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兴煤矿工人大罢工
事件背景
枣庄，是山东近代工业发端的三个基地之一，是山东实现机械生产最早的地区，也是山东第一批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早在100年前，峄县中兴矿局就由官僚、地主和商人集资办矿，购买了机器，最先采用了先进机械设备。大机器生产，使这里的工人最易接受先进思想，富有斗争精神，革命性最强，斗争最坚决。
1915年，南大井大透水事故发生后，使中兴公司在各方面蒙受巨大打击和损失。后经过几次招股集资、资本总额增至750万元，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成为中国人投资的最大公司。到1927年的短短10余年间，除了偿还数百万元的债款本息以外，还增收1000余万元。
然而，中兴公司的兴旺发达并不意味着广大煤矿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或改善，煤矿工人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兴公司沿袭了封建野蛮的“包工制度”，工人们除受资本家的剥削外，还要受封建把头、班头、查头子们的层层盘剥和克扣。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营业的扩大，公司又把工人划分为“里工”和“外工”两大类。“里工”工资由公司按月发放，“外工”由包工头雇用，除井下采煤、掘进、搬运等工种外，各分销机构和生产的主力，也都是外工，他们占公司的绝大多数。包工头私下还用各种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钱，如用各种罚款勒索工人的工资；利用高利贷盘剥，想法推迟发工资时间，让工人借贷；利用权势勒逼工人送礼等等。由于严重的剥削和压榨，矿工们连最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
中兴公司有一支矿警队，矿警队原叫护矿队，建于1903年，最初称为“矿勇”，全称叫矿业警察保安队（简称矿警队），共840余人，配有长枪、短枪、轻机枪和迫击炮，实力雄厚，装备精良。
矿警队的宗旨和职能，在给政府的呈文中申明两条：其中一条就是保护营业和弹压工人。资方最担心的就是“营业日益扩充，工人繁伙，若无多数兵勇弹压，亦虞良莠丛聚，致肇事端”。他们对工人进行严密监视，出入矿门都要严加盘查，工人们的人身自由受到严重的侵犯；对“行为不端”者，他们可以随便抓起来送官府，或强迫游街示众。民国四年南大井的严重透水事故，造成几百名矿工死亡，工人家属十分关切，闻讯赶来，而护矿队和巡警局对赤手空拳的群众进行开枪镇压，迫使人们忍辱含泪离去。而中兴公司在给峄县知事的呈文中说“群众聚众滋事”。1928年，中兴矿工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多次同资方展开坚决的斗争。矿警队多次对工人进行镇压，逮捕工人领袖张福林、蒋福义等4名代表。1932年，又逮捕了中共地下党书记田位东、郑乃序及70多名工人代表，田、郑二位同志惨遭杀害。
资方、包工头和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使矿工生活沦于痛苦的深渊。矿工在井下出的是牛马力，而上井住的是“窑户铺”，房子低矮、破烂、污秽、潮湿，既不能避风雨，又不能挡严寒，条件极为恶劣；窑户铺的老板为了兜揽生意，和包工头及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爪牙、帮凶勾结起来，在窑户铺周围设赌场、妓院等，把工人们挣来的微薄工资再勾过去，使工人们落个负债累累，堕入深渊。
矿工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而且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枣庄煤田开采时间长，古井多、积水多，情况复杂，没有安全设施，因而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故。1915年老洞子透水，造成499名矿工死亡；中兴公司四周出现的“大坟子”、“白骨塔”、“开封陵”、“乱尸岗”等，都是埋葬工人尸体的地方，这是工人悲惨遭遇的铁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兴公司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广大矿工实行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矿工们的强烈反抗。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发展，经营范围的逐步扩大，矿工人数也随之不断地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矿工总数达8500多人，形成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外工”人数达4500人，而他们受的剥削最重，社会地位最低下，生活最艰苦。他们不仅是煤矿生产的主力军，而且也是革命斗争的先锋。
很早以来，他们就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如一是怠工，由消极睡觉，发展到有组织地派人放哨，集体怠工、睡觉；二是逃跑；三是故意使机器发生故障，破坏照明设施，使生产停顿。除了采取这些间接的手段来进行反抗和斗争外，还直接和把头、监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起初，矿工的反抗斗争还是单独的、零星的，后来发展到有组织地行动，如“拜把兄弟”结成团帮，同乡结成大团体。当一人受欺时，他们共同反抗。这些斗争尽管是自发的泄泄私愤，也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但起到了保护自己的作用，这也为后来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事件经过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6年6月，中共山东省执委派纪子瑞来枣庄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纪子瑞又名纪济民，1924年入党，山东省胶县人。他深入井下干小工，以此职业为掩护，组织发动工人，启发他们的觉悟。他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抓住工人自认为命苦、不敢反抗的根本问题，启发工人说：穷富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于剥削的存在，资本家住的是高楼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而工人出力还吃不饱，衣不遮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要想不受穷，就得大家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争。他以一支筷子可以折断，而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折不断的道理，教育大家要想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
