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资治通鉴·周纪·商鞅变法
原文
周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361年）
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1]
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①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1]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俘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1]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①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1]
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曰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1]
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投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①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1]
注释
①嬖（bì）臣：受宠幸的近臣。[1]
①辄：立即。[1]
①舂（chōnɡ）：把东西放在石臼或乳钵里捣，使其破碎或去皮壳。[1]
译文
周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361年）
秦孝公在国中下令说：“当年国君秦穆公。在岐山、雍地励精图治，向东平定了晋国之乱，以黄河划定国界，向西称霸于戎、翟等族，占地千里之阔，被周王委以重任，各诸侯国都来祝贺，所开辟的基业是多么伟大！只是后来历代国君厉公、躁公、简公及出子造成国内动乱不息，不得安宁，所以才无力顾及外事。魏、赵、韩三国夺去了先王所开创的黄河以西的领土，这是无比的耻辱。献公即位后，平定安抚边境，把都城迁到栎阳，并亲自前去治理，打算向东征讨，收复穆公时的旧地，重修穆公时的政策法令。我想到先君的未竟之志，常常痛心疾首。现在宾客群臣中谁能献上奇计，使秦国强大昌盛起来，我就赏他高官，封他土地。”卫国的公孙鞅听到这道命令，就西行投奔秦国。[1]
公孙鞅是卫国宗族旁支子孙，喜好法家刑名的学说。他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的时候，公叔痤知道他是有才能的人，但还未来得及向国君推荐重用，就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了。魏惠王前来看望公叔痤，问道：“您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呢？”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纪轻，却有奇才，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并且信任他！”魏惠王默然不语。公叔痤又说：“如果您不采纳我的建议而重用公孙鞅，那就必须杀掉他，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答应后离开。公叔痤又召见公孙鞅，深怀歉意地说：“我必须先忠于君主，再照顾属下，所以先为国君出谋划策，再把详情告诉你。你赶快逃走吧！”公孙鞅回答：“国君不听从您的意见重用我，又怎会听从您的意见杀我呢？”他最后还是没有逃走。魏惠王离开公叔痤以后，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病入膏肓，真是太可悲了！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去治理，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了吗？”公孙鞅到了秦国，靠着一位叫景监的宠臣推荐，见到了秦孝公，并向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办法，孝公十分高兴，便和他一起商讨国事。[1]
卫鞅想实行变法改革，秦国很多人都不赞成。卫鞅对秦孝公说：“跟自己的臣民，不能考虑开创事业，只能分享事业的成功。最高尚的人不必附和世俗的观念，想建大功的人也不必跟民众商讨。因此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大夫甘龙反驳说：“不对。按照过去的章程办事，官员才能熟练自如，百姓才能安定不乱。”商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传统，而学者们往往受所学知识的局限。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与他们商讨旧法之外开创新业的事，就不行了。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循规蹈矩；贤德的人因时制宜，无能的人墨守成规。”秦孝公说：“说得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制定变法的律令。
（卫鞅）下令将百姓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举报奸邪的人，能获得与杀敌立功者同等的赏赐；隐瞒不报的人，和临阵降敌者受到同等的处罚；立军功的人，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的人，根据情节轻重处以大小刑罚；致力于耕田织布的人，如果生产的粮食布匹多，就免除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困的人，全家充做国家的奴隶；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再享有贵族的地位；确立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分别配给其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尊贵荣耀，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光彩。[1]
法令详细地制定出来了，没有立刻公布。（卫鞅）担心百姓不相信，便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三丈长的一根木杆，并下令说，谁能将此木杆搬到北门去，便赏他十金。老百姓觉得此事很古怪，谁也不敢去搬动。商鞅又传令：“能搬过去的，赏五十金！”后来有个人半信半疑地把木杆搬了过去，商鞅立即赏了五十金。商鞅这才颁布法令。在实施变法令的一年中，秦国数以千计的百姓到国都指责新法的不便。这时太子触犯了法令，商鞅说：“新法之所以实施不畅，就在于上层人物带头违反！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把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第二天，秦国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遵令行事。新法施行了十年，秦国被治理得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人民勇于为国作战，不敢为私利斗殴，乡野和城镇都安定太平。这时，当初那些说新法不便的人中。有些人又改口称颂新法好。卫鞅说：“这些都是乱法的刁民！”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住。从此以后，人民再也不敢议论法令的是非了。
