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回医
医学概览
为了便于分析回医理论的内涵，用以下“公式”来表述：　真一（单另独一，绝对实体）——元气（第一物质，万有之始）
——阴阳（阴“静”阳“动”，生化依据）
——七行　四元（水、火、气、土）———天地定位
三子（金、木、活）———万物始生
——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
天人浑同的“真一”内涵妙质元气，元气两仪阴阳，阴阳化而生火，水火交错，万物化生，水得火而生“气”，火暴水而生“土”，土与水合而生“金”，气与火和而生“木”，水、火、气、土四者共合而生“活类”，金、木、活三者在天地化育中称为“三子”，而当三者形成后万物莫不靠它而资生，所以又称三母。
在自然生化过程中，万物按一定生成次序先后问世，先者为其胜，为其名，但这只是就其主流而言，其实金、木、活三者相互交错，三气无所不至，万物而生。
先贤理论
回族先贤认为，在自然形成的过程中，若金气胜，金气流行，山得之为玉石；水得之为蚌珠；土得之为五金之矿；草木得之为草木之情；一切万物得之，而各成其坚明定固也。
“木气胜，木气流行，山得之为嘉植；水得之生萍藻；沃土得之生禾稼；瘠土得之生草毛；四植之中、禀土胜者为坚质；禀气胜者为囊空；禀水胜者多繁花；禀火胜者多果实。而要皆得此木气以化育者也”。
“活气流行，生于山者为走兽，其形体与丘陵似；生于林者为飞禽，其毛者与枝叶似；生于水者为鳞介，其鳞甲与水波似；禀气土胜者性温；禀火土胜者性烈；禀气水胜者性贪；禀水火胜者性暴，而要皆得此活气以化育者也”。
由上可以看出，无金则木不生，无木则鸟兽不育。抑万物之主，皆从地出，自下而上也，故金藏土中，木见土外，鸟兽则飞行于空中，可见金、木、活“三子”堪称万物母，它与四元（四奇形）化育之功相同，皆为人和万物的基本物质。
对方位及天空，回族先贤认为，当四元气、水、火、土形成的同时，方见四方，即气位为东方，土位为西方，火位为南方，水位为北方。空中天地者，近于地者“温际”；上于温者“湿际”；再上者“冷际”；近于天者“热际”，此乃四际分空之论。这四际分空又是气火水土“四元”聚结而成，温际属土，其气和平；湿际属水，其气稍冷：冷际属风，其气肃冽；热际属火，其气炎热。四际之气皆为人与万物所仰藉，并使之因时而得而所。
回族先贤不但对大自然的形成有较系统的认识，而且对人的形成过程也有较系统的理论。回族先贤认为：“人不能先天地而自立，天地万物亦不能无人而自有，万物为人之护卫，人为万物之枢机”。也就是说人类的进化和大自然的形成是同步的。回族医学对人类的进化也是用以元气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七行为理论框架来解释的，认为从大自然元气发露至而成人身必须经过六阶段，即①“浑同品（是元气发露始有的浑论之象）；②“起化品”，阴阳分（相当于元气两仪阴阳阶段）；③“广化品”（相当于阴阳开始广化万物的阶段，象著于水、火、土、气四元出现）；④“正位品”（相当于水、火、土、气四元形成后，灭地定位，万物始化阶段）；⑤“蕃庶品”（相当于水、火、气、土、金、木、活，此四元三子相互作用变生万物的阶段）；⑥“成全品”人类出也（相当于人自然形成之阶段）。此六个阶段无不体现了人天原始浑同的统一及进化过程的和谐，虽属古朴，但较概括而形象。
回族先贤认为：“初有一点种子，藏于父脊，授于母宫”，而授于母宫的一点种于是得父母交感之气而成，“由于父之阳动而生水，水挟阳气而授于母；母之阴动而生火，火挟阴气而纳此一点种子于宫，起初阴阳交而水火聚，故凝结为一。当胚胎初化，于是一分为两，成为“清”、“浊”不同的形态，清者为阳、浊者为阴，如同大世界元气两仪阴阳，清与浊在母体内特定的条件下，得到母宫的温养，而不停地运动变化，其运动趋向是，清阳向内，浊阴向外，如此，“清”、“浊”又各自两半，分成了四个层次，如同阴阳化四元，也就是“四体液”，即“黑液、红液、黄液、白液”，黑液为最外一层属土，近于黑者；色红属风近于红者；色黄属火；其居中者色白属水。四者均为人身血肉精气之本。回医学认为，胚胎一个月，黑红黄白四液形成。