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江味农
简介
江味农，原名忠业，字味农，法名妙熙，晚号定翁。生于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  他原籍江苏江宁，为江宁南乡凌阁村人，因祖父秉群公在湖北服官，故他幼年随著祖父、父母全家人寄籍湖北。[1]
味农幼年在家塾攻读儒书，十分好学，且天资聪颖，学而能解，他祖父乐群公一生信佛，日常持诵《金刚经》，味农自幼随著祖父持诵，以后终生不辍，故他与《金刚经》的因缘特深。他晚年讲《金刚经》，著《金刚经讲义》，早植因于此。
味农的父亲讱吾公，亦是科甲出身，历官州县，是有名的循吏，他一生宦游江西、四川数十年，廉洁自持，所至有政声。
味农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参加乡试，中式举人，以后曾以道员候补，但他不乐仕进，随著父亲讱吾公，在任所随侍襄赞。他中年丧偶，因感悟人生无常，故潜心学佛，不拟续娶。后以亲命难违，续娶继室，然他素有出家之志，以父母在而未决。[1]
理解
中国古代地方科举考试中试者之称。原意为举到之人，为应举者的通称。唐代以各地乡贡中试者，需入京应试，故有此称。宋为乡试（贡举考试）各科中试者的统称。俗称举子。宋举人被解送礼部前，须经考试，略如后之乡试。举人在礼部应试落第者，仍须再应乡举，可方参加下科考试。举人登科即可授官，但无“出身”，可免丁役。金、元亦如此。明清沿袭，为乡试中试者的专称，俗称孝廉。且作为一种出身资格，即初步具备入仕资格。清末又有法科举人、理科举人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考试回国留学生，最优者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并各加某学科字样。[1]
举人是参加全省范围的科举考试（乡试）及格后所取得的资格，亦称作孝廉。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因其在秋季故又叫秋闱。乡试由进士出身的各部官员或翰林主考，由各省行政长官担任监考官。参加乡试的考生必须是秀才，地点在各省的贡院。乡试分三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表、判、论、策等等。试卷要由专人誊写后才交给考官，以防作弊。确定了及格的名单后张榜于巡抚衙门前，此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此榜也叫做桂榜。中了举人也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作学官、当知县的机会。[1]
时间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讱吾公已年老致仕，味农奉父母自四川返湖北。未几革命军兴，家遭兵燹，资财荡然。全家避地东下，初居武林，后至上海，又迁苏州，虽颠沛流离，备受艰苦，而他侍亲乐道，处之泰然。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讱吾公年迈病逝，味农哀毁逾恒。他乘机劝他母亲郭太夫人也长斋茹素，郭太夫人自幼奉观音大士，至此礼诵益虔。翌年春，他自己也礼禅宗大德微军和尚为师，受菩萨戒，以后他尽力参究，为道精尽不懈。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他至上海，与上海佛教界诸居士游，互相切磋。是年，华北五省发生旱灾，灾情惨重，味农受上海大善士简照南之托，携银洋十万元北上，参加佛教会放赈工作。
简照南，名耀登，字肇章，广东南海人，与弟玉阶。在上海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上海有名的大企业家，也是有名的大善士。他信佛虔诚，早晚诵经念佛不辍，晚年拟把住宅捐出来，作为佛教公共功德地。事未果而病逝，时为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他的弟弟玉阶继其遗志，把他的住宅包括佛堂、会堂、假山、石池、亭榭、楼阁等全部捐了出来。他的住宅就是上海有名的“南园”。后来，上海佛教净业社诸居士，把南园改名觉园，作为佛教净业社的社址，成为上海有名的弘法道场。
味农北上平津放赈，全活灾民甚众，他在北京结识服务教育部的蒋维乔（竹庄），由维乔之介绍，与佛教居士徐文蔚（蔚如）、梅光羲（撷芸）等交往。时，徐蔚如等发起讲经会，请宁波四明山观宗寺谛闲法师北上讲经。
