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本史观
自古以来的民本主义
（一）、民生、民权、民主民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儒家主张君主应是圣贤，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圣贤，圣贤治国才是儒家理想。
相反，如果君主不为民谋生，则是罪人。“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王充反对，王充认为：“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 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论衡·问孔》)。对大多数人来说，仓禀实是知礼节的前提。对儒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儒家民本主义认为，应该让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民权：儒家的民是全民，讲民权是不分地位和贵贱高低的，民权首要是生存权，其次是人格权。
3、民主
儒家的“民主”是为民作主，是公正地为民作主。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这是民本主义的特点。不同于今天的民主，但是远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义。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尚书·多方》）。
“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
儒学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想的是民生、民权，想的是为民当好家，作好主，光武中兴，民本主义关怀贯穿执政兴国之始终。
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是考虑到百姓生存之难，怀不忍之心，所以当天下统一后，他坚决反对对匈奴开战的冒进方案。他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出发点还是考虑民生，害怕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国家虚耗大半的现象重演。
光武帝俭约治国治家。生活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后汉书·循吏列传》）。严禁献异味，提倡薄葬。在遗诏中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光武帝纪》），临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这样的人百姓怎能不怀念，老百姓怎能不欢迎这样的人作民之主。
开民议：
只有从人民哪里听到真话，实话，才能实现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义从不反对民议，而且还鼓励。 孔子和以及后代儒家一直反对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为中国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成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恶呢？（二）论民、君、天民贵君轻，君为民而立君主的责任：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按照钱穆所说，是一种义务论为基础设置的政治体制，天子算不算是公仆？《礼记》甚至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制，士死众”，也是强调上位者的义务。在《论语》中，关于所谓的一些等级制的描述都不过是礼仪祭祀等等皮毛上的表现，孔子并不认为国君可以享有任意的绝对的权利。
光武也不例外，他继承了民本主义思想，在答复臧宫时称：“《黄石公记》‘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后汉书·臧宫传》）。
《后汉书·隗嚣传》隗嚣发表的讨莽檄文称保护百姓是君之责，“百姓襁负流亡，责在君上。既安其业，则无责也。”
鲁迅有一段话影响很大，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暂时做稳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但我们了解了以上古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就应该明确指出：鲁迅言论甚为不当，奴隶、奴性不是中国人本来的形象，满清时代的奴性绝不是中国人一贯就有的。鲁迅这种论调误导了将近一个世纪，很恶劣。如果我们把古人看作奴隶或者是奴才，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一丝感情，也不会为中华文明而骄傲，只会产生蔑视。以至于今天的国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汉奸成为英雄。英雄成为罪人。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此糟蹋自己的历史。“民有天下，主权在民”论天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人迷信天命，但是儒家民本主义却明确指出：“天命在民”。上天视人是人人平等的，老天永远站在民的一边，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君主奉天就是代天去爱民。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 》)。
“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
“惟天惠民，惟辟（君）奉天”。（《泰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
“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高宗肜日》）
宋明理学诸子都是公天下论者，他们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孟子集注·万章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思想，在汉代董仲舒的发挥下，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用天意来约束君主必须倾听民意。 
关于土地、山川之类是否是君主的，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解释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他认为这是小吏发的怨言，不能解释为天下一切都是君主的。
