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蒋鸿遇
简介
蒋鸿遇（？—1929）字静庵，是冯玉祥在十六旅早期时的参谋长，人称“智多星”，为冯建功立业甚多。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陆军第二十六混成旅参谋、第十一师第三补充旅旅长等。1924年，随冯玉祥参与北京政变，任北京留守司令。1925年，任甘肃军务督办公署参谋长；1926年，任西北陆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七军司令官、代理绥远都统。后因功高震主，被冯玉祥撤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因伤病闲居西安。1929年在西安逝世。 西北军从辉煌到分崩离析，实际上只经历了短短5年多（1925—1930年）时间。而且，将西北军中原大战之垮台与阎系、桂系相比，都更显得“干净利落”，使冯玉祥再也不能像阎锡山、李宗仁那样，始终以有拳有勇去跟蒋介石对话。结局如此之惨，原因很多，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之一，是西北军在人事上问题太多，导致了冯最后的众叛亲离。而冯之老参谋长蒋鸿遇，在西北军之沉浮起落，则可以折射出西北军这一最大之暗点。
结局可悲的“智多星”
蒋鸿遇是河北省固安县南房上村人。他出身官佐人家，少年聪颖，崇文尚武。蒋鸿遇的一生，正是中国政权大更迭、军阀大混战、国土大动荡的时期，他追随冯玉祥护国讨袁，驱逐张勋国贼，参加首都革命，是冯公不可多得的将佐和国民军中的大功之臣。他忠直爱国，才华横溢，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
但正是这样一位优秀人才，其结局却异常悲惨。据吉鸿昌的参谋长傅二虞说，蒋去世前曾在西安一庙中居住养病，冷落凄凉，只有没那么多世态炎凉的吉经常去看他。当然，冯玉祥说自己还是常去看蒋的，他在《我的生活》中说“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才，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他。” 
从表面看，蒋鸿遇在西北军中地位之衰败，是因他阻止西北军退兵甘肃时引起公愤，而开始被冯所冷落的。南口之役冯军溃败时，许多败退的军队都要往甘肃方向走。冯曾被正式任命为甘肃督办的（“西北军”名称来由与此关系最为直接），后冯未去，便让刘郁芬代其行使甘督职权，刘与蒋鸿遇一起带二师入甘经营，实际上是为西北军在甘肃建立了一快根据地。所以兵败之下退甘，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据说，当时蒋鸿遇对大家说，甘肃灾害连年，难以容下这许多的部队，于是激怒了众人，全权代行西北军指挥权的张之江（当时冯去了苏联）便密令孙连仲，追上蒋的部队（当时蒋为十二师师长），杀掉蒋，接管其部队。幸好蒋因翻车而伤，孙便只接手部队而未加害于他的老参谋长。之后蒋在冯部的地位便一蹶不振。
从旁观之，窃以为张之江这个举动颇有些不正常：其一，蒋为十六旅时的老参谋长，对大家去西北提出一些看法，在情理之中，不至于获杀头之罪。其二，蒋之为人机智，一旦看到大家都加怒于他，断不至于、也无法采取强硬态度对抗。其三，张之江是有名的“张善人”，当年冯玉祥要他执行杀徐树铮的任务时，他就非常勉强，所以，他自己决定杀自己的老参谋长（蒋任旅参谋长时，张还是其下之参谋），也不大合情理。所以，蒋被冷落的原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此，需要从西北军人事基础谈起。
西北军特殊的人事基础
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中，一集团军的蒋介石，本人曾是日本士官生，人事基础是他的黄埔军校，所以“黄埔生”是其重要人事基础。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也曾是日本士官生，故其人事基础也是比较重视军校生，这就使他能重用像周玳这样的专业技术干部，建立起当时各集团军中最大的炮兵部队（中原大战时晋军多达12个炮兵团）。