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曾山
个人履历
人物简介曾山（1899年～1972年），原名曾如柏，又名修生、宪朴、曾珊、唐古。乳名洛生，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化名唐沽。曾庆红之父。入党前1899年11月10日生于江西吉安县永和镇白沙锦源村。父亲曾彩芹，是一位文化素质很高的清末秀才，为人道德高尚，助人为乐，他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献给村里的青少年儿童，自己创办学馆，教书育人，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母亲康春玉是一位勤劳贤淑、眉目清秀的妇女。由于家境清贫，儿时只跟随父亲断断续续念过三、四年私塾，大部分时间帮助母亲从事家务和农业劳动。
1915年他被送进赣州一家丝线作坊学徒三年，帮工两年，这使曾山在青年时期受到了艰苦的磨炼。曾山1925年随兄曾延生参加农民运动。入党后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当选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组织全县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冬入教导团当上士、事务长，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家乡，任中共支部书记、吉安西区区委书记，组织发动农民参加赣南武装起义。同年冬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3月会见毛泽东、朱德，此后随红四军开展地方工作。6月被选为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2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常务委员。3月被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同时被选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兼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并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参与领导赣西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领导江西苏维埃政权建设，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动员组织赣南革命根据地群众，支援主力红军取得第一至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11月由于，改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
1934年2月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
1934年9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率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坚持原地斗争，
1935年指挥机关人员和少数部队分散进行游击活动。5月游击队失败后潜往上海，找到党组织，后被派赴苏联。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  1961年4月1日，曾山在奥地利1937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协助项英组建新四军开展江西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9年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任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部长。
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并兼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动员大批人力物资支援前线，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等职。被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2年4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物经历
曾山小时随父亲曾采芹读过上年私塾，后做过学徒，种过田卖过肉。1925年秋，在哥哥曾延生（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团体“觉群社”，投身革命。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曾山任吉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执行委员。他发动儒林区农民，将当地一名破坏农会的土豪劣绅曾伏苟捆押送县，后经县长批准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7月，奉命赴广州，进叶剑英领导的四军教导团，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月底，返回吉安，受党组织指派，到吉安县官田、敖城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芳井支部。
  1928年春，他先后担任中共吉安县南区和西区区委书记。是年农历四月初九，曾山与周冕、萧仕梅、萧志铎等率领官田一逞的贫苦农民，举行了“四·九”暴动。6月，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1929年5月，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10月，赣西革命委员成立，曾山任主席。1930年2月，曾山以中共赣西特委代表身份，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在吉安县陂头召开的“二·七”会议，会上，在讨论土地分配时，产生分歧，曾山和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等人积极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的赞同。2月中旬，召开赣西苏维埃联席会议，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二·七”会议后，曾山被指下中共红四军前委常委。3月22日至29日，在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赣西南特委，曾山当选为委员。会后，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上时，曾山以前委常委身份，随红四军行动。6月，曾山代表赣西南苏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次会上贯彻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6月15日，曾山任命为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5日，中共赣西南特殊性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议，贯彻“立三路线”，错误地反对“农民意识”、“反对保守观念”，撤销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职务，改组特委常委，曾山被选为特委书记。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城。7日，在吉安城西街福音党成立江西省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主席。10月14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合燕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相当于省委），曾山为委员。10月16日，曾山随红军主力向北挺进，参加了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委在新余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会上，曾山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回吉安后，省行委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回吉安后，省行委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传达罗坊会议精神，具体布置苏区反第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11月18日，红军撤离吉安城，曾山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撤退到陂头（后迁富田）。12月12日，“富田事变”发生，红二十军刘敌率一部分战士，武装包围省苏维埃政府，曾山逃回家乡，躲藏在牛鼻形岭，不久，毛泽东派人接他到宁都黄陂，恢复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曾山任苏区中央局委员。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曾山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之一，并当选为中央扫行委员。