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德昌
人物简介
  杨德昌杨德昌生于上海，成长于台北，祖籍广东梅县。1949年2月，一岁多的杨德昌随父母迁台，自此成长在台北。
杨德昌1969年毕业于新竹国立交通大学控制工程学系。在大学里，受西方思想影响，杨德昌一毕业就出国留学，1970年进入佛罗里达大学研读计算机硕士，1974年转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念电影并成为导演，但没修完课程就离开了。后来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附属海军国防反潜研究所担任计算机设计。2007年因大肠癌于美国当地时间6月29日于洛杉矶比佛利山庄的住处病逝，享年59岁。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台湾独立电影时代的终结”。
人物生平
本土求学（小学-1970年）
小学时候的杨德昌功课并不大太好，和老师关系冷淡。在60年代的台湾，杨德昌度过了他略显孤寂的少年时代，直到高中才有所转变（可参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受哥哥的影响，杨德昌酷爱漫画，经常在墙壁上涂鸦乱画。他接触的漫画从本省漫画家到手冢冶虫的日本漫画系列，并尝试自己编画，中学时他自编自画的漫画故事已经在班上传阅。可以说，杨德昌深受手冢冶虫漫画作品中对于人性光辉的信念，以及悲剧结局中对人性肯定的影响。 写真(9张)
1965年，通过大学联考，杨德昌以班上第45名的成绩（全班只有53人）考上了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交通大学，后来成为杰出校友的他就读于控制工程系并于1969年毕业。 
小时候的杨德昌也随父亲去看电影，迷过国语片，但后来失望。杨德昌对于电影的兴趣属于逐渐浓厚增强，从小时候看的《血战勇士堡》（Escape From Fort Bravo），到中学时喜欢大卫·里恩的 《阿拉伯的劳伦斯》 （Lawrence of Arabia）和《汤姆·琼斯》（Tom Jones），直到后来喜欢上并且看了很多遍后才终于明白的费里尼《八又二分之一》
赴美求学（1970年-1980年）
大学时候的杨德昌已经深受西方思潮和风尚的影响，年轻的他迫切想要出去台湾以外的地方闯荡，于是还没毕业时的杨德昌即主动希望出国体验外面的世界。 1970年赴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电机工程硕士毕业后，就前往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简称USC)学习电影课程。 
杨德昌后来以电脑工程师身份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并在那里工作了7年。在西雅图，杨德昌从德国新电影得到很大启示——尤其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因为他证明精彩的电影可以一个人做而不必倚赖巨大投资，或者更直观的说让杨德昌明白了电影原来可以这样拍。
回台从影（1980年-1982年）
1981年春天杨德昌回台，在余为彦执导的《1905年的冬天》中担当编剧、制片助理和演员。而从《1905年的冬天》里，亦可隐隐窥见杨德昌在编剧上强烈的社会触角和人物在特定社会背境中的兴趣。而参考台湾新电影运动推动者之一詹宏志的说法，1981年杨德昌刚从美国，二人因《1905年的冬天》一片而相识，当时的杨德昌两手空空还未拍任何电影，只是个无名小卒，但提到赫尔佐格说完“哇操”之后就激动得难以为继，对电影如此真挚的情感恐怕也是他后来走上成功之路的一大原因。  杨德昌自画像开始正式从事电影工作之前的杨德昌后来在张艾嘉策划推动的电视连续剧《11个女人》中任导演，杨德昌在执导的上、下集《浮萍》中探索情感，形式相当平稳，在十一集中有相当不错的评价。 
1982年由台湾中央电影公司陶德辰策划，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人合作拍摄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In Our Time 1982）。影片用四段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来表现人际关系与男女关系的演变、人的成长和台湾30年来社会形态的变迁，由此突破了台湾70年代以来政治宣传片和琼瑶爱情剧占据电影市场的局面，开创关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充满情趣的实验电影时代。因此《光阴的故事》被称作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以新人身份参与拍摄的杨德昌凭借第二段《指望》一鸣惊人，自此杨德昌也走上了台湾新电影的舞台。 
1983年的《海滩的一天》，该作品获得美国休斯敦国际影展评审团推荐金牌奖、第二十八届亚太电影展最佳摄影奖。杨德昌兼任导演和编剧，通过两个女人（分别由张艾嘉与胡茵梦饰演）的一场对话，交代出30年来整个台湾社会的面貌，在欧洲片的外观中流露出中国式的感情，用精密细致的手法具体概括了当时台湾中产阶级的整个人际关系面貌，对爱情、婚姻、亲情、事业等各方面都做了相当深刻的探讨，复杂的结构方法和开放式的结局都是台湾电影前所未有的创举，也奠定了杨德昌日后作品的基调。
相关事件
关注台北
