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哲元
简历
宋哲元（1885年～1940年）字明轩，山东乐陵县人。 中国军事家,，抗战名将。
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军，北洋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历任哨长、连长、营长、团长。1922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1924年参加北京政变，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还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枪。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市民夹道相送。 
1926年任国民军北路总指挥、西路总司令，先后在南口、多伦等地指挥所部对直奉联军和晋军作战。并于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军联军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1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1927年11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任冯玉祥军第4路总指挥。战败后冯玉祥余部退居晋南地区。负责北方军事善后的张学良将其整编，该部缩编为陆军第3军，下辖3个师，宋哲元任军长，归东北军序列。1931年6月，宋哲元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3年1月2日，日军攻占山海关。10日，宋哲元奉张学良令，率29军由山西阳泉移驻北平以东的三河、宝坻、蓟县、玉田、香河一带驻防训练。第29军部队在宋哲元指挥下，在平东驻地准备抵抗日军入侵，迅速构筑工事，进行战前训练。1933年2月22日，日本关东军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向热河分三路进攻。3月4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脱，日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城。3月8日，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接防长城线喜峰口到宽城附近阵地。随后，宋哲元指挥第29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第29军以大刀队与日军展开搏斗，经过激战，消灭日军6 000余人，获喜峰口大捷，震动全国。1937年，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唱遍了全中国。 1935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
因卢沟桥事变时，宋哲元对是否抗战摇摆不定，拒绝蒋介石对他的支援，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平津相继陷落
1938年春，宋哲元将军改任一战区副司令，不久染上肝病，于1940年3月辞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回到其夫人长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4月5日病逝。
军中赵子龙
宋哲元在华北艰难维持，在日寇猖獗、东北沦陷、南京默然、二十九军兵力不足的严峻形式下坚持民族大义，终于打响抗战第一枪，功不可没。因制造“凤翔大屠杀案”和与日本“弱性”外交而遭唾骂，但以喜峰口大捷而一雪前耻，因芦沟桥奋起抵抗日军而彪炳史册。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廿三日）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城西北城关镇赵洪都村一个读书人家庭，曾祖以下皆为诸生，祖父宋堪性善好施，在乡里颇有佳名；父亲宋釜（字湘及）为清末廪生，学识广博，以才学称誉乡校，然因业师遭文字狱而受株连，终身不得做官，而又不通农事，家境艰难，成婚后便外出谋生；母亲沈氏颇贤良，宋哲元居长，共兄弟三人（二弟春元，字惠东；三弟智元，字慧泉），两个妹妹（大妹淑真，适曹镜兰。二妹淑贞，适李武台）。
1887年，宋哲元随父母投奔后颜村舅舅沈兰棻家定居，宋湘及因生活所迫外出奔波教馆，宋哲元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纺线织布出售勉强维生，艰难度日。1891年开始，宋哲元随父亲去家馆陪读，读书识字，对欺侮穷人的事往往非常忿恨。1893年，宋湘及到广西任桂林太守幕宾，宋哲元到舅舅沈兰棻的塾馆继续读书。1897年，宋湘及到直隶盐山县旧县镇西南院刘家教家馆，宋哲元随父就读。1898年宋湘及到北京教私塾，宋哲元随之到京，并开始习武练拳，参照民间武术书籍，早晚舞棍弄棒。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宋哲元父子无奈之下回乐陵原籍。1901年，宋哲元因生活所迫在家乡教私塾，此间体恤贫苦学生，受到乡亲称誉。
1905年，宋湘及被陆建章聘至曹州参与戎机。1907年春，宋哲元复到北京，考入北洋陆军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并于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二标第二营补名额，同年冬考升丙班学长。1910年冬，宋哲元从武备学堂毕业，在本镇见习。1911年春随北海镇总兵陆建章到广东，任中军处委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2月陆建章调任京畿执法处处长，宋哲元回京任稽查员，认识了冯玉祥。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宋哲元任左路备补军（统领陆建章）前营（管带冯玉祥）前哨哨长  宋哲元，驻防北苑。1913年8月任京卫军左翼第一团（团长冯玉祥）第一营前哨哨长。1914年4月陆建章任剿匪督办，以冯玉祥为左翼第一旅旅长兼第一团团长，宋哲元任第二团第一营营副，随冯征剿“白狼”，转战河南、陕西。8月白狼军失败，9月第十四旅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宋哲元仍任副营长，11月开赴汉中。1915年5月随冯玉祥入川，升为第一团少校团副。1916年1月1日，宋哲元在四川绵阳与常淑清结婚，由冯玉祥主婚。3月改任新兵团营长，到河南招募新兵，未成，4月20日授陆军步兵少校，6月6日袁世凯死，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回驻廊坊，沿途招募新兵成四个营，宋哲元任第二团第一营营长。