第四集团军的“李黄白”，都是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的，他们作为新桂系一起事，就是以“陆军小学的一帮子小连长”（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夏威等均出此类，故时人戏言以此）面目出现，所以也比较重视军校生。概而言之，一、三、四集团军都是以“学（军校生）”和“新（受新式军事教育）”为主。惟独第二集团军（西北军）的人事基础，与他们都不大一样。我们先从其人事来源的构成谈起。西北军的人事来源，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个来源，是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的老战友。其中主要有张之江、鹿钟霖、郑金生、张树声等；而也参与了起事的石敬亭、张维玺、韩复榘等人，虽然也属于“老战友”系列，但因其军阶低，地位就要低一等。
第二个来源，属于“左路补备军”的二营系列。这就是刘汝明所说的“二营系”。其中，1912和1913年冯亲自到河北景县和河南郾城所招之兵，为其最重要的人事构成。冯系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相当一部分，如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等，以及后来权高位重的河南籍将领吉鸿昌、梁冠英、张印湘等，都出自这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十六旅时期开始自己培养的人。冯玉祥离开陆建章去四川时，得以独掌十六旅人事，于是办了一个模范连，以“五虎”中他的爱将李鸣钟为连长，刘郁芬、蒋鸿遇、宋子扬等军校生为教官，按照比较正规化的方式培养自己的骨干。这里培养出许多干部，都被冯玉祥认为完全是“自己一手培养出的人才”，所以成为西北军非常重要的人事来源。这种做法以后被延续到十一师的教导团、西北军的军官学校等，对西北军人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来源，是冯系人员回家去带出来的“子弟兵”。冯系行伍出身，很相信“打架亲兄弟，上阵子弟兵”这一传统套路，也可以防止“兵油子”混迹其中，所以他经常要求下属用这种方式招兵买马，从而使其军队中“子弟兵”特别多。如过家氏家族中的过之纲、过之庄、过之翰、过家芳等，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刘汝明、刘汝珍兄弟，佟麟阁、佟泽光叔侄，吉鸿昌、吉星文叔侄，董振堂、董升堂兄弟……..均属于此类。
第五个来源，可以叫做“其它”。这倒不是都不受重用，例如“五虎”中的刘郁芬，他既不是滦州起义老干部，也不是“二营系”时来的，但不妨碍其成为西北军重将。又如张自忠，他也不属于上述几类，地位也一直不低，1925年攻山西失败后曾一度投阎，但回来仍受重用。不过，这类人员中像刘、张这样受重用的，比起前述四类，就相对要少得多。
有此基础，西北军的干部来源也就分成了五种情况：
——一般而言，滦州起义的老战友比较特殊，多数属于其“一级干部”。“五虎”中有三人都出自这个类别。由于他们与冯的关系相对平等一些，客观上有一个“驾驭难”的问题，所以导致了冯的“十三太保”经常会越过“五虎上将”直接受冯控制后果。另外，有一些虽然不属于“虎”级的干部，但地位一直还是比较高的，例如石敬亭，就做过其参谋长。而张维玺在“十三太保”中，在十一师时期就比较早地被提拔为旅级干部。
——“二营系”属于最特殊的一批。由于那时队伍比较小，一般干部都由冯亲提拔，没有“驾驭难”问题，所以这批人成为西北军干部的最重要来源，可以说，后期十三太保不买五虎的帐，再下一级的吉鸿昌等不听韩复榘的话，都反映出这批人是一批亲冯但又最难麻烦的骄将悍勇，他们对西北军的瓦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要顺便说到“五虎将”中的宋哲元，就其资历而言，宋属于“二营系”，但正由于他是冯亲自提拔的“虎”级将领，而不像张之江、鹿钟霖、张树声等与冯有“战友”之身份，所以格外受重用。加之其稍年长，有时甚至高于资历类同者。宋在陕西剿匪时残酷屠杀近5000俘虏，当时与其同为方面军总指挥的张维玺并不同意，却不能违拗宋的旨意，说明宋地位比较特殊。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蒋冯大战中，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良诚，却因看不起宋（都是“二营系”的），公开与其闹矛盾，导致了冯军的失败，又说明宋的资历与地位不尽相当。
