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立金
生平概述
概述余立金，1912年出生于大冶殷祖。1928年参加鄂东南武装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创建鄂  余立金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参加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及西征；率部参加了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11月率部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战争爆发后赴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从事秘密工作。1938年4月到新四军，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1941年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旅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巩固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华东军大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军委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军委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后中共中央予以平反，恢复名誉。1974年后任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1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生平余立金，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南独  余立金立第三师机枪连副排长、连政治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中党校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履历余立金，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鄂东南武装起义。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南独立第三师机枪连副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
1933年7月，调往湘赣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十七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红六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1936年7月，任红三方面军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师，任第十八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战争爆发后赴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从事秘密工作。
1938年4月，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
1941年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巩固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后任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
1978年12月2日在北京病逝。
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家人余立金有三个弟弟，分别叫余立玉、余立满、余立堂，兄弟四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金玉满堂”之意。在和记者交谈中，所有村民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神情，对于余将军的历史，他们耳熟能详：在大革命时期，余立金已经加入了传令排，在一次伏击战中，传令排在大冶赤卫队的配合下，成功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战斗中，余立金成功地把三挺卡壳的机枪拉开，挽救了战局。当时大冶殷祖镇满眼都是“欢迎余立金勇士”的标语。可也由此，让敌人记住了余立金。余士友悲痛地说，国民党为了查找余立金的下落，把他三弟余立堂抓走，严刑拷打之后仍然没有结果，最后，残忍地将余立堂乱刀刺死。
