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醒狮派
时代背景及主要主张
近代以来，西方侵略之下的中国因感到国家民族濒临灭亡而产生普遍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往往反映为一种仇外的情感以构成团结的力量。从民国初年，各种政治集团不断地提出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构想。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醒狮派所推动以“ 国家至上”观念为主的国家主义思想风靡一时。
民国时期， 醒狮派等各种集团纷纷出现，它们试图立足于政治文化共同体， 建立民族国家。醒狮派国家主义思想是主张树立“国性”， 以建立全民共和的政治思想。他们强调集体意识，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功能以及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他们所进行的国家主义运动 一方面以教育人民，造成公论以及组织团体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要实行他们理想的国家主义. 他们将国家主义作为团体的共同信仰，企图教育培养为国家牺牲的国民 ，建立以爱国为国民最高道德的社会， 但只重视统一性或单一性， 而漠视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醒狮派主张在明确的主义与严格的组织之下，推进民族与国家意识的现代化，从而产生以“ 国家”为中心的强烈的社会凝聚力。醒狮派的代表者为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其主要成员大多曾经是“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们开展了一连串的国家主义运动以期树立“ 国性” 培育国家至上的概念， 建立全民共和政治。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是在国家不独立不统一的普遍的危机意识中产生的。五四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膨胀更使醒狮派感受到一种民族文化崩溃的全面性危机，醒狮派鼓吹“ 集合起来便是力量”， 号召民众认清“ 国家”对个人的意义，个人对“ 国家”的义务所在。他们努力以国家观念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从而形成社会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以国家为核心的统一观念的形成最为紧要。
醒狮派的集体意识
醒狮派追求的是以社会来改革社会，从而逐步改革政治，反对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宣称不利用已成势力，不依赖过去的人物， 所以军阀是醒狮派攻击的对象。段祺瑞密缔中日军事密约，谋二十一条之实施引起了留日学生群激烈的反对。在东京成立的“ 留日学生救国团” 议决全体学生罢学归国。这次归国学生达千余人，包括后来醒狮派的主要人物曾琦在内。1918年8月，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1919年曾琦撰写了《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6 后易名为《国体与青年》一文， 对爱国青年影响深远。 同年7 月1日， 北京爱国知识青年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倾向于共产主义者与，倾向于国家主义者之间关于“ 主义”的激烈争论. 当时 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留学， 由于临城匪案西方舆论激昂， 列强倡议组织国际警备队共管中国铁路 而且法国巴黎报纸更诬中国为“ 匪国”。因此在法华人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而发起组织“ 各团体联合会”。巴黎中国共产党留欧总部等已成立， 因其有严密的组织， 势力愈来愈扩大。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与实施引起曾琦他们的反对。由此， 在各团体联合会上，曾琦他们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曾琦个人也感受到了巴黎共产主义者的年轻领导者周恩来的势力扩大.为了对抗共产党， 他们于1923年12月在巴黎创立了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要求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任何民族、宗教、阶级、党派、个人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极力鼓吹超阶级的国家意识. 他们主张“ 国家先于个人”或“国家至上”的观念 以实现“ 全民革命”，反对“ 阶级斗争”与“ 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 阶级斗争”会“ 减少对外的力量”， 国民应该同心对外， 以图谋国家的独立与统一。醒狮派非常恐惧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 企图断绝共产党与工会关系。两派的关键冲突在于对民众的宣传， 即两派都把他们自己的理论宣传到民众， 要集合起民众的力量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理论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激烈抨击。以后中国青年党便在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国民党内部左右的对立状态下成长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醒狮派与军阀联结， 而拥护五色国旗，主张实行联省自治、职业代表制、民主集权， 反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当国民革命不断推进时， 醒狮派更积极依靠军阀图谋生存， 改变了初期所构想的理念以及政策。
