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广州京剧团
历史简介
剧团当时的主要演员有麒派老生傅祥麟、旦角李均秋等。随后又有演员刘春芝、王全福、刘雪春，乐手徐振声等30多人先后加入。1950年底，随军北上抗美援朝（剧团原有100多人，北上的只有40多人），先在东北巡回演出，1952年5月，由傅祥麟领队，进入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将士演出，至同年11月回国。其间，共演出130多场，傅祥麟在一次监视敌机空袭时受伤，傅祥麟等数人立功受奖。剧团归国后改属中南军区，1953年5月到达广州。同年7月，剧团奉命就地集体转业，成为广州市文化局属下的地方国营剧团，命名广州京剧团。
  广州京剧团成立合照广州京剧团成立后，傅祥麟为团长（任职至1982年），并补充人员，更新设备，成为颇具规模的京剧艺术表演团体。到1986年撤销前，在该团先后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的还有时世宝、杨庭育、陈旺、佟铁、吴植炎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驻团的解放军和工宣队也负责过剧团领导工作。主要演员有傅祥麟、新谷莺（程派青衣）、韩云峰（武生）、王鸿福（谭派老生）、刘荫增（丑生）、刘雪春（老生）、孙艳琴（花旦）等，并培养出王韵、周公谨、傅鸿宾、黄立、邵淑燕、解克娟等一批青年演员。60年代中后期，又从北京戏曲职业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以及社会知识青年中吸收了常建忠、张媛、李端等青年演员和戈武、陈怡等青年音乐员。专业编剧有潘浩、袁德波、李慧芳，舞台美术人员吴宏树、周冠群等。70年代前期，还从京、沪等地招收一批少年学员，举办京剧培训班。这个时期，全团人数将近200人。
广州京剧团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他们以部队和北方南下干部为主要服务对象，除在广州等大、中城市演出外，每年有近2/3的时间深入部队、工矿、农村、边防、海岛进行演出，特别是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后，必向解放军作长时间的慰问演出。对部队的演出要求，京剧团是有求必应，战士要看多长时间就演多长时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演。为了使每个战士都能看上演出，剧团干部进厨房帮厨，让炊事兵看戏，演员还跋涉到山头哨所为个别执勤战士演唱。演出之余，演职员为战士洗衣、缝补衣裳。广州京剧团同部队建立了深厚感情。从1953～1964年，该团平均每年演出500多场、上演剧目90多个、观众53万多人次。演出最多的是1958年，达711场，其中572场是在部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巡回演出。
广州京剧团擅演的传统剧目有《徐策跑城》、《走麦城》、《秦香莲》、《望江亭》、《挑滑车》、《法门寺》、《群英会》等。1963～1965年，大量排演现代戏，其中，反映部队生活的《带兵的人》一剧，于1965年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汇演获好评。“文化大革命”初期，剧团一度瘫痪，但较快恢复了艺术演出，排演的剧目主要是当时被称为“革命样板戏”的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等，还演过《五指山风暴》、《磐石湾》、《长虹万里》、《苗岭风雷》等现代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后演出了《八一风暴》、《蝶恋花》等新戏，以及本团创作的《三星神旗》、《赵佗归汉》等地方历史题材剧目，并逐步恢复排演传统剧目。
80年代初期，广州文化市场逐步形成，群众文化娱乐生活日趋多元化，而广州京剧团原先的主要服务对象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州地区包括部队对京剧演出的需求急剧减少，1983～1984年两年，京剧团只演了40多场。鉴此，广州市文化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的通知》，呈请中共广州市委批准撤销广州京剧团。1986年6月6日，广州市编制委员会同意撤销广州京剧团。
剧团的老艺人办理了离休、退休手续，安度晚年；中青年演职员安排到其他文化单位或其他行业工作，不少人还投身到广州市的群众业余京剧艺术活动中去。
