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钦俊德
中科院院士、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
创立中国第一个昆虫生理研究室；揭示昆虫与植物的生理关系，阐明了昆虫选择植物的理论；研究马铃薯甲虫、飞蝗、棉铃虫、粘虫、蚜虫等多种害虫的食性和营养及植物成分对它们生长和生殖的影响；以昆虫天敌为对象，研究七星瓢虫的营养和人工饲料，以添加保幼激素类似物，解决了适宜的人工饲料配制难题；研究明确了东亚飞蝗卵期对环境适应的特点及浸水与耐干能力，为测报蝗害发生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成功适用于大量饲养蚤幼虫的饲料及快速侦检不同来源蚊虫的方法。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主要著作有：《昆虫与植物的关系》、《动物的运动》、《昆虫的鸣声》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钦俊德
作者 钦子文
郑州《名人传记》2000年2月发表
杭州《文化交流》2000年3月转载
钦俊德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昆虫生理学的开拓者。曾留学荷兰、美国，1950年获阿姆斯特丹大学理科博士学位。1951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归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四十多年来，他在除灭农作物害虫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果累累，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赞扬，曾先后四次获国家和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造化中孕育，摇篮里成长
钦俊德1916年4月16日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城郊钦家上。钦俊德的祖父与作者的父亲是亲兄弟，作者是钦俊德的小叔。
安吉钦家，南宋初年就在安吉南门龙山对面居住。始祖钦德载，蒙古族，但是德载主张民族和解，平息干戈，使人民得以生息，但蒙古统治者不听忠告，德载愤而率部投奔临安。这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之际实为难得。南宋理宗赐姓钦，封都督计议官，并赐婚，宗族赵孟頫之姊嫁之为妻。
后来元人召其出仕，德载裂其版授，隐匿安吉赤山钦家上。1916年钦俊德诞生，他父亲钦维熊将儿子取名“俊德”，是希望他长大了能够发扬祖先的美德。
钦家上风光旖旎，钦俊德家门口的菜园子里还有许多李子树和老梅树。钦俊德小时候常在树下玩耍。有一天，钦俊德拿着一把菜刀在菜地里挖野菜，一不小心，将自己的一个大拇指切断了，鲜血直流，疼爱他的祖母赶来一把抱住他大哭。钦俊德却显得很勇敢，反而劝她不要哭，因为这是自己不小心。 
童年生活与家乡的山山水水有一根割不断的脐带牵连着。钦俊德生长在有着瑰丽的民间传说和风景秀丽的山水丛林里，从小就养成了喜爱大自然的感情。
我们家乡最多的生物恐怕要算昆虫了。草木丛林是昆虫的安乐窝，在我们家里夜晚睡在床上，便可听到各种昆虫的鸣叫，特别是秋高气爽的夜晚，昆虫叫得格外起劲.钦俊德常常寻思，它们为什么不知疲倦，为什么澈夜不停地叫？是忧伤还是欢乐，是对话还是歌唱？当然这时钦俊德还得不到准确的答案。
钦俊德与昆虫有缘可说是一种天性，。夏日的夜晚，常常点燃艾蒿用来熏蚊子，星星点点的红火，便将树底下草丛里的萤火虫引了过来。钦俊德知道车胤囊萤的故事，也喜欢用玻璃瓶盛了萤火虫玩耍，但他不是去照书，而是想知道它怎么会发光。
蚕乃天生之虫，我们家每年都要养几张子的蚕，钦俊德也喜欢模仿大人养蚕。蚕茧是农家主要收入之一，能为农家挣更多钱，所以把它叫宝宝。蚕宝宝通体洁白十分可爱，童年时期的钦俊德特别喜欢。
钦俊德这位未来的昆虫生理学家，从小就生活在被昆虫包围的世界里，与许多昆虫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钦俊德对蚊虫很厌恶，他的弟弟钦俊义死于疟疾，据说是疟蚊传染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钦俊德才逐步了解充塞世界的昆虫，有的依附人类而生存，专门搞破坏活动；有的为人类的生存而创造有利的条件，或提供有益的因素，是人类的好朋友。
迢迢学子路，艰难又险阻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钦俊德后来能够自成一家，是经过不少艰苦奋斗的。
钦俊德的父亲钦维熊是个书塾教师，能书会画，对钦俊德有一定的影响。钦俊德1924年上学，在安吉县城中山小学读书，不管哪位老师翻开他的作业本无不赞许，他写字一笔一划，端正秀丽，一丝不苟，绝无连笔潦草之处。不但学习十分认真，并且爱好整洁美观。这些习性他一直保持着，对他以后从事研究工作，是非常适合和需要的。
钦俊德从小身材高大，坐立端正，精神饱满，全神贯注听课，并喜欢通过大脑思考问题，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师长都以为他天资过人，其实完全是他专心勤奋所致。
1930年，钦俊德高小毕业，考入位于湖州海岛的东吴大学附中读书。1933年又考入嘉兴秀州中学读高中。1934年钦俊德高二那年家里给他操办婚事，这婚事完全遵照他祖母的意愿办，他祖母是一家之长，钦家的人无不遵照她的主意办事。他祖母最痛爱钦俊德，钦俊德是她的长孙，她急于要抱重孙了。
钦俊德的妻子郑愿芳，她与钦俊德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八字相同。催生婆在钦家接了钦俊德，又去郑家接郑愿芳，好事的人就做月老，将这对同时来到人间的金童玉女凑成了对。
