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饶漱石
人物简介
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赵建生，江西临川钟岭乡环洲饶家人。1903年11月23日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饶思诚。[1]
饶漱石早年入江西省立三师(今抚州一中)、上海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赴英、法、苏留学。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青年工作。
1929年起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8年回国。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当时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2]
在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外线出击后，饶漱石与当地  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50年8月，第三野战军前委与华东军区合并后，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委。
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他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开除出党。
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被重新收监。
19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岁。
战争将才
皖南事变勇挺身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叶挺、饶漱石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艰辛岁月铸奇才（1）饶漱石在皖南事变的突出表现，其后受到重用，在刘少奇离开华中后，陈毅、饶漱石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直到黄花塘事件爆发，饶漱石赶走陈毅。 [3]　
（2）经过黄花塘事件后，中央任命张云逸为新四军代军长，从此张云逸、饶漱石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3]
（3）抗日战争胜利后，饶漱石随新四军主力调往山东，担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政委，华东局书记。1946年饶漱石参加军调处，派往北京、东北进行国共军事调停工作。 　 
（4）1946年底，中央重新派饶漱石回到华东，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从1947年2月到1947年7月，饶漱石领导主持党政工作，并负责统筹后勤工作，为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做出了重大贡献。[4-5]　
（5）华野七月、八月分兵后，1947年10月，中央电令饶漱石、黎玉统管山东兵团，学习打仗，以便于外线兵团专心作战。期间饶漱石领导和参与指挥了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6）1948年7月，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前委书记粟裕策划攻济打援，饶漱石参加了华野前委举行的第一次曲阜会议，积极支持粟裕的战役策划。后饶漱石参加中央9月会议。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等人指挥下，经八昼夜浴血奋战，攻占济南，打援也由于国民党军援军的停滞不前不战而胜。济南解放不久，饶漱石率华东局前往济南。 [4]　
（7）1948年10月，华野前委举行了第二次曲阜会议，  饶漱石接见起义的何张饶漱石参加了会议，并支持粟裕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淮海战役开始后，饶漱石全面领导并主管华东军区的军务工作（包括军事情报、军事部署、兵源补充、俘虏处理、前线支援等），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领导和后勤支援作用）。[4]　
（8）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书记第二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与总前委一起领导华东军民，为华东野战军取得京沪杭战役(包括渡江战役、淞沪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领导和后勤支援作用。[4]
政治生涯
黄花塘事件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返回延安，将自己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事件发生前，负责军事指挥的陈毅和负责党政的饶漱石之间存在矛盾，陈毅要求按照自己的标准办事，因而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华中充当领导表  饶漱石示不满(参见陈毅在饶漱石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3年6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饶漱石，利用各师首长到军部讨论整风时，在部以上的干部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风，诚恳坦率地展开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检查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党性，以便改善党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1943年6月，中共中央又一次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通知。饶漱石和陈毅分了工，饶漱石到第2师蹲点，抓试点工作，陈毅负责军部机关整风。 8月13日，按照原定计划，陈毅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最后变成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饶漱石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出潘完全是正确的。还有人对饶漱石兼任政治部主任也表示了不满，提议由参谋长赖传珠兼任，陈毅对这些意见都是赞同的，便和副军长张云逸、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人商量，免去饶漱石政治部主任职务，由赖传珠接任，并发电报给了中央。
1943年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1943年10月16日，下午，陈毅出席军分会漫谈会议，陈毅首先做自我批评，然后潘汉年等5人发表意见，会上赖传珠对陈毅有所批评。会后，饶漱石利用华中局、军部主要领导成员的名义，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罗列陈毅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饶漱石这份电报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一些干部也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陈毅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1943年11月7日，收到饶漱石和陈毅的电报后，毛泽东于是即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当前的一些问题，新四军军长由张云逸代理。次日，毛主席致电陈毅并告饶：“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当初中央处理黄花塘事件是按陈毅、饶漱石之间的工作矛盾来处理的，并将陈毅调去延安准备七大。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在黄花塘事件中排挤了陈毅，最后认定：饶漱石耍阴谋手段赶走陈毅。更改了原来中央认定的属于工作矛盾的结论。军委主席事件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工作非常忙，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毛主席觉得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般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碰到饶漱石时再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当时也向毛主席表态不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让给陈毅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后来陈毅再一次向饶漱石表态不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后来，华东局组织部提名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将华东局组织部提名文件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并批示，最后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同意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上犯有错误，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仅仅是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并批示，然后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不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当时引起了很多无端猜疑，造成了一定社会不良政治影响。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程序不当，最后认定：饶漱石非法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一次夺权行为。夜诘毛主席在“三反”“五反”期间，1952年1月26日的除夕之夜，中央特派粟裕来到华东，1月30日到31日，粟裕到达上海向上海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市委、驻上海部队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的指示，饶漱石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
