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濞
曾以恩威遗德泽
我在扬州邗沟大王庙徘徊了半天，非常欣赏庙前抱柱楹联：
曾以恩威遗德泽
不因成败论英雄
除了夫差，西汉吴王刘濞也正襟危坐于此。尽管他们的名讳黯淡于史册，茫然于文本，但是扬州人民没有忘却他们，尤其是刘濞。
走出大王庙，我便前往茱萸湾。茱萸湾早在汉代就有名了，传说因为这里盛产茱萸而得名。据《维扬志》记载：“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此运盐河之始”。清初诗人郭士璟有《茱萸湾》诗：
曲曲云烟烧旧塘，长堤千载忆吴王。
但闻坐引渔盐利，赢得茱萸泛水黄。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杀了荆王刘贾。刘邦率军亲征。血气方刚的刘濞时为沛侯，随军出征，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引得了刘邦垂青。平乱之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汉书·吴王濞传》，苦于自己儿子年幼，加之荆王刘贾无后，刘邦改荆国为吴国，封刘濞为吴王，统治三郡五十三城，以广陵为都。广陵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熊怀在邗城旧址上所建之城，因为这里当时是一片丘陵，就取“广被丘陵”之意而名。扬州别称广陵也就始于此时。
等到封侯拜印的时候，刘邦再一打量刘濞就后悔了：他有反相！诏书已下，驷马难追。于是，刘邦当众警告刘濞：“汉家五十年以后东南方向必有叛乱，不会是你吧？不过，天下都是我们刘家的，你最好还是不要谋反！”刘濞慌忙五体投地：“不敢。”如此无端的猜疑能让刘濞心悦诚服吗？刘濞真的不敢吗？不用回答，大家知道。
不过，刘濞确有经邦治国之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平准书》）手里没有一把米，连鸡也唤不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刘濞治吴四十余年，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让国家有钱、百姓有钱。儿子没有钱，当不好孝子；父亲没有钱，当不好慈父；国家没有钱，就没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不过，要致富，先修路。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濞东开邗沟，凿通了茱萸湾（今扬州市湾头镇）向东经海陵仓（今泰州市海陵区）到蟠溪（今南通市如皋东陈家湾）的运河。这条运河是沟通江淮的邗沟支流，促进了当时的“官方工业”迅速发展——
一是铸钱。“汉有嘉铜出丹阳”（汉代铜镜铭文）。刘濞以丹阳之铜聚万人之众，铸钱富国。当时，另一个产铜中心是汉廷中央管辖的蜀郡严道，文帝刘恒特谕幸臣邓通以蜀郡严道之铜“铸钱财过王者”（《史记·平准书》）。其时，东南多吴钱，西北多邓钱，形成了“吴邓钱布天下”（同上）的局面。
二是煮盐。两淮盐场，两千多年来均属海内产量最丰富的盐场，食盐供应四方的经营之始，乃刘濞时期。盐是重要生活资料，汉初计不及此，煮盐无税。刘濞就地取材，大量开发盐业，使吴国大富。广陵在汉代迅速发展成为大城，也多半依赖盐业。
三是造船。刘濞王吴国财政国用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造船业。史载，“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汉书·五行志》），“上取江陵，木以为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可见吴王国原先就有一定的造船基础，而“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鱼猎山伐为业”（《汉书·地理志》），由于长江之便，那里丰富的本木顺流到广陵，更加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据称，吴国所造之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在当时水陆运输条件的改善中，是一项惊人的突破。吴国造船业的发展，为日后西汉帝国建立庞大的楼船军创造了条件。
由于铸钱、煮盐、造船、运输和渔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民间漆器、竹器、纺织、建筑等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百业兴旺、举国繁荣的局面。当时吴王门客枚乘指出：“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转粟向西，陆行不绝，水利满河，不如海陵之仓。”（《汉书·贾邹枚路传》）南朝宋诗人鲍照在《芜城赋》里歌颂那时的广陵：“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财力雄福，士马精妍。”这种盛况当时为全国之首。因而，百姓无赋。可以说，刘濞是第一免除农业税的国家领导人！刘濞不但免除了农业税，而且拿钱抵消中央要求的劳役。逢年过节，刘濞亲自慰问茂材之士，还给“五保户”和“低保户”发放“红包”。这是不是共产主义的滥觞呢？
由于“富埒天子”（《史记·平准书》），刘濞招致中央最高统治者的猜忌。汉文帝刘恒下令吴王太子刘贤进京。刘贤名为“驻京办事处主任”，实为人质。“官二代”刘启邀请刘贤饮酒下棋。作为“富二代”的刘贤本来就很“轻悍”，酒后犯上。刘启恼羞成怒，打死了刘贤。刘恒草菅人命，竟将刘贤遗体送还吴国。刘濞愠了：“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于是，又将刘贤遗体送回京师。从此，刘濞衔恨在心，称病不朝，分庭抗礼。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认为刘濞“于古法当诛”（《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恒于心不忍，赐以几杖，许其不朝。晁错不服，进而提出了削夺诸王、修改法令等主张。刘恒考虑当时诸侯国羽翼已丰，未敢轻举妄动。
刘启即位之后，晁错依旧主张削夺诸藩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理由莫须有：“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晁错《削藩策》）这个理由也是刘启的心声。既然你提议，那就把这任务交给你吧。
