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圆券
概念介绍
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  金圆券，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1948年10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
1949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
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
发行背景
发行金圆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  金圆券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兆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
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
冀朝鼎（1903—1963），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经济学家在“潜伏”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作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冀朝鼎与孔祥熙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冀朝鼎和共产党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周恩来与冀朝鼎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
发行经过
货币发行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  金圆券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劵三十万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物价冻结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流通崩溃
市场情况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后来也遇上阻力。蒋经国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为  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蒋经国因宋美龄的压力被迫放人，本人亦因此事辞职求去。物价管制最终失败，在11月1日全面撤销。翁内阁亦在11月3日辞职。致命之处金圆券政策失败的最致命处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一个月后，至9月底已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增加到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物价飞涨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
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停止发行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其价值已接近废纸，1949年7月3日，广州政府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产生影响
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国民党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  金圆券[1]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
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他们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
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于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是造成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
台湾情况
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公司总资产1亿2千万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也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
北大情况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12月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