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做饭技术革新运动
背景
  大跃进:狂热的年代“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减产。但在浮夸风的作用下，各地却瞒报、虚报粮食产量，民众被迫勒紧裤带多交公粮。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如“低标准、瓜菜代”、推广代食品等。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起源
“苞米食用增量法”最先起源于辽宁省。辽宁省是个缺粮大省，虽然中央每年都给辽宁省调拨大量粮食，辽宁省各级党委政府也千方百计地增产节约，但在“大跃进”运动中仍然不能实现粮食自给，粮荒不断。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辽宁省委、省政府大力提倡多种植高产作物——玉米，并发动群众开展节约粮食运动。
  “丰收”的稻田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集体食堂，本着节约粮食的精神，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地创造出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做法，即先将苞米蒸到五分熟，然后将半生不熟的苞米拿去磨，磨成粉状后拌水做成馍，最后再将馍蒸熟。经试验，旧做法1斤苞米只能出馍1．5—1．7斤，而新做法1斤苞米能出馍2．5—2．7斤。通过改进做饭方法能够大幅度提高苞米的出饭量，这对粮食短缺的农民群众来说无疑是天大好事。消息一传开，全省上下非常振奋。辽宁省委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黑山县考察，并决定率先在黑山县进行推广试行。
1959年5月13日，辽宁省委在黑山县三台子召开推广“苞米食用增量法”经验介绍现场会。会议由副省长仇友文主持，各市、县委的财贸局长和粮食局长，以及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社主任、管理区总支部书记、人民公社食堂炊事员等共500多人参加。大虎山卫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玉林在会上介绍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经验，黑山县委第一书记王树森在会上介绍了全县推广这一经验的情况。与会人员参观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操作过程，亲口尝试新法做出的各种饭食。经过听、看、吃等一条龙实践，与会人员一致肯定了黑山县的经验，并要求立即在全省推广。会后，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书记或市长、县长挂帅，推广“苞米食用增量法”，并在学习“黑山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做饭方法。
1959年6月1日，辽宁省委还专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呈了报告。报告认为：“‘苞米食用增量法’可以提高出饭率百分之五十——八十，并且做出来的食品好吃、容易消化、营养价值也大为提高。真正做到‘吃饱、又节约’。这是苞米食用方法上的一个重大革新。”报告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是节约了大量的粮食。仅黑山县一年就可节约粮食7375吨。全省一年预计可节约粮食35万吨，不动一镰一锄取得了“大丰收”。二是大大提高了苞米饭的质量和营养价值。“‘苞米食用增量法’使苞米淀粉颗粒部分转化为糖，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胚部的脂肪和米仁油因受热而游离，就散发出一股苞米所固有的芬香。所以，吃起来，好吃、营养价值大、抗饿。”三是既卫生，“又容易消化，老年人、小孩、病人(尤其是胃病)吃了不出毛病。可以减少胃肠病，不习惯的人吃了也是不烧心，不胃酸”。四是巩固了集体食堂，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由于群众对食堂的“苞米食用增量法”很满意，劳动积极性提高，出勤率增加了30％，现已达到100％。最后，报告认为：“‘苞米食用增量法’是一种重要技术革新，是一种科学的做饭方法，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意义都是很大的。”尽管报告中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如“抗饿”与“容易消化”、“脂肪和米仁油受热游离”与“营养价值大为提高”等，但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没人认真推敲该报告的逻辑问题。
推广
  集体食堂发明的压馒头机只能压菜团子辽宁省委的报告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在全国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黑山经验”无疑是及时雨。毛泽东读完报告后非常兴奋，立即作了同意转发全国各地研究试行的批示。1959年6月3日，中发(59)520号文件将辽宁省委的经验报告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各地参照辽宁省的做法进行研究和试行，还要求各地对别的粮食也进行试验。但一方面由于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技术革新”无非是食品体积的膨胀和水分的增加而已，劳民伤财，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也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一场“反右倾”运动高潮，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共中央(59)520号文件的贯彻。因此只有少数地方进行了试验。
尽管全国各地对中共中央(59)520号文件贯彻不力，但辽宁省对此却情有独钟，始终把“苞米食用增量法”当做政治运动来抓。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辽宁全省上下倍受鼓舞，“各地党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具体情况，一方面发动居民，大力推广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经验。另一方面又发动了炊事人员动手、动脑，大胆地对各种粮食进行增量试验，开展了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粮食食用增量方法又有许多新的创造，进一步证明，不仅苞米的做法有很大潜力，一切粮食也都是有潜力的”。
与此同时，各粮食、科研、卫生等部门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粮食食用增量法”进行研究和试验。虽然各研究机构提出了一些异议，但由于受“大跃进”运动的大气候的影响，总体上还是持肯定态度。
  大跃进奇迹:载重156吨的汽车196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又收到《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几个月来辽宁各地贯彻中央(59)520号文件的情况，进一步肯定了“粮食食用增量法”的可行性。报告指出：不但苞米可以增量，而且其他粮食都可以增量，只要经过：泡、烫、榨、发(酵)、磨，都能增量。为了慎重起见，中央要求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共同论证“粮食食用增量法”的科学性。1960年3月初，中国科学院、粮食部、卫生部等有关单位召集有关人员和研究专家，专门召开了以“粮食食用增量法”为主题的研究座谈会。各科研机构和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从现有的实际推广经验和研究资料来看，增量法确实是一个先进的方法，是广大人民群众革新烹调技术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吃得卫生的极为重要的措施，值得大力推广。”1960年3月2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营养学系专门出具了一份《关于主食增量烹调法的科学研究资料》。该研究资料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主食烹调增量法的优越性：一是从淀粉胶粒膨胀的角度阐明了增量法可以多出饭的科学道理。二是肯定了食用增量法主食能节约粮食，对人体健康是良好的。三是增量法可以更多地保存营养。