在此期间，曾山向毛泽东汇报了江西苏区内部肃反中出现的严重情况，决定在江西苏区内部暂停止肃反，从而挽救了党内外一批同志。1932年12月，江西省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坪召开，会上曾山抵制了坐镇江西苏、维埃政府“督战”的王明路线代表，拒绝反对所谓毛泽东的“右倾路线”。为此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曾山出席了在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继续当先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内务部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曾山接任中典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0月26日，曾山在宁都西甲村召开干部大会，研究留守红军的行动问题。将省苏和省军区全并，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曾山任主席。同时组编江西红军独立一、二、三团。1935年2月底，曾山率领江西兴国一带游击队，到兴国崇贤地区，与胡海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及罗孟文率领的中共杨赣特殊性委的红军独立第十三团汇合。3月初，在兴国崇贤齐汾召开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研究突围问题，决定到赣粤边去。由于三支部队向同一方向行动，队伍行进缓慢，几次突围，均未成功。为了分散目标，曾山号召各团自行选择突围路线。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环境越来越艰险，游击队损失很大。5月，转入新干，遭到数倍敌人的包围堵击，部队在突围中被打散，只剩27人，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最后，曾山小组只剩3人，到永丰又遭靖卫团堵击，死伤各一，仅余曾山一人，跑到吉水，在群众掩护下，化装潜行至上海，于12月在法租界和地下党接上关系，并经批准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37年11月，曾山从苏联回到延安，被派去协助项英、陈毅做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改编工作，重回江西。1938年1至3月，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相继在南昌市六眼井成立，曾山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7月，奉命返吉安，联系将新四军办事处迁至吉安办公问题。8月，曾山兼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9月，曾山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了党内在一个时期内注意防止右倾错误。1940年，曾山离开吉安，调中共东南局工作，来至皖南，同年，率领东南局机关及党校一批干部撤离皖南，进入苏南解放区。1941年5月，曾山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长。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曾山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1947年12月，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财委主任。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解放山东，曾山率领一批财经干部接管济南。
1949年3月，曾山出席了中共中央七届二全会。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曾山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山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纺织工作部部长。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又被任命为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曾山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10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治淮委员会，指派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1952年10日，曾山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1956年9月，曾山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调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1960年11月，调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文革”期间，曾山受到冲击，被造反派诬指为“全国民政部门的头号走资派”，遭到批判，身心受到很大摧毁。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曾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17日，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曾山被驱散到长沙。不久，国务院内务部撤销，曾山长期没有分配工作。1970年4月，曾山经批准回北京治病。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中组部召开老同志座谈会，曾山揭发了林彪反党反毛泽东的罪行。1972年4月16日，曾山病逝于北京，周恩来于4月20日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毛泽东送了花圈，叶剑英致悼词，指出曾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相关事迹
参与组建新四军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飞抵延安，陈云、曾山同机到达。在大雪纷飞的延安机场，曾山见到了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并和毛泽东、陈云等一起合了影。这是“二苏”大后，阔别近四年，曾山头一次见到毛泽东。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13日，会议根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高度赞扬了南方游击区艰苦奋斗的同志们。14日下午1时，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洛甫、毛泽东、项英、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出席会议，李富春、曾山列席会议。
项英作报告后，毛泽东、陈云、李富春、刘少奇、彭德怀等先后发言，展开热烈讨论，曾山也发了言。曾山发言的要点是：“在各游击区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各种办法解释新政策，争取更多的人来拥护党的新政策”；“在干部中要进行新政策的教育”；“发展工作不仅要下山，同时要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白区工作。”
会议经过讨论，确立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二是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三人。
作为曾坚持江西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曾山被委以重任，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12月18日，项英先期离开延安。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2月28日，曾山和李一氓率30余名干部离开延安。曾山所率干部为东南分局从事工、青、妇领导工作的，如邓振询、李坚真、罗梓铭、赖大超等；李一氓率干部为新四军政治工作人员。曾山等均着八路军军装，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则化装成曾山的八路军上等兵勤务员，乘卡车经耀县、洛川转西安赴武汉。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们盛情款待了曾山、李一氓等人，还用车送他们参观了西安事变时的捉蒋处和贵妃池。当晚，又安排曾山等集体去澡堂洗了个热水澡。从贫瘠荒凉的陕北高原出来，这也算是开了个洋荤。第三天，曾山、李一氓等便乘火车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到武汉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曾山等人的食宿。长江局的领导还向曾山等介绍了南方各游击区基本情况，组织曾山等讨论研究如何整编、集中红军游击队，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和恢复党组织，坚持抗日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等等问题。并要求大家做好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思想准备。
