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开学
简介
谨以此词条纪念复旦44岁猝死在书桌前的博士李开学
1964年，李开学出生于湖北襄樊襄阳县农村；
1979年，考入襄阳师范；
1981年，任教于当地一所中学，一年后调镇印刷厂工作，历任校对、业务科长和办公室主任；
1997年，通过十余年的自学，拿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政史专业本科文凭；
1997——2000年，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就读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2000年，法学硕士李开学被江苏省泰州市外经贸局作为人才引进；
2003年，考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政治学教授浦兴祖；
2003年9月起，参与浦兴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的写作，担任第一卷副主编；
2006年，未按规定在三年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延迟一年毕业；
2007年1月，在导师的要求下，退出课题组，专攻博士论文；
2007年3月，博士论文写完1章，参加博士论文预答辩，未获通过，再次延期一年毕业；
2007年秋，博士论文写完3章，再次申请预答辩，预答辩当天临时放弃；
2008年2月21日，参加元宵节聚餐，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师友当中；
2008年3月5日深夜，在复旦大学北区宿舍138号502室，被发现伏在书桌上死亡多日，时年44岁。检查电脑发现，近10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已接近完成；
2008年4月4日，遗体在上海宝兴殡仪馆火化；
2008年4月8日，归葬于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县农村。
“开学了，开学却不在了”。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在新学期开学不久死于书桌前。这个博士读了五年，两次延长毕业时间，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经济五副重担的大龄博士生，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来到他身边的黑暗中。
502室
3月5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关学院)政治学博士郑明给大师兄李开学发了份电子邮件，这是当天上午国关学院老师顾莺转发过来的一份招聘信息，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党校次日会来复旦招人，顾莺特意在信里提醒博士生们，“请仔细看附件，待遇丰厚”。 
李开学比郑明早2年考入复旦国关学院，是政治学教授浦兴祖的弟子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在这份邮件里，郑明告诉这位正在找工作的大师兄，如对这个单位有兴趣，记得第二天下午去谈谈；同时，受导师之托，他顺便提醒这位博士就读已经延期快2年的大师兄，要尽快和导师联系，因为博士论文预答辩已经预定在3月20日进行，而导师马上就要被复旦抽调去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学一年。
李开学住在复旦北区138号502室。从2003年9月考入复旦起，他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半，如果没有意外，通过这个月的论文预答辩以及随后的盲审和正式答辩，他将在3个月后拿到博士学位顺利毕业。
郑明是打不通李开学电话才转发这封邮件的，他们已经联系不上这位大师兄十多天了，这期间李开学的手机关机，宿舍电话没人接，但蹊跷的是，每天晚上能看到502室的灯始终亮着。
