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电影史
世界电影史
电影诞生在我们眼前每秒钟以24格画面（从前是16格画面）的速度转动的影片，  世界电影史之所以能给我们以运动的幻觉，是因为反映在我们眼膜上的形象不会立即消失的缘故。我们眼睛的这一特点——或者说这一缺点——即形象在眼膜上的滞留性，可以使一块燃烧着的木炭在被挥动时变成一条火带。这种现象曾被古时的人们发现过。在17世纪和18世纪，牛顿和达赛爵士曾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但由此打开通向电影的道路，则还有待于在瑞士出生的英国人彼德·马克·罗杰特的研究。
1830年，一位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根据他的研究，制成了物理教科书上所说的“法拉第轮”，同时约翰·赫歇尔在设计一种新的有趣的物理实验时，也做成了第一个利用画片制成的视觉玩具。1825年由费东和派里斯博士发明的“盘”（ThauCmatrope）是一个两面画着图画的硬纸盘，当硬纸盘很快地旋转起来时，我们就看到这两个画片仿佛结合在一起了。
比利时年轻的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托和奥地利大学教授斯丹普弗尔在1832年同时发明的“诡盘”
（Phénakistiscope，在镜子里观看的一种锯齿形的圆盘），即是利用“法拉第轮”的原理和“幻盘”的图画制成的。这两位研究家的发明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他们之间并没有相互的影响。这一前进的发展在英国物理学家们以前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可见端倪。但普拉托从制造“诡盘”所得出的理论似超过他的竞争者。他确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他的锯齿形（或有隙缝的）的硬纸盘，不但能使一系列活动画片产生运动，而且还能使视觉上所产生的运动分解为各个不动的形象。因此从1833年以后，电影的原理，无论在放映或摄制方面都已产生出来了。
在维也纳、巴黎、伦敦等地，这些小机器开始脱离了物理实验室的范围而成为儿童们的玩具。波特莱尔在1851年对此曾作过详细叙述，并认为这种玩具价钱太贵，只有阔人才买得起，而引以为憾。英国人霍尔纳在1834年发明的“走马盘”（Zootrope）给予了上述玩具以新的发展。这种“走马盘”在硬纸上画有一连串的形象，预示着未来影片的雏形。
这些小玩意产生了近代动画片，特别是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他在1853年结合了17世纪以来由耶稣教徒基尔谢所创造的幻灯，在银幕上放映了动画。但是，要想创造真正的电影，还必须利用照相。普拉托在1845年曾经这样说过，可是他却无法从事这一研究，因为他由于工作过度，当时已经双目失明了。而事实上，当时人们即使遵循普拉托的建议，在技术方面无疑还是有不能解决的困难的。
电影实际上意味着“快速摄影”。照相这一概念，在今天已经十分普及，可是当法国政府在1839年为了把这一最珍贵的近代发明贡献给世界而向芒戴·达盖尔和尼塞福尔尼埃普斯的继承人收买照相专利权时，这个概念还远未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
1823年，尼埃普斯的第一张照片“餐桌”，拍摄时需要十四小时的曝光时间。初期的银版照相法只能拍摄静物和风景，而曝光时间直到1839年还需要三十分钟以上。但人们对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并不感到奇怪，因为照相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还是当作一种新的绘画方法，即一种根据文艺复兴开始以来画家所用的暗室把形象固定下来的化学方法。 
1840年以后，曝光时间减到二十分钟，并且第一次把化妆的模特儿的姿态拍摄下来，这些模特儿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阳光下面，汗流浃背，眼睛被阳光照射得睁不开来。过了不久，摄影时间只要一两分钟就够了。但要使照片通过玻璃底版印出很多张，还需要用湿珂?琔，而这种湿珂?琔直到1851年才普遍应用。这时，曝光时间缩短到只要几秒钟，照相这门新的手工艺很快就成为了几万人的职业。
