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必成
人物简介
王必成（1912—1989），祖籍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小寨村人。（与许世友邻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师三十团营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副团长、二六七团团长、副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二旅旅长，第十六旅旅长，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新六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
大事年表
1923年读私塾。
1925年辍学。
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参加农民义勇队。
1928年在家乡参加少先队、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方面军第1军第1师2大队大队部勤务员、传令兵，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交通队通讯班长、队长。
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冬起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8连副连长、连长。
1932年春起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9连指导员，同年9月起任3营营  王必成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共五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0月随军西征入川。
1933年7月起任红30军第88师263团1营政治委员。
1934年11月起任红30军第89师265团副团长。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攻”及进攻战役。
1935年5月起任红30军89师267团团长。参加了长征。同年11月起改任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委员，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
1936年春起任红30军89师副师长。
1936年7月入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陕北红军大学）学习，为1大队1中队学员。同年10月随红2、4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会师，11月起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三队学员。
1938年1月起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参谋长。同年6月起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团长。率部东进长江以北参加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  王必成1939年11月起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
1940年7月起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黄桥战役，“叶王陶”美誉由此而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2旅旅长。
1942年2月起为华中党校一队学员，8月起继任新四军第一师2旅旅长，11月起任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
1943年任新四军第六师第16旅旅长（政委江渭清）。
1945年1月起任苏浙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巩固扩大苏中抗日根据地和挺进苏南的多次战斗。
1946年任新四军新编第6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的作战。
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
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军长。
1949年9月至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解放华东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参加了苏中战役、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1951年1月至1952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因病回国，王必成入朝作战。
1953年4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兵团党委常委，参加了朝鲜东海岸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1953年夏季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4年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2]
1955年9月2日至1960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7月起）。
  王必成(右一)1960年5月至1969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61年6月起）、副书记（1966年2月起），分管训练，在军区范围内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其间：1960年5月至11月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1960年5月至1963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上海期间，精心培植和扶持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典型。
1969年12月至1971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70年1月起）。
