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赫索格
内容梗概
赫索格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历史教授，专长思想史，发表过《浪漫主义和基督教》等颇具水平的论著。他一向崇拜理性，关心人类文明和人的尊严，然而在个人生活的道路上却障碍重重，阴霾密布。他最初与戴茜——一个纯朴的农村长大的大学生生活在一起，后来离了婚，娶了风流的玛德琳为妻，这是一个戏剧导演的女儿，自小任性，我行我素。她认为，赫索格不应当做一个终生默默无闻的教书匠，应该到乡下去潜心写作。于是，赫索格动用了父亲留给他的二万美元，在马塞诸赛州的路德村买了一幢很大的旧房子，并在这所房子里生了他们的小女儿琼妮。谁知在乡下仅仅住了一年，玛德琳又改变了主意，她觉得自己年轻貌美，聪明能干，不能埋没在这穷乡僻壤。她执意要搬回大城市，自己回城不算，还逼着赫索格一定要给她们的邻居，也是赫索格的好友瓦伦丁也找个工作，一同搬到城里。经赫索格多方奔走，玛德琳的这些愿望都实现了，可她的脾气却越来越坏，赫索格为此常去请教他们的精神分析医生瓦伦丁。大家都认为玛德琳有些精神失常，其实她与瓦伦丁早有私情，一起迁到芝加哥来也是为了过从方便。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玛德琳便把正在兴致勃勃地布置新家的赫索格找进屋来，向他宣布：“我根本不爱你，两人何苦违心地住在一起”。赫索格一时摸不着头脑，呆里呆气地说：“可我却真的爱你呀！”这下子，马上提高了玛德琳的自尊心，她利用知识分子尊重别人自由的高尚心理，把赫索格撵出了家门。从此，赫索格失去了职务，房子，财产和女儿。他精神颓丧，面容憔悴，在医生的劝说下去欧洲旅行了一个时期。但在半年之后，赫索格又回到美国时，他的好朋友，动物学家卢卡斯却告诉他，原来因玛德琳与瓦伦丁通奸，才使他的家庭发生变故，现在他们已在一起同居了。这一消息对赫索格来说简直是个晴天霹雳，自己的知心朋友竟夺走了自己的爱妻。这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从此他行为变得怪诞，整天紧张地思考，不停地给人写信，给知心朋友，骨肉亲戚，报刊杂志，知名人士，总统部长，认识的，不认识的，活着的，死了的，甚至上帝和自己，一连写了上百封信，但一封也未寄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提着这只装满信件的旅行包。与此同时，赫索格还通过联想和回忆，叙述了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妻儿朋友的情况以及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和遭遇。
离婚后，赫索格在纽约和花店女主人雷梦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雷梦娜是个会体贴人的中年妇女，漂零半世，非常渴望和赫索格建立一个宁静的家庭，可是赫索格对婚姻已经害怕了，他有意离开纽约，拟去朋友家小住以摆脱雷梦娜的追求。然而到了旧友家没多久，不安宁的心灵又促使他不辞而别，返回住处。第二天还是去雷梦娜家幽会。一天，赫索格忽然心血来潮，乘飞机去芝加哥，一方面是为看望女儿琼妮，一方面是想以暴力来对付玛德琳和瓦伦丁这对下流坯。下飞机后，他返回童年的故居，拿了父亲遗留下的一些俄国旧币和一支装有两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再潜入玛德琳的住所。他想用这支枪杀死情敌瓦伦丁，但无意中从窗外看到瓦伦丁正在细心地替他女儿琼妮洗澡，目光里充满了慈爱，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刻打消了杀人的念头，积郁了许久的恨一刹那间都消失了。后来，赫索格托朋友接来女儿，准备父女俩好好玩上一天，不巧中途遇上交通事故，被撞断了一根肋骨，而且祸不单行，他还因随身携带没有执照的实弹手枪被警方拘留。经过审讯，玛德琳来警察局带回女儿，还把他大大地奚落了一顿。赫索格则由哥哥威利交付保释金后释放。他谢绝了威利要他去他家的邀请和住院的建议，独自一人回到了路德村那间空荡荡的乡间古屋里。屋子里有一股霉气，他打开了更多的窗户，阳光和乡间空气立刻进入屋中。赫索格真没有想到回到旧居会使自己感到如此的满意，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完全摆脱了玛德琳而获得自由，以往她在这里给他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和不快。当天，还是在这里，赫索格萌发了一种宁静的真情，他开始认真地回顾几年来的经历，而且又构思起另外一系列的书信来。谁知几天后，哥哥威利开着大“卡迪拉克”来看他。威利有一张人类中最常见和最受人喜爱的脸，他好像非常关心弟弟。兄弟俩正在交谈时，有人告诉赫索格，有位女士打来了电话。原来是雷蒙娜闻讯也赶到这里。威利看到了雷蒙娜，他发现雷蒙娜非常吸引人，简直就像一个“爱情强盗”。她挣扎，她奋斗，她需要非凡的勇气来保持这种平衡。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女人能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了不起的，但她的这份勇气是稳定的吗？威利很为弟弟担心。赫索格告诉哥哥，蒙雷娜并不那么坏。哥哥说，“可是玛德琳当初也是这样。”赫索格表示，“我不会再把自己交到任何人手里了”。他为雷蒙娜打扫房间，安排饭菜，甚至为她准备了一大束鲜花。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去写那种信了，不管过去几个月发生什么事，这种写信的冲动似乎真的在过去，真的在消失。[1]
点评与鉴赏
发表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赫索格》是贝娄的代表作之一，它真实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苦闷与迷惘以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面临的危机。小说的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教授，他品格高尚，为人敏感善良，但是现实生活却处处跟他过不去。他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生活环境，不料被意外的干扰破坏了；他原意与周围的人们友好相处，也被种种磨难打乱了。特别是妻子玛德琳和挚友瓦伦丁的忘情负义使他最终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人类所有的高尚的道德情操都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于是他找不到精神支柱、找不到信仰，也失去了心理平衡。