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开封基督教会
开封市基督教会的传入与发展
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基督教在中国通常专指基督教新教。
荷兰传教士干治士（Georyius Candidius,1597-1647）与尤纽斯（Robert Junius）十七世纪明天启7年（1627）开始，历时20多年，最早将基督教新教传给祖国宝岛台湾原住民。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十九世纪清嘉庆12年（1807）来到广州，任职、传教27年，最早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ar，1832-1905）创立的基督教内地会，清光绪元年（1875）开始传进河南；加拿大长老会光绪14年（1888）开始传入豫北；美国路德会光绪24年（1898）开始传进豫南；瑞典瑞华会光绪25年（1899）开始传入豫西新安。
传入开封最早的基督教会，当属澳大利亚传教士包崇德（Robert Powell,1872-1914）二十世纪清光绪27年（1901）传进的内地会；接着是循理会（1907）、浸礼会（1908）和圣公会（1910）。这些教会以后发展到开封地区、豫西、豫东和皖西北等广大地区，和豫东南、豫南的内地会，豫南、豫西的信义会，豫北的长老会，构成全省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六大宗派”。
开封是当年河南省会，是省内基督教传入较晚的城市，是晚清时期全国最后一个容纳基督教的省会城市。基督教在开封已有一百零几年的历史，历经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期。开封的今天，基督教在全地区已经是信徒最多的宗教。教内流传一句话，叫做“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有信主人”，形容基督教在大开封分布之广泛。清末民初开封内地会教会开封基督教第一个教会，是设在大纸坊街路北的内地会。包崇德光绪27年（1901）在这里设立开封第一个宣教站。光绪29年（1903）英国传教士毕裴然给朱兴振（承圣）等二人施洗，加上山西移居来的信徒梁先生，三人组成开封最早的教会，梁先生负责教主日学初级班，算是开封最早的中国传道人。朱振兴是开封第一个基督徒。翌年毕裴然又施洗八人进入教会，还有三、四位从外地移居来的信徒，他们选出执事会，开封教会有了最早的组织机构。随着信徒的增多，直到民国元年（1912）中外信徒捐款建成可容七、八百人的正规礼拜堂。大纸坊街内地会，有了一定数量的（受洗）信徒、执事会、中国职业传道人、正规礼拜堂，建成开封第一个教会。
建成一个教会用了十一年时间，多亏用了“行医传道”的方式方法。通过办诊疗所办福音医院：传教士是医生，高明的医生是优秀传教士；候诊室、病房就是宣教站；医院配职业传道员、设置礼拜堂，劝导患者和家属信主成为信徒。内地会不强调驱邪赶鬼，提倡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崇尚医术治疗疾病，教义救人灵魂，爱心引领归主。当时环境下医病效果比较显著的有西医外科、戒毒瘾、麻风病、精神病，以及轻症重疹等。无怪乎后来的爱因斯坦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残瘸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这句话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理，但是所有人都从中吸取营养。
开封福音医院和那时所有的福音医院一样，办有医学生班、护士生班，招入的学生没有合格学历。为的是培养中国式的又能医病又能传福音的传道人。这在他们学制正规、制度严格的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开封福音医院第一届三个医学毕业生后来成为了基督教界的名人。一个叫朱华南，留在本院当大夫，又是教会长老，有丰富的圣经知识，甚至超过一些外国传教士。第二个是高建成，毕业去大西北兰州帮助创建博德恩医院，从兰州北上南下，沿河西走廊到边境市镇，甚至西行至西藏，一边行医一边布道开拓新教区。第三个毕业生何继山，不回老家杞县，而去河南内地会发祥地周家口教会，自办博爱医院医病，担任牧师义务传教五十年。内地会不办医学院，在医院内办医护学生班；不办神学院而办圣经学校，不仅培养其灵性修养和讲道能力，还教给学生一定的科技工作本领，日后成为家庭经济生活不依赖教会的传道人。至今仍然是经济落后地区坚持办教会的一条成功经验。
