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池田澄江
简介
  池田澄江
1945年日本战败，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被生母弃养在黑龙江。一户好心的中国家庭收养了她，取名为“徐明”。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了回日本寻亲之路。通过法律武器，她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承认其日本人身份的日本遗孤，并在1987年2月3日得到了日本国籍。“徐明”为自己起了一个日本名字“今村明子”。
1994年，在一个咖啡店，“今村明子”与同桌的一位日本女士聊起了天。徐明说自己是一位日本遗孤，那位女士就向她打听自己妹妹的情况，称自己的妹妹当年也留在了中国。两人越说越像。最终，DNA检测证实两人确实为亲生姐妹。
就这样，1996年8月，“今村明子”的名字最终变成了“池田澄江”。
刚接电话时，池田澄江用的是日语，一直是“哈依、哈依”。听到记者说中国话，她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回答，磕磕绊绊。在电话里聊的时间长了，她的中国话越说越流利，而且透出一股东北味儿，“你说那个啥？可不嘛。”
65岁的池田澄江的中文名字叫徐明。她是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的遗孤。1981年，她回到日本。这些年，她一直在为日本遗孤争取更多的权益。
她把这次回国叫做“感恩之旅”。她说：“我们虽然是日本人，但是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这次是45个日本遗孤，10个律师，4个日本国会的议员。律师和议员都是帮助我们维护过权益的人。45个孤儿是考虑到日本各地，每个地方一个，当然还要经济条件允许的。[1]
在中国
出生后10个月，这个原本叫池田澄江的小女孩被日本生母被迫弃养并最终被一对中国夫妇收养。从此“徐明”成了伴随她43年的人生符号。1981年前，“徐明”是个生活在哈尔滨牡丹江的“中国人”，普通却又特殊；此后6年，“徐明”是个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流淌日本人的血液，拿着中国护照。[2] 
成了弃婴池田澄江的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带到了西伯利亚，她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女儿颠沛流离地逃难，后来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难民收养所。一路上备受煎熬的母亲早已经没有了奶水，收养所里也没有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东西，她很快就被饿得奄奄一息，焦急的母亲只好背着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看见路过的中国人就苦苦哀求人家收养孩子。后来一对李姓和王姓的夫妻终于收下了小池田，后来又介绍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并给她起名徐明。 [3]
被歧视由于大家都知道她是被抱养来的日本孩子，幼时的徐明因为特殊的身份经历了一段被人歧视的日子，每次出去玩她都被其他孩子叫做“小日本鬼子”，而她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小日本鬼子”是啥意思。 
七岁上小学后，学校里组织看电影《地道战》，当看到电影里的日本兵烧杀劫掠时，孩子们对日本兵的仇恨转嫁到徐明的身上，开始有人喊起了“打倒日本”，还有些人指着小徐明说她就是日本鬼子，一些孩子跑过去打她的脑袋，小徐明吓得躲到凳子底下哭。直到老师从凳子底下拉出了她，并且教育其他孩子坏事都是大人们干的，和小孩无关。老师的爱让徐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并且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教师。 [2]
养父母的爱在池田澄江的记忆中，养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虽然童年生活异常艰难，但养母却给予了她超乎寻常的母爱。 
由于做买卖的养父亏了钱，每到过年过节家里会有很多讨债的人追上门，养父还因为做黑帮工两次被抓，家里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能让娘儿俩活下去，养母每天早出晚归，凌晨三点就起床去排队进冰棍卖，而这对于连路都走不稳的小脚女人来说特别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但池田澄江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仍然带着一点幸福的感动：“到了过年的时候，其他家的孩子又有新衣服又有新玩具，而我什么都没有，后来养母看我挺可怜的，为了尽量让我高兴，她就把结婚时穿的小棉袄从锁着的箱底里拿出来改了给我穿，我长大一点就放开一点。” 
由于养母为了养家糊口而早出晚归，平时母女俩也总是很少能见上面。小时候的徐明常常半夜做噩梦醒来，却总是触摸不到原来睡在身旁的养母。“生活的重压让养母失去了笑容，她总是闷闷不乐，家里的气氛总是那么压抑和凄凉。有一次半夜醒来，我还看见养母叠着两张凳子要上吊自杀，这事后来给我造成特别大的心理负担，于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想念自己那不知身在何处的亲生父母。” 
地理课上老师拿出来地图，小徐明就偷偷地瞅日本在哪儿，但又不能说出来，怕被其他孩子欺侮。她回忆道：“夜里悲伤的时候就往东边瞅，就说妈呀爸呀，来接我吧，以至于后来都成了习惯。” 