刘濞本来就恨刘启，加之削蕃，终于拍案而起了：反了！看见吴军磨刀霍霍，吴王门客枚乘、邹阳和严忌等人先后上书谏阻。刘濞根本不听，遂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汉书·晁错传》）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发难之后，刘濞亲率二十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由于七国联军声势浩大，刘启慌忙命令太尉周亚夫统率三十六位将军镇压吴楚叛军，指令曲周侯郦寄抗击赵军，派遣将军栾布率兵去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于是，这场战争陷于胶着状态。
面对七国气势汹汹的进攻，刘启束手无策，只好“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汉书·景帝纪》），以此来换“和平”。尽管刘启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但是七国仍不罢兵。然而，刘濞理财胜过桑弘羊，打仗不如周亚夫，七国之乱很快就被镇压了。刘濞逃到东越，被杀。
开弓没有回头箭。可以说，刘濞之所以一条路走到黑，是被逼无奈，与其说是野心家的狂妄，不如说是绝望者的疯狂。我敢断言，即便刘濞死后重生，他也不会向刘启顶礼膜拜的。当年刘濞与朝廷的矛盾，是刘氏天下嫡系与其他支脉的矛盾，乃是非恩仇之争，不必以日后地方与中央关系类比。刘濞之后的西汉盛世，经济方面得益于铸钱、煮盐、冶炼三大支柱产业的官营，变地方利益为国家利益，借鉴的正是刘濞经济方面的举措。
“老濞宫粧传父祖，至今遗民悲故主。”（苏轼《於潜女》）长期以来，扬州尊大王庙为财神庙，尊刘濞为财神，乃地方人士对刘濞发展经济措施的肯定，对于有能力富民治业者的崇敬与怀念，不宜仅仅看作是一种迷信。否则，扬州人长期来为什么不供奉刘邦、刘启、刘备，而要供奉刘濞呢？
夫差和刘濞，两个吴王，在同一块土地上演绎出两段与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故事，这到底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只有站在风景如画的茱萸湾，你才能够感觉到这里面似乎充满了玄机，这玄机仿佛就隐藏在我们的脚下，隐藏在某个我们视而不见的角落，它迫使我们不得不低下头去思考。【作者：周游】
人物简介
刘濞（bì）（前216年－前154年），刘濞性情极为剽悍勇猛且有野心，性格与其父相反，却与刘邦相似。汉高帝十一年乙巳（前196年）年满二十岁的刘濞受封为沛侯，英布反时，刘濞以骑将，随从刘邦破英布军。刘濞从军有功，汉高祖又顾及吴郡接壤东越等国，乃需选壮王镇之，汉高帝十二年丙午（前195年），刘邦惧怕江东人士不服他的皇权，故而封刘濞为吴王，都于沛（江苏沛县），改当年刘贾所封的荆国为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于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刘濞惧怕江南，故而不敢以荆国旧都——吴县（今苏州）为其国都。
汉文帝时，刘濞的儿子吴国世子在京城与文帝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下棋时出现争执，吴世子无礼，被皇太子用棋盘打死，刘濞痛失爱子。刘濞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并招纳工商和「任侠奸人」，以扩张割据势力，图谋篡夺帝位。当时，由于天子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使刘姓宗室诸侯的势力日益壮大，于是骄纵起来，处处与朝廷对抗。汉文帝已感到同姓藩国的威胁，听从大夫贾谊的建议，就开始削弱诸侯势力的行动。[1]汉景帝采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他谋划了「清君侧」的策略，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叛乱便在景帝前元三年丁亥（前154年），带领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汉军主将周亚夫击败，刘濞兵败被杀，封国被中央废除，吴国至此灭亡。
身世经历
西汉初年诸侯王反叛者甚多，史论总是强调割据者危害中央统一，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方，其实，还  刘邦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朝廷掌权者继承了刘邦狡诈专横的传统，在政策方面有诸多失误。异性王方面明显的例子是处置韩信，同姓王方面便是激起七王之乱。史云韩信之死，源于组织家臣与囚徒奴隶袭击皇宫阴谋败露，这事可信吗?可信的倒是韩信所说的“狡免死，走狗烹”之叹，否则，像张良这样的人，为什么“愿弃人间世”，委婉避祸呢?皇家治史是有倾向的，史实的叙述倘缺少佐证，读书的人头脑就要复杂一点。刘濞被封为吴王，时在高祖末年。是年刘邦还乡，唱《大风歌》，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叹。事实上，不是缺少猛士，而是缺少值得刘邦信赖的猛士。长江下游即吴，或称东楚，为“四方”之一，原来的荆王刘贾被杀，派谁人继守，颇费踌躇。天下猛士如云，但异姓猛士不可信，可信的是皇子，但诸皇子年幼，“上患吴，会稽轻悍”，顾虑那里的地方势力不好对付，亲生的儿子不可涉险，于是便选中了“年二十，有气力”的侄儿刘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乃用人之道，问题是刘邦无奈任用刘濞，却又怀疑刘濞。说他“有反相”，又当面关照“慎毋反”。这样露骨的怀疑与猜忌能让年轻的刘濞心悦诚服吗?刘邦自以为是打了一剂预防针，其实是埋下了封国与朝廷不和的第一粒种子。
刘濞治吴40余年，应当说，他是日后长江三角洲日益走向繁荣的奠基者之一。吴国的疆域是“王三郡五十三城”，三郡，即指汉初的东阳郡、吴郡与鄣郡。《汉书·地理志》所列75郡无此三郡名称，出现会稽郡、豫章郡、丹阳郡，系因西汉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行政区域的缘故。西汉时代广陵城处于三郡中心地带，被定为吴国之都，王府所在。刘濞治吴的功绩一方面是为朝廷守边，安定地方，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经济。《前汉书·地理志》云：“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刘濞等人使当日地广人稀的长江三角洲逐渐人烟稠密；《史记》说当日的吴国“国用富饶”，即财源充沛；“能使其众”，即获得百姓爱戴。刘濞之功，史有共识。至于广陵，逐渐形成为繁荣富庶的大城，与江淮地带继续开凿运河，便利交通，吸引四方商贾云集有关，也应归功于刘濞。这些都说明刘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但是，文帝时代埋下了朝廷 
