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梅祖麟
人物简介
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在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主要论著
1．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梅祖麟of the Rising Tone,HJAS30.86－110,1970
2．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th Century Mandarin，Journal of Chinese Liguistics 5.237－260,1977
3．《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史语所集刊》49.15－36,1978
4．《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427－433,1980
5．《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65－77,1981
6．The causative and di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prefix in Old Chinese,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Section onLonguistics and Paleograph），33－52，1989
7．《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3.139－216,1990
8．《词尾“底”、“的”的来源》，《史语所集刊》59.1.141－172,1991
9．《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语言学论丛》16辑，1991
在台湾大学的演讲
时 间：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一）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梅祖麟　教授
主持人：叶国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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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到这里来谈“我的学思历程”。我在大学学的是数学，在研究院学的是数学和西洋哲学。后来研究的是中国文学与语言学。我二十一岁进哈佛研究院时根本是个二毛子，大学是在美国念的，对中国文化只具备一个中学生的知识。在哈佛的两年，我认识了董同和先生和高友工。董先生是台大的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受了董先生的影响，我后来研究汉语语言史。高友工是台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他把我带进中国文学的领域，后来我们还合写了几篇论唐诗的文章。我虽然不是台大的校友，但是我学术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是台大人。我今天回到台大来是抱着饮水思源的心情。
我1954年进哈佛研究院数学系，教过我的老师有Andrew Gleason, Lars Ahlfors, John Tate, Zariski, Brauer。Ahlfors教的课是complex analysis，后来我还跟他念了一门meromorphic function，当时年幼无知，心里想反正得有一手，才能在哈佛数学系当教授。前几年读《陈省身文选》，才知道Ahlfors多伟大，得过两次Wolf Prize，数学的诺贝尔奖。还有Andrew Gleason也是我的老师。1900年德国的David Hilbert－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曾经提出数学十大难题。过了半个世纪，三个数学家把其中的一道拓朴学的题目解答出来。Andrew Gleason就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
进了哈佛不到一年就自己知道数学天份太差。Complex analysis和Real analysis是研究生的必修课，那年两门课考第一名的是本科的一名新生。我做数学习题，往往一道题花一晚上的工夫还是做不出来。第二天要交，只好晚上十一二点钟去找吴大钧求救，吴大钧五分钟就找到答案。诸位也许不知道吴大钧是何许人也。吴大钧是数学天才，三十几岁就在哈佛当正教授，后来跟杨振宁合作发表文章，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跟我同岁，1954年跟我一起进哈佛研究院，那时他主修的是应用物理和应用数学，可是在数学方面比我知道得多得多。
所以过了两年自知不是学数学的料，就转行到耶鲁大学去学哲学。在数学方面唯一的收获是跟Quine和王浩学了两年数理逻辑。
跟我同一年进哈佛研究院的有高友工、余英时、张光直、林继俭（生物化学，后来担任哈佛医学院生化系主任）、吴大钧、杨振平（杨振宁的弟弟，当时学电脑，后来学物理）。当时哈佛中国学生总共一二十个人。我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平时在饭堂里一起吃饭，周末就七个人挤进杨振平的老爷车到唐人街打牙祭。我们在一起聊天谈的是自己的本行，这两年从朋友口中学了不少东西。张光直讲考古，余英时讲中国历史，高友工讲文学，林继俭讲生化，吴大钧讲物理、数学，杨振平讲电脑，可以算是我延晚的通识教育。
