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周官制
基本概况
公元前770年进入了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这是一个由统一而进入分裂的时代，是社会转变的时代，也是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东周官制[1]﻿和西周官制有所不同，包括春秋官制和战国官制。
春秋官制
春秋初期，王宫首领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如僖公9年(前651年)襄王派孔宰代表周王赐祭肉给齐桓公；隐公11年(前712年)鲁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鲁国本无太宰，而羽父“求太宰”是想成为最高执政官。春秋中期，太宰(冢宰)地位就逐渐下降了，最后成为无实权的尊称。这可能与周王室公室地位下降有关，因为太宰本身是王室的家宰，王室衰落，其家宰自然也随之失去了控制权。如成公10年(前581年)楚太宰子商仅是一般使者；成公15年(前576年)宋国向带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11年(前562年)郑国太宰石□仅充副使出使楚国；但吴国较后进，所以太宰之职尚居国政之重要地位。战国时中原各国先后置相为执政官，太宰之称渐废。(一)王朝官制西周六卿的首领，春秋时称“正卿”或“冢宰”，也称“相”。正卿有1-2名副贰，称“介卿”。东周的执政正卿开始是郑伯，隐公8年(前715年)后郑伯为左卿、虢公为右卿。桓公5年(前707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左传》)。从行文看，大概右卿的地位高于左卿(中原各国尚右，楚国尚左)。此后，虢公、周公并掌周政。僖公5年(前655年)虢国灭，虢公丑奔京师，自此虢公也失政了。此后，周室的执政者就是周公。后来，周公又与王子虎、王叔桓公等同执周政。至春秋后期，周政权落在单(右卿)、刘(左卿)二氏手中。(二)列国官制(1)朝官
春秋列国在治事众官之上，有1人总领全国大政，各国名称不同，泛称“执政”，相当于后世的相。它是由西周晚期的执政卿事发展而来的。平王东迁后，在春秋初年还称为“卿士”，后又以太宰居此位；晋国称中军元帅，郑国称当国，齐国在景公时曾一度称为相。“执政”的爵位一般是正卿(或称上卿)，唯一的例外是齐景公时管仲掌国政而爵为下卿。因为齐国的国氏、高氏二卿是由周天子任命，而管仲为桓公所任，其爵为下卿以示齐对周王的尊重。“执政”有1-2人襄助，如右卿士有左卿士襄助，右相有左相襄助，太宰有少宰襄助。
春秋列国的重要职官是司徒、司马、司空，其次为司寇，为掌管诸侯朝政的官员。司徒治民事、掌户籍，“司”是掌管，“徒”是徒役，指服军役和各种劳役的民众。司马治军，其佐助为少司马，属官有主管养马的校人(或称校正)。战国以前重车战，每辆战车用4匹马，中间两匹称“服马”，两旁的称“骖马”。马在车战时代起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以“马”命官。司空管土地，主要职责是测量土地的远近、辨别土地的好坏，以便授予民众耕种；编定赋税的征收数额。司寇掌管刑狱诉讼，治寇盗。这些官称在中原列国多有设置，其职司也大同小异。主管刑狱的官还有称作理、士、大士、尉氏等。如晋国栾盈在国内斗争失败后逃往楚国，路经东周时遭到抢劫，因此要求周王给予保护，不然就要归罪尉氏。尉氏当是后世“廷尉”一名之所本。
1.鲁国
《左传·昭公4年》载，杜泄对季孙说：“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可见，鲁三家实际掌握了司徒、司马、司空三个要职。
襄公21年(前552年)，季孙对臧武仲说：“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说明臧武仲为司寇，其职次于“三司”。后来臧氏衰败，孔子曾一度为鲁司寇(年俸为粟6万斗)，所以他有资格陪鲁定公到夹谷会见齐景公。据说他在司寇任内曾诛杀与他作对的少正卯(《荀子·宥坐》)，其实此事不可信，“少正”本是官名，但春秋时鲁国并无此官。孔子是春秋后期人，出身于非贵族家庭，他能任司寇这一要职，说明当时的等级制和世袭官制已开始动摇。
2.宋国
宋国有“六师”之制，如《左传·文公8年》载“公子成为右师，公子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宋国的右师、左师可能就是右卿、左卿，相当于后世的右相、左相。如僖公9年(前651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且夷仁，使为左师以听政；成公15年华元执政，即任右师之职；向戌也曾以左师听政。司城即司空，因宋武公名空，避其讳，改司空为司城。其后，宋分司寇为大、小司寇，又增设太宰、少宰等官，如《左传·成公15年》载“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太宰、鱼府为少宰”。宋国虽增设宰官，但位在六卿之后，又不是卿爵。宰职本是王室总管性质的官，春秋时地位下降，正反映了治事职官和臣仆(或宫廷内官)的分职。
