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夏训诚
个人简介
夏训诚是国内外著名的生态环境研究专家。1957年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先后在新疆、兰州工作。扎根  　夏训诚生活照[1]祖国西部边疆，从事生态环境研究，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曾经17次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考察，揭开了罗布泊神秘的面纱。他和他的同事们创立了中国的罗布泊学说，打破了若干年来中国的罗布泊由外国人来研究的格局，纠正了外国学者的错误理论。他跑遍了新疆全区的84个市、县，对新疆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状况都有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对全区的沙漠治理与研究，见解独到，享誉中外。其专著有《神秘的罗布泊》、《马里沙漠考察与防治》、《与彭加木同行》、《中国的西北地区沙尘暴及防治》、《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塔克拉玛干沙漠系列专著》、《神奇的塔克拉玛干》、《新疆沙漠化与风沙灾害治理》等15种，论文百余篇。他先后访问过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马里等国，主持了“中日阐明沙漠化机理合作研究”、“塔克拉玛干国际科学大会”等国际会议项目和国际大会。[2]
人物事迹
征战边疆1934年3月29日，夏训诚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市临泽镇。他的父亲夏绍箫，读过几年私塾，开了一爿竹器店，生  夏训诚（左二）与日本友人交流[3]了6个子女，日子并不宽裕。夏训诚的外祖母胡氏，识字，信天主教，知书达礼，她非常希望她的外孙、外孙女读书成才。她有个朴素的想法，多读书起码免受他人欺负，进而振兴门庭，报效国家。夏训诚是长孙，备受外祖母喜爱。他在临泽小学读了5年，一直成绩优异。1947年，夏绍箫将竹器店迁到高邮城。夏训诚小学未毕业就考取了高邮城的一所职业中学，后来到扬州、南京读完初中，不久又回到扬州，在扬州中学高中毕业。扬州中学群英荟萃，汇集了一批专家、学者型的教师，其中就有地理教师尹立钧，夏训诚对地理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毕业时，夏训诚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南京大学地理系。在南大的4年，夏训诚学习异常勤奋，他选择了自然地理专业，导师是系主任任美锷教授。任美锷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地理学家、地貌专家（后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他的为人、治学与成就给夏训诚以深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夏训诚被分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1958年，新疆分院刚刚成立，就接到一个任务，要花近3年时间调查、了解、摸清全区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动植物分布等状况，为开发新疆提供可靠、有效的资料依据。于是，新疆分院成立了一支综合考察队，下设地貌、农业、水文、土壤、动物、植物等小组。夏训诚参加了地貌组，组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廷儒，苏联沙漠专家费道诺维奇任顾问。1959年夏训诚第一次到了罗布泊。夏训诚大部分时间在野外工作，考察队的生活很艰苦，但考察时收获颇丰的喜悦以及新疆美丽壮观的大自然风光、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夏训诚身在苦中不觉苦。通过这次考察，他掌握了全新疆有关地貌方面的大量资料、数据，他的精神、毅力、体能等方面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全方位的锻炼。[2]初探罗布泊1979年10月，日本提出与中国合作拍摄关于丝绸之路的电视片，指定要到罗布泊，而中央电视台对日本摄制组拟行的路线情况还未了解、掌握，于是向国家提出申请作预备考察，国务院同意了这一要求。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聘请夏训诚任顾问。同时也邀请了正在新疆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彭加木一起加入考察行列。当时他俩都发现，绝大部分有关罗布泊的书籍资料都是外国人写的。