除了中国学生以外，1954年以后哈佛陆续来了一批中研院史语所的学者，来做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最早的是董同和、劳干，后来还有全汉升、张秉权、管东贵、张存武等等。赵元任先生1954-55那年休假，有半年在剑桥，住在他女儿卞赵如兰家里，赵如兰，赵元任夫人都好客，于是卞家就成为剑桥华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常客有董同和、劳干、杨联升夫妇、高友工、张光直、我。有一回还有李济之先生。遇到过年过节大请客，是赵太太掌厨，赵如兰二把刀，高友工和我管洗盘子，餐后打扫厨房。记得赵太太还夸奖过我们，说我们碗盘洗得干净，工作俐落。
1955-56年董同和先生和高友工、张光直同住在牧人街的一个楼里，在卞赵如兰家和牧人街，我认识了董先生。
我去卞家和牧人街其实是因为嘴馋。学校宿舍的洋饭吃腻了，就五六点钟到卞家、牧人街走一趟，说不定有人会留我吃饭。赵如兰和高友工都把我当小弟弟看待，那两年不知道吃了他们多少顿饭。
饭后董先生就在他的房间里跟我们聊天。记得有一回高友工、张光直说，中国传统尊师。老师错了学生不敢驳正，结果中国学术进步不快。董先生生气了：“你们该去看看段玉裁、王念孙给江有诰（ga$o）论古音的信。江有诰是晚辈改正了段、王的错。以当时段、王的学术地位，他们给江有诰写信，一点没有摆前辈的架子，以事论事，江有诰说他们错了，他们就承认自己错了。”
还有一次董先生教训我们：“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得个屁也吃得（Ph.D.）就怎么了不起。我那本《中国音韵史》就有两个洋博士抢着要翻译。你们是不是学者不得而知。我这个“学者”的头衔可是哈佛燕京学社封的！”那个时候哈佛燕京学社邀请到哈佛去访问的学人都叫“Visiting Scholar”。“Scholar（学者）”就成为衔头。
我认识董先生时他才40出头。当时的感觉是汉语音韵史中该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且他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国内做的。董先生给我还有个印象是做学问认真。当时高本汉的《汉文典》修正本（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刚出版，董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检讨他拟构的上古音，有时也发牢骚：“怎么李方桂先生跟我已经纠正的他还拟成老样子。”同时他又在哈佛旁听机器翻译和印欧语言史的课。跟我们晚辈聊天碰到学术问题总是认真地讨论，一点都不放松。还有对学生辈的关切。我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寄给董先生，他特别回信夸奖，说是“学人的文章，不是文人的文章”。
这两年间跟董先生的接触影响了我一生，在六十年代使我走向汉语语言学的路。
我第二个语言学方面的老师是勃劳克（Bernard Bloch）。1956年我到耶鲁大学去学哲学，主要兴趣在语言哲学，就觉得学点语言学总是应该的。1958年考完预考就去听勃劳克为语言学系研究生开的语言学导论和语言结构两门课。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兴起以前，勃劳克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大师，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传人。上了他的课才知道语言学中别有一番天地。比方说，怎样知道一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是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所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上勃劳克的课就学到“音位”这个基本概念：phonetic similarity and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两个音如果声韵性质类似而出现范围互补就算同一个音位。这样从语言学的观点就能说明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音在什么情况下算是同一个音位。勃劳克的课我1962-63在耶鲁哲学系当讲师时又听了一遍，那时扩充到“双份课”，占语言学系研究生第一年课程的一半时间。我总共上了勃劳克六门课，比哲学系任何一个老师还要多。
对语言学发生兴趣另一个因素是教中文。夏天为了要赚钱谋生，就在耶鲁教汉语。一连几个夏天都是如此。美国汉语教学制度是一两个教授讲语法和音韵，负责一门课的整个教程。另外请一批中国人带学生练习发音、句式、会话；上课不许讲英文。我做的就是这种“操练教师”（drill instructor）。我也去旁听语法的课。记得第一回听到动补结构的分析，“打破”、“没打破”、“打得破”、“打不破”。哦！汉语里还有这样的语法规律，有意思极了。
教了几个夏天的中文，对现代汉语语法粗具知识。看到几个英国哲学家讨论主语和谓语的差别（Strawson），还有尝试动词和成就动词的差别（Ryle）。他们举例用英文，却认为英文里的差别是一般性的，是逻辑关系在语言中的体现。我读后大不以为然，就发表两篇文章指出汉语语法在这方面跟英文不同。这两篇文章以后扩充就成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是哲学系逼出来的。1960年春季我收到哲学系研究生主任Wilfred Sellars的一封信，大意是说“阁下在本系已经待了四年，通过预考也将近两年，但是博士论文还不见头绪。三个月内如果不交上论文，本系非常抱歉地将勒令阁下退学。”
这封信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怎么办呢？剑桥大学的Strawson是当时日常语言哲学学派（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的健将，他有篇文章讲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逻辑观念在日常语言中的差别，比方说“John smokes”这个命题，我们怎么知道John是主语，smokes是谓语？Strawson说，语尾 -s加在哪个成分身上，哪个成分就是谓语。比方说smokes带了-s，所以smokes是谓语。我看了Strawson的文章大不以为然。英语是个有曲折构词的语言（inflected language），第三身单数现在式在动词后面要加-s，所以语谓是带 -s的成分。汉语没有曲折构词法。“老张抽烟”中的“抽烟”是谓语，“抽烟不好”这句话里的“抽烟”是主语，两者完全一样。英文可不同，一句是John smokes，另外一句是Smoking is bad，一看就看出来带 -s的是谓语。显然的，Strawson把英文当作所有语言的代表，值得写文章驳正。