至昭公22年(前520年)右、左师降于“三司”之后，六卿的次序为：大司马、大司徒、司城、左师、右师、大司寇。此后由于时世不同，六卿权力的轻重也随之变换。哀公26年又以右师为首，“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
3.郑国
郑国也设六卿，但官职不尽一致。《左传·襄公2年》载“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左传·襄公10年》载“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襄公22年(前551年)又提到“少正公孙侨”与晋人对话之事。从这些记载可知，郑国六卿的官称应是“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及“少正”。
4.晋国
晋国执政官多为军职，《左传·闵公元年》载，晋献公时有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这种君卿共掌军师之制，与春秋初年六国相同。至晋文公始作三军，立“元帅”。《左传·僖公27年》载晋侯兴师救宋说：“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元帅”也称将军，中军将、元帅、将军之名实始于此。其下设尉，主发众使民。中军将是军中最高执政官。春秋列国军政不分，晋文公6年(前631年)赵盾将中军，“始为国政”，即中军主将执国政，为诸卿之首。晋三军将佐都是卿。晋景公12年(前588年)12月，“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即凡掌军职、地位较高的都可为执政官——卿(列国官制大体如此)。这可作为文武不分、军政合一的佐证。
在各军将佐之下设有军大夫(掌军中政事)、军司马(掌军纪)、军司空(掌道路修建)、侯庵(掌侦察敌情)等官。
晋成公时，以卿的长子为公族，设公族大夫以教育公族，以中军元帅治军民。司马、司空的地位比其他国家低。司马只掌军中法纪，而非统兵官，是晋国职官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司空兼管军政、民政，其职司与列国相同，也主管筑城及其他土木建筑。如庄公26年(前668年)士□因有新功，由大夫升为大司空。献公则命他主持增筑绛城，修建公子重耳、夷吾的封地蒲城与屈城。
(2)内廷官
1.太师、太傅、膳夫、宗人(宗伯)
东周及列国还有专为君主服务的近侍官员，列国大体一致。如太师、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师、傅、保；太子即位为王，就被尊为太师、太傅、太保。这类官在西周时地位很重要，执掌国政，称“三公”。春秋时，各诸侯国不设太保一职，而太师、太傅多属美称，并无实权。又如膳夫，本是掌管王的膳食官，西周时却可担任王命要务。春秋初年，东周王室膳夫的爵位还是大夫，地位不算低，但其他侯国掌管膳食的官，则不见有执行重大政治使命的事。西周实行宗法制，宗伯是王朝重要职官，而春秋时只有鲁国设宗伯，其职掌是祭祀时掌神主位置的排列，其他侯国只设宗人，为国君掌管祭祀，并向神灵祷告，所以有“祝宗”之称，地位不高。这些职官地位的下降，是朝政治事官与宫廷内官分职的结果。这种分职是春秋时官制的一大变化，反映了统治机构日趋完善、设官分职更加细密的情况。
2.史官
在君王左右专掌书记文籍典册的官，称“史官”。《左传·庄公23年》载曹刿谏鲁庄公：“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里所说的“君举必书”，就是史官的职责。鲁成公2年(前589年)周定王破格接待晋国史臣巩朔，事后定王派人告诉史官，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载入史册，可见君王的言行都有专人记录。西周时，史官有太史、内史之分，内史专掌册命之事。到春秋时，除东周王室外，其他侯国只有太史兼掌册命，而不设内史之官。
史官为了记载的真实，往往秉公直书，不畏权势。如《左传·襄公25年》载：齐国崔杼专权，杀死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段记载说明了春秋时的史官，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3.史(又称卜人、卜士)
掌管卜筮的官也称“史”。如襄公9年，“穆姜(襄公祖母)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史曰……”。
4.仆大夫
仆大夫掌管国君宫内的日常事务，君臣之间的意见常由他上通下达。这种人很容易假君命而擅权，如《左传·哀公26年》载：“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这个大尹就是掌管通达君臣意见的仆大夫，他竟敢不将臣下的意见通达给宋景公，还以自己私意作为景公意见下达给臣僚，致使宋国六卿三族都受其摆布。后来事情败露，才畏罪潜逃楚国。
5.其他
在列国宫中还设有乐官，称师、太师或舞师，掌管祭祀、宴飨、朝会的乐舞。又设府人(掌金玉玩好)、廪人(掌粮禾米物)，掌管国君的财物。司官或称巷伯、寺人、竖等，由阉人充任，掌管后宫。
(3)地方官
1.国野制
国野制在西周时就已推行过。“国”指国都附近的地区，“野”指农村。国人有服军役、纳军赋的义务，各国军队也以国人为主力。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国野制，把郊区和农村的居民按什伍制组织起来，各级设官管理。
