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夏文化
百年西夏文化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是党项族拓跋氏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的王国，统治着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和内 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与宋 、辽鼎足而立，号称宋代三国。但就在其鼎盛一时之时，却在1227年 被兴起于蒙古的成吉思汗及子孙所灭。然而，神奇的是西夏国以及他的文化却在一夜之间神秘地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为数不多的遗址，等待着后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西夏帝陵，是我国现存最密集的帝王陵区，被世人称为：“东方金字塔”。以“头枕青山，脚依黄河”之势分布着九座帝王陵和140 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占地近50平方公里。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王陵之所长，同时又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与党项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西夏陵规模宏伟，布局严整，每座帝陵占地教超过10万平方米，由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组成。每当夕阳把最后一缕余辉洒在它上面时，更使其显得雄壮和神秘。
西夏历史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原是羌族的一支，在多民族的纷争中，历经磨难，唐末五代时在西北崛起。公元1003年，党项族攻占凉州，并于1036年正式建立了政权机构西凉府，凉州自此成为西夏王国的辅郡，长达200多年。期间，西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宋史·夏国传》：“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书颇繁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书事》）。可见，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成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文字。当时西夏与各国和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亦广为流传。蒙元灭西夏后，仍刊印西夏文书籍。至明代中叶，西夏文仍在使用。明代后期，作为民族文字的西夏文，在使用了约半个世纪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自清代以来，凉州先后出土、收集、保存了大量的西夏珍贵文物，其中有的保存完整，被视为国宝，闻名中外；有的为国内首次发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邑人张澍从19世纪初就致力于西夏学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凉州大量西夏文物的出土及一些早期学术成果，为今天研究西夏文化、政治、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即“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代嘉庆九年（1804），著名学者张澍在武威清应寺内发现。碑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汉文。由于西夏文已被人们遗忘，无法辨认，当时被称为“天书”。到1908年我国发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编于1190年）后，才知道了它的构造、文字和字意。我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福成在1932年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西夏碑的译文。西夏碑是迄今全国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碑文大意讲述了护国寺塔的初建、显灵及重修的经过，对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和西夏国名、帝后尊号、官制纪年以及当时凉州的佛教盛况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特别是近乎两千个西夏文字被中外学者称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活“字典”。
西夏文献探秘
西夏是十一世纪初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李元昊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地区。西夏共历十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先后与宋辽、宋金鼎立，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 
西夏王朝文化发达，立国前夕创立自己的文字，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西夏注重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族和藏族文化。境内汉文、西夏文、藏文并行。西夏统治者既提倡儒学，又弘扬佛教。独具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是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灿烂辉煌的一章。 
公元1127年，西夏陷落于蒙古的铁骑之下，为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毁损。元、明时期，党项羌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而消亡，西夏文也因不再使用，而成为死文字。 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张澍首先在武威清应寺发现西夏文、汉文合壁的凉州感通塔碑，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列强环视，当时的一些外国"探险家"、"考察队"、"探险队"纷至沓来，中国大批珍贵文物文献相继流失海外，保存西夏文明的黑水城也未能幸免。 