纪子瑞结合国内形势，对工人进行时事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使工人认识到共产党是自己的党，是为工人谋利益的，为劳苦大众着想的，只有共产党才能铲除劳苦大众的穷根。他以苏俄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例，启发工人，树立胜利的信心和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一部分性情秉直、觉悟较高、有正义感、有活动能力的工人同志，形成了一个以机电处的张福林、蒋福义、梁棠、程洪年、陈亚伦等人为核心的小集体。机电处和机务处的翻砂车间两个地方，是党的秘密活动地点。
在发动群众、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纪子瑞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党员、积极建立党组织方面。对参加党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纪律教育，严格要求他们服从党的领导，保守党的秘密，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和不怕牺牲精神。7月间，先后发展张福林、郭长清、王文彬、蒋福义等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干事会，并培养一批入党对象。
同年12月，以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建立了地下工会，选举7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张福林任主席，陈亚伦、郑文洪为委员。发展第一批会员50余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1）广泛联系工人大众与资方作斗争；（2）工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3）搞好宣传、组织活动等。当时，工会在工人心目中威信极高，团结工人达几千人之多。而后，出现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统治”、“拥护革命党”等标语，从而打破了煤矿的沉闷局面。1927年春，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建立劳工会，拥护北伐军，开展罢工斗争，接连不断。中共地下党抓住时机，公开成立劳工会，以便公开有力地领导工人群众同资本家作斗争。工人们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从井下的外工，到井上的八大处（机务处、电务处、材料处、煤务处等）的工人，都卷入了迎接北伐军的活动。工人们奔走相告，纪子瑞亲自组织骨干，积极筹划第一次枣庄工人罢工运动。当时，对外面的消息很闭塞，对白崇禧参加“四一二”政变不了解，纪子瑞组织了两千多工人在中兴公司大楼前，召开欢迎大会，工人们阵阵高呼“打倒军阀”、“拥护北伐军”等口号。纪子瑞在大会上讲了话，工人代表张福林、梁棠等愤怒地控诉了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揭发了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本质，痛诉了工人的悲惨生活，强烈要求争取民主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群情激昂的场面，激发了工人们的斗争热情，增强了斗志。
1927年6月27日，纪子瑞主持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全矿工人大会，控诉资本家的罪行；公开成立劳工会；向资方提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地点选在十八间屋前的广场上。
6月28日早晨，工人们排队浩浩荡荡走进会场，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土豪劣绅”、“劳工神圣”、“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标语。驻矿经理胡希林到会，接受工人的说理斗争。梁棠以血的事实控诉了资方、把头欺压、剥削工人的罪行。当讲到资本家只顾赚钱而不关心工人死活，把头对工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工人毫无人身自由，死在井下没人问，连条狗都不如的时候，工人们泣不成声，会场上口号不断，胡希林在铁的事实面前，只好低头认罪。
大会结束后，立即公开成立劳工会，选出工会委员21人，张福林任书记，陈亚伦、梁棠、程洪年为委员，登记工人会员4000余人。
十六点要求劳工会成立后，分析了形势，对如何开展斗争等问题作了研究，拟订了改善工人待遇的十六条要求：
（1）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凡遇工人犯厂规者，必须通过本会派代表双方讨论处理办法，确属工人理屈，才准开除，并按其最近薪金数目，发给半年的薪金作为川资。
（2）工资一律提高。原工资五元至十元者加一倍；二十元以下者加七成；三十元以下者加四成；四十元以下者加二成五；五十元以下者加一成五；五十元以上至一百元者加一成。
（3）每年须要加薪一次，起码不得少于四元。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工人自退者须发给三个月的工资。
（4）每年分派花红，工人与职员一律平等。工作时间每天均为八小时，自七月一日起实行。
（5）公司需要建造工人住房，电灯、自来水一切齐全，地点由工人指定，限半年内完竣。大小工每月一律发给煤炭一吨。
（6）工人退休时必须发退休金，工作满一年者发一个月薪金的退休金，满三年者发给三个月的，满五年者发一年的，满十年者发给二年的，均按最近薪水数目发给。