1985年由侯孝贤和蔡琴担任男女主角的《青梅竹马》，作为台湾新电影代表作之一的影片表现了杨德昌对台北社会生活、都市文化的个人观察，《青梅竹马》获得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家协会奖。1986年的作品《恐怖分子》获第23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和第四十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电影协会最具创意和想象力奖、第32届亚太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可以说杨德昌对于台北的现代主义式关注，始自《青梅竹马》，之后关注台北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也成了杨德昌作品的一个明显特征，自此杨德昌的视线就完全集中在时下的台北（《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除外）。
共同理想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20张)1986年11月6日，在台北第二区济南路69号屋（屋主正是杨德昌本人），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赖声川、吴念真、焦雄屏等54名台湾青年电影人签订了“台湾电影宣言”。
1986年编导《恐怖分子》获第二十三届台湾金马奖最佳作品奖和第四十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电影协会最具创意和想象力奖、第32届亚太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89年杨德昌成立“杨德昌电影”独立制片公司，开始独立独自电影创作工作，出品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公司增设剧场部门并改名为“原子电影与剧场”，前后推出了舞台剧《如果》（1992）及《成长季节》（1993）。
牯岭街头
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是杨德昌集十年大成的经典之作，长达4个小时。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台北夜市，影片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关系、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编排。1991年编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获第二十八届台湾金马奖最佳作品奖、最佳编剧奖，并获最佳导演提名。同时获第三十六届亚太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十三届南特三大洲最佳导演奖、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92年新加坡国际早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独立时代
杨德昌说，从文化角度审思，儒家文化并不鼓励创新，于是中国人不擅长找答案，而通常是等别人告诉我们答案。 独立时代剧照(10张)
1994年编导《独立时代》（A Confucian Confusion）获第三十一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最佳作品提名，被评为1994台湾十大华语片之一。塑造的人物性格有敏锐的心理学和精确的社会学的意义。偏重理性剖析，富有思辨与哲理的锋芒，能用现代变革的眼光来看待台湾的历史与文化，在手法上采用非情节剧结构，开放式结尾，富有探索性与实验性。1991年他曾为亚洲合作电影台湾编《夜来香》当制片人。90年代致力于执导自己编剧的舞台话剧《如果》、《成长季节》等。
戛纳载誉
2000年的《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杨德昌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在叙述一则简单的家庭故事时，真正触摸到“情感的精髓”，以四两拨千金的娴熟技巧交待了少女心事、童年困惑、事业危机、家庭纠纷，以及对宗教的慨叹和对时事的讽刺。 《一一》获得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殊荣。
七年一剑
《一一》剧照(20张)
2000年《一一》之后的杨德昌把精力投入到了动画片《追风》的筹备上面，武侠动画《追风》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千年前的开封，以成龙为人物原型。很多忠实影迷对于杨德昌这次题材风格的锐变感到不适和不解，但如果从杨德昌自小经历分析这并不是件突兀的事情。而杨德昌则表示：开封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用现在的角度来看，他所谈的依然是“都市”。
儒者的困惑
尽管1986年的《恐怖份子》和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作为台湾新电影旗帜人物的杨德昌却从未拿过最佳导演。杨德昌与金马奖的瓜葛也是台湾新电影与金马奖恩怨史的一部分。麻将剧照(3张)
进入90年代后金马奖电影评鉴机制不断打压新电影，加上新电影的“国际影展路线”更加稳固，杨德昌终于下定决心放弃金马奖。1996年《麻将》中途退出金马奖（尽管后来王启赞还是凭此获得最佳男配角），当时的杨德昌并未表明态度，但在事实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金马奖。 2000年杨德昌决然拒绝参加衰弱得奄奄一息的金马奖，而之前他凭《一一》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拿下了最佳导演奖。