谛闲法师抵京，在江西会馆开讲《圆觉经》。在开讲之前，原编有讲义发给听众。但谛老登座开讲后，称性而谈，于讲义外多所发挥，当时味农就与蒋维乔和黄少希（显琛）每天作笔记，由味农总其成，讲经结束，味农整理出笔记记录，与蒋维乔同呈法师鉴定，经法师印可，为之取名曰《圆觉经亲闻记》。
延伸
‘北都藏海寺道诠法师《疏》又云：羯湿弥罗三藏法师佛陀多罗，长寿二年（693）龙集癸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于白马寺翻译，四月八日毕。其度语、笔受、证义诸德，具如别录。不知此说本约何文？素承此人学广道高，不合孟浪。（中略）然入藏诸经，或失译主，或无年代者亦多，古来诸德皆但以所诠义宗定其真伪矣。’
同《疏钞》卷四之上又说（卍续14·563下）：‘言龙集者，有释云高宗大帝，（中略）此说恐谬：（中略）长寿年是则天之代，然今亦未委其指的也，待更寻检。疏具如别录者，复不知是何图录，悉待寻勘。’可见古德对此经的翻译记载多有所疑，但都相信其真诠不谬，而并致其笃信之忱。
味农滞留在北京这一段时间，与徐蔚如、蒋维乔等创办了“北京刻经处”。以后，味农及蒋维乔等离京南下，刻经处由徐蔚如一人主持，蔚如就终生致力于刻经事业。
味农在京，由蒋维乔之推荐，到京师图书馆去整理敦煌石室的残经，他以近两年的时间，在数千卷残缺不全的经页中，整理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两卷、《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二卷。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味农在京闻母亲郭太夫人生病，立即赶回上海，侍奉母病。他的母亲江太夫人，为人宽仁恭俭，孝敬翁姑，相夫教子，有古时贤母风范，时年八十余岁，在广东南华寺潜修的宽律法师，辑著《近代往生随闻录》，录中载有江母小传，称她：
太夫人幼奉观音大士，经常持诵《般若心经》，晚年始持长斋，礼诵益虔。日诵《心经》七卷、弥陀圣号五千声。每念诵佛号时，或遇事打岔，就从头再念，不肯含糊放过，其行严密，大抵如此。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夏，饮食忽减，常以浊世无常，晓谕家人，六月初二日晚上，趺坐床上，冥目合掌，告味农居士言：“当我去世时，就照这样子，你看好吗？”六月上旬，每日但饮米汁半碗，命其子味农居士讲《弥陀经》。味农居士与家人，轮流侍坐念佛，太夫人甚喜。太夫人年六十时，耳患重听，至此忽听觉灵敏，别室有人作细语，亦能了了闻知。
至十五日早晨，向助念居士言：“天气暑热，可请少歇，时候还早，我到午刻才去呢。”十二点十分，命人扶起坐定，自将衣服鞋子整理就绪，面向西方，双手合掌，仰望空中凝眸而笑，泊然往生。双目已暝，而笑容犹自可掬，世寿八十有二，往生后，体软顶温。次日入殓，面色红润丰满，状如五十许人。
由于郭太夫人往生有此瑞相，更增加了味农学佛的信念。他有感于多生多劫的习气一时难以革除，想藉密宗神咒之力以消除之。于是他于葬母后北上，想到北京去学密。这时适有日本和尚觉随在北京传授密法，味农约得同志数人，请觉随设坛传授，及至圆满之日，他修法时顿觉自己现高大身，上穷无际。事后，觉随和尚语味农曰：“此番修法，惟你得益最大。”
未几，觉随和尚归国，味农随他东渡日本，原意是到高野山研究东密，后以他事障碍，未能潜修，乃由日本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与简照南、玉阶昆仲创办了一处功德林佛经流通处，搜集南北各地刻经处及各名山刻印的经籍，流通全国，弘布佛法。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夏天，谛闲法师应上海诸居士之请，在上海功德林讲《大乘止观》。味农每日笔记，并于幽深微妙之处，曲折譬喻，加以说明，讲经结束后再就正于谛闲法师。再三往复，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始脱稿，法师命名为《大乘止观述记》，且以此书十之八九皆是味农的述作，而不肯居作者之名，味农则谓此书是法师发其端绪，必以作者之名归之，彼此谦让。又以书中一些专名典句，虑及社会人士难以了解，复屡经修改，如此荏苒八年，始成书二十卷。至此，谛闲法师亦感于味农之诚意，允居作者之名，并致书味农曰：
