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北洋水师鱼雷艇
明代水雷
“……水底雷以大将军（火炮、火铳）为之，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埋伏于各港口，遇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楫破而贼无所逃矣”。——明嘉靖二十八年（西元1549年）《武论》
古代中外水雷
雷，在汉语语义里，最初的意思是指自然界里伴随着天空闪电而发生的巨大声响，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属于自然现象范畴。但是在先民们眼中，这种惊天动地的景象看起来十分具有威势，于是常常习惯给其他一些能产生闪光、巨响的事物，尤其是类似的兵器也冠以雷字，以增加其威武程度。隋唐以后，火药兵器的运用逐渐普遍开来，能产生巨响、闪光，且威力惊人的爆炸性火器，大都被称为雷，这就引申出了雷的第二个语义。在当时，应用雷这种兵器的领域主要局限于陆地战场，依据朴素的命名法，相关的武器大都被叫作地雷、旱雷等。元、明以后，随着水上作战的日益频繁和水师兵器的逐渐发展，爆炸性火器开始进入江河湖海，具有代表性的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水底鸣雷等，与陆地的地雷相区别，这些水中的雷泛称为水雷。
和中国相类似，西方的爆炸性火器也经历了从地雷到水雷的发展过程，由于早期的水中爆炸性武器大都是静止的水雷，只能被动防守，无法主动出击，属于使用守株待兔战术的武器。因而中西方都在摸索一种具备爆炸效果，但是能主动攻敌的水中兵器。根据明代《武备志》记载，当时的中国水师曾创造并装备了一种独特的武器——连环舟，外观是一艘完整的军舰，实际是由相对独立的两部分组成，军舰前半载有各类爆炸物，类似一个大战斗部，船头还安装了带有倒刺的大钉，而军舰后半部则供水兵操舵划桨。作战时，冲向敌舰，军舰前半部分钉在敌舰上，依靠引爆载运的爆炸物攻击敌舰，而后半部则乘势脱钩，由士兵安然驾驶返航。1585年，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人也有相近的尝试，采用一条小船装载依靠类似钟表的延时机构控制的爆炸物摧毁了一座桥梁。尽管古代这些水中爆炸性火器的奇特构思都不够成熟完善，没有真正得到普及发挥大的作用，但却标志着海战武器的复杂程度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鱼雷和鱼雷艇的诞生
古代诞生的水中爆炸性火器在近代逐渐发展完善。在为了各自的信仰而手足相残的美国南北战争中，近代水雷获得了首次充分的运用，南北双方都有大量的舰船命丧水雷之手，“南北花旗之战始为伏雷以捍海口”。当时的水雷外形千奇百怪，大小也不尽相同，通常是悬浮在水中，利用电线与岸上的击发装置相连，由岸上观察站的控制人员控握时机采用电击发引爆。此外也有通过自身的触发装置直接引爆的自动触发水雷，不过这种不长眼睛的水雷经常会六亲不认，干些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勾当，因而被认为不如电发水雷可靠。尽管水雷兵器自身威力巨大，对舰船有很大的威慑力，但与在古代遇到的挑战一样，存在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就是只能株守防御，用于被动防守港口等，而无法主动出击攻敌。为了解决这对矛盾，美国人在南北战争中创造过勉强能够主动出击的圆柱形鱼雷，以及在水底暗送水雷攻敌的早期潜水艇，不过这些设计复杂繁琐的兵器都并不完善可靠，因而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不久，几种看似简单但更为实用有效的设计出现了。首先是拖雷，即拖带水雷，设计思路非常的简单，军舰用绳索拖曳着水雷航行，遇到敌船时，通过调整航向，使在舰尾之后远远拖着的水雷碰上敌舰，从而达到攻击目的。最初只是在军舰舰尾绑缚1根绳索拖曳水雷，到后来发展为绑缚2根，各与军舰成30度角，比绑缚1根的效果要好。另外还有一种设计，在蒸汽小舢板上安装8－9米长的铁杆，将小型水雷绑缚在铁杆的杆首，平时铁杆缩在艇中，接近目标后骤然伸出，“掣杆发之”，以攻击敌舰，这种爆炸武器被称为杆雷，搭载杆雷的小艇则叫作杆雷艇。拖雷艇经过多方试验后，发现存在使用难度大，成功率小，危险系数高等负面因素，因而没有被大量采纳运用，只有俄罗斯等一些国家早期进行了装备，而杆雷艇虽然较拖雷艇更为可靠，但是这种小型船艇要攻击敌舰，必须冒着枪林弹雨突击到离目标极近的距离上，危险性很大，而且因为杆雷艇的碰杆长度有限，杆雷触发爆炸时产生的巨大余波，很可能波及近在咫尺的己艇，“杆之长度有限，即能掩击，虑难自全”，颇有一些自杀武器的意思，因而各国海军对这种搞不好就会玉石俱焚的玩意也都不同程度持有保留态度。拖雷、杆雷，这两种不够成熟的海战武器，可以看作是近代发展水中自航爆炸性武器的开端，很快，一种在兵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特殊水雷就出现了。
罗伯特·怀特黑德（Robert Whitehead），是英国一个棉花漂白商的儿子，自幼就对机器设备有股子天生的兴趣，14岁时曾跟随一个工程师充当学徒，周游欧洲推销纺织机械，眼界为之大开。1856年开始，落足在奥地利一家机械公司担任工程师、经理，意奥战争期间这家公司受命为奥地利海军大量制造提供舰船机械设备，怀特黑德于是藉此开始涉足海军技术领域。得到好友奥地利海军上校卢俾士（Giovanni Luppis）有关鱼形机动水雷设想的启发，1866年，怀特黑德在奥地利的飞雄门（今克罗地亚港口城市里耶卡）成功制造并试验了世界上第一条自航的水雷，据目击者记录，这个钢制细长的水雷两头尖锐，外形非常像海豚或鱼，当时中国因此就将这类鱼型的水雷命名为鱼雷，汉语中的鱼雷一词就这样诞生了，在后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鱼雷专业的教材中，对这一命名的来由有十分精彩的记述，“……其身圆长，前后体尖，头有圆嘴，后有双轮，能以行驶。似鱼有翅有尾，能自上下，驶行水中，如鱼之游泳，有鱼之形，有雷之力，行速力猛，能击沉敌船，故谓之鱼雷”。