情感生活
  杨德昌在早年的感情生活里，杨德昌常被女生认为不实际，活在电影里，活在幻想世界里。杨德昌与著名女歌手蔡琴的婚姻广为人知，不仅仅因为二人的知名度，还在于这是一段“无性婚姻”。他们一度合拍电视广告，为洗衣粉代言，配合默契并且看似幸福，然而这段以浪漫甜蜜开始的幸福并没有能持续多久。相较之下，之后杨德昌和彭铠立的婚姻就非常低调，大概也有饱受外人指责非议的缘故——无论如何蔡琴的支持者都不会少于杨德昌。
蔡琴
  杨德昌和蔡琴1984年，在拍摄《青梅竹马》时杨德昌结识了蔡琴。当时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是侯孝贤，而女主角正是蔡琴。
在此之前杨德昌在美国结过一次婚，因对方不愿意跟他回台湾拍片，故1981年春天杨德昌回台湾前，两人协议离婚以分手收场。
在杨德昌热烈的追求下，1985年5月5日，情投意合的二人走进了婚姻殿堂。在之后的将近十年间，也就是1985年到1995年，细心的影迷很容易在杨德昌作品里发现蔡琴的影子，从《恐怖分子》结尾的歌声到《独立时代》的美工，可以说蔡琴为了丈夫的事业倾其能力，无私付出。 1995年8月5日，蔡琴和杨德昌结束了10年的婚姻，后来爆出二人无性婚姻的事实，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杨德昌对这段婚姻的结论是“10年感情，一片空白。”而蔡琴则答：“我不觉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
彭铠立
1995年，杨德昌和蔡琴摊牌，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钢琴家彭铠立走进了人们视线。一次关于巴赫的话题  杨德昌与彭铠立[1]让杨彭两人产生了情感火花，同喜欢古典音乐的二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在音乐之外，彭铠立喜欢的电影导演则是伍迪·艾伦。 2000年，杨德昌和彭铠立的儿子出生，作为古典音乐迷的彭铠立在电影《一一》中，也给丈夫在电影音乐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譬如影片中的钢琴曲目多数出自她手，而类似角色似乎正是之前蔡琴所默默承担的。在纽约一个座谈会上被问及私生活的杨德昌表示：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婚姻很不容易，他不反对婚姻制度，不过维持婚姻也要靠运气，他觉得自己运气很好，也很爱他的妻子。 2001年，杨德昌和彭铠立把事业开拓进了网络领域，经营动画的miluku . com（铠甲娱乐）网站于10月24日成立，此举令台湾网络界大为震惊。 2005年，杨德昌携彭铠立出现在了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杨德昌担任电影节“短片和电影计划基金”的评委会主席。
特点
综述：杨德昌擅长将西方电影理论与中国传统电影美学相结合，他的作品注重人性层面的理性剖析，富有思辨色彩又不失哲理的锋芒，题材偏重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家庭生活的描述。叙事采用散点结构与开放式结尾，突破东方人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审美心理，却又不追求新潮电影式的技巧奇特，展现纪实、隽永、朴素的艺术风格。
家庭：“家庭”是杨德昌电影的重要元素，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其实不单只历经战乱，性格独立，更重要的是这些来台的家庭，“基本上是没有亲戚，完全没有中国人最严密的组织，所以跟社会的关系一直很独立，没有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结构，当然也没有那种束缚；所以我现在和别人交往，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很简单的关系；譬如应对，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很熟练地和长辈应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家庭组织太简单。”杨德昌的电影对于现代社会的疏离经验，或许与其简单得近乎孤寂的早岁人际关系有较大关系。
变化：杨德昌说，从文化角度审思，儒家文化并不鼓励创新，于是中国人不擅长找答案，而通常是等别人告诉我们答案。所以，他不断地改变，“在每一部作品里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然而不管杨德昌的每部电影有多么不同，所有的电影都像他本人一样诚恳。所有的镜像后面，是一如既往怀着愤怒、痛苦、忧虑和悲悯的灵魂。我们在每一部电影里看到的杨德昌都完全不同。有时，他是一个沉着冷静地观察者，站在都市的上空俯瞰芸芸众生，镜头像手术刀一样锋利；有时，他是一个在黑暗中静默的大师，令人敬畏，而黑暗中传来的呼吸却是温暖乃至灼热；有时，他又像一个沉不住气的父亲，迫切而忧伤，管他什么艺术不艺术，他希望做的只是一个热诚的传教士，要把他对世界的理想和愤满告诉迷途的羔羊；有时，他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文人（现在这个词已经快成反义词了），急着把想要说的话倾倒出来，喋喋不休，挺酸挺可爱，不过最终，这个你觉得挺酸的人必然会征服你。