剧团往事
广州京剧团（1953年至1986年)
广州市水荫四横路十一号，看起来更像一个老家属院，里面两座家属楼，大门外右侧的“广京艺苑”几个字已经被小广告残害的难以辨别。谁还会知道这里曾经是辉煌一时的广州京剧团呢？走进去坐在水泥台边坐下，很快就会被一些老太太警觉，她们就在不远处一边聊天一边盯着你看，她们操着典型的北方口音，满脸都是岁月的沧桑，她们对你既抗拒又想和你交流，而你注定为她们的青春岁月感慨万千，半个世纪的纠结即使是历史的河流也无法彻底冲刷干净。生死演出1949年7月，湖北省宜昌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政治部长江京剧团，当时的主要演员有麒派老生傅祥麟、旦角李筠秋等。随之又有演员刘春芝、王全福、刘雪春，乐手徐振声等30多人先后加入，那时他们正当青年，风华正茂。之所以叫长江京剧团是为了保密，该剧团实际上就是47军第10队。属于随军剧团，1950年他们随部队赴湘西剿匪，一度改称47军政治部湘西京剧团，作为随军剧团，演员们大都能文能武，他们和普通军人一样参加战斗，据原京剧团副团长赵均称，在抓住匪头后，由演员们轮岗看守，那时握在他们手中的是一杆步枪。
1950年底，该团随军北上到东北的新里屯（剧团原有100多人，北上的只有40多人），他们开始东北巡回演出，最后一站是大连，在这里接到命令参加抗美援朝，和他们一起的另一个剧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
1952年5月，由团长傅祥麟领队，从长沙乘坐军列赴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将士演出。在赴朝途中大家都非常不安，对美国的原子弹充满恐惧，京剧团过鸭绿江不是坐的火车，而是汽车，为了隐蔽，汽车浮桥在水面之下。赴朝演员坐了一天的汽车，直到深夜才到阵地，团长傅祥麟从车上跳了下来，因为劳累多日，司机和傅祥麟都比较恍惚，傅在跳车后被车撞了一下，胯骨受伤，成为京剧团第一个伤员。
京剧团在朝鲜期间屡次经历生死演出，随时都有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回忆起这些岁月赵均既感慨又激动。在朝鲜期间，演员们在防空洞演出，经常需要防备特务和飞机的袭击，在一次演出时，突然头顶出现两架美国F80飞机，马惊人慌，情况非常紧急，团长傅祥麟要求大家不要动，大家立刻隐蔽起来，直到飞机离开，随后在山上揪出两个带发报机的特务。还有一次是夜晚，彭德怀与金日成带领大家聚集在一起搞联欢，夜晚大家熟睡时赵均出来方便，突然发现亮如白昼，原来是美军在投放照明弹，他赶快躲了回去，再也不敢出来。
对于朝鲜战场的生还大家都感到非常侥幸，因为经常都是去的时候某个阵地可能刚被轰炸过，或者离开后才被轰炸，虽然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最前沿的阵地，所以朝鲜战场给京剧团演员员留下的基本都是惊恐的回忆。在他们离开前，朝方动员大家如果同意可以留下来与当地人结婚，但没有人接受，他们已经归心似箭。一只蜜柑桔广州京剧团在慰问演出中表现突出。他们大多军人出身，所以对军队感情深厚，在部队慰问演出中能与士兵打成一片，他们演出之余帮士兵剃头，洗衣服。炮击金门事件中，广东省组织了一次大型慰问演出，由副省长带队，二十多辆车浩浩荡荡出发。京剧团有四十多个演员参加演出，男演员都是精干的光头小伙子，在途中发生一起车祸，汽车钻进了田地，团负责人赵均随即叫了武戏队的棒小伙，硬生生把汽车推回了公路。到了前线阵地后，发现演出场地非常难找，地上全部都是石头子儿，于是演员们就在石头上翻打表演。他们的尽职感动了领导，晚上睡觉前，每个演员床头多了一只蜜柑桔，按照当时的行情，蜜柑桔的价值与钢材是等价的。副省长评价说，这不是一支演出队，这是一支战斗队。
剧团在乡村演出时会帮助农民打扫街道，通臭水沟，取得了良好的口碑。每次演出回来剧团都会受到市委的热烈赞扬，市委领导亲自请演员喝茶吃饭表示慰问。广州京剧团始终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除在广州等大、中城市演出外，每年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部队、工矿、农村、边防、海岛进行演出。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后，必向解放军作长时间的慰问演出。为了使每个战士都能看上演出，剧团干部进厨房帮厨，让炊事兵看戏，演员还跋涉到山头哨所为个别执勤战士演唱。从1953～1964年，该团平均每年演出500多场、上演剧目90多个、观众53万多人次。演出最多的是1958年，达711场，其中572场是在部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巡回演出。关于慰问演出，赵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演员队在奔赴部队的路上，被另一支部队拦截，这支部队要求看戏，于是团长一声令下，大家直接找片稻田地开演，那场戏从午夜唱到东方发白，《挑滑车》中，演员在不平的场地上翻打，而那些高亢的唱腔至今萦绕在赵均耳边。
