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国纲
人物简介
  史国纲先生著作《联合国》封面史国纲（1902—1978），男，溧阳侯59世孙，1902年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埭头乡。
他祖上家道原来比较殷实，封建礼教甚浓，到他出生时已开始败落。国纲先生三岁丧父，是母亲把他带大的，母亲为人和蔼，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能不言则不言，能吞声则吞声；但对儿子的教育却很重视，鼓励儿子自幼要读书上进。虽然是世代书香门第，国纲先生却从未进过私塾，开始读书就上了“洋学堂”。
史国纲先生六岁入小学，毕业后进入常州省立第五中学。在常州读书期间，受新潮流思想的影响，他就打算着如何出洋留学。
当时的家景，自费是出不起这笔钱的，勤工俭学又觉得不正规，因此一心想考上“清华”，毕业后争取公费留学，所以读书十分刻苦认真，成绩很是优秀。
高中毕业后，果然实现了愿望，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看到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在“外交救国”思潮的促动下，决定学文科，为今后从事外交工作，使祖国不再受列强任意欺侮做贡献而打基础。6年后，即1926年，史国纲先生坐海轮去美国公费留学，先在皮劳埃大学学习，毕业后升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的是国际关系与国际公法。
在美国留学期间，史国纲先生接触到许多美国人和美国家庭，得到深刻的影响就是美国人当时对中国人的态度一是瞧不起，二是怜悯。他对这两种态度都有着强烈的反感。于是在崇拜美国文明的同时，更想念自已的祖国。
有一次，别人看到他学习较好，就问：“你是日本人吧？”国纲先生郑重地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可惜他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那张文凭，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敢保留，怕“红卫兵”抄家抄出来当“罪证”， 也被当作“四旧”毁掉了。那张文凭是羊皮的，当时撕也撕不破，只好用剪刀剪碎。
1932年底，史国纲先生学成后满怀为国家服务的志向，从美国回到了祖国。次年2月，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具体工作主要是编辑《东方杂志》，一干就是7年。在这段时间，他曾用“谷光”的笔名发表文章，介绍世界形势，揭露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国纲先生随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至香港，1939年辞职回到了祖国内地昆明。他先后做过大学教授、私人秘书、公司职员等。1945年8月，到“中央大学”政治系任教授。他教的是外交史、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同时还在“东方语专”任兼职教授，后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解放以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史国纲先生继续担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后又兼任教务处出版组主任，直到1953年院系调整。
史国纲先生的心中始终装着祖国，想着服务于祖国。虽学的是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但只要是祖国需要，他从不计较从事何种工作。1951年，史国纲先生被抽调进工作队，到皖北参加四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回校后又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当学习小组长。
1953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他很喜欢也比较适合在大学里教学生，想继续把自己在哈佛大学学到的外交知识传授给学生，用自己的特长为祖国服务；但他也懂得一切要服从祖国需要，听从党的安排的道理。所以，当领导证求意见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服从分配。”组织上把他分配到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当参事。当时尽管思想上也有矛盾，但从来未在工作中有任何不满。开会，他认真听报告、记笔记，积极参与各种视察、调查研究和慰问。
1956年，史国纲当选为民盟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编辑“江苏盟讯”，不但编审稿件，还曾用笔名“玉冈”发表文章，对解决国家当时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献计献策。
那个年代，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中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和外交封锁，与我国很少有交往，史国纲先生精通的英语和能看能读的欧洲其他几国语言基本用不上。而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在帮中国搞经济建设，所以国家很需要俄语人才。