稍事休整后，曾山协助叶挺、项英等，迅即投入了新四军部队编组和东南分局筹建工作。
1938年1月4日上午9时半，曾山随项英去汉口乘船赴南昌前，同叶挺、张云逸、周子昆一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合影拍照。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迄今发现的新四军组建之初领导人的第一张合影照片。
当日晚10时，曾山和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招商局第二码头，登上“江裕”号客轮，沿长江顺流而下，于5日上午9时到达九江，当晚转乘火车，于6日凌晨2时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下车后即在晨曦中走过横跨赣江的大木桥。这时，已下了霜，感到寒气袭人。过桥后经中正街（现为胜利路）住进了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原为张勋公馆）。这座花园式的官僚房子很大，很漂亮，全是木板的玻璃房，除两层楼房朝南外，北面还有一排木板平房”。
到达南昌后，曾山见到此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陈毅。陈毅惊喜道：“唉呀！同志哥！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1935年初，我和老项（英）几次派人到小布一带山区找你们，音信渺无，多教人心焦呀！”九死一生，曾山也不胜感慨。
当晚，从福建、广东、赣粤边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时值寒冬，各地来昌人员，由于长期艰苦斗争环境，大都没有棉衣。军部条件亦很简陋，不得已只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看到此景，曾山感到十分难过，遂将自己仅有的一条从苏联带回的的毛毯，送给体弱的同志，大家非常感动。
10月下午，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红军独立师政委叶飞等到达军部。其后，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中共皖浙赣省委副书记李步新、湘赣边游击区代表曾昭铭、闽西军政委员会代表温仰春、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湘鄂赣鄂东特委书记江渭清、湘鄂赣少共省委书记谭启龙等，也先后抵达南昌新四军军部汇报情况，研究集中编组事宜。
在此期间，曾山协助项英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传达党中央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和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的指示，研究分工，确定传达党中央的新政策，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集中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作为分局、军分会当时的首要任务。会议对赴各游击区传达、动员一事，进行了具体分工与研究。
会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正式宣告成立：书记项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黄道，统战部长涂振农，民运部长邓振询，妇委书记（妇女部长）陈少敏（后李坚真），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陈丕显，秘书长郭潜（后温仰春）。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涂振农任处长，不久黄道接任办事处主任。另有工作人员郑伯克、胡金魁、吴华友等，日常工作主要由曾山指导。
事迹年表
1899年12月出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当选为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家乡，任中共吉安西区区委书记，组织发动农民参加赣南武装起义。同年冬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6月，任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2月，当选为中共红四、红五、红六军前委常委。3月，被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同时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同年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1月。受到“左”倾领导者不公正的批判，改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1934年2月，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 
1934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率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被派赴苏联。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 
1939年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任组织部部长。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等职。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1972年4月16日在北京逝世。
精彩人生
曾山补袜几次战斗中，曾山率领红军独立团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一次，有位同志分到一双新袜子后，便把一双破旧袜子扔到门口草地上。曾山正巧打此路过，他摇了摇头，弯下腰将袜子拾了起来，回到屋里洗了洗。烘干后，坐在门前石墩上认真补起来，补的针线又细又密，旁观的同志无不啧啧称奇，夸到：“曾主席好手艺。” 
袜子缝好的当晚，曾山召开了省委机关全体同志会议，他拿出那双补好的袜子高高地抖了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是一双破旧袜子，补一补，不是照样可以穿吗。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却把他扔掉了，谁扔掉的，我不追究，严肃说起来，扔掉的是红军的传统啊！要知道这虽是一双普普通能的袜子，它可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同志们！”曾山越说越激动。 
说着说着，台下一位同志如坐针毡，只见他坐不是，站不是，很不自在又很不安心起来，突然。“哇——”地一声哭了。曾山同志走上前去，吃惊地问道：“你为啥哭？”那个战士低下头，不好意思地承认说：“这袜子是我丢的，我忘本，请曾主席处分吧！”
曾山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温和地说：“认错改错了就是好同志，我何必处分你呢！”。 
“嗯嗯！”那位战士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那双袜子能给我吗？” 
曾山笑呵呵地说：“不用了，这双袜子就归我了，你还是穿那双新袜吧！”。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使大家受益匪浅。打那以后，曾山所领导的部队里从没发现丢过一寸布、一块旧手绢，艰苦朴素的作风得到了发扬。半面红旗表忠心1934年冬，主力红军长征后，曾山率领部队在敌人重重围困中坚持了几个月，才同胡海同志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团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决定突出重围，到粤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曾山拿出一面绣有“艰苦奋斗"四个字的红旗，分为两半，同胡海各执一半。他们相互约定，等到革命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重新缝合起来。他和胡海坚信革命斗争终将取得胜利。曾山率领部队几经恶战，终于突出重围，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勇敢机智的曾山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敌人层层关卡，终于辗转到达上海，同长征途中受中央委派回上海领导革命斗争的陈云同志取得了联系，找到党组织，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革命胜利后，曾山才知道胡海同志英勇牺牲了。当年留下的那半面红旗，如今在江西吉安烈士纪念馆，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它既是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一个象征，也是曾山同志革命生涯的一个见证。烽火情缘曾山驰骋沙场、奇功卓著，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之一。他们相识相恋、相知相伴的经历鲜为人知。
