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培亮
郑培亮简介
[1]  郑培亮，1989年考入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1991年获山东省大学生艺术节书法展一等奖；1992--1994年到山东大学东方书画研究院读研究生课程班，师从蒋维崧、王长水先生。班中仅有一人。1994年调入聊城师范学院美术系，参与筹建全国第一个书法教育专业，1995年面向山东省招生；1996年承担山东省教委重点科研项目《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的写作任务，两年后完成，25万字。1998年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开始发表论文，迄今在专业报刊发表30余篇；；1998年论文《试论二十世纪的隶书创作》获首届全国隶书学术研讨会三等奖，之后，论文连续入选全国性书法学术研讨会；1999年在《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撰写专栏文章；1999年开  郑培亮先生题:得示斋始在《书法导报》撰写"近现代书家研究"，共连载50期；1999年获《书法导报》首届全国书家作品评展一等奖；1999年10月放弃专业研究与创作，自学日语；2001年考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2002年任聊城大学书法系主任；2002年完成《两汉书法艺术研究》，20万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3年筹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书法装饰艺术专业，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次年面向全国招生；2003年提前完成学业与毕业论文，9月中旬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杂志执行编辑至今。
门踟蹰——郑培亮
下面是我的“成长经历”、“学书经验”与“理论研究”了。我还要说明一下，我还不是名家，还没真正成长起来，所谓“成长经历”应是一本生活流水账；“学书经验”估计也难以说个明白，若干感觉，不妨实话实说，就不要文白夹杂地掉书袋了；“理论研究”姑妄如此称呼，我不擅长理论研究，诸如考据、思辨，我样样不通。与理论研究相比，我更愿意在毛边纸上划上一通，但我的工作又常与“理论研究”打交道，这些年的确写了不少东西，多是豆腐块，因为是份内的工作，深知长篇大论，自个呼悠，无人理睬，极为尴尬。 
和许多同道相比，我的生存环境不算太差。从阳谷农村老家，到聊城，再到济南，最后到了北京，一步步走来，没感觉费什么劲。我要感谢我的几位老师，是他们把我从社会最底层最为艰苦的环境里，逐渐带出来的。我不妨说说他们，他们中间既有名家长者，也有默默无闻的人，知道了我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也就了解了我的全部。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予的。一、在阳谷提起阳谷县，全国人民都知道。县城不大，经济条件一般，历史上也没出过什么名人。偏偏施耐庵把武松打虎这一《水浒传》里最精采的一幕安在了阳谷，阳谷从此名声大噪。我家就住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的北面。几百米，隔着窗户，踩上凳子就看见了。 
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感觉不出什么，一旦离开，便老是怀念。如今跑到喧嚣繁华的大都市里，更是如此。小县城里没有那么多的故事，没有那么多的汽车与人流，大家生活平静，走路安详，日子过得不紧不慢，悠闲自在，没有大都市里的焦虑与不安。 
我在阳谷上中学时开始学书法。最初是父亲喜欢这东西，日子长了，渐受薰陶，拿过毛笔，胡涂乱抹。写了两年，便在《中学生报》上发表了两个字：“墨缘”。字写得特大，字数多了就写不成了。县城太小，历史上又没出过什么文人骚客，我的名声迅速传播，到后来俨然以小书家自居了。这段光荣的历史，我感觉颇有意味。我生性木讷、怯懦，不善与人交往，学习成绩也不理想，比如数学，就想不起来是否及格过。没有书法上一点小小的骄傲，也许我心里残有的一点自信就荡然无存了。我虽然在书法上用力不多，但要感谢书法，是书法常常给我空虚的心灵一点安慰，一点刺激，使我不致于自甘沉沦。 
在阳谷上学以及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我接触最多的几位老师、朋友是：张长欣、李宗行、张玉珠、穆绍逸等人。 