1917年7月11日，宋哲元跟随冯玉祥率部进攻北京，讨伐张勋复辟，宋营进展神速，最先攻入永定门占领天坛。11月广东护法军北征，第十六混成旅奉命援闽，到浦口按兵不动。1918年2月北京令第十六混成旅改道援湘，6月率部随冯玉祥驻常德，11月参加整训，期间剿灭了在桃园作乱的“红衣神兵”。1920年8月第十六混成旅开回汉口以北，11月移防信阳。1921年7月参加攻打陕西督军陈树藩。1922年2月23日升任第十一师第二十二旅步兵第四十三团团长。5月随冯玉祥大战河南督军赵倜。10月31日冯玉祥调任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11月3日冯全军离豫，移驻北京南苑。11月20日，宋哲元授为陆军少将。1923年10月4日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当时冯玉祥部有五位旅长，第七混成旅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宋哲元、第二十二旅鹿钟麟、第二十一旅刘郁芬，人称为“五虎将”，宋哲元被拟为赵子龙）12月21日授将军府将军。1924年9月4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宋哲元参加了北京政变，列名《主和通电》，任国民一军手枪旅旅长。1925年1月4日代理国民一军第十一师师长，兼教导团长，辖第二十一旅（旅长佟麟阁）、第二十二旅（旅长陈毓耀），5月5日授为陆军中将。11月22日郭松龄反奉，30日热河都统阚朝玺退回奉天，宋哲元师乘机进占承德。12月4日被任命为热河都统（宋哲元任热河都统时，首先安抚或镇压了各割据势力的杂牌军队，安定社会。又废止了奉军张作霖滥发的纸币，稳定了金融、市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枪。他清吏治，修公路，倡导造林、开矿、开垦、放牧。多方筹措了七十余万元教育基金，用于基础教育。在他管辖的地区内，偷盗鲜见，社会平安。人们特别感戴他治理有方。在他离开热河时，群众拉着他的车，舍不得让他走，以至，汽车一天也没开出几十里地），兼西北军骑兵总司令。12月8日冯玉祥和李景林爆发战争，张之江进攻不利，20日冯玉祥调李鸣钟和宋哲元来援，22日突破李景林军战壕，占北仓，24日占领天津，李景林乘日本军舰逃往青岛。
  宋哲元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以转移视线，4日冯玉祥再电段祺瑞辞职，以职权交张之江，即离张家口赴平地泉，准备经蒙古赴俄，并以宋哲元任热河司令，宋哲元就任热河都统。1月27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通电否认国民军“赤化”，也未能阻止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进攻，2月各系军阀联手进攻北京地区的国民军，宋哲元奉命去张家口和张之江、鹿钟麟等人经营冀察绥晋边界地区防务，以备不测。4月6日汤玉麟占领热河，国民军宋哲元退察哈尔，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主力退守南口，宋哲元任北路军总指挥，28日宋由多伦行抵张垣，与张之江鹿锺鳞协商防守问题。5月6日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西路军总指挥，18日开始向晋军进攻，宋哲元任国民军西路总司令，主晋北进攻军事，一度攻克大同，进逼雁门，直、奉各方军阀加强进攻，战事激烈。7月19日奉军第十军副军长戢翼翘占多伦，宋哲元率军回援，晋北战事暂时缓和。8月14日，国民军因寡不敌众放弃南口，各将领自寻出路，宋哲元率部退到绥远。9月17日，宋哲元参加了“五原誓师”，10月初被任命为驻宁军总司令，在宁夏统筹军实，兼暂编第一师师长。
陕西之剿匪
1927年5月1日任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由宁夏出动随冯玉祥东征，奉命进攻绥远、察哈尔的奉军，因遇阎锡山阻挡，遂转到甘陕。5月30日冯玉祥所部国民联军正式改称第二集团军，分八个方面军，以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6月13日被武汉政府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委员，14日被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9月28日甘肃张兆钾部韩有禄、黄得贵合旧国民三军田玉洁部占三原、泾阳，宋哲元军围攻，10月24日宋哲元败田玉洁，占三原，31日宋哲元攻占陕西泾阳，田玉洁、黄德贵败逃，韩有禄阵亡。11月5日进驻西安，16日就任陕西省主席，继续督剿陕甘边境和陕西境内的地方顽匪，休养生息，民困渐苏，冯玉祥称赞“弊绝风清，后顾无患”，甚至有“百姓焚香祝公万岁”者。
1928年2月7日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30日中央常委会决议，通过宋哲元等为陕西省党部指导员。4月1日南京政府开始“第二期北伐”，28日宋哲元、石敬亭大破河南樊钟秀部于洛阳龙门，击毙军长李万如，并继续追击。4月22日，樊钟秀部二万余连占河南鲁山、郏县、密县、临汝等县，截断陇海路于偃师，攻击第二集团军后方，26日樊钟秀围攻洛阳，28日宋哲元、石敬亭大破樊钟秀于洛阳龙门，第二集团军解除了后顾之忧。5月10日陕西李云龙（虎臣）乘第二集团军东调之隙分路攻西安潼关，18日被宋哲元、孙连仲击败，27日宋哲元解西安之围，李云龙败退。6月初宋哲元回到西安，部署军队继续剿匪。8月22日南京中央政会一五一次会议令宋哲元开去山东省府委员。8月25日宋哲元部攻克凤翔，击毙党玉琨部两千人，俘五千人，当夜宋哲元下令杀掉四千五百名俘虏，其它匪帮闻风丧胆，纷纷投降。9月7日被冯玉祥任命为陕西剿匪总指挥，对旧国民二军李云龙等。10月2日被国民政府会议任命为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10月19日，宋哲元奉冯玉祥命令，取消斗捐，以恤民艰，宋哲元以粮价骤涨，特由陕西省筹款三十万，再由河南省接济三十万，汇往汉口，买米十万石。12月20日中常会议，委宋哲元等七人为陆军二十八师特别党部筹备员。
屠杀俘虏兵
冯军攻克凤翔后的第二天，宋哲元找张维玺商议，要把俘获的党部5000多官兵全部杀掉。张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样未免太残忍和不人道，但在宋的坚持下，为震慑各地陕军，张亦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便开始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凤翔大屠杀。 
大屠杀的刑场，设在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关帝庙前七、八十米处的空场，空场南边有一眼约几十丈深的大枯井，宋哲元觉得这是坑杀俘虏的一个理想场所。时冯部十三军手枪营，即大刀队驻在关帝庙西侧一民房大院里，在那里看押着党部500名俘虏官兵。宋哲元宣 布由手枪营执行杀人任务，并亲自参加监斩。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上午8时，关帝庙前警戒森严，如临大敌。宋哲元等将领坐在庙门前，宋亲自下令开刀。每个俘虏由两名士兵架着胳膊飞跑到枯并边，喝令跪下后，由预先排列好的50名手执大刀的刽子手轮流行刑，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接着将尸体踢入井内。杀完一个，紧接着又架上来一个，照样依次行刑。执刀的刽子手每杀上十个八个，就已满身溅血，刀钝臂酸，手也软了，遂由后面的刽子手依次接替。“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喝令跪下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像泥块一般，使刽子手无法下手，也就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把俘虏踢入井中；有的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毙命；而有的俘虏由于吓得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因疼嚎叫，那种怪声使人惨不忍闻；而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当手举刀落时，手腕忽而软下来，只能砍进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当然更会哀嚎乱叫起来”（见张宣武《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 