明末王夫之说：“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民有天下，主权在民”思想同样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后汉书·王常传》讲王常劝其他绿林英雄时说：“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张卯等被某些人视为最坚定的农民起义领袖，听了这番话后都说：“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民本主义原本是汉代社会各阶级的共识，也为农民阶级欢迎。
既然主权在民，故孟子当着宣王面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人定胜天针对统治者鼓吹的“天命眷顾”，天道无常则更被人接受，“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就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样，是“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古代民本主义者，还提出了“人定胜天”予以反驳。
人定胜天，最早出自宋·刘过的《龙洲集·襄央歌》：“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逸周书·文传》也有:“兵强胜人，人强胜天。”与“人定胜天”相仿但出现得较早的成语是“人众胜天”。《史记·伍子胥传》有“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民与神既然天命都可以按民意而改变，对于神灵的预示，民本主义者根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神不可信。而民才是神的主人，与其听神，不如听民。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
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
史嚣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本主义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礼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大戴礼记》：“重社稷故爱百姓”，就能“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柔”。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太白阴经·主有道德篇》）
刘秀登基时，大将们的话说得明白。“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后汉书·光武帝纪》）在当时的人看来谁的德行高，谁成为圣人，谁就应该得天下。何谓圣人，圣人者得民心也，故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
“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尚书·泰誓下》）“抚我则後，虐我则仇。”（《尚书·泰誓》），周武王用民本思想来激起众人对纣王的仇恨。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孟子·离娄上》）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
君必须尽君道行民本，如果君主害民虐民，则是一夫，诛一夫，不为弑君。何谓独夫：《蔡传》说：“天命已绝，人心已去，但一独夫耳。”
不仁而失天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言必死亡。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道”自然是儒家的道。儒家之核心在于“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说诛杀桀纣非弑君，而是诛一独夫。在孟子等儒家眼里的君不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君”。而是符合儒家道统的“君”，西方人说的“哲学王”。政治上一旦失德、失道，也就是失去了“君”的身份。（三）、民本主义战争观：爱惜生命者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战争打不打要看人民的意愿，当齐王问孟子，燕国可讨伐吗？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不是反战主义者，孟子希望的战争是解救人民苦难的战争。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说：“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孟子·滕文公下》）
他斥责为君主私利而发动的战争，说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孟子所言，一般人读了都不以为然。唯独读过《后汉书》，信以为然。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他是考虑战争对百姓的苦难，要慎战。面临匈奴、乌桓的袭扰，北方边民流离失所，但是他仍然制止马武等人的出击计划，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让战争带给更多人灾难，所以仍以休养生息为重。
班超从西域奉诏东返，当地人认为被汉廷抛弃，有官吏为拦住班超自杀而死。耿秉死，匈奴人梨面出血。马援打下交趾，当地人家家祭祀。诸葛亮“七擒孟获”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至今当地多有纪念。这就是儒家要的战争。
敬贤礼贤用贤－民本主义的根本措施
（一）、贤人是民意代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秦穆公薨将三大臣殉葬，秦人作挽歌哀之，其中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显然百姓把贤者当做了自己利益代表，要用一百人换他一人之命。（《诗经·黄鸟》）
武王伐纣，一大理由就是纣王“剥丧元良，贼虐谏辅。”，“剖贤人之心”，“囚奴正士”（《泰誓》）。
以上例子说明一点，古代的贤人不光是个人品德高尚，更要紧的是作为民意代表而出现的，因此一直被人民敬仰。
儒家讲天命，天命又取决于民心，但民意难以直接正确地表达。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盲目的，感性的、民粹的、是眼前利益。“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西门豹治邺》），即便是在美国也同样，美国开国之初，共和党人受够了国会议员民主的叫嚣，回答道：“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如何使用民权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
