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全球史
概述
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近年来一种新兴的史学观念，也是一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学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应。全球史在20世纪下半叶首先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国，在我国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与世界史的关系
要理解“全球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欧美与中国的史学及学科传统谈起。欧洲自基督教史学产生起，形成了宏观人类史的编纂传统。17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普世史”、“世界史”、“通史”等宏观世界史著作贯穿于西方史学之中。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职业历史学的产生，欧洲史学开始依赖档案资料和局限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史由此兴盛起来。到了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陆续出版，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综合历史著作才又开始复兴。不过，这些历史著作大多存在两个局限，一是以欧洲史为中心；二是将各地历史简单地罗列在一起，缺乏相互联系。
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被普遍认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试图克服上述两个局限。麦克尼尔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可。于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世界史”在美国的研究和教学中发展起来，并且到80年代末发展成为大学中一门培养人才的学科。由于此前欧美的教育体制中没有“世界史”专业，因此他们用了“世界史”（而不是“新世界史”或“全球史”）作为这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名称。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全球史”应主要指近现代以来全球化的历史，应与“世界史”区别开来。但是，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世界史”、“新世界史”、“全球史”三个概念并无多大差异（而且它们经常被混用），都意味着一门区别于已有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新学科，主要标识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20世纪90年代末，当这一史学观念传到我国时，一方面因为我国已有自己的“世界史”概念和学科，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其新史学的特征，我国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全球史”。
由上可见，以“世界史”作为名称的学科，在中国要比欧美早。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学科建设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世界史”与“中国史”并列成为历史学分支学科。这种学科设置极大推动了中国“世界史”的发展。然而，这种并列设置带来的问题是：“世界史”中没有“中国史”。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世界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史，而只是外国史，其主要内容是中国之外的国别史和地区史，并且忽视从整体上对跨国家、跨地区现象的互动研究。因此，中国语境中的“世界史”与欧美语境中的“世界史”颇为不同，而我们所称的“全球史”才是欧美语境中的“世界史”。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需要一种包括中国史在内、超越国别史的视野、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全球史”。可以说，“全球史”是对我国现有“世界史”学科的补充和完善。
基本理念与研究实践
目前，“全球史”这个概念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全球史学者从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理解出发，从事着各种全球史研究实践，并相互开展争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史学者没有共识，他们从事研究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这些理念包括：（一）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二）整体观。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三）互动观。将研究对象置于互动网络体系中，从互动来理解历史，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四）反对欧洲（西方）中心论。（五）力求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互动”是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有学者强调：“互动理念可成为匡正既往‘西方中心论’的利器，同时为书写新的全球史提供了多种思路和指南。”
全球史的兴起至今已有30多年，综合各种研究实践，根据研究主题的大小，可将其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一）通史类全球史。这类著作多为教材或普及性读物，因此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等。（二）区域性全球史。此类研究将某个或多个区域置于全球情境中来考察，强调区域体系以及区域间的互动关系，或者对不同地区进行比较。例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米洛·卡尼的《世界历史上的印度洋》、彭慕兰的《大分流》等。（三）专题性全球史。即对同类现象或同一主题（政治事件、制度、性别、移民、贸易、技术、思想观念、生态环境、疾病等）进行全球史的专题研究。例如，大卫·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菲利普·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四）微观个案全球史。即以某个小地方、旅行家、商品、概念、国际组织等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广阔的关系情境中，探讨其全球性或者考察其广域性的流动及其意义。例如，唐纳德·怀特的《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冈比亚纽米地区的全球化史》、罗斯·邓恩的《伊本·巴图塔的冒险经历：一个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托尼奥·安德雷德的《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军阀：迈向一种微观全球史》、斯文·贝克特的《棉花：一部全球史》等。
实际上，全球史学者即使对同一主题的研究也存在多种切入视角的选择。根据以往各种全球史研究实践，我们可以将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归纳为六种。（一）中心—边缘视角。即在探讨世界/区域体系、贸易体系、文明/文化圈、区域关系等问题时，用中心、边缘、半边缘等范畴来分析不同地区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二）跨文化互动视角。即在探讨广义全球化过程中的帝国扩张、远距离贸易、跨区域或跨民族的文化传播、国际移民等问题时，考察不同文化（文明）群体作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尤其关注文化异质性对互动的影响，如杰里·本特利的《旧世界的相遇者：前现代时期的跨文化接触和交流》。（三）交互比较视角。即以比较对象互为参照，不预设一方为标准来评判另一方，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四）生态环境视角。即从生态环境与历史事件、社会变迁的关系来解读世界历史中的问题，如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和《生态扩张主义》。（五）微观个案的广域性视角。即以宏观视野将研究个案置于广阔的关系情境中，研究时“眼高手低”，其结果“以小见大”，如唐纳德·怀特的《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冈比亚纽米地区的全球化史》。（六）大历史视角。即把人类史纳入宇宙自然史的范围来考察，结合生物学和地质学来探讨人类历史在整个生物圈进化中的意义，如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这六种切入视角，体现了六种不同的全球史研究路径，也可以说反映了当今全球史研究中六大风格各异的流派。
全球史（世界史）在欧美的研究实践及学科建设表明，它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
我国的研究现状
我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刚刚起步。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世界史学者对宏观世界史的探索和理论思考，以及近年来得到充分阐释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7年开始招收全球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9年开始招收全球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这为我国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全球史研究主要还停留在西学译介和理论探讨阶段，实证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史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史学新趋势，肯定其学术创新意义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全球史研究实践也表明，它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互动研究和纳入中国史而区别于我们已有的世界史，是对后者的补充与完善。因此，我国学者应在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积极从事全球史研究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世界史学者应该承担起的使命。[1]
发展
全球史是目前国际史学界新兴的、发展迅速并广为人们关注的研究领域。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实质是史学界对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它批判“欧洲中心论”，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专注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联系，形成一种跨学科的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在当今史学界影响很大。
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2011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升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为全球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