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参国伍鄙”制：在国中以5家为轨，设轨长；10轨为里，设里有司；4里为连，设连长；10连为乡，设乡良人(爵为大夫)；国中有21乡；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是国的四级官制；在野鄙中以30家为邑，设邑有司；10邑为卒，设卒帅；10卒为乡，设乡帅；3乡为县，设县帅；10县为属，设属大夫和属正长各1人；全国分为5属；邑有司、卒帅、乡帅、县帅、属大夫、属正长是野的五级官制(《国语·齐语》)。
2.郡县制
春秋以后，各国又相继设县。县本设在一国的边境，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御。至春秋中晚期，内地也设县，县开始成为地方政权组织，如晋国曾在旧都绛(今山西翼城县东)设县，称绛县。春秋末，晋国在县下又设郡。春秋时郡比县小，与战国以后郡统县的地方制不同。由于县的大量设置逐渐取代了国野制，县郡官吏也就成为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吏。到战国时，国野制也不存在了。如晋灭祁氏、羊舌氏后，分其田为10县，每县由国君派人治理，称县大夫；县大夫下设县师、司马、司寇(其职掌与中央的司马、司寇相当，只是管辖范围不同)。
3.家(贵族封地)
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有大片封地，也有宗族组织，这种宗族组织称为“家”。春秋时这些“家”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鲁国的“三桓”(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就曾两次瓜分公室。晋国的六卿势力也很强大，祁氏、韩氏各拥有7县，大夫羊舌氏也有2县。《左传·昭公5年》载“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9县能出900辆兵车，说明每县都是拥有100辆兵车的大县。此外，宋国的戴、桓八族、郑国的“七穆”，都是大家。拥有大片封地、控制大量人口，贵族在“家”中已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是国中之国，因而“家”可视为一国中的地方组织。
宰(家宰)总管一家政务，宰下有各种官吏，分掌各种事务。《论语·子路》载，孔子的学生仲弓就曾任过鲁国季氏的家宰；他向孔子请教为政的方法，孔子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可见家宰可以任免官吏。《论语·先进》说，子路为季氏家宰时就任命子羔为费邑宰。“家”的下面，还分设有若干邑或县，并设各种职官。《左传·定公10年》载，鲁国叔孙氏的郡邑就设有邑宰、马正、工师、贾正等官。
春秋晚期，这类家臣的人选已不限于本宗族的人，有时也不限于用本国人。如阳虎，本为孟氏后，而作季氏家宰。定公9年(前501年)，阳虎畏罪逃奔晋国，赵简子迎而相之。子路作了鲁国季氏宰后，又到卫国作了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并于哀公15年为孔悝之难“结缨而死”。齐国的鲍国跑到鲁国作了施孝叔家臣。这种家臣、家宰不受出身和等级的限制，如子路、仲弓、冉有、子羔等人出身均较低微，但都做过家宰、邑宰之类的官。
春秋晚期，家臣的俸禄多为领取实物，主子对家臣的任免去留也较自由，他们之间基本上是个人的主从关系，由这种关系而逐渐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任官制度。到战国初期，一些强“家”取代国君成为诸侯后，这些家臣就变成了国家官吏。这时，家臣与主人间的主从关系，就成了新国家官僚制度的基础。这样，从西周以来盛行的等级制、世袭官制，就被新的、适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
战国官制
(一)官僚制度初步形成春秋后期，中原各国由于经济发展，许多力量较小的卿大夫陆续被强大的卿大夫所兼并；原来的国君因宗族内讧、连年战争和国人(国都中的士和工、商)叛变、农民反抗，逐渐衰弱了；而某些卿大夫因其推行的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渐代替了原有的国君(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形成了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并立的局面。七国中小者地方千里，大者数千里。七国之外，还有宋、卫、中山等小国，也都地方500里，远远超过了从前的大国。春秋战国之际，战争愈演愈烈，规模越来越大。春秋前期的战争，双方动员的兵力一般不到千人；战国时期的战争，往往是十万、甚至几十万人。
