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深县惨案
关键词
张荫梧 河北民军国共磨擦 吕正操 
简介
“深县惨案”是指1939年6月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残杀八路军第三纵队第七支队驻深县后方机关400余人一案。在抗战史、根据地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民国史以及国共关系史中均有记载。[1]但是，关于惨案时间表述，存在6月11日和6月21日两说，至今尚无定论。[2]1995年，有作者通过对张荫梧个人档案等各方面的考察，对张荫梧于深县惨杀400余人这一现有说法提出质疑。[3]在解释该说形成的原因时，作者所能找到的最早史料是收藏于河北档案馆的一本《国内外大事记》，该书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在1942年发行的。书中记载1939年6月22日张荫梧之河北民军对八路军赵承金部（即八路军三纵队第七支队）实施突袭。但作者同时又援引其它史书，指出当时正值八路军对张荫梧进行包围袭击。即6月22日发生的不是惨案而是八路军对张荫梧的一次“反击”。那为什么又会有“深县惨案”一说呢？该文作者推测两种可能：一，深县确实发生惨案，但对牺牲数字缺乏确切统计，因而把反击战中八路军牺牲人员数字嫁接到深县的惨案中了；二，与牺牲数人的“安平惨案”混淆了。显而易见，这两种推测都未免牵强。那么，是不是真有所谓的“深县惨案”呢？如果没有，又如何会成为史书中着重强调的一段史实并广泛流传呢？本文将对如上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事件背景
要了解所谓“深县惨案”，就不能不先提到张荫梧其人。张荫梧系河北博野县人，早年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靠山西军阀阎锡山。“以精于典章韬略和能言善辩及不怕苦，受到了阎锡山的崇信”。 [4] 二期北伐胜利时，即曾被阎锡山任命为北京警备司令。后经历政治沉浮，1932年返回故乡，开办半军事性的四存中学。1935年华北事变后，以保卫家乡为名联合安国、博野、蠡县、深县、安平、饶县等县官绅实行地方自治。一二九运动之后活跃于京津一带，发表讲话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获得部分爱国学生的拥戴。此间张再次被阎锡山起用，以陆军中将身份赴太原筹办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在团中以实干、主战而著称。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调回河北，于保定成立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9 、10月间，河北陷落，张于南撤途中成立具有民间性质的河北民军，以山西陵川为总部，经营这支队伍。1938年6月，国民政府重组河北省政府。9月，张荫梧以河北民政厅厅长身份同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一道返冀，驻于冀南之南宫。1939年2月，由于无法抵挡日军扫荡而退回山西陵川。同年6月，张率部重返河北，并进入冀中。此后，民军与八路军发生全面冲突，至9月中旬被后者基本解决。张荫梧本人也受到解职处分，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振。 
八路军所以要打击张荫梧，根本原因诚如彭德怀和毛泽东所说，张荫梧是“吃磨擦饭，发国难财”[5]的“磨擦专家”。[6]那么张荫梧之河北民军与八路军到底有何过结呢？其实，还早在抗战之前，中共就曾派共产党员赴四存中学任教，并建立了地下组织。张荫梧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不反对，但显然不愿让共产党来左右他的学生，因此始终保持着对四存中学的控制权，对中学内部共产党的行动加以限制。1937年10月，即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遣员争取张荫梧，但张对中共的态度明显地表现冷淡。中共在确定“张某专门向右看”之后，便放弃了对他的争取。至于双方真正结怨，还要到1938年5月博野兵变发生之后。 
所谓博野兵变，是指抗战初期，张荫梧一面携众向南转移，一面建立河北民军之后，其部属张仲瀚未随张去，就地发展，在博野也组织起一支河北民军，并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此时无论共产党还是张仲瀚都难以实现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部队的几个重要领导人都曾是张荫梧的部下，张虽远在山西陵川，却依然能够左右这支军队的走向。张荫梧自然不满张仲瀚的做法，因而策动博野民军二团、三团团长张文祥、李侠飞等人反对张仲瀚。受此影响，1938年5月，张文祥在博野发动兵变。这次兵变由于冀中八路军的干预，未能达到推翻张仲瀚的目的。但后者从此也再无力控制局面。在此背景下，张荫梧组织河北民军北上先遣支队，以张存实、吴嘉谟为正副司令，于是年七月进入博野，希图接管博野民军 。张仲瀚闻讯出走，原部队被张存实接管。然而一波三折的是，张存实刚刚稳住局面，即脱离了张荫梧领导，投向了冀中八路军。至此，河北民军发生分化，一部分服从张荫梧指挥，一部分则接受共产党领导。1938年9月，后者之张文祥、李侠飞率所部两个团投奔张荫梧，张由是得悉民军分化之事实，即宣布解除张存实职务，委任吴嘉谟为司令，并立即派遣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率领三个团兵进博野，企图夺回冀中民军的领导权。冀中八路军对此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它给予了张存实以必要的庇护。 王长江进入冀中之后即遭到八路军的警告。此后王部驻于滹沱河南岸，三个月内按兵不动。期间王与张存实取得联系，受后者影响，其政治倾向也开始发生变化。1939年12月中旬，张荫梧严令王长江部开赴冀中博野。12月16日，冀中八路军对这支强行进入冀中的部队进行了打击，王长江乘机率一部倒戈，剩下的亲张荫梧的部队遭到重创，被迫退出了冀中。此即所谓的“民八事件”，亦称“冀中事件”。这一事件自然大大加深了张荫梧对八路军的仇视。 
