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沈葆桢
简介
沈葆桢是清代抵抗侵略的着名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继承其父  中国近代军工业创始人之一辈忧国忧民之志，而奉献全部之生命于国家的御外壮举中，体现出晚清有识之士前仆后继之精神。曾纪泽凭三寸不烂之舌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伊犁，而沈葆桢则以其敏锐的视角、果敢的作风，创建南洋海军，击退日本侵台阴谋。这些人相互提携，造就了晚清一代难得的知识分子整体御外的铜墙铁壁。比如，曾纪泽在回答慈禧太后对可用之人的问话时，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而慈禧则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好的。”可惜沈葆桢死后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1 8 8 3～1 8 8 5年），导致他一手操办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从政经历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后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咸丰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  沈葆桢开路图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6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5月11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6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  沈葆桢故居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1875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江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
个人荣誉
清政府给他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专祠祭奠，谥文肃公。
个人影响
在日本侵台刚结束，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说；“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驻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  沈葆桢铜像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有极重要的意义。
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第一，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第二，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第三，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这些改革的实质含义是：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与东部“山后”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土着居民间得到往来交流的自由；打破台岛内经济生活中的若干桎梏，使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物资流通得到自由，变防民为便民。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而鼓励后山的垦殖，又与所谓“抚番”即加强对原住民的治理密切相关。“抚番”与所谓“开山”、“开路’相辅而行，这也是着眼于安抚内部，加强海防，因而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治台的经久之谋。自1875年开始，这项工作即大规模开展，调兵十九营分三路开山。南路：一由凤山的赤山越山至卑南（台东），一由社寮循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由彰化的林圯埔越山至璞石阁（玉里）；北路：自苏澳沿海岸至奇菜（花莲），均于一年内完成。“开山抚番”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可以说，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他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并建军装局、火药局；调闽厂现造扬武、飞云等一批兵轮供台防之用，并大力倡购铁甲船，从此迈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1875年，沈葆桢被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同时，实行开山、抚垦，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荒地，以促进内山的开发。所有这一切说明，沈葆桢不愧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人物评价
《清史稿》：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吏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耦。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1]