都市：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写台北城市生活，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形成鲜明对比。杨德昌一直踟躅于都市，沉默无语也罢，喋喋不休也罢，愤怒也罢，忧虑也罢，他只管让摄影机像手术刀一样在混乱的都市镌下灿烂的伤口。杨德昌坦言对都市主题的兴趣，他说“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在自己的电影里，杨德昌像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把镜头以差不多相同的份量分配给所有的角色，没有谁的苦痛是不值得关怀的，没有谁的话语是可以不屑一顾的。主角配角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主角，或者说，由他们组成的都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青春：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杨德昌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他却用4个小时的长度重述了青春。有人这样杨德昌关于“青春”的表达：他“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侯，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德昌此后似乎再没有谈起过青春，1996年，在《麻将》里又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却是一群在青春期就进入腐败的的人。
暴力：杨德昌描述了一种冷静的暴力，这里绝没有自恋加嗜血杂交而成的“暴力美学”。没有血腥的残忍，有的是残酷，是痛心，是不忍，还有关怀。死去的人在平静的暴力中似乎获得了最终的表达。怀着惊人的耐力，杨德昌一格一格地，精确地描摹着我们正在经历的都市噩梦——崩溃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而死亡带着尖锐的痛苦一寸寸地沿着你的神经抵达。
说教：艺术是拒绝说教的。而杨德昌却从不放弃在他的电影中说话。他耐心地说，他激烈地说，他絮絮地说，以致于常常有人批评他在电影中（主要是进入90年代的作品）的说教倾向。
佳片赏析
《恐怖分子》1986年
《恐怖分子》是杨德昌的早期作品，相较于日后的作品，《恐怖分子》稍有青涩之嫌，但已为今后的片子定下了基调：用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冷静到近乎残酷的批判眼光，揭开了都市丛林里的黑色一面，让历史的阴影投射到都市人的命运和心理中，让观众跟着自己一起长太息而又无语凝噎。
在杨德昌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中每个人支离破碎的生活，神经已经脆弱不堪。其实要问的是：在一个无聊而又庸俗的社会，怎样生活？电影里有个旁观者的角色：酷爱摄影的小强，只有他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看到周郁芳获奖的报道后，他叫了起来：“好恐怖啊”——这是整部电影里面唯一一次出现“恐怖”二字。
杨德昌的镜头走位充分显示了他的个人风格。全片几乎没有人物的主观镜头，绝大部分时间导演都充当了第三者即旁观者的角色。而且只要片中人物不动，摄影机就不移动；人物移动时，摄影机跟随人物的速度移动。这样冷静的镜头运用有时近乎残酷，如片中几个杀人镜头的处理，摄影机都是静静地固定在那里，看着被杀者从挣扎直至死亡。我想起侯孝贤在类似场景中总是先将镜头对准斗殴的人群，然后将摄影机摇向远景处的群山和天空来化解内心的悲哀。而杨德昌像是一位敢于正视鲜血的勇士，用他的镜头表达他隐藏在心中的愤怒。其实杨德昌并非没有感情，他只是将满腔热情压于事实之下而没有时间显得含情脉脉罢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
借由一件社会案件，精确冷静地呈现出苍白压抑的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杨德昌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创造了一个真实的时代，人人得以回到从前，并且深刻地咀嚼“光阴”和“记忆”的味道，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失败成长的祭礼，正是献给难以忘怀的残酷青春。
故事根据杨德昌学生时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茅武是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因女友拒绝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与女友来到牯岭街谈判，谈判不成，他将她连刺七刀，致使女友当场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台湾，报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杀”来概括这件事件。与茅武同校的杨德昌对这一概括“耿耿于怀”，多年后当他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凭吊”那起案件时表示：“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在杨德昌看来196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奇异”的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时代”（引自该片宣传资料），所以杀人事件不单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成为集体的悲剧了。