醒狮派成员从巴黎回来后 ，1924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中国青年党的机关报， 宣传他们的国家主义思想 ，努力寻找理论方面的根据. 因为理论会把独立的每一个个体变成同质性的集团， 产生巨大的力量. 他们首先致力于确定国家的定义与价值. 醒狮派早期的理论奠基者李璜在《醒狮》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来论述一问题. 李璜认为国家是一定土地内之人民行使其主权之现象， 是有人格的独立个体.他主张树立“ 国性”， 即国家的人格， 是“ 一个群体的自我” .余家菊认为“ 国性”的基础在于国家意识与国民灵魂（ 国魂） . 这便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有人格的个体. 这种集体意识是社会的精神象征， 有着自己的特性!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式， 完全像个人一样. 这种国家的人格化理论在霍布斯、黑格尔、伯伦知理、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中可以看到. 这些学者都把国家看待为一个整体， 而不是每个个体.醒狮派进一步将国家人格化 ，提出了“ 国性”观念， 通过以公德为主的国民道德教育， 塑造一个新的国民理想人格. 醒狮派赋予这种人格化的国家以绝对的权力， 把“想象的共同体”（指国家）变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实体， 这样就可以把它变成为崇拜的对象.这种国家人格化的工作， 便是醒狮派国家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使命。
此外，醒狮派显然还受到德国社会学家涂尔干（Zmile durkheim）所称的“集体意识”的影响. 李璜在法国留学时， 特别关注社会学， 钟情于当时影响非常广泛的一个学派—— 涂尔干学派。
涂尔干曾在《社会分工论》（1893年）中说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即一群个人怎样才能组成一个社会， 且这些人怎样才能使社会达到“ 协调一致”. 涂尔干的理论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 一是机械团结， 另一是有机团结. 以机械团结为基础的社会， 它的分工极不发达， 但是它有强烈的集体意识. 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 它有高度发达的分工， 随着分工的扩展 ，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和群体越来越相互依赖. 这种广泛而高度的相互依赖产生一种团结感. 醒狮派希望中国发展到有机团结的社会. 李璜强调社会分工与精神统一之间相关的密切关系， 他认为社会分工是国民精神统一的要素. 李璜说“ 分工愈繁而一社会中彼此需要之相供给愈多， 因之而连带关系密切 ，可以说国家成立和进步的原故”， 又说“ 一个国便是社会分工的总场所. 县与县的连带关系， 省与省的连带关系， 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从来便非常密切， 就因为互有贡献， 互有需要， 以至于不能一日各各分离以有生活， 国家的统一便大半建筑在这上面”。 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分工不发达， 机械团结理论较适合于中国社会. 机械团结的根本特征是它依赖在信仰上、情感上和意愿上的高度同质性. 醒狮派把国家主义思想看作为一种信仰与共同意识的原因即在于此. 涂尔干的这种团结理论必须用集体状态来解释个人现象， 而不是用个人现象来解释集体状态. 涂尔干主张社会先于个人， 个人投入社会便为社会形质所支配， 形成“ 集体意识” 笼罩个人的思想. 醒狮派也深信“ 人为社会的动物”这个原理， 这是他们国家主义理论的前提. 李璜分析“ 国性”与个人的关系， 认为每个国民在性情与行为都显示着其国家的国格， 所以每个国家的人格不同.他将这种国家人格的特点称为“ 国民的样范”。 而且一国的人格无不出于这一国“ 国民的样范”。这与涂尔干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李璜还关注人的心理因素对凝聚力的作用， 他赞成德罢朗特（De Barante）的说法，就是“ 一个民族的‘国性’的成立基于他对过去的回忆 ，这种回忆并且是全民族， 无分阶级， 都一样具有的”。一个国家被侵凌而全国国民都要起来抵抗， 便是靠这个共同回忆而激发的情感. 李璜认为每个国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国家的人格， 国家人格的缩小便是每个国民的人格， 国家人格受了损害时， 国民人格也受到损害.所以他很明确地说先有社会， 才有个人， 而且人类自由多半是从社会得来的.因为一个社会的习俗、环境、历史、信仰等， 都由积累而起， 最终形成一种生活样范 ，每个人在这社会中 获得语言、科学、美术、法律、宗教等社会的东西. 所以他说 “ 社会”确是“ 人类到自由与幸福的唯一途径”. 李璜引用费希特的话说， 人在人群时， 从习性的小我到理性的大我“ 社会将禽兽的人变成了道德的人”。 即社会能将人类引导到幸福与道德的路.因此， 李璜说一旦社会生命不再存在， 则个人的生命的大部分将随之消灭.为了完全保持自己的生命 必须先求保持社会的生命. 李璜确信由于人的所有事情皆有“人我关系”， 此种“ 人我关系”能够得到调和， 便是理想的社会. 因此 李璜一直主张社会与个人的一体性， 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功能， 以及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认定在这种有集体意识的社会里， 绝大部分人为社会的需要和戒律所支配 ，个人应当像服从最高权力那样服从这些戒律与要求.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起源是集团而不是个人，个人不可能超脱于他所属的社会或文化模型的范围之外。
