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戴凤翔
简介
19岁投军南京两江总督府，任勤务兵兼督府子弟陪读，1902年考入江南将弁学堂，开始接触西方军事指挥理论。1904年毕业充新军第9镇马标任排长，时晚清政府为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鼓励在职军官进新式军校继续学习。经湖南同乡两江总督魏光焘举荐，同年入江南骑兵学校，1906毕业回9镇马标任队官（连长），受该镇三十三标统带赵声（黄花岗起义总指挥）影响加入同盟会，在新军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开展武装反清活动。1908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前身），与李济深、齐燮元同期。
戴凤翔先后就学中国近代著名的三座新式军官学校，军事理论全面丰富，在新军中具有广泛人脉。辛亥革命爆发后，迅速潜回湖南老家，联络在新军中任职的同学，于191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为戴凤翔将军题字。[1]1年10月22日发动长沙起义，长沙光复后，配合湖南军政府组织湘军援鄂，并亲临前线督战。湘军班师，经黄兴举荐任湖南军务部长、湖南陆军小学校长，1912年授陆军少将衔。1924 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受该校教练部主任、保定同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题写墓碑[2]学李济深邀请，赴广州参与黄埔军校建校工作。后退出军界，赴日本考察军事教育，潜心军事学术研究，期间多次上书国民政府，积极应对日本随时可能发动的侵略。日军侵华期间峻拒伪职，重回陆军大学授课（1938年陆大迁长沙），鼓励学生殊死抵抗。抗战胜利后，任“辛亥革命湖南同志会”会长虚职，著有《兵要地理》、《骑兵要术》、《九一八以来之中日关系》等。
回忆录
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戴凤翔
辛亥前后，我曾在江苏与闻萍浏醴起义和安庆起义，在湖南参加长沙光复之役，继又在湖北督战，参加保卫汉阳的战役，往事历历在目，忆之倍觉亲切，兹记述如后。
萍浏醴和安庆起义
1906年初，我从江南骑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军第九镇任职，充马标队官（相当于连长），驻防南京仪凤门内淮军公所。其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目标的资产阶段革命党人的势力发展很快，并深入到清王朝统治所赖以维持的支柱——新军之中，新军第九镇步兵、马队、工兵、辎重、炮队均为革命党人所掌握，该镇三十三标统带赵声（镇江人，号伯先）即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赵声对我的影响很大。每逢星期天，赵声即邀我及同学袁奉明、谭礼秩等共十余人，经常在清凉山，莫愁湖等地以野炊、划船名义举行秘密会谈，纵谈天下形势，会商革命大计，认为只有选择一地首先发难，然后各地继起响应，才能将革命推向全国，走向胜利之地。
1906年冬，同盟会员刘道一联络会党首领龚春台、姜守旦发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南京新军步兵一营，马队、工兵、辎重、炮兵各一队，被清政府派去前往镇压。各部负责人柏文蔚、戴凤翔、袁奉明、孔昭光、范嗣泽均系赵声所联络的革命同志。临出发前，赵声把我们召集到清凉山寺庙内作出了秘密交待和布置，他说此次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安源矿工有六千多人参加，革命党领导人是龚春台、姜守旦，你们遇到他们两个，握手时用第四指勾紧，以示与他合作共抗清军。我们计划先攻下南昌作为根据地，再候各省响应。过万载、宜春、瑞州等地时，如果没有遇到抵抗，不可妄杀一人，听完吩咐后，我们即率队从南京出发，乘船到九江上岸后，走了四天路才到达南昌。在南昌驻了两天后又出发到袁州（宜春），这两地都有同盟会的人来和我们接洽。途经万载到萍乡时，萍浏醴起义已失败，龚春台、姜守旦等人不知去向，我们的起事计划无法实现，深为惋惜。第二年正月，我们只好率队回宁。