我记得我是六月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值酷暑，脱光了上身，开足了风扇，每天从早写到晚，第一个礼拜只写了一页。那个时候我英文不好，第二天看前一天写的，总是觉得不满意，就动手改，改到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满意才继续写下面一段。可是开头开顺了，三个星期之内就写成。投稿给Philosophical Review（哲学评论），三周之内收到回信，接受这篇稿子，1961年登出来时还登在首篇。
Philosophical Review是美国哲学界的权威期刊，我登了那篇文章，灰姑娘顿时变成公主。哲学系不但不要开除我，得了博士学位后还让我留在系里教书。我那年夏天又写成一篇，登在导师Paul Weiss主编的《形而上学评论》Review of Metaphysics上面。有了这两篇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博士论文不必发愁，所以我1961-62在剑桥名义上是写论文，大部分时间花在听Chomsky, Jakobson和Quine的课，导师来信催论文，才把三篇写成的文章加头加尾拼成一部论文交上去。
最重要的，到美国十一年后，我终于学会了写英文。那时的感觉是小鸟羽毛丰满，能够到天空上去飞翔一番。我有种种想法，现在能够用文字表达，这真是非常开心的事。
五六十年代，我们都深受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响。维根斯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都是语言游戏，但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传统的哲学家误用规则，张冠李戴，结果堕入陷阱，不能自拔。在发展下去就是近年来所说的（西洋）哲学破产，哲学的结束。这有点像禅宗“如桶子底脱”－一个桶子整个底掉下来－的悟。我在研究院时受维根斯坦的影响很深，觉悟到哲学家的争论是不可解决的假问题。既如此，就想找机会放弃哲学再改行。
1964年我到哈佛去教中文，一直待了七年，1971年才离开。这七年间我也学了不少东西。
第一，我了解了汉学。五十年代就听余英时、高友工说有汉学这么一门学问。当时没怎么理会。现在要教了，只得临时抱佛脚。所谓汉学就是法国人、日本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法国名家辈出，Chavannes, Pelliot, Maspers, Demieville, Gernet，尤其是马伯乐和戴密微两位，对汉语史都曾作出卓超的贡献。日本学者有吉川幸次郎、小西甚一、有?秀世等等。他们的著作都使我大开眼界。
第二，剑桥在六十年代还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派的天下。1965-66麻省理工学院的John Ross和哈佛的George Lakoff合教一门语法理论的课，两校语言学系的师生都去听，差不多有两百多人，真是轰动一时。我也去听。那一阵子乔姆斯基和麻省理工学派的语法理论变动很快，过三五年就有一套新理论出现，我渐渐觉得跟着人家跑有疲于奔命之感。
这只不过是语法理论部份。1968年郑锦全来哈佛跟我们一起教汉语。他每个星期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的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我是听他口头说的，同时也跟他学了衍生声韵学（generative phonology）以及前后相继的音韵演变规律（ordered rules）。
第三1967-68年我哈佛休假，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做一年Chinese Linguistic Project的访问学者。本来计划是去跟高友工合写一本唐诗批评的书，结果遇见了罗杰瑞（Jerry Norman），他是我语言学方面的第三位老师 ，也是影响我最深的语言学家。
罗杰瑞1967年刚从台湾作了闽语调查回来，正在写博士论文，用比较拟构的方法重建共同闽语。他比我小三岁，当时是研究生。我是助教授。但在上古音、闽语史、汉语音韵史方面他都是我的老师。他在加州柏克莱分校的三位老师，一位是赵元任先生，一位是Malkiel，罗曼史语言学（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等语言）的大师，另一位是Murry Emeneau，达罗毗茶（Dravidian）语言学的大师（梵文里有好多字在印欧语系的欧洲语言中找不到同源词，是从印度土著语言Dravidian借来的），杰瑞跟他学越南语和南亚语言学。我从来没好好学过欧洲语言史，跟杰瑞闲谈时学了不少，此其一。杰瑞同时介绍我读俄国雅洪托夫（Yakhontov）、法国奥德里古（Haudricourt），加拿大蒲立本（Pulleyblank）这几个学者关于上古音的著作。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上古汉语中的词头、词尾、上古音和闽语之间的关系。在杰瑞口中，语言事实都变活了。一个音怎样变另一个音，闽语的词汇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聊天的话题，不知不觉地我学了不少汉语音韵史，此其二。从杰瑞那里我学到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借词和同源词，每个字的每个音都要用历史的方法拟构，然后再去考察每个字的历史。这种方法和传统训诂学的“一音之转”大不相同，此其三。
