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明方
人物简介
马明方，1905年生，陕西米脂人。1925年在绥德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西安国民军史可轩部做兵运工作。1927年回到陕北，先后在绥德、横山、米脂等县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中深入农村恢复中共组织。1931年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  马明方书记。1933年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作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决定，会后深入游击区，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 
1934年至1937年，马明方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8年去苏联学习。1941年回国途经新疆时，曾被国民党军阀盛世才拘禁，1943年4月2日被捕入狱。狱中参与领导绝食斗争。1945年获释出狱，回到延安。同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46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中共晋南工委书记。1947年曾参加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明方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1954年秋至1960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财贸部部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冬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于1974年8月12日逝世。1979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反帝游行
他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参加反对陕西军阀吴新田的活动；组织成立农民协会，进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斗争。大革命失败后，马明方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颠沛流离，宵衣旰食。1927年至1930年，马明方先后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绥德县委北区区委书记、镇川区委书记等职，在横山响水堡，绥德四十里铺、米脂杨家沟、镇川堡等地，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他与马文瑞等领导了陕北历史上著名的、有十数万农民参加的“三抗”（抗粮、抗捐、抗税）“三要”（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斗争。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如盐工工会、贫民团、互济会、妇女会等。1931年1月，马明方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中共米（脂）、佳（县）、镇（川）中心县委书记兼中共米脂区委书记；1932年冬，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他经常穿梭往来于敌人关卡岗哨之间，走乡串村于坡坬沟坎之上，秘密串联，使一度处于涣散、停顿的组织有了很大的改变。
开展游击
1933年7月，马明方主持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制定了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策略和方针，使陕北武装斗争由过去以在敌军中搞兵运为主转入全面创建红军的时期。会后，经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先后组建起三支游击队，建立了安定、绥清、神府三块苏区，党员数量和党的组织也有了可观的发展。
1935年1月25日，陕北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马明方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陕北人民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同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苏区和两支红军，马明方当选为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5月，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联成一片，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时任陕北省苏维埃主席的马明方按照中共陕北省委的指示，积极动员群众捐献粮食、缝制衣服，解决部队的衣食用度。1936年冬，马明方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1936年5月，马明方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抗战全面爆发后，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兼内政部代部长、民政厅厅长。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使其积劳成疾，于1938年4月赴莫斯科治疗，1941年1月回国后，中央让暂住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八路军办事处，任支部书记。
软禁逮捕
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将在新疆工作的马明方等100多名共产党干部软禁、逮捕，投入监狱，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种种折磨。在监狱，他参与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先后组织了三次“反普遍审讯”、三次绝食斗争，实现了狱中党组织提出的“变监狱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的战斗口号。
1946年7月11日，在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下，经张治中协助，马明方等100多人被释放，辗转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在延安，马明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晋南地委书记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马明方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担任西北局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林伯渠一起负责地方工作和支前工作，全力保障前线的需要。毛泽东称赞说，你们前后方合作得很好，后方虽然运输困难，但粮食和军需物资，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运上去了。兼任晋南工委书记期间，马明方深入晋南31个地县调查了解情况，创造性的领导完成了晋南131万人口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接管工作，正确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及时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马明方率西北解放区代表团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光荣参加了开国大典。