连雅堂：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祯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闽台海防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洋务派主要人物。同治六年（1867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任内8年，他主持马尾船政局创建、投产，历尽艰辛，完成了第一期造船计划。他重视培养海防人才，设立船政局前、后学堂，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和专业骨干。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时，奉命入台巡视，以钦差大臣衔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海防战备，以实力挫败日本侵略野心。他致力于台湾开发建设，发展经济，整顿吏治，争取民心等，以求从根本上解决台湾海防问题。本文拟从海防角度探讨沈葆桢对闽台海防建设的贡献，期望为现代海防建设的宏观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一闽台地处东南沿海，早在三万年前，就有“左镇人”经福建迁徙到台湾。两岸隔海峡相望，地缘相近，血缘相关，习俗相同，语言相通，现有80%台湾人祖籍福建。闽台关系重要性，明末顾炎武已有论述：“议者谓：澎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即台湾）即澎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齿寒，不特澎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
福建海防建设虽自宋代始，但至明一代才较为完备。海岸防御系统包括卫所、巡检司和水寨。海上防御以船为主，如洪武五年（1372年），浙闽诸卫一次就造海舟660艘，用以备倭。
清代福建海防建设进一步增强，布局尤为繁密。滨海的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五府防务各有侧重之处。福建水师额设27700余人，“分三十一营，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2]，其职责在海岸、岛屿设防，巡视防区海面，缉捕海盗。雍正三年（1725年），在福州、漳州、台湾三处设船政，制造外海、内河大小战船。七年（1729年），又设泉州船厂，修造战船。
台湾的统一或分裂关系到东南地区的安危及海疆的宁乱。明末清初，闽台海上用兵主要有两件大战事。一是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二是康熙帝制定“规取澎湖、台湾，以定海疆”方针，委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2万多人、大小战船300余艘收复台湾、澎湖。二两次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积贫积弱局面暴露无遗。在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中国出现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以发展我国近代的造船工业。因此，设立马尾船政局就提到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上疏朝廷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3]左宗棠认为只有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利，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中国海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清政府批准造船奏议后，闽海关拨出船政经费。左宗棠即着手在马尾筹备建厂事宜。其设造船厂有利因素有四：一是马尾地势险要便于防守；二是马江江阔水平，深达十二丈，涨潮则倍之。既可容纳设计、制造船只，也适合兴建工厂沿岸设施；三是马尾靠近福州，便于官员特别是闽浙总督的监督；四是闽海关又在附近，资金有保障。
正当马尾船政局紧锣密鼓筹办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是个明于识人、善于用人的洋务派官员，他认为主持近代工业，要有“熟悉洋务”，且“能久于其事”的人才，“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4]离闽在即，选任能继办其未完之事的官员已迫在眉睫。经过慎重思考，他选中了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其理由是沈葆桢重视西方科技，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在洋务派中有较高威望。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推荐奏议，除特命沈葆桢总理船政外，还由“部颁发关防，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5]并赐予“专折奏事”的特殊权力。尽管在籍丁忧的沈葆桢一再婉谢，最终也只好勉力支持“中国无一人历其事”的近代造船工业。
沈葆桢为人沉毅清廉，明知船政之事难为，一旦接手，只能迎难而上。当时顽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最早的近代工业马尾船政局，理所当然受到他们反对和攻击，特别是当时闽浙总督吴棠给船政事务设置了很多障碍。沈葆桢出于对洋务事业的责任心，为了维护船政顺利进行，向清廷上奏，指出吴棠对船政抱有成见，不利于船政事业的发展。为了推动近代海防建设，沈葆桢慷慨激昂地表达“船政系臣专责，死生以之”的决心。
除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外，沈葆桢还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插足与破坏。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不遭削弱，不愿意中国发展民族造船业。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妄图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的阴谋破产后，遂指使其属下闽海关税务司美理登出面活动，企图插足马尾船政，又遭沈葆桢拒绝。赫德并不死心，又进行一系列的造谣破坏活动，但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6]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同治八年（1869年）6月10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气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9月25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