史国纲先生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就自学俄语。正好夫人是上海大同大学英语专修科毕业的，解放后已自学俄语，并担任过南京农校的俄文教师，这对史国纲先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俄语学成后，史国纲先生在夫人的协助下，利用业余时间在家中翻译了一本苏联科学院米克鲁霍——马克来民族学研究所著的“美洲印地安人”，全书共31万字，于196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1961年，史国纲先生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三期的学习。他曾先后担任政协江苏省第二、三、四届委员。
史国纲先生一心爱国，还体现在他对女儿的培养教育上。他只有一个女儿，夫妻俩虽十分疼爱，却并不娇惯，从小就鼓励女儿向英雄人物学习，爱国、爱家、爱人民，要求女儿对国家、对家庭、对父母要有责任心，要像男孩子一样不怕困难。夫妻俩总是引导女儿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活动，成长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利于国家的人。女儿3岁时就教她“木兰辞”，使她从小就知道古代有一个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为国杀敌。女儿7、8岁时，正值“抗美援朝”，就知道把父母给的一个“袁大头”捐给学校让志愿军叔叔买飞机大炮打美国强盗；放学回家还和小同学一起帮助大娘、大婶们卖自制的五香豆，得到的钱全部捐给“抗美援朝”。据女儿回忆，史国纲先生唯一教给女儿唱过的一首歌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史国纲先生慰问志愿军时，还特意带上一本纪念册，贴上女儿的照片，写上女儿的名字，请许多战斗英雄在小本子上写几句话，让女儿从英雄们的留言中看到对自己的期望，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长为对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由于受父母的影响，女儿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服从需要，分配到工作和生活环境艰苦的大西北甘肃，后调到流动单位水电部十四工程局，常年在山沟里施工建造水电站，安心履行自己的职责。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史国纲先生夫妻俩年岁也越来越大，女儿不在身边生活上确实有许多困难，但他一直不向组织上反映要求把女儿调回身边。当时凭他们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办理的。他认为，女儿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国家需要她在那儿工作，不能因为自己有困难就把女儿调回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史国纲先生准备大干一场，用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一直关注着中美、中日关系，关心着祖国的外交事业，一点一滴地收集着资料。
1978年秋天，他突发脑血栓，被送入医院抢救。第二天，女儿闻讯赶来医院。见到女儿，史国纲先生弥留之际不提自己的病，却说：“你回来就好了，可以帮我整理资料了。”他还是在关心国家大事，还想着为国家做工作。住院的第五天，由于输液反应引起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与世长逝，享年76岁。
人物生平
1902年7月12日，史国纲出生在溧阳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史姓是江南望族，世代书香，封官赐荫，“山中无大树，蓬蒿也称王”（史国纲语），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他的父亲为了捐官出卖了大批产业，家中人口众多，渐渐入不敷出，家道中落。
史国纲三岁丧父，他又是庶母所生，所以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他感到十分压抑。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暗地里排挤斗气。母亲为人忠厚和蔼，寡言少语，忍气吞声，但她一直鼓励小国纲读书上进，成人成才，以作晚年之靠。可后来在史国纲留美期间，母亲竟因肠炎之疾病逝，令远在海外的学子痛断肝肠！
史国纲六岁即在本县读小学（读小学时原名国维，后自己改名国纲，立志要做国家的栋梁），他没有读私塾，因为大哥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后来他到常州省立第五中学念书，那时二哥是该校的学监。在校时他曾偷偷参加五四运动声援大游行，但遭到思想保守的二哥的训斥。环境的压抑和思想的束缚，使他产生了摆脱传统约束、到时代的大潮中冲浪的欲望。
考入清华读书期间，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争民主、要自由、反侵略、反卖国的思潮深深地影响着史国纲的成长历程。而当时“杰出的外交家”王正廷、顾维钧等常常来校演讲，痛斥政府无能，痛哭国之懦弱，痛恨列强嚣张，这些“外交救国”的主张理念，深深地印在了史国纲的脑海里。目睹国势日危，“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日夜在刺痛着他的心。他毅然弃工学文，选择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作为主攻科目，心想有朝一日能为国为民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尽力，此生足矣。