当时饶漱石对华东、上海“三反”“五反”的一些做法和中央有些区别，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和全国各地比不够积极，政策比较宽松、偏右，而中央当时的政策是比较严、偏左。饶漱石怀疑：（一）为什么中央对偏右的饶漱石没有正面提出批评？（二）中央要派彭真、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是否是去检查饶漱石工作中存在不力的行为和错误？（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饶漱石回华东去休养，饶漱石认为是要调离他，以便能够查处饶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如果饶漱石不调离华东，中央很难查出饶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问题。饶漱石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中央要调离他，到京后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医院治疗时，也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聊天时表示过自己的怀疑。
出院后，饶漱石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毛主席隔壁。搬去的第二个晚上，饶漱石在十分怀疑自己是被调虎离山的情况下，在夜半三时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漱石当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中央表示确无别意，饶漱石才辞出。
此后，饶立即在大连转入长期休养。在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更加确认以前的怀疑：是中央在调虎离山。饶漱石当时和人聊天表达过不满情绪。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深夜责问毛主席是疑神疑鬼，对中央极不信任，怀疑中央要将他调虎离山。饶漱石后来也在检讨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讨安伐刘（1）组织部内部和安子文斗
1953年7、8月间，高岗利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高岗和陈正人并在财经会议上说安子文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组织部长饶漱石对安子文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产生怀疑（因为当时安子文告诉饶漱石，政治局委员名单他是同高岗商量过的）。饶漱石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对安子文加以严厉指责，饶漱石想通过批评安子文表示与安子文早已划清了界限，表明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上，与安子文是无牵扯的，这导致饶漱石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发生严重的争吵。安子文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神经失常，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刘少奇，又在七月二十三日晨告诉了高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又把安子文的话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饶漱石猜测安子文之所以会想到饶漱石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可能与三月间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有关，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又向高岗质问“名单”的事。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饶漱石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难。
在刘少奇告诉饶漱石有关安子文对他的上述误会之后，刘少奇即一再劝告饶漱石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饶漱石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接着，饶漱石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逼着安子文作检讨。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休假，特别是由于刘少奇坚决禁止他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已经停止下来。
饶漱石没有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饶漱石因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不支持他和一再制止他，而公开对刘少奇本人和私下向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均表示过对刘少奇的不满。
（2）全国组织会议和安子文斗　
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会议组织者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没有表态，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饶漱石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在张秀山的发言稿印出之后，饶漱石未再行阅读过。据安子文后来对饶漱石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在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座谈会的报告中说，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表示满意。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后来确认：饶漱石和高岗（张秀山）进行了讨安伐刘，以图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目的。高饶反党联盟到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根据其行动，党中央据此判明他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下决心予以揭露。
在这前后，毛主席就高、饶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如：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指谦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毛有什么指示？主席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954年1月中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杨尚昆送往杭州。毛主席约请同他一道起草《宪法》的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954年1月18日，毛主席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
1954年1月22日，毛主席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主席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还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
四中全会前，少奇、恩来、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5位同志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整理送到杨尚昆这里，经过汇总，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2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4个问题上的“错误”：
1．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影响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谦让时，没有通过正规程序推荐自己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只承认当时自己斗了安子文，但不承认实反刘少奇。只肯承认对刘少奇有意见，但不承认主观上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饶漱石不承认“讨安伐刘”的罪行，还要求中央据实再查，查明真相。
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8顶“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此后，饶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步外，足不出户。
