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庐陵文化
庐陵之名
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有一方方正正的板块，  这就是今天的吉安。她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自江而南，吉为富州……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唐时皇甫是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曾这样描述过这块以红壤为主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惜境内的崖洞崖壁没有留下他们的崖画石刻，没有留下他们曾经生存的印记；也可惜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结绳记事，没有留下他们的竹简帛书，使我们无法遥想他们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渔劳作。但是，吉安市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有先人生息繁衍。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新乾县大洋洲一座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墓中，出土青铜器约480余件，陶器约300余件，玉器饰品100余件，震惊了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纹饰之精，全国罕见。巨型“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这些青铜器背后隐伏的文化“密码”委实是太多了，至少证明3000多年前在吉安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与中原商殷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奴隶主政权。可是，为什么不见诸任何历史记载甚至民间传说?破译了这个谜，中国古代史的某些史实甚至有些重要的史论将要重写。[1]
秦王朝建立以前，三皇五帝，春秋战国，吉安这块土地大约属于有主无名的荒蛮地域,它一会儿属夏商古九州之一的扬州领牧，一会儿是周王朝子孙的分封领地，吴、越、楚这江南三大古强国都曾先后将吉安划入了他们的版图，春秋时期，吉安属“吴”；战国时期，吉安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
有史可据的《明一统志》载：“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秦始皇废分封诸侯，立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郡。公元前222年，王翦踏平楚国后，九江郡（郡治在今天安徽寿县）管辖着新设立的庐陵县（今天吉安市部分地域）、安平县（今天安福地域）和新淦县（今天樟树地域）。“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庐陵”由此浮出历史的水面，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此后吉安（当时称庐陵）升“郡”复“县”，改“州”称“路”，  名称几经变易，府治再三迁徙，地域时广时窄。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太守孔伦迁建郡城于吉州区附近，应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吉州区建城之始；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改庐陵郡为吉州，这是古庐陵的第一次更名；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取三国时吉阳郡、安成郡头一字命名，一直延续至今，一一除开1968至1979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一度更名为“井冈山地区”外，——“吉泰民安”、“吉祥安康”美好的祈盼，都溶注在我们今天470多万人民共有籍贯上了“。
庐陵文化的内涵
书院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治于世”的儒家思想。经西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工具。
南唐五代，文化凋零，庐陵学人如在严冬里蓄芳待发，默默传递儒家薪火。南唐先主李?力图文治，大兴教化，却发现连首都金陵都找不齐典籍图册。不得不下令向各郡县搜求。吉州刺史贾皓发现庐陵县的儒生鲁崇范家里还藏有整整一屋子书，于是向他购买。鲁却谢绝报酬，无偿献出，并发表了一番类似今天答记者问的高论：“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十国春秋》）南唐先主即授予他“太子洗马”官职。南唐中主李王景以及后主李煜在政治上无甚作为，但他们的文学成就，如诗词《相见欢》、《虞美人》等曾倾倒天下多少才子！而哺育了这父子两代，即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正是庐陵贡献的典籍和师资！ 
