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乡场上
乡场上简介
《乡场上》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艺术形象，通过梨花屯乡场上一场小风波，生动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变革中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选材小、开掘深。小说描写的只不过是边远地区小小乡场上，支书要老农民冯幺爸为两个妇女作证、说明他们的儿子打架的情况这样一件寻常的小事，但由于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刻画，发掘出了某些社会底蕴，使读者从中窥测到了它背后所包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社会新的变革。
《乡场上》的冯幺爸是一个朴实而又有几分韧性的典型农民形象,他憧憬美好未来的想法,“只要国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样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人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与其说这是改革之初农民们的普遍心态,倒不如说是何士光本人从那时起已经开始对命运的思考。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这篇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乡场上》，被中央权威刊物《红旗》杂志破例转载。
《乡场上》-背景

何士光是一位以“小”见大，善于从生活的细微平常处感受变革之风，发掘、发现不平常事物的作者；善于调动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在有限的篇幅里（这篇小说仅七千字），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展示了乡场上几个人物迥然不同的性格历程！写小说譬如揉面，他是很会掌握松紧、弹性、力度的人；譬如作曲，他是颇会掌握节奏快慢疾徐、音调抑扬顿挫的人。读这篇小说稿如欣赏一首乐曲，明显地感觉，它是由压抑、沉郁、沉闷，渐进到开朗、昂奋、明快；由“乌云四合”，演变到“云散天开”。没有对乡场上层、底层诸种人物生活熟透、了解，不可能做到描写时掌握恰当的分寸、火候；也不可能“一瞬间集中那样多的生活”，并做到有节律，分轻重、疾徐，从容有致地展开。这正是写小说的硬工夫、真工夫所在。何士光虽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新作者，可是从《乡场上》这篇看，他已是一位生活有较深功底，艺术有相当历练的作者，可以期待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读他这篇小说，马上联想到50年代初期贵州一位善于描写乡土的作家石果，他的短篇小说《喜期》、《风波》、《官福店》，曾在《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再自然是那位描写四川乡场的圣手，老作家沙汀。何士光的笔墨，明确地可以看出有这位老作家的影响。正在编的《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恰好缺一篇头条小说，编辑觉得何士光的《乡场上》做这期小说的头题当之无愧，很快获得主编的首肯。次年春天，《乡场上》没有争议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乡场上》-作品评论

《乡场上》中出现的两种人物的矛盾纠葛，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矛盾斗争。一方以罗二娘为代表，背后有曹支书的代表农村上层的力量，他们依仗人民给予的权力，强占一方，互相勾结，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老百姓得罪不起他们，一旦得罪了他们，就“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胆的不敬，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是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不仅让你买不到煤油、肥皂，而且更为要紧的是“一笔乐观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另一方是以痛冯幺爸为代表，背后有广大善良的然而懦弱本分农民支持的代表农村。
《乡场上》深刻反映了当前广大农村在实行党中央新的经济政策以来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粗暴的封建性官僚特权作风，解开了束缚在自己手脚上的绳索，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作者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似乎十分简单，但它又是很典型的：一个长年倒霉背时的、被人视作狗一般生活着的庄稼人冯幺爸、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证，忽然改变了以往的神态，出现了奇迹，几乎使乡场上的整条小街沸腾起来。
《乡场上》-作品鉴赏
《乡场上》这篇小说是何士光的成名作。它强烈的时代感，深刻的寓意性，以及生动真切的人物形象细致入微的艺术手法都为1980年的文坛所瞩目。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农村新的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深刻了解农民并对生活体察入微的何士光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并及时地通过文学形象给以表现。这不仅显露了何士光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心，而且也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眼光。从这种变化中，他发现了生活前进的方向，发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格的恢复，因此他通过乡场上两个女人的纠纷这一极小的生活事件，具体而形象地写出了冯幺爸由怯到勇，由无声到愤怒，从屈辱中站起来的精神变化过程，为农民的心灵解放唱出了一曲颂歌。何士光最善于洞幽烛微，从细小的事件中开掘深刻的主题，这篇小说正显示和表露了他的这种风格与特色。冯幺爸在乡场上是个不算人的人，作者选取他做主人公，让他来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这就为展示人物的精神变化开拓出了较大的艺术空间，使人物具有了较大的文学性。作者先写冯幺爸的怯，过去的穷日子使他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他伯得罪整个上层社会，怕春荒时支书不发给他回销粮。因此，一开始他就处在了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曹支书的暗中压力，罗二娘的步步进逼以至于最后的谩骂，又使他做人的尊严丧失殆尽，他简直像一个罪人一样整个身子都矮下去。冯幺爸怯到了顶点，在人们都替他难受同情他的处境之时，何士光又笔锋一转，写他突然爆发的勇，写他的愤怒。在屈辱与难堪中冯幺爸算了一笔帐，由于新政策的实施，他家的粮也够吃了，也不愁买不到东西了，现实的变化使他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并增添了勇气与自信，于是他对着曹支书、罗二娘吼起来，替任老大家说了公道话。冯幺爸的怒吼，是对过去日子的控诉，是对曹支书、罗二娘的审判。他吼出了长期压抑在心中的不平，也吼出了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他在吼声中挺直了腰杆，告别了自己贫穷屈辱的历史。冯幺爸从怯到勇的精神变化过程，是当时整个农民精神变化的一种象征，是农民告别历史艰难历程的形象缩写。它寓意深刻地告诉人们，连冯幺爸这样的农民都开始变化了，那么别的农民的变化更在不言之中。何士光写人物有一种鲁迅式的白描手法，他往往在不动声色之中抓住人物细微的表情、语言，动作进行刻画，使其形神毕肖，活龙活现。他写冯幺爸开始是咧着嘴笑着的调侃，接着是故作镇静的搪塞，继而王顾左右而言它，后来想笑也笑不出来，换了一回脚，脸上热得厉害，再后来是往旁边走了几步，在一处房檐下蹲下来，抱着双手闷着，最后终于站起来，脚一跺，眼都红了，对着曹支书、罗二娘怒吼。冯幺爸语言、表情、动作准确生动地表现了他内心矛盾及一系列的活动与变化。对于罗二娘、任老大家两个女人的刻画，何士光也是用最简洁凝练的语言，把她们的家庭状况，性格为人和盘托出。两件灯芯绒叠在一起穿的罗二娘，骂人时一会儿双手叉腰，一会儿又顿足拍腿，还不断往冯幺爸面前吐口水的恶相，显示了她在乡场上的地位和她仗势欺人的劣迹，而一身衣裳补缀不尽的任老大家，尖尖的下巴，黯淡无光的大眼睛，通篇只说了一句话，还是乞求的口气，这整个写出了她贫穷、孱弱和本分。对人物的这种典型化的肖像描写，细节刻画，不仅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而且也具有生活深度与艺术深度。
总之，《乡场上》是一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佳作。它对农民精神变化的抒写，是对时代精神的张扬，是对现实变革的呼唤，是对农民新素质的发现，也是对新型农民的催生与助产。何士光深刻细腻观察与理性之光的照耀使这篇作品开了新时期文学表现农民精神变化的先河，后来的文坛曾涌现出大量描写农民个体户专业户的作品。同时也给自己的创作开辟了一条道路，后来他又接连写出了《喜悦》、《将进酒》、《种包谷的老人》等一系列表现农民新生活的作品，歌颂了由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人的心灵的解放。并由此进入了《苦寒行》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因此，说《乡场上》对于当时的文坛有革路蓝缕的开拓作用，也启开了何士光自己源源不断的农村题材创作。
《乡场上》-作者简介

