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学稼
人物简介
郑学稼，和蒋介石当面顶牛的传记作家，生于1906年，福建长乐县人。1929年冬东南大学农学院毕业，曾出版畜牧书籍六种。1933年赴日本研究日本史。1935年至1943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44年任国防部外事局上校专员。194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赴台后历任台湾大学、政治作战学校、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郑学稼一生著译出版了近七十部书，其中最为畅销的是《鲁迅正传》。它脱稿于1941年2月16日重庆黄桷镇附近的村庄井潭。那时，他在北碚夜以继日地在菜油灯下写作。限于战时的环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鲁迅著作来读。即使这样，这本《鲁迅正传》于1942年3月1日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后，在江西、广东还出现了盗版本。1953年1月由黄震遐任总编辑的香港亚洲出版社重版，以后又有台北盗版本在书市出现。[1]
个人生平
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郑学稼，脱党后从事马列主义、联共党史、苏联史和日本问题研究，从此走上和左派背道而驰的道路。还在40年代初期，他就和胡风发生过论争，写有《论民族形式》一文，批评、讽刺作为鲁迅高足的胡风的“民族形式观”。1943年底，胡风在国统区《时事新报》上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今天》，并不是如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曾彦修（严秀）所说系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写，而是对郑学稼批评的回应。郑学稼在复旦教书时认识胡风，两人合不来。他之所以在这时写《鲁迅正传》，是为了遏制该校师生中及社会上左倾思潮的发展，为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掀起的鲁迅热泼冷水。正因为郑学稼反鲁（迅），所以他在复旦大学的同事，如那时的教务长、《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译者、鲁迅的老友陈望道，当年红色政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还有左翼作家靳以、胡风均反对他，郑学稼不得不黯然离开复旦大学。
《鲁迅正传》从书名到内容对鲁迅均持贬损态度。郑学稼一贯认为：“鲁迅是文学家，但不是思想家，更不配称‘中国高尔基’。”因而此书出版以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如形中实左的曹聚仁在香港时就说郑学稼的著作“颠倒黑白，乱说一气”。郑氏和陈独秀在经济上有往来，还和陈独秀书信往返中探讨时局变迁及中共党史人物评价问题，并帮陈独秀转支票给他多次见过的张国焘。郑学稼毫不否认他和早期共产党领导陈独秀往来密切，思想观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郑学稼生性倔直，脾气古怪。他为了自己的祖籍福州和闽侯的改名与隶属问题，和蒋介石当面顶牛，蒋介石因此不再召见他。但他在台湾有一小批追随者和崇拜者。他在70年代前期于政治大学讲授《社会主义运动史》、《第三国际史》等课程。著名大陆文艺研究家周玉山在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时，深受郑学稼的影响，以其私淑学生的身份选择了左联作为硕士论文。
郑学稼赴台后仍继续研究鲁迅，并于1978年增订了《鲁迅正传》。增订版与旧版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删去了讽刺鲁迅的话；二、尽量用可靠的记录，叙述鲁迅的一生；三、详述鲁迅思想的演变，及其与创造社、新月派、民族主义派、第三种人的论战；四、描述鲁迅晚年对周扬的反抗、对“国防文学”的不满；五、新增许多附录，帮助读者了解鲁迅思想的来源等；六、在篇幅上，扩展至二十章，由原来的一百一十二页增至六百一十六页。
增订本虽然与旧版有诸多不同，但是在否定鲁迅不是“革命家”而只是文学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对鲁迅的人格，郑学稼也有不同的看法。郑氏在谈到左联成立时，说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其实这些人当时在国外——苏联和日本，并未回国出席。但这本书的某些史料的运用仍有可取之处，如写蔡元培参与反国民党统治的活动，为左派书籍出版提供方便，帮鲁迅与中共高层人物联络，以及附录中由对鲁迅书账的研究找到鲁迅左倾思想的根源，就很具新意。此外，该书肯定鲁迅的论敌“第三种人”所提出的文艺创作自由的主张，以及对“民族主义文学”失败原因的分析，均符合历史原貌。郑学稼的鲁迅观与左翼文人有重大原则分歧，大陆学者均一致认为他属“反鲁派”，但他和同是反鲁的苏雪林并不完全相同，郑学稼就不赞同苏雪林对鲁迅从人格到文格的全盘否定。郑学稼这本书，在台湾乃至海外影响甚大，连某些台湾左派人士也推荐此书。