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兴山围鼓
基本简介
兴山围鼓的前身是流传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包括鄂豫陕交界地区的打火炮，约在清咸丰年间（1855年左右）传入兴山。150年来，与兴山民间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兴山围鼓”。它既保留有北方吹打乐粗犷的气质，又具有南方吹打乐委婉的风格，更不同于鄂、川等地的“围鼓”而独树一帜。兴山围鼓传承脉络清楚、谱系完整，现今已至第11代传人。兴山围鼓曲牌极其丰富，有300多首，可分为三类，其中武曲子类来源于道乐，这类曲牌不多，约有40首，是兴山围鼓中的珍品，一般是成排演奏，有一定的禁忌性，围鼓艺人对它有神秘感。艺人们都知道，榛子板舍著名艺人张连新吹奏武曲子，曾数次使人“发马子”（不自觉的身体失控行为），这不是孤例，古夫平水的秦家耀，也曾数次使人“发马子”。这在我国民间吹打乐、锣鼓乐、丝竹乐中是闻所未闻的。围鼓的文化含量很大，除鄂西北民间音乐外，还含有豫、陕、川等地的民间音乐及道乐。围鼓不但只用唢呐吹奏，亦曾伴有笙、箫、管、笛等乐器，不仅吹打，而且歌唱，表现形式多样，表现力极强。广泛用于民俗各方面，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
历史渊源
围鼓（又称“打火炮”）分布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以武当山周围，特别是兴山、谷城、宝康、房县、神农架等地流传最为广泛。围鼓应用于红白喜事、年节玩灯、集会游行、寿诞庆贺、生儿打喜、砌屋上梁、朝山拜佛等各种民俗活动以及平时自娱，已成为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围鼓音调明亮，气氛热烈，时而欢快奔放，时而清新婉转，使人百听不厌；演奏手势（特别是打鼓的“手印”）夸张，动作优美多变，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是深得当地人民喜爱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
兴山县有着辉煌、丰富的文化历史，至今仍教多的保留着文化艺术遗产。兴山围鼓仅就器乐而言，有“六音子”（唢呐只用上方六孔演奏，打击乐仅有大锣一面）、“叫点子”（唢呐也用六音吹奏，打击乐有小鼓、大锣、大帽钵、马锣各一面。锣鼓牌子只有十二只。曲牌名为“一点”至“十二点”，故名“叫点子”。）“火爆家业”（乐器只有大锣、大帽钵、马锣三种。锣鼓牌子仅十数首）等。由于围鼓的曲牌丰富，多在百首以上，音色富于变化，气氛热烈，乐曲即有欢快活泼的，也有抒情委婉的，还有诙谐风趣的，故当地人民对它情有独钟。现今其他器乐已极少流传，而成为围鼓的一统天下了。
围鼓起源于武当山周边（包括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特别在谷城附近，是有其根源的，这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道教形成后，武当山即是我国道教名山胜景之一，从唐代贞观年间开始建祠，历代营建武当道场，至明代永乐年间，武当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道教音乐也随之盛极一时，“神乐观”的乐舞生就有四百之众，音乐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此外，还有山下火居道的乐师活跃于广大民间，其规模更为壮观。这些都给围鼓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影响，从围鼓的曲牌来看，充分说明了这点。谷城紧旁武当山麓，是道乐的活跃地，民间器乐演奏活动相应繁荣，早年围鼓老艺人皆知，围鼓所用的大锣，数谷城及老河口出产的最为有名，还有铜制的唢呐杆子也不同凡响。从这个侧面可充分反映出当地围鼓演奏活动繁荣兴盛的景象。这儿民间艺人深受道乐的强烈影响，更何况当地众多火居道道人本身就是民间器乐活动的骨干分子。他们在民间活动（如朝山拜佛，红、白喜事，生儿打喜，砌屋上梁，年节玩灯，集会庆典以及自娱自乐等）中，自然而然地将地方器乐、民歌、地方戏曲和道乐结合起来，于是，一个既能演唱又能演奏的民间音乐班子——围鼓，就初步形成了。