现在看来，当时怀特黑德试制的这条鱼雷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鱼雷的许多重要特征，鱼雷的头部可以使用装满炸药的战雷头，或者采用训练用填充砂石（后改进为内部采用铁饼和木框架结构）的操雷头，鱼雷中部则是压缩空气舱，中国称为天气舱，储存在内的压力为370磅/平方英寸的压缩空气通过带动尾部的双缸V形发动机，驱动仅有的一个螺旋桨叶转动（后期型号的鱼雷上开始采用共轴反转双螺旋桨，即双轮），从而达到自航的效果，尽管这种鱼雷的射程仅仅只有200米左右，定深和航向控制等设计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但毕竟这是水中兵器发展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圆了人类千年以来关于自航武器的梦想，这种能够自己航行、主动出击攻敌的特殊水雷让各国海军界为之震惊，怀特黑德和他的鱼雷由此名载史册。由于鱼雷能够直接威胁当时军舰防护最为薄弱的水下部分，世界海军的舰船设计、战术思想、作战样式受此影响，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怀特黑德的英语单词直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白头，因而怀特黑德鱼雷在中国又被称为白头鱼雷。经过对最初型号的不断改进，白头鱼雷的设计渐趋成熟，1872年，怀特黑德在奥地利飞雄门开设专门的鱼雷工厂，开始批量生产鱼雷，怀特黑德的母国英国也不惜重金购得专利，在乌理治兵工厂制造白头鱼雷。其他如俄国、法国等国也看到了鱼雷武器的使用前景，纷纷解囊购入，并开始自行仿制，在各国五花八门的白头鱼雷翻版、盗版型号中，最卓有成效的是德国。设计制造的起初，白头鱼雷外壳的材料使用的是钢，钢虽然材质坚硬，但是不耐腐蚀，经常性地浸濡水中，雷壳不可避免地会被锈蚀，对于需要频繁在水中练习发射和回收的鱼雷，这个缺陷是令人头疼的。当时以冶金工业闻名于世的德国，在金属铸造加工技术方面足令各国无法望其项背，德国刷次考甫（SchwartzKopf）工厂在分析、仿造白头鱼雷的基础上，对雷壳的材料进行了更换，舍弃容易锈蚀的钢铁，尝试改为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磷铜，即在克虏伯公司用于生产火炮的炮铜内加入磷青，从而去除铜材内的杂质，使得铜质更为坚绵耐腐蚀，这种磷铜的制造方法在德国是不传之密，似乎是可以要对应被称为白头的英国鱼雷，中国史籍中给可靠耐用的德国刷次考甫磷铜鱼雷取了个略显古怪的名字，黑头鱼雷。白头、黑头成为了近现代世界上两种最负盛誉的鱼雷类别，二者间此后不断在鱼雷的性能方面展开竞赛，为鱼雷兵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鱼雷诞生后不久，即引起各国注意，开始大量进入各国海军。鱼雷的使用方法，起初大都是在船面设置发射槽，或者直接借助原始的鱼雷发射架抛射到海中，甚至干脆由人来驱动发动机转动后扔到海里，之后才逐渐开始采用管装发射装置，即鱼雷发射管。1876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以鱼雷作为主战武器的军舰——“闪电”号，这艘排水量仅有32.5吨的小艇，开创了舰船史上一类新型的舰种——鱼雷艇，“闪电”号长25.76米，宽3.28米，吃水1.57米，采用汽车式锅炉，主机功率460匹马力，拥有在当时海军中非常惊人的19节的高航速，这种高航速的设计是19世纪乃至现代鱼雷艇的共同特征，与鱼雷艇的使用战术有密切关系，攻击时高速突袭，发挥出其不意的效果，而且能逃避敌方火力的攻击，由于鱼雷艇自身武器单一，万一没有命中目标，撤退时更需要极高速度，飞奔绝尘而去，因而乘坐在鱼雷艇中颇有一点现代冲锋舟、摩托艇的感觉。从外形看起来，这艘小船的船体部分就是豪华的机动汽艇，然而艇首甲板上赫然出现一个看似比较怪异的鱼雷发射管，鱼雷艇后方还有个奇特的小型司令塔，在艇的中部两侧，露天各有一辆鱼雷运输车，装填时沿着轨道将这装载鱼雷的小车推至鱼雷管后部进行装填。显然，“闪电”的设计并不适合实战，因为在露天甲板上设置鱼雷运输车是极为危险的事情，高速航行时，在舰面工作的人员会遭受风浪和敌方炮火的双重威胁，实际上，“闪电”只是鱼雷艇这一新舰种的验证舰，属于概念性武器。在此基础上，1878年，英国第一种成熟型的鱼雷艇诞生出来，法、俄、意等传统海军强国也紧随其后，建造装备鱼雷艇。19世纪中期之后开始诞生的鱼雷艇，主要分为大艇、小艇两种，大艇吨位较大，除了鱼雷发射装置外，一般还配有数门小口径的速射炮作为自卫武器，这种艇的一支后来逐渐发展进化为近代驱逐舰，而小型鱼雷艇吨位小，载煤有限，而且不耐波涛，自航能力差，通常是附带在大型军舰或专用趸船上一起出海，到达作战海域后吊放至水中，发挥奇兵的作用。
随着鱼雷和鱼雷艇的出现，世界的海洋上开始更加热闹起来。但是需要引起今天注意的是，当时的鱼雷兵器虽然威力巨大，但可靠性并不乐观，偏离航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1879年智利和阿根廷的海战中，还出现了发射出去的鱼雷自己掉头跑回家自摆乌龙的离奇事件。而且，早期的鱼雷射程普遍较短，高速发射时一般在2、300米左右，低速发射时可以达到500米，在枪林弹雨中，要逼近到如此近的距离上发射鱼雷，显然对发射人员的心理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英国海军章程就明确规定，“雷艇必用敢死之士”。除了射程短、航向不准外，当时的鱼雷定深也极为繁琐复杂，必须统一在维修车间进行定深后再装上舰船，作战过程中就无法再调校定深，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鱼雷命中的精度。尽管有诸多不足，但是鱼雷作为19世纪海军中最新潮、最具威力的武器，开始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对火炮这一传统的海上利器提出了挑战。
