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天府星
简介
天府星位置：斗宿四（σ Sgr / 人马座σ）是人马座的第二亮星，视星等+2.1，光谱型B3。斗宿四聚星系统的总光度约为太阳的3300倍，总质量约为太阳的7倍。主星的质量为太阳的5倍，表面温度约为20,000K。斗宿四有一颗视星等为+9.5的伴星：σ Sgr B，二者相距5.2弧分。斗宿四还可能有更靠近的伴星。  
详情
考古学家发现其现代名称Nunki来源于亚述或巴比伦，并由R.H.Allen介绍给大众。 　斗宿四靠近黄道，所以会被月亮以及行星（很少）遮挡。上一次该现象发生在1981年11月17日，那时斗宿四被金星遮挡。　算命术语，是中国古代对恒星分组的方式，其名称通常是由星群排列的特征来联想附会。 　相较于现代天文学的星座，星官的各自范围较小、数量较多，因此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又将星官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等较大的区域。 　《步天歌》中记载有星283个，明代末期则参考欧洲天文学的数据增补了近南极星区的星23个。 　
根据“依巴谷星表”，天府星距离地球81光年（25秒差距）。其恒星光谱为A0p，“p”代表特殊性（peculiar），具有猎犬座α&sup2;变星的变光特性。作为此类的代表，天府星有两种相互作用的过程。首先，天府星的强磁场从其氧系燃料中分离出各种元素。其次，其自转轴与磁轴的角度（几近90度）造成地面观测时磁性元素谱段变化。这些元素及其谱段的转换，使得天府星的光度以5.1日为周期非常奇妙地变化。[1]
天府星的自转轴与磁轴几成90度。 天府星5.1日光度变化或因在一离心轨道（e=0.5）上存在一个质量约为木星14.7倍的天体，平均距离约为0.055个天文单位。 　天府星磁场相对较弱，约是猎犬座α星的1/15，但仍比地球磁场强100倍以上。
解读
天府星 
个性特质
十四主曜中，天府和天相的关系最为密切，亦常为人所忽略。任何星曜都会受三方四正的星曜影响，无足为奇，但这种影响始终是间接而非直接的，而天相与天府之间的影响力，却十分直接。此二曜，可谓互为表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歌诀所说的“逢府看相，逢相看府”，便是指这两曜的各种表现，彼此深受对方的影响。单纯天府成格，而天相被四煞并照，则天府也会破格；反之天相成格，如天府成了“露库”格局，则天相也将受到连累，格局特性亦会发生变化。 天府化气曰贤能，为财帛田宅主。所说的贤能，并非指天府入命便十分贤达聪敏，而是指天府能给人一种可靠及包容的感觉，容易得到别人的信赖。天府是一颗象征财库的星曜，可以联想到现代的银行，财库也好，银行也罢，最本质的还是它们所象征的信誉，因为财库里是否有真金白银，单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天府拥有可以信赖的外表。不论落在任何宫位，那个宫位所象征的人事，往往变得很稳定。例如天府落在夫妻宫，纵然格局不佳，显示婚姻生活不美满，但很多时候也会保持形式上的婚姻关系，即使分开了，也仍然会藕断丝连。
“天府守命会四煞，为人奸诈”。这个意思，在中州派叫空库，露库。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天府性喜藏，但藏的都是煞星时，就表示把恶毒的东西全埋在心底，别人表面看不出来，所以才奸诈。 若“天府加天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道貌岸然，内心男盗女娼。不过类似于这种格局，命宫正直贵星，命宫暗合天姚加煞的，更为严重。表面上君子坦荡荡，其实内心很淫乱。 “天府守命忌空亡”。指的是天府遇空，主空库。天府主信誉。库，无信肯定不行。但若有信，而实际上没东西时，或能力不足时，则给自己带来麻烦。答应下来别人的事，累死累活做不好。但又不肯违背诺言，天府的管理能力，储财能力都不错。 天府比较善盘算，但天府的盘算和天机的计算不同，天府更接近于老谋深算，运筹惟握，天府也主权力，也是贵星。但最怕遇到天姚加煞，会转为猥琐。一般我们看到天府，中州派的说法是一定要见禄。其实和紫微一样，天府更喜见辅弼。禄不禄的有用。没左右来的实惠。天府怕遇空劫。但也不是遇了空劫就一无是处了。有吉相辅还是好的。所有的星都怕恶煞相侵。紫府虽有制煞之力，但也为更趋向于不吉。应该讲，紫府在有吉星，特别是左右相辅的情况下，能制煞。也还是要煞星较少的情况下，否则一样会受恶煞影响。比如说在命，人品会变坏。天府主藏，不喜加煞，遇空。藏东西，要藏得有料。但因有藏的性质，有时候会变成见不得人。天府桃花加煞，或武府加煞忌，是很灵验的第三者格局。至于是谁遇第三者，就要看双方谁的桃花和人品更让人可靠。但天府确实有第三者的性质，可能是从藏的性质里演变过来的，金屋藏娇，第三者都是秘密的，见不人的。合了天府藏的意思。 天府和房子有关，是圈起来的。所以如格局一般也可以是养鸡养鸭养猪之类。另外对古人的说法，我们要参考时代因素。比如，古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文星为贵，而技艺立身、经商都是格局不高，而现代高级工程师、演员歌星、大商人都是受到社会尊重的。
天府是财库，最喜见禄存或化禄，谓之“得禄”。天府得禄，可说是表里相配，再遇六吉禄马，多为富造。若无禄存化禄会照，或遇上地空地劫，谓之空库，空库之造，主有名无实，外表风光，内里虚弱，实强充门面。若无禄，　再遇四煞会照，便成露库之局，主人好用权术，机谋百出，做事虚浮。 　可见，天府成格的第一要件，是见禄存或化禄，第二便是天相成禄荫夹印的格局，第三是会上六吉禄马各类吉曜。天府是南斗主星，有领导者的才能和气质，但与紫微及太阳不同，它偏于守成旧业，古代重文轻武，喜稳定不喜变动，对天府一曜评价甚高，而现代社会千变万化，事业上要有一番成就，必须大胆开创，天府无疑显得过于守成。近贤斗数大师王亭之，便坦言对天府特质的不欣赏。天府除非得禄成格，大多学有专精，能够成为某一方的专业人士，这时的守成便变成在其个人专长上发展的成就。 某些人一生从事过数十种不同类型的职业，这些命型多属于杀破狼格局；而另外一些人，终其一生，始终在同一机构或同一类行业里发展，这些命型则多属于阴、府、相的格局。虽然格局相同，成就与发展则大有不同，在自由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或改变自己的职业，但在封建社会或缺乏民主的国家里，个人的特长往往受到环境的支配和影响。社会制度对个人的自由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所以有经验的命师，大多会参考算命者的出生地，及当地的社会结构来判断其命运发展。 历史上的天府星历史人物的天府星有孙权。当近代的名人命盘中，天府入命的有曹汝霖与台湾作家李敖。[2]
