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修德
人物生平
1915年，出生于美国。  白修德
1934年，考入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
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费正清的推荐下，带着一台旧打字机，来到中国，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并取中国名字“白修德”。
抗日战争，任《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
返美后，因为对蒋政权的反对，白修德被认为亲共，在麦卡锡主义兴起时，职业生涯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得不远走欧洲。 
20世纪60、70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而闻名于世。
[1]其中，1960 年跟踪记录约翰·肯尼迪参选直至获胜的那本使他获得 1962 年普利策新闻奖。
主要经历
第一个通过汉语考试的哈佛本科生1915 年，白修德出生于波士顿犹太人聚居的贫民区。出身贫寒的他在青年时又逢美国经济大萧条，父亲英年早逝更令他们家雪上加霜。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白修德在哈佛大学的导师，更是其一生的挚友。在他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并在大三成为费正清的学生时，费正清评价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头脑，也懂得现实世界谋生艰难的道理。
白修德对中国文化和中文的热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常常不自觉地走到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从书架上取下“一册册蓝色封面、写在精致宣纸上的用竹篾装帧的书”，看着墙上的书法作品，能令他觉得宾至如归。于是，精通意第绪语、希伯来语、英语，又通晓拉丁语、德语、法语的白修德，在大一学期结束后做了一个之后影响他一生的决定，“为什么不往前跨一大步，再学一门汉语呢？”
白修德的女儿海登告诉《外滩画报》记者，父亲晚年时仍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自豪，并常常得意地对儿女回忆道：当时哈佛的老师们由于觉得汉语太难，怕学生耗费太多精力而荒废其他学业，提出了“本科生不适宜学汉语”的不成文规定。当时，学习汉语的本科生有两个，老师常把试卷出得很难，试图让他们打退堂鼓。最后，另一位学生放弃了，白修德则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我相信他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学习中文并通过考试的本科生。”海登说。
1938 年，白修德从哈佛毕业。[1]来到中国1939 年 4 月 10 日，带着费正清送的二手打字机和六封推荐信，他来到中国。
初到“陪都”重庆的白修德轻而易举成了国民政府中美国顾问团的一员，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的通讯报道。那时，白修德年仅 23 岁，但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彻底失败了”。他在《探索历史》一书中写道，“按照我青年时期一种严格的社会主义说法，我自认为是‘反法西斯战士’。可实际上我却受人雇佣去操纵美国的舆论。”
“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后来我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官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当然，如今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悲剧。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英语流利的高级官员都同自己的人民完全脱节。
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完全是徒劳的。”
这种脱节无疑是日后一系列灾难的预兆。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据大卫回忆，白修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与孔祥熙就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发生了争执。“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祥熙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就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1]“河南人吃人”1941 年，《时代》周刊主编亨利·卢斯（Henry Luce）访问中国，接待了白修德；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媒体人“用高傲的、结结巴巴的语调问我能否收拾一下行装，准备进行一次 48 小时的旅行”时，白修德正式成为了《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
对 1942 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报道，是白修德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页，也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这场造成 300 万人死亡，3000 万人流离失所的灾难让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从起初的尊敬和仰慕，变为怜悯和唾弃。”
1942 年 7 月，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通过电报、信函等形式将河南灾荒严重的情形不断传递到战时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耳中。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年底，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现“易子相食”的惨案。
1942 年，灾情进一步恶化。2 月初，重庆的独立报纸《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真实的文章，报道河南人民在这次史上最惨痛的灾荒中遭遇的痛苦，竟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
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回忆道，《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对外国记者犹如“芒刺在背”。于是，白修德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深入河南灾区，一探虚实。
他们取道西安到达洛阳，在洛阳天主教会，白修德、福尔曼与托马斯·梅根主教碰了头，后者成为白修德与基督教徒们联系的牵线人。
两天后，梅根陪同他们骑马出发，继续向东行进。他们的目的地是郑州。然而，从城镇到村庄，越逼近乡村，他们看到的情形就越不堪入目。“村庄空洞得发出回声，街道是没有人管的粪土堆，村子里隐蔽的地方，一个婴孩的哭声比我们的马蹄声还大。”
死亡统治着郑州。那里是灾荒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据统计，战前该城有十二万居民，当时已不到四万。
一路哀鸿遍野。遍地都是死亡或行将待毙的衰弱躯体。白修德曾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较大的孩子，长途跋涉找食物，已非常疲倦。母亲叫两个较大的孩子往前去下一个村子找食物。孩子回来时，母亲死了，那婴儿还在吮吸着母亲的乳房；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吃，然后自杀。
白修德不时摇一摇地上的人，看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尽可能地把妇女、儿童和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去由来自“美中救济”的美国基金支持的救济营，试图让他们存活下来，如果实在毫无办法，“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梅根神父说。
