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藤堂明保
人物简介
生于1915藤堂明保1915年出生在日本三重县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921年，因父亲在当时“满铁”所属的学校工作，他随父母到了中国东北，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年幼时期的这一段特殊经历，给他打下了良好的汉语基础，并使他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藤堂明保后来走上汉学和中日友好道路的主要原因。
专心汉学1932年，藤堂明保从旅顺中学毕业，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当时为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并已有一定汉语和汉学基础，因而学习进步很快。当时，东京帝大汉学科的教学内容和学术空气，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于是1938年他大学一毕业，就通过文部省考试，来到北京留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真正的汉学家。
然而，藤堂明保的追求被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断了。1939年，他在北京留学未满一年，便被招回国内接受军训，随后被派到中国服兵役。在大学军训时，他曾在答卷上写到:“这次战争不是圣战”，明确表示了他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在服兵役期间，藤堂明保一直未放弃自己的目标，他利用一切机会继续学习和钻砰汉语。特别是当他在某地意外发现了王力的《中国音韵学》一书时，尽管仅有下册，亦如获至宝，在艰难的条件下，一字一句不知读了多少遍。战后，藤堂明保之所以在汉语音韵学方面成就卓著，可以说完全是得益于这部启蒙著作。为此，1981年，藤堂明保在日中学院任院长时，曾专门把王力先生请到日本访问，表示对这位著名中国语言学家的感谢与敬意。
1943年，藤堂明保被调到南京日军总部当翻译，日本投降后又作了一段善后工作，直到1947年夏才回到日本。在中国又长达八年多的经历使得藤堂明保的汉语和汉学造诣更深，回国以后他马上就成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随后改为东京大学教养部)的教师。经过多年辗转曲折，藤堂明保终于正式登上了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征程。从1947年到1970年，藤堂明保在东京大学工作了二十余年。战争结束之后，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上。他一生单独或与他人合作，著书50余部，编、译书30余部，编字典、辞典、事典30余部，发表文章400多篇。
主张中日友好五、六十年代处于学问黄金期的藤堂明保，在社会上已有名气，除了主要在东京大学任教外，还在东北大学、大孤市立大学、岩手大学等七所大学兼过课。1964年，藤堂明保当选为日本权威性的学术机构学术奖励审议会、国语审议会的委员。1966年，战后日本第一个汉语工作者代表团访华，藤堂明保担任团长，说明了当时他在日本汉语学界的影响。其中突出成果主要是产生于这一时期。
1970年，东京大学发生学潮，作为一位正直的学者，藤堂明保坚决反对当局对学生的处理，愤然辞去了东大教授职务。1972年，他被早稻田大学聘任为客座教授。1971年7月，日本NHK广播电台请藤堂明保担任《中国语讲座》教员，他明确提出了四项条件:第一，不承认台湾；第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话；第三，不是单纯教习语言，而是通过语言介绍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第四，政治权力不得对授课内容进行干涉。尔后，他主持NHK《中国语讲座》八年，收到了良好效果。
除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外，藤堂明保还积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流动。从1971年到1977年，他曾四次分别作为日本文化界代表团的团员、副团长、团长到中国访问。1976年，藤堂明保被推选为所在地琦玉县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友好琦玉县民会议的顾问。后来，他又到中国访问过二十多次。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他鲜明地站在反对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维护中日友好一边。这位学术上成就卓著的汉语学者，不愧是坚定的中日友好促进者。
学有所成七、八十年代的藤堂明保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较多，然而作为一个学者，他仍撰写了大量文章，编著了许多书籍和字典、辞典、事典。与他人合作的项目不算，仅他单独完成的著作和工具书就有二十余部。主要有:《汉字及其文化圈》(1971，德间书店)、《汉字的故事》(1974，学灯社)》《“武”的汉字“文”的汉字》(1977，德间书店)、《中国语概论》(1979，大修馆)、《话说汉字》(两册，1980,1981，朝日新闻社)、《汉字文化的世界)(1982,角川书店)、(中国的历史与故事》(1985，旺文社)、《中国遗迹之旅》(上、下，1985，旺文社)、《例解学习汉字辞典》(1972，小学馆)、《学研汉和大字典》(1978，学习研究社)、《汉和事典》(1983,昭文社)，等。由此可进一步看出，藤堂明保确实是一位才华卓群、精力充沛、十分高产的学者。
突出成果
