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逯钦立
生平简介
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 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
学术贡献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学术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编纂一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书迄今仍然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必要书籍。除此之外，他在汉诗研究、陶渊明研究、汉乐府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逯钦立先生对苏、李诗、班婕妤诗和古诗年代的考订，迄今仍是不刊之论。尤其是苏武诗的考订，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苏诗晚于李诗出现，且苏诗出于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赋》证《诗品》“子卿《双凫》”当为“少卿”之误，其考订的精审，令人叹服。他的陶渊明研究，在陶诗研究中卓然成家，他的某些观点，虽不能成为定论，但由于其论据的翔实，深具学术讨论的价值。在古代文论研究上，他对文笔的考辨，可以说是继刘师培之后对此题目最为详尽的讨论。他将文笔发展的历程，通过大量资料调查和辨析，论述得至为清晰。他提出文笔说起于东晋初；文指有韵的诗、赋、颂、诔等一类的制作，笔指无韵书、论、表、奏等一类的制作。这个观点比前此时期简单地提出在刘宋时，要更为准确。此外，他对陆机《文赋》写作年代的考定，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成果。因为陆机作《文赋》的年代，古人基本相信杜甫的说法，认为是陆机二十岁时所作。在逯钦立先生之前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亦定为二十岁时。但逯钦立先生经过对陆云三十多封《与兄平原书》分析，一一考定其史事，最终提出《文赋》当是陆机作于永宁元年，陆机时年四十一岁，是为陆机晚年所作，其关于文的见解已经成熟。这个考定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对于我们正确了解《文赋》出现的背景，从而准确评价《文赋》的理论价值，提供了研究的基础。逯钦立(3张)
综上逯钦立先生的诸研究，其实我们发现，这些成果其实都是逯先生在整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研究逯先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应该深入开展对他这部书的研究，比如他是如何选这个题目的，选题的动机是什么，他开展这一学术工作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知道，汉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自唐以后散佚甚夥，总集、别集能够存世的数量非常少。总集仅有《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别集能够让人相信保留六朝旧集原貌的，大概也就是《嵇康集》、《陶渊明集》、《鲍照集》等寥寥几部。逯钦立先生据《古诗纪》引用书目说还有陆云、谢朓、庾信诸人，但陆云，《隋志》著录十二卷，至《崇文总目》著录仅八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十卷；谢朓，《隋志》著录十二卷，《崇文总目》仅著录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五卷。《直斋书录解题》说：“集本十卷，楼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赋与诗刋之，下五卷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见本传及《文选》，馀视诗劣焉，无传可也。”是楼炤将谢集十卷删为五卷。庾信，《隋志》著录二十卷，《崇文总目》已不见，《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二十卷。但《直斋书录解题》说：“其在扬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来所作，而《哀江南赋》实为首冠。”是二十卷之《庾集》实非六朝旧集。宋以后，这种散佚的情况更加严重，故明人起而搜辑裒集，冯惟讷《古诗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编辑的。虽然其书存有体例不纯，牴牾互出及错收漏收等毛病，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他适。固亦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矣。”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古诗纪》一书作为学术研究参考用书，越来越难以参用。故民国时丁福保重新编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书有鉴于冯书的舛漏牴牾，参考清人冯舒的《诗纪纠谬》，删汰冯书的繁芜，订正讹谬，体例清严，故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参考使用。但是丁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其止取汉以来，汉之前的韵文不收，不能不无遗憾。又其参考遵用冯舒《诗纪引谬》，而自己的考订不多，冯舒之错谬之处，丁书亦不加辨别。此外，最为不便的是，丁书所录诸诗，均不注明出处，难以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也正是有鉴于这样的情况，同时也是学术发展的需求，逯钦立先生遂重新整理编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先生这部总集的优点和贡献，学术界早有定评，在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其优点有五，都是精审之言。先师曹道衡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推荐信中，总结其成绩，说到其搜辑佚文，认为这个工作比收录完整的作品更为艰难。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只有作过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视文献资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得到。本书引用数百种子史文集，传世文献中凡于搜辑相关者，逯先生无不采择。而新出文献，逯先生亦尽量采择，如敦煌出土文献、日本所出《文选集注》等。这一点在每首诗、每一句诗后的附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要知道，逯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完全依靠个人一本书一本书的搜检，甚至连索引一类可供使用的工具书也不多。此外，当时的古籍整理也还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大量的书都必须依靠编者亲自去调查。从这个角度讲，与今天的学者在能够借助电子文献、古籍整理的成果，乃至复印机、扫描仪等现代化手段相比，愈发显得逯先生工作的艰难和成就获得的可贵。除了传世文献以外，逯先生此书大量利用了当时新出土的材料，如敦煌出土文献等。能够从如此广博的文献中一条一条地搜辑，足见逯先生对文献的熟悉，以及他研究的深入细致。