无论何时何地，白修德和福尔曼听到的都是重复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有一天，白修德和福尔曼终于亲耳听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儿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可我们听到同样的故事太多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地区十分广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晚年时，白修德身边仍然留着一张菜单，那是他们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们宴请他们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饼上撒满了白糖。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河南灾区，白修德就急不可待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第一时间从返回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拍发了过去。而通常，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查。
1943 年 3 月 22 日，这篇著名的揭示河南大饥荒真相的新闻稿在《时代》周刊上刊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令她恼羞成怒，责令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当即拒绝，“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1]见到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白修德和福尔曼花了 5 天时间，终于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见到了蒋介石一面。“孙逸仙夫人是一个体态优雅的女人，但她的精神却在革命生涯的磨砺中变得非常坚强。”宋庆龄安排好了约见，又在最后时刻给白修德一张便条。“我听说，他刚刚做了一次枯燥沉闷的长途视察回来，心情非常烦乱，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曾被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说他已经下令免除灾区的税收，然后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他们看见外国人，把什么都说了。”
然后，白修德说到人吃人。“人吃人的事情决不会在中国发生！”不出所料，蒋介石言辞坚决地否认了。
白修德早料到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才让哈里森·福尔曼一同前去。
当福尔曼拿出那张狗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时，“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最后，蒋介石问他们照片是在哪里拍的，他拿出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随后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最后，他向白修德与福尔曼道谢，说他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从被领进来到被送出去，他们总共待了 20 多分钟。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梅根主教写来的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在那次会见之后，除了在招待会上，白修德再也没见过蒋介石。
“但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当费正清来到中国，与国共两党高层接触和交流后也得出了相似的判断：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国民党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1]《中国的惊雷》1946 年，他与贾安娜合作的《中国的惊雷》被书刊俱乐部买下版权并出版，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刚出版便达到近百万的销量。但仅仅用畅销来形容《中国的惊雷》是不够的，白修德通过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的惊雷》曾经是粉碎性的一击，今天谈起来仍像当初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它的报道，它的判断，以及它对人物的描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关于规模巨大的内战和革命前夜中国景象的记叙，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生动而准确的，就好像是刚刚写成的。”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 1980 年为书作序时写下这段话，“白修德像松脂逮住苍蝇形成琥珀那样捕捉了那个时刻。他对当时诸般复杂的情况做的清晰阐述，使我们得以回过头去重见往事。”
1949 年，白修德的预言成为现实，美国“失去”了中国。然而，白修德也“失去”了自己的祖国— 1950 年初，麦卡锡主义兴起，他被列入黑名单，成为政府的“关照对象”。
女儿海登和儿子大卫便是在巴黎出生的。直到他们 1953 年回到美国前，4 岁的海登觉得自己是个优雅的法国孩子，2 岁半的大卫则对他们在南法度假时下榻的比邻地中海的酒庄念念不忘，幼小的他们全然不知父亲曾在中国经历的辉煌和彼时心中的落寞。
长大后，他们才知道，“白修德对中国的爱贯穿了他的一生。到他 1985 年去世前一直如此。”
以前，我老板的秘书是中国人。当我在工作上遇到困惑又羞于向这位秘书开口时，父亲说，别担心，中国人最能懂得你的痛苦和不安。”
他们不断向《外滩画报》记者回忆起父亲带全家人去纽约“中国城”吃饭的那些轻松惬意的周末午后，“他会努力和中国服务生说几句中文—尽管在他老年时，中文已经很生疏了。并且，当他遇到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人—这在 1960 年代的美国是非常罕见的，他会激动地打听他的身世，问他是否去过中国。”
他们家中甚至还保留着 40 年代父亲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一幅齐白石画的青蛙图、一条印满红玫瑰的真丝围巾、一个唐三彩、一件象牙石雕刻的女人雕塑??另有一件毛泽东送给白修德的夹克衫，在搬家时弄丢了，令大卫和海登懊恼不已。
直到 1972 年中跟随尼克松访华，白修德才重新回到他热爱的中国—之前的二十年里，他不断向中国驻美领馆申请签证，却屡屡遭拒。海登说，当周恩来重新见到白修德时，对他说“好久不见啊。”“是啊，”白修德回答，“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每时每刻都想回来。”[1]普利策新闻奖当谈到美国总统选举和政治新闻报道时，白修德几乎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连续四届参与美国总统选举报道，于 1960 年、1964 年、1968 年、1972 年写出《总统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改变美国政治报道的风格和内核。其中，1960 年跟踪记录约翰·肯尼迪参选直至获胜的那本使他获得 1962 年普利策新闻奖。
直到40 年后，这套《总统的诞生》仍是美国许多高中和大学新闻专业的必读教材。罗伯特·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官弗兰克·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称白修德为“这个时代对政治新闻最具致命影响力的人。”[1]
人物评价
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 上写了一篇讣告，他称白修德“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他称赞白修德“彻底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
但是他批评白修德在记者生涯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如同许多讨厌蒋中正的人一样，他反对的是蒋奇迹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价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待狂的能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