遭受迫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明方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等职。期间，他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从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54年8月，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邓小平工作，以主要精力负责中组部的常务工作。1956年1月，马明方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根据中央给财贸部门规定的任务，他着力抓了财贸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培养工作。1960年10月，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在东北工作之初，马明方针对当时粮食减产，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况，提出要把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作为整风整社的重要内容。他还根据东北的实际，提出了安排好市场供应和生产责任制、自留地等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重要的意见。1965年11月，在营口官屯公社搞“社教”时，他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向东北局提出了要肯定农村干部成绩，对错误要严肃批评，以团结为根本目的的报告。这一报告被东北局批转全区执行，减少了“四清”运动中的负作用。“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7年，以所谓“马明方叛徒案”被押解到北京，长期秘密关押。1974年8月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9岁。
坚持信仰
马明方被国民党新疆当局逮捕。盛世才劝他，只要放弃信仰，脱离共产党，就可立即释放。他当着审讯者的面奋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在狱中，国民党顽固派用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他参与领导狱中斗争，与同志们一起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他时常教育大家要坚决与叛徒斗争，并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学唱《囚徒歌》：“坚定信念，贞守立场，砍头枪毙，告老还乡……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马明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使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害怕，惊叹：“长此羁押，恐非善果。”
忠于人民
马明方忠诚于党的事业，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常说：“党员心中要有党，党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无数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一次，他和战友传达特委的指示，路过老家叶家岔，战友劝他回去看看老人和孩子，他说：“任务急，不行啊！还是赶路要紧，时间就是胜利嘛！”战友风趣地编了个顺口溜：“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过家不归算甚事，一切都应献给党。”
“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生与死的严重关头，他坚信党的事业必然胜利，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始终不肯向“四人帮”低头。去世前，他告诫孩子：“干革命不容易，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悲伤，不要埋怨党”，“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员心中要有党，要相信党早晚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你们应当耐心等待党给我的结论。”充分表现了马明方同志对党的忠诚。
人民的利益是马明方工作中考虑的重点。他常说：“凡事想想乡亲们。”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的马明方来到西安，当他看到西安城外胡宗南驻军挖的一条占地很多的战壕还未填平时，痛心地说：“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战壕保留下来，这么多肥沃的良田，能打多少粮食呀！应当平沟还地于民。”在他的督促下，战壕很快被填平，农民种上了庄稼。
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马被林彪、康生等打成“叛徒”，关进监狱，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坚贞不屈、宁折不弯，生命垂危之际，仍对家人说：“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1974年8月13日含冤辞世。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称：“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对‘新疆马明方案’予以平反”，“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肯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马明方彻底平反昭雪。
从实际出发
马明方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明方等从陕北的实际出发，反对和抵制了中央驻北方代表批评陕北特委的错误指责，保障了陕北的革命斗争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土地改革中，他密切注意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出，我们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用包办代替的形式主义工作方法和空洞的会议制定不着边际的计划来指导工作。他接见来访的干部和群众，听取汇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中地区土地改革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为以后陕西其它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大跃进运动中，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某地亩产超万斤的报道后说，我种过地，每亩增产一二十斤都要费很大的劲，现在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是吹牛，自己欺骗自己。他去陕北视察时，对米脂县委书记说，陕北没有大炼钢铁的条件，恐怕钢铁没炼出来，树就被砍光了。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马明方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没有看出来彭老总的信有什么问题。”1964年，在一次干部会上林彪公开诬蔑说：“朱德有野心，”马明方愤然作色说：“朱老总德高望重，哪里有什么野心！”
严于律己
马明方一生俭朴、忠厚清廉，时刻从严要求自己。他常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还不高，所以党的干部要同广大人民同甘共苦，切不可搞特殊。他衣食简单，从不单独开小??不允许亲戚占公家便宜。1948年冬，马明方与妻子去晋南工委，途经米脂家里。第二天临行时，随行人员把一件灰色棉袄留在家里，他母亲说：“把这件棉袄留给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说：“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爸的棉袄我另想办法。”有一年，他小女儿病了，需要长时期治疗。妻子为了使他能安心工作，便经常请假在家照顾，单位照常发工资。马明方知道后对妻子说：“你没有上班，发的工资不能拿，应该交党费。”妻子按照他的意见把一年多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马明方很爱自己的孩子，同时对孩子的要求又很严格。儿子上中学时，一次放学回家自行车坏了，便打电话叫小车司机接他回家。马明方知道后，对孩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自己也在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秘书、警卫、司机和炊管人员对他和家人进行监督。1954年8月，马明方调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他在西北局工作时，行政级别定为三级，当他得知中央许多部长的级别都比自己低时，便主动请求中央将自己的级别由三级降为四级。
深入基层