过去，鄂、豫、陕等地的善男信女，一年两度结成数十、上百人的朝武当山的拜佛队伍，在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中，围鼓班子必不可少。到达武当山后，信徒们进香拜佛，而各地围鼓艺人则聚集一起，相互比、切磋技艺，为各地围鼓艺人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大好良机，从而也使围鼓以武当山为中心，向四周辐散开去。
围鼓流传地域，一般是在朝武当山盛行之地及其附近地区，包括豫、陕东及鄂西北。围鼓向西南传播，仅到宜昌市夷陵区（原宜昌县）北部少数地区。其传播途径是由两条路线传入兴山。一条是从谷城经房县传入：谷城人王兴五授徒房县的李兴善、石天福等人，石又授徒兴山榛子的甘大荣；一条是从河南经保康传入：河南人老张师傅（人称“老张喇叭”）授徒保康的王二师、王三师到兴山教了后坪的古白荣、水月寺的王思举、黄粮的刘兴安三班围鼓。由于兴山人有结队朝武当山的习俗，有的朝山者甚至虔诚得烧“锁口香”（在朝山的途中，用一把金属小剑穿过嘴巴旁的两腮），因此兴山盛行围鼓。而宜昌人没有结队朝山的习俗，故过去流传不广。
围鼓的盛衰与武当山道教的盛衰有紧密的关系，围鼓盛衰史与武当山道教的盛衰史相吻合。我们暂从明永乐年间大肆营造武当道观，道乐进入鼎盛期（1424年）算起，围鼓至今应有500年的历史了。它从初期形态及鼎盛时期共经历了400多年，到了清末明初，在文革期间，又跌入了低谷，后来围鼓又进入到“处处闻唢呐，时时听锣鼓”的兴盛时期了。
据1962年统计，五十年代兴山约有围鼓班子15个，经文革后，1975年调查时全县不足9各班子，八十年代又发展到50多个班子，改革开放后，无论在人民的经济生活上，还是社会的大环境中，都为围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今已有围鼓班子近百了。老者70多岁，少者尚只八、九岁，曲牌进一步丰富，并出现了不少新的曲牌，演奏技巧有很大提高，更可喜的，是围鼓的演唱开始复苏，出现了歌唱家乡，歌唱新生活的围鼓唱段。
《兴山县志》记载：兴山“风气淳朴，民俗野陋”，“尚淫祀”。这为围鼓的应用展开了广阔的空间。朝山拜佛是信徒的一件大事，一般都要请数班甚至数十班围鼓沿途吹打，以显其隆重、虔诚；结婚办喜事，迎亲队伍中围鼓不可缺少，否则新娘子不肯出门；死人办丧事，除丧鼓外，围鼓也不可缺，否则守灵、出殡太冷清；砌屋是件大事，上梁时要挂红放鞭炮，围鼓也不能少；围鼓还广泛应用于生儿庆典，老人庆寿，年节玩灯，集会游行，平时自愉等，已成为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
伴奏乐器
兴山围鼓的乐器有：鼓一架。由一个小鼓、一个单皮的嘣子及鼓梁、鼓叉、担子等组成。演奏时将“担子”担于肩上，“鼓叉”叉于腰间（或腹部），极其便于行走中演奏。在红喜事或庆典场合，可于鼓梁前端点上红腊烛，办丧事时，可于鼓梁前端点上白腊烛。 
鼓槌的握法，最常见的是握于大指与食指之间，拳眼朝上。此外；还可握于食指与中指之间，或是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甚至握于无名指与小指之间。手背朝上击鼓，称为阴手手势，手心朝上为阳手手势。
大锣一面。锣面较大（约36公分左右），无锣膛（锣光、锣脐），锣边较窄，发音较“苏”（浑厚而悠长）。据老艺人称，建国前围鼓的大锣以老河口出产的最为有名。
叶子一付。叶子近似于道教法器之大铙，只是叶片平直。叶子演奏时双手也可舞动，它在围鼓音乐中具有重要作用，围鼓艺人皆知道：“围鼓打得巧不巧，只要叶子花得好”，也就是叶子演奏重在加花。
马锣一个。马锣槌的握法与鼓槌一样，可握于各手指之间，用阴手或阳手敲击，抛起演奏并不多见。
唢呐1—2支（多为二支）或更多。现在多为木杆，从前以产于老河口的铜杆为贵。唢呐吹奏使用八个音孔，故又称“八音子”，不用循环换气法。哨子有两种含法，既可平放（哨子与嘴唇平行）于口中，也可竖放（哨子与嘴唇垂直）于口中。哨子较硬，多用平放的含法；哨子较软，为避免“堵音”多用竖放的含法。
两支唢呐吹奏的配合。吹“宫调”由于音域所限，两支唢呐只能同度演奏，吹“平音”多用八度（一支唢呐在高八度上，一支在低八度上）吹奏，俗称“上下手”、“老配少”或“双吹”。
“平音”在低音区吹奏，称为“满手”或“下手”，“宫调”在高音区吹奏称为“上手”。“满手”起音的曲牌为“正”的，“上手”起音的曲牌是“反”（或“翻”）的。现以曲牌《雪花飘》为例，“满手”起音的，叫《雪花飘》，而“上手”起音的则叫《翻（反）手雪花飘》或《雪花飘翻（反）手》。