1938年春，在中央党校，邓六金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同志。会议结束那天，与邓六金一起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兴致勃勃地跑进邓六金居住的窑洞，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江西的曾主席来了，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说完，危秀英不由分说地连拉带拽把邓六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当时的曾山30岁出头，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睿智的眼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民运、青年、妇女等各个方面的干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开辟东南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曾山这一要求，并交代中央组织部办理。于是，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各单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抗大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共选定了20多位，但就是缺少妇女干部。这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想起了邓六金，并把邓六金的情况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绍。曾山曾记载道：邓六金，福建上杭人，贫农出身，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参加过苏维埃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长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14班学习的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李富春动员她去抗日前线搞民运工作，当征求她去什么地方合适时，邓六金没作过多考虑，只是顺口说：“我去东北吧。”。 
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代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年12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2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准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之久。 
这时，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邓六金已经同意与曾山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随着见面的增加，两人的感情日浓，当曾山提出单独先走，同行的年轻同志闹着：“喝完喜酒再走。”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有两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邓六金在长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能包裹好孩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母亲一步三回头往前走。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下，他们结合了。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祝贺。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在饭馆吃了一餐便饭，作为答谢。与儿子曾庆红据邓妈妈回忆，一天早晨，曾山指定刚回到父母身边一年多、年龄只有十几岁的曾庆红背诵《辨奸论》。孩子专心致志背了半个小时，把《辨奸论》背得烂熟。晚饭后，曾庆红陪爸爸散步，显然早上背书的事，曾山并没有放
过，他问曾庆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习《辨奸论》吗？”。 
曾庆红若有所思后，就将曾山常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曾山笑了，又问：“你具体说说取些什么呢？” 
曾山话音才落，聪颖的曾庆红就脱口而出：“为了今后识别事物的好坏。”“对。”曾山循循善诱，“让你学习《辨奸论》，就是要你学习细致观察问题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去认识问题的方法。”一个故事一个真理。父亲肚子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从那以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道理，就深深刻在曾庆红的脑子里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真是足够受用终生。就在邓六金勤勤恳恳工作，事业辉煌的时候，一件重大的家庭不幸落在了她的身上，使她悲恸欲绝。1972年，“文革”中受到迫害、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突然因病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叮嘱子女：“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党对我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人物评价
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同志的帮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称赞曾家“满门英烈”。 
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诞辰纪念
纪念曾山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2009年12月12日是吉安籍老一辈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山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吉安市委、市政府隆重举行纪念座谈会，回顾曾山同志光辉的一生，缅怀他的革命业绩，追忆他对家乡的亲切关怀，学习和继承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风范。
省委、省政府对此次纪念活动非常重视。座谈会召开前夕，在吉安县曾山革命事迹纪念室曾山同志塑像瞻仰仪式上，省委、省政府及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向曾山同志的塑像敬献了花篮。曾山同志亲属曾庆绘、曾庆洋，部分省、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曾山同志亲属代表、原中国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曾庆洋少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曾山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与会代表分别结合党史研究以及工作实际作了发言，深情追忆曾山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表达了家乡人民对曾山同志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大家谈到：曾山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情系井冈老区，风范光照后人。他一生信念坚定，顽强奋斗，追求真理，勤奋学习，实事求是，顾全大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革命家庭
