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台湾歌仔
简介
台湾曲种。流行于台湾省各地，与福建南部的五句落板、锦歌等曲种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明天启年间，漳州人颜思齐带领 4万多人到台湾开荒，明末郑成功又率领数万漳州、泉州军民收复台湾，都曾把锦歌作为乡音传入台湾。从此，逐渐结合当地的“采茶”、“褒歌”、“车鼓”、“竹马”等民歌曲调，发展而成民间说唱风格的新曲种。
特点
台湾歌仔所唱曲调称歌仔调，它的主要曲调为“七字仔  台湾歌仔调”（七字一句，四句一节）和源于锦歌的“四空仔”。另外还有“大调”（或称“倍思”）、“台湾杂念仔调”，也都源于锦歌。教唱歌仔调的地方叫“歌仔馆”。每逢婚丧喜庆或节日演唱歌仔调的乐队叫“歌仔阵”。书肆刊刻的唱本叫“歌仔册”。歌仔的唱词，用台湾语言声韵写作。开头都有“引子”，起静场的作用。演唱到高潮之处留“关子”以吸引听众。结尾处叫“煞尾”。大部分歌仔是文化不高的说唱者编写的，既是唱给人们听的曲艺，也是在市民、乡民中流传广泛的通俗读物。歌仔的题材广泛，有历史题材、民间传说故事题材、武侠故事题材、宗教故事题材，也有知识性的作品。传统曲目《陈三五娘》、 《山伯英台》、 《吕蒙正》、《郑元和》称为“四大套”；《孟姜女》、《妙常怨》、《安童闹》、《井边会》、《昭君和番》、《董永卖身》、《金花看羊》、《雪梅思君》称为“八小折”。反映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有《台湾民主歌》、《工场打铁歌》、《农场相褒歌》等。还有一部《杨本县过台湾歌》长达 6集，叙述一个姓杨的知县，于清光绪年间奉旨到台湾寻找国宝的故事。其中叙及郑成功的事迹和雾社起义等历史事件，并描述了台湾的山川、地理、风俗习惯等，具有史料价值。早期的歌仔册都是木刻本，由厦门会文堂、博文斋等书肆刻印后运销台湾，后来则由当地的竹林书局、捷发书店铅印发行。

简介
薛文英，1892年8月出生在山东胶南薛家岛北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4年考入津浦铁路济南大厂。1922年6月，在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薛文英等人组织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个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大厂工会。1922年7月，薛文英和其他工会领导人共同组织了罢工斗争，罢工坚持7天取得了胜利。1924年下半年，薛文英经山东党组织领导人刘子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刘子久等同志帮助下，成立了中共津浦铁路济南大厂支部。1925年底，他和李广义等人一起，领导工人进行索薪斗争获得成功。1926年5月1日，薛文英和刘子久等代表山东工人阶级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回厂后，薛文英担任工厂支部书记。1927年5月至1928年2月期间，奉系军阀张宗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薛文英非但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吓倒，反而更加顽强地同敌人展开斗争。他和宋子元等组织全体工人再次发动了索薪和解决失业工人吃饭问题的斗争，在全省和津浦铁路局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3月，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选举薛文英为省委委员。从此，他成为山东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928年7月，薛文英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薛文英又被捕入狱。同年夏天，薛文英再次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此时，薛文英已被折磨得十分衰弱，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生平
薛文英，1882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镇北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里。他自幼聪明好学，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他上了几年私塾后，又转到德国开设的学堂求学，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帮助父亲干些农活。在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德国侵略者的掠夺、地主老财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乡亲们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使薛文英从小就具有劳动人民朴素的阶级感情。
1914年津浦铁路济南机器厂，在胶济铁路沿线招工。薛文英闻讯后报名考工。该厂是德国人开办的，此次招收工人是干重体力活。考试的内容是背砂袋、扛钢轨、砸木桩。所以来考工的人多数是腰圆膀宽，五大三粗的壮汉。但当他看到有些身体较弱的考生受到洋考官的污辱、谩骂时，薛文英看在眼里，气在心中。此时洋考官正叫薛文英的名字。他当时气还没消，把手一甩便走，并气愤地说：“不考了，我们是来考工的，不是来受外国人欺辱的！”洋考官看到薛文英是考工中唯一身穿大褂的书生，见他要走，忙吩咐管事的给“请回来”。薛文英昂首挺胸，不卑不亢，显得格外英俊。洋考官问：“你为什么不考工？”薛文英说：“背不了砂包，扛不动钢轨，也砸不下木桩。”洋考官沉思一会儿，问道：“你一定会写字？”他说：“字是会写，不过只会写中国字。”（他曾学过德文、英文）
洋考官有点兴趣，招呼手下准备笔、墨、纸。薛文英把心中的怨恨情爱汇集在一起，挥毫写出“中国人”三个行书大字。在场的建工、员司纷纷称赞“写得好！”洋考官虽不认识“中国人”三个字，但见到员司们的神态，也站起来说：“好！好！你过了（即考上啦）”
