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运动产生背景
1、建构文学新秩序和新模式的需要；
2、“大跃进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3、疯狂、幻想、浪漫、自我陶醉。
新民歌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在传统的民歌中融入政治情怀。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接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扬作《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由此推展开来。
《三十二条》
《文艺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 1958年春，中国作协书记处起草），简称《三十二条》；
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文艺界的全面“跃进” 。
新民歌运动特点
1、毛泽东的积极提倡：“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1958年3月22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 ） 
2、“新民歌运动”的文化内涵
（1）新民歌作为鼓动民众投身“大跃进”的运动的重要工具，有效地体现了主流文坛以建构“新文艺”来为政治服务的明显意图；
郭沫若：“民歌对于鼓舞、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是很大的。”
周扬：“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生产斗争的武器。”
（2）新民歌运动所依赖的民间文学基础，使工农兵群众真正成为新的文学主体，“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至此被全面颠覆。
杨小滨：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斗争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用消灭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引导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不再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批判姿态，从而将之融合到由党的路线所规划的劳动生活中去。”（《<红旗歌谣>及其他》，《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
3、 思想与艺术特点
（1）主题上以歌颂为主，但歌颂的过程更加简单，其中多表现为忆苦思甜和抒发豪情壮志，在艺术上则极尽夸张。
列如:《公社的山羊》
公社的山羊长得壮，上山碰到非洲象。山羊打了个大喷嚏，轰隆一声震天响。大象吓得直哆嗦，扑通跪倒直喊娘：“娘啊娘，还是公社的山羊大，跟它比，我简直就是屎壳郎！”
（2）根本缺陷：不是真切的生活体验和自发吟唱，而是服从于政治的遵命诗歌。
新民歌描绘的美好景象是“大跃进”中严重破坏生产力的虚假现象，缺少文学应有的起码的良知。
新民歌运动盛况
“盛况空前的图景”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这是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所说。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诗，是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
虽然那几年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大现在几乎已经人尽皆知，但即使刨去其中的水分，剩下的数量恐怕也能令人咂舌—— 1958年上半年,湖北省著名“诗歌县”红安县县委宣传部做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  论是“搞不清”；呼和浩特市决定在3年到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571个,创作量是几百万上千万首。仅许昌一个专区,光有组织的业余作者就是57000多人,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的民歌收集计划,结果被保定地区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 30万个“郭兰英”。“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因此才打了个大胜仗。
而毛泽东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曾创作出《回延安》的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劳改犯也要写诗即便从当时的眼光看，“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诗中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不得不反复修改，这水平能不下降吗？新民歌作品赏析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300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集子分为四块内容：《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具体作品的水平如何呢？仅举几首为例——代表作《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主席走遍全国》

新民歌运动的结束
1958年底,全国各大报刊刊载的新民歌就大大减少了。推动和提倡新民歌的毛泽东，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它发动一年以后逐渐降下了帏幕。但“文化革命”没有结束，如果说“新民歌”还可以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便连歌谣这件外衣也顾不上套，只剩下赤裸裸的口号了——八亿人民沉浸在八个戏之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毛泽东在否定全民写诗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问题说的相当清楚了——“违反辩证法”。纵观整新民歌运动(4张)个运动过程，其实不过就是“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一次大体现。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统一了艺术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好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完全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新民歌”变得虚假、呆板，以及莫名其妙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所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但是，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的时间，但这场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原因却并未被解决，甚至还不断发育，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