为了应付大规模且频繁的战争，各国不但需要一支可以直接调遣的庞大常备军，而且还需要一套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以便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于是，官分文武、建立以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就成为新时代的要求。“官分文武、君之二术”(《尉缭子·原官》)，在中央设置由国君直接任免的相和将军，由他们负责统帅文武百官；在地方设郡县，由国君亲自任免守土治民的官员；是战国以来新职官制产生和发展的趋势。只有这样，国君才能有效地集中全国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权力，一切政令才能直达各部门和地方。
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由于推行了以下四种制度(杨宽《战国史》)：
1.各国对官吏一般都采用俸禄制
当时各国俸禄的计量单位不同：如卫国用“盆”，有“千盆”、“五百盆”等等级(《墨子·贵义篇》)；齐、魏用“钟”，如魏文侯时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史记·魏世家》)；秦、燕用“石、斗”，秦国有50石、100石以至500石、600石以上俸禄的官，大体上以50石为一级(《韩非子·定法篇》、《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12年)，最小的官吏也有“斗食”(《战国策·秦策三》、《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11年)；燕国也有300石以上俸禄的官(《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楚国用“担”。
俸禄制的普遍推行，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雇佣劳动者，有傭客、傭夫、市傭、傭保等，因而各国任用官吏和挑选常备兵，也采用了雇佣制和俸禄制。《荀子·议兵篇》称这种办法为“佣徒鬻卖之道”，《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田鲔教其子田章则更为直白地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从此国君可以随时任免、选拔各级官吏。
2.已开始用黄金货币赏赐功臣
这也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广泛流通，黄金已具备货币性质。于是，国君可以用黄金货币而不必用分封土地的办法来赏赐功臣，赏赐黄金百镒、千镒、百斤、千斤或百金、千金的事，在战国时代是常见的。俸禄制和以黄金作为赏赐，对于废除封建领主制度来说，都起着推动作用。
3.建立了公文用玺(官印)和发兵用符(虎符)的制度
春秋后期已有用玺来封的文书，即“玺书”。到战国时，玺是权力的凭证，无论下达命令或来往公文，都须用玺来封泥(在封简牍时盖上玺印的方块泥记，其作用和后来的火漆印差不多)作为凭信，否则不能生效。秦国长信君嫪毒作乱(前238年)，想征发县卒和卫卒，就伪造了秦王御玺和太后玺来行文征发(《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玺玉质，丞相玺金质，一般官吏的玺为铜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蔡泽对御者所说的“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揖让于人主之前”，就说明丞相是金印紫绶。凡丞相、郡守、县令等官，任命时由国君发给玺，免职时收回，官吏辞职也必先交回玺。如《吕氏春秋·执一篇》载吴起对商文说：“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战国策·秦策三》也说：“应侯因谢病归相印。”这些记载都证明了战国时代凡官必有玺。
符用作调发军队，形如卧虎，故称虎符，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爿由国王保管，左半爿发给将军。征发军队，必须合符。所以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救赵时，想夺取将军晋鄙率领的军队前去救赵，必先窃取魏王保管的半爿虎符。秦国曾明确规定：凡用兵50人以上，必须合符才能行动；但如果是突遇外敌入侵，不合符也可行动。
这两种制度的推行，使得国君掌控了军政大权。任免官吏以玺为凭，任免将帅以符为凭。
4.在行政管理上创立了年终考核制度
“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王霸篇》)，即“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周礼·太宰》)。这种考核制度叫“上计”，如魏文侯时“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淮南子·人间篇》)。按规定，当时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长，都必须把一年赋税收入的预算数字写于木券上交国君。国君把券剖为两半，自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时，国君操右券来责成臣下，臣下必须向国君报核。这个报核就是“上计”。
