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mandarin
来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Mandarin这个英文单词最早是从葡萄牙文（Mandarim）一词发展而来的。而Mandarim是从葡萄牙文的动词mandar来的，意思是指挥、管理。
葡萄牙文的Mandarim是从马来文（马来语：Mantari）发展而来来的，马来文又是从印地文（印度北部用语）借来的，印地文又是从梵文借来的。最早，梵文的这个字是会思考的人的意思。在英文里，成了中国所有入流的官员的统称。入流指的是从一品到九品的官员。
后来，Mandarin成了所有亚洲国家官员的名称。这个词最早来自梵文。而且在明朝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对这个词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来自葡萄牙语。（参见《耶稣会历史丛书》之《沙勿略文辑》，第1卷，第170页。）
从明朝起西方人便称呼中国官员为Mandarim，这个词到了英文中便成了Mandarin。
1727年，雍正六年，英国人开始把「官话」，官员在庙堂上说的话（普通话的前身），翻成了Mandarin，所以，英文里面，Mandarin当成中国或是亚洲官员的时候第一个字母用小写mandarin。意思是“官话”或是“普通话”的时候，是语言的名称，第一个字母要大写Mandarin。
Mandarin与Chinese的区别在于，Chinese指的是所有的中国语言，包含各种方言，同时也包括了中国的文字，Mandarin则只说用国语发音的语言。
考证
英国人称呼中国的官为Mandarin，该词来源于印度梵文曼怛罗，经由马来文与葡萄牙文，辗转传入英文。
英文中用Mandarin（曼达林）一词来表示中国官僚，源自于葡萄牙语中的mandarim（早期拼写mandarin）。早在皮莱资使团被囚禁后，被囚葡国人写下的信札中，葡萄牙语中就已广泛使用Mandarim一词。（这些信札是葡萄牙关于中国最早的报道之一，可能成书于1524年）。[1]在Castanheda的《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渀搀椀愀 pelos portugueses》中[2]，十六世纪末经澳门进入中国大陆的利玛窦也在葡萄牙人中推广使用了该词。
利玛窦中国札记英文版第45页（附图提供了原版，第52页。）引  
明朝1617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次出现“Mandarin”（拉丁文：Mandarinos）这个词， 从而证实Mandarin（曼达林、中国官僚、官话）和满洲人毫无关系，更不是“满大人”的意思。
有许多人把葡语中的这个词想成mandador（指挥者）或者mandar，源自拉丁文mandare[3] 然而，现代字典同意葡萄牙人是从马来语menteri（朝臣、部长）一词中借来的，马来语menteri一次又是从梵语mantrin （天城体: 〉） （意为部长 – 语源学上来讲又相关于"曼怛罗"）.[4-5]引根据马来西亚Ungku Abdul Aziz教授，这个词源于马六甲苏丹国期间住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试图会见中国政府高官，并用马来语标记“朝臣、部长”意思的Menteri一词来代指中国的“大官”。但是由于葡萄牙人不谙马来语，把“Menteri”的音加了一个“n”，发成了“Mandarin”。[6]
在十六世纪“曼达林”这个词还没有普遍使用时，在欧洲人旅行者圈中“Loutea”一词也可以代指中国文官 （该词拼写各异）。如，在Galeote Pereira1548至1553年的中国旅行记中（1565年在欧洲出版）Loutea一词广泛使用；或者，在Gaspar da Cruz所写的《Treatise of China》（1569年在欧洲出版）中，Louthia一词广泛使用。葡萄牙荷兰殖民史专家C. R. Boxer解释道：本词来源于中文常见的“老爷”一词（汉语拼音：lǎoye; 厦门话: ló-tia; 泉州话: lāu-tia）[7-8]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的《大中华帝国史》（1585年）也是如此称呼中国文官的。《大中华帝国史》借鉴了Galeote Pereira以及Gaspar da Cruz两公的文字，并成为十六世纪晚期欧洲人了解中国标准参考书[9] 另外，《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了Lauye和Lautie两种发音，见右图。
在西方，“曼达林”一词一般与“士大夫”这个概念相关，士大夫一般会吟诗作文，读儒入仕。
“曼达林”一词又可以代指标准的北方中文，因为明、清的官员用该方言。该词是在明代就开始使用的中文“官话”一词的翻译。欧洲早期作者如利玛窦将“官话”一词写作Quonhua，以符合利玛窦时代的转写系统，耶稣会在利玛窦逝世后多年都沿用此转写系统。[10]
沿革
