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自由主义
起源涵义
起源用法“自由”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liber。蒂托·李维在他的巨著《罗马史》里描述了罗马共和国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行动。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在他的《沉思录》一书里对此写道：“一种主张在政治上应该有著同等权利和同等言论自由的思想，以及一种尊重大多数自由政治的政府...”这种进展在漫长的中世纪里都暂时停止了，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争取自由的斗争才再度开始，自由城市国家的支持者和教宗的支持者产生了冲突。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论李维》一书中阐述了共和制政府的原则。英国的约翰·洛克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巨著中叙述了这种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
《牛津英语词典》指出“自由”（liberal）一词在英语中存在已久，意思是“得体、高尚而慷慨的自由人”，以及文科（Liberal arts）一词代表了“免于受压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这一词本来作为一种贬抑词，但到了1776－1788年在吉本和其他人的使用下开始转变为较正面的词汇“容忍、免于歧视的自由”。
穆勒在《功利主义》中提到：“政治权力能够合法地违背文明社会中一个成员的意志的唯一条件是阻止他去损害他人的利益。”
在法国大革命中较温和的资产阶级者也试图建立一个根基于自由概念上的政府。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则阐述了自由贸易原则。自由主义的西班牙语“Liberales”最早出现在1812年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自由党用这个词来标榜他们促进立宪政府的决心。1816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则首先用带有蔑视的口吻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来贬低对手。1822年，英国文学家和诗人拜伦和雪莱等创办了名为《自由主义》的杂志，但影响甚微。直到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才被应用。
1.2 自由主义的分歧
在以上述及的架构下，自由主义者间开始产生许多深切甚至激烈的争议和冲突。在这些争议中，许多流派开始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歧出来。在许多争论中，各方以不同的用词来叙述同一种概念、或者以相同的用词来叙述不同的概念。
一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同意的原则为：
社会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改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注意勿与中文同译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混淆。在19世纪晚期于许多发达国家浮现，受到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一些自由主义者接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剥削理论以及对于“利益动机”的批评，并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其权力以改善这些问题。依据约翰·杜威和莫迪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对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解释，由于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经济机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灾害时的保护。对社会自由主义而言，这些要件也被认为是权利的一部分。这些被称为积极自由的要件，由于必定需要由其他人生产提供，而与古典的消极自由产生差异—消极自由只要求人与人之间不互相侵犯。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确保这些积极自由是保障自由权的必要过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美术馆必须由税赋加以支撑，社会自由主义也支持对经济间的竞争进行一些限制，例如反托拉斯法和最低工资限制，他们也主张政府应该提供基础的社会福利，并征收税赋以支撑这些福利制度，以此来发挥人们的最佳天赋，并能避免革命的产生。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大宪章便是一份宣告了个人权利的地位甚至高于君主特权的政治文件。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在契约下公民制定法律并同意加以遵守。这是根基于相信个人会采取对他们自身最有利的行动上。政治自由主义给予所有成人公民选举权，无论性别、种族获经济状况。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法治并支持自由民主制。
文化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认知自由等议题，并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论文中对文化自由主义巧妙的写道“只有在自我保护的目的下，个人或群体才能对其他人类的自由行为做出干涉。只有在阻止一个人伤害其他人的目的下，才能正当的阻止其他文明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图。而那个人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构成此原则的充分理由”。文化自由主义通常反对政府限制文学、艺术、学术、赌博、性、卖淫、合法婚姻年龄、堕胎、生育控制、酒、大麻及其他毒品。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这些领域。荷兰在这方面可以被视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
不过，在自由主义里也出现了一些有明显差异的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的标语是“自由企业”。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意味著移除法律上的障碍，如贸易的障碍以及政府施加的垄断和补贴特权。经济自由主义希望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少越好、或者干脆没有管制，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会接受政府限制垄断和寡占，不过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垄断和寡占正是由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应该由个人自由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力量。一些人则同意政府可以在一些领域扮演垄断的角色，如维持治安和法庭的服务。经济自由主义接受由于不平等谈判地位的交易而引起的经济不均等是自然竞争下的结果—只要当中没有牵涉到强迫的运用。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尤其受到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小政府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形式。（参见自由贸易、自由化）
在经济自由和社会平等间的争论就如同自由本身长期来的争论一样历史悠久。普鲁塔克在有关古希腊立法者梭伦的著作里写道“梭伦有著免除他人负债的特权；这是他用以确认公民自由的工具；以法律给予所有人同样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假如穷人必须牺牲这些权利来换取债务的免除，那么，他们无论是在司法的法庭上、国家的政务人员上、公众事务的讨论上，只不过是到处对著富人请求和点头罢了。”影响比较早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将自由主义作为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政治制度、封建制度、重商主义以及天主教会的对照面。后来，更多激进的哲学家将他们的思想连结了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路线，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照面，不过现代的欧洲自由主义政党也时常与社会民主政党结盟。在20世纪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反面。一些自由主义者还反对注重中立和自由贸易的古典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偏向于多国间的干涉主义和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
