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嘉庚
生平概况
1、华侨世家陈嘉庚，原名陈甲庚，  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的一个华侨世家。祖父陈簪聚（1795年－1856年）一生中并未出洋，仅在集美社“俭朴自守，勤谨克家，处于海泻，耕渔自给”。陈簪聚育有三子，长名缨忠，次名缨斟（1836年－1876年），三名杞柏（即陈嘉庚父亲，字缨如松）。此兄弟三人，都曾到南洋星洲经商。缨斟少壮时曾在叻（新加坡旧简称，下同）开设米铺。陈嘉庚父亲出生年月无记载，推断应在鸦片战争之后，1909年逝世于集美。陈杞柏何时出洋尚不可知，其与孙厝孙夫人结婚应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1874年生陈嘉庚，1889年生陈敬贤。[1]
至于陈杞柏南渡后如何在叻创立顺安米店，如何累集资本而创业的问题，因资料缺乏，难以详悉，据学者推断，陈杞柏幼年来叻在其兄长的米店工作，从勤俭中累集资金，因而在19世纪70年代创立顺安。[1]除经营米业以外，长袖善舞的陈杞柏还兼营地产，办理硕莪厂，开辟黄梨园数百顷，创办黄梨厂以制成品外销欧美各国。1900年是陈杞柏实业的顶峰，其各业各产等资产共40余万元（叻币）。陈杞柏实业上的成功为陈嘉庚后来自己独自创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基础。2、商业佳话陈嘉庚17岁（1891年）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13年。陈杞柏晚年实业失败，顺安于1904年停业，欠债权人20余万元。陈嘉庚接手衰败的家业后，于1904年创建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黄梨厂”；承接了一个也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自营谦益米店。是年，陈嘉庚之弟敬贤来新加坡习商，管理谦益米店财务，主理新利川菠萝厂业务。1905年，陈嘉庚创办“日春黄梨厂”（兼制冰）。1906年，陈嘉庚入股恒美熟米厂，在福山园套种树胶。经过兄弟二人同心努力，自1905年起三年间各年分别获利（实利）5万多元、4万多元、13万元。人物旧影(11张)
新加坡当时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面对家道中落，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到1907年为止，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此事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当然，当时也曾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嘉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败后艰苦创业10年左右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3、入同盟会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此期间，孙中山曾与陈嘉庚初次会面。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后，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陈嘉庚是经朋友林义顺介绍才结识孙中山的，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陈嘉庚热情投身于民主革命，还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会议，与孙中山共商制订了党旗方案。这次聚会，激发他踏上了革命征途，给陈嘉庚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晚晴园里的故事1910年春，陈嘉庚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痛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向往进步，与胞弟陈敬贤双双剪掉发辫，同一批有志之士脱离清廷关系，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有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人处罚。”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陈嘉庚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他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唤醒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一系列活动。4、橡胶大王当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他即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皮厂等，厂房达30多处。鼎盛时期（1925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后来因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他的企业如江河日落，终于在1934年全部结束。5、支援抗战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1938年10月，在著名闽侨菲律宾的李清泉（他致函陈嘉庚，称南洋华侨应该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印尼的庄西言（他  晚年的陈嘉庚先生亦致函陈嘉庚，嘱托他在新加坡组南侨总会，所言目的与李清泉同）倡导和劝说下，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庄西言致函陈嘉庚后，致电行政院建议陈嘉庚领导南侨组织筹赈总机关）致电要求，陈嘉庚出面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正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