儒家思想“治于世”的功利性吸附一代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汲汲惶惶，不绝于途。隋朝开始的以儒家经典为本的开科取士，唐时更加完善，中下层乡绅、知识分子甚至平民要取得政治地位，只有读书，应考，金榜题名。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出，曾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像前些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因而刺激了各种高考补习班应运而生一样，科举取士刺激了私塾、书院兴起。儒家思想是通过对典籍的诠注解读来传播的，而对典籍的解读又离不开私塾、书院的师长。因此讲到儒家文化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书院文化。据统计，吉安市先后创建的书院多达269所。唐贞观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寓居吉水醪桥乡固洲村，创“皇寮书院”，这位“退休干部”发挥余热,收徒讲课，该学院为吉安也在有记载的较早创建的私人书院。但办成“星级学校”的，还是泰和县罗韬于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创办的“匡山书院”。学问超群的罗先生，或许看到王冠一打打落地，不愿从政，或许矢志继绝学、匡人心，便托辞说有病，不受朝廷拟征聘为“端明殿学士”，在家乡创办私人书院，而且很有教绩，民风日淳，消息传到天子耳里，唐明宗颁教书予以褒奖：“尔还乡后学者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俗成东鲁之区。”还命翰林学士书“匡山书院”并制成匾额赐之。
说到吉安市私塾、书院，白鹭洲书院、青原会馆和西原会馆不能不提。  南宋淳礻右 元年（1241年），九江都昌人江万里，任江西提举兼吉州知州，他见赣江中流的白鹭洲绿树点点，白羽飞飞，真是读圣贤书澄明心境的好地方，于是在洲上构筑精舍，创办书院。初创时，这位后来官至宋朝宰辅的硕儒达官自任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后延请吉安永和的大儒欧阳守道出任山长。守道主持书院10年，白鹭洲书院成了“国家级重点”学府。宝礻右 四年（1256年）临安开考，吉州生员中进士40名，占该年"高考"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许还因他的大号“宋瑞”被钦点为状元，宋理宗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以示褒奖。于是，白鹭洲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并称江西三大书院。
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浙江余姚人、儒家理学大师王阳明，初贬贵州龙场驿丞,后改任庐陵知县，他在“痴儿子 却公家事”（北宋诗人黄庭坚在泰和当县令时写的诗句）的余暇，继续潜心于他的理学体系的建构，常与安福邹守益、泰和罗钦顺、欧阳德、永新颜钧、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何心隐等与他学术见解相近相似的读书人，到青原山去大讲“良知之学”。这位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王阳明，借助“青原会馆”，深刻影响了吉安市的文化发展。清代文学家施闰章曾以“圣域”比称“青原会馆”，以与禅宗七祖“祖关”对应。“青山青水一幅美景留天地，原才原道两篇奇文冠古今”，《青原山志》不无几分夸张地写着：佛禅、理学在此“寝成中国文化动脉之基”。
吉安市区高峰坡原有座“西原会馆”，是唐代“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上元年间贬任吉州司户参军的杜审言创建的“相山诗社”遗址，宋时，吉安的读书人为纪念这位开吉州一代诗风的杜老爷子，建成了“诗人堂”，到明代，改作书院性质的“西原会馆”。这里每季有小会，9月有大会，四方诗人、学者上千人在此聚会，讲学游学，以文会友，一时多少文士雅事！ 
庐陵地方历来重视教育的兴盛。经书启人智，智慧创奇迹。  庐陵全境有序庠与学宫，民间有塾馆、义学与书院。家藏诗书，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诵相闻，山间茅屋也闻琅琅书声，人谓“茅屋底下出公卿”。唐开元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在其治所创建了篁寮书院，开吉州书院讲学之先河。山间学士，纷纷仿效，于是，山乡闾巷大办书院，名流学者讲学其中。自宋至清，庐陵大兴理学，布衣野老也来参会，所以有“江南理学在吉安”之说。自南宋至明清700年间，庐陵城的白鹭书院成为江南四大书院之冠。
庐陵历代状元有21名，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一。历代进士3000多人。“隔河两宰相”、“一门六进士”、“百步两尚书”、“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的描述，至今传为佳话。[2]宗教文化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期，是民间流行的方术、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有理论教义、有行为仪程（如画符念咒、驱鬼祭神、炼丹导术等）的宗教。道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样，追求“彼岸”幸福，祈求长生不老或升天成仙，为此，道徒们要寻找潜心修炼的“洞天福地”（道教中分10大洞天，36小洞天和72福地）。吉安的山川形胜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江西通志·胜迹篇》载，江西最早在东吴赤乌年间（238-250年）建造的道观中，就有吉安市泰和的崇道观、永丰的梅溪观、冲虚观等，证明道教创立不久,很快就传入吉安并落地生根、发芽。
安福境内武功山，海拔近2000米，终年草木摇翠，云雾缭绕，最高点的金顶白鹤峰有泉流不涸，是脱尘离俗的理想修炼场所，东汉末就已成为著名道场，传说魏晋时著名道家学者葛洪曾到山中修炼。西晋末年，道教上清派的祖师魏夫人因其儿子刘遐出任安成（今安福）太守，随子入籍安福，传播道教。太守高堂亲自布道，其权位效应、名人效应，无疑是对道教的有力推介。