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害，周恩来指示刚刚做完腹部大手术在北京疗养的王必成返回昆明主持军区工作。
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1年8月起）。
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副主任。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1月至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80年1月至198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正大军区职）。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3月13日在南京逝世。[3]
人物生平
抗日虎将  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1938年春天，王必成从延安奔赴东南抗日前线，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不久担任团长。二团又称“老二团”，前身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留下的坚持在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的游击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这支部队重新集结，随陈毅挺进江南敌后抗日，战斗在茅山地区，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浴血奋战。
王必成到二团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了。在粟裕率先遣支队取得首战韦岗的胜利之后，王必成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多个“首次”。
新丰车站战斗是新四军的首次夜战。新丰车站在京(南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之间，驻有日军40多人，还有特务、汉奸、路警等，共100余人。1938年6月30日下午，王必成率二团一营自丹阳延陵镇出发，隐蔽进抵新丰车站东南9公里之东冈。7月1日夜11时许，我军对驻新丰车站日军发起突然攻击，并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灭日军10余人。又用火攻烧死日军30余人，并烧毁车站。此次战斗历时1个半小时，缴获步枪6支、刺刀6把，配合地方抗日自卫团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入瘫痪。
句容战斗是新四军首次攻入敌占县城的战斗。1938年8月，为配合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新四军第一支队决定由王必成率二团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受命后，王必成立即排兵布阵：第二营往东昌街，向镇江方向警戒，破坏道路、桥梁；第三营进袭城北门外飞机场，并对汤山东昌街方向实施警戒；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间之五港、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第一营为攻城主力。夜深之后，战斗开始，第一营乘黑暗用云梯突入城内，顺利占领东南门。第三营亦入城作战，经巷战，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日军一部固守楼屋，负隅顽抗，王必成命令一、三营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纵火焚烧，城外飞机场房屋亦被完全焚毁。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
东湾战斗是新四军典型的攻点、打援兼顾的战例。东湾地处句容县，靠近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北缘，是日伪军在溧(水)武(进)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该据点的日军约50余人，据点内工事坚固，并环有三道铁丝网，该据点北边不到6公里处的天王寺驻日伪军200余人，东北14公里处的薛埠驻日伪军400余人，西北之方边驻日伪军70余人。1939年春天，日伪军企图修复从天王寺到丹阳延陵镇的公路，以封锁和分割茅山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伪军企图，王必成决定袭击东湾据点，其部署是：主攻和助攻部队，分别寻点突进；打援部队埋伏于吴家边附近公  王必成(左二)路两侧，打击天王寺的援军，并对薛埠方向进行警戒。2月8日晚，攻击部队乘夜色隐蔽接近东湾，正面主攻部队进到第三层铁丝网时被日伪军发现，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担任助攻的两个连从西面突入据点，迅速消灭了顽抗的日伪军，并将据点付之一炬。天王寺日伪军闻讯后来援，在吴家边以北遭到伏击，大部被歼。日伪军又增派汽车5辆载150余人附炮4门，继续从天王寺向东湾增援，遭到打援部队的顽强阻击。东湾据点被摧毁后，二团各部遂撤出战斗。此战中，新四军部署严密，动作迅速，攻点与打援均获胜利，共歼灭日伪军110余人，缴枪20余支和弹药一批，粉碎了日伪军封锁与分割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企图。
贺甲战斗（延陵大捷）是新四军首次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战斗。1939年11月8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王必成率二团与新六团并肩战斗，在丹阳延陵镇附近的贺甲村一带与“扫荡”的日军发生激战，经30个小时拼杀，共歼日军168名，生俘3名。当时，上海等地的报刊曾以《伟大胜利在江南》的醒目标题予以报道，江南人民则称之为“延陵大捷”。 延陵大捷有力配合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戳穿了反共顽固派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
多次战斗让王必成和他的二团扩大了影响。后来，江南人民誉称二团为“老虎团”，称呼王必成为“老虎团长”、“王老虎”。粟裕的“三只铁拳”1940年7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王必成率部随陈毅、粟裕挺进苏北，陈粟分别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部队整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叶飞、王必成、陶勇依次担任各纵队司令员。部队开赴江都时，陈丕显与王必成相识，陈曾回忆：“初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个头不高，两眼炯炯有神，虎虎有生气；不善辞令，简单几句话，掷地有声；不苟言笑，待人诚恳，谈话中很少讲自己过关斩将之事。”的确，第一次见到王必成的人，都不会把他与能征善战的猛将形象联系到一起。