1939年,他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陈嘉庚回国视察、慰劳抗日军民1940年，他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特别是访问延安之后，陈嘉庚正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据实发表关于延安观感的演讲，盛赞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通过对国共两党辖区的访问，陈嘉庚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6、归国服务1949年，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他看到伟大祖国站立起来了，决心定居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耄耋高年，驰驱祖国南北大地，舟车劳顿，席不暇暖，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他生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300万元存款捐献给国家”，并一再呼吁祖国统一，弥留之际还对台湾的回归深表关切，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国家还为此设立了陈嘉庚科学奖。
教育事业
重视教育  厦门大学本部树立的“校主”铜像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兴学动机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和爱国情怀，可以从如下他在1918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得到反映：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按：“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2]创办学校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筹措校费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  陈嘉庚雕塑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海外办学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  1950年10月陈嘉庚(前排左四)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教育思想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生活简朴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尽管陈嘉庚曾是南洋成功的华人大实业家之一，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始终十分简朴。他的个人自传中写到，“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但是他极具公益心，尤其对于兴办教育，非常热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乡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随着他的企业的兴旺发展，他又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现集美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投身政治
  国父与陈嘉庚先生（左）早期活动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坚决抗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近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陈嘉庚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华侨支持祖国抗日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我国对外交通濒于瘫痪。新修建的滇缅公路成为最主要的军运大动脑。不但需要大批军运汽车，而且急需大批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商请陈嘉庚先生在南洋代招募司机和修理工（通称“南侨机工”或“华侨机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遂于1939年2月迅速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陈嘉庚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另一方面还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白清泉等在新加坡首先报名，当即批准30名；廖国雄、赖玉光等在巴株、巴峇带头报名，当即批准50名。同年2月18日，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80名在新加坡集中出发，南侨总会举行盛大欢送会。陈嘉庚勉励大家：“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服务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新加坡报纸出版欢送专刊，把首批回国机工赞颂为“八十先锋队”。[3]反对卖国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电文提案经5次删改，原意被歪曲，锋芒被砍掉，尽管如此，仍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振奋了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人心，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亦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按：上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是盛传的十一字之提案，和事实有出入。提案原文不止11字，而是三条、100多字。汪精卫一伙删去其第二、三条提案，对第一条则几经修改，想模糊提案的针对性，删改为“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后经大会成员激烈讨论，认为9个字的修改案含糊不清，不伦不类，形同儿戏，表示反对。最终定下的则是19个字，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成为国民参政会正式文献记录在案，在1938年11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公诸于众。由于这是陈嘉庚提出的震动中外的坚决反对汉奸国贼、妥协分子投降卖国的著名提案，因此特摘录原文如下：
