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常宗会
人物简介
常宗会  常宗会先生归国途中留影（1949年）（1898.4.17—1985.8.8），中国著名的农业蚕桑畜牧专家，安徽省全椒谭墩乡枣树刘常家竹园人；早年就读于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作为安徽学生代表在上海加入了全国学生总会，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亲自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同年底，赴法勤工俭学，后获得法国南锡大学理科博士学位。[1]
1925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蚕桑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与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合办的蚕桑试验场场长、南京市玄武湖公园管理局主任[2]，从事农业、蚕桑方面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级农牧专业人才。
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担任蚕桑改进所副所长兼生产农场场长期间，曾引进美国烟草良种种植。
1946年，被选为国大代表，次年任河北国营农场及国营湖北金水农场场长等职；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愤然辞去一切职务，自费前往大洋洲考察畜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常宗会就怀着赤子之心于1949年11月返回祖国，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1950年起，先后任哈尔滨农学院教授、南京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南京市畜牧兽医站顾问、江苏省畜牧兽医协会理事等职。
1953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常宗会先生虽备受迫害，但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1985年8月8日，常宗会先生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工人医院去世，享年87岁。[3]
人物生平
1919年  常宗会（右4）与胡蕴华（左4）结婚照7月，安徽省第一师范学生常宗会作为安徽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指导学生运动，他指派黄大伟与各省学生代表联系；常宗会向黄提出了想单独向中山先生请教的要求，黄很快地转达了孙中山先生的允诺，在莫里埃公寓接见；孙中山先生一见面就对常宗会说：“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命运，这些重大的责任，完全落在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了，你们要学科学，要爱国，不学科学，你们虽有爱国之心，但力量不够，作用也就不大。”
常宗会见到孙中山先生，聆听了他的教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本是师范生，又是安徽省的学生代表，本可步入政坛，但他却由此改变了初衷，毅然决定走科技兴国之路；在孙中山先生的亲自安排下，常宗会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并立志于农学，最后获得法国南锡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此后在教学、科研、生产领域中为发展我国的桑蚕、畜牧、烟草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
五四运动闯将常宗会  常宗会（右2）与家人合影（1946年），原名常万元，1898年4月17日生于安徽省全椒县谭墩乡枣树刘常家竹园，家庭务农兼营酿酒，6岁入私塾读书，11岁进入县城第一高等小学，15岁入县立中学，毕业后于1915年考入安徽安庆龙门师范学院，1919年面临毕业之时，适逢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运动，安庆当时为安徽省会所在地，学校较多，学生们积极响应，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常宗会作为龙门师范选出的学生代表，在参与和商量成立安庆学生联合会时，被选为负责人之一，5月8日，学联在政法学校开会，谈论如何声援北平的具体办法，当时的安徽军阀倪嗣冲（1868—1924），派其走狗来到会场威胁与会代表说：“学生只能读书，不能管政治，游行会出事故，明天不准游行，还是回学校读书的好！”说完，便威胁学生代表签字，明日取消学生集会游行。常宗会气愤至极，拍案而起，指着这个走狗说：“不错，我们是代表，但我们现在是来代表全体学生来讨论明天怎样游行的，我们没有签字不游行的权力！