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言默戒
道理
应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时候却说，都会招致祸事。因此可见，我们说话做事时都应讲究时宜。
无论发言还是沉默都要在对的时间和地点，不然只会害了自己。 该说不说和不该说而说，都会招致灾祸，说话做事要适宜.
全文
邻之人有鸡夜呜，恶其不祥，烹之。越数日，一鸡旦而不鸣，又烹之。已而谓予日：“吾家之鸡或夜鸣，或②旦而不鸣，其不祥奈何？”
予告之曰：“夫鸡鸣能不祥于人欤？其自为不祥而已。或夜鸣，鸣之非其时也；旦而不鸣，不鸣非其时也，则自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与焉？若夫时然后鸣，则人将赖汝以时夜①也，孰从而烹之乎？”
又思日：“人之言默，何以异此？未可言而言，与可言而不言，皆足取③祸也。故书之以为言默戒。”
注释
①时夜：司夜，指打鸣报晓。时，掌管。
②或：有的。
③取：招致。
④书：写。
⑤恶（wù）：厌恶。
⑥祥：吉祥
⑦欤[yú]：文言助词，相当于“吗”表示疑问、感叹、反诘等语气。
⑧足：足够，足以。
翻译
邻人有一只鸡在夜里打鸣，厌恶它不吉祥，便把它烹吃了。过了几天，另一只鸡天亮了却不打鸣，便又把它烹吃了。过后（他）对我说：“我家的鸡有的夜里打鸣，有的早晨却不打鸣，对这种不吉祥怎么办？”我告诉他说：“鸡打鸣能对人不吉祥吗？只不过是你认为不吉祥罢了。有的夜里打鸣，鸣得不是时候；早晨不打鸣，不打鸣也不是时候，那是它们自作不吉祥而导致被烹吃的，同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它们按时打鸣，那么人将依靠他们报晓，谁还会烹吃它们呢？”我又想到：人的发言与沉默和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呢？不应发言而发言，同应当发言而不发言，都足以招来灾祸啊。所以写下来作为发言和沉默的告诫。
作者
杨时（1044—1130），字中立，南剑州将乐县（属今福建明溪）人。生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卒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年八十七岁。【疑年录作生于皇祐四年，卒于绍兴五年，年八十三岁；宋史本传不著卒于何年，亦作八十三年。此从直齐书录解题】幼颖悟异常，能属文。稍长，心经史。熙宁九年，（公元一〇七六年）中进士第，调官不赴。学于程颢，颢死，又学于程颐。杜门不仕将十年。历任州一级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等职，历知刘阳、余杭、萧山三县，多有惠政。高宗时，官 至龙图阁直学士致仕，优游林泉，以读书讲学为事。东南学者，推为“程学正宗。”朱熹、张栻的学部，皆出于时。学者称为龟山先生。卒谥文靖。时著有《龟山集》二十八卷，《文献通考》及二程粹言《四库总目》等，并行于世。
生平经历
杨时（1053-1135年），宋代将乐县人（属今福建明溪人），我国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原字行可，后因犯友人父讳，改为中立，学号龟山先生。杨时少年时，聪颖好学，善诗文，人称“神童”。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杨时中徐铎榜进士，次年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他以病为由没有赴任，专心研究理学，著《列子解》。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29岁那年他前往河南颍昌，专门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勤奋好问，学习成绩优异，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四大弟子）。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颐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元丰六年，杨时赴徐州上任；同年八月，他完成《庄子解》的著述。他在担任地方官吏时，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元祐三年（1088年），杨时被授予虔州司法。杨时执法公平严明，秉公办案，刚正不阿，“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元祐五年，杨时又因父亲杨殖去世，回乡守制。 
程颢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元祐八年五月，杨时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那时，杨时已40多岁，而且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他不仅学习勤勉，而且非常尊敬老师。有一次与游酢去拜见程颐，见老师正在厅堂上打瞌睡，不忍惊动，便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成语“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杨时这种好学精神和尊师重道的故事，成为今古佳话。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杨时学成后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他为了弄清楚张载《西铭》之理，专门写信向程颐请教。他在二程理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时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著述颇多，主要的都收集在《杨龟山先生文集》中，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杨时还用《华严宗》、《易经》的内容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并用孔孟的《大学》、《中庸》、《孟子》中“格物致知”、“诚”、“形色”、“天性”等概念来丰富、扩充自己的思想。对“理一分殊”、“明镜”等学说有新的创见，还在自然观上，吸收了张载“气”的唯物主义学说。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流传到国外，在南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宋使压到高丽(今朝鲜),国王急切地问道：“龟山先生安在?” 绍圣元年（1094年），杨时赴浏阳上任。翌年夏末初秋，浏阳县出现严重旱灾，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纷纷外出逃荒。杨时立即赶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上反映灾情，使朝廷及时拨给赈灾粮款，将官仓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灾民，缓解了灾民的苦难。绍圣四年浏阳连降暴雨，浏阳成了“水泽之国”，大片农田被淹。杨时《上州牧书》禀报浏阳爱灾情况，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 
