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连庆
陈连庆先生
陈连庆(1916—1989) 吉林市人。早年曾在日本明治大 学学习法律，后转攻中国史。回国后先后在长春大学、东 北大学(后改称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 教授。曾任中国秦汉史学会顾问，魏晋南北朝史顾问。 
陈连庆先生学识渊博，其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对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以及古文字学均有涉及，表现出很深的学术造诣。有近70篇论文发表，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曶鼎铭文研究》和《<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
学术成就概述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建国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直是古史学者所重视的课题，且分歧甚多，陈连庆不盲从成说，认为西周和战国封建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到衰亡的特点，因而表示赞成异军突起的魏晋封建说，撰文《论汉代的社会性质》，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同希腊、罗马相比，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判定汉代的社会性质正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东汉末期是奴隶制衰落时期，在小农不断没落的同时，出现了封建制的萌芽。70年代后期，因为古史分期问题的重新提出，陈连庆对西周、春秋、战国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奴隶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略》、《中国古典社会中的债务奴隶问题》、《秦代的奴隶问题》、《从<周礼>中所见的奴隶》、《南朝奴隶考》等论文。这些论文密切结合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奴隶社会早期、发达期以及封建社会初期奴隶的来源，工作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详实的考证。为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具体发生和形成的途径，陈连庆对自由农民农奴化和奴隶农奴化问题十分关注，而撰写了《试论魏晋时代的奴隶农奴化问题》。陈连庆一直认为奴隶社会的阶级构成是复杂的，注意克服把奴隶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因而连庆对汉代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作了许多细致的考察，而发表了《西汉时代的宾客》，文中对宾客的来源、主客关系和宾客走向都做了很好论证。对汉代的法律和军事制度，他也作了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汉律的主要内容及其阶级实质》、《汉代兵制述略》、《西汉新莽时期少数民族士兵》等论文，进一步从法律和军事制度方面论证了汉代奴隶制的特征。 　　陈连庆还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问题作了多方面探索。在《汉代的国有土地及其经营》一文中，陈连庆认为，井田制瓦解后，私有土地出现，但国有土地仍大量存在，并以详实的史料考证了汉代国有土地的特点和汉代国家对国有土地的管理体制。东汉的屯田制度，由于史料零散，前人很少问津，而陈连庆在《东汉的屯田制》这一力作中，明确提出，东汉的屯田地区分布十分广泛，东汉一朝无时不有屯田，屯田的组织机构完善，且多为军事性质的屯田，屯田制下的直接生产者，是一般士兵、弛刑徒及其家属和私人的宾客等三种。三国时期各国都实行过屯田，而吴、蜀屯田，因材料缺乏而成为研究的难点。他发表了《孙吴的屯田制》，详细地考证了孙吴屯田的分布，管理机构的特点以及屯田的兴衰。晋代的占田制是重要的土地制度。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对于占田制的实施多有分歧意见。在《占田制的形成及其存续问题》一文中，他首先分析了占田得以实施的社会背景，认为屯田地区是占田制首先推行的地域，从事占田的客户、军户和官奴婢是占田制度下当然的受田者，占田面积是从屯田实践中的可靠数据。占田制并不剥夺私人占有的土地，但不论国有土地或私有土地，都要纳入占田制的体制中。占田制的实施，在西晋收到良好的效果。后赵、成汉、东晋、南朝对丁男征收的定额地租，都是占田制的变种。长江上下游各国都认真地执行了占田制。他的这些看法，不同于流行的观点，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新说。陈连庆研究魏晋经济史的精辟见解，都寓于不久前问世的《<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这部遗著中。本书名为校注，连起来实际上是一篇篇独立成章的好论文。如对曹魏屯田的论述，对西域入贡条的注，对司马氏在淮河流域屯田的考证，对永嘉乱后北方人口的论述，关于"衣食客""荫客"的注，关于魏晋时期在南北朝各地所修建水利工程的考证、关于拓跋氏封建化的论述等等都有独到见解闪烁其间。正如何兹全教授在序言中所云："连庆的注，实际上就是他的作，在《<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蕴含着连庆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学问。"　　此外，陈连庆对汉代的农民起义，汉代的物价以及魏晋南北朝的胡姓问题都有撰述。《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的两汉物价》、《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等，均是有独到见解的论文。陈连庆的又一部力作《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的问世填补了民族史、姓氏学研究的空白，书中所收少数民族姓氏，时间断限上及秦汉，下至隋统一，民族则包容南北，兼及胡夷蛮越，其编排方法以姓系事，先考证姓氏及族属源流，次引事例，颇具宏丰，反映了先生的治史功力。
