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乔冠华
外交部长
1974年11月—1976年12月期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生平(11张)
外交活动
1950年10月，乔冠华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4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陪同陈毅外长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经常起草或组织领导撰  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写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70年毛泽东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中美联合公报》等。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负责与基辛格谈判、草拟中美联合公报。
  1971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1973年5月，陪同邓小平访问法国。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主要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生平事迹
出国前  乔冠华故居〔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1]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德国留学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回国革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文革期间文革后期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批判。
其同在外交部任职的妻子章含之在回忆录《我与乔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也承认了当时的错误：“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总理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纪登奎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悄悄地问张佐良一句：“怎么样？还好吧？”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据章含之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冠华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却是真刀真枪。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当年他在外交部亚洲司的同事们，多年后仍然坚持他们夫妇背叛周总理，“一点也不冤”“到了后期，她到处帮江青拉帮结派，这谁都知道”一位资深外交官说，由于乔冠华深受周恩来的培养与提携，且在乔冠华落难时周恩来力保其复职，所以“唯独这条最不可原谅”，乔、章夫妇更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有其妻子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
全文如下：
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是给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同志策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过73年那次“批周”会议，不点名地说了章含之：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我回京后第二天，应邀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他对我说：“乔冠华太不像话，陷入四人帮的泥潭，已经没到了这里了，”他举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上面，接着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我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
对于乔冠华，人们并不缺乏了解。根据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回忆，1974年冬天，她陪同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晋回国述职，向乔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乔冠华和章含之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坐。乔冠华对张颖谈起国内文革状况，重点是谈江青。乔冠华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称赞重用。又说江青认为张颖很能干，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张颖去文化组负责工作。乔冠华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章含之则对章文晋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他。显然，乔冠华、章含之认为时机已到，直接抬出江青的旗帜，为江青收罗人才，拉帮结伙。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心态。
我与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龚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龚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强，是女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在重庆时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我对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过于紧张劳累，英年早逝。我在干校劳动时闻此噩耗，深为痛惜。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不思自省，反而怨天尤人...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四人帮”被捕后，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而这份“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且名列“副总理”。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文革后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又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2]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逝世
为了庆祝乔冠华重新工作，1983年元旦那天，章含之特地把乔冠华最亲近的朋友夏衍、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等人，请到家中来吃饭。老友相聚，乔冠华十分兴奋，他让章含之打开尘封已久的茅台，端起了久违的酒杯，和大家频频干杯，尽欢而散。
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他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可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乔冠华终因抢救无效，于9月22日上午10时3分逝世，享年70岁。（据《读书周报》） 
章含之用稿费安葬乔冠华
1940年，曾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和德国士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乔冠华，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国际新闻主编，在这期间，他与重庆市民医院外科主任、苏州籍医生李颢结为知交。
李医生冒着被国民党特务迫害的风险，抢救了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乔冠华，并帮助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而乔冠华则引导着李颢走向光明，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解放后，李医生调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当了一名外科主任。
1983年9月22日10时3分，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持了乔冠华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骨灰盒被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但是，只放了三天，章含之就把它取了出来，从此就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让自己与丈夫朝夕相伴。
1984年春节刚过，章含之开始为丈夫寻找他最后的人生归宿。乔冠华一生清贫，生前一无所有，死后也只留下一笔2000多元的稿费。章含之知道，光凭这区区两千元，是难以使丈夫入土为安的。百般无奈时，章含之突然想到了丈夫生前的遗言，想到了当时在苏州医学院胸外科工作的好友李颢医生，于是她有了主意。
章含之来到苏州，在李颢的陪同下，找到木椟医院的朋友施医生。施医生向他们介绍了他的朋友朱厂长，朱厂长又找到了在东山经联会工作的朋友杨主任。
