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纳粹大屠杀
犹太最终解决方案与东方总计划
德国纳粹党在上台之前就提出了关于实现他们系统的种族主义政策的设想，在经过数年的制定之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德语：Die Endl sung)和《东方总计划》（德语：OST Generalplan）在1936年的纽伦堡纳粹代表大会和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中被制定并确定下来。这份两份计划书系统的阐述了纳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种族主义计划和政策的基本纲要。这是一份涵盖对纳粹所视为的所谓“劣等民族”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进行种族灭绝的计划书。  纳粹在乌克兰娘子谷制造的大屠杀在纳粹德国进行他们“恢复大日耳曼帝国”的侵略战争中及完成之后，对西欧各国以及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地的种族灭绝政策。《犹太最终解决方案》规定了德国对这些地区所有所谓“最劣等”的犹太人的年轻人成为免费劳动力，其他的则必须被“肉体消灭”。《东方总计划》规定了其余的占中、东欧地区超过5000万人口“劣等”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和塞尔维亚人等民族的75%将以各种手段被屠杀和迁移至荒芜地区，余下25%的斯拉夫居民将被“日耳曼化”，并将他们当做为纳粹所谓“高贵民族”免费工作的免费劳动力奴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被禁止受到任何教育，甚至不能阅读。[1]
在二战中，纳粹通过包括枪杀、故意冻死、故意饿死以及毒气等各种手段屠杀了超过600万犹太平民和1100万斯拉夫、吉普赛和塞尔维亚平民（其中被有计划屠杀的只有400万人左右）。其中仅在苏联就包括700多万苏联平民和300多万苏联战俘（他们没有被统计进平民被屠杀的数字里去）被屠杀。
犹太最终解决方案下的大屠杀
通过反犹太法案  纳粹大屠杀中在集中营的无辜人民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了独裁执政，纳粹党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太活动。在同一年，纳粹德国政府撤销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位。在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 将“犹太人”作出定义。根据纽伦堡法案，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纽伦堡法案还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民权利。
1935年 9月15日，在希特勒主持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两部反犹法，《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德意志帝国公民法》中规定：只有日耳曼民族或与日耳曼同宗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犹太人以及吉普赛人现在已不再是帝国公民。《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规定犹太人的贱民地位，使之成为“不可接触者”：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民族等所有非犹太人通婚或性交。 
1938年11月9日，戈培尔指挥德国各地的冲锋队烧毁了191座犹太会堂，彻底摧毁7500家犹太商店。犹太社区满地都是碎玻璃，是夜被称为“水晶之夜”。事件中发生了680起受害者自杀事件，三万多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在占领区对犹太人的屠杀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而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单止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极端化，而且这些政策亦伸展到德国占领的地方。
德国在1939年9月尾并吞了波兰以后，纳粹德国将它们国内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内陆﹐称为“普通政府”的地区。犹太人现在被放置在“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之内。最大规模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位于华沙。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1940年秋末，党卫队把约40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 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里，它的周围将近2英里半长，1英里宽，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16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 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 还不准犹太人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继低地国家，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被纳粹德国占领，更多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
由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开始以后，德国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作出大规模的大屠杀。盖世太保最初的杀人方法是用手枪射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万人坑里面。但是柏林想出了更有“人道”的杀人方法来减低秘密警察的压力。这个方法是用毒气杀人。初时秘密警察只用汽车的废气来杀犹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国采用了氰化氢气(Hydrogen Cyanide Gas)来有效地杀死最多犹太人。 
在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6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这些地点被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以及它们都不是军事上重要的地点。所以，纳粹党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
