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南服务团
概述
1949年夏，渡江战役胜利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邓小平政委在接管干部会上讲话[1] 　　消息一经传出，随即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掀起了一股“南下热”，万余进步青年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经过近三个月的汇合、整编和集训学习，1949年10月1日，西南服务团16000余人整装出发，挺进西南边疆。
1949年6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成立。1.7万余名老干部和来自宁沪杭的进步青年，告别亲人，跋山涉水，随战斗部队向大西南挺进，其中7000余名干部，于1949年12月先后抵达山城，投入到接管、建设重庆的艰巨任务中。
西南服务团随同二野解放大军西进，每解放一个县，就留下一个中队负责接管和政权建设，几乎重庆每个区县和部门、工矿企业、学校等，都有西南服务团战士。编制1949年6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把贯彻党中央进军大西南的决定，解决新解放区干部问题，放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代大背景下，做出组建西南服务团的重大决策。西南服务团按军事编制，列为进军大西南的第五梯队，随战斗部队同步进军。
西南服务团共计1.7万余人，骨干力量是战功卓越的6100多名老干部，另一部分是来自上海、南京、苏南、皖南等地的一万多名大中学生、青年职工，多数是地下党员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的进步青年。
西南服务团总团长宋任穷，第一团(上海团)团长曹荻秋，下设重庆支队、川东支队等6个支队及技术大队、四川干部队、财经大队、文艺大队等。组团在邓小平等首长的统筹组织下，西南服务团干部学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从北方各老解放区南下支援前线的军事老干部，另一部分则是从上海、南京、苏州等各大院校招收的进步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据原西南服务团总团部主任（总团长）宋任穷回忆：“我们南下时，从太行、太岳带来一批干部，准备到西南去的。到南京后，饶漱石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干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给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野去西南。小平同志顾全大局，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再另想别的办法吧。此后，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我们除了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部分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以外，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宋任穷所说，从东北局、中原局、华东局等各老解放区抽调的7000多名老干部先后在南京、徐州、武汉、长沙等地集结编入西南服务团。例如，随第三野战军由山东出发的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各部的干部，在战火纷飞中，运粮草，送弹药，为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立下了功劳。正当他们满怀喜悦心情，准备返回山东时，领导动员他们参加西南服务团，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京。这些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既成为西南服务团的骨干力量，也把我党优秀的革命传统、朴实的工作、生活作风融入到西南服务团全体学员中，为培养、教育年轻后备干部，奠定了革命经验与人才干部基础。同时，为补充新生干部力量，根据党中央决议，西南服务团面向上海、南京、苏南、皖南等地的各大院校招收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一时间各行各业的工会职工、技术人员、专家、学者、教授、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明确指示：“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5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正在浙赣一线进行战备整休的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两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南进军。”6月2日，中央军委再次电令：“二野入川应积极准备，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小平准备去四川。”由此，邓小平接中央明确电示，立即开展随军干部队伍的筹建工作，并将此纳入到解放大西南的总体战略部署。
命名
在研究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名称时，邓小平强调说：叫服务团，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此诞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实际是西南服务团的缔造者，他为组建这支南下干部大军倾注了很多心血。 