1935年11月，余立金率部参加长征北上。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师，任第十八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赴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从事秘密工作；1938年4月到新四军，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据余道桃介绍，1940年正月十五，为了找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余立金的下落，日本占领军召集全村人到刘仁八镇，当众把余立金的二弟余立满拉出来，问他余立金的下落。但无论敌人如何逼问，余立满都没有透露兄长的半点下落。最后，余立满被敌人当着众多乡亲们的面用石灰水活活灌死。乡亲们无不为之落泪和切齿，但更为他那种情谊与坚强所感动，从而也更激发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余立金兄弟的崇拜。
余士友最后说，余立玉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话不多。自从两个弟弟出事后，就更沉默了。终日泡在田地里，很少说一句话，最后终于染上“大肚病”。在他生病最后的日子里，他说绝对不能出卖大哥，不能做卖国贼，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自家的地里。余士友摇着头说，现在才知道那是血吸虫病，余立玉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兄弟的忠诚和支持。
村民们谈了很多与将军有关的故事，对于余立金将军的三个弟弟，村民也是纷纷表示：“金玉满堂”，个个是好汉，值得我们大家尊敬。余士友说，大家都知道一句话，那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余立金经历了大革命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士兵到将军，他的身边倒下了多少革命兄弟，正是由于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浇成了革命胜利之花。
经历文革
1968年3月22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飞来横祸，史称“杨余傅事件”。历史上，余立金一直在华东地区工作，1965年调到北京，才与杨成武有上下级关系；至于和傅崇碧，只是“文革”后在会议  余立金上见过面。而他们共同的罪名是为“二月逆流”翻案，还有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等。为什么要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捆绑在他们头上？难道是因为他们握有军中大权吗？不要说旁人，就是他们自己，也坠入五里雾中。
事件余立金是开国中将，声名显赫“得益”于一夜悲壮成名的“杨余傅事件”。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篡军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当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余士友说，可能没有人比他们村里人更关注这个事件了，当时全村人是心急如焚啊！当听到这个事件平反了后，余士友动身前往北京，看望了余立金将军。他本想宽慰将军，没有想到将军却反过来宽慰自己，“只要国家不乱，人民安居乐业，个人没什么的。”并且千叮万嘱回家后给乡亲们报个平安，力争把“四人帮”时期落下的生产补上，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听着将军的肺腑之言，余士友深感惭愧，保证回家一定好好种庄稼。
评价对于那天将军对他说的话，真是永世难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余立金能成为开国将军的原因了，因为他胸怀国家和人民。即使在国家和人民误解他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为国为民的打算，这样一种博大的胸怀，怎能让人不为之动容！余士友说家乡人已经完全从感情上理解了将军的正直与博大胸襟。
事件经过
吴法宪摔了电话机1967年7月毛主席到大江南视察时，在列车旁与杨成武、余立金等谈话。
余立金，湖北大冶人，1913年出身于贫寒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只念过几年私塾。1928年参加红军，1930年入党。长征时他已经担任师政委，这是授予一级红星勋章的条件。但他担任师政委的时间不长，就身负重伤。子弹从腮帮子穿过，脸肿得变了形，组织上准备把他安置到老乡家。任弼时说，抬也要把他抬走，否则必死无疑。以后搞误会了，师政委跑到别人名下，余立金只得到二级红星勋章，他没有申诉。