1907年夏。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决定在安庆刺杀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后发动起义，时我的同学薛哲充任安庆步兵营长，熊成基充步兵队官，他们已与徐锡麟相约一起发动安庆起义。薛哲派专人送信来与我联络，要我在他们刺杀恩铭成功后，在南京负责发动军队响应，说是马标三营的连排长都是我骑兵学校的同学，不应有什么问题。还要我约同谭礼秩、袁奉明分别负责三十三标和工兵营的起义发动工作。我当即回信表示一定按照所说办理。来人走后，我们一边做着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一边等着安庆起义成功消息的到来，结果却是徐锡麟死难的噩耗。当时，徐锡麟对着恩铭连开七枪将其刺杀后，即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了军械所，陈伯平扼守前门，马宗汉在后门堵截，急望薛哲、熊成基率新军前来应援。谁知城门已经关闭，送信人出不了城，而巡防营已将军械所包围，终以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陈柏平、马宗汉、薛哲壮烈牺牲，熊成基逃到哈尔滨亦被捉住杀害。噩耗传来，令人痛心疾首。起义失败，革命同志牺牲，真是可惜。同时也担心当日的信件被发觉而遭受生命之虞，于是谭礼秩、袁奉明和我便同时请假一月回湖南奔母丧。一个月后，看看无事，才回去任职。
萍浏醴起义和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和资产阶段革命派领导其他武装起义一样，都不同程序地打击了清朝的腐败统治，清王朝不久便寿终正寝了。
长沙光复之役
1911年10月10日，四川的保路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发动起义成功，其时我正在苏州马队任营长。消息传来，令人兴奋不已，革命党人多次起义都流产了，这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激动兴奋之余，思谋湖南若能起义响应，则湖北方面便可解除后顾之忧，对全国的影响亦将是极为重大，乃以奔母丧为名（实为图谋湖南起义）请假星夜兼程回湘。
其时，湖南革命形势甚好，同盟会员焦达峰、陈作新等在会党和新军中的活动卓有成效，并与湖北党人商议好一方发难，另一方响应，所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南后，焦、陈等革命同志即加紧了进行起义的工作的准备。我于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抵达长沙，当晚寓大吉祥旅馆，第二天早上即往会在四十九标任职的同学同事，见到了林益简、朱昭、马骧、潘夫雄等人。他们见到我很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明天星期日我们在天心阁有一个秘密会议，你也来参加。”
  [3]次日开会，参加者有四五十人，都是新军连排长，营长没有到一个（营长都是日本士官学生，他们此时有做官的想法）。马骧在会上发言说，抚台（指余诚格）下令要我们开常德，这招很辣。一开常德，则大事去矣，我们应趁早动手。林益简接着说，黎元洪已通电各省响应，尤其希望湖南尽快举义旗。说清廷已派冯国璋率  1911年10月22日，义军占领长沙城头大炮台[4]一师建制的部队攻汉阳甚急，要湖南即日响应增援。林也认为应早动手，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如不抓住，稍纵即逝。会上也有人认为武昌独立已一星期还未见其他的省份响应，冯国璋正在攻打武昌，形势尚未明朗，主张再等等，俟有一两省响应，再行继起，以图万全，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说湖南应首先响应，黎元洪担心湖南袭其后方，顾虑必多，不能专心前方作战，若是湖南响应，革命的声威益壮，我看不要十天，一定会有不少的省份继起响应，如此则大局可望稳定，我主张湖南尽早独立。举手表态  长沙光复后起义新军官佐合影[5]时，反对者只有三四个人。我又说反正时，我建议四十九标派兵城厢内外，十字路口，遇有巡防营队伍即不准其通过，反抗就开枪镇压，五十标围攻抚署，不准有伤百姓及抚署僚属的事情发生。这一建议又得到全体到会者的赞同。
农历九月初一（10月22日）早晨八时左右，新军分别由北门和小吴门进城向抚署衙门发起进攻，进展极为顺利，巡抚余诚格在起义军进辕门时，急急忙忙在衙门后面围墙靠近四堆子处挖一个洞溜走了，其它文  长沙起义示意图[6]武官员也都学着抚台的样子开了小差。只有那姓沈的长沙知县不识时务，不降不走，自寻死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在起义新军冲进抚台衙门后故示镇静，在花厅里踞坐床上一动不动，起义战士向他走近，他的随丁进行保护，双方发生冲突，起义士兵驱逐了他的随丁，将黄忠浩执住，黄厉声怒斥，起义士兵更加恼怒，人丛中有人大喊：“杀满奴！把他拖到浏阳门（旧刑场）去。”但还只到小吴门，就被一阵乱刀砍死。起义军占领抚署后，即将抚署改为“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次日又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布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这就是辛亥长沙光复之役。
焦陈二督被杀之内幕
