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宗岱
人物简介
  梁宗岱姓名：梁宗岱
性别：男
祖籍：广东新会
生卒：1903～1983
职业：中国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外语教育家、医药专家
主要作品：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文论《诗与真》
人生经历
梁宗岱，祖籍广东新会县司前白庙同安里。1903年9月5日（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在广西百色。
小时候接触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三国演义》等。其父业余常在灯下课以“ 四书” 、“ 五经”及唐宋八大家文，故早年文思畅通，立志献身于文学。同时受其父影响，对制药治病也感兴趣。 启蒙在广西百色小学， 仅读了一年，后回乡。在新会大泽读中学，后去广州东山培正中学。[1]
在广州培正中学读书时，主编校刊《培正学校》和《学生周报》，并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秋入岭南大学习文科。次年赴意大利留学并游览欧洲，学习德、英、法、意等国语言，在刊物发表译作。回国后，受聘任北京大学法学系主任，清华大学讲师，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广西与友人创办广西西江学院，任代理院长。1950年10月出席广西人民代表大会。曾被诬入狱。出狱后受聘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迫害。后被恢复名誉。翻译过莎士比亚的诗歌和歌德的《浮士德》等名著。代表作有《梁宗岱选集》、诗集《晚涛》、词集《芦笛风》、论文集《诗与真》等。
1983年11月6日在广州病逝。
梁宗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诗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的罕见人才，可谓名满文坛。
生平轶闻
身前身后名1934年，一宗颇为“有趣”的离婚案件成为北京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一名家庭包办婚姻的媳妇何氏上京向一位北大教授讨回妻子“名分”，该教授并不承认婚姻的有效性，闹到法庭试图解除婚约，但由于不赞  广州培正中学成朋友离婚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出庭作证，该教授一度败诉；直至后来又颇费了一番周折，该教授对何氏作了赔偿，婚约才正式解除。这件事听起来就像一宗近代版的“铡美案”，所不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陈世美”并没有因此而被强行押上“虎头铡”。时隔7年，又是这位已经名声远播的教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同居风波”。他在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期问偶然看了一出粤剧，并对饰演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不顾社会舆论压力，与现任妻子、女作家沉樱分手，跟甘少苏结合在一起。
  世界文豪歌德对于“梁宗岱”这个名字，熟悉20世纪中国文艺的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即便不完全了解他的生平，也一定听说过他的奇闻轶事－－至少，应该读到过他所翻译的文字：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等世界文学大师的诗歌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与他的大力译介息息相关。“著名诗歌翻译家”的名号戴在他头上，相信谁也不会感到意外。而对于梁宗岱的诗人身份，要获得承认也许就不这么简单。著名的《芦笛风》，不过是一个旧体词的合集－－旧瓶装新酒?在白话文日益进入人们生活的当儿，在人们注重打破一切旧有形式的年月，这样的集子只会遭到大规模的批评甚至嘲弄。然而梁宗岱并不与人们苟同，“就是词又怎样呢，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晕眩?”这是他的理由，也是他作为一名“诗人”独特个性的极佳表现。对梁宗岱来说，他这个人本身、他的所作所为、他一生的“传奇”，足以构成一首宏伟的大诗－－即便他的诗写得很少，甚至在晚期完全放弃了诗歌创作。 
用一生来完成一首诗，“一生”就注定要成为为这首诗所付出的代价。所有能够称作“传奇人物”的人都是如此，这是他们共同的宿命。20世纪初，一个大变革时代的起点，这样的传奇人物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少年得志，16岁时获得的“南国诗人”之美誉一直伴随他的一生；留学法国，所接触的中国同胞都是名声响当当的人物－－这还不算什么，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嘴里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28岁，便被聘为北大教授，文学青年们源源不断地慕名拜访；再加上如上