然逯先生此书，并不仅是搜辑全备，更由于其考订精详，解决了许多文学史上的悬疑问题。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汉诗别录》，就是在其搜辑的工作过程中，考订而成的成果。他对于苏、李诗以及班婕妤诗、古诗的考订，其结论可靠，证据充分，推理严密，为学术界所信服。然《汉诗别录》只是逯先生考订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他用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而魏晋以后的考订，只以精简的文字附于每首诗下，然其提出的观点，大都可信。如《秋怀诗》，逯先生断为谢灵运作，这看似非常简单的判断，其实是有严密的考证的。但限于体例，逯先生不能在《集》中展开，但他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中提出三条证据，考证当为谢灵运诗。比如晋人应亨《赠四王冠诗》，旧说多据《初学记》以为应亨是东汉人，陆侃如《中国诗史》并且以为是东汉五言诗的始创作品。但逯先生据曾培《初学记校记》考订为晋人，又据《通典》，考订为王景系等四人加冠之作。这对于纠正以往的文学史误识，准确认识五言诗写作，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再如宋代诗人吴迈远，《诗品》称为“齐朝请”，其实吴迈远是宋人，宋元徽二年坐桂阳王刘休范之乱诛死。逯钦立先生考订列入宋代诗人之列，纠正了南朝人锺嵘的错误。这样的考订很多，每一种考订其实都需要有非常缜密的论证。只是因为体例关系，而只能将观点列于集中。而有些看似遵循《古诗纪》，其实仍然有逯先生自己的判断。因为《诗纪》录诗，往往径据所见文献，不作考订，又不注出处，有不同记载和著录作品，可否相信《诗纪》，是需要有文献判断的眼光的。比如《全梁诗》所录萧统和萧纲的诗，其作品的归属非常复杂。比如明代通行本《玉台新咏》所载萧统诸诗，赵氏覆宋本《玉台新咏》就不录。赵均发现的宋本，是在明末，冯惟讷当未见到，然其并未据当时通行本《玉台新咏》是为昭明太子，而是题为萧纲，这是对的。但这些作品，在唐代的类书中，往往也题为萧统，如《照流看落钗》、《名士悦倾城》、《美人晨妆》诸诗，《艺文类聚》十八题为萧统，但《诗纪》均题为萧纲，这是有见地的。逯先生此处便依据《诗纪》题为萧纲，而没有归为萧统。
逯钦立先生精于目录、版本，这也是做辑佚、编集工作的学者所必备的。但这一点在《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一书中不能得到展现。不过，逯先生将这样的经验撰成《古诗纪补叙例》，我们从中看到逯钦立先生所作这一工作具有的学术功力和付出的辛勤。比如他在《略论校勘材料》中提到对类书和总集的使用，对《文选》李善本、五臣本和《文选集注》诸本异同的辨析，足见逯先生在选录作品时校勘之明审。除使用版本校勘，逯先生还据诗歌的句法、章法、用韵、用词等辨析审断，这些都见出本书在校勘上的用功之深。对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一百三十多卷、数千首诗歌都能够作如此细密的考订，需要编者具有怎样的学术积累和准确的判断，这是本书具有如此高学术价值、让学术界信服的基础。逯先生此书，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给后学者提供了典范，因而成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获得成就的标志性成果。[1]
陶渊明研究在陶渊明研究领域，逯钦立先生于考证、校勘、注释和评论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979年之前，陶渊明集还没有特别好的校注本。逯钦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对陶集进行整理。 1949至1978年，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统一时期。在本阶段对陶学研究做出卓越成就的是逯钦立、王瑶两位前辈，各自著成形成学术阶梯的《陶渊明集》。王瑶先生的《陶渊明集》，是近百年来第一本将渊明作品按写作年代的先后加以重新编排的著作，惜其底本、参校本等不详。逯钦立本则非常明确，其底本是李公焕注本。李注本博采众说，开集注之先河，明清两代屡见重刻。参校本为曾集刻本、苏写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黄艺锡刻《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参校了汤汉注本、何校宣和本、吴瞻泰汇注本，对其他图书类书等所引文字，也一一进行比勘，录出异文。相应增补异文子注，以便订正讹误，保存作者原文，并不一律屈从本集。在正文与子注异文的选择筛汰上，注重以当时习语为鉴，并不局限于今人通过艺术或逻辑分析认为哪个更加合适。此外，逯先生还将《五孝传》、《四八目》、《八儒》、《三墨》等伪作，悉从删去；仍依鲁铨刻苏写大字本次序编诗文七卷，卷首列入萧统序及目，保存旧集原貌。在注解上，逯钦立先生参酌诸家，不取过于附会之说。袁行霈先生称其“注释亦多有发明，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最多引用的一部陶集。”书后原附有逯先生《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两篇文章。由于前者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下所写，不能完全体现逯先生陶学成果，在重印时，已经抽掉。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后所附跋文，是逯先生指明其陶渊明五十一岁说之误。其严谨与诚恳可见一斑。可以说，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是个非常出色的本子。
关于陶渊明思想的论述，逯钦立先生结合当时文化思潮，经学、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灵活对待陈寅恪“新自然主义”观点。
逯先生自言《读陶管见》具有“读书笔记性质”、“涉及的问题又未必有关宏旨”。但其笔记出于多年读陶集的体会，而所论恰是理解陶渊明及其诗文之难点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提出“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认为他接受经学，除家庭教养之外，“更决定于当时当地炽盛一时的经学思想”。原因是：渊明十二至十五岁期间，经学一度在江州兴盛，江州又是佛道两种宗教相当泛滥的地方。在这种并存状态中，产生了佛道和儒学之间，佛法和玄学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那么，青壮年时代在江州度过的渊明，他的生活思想、人生观和创作思想便不能不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与考验。逯钦立进一步表明，“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陶渊明还是崇尚玄学思想的。他所以写出《形影神》诗是由于他拥有玄学知识；此诗既有揭露道佛迷信的进步的一面，又有玄学本身局限性的一面；他所以口口声声讲委天安命乃是在生活上实践玄学教义；这种玄学教义使他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自不待言。”
