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袁可立
详介
倭警相倾轧 明察辨秋毫
袁可立，先世袁荣乃江南凤阳府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人，明洪武二年以武功仕睢阳卫，后代世袭卫百  董其昌绘并题《袁可立像》户，遂家于睢州。二世宏。三世杰。四世林。五世锦，官陕西韩城县教谕，自此“振振森森，书香不绝”。六世永康，永康生淮，七世淮即袁可立之父。三世皆以可立贵，称“三尚书”。八世可立，举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初任苏州府推官，累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诰封三世，世称其族“睢阳尚书袁氏”。（《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睢袁氏有两族，大司马可立裔为‘尚书袁’，指挥裔为‘兵马袁’，并非一家也！”）
袁可立在苏州推官任上做了不少为后人称颂的事情。时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吴中有两名青年，一个叫王士骕，一个叫乔一琦，二人平时自由放荡，习武弄剑，为人侠义。为防倭患，二人组织了一批乡勇习武自卫。冤家知道后，以重金贿通官府，诬其聚众谋叛，与倭寇里应外合。
巡按得报大为震怒，令衙役将二人及从者缉拿处死。二犯等被押赴刑场之上，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认为不能这么就草率处决人犯。于是以乌纱和性命保释二人候审，经多方查实，果然是冤案。袁可立对二人保家卫国的义举进行表彰，并将陷人的势家查办。当人犯从法场被解救出来时，天空无云而雷鸣，吴中传为“雷鸣案”奔走相告。
“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重案惊朝野 定谳诿推官
董份，浙江乌程县（今湖州）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三十八年加工部尚书仍管吏部左侍郎事，升礼部尚书。四十四年，给事中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纳严世蕃贿，诏黜为民。董份为人贪险，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是浙江南浔屈指可数的乡宦。
万历二十二年，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允许民户回赎，价不足者予以补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抗议。同时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未经细致查实，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应期不堪其辱，自缢而死。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万历帝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知县张应望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等朝中大佬广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
在此情形下，上台命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理这一棘手大案，袁可立首先“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他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董、范两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动用各种关系强烈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顶住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势民众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明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其余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经过退还，董、范两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
巡海问琉球 断案奇如神
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数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一些贫困不能归家者还发给路费。  袁可立巡海琉球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精美，但谢绝了千总将刀退还，袁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证据，案件一筹莫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给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完全哑也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据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缓死暂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当作“战利品”重新上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进行对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的事实，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大风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安全回到了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五载。”[1]
职微犯巡抚 昭雪太守冤
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明代万历年间两任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莫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蝉。
万历十七年，袁可立进士及第后首任苏州府推官。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知府石昆玉“倚公如左右手”。[1]
太守石昆玉素以廉直著称，万历十九年因按治当地豪横势家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约比袁可立官大五级），李涞反诬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巡抚与宰相王锡爵故交，有司惧其威，不敢问，独可立百辩而雪其冤。“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袁可立）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1]“ 众咸谓公强项也。”[2]