1939年11月，在江南指挥部任见习参谋的恽前程，在回忆他第一次见王必成的感觉时这样说：“他身穿灰布军装，小腿打绑腿，腰系皮带，着装整齐清洁。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二十五六岁样子，身材不高，体瘦不胖，脸面嫩白，与我想像中的形象不一样，不像个能征善战、英武魁伟的战将，倒像个体弱的小学教师。”
  王必成(右)与粟裕1940年7月25日，东进序幕拉开，王必成所率的二纵先期行动，很快将国民党顽固派保安四旅先头部队击垮，并分兵占领了黄桥镇以北的蒋垛、古溪等地。9月，他率部攻克姜堰，打掉了保安九旅司令部。10月，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与一、三纵一起，全歼敌顽军独立六旅，直捣顽八十九军军部、三十三师师部。顽军军长李守维单骑遁逃，连人带马掉进河里淹死。从此，这三支英雄的部队，在陈粟指挥下，一直并肩作战，威名远扬，被称为粟裕的“三只铁拳”。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活动于苏中地区的原苏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所属第一、二、三纵队编为第一、二、三旅，叶飞、王必成、陶勇依次担任各旅旅长。王必成所率的二旅以苏中二分区以及盐城、建阳（今建湖）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底，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为加强苏南的抗日力量，新四军一师决定二旅主力渡江南下，与划归一师指挥的十六旅整编。次年1月，王必成带领部队进抵溧水与十六旅会合，王必成担任十六旅旅长，江渭清任政委，率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安徽郎溪、广德与浙江长兴一带)，坚持苏南抗日斗争。苏中七捷凡五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又一次挑起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1945年11月10日，华中新四军部队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王必成任华野第六纵队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从1946年3月起，华中野战军在进行“百日”大练兵运动中，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委，王必成任副师长。同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在闻名遐迩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王必成率第六师参加了五战，仗仗皆胜，歼敌1.6万余人。涟水痛击张灵甫就在这时，王必成遇到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大的劲敌――国民党军名将张灵甫。苏中七战七捷后，苏中战场胜利在望，可相邻的淮南解放区形势却急剧恶化。在国民党军“五  王必成大主力”之一、张灵甫的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的强攻下，解放军被迫撤出淮南根据地。随后，第七十四师沿运河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淮阴。
淮阴是苏皖解放区的首府，战略地位重要，得失事关全局。因此，粟裕一面急调皮定均、成钧赶往淮阴城下，阻击第七十四师；一面亲率第一师、第六师从海安城下撤围，奔赴淮阴，准备围歼第七十四师。
由于淮阴守军顽强抵抗，使敌第七十四师在城下寸步难进。眼看粟裕援军就要赶到，敌第七十四师处境危急。张灵甫派出一支小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突破点就选在防线中央――从战术角度看中央是最难突破的地段。守城部队未料到一向害怕夜战的敌军居然敢于夜袭，更想不到进攻的地点竟在防线最坚固地段。敌第七十四师乘机破阵，张灵甫挥军入城。一天后，粟裕率援军赶到，但战机已失，只好撤退。张灵甫乘胜挥师南进，3天后又占淮安。至此，两淮地区完全失陷。
作为华中解放区的心脏，两淮地区及整个苏中根据地的陷落，严重影响华中军民的士气。一时间人心浮动，粟裕、谭震林等解放军将领们心情沉重。在淮阴战役中，敌第七十四师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力，其火力的强大和战术的灵活，给解放军参战部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很多参战官兵都说：整编七十四师比抗战中的日本军队还难打。尤其是一些刚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甚至出现了“恐七十四师症”。王必成听到这些话，火冒三丈，他一拳砸在桌面上：“得和这个张灵甫碰一碰！”
淮阴失守后，双方争夺的锋芒，转到了苏北重镇涟水城。涟水城在淮阴东北35公里，为联结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的枢纽。第七十四师占领淮阴后，张灵甫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涟水。解放军担负涟水防御的主力是成钧的第五旅。一个月前的淮阴之战，第七十四师就是在该旅的防线上打开缺口的。涟水城下，两支部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张灵甫仍是巧攻，他先向城外的茭菱镇发起猛攻，吸引涟水守军注意，然后亲率主力直取涟水城。
1946年10月22日，敌第七十四师集中全部炮兵，对涟水城的南门渡口发起震天动地的炮击，部队乘橡皮舟渡过废黄河，很快在河岸立住了脚跟，并发起第二轮猛攻。25日下午，第七十四师出人意料，突然投入了一个团的生力军，不待重炮和飞机掩护便发起冲锋，在城南防线中央撕开一个宽大缺口，直扑涟水城。这时，王必成的第六师赶到了。前卫第十八旅冲破敌军飞机、大炮炸出的一堵堵火墙，及时增援城南阵地，敌第七十四师开始溃退。东门外，第六师主力和敌拼起刺刀，硬是用刺刀在短短一小时内干净利落地歼灭了第七十四师一个营。张灵甫明白，这回碰上粟裕的主力了，但他还不知道，眼前的对手就是江南赫赫有名的“王老虎”――王必成。
