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约·马·西默尔
个人简介
约·马·西默尔（Jo-hannesMarioSimmel；1924年———），全名约翰内斯·马利奥·西默尔，奥地利作家。他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德语作家之一，他以自己创作的30多部faction体小说，赢得了全球众多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作家。本文通过对西默尔faction体小说艺术特征、语言风格、社会价值等因素的分析，探讨西默尔小说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揭示他的作品在通俗文学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思想启蒙价值和人性的力量。 
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童年在英国和奥地利度过，曾经从事过化学工程师、记者、编剧等多种职业，二战后担任美国设在奥地利军政府的口译人员。 
1949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如此高兴，真奇怪》（Michwundert,dassichsofr?hlichbin）问世，并因此受到当时文学社团“47社”的邀请。
1950年移居西德，就职于《快捷》（Quick）画报。西默尔十七岁便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说集，二十五岁成为收入颇丰的画报作者，三十五岁又因长篇小说《一定不会总是鱼子》(Esmu?nichtimmerKaviarsein1960)，获得巨大成功，而后被改变成电影，由大名鼎鼎的奥地利演员O·W·菲舍尔（O.W.Fischer）担任主角，另外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同年他的剧作《校友》(Schulfreund)也被搬上舞台。
从1963年起他成为职业作家，开始陆续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如今进入古稀之年的西默尔，仍然笔耕不辍，用他那台老式机械打字机，在他的瑞士居所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1999年他推出了自己第三十部长篇小说《爱情是最后一座桥》，该书首印十万册，一出版便立刻进入《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职业生涯
在德语国家乃至全球很多地方，奥地利作家约翰内斯·马里奥·西默尔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这不但是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而且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教化意义，深深打动与感染了众多的读者。他把一个个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植根于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丑恶现实之中，巧妙地将文学虚构与一系列真实事件融为一体，在充满戏剧化地叙述这些动人故事的同时，酣畅淋漓地揭露与鞭挞了西方社会生活的丑恶弊端，表现出对人类自身、未来、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此外他的这些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兼备的作品对广大读者进行了理性的启蒙，使人们在阅读之中认清这些丑恶现实，唤醒人们的理性与良知。 西默尔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向广大读者奉献了数量众多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儿童读物。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印量已逼近八千万册，被译成四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这种市场上的空前成功是当今不少作家梦寐以求的。西默尔的图书虽然如此畅销，为那么多不同阶层的读者所喜爱，可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着通俗文学的特征，长期以来视为“廉价的低级趣味的图书（Kolportage）”，正统的德语文学批评界自然看不上眼。对于他的作品一部部的推出，一部部的畅销，专家们曾一直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德语文学界一些知名评论家才开始发现西默尔小说中所蕴涵的各种政治信息并非一无是处。赫尔穆特·卡拉赛克（HellmuthKarasek），弗兰克·席马赫（FrankSchirrmacher），约阿希姆·凯泽（JoachimKaiser）等德国著名评论家突然之间高声赞扬他，因为他的小说对大众进行了自由，宽容和民主信念的教育。凯泽认为：“西默尔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加速中的令人窒息的灾难，以及令人激动的幻想事件描写的直觉。他与汉德克(Handke)没有关系，与霍夫曼斯塔尔(Hoffmanstahl)也扯不上边。更确切地说，他可定位于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卡尔·麦(KarlMay)，法拉达(HansFallada)，也许还有迪伦马特（Dürrenmatt）之间。海因利希·伯尔（HeinrichB?ll）尊敬他。瓦尔泽(Walser)尊敬他。”社民党的智库成员彼得·格罗茨（PeterGlotz）甚至称赞他为：“共和国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二十世纪的莱辛，也许还算不上。但起码还可以与年轻的海因利希·伯尔，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和汉斯·法拉达相提并论。例如卡罗拉·斯特恩（CarolaStern）。