——十六旅模范连培养的干部，与二营系干部比较类似，来源也接近，所以也基本上是最受器重者。例如“十三太保”中的石友三，他既无河北人身份去亲张（之江）鹿，又无河南人身份去亲李鸣钟，但是，因其有二营系和模范连两个出身，便受到了重用。吉鸿昌等也属于此类情况。 ——至于“子弟兵”倒没有直接起什么作用，主要是起着拉帮结派这样的间接影响。 于是，相比之下，最不受重用的，便是“其它类”干部。
冯玉祥的用人之道
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仅就军事而言，冯玉祥培养干部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这从有目共睹的西北军之能征惯战便可看出。姑且不谈北京政变的“十一师从天而降”，不谈南口阵地战的以少胜多，也不谈北伐时的第二集团军被称为“钢军”，如此等等，都是军事史上可圈可点之大手笔，即便看看这个集团解体后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就可以知道冯氏军训的有效性：有打出了“大刀威风”的长城抗战，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之收复多伦，有“七七”事变奋力御敌，有台儿庄重创日寇精锐部队，甚至还有所谓“逃跑将军”韩复榘抗战初期的山东得力作战（当时韩之展书堂师已打得十分顺手，后因蒋介石抽调走了他的炮旅而开始想到要“保守实力”，所以简单地说韩“逃跑”不甚服人），等等，都显示出西北军传统的良好军事素质。这与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是分不开的，所以，不能因为冯的用人之道有毛病，就否定其优点。
西北军干部的问题，主要出在“非军事素质”上，在这方面可以说冯氏军事集团是相当差的。不夸张地说，非军事素质过差确实是这支部队的致命伤。就以抗战而观之，尽管西北军出了抗日烈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但是，“五虎”中的刘郁芬，“十三太保”中的孙良诚、门致中、张维玺，以及一直受冯重用的郑大章、张岚峰等相当一批高级将领，仅在一个集团中，就“成就”了如此之多的历史罪人，而且许多都是骁勇善战者，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而这种“军事”与“非军事”素质不对称的状况，与冯玉祥的用人之道关系甚大。
从前面关于人事来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进入近代时期以后，西北军在人事上没有走多数军事集团（即一、三、四集团军）军队干部“正规化”培养的路子，例如像黄埔军校那样，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去培养军事干部。而这又与冯本人的用人之道有着很大关系。他在人事上，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靠与冯的感情和冯之个人威信，维持着一种外强中干的“凝聚力”。冯的后期参谋长刘骥对此就有过类似评价。其实，西北军对于干部的政治素质不是不重视，人们都熟悉冯经常对官兵进行的“真爱国、不扰民”的种种教育。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部队的信仰变化过大，一会儿是全部加入基督教，一会儿是“真爱国、不扰民”，一会儿又集体加入国民党……所以被看成“反复无常”。二是在建立与其它集团的联盟上过于实用主义，导致干部思想变化大。如北京政变后，开始是“联张（张作霖）打吴（吴佩孚）”，后来又要“联吴打张”，对其盟友国民二、三军，也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使冯玉祥成为许多人感到缺乏信誉的人，其下属，当然也就学着采取类似态度为人处事了。所以，其内部凝聚力，最终是靠与冯私人关系维持的。应该说，西北军的绝大多数干部对冯本人是有感情的：韩复榘在叛冯之后，还曾想活捉阎锡山以报答冯；石友三在父亲责骂其叛冯后，感到羞愧，回归部队；张印湘因为对冯“旧情不忘”，而受猜忌于蒋介石最后被杀；等等。但是，这种靠对长官的感情而不是靠共同目标维持的凝聚力，就很靠不住了。
