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忆三年游击战争
忆三年游击战争
作者：陈毅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从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机械搬运教条，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这个退出，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1〕同志负责），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这时，在苏区军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中央苏区是个大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革命由低潮日益转入高潮。而今，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敌人即将进入苏区，革命又落于低潮，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应当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但是必须的。只有彻底实行了这一转变，才能渡过这个风暴，转入胜利；不能实行这个转变，就要失败。 
但是，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志的行动，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五次反“围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拚消耗的结果，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2〕。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说：“我们主力一个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形式，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来“旧梦重温”。但他们忘记了，正是这种死打硬拚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撤出，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拚得过？而且，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战斗力、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记得主力撤出后不久，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零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去了八个团近一万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 
这时，实行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后，在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他们对红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当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而是立即实行转变，是可以转过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是十分顽强的，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和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这几十个县，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就可以保存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据地，牵制更多的敌人，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却转变得迟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像闽西苏区，那里早已是敌后，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3〕等同志的领导下，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4〕、鄂豫皖等苏区，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 
二到了十一月底，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进。我们在错误指导下，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错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当时，曾拟制了一个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变旧有的大摊子作风，分散成小组，打埋伏；这样避敌锐气，渡过这个大的风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夺取敌人搞的“自首大队”的领导权，保护群众，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许多地方已经垮了，电台也叫不通，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最后只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变的准备，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要隐蔽苏区的资财，要动员群众疏散，要安排伤员，分散部队……。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物资很多，长征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但留下的还是不少，如书籍、机器、医药器材，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都要掩埋起来。 
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伤员，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重伤的还有两千多人。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不下去了。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喊：“只要告诉我们就行！”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至今，每当忆及这一情景，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只有最坚强的战士，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于是又是一个动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驮一个，我抬一个，半天的功夫，两三千伤员全被抬走了。 
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我们被迫撤到了山上。这时候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老百姓满坑满谷，东边枪响往西跑，西边枪响往东拥，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到了这时，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便决定突围。部队十几个团，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为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结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了。 
项英、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往哪里突呢？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这里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估计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斗争。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 
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5〕。动身之前，我们和中央通了一次电报。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突围的决定。接到了中央的回电，谈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关于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指示：要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是最后一次与中央通报，此后电报机破坏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便与中央断了联系。 
中央的来电，遵义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立，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是，我们的突围却是很不顺利的。在过会昌河时，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牺牲了。继续突围中，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 