早在同年5月30日，邓小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郑重提出：“二野进军西南最大问题是手中无一地方干部队伍。拟从华东局抽出一部分干部，估计数目有限。我们准备动员一批京沪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6月11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文件，同意在京沪地区招收学生入川。邓小平便立即亲自赶赴上海，并于12日即派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曹荻秋在上海大夏大学设立西南服务团一团团部，公开招生。同时命令将在浙皖支前的华东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三千老干部召回南京，全建制编入西南服务团作基干力量。这为西南服务团的统筹组建活动奠定了基础。邓小平还亲自主持筹划了《西南服务团章程》和“集训方案”的审定，并为西南服务团干部学员讲授了革命思想学习报告。为了提高南下干部的政治觉悟与思想素质，西南服务团大部分成员在南京进行了集训。邓小平、刘伯承等二野首长担任了为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学员讲授革命理论、形势任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授课工作。
9月6日，邓小平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为干部学员作了学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报告。他要求大家认清谁是敌人，谁是人民，对谁民主对谁专政，以谁为领导，以谁为基础，从而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9月21日和22日邓小平在南京原中央大学运动场作了《忠诚老实》的报告。
建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建制，总团部主任（总团长）宋任穷。  总团长宋任穷[2]总团领导成员宋任穷 张霖之 曹荻秋 彭涛 段君毅 李大章 万里 马继孔第一团总团直属队下辖贵州干部队、四川干部队、技术大队、文艺大队、财经大队等。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建，6月12日，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上海成立，由曹荻秋兼团长，张庆林任副团长。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到9月底，上海市共招收青年学生、职工和文艺工作者4800多人。        第一团下设第一支队（川东支队），后扩建为壁山、大竹、万县和涪陵四个支队；第二支队（学生支队）；第三支队（职工支队）；第四支队（华东革大）；第五支队（重庆支队）；第六支队（公安支队）。7月12日，由1000多人组成的苏南分团在无锡成立，由宋学武任团长。第二团7月25日，第二团在南京成立。7月28日南京市共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人，团长彭涛，下设第一支队（云南支队）；第二支队（川南支队）。此外，加上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750名大学生，皖南选调的400余人，总计1万余名。加上老解放区南下干部的7000余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共有1.7万余人。经过集训之后，他们陆续分批次随人民解放大军挺进西南边疆。[2]
回顾
第一团第五支队：重庆支队重庆是蒋介石的经营重点，地处西南，封建势力顽固。逃跑时，蒋匪有预谋地把一批恶匪惯犯等从监狱释放，而我主力作战部队西追残敌，接管人员较少，西南服务团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副会长季丽丽介绍，记得经过三个多月政治理论学习，1949年10月1日，她与7000多名干部开始向重庆进发，长征7000里，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于当年12月底前，先后抵达山城重庆。　　出现在接管人员面前的山城，满目疮痍。解放后，重庆首任市长陈锡联撰文回忆：“……特务匪徒四处潜伏进行阴谋破坏，散兵游勇流浪街头，10万左右的旧有员工等待接收、安插或处理，大批学校师生等待救济与复课，工厂遭受敌特大破坏，商业停滞，谣言满天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通讯录（精装本）[3]　　1949年12月初至1950年3月底，重庆市发生持枪抢劫等案255起。一些歹徒光天化日下，在闹市公然抢劫，甚至向追捕人员投掷手榴弹等。更有潜伏匪特纠集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保民军”、“警察人员调查处”、“地下工作队”、“浙赣边区纵队”等非法组织层出不穷。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原国民党72军的排长刘大申打出“刘伯承十一军军管会”旗号，擅自改编敌军，成立“解放军人民政府”，张贴布告，摊派钱粮，强行接管国民党军26艘登陆艇、兵工及被服厂各一个，私营纱厂两个，企图浑水摸鱼。
被编入二野大军三分校的西南服务团女战士胡晓如记得，部队打到湖南常德，她接到任务：进入重庆后，将参与接管国民党警察第八分局。“当时，我们除知道重庆这个名字外，其他两眼一抹黑。”胡晓如说，第八分局位于红岩村，是国民党专为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而设立，特务密布，摊贩、行人都可能是敌特人员。街上满是乞丐、小偷、妓女，枪杀案几乎天天都有。
