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增友
韩增友
韩增友（1916——1985），别名苇堤，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仁和乡下鲁坡村。
韩增友的父亲名叫韩宏儒，以农为生，兼营酿酒作坊。平日为人豪爽，颇重江湖义气，爱好扶困救危，在地方上小有名气。当时，朝邑县北部靠边崖一带土匪猖獗，拉人绑票之事常有发生，因其交结甚广，出事之家多托他出面说情。韩增友的父亲古道热肠、有求必应，颇受四邻八村乡亲们的称道。
1932年，任朝邑县长的宋秀峰剿匪无方。为了掩饰其丑，竟以“私通土匪”的罪名，将韩增友的父亲押在狱中，多次严刑拷打，几回死去活来，当堂问成死罪，家中已备棺木。后经多方说情，才以1200块大洋赎回性命。时年近弱冠的韩增友正在大荔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得知此事以后，心中激起对国民党朝邑当局的无比愤恨。少年心性血气方刚，口口声声定要为父报仇，并将自己的感慨写在日记本里，被任班主任的青年教师刘振纲发现。刘振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多次找韩增友谈心，指出韩增友的想法和他父亲的作为都是对的，应当去报仇雪恨，但不能以匹夫之勇去意气用事，且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够的，必须团结众友才可能办到。韩增友听了刘振纲的谈话，顿时醒悟了不少。
第一高小所在的大荔县城，是当时陕西关中东府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城内的省立第二师范即建立有共产党的特支。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城内各种抗日活动高涨。受到影响的第一高等小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韩增友积极加入该组织，并被选为抗日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他不仅与同学们一起在学校内开会声讨日军的侵华罪行，还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实施查禁日货。为了支援抗日前线的军队，韩增友又与同学们步行十多里路，到羌白、许庄等集镇乡村进行募捐，此事在县城各界和乡间学校中影响颇大。
1932年11月，韩增友经刘振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支部内负责宣传工作。
那时的共产党正受到“左”的思潮干扰。在一次总结学校开展的学潮情况会议上，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人员和支部内的一些党员，竟错误地指责韩增友等虽然表现积极，但未能打死或打伤校当局的成员，造成较有影响的事件；没有喊出带明显倾向的口号，让当局知道是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没有充分利用同学们的情绪，使事件进一步扩大。这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冒险蛮干的错误思想，必然会导致行动上的失败。不幸的是大家当时未能看透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不久由党支部组织的一次反对校当局限制学生行动自由和实行奴化教育的斗争中，韩增友等学生便在上述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打伤了校长李端初和数名教师；破坏了学校的教学设施，高喊出“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等口号；甚至还发生了围打灶房伙夫的事件。致使县城戒严数日，军警当局四处抓人，多名学生受伤，四名学生被逮捕押往西安，两名学生被迫害致死，斗争失败。韩增友虽然幸免被捕，但却失去了继续上学的资格。他后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深有感触地在学习心得中写到：“那次行动是‘左’倾冒险的产物，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是对的，但要有正确的策略，决不能不顾实际地乱斗一气，结果是事与愿违。”
韩增友学上不成了，便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朝邑，与共产党员孟子珍一起，在步昌、鲁坡、南湾、伏坡和马家庄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建立起一个叫“贫农团”的组织。
1933年间，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和属下的基层组织屡遭破坏，革命处于极其困难的时刻。这年10月，共产党员樊振恒根据紧急召开的省党团分子特别会议精神，来东府渭北各县考察和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后，决定成立中共大（荔）朝（邑）澄（城）三县工作委员会。韩增友作为朝邑的代表出席了成立会议。会后，韩增友担任朝邑与三县工委单线联系的负责人，组织领导贫农团成员利用夜晚走村串户，宣传“贫苦百姓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打倒土豪劣绅”的道理；在周围各村中，开展反对重租子的运动；暗中组织贫农团成员抢收抢拾地主家种的谷物和棉花；利用集市组织学生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呼吁乡亲们抵制日货。贫农团在这些活动中已发展到二三十人，李金德、李相成、范生茂等骨干分子被吸收为共产党员。为了提高贫农团成员的素质，韩增友还秘密约请了三县工委总负责樊振恒和中共大荔特支书记石怀璞来朝邑，给大家宣讲红军和苏维埃，讲土地革命，讲全国形势。樊振恒在了解朝邑贫农团活动的情况后，曾赞扬说：“三县工委成立以后，只有韩增友那里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1934年春，韩增友和孟子珍利用安民镇演戏之机，带领贫农团成员张贴出“打倒县长宋秀峰”、“铲除贪官污吏”、“反对国民党卖国求荣”等标语。国民党朝邑县党部派人四处窥测侦探，孟子珍不幸被捕。韩增友知道后，立即在黄河滩下紧急召开贫农团成员会议，要大家提高警惕，夜晚离开村子以防不测。果然第二天一早，军警便到鲁坡村抓人，韩增友趁乱跳墙出走，直到孟子珍被放回以后，才回到家中继续活动。