1851年以来，第一次的“活动照片”在摄影师（克罗代、杜波斯克、阿切尔、惠特斯东、凡哈姆和斯甘等人）的工作室里拍摄成功，了。湿珂?琔的复杂性，使得这些摄影师和研究家不能在一秒钟时，间内把一个动作的十几种姿势拍摄下来，结果他们只好采取连续拍摄的方法。例如，在表现一个人放下手臂时，首先拍摄这个人举起手的姿势，然后把胶片重新装进照相机，再来拍摄这个人的手稍微放下一点的姿势，象这样逐次地拍摄，一直拍摄到这个人把手完全放下为止。这种方法虽然很不完善，但它却使杜蒙、科克，特别是杜柯·杜·奥隆等人早在1870年以前已预示了电影的未来用途及一些技术方法（如“慢速摄影”、“快速摄影”、“天文电影摄影”等等）。电影兴盛1908年以后，爱迪生和比沃格拉夫的电影托拉斯似乎已取得胜利。性情急躁的肯尼迪此时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旧货商、马戏团丑角、假宝石商、鱼贩或兔皮以及一些无业游民所经营的电影业以外，已没有什么敌手。这些人几乎都是新来美国的移民，其中包括：威廉·福斯、卡尔·莱默尔、L．B．梅育、巴拉本、卡兹、凯赛尔、包曼、华纳兄弟、阿道尔夫·楚柯尔、塞缪尔·高德费许等人。当时肯尼迪所担心的是欧洲方面的竞赛。经营音乐咖啡馆的巨商茂笃克，曾把旧大陆上被百代和梅里爱所排挤的几个大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际制片与放映公司”，自己担任这个公司的经理。但是，巴黎“受骗者会议”的失败，使茂笃克丧失电影史了勇气，他转而对史密斯—欧本的天然彩色胶片很感兴趣，而听任这个昙花一现的联合企业趋于瓦解。肯尼迪一方面极力促成欧洲方面竞争者的失败，另一方面，用威胁的方法将电影企业中的三个部门加速集中在自己手里。到1910年，他在这方面已经获得胜利。“电影专利公司”①的一个分支机构——通用影片公司，用200万美元把57家主要的发行公司收买过来。从此以后，美国9480家影院中，受这一托拉斯支配的有5281家，占全部影院的57%。①即被一般独立制片商称为“爱迪生托拉斯”的影片公司。如果竞争的对象是汽车工业或者是罐头工业，那么上一胜利可说已经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可是电影的技术日新月异，1908年认为很好的摄制方式，到1911年就成为不流行的方式，而爱迪生托拉斯却始终固步自封，使用老一套的方式。 凡是属于爱迪生托拉斯系统的每一大制片公司当时都有它自己的按年付酬的演员和导演。他们每星期要拍三四部影片。这些影片都不准超过一本，所花的费用也不得超过数百美元。商人出身的肯尼迪一定记得他从前经营的洋钉托拉斯虽享有专利权的独占，但由于这一行业，别人只要有一万美元的资本就可和他竞争的缘故，结果归于失败。而摄制一些一本长的影片，投资人只要雇用一些失业的演员，在露天或者在简陋的布景中扮演他们自己不会扮演的角色，所费成本比制造洋钉还更少。以赌马为业的凯赛尔和包曼只用了3000美元就创立了他们的影片公司。他们摄制的影片，每部成本不过200美元，而获得的收入却超过10倍。因此他们大量摄制影片，把这些影片推销给他们所控制的租片商。他们发迹的经过，和贩卖留声机的商人威廉·鲍威斯、戏剧商爱德温·丹霍塞、经营“镍币戏院”的卡尔·莱默尔、福斯、楚柯尔等人的发迹经过，实际上大致相同。这些颇为自负地自称为“独立的”新制片商，用增加几块钱津贴的方法，吸引托拉斯的技术人员到他们那里工作。威廉·雷努斯和保罗·潘采尔就是这样脱离了维太格拉夫公司，爱德温·鲍特也同样离开了爱迪生公司。这些以前做过巡回演出商的独立制片商比托拉斯的老板们更熟悉群众的爱好。潘采尔到鲍威斯那里以后，第一次就拍了一部《双枪将》，在六个月里就获得5万美元的纯利。 这些新成立的影片公司的生意日趋兴旺，因为托拉斯不能满足“镍币戏院”日益增长的需要，每星期最多只能供给两个到三个节目。有些地区的“镍币戏院”，虽然和托拉斯订有合同，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又和独立制片商发生联系，企图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新出的影片。肯尼迪利用报纸对“镍币戏院”这种背信行为大肆攻击，运动政府设立检查上映影片的机关，并勾结警察借口所谓安全条例，查封独立的影院。可是他这些措施对分散在象欧洲那样广大地区上的几千个放映商来说，却没有什么效果。于是他又唆使艾尔·麦考埃指挥下的流氓来攻击人数较少、易于击破的独立制片商。他们把硫酸倒在显影药水里，使底片全部毁掉，摄影机被砸烂，真的子弹从演牛仔的演员耳边掠过，在群众演员中间引起斗殴，造成伤亡事件。肯尼迪的这种办法，完全承袭了他的旧东家洛克菲勒的故技，后者曾经派遣武装匪徒，用炸药炸毁美孚公司的竞争者的输油管。 石油托拉斯可以用垄断输油管和炼油厂的办法来建立它的独占，可是这种办法在影片的流通和发行方面却很难想象。但伊斯特曼给予电影专利公司的胶卷独占权却有可能使它在打垮独立制片商方面取得胜利。然而由伯吕拉都尔经理的卢米埃尔工厂在美国的分厂，不久就出售了好几百万英尺的胶片，而里昂老厂的产量却没有任何增加。事实上，所有印有卢米埃尔兄弟公司商标的胶片都是在美国罗切斯特制造的。到了1911年，伊斯特曼放弃了这种诡计，公开宣布废弃和托拉斯签定的合同；而伯吕拉都尔本人则成了伊斯特曼的胶片销售总经理。但另一方面，在爱迪生这方面还有“山立格”、“维太格拉夫”、“卡勒姆”、“比沃格拉夫”等这些营业显然很兴旺的影片公司，继续和独立制片商进行斗争。