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管长墉
初入仕途
  　　管长墉，(1911～1969)　，祖籍湖南省湘潭市，清宣统三年（1911年），出生在福州。他的祖父是个军人，清末随湘军入闽，当过福宁县的守备和哨官。他的父亲张福成喜欢音乐，在一家军乐团里当鼓手。张福成有4男1女，长墉最小，过继给母舅管家，因此改姓为管。民国4年（1915年），管长墉入福州大同小学读书，后转学福州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曾就读福建私立法政附中、私立格致书院、集美中学、中华公学等学校，但因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他先后当过家庭教师和药房司账。 
民国16年（1927年）管长墉皈依佛门，结识佛教界名人江味农，并经其介绍到上海拜大愚和尚为师，不久随大愚和尚到北京，在菩提学院钻研佛理。 
民国19年（1930年），菩提学院解散，管长墉回福州，经朋友介绍，经常为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和福建省代主席方声涛等政要人物讲解佛经，因此颇受赏识。是年底到福安盐务局福州办事初当科员。第二年，长乐县十三乡农民因拒交水费与溉田局发生冲突，乃至于扣留了长乐县县长。于是方声涛推荐管长墉为长乐新县长。管长墉赴任后，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废除了几十种的苛捐杂税，很得农民的拥护。但民国22年（1933年）4月，福建省代主席方声涛离职，管长墉只好辞去长乐县长的职务，到省团务处干训所担任文牍。同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管长墉奉方声涛命，赴寿宁县劝说国民党福建省防独立第一旅旅长陈齐煊脱离福建人民政府。以后该旅被改编为国民党新编第10师，管长墉因游说有功，任该师秘书。
“闽变”失败后，陈仪为福建省主席。方声涛官场失意，不久便病逝了。于是，管长墉在新编第10师里也站不住脚，遂赴日本明治大学高等专科班留学。民国23年(1934年)，因为原福建省团务处干训所所长肖叔宣调任国民党政府驻日本首席武官，管长墉以旧有关系，兼任肖叔宣的私人秘书。此间他在日本参加过“读书会”，涉猎李正的《社会学大纲》和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入门》等哲学著作，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与许多进步学生过从甚密，诸如章振乾、傅家麟、刘朝缙、吴从征、陈昭礼、丁日初等。这些人或是中共党员，或是民主党派成员，对他都有过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同情革命
民国26年（1937年），管长墉从日本学成回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举办的留学生训练班。第二年，何公敢在汉口筹建战地文化服务处，属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管辖，为军队编制。何公敢是福州人，介绍管长墉到服务处任中校主任科员，负责为战地输送人员、慰劳士兵、编印《前敌》和《士兵》等刊物，并集体参加国民党。但服务处大多是“不稳分子”，当武汉沦陷、服务处迁往重庆时，被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下令撤销。该处撤销后转入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任宣慰工作。
民国29年（1940年）3月，管长墉又经留学日本时的同学陈昭礼介绍，转赴江西，在国民党第70军军部任上校秘书兼军法。陈昭礼是中共地下党员，奉党的指派，在70军任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因此在70军里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训练班上校大队长游毓祯、上校政治教官朱江户、军官连连长郑乃之等人。管长墉虽然不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同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第二期干训班结束时，蒋介石密电70军军长李觉，要查办数十名中共地下党员。李觉交给管长墉处理。管则采取敷衍塞责的办法，只对有关人员发给路费遣散而已。8月，陈昭礼被特务杀害。70军政治部主任方济宽趁机向国民党军委会指控“异党分子”。侥幸的是，方济宽的电稿被管长墉截阻。管尽力进行淡化和搪塞，免去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保护了许多的革命同志。 
民国31年（1942年）7月，70军编入国民党第25集团军。李觉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管长墉改任上校机要室主任。第二年25集团军被撤销，管长墉被调到地方，担任福建省粮政局储运处主任。一个月后，25集团军恢复建制，管长墉又回到军内，升少将参议。此时陈昭礼已经去世，管长墉自觉势单力薄，于民国33年（1944年）3月自动提出辞职。
开明县长