在大屠杀进行中，宋哲元坐在关帝庙前，边喝茶，边谈笑，若无其事。宋还召集各部营以上军官，到现场观看行刑，且让数千群众站在警戒线外观看。5000名俘虏大约杀到多一半时，有一年青俘虏被架至井边正要行刑，忽然从人丛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抱住那位俘虏大声哭喊说；“我的儿子是'党拐子'拉去当兵的，你们要杀我儿，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一定要杀，就请把我杀掉。”经苦苦哀求，坐在宋哲元旁边的张维玺抢先说“请总指挥饶他一条性命吧”。这个青年是此次行刑唯一死里逃生的人。
当500名俘虏杀完后，宋哲元立即集合在场的营以上军官下命令说“各师、旅、团所拘押的俘虏，限令在今天夜里全部杀掉，一个也不许留，一个也不许放。”于是另外4500名俘虏中，就有3000多名都在当天夜里惨遭杀戮。唯有张维玺十三军第十七师赵凤林师长，认为这种作法太惨无人道。他不敢公然抗拒宋的命令，只好暗示所属旅、团长严守秘密，趁夜深人静，悄悄放走一千数百名俘虏，使他们得以虎口余生。
盘踞凤翔的党玉琨，称霸一方，作恶多端，他和其部下头目被杀，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然而凤翔大屠杀，公然违反古今中外共同遵守的“优遇已无战斗力俘虏”的人道主义原则，杀人过滥，理应受到历史的谴责。这场战火，使千古名城遭到严重破坏，又死伤了许许多多无辜老百姓，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说明违背历史规律的军阀混战，不论谁胜谁败，都不是正义的。和历史上所有腐朽没落的势力一样，只不过是黎明前的垂死挣扎而已。[1]​
蒋冯大决战
1929年5月15日，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拥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参加第  宋哲元将军墓一次蒋冯战争，因韩复榘、石友三叛变失败。6月25日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于山西，冯密令宋哲元代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直接向南京政府交涉。7月24日西北将领宋哲元、刘郁芬等通电，愿为国效命，宋哲元派参谋长到南京，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实际上是向阎锡山施加压力。10月9日，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石敬亭、孙连仲、庞炳勋、张维玺、刘汝明等电阎锡山、冯玉祥，指责中央施政不顾民生、用人不求贤能、财政不公开、政治不廉洁。10月10日，宋哲元领衔西北军将领再次通电历数蒋中正六罪状，即日出兵四十万讨伐，请冯玉祥复任国民军总司令，由宋哲元代，推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副司令（宋为前方总司令，石敬亭为后方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11日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蒋介石下令讨伐西北军，国府将宋哲元等“着即免职，缉拿惩办”。10月12日孙良诚、庞炳勋部入洛阳，13日宋哲元的总指挥部由西安迁潼关，阎锡山背约按兵不动，15日孙良诚军越巩县东进，与唐生智第五路军接战，18日西北军袭郑州，被第五路军击退，24日张维玺、田金凯进攻鄂北，25日宋哲元进洛阳，并发出总攻击令，孙良诚、魏凤楼分向登封、临汝进攻，与中央军刘桂堂、魏益三等师接触，26日庞炳勋部与刘兴部激战于黑石关，28日蒋介石自南京赴汉口督师，并发讨伐西北军誓词及通电，中央军开始向西北军总攻击，30日宋哲元被南京开除党籍，围攻临汝之西北军张自忠、魏凤楼部被击退。11月9日，西北军宋哲元率魏凤楼、冯治安部与中央军徐源泉师剧战于临汝，11日西北军三路向密县、郏县、临汝反攻，15日中央军下总攻击令，与西北军在登封剧战，由于西北军内部不和（前敌总司令孙良诚不服宋哲元指挥），宋疑孙良诚与蒋介石有勾结，遂下令撤兵，阎锡山截留其弹药，西北军败退陕西。12月4日，唐生智、宋哲元、刘文辉等七十余人通电主息内争以对俄，实行反蒋，5日宋哲元、孙良诚等电石友三表示援助，但石友三和唐生智先后失败，17日宋哲元等通电推鹿钟麟为代理总司令，西北军所部编为三个军团，30日中常会议决开除宋哲元、石敬亭、鹿钟麟等党籍。
1930年1月3日西北军自洛阳退新安，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在潼关会议，准备以武力进攻阎锡山，阎惊恐之下主动表示反蒋，释放冯玉祥回潼关。3月16日，冯玉祥任宋哲元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鹿钟麟）第四路总指挥（每路辖三师），17日免兼陕西省主席。4月1日，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宋哲元任第四路军总指挥，5月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在冯玉祥指挥下在陇海线激战。9月7日杨虎城占领河南鲁山，击败西北军刘汝明部，冯玉祥调宋哲元军开豫西，18日东北军入关助蒋，反蒋部队闻讯迅速失败。10月11日徐源泉部占领洛阳车站，冯军宋哲元西退，第七军杨虎城追击，16日宋哲元等自焦作通电表示“遵令撤防”，“ 军事善后如何妥筹收束，谨当静候公平措置”，17日徐源泉部占领洛阳，宋哲元西退，杨虎城步步进逼，24日刘郁芬、宋哲元电马福祥、张之江，请停止军事行动，25日杨虎城部冯钦哉师占领潼关，宋哲元部退往山西。11月16日，宋哲元、孙良诚等二十六人电蒋中正、张学良，谓阎已下野，请祈训示，12月17日自山西到天津谒张学良，经萧振瀛奔走贿赂，24日张学良允令宋哲元招拢西北军残部组成一个军。
西北军余脉
1931年1月16日，宋哲元被任命为陆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17日离津回晋，2月6日通电就职，军部  宋哲元将军墓驻于运城，西北军名号从此消除。4月10日，宋哲元、傅作义、孙楚等到沈阳谒张学良。4月26日所部手枪团在汾阳哗变。5月16日，北方将领于学忠、王树常、石友三、宋哲元、孙殿英等八人通电拥护和平统一，反对广州的反蒋行动。6月14日任国民政府委员。6月21日宋哲元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辖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全军二万二千人，军部驻山西阳泉，宋哲元努力整军经武，积极准备抗日。7月18日石友三在顺德通电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反蒋介石、张学良，23日宋哲元等华北将领通电声讨石友三。8月15日宋哲元部自晋南向河北开拔调防，在运城就剿赤军北路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职，16日到北平谒张学良。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20日宋哲元联名七将领通电全国与日作战，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12月25日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2年7月8日，宋哲元上书张学良请缨抗战，建议“配备五万人守热河，三万人守山海关，三万人守平津”，未被采纳。7月18日日军进兵热河挑衅，张学良准备抵抗，19日调宋哲元、庞炳勋、高桂滋部自山西移驻河北保定以南，29日参加北平政务委员会全体大会，南京政府不允拨款抗战，张学良无奈辞职。8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宋哲元等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11月宋哲元呈请辞职，即去津调治腰疾，蒋介石曾屡电宋氏，请打消辞意，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亦有电致宋表示挽留，宋以各人病体一时难愈，具呈中央请给假两个月，以资休养。