在星罗棋布的江西道观中，峡江水边的玉笥山格外引人瞩目。江西丰城人氏、元代大学者揭奚斯曾写道：“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日匡庐，日阁皂，日玉笥；玉笥又为天下绝境。”（《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玉笥山为何成了天下绝境？论风光、论人文都应愧比庐山。原来按道教的说法，玉笥山是“太秀、法乐”之洞天，又是“郁末”之福地，“兼有洞天福地之重”，所以在道家“联络图”上其份量便显得特别重了。玉笥山道观经唐、宋、元不断增扩，声名日隆。历代在此修道的人士很多，著名的有秦朝的孔丘明、汉朝的梅子真、梁朝杜昙 永、肖子云、唐朝的罗子房、罗公远等。玉笥山承天观里道士多时达500余人。北宋天衰八年（1030年），玉笥山道人朱旦以医术受到仁宗召见，并赐其号为：“济处士”。
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是祖籍河南许昌的许逊修炼得道的逸闻。许逊是南昌人，他弃七品芝麻宫的官帽如敝履，游历江湖，潜心道学，传播道术。在水患连年的鄱阳湖边征服了“孽龙”治水有功，因而被江西人民奉祀为有神力的治水英雄,至北宋，被官方加封为“神功妙济真君”，人称“许真君”。是江西共敬的神仙，晋代全省各处有纪念他的建筑物50余处，凡有河水泛滥成灾的地方，几乎都有“真君庙”；江西人流寓他省所建立的同乡会馆，也一律是纪念他的“万寿宫”。这位道教神人在吉安也是家喻户晓的，吉州区西郊的真君山就因地处螺川河与赣江交汇处，山上建有“真君庙”才得名的。每有暴雨成灾，山洪爆发，长辈人总要念叨：孽龙要出世了，于是就祈求许真君显圣显灵：斩孽龙、降洪魔。
道教在古代的吉安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从史海捞出的一鳞半爪中管窥一二：梁大同八年（542年），也就是道教传入吉安的二、三百年间，出身于安福大家望族的道教信徒刘敬躬，“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南史》），刘敬躬以龟生金光为神异信号，号召道徒起义，居然攻下安福县城，庐陵州府，后进逼新淦，震动豫章。可见当时道教影响之大。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仅有一万多人口的井冈山市砻市镇就拥有龙溪观、白云观、鹅岭仙、石峰仙等道教仙观（宫）20处之多。换句话说，进入现代社会了，数百名山民还有一处灵魂参拜处，接受道教的洗礼，可见本土化的宗教--道教在相对封闭的当时的吉安市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与土生土长的“治于身”的道家宗教不同，来自西域印度的“治于心”的佛教是早于道教形成的。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三国东吴的赤乌年间（238-250年）吉安市已有相当数量的佛寺，僧人啭啰 尊者携西域宝镜来到吉安市城西的天华山传教,将“天华院”更名为“宝安寺”，泰和塘洲、冠朝，永新的曲江、沙市当时也分别修建了“崇福寺”、“絮桐院”、“尊胜寺”、“松林寺”等。这些佛事所发生的年代与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相距仅250年左右。
吉安市东南方的青原山，对佛教禅宗的弘扬起过特殊的作用。  
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年）的青原山安隐寺，在唐开元二年（714年）迎来了一位俗姓刘的行思和尚，从此，青原山开始有了生动的故事了，且决定它日后要名垂佛史。
佛教中重要一宗为禅宗，祖师爷是梁朝来自西域的菩提达摩，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王山、四祖道信。当五祖弘忍为挑选法统继嗣时，引发了一桩禅宗公案。五祖不满意入室大弟子神秀的“渐悟”：“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而私淑小弟子惠能主张“顿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他认为更合禅意。于是五祖便将禅法、衣钵秘授给了寺院里舂米烧火的惠能。禅宗从此就分裂成北、南并峙的两宗。出生于安福武功山区的那位刘姓弟子行思和尚便是弘法于广东韶关的禅宗南宗始祖惠能的首席弟子，他遵从师嘱：“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汝当分化一方，毋令断绝。”回到吉安故土，入住安隐寺，弘扬最得禅宗心传的“顿法”，把佛教从单纯的学问修行引入到道德修行，主张洞察本质，直指人心，我心即佛，别向他求，摒弃了许多繁琐的佛规，直捷便当。这对于企图摆脱苦难的下层人民和不愿放弃优裕的世俗生活的达官仕宦同样具有吸引力，因而大大地弘扬了佛法。
行思禅师成为了禅宗南宗青原行思系创立人，被尊为禅宗七祖（实为禅南宗二祖），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1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座圆寂于青原山，葬于寺院毗庐阁后山。次年，唐玄宗敕建"七祖塔",唐末禧宗又谥其号为“弘济”，并亲题“弘济禅师归真之塔”，以表彰其对佛学的贡献。
行思的法嗣为希迁禅师，后弘法于南岳衡山南台，时号石头和尚。经传创曹洞宗,5传创云门宗，7传创法眼宗，这些佛教流派传入日本、朝鲜、东南亚使得青原山作为“七祖祖庭”而名扬海内外。行思圆寂后不久，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唐永泰二年（776年）被贬为吉州司马、，游青原山时，题写“祖关”二字。唐天宝八年（749年），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一一这位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佛家人第5次东渡日本受阻，从广东折回，曾到青原山拜谒七祖祖庭，其得力的大弟子祥彦病故于青原山。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敕题“净居寺”，沿用至今。