鱼雷艇进入中国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洋务自强运动的中国，一朝主动打开国门，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之强，可能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像。由李鸿章等一批地方实力派官僚的发起、推动，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古国，开始艰难地向国际政治舞台迈步，国内生活各个方面也都缓慢地开始了变化，各项近代军工业、民用工业纷纷举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基础由此奠定，东方巨狮缓缓醒来。但令人扼腕的是，这场自下而上的大改革，因为面对着过于强大的阻力，注定永远无法触及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最终留于表面，“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人耶？！天耶？！”（李鸿章语）短短30年的时间，一代人的努力随之灰飞烟灭。今天的人们反思洋务运动的功过，痛心改革失败之余，不应遗缺的是对那些先行者们艰难努力的尊敬。
在以军事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早期，中国对于世界军事领域的新发明、新武器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紧追世界潮流。1874年10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受邀，在天津大沽口参观俄国军舰时，第一次见到了发射鱼雷的表演，立刻为这种新式武器所折服。中国自建设近代海防开始，在购造西式军舰的同时，就曾采购和仿造过大量的水雷用于要港防御，深知水雷的惊人爆炸威力的李鸿章，突然看到了一种能够自己航行攻敌的特殊水雷，不啻于如获至宝，这以后，李鸿章变成了中国高层官场著名的鱼雷迷，中国近代海军的鱼雷装备工作经他的一手推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879年，中国向英国定造“超勇”级撞击巡洋舰，承造军舰的阿姆斯特朗公司最初许诺，这级巡洋舰上会装备新潮的舰载小型鱼雷艇，这或许是李鸿章决策购买这些军舰的先决要素之一，但令人失望的是，后来在“超勇”级军舰的建造过程中发现，过小的舰体无法承载鱼雷艇，遂被迫折中变通，更改为搭载体量更小，仅有12吨的杆雷艇。这次挫折，可以看作是中国购买近代鱼雷艇的最早尝试。
1880年，中国特使徐建寅、李凤苞在德国洽谈定购大型铁甲舰时，同步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了2艘鱼雷艇，是为中国购买鱼雷艇的开始。这两艘鱼雷艇为同级，是德国建造的第一型采用鱼雷发射管装置的鱼雷艇，排水量28吨，长26.82米，宽3.05米，吃水1.02米，装有一座小型的汽车式锅炉（一种小型燃煤锅炉的名称，主要用于鱼雷艇等小型船只）、一台往复式蒸汽机，功率650匹马力，单轴推进，航速18.2节，煤舱容量12吨。艇上的主要武器是1具14英寸口径的鱼雷发射管，安装在艇首甲板上，可作150度旋转，使用的是黑头鱼雷，不过艇上还依依不舍配备了4个杆雷发射装置，另外装备有1门用作近距离防御武器的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全艇编制人数为16人。因为资料匮乏，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查考这级鱼雷艇的外形资料，万幸的是，中国特使徐建寅在私人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它们诞生的经过，使得我们对中国这第一代鱼雷艇的诞生情况能有一手的了解。两艘鱼雷艇的建造方法是，先搭建木模，再装配钢制肋骨和船皮板，然后将木模撤去。建造所使用的材料均为克虏伯公司制造的优质钢，每块钢材都必须接受中国监造人员的详细检查，还要经过镀锌工艺处理。1882年夏天，伏尔铿船厂用轮船将两艘小鱼雷艇从司丹丁拖至瑞纳门海面航试，并测试鱼雷和各种兵器，结果令人满意。遂将2艘小艇逐件拆解后运到中国，后来在工程师英国人葛兰德、安的森的指导下，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天津大沽船坞组装成功，分别命名为“乾一”、“乾二”。这两艘中国最早的鱼雷艇，因为吨位较小，主要用于天津白河水域的防守，并不出远海作战，在此后的中国海军历史中也很少露面。
由这两艘小型鱼雷艇开始，北洋海防购买鱼雷艇的步子一迈而不可收。李鸿章接连要求在新购的“定远”级铁甲舰和“济远”级穹甲巡洋舰上都装备舰载小型鱼雷艇，其中“定远”、“镇远”铁甲舰各搭载2艘，分别命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4艇为同级，均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艇体钢制，排水量15.7吨，艇长19.74米，宽2.59米，吃水1.07米，采用1座汽车式锅炉、1座蒸汽机，单轴推进，功率200匹马力，航速15节，主要武器为2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艇上共配备2枚黑头鱼雷。因为“定远”级军舰有大量图纸、照片存世，因而她所搭载的这级鱼雷艇也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掌握到外观情况的最早的一级中国鱼雷艇，根据线图分析，这型小吨位的鱼雷艇采用的是成熟的全封闭设计样式，整个外观洗练整洁，像极了现代潜艇，这恰恰就是19世纪中后期鱼雷艇的典型特征，艇上所有的人员都在内部活动，甲板之上看不到人员。雷艇的首部是前低后高的龟甲状甲板，利于破浪，在龟甲状甲板的末端中央连接着一个碉堡状的司令塔，鱼雷艇的操纵驾驶、鱼雷发射都在这个有装甲保护的部位里完成，而在装甲司令塔两侧，龟甲状甲板末端左右各有一个蚌形开口，用来将鱼雷运往布置在艇首左右的两具鱼雷发射管内。司令塔之后的舱面是中间高两边坡的穹顶型，便于排水，甲板上除了烟囱和机舱棚外基本没有多余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鱼雷艇的烟囱一般都不布置在艇的中线上，因为艇面甲板本就不宽，如果在中央设置一个烟囱，肯定会妨碍到鱼雷的搬运和装填，因而“定远”级军舰的舰载艇和所有的德系鱼雷艇一样，将烟囱设计得偏离船的中线，布置在接近鱼雷艇右舷的位置上。与“定远”级这四艘小型鱼雷艇设计一样的是，在“济远”级穹甲巡洋舰上也搭载有2艘同型的鱼雷艇，后来有学者认为，2艇的名字是“中甲”、“中乙”。
