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学熙
人物简介
周学熙（1866～1947）
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实业家。字缉之﹐别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生于1866年 1月12日(清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其父周馥清末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举人。袁世凯幕僚。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的创办人。山东高等学校校长。周学熙十六岁中秀才﹐1894年中举，最初在浙江为官。1898年报捐候补道﹐派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1900年为山东候补道员，入袁世凯幕下，后随袁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1901年任山东大学堂总办﹐次年转往直隶候补﹐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後任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并创办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兼任督办（校长）。1905年，出任天津道，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滦州煤矿公司、天津造币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等。其中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获利颇丰。因振兴工艺有功﹐由候补道﹑直隶通永道﹑天津道．1907年任长芦盐运使，又官至按察使。1908年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袁世凯窃国后﹐于1912年和1915年为陆征祥内阁和1915年徐世昌内阁财政部长。参加签订善后借款合同。1918年1916年4月脱离政界，任华新纺织公司总理﹐先后创办华新所属的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家纱厂。1919年创办中国实业银行﹐任总经理。1922年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1924年成立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管理所属各企业。周以兴办实业成绩卓著﹐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说。1927年周学熙以年高引退﹐晚年以读经﹑赋诗和念佛自遣。1947年9月26日卒于北平寓所。周学熙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袁世凯八儿子袁克珍。
天津周氏祠堂又称“孝友堂”，内设周氏家族藏书楼，名为“师古堂”，庋藏其父手泽、书籍、碑版及周氏3代收集之书籍。藏有孤本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2卷，经明代华夏、朱大韶，清代季振宜、徐乾学、宋荦诸名家收藏，后赠予其妹丈刘世珩，刘氏玉海堂有影刻本传世。曾自作《藏书叹》诗云：“勋业文章志已虚，形骸土木卧蜗居；签题万轴皆尘封，悔不终身作蠹鱼。”有《周氏师古堂书目提要》4卷。1936年辑刻《周氏师古堂丛刻》初集8种，二集10种。所藏之书，在去世后数年内，悉数捐献给南开大学图书馆。
著《止庵诗存》、《止庵诗外集》、《东游日记》、《西学要领》、《文辞养正举隅》等。[1]
人物生平
1866年，周学熙出生。
1882年，考中秀才。
1894年，考中举人。
1902年，创办北洋银元局和天津官银号。
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为仿效明治维新“兴学  相关图书﹑制造”﹐以银元局铸币余利创建直隶工艺总局及所属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场﹑教育品制造所和铁工场等﹐带动﹑支持民间兴学办厂。
1906年，借官银号银洋100万元又银50万两﹐接办启新洋灰公司及开办滦州煤矿。
1905年，补授通永道﹐调任天津道。
1907年，为长芦盐运使﹐后擢升为直隶按察使。
1908年，奉召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
1912年7月至1913年5月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为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再任财政总长，整理田赋、整顿盐产、清理官产、倡行烟酒公卖；
1915年11月，为筹建华新纺织公司，利用财政总长的职权，从财政部先垫借官款100万银元，并以其弟周学辉为该公司督办。先建天津纱厂，又集资陆续在青岛﹑唐山﹑卫辉设厂。
1919年，受总统徐世昌札委为全国整理棉业筹备处督办，拟垦长芦盐碱荒滩种植棉花，因徐不久下台，计划未能实现。后又集资创普育机器制造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华新银行及久安信托公司等企业。
1924年，退居幕后，在北平(今北京)寓所以诗文自娱。着有《东游日记》等。
1947年，周学熙迁居北平屯绢胡同，同年逝世。
个人成就
周学熙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  周学熙与北洋实业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
周学熙30岁时就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商略，另一方面则因周家与官府的渊源。周学熙与当时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东巡抚袁世凯意气相投，袁世凯的一个儿子与周学熙的妹妹结婚，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
自此以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创建了一个为世人瞩目，在其后几十年中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投资领域包括了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金融多种行业，形成了以启新、滦矿、华新三公司为核心的庞大资本集团。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电力系统和给水系统。总资本高达四千多万元！这是一个在当时令人咋舌的数字。 
而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实业大家
晚清至民国初，北方最著名的实业家就是周学熙。
周学熙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周学熙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周学熙30岁时就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商略，另一方面则因周家与官府的渊源。周学熙与当时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东巡抚袁世凯意气相投，袁世凯的一个儿子与周学熙的妹妹结婚，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
庚子战乱后，开平煤矿被英人霸占，周学熙对此耿耿于怀，发誓要将之收回。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他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很有创见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出任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 200万两商股，注明“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了表达支持，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宣布“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 ”，同时明定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手脚并用，土洋齐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矿井星罗棋布，顿成被围之势。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市场的销量不断上升。为了形成市场压迫，周学熙一开始就用上了价格战，同样品质的煤硬是比开平的价低。在1906~1910年期间，开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错，年均获利有200多万两，股息率年均达12.5%。滦州煤的骚扰战略让英国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就地降价销售，甚至一度把价格压得比滦州煤还低。周学熙也有点儿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挠，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2]​