进厂后，薛文英尊敬师傅，憎恨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厂主和把头。有一次工人朱学光正低头干活，把头以为他在偷懒磨滑，趁其不备，举起“文明棍”劈头将朱学光打倒在地。当把头再次举起棍子时，薛文英一个快步冲过去，抓住把头的胳膊，制止其继续行凶，平时打人成性的把头，一回身把棍子打在了薛文英的头上。薛文英从小没挨过打，愤怒地顺手把两把沾了黑、绿油漆的大刷子猛地往把头脸上抹去，不偏不歪，把头的脸成了黑绿两色，眼睛也被糊住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不一会儿，一帮监工、厂警把薛文英围起来，朝头上、身上狠狠地打去。在场的工人，群起冲上前去，其中两个身强力壮，又会点武术的窜上去，三拳两脚，把监工、厂警打散，保护了薛文英。这件事，使薛文英看到了工人阶级中蕴藏着巨大的反帝、反剥削、反压迫力量，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薛文英积极参加了山东省和济南市各界群众在西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5月22日，济南各界群众在南门外召开了请愿大会。机器厂的上千工人由薛文英、李广义、宋子元等人组织，手持三角小旗，上面写着“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勿忘国耻！”等口号，上街游行示威，队伍行进到纬一路，薛文英率领工人把日本人开设的“洋行”给砸了。
1920年底，山东省早期革命活动家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研究会”，薛文英经李广义介绍认识了王尽美。王尽美也经常邀请他们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在相互接触中，薛文英受益匪浅，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这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工人游行示威、罢工以及长辛店铁路工人建立起工人俱乐部的消息，传到了济南机器厂，极大地鼓舞了薛文英的斗志。不久，薛文英、李广义根据长辛店建立工人俱乐部的经验在津浦铁路济南机器厂也办起了工人俱乐部，薛文英任俱乐部副委员长。工人俱乐部的宗旨是：谋本俱乐部会员的利益，除会员之痛苦，以扩大负责精神去联系劳动界的工友；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压迫。
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他们又组织建立四处“工人夜校”。薛文英把从长辛店带回的由李大钊编写的“平民课本”翻印发给大家。他还经常给工人上课，结合识字，深入浅出地讲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出席会议的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亲自向薛文英、李广义、黄锦荣等人宣讲了中共“一大”精神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薛文英、李广义、黄锦荣按照“一大”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的要求，深入厂区、车间宣传“一大”精神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发动工人积极参加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的活动，为山东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在济南成立（王尽美任主任）。同年6月18日，王尽美同薛文英、李广义等在原俱乐部旧址，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工会组织─济南大槐树机场工会。薛文英主持了庆祝大会，并被选为工会副会长。机厂工人运动，在薛文英的领导下，逐步高涨起来，同时，他在山东支部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忱团结工人，向军阀、工厂主展开了斗争。揭露军阀、工厂主、把头欺压工人的种种罪行，并提出了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四条要求：一、年终发双薪；二、不准工头打骂工人；三、休星期日，不扣工薪；四、增加工薪。四条要求遭到了厂长的拒绝。 
  薛文英四条要求遭到厂长的拒绝后，激起了全厂工人早已隐忍未发的心中怒火。为了抗议工厂主和铁路局对工人的不平等待遇，薛文英一方面组织工人罢工，一方面将原先向工厂主提出的四项条件，扩充到十二条，并组成由薛文英任团长的请愿团，赴天津请愿。他率团回济后，立即发动工人正式罢工，示威游行三天。工人的罢工声势逐渐扩大，薛文英带领全厂工人包围了厂长办公大楼，振臂高呼：“我们要做人，不当奴隶！”“增加待遇！”“劳工神圣！”“工会万岁！”
厂主见势不妙，令厂警持枪镇压。这时，薛文英率团第三次北上请愿，与路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向社会各界发表声明：“如不答复提出的条件，全厂工人就要举行总罢工，全体工人北上，保卫路局。”罢工的第七天，津浦铁路被迫答应了十二项中的八项条件。
这次罢工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会成立之后，薛文英亲自组织的第一次大罢工。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机厂和济南各厂工人们的斗志。同时又取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也使薛文英得到了锻炼。
1923年2月，薛文英、李广义等应邀去郑州参加武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时，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二七”罢工发生后，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薛文英和工会其他领导人，组织本厂工人举行了三日同情怠工。但到同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机厂工会被迫解散。
1924年10月，党组织派刘子久到济南机器厂开展工人运动，恢复被军阀封禁的工会，并重新选举李广义、薛文英为委员长和副委员长。