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最极端的反中央集权自由主义者如赫伯特·斯宾塞、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有时候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形式。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最近自由主义则开始与那些追求由信仰价值的社会的人产生冲突：如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便排斥自由主义。
思想发展
起源约翰·洛克强调“自由”为人类之必要权利的政治在历史上不断重复。如以上所述及的古罗马庶民和贵族间的冲突、以及意大利城市与教廷国间的斗争。在整个15世纪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共和政体组成了选举制度、法规和对自由企业的追求，直到于16世纪被其他外部势力支配为止。荷兰人抵抗（西班牙）天主教的镇压也经常发生—尽管他们也拒绝给予天主教徒自由。  约翰·洛克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以及英国光荣革命中的辉格党人声称人们拥有选择君王的权力，可以视为宣扬人民主权的先驱。不过，一般到了启蒙时代这些运动才开始被认定为真的“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的辉格党人、法国的哲学家、以及迈向自治的北美洲殖民地。这些运动反对君主专制、重商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宗教的正统和政教势力。他们也是第一个将个人权利的观念以法规加以阐述，以及同样重要的以选举的议会制来达成自治。
而自由主义开始产生明确的定义，是在提出了自由的个人能够组成稳定社会的根基的概念后。这个概念首先在约翰·洛克的作品里提出，在他的《政府契约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中他提出了2个基本的自由概念：经济自由，意味着拥有和运用财产的权利，以及知识上的自由，包括道德观的自由。不过，他并没有将他在信仰自由上的观点延伸至天主教徒。洛克助长了早期自然权利的观念，将其定义为“生命、自由和财产”。他的自然权利观念成为现代人权观念的先驱。不过对于洛克而言，他认为财产权比参与政府和公众决策的权利更为重要：他并没有替民主背书，因为他担心给予人民权力将会破坏财产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在欧洲大陆，以法律限制君王权力的原则最早由孟德斯鸠所阐述，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主张“更好的说法是，与自然状态最一致的政府，便是与人民的性情和性格最为吻合，在人民支持下建立的政府”而不仅是以统治的力量来作为政府的状态。跟随著孟德斯鸠的想法，政治经济学家如扎伊尔·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y）和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热烈的阐述市场的“和谐状态”，或许也是因此而产生了自由放任一词。这也牵涉到了重农主义以及卢梭的政治经济学。
接下来法国的启蒙运动也出现了两名对自由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伏尔泰主张法国应该采纳君主立宪制，并废止第二阶级（Second Estate），以及主张人类拥有自然权利的卢梭。两人都以不同的形式，主张社会有可能抑制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但却不能抹灭他的自然状态。伏尔泰的观念较偏向智慧上的，而卢梭的观念则与本质的自然权利有关，或许类似于狄德罗的观念。  安德斯·屈德纽斯
安德斯·屈德纽斯也主张一种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上不断出现的观念，那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他将此立基于个人的自然状态上，并声称每个人都知道要如何采取对他们最有利的行动。他声称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自由的，但教育将能充分的将他限制在那个社会的规范里，这个说法震摇了当时的君主社会。他宣称国民有着根本意志（organic will）的民意，主张应该让人民自决，这也违反了当时的政治传统。他的观念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大会宣言的重要成分，也影响了美国的思想家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他的观点认为国家的统一是经由人们同意的协定行为产生的，或者是经由“国民的意志”产生的。这样的统一行为能让国家在不受既有社会秩序（如贵族政治）的捆绑下存在。
替自由主义思潮贡献了相当大一部分作品的主要思想家团体是那些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的人物，包括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以及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人性论
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所贡献的类别和数量都相当多，但最重要的是他于《人性论》（1739－1740）一书里所主张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惯例将会战胜那些试图限制和管制他们的事物。当中的一个例子便是他对重商主义的轻蔑，以及轻蔑累积黄金和银块的行为。他主张价格与货币的数量有关，而累积黄金和纸币的行为只会导致通货膨胀产生。
虽然亚当·斯密是最知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并非第一个提出类似概念的人。更早的法国重农主义便已提出有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市场能够自我组织的状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0年的著作中支持美国产业的自由。1718年至1772年在瑞典－芬兰的自由和议会政府则产生了芬兰的国会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 Chydenius），他是最早提出自由贸易和产业不受管制的概念的人之一。他的概念对北欧国家特别有著长期的影响，但稍后也于别的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亚当·斯密
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学说中，阐述了个人能够建立同时有著经济和道德价值的生命，无须政府进行指引。而一个国家的公民若能拥有自由采取行动的权利，则那个国家将会变的更为强大。他主张终结封建制度、以及由国家垄断独占的重商主义管制，提倡“自由放任”的政府。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一书中，他发展了一套以动机为主的理论，试图调解人类私利和无管制的社会秩序。在《国富论》一书中，他主张市场在一些状况下，将能自然的调节自身的问题，并且能产生比当时饱受管制的市场更为有效的状态。他分配给政府的角色是一些无法交由利益动机托管的工作，例如能使个人免受暴力和诈骗行为终止竞争、贸易和生产的保护。他对于税赋的观点是，政府只能征收不会伤害到经济的税赋数量，而“每个人缴纳给国家的税赋比率，应该取决于他在国家的保护下所赚取的收入多寡而定。”他同意大卫·休谟的看法，“资本”才是国家的财富来源—而不是黄金。
康德则受到大卫·休谟的实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强烈影响，他对自由主义思潮最大的贡献是在伦理学的领域上，他提出了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概念。康德主张理性和道德的接收系统是低于自然法则的，也因此，试图遏止自然法则必定会导致失败。他的理想主义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宣称在认知系统的根基上还有著更重要的真相存在着。革命随着浪漫主义的到来，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原本改革现有政府的主张，变为要求全盘的改变。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将民主的价值增加至自由主义的思想内。在这个概念里，人民拥有国家的主权，并有权制定所有法律并执行之，进一步的推进了启蒙时代以来的概念。不再仅仅是要求在国家内人民拥有主权，更进一步主张国家的权力是来自每个人的自然状态（自然法）、由上帝所赋予的（冥律）、或者经由契约（“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使得自由运动与专制秩序的斗争更难以妥协，并正当化了暴力的产生。不过，在以上思想家所属的时代，君主政体、阶级制度的社会、以及国教体制都相当普遍。虽然稍早的英国内战中在1649－1660年间产生了共和政体的英格兰联邦，但对于普通平民也能拥有自由权利的概念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直到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才开始进入实践阶段（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常被举为先例，但这只是将一个君王换做另一个君王。不过这个革命也削弱了君王的权力并巩固了英国国会的力量）。共和政体的激进主张影响了18世纪晚期的这两次革命，也影响了接下来各地的自由革命。两者都以他们的哲学来正当化人权和权利赋予的主张，两者都排斥既有的传统和权力。