广州京剧团擅演的传统剧目有《徐策跑城》、《走麦城》、《秦香莲》、《望江亭》、《挑滑车》、《法门寺》、《群英会》等。1963～1965年，大量排演现代戏，其中，反映部队生活的《带兵的人》一剧，于1965年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汇演获好评。“文化大革命”初期，剧团一度瘫痪，但较快恢复了艺术演出，排演的剧目主要是当时被称为“革命样板戏”的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等，还演过《五指山风暴》、《磐石湾》、《长虹万里》、《苗岭风雷》等现代戏。
文革结束后，广州京剧团更名为广州市京剧团。先后演出了《八一风暴》、《蝶恋花》等新戏，以及该团原创的《三星神旗》、《赵佗归汉》等地方历史题材剧目，并逐步恢复排演传统剧目。归属之争长江京剧团在朝鲜呆了8个月，回国后立刻接到命令转移，当时剧团还没有党组织，只有共青团组织，负责转移的是两个部队的干事，他们告诉赵均，剧团将调到中南军区，但这是军事机密，主要是担心一些演员开小差。由于当时通讯极不发达，大家都以为中南军区在武汉，而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广州，这个消息一直隐瞒到了北京，才向大家宣布真相。
这又是一次漫长的旅途，长江还没有修建火车桥，到了武汉后，大家乘船，然后继续坐火车赶路到达广州。在途中赵均已经预感到京剧团将要转到地方，感到非常失落，到广州后他不愿意下车，那一年他十四岁，算是剧团的团领导，但大家还当他是个孩子，就说你是个军人你怎么不听话啊，僵持了很久他最终还是走了下来。
中南五省书记陶铸在梅花村接见了大家，随即告诉大家准备转业，因为广州没有京剧团，他告诉大家要让京剧在广州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京剧团当时有三大任务：一是为南下干部服务；二是为部队服务；三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京剧团在广州的归属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到底是省管还是市管，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陶铸拍板，叫“广州京剧团”，具体由市负责，经费由省里出一部分，市里出一部分，部队出一部分，部队的投入主要是负责演出期间的交通与食宿。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均又找到陶铸商量，希望自己继续留在部队，因为他已经报考军校，专业是“水上飞机”，而且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陶铸很干脆地拒绝了他，问他懂不懂什么叫集体转业，那就是一个都不能留，这就是命令。
广州市政府非常重视京剧团，让他们住进了越秀山，和前苏联来华访问的体操队住在一起。然后京剧团住进了西村，西村是原陈济棠（原国民党上将）别墅，园中果树茂盛，让这些北方来的演员大开眼界，他们都是年轻人，心事不是很重，所以很快就高兴起来。落寞散场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胡芝风到广州京剧团实习，决心献身京剧事业，很快她成为广州京剧团任主演，1960年到苏州京剧团任主演后兼团长，期间她拜京剧大师梅兰芳为师，成为他的最后一个弟子。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期，广州市京剧团招收了最后一批学员，其中包括杨立新（现北京人艺演员）、赵琪（现国家京剧院一团鼓师），费玉平（现京剧音乐家，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陈怡（现旅美音乐家），戈武（现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等。
