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茂功
文学形象
徐茂功出世在山西路州的龙虎观，和魏征两人同为道士，他以算卦为生，参与小灵官单雄信策划的绿林义军，后来贾家楼结拜，徐茂功居三，在秦琼之下程咬金之上，也由此程咬金叫他“徐三儿，老道”。军师不得不让人想到诸葛亮，胸有千军，指挥得法，但是呢，徐茂功在这套评书中却不是诸葛亮的原型。在行军布阵上，评书中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刻画。初贾家楼造反，徐茂功发布筷子令，指挥绿林军，报假军令诓走靠山王杨林八十万大军，初显神才。但是，由于评书家们并不精通战斗指挥，所以并不能表现出徐茂功的指挥才能。而是把徐茂功刻画成能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人。
徐茂功有先见之明，能够看到瓦岗山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所以顺说瓦岗寨，和小霸王翟让合兵一处，建立混世魔王大魔国。这之前徐茂功的军事才能也算有所表现。但是不免有些老套。
后面，徐茂功的功劳就是任人唯贤，先是认准大魔国国王必须由程咬金出任，后来屡施诡计收降老王邱瑞和裴家父子等人，招贤纳士这些可都是徐茂功的功劳。但是后来的徐茂功的刻画就成为满腹诡计（用评书家们的话说就是一肚子鬼主意）的人。我举几个例子：
1、顺说瓦岗寨，徐茂功阴了翟让和程咬金一把，徐茂功虽然知道程咬金斧子厉害，但是说到武艺怎么跟翟让比，但他却要程咬金战翟让，这不免有些冒险，同时也是对程咬金的戏耍。并不能说明他有雄才大略，只能说明他能说会道，抓住别人的小辫子。
2、攻打虎牢关，徐茂功让程咬金（此刻程咬金刚刚卸任皇帝，初当先锋官）首战尚师徒，虽然老程的斧子劈了两员战将，开了头胜的吉利，但是面对尚师徒，程咬金招失灵了，被擒。这时徐茂功擂得胜鼓，认为老程过去肯定死不了而且可以破虎牢关。后来因为程咬金诓骗尚师徒，秦琼用计诈得四宝，虎牢关破获。但，这里不免侥幸，而且确实有些阴程咬金。
3、离魏兴唐，徐茂功帮助李世民求得智勇福三将。这里只能说徐茂功能说会道，至于用人可以说是次之。
另外，徐茂功的刻画中，不免有些轻浮。徐茂功对待秦琼、魏征和尉迟敬德等人，他是非常尊重，但对对程咬金却是有些用傻子的心情。这也是说书人抖的包袱，让故事情节更加诙谐。所以，把一个堂堂军师描写得民俗化，诙谐化。
评书是一种面向老百姓（很早之前主要是小市民、农民等文化层次低的人）的文化，不同于文学作品，能把一个军师刻画成胸有韬略、自比乐毅、管仲，如何清高，那样老百姓无法听得下去，所以，徐茂功就成了小市民形象的“军师”。历史原型徐茂功的历史原型即是李勣。
人物简介
李勣（594—669）原姓徐，名世勣，字懋功（亦作茂公），汉族，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一带）人，唐代政治家、军事家。因唐高祖李渊赐姓李，故名李世勣。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遂改为单名勣。后被封为英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唐朝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李勣都可以说是一位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将入相，位列三公，极尽人间荣华。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李治）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被朝廷倚之为长城。生平经历李勣年青时家本豪富，隋末徙居滑州。史称其“家多僮仆，积栗数千钟”，与其父徐盖都是乐善好施之人，拯救贫乏，不问亲疏。隋炀帝大业末年，李勣才十七岁，见天下大乱，就近参加了翟让的军队。他劝说翟让：“附近是您与我的家乡，乡里乡亲，不宜侵扰，宋、郑两州地近御河，商旅众多，去那里劫掠官私钱物非常方便。”翟让称善，于是在运河上劫取公私财物无算。有钱就不缺人，不久兵众大振。隋朝遣名将张须陀讨伐，翟让吓得要跑，李勣止之，与隋军两万多人交战，竟于阵中斩张须陀，大败官军。 
当时，蒲山公李密参与杨玄感反叛，兵败逃亡。李勣与浚仪人王伯当知道李密天下英雄，一同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以收买人心，扩大影响。 
隋朝令王世充讨伐李密，李世勣多次拒战，以奇计在洛水两岸几次大败王世充，李密因此封他为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大水，饥民遍地，隋朝赈给不周，每天饿死数万人。李勣向李密进言：“天下大乱，本是为饥。如果我们攻陷黎阳国仓，大事可成矣”李密听计，派李勣带五千人自愿武渡黄河掩袭黎阳仓隋朝守军，当日攻克，开仓招民众随便领粮，十天之间，就招募到兵士二十多万人。一年多后，宇文化及江都弑隋炀帝，越王杨侗即位于东京洛阳，赦免李密诸人，封魏国公，拜太尉。隋廷又授李勣右武侯大将军，命他们一同讨伐宇文化及。李勣守黎阳仓城，宇文化及率军四面攻城，形式危急，李勣从城中向往挖地道，忽然现身城外，大败宇文化及，解围而去。 
讲李勣，不得不交待李密。李密为人，身先士卒，躬服俭素，号令严整，每战所得金宝都赐予手下将士，因此非常受人爱戴。在与隋军的交战过程中，威信日隆，号为魏公，他让祖君彦所作的《讨隋炀帝檄文》千古流传，辞采壮烈。后来李密与翟让之间产生矛盾，两人手下都劝他们先下手为强，其间原委，皆是由争权夺利而起，不是简单的“地主阶级阴谋家杀害农民起义军领神”那么简单，而且翟让为人简单粗暴，其兄翟宽与属下又数次侮辱李密手下兵士，逐渐结怨。李密最后在众人劝说下决定除去翟让，趁宴请机会斩杀翟氏兄弟。由于李勣当时是翟让属下，也被乱兵刀砍剑劈，遭受重创，李密见到后马上制止士兵的杀戮，李勣免于一死。翟让另外的大将单雄信等人叩首求命，李密都释而不杀。李密后来又多次打败隋军，最盛时有众三十余万，各地割据的首领都派使请他为称帝，连李渊也不得不上书推戴，肉麻地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屡战屡胜之际，李密军士有粮而无饷银，军士渐怨，几次反败于王世充。其间李密手下有人谋叛王世充，李密本想将计就计，趁王世充半渡洛水时出兵一举击灭。岂料天意弄人，王世充发军时，李密的侦察兵都没有发觉，等整军将战时，王世充军队已经全军渡河上岸。李密见大势已去，不得不率小股人马逃遁。本来李密想去黎阳李勣处，有人劝他：“杀翟让之时，李勣被乱兵砍伤差点死掉，他能不记仇吗？现在投奔他，靠得住吗？”最后，不得已之下，李密与王伯当投靠李渊。 
