个地域，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社会角度，都不能完全排斥汉族，进入现代社会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从扩大政治军事力量来看，回族人口少，不能满足兵员扩张的需要，也必然会吸收汉族兵员。因此在民国后，汉族就逐渐进入了青马的政治军事圈子。青马军队后来不但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汉民，许多高级职务也由汉人担任，如82军副军长赵遂，骑五军副军长郭全梁等。但这些人大都随着信了伊斯兰教。
在青马文官系统中，尚能重用汉人，但在军事系统中，虽也有一些汉族进入高层，但大都无实权，部队主官基本为回、撒拉族，很长时间内师级以上的重要实权职务没见过汉人担任。刘呈德是汉族，曾是一员战将，打西路军时是100师的主力团长，战功卓著，当时青马团以上部队主官只有他一个是汉族，但随后在抗战时期当过短暂的82军参谋长，除此而外，最终没有挤身于青马军事高层，而是转业地方做了青海教育厅长。
在青马军队中，民族关系也是敏感问题。尽管青马的地方民族意识远较宁马为深，但随着汉族官兵比例的增大，青马后来还是很注意内部“民族团结”的。陇东前线某次作战期间，一汉族团长作战不力，本应调整，马继援考虑到涉及民族关系，害怕影响军心，一直拖到战事结束才处理，方式也是明升暗释兵权，另以提拔一作战勇敢的汉族连副为连长来平衡气氛。
青马的军事、经济实力
马步芳在与南京方面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认识到，要保住自己家族在青海的霸业，巩固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地位，只能凭自己手中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与蒋介石集团相抗衡，并在国民党中央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马步芳上台之后，马家军队发展之快是十分惊人的。
马家地方武装从马麒建立宁海军起，开始独立发展，到国民军入青前，兵力只有三千余人。马步芳上台后，军事力量迅速膨胀。一九三五年宁夏战争时，正规兵力已扩大到一万四千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时，马步芳共投入正规军已近三万人，加上地方民团兵力共达十万人之上。抗战期间，马家军队继续扩大，至第四十集团军成立时，所辖正规军兵力共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计近十万人之多。到解放战争初期，马家军队总计已达到四个军，一个骑兵师，二个独立旅，三个保安团师，共约十五万人。此外，在中央编制限额之外，还有武装警察数百人，森林警察总队五百余人，地方保安团西宁地区的十一个团，乐都六个团，循化三个团，民和五个团，化隆八个团，贵德、湟源五个团，共计近四十个民团武装，七万余人。所以到四十年代，马家正规和非正规军队人数已占全省人口之六分之一。青海全省从上至下几乎成了一座大兵营。[2]
马家不仅保留了一支队伍庞大的常备武装和临时武装，而且军队的装备也日趋现代化。民国初年宁海军初建时，这支地方武装尚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土兵武装。那时军中所用还是一色的黄色“马”字大旗，士兵没有统一服装，所持器械主要是旧式的刀矛兵器，仅有的一点火器，也是猎户所用传统的叉子枪和一部分破旧来福式步枪、老式的土炮。后来马步芳屡经更换，到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整编时，马家地方武装已初具现代化规模，军中不仅武装多为美式新造，而且炮兵、工兵、辎重、无线电、手枪团、修械局、兵工厂、汽车团、军医队、军乐队已一应俱全。
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十分惊人。马家初建宁海巡防军时，军费年开支为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七十余元，加上镇守使署官员薪饷，年支洋计三十三万一千六百余元，民国六年甘边巡防军马步各营军费为二十七万三千五百余元，加上镇守使署支费计为三十二万三千余元（银元票），已占当时全青地区岁入的百分之四十。民国二十五年马步芳上台后，军费开支已长至三十八万余元，加上国民政府补助的十二万余元，已达五十余万元，而且军粮高于田赋的六倍，军费一项已占当时全省财政岁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了抗战期间，马家留驻甘青的军队年支军费已高达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余万元，军粮高于正额田赋的十倍，当时地方年收入（普通门）仅一百二十余万到二百余万元（法币），因此南京中央政府每年补助军费常在五十万到一百万元（银元）。尽管如此，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为止，青海军政费积欠仍高达三、四百万元以上。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收入支系统实行划分，地方军费改由中央核发。一九四六年，南京财政会议又决定军费重新改归地方税项下开支，青海因边省财政困难，仍然中央补助一部分。可是当时青海每年超支预算数字都很大，仅电讯事业、公路保运费二项，就高达五百八十余万元，实际上超支预算部分多为军界独吞。一九四六年，马步芳在给南京财政部的报告中，一次索要补助费就达二千六百余万元。此外，还有各地军队直接提取的课金、营买粮草、兵役税、献礼等等。地方财政超支除大量的私人侵吞外，主要是由于军费投资巨额增长。[2]