在美国革命中，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为名义号召美国人反抗英国，这些都是对于洛克理念的共鸣，只有一项作出了改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反对改变）—杰斐逊更改了洛克的“财产”一词改以“追求幸福”代替之。这场“美国实验”的革命以建立民主政府和个人自由为目标。  詹姆斯·麦迪逊
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接下来一个世代的杰出政治理论家，他主张共和体制的自治政府依靠著一套“利益制衡利益”的机制，以此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尤其是经济上的少数。美国宪法制定了一套监督和制衡的制度：联邦政府制衡地方州政府的权利；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以及两院制立法机构互相监督制衡。这样做的目标是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在其中一方的手上，以保护各自的自由。常备的军队是无法加以信任的，因此保持民兵便足以提供防卫，同时也由政府维持一支海军以保护海上贸易。
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贵族阶级、以及天主教国教。比起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更加激烈、也较少做出妥协。由资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宣称他们代表了法国人民。自由主义的思想领导了第一年的革命，但在革命迈向稳定的过渡期中却不如美国那般顺利。一些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如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也在革命成功后返回法国以散布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在接下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逐渐集中权力，在掌权时省去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步骤，开始进行恐怖政治。混乱导致了与原本建立共和宪政体初衷完全不同的结果，拿破仑·波拿巴从陆军司令一路窜升至执政官、皇帝，后来他临终前他承认：“他们希望出现另一个华盛顿”，意味着法国人民原本希望出现一个能以军事手段建立新国家、但却不会建立另一个王朝的人。然而，法国大革命在一些自由思想上比美国革命进展更大，例如赋予全体男性投票权、全国性的公民权，并且宣告了与英国《权利法案》相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战役的目标之一，便是为了将这些理想传遍欧洲。  拿破仑
拿破仑的军队在1808年篡夺了西班牙的君主政体，使得自治论和独立运动传遍拉丁美洲，使殖民时期的许多地区从原本由君主和神职人员掌权的社团主义政体转变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政体。在南美洲由西蒙·玻利瓦尔等人为首的革命运动追求制宪政体、个人权利、和贸易自由。自由主义和社团主义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继续在拉丁美洲进行了整个世纪，类似墨西哥胡亚雷斯领导的反教权主义自由运动在南美洲各地对抗天主教的权威。
在转型为自由社会的过程中，一些欧洲国家有时会透过革命或分离运动的暴力手段，争取自由的革命在19世纪前期遍布欧洲。不过在英国和一些国家，这些过程是由政治手段而不是革命达成的—尽管进行过程也不是很平静。在法国大革命中反神权政治的暴力也被许多人反对，当时法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人士也是雅各宾派恐怖政治的受害者。
自由主义对契约自然状态的概念在这时必然受到了压力。第一波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基本概念是个人签署契约并拥有财产。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并不特殊，但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法律都将财产定义为属于家族或是特定人物—例如“家族的领导人”的。这种责任根基于封建的忠诚和个人效忠捆绑上，而不是根基于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上。逐渐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引入自愿协议和同意才是合法政府及法律根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点的进一步延伸。
在1774－1848年之间有许多革命陆续爆发，每一波革命都要求越了越大的个人权利优先地位。这些革命也越来越要求自治。而这可能导致分离—这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概念，终结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帝国控制，以及美国的革命。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在1793年的法国宪法后，开始将多数统治（特别是无产者）的民主视为是对个人财产的一种威胁，因此主张应该限制有著一定数量财产的人才能拥有公民权。后来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如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则反对这种限制。在一些封建财产依然保持支配状态的地区，自由主义者通常支持统一以达成自由的目标，最好的例子便是德国和意大利。同时教育的重要性由于身为革命的一个环节，从伊拉斯谟开始便不断被自由主义者强调，并逐渐成为自由观念的重点。
自由主义党人在许多君主政体的欧洲国家鼓动建立议会政治、增加代表权、扩张选举权、以及建立制衡君主权力的力量。这些政治自由主义通常源于经济自由主义，也就是希望终结封建特权、同业工会或皇室垄断、对所有权的限制、和对外国贸易和公司的限制。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些改变甚至也被视为是独裁的，如在土耳其、俄国和日本。由于俄罗斯帝国被经济和军事的失败所拖垮，1905－1917年间由自由派掌控了杜马（俄国国会），并展开了对抗沙皇政府的革命。争论2.3.1 经济自由主义对抗社会自由主义
工业革命大量增加了人类的物质富裕，但也对传统社会秩序产生彻底的分裂，并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污染、个人与其群体社会的疏离、城市内的拥挤、和童工的出现。物质和科学的进步提升了人类的寿命并减少必死率，使世界人口戏剧化的增长。这也导致了劳工过多的趋势，造成了工资的下降，但也不一定会降低生活的标准。米尔顿·佛利民指出这个时代造成的现象不是贫穷人口增加，而是“贫穷现象更显而易见”。经济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认为工业社会会自行调整这些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在19世纪，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投票权都普遍延伸了，而这批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投票支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那些他们日常生活遇到的问题。识字率和知识散布的增加也导致社会上出现更多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者。社会自由主义者要求以法律来取缔童工、限制最低工资和工作环境的安全。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则反驳认为这样的法律是对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不公平要求，更不用说这样做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自由主义内部开始产生争议。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的规模。然而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机会的均等，并希望扩大政府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和自然状态的困难所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那些问题的严重只能由政府来解决。在19世纪中旬社会自由主义因此和古典自由主义分裂，成为自由主义内部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分裂。
