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献忠
人物生平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  张献忠画像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明史》称他与李自成同年生，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曾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一作西营八大王。次年，参加王自用联军，为三十六营之一。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 王嘉胤死后，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崇祯八年(1635年)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
崇祯十年（1637年），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本人也受伤，政治上发生动摇。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受朝庭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 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因对官府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五月初九采用“避实捣虚”“以走致辞敌”的有效战术，重举反明的大旗。以走制敌，转战四川境，使明军疲于奔命。十四年，大败明军于开县黄陵城，长驱出川，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进破光州等地。明督师杨嗣昌因追剿失败，忧惧交加，旧病复发，在沙市去世。
崇祯十六年据武昌，称大西王。不久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1]，8月16日登基皇位。 
清顺治三年（1646年），局势越来越紧张。当部队到达川北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坡时，大西国皇帝张献忠与清朝亲王豪格相遇，两军激战之中，张献忠中箭身亡。
相关事件
高举义旗  大西皇帝张献忠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崇祯六年（1633年）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 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  张献忠起义波及范围，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大西政权货币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富户杀的一干二净。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之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蝗虫式的扫荡。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雒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暂受招抚崇祯九年（1636年）初，流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被朱明王朝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获物资巨万。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流民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反叛。暴民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  张献忠家庙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他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入川作战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义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他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义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
兵指鄂中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义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义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所谓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义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义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为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这时，李自成的义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义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义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义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义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义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义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张献忠处死楚王后，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发银六百余万两，召集各地流民。
称帝成都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贺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谋去之”。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
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如蝗虫过街，不剩一物。
九月，义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十月，义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发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说明义军对官绅恶霸的无比憎恨。
在义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④。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使“良玉军，遂不振”。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
再进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义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秦良玉率兵来战，亦被义军击败。义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义军俘获并处死。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义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建立大西政权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抗清斗争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割据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
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
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之死
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但是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没有发现清军报告张献忠尸体的文件。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轶事典故
大西货币-大顺通宝中国古代钱币之一。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大西政权于大顺年间（公元1644～公元1645）铸造。版式为小平钱，多阔缘大样，制作较为精细，铜色金黄。有光背和背“工”，“户”，“川户”等字样。发行时间短，如今存世量不多，光背相对较多，背川户价格最高。