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陈连庆发表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对大秦、拂菻的名称作了透辟的考证，并论及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他发表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对这一历史时期西域贾胡的活动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空白。他还撰写了《<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的西域诸国考略》、《<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考实》，确定了有关国家的地望，证明了北魏后期中国同萨珊王朝、*哒、眧武九姓诸国、印度以及拜占廷帝国的往来是十分密切的。
对南海交通的研究，陈连庆注意到为前人所忽略的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出使扶南。先生在《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扶南之行》一文中，对朱应、康泰的出使目的、出使的路线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情况作了详实的考证，认为他们出使扶南的活动，可以与张骞通使西域先后媲美。《<大德南海志>研究》和《<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是先生研究元代在《永乐大典》中发现的一些佚文。通过对这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先生发现，元初广东港的商品贸易，已经具有世界规模，进口商品种类繁多，应该对元代的海外贸易做出重新估价。另外，关于日本邪马台国的地望问题，陈连庆撰写了《邪马台地望考》，根据我国大量文献的记载，指出邪马台位置应该在日本的畿内，而不在九州。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陈连庆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古文献的辨伪、断代、校勘、辑佚、目录以及版本都　有很多独到见解。他发表了《〈周礼〉成书时代的探索》，文中认为《周礼》是兼综儒法的一家之言，全书贯穿着以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同《吕氏春秋》、云梦《秦律》《日书》有许多相同的用语。《周礼》制作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之世。
《〈禹贡〉研究》一文认为《禹贡》和禹的关系不大，它不是夏代，也不是殷商、西周或春秋的作品，而是地道的战国作品。他还发表了《<列子>与佛经的因袭关系》一文，把《列子》的成书，同佛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题名为晋嵇会著的今本《南方草本状》，一直被认为是晋代的作品，而且被看作是我国第一部植物志。余嘉锡先生发现了此书的作伪痕迹，在此基础上，陈连庆写成《今本<南方草木>研究》，对《草木状》一书84条，证明其中有60多条均自其它古书稗贩而来。今本《草木状》不是晋人作品，它的作者也不是嵇会，而确确实实为南宋作品，至少在南宋初年已经成书。
陈连庆于断代、校勘、辑佚和文献研究方面的著述宏富。《<管子·问篇>制作年代》、《<轻重>等篇所见物价及其年代》、《<通鉴>的战国史学》、《<曹瞒传>辑校》、《<三国志·华佗传>研究》等，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论文。
古文字学的研究。陈连庆不仅常于利用古文字来考证史实，而且对古文字的考释，也是有很深切功力。在金文和简牍研究方面多有著述发表。《兮甲盘考释》、《敔簋铭文浅释》、《晋姜鼎新释》等。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居延汉篇札记》是陈连庆主要的研究成果。在《札记》中，他指出，汉简中记载了历史上最早一次海上人民起义，即所谓的"临淮海贼"。东汉建武初年。窦融据有河西，复五铢钱事，也只见于汉简中。依据汉简，考证出文献中所不见的史实，是先生治汉简的重要特点。
社会评价概览
一、赵俪生先生序连庆兄长我一岁，先我而去了。侄女翰写信来，叫给文集写篇文章。这意思我是明白的。旧籍中一位学人逝世，其墓志碑传，全要托付得人}而被托付者也都能“不辞而为之文”。但要我来承受这种委托，是有局限的量也就是说，有合适的部分，也有不合适的部分。论情谊，应该说是够了，我二人同事虽仅半载，但其后神交四十年，鱼雁频通，学术见解几乎是尽相同而无所忤。但论学问，特别是所谓旧学根底，我却望不到连庆兄的项背，他太渊博了，根底太厚了，让我来状述他，怎么能配得上呢?我说这话，丝毫不带有谀人或自贬以示谦捞的意思。有井水饮处皆知我最不富于谦撝的品性。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把连庆兄一生晦为人知的一些底蕴留给后世。我很快也要随连庆兄而去了，我再故作谦撝，又有什么意思呢?