接着人身小世界继续依其特有的运动方式化育而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回族先贤对大自然的认识堪称为古朴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之所以称其为古朴，是因为上述理论与现代对大自然的认识相比就较原始了，上述理论，首先肯定世界是物质的，且是运动的，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以元气发露，两仪阴阳，阴阳化而生四元，四元相互作用而生金、木、活三子，四元三子共同作用而生万物，世界人类备也。故而称之为古朴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回族先贤认为，在宇宙没有形成之前的先天世界里，处处充满着一种浑论状态的物质，“中含妙质”，是谓“元气”。阿拉伯哲学中“顿拉底”这一概念与此类似，并引伸为“原动精神”，回族先贤把这种原动精神称之为“发露”，元气发露则意味着自然生化开始，是为先天之本，后天之根。这里所言后天包涵了自然宇宙这个“大世界”和人身这小世界。元气自然生化的整个过程，只能通过不断运动才能实现，而这种运动变化最大的和最突出的特征集中体现于“动”与“静”，中国的回回先民将这种形式引用中医学的“阴、阳”概念来解释浑论元气之开始生化，其“动”多“静”少者，谓之阳，其“动”少“静”多者谓之阴。回医学认为“动”与“静”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运动及其运动形态的存在，无论是“动”还是“静”，它们始终都在运动不已，天地万物的变化均归于这种运动，而这种运动形式既对立又统一，也就是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宇宙间无“纯阴”、“纯阳”、“全阴”、“全阳”，是阳中含有真阴，阴中含有真阳。是唯物辩证法思想。
由于自然生化的继续发展，“动”、“静”运动的无体性，阴阳则化为四元（水、火、气、土），四元相互作用则生金、木、活三子，回族先贤之所以把“水”、“火、“气”、“土”称为四元，说明它是同时成为一切有形物质（“形”）与无形事物（“色”），又称为“四象”，象是象征、现象之意，应包括有形运动的形象和无形运动的形象，是为反映自然规律的四种动态形象的总称。又称“四气”，实指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弥满无隙”，渊源于阴“静”阳“动”，在自然生化中，有着四类变化的运动性态；金、木、活三子又称“三耦行”，四元又称“四奇行”，行是行动、远行之意，指运动不已，“四奇行”与“三耦行”组成七行，“四奇行”与“三耦行”化育之功相同，均为人和万物的“基本物质”。但“四奇行”先于天地定位，再由“三耦行”化育万物。及此回医学有了“气”、“行”、“象”等概念的出现，深刻地反映了自然过程的无限运动性及其所表现的形象、气象等，为人类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生命运动过程开拓了崭新的思路。
人作为“小世界”与“大世界”同源，且处于同一运动过程之中，但人是“大成全品”，阿卜杜拉的《道行推原》指出：“人是大极大全，无美不备，既美其形，复美其妙”，回医学的小世界种子，大世界元气之说，不但说明了人与自然的渊源关系，还反映了“大世界”从“无形”到“有形”，“小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观点，从“无形”的元气到万物形色的生成，从“有形”的种子到生命过程的演化，这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与老子“无生有、有生无”的自然观一脉相承。这就是中国古代先哲所谓的“造化”与“神机”。
回医学理论的病因学、病理学、病机学、脏象学等，仅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中难以释全，但从《回回药方》残卷中所提及的关于人体医学、病理病机学、病变部位来看，盛于元代的中国回族医学是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特点主要是：回医学将古希腊的“四体液”学说改造为“黑、红、黄、白”四液，并将其纳入元气，四象理论中加以运用。此外又将“冷热干湿”说改造为“温际、冷际、湿际、热际”说，并与四元配合作为病因病理学的组成部分，这也说明了回医学是东西方医药文化高度结合的产物。