黑水城是西夏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十四世纪因黑水河改道北流，黑水城被沙漠吞噬，成为无人居住的死城。早在十九世纪，有着神秘传说的黑水城即引起外国探险家的注视。1909年俄国的科兹洛夫探险队在一座佛塔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物、文献，捆载而归，文献资料存放在当时的圣彼得堡亚洲民族博物馆，即今天的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文物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步科兹洛夫的后尘，在黑水城收获不少，所掠文献现收藏在大英图书馆。1927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途径此地时，黄文弼发掘出一批文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多次考察，发掘出不少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汉文次之，不足百分之十，也有零星的藏文、蒙古文、回鹘文文献。
西夏文化-西夏文文献就其内容可分为五类
语言文字类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对研究西夏文无疑是至为珍贵的资料。
历史法律类西夏王朝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然而汉文史料失于记载，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却保存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最为著名的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原为20卷，今存19卷，1300多页，是我国古代继印行《宋刑统》后又一部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华，并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形成自己的特点，非常接近现代法律条文形式。
文学类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的写本和刻本，保存数十首诗歌，反映西夏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保存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羌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
古籍译文类西夏统治者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孝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中只存零篇断简，而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通过翻译整理补充，能使这一失传千载的古籍重现原貌。
佛教经典类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法，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抄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大藏经，有的译自藏文大藏经，也有自己编撰的文献，是研究西夏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西夏王朝重视刻印事业，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刻字司，黑水城文献中即有刻字司的作品。西夏文佛经前的版画，刀法娴熟，印制精美，场面恢弘，风格独特。西夏文文献版式多种多样，规格不一，大的盈尺，小的仅寸余。其装帧方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从中可以揭示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
西夏揭开神秘的面纱
与古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的消失之迷一样，中国古代曾盛极一时的西夏文化在公元13世纪突然消失，给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难解之迷。西夏古国及其文明被披上了“神秘面纱”，西夏研究被叹为“绝学”。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秋天，在西夏故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郊，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西夏王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抢救保护性发掘获得重大发现，一尊人面鸟身、双臂残缺的精美石雕像－－“迦陵频伽”，汉语译作“妙音鸟”首次出土。“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中国考古界专家认为，“迦陵频伽”可与古埃及金字塔前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古希腊的残臂维纳斯媲美。
然而，这仅仅是西夏文明的“冰山一角”。从西夏王陵到西夏佛塔，从西夏文字到西夏印刷术……一个个千古之迷在西夏故地陆续被揭开，一部部专著相继问世。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多世纪的神秘王朝－－西夏，渐渐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追寻西夏的踪迹，去开掘一个个千古宝藏，寻觅遥远的西夏文明。
西夏神秘王朝的传奇
大漠黄河，沧海桑田，时光倒流千年。
贺兰山下，黄河岸边，党项族在拓跋家族两代“西平王”的带领下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兴盛起来。公元881年拓跋思恭“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建立夏州，到公元1038年，第三代西平王、党项首领李元昊终于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王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西夏建都兴庆府，即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至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灭国屠城，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政权在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了347年，历时比同时期的宋、辽、金更为长久。疆域上西夏境土之大，“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即拥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夏王朝先后有10位帝王登基，在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曾先后与北宋、辽鼎立，和南宋、金对峙。
