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疏牍文
疏牍文-代表人物
【贾谊】

贾谊像贾谊(前200—168)，又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 。《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残缺不全，个别篇章也可能经过割裂窜改，但决非伪书。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
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在当时，贾谊确实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但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挤，政治抱负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郁不平之气倾注在《吊屈原赋》中，虽痛逝者，实以自悼。他的《鹏鸟赋》为谪居长沙时所作。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这是作者谪居时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遣。汉初黄老思想流行，赋中充满了“纵躯委命”的消极思想。这是作者处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还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辞》中，或以为贾谊所作，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
【晁错】
晁错晁错(?—前154)，文景时人，官至御史大夫，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汉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爰盎晁错传》等篇。
晁错（死于公元前154年）也是献身于帝国大业的政治家，他在公元前155至前154年曾任帝国三个最高职务之一的御史大夫。据说他个人曾使《书经》免于亡佚，所以他不能绝对地被描述为反儒家的人。他比贾谊更坚强，是一个能有条理和系统地分析当时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他劝景帝勇敢地对付诸王的挑战；他总结了影响与匈奴关系的战略和战术；他力主采用为国家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与贾谊一样，他也很清楚秦的错误和缺点。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注：此二疏原为一文。《汉书·晁错传》于《守边劝农疏》前云：“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然此疏实只言守边备塞一事，另有《论贵粟疏》载于《汉书·食货志》，正言劝农力本事，故知二疏原为一篇。)最为著名。此二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造成；所以主张务农贵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错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分析，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

古都洛阳【邹阳】
邹阳，文景时人，曾为吴王、梁孝王的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而后者是作者在狱中的自我表白。《汉书·邹阳传》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恰好体现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听信谗言，心有余怒，直说则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众口”，不“移于浮辞”，这就动摇了梁王对谗言的信赖。作者善于把握这一关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味。《汉书·艺文志》有邹阳七篇，列入纵横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疏牍文-作品赏析
一、

古代散文《论积贮疏》
【原文】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译文】管子说：“粮仓充实了，（人民）就会懂得礼节。”人民不富足而能治理好（国家），从古代到现在，不曾听说过这等事。古代的人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要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要受冻。”生产东西有时间（的限制），但消费它却没有限度，那么（社会上的）财富一定会缺乏。古代的人治理天下，（计划）极细致周全，所以国家的积蓄足以作为依靠。现在许多人放弃农业去从事工商业，消费的人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淫靡奢侈的风气一天天滋长，这也是天下的大害。这两种大害公然盛行，没有谁制止它。国家的命运将要覆灭，没有谁挽救它。生产的人很少而耗费的人很多，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用光呢？汉朝自从建立以来，近四十年了，公和私两方面的积蓄，还（少得）使人痛心。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百姓就会忧心忡忡；年成不好，百姓交不了租税，（朝廷）卖官爵，（百姓）卖儿女，（这样的事）已经传入您的耳朵里了，哪有治理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不惊恐的呢？
年成有好坏（荒年、丰年），（这是）大自然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遭受过。如果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地面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救济百姓？（假如）边境突然告急，几千百万的士兵，国家拿什么给他们发放粮饷？战争、旱灾相继而来，社会的财富极其缺乏，胆大力壮的人就聚众抢劫，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把孩子交换着吃。政治还没有完全上轨道，离朝廷远的地方怀有二心的人就一齐争着起来造反了。这时（皇上）才惊慌起来，图谋对付他们，难道还来得及吗？
积蓄贮存是国家的命脉。如果粮食充足而财力有余，什么事情会作不成？以此攻（城）就能拿下来，以此防守就能守得坚固，以此作战就能胜利。使敌对的人降顺，使远方的人归附，（只要）招附他们，还有不来的吗？现在驱使百姓，让他们回到农田里，都从事农业生产，使天下人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工商业都和游民都转而从事农业，那么积蓄就充足，人民就乐于在自己的地方居住了。本来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却竟然造成这种（积贮不足的）令人危惧的情形！我私下替陛下痛惜啊！