晋代（洛阳话、建康话）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方言为标准音。北方朝代建都各有不同，但是传统上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建都在建康（今南京），所以建康话为标准音。西晋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他们逐渐开始和汉族交流生活，因此他们的口音也渐渐影响到了中国北方地区：比如西晋后的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洛阳话已经有很大差别。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主要是当时的吴语）融合形成的。相对而言，建康话的变化比较小，汉族知识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代（切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切韵》音系为参考洛阳话和建康话为主。除了官韵外，在当时南方，经济中心城市扬州的方言——吴语也悄悄地流行开来。扬州话是普遍认为的第一个以城市经济文化优势，自发形成的通用语。另外，吴语也是日语吴音的来源。唐代（唐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而唐代政治中心长安的方言并没有很高的地位。甚至据说当地皇帝因为说长安方言而被谏臣指为不标准。但是，长安话仍然比较流行。长安话是日语汉音的来源。宋代（广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后来由于《广韵》和当时的语音差别很大，南宋时代的刘渊又著《平水韵》。遗憾的是，《平水韵》的影响力未及《广韵》。元代（大都话）中国元朝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为标准音。这样，《广韵》标准音地位丧失了。并且，中国北方的方言有朝着大都话靠拢的趋势。也有人表示，元代的标准音是蒙古式汉语，丢失了很多传统汉语的特征。明代（南京话）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明太祖继位第二年，以唐宋制度作为模范，恢复了科举制度，并立了儒学。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但是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明太祖误以为宋代的《广韵》是出于江浙一带。于是即位第八年，朱元璋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当时的南京话，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因此，南京话也是官话的代表之一。可惜的是，《洪武正韵》并未推广开来。清朝（北京音）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南京话，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不过，在长江以南，仍然有一些地区没有和官话靠拢。首先是吴语，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吴语成为一种流行的地方语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吴语文读为基础。其次，除了江南地区以外，岭南地区的粤语也因为当地经济发展逐渐流行。有人指出，粤语实际上是唐宋北方徙民影响当地更早期北方徙民的汉语而形成的，也是公认比较接近宋朝标准音《广韵》的方言之一。除了这些方言，还有闽语和客家话。而当时的湘语和赣语已经被认为是官话，一直到了现代才逐渐从官话分出来。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满语的地位，并且准备加大力度推广。可惜的是，提出不到一年，清朝就覆灭了。民国时期（国音、北京音）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国音的制定之争：综合音还是京音为主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中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京国之争 ：京音为主还是仅京音为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共和国时期（普通话——北京音）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推广民族共同语是非常必要的，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国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三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语音
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区别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仍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e）”说成“han”，把“蝴蝶（hudie）”说成“hudiěr”，把“告诉（gaosu）”说成“ga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ue”、也有人念成 “qǐnlue”；“附近”一词，有人念“fujin”，也有人念成“fǔjin”，这也给普通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另外，北京话儿化音很多，如：地—地儿 ，字—字儿 ，天桥—天桥儿。等等，很多很多，普通话吸收了一部分，但由于北京话儿化音过多，也不能全部吸收。