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落实“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以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来杀犹太人。通过货车车厢，犹太人被运到这6个杀人的集中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运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会被送到毒气室。被送死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入到浴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其他的集中营只有杀人的任务而没有苦工营的。
希腊是犹太人遇难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7.7万希腊犹太人只剩下10000余人，死难比例高达 80%，其中大部分是被送到奥斯威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灭绝营后处死的。
南斯拉夫原有 75000犹太人，主要遇害于战争前期。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瓜分了南斯拉夫领土。只保留了一块“克罗地亚自由国”，德国推行了亲克抑塞的政策，将塞族人和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仅剩下24名幸存者。
罗马利亚将犹太人一批批地送往波兰的灭绝营，战前罗马利亚犹太人有75万，战后只剩下不到40万人。
1943年8月德军开进“保护国”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解除了丹麦军队的武装，将国王软禁，逼迫丹麦政府辞职。并准备在一夜之间将丹麦总共7000多的犹太人一网打尽。德国保安总局驻丹麦头目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将消息透露给德驻丹麦海军武官乔尔戈·杜克维茨，杜克维茨再将这一消息通知给同情犹太人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丹麦上上下下立即行动，展开全民性救援，将犹太人隐藏起来，一批批乘小船送往瑞典，使德军大搜捕时只抓到近五百名老弱病残的犹太人。 500人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后，丹麦政府还不断向德国方面询问他们的下落，丹麦的红十字会派出代表团去集中营探视。1945年 4月纳粹毁灭该集中营时，丹麦红十字会人员抢在屠杀者之前将剩下的丹麦犹太人救了出来。
斯洛伐克战前有 137000犹太人，共有11万人死难。1942年3月至10月的首轮屠杀中，有 57000名犹太人死于奥斯威辛灭绝营，斯洛伐克当局积极配合屠犹，甚至许诺德国兵每抓一个犹太人可得资金 500马克。1944年10月，艾希曼最得力的助手阿洛伊斯·布伦纳将剩下的犹太人全部送进奥斯威辛灭绝营。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至少目睹了140万囚犯的死亡，其中大约80%-90%是犹太人。第二大集中营特雷布林卡有87万人死亡。贝尔塞克集中营则有60万人死亡。当盟军解放诺德豪森集中营时，在集中营内部发现的尚未埋葬的尸体就达到20000具！由于在德国境内发现的集中营死难者数量过于庞大，盟军不得不征伐德国居民去埋葬这些尸体。现场的惨状足以让所有正常人的精神崩溃。[2]  纳粹在波兰枪杀平民
截至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在整个欧洲共有900万到1100万人被有计划地屠杀（不包括战死者和德军随意的战时屠杀），其中600万是犹太人。受害的人民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其中包括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和1944年的华沙起义。直到纳粹德国灭亡前夕，希姆莱仍然强调要把犹太人整体从地球上消灭掉。如果纳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无法无天的大屠杀很可能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到底。
在1944年，当德国知道它们的气势已尽的时候，它们加快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当中包括被德军占领的匈牙利。
东方总计划下的大屠杀
制定东方总计划在纳粹党的种族主义蓝图中，《东方总计划》是仅次于《犹太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这是纳粹划定他们“大日耳曼帝国”东方边界的计划书，以及对超过5000万他们所谓“劣等”的斯拉夫、吉普赛和塞尔维亚等民族和纳粹意识形态的敌人（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主义俄国）的占领区种族清洗政策。这份计划书从1936年开始制定，到1940年最终完成。  被纳粹枪决的平民
这份计划书的最终版本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小计划”（德语：Little Plan），这份计划从1936年就开始实施，即要使二战前德国边界以东的地区逐渐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小计划”实施的各个阶段，将制定出更多的细节。这样，从吞并奥地利到慕尼黑会议的领土要求开始到1939年11月制订征服波兰的计划都是这个“小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第二部分，被称为“大计划”（德语：Grosse Planung），是赢得战争后要实现的目标，即他们要在战争过程中及其之后25至30年期间逐渐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这个计划中，除犹太人之外，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和波兰人都被纳粹认为是“低劣的种族”，其中波兰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在被清除之列。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民族也是所谓“劣等民族”，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无辜平民被杀害。[2]在占领区对平民的屠杀根据保守估计，纳粹政权在占领波兰期间屠杀了20万波兰人（不包括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其中大多数是波兰的大学生、教师、大学教授、军官和工人，这些人大多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以“危害治安”为由被杀害。1944年的华沙起义失败后，德军开始在撤离波兰时沿途无差别的屠杀波兰人，这使得战争倒数第2年波兰成为平民死亡率最高的中欧国家。