大刀进行曲
  大刀队1933年1月1日日军攻榆关，热河危急，2月18日宋哲元通电全国，决心抗击日军，奉命开赴北平附近参加长城抗战，任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冀东。3月4日承德失守，长城告急，第二十九军紧急增援喜峰口，9日冯治安、张自忠师开始与日军在喜峰口接触，11日宋哲元部赵登禹、王治邦旅之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外潘家口附近之日军一个炮兵中队，大获全胜，13日日机十二架炸喜峰口我军阵地，14日二十九军克复喜峰口外老婆山，3月15日喜峰口敌军被迫后撤，报纸上宣称29军先后歼敌五千有余，“喜峰口抗战大捷”的战绩轰动了全国，宋哲元特意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幅条幅，立即被多家报纸制版刊载，成为传诵全国的壮语，对全国人民起了激励作用。3月16日喜峰口日军袭罗文峪，二十九军再战血洗罗文峪，17日罗文峪日军受挫，19日罗文峪激战再起，宋哲元到保定谒蒋介石，20日北返，21日喜峰口继续激战，25日喜峰口宋哲元军克复半壁山。4月7日宋哲元电辞察哈尔省府主席，8日中央慰留，宋旋赴津。4月11日冷口及建昌营失守，喜峰口敌南侵，第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13日第二十九军奉命撤出阵地，14日喜峰口敌攻滦阳，宋哲元军苦战，17日喜峰口日军进犯撒河桥，22日宋哲元自北平赴遵化前线，24日宋哲元部收复滦阳，日军撤出喜峰口，长城抗战结束，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宋哲元等将领成为抗日英雄。1935年，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唱遍了全中国。
血战喜峰口
日本帝国主义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加紧作侵略华北的准备。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伪满洲国的同时，即大造“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的舆论，并集中优势兵力在  东三省境内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以解除它侵热的后顾之忧。
1933年元旦，日军故意在榆关制造事端，随即炮击临榆县城。我国驻临榆的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国民党政府惟恐事态扩大，不肯支援，3日，榆关失陷，城内商号、民房毁于日军炮火者500户以上，民众死伤千余人。日军占榆关后，于10日占九门口，接着向锦州、通辽、绥中等处集结兵力，准备三路进攻热河。[2]​
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的作战协定。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各地民众团体、爱国将领纷纷通电要求抗日，就连一些参加“剿共”的国民党军将领也不断请缨。但国民党政府仍幻想国联的所谓对日制裁，而不作认真抵抗的准备。日军便于2月下旬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向热河进犯，守军万福麟等部纷纷溃退。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3月3日，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闻平泉失陷，即率部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4日午时，日军先头部队128名不费一弹即占领承德。
热河旬日之间为日军侵占，全国人民极为悲愤。蒋介石在全国同声谴责下，竟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嫁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身上，迫张引咎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而代之。为给何应钦的嫡系部队及应付群众的舆论，调了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和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三个师北上，统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
日军占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3月4日，日服部旅团从凌源出发占冷口。6日，为晋军三十二军黄光华师夺回。9日，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北侧长城线山头。驻遵化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抱国耻奇痛，组大刀队500名于晚间潜登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时二十九军主力部队亦相继抵达。赵登禹率部伏处各峰峦幽僻处，待敌炮火暂戢，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赵负伤，仍督战，士兵更英勇，给敌以重创。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开抵古北口，官兵们激于爱国热情，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第十六旅团的进攻。11日晚，赵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18门，烧其辎重粮秣。经过几天战斗，古北口方面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轮番上阵，遭受重大伤亡，12日退守南天门阵地。而喜峰口方面，日军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14日后撤至半壁山。其后，日军在罗文峪、冷口分别发动过几次进攻，均遭守军抵御而未达目的。
夹缝中生存