26日，双方大战再起。张灵甫倾尽全力，发起猛烈的进攻，这是王必成与张灵甫的首次正式大战。直到多年以后，原第六师将士回忆起来，仍然暗暗喝彩：第七十四师官兵清一色的美式服装和墨绿色钢盔，显得威风神气；装备也强，炮多、机枪多、冲锋枪和卡宾枪多，火力之猛是关内其他国民党军无法相比的；部队训练有素，战术动作纯熟，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士兵体力强，冲锋格外凶猛，且骄横异常，自称“天下第一师”。可尽管这一天第七十四师连续发动8次突袭，却始终无法撼动第六师的防线。入夜后，第六师发起反击。夜雾弥漫的废黄河边，杀声和刺刀碰嗑声混成一片。28日，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全部赶到，粟裕下达了歼灭第七十四师的命令。30日夜，陶勇的第一师和王必成的第六师如猛虎下山般扑向第七十四师。张灵甫见势头不妙，撤退到淮阴城。
一战涟水，张灵甫不但未能攻占，还付出了7000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张灵甫将失败归咎于王必成。据说，他当着部下的面发誓：下次打涟水，要用一千发炮弹打碎王必成这只粟裕的“铁拳”！一战涟水，王必成也领教了第七十四师的厉害，他感叹道：“兵败而不山倒，两虎未擒一狼，姓张的有一套。”越挫越勇涟水战役一个月后，在国民党军其他部队配合下，整编第七十四师再犯涟水。此时，陈毅、粟裕正在北线准备宿北战役，坐镇南线的谭震林决定来个硬碰硬，将王必成第六师摆在涟水南面，对决第七十四师。
1946年12月3日，第七十四师等部在正面排开将近100门重炮，对解放军阵地猛轰。空中，敌机投掷的高爆炸弹、凝固汽油弹密雨般倾泻而下，把整个战场犁地般地翻了一遍。随后，坦克引导着第七十四师步兵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经过两日激战，第六师坚守的第一线村庄先后陷落。12月5日夜，王必成发动反击。敌第七十四师的美制M1917式勃朗宁重机枪在暗夜中织成严密火网，第六师冲锋受挫。反击失利后，王必成迅速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以坚守来消耗敌军。他将全师梯次展开，构筑了纵深的野战工事，节节抗击敌军进攻。在9天9夜的血战中，第六师官兵英勇顽强，始终将进攻之敌阻击在涟水南面。然而，这一回，无论王必成，还是谭震林，都低估了张灵甫。张灵甫进攻涟水南面仅仅是佯攻，正当第六师在涟水城南面苦战之际，张灵甫亲率主力绕道从西面直扑涟水。14日拂晓，第七十四师主力在城西突然出现，第一道防线当天就被突破。傍晚，第七十四师的兵锋进至废黄河大堤。王必成震惊之余，急忙抽调一个旅返城。然而，张灵甫动作异常迅猛，也集中重兵向第二道防线强攻，突破多处防守阵地，涟水形势万分危急。
15日上午，奉命支援的第六师十六旅赶到，王必成亲自赶赴城西前线。第六师的敢死队呐喊着，端着卷刃的刺刀，硬是把第七十四师赶了下去。当夜，谭震林紧急命令第六师的第十八旅也回援涟水城。然而，战场上的张灵甫像狐狸一样敏锐狡猾，他抓住王必成援军未到的战机，调集城西和城南两大进攻集团，共同集中炮火向解放军城西阵地猛烈轰击。惊天的炮火之后，第七十四师以营、团为单位，连续发起集团冲锋，敌军依靠数量的优势，从多处冲决解放军的防线，涌向涟水城垣。
15日中午时分，第七十四师从涟水西门、南门先后突进城内，与解放军展开了血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解放军守城部队被迫在当天下午先后撤退。第六师主力撤出时，王必成凝视着涟水城内冲天的浓烟烈火，青筋暴露，死盯不动，最后被警卫员和参谋人员强推下去。
第二次涟水之战，解放军共毙伤敌军80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仅第六师就有50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王必成的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他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此刻的张灵甫报了前仇，春风得意，他率领一群高级军官，来到涟水古塔下合影留念。实际上，二战涟水张灵甫虽然胜了，但第七十四师前后伤亡近万人，基层战斗骨干损失惨重。后来孟良崮战后，被俘的第七十四师旅团长们都认为，涟水之战重创了该部，是造成后来覆灭的重要原因：“涟水战后，本师元气亏损，一蹶不振”。
涟水失陷，陈毅盛怒之下要将王必成撤职查办，但粟裕了解王必成，认为他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主张改为留职检查，这也许是王必成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他对陈毅、粟裕说：“日后打七十四师，绝对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师！”粟裕当即表态：“以后，凡我华东部队组织歼灭七十四师的战役，一定让六师参加，一定让王必成参加。”
1946年底，王必成奉命率部北撤，与在山东作战的兄弟部队会师。次年春，山东、华中军队进行统一整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纵队，王必成任第六纵队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
1947年2月，王必成率华野六纵参加莱芜战役，创造了一个纵队在一次战役中歼敌2.4万余名的辉煌战绩。5月，他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华野六纵遇到了老冤家、死对头――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结果，他指挥所部勇登孟良崮峰顶，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走投无路，杀生成仁。孟良崮战役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以此战役为素材，当时六纵的宣传部部长吴强创作了著名小说《红日》。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王必成部改编为第八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二十四军，王必成任军长，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