怎么处理高、饶呢？高岗自杀前，毛主席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党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杨尚昆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饶潘杨集团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其中有利用胡均鹤等“以特反特”事情，这些些事涉及饶漱石。高、饶问题发生后，华东和上海在揭发、批判饶漱石时，“以特反特”的事被重新提起，在并无确切根据的情况下，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是饶漱石和杨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1943年夏天，潘汉年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杨专案组，下分3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3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了潘汉年可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帆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潘汉年和杨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帮”垮台喜讯后，立即提出申诉，要求还历史以公正。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党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3年，党中央对杨帆同志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汉年同志没能等到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杨帆同志总算等到了。 
潘汉年、杨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专门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凄惨牢狱生涯1955年4月饶被关押进功德林隔离审查，1960年3月15日从功德林迁到秦城，1965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十年。1965年9月23日，因为饶漱石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假释，安排在一个农场劳动，但并不让他劳动，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
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 “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这是一起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查证四人帮罪行时，直接接受命令的谢富治此时已经死去，究竟谁该承担这项罪责呢?一时难以判断。幸而公安部有原件在，追查笔迹便可清楚了。于是一九八一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犯时，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供认了是他亲笔写的命令。在一页白纸上，陈伯达承认了这一罪责： “关于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此事，我完全忘记是在什么场合写的，总之一定是开会时受命写。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没有留下来。笔迹是我的。 陈伯达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陈伯达说他是受命写的。究竟是受谁的命，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集体决定，也许是另有人指示，也都无从查考了。 
1975年3月2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后来饶漱石的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时,连个线索影子也没有。
为饶申诉
陈麟章上书陈云同志请转中央：
在潘汉年、扬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并分别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之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上海解放后，饶漱石在指导该市对敌斗争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究竟能否构成饶的反革命罪，自然也成为疑问。饶漱石以前历任党内外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时，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也已经有条件弄清楚。我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
饶漱石在1955年4月1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后，从1955年4月至1958年由公安部负责侦讯过两年多，后来长期关押在秦城，1965年前后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1965年8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决书确认：‘被告人饶漱石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上海工作期间，利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务，采取两面手法，不仅重用了内奸分子扬帆，把中统潜伏特务分子胡均鹤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而且在扬帆等人大量使用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被揭发后，中央、华东公安部一再向他提出要彻底处理时，他仍然不予置理，使这一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达5年之久，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3条的规定，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随后裁定假释，移交公安部门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饶漱石被重新收监，后来不知何时病故了。
从复查潘汉年、扬帆问题所接触的材料来看，对饶漱石在上海那些问题的定性，显然有问题。判决书上认定饶漱石犯有反革命罪的理由，是很牵强的：
第一，在公安部侦讯的两年多中，对饶的重要历史关节进行过详细查证，始终查不出饶在历史上有投敌叛变和充当内奸的事实；
第二，关于使用胡均鹤的有关情况，在中纪委关于潘汉年同志的复查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已查明这属于公安工作中的错误，不是内奸分子掩护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性质；
第三，已查明，饶漱石对于上海公安局使用胡均鹤等人过程中犯的错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但是也查明：1、在1951年3月以后，由华东公安部门卢伯明同志为主组成的清理小组，对上海公安局所用特务进行清理，饶漱石并未加以阻挠；2、罗瑞卿同志原决定，如上海公安局对胡均鹤处理不便，可将胡调到北京。后来市局未执行此指示，仍留胡在上海工作。据1955年潘汉年、扬帆、王征明(原市公安局政保处长)等同志被捕期间的口供及当时向卢伯明同志查询，均证明后来留胡在上海的事，与饶漱石无关；3、从1952年初起，上海市公安局改由许建国同志任局长，以后卢伯明同志也调去任副局长，此后扬帆同志已不能左右全局工作。而胡均鹤在1951年华东公安部派人清理市局使用的特务之后，仍被留在市局做特情派遣工作，直到1955年他被捕时为止，为时又达3年之久。饶漱石则早已于1951年底就离开了上海和华东，他离开之后那几年使用胡均鹤等人和使用中发生的问题，怎么还能算在他帐上呢？
第四、从华东局上海市委档案上查到，陈毅同志当时对‘以特反特’的方针也是表示赞成的，对使用胡均鹤的事是知道的。另据扬帆同志说：市局使用朱志远等几个特务骨干分子（是我党叛徒），刘晓同志也知道，刘并说过：‘象朱志远这样的人可以用’。 
饶漱石已死，其妻早已改嫁……我认为，象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指提出复查要求---引者），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此致
敬礼
陈 麒 章
1982年8月13日前妻陆氏书陆璀2001年4月给党中央的信：
我是陆璀，中共党员。长期以来，有一件事像一块重铅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饶漱石的问题。 　饶漱石于l955年3月因被指控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出党，同年4月，又以“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1975年病故狱中。