万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尚书）上其事，“以治行异等”受到万历皇帝特别召见，擢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抗旨斩弄臣 万民呼青天
  抗旨斩弄臣(皇甫琛琳 作)袁可立以御史巡视京都西城，时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
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黄道周《节寰袁公传》）遂将说者逐门外，众阉恨之切齿。
同僚们都为袁可立捏一把冷汗，奉劝道：“以近臣怵，公宜纵之”，“斯寺未必过切，足下何与之深隙兮？且弄臣也，其如此辈人自明，将降祸蝎公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睢州志·袁可立传》）
袁可立在命案和王法面前并没有给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亲自审理有重大影响的疑难刑民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泰昌皇帝曾赞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一时京城“贵戚敛手”，但由此触怒权贵，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雷震景德门 建言罢官籍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袁可立传》)”。疏上，夺俸一年。
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万历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言问责皇帝道：“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 ，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3]。疏上，触帝怒，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修复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睢州人“赖以无恐”。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卫辉何守。寻得减免，人人感恱。”（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袁可立罢官后从不轻易出入公府，这次亲自出面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见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关外战事起 条陈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启皇帝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天启诰命卷》）”
“壬戌（1622年）三月，擢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会试中取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及第。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孙承宗一道担任殿试考官外，还负责为天启皇帝讲述经史，“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这为日后袁可立出镇登莱、晋位中枢奠定了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一实京营，以固根本。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1]（王铎《神道碑》）疏上，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允行。
授命立危疆 节镇抚登莱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宜急设重臣，多募水兵”，“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此时的登莱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还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和练兵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刚刚因贪赃被免，继任者非特别出类拔萃的人不可担当。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孙承宗和袁可立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1]而嘱以厚望，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天启诰命卷》）。  袁可立东征出海（皇甫）[4]袁可立拜命就道，适逢山东白莲教乱起，袁可立与山东巡抚赵彦调兵剿而抚之，袁可立“星驰至兖，申以法令，陷阵登陴。”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打造战舰，操练水师。沿海增置炮台，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总兵毛文龙、沈有容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倚皇城岛和旅顺一线为基点，向东向北拓地筑城数百公里，招集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沿海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
“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梁秉锟《莱阳县志》卷25P2）袁可立抚登期间，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盛况空前。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朝鲜李民宬《敬亭集》）。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计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为，是唯一被列入名宦祠的登莱巡抚。（《登州府志·卷十·祀典》）
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1]其抚登数年，“海无传烽，亭有息鼓”。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枢辅兵部尚书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他评价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