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转入了游击战争。但是，这个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6〕等很多党的优秀的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了，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于敌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是沉痛的教训。 
三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山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党的粤赣特委，由李乐天、杨尚奎、刘建华〔7〕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里坚持。此外，在上犹、崇义地区，蔡会文、陈丕显〔8〕同志带领三百余人在活动，钟得胜同志带有二百余人在汀（州）瑞（金）一带活动。至此，整个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就剩下了这几块山头，上万的军队，就剩下了这一千多人。 
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 
这时，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苏区，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是，就连敌人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懂得红军的主力向西走了，革命之火会随着长征部队的行动而蔓延开来；他们也懂得，留在苏区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火种不灭，终必燎原。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消灭长征的部队；又指令一部分正规部队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全力消灭战斗在南方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 
敌人对付游击队的手段是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 
他们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因此，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具体的办法，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对游击队便是封山、封坑。他们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村子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山外去，实行并村，用密集的碉堡把山封锁起来。然后在群众中实行保甲制〔9〕，搞连坐法，并利用地主民团加强乡村的统治，经常点名、检查。检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天天查，一天查几次，有时几天不查，突然袭击一下。在经济上，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等，实行定量分配，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 
这样还怕控制不住，对挨近山区的村子，便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的伤兵，半夜拍门“我是分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给吃吧！”老百姓答了话，立即抓起来，以此挑拨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 
此外，还搞种种欺骗宣传，在我们内部组织叛变等政治手段。 
这样，在遮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之后，在军事上便是大规模清剿，频繁的搜山。几路队伍，带上猎犬，围攻山区，到处打枪，到处喊叫，后来甚至连探照灯也搬到山里来了。 
搜山搜不到我们，便将山林倒上洋油，纵火烧山，烧得野猪、山牛满山吼叫，长蛇到处乱窜。这样还找不到我们，便化装成老百姓，找个地主婆娘弄个饭篮子带着走前头，满山喊：“游击队同志，反动派去了，给你们送饭来了。”或者装成砍柴的、打猎的、种香菇的、烧炭的来欺骗我们。要不就派人到高山上去了望，看哪里有我们烧饭的烟；或是派人躲在山林草丛里，听有没有我们的动静；派人到小道上，看草，看山石，有没有我们的足迹……一发现痕迹，立即就追。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队几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条件。 
房子是没有的。开始还能搭茅棚子，很简单，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把竹子破成两半、在棚顶上排起来，像琉璃瓦。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不能住了，就用雨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卧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大庾岭上的雨季十分讨厌，于是又想出了新办法：弄几块雨布，四只角上钉上绊子，往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把雨布一解，地上扫扫，每班都有杓子，泼上点水，把痕迹灭掉。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是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大树棵里，马蜂多得很。搞个竹蔑背斗护着头脸，把蜂窝一烧，马蜂飞去了，然后将幼虫搞下，把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做汤吃，白的像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明，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了。 
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有群众送来米粮，也可以煮点饭吃。不过部队流动性大，煮饭的家具就要事先筹备，有机会搞些小锅子来，在野草丛中东丢一只，西丢一只，用时就去找。或者干脆将米和水装到鲜竹筒子里，丢到火里烧。此外，山上也不会完全断人，春天有造纸的来，冬天有烧炭的来，他们是反动派特许进山的，带得有配给的粮食，请他们匀出一点来，可以略作补助。所以，完全挨饿的时候也并不多。三年的时间，我真正吃不上一点东西的时候只有三天，那是与敌人猝然遭遇，被打散了，带的一小包盐，一天吃完了，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嚼点野草，第三天便遇到了自己的同志。 
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诡秘。不能走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四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统一的意志、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 
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这是一个大失败，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却。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哪里？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无暇顾及我们；即使站住了脚，也要发展新的根据地。这种情势下，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胜利和成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这也不可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 
基于这种政治估计，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就不可能是进攻的，而是退却的。退下来，转变过来，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牵制一部分敌人，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给时局以若干影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事后看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基于这种分析，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 
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定了：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论点，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因此，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 
这时，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主张拚。他们认为：“苏区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形式上很“左”，实际是右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懂得，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们最希望你来拚，拚掉一个少一个。 
