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思州古城
概述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思州，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移治今务川，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置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 年）置思州府。思州为州660年（治今沿河497年、治今务川160年），思州为宣慰司135年（治龙泉坪2年、治清江城123年），思州为府500年（治今岑巩）。
今沿河县的思州城建于隋，完善经营于唐、北宋，文化风格是唐城，今务川思州城建于北宋末，完善经营于南宋，文化风格是宋城；思州宣慰司城在龙泉坪和清江城，建城、完善经营在元代及明代前期；思州府城在今岑巩县，是明清文化风格。
几处思州（土司、府）思州古城风光(8张)古城中，最珍贵的、保护和综合利用价值最大的是位于今沿河的唐思州古城。不仅是因为它最古老、年代远久而愈珍贵，而且因为它是古代乌江流域开发史上最辉煌的时空片段，是古黔中文化的主要形成与发散中心，是贵州行省形成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节点。它不仅对于当前研究西部大开发有重要意义，保护和综合利用好它，甚至对贵州、西南地区、民族、国家以至人类都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珍贵的文化遗产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羁縻思州，武德四年置务州治务川（今沿河河东古城、经治州），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思州治迁今务川，思州（务州）治今沿河500年。其中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的497年，思州（务州）治所在今沿河县城河东古城，这在《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贵州通志》等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实地踏勘考证，至今仍然能够得到丰富的确切的实物佐证，古石板街、古码头、古城护城河、古城内外城墙等，遗迹宛然，古城形制依稀可辨。唐武德元年至武德四年之羁縻思州，目前尚不能准确定位其治所地点，只能根据《贵州通志》、《元和郡县图志》、《思南府志》、《岑巩县志》、《沿河县志》等史书记载，推测其治所在今思渠荷叶坪至印江河口之间，可能性最大的是荷叶坪古城和城址头古城，其次黑獭、官坝、坝沱、沿河城区亦有较大可能。  唐代思州古城(遗址)示意图盛唐时期的思州，辖区包括今沿河、务川、酉阳、秀山、印江及德江大部、思南一部，总面积20000平方千米以上。从辖区面积、交通区位、战略地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考察，思州都是当之无愧的黔中首郡。今贵州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銮塘书院”创办于唐宋时期的思州，今贵州历史上最早的名茶“思州茶”也成名于唐代思州。《茶经》、《贵州通志》等史料上有记载。
唐宋思州，到元明间演变为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裁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设立思南、思州、乌罗、石阡、铜仁、新化、黎平、镇远等八府，并在思州、思南八府基础上建立了贵州行省。也就是说，唐代思州是明代十三行省之一的贵州行省的渊源，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之说。有人说，古思州是一位文化老人，以乌江文明扁担，一头挑彭水、涪陵，一头挑思南、镇远，挑走古时黔中道，挑来今日贵州省。贵州简称“黔”，就是为了纪念古思州这位乌江文化老人。
乌江水运中枢
乌江，古称巴江、延江水，亦名黔江、涪水、涪陵江。今沿河（思州）至思南段唐称内江，后改德江。乌江航运历史悠久。据《史记》载：早在距今2300多年前——即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秦将司马错率兵由枳(今涪陵)入，溯巴涪水(今乌江)，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率巴蜀兵十万，船只一万艘，载米六百万斛，自岷江而上，入长江。转溯巴涪水，再次夺取楚商于之地。这是目前所见乌江有远程运输的最早记载。
汉代，今贵州北部乌江流域下段，属涪陵县。蜀汉、西晋时期，曾在乌江干流置汉复县和万宁县。到了西晋末年社会动乱，王室偏安，土著族自立为长，相继分裂出去，历200余年，其间建置动态不明。至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涪陵豪长田思鹤归附，武帝以其领地遥置奉州，后又改置黔州（今彭水），包括今贵州东部边境。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信州总管龙门公宇文述招慰生瞭王元殊多质等，朝廷以其地遥置费州。