管长墉辞职后回福州结婚，民国33年9月，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任命为省政府参事，不久又改任长乐县县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长乐县县长了，地熟人也熟，工作开展得很好。首先他同当地的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陈亨源密约：共同抗日，互不侵犯。此间，长乐县成为抗日的最前哨，中共福建省委也因此迁到长乐县的南阳山区，直接领导长乐县和福清县龙田、高山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保安一团曾逮捕几个中共党员。管长墉以县长的身份，与有关方面积极配合，参加营救工作，大获长乐人民的好评。国民党军统特务宋庆烈把他看作眼中钉，经常监视他的行动。管长墉知道在长乐不能久留，便于民国34年（1945年）辞职，仍然回省政府当他的参事。 
想不到管长墉有的是当县长的命。民国35年（1946年）1月，他又出任永泰县县长。并协助驻在永泰的省第一区专员公署工作。这一次他采取更靠近共产党的政策，索性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二五”减租，同时兴修水利、修筑福湾公路、倡办教育。县立初中大洋分校主任鄢庆强病故，他还亲自参加追悼会。永泰县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一个开明县长。
参加革命
民国36年（1947年）1月，刘朝缙以中共党员和民主党员成员的双重身份回福州筹建民盟组织。刘是管长墉留学日本时的同学，于是经过刘朝缙的介绍，管长墉参加民盟，先后担任福州市和福建省民盟筹委会委员及临时工委委员。4月调任林森县县长。这是他第四次任县长，对国民党官场已经十分熟悉。他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国民党官场的上层知识分子中发展民盟组织。如介绍章振乾、傅家麟参加民盟，并同他们一起策划福州4所大学教师的罢课索薪斗争。接着按中共闽浙赣党委城市工作部的意见，安排民盟成员陈发卷任林森县田粮处处长，又安排中共地下福州市委书记孙道华在林森县田粮处官家村分处工作，掩护孙道华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中共福州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队长林白需要几本“国民身份证”。但该证发放数量受严格控制。堂堂一县之长也只好作假。他先让陈发卷仿制，然后再冒险盖上由自己掌握的县政府大印，半真半假地完成了任务。11月，国民党省保安处突击队要“围剿”驻在林森县的中共省委机关。管长墉获悉情报，马上通过陈发卷通知刘朝缙迅速转移。如此等等，管长墉利用职权多次刺探国民党的内部机密，转给革命同志，使革命力量避免了许多损失。 
民国37年（1948年）丁日初回福州领导民盟工作。经丁日初的安排，让管长墉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盟”和“民联”统一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加紧搜集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起初情报皆汇集在刘通手里。以后为了加快传递的速度，均交给管长墉，再由管长墉直接与中共社会部的谢筱乃联系。因为管长墉有一袭“县长”的白皮衣，不但速度快，而且畅通无阻。9月，管长墉被迫辞职，挂职省政府顾问，10月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保护资料
据当时的研究所所长章振乾生前在《福建政协通讯》1995年第一期《一个值得怀念的传奇式人物——管长墉二十五年祭》里回忆：是年底，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从南京运送一大批军政史料到福州，准备转运台湾。管长墉获悉其中有几百册从日方缴获的、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资料是从1911年到1940年，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报纸资料的剪贴，称为《末次情报资料》，十分珍贵。他把此事反映给研究所，并提供吴石的政治倾向，后来并由他陪同研究所负责人与吴石直接商洽，将《末次情报资料》连同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剪报资料一起，以“寄存”的名义，交由社会科学研究所接管。这批资料，后来因为研究所合并到厦门大学，转藏厦大图书馆。解放后经国家教委图书珍善本专家鉴定小组认定为“孤本珍贵文献”，准备整理编印，向全世界征订发行。此外，他还利用职便油印一批《新民主主义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又动员福州市市长何震（民联成员），保护福州市政府的档案及大量物资、枪械移交给新的政权。 
1949年8月福州解放，第二年7月，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厦门大学，管长墉则被聘任为政治系副教授。他以厦大政治系副教授身份被派往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一期学习班学习。1951年3月回闽，1951年4月任福州大学副教授兼总务处主任。1953年9月，福州大学改为福建师范学院，管为总务处处长兼院党务委员。1956年后，连续三届为福建省政协委员。1964年，调任民革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同时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成员，积极为台湾回归祖国而努力。“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特务”于1969年11月，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并为他举行了追悼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