两汉之交，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只要竖起刘姓大旗，就立刻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响应。王郎就是利用民粹兴风作浪的典型。所以必须有人来正确表达民意，这就是贤士大夫的作用，老百姓相信贤人会替他们说话办事，贤人就是民意代表，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何谓得民心，就是得天下贤士之心。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这点一直被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所忽视。
贤人是民意代表，他们背后都是大片大片的民心。尊贤、用贤意味着取得政权合法性，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所以自古圣君都尚贤下士，千方百计的要贤士、隐士出山。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 ）， 方孝儒在《逊志斋集》卷二，《释统》中说：“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
《后汉书·逸民列传》讲：“隐士逢萌在光武即位后，在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名，派遣官吏聘请他出山，然而逢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人捕之。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
贤人代表真正的民意，这点被历来思想家忽略，批判者总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没有民意，只有独裁。这是不对的。古代中国没有的是“民粹”，而不是没有民主。
光武中兴，举贤任能贯穿于光武执政的始终。（二）、民本主义指导下的君臣关系家臣和社稷臣：
贤人入朝则为官，那么满脑子民本主义思想的贤士大夫如何处理君与臣，臣与社稷的关系呢？
孟子曾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明末黄宗羲在《原臣》中继承孟子思想，阐述了为臣之道。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与君一样，臣也应是为万民服务的，“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就这类进步的思想，其实并非只明末才出现，社稷之臣和家臣的区别在春秋战国就被人认识到了。 
《战国策》记载：吴、楚战于柏举，吴师入郢。蒙谷奔入宫，负离次之典，浮江逃于云梦之中。后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蒙谷怒曰：“谷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弃于历山也。
社稷之臣不在意国君的安危、封赏，而在意国家的存亡，文化典籍的兴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 仁义是本体， 道是道理，义是实现仁的是规则。君子没有专主，惟道适从。这就是儒家民本主义的君臣观。而到了满清时代，大臣则是皇帝的奴才，必须要死忠。从此没有社稷之臣之说了。可悲的是满清时期的君臣关系却被人误解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
儒家何以如此处理君臣关系，在于儒家把圣贤当做了天下人的老师。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尽心下》 ），贤人既然是师，君王当然要敬重之。
“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说：王者必须“学焉而后臣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 可见儒家在承认君主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时，更突出儒者在道德、哲学上的独尊地位。这也是严子陵等只想当隐士，不愿为帝王谋的原因。儒者为帝王师，而非帝王友。“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三）、如何举贤：举贤、选贤并非易事。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这段话反映出孔子已经认识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就这点难道今天的自由派不知道吗？
孟子提出的选贤和刑杀方式，是非常“民主化”的，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天命也好，为民谋利的贤人也好，被人民理解和接受要有一个过程，要有艰苦的考验。革命是一个老百姓从不理解到积极 参与的过程，共 产 党也是一样，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和拥护，甚至到盲从。从王莽篡位、王郎诈子舆、农民起义抢掠形成游民部落到刘秀政权最终被人民接受，不难看到这点。 
但到了“盲从”这一阶段就不好了。正因为有这一现象存在，于是被自由派猛烈攻击，他们否定贤能政治的存在，否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的存在。既而他们主张民粹主义和宣扬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孝廉制孝廉制是汉代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汉时每年由地方官考察并向朝廷推荐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出仕，孝廉由郡推举！孝廉的人数根据各郡的人数而定。(和帝) 时大郡人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和帝以为不均，以后修改为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除孝廉外，东汉选拔人才还有举秀才等其他方式，统称察举制，“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　》）。 东汉时期，察举制度又有了重大改革，首先规定被荐举的人一定要年满四十岁，二是被荐举的人要经过考试后才能做官。
孝廉制要求官吏提拔重德行，口碑。被推举的孝廉德才兼备，爱乡爱人，爱惜声誉，这样形成尚朴的社会风气。孝廉制是东汉知识分子重视气节的原因，两汉一度出现人才辈出的现象。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说这时是中国“风俗之黄金时代”。
