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守旧派
单词注释
  
守旧派 shǒujiùpài
[英文：square；conservative liner]
守旧派的定义
局外人或在爱好、举止或生活方式上古板、守旧，或自恃高尚，持保守态度的人。
商鞅变法守旧派变法派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  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清末守旧派与立宪派
戊戌时期有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守旧派，那么守旧派的头头就是老佛爷。其他的王公大臣，可以说都是守旧派。例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恭亲王，北京有个恭王府，恭王府的主人就是守旧派。除了恭  亲王之外，还有一个掌握大权的庆亲王，“庆”是庆祝的“庆”，恭亲王是奕欣，庆亲王是奕劻，这个庆亲王也是守旧派。所以当时清朝朝廷里边的王公大臣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守旧派。维新派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而且他们没有实权。
在清廷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相对立的是守旧派，这是一个思想保守、反对立宪的政治派别，其成员包括三种人：一是排汉思想颇强烈的满族亲贵，如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荣庆、醇亲王载沣、陕甘总督升允、贝勒毓朗、旗人良弼等。他们认为“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册，第473页。)”；二是既善于揣摸亲贵心理，又与袁世凯等人矛盾较深的汉族大臣，如大学士王文韶、孙家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机，吏部尚书鹿传霖，都御史陆宝忠等。这些人都是“久处要津广蜚令誉者”，担心“立宪利新进不利耆旧，”(《时报》丙午年八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九日。)，一旦变更政治体制，自己的权势地位将为袁世凯所取代，故附合亲贵反对立宪；三是闭目塞听、恪守祖宗成宪不能变的顽固官吏，如内阁学士文海，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以及大批号称“清流的御史胡思敬、赵炳麟、刘如冀等。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乃历代圣神文武垂创后世，我朝列祖列宗损益至三”(《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39)，是“至善至美”的，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2)，是“速贫、速乱、速亡”之道。这三种人中前两种身居高位，深得慈禧宠信，后者人数众多，且善于摇唇鼓舌。他们的结合就不能不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立宪势力，影响和阻碍着预备立宪的进行，同时它又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混杂在一起，更使清末政潮迭起，新与旧、新与新、旧与旧、汉与汉之间的倾扎十分激烈。
在清末预备立宪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主要由四种人组成：一是原先的洋务派，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二是出国考察大臣，如端方、载泽、戴鸿慈、达寿、李家驹等，三是驻外公使，如孙宝琦、胡惟德、汪大燮、张荫棠、梁诚等；四是较开明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大臣，如善耆、锡良、赵尔巽、瑞□、岑春煊、林绍年、沈家本、张百熙、唐景崇、程德全、袁树勋等。这些人之所以主张在中国立宪，是与他们的经历，尤其是资产阶级化倾向分不开的。
具体原因
第一，他们大多是清末新政的积极倡行者。  第二，他们大多对“西学”颇有了解。
第三，他们大多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联系密切。
如果我们将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的职务加以排列，就会发现他们是以地方督抚为中坚的。如以预备立宪宣布的1906年为例，在全国8个总督中，赞成立宪的就有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周馥、云贵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锡良、闽浙总督丁振铎7人，而反对立宪的仅陕甘总督升允。自太平天国后，地方督抚的权力急剧膨胀起来，成为享有一方用人、财政、军事大权的地方割据势力，“西人尝谓，中国二十一省，无异二十一小国”(《时报》丙午年八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九日。)，他们的政见与他们的实力相联系，因此在清政府的重大决策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尤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不仅掌握着一支六、七万人的北洋新军，而且还兼有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八项要差，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加上他又深得慈禧的宠信和有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作后台，故在清廷中地位举足轻重，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问诸北洋（指袁）”(张一□《心太平室集》卷8)。袁世凯和多数督抚赞同立宪，就不能不促使清政府作出立宪的选择，实际上清末预备立宪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尤其是袁世凯、端方等人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
宋仁宗变法派与守旧派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而国家积贫积弱、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是风俗日薄、法度不立，因此当神宗问变法以何为先时，王安石明确表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使皇帝择尧舜之术而行之，自上而下，从而达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目的。儒家思想的弊端当时已经暴露无遗，成为变法革新的主要障碍，不革除这些弊端，改革就不可能推行下去。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论，不光是在具体的法令和措施上，最主要的还是在指导思想上。
宋代变法的新旧之争
宋代王安石的变法曾出现过守旧与新派之争。过往人们往往给王安石变法很高的评价，现代一些崇人还名为新派的“改革者”，我想部分赞赏他的人，是看他为改动制度那种不畏阻力的精神，而不是他本身的变法.从王安石变法主要几样方法，发现它主要的市易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它足以是当时民众的要命之举. 