所述的“风流韵事”，使他早早步入了“文化明星”的行列，以强烈而突出的个性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人生的“得意之秋”匆匆度过，之后面临的是人生境遇风起云涌的大转变。
1951年，港澳及海外曾一度盛传他已屈死在狱中，“生前”好友甚至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死”的经历，第二次“死”，是在“文革”初期。1966年，粱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于是香港第三次风传梁宗岱不在人世。  莎士比亚两次都没有“死”成的梁宗岱，依然个性强烈，乐观如旧，并潜心致力于“制药”，同时向人们赠送药品。这可能是很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一代翻译大师，怎么会“沦落”到“制药”的地步?究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家原本就有制药施医的传统，祖籍广西百色又盛产药草，梁宗岱爱上制药在情理之内。若非时代发生变故，梁宗岱成为一名著名的制药者也不一定。
风流、乐观、好争辩的梁宗岱，由翻译家、学者转向“制药者”的梁宗岱，从1917年14岁时起，就与广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后半生－－从1956年中山大学筹办法语专业，他被聘为教授起－－全部都是在广州度过。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梁宗岱随外语系转至广外，任广外法语教授，之后广外便成为他最终的栖息地。在广外校园内，从一片五六十年代建的小阁楼丛中穿过，云溪路10号，记者看到了梁宗岱的故居。他
曾经的学生、同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校长黄建华一边打量着熟悉的故人地，一边给记者讲述梁宗岱的生平，由衷的自豪与忧伤的怀念齐上眉梢。一首大诗已经完成，诗与诗人最终融为一体，不管称他做“翻译家”还是“学者”或其他什么名号，历史因为粱宗岱的曾经存在以及他所完成的人生之诗，而多了一抹定格了的奇妙色彩。幼好斗学龄前的宗岱顽皮好斗，从不服输，故有“翻天郎”的美称。他每次跟别人的孩子打架，总是得便宜占上风。所以，街坊邻里的大人都叮嘱自己的孩子别招惹梁宗岱，免得吃亏。看见宗岱从远处奔跑而来，大人们就急忙地把自已的孩子喊进屋里，并吓唬说：“梁全泰的孙子来了，别乱跑!”(粱全泰是梁家一间商店的牌号)这时的小宗岱浑身是劲，脑袋机灵，神气十足。有时还对那些躲在大人背后的小朋友吆喝：“梁全泰的太公来了，谁敢出来比试比试?”敢应声来比试者不见一人。但这不意味着宗岱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他只是喜欢打抱不平，看不惯那种欺软怕硬的拙劣行径而已。少成名少年时期的梁宗岱先后在广州《越华报》、 《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
随着诗作接踵问世，各界赞誉亦随之而来，年仅16岁的宗岱就被誉为“南国诗人”。广州各报馆的记者闻讯纷至沓来。有一次，一位记者来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小小年纪，便信口答道：“找你父亲梁宗岱”。梁宗岱慢条斯理地说：“你不是要找梁宗岱么，我就是梁宗岱。”那位记者惊诧不已。喜争辩在梁宗岱留法期间，中国的文人、艺术家，如刘海粟、朱光潜、傅雷、刘抗、陈人浩、张弦等先后踏足巴  傅雷黎。他们在学习之余，有时会聚一起议论文学艺术，叙谈友情。梁宗岱虽不是画家，但对油画却颇有见地，常去美术馆参观画展，或去刘海粟住处欣赏油画。刘海粟一次去巴黎近郊玫瑰村探访朱光潜时作《玫瑰村》一画。完稿之后一直挂在墙上，自己颇为欣赏。一天早晨，他正想去美术馆，恰巧傅雷和梁宗岱两人来看画。傅雷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响。”梁宗岱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傅雷耿直，认定的事就坚持到底，而梁宗岱也不肯随声附和，谁也不服谁，越争越激烈，眼看要动手。旅馆老板不懂华语，不知道争吵的原因，慌忙打电话请来警察局长。局长赶到一听经过，大笑而去。两位老友也都相视而笑，和好如初。多情种在法国，梁宗岱倾心爱恋着一位姑娘安娜，并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姑娘的名字－－白薇。1925年2月20日，他在认识安娜不久便在日内瓦湖畔写下一首《白薇曲》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情谊。9·18事变后，“祖国高于一切”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因此，梁宗岱决心忍痛和安娜分手。宗岱回国前夕，安娜和她母亲正在西班牙游览。他饱含着难舍难分的心情写信给安娜，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并以此向她们母女告别。安娜接信后，十分惊讶、着急，立即回了一份电报，说她马上返回巴黎，要他千万等她回来再起程。可是，梁宗岱怕再见安娜，担心被安娜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深深吸引着无法脱身，便毅然起程回国了。安娜赶到巴黎时，已是人去楼空。她独自伫立窗前，望着塞纳河的滔滔流水失声哭泣，追思着梁宗岱的身影，怨恨梁宗岱太无情无义了。