一部以青春为载体的影片，它所蕴涵的少年的罪恶是有边缘性的，自觉的；里面没有毒品，没有性，没有体验，但却有着不成熟却要做出成熟的样子来的爱；里面没有足够酷足够性感的故事与镜头，它甚至不是一个关于“成长”或者“堕落”哪怕是“变化”的电影。当他把这幅60年代台湾的社会图卷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的时候，人人都震惊于那灰暗绝望的年代。
长达四小时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华语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史诗作品，也一锤定音定下了杨德昌在华语电影史上的位置。它的地位和侯孝贤 1987年的《悲情城市》差不多，虽然《悲》片海外夺得大奖，但《牯岭街》一片的厚重、犀利、意味深长丝毫不逊于《悲》。”《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力克当年香港的两部同样优秀的影片《阮玲玉》和《阿飞正传》脱颖而出，夺走最佳影片大奖。
《独立时代》1994年
获第3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最佳作品提名，被评为1994台湾十大华语片之一。塑造的人物性格有敏锐的心理学和精确的社会学的意义。偏重理性剖析，富有思辨与哲理的锋芒，能用现代变革的眼光来看待台湾的历史与文化，在手法上采用非情节剧结构，开放式结尾，富有探索性与实验性。
个人的生存遭遇中体现传统与当代的冲突，对虚伪，功利的人际关系提出批判，并试图寻找出路。《独立时代》中每个人的神经都是非常紧张的，无论是家财万贯的富家子，富家女，还是被誉为“金童玉女”的一对恋人，他们处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忙于生计，忙于满足欲望，忙于设计自己的未来，而没有遵从自己内心的需要。
《麻将》1996年
《麻将》是对经济利益为主流驱动的社会背景下，个人欲望失去控制的图景发出愤怒的指控。解剖刀一样准确无情的直接划开城市的表皮，剥离出里面附着肮脏龌龊的灵魂，“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本片是第一部将台北市作为国际城市舞台来发展故事的台湾电影。编导利用四个叛逆青年组成“犯罪四人帮"骗财骗色的情节，呈现出以金钱利益挂帅的台北社会荒谬可笑的一面，批判性强烈。为了凸显场景与故事的国际化，本片大量采用外国演员与英语对白，在台湾电影中算是创举。
在《麻将》和《独立时代》中揭示出共同的一点，就是俗世人际关系中“感情投资”的概念，《麻将》中，从巴黎寻男友到台湾来的马特拉，所遇到的那些人在她身上先期的“感情投资”，只是为了后期把她卖个好价钱而已。《独立时代》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讲“感情”，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感情”不过就是他们捞取好处，满足欲望，维持社会生存的廉价借口。
作品年表
1981年，春天参与《1905年的冬天》拍摄，任编剧及演员；秋天拍摄电视单元剧《11个女人》中的《浮萍》；
1982年，《指望》(《光阴的故事》第二段)35mm∕彩色∕中影公司
导演、编剧：杨德昌 摄影：陈嘉谟剪接：廖庆松录音：杜笃之
1983年 《海滩的一天》 35mm∕彩色∕中影，邵氏∕167分钟
导演：杨德昌 编剧：吴念真、杨德昌 摄影：杜可风、张惠恭 剪接：廖庆松
1985年 《青梅竹马》 35mm∕彩色∕万年青影业∕105分钟
导演：杨德昌 编剧：杨德昌、朱天文、侯孝贤摄影：杨渭汉
剪接：王其洋、宋泛辰 灯光：王志康音乐：杨德昌 录音：杜笃之
1986年《恐怖分子》 35mm∕彩色∕中影公司∕109分钟  杨德昌导演：杨德昌 编剧：小野、杨德昌 摄影：张展剪接：廖庆松 录音：杜笃之
1991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35mm∕彩色∕中影公司及杨德昌电影公司∕240分钟
监制：詹宏志 制片：余为彦 导演：杨德昌 编剧：杨德昌、阎鸿亚、杨顺清、赖铬堂
摄影：张惠恭 剪接：陈博文美术：余为彦、杨德昌 音乐：詹鸿达 录音：杜笃之、杨静安
1994年 《独立时代》 35mm∕彩色∕杨德昌电影公司∕127分钟
监制：詹宏志 制片：余为彦 导演∕编剧：杨德昌
摄影：黄岳泰、张展、李龙禹、洪秀武 成音：杜笃之
剪接：陈博文 音乐：李达涛 美术：蔡琴、杨德昌、关传雍、姚瑞中
1996年 《麻将》 35mm∕彩色∕原子∕121 分钟
监制： 余为彦 编剧： 杨德昌 导演： 杨德昌
2000年 《一一》35mm∕彩色∕台湾、日本
编剧、导演：杨德昌 摄影：杨渭汉 制片：余为彦
音乐：彭铠立录音：杜笃之剪辑：陈博文
相关荣誉
1982年，《指望》（《光阴的故事》第二段）；1983年，《海滩的一天》 
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推荐金牌奖； 
第28届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 
第1届电影欣赏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1985年，《青梅竹马》 
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家协会奖。 
1986年，《恐怖份子》 
第23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 
第40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国际影评人奖； 
英国国家编剧奖（与小野） 
英国电影协会最具创意和想象力奖； 
