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茶道青红
内容简介
《茶道青红》主要内容：康乾年间，在中俄边贸往来中，山西家族茶商堪与俄商一争高下，将华茶出口的产、运、销统掌手中，创下了极其鼎盛的辉煌。其间，内忧外患，商道人道、江湖秘境层层展开，晋商的大智慧也曾影响过世界贸易。三百年前，茶商的经营格局之大，商务能力之强，今人已是很难想象了。 [1]
作者简介
  作者：成一[2]成一，1943年生，196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国家一级作家。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已发表出版各类小说作品数百万宇，有长篇小说《白银谷》等七部。曾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京、津、晋等多项文学奖。[1]
作品欣赏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清乾隆五十年之后的八年间。经历两代数十年经营，已将华茶外贸做大的晋中康氏家族，突然面临中俄边境因刑事纠纷，大清朝廷关闭边境、禁止两国贸易互市的空前危机。而当时康家主事的康乃骞、康乃懋兄弟，才智中常，远不及创业的父辈。其中较能担当的二爷康乃懋，又因边境封关，被困俄国。长门康乃骞陷惊慌失措中，懦弱毕现。外部的突发危机，彰显了康家商务的内部隐患。在几位贤能的掌柜策动下，康乃懋的夫人戴静仪，被推举出来当家主事。戴夫人临危受命，依赖商号各路掌柜伙友，运筹应对，守法苦撑，不为走私黑利所动，严护祖业根本。她以妇人之身，亲自巡走万里茶道，从福建武夷山产茶地，直至俄蒙边境的恰克图，历尽艰险，也收获了平生难得收获的亲操事业、施展才智的愉悦。她更力排众议，借危成“机”，将康家祖传的财东当家、亲掌商务的商业体制，改革为“伙东”制：财东只管商号大政，商号掌柜全权执掌商务，即今所谓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此举消除了祖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即因子孙不肖，商号败落的宿命。子孙难保代代贤能，但选择贤能的掌柜，却是可能的。康家在此封关八年的经济危机中，一面守护商号根本，一面顺势改制，因此赢得了危机过后的强势复苏以及日后的百年不衰。 
这条主线之外，小说还描写了中俄两家茶商年轻一辈的爱情绝唱。与康家常年交易的米哈洛夫家族，是当时俄国六大茶帮之一喀山帮的大户。主政的瓦西里每在华茶贸易季节，一直将年轻美丽的女儿叶琳娜带在身边，活动于恰克图及库伦等华商云集地。纯真的叶琳娜，渐渐对健行于万里茶道的康家少爷康仝霖产生爱慕之情。边界封关八年，她为此坚守在库伦皮货店，不忍归国。而此正是瓦西里暗中布局所希图的。与当时的大多俄方茶商一样，米氏家族也欲深入中国内地，染指茶山、茶道的经营，但一直为中方国策所阻。瓦西里便图谋走与康家结姻的曲线，以早日深入中方内地争利。封关后，康乃懋身困俄境，颇受米氏格外关照。瓦西里借机挑明了结姻雅意，而困境中的康乃懋也不便明言回绝。米氏以为曲线已铺就。等边贸开关后，瓦西里向女儿言明此意图，叶琳娜却似受雷击：自己原来是成就了父亲的“美人计”！她毅然斩断了恋情，归国不返。
小说还依据史实，塑造了一位清代善理边务外交的办事大臣松筠。恰克图出现封关危机后，乾隆任命善于“理事”的松筠，出使库伦办事大臣，纾解危局。他一面严正与俄方交涉，坚守依两国间既定的条约定是非，维护国家尊严，一面安抚边民，善待商户，尤其善待留守俄商。边务系苦差，八年未离任，常以大臣之身，微服行走于军、民、僧、商中间。最终借一件涉外新案件，提出“新旧两案并办”策略，对外促成俄方认错赔罪，签订新约；对内以“边界贸易繁荣为边防安定上策”说动朝廷，八年封关得以解冻。松筠办事，颇显当时大国外交风范，史上留有“善理边务”美誉。离任库伦后，即奉命陪送著名的英使马嘎尔尼回国。他一路行装中，只有一船书籍，因此获英使另眼相看。可惜不善官场经营，一生并不得志，已被史海湮没。
围绕这些内容，小说力求言之有据地展现出当时江南茶山，万里茶道，特别是被称为“西伯利亚的汉堡”、“沙漠中的威尼斯”的恰克图的经济活动，社会风俗以及自然风貌。活动在这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的众多人物，则是属于作者的艺术创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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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价
