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达志
人物简介
张达志，1911年生于陕西葭县（今佳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1934年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红27军84师政治委员兼1团政治委员，红15军团81师政治委员、78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和劳山、直罗镇、东征等战役。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陕北独立1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警备6团政治委员，第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塞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共绥蒙区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创建雁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警备2旅旅长,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4军军长，参加了绥远、集宁、晋中、太原、兰州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治委员员会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后递补为中央委员），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1]
人物生平
  绥蒙军区副政委 张达志张达志，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任中共佳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特派员、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治委员兼一团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七十八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陕北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北延长东地委书记，八路军一二○师警备第六团政治委员，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塞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公安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兼甘肃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
大事年表
1911年4月出生在陕西省佳县。
1924年考入葭县店镇高级小学读书。 
1926年参加革命活动。
1927年春赴绥德，考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春被党团组织派赴葭县王成家村一带，利用小学教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葭县特区区委组织委员。
1931年底任中共葭县特区区委书记。
1933年5月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同时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委员，负责农运工作。
1934年2月参与指挥袭击木头峪民团的战斗，并协助组建陕北游击第四支队。
1935年1月至9月任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政治委员。
1936年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委员。同年5月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至9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区陕北东分区委员会书记。
1940年5月至11月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至1941年3月任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委员。
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任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委员。
1942年9月至12月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大青山骑兵支队副政治委员（同年10月起）。同年10月至1945年2月任中共塞北区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2年12月起任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至1945年7月）。
1945年2月至8月任中共绥蒙区委员会委员、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945年9月至1947年9月任中共晋绥分局绥蒙区委书记兼晋绥军区绥蒙军区政治委员（至1946年1月）。 
1946年1月至1947年9月任绥蒙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6年10月至1947年1月任中共绥蒙区路北工作委员会书记。率领部队参加大同、集宁战役。 
1947年8月至1948年春任陕甘宁晋绥五省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3]
1948年12月至1949年6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后兼政治委员。 
1949年5月任陕北军区司令员、陕北区党委常务委员。 6月任西北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同月起任榆林军管会第一副主任兼整编委员会主任。6月至9月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党委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军长、党委书记。 
1952年8月至1953年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西北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至1955年10月）。1953年1月至1954年10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1月入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  1956年与陈毅元帅在一起1955年5月至1969年11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1955年6月至1960年12月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60年12月至1969年11月任第三书记。 