父亲曾彩芹曾山的一家，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真是满门忠烈，浩气长存。父亲曾彩芹是农村小学教师，他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为了党的事业，主动要求中共吉安县委，将他所在的农村小学作为党的交通站，义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党的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经中共吉安县委讨论批准曾彩芹为秘密交通站长。说秘密交通站其实就是曾彩芹一人，他既是站长又是交通员，样样事情都必须他亲躬，都要亲自跑腿。几年来，他不论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都每天身披蓑衣，晚上打着灯笼，送情报，送战友上井冈山寻找毛泽东，聆听革命真谛，传播革命火种，多次掩护游击队，痛打白狗子、反动民团，赢得了上级和革命群众的好评。曾彩芹曾先后三次被捕，仍为革命到处奔波送情报，化险为夷，然而不幸于1931年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关押在监狱，严刑拷打，逼迫曾彩芹招出地下党负责人，曾彩芹为保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结果被敌人活活打死，惨不忍睹。哥哥曾延生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在上海读大学，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1925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回江西闹革命，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过“万安暴动”，并把全家领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底，他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不幸于1928年2月被捕，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赣州城。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也于1928年惨遭敌人杀害。曾山同志的父亲曾采芹，在儿子的影响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的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曾先后三次被捕，每次都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父母生有五男二女，但由于生活贫困，二男二女先后夭折，留下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后来又都为革命牺牲了。 
家庭的不幸，敌人的残暴，没有动摇曾山的革命信念，反而更坚定了他的斗争意志。1926年，他在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立志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曾山同志冒着腥风血雨，毅然赴广州加入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妻子邓六金1939年1月16日，曾山、邓六金一行辗转来到皖南山岭，受到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1939年7月，他们爱情的结晶产生了，这是他们的长子。由于皖南一带的形势紧张严峻，战斗生活异常艰苦，邓六金将儿子亲自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抚养，取小名丁儿。这个“丁儿”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同志。与自己的亲骨肉分离时，刚刚做母亲的邓六金鼻子酸酸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到江西吉安把曾山的老母亲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了曾家的房子。只有三岁的丁儿无处藏身，独自一人跑到野外的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远远看见奶奶惨遭毒打，却不能哭出声来。数十年后邓六金对我们讲述起那段经历，对长子曾庆红的苦难童年仍深感内疚。她老泪纵横地感慨：“那时，这个孩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然而，这段经历也决定了曾庆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皖南事变后，邓六金的工作更紧张了，她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多挑几副担子。谁知，在这个关键时候，她突然腹疼不止，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来，卫生部的同志诊断她腹部长了瘤子，要到上海去治病。没办法，邓六金只得辗转来到上海，令人悲喜交加的是经医生的反复诊断，邓六金不但没有长瘤子，而且怀上了孩子。1942年，邓六金带着这个取名叫“阿瘤”的孩子，从上海回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重整雄风，根据地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邓六金再也坐不住了，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 
谁知，这个叫“阿瘤”的孩子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把抚养他的老乡吓坏了。一天，孩子又抽起风来，老乡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论邓六金怎么解释，就是不敢再带养了。无奈，邓六金只得把孩子带回家来。
有一次，陈毅特意找到邓六金，生气地对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知道自己的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家里，共产党也不是不要革命，也是为了这些孩子。怎么，孩子不带好，你学习出来要当皇帝呀。”每当看到发着高烧，全身肌肉抽搐的儿子，作为母亲，邓六金暗暗流着泪，心都要碎了。可是，为了革命事业，她舍弃了一切。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重兵集团。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作了重大变动，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带好100多个孩子。她当即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争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由搞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到带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六金和曾山一贯勤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培养教育子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儿子曾庆红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男，汉族，1939年7月生，江西吉安人，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58年至1963年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学习。1963年至1965年解放军743部队技术员。1965年至1969年七机部二院二部六室技术员。1969年至1970年下放到广州部队赤坎基地、湖南西湖生产基地劳动。1970年至1973年七机部二院二部技术员。1973年至1979年北京市国防工办生产处、科技处技术员。1979年至1981年国家计委办公厅秘书。1981年至1982年国家能委办公厅副处长。1982年至1983年石油部外事局联络部工作。1983年至1984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1984年至1986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1986年至1989年上海市委副书记。1989年至1993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3年至1997年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7年至1999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9年至2002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200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2年12月兼任）。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治理淮河造就大批技术人才
1950年7月，淮河两岸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号召。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任命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山为治淮工作委员会主任。淮河两岸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省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为副主任。 
在治淮期间，曾山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东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参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陈毅元帅经常表扬曾山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善于培养和使用保护人才。 
