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惟一
筑起一道不倒的“铜墙”
实践七号卫星是肩负着国家重大项目的实验型卫星，也是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卫星研制史上一个难度较大、研制经验较少的型号，其复杂性在国内也属罕见。从2002年8月接到研制任务到2005年5月发射升空，时间不到3年，研制周期较短。在技术上，实践七号卫星有效载荷没有预研基础，该星的姿轨控、推进系统、星敏感器是研究院头一次搞；卫星微型有效载荷、稳速阻尼展开机构和大面积对地遥感机构系统在国内都属于首次研制，技术上有许多难关待突破。此外，卫星要执行多次变轨，除太阳帆板要展开外，还有8块板要米字形展开。任务很具挑战性，要在短时间里拿出产品，难度很大；而且研制队伍中新人居多，实践经验不足，用研究院一位领导的话说：“这是一支在我院卫星型号研制中，学历最高，但经验最少的技术队伍。”其中，有近80%的主任设计师没有完整地经历过整颗卫星的研制过程。曾有一位领导拍着黄惟一的肩膀说：“这下你可捧了一个‘烫手山芋’。”
一副千斤重担落在了以黄惟一为代表的研制队伍的肩上。这年他已年近花甲，但他有着“廉颇不服老，出征披战袍”的志向，把这次任务作为一种责任和一次人生的挑战。不管有多严峻的考验，他早已在心里筑起了一道不倒的“铜墙”。
作为卫星的总指挥，黄惟一在作了充分的酝酿之后，提出了既积极又稳妥的思路：一是“方案阶段与初样阶段工作交叉进行、初样阶段与正样阶段工作交叉进行”的工作思路，二是“指挥超前，调度有力”的工作要求。这一思路基于黄惟一20多年从事型号研制工作的经验，对确保33个月完成卫星研制任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方案设计到整星出厂，黄惟一全身心地投入到卫星的研制工作之中。针对型号研制周期短、技术新、要求高、经费少的实际情况，他精心主持确定了卫星总体方案、各分系统方案、地面大型试验方案、飞行试验方案等。为了保证节点进度，他给自己不断加压，每天都进行“双想”；用宝钢成本倒逼法，来给卫星安排每阶段的任务；提出了狠抓设计源头的意见，要求设计人员一定要做到吃透技术、吃透状态、吃透规律，确保产品方案设计在研制过程中不反复出现问题，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问题现场及时处理，即便是双休日也如此。黄惟一不但在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力学的基础也较强。一次在进行初样振动试验时发现了问题。在此之前，黄惟一曾要求设计师将地平仪的承力支架固定在大梁上，但这位设计师有点自负，认为黄惟一是搞系统的，对星体结构不一定那么在行，没有采纳黄惟一的建议，结果问题出现了。黄惟一却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心平气和、不埋怨，真诚对待、不责备”，积极地处理好问题。后来，这位设计师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按照黄惟一的方法做了，问题得到了解决。从此他们对这位总指挥从心底里敬佩，经常与黄惟一一起切磋技术问题。卫星在初样阶段发生100多个技术和质量问题，在全体研制人员补课归零以及研究院其他型号的支持帮助下，历经3个月得以全部解决；正样阶段出了10个问题，经过研制人员连续奋战终于克服；最后到了发射基地，卫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问题。
由于研制经费少，星敏感器不可能从国外引进，而国内又没有成熟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黄惟一与型号总设计师侯建文一起跑遍了国内有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与设计人员一起论证产品设计方案、一起参与产品试验，终于研制出满足姿控要求的星敏感器。有一家非航天系统单位，承担研制有效载荷，由于第一次研制航天产品，质量控制不够严格，产品不稳定，出了些质量问题。为此，黄惟一组织研究院有关技术、质量人员一起多次到该单位进行讲解和交流，帮助他们进行质量体系完善，有些同志连春节放假的时间也是在这家单位度过的。最后，终于使该单位研制的产品的质量指标达到任务书要求，赶上了卫星的研制进度。
寻找第三个“馒头”
黄惟一在工作中非常注重探索和实践。
1965年12月，黄惟一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机电二局20所。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与中国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1976年以他为主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套用计算机控制的火箭自动测试发射控制设备。1978年该设备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77年末，他开始负责长征三号火箭自动检测及发射控制设备的研制，解决了软硬件的匹配及箭地计算机的通信问题，顺利完成了长征三号火箭的测试和发射控制任务。