李元昊，年轻的西夏开国皇帝，具有建国兴邦的雄才大略。他曾向其父亲陈述过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解，提出“英雄之生当王霸”。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元昊执政后，伸张君权，参照中原王朝制度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大建官署，逐渐完善了封建统冶机构，并下秃发令，以求在风俗上突出民族特点。他整顿军族，扩大版图，与北宋抗衡。
为巩固和发展新兴的王国，李元昊注重发展经济，他特别重视发展农业，不仅修整秦渠、汉延渠、唐徕渠等水利设施，而且还在已废弃的古渠上开凿新渠，后世称为“昊王渠”。这些水利设施对西夏的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的渠道至今仍在利用。元昊与宋朝和好后，恢复了中断的宋、夏贸易，进一步加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
虽然仅存在不到200年，但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这种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西夏文化，是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族等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彼此影响、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一种多来源、多层次的文化。
西夏建国前夕，李元昊便让大臣野利仁荣等创造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蕃文，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这种文字借鉴汉字的笔画和构成原理，又有自己的特点。西夏文的创制对西夏文化的兴盛、佛教的传播、文学的繁荣、印刷术的进步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对整个西夏文化的进程有划时代的贡献。作为中国二十多种民族古文字之一，西夏文似乎成了西夏文化的代表，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增添异彩。
注重弘扬党项族传统文化的西夏，同时兼收并蓄，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汉文化和藏文化的烙印最为明显，西夏境内的文字主要是汉文和西夏文，也有藏文，当时西夏与宋朝的往来表奏，均用汉字和西夏两种文字。西夏还印制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语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的统冶者提倡儒学，发展汉学。西夏仿照宋朝实行科举制度，在所辖各地兴建学府。甚至参照汉族乐制修成新的乐书，名为“鼎新律”。西夏统冶者大力弘扬佛教，境内僧人众多，寺庙林立，西夏花费了50多年时间，用西夏文翻译了3600余卷大藏经，堪称稀世珍品。地处“丝绸之路”汉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诸多文化之间的西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辉煌的一章。
风云骤变，公元13世纪，蒙古族在草原上崛起。锐不可挡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一切。然而，却在西夏国门前遇到前所未有的顽强抗拒。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亲率强兵劲旅6征西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最终于1227年攻下西夏，西夏末代皇帝请降后自杀，雄居西北两个世纪的西夏宣告灭亡。
大自然的风沙埋葬了楼兰古城，战争的屠刀抹杀了西夏王朝。西夏陷落时，成吉思汗降旨“每饮则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带着强烈复仇心理以及处于战争狂巅状态的蒙古大军，对西夏人民和西夏文明实施灭绝性的毁灭。不但血洗都城，人尽灭，物尽掠，积聚近200年的城市宫殿、国宝史典被付之一炬，而且还将贺兰山下的皇家林苑及陵园毁盗殆尽。所以现今所有陵墓，无不墙断阙残，大小盗坑随处可见。曾有史书说西夏民族都被斩尽杀绝，西夏民族和西夏文明从此悲壮地消失……
更可叹的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竟没有西夏的专史，西夏文成为罕有人识的“死文字”。西夏，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鲜为人知的“神秘古国”。
西夏考古发现震惊世界
西夏王朝已被历史的尘埃淹埋，唯有屹立于贺兰山下的一座座西夏皇陵遗迹至今犹存。
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的西夏王陵，在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10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分布有9座帝陵、253座勋臣戚葬墓。西夏王陵诸陵每座各为一组完整的建筑群，占地面积均在10万平方米以上，形状奇异的陵墓建筑和富于特色的陵园布局，在中国皇陵中绝无仅有。
巍巍贺兰山下的旷野，那一座座高大的陵台、一列列仍旧高耸的神墙、一个个醒目的角楼，不禁让人追忆西夏王朝的雄风：雄伟的陵台、奇伟的献殿、尖耸的角楼、矗立的阙台、欲飞的脊饰，红墙绿瓦，风铃叮铛……可以想像，昔日的皇家陵园是何等的灿烂辉煌、庄严肃穆。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地面原始遗址，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金字塔”。
历史上西夏王陵遭破坏十分严重，除蒙古大军的毁灭外，西夏陵又遭民间长期洗劫，已发现的9座帝陵、253座陪葬陵无一幸免，有的盗坑深达数米，至今未平。至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夏陵园仍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一片荒芜与凄凉。
西夏王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始于70年代初，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对5、6、7号陵和3号陵，以及一些陪葬墓进行了局部发掘，不仅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而且研究了陵园的规模、布局和建筑特点。2000年9月，在朱容基总理的指示下，国家文物局专门出台政策，将西夏王陵与布达拉宫等民族文化遗产列在一起进行紧急保护。国家计委拨付专项经费，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和我国著名考古专家宿白等为首组成专家组直接指挥，对西夏王陵3号陵－－泰陵，即李元昊陵，进行抢救保护性清理发掘，发掘面积约13000平方米。西夏王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拉开了序幕。