内地会在开封办福音医院，浸礼会在郑州办华美医院，圣公会在归德（商丘）办圣保罗医院，循理会在杞县办福音医院，何继山在周家口办私立博爱医院，等等。开封教会通过布局合理的医院把现代医学，现代化的医疗机构设施和第一代医疗人才带进开封与河南 ，也为以后推进当地医药卫生事业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循理会传入开封的第二个教会是循理会。北美循理会来中国建立第一个教会，是美国女传教士李安东清光绪31年（1905）开始建立的荥泽教会。荥泽，位于郑州西北三十五华里黄河南岸的小县城，面对华北大平原数不尽的村庄，又占据沿大河上下传教的优势。循理会中国教区第二任会长安培生，光绪33年（1907）把租到手的开封鼓楼街院落转让给后来的浸礼会，在宋门关外边沿购地建教会办神道学，面向祥符东、陈留、兰封广阔地区发展信徒。在农产富饶人杰地灵驰名的金杞县，美国传教士梅立德清宣统元年（1909），接过内地会创办的宣教站建立起杞县循理教会。在美国同情黑奴和穷人著称的循理会，有意在中国中原着重发展农村教会。他们前前后后向河南（也是中国）派遣了六十名传教士。为了传教目的，他们不辞辛苦深入偏僻农村，甚至不怕土匪绑票、瘟疫威胁生命。有10位传教士死在传教岗位线上。他们应该是致力于农村教会教牧工作者的榜样。后来荥泽（郑州）、开封、杞县三角鼎立教会形成循理会河南教区的三个分教区。
讲道传福音、管理教会，这个担子归根结蒂还是要落在中国传道人身上，从教义上、差会实力上、时局变化上来看，而且是刻不容缓。建立农村教会首先要有适合农村工作的教牧人员。为此，开封循理会（布道所）在成立的第四个年头（1910）就办起圣经传习学校，实际是短期培训班，而且是小规模的。从本地、荥泽、杞县选拔有一定文化有奉献精神的青年信徒，利用冬夏农闲季节集中起来培训：讲给他们一些神道学课程，教给他们一些讲道传福音本领，引领他们提高灵性修养。短期培训班办了十年左右时间，为循理会培养了第一批农村传道人。他们虽然大多是义务传道人员，但在循理会初期开辟教区建立农村布道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国9年（1920），循理会不失时机的办起正规的圣经学校，三年后开始有了毕业生。他们作为第一代职业传道人分配到农村，将布道所晋升为教会，亲手建立和管理一个又一个农村教会。他们虽然只有中等专业水平，但是确乎属于有资质的实用人才。以后，循理会开辟新教区几乎同时始办圣经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陕西教区，光复以后新设的重庆教区，香港循理会开创时期，以及台湾中华循理会，无不如此。循理会办神学校、神学院宗旨：坚持打好神学基础，追求提高灵性修养，不贪图名声，不好高骛远，讲究实用实效。其实，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封圣书学院鼎盛时期院长，西北（宝鸡）圣经学院开创院长，五十年代台湾圣光神学院首任院长，均属同一个人，即戴德生之孙戴永冕；中国循理会创始人李安东首次来华，是在十九世纪末作为内地会传教士身份来云南昆明传教。所以有些研究教会历史的人说“循理会具有内地会血统”。
循理会对于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传道人，均实行驻地定期轮换制度，防止与地方关系过于“融洽或恶化”，影响传教形象和效果。
那时的循理会，有一心致力于农村教会工作的教牧工作者，有培养有资质的教牧人员渠道，有严格的教会管理制度，也是今天加强农村教会建设应该汲取的经验。华内浸礼会美国南浸信会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沿海省市已开始建立华南教区、华东教区和华北教区。美国传教士施爱理受戴德生传教思想影响，要为南浸信会扩大势力范围，在中国内地省市新建立一片教会，名字叫华内浸礼会。他与陆德恩深入内地从南至北考察，发现湖南、湖北已被其他教派捷足先登，地处中原的河南有比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华内浸礼会决计选择河南落地发展。郑州的未来是华北铁路交通枢纽。清光绪30年（1904）陆德恩留在郑州首先尝试建立第一个教会和医院。施爱理坐镇郑州四年时光，深入观察河南与省会开封。施爱理三进开封。第一次进入开封是随南浸信会领袖观光，第二次是从郑州步行150华里进去调研。开封系中国古代七朝首都，并有中国东京之美称。占据开封可以解决南浸信会未能进入北京、南京首都级城市之憾；开封没有像样的官府学校，虽然已有内地、循理两个教会，但“尚未启动大的教会教育设施”，华内浸礼会可以在内地最大的中心城市，大规模办教育大蓝图建教会。清光绪末年（1908）施爱理第三次是夫妇带着用人搬家进驻开封，开始建立鼓楼街城市教会。民国4年（1915）开始建设红洋楼大院与文化。极致宣统2年（1910）、民国6年（1915），分别“收编”安徽亳州自由浸礼会和归德（商丘）独立英格兰浸礼会。由郑州、开封、归德（商丘）、亳州四个小区构成的华内浸礼会初见端倪，形成南浸信会华南教区与华北教区的连接点。这是南浸信会领袖们对施爱理最为赏识之处。