郑愿芳与钦俊德一同在安吉县城中山小学念书，同学六年，也可说青梅竹马。后来钦俊德去外地读中学，根据当时家里的经济实力，愿芳只能留在家里操办家务。她在家里勤劳俭朴，加上为人贤淑恬静，不但邻居都夸赞，钦俊德的母亲和祖母也夸她是个好儿媳。以后钦俊德在外地求学，很少回来，相见时总是相敬如宾。特别是愿芳对待钦俊德甚为尊敬，不亚于古时候孟光对梁鸿。
1934年，钦俊德的父亲病故，家境更不宽容，当时去外地上学大都系富家子弟，西装革履摆着阔气，钦俊德则是勤俭节约发奋读书，家境的清寒更使他懂得，家里节衣缩食培养他读书不容易，所以更加珍惜学习时间，专心学习，中学阶段门门学科成绩优秀。
1935年家乡闹饥荒，县志记载“民众以草根树皮充饥，出现卖儿鬻女的惨状。”钦俊德家里种的十几亩田水稻也歉收，这年钦俊德高中毕业，家里不可能负担他上大学。钦俊德便留在嘉兴秀州中学执教一年，由于他热爱大自然，对动植物有兴趣，便教初中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这是他与生物学结缘的开始。
浙江嘉兴的秀州中学是一所有名望的老牌中学。教学质量相当不错，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数学家陈省身都在嘉兴秀州度过中学时代。钦俊德也是秀州中学的高才生，留校执教一年，第二年他报考浙江大学生物系，便轻易地录取了。
钦俊德虽然考上了浙江大学，但是家里还是不可能负担他上大学，靠在秀州中学执教一年的积蓄，去读大学也是不够的。正愁着，不想从原来读过的东吴大学附中获悉，他的考分可以在东吴大学获得梁士诒奖学金，他便转学到苏州的东吴大学，这才圆了他上大学之梦。
1936年，钦俊德进东吴大学生物系，正好当时东吴大学生物系的教师队伍很强，成立了淡水生物研究所，使钦俊德大大增长了见识。由于钦俊德是梁士诒奖学金获得者，成绩突出，很受老师们的器重和赞许，对他格外关心，指导也格外认真。这对钦俊德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为了不辜负老师们的教导和期望，钦俊德便更加努力学习。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东吴大学从苏州迁到湖州，后来战局更加严重，不得不暂时解散，钦俊德只得暂时回家。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后，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命令中岛率领三个师团下安吉，进攻天目山，企图切断杭州通往安徽的公路，堵住杭州军民的退路。16日，日寇占领安吉，大肆烧杀。钦俊德正好在家，我们全家都在门前的小竹漾里避难。这时日寇推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一日一夜，安吉城大火冲天。
次日中午稍为平静，钦俊德耽不住了，便趁机在小竹漾旁边采集虫瘿标本。不觉被竹鞭绊了一下，这才发觉路边有新踩下的马蹄印，急忙躲进小竹林。日军骑兵去到龙溪边，见水深不得渡过便折回，差一点儿与钦俊德相遇，真险。事后家里人啼笑皆非，这种时候还在采集虫瘿标本，真是十足的书呆子。
1938年，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由于道路阻隔，钦俊德克服种种困难，绕道温州去上海。沿途看到被日寇烧毁的城镇村庄，他义愤填膺，小小的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偌大的中国，就是日本明治以后有了新学，才强盛起来；中国比它落后，所以挨打。钦俊德觉得只有发愤图强，才能救中国。到上海，依然靠梁士诒奖学金在东吴大学继续学业。将要毕业时，在徐荫祺教授的指导下，收集上海一带的五种仓库害虫，进行观察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1940年，钦俊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钦俊德大学毕业后，深知其学还不满“五车”，还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下半年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在李汝祺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实验动物学，同时兼任胡经甫教授无脊椎动物学的助教。
这时间钦俊德博览群书，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生物学经典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开始进行北方狭口蛙变态时色斑的形成的试验。
1941年报2月8日，太平洋战争暴发，作为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停办，钦俊德又一次被迫停学回家。不久，由朋友介绍，他去安徽屯溪一所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
后来知道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经同学帮助，与当时筹办生物系的刘承钊先生取得了联系。刘承钊先生邀钦俊德去燕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并汇来2000元作路费。钦俊德于1943年3月1日离开屯溪，经祁门、景德镇往西，沿鄱阳湖东南岸到樟树镇，再乘船逆袁水到宜春，然后走陆路经萍乡到达渌口。这一段路很艰苦，除有些地方乘木船或竹筏，完全靠步行。幸亏钦俊德和一位中学同学结伴同行，才得相互照顾。
接着乘火车经衡阳、桂林，再改乘汽车经贵阳、遵义、桐梓到达重庆。在重庆北醅看了同学，并且见到了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陈世骧先生和伍献文先生，他们都称许钦俊德向往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不畏路途艰苦的决心。