醒狮派把国家主义之精神看成是“中国生死的关键”. 为了实现国家主义， 他们把国家当作一种信仰， 使民众产生凝聚力. 国家主义于是成为精神统一的工具， 实现“ 全民革命”的手段. 这种思想文化改革必先于社会政治改革的观念， 是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这当然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但醒狮派还受到涂尔干的革命的宗教信仰理论的影响.涂尔干曾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中讨论过革命的宗教信仰问题， 说法国大革命时， 在群众热情的影响下， 许多纯粹属于世俗性质的事物都被公共舆论说成是神圣的事物， 像祖国、自由、革命这些字眼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 这样一个宗教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 醒狮派也是根据这样的理论来宣传国家主义思想. 李璜在《国家主义答客难》一文中， 引用涂尔干解释社会起源的理论. 涂尔干认为原始图腾,社会的连带关系是从宗教的信仰与共产的形势而来的. 因为这个社会家族的集合 政治的组织都是一些由信仰而来的共同礼节。在这个社会里， 只有群体而无个体.在这种状态之下，各分子皆应为绝对的牺牲. 这个牺牲并且是一律平等的. 根据这样的事实， 李璜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 政治组织是由精神的需要与信仰的结晶而产生； 第二， 政治社会应是出于社会全体分子之共同要求. 所以他强调将国家主义作为团体的共同信仰，鼓吹人民的牺牲精神. 曾琦认为中国政府的腐败、军阀的无知与堕落， 都是“无信仰的缘故”， 即“ 国人缺乏为主义而牺牲之精神”。他甚至提倡以理性的国家主义来取代非理性的宗教， 作为“ 进步的信仰”。
醒狮派的这种概念与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高一涵等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者所坚持的最基本概念明显不同， 自由主义认为个人为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 不同于醒狮派的社会与个人一体性的观点。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 提到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认为“ 社会是个人组成的， 若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 或是自由独立精神都完了， 那么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 也不会进步了”。 他赞成易卜生所主张的“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 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胡适又在《不朽》（1919年）一文中承认“ 社会的生活全靠个人分工合作的生活， 但个人的生活， 无论如何不同， 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 深入阐述“ 小我”与“ 大我”的观念，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但是并不否认“自由独立的人格”，佂自由主义把国家看作是“ 人造的”、“以个人组合造成的”、“集人成国”的东西。他们否定“以人民为国家而生”，“ 以损己利国为主”， 反对用国家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佂 他们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保护个人利益， 并不谋国家本身的利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时， 罗隆基等人权派指出国家存在的价值 ，完全以其功用的效能大小为标准，即国家的存在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罗隆基说国家对人民的威权是有限制的 ，不是绝对的。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即“ 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 ，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他们抨击醒狮派把“ 国家”看作为“目的”， 把国民看作“救国”、“ 建国”的工具。
醒狮派缺乏对个人本身的关注， 没有提到个人自由或权利观念. 曾琦认为国家是广义的社会 ，国家与社会不同，即国家有绝对的强制力， 是最高主权的体现， 社会则没有强制力. 所以社会各团体或个人在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冲突时， 只有以国家的强制力来调解， 才能确立秩序与内部的统一， 然后才可能获得国家的独立状态. 丘椿也强调国家的强制作用， 把个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关系比喻为“ 一个波浪”和“ 一总河流”的关系， 即认为个人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无数的同胞. 所以个人行为应该受国家的裁制. 这种把国家权力绝对化的理论类似霍布斯的主张. 虽然醒狮派批评霍布斯将国家与政府混为一谈， 但是强烈地坚持以国家绝对的权力来调整社会的理论. 除了霍布斯以外， 主张赋予国家绝对权力的还有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 但是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显然不是卢梭似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而是黑格尔、伯伦知理、加藤弘之 式的国家主义立场.如此，个人的自由发展便是社会的进步这一自由主义观念与国家主义的个人观， 即广泛的社会国家发展便是个人的发展 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 醒狮派所关心的是广义的社会即国家的利益， 很难将个人本身视为目的. 这种忽略个人的集体意识是醒狮派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
道德社会的追求
醒狮派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 他们认为国家的利益便是个人的利益， 国家的成功便是个人的成功. 他们认为人民应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 这就是最高尚的道德.
清末梁启超为了培养国家思想， 特别强调道德理想. 道德有公德与私德. 梁启超以为要构成一个国家， 其成员不但要有私德， 也必须具备公德.他说中国之不振的原因在于民众“公德缺乏”。 醒狮派表示同感， 说中国人私德观念强， 缺乏公德观念以及国民道德的修养.