仅仅因为在纳粹理论中被列为劣等民族，至少60万塞尔维亚人和22万吉普赛人在纳粹德国的占领区中被屠杀。仅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就有超过10万塞尔维亚人被集中的有组织屠杀。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当月末，德军就在乌克兰基辅附近制造了娘子谷大屠杀，两天之内共杀害了至少3.4万犹太人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在随后的一个月内，10万多苏联平民丧生于娘子谷。  被纳粹绞死的苏联平民
1942年7月4日，纳粹德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在随后的三个月内，德军将克里木14多万平民不分老幼塞进船里再开炮将其击沉，对企图游上岸的幸存者开枪扫射，不留一个活口，在德军占领克里木期间共有25万平民被屠杀。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共有60多万苏联平民被纳粹德国折磨致死，其中有许多人被焚尸灭迹。仅在立陶宛的波纳利镇上就有8万名苏联平民被集中屠杀。
50万苏联平民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中被德国军队残酷的杀害。很多情况下德军会在撤离他们新占领的村庄时用炸药将依然在使用的住房炸毁，里面的居民不准出来不然就会被视为“抵抗”而杀害。同时为了抢夺粮食和物品，随意枪杀当地居民也成为对于德军司空见惯的事。德军在占领区大批的强征苏联妇女作为军妓的行为（一般认为至少有300万苏联妇女被德军强奸）导致的当地居民抵抗更加重了当地受害者人数的剧增。
以“反德游击队”名义在苏德战线后方的德国占领区进行的屠杀则更加令人愤慨。为了邀功，在苏联的德占领区的德军驻防部队经常以“清剿游击队”的名义对村庄和城镇的苏联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的胡乱逮捕然后处决，随后德军会将这些遇害者作为“游击队”和“抵抗分子”的人头而去上报战功。这种野蛮行为至少导致200万苏联居民被屠杀。事实上这些只是纳粹在苏联进行屠杀活动的冰山一角，二战中至少700万苏联平民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1945年年初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境内外大部分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像羊群一样被赶上路。仓促间，集中营的看守甚至不给囚犯收拾行李的时间——尽管他们的个人物品少得可怜。许多人在从事完繁重的劳动后便直接上路了。据史学家丹尼尔·布拉特曼的新作《死亡行军：纳粹种族屠杀的最后阶段》介绍，共有50万名来自德国境内外集中营的囚犯被迫进行“死亡行军”，有25万名囚犯在迁移过程中死亡。
除了种族灭绝，纳粹还根据宗教信仰、政治观点、身体和精神状态来对异己者进行有计划的消灭。在纳粹统治下的整个欧洲，大约有100万到150万政治犯被消灭，其中许多是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罗马天主教徒也是受害最深重的群体之一。针对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纳粹宣传材料声称每个精神病患者要消耗60000帝国马克的资源，最好的方法是将其消灭。仅仅从1939年到1941年，就有大约10万名弱智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零散被杀害的精神病患者可能超过4万人。最后，纳粹还有组织地杀死了5000到15000名同性恋者，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性取向。对苏联战俘的屠杀1940年至41年冬，在德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人民的抱怨。纳粹意识到维持食品充足是得到公众支持的关键。据历史学家德博拉和扬凡佩尔特计算：“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将不得不因为纳粹维护德国的肉类口粮而死在纳粹德国在东方掠夺粮食的军队手中，而（至少250万人）德国士兵将成为消耗当地粮食的主要对象。” [2]
德国军队在1941年6月21日到12月6日期间对苏联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俘虏了几百万苏军战俘。也许在战事急剧发展和前行速度颇快的军挺进中，要求德军照顾好人数为几百万的大批俘虏确实有困难，但根本的在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做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努力。德国军队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故意不给俄国战俘饭吃，而在1941年冬季漫天大雪的天气里，气温降低到零下时，连他们安身的地方也未做好安排，许多俄军战俘因此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其残酷程度甚至让纳粹的高级领袖都无法漠视，东方占领区事务布部长罗森堡在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经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 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折磨而死。……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恶劳累，跟不上队伍，被就地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抛弃在原地。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刮风下雨，战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纳粹军官枪决苏联女俘虏
绝大部分苏军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苏军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 [3]