那时公路不好，常闹翻车，造成旅客伤亡，重庆到成都也很不安全，与钦俊德同车的一位旅客便在翻车中造成骨折。钦俊德到成都陕西街燕京大学报到已是5月1日，路上走了两个月。
在成都筹办燕京大学生物系的刘承钊先生，是著名的两栖类爬行动物专家，他在华西多次远出采集标本，收获极为丰富。1943年正好修建康青公路，刘承钊先生认识的总工程师愿意帮助他们去西康采集标本。刘先生便按排钦俊德和一位姓潘的技术员与那位总工程师同行。
6月1日从成都出发，经天全翻二郎山到达泸定，。走过铁索桥，大渡河里波浪翻滚，便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从泸定到康定，钦俊德和姓潘的技术员拿着捕虫网，穿着雨衣冒雨步行，刘先生带着行李在后面，不料山雨很大时有塌方，行李不能及时到达，天气转冷，钦俊德他们只好晴天也穿着雨衣拿着捕网沿街跑步取暖，当地人看了很奇怪。
后来他们骑马，经折多山口到高原草地，海拔常在3000米以上，呼吸困难。但是那里一望无际的碧草上花卉星罗棋布，远处雪山连绵不断，景色十分壮观。给钦俊德印象最深的是在塔公寺附近南望，可以看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主峰，银白的轮廓在阳光下极为美丽。这也是红军经过的地方，他们还在一座建筑物上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
接着又骑马经道孚、炉霍到达甘孜，沿途采集到不少稀有两栖和爬行动物、高原昆虫。最使钦俊德感兴趣的是阿波罗绢蝶，曾为追捕这种名贵的绢蝶，折断了捕网的木棍。
有一天，在草原上迷了路，天黑了，雷声隆隆，将要下雨，听说草原上天黑了会有猛兽出没，很着急。幸亏藏族民工能吹很响的口哨，与远处帐篷里的藏族牧民取得联系，才在藏族牧民的帐篷里过夜。
从成都到甘孜1000余里，整个采集过程来回走了两千里，加上钦俊德从安徽屯溪出发到四川成都的4300里，6300里路在昔日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走了半年。带着铺盖行李，早晨打捆，晚上铺开，风餐露宿，历尽艰险。这一段长途跋涉对钦俊德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锻炼。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西康，跋涉半个中国，淌过几个省份，为钦俊德沿途考察我国个各地的民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特别是骑马去西康考察，晚上宿在牧民家里，吃的是青稞窝头，更是艰苦，使钦俊德更加了解民众的困苦生活，以及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钦俊德不仅采到大量珍贵的蛙类和昆虫标本，而且饱览高原景色，加深了热爱大自然，热爱地大物博的祖国的情感。 
另外，钦俊德与治学严谨的刘承钊先生朝夕相处，刘先生常常勉励他努力做好生物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这给钦俊德的印象很深。于是钦俊德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客观环境，选择自己的科研道路。这时期钦俊德在成都华西大学图书馆见到出版不久的英国魏格尔华斯著《昆虫生理学大纲》非常爱读，对昆虫生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华西大学的自然环境很优美，绿草如茵，成群的蜻蜓在草地上飞舞捕食，有一次，偶然见到一只速飞的胡蜂，在空中抓到一头蜻蜓落在草地上，经过搏斗，蜻蜓不敌，翅和头被咬掉，胡蜂便把它的胸腹部叼走，大概回巢喂养幼虫了。昆虫在掠食时所显示的行为和种间关系，对当时正热心于昆虫研究的钦俊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钦俊德在做大学毕业论文时，用的虽是昆虫的材料，但他还没有接触农业科研工作。后来在成都得悉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农业研究所昆虫学组当时需要聘请一名研究助教，钦俊德想这是走向有关农业科研的好机会。于是他在1944年秋季再次踏上旅途，去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农业研究所，在刘崇乐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昆明家蝇的天敌，重点是寄生性昆虫天敌与寄主的种间关系。
钦俊德发现昆明家蝇蛹期的天敌有5～6种寄生蜂和一种寄生的隐翅类甲虫，可算种类丰富，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它们怎样识别寄主，以及生后怎样阻碍寄主过早弱化的问题。这项研究一直进行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迁返北平。通过上述的机遇和自己的努力，钦俊德算是选定了昆虫生理学的道路。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了一次公费出国考试，全国录取留欧美学生200多名，钦俊德考取了动物学，被分配去荷兰留学。
身在海外，心怀祖国
1947年秋，钦俊德从上海乘海轮去欧洲。大热炎天海轮航行在赤道上，他写回来热情洋溢的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达了像李白出川时那样，想要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的远大抱负。钦俊德面对火一样燃烧着的云霞，站在滚烫的远洋海轮的甲板上，乘风破浪，穿过太平洋，进入印度洋，成群的海鸥展翅翱翔，钦俊德的心潮与海浪一样不断地高涨，他觉得实现自己把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学回来建设祖国的心愿，指日可待了。
