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达维亚
简介
一身历史的雅加达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雅加达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在我看来，乘坐空调公交快线（BRT）由南向北穿越雅加达市中心是最惬意的旅游，一路上你似乎在浏览着一部从现代推溯回古代的印尼史书。
沿着雅加达市区中心繁华的苏迪曼将军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矗立于两边，这些富丽堂皇的银行、酒店、商业中心象征着印尼建国五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一度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国家辉煌。然而放眼眺望，也可以注意到，依附于成就和辉煌背后的便是大片贫困、灰暗、杂乱的棚户区。街道的行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车水马龙，摩托车阵阵轰鸣，川流不息，可以感受到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东南亚第一大城市的拥挤，现代城市的喧闹、堵塞、污染难以幸免。
建于1962年的亚洲运动会纪念碑圆形广场映入眼帘，这是苏迪曼大道与胡斯尼·坦林大道的分界线，也是雅加达经济中心区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区的分隔线。坦林大道两旁，分布着国家议会、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政府部门，还有多国驻印尼大使馆，清真寺和伊斯兰教中心。
再往北行，便到了开阔的独立广场。这里承载着印尼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以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史。广场西侧是国家博物馆，1868年建成，收藏了珍贵的文物、古籍和民俗工艺。广场东侧高耸着民族独立纪念碑，大理石结构，塔底是纪念印尼独立历史的博物馆，塔顶则为35公斤纯金打造的火炬雕塑，意指独立精神，金火炬在阳光下金碧闪耀。它是印尼反抗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标志，又由于它是印尼第一任总统、“建国之父”苏加诺设计，因此别具历史意义。
离开独立广场，开始转入雅加达的老城科塔区，约占1.3平方公里。草铺街(Glodok)，是荷兰统治时代形成的唐人街，历尽沧桑。1998年前聚居此地的华侨最多时达10万人，至今仍是旧城中最热闹的街区，但有点杂乱无章，街区中间废弃的老运河沦为了臭水沟，街道两边的二三层楼房有的仍留着1998年印尼排华动乱中被焚烧过的痕迹，已人去楼空。
老城区最北面的滨海地区，曾是荷兰殖民者政治、经济、文化堡垒。经过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荷兰时代的遗留建筑依稀可见，但多数已随岁月残旧败落而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站立于以印尼民族英雄法塔希拉命名的广场中心，环顾四周，仿佛可以亲身体会到荷兰殖民时代的历史氛围。荷兰总督府，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广场中央的断头台，老邮局，老火车站，巴达维亚大教堂，瞭望塔……往广场北部行走，通向巽达加拉巴帆船古港，被修饰过的“印尼海洋博物馆”便是当年的荷兰大货仓。
历史沿革
巴达维亚建城
17-19世纪荷兰人的东方商业殖民帝国立足于爪哇岛，以巴达维亚城为中心。鼎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广阔的商业和贸易垄断权，向西远至波斯、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向东延伸到马鲁古香料群岛，向北抵达中国和日本。移居到巴达维亚城的中国人，是城市建设的开拓者，蔗糖种植和制作的生产者，还是中国商品的供应者，当地大米和烧酒的经营者，零售商业和沿海贸易的中间人，对巴城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1619年，野心勃勃的燕·彼德尔斯逊·昆开始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正是他为荷兰东方商业殖民帝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巴达维亚城正是在他的率领下袭击和驱赶了万丹军队后建立起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帝国的总部，是荷兰统治爪哇以至整个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政治基础。