上计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考绩不佳，便可当场收玺免官。高级官吏考核下级官吏，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遽请于王而听之计……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之计……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为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押券升石(当是斗石)之计”。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上计”的情况。
当时官吏“上计”，采用合券计数的方法，为了明确标准和防止舞弊，就必须统一度量衡制度。所以商鞅变法把统一斗、桶(斛)、权衡、丈、尺也作为重要政策之一。秦孝公18年(前344年)曾颁布标准量器，即存世的“商鞅方升”。田齐的子禾子和陈犹为防止“左关”的官吏舞弊，决定“左关之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铸造了标准量器。度量衡器和符节契券都是当时政府考核官吏和防止官吏舞弊的工具，所谓“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荀子·君道篇》)。
由于这四种新制度的创立，使得整套官僚机构能够层层控制，权力集于国君，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秦汉以后，各朝官僚制度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二)列国中央官制春秋战国时，各国经过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建立了以相、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僚组织。
1.相
相是“百官之长”，多由文人充任，中原六国均有设置。在出土的兵器中，有的兵器上有“相邦义戈”、“相邦吕不韦戈”等字样，即秦相张仪、吕不韦督制的兵器。“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意为公家督造的兵器要刻上督造者的官名，可见战国时期相的法定名称叫相邦。
“相”有辅佐之意，春秋时就已经有了这一官称，当时只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礼宾官。“邦”即国，相邦即辅佐国君办理军政大事的官员。汉代避刘邦讳，改相邦为相国。先秦时如《庄子·盗跖》称宰相，《战国策·赵策三》则称丞相，都指同一官职。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作为官名的“宰”，春秋时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也有助卿；总管大夫一家一邑事务的家宰和邑宰。这些冢宰、太宰或相，还是某些强大卿大夫的世袭官职。
作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的相，其设置当萌芽于春秋时齐景公(前547-前490)设左、右相。相的职权是“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王霸篇》)。
战国最早设相是魏，继后是韩、赵，秦国置相较晚。战国初期，秦国的最高官职是大良造，掌握军政大权。所以秦孝公时商鞅由魏入秦，始为左庶长，后升大良造，并未称相，但其地位相当于三晋的相邦，所以史称“商鞅相秦”。秦继三晋之后设相邦，有明显的承袭痕迹。最早记载的秦相是秦惠文王10年(前328年)以张仪为相。秦武王2年(前309年)初置左、右丞相，樗里疾、甘茂就是秦最早的左、右丞相。此后也有只设丞相，不分左、右相。战国中期以后，秦居相邦或丞相位者多为六国客卿，如魏人商鞅、张仪、范睢，乐池初为中山相，楼缓曾为赵武灵王臣，甘茂、魏冉、芈戎、李斯为楚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赵人；有的如张仪、魏冉且数度任他国相邦。这些人来自关东，对六国官制必甚熟悉，能结合秦国实际吸收其长处，健全秦国官制。
赵国也曾用过丞相之称，《战国策·赵策三》载建信君言“秦使人来仕，仆官之丞相”。赵国除丞相之称外，还有假相、假相国和守相等，如“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战国策·秦策五》)。假为兼理之意，守是指试用或代行官职，假相应为兼任相职，守相则是试用性质的相。此外宋、卫、中山、东周等小国也都设有相。
2.将和尉
相之外又设擅长兵法的人统兵打仗、镇守边邑，称将或将军。从《秦简》看，“将”是简称，法定官名应叫“将军”。将军原是春秋时晋国六卿的称号，不过晋国六卿军政皆管，不单是统兵官。春秋时的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而且亲自统率宗族和私属军队。战国时，因统治范围扩大、官僚机构庞大复杂、建立常备军、推行征兵制及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方式改变，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文官的首长“相”，以及武官的统领“将”。