1924年冬，经刘子久介绍，薛文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7日，薛文英和李广义代表津浦铁路工人出席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他又同刘子久等人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此时，山东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工人大批失业，生活十分困难。上级党组织决定由薛文英担任机器厂支部书记。薛文英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并根据党的指示，一面做好工人的救济工作，一面围绕吃饭问题组织工人开展斗争。6月中旬，薛文英带领工人，高呼“劳工神圣！”等口号，再次包围厂长大楼，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经过说理斗争，迫使厂长口头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但口是心非的厂长却调来军警实行报复，薛文英、王登汉等14名工运领导骨干被无理开除。
1927年5月20日，军阀当局在济南实行大搜捕，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中共山东省省委机关被破坏，工运领导人鲁伯峻、李子真等被杀害。这时，薛文英非但没有被恶劣环境所吓倒，反而更加顽强地同敌人展开了斗争。
同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选举薛文英为省委常委。从此，薛文英的工运工作，由济南机器厂扩大到津浦铁路沿线。
1928年7月，薛文英以商人的身份到临城（今薛城站）检查指导工作时，不幸被敌人逮捕。他被捕后，“山东济南总会”根据省委的指示，积极活动，利用各种关系和敌人内部的矛盾，对薛文英展开营救工作。当时，敌机关并没有弄清薛文英的真实身份，因而，时间不长，薛文英就被营救出狱。
薛文英回到济南后，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深入到工厂，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立即组织工人开展与黄色工会的斗争，发动以“济南大槐树机厂”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大罢工。
1929年1月，薛文英根据省委指标，亲赴津浦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一天，薛文英乘车到峄县，列车开进临城车站时，他看到站台上站了一排警察，出站口也有警察把守，还有一个人正在与一警官指指划划地说什么。薛文英立即意识到敌人是在抓人。他迅速从棉袍口袋里掏出一个装密件的袋子，放在和他一起来的赵春乾的工具袋里说：“春乾，快走！把它交给泰安站的王麻子，万万不可丢失。”薛文英知道情况非常危急，他从容不迫，走到一个车厢的门口，用准备好的车门专用钥匙，打开车门，下站后跨过铁道，往车站给水站走去。给水站的老张是中共地下党员，见到薛文英先是一愣，随即把他拉进屋里，把门关上说：“站上的警察是来抓你的，还有叛徒领着。”薛文英一切都明白了，他对老张说：“沉住气，慢慢想办法。”等到天黑以后，待他爬上一辆即将开动的货车时，不幸被敌人发现，将他逮捕。
在审讯中，薛文英发现法庭上多是上次审问过自己的人，因此他仍按上次的口供回答。“薛先生，不要兜圈子了，上次捕你，你说是来车站谈买卖，这次还是做买卖吗？”法官有些乐滋滋地问他。“是的。”薛文英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好，我让你见一个人。” 
  津浦工会旧址说着两名警察架进一个被打得满脸是血，头发蓬乱的人。薛文英一看，那人正是上次在临城货运室参加会议的一名党员。这时，他一切都清楚了，是叛徒出卖了他。
此时此刻，法官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说：“薛文英，久闻你多智多谋，今日本人略施小计，你便落到了我手中。”薛文英用鄙视的目光望着法官说道：“你们太卑鄙了。”
穷凶恶极的敌人，多次对薛文英进行刑讯逼供，妄图让其交待他来临城的任务和交出临城地区的党员名单。薛文英泰然自若，傲视群敌。几次审讯，敌人什么也没得到，便威吓说：“看来先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薛文英轻蔑地说“请便！”
敌人使用了各种刑罚，什么穿铁鞋、夹板子┅┅等最残酷的刑具都用上了。薛文英被折磨的不知死过去多少回，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连续的严刑拷打，他已气虚体弱，当法官在审讯中侮辱共产党时，薛文英以满腔激情严加痛斥，并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恶行径，以浩然正气申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 
敌人软硬兼施没有能够使薛文英屈服，他们又挖空心思从南京把叛徒、原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张元和叫来，要张利用升官发财，当上敌人处长的亲身体验劝薛文英降服。张元和进门劝降，则被薛文英痛骂一顿，并让他马上滚出去。敌人恼羞成怒，下令再次对他动用重刑。惨无人道的折磨，使他昏死过多次。他横眉冷对，面对凶残的敌人以刚毅、坚定的语气说：“我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完完全全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死了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信念是永存的！”
此时的薛文英已是遍体鳞伤，生命危在旦夕，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保护了同志，严守了党的秘密。同年夏，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终于将他营救出狱。山东省委专门派人护送他到青岛治疗，但终因受刑过重，医治无效，在返回原籍途中不幸牺牲，时年仅38岁。
薛文英是20年代山东铁路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齐鲁工运的先驱之一。他虽然只度过了38个春秋，但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代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