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官多为患
注释
“官多为患”是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提出的概念，并明确定性为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据资料显示，我国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在西汉时是1：7945，在唐高宗时是1：3927，在清康熙时是1：311，在建国之初大约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对这组资料虽然还存在争议，但目前百姓供养官员人口负担过重是事实。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的翅膀”。况且这些官员中有的还存在严重的腐败和亚腐败问题，如此，财政供养他们的就不仅仅是吃饭问题，还要额外为他们各种腐败和亚腐败的公款消费“埋单”，甚至要成为他们明目张胆“捞”的对象。这势必会大大增加群众负担。
解决官多为患问题绝不仅仅是规范任期、交流和回避这些问题，关键一点是要解决好干部的“出口”问题。解决官多为患问题需要从提高执政能力，维护执政稳定的大局出发，下狠心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做根本性的改革，而不是做细节上、局部上的修补和完善。[1-2]
成因
一是“唯官是贵，权力主导”。中国自古“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几千年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皇权至上，君臣父子，尊卑有序，唯官是贵。权力主导，官贵民贱思想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训导，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名言。在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中，做官被认为高人一等。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主要特点是，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敬官、畏官、谋官的社会心理。一些人把权力的获取看成个人成就的主要标识，炫耀权力的威严成为个人心理的最大满足。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暂时不掌握权力者或掌握有限权力者，不择手段地谋取权力，无权的想掌权，有了小权的想掌大权，掌了大权的则想永久掌权。在这个怪圈内，权力被资本化。在某些人眼里，权力的获取，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许多人孜孜以求，纷纷拥挤在“仕途”的小道上，使权力成为最为抢手的政治资源。
二是“因人设事，因人择官”。在党的历史上，为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毛泽东曾一再倡导“精兵简政”，邓小平极力主张“精简机构”，强调领导班子消肿瘦身，在当时均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官本位”思想盘根错节，机构臃肿极易反弹，“精兵简政”很难一劳永逸，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周期率。原因何在？在于“因人设事，因人择官”。按照党的干部路线，应该是任人唯贤，能上庸下；优胜劣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很难做到。往往是因人设事，因人择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官不能民，除非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很少有被降职使用的。提拔往往论资排辈，熬到一定时间自然升官晋级，“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熬劳”，“胡子拉碴排队等提拔”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出现没有职位设立职位，没有编制增加编制，让几个人甚至于十几个人分担一个人的工作，以致出现“20个副秘书长”、“11个副市长”的情况。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长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强调“看政绩用干部”，把提拔当成调动干部积极性的重要手段，频繁使用，有利有弊，有的甚至封官许愿，使机构臃肿加速。干部只进不出，久而久之，必然导致机构膨胀，官多兵少，以致于出现“十羊九牧”的局面。
三是“权大于法，人管制度”。按照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制度管人，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法规的特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是本末倒置、权大于法，不是制度管人，而是人管制度。主要领导的一句话、一个条子，就可以把有关法律法规推翻。还美其名曰：“解放思想”、“人性化管理”。以至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党的许多好政策在一些地方发挥不了作用。实际情况正如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所说：“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如果束之高阁，就成了一纸空文。”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人治”贯穿始终，长官意志、家长作风、个人专制盛行，领导的话往往被下级奉若神明，“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在“人治”未绝的环境中，不少干部认为党纪国法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可以认真执行也可以不认真执行，但领导的讲话和批示，则非执行不可，而且非认真执行不可。在事情的决定上，好像只要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点头拍板，就有了“尚方宝剑”，至于这些话和指示究竟符不符合实际，是否经过合法程序，就无人关心了。
四是“养尊处优，制造工作”。一些官员养尊处优，喜欢摆谱，为炫耀权力，显示自己负责工作的重要性，往往不遗余力制造工作，给人“开拓进取，干事创业”的假象。毛泽东曾推荐过一本小册子《官场病——帕金森定律》，正好解开了“官多为患”的死结。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意味着权力的丧失，他是不会走的。第二条路他也不会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两个助手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依此类推，循环往复，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体系。在这种体制下，许多人为了显示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对制造工作乐此不疲,还美其名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于是，各种折腾老百姓的乱评比、乱检查、乱摊派应运而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行其道，人民负担加重，形成“鱼大水浅”的不和谐状况。[3]
九患