隋代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于乌江置涪川县（今思南、德江间），十九年（公元599年）又置务川县（今沿河县），是乌江通航河段沿江正式设县治的开端。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涪川隶于黔安郡(郡治今彭水)。务川初隶庸州（今黔江区），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置务州。历代在乌江沿岸设郡县治所，多因水运之利。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乌江支流洪渡河口置洪渡县，隶黔州（州治彭水县）。今遗址尚存。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在黔州设都督府统辖附近各州，洪渡成为乌江进入今贵州的门户。使节往返，官吏调迁，贡赋运输多经过这里。同年，洪渡县治移至龚湍（即今龚滩镇）。洪渡县移治原因，主要是因为乌江航运发展。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以后，各州几度调整易名，务州改名思州，又分出部分置费州，朝廷对乌江中游地区的控制愈为加强。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思州领务川（州治、今沿河）、思王（乌江支流印江河口）、思邛（今印江）三县；费州领涪川（州治、今思南）、多田（今思南潮砥间）、扶阳（今德江煎茶溪）、城乐（今凤岗北）四县。除扶阳、城乐外，上述各县都在乌江干流或支流沿岸。
唐代沿乌江通航河段普设县治，反映了水运、港口与城镇间的相互关系，水运促进沿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而设治要利用水运，又促进了水运的发展。
唐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很严，高宗时设南选使，由五品以上清正官员充任，由御史同往各州县检查，以定升降调迁。黔、思、费各州沿江城镇与水路运输虽有一定发展，但与中原相比，还是属于荒僻之区，生活条件艰苦，成为朝廷贬谪官员和流放“罪人”的场所，先后谪来比较知名的就有十数人。如天宝五年（公元746年），陇右节度使皇甫帷明得罪权臣李林甫，贬播州太守；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秦州刺史韦伦因攻吐蕃战败，贬务川尉；同年，贬御史中丞毛若虚为牂州宾化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卢杞奸谋失败，贬新州司马，同党白志贞贬思州司马，赵赞贬播州司马。又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承乾谋反被废，流徙黔州，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流放黔州；至德二年（公元767年），大诗人李白因辅佐永王李璘，事败后流放夜郎，后得赦免；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宰相第五琦除名，长流夷州。以上这些人员流动，入黔时以走水路为便捷，相应增加客运运量。《唐诗纪事》中，有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刘禹锡《送义舟师却还黔南》中有“黔江秋水侵云霓，独泛慈航夜不迷。”的诗句，说明客运已是当时水运经常性的活动之一。
黔州是夔州路的贸易活动中心之一，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曾在此设置夔州路市易司，十年（公元1077年），规定黔州商税税额为五万贯，数额多于巴、忠、万、渝各州，商贾往返，物资聚散，都能得到乌江水运的方便。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为赶运军粮，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席益提议，收拾上游的漂木，并就近采集木料，于黔、泸等州打造运船，以弥补私船的不足，是为乌江有官船记载的开始，今沿河县境内尚保留有官舟的地名。
盛唐黔中首郡
思州，1999年版《辞海》注：“州、土司、府名。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置。治务川（今贵州沿河东）。辖今贵州务川、沿河、印江和重庆酉阳、秀山等县地，唐末废，北宋末复置，不久废，南宋初再置。”由此肯定了沿河在隋、唐、五代、北宋时期，是务川县及务州、思州的治地。
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招慰蛰僚奉诏析黔阳县地置务川县，辖地包括今沿河、秀山全境和酉阳、印江、思南、德江、务川部分地区。《元和郡县志》载：“务川县中下，约150户，因地广人稀，分为二乡，一日归义乡，二曰楠木乡”。治地在今沿河县城乌江东岸。《元和志》载：“内江水，一名涪陵水(乌江)，在县西四十步(约200尺)，因川为名，曰务川。”初隶庸州(治今黔江县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庸州废，原领石城、务川、扶阳县改隶巴东郡(治今奉节)。《隋书·地理志》载：巴东郡统县十五，务川县第十四。《务川县志》亦载：开皇十九年(599年)，招慰蛰僚，析原黔阳县地置务川县，县治在今沿河县城郊，辖地有今酉阳县西南部、秀山、沿河县全部、印江、思南、德江大部。隋务川县在今务川县领地只有红丝、大坪、石朝等地。