我们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谁不响应谁就是卖国贼！”其他代表闻听此言，也纷纷站起来指责，走狗见势不妙，悻然离去。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安徽学生联合会，常宗会与政法学校的汤志先被选为统一行动的总指挥。5月9日上午8时，省会安庆各个学校学生集合，整队出发，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旗帜飘扬，标语满墙，口号声此起彼落，震天动地，常宗会领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紧接着学生们开展了抵制日货、抵制日轮的群众运动，各界群众自觉不买日货，商人们也不再经营日货，并出现了焚烧日货的情景，广大学生还来到轮船码头，面对乘客宣传：“中国人为什么不乘招商局的轮船，却要去乘日船……乘日船就是不爱国，甘做亡国奴！”如此一来，乘客便不去乘坐日船，码头工人也不为日轮卸货，日轮在安庆可获皆无，营业收入一落千丈。
日本帝国主义对安庆的学生运动十分恼火，主子发怒，奴才便会心惊肉跳，驻扎在蚌埠的安徽军阀倪嗣冲急忙电令吕调元，要将为首的学生常宗会、汤志先逮捕正法，但在同仇敌忾的广大群众保护下，军阀们无处下手，这时北平学联电邀各省学联，各推举两名代表到上海组织全国学联总会，常宗会与汤志先两人被安徽学联推为代表赴沪，全国学联总会筹备处位于上海静安寺路，中华书局印刷厂内，各省代表云集于此，有北京大学的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明、陈宝锷，清华大学的罗隆基等百余人，会议进行了两个多月，最终成立了全国学联，发行了全国学联日刊。[4]
赴法勤工俭学全国学联  常宗会（前右）与家人合影（1946年12月）在上海集会期间，孙中山先生也在当地指导学生运动，他与各省代表频繁接触，并派黄大伟与学生代表具体联系，常宗会通过黄大伟，提出与孙中山先生单独会面，向他请教，黄先生很快给予答复：孙先生将在莫里埃寓所接见，约好时间之后，常宗会在客厅等候了不到两分钟，中山先生就出来接见，常宗会后来回忆说：“孙先生十分平易近人，他满腔热忱，使我深受感动，见面的第一句话孙先生就说：‘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命运，这些重大的责任，完全落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身上了，你们要学科学，要爱国，不学科学你们虽有爱国之心但力量也是不够的，作用也就不大。’这一至理名言，至今思之，言犹在耳。对子孙后代也是适用的。”
常宗会当即向孙先生提出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科学知识，报效国家，孙先生立刻鼓励他说：“好！”并称若要去美国勤工俭学，我可以写介绍信；你要去法国，我叫黄大伟在上海为你办好手续。
随后在全国学生总会闭幕仪式上，常宗会又在上海先施公司屋顶花园见到了中山先生，孙先生第一句话就说：“见天到会的代表，代表各界人民，我是哪届代表？我是革命党的代表！”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会后大家还与中山先生合影留念。
在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常宗会于1919年12月在上海乘坐法国邮船“保勤加”号去了法国。
常宗会到了法国之后，先在“募兰”中学中国学生补习班补习法文，1921年考入蒙白利尔高等农业专科学校桑蚕科，毕业后即入南锡大学农学院，初获农业工程师学位，后攻读研究生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昆虫肠部吸收之研究》，评审结果获南锡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常宗会在中学时期是学师范的，到法国勤工俭学时，竟然改学农业科学，之所以改行，是他在出国之前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对青年一代提出要学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极大地影响了常宗会一生的学习、工作与奋斗，加之他是出身于农家子弟，与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与共同语言，所以他选学了农业科学。
常宗会学习农业科学着重于联系国内实情，他想到中国农民大部从事于单一的大田农作物，如稻谷、小麦之类，即使有人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如蚕桑之类，也为数较少，在选用良种以及田间管理上，也不科学，所以农作物的产量一直很低，经济收入也少；因此他认为要使中国农民增加收入，逐步富裕，除了打破传统的单一耕作制度外，要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发展有前途的蚕桑事业；有鉴于此，常宗会在1922年在法国撰写了《改良中国蚕桑计划》的论文。[4]
