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钟垂林
承认社会存在等级是对底层的一种关怀
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最人性的待遇莫过于承认这个社会有等级之分！残酷的事实并不可怕，那只是第一次伤害，是一种制度上的无意伤害；可怕的是因为我们掩盖残酷的事实所造成的第二次伤害，这是一种人为的故意伤害。 
——钟垂林
《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两个骗子用织出的“最美丽的布”，缝出了可以让“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看不见的“奇异衣服”，皇帝穿上这件衣服后，每个人都不敢说看不见这件奇异的衣服，于是便愚昧地称赞皇帝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只有一个诚实的孩子说了真话：“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
在安徒生写的这个童话的一百多年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又有一个90后出生孩子诚实地说了一句真话：“挤公交的是下等人。”很多人却骂她是“十九世纪的破鞋”，“迷茫的90后”等等。和《皇帝的新装》里那些愚昧的人对比，那些骂这个90后的说真话的孩子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样的愚昧，一样的随波逐流。
“炫富女”的很多话虽然有点过激，并且显得有点不负责任，但是她的这句“挤公交的是下等人”正说中了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个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现实：任何社会都存在等级，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托克维尔在谈到“民主怎样改变着主仆关系”时曾下过这样的结论：“从古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身份平等得没有贫富之分，从而也没有主仆之分的社会。”“炫富女”的话把我们社会主义这位皇帝所穿的“新装”——没有等级之分——活生生地描绘了出来，而帮“社会主义皇帝”编织“新装”、穿上“新装”的骗子正是我们这些善良的民众。我们以“人人生而平等”价值追求来抗拒存在社会等级的残酷现实，殊不知，价值的完美和深入人心并不能否定事实的残酷。
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上等人”和“下等人”白纸黑字的名词之分，但是不同层级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享受的社会待遇以及不同层级的人之间对彼此心里的定位就足以证实我们这个社会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在这个层面上，实质的等级之分已经让形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不管是用“等级”、“阶级”，还是“阶层”形容这些不同的群体，他们所依据的都是社会中的人的地位、身份和权利，地位、身份和权利相近的就组成了共同的群体，这种客观实在性是无法磨灭的。
我们的法律没有说过农民是“下等人”，可是现实中的待遇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农民的地位是如此的低。就拿过去20年来城乡的基础教育来说吧，城市人享受着宪法所规定的义务教育，城市的基础教育有市、区两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城市居民只需要为书本和学杂付费；而在农村则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体制，各级学校的办学经费分别由县、乡和村包办。对于财政吃紧的基层来说，经费只能由农民来支撑，政府对农村的义务教育不负经济责任。
让人感到更悲哀的是，不仅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在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内部还有更深层次的区分，对于中国来说就更深刻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等级细化且森严的国家，就是已经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还有富农、雇农、中农和贫农之分。
以前的社会是通过法律来区分等级，是一种强制的硬性区分，处于统治者地位的掌握了区分等级的“话语权”，决定了人的等级的三六九等的界限；现在的社会的等级则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权力、职业、教育程度、收入等进行的软性区分，在民主的制度下，权力者很难直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之分，但是经济上的区别慢性地、软性地把人为了三六九等。正像社会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处于底层的人最多，越往上层则人越少。
不管是硬性的区分还是软性的区分，处于底层的人是不能改变社会的等级结构的。处于底层的人所能做的就是从底层往上层爬，从这个意义来说，在等级性的结构的发展中，我们既是这个社会等级的叛逆者，同时也是社会等级的缔造者。为了考上名牌学校，我们上学的时候拼命的学习考名牌学校；为了能够挤进领导层，我们又拼命的工作，名牌学校、领导职位都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当我们拥有这些标志的同时，“万人过独木桥”下面的就在竞争中变成了社会底层的人。我们对社会等级的叛逆最终还是帮助构造社会等级，维系了社会等级结构的生命，无法将之涤除。
不过，我们承认社会存在等级并不代表我们在政策上要帮助建立社会等级，承认社会等级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承认社会等级是对社会底层的人的最人性的关注。当我们否定了这个社会存在等级之分时，对于处社会等级结构上层的人来说和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的，相反，在没有争议之中，在我们理所当然的接受社会现实的愚昧中，他们享受了更多的优惠待遇，逃避了本该由他们为这个社会所负的人道责任；可是对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不承认社会等级就意味着否定了他们的弱者地位，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将会因为漠视而变得理所当然，他们的悲惨境遇会给他们刻上“愚笨”和“无能”的身份特征。承认社会存在等级就是承认社会底层人的弱者地位，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知道，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在关心你们，我们会帮助你们，这才是给以社会底层人最人性的关怀，最人道的待遇。
其次，承认社会存在等级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国家政策。托克维尔说即使“民主制度也不妨碍主仆这两个阶级的存在；但是，它在改变两者的思想意识，并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待社会等级，我们应该进行调整，通过政策避免由于社会等级所造成的负面效果，通过政策给以底层人民更多更好的待遇，让他们比上层人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级分化的情况。