直到当天深夜，郑明依然没有收到李开学对这封重要邮件的回复，晚上11点多，暗自有点发急的郑，和李开学的另外一位师弟郭湘一起去502室找他，从敲门到使劲打门，屋里始终悄无声息，门缝里依旧透出橘黄色的灯光。已经有不祥预感的郑明马上找到复旦北区宿舍管委会，一个叫罗健博的老师迅即找来保安打开门。
郑明回忆，门打开后，自己走在后面，师弟郭湘第一个冲进宿舍，见李开学坐在电脑椅上，背对着门，鼠标悬在桌缘，电脑还开着，李的头歪在一边，仿佛睡着了。性急的郭湘从后面拍了一下李的肩膀，嘴里边嚷着：“大师兄，好几天不见，干什么呢？”见李没反应，余顺手把他的头扶正，这才发现这个大师兄双目紧闭，脸色已经发黑。
120和警方于3月6日凌晨先后赶到，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显示，这个44岁的博士生，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多时，“嘴角黑紫，尸斑呈暗红色，尸僵已缓解，头面部呈巨人观，角膜混浊，口鼻腔有红褐色液体流出至右面部(已干涸)，口唇粘膜青紫，呈皮革样化改变。”
从元宵到清明
3月6日这一天，武汉某公司的法务助理谢芳正在起草一份法律函件。已经十余天没有丈夫消息的她，在心神不定中突然接到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堂弟李魁的电话，说她在复旦读博士的丈夫李开学病了，让她带上儿子赶紧一起去上海看看。
李开学的两个妹妹此前已经从李魁那里得知真相，连夜从老家襄樊乡下包了一辆车出发，与谢芳母子在武汉天河机场会合。在虹桥机场降落后的摆渡车上，李开学的小妹李咏笛强忍住泪水，悄悄和侄子李挽澜先打了预防针，“好孩子你是男子汉，要做好准备，你爸爸已经不在了。”李咏笛不敢告诉嫂子谢芳，担心她知道后在路上就撑不住了，“小哥李开学是嫂子的天，小哥出事了，就是嫂子的天塌了。”
李挽澜在华中师大读大一，这个19岁的孩子也怕妈妈知道，扑在姑姑怀里无声地抽泣。蒙在鼓里的谢芳，那天还特意换上了一件红毛衣和一条红裙子，想给病中的李开学带去点喜气和开心，“他喜欢我穿鲜艳点的颜色”。
次日在宝兴殡仪馆里，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李开学遗体，始终不愿面对噩耗的谢芳瘫在地上。
复旦保卫处交给谢芳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李开学留给她的最后几件遗物：一张复旦学生校园卡，一张建行龙卡，一个学生证，120元现金，一只已经磨损得毫无光泽的摩托罗拉M3888手机。
警方现场勘察结论排除了他杀，但对死因和死亡时间没有做出结论。他的师弟郭湘说从现场看大家都觉得比较符合猝死的特征，李咏笛也觉得一向开朗乐观的小哥绝不会自杀。
郭湘肯定，从2月22日起李开学就再也没有下过学生公寓楼，因为事后检查他的学生校园卡，公寓门禁电脑显示，他最后进入这个学生公寓的时间是2月21日晚上8点31分。谢芳从电信公司调出的通话记录单也显示，李开学手机出现的最后一次有效通讯记录，恰是这天晚上9点43分40秒发出的一条短信。而李开学的常用邮箱也显示，信箱里最后一封已读邮件，是他在江苏泰州工作时的同事施劲华发来的问候信，2月21日后所有26封邮件都显示“未读”。
那天正是元宵节，这所著名的大学刚刚开学。
一位在复旦步行街吃饭时结识李开学的国关学院博士后刘守刚，事发后在博客里感叹“开学了，开学却不在了”。
郑明回忆，李开学参加了当天晚上的节日聚餐，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师友当中。
那天也是李开学最后一次和谢芳联系，他在短信里劝慰妻子，毕业了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周前，回家过春节返校的他和妻子在武汉分别，坐在火车上的李开学，穿着妻子买的黑色外套和深灰色羊毛衫。去世时他身上穿的也是这身衣服。
502号公寓，包括一间公用客厅和A、B、C、D四间学生宿舍，按照李开学和复旦北区管委会签订的一份入住期为3年的协议，从2003年9月起，李开学就一直住在其中的A舍，谢芳曾经陪丈夫在这里住过一年，对这个房间极为熟悉。房间不大，左边靠墙是书架，右边是一张单人床，靠窗是放电脑的书桌，窗户朝南，往外可以看到对面的公寓宿舍和远处的光华楼。郭湘说，事实上从2007年7月后，整个502室里，就只剩下第二次博士延期的李开学一人独居。
