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甄励富
人物简历
甄励富(1959.7.1—2010.3.20) 男，汉族，1959年7月1日出生，广东台山人，中共党员，1978年3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8.03——1980.12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战士；
1981.01——1985.03　台山县府办公室干部；
1985.03——1985.09　江门市委办公室干部；
1985.10——1986.09　江门市府车队副队长；
1986.10——1987.06　江门市市长秘书；
1987.07——1990.06　江门市市长秘书（副科级）（期间：1988.09—1990.07 江门市委党校党政干部大专班学习）；
1990.07——1991.09　江门市委副书记秘书（正科级）；
1991.10——1993.10　江门市委办秘书科科长；
1993.11——1995.02　江门市委办副主任；
1995.03——2003.07　江门市政府副秘书长（1995.03—2001.07 兼任市委市政府接待处处长）（期间：1998.09—2001.07 广东省社科院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2003.08——2008.11　江门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秘书长；
2008.08——2010年1月 江门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副厅级）、兼任江门市对口支援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受援地工作组组长。
2010年1月 江门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1]
工作分工：负责江门市对口支援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兼任受援地工作组组长。
2010年3月20日凌晨在其家附近自缢身亡，终年51岁。

援建汶川的江门模式
2009年12月1日，在汶川一中旁边一间简单的工作会议室中见到了甄励富。再过两天即是广东援建汶川“十大民生工程”交付使用的日子了，这一次终于看见了甄励富脸上少有的轻松之态。
“雁门乡每个村他都去过多次，每一个项目现场他都亲自看过。”雁门乡党委书记黄燕告诉记者，“尽管甄励富年龄最长、职务最高，但他没有因此而对自己搞丝毫特殊，相反他是援建工作组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工作强度最大，下乡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最勤的一个。”
江门模式援建汶川在萝卜寨，从2600米高山深处艰辛引来的供水工程让这个华夏最古老的羌寨终于告别了千百年来夏背水冬背冰的历史。
萝卜寨饮水难已经成为当地老生常谈的问题。地处高海拔的萝卜寨，村民们一直靠下山背水生活，由于当地资金困难和技术难题，虽然每年都在为萝卜寨修建供水工程，但那里的村民依然用不了水。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年年修，天天背。此外，山路十八弯的萝卜寨也始终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不是越野车根本别想爬上去”。5.12特大地震后，素有“古羌王遗都”和“云朵上的寨子”之称的萝卜寨村，所有房屋全部夷为平地。
甄励富说，刚开始着手萝卜寨供水工程时，道路不通，只能徒步上山，每次上山来回要花掉近两小时，他最多的时候连续六天每天上山一次。“重建萝卜寨是一件非常细致的事情，修路、供水、排污、供电、公共服务设施用房、村民广场全面纳入援建范围，而且设计中我强调一定要重新焕发‘中国第一羌寨’的风貌。”
“我以前在广东江门就是专门负责城市建设部分，所以在这一块比较有经验。我对工作组的管理非常细，落实的项目抓管理的人有80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专人负责，专人跟进。在设立江门援建基金后，我在财务方面的管理也非常严谨，每一笔开支都通过汶川县委的许可，完全做到透明高效。”甄励富顿了顿无不自豪地说，“江门基金总额在全省排名第七，却完成了排名第四的工作量！”
“汶川的硬件设施建设至少提前了二十年”。来自广东的一位媒体工作者如此评价说。
但高楼大厦并非广东援建人员眼中最大的成绩，在甄励富看来，所有的硬件设施都只是在“栽培土壤”，在那些设施先进的建筑和设施背后，思想开放的南粤文明给相对封闭的汶川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冲击或许才是“希望的种子”。“如果改变了思想观念，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将会比我们援建几十个亿还大得多。”甄励富说。
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发生着，这个躲在群山之中，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羌城，也许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心有所感：“广东对汶川的对口援建，不仅是给我们带来了物质的援建，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的援建。”