开平与滦州的缠战，打到双方皮开肉绽，两败俱伤。周学熙与英方就两矿合并事宜多次谈判交涉，双方在公司性质、利润分配和管理权三个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争执下去已没有好处，便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已决定同意。可是，局势在1911年10月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个月，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仿佛又重现11年前庚子国变的凶险景象。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于是，主客顿时易位。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的得失，在商业史上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都是好事，两大煤矿从此不再打价格战，达到了整合的规模效应，在商业谈判上也算是平等。也有学者认为，开滦合并实质上是“ 以开并滦”，滦州煤矿以十倍面积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其结果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简直南辕北辙。开滦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此后30多年，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国收回。
周学熙对开滦合并的结局当然是十分伤感，他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他还在家中写了一幅对联：“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壮士未竟之意，斑驳落寞纸上。
就在滦州煤矿跟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同时，周学熙利用袁氏背景创办了众多实业。1906年，他办了启新洋灰厂，是当时唯一的大型国产水泥工厂。1908年，周学熙获准在京城建设自来水工程，他用22个月把20万米长的水管铺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纱厂。
在经商同时，周学熙还担任了袁世凯的“钱袋子”。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国库空空如也，周学熙受邀出任财政总长。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各家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侵蚀争夺的对象。
后世，罕有人知周学熙。他极偶尔会被提及，却是因了一则戏剧“八卦”。1934年，出生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因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浓烈的悲剧色彩而轰动一时，曹禺成了中国最杰出的话剧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该剧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后，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
重振棉厂
背景1895年中国由于甲午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  周学熙创建的北洋银元局北京的知识分子“公车上书”，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科举仕途的坎坷及时局的影响，使周学熙毅然做出了弃举业投实业的决定。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1897年他开始涉足实业，并顺利地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从此他潜心致力于实业，实践着“实业救国”的梦想。筹备建厂周学熙任职的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之一，煤田蕴藏丰富，使用外国进口机器，所产的煤炭质量较好，发火力强，煤灰少。在上海时，他经常来往于温州、厦门、汕头、福州、澳门、广东等地，察看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虽刚刚涉足实业，就表现出了聪慧精干，很受器重，1898年即升任开平局会办，后升为总办。在他的经营下，煤炭生产和销售都很顺利。 
在南方各省督办煤炭销售时，周学熙注意到由于各地纷纷建厂、建矿、修铁路，水泥的潜在市场很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价钱昂贵。此前唐廷枢曾在唐山建立了“细棉土”(水泥的译名)厂，由于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1893年不得不关闭。周学熙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后，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水泥便宜，所以向清政府奏请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1900年4月得到清政府同意，开始筹备建厂。经营矿务局周学熙首先委任开平矿物局矿师李希明任经理，聘请德国技师汉斯·昆德为总技师，汉斯·昆德等人对唐山的土石进行化验，发现唐山土石是制造上等水泥的最好原料，一切准备就绪，水泥厂即将开工。就在这时1898年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周学熙因事又不在唐山，作为开平督办的张翼吓得躲在寓所不敢出门，开平矿物局乱作一团，恢复细棉土厂一事暂时搁浅。爱国的实业家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后，英德军队占了唐山矿区。在混乱中，英国商人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官员德国人德璀琳联合，连吓带骗，从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细棉土厂，其中包括唐山、林西两座煤矿、承平银矿，天津总局的房屋，天津塘沽、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的运煤码头及运河、轮船等。他们转手又卖给了英商墨林，墨林又转手将之卖给“东方辛迪加”，1900年底组成开平矿物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承接了开平矿物局的全部产权。 
周学熙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不顾威胁，断然拒绝签字，愤而辞去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复建唐山细棉土厂1904年袁世凯让周学熙在国内负责办理“收开”的交涉，周学熙调来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案卷，经反复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张翼的出卖，开平新公司已经在英国注册的事实  京师自来水公司票据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细棉土厂。 
原来，唐山细棉土厂在垫款抵押开平矿时曾与开平立约：如果一方不愿合办，可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即可分办。这些资料原来都保存在汉斯·昆德手里，汉斯·昆德是个正直的工程师，他目睹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矿务局的经过，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正是凭着这些文件和资料，周学熙收回了细棉土厂。 
收回细棉土厂后，周学熙将它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因旧厂股本早已亏蚀尽，他把旧厂固定资本压低折价，动用自己淮军银钱所的存款，按老股本十万元结清旧案，又借一部分官款，还招集商股，待商股招满后迅速偿清所借官款，使这一官营企业逐渐转为私营企业。 
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洋灰公司创办章程》规定：“本公司资本，以100万元为额，凡系本国人民均可附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一率均享受股东之权利。”注重技术改进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周学熙注意改进技术，时刻关注西方水泥制造工艺的改进和新设备的发明，一旦有新设备能促进水泥质量的提高，他总是不惜重金买进使用。启新公司的水泥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有名的建筑，都是用启新水泥建造的。
斗争到底
