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介绍
基本概况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护臂) ，全称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蜀锦。[1] 1995年10月26日，中日尼雅考察队开掘尼雅古墓群8号墓，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其中一块织锦护膊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青底白色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除去文字之外，还有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汉式典型的图案：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方寸不大内涵丰富。人们被这千年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所透出的精绝人心归中国、祈盼和平的愿望所打动，也为精绝国的命运而扼腕叹息。　
形态  该锦为长方形，圆角、绢缘、缀带、长16.5厘米，宽11.2厘米，为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其花纹之间贯穿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
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　
尺寸此护膊面积不大，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经密为2200根/10厘米，纬密240根/10厘米，经向花纹循环7.4厘米。此文谨就图案、铭文及色彩作一阐述。
图案织锦的右侧保留着幅边。纹样从右侧开始是一对牝牡珍禽，雄鸟站在云纹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头顶是汉隶“五”字，胸部左云纹上悬挂着一个茱萸花纹。雌鸟站在云纹上垂首面向雄鸟，其颈上方是一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背上方是一个“星”字，尾部下方有一个茱萸纹。与“星”字间隔一个茱萸花纹的是“出”字。“东”字在两个云纹间隙之上。“东”字的左下方、一个云纹之上是一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太阳”左下侧是一倒悬云纹，云纹凹进处，有一张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独角瑞兽，尾部下垂，背上长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兽角上方云纹上端是一个“方”字。“利”字隔着一个云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云纹的左侧是一个身着竖条斑纹、豹眼圆睁的虎形动物，后右足踩在云纹上，举步向右行，尾部高耸，刚劲有力。其尾部右侧是“中”字，左侧是“国”字。　
铭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　
色彩此汉锦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应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古人能在一块方寸不大的织锦上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实属罕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当之无愧。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发现时间和地点  尼雅遗址1995年10月26日，在中国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中日尼雅考察队开掘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双人合葬墓(尼雅古墓群8号墓),出土大批珍贵文物，比如带“王”字的陶罐。其中一块织锦护膊（图）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它青底白色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令世人震惊，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同时出土的另外一块织锦上有“讨南羌”三字，两块织锦可以和缀为一，原来很有可能是一句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相关信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含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语最早可见于《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在古代，五大行星的星占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因此五大行星星占关涉的均为军国大事。按照中国古代星相学和阴阳家的说法，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五星，如果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对中原王朝有利。汉元年（前202年）时，此五星同时出现于东方井宿中，被认为是汉朝兴起的祥瑞迹象。
历史寻迹
由于此次考古发现，很多人认为：五星红旗今天飘扬在中国是天意。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是我国先秦时期人们在观察天象星辰运行变化而审辨吉凶祸福的过程中，根据阴阳五行思想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逐渐归纳总结出的对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星占用语。《汉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句子，《晋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中国利”的文字记录。在古代，五大行星的星占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因此五大行星星占关涉的均为军国大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作为一句祈祝“中国”吉祥昌盛的吉语，作为阴阳五行学中神秘主义影响下的一句激励的祈，其出现在织锦上，反映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内涵。织锦文字可以看出是其时的天象及在当时哲学思想、社会心里支配下的反映，也可看作是这一天象对汉晋社会尤其是对国家兴亡所具深远而特殊星占学意义的历史反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工艺高超，设计精美，色泽鲜艳，织文纳吉，集古代中国历史生活智慧和文化情怀，历史和科研价值急大，无疑又是鉴赏精品、丝路遗珍。
翻拣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五星”是一个专有名词，为“金、木、水、火、土星”的全称。《淮南子·天文训》有：“五星、八风、二十八宿”的记载。依据这一思路，遍查有关天文志书，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最早的记录应为战国时期大星占家石申的有关记述。他的着作现已失传，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天官书》，这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其文说：“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人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言之国可以法致天下”。这段话的意思是：辰星与太白一起从东方出现，都呈赤色而芒角，则外国大败，主国大胜；若与太白一起从西方出现，都呈赤色而有芒角，则对外国有利。从天顶分天为二部，若五大行星聚舍于东半部，则主国有利；若聚舍于西半部，则外国用兵者利。若五大行星都跟着辰星聚在一舍，则该舍分野所对应的国家，可以凭着“法”号令天下。 　此外，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有一部帛书《五星占》详细记述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和相应的占验内容。从《五星占》来看，它重点在于军事行动吉凶的占验，是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历史产物，并被当时的军事家应用于实战当中。在古人眼里，只有“五星”运行一致，精诚团结，才能使国家“五谷丰登，繁衍昌盛”。