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而悲观失望，丧失了信心。他们借口怕暴露，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由于斗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搞点吃的，搞点钱，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变成了土匪。或者动摇逃跑，叛变革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响亮的斗争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给形势以影响，推进革命高潮；任何悲观消极，不但不能保存，而且会导致灭亡。 
为了使正确的方针得以贯彻，就要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盲动，反对悲观消极。正确地分析形势，不断地阐明我们的方针，天天讲，大会小会都讲，成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内容。 
经过这一番工作，绝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了游击斗争，在这残酷的斗争中，我们茹苦含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是阶级的硬骨头。但是，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是随着土地革命的高潮卷进来的，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随潮而退。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留帖告别了，有的干脆叛变了。 
当时，对于如何巩固部队内部的问题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的，有的表现不好，讲些怪话，便开斗争会；对动摇逃跑的，采取极端的手段镇压。夜间放哨，怕一个人靠不住，便放两个三个。 
显然，这种方式是极端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坏了团结。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方式而垮了的。当然，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应当坚决予以镇压。但对队伍内部，主要是强调民主，强调自愿，强调说服。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对于那些思想动摇的人，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劝说他留下来坚持；能坚持当然好，经过这段考验和锻炼，将来在新的革命斗争中是骨干。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甚至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好便衣，找好路线，让他安全地到达家中，甚至他路上被反动派抓住，还要组织黄色村庄的人去保他出来。这样公开的处理动摇问题，做到仁至义尽。这种政策很好，公开了之后，有的本来动摇得要命，也坦白出来不走了；有的走出去，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巩固了团结。 
民主，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保持着红军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打上豪得来的钱大家分着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定期公布账目，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人人都对集体负责。 
还有重要的一条，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时钱很少，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吃草根，打赤脚，上上下下谁也不特殊。这样，保持党的作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不让党的政治面目受到损害，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自然，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地阐明局势，进行正面积极的政治教育。有人说打游击没法做政治工作，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谬论。要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只要条件许可，我们就搞起各种学习，讲游击战术，讲军事，讲苏维埃运动的总结，学文化。那时从外面搞到一些书报和小册子，便拚命地学，这也是为将来局面开展进行的必要的准备。分析形势更是随时地进行，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讲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使全体人员的意志在对客观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处境的艰苦、险恶，在指明前途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目前的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这些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五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统一的意志，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战术。 
敌人对各游击区的进攻是疯狂的，但敌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得更清楚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占了华北，抗日战争势在必发。一九三六年夏，又爆发了“两广事变”〔10〕，这个事变虽然以两广军阀投靠蒋介石而结束，但蒋桂、蒋粤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此外当地土豪与军阀之间、士豪与土豪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领导上就要正确地分析掌握这些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根据这些矛盾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 
当时的主张是：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及时提出斗争口号。像“两广事变”，即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华北自治事件〔11〕就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并派队伍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展开宣传活动。 
在那样的条件下，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印刷条件，只能用笔抄写十几份，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张贴。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敌人引进山来了。这种活动当即遭到了右倾主义者的非难。他们借口避免暴露、反对提任何政治口号。他们说：“有什么影响？自找麻烦！” 
我们回答这种讥笑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事实如此，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震惊了敌人，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传单，印在了人民的心里，指导和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群众说：“国民党天天说游击队垮了，其实人家还在，共产党还在。” 
游击斗争必须和群众斗争和地下党的活动结合，把公开、半公开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游击队与群众秘密联系，组织群众的合法斗争，在城镇建立白区工作，进行国民党士兵的工作，甚至在南雄、大庾城里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机关。在实际斗争中，游击队摸索到了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便是搞“黄色村庄”。 
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赤白尖锐对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山区的村庄，凡游击队力量所及之处，搞起赤色区域，和反动派控制的白色区域对立。对白区的国民党政权人员和土豪劣绅，不加区别，一律镇压，并且不断扩大赤色区域。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错误的。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搞一次赤色村庄，群众就受一次摧残。结果游击队成了祸害之源，成了“火神”（游击队一来，敌人就烧房子、杀人），这是不能长期巩固与人民的团结的。于是便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结合军事压力，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应付敌人，搞“白皮红心”。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保证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与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推动抗日工作。 