就在北洋大张旗鼓购买新潮兵器鱼雷艇的同时，中国官场上还有一位同样痴迷这种水中兵器的封疆大吏，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样，也是个标准的鱼雷迷。1882年，趁北洋在德国定造铁甲舰之际，继北洋的“乾一”、“乾二”之后，两广也向德国伏尔铿厂定造了3艘鱼雷艇，分别取名为“雷龙”、“雷虎”、“雷中”，3艇为同级，全封闭样式，排水量为58吨，艇长33.53米，宽3.96米，吃水1.68米，采用1座复合式蒸汽机，2台锅炉，单轴推进，功率900匹马力，航速18.5节，，煤舱容量10吨，艇首左右各有一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共配备3枚黑头鱼雷（其中1发为备用雷），另外装备2门3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全艇编制20人。由于小型鱼雷艇不可能自行远航回国，这批鱼雷艇后来被拆散后搭附北洋的“定远”级铁甲舰顺道回国，在广州交卸后由广东黄埔船坞进行组装，但是组装结束后测得航速要比最初下降将近4节。
似乎是要抢李鸿章北洋的风头，就在李鸿章随军舰购入一批舰载鱼雷艇时，1884年，张之洞再度向德国发去订单，在德国挨吕屏什好船厂（Elbing Schichau）一口气定造了8艘鱼雷艇，索性用传统的伏羲八卦分别命名，称为“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巽”、“雷艮”、“雷兑”，这批八卦鱼雷艇为同级，属于钢制单雷艇，即只有一个鱼雷发射装置的鱼雷艇，排水量26吨，艇长26米，宽3.58米，吃水数据不明，主机功率420匹马力，航速19.5节，武器为艇首的1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在德国造成后同样拆解运输回国，在广东黄埔船坞组装。一时间，北洋、粤洋鱼雷艇无处不在，李鸿章、张之洞共同促成了鱼雷艇兵器进入中国的风潮。
购艇活动的继续
19世纪中后期新出现的鱼雷和鱼雷艇兵器，对海军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和传统的军舰不同，鱼雷艇上无法容纳太多的人员，而且鱼雷兵器操纵复杂，无论是瞄准、调校方位、深度以及发射，难度都大大超过火炮等兵器，这就要求在艇的官兵必须非常精干，都得极为熟悉自己的业务技术。同时，鱼雷和鱼雷艇的战备保养，以及定深等工作同样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来担当。因此，购买鱼雷艇的早期，在李鸿章等官僚一手创办下，鱼雷艇官兵和技术工程人员的培养工作也随之开始。
1877年，福州船政派出第一批海军留欧学生，其中留学法国学习造船的部分学生，专门进行了鱼雷和鱼雷艇构造知识的专门培训。1880年，北洋在德国洽谈定造“乾一”、“乾二”鱼雷艇以及“定远”级铁甲舰时，李鸿章专门从天津机器局等处抽调了技术工人，有针对性地派往伏尔铿和刷次考甫工厂，学习鱼雷和鱼雷艇的修造，次年福建第二次派出海军留学生时，也同样派出海军学生前往德国刷次考甫鱼雷工厂实习。在此期间，北洋还派出一批海军军官前往德国，学习鱼雷艇驾驶专业，后来这批人员大都成为北洋海军鱼雷艇的管带。在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的同时，1881年李鸿章指令直隶候补道刘含芳在山东威海着手创办鱼雷营，集中操练购买的鱼雷艇，并开始大批培养鱼雷专业军士和水兵，后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也开设专门的鱼雷专业，这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装备鱼雷艇的活动预先进行人员储备。
正当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如火如荼开展着时，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马江鏖战，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海战中，法国舰队派出了最新锐的海战武器鱼雷艇向中国军舰发起攻击，其中法国45号鱼雷艇更是发射鱼雷重创了福建船政水师的旗舰“扬武”号。此后不久，南洋水师南下增援福建的5艘军舰，在浙江石浦和法国舰队展开激战，海战中法国舰队再次使用鱼雷艇向中国军舰突袭。 尽管这两次海战中，英勇的中国海军将士奋勇还击，击沉击伤了全部来袭的4艘法国鱼雷艇，但是波涛之中掣电而来的这种新式武器，给中国海防带来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
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著名文学家张爱玲的祖父，署理船政大臣张佩纶随即上奏清廷，首先指出“（鱼雷）实有开溟跋浪之奇，激电惊霆之势，马江之役，法有鱼雷而我无之，深受其害，至今尤痛定思痛也”，随即提出为福建购买一艘伏尔铿制造的头等出海大艇，以及一批刷次考甫鱼雷的请求，并表示所需款项将全由闽浙两省自行筹措，不占用中央财政经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佩纶在奏折中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计划，即等这艘鱼雷艇购回后，福建船政将按样仿造一批，在马尾对岸的乌龙江内进行编队训练，奏上不久，清政府很快就予以批准。
福建定造的这艘鱼雷艇，属于头等的大型出海鱼雷艇，即近现代驱逐舰的始祖，由于德国造船工业从来没有建造过这么大的鱼雷艇，底气不足使得伏尔铿船厂表示放弃订单，这笔5万7千两白银的单子最后转给了以造鱼雷艇闻名世界的挨吕屏什好船厂，厂方不敢怠慢，组织大量熟练技术工人，开始了德国造船工业史上第一艘排水量突破100吨的鱼雷艇的建造。这艘大型鱼雷艇后来被命名为“福龙”，英文译名FU LUNG，在德国档案内被称为S10，排水量120吨，艇长42.75米，宽5米，吃水2.3米，动力系统为一台三胀式蒸汽机，和一座汽车式锅炉，单轴推进，航试时测得功率高达1597匹马力，航速为惊人的24.2节，煤舱标准容量14.5吨，最大容量24吨。龟壳状的艇首左右各有1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除标配的2枚刷次考甫鱼雷外，还另有2枚备用鱼雷。艇首之后是一座碉堡状的司令塔，用来操纵驾驶和控制前部的2具发射管，在“福龙”艇的后部甲板上，还有1具可以旋回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配合这个发射管，在附近另有一座备用装甲司令塔，两座装甲司令塔均可以用于操纵军舰，司令塔顶部还各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因为“福龙”艇体积较大，不便于拆卸回国组装，所以在“福龙”艇上还架设有3根桅杆，用于扬帆远航。1886年9月24日，在德国海军官兵驾驶下，“福龙”艇到达福州交船，中国拥有了第一艘头等鱼雷艇。