养父也为徐明的健康倾注了心血，在她刚被收养时，患眼病几近失明，养父背着她到处求治，终于使她的眼睛复明。徐明渐渐长大，养父母还费尽千辛万苦，供她上完牡丹江师范学院，而徐明也如愿成为了一名教师。 
不过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作为日本遗孤的她并未能到一个好单位，而是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一个小学，一呆就是十年。在这里，她和一个伐木场开拖拉机的工人结婚。直到中日建交以后，徐明才回到了牡丹江城里的林业学校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了她生活新的希望。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决定从1981年开始，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而徐明也开始积极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而努力，并多次给公安局和日本大使馆写信寻求帮助。 
寻亲之路时间到了1980年的一天。 
徐明的寻亲之路有了意外的转机，她意外地接到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电话，让她下班后去见一个日本访华团。不会日语的她是用手语和日本人交流的，还把自己的情况用中文写成信交给一个随团的记者。记者回国后报道了她的故事，一位寻找遗弃在牡丹江的女儿的日本老人看到报道后写信和她联系，在经过10多次通信并确定血型符合条件后，这名家在北海道的老人认定徐明就是她的女儿。 
徐明这样回忆了那时候的激动：“终于找到家了，从小困扰我的身世问题终于可以知道了，我特别兴奋，恨不得马上就飞到日本去。” 
可是这时养母却舍不得她走：“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回日本了，我们怎么活啊？”而养父却劝养母放下不舍：“这孩子背井离乡几十年，能不想家吗？她的亲爹亲娘也想她啊。你死拦着，能对得起孩子？”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回日本寻亲之路，同行的还有徐明的三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6岁。 
赶出家门徐明回到日本后，事情却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3个月后，当DNA鉴定结果出来后，徐明并不是那位日本老人的女儿，变脸的老人开始撵她出门，每天早上喝酒耍酒疯摔东西，还说：“你是中国人，赶紧回中国去！” 
又过了三天，老人开始不给徐明和三个孩子饭吃，倔强的徐明却不想因此回中国。她想，要是回了中国也许就一辈子就再也找不到亲生父母了。可是她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找日本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延期却被拒绝。
回日本
第一个恢复日本国籍的遗孤叫今村明子。这个特别的今村明子就是43岁的徐明。“今村”是一个帮助过她的日本人的姓，“明”则是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那些难忘岁月。 
无路可走回到自己的祖国却无处安身，举目无亲的徐明一度想到了死，并且写好了七封遗书。最后，她看着熟睡中的孩子的脸，想到自己小时候看到养母欲自杀时的遭遇，最后还是选择了活下去。后来，徐明找到了领事馆，并且经过领事馆的交涉，徐明一家最终免于流落街头。 
签证到期的压力让徐明备受煎熬，在领事馆和其他华人的帮助下，徐明和三个孩子来到了东京，东京的报社把徐明的遭遇报道了出来，“徐明事件”迅速成为了当时轰动日本的热点新闻，甚至还有热心人组织了“徐明支援会”。 
重获日本国籍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在找了多个机构证明其是日本人后，法院经过五个月的裁判，最终在她还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承认她是日本的残留孤儿。最终，徐明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残留孤儿恢复国籍活动中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 
随后，她给自己取了今村明子的日本名字，“今村”是一个曾经帮助过她的日本人的姓，而“明”则是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难忘岁月。 
艰辛求生虽然费尽辛苦取得了国籍，但在日本生存下去却是今村明子所面临的又一个难题。由于不会日语，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又在日本举目无亲，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她的求生之路充满了艰辛。 
她先是在技术培训学校学了一年做西服的裁缝，并且顺利地取得了资格证书。但是她拿着资格证书找了十几家服装厂，却没有一家愿意接收她这个不会说日语的日本人。没有经济收入的她陷入了生活的窘境，只好平时靠打些零工养活自己和孩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先后在多家餐馆里干过扫地端盘子和洗碗的活儿。没有正式的工作，也就意味着将来没有养老金，老了以后的生活完全没有保证。 
于是，她又努力去找工作，当时有一家保险公司正好在招人，但是要经过三个月的学习，而且要考到80分以后才能拿到资格证。于是她起早摸黑地努力学了三个月，最后在考试中得了一百分。老板对她很是钦佩，并最终录用了她，不过保险公司的收入完全跟业绩挂钩，可是她又不会说日语，后来即使把去了日本的爱人找来帮他拉保险也是毫无收获。她说：“看着公司业绩表上我的名字后面的大鸭蛋，每天我都难过得掉眼泪，我努力了，但是却还是做不好，最后只能放弃。” 