  陈嘉庚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的著名提案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二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　叩首（10月26日）[4]访问延安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的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的意志”。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他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个里程碑。他说，这次来延安慰问不容易，国民党造谣言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处处设障碍阻挠我们到延安。蒋介石捧他、拉拢他，并干扰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陈嘉庚为了弄清国共摩擦的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 6月8日清晨，离开延安东行，前往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陈嘉庚当时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窖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之前的4、5月份，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大破日军，歼敌5万余名。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战备大演习刚刚结束，留延安的200多名华侨青年，也在各自的学校、机关参加了演习，随时准备行军打仗。”[5]
在访问延安期间，陈嘉庚先生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深入交谈；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印刷厂；与财政、公安、司法负责人谈话；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并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
陈嘉庚这次访问延安，经过实地考察，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反观国民党“大后方”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对比之下，感到中国共产党深知民心侨心，国民党无视民心侨心。陈嘉庚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动。通过这次访问坚定了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他心中的“疑团”也解开了，破坏抗战、投降卖国、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是国民党，真正抗日救国、维护团结统一、廉洁奉公的是中国共产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内战时期活动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1947年，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与毛泽东的会面上
1940年毛泽东对陈嘉庚描绘未来的国家：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晚年活动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陈嘉庚先生和毛泽东在中南海前合影[6]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备享哀荣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京病逝。鳌园（陈嘉庚墓）(20张)“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陈毅在吊唁的时候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陈嘉庚先生在鳌园中。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不仅中国内地人尊敬他，而且华侨和海外华裔也尊敬他。他的精神在海内外都将永远放光芒。
嘉言懿行
1、精神与言论* 公——永无止境的奉献
* 忠——永不动摇的爱国
* 毅——永不言败的坚强
  民族光辉——陈嘉庚* 诚——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 
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陈嘉庚1946年《南侨回忆录弁言》 
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与正义，要明是非，要为社会做事。再多的钱可以花光，但诚实、正义却永远受人尊敬……有的人，伤天害理的事敢做，乌七八糟的钱敢挣，这样的富翁受人唾骂，遗臭万年。
——陈嘉庚归国后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诲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
——陈嘉庚教育文集
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哉？！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嘉庚办学最艰难时期致集美学校校长陈村牧的信 
“爱国始于爱乡”
“祖宗的土地，尺寸不得让人，反之则为国贼也”
“救国之目的，无非求领土之完整、主权之恢复”
“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一身，拔一毛而知痛”
——摘自陈嘉庚：《南侨回忆录》2、诚信之事迹在集美穿街走巷，我们不时能看到一些以“诚”命名的庭院或店铺，如诚园、谦诚书屋等等，还有不少商家打出“诚实经营”、“诚信是金”等标语。
“君子必诚其意”，嘉庚先生无论经商还是做其他事，历来铁骨铮铮，永不毁诺。1918年，先生和胞弟陈敬贤亲自将“诚毅”二字定为集美学校的校训；如今，集美的不少商铺都在讲求诚信，集美的学堂也在讲授诚信，陈嘉庚先生一生崇尚的诚信美德，正在集美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在集美中学道南楼里，几名初中女生正在出一期关于纪念嘉庚诞辰130周年的黑板报。“知道陈嘉庚是什么人吗？”记者问道。“知道，老师上课说过。”女孩们回答。“知道他的哪些故事？”记者又问。一名女孩歪着头想了想，回答说：“我记得他替自己的爸爸把欠人的钱还了。”小女孩们或许还不能理解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的伟大情怀，嘉庚先生的故事给她们留下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做人要诚实，要信守诺言。　1904年，陈嘉庚父亲所营企业破产，欠印度债主哈利20多万元巨款。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父债子免还“，况且陈父当年便因破产而抑郁成疾不幸去世，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白手创业的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当时曾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嘉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败后艰苦创业10年左右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46年3月，尼赫鲁访问新加坡，陈嘉庚在欢迎会上致词，题为《领袖与诚信》，指出无论商界政界，“诚信”都是无价之宝，是成功的保证。