后来的围鼓一般多为吹打乐，很少演唱了。而鼎盛时期的围鼓，据老艺人介绍，称作“八人班子”，乐器编制除了上述乐器外，吹奏乐还有笙、箫、管、笛，打击乐还有小镲、汤锣（旋子）等，鼓在现今形制的鼓梁前端再加一个小鼓。“打起来非常动听，唱起来优雅得很”。当时的围鼓，除于各种民俗活动之外，还演唱于茶馆、街头。行走时演奏，围桌而坐时演唱，“围鼓”之名由此产生。
演奏曲牌
围鼓曲牌丰富，一个较好的围鼓班子，一般皆可演奏120首以上传统曲牌（围鼓曲牌在“宫调”与“平音” 两个不同的调式上演奏，唢呐旋律稍有不同，锣鼓伴奏也微有差异，故艺人习惯将它们算作两首曲牌。本文沿此俗）。围鼓曲牌主要来自当地流行的民歌（特别是情歌），其次是地方戏曲，再就是道教音乐中的耍曲三个方面。据此，我们可把围鼓曲牌分为玩曲、戏曲、武曲子三大类：
玩曲这类是围鼓的主要曲牌，数量最多，皆是将各地民歌化而演奏，如《探郎》、《陪郎》、《五更》、《梳妆台》、《蛮腔》、《肚儿疼》（又叫《王大嫂》）等。围鼓的风格较杂，涵盖面较广。由于围鼓艺人过去每年都1—2次受聘于香客朝五当山拜佛，每次都有数十、上百班围鼓聚会到一起，艺人们免不了要比赛一番。方法是，甲班的“捏家”（唢呐演奏者）到乙班去吹奏，乙班的“捏家”到甲班去吹奏，若是甲班“捏家”所吹的曲牌，乙班的“打家”（打锣鼓者）配合不了，即甲班获胜。这为鄂、豫、陕各地围鼓艺人相互学习、交流、磋切技艺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也因此使围鼓曲牌融这三地的风格于一身，如《蛮腔》（或叫《蛮曲》）是围鼓的常用曲牌，就有《老蛮腔》、《河南蛮腔》、《陕西蛮腔》等。
民歌进入围鼓，艺人皆谙此道：“将民歌化成喇叭曲，再拿来打围鼓”，关键在一个“化”字，将民歌旋律器乐化，以利于唢呐性能的发挥、技巧的运用和锣鼓的演奏。民歌进入围鼓后，艺人不外对它们进行两种处理，一是对歌腔基本不动，只是将结束句化成“接风槌”形态，并为其配上锣鼓伴奏。
另一种处理，是在艺术实践中，化其民歌旋律，使曲调更适合唢呐的吹奏，更富于围鼓的特色。
在围鼓中这类曲牌不多，皆是被吸收进来的地方花鼓戏的唱腔，如《四平》、《陶腔》等来源于湖北的花鼓戏，《八岔子》等是来源于陕南的八岔戏，虽然已化作了围鼓曲，但仍保留着它们原来曲牌、剧种的名称。有趣的是，在围鼓中将这些曲牌串联起来演奏，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了一支“大曲”。如：《四平头子》（徵调式）→《四平》（徵调式）→《乔大娘》（羽调式）→《打腔》（煞声于商）→《补丁一》（徵调式）→《补丁二》（商调式）→《放流》（徵调式煞于宫音）。在多为短小结构的围鼓曲牌中，像这种组成结构庞大、复杂、调式色彩多变的“大曲”还极为少见。（《放流》并不属于花鼓戏范畴，而常作为武曲子的结尾，这里将它借用过来，以造成结尾的高潮。）
武曲子又称神曲子，按规矩都应成“排”（3—4首武曲子联在一起演奏称作一排）演奏，在围鼓中具有特殊地位。一般是不随便演奏的，只有在朝山拜佛到了武当圣地时才成排演奏，以及办喜事新娘出门上轿之时、办丧事棺木下坑之时才能演奏一排。
武曲子来源于道教音乐的耍曲。围鼓的形成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围鼓的盛衰，与武当山道教的盛衰紧密联系。特别是武当山周围地区的火居道，深入人民的生活之中，对围鼓的影响极大，实际上，许多有名的围鼓艺人本身就是火居道的道士。因此道教音乐进入围鼓，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故而围鼓曲牌与道教耍曲有诸多相同相似之处，如道教耍曲《背靠背》、《雪花瓢》、《海白菜》、《水乐音》等与围鼓曲牌一样，皆结束在弱拍音上，在锣鼓牌子上，也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表演范围
兴山围鼓主要在红白“喜事”、生儿“打喜”、老人“祝寿”、新屋“上梁‘、年节“玩灯”之时演唱，也有“休闲自娱“者。它何时传入峡江地区，无典籍可考。
发展现状
兴山围鼓已衍变成了融“南锣北鼓”为一体，汇“蛮腔”、“楚调”为一炉，具有峡江地域特色的说唱艺术品种。经常演唱的传统曲目有《昭君和番》、《山伯访友》、《兰桥汲水》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