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它在传播、发展中不断地创新、调整，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人性，因而更深入民心，禅宗“顿法”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吉安历史上信佛、礼佛的人口比例是多少?似无法考究，据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峡江、永新两县县志记载，当时人口分别为19万多人和34万多人的峡江、永新，分别存有寺（庵）73处和89处之多，佛教思想对我区人民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农耕文化精神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基础，吉安的农耕文化曾十分发达。  前面已述，南朝的陈霸先登上帝位，改朝换代，是吉安人民为他提供了大量军粮。他积谷巴丘，委派胡颖为县令，沿赣江两岸广收军粮50万石。若按当时全市人口33万计算，人均1.5石，折合为人均贡献90公斤，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51年间，可证见当时吉安的粮食生产水平。
自唐、五代至宋、明、清，吉安市的丘陵，山地垦殖面积不断扩大,“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曾安止《禾谱》序）就是说，在宋代，吉泰平原就已成为赣中粮仓。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作诗10余首，有“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诗人张孝祥进入清江、新淦境内，见“沃址百里，黄云际天”，感叹“他处未有也”，并赋诗：“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黄犊眠处高树荫，白鸡啼时远炊烟。” 
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宋哲宗时，泰和人曾安止撰写了农学专著《禾谱》。仅从残存书稿来看，就已记录当时吉泰平原栽种的50多个水稻品种。苏轼贬往岭南，过泰和，得见此书，惜其只记农作物而未记农器具：“过庐陵见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所缺，未谱农器也。”于是东坡先生将他在湖北武昌见过的农器具秧马描绘一番，并作《秧马歌》附《禾谱》之末。到南宋时，曾安止侄孙曾之谨“追述东坡作歌之志”，撰《农器谱》与《禾谱》配套，并寄给当时大诗人陆游，陆游赋诗感叹农艺农事不为世人所重。曾氏祖孙能在那个重功名仕途的年代总结农业科学,并因此与当时文坛大家建立友谊，是吉安农耕文化的骄傲！还有麻、桑、茶、果的栽种，代有珍品，时有贡品。手工业文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是从陶嚣的应用开始的。”陶的应用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铜、铁应用有限，日常生活的大量器具是陶瓷，是须臾不可离的。吉安市陶瓷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青原区河东镇庄塘村东的案山，出土了印纹陶片。沉睡在吉安市天玉乡簸箕岭上的千年临江古窑，是目前中国已发掘的最大古窑作坊遗址，它再现的制姿工艺全过程，能让人想象到昔日吉安瓷业的辉煌。为保存这一对研究中国陶瓷史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天字第一号的国家工程-一京九铁路不惜改道。  
最有名的还是座落在赣江西侧吉安县永和镇的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永和原属泰和，泰和谓西昌，故永和古称东昌。到宋代因其陶瓷业发达而成为天下名镇之一，永和窑群中最出名有5家，5家中又以舒姓父女的“舒窑”价最高，特别是舒翁之女舒娇的陶瓷制品几乎与当时天下最有名、“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的浙江龙泉“哥窑”等价。到南宋时，吉州窑烧制的紫黑釉瓷别具特色，其纹饰手法多种多样。吉州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至今尚被日本等国收藏为国宝。
吉州窑后来衰落了，但许多技术工人去了景德镇，对那里的陶瓷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景德镇陶录》说：“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因此也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这么一种说法。吉安人民应该为自己的母亲河——赣江感到自豪。它从万安良口入境到新干三湖出境，纵贯6县1市，全长264公里，它千年流淌，不舍昼夜，不但养育了两岸儿女,更主要的是在陆路、空中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社会，曾是沟通中原与南粤，直至通向海外的主要交通。千里赣江，舟楫如织，诏书、政令驰往百越，贡品、使臣呈向天阙，贬官商贾，戍卒举子，艺人浪人熙来攘往，给封闭的内陆吉安的农耕文化带来了人才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还有观念冲击，从而惠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新干界埠的战国粮仓规模不小，它是官仓还是屯积的军粮?但它紧挨赣江，是古代政治家或军事家利用赣江的物证；三国鼎立时，东吴大都督周瑜也曾在赣江的峡江河段操练水师。
