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戎嘉余
简介
戎嘉余，中科院院士、地层古生物学家。
长期从事早、中古生代腕足动物系统分类和群落生态研究  戎嘉余 院士（如与王钰院士合作的广西早泥盆世郁江期腕足动物群），多次作全球腕足类动物地理学的总结。阐述晚奥陶世赫南特期腕足动物群落分布及环境，识别受温度控制的三大生物地理域；研究晚志留世动物群，划分出中-澳动物地理区。参与负责国际“无脊椎古生物学论丛”中腕足动物卷3个目的编著，揭示扭月贝族和早期石燕的腕骨构造宏观演化规律。主要根据腕足类生物地层学，修正我国某些奥陶、志留纪地层对比问题，为确立与全球对比、区测填图和古地理研究提供依据。还提出华南志留纪海平面的升降规律。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少年追求
戎嘉余， 
1941年12月7日出生于上海，1958年高考填报志愿前，他的哥哥戎嘉树(早  戎嘉余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长期从事花岗岩研究)从前苏联考察地质归来回到上海，与他一席长谈影响到他的一生。戎嘉余朦胧地意识到地质工作对于祖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野外工作的艰辛与乐趣。他决定报考地质院校，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与找矿系。从跨进学院大门，开始了他的地质生涯，从而注定了要与大山打交道。 在北京地质学院，老师们教给他许多知识，最重要的是怎样培养成一个有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素质的大学生：一方面要学习地质知识，有独立工作和单独在野外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进行思想和意志品质的磨练和考验，在艰苦的环境中有不怕困难、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还在他上一年级的时候，在测量学陈老师和普通地质学丰茂盛老师的带领下，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香山测量和周口店地质填图实习，学到了不少基础知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以身作则的榜样使他懂得了野外实践的重要性。
戎嘉余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期间，正是国家遇到三年困难时期，但学校的环境与氛围，高元贵院长等校领导的关怀爱护，老师的教书育人，班集体的互助友爱，使他开始认识到爱祖国、爱集体、爱地质事业的真谛，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遵仪、王鸿祯、郝诒纯等老师们对教育的忠诚、对学生的真心爱护、对地质事业的执着追求，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杨式溥、何心一等众多老师的求实、求真、注重实践的作风和其他优秀品质给他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60年代初，杨遵仪老师虽已年过半百，仍带领学生到贵州进行野外考察，与学生一起爬山 
  戎嘉余赶路，一起采集化石，不怕苦、不怕累；每当发现好化石时，杨先生那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使初出茅庐的学生深受鼓舞。野外实习，不仅教给戎嘉余许多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更培养了他对化石的兴趣和爱好。四年大学生活使他懂得了：要做一名地质工作者，尤需培养非凡的素质，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做好工作。在四年的时间里，戎嘉余和同学们共参加过三次野外实习，每次约3个月。1959年夏，他还是一年级的学生，在黄文文、李福绵等高年级学长的带领下，赴鄂西北山区进行区域地质填图实习。他们自带干粮和行李，爬山涉水、日晒雨淋，曾一天走过50多公里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和乐趣。从二年级起，他开始学习古生物，被安排到被誉为“地层古生物宝库”的贵州省进行野外实习。在杨遵仪、杨式溥、何心一、张诚立、刘淑梅等许多老师的实地指导下，在高年级同学(如周志强、史伦祥、何卓生等)的热心帮助下，在考察古生代地层的实践中，他学到了野外工作的一些初步知识和基本方法，逐渐懂得了地质工作一旦离开了野外实践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道理。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工作的基础。1961年，他和杨家马录(当时的研究生)一起带队与低年级同学赴黔东、湘西进行寒武纪生物地层野外实习，第一次自己测制剖面，采集和鉴定化石，编写论文报告。在杨遵仪老师的指导下，他于1962年夏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作了《黔东、湘西中、上寒武统的三叶虫化石群》的论文答辩，使他在地质古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受到了第一次系统锻炼。
寒窗苦读
经杨遵仪老师的指点和鼓励，1962年秋戎嘉余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开始研究生学习， 
