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冷夏
简历
冷夏2003年起一直担任香港调查研究中心研究员。1998年至2002出任澳门政策研究所所长，兼《澳门政策研究》杂志总编辑。1993年至1997年为自由撰稿人，为《东方日报》《信报》等报章杂志撰写专栏或时评，并研究香港的华商史。1986至1992年任职电子媒体，从事新闻采编、节目监制工作。
近年主要学术活动
从事廉政问题的研究和演讲冷夏自2011年起，应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中国内地高等院校、党政机关的邀请，就廉政建设等相关问题巡回演讲。冷夏认为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反腐肃贪的形势也严峻，但同时又对中国反腐肃贪、廉政建设的形势和前景充满信心，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较慢、较稳健，不会影响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有力推进，中国的廉政建设会在未来迈出积极的、坚实的步伐。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相对保守与廉政建设方面的积极进取，将会成为未来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这也是中国反腐肃贪、廉政建设可能出现的前景。” 
冷夏2012年3月25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术讲座，以《从曾荫权事件比较香港与内地的制度建设》为题，从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最近涉及的收受利益事件，以及近日行政长官候选人涉及的负面新闻入手，深入剖析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制度建设之异同。在这个基础上，讲座重点谈两个问题：一，中国的廉政建设面临怎样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庞大的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对中国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二，中国的廉政建设如何才能取得突破，中国未来的廉政建设要取得突破必须得解决什么问题，推动廉政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好执政党的地位、国家政治制度、民主改革、法制建设、道德等的关系。 
在讲座快将结束的时候，冷夏特别强调，领导人的决心、魄力对成功推动廉政建设至关重要。他说，“在中国，不管是廉政建设，还是任何制度建设，必须由执政党以及执政党的领导人去主导、去推动，唯有这样，中国的下一步的制度建设才能由上而下的顺利推行，并且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取代共产党在这方面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的诚意、意志、决心和行动是推动中国廉政建设乃至整个制度建设得以成功的最关键、最重要因素。”
  冷夏在大学作廉政问题讲座现场
另据《南方都市报》 2011年05月26日题为《广东可先试点市县设独立反贪机构》的报道，冷夏在中山大学作主题为《香港的廉政建设对中国内地有什么》讲时建议，广东在廉政建设上可以借鉴香港廉署经验，考虑选择一个市或县设立独立的反贪机构。冷夏认为内地的反贪系统有多个渠道，反贪机构政出多门，重叠加叉，有利有弊，弊大于利，所以他建议中国内地可借鉴香港的做法，重组现有的反贪机构，整合成一个独立的反贪部门。冷夏在报告中提出具体的设想：在中国政府部门中撤销监察部及预防贪污局，设立独立的反贪部门。这个反贪部门只对行政体系中的总理、省长、市长、县长负责，这就与香港的廉政公署比较像，纪委依旧保留，但是只负责党内的纪律监督，这样就把党和政的反贪部门分开，责任明确。冷夏认为，广东一直都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下一轮的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也应该可以由广东先行一步，去年佛山市的一些纪检、检察干部曾经写过公开信，建议在佛山市区设立相对独立的反贪部门，重整现有的反贪机构，这说明广东省内要求廉政建设有所突破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
关于中国的廉政建设，冷夏的主要观点还有：
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政体，包括廉政建设在内的中国任何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要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不受影响和威胁，就可以大胆启动和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冷夏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廉政建设的关系非常密切，两者互为影响、互为作用。这些年来，中国廉政建设的成效不是很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还没有真正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与廉政建设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个关系处理好了，中国的廉政建设一定能柳暗花明，走出困局。” 
“法治” 是廉政建设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冷夏认为，“如果无法可依、执法不严，如果没有真正的法治基础和法制建设，没有真正的法治环境，那么，任何所谓的廉政建设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任何所谓的廉政建设也只不过就是人治社会的一种外表的装饰，都不可能有实际的效果。” 
法治比道德更重要。冷夏说，“讲道德没有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道德，但道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一本自己的道德经。只有建立一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全国上下共同守法，才能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所以，与其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还不如让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寸肌肤都充满着法律的细胞，让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口呼吸都充满着法律的气息。全国上上下下共同遵守、维护、捍卫庄严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法律法规，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大的公共道德。” 
