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水果剑士
基本信息
水果剑士 V1.0.19
大小：2545KB
类别：休闲益智
语言：英语
系统：Android 1.5+
简介
一款山寨水果忍者的安卓游戏，画面粗糙，运行不流畅，但因配置要求仅安卓1.5系统，所以下载量较大。目前汉化版最高版本是1.7.2。
游戏
画面其水果完全抄袭水果忍者中的水果，但画面粗糙，运行不流畅，常常卡住，让玩家常常丢分。在经典模式中其生命值为不同于水果忍者的三个砖块。
分数水果忍者是杀一个加一分，而水果剑士是杀一个加2分，杀两个加4分，连杀3个会加5分，连杀4个会出现“太给力了+10”字样。

方士
养生名词遵崇神仙思想而推奉方术之士。《史记·秦始皇记》：“方士欲炼以求奇药。”其出现不晚于周，至秦汉大盛，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方士集团，即所谓方仙道或神仙家。又以所主方术不同而有行气吐纳、服食仙药、祠灶炼金、召神劾鬼等不同派别。神仙思想及其方术，成为后世道教的核心内容与精神支柱。
医者之称谓
《素问·五脏别论》：“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
王冰注：“方士，谓明悟方术之士也。”
张志聪《素问集注》：“方士，修炼方术之士。”
丹波元简《素问识》：“《文选·七发》：‘方术之士。’李善注：孔安国《论语》注云：‘方。道也。’
森立之《素问考注》：“案：方士犹云道士，谓方术之士。巫相医卜之术，亦皆谓之方士也。《太平御览》六百六十六引《太霄经》曰：‘人行大道，谓之道士。又云：从道为事故称也。’可以征矣。盖修养真服饵诸方，故谓之方士，若医方亦其一端耳。即此云‘方士’者，医人之谓也。《广韵》十阳：‘方，法术也。’”
胡天雄《素问补识》：“方术之士，好以长生不死之术以说人君，盖古代神仙家之流，秦之徐福，汉之辛垣平、李少君皆是。”
程士德高校教参《内经》：“方士：王冰注：‘方士，谓明悟方术之士也。’《素问集注·卷二》：‘方士，修炼方术之士。’又称‘道士’，指古代好讲神仙方术之人，这些人除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以迷惑人们外，亦懂得一些医理和方药，故亦引申为医生或通晓医理之人。但这里的方士是指医生。”
方术之士，即方技之士与数术之士。古代有“道医”、“方士医”之称谓，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葛洪《抱朴子》：“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或“以医传教”、“借医弘道”，或“援医入道”、“援仙入医”，而有“医道同源”、“医道相通”之说。历代名医如汉之董奉，晋之葛洪，南北朝之陶弘景，唐之王冰、杨上善者等，皆道医也。
方，指方技。术，指数术。明代医生方士，字邦彦，福建莆田人，精通医术，济人利物，人称赞之。
方术士
起源和发展起源于战国时燕、齐一带濒海地区，从战国末年，即齐威宣王时候，这些人便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传授系统，《史记》中将他们叫做 “方仙道”。同时还提到了其中的几  方士个典型人物，宋无忌、正伯侨、充尚和羡门子高。
秦汉后渐盛。如秦之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等。道教承袭了方士炼丹采药之术，作为修炼方法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新唐书.李德裕传》：“帝方惑佛老，祷福祈年，浮屠方士，出入禁中。”《元史.释老志》：“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
方士的由来，事实上更早于此，如我国古代传说的篯铿、容成、西王母、素女等，也应当说是一些方士。篯铿相传是尧时人，是我国最早的养生家之一，《庄子·刻意篇》说：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之所好也。”这里所说彭祖，就是缝铿。《楚辞·天问》中也说：“彭铿斟雉帝何飧，受寿永多夫何长久?”孔子也曾经说：“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不作。”肯定我国古代是曾经有过这一号人物的。容成是黄帝时人，以研究房中术而得名。《后汉书·方术传》说：“冷寿光行容成公……法。”《列仙传》也说：“容成……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发白变黑，齿落更生。”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更多，相传他和黄帝也曾经有过一些瓜葛，《山堂肆考》引《黄帝出军诀》说：帝讨蚩尤，西王母以符授之。帝寤，立坛而请，有玄龟衔符，从水而出。”他并认为这是道家符箓之始。素女也是黄帝时候的女方士，晋张衡诗：“明灯巾粉卸，设图枕衾张，素女为我师，天教老轩皇。”《抱补子》中也说：“黄帝论导养，而质之玄、素二女。”我国类似这样的传说，可以说是数不甚数；由于这些传说甚嚣尘上，还曾经深深引起了孔子的反感，所以他“不语怪力乱神。”但由此可以看出，方士和其神仙的思想，确乎是由来甚早的。
我国旧习，从来吴楚之人多信神鬼，《楚辞》中也经常谈到什么 “云中君”、“湘夫人”之类的神仙人物。《楚辞、远游章》说：“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澄清兮，精气入而粗秽除。”更清楚地叙说了他们吐纳服气的思想。所以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某些地区的民族神仙思想也有可能给予这些方士们以一定的影响。