海陆互犄角 奇兵斩获多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5]。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并王绍勋、管大藩俱听登莱抚臣（袁可立）催督，结纵连衡，相为犄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之间，战线绵延上千公里，  明末辽海地形图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策反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学者黄道周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
天启二年十二月，北方地区发生地震，袁可立（万历年间曾因雷震景德门直言进谏遭罢官）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5]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明熹宗实录》）这时袁可立的这一布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压境以图策反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后金军队遭受重创。朱家龙从千家庄出袭，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在南岸沈有容的策应下，毛文龙命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后金所占领的金州和旅顺。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这时的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1]“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6]后金望而生畏，“虏遂远徙，乌鲗之帆不复逍遥海上矣。”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秋收之后，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等地，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驻守复州的后金军更是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公（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5]他综合各方情报，“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1]。“十月，（虏）果驮载（火炮），分兵两路袭我，而诸将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 ，（虏）遂移营遁去。”[3]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乘夜以火把袭城，彻夜透明，喊杀声震天，后金大败。当年十月初五，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1]　
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实录·袁可立奏疏》)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但金州孤悬海外，难于坚守，不久张盘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岛。袁可立上奏：“闻金州有人率众逼张盘于麻洋岛，此金州复而不复之实也。”(《国榷》) 。但明军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收到了预定的军事牵制和打击效果。
袁可立欲“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命“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配合孙承宗实现“恢复之功”[5]。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惨败之仇。这时的袁可立对此已有充分估计，他认为“隆冬冻合，则皇城岛又为大兵出入归着之处，东西策应之冲。”袁可立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令明军在旅顺城外设伏，命“严正中等兵住守旅顺和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明实录·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各岛间奇袭策应毛帅，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大败之，后金落荒而逃。天启五年正月，也就是袁可立仅仅离开登莱半年的光景，大将张盘率部与敌血战，由于得不到兵马钱粮的有效接济，最后身陷重围力战而死（这时的袁可立已归田在野已是后话）。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1]
不战屈人兵 策反刘爱塔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在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布局的同时，还精心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明熹宗实录》) 。一开始沈有容不愿意接纳刘爱塔，但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不容错过，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睢州志·袁可立传》），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5]但不久刘爱塔“以王丙之故致露，（后金）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国榷》)。后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刘爱塔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
袁可立策反刘爱塔，对后金军心的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1]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排挤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只可惜刘爱塔后来并没有受到经手者袁崇焕的重用，甚至毛文龙还曾谎称刘爱塔为其阵前招降而彻底否决了刘爱塔主动归顺袁可立的初衷，但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直到袁可立离开登莱后，刘爱塔与毛文龙联络的证据不断被金人侦得，而在袁可立抚登时却隐藏得很深，金人还给予刘爱塔十分优厚的待遇。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后来一直成为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一直耿耿于怀，在自己浓笔主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还在精心编撰的《明史·袁崇焕传》中杜撰出崇祯皇帝中金人“反间计”的离奇情节，以报袁可立“反间”刘爱塔的史羞，达到慰藉自己和毁誉明朝君臣的政治目的。
筹饷多募兵 节制毛文龙