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我们知小商小贩赚的是合理的起降所赚剩余，盈亏自我互补，做的好不好自然被淘汰，由此才可让大家公平竞争，商业才会走向繁荣，而货物或农产品滞销，是生产的事，而要通过自然调节的，本身并不是商家的事，这市易法以治表为主，不用看，这完全政府代理商业，政府自己在做生意，如此小商小贩旺季生意让政府夺去，淡季又还强加的利息，家中没余粮和淡季所需要填补的本钱，小商小贩走投无路，就会出现.
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现在有称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所以当时遭到他们强烈反对.真的是这样吗？岂止地主反对？也许当权者收是加了，但地主的收入全是靠出租或雇下民种的，地主当然不甘自然收减少，那么加租减工钱，在等级明显社会，下等人只能逆来顺受，那农民受逼债，苛扣工钱，因此无法生活而流离失所的事发频繁是必然.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历来称赞此法是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不过本人认为与市易法同样，这地方政府变成了米商，农民在粮价贵时政府赚了去，小米商们自然给不出好粮价给农民，小米商也纷纷无生意可做，那么农民剩下还要还政府的借贷，特别遇旱水灾，那就是死路一条，据史料记载，当时一些地方撑权者为增加自己地方衙门收入或中饱私囊，出现了很多强制借贷的事，此法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灾难.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此法历来被称赞是让出劳动力，使农民安心耕作.不过现在我们明眼就可看出，这是把义务换钱，是当时政府要钱不要人，唯利是图之举，下民身上又多了一条生来就有的钱债. 王安石当时的变法遇到了司马光与苏轼等地主阶级代表的反对，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明自己是在改革。改革本是指改变旧事物，向前发展的意思，现在且不论司马光与苏轼等地主代表用什么理论反对它，但现在我们归纳回历史，就看得很清晰. 
王安石变法看来，它那政府代商完全是要消灭商业，融化地主阶级，那么如果照它的设想如果成功的话，那社会最后只留下一个统治阶级与被奴役的下等人的主要两个阶级.如此，王安石这个崇周礼的儒家书生，无疑是要走回到孔子崇尚西周前的奴隶式社会.我们知道宋的前朝唐朝经济发达，主要是当时采用当时一种对民无为，也就是说宽松农民与商业政策，使民富而达到国富，走向了前所未有盛世，虽然唐倒闭，但它主要原因并不是本身的经济影响它，而是中央集权对地方管理松懈，导致地方割据倒台，它经济财富与有益的商业行风，直至宋初,人们还在享用着它的成果，所以有人奇怪宋初的富庶是哪来的，知道这些你就明白宋朝根本就没有经济有任何创新，只不过食唐朝几百年积下的老本.然而，不难看出以周礼为变法目的王安石，把当时官吃穷的政府的责任，推到社会商业模式身上，是想刹住这种延续下的商业模式，反其道而集富政府而抛弃商业，集权中央集团，想重返西周以前的社会，思想与汉朝王莽的模周礼的“井田制”“托古改制”变“王田”如出一辙.由此他与司马光等的斗争，谁是守旧者就可一目了然了.恰恰相反，象司马光与苏轼这些较聪明大臣反对它，正是看到了他这些变法是一种倒退，何来是改革？ 
有人把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反对，其实不然，除了当时皇帝偏听他见解，从这些变法中就可以知，凡地方有实权者往往很容易在这些变法获利，中饱私囊，所以能雷厉风行地展开，司马光与苏轼等反对派是当时阻止不了的，直至熙宁七年（1074年），一名名叫郑侠的官员向当时皇帝神宗上呈一幅流民图，图中景象是流离失所的下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神宗因此受到极大震撼，才叫停变法。王安石个人是失败了，然而这种让地方上那些官史能谁掌权谁就可获利的办法，后来时不时给皇帝与地方官变相运用，让宋朝加速灭亡外，接下后世封建朝代的官史不少也有样学样，这也是王安石一直给后世封建为官者，捧得很高的主要原因.而为什么封建皇朝后世再也无唐朝般富庶与强盛，这与王安石这种破坏大唐多元思想下形成的宽松农民政策与经济模式，同样有着很大的关系.