湖南光复后，焦达峰、陈作新作了正副都督。都督府草创未定，一盘散沙。每日两都督室内拥挤不堪，谋事的、要钱的，杂乱无章，一般人都啧有烦言，授人以口实。当时湖南立宪派在社会上的声望较革命派为高，因革命党人的活动都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不为外人所知。但是立宪派却没有揽到职权，心有不甘，于是暗中酝酿推翻焦、陈。谭延闿（谘议局议长），陈炳焕（副议长）、左学谦、粟戡时等都是当时立宪派的头面人物。
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等发一帖子给我，请我于29日午后5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第二天到时同坐的有梅馨（营长）、余钦翼（统带）、危道丰（营长）、李致良（营长）、陈维城（参谋）、蒋国经（营长）、向瑞琮（炮队营长）等人，除我是陆大学生之外，其它人都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当时的风气，留学生趾高气扬，看内地学生不起，故除我以外，无一内地学生在坐。席间，李致良说焦、陈乱用人，乱用钱，湖南会糟蹋在他们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道：“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其原因则是焦系会党，陈系排长是他们的部下，根本就瞧焦、陈不起。如果这做都督的是个士官学生或者是我这样的陆大学生，他们不一定会反对，焦陈就是资望不太够。我当时啧说，初一反正，祛逐余抚，一时没有预计，仓猝中推两个都督，这原是过渡的，也是个烂斗笠，可以叫他走，不必杀他。梅馨桌上拍一巴掌说：“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李致良说“杀了倒爽快”。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了，也就不再说话。只是暗暗忖度，报信给焦陈，叫他们走算了。陈作新在罗汉庄教书时，我曾在他那里读过一年书，我们有师生之谊。
次日早饭后，我到都督府，陈作新已外出。只见焦都督室内围绕三四十人，喧闹不堪，我只好欷歔而返。
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十日），梅馨指使部下，制造“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副都督陈作新“单骑巡视”，结果走至北门铁佛寺，便被梅馨伏兵乱刀砍死。接着，梅馨又指挥吴家铨所部军队冲进都督府将焦达峰杀了。随后，谭延闿被推为都督，焦、陈之被杀，以我揣度，事前立宪派必与新军各营长有所妥协，有所预定，乃假手于梅馨耳。听说梅馨在上海得病临死前有人问起焦陈被杀事，梅馨说“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可能就是指此事而言。
汉阳保卫战
湖南援鄂军，先有焦陈派出的由王隆中、甘兴典率领的二批援鄂军抵汉，归黄兴指挥。甘兴典在汉阳作战失利后，擅自潜回湖南，被谭延闿派人将其拘拿正法。  1911年10月援鄂湘军整装待发[7]第三批援鄂湘军是由刘玉堂统率，我为督战官，共约两千多人。当我们于11月23日到达时，汉阳战事极为激烈，于是立即投入了战斗。我们的攻击目标是美娘山，前面有一个大塅，宽约两里，塅这边一些矮沓沓的山，作炮兵阵地太矮，虽有两处陡峻高山，但炮兵不便出进，没有良好的炮兵阵地，我深以为虑。25日，刘玉堂指挥民军出磨子山，进击扁担山。刘玉堂极为英勇，我军冲至山腰，刘即呼上刺刀肉搏，立杀十余人，夺取了三尊大炮，扁担山被攻克。然后向美娘山进攻，双方先是  援鄂湘军官佐合影互相炮击，顿时炮声隆隆，继而加上枪击，子弹声啸啸而过。刘蹲在矮山的一个石碑后，我隐在水港墈下，但不幸刘中弹阵亡了，刘是山东人，行伍出身，性勇猛，血洒疆场，令人起敬。
战友的牺牲更加激起我们对敌军的仇恨。刘玉堂阵亡后，我即下令火力集中美娘山，陆续加上预备队，双方激战，敌人开始还很猛，但渐渐枪声稀少，想是  援鄂湘军官佐合影敌人没有预备队的缘故。我在指挥军队时，身中两枪，一枪中腿缝旁，一枪中左手，伤痕现在犹在。当时年轻气盛，不当回事。鏖战至下午三时许，对方忽寂然无声，乃派一营长过塅侦探。据报敌军向蔡甸方向退却，我下令跑步通过大塅，占领了美娘山。
我料想敌军必来反攻，便召来四十九标标统，对他授以机宜。过几天，敌军果然来反攻，候其将近阵地，我下令山炮猛烈轰击，步兵在战壕内堵截，我军一部绕在敌军后面断其归路，敌军大溃，死尸遍地，向河南边境退却。我们又在原阵地驻了一个星期，才拨队回汉阳。一个星期后，我便率队回湘了。
（杨锡贵 整理）
选自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历史事件
戴凤翔 杨传清 陈鹏南
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于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连续颁布了两道上谕，宣布“整顿兵制，停止武科”，并于各省会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湖南武备学堂于同年冬开始筹备，一九○三年五月正式开学。同年又附设兵目学堂，以培养新军骨干。  湖南陆军小学旧照