当时李勣全统李密旧境，东至于大海，南至于长江，西至汝州，东至魏郡，一时间未有所属。不过李勣是真义士，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已归大唐，如果我自己上表向唐主献地，是自邀功劳而彰主公败绩，还是把土地人口军人数目造册，总启魏公，让魏公自献。于是派使臣上表。唐高祖李渊听说李勣有使人来忙召见，一见只有给李密的信，很感奇怪。使人详细道明原委，高祖大喜，认为李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马上下诏封李勣黎阳总管、莱国公，不久又加右武侯大将军，赐姓李氏，并封其父李盖为王，为李盖固辞，于是封为舒国公。下诏遣李勣部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李密归唐后，从前在信中对自己亲热过份的“老哥”李渊相待甚薄，只拜光禄卿的散官。不久，唐朝听说李密降于王世充的旧将纷纷离心，就派李密前往黎阳招降旧部。心怀怨望的李密行至洮阳（今广西全州、资源县地），高祖李渊又派人召还他，疑惧之下，李密决定反唐。王伯当一直劝他不要反唐，但见李密意决，就横下心，说：“义士之立世，不以存亡易心。我一直受您厚恩，期待以性命相投。您不听我劝告，我肯定会和您一道起事，生死以之，但是恐怕结果也不会好啊。”隋唐之际，英雄辈出，男儿义气相应，很是感人。唐将史万宝、盛彦师早有准备，伏兵山谷，横击李密及王伯当等人，众人皆被杀。李密时年才三十七岁。虽然《旧唐书》称他“狂哉李密，始乱终逆”，但字里行间也不得不佩服此人的倜傥奇才和爱人下士的仁德大度。 
李勣听说李密被诛，上表请唐朝容许他收葬故主，唐庭诏许。李勣服重孝，与从前僚属旧臣将士隆重地把李密安葬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以君礼葬之，朝野闻讯都赞叹他的忠义。 
不久，窦建德军擒斩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乘胜又大败李勣，并以其父李盖为人质，令李勣仍守黎阳。转年，李勣趁机又归唐，有人劝窦建德杀掉李盖，可建德也是位磊落大夫，表示说“李勣忠臣，各为其主”，派人送李盖归唐。后来就一帆风顺。李勣协同李世民连平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辅公袥等人，功勋赫赫。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可述。单雄信投王世充后，极受宠遇，也很卖命。李世民攻洛阳时，有一次与单雄信相遇，雄信号为“飞将”，艺高胆大，援枪直刺李世民，好几次差点追及把这位秦王捅落马下。（有史记载李勣当时在旁，对单雄信这位老哥们说“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这肯定是小说家语，绝不可信，以单雄信性格，他肯定会枪挑李世民向王世充报功。王世充投降后，李世民把与唐军苦战的十几名大将列入处决名单，李勣泣请，以自己家财爵位换这位老哥们一命，由于先前差点被单雄信杀掉，李世民坚执不允。李勣无奈，与单雄信诀于大狱。单雄信埋怨他，“我固知汝不办事”。李勣大哭，用刀从腿上割下一块肉给单雄信吃掉，说“本来想随仁兄一起死，但谁来照顾你的家人呢。此肉随兄入地下，以表我拳拳真情。”单雄信死后，李勣如家人般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确是千古义气的典范。 
贞观十五年，拜李勣为兵部尚书，还未赴京上任，薛延陀部又侵扰李思摩部。李勣获唐廷委任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薛延陀于青山，大败敌师，斩名王一人，俘五万多人。（薛延陀部为匈奴别种，为铁勒族，对唐朝时叛时附）。回朝后，李勣遇暴疾，药方上讲治此病胡须灰可以做药引。唐太宗听说后，自剪胡须，为李勣和药。儒家礼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般人都不会轻易损伤，何况九五天子，亲剪“龙须”为臣子做药引，诚为千古美谈。李勣叩首见血以谢，感动得一塌糊涂。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不久，君臣宴饮，太宗醺然对李勣讲：“朕将以太子托付于您。您往年不负李密，今日必不会负朕。”李勣雪涕，誓以必死。俄而沉醉，太宗亲解御衣为这位勋臣盖上以免着凉，如此宠遇，古今罕有。 
贞观十八年，李勣跟从太宗伐高句丽，攻破辽东、白崖等数城。贞观二十年，又率军大破薛延陀部，平定碛北。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因太子李治无恩于李世勣，故意贬其为叠州都督，在李治即位后，将李世勣提拔为尚书左仆射。 
高宗即位后，立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四年，册拜司空。李勣为人小心谨慎，对于皇帝家事一概不过问。后世对他不反对高宗立武后一事颇有微词，笔者独以为不然。皇帝椒房内事，外臣权位再高，血缘再亲，掺和入宫闱之事无论成败，最终难逃一戮。李勣又非皇亲国戚，为人又深沉谨慎，加之太宗托负他的是社稷国事，所以他的表现实为中允，并非油滑臣下所为。因此，武后对他非常不错，对待李勣的老姐还亲自临问，赐以衣服，家人一般。 
高宗乾封元年（666），高丽权臣盖苏文病死，其子男生继掌国事，另外两个儿子男建、男产发难，驱逐男生。男生奔唐朝，恳求唐朝发兵相助。高宗任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高丽。乾封二年二月，李勣大军渡辽水，攻拨高丽重城新城。李勣一路连捷，直抵平壤城南扎下大营，男建不断派兵迎战，皆大败而还。不久，城内人投降唐军为内应，大开城门，唐兵四面纵火，烧毁城门，男建窘急，自杀未死。平壤城最终被攻下，唐朝共获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至此高丽国灭，分其地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一州，一百县，设安东都护府统管整个高丽旧地。自隋文帝以来，屡伐高丽，无一成功。隋炀帝四次伐辽，因此亡国。英明神武如唐太宗，御驾亲征，也因天寒少粮而无功罢兵。高宗继位，前后派兵部尚书任雅相、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大将军契必何力多次征讨，皆无功而返。直到李勣老将出马，乘高丽内乱，加之指挥有方，一举讨灭东边这个多年难拔的“钉子户”，想必隋、唐几位皇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惭叹不已。 