师从著名的王钰教授，研究方向是“早古生代地层与腕足动物化石”。  戎嘉余从此，腕足动物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王钰教授在召见他的第一天，就给他定下了毕业论文题目——《华南小达尔曼虫层的腕足动物群》，还将多年采集收藏的化石标本无私地赠予他研究，这些材料后来就成为他毕业论文基础的一部分。这一提携青年、无私奉献的举动强烈地感染了他，使他一踏进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就感受到研究所和老师的关怀。他暗下决心，要尽力完成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从此，他从一个活跃的学校环境一下子来到了静谧的研究所里，开始了他那漫长、枯燥却又充满无穷乐趣的地层古生物学研究生涯。 戎嘉余一方面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基础课程，特别是两门外语学习：在中学里，他学的是俄语，研究生时要突破英语从头学起的许多难关；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专业课程，包括对早古生代常见动物门类的学习。那些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为学习如何进行古生物分类工作，向老师和许多学长们虚心求教。为圆满完成毕业论文，他经常在专业图书馆里查阅文献资料，并开始与外国学者联系，了解世界奥陶—志留纪界线地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963年夏，经王钰教授安排，他随研究所内黔北地层队进行野外考察。在张文堂老师、陈旭学长等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参与测制遵义、湄潭、桐梓一带早古生代地层剖面和采集化石标本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较多的实际知识，增长了对相关地层和古生物化石的感性认识，积累了重要的野外工作经验。他还在许汉奎的陪伴下，奔赴黔西北的毕节、黔东北的思南和松桃等地，考察了奥陶系、志留系及两者界线地层，采集相应层位中的腕足动物化石，为后来的毕业论文的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学术环境给他印象极深。对许多老前辈的学识与为人，尤其是对“三严”(严格、严谨、严密)的科学作风，耳濡目染、黔化阴孚。王钰、卢衍豪、穆恩之等老先生多次告诫年轻人，学术成果是科学的阶段总结，一定要求实、求新、做好、做深，丝毫马虎不得；发表一篇文章绝不能仓促，自己一定要严格把关，一看再看，还要请别人帮你看出问题，让错误尽力消灭在出版之前。这些使他深深地懂得了，一旦本应发现的错误不经意地发表了，印成铅字就永远改不了了，那将成为永久的遗憾。 
1964年，王钰教授曾给当时的年轻人做过一个报告，题目是《脚踏实地打基础，循序渐进攀高峰》，这句话后来一直成为指导戎嘉余学术生涯的座右铭。他开始认识到，古生物研究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与广博的知识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踏实、勤奋的学习态度，都得“笨鸟先飞早入林”。这为他今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66年春，正当他为论文收尾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
1970年和1972年，他参加了西南石油会战，每年用长达8个月的时间进行艰苦的野外考察。在穆恩之老师的带领下，他与杨学长等同事测制了许多地层剖面，采集了大量的化石标本，使他对奥陶纪、志留纪地层更加熟悉，积累了更多的奥陶—志留纪界线地层的化石资料。这些材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世界上鲜为人知，为他的许多论文工作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以毕业论文为基础，增添了许多新资料，写成了题为《中国的赫南特贝动物群并论奥陶—志留系的界线》的论文，在《地层学杂志》上发表，受到许多人的关注。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杂志上单独发表论文。
1982年，他应邀赴北欧参加国际奥陶系大会，并被特邀在大会上做题为《奥陶纪末赫南特贝动物群的分布及其涵义》的报告，受到与会同行专家的好评。
职业成就
戎嘉余长期致力于地质历史时期(早、中古生代)腕足动物的系统分类研究， 
建立了中国该时期的化石序列，揭示了各动物群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为基础薄弱的早古生代腕足动物研究作出了贡献。率先在国内开展早、中古生代腕足动物的群落生态研究，用它和生物古地理相结合的方法，多次进行全球腕足动物化石群的总结，识别出晚奥陶世三大生物地理域、中晚志留世生物地理区等。应邀完成世界权威论着《无脊椎古生物学论丛》中腕足动物卷三个目级分类单元的编写，创立了扭月贝目的分类原则，阐明其宏演化的趋势；在中国东部奥陶纪地层中发现全球最早的石燕化石，首次揭示其腕骨构造的演化和石燕类散布的规律，被世界权威认为是研究石燕类起源和腕足动物腕螺的一流经典成果；70年代率先与合作者提出中国志留系对比的新观点，澄清了长期难以正确对比的混乱局面，为确立与全球对比、区测填图和古地理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常年追踪古生物学研究的前沿，最早开展华南志留纪海平面升降研究，积极组织并主持《理论古生物学文集》的编写，主持“华南古生代三次大灭绝后的生物复苏”等项目，为推动中国古生物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00年，以他为首席科学家提出的研究项目“重大地史时期生物的起源、辐射、灭绝和复苏”，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被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批准立项，并于2000年4月正式启动，这是迄今中国在地层古生物学领域资助强度最大的项目。
