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太上感应篇
概述
  《太上感应篇》[1]是道教劝善书之一，简称《感应篇》，作者不详。
《宋史·艺文志》收录“李昌龄《感应篇》一卷”，《正统道藏》太清部有《感应篇》三十卷，题“李昌龄传，郑清之赞。”《重刊道藏辑要》有《太上感应篇集注》等，《道藏精华录百种》有《太上感应篇樾义》二卷。该文思想可上溯至《玉钤经》、《道戒》和《抱朴子·内篇·微旨》转引的《易内戒》、《赤松子传》和《河图记命符》等书。《太上感应篇》篇幅不长，计一千二百多字。主要借太上之名，阐述“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太上太上，就是太上老君，原名李耳，又称老子，著作有《道德经》。是我国道教始祖，上天至尊之圣。主旨《太上感应篇集注》云：“太上者，道门至尊之称也，由此动彼谓之感，由彼答此谓之应，应善恶感动天地，必有报应也。”意即所谓“感应”指善恶报应，由天地神鬼根据世上人们的所作所为给以相应的奖惩。因此，开篇即以十六字“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为纲，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接着指出人要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六条善行和一百七十条恶行，作趋善避恶的标准，最后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作结。理论《太上感应篇》认为，“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于是人们的作为通过天地鬼神来裁决。当人非义而动、背理而行时，就会“大则夺纪、小则夺算”，而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最终“算尽则死”，人就离开了人世；如果死有余辜，还将殃及子孙。所谓“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则“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避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翼。”若改恶从善，则将转祸为福。观念该书有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又与佛教观念有一定的不同。佛教认为因果通前世、今世、后世三世，该书则更强调现世现报，作恶有过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肉体的消亡。修身保生是道教的哲学，现世生命形式的存在是根本，要更加重视现世，更加珍惜现实存在的生命。所以“欲求长生者”，就必须回避大大小小“有数百事”的过错，而与避恶相统一的是趋善，“善”能使人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得道成仙。因此，《感应篇》大谈行善的好处，它在道教宣扬的人生最高境界——得道成仙的理想下，竖起了一架可以登临的梯子，即现实的行善态度。
内容
在西汉刘向的《列仙记》中以及各类道书中，成仙术多是外炼丹药、服食神果仙花、苦诵经文，甚至有朝一日骑龙乘鹤飞升，或是内练真气。这些成仙途径或空虚，或玄妙，都那么令人难以捉摸。而在《感应篇》中，“行善”成为成仙唯一的、现实的手段。“夫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这里的“善”，不再是《列仙传》中马师皇拯救神龙、子英善待金鲤的那种具有神话色彩的善，而是从家庭、社会人际伦理关系出发的生活准则。“不履邪径，不欺暗室”、“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等等。思想《太上感应篇》 它提倡“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强调“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则体现了儒家伦理。在儒家学说中，尤其强调五伦纲常，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界限分明，而在《太上感应篇》中亦以“扰乱国政”，“违逆上命”、“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事，不敬其夫”作为恶行的准则。可以说，《太上感应篇》实际上建立的是，以儒家道德规范和道释宗教规戒为标准的立身处世准则。　内涵《太上感应篇》充分体现了对鬼神权威的敬畏 。该书认为天上、地上和人体内都有录人罪过、降祸福于人的神或鬼，如大地上的司过之神，天上的三台北斗神君和人身上的三尸神，它们对人的规范和约束是时刻存在的，人应该敬畏他们，对象征神鬼的日、月等物皆不可不敬，故而把“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都视作恶行；而“无故杀龟打蛇”也会引起“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历史《太上感应篇》最初只在民间流传，南宋时始获官方重视，历经宋、元、明、清而久盛不衰。它不再局限于虚无的说教，而是建立了现实的封建伦理准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言行，特别是有助于保证国家、社会、家庭的严谨秩序，故而博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同时，那些诚心修道者也推崇它，因为它不同于一味要求人们凝神思道，清心静虑的心灵修炼术，而是具体、现实地提出了行善得道的方式，这使得世俗道教从精神道教中分离出来，满足了人们渴望通过现实的生活方式也能到达得道成仙的人生境界的愿望。
宋理宗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此后，为之作序、作注者代不乏人，影响十分广泛，乃至日本、朝鲜等国，皆有此书的流布。书中大义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若想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书中还列举了诸善与众恶条文，作为趋善避恶的准绳。 
但在元代，《太上感应篇》既当过宠儿也当过弃儿。这就是世祖在位前后有一场佛道论辩闹剧波及到对“伪道书”的禁毁。开始还没将它列入禁书目录，后来由于扩大了禁目范围才无从幸免。
《太上感应篇》原文
太 上 感 应 篇
原文：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算减则贫耗， 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
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此为总论）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
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以下是神或凡人一些约定熟成的思维方式：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从善思维方式和表现： 
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 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
遏恶扬善，推多取少。 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 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
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从恶思维方式和表现： 
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 
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诳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伪，攻讦宗亲。 
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 
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见善不为。 
自罪引他，壅塞方术。讪谤圣贤，侵凌道德。射飞逐走，发蛰惊栖。 
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愿人有失，毁人成功。危人自安，减人自益。 
以恶易好，以私废公。窃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讦人之私。 