第32届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 
意大利贝沙洛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洛迦诺电影节银豹奖，获影评人协会票选为80年代十大国片第一名。 
1991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第2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并获最佳导演提名； 
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作品奖； 
第13届南特三大洲最佳导演奖； 
第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国际影评人大奖；  杨德昌1992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 
1992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94年，《独立时代》 
第3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最佳作品提名，被评为1994年台湾十大华语片之一； 
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1996年，《麻将》 
第23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柏林电影节阿尔弗雷德·鲍尔纪念奖、特别推广奖，入围主竞赛单元； 
1996年新加坡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0年，《一一》　
第5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1年美国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电影(Best Film) ； 
2000年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 
200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Best Asian Film) 
2007年获得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个人影响
杨德昌擅长将西方电影理论与中国传统电影美学相结合，他的作品注重人性层面的理性剖析，富有思辨色彩又不失哲理的锋芒，题材偏重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家庭生活的描述。
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写台北城市生活，与侯孝贤的乡土情怀形成鲜明对比。
相关评价
独家评论：杨德昌病逝 大师级华人导演又少一位
2005年遇到侯孝贤导演时，闲谈中曾经问起杨德昌，侯孝贤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自2000年《一一》之后，虽然也有美术电影方面的计划，但种种原因之下，还是一直没有新作问世。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的个人产量非常低，与同是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的侯孝贤相比，几乎只有他的一半。　
《一一》就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一次轮回，虽然有这样淡定、从容的作品作为一个导演一生的最后一部，也许已经臻于完美，不过作为一个不断在期待着的电影爱好者，听到杨德昌去世的消息，还是遗憾称得上“大师级”人物的华人导演，又少了一位。
1983年杨德昌的第一部长片《海滩的一天》算是真正揭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和侯孝贤的成长背景稍有不同，杨德昌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回到台湾，而且所学专业是电子机械类，几乎和电影没什么关系，进入电影界时已经超过了30岁。也因此，侯孝贤电影的主题离不开乡土文化在城市主流文化中的流失变迁，而杨德昌电影作品则对准现代都市人心的迷失以及都市架构所存在的问题，更倾向于知识分子的视角，并拥有一般知识分子所少有的愤怒。《独立时代》、《麻将》都像是杨德昌所发出的一声怒吼，具有华语电影非常少见的锋利和尖锐。
而长达四小时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更是华语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史诗作品，也一锤定音定下了杨德昌在华语电影史上的位置。它的地位和侯孝贤 1987年的《悲情城市》差不多，虽然《悲情城市》片海外夺得大奖，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片的厚重、犀利、意味深长丝毫不逊于《悲情城市》。杨德昌和侯孝贤虽然各自拍片风格不同，但在台湾导演中称得上是并驾齐驱的两位。侯孝贤近年仍频有作品，《最好的时光》、《红气球》等，可杨德昌《一一》之后已经六七年没有消息了。在《牯岭街》十年之后的《一一》，中年意味浓重，基本上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拍过《牯岭街》的杨德昌拍出来的，因为他以往作品里最为明显的愤怒没有了，变得心平气和、大智大慧，每一个镜头都平淡无奇而意味深远，表达的都是平静的生活底下湍急的潜流，但仿佛，也有种要说的话都已在《一一》中说完了似的感觉。