记者来到野外发掘现场，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等人面对出土的“迦陵频伽”，激动万分。杜玉冰说，他们翻阅了大量史料，只查到了很少几句对“迦陵频伽”的记述。在此之前，中国考古界对“迦陵频伽”“只闻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迦陵频伽”是梵语的音译，汉语译作好音鸟、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能发妙音。后作佛教“极乐世界”之鸟，被描绘成人身鸟形。《旧唐书》中曾记载元和六年中亚国家向大唐进贡“迦陵频伽”，当时可能是真正的鸟。
杜玉冰分析说，此次发现的“迦陵频伽”是分模合制，不是一次成形，头部、面部的雕刻比较细腻，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从其鼻棱、眉弓看显然是中亚人头造型，比敦煌泥塑有着更多的西方文化意味。考古人员从三号陵共清理出“迦陵频伽”残块四百五十块，已拼对出三件“迦陵频伽”。
考古人员还对月城东墙、陵城东门和东南角阙进行了清理，发掘面积3300平方米，占整个工作计划的五分之一。除“妙音鸟”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砖、瓦，以及饰以兽面纹的滴水瓦当，还有形象逼真，神态栩栩如生的套兽、脊兽等珍贵文物。考古人员在清理陵城东南角阙时发现，角阙由5个呈近圆形的夯土台基组成，台基外层以青砖包砌。专家们认为，这种由多个近圆形建筑组成的角阙目前尚属首次发现。
考古专家通过对月城东墙的发掘，基本搞清了陵园月城的建制与结构。困扰考古界多年，引起广泛探索和争议的西夏王陵墙体建筑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目前，考古人员已将约52米长的月城东墙清理完毕，在夯土墙下部发现了18对柱子洞，以及草秸泥、红墙皮等残存遗迹。覆盖在墙基部位的堆积物中，含有大量板瓦、筒瓦、瓦当和滴水等文物。专家根据出土遗迹和文物推测，墙基宽2．4米的月城东墙的建筑施工过程是，首先按规划位置打夯土墙，版筑成型，夯土内按不同需要加进几根木椽；再在夯土墙两侧等距离安排立柱，立柱顶端用简单的木架结构作出两面坡的屋面；在屋面上铺砌板瓦、筒瓦、瓦当、滴水。月城夯土墙最高不过4米。在月城内外两侧的地面上还发现了成行的散水小水坑遗迹，这些漏水设施有效地保护了夯土墙免受雨水的侵蚀。尤其是当时的工匠们在夯土墙表面涂抹了几厘米厚的草秸泥，又用细泥红墙皮进行装修。这种红墙青瓦的月城墙体建筑结构，充分显示了当时西夏王朝皇家帝陵那庄严、雄伟的气魄。
西夏王陵集中反映了西夏文化的特点，堪称西夏王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这里历次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曾一次次引起世界瞩目：与唐宋陵墓龟趺座迥然不同的是，西夏王陵碑座为正方体人像石座。石座三面雕刻出曲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力士形体粗犷，全身裸露，两乳下垂，双臂粗壮，举手上托，力度极强。这种线条粗犷，着意刻划力士负重形态的雕刻手法，将西夏民族那种强力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中国古代雕塑之精品。西夏陵墓出土的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工艺精湛，造型生动逼真，代表着西夏时期高超的冶炼工艺，属“国宝”级文物。
为探究西夏的踪迹，西夏故地的考古发掘方兴未艾。据初步统计，在原西夏境内发现、发掘的西夏文物和遗址有近千处、件。宁夏宏佛塔出土的雕像、绘画、唐卡等大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填补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多项空白，被列为90年代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
1994年底，一则消息震惊海内外：西夏皇裔及其家谱在古城西安被发现。西夏王朝末帝李（目旁加见）的23代世孙李培业和他珍藏的9部皇族家谱终于在700多年后露世。李培业还向世人披露，西夏皇族后世子孙繁衍不息，现主要居住在青海省湟水流域。这一新发现引起史学界的震动。自1882年英国学者巴卜尔首次在其《中国西部旅行及考察》一书中披露了西夏民族失踪的假说之后，经过中国几代学者100多年的研究考证，西夏遗民终于走进了今人的视野。
1999年10月，又一考古新发现震惊世界：贺兰山发现罕见大型塔群遗址，62座被土石掩埋数百年的塔群基座重见天日，砖砌的或土筑的塔基排列在山坡10层台地上，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塔群大致呈三角形，每层平台上的塔数具有一定规律，呈奇数递增。据考古专家考证，塔群修建年代是西夏盛期至元代早期之间，塔群遗址对研究西夏寺庙、墓塔建筑，研究藏传佛教与西夏文化的传播和演变，以及西夏政治、经济、历史等都有极高的价值。如此大型塔群遗址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打破“绝学”的神话
璀璨的西夏文化及其千古之迷，令无数中外学子魂萦梦牵，如夸父逐日般追逐探寻。西夏研究源于中国。然而，与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命运一样，大量的西夏文物和文献流落异国他乡。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纷纷入侵，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强烈“兴趣”。不少西方探险队纷纷以探险考察的名义，通过各种途径涌向我国，掠走大量珍贵的文物和文献。
黑城－－西夏王朝西北地区的重镇，遗址位于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茫茫戈壁深处。由于干旱缺水，气候干燥，自明朝初年黑城废弃后，已在沉寂的戈壁沙漠中沉睡了600年，黑城废墟中保留下了300多年间丰富的文化遗存。
1909年6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受沙皇指派，率领探险队先后三次来到黑城。当科兹洛夫打开黑城西城外墙的一座佛塔时，奇迹出现了：塔内堆满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献，精美的墙画、无数的经史子集，简直就是一座西夏博物馆和图书馆。科兹洛夫从黑城盗掘的文献有举世闻名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还有大量的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波斯文等书籍和经卷，以及陶器、铁器、织品、雕塑品和绘画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文献是研究西夏和元朝历史的“无价之宝”。当科兹洛夫用40头骆驼将这一大批文物文献运走，并在俄国公开展出后，轰动了全世界。随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于1914年来到黑城，在城墙西北角的尖形塔内，盗掘了1100页以上，印本约300页保存完整的西夏文写本及印本。此后，英国人奥莱罗、美国人华尔纳、瑞典人斯文"海定……一批批“探险家”先后来到黑城，将大批保存完好、极有价值的西夏文书籍、手稿、经卷及佛像画等盗掘而去。
