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总参谋长
概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工作机关，是全军军事工作的领导机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部。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组织领导全军的军事建设和组织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主要职责
主要职责包括：作战指挥、战备建设规划以及军事训练、组织编制、兵役动员和行政管理， 
  徐向前任新中国首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兼负陆军领导机关的职责。其组织机构经过多次调整改编，设有办公厅及作战、情报、通信、电子对抗、军训、军务、动员、兵种、陆军航空兵、外事、管理等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总参谋部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作战、情报、通信、军训、军校、军务、人民武装、军事运输、测绘、气象等部门。
历史发展
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规定，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统帅全军的军事工作机关，其职责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 
  罗瑞卿，负责组织计划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兵役、动员、战场准备、工程建设、作战指挥、行政管理、后备力量建设等方面。并负责组织各部门的协同，调节和解决军事工作中共同有关的各项问题。”1982年9月，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需要，加强对兵种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领导机关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并领导直属院校。
此后，总参谋部经过整顿、精简、调整，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合理，指挥手段向自动化发展，组织指挥效能显著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有：徐向前、聂荣臻（代）、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代）、黄永胜、邓小平（兼）、杨得志、迟浩田、张万年、傅全有、梁光烈、陈炳德。现任总参谋长为房峰辉。
其他历任
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兼：1947.8-1949.10）
徐向前（1949.10-1954.10）
聂荣臻（代：1950.初-1954.10）
粟裕（1954.10-1958.10）
黄克诚（1958.10-1959.09）
罗瑞卿（1959.09-1965.12）
杨成武（代：1965.12-1968.03）
黄永胜（1968.03-1971.09）
叶剑英（兼：1971.09-1975.01）
邓小平（兼：1975.01-1976.04；兼：1977.07-1980.03）
杨得志（1980.03-1987.11）
迟浩田（1987.11-1992.11）
张万年（1992.11-1995.09）
傅全有（1995.09-2002.11）
梁光烈（2002.11-2007.9）
陈炳德（2007.9-2012.10）
房峰辉（2012.10—）[1]
现任总参谋长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介绍房峰辉（1951.04—），男，陕西咸阳彬县人。1968年2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8年至2003年，历任排长，作训参谋，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第21集团军副军长、军长。199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3年12月，任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广州军区参谋长。2005年7月，被授予中将军衔。2007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接替朱启上将）。2007年10月21日，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08年2月28日，被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9年，任国庆60周年阅兵总指挥。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2010年7月19日，被授予上将军衔。2012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相关新闻解放军总参谋长介绍中俄联合军演目的
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二十二日上午在此间指出，“和平使命-二00九”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有四大目的，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不涉及第三国利益，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当地时间二十二日十一时四十分(北京时间二十二日八时四十分)，在共同签署并下达演习战役训令之后，陈炳德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大将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共同宣布，“和平使命-二00九”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正式开始。陈炳德是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陈炳德说，这次演习有四个目的：一是落实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二是加强两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化两军务实合作；三是展示两军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的决心和能力，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四是学习借鉴彼此的有益经验，探索和提高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的联合行动能力。
陈炳德指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本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俄两国对维护和实现本地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负有重要责任。
本次演习第一阶段的战略磋商二十二日上午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陈炳德与马卡罗夫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深化两军务实合作、联手打击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对彼此的重大利益及安全关切表示理解和支持。
“和平使命-二00九”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和位于中国东北的沈阳军区洮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中俄两军各一个战区级指挥机关带一个方向指挥所同步受训，双方参加实兵演练兵力各一千三百人。[2]
职务溯源
参谋之职萌芽于春秋中国古代军队中，参谋一职及相应机构早以有之，只是各历史时期称谓各异而已。我国古代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虽战事频繁 ，但由于当时参战国家的国力基础、军队数量、装备水平、战略战术、冲突规模等综合作战能力与战争烈度，对比后来的战国时代相对较弱，战场上武装对抗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故而，春秋时代参战各国中，往往由该国国君或集谋士与将军功能于一身的将领，亲自指挥作战，鸣金击鼓，发号施令。因此，春秋时代是我国参谋长一职的萌芽孕育期，但当时只是军中将帅行使兼职功能，并未出现专职的参谋机构和相应的参谋长官职务。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公元前512年，被吴王任命为将军的著名军事家孙武，这位对兵法深有研究的谋士，是具有“准参谋长”特征的早期雏形代表，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还不能被称之为军队专职参谋人员。参谋之职诞生于战国而到了战国时代及战国以后，随着当时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军队装备水平获得了大幅提高，参战国综合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交战双方不仅有了锋利的铁制兵器，同时，还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过600步，攻城云梯和舟战钩拒等水陆攻防兵器，开始在军中普及列装，陆上作战时，具有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能力的骑兵，于野战中投入使用，实战频率逐步赶超传统步兵，并且在攻城夺塞的包围战中，开使运用地道战法等坑道战术，战争烈度与战役复杂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明显加强，有时一次交战的兵力投入，竟高达十万余人，战争相持数月甚至经年。正因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不断变化，战争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使得自春秋以来的旧有指挥作战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军事变革要求，故而，专门替国君和主帅运筹帷幄的专职参谋人员，便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早期的古代军队参谋长，是战国中期的齐国军师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公元前353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因此，时任军师的孙膑，是我国军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专职军队总参谋长。参谋之名出现于唐朝虽然我国古代军队作战序列中 ，军队参谋人员和军事参谋机构，在战国时期便以出现并开始发展，但对行使专职参谋职能的军事人员，职务称谓上却并非“参谋”，而是常以“军师”等各种特定称谓来指称该职。
我国军事史上，最早出现“参谋”称谓的历史时期是唐代，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各节度使属员有“···行军参谋，关豫军事机密。···”，故而，从唐朝以后，“参谋”称谓便沿用至今，这便是我国现代军队职务“总参谋长”中，“参谋”二字的历史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