谢芳后悔4年前不该离开先生去武汉打工，“如果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就好了”。她始终无法想象，从2月21日晚深夜和外界失去联系起，到3月5日深夜被发现去世，这13天里，丈夫李开学就是这样，在这个房间里的电脑面前一动不动地度过。
从3月6日晚到清明节，谢芳在上海呆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她的亲属和复旦校方反复协商，谈判处理善后事宜，双方在法医鉴定和责任归属问题上一度陷入僵局。谢芳则陷入痴痴的等待，始终不肯相信丈夫已经离去的她，打发儿子先回武汉上学，说自己“要等爸爸毕业后一起合影再回家”。
课题和论文
2003年考入复旦的李开学，是政治学教授浦兴祖曾经带过的十名博士生之一，李和同一年考入复旦的曹绪飞，当初报考的是复旦另外两位博导，后被调整到浦兴祖门下，成为浦门弟子中的两名开山大弟子，一点区别是，李开学是脱产读博，而曹是在浦东区委工作的在职博士生。
在去世半个月前的2008年春节，李开学曾发短信给导师浦兴祖拜年，浦对这个短信印象很深，因为李开学很少见地称他为“恩师”。浦兴祖回忆，他也很高兴地给李开学回短信，祝他在新的一年“顺利通过论文，满意解决就业”。短信里浦没忘加上一句，要求李开学在新学期初预答辩前，把写好的论文给他看看。
浦兴祖和郑明回忆，李开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研究，经过讨论最后定为相对准确一点的《超省级结构研究》。
按照复旦的规定，博士论文要过五关，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论文盲审、答辩。浦兴祖的苦衷是，这个开山大弟子的论文，始终没能通过预答辩这一关。一直到李去世，四年半时间，他只看到过李提交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那还是在2007年3月的一次预答辩现场，这也是李开学唯一参加过的一次论文预答辩。
李开学拿着这一章论文直接来到现场，表示要在预答辩通过后的一个月内拼一下，把后面的四章赶出来参加盲审。浦兴祖回忆，预答辩席上一位陈姓老师不同意，对李开学说，开学啊，还有两三个礼拜你怎么拼？要拼四章，你会把命拼掉的，你还是推迟吧。1年前这个后来被指称一语成谶的细节，也给担任现场记录秘书的郑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到座位后的李开学随后陷入短暂沉默，嘟囔了一句，“不让我试着冲一下，我还不如退学呢。”郑明很清晰地记得，听到这话他怕事情闹僵，赶紧扯了扯大师兄衣角。
预答辩结束后，一位老师对浦兴祖说，今天有的同学本就不应该来参加答辩的。对这一隐晦的批评，浦兴祖有点恼火，他当场回应说：“又不是我要他来的，他自己只写了一章就跑到现场来了，我又不能说不要他参加。”
郭湘说，今年65岁的浦兴祖，是大陆恢复政治学后第一批政治学者，却在复旦的博导资格评定上颇历坎坷，直到2003年1月才获最终资格认定，对此有几分敏感，当可理解。
而李的懊丧也自有原因，这是他第三次折在预答辩这一关上。而此前的三年，他的相当部分时间，都在参与浦兴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并担任第一卷副主编。这也是李开学出事后，网络上出现“复旦博士被逼死在书桌前”声音的主要原因。
浦兴祖承认自李开学2003年考入复旦始，就已进入这个课题，另外两名博士生郑明、王芳也随后参与进来。浦兴祖一开始即对李开学提出要求，希望他把做课题和写论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两不误。在得到家属授权进入李开学工作邮箱后，记者发现其往来邮件也显示，自进入复旦以来的3年时间，参与这个课题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浦门子弟会定期在浦兴祖家里聚会，称为“聊学”。2005年6月13日的一次“聊学”中，李开学阐明了其对1949-1956年阶段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写作框架。次年3月19日，浦兴祖在给李等博士生的群发邮件中提出：“时间无情而逝，进度越发急迫。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盼各位抓紧撰、改、审。”5月25日的一份邮件里，浦兴祖要求课题组成员“7月底一定要写出全部初稿，故必须以时限为第一，10来天一章，至少将前一、二年收集的资料进行初步梳理与分析，先形成一个框架，质量待8、9两月再提升。”8月3日，浦兴祖专门给李开学发邮件，明确提出“盼你集中精力，进度优先，兼顾质量，尽快逐一推出新稿(要倒计时，规划一下，多长时间一章)。”