尽管广州市京剧团培养了大量人才，但依然无法阻止其衰落的步伐，70年代末期，剧团不少年轻人自己组成了轻音乐团，在市区与外地演出，一些年轻演员当时月收入就能达到两千元以上，青年演员们逐渐对京剧丧失信心。同时剧团经营举步维艰，经常为演出经费犯愁。
以下是70年代末期的京剧团信息简报：
“八月十三日，广州京剧团演出队凯旋归穗。财务科长一算总账，收支对比，不仅不用赔本，还多出了一万四千多元。
广州京剧团是1953年由部队剧团改编为地方剧团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四害”横行的十年间，这种传统作风被淹没了，当时，那些所谓什么“样板团”，食则山珍海味，住则高楼大厦，行则车水马龙，大肆挥霍。那时，广州京剧团学演一出《红灯记》就得用六辆卡车拉道具，大量浪费国家资金，到外地演出，亏本就更不用说了。打倒了“四人帮”以后，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过去的传统作风又回来了，演员们懂得：在新长征的伟大斗争中，为国家节约一文钱，比以往任何时候意义都大。
是的，国家的钱是人民用汗水挣来的，能省就得省着用。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它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以勤俭持家的作风去办每一件事情，任何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作风，都是要不得的。”
进入80年代后，文艺改革的路线是要求文艺院团走进市场，由演员们自由结合成团自己组织演出。
80年代中期，广州文化市场逐步形成，群众文化娱乐生活日趋多元化，而广州京剧团原先的主要服务对象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州地区包括部队对京剧演出的需求减少，1983～1984年，京剧团只进行了40多场演出。广州市文化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的通知》，呈请中共广州市委批准撤销广州京剧团。1986年6月6日，广州市编制委员会同意撤销广州京剧团。
广州京剧团撤销后
杨舒：上世纪50年代，大批国民难民南下香港，并带着京剧到香港发展。进入60年代，曾经的京剧名伶余占元在香港开办中国戏剧研究学院，并成立七小福。而现在香港乃至整个华语影坛的几位大哥级人物，乘龙、洪金宝、元华、袁和平，其实都是当年七小福的成员。到了1970年以后，粤语已经成为香港社会文化的主流，而京剧也逐步走向没落，中国戏剧研究学院和七小福随之解散，各自发展。香港的京剧特色也融入到了粤剧还有香港电影中去。和香港一样，在广州这个粤语文化的发祥地，虽然越剧的主导地位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作为国剧的京剧，也曾经在广州乃至整个南粤大地上有过短暂的繁荣。
记者：这个怎么都要勒这么紧？
赵均：不勒紧的话，打的时候就不行了。
记者：勒得胸口都有点透不过气了。
赵均：这个就当靠绸用了，我们练功就是这，还有绸子，这就可以不动弹。
解说：已过古稀之年的赵均，是原广州京剧团的副团长，1949年7月，当时年仅11岁的赵均参军，成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政治部长江京剧团的一名演员。1953年5月，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归来的长江京剧团随47军一起开赴广州。两个月后，剧团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赵均（原广州京剧团 副团长）：当时陶铸给我们的任务，第一个是你们要转业，要解决广东省没有京剧历史的空白，后来那时候是王德在市委当书记，王德是原来东江纵队的队长，他说你要解决广东没有京剧历史，我广州市是你广东省的省会，那得要在我市里头才行啊，就为了要我们这个团。就在会上争起来了，当时我在场，争完了以后，后来没办法了，王德坚持要，王德也是大高个嘛，说那不行，那非得归我们市里头管，后来陶铸就说算了，也不叫省，也不叫市，就叫广州京剧团。
解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凭借自身的努力和相关政策的扶持，成立之初的广州京剧团，在广东的戏剧演出舞台上独领风骚。
赵均：我们演一个三打祝家庄，人员多齐备啊，潮剧、粤剧、歌舞、广州歌舞团、都在我们这儿成立一个学习班，把这些人都用上了，一块儿参加演出，把武汉京剧团到这来，都不敢演武戏，武汉京剧团多棒啊，人家的角儿多啊，主要演员多啊，都是全国知名的。