同时，自由主义中反中央集权的部分依然存在，并且也变的越来越激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形式。
2.3.2 自然权利与功利主义
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在他的著作里发展了一套现代自由主义的概念（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在他的著作里普及并扩张了这些概念。他反对集产主义，但仍然强调个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他也同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以及劳工的联盟。
密尔对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以功利主义来正当化自由主义。密尔将自由主义的想法根基在现实的手段和实践上，使得主观的自由概念能从让·雅各·卢梭的传统思想和约翰·洛克以权利为根基的哲学统一起来。相当讽刺的，密尔或许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功利主义是造成古典自由主义普及度下跌的主要因素。功利主义对公共利益的概念造成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开始被掩盖。密尔主张提供个人物质、教育、和道德的环境，以使个人自由成长。
2.3.3 自由主义和民主
新的自由民主制一词则主张了两者间较现实上和谐的关系。自由主义者在专制政府被推翻后，又开始与新的由多数同意组成的政府奋斗。多数同意的概念成就了民主制度，在同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又担心暴民政治的产生，也因此在自由民主制的宪法里建立了监督与制衡的系统，借由划分权力至几个不同的部门以限制政府的权利。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民主并非是他们本身的目标，而只是一种保障自由、个人、和多样性的手段。
2.3.4 战争与和平
另外一个于19世纪末期在自由主义者间产生的争议便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古典自由主义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这在现在被称为反干涉主义。格劳秀斯的正义战争理论是自由主义对战争的标准门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也谴责英国政府扩张帝国的行为。在美国，托马斯·杰弗逊总结了不干涉主义：“与任何人自由贸易；不与任何人结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抛弃了正义战争的理论，威尔逊提倡集体安全的概念—主张一个由国家间组成的联盟应该阻止那些发动侵略的国家。威尔逊创建了国际联盟，但美国自身却由于国会否决而没有加入，但这个概念稍后也形成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单边战争—除了自我防卫的战争外。许多则接受多边的战争，由类似联合国的架构所发动以阻止种族灭绝。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没有多国的同意、或类似北约架构的同意，也可以在阻止种族灭绝的目的下发动战争。
2.4 自由主义与大萧条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震撼了公众对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利益动机”的信心（不过对于当时的状况是否真的属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仍然有著许多争议），使得许多人开始认为无秩序的市场不能产生经济繁荣和避免贫穷。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忧虑政治的不稳定，以及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因为贫富不均扩大而造成的对自由的限制。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杜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主张应该建立更精密的政府制度来作为保卫个人自由的堡垒，在延续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需保护公民免于过度的贫穷。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反对这些制度，主张经济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别的事件，而由此所造成的政府角色的改变，却是不正当的。
约翰·杜威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布连塔诺（Lujo Brentano）、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杜威、霍布豪斯叙述政府应该在避免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对经济做出一些干涉。这些自由主义者所发展出的理论被称为现代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但注意勿与最近出现、中文同译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混淆）。现代自由主义排斥彻底的资本主义，同时也避免社会主义内的革命成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尤其对全世界的自由主义有着重要影响。英国的自由党尤其受到凯恩斯理念的影响，国际的自由主义政党联盟国际自由联盟（Liberal International）同样受到极大影响。在美国，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实行了罗斯福新政，使得现代自由主义一词开始与美国自由主义混淆。
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尔顿·佛利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则主张经济大恐慌并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管制造成的。在佛利民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里，他阐述当时美国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经对经济进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对银行的管制造成银行无法向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做出反应。而且，美国联邦政府限制了货币兑换黄金的汇率，起初这种限制导致了大量黄金过剩，但之后这种限制又降的太低导致大量黄金流出美国，佛利民和哈耶克都认为这种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的限制造成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在对黄金和货币的汇率进行限制的同时却没有修正通货紧缩的压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他以这个论点进一步的主张，美国政府提升税率的举动造成了对民众更大的伤害，接著又印制更多钞票来偿还债务（因此又导致通货膨胀），这些失误加起来便彻底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
2.5 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
在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开始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的对立面。极权主义这一名称是由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金蒂勒（Giovanni Gentile）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贝尼托·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会系统。斯大林和德国纳粹主义也同样适用此名称，在战后此名称成了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政权的普遍形容词。极权主义政权主张并且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中央集权控制，以达成理想中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极权主义通常宣称其国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胁（如“外国势力”），以替独裁政权辩护。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份，极权主义政权也常被描绘成试图摧毁自由民主。不过一些自由主义的对手也非常反对将意识形态两极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是一回事。