永久占领和管理巴城耗费了荷兰人的巨资和精力。初期，该地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没有木材建造船舶和房屋，周边地区是荒凉的沼泽地，罕见村庄人烟，雨季洪水泛滥成灾，还常有老虎、野猪、犀牛等出没，同时四周也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敌视和威胁。荷兰人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石场运来巨石，从东爪哇的扎巴拉砍得柚木，从当地采集珊瑚石，并从中国招募来大批可靠又吃苦耐劳的华工，在废墟上建立起巴城的雏形。巴城的主要建设工程， 如运河与排水道的挖掘、房屋和港湾的建造、城墙及防护要塞的修筑大多由中国人承包兴建。华工熟谙制砖和砌砖工艺，令荷兰人甚为称道。
在巴城建立荷兰式建筑是由安东尼·范·迪门任总督时（1636-1645）完成的，他是仅次于昆的荷兰东方帝国扩张主义拓殖者。在他任职期间，荷兰式运河、城堡、市政厅、基督教堂、拉丁语学校和市场区相继出现。
华侨的社会
为了充实人口，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招揽中国人。在西方殖民者眼里，中国人以“勤勉”、“爱好和平”、生性“懦弱”而著称。因此，荷兰总督用高额工资招引万丹的中国人，而且对移居到巴达维亚的华商课以轻税，并奖励华侨招引同乡来巴城。当然也采取了一些不体面的手段，比如在中国沿海地区绑架“移民”。这一政策极为成功，中国来的大帆船运来了大量中国移民，中国人一旦获得能够自立的资产，便在巴城安家落户，并与被送到这里做奴隶的巴厘女子通婚。华侨人口不断增长，而在巴城内的华侨多数从事商业活动，从流动小贩到固定摊贩，到零售商和批发商，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
荷兰总督昆创始了一种惯例，即把一切零售商业包括沿海贸易承包权交由华人甲必丹（首领）负责。他试图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通过任命华人甲必丹，对华侨社会进行控制和间接统治。1619年10月，科恩总督任命他的密友苏鸣岗为甲必丹。此后，甲必丹是由华侨长老通过相当民主的方式选出和任命的，然而到了17世纪末， 巴城华侨有产阶层的头面人物把持了这一职位，甲必丹有时由家族世袭，有时甚至可用钱购买。
甲必丹被认为是华侨在荷兰总督府里的利益维护人和联系官方事务的中介人。每个华侨需按月到甲必丹府第交纳人头税，并至少每年报到一次。17世纪30年代，华侨支付的人头税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城市征集的人口税和其他税收所得总和的一半以上。到1644年，在巴城当局对赌博、零售业、货物进出口、木偶戏等行业所征收的21个税项中，华侨承包了其中的17个。
1690-1730年间是巴城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蔗糖在印度和波斯市场甚为畅销。荷兰总督把甘蔗种植业交给了被允准租赁土地的华侨承包。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1710年巴城外乡区共有130个甘蔗种植园，分属84个园主，其中79个是华侨，4个荷兰人和1个爪哇人。
中荷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依靠与中国进行贸易巩固和扩展其商贸帝国。
巴达维亚建城之初，荷兰殖民者极力诱致中国商船前去贸易，以获得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些商品运往欧洲市场发售，可获丰厚利润。如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生丝，“毛利达317%”。它们出入巴城海关时，又能增加其海关税收。因此，昆不惜派船舰封锁西班牙人所占的马尼拉、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以及澎湖列岛一带的港口，又威逼利诱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
中国商人把丝织品、瓷器、茶叶、干鲜水果、花锦、白棉布等物品运到巴达维亚，同样可获巨利。如明后期福桔“在国内每百斤仅5分，而运到海外，每4桔值2文。一位叫苏和的商人，因本微不能置贵重物，仅贩卖福桔一项就得千金”。
1655-1683年，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通商受阻。直到17世纪末，中国重开海上贸易，双方贸易往来才迅速恢复，到18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全盛。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得更高利润，不断压低茶叶等中国商品价格，同时提高胡椒等产品价格，华商觉得无利可图，到巴城的中国商船逐渐减少，贸易一度中断。
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理事会决定，由巴达维亚当局统一经营对华贸易。每年从巴达维亚向中国派遣一艘公司的船，在广州贸易结束后，直接返回荷兰。第二年，再从荷兰出发，每艘船载有300000盾，其他装载欧洲货物。它们不再直抵广州，而是先行驶往巴达维亚将欧洲货物卸下，代之以印尼当地出产的锡、胡椒、苏木及其他热带产品。然后，再驶往广州，用销售这些货物的所得，购置茶叶等货。以前由中国帆船商人承担的“闽广-巴达维亚”贸易，逐渐被东印度公司所取代。
经济
作为印尼首都和最大城市，雅加达经济主要以金融居多，占该市生产总值28.7%，并拥有国内最大的金融和主要工商业机构。
