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
简要介绍
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楼东乡田坝村，地处金沙江北岸一至五级台地，属于向家坝水电站淹没范围。遗址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在遗址的I区、III区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战国秦汉、明清各时期遗迹800多个，采集了大量土样、炭样、动植物标本，出土有大量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
遗址分布面积之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时间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进一步补充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川南地区的资料；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川南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于研究川南金沙江下游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及构建四川该时期的文化谱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发现的大批战国秦汉墓葬，文化内涵丰富，跨度长，墓葬形制多样，出土器物体现巴蜀文化、石棺葬文化、中原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足见该区域为蜀人南迁路线上的重要节点，也更说明该区域正处在文化交汇的漩涡地带。[1]
发掘过程
  战国晚期土坑墓[2]201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钻探队伍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发现有新石器、商周时期文化层堆积及大量汉代墓葬，遗址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可分为四个区。[3]
此次考古共发掘新石器至明清时期各类遗迹近90个，出土铜器、陶器等500余件、清理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墓葬16座。此外，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与先期发现的叫化岩遗址可将川南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认识提前2000年。
考古发掘共钻探面积约10万平方米，钻探发现有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等形制的墓葬近40座，时代主要为西汉早期和东汉时期。此外还发现有大面积的文化层堆积，从钻探出的陶片看，主要为新石器——商周时期堆积。
考古队对石柱地墓地的一区和三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掘新石器至明清时期各类遗迹近90个，出土铜器、陶器、玉器、铁器、石器等500余件、清理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墓葬16座，包括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瓦棺葬等。尤其是东汉时期的石室墓，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墓葬形制，考古专家称此墓对研究汉代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乃至对该区域汉代文化研究等提供了新的材料，是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与2009年在屏山县楼东乡沙坝村三组发掘的叫化岩遗址，为川南地区罕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填补了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川南地区的空白。[4]
至2011年11月，在遗址的I区、III区共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00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战国秦汉、明清各时期遗迹800多个，采集了大量土样、炭样、动植物标本，出土有大量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3]
考古发现
地层堆积I区：地层堆积可以分成22层，其中19-22层为新石器时代，15-18层为商周时期,11-14层为秦汉时期，2-10层为明清时期文化层。
III区：地层堆积可以分成12层，其中第12层为新石器时代，9-11层为沙层，6-8层为商周，4-5层为汉代，2-3层为明清时期文化层。新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期遗迹发现有房址和灰坑。房址均为柱洞组成的近似方形杆栏式建筑。以2010PSF2开口于11层下，打破第12层，南北长约3米，东西宽约2.2米，面积约7平方米；由14个柱洞组成，柱洞直径12-28厘米，深29-40厘米，柱洞内填土均为灰褐色半沙土。
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的泥质陶；陶色有黄褐陶、红褐陶、黑褐陶、灰褐陶和灰陶等;纹饰有绳纹、细线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纹饰。可辨器型有宽折沿花边口绳纹罐、盘口器、侈口折沿罐、器盖、圈足器、网坠等。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以磨制为主，器类有磨制石锛、石斧、石杵、石球、砍砸器、刮削器等。商周时期遗存商周时期遗迹共清理有250余个，有灰坑、房址、墓葬、灰沟等。房址共发现20座，均为地面建筑，根据其建筑形式可分两类，一类有基槽、柱洞，如2011PSF15，残，平面呈长方形，方向朝西南，北基槽长4.8米，东基槽长3米，面积约15平方米，其中在北基槽和南基槽内各发现一柱洞；另一类无基槽，由柱洞组成的近方形、圆形建筑，如2011PSF12，由8个柱洞组成，平面呈椭圆形，最大径约3米，最小径约2米。商周时期墓葬发现较少，共清理2座，均为竖穴土坑墓，人骨保存较差，随葬品较少，可辨器型有尖底罐、尖底杯、尖底盏、侈口平底罐等。