卫鞅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的关系，就像人有了心腹大患一样，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兼并魏国。为什么这样说呢？魏国东面是险山恶岭，建都于安邑城，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自获得崤山以东的有利地形。它强盛的时候就向西侵入秦国，窘困时就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各国都背弃了与它的盟约，我们可以乘机攻伐魏国。魏国无法抵抗，必然向东撤退。那时秦国就占据了黄河、崤山的险要，向东可以制伏各诸侯国，就奠定了称霸的大业。”秦孝公听从了卫鞅的建议，派他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为将军前来迎击。[1]
两军对垒，卫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卬，写道：“当年我与公子交情很好，如今都成为两军大将。我不忍心互相攻杀，想见面后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使秦国、魏国两国以后相安无事。”公子卬信以为真，便前来赴会。两方盟誓结束，正饮酒时，卫鞅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冲出来，俘虏了公子卬，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魏惠王闻知败讯，十分惊恐，派人向秦国献出黄河以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此后他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这时，他才懊恼地说：“我真后悔当年不听公叔痤的话！”
秦国封给卫鞅商、於等地的十五个邑，封号为商君。秦孝公去世后，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因为公子虔的门下指控商鞅要谋反，就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鞅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到秦国。商鞅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国。秦国军队进攻商鞅，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起初，商鞅在秦国做国相时，制定的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担任国相十年，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鞅，商鞅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鞅说：“好吧！”[1]
赵良坦然而言：“五羖大夫百里奚，原来是楚国的一个乡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还有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巡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也不舞刀弄剑。他去世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孩子也悲伤得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了，以此自觉遵守丧礼。现在再来看您，您靠着结交国君的宠臣景监才得以面见秦王，待到您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闭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您可算不上得人心。您出行的时候，后面尾随大批车辆，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操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防卫措施缺了一样，您肯定不敢出门。《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就像早晨的露水——很快就要消失了，却还贪恋商於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累百姓的怨恨。到时候一旦秦王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想要报复您的罪名会少吗？”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五个月后就大难临头了。[1]
评析
商鞅本来复姓公孙，是个难得的人才，在卫国却没有得到重用。来到秦国之后，秦孝公急于改变秦国落后的状态，就广开言路，商鞅才受到了重用，开始了他的变法。这次变法非常成功，秦国被治理得路不拾遗、军强民富，但商鞅本人却因为变法而被处死了。他的新法取得了成功，秦国强大起来，终于在战国末年统一了全国。[1]
出处简介
《资治通鉴》（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2]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幼聪慧，七岁时，以石破瓮抢救坠水儿童，传为佳话。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中进士甲科。四十岁前历任苏州、武成军、郓州、并州判官等职。四十岁召还为开封府推官，累除知制诰、天章阁侍制、知谏院。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力辞曰“臣不能为四六”，不获辞。神宗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司马光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又无力抗拒，力求外补。1071年（熙宁四年），以西京留守退居洛阳，筑独乐园，专意编著《资治通鉴》。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召还主国政，将新法废除殆尽。1086年（元祐元年），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年九月，卒于位，当政仅一年多。赠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在政治上，始终与变法派对立。在为人方面，他正直磊落，务实敢言，律己严谨，正如其自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八） 
司马光著述宏富，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续诗话》一卷，笔记《涑水纪闻》十六卷等等。其诗文集名《传家集》，有八十卷。司马光自谓：“光素无文，于诗尤拙”（《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这其实是他的自谦之辞。其集中存诗十四卷，共一千一百多首，其中律诗近九百首。他的诗质朴充实，不事华藻，却又能寓情于辞，言尽其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