5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宋哲元等二十二人为委  蒋介石召见宋哲元员，16日东线日军迫玉田，宋哲元军自龙井关三屯营经遵化西撤，17日宋哲元军退蓟县，20日日军陷三河，宋哲元军退运河沿岸，31日中日签定《塘沽协定》，长城抗战结束，第二十九军撤出长城阵地。宋哲元在下达撤退令的同时，特地为文昭告全军，中云：“我以三十万之大军，不能抗拒五万之敌人，真是奇耻大辱。现状到此地步，我们对于时局尚有何言？所可告者，仍本一往之精神，拼命到底而已!”5月26日，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应钦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搪塞，索性托病去西山修养，并警告准备进攻同盟军的庞炳勋，客观上维护了抗日武装。6月11日冯玉祥通电声明欢迎宋哲元回主席之任，12日宋哲元再派代表向冯玉祥商洽，13日行政院决议设置“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派宋哲元等二十五人为委员，15日冯玉祥致书宋哲元允取消民众抗日军总司令。6月17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宋哲元到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商定处理冯玉祥问题办法，18日北平军分会及政整会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回任。8月5日宋哲元自北平到沙城，军事委员会总参议蒋伯诚、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同行，冯玉祥派佟麟阁、孙良诚来晤，商定察事解决办法，冯玉祥通电收束军事，政权归诸政府，宋亦通电复职，6日冯玉祥通电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交宋哲元负责办理，12日宋哲元抵张家口，14日冯玉祥离张家口赴山东，16日方振武在张北通电就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职，24日察境杂军改编商妥，檀自新、刘震东等部编为师旅，方振武、吉鸿昌部由阮玄武、张允荣接统，25日宋哲元自张家口到张北，谋晤方振武、吉鸿昌，29日察哈尔省政府改组，仍以宋哲元为主席。9月6日宋哲元忠告方振武，将军队交还政府，11日参加北平军分会举行的裁兵减饷会议，13日宋哲元部赵登禹师再克察省沽源，败李守信伪军。10月宋哲元因处境尴尬，避往北平，由佟麟阁代理察哈尔省主席。11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25日华北将领宋哲元等电请严厉制裁李济深、陈铭枢等。12月20日，华北将领商震、宋哲元、万福麟等联电请蒋介石拨饷。
1934年1月14日，日本关东军驻黑河（察省沽源东）司令官森一郎在察东以飞机散放“警告宋哲元军驻  宋哲元书法龙门所部队声明书”，谓龙门所驻军系违背条约，应撤退赤城延庆以西，否则进攻。9月1日宋哲元偕总参议汤玉麟到北平。10月26日驻察哈尔张北宋哲元部与日本武官及书记发生争执，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
1935年1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表文告，宣称“断然扫荡宋哲元军”，要求二十九军军一一二旅撤出龙门所，张自忠令严予拒绝，宋哲元则称察东安谧，无何事故，22日日寇以近两千人的兵力向龙门所附近之东栅子阵地展开全面猛攻，均以惨败告退，日又调集大滩的部队及伪军共两千人，向察北沽源推进，局势急剧恶化，宋哲元一面命张自忠、冯治安等积极备战，一面向北平何应钦报告，何应钦急命克制，勿扩大事态，决定双方在大滩和平会商。2月2日会谈如期举行，宋哲元代表张樾亭（第三十七师参谋长）与日方代表谷实夫（日第十三旅团长）会晤于沽源大滩，商察东问题，日军允返回原防，双方各有退让。4月2日，日本在察、热边区悍然建“旗公署”三处，傀儡旗长由蒙人担任，并将这三个公署隶属于伪“满洲国”之“察东特别区”，何应钦对此竟未置一词。4月3日宋哲元任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4月4日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9日宋哲元赴察北视察，11日到滂江晤德王，12日返张垣。
6月5日，两名日本尉官率军曹二人乘车由多伦去张家口，行至张北县北城门时，一三二师卫兵要查验入境护照，日人蛮横拒绝出示证件，硬要强行通过国，卫兵将该四名日人带到张北县城内一三二师司令部，赵登禹立即向在北平开会的宋哲元请示，宋批示“姑准放行，下不为例”，赵登禹遂将四人放行，其间并无污辱殴打等事情，四名日人到张家口后，向日驻察领事桥本汇报，桥本一面向察省政府提出抗议，一面上报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又向华北当局提出抗议，此事遂升级为中日关系问题，史称第二次“张北事件”，11日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为张北事件向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最后通牒，限五日答复，16日秦德纯与日武官松井谈张北事件，松井要求惩办军官。6月19日，宋哲元因为第二次张北事件被免察哈尔省主席职，国民政府派秦德纯兼代察哈尔省主席，20日宋哲元离察哈尔到天津。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宋哲元称病回到天津，以习字练武消遣（宋哲元被撤掉察哈尔主席后，一怒去天津家居，并说：“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但日本正阴谋制造“华北独立”政局，亟需一个非蒋嫡系，又实有军权的人，宋哲元遂成为日军理想人选。）。6月29日，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北平军分会调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前来救驾，第二十九军部队陆续调华北，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此时第二十九军辖第三十七师（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张自忠、第一三二师赵登禹、第一四三师刘汝明，约四万人，势力大增，但上层将领生活腐化，宋哲元把统税、盐税、关税、铁路一概接管，南京拨给二十九军建筑国防工事线的专款全部挪用，计划中的国防工事一概未行。）7月7日宋哲元自天津三电蒋介石，拟“长期休养”，17日以长城抗战授青天白日勋章。8月28日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9月21日就职。
10月3日宋哲元访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8日在天津招待中外各界，19日宋哲元谈“对日交涉无任何秘密条件”。11月3日北平巿长袁良在日军压力下辞职，以宋哲元暂代，日方促宋宣布华北自治。11月8日参谋部次长熊斌自南京飞抵北平，向宋哲元、商震传达南京政府“安定河北现局办法”。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爱国运动，何应钦下令镇压，秦德纯、冯治安迅速调派兵力，配备高压水龙，在王府井南口筑起路障，架起机枪，愤怒的学生和军警展开了搏斗，三十余名学生被捕，百余名受伤，终于迫使学生退回去，17日宋哲元又发布公告，要求学生“安心求学”（注13），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数十个城市纷起呼应，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舆论界对何应钦、宋哲元镇压学生更是一片责骂。12月11日宋哲元被特派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被指定为委员长，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举行预备会，由宋哲元指定王揖唐、李廷玉、高凌霨起草组织法，戈定远为秘书长，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中汉奸及亲日分子占相当比例，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担任最高顾问，所谓“河北事件”至是正式告一段落。12月12日国府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20日兼河北保安司令，24日明令发表。12月24日英大使贾德干访宋哲元，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12月25日宋哲元到天津，发表谈话，希望“中日亲善”，保全领土，内政不受干涉，29日在天津宴日本将领多田骏等二十余人，继续与日军周旋，处理华北问题，30日自津回平。