李勣回国后不久，因征伐劳累而病重，卒，年七十六。高宗亲为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谥曰贞武，陪葬昭陵。相关评价一、生前死后的殊荣 　　
在唐代，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李勣都享有崇高荣誉。 　　
在李勣归唐之初，唐高祖就赐他姓李，称赞他是“纯臣”，并委以重任，施以丰厚的赏赐。 　　
唐太宗对他钟爱有加、称赞有加。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记载：“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又，“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称赞他：“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并将他图形于凌烟阁二十四开国勋臣之列。 　　       唐高宗对他更是恩宠。高宗举行泰山封禅大典，任他为封禅大使。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武氏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永徽四年（653），唐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还亲自为他写序。高丽平后，高宗祭祀宗庙，“以李勣为亚献”。（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669年，李勣病逝，“上（唐高宗）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车恸哭。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并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 　　
甚至在他死后近百年，也就是上元元年（760），唐肃宗还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认为他和李靖所立下的功绩，只有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才能与其相媲美。 　　这样一位生前死后都备受尊重和称赞的人物，但在《隋唐演义》《隋唐英雄传》等通俗文学和当代影视作品中，却是一个“牛鼻子老道”形象，并不为人们所喜欢，与正史中所记载的李勣大相径庭。所以，研究他的生平事迹，探究他的成功之道，对修正民间对李勣的曲解，还原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十分有必要。 　　
二、成功原因探究 　　
其一，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 　　
李勣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 　　
李勣自17岁参军，到76岁去世，在半个多世纪戎马生涯中，他南征北战，东伐西讨，一生经历大小战役无数，所在之处，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家才干。 　　
早在瓦岗寨时，他从李密征战，就为瓦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归唐后，又屡从唐太宗征讨，平王世充，灭窦建德，伐刘黑闼，为大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来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大唐王朝的稳定、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唐太宗曾多次称赞他，认为他“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封元年（666），李勣以73岁高龄，挂帅东征高句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到总章元年（668），高丽王高藏投降。终于“高丽悉平”。（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解除了唐王朝的心腹大患，也告慰了在九泉之下、生前曾经多次出兵高句丽、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全胜的唐太宗李世民。 　　
故史称：“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李勣的成功，还得益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 　　
在翟让起义之初，“离狐徐世勣（即后来的李勣，下同）家于卫南，年十七，有勇略，说让曰：‘东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让然之，引众人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见《资治通鉴·隋纪七·炀皇帝下》）为后来的瓦岗义军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李密上瓦岗寨以后，李勣见李密才识皆过翟让，又与王伯当等人劝翟让让位于李密。617年夏，“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遣世勣帅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会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窦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 （见《资治通鉴·隋纪八·恭皇帝下》）为瓦岗寨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归唐后，他镇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号为称职。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 　　
其二，善于审时度势。 　　