此外还有墨子的鬼神思想。墨子是和孔子差不多同时的人，《淮南子》高诱注说，他是鲁人，一曰宋人，曾做宋大夫。墨子书中鬼神思想特别浓厚。他在《明鬼篇》中说： “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首先肯定了鬼神是确有其物的。《天志篇》中说，自古以来的明王需要“上事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这又说明了他对鬼神的崇拜、认为一定要善事鬼神。同篇中还说：“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说明了善事鬼神的利害。《非命篇》中说，“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更暴露了他神道设教的思想。当然他的鬼神思想和方士们的神仙家思想是不一样的，但它和早期道教的“三官考校”思想如出一辙。五斗米道利用符水请祷，行三官手书之法；后来的天师道因袭其事，又产生三官考校的说法。尤其魏晋方士，广行符咒，对于墨子所遗留下来的《墨子五行记》最为推崇方士的思想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讲求长生，认为服食、淫祀可以成为神仙。司马迁说他们是 “形皆(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班固将他们叫做“神仙家”，《汉书·艺文志》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平心意，同生死之域，而无怵惕于心中。
他们这种神仙思想的根源，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中国古籍上最早谈到长生的是《老子》。《老子·守道篇》中说： “是谓根深蒂固，长生久视之道”。《韬光篇》中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外其身和后其身，则完全是为了取法天地，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取得长生的。因为必须后其身和外其身，也就是要不自生，然后才能一够身先和身存，身先与身存就是长生之道。此外，他还谈到不少有关长生的方法，如“守中、抱一、无为、不争”等等。最早具体描绘神仙的，则是《庄子》，他所说的“藐姑仙人”和“列子御风”即都是有关神仙的故事。
但方士的神仙思想，我们不应当单纯地认为是脱胎于老庄，根据史籍，我国最早的方士是和老子时代相仿的苌弘。《史记·封禅书》：”苌弘以方事周灵王(公元前571年——545年)，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诸侯不从，而晋入射杀苌弘。”这种设射狸首的方法和两汉以来的魇胜之术颇多相似；和后来“喇玛教中的咒人术，更如出一辙，显然这是我国古代巫术中的把戏。这说明方士亦源于巫觋。《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二十一家中有《苌弘》十五篇；《史记》和《汉书》中也都说过，著名的方士羡门则是阴阳五行家邹衍的弟子，这又说明了方士和阴阳五行家的关系。方士的方1、“方”就是“道”。这在前面已经谈到，“方士”就是“道士”《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唐成玄英疏说：“方，道也”。《秋水篇》说：“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成玄英疏又说：“方，道也”。所以“治方术者，”就是治道术者；“大方之家”指的就是“治道之士”。
2、“方”的另一涵义，就是“方册”或“方策”的意思，唐韩愈《与孟尚书书》：“圣贤事业，具在方册。”程大昌《演繁露》说：“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于竹简者：通版为方，联简为策。”方册就是方策，《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所以方?就是古代的书，也就是秦汉间所流行的“竹简”。所以广义的说，方士的涵意，也可以说就是书生，当然也包括了儒生在内。秦始皇时，方士们欺骗了他；他却迁怒于诸生，将四百六十余人，尽坑之于咸阳。他儿子扶苏向他解释方士和儒士的不同。他盛怒之下，又将扶苏远谪于边地，监军上郡。这就说明了，当时的方士是包括了儒生在内的，所以我们也无妨概而言之，说方士就是书生。所谓方术，也就是书上曾经记载过的某些方法。
根据以上两种涵义，我们可以领会到， “方”的内容，应当是非常广泛的。《史记·武帝本纪》说：“齐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后来刘向整理《鸿宝万毕木》时，竟获方两万有奇，其范围之广，我们可以想见。《太平经》中，将方叫做“诀”，其内涵之广，更是无所不包了。
《汉书·艺文志》中，将方分为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类。《后汉书》华佗、左慈等三十五人的《方术列传》中则包括了天文、医学、神仙、占卜、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等更多的方术。
其实，在我国古代除了六书：礼、乐、书、数、射、御而外，其它的一切都叫做百工技艺，它们也都可以叫做方术。
方士们的 “方”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除了前面所说的求仙药和淫祀而外，《史记》、《汉书》中也有不少其它的记载：
1、人主微行方　《史记·封禅书》卢生建议始皇，居处要不令人知，这样才能得到长生之药。他说：“方中、人主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子神。”