随着黑城西夏文献的重大发现，外国学人始知有党项和西夏，逐开展了以西夏文字与语言的研究活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对西夏文字的研究和西夏文文献的整理进入高潮。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西夏研究从语言文字扩展到西夏的历史、文化、考古、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更加广泛的领域，并产生了一门新兴的国际性学科－－西夏学。
在中国，西夏学的研究成就举世瞩目。宁夏西夏研究所所长王天顺教授说，从4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学者就发表了有关西夏研究的论157篇和专著18种，在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长足发展。近年来，中国西夏学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史金波等人的《文海研究》、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西夏学研究方面的里程碑。《西夏史稿》、《党项史研究》、《西夏史》、《西夏史话》、《西夏战史》等专著的出版将西夏历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类林研究》、《西夏天盛律令译著》等西夏专题研究影响巨大。台湾学者龚煌城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自成一家。前不久，由我国著名西夏学专家韩荫晟先生编著的五百五十万言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和李范文教授撰写的《西夏语比较研究》两套西夏学研究巨著问世，是在西夏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发表的西夏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报告、资料等近800篇，出版的专著达50多种，远远超过了西夏灭亡至本世纪40年代的几个世纪间的西夏研究成果。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学者通过对西夏印刷术的研究，改写了人类印刷史。1996年，文化部科技司专家委员会鉴定认为，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牛达生研究员的研究考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从而证明了木活字印刷早在西夏后期已经出现，将中国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前了100年，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韩国出土的《直指心体要节》（公元1377年印制），还早近200年。
西夏文字是打开西夏文化宝库的钥匙，然而，西夏文字“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因而凡能识汉字的人粗看似乎熟识，细看则一字不识，长期以来西夏文字无人识读，被称为“天书”。在黑城发现的大量西夏文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夏辞书，虽然它为西夏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这种死亡了几个世纪的古文字却在中国学者手中复活了。
197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得知全国懂西夏文字的仅存一、两位老人时，周总理当即指示：“一定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决不能让它失传。”正在宁夏研究西夏学的李范文担当起这一重任，并立下了编一部西夏文字典的宏愿。语音研究尤其是古代方音难度极大，而被视为“天书”的西夏文字语音的研究更是被史学界喻为崖壁陡峭的高山，李范文开始向这一西夏学的巅峰攀登。
199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字典－－《夏汉字典》终于问世。李范文在这部150余万字，收录6000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里，首次采用四角号码编排西夏文字，运用国际音标为西夏文字加注音调、音标，用汉文、英文两种文字释义，展现出700多年前西夏文字字形、字义和准确读音，为打开西夏文明的宝藏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自西夏文字被重新发现至今的190年间，中外学者力图解开已经死亡了五、六百年的西夏语言与文字之迷的夙愿，终于被中国学者所实现。
作为一门国际显学，近年间，西夏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介绍说，本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相继出版了《文海》以及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和《西夏法典》、索夫罗洛夫的《西夏语语法》、克平的《西夏语形态学》等。日本学者西田龙雄著有《西夏语研究》等。目前，国际西夏学研究已形成中、俄、日“三足鼎立“的局面。宁夏还于1995年举办了首届西夏学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同俄国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合作，共同对俄藏的400多种、约计15万面的西夏文献进行整理出版。其中《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在我国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西夏学专家史金波认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当代西夏学研究的显著特点，将极大地促进这门国际性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使西夏文物保护和西夏学研究进入黄金时期。据宁夏文物局介绍说，按照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西夏陵将在保护中突出“遗址保护”和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陵墓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维修，突出陵区整体格局保护的完整性，使陵墓建筑遗存环境和自然环境得到有效治理，现存陵区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建成展示西夏陵历史文化风貌的文物旅游景区，并争取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许多专家学者还认为，宁夏应大力发展西夏考古和西夏地理研究，开发西夏巨大的文化资源，使宁夏成为国际西夏学研究中心。
百年沧桑风云散，贺兰山下古风浓。随着考古专家和海内外学者一次次拂去历史的尘埃，西夏神秘的世界终于向世人敞开。 
古老而神秘的西夏文化赋予后人无限的遐想，人们在猜测辉煌一时的西夏王朝是何等情景。在毁于战火的西夏故地，出土的残砖破瓦、只言片语中我们终于可以找到当时西夏王朝的文明痕迹。