曹汝霖 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翌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此后，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去台湾，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著有《一生之回忆》。
曹汝霖，字润田，1877年1月出生于上海县城的一个职员家庭。和那时中国的普通家庭一样，曹家企盼曹汝霖走 科举之路，考取功名。15岁起，曹汝霖开始跟随上海知名塾师学习八股文，并参加科举考试。18岁时他考中秀才，1899 年转入汉阳铁路学堂学习。
此时的中国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深受刺激的曹汝霖感到汉阳铁路学堂有名无 实，遂中止学业，返回上海。后与章宗祥相识，在其影响下，决定留学日本。
曹汝霖先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转入东京法学院(即后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留学期间的曹汝霖是君主立 宪论的吹捧者和追随者。有一次，他竟为此与鼓吹革命的孙中山追随者张继激辩，互掷皮鞋，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对于远东国际政治的看法，曹汝霖深受日本影响。1904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在我国领土上大打出手。而在 他眼中，却将日本视为“仗义兴师”，他说：“当日俄开战之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人之踊跃参军，我已心中感动。回国后 ，又见日本无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曹汝霖这种对日本的好感，为他日后的“亲日派”人 生抹上了底色。
投身外交，平步青云
同年，曹汝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接到了清政府新设商部左丞唐文治要其回国任职的电文，被任命为商务司行走 ，从此踏入官场。不久，清政府新设学务处大臣张百熙奏准开考留学生，选拔人才。曹汝霖在最后的殿试中，获得第二名，成 为中国最早的“洋翰林”。随即，被授以主事(六品奏任官)，在商部候补。
1905年，机会再次降临。当年11月，日本与清廷协商“日俄战争”后的东三省善后事宜。中方全权大臣是庆亲 王奕劻，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实际主持会议，曹汝霖被抽调作为随员参与此事。正是这次会议，他深得袁世凯赏识。会商 结束后，曹汝霖被调入外务部，派在掌管交涉事务的重要部门庶务司办事。1906年，袁世凯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曹汝霖正式成为袁世凯部下。1907年，在袁世凯的关照下，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保举曹汝霖“学识兼优，才堪大用”， 被光绪、慈禧召见后，委以外务部参议候补，自此跻身于京堂之列。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日本派伏见亲王来华参加葬礼。事后清政府派溥伦亲王前往日本答礼，曹汝霖以随 员相陪。回国后，升为右参议，并被派往东北考察。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适当满足日本要求，早日了结中日悬 案，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趁机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还提出了如练警察、开公路等10条具体建议，但未获清廷重视，只 是他从此“亲日之名，遍于京朝”。
1911年，曹汝霖再次获得重用，由奕劻保举升为外务部左侍郎，并准备派任驻法公使。不料，辛亥革命发生，曹 汝霖未能成行，也打断了他仕途的升迁之路。
参与中日“二十一条”谈判
1912年中国改朝换代，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最初，亲日色彩浓厚的曹汝霖并没有因与袁的亲密关系 而获得重用。然而，随着中日关系在袁世凯政府对外关系中日渐占据重要地位，1913年8月，袁起用曹汝霖担任外交次长 。重返外交舞台的曹汝霖，自此后成为袁处理对日关系的中坚和关键人物。
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一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而且，日本呈递“二十一条 ”的稿纸，竟赤裸裸地印有无畏战舰和机关枪的水印图案！面对日本的威胁和压力，袁世凯自知无力拒绝，但又不愿轻易使日 本的侵略阴谋得逞，于是制定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办法。根据日方的要求，中日双方各有三人组成代表团进行秘密谈判。中 方人员是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
