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槟城惠州会馆
会馆的创立
槟城惠州会馆位于马来西亚槟城。创立于清道光二年六月初六。至迟清道光二年六月初六（23─7─1822），惠州属同人已组织惠州公司，当时有乡老归善人李兴以墨西哥银（又名鹰洋）325元购得砖瓦屋两间及地皮一段，无条件捐赠给惠州同乡充作会馆。当成立之初，定名为“惠州会馆”，凡居住乡村僻埠之同乡，因事至槟城者，均以会馆为憩息之所；从中国南下的同乡亦通过会馆为跳版，深入内陆开拓农业及矿业。因此，联络梓谊，实深利赖。
该段地皮和屋地，占地105尺深，地契号（牙兰）4686/22号，即今日的会址。当时协助最力者为梁进、张亚意、苏亚瑞、聂亚秀。后人追念先贤功劳，遂于惠州总坟左边筑拾金公墓，立碑纪念，以志不忘。
惠州会馆的名字也极早出现在英殖民地初期的资料，它与许多会党同期并存。
后来利昂康伯氏（LEON─COMBER）写的《马来亚的华族私会党》（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1800-1900）曾引用这份资料把它们当作是槟城华族私会党的七个最早组织──结果“惠州公司”也因而被归纳为会党。
从这样一份资料，可以知道在会馆初建时，岛上人口不多，惠州会馆的公开会员人数也不多。据一般常见的人口史料，如巴素《马来亚华侨史》引言中所引，1820年槟岛华人的总人口才8270名，而1830年则是8963，1820年威省华人人口才325人，而1877年为951人。如上述R.Caunter所述的惠州会馆之会员人数属实，从人口比例则可反映其160名会员的实力不是太强大。
但我们显然也要考虑资料以外的另一事实，在19世纪到达槟城的华人，即使以槟城的会馆为中心，并不一定就落脚槟威两地。他们是以槟城为跳板，进入吉打、玻璃市、霹雳等地，足迹甚至远踏泰国及印尼的苏岛。
会馆的发展
李兴领导惠州同胞出钱出力，却不似有子孙。在1848年逝世，其墓碑由惠州公司立碑，基于当时条件，式样也相当简朴。到了1973年，受广汀第一公冢拾金影响，由林禄怡争取重新立碑于总冢邻近。
咸丰十年（1860）广汀公冢新建福德祠并义冢凉亭，惠州馆捐四拾元，名列第六。
从现存会馆的碑记看，惠州会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堀起的领袖是黄陈庆。同治八年（1869）岁次己巳孟夏（四）月重修馆宇，捐巨款者有黄陈庆，捐献二百六十元。另有，李辛酉捐二百零五元、罗元有捐壹百五拾元，捐款者达152位。其中过半数捐款人名字是单字名而加阿者，阿满就有五人；还有以数目字当名字者。阿七有两位；阿三、四、六、九各有四位；阿五有五人。也有用好意头的字眼当名字者，阿义五位、阿秀阿娇各三人、阿发阿明阿兴阿福阿有阿顺阿先阿胜各两位。考据这块碑记上的人物，我们可以发现，会馆在惠州公司时代的特色，一直保留迄今。它的成员不限于一地而是分散在北马各处，以槟榔屿为中心，连成一气。
捐款人中最著名的是吉打甲必丹戴春桃，碑上署名戴阿桃捐拾元。他又名戴春华，但当时他可能未受封甲必丹，所以未有附刻职衔。
这样一块碑记不仅是留下了重要的凭证，说明当年的惠州社群的活动地域，并不仅仅在槟榔屿岛上。或者我们也可以将碑上的人名与其他地方的碑铭对比，以认识到他们参与的社会活动不仅限于惠州社群内部。结合其他的组织的碑记，可以发现会馆领袖黄陈庆等人，其实活跃于内陆的大山脚一带。