第二，任用干部虽然有“能战”标准，但冯个人好恶的因素很重，有时甚至很随意。冯提拔干部的标准，是以“能打”为“硬道理”的，所以干部中基本没有军事上的蠢才，像台儿庄大战坚守核心阵地的池峰城，只是冯下属的第三级将领，他率领的二十六路军老部队，与日军作战能打得如此出色，可见西北军将领可以说“个个是英豪”。但是，冯对干部，在“重用”与“不重用”之间选择中，往往有许多临时附加的标准，甚至加上冯个人好恶因素。例如，石敬亭是滦州起义时期就共事、长期忠于冯的干部，但为了安慰与石矛盾尖锐的韩复榘、石友三的情绪，冯便牺牲掉了石敬亭。再如，在冯去苏联时期，鹿钟霖、刘郁芬等一直觉得吉鸿昌靠不住，所以欲趁冯不在时把吉“拿掉”（一说他们还要密谋杀吉），但冯却在骂了吉几句后，又继续重用之，结果在中原大战中，吉的背叛对瓦解西北军确实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忠诚者寒心，“携贰者”者骄横，“凝聚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三，对军校生不重用，甚至排斥。对此，吉鸿昌的参谋长傅二虞有句典型的话，他说，在西北军，“军校生连个‘兵毛’也挨不上”。平心而论，西北军对于“文化人”不是不重用。在西北军做过参谋人员的优秀军校生很多，诸如曹浩森、刘骥、熊斌、秦德纯等等，但多不受重用，基本上都没有出任过独当一面的方面将领。冯还延揽多许多优秀其文职人员，如薛笃弼、邓长耀、查良钊、沙明远等等，但对其在战略上所作用都不很大。而“第一个背叛冯”（刘汝明语）的邱斌，也是一个参谋长。容不得思想活跃的文化人，这对西北军将领的“非军事素质”影响很大。
第四，冯个人疑心很重。在“五虎”中，由于种种原因，宋哲元对冯始终是很忠诚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蒋曾给宋发过一个二十三路总指挥的委任状，而宋把他撕掉了。但对这样的人，冯却仍要怀疑，使宋很寒心。特别是在困境中冯疑心更重，中原大战后期，刘骥与张自忠组织了一支部队，他俩分任正副军长，实际由张负责，刘则出面转圜关系，这本是为西北军留下一支力量的好事，而冯认为刘是绕过他抓部队，刘知道后只好离去。这种不问是非地怀疑部下，使那些想好好干的也寒了心，整个队伍便要离心离德了。
第五，冯喜欢“直管”，一竿子插到底管干部。冯系集团的绝大多数三、四级将领，都是由他亲手挑选出来的。而反过来，他太熟悉这些人，就喜欢越过直接长官单独接见其下一级的军官。这样一来，干部对冯虽然很尊敬，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大为增加，有的关系甚至很恶劣。石友三在河南叛冯时，手下许长林、过之庄、李殿林三个旅长都不愿意。其中的许长林，是一个教会收养的孤儿，被冯亲自从士兵培养到旅张，看到石叛冯，倍感伤心。于是，石就只好“用枪说话”来解决问题，以武力逼迫许等就范。韩复榘与闻承烈私交甚好，但在背叛冯的“甘棠东进”中，却因“拉拢部队”而要令人杀之，幸好执行者是闻之老部下而幸免。中原大战后期梁冠英投蒋断西北军后路时，只放过他的老长官“鹿（鹿钟麟）先生”，为向蒋邀功而对多年袍泽无情无义。彭振山是吉鸿昌的老部下，在吉要拉部队投红军的关键时刻，却要加害于吉，甚至将吉之参谋燕鸿甲残忍地“剥皮处死”。高树勋曾为石友三之老部下，最后是他活埋了石。如此等等的无情无义之举，可见其下属之间矛盾之尖锐，“非军事素质”之差劲！
所以说，冯的用人之道，加剧了西北军干部的非军事素质的恶化。特别要注意的是，冯的军官多为“质朴农民”，文化素质低，毫无思想修养根底，所以上述做法使其无所适从，思想混乱。一遇关时刻，便要出大乱子。
“蒋鸿遇悲剧”顺理成章
按照西北军的人事制度，和冯玉祥的用人之道，我们就不难理解“蒋鸿遇悲剧”应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一，从来源上讲，蒋属于冯系干部中的“其它”类，疏离于冯。《刘汝明回忆录》中有一句话说，张之江的“资望与鹿（钟霖）、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蒋（鸿遇）在伯仲之间”，此中透出两个信息：一是蒋最初的实际地位，应该与“五虎”不相上下；二是蒋与排在“五虎”最后的刘郁芬，属于一个“档次”，而刘就属于既非“滦州老战友”（鹿、李、张），又非“老二营人”（宋）的“其它类”，所以冯与蒋之间无冯很重视的“特殊感情”，冯对蒋更无“感恩之遇”可言。此为对蒋之一不利。