但她哪里知道梁宗岱内心深处的痛苦。他久久割不断心头的那一缕情丝，安娜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后来，他和沉樱女士结婚，生的第一个女儿，就取名为“思薇”，可见他对那位法国“白薇”姑娘的一往情深。  蒋介石重性情1944年的秋天，在梁宗岱刚刚完成培训班一个学期授课任务后，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粱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来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去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终于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召见”。
可爱宗岱
诗人彭燕郊有篇写梁宗岱的文章，题目叫《可爱的梁宗岱先生》。的确，生性放荡不羁、爱与人争辩的梁宗岱先生，确可谓之“可爱”。  徐志摩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诗刊》创刊，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柏林的梁宗岱写信给徐志摩，谈论他对《诗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啰嗦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 
即便如此，梁宗岱的好辩，徐志摩也算不上领教最深的一个。游欧时就与梁宗岱熟识、回国后又一起共事且同住、被梁宗岱称为“畏友” 的朱光潜，感受无疑要深刻的多。梁宗岱曾说：
“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京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  《繁星》作者巴金而这段文字，是梁宗岱在日本时，见到朱光潜发表的文章，“胸中起了一番激烈的辩论”却无法当面争辩，只好诉诸文字的说明。这次争论的是“崇高”问题－－即收入他的《诗与真二集》中的《论崇高》。 
但着文辩论并非因为梁宗岱身边缺乏争论的对象。巴金先生1936年1月写于横滨的散文《繁星》，写的是他与梁宗岱在日本的交往，其中写道：“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
难怪诗人杨建民称争辩是梁宗岱的“生活方式”。而1930年代北大教授温源宁，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
“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精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有时，梁宗岱与人争辩甚至真会“伴武”。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他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
“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的确，这种潇洒风度，这份认真精神，不但令旁观者难忘，今人读了也同样印象深刻。
梁宗岱的好辩也不仅限于学术问题。据说，梁宗岱在巴黎时，一次在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吃饭，一个德国人无理取闹，并骂中国人是懦夫，梁宗岱怒气冲冲地上前与他理论，并与他扭打起来，三两下就将其打得认错求饶。诗人卞之琳在怀念梁宗岱的文章中曾记录道，1937年抗战爆发，梁宗岱南下时暂住天津法租界旅馆候船，曾邂逅一个倨傲的法国权势人物对他肆言中国抵抗不了日本的侵略，梁宗岱就用法语辩论说中国必胜；后来上街后抄近路返回旅馆，遭到法国巡捕的无理阻拦，正好又遇到那个被他辩驳反而对他产生敬意的权势人物出来说话，得以放行。  梁宗岱好辩，其实是梁宗岱独特个性的体现。诗人本质的梁宗岱，自幼便特立独行，举止行为有时让人不好理解而又颇感好笑。1921年夏天，梁宗岱被父母骗回家中与素昧平生的何氏成婚，他拒不同意，大吵大闹，独自赤身裸体关在房中，外人无敢进入。据他在复旦大学时的学生回忆，时任外文系主任的梁宗岱生活落拓不羁，其住宅除了一席床位什么家什也没有，墙上却挂着一幅大尺寸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亲笔签名赠他的肖像。春夏时节，常见梁宗岱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着凉鞋，雄赳赳地走进课堂。他还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兴致勃勃，不让青年。
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时常被提及的另一件事，今天读来也很有趣。1944年秋，蒋介石企图把梁宗岱拉入他的“智囊团”，曾三次派人持其亲笔信召见，都遭拒绝。最后蒋派其亲信、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徐道麟坐蒋的轿车来到学校，要接他去见蒋。梁宗岱谎称自己刚下课，肚子很饿，拉上校长章益三人一同去吃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召见”。