张长欣先生早已去世了。张先生是县城里一位德高望重、循循善诱的长者。老先生从来都是神情安定，谈笑自如。我刚开始学书法时，他常常跑到我家里指导，开始骑个破车，后来是步行，我做小学生的倒是极少去他家。九五年我将家从阳谷搬到聊城，一大早，老先生就拄着拐杖来了，他要送我。我记得当时人不少，车发动时，我从人群里依旧看见老先生的身影，一种眷恋，一种感动，顿时使我视线模糊，不能自已。 
李宗行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当时教美术、书法。在我的印象里，李老师脸上从无笑容，生活的拮据，疾病的困扰，使他脸上沟壑纵横，他的形象，很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很差，中学老师的待遇也比较低，在李宗行老师羸弱的身影里，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时期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凄凉与无奈。李老师写一手魏碑，教我的是柳体，多次拿我的书法作业在班里做示范，每逢国庆，还要贴到校园的报栏里，光我自己的就占去一大半。每天上学放学，我最爱经过的地方就是报栏，那里能找到“感觉”。最不愿去的却是教室。 
玉珠先生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记忆力很好，在小县城里，属得上传统意味颇为浓厚的文人。张先生爱背《书谱》，我们一群人聚到一起，他总是极为陶醉地讲起《书谱》，旁若无人。别人未必听得懂，不爱听他也看不出来，只管一段段地讲下去。我觉得他该到大学里做个教授。他对我恩宠有加，逢人便夸，甚至夸得有点离谱。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真心盼我有点出息，可惜我总是使人失望。 
绍逸兄是我的挚友。我本应喊他老师，后来熟了，就称兄道弟了。绍逸是真有才气的人，我自叹不如。他藏书多，眼界高，就是手生。他从部队转业到阳谷景阳岗酒厂，不几年，酒厂就不行了，连续多年开不起工资。绍逸夫妻二人都在厂里，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夫妻两个常常给人做点小活勉强度日，哪有清闲习字做画？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在他租来的斗室里，谈艺论道，纵横古今，那种惬意，常常使我们忘记了暑热与严寒。光阴荏苒，一晃就是十余年，绍逸兄依旧如故，厚道、善良、有谦谦君子之风。看到他生活处境不佳，我总是替他抱怨，现在想来，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人各有各的难处。好在他现在情况有所好转，我心里才算有了些许宽慰。上苍不公，常使善良之人陷于困顿，丑恶之人得以腾达，纵使我辈扼腕悲叹，又能奈何！ 
在阳谷，我的老师、朋友还不少，这里不能一一细说。地方小，偏僻封闭，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人情温暖，情意真挚。地方大了，反倒人情淡漠，甚至文人相轻，相互倾轧，人活着，缺少真实与自然，改头换面，伪装自己，虽然获得一份名利，但也的确疲惫。回忆在家时，师友相聚，切磋琢磨，或浊酒一杯，纵论人生艺术，无所顾忌，其乐融融，那种善意的批评与鼓励的目光，常使我眷恋不己。二、与茂阳老师在一起认识于茂阳老师是在1989年。那时，我刚上大学。聊城师范学院校园不大，新生们到了不久，就对校院角角落落里的名人逸事、奇闻趣谈耳熟能详了。其中之一便是有关茂阳老师的。传闻版本不一，内容大致相近，均是此人长得如何清俊刚健，做事洒脱，不拘小节，等等。据说一日与朋友聚会，酒至半酣，兴致大发，捉笔赋诗，濡墨题壁，转眼间，洁白无瑕的墙壁上就黑云密布了。至于郑师母回来后如何教训的，不得而知。这等事情属实与否，我后来一直没有问过，但相处久了，反倒觉得众人小题大做。这有什么奇怪的？ 
那时茂阳老师刚过而立之年，已是正处了。手下五、六千号人，又是评比，又是演出，忙得不亦乐乎。大学生们私下都称其为“于教头”，因为他还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谁犯了事，做了弊，或者恋爱过火，都要由他“批捕”。于是在他身后便聚集了一批心存畏惧的追星族。别人如何惧怕不清楚，我是怕得要死。我那时刚从乡村来到城市，有生以来，只见过大队书记，哪里见过这样的大人物？一日，我与一友酝酿数天后，下决心拜访，请他看字。拨了两次电话（开始不知道拿话筒），通了，传来一声音：“来吧”，于是便过去了，没想到，我们的“教头”先拿了几张他写的字请我们提意见。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脑子霎时就懵了。我记得很清楚，他自个在那里一张张清点作品，“这张还凑合…这张不咋样，对不？”突然，他抬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其时已经感觉到自己气都喘不上来了，于是在一片令人窒息的紧张之中，极其自然地把他的话接上了——“是是是，不咋样！”说完，我就几乎崩溃了。 