以关押苏联战俘的第350号战俘营为例。这个战俘营从1941年7月一直存在到1944年10月。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首批战俘已到达，这里环境极其恶劣，供应的食品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数量极少，根本不够分配，绝大部分战俘食不果腹。苏军战俘在那里处于非人的条件下，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不给生火取暖。虽然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的重活，可是供应的伙食，在战俘营党卫队看守心情最好的时候，配给苏联战俘的口粮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二公升所谓的“巴兰达”汤。而通常最普遍的伙食，只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克面包，所谓的汤里只有草、烂土豆、树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残渣。有很多战俘由于遭受折磨体力不支而死去。整个二战中，至少有400万上下的苏联战俘死在德军手上。
与此同时，纳粹宣称：“看着东方，那里将成为新欧洲的... ...一个真正的粮仓（其特点是）低密度的人口......和繁荣的农场以及吸引人的小城镇与粮仓。”他们设想，“驱逐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其中包括80-85%的波兰人和苏联人......这是等于是心照不宣地说明了他们将被杀害。” [1]
奴役占领区的人民，使他们为第三帝国干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是战时的权宜措施。 如果纳粹帝国长久维持下去，纳粹的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 的庞大的奴隶帝国。1941年7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办法"。一年以后，侵略苏联的战事进入高潮时，他教训部下说："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到集中营！"[1]
截至1944年9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7500000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此外，还有200万战俘。他们被装在铁篷货车上运到德国，途中常常吃不上， 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没有。到了德国以后，就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 不仅劳动繁重，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挨饿，常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饿而死。
在二战中欧洲死亡的4600万军民中，竟有1100万—1200万平民和战俘死于各种各样的纳粹集中营，其中至少包括450万犹太人和380多万苏军战俘。
变幻的种族法下的零星暴行
纳粹的种族法从1936年到1944年，纳粹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法案，它们被统称为《种族法》。希特勒实行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是由杀害德国本国的残疾人开始的。德国残疾人在人种上也是“雅利安”人，但却被纳粹视为“劣等人”，后来纳粹将“劣等人”的范围扩展到吉卜赛人、犹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
为了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洁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库，将“人类不平等”这一思想制度化，纳粹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1933年7月纳粹政府颁布了《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即绝育法，主张对患有各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病人实行强制绝育；1933年11月颁布《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权将反社会者关进国营医院，对性犯罪者实行阉割手术；1935年9月颁布《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二者统称纽伦堡种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1935年10月颁布《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即婚姻卫生法，要求对整个人口进行甄别审查，防止患有“遗传性退化疾病”的人结婚。短短两年间，德国因“缺陷”而被强制实行绝育的人数竟高达5万。  
1938希特勒授权实施一项屠杀身心残疾婴幼儿的“儿童安乐死计划”，该计划的受害者约为5000人。1939年希特勒启动了屠杀成年残疾人计划。纳粹医生和医院院长公然叫嚣：“解决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消灭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们医院的病人太多，把他们打死好了，这样你们就会有地方了”。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称：“一些根据人道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根据纳粹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机构统计，70273人被“消毒”。根据这份统计，在未来10年内安乐死的执行可为帝国节省885439980马克，13492440公斤肉类和香肠。残疾人安乐死的计划进一步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实施，大规模屠杀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进行所谓“最终解决计划”，在整个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被纳粹杀害的无辜平民达600万人以上。[4]“这里曾是唐人街”19世纪末期，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和鸦片的欧洲商船从广东回到汉堡港。船上走下一群中国人。他们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时间，被囚在船舱底下做供暖工或机房工。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商人们开始同意妇女在船上作一些杂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被遗弃在汉堡。