但以后察举制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他们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就阻碍了社会其他人士入仕的可能。此外还有其他弊病，比如重德不重才，放弃物质世界的进取意识，保持纯良的道德而过于清高。
孝廉制在魏晋演变成了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成为门阀贵族制。
九品中正制在隋唐后被科举制代替，有利有弊。科举制接受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科举当官的举子缺乏民意支持，举子也不必关心民情民意。此时的儒学成为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儒生们认为功名是自己辛苦读书所得，何必管国家、黎民。很多人无报国、爱民之心。能否科举当官成为儒生是否成功的标志，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如何通过考试 ，博取官名富贵。所以儒生们自私，虚伪，贪墨成风，缺乏社会责任感。再者儒生埋头读书，远离社会和实际，死读书、读死书，空泛不切实际，也缺乏治国良策。
传位制度：
儒家最赞成的传位制度是禅让制，言必称“三代”。认为天下非人与之，而是天与之，民与之。“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天下谁与，孟子提出两条，天与之，民与之。最终归结到民与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孟子讲了儒家学说中如何实现民主的过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这实际就是尧舜禅让的过程。在孟子学说中也有罢免君主的内容。“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古代儒家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好君权继承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如何防止腐败的问题。儒家言必称三代，他们主张的是圣贤为君，但是“昔之圣贤，今之贼也。”，即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都无法保持晚节。“尧幽囚，舜野死”，故常言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儒家看到了这点，欣赏禅让制。但禅让制自三代后，一直都没有好结果，反而被野心家利用，误国害民。燕王子哙禅让相国子之 ，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险些亡国。王莽篡位，百姓遭殃。曹魏、西晋政权搞禅让，政治却一代比一代恶劣。
（四）、昔之贤能，今贼也。
一种制度也好，运动也好，思潮也好，兴盛起来后，就会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有一种把制度、运动、思潮异化的驱动，为制度而制度，为运动而运动，为思潮而思潮。手段当作了目的，将内容流于形式。在这过程和状态中不劳而获，一本万利，从而将事物推向反面。
儒家子弟在他们上进的时候，在一心为民谋利的时候，是代表人民的，成为人民的贤人，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贤人也在变化，过去能代表民意，在今天就可能成为“五蠹”。成为只善空谈，骗取名利之徒，成为“浮华交会之徒”。古代“贤能政治”历经一定时期，必定会出现官僚化、贵族化，虚化、伪化、发生种种腐败现象，贤与不贤原本由老百姓的公议而来，但是并没有与之相应推出一套完善的方法，于是到了东汉中后期，就有虚伪浮华之徒，以各种狡猾的手段骗取贤名，李固曾经感慨那些处士“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渐渐的举贤落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之手。这离察举制灭亡就不远了。 
就这个问题，东汉思想家仲长统的看法很深刻：“彼后世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於妇人，出则驰於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氐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纪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徙埶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清絜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闲，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髃，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
……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后汉书·仲长统》）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早在东汉就有人认识到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应该肯定商鞅变法，变法也是民本主义。国家应该奖励鲠直质朴之人，酬劳辛勤耕作的劳动者，为国拼杀的勇士。这才是正道。
在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一部分人致富建立在剥夺贫者的基础上，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失去发展、致富的可能的社会状况下，改革甚至革命就成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必由之路。20世纪中叶中国爆发的土改、土地革命同样也是民本主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其次，按照马斯洛的五级需要理论，社会变化的同时，民心也在变化，人在朝不保夕时，则生存成为最大的需求。人们满足了温饱，则文化、娱乐、教育、事业成为基本需求。所以贤人的主张要时刻反映民心这种变化，另一方面，应该让社会共同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富人致富建立在剥夺穷人，贫者愈贫的基础上，不同阶级的需求就会针锋相对，就会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如此，革命和动荡则不可避免了。
“昔之贤能，今贼也”。贤人标准是会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想保先，继续代表人民，代表先进生产力，就应该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不断吸取社会中下层进步人士走上政治舞台，采纳新的民意。察举制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不应该抛弃。