1936年1月3日，蒋介石电宋哲元，“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1月6日，宋哲元电覆上海各团体冬电，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1月8日宋哲元在保定就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声言今后枪口不对内。1月14日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成立，宋哲元到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商冀察问题，25日就学生问题密电蒋介石”（注14）。2月1日宋哲元、韩复榘会于山东乐陵，4日自山东到天津，派陈觉生访土肥原贤二，8日宋自津返北平，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亦到，13日土肥原访宋哲元，谈冀察问题。2月20日红军渡河东征，3月3日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定大计”，派军“协剿”，3月5日宋哲元召集会议，商“剿匪”问题。3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按照日方要求，令河北各校停止军事训练，军训教官应即离校。3月11日发“表告民众防共书”，14日日本武官矶谷访宋哲元，交换“防共”意见，22日宋哲元到保定，布置冀南“防共剿匪”军事。3月30日，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骏及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会晤，商谈华北防共及撤消冀东伪组织问题。4月1日宋哲元谈“冀察力足防共”，15日宋哲元代表萧振瀛、陈中孚晤华北日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及松室孝良，商“防共”事，26日宋哲元、萧振瀛与日司令多田骏等续谈华北问题，29日宋与日方之防共谈判告一段落。5月日军增兵，华北局势更加严峻。5月30日宋哲元发表谈话，中日外交争点在保全主权，并召集部属会商地方治安问题。
8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访宋哲元，谈中日协力防共、华北经济开发、中日外交调整问题，22日日人森川太部在丰台与第二十九军士兵冲突。9月10日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晤王克敏。9月18日，丰台日军演习，与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冲突，掳去连长孙香亭，双方增援，相持竟夜，北平戒严，19日宋哲元与天津日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商妥第二次丰台事件，上午九时双方停止冲突，我军撤退。9月20日宋哲元发表告冀察同胞书，郑重声明“决不丧权辱国”，23日华北日军司令田代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宋哲元抵制了日本妄图“华北自治”的威逼利诱。10月1日，宋哲元与日军司令田代订立“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包括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4日宋哲元自天津回北平，关于华北经济问题及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已与日方商妥，宋哲元部将领坚决反对设立自治政府，12日在北平南苑阅兵，17日与天津日总领事崛内干城在北平签订“中日华北通航协定”，21日第二十九军炮队在北平南苑演习，与日军演习针锋相对。10月27日，宋哲元召齐燮元、贾德耀、章士钊、陈觉生、陈中孚等会商华北各问题，并向中央报告，28日令撤销冀察稽查处。10月31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北平设图书馆，宋哲元捐书二千册。11月3日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与日司令田代会晤，7日第二十九军演习，北平学生赠大批慰劳品，8日宋声明未与田代谈任何问题，9日日军司令田代宴宋哲元、张自忠等，谈冀察问题，宋谓决不甘为亡国奴。
10月底至11月，华北日军连续举行八天秋季大演习，向第二十九军示威。11月11日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冯治安、赵登禹两师举行演习，宋任总监，13日赴平南指挥所部演习，清华大学学生前往参观慰劳，14日演习结束。11月17日宋哲元与韩复榘会于河北南宫，25日召所部师长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协商察省防务。12月5日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中日经济开发协定，8日日军司令田代访宋哲元。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请宋哲元“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宋哲元表示中立态度，15日宋哲元通知北平各国使馆，“继续反共，服从中央”，23日宋哲元、韩复榘通电，主召开国是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被释放，26日回西安，27日宋哲元等电蒋介石表示慰问。
1937年1月9日劝杨虎城服从中央命令。1月19日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20日发表“告冀察同志书”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绥靖通令””。1月21日，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宴宋哲元，交换时局意见，26日宋哲元访田代，商开发华北经济问题，27日再与田代晤谈。2月5日宋哲元访天津日军司令田代，20日田代宴宋哲元，谈沧石铁路、龙烟铁矿事，日军逼宋哲元成立华北自治政府，被拒绝，日本军方积极备战，宋哲元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3月10日宋哲元返北平，4月27日到张家口视察，29日回北平，5月3日赴天津，与日方续有接洽。5月11日，宋哲元为摆脱日军纠缠回原籍“扫墓渡假”，临行前将军事交给冯治安，外交交给秦德纯，22日宋哲元、韩复榘会于商河毛家寺。6月19日国民政府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河北省、北平、天津代表选举指导员。
卢沟桥抗战