1955年9月至1964年8月兼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务委员。 1960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9年4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69年11月至1977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炮兵党委第一书记。 
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78年3月到中央党校学习。 
1981年12月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 
1969年4月至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在中共第十二大、第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4]
投身革命
1911年古历3月16日，张达志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乡南坬村的一孔土窑里。早在1926年，当他还在店镇高小读书的时候，便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军阀刘振华的革命大潮，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
1927年2月，张达志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3月由学友乔鼎铭、高再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绥师共青团的组织委员。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
绥师——当年陕北革命的摇篮。早在北京大学就已入党的李子洲同志出任绥师校长，杨明轩担任教务主任。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所学校培养出一大批革命干部，他们曾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踏上革命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和全国各地一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绥师被查封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的教职员工被迫离开学校。张达志是其中之一。
面对险恶的形势，陕北党组织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去。1928年春，张达志接受党的派遣，在佳县王成家村、郭家圪劳村和南坬村一带，以任小学教员为名，从事发展党、团组织活动。他还根据党的指示，开展了兵运工作。1932年，陕北形势更加严峻。在榆林敌驻军八十六师里，共产党的地下士兵支部遭到破坏，数十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致使陕北特委机关已很难在榆林等县城立足。当时，特委书记赵伯平来到南坬村找到张达志，巡查了那里的工作。不久，赵伯平调离陕北特委，由马明方代理特委书记，之后遂将特委机关迁至张达志的家乡南坬村。由于南坬村和周围各村党团组织比较健全，群众基础较好，张达志家成了秘密接头的联络点。他办的冬书房成了特委机关的所在地。他一方面负责佳县特区工作，另一方面负责特委的联络接头工作。
为了党组织的安全，每当特委在张达志家召开会议、进行活动时，张达志的双亲就主动站岗放哨。对组织上存放在他家的文件、经费等，憨厚的父亲张文华格外小心，始终把革命事业放在心上，视为己任。陕北特委在南坬村活动期间，各地党的负责同志虽与特委往来频繁，从未发生过一次意外事件，保证了特委机关的安全和党的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是与张达志及其家人的努力分不开的。那时，敌人曾悬赏要买张达志的头颅，他的家院被敌人搜抄过多次，父亲被敌人抓住绑吊起来，几乎被拷打致死。党的地下负责人为了他家的平安，特地为他父亲办了一次假丧葬，堆了一座假坟，才把敌人蒙骗过去。
  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 张达志1933年5月，张达志被任命为佳县县委书记。7月，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张达志作为佳县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陕北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对以后在陕北创建红军、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张达志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负责农民运动工作。特委四次扩大会后不久，由于叛徒的告密又有6位同志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在腥风血雨中，陕北特委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常学恭等领导同志置生死于度外，在佳县寨子沟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常学恭去天津向中央北方代表汇报工作，其他领导同志分赴各地巡查，组织革命武装。1933年底，张达志参与组织领导了木头峪暴动。[5]
1934年春天，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同志以军事特派员的身分回到陕北，带领广大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这年10月，陕北特委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到陕北主持军委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陕北这两个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年底，陕北组成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兼红一团政委，随即接连打了三次胜仗。1935年4月，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北上，与陕北的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陕北，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张达志任军委委员、总指挥部党委书记。在刘志丹同志统一领导指挥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并解放六座县城，把陕北和陕甘两个苏区连成一片，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同晋军作战，打了两次胜仗，从此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张达志先后任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七十八师政委，十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参加了著名的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和东征。那时，刘志丹和张达志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直到劳山战役后，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刘志丹同志被捕入狱，他俩才暂时分开。尽管刘志丹遭到了不白之冤，但他的高风亮节却深深地留在了张达志的脑海里。