这个策略很重要。但是在搞这种两面派时，除了警惕争取对象可能“反水”之外，在内部还必须同另一种倾向作斗争，那便是单纯做地下工作，下山去到“黄色村庄”搞半公开斗争，而忽视坚持武装的重要性。因为斗争实在是太艰苦了，以我为例，在三年中我只两次进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这长期的山林生活，餐风饮露，忍饥耐寒，有的人厌倦了，现在有了“黄色村庄”的条件，便插枪到村镇里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就削弱以至取消了武装力量。经验证明，游击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政治旗帜必须坚持。党的武装，这是敌后游击斗争的主要方面，是我们的本钱。抗日高潮毕竟是要到来的。共产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取决于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弱、武装的多少；只有有了枪杆子，我们才有发言权。 
打游击，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游击战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系统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继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叫化子打狗靠面墙”，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粤赣边的游击斗争，一开始便是以油山地区为根据地，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前提下，还要有一套灵活的战术。首先，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 
既然是打这样的仗，就有这种仗的打法。游击队人少，枪弹少，打硬仗是蚀本的。因此伏击、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游击队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分散活动，和人民结合，把情报、时间、地点搞清楚、弄准确，出其不意，隐蔽接敌，枪一响，几分钟就解决战斗，解决了就走。或者远途奔袭，一夜急行几十里、百把里，插到敌后去，来一个“摸冬瓜”，一下子把敌人的区公所、乡公所搞掉，土豪抓来。这样的战斗，再加上发传单，写标语，地下党的策应，代价小，收获多，影响大，造成对敌人的威胁。 
当然，也不可能每次战斗都能取得主动，在奔袭战斗或者在敌人“围剿”中跳圈子的时候，也有时和敌人遭遇，或者遭到敌人的袭击。这是最讨厌的情况。因为不成对手，一打就只好分散隐蔽。这时，最要紧的是沉着。好在山深林密，你躲起来，只要敌人看不见你就别动。敌人是很狡猾的，看看搜不到，骂一声：“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故意弄得人马杂乱，其实一个连走了不过一个排，三分之二留下来了。但我们是打埋伏的老祖宗，懂得他这一套，就给他个不出来。两个钟头以后，倒是敌人沉不住气了，当官的一跳出来，又是一阵咒骂：“嗬，土匪真沉着。告诉你这次真走了。”又是吹哨子，集合，喊口令，叮叮当当，看样子真走了，但走过不一会，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我们还是一样，树不摇，草不动。当官的这次更火了，跳着脚骂：“好，有你的！你有本事出来干！”于是机关枪、迫击炮往山里胡打一气，一边打一边乱叫：“看，那里一个，大石头底下。出来，出来，看见你了。”再不弄个人假充游击队员：“别打了，我讲：那边还有几个同志……”有时我们的人也会在这乱枪中受伤，但不管伤多重，都忍住不哼。敌人胡搞一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就凭着这套办法，游击队才能做到打得对，打得巧，杀伤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六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粤赣边的人民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还在北伐战争中，这里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起过农民暴动，大革命失败，又暴动，搞起苏区，苏区又失败。在这长期斗争中，人民不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这一带差不多每个庄子都被烧过，反动派的恐怖手段、改良主义……什么阴谋他们都懂得。他们和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结下了很深的冤仇：和共产党结成了生死的同盟。他们坚信革命只是暂时的失败，将来一定能够胜利，因此，不管条件如何，总是舍死忘生地支持我们。 
不群众对敌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便衣游击队员或地下党员被捕了，群众便千方百计地去营救，组织起来去请求释放，打官司，告状，用钱赎，动员和尚、道士、老太婆去哭……样样都来。群众的积极分子被捕了，他明知一切情况，但受尽各种酷刑，就是不讲。他们从切身的体验知道，讲了，敌人还要追查；要死就死一个，决不害共产党。这是全体群众的共同信念。儿子被捕了，母亲就给反动连长送老母鸡，又哭又叫，哭得敌人不耐烦了，骂一句：“去劝劝你儿子！”儿子被打得半死了，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说：“连长大人要我劝劝你，你要知好歹，千万别乱说，要讲实话，连长大人会开恩的。”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心里明白了，更坚定。 
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封山封坑，群众与游击队联系不上了，老百姓就到敌人那里去闹：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要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只好派出队伍押着进山去，于是，种田的带上干粮，打柴的把竹杠子打通，装满粮食、盐、报纸、咸鱼、腊肉，和敌人活动的情报，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这个办法后来被敌人晓得了，敌人便利用这个机会，到老百姓活动过的地方去伏击我们。但我们也很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的办法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几天，敌人看看东西还在，误以为游击队不在这山，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时只是怕便宜了老虎，老虎把东西吃掉，游击队倒跟着倒霉了。 
对于靠近山区的村子，敌人知道游击队常常出没，便来个突然袭击，把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办法，这时候，庄前庄后，庄里庄外，树梢、墙头，场坝边、窗户旁，到处是暗号。比方一位老太太在村头放牛或打猎草，反动派喊一声：“土匪在哪里？”“不知道！”“回去！”“回去就回去”。她随手把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是把草帽挂到竹头上，我们的交通员一见，就不进去了。 
总之，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支援游击队的动人故事是数不完说不尽的。 
他们这种忠心不贰地支持游击队的行为，直接教育了我们。“人家那样对我们，我们要好好地干，不要辜负人家。”这成了全体游击队员的决心。有时，我们带些同志到老百姓家看看，谈谈，见到他们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房子被烧了，东西被抢光了，但毫无怨言，这等于给我们上一堂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的课。同样的，我们在山上吃草、吃树根，冒着大风大雪打赤脚、睡树林，牺牲一个又一个，这也使老百姓很受感动。再加我们对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反动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拿打土豪得来的钱给修，反动派打死了老百姓，我们派人送钱去慰问。这样就巩固了我们与群众的生死同盟。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七“西安事变”，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在南方各省，和平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才实现的。 
蒋介石被释放不久，表面上答应谈判，但实际上却集中了大量部队向各游击区疯狂地进攻。敌人的阴谋十分明显，是要消灭我们这些武装力量，把你搞完了，还谈什么？因此，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始了三年来最紧张的时期，天天打，日日夜夜打。我们看出了敌人的意图，决心熬过这艰苦的日子。终于，这一天来到了，七七事变爆发了。七月十一日，十二日，日子一天比一天平静，国民党军队撤走了，接着大庾、南康、信丰、南雄各县统统派出代表和我们联络，说什么“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呀，什么“爱国志士，无任钦佩”呀，腔调大变。 
于是，又一个新的大转变开始了。 