这些往来邮件还提到关于诸如署名等学术规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在前，老师在后。特殊情况下，如果初稿较成熟，老师不用太费力，则属博士生一人名字；若老师费了很大力气，则老师在前，学生在后。其他老师的审阅工作与有关人员的贡献也都在各卷上写明。”
必须承认，几乎每封邮件里，浦兴祖都不忘劝大家劳逸结合注意身体。
浦兴祖很快发现问题，李开学的进度明显比其他人要慢，甚至影响到了博士论文写作，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前述2007年3月那次失败的预答辩前，李开学未能做好2006年春、秋季的两次预答辩准备。
对此前网络上认为导师让李开学做课题影响了做博士论文的看法，浦兴祖觉得委屈。郑明回忆，其实此期间浦兴祖曾经两次让他悄悄传话征求李开学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放弃课题集中精力做论文。浦兴祖解释，之所以不对李开学直接说，是担心伤害这个年龄最大的大弟子的自尊心。但李开学每次的答复都是“问题不大，有信心搞出来”。“我是湖北人，老师放心，我们湖北人都很剽悍的！”浦兴祖对李开学的这个回答印象很深。
最后一搏
最后一次转折，发生在2007年1月初。浦兴祖决定对课题组人员展开重大调整，明确要求李开学和郑明、王芳等三人都退出，集中精力做论文，浦说这次李开学终于表示“很高兴退出”。由是，李开学原来担任第一卷副主编的课题，只完成了《干部人事制度》一章的初稿。
2007年秋季开学后，郑明和王芳准备预答辩，延迟了一年的李开学又一次准备参加，这是第三次机会。但他对郑明说只写完了3章，郑明建议他将3章拉长成5章，征得浦兴祖意见后争取参加预答辩的资格。浦兴祖回忆，这次他对李开学说“你要是能在预答辩前赶出来剩下的论文就参加，实在赶不出来就还是再顺延半年吧。”直到那次预答辩前，浦兴祖未能看到李开学的论文，李开学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预答辩机会。
郑明分析，2007年初发生的那幕戏剧性的预答辩，也许给李开学留下了对导师浦兴祖的心结。两个细节是，随后的2007年底，浦兴祖曾在《文汇报》上撰文称应当研究对策来保证当前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而去世前夕元宵节晚的那次节日聚餐上，李开学也曾对参加聚餐的师弟郭湘抱怨，导师不让他论文通过，是他老没法毕业的原因。
2008年3月的论文预答辩，是李开学2年博士延长期间的最后一次机会，4月份起导师浦兴祖就要远赴井冈山讲学一年。在此之前，他的同年在职博士生同学曹绪飞，在延长1年后已于2007年毕业，比他晚入学的师弟郑明和师妹王芳也都相继通过论文正式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这段时间的李开学，深居简出，其压力可想而知。
他在泰州外经贸局工作时的同事施劲华回忆说，可能是觉得没面子，李开学自从博士延期后，同旧日同事很少往来。2007年底，他在武汉大学读硕士时的师兄田国兴，曾经给他宿舍多次打电话，却总是无人接听，发邮件向他询问论文进展情况，也无回音。2008年春节前田国兴到沪出差，有机会见到了李开学，田回忆，那次在复旦招待所，李开学跟他坦言论文压力极大。
但谁也没想到他竟会等不到论文通过的那天。现在商务部挂职的施劲华，接到记者电话时才知道这个噩耗，震惊不已。而田国兴第三次见到李开学，已经是在春节后的宝兴殡仪馆。
悲伤和叹息之余，郑明他们又为这个大师兄的论文迟迟出不来颇为困惑。郭湘分析，论文出不来，无外四个原因：对自己要求太高，不想混；假定论文题目很难，学力不够；其他事情耽误了，包括课题和兼职等；本人很懒，不想写。郭湘目前能肯定的是，李开学绝不是最后一个原因。
