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债权
产生原因
和物权不同的是，债权是一种典型的相对权，只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效力，原则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之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 
债发生的原因在民法债编中主要可分为契约、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债的消灭原因则有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 
（1）合同。合同是债权产生最主要的原因。
（2）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可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在一般侵权行为中，当事人一方只有因自己的过错而给他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时，才负赔偿的责任，如果没有过错，就不需负赔偿责任。而在特殊侵权行为中，只要造成了他人的损失，就算你自己不存在过错，你仍要负赔偿责任。
（3）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既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也没有合同上的原因，取得了不当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行为。在不当得利的情况下，受到损失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另一方返还不当利益。
（4）无因管理。无因管理的含义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提供管理和服务的一方有权要求他方支付必要的费用。
在贷款、加工款、租金与交货、货物运输、技术服务六种债权标的形式中，对于前三种：贷款、加工款、租金，我们可归之为金钱债权，因为它们都是直接以货币为内容的；对于后三种，我们可称之为非金钱债权，它们不直接以金钱为内容，而是直接表现为一种行为、一种物或者智力成果。在这其中，金钱债权是最常见的债权，也是最重要的债权。
从会计意义看，债权是指单位未来收取款项的权利，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和应收补贴款告等。
法律特征
（1）债权为财产上的请求权，不得通过限制债务人的人身来实施。
（2）债权为相对权，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主张权利不得向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个人主张权利。 
（3）债权具有相容性和平等性。债权的相容性和平等性是指同一标的物上可以成立内容相同的数个债权，并且其相互间是平等的，在效力上不存在排他性和优先性。
（4）债权为有期限权利，不得设定无期限债权。不可侵性无论物权还是债权都是权利的具体类型。近代民法上的权利，作  债权为一个整体是建立在个人与国家对立的基础上的，目的在于对国家公权力的对抗。拉伦茨将法律关系称为人与人之间的法律纽带，并特别强调法律关系确立的这种联系的本质，不是以拘束为中心，而是以设定一种自由空间为中心，即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赋予特定的人的一种可能性——一种自由空间，所有其他人都不得干涉。”所以法律关系的本质，在于划定个人的意思所能独立支配的范围，这就是权利。萨维尼将权利分为三类：第一，人自出生时起就拥有的权利，它在生命期间不可剥夺，称为“原权”（Urrecht），大致相当于所称的人格权；第二，关于物的权利。“物”（sache）指可以为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自然界。当时的物权主要指所有权，属于比较简单的法律关系；第三，债权关系，即所谓“人与他人的关系”，仅限于指与他人特定行为的关系。萨维尼还指出，债权与所有权有区别，但也有类似，其中一点就是债权与所有权一样，也具有以主体意思支配外界某部分的本质。所以债权作为权利的一种，一经成立也就划定了债权人的意思所能独立支配的范围，这种独立的意思支配作为权利的一种，当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第三人都不得非法干预。 总之，债权与物权同属权利的具体类型，都确定了权利人自由活动的空间，这种空间一经确立就成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所具有的不容他人非法干预的效力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私法意思自治的内容与其也毫无关系。法律对这种秩序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何种保护，是个人意思无法达到的领域，这与合同下的权利义务由当事人自己设定迥然有别。简要说来，意思自治给个人自由进入债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当事人是否进入、怎样进入以及进入怎样的法律关系，概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但这种法律关系一旦确定，就成了一种既定的法律秩序，正是这种秩序，而不是法律关系具体的内容，与其他第三人发生了联系，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这种秩序，不得随意破坏，这就决定了债权的不可侵性。
侵害债权制度建立的最大障碍在于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在论及两者的关系时，法国学者Demogno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所应负的责任并不是合同责任。根据另一位法国学者BorisStark的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65条虽将合同责任限于合同当事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人侵害债权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他认为，依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这仅仅意味着，债权人无权以此项合同为依据而请求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中国也有学者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在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情况下，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形成为一种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因此不能用合同相对性的规则来否定债权人对第三人所享有的侵权法上的权利。