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扶蒋反共
扶蒋反共政策
简要阐述
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战后美帝国主义主要的政策之一。为了这个罪恶目的，美帝国主义用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办法，企图独霸中国。而国民党也只有得到美国的支持，才能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美国和国民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勾结起来，积极部署反革命的内战。
当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而法西斯的败局业已注定时，美国就派赫尔利为驻中国大使，魏德迈为驻华美军司令。他们的目的，后来在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曾明白地供认说：“一、阻止国民政府之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及统帅三军之委员长；三、协调蒋委员长与美统帅之关系；四、促进中国军用物资之生产，并阻止其经济崩溃；五、统一中国所有军事部队，以达成击败日本军队之目的。”1945年，赫尔利公开宣布：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不与共产党合作”，要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魏德迈也训令一切美国在华军官“不要帮助那些不属重庆政府的个人或团体”。美国又继续以大量物资援助蒋介石，并装备了2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作为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的准备。
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与中共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与中共斗争的体系，即创造斗争的条件与环境”。这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方针就早已确定下来。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的解决，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的历史开始了由抗日战争向国内战争的转变。
具体演变过程
由扶蒋联共到扶蒋反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开始共同对日作战，出于动员中国人力对付日本和扩大在华势力的目的，美国执行一条援蒋抗日的路线。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签字国之首。经济上，美国于1942年2月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货款。军事上，1941年后，美国不惜代价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到昆明的“驼峰”空中援华运输线，以保障中国战区的作战物资的供给。 
但是，罗斯福实施援蒋抗日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蒋介石认为，“现在美国人将接过同日本人作战的重担，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准备与共产党进行战后不可避免的殊死斗争了”①。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军事上屡屡失利，战斗力急剧衰减；经济上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任何改革，反共军事行动接连不断。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令白宫决策者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经受住了日伪大扫荡和国民党军队封锁的考验，到1944年初，已发展到47万，根据地15块，抗击了134万敌伪军中的21．4万多人②。中共所领导的军民已成为抗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中国两个战场如此鲜明、强烈的对比，使得史迪威和高思、戴维斯、谢伟思、范宣德、艾奇逊等一批美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特别是他们在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人的接触中，逐步认识到中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有成功希望的力量，从1943年起，便不断地向华盛顿提出改变对华国共两党政策的具体建议和他们的设想。 
史迪威、高思等人的建议和设想，促使罗斯福动摇了传统的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转而逐步形成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扶蒋联共政策：一、对蒋介石政府由无条件地支持变为有条件地支持，要求国民党政府自身改革；二、与共产党进行官方接触和联系，以至联合共产党部队进行对日作战；三、对国共双方都给予支持，促进两党的合作。美国采取这种有弹性的立场，无论战后哪一方占统治地位，美国都能与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一条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路线，否则国共势力的对垒将会引起内战，不但阻碍对日战争，还会迫使共产党奔向苏联的怀抱，最后可能会牵涉美苏，引起美苏冲突③。
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罗斯福政府援蒋联共继续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的政策，必然要与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发生矛盾以至冲突，因而最终导致了史迪威事件的发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军中将史迪威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使命是贯彻执行美国援蒋联共政策，并监督和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能”。1943年6月16日，史迪威第一次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武装和使用中共部队对日作战④，但遭到蒋的拒绝。随着中国战局的日益恶化，国民党军事瓦解的征兆开始显露。为应付危局，罗斯福于1944年7月7日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由史迪威来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所有地面部队的要求⑤。这更遭到了蒋介石的极力反对，“决心以缓和处之”⑥。于是，蒋介石先以派政治代表来协调为借口、后以明确史迪威职权范围为托辞，一缓再缓。因而引发了罗斯福9月18日措词强硬的电报⑦。蒋介石借口有损其人格，不能与史迪威合作，坚决要求将史调回⑧。 
为调解史蒋矛盾，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经过一个月的磋商与调解，赫尔利以“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失掉中国”为由⑨，建议罗斯福撤换史迪威。出于中国战场的作用随着战争的进展日益减少的考虑和苏联答应出兵中国东北以及忙于总统竞选，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事件是美国改变援蒋联共政策的标志，从此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向扶蒋反共。 
史迪威事件后，赫尔利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他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并在“调停”中“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将委员长”⑩。清洗主张联共政策的美驻华军政人员，先后将谢伟思等十一人调出中国，并以泄密罪于1945年6月6日将谢伟思等六人逮捕；坚决反对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的访问华盛顿的建议，从而关上了中共与美合作和发展关系的大门。在取得罗斯福的支持后，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抹杀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粉饰国民党反动统治，把中国统一的障碍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并公然声明，美国政府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⑾。赫尔利这一扶蒋反共的演说，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官方性质的反共声明，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完全转向扶蒋反共。
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的根源
抗日战争后期，促使美对华国共两党政策的演变，并最终确立扶蒋反共、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固然与赫尔利坚决反共的态度有重大关系，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仍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深刻原因。 
第一，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美国确立扶蒋反共政策的根本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美之间就有了既是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又是战争中的盟国的双重关系。在战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国有可能与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军事形势越紧张，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美国在援助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渗透，逐步控制了蒋介石政府，使其有可能在打败日本后而取代日本，把中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中美关系回到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去。而且，还可以彻底排除苏联的在华势力。美国政府这种企图，导致它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选择了扶蒋反共的政策。 
第二，抗战后期美国国内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逐渐增强。当此时，在美国舆论中，冷战已经开始，而中国政策是一个集中的焦点⑿。赫尔利1945年4月2日的不与共产党合作的演说得到了美国国内反共分子的欢呼。谢伟思等六人被捕后，更形成了一个恐共运动。美国反动派恐惧而且仇视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共产党统治中国，在这种气氛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就越来越带有反共色彩。同时，美国一些新闻界宣传蒋介石政府属于自由世界，而蒋介石本人又是基督教徒，所以，对蒋介石政府“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依赖它或对它寄予好的幻想⒀”。出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美国政府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 
第三，美国政府缺乏远见。在中国的将来属于谁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身上。尽管副总统华莱士认为：“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策力量。战后中国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有可能从革命中产生。”⒁尽管高思、谢伟思等人也曾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终将掌握中国，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战时合作以便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但美国政府却接受赫尔利之流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将不足以与得到美国援助的蒋介石政府对抗⒂。1945年2月16日，赫尔利“告诉大元帅(指蒋介石)，然后，他的美式装备的军队将会轻而易举地战胜共产党”⒃。无疑，这一观点影响了美国政府。再加上美国当时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对中国问题的考虑缺乏远见，其对华政策确定为扶蒋反共也就顺理成章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