他的硕士导师之一施雪华教授也难以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过去表现还不错的弟子在这五年的博士生历程中步履维艰，甚至最终把命也搭进去了。
甚是巧合的是，李开学也是施雪华带的第一批硕士，李开学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浦兴祖又曾是施雪华在复旦求学时的老师。李开学第三次预答辩延期后的2007年底，在天津的一次博导联谊会上，浦和施两人碰到了一起，浦兴祖回忆，会上施雪华还关心地向他打听李开学的情况，感叹李开学年龄太大，读博士不容易，建议他如果李的论文基本符合要求，能过就尽量过，不要要求太高。浦兴祖叹气说，其实我的想法何尝不是一样，问题是得李开学能拿出完整的论文。
清明节前夕，李咏笛到公寓502室收拾小哥的遗物。48000字的《干部人事制度》初稿，至今躺在他的电脑里，如果没有意外，将被修改后作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于明年出版。近10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也躺在他的电脑里，仔细看过这篇初稿的郭湘说，尽管体系尚不完整，某些章节还不连贯，但资料收集翔实，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功夫，倘若不出事，这次通过预答辩没问题。
这次他终于接近完成了。
从襄樊到上海
1964年出生的李开学，出生在湖北襄樊襄阳县的偏僻乡村，却属于那个年代极为瞩目的“新三级”一代。他1979年考入襄阳师范，2年后毕业，在当地一所中学短暂任教一年后，调到东湖镇印刷厂，历任校对、业务科长和办公室主任。
在这个偏僻的乡镇小厂，他花了13年时间边工作边从湖北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拿到政史专业的大专和本科文凭。李的好学成癖和手不释卷，在他于2年后的1997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就读政治学理论研究生时，成为当地的一个传奇。
李有五姊妹，他是老三，大哥在外打工，一个哥哥从小送人，下面两个妹妹习惯称他小哥。李咏笛说，小哥每次从城市回到老家，都会感叹在中国，城乡内外就是两个世界，人生而平等，为何要分成两个世界？谢芳是李开学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她对这位丈夫兼老师充满崇敬。她回忆，李开学的口头禅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李开学在武大读研时先后师从虞崇胜和施雪华教授，现在已经是北师大行政学博导的施雪华，对李开学在攻读硕士期间的表现和硕士论文的学术水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0年7月，作为武大的优秀硕士毕业生，法学硕士李开学被江苏泰州市外经贸局作为人才引进，当地答应解决家属工作、孩子上学和房子问题，谢芳和儿子李挽澜因此相继来到泰州。谢芳喜欢翻看那个时期的照片，到3年后李开学再考入复旦读博士之前，好不容易团聚的一家三口，在这个苏北小城留下了甜蜜的回忆。
这三年里，李开学留给他的前同事施劲华的最大印象，就是一直在看书复习，没有人知道李开学放弃这段安逸生活脱产读博的原因。而施雪华则认为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一直是对做学问比从政更有兴趣。
但学问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春节后返沪前夕，李开学携谢芳在武汉拜访了另一位学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董少平，表达了想在湖北高校求职的愿望。董表示情况不乐观，自从教育部开展高校本科评估以来，各地高校都已经引进了大量博士，师资基本饱和，他坦言像李开学这种年龄不小的老博士，又没高级职称，如果从讲师开始，科研稍有跟不上，弄不好猴年马月才能评到副教授。李开学被发现去世后的第二天下午，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党校来复旦面试，他最终未能去成这个博士生们眼里“待遇丰厚”的不错单位。