《白银谷》之后又有了《茶道青红》，成一在他的变法之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茶道青红》无疑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不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命运震撼人心，茶道上的种种专业经营、商家的谋略志向，也被写得津津有味。对文体的琢磨作者显然更为自觉、用心深远。《茶道青红》的语言更趋古朴、典雅，颇具“三言二拍”的神韵，而现代口语的加入又让古朴生机勃勃焕然一新。谋篇布局显然借鉴了章回体小说的体例，每一章节承上启下情节环环紧扣，更有章回体少不了的“开篇诗”——用辛弃疾道尽离愁别恨的一首“贺新郎”开篇，款款叙来，写出万里茶道上山西茶商们的千难万险和举世罕匹的壮举。在一片网络写作、时尚流行的喧哗林莽中，在难以想象的“湮没之深，发掘之难”的历史废墟上，成一从容淡定地举起他新白话的书写。以新白话重述历史，以一种地道的本色中文讲述故事，就成为成一晋商小说的不懈追求。 
当然，所谓的还原客观真实，所谓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既不是小说的根本任务，也不是文学所能承担的使命。那么，以新白话重新叙述的晋商故事到底有怎样不同的文学意义？到底可以达到怎样的文学境界？在当年那一群“卑贱之身，恭顺之行”的商人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人性光辉？也就成为无法回避的考问和质疑。
要回答这些问题，语言是个关键。在我看来，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来讲故事，绝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改变，而是写作者文化立场、身份认同的最佳证明。自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在走一条不断西化的道路。文学体裁、审美标准、叙事技巧、语言风格无不取法于欧美。发端于欧美的种种文学流派、思想潮流，轮番在中国上演，并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标准。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史，几可看做是欧美文学的“副本文学史”。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争当“副本”以为最高的荣尚，几乎一直是当代文坛的主调。很长时间以来，自觉不自觉的欧化翻译腔，一直是中国文学的致高典范。成一兄当年就曾尖锐地批评过中国内地文坛到处泛滥的“副本文学”。并非别人的文学不好，别人的文学非常好，而是在一味的模仿中丧失自己不好。并非别人的主体性不好，别人的主体性很好，而是在一种别人制造出来的全球化等级中自我殖民非常不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一个多世纪，我们是否可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能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吗？我们能写出一部地道精彩的中国小说吗？
在我看来，“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历史命题。或者说，一百多年来，这是一个一直处在完成过程当中的历史命题。而所谓主体性的建立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对现代汉语的自信心。在成一的晋商小说中，在成一从容不迫、淡定自信的叙述中，我不但看到了感人的故事、湮没的沧桑，更看到了一个写作者对母语坚定不移的自信。
以新白话回答当下的全球化语言淹没，以历史人物的人性探索对照“普遍同质的消费时代”的人性溃败，借此而把被历史湮没的存在演变成此时此刻的当下叙述，演变成一种当下的参与和批判，这是成一晋商小说背后不断翻涌的最为可贵的精神激流。
毕竟，小说不是理性判断，故事不是真实再现。凡俗琐碎、生生不息而又包罗万象的生活，有如我们头顶深邃的星空，谁也无法料想出它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幻灭和重生，谁也无法料想出它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绝望和启迪。
二十五年前，凭着一股年轻的热情和勇气，我和蒋韵踏上了“走西口”的路程，沿着当年晋西北农民走西口的路线，在荒村野岭中徒步踏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等到行程结束时，站在察右中旗广昌隆公社，黄羊沟村起伏辽阔的旷野里，面对着后大滩的张家老坟，面对着百年前黄羊沟的拓荒者，所有关于“走西口”的浪漫和简单想像，都变成一种难言的自惭和羞愧。两个猎奇者，被历史的真相，被黄土掩埋的沧桑深深地震撼，深深地打动，久久不能平息。
来到实地我们才明白，所谓广昌隆、广义隆，当年都是以山西商号的名字命名的“地庄子”，山西商人不断地从蒙古贵族的手里买地，顽强地北上、西进，于是才有了广昌隆、广义隆这样的地庄子，随之也才有了走西口的拓荒者，有了内地的农耕技术、风俗习惯、方言口语的慢慢渗透和相互交融。历史这两个字，真不知湮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实。因为有这一层切身的感受，才愈发觉出《茶道青红》的难能可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