德国著名作家施特凡·海姆(StefanHeym)在《论畅销书作家约翰内斯·马里奥·西默尔》演讲中称：“约翰内斯·马里奥·西默尔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实施了对这个国家的文学权威的对抗——无疑是大获全胜；当然一位畅销书作家在有些人看来是不文雅的。一种对“我们时代的巴尔扎克”的同事般的敬意。请多写这些廉价的读物”。“文学教皇”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MarcelReich-Ranicki）的评价则更加切中肯綮：“没有一位同时代的作家像西默尔那样对主题，问题，题材具有绝妙的洞察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出版界就已认识到西默尔作品在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1984年和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先后于出版了他的《吉米走向彩虹》（UndJimmygingzumRegenbogen1970）、《我留给人间的自白》（Ichgestehealles1952）。但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译林出版社2002年推出了西默尔的最新长篇小说《爱情是一最后座桥》(LiebeistdieletzteBrücke)，2004年推出他的环保题材的小说《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ImFrühlingsingtzumletztenmaldieLerche）才又形成了西默尔作品出版的一个新高潮。但是国内对于西默尔的研究仍然停滞不前，对这位影响深远的奥地利作家的研究成果更是十分稀少。本文力图通过对西默尔faction体小说的艺术特征，语言风格和社会影响的分析，揭示西默尔这些作品的真实轮廓及其蕴涵的文学价值。
主要作品
著有：《秘密面包》、《我留给人间的自白》、《上帝保佑恋爱的人》、《尼娜B事件》、《直到苦涩的尽头》、《爱情只是一句话》、《爱祖国，你就会安心》、《大伙儿都是兄弟》、《吉米走向彩虹》、《让人做梦的物质》、《答案只有风知道》、《没有人是一座岛》、《好啊，我们还活着》、《我们管你们叫希望》、《请你让鲜花活着》、《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与小丑们一起流泪》、《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尽管我想笑，可是我得哭》、《做不可能的梦》、《画扁桃体的男人》、《爱情是最后一座桥》、《蜜蜂已经疯了》等等文学作品。
据德国哈伦贝格出版社（HarenbergVerlag）1997年的统计，自1961年以来在德国出版的30本最成功的小说中(包括国外翻译小说)，西默尔的就占了三本，分别是《没有人是一座岛》（第15位），《使人做梦的物质》（第21位），《吉米走向彩虹》（第21位）。在这项依据图书在畅销书榜上榜时间的统计中自然也有西格弗里德·伦次、伯尔、格拉斯等人的作品，其中伦次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排在第8位（36周），《家乡的博物馆》(Heimatmuseum)排在第13位（29周）。格拉斯的《比目鱼》(DerButt)与西默尔的《没有人是一座岛》并列15位（28周），伯尔的《一次出差的终结》（EndeeinerDienstfahrt）排第19位（25周），《小丑之见》(AnsichteneinesClowns)排第21位（25周）。可见西默尔能与这些实力派德语作家比肩，绝非等闲之辈。
西默尔先后获得奥地利科学与艺术一级荣誉十字勋章，奥地利共和国大金字荣誉勋章以及联合国社会作家优秀奖等多项大奖。2005年3月，德国总统赫斯特·科勒(HorstK?hler)授予这位奥地利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级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批评方面的杰出贡献。至此他的文学成就，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全面承认。
艺术特征
面对这样一位在西方世界影响如此之大的著名作家，以下问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让西默尔以如此旺盛的创作精力，成为当代德语文坛既高产又影响深远的作家？西默尔的众多厚达数百页的小说，又是如何凭借其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让他们如痴如醉，深受震撼呢？西默尔的faction体小说是否有不同于传统纪实文学的特质，而达到了类似中国通俗文学大师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所蕴藏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与启蒙价值？
西默尔在他最新小说《爱情是最后一座桥》的中文版前言里对中国读者说：“作为记者，我曾经被派去报道许多战争，我报道过那么多的死亡、镇压、灾难、困苦、不公正和恐怖，所以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打算写写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威胁人类的危险，例如，破坏环境，不负责任的分裂原子核的试验，或者分裂细胞核的试验，即使用脱氧核糖核酸这种生命的组成部分做试验，或者写那些今天已经能够在几分钟之内使地球上的全部生活完全瘫痪的所谓‘计算机病毒’，写酗酒和吸毒,由于一种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全球化，或第三世界受到的剥削，我想用一种简单明了的语言来写,为的是让我的话进入读者的大脑和心灵,使他们能够在惊愕和愤怒之余最终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和感受到，是谁在今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痛苦，所有这一切以及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和肇事者。”