李开学的师弟郭湘觉得李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换了是他，一定会选择留在泰州，即便想读博也会选择在职攻读。已经定下来去福建某省直单位做公务员的郑明，则感叹大师兄“选择失误”，倘若留在泰州做公务员不走，也许早已经是处级干部了。
得知李开学出事后，浦兴祖当即赶到现场，看到惨状后，老泪纵横。浦兴祖回忆，5年前李开学前来复旦面试时，他和妻子一起请李开学、谢芳夫妇吃饭，曹绪飞也在座，师生五口其乐融融，殊料现在人鬼殊途。
浦兴祖悲伤这个开山大弟子的不幸遭遇，又感慨于内心的五味杂陈。在挑选博士生上，一方面他觉得李开学这种有过工作经验的学生，对社会和政治制度会有更成熟的思考；另一方面，又觉得博士生年轻一点思路活跃精力充沛，家庭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他的同事则建议他以后带博士得留神，注意考虑家庭和经济情况以及年龄等多方面因素。
“要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经济压力、就业问题”，浦兴祖感叹这是现在读博士的三座大山，他回忆，4年半以来李开学拿到的唯一外快，是2004年6月，在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的一次宪法学习讲座里，一个不超过500元的红包。浦兴祖从课题经费里先后补贴了他3500元，他的博士同学曹绪飞甚至悄悄让辅导员把自己的奖学金打到了这个师兄的卡上。
271.5元，这是博士生能拿到的每月补贴，有两年以上工龄的李开学，可以拿到300元左右，他的师弟郭湘感叹这个数字比上海的低保水平还要低一半。当下读文科博士，最好是家庭经济宽裕，所谓学有余暇，才能安心做学问，倘若是将读博士当作改变命运的出路，未必会如所愿。
郑明回忆，2007年是李开学的儿子李挽澜参加高考的一年，前一年高考失利的儿子，估计牵扯了李开学不少精力，他曾在李开学电脑桌面上多次看到过很多下载的高考模拟题。郭湘也经常会在北区校园里看到骑着自行车来去匆匆的李开学，他不知道这位大师兄2003年9月起就一直在一家名叫上海三达学院的民办学校兼职，2004年起又在上海一通翻译科技有限公司做兼职翻译，直到去世前的2007年下半年，他还在上海电大杨浦工作站兼了一份企业文化的教职，一周四个课时，换来200块酬金。
在师弟师妹们的印象里，年长他们很多的李开学性格开朗得很，能说会侃，他们常常笑称这位端着方步的大师兄，是复旦北区的一道风景。现在想来，大师兄总是习惯于强迫自己去面对所有的困难，他内心痛苦和脆弱的一面，从来不会呈现。
回家
心力交瘁的谢芳最终放弃了法医鉴定，和复旦签订了善后协议。
清明节这天，上海天色阴沉，李开学遗体在宝兴殡仪馆火化，包括浦兴祖和曹绪飞在内，20多个人来给他送行，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几束百合花和菊花。
火化当天，校方替这个毕业前夕倒在书桌前的44岁博士生支付了尚未偿还完毕的中国银行助学贷款，拖欠的1000多元公寓管理费，并支付了李开学的家人5万元抚慰金。
谢芳脱下为丈夫添喜的红毛衣，把丈夫的骨灰盒抱在胸前，坐上回襄樊老家的列车。
4月8日一早，李开学的骨灰被安葬在他故乡的小山坡上。
李开学的父母都在襄樊老家种地，谢芳说收入菲薄的李，一直觉得对父母内心有愧，但李年迈的父母毫不介意，反以这个博士儿子自豪于乡梓。谢芳回忆，春节回老家时，他曾对双目失明的母亲说过一句话，“妈妈家里粮食还够吃一年吗？我博士马上就可以毕业了，一年后安定下来，就可以回来老家接你们去享福了。”
他们没料到，这个令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儿子，最后会以这种方式回到了这个故乡。
谢芳经常会想像丈夫还坐在一边看书的样子，宽宽的背，一拍胸脯，咱宰相肚里能撑船，没关系的，没有咱过不去的事情。
谢芳也会想起4年前，和丈夫共用的邮箱里，她发给读博不久的李开学的第一封邮件：我的老师，我的先生：如果心是近的，再远的路也是短的；如果开心是蜜做的，再苦的海水也是甜的；如果你收到我的祝福了，愿你事业有成，你的学生，你的夫人。
去世前的元宵节夜里，李开学发给妻子的最后一个短信是：“月圆了，亲爱的，我们的梦也会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