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士毅
人物概述
张士毅，原名白砥中，1912年生于河北省宝坻县下仓镇(现天津市蓟县下仓镇)西焦庄。在学生时代，由于积极宣传爱国思想，被学校以赤色分子的罪名开除校籍。“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帮助，他进入北平中国大学学习，并从事抗日救亡的政治活动。1938年，在李运昌同志领导下发动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张士毅同志是这次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来到房山、涞水、涿县任武装部主任。1942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法学院总支书记。1943年来到冀东工作任迁安、卢龙、抚宁、昌黎抗日联合县县长，深受当时社会知名人士的敬仰。
抗日战争后，张士毅同志任辽西专员兼锦州市长。1947年4月，我军解放朝阳松树咀子，他带领部分同志搞拥军征粮工作，不幸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5岁。
个人履历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保定第二师范、通州第十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因参加学潮，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
1935年初，张士毅进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一面读书，一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挺身营救中共地下工作者仇振远（即仇友文）。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根据中央军委发动冀热边地区的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张士毅回到家乡，以教书作掩护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同年冬，他同当时中共蓟县负责人王崇实取得联系，成立了七区“抗日救国会”，后参加了1938年7月的冀东大暴动。
1938年10月，张士毅受组织派遣，带领部队一部分人到达平西，参加开辟永定河以北地区的工作。1940年下半年，他被送到中共华北联大学习。1943年初，经组织批准离开联大重返冀东。同年8月初，张士毅任迁卢抚昌抗日联合县第一任县长。1945年，任滦东地委敌区工作部部长，负责滦东地区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张士[1]毅奉命随东进大军奔赴关外，收复失地，建立人民政权。9月8日，中共辽西地委和辽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张士毅任公署专员兼锦州市市长。当时锦州一片萧条，敌特分子活动猖獗，社会秩序混乱，接收和重建工作十分困难。张士毅在接收和恢复重建锦州市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八路军这个年轻市长的才华”。对拥护人民政府不与人民为敌的伪职人员给予从宽对待；通过统战工作，使上层人士和知识界大多数人认清形势，转变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同时，他依靠和深入发动群众，反奸反特，对罪大恶极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及时坚决予以镇压，很快稳定了锦州市的局势。在任锦州市长期间，中共辽宁地委根据陈云同志指示，成立了辽西工人教育团和辽西军政学校。张士毅还兼任辽西工人教育团和辽西军政学校校长，多次为学员作报告，讲革命理论和斗争形势，先后培训学员1000余人，并及时充实到地方和部队。
1945年10月，锦州市市长由计明达担任。张士毅集中全力主持专署工作，他的主要精力由城市转到了广大农村。这时，国民党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11月，中共辽西党政军机关奉命撤出锦州，向赤峰、承德一带转移。1946年春，遵照上级“重新打回辽西，收复辽西”的部署，张士毅绕路回到绥中、建昌、凌源、朝阳一带山区开展工作。
壮烈牺牲
1947年4月20日，张士毅等到刚解放6天的松树嘴子村开展工作，正在等待安排住房时，便被国民党驻义县部队包围。敌人配有5辆装甲车和大批步兵，敌我力量明显悬殊。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张士毅当机立断指挥自己人奋力突围，当他们冲向村西小山头时，迎面又出现了敌人的装甲车，装甲车上的十几挺机枪向他们猛烈扫射，不幸张士毅的双腿中弹特别是右腿伤势很重，他忍痛坚持掩护其他同志突出重围后，便瘫倒在  烈士张士毅之墓地，只身与敌人战斗到弹尽援绝。当大批敌人将要冲到他面前时，他脑子里闪过曾和同志们讲过的几句话：“一个中国人如果在敌人面前失掉气节，不仅活着是奴才，死后尸体埋在坟里，别人也会说‘这是奴骨’，”“大丈夫要作钢铁不作泥土，”“士可杀不可辱。”张士毅用这些满怀革命激情的豪言壮语鼓舞了别人，而今也激励着自己。大敌当前，他没有奴颜婢膝，而是以誓死不当敌人俘虏的英雄气概，把仅剩一颗子弹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嘭”的一声，表达了自己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威武不屈的坚定信念。那年他才34岁。