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的政府连结了国家与大企业间的关系，并且宣传自身国家民族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优秀，而侵略他国将能使他们获得应得的“阳光之土地”。在这些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机器通常宣称民主是软弱而无法达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带来他们必要的纪律。在苏联，控制了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以追求经济和社会正义为借口禁止私人财产，政府并对整个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极权主义的崛起成了自由主义的反照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分析极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信仰和理论，他们最后推论出，极权主义能崛起的原因在于人们身处太过恶劣的环境，因此转向支持极权主义以寻求解决办法。由于这样的结论，一些人开始认为国家应该有保护经济情况的职责，如同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狼群的自由就意味著羊群的死亡”，也因此越来越多自由主义者开始主张政府应该扮演稳定经济发展的角色。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其他支持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极权主义的崛起正是因为越来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那正是凯恩斯学派所极力避免的。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著抹灭经济的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尔顿·佛利民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著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杜威、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政策），相同的极权主义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研究机构如加拿大倾向自由市场“保守派”的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美国倾向自由市场“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确有著如哈耶克所言的连结存在。他们同意哈耶克的说法，限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最后必然会开始限制公民和政治的自由。
卡尔·波普尔极权主义的批评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是卡尔·波普尔。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他替自由民主制辩护，并提倡开放社会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政府能以不流血的方式达成改变。波普尔主张人类累积知识的进程是无法预料的，因此“理想政府”的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政治制度必须是能够变通的，以使政府的政策能随著社会的需求而而调整适应；尤其是应该鼓励多元和多元文化政策。
2.6 二战后的自由主义
在战后的自由主义中，现代自由主义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现代自由主义连结了现代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概念，主张确保民众拥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财产是对抗极权主义威胁的最好方法。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借由自由制度的启发，将能最大化个人的自由并达成自我实现。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作家包括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和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也是在这个时期，一个坚持政府不该干预经济、否则便是背叛自由原则的流派也产生了，自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这个运动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为中心。
另一个自由主义内的重要争论，在于身为社会共同体的人们是否有著积极自由、以及是否有权利要求共同体的保护以免于他人错误行为的伤害。对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答案是肯定的：身为一个国家、地区、和政治上的成员，个人有著积极自由，并且有权期待来自这些共同体的利益和保护。共同体的成员有权利要求他们的共同体对经济制定某些程度的管制，以免经济的增长和下跌操纵于某些个人手中。而如果个人有参与公职的权利，那他们也有权利要求受教育以及来自社会的保护—亦即免于遭受他人歧视的权利。其他自由主义者的答案则是否定的：个人并没有所谓身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因为这样的权利将会与其他社区成员根本的“消极”权利产生冲突。
在1970年代后，自由的回摆（liberal pendulum）开始远离强调政府角色的一边，转而回到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在本质上，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观念又开始恢复了。
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当时对于自由主义形式必胜的信心，但也是源于自由主义哲学的根基，尤其是对国家抱持著怀疑态度的传统—无论是经济上或政治上的角色。即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也有可能被滥用为限制自由而不是提升自由。对自由市场的强调随著美国的米尔顿·佛利民以及欧洲的奥地利经济学派逐渐提升。他们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干预是相当不稳定的斜坡，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干预，而越来越多的干预则更加难以移除。
2.7 对现代世界的影响
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影响相当深切。个人自由、个人尊严、言论自由、信仰宽容、个人财产、普遍人权、政府透明度、限制政府权力、人民主权、国家民族自决、隐私、开明而理性的政策、法规、基本的平等、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等都是250年来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自由民主制是典型的多政党多元政治形式。今天某些国家都接受了这些自由主义的概念作为政策的目标，尽管它们常常会在陈述和现实上有著极大差异。这些概念不只是自由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目标。
2.8 对中国的影响