回族食疗
羊脖子炖黄芪：回族人民善烹调，喜精做食品，在饮食上有本民族的独特习惯，各种风味小吃独具风味。而有些"食谱""粥谱""茶谱"就是很好的保健食品，有明显的补气补血、健脾开胃、补肾增精作用。如：
羯羊脖子1个，黄芪饮片60克，将羯羊脖子放入适量冷水中煮沸。去除油沫，先煮半小时，将黄芪饮片用纱布包好，放入锅内同煮，待肉熟。亦可加姜、葱、香料。本品有补气补血、扶赢愈疮功效。用于病后气虚，大病之后。
鸽子炖三七：鸽子（雏鸽）1只，汉三七10克。取活雏鸽1只宰杀，去除内脏洗净，将汉三七用布包裹放入雏鸽腹中，文火煮熟，吃肉、饮汤。回族民间喜欢养鸽，但不食成鸽，这可能与宗教有关，但产后，手术后食用有补气血，活血化瘀生新的作用。
金针木耳汤：黄花（黄花花蕾）适量，木耳适量。将黄花、木耳用温水浸半小时使其软化，去除泥土杂质，加葱、调料，水适量，做成汤菜。本品有治气虚麻木、高血压、止血治痔作用。
龙眼黑豆大枣饮：龙眼肉15克，黑豆30克，大枣1枚，先将黑豆用水煮熟留取豆汁。去除黑豆再加入枣煮熟放入龙眼肉微煮，成黑红色药饮，每日1次。本品长久饮用有补血安神作用，对贫血、心悸、失眠有较好疗效。
生姜炖乌鸡：鲜生姜30克切成薄片，以顺序排列置锅底；小乌鸡1只，去净毛及内脏，破开鸡胸，平铺锅中，加水适量，慢火炖熟。本品有补虚散寒、安神定志、催乳作用，可做为慢性肾炎辅助疗法。《别录》有"乌雄鸡主补中止痛"。《食疗本草》有"黑雌鸡，治反胃腹痛、折骨痛、乳痈，安胎"之说。
鲫鱼红豆汤：新鲜鲫鱼一条约重4两，赤小豆30克。先将赤小豆煮至半熟。再将鲫鱼一条放入锅内，加水及调料适量，微火炖熟即成。本品有补气利水消肿作用。可作急慢性肾炎的辅助疗法。 　止咳润肺汤：鲜冬梨一个切片，青萝卜60克切片，冰糖适量，蜂蜜适量，川贝母10克，加水适量微火炖熟。频频饮之。本品有清肺化痰之功，对冬春肺燥咳嗽、老人痰多有一定治疗效果。
医药简史
起源回回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东西合璧”的产物。当欧洲其他各国尚未脱离神学统治之时，阿拉伯人开始发展科学文化。他们开办大学、建立图书馆，培养了大批人才，阿拉伯文化达到较高水平，在所有科目中，医学是最主要的，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着阿拉伯人与邻国的交往，邻国文化随之在阿拉伯诸国渗透，并互相补益，医学上也是如此。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过：“学问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阿于公元651年正式友好往来，医药方面的交往也兴于此时。因此许多阿拉伯学者，特别是一些哲学家不断总结自己民族的医疗实践经验，同时还将其他国家的医学著作译成阿文。如格夫退叶在《哲学家传记》一书中提到：“巴士拉医生马西尔朱卫是哈里发奥马·阿不杜·阿齐兹时代以色列学者，其真名叫马西尔·吉斯，精通医学，在奥马尔时主持翻译爱赫兰·格斯的医学著作，成书于哈里发穆尔时代，他的另两部著作是《食物的力量及益损》和《草药的功能及益损》”。在哈里发奥马尔时代（公元717年至719年）还请精明医生充当教育和医学顾问。倭玛亚王朝的另一个哈里发哈立德·叶其德是第一个将希腊文天文学、医学、化学等专著译成阿拉伯文的人，由于其哲学、文学修养高深，贡献卓著，被阿拉伯后世学者称为贤哲。不言而喻，随文化交流，医学理论的相互补益渗透现象在后世阿拉伯医著中不乏其例，这与中国中医药著作的《海药本草》《千金要方》《本草纲目》等记载阿拉伯医药同属一理，都是历史事实。
发展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一伊斯兰医学曾居世界医学的先进行列，并对西方现代医学有巨大影响。到中世纪，阿拉伯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的足迹遍及伊拉克、波斯、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大片土地。他一生大胆实践，潜心钻研，广征博求，于公元980至1037年著成熔古希腊医学、印度医学、中国医学、阿拉伯医学与哲学于一炉的巨著——《医典》，成为现代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奠基人。中世纪阿拉伯医学著作繁多，不少已散失，包括《医典》在内，流传至今尚有400多种。