唐代设道作为中央监督机构，初将全国划分10道，后调整为15道，沿河地南部属思州（务州）务川县，北部属黔州洪杜县，先后隶江南道和黔中道。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析彭水、石城县地置洪杜县隶黔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牂舸要道，请置郡以抚之，于县地置务川郡，旋改为务州，领务川、扶阳、涪川三县。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以州境内有思邛水得名。
思州曾改名为宁夷郡。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思州为宁夷郡，领务川、思王、思邛三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名思州。
《黔中文化初探》（蔡盛炽著） 有关于黔中、思州的重要记述：
巴以后，楚国和秦代都设过黔中郡。唐代的黔中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到唐末(907)计174年），辖境为北到湖北建始，南到广西凌云，西到贵州毕节，东到湖南沅陵，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彭水为道、州、县三级治所驻地，为今渝、黔、湘、鄂、桂结合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与黔州南部接壤的思州，因为这里在东汉建安六年(201)，即建永宁县(后改名万宁，今思南)于此，汉人最早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唐代武德年间(618~525)已经大量开垦了稻田，因而在思南以北建了多田县。粮食除自食外，还有余粮酿酒，东谢有“婚姻以牛酒为聘”的习俗。
乌江水道，为黔中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黔中道的官员及朝贡人员来往、食盐外销，丹砂外运，都取此路。为适应乌江水急浪大的特点，竟造出了国内惟一的大型歪尾木船，开凿了石壁上的纤道，木船上行和过滩时，用人力吼着号子拉纤，形成独特的乌江文化景观。因为龚滩和羊角碛的险滩，分别形成于明代万历和清代乾隆时期，所以，唐代的乌江航道，比明清以后畅通。包括今云南的洱海、大理等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央进贡，都选择乌江这条水路。
黔中道在唐代的百多年中，战乱较少(只有局部的叛乱与平叛共八次，除一次持续三年外，其余在年内或跨年结束)，社会相对安定，给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西汉在郁山建涪陵县开始，就实行流官制，即由中央在全国而不在县内选拔任命，按任期轮换而不能世袭的制度，官员们从各地带来了外地文化。
黔中（黔州、思州等），既属蛮荒之域，而又社会安定；既有崇山峻岭，而又水运方便；既为西南徼外，而又物产丰饶，可按唐制提供一品供给所需的物品。于是成了流放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的理想所在。这些人在政治失了权势，但在生活上，不会受到亏待，还是保留了原有的标准，这又给彭水带来当时最先进的文化。
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十四子曹王李明、唐高宗废太子李忠、唐高祖十四子霍王李元轨等四人，都是流放在黔州的，其中三人(李元轨死在流放途中)都死在彭水，初葬在彭水的。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也流放到黔中。
柳芳，原在史馆编修国史，被贬到黔州后，仍笃志论著。正好高力士也流放巫州(今湖南省洪江市)，在黔州相见。因高对宫中事颇详，柳向他询问开元、天宝年间诸事，写成《唐历》四十篇。
唐代诗人孟郊、李白、杜甫、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贾岛、贯休等，及在黔中任职的官员(大多能诗能文)等24人，留下了许多反映乌江和黔中的作品，其中诗就有29首。
唐黔中道地区各经治州情况表
经治州  治地（今地名）      辖县    辖区今县名
黔州        彭水县（彭水）      六      武隆、彭水、黔江
思州        务川县（沿河）      三      酉阳、秀山、沿河、务川、印江
费州        涪川县（思南）      四      思南、德江
夷州        绥阳县（凤岗）      五      湄潭、凤岗、绥阳
锦州        卢阳县（麻阳西）    五      松桃、铜仁、万山
播州        遵义县（遵义）      三      遵义
珍州        丽皋县（正安西北）三        道真、正安
溱州        荣懿县（綦江东南）五        綦江
南州        南川县（綦江）      二      綦江
涪州        涪陵县（涪陵）      五      涪陵、武隆
施州        清江县（恩施）      二      恩施、建始
溪州        大乡县（永顺东）    二      大乡
辰州        沅陵县（沅陵）      五      沅陵
巫州        龙标县（黔阳西）    三      溆浦、黔阳
叙州        （即巫州）