据西南服务团资料记载，接管重庆的步骤分为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和公安等七大系统，由六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公安部进行。
  解放重庆入城式领袖画像,由朱宣咸绘制1949年12月3日，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2月6日，军管会发布公告，勒令游杂武装停止非法接收，集中一切权力等。12日起，设立12个登记处，开始收容散兵游勇、收缴非法武器、整顿市容与交通秩序。对于大肆作乱的特务、惯匪，军管会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先后逮捕敌特、惯匪1200多人。
西南服务团老战士孙曙回忆，重庆解放后，首先处理散兵游勇，第二步禁止烟毒，第三步则是处理妓女。当时，临江门、人民公园、南区公园、较场口、七星岗等地，游妓成群。有妓女拉不到客，竟霸占公共厕所门口，向如厕妇女强索“位置费”。
1950年5月开始，公安机关会同民政部门先后8次集中收容游民、乞丐、妓女等1.4万余人。经过安定情绪、开展阶级教育和劳动教育、安置就业三个阶段教育改造，山城一万余名妓女走向新生活，重庆社会开始步入稳定。
胡晓如抵达重庆后，与爱侣王家珍结婚，两人把新家安在化龙桥的警察第八分局内。该分局辖下8万余人，干部只有10多人。新婚后的胡晓如，每天夜里背着卡宾枪走街串巷、爬坡上坎巡逻，几次遭遇匪徒打黑枪。
据查资料，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12月8日、16日、28日分三批抵达重庆，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宣告接管工作告一段落，转入正常管理阶段。
原市委书记任白戈说，整个山城接管工作仅历时53天，在当时形势和条件下，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奇迹。西南服务团约占重庆接管力量90%，居功至伟。
西南服务团是大西南建立人民政权的第一批干部，为建立和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仅在剿匪征粮等斗争中，重庆地区就有68名西南服务团同志壮烈牺牲。  西南服务团的团徽[4]　　黔江首任书记侯书堂披露，西南服务团黔江中队57名同志接管县城后，为保证每天川流不息的过境部队粮草供应，县长王政出面召集上层人士、大户地主开会，全县权势最大的地主罗炳然竟派人送来一封信，摆下鸿门宴，发出挑战书。
王政带着两名警卫员，闯入罗炳然戒备森严的山寨。谈判中，罗炳然嚣张地提出三条意见：拒绝人民政府进入山寨，保留武装；掌控黔江西北各区乡，政府不准插手；只能慢慢陆续送缴一些粮食。王政严词驳斥，宣讲完党的政策，扬长而去。罗炳然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但仍拒绝放下武器，后被解放军15团歼灭。
1950年1月23日中午，秀山县溶溪区政府被上百名匪徒包围，战斗持续到天黑，土匪放火烧房，12人壮烈牺牲，其中有西南服务团5位战友。1950年2月17日，山东昌乐人、西南服务团五支队邮电中队战友刘政文押运去成都的邮车，驶至大足邮亭铺一拐弯处时，遭遇百余武装土匪袭击。刘政文用携带的步枪和驳壳枪交替射击，毙敌两名，终因子弹打光，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年仅19岁。
浙江慈溪人、二支队十三中队年仅16岁的战友汪树人，接管璧山时担任专署民政干部。1950年2月，剿匪牺牲于璧山城南乡。战友们从小战士遗体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他写给母亲的家书：“亲爱的妈妈，我已平安到达重庆……”胡晓如抵达重庆时仅18岁，当时，她刚放弃考取的北师大，在家乡安徽芜湖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共和国华诞60周年之际，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经过专门搜集，发现重庆地区牺牲的西南服务团英烈共有68人，目前已专门补注出了《英烈名录》。第二团第一支队：云南支队云南支队的具体组成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四大队由一千余人的大专学生组成，是学生大队，里面有9名大学教授。还有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的几百名老干部，都是整党以后经过审查挑选的县委、区委干部，大部分是区县骨干，小部分是地区级干部。第二批是河北干部，第三批是皖南干部，第四批则是从北京来的一千多名老干部，地市级干部二百多人，老解放区干部四五百人，包括财经、文　教、报社、广播、邮电等方面的人员。此外，还有从上海调来的一批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这些组建的大队，大队长、政委都是县的主要干部，个别是地区级干部，连队的干部则来自老区区委，他们作为服务团领导骨干带领全体团员工作。
云南支队支队长刘林元，是从东北过来的。支队政委马继孔，从山东老解放区来的老干部。政治部主任陈方，从松花江调过来的云南籍老干部。政治部副主任兼青年团总支书记黄天明，主要负责党在云南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5]　　1950年2月，队伍抵达云南曲靖沾益进行休整，春节过后就开会师大会。之前在贵州安龙举行了小型会师，这次沾益会师是大规模的群众性会师。昆明市区委组织了文艺团来庆祝，包了水饺，当时妇联的地下党刘苏文带人来迎接我们，并开了庆祝大会。曲靖的群众好多，两三千同志一起热烈欢迎大军。所谓会师，主要是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解放军与滇黔桂边纵、云南地下党的会师。1950年，喻园会师时，陈赓和四兵团、宋任穷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郑伯克及省委地下党、滇黔桂边纵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地师级干部近百人召开了一个会师会议。当时中央的精神、大方针明确是团结第一，工作第二。会上，宋任穷、陈赓讲话，讲云南解放的形势与任务，郑伯克也代表地下党讲话。后来云南省一直贯彻落实中央的工作精神，所以各方面的会师工作都搞得比较好，中央对此予以了充分肯定。在第二次会议上，陈赓宣布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云南解放日就此最后定了下来。