汽笛拉响了留学的旅程之声，史国纲心潮澎湃，恰似那翻腾不息的浪花。
1926年，史国纲作为公费留学生，来到美国皮劳埃大学学习，他是这所大学里唯一的中国学生。时间仅仅过去两年，他又以出色的成绩考入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研究生。按理说，史国纲念个哈佛的博士回来应该没问题，但有两件事对他刺激很深。一是母亲的早逝，使他想到养育之恩无法报答，十分痛心。联想到祖国母亲贫穷落后，自己应该早日返程，报效国家。二是美国人的态度。在与美国同学同事的接触中，不少人对中国学生一种是瞧不起，另一种是怜悯。这极大地刺激了史国纲的民族自尊心，他对这两种人强烈反感！因为他成绩好，有一次别人问他：“你是日本人吧？”史国纲郑重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不少美国朋友还是很友好的，像皮劳埃大学教英国史和英国宪政史的理察孙教授、哈佛大学教国际公法的威尔逊教授，就十分关心器重这位中国学子，回国后的史国纲还常常与他们通信，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32年年底，史国纲回到祖国。春节过后，他就进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工作，编辑《东方》杂志。1933年4月，他和方安结婚，对方是位贤淑的才女，是常州人。她的父亲方叔远，乃商务印书馆的元老之一，也是大儒，是《辞源》的主编之一。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为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东方》杂志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中国大事记下有时还附有原始函电和文牍），并有许多照片（有些现已很难觅得），因而集中了近现代史的大量资料，也是近现代史的见证，唯此之故，大陆和台湾先后把《东方》杂志全套复印出版，成为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们很有用的参考资料。
史国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像美国的许多外交家一样，先当记者，撰写政论，锻炼敏锐性、灵活性，日后投身政界为国效劳。但他这一干就干了七年，期间他常以“谷光”的笔名发表文章。《“身体出庭状”之研究》，从其渊源、历史出发，详细讨论了“身体出庭状”这一英美法制中保障人民的利器。他认为“身体出庭状”和陪审制，“这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想出来防御虐政最有效的方法”。他最后清楚地指出：“订立人民的权利，这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所难者，就是如何使人民充分享受他的权利。”《东方》杂志还曾开辟过“宪法问题专号”，“专号”的十七篇文章中至少有七篇是有关外国宪法的，从不同侧面对各国宪法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中不难看出七十年前中国宪政学者的眼界之宽、视野之远，以及他们思考、观察中国宪政问题的起点之高，如史国纲的《美国宪法之背景及其特点》。
在回国后的日子里，史国纲译著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世界之复兴》、《国际政治经济一览》（1934年）、《世界原料与殖民地问题》（1937年）等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并撰写出版了《自卫与侵略》（1938年）、《联合国》（1946年）等专著；后来他还与夫人方安合作翻译出版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正义》和前苏联专家卡赞采夫的马列主义教育丛书《教学组织工作经验》（1955年）。渊博的世界史知识和良好的外文基础，使史国纲所学之长得到发挥，他急切地想把国际外交国际政治的知识，介绍到国内来。“学术救国”、“知识救国”的理想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史国纲的梦想灰飞烟灭。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迁至香港，《东方》原主编李圣五到南京投靠了汪伪政权。为不做日本人的奴才，史国纲毅然于1939年4月离开香港来到昆明，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谋生生涯。他先后应聘过大学教授、私人秘书、公司襄理等职，直到1944年8月，才又顶同学之缺在中央大学任教，担任政治系教授，教的是外交史、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等方面课程。在重庆沙坪坝时还在东方语专兼课，去陆军大学讲“联合国组织”等课，并任当时《中央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他又随中央大学迁至南京。
史国纲成了“教书匠”，“外交家”之梦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地响彻长江两岸，史国纲没有去台湾，他毅然留下来任教，迎接新中国建立。南京大学续聘他任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教务处出版组主任。