因此，南浸信会和施爱理都非常重视对开封浸礼会的建设。施爱理夫妇回到美国募集捐款和人才，历经二十个月的日日夜夜，踏遍教区各个地方，得到南浸信会总会、南方各州浸信会总会和广大教友的热心回应。民国元年（1912），施爱理夫妇带着募集到的巨额资金和新传教士回到开封。用九年时间建设城市大教会样板-鸿恩堂，十年时间建造大教育体系设施-红洋楼大院。其教学楼无愧是河南省第一座现代西式混砖结构大楼。在传福音办教会发展信徒的同时兴办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文化夜校、英语短训班。光绪31年（1905）私立中州公学成立，但命运极短。宣统1年（1909）开建济汴中学，与民国1年（1912）始建的圣公会圣玛利亚学校，并称为开封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两大洋学”，实际也是开封最早的两所私立中学。宣统2年（1910）建立施育女校，民国10年（1921）开始建真光中学。华内浸礼会在满足青年更高求学要求，女子应有与男子同等受教育权利等方面，在河南起到现代新式教育的先导作用。济汴中学（前期）学校办奶场、手工业工厂、农研机构，实行教学与产业相结合制度，对于河南地区农副业发展，城市人民饮食结构改变，以及职业教育的兴起，都有一定的带头意义。
华内浸礼会另一个领袖级人物是何礼士。何氏夫妇宣统2年（1910）来到郑州学习汉语，民国元年（1912）来到开封在南关及南郊传教。民国3年（1914）建立浸礼会南关布道所。民国8年（1919）以后，从浸礼会华北教区请来一批中国传道人，下到祥符、陈留、尉氏、通许、洧川一带建立教会发展教区。民国11年（1922）至15年（1926）扩大南关布道所，盖小红洋楼建成友谊（信望爱）礼拜堂，从山东浸礼会请来教员，办起豫皖圣经学校。这个学校一直办到民国27年（1938）开封沦陷，为华内浸礼会四个小区输送了一大批传道人员。日本投降后，在此基础上在红洋楼院内神学楼办华内神学院，为华内浸礼会培养第三代福音传道人。何礼士有别于施爱理，是一个热心发展农村教会，专工经办神道学校的传教士。
作为华内浸礼会创始人的施爱理，还偏于进入上层群体传教。施爱理来到开封不久，便去河南留美预备校（河南大学前身）兼授最重要的课程英文课，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办基督徒团契传福音。以后许多年代表校方从美国请来这类教师，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还兼做教会主日学和济汴中学教师。施爱理预见“这些学生注定是中国未来有权威的人”，是支持教会的一支政治力量。
施爱理和冯玉祥是好朋友。施是冯玉祥学英语的家庭教师。施借给冯西装并参与冯同美国大使关于“抢救人质的谈判”。施作为冯的军中牧师，在教会礼拜堂给冯官兵设专场礼拜；施赴北京兵营为冯军官举办夏季圣经培训班，等等。施爱理对于冯玉祥成为“基督将军”起到一个推助作用。圣公会河南教区河南圣公会创会主教英属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原来在福建圣公会已有多年传教经历。清宣统2年（1910）受命，随即选聘一批福建青年传道人，来开封开辟教区，依靠他们创办阅览室、学校、孤儿院、医院，建立行宫角布道所（教会）。怀履光设计在开封建造主教院区、事业园区、犹太文化园、救济园区、园林区。清宣统末年（1911）开始，在行宫角布道所附近购买多处宅基地建造主教院区。民国8年（1919）至民国13年（1924）建成基督教标志型建筑“圣三一座堂”。民国元年（1912）开始，在南关医院前街两侧建造事业园区，内含圣安德烈学校、圣玛利亚女校、保生堂孤儿院、圣保罗医院（初期）、托儿所，还有青年会柯家楼（民国36年转售圣公会），至民国22年（1933）建成真理礼拜堂。其他三个园区，民国6年（1917）买进北教经胡同犹太人后裔宅地；民国22年（1933）华洋义赈会购进包府坑街房地产，西关堌门千余亩土地；民国16年（1927）买入西门外堌门千余亩沙地准备造林，这些项目只是有个雏形而后草草了事。
怀履光主张在陇海铁路沿线建立教会，所以在开封建设教会的同时，派专人去这些县城发展教会。在郑州（1910年）建布道所，以后建履光堂，归德（1910年）建布道所、救主堂，永城（1911）建布道所、永生堂，睢州（1913）建布道所、旭光堂，兰封（1914）建布道所、祈馨堂；后来又陆续建夏邑真光堂、夏邑会亭灵光堂，马牧集（今虞城）善牧堂，柘城神在堂，朱集（商丘车站）灵程堂，商丘北关圣爱堂，虞城县天安堂，新郑彼得堂，洛阳（1930）救恩堂，等等。为了使教会医院设置布局合理，经汉口英国领事馆调解，配合豫东各县教会的成长与发展，河南教区把建在开封已经三年的医院搬迁到归德，这就是驰名豫东的北关圣保罗医院。
以上这些教堂是依照圣公会惯例，在建立永久性礼拜堂之后，由主教来主持“祝圣典礼”，并给教堂起个名字以资纪念。在主教所在地设置的教堂，因堂内设有主教的专门座位，所以称“座堂”。可见圣公会组织机构讲究规范，典章制度要求严厉。