谁知狡猾的国民党朝邑当局释放孟子珍是一个“放线钓鱼”的诡计。到了1936年1月，孟子珍又一次被押，韩增友也在第二天拂晓遭到国民党便衣的逮捕。
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伍步升见增友年龄不大，便企图在人前露一手。他放出大话说：“一个刚20岁的娃娃，还用得着三审六问。让我去办，屎尿都给他倒出来。”谁知结果却是一无所获，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原来韩增友胸中早有主意，在当局开始审讯时，便装做老老实实的样子，承认自己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和抗日救国会，并以懂事很少的口气，问书记长参加这些组织算不算犯法。当问到一块的同伙都有谁时，韩增友机智地供出了一个与当局很有渊源的同学张敬，搞得当局哭笑不得。恼羞成怒的伍步升岂肯善罢甘休，让人对韩增友用鞭子打，杠子压，用烧红的烙铁烫胸背。他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始终咬紧牙关，既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更未暴露组织和同志，回到狱中后还给大家讲穷人如何与富人斗争的故事，难友们直夸他骨头硬。后韩增友的哥哥托朝邑商界名人霍润生出面说情，抓不到任何证据的国民党当局只好将他释放。他出狱后仍然是一如既往，以韩星五开的肉架子和油坊为掩护，以拜把子结金兰的方式，团结骨干联系群众，展开更加机密和隐蔽的活动。
1938年春，韩增友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安吴青训班的学习。结业时，正逢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抗日名将赵寿山请求毛泽东主席给十七师选派一部分骨干力量，毛泽东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协办此事，省委从青训班和其他基层组织抽百余名人员，在三原县组建了十七师教导大队，韩增友便在1938年春按省委安排进入该教导大队，一直到1944年5月的6年间，韩增友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团队和军部机关任排长、连长、教导大队队长、军工委保卫队副连长等职。在教导大队期间，由韩增友等人组建的学生党支部，仅在一年之中就培养发展党员几十名；在基层连队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逆流，他和部分在三十八军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工委的安排，到国民党汉中军校去受训，并在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取得了按规定升任国民党军官的文凭资历，完成了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掌握军权”的任务；在军工委保卫队期间，曾奉命秘密地处决了多名对党组织有危害的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的叛徒，保证了军工委领导的安全，保障了军工委与中共中央、陕西省委联络电台的正常工作。
1944年2月，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用调虎离山的诡计将赵寿山将军强留在重庆，另委派其亲信张耀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军工委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把部分已受国民党怀疑的共产党员调离军队，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军队，于5月份来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六部参加学习。通过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韩增友思想上对过去的许多事情有了新的认识，觉悟亦有很大提高。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他仍满怀深情地写道：“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让我受到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我虽然在1932年已经从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认识的许多地方还留在党外，工作和行动中表现出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庸俗的江湖行为习气，对党的很多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是似懂非懂。通过这次学习，思想认识上终于有了新的飞跃。”