2．祠灶谷道(道即方)　《汉书》、《武帝本纪》：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祀灶、则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
3．却老方　这是李少君骗人的主要方术之一，他曾挟此方偏游于豪贵之门。《武帝本纪》说：“少君者，故深泽。候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尝自谓年七十，能使物不老。其游，以方偏诸侯。”
4．斗旗方　这是汉武帝给与栾大的考验。《武帝本纪》说：“于是上先验小方，斗旗，旗自触击。”栾大以此便取得了武帝的信任。
5．黄帝谷仙术　这是王莽时方士苏乐的方术之一。《汉书·郊祀志》：“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鬻鹤髓、璃、瑁、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
6．重道延命方　这是《汉书·刘向传》所记载的邹衍传方。
以上都是《史记》《汉书》中曾经著录过的著名方术。其中还有一个颇饶趣味的有关 “方”的故事，就是秦汉以来相传修道之人忌食马肝。汉武帝于杀死文成之后，又让栾大替他效忠修方；为了掩饰文成的死，他向栾大说：“文成食马肝死尔；子诚能修其方，吾何爱乎。”封建帝王和方士之间，互相以“方”愚弄，令人可发一噱。后人有诗云：“死为文成食马肝”，就是讥讽汉武帝这一件事的诗。
此外许慎《说文》中说： “青蚨还钱”。郑玄《周礼注》中也说：“阳燧取火、鉴镜取水、莽草熏鱼、牡蛎烧灰去蛎壳”，皆为汉人著述中所曾提到的方。
关于以上的方，谷永在上汉成帝书中说： “及此言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玄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将当时所谓的方，简略地做了一个介绍与评价，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方是些怎样的内容了。著述介绍关于方的集大成著述，我们知道的有《淮南枕中鸿宝秘书》。《汉书·宣帝本纪》说： “大夫刘更生(向)献淮南枕中鸿宝秘苑之术。”《刘向传》中则说得更详细，它说：“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据葛洪《神仙传》说，《枕中鸿宝苑秘书》就是淮南王专言黄白之术中篇八章的第三章。《隋书、经笈志》中有《淮南万毕经》及《淮南变化术》各一卷，《唐书·艺文志》中有《淮南万毕术》一卷。相传即为其书，这些书今并不传。清人孙冯翼、茅泮林曾就古书中的引文钩辑了一个辑本，名《淮南万毕术》 (见《丛书集成》初篇)。此外，叶德辉也有辑本(见《观古堂》二集)。这些虽非全豹，但颇可看出当时所谓方的一鳞半爪。其中有谈服食以致不老的方，“曾青为药，令人不老”，涉水不沉的方，“取蜘蛛与山狗及猪脂置瓮中，密以新缣，仍悬室后；百日视之，蜘蛛肥，杀之以涂足，涉水不没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内瓮中，合肪百日以涂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涂足，不用桥梁”。有避鬼疫方，”岁暮腊，埋园石于宅隅，杂以桃弧七枚，则无鬼疫”。类似这一类的方很多，其中有的是古代医方，如“守官涂脐，妇人无子”，又“青泥杀鼇，得苋复生”，都是曾见于古代医书中的陈方。也有些是颇合于近代物理的，如“首泽浮针”，注曰：“取头中垢以涂塞其孔，置水即浮”。又“铜瓮雷鸣”，注曰：“取沸汤置瓮中，坚塞之；内于井中，则作雷鸣，闻数十里”。这都是物理的当然现象，本来不足为奇的事；不过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对此不能理解，于是即视为神奇了。但其中绝大多数则是荒诞不经的。
晋葛洪《抱朴子》中对此也记载了不少。
《遐览篇》： “其变化之术，大者惟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符用药，无所不作也。”其书传于墨子；刘安钞取其要，进行了改编。这是更早于邹衍的传方。由此可证墨子的神仙思想，是和方士们有着一定渊源的。
同上《遐览篇》中说： “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亦大术也。其《淮南鸿宝万毕>>皆无及此书者。”
“又有《白虎七变法》与《墨子》及《玉女隐微》略同。”
《玉女隐微》和《白虎七变法》都是和《淮南鸿宝万毕》一类的秦汉方书而流传于魏晋之世的。
又《抱朴子》中还提到了什么《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之类的符图典笈和《太清丹经》、《九转丹经》、《金液经》等丹经书，应当也都是秦汉方士们所留传下来的方书。不过这些记载，较诸《史汉》所述，则更属奇突不经。
至于魏晋方士们的传方，《抱朴子·论仙卷》中也曾经谈到过，他说： “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长。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其说是否有验?因方的内容不详，我们只能姑妄听之。
自秦汉至魏晋，方士不是少数的人；方更不知道有多少 ?里面固有一些是炫世欺人的把戏，但也有不少是古代研究技艺的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原始科学技术，如《庄子》中即曾提到过，越人曾传“不龟手”方等。我们对此一概予以蔑视，则也是不对的。没落秦汉方士的没落，主要是由于西汉文人的反对与打击。正当西汉方士挟持方木，遨游诸侯之门，风头正健的时候；前面已经谈过，张敞向成帝上书，规劝他不要接近方士，这是给予方士们的当头棒喝。继之而起是谷永，他更大声疾声，批判了方术的虚伪性。此外如黄宪、王充、扬碓等人也都是反对方士与方术的。当时的封建帝王们久受方士的欺骗，铸方又多不验，兼以处于多方面舆论的压力下，日久天长，他们对于方士的信任，自然就会淡泊下去，方士们的登龙之术，也就无从施其伎俩了。
