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家瑞
生平简介
1895年，李家瑞出生在云南剑川县，这是一个白族之乡，民族民间文艺非常发达。1910年，李家瑞考入剑川小学读书。1916年升入到大理第二中学继续学习，次年，他考取了昆明成德中学，以后，又转入昆明二部师范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争取 了当时为数极少的公费待遇。1920年夏，李家瑞从温暖二部师范毕业后，为自谋生计，去嵩明高等小学读了半年书，尔后又回到昆明参加高考，被南京东南大学所录取。入学后，他因不满该校的文科教学，决定再次报考，以入他校。1922年秋，二十七岁的李家瑞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耳目目染，接受到不少新鲜的知识和思想。不久，北大的《歌谣》周刊创刊问世了，这张“小小的报纸”唤起了他对童年生活的回顾，同时，也使他慢慢懂得了流传在民间的文艺和风格，也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可作。两年以后，李家瑞升入高校中国文学系攻读。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他对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兴趣也逐步加强。1925年秋，刘半农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担任了李家瑞的老师。从此，李家瑞就在这位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先驱者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为日后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做着系统的准备工作。
1928年秋，李家瑞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经刘半农先生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了练习助理员，后又转为正式助理员。并在刘半农先生的指导下，专刊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整和研究工作。1929年，李家瑞在协同刘半农编写学术专著的同时，发表了《中国傀儡戏考略》等研究论文。1930年2月，李家瑞与刘半农合作《宋元以来俗家谱》一书，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刊印行于世。此后，他又积极帮助刘半农搜整《中国俗曲总目稿》〈1931年5月刊行〉，为此书的编校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也使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走向成熟。1931年秋开始，李家瑞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北京俗曲的搜索中，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大量材料汇集起来，进行系统地分类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写出了专著《北京俗曲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该书于1933年出版后，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同一时期，他还写了《乾隆以来北京儿歌嬗变举例》等与民间文艺有关的重要论文，1934年，李家瑞又遵循刘半农先生生前的嘱咐，将学术探寻的注意力，转回到两年前就已开始的另一个课题上，即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史书、方志、笔记、民间俗曲等书籍中，去查寻有关涉笔到北平风俗民情的材料，并将它们系统地抄整和编排出来。1935年，李家瑞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撰写和发展了《打花鼓》、《说大鼓书的起源》、《劈破玉》等专题文章，并开始进行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1936年，是李家瑞学术撰述生涯中最为高产的时期。在这一年中，他除继续积极抄录和整理北平地区的风俗材料外,还撰写和发表了《唱本词》、《说弹词》、《两处码头调之比较》、《关于妓家供种的传说》、《谈嫁娶喜歌》等近二十篇研究民间文艺和民间风俗的文章。1937年5月，李家瑞推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北平风俗类征》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继《北平俗曲略》一书之后，奉献给当时学术界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说新编弹词考证》、《十杯酒》等论文。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家瑞为避寇乱，携眷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由北平至上海，尔后又由上海至南京，淞沪战事后，他亲眼目睹到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仓惶溃逃，国土破碎，百姓落难的种种劣迹，从而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任和希望。回到剑川后不久，李家瑞接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电邀（1938年初该所亦迁至昆明），立即赶回该所继续从事于1935年就开始的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还曾打算编撰一部《北曲方言俗证》并对《北平俗曲略》一书作一些修补。但无奈一些原有的主要资料，已在避难中散失，许多工作都得从头做起。加之当时昆明又常遭日寇飞机轰炸，几个藏书较多的图书馆都无法正常开馆，这样就大大减慢了李家瑞学术研究的进程。1940年，亚当李家瑞开始全力投入撰述时，又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离所回乡休养，以致使《北曲方言议证》成了未能完成的书稿，《北平俗曲略》也未能修订再版，这对中国现代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941年，李家瑞的病势稍有好转，即应大理中学之聘，担任了该校高中部的国文教师。他一面授课，一面进行学术研究。但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所限，李家瑞不得不中断自己所喜爱的民间文艺研究，转而从事对云南地方的民族文物和考古的探索。他曾多次深入剑川县石钟山窟等古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查，并在自己经济较为拮据的情况下，花钱请相馆的师傅去古文化遗址拍摄昭片，采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1943年秋,李家瑞离开大理中学，到丽江中学任教。在此之后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工作在中学教育战线上，并继续从事一些学术活动，曾利用假期去滇西地区作考古调查，并撰写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等一些研究云南地方的民族古迹和风俗的文章，
1949年12月，李宁瑞在自己的家多，迎来了三南省的解放。1950年春，他受云南省文教厅的委派，到鹤庆中学高中部任教，不久，又调至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在此之后，他曾先后担任过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省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员、省史学会理事、云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兼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的会员。
1951年至1953年，李家端除随中央和地方的文物机构，多次赴剑川县石钟山石窟作科学工作考查外，还织极参加了云南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55年，李家瑞参与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展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又多次带领考古工作人员赴晋宁、剑川等县的古文化遗址调查，发掘出不少重要的文物。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从事云南的民族历史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发掘情况及我的一些看法》、《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况》、《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等近二十篇论文，并与周泳先等同志合作，编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六十年代初，李家瑞在担任云南省博物馆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云南地区文献史料讲座等学术教学活动，并亲自讲授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关文献，为促进云南的民族文化研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十年内乱"期间，李家瑞虽已年近古稀，但仍不能免于其难。在“史无前例"的冲击下，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学术研究，以后又被“疏散"回乡,生活上遇到了诸多困难，精神上也颇受压抑，因而成病，加之他年老体衰，所以未能等到“严冬"散尽，就于1975年11月在云南逝世，享年八十岁。