——其二，蒋与“五虎”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也很尴尬，这使其在冯氏集团内部派系处于不利地位。剿灭“白狼”后在西安整训时，蒋即任旅部上校参谋。后去四川打护国军时，鹿钟霖、张之江以与冯的“滦州起义老战友”关系，脱离打了败仗的伍祥祯第四混成旅投奔冯部，时鹿被冯任为少校参谋，张仅为上尉参谋，而蒋已是参谋长职务，其余“三虎”地位当时也低于蒋。而其后，“五虎”皆一个个捷足先登，使蒋处于他自己与别人“两尴尬”的地位。此为对蒋之二不利。
——其三，蒋与刘郁芬关系比较特殊，极易使多疑的冯产生怀疑。冯派刘郁芬、蒋鸿遇取甘肃代理甘督，看似重视，其实未必，因为很快其余张、鹿、李、宋“四虎”都升级到军长或以上。所以刘汝明说蒋是“被排挤到甘肃”去的。蒋到甘肃与刘一起开辟西北根据地，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积累了一些资金，结果被冯怀疑刘以权谋私，要查他（这其中刘可能有“不轨”，但与旧时军人计较这种事，个个都会不干净，冯此举乃因小失大）。特别是后来刘又自行编了一个“暂编十二师”，以蒋任师长，这又会是使冯很不高兴的事。这些，都可能使冯对刘、蒋有“别具怀抱”的疑心。此为对蒋之三不利。
——其四，功高震主。蒋在冯部不长时间任职中，可以说是屡建奇功：在四川陈宦（yi）反袁中与护国军交涉，作为模范连教官培养人才，河南扩军巧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计”，北京政变先期入城设计，辅佐刘郁芬在甘肃为西北军建立根据地……他本来就有冯的“战友级干部”这种身份，功劳如此，难免令主人感到不安。此为对蒋之四不利。
——其五，蒋在冯部中威信较高。刘汝明就十分敬重地说：“蒋鸿遇人极精明能干，也能识大体，对冯先生帮助很大，可惜死得太早了。”这里说的“识大体”，其实是说蒋能“屈居人下”，在封建气氛浓厚的集团中，这种人不仅不被看成是襟怀大度，反而会更引起领袖“韬光养晦”、“阳下之而阴上之”的疑虑。孙连仲违令不杀蒋，也说明了蒋威信，这对于靠个人威信维持集团的冯，显然也是不利的。此为蒋之五不利。
——其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蒋属于冯系集团的高级干部中最高学历的军校生之一（另一个是刘郁芬）。他对作战、训练、素质等，都有自己的军校生的一套。而这，对于冯那种靠感情因素和个人好恶，随意性的提拔任用干部，越级直接插手下级管理等等的办法，都是一种挑战。此为对蒋之六不利。
有了上述“六不利”，就决定了蒋在冯系集团中地位走向悲剧化的必然结果。本来，在从河南开赴北京时，蒋就任过旅长，但到北京后，冯又把旅长职务全给了“五虎”。以至于在北京政变前，蒋只任了个“兵站总监”。成立国民军第一军时，蒋亦不为早期六师长之一（其中一个甚至给了冯的老友、对冯集团无大贡献的郑金声）。最后，蒋鸿遇还是“被排挤到甘肃”去了。当西北军处于最困难、最混乱时（韩石第一次叛冯就发生在此时），这位对冯的团体有很大贡献的最老的参谋长，甚至还因为一个“看法”，几乎引来了杀身之祸。真不可谓不悲也！
因此笔者估计，所谓张之江在南口撤退时下令杀蒋一事，很可能是受冯之密令。除了因为张不是一个容易做这种事的人外，而冯则是一个“很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刘骥语），经常作出一些极端的甚至很残忍的行为，像督陕时杀郭坚，督豫时杀宝德全，北京政变中杀徐树铮，中原大战前要加害张钫，活埋萧楚材，及至抗战初期要捕捉杀破坏其督促二十九军抗战的萧振瀛，等等，都有点不顾后果。在部队遇到最困难情况时，下令除掉一个自己不喜欢、又怀疑其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蒋鸿遇，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而言之，作为从古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国“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的蒋鸿遇，他的悲剧，应该算是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型军人”遭遇的一个典型。从中，可以折射出由北洋军起家的旧式军队人事制度的种种弊端。所以很有分析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