《乡场上》封底
何士光生长在贵阳,大学毕业不久就被“下放”到凤冈乡下教书,17年后才回到故土。生活的磨砺和心灵苦旅使他逐渐超越了对人生的浅尝认知，他不再用精彩的故事和有序的情节来铺排生活，而是演变为淡淡的具有牵引力却又不动声色的语言去诉说一件件富有哲思的事情，或人生的途程。比如他的《城市与孩子》一开始就这样说道：我离开故乡贵阳，来到这远远的梨花屯乡场，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光阴不能说很长，但也足以洗去许多的旧迹。对于故乡的城市来说，并不曾要把什么格外的东西昭示于往来的儿女们，但后来却化为一缕悠悠的乡情。这就是是何士光文字的魅力所在，也是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句式。这是何士光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另一种思索。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他创作的文本,他都没有武断的去对问题定论,而是用迂回曲折的文字牵引着读者一路感受、一路体悟。结果呢是没有的,但结果又隐藏在这一路的“途程”中。
何士光的大部分作品已经淡出了小说的架构。这在何士光看来，小说的空间承载他要表现的思想和语言似乎有些捉襟见肘。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写作的《烦恼与菩提》一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又始终没有脱离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你在痛苦的时候，就不会问什么叫痛苦,而你在快乐的时候,也不会问什么叫快乐”。那么快乐在哪里呢?“若是心里有一个依靠，即使是身居陋巷，一箪食，一壶水，便人不解其忧、也不解其乐；若是心里没有一个依靠，纵然是置身在高楼大厦之中，有说不尽的荣华富贵，一颗心也还是落不下来”。这便是何士光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关怀。
《乡场上》-作者评论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叶,何士光这个名字被贵州文学界私下称为“一面旗帜”,无疑是对他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创作成果的肯定。即便在当下,文学越来越趋于边沿(事实上文学已经真正回到它本来的状态和轨道上)、甚至有不少想借文学“发迹”而非忠实于心灵苦旅的人纷纷抛笔而去的今天,何士光和他的另一种拷问生命的写作仍然被很多人回想和言说。
应该说，何士光的写作分两个阶段，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远行》和《日子》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尽管不那么沟渠分明，但看得出，之后的写作已不再宥于讲述有头有尾的故事和告诉读者文本以内的东西。而是注重于，其实也是以自然散淡但并不缺乏语言张力，反倒韵味十足、滋性丰盈的笔风去探索琐细的生活和平凡的日子。只是无论他以何种手段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他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和《远行》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奠定了他在贵州小说史中的显著地位。审视他这个时期和后来刊载的大量文字，不难发现其不同文体所隐含的内蕴却是一致的：便是对人生的觉醒及生命进程的思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