南北朝时，本是江苏人的陈霸先发迹于岭南，于公元551年6月，趁赣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巨石皆没”（《陈史》），亲率大军从赣州顺抵泰和，得到赣江沿岸豪强大族的响应支持，筹集军粮50万石。正是这种水利、人和成全了一代枭雄，使他得以取梁而代之，在南京建立了陈朝。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堂堂大宋皇帝的伯母隆佑太后被金兵追得仓惶南逃，曾留宿峡江的江边小村。穷苦百姓们尽了良民的义务。因国难中的这份难得情份，她给小村赐名“暮膳”，至今仍为巴邱镇一个自然村。后来太后在万安皂口（今为造口）舍舟登陆，才没蒙受当俘虏的国耻。赣江保全了赵宋天子家的面子！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江西提典刑狱任上，一次赴赣州经万安，对这段辛酸国史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赣州城里建有郁孤台，这一旅游资源应是从万安“借”去的。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民族英雄岳飞沿赣江而上去赣州，曾驻节伏魔寺（今新乾县荷蒲中学内），还曾题诗于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恶魔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据说，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也曾驻军赣江之滨的新乾县，该县神政桥乡的庄上村，古名“旌忠庄”，即韩、梁夫妇的庄园。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偏安的南宋已如秋风里的瑟瑟枯叶。一片丹心的文天祥，屡经失败后又从广东募集万余人马，沿赣江北上去临安（今杭州）勤王。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278年5月在岭南被俘。元军押他过了梅关上了囚船。他知道将要经过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白鸳洲书院，感叹“青山重回首，故人无复见”，打定主意绝食而死，归葬故里，引至泰和江面时，留下了绝笔诗：“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谊，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篷窗。”后因顺流风急，不久便到吉安，并未饿死，才恢复进食，两年后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口。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后期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攻打吉安，正值赣江水涨,他利用集结在余家河一带的商贩木排，顺江而下，虽无轴轳千里，却也浩浩荡荡，毫不费力地连下数县。
现代，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以及中山先生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翻译张太雷一行也从广州出发，沿赣江北上，到达武汉国民政府就职，途中曾在万安、吉安逗留，与觉醒中的工农大众聚会见面，吉安民众曾有幸一睹“国母”宋庆龄的风采。
赣江的云水波痕，樯橹风帆，两岸的青山碧树，沃野田畴，给了历代经赣水到吉安的文人雅士们多少清新的灵感！南宋时与陆游、杨万里齐名的范成大船过清江、三湖一带，见岸滩“桔园甚果多”，悠然吟诗：“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暑风泛花兰芷香，秋日篱落愁青霜。” 
一些受到政治迫害与打击的文人便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贬往广东惠州，在将要过滩急浪险的万安十八滩时，写下了《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欢喜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达观如东坡，也有心寒孤泣时。7年后，宋徽宗继位他才蒙恩遇赦，北返路上，一路流连。船抵新干，迎接他们的知县是同窗好友张好古。当时新乾县城内金川河上正在建一拱桥,张好古便请这位大手笔题名，苏东坡欣然挥笔，写下了“惠政桥”3字。这是诗人与故友共勉?还是诗人此时对朝廷赐恩感激的心声?为政者德，“惠政”应是通向民心的桥梁！历近千年风雨，惠政桥依然在向人们昭示这一真理。
赣江的便利，除了军用、客用，更主要还是货运。自唐武德元年（618年）赣江清运就很发达，吉安市作为赣江中游的航运码头，曾是货物集散地，这也刺激了吉安的造船业。宋朝就开始在吉安设立了由宦官监督的造船场，造船所需木材，主要从永新、遂川采买。赣江航运运走的是吉安的粮食、矿产、木材、茶叶、陶瓷、蓝能染料及柑桔水果等大量土特产品。到明、清时，每年8万余担大米也由赣江“运止于淮”，通过南北大运河，转运到京郊通州。
庐陵手工制作业历史悠久，成就辉煌，造纸、陶瓷、造船、纺织印染和建筑业尤为突出。
吉州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中，有唐开元年间以水苔为原料的纸品陟麓，有宋代以山竹为主原料生产的吉州竹纸。
古吉州城南郊的永和镇瓷窑始于唐五代，盛于南北宋，衰于元末，至今遗存24个窑包。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
吉州居赣江中游，境内江河多，因故造船业兴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铁铸的十字锚，长2尺，重650公斤，系战舰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占38%。南宋建炎二年，据史载“全国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