上面这席话，是西默尔对自己文学创作动机最直白的表述，是他文学创作始终遵循的伦理与道德标准。西默尔童年的不幸以及早年的记者经历，使他萌生了从文学的视角来揭示与批判当今世界种种极端反人类的恶行。然而以何种方式来吸引各阶层的读者，并使他们取得最佳的阅读效果呢？西默尔充分发挥了faction体这种文学形式，并加入了他自己的特色。1998年10月12日他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说：“我对自己说：假如要我写作（虽然许多人奉劝我，说我的努力纯属徒劳。但我认为，我能，起码可以反映其中一部分。），决不能单单只写一些爱情故事或者纯情小说，而是要写像美国作家诺尔曼·梅勒(NormanMailer)所说的‘faction’，也就是说把“虚构(Fiktion)”与“真实(Fakten)”柔和在一起。所以我特别偏重于事实的重要性。我自己清楚，我要是选取畅销的主题，我的书不可能不畅销。而实际上我的书全都是一些与市场上卖点截然相反的主题。我描写了身心受到摧残的儿童，尤其是纳粹及新纳粹，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犯罪，决不能让这些噩梦在人类社会中再次重演！”
所谓faction(纪实体)来源于英语，系植根于虚构的和现实人物和事件之间的一种现代的文学形式，与fiction相反，faction体通常采用报告文学或者有事实依据的纪实小说的方式，利用诸如录音记录或者草图等事实资料。西默尔正是发扬了美国作家约翰·梅勒的传统，成为纪实体文学创作方面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强调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独立的思想意识。早在他当普通记者时，就这么做了。所以西默尔在每次创作前，都要进行详细的调研，自掏腰包，平均每出版一本书，要花掉40万马克用于收集各种第一手材料。在占有大量的真凭实据的基础上，才开始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进行创作。他能够把这些材料合理有序地放入自己编织的叙述框架内，使每一个故事变得曲折离奇，起伏跌宕，充满悬念。而这些故事往往包含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主人公命运和遭遇与这些重大事件密切相连，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让读者一开篇，就牢牢地被这些似曾相识的现实事件所吸引。因为在西默尔的宇宙中，启蒙与浪漫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对立体，两者可以高度统一。西默尔用来烘烤出他的一本本书的面团，不是始终含有鱼子，还有足够的亲吻，以及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与困境。
例如《吉米走向彩虹》就是讲生物武器的交易，《与小丑们一起流泪》是讲基因移植的危险，《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主题则是核污染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爱情是最后一座桥》是围绕着计算机病毒专家菲利普的个人感情和命运展开的，而小说的背景则是全球性的工业兼并浪潮引发的新一轮国际恐怖主义。依据事实进行文学虚构与创作，德国许多作家都身体力行。比如作家格拉斯在创作《蟹行》(Krebsgang)之前也专门聘请历史顾问，在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经过作家本人的剪裁取舍才开始动笔。而西默尔在事实调查方面最舍得投入，内容的准确与翔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自然也最大。
虽然每次创作，西默尔都占有大量的事实充当素材，但是任何一位有作为的作家，当然不会囿于事实所提供的框架内。在事实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与虚构，把自己对待社会的深刻见解，把自己的伦理观与道德观始终贯穿于自己的作品中，才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离奇的题材虽然具有吸引人眼球的作用，但只是为了新奇而新奇，这样的作品并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只有把貌似离奇的故事，分解成许多我们平时常见的真实画面，那才会使读者具有亲近感，从而容易被打动，在心灵上被触动。例如他的作品《爱情只是一句话》，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寄宿学校的富家子弟奥利弗，居然爱上了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有夫之妇维蕾娜，两个主人公都有极其坎坷的经历，这样的故事框架其实许多读者并不陌生。故事一开头以奥利弗的自杀开始，而整部书却是奥利弗遗留下来的一部手稿，这样的编排就充满了戏剧性。手稿里面不仅记载了奥利弗对维蕾娜真实情感和无望的爱情，而且描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像寄宿学校的孩子们的枯燥生活和畸形心理，参观达豪集中营对法西斯暴行的深刻认识，对大资本家之间的尔虞我诈，残暴无情的揭露等等，围绕着奥利弗与维蕾娜这条爱情主线展开。比如对寄宿学校孩子们的畸形生活的描写，显得十分可信。如果作者没有深入生活，并有过切身体验，没有第一手资料做铺垫，不可能写得那么行神兼备。一口气读完此书，不仅让读者对这种无望的爱情悲剧扼腕叹息，而且促使读者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悲剧。这就是西默尔的小说与一般通俗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读者受到了感化和触动，并因此陷入沉思。