这种观点指出了侵权关系与合同关系的不同，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要在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一种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则必须首先论证债权具有不可侵性，否则侵权关系无从发生，更谈不上与合同关系的区别了。为此，学者们进一步将债的效力分为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认为：“债权的不可侵犯性主要用来描述债权人与不特定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债的对外效力，债的相对性则用来表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债的对内效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如果将债权的不可侵性归入债权的效力范畴，论证并不充分，因为债权的相对性决定了债权人无法向第三人主张债权的任何内容，也就是说，从债权本身具有的内容出发进行推论，债权的效力很难及于第三人，这与物权不管被多少人侵害，物权人可径直追到物的最后占有人，是截然不同的。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是指债权人的请求权只对特定的债务人发生效力。法国学者Demogno清楚地指出，依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仅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这仅仅意味着，债权人无权以此项合同为依据而请求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所以债权的相对性表明的是权利行使的范围，即权利的行使针对的是特定人。 
众所周知，合同集中体现了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法国学者卡尔波尼埃（Carbonnier）指出，意思自治是一种法哲学理论，即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权利义务发生的根据；在民法体系中，合 
  债权同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部分，而个人意志则是合同的核心，亦即在合同范围内，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学者古诺（Gounot）更是指明了意思自治的双重含义：意思自治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当事人不应当被他所不曾同意接受的义务所约束。以上两位学者的论述，可归结为两个意思：第一，合同下的权利与义务由当事人设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第二，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并没有为自己设定合同下的任何权利与义务，因此不受合同项下义务的任何约束，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债权人无权以合同为依据请求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不难发现，这两个意思说的正是合同的相对性，表明了合同的相对性正是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必然要求，所以意思自治是我们讨论债的相对性的前提与背景。　
意思自治，是通过推行法律行为制度来实现的。与其他法律事实不同，法律行为形成的法律效果，由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决定，是一种意欲内容效果，即依其意思表示内容而发生或变动法律关系。而在其他法律事实，其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法律效果的内容，而是引发法律规定适用，即法律效果由法律直接规定。法律行为之所以能产生法律效力，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确认如此，而首先是因为实施法律行为的人，意图通过法律行为引起法律后果。法律行为制度不只是价值上确立全面私法自治的工具，而且还是技术上精确规范私法自治的工具。自治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牵涉到关系人的利害，因此法律不得不考量某种自治是否合理。法律维护的自治行为只能是它所认为合理的行为。
德国法学提出的法律行为理论，通过法律行为具体要素的构造要求，例如意思表示及其各种形态、行为能力、法律行为的标的等具体方面的构造，为自治考量设定了非常具体的、细微的识别标准。这些识别标准反过来又成为指引人们实施法律行为的标准，这就是现代民法行为本位模式的典型。台湾学者曾世雄认为，社会生活资源有限，人类在取得资源的竞争中，难免会发生纠纷。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纠纷，也为了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法律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行为，以行为为本位；另一种是着眼于社会生活资源本身，以资源为本位。行为本位以人类行为为规范对象，往内追及心灵作用；资源本位所看重的，是生活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以及外在行为对生活资源所引发的变动，至于内心意愿，并非重要课题。行为本位着眼点在于行为人的个人意愿，而资源本位中，个人意志并不是考察重点，资源分配是否合理才是关键的问题。因此资源本位关注的重点从个人意志转到了社会意志。虽然现代民法在认定一般侵权行为时，大都会考虑行为人的个人意志，即其是善意还是恶意，其是否注意等情形，但这种考察与对合同行为的考察显然不同。
在合同的情形，法律只是确立了合同行为有效的要件，至于合同行为的内容，法律并不加以规定，因此，合同行为的内容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但对侵权行为而言，法律不但规定了其构成要件，更重要的是，法律还规定了侵权行为发生后导致的法律后果的内容。而这种内容，表现的既不是侵权行为人的意思，也不是被侵权人的意思。在确定侵权赔偿责任时，立法者考虑的是社会意志，因此侵权损害赔偿根本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见，尽管当事人可以放弃主张赔偿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而言，将侵权行为归为所谓的资源本位其实更加合适，因为法律做出某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安排并不完全是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更重要的层面上，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