由于阿拉伯医学广泛吸收希腊医学、罗马医学、印度医学（包括中国医学的脉学在内）的精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医学体系。其理论核心是“四大物质学说”、“四津学说”。到公元12世纪，伊朗著名医家拉齐斯的医学巨著《综合医学》10卷和阿巴萨德·达维亚的《综合百科全书》问世，更加丰富了阿拉伯医学的治疗学内容。是时阿拉伯医学已成为有理论有丰富经验的古代医学。
中国回医学的发展中国回回医学的发展，相伴于中阿医药交流。中阿医药交流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当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中国与西域之交流日益频繁，据史料记载张骞曾到达大宛（即今之中亚费尔干纳）、大月氏（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大夏（即今之阿姆河南）、康居（即今之中亚撒马尔罕）等国，并从大月氏经安息（即今之伊朗）直抵大秦（即今之罗马）。张骞的副使曾达身毒国（即今之印度北、盂加拉、巴基斯坦一带）及??宾（即今之克什米尔及巴基斯坦北部），经此路输入中国的物品中有不少药物，据范行准先生统计：矿物药如石硫黄、密陀僧等凡18种，植物药如木香、豆蔻等凡58种，动物药羚羊角及龙涎等凡16种，共计92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地区的药物。这些药物均被当时汉医吸收和应用。
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张骞、甘英先后通使西域，但阿拉伯与中国的正式友好往来则始于唐代，医药方面也兴于此时。
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使节于8月25日到达中国长安，进见唐皇，搭起了中阿友谊的桥梁。自此以后阿拉伯等穆斯林主要沿水旱两路往来于中阿之间，水路由波斯湾到马尔纳湾。经盂加拉湾抵马六甲海峡至我国南海达广州、泉州、杭州，再转至长安；陆路则经波斯、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最后达唐都长安。比较而言，穆斯林经水路达中国的时间要比陆路早100年。从唐永徽二年到唐贞元十五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唐使多达36次。当时唐人称阿拉伯人为大食（taz或tazih的译音）人。唐安史之乱，大食应中国之请求，派精兵支援唐王朝，后一些阿拉伯人即定居中国。据史料记载，在安史之乱到长安有更多大食人，其中大部分长期居住在“西市”一带，从事“回回”奇香异药经营。由于盛唐五代时期，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最深的是商业贸易，医药方面则是香药进口，有时一处经营香药珠宝者甚至达一二十万人，单香药贸易有时竟达千斤之多，如此大大丰富了中药品种。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他著有一本独具风格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顾名思义，该书之所以用“海药”命名，是因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该书为总结唐末时南方药物与海外药物临床应用的本草学著作，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另外还有郑虔的《胡本草》及非医药学书籍《西阳杂俎》等也记载了许多外来药物，包括阿拉伯药物。