立志科学救国1925年，  常宗会先生与饲养的家禽（1951年）常宗会学成回国，历任国立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的教授、系主任，同时还兼任了南京蚕桑试验场场长，他在任场长期间，除了扩充三幢蚕桑楼，增加职工宿舍几十间，扩大蚕桑生产，增加产量之外，并确定试验场以培育良种、培养人才、推动农民科学养蚕业为试验场的首要任务，在培养人才方面，以开办培训班为主，公开招收农村有志青年来班学习，学习内容为蚕桑知识，学制两年，学生入学期间，食宿由班内免费提供，学成毕业后派往各个蚕桑指导所担任技术员。
据粗略估计，先后在培训班毕业者逾200人之多，培训班不仅直接培养学员，还为国立东南大学蚕桑本科以及芜湖第二农业学校代培实习生数百人，这就为今后推动蚕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设立蚕桑指导所推动农民科学养蚕方面，其成就则要更大：首先创办的是安徽晓庄蚕桑指导所，这是实验场最大的一个指导所，后来在南京汤山、安徽全椒、当涂、青阳、贵池等地相继开设蚕桑指导所，培育的优良品种，推广到了苏、浙、皖各地；各个指导所、场以具体推动农民养蚕，特别是以科学养蚕为主要任务，首先是向农民宣传养蚕的重大意义，他在全椒县指导所成立大会上，还亲自讲了改良蚕种的意义以及养好改良种蚕的方法，深受农民的欢迎；其次还赠送良种，推广科学养蚕，如指导所自己进行养蚕示范，邀请农民来所参观，以推广先进养蚕技术以及经验；同时，还组织技术人员定期巡回下乡指导；除此而外，指导所还协调产销以及价格方面的问题，以此保护农民的权益以及生产积极性；事实证明，指导所对促进蚕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关键作用，仅以全椒县指导所为例，在最初开办时，由一年发蚕纸几张逐步发展到上千张之多，有的农户鲜茧产量达250斤之多，收入高的可达万元左右。
蚕桑试验场以及领导下的蚕桑指导所起到的作用，当时已经为社会公认，兴办桑蚕事业形成趋势，不仅社会名流向往，归侨向往者也不乏其人；为了适应潮流所需，常宗会自办了一个“太平蚕种场”，由其夫人胡蕴华担任场长，职工虽然仅有20余人，桑园也仅20余亩，即便是人少地少，但是因为具有技术雄厚的优势，其年产量竟然高达万余张之多，为各场之冠。除此之外，后来还协助华侨办了一个“中央蚕种制造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常宗会（前右）与家人合影（1953年）后，南京即将沦陷前夕，尚存有十四五万张蚕种，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常宗会千方百计安排船只，终于将蚕种安全运抵重庆，分发给四川各个蚕场，当时四川全省共有蚕场10个，其中9个场的场长都是常宗会的学生，所以他对四川的蚕桑生产是非常信任的。
不久，常宗会想到法国农专的老师朗贝尔曾经说过：“云南的气候适宜，是养蚕的天堂。”他从而萌发了到云南开发养蚕的念头，在经过多方联系后，于1938年7月受邀抵达昆明，担任蚕桑改进所副所长兼长坡生产农场场长，任职期间，在长坡场养育蚕种，还在楚雄设立推广部，与此同时还招收培训蚕桑技术人员，后又在保山设立分场，在芒市设立蚕桑指导所，在草坝设立苗圃培养桑苗供各县种植，在短短的二、三年间，竟然能生产蚕种万张之多，蚕茧发展了，为了解决茧子的出路，在昆明干沟圩又办起了缫丝厂；云南的蚕桑以及缫丝事业，就这样在常宗会的亲自主持下因陋就简，发展起来了。
常宗会在此期间还为云南发展烟叶以及卷烟生产献计献策，河南、山东两省是我国烟叶的主要产区，国内卷烟厂的原料大都由这两省供应，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两省相继沦陷，内地卷烟厂原料来源中断，陆续被迫关闭，国家财源也随之锐减，为解决困境，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长的宋子文（1894—1971），拟将美国一种名为400号的烟叶在国内种植，对可否移种一事，宋子文在香港问询葛敬中（1892—1980）先生，葛先生称他的同事常宗会也许能办此事。经过葛敬中先生的举荐，宋子文即邀请常宗会到香港共同商讨引种之事，经过磋商，常宗会认为可以先搞小型试验，视结果而定；其种子供应以及经费来源等方面，由南洋烟草公司昆明办事处负责。常宗会回到云南后，利用其担任生产农场场长的有利条件，在场内搞了一个小规模的烟草改良实验基地，并派其学生李作舟负责；为了争取时间，将当年播种收获的新叶及时送到重庆试制卷烟，经过专家鉴定，认为烟味纯正，适合国内需求，从试制的情况来看，云南的气温、土壤、光照、雨水等方面都说明引种美国400号烟也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在此不久，开远等地便试验种植，后扩大面积，增加产量。
烟叶引种成功，为烟厂带来福音，时任云南财政厅厅长的陆子安受省主席龙云（1884—1962）之命，找到常宗会，他称：“云南也要种植烟草，搞卷烟生产，请你帮忙。”常宗会对此当然不敢违命，他向南洋烟草公司说明原委后，宋子文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只好作罢；此事过后即成立了“云南烟草改进所”，陆子安兼任所长，常宗会担任副所长，改进所在统管云南烟草生产的基础上，先后又办起烟草熏烤厂、制烟厂；在建厂过程中，常宗会亲自奔波于云南、重庆、贵州等地寻觅人才，疏通人际关系以及上下级关系，最终找到了烤烟以及卷烟专家；由于自身既有原料，又有熏烤、制烟等有利条件，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试制出三个品牌的香烟，普通的叫做“七七”牌，高级的叫做“重九”牌，最好的叫“双十”牌，其中“重九”保持名牌声誉逾半个世纪之久，在国内外亦有较高的声誉。[4]