解放后，余立金出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5月，他接到中央军委的调令，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临行前，又接到新的命令，调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杨余傅事件”发生时，他担任空军政委才一年多。
余立金的儿子余小敏回忆说，父亲当了空军政委，家才搬到北京。父亲工作一直很本分，没有更多的小辫子可抓。1967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周恩来点了一个随行班子护驾，总参是代总长杨成武，海军是第一政委李作鹏，空军点的是余立金。毛泽东那一段出行过两次，一次没公开，人们只知道公开的那一次。毛泽东到各地都有谈话，但纪律很严，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那时也没有录音机，甚至不能记录，杨成武等人和秘书一起回忆，连夜整理出文字材料。为了保密，不用电报电话，而是由信使坐专机到北京，直接把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送给周恩来。
信使不是一般的信使，而是空军政委余立金。他来来回回飞北京好几次。时间紧他就直返，时间松一点或者因天气情况飞机不能马上起飞，他就回家住上一天半天。有几次子女到机场迎接，都叫余立金给轰跑了，说你们怎么来了？余立金家的后门挨着吴法宪家的前门，几乎每次余立金前脚刚进家门，后脚吴法宪就到了。开门见山，问有什么新精神。余立金说，我只是给总理送信，别的我不知道。吴法宪说，我们很希望及时听到。余立金说还是等传达吧。没办法，吴法宪拉长了脸走了。
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有些重要的指导性的公布了，但还有很多没公布。尤其是涉及到人事安排特别是军队的人事安排，这是吴法宪急于想知道的。
不一会儿，吴法宪的电话打了过来，说空军常委都已经集合好了，要余立金给空军常委传达一下，说大家都想早一点知道主席的最新指示。这就不是个人行为了，是给组织传达，看你余立金还能不说吗？余立金说，请司令员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也不知道，有新精神会传达给大家。吴法宪很不情愿地放下了电话。没多久，余立金的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吴法宪。这回更上了一层楼，是林办主任叶群请余政委去谈谈，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门口。余立金说，现在实在没时间跟首长见面，下次我回来再去。吴法宪说，你简单跟叶主任讲讲也行。余立金说，我没有跟叶主任汇报的任务，我不能说，这有组织纪律。
居然敢拒绝！这一回，吴法宪重重地摔了电话机。
妻子被秘密逮捕1938年，吴克华（左）与余立金（中）等在湖北黄安七里坪
1968年3月22日晚上，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永远忘不了。那时她在农业部外事处担任处长。第二天，她准  余立金备到广州出差，火车票都买好了。单位以为她出差了，一同出差的人以为她误了车。三天后，人家到了广州往回打电话，单位说坏了，人没了三天还不知道，就往她家里打电话，家里电话早被掐断。最后专门派人到空军大院，才知道她被抓起来了。
原来在22日夜，余立金被叫出去，陆力行也醒了。她听见公务员小谷说，政委，吴司令找你有急事。陆力行没想更多，因为余立金半夜被叫走是常事，她没想到余立金被骗到吴法宪的院子后就被抓起来了。没过半个小时，公务员小谷又来了，陆处长，你起来一下，有人找你。陆力行这时还没有睡着，马上披衣出来，问什么事。你被捕了，随公务员一起进来的带枪的“绿裤子”恶狠狠地说。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有什么理由逮捕我？
此刻，陆力行最担心的是家中的两个儿子，想喊他们，又怕他们受到惊吓。让他们晚一点知道父母的厄运吧。老四余小敏19岁了，已经办好了当兵的手续。原本要走，因为杨成武的父亲去世，杨成武的儿子杨东明就晚走了几天，余小敏也没走。也幸亏余小敏在家，陆力行才放心一些。老五还在上学，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自己怎么照顾自己呢？当时陆力行还不知道自己这一去，就是长长的六年多。
本来“杨余傅事件”中没有陆力行的事，但江青说话了：余立金的老婆是陆迅行的妹妹，也要抓起来。解放初期，陆迅行在上海市公安局负责敌伪档案的甄别，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大量的有关蓝苹（江青）在上海当演员时的材料。虽然以后她到上海纺织工业局搞监察了，但这对江青来说老是块心病。“文革”一开始，陆迅行就被江青点了名，押送北京。但江青还不放心，觉得陆迅行不可能不告诉她妹妹有关情况。江青说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所以抓余立金时把陆力行也抓了起来。抓陆力行的理由还有一个：她会日本话，一定是日本特务。查了半天，她学日本话是为了抗战时做俘虏工作，和日本特务八竿子也打不着。最后，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她是余立金的老婆。