  汉景帝与吴国不和的第二粒种子，即太子刘启在博戏中杀死了刘濞的王子。王子至高，实质上属于人质，无罪被杀，朝廷应妥为善后，安抚人心。只是朝廷的举措仅仅是“遣其丧归葬”。刘濞的“愠”是自然的，只是他在行动方面有所克制，只是将遗体送回长安安葬，且长期称病不朝。“解铃还须系铃人”，矛盾源于朝廷，但朝廷系铃者始终未去解铃。刘濞与朝廷矛盾的激化在景帝时代，第三粒矛盾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景帝刘启，即早年击杀吴王子的即位太子。刘启的宠臣认为吴王诈病不朝“于古法当诛”，又说吴王“谋作乱”，建议削藩，理由是“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扩大矛盾，并取极端措施。因往日有隙，景帝对于这样的进言是很欣赏的。客观地说，巩固皇权，体制是应当改革的，但应疏通思想、说清道理、体恤具体困难，妥为安置，然后再继以诏命为宜。但是，景帝君臣基于“削之反，不削之亦反”的估计，取削藩断然措施，以致激起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应当说双方都有责任，朝廷方面处置失当的缘由不可低估。刘濞其人，并不如刘邦所说“有反相”，治吴40多年，纵然有错，也不至于“于古法当诛”。闻太子杀子之事，多年来他还是注意克制的。在刘启继皇帝位的第三年，他知道朝廷有诛杀之心时，旧恨新仇涌上心头，毅然反汉，自称东帝，也实在是无路可走。起兵以后，景帝杀错，以求息事宁人，意外的是，暮年的刘濞宁折不弯，义无反顾，以至兵败被杀。他所以一条路走到黑，败亡在所不惜，与其说是野心家的狂妄，不如说是绝望者的疯狂。在汉刘家族中，他已被逼上了悬崖。我敢断言，即便他死后重生，他也不会向刘启顶礼膜拜的。当年刘濞与朝廷的矛盾，是刘氏天下嫡系与其他支脉的矛盾，乃是非恩仇之争，不必以日后地方与中央关系类比。当日事变错在双方，而朝廷尤甚。皇权总是无错，总是不可冒犯的，七国之乱的平息，也许获得了又一次证明。但从长远看，这是漫长的封建社会缺失公平正义致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历史总是具体的，具体问题宜作具体分析。
一代枭雄
  汉文帝刘濞的起家是在高祖刘邦的时候，那时候年轻气盛，20岁以骑兵大破英布，成就一世英名。
到了吴国以后，那个时候毕竟是蛮夷，吴楚一带民风彪悍，又素骄，所以养个儿子也没有教好，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帝用计给杀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人家没后总归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后来刘濞又生了几个，刘濞从此以后怀恨在心，便不再上朝，而且花言巧语骗过了文帝。
然后一方面发掘铜矿，自己铸造钱币（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铜为主，黄金反而不是主要的硬通货），另一方面煮海水变盐，又出口到中原，日渐殷实，这种经济才华是绝无仅有的，比起农耕来说钱是来的快多了。同时开始招募天下亡命之徒为他卖命。
在完成经济上的积累以后，便开始拉拢那些陆续开始被晁错削藩的藩王们，勾结匈奴，结成同盟，定下誓约，一同发兵。
当时以吴楚八十万之力，确实可以横扫中原，景帝吓得把晁错给杀了。没想到这下刘濞称帝的野心就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了，大军直逼睢阳，威胁函谷关，没想到被梁王拼命死挡住了，在久攻不下得情况下，有一位恒将军提出移师洛阳，攻下天下粮仓的机谋，跋扈的刘濞没有采纳，后来周亚夫断了他的粮草以后才醒悟过来，这个时候本来的联盟就很松散纷纷作鸟兽散，无奈之下退守吴地，结果被一群蛮夷献了。司马迁留下一个“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的感叹。
应该说刘濞一开始定下的政治和军事策略是对的，“诛晁错，清君侧”以及进军路线都是对的，但是后续策略却一直被皇帝给牵着，就是不懂得变通，一个“拖”字就拖死了自己。后方都没有搞定就贸然出兵，以为有几个钱就可以夺取天下，没想到被吴国人自己出卖了。想当年吴三桂反清，有点同样的道理，战争最怕持久战，打到中间就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不过尽管如此，吴王刘濞也算是一代枭雄，被司马迁写入列传中，其他六王就没有这个福分了。
治国方略
刘濞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也就是刘邦的亲侄。刘濞这个人长得鹰鼻鼠眼，估计是个不太英俊的人。按刘邦的话来说，刘濞这个人长得就是一幅反贼模样。但是当时由于荆王刘贾被英布杀了后，荆王没有留下后代，而刘邦的儿子们年龄又比较小，再加上吴郡、会计郡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轻俘强悍，而异姓王又是那么的不可靠，所以刘邦就让刘濞当了吴王，管辖三郡五十三城。刘濞管得这些地方可是无价之宝地，那儿不仅有丰富的铜矿，而有还产盐。所以刘濞就显得财大气粗。他就经常招收一些天下的亡命之徒来到吴国开矿，晒盐。犯了罪的人只要到了吴国，就会受到吴国的避护，如果有其他诸候国的人来抓，这是不允许的。按现在的国际法来说，吴国的主权的意味还是很浓厚的，当然，不管吴王刘濞是出于什么目的。很多遇到困难和犯了罪的人就跑到吴国来，这样。吴王身边各种各样具有特点的人就越积越多。
由于有钱，所以刘濞对待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还是很不错的，老百姓不但不用交税，而且遇到中央要求服役的活国家也拿钱给抵了，这样老百姓也不用出门服劳役。过年过节的时候，为了显示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吴王也经常派一些高级官员去看望有知识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国家则会发些“过节费”。在我看来，当时的吴国，应当是共产主义了。诸位看官知道，共产主义好啊，共产主义是吃饭看病住房都不要钱的。我们国家毕生追求的目标在几千年以前的吴国就大体上实现了。而我们今天则还在为了看病住房而努力，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刘濞的儿子在首都陪皇太子下棋，由于在下棋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争执，皇太子一怒之下拿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硬是给砸死了。按理说，作为文帝，处于此事时应当慎重一些的。毕竟砸死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也是诸候王的儿子啊，怎么着也得厚礼安葬才是啊。可是不知当时文帝哪根筋给搭错了，竟然要求把刘濞的儿子送到吴国去安葬。当遗体给到吴国的时候，刘濞气就不打一处来。刘濞心想，你儿子打死我儿子，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还这样对待我，你儿子是儿子，我儿子就不是儿子了吗?一气之下，刘濞又把其子的遗体弄到长安去了，要求就在那安葬。之后，吴王刘濞生气就称病不再去长安拜见皇帝了。当然，此种事情发展下去势必就会导致刘濞与中央产生一些隔阂。  晁错削藩