海轮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登上欧亚大陆。中国是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当时意大利的罗马教皇接见了大战后首次去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并与之握手，设宴招待。受到教皇的款待，使钦俊德感受到祖国的尊严，受到很大鼓舞。
到达荷兰之后，荷兰人还是第一次接待中国留学生，所以钦俊德很受欢迎，便进入首都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先跟实验胚胎学家Trampusch博士研究水螅体的生理梯度，后来在J.teucate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昆虫生理。J.teucate教授是荷兰著名的生物学家，早年受业于俄国巴甫洛夫，对动物神经生物学造诣很高。他原来建议钦俊德研究昆虫的胆碱酯酶，后来在助教DeWilde博士的建议下改为研究马铃薯甲虫与茄科植物的生理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
马铃薯甲虫是西方的一种重大农业害虫，当时欧洲国家十分重视，组织了农业、昆虫生物学、植物育种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研究。钦俊德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有机会参加有关的讨论会，很受启发。
1948年，钦俊德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昆虫学大会，结识了很多著名的昆虫学家，如Silveafri，Wigglesworfh，Kennedy等，并与DeWilde、Kennedy、Grison、Busnel等专家联名向大会提出研究和防治马铃薯甲虫的国际合作方案。
钦俊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时，校方为了使他搞好研究工作，特地给他配备了一位女助理。钦俊德一头钻进对马铃薯甲虫的研究之中，便夜以继日地工作，那位女助理觉得这个中国小伙子将来定有出息，便也没日没夜地跟他在马铃薯地里和研究室里转，日子久了，那位女助理便动了真格。
我曾有机会看到这位女助理的照片，一头长长的金发，雍容端庄的模样，既是一位俨然的学者，又是一位美丽的洋小姐。特别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有一股异常的热情。
钦俊德也不能否认，有这样一位助手，对他的研究工作是大有好处的。可是他心里怀念的是远在祖国的愿芳，他不会忘记愿芳在他枕头上绣着的字：KnowYourselt。钦俊德暗想：“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中国人的古话，也是中国人的高风亮节。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来。
1949年底，钦俊德完成了“马铃薯甲虫在幼虫期与某些茄科植物的生理关系”的论文，在荷兰的期刊 Tijschrift Voor Planten Giekten上发表，受到昆虫学界的重视，并得到国际承认和好评。于是钦俊德在1950年年初，获得理科博士学位。
钦俊德在荷兰完成学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荣誉研究员，进修昆虫生理学。在那里得到了著名昆虫生理学家A.G.Richrds教授的指导，研究欧洲玉米螟与抗虫甜玉米的生理关系，以及美洲蜚蠊肌肉ATP酶的温度系数。
钦俊德基础扎实，工作出色，学校和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拟聘他留在美国工作，但钦俊德身在海外心怀祖国，强烈的爱国心使他迫切希望早日回国。
那时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已经成立，旅美的中国科学家都受到极大的鼓舞。正好周恩来总理号召旅外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钦俊德便四处奔走相告，打算与朋友相约回国。有人说：“你别傻，国内哪有美国的条件好，在国内根本没有发挥你的特长的可能；再说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不明朗。”
钦俊德厉声回答：“我不傻，才回祖国。”于是他冲破重重阻力，与首批归国的科学家一起横渡太平洋，于1951年2月，回到祖国。
回国初试锋芒，神州根除飞蝗
新中国百业待兴，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主任陈世骧、副主任朱弘复正在筹建昆虫学各分支学科的实验室，便聘钦俊德为昆虫生理室的负责人。
当时，一无人手二无设备，钦俊德一到任，便夜以继日地撰写《昆虫的世界》《昆虫的鸣声》《怎样研究昆虫》等科普读物，又尽快译出库兹涅佐夫的《昆虫生理基础》等经典著作，以便培养研究人员，开创我国第一个昆虫生理研究室。接着他又选定对水稻、棉花等棉粮作物危害最大的害虫为重点，进行研究和防治。
当时蝗虫对农业生产的危害非常严重。在成灾时期飞蝗成群结队，蔽日遮天，所到之处禾苗青草都被一扫而光。国家每年动用大批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防治，还不凑效。
1951年9月，中国昆虫学会在京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吴福祯杨维义等昆虫学界老前辈在大会上提出：“要解决我国几亿人的吃饭问题，首先要消灭蝗虫，三年时间行不行？”