东山是个依山傍水的太湖半岛，章含之来到杨湾村的华侨公墓，就觉得乔冠华生前的夙愿已在眼前了。在东山人豪爽侠义的帮助下，章含之在当年的清明节那天，用2000元稿费安葬了亲密战友与丈夫。（据《党史信息报》）
妻子
龚澎（1）乔冠华的第一任妻子是龚澎 ，1970年病逝，曾任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部长助理。章含之（2）外交家乔冠华第二任妻子章含之。相伴乔冠华十年的妻  乔冠华与章含之子章含之女士是名士章士钊养女、毛泽东英文教师，出任女外交官、参与中美建交谈判、晚年撰写回忆录，享年七十三岁的章含之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于2008年1月26日 晨8：24去世。
子女
乔冠华总共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和一个继女。乔宗淮乔宗淮，1944年7月生，江苏盐城人，重庆市出生，乔冠华子。大学学历，工学硕士。1968年为国防科技委员会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实习员。1978年任国防科技委员会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3年至1984年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1984年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其间：1985年至1991年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1987年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社长。1991年任驻芬兰大使、驻爱沙尼亚大使。1992年任驻芬兰大使。1993年任驻朝鲜大使。1997年任驻瑞典大使。1998年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2001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2002年9月任外交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大会当选中央纪委委员。乔松都乔松都是乔冠华与龚澎之女。洪晃洪晃是章含之和前夫洪君彦的女儿，陈凯歌的前妻。
主要文章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其一大特点是文章的标题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标题见诸于报刊后，总是先声夺人，而后必欲对其文先睹为快。例如《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他的政论文章的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乔冠华后来如是说。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的内容，在广博的欧洲及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知识的前景叙述中，向人们议论，透析着时局的焦点，思想集中、内容深刻，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和教益。
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把握问题实质的鲜明性和战斗性，给予人们以信心和鼓舞，在希特勒初期获胜不可一世时，乔冠华这样写道：这是今天的形势。
全世界的眼睛在盯着希特勒，有人将他比成拿破仑；但是人们忽视了；拿破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期的怪杰，希特勒的迷信并不是建筑在他的飞机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筑在全欧洲资产阶级的没落、反动和腐化之中……
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匍伏在希特勒的马蹄之下，希特勒已经快要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拿破仑；我们不知道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不过，可以断言的是：未来的莫斯科将和过去的莫斯科有着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划时代的意义。
莫斯科是历史上一块奇异的地方。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同时，为了说明复杂，危急的局势，他总要列出许多真实的细节，让读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
乔冠华当年撰写的国际评论文章影响广泛，其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性、坚定性、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密切呼应，以及他留学欧洲期间所掌握的广博的国际知识，另一方面，他在联系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写作时，有胆有识，也付出了很大心血。
许多年后，乔冠华回忆当年写作的甘苦和思想方法时这样写道：
在香港，有一个时期我为《时事晚报》写社论，每天一篇，当时我只能利用剩余时间为《世界知识》写点文章……
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正费气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主要著作
乔冠华自1937年至1946年写的这些评论文章当时曾编为文集《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出版。他在33岁以前写的这些国际述评文章，以其广博的知识，立论的严谨，优美的文字，精辟的见解，代表和平，民主、进步、正义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自从胡愈老（胡愈之）开拓了中国进步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后，可谓人才辈出，在胡身边聚集了一批国际问题评论专家，如钱俊瑞、张仲实、金仲华、冯宾符、张明养等人，而乔冠华在那个时期写的文章，虽属后出，却大有后来居上，出人头地之感。他的文章“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中央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当时，许多青年人争相传阅乔冠华的文章，在那黑暗而混乱的年代，“乔木”先生的国际述评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希望而倍受鼓舞。从文学家冯亦代的回忆中可领略一二：那时，我只是个人世不久的年轻人，除了有一腔火热的报国之心外，别无他长……而其时，老乔正以他成熟而又犀利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中的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可以举一个“对他狂热倾倒”的例子，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猜测和设想。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一语惊四座！爱泼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 ”
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德法停战协定签字，法意停战协定签字。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而乔冠华在随即发表的《法国的崩溃》一文中，平静地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胡乔木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有与天下英雄孙策、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  胡乔木”，他们是“风流姿色天下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二乔”并世而出，不过，他们是“风流文采天下闻”。一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之久的胡乔木；另一位即是本文的主人公，曾任共和国外交部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说来有趣，胡、乔二人都是江苏盐城地区人，两家住地相距不过几里。乔冠华比胡乔木小一岁，念完中学后，两人又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相隔一二年级，青少年时期，“二乔”没有什么来往；但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四十年代两人又不约而同地用“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那时，人们常以为“乔木”是一人。“二乔”才华横溢，皆为圣手。以后胡乔两人还成为好友，常相来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当年，由“乔木”署名的文章，犀利无比，誉满天下，人们搞清楚有两个“乔木”后，就把在延安工作的胡乔木称为“北乔”。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还是分开叫好吧，乔木就是胡乔木，乔冠华还是用你学生时代的名字，就叫乔冠华吧。
乔冠华阅历丰富，个性鲜明，恰与胡乔木那种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他秉性旷达，恃才傲物，浪漫洒脱，不拘小节，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他处在人生事业巅峰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之际，乔冠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在国内政治漩涡中，却卷进波底……他的老友说他：“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可悲也夫”。真是一言难尽乔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