圣公会神职人员主要分三级：主教、会长、会吏。会吏系见习职，一年后晋升会长。妇女最高只能任会吏，不能晋升会长。会长即牧师，因与俗称“会长”易混淆不多使用。今日中国基督教男女圣职人员有牧师、长老、传道员三种，与昔日“三级”有根本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进入圣公会教堂感觉庄严肃穆，举办活动名目繁多。比如开封“三一座堂”讲台设有七星烛台；神职人员做礼拜时穿着“礼衣”；礼拜天信徒不做工进礼拜堂做礼拜；礼拜天为少年儿童举办主日学；组织唱诗班礼拜聚会献唱圣诗；给青年学生办英文查经班；等等，这些作为好传统被现代教会继承下来。抗战前开封相国寺后街德华大药房经理谭子东是圣公会教友，每逢礼拜天带家人和店员去教堂做礼拜，药店门前挂张牌子：“今日礼拜，下午营业”。有人问，这不影响他的营业收入吗？许多顾客说，经理是个虔诚基督徒，做生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的生意自然兴隆不衰。类似这样的故事，现今教会和信徒宣传得太少了！
开封圣公会发挥其面向城市群众传福音之优势，在宣统2年（1910）创办教会起始之年的圣诞节，为新的四名男信徒两名女信徒施洗入教，传教成效令开封创建教会的先行者刮目相看。民国时期开封基督教新教发展的第二块里程碑，是开封自立教会的出现与绵延发展。
1.由于受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冲击、基督教会自立化运动的影响，以及民族自尊心之驱动，开封出现第一个从有差会背景教会分离出来的自立教会。
民国9年（1920）开封一些教会信徒，主要是大纸坊街内地会信徒，首先脱离原教会在游府街成立自立会，信徒最多时达百余人。得到冯玉祥任河南省督军时期的支持，将游府街名字改为自立街，因而增大了它的影响。  
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封自立教会处于发展势头。
民国14年（1925），中国信徒创立于北京的真耶稣教会传进开封。三十年代在顺城东街开始建立教会。信徒起初二十余人，后发展到百余人。真耶稣教会开封分会在县乡发展到7个区会7个祈祷所。
还有从浸礼会分离出来的两个自立教会。一个叫自立浸礼会，民国20年（1931）创建于开封北门大街，是开封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立教会，发展到东西南北等9个支会，遍及开封县、通许、兰封、封丘、滑县、获嘉、延津、原阳等八县地界；另一个是跟随济汴中学愤然离开红洋楼的基督徒师生捐款，在法院街修建的进恩礼拜堂，能容纳300人。
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民国23年（1934）在三个信徒家中各自成立了聚会处，教务工作统由一人负责。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南关中山路、城内西大街第二次建立教会。
3.开封沦陷，日本兵关闭有英、美差会背景教会大门，出现激起中国人自立教会的新形势。
起源于山东泰安马庄的耶稣家庭，民国27年（1938）在开封北郊郭楼建立家庭。以后，冯兰馨等人将家庭迁到城内辘轳湾，成员达30余人。
民国28年（1939），北平远东宣教会圣书学院一神学毕业生，来到开封辘轳湾建立一个教会，起名叫中国耶稣教会。民国32年（1943），教会迁到午朝门内路西自办诊所内，改名叫中华基督教会。
民国31年（1942），胡彼得（1903~1976）、董恩莲夫妇在曹门关三教堂（三关庙）街21号，自己买房建立中国基督教会。解放前夕，曹门关民房与教堂一起被国民党军队焚毁，教会迁至市内明伦街65号。办会经费主要靠胡氏夫妇以及王洁爱、王洁云等姐妹捐助。信徒最多时达五、六十名。
4.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1946）沈丹九（1885--1974）医生，辞去信义会牧师职务，在开封延庆观后鸡神庙街35号，自己出资购买院落建造楼房创立中国基督教福音堂。信徒多时50余人，少时20余人。1946年参加开封市基督教联合会；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沈丹九1955年当选开封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这些教会摆脱差会控制，实行自立自养自传，实现了中国人自办教会的愿望。自立教会就其宗教势力、经济能力来说比较薄弱，在基督教界未能起到决定作用，但对有差会背景的传入教会的刺激和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封四大传入教会已有二十年的成长历史，中国传道人力量已占绝对多数。他们对教义理解的深入，不断受时局推动的压力，特别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时期坚持传道管理教务的经验，使得教会本色化有了新气象新成果。
民国15年（1926）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内地会各地信徒受时局推动，纷纷要求建立自立、自养、自传的地方教会。民国17年（1928）内地会总会发布了“内地会促进自立教会政策宣言”，将教会领导职位和教产交予地方教会。之后，河南各地基层内地会逐渐改为地方教会（区会或县教会）。教牧人员由本教会聘请或选举，其工资由当地信徒捐款支付；有社会职业者尽义务；还有一部分仍由差会提供。差会将开封大纸坊街内地会职位与教产交予地方教会，名曰“开封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实行自立、自养、自传，由中国牧师主堂；西人牧师改任顾问，民国22年（1933）离开开封。