据此，意思自治在侵权法律制度中并不是法律关心的对象，意思自治只能在债法中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并决定这种权利行使的相对性。但对第三人是否能够侵害这种权利的问题，体现当事人个人意志的意思自治以及权利的相对性都无关紧要，社会意志才是法律关注的焦点。所以债的相对性谈的是个人意思自治，而债权的可侵害性谈的是社会公共意志的问题，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并无任何冲突之处。不过，债权的相对性虽然不会妨碍债权的不可侵害性，但却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有重要影响。
构成要件
理论上说来，债权既然为民法上权利的一种类型，根据债权侵权行为三要件说，债权侵权行为的要件包括损害、因果关系与过错。上述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当然也应适用于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认定。只是由于债权相对性带来的非公示性以及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非直接性，学者们在讨论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时，标准比侵害物权时要严格得多。这主要体现在对行为人过错的认定方面。 
过错按其形式，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但对于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而言，行为人的过错是否包括过失，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如日本学者林良平等认为，侵害债权的归属，第三人具备故意或过失，均可成立侵权行为责任。但这种观点被多数学者反对，理由主要是债权本 
  债权身不具备“社会公开性”，第三人有时很难知道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的债权，如果一旦第三人的行为客观上妨碍了债务的履行，要求其承担根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如果以过失作为侵害债权的责任构成要件，第三人实施了任何妨碍债务履行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侵权，这将会严重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妨碍自由竞争的展开。因此，将侵害债权的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过错限于故意或恶意，无疑是合理的。故意是侵权行为成立的主观要件，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结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在侵害债权中，故意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行为人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债权的存在。只有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行为人才能预见到行为的结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是侵害他人债权责任成立的前提；第二，行为人意欲侵害债权人的债权。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认识到其行为将发生损害他人债权的后果，同时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追求此种后果的发生，这就意味着行为人在实施侵害行为时，其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向。
将学者以上对侵害债权行为过错的界定与一般侵权行为过错理论进行比较，可清楚地发现，侵害债权的过错不仅不能包括过错的过失形态，甚至也不能包括故意形态中的放任，因此其构成是最为严格的。在此前提下，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成立侵权责任，当无疑义。但在有些情况下，第三人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行为人也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但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此听之任之，视而不见。在此种情形下，对债权的损害乃是第三人行为必然或自然的结果，但是第三人事实上并无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主观意欲，此时是否一定不能构成对债权侵害的过错，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肯定的判例如在EihornV.WestmountInvestmentLtd.案中，控制Westmount投资公司的三被告，将公司唯一有价值的资产转让给新成立的关联公司，致使Westmount公司对原告的金钱债务履行困难。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法院不予认定，因为法院认定被告是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忠实行使职权，被告转让资产所追求的效果并不是逃避对原告的债务。但即使如此，法院仍判决被告承担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该案中，被告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显然是放任自己的行为对原告造成侵害，但从公平正义角度考量，被告的行为具有可非难性，因此让其承担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是合理的判决，这一判决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成。