对于这一案件，从一开始，特别是“文革”结束以来，不少同志就抱有怀疑、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党内资深的老大姐章蕴同志就曾当着旁人的面对我和我的女儿陆兰沁说：“饶漱石是个好同志，他是冤枉的。”廖承志同志也曾对我女儿说：“他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据了解，廖还曾在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提出：“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如果证据不足，是否可以不写进决议去”。有的同志甚至从远方打电话给我，明确地说：“这是一桩冤案”，要我和我女儿向党提出申诉。饶过去的秘书陈麒章同志曾经在1982年8月13日向党中央写信(请陈云同志转)说：“在潘汉年、杨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和为他们恢复名誉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问题自然就不能成立了……”他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他的信最后还说：“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旁的同志反映还有很多，而我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过，这是因为我有顾虑。首先是，因为看到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唯独高饶的事没有触动，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给党中央找麻烦;其次，我对此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原因见后)，怕空说无凭，又无法去查找党内资料;加之我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难于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饶案的无辜株连，曾从l955年到l956年，又从l967年到l973年两次被逮捕入狱审查，先后达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儿和我的其他亲属也曾为此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影响。虽然最后组织上给了我彻底平反的结论，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 　而今，我已87岁了，来日不长了。在众多同志的关心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应有什么顾虑。特别是看到经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和教训、纠正“两个凡是”和拨乱反正以后，我们的党是更加成熟，更加实事求是，也更加坚强了。出于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信赖，我决定趁自己的脑子还没有完全老化之际，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如有不确切或不妥之处，请中央给以批评指正。
我总的看法是：饶漱石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属于反党，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是敌我矛盾;对他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处理太重了。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其实有无此事，值得重新考虑。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再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综观饶漱石的一生，他是江西临川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为党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简历附后)。他对党是忠诚的。l930年他在东北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后兼党的省委书记时，曾被捕过，1931年出狱。业已查清，并无叛变行为。l941年，皖南事变中，他(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临危不惧，在项英、袁国平等不告而别后，仍苦苦坚守，直到最后脱险。据他后来告诉我(我在事变前已随曾山同志等先期去到苏北)在万分危急的最后关头，他曾发过一个电报给中央，其中说“我为党牺牲，固我夙愿”，但因电台适于此时被毁，他的电报并未能发完(这份电报中央档案中还可能找到)。我想，正由于他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表现很好，因此，在重建新四军军部时，他就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任华中局代书记、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主任，新四军代政委、政委。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没有搞好，发展到后来的所谓“黄花塘事件”(那时我正在做农村基层工作，因而对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两人的关系没有搞好，在饶的方面，当然有他的错误，但公平地说，双方都有责任。后来我从一份有关材料中看到，在1954年2月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关于饶的座谈会上，陈毅同志在发言中也曾作了自我批评，说：“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他又说，“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也不能赖!”
世人评价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高岗、饶漱石为什么没有平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饶事件在国人心中，仍有许多挥之不去的疑团。高岗、饶漱石究竟有没有反党，他们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如果没有？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本人长期收集饶漱石的资料，根据已经解密的有关资料，谈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高岗、饶漱石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究竟有没有反党
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证据显然是不足的。其实高饶事件并不复杂，高岗曾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对待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搞了一些名堂，如在背后封官许愿，贬低刘少奇、周恩来的非正常组织活动。企图在党内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曾先后拉拢过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邓小平当即反对，并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才有了1953年的那场反对高饶的斗争。事实是高岗利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散布流言蜚语，贬低刘少奇、周恩来，又利用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搞的新税制不满，在会上对薄进行猛烈批评，并把刘少奇的一些话安在薄一波身上来批。饶漱石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抓住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问题不放。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否定。这两件事后来被引申为“明批薄一波，实反刘少奇”，“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继而被引申为高饶结成反党联盟的主要依据。高岗在杭州对林彪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所犯错误的主要问题，现摘录如下：“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造就了一个大党。”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都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象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这些话后来被党中央确认为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企图煽动一些高级干部对中央不满，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自命为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为其夺取党和国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
对于高岗的这些活动，毛泽东虽然对他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高岗是“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但都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否对高岗说过“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之类的话。但从1954年9月14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来看，高岗说的不完全是造谣。是不是由于高岗不顾场合透露了毛泽东的核心机密，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只好让高岗去自食其果，已经永远无法知晓了。
此外，虽然还揭发出高岗、饶漱石、舒同的一些问题。如高岗有生活作风问题。饶漱石历史上和陈毅有过矛盾，应负主要责任，不按组织程序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但两人历史上均无问题，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背地里都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没有反对当时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恰恰相反，高岗在关于农村合作社及工业发展建设等问题上的认识和毛泽东的想法十分吻合，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和毛泽东有分歧。因而1952年，毛泽东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当时的政务院属平级单位，调高岗任计委主席，把原属政务院管辖的八个工业部划给计委管，又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毛泽东信任高岗在党内高层是人所共知的。