继张佩纶之后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裴荫森，以在任期间造船成就突出而闻名，1885年就开始委派曾留学德国的工程师陈才瑞创办船政局鱼雷厂，自行生产黑头鱼雷，“臣等深维鱼雷为海防制胜利器所必须，中国能自制造始足以张我军威”。“福龙”艇回国后，裴荫森立刻上奏清廷，请求下拨经费，仿造一批，后因经费无着，一直没有进展。1890年，新任船政大臣卞宝第认为，鱼雷艇作战讲究成队出击，福建仅有的这一艘鱼雷艇过于单薄，在没有能力继续购买或建造的情况下，不如撤去，无论南洋北洋，只要出6万两银子就可以拿走，所得的钱充作闽江口的海防经费。很快，“福龙”艇便北上而去，编入了财大气粗的北洋名下。
“左一”号鱼雷艇
张佩纶这个未来的女婿购买的头等鱼雷艇当时令李鸿章极为羡慕，1886年，与在向欧洲购买“致远”、“经远”级巡洋舰几乎同时，北洋海防开始了一轮集中购买鱼雷艇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英国定造的大型鱼雷艇，这艘后来被命名为“左队一号”（简称左一）的鱼雷艇，由英国著名的鱼雷艇制造厂家亚罗船厂建造，排水量略小于“福龙”号，为90吨，外形尺寸也略小，艇长39.01米，宽3.81米，吃水1.91米，动力系统采用的是一台立式三胀蒸汽机，和一座汽车式锅炉，单轴推进，功率1000匹马力，航速23.8节，煤舱标准载煤12吨，最大载煤20吨。比较特别的是，这艘英国建造的鱼雷艇并没有使用老家产的白头鱼雷，装备改成了德国刷次考甫的黑头鱼雷，艇首左右各设一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艇后部甲板上另有一具可以旋转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此外装备了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全艇编制25人。由于考虑可以随同“致远”、“经远”级4艘军舰一起被拖带回国，为节省经费，“左一”鱼雷艇建造时降低了某些远航的技术要求，艇上只加装了一根桅杆，建成后的“左一”由“来远”舰使用钢缆拖带回国，航行过程中钢缆多次脱落断裂，险象环生，最终于1887年12月平安到达祖国。
对于“左一”号鱼雷艇更多的情况，当时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曾登载过一篇令人身临其境，颇有价值的报道，：“在它的船头有两具刷次考甫鱼雷发射管，第三具鱼雷发射管被安置在船尾的甲板上，每枚刷次考甫鱼雷重约270千克，长约4.6米，做过最先进的技术改进。船头的鱼雷入射角为7度，通过空气压力发射。船尾的鱼雷采用火药动力发射，鱼雷发射舱采用电力控制，鱼雷发射管定位在旋转轴上，几乎可以全方位发射。同鱼雷相连的是一个能显示敌舰速度的导航装置。甲板上有7门机关炮，其中3门是4磅弹的格林炮，还有1门机关炮被装在指挥塔顶端。艇长在指挥塔里可以指挥船的一切行动，包括发射船头的鱼雷。指挥塔中的控制杆、话筒和方向舵相互离得很近。和其他船一样，它使用电力照明。它利用蒸汽拉响船笛。船的烟囱是双层设计，无论内层有多么热，外层的油漆也不会受热剥落。”
北洋这次鱼雷艇大采购计划的另外部分，是向德国伏尔铿船厂定购了5艘鱼雷艇，先后拆散运输回中国组装，后来这批艇分别被命名为“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各项参数基本一致，属于同级。这级艇的体形比较大，仅次于头等出海鱼雷艇，排水量74吨，艇长33.71米，宽3.51米，吃水1.07米，“左二”、“左三”主机功率338匹马力，航速13.8节，其余3艘功率442匹马力，航速15.5节。这级艇的主要武器是安装在艇首左右两侧的2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以及两座司令塔顶部的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根据目前保存在国内的一张“右一”鱼雷艇图纸来看，这级艇外观和当时的封闭式鱼雷艇类似，艇首是龟甲状甲板，烟囱偏离艇体中线，安装在靠近右舷的位置，以方便装填鱼雷，艇上共有2处司令塔，一座位于艇首龟甲甲板末端，另一处在艇尾部。此外，艇上还有一处露天的双联舵轮和一座露天磁罗经，可能是用于平时操舰航行。最为有价值的是，图纸上给出了当时鱼雷艇的内部情况，从剖视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内部鱼雷发射管的安放方式，令人惊讶的是，在内部空间狭小如潜艇，排水量仅有几十吨的鱼雷艇上，竟然在尾部单独设置了装修考究的艇长生活空间，还配有豪华气派的会客室。士兵连起码的居住环境都难以保证，而艇长却能获得如此之大的个人生活空间，等级森严的西方海军传统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1879年最初迈出购买西式鱼雷艇的步伐，到1888年“左队”、“右队”等鱼雷艇陆续回国，北洋海防辖下拥有了中国沿海最强的鱼雷兵力。回顾将近10年的努力，李鸿章志得意满得称“练成鱼雷艇十余号，可备辅翼铁舰之用，为各省所未有”。
雷行北洋