1939年春季以后，随着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部署防共限共措施，各地反共磨擦迭起。张荫梧亦受此鼓舞，奉命亲自率部再度试图回到冀中来。冀中八路军对此强烈不满。在这一时期的中共报纸上，有关国共磨擦的各种报道中，河北问题的报道连篇累牍，对张荫梧更是公开点名予以谴责。彭德怀特别撰文指出：“两次大规模的行动（另一次指1938年12月王长江率部开进博野——笔者注），无独有偶的都发生在敌人猛攻冀中的时候，敌人从正面进攻，张荫梧从侧面配合，同时下手，遥相呼应。不论张荫梧的主观愿望如何？企图如何？客观事实明显摆出在这里的是配合敌寇作战，分散牵制八路军对敌作战的兵力，打击八路军。”[7]而为显示张荫梧强行进入冀中之无理，中共还特别发布了王长江、张存实所部的冀中民军宣布更改番号为抗日民众军的全国通电。[8]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之间，张荫梧与八路军的矛盾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大陆史学界所谓的“深县惨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事件经过
注意到张荫梧此前屡屡受挫于八路军，相信曾经发生过“深县惨案”，并相信这是张荫梧对八路军所实施的报复行动，逻辑上似乎是有一定根据的。但问题在于，笔者发现，所有提及这一该惨案的的历史资料，都与当时八路军的反磨擦行动，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就目前已掌握的史料所知，最早提到这一惨案的，是事变发生后吕正操分别致电蒋委员长、程潜主任、卫立煌司令长官和毛主席等人的电报。《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8月13日所载《张荫梧祸国殃民残害国军》一文和1940年《解放》杂志第106、107期刊登的《张荫梧之真面目》一文都引述了这一电报。电称：“正当武邑、衡水、束鹿之敌分路大举向职部进攻‘扫荡’之际，深县南之陈二庄、各家庄驻军，于6月21日夜12时半突闻枪声四起，同时附近蔡家庄以北之程家、芦家庄亦均发现枪声，当职等人从梦中惊醒，而我刘家庄之驻军已陷于严密的包围中。经探悉为张荫梧亲率河北‘民军’向我攻击，及派员持函交涉，请首先停止军事行动，有何问题，自可相互开诚布公协商，共同解决。乃张氏不问来由，不分皂白，竟惨杀我派去之人员，反集中兵力，进攻益急，我刘家庄驻军在猛烈炮火下死伤过半。职闻警立即饬部□救，不意途中‘民军’伏击，经高呼口号要求停战无效，为自卫计，不得已乃出于抵抗。故在张家寺、北马庄一带发生接战。张氏亲饬所属占据附近村落，向职部施行包围，企图全部歼灭，情况万分紧张。迄翌日黄昏，幸张氏部中有不少深明大义之士，经我宣传，士气顿挫，至此刘家庄之围乃解。……”[9] 《张荫梧祸国殃民残害国军》一文还具体提到了张荫梧惨杀八路军人员的具体人数，文称：经两昼夜之包围，以民军中尚有不少深明大义之士，我赵承金、赵东环部一面抵抗，一面据理说服，高喊口号，在此种至大至刚之精神感召下，赵部始得脱险，而我英勇将士牺牲于张荫梧毒手者，竟达四百余人。[10]此一说法，亦见之于1942年晋察冀边区政府编写的《国内外大事记》 。 
由上引当年八路军方面发表的相关文献可知，这一惨案发生时间当在6月21日夜12时半，战斗发生地点在刘家庄，八路军被围部队为赵承金、赵东环部，被围时间长达两昼夜，损失400余人。张荫梧部且在张家寺、北马庄一带阻击吕正操所部派出的解围部队。刘家庄之围得解除，实赖张氏部中有不少深明大义之士，经宣传而士气顿挫，至翌日黄昏乃告撤兵。 
上述史料没有提到八路军随后采取的报复行动。对此，在相关的各种著作，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当中都有提及。如《聂荣臻回忆录》中即有如下记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亲自带领三千余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正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只剩一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驻在深县。张荫梧连夜将这些机关和后勤人员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四百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深县事件’发生后，边区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冀中军区和正在冀中军区的一二0师，火速调来部队，对张荫梧及时进行了反击。除张率几名亲信侥幸突围外，其部队二千五百多人全被我们解决。”[11] 