云南省七个边疆地委由部队干部配备;内地的玉溪、楚雄、曲靖、宜良、武定五个地委和昆明市，还有整个省、市级机关，在云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来的干部为主配备，同时吸收了地下党、“边纵”一批老的领导骨干。分配的时候，云南省委强调了按刘少奇提出、邓小平正式宣布的“以外来为主，地方为辅”的原则使用干部，内地五个地区加昆明市和省级机关一把手基本都是由外来的南下干部担当。外来的南下干部都经过整党，通过战争考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地方为辅”是指一部分县委干部由本地干部担任，他们副职多一些，但也有个别的，比方当时宜良地委书记刘青就是　云南地方干部。另外分配工作掌握三点:一是地委书记由西南局研究，邓小平亲自审批，原则上由师政委级的干部担任;二是专员由国务院批;三是公安局局长由西南局批。这些干部的任命都是由上级逐一审查的。那时，我从支队分配下来，先到组织部任干部科长，分管干部，后担任组织处长。
第一项工作是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征粮期间土匪暴动，国民党军残部和卢汉一部分部队也跟着叛变。其时云南匪患最严重的一个是玉溪，一个是楚雄，还有文山的几个区闹得很凶。玉溪地委书记岳肖峡到省里来汇报工作后，宋派了一个团去帮助剿匪。清匪反霸期间，西南服务团牺牲了很多同志，包括县委书记、县长都英勇牺牲了，通海县县委书记张盾牺牲在电话机旁，还有几个至今不知道姓名，落实政策时核查到100多位烈士。云南支队的大多数同志表现都很好，经受住了重大考验。
第二项工作是土地改革。土改的任务一个是消灭了地主阶级，再一个是建立了农会。
第三项工作是整党、建党。1951年，云南地区就开展整党、建党工作。整党是为了土改，通过整党解决消灭地主阶级过程中的阶级立场问题。南下的干部都是通过整党过来的，云南的同志当时还没开展过整党，而整党需要有人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要干部调整、回避才能搞起来。原来地下党是秘密的，现在组织了2500多位同志公开开展建党工作。土改运动中，把积极分子集中起来训练，组成训练班，训练以后进行党的教育，然后集中教育，就地发展，集中宣誓，公开建党。那一时期云南发展了几万名党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组织基础。这几项工作的开展使云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下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
第四项工作是开展合作化运动。1955年，我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号召开展合作化运动。经过前期的整党、建党工作，我们在每一个乡、每一个村建立的党支部直接来领导合作化运动。云南各个地区、县区和村都先后组织起来，组建合作社、初　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经济建设进展顺利，合作化基础打得很好。到了“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严重偏差，不过经济基础建设等方面还是有些成绩的。
总之，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到了以后，在几个大的方面，骨干力量起到很大的作用。云南支队3800人中有五六百名老干部，云南当地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安机关及各个省的机关都是由这些南下老干部主持工作的，而且南下干部与地下党的团结工作也搞得很好，培养了相当一批干部。现在看来，干部的成长必须经受革命斗争的磨炼，一大批县、局、厅的干部成长起来，当然有极个别的也出了问题，但是很次要的。
建设
上海解放时，邓小平认识了陈毅的堂兄、著名兵工专家陈修和。两人交流时一致认为，应尽快修筑成渝铁路，带动四川经济复苏。经邓小平多次请求，陈修和答应制订修路方案，并推荐和物色了50多名专家，合并组建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　　技术大队成员冯汝为原是安徽工业专科学校副教授。他回忆，大队有原南京建设局总工程处处长戴根法、国立中央大学总务长陈定闳、教授温嗣芳、国立边疆学员教授邬宗镛、中央大学研究院范鸣麟和陈达士研究员、国民党兵工署工兵少将翁惠成、德国留学归国博士何云骝、地质矿床专家马镇坤博士等著名专家学者。
在南京，二野副政委、西南服务团总团长宋任穷设宴招待专家，代表刘邓首长宣布：“专家教授一律保持原职、原薪，按中灶待遇，行军途中有警卫队保障安全。”抵达重庆时，技术大队已扩至近200人，主要分配在交通和工业部门，以军事联络员身份完成接管后，又投身恢复发展生产第一线。
1950年6月5日，战火刚停，硝烟未尽，成渝铁路开工。技术大队80多位战友参与，高级工程师16人。全路9个工务段，全是技术大队专家扛大梁。他们战天斗地，自行设计产出第一根重型铁轨，深谷隧道中成功爆破500多次。两年时间，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自己生产钢轨铺设的铁路。
完成成渝铁路后，这批专家又转战宝成、成昆铁路。24位专家投身六盘水和攀枝花的开拓建设，在荒山野岭中建出矿产城市。为了建设大西南，建设新重庆，有的专家甚至献出生命，长眠巴蜀大地。
再集结
