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竺可桢
人物精神
  竺可桢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做人原则,实事求是精神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世原则
生平简介
  竺可桢竺可桢是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竺可桢1908年入上海复旦公学求学，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HOONS OF THE FAR EAST）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1]1933年4月，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出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学会于翌年成立。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为了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了浙大的所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2008年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评选中，与袁隆平、茅以升等一起获评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
研究领域
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是独立自主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发表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吁请各地政府予以重视。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认为全国设立不同规模的测候所不应少于150个。但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要由政府专门拨款来筹建气象台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从气象研究所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建少数测候所；一是动员凡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如航空、交通部门等）出资，筹建一些测候所；再一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竺可桢的精心推动下，从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气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19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
往事略集
童年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15岁始），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到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读书。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冲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因计算错误而多算的部份，应清驻美大使梁诚的要求退回给中国，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 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 他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桢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科学救国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国立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在这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1925年1月，国立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竺可桢于本年夏季离校，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潜心著述，接连发表了《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重要文章。1926年到南开大学任地理学教授，于此就地取材，成文《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他同年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代表入组中国代表团，赴日参加了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7年学校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同年秋，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上被选为理事长。 
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时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统一了观测时制、电码型式、风力等级标准、天气现象的编码等，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手迹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急国家之所急，积极投身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为治理黄河，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此后，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其二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资源的考察研究。在他的支持下。仅 1956—1957年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成果1959年，竺可桢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一篇是《向沙漠进军》。在他的倡导下，设置了六个治沙综合试验站。他三次深入沙漠考察，几乎跑遍了内蒙古、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沙漠。
据宁夏的同志回忆，1959年六七月间，竺可桢沿包兰铁路，到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视察。宁夏的风沙危害是他的考察重点之一。他到灵武、盐池一线调查，考察了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和沙坡头治沙试验站。沿途所见，流沙覆盖路面，威胁农田、水渠、公路和城镇。黄河沿岸的大沙丘，沙泻入水，增大了黄河的输沙量。竺可桢指出，起沙的人为因素是不合理的砍伐森林，破坏草地，过度开垦、放牧和打柴。治沙，首先要树立信心，保护现有草皮和林带。他说：“干旱地区的雨量虽然少，但是要造林种草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沙坡头试验站是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建立的，3年内引种成功12种植物，固定了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座7公里长的沙丘，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1963年，竺可桢上半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热带地区进行了考察，下半年又去宁夏中卫沙坡头、营盘水等地视察治沙工作。1965年8月，竺可桢放弃到北戴河海滨休养的机会，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农业区划工作，并进行大黑河荒地资源的调查工作。12日，他在途中看见居民滥伐红柳，很感痛心，与同行人员说，这是造成戈壁的重要因素：割去红柳，沙被吹来，便成了戈壁。当天他就向甘肃省科委提出严禁砍伐红柳的建议。
竺可桢领导了黄河中游地区、黑龙江、新疆、云南热带生物资源，华南热带生物资源，土壤、盐湖、青海甘肃地区治沙，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等10个考察队，考察地区占全国面积60%以上，所得资料填补了我国许多方面的空白。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与台湾之外的全国各省区。
竺可桢强调，对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抱整体观点、全局观点，要认识自然界的统一性，注意生态平衡，使自然资源能按照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整体的需要，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否则将引起自然条件的退化。如对于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开发，竺可桢认为，草地只能作为畜牧区，决不能大面积开垦。否则，肥沃的土壤就要被吹蚀，导致土壤肥力的退化，甚至变为沙荒。他的这些意见，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1972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中断了20多年的两国交往逐渐恢复，而科学家的来往是其中先行的重要方面。1971年8月著名华人学者杨振宁首先回国省亲、访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也见到阔别多年的师辈与同窗，以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由此开始，众多的美籍华人学者不断回国访问，中国科学院的对外交往开始复苏。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又是许多著名华人学者的师长或老朋友、老同事，在这种形势下，他担负了许多接待工作。他们中间有李政道、赵元任、陈省身、任之恭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霍奇金爵士、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等。竺可桢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成就，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向，探讨双边合作的可能与具体内容。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一些领导人不便对外，竺可桢与吴有训副院长一起，承担了大量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工作，为发展当时民间外交和沟通对外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1958年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说：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即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坚持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替代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主要论著
