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严范孙
人物历程
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  严范孙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范孙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
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
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范孙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范孙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
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
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范孙亲自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
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慧眼识英才，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在校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范孙赞赏和师生好评。从南开中学开始，严范孙与周恩来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就曾到严宅请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周恩来毕业后去日本求学。
1918年春严范孙赴美国考察教育，在日本稍事停留。周恩来闻知即去拜望。南开大学成立后，经严范孙、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特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并请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厅长等知名人士共席，可见严范孙对周的器重。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严范孙即与张伯苓商议，以他在南开所设“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他还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去英留学。周到欧洲后，一直与严书信往还，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用支票交周携走外，以后三年，均让人汇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周恩来对此感念不忘。
1950年张伯苓由重庆返抵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张带去严范孙照片，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严范孙石像1929年3月14日南开“校父”严范孙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修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主张思想
革新教育严范孙是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的改革家，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严范孙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一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戊戌变法之后，他辞官回到天津专心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基地实验成果，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从1902年至1905年，他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21所，以及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严范孙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1902年，首先在自己家中办起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他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严范孙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严范孙最重要的教育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全新教育模式的著名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
南开学校由男中部（即1904年成立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即191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女中部（即1923年成立的南开女中）、小学校部（即1928年成立的南开小学）组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所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倡导文明社会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尺。严范孙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
他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而且规谏好冶游（嫖娼）者朋友。严范孙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他还痛诋纳妾等歧视妇女的世俗偏见。严范孙反对歧视妇女的又一表现，是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他曾编《放足歌》，先在女塾教唱，其后传诵社会。
吸烟、赌博是旧社会靡然风同的两大陋习。严范孙在为李石曾著“戒烟”书作序时，深望爱国忧国之士，递相劝戒，先自身戒断，而后及诸人人，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身吾家吾国吾并世之人造无疆之福。对于赌博之害，更是深恶痛绝，无时不劝谏朋友戒此癖好。
严范孙还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此，他率先垂范，其子结婚改通行的乘彩轿为双马车，改新郎不迎娶的津俗为新郎骑马亲迎。这两项举动为“津邑之创格”，使当时天津为之轰动。针对丧礼大讲排场、互相攀比，极尽奢靡的风俗，他订立“丧礼八则”，其中包括：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等。他也不主张过生日、祝寿。严范孙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河，至今也有现实意义。
主要著作
  严范孙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组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严修东游日记》　这本“东游日记”是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后者系1904年（光绪三十年）。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次严修在日本接触到不少名人，日记中对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和印象也有记录。这本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史、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贵史料。