杰瑞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我的语言观。乔姆斯基一派最注重的是语言中抽象的，逻辑性的语法现象。跟罗杰瑞接触后深深地感到语言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词汇有底层（substratum），也有上加层（superstratum）。音韵演变我们固然希望能找出绝无例外的规律，但词汇层层积累和借词干扰就会打破这种只能应用到属于同一历史阶段的演变规律。反正碰到人的事情就不会像物理或数学那样有机械性的规律。而且语言到底是可以观察的事实，依时依地依语言类型有所不同。把语言理论弄得太抽象了，研究者就无法弄清楚这种理论能否能成立。60年代末期，最早追随乔姆斯基的，如王士元、马提索夫（James Matisoff）、拉波夫（William Labov），都纷纷脱队，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1971年我到康乃尔大学去任教。事业倒是蛮顺利的。学业都陷入困境，1971到1976这五年之间我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原因是我和高友工合写书的计划搁了浅。
1972年张光直来校演讲，晚上在我的寓所聊天。谈到高友工和我合写的文章，光直说：“你们这套野狐禅，弄的满热闹的。”光直是老朋友，不会故意出恶言相伤。不经意说的话，反而透露出老朋友对我学术方向的关心。
1975-76我休假在日本京都。到了京都后，就由我太太带着，去拜见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方面的教授，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我见到这几位，就呈上我和高友工合写的文章。后来我也每星期去听吉川先生讲杜诗，小川先生也见过几次，还送了我一本他译成日文的苏东坡的诗，可是他们两位从来没有跟我谈我的文章。我跟高友工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的文章，他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吉川，小川两位都是我太太的老师，吉川先生还曾经指导过我内人的硕士论文。论到唐宋诗，当然他们比我知道得多。他们冷漠的态度使我对文学批评这行更没有信心。
本来嘛，高友工和我合写文章就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杜甫〈秋兴八首〉〉是试用新批评（New Criticism）。不久Roman Jakobson的结构主义诗论（Structural Poetics）异军突起，和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相呼应，成为当代显学。唐代的律诗八句四联，中联需要对仗，整首诗形成起、承、转、合的篇章，天生就适合用结构主义诗学去分析。于是我们第二篇文章就用结构主义。不过问题就来了。文学批评还有许多流派，如亚历斯多德学派（Aristotelianism）、弗洛德学派、马克斯学派，以及后来兴起的读者反应理论（Reader Response Theory）和解构（Deconstruction），我们是否要一一去尝试？尝试完了又怎么样。
T. S. Eliot说，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帮助读者欣赏和了解（to understand and to appreciate）。我教唐诗宋词，也介绍学生去读《诗境浅说》、《读词偶得》、周振甫《诗词例话》。扪心自问，是这些书对读者有帮助呢？还高友工和我建立的文学批评体系？当然是前者。这是关于欣赏。至于了解，我们读元白诗还是要靠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读杜诗还是要靠钱注。
另一方面，我渐渐了解我的性格根本不适于研究文学。高友工碰到一首好诗、一场芭蕾舞、一场话剧，可以如痴如醉，讲起他的文学理论，也可以手舞足蹈，我则是无动于衷。我太太也是学文学的。在中国文学方面比我知道得多，而且对诗词很敏感。跟高友工、我太太在一起，我自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感受先天不足。我是比较善于分析，善于推理，而且有个强烈的结构意识。这种性格来研究文学，简直是赶着鸭子上鸡架。现在鸭子要从鸡架上下来了，到池塘里逍遥自在地游一游。
于是，Meaning and Metaphor in T’ang Poetry 1976年发表后，我就跟文学分了家。
1976年我四十三岁，环顾哈佛研究院的同学，当时的感觉是“同学少年皆不贱”。这里的意思倒不是说昔日的同学都据要津、得高官、赚大钱。而是说余英时、张光直、高友工都有卓越的成就，在他们的领域里，取得学术上的领导地位。而我自己呢？虽然在哲学、文学、语言学三方面都发表过几篇文章，但是好的是跟Jerry Norman，高友工合写的，文章里好的意见是他们的，自己的平平而已。这也许就是“中年的危机”（Middle Age Crisis）。怎么办呢？“收拾丝竹入中年”。我45岁以前是玩学问，45岁以后才打定主意做学问。
决定改行后立刻碰到一连串问题。第一，我的兴趣在于汉语史，不过该做哪一方面的研究？罗杰瑞的音韵史和汉语方言学我一辈子也赶不上。在哈佛1968-70年跟郑锦全同事，办公室相邻，常常互相切磋。锦全那时已经往计算机语言学方向走，但音韵史知道得很多。记得有回跟他谈中古音，几个关键字的《广韵》反切他不假思索都背得出来，我却要背半天书才能弄清楚中古音值。似乎董先生教过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本事，我是望尘不及。
汉语语法史是唯一我觉得还可能做出成绩来的领域。那时只有三本书可读：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王力《汉语史稿》（中）。尤其是吕先生的书，开创了这门学问，书中论证之细密，引证资料之丰富，看了都使人爱不释手。于是就按着太田和吕两位列举的书目一本一本去读语法史的基本资料。从1968到1976我读了八年基本资料。在京都那年，又在入矢义高，柳田圣山两位领导的会读班上读《祖堂集》，自己又细读《敦煌变文集》渐渐地从资料中看出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用哪种语言写文章，在哪儿发表。写文章的目的就是正于方家。自己有些看法，不知道站不站得住，就把看法写出来，希望得到同道的批评和指正。七十年代末期，语法史方面的行家中国大陆有吕叔湘、朱德熙，日本有太田辰夫、志村良治，美国只有加州柏克莱分校的张洪年。用英文写，根本没有人看。讨论汉语语法史，那个时候当然要用中文。