西默尔的几乎所有的作品虽然有真人真事为依据，但是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文学虚构，让读者在貌似曲折离奇的爱情面前，深刻地体会到男女主人公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激烈的冲突，人类美好愿望的是怎样在这种冷酷的现实面前破灭。凭借着一位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将真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把faction体的小说提升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它们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有通俗文学许多特征，但却超越了通俗文学本身。西默尔早在1983年接受瑞士杂志的采访时就明确地说：“对我而言，这个世界的重大问题远远比我描写的细节要重要”。西默尔把这些重大问题，用尽可能曲折离奇的形式和巧妙的包装传递给读者。这种巧妙的叙述手段，能够自然而然地促使读者读完作品之后受感染，甚至去思考造成这些人类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层原因。他的作品因而取得了艺术与现实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广大读者深受教育与感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效果。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段，是西默尔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如今已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
语言风格
西默尔faction体小说的另一大特征在于语言的朴实和简练，西默尔曾经说过：“当年，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了我的意图：在我想写的书里出现的人物，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的，为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我的小说的人物形象里重新看见自己。我从来不愿意将枯燥和文学混在一起，总是希望写得和现实一样激动人心。而且全是真心话!在我的书里，不应该出现一句谁也看不懂的话。所有的人都应该能够读懂我的书里的每一句话，无论是洗衣女人、邮递员、电话接线员、有轨电车司机、工厂的工人，还是国家政要、百万富翁、大型企业的总裁。我想让这些掏钱买我的书的人，花了钱也要有所得，不仅仅得到娱乐和解释，而且还要得到一种宽慰,让他们觉得有一个在那里写作的人,也有着和他们相同的问题、恐惧和忧虑,这个人有的时候(非常罕见)成功地找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或者成功地消除了一个恐惧和一个忧虑……”多年的记者生涯让西默尔深刻地领悟到，语言作为沟通读者心灵的桥梁作用，因此他一直努力使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写作，读他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羁绊。
众所周知，许多早有定论的德语文学作家是非常讲究自己作品的语言特色的。因此他们语言的表现方式大多具有德国式的思辨特征，既艰深难懂，还大量使用复合句、方言俚语，运用各种丰富的修辞手段，使不少读者一开篇就陷入了语言的迷宫中。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在回答译林出版社编辑的提问“您曾在访谈中谈到翻译您的作品的难度和不可翻译性……?”时，回答道：“通常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奥地利人（以奥地利德语为母语，因为我经常使用维也纳地方方言）为主译，然后由母语为目标语言国的人来作修改，这样的配合最可能取得成功。我非常困惑的我的作品能在国际上获得种种的承认，我经常会问自己：读者到底读到了什么？如果他们只读到了我作品的翻译，那他们根本不会看到我写的是什么。这一切让我的作品的译者很沮丧，他们常常会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绝望。”耶利内克的表白是十分坦诚的，因为许多著名的德语文学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作家独具一格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有时却成为不可逾越的屏障使译者与读者望而却步。
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虽然是作者们在文学创作中刻意体现自己风格的一种追求和创新，但是这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语言试验或者探索，实际上也正好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和理解。比如格拉斯的《比目鱼》，马丁·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TodeinesKritikers)等作家的作品有时候不要说德国的普通百姓，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要花很大功夫，耐着性子才能读懂。在《比目鱼》的前言里，译者冯亚琳曾引用了格拉斯老朋友希尔德斯海姆致格拉斯的一封信：“我们有两本书。西尔维娅和我人手一册，晚上各读各的，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互相交流我们的阅读体验(我们从没有那么早起来过)。当然也谈到了翻译的困难。西尔维娅这么说：‘每逢这个时候我就很庆幸我懂德语，能读懂原文。’”[11]格拉斯知道自己作品翻译的困难，从《比目鱼》开始，他就一再坚持，并最终与出版自己作品的Steidl出版社谈妥，自己的每部作品都必须由出版社出面邀请译者参加翻译说明会。格拉斯担心自己的作品被误读，采取这种方式处理翻译问题也是众多德国作家中绝无仅有的。
而中国国出版界对德语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可谓不遗余力，几乎所有知名德语作家的作品都有中译本，但是真正翻译得非常出色，并又得到国内读者认可的小说并不是非常多。出版社出版德语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要亏本。这一方面说明了德语纯文学本身的高深莫测和理解的障碍，另一方面说明译者所面临的既要传达德文原作的神韵又必须用鲜活的现代汉语表达方面的困境。这也是德语文学虽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很高，但却不大被国内读者所接受与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读者对文本的理解都发生了困难，谈何充分地理解，更不要说是受到震撼和得到启发了。
