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和邦额
生平简介
和邦额（1736? ～ ？），字霁园、闲斋，号霁园主人、蛾术斋主人，镶黄旗满洲佐领下第四参领第四佐领福僧额佐领下人[1]。其生卒年月，无定论，有研究者推测其生于清乾隆十三年，卒于乾嘉年间或稍后，或有认为生于清乾隆元年(1736)，卒于嘉庆初年(1795后)。  和邦额祖父和明，字蕴光，号诚斋，能文善诗，著有《淡宁斋诗钞》，做过凉洲、福建、广东等地的总兵。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武进士，为圣安佐领，曾在甘肃武威县、陕西宜君县、青海乌兰县、广东右翼镇及福建汀州镇等地任过军职。和邦额之父，名号事迹未见史籍记载。和邦额自幼跟随祖父，先后到过甘、陕、青、闽、粤等许多地方。祖父去世后，他转到京城的八旗官学读书。直到38岁时，才得以考中举人，出任山西乐平（今昔阳）县令、钮祜禄氏副都统等职。
和邦额自小跟随祖父转宦南北。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和明调任福建汀州镇总兵，十五岁的和邦额亦随行“自三秦人七闽”(《夜谭随录·香云》)。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和明病故，和邦额“从家君扶祖徐自闽人都”(《夜谭随录·人同》)，不久以八旗子弟“俊秀可以学习者”(《钦定八旗通志》卷九十七之《学校志之四·咸安宫官学》)选人一等官学咸安宫官学。五年期满后，曾出任山西乐平县(今昔阳县)县令。乾隆三十九年(1774)，和邦额中举。
和邦额是位多才多艺的满族作家。在北京，他与永忠、敦诚、敦敏、墨香、庆兰等人形成的一个满族作家群关系密切。这些遭际相似、品格相类的文人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常常互相酬唱，以此交流艺术、抒发心志。
文学成就
和邦额文学才份很高，又有少年时代遍游西北及东南地区的经历，视野与学识都相当地丰富，这为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居京期间，他又与永忠、墨香等人组成的满族文人群体有过十分亲密的交往，更为他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氛围。据记载，他不仅创作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还撰有诗歌集《蛾术斋诗稿》和戏剧作品《一江风传奇》。可惜的是，后两部作品现在都已经失传了。  现存永忠《延芬室诗稿》稿本上，有和邦额署名写的眉批多达二十五条。和邦额也将其诗集《蛾术斋诗稿》送给永忠评阅。永忠为此在《延芬室诗稿》乾隆五十一年(1786)稿本上，写了一首《书和界园邦额蛾术斋诗稿后》，对他的文学修养以及成就大加赞赏：：“暂假吟编向夕开，几番抚几诧奇哉。日昏何惜双添烛，心醉非是一复杯。多艺早推披褐日，成名今识滴仙才。词源自是如泉涌，想见齐谐衷衷来。”永忠还在诗中写了三条注文:“奇哉”一词后注云:“奇哉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出内典。”诗的第五句末注云:“先生绮岁所填《一江风》传奇早在舍下。”全诗末尾注云:“苏文如万解泉不择地而出。”具体地对和邦额在诗词、传奇和文言小说创作上的才气和成就进行了赞赏。失传的《蛾术斋诗稿》与《一江风传奇》《一江风》原稿已佚，仅知有二卷三十六出，演郑梓和高静女事，曾在北京流传。《蛾术斋诗稿》今未见，但铁保所辑《熙朝雅颂集》中存有九首，略可管窥，如《答成六致仕闲居韵》:“两袖清风去酒泉，归来衣栉果萧然。谢瞻门户芭篱隔，仲举交情草榻悬。此日蒲团堪坐破，当时铁砚已磨穿。白衣苍狗须臾事，宦海飘零二十年。”《夜谭随录》《夜谭随录》是和邦额的文言小说集子，是他唯一保存完整的作品。全书一百四十一篇，为其倾注半生心血精心结撰之作。(康熙字典》引《五音集韵》释“闲”云:“智少力劣。”和邦额以“闲斋”为字，大有自谦之意。而“蛾术”即“蚁术”，是为勤学之喻。他取“蛾术”为斋名，很能见出其一生寻寻觅觅于搜奇、孜孜不倦于著述的可贵精神。自少年起，和邦额便喜听奇事趣闻，乐于搜集记载，《夜谭随录》中多有体现。《香云》篇谓其十五岁随祖父人闽时，“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饮食之，碑各述见闻离奇怪诞。”《人同》篇谓其扶祖捺由闽人都时，“对月当风”，向老仆“询塞外风景及所见闻。”而在咸安宫学习期间，又常听教习及同学谈狐说鬼，（《夜谭随录》卷之十二《阮龙光》及卷之六《夜星子》）平时也爱“闲览《太平广记》及志异诸书。”（《夜谭随录·请仙》）他在《<夜谭随录>自序》中甚至明言:“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筋茶榻间灭烛谭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轶，聊以自娱。”长年的搜集记载，并加以整理再创作，和邦额于四十四岁时将之付梓，成为了当时众多文言神怪小说中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的珍品。和邦额对文言神怪小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他一反历来神怪小说作家所秉承的“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写作态度，强调自己“志怪而不悖其理”的主张。他所谓的不悖其理，其实是要求小说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在于“理”。他在《自序》中说:“子不语怪，此则非怪不录，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广大也，万物至纷绩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他肯定怪，但认为怪须贯穿理，而在小说创作中务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统一。这一点，与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和邦额一生，受其祖父影响甚大。