刚开始审问还勤，知道不知道余立金叛变？陆力行说，他没有被捕，怎么能是叛徒？他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不相信，野心家、阴谋家不是他这样的人！他自己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他承认了我也不承认，你把他的材料拿来给我看。那不能给你看，你必须写揭发。陆力行没有说话。审讯记录上几乎老是这样的记载：今天审讯陆力行毫无收获。
此后，一连几个月无人理睬。陆力行在狱中给毛泽东、周恩来、农业部、公安部写了很多信，一封也没有发出去。但她坚信余立金没有任何问题，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子女受到牵连“杨余傅事件”发生时，大女儿余苏宁在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说她是“五一六分子”，“‘杨余傅’在江苏的总代理”，几天后的半夜也被拖走，关了两年多。大儿子余华栋在南京军事外语学院当教师，被强迫复员，到南京无线电厂当了一名工人，没多久又说这是军工厂，政审不合格，弄到南京化工厂烧锅炉。以优异成绩从南京考入清华大学的二女儿余慎平住校，第二天回家时也被关了起来，以后被赶到青海西宁的轴承厂，开了好几年磨床。老四余小敏被迫脱下刚发的新军装，关系退回学校。
父母被带走时，余小敏和弟弟还在酣睡，但很快就被叫起来，你们父母都是现行反革命，已经被逮捕，一个脸上有疤的人大声说。他是空军党办机要室的，余小敏认识。“伤疤脸”叫他俩写揭发材料，然后在余立金的办公室和住房四处乱翻，企图找到有用的“材料”。折腾了一整天，一无所获，他们便把保险柜和书橱撬开，把里面的文件、书籍和许多有价值的照片强行拿走。这些珍贵的资料从此无影无踪，甚至连《马列选集》都没有归还。三个月后，余小敏兄弟被赶到筒子楼。
1968年6月18日，这是余小敏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他一心想考大学，但现在看来上大学是没有希望了。北京矿务局招工，他立刻报名去门头沟煤矿，好多同学都劝他。余小敏想，哥哥和大姐都在外地，二姐和弟弟虽然还没有分配，但也不一定留在北京。他如果不去煤矿，指不定分到哪里插队呢。如今父母生死不明，远离北京城，怎么打听消息呢？他坚决去了门头沟煤矿。
果然，弟弟初中毕业被“安排”到内蒙古插队，二姐也远走青海，全家5个孩子只有余小敏一个人留在北京。人家高中毕业都分个修理活，而余小敏被发配到井下打坑道，整整6年。井下一线矿工的劳动强度非常大，那时战士的粮食标准是每月45斤，而矿工高达60斤，是老百姓的两倍。余小敏咬牙挺住了，苦一点就苦一点，户口总还在北京，每月还可以有一些工资。钱不多，存起来，将来可以把弟弟从内蒙古接回来。
余小敏给周恩来写信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甘思和是余立金的老熟人，“文革”时外面比较乱，两家大人都不愿意孩子出去乱跑，几个孩子就玩到了一起。余小敏经常去找甘思和的女儿甘冀红玩。甘冀红后来和余小敏结了婚，成了余家的儿媳妇。
“杨余傅事件”后，甘冀红和余小敏就失去了联系。本来前一天，余小敏从甘冀红家临走时，说好第二天再来，两个人都要当兵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走前的这几天就显得恋恋不舍。没想到第二天余小敏没来。甘冀红正奇怪，弟弟从外面回来，说满街都是打倒“杨余傅”的标语。甘冀红不信，赶快跑到街上去看，这才明白余小敏家里出事了。
门头沟离城里很远，但余小敏坚持每个月回一次家。家在和平里北街部队营房的两间破平房里，旁边就是坟地。虽然家中空无一人，那也要回去，万一父母突然回来了呢？“九一三”事件后，政治气候有所变化。余小敏问过专案组，专案组说你父亲的事是中央专案组管，我们不知道。1971年国庆节，余小敏从朋友处听说，被隔离审查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的子女经周恩来批示见到了父亲。他马上和哥哥、姐姐商量，给上边写信，要求探望多年音信全无的父母。但一连发了好多信，都没有回音。
1972年春天，余小敏想来想去，觉得不能干等了，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这信不能寄，只能亲自送。余小敏来到国务院信访处，工作人员说，如果直接送到国务院西门，可能更好一些。西门的两侧有4名警卫，拦住了他。余小敏说，我有一封很重要的信要交给周总理。警卫叫来一个自称国务院工作人员的“便衣”，他对余小敏说：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替你转交。余小敏把信给了他。“便衣”看看信封问：你写的什么信？余小敏回答：我没有封口，你可以看。关于信的内容，余小敏想了很久，说别的，人家不一定给转，一说探视，周总理也就明白余立金还没有自由。“便衣”说，回去吧，会有答复的。