就在直罗镇战役的前夕，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来到了张村驿。此时，张达志正为肃反扩犬化要抓他，和一些革命同志遭到活埋和迫害窝了一肚子火，一见到早就仰慕的周副主席，他好像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娘，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要求调离红十五军团。周副主席安慰他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正在纠正，你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火！共产党人应能屈能伸，经得起委屈。你要继续在15军团好好工作！”这是张达志第一次见到这位蓄着大胡子的首长，首长虽然言语简短，但却如春风化雨，给他增加了进取的力量和信心。[6]
抗击日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达志任中共陕北东地区地委书记。这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达志为八路军一二0师警备六团政委。临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主席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同张达志谈了话，勉励他到前线奋勇杀敌，要讲究战术，学会打游击战。还亲笔在麻纸上，给他开了委任状。张达志一行10余人，东渡黄河到达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后，见到了周恩来和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周副主席同他亲切谈话中，特地交给他一封密信，要他亲手交给贺龙、关向应同志，并送给他一匣火柴，要他遇上危急情况把信烧掉。周恩来同志虽然日理万机，但他为同志却想得很细很细。那时，张达志一行每人只有一个背包，一穿的破破烂烂，周恩来同志便叫办事处给他们每人发了两块钢洋、一条毛毯、一套军装、一袋干粮。其间，每逢日本飞机轰炸，周恩来同志总是首先下到防空洞里，打着手电把每个人安顿好。在太原停留期间，张达志得了疟疾，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叮咛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奎宁。
张达志第一次知道贺龙同志的英名是在1927年。当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知道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的贺龙留着小胡子，长得很魁梧，给人一种威严庄重的印象。这次他们赶到神池县一二0师师部，见到敬爱的贺龙同志，他举止潇洒，谈吐爽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部下关怀备至，丝毫没有架子。在神池，张达志患了疥疮，每天要搽药，而后用火烤，行军难以骑马，贺老总得知后，特地派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到雁北前线。雁北有三宝：莜麦、洋芋和老皮袄。张达志遵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不畏环境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带领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在马寨战斗中堵击了日军向国民党何柱国部的进攻。参加了收复七县的石板沟战斗，粉碎了日军对我晋西北地区多次的血腥“扫荡”。
  红军大学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1938年，以孙超群为团长、张达志为政委的警备六团两上雁北，两打厂汉营，歼灭了当地的伪蒙军。积极配合李井泉支队北上大青山，夜袭平绥铁路以北的沙坝车站，掩护姚喆同志率领的七一五团一营，顺利地与李井泉指挥的大青山支队主力会合。
1940年9月，张达志调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大青山远看是座山，近看如平川，骑马一蹦子，步行得半天。它是晋绥的前哨，晋察冀的后卫，通往蒙古的要道。1942年，日军用2·5万兵力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在敌众我寡、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达志率领骑兵支队，同数倍于我之敌，不分昼夜浴血奋战，胜利地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和指挥机关，为尔后恢复绥蒙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受到了贺老总的通令嘉奖。之后，张达志任塞北军区副政委、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共绥蒙区党委书记。张达志在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在极端艰苦的整整八年的日日夜夜里，风餐露宿，驰骋疆场，和各族人民并肩战斗，为开辟、建立、扩大雁北和坚持大青山这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7]
消灭反动派
解放战争初期，张达志继续担任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参加了绥包和集宁战役。随后，张达志任陕甘宁晋绥5省游击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令员、警备二旅旅长、陕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晋中和太原等重大战役。在晋中战役中，张达志率部一举消灭敌暂编三十九师及忻州所属的保安团队、地方武装近万人，忻州全境得到解放，受到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在太原战役中，张达志率部攻克风阁梁、牛驼寨等重要据点，为解放太原创造了条件。
风阁梁是阎锡山为固守太原城设置的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该地位于太原城北20多公里处，西面岐子山、东面看山，是两山之间的隘口，号称太原的北大门。1948年夏，张达志率领警备第二旅的四、六两个团，东渡黄河，进军山西，10月份奉命攻克风阁梁。张达志组织部队对敌防御阵地进行了全面周密的侦察，
选择了突破口，拟定了攻击计划，确定以四团为主攻，六团为预备队。经过七昼夜激烈战斗，消灭了敌军一个加强营，占领了风阁梁的全部防御工事。这一胜利，为解放军扫清了太原沿线一大障碍，使解放军可以有效地以地面炮火控制太原北部飞机场，封锁敌人的空中运输和联系。接着，张达志遵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率领二旅接替三旅对太原东山的制高点牛驼寨进行强攻。防守牛驼寨敌兵力约一个团，两个炮碉主阵地被阎锡山改编的日本侵略军第十总队圈守着。张达志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确定首先以四团为主攻，六团作第二梯队。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付出了很大代价。最后他集思广益，发动指战员献计献策，攻敌不备。六团二营挑选了一个善于攀登的排长带领一个班，从敌侧翼攀崖而上，出其不意地打乱了敌人的阵地，我正面部队乘机一举攻破，太原解放后，张达志组织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又日夜兼程返回陕北，包围了榆林城，促使国民党二十二军举行起义。