与此相反的是一物二卖的情形。例如，甲卖乙买，其合同订立在先，丙明知该合同的存在，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高价抢购，丙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乙的债权，主观上是放任这种损害。但我们不能判定丙构成对乙的侵权责任。因为债权不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性，数个债权可以同时并存，并不会因产生的时间先后而有优劣之分，这是由债权本质所延伸的基本理念。债权的这种特性导致行为人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债权，并不必然构成侵权，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有违市场规则和公序良俗时，也即行为人行为具有可非难性时，才可认定。《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也承认双重买卖，其66条就规定，故意与债务人订约，致使债务人不能同时履行两个合同而对前合同违约，并不构成引诱违约。但《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并非官方颁布的成文法典，它只是由学者起草，供各州参考的范本，因此在美国实际判例中也存在着对立的观点。
所以，如果将侵害债权的过错仅限于故意中希望的情形，则会使相当多的侵权行为得不到规范，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而如果我们将侵害债权的过错界定为包括故意中的希望与放任两种情形，则会使第三人相当多的正当行为受到限制，从而限制了第三人的行为自由。由此看来，大陆法系习惯上的对构成要件的抽象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力所不逮了。反观英美法系，虽在从判例归纳出一般原则时意见未能一致，但在审判实践中，他们使用类比技术与区别技术，从法官自身的“良心”出发进行审判，具体个案的判决结果倒是大多符合社会的一般公平观念。这就为我们对侵害债权的认定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既然无法找到一条区分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成立的明晰而固定的标准，我们是否可以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个案判决中引入习惯、善良风俗等抽象标准，然后以司法实践指导立法，进行具体侵害债权行为的类型化呢？
善良风俗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并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借鉴，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判定第三人侵害债权时，援引的正是这类条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184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学者认为，债权应该受到该条后半段的保护。而该后段其实也是关于背俗侵权的规定。背俗侵权条款属“概括条款”，与一般侵权相比，主要特色有二：一是其保护的利益，除“权利”外，尚包括其他利益；二是侵害行为须出于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主观归责要件较为严格。1997年“台上字” 
  债权3760号判决认为：“（184条）规定前后两段为相异之侵权行为的类型。关于保护之法益，前段为权利，后段为一般法益。关于主观责任，前者以故意过失为已足，后者则限制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因此以故意背于善良风俗作为要件，可以对侵权构成加以合理限制，使侵权责任不致过于广泛。对于善良风俗的理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德国帝国最高法院对善良风俗的解释为：“所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理智感觉”。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善良和合理思想”本身也需要一个定义，以回答人们的追问，即谁是那个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人呢？拉伦茨认为，善良风俗既包括了法制本身在内的伦理道德价值和原则，也包括了现今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的行为准则。不管怎样，善良风俗系指一般道德观念而言。这种社会道德观念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因而侵权行为法可籍此而与法律外的社会体相联接，而适应社会的变迁。
由于背俗侵权属“概括条款”，而善良风俗又是一个相当不确定及高度抽象的概念，非常灵活，具有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之中的功能，因此在运用中，需要在具体案件中通过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其进行价值补充。事实上对包括背俗侵权在内的一切侵权的认定，很多情形下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根据所谓的客观事实，而主要根据的是法学家（或者法官）本人内心的公平正义信念，即法学家（或者法官）从自己所理解的“既定”的社会正义分配方案出发，“决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然后再予以论证的。所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审判活动中都是必须的。只是为了促进法律适用的稳定性，我们有必要在法院适用该概括条款形成案例后，对案件进行比较与类型化，以便在对侵害债权进行认定方面，建立完整的裁判体系。
债权的分类
一、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根据发生原因及债的内容是否以当事人的意志决定）
法定之债包括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及缔约过失之债；意定之债主要是指合同之债。
二、特定物之债与种类物之债。（标的物属性得不同）
三、单一之债与多数人之债。（债的主体双方人数）
四、按分之债与连带之债。（各方各自享有得权利或承担得义务及相互间关系）
按份之债的各债务人只对自己分担的债务份额负清偿责任，债权人物权请求各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
在连带责任中，连带债权人在任何一任接受了全部履行，或者连带债务人的任何一任清偿了全部债务时，虽然原债归于消灭，但连带债权人人或连带债务人之间则会产生新的按份之债。
五、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债的标的有无选择性）
六、主债与从债。（两个债之间的关系）
主债是从债存在的依据，从债的效力决定于主债的效力，主债消灭从债也随之消灭。
七、财物之债与劳务之债。（债务人的义务是提供财物还是提供劳务）[1]
债权申报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和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果在规定期间内全部成员、债权人均已收到通知，免除清算组的公告义务。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