在一年半内，“湄云”号、“福星”号、“伏波”号轮船相继完工下水。沈葆桢并不满足，认为蒸汽机是全船的关键机器，前几艘轮船蒸汽机都是进口的，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仿制蒸气机，中国造船事业才有前途。同治八年（1869年）底起，马尾船政局开始制造150匹马力轮机。技术人员与工人克服重重技术难关，终于试制成功，安装于第五号轮船“安澜”号，排水量为1258吨，航速10节。同治十年（1871年）6月，“安澜”号完工下水。当时一位英国军官参观马尾船政局后感触地说，其产品无论技艺还是细工都可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我国第一台仿制蒸汽机建造成功，是近代海防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造船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考虑自制轮船具有蒸汽机功率偏小、炮位少的弱点，马尾船政局向国外订购了250匹马力的蒸汽机，用于建造大轮船“扬武”号。这是沈葆桢主持船政事务建造的最大一艘兵轮。“扬武”号排水量1400吨，设三桅，航速可达12节。船上安装10尊惠特沃思前膛炮，这些火炮从口径和数量上均超越以前所造。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止，共有大小10艘轮船完工下水。由于船政经费已颇吃紧，顽固派大臣又不断弹劾，沈葆桢为了摆脱困境，上奏“若虑兵船过多，费无从出，则间造成商船未尝不可，亦不患领者之无人。但兵船御侮之资，不可因惜费而过少耳。”[7]朝廷批准暂造4艘商轮，以后再造兵轮。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止，沈葆桢全部完成了左宗棠原定第一期造船计划。这些兵轮除福建自用外，其余拨给沿海各省，维持近海治安。当时中国近海一带商船增多，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危及海上贸易。清水师旧式兵船围剿，海盗逃之夭夭，赶之不及。待清水师装备了新式兵轮以后，海防形势为之改观，兵轮速变快、洋炮威力大，打得海盗船破人亡。为患数十载的海盗终于戡平。
沈葆桢对海防建设有两大贡献：一是建造兵轮，二是培养海防人才。马尾船政局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左宗棠、沈葆桢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因此，马尾前、后学堂招收资性聪颖、粗通文义的子弟入学。马尾船政局建设工程破土之日，也是学校新生入学之时。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为数众多的将才。这些人才大都是栋梁之材，成为海防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荣膺振兴中华的重任。除自身培养外，沈葆桢还上奏朝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深造。虽建议未得朝廷同意，沈葆桢还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令日意格在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挑选几个随其出国参观学习，以期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强化“洋技”。沈葆桢离任后，马尾船政局后继者根据他原来的设想，从1877年至1897年，20年间共派出4批官费留学生。应该说，这是培养海防建设人才的远见卓识，故中国海军军官中闽籍居多。李鸿章后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其总教习严复，就是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除注重培养海军学生外，沈葆桢也注意到自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造船业务，以便更好地管理近代大工厂。他经常不耻下问，向技术人员请教，学习看图纸，充实海防知识，成为当时最杰出的海防专家。三自康熙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就在台湾驻兵设防。“置水陆十营，星罗棋布，镇以元戎，遂使倭患永息。”“其制：以万人更番、三年毕戍，埒于九边重镇云。[8]从兵丁设置看，清廷在台、澎等处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路参将二员，陆路兵8000人，水师兵2000人。军队调自福建，属绿营兵，因三年一换班，故称“班兵”。从水陆营制设置看，台湾方面设有陆师镇标中营、镇标左营、镇标右营、南路营、北路营。水师则设中营、左营、右营。澎湖方面设水师左营、右营。雍正十一年（1733年），添设台湾城守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分设南路下淡水营；嘉庆十四年（1809年），增设艋甲营。虽台澎兵力、营制常有增减，但孤悬海岛，士兵不尊王法。军队又是轮番戍守，管理不善。故防御空虚，战斗力低下。
同治十年（1871年）12月，中国藩属琉球派人前往广东中山府纳贡，使者携带回赠的礼品返国途中，遭风暴船漂流到台湾。岛上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牡丹社人劫杀了使者。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之间的问题，日本政府却借此“琉球事件”，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宣布琉球为其藩属。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9]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同时命令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归沈葆桢节制。江苏、广东沿海轮船，归沈葆桢调用。台湾筹防所需款项由福建供给。沈葆桢接旨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保卫台湾、维护领土主权的历史使命。
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台湾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10]经过深思熟虑，他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一是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本入侵台湾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戳穿日本谎言，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利用国际舆论逼迫日本退兵；二是加强海防力量，日寇利欲熏心，未必因理屈而退兵。日本之所以如此气焰嚣张，是因为中国器械未精，兼恃美国暗中资助。因此必须速购铁甲船、水雷、洋枪、洋炮、火药、子弹等物，改善军队装备；三是抽调得力人才，协助筹办台湾海防。福建兵力不足，请外省增援。水师轮船不够，请将沿海各省的兵轮调到福建沿海；四是台湾海峡之险，甲诸海疆。如遇飓风，难通消息，请架设台南至厦门的跨海电线及厦门至福州的陆路电线，使消息尽快畅通，不至贻误战机。对日四大方针反映了沈葆桢宏才卓识，对敌我态势分析透彻。并且力主备战，以实力威慑日本不敢轻举妄动。清政府对沈葆桢建议赞赏有加。