  建国初期的 张达志建国后，张达志继续任第四军军长，1952年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公安部部长、西北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保卫社会的安定、保卫各族人民的胜利果实，为顺利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54年底，张达志由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结业后，重返西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张达志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那次贺老总来兰州军区给干部们授衔，就下榻在张达志宿舍的隔壁。张达志在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15年里，为巩固西北边防和开发建设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9年11月，张达志奉命调离兰州军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建国以来，张达志历任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九大、十大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张达志同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以表彰他对军队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8]
布衣将军
“布衣将军”是大西北的军民送给张达志司令员的雅号。不论是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火热的建设时期，张达志对党、对人民始终坚贞不渝，忠心耿耿。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充分表现了一位身经百战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德。
那还是1935年古历5月28日，红军打开延长县城后，张达志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收缴地主反动派的金银财宝存满了三孔窑洞，但他分文不沾，公事公办，除把白糖分送给伤病员，把一块手表分配给刘志丹使用外，其余的白洋、元宝等贵重物品，统统组织骡马队安全转移到后方，上交给苏区财政。其间，红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把一个金戒指给弄掉了，着急得不知该怎么办，直到几天过后找到了，才经张达志之手上交给公家。解放战争初期，西北野战军的经费异常困难，为了解决部队燃眉之急的穿衣吃饭问题，贺老总任命张达志为陕甘宁晋绥五省游击司令员，令他带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团到关中、晋南一带销售特货，同时掩护关中、陇东地区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开展活动，筹集资金。他四处奔忙，费尽心机，搞到了数以万计的经费。他每分钱掰成两半花，使每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平日，他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粗粮饭，甚至有时喝酒都舍不得让炊事员做点下酒菜，而是拌个辣椒干着喝。张达志真诚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在黄土地上吃小米饭长大的，牢记着‘粒粒皆辛苦，的祖训，牢记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始于足下，我们这些老家伙责无旁贷地应该身体力行，把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给子子孙孙。”
随着职务的不断变化，张达志普通一兵的本色始终没变。他坚持和群众打成一片，足迹踏遍了陕甘宁青四省区，连自然环境非常艰苦的玉树、果洛和唐古拉地区，他也到过。每到基层，他不是下伙房、看猪圈，就是到俱乐部和战士们下象棋、打扑克，在同指战员的亲切接触中，他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了解了群众的疾苦，为基层办了许多实事。张达志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小米、土豆、酸菜、红枣是他喜爱的吃食；微服布衣是他喜欢的穿戴。因为他身材削瘦，没有“首长体态”，所以下部队节假日穿便服外出时，有的哨兵误把他当成老百姓，出过笑话。张达志非常厌恶用公款请客。一次在军区党代会上，给与会人员多加了一个狗肉菜，他很生气，决定谁“拍板”谁出钱，特地给会议补交了170元。驻守在大西北的部队，条件比较艰苦，为了改善部队训练和生活的基础设施，张达志号召和发动部队开石棉、挖硼砂、采硫磺，大搞农牧业生产，到1969年底他调离兰州时，为军区积累了7000多万元资金。
张达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坚持生活上低标准，可是对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有困难的战友却愿意慷慨解囊，1960年，他获悉家乡的农民发展生产遇到了困难，便主动捐赠了2500元。乡亲和老部下来城里办事、看病，他常常主动地为其解决食宿和路费。战争年代曾经跟随过张达志后来复员回乡的警卫员，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过他的接济。抗战时期在张达志身后马前一起与敌人拼搏的警卫员尚斌承转业地方后，妻子多病去世，家里生活十分困难，他不仅先后两次给他寄款，而且在尚斌承后来病危逝世前，建议政府民政部门为他待业的儿子安排了工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达志同志战争年代曾负过伤，长期的革命工作又使他积劳成疾。他十分关心祖国的改革、建设与发展。张达志身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刻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多次风尘仆仆，不辞辛劳，深入革命老区和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调查研究，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并亲自接待和处理了大量的群众来访、来信。撰写了《怀念刘志丹》、《忆贺龙》、《姚喆奋战大青山》等10多篇革命回忆录，先后被《人民日报》和有关党史刊物选用。张达志非常珍惜共产党解放军所走过的光辉道路，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他诚恳地说：“我爱看《开国大典》、《巍巍昆仑》这样的电影，我希望西安电影制片厂多拍一些歌颂黄土地、歌颂大西北、歌颂延安精神的传世之作！”
1992年元月15日，张达志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西北有一位老作家称赞他当年是“火焰驹”，暮年是“老马识途”，确实是如此。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整整战斗了62个春秋。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生命是有限的，事业将永远长存。只要生命不息，我就要为革命拉车不松套！”[9]
个人荣誉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张达志
  张达志
  一级八一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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