（7）凡遇工人生疾病，要双方指定医院调治，医药费均由公司负担，病人工资照给，因工受伤者要发给双资；因公毙命者，要按其最近工资数目发给三年工资的抚恤金，以安家室。
（8）工作满三年者给假三个月，每逢星期日、纪念日、节令日（即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须休息一天，春节休息七天，元旦休息三天，休假日一律照发工资，如不休息的要发给双薪。
（9）学徒满三年者开工匠，由工科员考试，按其成绩优劣而定薪金，最少二十四元。
（10）建立工人学校，培养工人子弟，学校经费由公司负担。
（11）建立工人俱乐部，使用家具由公司购办。公司每月津贴工会经费三百元。
（12）机务处、五厂取消一切包工制，转入里工节制。
（13）井下里工一律照上规则办理。
（14）本会有权指派监督员，监察工人做工。
（15）本会有开除压迫工人的公司职员之权。
（16）工人工作满二十年者按其最近工资数目给四五年养老金。
以上要求由张福林、梁棠等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商定如不答应条件，锅炉房拉20响为号，举行全矿大罢工。
29日上午，工人代表在中兴公司大楼与胡希林谈判，要求公司答复条件。迫于形势，胡在十六条上签字。暗地里资方成立了以职员为主的御用工具——“职工联合会”，与劳工会对抗，削弱劳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提出改善职工待遇的十七条，强调“遵循轨道”办事，反对罢工。资方还争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对劳工会施加压力。劳工会顶住压力，领导工人坚持罢工。资方迫于形势的压力，作了让步，提出《职工改良待遇办法》，给工人增加工资20%，井上实行8小时工作制，井下10小时，其他条件置之不理。
这次罢工斗争，虽只获得部分胜利，但意义重大，使工人看到自己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增强了斗争的信心，提高了觉悟，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军阀混战，互相倾轧，民团土匪、豪绅等反动势力为害地方，抓丁要夫，敲诈民财，加之各种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时。商业衰落，农村经济破产，工人失业，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0年冬，中共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二人到枣庄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春，成立了中共枣庄特支，田、郑任正副书记，邱焕文、孙伯英、王子刚、吴鸣启等做互济会工作。特支联络点设在齐村邱焕文家里。特支开展工作时，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经济极其困难。田、郑二人下井去干外工，发动群众，启发工人的觉悟，帮助工人明白穷困的原因，增强了工人对剥削阶级的憎恶，对把头的仇恨。同时，他们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培养了积极分子20多人，建立了联络点。
分“花红”是中兴公司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外工”劳动条件最差，工作最艰苦，没有固定的工资，一年干到头分不到花红。1932年夏，里工每人增加一个月工资作为红利，引起了外工的强烈不满。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研究了斗争方法，部署了具体行动方案，扩大宣传，广造舆论。在工人群众中发起了人人争红利、个个闹花红的高潮；布置每个党员和积极分子团结三五个群众，宣传单散发到窑户铺、办公楼，贴到井架上。从井口到井下，整个矿里矿外、上上下下都争着要花红。党组织的同志做了具体的分工，全矿组织了17个行动小组，家属成立了纠察队。工人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罢工一触即发。
7月12日，工人们纷纷走向矿场，强烈要求分花红，到处贴满了标语，纠察队四处宣传鼓动，外工有90%以上的人参加了罢工活动。特支乘势决定7月16日（农历六月十三日）上午，在十里泉召开大会，布置全矿大罢工。
16日上午8时，4000多名工人群众云集十里泉，参加罢工大会。田位东在大会上慷慨陈词，揭露中兴公司残酷剥削压榨工人的罪行，提出了取消“包工制”、里外工一律平等的口号，大会一致通过了改善工人待遇的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1）减少工作时间，实行8小时工作制；
（2）增加工资50%，里、外工平等，取消包工制；
（3）要求把多年的红利分给工人。
工人听后很振奋，纷纷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劳动制度。大会选派110名代表与资方交涉。代表们当众宣誓，坚决争取实现三个条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工人群众振臂高呼：“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里外工兄弟们团结起来！”工人群众的怒火燃烧起来了！工人代表们涌向中兴公司大楼，走到西南门时，被军警们拦住了。
特支随即在石碑村召开会议，指出资方阻拦代表，就是无诚意答复工人的要求，要坚持罢工，斗争到底。会议决定22日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罢工大会。
中兴公司看到全矿上下陆续停产，便慌了手脚，找国民党峄县政府和驻军镇压工人运动，用逮捕一个共产党员悬赏500元的办法，买通了罢工小组长佟振江、孟广银二人做“眼线”，他们探悉罢工情报和中共党的领导人的住址，向敌人告了密。当第二次大会在窑神庙召开之际，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会场顿时被扰乱了。郑乃序大呼：“工人兄弟们！快到西南门集合，要坚持斗争！”田位东和工人代表70余人被捕。
下午，郑乃序立即在齐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志。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选举48人为委员，领导工人继续罢工，以营救被捕的同志，争取罢工的胜利。有的同志提出要郑乃序离开枣庄，避一下风头，保存实力，但郑斩钉截铁地说：“罢工如同打仗一样，指挥官离开阵地，是打不了胜仗的。”从罢工大局出发，会议决定郑暂时离开，由朱同云接替工作，次日晨在十一筒碑交代工作。不料，工贼佟振江、孟广银早巳带着矿警队在那里等候。郑乃序眼睛近视，走上前后才知情况不好，转身想跑时，被佟振江刺了一刀而被捕。