1949年11月25日，天气晴朗。中共辽西省委、省政府为张士毅烈士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并将遗骨安放在锦州革命烈士陵园，墓前竖起一座纪念碑，为缅怀烈士，教育后代，松树嘴子村改为“士毅村”。从此，张士毅的下落告白于天下。
长夜寻真理 砥柱赤诚心
张士毅的威武不屈，来自他在青少年时期受革命斗争的薰陶。张士毅姓白，学名宝泉。1913年出生于冀东平原蓟县下仓镇西焦庄（现属天津市）一个小康之家。较富裕的家庭环境，使他有立志求学的条件。1923年开始上学到1937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十几年间学业成绩一直优秀。学生时代，他酷爱文学和哲学，经常与杨沣澄等同学出入图书馆。以大量时间阅读了《茶花女》、《蟹工船》等中外文学作品，还研读了李大钊的《庻民的胜利》，日本共产党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马列主义论著。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文学作品也很喜欢。他广学博采，视野开阔，思想敏捷，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很强。在本地上小学时，他耳闻发生在距本村只有百里的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的同盟大罢工的消息，和亲眼看到的1927年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在本村的农民反对“旗地变民”斗争的场面。这些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宗旨的工农革命激流，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也染红了他的一颗心，使他在少年时代就产生了同情劳苦大众，拯救中国的意念。所以1930年他在通县师范读书时曾联络20几名平时爱读课外书的同学组成“蜜蜂社”，开展“主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后因掀起反对反动校长的学潮而被开除。
1931年夏，张士毅考入保定二师。保定二师的全称是“河北省第二师范学校”（省第一师范学校在天津），因校址在保定故称保定二师或保二师。这是一座公费学校，在本省或中国北方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都向往报考保定二师。有的连续考几次才被录取，所以学生的年龄一般都偏大，但相对讲他们的知识水平却都比较高。在这所学校里，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国共两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是1924年建立的，国民党组织是1928年建立的。到30年代初，共产党组织力量发展较大。有人统计，共产党、共青团及赤色群众的数量约占全校师生总数的2/3。曾称这里是“革命斗争的练习所，青年革命锻炼的大熔炉”。张士毅到这座大熔炉后，对这里的政治环境倍感亲切。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阅读进步报刊杂志，思想顿开茅塞，觉得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有劲可使。为表衷心，他立下了“中华改造，端赖吾曹”的誓言，并更名宝泉为砥中，以示“吾曹”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能起到砥柱作用。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同二师革命师生一起，按反帝大同盟的部署，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开展抵制日货斗争。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他曾书录唐代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句，散发于同学之中，用来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主张。到1932年春，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镇压而掀起的二师学潮发展到鼎沸时候，他在护校斗争中表现的十分出色。围困学校的军队是国民党第14旅，原系东北军所部。张士毅针对东北籍士兵的心里，联合同学们高唱“老乡，老乡，泪汪汪，我们为护校，你们为官长，家乡老娘谁来养！？……。”边唱歌边进行政治瓦解，使许多围困学校的士兵受到感动，为护校领导出入校门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学潮持续向纵深发展的时刻，反动当局气急败坏地彻底查封了学校。张士毅被迫从火热的斗争战场上返回原籍。他曾惋惜而坚定地与好友杨沣澄说：“命运崎岖，逼着人非革命不可。”