最后，承认社会存在等级是对领导阶层最大的理解。在平等和民主的理念下所构造的社会同样也会存在等级，等级的存在并非好的制度或者好的领导能够避免的，人类的追求上进的本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才是社会存在等级的罪魁祸首。在这样人性化的理解下，我们就会变得更宽容，国家的正确决策才能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残酷的事实并不可怕，那只是第一次伤害，而且是制度上的无意伤害；可怕的是因为我们掩盖残酷的事实所造成的第二次伤害，这是一种人为的故意伤害。
真理标准大讨论激发我们继续解放思想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刊登了胡福明等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
该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为指导，具有方向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经受检验，经过实践的积累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禁锢我们已久的精神枷锁。当中的一些语句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受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统治的支持，并且一致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一论断。正如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这场讨论，为中共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中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改革的艰辛。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充斥着某一种意识形态而不能有其他的意见存在的时候，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引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将原本存在谬误的想法根植到群体的思想中，相当于进行思想控制。合理性的改革或者想法在霸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看来就是异端学说，加上政治上的压力，一般人都不敢提出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异想法。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个时代一群人的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这种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不仅和权威阶层有关，而且和集体中的每一个也有关。如果我们说一个错误的想法被一个集体所接受，而这个集体却没有责任时，我们如何看待人类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如何把握自己对对错的选择性？由此，我们应该给每个人解放思想的条件，不能通过固定的思维和方式禁锢思想的开放，避免以后再走入那个谁说话就一定是真理的以话语主体判定话语的真理性的错误标准。
更进一步的思索一个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国家到底需要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好的意识形态可以提高国家的能力，国家可以在高度认同的权威内动员社会参与国家制定的计划。不好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而且是全民思想发展的滞后。意识形态不能太多具体化，当意识形态具体化到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件的时候，局部的真理会以推波助澜的方式侵袭到整体，最终变成错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大、人口多的地方，任何政策的适用都有空间和时间的个殊化区别，全民类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性的内涵是最好不过的。
从胡福明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知识份子天生有一种济世安邦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追求铸造了他们的铮铮铁骨，铸造了他们“以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行，铸造了他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良知，铸造了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与，起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胡福明也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良知的一员，写该文时，他就说：“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退而反思今天某些知识份子为了取得权力资源不得不对权力阶层哈腰弓背感到可耻。马尔库塞在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极为痛惜的说：：“……难道您真的希望以这种方式载入思想史中吗？”政治和学术的结合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催化剂，但是只有学术存在良知时发挥作用，希望那些迷途在政治权力资源里的知识分子拿出你们说真话的本事和良知来。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索这场讨论对今天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次思想解放让人联想到了以前两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国家的飞跃。在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法性并且准备重回老路时，这次思想解放给人的一个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问题并非是改革除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要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继续改革。继续改革面临的除了思想的束缚之外，最重要的是来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国新闻周刊》就曾发文指出“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机制的创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群众”。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继续引导我们解放思想。
是中国人就应该过圣诞节！
从西方节日的本身的属性来讲，西方节日的“逞强”就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推广范围的扩大，就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被中国人接受的佐证，就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中国化的一个方面。
