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钟枚生
获罪原因
1942年，钟枚生出生在沅江共华镇宪北村，是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形成的村落。50年前，那里叫赤山公社宪成大队。
不到17岁，他已成家。后来他成为大队的基干民兵(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大面积缺粮。钟枚生和其他农民一样，都在大食堂里吃饭。洞庭湖畔是湖南乃至中国的粮仓，沅江正是洞庭湖的核心地带之一。即便是这样的鱼米之乡，在1960年，粮食短缺问题也非常严重。
“男社员每天6两米，女社员每天4两8，一个月1两8的油，根本吃不饱。”钟枚生回忆。
正是这年年底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改变了钟枚生的命运。
在他的描述中，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生产队长冷某开会回来，来到仓库，找到他和另一个社员李某，说要转移几百斤粮食。
“当时，队长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钟枚生说，他没有任何迟疑，3个人一起挑出了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的去向，是“草堆里，到处放”。
——在后来的判决书中，他们被认定挑出“稻谷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
尽管按照钟枚生的说法，他“颗粒未分”。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当地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事情。
上交粮食时，45户社员利用送粮的时机，偷走粮谷1512斤。
集体盗粮，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公社派人追查，目标锁定了钟枚生，因为他是保管员，他之前偷过粮，开了先例。
被抓那天，钟枚生正在地里干活。他说，突然来了几个不知是民兵还是公安的人，把他押了就往大队食堂走。
65岁的村民王克油说，他父亲当时在野外打野鸡，看着钟枚生被抓走。
“要我跪，我不跪，他们中的一个人，一脚踢在我腿上，我跪倒在地，他们顺势把我双手反着向上抬，我头贴在地上，他们踢我。”钟枚生说，他的右肋一到阴天就疼，就是那时落下的。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出事，是因为牵涉到自己的感情纠纷，有人要整他。他被抓后，有人提出要判他十年徒刑，但当时公社武装部长不同意，说他家是贫下中农，不好判，除非把“阶级(成分)”提起来。
后来，他父亲的阶级成分由“贫下中农”变成了“地主”。
他被判了十年。
审判是在食堂举行的，旁听者都是社员。
钟枚生说，当时，他还有一个辩护人，那是和他一起做过基干民兵的村民，“他们安排的，完全走过场。”
他的父亲，带着高帽子，被押在一边陪着。
劳改生活
钟枚生说，听到宣判时，他还是坚信自己无罪，只是觉得很委屈，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冤情总是会被洗清的。“不是经常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会错抓一个好人吗？”
带着这种虔诚，钟枚生进了位于澧县的劳改农场。他入狱后几个月，法官送来了他妻子的离婚协议。
他以加倍的热忱投入到劳动生产中。
有几件事，他记得特别深刻：
在修复垮掉的大堤时，13个人一组干活，别的组都是11个人挑土、2个人上土，他却让其他12个人挑土，自己一个人上土。
在守棉花仓库时，他发现一个石灰仓库起火，但是，那个仓库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外，其他服刑人员不敢过去。他大声喊，大家立功的时候到了，要是加刑就加他一个人。在他的鼓动下，大家跑了过去，及时灭了火，仓库只烧掉了一个角。
他当过一段时期的用牛组组长，一次，洪水冲垮了垸子(类似于堤坝)，其他人都跑了，他想起垸子里还有6头牛，涉险把牛赶到大堤上。结果，牛保住了，但洪水冲走了他自己的所有物品，包括一直保留的判决书。
他说，劳动为自己带来了荣誉，他先后立过特等功2次，大功3次，其他的小功还很多。这些荣誉并没有为他换来减刑。在农场服刑之初，钟枚生不敢写申诉信，因为，很多写申诉信的服刑人员因此被批斗。
1963年，一名分队长看了他的材料，认为他是冤枉的，动员他写申诉材料。于是，他开始写申诉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64年搞“四清”时，他的弟弟写了封申诉信，请大队干部群众签名盖章，提出要无罪释放钟枚生，但是，“四清”干部不同意。
1971年初，钟枚生获释。此时的农村，已取消公共食堂，但仍处于高度统一的集体生活中。
获释回家
钟枚生回到家里，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和祖母与他相对垂泪。
身负“地主子弟”和劳改释放者的双重身份，钟枚生说，自己总有一种被人歧视的感觉。