张士毅在保定二师上学虽只有一年，但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校期间，在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指引下，除参加必要的革命活动外，他还有幸阅读了学校地下党组织以“北方人民出版社”名义发行的封面伪装《艺术论》的刊物。其中载有《武装暴动》、《土地农民问题指南》、《社会科学研究初步》等文章。他读了这些文章，又回忆过去听到的、见到的和自己亲身参加的革命斗争实践，眼睛亮堂了，心里明白了。他返回故乡后，即刻召集故友刘德富、郝希武、赵景甫等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小组”，依据在保定二师学到的革命理论为指导，领导当地农民群众开展了反对下仓镇独家经营的盐商李永贵暴利盘剥百姓的斗争，接着又发动了雇工增资，组织农民抢收地主小麦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开展给下仓镇一带农民以巨大鼓舞，使他们看到了自己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长城抗战时，张士毅和郝希武等又以反帝大同盟小组的名义组织募捐活动，还利用下仓、上仓集日进行公开宣讲。每次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的罪行和宣传抗日救亡时，都聚集很多人，他以铿镪有力的声音和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激发着人们抗日救国的热情。
1933年4月23日，当张士毅得知李大钊的家属和许多社会名流在北平发起为李大钊举行葬礼的消息，他冒险赴北平参加“路祭”游行，并在西城区将革命互经会印制的镶有李大钊半身像的卡片，散发给广大群众。张士毅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遭到反动当局的通令辑拿，他被迫隐蔽到蓟县北部山区果香峪小学教书。他一到学校看见那么多活泼可爱的儿童，心里像着了火一样，一股为国育才的责任感立刻从心底升腾起来。他依照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诗句，写了一幅“铁肩担教育，笑眼看儿童”的条幅放在案首以自励。在校期间，他认真从教，尤其注意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同时兼做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各阶层对局势的看法。他还特别注意与农村中的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接触，向他们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据杨沣澄回忆，1934年初，张士毅因病休养，杨替他代课时发现一位“对日寇入侵在急，百业凋蔽；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苦况，谈吐有致，事后得知其思想觉悟，乃原于砥中的启迪和薰陶。”晚上兴办夜校，自编扫盲课本，1-8课的内容是：人；民；工人；农民；生产；劳动；改造；世界。通过扫盲教育，启发农民的民族觉悟。通过易懂的课文和深入浅出的讲解，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1934年初，张士毅就读于北平镜湖中学，在这里他开始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触。不久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进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在党的教诲下，思想有了新的变化，认识到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亡国灭种的惨祸也迫在眉睫。因此，他在伟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中，成为站在斗争前列的骨干。那天，他随游行队伍走到西寺附近，领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群反动军警闻声追赶过来，机灵的张士毅往左边一闪，恰好一位卖水果的摊主把他藏在摊架底下，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此时，他的故乡冀东已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由于傀垒政权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家境陷于贫困，对士毅求学资助甚微。为了补充自己学习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所需经费，他边读书边在西城区砖塔胡同当了一名家庭教师。上午到校学习，下午履行家庭教师的职责，晚上外出进行抗日救亡的联络工作，每天都很辛苦，但在精神上却感到欣慰。为扩大抗日救国的力量，在广泛接触上层爱国人士的同时，组建了在北平蓟县籍同乡会，把他们联合起来一同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5月的一天，张士毅得知同乡会的仇振远，因去河北省霸县东关中学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而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拘捕的消息，既焦急又气愤。他与同乡好友王少奇、王磊等商量营救办法之后，典当了几件衣物作路费，又书写了一封盖有用萝卜刻制的“蓟县同乡会”印章的公函，张士毅自报奋勇直奔霸县营救仇振远。到霸县后，他向国民党县衙递交了公函，以北平蓟县同乡会的名义，与国民党政府县长龙某展开了说理斗争，讲华北事变后人民受苦受难的事实，讲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一席话，龙县长竟被征服了，放弃了要把仇送保定得一万元偿金的邪念，在具保之下释放了仇振远，使他安全脱险。