朗州        武陵县（常德）      二      常德
业州        夜郎县（芷江西）    三      岑巩、镇远
奖州        （即业州）
唐玄宗置黔中道时，除了设置与内地相同的黔州、思州等十八个经制州外，还设置了应州、充州、庄州、牢州、矩州等四十九个羁縻州。羁为马龙头，縻为牛鼻绳。虽含轻篾，但意在牵连与束缚，把他们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这是唐代在民族地区设置的行政机构，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说是古代“民族自治”的机构，是唐代在处理民族地区行政制度上的创举。在官员设置上，都与内地相仿，设有刺史，为全州的行政长官。所不同的是，刺史由朝庭任命本地民族的首领担任，而且“皆得世袭”；州内所有官员(包括各县的县令)都由当地族人充任。各州长官都要在遵照唐王朝的历法和服从中央政令的前提下，进行治理。只在刺史之下，设立由中央派出官员担任的“长史”，代表中央，  “就其部监领之”(《唐会要》卷96)。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又颁布《铨注法》，规定黔州等地的州、县官，由都督选拔当地土人担任。仪凤元年(676)鉴于黔中等地都督府近年从土人推荐的官员“不精”，规定每年派遣五品以上的清正官员为“南选使”，到各地进行检查。 本着“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资治通鉴》卷193)的原则，让他们住在原地，照旧生活，不向他们征收赋税，不要他们呈报户口，允许他们保留军队，不限制其数量。在法律上，《唐律疏义》明文规定：“化外人(指少数民族)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
为体现国家的权力和民族地区的归属，各羁縻州要定期向中央“朝贡”。贡品虽为当地的土特产或珍奇异物，但朝庭所给的赏赐所值，则数倍于所贡。
在这些政策的感召下，从武德三年(620)，到贞观三年(649)就有牂牁(今贵州瓮安)蛮首谢龙羽，和他们的另一支(所据地为今贵州江口、石阡等地)、东谢(今贵州台山、剑河等地)酋长谢元深、南谢(今贵阳等地)酋长谢强，到长安朝贡，表示臣服。中央分别把他们原有属地，改名为牂州、充州、应州、庄州，册封他们为刺史，属黔州羁縻。
从贞元七年(791)到十八年(802)牂牁刺史五次入朝，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到唐宪宗时，进贡队伍越来越大，贡品也越来越多，怕路上发生意外，元和二年(807)规定，牂舸等羁縻州的进贡人员先到黔州集中，并由黔州派兵护送。
唐王朝还像把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把皇室之女下嫁给“盘瓠苗裔”冉安昌之子冉仁才那样，把唐高祖李渊的第四代孙李延年之女许配给“牂牁苗裔”赵国珍，使赵与皇室的关系，更加亲密。
中央不干涉羁縻州的内部事务。开元十年(722)，牂牁刺史谢元齐死，唐王朝任命其孙嘉艺袭其爵位。到开元二十五(737)，牂舸大首领赵君道来朝，并献方物。说明在这十多年里，牂牁的统治者，已经由谢家变为赵家了。但赵家仍旧任用谢家的头面人物为官，保持了牂牁内部的稳定。朝庭仍授赵君道为刺史。
这些举措，加强了民族团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羁縻州的设置，有利于社会安定，从而节省了管理成本。牂牁蛮的首领赵国珍，就是按这些政策而担任了黔中都督兼本管经略等使，不仅“臣”了“异俗”，还“假了“军号”，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道级官员。赵国珍没有辜负朝庭的信任。唐玄宗时期，北方持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国家损失极大，连唐玄宗都逃往成都了。但黔中道在赵国珍的经略下，却安宁无事，给黔中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羁縻州的设置，为我国在当今世界上，成功地解决国内棘手的民族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黔中道，以她广袤的区域，多类型的地貌，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加上李唐王朝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但哺育了生活在这里多种民族，还使他们各自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他们以盐丹开发为主导、乌江水系为通道，吸纳多种民族文化和皇室文化等外地文化，共同创造了农耕、渔猎、手工业、水上运输、商业等各行各业独特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经过历史的发酵，终于酿出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共存的黔中文化。如果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一串璀璨夺目的宝珠的话，那么，黔中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颗。
