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路易-艾黎
人物简介
80多年前，一位新西兰年轻人抱着好奇的心态来到中国。从此，他的命运便紧紧地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路易·艾黎。他在中国生活了60年。这60年，是他帮助中国人民生产自救的60年，是他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60年，更是他推动中新友谊的60年。
20世纪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他同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
  路易·艾黎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
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病逝。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2009年12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外国专家局主办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年间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或与中国缘分最深的外国友人”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
著有诗集《工合》（1948）、《山丹笔记之页》（1950）、《充满生气的北京的片断》（1955）、《今日中国》（1957）；散文《京戏》（1953）、《外蒙古之行》（1957）、《洪湖精神》（1966），论著《中国：古代瓷窑和现代陶瓷》（与加纳西合著）等。此外还有《艾黎自传》、《中国见闻录》等。还将一些中国古典诗集译成英文。
人物经历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十几年前，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建起了一座路易·艾黎纪念园。在这个纪念园里，人们不仅可以听到这首专门为他创作的歌曲，还可以看到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新两国友好所做的贡献。他的雕像边上有一块碑，上面写着：“路易·艾黎，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1927年，路易·艾黎只身来到中国，本来只是想看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待几个月就回去。然而，在看到中国百姓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贫苦生活后，艾黎毅然决定留下来帮助他们。没想到这一留就是60年。艾黎的外甥戴维说，他的舅舅就应该是做大事的人：“这个家庭对于人生的态度非常严谨。对他们来说，人生是一个严谨的事业，你不能随随便便地过生活，你需要努力去构造世界，你需要去帮助别人，而不是无所事事。” 
路易·艾黎的母亲克莱拉是新西兰著名的女权运动者。受家庭的影响，艾黎从小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这也成就了他在中国的事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工业几近瘫痪，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和失业让无数中国百姓苦不堪言。艾黎认为，应该把失业工人和难民联合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在他与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倡议下，旨在恢复和发展中国工业、帮助中国工人生产自救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工合）组织于1938年成立。艾黎担任秘书长，开始为工合运动四处奔走。 
1942年，艾黎在陕西成立了培黎学校，专门培养技术工人。后为躲避日本的轰炸，学校又从陕西搬到了偏远的甘肃省山丹县。这就是著名的山丹培黎学校。这个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地培养技术人才发挥作用。谈起这些，山丹培黎学校副校长刘国忠不无感慨：“在山丹，你要一谈起路易·艾黎，大家都知道，都怀着特别尊敬，特别崇拜的心情。你到农村或是城市，一提到艾黎，都知道那是工合，那是培黎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制裁，路易·艾黎这个支持红色政权的新西兰人一度被新西兰政府视为叛国者。不过，他在新西兰的家人和朋友并没有抛弃他，曾经一起为工合运动奔走的人们又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协会现任主席李云史东说，正是因为路易·艾黎，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才会如此密切：“我们很自豪，在中国领导人去欧洲访问之前，我们（新西兰人）就有机会见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我想这正是路易给我们留下的两国友谊的传承，他永远是我们新西兰伟大的英雄。” 
李云史东的妻子朱迪也是新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已经退休的老两口完全是无偿自愿地在做着协会的工作：“因为我们喜欢中国人，路易·艾黎的精神激励了我们，我们希望两国人民能够走得更近。” 
1987年，路易·艾黎在北京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乡－－甘肃山丹。邓小平在挽联上写道：“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今天，无论是在新西兰还是中国，人们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着这位伟大的英雄。他的母校法伦奴易小学成立了一所以路易·艾黎命名的中文学校。校长吕智红说，正是因为以路易·艾黎命名，学校不仅承担了中文教学的工作，还承担着发扬路易精神的使命：“我们学校在这里已经10多年了，正是因为这所学校与路易·艾黎、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定的渊源，使我们能够在这里稳定长远地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把路易·艾黎先生的精神传承下去。” 
当听说路易·艾黎在“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活动中被评选为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之一时，艾黎的侄女菲利帕备感骄傲：“是的，我为他感到自豪，对他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宋庆龄与路易·艾黎
宋庆龄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近一个世纪以来，宋庆龄是缔结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她与众多的国际友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得到了国际友人的热情帮助；她也帮助在华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在这其中，宋庆龄与长期留在中国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交往。 
宋庆龄说:“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