醒狮派为了重建以国家为中心的新社会秩序， 借着传统的道德意识， 引导出爱国思想. 即他们认定“ 爱国”为国民的最高道德， 国民应觉悟而为国家奋斗. 醒狮派的目的不仅仅是将国民变成为“ 良好的公民”， 而且要变成为国家能够牺牲自己的“ 国民”。 李璜说“ 不只要中国人消极的当一个良好公民便是满意， 我们是要他积极的能够牺牲私利而竭力服务国家的这种精神. 因此我们标出国家， 便是指明眼前公利所在的社会”。 胡国伟主张以这种牺牲精神来审断爱国行为之真伪，“以至为国而死者， 乃是真正爱国， 这种行为便是最高道德的表现”。这里可以看出醒狮派所谓的国民不仅指国家的构成分子， 而是指属于国家、把自己的利益奉献给国家的“ 国民”， 这种国民在国家遭难之时能起来为维护国家与民族而奋斗.
醒狮派希望人民要将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体. 曾琦说民主国家之最高道德在“爱国”， 实则爱国即爱己. 李璜也说“ 国家主义便是主张国民个人的意识要与国家社会的意识沟通而打成一片”。李璜认为个人与个人权利之冲突， 党与党的权利之冲突等，只要祖国观念发达， 能以国家为前提， 便可以解决. 在积极方面还可以由爱国的信仰， 集合大家的精力. 李璜说真正的国民视祖国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 而且每一个国民都要以代表本国的精神自命。 
醒狮派确信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共同了解与共同追求的国民理想. 在国家民族方面要求个人生活与国家生活合一， 以建立一种完整的集团主义. 这样， 个人消失于全体的社会中， 大家一旦有了共同的希望， 便会有共同的责任， 每个成员都发生对社会的责任. 因此醒狮派认为在国家危机沉重的情况下， 为了国家的利益应牺牲个人方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李璜认为责任便是良心上的承诺， 是伦理上的第一义。国民应该遵守这种承诺而对于祖国尽保护的责任. 因此“/ 真能爱国者即是真能牺牲其一己之私利以为国家之公利， 是为国民道德之极致”。李璜根据黑格尔的“绝对国家个体说” 主张“ 个人自由”，应当为政治社会牺牲，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客观的精神（社会），当包含所有主观的精神（个人）以成就绝对的精神（ 国家）”。李璜还借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说的生物学上的环境说、遗传说、感应说， 将精神生活的来源看作大半是社会的影响. 例如 一个社会里众人都爱国， 潮流所及， 一个人便不能不爱国.李璜要利用这种互相传染的社会心理引导出国民的爱国心.因为在他看来， 一个国家里的人无法逃脱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民族性. 李璜指出， 一个社会只有具备了一些伦理主张， 这个社会才有道德价值. 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也含有社会性， 个人在社会里都应互相尊重、遵守道德规律. 因此他赞成康德式的道德观念. 康德认为国家以维持社会秩序为最重要的目的，设法律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而均衡与他人的自由. 康德认为人的意志和行为必须符合和遵循道德法 才是善良. 这便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使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协调一致.
至于个人之间的道德， 醒狮派声称国家主义是保障个人而非压抑个人， 认为国家利用其政治权力可以使国民人人得到自由.又说真正的国家主义莫不由“自由、、平等、博爱”而来.但是实际上， 醒狮派对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不是正确地了解. 例如， 丘椿提出实现国家主义的四大原则说：“ 一个民族的福利和其他民族的福利绝对平等；，一个民族的行动有绝对的自由； 一个民族的行动对于其他民族有损害的时候， 这行动应该受公共的裁制； 一个民族的福利和其他民族的福利冲动的时候， 我们应该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判决曲直的准冲.”这是从功利主义者边沁与穆勒 等规定“个人之间”应有的道德标准而来的. 丘椿自己也承认说“ 穆勒根据这四大原则去实现个人主义， 我也根据这四大原则去实现国家主义”。 因此， 他们只是借着西方启蒙思想，强调国家的集体意识与价值， 而不像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 曾琦认为卢梭的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导源， 其在思想上的影响颇大， 但是考虑到中国历史则有不符合的地方. 因为各处文明发达的情况与各国家社会的情形都不相同， 其说只是“ 理想的学说” 且“ 不能称为健全的学说”。 不过， 对卢梭“公共意志”的观点他们表示赞成. 曾琦说“ 个人在社会只能有“相对的自由”无所谓“ 绝对的自由”。况且牺牲一时的自由 以求永久的自由， 牺牲部分的自由， 以求全体的自由 ，这正是理所当然。 李璜也说过国家主义是根于卢梭的主张， 基于国民全体的志愿.实际上醒狮派只认识到个人服从于社会的“ 公共意志”观念而已， 并不是主张个人的“ 自由意志”。 