从此，张士毅冒生命危险，以大智大勇的谋略和能言善辩的口才，说服县长营救仇振远的事迹在东关中学传开，给一些进步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怒潮，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迫于形势，在北平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转入农村。张士毅又回到了故乡。开始在太平庄小学任教，后在香河县渠口小学教书，不久便与在蒙家酄小学教书的郝希武取得了联系，两人以油印和散发抗日救国小报为主要方式，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的活动立刻得到中共蓟县县委的支持，在县委负责人李子光、王崇实的大力协助下，于当年冬季在下仓镇成立了以小学教师为主的抗日救国会，张士毅为主任，郝希武为副主任。抗日救国会通过亲联亲，友联友，很快扩大到青年学生和农民，还争取了一批民团团总和保甲长以上的中上层人士及地方名流。到1938年6月，在下仓、上仓一带几乎每个村庄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
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第四纵队于1938年春夏之交挺进冀东。冀东地方党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张士毅、郝希武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6月下旬，鉴于冀东抗日斗争形势，上级党决定发动冀东人民进行武装暴动（起义），并对暴动的具体行动作了部署。张士毅得知武装暴动的消息时，他心潮澎湃，兴奋得夜不成眠，自感热血青年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为表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又一次更名改砥中为士毅。
7月14日，是他们最紧张的一天，下仓镇西头关帝庙内驻有伪保安分队和伪警察分驻所。而他们组织暴动准备工作是在镇北头郝希武家，如果出现“一着不慎”就会造成“全盘皆输”的局面，所以一切行动都在秘密的进行，当夜幕降临之后，张士毅和郝希武将暴动指挥部迁到镇东头天齐庙小学内，召集各乡联络员及已争取好的民团和中上层人士会议，将上级送来的袖章和旗子分别发给予会人员，并约定夜里12点举行起义。午夜时分，指挥部直接领导的暴动队伍包围了伪保安分队和伪警察所。作为信号的两声口哨过后，四面八方的暴动队伍峰拥而至。张士毅手持短枪第一个冲到关帝庙的台阶上，不容分说缴了企图反抗的伪保安队长的枪，在潮水般的暴动队伍震慑之下，一枪未放就拿下了伪保安队和伪警察分驻所。两个钉子拔掉之后，人们感到扬眉吐气，又有更多的人参加了暴动队伍。张士毅、郝希武带领暴动队伍从蓟县、宝坻和玉田三县边界地区浩浩荡荡的向东、向北进发，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先后攻克了鸦洪桥、别山、马伸桥、彩亭桥等京东重镇。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被编入冀东抗日联军序列，称第6总队，张士毅任总队长，郝希武任政治主任。这支队伍与其它地区的暴动队伍遥相呼应，构成了震惊中外的冀东10万人枪抗日大暴动的壮丽图景。9月中旬，第6总队奉命随八路军第四纵队撤到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10月，张士毅经组织审查后，由李子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整训结束后，干部、战士将要重新分配工作。这时，张士毅找到好友郝希武深沉地说：“回顾走过来的这段历史，我们的头脑都很简单，譬如在对敌斗争中，对掌握武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幼稚地认为暴动成功了就是抗日胜利了，对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和创建根据地坚持持久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郝希武听了觉得他的话讲的很深刻。的确，张士毅的话虽然不多，却表明他已经成熟起来，也就从此，他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工作者。
横眉对倭寇 丹心为人民
张士毅整训后被分配到房（山）涞（水）涿（县）工委工作。1941年初，平西地委送他到中共北方分局党校学习，后又转送到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社会科学系学习。学习期间，学校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敌人“扫荡”时还要开展反“扫荡”斗争。在这些活动中，张士毅身先士卒，危险的事他抢着做，脏活累活他抢着干，行军时他替别人背行装，生活困难时他节食给别人吃。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学员，政治上要求进步，但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思想负担很大。张士毅以兄长加同志的谈话方式，反复帮助她提高觉悟，使这位学员进步很快，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士毅的所作所为，学员们历历在目，他被选为第一届联大学生总会主席，当第二届学生总会选举时，组织上考虑张士毅另有安排，总会主席内定另一名同学担任，但选举时，全校学员同声高呼 “还是选老主席！”后任期不久经组织决定调张士毅任法政学院社会科学系中共总支书记。