《新唐书》所载的吉州贡品中，有丝葛苎麻布。纺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全国有染工匠1000余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多人。吉安的桐子青布闻名遐迩，销往全国各地。商贾文化商贸业和手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古“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  湖广、云贵川通都大邑，都设有庐陵同乡会和会馆。庐陵商帮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初，吉安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乾隆皇帝封他为大夫。他在家乡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历史上庐陵商人曾修过一条青石板路，从吉安通湖广。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桥，遇河设渡。
庐陵文化的特征
著名历史学家周盔书教授在2001年4月回吉安所作的学术报告中认为，庐陵文化的特征“其内涵是博大精深，其表现是优美典雅，其精神是刚正义烈”。他从3个方面阐述：一、重视教育 科举兴盛从隋至清的千多年间，朝廷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于是科举考中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文化是否发达，人才是否众多，声望是否显扬的重要标志。庐陵地区考取的进士近3000名，而文化发达的苏州只1771人，就一个州府而言，是全国最多的。明代有两届科考，前三名都是吉安府人，“双连冠”在全国更是绝无仅有。共考取状元21名，名列全国第二。隋唐以后，官员多从举人、进士中任命，正宰相江西共28人,其中吉安就有8人，占28.6%；还有副宰相9人和众多的尚书、巡抚。他们的为人行政，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为国家、为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有的为国捐躯，名留青史，好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二、崇尚文化《全宋词》中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174人，占12.5%，居全国第二；吉安有52人，占全国的3.7%，占江西的29.9%。《哲学大辞典》收江西宋明时哲学家50人，其中吉安10余人。他们有的是全国一流的哲学家，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追求理想奋斗不息。庐陵还培育了许多史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等。他们博学多识，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三、注重精神和品格欧阳修、文天祥、胡铨、杨邦义、解缙、李时勉、刘球等，是庐陵先贤中的杰出代表；还有不少清官、义士、烈女等，他们饱读诗书，受到“忠君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熏陶，都很讲忠义，讲气节。这种精神必然影响到庐陵的文风、士风以及民风，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代代相承。
其具体表现形式请参见：庐陵文化之考略
庐陵文化兴盛的原因
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达到鼎盛，其中又以吉安的庐陵文化和抚州的临川文化为代表，而庐陵文化又胜临川文化一筹。所谓庐陵文化，主要是指读书人多，文教设施多，建功立德者多，发表著述多，达官闻人多等等。换言之，也就是状元进士多，宰相尚书多，学者专家多，忠臣义士多，文章诗词多，书院学堂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人气旺，而且文风盛，特别是忠烈多，并且延续千年不衰，尤以宋明两朝为最。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表现则为优美典雅，其精神却是刚正义烈。以科举为例，吉安地区的考取进士数居全国州府之首，状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苏州。
庐陵远离黄河、长江，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处于偏僻的山陵地区，竟有如此先进丰厚的古代文化，是什么原因呢？庐陵文化在宋明时期崛起不是偶然的，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北方移民大量南下，在给吉安带来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人南下，在给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吉安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当时吉安是地广人稀，在西汉时期，整个江西人口才30万，到了东汉，江西全省人口才170万人。晋代，庐陵郡人口已经有一万二千二百户.，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经跃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