一九○五年夏，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结业，宣告停办，即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侧武备学堂原址（五栋两层楼房）设立湖南陆军小学堂，仍委前武备学堂总会俞明颐为总办（俞字寿丞，浙江青田人，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当时以兵备道兼督练公所总办）。总办综理全堂事务，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照例由候补道充任。俞明颐于一九○八年去职，继任者为汤鲁璠（善化人，号稚庵）。一九一○年汤去职后，由张鸿年（广西人）继任。总办之下设监督、提调各一员，监督相当于教育长的性质，提调相当于总务主任。先后任监督者有陈其采、谢西园、李云龙三人；任提调者有束日路、王东卢、夏国桢三人。实际上负责的是监督，总办仅挂名义，坐观其成，很少过问学堂事务。据刘兴回忆：第一期学生在校三年半，仅于开学典礼及中途闹风潮时见过俞明颐两次，平日不见其踪迹。除了监督、提调以外，陆小每期设学长三人（但第一期则设有六人，如杨传清、曾君典、易谷、范介标、项致庄、李某等，均系兵目堂毕业生），专任管理；各科教员若干人，其中兵学教员是专职的，普通学科教员则多由省会各文学堂教员兼任，第一期教生理卫生科的系日本人佐久间（长沙同仁医院院长）。
开办陆军小学的目的，是为了长期造就军事人才。其时仿日本军制，在各省会设立陆军小学（相当于日本的地方幼年学校），招收年在十五岁至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授以基本的军事学术科和普通学科，修业三年期满后，升入陆军中学（相当于日本的中央幼年学校）。当时全国设有陆军中学四所（北京近郊清河镇、南京马标、武昌南湖、陕西西安），湖南陆小毕业生，多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陆军中学毕业后，再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相当于日本士官学校）。也有直接升入日本士官学校的，如程潜自武备学堂毕业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六期毕业，贺耀祖在陆小一期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一期，中途送往日本士官十一期。
湖南陆军小学于一九○五年八月成立，招收第一期学生。当时一切规章，完全依照清廷陆军部的规定。但因创办较早，事无前例，有些地方结合本省具体情况，稍有变更。如部章规定学生来源，应由各县高小毕业生考送，当时长沙府属十二县，虽设有高小，而无毕业生可挑，于是改为由省自行招收。从第二期起，则系由全省六十三州县考送，报考者极为踊跃。据陈鹏南回忆：一九○九年夏第四期招生时，武冈县报考者五百余人，高小学生占十之八九，经过体格检查及学科考试，取录十名送省里复试；到省后，又经过体格检查及两场学科考试，仅取录陈鹏南一名。当时学科考试内容，主要是试国文，题目多出自《论语》、《孟子》，如第四期省会复试，头场试题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论》，二场试题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论》。
湖南陆小学生名额，原规定：正额生九十名，由各州县考送；附课生三十名，凡外省宦游子弟、本省官吏子弟及新军优秀士兵（如贺耀组系由二十五混成协保送）均可保送，自备学费附课，每期缴纳学杂膳费银三十两。但是实际上新军优秀士兵入学的并不多，而达官显要的子弟则得到通融入学的机会，因此，实际入学的名额往往超过规定人数。据刘兴回忆：第一期学生达二百余人。入校后，严加剔选，每月经过月考甄别，分为优、上、中、下、劣五等。按部章规定，陆小学生待遇，每月每人平均四两五钱纹银。学堂为鼓励学生计，除伙食费一律开支三两外，优等给津贴二两四钱，上等二两，中等一两六钱，下等不给津贴，劣等立即开缺。这样，逐月淘汰，最后参加陆军中学升学考试的仅有七十二人。又如第三期学生中，邵阳县即有刘重威、谢焘、魏彪、魏均、魏云等五人，其中魏姓三人，是当时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子侄（魏彪是近视眼，本来不宜于习陆军的，结果也取录了）。
学生年龄，部章虽规定十五岁至十八岁，实际上超龄学生很多，个别的将近三十岁。
陆小的课程，分学科、术科两部门。术科以班、排教练为主，劈刺、器械操为辅，主要在野外演习。武器以日本村田步枪居多，也有汉阳七九步枪及其他杂牌枪枝。学科方面，分军事学科与普通学科两种。普通学科有国文、外文（英、法、德、日文均有，由学生选习其一，中以选习日文者多，选习德文者少）、修身、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生理卫生、三角、几何、代数等；军事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野外勤务、测绘学等。学堂对学生管束极严，月终考试成绩列劣等的开缺，操行不及格的也一律开缺。正额学生出缺时，有时即以优秀附课生递补。