雅加达早于十五世纪已是重要商港，殖民时代曾是荷属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贸易遍及亚、欧、非三大陆。今雅加达仍有多处大型综合市场和专业商场，每年在此举办雅加达交易会。
工业集中于市郊，主要项目为炼油和化工。
2007年雅加达经济增长率，由5.95%跳升至6.44%。增长来源主要是通讯(15.25%)、基础建设(7.81%)和酒店业(6.88%)。
2007年的新法律禁止人们给乞丐、街头卖艺人和小商贩钱财，禁止在河岸和高速公路旁擅自修建房屋居住 ，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吐痰和抽烟。未经授权就清洗轿车挡风玻璃和在十字路口问路也会受到处罚。新立法的批评家指出这样的法律很难得到执行，也将会忽视许多贫困的雅加达居民的权益。
相关事件
1740年（乾隆五年）10月9日，荷兰人命令搜查所有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华人居民的住处。这最终演变成持续3天的大屠杀—万余华人被屠杀在自己家里，先前抓获的也在监狱和医院里被处死。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红溪惨案”。
华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西方殖民势力到达东南亚之前，华商在东南亚的地位一直很高。《宋史》记载：“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若故旧。”在真腊，“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真腊风土记》）在暹罗，“国人礼华甚挚，倍于他夷……若有妻子与中国人同好者，则置酒饭，同饭共寝，其夫恬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为中国人喜爱”（《瀛涯胜览》）。华人因有较高的知识与技能，不仅成为当地官员，甚至享有部分法律豁免权。在真腊，法律规定当地人杀唐人处死，“唐人杀蕃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自赎。”在文郎、加里曼丹，男女通奸罪当处死，但华人与当地女子私通可豁免，但需“削其发，以女妻之，不听归也”。
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后，华人地位开始下降。但荷兰殖民者开发巴达维亚，也多依靠华人承包工程，当局对华人的制砖工艺也很满意。为了将巴达维亚“建成整个东印度最大的城市”，当局千方百计招募华人。1682年，华人达到3101人，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华人源源不断来到巴城。当局开始限制人口入境，并规定华侨必须办理申请和批准手续才能进入，但收效甚微，华人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华人苦力。
1719年，巴达维亚城内华侨人口已从初建时的800余人增至4068人，郊区人口则达7550人。1720年，由于欧洲蔗糖市场逐渐饱和，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了暴民。当局准备将他们强行转移到锡兰（斯里兰卡）。
1727年6月10日，当局规定，凡是最近十年至十二年内居留在巴城的中国人，未申请领取政府所颁发的居留准许证者，一概驱遣出境。由巴城华侨所写的《开吧历代史记》记载，1740年，盗贼四起，警察抓获的罪犯大多是穿黑衣黑裤的唐人。当局经商议后下达命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结果不仅无业游民被捕捉，就是许多住在城里的较为富裕的华侨也遭了殃。华侨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因为听说被遣送锡兰的苦力上船后会被投入海中，于是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聚集在甘达里亚糖厂附近的苦力人数超过5000，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以图自救。然而华侨中一个名叫林楚的叛徒，向殖民当局告了密。殖民者便以华侨准备进攻巴城为由，发动了大规模的屠杀。
黄班的部队因武器太差，攻城7日不下，撤退。殖民者又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城内华侨居民被屠杀过万。侥幸逃出仅150人。被焚毁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这就是当时震惊爪哇、中国和欧洲的巴城大屠杀。因巴达维亚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
惨案发生后，荷兰总督华尔庚尼尔被逮捕并死在监狱里。据荷兰史料记载，荷兰国会曾对此事进行辩论，担心处于盛世中的乾隆政府的军事报复以及中断经济往来。
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归纳如下看法：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巴达维亚陷入萧条。
值得注意的是，1603年曾发生西班牙殖民者屠杀菲律宾华侨达2万多人的事件，明朝统治者虽然没有兴师问罪，但对前来的西班牙使者严词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