“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作为一句祈祝“中国”吉祥昌盛的吉语，出现在织锦上，反映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作为历史学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经常阅读记载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史记》《汉书》等书，中国传统的数术学和天文学都认为五星聚会或五星联珠会给中国带来好运。因此他之所以选择五星红旗作为国旗，是因为它很好地兼顾了中华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与现实革命、艺术与当今政治的关系。历史证明：五星红旗美观、端庄大方，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它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深入人心。世界权威旗帜学家公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是世界各国中最好的国旗之一。 　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到五星红旗，这是爱国主义在岁月长河中的两次集中反映。它们一前一后，跨越千年时空，万里河山，确实使人心潮澎湃。它是信念的延续，它是历史的传承，更是一切热爱中华之士对中国美好命运的祝福，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也成为西域人民情系祖国的历史见证，是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2]
综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面积不大[3]，四周用白织物缝边，上下各缝出3根长条带，是一件完整独立的物品，出土时位于尸体的臂肘腰部。织锦除了文字之外，蓝色地子上，用鲜艳的白、红、黄、绿织出丰富的花纹，其中有云气纹，虎、怪兽、大鸟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出现上下两排，每排一字不少。 　锦片不大，文字却清清楚楚，蓝白相间，醒目突出，文字的内容看上去简直就象当代语词，以五星红旗为象征的中国竟然与汉晋时期的古老语词暗合，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古代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同，古文字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内容是“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或”即“国”字。铭文的意思是说，周成王迁到了成周这个地方，然后追述周武王灭商后，在朝廷祭祀于天时说，我将从此居住在中国。所以，“中国”一词在西周时期较明确的是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国传统观念中视天下为一家，夏商周时期，“夏有万邦”即承认了黄河中游这个不确定的中心，并组成松散联盟式的“中国”，而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是理想中的天下。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中国”，是在《诗经?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指京师、城中的意思。 
到了战国时期，“中国”指国家的中心地区，当时江汉流域的楚国人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认为属于“中国”文化圈之外。秦汉统一后，中原文化广泛传播，纳入“中国”地理、文化概念中的地域扩大。“中国”作为地理位置称谓延续了很久，到了东汉时许慎作的《说文》时称：“夏，中国之人也”。为什么把夏看作是中国之人呢，是因为当时北方有狄族，南方有蛮族，西方有羌族，东方有夷族，夏是处于各民族的中部的缘故。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这里的“中国”是指以中原地区无疑。
其实稍晚些时候的东晋时期也是如此，当西晋灭王，京师洛阳一带的人避乱逃到南方后，仍然怀念自己的故乡，南下的中原人被叫做“北人”，北人的士族们处处都力图保持着北方“中国”的习俗。《抱扑子?外篇三?讥惑篇》载：“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也。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不光书法、语言、甚至遇丧哭泣也要学中国，这里的“中国”当指北方黄河流域。
再说“五星”二字。《汉书?天文志》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这是占卜之语。古代“五星”指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和镇星，分别为现代天文学中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古人发现了它们在太阳系内相对位置不变，并用它们时隐时现的变化来占验人间的吉凶祸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主要表达汉晋时期天象占星术和乞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这种祝福吉祥语词，在当时比较流行。据说日本东京天文台研究的结论，在一定方向内能同时见到五星是罕见的天文现象，数十年、数百年才会有一次，下次出现是在2022年3月21日前后。
解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对历史、考古学者来说不是太难的问题，然而最有意义的恐怕还是这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汉文语词及其织锦，为什么出现在尼雅荒漠之中。
后来在室内清理时，又发现另一片织锦，色彩、图案和织造结构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两者可以缀合为一，非同寻常的是这片织锦上有“讨南羌”三字，于是将两片织锦缀合后，出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文句。
新发现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有趣了。为什么还要提到“讨南羌”呢？“南羌”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上：“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四郡”是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南羌”是古代民族的名字，羌族在四郡之南的称南羌。汉晋时期西部的南羌成为中原王朝的边患，如何对付他们是朝廷政治军事大事，传统文化星占术中的“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欲征讨南羌应在“五星出东方”之时才能取胜，于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语句出现了。
问题是这些字为什么织造在织锦上。通常汉晋织物上的文字，多是些无实质内容的吉祥语用语，无非是祈求安宁的良好祝愿。象这样带有明确政治功利性的话赫然出现，莫非是特别制造的？“讨南羌”是中原王朝的既定国策，尼雅也是南羌出没插手之地，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才专门制造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输送到尼雅。　
五星红旗今年，白发苍苍的彭光涵老人已经86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记得，国旗图案的公开征集工作反响极为强烈，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2992幅国旗设计方案。 
经过两次筛选后，38套国旗设计方案成功入围，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位列第32号。不过，在当时的设计原稿上，最大的一颗星里还带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当时，有人认为，这和当时苏联的国旗太像了，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国旗图案一定要独立。于是，此类图案被否决了。 
于是，大家让彭光涵去找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看了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就问彭光涵：你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彭光涵于是把“红地五星旗”的方案说了。 
毛主席考虑之后，还是认为“红地五星旗”的设计好，并且提议，可以把代表含义改为“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办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最终，去掉了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地五星旗”中选，并在改名为“五星红旗”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