为新中国服务抗日战争  常宗会在住宅园内建立实验牧场（1952年）胜利后，常宗会于1946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先后担任河北国营农场及湖北金水农场场长等职务，但此后他不满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愤然辞去一切职务，于1948年自费到澳大利亚考察畜牧业。
新中国成立后，远在海外年逾半百的常宗会毅然拒绝友人劝其前往台湾的邀请，怀着赤子之心，于1949年11月返回祖国，并随身带回两组澳洲的良种猪“巴克夏”与“约克夏”赠送给南京农场作为繁殖推广之用。
常宗会回国之后，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1950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农学院教授、南京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南京畜牧兽医站顾问、江苏省畜牧兽医协会理事等职；1953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值此，常宗会加倍努力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50年代后期，他虽病休在家，不仅没有中断科研工作，还在自己的住宅园内建起了小规模的猪、鸡试验场，为改良品种，提高产量积累资料；为了结合生产实际，充实“养猪学”讲课内容，他曾冒着秋凉，沿着南京浦口的江滩，访问江边放牧的饲养员，考察“江淮放猪”的实际情况。
在科研中，常宗会一贯提倡“注重实践”，1961年初，他与学生一道去南京仙林鸡场实习，参加分层笼饲养雏鸡试验，他随身患糖尿病，但仍然坚持与同学们同吃同住，并进行现场教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五七”干校养鹅、养鸡也坚持做记录；退休之后在家养鸟，也在摸索禽（鸟）类的配种、产卵与饲养的关系。
根据  常宗会（左4）与友人合影（1952年）积累的资料，常宗会最终撰写了《中国养猪法》一书，此书在国内出版后，又与学生合著了30万字的《中国养鸡法》等，在《中国养鸡法》中，他提倡利用地热孵化禽蛋、育雏的方法，既节约能源又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为此他还写出政协提案，《新华日报》报道了提案内容，这个提案最终还提交到了中国科学院，受到重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同志亲自指示有关部门试验推广。
1982年，已84岁高龄的的常宗会因病不能出席省政协会议，但他还根据市场买瘦肉难的现状，以畜牧学家的责任感，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书面意见，同年4月9日的《新华日报》以“要吃瘦猪肉专家有办法”为题，报道了这一意见的内容。
为了引进良种，常宗会还利用其亲友在国外的有利条件，在工作中主动承担桥梁作用，如1978年他利用其长子常党生博士时任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研究机构、畜牧生产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协会会长之有利条件，叮嘱其在回国探亲时携带了400支由新西兰友人与常博士多年合作共同改良的的肉牛“冷冻精液”赠给农业部，作为改良中国肉牛试验之用；常党生先生还应南京市科委、市科协之邀，向省、市农业科研部门、南京大学生物系、南京市畜牧兽医站等单位的科研人员，介绍了国外畜牧业的发展概况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980年，常宗会又通过亲友关系，从港澳爱国同胞处引进150只“巴布可克”雏鸡赠给南京家禽研究所研究繁殖；常宗会这种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退而不休、献计出力的高尚精神，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4]
拳拳爱国之心1979年，81岁的常宗会亲自撰文《五四运动时我在安庆亲身经历的回忆》，在这篇文章中，他写到：“我在  常宗会之子常党生在做学术报告（1978年）法国（1919—1925）本着‘科学救国’四字不放松，学有一技之长，取得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曾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又在云南大学任教，并同时兴办农场，以期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但目睹国事，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下国家越搞越糟，尤其在抗战胜利之后，蒋的剿共反动政策大失人心，我于1948年辞去一切职务，自费到澳大利亚考察畜牧事业。”从这简短的回忆中，可见常宗会的爱憎分明立场与赤诚爱国热情。