该设备获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5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是主要参加者之一，荣立航天工业部一等功。1983年他主持研制战术导弹综合测试设备，系统采用CAMAC国际标准，是部内第一套采用CAMAC标准的型号综合测试设备。该设备获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整车荣获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被用于某型号综合测试车中。1986年他主持研制长征四号火箭自动测发设备，合理采用了CAMAC与GP-IB总线兼容方案，引入标准程控仪表，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获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长征四号乙火箭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也是主要完成者之一。1989年他主持风云一号卫星姿控机的研制工作，在国内首次用微机（80C86）为CPU实现卫星姿控，后又采用1750A标准的CPU为姿控机，使卫星稳定可靠。同年他还主持了VXI总线技术研究，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1997年，黄惟一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黄惟一在担任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卫星工程研究所所长后，更认为自己有责任带领全所干部职工走出一条型号研制的发展之路。用黄惟一的话说，他要去寻找第三个“馒头”。不论在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受多大委屈，他都以饱满的热情去寻找，寻找支撑本所发展的拳头产品。
但最初的时光并不总是如意的。研究所的前任所长们寻找到了第一个“馒头”——大力发展三产公司，第二个“馒头”——民品加工，这些显然都不足以支撑研究所的发展。于是，重点发展军品也就成了第三个“馒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正处于低谷阶段，形势非常严峻，几乎只剩下“长征三号”和“长征四号”地面设备及箭上二次电源还在继续生产和研制，每年交付平均不到一发，每年经费最多不过1200万元。这对一个近800人的研究所来讲，实在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作为所长的他忧心忡忡：任务不足，本所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常常困扰着他。他清醒地认识到，任务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千方百计去争取。为争取任务，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他带着几位同志四处奔波，以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用户，终于争取到一个型号测试车的任务。
黄惟一还主动开展一些有关的预研课题的研究，争取星上计算机、箭上“推进剂利用系统”计算机和弹上计算机的研制任务；他组织所内有关人员着手搜集资料，进行系统方案论证。没有经费，就自筹资金先干起来。当时，与本所“竞争”的兄弟单位有上级定点的优势，占有天时、地利之便。本所要能与之抗衡便只有先行一步，在预研上打基础。能在关键时刻争取到研制任务，是本所的一次重要转机。由于抓住了这一机遇，为本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所从此走出低谷，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记录器的四次飞跃
星上计算机是卫星的关键部件之一，犹如人的大脑，如果大脑出了毛病必将危及卫星安全；它要求高、技术新、系统非常复杂。风云一号卫星方案设计的时候，A星用的是较早的固定程序计算机，只要姿控系统任何一个部件失效，系统便不能正常工作。风云一号B星采用的计算机，在地平仪失效时，仍能完成姿态控制，性能上比先前的计算机有较大的改善。但因为对空间环境没有足够的认识，元器件的抗辐射指标达不到要求，在轨工作165天后，因空间单粒子效应引起翻转，后经“抢救”，姿控调整回来了，但该星没有达到预定的设计寿命。
为解决卫星在轨运行的长寿命问题，在风云一号C星上，由黄惟一领导设计的计算机系统采取了多项可靠性措施，并采用高可靠、抗辐射的P1750A为CPU。风云一号C星上天后，至今仍在可靠地工作着。 
黄惟一带领课题组的成员把目光又瞄准气象卫星固态记录器这一尖端项目。固态记录器起着将卫星围绕地球运转过程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储存起来,而当接到指令后又能及时将储存的信息准确地发回地面的作用,它工作的好坏是卫星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黄惟一与课题组成员，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研制成功了达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固态记录器。