写好了文章投给哪个学报？70年代《史语所集刊》不接受外稿，只有纪念专号、祝寿专号、所庆专号是例外。我有篇文章登在《史语所集刊》上，那是因为1978年正值史语所成立五十周年所庆，李方桂先生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史语所集刊》。台湾还有《清华学报》，学术水准很高，但编辑委员中没有中古汉语语法史的专家。
1975年我在三藩市遇到丁邦新，因为都是董同和先生的学生，一见如故。丁邦新先生要编一本论文集纪念董先生，约我写稿，我赶出〈《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1975年夏天就寄给邦新。论文集里还有郑锦全、严棉、管东贵、罗杰瑞的文章。本来说好是由丁邦新、郑锦全合编。不巧郑锦全上了黑名单，名字不能登在封面。锦全说，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不许我的名字上封面？后来的发展我不太清楚。到了1980，丁邦新安排《中国书目季刊》出一期纪念董同和先生的专刊，论文集才得问世。
上面是说我在台湾发表文章相当困难。正巧1979年中美复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停刊了的《中国语文》，《语言学论丛》复刊，新的学报如《语言研究》、《方言》、《语文研究》创刊。我陆续收到好几封邀稿的信，于是下决心好好地用中文写汉语史方面的文章，投给大陆的学报。
这里又遇到两种困难。第一，我的语言学是美国学的，连现代汉语也是用赵元任《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的系统。用中文写文章就得另学一套术语。这也不难。我把《中国语文》，吕叔湘，朱德熙，王力的著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买了一本英汉对照语言学术语字典，不知道怎么说就查。第二，我的中文只有高中的程度，以前虽然也用中文写过三四篇学术文章，写起来总觉得笔尖很涩。用中文写文章，每天写，写上半年一年，自己觉得文笔熟练得多。但改写英文，又觉得英文不能运用自如。因此1980年以后，非不得已，不用英文，只用中文。第三，为了给大陆的学报投稿，我学会了写简体字。现在我记日记，写笔记用的就是简体字。
这么一来，我的学术生涯就产生了双重人格，分裂人格。中国大陆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研究汉语史的，我和高友工合写的文章是用英文写的，他们看不到，后来有人翻译成中文，用《唐诗的魅力》的书名出了本书，也许这套理论不怎么时髦，没有多少人理会。台湾正相反，高友工和我合写的文章，黄宣范译成中文，在《中外文学》上发表，据说轰动一时，但我在大陆发表的汉语史方面的文章，台湾不容易看到。我在台湾各大学演讲，往往有老师同学来跟我说，读过我和高友工合写的文章，上个月还有某大学要请我去讲唐诗评论、比较文学。我只好从实以告，“我跟文学早分了家了”。
1983年朱德熙先生约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去客座一学期。那个时候我没写几篇文章，对汉语语法史没有很深的研究。机会难得，就硬着头皮去。我想，有几件事反正是要做的。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志村良治作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应该介绍，还有欧美流行的历时语法理论。《祖堂集》，南北朝的翻译佛经，日本学者早已拿来研究语法演变，大陆学者还不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性。至于汉语语法史中的主要问题，我能解决的只有几个。其他就摆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大家就一起来找答案。而且汉语语法史里面尚待解决的问题非常多，一个人一辈子也做不完，我早就想找几个同道来一起研究。北大讲学就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班上注册的是四年级生和研究生，总共十来个人。此外中文系语言专业的老师都来旁听，还有师范大学的、语言研究所的、人民大学的、民族学院的、到北大来进修的教师、日本来的访问学者，坐满了一屋子，有八九十个人。第一堂吕叔湘先生还特别来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那一学期想不到会那么成功。第一，刘坚、蒋绍愚和我合编《近代汉语基本资料汇编》就是那年开始的。第二，我教过的学生以及来旁听的老师后来在语法史这个领域里都有重要的贡献。第三，跟大陆同道接触给我很大的刺激。有几个问题，班上讲不出来，回美国继续做研究。我有好几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同学问我的问题。
1989年我到新竹清华来客座一学期。台湾的同学大多数都会说闽南话。我想，如果能把闽南话当作教材，指出其中的语法现象可以跟文献上的历史语法现象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激发同学对语法史的兴趣。我学语言是很笨的，想学闽南话一直学不会。不过我可以学别人研究闽语的成果。于是读杨秀芳先生的《台湾闽南语语法（稿）》以及罗杰瑞比较闽语，闽语史的文章。以前我研究过“坐tiE椅·a顶”里面tiE字的来源，1989年我跟同学讨论，又和杨秀芳教授合作，开拓了闽语语法史的研究。
下面我说一下我对我自己学术历程的感想。
第一，合群。
我在北京有一批朋友跟我一起研究汉语语法史，在台湾有一批朋友跟我一起研究闽语史、方言史。在美国，我的研究伙伴主要是Workshop in Chinese Linguistics的成员。