婚姻经历
梁宗岱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还包括他丰富多彩的婚恋史。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的举动，在当时乃至后来都成为受人非议的“绯闻”。
第一次婚姻让他背上“陈世美”骂名
中学尚未毕业，祖母便在家乡为梁聘下一何姓女子，诱骗他回乡强迫成婚。婚后梁宗岱一直抵制洞房，把自己幽禁在书房。家人进来劝说，他立即全身脱光，大声厉叫。来骚扰的人多了，他干脆全身赤裸，坐在屋里看书。
后来他与何氏口头商定：解除二人婚姻，由他出资送何氏赴广州读护士学校，学成以后各人婚嫁自由。何氏读完护校，嫁人生了4个小孩。  胡适先生谁知梁宗岱留学回国任北大教授，声名远播，何氏闻讯从广州特意来到京城，要求与梁共同生活，闹上法庭。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出面为何氏作辩护，这出“陈世美案”轰动北京市。之后梁宗岱赔偿损失才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这次婚姻官司之前，梁宗岱在法国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一位叫安娜的姑娘热烈地爱上了在巴黎出尽风头的梁宗岱。梁也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白薇。
为粤剧花旦不惜抛妻弃子掀起轩然大波
1925年，他在日内瓦湖畔写下定情诗《白薇曲》。1931年梁宗岱回国“共赴国难”，才忍痛与安娜分手。多少年以后，他仍然想着安娜，后来他和妻子沉樱结婚，生下的第一个女儿，就取名“思薇”。
1934年，梁宗岱与在北京某中学任教的沉樱结婚，后者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有名女作家和翻译家。婚后两人度过一段甜蜜而稳定的生活，育下一男二女，但在1942年，梁宗岱却为一名粤剧花旦不惜抛妻弃子，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当年，梁宗岱回百色处理父亲后事，偶然被朋友拉去看粤剧《午夜盗香妃》，被花旦甘少苏的表演深深打动，写诗相赠：“妙语清香句句圆，谁言粤剧不堪传？歌喉若把灵禽此，半是黄鹦半杜鹃。”
知名教授与天涯沦落人的花旦一见钟情，已是惊世骇俗，何况当时甘少苏还被一国民党军官钟某霸占。然而梁宗岱不为世俗的眼光所动，后来他知道甘少苏受尽欺凌，多次寻死不成，更是生出同情之心，常去看她演出。
“他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  梁宗岱每次梁宗岱都写诗词相赠，后来便编成词集《芦笛风》出版，是与甘少苏爱情的结晶。为救甘少苏出苦海，梁宗岱甚至筹了3万元巨款，才把甘少苏赎出，两人于1943年3月登报结婚。沉樱知道此事后，毅然带子女离开梁宗岱，后来远避他乡。
能终生与梁宗岱夫妻相守的是甘少苏，他们共同生活了整整40年。
甘少苏在回忆录中说：“在纵情声色、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宗岱抛弃了世俗观念，用艺术审美的眼来鉴别人的品性，从社会的最底层发现了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走出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法语教育
在文化成就之外，梁宗岱还是一位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外语教育尤其是法语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从28岁留学归来出任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和系主任，到80高龄在广外去世，梁宗岱有40年是在三尺讲坛上渡过的。他以诗人的激情和学者的谨严，为先后执教过的北大、南开、复旦、中大、广外等高校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著名的诗人、学者或外交家。
据他在复旦大学时的学生回忆，时任外文系主任的梁宗岱生活落拓不羁，其住宅除了一席床位什么家什也没有，墙上却挂着一幅大尺寸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亲笔签名赠他的肖像。春夏时节，常见梁宗岱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着凉鞋，雄赳赳地走进课堂。他还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兴致勃勃，不让青年。
梁宗岱的后半生－－从1956年中山大学筹办法语专业，他被聘为教授起－－全部都是在广州度过。近日记者走访了梁宗岱生前在中大的学生刘志侠和卢岚夫妇，以及在广外任教期间的学生徐真华，共同追忆这位传奇一生的文化名人。
中国拜伦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他祖籍广东新会，1917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少年得志，16岁时就获得“南国诗人”之美誉。1923年他保送岭南大学文科，第二年踏上赴法留学征程。
