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学论争
20年代文学论争都有什么
1921~1927年的现代文学，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浪漫主义文学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萌生。
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是20年代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迥异的一个诗人群体。穆木天、王独清在关于新诗的通信中提出了著名的“纯诗”观念。
1923年~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倡导革命文学。“五卅”运动前后至1927年，茅盾、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开始与革命文学靠拢。
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论争。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与胡适）；1919年到1922年，“整理国故”之争；1924年，《语丝》与《现代评论》之争。
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
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基本上是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认识还相当幼稚和肤浅，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论争。
最先向鲁迅发动攻击的是冯乃超。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李初梨则攻击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对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这标志着论争的开始。论争开展之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反击，并从1928年起，大量购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并结合论争认真攻读，表现出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并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对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鲁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和论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者的错误。譬如，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只注重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针对倡导者们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鲁迅则说，他是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他认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之说是唯心之谈。还有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问题，鲁迅也认为倡导者们看的过于简单化，阶级根性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为写了《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幻灭、动摇、追求的过程，而遭到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批判，从而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学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方面肯定文学描写劳苦大众是对的，一方面也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斗争，他们的痛苦也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的。
“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
从1928年到“左联”成立前后，正当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时，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陆续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十多篇文章，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兜售资产阶级人性论，攻击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批评界对此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鲁迅以一系列犀利的杂文，剖析了梁实秋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相同、永久不变的人性。他形象地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 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认为，人性是人类社会文化、文学艺术活动的普遍存在，但是，在阶级冲突激烈时代，人的阶级性又异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 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认为文学与"大多数"不发生关系。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评革命文学倡导者"把文学当做阶 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指出"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鲁迅、冯乃超等予以反批评。鲁迅指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表现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也批评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
这些辩驳，既击中了梁实秋论点的错误，也显示出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刻理解。
“文艺自由”的论争
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连续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嚷政治“勿侵略文艺”。反对“某一种文学把 持文坛”等等。正当“左联”批评界开始同胡秋原论战时，又有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连续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多篇文章，指责“左联”霸占文坛，“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观，实质上体现出某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超阶级文艺立场，它与“左 联”所张扬的阶级论观点是相悖的。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纷纷撰文，全面展开了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鲁迅认 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自由人”、“第三种人”究其实质，是处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缝隙地带的“自由”文人作家，鲁迅指出对他们要区别对待，“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态度偏激，文艺思想理论多有错误；但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是正确和必要的。左翼作家于反批评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但提出"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理论上片面、错误。歌特（张闻天）维护 了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对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
通过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左联”的批评界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了更深入的阐发，对团结“同路人”和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作家有了初步认识，这些都成为左翼批评界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大众语文论争”
这场论争是因为1934年5月汪懋祖、许梦因等发动“文言复兴运动”引起的。6月，进步作家陈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傅东华、黎烈文、陈子展、赵元任、沈雁冰等集会，决定掀起反对文言、保卫白话的运动，展开大众语文的讨论。
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它上承"左联"内部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 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 特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这是继"文白之争"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语言论争，对此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