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元和诗人群
名词释义
元代诗人群，是指主要生活在唐德宗贞元、唐宪宗元和及唐穆宗长庆年间(785一824历时约40年)的元和年前后的诗人群，以孟郊、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镇、李贺以及李绅、元宗简等最具代表性。元和诗人现存诗 7288首，创作量达该时期所有诗作的半数以上，[1]   占全部唐诗 的11.2%。
元和诗人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韩孟诗派，二是元白诗派，三是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贬谪诗人。[2]他们被称为唐诗“第五代群”，是活跃在中唐后半期即德宗贞元、宪宗元和年间的一批诗人。他们的创作高峰相对集中，诗人间过往甚密，“韩孟”、“元白”、“韩柳”、“刘柳”、“刘白”、“张王”，已成为其个人友谊和创作联盟的特称。在诗歌创作上，其显著特点是创新意识极强，而又具有明确的诗派观念。韩孟、元白两大流派一逐奇险，一求平易，大变唐诗旧貌;柳宗元、刘禹锡诸人更多地吟咏出贬谪失意的诗篇，贾岛、李贺则剑走偏锋，在诗艺上苦心经营。正是这些人的合力，营造出唐诗史上的第二高峰，并将“元和”提高到了与“开元”并列的位置。[3]
艺术成就
元和与其前后的几代加起来，也不过短短50余年时间，何以在文学史上如此重要，以致被认为是“古今百代之中”，是“三元”中极重要的一“元”呢?仔细寻绎，其与文化史、文学史等领域相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择其要者，不外乎以下三点。 
首先，元和为唐诗之第二高峰，亦为唐诗之大变期。综观唐代诗史，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人辈出，大家争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高视阔步，各占胜场，合奏出激越昂扬的盛唐之音。开、天之后，大历诗人难以接武，出现盛极而衰的落差。摆在元和诗人面前的道路无非两条：一是跟在盛唐这座诗歌高峰之后不越雷池，亦步亦趋；一是另出手眼，别觅新途。这两条路，前者平坦易行，但难以获取大的创建，难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后者艰难崎岖，但却可获得创新的成就，可用深心大力彰显自家面目。这是一种两难的抉择，在这抉择中，元和诗人毅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们发现，与其在盛唐诗人已深耕细作的熟地上再去用力，不如剑走偏锋，从他们较少注意的方面突出奇兵，开疆拓域。于是，韩愈、孟郊等崇尚雄奇怪异之美，硬语盘空，戛戛独造，李贺、贾岛诸人或凄艳诡激，或幽寂清冷，均力辟新境。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则重写实，尚通俗，以家常语、眼前事入诗，重视诗歌的讽谕、教化功能，将杜甫已有展露的此一倾向推向极致。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4有言：“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便准确指出了其各自的特点。叶燮《原诗》论中唐诗亦谓：“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更是高度肯定了韩愈大变唐诗的功绩。至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由于长期处于荒远的贬地，远离社会政治中心，所以将全副精力用于对个体忧怨的抒发，对政敌的抨击和山水的写照，对志节理想的持守，用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的话说，就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从而展示出贬谪文学最集中、最深刻的执着意识和悲剧精神。总而观之，竭力冲破盛唐诗创作范式的笼罩，在诗歌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求新求变，大力突显自身特征，是元和诗人群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为后人重视的主要原因。 