夏训诚和彭加木认为：中国的罗布泊，外国人在研究，在写书，研究中心也设在外国，这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在考察途中，彭加木与夏训诚商定，回乌鲁木齐后要组建中国科学院罗布泊考察队，准备搞三次大型考察活动：第一次考察路线，第二次进行综合考察研究，第三次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在这次考察中，夏训诚与彭加木谈的很多，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他们更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情谊。考察时间约一个月，未能到楼兰古城，离古城还有15公里。找到了1个营地，步行了18公里。这是中国专业工作者第一次临近古城边，第一次跋涉一段古丝绸之路。[2]寻找失踪的彭加木彭加木与夏训诚回到乌鲁木齐，第一件事就是向新疆分院院长、书记哈琳报告他们组建中科院罗布泊考察队的设想。哈琳当即拍板，决定向中科院、中央军委报告（因罗布泊是核试验区）。1980年3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成立，彭加木任队长，夏训诚任副队长，有水文地质、地貌、土壤、植物、动物、化学及历史地理等专业人员参加。夏训诚协助彭加木为考察罗布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就在这时，中科院派夏训诚参加在美国召开的一次治沙会议。
1980年4月1日，夏训诚从北京飞往美国。5月3日，彭加木带领罗布泊考察队出发了。彭加木约定，考察队员于6月10日在米兰集中。6月23日，夏训诚从北京乘火车回乌鲁木齐，车至柳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夏训诚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直奔院长室，详细了解了彭加木的失踪经过：彭加木一行从库鲁塔格山向南，纵穿已经干涸的湖盆，到达阿尔金山麓，接着又从米兰向东近400公里，到了库木库都克。离原订的考察时间还有剩余，他想重新找一条通向罗布泊的路线。但路上遇到大风，很难行。彭加木一行用的是1942年苏联测绘的地图“按图索骥”，途中应当有沙泉，但经过几十年的变化，沙泉已无水，原订3天的路程，行了6天，而且一路上又没有找到水井，因此一去一回缺少6天的水。6月17日早上，彭加木指示通讯兵向基地报告：考察队缺水、缺油，请在中午12点回复。12时30分，基地回复：油、水不能混装在一架飞机中。基地决定，先送水，后送油，请考察队员做好准备，在地上铺块红布以作标志，并请示告你们所在地方的经纬度。通讯兵接到电报后，立即去找彭加木汇报，整个考察队中不见彭加木的身影，吉普车司机王万轩也赶忙跑到车中，在一本地图中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向东去找水井。彭，6月17上午10点30分。随后，考察队员携带开水乘车向东寻找彭加木未果，夜深了，彭加木仍没有回来。6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新疆分院派人，又请部队协作在库木库都克寻找，一无所得。6月27日，夏训诚接任了彭加木的罗布泊考察队队长职务，立即组织人马再进罗布泊，寻找彭加木。这次考察队的规模是空前的，在地方政府与部队的支持下，共有108人参加，32辆车，时间为一个月。夏训诚分析，彭加木中午去寻找水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为遮蔽烈日，停在土丘旁边，也许因沙化的土丘突然倒塌而丧生。夏训诚带领的考察队虽然没有寻找到彭加木，但在一系列的考察中，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2]中国人在罗布泊有了发言权1981年4月至6月，中科院新疆分院又组织一支20多人的考察队去罗布泊，夏训诚仍任队长。这次考察以科学研究为主，当然还是不放弃寻找彭加木的机会。夏训诚再一次纵穿罗布泊湖盆，第一次在湖盆中心进行钻探和湖底地形剖面测量，采集水样、岩心数百个，植物标本120号，收集历史遗物30多件，同时对塔里木河下游和孔雀河下游进行了综合考察，考察面积2万平方公里。这是罗布泊考察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一次，也是吃苦最多的一次。夏训诚就更忙、更苦了。白天，他以身作则，难事、苦事抢在先；晚上还要商量工作、布置任务，每天他都是最后一个休息。
夏训诚在几次深入罗布泊考察中，善于实践，善于思考，善于集中同事们的智慧，在不少方面提出了新的见  夏训诚（左）与107岁的热合曼交谈[3]解，新的理念，为创立中国的罗布泊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罗布泊并非“游移湖”，也非“交替湖”。对于罗布泊的形成，众说纷纭，悬而未决。夏训诚研究了罗布泊的历史。夏训诚还揭开了罗布泊“大耳朵”之谜：罗布泊的干涸是在1972年美国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照片上反映出来的。在这张从900公里高空拍摄的照片上，干涸的罗布泊非常像人耳朵的形状，而且由数道明暗相间的线条构成。这“大耳朵”在哪里？大耳朵是什么？当时曾引起广泛争论。一般认为，“大耳朵”是罗布泊的环形湖堤或者是湖岸阶地。夏训诚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认为“大耳朵”是干涸了的罗布泊湖盆，是罗布泊在不同滞水期积聚的湖滨盐壳在太阳光照射下的不同色彩轮廓，它真实地记录了罗布泊从湖水荡荡到干涸的演变过程。浅色的耳轮线是一种厚层的龟裂状盐壳，极其坚硬。灰白色是表层盐壳与泥沙的胶结体。色调较暗的是比较松软的盐壳，可以留下人行的脚印。表层盐壳松脆，呈青灰色，下面是灰蓝或灰黑色的淤泥层。厚层龟裂状盐壳，颜色灰白，表面光滑，光谱反射能力强，在卫星照片上色调较浅。薄层龟裂状盐壳，表层疏松、粗糙，地面呈灰色，光谱吸收性强，卫星照片上色调较暗。美国的有关科研机构只是发现“大耳朵”之谜，他们的所谓解谜只是一种猜测，而真正的解谜者却是中国的专家、学者。