在唐代不仅有香药输入中国，与之同时一些医疗技术也传入中国，如在《千金翼方·养性》中所记载的“悖散汤”（又名牛乳补虚破气方），本为波斯、大秦医方，曾在朝野间广为流传，对治疗气痢、一切气病、健运脾胃其效甚佳。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推广应用颇多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薰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同时中国穆斯林研究介绍了大量阿拉伯世界文化成就如数学、天文历法等，而中国的造纸术、针灸学、脉学、炼丹术、临床科学经验也源源不断地输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造纸术辗转外传，给欧洲中世纪文明以很大促进。因此早期的回回先民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未有空间传播科技的时代，堪称丰功伟绩。
宋代，中国与西域的陆路交通不如海路发达，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集居了大量的大食人，其中不乏香药巨商与医家，且人数日增。由于海上交通频繁，宋皇特命在广州、杭州、泉州等沿海地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及对外文化交流。载入史册的有福建蒲氏家族。《宋会要稿·蕃夷七》记载的蒲寿庚，也是宋代著名香药富商。《蒲氏家谱》有“家居西板”，“世秉清真教，天下蒲氏皆一脉”之记载，蒲氏家族兴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世袭经商大食香药。
宋代的中阿海外贸易较唐代有很大的发展，贸易品种由唐代的珍宝犀牙为主、香药为辅，渐变为以香药贸易为主。宋太平兴国七年，宋太祖曾下诏令对海外香药香料放通行的有37种，其销路较广的是有医疗作用的香药如丁香、木香、龙脑香、乳香、草豆蔻、沉香、檀香、龙涎香、苏合香油等。由于大量香药的引进，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医方药及治疗方法。宋代医方较唐代医方在香药的应用或组方上有明显变化，就《太平圣惠方》而言，仅卷48“诸心痛门”以香药命名的医方有：沉香散3首、沉香丸1首、木香散6首、木香丸6首、丁香丸1首；《圣济总录》卷56“心痛门”以香药命名的医方有木香煮散、木香汤、豆蔻汤、丁香汤、沉香散等31方次，计应用香药8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政府和剂局的成药配本，书中以香药命名的医方不下30余种，其中有不少名方，众所周知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等便是。苏合香丸中15味药就有13味是进口药，至今苏合香丸对于中风所致的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半身不遂等重症有明显疗效。其间，大食医家及学者功不可没。
宋代在社会上广用香料、香药薰衣、焚香、啖香之际，礼尚往来亦常以香药作为馈赠佳品，用香药配制的药茶甚至一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时尚。皇权贵族之间也视药茶为馈赠佳品。民间百姓们不仅用香药治病，而且也用于消毒。泉州有香料文献记载：“蕃药能治冷气，医学多用之……，泉人每岁家无贫富，皆燃之如燔柴”。现代研究，燃烧香料，对于防止传染病传播和扩散有一定作用。这种习俗，自古至今，不仅在回民中间流行，在闽南地区其他民族中也同样流行。
元代一统天下，将国内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南人。穆斯林则是色目人中的主要分子，他们往往与蒙古人享受同等待遇，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优于汉人，同时在元代“回回”一名开始代替“大食人”，被人们认为信仰伊斯兰教者的名称。如此则为阿拉伯医药的广泛深入传播与兴盛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且元人统一中国之后，继续奉行南宋时的海外贸易政策，推行少数民族医药共存的方针，回回医药在此得以兴旺发达。