岳键，这位职业从事西夏史研究的学者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不知从何时起他对西夏文化产生了兴趣，进而达到痴迷的程度。为了研究西夏文化，开发西夏艺术品，他辞去了安逸而体面的工作，一度生活艰辛。初次相识时，见到他的许多关于西夏的设计艺术作品，有车马、人物、楼台、怪兽、图腾、花纹等等，另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具有如此精美的西夏风格设计艺术作品还是头回见过。以后他又在我国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复原西夏寿陵残碑的工作，这一成果也是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一项极有价值的课题。
西夏皇家酒具的设计是岳键先生的一项重要艺术成果，全套酒具共七件，以纯银制品为构想，分别是根据现出土的西夏文物装饰品而设计的鸱吻酒盅、碑础酒盅、铜牛酒盅、骆驼酒盅、石马酒盅、石狗酒盅和妙音鸟酒壶。其造型奇特、生动自然，既有传统工艺风格，又不失现代装饰趣味，是一件高档华丽的传统工艺品，只另人爱不释手，百看不厌。手捧酒盅，脑海中立刻呈现出西夏王朝时那宫庭中轻歌曼舞、欢声笑语的奢华场景，从中我们完全可以领略到古西夏国的文化魅力和艺术风采。
西夏皇家酒具设计现已申请了国家专利，遗憾的是现在只是模型，曾有多家企业要求合作开发或专利转让，终因银器造价高昂而被搁浅。
西夏与唐宋陵寝的比较
虽然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反映了唐、宋陵寝制度对西夏的影响，但是，如果将西夏与唐、宋陵园作详细比较，会发现西夏陵有许多创新和独到之处，表现在： 
1．平面布局上，北宋8陵以同一制度建造，布局一致，显得单调，有些僵化。西夏9陵的外观形式和单体建筑则富于变化，反映了西夏民族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气质，同时也使得每个陵园各有特色。
2．西夏陵园的碑亭建筑为唐、宋陵园所没有。唐、宋陵园的石碑位于南神门前，碑立于平地，无建筑围护。西夏陵园中皆有两到三座碑亭，位于双阙之后，月城之前，位置显著，这一方面弥补了将石像生缩放于月城内，陵园前部气势减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碑亭作为给帝王歌功颂德的意义和作用。 ；
3．石像生的排列置放不同。西夏陵园一改中原帝陵从阙台至神门间漫长的御道两侧布列石像生群的作法，增筑了月城，将石像．生分段排置月城之内。这样就大大缩短了陵园前后的距离，使整个陵园的平面布局显得比唐、宋陵园更为紧凑。更为严谨．虽然西夏国都兴庆府今已无迹可寻，但根据古代作陵园若都邑这一思路，我们似乎能从西夏陵园内城、月城和外城这种布局的紧凑、简洁、明了等特点中看到兴庆府昔日的影子。
4．墓道封土隆起。中原墓葬的墓道虽然也长宽深邃，但皆隐而不现，墓道所在如同周围平地，而且一般墓道正对墓室。西夏诸陵之上皆起封土，形似鱼脊，且呈东南一西北走向，前端狭小后端高大。西夏墓如此走向，是由南殿、陵台(墓室)的位置所决定的，为何墓道封土隆起，其因不详。 
5. 西夏塔式陵台与北宋方形覆斗式陵台明显不同。宋陵台为夯土实心的方形覆斗式，陵台在内城中心，墓室之上。西夏陵台则是夯土实心砖木混合结构的密檐实心塔状，它不在内城中心而偏处西北隅，且陵台不在墓室之上，而位居其后约10米处。陵台建成独特的塔形，这与西夏本民族旧俗及其笃信佛教关系密切，可能也有借鉴中原帝陵陵台形制的因素注8。无论是唐以山为陵也好，宋用方形覆斗式封土、西夏以塔为陵台也好，它们的共同目的便是代表皇权的至高无上。 
6. 西夏陵园四域的角台建筑为唐、宋陵园所没有，角台是规定每座陵园兆域的界标，以角台为连线的兆域似乎亦可算作西夏陵园中的第三或第四重城廓。
7．西夏陵园中宗教祭祀性建筑除各陵建有献殿之外，陵区第四区东部另有一处宗庙建筑群，与唐，宋陵园不同。自东汉宗庙于陵寝制度中失去作用以后，历代多不在陵旁立庙，只建筑上、下宫等建筑，陵邑也多设置．西夏在保留和扩大献殿建筑的同时，不在诸陵建下宫，亦不在陵区设置佛寺、陵邑等，仅于陵区立庙，并将诸陵之庙合为一处．究其原因，应与国都兴庆府有直接关系，西夏陵近距国都，京畿周围多佛寺、行宫，如承天寺、戒坛院、高台寺以及贺兰山一带的五台山寺、木栅行宫、卫国殿等，再加上西夏陵，它们构成了一个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人文环境圈，遥相呼应，因而陵区相应减少一部分机构或设施对上陵朝拜的礼仪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
8. 西夏陵园中有大量特殊的建筑材料--琉璃构件和瓷制品，唐、宋帝王陵园则少见。西夏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和《杂字》等都将琉璃制品列入宝物条中，可见其在当时之珍贵了。
9．西夏陵墓石刻，从题材到雕刻手法，造型和艺术风格，都有丰富的内涵。西夏陵墓既有唐墓石刻的沉厚的力度，又有宋陵造像的细腻和严谨，同时也不乏民族习俗的流露。题材多样化，如有石望柱、石像生、碑刻、人像石座、石马、莲花柱础等。雕刻手法多样，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石望柱为三面减地浮雕，两条蟠龙在云海中翻腾戏珠，形象生动逼真；文臣石像脸颊丰满，八字胡须，粗眉大眼，嘴似欲动，面部和善；白石马通体圆雕，垂头弯颈跪卧于地，体态雄健；人像石座上雕刻出曲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形体粗犷，全身裸露，两乳下垂，双臂粗壮，面部体现出因用力负重极力支撑的表情，力度极强。力士手腕、足胫处皆饰圆环，体现出特殊的民族习俗。其实陵墓石刻同样具有纪念碑的性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10，埋葬习俗上，西夏虽然深受唐宋影响，但同时也保留着浓郁的民族特色：(1)西夏狭小而简陋的土洞墓与中原传统的砖室墓迥然有别，显然另有渊源注10。(2)西夏陵墓中随葬品反映了与中原不同的社会习俗。随葬完整的羊、狗、鸡、鸭以及铜牛、石马等大量家畜家禽的骨架或仿制品，反映了党项族原来以畜牧为主的社会经济背景。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
宋景德元年（1004年）五月初五，一个婴儿在灵洲（今宁夏灵武）呱呱坠地，他刚出生就啼声英弃，双目炯炯。他就是后来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李元昊。　 
少年时代的元昊，平素喜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行常常带百余骑兵，自乘骏马，前有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三盖相随，左右簇拥，煞是耀武扬威。他幼读诗书，对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优倾心于治国安邦的律法著作，一向善于思索、谋划、对事物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宋朝边将曹玮，早想一睹元昊的风采，但总不能见到，后派人暗中偷画了元昊的图影，曹玮见其状貌不由惊叹：“真英勇也！”　