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来讲，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并非简单得复制了西方人“宗教意识”，中国人所过的圣诞节并非“宗教性质”的圣诞节，而是“生活方式”、“生活哲学”性质的圣诞节。听圣诞歌、买圣诞礼物、戴圣诞帽、过圣诞节是中国人对一种异质文化生活方式的尊重和接受，是中国人对多形态生活方式的渴求和选择。换个角度来说，中国人过圣诞节也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改造和丰富，外国人是“圣诞树下吃火鸡，平安夜里开舞会”，但是中国人则是“圣诞树下吃饺子，平安夜里逛大街”，传统文化中的春节炮竹声中吃饺子的生活方式在圣诞节的影响下，又增加了在圣诞树下吃饺子的异域风味。
从可口可乐到肯德基，从微软到奔驰，这些都只是西方文化和价值在物质层面的推广。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我只能说“或许是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抱有这样闭塞的文化意识形态，那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
作为精神层面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我们固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西方国家在把他们丰富的物质向我们推销时，其实也是在推销他们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的很多节日都带有宗教性质，圣诞节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突入袭来的带有宗教性质的节日把西方的宗教也带到中国来，对于中国这片白纸来说，是好是坏谁都不敢说。一定程度的“文化忧虑”和“文化警惕”是应该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定的文化土壤也培植了一定的价值观，不同的民族也怀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信仰赋予了一个民族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在这些差异的思维方式下，各个民族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一个民族的主体思维也只能在孕育他们的土壤中才能不形成恶性冲突，换到其他的环境之下，可能对于移入民族，对于环境源民族都是一种灾难。
有人说圣诞节在中国被接受的背后是基督教的扩张，是西方宗教在东方国度渗透。从宗教忧虑的角度来说，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文化忧虑”和“文化警惕”，但是民族心里的“文化忧虑”和“文化警惕”并不等于是“文化排斥”和“文化否定”，我们也不必过于紧张，不必象某部分人所说的“你要还是中国人，就不要过圣诞节”。这是一种蛮横得自甘腐化的幼稚想法。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圣诞节的接受是源于对快乐的追求，外国节日的宗教背景在中国暂时还找不到靠岸的码头。而且我们的民族并不一定完全按照西方的思维来接受这些西方的节日，如果这些节日带来的是快乐，那我们又怎么凭借野蛮的道理完全的排除它。放弃把好的东西吸收下来是一个民族很笨的作法，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地球村的时代，如果我们自己不进化到能够被外国人所接受的话，在“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无情的历史规律之下，我们将成为地球村之外的野蛮人。
我们当然要对西方文化的渗透而忧患，但是忧患的结果并不是野蛮的排斥，而应该是大胆的接受，理性的“拿来”。因为我们自己的节日被自己人所遗忘，而把终极原因归咎于他人，这是懦夫的盲目行为。
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西方的节日之所以被接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中年人对圣诞节并不感冒，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能够与圣诞节擦边的也就是那些有小孩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欢心，父母才买圣诞礼物。真正热衷于西方节日的是那些年轻人，是年轻人接受了西方的节日，并且将之广泛传播。年轻人是西方价值和西方节日的真正载体。
但是，理性的反思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在西方的节日来临之前就疯狂至极，而在中国的节日过去以后还试过非过？为什么年轻人能够接受西方人的节日而不能倡导中国自己的节日？年轻人舍中国的传统节日而取西方的节日，就说明了年轻在西方节日里得到的比在中国传统节日里得到的更多。说白了，就是年轻人从西方节日里找到了更多的快乐。
年轻人需要浪漫。圣诞节正好是情侣浪漫的好机会，在北国风光的冬天，和自己的爱人走在雪地里，别有一番浪漫滋味。
年轻人需要疯狂。西方节日的疯狂，给了年轻人发泄的机会。或许是我们周围的气氛太古董，太严肃，年轻人才迎合西方节日，好好的疯狂一回！
据中国社会调查一项调查显示，近9成受访青年表示今年会过圣诞节，37%的人表示自己到了12月份就开始为圣诞节做准备，就像准备过元旦和春节一样，已成为习惯。年轻人就是浪漫的化身，就是疯狂的消费者，就是不羁的主体。谁都年轻过，谁都浪漫过，谁都疯狂过，谁都不羁过。没有浪漫，没有疯狂，没有不羁，我们的青春还有什么？西方的节日正是青春的激素的运动场。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节日显得过分的保守和压抑。也只有那些整天被关在学校里的小学生才觉得咱们的节日还有几分乐趣，那也是他们还是学校里的囚徒，还幼稚得不敢也不会逃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得意识。相比之下，那些少年和青年就开放得多。他们有足够的意识可以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节日。按照经济学上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的的观点：人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在给定约束的条件下，人都会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国内节日和国外节日的选择范围之内，如果只能选其一的话，只要是有足够认识的人大都会选择西方的节日。所以年轻人喜欢西方的节日就一点也不为怪，甚至可以理智地说，这种选择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地选择。 节日年轻人的青春需求在西方节日里得到了奢华的满足。谁会放弃这种奢华而掉进传统节日那无聊的深坑呢？
而且，在中国商家寻求牟利机会的计划下，圣诞节变得越加商业化，商场的圣诞布置和播放圣诞歌曲不过是在创造一种消费的气氛，商家的别有用心在宗教信仰者的心里觉得很“俗气”。甚至在很多住在中国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商业目的误解了圣诞的意义，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圣诞节是“神化”了的圣诞节，在中国人的眼里，圣诞节是被“俗化”了的，商家的“俗气”在圣诞节的“俗化”中应该是积极意义的，刺激消费不说，宗教崇拜的盲目和水土不服至少不会发生。
所以，笔者认为，是中国人就应该过圣诞，而且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过圣诞，让圣诞节成为我们快乐自己的一种机会，让圣诞节成为中国人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