记文不惟词意通畅，其吃紧要关、旨趣渊微之处，透澈明了，此皆全是老维摩以精妙见地所发挥也。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内蒙古的白普仁尊者到上海主持金光明法会，味农襄助尊者赴各地弘化，曾到杭州、长沙、武汉、九江、南京，辗转数千里始返回上海。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秋，味农应闽中善信的约请，到福州去为信众讲经，历时三月余始返回上海。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他在上海讲《大乘止观述记》，历时年余始讲完。这时，以蒋维乔为首的佛教居士们组织省心莲社，推味农为社长。自此即常在社中开讲大乘经典，并领导社员念佛礼忏。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他在省心莲社开讲《金刚经》，法会圆满，积稿盈尺，这就是后来出版为《金刚经讲义》的原稿。
味农老年，每到黄梅雨季就要生病，往往一病数月。后来又以国内连年内战，南北死难之军民不可胜计，味农为启建大悲忏，虔心超度，带病辛劳。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味农以年老多病，不能他迁，仍居留上海。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夏初，黄梅雨季节，味农旧疾又发，且又合并胃病，莲社居士轮流探视，尤以蒋维乔居士，每二、三日必往省视一次，因病状较往年为重，以致卧床不起。味农的弟子们在他居室外的佛堂为其念佛，终日佛号不断，味农亦安然默念，神志清醒，到了旧历五月中旬，病状增重，而他神志愈清。
他临终的前两天，莲社同仁朱光琪去探病，用朱书大字示之，劝其一意往生，勿恋尘世。味农在榻上视之，合掌称谢。朱光琪走后，味农对左右弟子说：“我勤修一世，岂于这一关也过不了？朱君也是过虑了。”
到了五月十八日晚间，味农自言云：“金光遍照，佛来接引了。”要弟子邀集众道友到室内念佛。其中有一位蔡清居士，因事于十二点才到，味农犹语蔡曰：“修持以普贤行愿为最要。”然后就合掌不再说话，在家族及诸道友念佛声中，安然而逝，享年六十七岁。
（于凌波著）
（二）江味农居士传
居士姓江氏，名忠业，字味农。法名妙煦。晚年改名杜，号定翁。于其所著书中，或署幻住，或署胜观。随时取意，初无一定。
先世本居江苏江宁南乡淩阁村。因王父乐峰公，筮仕鄂省，遂家焉。居士幼时，即随乐峰公，持诵金刚经，终身未尝少辍。父讱吾公，为前清循吏，有政声。
居士以光绪壬寅举于乡，旋得陕西补用道。然养志承欢，不乐仕进。讱吾公宦游数十年，历赣至蜀，居士皆随侍赞襄。事无钜细，必躬亲之。
居士中年丧偶，悟人世之无常，即潜心学佛。虽以父母之命，续娶继室。然在家出家，其志已早决矣。辛亥之秋，讱吾公以年老致仕。居士奉父母，自蜀返鄂。值革命军兴、家产荡然。避地东下，初居武林，后至上海。虽流离琐尾，艰苦备尝，而养亲乐道，处之泰然。讱吾公忠贞亮节，严命居士，不许再入仕途。居士谨受教，不敢忘。
丁巳，讱吾公卒。居士于哀毁中，乘机劝母郭太夫人长斋念佛。戊午春，礼禅宗大德微军和尚为师，受菩萨戒。尽力参究，颇得消息。时北五省旱灾惨重，居士受简照南之托，携款北上。参加佛教筹赈会放款十万，全活甚众。
余以辛壬之间，始与居士相识于沪上。至是，又与相见于北京。是年夏，道友徐文霨、梅光羲等，延请观宗寺谛闲法师北上，开讲圆觉经。自编讲义，分给听众。然法师称性而谈，于讲义之外，多所发挥。余因请居士及黄士恒，各述所闻。每日笔记，由居士总其成。成后，以呈谛师。谛师印可，为取名圆觉亲闻记。
时京师图书馆搜藏炖煌石室写经八千余卷，中多秘笈，需专家校理。余乃献议于教育部，请居士任校理之职。自戊午迄己未，先后二年，居士于残乱卷帙中，辑成大乘稻芊经随听疏一卷，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二卷。
居士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有云：‘曩闻炖煌经卷中有稻芊经疏十余卷，为大藏所佚。及来图书馆，亟取而阅之。芜乱伪脱，几不可读。为之爬梳剔决，排比联缀。并取重覆之卷，互勘异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其不可考者，则存疑焉。积八月之力，录成一卷，仍阙首尾。会傅增湘购得一残卷。所缺疏文，悉在其中。于是千年秘著，遂成完书。’是可知其搜辑之艰辛，而时节因缘之不可思议也。其叙净名经集解关中疏有云：‘此疏向丛残万卷中，重事搜辑。载更寒暑。竟得勘订成书，首尾完具。止中间阙一小段，不碍大体也。夫关中净名经疏。今犹有闻者，仅一肇注。然校以此书，往往此犹加详，始知其已非原本。况复什门诸作，此书备载。而又为之科解，提挈分疏。及其所未及，言其所未言。譬如无上妙味，萃聚而调节之，取精用宏，饫之弥旨。此亦如是。一编之中，妙义兼罗。苟其息机静对，即异以会通，观心而契体。尚何经旨之不明，神智之弗启也。’可见是疏之珍秘矣。