我在上中学时，因有“家学渊源”，手里颇有几本钢笔字帖，另有一本启功先生的小册子，没白没黑地描摹，直到“遭遇”茂阳老师以后，才知道要临摹古帖，于是从唐楷、魏碑，后来是隶书，一本本地写起来了。每过一个星期，抱上一卷，到办公楼去找他，总是被他痛快淋漓地表扬一回。至于缺点，说的很少。他的客人多，不管是何方来宾，只要我去了，就大力举荐：“这是我们聊师的书法家，才气大了！”每每遇到这种场合，我都是面红耳赤的一路狂奔到食堂，自个犒劳一顿土豆炖骨头，欣欣然之余，又有点飘飘然，真觉得自个有点才气了。现在我还保留着几张当年写的字，不堪卒读，真想倒抽一口凉气。忽然明白，这大概是现在提倡的“激励教学法”！ 
人不能老是回忆过去。一回首，就感觉恐惧。这光阴流逝得太快，想都来不及，一转眼，14年了。当年茂阳老师刚刚三十出头，与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他的女儿那时刚上小学，现在居然走出中国海洋大学的校门，率领一家公司的员工们，走南闯北，在天上飞来飞去了。我象她那么大的时候，还没见过火车。十多年了，我做了什么？进修，教学，考研，读书，摹了一堆黑糊糊的字，写了一批于国于民毫无价值的文章，还办了一堆糊糊涂涂的事。除了年纪长了，皱纹深了，老婆有了，孩子大了，似乎再也没有可圈可点的事迹了。为人，处事，写字，作文，均欠长进，说我愧对师恩，绝不为过。 
1994年我们在聊城大学组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书法教育专业，至今已形成本科、硕士与成人教育的完整体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上，茂阳老师对传统的珍惜与尊重，对流行时尚的抵制，对不同流派的宽容，对基本功的重视，对学生个性的区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于生活的洒脱、治学的严谨、创作情性的张扬，极其为人的宽厚、大度所共同形成的一种人格上的魅力，对我的影响则是更为久远。 
2002年，茂阳老师到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公务之余，还是像往常一样，读书，写字，还带着几名书法研究生，虽然更忙了，但心情不错。2003年，我们经过广泛的调研与论证，在山东工艺美院又设立了中国书法装饰艺术专业。目前，设立书法专业的高校有十几所，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招生数量每年都在数百人以上，各院校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大同小异，继承传统艺术是中心的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浩瀚博大的传统艺术，我们既要继承，更要使之发扬光大。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与古代社会已大不相同，几乎所有的传统艺术门类都在面临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继续发展还是淘汰消亡成为事实上的严峻的课题。茂阳老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与一些专家的强烈呼吁和理论研究不同，他开始思考如何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增设中国书法装饰艺术专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果之一。书法艺术与现代装饰相结合，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研究装裱技术，而是利用现代科技，如何把传统书法艺术嫁接到不同的应用材料与载体上面，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使得传统书法告别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走向现代生活。另外，当前高校里培养的书法专业人才，由于种种原因，大都面临一个实现就业的问题，现代社会很难容纳这么多的专业艺术人才，许多毕业生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找到合适的位置，很多人被迫改行，另谋出路。