元昊成人后，对于先辈称臣于宋，特别是依赖宋朝的恩赐而改变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十分不满。父亲李德明对他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年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反驳父亲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李元昊崭露头角是1028年进攻甘洲（今甘肃张掖）回鹘政权的战争，这年元昊二十四岁。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都是宋朝得以联络而挟制党项的盟友，元昊之父李德明为了使西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首先采取攻占河西走廊的战略，并由其子元昊担当西攻的重任。元昊接受了西攻回鹘的重任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集兵力，甘州城即被攻破。此后，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相继降夏。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而被李德明册封太子。接着元昊又按其父意图，在率军回师途中，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乘势突破西凉，一举成功。突袭甘、凉的成功，不仅使党项的势力扩展到河西走廊，也使年轻的李元昊赢德了荣誉。　
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病逝后，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以太子的合法身份和自己的军事才干以及显赫的战功，取得了党项政权的最高统治权。此时，西夏所控制的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二万余里”，事实上已形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昊继位后，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增强党项族内部的团结，争取贵族上层和广大党项部落人民的支持，首先抛弃了唐、宋王朝赐封给其祖的李姓、赵姓，改姓嵬名，称“吾祖”。“吾祖”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元昊自以为祖宗为鲜卑拓跋，为了怀念祖先，保持旧俗，他率先自秃其发，剃光头，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同时强令党项部族人一律“秃发”，且限期三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都可以处死他。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　
1034年，李元昊改年号为广运，后知此为晋朝年号，遂又改为大庆。同年五月，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兴庆府的布局，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李元昊还依照中原王朝的礼仪，设立文武百官，在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机构为：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司、磨勘司、文思院、蕃字院、汉字院等。地方分别设州、县。对文武百官的服饰和官民服饰分别做了严格的规定。这些措施，进一步推进党项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封建关系，同时也适应广大新占领汉族地区的封建同志的需要。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元昊深知他占有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地区后，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严格的兵制，对内统治和对外防御都将失去保证。为此，在原有军事组织的基础上，随着党项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扩大，元昊进而将十二个部落武装改变为十二个军事行政区，分别在各驻地置十二监军司，诸军兵总计五十万。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贵戚豪右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伺禁官等数十员，党项人，汉人都可以充任。除步兵外，常备军性质的还有骑兵、炮兵、“擒生军”、侍卫军等。炮兵使用一种类似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旋风炮发射石块的兵器。“擒生军”是 担任后勤或警卫部队的总称，由十万人组成。又有二万五千精兵驻扎在首都近畿担任卫戍，给他们配备服役的副兵达七万人。还有从出身豪族而擅长弓马技术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五千侍卫亲军，由元昊亲自掌握。近畿卫戍或宫廷值宿一般都佩戴由国家保卫部门颁发的“防守侍命”或“内宿侍命”西夏文铜牌作为标志。　
元昊大庆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在兴庆府的南郊，祭坛高筑。元昊在亲信大臣野利仁荣、扬守素等人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是年元昊三十四岁。　
李元昊建国称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而西夏社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短时间里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有是和李元昊致力于加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吸收中原先进的经济体制，改变西夏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分不开的。夏国的中心地带，处于黄河上游两岸富庶的银川平原。“天下黄河富宁夏”是历史上对这个地区的荣称。元昊建国后，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沟渠遗迹，至今仍存。“昊王渠”等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农田司”以管理农业。党项族历来以畜牧业为其经济基础，在元昊攻占了自古既有“畜牧甲天下”的河西走廊甘、凉地区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基础更为雄厚。著名的“党项马”及其他牲畜和畜产品是党项族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交换的主要商品。频繁的战争，大量消耗和损失牲畜，没有畜牧业的发展也难以维持。正因为畜牧业在党项族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元昊十分重视，为了使本民族的传统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建国后设立了专官全国畜牧业的群牧司。　