  明金对阵图“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3]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登抚袁可立题）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山江叙功）。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甚至袁可立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5]。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毛文龙）为奏请”(《明史》)的反对和非议。
袁可立早年含冤罢官二十六载，复出后担任过天启皇帝的老师，此次东征受顾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志。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关于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明朝廷是有明确事权的，“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线就是“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7]“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3]“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1]文龙“交关逆奄魏忠贤，张大其事，觊觎封爵。…构内旨，得举刺文吏。”（钱谦益《谭公（昌言）墓志铭》）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忌恨。三年十二月，文龙舍卒保帅，不得已先抛出其弟毛云龙抵罪，同时嗾言官轮番攻击袁可立，因言官忘攻无稽，“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袁可立）兵部侍郎。”时朝中阉党横行，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而阉党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孙督师之翼。袁可立没有象袁崇焕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力柔其骨”[3]，劝毛“臣子勿欺”[2]，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接连七次上疏辞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袁可立离职后，毛文龙和登抚继任者关系更加不好，失去了有效的策应和后盾，再也没有发动过象样的战役，连大将张盘也因为缺乏后援而阵亡。直到毛文龙被力主议和的袁崇焕擅杀，致没有后顾之忧牵制的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有言“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可以说袁可立和孙承宗的先后离职是明金战争形势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陆续增援策应毛文龙。然毛文龙跋扈欺瞒，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于是才有“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8]的局面。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向高[9]、赵南星、高攀龙等清流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再次去职。袁可立去，孙承宗左臂有失，沈有容无有所依，也决然随袁可立而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渐趋瓦解。
朝鲜起祸变 声罪劝济师
  朝鲜仁祖反正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多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违背明朝的普世价值，袁可立主张出兵讨伐：“倘为封疆多事，恐劳师害民，当遣使宣整流，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知君不可易，礼宜亟讨篡逆之罪，复立已废之王。”（《辽海丹忠录》）但鉴于当时明朝正与后金用兵，袁可立又疏请“谓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若果李综迫于妃命，臣民归心，亦当退避待命，而后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事。”（《辽海丹忠录》）“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的主张一直搅动着朝鲜历史的神经线，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曾派出庞大使团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记载甚详。
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将领，并在其兵部左侍郎任上反对与后金“议和”，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之大忌，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兴起，袁可立的老家商丘一带更因为夏邑彭家屏一案成为重灾区。清乾隆四十二年，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因该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直到清朝光绪年间，董其昌书丹的“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地方官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后来袁可立的儿子也因为不仕满清，抑郁绝食卒后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康熙）河南巡抚都御史李公以事久论定，允州人请，檄祀公于瞽宗。”（田兰芳《石寓袁公葬墓志铭》）
袁可立子孙三代皆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刚正持朝纲 忤逆魏忠贤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五年四月丁酉，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宝训》）。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再告急，廷推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实赖可立署理。袁可立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