回家后，他学了一点医疗知识，有时帮社员看看病。但是，大队干部开大会时不点名地批评过他“小恩小惠，骗取群众信任”。
他再次结婚已经是1975年。在别人撮合下，他做了上门女婿，妻子比他大几岁，已有5个孩子。
他的妻子回忆，当时很多人反对他们结合，她本人也不愿意，但她的哥哥一直说钟枚生是冤枉的，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他们的孩子钟天安出生。
“文革”随后结束。在钟枚生看来，自己申诉成功的希望大了。
他一直没有停止申诉。
但是，后果也出现了。他说，1978年，他的申诉引起反弹，公社的一个部长说他偷伐杨树，将大队分给他家的杨树，自己买的椿树、杉树全部收走了，甚至，还拆掉了他家的一间房子，还收走木料。
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家8口睡在一间屋子的两张床上。
这种状况，一直到了1983年左右他家砌了新房才改观。
钟枚生的案子连同那顶“地主”帽子，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村民陈世民回忆，钟枚生的父亲经常被戴上高帽子批斗。
在一份申诉材料上，钟枚生写道：“我父遭到常年批斗，患上精神病，最终抑郁而终。”
1962年，钟枚生的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时发现他不仅有个“地主爸爸”，还有个“劳改犯弟弟”，升迁的事黄了，连中队长的职务也被撤掉。
1970年代，钟枚生妹妹出嫁，也因为“地主”成分被婆家排斥，气得外出喝农药。后来，幸亏钟枚生及时找到妹妹，把她背回，用肥皂水抢救，才抢回一条命。
“这叫历史污点啊。”钟枚生感慨。1978年，接到他的申诉后，当时的平反工作组曾找过他，他本以为事情的解决有着落了，不料，工作组却叫他别再翻案，否则，就不给他解决家庭阶级成分的问题，“我被迫签了字”。
1982年，原沅江县政府在复查之后，给钟枚生的父亲发来通知，称他家的“地主帽子”属错戴，予以纠正。
这固然是一个喜讯，但钟枚生说，自己高兴不起来。
迟来的判决
19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
这对钟枚生来说，无疑是个大解脱。虽然还戴着劳改释放犯的帽子，但毕竟可以自食其力了。
后来一二十年间，钟枚生还是在向上级反映问题。不过，家里6个孩子先后读书、成家，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无暇为自己过多奔波了。
2000年以后，孩子们相继成家，钟枚生才慢慢从家庭重担中解脱出来。
钟枚生说，自己身份特殊，经常受到村民歧视，回望过去，他觉得非常屈辱，那个有罪判决一直是他的心病。
年纪越大，他越觉得要洗掉那个罪名。
2009年春节，在长沙开了7年的士的钟天安回家，看到父亲郁郁寡欢，决心回家帮父亲一把。
他辞掉副班司机的工作，回到沅江跑一条短途客运班线，后来，他索性把班线的工作也辞掉了。
他去找法律界人士，但是，由于一审判决书已经遗失，后续工作无法启动。
2010年4月12日，钟天安陪父亲找到沅江法院查档案。
原始判决没有找到，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
判决书说：“钟(枚生)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与生产队长冷XX、社员李XX等人盗窃本队稻谷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是实。但钟本人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难，可不以犯罪论处。原审认定由于钟盗谷影起(原文如此，应为‘引起’。编者注。)四十五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盗走稻谷一千五百一十二斤，并非钟的行为所引起，而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对钟枚生宣告无罪。”
拿着判决书，钟枚生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呆呆地把判决书看了又看，“悲喜交加”。
25年前，法院已经宣告他不是劳改犯了，但是，这份判决书却迟到了。
19岁以后，钟枚生一直生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现在看到光明，却已近古稀之年。
他不明白：为什么法院当时没有通知他？
钟天安也非常震惊，他说，自己没想到，早已实现的正义被雪藏了。
之后，他多次向沅江法院提出要求国家赔偿，但没有得到答复。
“不帮他(钟枚生)解决这个问题，他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心。”钟天安说。
申请赔偿
为钟枚生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刘志江说，8月初，钟枚生已向沅江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对方给予国家赔偿51万多元，精神赔偿100万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