当时，华东水利部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淮委会主任，由河南、安徽、山东三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在淮委会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长，曾山同志以后又调了吴觉、万金培两人分任淮委会秘书长和财务部长，曾山把钱正英、吴觉、万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确提出要钱正英等三人为淮委党委常委，负责淮委日常工作，他（她）们三人工作得很好，这也是知人善任的硕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从上海到蚌埠检查并主持重要会议，淮委也经常派钱正英赴上海向曾山汇报、请示工作。曾山对钱正英这号称“黄毛丫头”的副部长关怀备至，几乎是手拉手似的带着钱正英工作的。曾山对每一个青年都有一种慈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曾山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大家分析问题，只要是正确的或稍有可取之处，他就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有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开导，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实事求是是工作中的最高准则
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曾山长期的革命生涯，表明他是实践党的这一优良传统的模范。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时，曾山担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他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绩卓著。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有功劳。曾山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30年代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按照耕种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以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曾山经过深入农村调查，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激发农民参加革命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发展生产有利。曾山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在中共赣西特委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肯定了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还根据这一精神制定了一个土地法。大量事实证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对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反“AB团”事件在30年代初的中央苏区，还发生了反“AB团”事件。由于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在党内斗争中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曾山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同志。“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解放后，曾山在上海工作，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领导华东财经系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对全国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山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办事。“三反”、“五反”运动中，曾山处理情况，特别是处理人的问题，从不匆忙表态，而是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这种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保护了干部，受到所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同志的敬佩和赞扬。对党内“左”的错误深恶痛绝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对党内“左”的错误深恶痛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马虎苟同，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磐的罪恶目的，曾经把曾山作为拉拢的对象。但是，曾山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坚决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险恶企图。后来，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干预，曾山才被选为“九大”中央委员。  曾山对党内“左"的错误十分痛恨，对同志却十分关心体贴。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我因曾任周总理的联络员而受到冲击时，他再三嘱咐我要当心身体，争取为党做更多的工作。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我被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将去河南工作时，再次去看望曾山同志，他对自己在运动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只字未提，而对我的情况却问得十分仔细，再三嘱咐我首先要把身体养好。那时候，我们常常彻夜长谈。当时，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无比痛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万分担忧的神情，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任劳任怨处处以大局为重
曾山曾经在不同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他在每个岗位上都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情操。 
曾山早年投身革命，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十分重视学习。他在党内担任过许多重要工作，许多东西他本来并不熟悉，但他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不仅胜任了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而且十分富于创造性。上海解放后，他已经是党的重要高级干部，但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办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里，人们常常看到他像一个普通学员一样刻苦学习，认真记笔记、讨论问题。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曾山先担任组织部长，后来负责支前工作。在这两个不同的岗位上，曾山都干得十分出色，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那时也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常常看到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曾山身穿灰棉布大衣，戴有护耳的棉帽子，脚上穿一双芦苇花编织的棉草鞋，亲自拿着小板凳，在找同志谈话。曾山常常讲：“我们组织部门，是管党员、管干部工作的，要让党员感到组织部像自己的家一样，组织部应该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我在新四军工作时，不止一次听到同志们说：曾山同志确实让党员干部感到组织部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一样亲切、温暖。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曾山任后勤部长。他一面在根据地内部积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一面通过地下党从上海等地筹集大量经费、物资，保证了新四军的供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统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通货膨胀的影响，曾山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建了江淮银行、华中银行。