庚申，回沪。母郭太夫人示疾，居士为诵大悲咒加持之，并令家人虔诵佛号助之。太夫人临终起坐，向西合掌，念佛而逝。居士从此信念愈坚。
尝憾多生习气，思藉密教神咒之力，以消除之。复至北京，适遇日本觉随和尚，专修供养大圣欢喜天法。居士乃约同志数人，请其设坛传授。及圆满之日，居士顿觉现高大身，上穷无际。觉随谓之曰：‘此番修法，惟子得福最大。’既而觉随率居士赴日本高野山，研究东密。卒以他事障碍，未克潜修。
不久返国，与简照南玉阶昆仲，筹办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于海上。搜集南北刻经处及名山各版经籍，流通全国，以弘法利生。居士尝谓南岳思大师之大乘止观，为东土撰述中稀有瑰宝。智者大师之摩诃止观，即从此出。学者不先通南岳之义，即习摩诃止观，难得要领。然南岳心法，久湮海外。宋时虽传入中国，措意者稀，深为惋惜。
会辛酉之夏，海上南园居士，发起讲经会。居士即献议，启请谛闲法师，讲大乘止观。居士每日笔记，并于幽深微妙之处，曲折譬喻，以说明之。就正谛师，再三往复。至癸亥始脱稿，名之曰述记。
谛师自谦谓此书十之七八，系居士所述，不肯居著作之名。居士则谓谛师发其端，必以著作之名归之，彼此谦让。又以书中专名典句，虑有难明，复屡经修改。荏苒八年，始成书二十卷，刊版印行。谛师亦鉴居士之诚，允为居名。然其致居士之函则云：‘记文不惟词意通畅。其吃紧要关，旨趣渊微之处，透彻了明。此皆全是老维摩以精妙见地所发挥也。’
乙丑夏，白普仁尊者南来。主持金光明法会。海上同人。公推居士襄助尊者宣扬。于是由沪而杭而湘而鄂而浔而宁，辗转数千里。躬亲会务，条理井然。藉此机缘，得以研究藏密。
己巳秋，应闽中善信之请。赴福州，宣说佛法，三月始归。
庚午秋。在沪开讲大乘止观述记。逾年方毕。省心莲社成立，被推为社长。从此常在社中，开讲大乘经典。并领导社员念佛礼忏。余知居士于金刚经独有心得，于甲戌之夏，请居士为余讲述大意。既而省心莲社同人，要求公开，乃正式开讲。余每次为笔记，记毕，即呈居士修改。后居士乃每次自写讲义，畀余抄录。及法会圆满，积稿至四厚册。居士以为尚须润色，并将初分所缺者补足，方可成书。
同人以居士在家，问道者多，不能专心撰述。因谋另辟静室，供养居士。谢绝一切，期以一年，将金刚经讲义撰补完成。然居士每岁遇黄梅时节必病，病辄数月。又以悯念南北死难众生，启建大悲忏，虔心超度。因此迁延，讲义卒未脱稿，然已得全书十之六七矣。
其解释金刚经，多有古德所未发者。如佛说他经时，恒放大光明，六种震动，现种种瑞相。独说金刚般若甚深经典，仅云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等语。居士为之释曰：‘是经最大旨趣，是发挥不应住相之理。故开首记世尊举动，与寻常比丘相同，是即成佛而不住佛相。弟子亦视为寻常。惟须菩提窥知其意，所以叹为希有。否者，持钵乞食，何足令人惊叹耶。’
通行之金刚经，两周问答，皆作云何应住。居士乃依据古注及炖煌写经，勘定前周作应云何住，后周作云何应住。两问意义，绝不相同。而为之说曰：‘前周应云何住，是问菩提心应云何安住，俾无驰散，为初发大心修行者说也。后周云何应住，是问既应离一切相发心，则菩提心云何独应住耶。若不住此法，又何谓之发心。若不应住而应降伏者，岂非不发心耶。然则云何降伏其心耶。是为已发大心修行者说也。’其于金刚妙义，发挥精透类如此，此特略举其一二端耳。
戊寅首夏，天气阴湿，居士依旧示疾，胃纳不舒。余每隔二三日，必往省视。见其卧床不能起，较往岁为重，甚为忧虑。居士则云：‘一过黄梅病当霍然。’而其弟子等，则在隔室佛堂，为之念佛，终日佛号不断。居士亦安卧默念，神志极清。
至旧历五月中旬，疾渐增，而神志愈清。道友朱光琪用朱书大字，劝其一心往生，勿恋尘世。居士审视数过，合掌谢朱，口称欢喜赞叹。朱既去，则谓左右曰：‘吾勤修一生，岂于此一关尚不了了，朱君殆过虑矣。’[1]
及十八之夕，自云：‘金光遍照，佛来接引。’邀集诸道友，而蔡济平因事，至十二时方至。居士犹诏之曰：‘修持以普贤行愿为最要。’遂合掌不复语，于诸道友及家族佛号声中，安然而逝。寿六十有七。[1]
余与居士交二十余年，初仅知其泛滥各宗，归宿净土。近年交谊益密，研讨益深。方知居士一生得力于般若，从事参究，早得消息。豁然大悟，一心常在定中。晚间无梦，至今已五年余矣。故恒自言：‘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其说法也，称性而谈。旁通曲达，自在无碍，余于经典及修持功夫，偶有怀疑，以质居士。其解答总高人一著。而其戒行之严，进修之密，足为一世模范。居士诚佛门龙象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