随着炮船、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各类舰只的逐日增多，北洋海防实力很快跃居沿海各处第一，成为内定的国家海军人选。1888年10月，清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建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纳入北洋海军正式编制序列的鱼雷艇实际只有6艘，即“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他们单独编成为鱼雷营，营制模仿淮军陆军的组织方式，以每艘艇作为一营，分别由王平（王登云）、李仕元、徐永泰、（“右一”鱼雷艇管带不详）、刘芳圃、曹保赏等管带，其中除王登云是天津水师学堂鱼雷专业毕业外，其余均为曾留学德国的鱼雷专业学生出身，但是因为鱼雷艇人数编制较少，各艇的管带大都只是都司、守备等低阶。其他如“定远”等舰的舰载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均没有单独列编，如果将这些鱼雷艇以及稍后调入北洋海军的“福龙”鱼雷艇都点算在内，那么北洋海军成军后鱼雷艇总数应当为13艘。
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旅顺军港，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兴办的一项规模空前的国防建设工程。最初为法国工程师承办，后由李鸿章的亲信部下，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主持，建造工作开始于1880年，主要目的是为北洋新式舰队提供一个全面的维修、保养基地，在构建庞大的炮台工事群，修建开挖大型船坞、港池同时，与鱼雷艇配套的相关设施也同步施工建设。除了专门用于保存鱼雷的仓库、维修保养以及调整定深的鱼雷工厂、停靠鱼雷艇的小石码头等专门设施外，旅顺基地内还建设了蔚为壮观的鱼雷艇岸上仓库群。因为鱼雷艇体积小，不耐风涛，从保养角度起见，如果长期停泊在海中，对于艇的使用状态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和安全隐患，旅顺基地的鱼雷艇岸上仓库，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轨道交通设施，可以直接将鱼雷艇从海中运输刷洗上岸，送至一间间规模庞大的专用库房内保存，以方便保养维护。需要使用时，则打开库门，将鱼雷艇运送下海即可。这些先进的设施，为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硬件技术设施保障。比旅顺基地建设稍晚的威海卫基地，与旅顺口共扼渤海门户，是北洋海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和屯泊之所，考虑到鱼雷艇部队的停泊方便，也配套修建起了鱼雷库房、鱼雷艇码头等设施，但规模较之旅顺则略小。
以往常常容易被忽视的是，尽管鱼雷艇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北洋海军，但由于旅顺具有完备的鱼雷艇停泊、保养设施，而且原设威海，用于培养鱼雷专业军官和管理鱼雷艇操练的鱼雷营也随之迁至旅顺，作为鱼雷艇基地旅顺具备极好的先天条件。同时考虑到鱼雷艇兵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和大型军舰在人员素养要求、主战武器、作战样式、航行能力、驻泊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洋海军建军之前就将鱼雷艇与战舰分开管理和训练，即由鱼雷营统辖鱼雷艇。1888年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时又更进一步明确规定：“旅顺鱼雷营督饬雷兵操演雷艇、课习学徒并工厂一应藏艇、修雷等事，为鱼雷艇根本重地，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实际表明，北洋海军提督对鱼雷艇部队并无直接的管理权力，包括舰载鱼雷艇在内的各型鱼雷艇从回国之后，就隶属于旅顺基地的鱼雷营，其直接管辖者则是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即旅顺基地的负责人，历史上首任是安徽贵池人刘含芳，甲午战争期间则是第二任，安徽合肥人龚照玙，均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而北洋海军提督如需调用鱼雷艇，必须要和旅顺船坞工程总办进行协商。尽管《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鱼雷艇部队战时必须要归北洋海军提督统一调度指挥，但从甲午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丁汝昌战时使用鱼雷艇，仍要与旅顺基地协调，有时甚至还需请示通过李鸿章来直接下令调遣。鱼雷艇部队的训练、管理，与战时的指挥各定一套系统，埋下了命令不畅，将不知兵等隐患。
鱼雷艇大量回国后，和北洋舰队分开管理的鱼雷艇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地进行教学、训练，几乎从没有出现在北洋海军例行的巡弋活动中。史料中所能找到的关于鱼雷艇部队活动的记载，主要是李鸿章先后四次检阅海军后所写的奏折。首次是在1884年6月，当时李鸿章在威海检阅海军，观看鱼雷操演后奏报清廷：“员弁、兵匠齐力操作，射放有准，驾驶雷艇快捷如风，洵为制敌利器”。1886年5月，李鸿章陪同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在旅顺观看了鱼雷艇部队的演习。鱼雷艇“先以空雷射靶，见鱼雷入水，直射如箭，水面惟见白纹一线而已。射靶毕，以装棉药之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齑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第三次的情况较有特色，1891年5月，李鸿章对北洋海军进行成军后的第一次大校阅，鱼雷艇部队先是在大连湾于夜间“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即演练黑夜的编队偷袭，白天则调集七艘战舰和六艘鱼雷艇演放鱼雷，结果“均能中靶”，令李鸿章非常满意。第四次是1894年5月，鱼雷艇部队再次在大连湾演习夜晚偷袭战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并在威海卫铁码头雷桥试验鱼雷，“娴熟有准”。