民国时期文学革命
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 （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 《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反对载孔孟之道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人生的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变革运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这是文学革命的最初信号。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旴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文学革命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他们写文章抨击旧文学，并提出一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对批判封建时代“非人的文学”有实质性的意义。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较早开始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的主导思想的问题。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8首白话诗是文学革命突破理论主张的局限，进行内容上革新的尝试。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1919年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磐》等诗歌，这些描写被压迫人民痛苦生活，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实绩。
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然后逐步消亡。这种观点，与其一贯“保守”的生活经历有关———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
面对市场价格不断飙升的中国艺术品，画国画的潘公凯“并不着急”。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认为，艺术市场价格和艺术作品价值之间的“差距恐怕难以避免”。他还曾经不无玩笑地提及，中国画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敢随便说不好，而油画虽然在市场上好卖，但拿到西方却不一定有好评价。
潘公凯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一个以“播散”为消亡之途径的“播散期”———就跟“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艺术的播散期一样———在此之后，它们会因为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逐步消亡。
在国画界也争论不休的“创新”问题，在潘公凯看来，那完全是由现代主义科技引申而来的概念，不是出于艺术原创的要求，“中国画本身主要是要画得好，而不是创新。古人对‘画得好’有很多论说，张大千就说过要和古人画得最好的比高低。”
潘公凯还有一重被津津乐道的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虽然生于国画之家，实际上潘公凯真正开始画国画，要到“文革”以后。自小时候起，潘公凯对科技的兴趣大大超过绘画，他甚至有点炫耀地提及曾“把收音机就做到最小的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
5月10日，潘公凯主持的研讨会“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在广东美术馆召开。议题关乎潘公凯与其名下的博士生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与此同时的，还有潘公凯本人的个展“静水深流”。
家传并非师承
潘公凯生于1947年，其时父亲潘天寿年届五十，正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后时局变迁，学校几经改名，潘天寿还是一直在美术学院内从事教学，1959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即为国立艺专)院长，直至“文革”开始。
潘公凯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凯却没有马上走上美术之路。
潘公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比较内向，特别安静，对科技的兴趣特别大。院子里很多小孩在打打闹闹地玩，我几乎不出去跟他们玩，天天在家做东西。”让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制作电子管收音机。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杭州市小学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机，之后还被拿去参加了少年儿童科技博览会。
潘公凯的大哥同样也是对科技更为感兴趣，他一直都没画过画。潘公凯读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学工科的大学生，之后毕业又成为杭丝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程师。那时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公凯“觉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俩“背离”家学渊源，父亲潘天寿并不在意。“当老师时间长了就会明白，看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能看一时。他对我和我大哥读书很信任，几乎从来不问你们在学什么，考了几分。”潘公凯说。
“我父亲并没有教过我画画，但是在传统文化方面对我是有引导的，比如希望我读唐诗宋词、练书法，他会帮我找一些字帖之类的，向我建议，我自己下功夫。”
考高中时，潘公凯本来想学理科，但初中的美术老师觉得他画画有天分，就自作主张替他报名参加浙美附中的入学考试，结果潘公凯考了第一名。“附中的校长就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不要去别的学校了。我家当时也抹不开面子，加上这个校长确实人很好，我就去附中了。”
附中的美术系教的基本就是西洋绘画的基本功，潘公凯大部分时间是在画素描、水粉、色彩，偶尔会学中国绘画基本功———白描，用毛笔很工整地画人物。