广东效率感染汶川刚来到汶川的时候，尽管甄励富一心想着“赶紧做事”，可是当汶川模式与江门模式碰撞的时候，还是让他焦急万分。
“这里的‘马上’和‘恼火得很’可让我印象深刻啊！呵呵！”甄励富笑着说。
2008年8月7日，甄励富带着江门市对口支援汶川县雁门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组抵达汶川雁门。年近50岁的甄励富用三天半时间，走遍雁门乡9个行政村22个村民小组。三天半的实地调查，他不仅看到了各村受损的严重程度，也看到了村民生活的艰难。
甄励富很快发现，汶川当地人最喜欢说“马上”。当时甄励富以为，这就是立即的意思。接下来，令甄励富哭笑不得的是，通知乡干部开会，说好是上午9点，结果到了上午9点30分还没到，打电话过去询问，都说“马上”，结果时间过去了近40分钟人才聚齐。
他渐渐搞明白了，“马上”只是当地一种应付的口头禅，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另一句让他害怕的话是“恼火得很”。甄励富说，一项工作交办下去，本来分工协作，可以很快完成，可到了差不多完成的时候一检查，都是异口同声“恼火得很”。
这种缺乏时间和效率的观念，让甄励富开始的工作根本推动不了。“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广东深圳二三十年前就提出来了，而在这里，在我们来以前还没有这个意识。”甄励富说。
后来，甄励富便在一次乡村干部大会上提出要求：希望乡村干部们能够在工作中不再说“马上”和“恼火得很”，而把“马上”改为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几分钟后能见面就请说明是几分钟，如果的确遇到了“恼火得很”的事，也请说明为什么恼火，然后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甄励富半开玩笑半认真，会上也响起善意的笑声。
而另外让甄励富难忘的就是修建汶川一中时所遇到的困难。“因为这个汶川一中啊，我的头发都白了好多哦，呵呵！”甄励富笑着说。只不过，对于曾经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甄励富已不愿多说。
回头检视援建工作的得失，甄励富诚恳地说，广东带给汶川的应该不仅是硬件工程的建设，更应该做的是对人的培训。“围绕这些硬件设施，要发挥最大效益。对人的培训和改造，以前还没有意识到，现在就必须做了，不然你做了可能会白做。”    
末了，记者问到2009年年末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甄励富微微仰起头，笑着说：“回家！”。[3]
励富三哭
综述汶川发生8级地震！2008年5月12日下午3时，甄励富收到朋友的手机短信，心头一颤：汶川、汶村，在广东话里发音是一样的，这个汶川是不是老家台山汶村？手忙脚乱地拨通家里电话，听到老父亲的声音，才长吁一口气。  甄励富在四川地震灾区　甄励富因此多了个更加关注汶川地震灾区的理由。当得知广东省要选派干部对口支援汶川县，时任江门市政府秘书长的甄励富第一时间报了名。
萝卜寨供水工程通水，结束村民千年背水历史。图为江门市长助理、市受援地工作组组长甄励富为村民倒水。
在汶川雁门乡的9个月里，甄励富三度落泪，被省工作组的同事称为“很有代表性的三哭”。
不能送岳父一程第一次哭，是不能送岳父一程。
去年8月3日下午，临出发赴川，岳父正处病危期间，他心里也希望能留下来送岳父最后一程，但是最后还是决然奔赴雁门。8月11日，妻子打来电话，岳父去世了。甄励富眼睛湿润，摇摇头：“当时妻子很激动，一个劲地问我能不能回，我实在没办法，直接就哭了。”到现在，他想起这件事仍深感愧疚。
工作太难第二次哭，是工作太难。
作为目前广东援建汶川最大项目，按照正常来说，汶川一中仅施工就需要500多天，而留给江门的时间只剩下260多天。时间紧迫，还要面对停水停电等突发状况与材料运输的困难。一天半夜，施工队老总李耀南“砰砰砰”地敲开甄励富的宿舍门，坐下就哭。原来，那时一施工处地质勘探不准确，原计划挖2米地基，结果挖了6米还不行，足足耽误了10多天时间。“听完我也忍不住哭了。我50岁，他58岁，我们就这样哭了。”后来，他们昼夜施工，4月16日，汶川一中19栋建筑仅花了73天就全部封顶并顺利通过验收。
沟通不畅第三次哭，是沟通不畅。
来雁门不久，甄励富深感东、西部干部群众在工作方式、效率等方面有很大差别。当地人有两句口头禅：“马上”和“恼火得很”，“马上”可能是十分钟、一个小时、一天，甚至是一个月，“恼火得很”则成了很多干部完不成工作的借口。于是，他要求：“以后任何同志跟我沟通，不准随便用这两句口头禅。‘马上’要改为具体时间。如果遇到‘恼火得很’的事情，也必须说明原因，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一天晚上，在工作会议上甄励富又听到一位乡干部用“恼火得很”来解释自己没有完成的任务。晚上回到板房，他越想越苦恼，忍不住哭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这几个月里，当地干部的工作方式和效率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家沟通越来越顺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