大凡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诱导与奖进，也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抑制和局限。有时，这些外力是无可超越的，自己无可选择的，也就是说，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这几天我们从电视中看到巴格达住进指定公寓里那些美英平民，他们能选择吗?同样，六十年前日本军阀统治东北近二十年，这对连庆兄来说，能选择吗?当然，个别东北人跑到重庆的也有，跑到延安的也有，但那究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忍受过来。试想，这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五至二十年呀。在我与连庆兄的应对进退之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件无可超越的事在他身上打下的沉重的烙印。他在骨子里更顽强；但在表面上更晦黯。这个特点，从他的全部学术上也可以体察出来。
我常说，我平生有两位最爱谈学问的朋友，一位是童书业先生(号丕绳)，一位就是连庆兄。他二位都是谈起来没有完，两三个小时持续下去，由于兴趣充沛，所以谈者听者均不感疲劳。但两位在方法论的方向性上，却截然反背。丕绳兄最爱谈观点，他的话往往总是这样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观点’’。你仔细听下去，观点，观点，他与古往今来的某观点有什么差距，与另一观点又有什么差距，几乎一点史料的事儿都不沾。可是等他过几天写出文章来时，史料全托出来了。连庆兄与此恰恰相反，他是史料，史料，一直是史料。你仔细听下去，有很妙的体会。那就是说，他的史料不是三刀两爪子现抓现拿来的，也不是为了说明某一结论有意组织起来的，他是从长期自如的读书中涵泳出来的。那么自然，那么绵密，一点不沾‘强证成说’的迹象。我懂得，这样子谈学问，是很不容易的了。他一句不谈观点，但你听过之后，经过反思，他的观点本身，不就埋藏在谈话之中么。
这两位都是魏晋封建说的主张者。但表现又有不同，丕绳一直有惧怕什么的心态，总是担心会与某权威相抵触，所以写文章时不免把观点变来变去，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最好，自己也经常说‘心不谓妥’。连庆兄有没有惧怕心态我说不清楚，他的办法是藏在肚子里，不表露。他在晚年的自述里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章；三中全会后的不到十年里，他一鼓气发了50多篇。三中全会以前的那些悠长岁月，也就是他有受抑制感的年代，也就是他顽强而晦黯的年代。试想，80年在南湖的会议上，还有人说魏晋封建说是“托派理论"嘛，’你叫连庆兄如何不晦黯呢?
但在我看来，只有连庆兄才够得上是魏晋封建说的盟主，只有他才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彻头彻尾的研究者。他研究了西周奴隶制的早期性，继之他阐述了春秋的过渡性，然后他揭示了从战国到王莽间360年古典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之降格的出现。他对债务奴隶和西汉小农破产的研究，是精湛的。再继之，他又研究了奴隶在北朝和南朝的残余，作为尾声。这样，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奴隶身份，也就是说，人身的全强制身份，亦即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加在一起的一种强制，自始至终，自浅至深，自初期到发达期到衰落转化期，做了细致、绵密的研究。在这方面，他和有些人是区别着的。
那些诸公们，往往是只抓住几个条条死抠，有的抠经典文段，有的抠罗马史，有的抠《左传》、《史记》中的只言片语，以及这些只言片语关联的若干琐细考证。他们给人的感受是醒目的；但也是单寡的。连庆兄不是如此。。他从一种类乎“南高派"(注)的学风出发，‘慢条厮理地进行罗列。比较，分析，从更广阔而不局促的天地里强化自己的谴服力。现在，这些文章都收在本集之中了，读者可以自取。其实，外国学者凡要真正搞清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之究竟者，满可以将本集内的一些精彩片段摘译过去。
连庆兄并不单指研究历史上奴隶身份的衍变，他还结合了土地所有制和兵制来综合在一起研究，这样不仅仅加深了对奴隶制的阐述的说服力，并且对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都有了更透辟的看法；他对占田制的种种阐释，是精湛的。这种透辟和精湛，据我的理解，是由跨越而来。过去搞历史的，讲究摘先秦的不涉两汉，搞两汉的不谈魏晋，这样搞出来的学问是狭促的。连庆兄不是如此，无论讲课也好，写论文也好，总是跨越三段，这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自己史学幅度宏阔，见解通达。那些只会拿一点竹头榍教给学生的，虽然自己也沽沾睁喜，但到头来只可能是三家村的学者。