先生回国定居后，也常常教诲身旁的人要诚实守信。采访中，嘉庚先生生前秘书张其华先生对两件小事印象深刻。一件发生在1958年，当时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区土地有限，学校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张其华认为有道理，便请示先生，结果受到先生的严厉批评。先生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东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是不诚实之举，并责怪张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校的这种错误主张，还要照搬来提什么建议。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同样长期追随在嘉庚先生身边的总务主任叶祖彬身上。1956年10月，星马工商贸易考察团里的一些乡亲回到集美，嘉庚先生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饭，并叮嘱叶祖彬多做一些饭。结果叶祖彬忘了通知，让客人们饿了肚子。尽管事情不大，嘉庚先生却认为，叶祖彬在这件事上对他失了信，同时也让他失信于客人，因此，要求叶祖彬写出检讨，并给予停薪一个月的处罚。展现了他奖罚分明的性格。
附录：生平事迹
1、身负父债的侨乡少年郎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村，因为战乱不断，有很多人远赴南洋讨生活，这里便成了著名的侨乡。  陈嘉庚相关著作陈嘉庚的家庭，也是一个华侨世家，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新加坡，经营着米店和一家小厂。从小，是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
闽南一带，曾有着十分光辉的历史。从民族英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这些故事都在小嘉庚的心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集美村还有着郑成功的“国姓寨”、“国姓井”，在老一辈人的传说中，陈嘉庚从小就对这些爱国英雄充满了敬仰。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使他渴望早日能够报效祖国。
1890年，陈嘉庚已经17岁了，父亲要他到新加坡来见见世面，于是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慈母，独身前往南洋。虽然都市的繁华是一种诱惑，但他却不为所动，老老实实地呆在店里，跟着老伙计学习怎么管理，很快就成了父亲的左右手。
1898年，母亲病逝，闻听噩耗的陈嘉庚立即回乡葬母。出发之前，他将自己经管的账务移交给他的族叔。当时他父亲各项经营都很顺利，拥有资产约35万元。可是当守完3年母丧的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时，却发现曾经兴隆的米店已经门庭冷落，负债已达30多万元。原来是父亲的妾生子趁陈嘉庚不在，尽情挥霍导致负债累累，面临破产的边缘。
按照新加坡法律，儿子不必偿还父亲债务，况且陈嘉庚身无分文，如何偿还，但深受儒家教育的他面对父亲的凄凉，还是毅然承担了债务，继承了这个烂摊子，当时他还不到31岁。从此这个杰出的企业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商业之旅。2、菠萝“苏丹”，橡胶大王独自创业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陈嘉庚手里的资金只有一点，用来投资什么才能成功呢？经过详细的考察，陈嘉庚发现，菠萝罐头销路旺盛，且周期短、需要的资金不是很多，非常符合自己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资金不够，陈嘉庚借了7000元，在距新加坡城区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菠萝罐头厂。一切省了再省，省了再省，借来的7000元用在建厂总算勉强够了。制作菠萝罐头所需的白铁、糖枋，都可向别的商人赊取。开工终于没有问题。等到4月份菠萝一上市，陈嘉庚的“新利川”工厂就开始生产了，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陈嘉庚给自己的菠萝罐头的商标定名为“苏丹”，意思就是菠萝罐头之王。
在陈嘉庚的精心经营之下，罐头厂运作良好，销售看涨，月底核算结果，获净利9000余元。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经济效益之大，确实惊人。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就以“新利川”为立足点，兼营父亲企业与人合伙的月新菠萝厂，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米店也兼做罐头厂的营业机关。
随着菠萝罐头生意越做越大，对菠萝的原料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嘉庚在“新利川”附近购买了一块空地，用来种植菠萝，取名为“福山园”，事实上，这块种植地也确实是一块福地，后来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菠萝种植园。
创业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就在菠萝生意顺利发展的同时，1906年夏季，菠萝罐头行市大跌，陈嘉庚只能勉强保住了1万元的赢利，这次打击使他意识到，商场如战场，仅仅靠一种产品经营是不能适应市场的瞬息多变，他要寻找新的项目。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嘉庚了解到一个橡胶商人高价卖掉了自己的橡胶园，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赶忙联系这个商人，从他那里购进18万粒橡胶种子。而当时因为菠萝生意的不景气，很多人纷纷脱手自己的菠萝园，陈嘉庚趁此机会购买了大片土地，这些成了他以后的橡胶种植园。
到了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产量已经占了整个新加坡的半数以上，一跃而居首位，真正成了业内的苏丹，这一年，他已是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固定资产和纯利润有四五十万元的华侨企业家了。