其次，元和诗歌的部分新变颇启宋调，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众所周知，创作题材的日常化、生活化，以及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等，是宋诗较突出的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在元和几位大诗人笔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韩愈将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山石》、《嗟哉董生行》以及《荐士》、《醉赠张秘书》等颇具散文化、议论化特点的作品。陈寅恪评其部分诗作为“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11]而在创作取材的日常化、生活化方面，韩愈也作了大量努力，如其写落齿，写酣睡，写人情，写物理，将此前不能入诗的诸多生活物事纳入诗中，不厌其详，不厌其细，以致宋人欧阳修《六一诗话》这样评论道：“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与韩愈相比，白居易、元稹等人更以贴近生活而著称。白氏《与元九书》声言：其杂律诗多“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也说：“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明确表现出对世俗化、私人化、情感化的追求倾向。这样一些特点，被宋人拿去，发扬光大，遂成为宋诗的一些重要特点。而细究起来，元和一朝实为其不可忽视的主要发祥地。诚如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在辨析唐宋诗的分野时所说：“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就此而言，要考察唐诗如何过渡到宋诗，宋诗从唐诗中吸取了哪些东西，元和诗歌实在是不能舍之绕行的一个重要驿站。 
再次，元和诗人的内部交往颇为频繁，形成了较为明确、自觉的流派意识，从而使其创作特点获得了较个体诗人更为突出的集团放大效应。据我们考订，唐五代共有诗作者3 228人，作品数50 454首；在历时300余年的唐五代诗发展历程中，大致可分为七个诗人代群，其中以盛唐开(元)、天(宝)诗人群和中唐元和诗人群最为活跃；两大诗人群活跃着最著名的20位诗人，即开、天时代的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李颀、高适、王维、李白、崔颢、杜甫、岑参；元和时代的孟郊、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这些诗人仅创作量一项即不仅分别高达该时期的半数以上，而且其作品数之合(11 661)已占全部唐诗(50 454)的23.11%。[12]此外，我们又对两批诗人所作交往诗进行比较分析，知元和10大诗人现存诗为7 288首，其交往诗共3 888首，占现存诗作总量的53.35%。这一比例，大致与开、天诗人持平。而就其现存诗和交往诗的总量言，则比开、天诗人分别增加了2 915首和1 291首，增长率分别为66.66%及49.71%。[13]此一情况说明，到了元和时期，诗人们的创作激情及其与他人交往的频率都大大提高了，诗歌传播接受的机率也大大增强了。也就是说，更重视人际间的交往并在客观上导致其诗作得到较广泛传播，成为这一诗人群的突出特点。 
具体来说，在交往诗的赠与和接受的篇数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三人均达百首以上，名列前茅，这说明他们有着频繁的对外交流，是此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作者。张籍、韩愈、孟郊、贾岛所作交往诗多在50－20首之间，在创作量上难与白、元诸人争衡，故只能算是一般作者。至于柳宗元、王建、李贺三人，所作交往诗均在20首以内，创作数量很少，因而属于封闭型作者。当然，从他们交往的人次看，则以韩愈、张籍、刘禹锡三人最多，属于活跃交往者；白居易、元稹、贾岛、孟郊等而次之，属于一般交往者；柳宗元、李贺最少，属于封闭型交往者。由此已可清晰看出元和10大诗人中不同作者社交范围之广狭、人际关系之疏密、个人心性之开放与封闭等有关情况。进一步看，在人际往还与交往诗创作两个层面，元和10大诗人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活跃作者在人际交往中往往范围不大，主要是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几位友朋往来甚密；而一般作者的人际交往则范围较广，与群体内的多数人均有联系。至于封闭型作者的交往诗创作，则与其人际往还成正比，均呈低落态势。据此，似可得出对元和诗人群内部交往方面的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交面不广而交往诗创作量较大的作者，更注重固定友人间关系的深化和发展，更具有一种基于相同审美追求的派系意识，也更注重生活情趣的投合与诗美类型的互补。