不久，田位东、郑乃序牺牲在济南千佛山下，时年仅26岁和25岁。党的领导人被捕，这次罢工失败了，但这在枣庄工运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七月大罢工”失败后，党和工会组织均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田位东、郑乃序惨遭杀害，骨干分子大都被逮捕，参加罢工的积极分子大批被解雇，一般工人也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中兴资本家进一步利用工贼、特务监视工人的行动，强化对工人的统治和剥削。韩复榘派了一个团的兵力驻扎枣庄，配合矿警队制造恐怖，如经常戒严、禁止集会，就连三两人的聚谈也被当作嫌疑跟踪监视，弄得人心惶惶。而山东省委屡遭破坏，大批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可枣庄的工人没有被压垮，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
1932年10月，中共徐州特委派郭子化以行医为掩护，到枣庄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地下工作。他每天早出晚归，走遍矿区，广泛接触群众，行医治病，了解社会情况，做群众宣传教育工作，深得人们的爱戴，工作进展也很顺利，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党员。次年初，在矿上建立了工人党支部，到春天建立了枣庄矿区临时工委，郭子化任书记，制定了扩大活动地区、工作慎重、严格单线联络、严防横向关系以确保党组织的安全等工作方法。
前两次大罢工燃起的复仇怒火还没有熄灭，工人生活仍然痛苦不堪，资本家的剥削更加残酷。郭子化看准斗争的焦点仍在分花红上，抓住这一关系到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开展工作，推动革命斗争顺利进行。
1933年春，中兴公司分花红，仍然仅分给职员和里工，引起外工的强烈不满。郭子化决定在五一节前后领导和发动外工争花红的罢工斗争。党组织总结上次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积极的办法，如利用骨干积极分子，到工人中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树立敢于胜利的信心，让外工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最苦，出力最多，危险性最大，用血汗换来的红利，反而自己得不到，这是极大的不合理，鼓励工人必须坚持斗争，争得属于自己的那份红利。此外，尽力争取中间力量，使里工和矿警队的人，认识到外工分到花红是应该的，以争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利用黄色工会，主动要求黄色工会主持公道。在组织上作了周密的计划，选有威望的工人出面活动。党内有明确的分工。再加上七月大罢工失败而燃起的革命烈火还没有熄灭，田、郑二烈士的仇还没有报，复仇的怒火还在工人心底燃烧，要求继续斗争的心情十分迫切。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工人情绪十分高涨，这都促进了第三次大罢工的开展。
1933年五一节，在中陈郝召开了大会，举行外工向中兴公司要花红的罢工斗争。工人们选出53名代表，提出了“里、外工同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条件。会场上群情振奋，一片欢腾。
中兴公司资本家探知了工人要集会罢工的消息后，大摆酒宴，用金钱收买工人代表，企图以此破坏罢工，工人代表不为所动，继续斗争。资本家不甘心，又四处奔跑疏通官府、买通国民党驻军。全副武装的矿警队和驻军包围了会场，驱散工人群众，并以谈判为名，将工人代表骗至俱乐部，逮捕代表并押解送往济南。党组织决定继续罢工，号召人们立即赶到火车站。工人们截住了火车，要求放回代表。敌人不答应，工人聚集在铁轨上，齐声高呼：“放回代表！要红利无罪！”在工人们的强行拦截下，代表转押到峄县政府。
在工人坚持罢工、不放回代表决不复工的强大压力下，中兴公司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外工每人每月发给火炭半吨作为福利；全部释放被捕的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是：第一，在政治上依靠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向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事教育，使工人认识到阶级剥削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只有跟着共产党，团结战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第二，在斗争策略上机动灵活，争取中间力量，利用其内部矛盾，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在斗争方式上，接受过去罢工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公开活动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党的领导同志注意隐蔽，工人代表公开活动；第三，在组织建设上，严格掌握发展党员的质量，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因此，党员在罢工斗争中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保证了罢工斗争的进行。
意义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兴公司的煤矿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斗争，按其规模，有组织的较大的罢工斗争，有三次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经济斗争的形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在中兴公司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中，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事实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