马明方同志心系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一生乐于助人。他生性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战争年代，他常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嘘寒问暖、促膝谈心。他没有一点架子，有说有笑，和群众亲如一家，革命老区人民亲切地称他“老马”、“马大哥”、“明方”。由于他深深扎根群众之中，深受群众的赞誉，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多次临危脱险。革命胜利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居功自傲，不颐指气使。他经常教育同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谦虚谨慎，不要给人留下机关干部高人一等的印象，要老老实实做人。”
马明方不但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同志，而且对同志们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也热情关心，积极帮助。他用自己火热的心温暖大家、团聚同志。他任陕北省委书记时，常帮助同志介绍对象、组成家庭、寻找离散的子女，同志们开玩笑说：“马书记是个大人物，还关心这些小事。”他说，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大事，我当然要管，管好了，同志的后顾之忧解除了，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他帮助同志看病、站岗放哨，帮警卫员学文化、学军事。马明方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干群关系就特别融洽，同志们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
人物评价
一片丹心图报国，千秋青史留精神。在纪念马明方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他对党赤胆忠心，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动摇，不为个人名利所困扰，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努力提高“五个本领”，善谋全局，科学决策，求实创新，维护稳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风范，牢记“两个务必”，发扬延安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永远和人民心连心。
当前，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万众一心，加快陕西经济建设步伐，为早日把陕西建设成为经济强省而努力奋斗，用更加辉煌的成绩来纪念马明方同志。
父辈马明方
我的父辈马明方日期：2009-08-04 作者：马广 来源：新民网首长连夜赶写工作报告，警卫员却累得睡着了，那次——  1959年8月马明方和家人，后排左一为作者[1]爸爸给警卫员当了一夜“警卫”
我的爸爸马明方去世35周年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地活在我们心中。
爸爸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50多年的革命生涯历经沧桑，饱受风霜。很多领导干部谈到爸爸时都满怀敬慕之情，称赞他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中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对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至今还有很多同志都对他念念不忘，怀念他不仅是位好领导，而且还是位好老师、好长辈。
1被非法关押七年，他受尽酷刑
爸爸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担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酷，因为爸爸闹革命，家人亲戚都遭受到砍头的威胁，死的死，伤的伤，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他经常深入白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坚持革命斗争，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他还写下了一首诗：“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过家不归算甚事，一切都应献给党。”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造就了爸爸无私无畏、胸怀坦荡、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在“文革”中，那是一段是非混淆的日子，爸爸被陷害。林彪、康生及“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他们互相配合，把他打成“大叛徒”，栽赃陷害用尽非人刑罚，把爸爸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达七年之久。
在我们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当时的“新疆马明方专案组”终于同意我们看望爸爸。我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他已成了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两眼发直，站立不稳，骨瘦如柴的老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竟一时惊呆了。我们心如刀绞，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爸爸使用的种种酷刑，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
我们喊了声“爸爸”哭着扑跪在他的面前，他老人家流着泪扶起我们说：“别难过，来一次不容易，让我好好看看你们。”我们扶着爸爸坐下问怎么满口的牙只剩下几颗。爸爸把嘴贴到我的耳边低声说：“是被打掉的。”我们悲愤欲绝，而爸爸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能打掉我的牙，却打不掉真理，打人的人就是没有道理的人。”
1973年3月9日我们第二次探视爸爸，意外地发现他把头发胡须剪短了，虽然长短不齐，却显得精神了一些，他还幽默地说：“我要给孙女留个好印象嘛。”老人家和孙女们嬉戏亲热了一番，又告诉我们：“爸爸的问题让你们也受委屈了，但是你们要相信，我在新疆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2他提倡干部要在三年内成为专家
爸爸的工作作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他的很多文章、重要报告都是他找干部、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亲自动手起草写成的。原来跟随他的一位姓惠的警卫员满怀崇敬的心情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1948年他跟随爸爸到山西省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们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到了夜晚首长还要亲自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开始警卫员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上下眼皮直打架。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等他醒来天已大亮，可爸爸还坐在桌前写材料。
这时贺龙司令员进来了（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很关心地问爸爸：“你一夜都没睡吧？”爸爸说：“时间紧啊，我把会议的材料整理了一下。”这时警卫员不好意思地掀开了爸爸给他盖在身上的被子，站立起来给贺司令员行了个礼，贺司令员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惠当了一夜警卫员啊。”警卫员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警卫员充满感情地说：“这种情况常有，首长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长辈啊。”
爸爸在主持中央组织部、财贸部工作期间，经常对干部说：“要精通业务，不精通业务，就不能当领导。”他提倡干部要在3年内成为专家，人人是经济家，并亲手制定了一套培养干部当专家的规划。爸爸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持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还说：“发展生产是领导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生活的唯一途径。”
