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文典
个人简介
  国学大师(刘文典)刘文典，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聪，字叔雅。1889年12月生。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佑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刘文典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62年张德光教授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之借镜……先生勤搜前人微引，博采诸家校释。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嫠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　《庄子补正》，共十卷，全书共收列庄子内、外，杂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校以历代之庄子重要版本，并广泛征引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将其补正之文分繁于各篇相关内容之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1938年刘文典先生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执教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介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其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进化论讲话》、　《进化与人生》等。　
刘文典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游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
人物生平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学术论著。 
刘文典1927年任省立安徽大学（已经解散，旧址现安庆师范学院）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  刘文典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1938年刘文典先生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执教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介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正当他准备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著作时，不幸于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其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进化论讲话》、 《进化与人生》等。 
刘文典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游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
刘文典与沈从文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  刘文典子的共有一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半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据传他连搞新文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在西南联大时，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文典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但他的儿子刘平章接受采访时表示此事完全是谣传，“我父亲离开西南联大后，学校才聘沈从文为副教授，父亲都到云南大学去了，怎么还会评价这个事情。”
刘文典与陈寅恪
刘文典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文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刘文典与吴宓
刘文典讲课时，有时候著名学者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勇斗蒋介石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关于当时场景的描述有七八个版本之多，笔者择其三例较为平实、可信者列于后：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坐，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蒋却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出言顶撞’，蒋介石大为震怒：‘……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刘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张正元、杨忠广：《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旋即踢蒋介石一脚，后被同人拉开。蒋介石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关了七天。”(叶新：《近代学人轶事》)
刘文典终于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刘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的确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杨起田《安庆文史资料》总第七辑)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祢正平。”[2]​
学术成就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
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译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
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淮南鸿烈集解》  《淮南鸿烈集解》封面《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重要的杂家著作。学术性和文学性皆很强。淮南系指淮河以南一带的地方。据说它原有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但现存只有内篇。书中提出的“道”和“气”的学说，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书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于其深奥难懂，除东汉高诱有《淮南鸿烈解》外，历代很少有人对其作专门研究，注本更是鲜见。刘文典攻《淮南子》，从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方面全面深入，寒暑数易，其志不移。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厖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淮南子》是汉代初期所编纂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古代神话的宝典。《淮南鸿烈集解》则是近代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在遍览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对《淮南子》的最佳集解。 
《庄子补正》  《庄子补正》封面全书共10卷，于1939年出版。陈寅恪作序亦给予较高评价，使刘的身价倍增，获得了“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他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傲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三余札记》
《三余札记》为笔记体，取三国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意，记录了自己平素积累的一些治学心得和体会，从中也可窥见他的勤奋不殆的钻研精神。
人物风采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 
  《刘文典传闻轶事》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清华门生《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1932年夏，刘文典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身份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陈除出了“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外，还出了对联题，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让久违了对对子的学生们多 
  刘文典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其实这种“观世音菩萨”理论对现在我们的写作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出去难免丢人现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和尚见刘先是狼狈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无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招待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狂言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乌”；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乌”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治《庄子》，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只吃鲜桃一口”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刘文典1956年摄于云南大学寓所
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在给次子刘平章的复信中称呼其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 
  刘文典1956年摄于云南大学寓所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他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行。他还把鸦片彻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时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老师”、“刘老”。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因刘文典有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页）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治学格言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
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书信辑存，《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页）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解聘始末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近年来，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说一个个学贯中西的泰斗、大师，以及名扬天下的联大学生，即便是一些当年联大附属中学的学生也成为回忆的对象。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
昆明的生活，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物价的飞涨，使战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弹摧毁，不得以，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可想而知，失去亲人是悲痛的，而无力营葬更让人痛苦。用刘文典的话说，这些年真是“贫病交迫”，“可谓备尝艰苦矣”。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于是，教书之余，常以读旧诗消磨时光，后来竟发展到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正是这一嗜好，最终断送了刘文典在清华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于是来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来人还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才能敢来，地方富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就这样，刘文典在盐商派人的护送下，于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虽然当时教授的薪水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吃穿，虽然也有人开始自谋兼差职业，这些人们都能够接受。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生活居然向盘剥劳苦民众的盐商弯腰，而吸鸦片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此外，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五个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 
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坚定怀疑，所以三所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 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 
  刘文典1947年摄于云南大学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 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聘书发送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本来就不满刘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书无疑火上浇油。他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闻一多也是个火性子，带着怒气的信里，出现了“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等讽刺之语。 
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解聘教师，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小事，况且解聘的刘文典还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难想象有些人替刘讲情，王力就曾这此找过闻一多。王力在一篇回忆中说：“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接到闻一多的信时，认为这不过是“半官式信”，倚老卖老的性格使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给闻回信。不过，刘文典还是有点内怯，于是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罗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时兼联大中文系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的意思。 
令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果然停止续聘他了。7月下旬，刘文典从一位朋友来信中获得“有更进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并无大过”，只是“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罢了。不过，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笔向清华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这封信是通过罗常培转到梅贻琦的，信中写到：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 
刘文典不知道，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这行也很有看法。梅贻琦接到刘文典的信后，没有及时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拟了一份复信，交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誊清。这封信是11日以梅贻琦名义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鉴：日前罗莘田（案：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X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X，藉颂 
X祺不一 梅贻琦 九、十一 
(X表示阙字）
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这大概就是有关联大回忆中极少涉及刘文典的原因吧。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经济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由地方拨款的云南大学，对教授的待遇比联大还要稍高些。然而，对于他的学术影响，却有相当损失。试想，如果刘文典仍在清华的话，以他的学识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围，其影响就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全国解放后，他评为一级教授，并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属于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岁。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不过，闻一多并不知道刘文典普洱之行，还有另一个连刘文典本人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下地党员和进步青年。 
刘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将昆明各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各县。当时，联大转移出去的学生有100多人 ，其中吴显钺、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于磨黑中学，吴显钺还担任了磨黑中学的校长。因为这层关系，不久萧荻、许冀闽、郑道津等联大同学也疏散到这里，在磨黑中学教书。 
疏散到磨黑的联大同学，认真执行中共关于在蒋管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刻苦教学，培养学生，联络士绅，因而很快赢得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站稳脚跟。这就为后来联大黄平、陈盛年、钱宏、卢华泽、秦光荣、于产、刘波、曾庆华、曾庆铃、茅於宽等同学来此任教，并为后来将磨黑中学办成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据点打下了基础。 
磨黑中学的董事长，就是请刘文典去普洱的大盐商张希孟。这个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势力，但与国民党地方党部有矛盾。疏散到那里的联大同学很重视对其进行统战宣传，曾向其介绍世界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推荐阅读《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新华日报》等。 
这时，想附庸风雅张希孟正在找人为其母撰墓志铭，于是提出请联大同学介绍一位有名的教授来此，同时以壮自己的声势。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刘文典。刘文典到磨黑，有优厚的报酬，每天除教张希孟一两个字外，没有更多的事。但是，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 这内情，不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刘文典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3]​
人物传记
《狂人刘文典》
章玉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8.00元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 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 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