古人的视野不够开阔，古代的技术条件也差。他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儒家理论“吾道一以贯之”，儒家贤能不分，贤者未必有能，能者则未必贤，到曹操时就干脆要不忠不孝之人。古为今用，取长补短，对于今天来说，“贤能政治”仍值得借鉴，今天的政治应该继承传统民本主义政治的精神，完善“贤能政治”。技术的进步，使得“贤能政治”实施有更好的社会环境，更好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整合出一套适用于当代的“贤能政治体系”。贤能并用，贤者民举，能者贤用。能者执事，贤者监督。贤能共谋国之大计。
打通古今，中华正统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 、宋 、明都是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这是钱穆先生对中国文明伦理的定义。
刘秀祭天称帝，其中有这么一句：“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元元：元，首也，“元元”代指百姓，这反映了中华文化诞生之初就有强烈的“以民为本”思想。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後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尚书·梓材 》）
“上天既然把中国人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今王只有施行德政，和谐教化执迷不悟的百姓，用来完成先王遗命，已！这样治理民众，要想万年为王，子子孙孙要永远保护人民。”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古代书籍中出现，是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伴随这个词汇而来的是德民、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
中国何以称中国？
《后汉书》记载，有一次鲁恭劝谏和帝时说：“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
政策若非出自民心，中国就不是中国，比匈奴还不如。近二千年前的儒生竟然有这种认识，正本清源，可见民本主义才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政治标准，根本所在，是中华得以为名的根本大道理。
“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万章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民本主义思想。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
而法家呢？也同样如此，商鞅说：“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商君书·修权》）。
道家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主张的共同点是“公平、公正、惠及万民百姓”。儒家讲仁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法家讲“利出于一”，“壹赏，壹刑，壹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见传统政治至少理论上是不分阶级，要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
从论述夏商周的政治的《尚书》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渗透着民本主义精神，先秦诸子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有民本主义的内容，没有有没有之分，而是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对于民的划分和倚重也各有不同。民本主义传统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也被历代中华统治者奉为治国圭臬。历代中华皇帝登基各有不同，但是没有公然反对的。
《说苑》讲：秦始皇说：“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何谓“官天下”，康有为在《礼运注叙》中解释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官天下也。 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子孙弟兄也”。柳宗元在《封建论》论中说：“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亦言：“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
隋炀帝说:“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隋书·炀帝纪》)唐太宗也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贞观政要·刑法》)
朱元璋说：“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得安其身，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明实录》 ）。
明代万历年，立太子之争，知县樊玉衡上疏 ：“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
所以历代中华皇帝不管是昏君、暴君、明君都尊奉同一个主义，同一道德理念，古代中华竟然找不到公然反对民本主义“公天下”的人。这是中华文化真正的本源，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活的精神。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演变之路不同，有曲折歧路但终回归正道，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到满清，情况就变了。当满清的“薙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薙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薙发令”。因为他们要的是“中国从陛下”。这不但极端君主专制，更是公然践踏民本主义，从此华夏中华荡然无存矣。
何谓中华正统：
明方孝孺对正统和非正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为正统，如三代之君；汉唐宋“虽不敢几乎三代，人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而“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生民”，“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逊志斋集》卷二，《释统》），皆为变统。蒙元就是变统之一。 但是他又说：“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其理论又绝非“大汉族主义”。