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侵人所爱，助人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胜。 
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认恩推过，嫁祸卖恶。 
沽买虚誉，包贮险心。挫人所长，护己所短。乘威迫胁，纵暴杀伤。 
无故剪裁，非礼烹宰。散弃五谷，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决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私之。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埋蛊厌人，用药杀树。 
恚怒师傅，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 
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 
斗合争讼，妄逐朋党。用妻妾语，违父母训。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直，骂神称正。 
弃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
施与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施设。淫欲过度，心毒貌慈。
秽食餧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
压良为贱，谩蓦愚人。贪婪无厌，咒诅求直。嗜酒悖乱，骨肉忿争。
男不忠良， 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
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挟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
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
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
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 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
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值。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
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
所谓转祸为福也。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
胡不勉而行之。
补遗
成书时间和作者《太上感应篇》的成书时间和作者，自古迄今说法甚多。有人认为《太上感应篇》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如清光绪年间许越身在《太上宝筏序》中说：“《感应篇》与《道德经》同出于道祖李伯阳手笔。”也有人认为其书汉代就有，毛金兰在清同治年间叙述道：“尝考洪楚产云：“《感应》一书，历汉而唐，自宋而明，敬奉已久。’”还有人认为其书成于魏晋，作者是葛洪或慕容皝。征诸史籍，这些说法或为市井侈谈，或为臆测之说，无法令人相信其真实性。正史记载最早著录《太上感应篇》的正史是《宋史》。《宋史·艺文志》记载：“李昌龄《感应篇》一卷”，许多人据此认定《太上感应篇》成书于宋代，作者是李昌龄，清朝人惠栋、俞樾都持此说。在宋代，至少有两位叫李昌龄的人，一是北宋初年做过右拾遗、字天锡的李昌龄，《宋史》卷287 有他的本传；一是南宋初年被称为“蜀士”或“汉嘉夹江隐者”的李昌龄。惠栋等人认为是李天锡，也就是说，《太上感应篇》成于北宋初年。当今的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南宋的李昌龄，即该书成于南宋初年。事实上，这两种意见均失于考订，为史书所误，因为《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是不准确的，无论是北宋初的还是南宋初的李昌龄都不曾作过《太上感应篇》。要弄清这一点，只要注意以下的史实就行了；一是北宋末年被宋徽宗赐封为虚静先生的正乙道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太上感应篇》作颂，其颂文讲：“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这篇颂文收录在《道藏》中，题为《虚静天师颂》。二是《太上感应篇》在北宋末年已被收录在《政和万寿道藏》中，这部《道藏》在南宋淳熙年间被太乙宫全部抄录，孝宗赐名为《琼章宝藏》，后来太乙宫道士胡莹微曾在《琼章宝藏》中读过《太上感应篇》。以上两点表明，在南宋之前《太上感应篇》即已成书。三是《太上感应篇》的广泛流传是从南宋初年开始的，当时的官修和私修的目录之书也开始著录此书。而北宋的史籍中却寻不到《太上感应篇》的任何踪迹，如果此书真的成于北宋初年，以北宋统治者对道教典籍的重视及李天锡的地位，《感应篇》是不会没有影响的。这说明《太上感应篇》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太上感应篇》成书于北宋末年，在南宋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其作者不详。在《红楼梦》中提及《红楼梦》中"懦小姐不问累金凤"一回中提到贾迎春翻阅《太上感应篇》，恰好准确点出了贾迎春的为人和性格。
社会意义
《太上感应篇》问世后，许多人只把它看作是劝善之书，强调它的社会功用，这是不全面的。《太上感应篇》重视行善去恶，目的在于求道，因而它首先是一部道书。这是我们需要指出的，否则就无法全面认识这部影响广泛的古籍。尽管如此，《太上感应篇》所竭力倡导的善行，竭力主张去除的恶行，诸如爱国爱民、敬长爱幼、慈心于物等等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经《太上感应篇》的提倡，就更加深入人心，对规范世人的行为是大有帮助的，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
《太上感应篇》的现实意义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释、道三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其作者不详。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为此，鄙文尝试性地对《太上感应篇》的现实意义作一探讨，望大家指正。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
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1]11“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1]12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2]26-32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3]11-20，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释思想广促人间善业 
《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释、道三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1]433第三，释之十善恶业之说。所谓十善恶业，《四十二章经》云：“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对善恶之人的区分显然受到佛教伦理的影响。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化自释之十善恶业。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释思想，更是“突出了三教共同的、通俗的宗教思想——善恶有报”。[4]81-94笔者虽不苟同所援作者在此句中“三教之宗教思想”这一提法，但是该作者对“善恶有报”乃儒、释、道三家所共有思想的解说颇让人接受。笔者认为这使得该道经更为圆融地统摄三家的思想，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帝君阴鸷文》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并融三家主流思想为一体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5]。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