早年，常宗会在法国留学期间，一次乘车旅行，一个法国人见他穿着较好，又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使用讥讽的语调问他是不是日本人？常宗会知道这是对他本人乃至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十分气愤，用法语狠狠地回敬了一句：“你是不是德国佬？”那个法国人闻听此言，羞愤难当，掉头离去……同车的几位法国友人一边同他握手，一边称赞他非常精明。
“文化大革命”期  常宗会先生（左）与张劲夫合影（1980年）间，常宗会遭受迫害，但当他的长子常党生首次从澳大利亚回国时，他却提前吩咐亲友，不准向其谈论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认为这并不是隐瞒事实，而是他们在国外对国内的的事并不能完全理解。亲友们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常党生回国之后，见到双亲健在，十分高兴地表示今后还要经常回来，为祖国和人民多做贡献。
为了庆贺儿孙的归来，他们全家在南京山西路上一家饭店团聚，酒席上用的是一般的甜酒，常宗会见两个孙女不大爱喝，便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爱华、建华，你们喝喝看，这是祖国的酒，家乡的酒，虽然不算太好，但是喝下去就会是你们不忘祖国，不忘家乡，要永远记住，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将来长大了要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友好、交流多做贡献。”两个孩子当时感动得两颊绯红，接着便手捧酒杯，十分恭敬地同爷爷、奶奶以及同桌的亲友一一碰杯，美滋滋地喝干了杯中的酒，并激动地说：“爷爷说的对，家乡酒真甜！”
常宗会  常宗会（中）与张劲夫（左）合影（1980年）先生的女儿常肖梅，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系工作，1979年赴澳大利亚学习、探亲，应邀在悉尼大学、岭南大学以及华裔学者协会讲演中国传统音乐，演奏琵琶，受到澳大利亚各界的高度评价，为澳中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贡献，一年之后，常肖梅在父亲的影响下，婉言谢绝了澳大利亚友人的聘请，返回祖国，开设了声乐教学中的“歌曲处理”新课，她说：“我要用自己的艺术，为祖国的'四化'服务。”
1985年8月8日，常宗会先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终年87岁；他给后人们留下的是满腔爱国之情、勇攀科学高峰并终生为之拼搏的一颗赤诚之心。[4]
人物轶事
常宗会与云南烟草的发展云南的香烟驰名中外，如今只要提到云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红塔山”、“云烟”、 “阿诗玛”这样一些名牌香烟；云烟是云南人的骄傲，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早期创业者的步履是那样的艰难和蹒跚。 
据记载，早在明朝后期，云南就有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滇南蒙自一带有许多人晾晒吸食“兰花烟”。但云南人普遍接受香烟却是本世纪初的事情。当英美的机制香烟进入云南后，以全新吸味、精美的制作和包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在很短的时间内，外来香烟完全占据了省内市场。为改变这一状况，振兴地方实业，省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筹创自己的烟草工业。清朝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昆明李松茂等5人合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机器生产卷烟的尝试。1922年，墨江人庾恩锡筹资15万元，从上海购进设备，聘请了外省技师，招募了百余名工人，创建了云南烟草工业的第一家企业亚细亚烟草公司。他们以本省晾晒烟叶为原料，生产机制卷烟，日产包括著名的“重九”牌号在内的香烟30万支。由于本地晾晒烟叶烟质不佳，所制香烟品质不高，使该公司的产品很难与洋烟竞争，公司苦心经营，勉强维持了数年，终因质量不高和资金短缺等问题于1928年停产，后被改组为官办的南华烟草公司。 
从挫折中，云南人意识到，要发展烟草工业，就必须提高烟叶质量，于是开始了引种国外优质烤烟的尝试。在此之前，英美烟草公司为降低成本，扩大倾销，曾于1914年向云南提供美国及土耳其烟种及栽培技术，在通 海、玉溪等地进行试验栽培。此举虽末获结果，但从此开了云南引种美烟的先河。1931年，省政府主席龙云训令在通海等34县倡种美国烟草。但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在籽种上的控制和垄断，也未能获得成功。
抗日战争爆发，给云南烟草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七·七事变”后，山东、河南等一些主要烟草产区先后落入敌手，使很多卷烟企业不得不到大后方来寻求原料。
为了满足卷烟市场需求，国民党政府决定在西南地区推广烤烟种植；1941年3月，云南省烟草改进所成立，1947年2月，烟草改进所改隶云南省建设厅，褚守庄任所长。
