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磨勘
简介
唐、宋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唐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本司及本州府长官按规定考核其功过行能，分九等写入考状，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磨勘之名始于此时。宋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并确定磨勘名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京朝官任中外职事代还引对，由审官院考其殿最，皇帝亲自黜陟。景德四年（1007），规定文武官任满三年以上，方得引对升秩。后逐渐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又《奏重定臣僚转官及差遣体例》：“旧制京朝官三周平磨勘，私罪恶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赃罪者五周年。今后内外差遣京朝官无赃私罪者，依旧三周年。”科举考试之专用语即对乡、会试试卷进行复核。明嘉靖(1522—1566)中，以时文体诡异，令以后乡试，礼部必磨勘试录，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清制，乡、会试发榜后，各考官依程限将朱、墨卷解送至礼部。复核内容，首严弊幸，即朱、墨卷有无不符之处; 次检瑕疵，即卷内语句、书法有无犯规之处。如发现问题，中式者除名，考官及同考官革职。磨勘官初由礼部及礼科主之，康熙(1662—1722)间始钦派大臣专司其事。乾隆(1736—1795)初，改任都察院科、道五品以上，科甲京堂、中允、赞善以上翰、詹官，并集朝房复核。二十一年(1756)，始令磨勘官填注衔名。二十五年，复增大臣复勘例，以便稽察弊窦。太平天国天试在正、副主考官下亦设磨勘官，掌试卷之复核。
宋代的磨勘
磨勘是古代政府通过勘察官员政绩，任命和使用官员的一种考核方式。《唐文拾遗》中，唐德宗有个《磨勘内侍官结阶敕》：“累勋阶者，并且当司磨勘，具衔奏来。”大意是说，凡有功或有政绩者，经过相关部门的考核，送交报批，才能得以升迁。简而言之，磨勘也就是古代公务员升迁任用所必经的考核过程。
宋代的磨勘很复杂，文官被分为“选人”和“京朝官”。选人是文官里面最低的一个阶层，分为四等七阶。而京朝官又被分为“京官”和“升朝官”，有资格上朝议政的叫做“升朝官”，秘书郎以下的小官员叫做“京官”。范仲淹有句名言：“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喻已甘于平淡之意。常调官指的就是选人逐阶升迁的过程。选人须经过三任六考的磨勘，层层升上去。每任的任期为三年，每年一考，这个过程叫做循资。从选人晋升到京官，磨勘期满之后，还要有人举荐，其官阶和职务必须达到一定的阶层，才有举荐的资格。过程大致是：举荐人把自己所举荐的选人履历送到吏部的南曹。南曹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职能是审验选人的履历，如果认为选人符合规程，可以迁调，就把其履历整合成一份公文材料，送到上一级主管部门———吏部的流内铨。流内铨经过审查，确实无误，再发回南曹，由南曹给选人出证明，然后呈交中书省经宰相审批。这个过程叫做“改官”。选人是否能如愿改官，晋升为京官，会决定一生的仕途，整个审批程序极为严密。为了能够人尽其才，也为了掌握人事决策权，皇帝经常会对选人改官亲自过问。
京朝官则由吏部审官院负责考核，每三年进行一次磨勘，评定政绩优劣，是否有过失。考核之后，审官院对不同官阶和爵位的人，根据各部门的职缺，拟出一份相应的任命或调动方案，然后送交中书省、枢密院审批，如果没有异议，即按拟定方案进行升迁贬黜。“凡所除授，先由大臣进拟，而后下于中书、门下两省，臣僚无异论，则命词省审授之。（《宋会要·职官》）”
高级官员及一些要害部门的人事任免，则由皇帝亲自审批，人员选拔和举荐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
虽然磨勘制度是一样的，但不同时期的官员任选，却有着天壤之别。最著名的例子是柳永。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载，柳永登第后，成了选人，经过三任六考，磨勘期满，却在晋升京官时被吏部卡住了，不放改官。宋代的磨勘制度对年龄有明确规定，凡年满七十者将不再进行磨勘，仕途到此完结。柳永这时已不再年轻，也希望自己的仕途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心里很着急，就求见当时的宰相晏殊，投诉吏部对他不公。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道：“和相公一样，亦作曲子。”晏殊却不吃他的套近乎，说：“我虽然作曲子，却不作‘采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曲子。”柳永遂告退。
这件事情折射出了北宋磨勘制度的严谨。柳永在当时的名声是不太好的，虽有俊才，行为却放浪不羁，正是因为德行浅薄，吏部才在改官这个重要关节一再卡他。晏殊并非曲解柳永的小词，而是隐晦地告诉他，原因出在了哪里。