路易·艾黎说:“我认识她以后，她要求把所有给我的信阅后立即销毁。所以我手头无信可翻阅。”“在‘文化革命’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信，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1977年12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路易·艾黎的80寿辰举行热烈隆重的晚宴。邓小平同志代表我国党和政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路易·艾黎，“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但是，像艾黎同志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不管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我们创业的时期，或者在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一贯地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大量努力，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受到了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我们感到，他的工作非常值得我们感谢。” 
路易·艾黎于1897年12月2日诞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里省斯普林菲尔市。 
1926年，路易·艾黎被报纸上不断刊登的中国北伐战争的消息所吸引，到中国去!看看这个东方大国，究竟发生了什么。1927年3月13日，他乘坐一艘载运中国劳工回国的轮船，经菲律宾抵达香港。在香港逗留的3天中，艾黎听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于是他换乘另一艘轮船，于4月21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动乱之中，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工人控制了上海。被工人胜利吓破胆的蒋介石，决定以武力制止共产党迅速扩大的影响。这个利用人民革命的浪潮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军阀，开历史倒车，进行了一场血腥大屠杀，使上海和中国其它一些地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刚刚抵达上海的路易·艾黎，虽然不甚了解在此之前发生的事。但从一踏上码头，他已感受到了如同新西兰麻奥里人对英国统治者那样的仇视。当他经过一个码头工人身边时，那工人朝他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为什么对我这样仇视?”他望着这个工人远去的背影问自己。他环顾了一下这个租界上的气氛，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上海在当时有许多外国军队，工人中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艾黎到达上海的第四天，就在给家人的信中谈到这个城市的贫富不均的现象:一面是住着宫殿式宅邸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一面是“辛苦劳动，比牛马还不如”的“处于最底层的阶级!”他感到这种制度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当时无能为力去改变它。” 
路易·艾黎于1927年5月16日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担任检查工厂防火措施的见习官。几个月后，任该处督察员。他经常深入工厂，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把自己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全都消磨在有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他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和上海话，熟悉了解普通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在从事督察工作期间，最使艾黎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1929年，当艾黎看到一批缫丝工会的人在无锡被作为共产党残杀之后，他对在旧制度下可能进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了，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1933年，艾黎开始结识了宋庆龄，他和上海一些进步的国际朋友在宋庆龄帮助下，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小组。负责人是艾黎和西普。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有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私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他们结合国内外时事进行讨论。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的地点举行。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小组成员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使他们可以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艾黎明白了中国国内的斗争，并越来越关心这些斗争。 
路易·艾黎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他已开始从报纸上注意有关宋庆龄与何香凝发起组织“北伐红十字会”，在武汉地区开展卓有成效的救护活动的报导。后来，宋庆龄到莫斯科，艾黎又从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中了解宋庆龄的情况。艾黎在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写道:“远在1933年我认识她以前，她就是遵循孙逸仙博士的遗志，尽一切可能，致力于革命工作。并视它为己任。”“但直到1933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带我到她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我才认识她本人。我听她回顾20年代初期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当时军阀陈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击革命者。她藏身在死者中间，后来伺机匍匐逃离现场，到一家家店铺去要求避难，终于找到了一家。她后来弄到一条船，与丈夫在珠江上的一艘军舰上重聚。”自从结识宋庆龄以后，艾黎的政治生涯与中国革命开始发生传奇性的结合。他的住所经常被革命志士用作避难居留地，他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扩大红军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组织，为苏区伤病员购买药品，为红军根据地购买无线电器材，输送专业人员。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使他逐步转变为一名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期间，艾黎曾多次配合宋庆龄安排一些“不速之客”的活动。 