一些院校现在仍然扩招书法专业，势必使这一问题更加凸显。茂阳老师的考虑是，既要发现艺术创作人才，又要培养艺术应用人才，既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又要使之掌握生存的技能，二者不可偏颇。如果说1994年设立中国高校第一个书法教育专业开了现代书法教育的先河的话，那么，将传统书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尝试，也同样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其开拓性的意义在不久的将来便会体现出来。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座落在郁郁葱葱的千佛山北坡上，拾级而上，不过十分钟就到山顶了。站在山顶上，望齐烟九点，真是顿觉心胸阔大。山下城市里车流滚滚， 一片喧嚣，而在半空中，竟有这样一处宁静的校园，不能不令人心旷神怡了。叼上一支烟，悠然望南山，再写不出一笔好字来，实在对不住这灵山秀水了。今年是2004年，再过十年，我们在这里会收获什么，又有何等的变化，真是不好预测。事情要一件件去做，总不能天天憧憬吧。三、与长水老师我曾于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年在山东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院进修。二○○一年又到山东大学读研究生，与山大还是颇有缘份。 
我认识的山东大学第一位教授是王长水老师。长水老师个子不高，身体健壮，面色红润，说话直来直去，脾气也大，但心肠软得不行。当时山东大学还没有专门的书法专业，因为蒋维崧先生的影响，研究、喜好书法的教授颇多。长水老师便是其一。他从六十年代开始跟随蒋维崧先生学习书法，数十年坚持不辍。严格来说，我是长水老师的弟子，管蒋先生，则应称师爷。现在圈子里也把我列为蒋维崧先生的弟子，是没弄清楚。或者是说起来嫌麻烦。但我是从不敢自称是蒋先生的弟子。人虽糊涂，辈份还要搞清楚。 
我在聊城时，因有茂阳老师的督促，写字还算老实，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就开始信马由缰，粗野起来。那是在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学习“民间书法”，不讲笔法，任笔为体。我这里绝无赅斥“民间书法”的意思，。而是对年青的学子们，在还没有掌握传统书法的基本要素的情况下，过早地染指“民间”，弊大于利，是不科学的。作为作者个人的创作，师法经典抑或习法“民间”，都无可厚非，关键是不要把个人的理念强行灌输给他人，特别是年青作者。我是深受“民间书法”之苦，却又从内心里喜欢“民间书法”的朴拙与稚趣。当一个人对“民间书法”还缺少必备的审视、提练、整理的能力时，大临“民间书法”无疑于浪费时间。我说这些，可能连当代提倡研究“民间书法”的人也不会渴力反对。 
来到山大学习，我遭遇到长水老师的激烈批评。刚开始，我还无法接受，时间长了，才悟出这个理。我开始一笔一划的临习，老老实实的像个小学生，写《郑文公》，写《张迁》，但不再一味追求提按与顿挫，以及所谓的金石气息，而是努力回到其真实的面目。这种审美上的改变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我甚至在许多文章里，都涉及到清代碑学的得失，探讨清代一些书家在师法碑版过程中的一些失误。书法本来就是写字的艺术，当一些碑派书家呕心沥血地探寻不同古人的“笔法”时，已经失去了“写”这一基本的范畴和规定。我不知道我这话是否说得有些绝对，但我始终坚信，书法就是“书”和“法”的结合，脱离“书写”，散漫狼籍，不修边幅，没有规矩，没有法则，不成其为“书法”，至于脱离文字这一基本载体，当属另类。 
从认识长水老师到现在，也有十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师徒二人，已经没有了客套与虚假的恭维，他会直截了当地批评我的字，毫不保留地谈论他的感受。有时他的批评，让我难以接受。但他在外面，却是大谈特谈我的“成就”，老师爱护弟子，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2001年夏天，长水老师陪同蒋维崧先生去青岛，回来后，两个人都病了。蒋先生恢复得很好，长水老师却上了手术台，心脏上搭了四根“桥”。手术后，长水老师醒过来了，看见我在床边陪侍他，很艰难地抓住我的手，看了我很长时间，不肯松开。去年他知道我经常胸闷，催促我及时检查，再见到我时，听说还未去医院，劈头盖脸就训上了。 