2009年06月23日当年西南服务团战士，扎根重庆奉献至今的约有3000余人，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又一亮点。时值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集结号再次吹响。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副会长季丽丽介绍，西南服务团成立第60周年，希望能找齐重庆地区的西南服务团老战友，派代表参加本月30日市委举办的纪念大会，领取纪念章。季丽丽说，西南服务团约有7000多人到重庆工作，因工作调动、过世等原因，现在，大约还有3000多人。目前，该团史研究会已联系上的老战友有2800多人。该团史研究会一批老同志，正忙着去报纸登载寻人启事，去各个机关查询，西南服务团集结号再度响起。该团史研究会在三峡博物馆旁皇侨饭店设有接待室，几乎每天都有老战友前来报到，联络电话响个不停。
附录
25岁的双枪老太婆西南各省素以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而著称，据史料记载，当地的土匪、民间枪支和烟土之多，冠于全国，地方上的土匪、部分起义又叛变的国民党士兵和潜藏敌特，乘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机，迅速纠集在一块儿，组成了人数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打出‘反共救国抗粮’之类旗号，占山称王，展开了‘游击战’。一时间，几乎川南各县都有一两股以上这样的土匪，每股人数由几十人至几千人不等，其活动的中心目标便是竭力破坏征粮工作，因此，要征粮就必须先剿匪。
当时，中共西南局把这一场以征粮剿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斗争比喻为第二次“淮海战役”。 西南服务团除了分配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以外，分配到专区、县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直接投入到征粮剿匪的第一线。丁品被分配到泸县的石洞区。因为工作出色，1950年，他就被提拔为副区长，此时泸县的剿匪作战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之前，已经有两个区政府被土匪攻占，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一天晚上，土匪包围了区政府，虽然不远处有解放军的一个炮兵团部，但当时已经派不出人去求援。有人连忙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第一中队如何如何，第二中队如何如何……土匪听到后，慌忙溜走。  西南服务团的军装[6]      陈宝荣这个当年害羞的女大学生是真正的传奇英雄。
25岁的“双枪老太婆”
陈宝荣随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入滇后，被分配到武定专区第四区征粮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共有8个人，3个是当地中共党员，5个是从西南服务团过来的。当时在云南省这样的征粮工作组一共有5000余人。到武定县后的前三个月，陈宝荣几乎天天要跟随其他征粮工作组组员出去联系射击。“组长给我配了两把手枪，一把‘推六’(左轮)，一把‘拉七’。”陈宝荣笑说，“每天上午征粮，下午练枪。以前从来没摸过枪，就当临时抱佛脚。” 
1950年5月下旬的一天，是武定专区猫街的一个赶街(赶集)日。一个名叫傅伟的“边纵”(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队员跟陈宝荣在集市上搭档。傅伟负责收税，陈宝荣负责收粮。到了下午4点多钟，已经有4万多斤粮食进了仓。这时，一个姓陈的民兵跑到陈宝荣面前请假，说：“我要回家去了。” 陈宝荣没同意，他又说：“是我哥要我回家。” 
陈宝荣一本正经地对那个民兵说：“你白学了《为人民服务》啊，晚上回家难道不行吗？” 
那个民兵犹豫了一下，把陈宝荣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哥哥刚刚在集市上听到人用彝语说，元永井的税警队叛变了，今晚要攻打猫街。已经有很多人伪装成农民混进了猫街。”一直埋头收粮的陈宝荣这才发现，今天集市上的陌生人确实比往常多。 
陈宝荣赶紧找回傅伟，两个人把民兵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短会。之后，她立刻宣布三条命令：一是停止收粮；二是驱散赶街人流，并把陌生人都清理出猫街；第三清店，所有旅馆和当地住户家里都不准留客。 
陈宝荣数了数自己人，除了她和傅伟，一共才10个民兵。她派出其中两个民兵出去搬救兵：一个去30里外的解放军某部驻地，一个去15里外的农会。 
“猫街的寨子在一个山头上，有碉堡、岗楼和厚实的土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们把寨门关上，剩下的人分配好枪支弹药，以碉堡、岗楼为据点，分别派人把守住，应该能等到解放军过来。” 
晚上12点左右，30多个农会会员赶到猫街。陈宝荣把他们集中布置在学校的围墙边，那里离寨门很近。 
接下来就是等土匪进攻了。周围一片死寂，连平时聒噪的山鸟都没有发出叫声。 
“虽然白天的工作很累，但我们一点睡意都没有。就这样眼睛睁了一夜，一夜没事。”陈宝荣说。 
东方渐渐发白。一个民兵突然听到脚下的狗洞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再一看，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爬进来，他赶紧朝狗洞处开了一枪，只听到一声惨叫。随后，枪声四起，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土匪在山寨外已经埋伏半夜，现在要正式进攻了。 
“当时，我除了腰间的两把小枪，肩膀上还挎了一支‘中正式’步枪。听到土匪的枪声，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陈宝荣说。 