3他主动向中央申请降低工资标准
廉洁奉公，严以律己，爸爸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1952年干部原实行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中央给他的工资级别定为行政三级。1954年他调中央工作后，了解到许多中央的部长甚至副总理的工资级别也比他低，感到很不安，主动向中央写了申请，要求将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
1954年妈妈调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后又调中南海党总支任专职
干部兼组织委员，在中央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了七年之久。但是爸爸对妈妈工作上的事情从不打听，凡是爸爸工作上的事也从不对家人谈论。
记得妈妈在1965年几次请假，带妹妹小芳去外地求医治病。回来后爸爸说：“你这一年里没怎么好好工作，就不要领工资了。还是把这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吧。”于是妈妈把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到了党小组长那里。这次事情使我们全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爸爸平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准我们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经常强调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允许家人占公家半点便宜。我上中学时，爸爸专门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明确规定，不准家庭任何人私用国家配给他的小车。有一次放学回家因自行车出故障未及时修好，我就打电话让小车司机接了一次，结果受到爸爸的严厉训斥。为此，爸爸还在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秘书、警卫、司机和管理人员对他和家人进行监督。
1965年初，我结婚时爸爸很高兴，专门打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再三叮咛我们要一切从简，不要大操大办。但是我们想不通，爸爸这样的大干部，儿子结婚还这样小气，似
乎不大体面。爸爸知道后又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很苦，干部子弟更应当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大手大脚乱花钱。”在爸爸循循善诱下，我们的婚事没有声张，没有请客收礼，只是贴上了大红“囍”字，家里人吃了顿便饭就把婚事办了。
4他每天抽出时间教警卫员认5个字
工作中对同志严格要求，但在政治生活上则给予极大的关怀。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爸爸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仅感到亲切，还能学到很多东西。他有位警卫员以前是个放羊娃，不识字。当年爸爸工作之余就抽出时间每天教他认五个字。还给警卫员制定了识字计划，只要他有微小的进步，爸爸就很高兴，还风趣地说：“就这样学再过几年，你的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成了大学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在爸爸的鼓励下，那位警卫员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终于能写简单的书信了。爸爸很高兴，特意把自己用的一支钢笔送给了他。
跟随了他多年的勤务员辛平同志，年龄大了要求上学深造，爸爸热情地支持，临走时给他开了欢送会。送他学习用具给予勉励，并告诉他：“以后走到哪里都不要给人家留下领导机关下来的印象，事事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十年动乱期间辛平受到牵连，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将他保存的爸爸数十张照片包起来，装在一个瓷罐里塞进墙里用泥封起来。打倒“四人帮”后，他亲手把照片交给了我们，干部群众与爸爸用生命凝结成的深情厚谊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爸爸离开我们35年了，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出生入死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没有忘记他为创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作出的卓著贡献。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马明方生平简介
1905.12.14—1974.8.12，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做军事工作。1927年秋到陕北，历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从苏联学习回国，路经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6年出狱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马广，马明方同志之子。1936年7月生于瓦窑堡，原籍陕西米脂。
1943年6月在组织的安排下被送到绥德干部子弟学校念书。1946年起在延安保育小学、临汾小学、西北保育小学、北京市101中学就读。1957年在陕西省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念书。1960年到农村锻炼。
从1961年至1981年分别在陕西省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陕西省化工学校，陕西省委工交部，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1996年退休至今。
“马明方叛徒集团案”
1980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65号文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提出的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该文件称：“事实证明，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应推倒强加给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迪化抗日 虎口脱身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陈云为首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此后，应盛世才的要求，我党相继抽调了70多名干部，由盛世才安排进新疆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以及财税、文教、新闻、军事等部门工作。在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化名方林）、陈潭秋（化名徐杰）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严于律己，勤奋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巩固新疆这个全国抗日的大后方，保障新疆这条重要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并为推动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我党还从“新兵营”和延安抗大等处挑选了43名干部、战士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机的驾驶和修理等技术。另外，在1939年秋至1941年夏期间，我党有一些残疾军人来到迪化养病，还有一批干部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由于经过兰州、西安去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派重兵封锁，使他们被迫滞留于迪化。曾担任过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北省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并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和学习的马明方，在1941年回国时，也被阻于此。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担负起党支部书记的职责。 
