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道堂
简介
马启西光绪廿七年（1901）迁出达子沟拱北与北庄脱离关系后创建于甘肃临潭。初名金星堂，1909年正式定名西道堂。
汉学派
因其以刘智等  人汉文著译为传教依据，又称汉学派。教义上以刘智的学说为依据，坚持正统信仰，履行五功，简化宗教仪式，重视文化教育；教权结构实行教主集权制。教主的言行对教徒有约束力，任职终身，但不世袭。死后建拱北，受朝拜，忌日为重大宗教节日。
内部概况
内部有集体户400户，在道堂内过集体生活，集体经营商、农、牧、副各业，全部财产归道堂所有。设总经理统管，其下有各业经理和专门负责人，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另有散居户万余人，分布于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地。后因受地方军阀势力打击，其经济组织濒于解体，该派也呈衰落之势。 20世纪初，由马启西(1857～1914)创建于甘肃省临潭县旧城镇。（应为城关镇）
产生
西道堂由马启西于清末民初创立于甘肃省临潭县，它是一个以宗教信仰为纽带，深受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经济、文化实体，很像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与众不同，自成一体。
马启西(1857～1914年)，字慈祥，号公惠，原名马春之，经名叶海亚，出身于临潭汪家咀，其父马元是一个有学识的阿訇，为该地北庄门宦第三任“热乙斯”(总管)敏士达的招赘女婿，后因敏家有嗣，马元遂分出另居，生子即马启西。马启西幼年在上寺(北庄门宦的清真寺)念经，接受伊斯兰教启蒙教育。11岁起，先在旧城范玉麟门下上私塾，学习汉文化，后求学于新城店子村范绳武先生。范绳武是个贡生，具有很高的国学(汉文化)水平，多年来在家收徒讲学，培养了很多人才。马启西从学之后，受范的思想影响很深，非常喜爱汉文化，数年之间，学业大进，成为范的得意门生，县考时被取为第二名“童生”。启西二字，就是范绳武给他起的名。几年后又去巩昌府(今陇西)应试，考取第四名秀才。有了深厚的汉文化功底以后，马启西开始如饥似渴地攻读明清时期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作，尤其是刘智(介廉)的各种著作，受益颇多。范绳武先生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在考取秀才的情况下，还如此勤奋学习，从不自满，非常高兴，并称赞说：“论学问我固尔师，论品惠尔即我师。”对外界他又说道：“此子在孔门即好学之颜子，在回教即传道之穆罕默德，名曰启西者即以开通西域天方之教望者也。”把马启西比作穆罕默德，不为广大穆斯林所接受，但也反映了范先生对他所寄予的厚望。
从1891年(光绪十七年)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这8年中，马启西在宗教方面的思想渐趋成熟，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想法。于是，他在达子沟(西凤山侧，又说是在自己家里)正式设帐讲学，依次宣讲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作，如《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归真总义》、《清真大学》、《清真指南》、《五功释义》等。一开始，听讲者，仅亲友10余人，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由于他用通俗易懂的汉文讲课，并能联系实际，把深奥的宗教哲理，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出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不但有回、东乡等族穆斯林，而且还有汉族和藏族。
关于马启西传教的内容，他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可资探讨，所留下来的仅仅是他在世时所作的十几副对联以及人们的一些回忆而已。根据这些材料分析，马启西的宗教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张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传播必须与汉文化相结合；二是创建宗教社团，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
第一方面，最能反映他的这一主张的对联为：
“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
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千百年。”
不难看出，马启西把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与伊斯兰教的“经”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把“书”读得好，读得妙，也能悟出符合“经”义的道理。在此基础上把宗教功修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要求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他写道：
“体大公而遵主命，善身，善世，
洵哉仁熟义精；
本真诚以履圣行，成己，成人，
允矣道全德备。”
在谈到“五功”时，他有自己的见解。如关于斋戒，他写道：
“斋之取意齐，齐身齐心齐七情，
正君子克己功夫；
开之谓言解，解微解妙解一体；
是大人致知学问。”
关于礼拜，他写道：
“入此门，登此殿，莫朦混礼了拜去；
洗其心，涤其虑，须仔细做起功来。”