背景1905年起英商变本加厉掠夺中国矿权，他们不仅采了开平矿区所属的矿坑，还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与开平矿区毗邻的滦州的矿源。周学熙认为如不先开采滦州矿源，该地区矿权势必旁落，北洋一切资源将被外国人掠夺。建立开滦煤矿1907年他向袁世凯呈递“陈开滦矿界文”的建议，请求创建滦州煤矿，通过开发资源，收回权利，即“以滦收开”，最终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转咨农工商部准予注册，并下令“滦州地方三百三十方里矿界以内不准他人开采”，使滦矿比开平大10倍，还明确该矿系为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以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在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担任总经理。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专用铁路，安装电话。他还派人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使煤炭质量大大超过了开平，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收回开平煤矿1909年冬天，在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支持下，周学熙再次主持收回开平煤矿的事务。由于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可见收回开平煤矿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经济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由于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从中破坏，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听信了张翼的胡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而滦矿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收开一事功败垂成。与英商斗争到底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十分痛恨，他下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周学熙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两家公司都要倒赔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双方处境都很艰难。最后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赞成与开平合作。开滦矿务局的回归面对着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滦州煤矿的股东们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收回开平煤矿是周学熙的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未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周学熙却已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创办银号
背景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制造货币、整顿金融。这不仅与整个经济界有关，也关系到能否巩固袁世凯的政治地位。袁世凯将周学熙调到天津，委派他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督办天津官银号周学熙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袁世凯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被周学熙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圆满解决，对他大为赞赏。到1907年3月，天津银元局各造币厂共铸银元571万多元。由于铜元式样新颖，便于携带，人们都乐于使用，因此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 
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筹措资本时，袁世凯试图官方不出钱，只用商人们的钱开办银行，自己从中渔利，结果绅商们都借故退出。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也遭到拒绝。这时，周学熙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  周学熙趣园别墅遗址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他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定人员，明职责，待遇与资格挂钩，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层层负责的责任网，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还编订了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例如在办公时，以公事为主，不准闲谈。即使休息时，也不许高谈阔论，干扰他人行事。为了确保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改组后的官银号还规定每年“官本所得息银，除准允督宪提用外，其余一切官本、护本、公债及各项存款，无论何次公用，永不能提支”。 
另外，无论是公司、局、所还是商号前来借款，必须先查明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没有确切的偿还保障，概不出借。这条规定十分重要，它禁止了军政各方的硬性摊派和人情贷款，使银号避免了大量的呆账。经过周学熙的改组，官银号扩大了营业范围，增加了营业项目，活跃了市面金融的周转流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直隶工商业的发展，成为直隶全省重要的金融枢纽。袁世凯对周学熙格外嘉许，把北洋政府的行钞、铸币、财政、金融大权统统交给他掌管，周学熙成了真正的“财神爷”。
京师水厂
背景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为京城百姓谋福利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越来越成为问题，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地下水因含矿物质较多，历代井水苦咸，水垢较多，不宜工业用水，也不宜食用。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多次奏请清廷设“京师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但因为北京缺少资金，更无合适的经办人而始终未建成。1908年由袁世凯推荐让周学熙办理京师自来水事务。他立即挑选肯实干、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招集商股的时候，为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章程规定只招华股，不招洋股。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招股进展顺利，工程很快施工。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建立京师自来水周学熙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后，与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企图提高工程费用。没想到周学熙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比预算大为减少。在施工期间，朝廷又发生变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疴”，自来水公司的工期也一推再推。尽管如此，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和施工，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该工程开北京市水建工程之先河，孙河、东直门两座水厂和城内由干管、支管、终端水管组成的供水网络，构成了北京市供水方面的初步格局。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的实业生涯中，京师自来水公司也有着不同于其他事业的意义，这是最直接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工程。
社会评价
周学熙作为一个政治家，曾经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他为挽救国家危亡，特别是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进行过努力，但是由于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面性，他无力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也不可能改变袁世凯所推行的独裁卖国统治。相反的，由于形势所迫，他也参与了“善后大借款”等饮鸩止渴、出卖国家利权的事情。他越是为此废寝忘食、苦心积虑地干，越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也与自己的初衷———离得越远。这是周学熙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周学熙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他将周氏家族聚居天津，齐心协力创办“周氏企业集团”，经过苦苦经营，多年努力，周学熙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亲手营造起一个庞大的实业集团。
这个在其后几十年为世人瞩目、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大大改变了华北地区轻纺工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对改变中国纺织业的布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氏企业集团”逐步奠定了周学熙“北国工业巨子”、北方实业之父的地位，他把中国北方的近代工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把整个周氏家族，带上了日新月异的实业救国之路。
周学熙投身实业，实际上是在追寻一个强国之梦，他一生所经过的创业的艰苦、守业的辛酸、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构成了一幅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奄奄一息中苦苦挣扎，在寒风严霜中努力培植民族工业的悲壮画卷。而周学熙这位中国民族实业家，他的实业救国事迹已经被收入中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