长水老师的字，多是自娱，写碑，也写帖，诸体都要尝试。60多岁了，仍旧小学生一样勤学苦练，每次去他家，他总是抱出一大摞，让我逐个提意见，不提不高兴。曹师母“家教”甚严，墙上划一评比图，表现好的挂一小红旗，长水老师的孙子处处皆优，唯独长水老师除了学习表现好，其他表现都一般，特别是打扫卫生。看来积习难改了。曹师母常说我：“你比老王强不哪里去！”我和长水老师听了，大笑不止。四、与蒋维崧先生提起蒋维崧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艺术家,是山东大学资历甚深的学者、教授。几十年来，蒋先生致力于学问、书艺的探求，学富艺高，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当今书坛轻视传统少讲继承风气日盛的局面中，蒋先生以传统技法为根基，以才华学养为神采内涵，其风神峻朗的书法艺术卓然高标，对中国书法的继承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正确的实证与导向作用。 
在山东大学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只要谈到蒋先生，大家脸上通常都会呈现出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许多人未必知道蒋先生的名字和斋号，但无论长幼，大家都习惯地尊称他为蒋先生。在这所人才辈出、文人擅场的百年老校里，从孔子的塑像到图书馆、学人大厦，乃至于小树林中的奇石上，外处都有先生的手迹，在人们的心目中，先生已成为这所校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一种象征。 
先生的书法，最常见的是金文。相比而言，我私下里更喜欢看他写行草书。先生的行书多写录古人诗词，尤以李白、杜甫、韦应物、苏东坡、陆游、杨万里等人的诗词为多，蒋先生说，这些诗人都是他喜欢的，写录他们的诗词能和自己的性情吻合起来。看着蒋先生一手拿着古人的诗集，一手轻捻毛笔，心无挂碍，任情恣性，其高情深致，学问情操，一寓于书，那种神游晋唐的超逸优游、从意适便，那种不染半点世俗尘埃的古雅之风，那种轻松惬意写来的笔底风光，以及那飘然而至的书卷清香，都使我迷恋不已。松雪斋有诗“古墨轻研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此情此景，借来形容先生的从容挥洒，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和许多年青的学子一样，我也曾怀着急切的心情，期盼能够有机会得到先生的教诲。但先生年事已高，足不出户，常人难得一见，也不便打扰。幸运的是，我却因为工作、学习的关系能够经常陪伴先生。1993年秋天，我辞去家乡的工作，背上行囊，告别家人，盲然地来到山东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院学习。我那时正如醉如痴地写一种粗野草莽的魏碑，用又细又软的长锋羊毫横涂竖抹，甚为得意。我记得先生第一次看我的“大作”，没有批评我，而是微笑着说：“北碑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对你也许无益。”我记住了先生的话。我当时并不懂，但还是按先生的话去做了，改弦更辙，从头开始，从一笔一画的基本功开始，从二王一系的法书墨迹开始，老老实实地练基本功。但我至今依然喜欢写北碑，写得不好，但至少不再鼓努造作、故求形势了。有一次我问先生：“近现代名家里，您以为谁写的魏碑可以参考？”先生沉吟片刻，说：“你可以看一看梁启超的字。”我马上回去找到梁启超的作品，反复琢磨，也没有发现什么。直到数年以后，我写《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资料见得多了，眼界也相对开阔了一些，再把梁启超的行楷书与近现代许多书法名家相比，梁的字虽然风格不象其师康有为那样锋芒毕现，但在温文儒雅的外部表情中，渗透着北碑雄强质朴的神情，那是一种雅化了的经过文人精雕细琢、提炼加工以后的北碑。我似乎有所体悟。但我不知道这种理解先生以为正确与否。 
2001年我又回到山东大学读研究生，而且我的小家与蒋先生寓所同在山大南路，上课的教室就紧邻文史哲研究院的办公室，于是我便很乐意地做起蒋先生的通讯员，先生订阅的报刊，来往的信札，办公室都让我给先生带去。这是我与先生过从最为密切的两年，也是我收获最大的两年。去年我写毕业论文，只要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就跑到先生家里，先生是每问必答，从不因为我这个小学生的打扰而吝惜时间。很有趣的是，先生很少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总是微笑着，有时说上几个字，话很少，却突然使我豁然开朗，有所感悟；有时，他会慢慢地站起来，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又用极快的速度翻到某一页，指给我看。