  忤逆魏忠贤(皇甫琛琳 作)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遭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他本意排除党争取中立，争取多做实事，但与东林士交过密，思想倾向东林，魏忠贤由是恨他，同时一些激进的东林人士对他也有攻击。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故交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曾致书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走向了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阉党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轧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清正廉洁素享清望“而无可乘借。”[1]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不顺，从中作梗将袁可立排挤出朝。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节寰袁公传》）。虽有辅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绝意仕进”。皇帝感帝师之谊，念登莱战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准驰驿乘传归。“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后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节寰袁公传》）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朝廷每有再起之议，袁可立皆谢绝不出。“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孔贞运《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
  睢州袁可立府第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党争纷扰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参与其中。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门生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亲赴睢州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岁高龄亲为袁可立撰写《节寰袁公行状》[3]：“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所遗书画为海内外所重。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播出《疏林远岫图》，对袁可立和董其昌一生的故交佳话进行了专题报道。
临行观海市 赋诗传千古
  袁可立诗文手迹刻石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省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可立的别业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董其昌与袁可立同年，少年时曾梦及必与袁可立同举进士，后来二人果然同举于陆树声尚书之门，并在王椷的《秋灯丛话》中为后人留下了令历代命相学家竞相探索的历史迷题。
袁可立“生平于书无所不窥，旁及书画，真草秀润流丽，隶书风骨道劲。而画梅苍古，则赵孟頫也。”[1]至今在蓬莱阁苏公祠内留有其诗文手迹刻石，其骨力透穿石，与其人品相得益彰。
归里还前愿 建造袁家山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中说：“安夫人（袁可立生母）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在陆肇祥》记载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袁可立父）梦吕帝（吕洞宾）引一小童云：‘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将小徒为尔后。曰：异日此地当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后袁可立真的来到了传说吕洞宾现身的地方蓬莱任巡抚督理大兵抗清防海，并在海战中遇险受到过吕洞宾的保佑，后来袁可立的别号叫“石仙”。袁可立退休后在睢州南城别墅陆园中建起袁家山道场供奉吕洞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巧合，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来北往的命相和道教学者竞相探索。
袁家山又名小蓬莱，本为袁大司马平泉旧墅，别称“陆园”，内建吕祖庙，是一处全国罕见的明代船形建筑群，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家山建成后，数百年来都以“袁家山”名称相沿袭，这也符合道场山水相依的地缘特征，历代的府州县地图均以此名登陆。清康熙年间，状元彭定求搜集成书的道教著作《道藏辑要》称“袁家山”，这是到目前为止见诸史料的最早记载。 关于袁家山的建造，《道藏辑要·在陆肇祥》记载如下：“襄邑（睢县）有袁家山，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在陆园地也。四围林树高耸，岩壑水水，木清华景逾濯锦。额曰：‘梦觉迷津’。后供吕帝阖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设丹炉，最后高亭四敞，豁达清虚。上供长生大帝及八洞仙祖圣像，皆飞现云中。前后壁之间，留题圣迹颇多。……而晚（袁可立）尤爱道，故于在陆园崇建殿宇数重，位置悉系梦中指点。皆隐寓丹诀之秘，至今灵应昭然焉。”
“当司马公在前明时，宦历中外，逮乞休归田，筑别墅、池林、山榭，逶迤十余里，不绝名花美石，极一时之胜”（袁可立曾孙《袁任墓志铭》）。史载袁可立任登莱巡抚期间曾“造艅艎为海防”，他致仕归里睢州后怀念军旅生涯便仿照这种大型船舰形制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自己的别墅“陆园”中设计建造了袁家山道场，供奉吕洞宾等八仙众神，随后数百年间在睢州一带形成了带有强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质的“袁山”文化现象。袁家山的建造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明天启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一带，招募水师“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一次袁可立与抗倭名将沈有容乘舰船出海指挥将士至琉球与倭寇（一说后金军）作战，战船行至大海中间，忽然狂风大作，恶浪掀天，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可立面前，袁可立急忙祷告保佑，煞时风平浪静，一仗取胜，归朝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尚书以为吕祖显灵相助，归里后大兴土木，建袁家山道场以还原，内设吕祖庙，以后世代香火不绝，明清两代成为睢州远近闻名的大道场，世称袁家山。又仿山东蓬莱阁体制而建，依山傍水，就高临下，旧制风景异常优美，称“小蓬莱”。远远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战船荡漾水中，与周围碧水构成一派山水园林景象，列睢州八景，曰“仙峰滴翠”。数百年来，雄伟的气势，优美的景色有增无减，引无数名人学士竞相歌咏。。