这是王士元的主意。每年一度在他加州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里召开一个非正式的研讨会。核心成员有郑锦全、陈渊泉、谢信一、我，后来有Alain Peyraube、曾志朗、丁邦新，偶而Jerry Norman也参加，还有路过柏克莱的访问学人，如李壬癸、北大的陆俭明、蒋绍愚，语言研究所的刘坚。会议在客厅里开，围着一个大方桌子，客厅不怎么大，只容得下十来个人。反正王士元不喜欢的，休想来开会，没有他邀请的，也不能来参加。
参加这个会的人，都有个共同的抱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汉语语言学，至于这个新的汉语语言学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最早大家对声调都很有兴趣，王士元用仪器做电脑对于声调的认知和合成，陈渊泉做连读变调，郑锦全做资料库里上百个方言的调值统计，我做古文献上记录的调值。过了一阵，大家兴趣转向方言，郑锦全从词汇的异同来计算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王士元想联系语言学和遗传学，丁邦新着重方言层次的断代，我从虚词来看方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有几年也没有共同的题目，谁做了研究，谁就讲；没做研究，也可以不讲。这个会我参加了十几年，好几篇报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郑锦全讲“红楼梦”里的主题链（topic chain），王士元和曾志朗讲，英语用拚音文字，汉语用方块字，因此认知过程中有左脑，右脑的差别。我有好几篇文章最初是在这个会上讲的，也有讲后给打回票的。
语言学方面现役的五个院士都跟Workshop in Chinese Linguistics发生过关系。丁邦新是当选了院士才到柏克莱去的，所以参加这个研讨会比较晚。王士元、我、曾志朗、郑锦全都是参加了这个会以后才选上院士。我们在美国不同校、不同系，属于不同的学会，说不上什么成群结党。院士的事，更是想都没有想过。在汉贼不两立的七八十年代，有的院士到大陆去一趟，国民政府就会有人出来表示不满。王士元七十年代就致力于语言学方面的大陆和美国交流，屡次到大陆去讲学。我从1983年在北大客座后一直和大陆学者保持亲密的学术交流。像王士元和我这种亲中的美籍华人，休想当院士。郑锦全上了黑名单，曾志朗有一阵子也回不得台湾。现在政治气候改变了，我们四个先后都选上了院士。我跟王士元最初认识的时候我还是个研究生，郑锦全跟我最初认识的时候他还是个研究生，我们在学术领域可以说是打打闹闹一起长大的。还有，五个院士中，有三个是董门弟子，丁邦新、郑锦全、我。董同和先生五十二岁就过世了，如果能再多活几年，一定会当选院士。如果能活到八十一岁，也就是今年，就可以看到三个门生同时担任院士。
跟我合写文章的有高友工、罗杰瑞、杨秀芳、梅维恒（Victor Mair）、张惠英。我们六个人合起来办个中文系，阵容是相当强的。我跟高友工、罗杰瑞、潘悟云都曾经密集通信，一个月两三封，连续一两年。信上所谈到的看法，以后就发表成为文章。我们的信上引经据典，还带上方言里的证据。罗杰瑞很重要的闽语有三个时间层次的文章（《方言》1979），最初是信上看到他的想法。（福建政和的支脂之三韵）（《中国语文》1988），也是信上先看到的。
第二，做研究路子要宽，思路要活。
如果有人问我：“你学的数学、哲学，对你语言学的研究有没有什么帮助？”我想回答：没有。唯一就是培养我的分析能力。不过下围棋，打桥牌，也可以培养分析的能力。固然赵元任最初是学数学、哲学的，后来对语言学有巨大的贡献。但我也可以说出来几个数学出身的语言学家，并没有很大的成就。
如果有人问我：你改了好几次行，改行对你的研究有没有帮助？我想，改行对我的研究没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耽误了良好时光。我想改行的唯一的好处是使我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这对我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举例而言，我1979年写过篇文章，讨论吴语“吃仔饭”“仔”字的来源。我认为本字是“着”字，文献上的证据找到了不少，但是一直不能解释“着”字为什么在吴语里会变成“仔”。一直到1991年发现北部吴语有个鱼虞有别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鱼韵的“着”字会变成“仔”。四个月以前，我才知道北部吴语的鱼虞有别，是南朝江东方言在吴语里的遗迹中的一小部份，最大的部份保存在浙南吴语里。这个问题我前前后后做了二十年，以前以为是语法史中的问题，原来牵涉吴语的音韵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根本没有音韵层次那个观念，做梦也不会想到吴语会有个南朝江东方言遗留下的层次。幸亏和郑锦全合教中国音韵史的时候，学了点中古音。鱼虞有别这个现象从资料中浮出时，还认得出来这是《颜氏家训》中所说的南人鱼虞有别。
再举一例。很早我想知道平仄是怎么来的，后来读到日僧安然《悉昙藏》的记载，其中有八世纪长安音四声调值的描写，于是写了篇文章说平是低调，仄是高调。后来发现平仄之别是六世纪建康产生的。八世纪长安音的调值与此风马牛不相及。再读《文镜秘府论》，越发相信平仄和四声八病是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苦在我不懂梵文，没法自己找证据。好费了番周折，说服Victor Mair跟我合作。他果然找到非常强的证据，说明永明体中的平仄和八病是受了梵文诗律和文病论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个题目我也做了二十年，最初以为是声调史上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是诗律学，中印交流方面的问题。
因为答案不知道会在哪个领域，所以做学徒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武艺都学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而且研究面宽有个好处，某个问题搁了浅，可以做另一个问题。李方桂、赵元任两位都是兴趣极广。李先生四个语言都是权威：侗台语、红印第安语中的Athabaskan、上古汉语、藏文。赵元任先生是现代汉语语法、汉语方言、音乐、实验声韵学（acoustic phonetics）。他们之所以研究生命常青，就是因为他们兴趣广泛。