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京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京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契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京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苞米”，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北京话的词汇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北京话地区的外来词汇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北京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普通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普通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语音特征与印欧语系相比，普通话语音有鲜明的特点：
⒈音节结构简单，声音响亮。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素，其中，发音响亮的元音占优势，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可以连续出现几个元音（最多三个），如huai（坏），但普通话音节中没有复辅音，即没有像英语lightning（闪电）。俄语Встреча（遇见）那样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
⒉音节界限分明，节律感强。汉语的音节一般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声母在前，韵母紧随其后，再带一个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便有了鲜明的音节界限。从音素分析的角度观察，辅音和元音互相间隔而有规律地出现，给人周而复始的感觉，因而极便于切分音节。
⒊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性。普通话声调变化高低分明，高、扬、转、降区分明显，听起来就像音乐一样动听。普通话音系能够区分意义的音素叫音位。例如：“布bu”和“铺pu”，“变bian”和“骗pian”，“标biāo”和“飘piāo”就是靠b、p两个音素来区分的，b、p就是音位。
人类能发出的音是多种多样的，也可以说是无限的，但某种语言或方言选择一定的声音来区别意义是有限的。在某种语言或方言里，这些能区分意义的音素互相对立，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某种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系统，简称音系。
从声韵调系统来看，普通话有声母21个，韵母39个，声调4类。
声母　下面所列的22个辅音，除ng不作声母外，其余21个都作声母。
辅音音素：
塞音 b p d t g k 
塞擦音 z c zh ch j q 
擦音 f s sh r x h 
鼻音 m n ng 
边音 l 
韵母　39个韵母按它们的结构分为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
单韵母10个，上列10个元音都作单韵母。
舌面元音：前元音 i衣 u 迂 e 
央元音 a啊 
后元音 o喔 e婀 u乌 
舌尖元音：舌尖前 －i（zi资 ci疵 si韵母） 
舌尖后 －i（zhi知 chi吃 shi诗 ri日的韵母） 
卷舌元音：er儿 
这10个元音在构成音节时有选择性。舌尖前元音－i只跟z c s拼合构成音节，舌尖后元音－i和zh ch sh r拼合构成音节。e、er能自成音节、不直接跟辅音相拼。其他元音既能跟辅音相拼，也能自成音节。
辅音音素中的m、n、ng三个鼻音，在某些方言里可以独立成音节。比如，有些地方称“妈妈”为“m ma”。称“你”为“n”，称“五”为“ng”。普通话中有叹词“喑欠 hm”、“哼hng”等纯辅音音节。这是个别的现象。
复元音和声调 复韵母13个，由两个或三个元音复合而成。有：
ai ei ao ou 
ia ie ua uo ue 
iao iou uai uei 
鼻韵母16个，由元音和鼻辅音n或ng复合而成。有：
an en ang eng ong 
ian in lang ing iong 
uan uen uang ueng 
uan un 
声调4类 
⒈阴平念高平调（调值55）。如：飞妈书家音乒； 
⒉阳平念高升调（调值35）。如：池河神床笛重； 
⒊上声念低降升曲折调（调值214）（但在句中多读半上声21，两上声字连读时，前字一般变为阳平）。如：马把始可果表； 
⒋去声念高降调（调值51）。如：电灭醉亚进贡。
音素系统和声韵调系统，都可以用来说明汉语的语音结构。这两套系统可以结合，但不能混淆。比如：声母是由辅音充当的，但辅音不等于声母，因为辅音除作声母外，还可以作韵母的一部分－－韵尾。韵母虽然主要是由元音充当的，但韵母不等于元音，因为韵母里面还有辅音。
汉语和其他地方言音系相比较，普通话音系比较简单，它的声母、韵母、声调，一般来说，比其他方言要少，因而比较容易掌握。
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跟英、法等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汉语语音的最大特点是：声调区别意义。
普通话语音的特点是：声母除舌尖后擦音r、鼻音n,m 、边音l外，无浊音。韵母多复元音，鼻韵母有前后之分。另外，普通话没有声母的清浊对立，没有入声（音节尾唯闭塞音p,t,k及演化出的喉塞音?），尖团合流（不分尖团），声调较少，调式简单。另外有轻声和儿化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