天子赐祭悼 崇祀名乡贤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崇祀名宦、乡贤二祠，并在袁尚书府第（清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二石坊“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可谓盛典（《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  袁可立别业故景。“讣闻，上遣官视葬，有司陈祭，博士弟子员乡三老俎豆之于学宫之旁。”（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十二》）
其府第后院“藏书楼”下为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著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
子袁枢，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上下结构古体字，上“寓”下“心”）。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善骑射，有边才，工诗赋，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董源《潇湘图》、《夏山图》、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秋山图》、王维《山阴图》、宋《松桂堂帖》等，藏品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张庚《国朝画征录》卷首列传。孙袁赋诚，清初知名守令，载《碑传集》。袁赋谌，蕴藉善收藏。
（参见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孔贞运《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钱谦益《袁可立诰命五道》、《明实录》、《国榷》、《睢州志》、《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等）
节寰袁公传
节寰袁公传　
（明） 黄道周
史周氏曰：呜呼！二正之际，与阿柄者难言之矣。方其时，室有凝阴，野有亢血。鸱虏号于其外，枭藩伺于其侧，堂奥之间，疑檄不绝。然值天子英武，练于情事，絫泽所参，众志如结，二三贤士大夫黾勉戮力，柴叔舆以质实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骏烈克巩于后，吴永清、罗学古之徒咸将助竭蹷也。康陵时，人才方兴，庭径各别：许季升瞻遐瞩幽，清气见于禁旅；何世光调停折冲，权用究于天宰；王德华、彭济物昂低殊态，而裁酌当心。诸常侍即纵横爪牙自竖，要如蟠蟒学虬，未有吞海之意。诸君子上视王鈇，下祝鼍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至于魏崔，岸谷所渐，渎岳易势。北牙擐甲之士，雄于猰□，天偷斯难。以养外患，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计其时即有于廷益、罗学古之才，王德华、彭济物之健，删杰就厌，则中门近关，两窦其选矣。然且诸君不能。予观古人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 飘然有以自立。逮于东汉，怀鸩捣椒，以死相勉，以为春秋之义与易殊旨，间有挂冠拂衣，盖亦疏逖无甚系着意而已。至乘朝车、执宫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舍命豹袖之下，即独行安之，如张然明、皇甫义真其人矣。张然明破诸羌，静幽并，耻为王曹所卖，发愤申陈窦之冤，卒不得为三公。皇甫义真荡黄巾，破梁州贼，征赴城门，赖其子坚寿以免，虽卒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礼卿，以英年成进士，理苏郡报最，召入西台，抗疏归。二十六载始出，仗钺治登莱军。于时辽左新溃，三韩余众大东焉，依东人，遇辽众，不相主客，时时夜惊，赖公抚绥无事也。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又猝有朝鲜废立之事，公毅然请讨。既而李倧衔太妃命，称李珲通□失国人心，改步自赎也。公因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是以东事一视公。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为□陷。凡公所发轫者，率视旋辙为重轻如此。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
孙枢辅滞塞外，久请陛见,中外汹汹，以为志在君侧。而公方有绿野之乐。居亡何，以□警起公为少司马。公久在东疆，于诸大丑变态甚悉。政府欲借公为功。公既至中朝，观诸侯动静，邑邑不乐也，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以此失魏崔欢。天子犹念公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盖是时致仕者若凤□，以为奇表矣。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
凡公值事，多长算，得大体，洞于要会。方为苏理时，湖州董宗伯以厚赀为乱民所窘，哄甚，两台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事遂定。又值倭警，吴中豪子弟王士绣、乔一琦辈驰骤自命，怨家诋为不轨。两台急诇之。公独谓是狂生，无他。卒谳不得实，乃已。众谓公长者也。
及在登莱，方元宵宴客，有传辽将李性忠与张尔心谋叛者，诸监司怖甚。公徐命小队阿殿过沈帅问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状’？沈帅百口保其无他。公曰：‘吾固知其无他，但且令释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饮，示二倭刀。公谛视还之。后半载，报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则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贡使至，称数月前有飘舟坠此岸，出其人视之，则皆琉球也。众咸谓公神明。
及在登莱，毛帅盛自诩满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满千，不遗一矢，伏炮机发，使□自践藉，人马腾踏死者四、五万。公心疑之，移文东江审其颠末。毛帅以是恨公。公固谓海上去天远，臣子勿欺，何厌详者。于是公之练达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 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众咸谓公强项也。
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公于末坐抗声曰：‘特相公不肯耳’！辅臣拂然，廉知为公。先是雷震景德门，公上疏陈阙政，如郊祀、讲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谪公，再收再黜，以底于削甚哉！救之罔效也！
公既用，久踬复起，当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谓老当愈辣。方在司马门时，会□□死，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一日，请权贵祗候乾清门，出声无律；公引咫尺之义折之，虽无所匡挽，而义形之意再见之矣。凡公精神着于为司李、御史时，即不跻台辅，其精神亦有以自见。