“那就是对民兵的布置。我把民兵都布置在碉堡和岗楼这样重要的制高点上，一旦民兵中有人叛变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陈宝荣的担心并非多余，之前不久，四区征粮组的两个同志就是因为民兵叛变而惨遭土匪杀害。其中一个同志叫朱宗富，有个民兵一直拉着他聊天，当土匪出现时，那个民兵突然抓住朱宗富的双手，朱宗富拔不出枪，被蜂拥上来的土匪抓住。宁死不降的朱宗富很快被土匪杀害。还有一个同志叫朱德芳，叛变的民兵将他平时休息的地方告诉了土匪，一天夜里，土匪摸进寨子，将其刺杀。 
陈宝荣急中生智，赶忙奔向民兵们扼守的据点。 
她向记者解释道：“我既要防止民兵叛变，又担心他们察觉到我的疑心，只能跟他们说一些射击的要领，要节约子弹等。在巡视的过程中，土匪射来的子弹好几次擦身而过。我当时没有想到死，心里只想着两件事，怎么把敌人击退，怎么稳定民兵们的情绪，等待解放军的救援。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山寨下布满了土匪，大概有几百人。” 
激战6个多小时，枪声慢慢不再密集。敌人眼看硬攻无效，就想“软攻”——只听土匪对着民兵用蹩脚的普通话高喊：“活捉傅伟，活捉陈宝荣，大洋五百！”之后，他们又把价钱提高到“大洋八百”。民兵们都不为所动，继续向敌人射击。 
土匪一看这招不行，又来一招。因为经过交战，他们发现把守学校的是农会会员，并且认出这些农会会员是哪个村的。他们又对这些农会会员打彝话：“你们再帮(征粮)工作组的人，杀你们全村，烧你们全家！”这些话是一个叫杨柏志的老人跑来跟陈宝荣说的。 
于是，农会的人悄悄撤走了，寨子后门洞开。幸好此时土匪还不知情。 
祸不单行，陈宝荣又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寨子断水了。 
猫街的水源在山下，平时吃水都要下山去挑。因为敌情紧急，没来得及备水，苦战一天后，战士们都口干舌燥。“我们没水喝可以坚持，可寨子里的人一旦发现断水，肯定会骚乱起来。” 
“兵法上有这一条，营寨不扎山顶上。”陈宝荣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让陈宝荣不安的想法也得到了证实：无法让解放军来救援。 
“事后我从领导那得知，派去解放军驻地求救的民兵下山没多久就被叛军抓住。”陈宝荣说。 
于是，陈宝荣和大伙决定，等夜幕降临后分散突围。 
突围后行不多远，陈宝荣在树林里捡到一把手枪和一顶帽子，一看是傅伟的。陈宝荣对记者说：“他可能怕帽子上有五角星，身份被土匪认出来。当我与其他8个民兵在约定地点汇合时，傅伟也没有出现，我们都很愤怒，断定他当了逃兵。我们在附近的果纳村作了短暂的休整后，想打回猫街。果纳村的村长急忙劝住我们，说：‘你不能去，敌人已经进猫街了。’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准备先回县城。果纳村距离县城有90多里，我们没走多远，就看见我们必须经过的山头上有大约30多个打柴人。是敌，是友？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全体进入战斗状态。”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之前跟陈宝荣他们并肩作战的农会会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身边还有一个彝族打扮的妇女，那个妇女手上提着一只大菜篮。农会会员对陈宝荣说：“陈同志，我们对不起你，没跟你们打招呼就撤了。现在土匪将通往县城的道路都切断了，四处都是埋伏。”他身边的彝族妇女从菜篮中拿出一套彝族服装，说：“他们抓的就是穿黄军装的，你目标太大，赶快换了吧。” 
在他们的劝说下，陈宝荣打扮成彝族妇女，孤身一人去了那个妇女家，隐蔽下来。 
陈宝荣在彝族农民家住了3天。第三天晚上，农会来了3个陌生人，他们拿着一封信，说是县委书记写的便条，通知她到果纳村开会。开始陈宝荣还很高兴。可是，当农会会长点名农会会员陪她一起去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答应。 
“我立刻觉得这事很可疑，便告诉那3个人，我有鸡蒙眼(夜盲)，走不了夜路，要去明天白天再去。他们说，晚上月亮很亮，山路看得见。我更怀疑了，便说，月亮被山挡住了。” 
农会会长也觉得不对劲，赶忙把那3个人支走。他们走后，会长对陈宝荣说：“你已经暴露了，我带几个会员送你去山上躲一个晚上，明天附近的龙街有赶街，到那时候你再走。”当晚，陈宝荣在农会会员的掩护下，上山露宿了一夜。 
第二天，陈宝荣化装成彝族妇女，混在赶街的人群中到了龙街。巧的是，县、区领导和傅伟都在龙街。 
“这时候，我证实了两件事：之前那3个拿着县委书记信的人其实是土匪伪装的，而傅伟当了逃兵，不敢跟我们汇合，并告诉县领导我已经死了。县委书记对我说：‘3天没见到你，我们准备开追悼会了。’不久，我听说傅伟受到了严厉处分。 
“我向书记报告说，猫街有征来的8万多斤粮食，不能让土匪抢走了。书记听了我的汇报，立刻命令我趁土匪立脚未稳，去把粮食运回来。我说那就给我一个排吧，书记说，这里只能调出两个班。我没多想，就答应下来。 
“当我们走到距离猫街寨子不远的密三咱村时，一个解放军战士在望远镜里看到对面山头盘踞着一千多土匪，看来土匪正准备离开。我们赶紧派一个战士赶回去请求支援，而我们则悄悄地摸进猫街。我和一个班的战士守在粮库，还有一个班埋伏到寨子边上的山头。当土匪发觉只有人数不多的解放军回来时，大着胆子向我们进攻。这次土匪终于中了我们的埋伏，更让我们高兴的是，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援军赶到了，这次来了5个连！土匪们遭到里外夹攻，溃不成军。我们一共追了50多里，把他们一举歼灭。猫街收复了，库存的8万多斤粮食也保住了。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当这批土匪被歼灭以后，当地建立起了人民政府！ 
“我的事迹在专区通报表扬，因为我经常腰别着两把小手枪，所以就有人说我是双枪老太婆，可我那时候才25岁。” 
在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中，陈宝荣逐渐成熟，1954年被任命为元谋县江边区区委书记，成为云南省第一批女区委书记之一。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陈宝荣那样幸运。 
汪作民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离开南京时有373人。到长沙后扩编为424人，1950年抵云南后大多分配到玉溪专区各县工作，大约半年时间，便牺牲了41人，占总数的10%。后来经过统计，整个西南服务团大约有400多人在征粮剿匪战斗中牺牲。 