本质上善于趋炎附势、政治投机的盛世才，其结好苏联、联合中共的根本目的是想夯实他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巩固他在新疆的“土皇帝”地位。 
国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处境维艰；国际上，由于苏联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自身难保，无暇东顾，更无能为盛世才当局提供帮助了。于是，盛世才决定更换门庭，投靠蒋介石，大举反苏反共。 
1942年9月初，盛借口“容易保护与免被国民党发觉”，先是将分住在羊毛湖、“新房子”招待所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中共党员，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原土产公司的一个仓库院内，继之又分批将他们软禁起来，使未及撤离的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28人全部失去自由。 
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伪装，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狱的中共党员干部已达60人。 
自3月10日起，蒋介石派驻迪化的所谓“特派新疆审判团”，伙同盛世才对狱中的中共党员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审讯迫害。期间，有15名中共人员被提审，其中对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刑讯逼供尤为惨烈。但陈潭秋等人始终坚贞不屈、据理驳斥，使敌人的多项阴谋归于破产。9月27日，经请示蒋介石批准后，盛世才最终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秘密杀害。 
为了抗议敌人的虐待和暴行，狱中的中共党员发动联合绝食斗争，另外，狱中党组织看穿了盛试图以当“工犯”的手段来收买中共同志的诡计，便领导大家坚决抵制，也取得了胜利。 
盛世才调离新疆后，吴忠信于10月初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省主席。上台伊始，他就把盛世才软禁的中共人员几乎全部投入监狱。 
在吴忠信集中精力对省政府实施改组之际，处于混乱中的监狱就非常有利于被集中关押在各牢房的中共党员之间的联系。于是，以张子意、马明方等为核心的狱中党组织在总结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新的对敌斗争方针与策略，适时提出了“百子一条心，集体无条件释放回延安”的口号，使全体中共党员更加紧密团结起来，连续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普遍审讯斗争和集体绝食斗争，有力地揭露了盛世才残酷杀害陈、毛、林的罪行，挫败了国民党策反中共人员的图谋。 
中共党员在新疆被软禁关押的消息，很快即由共产国际转递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又迅速电请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设法营救。经多方努力，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遂于1946年4月同意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 
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行程3000多公里，这批被释放的人员终于在7月11日胜利回到延安。不久，马明方、张子意除向刘少奇口头汇报了中共人员在新疆狱中斗争的情况而外，还认真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报送中央组织部。原新疆航空队中共党支部提交了《航空队党支部关于在新疆学习与生活情况给中央的报告》。经过3个月的休整之后，这批中共党员，又奉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捕风捉影 旧事生非
“文革”爆发后，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林彪、康生等人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做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于是，在席卷全国的“揪叛徒”的风潮中，继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也悄然出笼。 
由于南开大学“八一八”群众组织在康生等人主抓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首立“战功”，于是该大学的另一个名叫“卫东”的群众组织也奋起直追。1967年5月的一天，该群众组织在抄家时发现一张包括李宗林在内的解放前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获释回来的130名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合影照片，继之顺藤摸瓜，通过调查档案又发现一份当年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中共人员名单，以及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和民航总局等单位向他们介绍的有关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牺牲的零碎情况后，便做出这样一个“推理”：李宗林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陈、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马明方和张子意等却被释放，那么李、马、张等就极有可能在狱中变节，出卖了陈、毛、林，而与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党员也就很可能都有叛变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调查，深入“挖掘”，并得到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的支持，同时对此颇感“兴趣”的林彪之妻叶群，也派其弟叶镇插手此案。 
11月初，随着由吴法宪、李作鹏和叶群等领导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管的中央“四三”专案组（意为新疆监狱问题的要害是1943年的问题）的成立，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被正式立案，对外代号“五二六”。经过康生审定，在当年被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的人员中，现已在党、政、军系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有代表性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等20人被列为该专案组直接审查的对象，其余均由所在单位“立案审查”。 
对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虽然联合调查组曾两赴新疆，但由于得到的是“死材料”多，“活材料”少，而且无法证实他们所要“证明”的问题，因而当“四三”专案组刚成立不久，中央二办主管该案的吴法宪就指示专案组：“材料不少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们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他组都有战果，就是我这个司令管的这个组报不出战果。”为此，他责令专案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审讯”，“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车轮战、逼供信”。从此，该专案组对所列“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使用了车轮战、“坐飞机”等酷刑，逼取其所需要的“口供”。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对当年的敌特人员如原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郑大伦和真正的大叛徒徐梦秋等进行了反复审讯，通过逼供、诱供、指供，制造伪证。