以前经营地毯业的芝加哥人山立格“上校”，此时已成为规模庞大的摄影场、服装车间和样片洗印厂的老板了。他的影片公司专门摄制西部片。他的演员们走遍全美国，寻找风光明媚的地点。1908年初，摄影师托马斯·伯森斯和导演弗兰西斯·鲍格斯为了拍摄一部由一个失业的魔术师来演出的影片《基督山伯爵》，到了洛杉矶市的郊外。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们在一个荒凉的小村建立了一所小小的摄影棚，这个小村被卖主起名为好莱坞，意即长青的橡树林，虽然这种树木在加利福尼亚州根本不能生长。山立格曾在他芝加哥的摄影场里排演过罗斯福总统在非洲打猎的影片。摄制此类影片是他的擅长。他以一个曾当过骑兵、参加过古巴战争的退伍军人、绰号汤姆·密克斯的演员为主角拍了几部故事片。这一角色受到观众极大欢迎，变成了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直到今天，法国的孩子们都还记得他的名字.电影创新立体放映早在电影发明之前就已出现。1868年，亨利·达尔梅达就曾用红绿两种光线把画面重复投射到银幕上，观众可以透过一种红绿双色的镜片把两个画面混合成黑白立体形象。这种方法日后被称为“双色立体放映法”（Anaglyphe），曾在1935年前后被路易·卢米埃尔及美国的米高梅公司用来放映短片。
“双色立体放映法”的缺点是使人们不能看到彩色，所以（尤其在德国）有人用两片无色的偏镜片（Polarlides）来代替原先的红绿镜片，使光线从左边或右边偏离分散。
到1950年，这种方法开始走出实验室，在意大利、匈牙利和英国作公开的表演。
1952年11月在纽约，亚区·阿波勒放映了一部立体影片《魔鬼勃华那》，广告上用了这样引人注意的字样：“狮子爬上您的双膝”，“请看爱情的立体表演”。这部描写猛兽的探险片是用低成本在南非拍摄的，它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以致好莱坞各大公司竞相用立体电影来拍摄恐怖片（如《戴蜡面具的人》 ），表现珍尼·鲁塞尔或丽塔·海华斯的色相的影片（如《法兰西路线》 ，《萨蒂·汤姆逊小姐》 ）。但是“偏光镜公司”出租它的眼镜收费之高，正象杀掉一只生金卵的母鸡，观众也对这种电影渐感厌烦，因为这种立体电影顶多只能表现演员在景深镜头中的一些活动，或者靠摄影机的移动来产生某些立体的效果。到1954年年底，好莱坞放弃了立体电影，同时在苏联，伊万诺夫发明的立体电影仍在一些大城市里放映，吸引有限的观众。
“星涅拉马”式宽银幕电影是和立体电影同时在纽约出现的，不过它的流行要持久得多。这种电影的发明者弗莱德·华勒（1954年故世）在放映时采用凹三面银幕和立体音响，就如阿贝尔·冈斯和机械师德布里于1927年和1935年在巴黎两次放映《拿破仑》时所用的方法那样。1940年华尔特·迪斯尼在美国几个城市里放映他的影片《幻想曲》
时也采用三条音带与三个扩音器，来产生立体声的效果。
“星涅拉马”式宽银幕电影用3架放映机，300平方米的凹三面银幕，6条声带和将近20个扩音器。它在纽约获得如此大的商业成功，以致观众要好几个月前预订影院的座位。
经过十年获利的经营，到1962年年底世界各地共有140家“星涅拉马”电影院，放映麦克·托德、茂里安·古柏、路易·德·罗希蒙等人拍摄的九十部影片。这些影片当时还不是故事片，而是一些旅游纪录片，引导观众漫游世界五大洲。当表现交通工具（火车、飞机、小汽车、直升飞机、游览小火车等）迎面飞驰而来时，尤其能产生惊人的效果。
这种立体效果更因哈扎尔·黎夫斯创造的立体声而大大加强。
1962年之后，凹三面银幕简化为一个大银幕，上面只放映70毫米的一部影片。“星涅拉马”式宽银幕电影开始用来放映故事片，但这些故事片在商业上的几次失败，使观看这种电影的人数明显下降。
在“星涅拉马”式宽银幕电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环幕电影是由华尔特·迪斯尼出资兴办的。这种电影要观众站在一个环形银幕的中央，银幕上面有11个孔，透过这些孔放映11部16毫米的影片，使周圈360度的银幕上都投射上画面。观众可以瞩目四望，可是很快就会被这种象巡回演出商的演出弄得疲惫不堪，放映很难继续半小时以上，因此至今还没有人为这种电影制作故事片。
“星涅拉马”式宽银幕电影积极倡导者之一的麦克·托德以其惊人的宣传才干大力推销一种名叫“托德—A．O．”（A．O．是美国光学公司的简称）的宽银幕电影放映法。这种方法是用70毫米的影片在放映机里向横方面展开，把画面形象投射到几个巨大的银幕上，这些画面比标准影片的画面大十倍。在他不幸于1958年丧身于飞机失事之前，这位善于经营的制片人在用托德—A．O．法放映的两部故事片上发了一笔大财，这两部故事片一部是由弗莱德·齐纳曼导演的轻歌剧片《俄克拉荷马》，另一部故事片是《八十天环游世界》 ，尤其获得成功，这是一部天真幻想的大场面片，根据儒勒·凡尔纳原作的情节自由改编。到1958年年底止，全世界已有200家电影院安装了放映托德—A．O．影片的设备，另外，为了普及放映起见，托德—A．O．的影片还被转印到35毫米的标准胶片上面。同样也有人着手试验“深景电影”（Vistavision），这种电影也是用一条35毫米的影片在放映机内向横的方向展开，影片的画格尺寸为35×35毫米，这种尺寸是那些使用莱卡摄影机的摄影师们所很熟悉的。