游击队一面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大发展的局面，一面派人到大庾、赣州去探听虚实。派下山的人一路被国民党大拍马屁，他们希望游击区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我们和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对中央的政策不了解。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不行的，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能联合起来，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谈判的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和各游击区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央负责，游击队无权谈论。 
于是，我们便派出代表，到赣州、到南昌和敌人谈判，最后会合了党中央派来的同志，在中央的指示下，和国民党订了一个协定，又派出人到各个游击区去，传达中央指示，勾通联系。停战全面实现了。 
从坚持敌后斗争到国共合作，这又是一个大的转变。它像开始转入游击战争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地完成了这个转变的。 
这时，最主要的危险便是政治上的右倾，走向投降主义。由于形势来得突然，游击区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在新形势下便过分相信敌人，敌我不分，以为合作了便是一家人，从而丧失了政治警觉，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人认为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说什么“拥护蒋委员长”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呀，只走上层路线，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宣扬这一错误路线的结果，便使得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的某些人、某些地区，政治上更加松懈，在敌人的阴谋袭击面前，手足无措。像闽南何鸣〔12〕领导的游击队，就由于对敌人丧失警惕，而陷于失败。 
另一种便是对新形势缺乏认识，拒绝新事物，固执旧的一套。有的发牢骚说：“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多年，现在却要与阶级敌人合作了，要编成国民革命军了。”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好的，表现了坚定的阶级立场，但这是机械的阶级斗争观念，不能适应新的高潮，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容易陷于孤立。 
因此，坚持正确路线，就必须向这两种倾向进行斗争，批评这种右的倾向，说服那些不愿合作的同志。特别是要在这个转变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发展游击武装。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了。我们真的在国民党欢迎的军乐声中走下了高山密林，告别了游击区的群众，走向了抗日的敌后战场。 
注 释
〔1〕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第三届至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主席、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陈毅等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八个独立团，指江西军区独立第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团和原属江西军区后划归赣南军区的独立第十三、十四团。 
〔3〕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张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福建永定人，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红四军纵队党代表、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等职；谭震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历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四军纵队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张鼎丞和邓子恢、谭震林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分别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共同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4〕赣东北，在一九三三年赣东北苏区改称闽浙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称皖浙赣边区。陈毅在文中是沿用早期的称谓。 
〔5〕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实际时间是三月四日下达突围命令，五日开始突围的。 
〔6〕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人民委员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围中在闽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军搜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何叔衡（一八七六――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历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湘江学校校长、上海互济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监察人民委员、中央临时法庭主席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围时，在闽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军包围，壮烈牺牲。贺昌（一九○六――一九三五），山西离石人，历任中共江浙区委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南方局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在会昌河突围中壮烈牺牲。阮啸仙（一八九七――一九三五），广东河源人，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书记、广州农讲所政治教员、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刘伯坚（一八九五――一九三五），四川平昌人，历任西北军冯玉祥部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在江西信丰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负重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带镣行》等不朽诗篇，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李天柱（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曾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历任营长、纵队司令、湘东南独立师师长、湘赣军区副总指挥、红八军代军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寻乌突围时壮烈牺牲。 
〔7〕李乐天、杨尚奎、刘建华，李乐天当时任中共赣粤边特别委员会书记、赣南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尚奎任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信康赣雄特别委员会副书记。刘建华任中共信康赣雄特别委员会少共特委书记。 
〔8〕蔡会文、陈丕显，蔡会文当时任赣南军区司令员；陈丕显任中共赣南省委少共省委书记。 
〔9〕保甲制，是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决定实行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规定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及各种强迫劳役法。 
〔10〕“两广事变”，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宣布“北上抗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采取分化利诱等手段，迫使陈济棠在这年九月下台，接着又同李宗仁、白崇禧取得妥协，事变遂告解决。 
〔11〕华北自治事件，指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一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剥夺中国政府对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所行使的主权，使中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12〕何鸣（一九一○――一九三九），广东万宁人。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作为特委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谈判达成协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根据协议率领红军游击队近千人进驻第一五七师指定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编，由于存在右倾思想，缺乏应有警惕，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