尽管官方的公文里永远充满了阳光的记载，实际到了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面临和战舰部队同样多的问题。首先是鱼雷兵器本身的问题，和战舰的高装药爆破弹一样，北洋海军大量使用的黑头鱼雷也只能完全依赖进口，国内多个机器局虽然都曾想方设法仿制，但都因为技术难度过大而中途夭折，而旅顺、威海等地的鱼雷工厂，也只能完成鱼雷的保养、定深等工作，完全无法制造鱼雷，后来由于遇到禁止购买外洋船炮军械的限制，鱼雷一直未能获得补充，到了甲午战前，大部分鱼雷甚至还是购买鱼雷艇时配套购买的，经过数年的反复操演练习，早就磨损腐蚀得老旧不堪了，可靠性大打折扣。其次的问题来自人员方面，由于鱼雷兵器使用的特殊性，要求鱼雷艇官兵作战时必须做到镇定自若，在枪林弹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沉着操作，这需要具备极好的心理素质。但北洋舰队的鱼雷艇官兵，尽管整体技术素质方面要胜出战舰部队一筹，但仍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当时中国海军教育制度里偏重理论技术知识，忽视军人气质养成的不利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军官和技术士兵，往往是高分的好学生，但可能并不是好的战士，缺乏刻苦坚韧的精神和气质。
蹈海惊雷
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关系骤然紧张。原本为节省维护经费，收放在岸上库房内保存的北洋海军鱼雷艇纷纷重新进入大海。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偷袭中国舰队，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9月16日深夜，自丰岛海战后就枕戈待旦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乘着夜色陆续驶出大连湾，护送陆军前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在编队的行列里赫然有4艘鱼雷艇的身影，出海大艇“左一”、“福龙”，以及略小的“右二”、“右三”，编队出发前，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鱼雷艇吃水浅，可以在近岸处警戒、护卫运兵船，以及帮助拖带舢板登陆，然而谁也未能预料，一场近代海战史上空前的恶仗即将发生。
9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协助陆军登陆完毕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不期而遇，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以横队阵型迎战采用纵队的日本舰队，中午12时50分，随着“定远”舰一声炮响，黄海海面为之沸腾。在由主力舰组成的纵队外侧，日本舰队中还有一艘模样奇特的军舰——代用巡洋舰“西京丸”号，这艘排水量2913吨，原本属于日本邮船公司的客轮，因为乘坐舒适，居住环境好，被用作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观战的座舰，尽管临时加装了一些火炮，但毕竟无法和真正的军舰对抗，加之舰上又有重要人物，因而“西京丸”被编在作战舰队外侧，处于相对安全的局外位置。 
黄海海战开始前，北洋海军的4艘鱼雷艇尚在大东沟附近担任江口警戒工作，海战爆发后，跟随“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鱼雷艇队也向战场疾驰。下午2时55分，先前因为遭到“定远”、“镇远”炮击，而使得液压管路被彻底破坏，被迫使用人力舵轮缓慢行驶的“西京丸”号，突然发现硝烟弥漫之中，在自己的船头方向有一艘大型的中国鱼雷艇正高速逼近。 
蔡廷干，广东香山人，12岁时曾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留学，清政府下令撤回留美幼童后，被选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鱼雷专业，后历任“左一”、“福龙”管带，此时，正指挥“福龙”艇冒着密集如雨的小速射炮炮火冲向“西京丸”。下午3时5分，双方逼近至400米距离，进入了黑头鱼雷的有效射程，“福龙”艇艇首右侧鱼雷管射出一枚鱼雷，“西京丸”舰面对这可怖的武器，作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疯狂处置，竟然调整航向，对着鱼雷迎面高速驶来，结果在最后的一刻，船头犁开的浪花使鱼雷改向，从“西京丸”左舷掠过。“福龙”艇随即向右回转，占领有利发射阵位，3时6分，在离“西京丸”左舷40米时发射艇首左侧鱼雷管内的鱼雷，深知如此近的距离不可能有任何躲避的机会，“西京丸”上的日本水兵一片惊惶失措，观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也控制不住心里的惊恐，不顾自己的身份，闭上眼睛大喊“吾事毕矣！”，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颗鱼雷并未发生爆炸，竟然从“西京丸”的船下穿过，从右舷浮出远去了。关于导致这戏剧性一幕的原因，较为可信的诠释来自日本，即鱼雷在入水后，受发射时作用力的影响，一度会较深的下潜，潜航一段时间后，会逐渐上浮到定深位置，然后射向目标。“福龙”这枚没有命中的鱼雷，显然是因为发射时距离过近，当鱼雷上浮到定深位置时，已经从“西京丸”船下穿过了。相似的事情在之前还出现过一次，丰岛海战中，日本军舰“浪速”向停泊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发射鱼雷，结果也是从船下穿过扬长而去。与“福龙”一同进入战场的“左一”等其他3艘鱼雷艇随后不久集体向“西京丸”发起追击，无奈战机已经错失，由于距离过远而被迫放弃。