思州在黔中道的地位十分重要，堪称黔中首郡。首先，思州在黔中道十多个经制州中地域面积最为广阔。《新唐书》记载：武德四年置务州，领务川、涪川、扶阳三县，贞观四年改为思州。涪川县治所在今思南境，扶阳县治所在今德江煎茶溪。思州（务州）理应包括今思南、德江、凤岗。《贵州通志》（万历）记载：“石阡府……唐初为思黔二州地……（武德）四年以思州之宁夷县置夷州义泉郡即今府治”。更说明今凤岗、石阡曾一度为唐思州辖地（务州改思州前有一思州，史志纪其废而未祥其置，根据现有资料推测，此思州当在武德元年与黔州前后设置，治所当在今沿河、思南亦或德江、印江间，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乌江文化之迷）。唐初的思州包括今沿河、务川、印江、酉阳、秀山、德江、凤岗及思南、石阡部分地区，总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以上，后分出一部分置费州、夷州亦不下两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黔中首郡；其二，思州是黔中道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地理中心；其三，思州是唐王朝控制黔中的战略要地；其四，思州是黔中道开发最早、物产最为富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州之一。
今天，沿河县城附近皇榜石、曾子坝、司马溪、銮塘、官坝、翰林等地名仍散发出盛唐的文化气息，而思南、思渠（今沿河、酉阳境各有一个）、思水、红思、思邛、思王、思塘、思林等数十个古今地名则更是由盛唐黔中首郡——思州直接衍生出来的。
贵州立省的根基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贵州布政使司，自此，贵州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建省之初的贵州版图，大致与盛唐时黔中道相当，因有“黔”这个简称；其主体为由古思州发展演变而来的思州、思南等八府。可以说：古思州是贵州省的渊源，是贵州立省的根基。《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十五年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治贵州宣慰使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使司同治。领府八，州一，县一，宣慰司一，长官司三十九。”八府即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乌罗府、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新化府，均为永乐十一年二月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置，与贵州布政司同时诞生；一县即务川县，为隋开皇十九年所置，时治今沿河（务川县治沿河历隋、唐、五代、北宋，即隋开皇十九年至北宋政和八年，计519年），一度为古务州、思州、宁夷郡治所，是贵州省唯一于建省前设置并至今一直保持建置的古县；一宣慰司即贵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二月来属；一州即普安州，永乐十三年十二月改为州，直隶贵州布政司。务川、沿河均因乌江而名，都寓有经营、开发乌江之意。乌江，不愧贵州的母亲河！
思州大事年表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授田宗显黔州剌史。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置务川县，治今沿河县城乌江东岸。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羁縻思州。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羁縻思州，置务州治务川，经制州。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经制州。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宗显四世孙克昌筑思州治于今沿河。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田公荣加思州节度使，升中书侍郎。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思州为宁夷郡。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置思州。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田时丰兼领思州节度使。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田佐禹领思州节度使。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都虞侯赵延浦任思州刺史，土著田氏族人不宾附，朝廷将思州等列为化外州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田祐恭移思州治于今务川。思州治沿河497年（公元618年——620年治所待考）。