那个时期，曾山日理万机，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在新四军负责敌伪情报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找到曾山同志，请他帮助解决一些经费、物资问题，总是看到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的人真是络绎不绝。由于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比较困难，许多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曾山还要作耐心的解释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山到了山东，负责支前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组织了大量物力、人力支援前线，以适应前线的需要。特别是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是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供给任务十分繁重，曾山却组织得井井有条，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据统计，从1947年起到华东解放，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的农民，每年献出近40亿斤公粮，出动民工文前队伍最多时达到数十万以至百万人。陈毅同志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在这中间，就有曾山的一份功劳。 
曾山十分顾全大局，处处以大局利益为重。在解放战争中，曾山主管物资供应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他不仅要负责原来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的物资供应，而且还要负责第二野战军的物资供应，工作千头万绪。曾山总是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没有产生畏难情绪，把后勤物资供应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得到了前方作战部队的普遍好评。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上海解放前夕，由邓小平同志安排我从部队转到华东局组织部任副部长，协助张鼎丞同志工作，同时也会同曾山筹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在江苏丹阳的日子里，我和曾山住在一起。当时，为了接管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对华东解放大军从物质上包括大量的粮食、煤炭、棉花作了充分的准备，曾山就是这些物资的大管家。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曾山和我吃饭常常是一碗面条，连菜也没有。但我们却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上海就要解放了，全国的胜利就要来临了。 
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说：你们共产党、解放军即使能打下大城市，也肯定管理不好大城市。毛主席针对这些谰言，教育和鼓励我们说：我们必须下好这着棋，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仅能够打下大城市，而且也一定能够管理好大城市，还更要建设好大城市。事实证明，我们实现了毛主席的光辉预言。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时，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城后，部队不进民房，露宿街道，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给上海人民非常好的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深信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管理好上海这座大城市。
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
上海解放后，曾山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经济工作。此时，由他经手的钱物不是成百成千，而是成万成亿，但曾山仍然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国民党曾经叫嚣：上海是一座大染缸，要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曾山当时的工作岗位，应该说是站在第一线的。我在与曾山交往中，没有感到他有任何变化，他还是那样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特别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那年冬天，当时实行供给制，他穿的那件旧棉袄已经破了，许多人都劝他换一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许多上海人都不会相信穿着那件破棉袄的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那件破棉袄实在不行了，他就做了一件罩衫罩在外面。为了建设好、管理好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曾山夜以继日地操劳，生活却依然十分清苦，以至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楼梯上。 
曾山常常教育家人：“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人民。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私利。解放初期，曾山同志的女儿从江西老家来到上海，他没有为女儿安排舒适的生活，而是让她到纱厂去做工。他女儿进厂不久，有人问起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说什么也不相信她是副市长的女儿。曾山知道这个情况后，教育女儿要正确对待，帮助女儿认识到在纱厂做工是很光荣的，一定要努力做好，还特意安排女儿到远离市区的吴淞纱厂做工。
人民眼里的曾山
1952年夏天，我国实行干部休假制度的第一年，我同曾山一起回家乡探亲。我们离开江西吉安老家已经20来年了，很想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和烈士家属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上海出发到南昌，再转车到吉安。记得就在去曾山家乡白沙的余家河渡船上，我们听到群众在议论，大概是他们看到了回乡探亲的我们两人，忽然议论到曾山。有的人说，乡亲们盼望曾山同志能回来看看。有的人发牢骚说，曾山现在官做大了，工作忙了，忘记我们了，不来看我们了；有的人说，曾山还是会来看我们的，他过去是我们江西省的苏维埃主席吆!他能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作些指点多好。曾山听了这些议论，只好半遮着脸对我笑。这些群众根本没有想到，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曾山就坐在他们中间哩。 
当天，我在曾山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即去陂下我家。可是到了距我家还有十多里的洋田，就有敲锣打鼓放鞭炮的人群，还有小学生载歌载舞，搞得我很尴尬。到家后，亲朋好友更是川流不息，有的提着一只老母鸡，有的挽了一篮鸡蛋、花生，每天吃饭要三大桌，弄得我家没法招待。我抓紧时间去一些烈军属家中看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原新四军第1支队参谋长胡发坚烈士的家属生病，缺医少药，没有饭吃，生活十分困难，我就请当地政府先解决她眼前的困难，并让省民政厅给予定期救济。当看到我家周围的大樟树被乱砍乱伐，有的做家具、木箱，有的拿去贩卖，有的用土法熬樟油，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很生气，但我知道他们也穷，要想弄点钱用，只能转告当地政府去解决。 
为了避免家乡群众的送行麻烦，我在第三天的半夜，就偷偷地回到曾山家里。他见到我就说：我们赶快回南昌去，争取去庐山休息几天。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刚到南昌，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便对我们说：“陈毅同志来了电报，要你们马上去莫干山，他已经和张云逸、刘晓、刘长胜等同志在那里等你们了。”于是，我们就离开南昌到了杭州，在莫干山上难得休息了整整一个星期。在那几天里，我陪曾山同志爬山、打猎、呼吸新鲜空气，看山色云海风景，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工作汇报，还和陈老总下围棋，刘晓还给我们拍了一些照片。    
1952年夏，曾山因为工作需要，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商业部部长，后来又调任民政部长。在今天许多人眼里，这或许是一个“美差”，但曾山依然保持了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作风，一直到他逝世。其实，曾山同志的这许多美德，就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永远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