将作为最高军事长官，地位仅次于相。如魏文侯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另有乐羊、吴起、翟角为将；齐威王曾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燕国乐毅(赵人)、赵国廉颇、魏国吴起、齐国田忌都是战国时著名的将军。
秦国初设相位时，文武尚未严格分家，秦相张仪、樗里疾、甘茂等也是统军作战的将军。后来，丞相专事文职，而大良造专为武职，如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还是大良造。秦设将军始于昭王，昭王初立时以魏冉为将军，保卫首都咸阳。但秦国的将军不是固定专职，往往是在出征时由国君临时委任。
春秋时晋国的上、中、下三军还设有尉，因中军地位最尊，中军的尉又称元尉(“元”意为大)。战国时各国仍有中尉一官。《史记·赵世家》载“赵烈侯使荀欣为中尉，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这和《礼记·月令》所说太尉的职责“赞桀(傑)俊，遂贤良，举长大”是相同的。后来赵国在将军之下又设国尉、都尉。秦国在昭王时，也在大良造下增设国尉一级，如白起初为左庶长，继升为左更，再升为国尉，最后升为大良造。秦国设丞相后，大良造便成了高于国尉的武官。后来秦国不设大良造，国尉便成为中央最高军事长官。秦统一六国后以太尉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一职而来的。
3.御史
御史在商周时已有设置，在战国时本是充任国君秘书之类的差事，别国使臣来献国书，往往由御史接受；国君临朝接待外宾，御史常立身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鼓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国君宴会群臣，御史也常陪同在旁。《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淳于)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秦律》规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这些都说明战国时的御史是保管文书档案、负责记录、侍从国君的官员。秦统一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还是秘书兼监察性质的官，当是沿袭战国官制。
4.司寇
战国时各国均设司寇(掌管司法)，但名称不一。三晋沿用司寇之名，赵国李牧曾任此职。秦国虽然也有这个官称，但却是指一种刑徒(《秦律·司空》)。秦国掌司法的官称廷尉。廷尉之名，可能与东周的“讨奸之官”尉氏有关，是一种殿中的执法官。齐国掌司法的官称士师，《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谓蚔□(音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又云：“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从孟子谈话的语气看，士师应是齐国殿中的执法官。士师一名是沿袭周朝的官称，周的士师就是司寇官属。
5.其他
赵、韩、秦、楚设郎中(职同后世郎中令)；魏、韩、齐、秦设仆(职同后世太仆)；赵、秦设内史(掌财政，职同后世治粟内史)；韩、秦设少府(职同后世少府)；齐设主客(职同后世典客)。(三)列国郡县制及其职官战国时期各国的统治机构，从国到郡、从郡到县、从县到乡，已有系统地控制着整个国家，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官僚体制。除了郡守、县令，各国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专职官吏，如在关津要道设关吏、津吏，在贸易中心设市令、市掾，在重要河道水利处设河丞等。
(1)县
县最初都设在边地，目的是为了防卫外敌、保护边疆。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逐渐多起来，有九县(九指多数)。春秋后期，晋国又把县制推行到内地，在卿大夫的领地里也分别设县。战国初期，秦国还不断在东部边疆设县，公元前456年开始在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设县，公元前398年在陕(今河南陕县)设县，公元前374年又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设县。
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县内有一套集中的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制度，其中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以加强国防力量。如(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申、吕所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王听了申公巫臣的话才没有答应子重的请求(《左传·成公7年》)。