李勣的成功，与他善于审时度势是分不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表现在他处理与皇家关系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对于皇家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他们“家事”，无需询问“外人”。这样，一方面可以巧妙地避开陷入皇权争斗的漩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前夕，秦王“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见《资治通鉴·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上（唐高宗）问勣曰：“‘朕欲立武昭仪（即后来的武则天）为后，（褚）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结果呢？反对者褚遂良等人或贬或死，而李勣却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后的信任。（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李勣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皇帝意图的深刻领会上。贞观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临终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贬他出任叠州都督。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 　　
李勣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盈满则亏”的理解和领悟上。李勣一生为大唐出生入死，立功无数，建立的赫赫战功；唐朝朝廷也给予李勣巨大荣誉。但在李勣看来，“盈满则亏”——唐太宗临死前所作所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时时告诫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因此，唐高宗即位后，召回李勣，并授任他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就在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候——亦即永徽元年（650），“李勣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其三，知人善用。 　　
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李勣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知人善用，举贤荐能。正是他善于用人，所以，他率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李勣的知人善用不仅表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表现在平时对人才的发现、关心、照顾、提携、推荐、任用上。早在瓦岗寨起义之始，他发现魏徵、高季辅、杜正伦等是才俊之士，便与这些人物深交：“即加礼敬，引入卧内，谈谑忘倦。”后来，李勣位居高位，凡经他引荐的，后多位至通显，当时人称其有“知人之鉴”。譬如在他镇守并州时，李勣发现张文瓘是一个人才，便安排他在并州任职，并称赞他为“今之管（仲）、萧（何）”。 　　
李勣的知人善用还表现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上，注意帮助人才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引导人才发挥自己的长处。譬如，在镇守并州时，一次李勣入朝，张文瓘等三人为他饯行，李勣分别赠给那二个人佩刀与玉带，而对张文瓘却一无所赠。张文瓘不解其意，李勣解释说：“子无为嫌。若某，冗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遂极力引荐，乃至高宗朝张文瓘位至宰相。 　　
渭南尉刘延佑，年轻时就中进士第，且政绩突出。李勣告诫他说：“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正确对待不同人才的不同长处，也是李勣知人善用的一个重要特点。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记载：“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窦）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颛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其四，“奉上忠”，“与友义”。 　　
李勣一生，主要历经瓦岗寨和唐朝。对大唐王朝，他任劳任怨，几十年来如一日，为大唐江山的建立、稳固、强大，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忠心，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同：总章元年，在李勣挂帅东征辽东之际，“上（唐高宗）又问（贾言忠）：‘辽东诸将孰贤？’（贾言忠）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贾言忠所言。因此，李勣死后，唐高宗悲痛说：“勣奉上忠……历三朝未尝有过……” 　　
即使对待象李密这样一位刚愎自用、志大才疏的“故主”来说，李勣也做到了“尽忠尽则”，“仁至义尽”。 　　
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徐世勣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征随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世勣遂决计西向，谓长史阳翟郭孝恪曰：‘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乃遣孝恪诣长安，又运粮以饷淮安王神通。上闻世勣使者至，无表，止有启与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叹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赐姓李。”（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 　　