2.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吉安的经济发展。在东晋时期，北方有五胡乱华，唐代中后北方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南方相对比较安定，战乱很少，所以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开始赶上并且超过北方，因此进入宋代后，吉安开始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崛起。以吉泰盆地为中心的庐陵，无论农业、手工业都兴旺发达，成为国家的财富之区，北宋时吉州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一石120斤），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至南宋，吉州供应粮食给国家增至60万石，仍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近10%。因而吉州有“金庐陵”的美誉，不仅对朝廷的贡献重大，也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3. 岭南通道的开掘促进了吉安与南北方的经济文化沟通和交流。自唐代张九龄开掘岭南通道，将中原与两广联接起来，从此天堑变通途，使处于偏远一隅的庐陵地区纳入全国南北的主要交通线上，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庐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4. 学院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从唐宋时起，在有识之士颜真卿、江万里等的倡导和推动下，庐陵大量地兴建书院学馆，前后近300所，达到江西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真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在一千余年中，培育了大量人才，这是庐陵文化兴盛最直接的原因。
庐陵文化衰退之谜
进入清代，庐陵文化慢慢衰退，到了民国以后，更是落后于文化发达的地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文化总的趋势是下滑，但庐陵文化下滑的速度却似乎更快。曾闪现过夺目光辉的庐陵文化，为什么没有保持宋明时期强劲的势头反而失去光彩？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战乱。
太平军与革命战乱不断，人口大量流失，生产受到巨大影响。
二是交通地位变化从开放转入封闭。
清代中叶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千年来连接祖国南北交通的赣江水道和大庾岭商路逐步冷落。京广铁路的修建，赣江的交通地位再次下降，庐陵地区失去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变成了三面高山阻塞。
庐陵文化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史册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有时甚至左右文化潮流的前进方向。在江西，则是赣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庐陵文化的历史地位有多高?可从下列“之最”中看出来。
新干大洋洲商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江南出土青铜器之最。其中的青铜大钺为至今全国出土同类青铜器中最大的一只，青铜犁和镰也属首次发现。
吉安县永和吉州窑遗址24处，是全国目前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古名窑遗址（遗存24个窑包）。流传至今的吉州窑产品十分珍贵，英国收藏的凤首瓷瓶视为世界级珍品，日本收藏的几件瓷器被当作国宝。吉州窑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的说法。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
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写的《禾谱》，记载了50多种水稻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方法，是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
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迸发明的人力耕地机，是中国古代第一台机械耕地农具。
明代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册分省地图集。
南宋宰相、吉安县人周必大退休回乡后，主持刻印了大型类书《文苑英华》1卷，使宋代以前大量的文史最料得以流传，创中国私人雕版印刷图书之最。
吉水解晋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辑人图书七八千种，分装1万多册，共3.7亿多字，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百科全书。参加这项浩大工程的吉安学者有34人。
唐代贞观年间吉水的皇寮书院，是中国私人最早创建的一所书院。庐陵郡城的白鹭洲书院，是全省三大书院之一，曾一次考取47名进士。庐陵地区共考取进士近3000名，就一个州、府而言，为全国之最。
禅宗七祖行思（神秀的弟子，也可称为南禅二祖）开创的青原派系，繁衍迅速，禅宗所称的5宗7家，青原派系占了3宗，是信徒多、传布广的宗派。
被道家定位36冬天72福地的玉笥山也有众多真人在此修行。
吉州居赣江中游，境内江河多，因故造船业兴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铁铸的十字锚，长2尺，重650公斤，系战舰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占38%。南宋建炎二年，据史载“全国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　
《新唐书》所载的吉州贡品中，有丝葛苎麻布。纺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全国有染工匠1000余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多人。