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置思州军民安抚司，领镇远州、务川县、九个蛮夷长官司。思州治由务川迁龙泉坪(今凤岗小谷庄)，置龙泉坪和水特姜(今思南)两长官司为附廓。思州治今务川160年。思州为州660年。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司治毁于火，移治清江城(今岑巩)。思州（土司）治龙泉坪2年。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敕还旧治未果。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思州安抚司升为宣慰司。
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省思州宣慰司隶顺元路军民安抚司。
至元廿二年（公元1285年）析务川县东南部置沿河祐溪长官司。
至元廿九年(公元1292年)，复置思州军民宣慰司，隶湖广行省。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思州宣抚使田仁厚归顺朱元璋，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务川、邛水、信宁等十县，龙泉坪、水特姜、沿河祐溪等三十四长官司，仍以田仁厚为宣抚使。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镇远知州田茂安不屑堂侄田仁厚统辖，据其地以献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旋改为思南宣慰司，治龙泉坪。
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田仁智亦归附朱元璋，仍授思南道宣慰使，隶湖广行省。从此，原思州分为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置思州宣慰司。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思南宣慰司迁治于镇远。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思南宣慰司迁水德江(今思南)。
永乐八年(1410)，思南宣慰使宗鼎、思州宣慰使田琛获罪下狱。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田琛、宗鼎两宣慰正法。其辖地分置思州、思南、黎平、石阡、铜仁、镇远、新化、乌罗八府，实行改土归流。思州（土司）治清江城（今岑巩）124年。思州宣慰司（安抚司）存续135年。
清代仍置思州府。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思州府改思县。思州府存续500年。
民国省内（公元1915年）裁思州四土司。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思县更名岑巩县。思州之名延续1312年。
唐代古城（遗址）保护与利用
今沿河历史上一直是巴楚黔中地、秦黔中郡、唐黔中道的核心区域，是盛唐黔中首郡——思州的治所；古务州、宁夷郡治于今沿河；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于今沿河所置务川县，历隋、唐、五代、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迁治今务川，治于今沿河长达519年，这个闻名世界的丹砂古县，是贵州历史上唯一设置于隋唐而一直保持建置至今的古县，是贵州建省时唯一的县。  唐代思州衙署遗址《元和郡县图志》载：“隋开皇十九年置务川县，属庸州，大业二年（州）废。武德四年于县置务川郡，贞观四年改为思州，以思邛水为名。“务川县：中下。郭下。本汉酉阳县地，属武陵郡。自晋至陈并为黔阳县地，隋开皇十九年置，因川为名。内江水，亦名涪陵水，在县西四十步。”这说明古思州、古务川县治所在今沿河河东老城。《贵州通志》（万历）载：“废沿河宣抚司：司治江东岸，元至大间与宣慰田氏争职坐，废，遗址尚存。”民国《沿河县志》载：“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春，沿河系谢汝霖旅（刘国圃团）驻防，王督办天培命周源稷由川来思招募。是年二月，周命王木匠率兵争防，谢部退出东岸。王部进驻沙子场，谢部反攻，王部退回，焚烧县署，延及民房甚多，自是两部隔河对峙”。此县署遗址即今河东粮站，现在县署门楼尚在，院墙、基址依稀可辨。今河东居民将其称为新衙门，而将南门泗王庙称为老衙门，因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思南府移治沿河泗王庙。据考证（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和河东古城现场踏勘），隋务川县（公元559年置）县衙应在今坪上报恩寺。这一带是古务川城的核心，地势较高，平坦开阔，东有桅台坝作军事堡垒，东南有东山之险，西有观音岩和乌江可据，北、东、南三面均有护城河遗迹，不城自固，易守难攻，且交通便利，是古代建县衙的理想场所。北宋末（公元1118年）务川县、思州治迁今务川，县衙址在明清为报恩寺，民国时期为和平镇镇公所，历代均为公用地。桅台坝、东山、花园坡、观音岩、乌杨树沟、廖家嘴、龙砸嘴、三重桥、天生桥、鱼洞沟等地名古韵悠悠；廖家嘴码头在唐代是忙碌的思州码头；田坝当与思州田氏有历史渊源；周家坨、王家朝门等地名记录了古城明清时期文化的兴盛，周家自周述谦于清咸丰癸酉（公元1853年）中进士，周氏一门先后出进士、举人四名，王氏自王有道于明万历间中举后出进士、举人近十人。