马家军事力量是在蒋介石集团反共、灭共积极内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马氏军阀统治的后期，其军队的二次大发展，都是凭借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内战政策而得以成功的。一九三六年河西血战，其正规军一次就翻了一番；解放战争期间陇东作战时，其正规军又增加了三万余人。马步芳正是利用这两个关键时刻，利用蒋介石需要他为之卖命之时，大肆向蒋介石索饷要兵的，从而使他的军阀武装不断壮大。
马家军事武装的迅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马家在青海实行武装割据的需要。由于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在这一地区发展的历史中，有着长期的征服、兼并和战争，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到了近代仍基本保留着历史上传统的军事组织的形式和特点，无论土司的军事屯堡，还是蒙藏的旗制、佐领制、千百户制，都是一种“寓兵于民”、“军民结合”的行政组织。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各部落、各民族正是凭借这种小的武装割据来维护自己的生存。马步芳军阀统治，实际上是把这种分散林立的小割据变成了统一武装的大割据，这就必须要求他凭借武力打开局面，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并实行武力统治。因此，在马步芳时代，青海社会统治的军事割据性并未减弱，而是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正是在西北局势动乱之中，青海能始终保持相对平静的重要原因。
由于军队在马家政治事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马步芳把军队的训练和建设始终摆在他的事业中的第一位。“他以善于练兵著名。练兵方面他首先注重兵源的素质，他所属官兵皆纯朴的农家子弟。他很注重兵营生产，在学术教练之余，组织士兵织毛编物，以青省羊毛，做士兵自给的生产。对于纪律与军民感情，他提出口号为：我们不怕敌人，也不轻视敌人；老百姓不怕我们，也不轻视我们。”为了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他还先后举办了各种军事训练班，平时训练极为严格，所以青海军队在西北地方军队中，始终是一支强悍精锐的武装，当时各方皆有同感。[2]
青马参与战争
四马拒孙战争1933年冬，孙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大军进攻宁夏，志在吞并西北。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步青和马步芳系青马）等恐被各个击破，地盘难保，乃联合拒孙，史称：“四马拒孙”战争。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殿英军阀与马家军相互攻伐，两败俱伤。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包括青马部队），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经过4个月激战，以孙殿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3]
西路军之战1936年10月，西路军两万一千人受命征西，在静远虎豹口过了黄河。开局似乎不错，给了负责河防的马步青的骑五师以重创。但在青马青海部队加入激战后，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11月中旬古浪一战，九军大损，随后在山丹永昌一线的连续战斗中基本都是消耗仗。年底，西路军摇摆于甘州（今张掖）一带。后西进，旋遭青马重兵围攻。1937年1月初苦战临泽高台一线，5军全军覆没，随后2月的倪家营子一仗虽让青马吃了大亏，但自身也损失颇重，遂向祁连山转移，梨园口一战，九军残部拼光，再战康龙寺，30军也基本拼光。
至此过河的西路军三个军都消耗殆尽，归于失败。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只身回陕北，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经祁连山转肃北进入新疆，最后仅存约4百余人。整个结局，红军7000多官兵战死或被当即屠杀，高级干部损失众多，其余大多被俘，除有一部零散回归和被俘官兵经统战工作回归延安根据地共约五千人外，被俘官兵被活埋或虐杀者达三千人以上，其余被奴役或散落甘青乡间。女俘则倍受凌辱并被瓜分作了青马军官的妻妾，大量残弱士兵流落民间，苦难一生。[1]
青马抗战“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马步芳即刻组成“骑兵暂编第一师”，由师长马彪率领东进抗日。骑一师由回、撒拉、东乡、保安、汉、藏等民族组成，共 8000多人，其中回、东乡、撒拉等民族官兵占部队总人数的70%以上。1938年 4月，骑兵师奉调黄泛区的扶沟、鄢陵、西华等县，担负这一线的河防任务。不久，日军一中队及伪军千余人，侵入骑兵师防区，马彪立刻指挥两旅兵力三面围歼，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杀得日伪军昏头转向，最终全歼来犯之敌。骑兵师大获全胜的捷报传出，防区各县百姓纷纷箪食壶浆，犒劳慰问，并赠马彪“万民伞”，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之情。