逯先生在这里对陈寅恪先生的“新自然说”有所吸收。陈寅恪《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以《形影神》诗论证出渊明的哲学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的要旨在委运任化”。作者特别指出：“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皆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陈氏论陶之思想及考证，文甚辩给，只是结论稍显冷僻。朱光潜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点出“冷僻”所在，即“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底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仅守绳墨底教徒。”逯先生吸收了“委运任化”说的合理成分，充分考虑到当时的文化思潮，经学、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在渊明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渗透作用，使得“新自然说”进入到更为合理的社会范畴之内，而不是个人对某种家族沿袭下的思想传统刻意地继承与保卫。 
逯钦立先生认为《形影神》诗是针对当时庐山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及《万佛影铭》所写的一组哲理诗，运用玄学自然之义来反对佛道迷信，此说为《形影神》提供了新解。
逯先生在解题中言“取形影神三物，总为一题，此可注意者一。以自然二字，揭出生之真谛，此可注意者二”，直接提出此组诗关键所在。故在论诗与当时佛教之关系前先充分论述了“形神对举，以诠人生”的先例。认为“形神二字之用以辨理遣辞，魏、晋以来，虽益大行，惟以发为文章，视作一种教派之思想理据，而震撼一时风行数世者，则为释慧远之《形尽神不灭论》。……然如观其内容，则此《形尽神不灭论》，实兼就佛门要义，即报应说，为之设一理论根据，而不限于沙门应敬王者一事也。”既然“慧远以形神论，为罪福报应之理据”，那么后世论者无论站在护法还是贬佛的立场上，都习惯以形神为言。陶渊明与慧远比邻，不可能对其形神论充耳不闻，“《形影神诗》之有设报应论，断可知也。”另外，晋义熙九年慧远立佛影，作《佛影铭》，铭中兼及形影神。并遣人邀请谢灵运撰作铭文，此事自然是闻于远近。“影之与神形发生因缘，始于此事，渊明形影神之命题，必针对此事为之。”
与慧远观点的同异，关乎陶渊明之思想。故全文第二部分“释义”旨在推阐“题中自然之一义及诗中教要之辞旨”，分为“论此诗之为反报应说”、“论此诗之为反形尽神不灭说”两个专题。慧远灭生以绝情、息神桎生之论，不顺化之说，与渊明主称情以得生、自然以遂生者之论，纵浪大化，不喜不惧之旨趣相反。逯先生经过严密考证推理，得出的结论是：“渊明之见解宗旨，与慧远适得其反，《形影神》诗，实此反佛论之代表作品。”更加明确了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待佛教迷信问题，陶渊明与当时门阀士族文人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所服膺的就是当时玄学家的自然观。逯钦立先生在肯定这种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因素外，又指出其带有形而上学性质，易使人“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也是造成诗人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逯先生对陶渊明的隐居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陶渊明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他虽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毕竟是东晋新贵，在政治上曾取得过成功。故而归隐并非渊明首选，是放弃政治理想之后，“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宋书》本传云：“（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逯先生考《宋书·百官志》，“知陶为祭酒，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又“陶渊明八岁，是年遭父丧”，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渊明二十岁。家庭衰落。”（《陶渊明事迹诗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为据。足见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是比较拮据的。那么，这种“不堪吏职”之说，便显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怀疑。逯先生进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禄代耕”思想决定的，是因家贫而出仕，“谈不到什么忠君思想”。逯钦立又指出陶渊明以祖辈的荣宠为傲，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当刘裕讨伐桓玄，他东下附“义旗”，其“封建正统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故而，其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陶渊明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逯先生认为退隐躬耕，对诗人来说是件大事，但这“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渊明，不允许过分强调他的归隐”，这会导致“把非主要的作品当作主要的”，使研究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这对于今天的陶学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我们也应当对逯先生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对陶渊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认识，毕竟其《命子诗》除了自矜祖上功业外，还有“在我中晋”、“天子畴我”、“慎终如始”这样鲜明表达立场的诗句。故其仕隐，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与意义，并不止于在“以禄代耕”与“放弃政治理想”间徘徊，有待于后人进一步研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