清末立宪之际，商人主导的宪法和法律强调保障私人产权，减少政府干预——这与今天人们谈论的“新自由主义”十分接近。随着大量学生到国外留学后回国并支配学术、舆论，西方学术界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财产权的新理论，很快就在中国流行起来。王世杰在其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援引狄骥的“财产职务说”，主张对私人产权施加限制。西方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同样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末民初的立宪，关于经济制度并无特别表达，因为传统的宪政理论设想的是一个守夜人政府。后来西方出现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的新理论，包括国有化、管制企业，于是，在中国，经济制度成为宪法层面上进行选择的问题。选择的结果当然是强化国家对私人财产、私人企业的管理。这不光见之于当时激进知识分子中间，即便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1938年，张君劢先生出版《立国之道》，其中对自由竞争制度颇多批评，对当时德国、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则称赞有加，他得出结论：“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其中特别提出：“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张先生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起草了1948年通过、通行于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他当然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取消私人财产、私人企业制度，但受西方思想影响，他决不信赖自由竞争制度。他相信，由国家通盘计划经济，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与财富公道分配。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强调政府的作用。
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中国建立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乃是有深厚的观念与制度基础的。那时尽管有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但东西方在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上有类似趋势，只是程度上有十分重大的差异.这样的体制运行了三十多年，到六七十年代，东西方经济体制都陷入困境，不得不寻找出路。
七十年代的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以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欧美思想界开始转向，形成新自由主义理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个人责任、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价值，表现在经营政策上就是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等政策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放松市场管制。东方阵营各国碰到的问题更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民众的生存甚至都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尝试进行变革，而中国的制度变革是走在前列的。 这样，东西方变革趋势合流，但确实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私人产权、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制度的复兴，与之相伴随的是市场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理念确实形成于西方，但中国却是汇聚新自由主义制度实践潮流的一大支流。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政府趋向于强化保护私人产权，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广泛领域，放松政府管制，融入全球化过程。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建议，人们热衷谈论的中国奇迹恰恰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纲领。
显然，清末立宪所开启的中国宪政主义传统，就包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内容。另一方面，安徽小岗村农民与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者国际经济组织没有任何联络，他们完全是为改善自身处境而私自进行土地联产承包尝试的。这正是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故事的一个寓言，几乎所有促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制度变迁，都是内生力量推动的。中国人自己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某些重要内容。
其他国家也同样是如此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原先的制度已被现实证明是低效率的，已经无法维持了，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从变革的内部机制看，当然是朝着与原有制度相反的方向变革，而原有制度是近似的，问题是近似的。另一方面，制度竞争的压力也促使各国的变革策略趋同。如果一个国家的变革取得效果，经济复现活力，其他国家就可能模仿。在这内外两套机制共同作用下，被冠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蔓延到全世界。
事实上，超越经济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要更为复杂。表面上看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观念与制度变化，均与外部世界基本同步——不管引发中国内部变化的是欧洲、日本还是苏联、美国。不过，表面的同步却掩盖着一个重要区别。在西方，尤其是作为观念变化之源的欧美，二十世纪的变化主要发生于政策与政策理念层面上。从二十世纪初的自由放任，一变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以来的政府控制，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不同观念、力量在给定的政体结构内部博弈，推动实现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政策虽然调整了，但政体结构是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对西方而言只是政策，但对中国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所包含着的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比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独立司法等等，还未能完全确立。西方确有可能转而强化市场监管，但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固然需要强化监管，同样需要构造市场本身。 换言之，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沿着过去三十年的方向变革。包含新自由主义名下的很多内容，与超出它的更为广泛的理念和制度，对于中国依然具有根本价值。同样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西方可以将其作为政策轻易放弃，中国却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坚持它所指示的方向，即保障和扩大个人自由，给私人企业更大活动空间，建立完整的市场制度，进而建立和完善法治、民主、社会自治制度。
政党立场
3.1 政治立场的概观
今天“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用法。当中以美国与欧洲大陆间对这一词的用法差异最大。在美国，自由主义通常被人用以称呼现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为对比。美国自由主义主张对商业进行大量的管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支持对种族与信仰的宽容，因此相当乐意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并支持平等权利法（Affirmative action，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弱势族群的政策）。在欧洲，自由主义不只被作为保守主义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对比，也被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作对比。在一些欧洲国家，自由主义也与基督教民主主义有一些同样的立场。
大多数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都主张个人权利和自我负责的概念、在开放的竞争过程里选择的自由、自由市场、以及由国家保证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对自由主义政党的批评则倾向以不同的形式来批评自由主义政策。经济自由主义者被批评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言论自由被批评会导致淫秽、亵渎或叛逆的言论。以国家促长公民自由的主张则被批评会与保护公民的主张相抵触。