1935年的一天晚上，史沫特莱陪同一个身材不高的人来到艾黎家，介绍说这是“查尔斯”。于是查尔斯成了艾黎家的一员，在艾黎家住了将近一年。后来，艾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1936年，刘鼎被党中央正式委派为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住在艾黎家期间，当局曾以查电表为名，搜查艾黎的住宅，为了刘鼎的安全，艾黎在风声紧时，把他送到宋庆龄家里躲避了几天。 
刘鼎在上海期间，宋庆龄得知张学良将军曾来上海托李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寻找中共的关系。宋庆龄认为刘鼎最适合代表中共去张那里，并可以让张帮助刘鼎去陕北，就安排了董牧师与刘鼎接洽。刘鼎临走时把宋庆龄托他转的密信塞在锤子把内，又用台虎钳扳紧锤子头。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的历史性会见，以后又奉派常驻在西安张学良将军的总司令部。
1936年9月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刘鼎要艾黎到西安去，把红军在山西缴获的山西省银行钞票，兑换成可以通用的中央钞票。艾黎在兑换这笔巨款的过程中，利用他的大鼻子和冷静、镇定、略带一点西方人的傲慢，迅速、机智、敏捷地完成了任务。宋庆龄将这笔款凑满了1万元，并说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将款电汇给刘鼎。在西安事变之前，这笔款子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 
艾黎家顶楼的小房间里，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由甘普霖负责，两个德共年轻的女党员协助他工作。他们通过这部电台，与在国内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着通讯联系。1936年，中央电台传来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大家无比喜悦，借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在艾黎的寓所里，举行了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和正在筹办《中国呼声》杂志的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都赶来参加，刘鼎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宋庆龄一反往常文静的仪态，端庄的脸上泛着红晕，与艾黎等国际朋友频频举杯，祝词庆贺长征的胜利。 
路易.艾黎在上海居住了11年(1927-1938)，他是怀着一种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心来到上海。当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分子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镇压、屠杀革命工人和青年，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他感到愤恨和不平。后来，他结识了鲁迅、史沫特莱和其他进步人士。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的愤怒和不平变为要求改革的力量。与宋庆龄结识交往以后，艾黎与宋庆龄之间的来往一直没有间断过，友谊日益加深，一直到晚年，他仍然以崇敬的心情在“自传”中写道:“我在上海的年代充满着记忆，其中许多是关于宋庆龄的。从国民党在1927年接收上海到1937年撤离内地，她从未停止斗争。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先夫孙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实，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继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方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 
“随着岁月的流逝，从我后来同她的交往中，越来越感到在她秀丽文雅的外表下，包容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她总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阵地，来帮助那些为她所坚信的一切而奋斗的人们。这不仅仅表现在文化阵地上，而且表现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 
有一回，需要从上海的东市区取来一大包枪支弹药，秘密运送给远在外地的红军。尽管警察检查极严，宋庆龄还是把武器放在她乘坐的黄包车车座下，顺利地通过了租界上的重重警哨和关卡。艾黎可以知道那一包家伙有多重，因为在宋庆龄离开上海之前，这包东西又转到艾黎的住处，后来，艾黎要离开上海时，才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最使艾黎难以忘怀的是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宋庆龄离开上海时，那个寒冷灰暗的冬天的早晨，宋庆龄打电话给艾黎，要他乘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艾黎到达时，见她正在和两位同意看管她房子的外籍妇女喝临别咖啡。壁炉里燃烧着明亮的火焰，她说笑着与她们挥手告别。然后坐上了艾黎的车。李妈坐在前座上，手里提一个小布包袱。当她们从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恶棍们中间走过时，宋庆龄安详地挽着艾黎的胳膊，与他谈笑风生，旁无若人。他们没有遭到任何盘问。
30年以后，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在文革中为艾黎写的证明信中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前，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1937年10月，路易·艾黎从欧美各国考察后回到上海，亲眼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诸多暴行。他为失业工人中日常发生的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感到担心。艾黎开始考虑如何以他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把劳力资源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11月，在上海的斯诺夫妇和艾黎议论了一个“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的想法”，“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⑿于是，先由艾黎起草了方案，三个人又对方案进行了修改，然后请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印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发。 
艾黎在上海酝酿筹办“工合”的过程中，随时把情况告诉宋庆龄和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宋庆龄为路易·艾黎等人的计划深受感动。她对这一运动“百分之百地支持”，高兴地当了“工合”运动的“保证人”，并且征求到她的兄弟宋子文的援助。 
中国“工合”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正如斯诺所说:“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宋庆龄凭借她的智慧和直觉，从一开始就看到，“工合”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是最被忽略的部分。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的民众运动。”“中国工业合作，代表人类的复兴，经济的进步与民主政治的教育。” 
