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小波
简介
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重庆凤凰决定图书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策划人张小波。
作家，知名文化商人。生于196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城市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最早策划《中国可以说不》系列而崛起于中国出版界，成为成功书商。  
从那本《中国可以说不》开始，张小波就与中国图书市场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他用《求医不如求己》《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等一本本畅销书搅动着公众的阅读趣味和取向，引领出版之风潮。
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些要称之为"文学成就"的东西，它们在暗处，在那些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生长，它们有它们的"命"---在广泛的主流的场合，它们是明珠投暗；在很少的真正懂行的人那里，它们熠熠生辉，比如张小波的这本《重现之时》.
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大名鼎鼎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而滑稽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又以另一种与文学无关的方式，以另一个名字爆得大名---他是当时最畅销的时政书籍《中国可以说不》的真正作者，只不过，他用了一个笔名"张藏藏",这是他儿子的名字.如果仅仅是一个地下诗人，一个民族主义的畅销书作家，一个秘密的小说家，这三重身份扭结在一起还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他还曾经有过4年的牢狱生涯，而现在，则是一个"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成功商人，穿西服，开名车，日掷斗金.
毫无疑问，张小波是不愿意让人提及他的牢狱生涯和现在的商人身份的.但是不提这些，就无法深知其性格中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而没有这种复杂，我们就无法面对怪异诡谲而才情盖世的小说.在《重现之时》中，所有的小说都是在狱中写成的,正是那漫长的4年，张小波写出如此复杂，荒谬，扭曲的小说.
其实这本集子1994年曾经以另一个名字出版过，当时被收入一套《城市斑马》文丛，和他一起的另外两个作者是当时正当红的邱华栋和朱文.一晃8年过去，小邱已泯然众人矣，朱文则一跃成为文学青年和艺术青年们的偶像.而张小波，8年来再无新作---甚至连字都已经不会写了.这又如何呢？有些人本是庸才，终于归为平庸，连勤奋也拯救不了他，有些人生来就是潮头之人，大浪淘沙，独领风骚，而还有些人，也许一辈子只留下一本书，但却硬如磐石，经得起冲刷.
其实，张小波并不是那种半道杀出来的文学奇才，即使没有这部小说，他在另一个秘密的非主流的文学史的某一页上也早有一席之地---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大名鼎鼎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
一个天生复杂之人，一个经历扭曲的人，在一个更为扭曲的环境中，写出了最为"扭曲"的小说.在当代，一些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穷尽毕生之经历，只不过是为了无限接近文学的真理.而张小波不是，他竭尽所能地努力，似乎只是为了离真理更远，或者说,在他的小说中，他把真理扭曲得近乎青面獠牙.有人因其小说的荒诞，而把他称为"中国的卡夫卡",事实上，他也确实是最接近卡夫卡的荒诞气质的小说家，但他跟卡夫卡截然不同的是，卡夫卡的荒诞是为了接近那预设中的真理，而为了"深知"和"穷尽"；而张小波不是，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摧毁自己最初预设的真理，是在深陷中远离.
一个人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部小说集，并且迥异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文学母体，他的确有资格就此搁笔不写，去过他"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生活.但对于试图了解这个时代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让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部小说一直停留在黑暗之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国可以说不》
1996年的夏天北京持续着高温天气，比北京天气更热的是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这本由几个文学青年“鼓捣”出来的作品被视为那一年中国最响亮的声音。当年创刊的《新周刊》首期封面是一张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照片，标题就是“《中国可以说不》震动西方世界”。
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这些名字今日对大众而言已经太过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中国可以说不》在当时创下300万册销量的神话，“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当年大街小巷热血青年谈论最多的词句。
这本书或许是30年来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国图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当时说，20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
这些书的作者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但不要以为12年前那些粗糙的呐喊就很幼稚。当我们今日回看依然会惊讶，《中国可以说不》的代后记中这些写着，“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必然要出大问题。是不是1929—1933年那种经济大危机，现在还看不准，但是，出大问题是必然的。”当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在作者1996年发出的“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预言中来临。
大家觉得挺开心、挺带劲的，用四川话来说，叫挺提气的。实际上这本书谁写可能起的作用都一样，谈不上谁的文笔更好的问题，换了别人同样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之一宋强
有传言说张小波在出版《中国可以说不》之后移民加拿大，但《新民网》记者采访其公司宣传李莹表示，其为网友恶意攻击的谣言。
拒绝母校校长吃饭邀请
《中国可以说不》的第一署名人是宋强，但这本书的策划人却是张小波，也就是第二署名人张藏藏。作为诗人的张小波解释他当初使用笔名的原因时说：“我觉得这本书跟我的诗歌和小说是两个向度的东西。”
留着寸头、穿着考究，说话不紧不慢，这是记者对张小波的基本印象，他是出版策划圈中赫赫有名的“四波”之一，其他“三波”分别为策划推出《上海宝贝》的安波舜，策划推出《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的沈浩波和出版过王朔、韩寒等人作品的路金波。张小波是其中最为低调的一位，大家近年熟知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求医不如求己》《山楂树之恋》都出自他的策划，但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张小波的解释是，“我总认为这个行业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我们的生存状态很脆弱，不敢高调。”谨慎的他这次破例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采用的是笔谈——记者把问题通过邮件给他，他书面回答之后再发给记者。