现南开中学内图书馆楼为纪念他而起名为范孙楼。
严范孙公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当时天津地区有四大书法家“华严孟赵，”即：华世奎、严范孙、孟广慧及赵元礼。
“南开校父”
严范孙 名严修,字范孙。
严修（1860年-1929年）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
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
原籍浙江慈溪。
生于1860年4月2日，汉族，世业盐商。
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和学部左侍郎。
1904年，偕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津后改家馆为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
1919年，与张伯苓一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增办南开女中，1928年增办南开小学，被尊称为“南开校父”。
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
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
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
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
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
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
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为南开的贡献：天津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南开中学校董，与张伯苓共同创建了南开系列学校，后因病去世，转让张伯苓任南开学校校董。他在任期间，为南开学校投资的资金，是南开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家富藏书，藏书楼有“蟫香馆”，藏书10余万卷。他有感于“诸生好学者苦不得书，”而藏书家的藏书，“一经出棚，便须束阁，日久丛积，将饱蟫蠹”，建议藏书家将藏书“存之学舍，以供多士讽览”。所以，他先后4次将自己藏书捐献出来，约有近3 000种。原陈列在天津教育陈列馆的1 342部古籍、严氏捐赠图书达1 200余部，又有奉天总督徐世昌等捐赠图书，后成为天津图书馆的藏书基础。《直隶图书馆书目》中，收有700余种严氏所捐图书。其藏书内容除了经史子集的古籍外，还涉及百家各科、诗赋、音律、天文、数学、经济、医学等当代实用之书。现南开中学内图书馆楼为纪念他而起名为范孙楼。[1]
自题挽诗
出生于1860年4月2日的一代教育家严修，在1929年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69个年头。这一年，各种迹象显示着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1928年12月底，担任天津警备的傅作义部与美国驻津部队合修的天津至杨村间马路竣工，作为天津最有名望的士绅之一，严修应邀出席了这场剪彩仪式。他是拖着带病之躯过去捧场的，但没想到这场为保全朋友颜面而尽的情谊却成了一道催命符。可能是受风寒加剧了病情，回家之后，严修便卧床不起。呼吸不畅、咳喘无力自不必说，就连进食喝水都成了问题。
也许已经隐隐预测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3月2日，  严修自挽诗手稿身体暂有起色的严修，将好友华世奎、赵元礼、林墨青、陈宝泉等人请到家中。在书友们的见证下，这位素有“天津书法四大家”之一美誉的名流，一边回顾自己的人生，一边感慨万千地在纸上挥毫泼墨。
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
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
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
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这便是严修为自己留下的自挽诗。在诗的提头位置，严修用“病小善，预做自挽诗”的语句，交代了自己当天的身体状况。接着，人生的经历像电视剧中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他脑海中。
严修出生于天津一户盐商世家。小时候的严修经常生病，家里人为此很焦虑。一次，家人带着严修外出时碰见一个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能活到70多岁”。虽然将信将疑，但这句话还是给了严家长辈一丝希望。回忆起这一段，严修写道：“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其实，他写自挽诗的这天离他的70大寿刚好就差一个月，严修写下此语时应该还是希望算命先生的这句预言能够应验吧。
1882年，年仅22岁的严修乡试中举，次年又考中进士。此后，严修的任职经历多与文化和教育相关。这也使他最终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推行新式教育上。饱读诗书的文化底蕴和多年从事文化教育的经历，在严修的骨子里潜移默化地植入了年轻乐观的心态。这也难怪他在回忆这一段时，感叹“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如果其中有不舍，那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就要不久于世，但是对毕生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却有万般不舍的一种情怀吧。
虽身为一代教育家，严修的一生也有失意的时候。1898年4月，严修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这件事引起了清廷顽固派的反感，严修也以此失欢于他的座师、翰林院掌管学士徐桐。长才难展的严修无奈请假回到天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7月14日，天津城沦陷。严修本来是打算带着家人离开天津的，但因特殊原因，没有走成，被困在城中。1911年，由于长芦盐运使借口偿还外债，乱征苛税，一度使包括严家在内的盐商陷入绝境，由于负债太多，严修只得租引地与郭家，但当郭家得知长芦盐运使以还债为名，每引新加一两五钱时，不愿负担这笔开销而单方毁约，这曾经让严修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只能将所办学校或停办或合并，同时靠多方举债支撑家业。对于这些人生的坎坷，严修在自挽诗中用“几番失马翻侥幸”作了总结。之所以会觉得侥幸，严修在其自挽诗的注解中写道：“戊戌失欢学院，免于党人之祸；庚子避地未成，免于流离之祸；辛亥弃产，约已定矣，彼方中悔，反获保全。”若不是1898年的请假回籍，脑中装满教育改革思想的他可能会和当时朝廷中畅言改革的维新派一起，在慈禧太后发起的“戊戌政变”中落得个人头落地的命运；若不是1900年的被困天津，他可能会和当时许多逃难他乡的其他富商巨贾一样，遭遇沿途被打劫、流离四方的结局；若不是1911年的郭氏毁约，严家可能会失去祖业，严修后来用于投资天津教育事业的资金也可能会就此失去来源。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曾多次力邀严修到其执掌的北洋政府中去做官，但严修没有接受，坚决留在了天津。他不像其他寓居天津的晚清遗老，等待清廷东山再起，而是真的厌倦了官场的生涯，想要专心为家乡教育做点事。对于这段“廿载悬车得隐沦”的生活，严修至死也觉得值得。可对于见证他写自挽诗的这几位至亲好友，他心中却有万分留恋，恨不得来世再续前缘。于是他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语句作为诗的结束：“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然而，严修并没有迎来他所希望的70大寿。“名教育家严修氏于十四日夕十一时以心脏麻痹，在津逝世。”1929年3月16日，天津《北洋画报》这样报道了他的离世。弥留之际，他还坚持其一贯主张的文明葬礼理念，嘱咐家人不要接受金砖祭钟等物品。这一遗命和他的自挽诗互为印证，将这位教育家高尚的品格、乐观的心态、对人生的洞悉、对朋友的真诚以及直面生死的坦然，展现无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