谈及王必成军旅生涯，与其共事多年的陈丕显直竖大拇指：“必成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大胆果敢，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很能打仗的，而且善于打大仗，打硬仗，从不打‘滑头仗’。他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电视剧《红日》中大战张灵甫的74师的沈振新，其原型就是王必成。鞠躬尽瘁1953年4月，一直想上朝鲜和美军较量的王必成，终于得偿所愿，出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虎啸三千里江山”，亲身体验了打败美军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夏天，王必成奉命从朝鲜前线回国，出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年9月，战功赫赫的王必成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在上海工作的5年半时间里，王必成非常注重军政和军民关系；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党政领导；他党性强，讲原则，顾大局；他治军严，律己也严。王必成经常强调：“上海警备区是上海市委的军事部门，既要听从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指挥，又要服从上海市委领导。”他抓上海民兵工作有声有色。王必成说：“上海是个高度工业化的都市，工人无工忙工闲之分；上海郊区由于机械化程度较高，农民亦无农忙农闲之别。因此，上海的民兵训练不能采取“大集训”的办法，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根据上海的地位和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分散小群的训练方法，每天一至两个小时，有分有合，并侧重抓特种兵的训练。”根据他的建议，上海市委成立了上海市民兵工作领导小组，把地方党政部门和驻沪三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民兵工作搞得生气勃勃。
“南京路上好八连”成长前进的道路上，也印着王必成的足迹。“好八连”是1963年5月由国防部命名的，此时，王必成已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但是他在任期内，精心培植和扶持了这一典型。他多次深入该连，勉励八连指战员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身在繁华都市，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为灯红酒绿所迷惑，并指示警备区政治机关认真总结八连的经验，举办连史展览。他还邀请上海市委领导去参观。上海市委还指示上海的“两报”（即《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广“好八连”的经验。
1960年11月，王必成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许世友的得力助手，负责军事训练。1961年初，南京军区某部二连副连长郭兴福总结出一套新的战术教学方法，受到军领导的好评，被作为典型加以推广。1962年初，郭兴福第一次到南京汇报作业，许世友、王必成先后观看了他的教学方法，均连声赞好。事后，立即在南京军区部队大力组织推广，使“郭兴福教学法”逐渐被推向全军。
1969年夏天，王必成就职昆明军区，历任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时间长达10年。前七八年间，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之时。作为云南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工作受到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向王必成身上泼脏水，大肆进行诬陷、迫害，胡乱拼凑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1971年9月，林彪集团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一伙人，假借批林整风，另搞一套。他们把刚直不阿的王必成视为“眼中钉”，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上蹿下跳，曾一度使王必成无法工作。
在逆境中的王必成忍辱负重，力排干扰，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局势而拼命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地处理了云南的问题。1975年2月，党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开了100天会议，专门下了文件，扭转了云南局势。王必成战场上是虎将，政治上也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每当省革委会开会时，那些派性干部就在会上胡搅蛮缠。王必成多次与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寸步不让，捍卫了党性原则的纯洁性。作为军人，他成功地抓了部队的军事演习和军区机关的拉练，受到了总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亲自到云南重型机器厂蹲点，帮助该厂打翻身仗。他经常深入到农舍地头，关切地询问口粮和看病情况。他还关心昆明市的蔬菜供应和公共交通状况。所有这些，今天的昆明人民仍有口皆碑。
1979年1月，王必成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荆楚大地。王必成还是那个老脾气。他不顾鞍马劳顿，短短几天内，就走遍了军区机关、武汉空军及驻汉军事单位，还专程到省市机关拜访。湖北省市负责同志见王必成身体不太好，建议集体来看望他，他风趣地说：“我是湖北人，入乡拜土地，还是我来看看‘父母官’。”王必成虽然在武汉军区任职时间仅一年，但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尊重地方、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精神，给武汉军区指战员和湖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春天，王必成就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这期间及之后的日子里，他为自己奉献一生的人民军队建设出谋划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1989年3月病逝。[4]
人物评价
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至南京视察，王必成将军向毛汇报用“野营训练”的形式锻炼部队，效果很好。毛泽东连连称赞：“野营训练好！”故此，野营训练即在全军展开。“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指使云南造反派罗列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1974年4月28日，将军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挥笔批示：“王必成同志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四人帮”仍揪住不放。7月10日，将军第二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又批曰：“王必成同志事情讲了就好了。”王必成将军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人民军队不可多得的虎将”“在以后华东战场的多次重大战役中，如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王必成同志的华野六纵，都建树了赫赫战功”“王必成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大胆果敢，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很能打仗的，而且善于打大仗，打硬仗，从不打‘滑头仗’。他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