如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即属此类情况。在白居易所作与群体成员往还的316首诗中，有172首是写给元稹的，120首是写给刘禹锡的，二者相加，已占其群体内交往诗总数的92.41%。与此相类，在元稹、刘禹锡所作与群体内成员往还的114首、158首交往诗中，各有106首、115首是写给白居易的，分别占其此类诗作总量的92.98%、72.78%。可见，无论元与白还是刘与白，均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不同者，元、白交往主要在白生活的前中期，而刘、白交往则已到了白生活的后期；元、白关系更多地集中在共同的诗学理念和诗派追求上，刘、白关系则重在二人晚年生活方式的类同和相异诗美类型的互补上。他们或长篇唱和，或短韵酬赠，形成了当时诗坛的独特景观，文学史上艳称的“元白”、“刘白”，正与此一情况相吻合。 
第二，具有一定交往诗创作量而社交面亦广的作者，往往更具开放性与亲和力，更具领导诗坛的气魄或沟通派别关系的能力。如韩愈与张籍，其交往诗虽分别仅有48首、53首，但却均与群体内7人主动往还赠诗，而其被动交往人数和受诗量则分别达到9人、7人，53首、61首。在群体内部，韩愈与孟、张、白、元、刘、贾、王、柳、李等人，张籍与白、王、刘、贾、韩、孟、王等人，均有交往之作，其中韩愈与孟郊、张籍交往诗最多，分别达到21首、19首；张籍与白居易、王建交往诗各14首，与刘禹锡、韩愈亦各达9首和8首。这种情况说明，韩、张二人既与群体内大多数成员具有广泛联系，又分别与数位挚友交往密切。就韩愈而言，因步入仕途较早，文名甚大，社会地位较高，又乐于奖掖后进，故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具有广泛交往的条件，而对与其诗美追求相近的孟郊，更是极力称道，联句唱酬，由是形成著名的韩孟诗派；张籍则心性随和，平易通脱，最具备与人交往的条件和能力，故其不仅与群体一般成员多所交往，亦与韩孟、元白两派均有密切过从，通其驿骑。这样看来，韩、张二人之交往诗的数量与其社交面的范围大体上是吻合的，较广的社交面必然带来相应的交往诗作，而一定量的交往诗作也大致反映了他们的社交范围。 
第三，与开、天诗人群相比，元和诗人群在扩大外部交往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群体内部，他们更重视群体成员间的诗歌唱酬和人际往还，其结果必然使得群体成员间的联系更趋紧密，更具有一种协作意识和群体精神。这是因为：一方面，藩镇割据的形势大大限制了他们出游的地域，使其活动范围相对集中；弊端丛生的社会现实导致他们生成强烈的参政变革意识，使其在较集中的时间内均任职京城；而年龄的接近乃至进士的同年出身更给他们创造了得以相互交往、切磋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同时面对诗歌创作经开、天以后盛极难继的局面，也就是说，创新和如何创新构成了对他们整个群体的挑战，要应付这种挑战，就不能散兵游勇，各行其是，而需广泛联系志同道合者采取群体性的行动，于是，元、白、张、王和韩、孟、贾、李，一求平易，一逐奇险，既各为营垒，又不乏往还，在贞元、元和时期的诗坛上，播演了一出颇为繁盛的剧目，由此形成著名的韩孟、元白两大派别。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正是借助相互间的频繁交往，借助交往诗篇的彼此传播和相互接受，才使得诗人间的联系得到强化，诗派的风格趋于总体类同和集中彰显，并通过群体成员的合力，营造出了唐诗史上的第二高峰，并将“元和”提高到了与“开元”并列、启“元佑”先鞭的地位。
社会影响
“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其实存仅有15年时间。但文学史上的“元和”，实际上应包括此前的贞元(唐德宗年号，784-805)、此后的长庆(唐穆宗年号，821-824)以及宝历(唐敬宗年号，825-827)、大和(唐文宗年号，828-840)几个历史时段。这主要是因为，活跃在元和诗坛的主要作家大多都经历了这几个时段：元和之前，孟郊、韩愈与白居易、元稹均于贞元年间登上诗坛，其所代表的两大流派已见雏形；张籍、王建则有了可观的创作，柳宗元、刘禹锡等亦在此一时段崭露头角。元和之后，韩愈于长庆四年谢世，元稹于大和五年谢世，张籍、王建约到文宗大和前期辞世，刘禹锡、白居易、贾岛则历经穆、敬、文三朝，直到武宗会昌年间才辞世。因而，要谈元和诗坛，不能不考虑与之前后相关联的几个时期，而要谈这几个时期，又不能不以这些著名诗人创作力最旺盛的元和一朝为代表。[4]
中唐的元和时期是中国诗史上的重要时期，既导致了唐诗的大变，又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且形成了明确的、自觉的流派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