6月14日，沈葆桢赴台湾之前，做好部署福建沿海防御工作：“福星”号泊台湾；“长胜”、“海东云”号往来于闽台；“扬武”号巡弋澎湖；“靖远”号往返于福、厦；“振威”号穿梭于马尾、上海。16日，沈葆桢视察澎湖炮台及设防，痛感驻守班兵太弱，简直不堪一击，遂萌发整顿守军的想法。17日，沈葆桢抵台湾安平，接见当地官员，进一步了解台湾局势。他见台湾班兵太少，就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即唐定奎率领武毅铭字军十三营，到台湾布防。8月23日，第一批武毅军2000人到台，驻防凤山（今高雄）。10月下旬，第二批增援2500人到达。沈葆桢见台湾北部后山防御力量单薄，且有日人觊觎，遂派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部东渡，驻防苏澳。在台期间，沈葆桢制定了“驱倭抚番”方针，依靠人民加强地方的防卫力量。他派熟悉民情的官员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民勇，成立乡团，发给武器。深入高山族社，发动山胞抗倭。日军入侵后，高山族同胞遭受蹂躏，因此一呼百应。“抚番”成功，为收复失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加强台湾防御力量，沈葆桢招募广东兵勇二千多人，从天津调运新式洋炮，从福建调拨数万磅火药，在安平、旗后、澎湖等重要海口修筑炮台。经过精密部署，台湾的防御力量大大增强，敌我双方实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入侵台湾的日军，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11]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
日本侵台事件引发了朝野筹办海防的浪潮。沈葆桢认为要在台湾搞海防建设，首先应该建设台湾。长期以来，清政府奉行“为防台而治台”的政策，对开发孤悬海上的台湾有许多禁令，严禁大陆人民偷渡。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地少人多，漳、泉人民仍然偷渡入台。清政府禁令限制了中国人，却限制不了外国人。鸦片战争后，外商抵台低价收购蔗糖、茶叶、樟脑，输入鸦片等毒品榨取钱财。为了杜绝外国染指台湾，巩固台防，沈葆桢上疏要求开禁，允许大陆人民自由东渡台湾，进入“番界”，开垦土地。据文献记载，当时应招赴台者络绎不绝，仅光绪元年（1875年），福建、汕头、厦门三处就有2000家，“乘禁弛而预备渡海[12]，大批大陆人民来到台湾，对台湾的的开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杜绝外患，巩固台湾海防的根本性措施。沈葆桢设防与开发两手一起抓。先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6月，凿山修路，开发台湾东部。这是台湾开发史上的创举，工程十分艰巨。沈葆桢调兵开凿，沿途设立碉堡，派兵驻防。一年完工后，共耗银二十万两，死亡官兵达2000余人。沈葆桢开山修路，不忘抚番。制定了许多办法，有效管理少数民族。如政府提供费用，在高山族地区办义塾，高山族人从此由野蛮走向文明时代。此外，努力改善高山族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开发台湾，促进了汉族与高山族经济、文化的交往，并为筹办海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台湾是隶属福建省，属福建巡抚管辖。由于交通不便，台湾镇、道大权在握，与巡抚只有公文上的来往。沈葆桢痛感台湾吏治昏暗，认为要加强海防，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在修吏治、营政；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13]因此，他建议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总揽台湾军、民两政，兼理学政。为了适应开发台湾的新形势，沈葆桢调整了台湾的行政区划，将台湾一府三县改为二府八县，有效控制台湾南北。清政府同意他的建议，令福建巡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湾，统筹全台，筹办海防。远隔重洋、鞭长莫及的困境得到克服，台湾的管理得到加强。
为了巩固台防，沈葆桢改革班兵营制，加强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海军及其装备，在澎湖训练水军，在台南选练洋枪队。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南面设计修筑“亿载金城炮台”，在屏东东港建造“东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并把台南政府所在半月城，加以重修，使之坚固。还修建台北府城等处，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这些防务设施，以安平炮台为最大，沈葆桢为其取名“亿载金城”，并书写镌刻在城门上。1895年中日战争时，这座规模宏大的炮台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今它还傲然屹立在台湾西海岸上。
筹办海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费，不论是购枪炮、舰船，还是修炮台、养兵军饷都离不开经费，没有经济作后盾，海防建设是一句空话。因此筹办海防，与兴利、求富是一致的，沈葆桢认为要加强台湾的海防力量，应从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入手。只有台湾经济繁荣、地利尽开、饷源充足，台湾的海防才能真正巩固。台湾煤源丰富，沈葆桢首创官营开采，开办基隆煤矿，既为福建船政解决用煤问题，也为台湾增加收入，同时还可以进入上海、香港市场与洋货竞争。后基隆煤矿“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万石，可得二十余万圆”。[14]
沈葆桢于光绪元年（1875年）8月调任，丁日昌以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兼管台湾事务，继续沈葆桢的改革。沈葆桢任两江总督后，还不时关心着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光绪三年（1877年），丁日昌奏请在台湾兴修铁路，开办矿务等事，沈葆桢给予全力支持。自沈葆桢始，后经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努力，台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沈葆桢为筹办台湾海防，先后渡台两次，是在台湾兴办洋务第一人，也是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台湾东部第一人。