然而商场风云多变，1914年秋，正当菠萝罐头的生产旺季到来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对菠萝罐头限制入口。因而各洋行停止采办。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遭到了沉重打击，积存着几万箱产品无法售出。不仅如此，战争还使陈嘉庚的米业遇到了麻烦，特别是许多商船在东印度洋上受到德国战舰攻击之后，原已紧张的航运几乎全部停顿。陈嘉庚米厂的仓库里堆放着1万多包熟米。产品积压的直接后果是资金流转困难，工厂租金越期无法清还，工人的生活费又绝对不可拖欠。陈嘉庚陷入了“艰难维持，度日如年”的境地。
1914年冬天，陈嘉庚终于将所有的货全部售脱。这时，他当机立断决定经营航运业，他先是靠租船运输，分别租下了载重1300吨的“万通”和载重2500吨的“万达”两艘轮船，运来需求量很大的熟米，再送到印度销售。不久因为市场的扩大，他又增加了2艘轮船，专门承接英国政府的货物。他的审时度势，及时改变经营策略赢得了可观利润。仅仅一年后，就赢利了20多万元。之后，更是购得多艘轮船，但却不亲自经营，而是租给法国政府，这样不仅省事，避免了风险，也获利很快。
1916年，陈嘉庚又有了划时代的举措。当时欧洲各国互相厮杀，给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工业长足的发展，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带动了马来亚的橡胶业，一跃而成了支柱产业，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马来亚成了世界“橡胶王国”。而陈嘉庚此前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他被作为公认的“马来亚橡胶王国四大功臣”之一载入史册。
此后2年，陈嘉庚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橡胶业上，他先后将新加坡土头桥的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作“谦益”橡胶厂，专制胶布，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单一的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飞跃。接着，他又设法与美国橡胶业协会搭上关系，把广告做到了美国，把“谦益”橡胶厂的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这样，他实现了第二个飞跃：将橡胶的农、工、贸经营集于一身，而且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不但没有遭受损失，还安然无恙，依靠米、树胶、轮船航运和出售菠萝罐头厂积存的铁皮，陈嘉庚共得450 多万元，扣除各种费用，实存资产430万元。从而迅速跻身于新加坡富豪之列，也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新加坡华侨大亨。3、散尽家财，培育英才一战之后，陈嘉庚意识到航运业的危险性和暂时性，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他开始继续扩展自己的橡胶王国。
1919年，随着橡胶制品的广泛应用，英国投资者不断到马来亚抢占市场，有实力的华侨商家和小园主也纷纷改办橡胶种植园或兴办小橡胶厂，竞争越来越剧烈。面对挑战，陈嘉庚调整自己，实现了第三个飞跃：他扩充了“谦益”橡胶厂的规模，将粗加工的生胶厂改为深加工的橡胶熟品厂；退出于两年前投资50万元入股的3家橡胶公司；组建陈嘉庚公司，将谦益以橡胶总公司的名义列其麾下。
1922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无度引起市况萧条，橡胶价连续3年下滑，许多小规模的胶园、胶厂被迫停产。而这时的陈嘉庚公司虎气十足，他断定橡胶业是新兴产业，好景还在前头。在对马来亚各地进行考察之后，陈嘉庚一下子买下了9家橡胶厂。
1924年他在马来亚和印尼设了10多家橡胶分店，其后又在其他地方设分行、分店或办事机构。目的是扩大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减少中间环节造成的损失。这一年英国政府为抬高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中独占利润，在新加坡、马来亚实行限制橡胶生产计划，第二年略见成效，加上美国汽车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影响，橡胶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一年是陈嘉庚的橡胶事业的巅峰，在英国大臣对新加坡工业的考察书中，也提到了陈嘉庚的公司，说它是“亚洲最大的企业”。
与此同时，陈嘉庚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福建集美。他认为振兴工商业的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因而“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慨办教育”。1893年，他20岁时在家乡创办“惕齐学塾”。1913年又创办集美小学。以后他与胞弟陈敬贤先生一起，边集资边办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在家乡创办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 |集美轻工业等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资助了闽南20个县市110多所学校；并在侨居地新加坡倡办和赞助了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中学、南侨师范水产航海等许多学校。他用于兴学的资金超过一亿美元，几乎等于他的全部家财。人们亲切地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
有人说，陈嘉庚办这么多的学校无非是提高自己的声誉，但陈嘉庚办学，却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把它作为一种资本，相反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自1926年起，陈嘉庚为了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不至于中断，做了许多努力。在资金紧缺时，他甚至于贱价出卖了橡胶园。
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新加坡、马来亚最大宗的出口是橡胶和锡，最大的买主是美国。美国的不景气，造成了新、马橡胶和锡业的大萧条。但陈嘉庚一直提供集美、厦门学校经费达90万元。当时，陈嘉庚公司积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公司资产仅在200多万元，已是资不抵债。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债权银行要求陈嘉庚停止支持集美厦大经费，被陈嘉庚断然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放弃义务，学校办起  陈嘉庚追悼会来了，就得维持下去，一旦关了门，恢复就无望了。学校如果关停，不仅耽误青少年前途，而且对社会影响不好，罪就大了。如果因为负担集厦学校经费而遭致生意失败，这是个人事业的荣枯。