送信是3月底4月初，一晃到了8月，来了两位“蓝裤子”。不是专案组的，专案组的人余小敏都认识。他们问，你是不是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的。内容是什么？请求探视父母。周总理批了，让你们见面。我们接你回城，明天就去见你父母。听到这个好消息，余小敏迫切想见父母的心情反倒不急了。他提出等一等，“蓝裤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余小敏马上发电报给外地的姐姐、哥哥和弟弟。除大姐余苏宁还被关着，4个孩子都分别请了假。又过了半个多月，第一次探视，已是金秋10月了。
子女探监监狱方面通知了陆力行，孩子先见她。陆力行不同意，让孩子们先看他们的父亲。监狱方面说，不是你早就想看孩子了吗？因为陆力行一点也不知道余立金的音信，让孩子们先看父亲，是死是活，她就放心了。在陆力行的坚持下，监狱方面通知头一天上午看父亲，第二天上午看母亲。孩子们都不同意，说半天太短，要给一天时间，我们自己带点面包。因为有周恩来批示，监狱方面也就答应了。
一见余立金，几个孩子全傻了，虽然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还是认不出父亲了。在孩子们眼中，父亲身体很好，大高个，非常精神，当兵时就在机枪连扛机枪，虽说因车祸头部负伤，但仍是少有的好身体。但仅仅相隔4年，父亲简直变了一个人：穿着中式黑平布囚服，瘦得厉害，几乎没有了人形；才50多岁，头发就全白了；嘴里没有一颗牙，使得方方正正的脸走了形；脸上堆满皱纹，显得格外苍老。虽然说好不许哭，光说高兴的事，二女儿余慎平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余小敏赶快把她拉到一边。
余立金不知道陆力行也因为他而被关在秦城监狱，孩子们说明天见妈妈。余立金又问，大女儿余苏宁怎么没有来？他怕大女儿不在了。孩子们解释半天，说大姐得了“肝炎”，正在隔离。因为门口坐着两个看守，孩子们不能说别的，和父亲拉家常，专拣高兴的话说。二女儿余慎平结婚了，大儿子余华栋还带来两三岁的儿子小军，甜甜地叫爷爷，叫得余立金心花怒放。一直聊到下午3点半。看守说时间到了，孩子们才不得不和父亲说再见。
第二天见到母亲，孩子们觉得母亲变化不大，身体还行。说到父亲，他们只说父亲身体不错，让母亲放心，并说监狱方面不让照相。陆力行以为余立金没什么问题，虽然想到会比她受到的折磨多，但决没想到余立金会变得那样弱不禁风。
此后，余小敏每隔两三个月就打一次探视报告，等批下来，一般三四个月能见到父母一次。虽然很想见到父母，但也不能太多，经济上负担不起。以后二姐余慎平回北京生孩子，她和弟弟去的次数多一些。他们提出给父亲做假牙，监狱方面照办了，但做得不太好。余立金出来后又重新做了假牙。
总之，春天的脚步一天比一天更有力地响起来了。一天，胡愈之托人叫余小敏来。胡愈之是民主人士，他的后代参加了新四军，和余立金很熟。余小敏和大哥余华栋去了。胡愈之说，开会时毛主席流着泪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我要为他们平反。胡愈之让孩子们转告，余立金听说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革命加拼命1973年夏，余立金在秦城监狱得了急性肝炎，住进北新桥一家医院。以前，余小敏每次去秦城监狱都是一大早，这样可以多呆几分钟。而这次专案组派了8点半的车，说在城里，余小敏一听就急了。专案组说别紧张，你父亲是传染病，要隔离。孩子们知道父亲平时就不注意锻炼，血压也不正常，老劝他多运动，围着房子走路。但病根还是种下了。
有一天，余小敏在上夜班，工段的办事员告诉他，有他的电话，叫他赶快到空军招待所去。那时北京电话落后，听也听不清，余小敏在门头沟煤矿从来没有接到过电话。这个电话非同一般。这时候形势已经明朗了，马上就是“八一”建军节，很可能有好消息。
1974年7月30日晚上，这是余立金一家永远忘不了的日子。陆力行被放出来，她比余立金晚关了几小时，也晚放几小时。孩子们探视三四次后，又给周恩来写信，要求把母亲放回来。不久周恩来批了，叫农业部马上复查。但余立金专案组不干，一块抓一块放。放的时候急急忙忙，从仓库没找到干部服，就拿了一件战士的白衬衣和一条蓝军裤，给了余立金，让他换下囚服，并理发刮脸，去参加“八一”招待会。
放是放出来了，没有地方住，只好先住在东交民巷招待所。陆力行问，我小儿子呢？怎么一个都见不到？明天叫他们来?不行，我今天就要看到他们。你们派车，我去接他们。终于派了车，把几个孩子接了过来。
空军已经有了政委，余立金二话没说，接受了第二政委和民航第一政委的任命。这时还没有结论，没有就没有吧，先工作再说。余立金又开始了革命加拼命。
恢复工作后，医生让余立金体检，可他却拖了很久才去，发现一个钙化点。去过朝鲜前线有可能染上肺吸虫病，他没有去过，也没有得过肺结核，就怀疑是肺癌。动员他做手术，果然是，而且有了转移，整个肺左下叶全部摘除。手术相当成功，术后有一段恢复得也比较好，又上班了。他还和孩子们一起爬长城。孩子们劝说半天，他才没有爬到顶。但是无情的癌症很快转移到了脑部，余立金1978年去世。中央为“杨余傅”平反的文件是在余立金去世前几天念给他听的。
故居