显而易见，在马启西的宗教思想里面，有浓厚的儒道色彩，他所写的这些对联集中反映了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融为一体的思想。
马启西思想的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反映了“人世”精神。马启西强调修身养性，完善道德，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全的出世主义者。相反，他在提倡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面对现实，直面人生，开拓进取，号召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他曾就此写道：
“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
经营俱到，真能成已更成人。”
这就是所谓“在今世中求来世”，“在现世中求未来”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基础上，马启西创办实业，经营农、商、牧、副、林各业，建立宗教“大家庭”。“大家庭”最初的经济来源是教民的家产，马启西号召大家捐献家产，鼓励道：“全舍者全得，半舍者半得。”于是有最早的几家骨干，把家产交出，在道堂内过集体生活，一面务农、一面经商，并建立起商号“天兴隆”，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马启西所倡导的具有浓厚儒道色彩的思想，在一些门宦看来，纯属标新立异，不能容忍。1902年，花寺门宦和北庄门宦以“倡奇立异，惑乱人心”的罪名上告官府，洮州厅曾麟绶即出示严禁，教民被笞被押多人，第二年才撤销原判。但教争并未平息，马启西感到挠攘纷争，使他不得安宁，他气愤地对教民们说道：“孔子有微服过宋之举，老子有骑牛出关之行；我将高蹈远征，以避此锋。”便于1905年带领马英才等3人取道临夏走民和，再转兰州，经由新疆赴麦加朝觐。一路上风餐露宿，含辛茹苦，经伊犁过铁门峡，涉阿姆河，到达撒马尔罕。但这时，马英才病故，加之中亚一带发生战乱，未能继续西行。马启西只好在此继续传教，3年后，即1907年，回到临潭。马启西更加坚信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结合是必由之路，便正式取名本教派为“西道堂”。
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河南开封农民白朗率领一支武装人马活动于豫、皖、鄂等省交界地带。1914年进人甘肃陇南。当年4月28日进入岷县城，29日晚到达临潭新城，县城沦陷，县长逃走。30日白朗军向旧城迸发，与旧城的汉、回民团遭遇，民团不支，退守范家咀，在激战中白朗主将邱占标被打死，白朗一气之下猛攻旧城。5月1日城陷落，城内上、下寺的男女老幼，都聚集到清真寺内，眼看要被白朗杀死，便放火自焚。西道堂居处城外，在西风山据守。白朗军撤离后，河州实力派人物马安良以“勾结白，朗，屠害良民”罪，于1914年7月21日，将马启西等17人绑至西河滩枪毙。
马启西被杀害后，由马明仁继教主位。从1919年到1946年，马明仁任教主期间，是西道堂的大发展时期。道堂的经济、文化都全面振兴，在整个甘南成为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与当时的卓尼杨家(土司)，夏河拉卜愣寺的黄家(活佛)号称“甘南三大家”。
这时的西道堂以旧城为中心，包括12个乡庄：卓洛、长川、新城、汪家咀、什路、白土、太平寨、坡岔、喀尔比、下藏、他那、尕路提。其中以卓洛、长川、太平寨为最大，而且都在道堂内过集体生活。另外还有散居本县城乡的信众。在县外的西道堂教区，比较集中的有和政台子街、临夏附近、三甲集、碌曲等。其他如兰州、青海、新疆、四川等地也有信众。这个时期，西道堂的模式已经形成，并趋于成熟。这个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它的指导思想来看，它是一个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伊斯兰教教派。“根据清真教义，并祖述清真教正统，以发扬金陵介廉氏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教义为宗旨。”
第二，从其组织形式来看，也具有一定的门宦特征。“教主领导全体教民、掌理本堂一切社会事业。”
第三，从其社会经济生活来看，是一个农商结合的宗教公社。道堂拥有农业、牧业、商业、副业、林业等，由道堂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规定全部财产属于道堂所有，“悉用于本道堂建设、教育及一切公共事业。”教徒分堂内教徒和堂外教徒两部分。堂内教徒按个人所长，分配工作，全体过集体生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医疗卫生，均由道堂统一安排，统一供给。堂外教徒仍生活在各自原来的地方，在宗教上与道堂保持联系，在经济上各自独立，但需要时互相接济。
第四，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实行经堂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既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知识，也学习汉文与汉文化，马启西在创立道堂时，以讲学开始，马明仁当上教主后，就在“天兴隆”店前办学，聘汉族教师教书。1922年，道堂创办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小，招收回、汉、藏各族学生。1943年，马明仁等又创办临潭旧城私立启西女子小学，招收回、汉女生60多名。1944年，还创办了启西中学。
1946年，马明仁去世后，敏志道继任教主。在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西道堂逐渐走向衰落（关于西道堂的材料均源于由青海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北民院民族研究所联合编辑的《西道堂史料辑》(1987年内部印行)）。