1999年4月，太原卫星测试厂房正在进行卫星传输系统实验，由兄弟单位研制的FLASH固态记录器发生了故障。为确保本所DRAM固态记录器质量万无一失，黄惟一带领课题组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前后方联动，提出了《关于加强CMOS器件抗闩锁保护措施》的建议。为了保证发射如期进行，他们反复研究制定了4套改动方案，并由黄惟一在上海亲自指挥试验验证工作，先后否定了3种方案，最终确定了直接在模块电源输入端加限流电阻的技术措施。该方案经专家和卫星两总系统初步评审后，认为可以实施。于是他们将固态存储器带到上海实施改动方案及工艺加固，通过了电性能试验验证及振动试验并通过了院级评审。
卫星按计划发射成功。该组研制的DRAM固态记录器成功地传回了风云一号卫星的全球云图，云图图像清晰，工作状态良好，运行正常。
固态记录器在历经了两次在风云一号星上应用后，又被用于其他卫星，前景广阔。
无私境界促和谐
黄惟一认为，完成任务要靠天时、地利和人和，而前两个条件本所显然没有优势，那么“人和”就更为重要了。要迅速磨炼、锻造出一支卫星研制的精兵强将队伍，“出成果、出人才”就必须做到“人和”，这就要尊重和理解年轻人，多给他们创造成才的空间。这已成为该所型号研制成功的法宝。
在卫星整个研制过程中的33个月里，为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黄惟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33个月里，他放弃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特别是五一、国庆、春节等长假，都成了他加班加点的“黄金周”。33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在忙碌的工作之中度过，经常在数个协同研制单位之间来回奔波，把自己整个身心都扑在了上面。在办公室伏案工作，他经常忘记了回家时间。
为了工作，黄惟一连儿女的学习都没有时间关心，照顾女儿的责任都交给了爱人。一双儿女凭自己的天赋去学习，尽管儿子的求学之路不是很顺利，但渐渐懂事的儿子为了不让父亲为此事内疚，工作后又补回了该学的东西和该取得的文凭。
在黄惟一的生活里，时刻会让你触摸或感受到一种叫亲和力的东西在传递，在流淌。
哪里有困难、有技术关键问题，黄惟一就会出现在哪里。只要科技人员双休日加班，他一定会到现场。这种身教真是重于言教，很多科技人员都非常感动，大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所综合测试副主任设计师黄小虎，在还担当着其他型号当主任设计师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让他兼任实践七号卫星综合测试副主任设计师的工作。他虽然工作很忙，但得知组织上的决定后他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去。有人问黄小虎：“你身兼两个型号工作，不多拿一份工资，图个啥？”憨厚的黄小虎回答：“我不图什么，多从事一个型号，就能多学到一点东西，尤其是实践七号卫星的老总很好，与他们一起工作很快乐。”没有豪言壮语，朴实的语言充分体现了该型号的研制队伍是一个和谐的团队。正是这种“人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赞叹的业绩。
黄惟一很喜欢胡乔木的这首诗：
滚滚江流万里长，几分几合到汪洋；
源头尽望千堆雪，中道常回九曲肠；
激浪冲天春汛怒，奔雷动地早潮狂；
重峦叠嶂今安在？一入沧溟喜浩茫。
黄惟一常将自己从事的事业喻为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特别是“源头尽望千堆雪，中道常回九曲肠”两句，有时会让他感慨万千。他深信：探索的步履有时会受挫、遭遇曲折，但只要有“心旷神怡”的心态，只要竭尽全力投入地去从事工作，一定能达到“一入沧溟喜浩茫”的境界。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黄惟一，男，(1935.1—1989?8)别名黄延龄，云南昆明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协四川分会理事。擅长水粉画、漆画。1952年毕业于昆明师范艺专，1957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系，1959年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1962年返四川美术学院任教，先后担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代表作品有《怀念纳木湖》、《蜀江水碧》、《黑水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