沈葆桢是个爱国、清廉的洋务派官员，也是为国为民尽力寻求自强之路的有识之士。他民族自尊心极强，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直至临死前，他所极力主张建立以铁甲舰为核心的外海水师仍未能筹办，他在遗疏中还指出“事关呼吸，迟则噬脐。”他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作出的不懈努力，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身份复杂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  沈葆桢，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 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 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 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 ，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 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 身无分文，向人“ 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 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 并于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1875 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南昌教案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着名的南昌教案。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传教宽容条款” 。条约规定：“将前谋害奉天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偿。”而在外国的文本中， 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汉文本条约中又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 建造自便”。根据利益均占的原则，其他各国也相应获得了偷来的这条权力。
教案的发生，大而言之， 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具体论之， 则是教堂对中国财产的巧取豪夺和包庇教民。中国的地产权利是中国民众最要害的一项权利，教堂要自养、自传，必然要与中国农民争夺土地，由此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教堂对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采取包庇的态度，也干涉了中国司法的完整。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民众和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教堂。
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
  沈葆桢铜像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 锄头扁担，尽作利兵； 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
此次教案， 规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1862年3月15日沈葆桢上任，但他拒绝接见罗安当。3月17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砸烂了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而罗安当和方安之于慌乱之中逃跑。罗安当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后者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事宜。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 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
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
事业成功
“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
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  福州船政局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着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就上疏， 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 86 7 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
沈葆桢上任后，不顾重重阻力， 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在“ 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而1 5 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
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恢复天皇统治权力， 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 5 天后，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
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 万年青”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 “千代田” 或“清辉” 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万年青” 号，于1887年1月20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没。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号、“ 福星”号和 “伏波” 号。在造第七号舰“扬武” 号时，舰炮被提高到1 3 门，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