到了南宋末年，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担任宰相，贪赃枉法，在任用官员方面一手遮天。“陈自强以侂胄童子师，自选人不数年致位宰相。（《宋史·韩侂胄传》）”陈自强托庇韩侂胄的权势，数年间即由选人飞升为宰相，这一奇迹，也使得任选官员的磨勘制度，成了一纸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空文。
唐代的磨勘
唐朝建立了一套堪称严密的考核制度，称为考课，也叫做磨勘。考课由吏部（相当于人事部）的考功司主持，考课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属于抽象标准，即为官应达到品德端正、为官清廉、处事公平、勤政不殆的基本要求，可称之为“官德”。“二十七最”，即按官吏的类别和职能分成近侍、选司、考校、礼官、乐官、判事、宿卫、督领、法官、校正、宣纳、学官、将帅、政教、文史、纠正、勾检、监掌、役使、屯官、
仓库、历官、方术、关津、市司、牧官和镇官27类，每类都有具体的考核标准，是评判不同类别、不同职能官吏依据的细则。如“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是对侍卫官系统的考课标准；“辁衡人物，擢尽其才，为选司之最”，是对主持选举官吏的考课标准。以官员所得“善”、“最”列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二善为中上，无最一善为中中，职事精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这应该都属于抽象考核，类似官德和岗位职责之类的规定。
量化的考核则体现在具体数字和惩奖升黜的具体规定上。
州县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被称为亲民官，有更加细密的计量考核标准。州县官辖区内的户口增损是量化考核的主要指标，具体规定如下：管内户口每增加10%，刺史（州）、县令各进考一等，每减损10%，降一等；劝课农田是另一项重要指标，管内垦殖田土每增加20%，进考一等，每减损10%降一等。如果州县官业绩突出，数处都应进考，允许累加。
此外，一些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也制订有量化考核标准，如隶属于司农寺的司竹监，负责管理皇家竹园，年终以种竹的多少和提供产品（成材的竹子和竹笋等）的多少优劣作为考课的量化指标；隶属于太仆寺的牧监，每年牧养的大小牲畜数量都有定额，如果有超过定额的生育，则有相应的奖励，如：马生驹一头，骡生驹二头，驴、牛生三头，羊生七只，羚羊生十只，都可获得一匹绢的奖赏。
唐朝还规定每年一小考，三至四年一大考（地方官任期一般是三到四年），使考课经常化。根据考课等第进行奖惩，考在中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即加发三个月的工资）；中中考，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即扣发三个月的工资）；如兼有上下考，可相互抵消。若犯轻罪，允许通过一定量化的减考等来冲抵，具体计量规定是：如所犯罪计赎铜一斤（古代法律允许官吏用交纳一定数量的铜赎罪），为一负，如是公罪加倍；十负为一殿，但得上上考者，不降等。自上中考以下，每一殿降一等。若私罪下中以下，公罪下下，解除现任职务，扣发当年俸禄。
考课结果由主管部门当众宣读考辞（即评语），但考官也有酌情处置权。唐高宗时，卢承庆主持内外官考课，有一官督运漕粮，遇风翻船失米，卢承庆定其考辞为“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承庆“重其雅量”改考辞为“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亦无喜无愧；承庆又改其考辞为“宠辱不惊，考中上”（《资治通鉴》）。考辞居然可以根据主考官的主观意志屡次更改，看来，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脱离量化的樊篱，而以雅量风度定等级了。
在特殊情况下，皇帝享有“赐考”的权力。如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曾赐刑部侍郎郑少微等人“中上考”。
晋级、加薪、提职都与考课等第挂钩，考课制度更加趋于细密，越来越规范化，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逐渐失去激浊扬清的本意，而流于形式。表现在：各级机构和部门应考人数和考第均有准额，因此考课等第往往依官品大小而定，部门长官例得“上考”，而低级官吏只能得“中考”。“考”也演变为“年劳”、“年资”的代名词，如因平叛有功的唐中兴名臣郭子仪，史称“二十四考中书令”，即指他任中书令衔已有二十四年。
考辞都收录在档案里。唐后期考辞多虚美不实，还有的通篇介绍被考人的任官经历和家世背景，更恶劣的是一些人还私自篡改等第。因此，中央主持考课工作的官吏建议，以后书写考辞时，应该直言某官有什么特殊政绩，有什么具体建树，有什么实在功劳，判决了哪件案件，纠举了哪些不法之事，不得“虚美间言”，如果以后再发现考辞空话连篇，一律降低考第。不过，制度上严密规范的考课，唐中期开始就走向两个极端：一头向按程序、走过场、虚应故事的方向发展；一头向贿赂公行、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方向发展，越来越与官吏的实际政绩、功效和贡献渐行渐远，越来越与当事人的品德风范和民众口碑无关了。
各朝试图用绩效量化、考核指标勉励和督促官吏的努力，大致都经历了与唐朝考课制度同样的遭遇，轰轰烈烈、井然有序地开始，不断磨合调整的中期，日益变质的晚期，形同虚设的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