尽管如此，专案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证明这些同志有叛变行为，相反倒能说明他们是狱中斗争的真正英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置那些言之凿凿的证据材料于不顾，而企图以郑大伦、徐梦秋提供的假供为依据，通过刑讯逼供迫使当年这些曾在新疆狱中备受折磨而坚贞不屈的同志承认其是“叛徒”，结果自然是枉费心机，惨遭失败。在此情况下，康生于1968年6月1日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并斥责专案人员说：“我的初步印象是，你们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来，马明方专案比较起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专案，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实际上，康生对被列为审查对象的这些同志当年在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和出狱的经过是清楚的：1946年7月11日，当这批人员无罪获释回到延安时，他曾亲自去七里铺欢迎；当这批人经过严格审查并进行休整后，他又参与了为其分配工作。然而现在，他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了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他甚至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以要出材料作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是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他们在监狱和国民党合伙销毁证据，然后和国民党一块儿潜伏到我们党内，集体向党隐瞒。” 
在康生的这次讲话后，“四三”专案组进行了整顿，并写了书面检讨，其党支部副书记也被调离，返回原单位。为了实现“九大前将叛徒、特务清除出党”的阴谋，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及待地要给马明方等定性、定案。8月11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马明方专案，能定：一、叛徒问题，可定；二、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三、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四、特嫌；五、高岗反党集团。”于是，当年从新疆监狱集体获释回到延安的这批同志便被定为“马明方叛徒集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感到心虚。为了搜罗、补足“证据”，专案组于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掘地三尺，翻挖一通，却依然是空忙了一场。即便如此，马明方等还是被康生强行定了案。 
历经周折 沉冤得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对当时遍及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复查和平反。蒙冤负屈的马明方等同志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申诉，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受害情况，说明事实真相。 
1974年，北京航空学院的李长喜、罗世忠和王精业3人受命对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程九柯的历史及其有关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经过5个月的调查后，他们于次年3月向中央书面报告了调查情况和结论。报告分析“马明方案”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专案组还带着老框框”，“中央二办曾封存过新疆敌档中有关说明这批人无问题的材料，不让下边查阅和引用”，以及“等待中央专案组统一做结论”。并明确指出：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些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是英勇斗敌的英雄。其释放是无条件的，过去那种因为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甚至特务组织，所以才被张治中释放的说法，纯属讹传，应予否定。与此同时，毛泽东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国冤案太多，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结案，非把人整死不可。因而毛主席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年底，中央三办奉命对“马明方案”进行复查、结案。他们在查阅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和曾被吴法宪等扣押的档案材料之后，发现了许多能够确凿证明马明方等在狱中斗争坚决、表现很好的证据。与此同时，他们又重新提审了郑大伦，并调查了其他几个曾提供过重要伪证的人，从而弄清了原专案组据以“审查”、“定案”的所谓“活材料”的来源。据此，他们于1975年3月写出了对该案的复审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存在。报告上呈中央，周恩来阅后批示：把复审报告压缩到1500字左右，改为平反报告。同时周总理还让秘书将张治中致毛泽东的信中有关中共人员当年在新疆监牢的表现部分摘录下来，抄送中央三办，以作为这些同志在新疆狱中斗争的佐证。 
中央三办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很快写出《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呈报上级，中央办公厅于7月31日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将该报告转发各省军级单位。文件下发后，虽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局限，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平反尚留有一定的尾巴，特别是对于原新疆航空队的中共人员，遗而未决的问题就更多。 
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下发了（77）政审字第13号文件，否定了“叛徒集团”的问题，但依然认为航空队的这些同志犯有“政治错误”，引起原新疆航空队中中共人员及其家属的不满，他们于是继续申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高登榜、谢良、吉合等15位同志于1979年9月20日联名上书邓小平和胡耀邦，恳请中央彻底解决“马明方专案”中这些人的问题。信中说：“1975年7月19日，中央三办虽宣布了为这一案平反，但很不彻底，因而很多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宣布平反的同时，却又说立案审查是因为‘有人揭发’，‘是完全必要的’，这无异于为林彪、康生、‘四人帮’开脱罪责，说明他们一贯正确，诬陷、迫害我们有理，被他们迫害致死、致残是应该的……更成问题的是：平反报告只限于对中央‘过去已定为叛徒的应予平反’，而对当时全国各地立案审查的一百多人和受株连的大部分同志则没有认真予以平反，这都是很不公道的……另外，中央专案三办的平反报告只用中央办公厅名义转发，而文件发的面很窄，许多同志根本看不到……因此，这一案中许多人至今仍背着‘叛徒’的罪名，心情很不舒畅；一些能工作的同志也未分配工作，他们生活上的许多困难也未能得到解决。”为此请求“以中央名义给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推倒强加给有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因此案受到诬陷、打击、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胡耀邦阅信后当即作出批示：“照转。请邓副主席批示，任穷同志办。”此后，中组部多次召开由有关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并依照高登榜等同志的要求，与总政治部联合写出《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得到批准，于是便产生了中发（1980）65号文件。 
大浪淘沙，历史终究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存在数十年且历经曲折的“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最终沉冤得雪，这对于此案中的一大批蒙冤负屈者及其亲属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