教会组织形成两个机构：一个是外国人的差会（又称母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外籍传教士会议；另一个是中国信徒自立的地方教会联合会。河南省内地会有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河南省联合会；另一个是属于晋秦豫联合会（原差会瑞华会）的豫总会。
圣公会主张本色教会，主张由中国籍传道人“独立经营”教会。河南教区始终是中国传道人占主体地位。所以民国22年（1933）第二任主教竞选时，中国人士郑和甫胜出另一个加拿大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主教。郑和甫在任期间，在国际国内呼吁中国人办中国教会的权利；亲自经手将河南教区差会全部房地产权移交中国教会；培养出第三任主教时期好几位全国基督教界三自革新运动领袖人物。河南圣公会在由中国人较早管理教会走向新中国自办教会起到先驱作用。
循理会在中国首次开办教会，宗派内无任何借助力量，用了几乎二十年功夫办培训班、办圣经学校，才形成有规模的中国藉传道人队伍。北伐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撤退中国传道人保护教会坚持传福音活动，赢得了西方传教士的尊敬。民国18年（1929）循理会成立首届年议会，中国传道人参与总教会管理。开封宋门关、宋门里两教会从此实行“自立、自养、自传”，并负责黄河北岸封丘一带新教区开发。这个传教队伍，无论是专职的还是短期轮流的都是中国传道人员，没有西洋传教士，当然不建造西洋宅邸楼。民国24年（1935）第七次召开年议会，除了会长、圣书学院院长两个外国人，其余29个代表都是中国传道人，城乡教会和支堂都由中国人经营和管理。只是教会级传道人大部分是自养传道人，还有一部分是半自养传道人、依助（差会津贴）传道人。圣书学院还接受差会津贴。
华内浸礼会，借助汉口浸礼会、山东浸礼会中国籍传教力量，直接开辟教会和兴办圣经学校，比较快的形成中国人传教队伍。中国籍教牧人员管理农村教会，进而管理城市教会、管理上层教会。负责华内浸礼会之开封施浸堂，民国23年（1934）改组，正式成为自立自传，声称脱离美南浸礼会举华人为代理牧师。城市教会标杆鼓楼街鸿恩堂，民国25年（1936）由华人负责。负责农村教会的南关友谊浸礼会，民国27年（1938）3月，经美国传教士转交华人牧师办理，达到自立自传。
至于民国22年（1933）以后设在西门大街的信义会，乃由中国牧师创立，以后的经营管理者基本是中国传道人。
直到抗战爆发开封沦陷英德宣战美日宣战，传入教会完全由中国传道人进行领导和管理。抗战八年，西方传教士完全撤离，教会与教会、信徒与信徒空前团结。开封市内各教会组成基督教联合会与日寇周旋，坚持开展决不辱没民族气节的宗教活动；郑州市浸礼会、循理会、信义会、圣公会、天主教五会联合组成郑州国际救济会，设置收容所，救济流入郑州的沦陷区、黄泛区难民；同时设置难童学校、圣德中学，收留八百名难童和流亡青少年，徒步行军两千里迁校陕西凤翔王堡，使学生免受日寇涂炭与奴役，战时受到难得的现代科技和民族文化教育。抗战八年，无论是自立教会、传入教会，不论是沦陷区教会还是国统区教会，中国教牧人员推到教会工作第一线，实现自立、自养、自传，再次尝到独立自办教会的快乐。
诺门清洁会传播于冀南大名、濮阳（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一带，抗战时期总会及教会都交由中国传道人经营管理，实现自立、自养、自传。光复以后的民国35年（1946）进入开封城，最后在省府西街租房建立开封清洁教会。开封基督教传入教会抗战胜利以后，教会或其神学院校又接受差会津贴，在教会本色化的进程中出现反复。
开封基督教会一部分是自立教会，起始于二十年代初，绵延发展到四十年代，应该说他们摆脱了差会的羁绊，教会实行了自立、自养、自传。另一部分是传入教会，他们是教会的主要部分，在北伐战争期间内地会“促进自立教会政策宣言”以后，各教派中国籍教牧人员成长壮大起来，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从只顾登讲台传福音，转变到管理教会、领导教区；在经济上，从只有农村基层教会自养，到自养与依助（差会津贴）并存，到抗战时期很少依助。可以认为他们已经从“西方在中国教会”改变成为“接受差会津贴之中国教会”，应该是“准三自教会”，至少是“半三自教会”。
事实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靠自养来建立自己的教会是十分困难的。基督教真正实行自立、自养、自传是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时期新中国基督教新教要求生存与发展，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这一总的方针指引下，开封教会与全国教会一道已经走进第三个阶段。