元初，在元朝政府中设有相应的医药机构。元世祖即位后效法汉制在建立太医院之后，于至元七年（公元1273年）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为广惠司。据《元史·百官志》说：“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至治二年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
金元之际，西域技术之士，医家之流多入仕于元，如爱薛、答里麻等。
由于元代统治者对阿拉伯药物高度重视，元代阿拉伯人在当时政府中的医药机构里占极大势力、广惠司是回回医家的大本营。
另外还有一些祖籍西域，生于中国，精通汉、回医药的学者，如元末著名学者丁鹤年，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工儒学，通奥义，精诗律，是一位善兼医术的人。又如元末明初杭州的穆斯林大商人鄂施曼乃的子孙曾设立豪华的私人医院，取名“鄂施曼尼雅”，聘有回回医生从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记，不乏不知姓名的回回医官为百姓治病的事例。
金元之际医学文化领域学术活跃，百家争鸣，中医界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回回医药文化此时也发展到鼎盛时期，涌现了与回回药物院有关的、集阿拉伯医药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为一体，具有中国回回特色的医药大型综合性医著《回回药方》等专著。
重要医著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中国回族医药学大型综合性典籍，未著撰人，红格明抄本，原书36卷，残存4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全文基本上用汉文记述，并夹杂不少阿拉伯、波斯药物名称术语的原文和音译词汇。现残存卷为：目录卷之下、卷12、卷30、卷34。目录卷下包括卷19至36据目录可见，卷19为咳嗽门，包括众嗽、湿嗽、喘嗽、嗽血、嗽痰、肺经肿嗽、说治咳嗽等类。卷20为胸膈凝聚、胸膈热促、胸弱、胸疼痛、胸奄浊、胸冷湿、胸中生疮、开胸膈等类。卷21为肠风肚腹门，包括肠风、肠中生疮、肠中生虫等。卷22为泻痢门，包括论、方及泻从遍身来的、胃经泄泻、肠经泄泻等类。卷23为呕吐门、痞证门、秘门、劳瘵门、补益门；呕吐门包括呕吐、吐泻、泄泻、止吐、止泻等类；痞证门包括痞证类；秘门包括脏腑不通类、能通小水类；劳瘵门包括劳热、劳虫、劳嗽等类；补益门包括补益类。卷24为众热门、众冷门。众热门包括一切热类；众冷门包括胸膈冷类、胃经冷、一切冷等类。卷25为众气门、众血门、时气斑疹门、疟疾门。众气门包括众气、气不依常度、气喘急等类；众血门包括治吐血、能吐血、下血、止血等类；时气斑疹门包括时气、斑疹等类；疟疾门包括疟疾类。卷26为身体门，包括身体肥瘦、身体疼痛、癍痕花绣、治体气、治生虱、手足等类。卷27为黄病门、蛊症门、积聚门，黄病门包括黄类，蛊症门包括蛊症等类；积聚门包括积聚类。卷28为脚气门、脱肛痔漏门、谷通门。脚气门包括身体疼痛脚气、热肿脚气、冷肿脚气、寒湿脚气、一切脚气等类；脱肛痔漏门包括痔疮、肠风痔漏、痔风、脱肛等类；谷通门包括谷通等类。卷29为杂症门，包括论16条，方189首。卷30为杂症门，载方307首。卷31为妇人众疾门、小儿众疾门。妇人众疾门包括妇人身内动静、乳上症候、怀孕动静、子宫症候、众疾等类；小儿众疾门包括小儿众疾类。卷32为众疮肿肿毒门。包括肿毒、疬疮、恶疮等，卷33为众疮肿毒门、疥癣门。众疮肿毒门包括疥疮、甜疮、疳疮、癞疮、臭疮等类。疥癣门包括疥疮、癣疮、一切疥癣等类。卷34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所伤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金疮门包括刀箭所伤、取箭头刺签等类；折伤门包括伤损、接骨、骨脱出等类；针灸门包括灸各种症候类；汤火所伤门包括汤火所伤类；棒疮门包括棒打伤类；治人齿所伤门包括治人齿咬伤类。卷35为众虫兽伤门、众毒门、辟虫门。众虫兽所伤门包括众虫兽伤类；众毒门包括论及说众毒物、辨验何等毒物所伤、解服药毒、解众虫兽所伤等类；辟虫门包括辟众虫、辟恶物等类。卷36为修合药饵门、修合诸般马准门、众香汤煎门、活物治病门、众花果菜治病门。修合药饵门包括论及制药法，相合药法、比量用药、说造良方。药性期度、药饵分两等类；修合诸般马准门包括论及方87首（均已分见各门）；众香汤煎门包括汤药类；活物治病门包括活物治病类；众花果菜治病门包括众果物类、众菜类、众花物等类。