夏训诚关于罗布泊地区研究的又一成就是对雅丹地貌成因的新解。“雅丹”是维吾尔语“雅尔当”的变音，意即陡崖，或险峻的土丘。罗布泊地区分布着大约3000平方公里的雅丹地貌。关于雅丹地貌，在1000多年前的《水经注》中就有记载了。对雅丹地貌的成因，瑞典人斯文·赫定认为主要是风的作用。中国地理学家陈宗器则按其高度分为较古和较浅两种，他认为雅丹地貌的形成与烈风侵蚀和流行之风向有关。陈宗器开创了中国人研究雅丹之新纪元。夏训诚多次深入雅丹地貌地区，结合航测图片分析认为，雅丹地貌的形成是在土状沉积物基础上，经过外营力作用长期塑造的结果。外营力是什么呢？过去都以为是风的吹蚀作用，夏训诚发现周围山区阵发性暴雨和洪水的冲刷对雅丹地貌的形成也是重要的外营力。他将雅丹地貌的成因归纳为三种类型：以风的吹蚀作用为主；以流水的侵蚀作用为主；在流水作用基础上，再经风蚀作用。夏训诚在考察雅丹地貌时，同时也在欣赏着大自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阿奇克谷地“风蘑菇”是风蚀作用的典型，“大蘑菇”顶，栗色，下为白色，旁边有若干“小蘑菇”。还有单体的飞来石，如同维吾尔少女翩翩起舞。三陇沙一带的山石，犹如千万艘舰艇列队齐发，很是壮观，那是洪水冲蚀的结果。夏训诚在这样的雅丹地貌上行走，他认真统计过，行走10公里，要绕180个弯。白龙堆一带的雅丹，如同一条条大小不一的白龙，那是水风共蚀的产物。还有的像一群奇异的怪兽相互角斗；有的简直像一座城市；有的像英勇的卫士昂首挺胸，真是千姿百态，造化神奇，令人惊叹。
关于塔里木盆地环境变化和气候变迁问题，在二十世纪初有过热烈的争论。二十世纪50年代，苏联地质学家B·M·西尼村到罗布泊考察后，提出塔里木盆地日益变干的论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夏训诚从罗布泊的干尸、古墓随葬物、现代植物和古代植物的一致性、石膏和水溶盐淀积物广泛分布等事实，证明近4000年来塔里木盆地的气候一直如此干旱，决不是持续变干。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并非气候日益变干引起的，而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影响到水体在地区重新分配的结果。夏训诚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开发塔里木盆地、开发西部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关系到该地区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将使人们摆脱“气候危机”的束缚，增强改造自然、开发好大西北的信心和决心。
夏训诚还揭示了罗布泊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气候规律，填补了中国的气候方面的空白，而且对南疆绿洲的发展和利用、沙漠的迁徙、水分的蓄存、生态平衡等，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夏训诚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罗布泊西北岸的楼兰古城。这座古城位于密集的雅丹地形之中，呈不规则的方形，有城墙、城门、佛塔、烽火台、“三间房”的古衙门、穿城而过的古渠道以及大量的陶片、残破的石磨、木柄、钱币、汉文木简等珍贵文物。夏训诚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变化的综合反映，而水源断绝、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其一个重要方面。
1980年至1981年夏训诚组织的对罗布泊的考察是考察史上时间最长、考察面积最广、研究内容最丰富的综合性科学考察，获取了大量的实物和资料。1985年出版的由夏训诚任主编的中英文对照的精美画册《神秘的罗布泊》，图文并茂地再现了罗布泊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夏训诚于1987年出版的专辑《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共有33篇论文，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对罗布泊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探讨和总结。