黄陈庆在1863年闽粤人士共同重修广福宫之际捐陆拾元、李满也捐伍拾、刘玉捐式拾、朱云秀（义兴党员）捐拾元、孙化捐拾元、黄泗捐拾元、李辛酉捐拾元。1866年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罗元有（友）捐壹百、李兴捐壹拾肆、黄陈庆捐拾三、刘（亚）玉捐拾元、吴（兴）发捐拾元、蓝（亚）有捐拾元、林满捐伍元，张观生捐伍元、陈壬生捐伍元、卢连兴捐四元半、李满（合）四元、李辛酉、林火秀（义兴党人）、戴春桃、王东连、朱云秀、陈金养（任经理）各捐二元。这是他们参与槟城华人的社会与信仰中心机构，与其他籍贯领袖为公益共同捐款的见证。
惠州人在早期大山脚的主导地位也相当显著。郭林佑、陈正梅、叶连贵、曾锦秀四人曾于光绪丙戌（1886）岁仲冬（十一月）月吉旦敬奉神案予威省大山脚伯公庙。黄陈庆（捐肆佰陆拾元）、温娘田（捐伍拾员）等亦于光绪拾二年岁次丙戌冬月（十一月）谷诞供奉大山脚玄天上帝谕奖“共锡祯祥”匾。刘新（辛）福等于光绪十二年丙戌冬月（十一月）谷诞供奉“泽遍天南”予大山脚伯公庙。其中多人肯定是捐助建庙的惠州领袖：匡理黄陈庆捐四佰陆拾伍元，名列榜首、温娘田捐五拾、朱云秀捐拾元、汤春相、刘新福各拾元、黄泗合捐三元等。
当年参与跨群捐献或为槟岛外其他地区地方公庙捐献的惠州人，名字可考者确不多。但从其社会活动推测，当时他们既是惠州的领导，就不能不参与华社，也不应落人之后。
无论如何，如我们不把会馆史独立的割裂在北马社会历史之外看待，那么，我们会发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惠州会馆以及在北马的整个惠州社群历史上经历最严峻考验的年代。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来自北马的惠州人以槟城为跳板，进入威省以及霹雳州一带，是不争的事实。惠州原为中国最大的锡产地，惠州人南下马来半岛驾轻就熟的，进入矿区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在同一时代，也遇上了地盘之争；从1860年开始到1874年方才结束的拉律战争中，“惠州公司”的名字，一直作为一个交战团体的姿势出现在殖民政府的档案，它和新宁、新会、开平、恩平四邑人，以及潮洲人的公司，共处于“义兴公司”的旗帜下。义兴为了保护从甘文丁矿区到北马各地的地盘，与属于海山会党的增城及广州府五县对抗。其间，发生了不少互相攻击的惨苦，令惠州人付出代价，多次在同乡被残杀，财物被抢掠、妇女自杀或被凌辱的情况下，撒回槟岛。苏昌等开拓矿区的领袖，也相继牺牲。
拉律战争结束后，惠州人继续参与华社共同活动。
光绪十一年（1885）广汀公冢新建总坟旁筑凉亭，碑文上惠州府众善士汇零捐银式拾二元正，又有惠州人温娘田捐壹百，任大董理、汤春相捐肆拾，任大协理、朱云秀捐二拾，任大协理、杨胜记捐拾员、林悦滔（义兴党员）捐拾员，任大协理、傅连捐拾员。光绪十二年（1886）创建平章公馆，惠州府捐壹佰零柒元五角。
光绪十九年（1893）重修馆宇后进，并将往日约两间旧屋拆毁，改建会馆一间、商店两间，馆门朝向社尾，而后门则向咸鱼埕。当时有胡捷发（胡观巨父）捐肆拾元，名列榜首、次捐为李伍三拾元、三捐有林满、林明、曾官姐、苏贵、严英等捐二拾元。此次捐款人共134位，最大的特色是其中有整十位是以“XX合”的形式捐献。
据温梓川之口述，当时的会馆仍然保持“惠州公司”的名称，其篆体门额及楹联是出自原籍惠阳的近代经学大师杨寿昌手笔。
现在重读惠州会馆楼上神主龛两边的楹联：“惠博和平喜见河浮旭日，紫运长久欣闻海陆庆丰年”，可推测是清代之作品。联中把清代的惠州十县紫金、连平、长宁、海丰、陆丰、惠阳、博罗、和平、龙川、河源的县名，都嵌入联中。清代之归善早在隋朝已名惠阳，明清两代皆是惠州府治；清代之长宁到民国后方才改称新丰。能把十属县名对称的形成对联，并点出其东向之地理位置（浮旭日），显是大家手笔。
光绪廿年（1894）朱云秀任广汀会馆惠州属家长。
会馆的现状