与此同时，和方仙道同源异流的黄老之学一时大兴。据司马谈说，黄老之学系出于河上丈人。后来由于窦太后和景帝的提倡，进而兴盛。西汉的显宦和学者们，如曹参、陈平、田叔、黄生、邓章、郑当、司马谈、严君平等即都是治黄老之学的人。当时文人多喜爱黄老而厌恶方仙，黄宪《四难》即痛斥方士，说他们不是老庄流裔，不配和浮屠老子相提并论。王充是崇尚自然的老庄信徒，他在《论衡·道虚篇》中也痛斥方士和方术。扬碓著《太玄赋》深赞老子“直道不行，其次之曲”的道理，说“执太玄兮，不拘弯兮。”但也反对方士，说他们是“甘饴含毒，难数藏兮。”由于这些人们的攻击，方士乃不得不予以匿迹，方仙道也就从此不为人所称道了。
继方仙而出现的就是黄老道。《后汉书·襄楷传》说，桓帝事黄老道，还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皇甫嵩传》说： “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养畜弟子，跪拜首过。”他所奉持的经典则是《太平青领书》。”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
当黄老道盛兴的当时，方仙道逐渐销沉了。
官名
《周礼》谓秋官司寇所属有方士，设中士十六人，以下有府、史、胥、徒等人员。掌都家的狱讼。郑玄谓：都，周王子弟与公卿的采地；家，大夫的采地。方士听取都士、家士办案结果，呈报司寇，以便审核定案。
西周的乡遂司法官员设置，西周地方上在畿内按区划乡，遂，县，都，邑等分别设有乡士，遂士，县士，方士，讶士等，负责各该地区的刑民事案件的审理。
巫医
发展历程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相关文献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社会地位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方士分类
综述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学究型“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隐士型“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僧道型“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食客型“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生意型“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江湖型“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星家十要
综述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学问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常变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言语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敦品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廉洁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勤勉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警励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治生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济贫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节义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总结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神将三国方士
简介 神将三国方士方士是《神将三国》网页游戏里的三大职业之一，也就是平时大家说的法师，拥有极高的法术攻击能力和群伤能力。1　　职业特点神将三国方士是很经典的法系输出职业，职业特点与众不同的是除了输出还具有治疗能力，很明显是作为中后排站位辅助全团，阵容上能耗比能拼的要好一些。职业发展方士是个职业发展非常平衡的综合职业，能打能加当然如果另类一点可以放在前面做肉盾试试。不过传统来说放在中后排辅助效果蛮不错的。
这里方士发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暴力类型，回血恢复看情况，全力堆输出，因为其本身法术攻击是有优势的，毕竟现在游戏中法防明显都是比较弱的，所以作为法术输出方士优势还是蛮巨大的。另外一种就是主力辅助回血恢复，输出依靠招募的武将进行。同时有财力的完全可以打造出一个高血高防的肉盾型术士，这样多出一个输出的武将位置，当然这个打法耗费巨大。主回血恢复术士的关键在于磨和耗，保证唯一的输出生存和输出环境。技能介绍1、炎咒 对敌方随机单体造成法术伤害，同时自身回复无双值
2、天雷动 对敌方全体造成法术伤害，并提升自身暴击率
3、极.炎龙天旋 对敌方随机单位造成法术伤害
4、甘露吟 恢复己方血量最少的单位生命
5、玄雷缚 对敌方随机单体造成大量法术伤害有几率加深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