1986年，夏训诚访问日本，将《神秘的罗布泊》画册送给日本沙漠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教授小堀岩先生，他非常高兴并撰文评论：从此中国人在罗布泊有了发言权了，而且对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澄清和阐释。[4]治理沙漠夏训诚在新疆的40多年中，较长的时间是与沙漠、戈壁、沙尘暴打交道。新疆的沙漠、戈壁总面积达7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戈壁总面积的55.6%。全国面积在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十大沙漠中，新疆就占3个。夏训诚几乎踏遍了新疆所有的大小沙漠和零星沙漠，并进行了长期、认真的研究和治理。
1961年，中国科学院在乌鲁木齐成立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中下设沙漠组，后为沙漠室，夏训诚就在沙漠组（室）工作。下有两个野外站，他被分到莎车站任副站长。莎车是新疆最大的县，夏训诚跑遍了莎车的每一个乡。他认为，治沙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决不能搞洋办法，如化学固沙等。当地群众与沙漠斗争的精神给夏训诚以极大的鼓舞。他虚心向老农、老牧民学习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治沙办法，并总结推广，如坚持在边缘地带植树造林、避开风季播种等，撰写成一篇长近4万字的论文《莎车群众治沙经验总结》，县里领导感到很有价值，专门发文要基层干部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并付之实践。后来这个县成为全国的林业先进县。夏训诚在莎车工作期间，成绩不小，而在个人生活方面，也颇有收获。他与同单位的河南姑娘吉启慧相爱、结婚了，在莎车大女儿也出世了。吉启慧是搞沙粒分析的，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事业上，她都是夏训诚的得力助手。
1965年，莎车站被撤销，夏训诚一家回到了乌鲁木齐。不久，他接到治理公路沙害的任务。乌鲁木齐到伊犁的公路长695公里，在387公里处有2公里长的沙害，厚沙上路，阻障交通。即使花大量劳力清理，公路上很快又积满了沙。这2公里好比是乌伊公路上的一段“盲肠”。上级要求，一定要割掉这段“盲肠”，治理好沙害。夏训诚一家人都到了387公里处的工地上。一家人跟工人一样住在地窝中。他仍然保持着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习惯，但还有一点不同，遇到刮大风时，工人们“风休”，夏训诚却“风忙”，带着风速仪往外跑，大风真的要把人刮倒、刮走，他就紧紧贴在地上，工作着、忙碌着。夏训诚长途跋涉摸清楚了沙害的来历。原来是以大风闻名的阿拉山口（平时别地无风，这里总有七八级大风）对着黑山头，从阿拉山口刮来的大风撞击黑山头后的回风夹带沙粒，正对着387公里处，于是形成了2公里长的沙带，积沙达10厘米厚，这样车就不能行了，乌伊公路上曾经堵过几百辆车。对此沙害，以前一般用“固”来治理，治沙队往往成了固沙队，但结果越固越高，仍然无济于事。夏训诚对2公里的流沙，分段认真进行分析，流沙状况不同，治理方法也应不同，于是他创造出“固、阻、疏、导”的四字治沙经。有的流沙要固定，固死；有的要阻挡住它，不让它流到公路上；有的则宜疏，渠道不畅的地方则开沟疏之；还有的要导，即正确引导到应该去的地方去。“四字经”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他还发明了聚风板。在某段风大的地方竖立5米高的木板，其中有3米是实的，2米是空的，多次试验，对阻沙、疏沙确实有效，其理论亦有新意。1974年，乌伊公路上2公里长的“盲肠”被割除了，夏训诚在治沙战场上又打了一个胜仗。他的《乌伊公路387段流沙治理》、《聚风板在公路疏沙中的应用》等论文，为治沙工作提供了成功有效的经验。
夏训诚还在387公里处割“盲肠”时，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青新公路从新疆和田到青海芒崖镇，全长1500公里即将开筑，沿途经过4块沙漠，要请他选线，尽量避开沙漠；实在非经过不可的，要请他治理；经过沙漠边缘的要制订好防治方案。夏训诚对此付出大量辛劳，从1973年到1978年，用了近6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76年夏训诚被任命为沙漠室主任。
1979年以后，夏训诚对新疆的沙漠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库姆塔格沙漠位于罗布泊东南，延伸至甘肃玉门关，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新疆第三大沙漠。这里自然条件严酷，交通极其不便，直到当时尚未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1981年，夏训诚率队考察罗布泊时，对库姆塔格沙漠进行了考察。他搜集到大量资料并结合航空图像、地球资源卫星图像分析，弄清了沙漠沙的基本特征、沙漠沙的来源、沙漠形成的年代和羽毛状沙垅的成因。
