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桂系军政集团
集团简介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投向革命，实质逐渐排斥了同盟会人员而逐渐走向军阀统治。其势力在史学界通常称之为旧桂系。
1913年， 旧桂系参与护国战争，并在护国战争之后，控制两广。两广成为陆荣廷的势力范围。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南下广州，利用两广自主的局面，联合滇桂军阀，宣布维护《临时约法》， 反对北洋皖系军阀。8月25日，一批国会议员前往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
随后，两广和西南军阀参加了护法战争。期间，两广和西南军阀逐渐排挤孙中山，并导致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1920年，旧桂系欲消灭孙中山指挥下处于潮汕的粤军。第一次粤桂战争，又称“两广战争”爆发，双方激战至1921年6月，桂军失败，陆荣廷被迫宣布下野。旧桂系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粤军攻入广西，摧毁了旧桂系的政权。
随后，广西陷入三大势力：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的混战局面。1924年初，陆荣廷与沈鸿英发生激战，李宗仁趁机发兵攻打陆荣廷，将陆荣廷的势力消灭。随后，李宗仁与沈鸿英争夺广西的控制权，同时击退了企图进入广西的滇军唐继尧部。战斗至1925年，李宗仁消灭沈鸿英的势力，统一广西。此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控制了广西全境，其势力又被史学界称为“新桂系”，以区别于陆荣廷的“旧桂系”。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与广东的国民政府联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于1927，派出钟祖培率领第七军建制一个旅的部队，北上支援受到北洋军阀攻击的湖南军阀唐生智，促成了北伐的进行。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桂系第七军作为主力部队北上湖南，湖北。经过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后，北伐军主力，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围困武昌。9月，因为战局变化，第七军进入江西战场作战。经过德安战役等几场战斗，击破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为国民政府控制江西奠定了基础。
到1927年初，第七军转战江南，攻下安庆，江南、两湖已经基本为国民政府所有。鉴于第七军的战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钢七军”，同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亦因战功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铁四军”。
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处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同时亦在广西进行“清党”，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此举使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武汉汪精卫方面仍然继续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宣布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及一切职务。导致南京和武汉出现两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但很快汪精卫政府亦进行了“分共”，共产党至此在全中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8月，新桂系成功通过逼迫蒋介石下野，达成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流，史称“宁汉合流”。随后，第七军又在龙潭战役中击败来犯的孙传芳部队。龙潭之战导致孙传芳的军队损失殆尽，孙传芳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9月，新桂系与唐生智为争夺政治权力爆发了“李唐之战”，又称“宁汉战争”。唐生智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改编。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扩展到两湖，并且由于与粤系首领李济深的联合，使得新桂系势力还进入广东。
1928年初，蒋介石趁“李唐之战”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新桂系的发展受到挫折。 　1928年4月，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共有兵力约二十万，势力范围为两广，两湖。
1928年中，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四大派别联合北伐，史称“二次北伐”，出兵40万进攻以东北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各军阀，张作霖则带领北方大小军阀出兵60万迎战。战斗至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河南，河北。6月4日，因张作霖败相已露，日本军国主义决定更换其在东北之代理人，关东军将张作霖炸死。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不顾日本之压力，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史称“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新桂系势力随着“二次北伐”扩展至河南和河北。 　1929年，蒋介石与新桂系因争夺国民政府领导权爆发了“蒋桂战争”。河北新桂系部队原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利用唐生智的影响力将河北的新桂系部队瓦解，白崇禧只身逃离河北。在湖北，蒋介石利用新桂系内部矛盾，成功控制了原新桂系人物李明瑞，俞作柏倒戈。最后，蒋介石发动各方政治势力和大小军阀围攻广西，新桂系被击败。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人物逃往国外，新桂系部队损失惨重。