留法期间，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口中所获的赞誉，成为梁宗岱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28岁。1941年～1944年受聘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已经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
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誉为“最佳翻译  梁宗岱作品” 
如今对梁宗岱的学术评价，主要肯定其在诗歌创作、翻译、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徐真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梁宗岱先生近乎完美的西诗中译和精当独到的西方现代诗歌理论评介，标明他对异域文化的深刻理解；同时他又是中国文化的出色的传播者，他因《陶潜诗选》法译本与保尔·瓦雷里和罗曼·罗兰结下的深厚友谊，成为跨文化交流史上广为传诵的佳话。更为重要的是，梁宗岱先生通过中西诗学与文化的汇通，建立起自己极具现代性与本土性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直到今天，他的这一诗学大厦，仍是探讨中国新诗出路的人无法绕开或回避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委员柳鸣九称“梁宗岱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丰碑”；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悉数收入由众多译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亚全集》，被余光中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翻译的歌德《浮士德》，虽然只有半部面世，却被海外学者认为是目前《浮士德》译本中最优秀的……
“他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充满了激情”
古来书生多文弱，但在梁宗岱这里却是例外。他平生追求欧洲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一种美好理想，即人的全面发展，健全的智力寓于健全的体格。
有关于梁宗岱体格之强壮、体力之过人的故事很多。在复旦大学时，他应邀参加重要校务会议，却于会议前临时到几十里外的村子去了。人家以为他无论如何赶不上开会，结果他不但在会议开始前回到学校，并且背着一头奶羊，说是村上农民卖给他的。梁宗岱的神速和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则认为这太寻常了。
与体格相匹配的，是梁宗岱强烈而突出的个性，因此他的公众关注度一直很高。  梁宗岱著作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在其上世纪30年代所写的《一知半解》一书中，有一段对宗岱的记述：“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
留学归来，进入中国文坛的梁宗岱，爱争辩的名声迅速传播。
他与美学家朱光潜“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他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敬重的李健吾“滥用名词”；他挖苦他的朋友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  沈从文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由于他的尖刻犀利，作家沈从文把他的作风比作“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于是有人说，求真善辩成为梁宗岱的生活方式，温源宁在英文写作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
“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
“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而梁宗岱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他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学术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正当梁宗岱身负美名，决定在中国文坛施展更大抱负的时候，却身不由己地卷入国家民族命运动荡的惊涛骇浪中，中晚年经历坎坷多舛。谢绝盛邀1944年，梁谢绝蒋介石派人请他“参加国民党，当中央立法委员，享受中将级待遇，月薪500元大洋”的邀约，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定居，从此远离文学达十多年。 