1945年秋，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变化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原从国民党三十八军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一批共产党员，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新的战线。韩增友被派回家乡朝邑，按照西北局制定的“以朝邑为中心，以黄河为跳板，在大荔、朝邑和平民三县范围内，联络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回到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广泛武装斗争”的滨河区计划进行活动。和韩增友一块去朝邑的还有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的淳化县籍共产党员罗曼中。根据党组织决定，韩增友为这次行动的总负责，罗曼中配合做党组织发展工作。
在从延安回朝邑的路上，韩增友思潮滚滚不能平静，耳边不时响起行前西北局领导谈话的声音：“你们这次回朝邑去工作，是干指头蘸盐，是青石板上锲橛”，“你们这次回去，要特别重视抓武装工作”。回到朝邑县下鲁坡村以后，韩增友立即以原贫农团骨干韩星五开设的油坊为基地展开工作。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设法与人合伙在黄河滩租地种西瓜；为了发展武装，他设法购买武器装备自己，又在当地的乡保中物色工作对象或安插同志。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不仅在本地立住了脚，且安全地接待了许多来往的同志，还发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平民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王子敬三次过河打击日军归来后，将在山西收编的伪军和地方武装自编为“挺进军第一支队”。那时韩增友回朝邑后不久，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委托熟人在该支队中挂了个“参议”头衔。通过一段接触，觉得王子敬为人正义豪爽，思想开明进步，便准备把王子敬争取过来，在朝邑和平民两县境内建立起一支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虽然由于王子敬受地方个案牵连出事而未能达到目的，但却为后来发展王子敬为共产党员，进而掌握国民党平民县保警大队，促成后来平民武装起义的圆满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韩夏存和王仲甫到朝邑，对原根据组织安排进行“睡眠”隐蔽的中共朝邑县委所属党组织及洛川特委、延属分区、延安保安处等在朝邑发展的党员进行了考察，决定“唤醒”这些党员重新展开有组织的活动，并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朝平地区所有党员的组织中共平朝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安排从朝邑赶到马栏的韩增友听到党组织的决定后，心情非常激动。对朝邑共产党的情况他原来是了解一点，但由于他回来之前上级规定了“不得横向联系”的严格纪律，所以一直未去触动。他为这些同志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恶劣环境中坚持为党为革命工作的奋斗精神感到敬佩。同时他也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敏感地觉察到省委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说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苦难的家乡离解放之日已为时不远了。为了安全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韩增友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将朝平两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地址等分为两部分，与王仲甫一起默记心中。回到朝邑以后，秘密地与原中共朝邑县委代理书记佀瑞庭及所属基层组织负责人接通了关系，并在中共陕西省委派员苏史青的主持下，于8月在下鲁坡村成立了中共平朝工作委员会，韩增友被任命为工委书记。
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截止朝邑武装起义前的短短两年中，以韩增友为书记的中共平朝工委属下组织，除了原中共朝邑县委和洛川特委等所建立的基层组织外，又在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常备大队内部以及合阳县南綦村等处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429名。平朝工委的工作范围不仅涉及到镰山上下、洛河南北，还与大荔、澄城、蒲城、潼关、耀县、富平、华县和华阴等周边各县的共产党员翟建华、董周温、石怀璞、杨钦敏、薛永清、雷得时、范秉钧、王夫杰、刘德怀、鄂卫华、史德、吴俊杰和张万兆保持联系配合工作。