蒋介石随后任命原新桂系人物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但因为二人政治面貌为左翼，并且亲共，还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共产党人进行活动。蒋介石随即于1929年10月将二人的部队击败。俞作柏避居香港，邓小平到上海汇报，而李明瑞则和陈豪人、张云逸、俞作豫等人潜伏下来，并趁机在百色和龙州举行了起义，史称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与红八军。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趁广西一片混乱的局势返回广西，并且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蒋介石又命粤军进攻广西，但新桂系联络张发奎部抢先进攻广东，“桂张攻粤之战”爆发，双方激战。后因蒋介石扣押粤系首领胡汉民，与粤系发生矛盾，粤桂息兵。 　1930年，新桂系开始进攻左右江根据地，将红七军、红八军击败。红八军被迫编入红七军，番号取消。红七军随后也离开广西，前往中央苏区。此后，广西境内之共产党活动逐渐陷入低迷，除了在滇桂，滇黔，粤桂边境保留有一定的游击武装外，广西已无共产党势力。随后，新桂系参加了“中原大战”，但是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此战中都被蒋介石击败。蒋介石自此战后，彻底削弱了国民党内部其他军事派别，获得国民政府之实权，蒋介石的势力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的头号军阀。此后，蒋介石基本上获得了国民政府内的中央名义，其的嫡系部队又被称为“中央军”。但是，在中原大战中的失败并没有动摇新桂系重新取得广西的控制权。但是，新桂系第三号人物黄绍竑脱离了新桂系，在允诺不出卖新桂系团体以及取得李宗仁，白崇禧的谅解之下，投向蒋介石。新桂系“李白黄”三人体系瓦解。黄绍竑接受了蒋介石的任职，但是，并没有积极的为蒋介石工作，实际上赋闲。此后，新桂系内部的黄旭初逐渐取得原黄绍竑的地位，是为“后李白黄”体制。 　自1932年至1936年，新桂系经营了广西，短暂的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并且完善了民团制度，民团制度一方面使广西治安有大幅度好转，亦能最大幅度的征集后备兵员支持新桂系军队作战。新桂系的治理使得广西从边远落后省份逐渐近代化，其主要政策有“三自”和“三寓”政策。 但同时新桂系还通过贩卖鸦片来增加收入。也残酷压迫广西境内的，以共产党为首的左派政治势力和少数民族。新桂系在“金秀瑶变”中，杀害大批瑶族居民。新桂系同时对广西左右江地区支持中共的壮族和苗族居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新桂系在“剿共”作战中，拒不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合作，对中共红军则采取“礼送出境”的战略，目的是持续控制广西，既不允许红军入境，亦不允许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其他军系部队入境。新桂系除在湘江战役中，出动部队侧击红军少共国际师外，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与红军爆发大的战斗。新桂系部队还将尾随红军，进入广西的中央军一部缴械，在得到蒋介石不进入广西的承诺后，才将这批部队人枪交还。新桂系还在红军过境后拍摄了一部名为“三千俘虏”的记录片，以现实新桂系的战功，但现有史料证明，“三千俘虏”所表现出的红军俘虏实质上是跟随红军的老弱妇孺，只有数百人，其余镜头为新桂系士兵装扮出演，以作为政治宣传。
1936年，新桂系联合粤系的陈济棠，发动了“两广事变”。海峡两岸史学界对两广事变有不同的评价。有说法认为两广军阀此举无非是借抗日之名义，反抗蒋介石。但亦有说法认为，两广军阀的首领都是“民族主义者”，其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次日军侵华事件中，并无妥协投敌之言论和行为，并且多次声明要抗战到底，可以认为两广事变是爱国行为。
亦有资料指出当时两广军阀都接受了日本的军事物资援助，用于增强军力，反抗蒋介石。但并无确切史料证明两广军阀在接受日本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曾经与日本达成过任何损害中国主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 
“两广事变”中，陈济棠粤系因部下余汉谋等人被蒋介石收买倒戈而失败。蒋介石并调动部队准备进攻广西，新桂系则利用民团制度动员20万兵力准备应战。后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停止内斗，以及各方政治势力的斡旋下，新桂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新桂系拥戴蒋介石为领袖，并在全面抗战开始之时，出兵抗日。而蒋介石允诺不在动摇新桂系在广西之统治地位。“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新桂系部队立即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北上抗战。新桂系部队在华东参加了松沪抗战、淮河战役等等。在松沪抗战中，因首次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新桂系部队损失很重，被迫转移到苏北休整。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淮河流域，山东南部的军政事宜。随后，新桂系部队在苏北参加了淮河战役，但有史料表明李宗仁为保存新桂系实力，主要的硬仗都由其第五战区管辖下的原江苏，山东地方部队和西北军进行，新桂系部队并未与日军作正面的大规模作战。 　抗日战争中其中李宗仁、白崇禧参与指挥了徐州战役、武汉会战、随枣战役、桂南会战、豫湘桂战役等等。新桂系部队之第三十一军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的外围作战。在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亲临前线督战，并严令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南下侧击日军，对台儿庄会战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有直接贡献。
新桂系部队长期留驻安徽的大别山区，实质上控制了安徽省，在敌后进行游击作战。但新桂系部队在抗战后期的立煌战役中被日军攻入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镇（今安徽金寨），受到一定的损失。 　在桂南会战中，新桂系部队和广西地方民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的豫湘桂战役中，由于新桂系内部保存实力的战略思想，加之广西空虚，未能对日军的入侵做出有效反击。仅在桂平等地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在随后的桂林防守战中，桂系守军与广西民团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军使用了毒气，其中发生了七星岩 (桂林)八百壮士击毙三倍来犯日军，最后全员殉国的壮烈事迹。桂林被攻占后，几乎全城被毁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安徽的新桂系部队与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战斗。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进攻后，国民政府调集中央军与滇军，新桂系，粤军等部队与解放军进行了多次战斗。由于解放军避开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和新桂系部队，不停的打击战斗力较弱的粤军，滇军，使得国民政府对大别山地区的进攻多次失利。随着解放军势力的不断增强和华东，中原战场上国民革命军的逐渐失势，新桂系部队逐渐退出安徽省。