影响最大的是庐陵涌现的名人。他们之中，有全国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享誉古今的忠臣义士。文坛宗师欧阳修是宋学的开拓者，他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民族英雄文天祥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敬仰；独树一帜的宋代大诗人杨万里的诗歌至今还在少儿口中传诵；第一个提出杀秦桧谢天下的胡铨，其硬骨头精神令世代人倾倒；刘辰翁饱含悲愤的词章，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中列专节介绍；罗钦顺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古代哲学史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页；周忱爱民如子,闻名江浙农村，至今有纪念他的生祠。一批批的庐陵先贤，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世界的庐陵文化文化考察
吉安市的许多居民都看到了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他们戴着草帽、顶着烈日在一些村落间穿行寻觅。这一行人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就不时有人向当地的陪同人员打听，这些外商是来投资什么项目的。老外在旁边一听，都哈哈大笑，然后用流利的普通话说：“看来吉安的招商引资真是深入人心了。我们不是来投资项目的，我们是来研究庐陵文化的，我们要把吉安优秀的文化传统向世界介绍。”这位老外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他会同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果格力、法籍华人、古陶瓷研究专家赵冰，专程来吉安考察研究传统文化。
劳格文1946年出生于美国，197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因太太是法国人，一家便移居法国。这位在欧美很有名气的汉学家，每年都要到中国作几个月的学术访问。这次吉安之行便是他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系列活动之一。56岁的劳格力博士魁伟健壮、思维敏捷、举止优雅，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3]
研究庐陵
劳格文介绍，他在年轻时就对庐陵文化有所了解，知道秦代就设有庐陵县，唐中宗还曾封为庐陵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代文宗欧阳修自称是庐陵人。在美国，他还读过一本书，名叫《明朝的一个社会——泰和》，可见，庐陵文化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1996年，劳格文第一次到吉安，寻找一个叫定光和尚的踪迹。因为他在福建江州一带民间调查时，发现许多乡村都供奉定光和尚，视作保护神。据史料记载，定光是唐末宋初的高僧，属禅宗青原派系，曾在庐陵郡城内的西凤寺传道。劳格文在吉安找到了定光和尚及西凤寺的文字记载，十分高兴。劳格文还发现不少闽西、粤北一带的客家人，都称自己的祖先是文天祥的部将，族谱中也是这样记载的。他们把文天祥尊为神灵，世世代代引以为荣。而文天祥也是庐陵人，可见庐陵文化影响之大，这都引起了劳格文浓厚的兴趣。[4]
庐陵文化引人入胜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闪现过夺目光辉的庐陵文化，是在怎样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的？这是劳格文关注的一个课题。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才造就了辉煌的文化。这次，劳格文每到一个县、区都要请当地政府召集熟悉地方文化的人士座谈，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谈当地历史沿革、民情风俗及故事传闻。对不太明白的事情还详细询问，听到趣闻趣事便开怀大笑。在万安的潞田、百嘉村、泰和的蜀口村、吉州区的钓源村、安福县的文庙和文塔、青原区的美陂村、富田村，劳格文认真听陪同人员的介绍，仔细观赏文物古迹，不时发出“真了不起”、“太神奇了”的赞叹。
劳格文在吉安的研究考察主要是到田间地间、街头巷尾去搜寻民众口头资料，再参照地方史籍，如实整理，这一做法给当地的庐陵文化研究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是整理、分析、诠注历史资料，被称之为“文献派”。但劳格文认为文献资料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不想重复前人已做过的事情。他走的是大众化、民间化之路，不当“文化贵族”，要当“田野派”。他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官方的、贵族的文化，反映的自然是统治者的意志，中外莫不如此。可是，历史是民众创造的，民众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思想信念、风俗习惯等等，传统的文献常常是一笔带过的甚至根本不提，以至后人也难以知道前辈到底是怎样生存生活的，这十分可惜。文化之链是不能中断的，可知道或熟悉传统民间文化的人已越来越老，越来越少，如不尽快抢救，许多东西将有被埋没的可能。
劳格文说，来吉安之初本打算出一本书，介绍吉安传统文化，现在看来仅这些天的考察没有三五本书是容纳不下的。他希望尽快完成书稿，然后在香港正式编辑出版，向全世界发行。并决定今后还要多来几次吉安，要继续探寻庐陵文化的神奇魅力之所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