疏牍文【点评】所谓“积贮”，就是屯积五谷，以防备水旱兵灾。本文首先引用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和“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论断，从理论上阐明粮食储蓄对于巩固封建政权的重大政治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接着指出西汉建国近40年，由于“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指出“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国家时有粮食匮乏导致颠覆的危险。紧接着提出积贮以备灾荒的主张，指出不积贮粮食的危害：一旦发生旱灾，国家无以赈灾；万一边境有急，国家无以筹粮；这样“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万一有人聚众作乱，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就从反面论证了为了内安社会，外御强敌，储备充足的物资是必要的。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二、《论贵粟疏》
【原文】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代壁画人物【译文】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受冻挨饿，并不是君主能种出粮食供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供给老百姓穿，（而是能够）为百姓开发那物资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的时代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捐瘠：用作名词，指被一起的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捐：弃。瘠：瘦），（是）由于粮食储备得多，防备的措施事先就做得很充分（备：防备的措施。具：完足，具备）。如今全国统一，土地、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代（不避：不让，不亚于），加上没有接连几年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储备赶不上禹、汤的时代，是为什么（何也：是为什么。代词‘何’作谓语，询问原因）？土地还有遗留下的利益（即土地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百姓还有多余的潜力，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被完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游荡寄食的百姓（指商贾、技艺、游说等为业谋生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没有完全归到农业生产上来。
百姓贫困，就会出现犯上作乱、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贫困是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不足是由于没有从事耕种。不从耕种，就不会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地著：土著，定居一地，不随便迁徙。这里指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不在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便会离开家乡把家看得轻。老百姓象鸟兽一样四处流窜、飞翔，不受约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池：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既轻便又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对于事物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美味才吃（即饥不择食）（旨：味美的食物）。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再：两次），年终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食物，身子冷弄不到衣服，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有自己子女（意谓子女也不得不离开父母而去），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那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使百姓尽力从事农业生产（务：用作使动，使……尽力地去做），减轻赋税（薄：轻，用作使动，使……轻，即减轻的意思），增加积蓄，用来充实粮仓（实：充实），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百姓并拥有人心（得：指得到。有：指拥有而不失去）（按，前者侧重于得人而言，后者侧重于得心而言）。
老百姓，在于皇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理他们（牧：养，治理），奔赴财富的地方，就像水奔流向低下的地方（[自拟]走：流向），对于东西南北是没有选择的。那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众人以之为贵，（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物品，轻小容易收藏（臧：后来写作‘藏’，收藏，保管），（可以）放在手掌里（在：动词，存，放置。于：介词，在。把握：同义连用，握着，拿着，这里用作名词，指握起来的手掌之中），可以走遍全国也没有挨饿受冻的忧患（周：周遍，动词，走遍的意思）（患：忧患）。这使臣子轻易地背离自己的国君，而百姓轻易地离开自己的乡土，盗贼受到鼓励（劝：勉励，鼓励），逃亡的人得到容易携带的轻便资产。粮食桑麻之类的农产品生长在地里，成长起来在于天时，积聚起来在于力气，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几石的重物（古代量器，一石十斗，重一百二十斤），一般人不能担负起来（胜：担负），（因而）不被坏人看重（利：用作意动，看成有利），（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轻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为官府服役的人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季播种，夏季中耕锄草（[题外]中耕：作物生育期内的土壤耕作，称为中耕。中耕的目的主要是松土，兼及蹲苗。一则促进根系生长，协调根冠比；二则改善土壤的疏松度，有利协调水气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伐柴草，修治官府的房舍，服劳役（给：供应，供给）。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哪一天休息过。又有私人方面（相对公家而言）的送往迎来，吊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弱子等事都得包括在无日休息的四季之中（长：用作使动，把……养大成人），像这样辛勤劳苦。还又遭受水旱灾害（尚复：副词连用），急迫地抽税，残酷地压榨（政：通“征”，征收赋税），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间（按，意谓征收非常频繁，常常不在一定的时期来征收），早上命令，晚上修改。遇到备办（西汉的主要赋税都是用钱缴纳，徭役也可用钱代），手头有粟米的就半价卖出（贾：价钱，这一意义后来写作‘价’），没有粮食的农民被索取与本钱相等的高利息（倍：一倍，成倍，指利息是本钱的一倍。称：相当，相等，指利息与本钱相等）。于是有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人（责：债，这一意义后来写作‘债’）。而大的商人屯积货物，使利润成倍增长（即牟取暴利）（息：这里指赢利），小的商人开设店铺坐店贩卖，控制那些多余的（奇赢：多余的，这里指囤积的大量商品）（奇：余数），每天在市面上到处窥伺物价行情，趁着朝廷官府的急需，出售商品的价格必然加倍提高。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锦绣衣服（文采：指华丽的锦绣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鱼肉（梁：上等好米，精白米），没有农民的辛苦，却坐享种地所获得的利益（仟佰：通‘阡陌’，本指田间小路[南北走向的田间小路叫‘阡’，东西走向的叫‘陌’]，这里指代田亩）。凭着富有（富厚：富有），与王侯权贵交结往来（交通：与……交结往来），能力超过一般官吏的权势，（商贾之间）凭着个人的财力相互竞争（倾：压，竞争）。遨游千里，商人乘坐于马车往来于道路，络绎不绝（盖；车盖，古代车上用来遮雨和阳光的顶盖，形状似伞），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赶着肥壮的马匹，脚穿丝鞋，身披丝绸长衣（曳：拖着，披着），这就是导致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现在法律上把商人看得卑贱（即轻视之意），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把农民看得尊贵，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世俗社会所看中的（商贾），正是国君所轻视的人；官吏所瞧不起的（农民），却是法律所尊重的人。上下相反（上：指‘主’和‘法’。下：指‘俗’与‘吏’），上、下对务农、经商的爱憎态度相冲突，却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建立，这是不可能的。