工合的创建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支持。艾黎在武汉筹组“工合”总会时，经常同斯诺去找周恩来研究关于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周恩来鼓励他们要把这一事业进行下去，并指出: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是拉住国民党抗战，最好能取得国际上对抗战的支持，国民党对此十分在乎。当问到国民党抗日派中谁最有影响时，艾黎认为最起作用的两人是宋美龄和端纳。周恩来还认为:如果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置上来是最好不过了。这样工合组织才不会成为一个官僚机构。
宋庆龄于工合成立初始，便多次在演讲、文章和给国外友人的信中，阐述中国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广大华侨援助新生的工合事业。1938年8月15日，即工合总会在汉口成立后10天。52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纽约召开世界青年大会。宋庆龄在对大会所作的广播演说中，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她说: 
“日本不仅毁灭我们的家和居屋，尤其在企图毁灭我们的新式工业，希望将我们的人民变成它的农奴。”“对于日本的这种毁灭，我们的反应并非失望，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都已决心即在战争中，也要将日本所毁灭的生产力重建起来。我们打算在所有的内地，甚至在日本所占据的铁道两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厂。”“它是以合作社的方式开展着的，是政府与消费者共同经营的。”她指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作用是:“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图”。 
“工合”在中国创造了一个从纸上计划到实际行动之间的最短距离的纪录。从克服的困难来看，“工合”可以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勇敢、机敏和持久力的纪念碑。“工合”在抗战中成为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从国内来说，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唯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保持脆弱联系的组织。
路易·艾黎与中国人民一道生活和工作了整整60个春秋。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却收养和照顾了一批革命烈士的遗孤。1952年，艾黎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请，定居北京。从此，他便开始从事国际和平运动。1952年6月，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筹备会。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宋庆龄致开幕词。她列举了许多重要事实以说明“要求和平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壮大，向前迈进，成为世界上一支占优势的力量”。她说:“让我们动员人民，争取有助于和平共居的道德条件。”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的副团长一一艾黎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引起战争的各种力量是互相关联的，普通人有能力为和平而斗争，这一斗争具有国际性。“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是永远无法切断的。”
在积极投入国际和平运动的同时，路易·艾黎开始了写作生涯。他把发生在中国的伟大变革，报道给世界人民。从1952年起到现在，世界上出版他的著作和译作已达70多种。1972年，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为他在著述方面的惊人成就，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1986年12月19日，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在致路易.艾黎的信中说:“很少有人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如此重大的动乱和转变时期，一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你对中国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在中国和新西兰都广为人知并受到尊敬。你确实架起了缩短新、中两国之间距离的桥梁。”
1987年3月，邓颖超在《艾黎自传·序言》中对艾黎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有不少国际朋友给予我们宝贵的支援。但像新西兰的路易·艾黎那样，为中国人民工作的时间那么长、活动范围那么广、对我们了解得那么深的朋友，却是不多见的”。“艾黎同志从30年代在上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忠诚支持者。抗战期间，他组织的“工合”运动，为我后方生产救亡作出了重大贡献。40年代他创办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农民子弟中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的技术人才，他们至今仍在各生产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他积极投身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以及他杰出的社会活动更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他在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以及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事业中起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解放前后都经常关心艾黎同志的工作和生活，认为他是中国的一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朋友。艾黎同志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把一腔热情和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始终坚定不移，真不愧为一位无私无畏、襟怀坦荡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由衷地尊重他、爱戴他。”
艾黎在中国找到了他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知道，他所尊敬的中国人民需要他的才干；他同样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他说:“中国是通过千难万险的考验来铸造一种新型人的熔炉。”他断言:全世界翘首注视着中国宏伟事业的不断成功。只要延安精神和老革命家的精神常存，就阻挡不住中国走向统一和振兴。正在进行的改革预示着全国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和平意味着发展，人们将进入一个更有希望的新世界，达到梦想不到的高生活水平，并跨进宇宙。作为全球稳定的一支强大力量，北京将继续修建连接各国的桥梁，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