1932年，陈嘉庚辛苦创办的企业终于被收盘，虽然他的事业走到了末路，但陈嘉庚却从不后悔，因为他成功地创办了这么多学校，尤其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1961年8月12日，这个伟大的企业家、教育家病逝于北京。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并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遗产300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为了感谢这么多年他对国家做出的不朽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其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在家乡，以告慰这个曾经辉煌、博大无私的爱国华侨。5、一生俭朴，大公无私陈嘉庚先生一生俭朴，从不夸耀自己，但是在投资办学方面却不惜一切。据有关人员统计，以1981年人民币和黄金比价计算，陈老一生用来办学的捐款达一亿美元以上。在陈嘉庚故居，从陈列的蚊帐、被褥、衣服、礼帽、皮鞋等物来看，都是破旧而老式的。一只翻过来的破茶杯，杯底上插上蜡烛，就是他自己设计的烛盘了。他家财万贯，但对自己的家事，却是“求缺不求全”。校舍和他的住宅都曾因日本飞机的轰炸而炸毁。然而，在校舍和住宅之间，他却坚持先修校舍，并说：“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他逝世后国内存款尚有300余万元，可是按照他的遗嘱，一分钱也没有留给子孙，对这个问题，他的说法是：“人谁不爱子，惟必以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德之爱。且贤而多财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7]6、不忘统一，鳌园刻图晚年的陈嘉庚，念念不忘国家统一、台湾回归！1950年，他在集美学村创建鳌园。在鳌园中的“博物观”照壁石屏正中，请石匠刻录5幅地图。上面一幅是“世界地图”，其下面并列四幅地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福建省全图”、“台湾省全图”及“同安县全图”，并在图中刻下亲撰的《台湾史略》。陈嘉庚先生亲撰的《台湾史略》的第一句话写道：“台湾为我国东南一大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统一事业。针对美国的侵略行径，1950年7月4日，陈嘉庚通过《福建日报》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外国干涉。此后，他又发表一系列对记者的谈话和声明，发表接见华侨的谈话等等。一再阐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外国侵占或干涉，并号召华侨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祖国统一是陈嘉庚临终遗嘱的第一件大事，他最后的遗言是“台湾必须归中国”。他相信他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一定要实现。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为什么在“鳌园”刻录的地图中刻下“台湾省全图”的最重要原因。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以表彰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
个人年谱
1874年 10月21日( 农历9月12 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父陈杞柏(又名缨杞、字如松)是旅新加坡侨商，大约19 世纪70 年代到新加坡，开设顺安米店，兼营房地产。 
1975-1881年 2-8岁。在集美接受母亲教育。 
1882年 9岁。在南轩私塾就学。 
1883-1889年 10-16岁。在集美村塾读书。胞弟陈敬贤1889年1月13日( 农历12月12日) 出生。 
1890年 17岁。奉父函召，第一次出洋新加坡。 
1891年 18岁。在其父所营顺安米店学商。 
1892年 19岁。管理顺安米店。 
1893年 20岁。归国与板桥乡秀才张建壬之女张宝果结婚。 
1894年 21岁。在集美经营渔业，补习中文。 
1895年 22岁。第二次出洋新加坡，仍回顺安号从商，连续三年。 
1898年 25岁。回国奔母丧。 
1899年 26岁。携妻张氏第三次出洋新加坡。 
1900-1902年 27-29岁。归国葬母。 
1903年 30岁。第四次出洋新加坡。 
1904-1909年 31-36岁。在此6年间，先后开米店、糖厂、菠萝罐头厂、福山橡胶园，创业颇有成就，奠定一定经济基础。 
1910年 37岁。在柔佛买地2处，雇工开荒种植橡胶和菠萝，营业获利大。在新加坡晚晴园发誓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校总理，向闽侨募捐5万多元建筑校舍，这是致力教育事业的开始。 
1911年 38岁。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被推为福建省保安会会长，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另筹5万元接济孙中山先生。全家已有14 口人，包括敬贤夫妇，张宝果及其所生长子厥福、次子厥祥、三子博爱、长女爱礼、次女来好，吴惜娘及其所生三女陈蕙、四女陈妹 ；妾叶氏及其所生五女陈柿。 
1912年 39岁。携眷回国，筹办集美小学校。 
1913年 40岁。集美小学校正式开学，购地扩建校舍和操场。第五次出洋新加坡 
1915年 42岁。租轮4艘，经营航运，获利颇巨，筹款20多万元救济天津水灾。 
1915年 43岁。购进3000吨轮船1艘，命名为“东丰号” 。 
1917年 44岁。购进3750吨轮船一艘，名为“谦泰号”。因两年来营业顺利，派胞弟敬贤回国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 
1918年 45岁。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正式开学。发起筹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1919年 46岁。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组织同安县教育会，对各乡小学校给予常年补助，30多校受益。 
1920年 47岁。集美学校增设女子师范和商科，创办集美水产航海学校。 
1921年 48岁。厦门大学开学。 
1922年 49岁。第六次出洋新加坡。 
1923年 50岁。被选为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约于1895年创立)总理。 