战国初期大概凡是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只有秦国还未普遍设县，因而普遍设县也就成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战国时县的官僚机构和中央官僚机构差不多。商鞅变法时，每县设有令(也称大啬夫)和丞，丞在县中的地位相当于国君的相。韩、魏等国在县令之下还有御史(《韩非子》、《战国策》)，县御史在县中的地位相当于国君的御史大夫。从新郑出土的韩兵器铭可知，韩国还设有县司寇，主管县的刑法和兵器制造。
县的行政组织主要有：
1.县令(县啬夫)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属官有令史(掌文书、调查案件、率卒捉拿人犯等，属官有令史掾)。县令出缺，令史可以代理。
2.县丞分管经济和司法，包括征收粮草和审案；地位仅次于县令，其属官有丞史。
3.县尉分管县内军务，有权征发一县役卒，监督役卒服役和督造文书等；其属官有尉官吏或尉史、士吏。
4.县司马属官有司马令史和司马令史掾。《秦律》规定若马匹不好使用，司马要受处罚，可见县司马与一县的马政有关，或许是专司一县马匹的征调和使用。
5.县司空主管县内工程建筑(以军事性质为主)，因建筑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又分管刑徒。其属官有司空佐史、司空啬夫、士吏等。
(2)郡
郡在春秋末年才开始在晋国设置，是在内地推行县制后设立的。郡本设在新取得的边地，因边地荒陋、地广人稀，其面积虽比县大，但地位要比县低。《左传·哀公2年》载，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垢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预注引《周书·作雒篇》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可证春秋时县大于郡。
战国时边地逐渐繁荣、人口增多，因为郡的地盘太大不易管理，便在郡下划分为若干小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地方组织。这一制度也是三晋最先推行，如魏国上郡有15个县(为防御秦国而设)，赵国代郡有36个县(云中、雁门、代郡为防御林胡、楼烦而设)，韩国上党郡有17个县。后来，秦、楚、燕也效法三晋的郡县制度。
战国时的郡都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国防，所以一郡的行政长官称守或郡守、太守。《战国策·赵策一》载，(韩王)令韩阳告上党之守靳□曰：“秦起二军以临韩，韩不能有。今王令韩兴兵以上党入于秦，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则有令，而臣太守，虽王与子，亦其猜焉。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阳趋以报王。王曰：“吾始已诺于应候矣，今不与，是欺之也。”乃使冯亭代靳□。可见太守是由武官充任、由国君直接任免的官职，有权征发本郡役卒。
代行或试用期的郡守称假守。郡的署衙称府，郡守以下设有都尉(主管军务)及御史(负责监察)。
(3)其他
齐国设都(类似郡)。战国时只有齐国始终未设郡，但设有都。齐桓公时，管仲整理政治军事，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曾把鄙分为五属来统洽。战国时齐共设有五都(临淄、平陆、阿、即墨、莒)，可能是从五属演变而来的，但五都已带有郡的性质，所以不同于五属。五都均设有选练的常备军(称技击或持戟之士)，因而有“五都之兵”，也称五家之兵。《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威王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又《战国策·燕策一》载，齐宣公令“子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平陆是齐的五都之一，可见都的长官称大夫。
秦国设道和都(均相当于县)。道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有道官(又称道啬夫)。都设在有王室私产和宫室的地方，有都官。不属县令管辖的地方直属中央内史，有独立的机构，属官有佐、史、啬夫等。
(4)乡、里、聚、亭
乡(县之下)在春秋时已出现，齐、宋、郑、楚等国已经设乡。乡的官吏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狱讼和税收)、游徼(掌捕盗)。
里(乡之下)在春秋战国之交也已出现。当时的行政系统有天下、国、乡、里(《墨子·尚同》)或国、邑、乡、里(《吕氏春秋·怀宠篇》)。邑有大有小，大邑相当于县，小邑则隶属于乡、里。里有里正(或称里典)，秦国充任里典的多是乡间豪强有勇力之人，即“率敖”。里的居民统称里人，以家为单位，按什伍编组，并设有伍老。编入伍的居民统称伍人或四邻，编入伍的各家男丁称士伍。