余立金将军故居依然保持原有的风貌。现年63岁的余道桃指着将军故居前后门那雕龙刻凤的石门、石窗对记者一行说：“将军走前的老样子啊！”这是一个约90平方米的农村标准三连间，头顶上的7根木横梁隔成了房间的2楼，墙壁粉刷的石灰水由于年代久远而泛黄。现在故居里住着余立金将军的侄子余士友，老人家1933年出生，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领着记者一行来到后院，指着一些青石块说，原来这里是一口天井，它曾经伴随余将军成长，但是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经常排不出水，井水漫到屋子里。到了1982年，房屋岌岌可危。最后亲朋好友出资凑了1000多元钱，对将军故居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缮，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老人笑着说，那个年代，1000多元对于一个村子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呢！但出于对将军的景仰，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吝啬。
众多的村民认为，余将军故居不同于一些地方的名人故居。这里没有文人墨客留下的雪泥鸿爪，也没有“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悲喟，更没有“叹滚滚英雄谁在”的凄凉。故居古朴的陈设和建筑风格，不仅再现了历史的现状，而且默默地告诉人们，一位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出生、长大在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们领着记者一行在后院左侧观看了那堆满柴灰的灶头，大家摸着那古色古香的木碗柜，仿佛看到了当年将军参加革命离别时瘦小的身影，也仿佛看到了将军在战争年代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和跨马扬鞭的英姿。
将军事迹
一将功成“骨肉”枯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光辉地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余立金将军作为长征路上的一名共产党员、将领，率部突破千难万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走过长征漫漫征途。我们都知道，一场战斗的胜利与将军的统率和谋略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戴。余立金将军的一次次辉煌的胜利与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记者的采访中，大家更多谈到的是余家兄弟对余立金将军无畏的支持，哪怕是献出生命，他们也甘愿支持兄长余立金，支持他所从事的伟大的、正义的事业。
将军胸襟传千古村民们说余立金有大山一样的坚强意志，大地一般的宽阔胸襟。
解放后，余立金出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5月，他接到中央军委的调令，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临行前，又接到新的命令，调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据余士友回忆，1970年冬，他曾经和村民张绍仁、余士福（已故8年）、余道桃一起去北京看望过余立金将军。余士友清晰地记得，当天傍晚在北京西站下了火车，是由余立金将军的秘书接站的，他们被安排到空军招待所里住了一个礼拜。就在当天晚上，余立金就和家人一起来到空军招待所看望他们。余士友在记者面前比划着描述道，将军高大威武，身高一米八左右，一身军装，气宇轩昂，说话浑厚，身体结实，显得那么热情和亲切。当天晚上，余立金将军和大家谈了两个小时的往事，一直笑声不断，将军聊着童年放牛的往事，读私塾时和同学们的“调皮”……时间过得很快。剩下的几天里，他们四人白天被安排去逛北京各处景点，晚上将军就会来招待所看望他们。余士友深情地对记者说，他曾经以侄儿的身份问过余立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乡看看？余立金对家乡充满期望，他说只要家乡发展了，公路能修到家家户户门口，那个时候一定回去。记得快离开北京了，余立金将军为他们送来了火车票，热情地邀请“乡亲们有空多来玩玩”，并嘱咐他们回去后要好好生产，要给乡亲们带个好头，争取把家乡建设搞上去，他说他一定会回去看看的。据余士友介绍，从1958年到将军去世的1978年，该村“有空去玩玩”的有十余人，有将军小时候一起的放牛娃、读私塾的同学、一起游戏的小伙伴等，将军一概都是热情接待。
村民们都说，现在将军的希望变成了现实，花市村的路修到了家家户户门口，但是将军已经回不来了。余士友补充说，虽然将军没有回来，但他的儿子和女儿经常回来，他们喜欢坐在故居门前的石门坎前聊天，回忆父亲的往事；也喜欢站在天井旁仰望星空，感慨父亲的胸襟。余士友说，余立金的儿子对自己说过，将军是非常想念家乡的，但是由于身在部队，很多时候也只能把这份想念埋藏心底。后来准备回来了，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不能回家乡成了余立金将军毕生的遗憾。
个人荣誉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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