“文革”前夕，当他将完成的《浮士德》(上卷)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稿准备交付出版社，一场大劫难突如其来，全部译稿均毁之一炬。多年来在诗坛上的成就，与罗曼·罗兰等国外文学家的交往，这时候都成了被批斗的“罪名”。  梁宗岱作品“文革”开始后，梁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1969年9月，中山大学西语系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他随调到该院工作。当时，编写教材，编汇法汉辞典，都要迎合“形势”，他不能接受，于是一直没有工作干。一个著名的诗人、教授，精通英、法、德、意四国文字的翻译家，被视为无用的“废物”!被视“废物”晚年直至1983年去世，梁宗岱鲜少论着面世。而人们见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采药制药－－这个当年被法国大文豪赞誉不已的学者“转行”去搞中草药了。
现任（2007年）广外（广州外国语大学）校长的徐真华1972年入读广外法语专业，他记得梁宗岱还是广外法语系教授，但已经不教书不带学生了，反而很专注于中草药的研发。
“我记得梁先生自己上山采药，自己煮药熬药，免费派放给有需要的人。他派药也不分什么尊卑身份，有次我去他家里做客，他知道我有鼻炎，马上拿出一坛药酒，说可以治好我的鼻炎。在梁老家里，病人吃了他的草药治愈的感谢信很多。”
“要是落到鲁滨逊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成为鲁滨逊的。” 
因为出身中草药世家，梁宗岱能辨识出中草药不同的特点和药性。他熟悉多种野果和树木，曾说：“要是落到鲁滨逊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成为鲁滨逊的。” 
梁宗岱不但采药，还潜心钻研《病理学》、《医药学》，创办制药企业，亲手研磨配制出了两种确有奇效的中成药“草精油”和“绿素酊”，治愈过不下五六百人的各种疑难杂症。
据他的夫人甘少苏介绍，梁宗岱不走中国传统医学“以毒攻毒”的老路，而取“祛邪扶正”之法。他发明的这两种药，尤其是“绿素酊”，和抗生素一样，能消炎杀菌，应付许多突发症，但无副作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浮士德》翻译然而，由煮字烹文而蹈入从医制药之路，梁宗岱晚年这个转行，不免带着深深的时代悲剧色彩。这个遗憾，其实一直烙印在梁宗岱心中，到他临离开人世的前两年，病榻之上，依旧念念不忘平生心愿－－完成《浮士德》(下卷)的翻译，以纪念1982年的歌德一百五十周年忌辰。
他似乎还欠着自己，欠着许多记挂着他的老朋友一笔旧账，他要在有生之年偿还它。最后的心愿终究没有完成，1983年梁宗岱在病榻中辞世，有人说他临闭上眼睛之前，发出的是一声低吼。
学生评述
真性情问：作为梁宗岱先生的学生，你们接触到的梁老是个什么样的老师？
刘志侠：我1958年入读中大法语系，是梁宗岱先生学生，后来留校工作6年，又做了梁老的同事。我最感激老师的是，他给我们展示了旧式知识分子的真性情，对我影响很大。这点从他上课就能看出，他的课堂非常自由，没有什么预先写好的教义，讲课开放又充满激情，天马行空，随意发挥，他的课是我们学生最爱听的。
徐真华：我进入广外，梁老已经不带学生了，但有时会开些讲座。但我们学生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他，比如说早晨散步时，广州10月份已经天凉，梁老还穿一件单衣，步伐矫健，见到我们念法语，还会过来聊几句，纠正我们的发音。我们感觉他是个热情开朗的长者，待学生很和善，后来从别的老师口中才知道他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成就高问：梁宗岱先生的学问和价值在近几年才被重提，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他好像没有得到应得的评价。
刘志侠：由于历史原因，梁老的作品长期尘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零散重印。身为他的学生，其实我们一直有结集出版老师生前作品的想法，我们夫妇的主编《梁宗岱选集》已经出版。作品跨越梁宗岱各个创作阶段，分为诗词创作、文艺评论、译诗和译文四部分。重新整理这些著述，我们仿佛又见到熟悉的梁老师，他的博学、直爽和雄辩，他的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几乎可以听到他的急促的呼吸声和猛烈跳动的脉搏。
徐真华：我个人认为梁宗岱先生的成就一点不下于徐志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徐志摩还是个文学青年，而梁宗岱已成名成家。任性任情、诗人气质和诗人风格，还有他特有的行为模式，成为梁宗岱的标志。在中国文学史上，梁宗岱先生是不可能被遗忘的。而梁老之前的作品被湮没，有历史的政治的复杂原因。广外搜集建立“梁宗岱著述与研究全文数据库”，目的就是重塑他的文学价值，力求保留这份给后人的珍贵遗产。未完成状态问：梁宗岱先生的中晚年，再没有多少著作产生，他的文艺之路被中途折断，晚年转去搞药，很多人为此都觉得遗憾。如果梁宗岱后半生可以专注于文艺创作，将有多少更具光辉的著述留给中国文学呢？
卢岚：同是诗人和诗论家的梁宗岱老师，1949年前十年开始沉寂，1949年后更加沉寂，十年“文革”又给他一身残疾。
到他想将“文革”中被烧毁的《浮士德》重译，将四年冤狱付诸文字，将丢失了的十年又十年的时光追回，奈何时不与人，握笔的手不灵，笔从手上掉下来。他的写作生涯中止在未完成的状态，没有画上句号。这使老师遗憾，也使读者遗憾。
这也是老师一种残缺的美，国事家事造成的不完美。然而，残缺美不妨碍一件艺术品成为杰出，如同胜利之神的断头，维纳斯的折臂。老师没有完成的计划，像一座冰山隐藏在水里的部分，大家看不到它的体积形状，却使人悬疑、猜测，无端得了个想象空间。