任何人都有局限，连庆兄也不能例外。譬如说，“文” “史挣、“哲"三个方面，连庆兄一生是相当地集中在“史"上了。对于“文”(文学)，他在自述里说过，他对诗词极饶兴趣。我也听到过他谈诗，那是很精妙的。但他自认缺乏“灵感”。所以一生不以辞章擅长。“哲"呢?这当我考虑连庆兄一生时，不能不是一个谜。他读书如此渊博，不能说对孟、苟、老、庄、以及程朱陆王没有心得体会。他为什么不写文章呢?这问题，在他生前我未及问他，而今己莫及了。可能这与50年代60年代的学风有关，那时讲历史最注重经济基础，至于社会意识和人们心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是到80年代才被普遍关切的。但潮流是一回事，自己藏在肚子里的又是一回事。当时潮流不提倡，我们私下里照样搞，这样的经验是很多的。那么，连庆兄为什么不、或者很少涉入哲学呢?我这样想并且这样问的原因是，历史是少不了哲学的，也就是说，少不了理性思维。理性思维能使感性史学发生惊人的变化，产生升华的认识。连庆兄不搞这些，在这一点上，我至今困惑不解。另还有一种揣测。有一位非常权威的老一辈史学家评论章学诚时曾说，“读书少的人爱发议论"。这句话的逆反命题自然是：读书多的人就发不出议论来了。连庆兄是否因为读书太多就自我抑制了哲学兴趣和理性思维了呢?估悬此，以待后世高明者的论定。
据说，责任编辑同志许锘我可以秉笔驰骋，万字不禁。但我究竟是老了，就这四千字，已经是断续想了四天，写了四天，只好结束。连庆兄很爱的两句诗是：“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我认为，用“幽草”自况是不确切的，连庆兄哪里是幽草，他是一片东北大森林，茫茫无际。“晚晴’’倒是确切的，在晚晴的光辉下，连庆兄一生呕血之作才得以按目前的样子托给人世，托给学术界。连庆兄有了这部文集，庶几乎可以不朽了。二、罗继祖先生序  三、何兹全先生序陈连庆教授的《〈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就要出版了，编者嘱我写序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 　　
我常常想，为别人书作注，比自己写书难。自己写书，材料搜集好，按照自己的思路，信笔书写就是。为别人的书作注，须要跟着别人的文路、思路走。书写到哪里，注就要跟着走到哪里，注者就要追古逐今，上下五千年。如果没有博学基础，大海捞针，你到哪里去找，哪里去寻？注家没有广博的学问为基础，作者的每句话、每段话都会处处是拦路虎，使注家寸步难行。 　　
自来学者都推崇裴松之《三国志》注好。陈寿《三国志》比较简单，裴注的贡献在“博引载籍，增广异闻” ，“详引诸书错瓦之文，折衷以归一是” 。 　　
裴松之以前的注史者，如服虔、杜预等注《左传》，贾逵、韦昭注《汉书》，裴松之以后的注史者，如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重点多在文字音义、地理寻迹、名物 　　训诂等方面。 　　
这可以说是古人注书的两大派，裴松之是一派，注以“补充事实，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发表评论”为主 。杜预、颜师古等为一派，注以文字音义、名物训诂为主。两种注法，都是有贡献的。使书易读，使读者能懂，增广读者知识，都是好事，都是作者、读者的功臣。但，作注最好是两种方法并用。 　　连庆的《〈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就是兼用了这两种方法的。它有文字音义，名物训诂，又有长篇阐释。而他的阐释，不仅汇集了有关材料，还有考订，有议论，而又往往有自家的独到见解闪烁其间。这是非有博学的基础和精到的研究做不到的。如《〈晋书·食货志〉校注》第55-61页关于曹操屯田的几个注，就是一篇关于曹魏屯田的全面论述。把这几个注(注②到注⑦）连起来就是一篇精彩的曹魏屯田论文。最后列有“曹魏屯田图”，更使读者对曹魏全国屯田形势一目了然。 　　
连庆对中西交通特有研究。《〈晋书·食货志〉校注》第70-76页注⑨(西域人入贡条)长达三千七百多字，对三国时期魏、吴两国与西方和南洋的交贸关系作了历史和现状的全面论述，都是极见功力的。 　　
他对于河渠、地理的考订，更多有独到之处。如对于司马氏在淮河流域的屯田，魏晋时期在南北各地所修建的水利工程，皆有精密的考订。这裏只是略举几个例子，精彩之注释，随处都是。 　　
连庆和我都是所谓“汉魏之际封建论”的支持者。魏晋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初期，《晋书》、《魏书》两书《食货志》中有关封建化的，注中便特别立意论述。如《〈晋书·食货志〉校注》第115-117页注⑤关于“私相置名”注，第119-122页注④、⑤关于“奚官”的注，第122-123页注⑦关于“使皆如屯田法”的注，第154-155页注11、20关于“食食客”、“荫客”的注，第157-159页注①关于太康年间经济情况的注，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大好论文，它详细论述了自由人、奴隶的依附化。 　　
这种有考证、有分析、有概括、有独见的长篇巨“注”，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也很引人注目。如第221-222页注②论永嘉乱后北方人口，第229-231页注11论徒何种条， 　　指出“工使巧”上脱一“百”字，《魏书·太祖纪》“三十六万”“万”系“署”之误，第233-235页注22论述拓跋氏的封建化，第243-246页注①、③、④、⑤、⑦，论述逃户、绫罗户、杂营户、手工业工匠的依附民化、封建化等等，都是多有发明，有独立见解，长短不一的好文章。孔子曰“述而不作”。 其实古人的述，正是古人的作。以述为名，以作为实。从注疏中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正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特点。连庆的注，实际上就是他的作，在《〈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蕴含着连庆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学问。这也是他受古人影响寓作于注的大作了。 　　