钦俊德深知蝗虫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事实，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七月，“蝗从东方来，飞蔽天。”成灾之后，“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瞻官，禀食之”但是大小官吏勾结“共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到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8年），这一个世纪里，当时的京师与全国经常发生蝗灾，人口锐减。《资治通鉴》四十九卷：“时连年旱蝗饥荒，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
“死者什七八”“ 丧其大半。”这些触目惊心的记载说明历代以来死于蝗灾的人竟多于战争。钦俊德想：到了20世纪还不消灭蝗虫，要我们这些研究昆虫的人干什么？
钦俊德不但坚决拥护尽快根除蝗虫，而且以此为己任，勇挑重担，他立即停下手头的其他研究工作，全力投入根除蝗虫的战斗。他还写信邀请尚在海外的专家邱式邦、马世骏等人，请他们立即回国参加着这项前人不敢设想的工作。
但是，蝗虫是很难除的。17世纪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在《除蝗疏》里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你消灭了这群又飞来那群，它吃光了这批田，又去吃那批田，来得快吃得快，除不胜除。所以历代统治者把蝗虫的出现说成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
徐光启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和考察了蝗情多发地区之后，曾经准确地指出蝗虫发生在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干涸沼泽，因为杂草从生的沼泽地，能在水稻还没有起来之前为蝗虫提供丰富的食料。
江南的洪泽湖气候温和，湖水很浅，杂草从生，就是蝗虫孳生的最佳环境。1952年，钦俊德带领昆虫生理研究室人员到洪泽湖重点考察。了解到蝗虫的越冬卵5月上旬开始孵化成幼虫，7月中旬开始有成虫，8月中旬成虫开始羽化，羽化十五至三十天开始交尾，一身交尾多次。交尾后十至二十天开始产卵，每头可产卵少则15粒，多则105粒。
湖南、江西、浙江南部地区和华南各省天气暖和，一年发生两代。8月间蝗虫开始取食水稻，直到水稻收割，大约一个月，其余时间大都取食杂草。蝗虫大发时吃尽水稻功能叶片和乳熟谷粒，造成严重减产或颗粒无收。一般年成会减产10%左右。
蝗虫卵块大都产于土中，它们喜欢选择低湿的有草处、向阳的沙质土壤或河沟浅水草泽产卵。卵囊轻，能浮于水面，三十天孵化。稻蝗产卵以及孵化生长都与气候关系密切，在冬季温度较高雨水较少的年份，稻蝗便有大量成灾的可能。
钦俊德在蝗虫孳生区一带经过五六年的观察和研究，逐步掌握了飞蝗的卵期生理和生殖、食性以及防治办法，先后写出专论十多篇，分别在1954年～1959年的《昆虫学报》上发表，取得了飞蝗的发生、数量以及对改造蝗区，根治蝗害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1954年、1958年钦俊德与马世骏先后两次向国家农业部提出了全面根治我国蝗害的具体建议。
首先是用蓄水的方法使浅水沼泽变为深水湖泊，改造自然环境消灭适宜蝗虫孳生的沼泽地。在春耕的时候打捞稻田禾渣，消灭能浮于水面的蝗虫卵囊；在幼虫集中取食沼泽田边时，赶放群鸭去捕食；蝗灾发生后，在闷热的夜晚设灯捕杀和喷洒农药使蝗虫中毒死亡。另外也可利用青蛙、螨虫等蝗虫的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来捕杀。随着措施的逐步实现，60年代我国境内的蝗虫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根治蝗虫是保证粮食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治蝗虫之前，一般年成蝗虫造成粮食减产10%左右，蝗害严重时损失还要大。根治蝗虫之后每年能为国家减少大量的谷物损失。
后来,钦俊德将他对蝗虫持续十多年研究的成果写成《东亚飞蝗的生态生理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1982年获国家科委自然科学集体二等奖。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
1958年钦俊德接受了国家交给的棉铃虫和粘虫的研究任务，棉铃虫和粘虫是粮棉作物的大害虫，钦俊德非常重视这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在江苏农村实地考察时，不料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突然被召回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当作“脱离实际”的典型批判。
他们说钦俊德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他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说成是走白专道路。他们否认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认为钦俊德搞的昆虫生理学是脱离实际的，钦俊德开创的昆虫生理研究室被撤销，他培养起来的研究人员被调离。
钦俊德不管他们说什么，深信他为之献身的昆虫生理学作为实验昆虫学不可缺少的基础科学，它能揭示昆虫生命活力的奥秘，又能为害虫的防治和益虫的繁殖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是一门有生命的学科。因此，他虽处于逆境，还是不放弃他的研究工作。