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 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为此， 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 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 前学堂），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 亦称“英语学堂”， 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 以后
  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20 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另有4 0 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按照沈葆桢的策略， 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 0 0 0 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 两。所以，代价还是颇高的。
其次， 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 海军）的浪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 年1 月，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 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决不可“ 功败垂成”。沈葆桢捍卫他“ 死生以之”的船政， 不顾丁忧服丧，于18 7 2 年5 月7 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欣表示支持，乃于8 月2 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当日奉旨“ 依议，钦此”！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
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 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 直到1 8 7 7 年初，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 月31 日，该计划正式实施， 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
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 人，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其余学生均于1 8 8 0 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1 4 年后，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在1 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 人任管带，其中有5 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其中，“ 济远”管带方伯谦于1 8 9 4 年9 月2 4 日被清廷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殉国的“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沈葆桢画像与雕像(8张)
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 2 月1 7 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林泰曾自认失职， 忧愤下于1 9 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
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着名人物是1 4岁考取船政学堂、1 8 77 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
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着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左宗棠
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太后懿旨，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设行辕于福州。6月25日，左宗棠上摺奏请在福州设局制造轮船。蒙太后恩准，8月29日决定在“马尾江之三岐山下，鸠工庀材，创立兴办”。于是朝廷加委左宗棠为“饮差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抚以下官员，一体协理船政。但不久陕西回民起义。10月14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沈葆桢只是推诿说“重孝在身”，不肯赴职。  沈葆桢左宗棠到宫巷两次，都不奏效，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忙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荷桢点头首肯。第二年二月初一朝廷谕旨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只得出任“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相关信息
林则徐有一女，才貌双全，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沈葆桢年轻气盛，到处夸口，目空一切。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
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这个典故其实是林则徐教导沈葆桢如何对待明清两朝的态度。
故居