1939年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出面交涉，由曾任云南大学蚕桑系主任、时任农业部技正的常宗会携带美国烤烟籽种，在昆明东郊试种获得了成功。云南地方当局也由此看到了烤烟的潜在价值，决定作为新的农业资源加以开发；省政府于1941年设置云南烟草改进所，时任云南纸烟统销处处长的赵济为所长，常宗会（时任中央农业部技正）、徐天骝任副所长，褚守庄任技术专员，负责技术研究、烤烟的试种和推广等工作；[5]先后从河南、山东及法国引进美国烤烟籽种，进行试种，加以驯化。经过比较试验，在若干输入的美国品种中，最后确定以金圆作为推广品种。次年，省政府在昆明、江川、玉溪等7个县设种植区，种下2727亩烤烟。
为使推广工作顺利进行，省政府在各推广县成立了烟草改进分所（后改为工作站），负责此项工作。省政府还专门举办了烤烟技术人员培训班，进行人员培训，然后以这些人为骨干，对农民进行宣传和指导。政府免费提供烟种，并按种植面积和烤房数获得无息贷款。到1943年，全省直接接受培训的烟农已在千人以上，做到了“凡从事种植美种烟叶者，均具有栽培和熏烤技术”；同年3月，云南烟草改进所、云南纸烟厂、云南复烤厂合并为云南烟草事业总管理处，赵济任总经理，常宗会、徐天骝任协理，其中徐天骝兼任烟草改进所所长，褚守庄任改进所副所长[5]。
到抗战末期，云南从美国非利——莫尔斯种籽公司引进了烤烟原种，由云南烟草改进所负责进行品种更新。从1946年开始，以“大金圆”、“特字400号”、“特字401号”等优良品种取代了原来的金圆种，完成了烤烟品种的更新换代，并使其逐渐定型。特别是大金圆种（又称“红花大金圆”）成为 云南烤烟的主要品种；至此，云南烤烟的优势开始形成。 
烤烟开发的成功，对云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农业上，烤烟成为省内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它的发展加速了云南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玉溪、通海、江川等地，被称为“云烟之乡”。在工业方面，据统计，到1947年时，全省共有烟厂40多家，年产卷烟在万箱以上，烟草工业一跃成为云南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卷烟也因此成为云南工业的一项重要产品。随着烤烟在全省的普遍发展，云南很快成为全国烤烟的主要产区之一。
到1948年，云南全省已有72个县种植烤烟，面积2万余公顷，产量7500吨，卷烟生产也开始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不仅占领了省内市场，而且打向了省外。
正是经过无数先驱者的不懈努力，奠定了云烟日后走向辉煌的基础。[6]
常宗会与南京蚕桑试验场抗日战争前夕，江苏省有三大现代蚕桑试验中心，即苏州、镇江和南京。而南京要数太平门外的蚕桑试验场规模最大，常宗会先生是南京蚕桑试验场的主办人（时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蚕桑系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机会，出口贸易较为兴盛，在出口商品中，蚕丝占有很大的比例，以上海为中心的苏州、无锡、杭州等地丝厂林立，江南农村栽桑养蚕，十分发达，但由于土法养蚕，产量少，质量低，病害多，所以改良桑种，改进饲养技术成为迫切之事。
上海西方各国商会想从我国蚕桑事业中谋图利益，于是筹设“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会址设在亚尔培路410号，各国商会分认白银共计五千两为基金。北洋政府鉴于厂丝出口必然增加关税收入，于是在财政奇绌的情况下，也同意每月承担二万两作为该会经费，由法国商会会长麦田任董事会主席，法国人维埃尔为总技师——维埃尔通过朗贝尔的介绍，认识了在南锡大学的留学生常宗会，两人商定合办蚕事。
1925年常宗会获得南锡农学院农业工程师学位及南锡大学理科博士学位，同年底回国，回国后即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系教授，并担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与国立东南大学 农科合办的南京蚕桑试验场场长。该场直接接受“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领导，国立东南大学仅以该场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之用。
在常宗会负责该场以后，蚕桑改良事业日益进步，规模逐步扩充，建造有四层的蚕室一幢，三层的蚕室两幢，职工宿舍数十间以及办公室等。该场有桑田二百多亩（太平门外，玄武湖北面），职工和技术人员有百余人。从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培养良种，生产蚕纸。蚕纸的代价均由缫丝厂负担，由试验场送给农户，结茧要卖给各缫丝厂，蚕场年产改良蚕种春蚕约三万张、秋蚕近两万张，每年收入约五万元，上交利润约二万元。
二是办蚕桑训练班，招收学员，学习期限定为两年，毕业后分发蚕桑指导所任技术员，训练班先后培训学员有二百人。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的学生也在这里实习，但不属于训练班的学员。
三是设立蚕桑指导所，具体向农民推广养蚕技术，经常巡回下乡指导。指导所的经费由试验场拨给。