崇宁五年（1106年），杨时奉敕差充对读官，转授浙江余杭县知县。奸相蔡京借口“便民”，实际上是为其母筑坟圈地。杨时不畏权贵，坚决抵制其害民之举；并且揭露和批评蔡京专权、暴政虐民的罪行。 
奸臣蔡京、童贯、朱勐、王鞴等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珍异宝，建龙德宫。仅朱勐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用来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就多达2400多艘。朱勐之流还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百姓怨声载道。杨时对他们的行径深恶痛绝。他在《余杭见闻》中，愤然写道：“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他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早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他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 
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杨时赴萧山任县令。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修筑“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后人建祠堂、描画像祭祀他。据《萧山县志》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 
杨时在朝廷任职时，不畏权势，据理直言，所言多卓有见识，所行不乏爱国之举。他以“弃军而归”、“帅臣失败”为由，对贪生怕死的童贯“明正典刑”，他还上疏斥责奸相蔡京等人聚敛“花石纲”，以为此举有“误国之罪”，“其害尤甚”，要求朝廷废除之，并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挽留抗金名将李纲，但杨时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甚至认为奸相蔡京所作所为是“继神宗为名，实扶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安石启之”，要求“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享之像”，这表现了杨时复古、保守的一面。 
宣和六年（1124年）经张舜民推举，宋徽宗召杨时为秘书郎。翌年三月，杨时上书《与执政论时事札子》，建言10件大事。他写道：“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但他们不曾想过，天下动荡不安，岂能保全自身？”他从“慎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十个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许多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杨时提出不能只给流亡他乡之人免除赋税，还应对辛勤劳作的农民一视同仁，使他们也能得到实惠，从而信任朝廷，而不至于跟着抛弃土地，背井离乡，沦为盗贼，引起社会动荡。他主张放宽或废弃茶盐二法，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百姓负担。他认为爱民就要民有常产，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杨时建议朝廷恢复以前做法，拨出一笔经费作为籴本，即定购粮储备金，年初预支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平时生计，秋收后农民按额交粮，结算时从中扣除原发的预订金。这样，国家既能按时收粮入库，农民也从中得到便利，乐于耕种土地，不至于逃亡。但因当时奸臣当道，杨时的建议未被采纳。 
同年七月，杨时被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八月授国子监祭酒，赐祭器、谱牒、金盆花。十二月，杨时闻金军南侵，连上两疏，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建言。杨时不惧强权，公然斥责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以而归拏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弃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他斥责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 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靖康元年（1126年）杨时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经筵、左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时值金兵包围汴京，朝廷对战与和争论不休。杨时抗金态度是坚决的。他提出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希望朝廷重用李纲等抗金重臣。可是，负责京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却被罢官，激起开封军民的愤慨。陈东等太学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朝廷准备镇压民众。杨时挺身而出，为陈东等辩护说：“士民伏阙，诟骂大臣，发其隐慝，无所不至，出于一时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李邦彦首画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质亲王以主和议，罢李纲而纳誓书；李邺奉使失辞，惟虏言是听；此二人者，国人之所同弃也。”宋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杨时上书，认为“朝廷割三镇三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要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之后，他又上疏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均未被采纳。李纲有诗赞杨时道：“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杨时又上疏请除茶、盐二法，并且力陈对金国割地求和不可为。建炎二年，朝廷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杨时力辞不受，后改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同年十一月，杨时回到镛州。建炎四年（1130年），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告老。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以养天年。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