最后我想谈谈我的一些希望。
闽南话是台湾最大的语言。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闽语又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的方言。某些闽语的词汇保存着秦汉音，还有些词汇保存着《切韵》音的遗迹。
闽南靠海，十六世纪或者更早闽南人已经渡海到南洋以及东南亚去谋生。有一批闽南人集中在菲律宾的马尼刺市，他们被西班牙去的多明尼垦（Dominican）传教士感化，信奉天主教。而西班牙传教士为了要和说闽南话的教民交谈，就纪录了他们的词汇，还编了一本语法，以便学习闽南话。为了让教民能用闽南话祈祷，做弥撒，西班牙传教士也把《基督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译成闽南话。这三百多页记录16世纪闽南话的手抄本，现在存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里，是用罗马拼音纪录方言最早的资料。要知道泉州、漳州人十七世纪移民到台湾来时的语言状况，西班牙人纪录的闽南话是最早的资料。
此外当然还有《荔镜记》，Carstair Douglas的《厦英词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99)）。
这些资料需要整理，闽语的词汇需要做层次分析。做了这些基本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地研究闽语史，闽语和其他方言之间的关系，反映在语言现象里的闽地移民史。
我想，台湾是做闽语史研究最好的地方。一则是台湾人大多数说闽南话，探索闽南话的来源是一种寻根活动。二则台湾学术风气开放，市面上就买得到Douglas 的《厦英词典》。三则是研究闽语史要用比较方法。我所接触到的语言专业的同学老师都知道比较方法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李壬癸先生、龚煌城先生、何大安先生都在教比较方法，而且用比较方法。
明年台湾就要实施乡土语言教育，而闽南话是最大的一种乡土语言。实行的乡土教育，早晚要给小朋友们讲讲闽南话的历史，看看早期闽南话的样子。还有，教闽南话早晚需要一本参考语法，一本辞典。闽南话好些个语词往往有音无字，例如“坐tiE椅·a顶”的tiE字，考证本字要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一本好的闽南话辞典，如果得到教育部的认定，可以赚大钱。“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
在座的同学就可以做上面所说的闽话史的研究。刚才谈到合群。台大的同学合群的能力是有名的。我最近在读创办《现代文学》的那几个人的回忆录，陈若曦、李欧梵、刘绍明都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白先勇的小说，人可没见过。他们几个人就是在台大本科生的时代创办了《现代文学》，好几个后来成为名作家、名校的教授，比他们的老师夏济安先生成就还要高。
在座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起来研究闽语史，整理文献的工作可以分工合作，还有几篇重要的关于闽语史的英文文章需要翻译，本字研究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水磨工夫，各自分头去做，汇集起来，出本字典，包管比坊间所见的几本要好。
我第二个希望是在台湾发展历史语言学。
台湾的历史语言学其实是很强的。龚煌城先生的汉藏研究，李壬癸先生的南岛语研究，何大安先生的汉语音韵史、汉语方言史，都是世界级的。美国的大学里，也很多同时有三个研究亚洲语言史的学者。
但是台湾弱的是在印欧比较，欧洲各大语系的语言史。历史语言学的大本营在印欧比较，这门学问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治汉语史借镜的。有了印欧语言史，我们更可以探求汉语的演变方式是否和印欧语系的语言不同。康乃尔大学在人文方面并不能说是名列前茅，但是我的同事中有四个懂得梵文的，而且是教梵文的，用梵文来做研究的。如果没有教梵文的，教印欧比较会相当困难。美国大学的中文系，好几个有专人教汉语史，如柏克莱、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eattle、康乃尔大学。据我所知，台大外文系教英语史、法语史、德语史、西班牙语史的不多。在这种情形下，历史语言学还只是片面的。台大如果要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是否要添设印欧比较语言学、梵文、欧洲语言史的教学和研究，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问：您在语言学或汉学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后来却没有继续往这方面研究，是否因为汉学的研究已经被日本人把持住了，所以日本人在汉学的研究上，比中国人的成就要来得高？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吉川先生是研究当代汉学的大师，在日本地位非常的高，日本有御前讲习，会邀请学者到皇帝面前讲述大道理，而吉川就曾经替日本皇帝讲课。他个人十分自负，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教授时，有人问他美国的汉学研究跟日本相较起来如何？他回答说：“大概还要一百年吧！”。