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曾住在晓庄，他看到晓庄附近农民去试验场，询问其故，农民告之领蚕纸饲养改良蚕。冯玉祥将军得知养改良蚕比养土种蚕每担蚕茧多获利十元，且蚕纸无价供给，还有人指导饲养方法，对此颇感兴趣，邀请常宗会晤谈；常宗会后来还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先后到山东的泰安、青岛和安徽的巢县宣传推广改良蚕桑事业。
1930年间常宗会创办“太平蚕种场”，由胡蕴华（常宗会先生之妻）任场长，全场有职工和技术人员共二十余人，虽然仅有桑园二十亩，每年春秋两季约收蚕纸一万多张，获利可观。当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陈铭枢找常宗会帮助办场，常难以推托，就帮他在太平门外办了个“中央蚕种制造场”，有桑园约二百亩，年产蚕纸也在一万张以上。 
此外，南京还有几所规模较小的蚕种场，如务本制种场和金陵大学蚕桑系等，各场年产蚕纸不过数千张而已，由于常宗会推广先进的养蚕技术，各蚕场和当地农户均得益不少，其中各蚕场年产改良蚕纸约有十万张，总值在十万元以上，如每张以产茧25斤计算，可产茧2.5万担。农民可收入95万元之多，是当时丝绸纺织业的一项重要收入——品种和质量居全国之冠。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常宗会随机关西迁，太平门外各场呈一片萧条凄凉景象，以后便再也没有恢复。[7]
人物评价
常宗会先生是我国蚕桑和畜牧界的耆宿，毕生致力于农业畜牧科研实践；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云南协助建立烟草熏烤厂和制烟厂，研制出“七七”、“重九”、“双十”等名牌香烟，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新中国诞生之后，常宗会当时在澳大利亚考察，拒绝友人的劝告，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他后来常说自己的一生经历了晚清、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共产党几个时期，看来还是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践证明他的一生从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建国后，他因病休养期间，也从未停止过研究工作，他在自己的住宅园内建立改良猪、鸡的小型实验牧场；晚年的他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每次在省政协召开的会议上都向党和政府提出中肯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改良我国畜牧事业而大声疾呼；他不顾年老体衰，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并利用亲友在国外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引进畜牧良种工作中主动地承担起桥梁作用——由此充分说明他是一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也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3]
人物著作
《昆虫肠部吸收之研究》
《改良中国蚕桑计划》1922年
《我国丝价低落之原因及其补救办法》广播周报 1934年第7期 
《培苗栽桑浅说》（周占梅、常宗会合著）1939年 
《养蚕制种工程报告》1939年 
《蚕户训练教本》（陆星垣、常宗会合著）1939年　
《初级养蚕概要》（陆星垣、常宗会合著）1939年 
《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之过去现在与将来》1946年 
《论台湾农田水利之建设》农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8期 
《稚晖大学农学院之前瞻（专载）》世界农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1期 
《中国农村建设协会如何建设中国农村》农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7期 
《论台湾农田水利之建设》农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8期 
《稚晖大学农学院之前瞻（专载）》世界农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1期 
《中国农村建设协会如何建设中国农村》农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7期 
《币制改革与侨胞回国农垦之前瞻》华侨月刊 1948年第1卷第3期[8]
《云南之蚕桑》开智印刷公司1940年
《中国养猪法》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 1957年12月
《中国养鸡法》　
《五四运动时我在安庆亲身经历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