由于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联大的物质生活很艰苦，学习也很紧张。但同学们同甘共苦一起学习、生活和劳动，精神生活还是丰富和愉快的。就在这个时候，已近而立之年的张士毅，与来自冀中根据地的本系女同学肖君恋爱了。肖君原是霸县东关中学的学生，前面提到的1937年张士毅只身到霸县说服国民党县长营救仇振远的事迹，给一些进步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就有她。这次肖君到联大法政学院又与张士毅同在一个系学习，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特别是张士毅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待人热诚的高尚品德，为肖君所感动和敬仰。一次，他们在散步时谈到营救仇振远的事，张士毅笑着对肖君说：“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块儿到你们县看看，再设法找找那位开明的县长。”肖君被他的胆识和富有人情的话打动了，相处日久，肖君对张士毅逐渐由敬仰转为爱慕。1942年底，由于形势的变化，前方需要干部，北方分局决定联大停办，原则上各地学员都回原地。身为系总支书记的张士毅整日忙于疏散学员的任务，到最后他向组织上提出到冀东去工作。他要求到冀东绝不是为了回到家门口，当时冀东正处在敌人“细碎分割”、“扫荡”、“剔决”的最困难时期，他决心到艰苦激烈的斗争环境中去磨炼自己。中共北方分局批准了他的请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改姓为张，从此叫张士毅。
1943年初春，他在北方分局经过短期学习，到北岳区党委党校告别了新婚后3天就分开的妻子肖君，与同学、战友于明涛、章真园等肩负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他们从河北省平山县徒步出发，途经平西、平北和敌人在长城线上制造的“无人区”，历尽40多天的艰辛，夜行晓宿，跋山涉水，终于在4月下旬，到达了中共冀东地委和冀东军分区所在地——迁青平联合县的东水峪村（今属迁西县）。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和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向他们介绍说：冀东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作战士气很高，已经取得了第一次、第二次恢复基本区战役的胜利，形势很好，但是敌人为确保满州，加强了对冀东的防卫力量，使冀东仍处于困难时期，面临的任务也非常艰巨。张士毅听罢，被冀东火热的斗争形势所鼓舞，也为完成那些艰巨的战斗任务而自感责任重大。他再一次要求并得到同意到最艰苦的滦东去开辟新区。滦东这个地区他很陌生，但他有一种昂扬的激情和一颗赤诚的心，憧憬着一幅幅壮丽的斗争场面。他被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驱使着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赶赴滦东。
滦东，即滦河以东地区，地势险峻，南部沿海，中部平原，北部山地，为华北与东北之间的关隘要塞。这个地区自1938年抗日暴动队伍西撤之后，敌人加强了统治，被称为“良民区”。1941年底，冀东地方党组织为扩大游击区决定派地方干部和部队开辟滦东。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开辟出两个总区，辖40多个村庄，建立了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张士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到达滦东的。
5月上旬的一天，第一总区区长李焕章在一个老乡家里，接待了张士毅。那天，他穿一身黑色粗布衣裳，斜背着匣子枪，加上他白净净的四方脸上衬托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浓眉大目，看上去潇洒、干练。当李焕章向他介绍情况时，他听得仔细，记得认真，似乎要把所有的村名、人名和每件事都装在脑子里，写在笔记本上。7月，滦东建立第三地区委和专署时，迁卢抚昌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也随之改建联合县委和县政府，张士毅被任命联合县县长。县长在封建社会为“七品县令”。张士毅在任联合县长后曾风趣地说：“旧社会一个县长为七品官，我当四个县的县长就是二十八品官啊！”话虽是笑谈，但可以听出他对完成组织上交给自己开辟新区的任务是满怀信心的。