又当定陵镇静，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间，留贤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远,时以名教相厉，若不复知有延熹、建宁之事者。公以已丑理苏郡，乙未入西台，正当盛时，中贵出掖门，往往避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或语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奋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厌诸激聒，政府动以卖直沽名抑正论。公乃抗疏曰：‘近年以来，议论繁多，言词激切，致干圣怒，废斥者不止百十余人，概目为卖直沽名。夫卖直者退，则不直者进；沽名者斥，则毁名者庸。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疏上，夺俸一年。呜呼！国是所归，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艺，善持论，急主上之急，积精自卫，无闷毒，故在乱能免，居危不废。丙丁之间，天子贤达，士夫无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数器，心运四虑，藉令一再出，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又曰：‘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善刀而藏，见机勇退’。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公先凤阳人。始祖荣以开国功为睢阳百户，因家焉。八世生公。生有异姿，广颡稀眉。七岁通毛诗、礼记。未三十联第，通百家书。安夫人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及长，数有异兆，自知其名位所届。寿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陨西南，坠地有声。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赞曰：溪子子贵洞，千将利断，桑榆决机，不以为晏。然明年有卒，义真不乱，道不可挠，还归其贯。廷益抱诚，噬膻曷及？济物微巧，扶绳缓急，刚柔之中，则有袁公。 事不可调，睍视未穷。呜呼才难，睇彼东蒙。 （明 黄道周《黄漳浦文选》）
节寰袁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明 王 铎
皇帝御天下之七季癸酉十月十一日，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终于家。其明季春，大宗伯言“故尚书可立勤于砥身，不渝不愆（qian)，保又我王家，宜畀祭葬。”诏曰：“俞哉”。予之司空致水衡钱，徐议易其名者。子户部员外枢稽首曰：“是惟先君治行，徼（jioa）惠吾子以重先君之灵。”铎拜曰：“诺”。
据状：公讳可立，号节寰。始祖荣，颍州人，洪武时以随征庆阳功为神策卫百户，屡调睢州坚城卫，遂居。祖锦，韩城教谕。子永绶，贡士；永康，公王父，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康生子江、淮、河、洛、渭。淮，公父，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配陆氏，继安氏，俱赠夫人。
公季二十七戊子举乡，己丑进士，为苏州推官。
吴俗诸猾少季株累细民胁（qie/xi)令长对簿，往往陷人眢井，以恫疑乡曲，民益凋敝。而吏治日以毛挚深刻，博声取列卿。公至曰“吾有以?#91;（xun）大豪，而已戒伯格长，无所口实，舞文禁奸止邪，不滥于绳墨之外。
湖州民欲甘心于浔阳董宗伯围之，抽桷击扉，几不免于难。大吏命公往，公廉其状，一一分诸县分谳之，从容按雄长为是，悛（xun）而止。
而抚臣方衔石太守昆玉，婞直不妩媚，故弹章及之，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不敢解宗伯罪。公竟援笔大言曰：“直者固难仕哉，诸君子恐以府怨也？可令牛偾豚上兮，不宜锢一贤太守，以市好上官，为功名地，不多其罪而纾之？”抚臣大恚曰：“袁李官廷我耶，岂石氏之无颇？”因自劾。偏散尺一书，多方诟公，一时颇多公，曰“义也”。
申文定公里居，有司经其门，徒焉舍车，公持不宜，曰：“蹈道则未也，叱之驺。”
甲午（万历廿二年,1594年），太宰上公治行，陟山西道御史。而给事林尼公迮（ze）而有以压之，兵鼓起于甲中，为公曩之，长揖已也。会巡西城，阉者杀人，公即榜于五都衢，或为解曰：“斯寺未必过切，足下何与之深呼？且弄臣也，其如此辈人自明将降祸蝎公矣。”公不从，乃钤之，滋速俄而赦出，中旨夺去。
寻，公疏起直谏者，皇帝怒，夺公俸一季。是季九月，雷震景德门，公疏指阙政之慝，及庇权奸，烦织造、宝珍，是务是非涃扰。时神庙方静摄，章奏不报，极言君子小人之辩，总揆噎之。无几何，一御史逆辅臣，辅臣中以他事以激皇帝，诸御史请于辅臣，犹蒙耳也。公于座上曰：“辱冤枉枉不厉，兹御史非不厉，何可剪其翼为辅臣目？”摄公，不正视，繇斯切齿。丙申（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得旨革职归。寻丁母忧。癸卯丁父忧。里居二十有六载。
光宗元季庚申，起公尚宝司司丞。熹宗元季辛酉，陟尚宝司少卿，七月陟太仆寺少卿。冬，敌乃大会蹛林，月盛攻陷全辽。公上其事，大约谓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
壬戌陟左通政，寻陟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妖乱之煽祸也，断山东之右臂，士卒患战复患饥。公善五兵愤恨曰：临患而缩朒，耻也。命蹶张之士传飨，持一灵姑钚大暑中趋贼，贼持垒为险。单骑冲突，左右翼踣之。先是所约登莱兵至，集矢贼目，是故多戡定之伐。
而客兵扰不熄。公寓（宇）汰法于射，半季则客者不噪焉，其慗也。
南卫既失，敌复狙兵旅顺、长山，以距我海上皇城岛。登莱吭也，去鼍矶岛四百里，逾铁山联广鹿岛，公设骁将一，守备一，兵三千，造艅艎为海防。
叛将刘爱塔遣金应魁来降，大将沈有难色。公授之官谍，谍中佯为怼词，若泄之。后复州王丙泄，爱塔事僇及数将，毁金复不城。秋兵来获，公命夜火箭于松山诸处，焮其积，得首功三十二，牛马倍焉。
潍县张尔心欲谋叛，监司皆将受甲，公以计弭之。
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嗾方给事触公，反以勋陟少司马。皇子生，畀三世诰，荫一子枢。
寻，朝鲜李倧废其国王李珲，公疏倧以侄子篡叔，宜加天讨。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论与廷议合。
至今秋秩贡不替，公抚东三季，所羡银一万二千两。请告，凡七上，乃得归。
乙丑，再起公兵部侍郎。丙寅，陟兵部左侍郎。时，众若沸羹，公事与忤。袁崇焕遣驿吊敌，公诟言于朝，朝议是公。寻，推公南户部尚书，因勒俾致仕。考功苏继欧覆疏韪公，得驰驿。后加太子少保，公辞。
不数季，以疾终，寿七十余。葬于睢城南。
公束发从仕若干季，剖剧无艰，锄奸不懦。当大疑大险，军旅之锋刃，国事之齿牙。处盛不陨，慎守其序。所谓气以实志，惟公得之矣。
呜呼，袁公庶几不陨其功名矣，夫人子孙皆见志中。辞曰：太苞必盛，未为攸张；假乐令岂，其政允荒。不冋敦琢，萋苴用升；佛肩式遏，谋猷?#91;东。繻茹青巳，寇不虩虩；御敌刚止，匪沈众役。锡尔绣裳，帝曰尔勇；牡□有辉，受福亦孔。有徒掘阅，割正未彰；公处屯蹇，厥处无伤。龙蜇蛇退，温基其身；公餗岂覆，耉成囏纫。殁(mo)斯弥馞，畴谓未拓；寝庙丸丸，念哉拯莫。桓拔惟公，忱动是遒；鬣封爵勃，世炽兹休。同氦荄茂，衍共苞枿（nie）；异崎嵚（qin）崺(yi)，嘏（gu）无辍气。
录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王铎《拟山园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