1960年，昆虫生理研究室又得到恢复，但极“左”思潮并没有结束。钦俊德毫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依然满腔热情地继续研究棉铃虫和粘虫的特性，写出了关于棉铃虫和粘虫的食性和营养特点的一系列论文，为预测和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钦俊德还两次接受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委托，研究了跳蚤和蚊子的生理生化，找到了敌投带菌昆虫的快速鉴别方法，为反细菌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钦俊德的昆虫生理研究室首当其冲，很快被“砸烂”。“四人帮”及其牙爪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对知识分子肆意迫害。他们还以《马尾巴的功能》来讽刺搞理论科学的科学家，对他们的科研成果肆意否定。
钦俊德心地坦然，光明磊落。他一生默默研究昆虫生理学，没有丝毫私心杂念，只是一心为发展祖国的农林生产和争取全国人民的温饱而工作。
“四人帮”的代言人抓不住钦俊德的实质性把柄，只有虚张声势，乱扣帽子。1969年他们藉口战备疏散，拟将钦俊德的家眷迁返原籍，文件发到浙江安吉，要当地准备接收安置。周总理得知后，亲自过问，才制止了原中国科学院的错误行为。
迎来科学春天，突破世界难题
钦俊德清楚记得，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说：“这段时间一些科技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只有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
钦俊德是坚持搞科研的人。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也没有停止过学习和研究，但确实像犯罪一样，只怕被扣上坚持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邓小平同志继续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同志的话句句打动了钦俊德的心，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从此，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恐怖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钦俊德这年60岁，两鬓布满银丝，但是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投入了对害虫生物防治的研究工作。
当时我国北方棉蚜虫对棉花的为害十分猖獗。蚜虫是一种细小的昆虫，专门密集地叮在植物的嫩枝叶腋和叶背吸取液汁，使棉花、小麦、高梁、桃树等作物生长不良，造成严重减产。
蚜虫的繁殖率高得惊人。冬天雌蚜虫只产少些卵就过冬，可是在气候温暖时，它们不必交配就直接生出小蚜虫来，而且小蚜虫几天就长大。在蚜虫大量发生时，大批的棉田都是它们的世界，在棉花的嫩茎和枝叶上挤得满满的，枝叶很快卷曲枯萎。
棉花是纺织原料，那时棉布很紧张，凭票供应。这不是我国的纺织业不发达，主要原料不足。棉花与粮食作物争地，所以不能多种，加上虫害减产，那就更紧张。
钦俊德看到街上行人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治灭棉蚜虫，使棉花的产量尽快得到提高，使全国人民能穿上不打补丁的衣服。
蝗虫夺我口中食，蚜虫毁我身上衣，蚜虫与蝗虫一样可恶。蚜虫有种致命的天敌，便是七星瓢虫。七星瓢虫专门以蚜虫作为食料，但是自然界里的七星瓢虫发生的时间和数量每年不同，适应不了防治棉蚜虫的需要。
解决人工饲养和大量繁殖棉蚜虫的天敌七星瓢虫问题，是当务之急。1970年就开始调动全国各地的农科部门的力量，进行人工饲养七星瓢虫的试验，但是试制了上百种人工饲料都没有取得成功。人工饲养和大量繁殖七星瓢虫也是一道世界难题，举世都还没有人突破过。
因为七星瓢虫是专食蚜虫的捕食性昆虫，对食物非常挑剔。人工试制的饲料与捕捉来的蚜虫的营养成分不同，加上人工饲养的环境与自然界有差异，人工饲养的七星瓢虫的生殖腺便停止发育，进入生殖滞育期，不产卵，这就无法达到大量繁殖的目的。
钦俊德知道这是很难解决的课题。但是凭着他在昆虫食性和营养生理方面多年研究的实践经验，决心知难而上。
1975年～1978年，他先对七星和异色瓢虫的人工饲养进行初步的试验，重点进行代饲料的研制和对七星瓢虫殖滞问题的探索。
1979年～1984年，他深入一层，集中研究代饲料中水分对七星瓢虫的营养效应，以及人工饲料对七星瓢虫取食和生殖的影响。后来又用几年时间，研究七星瓢虫成虫下颚须上的化学感受器和改变人工饲料成分对七星瓢虫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直到1991年，《七星瓢虫的滞育及与人工繁殖的关系》和《七星瓢虫的营养需要及其人工饲料的研制》两篇论文在《昆虫学报》、《瓢虫学术论文集》上发表，钦俊德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连续十四个年头，七星瓢虫的研究终于宣告成功。
七星瓢虫的大量培养和释放，使棉蚜虫得到有效控制，确保了棉田增产。1952年，全国棉花的产量为215.8万吨，1984年增长了1.8倍，将近翻两番。虽然其中也有科学种植的其他因素，但制服棉蚜虫危害是主要原因之一。
钦俊德对七星瓢虫的研究在中国科学院被誉为以任务带学科的一个典范，认为他这项科研的全部工作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为此，钦俊德获得1984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制服松毛虫，举世称奇功
1986年广州花市期间，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在此召开，一时间，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昆虫学界的专家和教授，使瑰丽多姿的广州花市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