法治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政府只能经由事先确立的法律程序才能行使其权力。另一项对于法治的看法是坚持司法的独立，在政治独立的立场下保卫个人免于政府的专制统治。法治的概念包括了无罪推定原则、一罪不受两次审理的原则、以及人身保护令原则。法治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是抵挡专制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守卫。在刑罚制度上，自由主义者通常反对在他们看来视为非人道的惩罚，包括死刑在内。
种族主义是自由主义不容的。在欧洲，自由主义者通常反对政府为了促进雇员的平等而对雇主进行任何强迫的法律规范。但在美国，许多自由主义者却会支持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弱势族群的平等权利法。自由主义通常支持机会的均等，但却不一定支持平等的结果。许多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持以规定职位配额的手段来解决性别和种族的歧视。但无论如何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会同意，基于种族或性别的歧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在今天，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并希望减少政府对国内经济及国外贸易的干涉。现代自由主义通常也同意自由贸易的原则，但却对其抱持著怀疑态度，认为无限制的贸易会导致跨国企业的增长，和造成富裕及权力被集中于少数人手上的后果。在战后欧洲普遍倾向福利国家政策，自由主义者支持政府在维持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对医疗保健、教育、和救济贫穷负起责任。自由主义者也赞同应该向所有公民提供高品质的医疗照顾和教育，不过在政府应该对此作出多少支援的问题上却产生分歧。由于贫穷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自由主义者试图在个人责任与共同体责任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自由主义者也尤其支持对生理缺陷者、病患、残障者、和老年人提供保护。
欧洲的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转回自由放任的政策，支持对医疗系统和其他公共服务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现代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政府规模通常会小于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也会小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欧洲自由主义的舆论则倾向于应该分化经济的权力。一般而言，当代的欧洲自由主义通常不支持政府以国营企业直接控制产业的生产，相较之下社会民主主义却支持这样做。
自由主义通常认为政府应该维持中立状态，不应该由政府来判定个人的价值观念。如约翰·罗尔斯所说的：“政府没有权力去决定什么样的概念才是好的生命”。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便已陈述了政府的中立状态，以让个人有各自追求其幸福的权利。
在欧洲和美国，自由主义通常支持自由选择运动（pro-choice），主张给予妇女选择堕胎与否的权利，以及支持同性恋权利。
一些自由主义者现在则反对多元文化政策，认为那将会损害国家统一的基础。其他自由主义者则拥抱多元文化政策，但反对那些歧视妇女和其他族群的文化。一些自由主义者主张应该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反对强调任何的特定价值，也反对特别给予妇女或少数族群特权。
许多自由主义者也支持环境保护的理论，例如那些全球性的绿党组织提出的理论。他们希望减低人类对自然世界造成的损害，并复原那些已遭损害的地区。当中一些人试著在经济层次与商业界合作，但一些人则倾向透过政府立法限制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不同意由政府进行管制，主张市场能够以一些手段来自行调节。
自由主义者间并没有对国际政策的普遍共识，不过仍然有一些共同的概念，举例而言，由自由主义政党联盟组成的国际自由联盟所提出的一些意见。社会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战争应该被废止，一些人则倾向于国际主义，支持联合国扮演的角色。相反的经济自由主义则倾向不干涉主义而非集体安全的概念。自由主义者相信所有个人都应享有必要的人类自由，支持少数民族的自决。这些必要的自由包括了人与人之间交换思想、新闻、产品、和服务的自由，以及在各国间旅行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反对检查制度、贸易壁垒、和汇率的管制。
一些自由主义者也是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强烈拥护者。在社会自由主义者看来，一个全球性的贸易市场，只有在全世界的公司都遵守了基本的社会和生态标准下才有可能变的公平而自由。另外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便是移民的议题，一国的国民是否有权利限制来自其他人口过多或不稳定国家的移民呢？又或者人是否有著迁徙至任何国家的自由呢？自由主义者对此还没有一定共识。反常倾向近来，欧洲遭遇了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及其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的问题，欧洲的自由主义政党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他们面临了在尊重其他文化与尊重个人权利间的困境。自由主义传统上认为国家和社会不该干涉其公民间的私人性关系、自由言论、个人价值观、和政治组织。但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不愿意将自由延伸至那些要求他人穿戴布卡（Burqa，回教妇女传统布纱）、安排包办婚姻的文化，他们认为那是与个人自由相矛盾的（尤其是对妇女而言）。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现在开始认为国家应该主动促进西方价值、欧洲价值或是启蒙价值了。批评比较中央集权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并相反的强调集体和共同体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下个人的权利要不是被大量减缩便是彻底消失了。这种立场被称为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在左翼和右翼都能见到。在左翼，集体主义强调扩张国家的角色，通常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在右翼，保守主义和宗教人士则批评在经济以外的个人自由会导致人与人的的冷漠、自私、和不道德。
在这些清楚的理论差异外，其他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是相当零碎的，有些自由主义者会接受其中某些理论，但这些理论也可能早就被其他自由主义者抛弃。这也使得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自由主义”一词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在国际政策上，自由主义支持普遍的人权概念，但某些自由主义者也坚持不干涉主义，因为进行干涉可能会与国家的主权产生冲突。相较之下，世界联邦主义者（World federalists）批评自由主义对国家主权的坚持，认为那不能阻止种族灭绝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