谈判从2月2日开始，直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历时84天，前后会晤达40多次。曹汝霖在其回忆录 中记述说：“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 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在谈判处于僵持状态时 ，熟悉日本政情的曹汝霖还向袁世凯进言，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活动，打开僵局。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谈判，袁世凯是决 策者，曹汝霖为出谋策划者，这也是后来民众为何将矛头对准曹汝霖的根源。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9日最后答复。最终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 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代表签署了屈辱的“中日民四条约”。有趣的是，条约签署后，福建巡阅使许世英、长江巡阅使张 勋通电全国，要求将曹汝霖“明正典刑”，以谢国人。一时曹汝霖成为千夫所指、皆曰可杀的卖国贼。
1916年4月25日，曹汝霖被委任为交通总长，成为袁世凯众叛亲离时最为倚重的几个人物之一。袁世凯死后， 曹汝霖呈请辞职，6月30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将曹汝霖解职。
五四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
1919年4月，操纵巴黎和会的英、美、法等列强，完全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将中国山东权益交给日本的 条款写入《对德和约》。消息传入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愤怒的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沿途高呼“外抗强权，内 惩国贼”、“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等。学生们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去“请愿”，但受到阻拦 ，越加激愤，转而前往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结果，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遭学生痛殴，没有找到曹汝霖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 。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为何将曹汝霖视为“头号卖国贼”？这是有原委的。
曹汝霖主持签订“二十一条”，种下了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苦果。袁世凯死后，曹虽已不在外交界任职，但 他成为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座上宾。那时的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从以往军事恫吓为主改为经济扩张为主，以贷款 为手段来达到对中国多方面的控制。段祺瑞为了稳定统治和统一全国，与日本一拍即合，大肆向日本借款。曹汝霖主张：“我 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 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
1916年12月，曹汝霖出任交通银行总裁，开始操办为段祺瑞政府向日借款一事(即“西原借款”)。自1917 年1月到1918年10月，曹汝霖共经手十笔借款，总计达1.44亿日元之多。曹汝霖炙手可热，在政界重新崛起，1917 年7月，曹汝霖出任交通总长，1918年3月更以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正任职交通总长兼币 制总裁。日本则通过系列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内政外交，种下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又一恶果 。
“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们将矛头对准曹汝霖，火烧赵家楼，是曹汝霖“一味媚日，出卖国权”的下场。6月10 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职务。曹汝霖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受 人唾弃，自此从官场中消失。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1927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曹汝霖短暂返回北京出 任财政讨论会会长，并接任中法银行总裁一职。但曹的名声已一片狼藉，那时其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 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曾召曹汝霖庐山谈话。抗战爆发后，留在 华北的曹汝霖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先后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新民印书馆理事长等职务。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随后被释放。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前往台湾，后在日本生活，1957 年到美国，1966年8月4日在底特律病逝。[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