在鲜花环绕的主席台上，中国科学院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满面春风，正在做国际上首次人工培养和繁殖松毛虫的天敌赤眼蜂成功的报告。松毛虫是一种十分凶猛的林业害虫，它能把漫山遍野的松树叶子吃光，使崇山峻岭好似经历了一场大火，郁郁葱葱的松林毁于一旦。
小小的赤眼蜂是天生的松毛虫天敌，可是自然界的赤眼蜂为数甚少，远远对付不了肆虐的松毛虫，必须人工培养和繁殖才行。人工培养赤眼蜂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国内外许多昆虫学专家研究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中国科学院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在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上首先宣布这项科研取得了圆满成功，使正在毁坏着世界上大约占全部林地二分之一的松林的松毛虫有了最佳的天敌，这对全世界的林业生产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有位外国专家说：“这小小的赤眼蜂人工繁殖成功，制服了林业的大害虫，全世界每年不但可以少损失数十亿立方米建筑木材，还可以节省大量为防治这种大害虫所化费的人力和物力。”在问到钦俊德怎么能有如此重大突破时，他回想往昔，感慨万千。
70年代，因为全球性气候转暖，松毛虫便泛滥成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从南方到北方，我国各地的松林均遭严重危害，轻者林木成批枯黄，重者松林全部枯死。松林被毁，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协。
作为昆虫生理学家的钦俊德深感有责任保护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大森林，不能让松毛虫肆意摧残树木。他曾去各地考察，在飞机上看到松树在我国分布非常广泛。据统计，世界各国大约有松树八十多种，我国原有二十二种，加上变种和引入已有五十种。包括黄山松、赤松、黑松、红松、云南松、油松，其中马尾松分布最为广泛。武夷山区、天目山区、大别山区和黄山地区的马尾松生长得格外好，崇山叠岭一批郁郁葱葱，可是现在让松毛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我国处于亚热带的东部地区，大约占我国国土五分之一范围的山地均有马尾松分布。看到这么广泛的松林被毁坏怎能不令人心痛？钦俊德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走进松林，看到大的松树胸径可达一米，高四五十米。松树木材生产率很高，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和民用木材。走进锯木场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木材大都是松树。圆的是做矿柱的，方的是做枕木的，长的用作电线杆，不成料的也可造纸。三夹板、胶合板都要用松树。走进农户家里可以看到门窗、地板、楼板、梁柱都是松树所做。
松树用处多，裁培也就多。林业部门有统计数字，全国目前针叶林地面积为5050.7万公顷，占全国所有林地面积的53%，光马尾松蓄积量就有五亿立方米。而且松林也是农业防护、水土保持的主要林带，对整个农业生产和生态平衡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松林还出产松脂、针叶、花粉等，这些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农副产品。我国是松香生产大国，1980年全国产松香101.9万吨，占全世界产量30%强。可是，松毛虫年年对松林造成巨大危害。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发生松毛虫危害上报求援的林区面积达200～267万公顷。每年损失木材大约500～700万立方米。中国政府曾经发动山区全民上山除灭松毛虫。钦俊德看到学生停课上山捕捉松毛虫的场面，他们一到山上看见高高低低的松枝上挂满紫黑色的松毛虫，漫山遍野的松林像火烧过一般。大家顾不得松毛虫身上长满毒毛，原来准备就绪的竹夹子也不用了，都伸出两只手成把成把地捏，每天都捏得两手漆黑。但是这也只能把低矮的松树上的松毛虫捏死一部分，高的松树上，深山里的松树上，还是挂满松毛虫，捉不胜捉。
松毛虫繁殖率极搞，钦俊德做过仔细观察和精确计算，一只羽化的松毛虫雌蛾可产卵330粒；其中一半是雌的，第二代就有165只雌蛾产54450粒卵；第三代就有27225只雌蛾产898万多粒卵，加上雄性和老的不下900万条松毛虫。人工捕捉远远赶不上松毛虫的繁殖速度。
用飞机喷洒666药粉可以收到一些效果，但是260多万公顷的山地松林，人力物力耗费太大，而且很容易造成下游河水污染。安徽曾经发生过飞机大面积喷洒666药粉之后，接着下了一场暴雨，造成下游几百里地人畜中毒乃至死亡的惨痛事件。钦俊德早就提出不能单纯依靠杀虫剂除虫，过分依赖杀虫剂一来造成害虫的抗药性，害虫再次猖獗；二是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这些农药不但污染农作物和河水，还污染土壤，其毒性在土壤里潜伏期很长，最终通过植物的内吸，渗透果实进入人体。据说癌的发病率急剧升高与此有关。这是关系全国人民健康的大问题，几十年来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呼声日益高涨。
松林的经济价值很高，松毛虫的危害十分猖獗，大量的农药又不适宜采用，举世都寄希望于以虫除虫的办法。因此各国政府联合成立了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动员全世界昆虫学家集中精力攻克着这一科研项目，为人类造福。