其实我开始做研究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当时在文学方面有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以及其他研究唐诗、宋词的名家，在研究语法史上也有不少名家，当然语法史注重基本资料，也就是早期的白话资料，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当时研究得远及宽，也出现不少的著作，如1958年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已经使用《祖堂集》，台湾及中国大陆都是我介绍进来的。刚才同学问到既然日本研究汉学这么的强，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到日本留学就好了？实际上确实是如此。也就是说真正在做学问时是没有国界的。就如同有一个时期最伟大的音韵史学者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典人，最伟大的英语语法史的学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丹麦人，最伟大研究泰国语的人不是泰国人而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撇开一个国际的观点来看日本，日本的确在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及语法上有一个非常雄厚的传统。所以我一开始做研究时的确遇到不少困难，因为研究不但要做得好，还要比别人做得好。日本人既然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怎么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呢？所以我们需要引进现代的语法理论，就是结构主义。
其实在70年代以后在汉语语法史的领域中，我们己经逐渐超过日本，所以当我们吸收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自己再掌握了基本语法的资料，下一步就是要研究从那个观点来着手。1985年代学风有一个转变，我们都都是由结构主义语法的观点来问问题，任何一个学问都重视资料另外是方法及理论。
日本人在研究汉学上不太有方法，整个国学本身是一个通识（经、史、子、集），要如何加以整合，从五四以后就存在不少的问题了。所以之前同学提到日本的汉学是否很强？的确非常的强，吉川先生看不起美国的汉学，并非没有原因。实际上，日本有中国文学大系40本，重要的中国经点不但翻译成日文，更有着丰富的注解，比我们看到的汉文注解还要好并及精确，所以在语言史及语法史方面，日本研究汉语音韵史是相当弱的，日本人不怎么会用比较的方法，所以日本人对于音韵史的研究只能在文献中打转，但是日本人研究语法对于资料的掌握却是第一流的，尤其是语文学的训练，不但要读通还要能看出值得研究的语法现象。
问：请教是否因为语言隔阂的关系，使得西方人研究文学的人比较少，而无法去理解中国文学的意境，，所以在世界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到世纪末才颁发给华人，反而日本人比我们先得到奖。此外，对于语文改革方面，中共建立之初曾经将中文简化改为简体字，而德国也有意把文字简化，但是由于人民适应不良而又回复到过去。简化后的文字无法充分表达意识，这是否也意谓因着实用方便的语言改革不容易得到支持？
答：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是学繁体字长大的，在1980年以前都是如此，后来学简体字后一下子就学会了，同时为了在中国大陆的学报投稿，所以就以简体字写文章，常有人说若使用简体字记载古老的文献，就无法保存语言的原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时以简体字表达不充分时，特别在稿子上注明即可。我学会简体字后发现简体字真的非常的方便，常在写日记或做笔记时会自然使用简体字，但在台湾写信或教书我都使用繁体字。改用简体字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可以减少学童在学习上的困难。但是为了学习比较古老的东西仍然需要繁体字。
第二个问题提到为何中国人长久以来都无法得到诺贝尔奖，实际上在评审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是高本汉的大弟子，对于左传、古代汉语十分有研究，也翻译当代及中国大陆诗及小说。我一个多才多艺的朋友在法国也是翻译台湾及中国大陆小说的人，是法国世界日报的特约记者，对于中国文学及时事常写评论。前几年在讨论诺贝尔奖时，中国大陆有若干作家就质问评审到底要如何写作才可以得到诺贝尔奖，当时评审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如何写作的话，早就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了。”另外，当时中国大陆的作家又提到为何中国都没有人得奖呢？评审又回答：“因为你们写得不好，所以没有得奖。”这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实际上不论是中文还是日文，要被世界上的读者所接受，必须要有好的翻译家，而日本人的确有好的翻译家，将他们杰出的日文著作翻译成英文或欧洲文字让世界广大的读者接触。高行健本身的法文很好，也有好的翻译家将他的中文著作翻译成法文，以致于他可以得奖。若说中国的作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是因为欧美人不能欣赏中文的说法，是一个不公平且不面对事实的说法。中国大陆在文革时期（反右以后）根本没有所谓的文学能谈，因此没有好的作家，文学家首要条件必须要有安定的生活，如果说你生存在随时会被下放或是被批斗的环境之下，任谁也写不出来文章来，所以我们必须就事论事。
诸位把自己认为台湾应该得到诺贝尔奖作家的文章，拿去与当代得到诺贝尔奖作家的文章相互比较，他们对于人生的探讨是不是同样的深，对于时代描写的广阔是不是一样的动人？我觉得还是有差别。所以今后我们希望有中国人或是台湾人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如果写得好的作品，自然会有人翻译成好的英文或法文，在没有好的作品以前怪欧美人不了解中国的文学，这是一种鸵鸟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