也许是这种未完成状态，正好是梁宗岱之所以成为梁宗岱。
作品简介
《梁宗岱选集》梁宗岱生逢乱世，经历了二十世纪最动荡的年代，始终不改诗人、学者之道，孜孜不倦追求真与美。除了大半生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外，文学创作成就骄人，无论年青时代才气横溢的新诗，创作高峰期独具真知灼见的诗论，以至字雕句琢的多种外语文学翻译，都带有独特的个人印记，历久如新，光芒永在。本集所选的作品跨越梁宗岱各个创作阶段，高峰期占的篇幅较多，分为诗词创作、文艺批评、译诗和译文四部分。所有文章都按照梁氏生前最后过目的版本重新校对，并补上必要的注释。梁宗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教授，创作广及诗词、中外文学翻译和文艺评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记。由于历史原因，他的作品长期尘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零散重印。“梁宗岱着译精华插图本”系列全面汇集梁宗岱的主要作品，以满足文学爱好者的不同需要，并为学者专家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本书为该系列中的一册，是一部综合文集，分为诗词、评论、译诗及译文四部分。
【图书目录】
梁宗岱传略
纷纭万象中，皆见永恒美
第一辑 诗词选
晚祷
途遇
附：Souvenir
泪歌
晨雀
晚祷
晚祷（二）
白莲
星空
夜露
苦水
晚情
芦笛风
芦笛风（五首）
鹊踏枝（五首）
商籁（二首）
诗词集外
哀慧真
战歌
自题
虎门怀古（二首）
第二辑 评论选
诗与真
保罗·梵乐希先生
论诗
象征主义
诗与真二集
谈论
论崇高
新诗底纷岐路口
忆罗曼·罗兰
诗与真续编
左氏浮夸辨
屈原
论《神思》
第三辑 译选诗
第四辑 译文选《新诗底十字路口》虽然新诗运动距离最后成功还很远，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却是不容掩没的事实。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与反省，如果我们不为"新诗"两字底表面意义所迷惑，我们将发见现在诗坛一般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代表的理论(意识的或非意识的)所隐含的趋势--不独和初期作品底主张分道扬镳，简直刚刚相背而驰：我们底新诗，在这短短的期间，已经和传说中的流萤般认不出它腐草底前身了。 
这并非对于提倡新诗者的话病或调侃；因为这只是一切过渡时期底自然的现象和必经的历程。和一切历史上的文艺运动一样，我们新诗底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种革命，就是说，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所以新诗底发动和当时底理论或口号，--所谓"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 
可是当破坏底狂风热浪吹过之后，一般努力和关心于新诗前途的人，一面由于本身经验底精密沉潜的内省，一面由于西洋诗底深一层认识底印证，便不自主地被引到一些平凡的，但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前面：譬如，诗不仅是我们是自我底最高的并且是最亲切的表现，所以一切好诗，即使是属于社会性的，必定要经过我们全人格底浸润与陶冶；譬如，形式是一切艺术底生命，所以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譬如，文艺底创造是一种不断的努力与无限的忍耐换得来的自然的合理的发展，所以一切过去的成绩，无论是本国的或外来的，不独是我们新艺术底根源，并且是我们底航驶和冒险底灯塔，譬如，文艺底欣赏是读者与作者心灵底密契，所以愈伟大的作品有时愈不容易被人理解，因而"艰深"和"平易"在文艺底评价上是完全无意义的字眼……于是一般文学革命家用以攻击旧诗的种种理由便几乎无形中一一推翻了。 
在他们反对旧诗的许多理由中，只有两个，经过了重大修改之后，我们还觉得可以成立：一是关于表现工具或文字问题的，一是关于表现方式或形式问题的。 
我们并不否认旧诗底形式自身已臻于尽善尽美；就形式论形式，无论它底节奏，韵律和格式都无可间言。不过和我们所认识的别国底诗体比较，和现代生活底丰富复杂的脉搏比较，就未免显得太单调太少变化了。我们也承认旧诗底文字是极精炼纯熟的。可是经过了几千年循循相因的使用，已经由极端的精炼和纯熟流为腐滥和空洞，失掉新鲜和活力，同时也失掉达意尤其是抒情底作用了。 
这两点，无疑地，是旧诗体最大的缺陷，也是我们新诗唯一的存在理由。但利弊是不单行的。新诗对于旧诗的可能的优越也便是我们不得不应付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受严密的单调的诗律底束缚，我们也失掉一切可以帮助我们把捉和持造我们底情调和意境的凭藉；虽然新诗底工具，和旧诗底正相反，极富于新鲜和活力，它底贫乏和粗糙之不宜于表达精微委婉的诗思却不亚于后者底腐滥和空洞。于是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便接踵而来了。 
譬如，什么是我们底表现工具--语体文--底音乐性?怎样洗炼和培植这工具，使粗糙变为精细，生硬变为柔韧，贫乏变为丰富，生涩变为和谐?我们应该采用什么表现方式，无定形的还是有规律的?如果是后者，什么是我们新规律底根据? 