夏训诚密切关注着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的问题。夏训诚研究土地沙漠化的成因、过程、危害，提出了防治措施。他认为一定要全面规划、合理安排塔里木河上、中、下游农林牧业用水，保护和扩大植被。他总结了群众造林固沙的经验，区别戈壁地、风蚀地、流沙地等不同情况造林。夏训诚防治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的研究成果，在新疆以及沙漠地区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4]防治沙尘暴1992年1月，夏训诚接到中科院领导通知，将他调往兰州沙漠研究所任所长、党委书记。1993年5月5日，夏训诚在兰州遇到了特大沙尘暴。1993年5月5日强沙尘暴所造成的灾害，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救灾、恢复灾区生活生产，积极开展防灾、抗灾、救灾的宣传教育，有效地提高全民救灾意识，增强抗灾能力。中国科学院下达了院长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的沙尘暴及防治”给兰州沙漠研究所，2年内完成。夏训诚与杨根生负责这一项目的实施，组织了全所的十几人参加。他们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和国际研究成果，然而直到当时为止，全世界科学界对沙尘暴的形成过程、周期性、规模以及对大气、生态环境的影响、灾害程度的评估等方面还研究得很不够。夏训诚赴野外实地考察、观测，运用雷达激光以及遥感信息技术，室内实验分析，弄清了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的时空分布、危害及其趋势，科学地分析了沙尘暴的形成因素、起沙降尘特征，根据不同地区的天气、地形等特征提出了不同的防灾减灾对策，特别是制订了沙尘暴灾害环境动态监测与预警系统，开创了沙尘暴防治的新局面。夏训诚等经过两年的努力，圆满地交了答卷，由其所著《中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灾害及防治》一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3年，夏训诚在乌鲁木齐主持召开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国际科学大会，国务委员宋健到会致开幕词。世界各国研究沙漠的精英汇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很多国家的专家对中国的治沙、防止沙漠化等方面的成就表示赞赏。会后，夏训诚组织与会者撰写的10本著作，已陆续出版。[4]新世纪的罗布泊考察1994年，夏训诚成为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博士生导师。1997年，夏训诚回到乌鲁木齐，但还常要到兰州给博士生上课。2000年9月，朱榕基总理视察新疆，指示要争取将塔里木河下游恢复原样，开发利用罗布泊。
2000年12月，中科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组成了塔里木河下游科学考察队，夏训诚任队长，有生态、水文、地质、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参加。此次目的是遵照朱榕基总理指示要弄清塔里木河下游生态恶化的原因与症结，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理，搞好其沿岸的开发与利用。1月份的罗布泊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其寒冷让人难以忍受。尽管如此，夏训诚认为，这次考察是他个人在罗布泊考察史上条件最好的一次。考察队乘的新型吉普车可以翻越小沙丘；车轮倘被刺坏，能立即自动充气，可以日行数百公里。这次考察，首次用热气球升空技术航拍，拍下了米兰古城、太阳墓地、白龙堆、雅丹地貌等重要历史遗迹和重要人文景观。考察结束后，夏训诚深切地感到，要认真总结过去开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西部大开发必须沿着科学、合理、有序的轨道前进。中科院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了一个塔里木河下游的综合治理计划上报国务院。3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已列入国家“十五”规划。[4]
成就及荣誉
据“新疆科技信息网”资料，[5]夏训诚主持和参与主持重要科研项目10余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大会奖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其它省、部级二等奖4项。出版专著共15部，发表论文近百篇。曾获中科院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