总归有点不情愿，所以潘公凯在附中读书时“不是很用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课外。因为住校，做各种科技小玩意的材料没法带到学校去，他对科技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文学和哲学上。至今潘公凯还记得《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那本书的内容——毛泽东在岳麓山怎么去锻炼身体、下暴雨的时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独自一人不带分文去做农村调查。
潘公凯也有一次跟父亲雨中登山。1965年他陪父亲住在莫干山，“我们撑着伞也被雨水打得透湿。父亲却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指点群山，不住地赞赏这大自然雄浑的美，觉得无比畅快。”潘公凯说。
潘公凯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有一天浙美不要粮票就可以吃地瓜，有一个同学就因为吃太多胃撑破了，送到医院都没抢救过来。”相比这些同学，潘公凯家里条件比较好。“当时浙江省只有几个一级教授，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月325元，毛泽东也才500元。”最困难的时候也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拉过来，送点油、糖、肉、米。但年轻气盛的潘公凯坚决不回家里吃饭。当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饭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活儿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干得差。在同学当中，潘公凯是缝被子的好手，不但会手缝，还会踩缝纫机。
“文革”时的“保守派”
潘公凯附中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为此，潘公凯向本报记者自嘲，笑说自己“大概是整个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中学历最低的一个”。
1966年秋，潘天寿被揪出来游街批斗，这让潘公凯非常震惊。“他没有历史问题，纯粹只是作为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被打倒。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但我也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我父亲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形势的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没去责怪我父亲怎么成了反革命，而是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就成了浙江省造反的“井冈山”，浙美的学生成了浙江省的革委会的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浙美的造反派就上了天安门。“正因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浙美的，所以在浙美没法做逍遥派，斗得特别厉害。”
潘公凯是“坚定的保守派”，“因为我觉得批判谁都应该要证据，而造反派就认为要先打倒再找证据。”浙美的保守派很快就被武力压垮了。潘公凯不仅是保守派，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保守派就把他清洗出来了，不过他们关系还算比较好，让潘公凯自己写一个主动退出的声明，实际上退出之后还帮他们干活。
后来工宣队进驻，宣传不管什么派都要团结起来，把学生分派出去工作。
潘公凯“当时思想特别好”，主动提出要去浙江最穷的地方。之后去了浙江温州旁边特别穷的文成县。
他还带了一点油画颜料下去，画了不少写实的宣传画，“用美术方式为农民服务”。同时也还在纸上画过一点油画风景，纸都是自己做的，就是在铅画纸上涂一层白颜料。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当时有一拨年轻人很理想主义。我身边就有思想特别好的，干活累死在地里。这种激情我们的孩子现在回头去看都不能理解，但这是真实存在过的。”
“接续传统才是关键”
潘公凯真正学国画是在“文革”结束后。
那时潘公凯刚回到浙美，“基础还在，也开始进入初步探索，画过许多风格的。”他最早是学画写意人物，受李震坚、方增先影响，走浙派人物画的路子。之后又想完全摆脱素描影响，纯用线、平面化造型来画人物，画了一幅“顾恺之”后又放弃了。
之后他开始整理潘天寿的理论。潘天寿的观点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父亲喜欢以山峰为喻，‘拉开距离’的策略，不是站在中国绘画的高峰看西方绘画的高峰，而是立足于更高更远的战略点上看中西绘画两座高峰。因此他反对将两座高峰上的土搬下来填平两峰间的山谷，否则就会失去各自峰顶的无限风光。”
1980年代中期，潘公凯提出中国画的发展策略，希望用20年的时间维护中国画传统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希望有一拨人关起门来研究中国传统画，“不要乱改革传统，把传统搞明白之后自然会明白未来要怎么走。我当时想在浙美这样做，但是浙美这么一个保守的地方也不能接受我的看法。”
1984、1985年，潘公凯写了一篇大概3万字的长文，寄给了当时的美协副主席蔡若虹。“我那时已经有预感，随着改革开放会有声势浩大的西化运动，而且会出现偏差。所以一开始，我就写文章纠偏。”潘公凯把长文拆成4篇，分别在4个地方发表。4篇是《中西方传统绘画的差异》、《中西方传统绘画不同的心理学根据》、《绿色绘画的略想》和《互补并存、两端深入》。潘公凯想通过这些文章对全盘西化的思潮进行牵制，很快成为了高名潞等美术批评家的辩论对象：“他们说我是‘用现代理论武装起来的保守主义者’。”
在潘公凯看来，这其实是个有趣的误会。当时“新潮美术”开始壮大，“正统”的老先生们已经不来参加讨论会了。急于找对象批驳的“新潮派”就把潘公凯视为“守旧派的新代表”。潘公凯其实同意西方系统很合乎逻辑，但他想论证的是，中国的美术同样也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自1985年以后，潘公凯基本不再画人物，而是专注于水墨花卉，开始临摹，研究吴昌硕“文人气浓厚又有力度”笔墨风格。“在我看来，画不画人物不是关键问题，如何接续传统才是关键。”
“那从哪里开始接续呢？中国传统的绘画是有主线的，主线就是文人画系统。比如唐代以前是人物为主，宋代以后是山水为主，明代以后转变为花卉为主。文人画系统发展到民国，发展到20世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就是写意花卉，所以我要从写意花卉这里接起往下走。”
1980年代末，潘公凯提出“绿色绘画”概念——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机和谐为内在意蕴的绘画。在他看来，“回归自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可以是中国传统精神与世界未来潮流的汇合点。至今，潘公凯相信，正是在这个汇合点上，未来的中国绘画可以站稳脚跟，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