李密降唐后不久即谋反被杀，时“李世勣在黎阳，上（唐高祖）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状。世勣北面拜伏号恸，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世勣为之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仪卫，举军缟素，葬密于黎阳山南。” （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 　
其实，据史书记载，李密对李勣并不信任。在瓦岗寨时，翟让和李密发生火拼，“徐世勣走出，门者斫之伤颈……”幸赖“王伯当遥呵止之”。（见《资治通鉴·隋纪八·恭皇帝下》）杀害翟让后，李密“颇自骄矜，不恤士众”，“徐世勣尝因宴会刺讥气短，密不怿，使世勣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 （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在李密落难和死后，李勣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以德报怨，的确难能可贵！ 
“忠主”之外，李勣也很讲义气，也很重视义气。他在瓦岗时，曾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誓同生死。后李密兵败，单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单雄信作战勇猛过人，在唐军围攻洛阳时，他驰骋沙场，挥枪几中齐王李元吉。武德四年，“及洛阳平，世勣言雄信骁健绝伦，请尽输己之官爵以赎之，世民不许。世勣固请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办事！’世勣曰：‘吾不惜余生，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啖雄信，曰：‘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犹不负昔誓也！’” （见《资治通鉴·唐纪五·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 　　
其五，事亲孝，治家严整。 
李勣事亲极孝。为此，唐高宗曾经称赞过他：“事亲孝……”事实也的确如此。武德二年，李勣在获悉窦建德俘获其父李盖时，已经走出包围圈的李勣，“数日，以其父故，还诣建德降。” （见《资治通鉴·唐纪三·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后来李勣用事实证明这是“假降”，并很快反窦归唐，并取得了唐高祖李渊的理解（见《资治通鉴·唐纪四·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但其中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李勣治家严整，“闺门雍睦而严。”临死前，还叮咛族人——总章二年（669）十一月，“李勣寝疾……一旦，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为乐。’于是子孙悉集，酒阑，谓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与汝曹为别耳。汝曹勿悲泣，听我约束。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馀。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不复更言。十二月，戊申，薨。”（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李勣死后，唐高宗称赞他说：“性廉慎，不立产业……” 　　
其六，知天命，富有人情味。 
李勣“知天命”，也是一位知足之人。他身居高位，但从不贪恋，多次要求辞官，要求降级。在古今名将中，可谓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死神面前，他并不贪求富贵，并不企求长生不老。总章二年（669），已经位居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重位的李勣，在他病重的时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赐药，勣则饵之”外，“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他常说：“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在他看来，象他这样一位“田夫”，能出将入相，位列三公，已经心满意足了，死又何憾？死又何恨？所以，在死神面前，他坦然相对，平静相对，毫不畏惧。
在对待亲人的问题上，李勣也极富有人情味。唐高宗乾封二年，高宗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勣欲与其婿京兆杜怀恭偕行，以求勋效。怀恭辞以贫，勣赡之；复辞以无奴马，又赡之。怀恭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闻之，流涕曰：‘杜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在这种“春秋笔法”的背后，也可看出李勣性格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浓厚的人情味。 
李勣人情味表现最突出、最充分的事情，还表现在已经身为“仆射（即宰相）”的他，为生病的姐姐熬粥做饭这类小事上。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记载：“其姊尝病，勣已为仆射，亲为之煮粥，风回，爇其须鬓。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为无人使令也，顾姊老，勣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岂可得乎？’” 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