宋哲元戎装照(17张)1937年7月7日，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进行夜间演习，当晚以丢失士兵为借口寻衅，二十九军军部下令死守阵地，8日驻守芦沟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步兵一一○旅（何基沣）二一九团（吉星文）第三营（金振中）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9日蒋介石电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7月11日宋哲元自乐陵赶回天津，即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秘密议定三款条件。12日增派的日军已经源源开抵天津，宋哲元仍对日军心存幻想，谈话谓“能平即能和”，并执行撤兵，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13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颇为怀疑，14日派陈觉生、邓哲熙继续与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等接洽，并亲与日军参谋长专田少佐会谈，15日日军司令香月清司晤宋哲元，16日张自忠与日方在津正式谈判。1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18日宋哲元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9日宋哲元赶到北平，中日双方在北平成立第二次协议，并报请中央批准，又主动撤除北平城防，蒋介石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
7月20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城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军死守，长辛店等地也遭日军袭击，我守军英勇守卫，日军未能得逞，宋哲元却一味委曲求全，21日卢沟桥二十九军撤退，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7月22日蒋介石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23日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二十九军亦返回原防，24日孙连仲、庞炳勋、商震、李默庵部增援华北，宋哲元始决心抵抗。7月25日日军进攻廊坊，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奋起抵抗，廊坊终失，战事扩大。7月26日天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宋哲元当即予以坚决坚决拒绝，并退回通牒，终止谈判，明谕二十九军抗战。27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7月28日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正三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二十九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午后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奉蒋介石命放弃北平，退守保定，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离北平赴保定，请中央军北援。7月29日北平失守，第二十九军撤退，宋哲元退保定，由张自忠代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拖延时间，30日天津失守，我军退静河、马厂，宋哲元电南京请求处分。（注19）
千里大溃退
8月3日宋哲元通电辞职，委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命反攻平津，辖第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宋哲元兼）、第六十八军（原一四三师扩编，军长刘汝明）、第七十七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军长冯治安），担任平汉线防卫，14日发表告官兵书，21日到南京面晤蒋介石，蒋介石大加慰勉。8月24日平绥线南口失守，27日张家口失守，刘汝明军退口外，9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突破马厂，宋哲元部南退。9月11日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萧振瀛以冯玉祥的“总参议”身份率先来到前线，鼓动“倒宋”，16日冯玉祥刚到达连镇，宋哲元从沧州赶来，即表明自己因旧病复发，难以支持，已蒙中央准假到泰山休养，军务交冯治安代理，24日沧州失守，宋哲元、庞炳勋部全线撤退。10月上旬冯玉祥因指挥不动愤而辞职，宋哲元回到大名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日军为了策应忻口会战，将原在石家庄一带的部队调进娘子关，河北腹地顿呈空虚状态，宋哲元提出急攻邢台北取石家庄的战略意图，企图挽回局面，土肥原师团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精锐二十七旅团，从邯郸直扑成安、魏县，意在乘虚夺取大名。11月6日宋哲元部克河北成安，11月11日大名失守，宋哲元急令各部撤出阵地，部队经长期苦战，损耗惨重，士气极低，已丧失主动进击的能力，均与日军一触即退，对于华北失陷，宋哲元应负责任。
病死大后方
1938年1月宋哲元退到河南新乡。2月18日敌军陷新乡，宋哲元军西退，20日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3月溃败到达郑州，宋哲元辞去集团军总司令职，4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撤消，宋哲元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心情抑郁。7月因病又辞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9月宋哲元突患肝病，后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10月转到广西阳朔，12月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39年4月迁往重庆南温泉，6月移至四川灌县养病，并于东关外建“博爱山庄”，12月回成都就医，25日病笃，食物难进，不忘报国素志。
宋哲元长年率军督战，日夜劳瘁，肝病复发，遂于1940年3月辞职离军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到西安蔡家坡休养，途中行至其夫人长淑青的家乡四川绵阳，病情加重，医治无效，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国民政府追升其为一级上将，遗体安葬于绵阳富乐山，并为其立一座高大的“神道碑”。冯玉祥、沈尹默、于右任为墓碑题词。 朱德和彭德怀联名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 
蒋介石赠送“天地正气”挽幛，又送挽联：“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摄骄虏；不堪殄剿痛元良。” 
冯玉祥赠送“乾坤正气”挽幛，所赠挽联曰：“共患难三十年，直如左右手，自长城战役挫敌锋，铁铮铮同服有胆；抱疾疚一二载，曾做奋斗思，闻西蜀电函告噩耗，无梦梦莫名伤心。” 