黄海海中中“福龙”单枪匹马攻击日本军舰的战例，一方面显示了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的士气，尽管因为不可逆料的技术原因而未能取得战果，但这种勇猛攻敌的精神不容忽视。但同时引来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的鱼雷射程较近，鱼雷艇作战时必须冒着极大风险冲击到目标附近，万一发射不中，或者目标未被完全摧毁，那自卫能力薄弱的鱼雷艇自身可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为此，以及考虑到鱼雷兵器自身的不可靠性，为提高攻击成功率，北洋海军鱼雷艇战术规定中反复强调编队作战，一艇不中，第二艇跟上，类似狼群战术。但“福龙”艇攻击“西京丸”时，同批进入战场的“左一”等艇，或忙着救捞落水的水兵，或不知所踪，完全没有协同配合，这也暴露出了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设想，如果当日“西京丸”面对的是成编队而来的鱼雷艇队，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
黄海大战结束后，在朝鲜半岛一路取胜的日本陆军为尽快威胁中国心脏的京津重地，迫使中国早日媾和，而冒险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从陆地包抄旅顺军港。担心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原本驻扎在旅顺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随同战舰部队集体转移至威海。11月21日，旅顺城内一片混乱，下午旅顺陆地防御完全崩溃，这座用重金打造的远东第一军港落入敌手。当日傍晚，日本舰队在旅顺口附近盘查中国情报船“金龙”号时，意外地从“金龙”后方冲出一艘小型的中国鱼雷艇，这艘冒死突围的鱼雷艇竟然奋勇向日本巡洋舰“千代田”发起攻击，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炮舰和大批鱼雷艇进行围追，但这艘英勇的中国鱼雷艇竟然成功突围。为整个旅顺保卫战中，中国海军不光彩的退缩表现稍稍挽回了些颜面。根据分析，当时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威海，这艘滞留旅顺的鱼雷艇，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购买的“乾一”或“乾二”号。
旅顺失守不久，战火燃烧到了威海。从旅顺撤退至此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被推到了海战的前台，提督丁汝昌鉴于鱼雷艇部队官兵心理素质较高的实际情况，确定将鱼雷艇部队作为敢死队使用。考虑到旅顺的前车之鉴，担心陆军士气低落，难以坚守陆地炮台，丁汝昌一度提出或由海军接管炮台、或提前将炮台破坏的主张，结果被陆路守将作为争权夺利、胆小怯懦的证据上报，遭到李鸿章痛斥。万般无奈，丁汝昌派出鱼雷艇埋伏在各炮台附近，准备在日军即将占领炮台的一刻，由鱼雷艇官兵冒死登台毁炮。
在毁炮的过程中，鱼雷艇官兵表现得异常英勇，先后在最后时刻摧毁了数个炮台，但同时，刘公岛也陷入了日军的水陆合围中，鱼雷艇队里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活动。2月6日，鉴于北洋舰队主力军舰“定远”、“来远”等接连遭日本鱼雷艇偷袭损失，提督丁汝昌下令“左一”艇管带王平，于次日率领鱼雷艇队集体出击，攻击威海湾外的日本军舰。7日上午，日本海军开始向刘公岛炮击，北洋海军战舰和刘公岛炮台纷纷还击，先后击中入港的“松岛”、“吉野”、“浪速”等舰，正当北洋各舰官兵振奋高呼时，封锁威海湾西口的防材突然打开，十余艘中国鱼雷艇开足马力结队出港，看到成狼群而来的鱼雷艇，日本舰队一片慌乱，旗舰“松岛”立刻打出防鱼雷艇信号，孰料这队由北洋海军全部13艘鱼雷艇和“飞霆”、“利顺”2艘轮船组成的编队，出港之后立刻改向西方烟台方向，四散奔逃开去，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最令人痛心的一幕上演了，在“左一”管带王平，以及“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等策划下，北洋海军鱼雷艇队集体出逃！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时“靖远”舰上正在等待观看鱼雷艇出港后作战的丁汝昌那时的表情了，但很快北洋舰队的炮火向逃跑者倾泻而去，日本舰队则派出航速最快的军舰“吉野”号追捕中国鱼雷艇，惊惶失措中，“福龙”、“右一”、“右三”在接近烟台芝罘的金山寨至养马岛一带被俘虏，后来均被编入日本海军，“福龙”仍保留舰名，其余两艘则更名为“TB-26”、“TB-27号”；“左二” 在芝罘附近海岸、“镇一”在威海西麻子港、“定二”、“中乙”在威海小石岛、“中甲”在威海北山嘴附近慌不择路搁浅，后均被破坏；“右二”、“左三”、“定一”在威海和庆滩附近搁浅，后被破坏，“镇二”艇则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翻沉，后被打捞编入日本海军。出逃各艇中，唯一成功的是“左一”，逃跑至烟台。
鱼雷艇队的集体出逃，对外援断绝的北洋海军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形势急转直下，5天之后，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不久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鱼雷艇，这一曾被寄于太多希望的新式海战武器，就这般在中国近代海防舞台上黯然退场。
不到半个世纪后，中华民族再次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开始了异常悲壮惨烈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中日双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展开了闻名世界的淞沪血战，16日晚上8时左右，夜色中划过一个黑色的身影，猛然间外滩日本邮船码头附近发出两声巨响，紧接是阵阵火光。以民族英雄史可法命名的中国海军“史102”号鱼雷艇在这里毅然决然向日本侵华海军旗舰“出云”号发起攻击，曾在甲午战争中令海军蒙羞的鱼雷艇部队，这一刻显得异常英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