他们就结伴搭伙，在港口圣保利区搭个小屋或几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圣保利区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当时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带是个“小中国”。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曾和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德国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钨、铁、锰，要造枪炮就需要这些物资。而中国需要德国的枪炮，进行军事装备。所以，平安地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人，并没有像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早早收拾行李、变卖家当。相反，很多中国的士绅家庭子弟还选择到德国留学。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纯净德国血统”政策，认为“五代都是德国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国人”。华人们被逼与德国太太离婚，理由是“会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后，二战一触即发，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各国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开始逃离汉堡。特别是1941年，纳粹与中国断交，华人地位急剧下降。没过几个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馆、杂货店等都被迫关闭。但是仍有大约300多名中国人留守在首饰街。他们认为，纳粹最终抓的只是犹太人，对华人的举动只是战争环境造成的。  
捏造“通敌罪”迫害华人 风云突变，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老板等人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当夜，100多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3日，200多个盖世太保在布雷希特的带领下，从首饰街两头包抄进来。他们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把剩余的130人全部逮捕。 盖世太保把无辜的华人关进了福尔斯布特盖世太保监狱。在狱中，中国人必须进行强制劳动，否则没有食物。3个月后，其中80人被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由于集中营里的卫生状况很差，中国人又必须进行高强度劳动，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则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战结束后，德国向被屠杀的犹太人、平民和盟军战俘的亲属提供了大量的抚恤金，唯独对幸存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认为当年对中国移民的大搜捕并非“种族灭绝行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有着本质区别。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汉堡才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饰街街口，有一块漆黑的、牢牢镶嵌在墙上的铁牌，上面写着“这里曾是中国唐人街的旧址。”德国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唐人街。[5]克罗地亚纳粹党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屠杀乌斯塔沙隶属克罗地亚，二战期间为纳粹傀儡“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武装组织，纳粹德军的走狗，伪军；德国人上台后就对塞尔维亚人大开杀戒，做法十分残忍。战后乌斯塔沙被南斯拉夫人民政府审判惩处，绝大部分乌斯塔沙分子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枪决或劳教；几个头目逃亡到了国外，但最后基本都死于南斯拉夫特工之手。　
乌斯塔沙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成立，其目标是让克罗地亚由南斯拉夫独立，其领导人巴维里契（Ante Pavelich）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有密切关系，并且领取其津贴。1941年德国与意大利进攻南斯拉夫，乌斯塔沙组织的军队便趁此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并加入轴心国阵营。而且乌斯塔沙组织也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
乌斯塔沙的标志是一个大写的印刷体字母“U”。这个标志很容易被到处粉刷。它的一个变体是在顶上加一个“+”号，意为十字架。  克罗地亚人屠杀塞尔维亚人
乌斯塔沙当时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种族上的“纯”克罗地亚，并且视生活在克罗地亚与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为他们的主要障碍。这样，1941年5月，乌斯塔沙政府部长米勒·布达克、米尔柯·普克、密洛凡·詹尼茨等人宣布了乌斯塔沙的目标：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改信天主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驱逐出境；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彻底消灭。
纳粹意识形态同时也带来的一个小问题：克罗地亚人本身是斯拉夫人，这样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劣等种族。为此，乌斯塔沙的理论家们不得不编造一套理论用来证明克罗地亚人起源于“非哥特文化”，从而使自己步入雅利安人的行列。
乌斯塔沙领导层的家庭成员中有犹太血统或塞尔维亚血统的，会被授予“荣誉雅利亚人”的头衔。但是，一些低级别的乌斯塔沙分子不得不依靠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或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乌斯塔沙把斯拉夫穆斯林看成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不同的是，穆斯林并不受迫害。他们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克罗地亚国防军，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种族清洗活动，甚至还有的参加了纳粹德国党卫军，组成了党卫军第13“圣刀”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一师）和党卫军第23“短剑”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二师）。乌斯塔沙政府甚至把萨格勒布的一座前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 