中央对于刘濞不去朝政的做法当然非常生气。就派人问责刘濞，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这个诸候王还想当不当了？我估计派来的使者给刘濞的谈话也就是这个内容。但是中央又从侧面了解到吴王刘濞的经济势力与治国方略，不愿意逼刘濞走了反叛的道路，所以当时的皇帝就这样给刘濞下了一条赦免令，即刘濞可以不去朝政，并且还赐给他一个像征王权的手杖。皇帝以为刘濞这下应该不再怨恨中央了吧?虽然你儿子被我儿子打死了，但是我现在对待你也不薄啊！文帝也以为和吴王的恩怨算是了结了。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叫晁错的大臣希望中央能削减诸候国的势力范围。屡次上书，但是文帝一直都没有行动。到了景帝的时候，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晁错就又上书给景帝阐述他的削蕃的政策。景帝一听，这个主意好啊。地方诸候国的势力小了，中央就不用再天天担心这些诸候国反叛了。所以说，景帝就开始找一些理由开始削减诸候王国地封地。先是把楚国的东海郡给削了，然后又找借口把赵国的常山郡给划走了，而胶西王也被削减了六个县去。这种做法一时弄得各路诸候人心愰愰。当然，吴王刘濞更是担心自己的封地被中央夺走。本来刘濞就与中央有隔阂，发生削蕃这种情况，刘濞担心朝廷有朝一日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吴王刘濞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起兵反叛。刘濞治理国家的方略确实有一套，可以说当时的吴国是国富民安。但是说到搞政治这一方面，未必就是他的强项。但是即使再弱智的人也不自己单干，所以刘濞定会联系一些人和其一起反叛的。因为他知道，当今皇上的政策让很多诸候国担心和厌恶了。于是他派他的得力谋士应高去找也被削蕃的胶西王谈判。应高说，胶西王，您看现在这种局势，当今皇帝削蕃目的看来不纯哪，现在是削蕃，以后皇帝就要削人了啊，我劝您还是早谋大计吧。现在皇帝身边那个大夫晁错妖言皇帝，而皇帝本身也迷迷糊糊，神智不清，这样下去，别说我们的封地了，就是连我们自己的小命也难保啊。胶西王考虑后，就答应和刘濞一起反叛。然后刘濞又找了其他的一些诸候国即楚、赵、胶东、菑川、济南五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了。回顾吴王刘濞的一生，从二十岁随刘邦打仗打败英布到由于机遇被立为吴王，从勤恳治国到吴国百姓拥护爱戴，从儿子被杀到对朝廷产生怨恨，从起兵反叛到最后被朝廷杀害，他的人生曲线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英明的君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反叛的深渊的。尽管刘濞最终的下场是以反叛失败而告终，但是他的治国方略与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则值得人们称颂载道。特别是他在位时期，吴国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更是让今天的人们充满了神往，尽管不能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七国之乱
刘濞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发动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导火线是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很惶恐，就听信了谗言，捕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七王的血统关系如下：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 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景帝三年（前154年），  七国之乱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统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史记记载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王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郃阳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甀，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後。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於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於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籓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後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馀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馀城，兄子濞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於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於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誂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於奸，饰於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徵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里语有之，‘舐?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馀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适，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柰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原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於天下，亿亦可乎？”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後车，彷徉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於胶西，面结之。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承一帝，至乐也。今大王与吴西乡，弟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王弗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後悔，饮药自杀，畔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馀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寡人虽不肖，原以身从诸王。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原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脩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凡为此，原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原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笇军食，上问袁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於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晁错曰：“袁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原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原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後十馀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使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亦知其欲说己，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饟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饟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原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原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於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原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馀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於是天子制诏将军曰：“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後，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籓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馀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条侯於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饹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於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馀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啗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鏦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乃袒跣，席?，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远，臣观之已罢，可袭，原收大王馀兵击之，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弗听。汉将弓高侯穨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原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以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不善，何不以闻？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卬等死有馀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死，国除，纳于汉。郦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後下。复置元王少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续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後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