左翼的对手则批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私营机构可以达成集体利益的观点，指出某些个人在这些竞争中会遭受伤害。他们反对国家对那些非自由主义者施加市场的原则，他们主张自由主义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支配地位导致了国家间和国家内不平等的产生。他们主张自由社会普遍有著长期的贫穷现象，以及在阶级与种族间的健康、婴儿必死率和平均寿命的差异。有些人甚至批评自由社会有著比计划经济更高的失业率。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著许多相同的目标和方法，但也有著许多差异。两者间最根本的差异便是国家应该在经济上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通常处在社会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民主社会主义希望达成最低程度的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民主社会主义支持在一些公用事业如瓦斯和发电上实行更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国有化，以避免私营的垄断，同时也是为了达成社会正义和提升生活的水平。相较之下，自由主义则对于公营和私营的垄断都抱持著怀疑态度，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改采类似补贴和管制的方法，而不是彻底的国有化。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也显现出自由主义对精英政治的倾向。批评有些批评者认为，自由主义支持西方传统社会观念，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推行自我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尤其是在70年代以后，其在西方占据了能够称之为“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成为一种被无节制的推广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从而导致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社会危机，如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此外，他们也批评自由主义对社会变革的消极态度、所持有的“市场崇拜”、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在实践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在学术界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最为典型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新左派，以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多诺和弗洛姆为代表。他们指出，自由主义所确立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人的异化和对社会变革可能性的压制的基础上。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所确立的工业社会是压抑文明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ity）社会：它一方面是技术理性对社会和人的全面统治，另一方面是社会和人性的全面异化，它在物质、意识和思想方面的单面性完全排除了否定的力量和否定的思想。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著《单向度的人》、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著《工具理性批判》等。
左翼学者和社会批判学者批评自由主义将自由还原为甚至单纯视为经济自由。他们认为，自由事实上代表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一种免于异化的否定性向度和能力，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此避之不谈。他们也指责自由主义往往在特定场合与极权主义相联系，如对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争议。

基本信息
自由主义
作　者： （英）霍布豪斯　著，朱曾汶　译  出 版 社： 商务印书馆[1]
出版时间： 1996-9-1 
开　本： 大32开 
I S B N ： 9787100018685 
定价：￥11.00
内容简介
本书认为，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进行探讨时，其最初的理论就是以洛克、卢梭和潘恩等人为代表的天赋权利论，或者称之为自然秩序理论。其主要论点是：一个人无法孤立地实现自己的自然权利，他只有同他人签订协议，并为此目的建立政府来保护他在社会里的权利。他在订立契约时为服从共同规则不得不放弃一些权利，而得到的是公民的权利。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代表。政府只能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书中提出的第二种自由主义理论就是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这个原则认为它是一个行为、一个机构或一项社会制度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原则。大的愉快胜于小的愉快，不含痛苦的愉快胜于包含痛苦的愉快。痛苦可看作负数量的愉快。因此，它要求每个人必须作为一人来计算受影响的个人的数目。一个人必须毫无偏见地考虑获得的快乐或受到的痛苦的数量，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或公正。这个原则还认为，自由不是主要的，它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人民主权不是主要的，因为一切政府都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统治如果比另一人或另一阶级的统治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快乐，那么统治工作就应该交给这个人或这个阶级去做，任何人不得干涉。本书认为，尽管边沁主义和天赋自由学说的出发点不同，但它们获得的实际结果并无明显不同。这两种势力联合形成一个学派，对英国自由主义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
本书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社会能够安全地建立在个性的这种自我指导之上，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自由是社会的必需，自由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自由与平等紧密结合，社会是仲裁人，其任务是主持公道，防止滥用高压力量。国家的职责是：为头脑和个性创造据以发展的条件，使公民能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所需的一切。
目录
第一章　在自由主义以前
第二章　自由主义诸要素
1.公民自由
2.财政自由
3.人身自由
4.社会自由
5.经济自由
6.家庭自由
7.地方自由、种族自由和民族自由
8.国际自由
9.政治自由和人民主权
第三章　理论的发展
第四章　自由放任主义
第五章　格莱斯顿和密尔
第六章　自由主义的核心
第七章　国家和个人
第八章　经济自由主义
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未来

基本信息
书名：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1]作    者： 李强著  
出 版 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丛书： 当代学术文库    
条 形 码： 9787807624677 ; 978-7-80762-467-7  
I S B N ： 7807624671  
出版时间： 2007-12-1  
开    本： 23cm  
页    数： 263 
定    价： 32 元 [1]
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对自由义义历史发展的描述、对其理论内涵的概括以及对批评者理论的概括——对自由主义的入门者或研究者有一定价值。[1]
本书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自由主义的概念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历史
第一节　现代自由主义的历史
第二节　近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萌芽
第三节　自由主义理论的形成
第四节　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法国、美国与苏格兰的贡献
第五节　自由主义时代
第六节　新自由主义
第七节　自由主义的衰落
第八节　自由主义的复兴
第九节　罗尔斯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趋势
第十节　政治经济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原则
第一节　个人主义原则
第二节　自由及其限度
第三节　平等的悖论
第四节　自由主义民主
第五节　自由主义的国家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批评者
第六章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1]
作者介绍
李强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育经历： 1978－1982，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学士。 1985－1993，英国伦敦大学（先后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西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命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