“官多为患”到了什么程度？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张全景把这种现象称为“古今中外没有过”。一方面，通常的政治理论认为，权力自身具有膨胀的特性，如果权力本身得不到有效制约的话，这种膨胀就会愈加严重。在中国，权力不仅缺少内部的宪政约束，也缺少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去从外部去牵制，权力本身可以为所欲为，扩张到极致。在这种权力体制中，主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添置官位，从而使机构改革陷入“越精越臃肿，越简越多”的怪圈。  　　另一方面，官多现象也跟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制度设计有关。在“官本位”文化浸透至深的国度，由于官员的级别大小跟他享受的特权以及社会声望密切相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去争着充任“肉食者”，而所有的小吏则竭力去捞更大的“乌纱帽”，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当官至上”的风气。在某种程度上，近些年来的“考公务员热”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从具体制度设计来看，我们为了平衡下级的权力，发明了用副职管副职的办法，尽管这种做法本身不符合效率原则；另外我们还会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不断增设新的副职，比如：为了强调政治协商意义，政府必须配一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任副职；出于提高妇女地位的考虑，党政班子必须配一名女性干部；为了更好地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市县便配一名科技副职；为了推进工业化，便有了工业副县（市、区）长……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不难出现张全景所说的党政机关“有八九个副职”，“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官多现象正是我们这个文化与体制的衍生物。官多为患，众多周知：       
之一，浪费祸患。一个官就必然配备一个官的诸多待遇，车，子，办公室，还有秘书等等，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某些官员架子成风，实在是对国家财政的一大浪费，我看，公务员浪费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官员支出浪费，如果把这个浪费用到医疗保障，教育公益上，肯定会出现一个大改观。 
之二，效率祸患。鸡多不下蛋，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官员多，动嘴的多，动手的少，必然影响工作效果，工作效率。
之三，矛盾祸患。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官的背后必然有一群脾气相投的人，必然形成一种名利的争夺，官多矛盾多，有好处争着上，有责任争着推卸，内耗阻碍发展。
之四，懒惰祸患。官多必然承担的责任少，分配的任务少，于是坐官成了走走，看看，甚至每天就是喝茶叶水，任凭具体工作人员热火朝天，他们在哪里自由清闲，官员为何肥胖？就是不劳动，懒惰，蹲膘蹲的。
之五，特权祸患。一个官员一个特权，官员多特权多，于是把法律架空了，让制度失落了，官多是正常秩序的最大破坏者。之六，形象祸患。本来官员应该是公务员中最能代表政府形象的典范，而现在官多，鱼目混珠，什么鸟都有，本来美好的官员形象也被亵渎了。
之七，腐败祸患。官多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腐败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很多就是腐败产生的，而腐败上来的官又必然用更大的腐败弥补腐败亏空，形成腐败恶性循环。，
之八，扰民祸患。是官，总得有点事干吧？于是一些官员无事生非，各种检查，视察，会议频繁，其实就是为了表明一下自己是当官的，而这种行为本身实在是对老百姓正常工作生活学习的干扰，他们本来应该是促进工作的，现在许多时候却成了影响工作。
之九，官迷祸患。官多，于是欲望多，一些公务员不在想如何搞好工作了，而是想着如何去做官，成了官迷，官迷风行，必然硬性对民的痴迷，必然影响对老百姓的工作感情。
破解
2005年3月份两会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中国现在的官民比已达到26：1，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之后人事部的一些官员、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出来辟谣：26：1的官民比严重不实，中国的官民比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历来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张全景在中组部任职的时候不痛陈顽疾，而等到退休之后方才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无非是说明了一点：中国的官已经多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官多为患”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害莫大焉，必须下决心整治。而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及由此形成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树立“人民本位”的理念，真正让制度管人，排除“人治”因素的干扰。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遏止“官多为患”现象发生。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官，而且到了“为患”的地步？论者早已达成共识:因人设位、因官设职，落后的公共行政方式不适应新型工业化的社会发展要求，诸如此类。公正地说，我们的每一次改革之后，机构数和人员数虽然都有回潮——同时意味着“官多”的回潮，但实际上回潮的幅度要小于改革的幅度，机构总数从长期来看是一直在下降的。但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样一个怪圈也是一定程度上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探讨所以“官多”，固然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举；但还须探讨“为患”的程度，从结果上的触目惊心，更可以逆推出裁汰冗官的极端必要性。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今天如果不想重蹈前人覆辙的话，就必须把“官多为患”这个各地普遍的、有目共睹的既成事实，尽可能快地予以解决、彻底解决。官民比例适当是和谐社会的共同特征；官民比例不当对社会安定是一个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财政之蠹”，而且也是政治改革的绊脚石，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的顺利进行。中央现在已经将执政能力建设看作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减少领导职数、完善领导班子建设又被视作此项任务的重中之重。总之，“官多为患”在今天，已经不是“须防”的问题，是看我们有没有决心和魄力来着手解决的问题。[4]
声音
官太多，给买官卖官无尽空间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  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5]
回应
3月12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近日有媒体流传：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这位负责人介绍，2011年的公务员统计数据尚未出来，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2008年、2009年、2010年的统计，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此外，中国还有88.4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位负责人强调，中国公务员管理是按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实施的，无论是考录还是调任，都是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进行的。今后，公务员主管部门将继续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管理，切实抓好公务员队伍建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