湖南陆军小学前后共办五期。第一期于一九○五年秋季入学，照部章应在一九○八年秋季毕业，因陆军中学校舍建筑未竣工，延至一九○九年（宣统元年）春毕业，是年秋升入中学；第二期一九○七年入学，一九一○年毕业，第三期一九○八年入学，一九一一年毕业。辛亥长沙光复前夕，第四、五两期在校学生二百余人。每期毕业学生，一般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小学毕业后，如考陆军中学落第时，可转入军需、军医、兽医三校学习。湖南陆军小学历届毕业生中：唐生智、贺耀组、刘兴系陆小第一期学生，戴岳（原名戴哲人）、陈浴新系第二期学生；陶峙岳、曹伯闻（原名曹政典）、罗霖（原名罗毅）、周斓系第三期学生；胡达、罗藩瀛系第四期学生；毛炳文系第五期学生。刘峙也是湖南陆小第三期学生，当时名叫“黄谊本”（随母下堂改姓），后来经陆中而升入保定第二期。
辛亥八月十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湖南以后，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的进步官兵和陆军小学的进步师生，大都跃跃欲试。新军与陆小方面，平日素通声气，在起义前夕，彼此之间是有些联系的。如学长李鸿钧，学生向忠勇、陈图南、包凯、李昌杰、王大桢等，与焦达峰、陈作新都是暗中有联络的，因为李鸿钧、向忠勇等多是湘西人，与会党有渊源。陈作新在离开四十九标以后，住在李藩国家（即李培心堂），还经常秘密到陆小访问联系。当时陆小的主持人非常顽固，对学生的思想采取禁锢办法，不许阅读有关宣传排满革命的报刊书籍。但是一些进步学生还是想尽了方法从外间找到这类书刊，秘密阅读，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曾记一九○六年六年，禹之谟、宁调元等发动长沙各学校男女青年学生，不顾官方当局的阻碍，开追悼会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两烈士于岳麓山，陆小第一期学生大部分参加了这次群众性的政治行动。长沙起义前夕——八月三十日晚间，陆小学生中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积极分子，暗中通知各同学，睡觉时莫脱鞋子，把枪支靠在枕头边，以便应付紧急事变。大多数同学都照此作了准备，但也有一小部分胆怯的人，连夜请假外宿。
九月初一是星期日，陆小学生例假休息，大部分人进入市区，后来看到新军起义，分路进城，于是陆续回校集合，各自荷枪进城，与新军配合巡查市区。翌日下午，市面陡起谣风，说黄忠浩的旧部黄东旭将举兵攻城，为黄报仇。陆小学生闻讯，就在学堂附近校场坪紧急集合，全体荷枪实弹，整队进城。大家跑到小吴门外一带，就地散开，准备抗击叛兵。这时，小吴门的守城新军，要我们率队进城，以免妨碍射击目标，乃进城暂驻曾文正祠（今长沙市第十四中学）待命。后经侦察，始知攻城之说全属谣言，遂于初三上午返回学堂。陆小学生中过去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络或者思想比较激进的，则在光复时参加了实际革命工作，担任新军中的下级军官或其他职务。如向忠勇随西路招讨使杨任赴常德，担任招讨员，九月十三在常德与杨同时遇害。  长沙光复后，湖南陆军小学部分参战学员合影长沙光复前，陆小监督李云龙调职广西，早已离湘，校务由提调夏国桢（湖北人）负责。起义几天之后，有人向督署名告发，说夏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被逮捕，拘押于督署，并由督署将陆军小学堂改为陆军小学校，委派刘鸿逵为校长。随后，又改委戴凤翔接充，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到校视事。
四月上旬，南京留守黄兴通令南方各省，陆军小学一律停办，所有学生全部送南京进入伍生队受训。其时陆小在校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系第四、五两期生。湖南督署将停办陆小的命令转发到校后，校长戴凤翔即赶办结束事宜，随即率领学生一百六七十人，乘“快利”轮船由长沙出发。到南京下关时，适赣军俞应麓部在城内哗变，不能进城，宿于下关海宁寺。第三天始率队进城，住南京碑亭巷南洋第一楼。次日，戴凤翔往留守府见黄兴，黄面嘱戴与入伍生队队长沈靖（浙江人）接洽编入该队事宜。当时学生在途中闹疮的很多，在入伍生队检查身体的时候，凡生闹疮比较厉害的，都被军医剔除，不予取录。后经留守府军务厅长张孝准决定，将未取录的二三十个学生，全部编入复城桥军需学校第一期受训。编入入伍生队的学生，后来则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开办七年的湖南陆军小学，至此全部结束。
编者注：本文字成后，曾经曹伯闻、刘兴两先生校阅，并在个别地方作了补充订正。
选自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