他还发现自己掌握的渊博知识简直是毫无用处，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认识周围的现实，怎样来对待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不能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究竟在哪里。贝娄是把主人公作为整个中产阶级的总代表来描写的，像赫索格那样的现代西方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既高距于社会的芸芸众生之上，又受到来自不同阶层的意识的冲击；他们既对资产阶级的生活堕落表示极大的厌倦，在生活享受和物质追求上又离不开这个阶级所拥有的一切。因此，他们焦虑再三地反省生活中失败的教训，试图找到一条虽然生活在现实中，但又不附和时代的疯狂。虽然与现实妥协，但又能保持个人尊严的中间道路。当然，这样的道路是没有的。国外有些评论家把赫索格称为“精神过敏的奥德修斯”，尽管，三千年前这位希腊军师的传奇式经历与赫索格的人生旅程并无相通之处，但按其本质来说都可以看成是对人类价值的追求。不过，奥德修斯胜利了，他最终赢得了家庭和个人的幸福。赫索格则失败了，他的悲剧是一切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空虚，生活漂零的必然结果。
《赫索格》中写了有关人物的大量感觉、回忆、推测、意念、说理，它们混杂在一起，主人公自始至终沉浸在杂乱无章的内心活动中。但是，贝娄却运用意识流的手法，较为清晰地叙述了人物、情景和主人公思想的变化，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作了深入的探索。读者从人物的内心世界里，能清楚地看到现实世界的影子，从现实世界的描绘里也能看到它在人物内心所引起的反响。同时，贝娄的意识流手法与乔伊斯、福克纳等人有一定的不同，后者由于过多地使用深层潜意识，再加上缺乏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难以消化理解，而贝娄的意识流手法则较之清晰明快的多，他从容自如地进出人物的人心世界，不露痕迹地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对人物的感情、性格以及所感受的外部世界都进行了精妙细致的分析。另外，《赫索格》中的语言也独具自己的特色，从高雅雕琢的上流社会用语到市井小民的粗俗俚语，从逻辑谨严，说服力强的哲理式陈述到质朴自然，毫不做作的日常对话，在贝娄笔下无不显得那么逼真毕肖，可见，贝娄的语言风格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文学语言和生活口语相结合的典范。《赫索格》的结构，乍看松散，甚至杂乱无章，殊不知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正是为了表明主人公混乱变形的情思，以符合塑造这个“精神受难者”形象的需要，况且光怪陆离，形形色色的当代美国社会本身就如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有兴趣的读者只要开卷耐心阅读是不难从这种散点式结构中捋清作品的脉络，进而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所以，《赫索格》这部寓意深刻，趣味高雅的严肃之作才能走进畅销书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并获得1964年美国全国图书奖。[1]
相关版本
作者: [美]索尔·贝娄  《赫索格》封面图
译者: 宋兆霖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1-5-1
页数: 405
定价: 32.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译文金奖书系
作者简介
索尔·贝娄（1915—2005），美国犹太裔小说家。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城。父母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贝娄九岁时，随父母到芝加哥定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获人类学和社会学学士学位。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商船队服役，战后在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最后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贝娄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挂起来的人》（1944），写一个应征入伍的人在等待去部队期间的心理活动；《奥基·马奇历险记》（1953），写的是一个年轻的芝加哥犹太人的经历，该书被认为是贝娄的成名作，曾获全国图书奖；《雨王汉德森》（1959）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百万富翁在内心“我要，我要”这一欲望驱使下来到非洲，在那里所经历的各种奇遇；《赫索格》（1964）表现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动乱中的苦闷与迷惘，描写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危机；索尔·贝娄(5张)《赛姆勒先生的星球》（1970）借一位居住在纽约的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的所见所闻抨击了美国现代社会的混乱和疯狂；《洪堡的礼物》（1975）则描写了两代作家的成功与失败，反映了当代美国各阶层知识分子的精神感情和情操。进入20世纪80年代，贝娄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院长的十二月》（1981）和《更多的人因伤心而死》（1987）。前者以芝加哥和布加勒斯特为背景，将所谓的“自由社会”和“警察国家”加以比较。后者侧重揭示当代文明对人的生活的侵蚀。此外，贝娄还写过长篇小说《受害者》（1947），中篇小说《只争朝夕》（1956）、《偷窃》（1989）和《比拉罗赛内线》（1959），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1968）和《失言者》（1984），剧本《最后的分析》（1965）以及一部非文学类的游记《耶路撒冷来去》（1976）。贝娄的作品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他善于描写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裔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社会荒谬的处境中的思想状态。1976年，因其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