如果我们认清了“民本主义”是中华文化核心学说，是自古以来中华政权立国之宪法精神，和谐社会是其表征。那么就应该明白不尊重人民生命，没有人格权，搞部族统治、殖民政策的蒙元、满清永远不是中华正统。也不会存在反侵略战争中朱学勤批判文化民族主义时所说的“明儒困境”。同时也认清所谓“新儒家”之昏聩，他们就是顾炎武等人所说的小儒、腐奴、奴儒，根本不懂得儒家真义。
历来成就中华伟业者，其核心价值观都是“民本主义”。进入近代，谁提倡“民本主义”谁就得到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这是号召革命和建设最得人心的口号，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最终目标是“三民主义”。毛 泽 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三民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均源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民本主义。
现在提倡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回到民本主义，是重新恢复中华正统。
民本主义中华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定于一”。是：“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同律、度量衡”（《后汉书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禅》）。“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后汉书·窦融列传》）
国家的统一从人民的角度是身份、机会的平等。人人都有平等参与政权的机会，是人民生产生活空间的增大，机遇的增多。是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文化，统一的历史传承，统一的人格身份，绝不容许特权人群的存在。
而蒙元、满清搞部族统治，人分四等，分区隔离，上述几条统一标准一条都达不到。他们所谓的统一应该称作“统治”而非“统一”。这种统治带给民的唯一好处是和平。但这是暴政之下，民族压迫下的和平，如果赞扬这种统一，那么当初就不必抵抗日本的侵略，当亡国奴同样也有和平。
所以说，真正恢复中华就应该从民本出发，就应淡化少数民族的特权政策，这是满清之遗留。不是中华正统。《狼图腾》、“清宫大戏”继承满清那一套，在搞部族、专制、精英化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成为“一夫”了。
其次、民本主义史观对“盛世”的标准也同精英主义英雄史观不同，是以大多数人的福祉为标准，年年饥荒，人相食的康乾之世绝不会被认为是盛世。
再次，民本主义史观更重视生产力，科技、文化和整个社会思潮，所以说，当金庸吹嘘袁崇焕是大明栋梁，亡袁就是亡明的时候，民本主义史观更重视明亡在于没有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各方面的理论指导。
这就是中华史观同满遗部族专制史观的区别，民本主义史观同精英史观的区别。以民为本才是中华文明之本。
现实意义
（一）、民主：有人说，“民主的目的是约束权力而不是获取权力的原则。专制思维中是没有人权观念的，人们一者不明了自身权利的界限，二者总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倾向。因为不明了自己权利的界限，所以习惯于以道德、情感、好奇心等方式无限扩张自身权利，而扩张自身权利的代价就是侵犯他人权利。”
约束政权权力滥用，这并不是人们知道人权自由才有的事情，这点古人早就有类似的表达了。“无为而治”甚至成为汉初的国策。而自称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却从来不肯将这类人权、自由分享给殖民地的被征服者。作为自然人、法人在扩张的同时，往往造成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和人权。而他们却从来没有希望自己的权利被束缚，20世纪初，美国出现反垄断法，能想象没有这种约束，洛克菲勒家族会放弃石油垄断。所以这类论调说穿了，是骗人的鬼话，同样是用假设的民主者有道德自律来批判专制者没有道德自律。
关于民主，现在左派、右派定义竟然不同。左派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容。右派认为民主是形式，是选举。
左派认为民主是实质，民主摆脱不了阶级性和集团性。而右派认为民主是程序，没有阶级性，有普世性与终极性。
现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分权”、“选举”、“政党”、“表决”等现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认为“民主”了。大家普遍认为“民主”等于“选举”， 等于“投票”，等同于“三权分立”。这种联系很明显这是把民主异化了，是把形式当作内容，把表象当作实质，把民主越来越等同于选“秀” ，这就是古人说的：“买椟还珠”，滥用这种民主的结果就是台湾搞的一次又一次“公投”。异化民主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得利。
五四时期，说要请“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应该请，但是“德先生”如何请，至今人们并没有弄通。如果公认“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权力。那么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民主，儒学本身也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
人民的意志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人民的具体意见并不一定正确，选举、公投也并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达，实施后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权力和决策一定是要代为行使的，决策总是领袖所为，决策民主化不是决策表决化。人民领袖的知识、智慧、专业能力必须高于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这是根本。“贤能政治”正是为了实现民主。儒学经典《尚书》通篇讲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民主和专制制度的演变在历史上是一个循环，不能说西方民主制度绝对优越。也不能说西方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最终形式。在历史上民主被专制取代过。民主被专制取代总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腊－罗马－中世纪是这一过程， 法国大革命也是从民主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称帝独裁。