朝邑县向来绅权极重，地方绅士经常与上面派来的县长发生摩擦。韩增友和同志们充分利用这个矛盾展开工作，不仅能直接让当地的绅士为革命做事，而且在特殊的环境下，竟能驱使国民党的县长间接地给共产党做工作。如1946年秋韩增友因处理“张铁束事件”不幸被国民党朝邑当局以土匪嫌疑逮捕关押县城后，平朝工委不仅通过“内线”人员与韩增友串通口供，对他加以保护，且利用智谋鼓动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刘映南，县参议长李侃如、副议长李伯躬、民主人士穆云汉出面交涉，最终“迫使”县长程如垣以“私带枪支，实属非法，枪支收没，交保释放”了事；韩增友出狱以后，仍受到国民党两宜、仁和两个乡乡长肖诚、段仰贤二人的南北监视，他和罗曼中又利用共产党员任俊臣与南湾村地主车铁锚的二儿子关系密切的条件，住在车家的偏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47年春，隐蔽于国民党朝邑县政府任军事科长的共产党员杨海潮被国民党当局抽调为陕西保安二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率队北上“进犯”陕甘宁边区。杨海潮按党组织的指示，给西野南下支队和延河总队传送情报，巧计诱使保安二总队中埋伏，捕杀其少将司令李侠，回来后受到八区专署的怀疑被关押。韩增友等分析情况后，仍然是利用内线关系，“动员”了县参议长李侃如、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刘映南、县三青团干事张觉民和县中和镇镇长祁润楚等各界人士，并通过这些人又邀请了县长程如垣，一起前往大荔城内的专署中去探望杨海潮。并在专员薛庆衡面前为杨海潮开脱，最终将杨海潮保释。杨海潮回朝邑以后，他又通过李侃如等出面，召开了有朝邑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接风宴会，反而大大的提高了杨海潮在朝邑的威望，为杨海潮后来担任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的大队长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当局为了武装力量内部相互制约，规定县保警大队和常备大队大队长属下的7个中队长必须经县长指派，但通过这两个大队的共产党组织做工作以后，都能和担任两个大队长的共产党员杨海潮、刘钟谐保持良好关系，自觉地给杨和刘说好话，甚至到了朝邑起义前夕，国民党陕西省民政厅派来朝邑视察的大员在同各中队长谈话以后，所能得到的印象总是“朝邑是一个平稳的地带，共产党员活动很少”。
在抓武装斗争方面，韩增友和平朝工委一班人以原朝邑县委在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和常备大队中发展的共产党员为基础，继续深入地开展工作。到朝邑起义前夕，两个大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已达52名，其中两个大队长和两个大队附都是共产党员；7个中队长中有3个是共产党员；21名分队长中有17名是共产党员；警备大队特务班的13个人全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朝邑县政府的军事科长职务虽几度易人，但始终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全朝邑县的11个乡镇中，10个乡镇的乡镇长或乡队附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到1947年8月，已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的王子敬，又奉命“出任”了国民党平民县保警大队负实责的副大队长，使得国民党在平民县的这支武装也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努力，还在朝邑县城以北镰山上下和沿边崖一线以及黄河滩中，建立了几支共约200多人的游击武装。以上这些有利条件，为后来朝邑起义的圆满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一举摧毁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在澄城、合阳两县南部至大荔县城组建的防御体系，西北野战军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安排，准备在1948年10月初发起荔北战役。战役前夕，平朝工委接到上级要他们去大荔县城侦察敌情的任务。
当时国民党的第十七、三十八两个军和三十六军一部以及骑兵第四团等约数万人麇集大荔北部，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的指挥部和第三十六军军部就设在县城以内。深知责任重大的韩增友决定亲自去闯一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的大荔县城。他设法弄到国民党朝邑警备大队的证明和着装，托词混进城内，找到隐蔽在城内的共产党员石怀璞，经过三天的暗访，终于弄清了国民党第五兵团和第三十六军各部的番号、位置和装备等情况，还将驻军位置画成地图巧妙地隐藏在自行车胎中带出城外，受到西野参谋长阎揆要和三纵司令员许光达的赞扬。
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为西野大军将要展开的荔北战役做准备时，化装成国民党常备队员的西野三纵参谋田景山在侦察途中被捕叛变，供出国民党朝邑县常备大队队长刘钟谐是共产党员。情况的突变，直接威胁到隐蔽在国民党政权内共产党员的安全和党的“滨河计划”的完成。接到王子敬冒险送来的情报以后，韩增友立即安排刘钟谐撤离，让任常备大队附的共产党员张建勋带好部队，并把出事的一切责任都推给刘钟谐。为了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又和罗曼中研究制定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两套方案，让刘钟谐带去向上级汇报。
情况反映到西野司令部后，彭德怀司令员考虑到朝平两县地域侧敌侧水，不宜于展开大兵团作战；若行动过早，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又难以成功。为了能使起义正常进行和保障荔北战役开始后西野大军东侧的安全，指示平朝工委按照第二套方案进行，于10月6日拂晓荔北战役打响的同时，组织工委所掌握的国民党武装和共产党游击队，举行武装起义。