《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6年）；《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16年）；《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18年）；《关于台风眼的若干新事实》（1918年）；《台风的源地与转向》（1925年）；《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1926年）；《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年)；《中国气候之运行》（1933年）；《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年)；《中国气候概论》（1935年）；《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1936年）；《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1963、1973)；《中国的亚热带》（1958年）；《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竺可桢文集》、《竺可桢日记》
教育理论
论教育目的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已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
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
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学问，即是尊德性。
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想，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
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论大学办学大学是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才的地方。
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
大学之使命有三：其一，希望造就完人。完人必具智仁勇三达德，而涵濡于六艺之中。仁者爱人，故其上者必其有所成仁，而忠恕次之。……其二，学有专长，而于大学中植其基。大学学生对各项基本知识，固应多所明了……其三，养成自己能思想之人，而勿蕲教师逐字释义。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教育的发达，学风的优良，在人不在屋，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
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
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论大学精神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科学的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
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科学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环境，同时一个社会的环境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存亡盛衰。
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研究科学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并非专重应用。但应用科学方法，利用厚生，至国家之富强之境，固亦不可忽视。
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浙大之前身为求是书院，希望诸位离校以后，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论人才培养毕业同学，应以学业为重，虽在社会上工作，亦应勿可忘记学习。
盖大自然即是一册完好教本，一粒花种种入于地，由发芽而至成长、开花、结子，若日日注意考察其生长状况，则所得何尝不胜读一册自然教本也。
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
学术成就
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后一篇论文，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不，温度变动的幅度0.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普及了物候学知识，提倡因地制宜，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 
竺可桢也是我国现代物候学发展的推动者，物候学是他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是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组织起统一的、严格的物候观测网，是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早在1931年的《论新月令》一文里，竺可桢在总结了我国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后，就倡议应用新方法开展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 年起，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便选定了21种植物、9种动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和差不多全部农作物，委托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物候观测。现在保留有1934—1940年的7年记录，由于抗战期间不少地方停测，其中仅有1934—1936年的记录比较完整。比较正规和连续的观测是从解放后开始的。1953年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1957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1961 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33种、草本植物2种、动物11种。可惜1966—1971年中，多数单位中断了观测，直至1972年才得以恢复。近年，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各农业气象试验站也开始了物候观测。观测资料已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和内容，都是竺可桢亲自审定过的。
他还带头撰写物候专著，普及物候知识。1963年出版、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一书，是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结晶。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物候学的基本定律，利用物候预告农时的方法等。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阐释了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及其联系；由于物候变化原因的复杂性，他提出应从生理学、遗传学等方面探索其奥秘。他还认为，物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希望能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知识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和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介该文时，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科学大众》1963年第1期的《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中发表文章《大自然的语言》，现被编入中学教学范文中。
竺可桢写了38年的观察日记，在逝世前仍不辞辛苦的完成了最后的观察日记。
求是精神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临危受命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江大学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倒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
  竺可桢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为浙籍的身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他前往；对此，竺未置可否。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想提议让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达了相反的意愿之后，又补充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当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没有马上允诺，只说要与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学研究上。因此，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当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如是言，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让竺可桢心头懔然为之一动。 
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3月8日，他将此意告诉陈布雷，并提出三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由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4月25日，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他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
浙大保姆
在任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竺可桢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人物交往