中国电影史
总述使用“失踪者”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指物理意义上的胶片的消失（战火、政治焚毁、技术、流失民间、自然条件变化等），它们所挟带的时光需要通过考古、寻觅和修复来重现，其中实质性的突破屈指可数；一指书写和修辞意义上的消失（意识形态色彩的电影史书写、史学上的学理性偏差），这是我们中国电影史最大的“特色”:这是一部被反复蹂躏的电影史，一些珍奇在这样荒谬的历史中隐现如鬼魂。早期无声片以下这些影片我们将永远无法得见，有些人物我们从未听说过——早期无声片
  电影史从《定军山》开始，中国人制作电影的热潮持续不断。到1926年，全国大小175家电影公司，制作了大量的滑稽短片、生活情景片等，如今只有一部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保留下来，成为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中国影像。1927年左右，轰轰烈烈的“古装片”运动掀起了影坛的一场商业风暴。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早一部是1927年侯曜导演的《西厢记》。此人还在黎民伟的大力资助下拍摄了当时的“大片”《木兰从军》，也已散佚。20年代有过一个“倡导国片运动”，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黎民伟，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越来越显出其对中国电影的卓越贡献，不仅被视为“香港电影之父”，更被批评者树为“中国电影之父”。1920年在上海制作的《阎瑞生》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这些影片大都流失在战火和世事无常之中。软性电影  电影史这是一批优美的胶片，集中体现了当时最有学养的知识分子趣味和市民快感。 1933年3月，刘呐鸥、黄嘉谟等人创办了《现代电影》月刊，身为现代派作家，他们宣称“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他们坚持电影的“软片”性质，推出《花烛之夜》、《化身姑娘》、《人道》和《粉红色的梦》等影片。但在当时便遭到左翼影评人的严厉批评，更被后来大陆的正统电影史所排斥。长期以来，它们只作为左翼电影的对家而存在，即便这些“软性电影”的部分胶片在大批判的年月得以幸存，事实上也已经从电影史上“失踪”了。从目前能够看到的几部电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影片深受欧美主流电影趣味的影响，讲究技巧和形式感，讲究受众效果。在电影走向市场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评估甚至鼓励这些电影的有益经验，重新研究这些最熟悉城市的电影作家的理念，用以补充我们失衡的电影生态。而这一工作，决不应该再采用和“左翼”对照的陈旧思路。早期类型影片如《街头巷尾》、《泰山万岁》等喜剧影片、一些被主流电影史所轻视的武侠、神怪影片《火烧红莲寺》（1928年）。“红莲寺一把火，‘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敲进了武侠影戏的大门墙’，3年之间，一集一集地续拍下去，竟达18集之多。”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共上映227部武侠神怪片。它们绝对是当时产量最大的电影品种，然而，并未因此而取得在电影史上应有的地位。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它们是作为“糟粕”而遭到批判的。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对它们的严肃的评价和分析。或许，可以期待百年重修电影史的大工程会考虑这件事情。但遗憾的是，很多影片恰恰是消失在前代编史者的手中。这宗电影史上“焚书”行为迄今尚未得到厘清。费穆的儒家电影真正有系统地深入探索电影文化表达的诸种可能性的，在那个喧嚣时代，大概只有费穆一人。文化决定气质，气质决定形式。我们往往过多地惊叹他的形式表达，却忽略了他试图成为“电影儒家”的现世激情。1948年初，费穆在另外一部影片的空闲时间用3个月拍完了《小城之春》，上映后，反响不大，很快被人遗忘。1983年，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电影文化中心合办的“20至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令《小城之春》重放光芒。