1924年 51岁。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 
1925年 52岁。创业有成，资产达1200万元，是他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 
1926年 53岁。扩建南洋华侨中学校舍，创办集美农林学校，开始面临逆境，胶价暴跌，营业亏损甚巨，被迫将厦大和集美两校校舍建筑工程局部停工，但办学经费仍竭力维持。 
1927-1936年 54-63 岁。在新加坡经商、办学，被选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福建会馆主席。胞弟敬贤于1936年2月20日在杭州病逝(47岁)。 
1937年 64岁。“七·七”事变发生，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担任主席，捐募新加坡币一千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38年 65岁。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致电汪精卫反对其主张同日本和谈。 
1939年 66岁。4月13日致电国民党，要求严惩“叛国求和”的汪精卫。 
1940年 67岁。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 并率团返国到重庆、延安等地视察慰问。3月26日飞抵重庆后，除会见了蒋介石、白崇禧外，还会见了中共办事处代表叶剑英、董必武等人;5月31日抵延安，6月1日会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后来多次亲切面晤。12月15日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向侨胞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年底回新加坡后，对他五子陈国庆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1941年 68岁。被推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 
1942-1945年 69-72岁。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玛和?株晦时园三年，写成《南侨回忆录》，1944年脱稿，全书近40万字。 
1945年 72岁。日本战败投降，重返新加坡。记述生平20件要事。 
1946年 73岁。创办新加坡《南侨日报》，被选为中华总商会第24届董事。 
1947年 74岁。为集美各校开拓经费来源，在香港创办集友银行，实行以行养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6月9日发表《南侨总会第15 号通告》:“宣布独裁政府罪状” 。12月25日在《南侨日报》发表《论美国援蒋必败》文章。 
1948年 75岁。在《南侨日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预见“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 。 
1949年 76岁。抗日战争胜利后首次回国，到东北、华中、华东游览参观。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 77岁。最后一次出洋新加坡，结束未了事务。当年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亲自主持集美、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建。 
1951年 78岁。10月，由厦门集美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言谴责美帝发动侵朝战争。 
1952年 79岁。题写《集美解放纪念碑征文启事》，分寄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和老相识。 
1953年 80岁。1月18日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 81岁。 6月14 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发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6月2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宪法草案鼓舞了华侨爱国热情》一文。9月27日当选为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 82岁。视察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7月5日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1956年 83岁。10月12 日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10月13日由中国新闻社发表回忆文章《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时候》，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 
1957年 84岁。2月到北京出席国务院扩大会议，6月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1958年 85岁。1月间发现眼眶上长一粒肿物，经诊断为鳞状上皮癌，即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2月8日转到北京治疗。 
1959年 86岁。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0年 87岁。4月15日晚8点多，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前到医院看望陈嘉庚先生，询问治疗经过，请他安心静养。4月发表《厦门供水问题》文章， 非常关心家乡建设。 
1961年 88岁。8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八子陈国怀、孙儿陈联辉侍奉在侧。国家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委员的“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 。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送了花圈。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大会，2000多人出席，主祭人周恩来，陪祭人朱德、陈毅等13人，由侨委主任廖承志致悼词，颂扬陈嘉庚先生“一生为祖国、为人民、为华侨社会做了不少好事，有卓越的贡献。” 8月20日运载灵枢的专车抵达集美。当日下午6时，遗体移集美鳌园安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