其实醒狮派不完全理解卢梭的思想， 换言之， 卢梭指出国家起源于人民的自由意志， 是从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为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订立的一种社会契约关系. “ 公共意志”并不是强制力的意思， 而一定通过个人的“ 自由意志”来决定. 这意味着卢梭认为“自由意志”通过“公共意志”来获得更高尚的自由. 卢梭把国家看作是“ 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 这里卢梭把社会生活的理想与个人的自由看成一致， 这是最高的道德律.因此 个人的自律性与外部压迫的强制性的服从根本不同.为了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 卢梭又提出主权权力是有界限的， 而且主张个人的自由与对共同体的服从之间的调和.卢梭说明这种调和的时候， 并不是从法律的观点出发， 而是从道德上来加以说明. 但是实际上，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 公共意志”等理论不仅影响到民主主义理论， 同时也成为民族主义理论根据.即卢梭的服从“ 公共意志”的理论往往被醒狮派借用来坚持“ 国家至上”的权威性.但是醒狮派忽略了卢梭所主张的“公共意志”是基于个人的“ 自由意志”的一面. 只强调共同体的自由， 且将“公共意志”看成调解社会的强制力. 甚至于李璜在《国家主义与现代政治》一文中说自愿的牺牲并不是牺牲. “ 民主政治之下， 一国国民也不能说对于他的个人自由便完全无所牺牲， 不过这种牺牲是他个人自愿的 ，是由多数取决定为法律. 而大家乐意遵守的罢了”。 他确定“ 个人自由的决定要为国家去牺牲， 这就是国家主义”，但是人本来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利益的， 所以要提倡牺牲或最高道德， 必须用各种教育的方法来养成国民以国家为前提的观念. 李璜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那威斯的话说：“ 国民道德，爱国观念是全靠小学校历史课去耕种的”， 相信“ 真诚的坚固的爱国思想一定须很早的在小孩子心中就建筑起来”。 因此他看重小学的国民教育， 依靠历史地理教师的训练， 要以沟通国民情感而实现精神上的统一. 他按照当时世界之趋势而致力于“国家主义”的教育和“国家思想”的培养。
中国人在传统国家专制的官僚控制体系中，向来缺乏自由意识与个人权利的观念， 还谈不上以自主的力量而团结成一个社会性的国家共同体. 醒狮派因此主要依靠呼吁国民的“爱国”与“道德”的传统思维方式而结集社会力量.一般来说 作为集体的成员， 他们模糊地感觉到有某种高于他们个人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先于他们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力量， 并且要比个人存在得更久， 个人在无意中崇拜的就是这种社会力量。这种通过培养国人的道德， 并以道德力量来进行社会动员， 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 醒狮派在寻求实现他们国家主义理想的过程中也运用了这种方式.
结语
醒狮派主张以国家主义的信仰来团结国民，牺牲私益而追求公益的社会. 醒狮派认定“爱国”为国民的最高道德， 使国民觉悟为国家而奋斗， 且要通过爱国思潮影响国民的心理而感染到别人. 醒狮派还用教育的工具以鼓吹国民的国家意识， 培养为国家牺牲的国民， 且追求基本的道德社会. 此“ 国民”并不意味着社会中一个一个构成分子的总和， 而是社会中全部人民构成的整体. 醒狮派常常将团体、 国家、民族置于首位 ，这种强烈的“ 整合意识” 使他们过于重视单一性或统一性这类观念， 而忽略单个个体的个人意识. 18世纪以来的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强调人权思想， 这就要求民族国家必须是民主的国家， 且保障社会个人的平等. 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点在限制国家的权力， 扩充市民社会中个人的自由. 但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却反过来限制个人自由， 强调追求群体的自由.国家主义思想即是显例.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深受到德国、意大利的影响， 它们的民族主义虽然集体意识甚强， 但是西方近代思想的根源仍然都是卢梭、康德式的自由启蒙主义自生而成长的文化， 其文化是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成立的， 并不像中国因遭到外族的威胁而开放吸收西方文化的.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更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影响。
在国民革命时期 醒狮派也像其他各团体各派别一样踊跃建构并宣扬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图谋掌握国民革命的主导权. 但醒狮派的主张都较抽象而缺乏实际性， 未提示具体的设施改善民众的实际生活， 因而不可能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