1939年春，骑兵师又调驻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区，防御淮阳一线日军。淮阳为苏、鲁、豫、皖地区日军侵占的主要据点之一，骑一师所驻河防，地处平汉线中段，关系华东、华中战略要地，因此，日军不惜调集重兵，增加防守，并做好随时出击骑一师之态势。骑一师进驻不久，即获淮阳日军空虚的消息，马秉忠率二旅立刻围攻淮阳城，经过激战，攻占了淮阳西关。日军退守淮阳内城，与二旅进行对抗。时日军由开封调集 100辆卡车的援兵，配以大炮、坦克大举反扑。顷刻间，炮火密集，硝烟弥漫，敌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战斗中，马秉忠始终身先士卒，在冲锋中中弹身亡。关键时刻，四团长马成翰接替指挥，继续与敌人浴血奋战。战斗正酣，师长马彪亲自督战，指令一旅旅长马元祥率部支援，并调轻骑兵迂回敌后突袭，致使日军腹背受击。在骑兵师将士的猛烈攻击下，日军阵脚大乱，防守崩溃，狼狈逃窜。
淮阳之战，马彪师消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20多人，而其部伤亡也达2000多人。
不久，骑一师又歼敌骑兵500余人，获战马数十匹，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又抽调重兵，配备先进武器，向骑一师宝塔一线的阵地实行强攻。马彪组织反攻，迂回冲杀，以血肉之躯与敌奋力拚搏。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敌，骑一师主力迅速撤退，留百余名战士阻击敌人，他们背水一战，直至弹尽粮绝，不愿被俘受辱，乃全部投水自尽，显示了回族抗日壮士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骑一师几次重创日军，使敌人锐气顿挫。日军因此称骑一师为“马回子军”或“马胡子军”。1940 年9月，骑兵师在皖北涡河北岸的龙岗镇，又炸毁敌坦克1辆，打死日军三四百人，从此，马回子军”的声威传遍敌战区，日军闻风丧胆。[4]
解放战争1947年6月，解放军与青马与合水交战，由于青马的顽强，西野未达到围歼青马一部的战役目的。战斗中，西野攻城部队受到青马守城和增援部队的内外夹击，损失很大。
1948年4月底，在宝鸡、西府战役中，青马配合胡宗南军与西野主力进行了一场大战。宝鸡、西府战役典型的反映了彭德怀的指挥特征，出敌不意，勇猛，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未能在后期取得大战果此次战役西野损失很大，西野损失15000人，歼敌2.1万，只能算小胜。这也体现了马家军的剽悍，为今后解放军剿灭积累了经验。　1949年7月，解放军与青马在固关交战，14旅旅长马成贤骄横所至。马成贤在战斗刚开始就负了重伤，被炸掉半条胳膊，被送回后方，逃脱了被俘命运。此役青马惨败。
1949年8月19日，解放军兵抵兰州，21日、22日的两天“试攻”失败，解放军全线伤亡2500人，青马全线伤亡不超过800人。
8月25日，解放军发起兰州战役的总攻，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进行攻击窦家山、古城岭、营盘岭、沈家岭等地，青马则是依靠骑兵冒着解放军猛烈炮火漫山遍野的冲过来，以整连整营的密集队形一次一次地反冲锋。
在兰州诸山战斗中，沈家岭战斗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从实际进程看，经过一天的攻击后，只有在沈家岭攻克后，才造成了青马整个防线的崩溃，狗娃山之敌不得不收缩，才有了3军适时插入，断敌退路的局面，而其余各军攻克的阵地都没有根本上撼动青马防线。从局部看，如果青马想守，东线的马架山和十里山仍可守一天，中线的营盘岭至少还可守一天，而沈家岭失守， 青马于西线再无屏障，不得不逃跑。因此对兰州战役结局起决定作用的是沈家岭战斗。事后青马军官都无例外地承认，正是由于沈家岭的过早失守才导致了青马最后的溃败。
8月25日下午两点钟，马继援在82军军部（黄河北岸庙滩子）召集各师长开会，下达了撤退命令。下午4点开始撤退，后勤先行，100师5点开始撤退，248师7点开始撤退，最后190师9点开始撤退并且担任掩护全军的任务。26日凌晨后，解放军与青马进行了巷战。26日中午，枪声停止，兰州战役结束。
兰州战役后，国民党在西北的势力被基本清除，也结束了马家军在西北长达40余年的统治。[1]
青马旧官叛乱
1949年底，青马原骑8旅旅长马英，100师师长谭呈祥、马忠义纠集韩进禄、韩起禄、马成贤、孟全义，以及马良和马元祥发动叛乱，最终被解放军消灭。[1]
青马高级官员结局
1949年8月下旬，青马枭雄马步芳、马继援和马步青，以及重要头目129军军长马步銮、新编步兵军军长马全义、新编1师师长马璋和其他一些家族成员等飞逃广州，后逃往沙特阿拉伯。1957年，马步芳任台湾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但很快，20世纪60年代初就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去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马步青后到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1977年在台湾逝世。
新疆骑5军（整骑1师）军长马呈祥陆逃海外。到台湾后五十年代担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已经去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