后来，她找到了帮她办国籍的律师，好心的律师把她介绍到律所试用。在这期间，她每天比别人早一个半小时到办公室，帮其他人倒垃圾、擦桌子，下班后还看能不能帮人家做点什么。她任劳任怨的付出最终感动了所有人，她的试用期从一个月、三个月，一直延长到两年，并最终在1989年成为了正式的员工，法律事务所还把为其他日本遗孤办国籍的业务交给了她，她终于开始能够独当一面了。
寻亲
一个10个月大的日本女婴的名字，“池田澄江”这四个字在池田家的户口本上以“死亡”的面目沉睡了52年后，因为一次咖啡馆的偶遇，池田家的女儿澄江重新“复活”了。“池田澄江”从此成为遗孤群体回国的桥梁，并致力于成为中日的友谊桥。 
咖啡馆里巧遇亲生姐姐重新有了日本国籍，在不惑之年一切从头开始，学会了日语，找到了工作。但人海茫茫，失散数十年的家人何从找起？爸爸、妈妈又在哪里？在恢复日本国籍后，今村明子一直没有忘记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但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人生充满了巧合和惊喜1994年的一个星期天，她在给一批归国遗孤作完入籍演讲后到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同坐一桌的一个日本老太太和她聊起了天，老太太说起自己有个妹妹五十年前也留在了中国，同样也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和老太太丢失的妹妹的相似点越来越多。最后，老太太让她把当时她家的地图画出来，她就画了牡丹江车站、难民收养所和当时的一些主要道路，当画到最初收养的李家时，老太太站起来说，你就是我的妹妹。 
后，今村明子和老太太去进行了DNA化验，最后的结果证明了她们就是亲生姐妹。1996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52岁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池田家的户口本上，这个最小的妹妹的户口还一直保留着，池田澄江的名字也是父母在50多年前早就已经取好，只不过注明已经死亡。 
今村明子的名字终于又变回了“池田澄江”，两个月后，当她过生日时，所有的姐妹们都来跟她一起过生日，遗憾的是，她们的母亲已经在此前半年去世，而父亲则在当初从西伯利亚回日本后不久就去世了。 
发起诉讼帮助遗孤群体在给其他归国遗孤办理国籍的过程中，池田澄江接触到了1300多名遗孤的材料，这一数字接近所有回到日本的遗孤的一半。而遗孤们的悲惨命运让池田澄江难以释怀，多数的遗孤在回到日本后都已经是四五十岁，都不会说日语，工作也都非常难找，最后要么从事最苦最累的体力劳动，要么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被裁员。最后吃日本最低生活补助的归国遗孤达到了70%以上，他们平时在生活中也往往遭遇普通日本人的歧视。此外，吃最低生活补助的遗孤还受到诸多限制，比如说不能回国看望养父母，否则就会被扣钱。 
池田澄江往往一边看着遗孤们的材料，一边回想起自己在日本这些年的经历，常常会忍不住哭出声来。她觉得，日本政府应该为遗孤们晚年凄惨的生活负起责任来，是那场侵华战争让这些孤儿受到了伤害。于是她想帮助大家渡过生活的难关，要求日本政府改善遗孤的生活。 
于是，池田澄江和伙伴们开始搞起了签名运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一群年近花甲的老头老太站在东京的街头，呼吁大家签名关注遗孤的生活。最后，他们征集到了13万个签名，先后交给厚生省和日本国会，但最后都没有被理会。2001年8月，池田澄江和其他16个伙伴决定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遗孤们的生活问题。于是，他们又开始组织原告团，并且组织了归国遗孤东京联络会，参与诉讼的遗孤越来越多。2002年12月20日，他们开始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后来全日本又共有2212个归国遗孤在全国分15个法院分别提起诉讼，但多数案件均以败诉告终。经过了五年多的努力，再加上温家宝总理2007年访日时在国会演讲中提及残留孤儿问题所引起的反响，日本政府于2007年底通过《支援中国残留日本人法律修正案》，日本遗孤得到政府的援助，现在每位遗孤每月能够得到大约18.6万日元的补助，且住房和医疗都免费，之前在出国等方面的诸多限制现在也取消了。
促进交流
■退休后致力于促进中日交流 
上个月，池田澄江已经从供职多年的律师事务所退休，并且担任着非营利组织“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会”的理事长，这一组织旨在为返回日本的遗孤们营造一种大家庭的气氛，并为促进中日友谊而开展活动。 
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池田澄江组织日本各地的遗孤们捐款，遗孤们在自己生活也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共筹集到1660万日元捐给了灾区。 
11月8日，池田澄江作为团长的“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看望了他们的养父母代表，对中国人民表达了谢意，并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对这群特殊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是另一个家。 
“说句心里话，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东瀛，一个家在中华……虽然回到祖国，更想中国的家，没有中国的养父母，谁能把我收养，把我养育大……” 这首被改编过的《说句心里话》，就是包括池田澄江在内的2500多名已经在日本定居的遗孤们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