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陶色以夹砂灰褐陶、红陶为主。纹饰以素面和绳纹为主，另有弦纹、附加堆纹、菱格纹等。可辨器型有尖底罐、尖底杯、圜底钵、尖底盏、小平底罐、高领器、圈足器、陶豆、网坠、纺轮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有石斧、石锥、石锛、石环等，少量打制石器，有双肩石斧、砍砸器等。
经初步整理，商周时期遗存出土的尖底杯、小平底罐等器物，与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相似其时代应为西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文化遗存共清理250余个遗迹，有墓葬、灰坑、灰沟、房址等，以墓葬为主，共清理140余座，时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东汉中晚期。墓葬形制多样，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圆形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瓮（瓦）棺葬等，以土坑墓最多。分布比较有规律，墓向基本上在130°-170°、210°-260°之间。随葬品有陶、铜、铁、银、石、料珠等。2011PSM11，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平面略呈梯形，长4米，宽1.3-1.4米，深0.45米，墓向151°，随葬圜底罐、圜底釜、陶釜甑、铜鍪、印章等各类器物25件，时代为战国晚期。2010PSM13，刀形石室墓，墓向50°；保存较差；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道长3.1、宽1.63米；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1.26、宽1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2、宽1.67米，其时代为东汉中晚期。
遗物以墓葬随葬品为主，出土有陶、铜、铁、银、石、料珠等。陶器主要为夹砂陶，陶色有灰陶、灰褐陶、黑褐陶、红陶、黄褐陶等。可辨器型有釜甑、单耳鍪、盆、圜底罐、平底罐、小口平底瓮、大口瓮、缸、双耳圈足甑、平底甑、圜底釜、双耳釜、单耳釜、三足釜、矮圈足豆、单耳罐、双耳罐、器盖、碗（钵）、陶房、水田模型、陶案、陶鸡、陶狗、执盾佣、仆人佣等；铜器有剑、矛、镜、钱币等；铁器有剑、斧、叉等。明清时期文化遗存共清理明清时期各类遗迹近250个，有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等。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石室墓两种，墓葬除两座土坑墓保存较好外，其余均被严重破坏。灰坑有椭圆形、圆形、不规则形等。出土有陶器、铁器、铜器、石器及大量的瓷器等遗物。瓷器以青花瓷、青瓷、酱釉瓷为主。可辨器型有盘、盏、壶、杯、罐等。
发现一条明末时期、石块铺砌的街道遗址，残存长约100米，宽约1.5-3米。[3]
发掘意义
石柱地遗址分布面积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时间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距今约4500年，是继叫化岩遗址之后在向家坝水库淹没区取得的又一重大收获。从文化内涵来看，虽然包含有重庆峡江地区、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因素，但土著文化因素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其自身的特色，代表了川南地区金沙江下游的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对建构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加深了对成都平原与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联系的认识。金沙江下游地区是成都平原与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为研究金沙江流域和峡江地区、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既有其自身的特色，也有来自成都平原及峡江地区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所出土高柄豆、尖底罐、尖底杯、圜底钵、尖底盏、小平底罐、高领器、圈足器等，为研究金沙江流域和峡江地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从而为寻找夏商文化从峡江进入成都平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该遗址共发掘清理了140余座战国秦汉时期墓葬，是川南地区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墓地之一。墓地墓葬形制多样、分布规律，出土随葬器物丰富且富有特色。经过初步整理，大郅可以分为战国晚期、战国末至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期或偏晚、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东汉早中期等几个时期。包含巴蜀文化、石棺葬文化、中原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说明该区域正处在文化交汇的漩涡地带，对四川地区秦汉考古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发掘的与相邻的沙坝墓地相同的一批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蜀人墓葬，出土的器物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征，是川南地区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巴蜀墓地之一，足以证明蜀国灭亡后蜀人的一支曾沿岷江南迁至此，该区域为蜀人南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
明清时期堆积非常丰富，发现有房址、道路及大量灰坑等遗迹。结合县志记载，这一区域可能为一个小型集镇，对研究这一时期的集镇布局、规模、建筑形制等具有重要意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