元昊不仅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作战时，多针对客观情况指定战术，，为了争取作战的胜利，元昊不惜采用种种手段，调动各种力量，用谋略取胜。每战或诱降，或诈降，或行间，或偷袭，或设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正月，元昊派牙校贺真等率部向宋金明寨部都监李士彬诈降，又令将士与士彬相遇时不战而退，称士彬为“铁壁相公”，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胆”，以次使李士彬越加骄傲，松懈防务。然后李元昊用突袭战术围攻金明寨，原来诈降的党项士卒为之内应，一夜之间就攻破寨城，俘虏李士彬。接着元昊进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朝驻延州的长官范雍十分惊慌，立即牒令驻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军赴援。刘、石二人带领人马赶到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汇合处三川口时，已经人困马乏。西夏兵按照元昊的部署，在此设伏以待，从山地四出合击，将宋军万余人消灭殆尽，刘平和石元孙被俘。三川口之战是西夏建国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充分显示了元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西夏军事力量的强大。　
宋军三川口失利后，元昊针对宋军的进剿计划，指挥夏军诱敌深入，又一次重创宋军，这就是有名的好水川战役。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县城北十五里，两边山谷环抱，只有一径可通，正是兵家设伏之处。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二月，元昊又一次向宋发动进攻。元昊了解宋军将领任福求胜心切，设下引蛇出洞之计。先派小股部队入寇，遇任福大军后既佯装败北，仓皇撤退。任福不知是计，即抛掉淄重，率数千轻骑追击，沿途夏军遗弃了不少马匹、骆驼，宋军见状更是群追不舍。进入好水川口后，宋军发现路上摆着不少封闭的泥盒子，用手一拍，里面有跃动之声。任福命令士卒将盒砸开，装在里面的鸽子受惊腾起，直飞谷顶，这正是宋军进入埋伏的信号。夏军得到信号，十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将宋军压在谷地。李元昊在山头以二丈多长的鲍老旗作为指挥的标志。宋军向西旗指向西，宋军向东旗指向东，任宋军左冲右突，终不得脱险，此战宋军死伤惨重，损失将校十余员，任福亦身亡。　
元昊建国后形成的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当时的局势复杂化，出现了三国角逐的形势。元昊时期的对外政策，即不同于继迁时期的一贯联辽抗宋，又不同于得明时期的与宋、辽和平相处，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随机应变。抗衡宋、辽、视二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这是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元昊继位后，同辽联姻，受辽封号。一旦两国因党项叛附问题发生纠纷，并引起战争，元昊在给辽以重创之后又立即以胜求和，恢复两国友好。对待宋朝，结盟于辽，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攻掠战争。当元昊看到辽以出卖夏国利益从中渔利，便立即决定同宋媾和，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这一步不仅使元昊摆脱了早想结束的由长期战争造成的困境，而且避免了辽为从宋得到经济实惠，有可能牺牲夏国，夏国将遭到两面受敌的危险；对宋妥协，两国议和，还可以从宋得到经济实惠，可谓一举三得。　
元昊在建国的过程中，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收罗。西夏建国初，因忙于战争，教育事业并不发达，所以元昊特别注重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的“智囊团”有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扬廊、徐敏宗、张文显，除了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余皆汉人。重用张元、吴昊，更说明了元昊对汉族人才的重视。张、吴二人为宋华州（今陕西华县）人，他们“累举进士不第”，而又自以为有王佐之才，不甘寂寞，便写诗明志：“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明白表示宋朝庭弃人才而不用，他们将为异国效力。宋朝的边师未能重视，于是他们进入西夏。为了引起西夏王国统治者的注意，他们到酒店里狂喝豪饮，又在墙壁上书写“张元、吴昊饮此”。张、吴二人的所作所为被西夏巡逻兵发现，遂将二人带入宫中。当元昊问他们为什么不避讳自己的名讳时，他们毅然答到：“姓都不管了，谁还理会名呢？”明目张胆地对元昊接受赵宋赐姓进行讽刺。元昊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他们有胆识，有奇才。立即予以重用。并在数月之内派人潜入宋境将二人的家眷接来，使之团聚，从而安心为西夏服务。张元曾当过西夏的中书令，和元昊一起指挥了好水川战役。张吴二人帮助元昊成就了一番事业，充分显示了汉族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的作用，也说明宋朝不重视知识分子人才的失策。　
元昊对夏国文化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创制了西夏文字。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艺文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由于元昊的大力提倡和推行，西夏字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广泛使用并迅速流行，这不仅对于元昊加强统一，巩固统治起了巨大作用，也是元昊加强民族意识建设的又一突出贡献。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民族实行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他按照“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标准，认为唐宋以来的中原礼乐过于繁缛，不适合于党项民族的习惯，于是“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　
但是，元昊和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统治者一样，也有自身固有的和难以克服的缺憾和不足。他认为，皇权已经很稳固，陶醉于自己的赫赫战功，后期不理朝政，经常在贺兰山离宫和诸妃嬉戏、纵情声色。他给儿子宁令哥取妻没（移）氏，见其貌美，就夺为己有，并立为“新皇后”。宁令哥难以忍受夺爱之恨，加上野心家没藏讹庞挑唆，于是持戈进宫刺伤元昊。元昊被削去了鼻子，受了惊吓，又急脑不过，鼻创发作，于夏天受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初二死去。夏国的开国皇帝党项族的一代英主，就这样中道而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