1947年，李宗仁获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随后，白崇禧被任命为华中剿总司令，控制了近30万部队。新桂系势力再次膨胀。
1948年冬，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系受到严重打击。新桂系成为国民党内部军事实力最强大者，李宗仁趁机逼蒋下野，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与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此时，中共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共调集了一百多万兵力部署于自武汉至上海的长江北岸，准备渡江进攻。最终国共谈判未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崩溃。在随后的半年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江南地区。
随后，由于白崇禧的指挥得当，在湖北、湖南，解放军都无法捕捉新桂系部队的主力进行决战。新桂系部队还对国军将领陈明仁投向共产党的部队进行了攻击和收编，使陈明仁的部队损失近五万多人。随后，在湘南青树坪，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个师因冒进，遭到新桂系三个主力军的围攻，损失3000多人。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抓住一个偶然的战机，发动了衡宝战役。此战消灭新桂系主力部队第七军和其他部队约五万人。白崇禧指挥新桂系部队退入广西。随后第四野战军以长距离迂回追击作战，联合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在雷州半岛，贵州等地对新桂系部队进行大包围。 最后攻入广西，将新桂系十余万部队消灭。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衡宝战役后，对时局彻底失望，加之蒋介石复出，于是避居美国；白崇禧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广西之前，前往台湾；黄绍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参加了中共召开的“政协”，投向中共；黄旭初则前往香港，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职，组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进行活动，但并无成效。新桂系军阀至此最终失败并逐渐消亡。
随后，新桂系还组织了多次在广西境内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活动，并持续到五十年代中期，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新桂系在北伐时期的著名人物钟祖培，组织了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暴动，并且率反抗武装攻入恭城县城，对恭城造成严重破坏。在暴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后，钟祖培被判处死刑并公开枪决。在各地的反抗活动逐渐被平定的同时，新桂系留在广西的势力基本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铲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广西之后，约有五万新桂系部队退入东南亚越缅泰边境。后来这些部队逐渐被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不再是新桂系军阀的部队。
李宗仁长期侨居美国，后在程思远等人的安排下，于1965年7月18日“叶落归根”返回中国大陆，但并未参与政治活动，只是在中国大陆进行参观访问，随后因病于1969年逝世。白崇禧在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内部担任虚职，1966年12月2日死亡，死因尚存争议。有说法认为其是急病死亡，亦有说法认为白崇禧为蒋介石以特工手法致死，或是与张姓护士过夜发生“马上杀”。而黄绍竑于反右开始后受到迫害，于1966年8月31日自杀，但于1982年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恢复名誉。黄旭初则于1975年11月19日病死于香港。
与蒋争斗
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争斗，是争权夺利之争。在20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新桂系集团的首脑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等一批重要骨干曾因被蒋打败而流亡境外，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与蒋争斗之心未泯，后来竟奇迹般地复起，并继续与蒋介石集团不断较量，最后在祖国大陆解放前夕该集团的首脑李宗仁还取代了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几十年来，蒋介石一直把新桂系集团的李宗仁等视为“庆父”，下决心非将他们除掉不可，但最后蒋却败在“庆父”手下，至此，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这场马拉松式的争斗，终于在新桂系集团高奏凯歌声中结束了。 
一是成立“广西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该办公室是新桂系集团的特务组织，是为了巩固新桂系集团对广西的统治而成立的，具体任务是掌管全省的秘密侦察工作；其次是对国民党中央驻在广西的特务组织活动情况及国民党中央派驻广西的机关人员活动情况进行侦察了解；第三是对新桂系内部那些反对当局的异己分子进行侦察和迫害；第四是掌握全省的密告信，进行各种特务活动。在广西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均派有特务潜伏在学校内，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在中小学校、工会及一些群众团体组织内，则秘密吸收一些思想反动的人充当情报员，为该组织搜集情报。由于新桂系集团有了这个特务组织的效命，蒋介石的蓝衣社等特务组织成员不敢在广西公开进行特务活动。[1]
