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幸福社会
施政目标
“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 幸福社会建设的思考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口号。
作为抽象概念的幸福，如何测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根据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实践着不同的指标。
研究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人的主观感受更加被重视是必然趋势。不过，追求“幸福”应注重实质内容，避免陷入空谈和形式化。　
当下，“幸福”正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何为幸福，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作为一种心理感受，“幸福”无法简单衡量。不过，这一概念已经进入众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
幸福广东、幸福湖北……类似表述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在我国大陆地区，至少18个省(市、区)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幸福”概念，将“幸福”列为了施政目标。
各级党政机构提出幸福口号已经成为趋势，追求“幸福”已形成共识。　[1]
各地情景
“幸福”这一词汇，正出现在地方党代会、人代会的文件中，以及党政主要官员的讲话中。  幸福可以不观望
2012年6月9日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努力建设幸福湖北”。而往前，宁夏2007年就提出了“幸福宁夏”的目标。
在一些未明确使用“幸福”口号的省份，“幸福”也是官方及媒体热衷的词汇。
在山东，曾多次举行以“幸福山东”为题的社会活动，有政府官员参加的主题研讨会也召开多次。
2012年的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让首都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相比之下，“幸福城市”的覆盖面更广。
这些城市包括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及大量地市级和县级城市。
2011年底北京市平谷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平谷”，并发布了“行动纲要”。
江苏省江阴市，是国内较早提出“幸福”的地区。2006年6月，江阴提出“幸福江阴”构想。在此之前，他们征求了国家统计局、中央研究室等机构意见。
过去“幸福”研究对决策的影响很微弱，2005年以来，这一概念开始受到决策者和研究者重点关注。邢占军教授从2000年开始系统研究“幸福”。央视记者调查民众是否幸福(3张)
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明确提出“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项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了“幸福城市”的建设目标。[2]
专家观点
“不幸福”的理由2012年8月19日，央视发布省会城市幸福感排名看；9月19日，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发布中国幸福城市排名；  GDP高不一定幸福
在这两个榜单上，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合肥、太原、广州和拉萨、太原、合肥，多为二线城市。此前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北京、上海在100个城市中，分别位居第96位和99位。
舆论认为，大城市高房价和压力是主要原因。中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更强。大城市的城市病突出，节奏快，压力大，交通拥堵等，都对幸福感影响很大。
央视调查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先后是，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收入是一个相对因素，当人均GDP超过3.7万元，收入对幸福感的提高作用就逐渐减弱了。[1]对山东省7年的检测分析显示，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同步增长。  幸福社会称为施政目标
一项针对北京、沈阳、西安、杭州、广州、昆明6个省会城市居民的研究显示，居民幸福感没有随地区富裕程度提高而提升，相反，一些收入较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水平却相对较低。
不过，就个体而言，高收入群体幸福感高于低收入群体。
部群体幸福感最强，其次是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群体，工人农民幸福感低于平均值，城市贫困群体幸福感最低。
社会公正与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腐败问题，都在影响幸福感受。[1]　
幸福衡量标准提出“幸福”口号的地方，对幸福的理解并不统一，这也使这些地方制定的目标各异。  幸福感并不一定来源于高gdp
在提出“幸福江阴”之初，江阴的初步目标是，到2010年，人均GDP在2005年基础上翻一番。江阴还提出力求“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
北京市平谷区提出的“幸福蓝图”，最显著的特征，是含12年义务教育在内的18个“免费”、三公经费公开等18个“百分之百”，另有18个“全覆盖”。
湖北省在编制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时，把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7个方面。“作为施政目标，各地对幸福的理解有很多公认的内容。”何正欣归纳为，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投入增加、保障公正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政策层面的幸福，不是生活中抽象的个人感受。”邢占军更愿意将“幸福”称为“生活质量”。它包括个人的幸福感受，还包括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这些可以通过分解指标，进行量化，而政府的政策，对这些指标进行积极影响。幸福的形态(3张)
国家统计局的一个项目把构成幸福的客观指标分为，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政治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环境福利等内容。[1]
“主观幸福感”分解为人际适应、家庭氛围、社会信心、目标价值等10项体验。　[1]
幸福指标评定专家认为，在政策层面上的“幸福”，应该有一套完整评价体系，对幸福进行测量。这个体系目前还没有统一  幸福一家人的架构。2006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称，中国今后将推出幸福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在国家层面，国家统计局尚未正式开展幸福测度工作。