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转化为独裁的过程。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从上古三代到三夏、商、周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专制。
独裁如何产生的？为了国家民族集体的福祉，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最有能力的人，委托他来行使绝对权力。在西方，富勒说：“坎尼会战的意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瓦解，罗马帝国的萌生”。但是独裁者以后的昏庸、残暴，使得后来的人们又以为“民主”有永恒不变的人类价值。
人们在看清独裁统治的残暴和专制后，却看不到民主制度也会走向腐朽。
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总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被这部分人充分运用和把持，具有明显的不当得利性和排他性，成为“形式得利者”。这时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一面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形式变成了内容，内容变成了形式，就需要变法和革命了。列宁说：“内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古代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理念，欧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儒家民主的缺陷是没有将“民主”制度化，法规化，无法确保真正实现，汉代察举制度到汉末就出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这些人品评还算中肯，但离民举已经隔了一层，时间长了难免不出问题。到了三国，则变成了九品中正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说今后的民主政治一定会走向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几年来，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选村长出现的贿选民主，台湾的民粹民主，美国的选秀民主等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大选已彻底沦为大公司的商品”。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宿命，是不可改变的轨迹。民主－民粹－独裁－专制－民主，过去的历史就是历经这样的循环。说民主是历史必然的归宿是没有看清历史的全貌，思想史总是反复出现重复和扬弃，旧话重提，屡见不鲜。（二）、“形式民主”解决不了腐败和黑暗任何外部监督都代替不了内心自觉，善恶良心的发现。 政府行政，法院判案，乃至企业、事业单位总有权力灰色地带，现在的腐败也不是只有金钱贿赂。名人字画，土特产，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有出人意料的价值，今天也许一文不值，明天就身价百倍。权利滥用也许仅仅是一个眼色或者一言不发和不予关注，制度和舆论根本抓不住任何把柄。这一切只有靠人的良心去判断，去内省。国有银行的老总们稍稍有点私心杂念，一个“决策失误”就能造成国家百亿资产的流失。腐败不光是政府部门，任何处于垄断或者局部垄断的企业、事业、公司都可能出现，最近暴露出的家乐福收受供货商黑钱被北京警方抓捕，暴露出跨国企业大量的行贿受贿犯罪问题。这说明西方社会也避免不了商业贿赂。再比如医院的高药价问题，医药代表问题，这些东西各国都存在，你有新政策他有新对策，靠外部监督不能保证消灭贪腐。自由派所谓的以宪政民主治理权利滥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宪政也好规章制度也罢，总是人来监督的，而人总是有弱点的，所以总有聪明人首先发现有空子可钻，也总会出现监督不及时不到位，该管不管的情况，久了就成了潜规则和行规，封闭的圈子形成封闭的规矩，赚取封闭的利润。医药市场行规大家清楚了，没有被揭露的行规又有多少？舆论媒体又怎能时时发现并监督呢？知情者愿意透露吗？愿意曝光吗？监督者能承受得了黑恶势力的压力吗？意识品质不硬，更多的是串伙同案。自由派主张人性恶，允许恶，说人人懂得保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就会得到清廉公正的世界，靠舆论和监督就能解决腐败，这是自由派理论上的空想，是拙劣的欺骗。
民主加法制也解决不了奴隶制。六月份，山西黑转窑厂奴工事件曝光，如何解决这类丑恶呢？有人又抬出民主和人权、法制。可惜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黑窑厂做工的都是外地人，即便当地人讲民主、法制、人权。这些做得再好，也轮不到关心矿奴，没人同情关心他们。当年到美洲开发新大陆的西方人不都抱着人权、自由的理想去的吗？但是对于黑人、华人却从不讲人权，而今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奴隶在欧美也同样存在。
1、精英民主是不可以的
形式不是内容，“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
精英提倡的民主就是形式，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看看现在社会的阴暗面，就可以想见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
精英民主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溅卖流失，社会不公，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现在的风气是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地区都想方设法的巧立项目搞钱，之后则是大操大办想方设法地把钱化光用尽，所以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公款吃喝旅游，中石化宁肯用2亿多赞助上海F1大奖赛，也不会为社会公益多出一份力。峨眉山景区门票举办听证，八成听证会代表赞成峨眉山景区票价涨50元。
2、民粹
民粹代表不了民意，群众需要引导。 
历来民族复兴是从寻找民族精神开始，既而找到一条振兴民族之路，“民本主义”为中华文明之宗旨，正本清源，打通古今，正我中华。此乃立国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