1906年（光绪卅二年）胡捷发已历任会长十余年，后以年老退休，在会员大会上被选为信理员。嗣胡氏与薛泗，前往法庭申请将会馆产业，授权给信理员多人；政府又颁发新地契以代替往年李兴伯购馆址时约合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温火兰、刘开发、黄石安集合张登元、杨少芬、萧坪洲、许童等人，集会议决将旧馆拆除，改建新馆，并将前门改向咸鱼埕，而后座向社尾者则改建为两间店铺，作为会馆产业，店租收入拨充会馆经费。
自新建会馆完成后，会馆基础，已告确立，馆务进展，与时俱进，凡是惠属男女，缴纳基金贰元，即成为永久会员，至于会馆开支，仅依会员所捐之香油金为经费，偶遇紧急费用，则发簿捐款，故为会长者，所负责任，颇为繁重。
当时为改善馆务，乃召开大会，议决修改章程，增收年捐，并且考查会员之确实人数，以能共同促进馆务。
1921年（民国十年）仲春（二月）新馆建竣，中书“惠州会馆”，左右楹联：“惠爱同人外国何殊故国、州联十邑槟城讵异鹅城。”槛联内容说出了惠州移民在异乡互为依赖、声气相通、争取落地生根之豪情。
捐助最力者为卢文仪（卢良山父）、黄观德、林硕向、孙亚厘（孙荣光父）、刘苑廷、张登元、张兴、李福等君。卢孙两家族都是在鲁乃发迹的，李福则是在威中发迹，其后人之中有在新加坡任部长之李炯才。而会馆楼下礼堂，即以“文仪堂”名之。
1938年到1940年期间，槟城惠州会馆的主要任务，已从联络北马地区同乡以及沟通故乡消息，进一步发展到救乡救国。当年的会馆在孙荣光领导下，曾参与英荷各属同乡组织，联组“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 ，孙荣光并出任这一南洋惠侨组织之副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45）时，会馆的一间店铺被日机炸毁。和平后，由孙荣光主席的荣丰公司出资修建，允将租金扣除清还。
1954年第四度重修，是年主席陈世烈，总务林禄怡。
1968年成立奖学金，林禄怡将娶媳礼金五千元捐出，本会并向同乡筹得另六千余元，于是设立会员子女教育基会。
1969年元月起颁发奖学金。该年9月7日成立重建委员会，议决将两间店屋拆除重建为三层大厦，幸获淮拿督卢良山预贷拾万免息，继由陈世烈、林禄怡等出钱出力，始克有成。1974年5月3日奠基，9月23日兴工，1975年10月落成。大厦以“卢良山楼”命名，以纪念贡献之功。
1981年成立青年团。
1981年10月18日，针对社团修正法令对全马所有社团之要求，本会馆就应申请为联谊性团体或政治性团体，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会议在二张废票的情况下，以一票之差，决定会馆今后之定向，将是作为“联谊性团体”。
1982年，当局委任本会馆为地区上的婚姻注册处及婚姻调解处，会馆财政陈天送为注册官、主席陈世烈、副主席赖亚汉、财政陈天送、名誉主席拿汀李锦棠及总务林禄怡为调解委员。
1984年成立福利组。  槟城惠州会馆[1]进入20世纪，尤其是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之后，原有的华人组织之间和谐协商、共谋未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及主流意识。槟城惠州会馆除了继续成为了战前已成立的海珠五属大公庙、槟榔广东暨汀州会馆及客属公会的当然成员，也在1963年参加了筹组“马来西亚半岛惠州属团体联合会”；同时间，它亦是槟城华人大会堂之团体会员。通过加入了各有共同目标之各种联合组织，以及与其他社团的互动。会馆历年会议，留下了许多捐款或派人参与社会公益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