汉文帝当今的重要事情，没有什么能比使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使粮食贵重。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利用粮食来体现赏罚。如今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朝廷（今：表示假设将要发生的事情。县官：汉代对天子或朝廷的称呼），使献粮的人得到受封爵位，可以免除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得以流通（渫：疏散，流通）。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从有多余粮食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损：减少，减轻），这就是所谓削减有余的来弥补不足的，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国君需用的东西（这里指粟米之类的粮食）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赋税少了，三是鼓励农业生产（功：事）。现在的法令规定：老百姓有战马一匹的人家，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徭役（复卒：出钱顶替服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战争需要的物资），所以给（他们）免除徭役。神农（传说中远古的时代的帝王）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砌的城墙，贮有沸水的城壕百步之遥（步：古代计量长短的单位，六尺为一步。汤：滚水，开水），身穿甲衣的兵士百万，可是没有粮食，不能守住。”由此来看，粮食是治理天下的人最需要的东西，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要务。让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这与为国家提供战马所获得的功效相差太远了（意谓入粟比入马更重要）。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擅：专有），只要皇上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地里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与免除罪刑，人们非常希望获得的。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塞（指当时北方长城一代）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

【简析】本文是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错给汉文帝刘恒的一封奏疏。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对晁错和贾谊的文风进行了对比，认为二人“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唯谊尤有文采，而沉实稍逊，……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本文则较为完美地体现了晁错文章“疏直激切”、具有“深识”的特色，也表现了作者匡正时弊的政治热情。本文的写作针对性非常强。西汉初年，由于连年的战乱，致使农民四散流亡，土地兼并加剧，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边防的力量也受到影响，这一切均危及著汉王朝的生存。作者针对这种现实状况，提出了要切实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出要使农民“务农桑”，就必须“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瀛商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