连庆去了。他一生坎坷，又不幸早逝。我和他叨在知遇之交，有义务宣传他的学问，但恨才短学疏，连反映他的学问的一篇序都写不好。暂时也只好如此了。四、詹子庆先生记陈连庆教授离开我们快十年了，现在这部凝结着先生多年心血的《〈晋书·食货志〉　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终于问世，以此奉献给先生的英灵，作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祭奠。 
陈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追随他学习历史文献学、先秦史，从一九六一年听他讲《尚书》始，直到八十年代末他躺在病榻上，他始终关心我学业的进步。记得一九八九年四月的某一天，病中的陈师派其小女陈翰赠我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二)，内刊登先生的大作《〈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另一本是转赠朱绍侯教授的《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书中还夹带赐函一封，信中除谈到赠书外，还推荐我参加淄博学术会议，现把此段内容摘抄如下： 
“前几天山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给我一封请柬，拟在今年十月在齐都临淄召开管子齐文化讨论会，邀我参加。估计我的健康情况，参加还有困难。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山东去一趟。一是与本专业有关。二是参观古都遗址，能解决书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三是这次会议号称国际会议，也可以借机了解各方面的研究情况…… 
我的身体近来已逐渐好转，但仍不时感冒，暂时还不敢外出。 
陈连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 
其实这时先生体内可怕的癌细胞已在转移，完全靠坚强的事业心在支撑着他的体力，使他产生“逐渐好转”的错觉。病中他仍然坚持工作，审读外校送来的学位论文，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病危中的恩师还想到赠书于我，并想到推荐我参加学术会议，恩师这种一生以培养学生为己任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每当展读这件手书时，都要激起我心灵的震荡，使许多往事浮现在我眼前。 
记得我入学不久，先生就受到政治运动狂潮的冲击，陷入磨难中而在课堂上消失。后来我毕业留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时值经济困难时期，政治气候有些松动，系里考虑到我们这批新留任的助教入学后一直处于“运动”中，上上下下，上课很不正规，许多基础课都是草草收兵，为弥补我们这批刚留校的助教学业上的缺欠，教研室给我们补课，陈连庆教授讲唐以前历史文献，张亮采教授讲唐以后历史文献，徐喜辰教授讲先秦史。他们的讲授各有风格，但都那样认真，循循善诱，我们这批学子也都如饥似渴，若久旱逢甘雨。陈师讲读《今文尚书》，用的是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本，先生逐字逐句，旁征博引，既精于训诂释词，又重点解析义理，指出各篇大致的撰成年代和反映的时代特征，如讲授《尧典》，侧重讲解篇中反映的氏族社会情景，讲授《盘庚》，就篇中的“众”、“小人”的身份地位加以分析。课后，为逐字逐句弄懂文意，我自不量力做了一些篇章的白话翻译，以此作为习作交给陈师批阅，当时我自感幼稚，羞于出手，但出乎意料，却受到陈师的鼓励，他希望我能下此苦功夫、笨功夫，坚持下来必有成效。一九七八年当他得知我将去四川大学跟徐中舒教授进修先秦史时，他又勉励我说：“徐老是大家，跟他学定能学到实学。”我正是按照陈师的旨意奔赴四川追随徐老学习先秦史的。 
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先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那时他虽已年近古稀，但又焕发出学术青春。他的所有论著，其中包括资料积累和草稿的撰写虽是几十年功夫的准备，但其最后定稿都是在这十年中完成的，从中可见先生已达到高效率、大手笔的境界。先生博学多才，尽为人知，他的同辈人戏称先生为“活字典”，教研室老师们在治学方面遇到问题都求教于他，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先生治史，长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同时他于中西交通史、敦煌学也每有独到见解，对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也多有建树，对清乾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常有精辟论述。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于省吾教授称赞陈连庆教授：“博学多识”，“好学而笃志”（一）。著名史学家赵俪生教授称赞他：“太渊博了，根底太厚了。”（二）陈先生得到大家们的赞誉和公正确切的评价，当是受之无愧的。 