除此之外，乌斯塔沙反对工业化和民主化。
据说乌斯塔沙政权在二战期间从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掠夺了价值3亿5千万的黄金。大约1亿5千万被英军截获，但是，剩余的2亿到达了梵蒂冈，并且至今依然存贮在梵蒂冈银行里。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但美国加利福尼亚法院仍然授权审理此案，并依法否认自身的这一行为越权。
1945年乌斯塔沙被由铁托率领的人民军击溃，克罗地亚再度并入南斯拉夫。
乌斯塔沙组织虽然达成了克罗地亚的独立，但是乌斯塔沙政权却同时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根据统计，乌斯塔沙建立超过十个集中营，杀害达九万三千人；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组织也杀害不少克罗地亚人，这都是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数据统计
纳粹集中营的统计二战前，各个纳粹集中营总共关押囚犯8.5万人，大多为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范围限于德国本土和刚刚被兼并的奥地利。但1939年9月大战爆发，特别是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之后，纳粹集中营的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展，仅德国境内7个最大的初期集中营所关押的囚犯，就从1939年的2.1万人剧增至1940年底的80万人。其主要职能也由对政治犯和反社会分子进行惩罚或“重新教育”，转变为对犹太居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1939年9月至1942年底，纳粹当局又建立了8个主集中营，其中2个在德国，5个在波兰，1个在法国的阿尔萨斯(纳茨维勒集中营)。1943年，纳粹分子又建立了7个主集中营，其中2个在德国，在波兰、荷兰、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各1个。在纳粹集中营的鼎盛时期，党卫军在德国本土及各个占领区共设立了至少10 005个集中营、强制劳动营及其衍生物——灭绝营，其中主集中营25个，下属1 300多个分支集中营(其中仅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即下属129个分营)内主要关押女囚的分营329个，主要关押男囚的分营843个，囚犯性别不明的分营60个。在押的囚犯来自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土耳其、埃及等国，高达1 100万以上，以各个国籍的犹太人为主。其他主要群体还包括苏军战俘及其他盟国战俘、茨冈人、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战士、反法西斯进步人士，也有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甚至同性恋者。由于纳粹分子蓄意的折磨、虐待和屠杀，集中营囚犯的存活率很低，一般仅达20%左右，至于纳粹政权存心灭绝的犹太人，则更只有5%左右。  盟军在贝尔森卑尔根发现的万人坑[5]
1944年5月14日至7月7日，在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领导人艾希曼和阿洛伊斯·布鲁诺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45万犹太人被押上148节车厢，运往奥斯维辛，另外10万左右的犹太人被运送到其他集中营。这55万匈牙利犹太人当中，仅仅有不到10万人活到战后。然而，事情忽然出现转折：霍尔蒂在同盟国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压力下，于7月8日下令停止将犹太人外运，不久，又将艾希曼驱逐出匈牙利。这样，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直至10月15日，匈牙利极端亲纳粹的箭十字党党魁萨拉希夺取政权，赶走了霍尔蒂，艾希曼才得以重返匈牙利继续作恶。但此时艾希曼面对的局势更加不利，纳粹德国已处于两面夹攻的颓势之中，无论谁也不可能再拨给艾希曼大量车皮。穷凶极恶的艾希曼仍不肯放过犹太人，同年11月，他又指挥党卫军开展押送6万犹太人去东北部边界的死亡行军，沿途中又有1万多犹太人饥寒劳累而死或遭到党卫军枪杀。此外，他还将能够控制的15万多犹太人集中关押在布达佩斯的大、小两个营地，准备伺机加以消灭。1944年12月下旬，艾希曼因苏军已开始围攻布达佩斯而被迫撤离，行前他还下令将已被集中关押的6万多犹太人尽数消灭。只是由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瓦伦堡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赴敌营，义正词严地震慑住负责指挥这项行动的党卫军将军施密特·胡贝尔，迫使他取消这一罪恶行动，匈牙利犹太人才得以避免被灭绝的厄运。不仅如此，艾希曼还抓住英美两国反应迟钝、意见不一的机会，下令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的首脑，将居住在罗马的8 000多犹太人尽数解往纳粹集中营，乃至其中的大部分人遭到灭绝。令艾希曼深感遗憾的是芬兰和保加利亚两国，虽然充当了纳粹德国的附庸，却始终在“最后解决”问题方面拒绝与希特勒合作，而且一直坚持到盟国军队进入本国。从而使两国的犹太居民有惊无险，最后安然无恙。  一个德国男孩走过成堆的囚犯尸体