此后，该片成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在世界电影百年之际，该片不仅被评为中国电影90年的10部经典作品之一，更被香港电影评论界评为世界百年电影史上的10大经典之一。而在他一生参与编导和监制的21部影片中，现存的仅有10部。由阮玲玉主演的《城市之夜》、《人生》和《香雪海》已经看不到了，他在战场上拍摄的抗战纪实片《北战场精忠录》和呕心沥血之作《镀金的城》、《孔夫子》、《锦绣江山》也都失散了。仅存抗战宣传片《狼山喋血记》、梅兰芳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戏曲片《生死恨》和《小城之春》。1980年，在英国电影学院的仓库中发现了《天伦》的残片，从这段残片中，我们可以管窥到这位“电影儒家”一系列作品的抱负:温柔敦厚、天人合一的现世理想，以及这种内在素养折射出的优雅形式和趣味。而在正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这位被世人瞩目的东方电影先驱仅得几行灰色的评语。传教电影一大批“福音导演” （很多是业余导演）拍摄的“传教电影”，由于制作粗糙和手段单一、更由于缺少商业电影的吸引力，很难进入电影史家的视野。但它们在纪录价值、信仰价值、甚至叙事价值上，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好莱坞很多大导演，实际上也可看做是“福音导演”。对信仰的忠诚，对真理的执著、对观影效果的极端重视，正是好莱坞电影从福音电影里学习的结果。这部分影片主要集中在港台，也产生了几位大导演，例如关信辉、冼杞然等。而早期中国电影中，也有用电影做善事的传统，最典型的莫过于《武训传》了。虽然该片前后加上了应景的“点题”文章，但通片看到的却是一位在山东的荒草中踽踽独行的“圣徒”形象。李香兰和“满映”电影这是一块历史的“无人地带”。正如我们称呼当年东北大片河山为伪“满洲国”一样，我们从来不认为这块土地上生产的电影是真正的“国族电影”。中国电影史迄今也仅在李道新的书中对这些电影有所涉及。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正式成立，简称“满映”。它是伪“满洲国”管理电影摄制、发行和放映的专门机构。满映生产的影片分为“娱民”、“启民”和“时事”三种影片。“启民”影片是直接体现国策电影思想的片种，满映初期拍摄的《进展的国都》、《协和青年》、《光明的大地》等都是这类影片。在故事片制作方面，以情节性较强、宣传性较淡的娱乐影片为主。1945年日本投降，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满映”随之解体。“满映”在它存在的8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纪录片189部。这些资料胶片一部分后来流失到前苏联，日本人发现后出高价买回胶片，编成了30集的录像带，在日本发售。后来经向日本方面交涉，1995年5月，日本同意向中国政府赠送部分资料。“满映”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李香兰，她是在中国出生的日本人，主演了“满映”时期的许多电影，她演唱的《夜来香》曾红遍大江南北，是当时电影界和音乐界分外耀眼的明星。日本战败后李香兰被控“汉奸罪”，判了死刑，因户口簿证明日本人的身份得到承认。1946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无罪释放后回到日本。1947年恢复本名山口淑子，重回日本演艺界，并一度活跃在好莱坞。持摄影机的人们2003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石城发现一批拍摄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胶片资料。这批影片已经整理的有61部之多，全部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批影片记录了当时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人文风俗地理名胜和生活状况。拍摄这批电影的摄影师是中国纪录电影的开创者—孙明经。他是中国高校电影教育的开创者，创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并且独立拍摄完成49部纪录电影，主持摄制了100多部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译制了66部外国电影，完成影片长达50000英尺。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孙明经的名字从电影史上神秘地消失了。