西道堂现任教长为敏生光先生。他根据新的形势，调整道堂的做法，积极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力求使道堂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发展经历
其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马启西创传时期(1902～1917)。他是清末秀才，1891年在临潭旧城西凤山开设私塾，取名金星堂，除讲授“四书”、“五经”外，还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的汉文著作《正教真诠》、《清真指南》、《天方典礼》等伊斯兰教论著为依据，宣传教义，简化宗教仪式，克服教中的陈规陋习，并提倡男女儿童上学读书，受到当地广大回族群众的拥护。随着信众的增多，他在西凤山下设立了道堂，取名西道堂，一面传教，一面组织生产。凡参加者，将其财产一并归人道堂，实行集体经济管理制，从事农、牧、商等各业的开发经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较大收益和发展，马启西的宗教地位和影响亦随之增高，遂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打击、械斗、诉讼经常发生。1914年地方军阀马安良诬陷马启西勾结白朗扰陇，将其兄弟父子等23人杀害，并查封了道堂，抄查没收了全部财产，使西道堂陷入危机与旷日持久的诉讼之中。直至1919年马安良暴病身亡，诉讼才不了了之。(2)马明仁时期(1918～1946)。马明仁(1896～1946)，字普慈。临潭人。回族。有才能，有文化，善于理财。1917年第二任教主丁全功被马安良杀害，他被选为第三任教主，他尽力招回、安置流落各地的教徒，制定振兴之策，完善各项制度，团结教众，继续经营农、商、牧、副各业。经20多年的艰苦努力，道堂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不仅在北京、张家口、兰州、包头、阿坝、康定、拉萨等地设立了商栈，而且行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同时，还建立了农场12处，耕地达7千余亩，牧场5处，各种牲畜约5千余头(只)，林场13处，各种作坊10余处。积累资金达百万余银元，奠定了道堂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设立男女小学各1处，选拔学习好的道堂子女到外地上中学、大学，为西道堂培养人才。这是西道堂的全盛时期。(3)敏学成时期(1947～1958)。敏学成(1882～1957)，字志道。祖居临潭卓洛。回族。有一定文化，为人诚恳忠厚。1946年马明仁逝世后继任第四任教主，由于体弱多病，实权多集中于中层负责人手中，出现积聚私财现象，道堂集体经济大为削弱。加之马步芳军阀势力的胁迫，使西道堂经济发展受到种种限制，逐渐走向衰落。
信仰和礼仪特点
西道堂信奉逊尼派教义及哈乃斐学派教法，信仰和礼仪的特点为：(1)基本信仰是“认主独一”、“顺主顺圣”、“遵经依训”，履行“天命五功”，并以刘智等人的汉文译著为宣教依据。在宗教功修上，主张教乘和道乘兼有，“修身以礼，明心以道，尽性复命，全体归真”。在宗教礼仪方面，兼收并蓄了格迪目和哲赫林耶两派的一些特点，如“主麻”礼16拜，与格迪目相同，对“圣纪”和教主忌日十分重视，除念《古兰经》外，还念《卯路德》、《麦达伊哈》、《穆罕迈斯》等赞主赞圣之经，又与哲赫林耶相似。但它们不为历代教主修建拱北，这与其他门宦大相径庭，同时，除创始人马启西从事坐静修持外，后辈教主对道乘的修持比较淡薄。(2)教统结构具有门宦制的特点，实行教主统管制。教主既是宗教领袖，又是道堂内世俗生活的总管。(3)组织形式，分集体户和个体户两种。个体户，散居西北各地，经济独立，生活自主，遇有困难，道堂给予帮助，集体户聚居于临潭旧城西道堂内，集体经营农、林、牧、副、商各业。财产及收入全部归道堂所有，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堂内设有总经理，各行各业设有分经理和负责人。(4)道堂内实行集体生活，教众的衣、食、住和婚、丧费用全部由道堂统一支付。(5)提倡学文化，出资创办启西女校，旧城二校，并举办中学，鼓励道堂内和当地各族男女学龄儿童上学，学习文化。同时，还选拔道堂内成绩优良的青年上中学和大学，故其成员大多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乙它既是一个宗教派别，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模式的经济社团。西道堂的信众约有千余户，主要散居于甘肃临潭县旧城镇、和政县台子街和青海省民和县马营等地。
成立意义
西道堂成功的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开发桃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主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的最终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后人论及此享时曾感慨地写道：“（西道堂）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1]
评价
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张承志《科学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因此，对西道堂的研究，无论从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还是人类社会生活演变史的过程来看，其意义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