民国《沿河县志·古迹志》记载：“观音岩，在县东，石壁上有‘观音岩’三字，笔势飞舞，署唐吕碞题。“天生硚（桥），在东岸鱼洞沟。石骨横亘，底深上阔，不施斧凿，天然若硚（桥）。水经其下，人行其上，为涨水时往来要道。“三重桥，在东岸，建于两岩之间，为县东通龚滩必由之路（桥址在今河东粮站与沿河中学之间的鱼洞溪口，为三重石桥奇观，相传一重建于汉代，二重建于唐代，三重建于明代）。“报恩寺，在县东，建于明时，道光九年（公元1827年）邑人萧景仲重修。“观音阁，在县东。《思南府志》载：‘高阁撑云，危栏俯地。山光水色，涤人尘襟。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毁于火。’“泗王庙，建于乾隆间（公元1736—1795年），有亚元萧明程碑叙。前为思南府移治沿河行署，后为弹压委员和分治委员衙门。”可以说，河东古城每一寸都是文物古迹。今河东粮站是原民国沿河县署，门楼尚在，它也是元沿河宣抚司故址和唐思州古城遗址。思州署衙基础依稀可辨，北面、东面护城河及古城墙遗迹尚存。从现存遗迹可推测，唐思州城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其形、其神颇有几分汉未央宫乃至唐长安城的韵味。今河东古城尚有黑巷子、周家坨两条保存完整的古石板街，它们应是唐思州城的重要主干街道，经宋、元、明、清，见证着古城千余年的沧桑。盐会堡、盐会路、官店街、万字号等古地名诉说着古城的商业特色和曾经拥有的繁华。
城镇化的潮流不可逆转， 保护古城镇、古街区、古村落、典型民族村寨等物质文化遗产，形势严峻。沿河发展小城镇、推进乡村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应是：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和民族特色，找准功能定位，优化区域布局，有效保护和综合利用思州古城等文化遗产；充分利用沙沱、彭水两电站建设工程移民、国家级麻阳河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新一轮扶贫开发异地扶贫移民等历史机遇；以建设黔渝湘鄂边区文化生态旅游强县、贵州特色生态农业强县、乌江中下游清洁能源富县和循环工业大县为目标；全面规划，重点突破。近期重点抓好县城和平镇的规划建设：
充分发掘沿河历史，准确定位沿河未来发展趋势，高规格编制城镇发展规划。近期重点抓好河东新区、乌江三桥、旧城改造、防洪堤工程等建设，重塑沿河乌江中下游重要港口城市、黔东北、渝东南区域交通枢纽和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形象。
因沿河在贵州的区位及乌江之惠，成为贵州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开放前沿是必然的；作为区域水陆交通枢纽，自古如此，唐代尤甚，明清至民国一直保持，建国后因有国道326线和省道411线也一度风光。可近几年来，乌江水道作用弱化，省道411线降为县道，渝怀铁路未过沿河，沿河几千年来的交通枢纽地位被无情取缔了！
盛唐古思州文明、乌江黄金水道、明清盐运经济、传统沿河四宝、鸾塘书院，它们以及它们所展示的辉煌和代表的时代已经远去，成为历史。我们没能让历史凌固，只留下国定贫困县的帽子。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丢失了！
沿河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第一要注意的是再现沿河的历史，展示沿河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再创辉煌。沿河的县城规划、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体现江城风韵，展示古思州文明。
元朝废沿河宣抚司后，政权机构和城镇重心几乎都在河西，河东的发展受到抑制。也因为这样，唐思州古城的基本格局得以较好的保存，我们沿河，我们乌江，我们贵州才有幸拥有“唐思州古城”这一世界级的珍贵文化遗产。它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可是它坐落在沿河，沿河人最有义务保护好它，也最有条件利用好它。
前几轮旧城改造，已使河西成为颇有现代韵味的新城区。河东古城，仍然得以保存！城南区改造、河东新区建设、移民小区建设告一段落后，就该启动河东古城“改造”了吧。我们主张不要简单的改造，而是要特别保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统研究——综合利用。
特别保护，山西平遥古城、贵州镇远古城可资借鉴；系统研究，思南古城、彭水古城、唐长安城可供垂询；综合利用，贵阳甲秀小区是成功范例。甲秀楼小区既得到了完整保存，又与周边城区十分协调，相得益彰，十分完美，堪称世界典范！
沿河建思州文化小区？还是思州博物馆、思州遗址公园？有待相关专家研究，各界人士献计。总之，要给予最好的、最有效的保护和综合高效可持续的利用。
思州（司、府）古城
思州古城以思州古城人文景观为主，面积19.86平方公里，包括8个景点，即“古思州八景”，如龙江河部分景区有“白鹤鸣皋”，在今城关小学内，有元末古柏一株，群鹤聚集而誉名，树高30米，占地144平方米，与“状元桥”，荷花池，文庙等建筑构成一奇秀景观；“一山拥翠”在城北隅，山平地突兀，如擎天大柱长满青松、翠柏、剌油、黄秧等合抱古木，叶稠荫翠，元明清思州治所建于山脚，绿树红楼互相衬映，景色壮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