从上述部分药目录所涉及的病种门类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外、妇、儿、骨伤、皮肤等科，内容丰富的中国回族医学方书。从现存3卷所载方剂看，全书所载可能达，6000～7000首之多。其系统性、综合性不亚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
《药方》以叙方为主，方论结合，回回药物与传统中药并用。据统计《药方》残卷常用药259种，明显属于海药并注明中文名称者有61种；沿用阿拉伯药名，目前尚不知何药者52种，合计海药为113种，占残卷全部用药的43．6%。其他146种则为传统中药，其中也包括已经华化的海药在内。从《药方》中所载方剂来看，无明显君、臣、佐、使之配伍。据研究，《药方》不仅与阿拉伯医学有根深的渊源关系，而且突出特色，东西合壁。在药物剂型的运用方面，既有中国式的丸、散、膏、汤，又保存有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有些医方的临床应用如菖蒲煎剂治疗中风等，又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医学经验并和回回医药相结合的一种用法。《药方》有它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反映了成书时代中国回医对疾病认识在理论上已较成熟，这种理论既保存有阿拉伯医学的特征，也有中国传统医学的成份。
《药方》内容之广，涉及临床多科，同时在治疗方法上也较丰富，对有些疾病则采用内外并治。当然《药方》的治法中除了阿拉伯医学的治方经验外，其中也不乏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以及民间验方。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方法特别是一些外治法及其对骨伤科的论治具备了时代的先进性。如《药方》中对头部外伤的诊断，是根据组织损伤程度划分的，并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对外伤肿胀不退，且并发全身症状者，主张作“十字”切开，排脓引流。对颅骨下脓肿，采用钻孔锯开的开颅方法等，在今天看来尚且合理。
《药方》“折伤门”、“针灸门”之论述较全面。“折伤门”基本上包括了古今骨科的内容，包括了软组织损伤、骨伤及关节脱臼，并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些损伤的原因、发生机制、诊断和治疗方法，对一些合并症也作了相应的介绍。从而反映了14世纪时期中国骨伤科诊疗水平发展成就。在今天看来，“折伤门”中许多内容仍有临床实用价值。“针灸门”实为专论灸而罕论针，所论灸法有三种情况，即艾灸、药灸、烙灸，以烙灸法所占篇幅最长，尤为详述，其方法为阿拉伯医学的烧烙法。在书中烙灸法的适应症被分为16等，涉及范围很广，包括了内科、外科、眼科、伤科、皮肤等多种疾病，其病因多与体内恶液有关，具体方法是采用多种器械、烧烙皮肤，令其破损、溃烂、流脓，而不能早用生肌收口之药，必令其脓外流，则体内之恶液因之排出，然后施用生肌收口的药，使之平复。《药方》中灸法虽然以烙灸为主体，也确实带有明显的阿拉伯医学特色，但中医特有的艾灸法在书中出现及烙灸法中出现针灸穴位，这说明《药方》的灸法体现了共同的医学特色。
《海药本草》作者为唐末五代时的李珣。祖籍波斯，又名李波斯，善诗。曾几代定居长安西市一带，以卖药为生，《海药本草》收药124种，大多数来自波斯等地及南海诸地区，因此为回回医药根基的一部分，对中医学的发展也曾有过作用。有医学专家指出，在唐末五代时在民族医药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书籍首推《海药本草》。它还补充了《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不足，且纠正了前著的一些错记，丰富了中国药物学，是回回医学的重要基础与典籍。