从1942年春天开始，设在波兰西里西亚和总督区内的海乌姆诺、贝乌泽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个劳动营经装备了专门的杀人毒气室和焚尸场后，调来一大批曾专门从事T-4行动的医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摇身一变成为第三帝国的四大灭绝营。其中的每一个，均具备每天“处理”8 000—12 000人的能力。到了这四个灭绝营随着苏军的挺进被迫关闭时，它们已分别杀死35万、50万、60万和90万犹太人。这类灭绝营的特点是，囚犯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将其运抵此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他们尽数杀光；即使暂时留下少数青壮年不杀(每次留下的不超过1 000人)，也仅仅为了完成某些紧急任务。一旦完工，他们的死期就会来临。曾运来90万名犹太人的特列布林卡灭绝营，只有9人侥幸逃生。四个灭绝营的幸存者总共只有82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儿童。因此，运抵灭绝营的人数即等于该灭绝营杀害的人数。马利-特洛斯特尼茨灭绝营是纳粹建立的第五个灭绝营，也是唯一一个设在波兰以外的灭绝营。1942年以来，使用毒气室杀害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万犹太人。其中，为了报复海德里希遇刺，一次就将从维也纳运来的1 000名犹太人全部杀害。盟军发现的纳粹屠杀地点统计苏联红军是最先抵达主要纳粹集中营的军队，他们于 1944年7月到达波兰境内卢布林 (Lublin) 附近的马伊达内克 (Majdanek) 集中营。震惊于苏军闪电般的推进速度，德国人企图毁掉这座集中营以隐藏大规模屠杀的证据。用于焚烧被屠杀囚犯尸体的焚尸炉被集中营看守付之一炬，但他们在匆忙的撤退中却忘记了破坏毒气室。1944 年夏，苏军开到贝尔赛克 (Belzec)、索比堡 (Sobibor) 和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屠杀中心。但是德国人在 1943 年便拆除了这里，当时大多数波兰犹太人惨遭杀害。
1945 年1 月，苏联军队解放了规模最大的灭绝营和集中营 — 奥斯威辛。纳粹强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部分囚犯向西行进（即后来众人皆知的“死亡行军”），等苏军士兵进入集中营后只发现营内仅剩下几千名虚弱的囚犯奄奄一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德国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进行了大屠杀。撤退的德国人已破坏了集中营内的大多数建筑，但在剩下的几座仓库内，苏军士兵发现了属于受害者的物品。例如，他们发现了数十万套男士服装、超过 800,000 套女士套装以及 14,000 多磅的人类头发。  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儿童
在之后的几个月中，苏军还解放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境内的其他一些集中营。德国投降前不久，苏军相继解放了施图特霍夫 (Stutthof)、萨克森豪森 (Sachsenhausen) 以及拉文斯布吕克 (Ravensbrueck) 集中营。
1945 年 4 月11 日，即纳粹从德国魏玛 (Weimar) 附近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集中营撤退几天之后，美军便解放了这座集中营。集中营解放当天，一个地下囚犯抵抗组织控制了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集中营，以防止正在撤退的集中营看守再施暴行。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集中营内超过 20,000 名囚犯。他们还解放了朵拉 – 米特堡 (Dora-Mittelbau)、浮生堡 (Flossenbuerg)、达豪 (Dachau) 以及毛特豪森 (Mauthausen) 集中营。[6]
英军则解放了德国北部的一些集中营，其中包括诺因加默 (Neuengamme) 和贝尔根 - 贝尔森 (Bergen-Belsen) 集中营。英军于 1945 年 4 月中旬进入策勒 (Celle) 附近的贝尔根 - 贝尔森 (Bergen-Belsen) 集中营。他们在集中营中发现了大约 60,000 名仍然活着的囚犯，其中大多数人都因身染斑疹伤寒，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在被解放后的短短几周内，他们中便有超过 10,000 人死去，这都是长期遭受虐待和疾病折磨所致。
纳粹大屠杀的原因和反思
迄今为止，关于纳粹的兴起和大屠杀的发生原因有几种解释。其一，认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这种看法的代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恩斯特· 诺尔特。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以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行动使德国的上层社会感到恐惧，又因 为其领导人中不少是犹太人，故而激发起德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浪潮和反犹情绪，最后导致了大屠杀。他还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同时又成为纳粹的“榜样”。他的看法在20多年前曾引起研究纳粹史的专家们的一场大辩论。其二，以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为代表 ，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场反共产主义运动，二者都是反对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其三，就是几年以前因一部《希特勒心甘情愿的打手》而名噪一时的美国青年历史学家丹尼尔 ·戈德哈根。他认为，大屠杀的根源只要到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去找就够了。德国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就有反犹传统，只是希特勒把其推到了极致。简言之，他认为，反犹就是 一种“德国病”。
?　除上述几种片面看法外，更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相当多的学者把大屠杀当作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例外，没有或不愿意认真地从欧洲文化本身去寻找根源。汉娜·阿伦特是少数几个要从这里去研究和反思大屠杀的学者，她曾经指出大屠杀与欧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传统有继承关系。
?　把大屠杀发生的深层根源解释得相当透彻的是恩佐·特拉维尔索。这位1957年出生在意 大利、现在法国亚眼的儒勒·凡尔纳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当代史的学者，在其新著《现代性与暴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个“货真价实的产品”。希特勒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种种理论，诸如反犹、“生存空间”、种族主义等等，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都能找到根源，希特勒不过是把它们集中起来而且推向极端而已。因此，特拉维尔索把他的著作的副标题定为“纳 粹恐怖暴行的一个欧洲谱系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