台湾电影的不兴更早于香港电影，杨德昌、侯孝贤一辈的“新电影”代表人物的创作高峰已经过去，后继无人的感叹也非一日两日。杨德昌的去世仿佛又似一记警钟，敲在所有还关心台湾电影的人心上。　
宋子文：哀杨德昌 悼台湾电影
7月1日，满中国都沉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喜庆氛围里，大家都在谈论香港，热评香港电影，回顾着那早已不复的青春时代。可我却接到了不幸的讯息，一个跟香港无任何瓜葛的噩耗。台湾电影折了一面大旗，华语影坛告别了杨德昌，悄无声息地送走了一位大师。
这是黑色的一个月，侯耀文与杨德昌的先后促死，让整个2007年都沾染了一点悲悯。巧合的是，两人都是1948年生人，现年都59岁。他们就象是在跨着人生的某道坎，挣扎许久，也终没能熬得过去。好在侯耀文老师尚有千千万万人哀悼祭奠，可死在大洋彼岸的杨德昌却无人关注，无人所知。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又在华语影坛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想来，已无人再去回溯那二十多年前台湾电影界的新浪潮，回顾他与他们的光辉岁月，体会他那有别于流行娱乐的不二光荣。1982年，他参与创作的《光阴的故事》崛起电影界；1983年，他执导的《海滩的一天》走向海外，开始令华语电影被世界电影家族所熟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赋予了“斗士”的身份。
他的电影永远富有话题性与争议性，八十年代，他创作的《青梅竹马》与《恐怖分子》都没能在台湾本地获得青睐，甚至还被批为搞垮票房，遭遇冷遇。但是他没有在现实的困境里低头，即便是借贷抵押房产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于九十年代初在一片怀疑的声音中推出了自己的力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是华语电影的一次不小的革命，他不仅以写实的风格赐予了电影以批判的力量，更以其深邃的人性力量，打动了世人。“牯岭街”故事蔓延到了内地，一样在青少年阶层中产生不消的影响，至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仍旧被作为影迷追溯的议题，是华语电影一个时代的特别佐证。
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已无须再用任何数据或纪录加以证明。在1999年，他以《一一》获取美国电影金球奖的时候，他仍谦恭地称自己为“一个在黑暗中摸索门路的匠人”，一个“仍坚持在城市里战斗的兵”。台湾电影没落，他身受其累，并无能为力。他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再做纯粹的台湾电影，那已是个不现实的奢望，是一个梦。
在我创作《台湾电影三十年》时，杨德昌给予了我很多有益的意见，并一度帮助审悦文稿并给予斧正。他说，我与他一样，几乎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年代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是纯粹的理想主义。随后，他拒绝了我邀请他为新书作序的请求，他说，他可以为这份“耻辱簿”出工出力出意见，却并不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的名。
我能感受到他的决绝，那就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破灭之后，那身心常常爆发着的愧疚与苦痛。杨德昌时时以罪人自居，可他仍旧是台湾乃至华语电影的希望所在。他的离去，带走的只是一个未果的夙愿，可却留下来了一种击不溃、打不垮的电影精神。那将陪伴着所有的电影爱好者去监守信念监守理想，在残缺的历史扉页上书写下自己的使命。
今天的夜晚，天空上会铺满回归庆典的烟花，让人去重温那十年前关于香港的美好记忆，共享欢喜。可我，却再也无兴致，无法再为这特别的日子付出内心的愉悦。我会与台湾影人共同记住这个日子，用热泪与祈祷送别那段有关于台湾电影的记忆。
别了！杨德昌！在天堂你不会孤独，那里有鲜花、有电影，还有一个有关于台湾仍未曾开启的未来之梦。
影评：像杨德昌那样诚恳 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其实知道杨德昌之前，你不必知道冠在他名字前面的那些像帽子一样的定语：台湾四大天王级导演之一，戛纳最佳导演……你只需要把影碟放进影碟机，按下play键（别告诉我你会在电影院里看到杨德昌的电影，那会让我很嫉妒）。就像他自己说过的：“想了解我就去看我的电影。”
杨德昌的8部电影，我只看了4部，但已足够令我对他满怀敬爱。
这4部都是杨德昌近期拍的，《恐怖分子》，1986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独立时代》，1994年；《麻将》，1996年。
在每一部电影里看到的杨德昌都完全不同。有时，他是一个沉着冷静地观察者，站在都市的上空俯瞰芸芸众生，镜头像手术刀一样锋利；有时，他是一个在黑暗中静默的大师，令人敬畏，而黑暗中传来的呼吸却是温暖乃至灼热；有时，他又像一个沉不住气的父亲，迫切而忧伤，管他什么艺术不艺术，他希望做的只是一个热诚的传教士，要把他对世界的理想和愤满告诉迷途的羔羊；有时，他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文人（现在这个词已经快成反义词了），急着把想要说的话倾倒出来，喋喋不休，挺酸挺可爱，不过最终，这个你觉得挺酸的人必然会征服你。