单凭上述的问题，高饶的问题怎么也上升不到“结成反党联盟”的。毛泽东当年发动对高饶的斗争旨在增强党内团结，反对党内分裂，反对宗派主义。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给会议定了基本的调子，为增强团结，多作自我批评，不搞面对面揭发。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揭发。而高岗、饶漱石的发言则完全是自我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快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作出决定，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两个座谈会的主旨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待和自我批评。两人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七次，高、饶的检讨一次次都没有过关。高岗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即1954年2月17日开枪自杀未遂后失去了自由。1954年8月17日3点，高岗服“速可眠”再次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就是最大的犯罪，就是叛党。高岗的死，使毛泽东原来想通过斗争，达到增强全党团结的目的落空了，也令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也使高岗犯错误的性质变为犯罪。1954年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亡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里有这样一句话：“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这在当时定他为“反党”、“叛徒”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他在行动上，言论上没有反党行为。如果高岗不死，毛泽东原本还要让他继续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到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对饶漱石，毛泽东原本也要保留他的党籍，只撤销他中央委员，中组部长职务，但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一件是上海解放初期，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主持镇反时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针，被人诬陷为包庇重用、掩护特务分子达3300多余人。而这方针又是饶漱石亲自批准的，致使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问题不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是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第二件事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汇报饶漱石向他发牢骚，他的检讨是被迫写的，是陈毅对他打击报复，他要向中央申诉。饶又多了一条拒不承认错误，要翻案的罪状。第三件事是潘汉年自己交待，1943年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因潘长期在饶手下工作，又把饶牵连上了。致使毛泽东党中央认定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饶是首犯，潘汉年、扬帆为主犯。三人均被逮捕，后被判刑坐牢。造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高饶被定为反党联盟虽无事实作依据，但却是情理中的事情。当然，还有人为因素。当年高岗要取代刘少奇、周恩来，但后来高饶的问题均由刘、周主办。刘、周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实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刘少奇、周恩来是人不是神，高饶的检讨为什么一次次不能过关？就可想而知了。谁都知道，检讨是否深刻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
二、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党内一次权力之争，同历史上朝朝代代宫廷斗争没有太大的区别。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是把罪责定得过重。更不会让失败者轻而易举翻案。高饶的问题也不例外。这是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即观念上的误区。建国以后，党内外极“左”思想愈来愈严重。当年以思想定罪的事层出不穷，批评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可能戴上反党的帽子而坐牢。因此，党内外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非常容易戴在人们头上。“反党”、“路线斗争”用得太滥、而且非常不准确，党员自杀又被视为叛党。也可以成为罪状。这种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不少人们认为，不能用当代的观念去看待当时的高饶问题，高饶问题永远不可能平反。1978年，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此后，虽然平反了党内外一大批冤假错案，高饶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但当时人们的意识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要想对高、饶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再一个原因仍是人为因素。党内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党的高层领导人发话，尽管是冤假错案都不可能平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关健人物是邓小平、陈云。而邓小平、陈云又是当年在与高、饶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我想谈点个人看法：第一：“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从解密的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到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的依据，只有贬低刘少奇同志的言论。高岗并没有反对刘少奇去当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只是想让林彪去搞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从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来看，无论背后或公开，高岗都有这个权利。就是有问题，也只是犯了自由主义。当年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就擅自草拟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名单，也只是受到当面警告处分。按说，安子文的问题要比高岗严重得多。退一万步说，高岗就是反对刘少奇，能不能就说是反党？我看值得商榷推敲。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被打倒了。而真正要打倒刘少奇的却是毛泽东。难道毛泽东也是反党？第二：“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这话确实是实事求是的，但以前却都是说路线斗争，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对高饶的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三：作为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说了“要肯定”，这个反那里还平得了？再说，这时“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也未复查出结果。饶漱石还有所谓“内奸”、“反革命”的罪名。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开始对潘汉年、扬帆案进行全面的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昭雪。事实证明，这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但饶漱石问题中央却没作复查结论。为此，1982年8月13日，饶漱石的原秘书陈麟章给陈云同志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鉴于潘汉年，扬帆已经平反，过去认定那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饶漱石此前在党内外担任过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而且完全有条件弄清楚，无论对后人还是对饶漱石的亲人都有必要把所有事件弄清楚，并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陈云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如何处理这封信不得而知，但后来没有回音。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其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发表，说明了中央用特殊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只是这种特殊方式没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词典》出版。在“重要事件”一章中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的条目。用以取代以往一直认定的“高饶反党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