最后的结论是：“主食增量法是具有很多优点的，无论从广大群众实行的效果或是从科学的观察上看，都证明了它可以节约粮食。营养可口，保证健康。因此各地推广增量法的群众运动应当坚持进行下去，不断巩固、提高。”
  “大跃进”时期亩产“放卫星”研究机构的“科学结论”加速了中央推广“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步伐。1960年4月1日，中央下发中发(60)300号文件，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报告》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关于主食增量烹调法的科学研究资料》。比较中发(59)520号文件和中发(60)300号文件，中发(59)520号文件对“粮食烹调增量法”还带有探讨研究的态度，中央只将辽宁省的经验提供给各地研究试行，并强调在试验推广时，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而中发(60)300号文件则明显持肯定态度，要求各地首先在公共食堂和熟食业切实试办、推广并将试办经验认真研究，作出总结，报告中央。同时，中发(60)300号文件对各地五花八门的叫法进行了规范，统称为“粮食烹调增量法”。
中发(60)300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试验各种粮食增量法的热潮。一方面由于中共中央红头文件的作用，各地领导不敢等闲视之，都将“粮食烹调增量法”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粮食更加紧缺，解决粮荒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人民群众，都希望粮食能增量。加上当时各地正在大办集体食堂，有条件进行各种粮食增量试验。因此，被搁置半年多的“粮食烹调增量法”正式在全国广泛推行。
终结
  大跃进时期的土法炼钢尽管“粮食烹调增量法”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得以广泛推广，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反对意见最大的是广大农民和工人。作为体力劳动者，没有足够的饭量是无法坚持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的。食品体积膨胀增大了，数量却减少了，从总体上说，吃在肚子里的东西少了，怎么会耐饿呢?他们说：用“粮食烹调增量法”做的饭，吃起来觉得饱，干起活来容易饿，“娇小姐中看不中用”，骗人的把戏。而且做顿饭又泡、又蒸、又磨、又发，增加了多道工序，既劳民又伤财。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指责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净出幺蛾子（北京话，指坏主意——笔者注），叫人吃这个行吗?”一些从事营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公开指出：这种做法会使维生素不同程度地流失和破坏，得不偿失。虽然说各种粮食在机械的作用下，大量水分子渗透到食品分子中去，使食品的体积增大了，但食品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增加。从表面上感觉食品体积膨胀了，食后胃腹有某些充实感和肿胀感，但一定数量的食品，其热量是一定的，这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人为作用是无法改变这一客观规律的。事后专家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粮食烹调增量法”之所以能引起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并得以广泛推广，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心理作用，也就是说在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轰动一时的“粮食烹调增量法”并没有真正解决当时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却引发了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助长了浮夸风。在贯彻中共中央两个文件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为了总结经验，作出成绩，推出了名目繁多的“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了说明本单位的“粮食烹调增量法”效果显著，肆意夸大事实，虚报、瞎报成效。在向中央的报告材料中，各省都说推广“粮食烹调增量法”后，粮食节约了几百几千万吨。这种浮夸风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损害了党的作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加剧了“左”倾错误的发展。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人力和物力。从个别食堂的成本估算，一顿饭多泡、多蒸、多煮损物耗并不大，但如从全国数以万计的集体食堂所浪费的能源、人力和物力看，那将是一笔无法估量的损失。三是误导了中央的决策。从“黑山经验”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看，“粮食烹调增量法”功效无比，无论是从政治上说，还是从经济上看，意义都很重大。各地通过“做饭技术革新运动”这一渠道夺取意外的“粮食大丰收”，数量也极其可观。因此，中央坚持“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也在情理之中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教训
  大跃进时期的“棉田”历史事实证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遵守客观规律，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粮食和其他副食品的总量。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深刻的教训终于使中央高层领导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并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恢复农民自留地的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缓解经济困难。同时，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浮夸风，初步纠正了“大跃进”运动和庐山会议以后的“左”倾错误，从而使名扬一时的“黑山经验”不攻自破。同年6月，中共中央又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粮食烹调增量法”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至此，轰动一时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朵无果之花。[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