他不断地改变，“在每一部作品里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然而不管杨德昌的每部电影有多么不同，所有的电影都像他本人一样诚恳。所有的镜像后面，是一如既往怀着愤怒、痛苦、忧虑和悲悯的灵魂。
杨德昌和五个词
【都市】
侯孝贤的悲歌永远在乡野的山峦上呜咽，而杨德昌一直踟躅于都市，沉默无语也罢，喋喋不休也罢，愤怒也罢，忧虑也罢，他只管让摄影机像手术刀一样在混乱的都市镌下灿烂的伤口。
杨德昌坦言对都市主题的兴趣，他说“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
在自己的电影里，杨德昌像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把镜头以差不多相同的份量分配给所有的角色，没有谁的苦痛是不值得关怀的，没有谁的话语是可以不屑一顾的。主角配角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主角，或者说，由他们组成的都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其实，杨德昌描述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台北。
【青春】
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杨德昌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他却用4个小时的长度重述了青春。
那是没有阳光的青春，尽管这部电影的英文名也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这个名字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在黑暗中喘息，没有自恋，没有感伤，有的只是一个时代按下的黑红的印迹。
有人这样杨德昌关于“青春”的表达：他“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候，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
德昌此后似乎再没有谈起过青春，1996年，在《麻将》里又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却是一群在青春期就进入腐败的的人。
【暴力】
在鲜血迸溅或流淌的地方，杨德昌总是会让镜头停留一小会儿。
自杀者无言的头颅靠在水池边，血液停顿了一阵，终于走了出来，像水一样平常地淌进水池；捅向心爱的人的刀，一刀，两刀，一共结结实实的四刀；伴随着追问突然射出的枪，一枪，追问，再一枪，再追问，再一枪，一句比一句紧迫的追问。被枪击者痛苦的扭曲着，而霓虹灯光出奇得冷静，不因枪声改变闪烁变幻的频率……
杨德昌描述了一种冷静的暴力，这里绝没有自恋加嗜血杂交而成的“暴力美学”。没有血腥的残忍，有的是残酷，是痛心，是不忍，还有关怀。死去的人在平静的暴力中似乎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怀着惊人的耐力，杨德昌一格一格地，精确地描摹着我们正在经历的都市噩梦--崩溃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而死亡带着尖锐的痛苦一寸寸地沿着你的神经抵达。
【说教】
艺术是拒绝说教的。而杨德昌却从不放弃在他的电影中说话。他耐心地说，他激烈地说，他絮絮地说，以致于常常有人批评他在电影中（主要是进入90年代的作品）的说教倾向。
而我更愿意把他看做一个热忱的传教士，在孜孜不倦地传送危言与福音。每当在电影里看到杨德昌开始他的“传教”，我似乎都能看得到他眼里饱含的热泪。这个人目睹了世界的真相，领悟了天空沉默的心事。对于置身于危机之中而毫无觉察的人们，他有多少悲悯？也许没有人愿意听，可是这个天真的人，这个守候真相的人，怎么能忍着不说？
杨德昌不停的言语令人想到陀斯妥也夫斯基，后者的小说如果没有了整段整段的独白，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席卷人类心灵的力量。杨德昌如果在他的那些说教倾向的电影里保持沉默，我也许仍然会心生敬畏，然而我可能不会如此被他所吸引。
不是所有的说教都没有力量，如果传教者洞见真相，足够真诚。
【文人】
主要是在《独立时代》里，杨德昌显得像一个文人。我在前面提起过，“文人”这个词现在快成反义词了。尤其在这个张扬个性飘一代酷一代狂一代的时代，一个人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真善美，关心人类命运，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多么虚伪。这个人，大家就把他叫做“文人”。
但杨德昌在《独立时代》却让一个酸文人用酸溜溜的国语讲了个孔子复生的故事。复生的孔子广受欢迎，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假装的。然而其实语言是一个陷阱，所有的词语都面临着清洗的任务，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相信自己而怀疑自己的真善美，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才是最可悲的事。真、善、美，已经被说滥了，所以我们又开始说张扬个性，飘、酷、狂，但这样是否存在着人性中阴暗面被同时放大，真善美再次隐遁的危险？
福柯说：“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名声’不佳：我认为可以在一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就是知识分子。”
杨德昌，是一个真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