《饮膳正要》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成书于元代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作者忽思慧（又作和斯辉），史书无载。从本书序文和进书表来看，是元仁宗时的宫廷饮膳太医，旧说是蒙古族医家。这部书初刊后，明清两代多次翻刻，但因屡遭兵灾，已散佚不多。书中配方多以羊肉为主料，“聚珍异撰”第一方马思答吉汤，《本草纲目·菜部》莳萝条附马思答吉注：“元时饮膳用之，云极香料也。不知何况，故附之。”书中多引用回回豆子、回回葱、回回青、回回小油。许多食品冠以“胡”字，如胡葱、胡麻、胡椒、胡荽等。以胡葱为例，《本草纲目》指出：“元人《饮膳正要》作回回葱，似言自胡地，故曰胡葱耳”。《洛阳伽兰记·城南》记：“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可见大量配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饮食疗法所用。将《饮膳正要》推论为“兼通蒙汉医学”的太医所撰，看来根据不足。
《瑞竹堂经验方》（下称《瑞竹堂方》）。原著在明代中叶后国内已失传，但书中许多内容则散见于国内外许多医药文献，其原序两则及清明两代若干辑佚和抄本，分别在中国和日本有关部门和私家珍藏，作者及成书年代国内外专家争论不一，清乾隆年间修纂的《四库全书》曾将明代《永乐大典》中本书散在内容搜采编辑为5卷24门。集得内、外、妇、儿、眼、齿、调补、美容等科效方170余首。当时“计亡阙已十之五六”，中国中医研究院现藏有清代《抄本瑞竹堂经验方》及仿明刻日刊本《瑞竹堂经验方》，有的专家认为本书作者肯定是回回医家，其名为沙图穆苏·萨谦斋，官至元朝御史兼太守。其成书年代不晚于泰定三年（公元1327年），陈垣先生在其名著《励耕书屋丛刊·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早已经将本书作者考证为“华化”了的回回。
《抄本瑞竹堂经验方》清代《抄本瑞竹堂经验方》现亡阙者多，但明刻日刊本可能近《瑞竹堂方》原帙。此日刊本按明刻分15卷，每卷1门，集方300余首，即诸风门、心气痛门、疝气门、积滞门、痰饮门、喘嗽门、滋补门、泻痢门、头面口眼门、耳鼻门、发口门、咽喉门、杂治门、疮肿门、妇女门、儿门。该书用香药较多，书中记载的悬吊水桶淋浴式是回族自古以来独特的卫生传统习惯，另有治急气疼方、治恶疮方、治疔疮方在其方名上标有“海上方”等字样，还有的验方特别强调忌马、驴、猪肉等。
放血疗法
眉心放血法回族群众俗称挑头。医生端坐患者对侧，用左右两拇指由眉心(印堂穴)由内向外按捋三次，再用拇指食指揪起眉心，针刺放血(所用工具为一般缝衣针，下同)。此法适用于风寒感冒、头痛、身痛、前额痛、畏寒等证。
太阳穴放血法医者用拇指由前额向外捋三次，然后用拇指同食指揪起太阳穴处皮肤，用针刺出血少许。此法适用于感冒头痛、寒热往来、血瘀头痛、高血压头痛等。
掴窝放血法患者背向医者直立，暴露（月国）窝部。术者先用手掌击其（月国）窝。暴露（月国）窝表浅静脉。在（月国）窝中线外（相当委中穴），用针刺出血少许。此法主治风寒感冒、身痛、腰痛及腹痛等症。
肘窝放血法暴露肘部后，术者由上臂向下捋三次，然后用一物紧束上臂，待肘部血管怒张。在肘部静脉处（相当曲池穴）放血。此法主治风寒感冒、肢体疼痛、身痛等症。
中指放血法用一根红线紧束患者中指。术者在中指指甲上一韭叶处或指端放血。此法主治风寒感冒、小儿客忤惊风、妇人癔病。
外耳廓放血法病人背医者坐位，将耳廓外侧暴露。术者用手固定耳廓，暴露耳廓小静脉，取其上三分之一处，用砭石（或瓷器钝片），轻刺小静脉血，视其病情轻重以定其放血量。此法主治咽部红肿充血、扁桃体炎、口疮及皮肤疥癣、神经性皮炎等。 内迎香放血法取一锐利竹签，放入病人鼻翼内0．5公分处，紧贴鼻翼。术者用食指猛弹鼻翼使其出血少许。此法主治急性眼炎、红眼、咽炎、咽部充血等。关节扭伤血肿放血法如关节扭伤跌打局部血肿，回族民间常用局部放血，配合拔火罐，拔除瘀血，也有用小儿童尿洗以活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