张士毅担任联合县县长之后，既要处理许许多多的政务，还要深入村庄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认为，只有深入调查，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他就是在调查中发现：抗战已经6年了，当地一些上层人物对抗日还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些人看不起八路军。他觉得这关系到贯彻党的统战政策问题。于是，他在卢龙县常庄召开了一次全县范围的统战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当地名流和各区干部，约300多人。人们听说八路军新来的县长要开大会，觉得很新奇，连迁安县国民党的“国大代表”郎杰三、上荆子峪的大地主等都来参加大会。张士毅在会上首先对各区干部说：你们虽然都很年轻，但都是干部，干部决定一切，这是斯大林讲的。因为一切工作都是通过干部去做，干部做好了，工作就好了；干部做坏了，工作也就做坏了，所以干部决定一切。接着他又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分析了敌我力量的优势和劣势，阐明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申明了民族大义，最后他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和“覆巢之下无完卵”两句古语说明了只有抗战才能报国，有国才能有家的道理，号召全县各阶层团结起来抗战到底。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句句掷地有声，使听会的人受到很大震动，特别是那些上层人物、知识分子，都被这位年轻县长的理论才能所折服。有的说：“唉呀，真没想到八路军里头还有这样有才能的县长呢，看样子他还不到30岁呀！”会后许多绅士和名流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岳家沟绅士岳山，对抗日是个有名的“座山派”，会后他找到张士毅表示愿意全力投入抗日，自动提出八路军的被服厂设在他家，敌人来了他还千方百计的掩护。张奄子村小学校长揣世荣清高古怪，统战动员大会之后，张士毅经常找他说古道今，揣世荣觉得新县长年纪不大，世理很深，令人佩服，两人来来往往交上了朋友。揣世荣爱国思想日渐提高，他亲自组织了“教育界抗日救国会”。
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张士毅在一个拥有7个总区近200个村庄的联合县里工作，显得疲惫不堪。直到任职半年以后，他才抽出时间给远在后方北岳区党委党校工作的妻子肖君写了一封信。他以激昂的语言和流畅的文字叙述了滦东的抗日斗争形势和他到滦东后的工作情况。他在向妻子述说个人生活情况时，没有忘记婚后3天告别肖君时，肖君为不能与自己同行表现出的焦急心情，他也没有忘记当时他拉住肖君的手讲的那番话：“目前冀东环境残酷，斗争激烈，女同志还很难开展工作，你在后方好好工作学习，抓紧时间武装自己的头脑，我到了冀东也要努力工作，开辟巩固抗日根据地，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在冀东相会的。”半年过去了，迁卢抚昌联合县的形势有了很大发展。他告诉肖君这里已成为滦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依托。不久，肖君来到这个县的抗联会工作，虽说夫妻在一个县里，但那个时候县政府没有固定地点，老百姓管抗日政府叫“背包政衬”。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各奔东西，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但见面的机会总比她在大后方多得多了。一次，肖君和张士毅见面时，向张士毅讲了有人对县政府的人在地主家吃住有意见。张士毅思考了一下说：“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法宝之一，不要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会用了，不能用感情代替党的政策和策略，为了抗日多争取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不接近地主，怎么能动员他们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呢！在地主家吃住可以，但要遵守纪律，不能给他们办事，而是要地主为我们办事，为抗日办事。”肖君听了之后很受启发，觉得党的政策要结合实际贯彻执行，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张士毅不仅在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上卓有成效，而且在政务中他也摆布有序。县长的工作很多，但他重点抓两个：一个是抓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一个是抓政权建设，充分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他常讲：抗日民主政权是祖国的象征，要维护它的尊严。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对敌人要狠，对人民要亲。”他领导游击队主动寻机出击，摧毁敌人伪乡村政权，滦东共135个伪大乡，在1944年3月间，通过从内部分化瓦解和强令解散等办法，在10天内将61%的伪大乡全部摧毁，同时取缔其所属各村为保甲组织，转变为抗日的一面政权。从而扩大了抗日阵地，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为了加强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他领导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开展以“比执行拥军爱民公约，比坚持财经制度，比作风大众化、民主化”为内容的竞赛活动。认真贯彻落实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亲自蹲点抓面，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运动，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不论抓武装斗争，还是抓政权工作，都能表现出他的精明才干。敌人曾以重金悬赏要张士毅的头，可他们连影子也找不到。但张士毅的政令却威震敌胆。凡是署有他名字的征收粮款物的通知，连敌人据点里头的乡保长都悄悄地如数送到指定地点，保证了军需民用。张士毅的战友、后为第三专署专员的于明涛说：“事实上，真正成为滦东根据地依托的，就是士毅担任县长的迁卢抚昌联合县。”经常活动在滦东地区的八路军第十二团团长曾克林说：“张士毅是拥军爱民的好县长。”
