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葆华
人物生平
  李葆华同志早年经历
1909年10月2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21年入北京孔德学校学习，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4月在父亲李大钊被杀害后，根据组织指示，在进步人士帮助下到日本，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投身革命1931年5月，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到上海，参加上海留日学生会、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开展的反日爱国斗争。1932年4月到北平门头沟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参加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6月任中共北平门头沟区支部书记。后曾历任中共河北省委京东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京东特委书记。
1935年4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6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驻京东特委代表。1936年5月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1月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曾历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工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内刊物《战线》负责人、省委党校校长，晋察冀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常委兼区委党校校长、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参加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到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
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贺龙同志政治秘书。1944年春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分局党校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葆华同志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1948年起任中共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北岳军区政委和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党校副校长，校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至1951年8月）。建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小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小组书记、党组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3月至1961年2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9年12月起）；其中在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6年8月至1958年2月兼任森林工作部副部长。
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1962年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6月至1962年9月兼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政协主席，1962年9月至1967年4月兼任南京军区第六政治委员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贫下中农协会主席。  李葆华同志在荆江分洪工程工地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受迫害。1973年9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1973年9月至1977年11月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党校省干班党支部书记，1977年11月至1979年1月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老骥伏枥1978年1月15日至1982年4月15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78年1月起），李葆华同志在担任人民银行行长期间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在他的推动下，确立和推进了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理出来的改革，成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相继恢复或成立了一批保险业、信托业金融机构，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人民银行开始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
1979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5月被委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1982年6月当选为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长；1982年5月退居二线；2005年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葆华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黄华、彭冲、廖汉生、王芳、谷牧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李葆华同志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均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人物评价贡献
对水电事业贡献  李葆华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三门峡工程工地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同志担任过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李葆华为新中国江河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江河泛滥成灾、水利残缺不全，李葆华上任伊始就协助傅作义部长，在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提出水利建设的七项方针和任务，初步构成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框架。在新中国早期实施的淮河、黄河、长江三大江河治理中，李葆华与傅作义筹办了治淮会议。在黄河治理中，他率领中苏专家团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考察，为制定黄河治理和综合利用技术经济报告奠定了基础。在长江治理开发中，他促成了新中国在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并组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的综合考察，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决定提供了依据。主政安徽功绩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葆华同志调入中央华东局任书记并当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他实事求是大力平反右派，坚持发展工农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夜操劳，被人民亲切地称为“李青天”；“文革”后期，他出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直到四人帮垮台。
李葆华同志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倾力维护安定团结大局。他一到安徽，就着重从三个方面开展政治工作。一是从发扬民主着手，加强民主集中制。二是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着手，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三是从确定政策界限着手，分清大是大非，搞好甄别工作。在他领导推动下，当年底，安徽在此之前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中共党员和干部群众，绝大多数得到平反，党内民主生活得以恢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李葆华同志大力推动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改善农民生活。他任第一书记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要继续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首位，逐步解决群众吃、穿、用的问题。对于农村生产关系，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体制，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下放到生产队，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实现了粮、棉、油产量的大幅增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李葆华同志大力推动调整和发展工业，为安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安徽的工业基础薄弱，“大跃进”时期因建设规模膨胀过快，造成了巨大浪费。
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工作的当月，就着手对449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开展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经过整顿，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重型机械厂、淮北煤矿、马鞍山火车轮箍厂和淮南化肥厂等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得到健康发展，成为安徽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为后来安徽工业化积蓄了能量，打下了基础。
  胡锦涛同志会见李葆华同志金融领域突出贡献拨乱反正后的1977年，他参加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了一个好头，把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成为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局级经济实体，直到1982年党中央批准他光荣离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他对党对人民殚精竭虑，受到党内外有口皆碑的赞扬。
李葆华同志在担任人民银行行长期间，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在他的推动下，确立和推进了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改革，成立了国家外汇管管理总局，相继恢复或成立了一批保险业、信托业金融机构，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人民银行开始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李葆华同志还率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对于我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故人往事
李大钊被捕后获救当时李葆华就读于孔德中学。1927年4月6日，这一天是清明节，学校照例放假一天。李大钊的好友周作人去城外燕京大学沈士远教授家聚会。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与李葆华是同学，便邀请他一起前往。晚上，李葆华住在清华大学李乐光处，两人下围棋，没有回城。而就在当天，李大钊及家人被捕。4月7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见报。孔德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沈尹默读报大惊，急忙打电话要哥哥沈士远保护好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叫他千万不能进城。几天后，他又将李葆华转移到燕京大学教授马鉴家。但是，沈尹默还是不放心，就请周作人负责藏匿。周作人慨然答允，乘到燕京大学上课回城之机，将李葆华藏在车中，带进城来，然后，把他安置在西城八道湾11号家中最后一进的东厢房中。李葆华在周作人家躲藏了一个多月之后，沈尹默等人设法将他化名“杨震”，并送他去日本留学。与傅作义在水电战线上1951年暮春三月，天气乍暖还寒。为了根治淮河，他和傅作义部长，亲自到深山大河实地考察了半个多月。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别说畅行无阻的“高速”没影儿，就是像样的公路也少得可怜，淮河上的桥梁也寥寥无几。
两位部长雇上私人一叶木舟，顺江考察。李葆华总是小心翼翼，先扶年迈的傅部长上船。船家晃晃悠悠地撑船，他们在船上边看地图边观察地势水流，技术人员不断拍照、记录。遇上小雨，就撑上一把油纸木伞……进入安徽省后，淮委会得知两位部长的行程，连忙从蚌埠派船来接迎。他们继续催舟东渡，在到洪泽湖途中受阻，穷山恶水地形险峻，两位部长携手徒步而行，后面警卫人员从山民家租借几头毛驴，驮着行李书籍用具。
他们沿着崎岖沙石羊肠小道，边爬山边查看地形，此时傅部长已年过花甲，身体发福、胖大，不时气喘吁吁，汗滴不断。李葆华部长不忍心，请傅部长先坐毛驴歇歇。可是傅部长拄着竹杖笑哈哈地说：“我能坚持，慢慢爬就是了，小毛驴也很可怜，我这么重，它受得了吗？”两位部长和随从人员都大笑起来。笑声振动了春天的深山。
返京不过一个礼拜，有根有据的翔实调查报告就送到了国务院，经周总理满意签阅，又速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主席、周总理根据水利部和专家意见，批准了治理淮河的方针是：“蓄泄兼筹”，也就是雨季能蓄水，旱季能放流灌溉。在水利部的领导下，历史上最大的治理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工了。
李部长不但自己深入到各个水库视察指导，一次还陪淮委主任谭震林副总理到了佛子岭水库工地。当时附近没有招待所，两个人干脆睡在一个潮湿的工棚里。工棚没有防雨措施，漏雨夜两人通宵达旦无法入睡。好在两位也是从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此事在他们看来也不足为奇，算不上艰难困苦。
1957年傅作义部长在山西视察水利工作时突发心脏病，从此傅部长主要养病，李部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以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团结各层干部，为水利事业埋头苦干了整整12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