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信阳·事件
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消息传出
尽管当局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却依然有一些信息陆续传到了北京。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目睹家乡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3月5日和9日，许学富到县邮政局两次向周恩来发的加急电报却被送到了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的办公室。王汉卿大怒，说许学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台，捉拿许学富”。后王汉卿惧怕“扣压给周总理电报”的事闹到“不可收拾”，3月28日，县邮政局才将电报发出去。国务院收到电报后，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批示: “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3月28日，河南省人委回复说: “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3 月31 日，河南省人委办公厅将信阳地区的反馈情况第二次复电国务院秘书厅: “商城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还有意见。专区已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对于国务院的电话催促，省委、地委、县委竭力隐瞒或淡化商城断粮饿死人的严重情况，甚至认为向上级反映问题是因为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4 月2日，即国务院调查人员到达信阳前夕，信阳地委才写了《关于商城越美公社观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承认许学富所说基本属实，并检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一方面征了过头粮，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害怕戴右倾帽子不敢反映缺粮实情。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部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但他们排除万难，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引起中共中央注意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毛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326）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 366-367）。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事件的初步揭露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后，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增加到近10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千，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5]
事件后期
1960年12月，当时的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试图将饿死人的事件嫁祸于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和富农。
毛泽东定性及中央决议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借口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影响
非正常死亡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
问责及追责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1966年年8月文革开始后，郑州大学内出现了《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之后，前往四川任职的吴芝圃被革命群众一路押回河南批斗，最终于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事件反思[编辑]官方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并肯定该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编辑]民间 2004年，信阳光山县十里公社村村民吴永宽自筹资金建成中国首个“信阳事件纪念碑”，并搜集整理了1959年全村死人名单
仅以此献给大饥荒重不幸去世的同胞，警示世人，勿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