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大为汗颜，一是惊叹先生记忆力好，二是责怪自己懒惰，读书少，又不愿意跑到图书馆查资料。我后来总结先生为什么总是停留片刻再回答我的问题时，猜测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要启发我，让我多思考，更不要懒于思考，二是我蹩脚的阳谷普通话，闹得先生一时有点听不懂，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翻译”一下，是否因为这些，我没有问过。 
蒋先生有两个爱好，一是听京剧，二是看足球。京剧名家中，他说最喜欢杨宝森，杨的唱腔工稳典雅，不疾不徐，正像先生写字一样，优游从容。说到足球，那球场上的争夺拼抢、奔腾狂啸，恐怕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沉迷其中的就不多见了。但先生看得津津有味，饶有兴致。不用说世界杯、德甲、意甲，连国内的甲A 联赛的进程他都一清二楚。我不清楚老人家为什么一面喜欢杨派唱腔的平正，一面又喜欢足球场上的跳跃腾挪，而且这中间又与书法是否有其内在的关联？先生的书法，雍容静穆，细微处，极富错落参差之美和轻重缓急的节奏变化，许多人学他的字，但写来形容枯槁，神情萎困，我想，这大概不仅仅是学问修养不到的问题吧。这里不是刻意寻找三者的所谓的内在联系，这未免牵强附会，我只想说明一点，一名学者、艺术家，他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为艺术而艺术，他首先是一位真诚的热爱生活的人。 
今年秋天，我离开济南，来到北京。临行前，先生反复嘱咐我要为人谦和、做事严谨，不要忘了读书习字，先生语重心长的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免陷入深深的眷念之中。先生年龄大了，生活上需要照顾，其实我在他身边也没做过什么，但现在远隔千里，连跑腿的小事也给先生做不了了。我总觉得自己无法尽力，愧对先生对我的关心与呵护。有时想一想，先生需要什么？什么也不需要，老人家从来都是淡泊名利。写上两篇辞藻华丽的文章赞美他？似乎用不着。也没必要。这让我常常感到惶恐与内疚。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五、反省与检讨
这个小题目很像小学生打了架，挨了批评，交给老师的检讨书。我也到了该好好反省与检讨的时候了。 
算一算，我学书法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不值得炫耀。明白人会说，写了二十年，才写成这样。所以我感到惭愧。 
但我的一生注定要与书法紧密伴随。因为，转行干其他的事情，我更不行。还不如靠书法勉强度日，以后也来个倚老卖老，写上某某时年八十有几。从学识，从功力，从悟性，从各个方面，都注定了我成不了气候。像蒋先生那样，是在青年时期就打下了极为札实的国学根基，可我连《唐诗三百首》也背不下来。这种差距，还是表面上的，而深层次的，则是传统文化在我这一代人身上已经无力承继。 
论功力，我自个最清楚。有一次我看到蒋先生早年抄录的沈尹默的文章，字字惟妙惟肖，草法精致极了。这种功夫，没有几个能下得了。老先生能深入进去，就有勇气与能力走出来，独树一帜。这一点我不敢望其项背。 
悟性不好说。悟性再好，学识不到，功力不到，悟性也谈不上。 
书法到我这一代，真正地出现了危机。 
不是说书法被人冷漠了，而是书法作者被人冷漠了。遭遇冷漠的原因，在于作者自身作品集(6张)。 
在我发表的一些文章里，多次说到书法的危机。不是杞人忧天，是存在着的现实。我对各种“流派”的热情探索都缺少兴趣，缺少关注。我觉得当代人更多的应是如何去承继，而不是创新。创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绝非反对创新，而是创新需要根基，需要环境，需要积累，不是推倒重来。能在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变化，而又不是离经叛道，已经是了不起了。 
无论行家对我的“谬论”赞同与否，我相信行家们会有一个共识，创新的确太难。 
我欢迎更多的人投入到创新的行列，也真切地期望当代人创作出不同于古人的作品。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也不算得是根深蒂固的保守与顽固。 
但我个人，的确无力创新，我宁愿躺在故纸堆里，作茧自缚，品味古人的乐趣。或许有一天，有人冒出一句，“你的字还真有点汉魏风骨”，那样我会感天谢地，两眼放光，激动失眠。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