1.门类古生物学三十多年来，他全面研究了中国许多地区奥陶纪—泥盆纪腕足动物的系统分类，以第一(部分第二)作者描述并厘定了逾500种腕足动物化石，其中168个新种、34个新属(或亚属)、5个新科(或亚科)，建立了较完整的化石综合序列，不仅大大改观了基础薄弱的中国早中古生代腕足动物的研究面貌，而且也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各区腕足动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为深入探讨中国该门类化石的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和在世界生物地理区系中的位置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986年与王钰院士合作的《广西泥盆纪郁江期腕足动物》一书，对东亚著名的“东京石燕动物群”中两万余枚标本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类研究，在精心制作出千余个系统切面的基础上识别出36属、69种，并首次阐述了该动物群的生态群落及其演替，根据不同数理公式得出的结果探讨了它在研究全球泥盆纪古生物地理区系中的意义，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0)。由于在腕足动物研究中做出了成绩，他被主编AlwynWilliams教授等邀请参加并完成了《世界无脊椎古生物学论丛》(Treatise)《腕足动物卷》中三个目(扭月贝目、五房贝目、无窗贝目)的编写，并被视为中国腕足动物学科的一位带头人(摘自Williams教授1996年10月14日给他的信)。
2.生态学和地理学他深刻地意识到地层中化石群的背后隐伏着生态系统，若单纯研究化石还不足以揭示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他在国内最早开展奥陶—泥盆纪腕足动物群落生态研究，识别以腕足动物占优势的一系列海洋底栖群落，并探讨其分布型式和环境控制因素。他强调群落生态与生物古地理相结合，多次进行全球奥陶纪、志留纪腕足动物的总结。1988年他从群落生态角度出发提出全球晚奥陶世动物群主要生活于内陆棚或陆表海底域并据此新建受温度控制的三大生物地理域，被认为是对全球晚奥陶世腕足动物最深入的总结。他还首次提出中晚奥陶世广布全球的叶月贝动物群除主要分布在较深水域外并向浅水域散布的新认识。根据对亚澳中晚志留世小莱采贝和图瓦贝动物群的深入研究，新建中澳和蒙古—鄂霍茨克动物地理区等，相关论文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后均获好评。他与穆恩之、王钰院士等合着的《中国志留、泥盆纪地层和群落生态》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
3.古生物宏演化近十年来他用新的古生物学思想和理论探讨了腕足动物的宏演化。1994年在浙赣边区上奥陶统中发现全球已知最早的石燕化石，改变了石燕目源于早志留世的传统结论，使其起源时间提前约300万年，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1996年他与詹仁斌一起采用精细的系统切面方法继续研究早期石燕的腕骨构造，首次阐明侧展腕螺的起源、腕骨构造的演化和早期石燕的散布规律，论文发表后，国际《腕足动物论丛》新卷主编Williams教授称赞它是一项有关石燕起源的一流科学成果，无疑将被认为是研究腕足动物腕螺构造的一部经典(摘自主编1997年1月28日给他的信)；1994年他与英国学者RobinCocks教授提出扭月贝超科分类原则，发现副铰齿的起源过程与演化趋势，被《腕足动物论丛》新卷扭月贝目采纳。
4.地层学从事奥陶纪、志留纪地层研究三十余年。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奥陶系赫南特贝动物群的深入研究及其与笔石带的对比关系解决了争论已久的观音桥层的时代问题，确定了中国奥陶—志留系的界线。根据腕足动物等新证据，率先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合作者提出华南志留纪地层对比的新认识，并不断精确对比结果。将长期置于上志留统的鄂西纱帽组和黔北韩家店组改归下志留统，提出华南绝大部分地区缺失中晚志留世地层的新观点，将划归中志留统的滇东关底组和妙高组改归上统，从而澄清中国志留纪地层长期难以正确对比的混乱局面，为确立与全球对比、区测填图和古地理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80年代后期被推荐为国际地层委员会志留系分会选举委员(中国仅一名)，2000年7月又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5.其他针对国外出现许多古生物学新理论、新假说而国内了解者不多的情况，积极组织并与方宗杰等主编《理论古生物学文集》(1990)一书，受到尤其是青年古生物学者的欢迎，为推动中国古生物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大灭绝后的生物复苏”项目从1995年起，用中国完整而系统的材料揭示不同时期古生物及生态系复苏的规律，初步的研究成果已显示该项研究的潜在科学意义。他还注重古生物学在地质学中的应用，最早在国内探讨华南志留纪海平面的变化(1984.1997)，提出华南晚奥陶世沉积相、生物相和环境模式(1987)，记载中国前第四纪的岩岸地质证据(1996)，受到行家的好评。
辛勤的汗水培育出累累硕果，戎嘉余院士迄今已单独或合作发表论文110篇(其中第1作者51篇，在国外发表46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次、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各一次等奖励。被原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1991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5年)称号。先后被评选为南京市劳动模范(1995年)、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并获省立功奖章(1995年)、江苏省劳动模范(1996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多次应邀赴国外进行合作，取得系列成果，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应邀做大会主题报告，备受国际古生物学界的瞩目，被推选为国际地层委员会志留系分会副主席、主席，国际古生物协会机关刊物《Lethaia》编委，英国古生物协会的海外代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