二是强化各级政权组织。新桂系集团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对省内各级政权建设十分重视，特别是县以下政权组织建设，抓的更紧。20世纪30年代初，就公布了广西各县、区、乡(镇)、村(街)，甲的编制大纲，规定户设户长，10户为甲，甲设甲长；10甲为村(街)，设村(街)长管理村政；10村为乡(镇)，设乡(镇)长主持政务；10乡(镇)为区，设区长主持全区工作(不足20个乡(镇)的县不设区)。全省经过多次调整，设99个县1市1设治局。区、乡(镇)、村(街)实行三位一体制，即村(街)长兼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乡(镇)长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大队大队长；区长兼任民团联队长；县长兼任民团司令。在“行新政，用新人”的要求下，各级地方官员都经培训或考核后符合条件者才予录用。县长一级官员以及县级办事部门官员，有的还通过举行招考办法，录取后经过一段时间实习认为合格的才予正式委任。由于县、乡、村各级负责人均系经过集训、考核认为合格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使各级政权能贯彻新桂系集团的各项政令和有关措施，有力地巩固了新桂系集团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加重了与蒋介石集团抗争的筹码。
三是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新桂系集团统一广西后，即将庙堂改为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到1931年即提出全省学龄儿童要受初小四年义务教育，后又扩展到成人教育。1933年9月，公布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大纲》要求：1936年7月以前，全省各村(街)国民基础学校普遍设立，1937年7月以前全省各乡(镇)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普遍设立。推行“一所三用”(即校舍与村、乡公所、民团后备队(大队)队部合用)及“三位一体”(即校长由村、乡(镇)长、民团后备队队长兼任)的政策。
在中等教育方面，1934年2月颁发《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大纲》规定，县设国民中学，学制4年，分前期、后期，各期两年。1946年后国民中学分别改为初级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高等教育方面，1927年即由黄绍在梧州创办了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马君武博士为校长，1928年10月开学，先后成立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植物研究所，为广西培养了不少人才。1932年夏，又在桂林创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1934年7月在南宁创办了广西西医学院，学制6年。新桂系集团由于抓紧了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各方面的人才，较好地缓解了在反蒋争斗中人才奇缺的矛盾。
四是举办各种干部学校，培训各级干部。新桂系集团领导人李宗仁等为了培养造就一批忠于该“团体”的党、政、军干部，大力举办了各种干部学校或训练班、所，经过学校、班、所培训毕业的学生，经审核合格者则分配在广西的党、政、军部门任职，从而有力地巩固了该集团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增强了抗蒋实力。其所办的干部学校主要有：第一，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该校于1926年在南宁成立，历任校长为俞作柏、吕竟存、胡朝俊、白崇禧、薛岳、夏威、李品仙等人，其中以白崇禧任期最长。
“分校”训练内容，分为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两部分。军事训练主要是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学、交通学、地形学、野外勤务等；政治训练主要是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党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史等。“分校”先后毕业学员数千人，新桂系集团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多数毕业于这所学校。经过这所学校培训出来的军官，军政素质都有提高，都愿为新桂系集团的李宗仁、白崇禧效命，这是使新桂系集团部队能长期保持一定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第二，创办民团干部学校。为了培养训练民团成为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33年2月，李宗仁、白崇禧在各区民团指挥部所在地设立了一个干部训练大队，编训乡(镇)长、村(街)长，也招收农村中的知识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每期训练6个月，结业的知识青年分派各地充任乡(镇)、村(街)长兼民团大、中队长或乡(镇)大队副。第三，学校设军训机构，对学生进行军训。新桂系集团对民团的常备队、后备队、预备队团兵经过军事训练后，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技能，平时在乡为农，战时应征入伍即可投入战斗，全省当时有团兵300万人，要把300万团兵编成部队，需要10万名干部，这大批干部光靠军校培养是困难的，惟一的出路就是在初中以上的大专院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藉以培养军事干部人才。第四，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新桂系集团领导人为了加强各级政权的干部较好地执行其政令法规，提高办事效率，适应与蒋介石斗争形势的需要，于是又创办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委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具体负责实施。广西省政府规定：“干校”的培养目标为“适应战时政治需要，训练基层干部人才，充实广西基层政治机构，推行地方自治，促进社会事业，动员民众抗战。”具体地说，“干校”是培养乡(镇)长一级基层干部。训练内容共四项，即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工作训练、生活训练。时间比例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