他拍摄的影片《农人之春》于1935年7月2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农村电影国际比赛会上荣获特等奖第3名，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遗憾的是，这部电影的拷贝已经失落。1998年，第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首次展出了另一位从未被发现的纪录片作者刘呐鸥所拍摄的两卷纪录片《人间卷》和《卷》。经过数年的努力，台湾电影资料馆复修了刘呐鸥外孙林建享先生提供的刘呐鸥纪录片5卷，包括《人间卷》、《卷》、《风景卷》、《广东卷》和《东京卷》。首两卷纪录片，大概摄于1933至1934年。这些被刘自己称为《持摄影机的男士》的影片，基本内容是展现刘呐鸥的家庭生活、台湾庙会巡游盛况、奉天风景、旅游花絮、轮船离开港口情形、广东风景、旅游花絮、军队会操等。这些早期纪录片多年来藏在各个华语电影资料馆的地下室里，沉默至今。先锋实验电影翻开中国任何一本电影史，我们找不到除了主流的叙事电影之外的其他片种:我们历来把电影当作思想表达和教化的工具，纯形式的玩味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形式就是内容这个说法从来没在现实当中真正地被理解。这些电影包括:电影大家的小游戏、民间的非胶片作品、实验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正在“失踪”的当代独立电影（第六代、民间影像）。目前，只有成立于2003年8月的广东电影录像资料馆宣称收藏这些“体制外”的电影作品。但藏品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不对公众开放。
以上仅是目前能够发现的一些“失踪者”的部分轨迹。中国电影资料的损毁和流失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目前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中外影片近2.5万部，其中1949年以前的电影馆藏不过是那出品丰富的年代的15%（不到400部）。大部分早期电影要么毁于战火，要么流失民间，最终不知去向，要么干脆就是“销毁”或“藏灭”了。而那些幸存者如果不及时保护，大抵也免不了“失踪”的命运——大部分珍贵胶片的存储寿命已处于临界状态，易燃、褪色等保存技术问题尚未有人料理。国外先进的胶片修复技术仍未引进。
近年来，电影资料馆成为“发现失踪者”的主要“田野”:这说明，在物理意义上，很多人和影片从未从我们的视野离开，但我们仍像对待某些讳莫如深的名字和年代一样，习惯用经年的时光等待它们的渐渐远去，于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难再见到它们的名字。这是一种屈辱。不是当事人的屈辱，而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屈辱。胶片也是这样一种易逝的、脆弱的生命。对以上这些“不存在的电影”的关注，实际上是对影像记忆的尊重。它们毕竟在一代人、一群人、乃至一个人的生命里鲜活地存在过。有朝一日，我们终能让这段被遗忘的时光“重现”。
同名书籍
基本信息作者: 罗伯特·C·艾伦 / 道格拉斯·戈梅里
译者: 李迅
出版社: 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年: 2004-5
页数: 392
定价: 2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外国电影理论名著丛书
ISBN: 9787106012335作者简介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大众娱乐与流行文化史，著有关于美国广播电视史的《话说肥皂剧》，关于美国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大众戏院的《令人不快的愉悦：杂耍表演与美国文化》。他开设有美国影视媒体史，全球化与民族身份，美国家庭社会变迁，社会与文化历史比较等课程。
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马里兰大学美国广播与电影图书馆（世界五大广播图书馆之一）资深学者、荣休教授，曾在马里兰大学教授传播学，为《村声》杂志撰稿，出版了十余本关于美国媒体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著作，如《好莱坞制片厂制度史》、《声音的到来》等，大量著作已被翻译为八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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