自小跟随祖父转宦南北的人生经历，使他积累了极其驳杂的社会见闻，给他的小说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来源。整部《夜谭随录》题材涉及面十分广阔，故事的地域特征格外明显。他对异族风尚习俗、异域旖旎风光、异地特产奇物的描摩展现，是其它任何文言小说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它写粤西的癫犬、吐鲁番的獭;它写巴里坤的度气、澎湖的惊涛;它写滇南的山水、平阳的窑洞……各地的胜景名物、风情理趣几乎无所不包而奇异班驳。它还反映一些地区“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的陋习恶俗，记述“断袖之癖”、“龙阳之好”之类的秽事丑闻，诸如《碧碧》、《异犬》、《刘锻工》等篇。另外，和邦额曾长年居住北京，小说中记录了不少北京的奇闻趣事，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北京乡土气息。比如《三官保》一篇，和邦额在文言中巧妙运用北京口语，把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满族旗人打架斗口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由此，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其《夜谭随录》“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确为的见。
《夜谭随录》对清中期京旗生活的描画
在满族文学史上,《夜谭随录》是第一部全向度、多侧面刻画旗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明确涉及旗人题材占了全书1/5重。所牵涉内容不但包括在京城生活的旗人所见怪异,还有乾隆年间已经日趋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满人特有的风俗和喜好、性格、市井文化,甚至满人渐习汉俗但仍保持的独特民族个性。[2]
成年以后的和邦额余生基本都定居北京。这个城市自从公元1420年起就开始被营造成皇城,见证了明王室在此二百年的兴衰成败,也眼见从关外奔踏而来的满族在此经营,生息繁衍。《夜谭随录》诞生的时候,满族的倾城进驻已经持续了135年。一百多年来,北京城在原有的恢弘大气中被慢慢注入了闲适和优雅的气息,勇武、好礼、侠义而又喜好风雅的旗人个性也被吸纳,形成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
《夜谭随录》中明确涉及旗人题材的包括:《红姑娘》、《阿凤》、《小手》、《伊五》、《某马甲》、《来存》、《永护军》、《锔人》、《红衣妇人》、《怪风》、《大眼睛》、《高参领》、《嵩杉篙》、《春秋楼》、《猫怪三则》、《异犬》、《那步军》、《佟犄角》、《谭九》、《额都司》、《纸钱》、《三官保》、《某领催》、《护军女》、《多前锋》、《堪舆》凡26篇,占了全书1/5重。所牵涉内容不但包括在京城生活的旗人所见怪异,还有乾隆年间已经日趋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满人特有的风俗和喜好、性格、市井文化,甚至满人渐入汉俗但仍保持的独特民族个性。
在《夜谭随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年间北京中下层社会比较真切的反映。在他笔下收罗了相当繁复的各行各业人物,单旗人中就有步军、护军、甲兵、笔贴式、仆人、婢女、领催、都司、中书舍人、侍卫、骁骑校、佐领、参领、前锋、统领、宗室王子,甚至还有萨满。其他人物则更为广泛:秀才、监子、富商、小贩、屠户、童仆、锻工、船工、幕僚、役卒、知县、县尹、私塾先生、僧道、巫士、花户、农民、市民、医生、汛兵、力夫、店主等等,俨然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风情画。
其中与满族或者旗人生活相关最为密切的题材,是和邦额最为驾轻就熟的。《夜谭随录》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也是此类篇章。凡人遇狐是志怪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在《夜谭随录》中则体现为旗人遇狐,文中此类故事比比皆是。和邦额将鬼狐写入旗人生活,或许并不是刻意所为,但正是他利用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才把清代满族旗人带入整个中华大民族谈鬼说狐的大氛围。通过如此众多的旗人遇狐故事的讲述,满汉思想文化交融的痕迹也清晰可现。
作品评价
清代文言神怪小说在清代中期取得丰硕的成果。和邦额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其文言小说集子《夜谭随录》，无论在题材的开阔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艺术性的造诣上，都称得上是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的珍品。[3]
《夜谭随录》中表现满族八旗官兵生活的，有《某马甲》、《伊五》、《红姑娘》、《谭九》、《塔校》、《永护军》、《多先锋》等数篇。和邦额在这些小说里，对“八旗生计”引出的满族下层人民悲惨遭遇深表关切。另外，书中“记朔方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鲁迅语），《怪风》、《蜃气》等都可看作是描绘北方奇景异风的佳作，《三官保》、《护军女》等则特别生动准确地勾勒出京城市井生活的画面，可以说是领北京满人小说“京味儿”传统之先的作品。《三官保》中这样描写了两个旗人的斗嘴： 佟大言曰：“汝既称好汉，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坛后见我否？”保以手拊膺双足并踊，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岂畏人者？无论何处，倘不如期往，永不为人于北京城矣！”
虽然《夜谭随录》是一部文言小说集，这里所摹拟的京腔京调，却十分活灵活现。满族作家在本民族早期写北京故事的小说中就如此注重推敲和传递口语的神韵，于此足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