张小波16岁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他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他与其他三人推出《城市诗人》四人合集，当时卖了好几万册，他们也被命名为“城市诗人”。张小波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江苏镇江文联，但只待了半年，张小波就辞掉了工作回到上海和诗友混在一起，在上世纪80年代，对待另类和叛逆比今天严苛得多，张小波和他的朋友也遭到“打击”，“去年华东师大的校长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回答他的是：我从不接受来自官方的宴请。对于我的那所大学，我已剔骨还肉，不存在任何情谊和血缘上的关系了。”
揭秘当年
那本书谁写都会红
张小波在诗歌上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尽管时至今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本书就是张小波和他的一帮朋友做出来的。
张小波坦言他1994年就开始准备做《中国可以说不》，张小波认为，从1989年到1994年，中国青年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认为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宋强在回忆写书过程时说，张小波开始告诉想出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时，他的想法就是对满大街的广告牌说不，对洋奴文化说不，对卑贱心态说不。宋强说：“当时没有很大的利益驱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写一本言论性的书，大家觉得挺开心、挺带劲的，用四川话来说，叫挺提气的。实际上这本书谁写可能起的作用都一样，谈不上谁的文笔更好的问题，换了别人同样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说不”成为1996年的一个标志性话语、最流行的话语。而包括张小波在内的所有作者都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荷兰和瑞士的记者早在这本书还在校样的时候就开始打探消息，此后，美国《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卫报》纷纷联系采访该书作者，各国驻京新闻机构的约见、约稿更是络绎不绝，美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也数次邀请这几位书生模样的作者一同就餐、交谈。宋强多年后这么分析当时在国外的影响：“这本书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新闻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在西方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惊人预言
12年前就预测到金融危机
书中的预言最近也再度成为网友的谈资，“不出15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书中非常肯定地下了这个评判，对于这个预言，作者的分析是：“美国财政年年有大量赤字，靠增税和借债弥补。美国公司的负债额巨大，美国人用分期付款方式买房、买汽车、交学费，欠银行巨额债务……现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是‘花儿女的钱’，‘这辈子吃了下辈子的饭’。无论用哪一种经济学来分析，这种局面也维持不久。” 书中还有“只要我们挺过10—15年，世界局势会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大变化”；“在金融方面要早做准备，预防‘美元崩溃’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看看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可以惊讶地发现12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预言何其准确，张小波也坚持认为，这本书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当然，这本书的销量创造了一个奇迹，总的销量超过300万册，宋强说有一次他们在长沙就查获了40万册盗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张小波说：“畅销到我们都无法想像了。我们曾经在某个新华书店签名售书的时候，新华书店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盗版书。它当时的发行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现在想起来都令人错愕。”这本书究竟为张小波他们带来多少财富已经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本书还在海外卖出了版权，光在日本的销量就超过10万册，他们还趁热打铁推出了“说不”的系列书，一个小道消息是，发完这些书后，张小波在北京花上千万元开了个餐馆。
尴尬生活
出很多书，自己却不当作家了
四川诗人杨黎认为，在中国，4000字以上的小说，写得最好的是张小波。但他却在1991年写完《检查大员》之后放弃了诗歌和写作，而成为一名书商。“之前我当然想做一个很好很纯粹的诗人或小说家，但是由于生活的际遇逼迫我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因为我有家庭，需要我去挣钱抚养，所以十几年来，我也停止了小说和诗歌的创作。”
张小波1992年揣着借来的2万多元开始了书商的生涯，当时他在江苏丹阳开了一个书店，做了温瑞安的一些武侠书。温瑞安的作品张小波发行了30多万套，成为张小波事业的第一桶金。如今，张小波夫妇的共和联动图书公司每年图书销售码洋都超过亿元。麦家就表示张小波对他的帮助很多，他曾说：“在《暗算》电视剧播出之前，我的小说已经卖得相当不错，当然这跟张小波的发行和大力宣传也有很大关系。”
今天作为一个成功文化商人的张小波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继续当年的写作梦想，但作为图书出版幕后推手，他却无法推出自己的作品，“我仍然认为我的小说有非常独到的精神内核，但是这样的小说并没有得到一个有力的传播。张元导演把我的一些小说拍成电影，他的拍摄计划在釜山电影节得了大奖，最近也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电影创意前十部的提名。我有些小小的悲哀，因为一个小说要靠另外一个艺术样式来传达。”
对话 中国要做英雄国家
成都商报：《中国可以说不》为什么你使用的不是你的本名？
张小波：这个并没有太多的含义。我觉得这本书跟我的诗歌和小说是两个向度的东西。在《中国可以说不》里边，我被批判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我的小说里边，我又得到了很多汉学家的认同，认为我是一个具有西方精神的写作者。
成都商报：《中国可以说不》被很多人认为粗糙，但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30年来中国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10多年过去了，你们如何看待当年的这本书？
张小波：可以说这本书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基本民意，很多人说它的学术价值很低，我们并不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我们认为它是一本读物，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但是它畅销到这样一个程度，我觉得应该形成一个学术现象，供学者去讨论。
成都商报：当时你在《中国可以说不》中写下，“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你刚刚策划的一本王小东所著的《天命所归是大国》封面却写着，“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它是否与当年你们所著的书有承接关系。
张小波：我们呼唤中国应该有一个“英雄阶层”的出现，来取代现在所谓的“精英阶层”，所谓的“英雄阶层”是一批有远大志向有远大理想的中国人能进入我们各行各业的决策阶层，包括国家的决策阶层，他们要有远大抱负，要肩负着将来在某些层面上引导中国的这样一个使命。在目前中国，我们应该给中国一个明确的前景，我们应该明确地知道我们要往何处走，比如二十年后我们要让中国变成什么样，五十年以后要让中国变成什么样，而不是被动地应对世界的变化。可能这本书也会招致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但是它也代表着一部分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