聚是民众聚居的地方，实际相当于村落。商鞅变法时，曾合并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
战国时各国在边境设亭、置亭长，以防御敌人。魏国吴起为河东守时，秦在其边境设亭，“起攻亭，一朝而拔之”(《韩非子·内储说上》)。(四)列国爵制战国时最高级的食封贵族称君或侯，多为王室宗亲、嬖幸和功臣。他们从国君那里得到大片封地(封邑)，其特点有：
1.封君只享有封邑租税，不占有土地及其人口。如孟常君袭父封，封万户于薛，只能派人去收租税，以供养自己及门客的生活；吕不韦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2.封君要接受国君统一号令，或由国君直接委派相去监督。如魏国的成侯受封时“手受大府之宪”，受制于国君的统一法令；赵武灵王封长子章于代，号安阳君，同时又派田不礼为相。
3.封邑内只有少量用于自卫的军队。
4.由于各国大多有针对世卿世禄的变法和激烈的权力之争，封君绝大多数难以做到世代相袭。
5.封君特权较一般贵族更多，经济实力较雄厚。如楚怀王授予鄂君启错金铜节，其铭文规定：鄂君启的舟车所载商品过关时，大多免征关税；孟常君在薛放高利贷，一次就“得息钱十万”。
三晋、齐、燕大致沿袭春秋爵制，可分为卿和大夫两级。卿有上卿、亚卿之分，如魏国翟璜“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赵国蔺相如、虞卿都曾“拜为上卿”；孟子曾在齐国做过卿；乐毅曾在燕国为亚卿，荆轲曾被尊为上卿。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如魏国吴起做西河守时，曾以长大夫奖励军功；后来须贾曾为中大夫；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齐国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做过上大夫。
秦国爵制较特殊，商鞅曾分为20级，级高位尊，依次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相当于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相当于大夫；五大夫以上有食邑)、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或称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相当于卿)、伦侯、徹侯(相当于诸侯)。同时，秦国的官、爵不分，自大良造以下既是爵称又是官称。此外还有客卿，凡六国人士入秦得到卿位则称客卿。
秦军中，地位最低的兵叫“小夫”，无爵。步卒起爵于公士，上造可乘兵车，簪袅可驾御驷马，不更可“主一车四马”，但仍属兵卒性质。大夫以上才是军官。爵至五大夫，便可享有食邑。(五)列国选官制度从官吏的来源看，主要可分为两种：依靠才能或靠各种关系。前者是用人唯贤，后者则用人唯亲。对于将领，依据胜败进行赏罚：立有战功者，一般按军功晋升爵级；战败受罚，不仅罪及本身，还要连累家属。赵国赵括被任为将军时，其母知其不能胜任，怕战败受连累，当即向赵王声明同赵括脱离关系。
选官途径有：
1.立功仕进。如商鞅定20等军功爵，只要不断立功就可逐级晋升；韩非曾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任”(《韩非子·显学》)，即从有实际政治或军事经验的人中逐级选拔文武官吏。
2.对策或献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贤令，便是发出策问、征询对策的一种方式；吴起、商鞅等人就是由于对策言中，一跃而居要职。另一些人为博取功名主动向君主献策，当时这种风气极盛，《战国策》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载这方面的情况。这些献策者一旦被赏识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由于策问、对策和献策的盛行，各种政治主张层出不穷，气氛十分活跃。
3.亲亲入官。这是依靠亲属、裙带、宠幸等关系作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齐、楚尤为突出，齐国执政或将领多出于田氏，楚国重要官位多出于屈、景、昭三大家族。秦国由于改革较彻底，这种陋习较少些。
4.推荐任能。魏文侯时，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都是翟璜所荐，另外象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则是魏成子所荐(《史记·魏世家》)；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经齐将田忌推荐而被威王用为军师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5.召聘应征。战国后期，孔子七世孙孔顺就被魏王遣使者奉金帛聘以为相(《孔丛子·陈士义》)。
6.卖官鬻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官爵也被当作特殊商品由贵家豪族花钱买官(《管子·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