10月5日午后，平朝工委接到上级下达起义的命令。韩增友立即根据原定方案，令罗曼中赶赴县城，协助杨海潮和王晏亭组织城内的起义工作，自己则留在城外，一方面指挥县北部六个乡镇的起义行动，一方面等待奉彭总司令前来支援朝邑起义的范明和王俊率领的南进支队的到来。多年的艰辛就要见成效了，谁的心情能不激动呢？但长期在地下工作严峻环境中战斗的韩增友却清醒的认识到，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刻，越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任何欠考虑的不慎举动，都可能让迎面而来的胜利与我们失之交臂。城北六个乡镇虽然不是这次行动的主线，但却是共产党多年来在朝邑工作的重点地区，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六个乡镇的群众基础较好，即使县城内起义行动未能成功举行，或是起义行动举行后因国民党派来重兵而不能在城内立足，但只要这里的起义成功了，城里的同志便有了退路，再加上派来的南进支队共同依托地形控制住城北六个乡镇，照样可以执行彭总交给的保障西野大军东侧安全的任务。于是，他不但按照平日掌握的情况，细心地为各个乡镇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还根据各个乡镇党组织力量的强弱，在六个乡镇中相互调兵遣将。考虑到起义以后时局变化尚难预测，韩增友又布置让一些隐蔽较深的共产党员继续坚持下去。等到去各乡镇传达起义的具体命令和部署的同志出发以后，他又着手马上安排得力人员，封锁各条交通要道，严防走漏消息。
由于韩增友安排得周密细致，到夜里10点多钟，县北六个乡镇的起义行动在各地党组织的努力下全部取得成功。这不仅为前来支援朝邑起义的西野南进支队扫清了进军道路上的障碍，而且对县城以内的起义行动也是有力的支持与配合。午夜，范明和王俊率领着西野南进支队，来到朝邑县下鲁坡村。刚听完韩增友的汇报后，群众便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范明和王俊等高兴地赞扬说：“事前没有想到朝邑党组织的工作做得这样好，基础工作扎实，群众热情高，让人觉得和解放区是一个样。”当范明和王俊及西野南进支队在韩增友等陪同下，于黎明赶到朝邑县城外时，由杨海潮、王晏亭和罗曼中组织领导的朝邑起义城内行动，也已全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大家立即投入布置警戒，审讯俘虏，构筑工事，警惕地监视南线和西线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朝邑县城内外的起义行动，在一枪未放的情形下取得圆满成功，参加人员1300多名，携带枪械约1800件，弹药10余万发，被中共西北局赞誉为“我们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中一个成功的典型”，并将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取得圆满成功的经验在全区推广；彭德怀司令员还专门向平朝党组织发来了嘉勉电，特别在电文中表彰了韩增友和杨海潮、王晏亭、罗曼中四人。陕甘宁边区《群众日报》还就此事发消息予以褒扬。
当日下午，韩增友和范明、王俊及平民的代表研究了如何促成国民党平民保警大队起义的方案。后来，在平民起义因联络失误未能成功的情况下，又特意布置王子敬继续在国民党政权内隐蔽以待再举。为了掩护王子敬的行动，韩增友还专门派人提前将南进支队和起义人员撤离平民县城以及朝邑县城的行动告诉王子敬，让王子敬大张旗鼓地带国民党平民保警大队“收复”了平民和朝邑两座县城。
在中共朝邑县委和南进支队、起义部队因时局变化撤离朝平地区后，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当局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在县内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高维岳、周一秋和周子栋等相继被捕入狱，一些基本群众也受到村中反动势力的迫害，刚扬眉了数日的朝邑县北部六乡镇又重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励人民群众的斗志，新成立的中共朝邑县委决定由韩增友带领一支12人的武工队重返朝邑。
朝邑起义成功以后，韩增友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朝邑县委书记。撤到韩城以后，组织又派王德明任县委书记，韩增友改任副书记。他率领着精心挑选的武工队成员，从充满祥和气息的韩城解放区重返环境艰险的朝邑国统区。他们白天隐蔽于县北部的高明塬上，晚上摸黑奔波十多里甚至几十里到塬下找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或是警告打击那些进行反攻倒算的国民党乡保人员和农村反动势力。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使得国民党朝邑县当局的政令无法在县北部行使，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气焰也大为收敛。与此同时，12人的武装工作队在斗争中，发展成为一支百余人武装游击队。
由于第一野战军1949年春节攻势的摧枯拉朽，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一面收缩防地，一面加紧撤退前的掠夺。一天，韩增友收到国民党朝邑政权内统战对象穆云汉送来的情报，说国民党当局要强行运走安民粮仓内几十万公斤粮食。韩增友在游击队武装一时无力阻击的情况下，立即赶赴驻韩合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军军长王震处。王震军长听后，马上派部队绕路前往截击国民党的运粮队，并协调地方政府组织驮骡和车辆来朝邑运粮。为了配合二军的这次运粮行动，韩增友不仅说服了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而来运粮的车老板将已装上粮食的车辆调头北上，还从北部六乡镇中动员三、四十辆大车前来支援。在后来召开的军民庆贺运粮任务胜利完成大会上，王震军长特意将韩增友请上主席台，坐在他和王恩茂政委的中间，并在讲话中表扬说：“在这次运粮工作中，韩增友积极负责，机智勇敢的带领游击队员们给部队以有力的配合，我代表二军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对韩增友和朝邑游击队员表示感谢。”