法制建设比民主更重要和更迫切。冷夏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民主” 未必不是好的东西，但“法治” 肯定是好东西。对目前的中国而言，法制建设可能比民主更重要和更迫切。冷夏解释，民主和法制似乎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双胞胎，但理论放在一个这么特殊的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任何改革都应该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务实地进行，不能照搬别人的理论和经验，正如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跟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就明显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事香港事务的研究冷夏近年来主持了包括23条（国家安全法）立法、未来政制发展、特区政府管治、政党发展、香港与美国关系等多项有关香港政治、经济、民生问题的课题研究，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公开发布，或供决策层作决策参考。
另外，香港近十年来发生的政经大事，冷夏一直密切关注，并作理性、客观、独立的评析，不少观点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
早在2003年香港23条立法工作受阻时，冷夏就公开发表评论，指「一旦23条立法失败，必将严重损害基本法的尊严，严重损害了『一国』与『两制』的和谐统一关系，令内地与香港、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不能建立起『互信』，而这种『互信』建立不起来，香港的政制发展、未来前途就必然长期地深受影响。」
2007年3月，冷夏公开发表《第三届特首选举对香港各政治力量的影响》一文，分析这次特首选举催生「在野党」的出现，巩固了泛民阵营的凝聚，强化了亲北京阵营与行政长官的密切合作，对自由党造成一些冲击和影响，并且有预见性指出，「香港第三届特首选举对香港的政党及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较大的影响，也令将来香港特首选举的竞争性和激烈程度不可逆转，更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和冲击香港未来的选举制度和政制发展。」
2009年1月，冷夏提交给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关于2009-2010年度财政预算案的一些建议》，提出多项振兴及巩固香港经济的对策建议，得到积极的回应。
2009年9月，冷夏发表文章《中央应争取2012年香港政改的主动权》，建议中央应该充分掌握在香港政改检讨方面的主导权，引导香港未来政制健康、稳健发展，并提出多项具体建议。
2010年1月，冷夏又致函香港特区政府政制事务局，提出香港政制未来发展的多项意见，得到积极的回应。
2010底，香港特区政府宣布2012年前不算启动23条立法工作后，冷夏透过多个途径，在多种场合公开建议：针对香港的政治现实，又考虑到香港未来的政局发展，中央政府应该以开放的思维处理香港23条立法的问题，比如可以考虑修改基本法，将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交由全国人大制定，变成全国性的法律，然后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  
其中于2009年初公开发布的《论香港立法会议员专职化》研究报告，是香港第一部专门、全面、深入研究香港立法会议员专职化的著作，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爱诗及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为该书写序及予以推荐。 该研究报告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全球发行。 
  三联书店版《论香港立法会议员专职化》
《论香港立法会议员专职化》报告从立法会权力的增大、选举方法的改变、议员工作量的增加、避免利益冲突、吸引人才投身议会工作、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市民对议员工作质素的要求增加等方面，全面深入分析议员专职化的必要性问题，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议员专职化或高度专职化势将成为未来香港政治的必然选择。不过，报告强调要实行议员专职化，必须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和政治现实出发，并结合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步伐，先易后难，按部就班，有秩序逐步推进。根据这个原则，报告提出了实行议员专职化的短期方案和中长期方案 。研究澳门过回归事务及政府管治问题1998至2002年，冷夏主持智库澳门政策研究所期间，曾协助何厚铧竞选行政长官及施政，也就澳门过渡期事务、社会发展、政府管治、中央对澳政策、美国与澳门关系、台湾与澳门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向有关决策层提供对策建议和咨询意见，并在澳门、北京等地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有关澳门问题的研讨会、座谈会。其中一次是1998年下半年，由冷夏主持的澳门政策研究所发起，联合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共同组成「澳门特别行政区中长期综合发展策略规划建议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于1998年9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由冷夏主持。之后，澳门政策研究所结合起草委员会各委员的历次座谈的内容，撰写了多份有关澳门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提交给澳门特区政府参考。  澳门发展策略草委会会议现场，右四为冷夏。
2002年出版的《稳定与发展—对澳门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是冷夏和他的研究团队对澳门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建议，其中一些建议是供澳门特区政府参考的，该书是研究澳门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2009年12月出版的《冷眼看澳门》，对澳门回归十年以来的重要事件加以深入剖析，并反思何厚铧及澳门特区政府十年管治成就得失，港澳及中国有评论指该书是一部十年回归史，澳门有评论员文章称该书为澳门回归后唯一最坦白的政论好书。也有中国内地评论员认为研究澳门赌史，《冷眼看澳门》不能不看。  《冷眼看澳门》封面