江阴较早构建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核心指标数据包括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分别占60%和40%权重。客观指标，与传统GDP考核指标不同。时任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GDP指标减到最少，取而代之的是民生指标。主观指标，重点反映市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2011年公布的《幸福广东指标体系》，也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构成，前者包括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数。主观测评包括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公平等。
2006年以来，各地陆续发布幸福指数。这一指数甚至一度被认为将取代GDP指标。现在，这种揣测被政界和学界双重否定。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幸福指数编制只能描述集体幸福，有时指数发布出来老百姓并不认账。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编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徐建华坦承，该体系最终获得的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大家的“幸福”程度。
重大意义
助诊施政问题在满足基本温饱之后，民众会对主观感受要求更多。多个地方将“幸福”纳入施政目标，是党政机关与民众需  幸福诠释求的合拍。各地提出“幸福”口号，是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反思。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关注人的主观感受。这一做法，也与国际潮流“同频”。2012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今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决议说，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待，在公共政策目标中对此予以承认具有重要意义。[1]
纠偏唯GDP论2012年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经济增速、财政收入、进出口总值、全国排名……这些往年被捧上神坛的数据被逐步淡化，标志着广东省开始真正告别GDP崇拜，正式步入科学发展的“后GDP时代”。  幸福诠释
在后GDP时代，必须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绝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和老百姓的健康为代价，去谋求发展总量和速度。如果“快”可以为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提供可靠的物质支撑，则能多快就多快；反之，如果牺牲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影响了老百姓福祉，这种“快”就会得不偿失。总之一句话，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民幸福为导向，这既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幸福广东的价值取向。正如汪洋书记所强调的，必须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幸福变成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物质精神享受，让人民群众逐步过上富裕、文明、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好日子。
人民幸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衡量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尺。我省率先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发展目标，率先将幸福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率先建立了科学的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率先公布了各地幸福指数综合评价报告。这一系列开拓性创举，是我省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的科学决策，同时也为全国性的幸福测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第四届世界论坛时，重点以“幸福广东”为例介绍了我国开展幸福测度的情况，他明确提出：“只有GDP，可能不一定幸福，我们需要的是超越GDP。”
虽然说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哲学命题和主观感受，要想准确测度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多数人的幸福与不幸幸福感(8张)福总能揭示出很多共性问题，只要集思广益、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不断完善，一定能够建立一套相对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囊括了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健康和卫生、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人居环境十项一级指标，并为之设定了不同比例。从我省公布的幸福指数排名可以看到，并非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人均收入越高，人民生活就越幸福。同主要以GDP为考核指标的评价体系相比，幸福测度更加科学，能够更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的居民生活状况、幸福程度。
幸福测度是对唯GDP论的一种纠偏，是对GDP发展模式的一种超越。需要强调的是，超越GDP并不是抛弃GDP，而是要在GDP之外，更加关注国民的心理幸福感、社会关系的和谐，不把GDP视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手段之一，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努力实现从“以发展带幸福”到“以幸福带发展”的执政理念转变。[3]
注意问题
抽象概念大面积进入施政目标，专家最担心的是“概念陷入空谈”，不顾地方实际或者毫无实在内容。
此外，研究者担心，一旦幸福指数与政绩挂钩，数据就有造假的可能。而若在民众主观感受指数上注水，极易引发反感。在多位研究者看来，幸福指数的更大意义在于“诊断”，帮助政府发现政策实施中的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