（1）开封解放，过去接受西国差会津贴教会和各个中国信徒自立自管教会，开展三自革新运动，与差会割断联系，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彻底实现“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成为5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顺应社会的最重要举措。这次三自革新运动不是革新宗教而是革新三自，着重解决急需解决的教会自养问题，在自治方面打破教派界限实行联合礼拜，基督教会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这个运动也是爱国运动，使基督徒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对每一个公民来说，爱国主义是义务，宗教信仰自由是权力。正是在爱国主义这一总原则下，宗教信徒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才有可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二十年，三自运动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教会受到冲击，直至被迫停止公开宗教活动。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又有了很大发展。起点在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南京会议决议。会议进一步解决教会自治问题，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各地陆续成立地方基督教协会，做为中国信徒自己治理教会的机构。会议还解决一个教会自治中的大问题，就是基督徒的大团结问题，就是与家庭教会信徒团结的问题。会议指出，无论是教堂教会、家庭聚会、家庭教会的信徒，都应当彼此宽容，“共同走爱国爱教的道路”。改革开放恢复宗教政策，开封市内由文革时期自发组织五十多个家庭聚会点，调整为十三个礼拜活动点，恢复、新建六个大教堂，信徒（含郊区）达七千四百余人；五县恢复中心教堂教会，登记聚会点教会发展近百处，信徒达三万五千多人。
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中国教会从神学思想、组织建制、道德建设等方面，做出许多努力。开封基督教会开展传福音活动与教务工作，关注社会发展积极参与社会现代化建设，加大力量加强农村教会建设，多渠道从事社会关怀，汲取经验教训严格履行民主监督与各种管理规章制度等方面，都有可称道的成绩。中国教会在社会发展中担当起应有的责任，谋求得到稳固的长期的发展。
（3）1998年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济南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是一次深入解决教会“传什么”，着手解决教会深层次“自传”问题的会议。10多年来，中国基督教把神学思想建设作为各项事工的重中之重，着力推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当前，中国教会又提出神学思想要与时俱进，以进一步引导信徒主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开封基督教会认真学习、参与探讨中国基督教会神学思想建设，并用于指导实践。主要参考文献1.黄锡培：舍命的爱（第四、五章），美国中信出版社，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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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J.Sallee:W.E.Sallee Christ’s Ambassador,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1933
4.陈万瑞：漫谈解放前的河南中华圣公会，开封文史资料第四辑，1986.8
5.陈守仪：开封教会简史，开封文史资料第十辑，1990.10
6.吴耀宗：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新华社1951.1.14日电稿 
7.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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