又因为《冷眼看澳门》的主题是对澳门十年管治的反思，内容涉及澳门政府管治、中央对澳政策、美国与澳门关系、台湾与澳门关系、澳门民主与政制发展等重大议题，而冷夏在此中提出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因而该书还受到中央政府涉及港澳工作的部、委、办及相关省市领导的重视，被建议作为对港澳工作的参考。研究香港过渡期事务冷夏1993年起介入香港过渡期事务的研究，曾经在1995至1996年在香港《东方日报》、《信报》等报刊撰写专栏或评论文章。1995年起为《东方日报》撰写“ 行政长官演义”系列文章，每日一篇，展现香港过渡期政治发展历程，后来结集成“ 行政长官系列三部曲”《谁主香江—董建华与他的对手》《逐鹿香江—行政长官争夺战》《决战香江—政党风云录》在香港出版，其内容及观点被不少研究香港过渡期事务的著作引用。研究香港华商发展史冷夏1990年代初研究香港华商发展史，是香港华商发展史及香港百年经济发展史方面的权威学者。作为香港华商发展史研究的一部份，冷夏深入研究了香港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的华商包玉刚、何鸿燊、霍英东先生等人的成功经验，并撰写了这些杰出华商的传记，以此展现了香港近百年的光辉岁月及辉煌成就。这些作品畅销香港、台湾及中国内地，超过100份报章连载、转载及评论。其中根据霍英东先生的口述录音，整理、撰写成两部传记作品《霍英东传》、《世纪回眸－霍英东回忆录》，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出版，总销量超过80万册，几乎全球所有的华人报章均有连载或报导。另外，冷夏也参与策划、主编了《激荡的百年史——  香港商战风云录》、《香港股市风云录》等专著。  《霍英东回忆录》封面图
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学术及政论类)
冷夏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共行政、政府管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中央与特区关系等范畴的研究，成果丰硕，不少论着已成为专家学者研究港澳政治、社会问题时经常引用的参考文献。 其中各个范畴有代表性的论文或著作有：2008-2009研究专著《论香港立法会议员专职化》
时事政论专著《冷眼看澳门》1998-2002政经月刊《澳门政策研究》　　
研究报告集《稳定与发展—对澳门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研究报告《影响澳门稳定的若干因素及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刺激并带动澳门经济复苏的短期方案  《澳门政策研究》杂志封面1993-1997时政作品《行政长官争夺战系列一：谁主香江—董建华与他的对手》
时政作品《行政长官争夺战系列二：逐鹿香江—行政长官争夺战》
时政作品《行政长官争夺战系列三：决战香江—政党风云录》
近期媒体报道评价
近两年（从2009年至今），冷夏曾接受香港亚洲电视台、香港电台电视部、香港凤凰卫视、澳门葡文报纸《Hoje macau》等多家媒体访问，就中国外交60年、港澳事务等问题发表评论，其中曾在香港亚洲电视台制作的20集纪录片《澳门500年》中担任特别嘉宾，讲述及点评澳门回归十年大事及特区政府十年管治的成败得失。
另外，冷夏于2009年出版的两部专著《论香港立法会议员专职化》、《冷眼看澳门：澳门回归十年回顾及反思》，也有多家香港媒体如《文汇报》、《东方日报》、《亚洲周刊》、亚洲电视台，多家澳门媒体如《澳门日报》、《澳门讯报》、《Hoje macau》、澳亚电视台等加以推介、评价。
  葡文报纸《Hoje macau》将冷夏作为封面人物
其中，在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葡文报纸《Hoje macau》（今日澳门）将冷夏作为封面人物，大篇幅介绍冷夏从事政策研究的成果，及冷夏对澳门问题的认识，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队伍的建议。
《冷眼看澳门》精彩论述摘要
以后的澳门特首不可能再有何厚铧这样的强势。但是我也必须讲，何厚铧的管治有诸多遗憾之处，因为何厚铧有能力、有条件做得更好。
欧文龙事件发生后，我们恍然大悟，澳门近几年大兴土木原来当中涉及很多利益输送……按照现时的发展速度，不出十年，澳门将会变成一座用钢筋水泥塑造的石屎森林，而那些不起眼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将会瑟缩一角，在一幢幢高楼大厦的侵略和挤迫下摇尾乞怜。
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自我封闭、不求进取，还时常排斥外来势力，而香港开埠以来一直海纳百川，拥抱世界。
客观上，当传媒及新闻从业员接受了澳门特区政府的资助后，不少人独立思考、独立报道的原则放弃，自我约束、自我审查的意识抬头，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逐渐向政府靠拢。
“公交车私用”法案纵然通过了也无关宏旨，但在民意一面倒反对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强行立法容许“公交车私用”，客观上就是将政府官员摆在市民的对立面。
贿选是澳门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以钱买票”的情况十分普遍，也十分公开化。在贿选风气盛行的澳门，贿选文化绝不会因为选民证的废弃而改变。
一个曾经获市民称许的官员，在短短几年间蜕变成“世纪巨贪”，这跟澳门自澳葡时代起就一直蔓延的贪腐风气，跟澳门官官相卫的官场文化，跟澳门各种监察、制衡制度欠缺，跟特区政府反贪倡廉不力，有极大的关系。倘若这一切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就很难保证澳门以后不会再出现另一个李文龙、陈文龙。
澳门特区政府的管治地位在欧文龙案发后岌岌可危，在澳门警方的5声枪响之下更几乎摇摇欲坠。这5声枪声虽是警员对示威市民发出的警示，但这也可理解为给特区政府带来了管治危机正在加深的警号。
仍然视赌博为资本主义腐朽事物的中国，欲又因澳门博彩业的深切挑衅和猛烈冲击而尴尬不已，或招架不住── 一方面，固然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将之接受，但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它的入侵和袭击，甚至还一度不得不放任成千上万的国民前去澳门将之拥抱，将之抚慰。
当时中央禁止中资企业参与澳门博彩业的决定有欠周全，令中资企业错失一次发展的好机会，也间接地令美资博彩业财团大举进军澳门，使得澳门博彩业的发展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中央对澳门的决策处于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
美国势力这十年对澳门社会的介入和影响，逐渐形成了“澳门的美国问题”，关乎澳门前途及国家利益的深层次问题也由此衍生。
由于崔世安来自首两届政府，出身及成长背景与何厚铧相似，又与何厚铧有着世交、私交及上下属的关系，崔世安要克服管治危机，实施有效管治，面临着比何厚铧更大的压力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