将军轶事
闻枪炮声判若两人王必成将军17岁参加红军义勇队。1938年，将军由延安赴东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继任团长。将军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之敌，连战连捷，敌伪闻风丧胆。江南人民誉称二团为“老虎团”，誉称将军为“王老虎”。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彪悍，后亲见将军，身材矮小，状貌平平也。
将军指挥作战军令如山，以下“死”命令而威慑军中。军令出，非“死拼”，即“死守”；非“枪毙”，即“杀头”。1943年4月，蒋介石、顾祝同调集12个团近两万人马，直逼两溧地区，妄图围歼新四军第十六旅，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当是时，旅政委江渭清向各团传达突围命令。末了，江渭清请旅长王必成讲话。将军曰：“江政委说，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军法处治。我说江政委太客气了，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提头来见！散会。”将军言简意赅，掷地当当。
天目山战斗，将军亲临前沿指挥，距敌仅二三百米。初始，子弹中树冠，树叶纷纷坠落身上，将军不动；继而，子弹落草地，于脚旁噼噼叭叭作响，将军仍不动；继而，警卫班孙副班长中弹倒下，将军依然不动；再继而，一弹片击中将军望远镜，斜擦而过，将军一步不挪，仍岿然不动。
将军性孤僻，冷面寡语，喜独处独行。然闻枪炮声则判若两人。某战，部队进攻受阻，将军纵身跃马，奋臂高呼“跟我冲啊！”霎时，众官兵欢声雷动，勇往直前，遂克敌。又某战，敌进我守，形势危急。将军直奔前沿阵地，取手榴弹，揭盖垂环，端轻机枪，左右扫射。众官兵见将军到，又欢声雷动，奋勇杀敌，遂退敌。其时王必成将军任六纵司令员。百万军中取张灵甫首级1946年冬，大雪。王必成之华中野战军第六师会同兄弟部队与国民党张灵甫之整编七十四师战于涟水城。初战，胜；继战，败。我军伤亡6000余人，退出涟水。整编第七十四师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号称蒋介石之王牌御林军。当是时，王必成将军回望涟水，郁郁无言，心中暗忖：非报此仇不可。并呈请华野副司令员粟裕：“若打七十四师，不要忘了六纵。”粟裕当即答复：“打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六纵。”
次年5月12日，华野陈、粟命六纵飞兵北上，参加孟良崮战役。王必成将军心中暗喜，挥拳下令，曰：“报七十四师之仇，时机已到。”5月14日，六纵急行军抵达孟良崮西南、青驼寺以西之观上、白阜。将军星夜点兵传令，并对饶守坤、张云龙、梁金华诸师长言：“报七十四师之仇，就在今日。你们谁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5月16日，华野各纵猛攻孟良崮主峰，七十四师顽强固守，相持不下，均精疲力竭矣。王必成将军于侦听中获悉张灵甫藏匿于一山洞，大喜曰：“张灵甫小命完矣！报七十四师之仇，在此一举。”遂命预备队——特务团出击。数日来，六纵唯特务团未参战，团长屡次请战，王必成将军不用。官兵早已摩拳擦掌，一声令下，如纵饿虎，直扑孟良崮峰顶。其时，突降大雨，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王必成将军冒雨举望远镜，遥望孟良崮主峰，风抽雨打，纹丝不动竟半日。下午2时，潇潇雨歇，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此时，前方传来捷报：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特务团官兵击毙。王必成将军脸露喜色，长舒气曰：“大仇已报，可安睡也。”遂进指挥所休息。谚曰“兵败如山倒。”王必成将军率六纵兵败不倒，并于百万军中取张灵甫首级，反败为胜，为战争史一奇观也。很少与家人共餐将军吃饭喜一人独餐，一桌，一椅，一碗干饭，两碟小菜，足矣。很少与家人共餐，几十年如一日。盖战争年代领导“吃小灶”，亲属子女不准“沾光”之习惯相袭也。
将军下部队视察，凡摆酒宴均拒之。宴撤，方上席；宴不撤，决不上席。故将军下部队常上演“罢宴风波”。
林彪事件后，“四人帮”欲置将军于死地，指使云南造反派罗列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1974年4月28日，将军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挥笔批示：“王必成同志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四人帮”仍揪住不放。7月10日，将军第二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又批曰：“王必成同志事情讲了就好了。”将军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战友毛毯盖了49年
1979年南疆还击战前夕，将军调离昆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临阵换将，将军忍悲含愤，慨然离滇赴鄂。临行前，将军将一子一女送往前线参战。某日，将军夫人陈瑛告将军：“我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将军连声曰：“好，好。”陈瑛又悄声曰：“媳妇已怀孕两个月了。怎么办？”将军斩钉截铁曰：“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陈瑛凝视将军，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1989年3月13日，将军因病逝世，享年七十有七。余见将军生前所盖毛毯，米黄色，补丁重重叠叠，约十余处。将军夫人陈瑛言，此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九团团长徐绪奎于1940年9月牺牲后遗物。王必成将军时任二纵司令员，为纪念战友，留毛毯挡风御寒，日日不离，夜夜相伴，至今已四十九春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