钦俊德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小的赤眼蜂的尾部有根产卵的针,能将松毛虫的卵刺一个洞，然后把自己的卵产在松毛虫的卵里边；赤眼蜂的幼虫就把松毛虫的卵浆作食料，这样一来，松毛虫的幼虫没有出世就被赤眼蜂的幼虫杀死。但是赤眼蜂的感觉器官十分灵敏,它在产卵前会用触须对寄生卵进行敲打，检验是不是松毛虫的卵。所以想用人工假卵来取代松毛虫卵，然后达到大量繁殖赤眼蜂的目的，非常不容易，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钦俊德对害虫天敌的研究是拿手好戏，早在抗日时期于清华农科所任助教时，就在刘崇乐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过昆明家蝇的天敌；后来，北方棉田遭到棉蚜虫的严重危害，他一直在研究人工饲养棉蚜虫的天敌七星瓢虫。现又遇上南方松毛虫严重泛滥，防治松毛虫又成为燃眉之急，他又投入对人工培养和繁殖松毛虫的天敌赤眼蜂的研究。
好在, 钦俊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留学时, 研究过马铃薯甲虫与茄科植物的 生理关系；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荣誉研究员，进修昆虫生理学时，研究欧洲玉米螟与抗虫甜玉米的生理关系。钦俊德凭着他在昆虫食性和营养生理方面的优势，从1975年便开始对赤眼蜂的食性、营养、生殖和感官等方面逐个进行深入研究。
赤眼蜂的触须非常灵敏，要使赤眼蜂的触须发生错觉，能在人工假卵上产卵，必须研究赤眼蜂触须的电生理现象。赤眼蜂小得人的肉眼看不清，它的触须就更细小了，要研究这样微形的触须对假卵内不同食物的刺激感受和产卵反应是非常细致的工作，是比用绣花针绣花还要细致一百倍或一千倍的工作。 正好钦俊德在荷兰留学时,曾在荷兰著名的生物学家J.teucate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过昆虫生理学，对动物神经生物学造诣很高，可以说功底夺天独厚。他一次又一次用灌了不同食物的松毛虫假卵，反复试验，观察分析，才探索出一种被赤眼蜂接受的人工卵，赤眼蜂愿意在这种人工卵上产卵并发育至成虫。
钦俊德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培养和繁殖松毛虫的天敌赤眼蜂成功之后，便迅速在我国各地推广。凡是有松林覆盖并遭到松毛虫危害的地区和农科部门，都按照钦俊德提供的资料和方法制作人工假卵，放在温箱里让赤眼蜂产卵并大量繁殖。然后选在松毛虫卵期，以每公顷75～150万头的比例释放到松毛虫猖獗的松林中去，于是，所有的松毛虫卵都被破坏，孵化不出松毛虫来了。
因为人工大量培养赤眼蜂，最重大的林业害虫被控制，我国每年可减少损失木材500～700万立方米，每年可减少损失25～35亿人民币。如果在松毛虫猖獗的年代，松毛虫除灭后每年可为国家减少损失木材5000万立方米，价值人民币250亿。对全世界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1986年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所以能在中国召开，这与钦俊德的成就是分不开的。为了拯救世界各地的松林，钦俊德毫无保留地向国内外昆虫学界公开了他的科研成果。1987年我国授予钦俊德国家级自然科学成果奖。
莫道年岁已高，且看夕阳尚好
钦俊德自从1951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归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五十多年来，他在除灭农作物害虫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果累累，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赞扬，曾先后四次获国家和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钦俊德所做的赤眼蜂人工寄主卵研制和七星瓢虫的饲养与繁殖，两项研究均属国内外首次突破。因此钦俊德的国际声誉很快提高，80年代后期起，钦俊德应邀去国外开会讲学的活动十分频繁。
1979年钦俊德被荷兰邀请任瓦亨宁根农业大学昆虫学客座教授；1980年去日本京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昆虫学大会；1982年去荷兰参加第五届昆虫与植物关系的国际研讨会；1986年在广州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上作中心发言。
1991年钦俊德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1992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1996年以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的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国际昆虫学大会。
钦俊德是我国《昆虫学报》主编，还被国际《昆虫学年》和德国《普通昆虫学》期刊聘为顾问。钦俊德一生撰写和翻译论著十余部，论文五十多篇。在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时培养出硕士博士研究生十余名。钦俊德今年已八十七岁高龄，仍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为除灭害虫繁殖益虫而默默地工作着。
本文最早在1993年《湖州党史通讯》、《湖州文史》和1994年《安吉党史通讯》上发表：后来经过修改充实，又在河南《名人传记》、浙江《文化 交流》等刊物上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