1950年5月，他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中国民主同盟”会员，充分享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喜悦。他为自己能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家而尽心尽力，虽然学校当时给他的报酬为每月“大米900斤”。
1951年，他到皖北参加了四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回来后又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并任学习小组长。面对新形势、新工作、新局面，他认真听报告记笔记，积极参加各种调查访问，努力使自己实现由旧至新的转变。一张“江苏省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是由当时的主席谭震林于1953年4月签发的：“兹任命史国纲为本府参事室参事。”虽然史国纲不愿离开心爱的讲台，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1956年他当选民盟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编辑《江苏盟讯》，以“玉冈”的笔名在刊物上撰写研讨文章。“大跃进”开始，他积极参加“大炼钢铁”等运动，努力“改造世界观”。他先后担任了江苏省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为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尽绵薄之力。
史国纲是胸怀天下的，无论他的家搬到哪里，墙上总贴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按当时时髦的说法，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其实这与他学的专业有关。由于中美交恶，英语似乎无用武之地，其他欧洲几国语言也无用处，他又自学俄语，在夫人的帮助下翻译了《美洲印第安人》。他夫人方安是上海同济大学英语专科毕业，曾在南京农业大学当过俄语教师。
1961年至1962年，组织派史国纲去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成了该学院第三期第三班第三组的学员。此时，女儿史芸芳已考上北京医学院医学系学习。国庆节的夜晚，父女俩被邀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这“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焰火燃放，欣赏着“欢歌笑语舞翩跹”的文娱表演，幸福的泪水从眼眶中尽情流淌。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像史国纲这样历史背景的人在劫难逃。这时在北京的女儿看到红卫兵抄家的凶狠，怕在南京的两位老人经受不住冲击，所以赶紧写信给家里，让他们主动自破“四旧”！后来她回到家中母亲告诉她：“你爸的那张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撕也撕不动！后来才知道这是用羊皮做的；没办法只好用剪刀剪碎，丢到抽水马桶里。谁知羊皮遇水越胀越大，好不容易才冲下去的……”窗外传来了阵阵口号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史国纲在单位兢兢业业，作风正派，乐于助人，深为民盟同事称道。造反派也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可一次他因病上班迟到了五分钟，这下可惹了大祸，立即就有大字报出现在墙上，对他进行批判……
史国纲老了。步入老年的夫妇盼望独生女儿能回南京照顾他们，但远在皖南山沟里修水电站的女儿女婿却始终没能回宁。
“四人帮”倒台后，史老希望迎接事业上的又一个春天。随着中日、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他一直在关注着收集资料，利用自己所学之长提供参考意见。在得知国家领导人即将出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等国的消息后，他不顾天气炎热，年迈体弱，着手编写有关资料。
而就在1978年秋天，他突患脑血栓倒下被送到医院急救。看到匆匆赶来的女儿，刚可以开口说话的史老激动地说：“你回来就好了，可以帮我整理资料了。”病重期间，他还询问邓小平副总理访日的情况，并说希望能看到实况转播……
入院仅仅五天，史国纲走了，尽管他是那么不情愿地走，尽管他临终还惦念国际关系的发展，但天不容才，七十六岁的他还是走了。女儿欲哭无泪，她是学医的，为无数的病人服务过，却从未为自己的父亲打过一回针，开过一片药！她想回家来好好为父亲的事业打打下手，而这样的机会却永远没有了。
人的一生短暂而又漫长，我们有那么多的心愿，而又有那么多的不如愿。天空上没有痕迹，但鸟儿飞过了，那翅膀扇动的气流，虽然无足轻重，但毕竟是生命的律动。
史芸芳把父母的骨灰都撒在了钟山脚下的苍松翠柏间，她知道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融为一体的父母会在这里散步、讨论、畅想，会在这里永生。她说：“作为一个从溧阳走出来的老知识分子，爸爸的一生是平凡的，但他没有虚度光阴，我想他应该在这世界上留下点痕迹。”
人物著作
《世界之复兴》、《国际政治经济一览》、《世界原料与殖民地问题》等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自卫与侵略》、《联合国》；译著《美洲印第安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