汪作民反思说：“大西南解放后，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整体讲，解放军是强大的，但在某一局部(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土匪的力量有时相对地比我方占优势；我们的活动是公开的，而土匪是隐蔽的，因此我们常常挨了敌人的冷枪和暗箭；我们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新成分，很多人(如西南服务团的学员们)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甚至过去还从未摸过枪，而敌人队伍中则聚集了兵痞、军官、惯匪和职业特务；另外我们是胜利者，往往不自觉地有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而敌人恰恰相反，他们则是孤注一掷，因此敌人常常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更重要的是，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恐怕从上到下都是估计不足的，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以至很多区乡干部在匪患区工作时，往往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落入敌手而遭残害。”
连枕头都没有的婚房
为了响应组织上“扎根大西南”的号召，很多西南服务团团员都跟当地人结了婚。陈宝荣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她与一个当地人结婚，婚后育有一子。
剿匪女英雄的后来
江苏省档案馆征集处处长林越陵告诉记者，他们从征集到的史料中得知，在当年“左”的政策干扰下，西南服务团很多团员都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坐牢，有的被误杀，还有的被劳教，除了已经逝世的人，陈宝荣的经历是最让他们唏嘘不已的。
陈宝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一点没有回避。 
“1958年，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扣到了我头上，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发配到元谋县新民农场劳动教养。虽然当时我已经怀了第二胎，有5个多月的身孕，但丈夫依然跟我 离婚，划清界限。” 
当年11月，陈宝荣的女儿出生。农场就安排她在磨房工作，这样能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 
“小孩出生后每月有10斤大米的口粮，我把这些大米磨成粉，熬米糊糊喂她吃。可是很快就有人告诉别人，我这是偷磨房的米粉。农场领导就把我调去种菜。这样一来，孩子就得不到照顾，常常我回房间的时候，看到她滚下了床，在地上哇哇大哭。”陈宝荣说，“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法带孩子了，就托人找到丈夫的父亲，请他把孩子领到家里养。” 
“为了早日‘改造’好，我专门挑重活累活干。先是拖土，后来又到30多里外的山上砍柴，每天早上4点起床，回来的时候食堂已经没有晚饭，我只好拼命喝凉水充饥，时间一长就得了水肿。这场病让我掉了40多斤肉，出院时我称了一下，是34公斤。 
“后来我被安排去喂猪。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到处找吃的，高粱壳子，攀枝花的花、树皮、树叶，糠皮都是我的食物。这些东西都不消化，有一次，我连续十几天解不出大便，硬是灌了1000毫升的肥皂水才把大便排出。医生检查后还发现我得了‘干血痨’。 
“还好我把猪养得很好，我养的猪一年能产3窝，受到上级表彰，1961年摘去了右派的帽子。” 
离开农场后，陈宝荣回到了丈夫家。这时她才知道，女儿在离开她没多久就生了病，家里没钱给她治病，丈夫的父亲抱着她跑出去求医，走了几十里山路后，他又累又乏，靠着一棵树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些我都没计较，只希望在丈夫家好好干活，用劳动来打动他，让他同意复婚。可是，干了6年农活并没使他回心转意。”陈宝荣说，“母亲知道这些情况后，给我写信，让我回南京。我也心灰意冷，孤身一人回到了南京。” 
虽然摘了右派的帽子，但陈宝荣的党籍和职务都没有恢复，到南京以后她靠打短工谋生，纺棉花、泥瓦匠，什么活儿都干过。后来，陈宝荣与现在的丈夫结了婚，婚后生有一男一女。 
1979年，陈宝荣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干部资格。那年4月，她回到云南，找到原单位办了手续，在县委工作。7月调回南京，在三条巷街道办事处工作。没多久，她就离休了。 
在采访过程中，陈宝荣声音一直平静，仿佛谈的是别人的事。她告诉记者：“有人说我那时候多辉煌，要树典型，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只是尽了社会赋予我应尽的责任而已。有人问我，当年在农场里有没有想过为党和人民做了那么多事，还被人冤枉？说老实话，那些我一点没想到。我真的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想的都是怎么好好接受改造，能早点出来。”朱宣咸朱宣咸(1927年浙江——2002年重庆)，中国画画家、木刻版画家、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