周恩来挽联为：“失地未收回，虎威昭重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朱德和彭德怀赠挽联一幅：“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3]
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挽联曰：“应知创始难，大功未竟公何恨；谁说今终易，晚节无亏死犹荣。” 
新华日报挽联曰:“往日日寇奸交织，境复危疑，率能汉旗飘扬，民族英雄足千古；今兹河岳未还，时方艰险，忽报将星陨落，清明风雨悼先生。” 
何应钦挽联：“卢沟月，喜峰烟，中原鼙鼓，百战功高思将帅；太傅棋，长沙泪，诸葛云霄，万方多难怅人琴。” 
白崇禧挽联：“烽火起卢沟，为国不辞先抗敌；噩音来蜀道，问天何事虞征君。” 
陈立夫挽联：“扶危济倾，临大节而不可夺；忍辱负重，闻斯言更见其人。” 
孔德成挽联：“火箭犯卢沟，永为大将伤心地；客星陨涪水，正是中原歼虏时。” 
张继挽联：“ 仗钺励三军，岛寇闻名犹破胆；星陨经蜀道，万人洒涕向铭旌。” 
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共挽联：“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文化大革命”中，宋哲元陵墓一度遭到破坏，当地群众将棺木转移暗藏在崖洞，一直保存了十年。1979年3月，宋哲元陵墓重修完成。1981年6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定宋哲元为抗日爱国将领。
身后的评价
复杂的人物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常使他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宋哲元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本人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蒋介石对他花过大力气拉拢，但宋哲元最终还是不肯投怀送抱。卢沟桥事变以后，宋口口声声要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留点底子，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冯玉祥始终高过蒋介石。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已经实现统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北军多少将领与时俱进，投靠蒋介石，宋哲元对冯玉祥的一片忠心令人慨叹。注释（注13）——宋哲元的公告云：“近来各大学学生，四出请愿，其意义如为单纯的爱国运动，自为社会所同情，更为哲元所敬佩，但据确实报告，学生团体中颇不少共党分子，大多数纯洁学生，皆受共党分子所欺骗煽动，供其利用驱使，荒废学业，至可痛惜。哲元之彻底的反共态度，久为共党所仇视，乘机活动乃属意中之事，不过大多数学生应认清共党的阴谋与救国的正当途径，而加以理智的辨别，避免浅薄的盲从。冀察政务委员会与西南之政务委员会并无二致，既系中央之命，当然有其应设之必要。哲元本一军人，对政治固非所长，然为国为民，不甘落后，一切措施悉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基准，决不能为少数共党分子之宣传而受影响。最后盼望凡属明大体识大义之学生，应立即觉悟，安心求学，勿再为无益之奔走，其少数共党分子，如仍有轨外行动，哲元为维持秩序安定人心计，决予以适当之制止。”
（注14）——电文曰：“南京行政院院长蒋钧鉴，察密。窃查自北平学生首倡罢课游行以来，各地学生群起响应，扰乱秩序，肆意横行。当局念其最初动机出自爱国，对其越轨妄动，无不曲予周全，百般劝导。而钧座曾招集各省市学生代表训话，对于国家大计推诚宣告。对于学生意见更虚怀听取。学生等如果存心无他，即当从此彻底觉悟恢复常态，切实受政府及学校当局之指导，藉已仰副钧座殷殷训导之德意。乃竟有被少数叛徒把持利用之平津学联会，始则嗾使各院校学生自治会反抗政府功令，不推赴京听训代表，公然在各报纸登载启事，反对学校当局奉令指派之代表，侮辱国家尊严，淆惑国际视听，且擅出刊物，毁谤政府，结队赴乡，对政府作种种不利之宣传，意在煽惑民众，激起民变。近且表面议决声言复课，实则希图全体同学返校后乘机劫持，变本加厉，妨害秩序，扰乱公安，酿成外交，颠复政府。观其迩来爪牙四布，连日开会，用心可以想见。伏查政府方竭全力从事于完成国家中心之基础工作，哲元奉命苦撑，自为国家政策之所在。若听学生肆行无忌，横加阻挠，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该学生等此种危害国家之行动，若不严加取缔，不特华北教育难以维持，引起外患，国家且将不保。哲元即膺政府支持华北危局之重任，实难坐视而不救，河北省立各院校权力所力，自易约期。惟平津国立各院校，直辖教育部，未便越俎。祗有电请钧座转令教育部迅饬各该院校于二月一日上课以前，将下列各事先行办竣：（一）解散各学校学生自治会。（二）解散平津学联会。（三）开除鼓动风潮之不良分子。（四）严禁结队游行及赴乡鼓惑民众。以上各条，如各该院校学生能恪遵政府之命令，哲元无不尽力爱护，以为国家培植有用之人材。倘仍执迷不悟，冥顽如前，则为维持中央政府威信及保全国大计，职责所在，祗有重办。是否有当，伏乞垂察。恭候电示遵行。职宋哲元叩有印。”
（注15）——毛泽东给宋哲元的信全文如下：“明轩主席先生勋鉴：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 1925至 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勋祺。弟　毛泽东　拜启8月14日。”
（注16）——在《告同志书》中，宋哲元提出三项政策：一、拥护国家统一，推行中央命令，誓以自力图强，实现政治修明之象。二、国家三大要素：即主权、土地、人民。誓尽军人天职，尽力保护之。三、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早为识者所公认，马克斯所说唯物史观，处分剩余等语，余已屡加驳斥。自土匪假用名义，希图煽惑民众，引起阶级斗争，借达其抢夺政权之目的。其实杀人放火，纯厉土匪行动，并不知主义为何物，只有危害国本，残杀民众而已。誓即严厉清共，不留余孽。在《通令》中，宋哲元令其所属军政务机关认清下列四端，坚决实行，努力不懈：一、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换言之。即不参加内战。二、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他。三、扰乱社会治安之土匪及共匪，人人应得而诛之。四、剿匪不得视为内战，剿共更不得视为内战，应澈底肃清，以安社会。
（注17）——（一）、卢沟桥及其附近之中国驻军即时撤退，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二）、中国方面道歉并惩罚责任者，（三）、实行防共，彻底取缔抗日。
（注18）——（一）、排除妨害中日国交之人物，（二）、彻底弹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之机关团体及各种排日运动与教育。
（注19）——电文云：“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
宋哲元故居
宋哲元故居在津住所有英租界17号路与29号路两处（今和平区新华路253号与南京路86号）。其中17号路（今新华路253号）是宋哲元于1932年以明仁堂名义购自英商先农公司经营产业，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楼房，有楼房21间，平房8间，厦子两条，建筑面积763平方米。该楼沿新华路一侧从上到下带玻璃窗。宋氏于1932～1937年来津期间，携夫人及子女即寓居此处。原房现已拆除,建起富兰特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