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李家瑞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研究家。他较早地闯入了民间说唱文艺的园地，为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流传于北京地区的民间曲艺和民俗材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北平俗曲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多类民间曲艺的专著。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对说唱鼓书、大鼓书、竹板书、快书；蹦蹦戏，傀儡戏，济南调、湖广调、福建调、马头调、四川歌；打花鼓、跑旱船，儿歌、秧歌、夯歌等六十二种民间说唱文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他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一一介绍了各类民间说唱的特点，并对其渊源和流变作了必要的考证，同时还修正了一些为前人所弄错了的问题〈如指出别人在大鼓书研究中的某些错误等等〉。另一方面，他又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北平俗曲"的“来源"、“材料"、“分类"、“特点”、“唱者"和“歌唱"地方等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探索。他指出：北平俗曲“中间保存了许多史料"，研究者们“可以由此看一点人民对于各种事件的见解和态度"。由于李家瑞的这部《北平俗曲略》材料丰富，涉面甚宽〈其研究对象虽是在 
“北平唱过的俗曲"，但所涉及的民间曲艺种类却广及大半个中国〉，加之有介绍，有考订，有实例，所以它作为一部带有某些工县书性质的学术著作问世后，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民间说唱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材料，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正因为如此，刘半农先生才称《北平俗曲略》“是中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
1937年出版的《北平风俗类征》〈上、下两册〉，是李家瑞继《北平俗曲略》之后又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第一部较为详细而系统地搜集北平民间风俗的类书。在这部言近四十万字的资料辑本中，李家瑞不仅收录了许多珍贵的民俗材料〈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民间文艺材料〉，而且把它们分成了“岁时"、“婚丧"、“饮食"……、等十三个类别〈每一类别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并按各类材料的时间顺序将其编排了起来,李家瑞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但为搜整和保存古代书籍中关于北平地区的民俗记载，帮助人们广泛了解北京地区传统的生活习俗，进而深入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可靠的直接或间接材料，而且，也为后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俗材料，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因此，这部书于1937年出版以后，颇受民俗、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视和欢迎，直到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应读者的要求，将这部书原版付印出版，足见它在中国民俗、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
主要作品
1931，《北京俗曲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1935年，撰写和发展了《打花鼓》、《说大鼓书的起源》、《劈破玉》等专题文章
1943年撰写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
1955年先后发表了《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发掘情况及我的一些看法》、《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况》、《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等近二十篇论文，并与周泳先等同志合作，编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
1937年出版的《北平风俗类征》〈上、下两册）

生平简介
李家瑞武警少将 李家瑞 男，1938年11月出生，安徽颍上人。中共党员。毕业于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北京军事学院。原任武警技术学院（现为武警工程学院）副院长。陕西省人大代表。主要业绩：1955年参军，先后在沈阳军区、成都军区部队和武警部队工作。当战士和班、排长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战士，并荣立三等功1次。1959年任师警卫排长，连续2次被评为先进。1964年毕业后任副连长，军教导队任教员兼示范排长，同年参加沈阳军区比武时被评为沈阳军区郭兴福式“四会”教练员1966年任特务连连长，连队多次被评为先进连队，1969年任营长，营党委多次被团评为先进党委。1974年任副团长、副师长，后调军分区任副司令员。1983年晋升为师长，1984年参加成都军区大比武，9项科目8项第一、1项第二，被评为先进团体，同年全师无政治、行政事故，被评为“安全师”。1985年调至武警西藏总队任总队长，认真搞好两级党委干部部队队伍建设和部队政治思想、军事业务、政治纪律建设，较好的完成了值勤等任务。1987年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发生了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挑起的骚乱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对拉萨市实行了1号戒严令，到1991年底的5年间，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先后平息了大小70余次骚乱事件，总队先后3次被自治区、1次被国务院评为“双拥”先进单位，总队党委连续3年被武警总部评为“先进党委”，个人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江泽民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工作时，为总队题词“高原武警，忠诚卫士，戍边为民，再立新功”。1992年调入武警技术学院任副院长，工作中坚持为教学服务，为部队服务，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积极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期间，为院题词“忠于党和人民，造就现代警官”，被学院定为校训，后被武警部队定为全武警部队院校的校训。2005年逝世。1989年1月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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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职务
1937年11月出生，安徽颍上人。毕业于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北京军事学院。
1955年参军，先后在沈阳军区、成都军区部队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作。
1959年任师警卫排长。
1964年毕业后任副连长，军教导队任教员兼示范排长，同年参加沈阳军区比武时被评为沈阳军区郭兴福式“四会”教练员。
1966年任特务连连长
1969年任营长
1974年任副团长、副师长，军分区副司令员。
1983年晋升为师长。
1985年3月至1991年12月任武警西藏总队任总队长。
1991年12月调入武警技术学院任副院长。
1988年被授予少将警衔。
1996年3月退役。
2005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