20世纪40年代初起从事中国画，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与时政漫画，由浙江到上海直接参与了鲁迅发起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以及海上画派和一系列上海进步美术运动，1946年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1948年在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中被捕；1949年与刘开渠、杨可扬、张乐平、（郑）野夫、庞薰琹等代表上海美术界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也意味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时，进入中华全国美术协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中华全国漫画协会“联合办事处”，参与了上海解放初期美术事业的筹备建设工作；此后，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进入文艺大队美术队，1949年底随军到重庆。1951年起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今中国美术家协会前身）重庆执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重庆市美术家协会成立时被选举为首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是成立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筹备人，成立重庆国画院的发起人、顾问，成立重庆美专校的创始人、校长。长期以来，朱宣咸正直无私的先后担任了新闻、文化、教育、出版系统的美术领导工作，作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美术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对于建立、推动和促进20世纪中期与后期重庆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与走向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政府授予“献给共和国创立者”勋章。
朱宣咸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同时，他的中国画具有海上画派风格与传承，在版画方面，早期以欧洲黑白木刻为起源，后来结合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年轻时就投身人民美术事业和进步学生运动的朱宣咸，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了一大批洋溢着鲜明艺术精神，充满着鲜明时代感与社会性的中国画、木刻版画、时政漫画、插画、水粉画、水彩画、连环画等作品，不少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各地美术馆、博物馆等收藏，被《中国年鉴》，《中国百年版画》等大型文献收录；从1946年到2002年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一系列重要展览并获奖，其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风貌、学术性与多元性被《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专题评论，发表作品数千次；出版有《朱宣咸作品选》、《朱宣咸花鸟画选辑》、《朱宣咸木刻版画集》、《朱宣咸风景木刻版画选辑》、《朱宣咸漫画》、《艺术常青——美术家朱宣咸》、《朱宣咸美术作品选》等；文化、新闻、出版等六单位曾联合主办“朱宣咸从艺五十五年画展”；生平被载入《中国美术辞典》等国家级辞书。
丁品和程明敏丁品与妻子程明敏的婚姻当年在泸州被传为美谈。程明敏也是西南服务团成员，来自上海，一直和丁品是同事。“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当敌我关系紧张的时候，我这个男的自然要多照顾女同志了。”谈起恋爱过程，丁品显得很不好意思，“1952年她调到县办公室，一年后，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这样的巧合，加上之前在基层同生共死过，我们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1955年，丁品和程明敏的婚姻被泸州地委批准，并由泸县县委书记做了主婚人。 
“我们的婚房很简单，我俩把铺盖搬到一起，两张小床拼成一张大床，连枕头也没有。县委书记说，怎么这么寒酸啊。就自己掏钱帮我们买了一对枕头。”丁品笑得合不拢嘴。 
1960年，丁品所在的工作单位四川省委宣传部，接受了派干部去西藏支援建设的任务。丁品夫妇双双去了西藏。他告诉记者：“进藏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大的不满4岁，小的刚满周岁，在四川无亲无故，孩子又不能进藏。在得知调藏消息的当天，我们就拍了电报告诉孩子的外婆，并且在第二天就动身把两个孩子送到千里以外的安徽外婆家。后来，我因为工作离不开，10年未探望过孩子。等到10年以后，程明敏因病在成都疗养，我去看她和孩子们时，孩子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也不喊我爸爸。” 
听着丁品讲述他们当年的爱情故事，在大厅里用中药泡脚的程明敏一直面带微笑。 
汪作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停地称赞丁品夫妇：“1980年，丁品才从西藏自治区委党校副校长的职位上调回南京，他们夫妇先入川再进藏，等到回南京，一晃都30年了。这在整个西南服务团里恐怕都不多见。” 
当记者问汪作民当年的爱情故事时，他笑着说：“我当年被分配到弥勒县公安局工作，因为人生地不熟，所以很长时间都不怎么跟当地女同志接触。后来好不容易有女同志看上我，我也看上一个女同志的时候，‘反右’来了，一顶‘右派’的帽子扣头上，什么爱情都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