这些问题，不用说，决非一人一时所能解答的：我们简直可以说，获得它们底圆满答案那一天，便是新诗奏凯旋的一天。这或者就是为什么我们底诗坛--虽然经过许多可钦佩的诗人底努力，而且是获得局部成功的努力--我们底诗坛仍然充塞着浅薄的内容配上紊乱的形体(或者简直无形体)的自由诗：我们底意志和毅力是那么容易被我们天性中的懒惰与柔懦征服的! 
这并非我们无条件地轻蔑或反对自由诗。欧美底自由诗(我们新诗运动底最初典型)，经过了几十年的挣扎与奋斗，已经肯定它是西洋诗底演进史上一个波浪--但仅是一个极渺小的波浪；占稳了它在西洋诗体中所要求的位置--但仅是一个极微末的位置。这就是说，在西洋诗无数的诗体中，自由诗只是聊备一体而已。说也奇怪，过去最有意识，声势最浩大的自由诗运动象征主义，曾经在前世纪末给我们一个诗史上空前绝后的绚烂的幻景的，现在事过境迁，相隔不过二三十年，当我们回头作一个客观的总核算的时候，其中站得住的诗人最多不过四五位。这四五位中，又只剩下那有规律的一部分作品。而英国现代最成功的自由诗人埃利奥特(T．S．E1iot)，在他自选的一薄本诗集和最近出版的两三首诗中，句法和章法犯了文学批评之所谓成套和滥调(Mannerusm)的，比他所攻击的有规律的诗人史文朋(Swinburne)不知多了几多倍。 
这对于我们不仅是一个警告，简直是不容错认的启迪：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想明白这道理，我们只要观察上古时代传下来的文献，在那还没有物质的符号作记载的时代，一切要保存而且值得保存的必然地是容纳在节奏分明，音调铿锵的语言里的。这是因为从效果言，韵律作用是直接施诸我们底感官的，由音乐和色彩和我们底视觉和听觉交织成一个螺旋式的调子，因而更深入地铭刻在我们底记忆上；从创作本身言，节奏，韵律，意象，词藻……这种种形式底原素，这些束缚心灵的镣铐，这些限制思想的桎梏，真正的艺术家在它们里面只看见一个增加那松散的文字底坚固和弹力的方法，一个磨炼自己的好身手的机会，一个激发我们最内在的精力和最高贵的权能，强逼我们去出奇制胜的对象。正如无声的呼息必定要流过狭隘的萧管才能够奏出和谐的音乐，空灵的诗思亦只有凭附在最完美最坚固的形体才能达到最大的丰满和最高的强烈。没有一首自由诗，无论本身怎样完美，能够和一首同样完美的有规律的诗在我们心灵里唤起同样宏伟的观感，同样强烈的反应的。 
所以，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新诗底造就和前途将先决于我们底选择和去就。一个是自由诗的，和欧美近代的自由诗运动平行，或者干脆就是这运动一个支流，就是说，西洋底悠长浩大的诗史中一个交流底支流。这是一条捷径，但也是一条无展望的绝径。可是如果我们不甘心我们努力底对象是这么轻微，我们活动底可能性这么有限，我们似乎可以，并且应该，上溯西洋近代诗史底源流，和欧洲文艺复兴各国新诗运动--譬如，意大利底但丁和法国底七星社--并列，为我们底运动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一个可以有无穷的发展和无尽的将来的目标。除了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我们看不见可以引我们实现或接近我们底理想的方法。 
但是发见新音节，创造新格律，谈何容易！我们目前只有脚踏实地去努力，按照各人底个性去尝试，去探讨，去钩寻，--所以就是自由诗，如果我们不把它本身当作一个目标的而只是一种试炼文字底弹性的手段，也不是完全无意义的。至于努力的步骤，不外创作，理论和翻译。创作所以施行和实验，理论(包括了批评)所以指导和匡扶，它们底重要大概是不会有人加以否认的。还有翻译，虽然有些人觉得容易又有些人觉得无关大体，我们却以为，如果翻译的人不率尔操觚，是辅助我们前进的一大推动力。试看英国诗是欧洲近代诗史中最光荣的一页，可是英国现行的诗体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从外国--法国或意大利--移植过去的。翻译，一个不独传达原作底神韵并且在可能内按照原作底韵律和格调的翻译，正是移植外国诗体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