如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鲁迅正传》的勒口上，就印有陈映真的挚友尉天骢“推荐的话”：“从3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难以确定，誉之者颂之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导师’，毁之者诋之为‘赤色的文棍’；这些都是政治主义下被歪曲的鲁迅形象。受到这种影响，人们便很难从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和中国知识分子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沉痛中去理解鲁迅，以至于他的呐喊、彷徨、悲愤、委曲，和他的挫折、扭曲、虚无与感伤，都难以为人了解。郑学稼先生这本书根据第一手的资料来写鲁迅，不但使人接触到中国近百年来的不幸，也同时使人体认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
《鲁迅正传》不光是对鲁迅本人文学作品的研究，郑学稼是通过一个人去折射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因而到了1943年元月，郑学稼又由胜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文学著作《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此书按历史的顺序叙述文学革命后左翼文坛的发展概况。书名所说的“文学革命”，始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书中的史料不大可靠，如说鲁迅的父亲“在考场中舞弊，被关在杭州监狱里”，其实是其祖父而非父亲。书中还说他亲耳听苏门答腊北部棉兰的一位华侨告之：杀害郁达夫的凶手不是日本皇军，而是出卖他的另一文学家王任叔（巴人）。这显然经不起查证。日本铃木正夫曾访问过许多日本驻苏门答腊旧宪兵，结论是：“杀害事件是由几位来自武吉丁宜宪兵队的宪兵们所策划。有一个宪兵私下秘密决定，瞒过上司，叫几个部下把郁达夫处决……至于杀害郁达夫的动机，正如中国人士所说，是要消灭有资格在审讯战犯时的证人。”（王润华编：《郁达夫卷》，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84）。另有日本的小田岳夫所著《郁达夫传》，也可作旁证。
郑学稼和叶青、胡秋原虽然被左翼人士视为一类人，其实这三人的地位及思想、治学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以郑学稼而论，他没有叶青、胡秋原那样显赫的政治地位，不在政坛而在学校教书。他赴台后，以揭发台湾大学农场的舞弊案得罪党国要人陈诚，只好离开台湾到印尼避祸。后来回台湾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半隐居生活，并以分析中共形势得到蒋氏父子的赏识。但研究政治的人本不可能脱离社会和当前政治思想斗争，因而郑学稼在做学问的同时，还不由自主地卷入了60年代初发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事情是由李敖在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杂志第51期上发表的《播种者胡适》引发的。这场有关评价胡适的论战，叶青和郑学稼均成了李敖的主要对手。当时在台大念书的李敖，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劲头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2期上，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正式向胡秋原的“超越论”（即“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开炮攻击，郑学稼和叶青连忙抱成一团为胡秋原助战。郑学稼先后发表了《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论巴扎洛夫》等文章，指责李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并和胡秋原一起猜测李敖的幕后人物是殷海光，认为殷海光的学术背景十分可疑，由此引起李敖更强烈的反击。陈鹏仁在1963年1月25日出版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为胡秋原、郑学稼先生说两句话》，就《文星》杂志对郑学稼的攻击作出辩解。《文星》在众多台湾杂志中是以“不按牌理出牌”闻名的，它为50年代封闭的台湾社会打开了一面窗户，让欧风美雨吹进来。郑学稼看不惯该刊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不能容忍李敖对他政治上的揭老底，故他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反对李敖以西化和新知识来震撼中国传统思想、生活和文学艺术，这在客观上为台湾当局保守的政治策略和社会上弥漫的复古气氛护航，同时阻碍了文学文艺走向现代化。
郑学稼的一生以“舍本逐末”而寻找到另一条治学之路。他的本行《养鸡学》还有《养猪学》已成了狗不理的学问，早已失传，可他研究日本史、苏联史、第三国际史及为文化名人作传自成一家。虽然现在还没有人给他写评传，但他对自己的成长史也有交代。1965年8月，他由征信新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徒生活》，详细记述了他在1925年至1965年从读大学到工作的经历，后面还列出他从1931年至1982年的著作年表。他还有一本《我的学徒生活续集》，涵盖他从1965年至1985年间的生活历程。这是研究郑学稼乃至中国文化思想斗争史的重要资料。此外，他还十分关注大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理论与政策的重大转变。[1]