沈葆桢故居位于宫巷26号，始建于明代天启年间，数次易主。清同治  沈葆桢故居年间，沈葆桢购置这座大房屋，加以修葺居住。现为沈家后裔的住宅，是清代福州典型官宦人家大院。建筑基本保存完整，199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史料记载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数上疏论兵事，为文宗所知。咸丰五年，出为江西九江知府。九江已陷贼，从曾国籓筦营务。六年，署广信府。贼酋杨辅清连陷贵溪、弋阳，将逼广信。葆桢方赴河口筹饷，闻警驰回郡，官吏军民多避走。妻林，先刺血书乞援于浙军总兵饶廷选。会大雨，贼滞兴安。廷选先入城，贼至，七战皆捷，解围去。曾国籓上其城守状，诏嘉奖，以道员用。七年，擢广饶九南道，留筦广信防务。数假客军击走窜贼，平弋阳土匪，诛安仁抗粮奸民，加按察使衔。以伉直忤大吏，乞养亲去官。
十年，起授吉赣南道。以亲老辞，未出，命留原籍治团练。曾国籓屡荐其才，十一年，诏赴安庆大营委用。未几，超擢江西巡抚，谕曰：“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且为曾经仕宦之区，将来树建殊勋，光荣门户，足承亲欢。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葆桢奉诏，感泣赴官。时浙江沦陷，左宗棠由江西进军规复。贼酋杨辅清、李世贤合扰江西，冀断皖、浙运道。同治元年，葆桢亲赴广信筹防，令士民筑堡自卫，坚壁清野。倚用湘将王德榜、段起及席宝田、江忠义诸人，客军并听指挥，贼至辄击退。二年，破黄文金于小路口，又破之于祁门。会浙军克黟县，贼由太平、石埭、建德扰江西，督军进击走之。是年秋，因病请假。
初，曾国籓军饷多倚江西。葆桢以本省军事方殷，奏留自给。江宁前敌需饷亟，而江西协解不至，国籓疏争。御史华祝三亦疏言两人龃<齿吾>，虑误大局，诏两解之，命各分其半，别以江海关拨款济江南军。三年，大军围江宁急。贼聚扰江西，图牵后路。诏杨岳斌移师督剿，命葆桢会商机宜。既而江宁、杭州相继复，黄文金拥洪福瑱由浙、皖窜江西，为入粤计。葆桢令席宝田追剿，至石城，大破之。阵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搜获洪福瑱于荒谷中，皆伏诛。以擒首逆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葆桢推功诸将，疏辞，诏嘉其开诚布公，将士用命，且江西吏治民风，日有起色，宜膺殊赏，不允所请。寻乞归养，温诏慰留。四年，以亲病请假省视，因防务急，未行，丁母忧，命治丧百日，假满仍回任。坚请终制，乃允之。
六年，命为总理船政大臣。初，左宗棠创议于福州马尾山麓濒江设船厂，未及兴工，宗棠调陕甘，疏言非葆桢莫能任。葆桢释服，始出任事。造船坞及机器诸厂，聘洋员日意格、德克碑为监督。月由海关拨经费五万两，期以五年告成。附设艺童学堂，预募水勇习练驾驶。事皆创立，船材来自外国，煤炭亦购诸南洋，采办尤易侵渔。葆桢坚明约束，一无瞻徇。布政使周开锡为提调，延平知府李庆霖佐局事，皆为总督所不喜，齮龁欲去之，葆桢疏争得留，籓署吏玩抗，以军法斩之，众咸惊服。
九年，丁父忧，仍请终制，暂解事，服阕始出。当其居忧，内阁学士宋晋疏请暂停船工，诏下酌议。葆桢上疏，略谓：“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不可以浮言摇动。且洋员合同不能废，机厂经营不可弃。不特不能即时裁撤，五年期满，亦不可停。”推论利害切至，诏嘉纳之。十一年，再莅事。先后造成兵舰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寻以匠徒艺成，议酌改船式，督令自造，不用洋员监督。疏陈善后事宜，并如议行。
十三年，日本因商船避风泊台湾，又为生番所戕，藉词调兵，觊觎番社地。诏葆桢巡视，兼办各国通商事务。日兵已登岸结营，葆桢据理诘之。晓谕番族遵约束，修城筑垒为战备。提督唐定奎亦率淮军至，日人如约撤兵。乃议善后事宜，疏陈福建巡抚宜移驻台湾，吏治军政方能整顿，诏如所请。甫内渡，狮头社番戕官滋事，光绪元年，复往，督唐定奎等伐山开道，攻破内外狮头等社，?毁其巢，胁从者次第就抚。中路、北路亦分军深入，诸番皆听约束。先于琅玡增设恒春县，至是奏设台北府，淡水、新竹、宜兰三县隶之；噶玛兰通判移驻鸡笼山；台湾府同知移驻卑南；鹿港同知移驻水沙。连疏陈营伍积弊，请归巡抚节制。购机器，开台北煤窑，为明遗臣郑成功请予谥建祠，以作台民忠义之气，并报可。遂撤军内渡，事竣，擢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江南自军事定后，已逾十年。疆吏习为宽大，葆桢精覈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尤严治盗，莅任三月，诛戮近百人，莠民屏迹。皖南教案，华教士诬良民重罪，亲讯，得其受枉状，反坐教士，立诛之，然后奏闻，洋人亦屈伏。淮南引地以次归复，濬河、积谷、捕蝗、禁种罂粟诸政，并实力施行。数以病乞退，五年，入觐，皇太后温谕勉以共济时艰，毋萌退志，自此遂不言病。是年十一月，卒于位，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立功各省建专祠，谥文肃。子玮庆，赐举人，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瑜庆，恩廕主事，官至贵州巡抚。
台湾为官
1874年，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到了台湾，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 
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开禁清政府对台湾有两条禁令：一是严禁内地人(主要指福建沿海地区居民)偷渡台湾；二是严禁已居留在台湾的人民“私入番区”，即漂洋到南洋各国去。这两条禁令严重阻碍了台湾发展。为此，沈葆桢上书朝廷，请准予开禁。 
后来清政府依照沈葆桢的奏折办理，解除了禁令，从此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如果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带动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移居台湾，那么沈葆桢促使清政府解除禁令，则引发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移居台湾。 
从此以后，台湾的人口大量增加，台湾和大陆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带来了台湾经济的一次飞跃。没有大陆同胞，根本就不可能有台湾经济的繁荣。 开府台湾原是福建一个府，府治设在台南。但当时台北的广大地区，都尚未建立政权机构。台南的政府对台北广大地区鞭长莫及。 
沈葆桢为了加强对台北地区的开发，向清廷奏请另设一个“台北府”。在台北府的管辖下，新设置了淡水、新竹、宜兰三个县治。这样便加强了对台湾事务的掌控。 
同时，沈葆桢还奏请将福建的巡抚(省政府)移驻台湾：一年之间，春冬驻台，夏秋回省。也就是说，福建的巡抚，一年之中要有一半的时间移到台湾去办公。这样一来，台湾与福建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后来台北成为全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和沈葆桢的“开府”措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