的确，张士毅是爱民的好县长。敌人围剿时群众不走，他不走。还是他刚任县长时，到村子里去工作，常听老乡们说“你们八路军”怎么长怎么短。他想，群众可以对八路军说长道短，这说明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抗日的队伍，可是把八路军又看成是“你们”，还不是自己人，他觉得心里不好受。他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时发现，迁卢抚昌地区的开辟已近两年，全县的政权干部55人，本地的只有3人，外来的占95%。他们虽然作了许多开辟地区的工作，但由于“外来”的缘故，很难彻底了解民情，因而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总不那么十分密切。他认为这就是产生当地群众把八路军看成是“你们”的症结所在。他在一份报告中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严肃地指出：“群众在心里不把八路军当自己人看待，是个严重的不正常的现象。”他从群众对八路军称为“你们”的现象中，敏锐地察觉到自身的不足，这是他具有很强的党性和浓厚的群众观点的表现。此后，他注意并从当地抗日骨干中选拔了一批干部。他爱人民，人民也爱他，卢龙县北部毛各庄是个开辟较早的村子，这个村西面紧靠青龙河，北面有个大山沟，方圆五六里地没有人家，由于地势好，地方干部和部队常来这里住。一个军用被服厂和一个小型兵工厂也设在这里。1944年春天，日伪军要到毛各庄“扫荡”。正在这里工作的张士毅闻讯后，立即组织工人掩护被服厂、兵工厂的机器和物资转移。当疏散走最后一批工人之后，敌人已经颇近。张士毅不顾个人安危，又去组织群众撤离，凭着他多年打游击的经验，巧妙地甩开了敌人，免除了一场大祸。张士毅时刻关心人民利益，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老乡们有话爱和他讲，有事也愿意找他商量。见了面再也不说“你们八路军”了，都是象亲人一样对待他，甚至奋不顾身地舍身掩护他。他在滦东有多少次濒于绝境的时候，都是被群众保护而虎口余生。1944年夏季的一天，张士毅来到毛各庄时间不长，就突然被敌人包围，敌人从东南北三面冲进村庄，只有西面因青龙河瀑涨没有敌人，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张士毅打定主意，为不连累老乡准备跳水过河。恰在这时，一位老大爷跑过来，使劲往家里拽他，边拽边急促地说：“快跟我走！”张士毅不肯去，老大爷不由分说硬是把他拉到家里，换上衣服，让他在院里和泥。当敌人闯进院子搜查寻问时，老大爷从容不迫的说：“这是我在外教书的儿子，回家来帮我修房。”张士毅微笑着点点头，显得非常镇定自若，敌人东张西望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便信以为真转向了别处。张士毅生活在群众之中如鱼得水。他离不开群众，群众也离不开他。1948年，张士毅牺牲已经一年多了，他在毛各庄的“保垒户”毛老大娘知道他的不幸之后，悲痛至极，饭不想吃，觉不想睡，一连几天望着东北方向总是哭，这位老人的泪水，饱含着人民群众与党血肉相连的深情厚意，也饱含着人民群众对真正共产党人的热切怀恋。
1945年初，党组织鉴于张士毅所具有的才能，调第十六地委（第三地区委改称）任敌工部长。他与在滦东早已建立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密切配合，以城市为中心继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不断向唐山、秦皇岛、锦州等城市派出特工人员，一面调查社会情况，搜集各类情报，一面购置解放区需要的药品、布匹、文具和其它特殊物资。他本人也经常化装出没在敌战城市，在虎穴中与敌伪军要员和社会名流接触，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团结抗战，取得了重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为他后来从事接收城市工作和开辟新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为党竭尽瘁 滔火勇献身
1945年8月，经过8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在这欢庆胜利的时刻，张士毅奉上级紧急命令，又一次告别妻子肖君，随冀热辽东进部队出关接收锦州市。他对肖君说：“锦州是敌人统治的据点，是我军出关的咽喉要道，滦东离锦州最近，必须尽快赶到那里。组织上让我担任辽西专署专员兼锦州市的市长，责任重大，必须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肖君理解丈夫，支持丈夫，默默地为他准备行装。