自从与陈独秀交往起，郑学稼对苏联问题的兴趣就一直有增无减。除了在军情单位教联共党史及社会主义运动史外，还研究苏共党内斗争，探讨苏联文艺界的派系之争。1963年8月，郑学稼出版了《十年来苏俄文艺论争》（新亚社代售）。此书论述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至1962年苏联文艺界的派别消长情况，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与批判僵化思想、要求创作自由的“修正主义派”展开斗争的来龙去脉。作者认为，赫鲁晓夫虽然支持过修正主义思潮，但他反教条主义不彻底，在本质上仍未摆脱斯大林文艺政策执行者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斯大林的做法简单粗暴，而赫鲁晓夫懂得刚中有柔的道理。此书提供的某些资料，对人们认识苏联文艺解冻后的发展变化不无参考价值。
郑学稼几乎是一部写书“机器”。直至去世前，病床上还放着托姜新立从美国买回来的研究卢卡奇的著作。他在晚年完成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是1989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两卷本《陈独秀传》。还在抗日时期，郑学稼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一个既研究日本又研究中共的披着学术外衣的情报机构工作时，该中心分配给他一个任务是拉拢隐居在重庆江津的原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可他在与陈独秀的频繁接触中，不但未能把陈独秀拉过来，反而自己成了陈独秀的崇拜者和信徒。当他后来惊悉陈独秀去世后，就想为其树碑立传。这主要是陈氏晚年和他过从甚密、在书信中推心置腹交谈的缘故。但由于资料不足，他未能动笔。一直等到大陆在新时期对陈独秀有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公开了许多陈氏的资料后，他才于1986年2月动笔。他在1987年6月写完这本巨著的初稿后，便于同年7月13日因肠癌病逝于台北。郑学稼一贯认为：“陈独秀一生为理想而斗争。从反清到反袁，领导思想运动……都是为理想而奋斗。”对陈独秀是否属“托派”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大陆有些人认为，陈独秀不过是思想上受了托派的影响，组织上并未参加，或认为虽参加了，被国民党逮捕后便与托派组织割断了关系，陈独秀出狱后也曾作过这类声明。郑学稼以对陈独秀的深切了解否定了大陆学者这个看法及陈独秀本人的声明：“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参加了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也没有办法否认陈独秀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国托派组织。这一切都有文件和刊物可以证明的。”这应是较权威的结论。书中还有对陈独秀在《新青年》早期文学革命理论的分析，也自成一家之言。
郑学稼本来学畜牧兽医，后看到中国农民生活的疾苦，转而研究社会科学，企图用知识去启蒙人民大众，并由此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他研究马列著作始于30年代中国发生的“社会史论战”，由这一论战引起他读英文版《资本论》第3卷。尽管他标榜“独立思考”和无党无派，其实他的论著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因而在他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成就奖，并被台湾学术界誉为“理论大师”。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对某些问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如他于1972年在政治大学学报发表《论马克思主义异化说》，是台湾首次评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启了80年代台湾文化界检视“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大门。尽管他的立场观点我们无法接受，但在禁谈马列主义的“戒严”时代，他反复批判马列主义，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另一种“宣传”。这就难怪郑学稼赴台后知音甚少，倍感寂寞，甚至常常遭到他人的曲解与攻讦，如国民党评议员、《文星》杂志创办人萧孟能说他大谈马列主义是和共产党“隔海唱和”，弄得他打官司，过了十一年多才勉强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虽高产，但读者面甚窄，多半只成为研究生的读本，而不能被官方钦定为宣扬三民主义的“模范著作”，甚至连主张统一的人士也不爱读他的书。他晚年常向友人发牢骚。他的老友、新文学史料专家刘心皇为了使他心情开朗起来，曾带他到地下酒店去寻花问柳，可惜他年过花甲，没有这种本事，最后在落寞和被人恶意攻讦的哀叹声中离开人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