《聂荣臻回忆录》没有提到冀中八路军报复行动的具体时间。对此，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指挥员的李达在回忆中则有着清晰的记述。他说：“五月下旬，（当为六月下旬之误——笔者著）张荫梧、赵云祥、乔明礼、王子耀等部麇集在深县、束鹿之间的磨头、南北马庄一带，扬言要以武力取缔我抗日政权机关。他们一面和皇协军谈判，以获得他们的暗中支持，一面威逼我冀中部队让出阵地，暗中准备袭击我冀中部队。刘师长和邓政委抓住这个机会，决定狠狠地回击一下。二十二日，我早有准备的冀中七支队，突然将这些”磨擦专家“们包围。经过一昼夜激战，将诸部击溃，俘敌七百余人，获长枪三百余支。乔明礼负伤被活捉。张荫梧和赵云祥见势不妙，化装逃走。”[12]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八路军对张荫梧的惩罚作战开始的时间恰好在所谓深县惨案发生的时间重合，即也是6月22日（前述6月21日夜12时半实为22日凌晨0时30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虽然聂荣臻的回忆把八路军的惩罚作战与深县惨案联系在一起，强调了一个先，一个后，但李达却没有提到深县惨案，他所讲到的作战原因仅仅是张部集结在深县与束鹿之间的磨头、南北马庄一带，扬言要以武力取缔抗日政权机关，暗中准备袭击冀中部队，故刘邓决定狠狠回击一下。整个作战“早有准备”，作战主力为冀中七支队。[13] 
李达的回忆还可以从国民党方面张荫梧、鹿钟麟、石友三等人当时的电文中得到证实。张荫梧当时即称：“吕正操及贺龙两部，召集四五万人，突于六月二十一日夜间一时，将荫梧及民军总部包围于北马庄，将某某民军司令乔明礼等包围于张骞寺，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民军猛扑。”[14]鹿钟麟也在7 月1日及7 月13 日两度就此事呈报中央，指出八路军发动袭击的时间为马夜即21日夜。[15] 
显然，比照上述种种说法，至少从逻辑上可以推断，1939年6月21日夜12时半至1时左右，亦即22日凌晨0时半至1时左右，八路军和张荫梧部之间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此一冲突，多半并不是张荫梧部对八路军赵承金部的包围与袭击，而是八路军对张荫梧部的全面进攻。因为，当时显然不可能同时发生张荫梧围攻赵承金部两昼夜，打死赵部400人，而张荫梧等各部又被八路军击溃且迫使其逃散的情况。或者是张部围攻赵部两昼夜，或者是八路军围攻张部且一举将其击溃。说八路军在深县惨案发生后才开始进攻张部，就已知的各种材料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情节上，都说不大通。
事件质疑
早在1995年，即有杨静、朱树长两作者发表《关于“深县惨案”》一文对该惨案的流行说法提出了质疑。该文指出，不但当时的报纸及之后的文史资料没有相关记载，就连深县的老党员老干部及曾在张荫梧麾下任职之人员亦未闻其事。更有意思的是，从档案可知，1949 年张荫梧被捕入狱后，公安人员在对张的审讯过程中，从未涉及“深县惨案”一事。由此也可以了解到，张荫梧于深县残杀400余人一案，怕是当时基于对国民党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中找到一些例证。吕正操在书中指出有如下一段话：“消灭了张荫梧的部队之后，我们就利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的牌子，向蒋介石、第一战区、十八集团军总部、重庆东北救亡总会发电，说明张荫梧袭击我部队，杀害我们的干部，企图吞并游击第一支队，抢占地盘，破坏抗战。那时，我们还没有和国民党正面磨擦，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张荫梧挑起的。”[16]吕正操这里所说的给蒋介石、第一战区（当为第二战区）、十八集团军总部等方面的电报，就是前述给蒋委员长、程潜主任、卫立煌司令长官和毛主席等人的电报。
总结
在当时情况下，国共斗争不仅关系到双方在敌后的直接利益问题，而且也直接关系到两党在国内国际舆论中的政治形象问题。从政治斗争的策略角度，八路军既要在敌后武装拒止国民党军进入其控制区，在政治上亦要取得主动地位，使人相信磨擦的根源在于国民党方面极端无理，宣传张荫梧主动进攻并造成八路军重大损失，亦不难理解。因为八路军此次行动毕竟为抗战爆发以来所仅见，影响重大，非如此解释则不免贻人口实，致使统一战线遭受破坏。 
通过吕正操的回忆，应当可以肯定，关于深县惨案的通电，是八路军方面于6 月22 日在深县完成对张荫梧的包围和打击之后，“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张荫梧挑起的”而发表的，意在指斥张荫梧制造惨案，破坏抗战，而为拒止张部进入冀中制造理由。而所谓“深县惨案”实际上当不存在。简言之，抗战前期发生河北的国共磨擦是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下进行的，出于斗争需要，磨擦双方经常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强调自己一方的理由。因此，在呈送给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亦经常会出现各执一词的现象，这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事实，不能简单地以是非论之。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一情况，简单地把当时双方的政治宣传当成事实，不加分析地沿用当年政治斗争当中的一些说法来说明历史，就一定会以讹传讹，造成历史认知上的混乱。本文对深县惨案史实的讨论，或可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