汉语音韵、音韵史研究如上所述，藤堂明保在中国服兵役时，就如饥似渴地研读过王力的(中国音韵学》。战后，他立即结合自己丰富的语言实践，着手对汉语音韵学进行深入研究。二十余年间，在这方面发表论文近30篇。1957年由江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音韵学》一书，集中体现了该时期他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并成了他一生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从音韵研究的内容、意义，到音韵学方法论，从对中国韵书的解说，到对中古、上古汉语音韵的探讨，从对北京、苏州、广东、福建方言音韵的分别论述，到与日本、朝鲜、越南汉字发音的联系比较，内容丰富、系统，论述细致、深入，颇多创见，是战后日本屈指可数的汉语音韵学著作。
汉语字词研究藤堂明保在大学时代，熟读中国典籍，古汉语功底深厚。战后他对汉语字词的研究，主要是在古汉语方面，汉字研究工夫尤深。主要论文有:“中国语虚词的位相问题”(1948),“上古汉语中指示词的机能”(1953),“‘祖’与‘社’的语源”(1957),“汉字的本质”(1960),“副词的基本意义”(1962),“‘无’的思想本质”(1966)等。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后，他接连出版了“汉字语源研究——上古汉语字词族群之研究”(1963),“词语的系谱"(1964),“汉字语源辞典”(1965),“汉字的起源"(1966),“带‘女’字旁的汉字”(1967),“汉字的思想”(1968)等一系列专著。
汉语语法研究早在1956年，藤堂明保就出版了汉语语法专著《中国文法之研究》(江南书院)，并与他人合柞出版了《中国古典的读法一汉文文法》(江南书院)。之前，他曾发表过“表现论的语法论之构想”(1953),“中国语文法论总复习”(1955)等论文。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主要篇目有:“北京语语法”(1956),“汉语的熟语是怎样构成的”(1956),“文法论的性质”(1957),“文法论的方向”(1964),“存现句的本质及解释”(1968),“宾语提前与‘格’概念之导入”(1968),“生成文法论一关于变化规则”(1969)等。
语言比较研究藤堂明保研究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常将汉语与日语进行联系、比较。他还懂得一些越南语、朝鲜语、泰语、蒙古语，也将汉语与这些语言相联系、比较。这就使他的汉语研究，眼界更开阔，探讨更独特。该方面的主要论文有:“越南汉语的声调”(1949，学会报告)、“支那音韵学与万叶假名的母音系统”(1949),“从中古汉语到中世汉语(初期官话)——以蒙古字韵为中心”(1950，学会报告)、“关于‘凤凰’与‘飞兼’—汉泰共通基语的一面”(1959),“日本语与汉语”(1959)等。1965年出版的《汉字的智慧—它的产生与日本语》(德间书店),1969年出版的《汉语与日本语》(秀英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汉字及其文化圈》(光生馆)，以及后来出版的《汉字文化的世界》(1982，角川书店)，是藤堂明保将汉语与日语等进行联系，比较研究的几本专著。
大事年表
1921年随父母到中国东北生活了11年。1932年从旅顺中学毕业，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1938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同年作为外务省海外研究员赴中国留学。1939年被召回国内接受军训，随后被派到中国服兵役。1943年被调到南京日军总部当翻译，日本投降后又作了一段善后工作。1947年回到日本后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教授，1951年任东京大学讲师，1954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55—1958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语言部分的编写。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1961年以《上古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获文学博士。1962年参加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主编的《中国的思想家》(2卷本)的编写，撰写《郑玄》一章。1963年在日本中国学会第15届学术大会上作了《从文学史上看明代》的报告。1964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同年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筹备会。1966年赴中国访问。1968年参加，《中国文化丛书》(10卷本，大修馆刊)的编写，任第1卷《语言篇》的主编，1969年退出日本中国学会，同年任中国语学研究会《中国语学辞典》编集委员。1970年为支持当时日本青年学生运动，辞去东京大学教授之职。1971年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华团访问中国。1970—1972年参加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译，主编第3卷《孟子》。1971—1974年参加《大现代百科事典》(20卷本，学习研究社刊)的编写。1973年起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同时在“NHK”电视中主持中国语讲座。1975年仓石武四郎去世后，继任日中学院院长。1976年任日本文化界代表团团长访华。1978年7月任日本第三次中国研究家代表团团长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