毛泽东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  竺可桢与毛泽东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
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800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72年增补、修订了《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基本上解决了国际上100多年的争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事例已被选入小学课本。 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
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领导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费巩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此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费巩留英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 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
两任太太
竺可桢的第一任妻子张侠魂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关于他们的婚姻，《吴宓自编年谱》  竺可桢创建的南京气象台中提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 
竺可桢功成名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后来，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与张家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关系。张侠魂出身望族，毕业于上海女校，湖南人，性格活泼开朗，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婚后，张侠魂随竺可桢来到武汉。从此，竺可桢结束了在食堂、饭馆吃饭的单身生活。 
1922年与夫人张侠魂及子女合影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西迁，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随后，竺可桢返回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当竺可桢听到“衡（幼子）没了”，眼泪簌簌流下。 
他回家后看到张侠魂因患痢疾病卧在床，已经病危了。竺可桢强忍悲痛，抚慰夫人。张侠魂和竺衡得的  被授予“野外科学工作者奖”是痢疾，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竺可桢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依然  考察莫高窟千佛洞如此。 
张侠魂去世后，多位亲友见竺校长公务繁忙，子女年幼，劝他早日续弦。其中物理学教授丁绪贤的太太陈淑想把她的堂妹陈汲介绍给竺校长。陈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的形象和气质，在新月派文人的笔下有记录，胡适对陈汲的印象深刻。 
与陈汲在遵义结婚 
1939年9月18日，竺可桢与陈汲登上峨眉山金顶，热烈相拥，喜定终身。下山后，于1940年3月15日，举行婚礼。陈汲生性贤惠，品貌端庄，只因陈源、陈洪两个哥哥长年在外，她要照顾双亲二老，才迟迟于36岁时成婚。 
1940年12月14日，他们有了爱情之果，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此后几十年，陈汲辅佐竺可桢，关爱学生，抚育子女，直至走完生命的旅程。
纪念馆
浙江大学竺可桢纪念馆坐落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国际教育大楼内。馆内展出了竺可桢先生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和生前用品，展现了竺可桢的人格魅力和卓越功绩，特别是1937－1946年率领浙大师生员工西迁流亡办学的业绩。
故居
竺可桢故居坐落于上虞市东关镇西大木桥头，是一座面临市河、坐南朝北的典型的绍兴水乡民居，现已作为上虞市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竺可桢老家原在东关镇附近的保驾山前村，因父亲在东关镇上开杂货店，所以他从小住在大木桥头的竺家台门里。台门由门屋、厢楼、披屋组成。砖木结构。竺可桢生于东侧楼上。故居已于1989年10月修复，辟为竺可桢生平事迹陈列室。  竺可桢
晚年生活
比较起来，竺可桢也许是幸运的，他是中科院惟一一个可以不参加中科院党组活动的党员副院长，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从表面上看，他只是离开了工作（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的实验室就是大自然，以前他每年都要多次外出，直接考察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变化情况。同时他也从各地科学家不断的汇报资料和成果中，获得大量的信息，作为他认识自然，理解自然的根据。）退守到家中。也许是为了减少一些心头上的重负，他将自己的生活待遇一降再降。“文革”前夕，为了避免脱离群众，不知不觉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经沈雁冰倡导，他和老舍等人联名申请，降低工资标准。没几日，他又觉得光降低工资标准还不足以表现“继续革命”的思想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便和吴有训商量，两家一起采取一系列措施：
(1)减缩工资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
(2)组织上安排的公务员，由院里另行安排工作，同时辞退家中雇用的保姆；
(3)缩小住房面积，腾出当时儿子和保姆的房间(1976年又腾出了原做卧室的正房和耳房各一间)；
(4)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家中这些东西，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
(5)到院里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时，改乘公共汽车；
(6)把个人私有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幼儿园。
经过自我“改造”，到“文革”后期，身患肺气肿的竺可桢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仅能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了，他和那些住在建国门或东大桥的居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要差。他经常要去一里外的粮店买15斤大米，路上要歇上好几次。遇到自己做饭就更麻烦了，他60多岁的太太陈汲常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跳忠字舞或参加游行、批判走资派等革命活动，他只好自己在家依着太太的说法，比葫芦画瓢地做家务。竺可桢将自己的待遇一降再降，以至最后像苦行僧一样不断地折磨自己，但这样也丝毫不能减轻他心中的痛苦。
竺可桢无疑承受着另一种也许是更重的痛苦，这种痛苦发源于他的人格和仁爱之心。失去工作的竺可桢，尽管受到特别保护，却也没有闲着，因为他的特殊经历让很多人都瞄上了他，这使得他的家几乎成了来访接待站。每年都有天南海北大量的外调人员拥到他这里。
来找竺可桢调查的人，大体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前后，被清理出来的“特务”、“间谍”、“历史反革命”等。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另一个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因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校长，因而他的学生或教师、教授，凡是被调查的，一律都是敌对势力的受怀疑对象；另一类是在“三结合”中，两派人员对某人持有不同意见，或想打倒对方，就各自出人员，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进行调查。这使得竺可桢每每应接不暇。据统计，竺可桢在“文革”最初的几年里，接待外调人员(多为造反派)一共500多批，最繁忙的是1968年，这一年他就接待了183批外调人员。这种繁琐忙乱的接待，让竺可桢苦不堪言，他曾向朋友发牢骚说：“文革”期间，没做什么事，这事倒成了主要工作了。可是从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这份独特的工作而心存感念。他知道，每一次来访，每调查一个人，都关系到那个人的命运和生存。来访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同感，就是这个老人的繁琐与谨慎。他总是仔细地翻阅自己几十年来，几乎一天不辍的日记，他要小心地做一些准备(因为他认为时间久远有一些人与事已漫漶不清了)。有鉴于此，他还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进行整理，编出供本人使用的索引。那些外调人员有个相同的感觉，一来到这个清癯干瘦儒雅的老人这里，他们的热情就会受阻。在这里，他们得不到什么重大线索。那些经过风浪的造反派承认：这个老家伙软硬不吃。你要暗示他“配合”的话，他便一声不吭，似不懂你的意思，你若施以暴力威胁的话，他也一声不吭，就像坚守信仰的教徒一样，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副安然超度的样子。
  竺可桢竺可桢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用他独特的方式保护着他当年的学生、教授和朋友。
文革浩劫过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从未间断，学术界相继编辑出版了《竺可桢文集》、《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和多种版本的竺可桢传记。
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浙江大学设有“竺可桢奖学金”和“中学竺可桢教书育人奖”。浙江上虞县东关镇辟有“竺可桢故居陈列馆”，浙江绍兴市气象局在国家气象局的支持下辟设了“竺可桢纪念馆”，江苏省气象局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辟设了“藕舫堂”。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校园中和中国科学院917大楼前竖起了竺可桢铜像。[2]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当代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学术界同人发起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多年以来，由个人在各种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就举不胜举了。
竺可桢的《沙漠里的奇怪现象》被收录在苏教版语文书八年级下中，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课文《大自然的语言》改写自《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