千船沉银之谜  神秘遗失的“张献忠宝藏”300多年前，张献忠携带打劫而来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300多年来，这一史实成为传说。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一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16年8月，纹银50两”字样清晰可见。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文体局将在适当时候再现张献忠沉银遗址。
张献忠屠蜀的争议前言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清廷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  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也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为了讨好当时的统治者（清朝当局）和政治上的对立（张属于“贼寇”）而非客观事实。下面着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和双方的看法和论据　首先是一个前提：四川人口锐减　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明会要》卷五十），至清初顺治18年，只剩下8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50万）。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而且，从近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
正方观点屠成都，《明史》“坑成都民于中园”。“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客滇述》）　
“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蜀乱》）　
《后鉴录》：“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光川民。《蜀碧》：蜀民共起杀伪守牧令判等官。贼所破郡邑，置守牧令判等官，缉捕百姓。时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杀贼。一时伪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几於殆尽。 还有《客滇述》：贼悬示城中，呼川人为蜀獠，谓『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杀之』。实际上在张献忠决心屠川的时候，其控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有此情况也不奇怪。至于为何川民会反，因为张献忠打仗需要庞大的军需，因此就只能抢夺川民的粮食，加上此人好杀人，非常残暴，因此招致了川民的反抗。　有些人肯定会拿四川的张献忠庙来说事，关键是我想问下，除了梓潼有张献忠庙之外还有哪里有？至于原因在《蜀碧》中也有提及： 贼所过处，公廨、民居、园林、亭馆、寺观、楼阁，悉为瓦砾，所存者惟文昌、关帝二祠。盖关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则彼推尊为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在梓潼）大庙，又建关帝祠於东，皆极钜丽。　又云：献初过梓潼，夜梦人以宗弟红柬来谒，诫以勿杀邑民。晨起，询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张。献云：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杀之，梓潼得全。——《蜀碧》　这段虽然零散，但也可以证明张献忠因为在梓潼拜文昌侯为先祖，因此对梓潼人民比较客气，因此当地人民也比较感激他，那里的文昌庙张献忠所盖。但一个梓潼能代表所有四川吗？　还有就是“七杀碑”的传说，有人说外国人在1934年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写的是“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不是“七杀碑”。其实这个石碑正好证明了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因为在《蜀碧》《客滇述》《鹿樵纪闻》中都有记载：　
《后鉴录》说：“（张献忠）复为伪圣谕，刻石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是时崇祯十七年十一月。”《蜀碧》说：“初，贼自为圣谕六言云：‘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刻诸石。”《客滇述》说：“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鹿樵纪闻》的记载与《客滇述》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在这些明清的史料中，根本都没有所谓“七杀碑”的记载，那些说满清编造“七杀碑”传闻的可以住嘴了。至于“七杀碑”记载的来源是来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说是在山上发下了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后来与1914年被破提倡除旧思想的学生给摧毁。至于上面写的是不是七个杀就无从考证了。还有本书叫《平寇志》，是明末遗民彭孙贻所作，该书作者终身拒绝仕清，并且该书在满清的文字狱中，多次遭到满清的查禁。在这本书里也记载了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事：“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当然，凭一个张献忠是不可能将四川屠光的，在他死后，满清花了十三年才占领了整个四川，这在《圣教入川记》中有鲜明的说明：“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其他势力的屠杀
南明军：其实南明除了杨展是真正为了四川人着想只可惜杨展因为他管辖的地盘逐渐富裕，在1648年被袁韬和武大定杀害。早在张献忠牺牲以前，南明官军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拼命的反扑，残酷屠杀人民。史载，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顺治四年六月，南明官军王祥部总兵王命占领顺庆，“其始也，每家给免死牌一张，需银若干两。其继也，每牛给牛票一张，需银若干两。未几，而牵其牛，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顺治六年，南明官军曹勋部驻雅州，“其兵亦不易得食，于是纠合焦英等队外掠西道，内掠雅边，豆、麦、高粱搜括无一粒。遗黎草根、木皮充腹，迨尽，僵尸满路，城乡至显设卖人肉汤锅。”故当时亦有“宁遇恶虎，不遇曹部”之谚。　
地主武装：地主武装也是这样，如雅州“黎神武等所为，残忍妄诞，凡有俘获及挟仇相害者，但云从贼，无不手刃之。”这些地主武装，在其辖区内大肆掠杀人民，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南明监建黎军范文光“驻节雅州”，“分兵劫掠”，以致“雅民剥床见肤，各星散逃去”，“又纵兵掳掠，雅安民遭害甚惨”，所以当时有“宁逢赤眉，不逢文师”之谣。在人民看来，农民起义军（“赤眉”）比地主武装好。　
为了争抢粮食，一切仁义道德都已经不存在了。有个冯氏家族写了本《冯氏历乱录》，在书里对当地摇黄土军任意肆虐和清军开道杀人都有描写。清军攻周时缝草便杀据欧阳直的《蜀乱》记载，摇黄土军杀人，吃人之事也干不少，在一座庙里，他们抓大头的小孩，将其四肢绑住，用头撞钟，看其被撞得脑浆迸裂以此来取乐，是“更甚于献忠”。张献忠的军队是支有军纪的军队，所干之事都是有目的的，而摇黄土军就是毫无纪律的土匪了。 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所毒害的主要在川西一带，川南是南明和摇黄的地盘。随着清军入川，他们之间互相争夺，为了地盘和粮食。导致川南“孑遗者百无一二”，　
清军：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还有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清军中吴三桂所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年逾七十，淫虐无度，虏人妇女，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宏妻姜氏，尤嗜贿利，于保宁多畜无赖为义子。凡犯一恶情理难容者，贿投姜门，问刑者即莫敢问。广（广元）、南（南江）、通（通江）、巴（巴中）、太平（万源）诸州，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税及屠者、草履、鸡子，一切诛求。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康熙十五年，“吴三桂遣伪将军何德驻雅，征调烦苛，愁怨之气，酿成瘟疫，上南（即上川南）之人，死亡甚众。”“吴逆诏各州县输纳粮米运永宁军前，……有司昼夜飞催，惨苦万壮（状）。又值云南兵马，久驻保宁地方，人人思归，悉披坚逃反，连路尽遭殃害。”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可见从六百万人减少到8万人的真凶是清军（包含吴三桂），南明，张献忠，摇黄土军和各路强盗土匪共同所为，加上灾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离等天灾人祸，才是导致川人减少的真正原因。 
补充，其实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嫁祸到张献忠身上，如《蜀龟鉴》：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反方观点（1）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2]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清兵们吗？可见当时的清兵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