而西默尔的所有作品恰恰相反，让许多读者实实在在体验到了德语轻松明快的一面。西默尔的每部小说都厚达五六百页，这些大部头作品如果一开始就让读者陷入语言的罗网中，不可能会打动读者。西默尔的语言简洁明了，读西默尔的书，看不到一环套一环的长句，读者面对的是生动活泼的对话与叙述。对于这位七十多岁写作这种高科技题材的作家来说，如何表达很专业的计算机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西默尔仍然找到了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读者丝毫未察觉是一个外行人在讲故事。读他的小说，再也不用绞尽脑汁地去理解复杂的德语长句和大作家们玄妙与高深的意图，也不用在一些方言俚语面前裹足不前。在这种流畅的叙述中，西默尔采用的这种最贴近各阶层人士的简单朴实的语言，让读者真正体验到了一种阅读的愉快。所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作品，其广泛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价值
西默尔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在二十多年里他的作品像流水线那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因而有人讥讽：西默尔文字的特殊分量不是按照艺术的范畴，而是按照书架上的沿米来确定的。他的作品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评论界视为廉价的低级趣味的图书，而长期受到冷淡。在许多评论家看来西默尔的图书无论在形式与结构上都与纯文学保持着距离。在文学上没有新的探索，故事情节多落于俗套。虽然他的书大多反映了社会冲突，但是并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他是在不断地愚弄人民！但是随着西默尔的“廉价作品”不断地大量面世，成了许多读者的案头读物时，德语文学评论界才开始逐渐转变态度，开始注意和发掘西默尔作品深层次的东西。
德语文学评论界对西默尔的高度评价，前文已大量引述。然而西默尔的作品到底凭借着什么力量产生如此重大的震撼效果呢？《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是西默尔1989年推出的一部以环保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作者饱蘸激情地以戏剧化的笔调描写了以马尔文为首的一群环保人士参与的拯救星球的斗争。主人公马库斯·马尔文博士是德国黑森州环保部监视局的核科学家，作为政府的环境官员他逐步发现政府所推崇的发展核能的技术，是以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为前提的。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体裁，西默尔以他一贯的历练，驾轻就熟地让读者随着随主人公的行动，与一个个冷酷的环境灾难的现实所面对。但是仅仅罗列一系列的可怕的数据，出示一张张恐怖的照片还不足以使读者深刻地体验到环境灾难的致命性，并使读者在灵魂上受到真正的触动。.
对于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西默尔敢于从大量的实际调查与研究出发，让笔下的主人公每次都能以专家的面目，用最简练的话语和行动，让读者体验到一个个现实危险，这些“专家”作出的一系列最现实，最客观的陈述，能非常准确地洞穿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的本质，揭开造成这些灾难的黑幕真正的原因，让读者幡然省悟人类环境的最大威胁者竟然是一切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和那些依靠这些利益集团维持政治生命的技术官僚和政客。现在对比世界超强美国的环境政策以及总统布什漠视环保的一系列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给地球环境造成的恶果，使我们异常震惊地发现，这部十六年前出版的小说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一巨大的黑幕。？
西默尔具有职业记者捕捉社会重大题材的敏锐触角，同时也知道文学对大众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和教化的力量。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包含了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外在形式，简练的语言风格，最主要的是他把道德力量和理性启蒙贯穿于每一部作品中，让它们进入读者的灵魂深处，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触动，得到启发。西默尔发扬光大的faction体小说，以通俗的表现形式，展示了更高的主题。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当然西默尔的作品也不是毫无瑕疵：他的有些小说会出现一些没有必要的重复，比如对一些女主角眼睛外形和乳房的轮廓的描写等等。当然这些瑕疵不足以掩盖他的作品的绝妙和伟大。
创作花絮
据德国媒体报道，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西默尔正在埋头创作一部没有“政治调料”的爱情小说《毛皮荡妇》（Pelzschlampe），他在爱情小说上能否有所突破，读者将拭目以待。与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在中国的经历相似，西默尔的30部faction体小说的价值已日趋显现，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专家的肯定。这些貌似通俗文学的faction体小说不但具备文学理论所说的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而且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心灵得到净化，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因而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介绍与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