1949年3月初，朝邑县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3月4日天将拂晓，韩增友按照县委事先安排，率领游击队悄悄绕过县城，在城南约五公里洛河北岸通往华阴县公路两侧埋伏下来，准备截击从朝邑县城溃退而来的败兵。谁知由于多天来共产党大军压境的形势，国民党朝邑县县长刘邦治、保安团正副团长白栋梅与程水潮等已成惊弓之鸟，在前半夜得知有共产党部队进攻大荔县城的消息后，立即带领着大部分走卒逃往洛河以南。当大荔军分区部队于3月4日清晨向朝邑县城发起攻击时，留下的残兵败将刚听见枪响就放弃抵抗，慌乱地拥出县城南门向华阴一路逃跑，被韩增友带领的游击队阻击，在三人被击伤四人被击毙后，余部都乖乖地做了俘虏。
此后，朝邑又经过一次短暂的反复，全县便转入新生革命政权的建设工作。时与朝邑一水之隔的华阴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下，逃亡于此的国民党朝邑保安团和部分土匪武装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韩增友又根据县委的决定，带领游击队员在渭河边构筑工事，与之隔河对峙。敌人虽仍不时地隔河放枪，但却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给朝邑的建政工作提供了一段难得的安定环境，直到这帮家伙后来全部投降。
1950年5月，平民县并入朝邑县，复任县委书记的韩增友领导和团结全县的干部和群众使县里的互助生产、筹粮借款、剿匪反霸、救灾支前等工作及抗美援朝运动都走在全地区的前列。但在镇反工作开始后的一件事，却把韩增友推到两难之中。原来，前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刘映南曾在护救共产党员时出过力，在朝邑起义被俘后人民政权不计前嫌，将其教育后释放，谁知刘映南不思悔改，不仅在国民党军队重占朝邑后复任旧职，还积极派人到各乡镇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县人民政府因其民愤极大将其收押。这刘映南是韩增友堂妹静玉的丈夫，其岳母韩三娘还是韩增友的养母。静玉母女俩多次一把鼻涕一把泪向增友苦苦哀求的情景令他心中不忍，但增友深知这是不容混淆的公私问题，他一次次耐心地做工作，说刘映南曾救过自己，怎能不知恩当报。上次共产党已宽大为怀，让其悔过自新。不料他却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残害共产党员和群众。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最后仍坚持上级决定将刘依法处决。韩增友这种公私分明大义灭亲的精神，受到全县上下的交口称赞，都说他立场坚定，不徇私情。
1952年，韩增友调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虽然已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个年头，而群众的生活仍较困难，期盼着利用冬季农闲之时抓好副业生产。为来年的发展积累资金。韩增友向党组织提议：“一定要抓好冬季副业生产工作，把群众从琐碎的会议、事务中解放出来，以便为来年的生产打好基础。只有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真正让人民翻身。”中共渭南地委曾在1952年11月26日的通报中赞扬说：“增友同志这种亲自下乡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并及时向地委写来报告的领导与工作方法是好的，是值得称道的。”
解放初期形势变化迅速，在干部的配备工作中，便出现了或因干部短缺影响工作，或在配备提拔干部中忽视政治条件。韩增友指示组织部门积极培养和提拔，以补充全县区、乡干部所短缺的部分，还特别强调了要注意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他在向地委起草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选拔干部时不注意政治，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若如此下去，组织不纯的问题将是难以克服的……”
1957年，韩增友由中共渭南地委宣传部长调任为陕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兼党委书记。这件事对增友来说是很高兴的，他早在延安中央党校上学期间，就是学员中的体育活动积极分子。到任以后，他除了积极建设体育设施和努力提高专业人员的水平外，还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和农村中只顾生产不抓体育的具体情况，在省二届三次人代会的发言中提出：“要更好地加强农村的体育工作，为农业和生产服好务。重要的是要强调普及与提高……”他又到各地检查督促，终于使陕西的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专业配合得以普及，从机关走到民间。
在那场黑白颠倒的全国大动乱中，已因病退居二线的韩增友却被打成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而受到批判与关押，家属及子女俱受到株连，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问题才被彻底平反。
1985年11月6日，韩增友因患脑溢血与世长辞，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