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牛李党争
简介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  李德裕像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李德裕认为，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唐穆宗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不久忧郁而死。 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1]
起因
政治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可能是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牛僧孺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 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不过，这只是则天朝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生。至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民主”的阙失，就必然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经济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视。安史之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位。窦参做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势，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这些人又丢了相位。
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之。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军事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年，牛仙客以兼领朔方节度使和河东总管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唐朝的藩镇
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反杨国忠为名，夺取李唐天下为实的叛乱。与其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各为私欲而斗争的必然结果，不如说这是中央与藩镇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安禄山叛乱最后被平定，但最终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对中央的控制。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滉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唐顺宗时王叔文、王伾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唐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平调。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替出将入相,就是这许多史实中的典型。所以说,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宫廷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透过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南衙”（官僚）已经完全为“北司”击败。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　
宦官因为生理上被阉割，因而心理上亦随之发生变态。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史。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所以，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开端
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2]
经过
概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唐穆宗
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前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反宦官的李训﹑郑注排斥朝外﹐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死，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虽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贬职流放。李德裕虽在会昌年间讨平泽潞叛乱﹑破回鹘﹑废佛教等几个方面作出成绩，但他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但为反对派所憎恨，也为宦官所不满。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死，宣宗即位。宣宗早就厌恶李德裕，即位之后即贬之外任，李党纷纷被斥。牛党的令狐绹﹑崔铉﹑魏扶相继入相，牛僧孺﹑李宗闵也被召还朝（李宗闵不及还朝即死）。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死于贬所。牛李两党之争终于以牛党获胜结束。细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钱徽贡举事件。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李德裕时任翰林学士。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牛僧孺多次辞相，出为武昌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荐李德裕担任宰相，未成功。李宗闵通过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将刚刚入朝的李德裕调出，任义成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闵引荐牛僧孺入相。曾经推荐过李德裕的裴度辞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牛僧孺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被吐蕃官吏尽杀于维州城下。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闵提出建议，通过推荐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的方法，与李德裕修好。得到李宗闵的同意后，杜悰造访李德裕，提出这一方案。李德裕非常高兴。但李宗闵在与杨虞卿商议后，终止了上述方案，错过了这个很可能是双方和解的最好的机会。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将杨虞卿、张仲方、张元夫、萧浣等牛党人物降职，出为地方官。不久，李宗闵出为山南西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当权的李训、郑注为了排挤李德裕，再次引荐李宗闵入相，之后，李德裕出为镇海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指责时任京兆尹的杨虞卿传播谣言，说郑注为皇帝配药时，采集民间儿童的心肝。天子大怒，将杨虞卿下狱。李宗闵为杨虞卿辩护，也遭到贬斥，出为明州刺史。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武宗召李德裕入朝为相，信任有加。之后数年间，李德裕对李宗闵、牛僧孺等一再贬黜。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为了夺回朝政大权，故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此后，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贬黜李德裕。李宗闵病故。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故。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病故。
领袖
顾名思义，人们通常认为“牛李党争”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牛党”）和李德裕（“李党”）。
然而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这使得有人怀疑他的党派领袖地位，认为他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早在穆宗时期，时任宰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后来，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辞去了宰相的职位。文宗大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根据这种观点，李宗闵应被视为“牛党”的领袖，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
另外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在宪宗时期，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裴度被驱逐出京师。如果认可这种观点，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
评价
陈寅恪观点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中国史学界有分歧意见。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现在史学界大体上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岑仲勉观点唐史专家岑仲勉认为所谓的“李党”，应该指的李宗闵党。在他看来，李德裕无党。他的主要证据有：
武宗即位后，重用李德裕，将杨嗣复、李珏两位宰相罢免。这二人被认为是牛党。此时李德裕并没有乘机落井下石，而是力劝武宗对他们从轻发落。在李德裕任宰相时，有人向武宗推荐白居易担任宰相。李德裕认为白居易年龄太大，建议武宗拒绝。但他同时又推荐白居易的族弟白敏中，而白敏中被认为是牛党的重要人物。事实上，白敏中后来确实参与了迫害李德裕的活动。其他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牛李党争的焦点在于对待藩镇态度，是主张强硬政策与妥协政策的分歧。又认为李党主张革新。牛党因循守旧，所以李党是进步的，而牛党是守旧的﹑反动的。综合观点但无论如何，不管牛党或李党，都必须跟宦官合作，倚靠宦官提拔。因为唐朝中叶以后，真正在主导朝局的主角几乎都是掌握中央禁军兵权的宦官，牛李党争虽然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但与宦官相比，政治上只能是第二流的角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