刚刚接收的锦州，萧条而混乱，受战争摧残，商店关门，工厂停产，无水无电，市面上显得格外冷清；锦州是日本侵略者长期统治的地区，豢养了一批死心踏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汉奸，这些人不甘心失败乔装隐匿起来，伺机进行破坏。冷枪、恫吓、抢劫随时发生，社会秩序很不安宁。张士毅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履行专员兼市长职责的。他在辽西地委的领导和同志们的配合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开始，他们依靠工人阶级恢复了城市的正常生产秩序，接着又召开了伪职人员会议，向他们交待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号召他们消除顾虑，坚守岗位。9月18日，召开了全市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张士毅以他天赋的讲话才能，颂扬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把半壁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人民遭受迫害、蹂躏达14年的罪恶行径。讲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前景和政策主张，号召全市人民携起手来协助政府把锦州市的社会秩序搞好，让人们安居乐业。他那文理通顺，哲理性强，生动活泼的讲话，为在场数千名群众所感动，不断报以热烈掌声，表示对这位年轻有为市长的敬佩。时间不久，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加上采取一些专政防范措施，社会秩序基本上稳定下来。这时肖君到了锦州，被分配到组建不久的《民生报》工作。妻子的到来，对日夜奔忙于建立民主政权、恢复生产、组织群众重建家园的张士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安慰。然而，到11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上级为保存实力实行战略转移的方针，决定于25日党政军机关撤出锦州，转移到赤峰、承德一带。为便于领导，辽西与热东合并称热河省第十八专署，张士毅为专员（后为副专员）。此刻，肖君快要临产，张士毅无暇照顾，让她随锦铁医院先撤。这一次是肖君向他告别了。在大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撤走之后，张士毅还在锦州坚持做最后部分人员的撤退工作。当肖君生下儿子铁村时，他得悉后只能派人给她送了一张纸条以表慰藉：“你平安生下儿子，我很高兴，只因工作忙，还不能来看你们，请原谅，多多保重。”肖君翻来覆去看着这两行字，真是见字如见其人，丈夫憔悴的面孔，疲倦的身躯，立刻浮现在她的脑际之中。她作为士毅的战友、亲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1946年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上级党组织作出“重新打回辽西，恢复辽西”的部署。张士毅带部分工作人员潜入绥中、建昌、凌源、朝阳北部一带山区进行开辟工作。他和同志们紧紧依靠当地干部，充分发动群众摧毁敌人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发展地方武装，破坏敌占区内的铁路、公路，剿匪安民，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筹集军需等，任务十分繁重，他日以继夜地奔忙着，工作成效很大。经过一年的奋斗，辽西西北部山区已建成较巩固的根据地，以这块根据地为依托，开辟新区的工作逐渐向东南发展。1947年4月13日，解放军攻打并解放了地处朝阳、锦县、义县三角地带隶属朝阳县辖区的松树嘴子村。这个村虽只有300多户，但地势险要，北面平川，南靠浮岗，东面临小凌河，各条通道可直达朝锦义三县。村内有清朝末年法帝入侵中国时建造的天主教堂一座。主教府周围墙高8米，宽2米，四隅有城防炮楼，西和北两门紧闭，只有东和南两门可以通行。凭借险要的地势和坚固的教堂设施，国民党在这里设了据点，解放军曾两次攻打这个据点，这次是第三次，村中顽敌被铲除后，大凌河以南地区相继随之解放。
肖君撤到后方之后，也随张士毅潜回辽西在绥中县委工作。由于战争环境，和张士毅一年也没见上几面。1947年4月17日，张士毅要到刚解放的松树嘴子村开展工作，路过绥中到大林子村见到了肖君。这次见面，肖君发现士毅只带了一个通讯员，问他为什么不带警卫员，他说：“警卫员跟了我好几年了，送到新岗位去独立工作。”肖君知道这是张士毅培养干部的一种方法，也没有再说什么，但还是有点担心。张士毅看出了她的心思，便安慰她说：“我和政委一同去，你放心吧，一个警卫班，还有部队，不会出什么问题，这次到新区去协助县区筹粮，用不了几天就回来啦。”临行前，张士毅和肖君一起抱着独生子铁村照了一张像，互相道了珍重，他就匆匆地上路了。4月20日，那场战斗后噩耗传来，肖君先是因在首长面前极力表现镇定，尔后就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她悲痛欲绝。万万没想到三天前的留影竟成了张士毅的遗容，三天前的分别竟成了他永久的诀别。
张士毅走了，张士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品德，实践了他为自己立下的“中华改造，端赖吾曹”的誓言。他的一生没有愧对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正如1949年11月25日，中共辽西省委、省政府为他建树的纪念碑碑文所评价的那样：“为工人阶级、为劳苦大众、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终坚贞不屈，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这种共产党的高贵品质和崇高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