因为先生治学过勤，工作繁忙，我不能常惊扰他，偶而造访，他常停下伏案工作，与我滔滔不绝谈学答疑。记得一次他兴味盎然，与我谈到《周礼》的内容与成书年代，对周公说、刘歆说一一驳难，先生举出例证，认为只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成书才最为稳妥。每当此时，后学默记，惟恐不得领悟先生之卓识。 
陈师一生以读书、写作为乐，同时他也向往古人那样能“读破万卷书，行千里路”，他多次表达过去中原历史遗址考察的愿望，但在极“左”路线统治下，以陈先生的当时处境，这一愿望几乎不能实现，只有在拨乱反正后，先生才有机会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和历史考察。一九八三年我有幸陪先生去开封参加一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先生在会上精彩的发言，使与会者耳目一新，无不钦佩先生的学术和掌握历史文献的娴熟工力。会后我陪先生去南阳考察历史，那时国家处于改革之初，交通非常拥挤，食宿条件都很差，我惟恐使先生受累，但先生兴致勃勃，精神振奋，不计条件，与我同乘硬座，食宿在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内。到了南阳，下车伊始，就乘大客车去参观南阳汉画像砖博物馆，先生兴趣甚浓，全神贯注于每一块画像砖，对画像砖上反映的经济、宗族结构和各种人物故事多加指点，娓娓解释，然后又去库房，看到满地堆放着画像砖，他边走边默念着：“到处都是宝呀，可惜可惜。”此后他得知当地政府重视起这份珍贵历史遗产，盖了新馆，先生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喜悦，想再赴南阳考察，可惜那时他已体力不支了。参观毕我们踏上归程，行驶在拥挤不堪的陇海线上，陈先生讲这一路都是历史遗迹，若能每站下来驻足考察，岂不满载而归。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不过是不可企及的奢望。 
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学术渊博，未来得及把自己的学术创造全部结集，整理出来公开出版，给学术界留下了许多遗憾。今天把先生这部遗稿整理出版，也是为了弥补这份遗憾。 
最后，作为知情人，我有责任把这部书的编写缘由和整理过程简述于下，以便大家能了解这部书稿的分量。 
《历代食货志汇编》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重点科研课题。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教研室老师们就把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及其补志集辑为两册，并加以断句和部分校点。是书内部排印出来后，作为交流教材寄发到国内高校历史系。后来因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这项工作一搁就是二十多年。“文革”后，这项工作被教研室老师们重新捡起，并列入国家史学研究规则。此后，教研室进行了分工和组织工作。但后来由于人事变动和承担人健康状况等原因，只有少数食货志完成了校注：一本是李洵教授的《〈明史·食货志〉校注》，已于几年前由中华书局出版；而另一部则是陈连庆教授的《〈晋书·食货志〉校注和〈魏书·食货志〉校注》，完稿后送某出版社，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未得及时出版，直到一九九七年我校在讨论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时才将本书列入出版计划。是书交稿后，出版社组织编校力量，因为这是一部遗稿，势必在编校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麻烦。包瑞峰同志任责编，编、校、通读，做了大量技术性工作。接着，又请冯君实教授通读全稿，他作为陈先生的第一代弟子和助手，虽已年迈体衰，仍承担了繁重的校勘工作；在严寒的春节放假期间，他蹲图书馆，一干就是一个月。其后，陈先生的学生张鹤泉、王彦辉也都核对部分原文，做了繁琐的校对工作。陈先生的弟子们为了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都忠心耿耿，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在九泉之下若有知，也得以慰藉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注释 
(一)参见罗继祖教授为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史研究》作的序，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二)参见赵俪生教授为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史研究》作的序，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