解说：从1953年到1964年的10年间，广州京剧团平均每年演出500多场，上演剧目90多个，观众53万多人次，演出最多的1958年，达到了惊人的711场，平均每天将近两场演出。
赵均：到江西去演出，连续二十场爆满，人家江西都说了，很少这么爆满的戏。
杨舒：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了整个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事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1977年起，少量港台流行音乐已经通过广州进入内地，1979年，伴随盒式录音机的引进，刘文正、邓丽君等歌手的盒带，开始流入内地，引发了内地听众的强烈追捧。到了80年代，台湾校园民谣风靡内地，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让听惯了八大革命样板戏的人们如痴如醉。而随着内地流行音乐的蓬勃发展，大众文化娱乐生活日趋多元化，京剧似乎一夜之间风光不再。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广州京剧团原先的主要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州地区包括部队，对京剧的演出需求急剧减少，1983年到1984年，这两年期间，京剧团只演出了40多场戏，而鉴于此，广州市文化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的通知》，呈请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批准撤销广州京剧团。1986年6月6日，广州市编制委员会同意撤销广州京剧团。至此，存在了33年的广州京剧团最终淡出了历史舞台。
赵均：朱穆之，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剧种远离本土的，没有群众基础的，就可以撤销，就可以解散。广东的，就把京剧说你是远离本土的，你是没有观众的，就给撤销了。
解说：在广州市天河区水阴四横路十一号，如今已经找不到太多京剧团存在过的痕迹。剧团解散后，一些对京剧感情很深的老演员，自发成立的剧社，取名叫“文苑”，两栋老宿舍楼中间这一小块空地，便成了平日里老演员们练功和排戏的地方。而当初拜师心切的尤海波，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老师。
李秀兰：京剧团在这儿解散了，作为我们来说，心不甘，因为都是北京的，如果说到了广东来了，一下没有京剧，不舒服。可是有这么一个氛围，觉得能够适合我们，我们能够在奉献一下，就是说，有限之年吧，我们都六十多岁，奔七十的人了，有限之年，我们投入到无限，它不知道京剧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把这个奉献出去，让他们去发挥去，一代传一代，总归这算是国粹吧。
解说：除了文苑剧社，广东省文化厅还召集了剧团的一些老演员，成立的广东省聚居促进会。促进会每年的任务，除了在广东省组织几场大型的京剧专场演出之外，还力图在广东寻找和发现更多像尤海波这样喜爱京剧的年轻人。
毛国柱（广东省京剧促进会）：如果在一二十年内，我们再不重视的话，等我们这一代人再死光了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再去拯救就已经完了。
解说：然而在广州推广京剧，即使是在广州京剧团最辉煌的年代，也并非易事。更何况京剧解散20多年后的今天。
李池湘（粤剧演员）：京剧其实在广州我觉得比较艰难的，比较尴尬的，因为广州人有时候就觉得，你看我是广州人，我的普通话都说得不好，我们很少说，所以广州人很少看京剧。语言上，还有，有一些广州人挺排外的，所以我觉得波波（尤海波）挺不容易的。
尤海波：有时候我出去演出，人家会问我，你是唱粤剧的吧？因为你行头都是那么回事，我说我不是，我是（演）京剧的，感觉莫名其妙，而且挺无奈的。
解说：尽管京剧在广州的处境十分尴尬，但尤海波依旧在大胆尝试着，这个敢想敢做的80后年轻人，正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努力摸索着一条适合广州的京剧发展之路。
尤海波：我全部行头都扮上，旁边站着谁呢？两个穿着内衣的女模特，就在台上面走秀，这个如果是在保守一点人的眼里，这叫什么玩意儿？
解说：然而在发生深刻变革，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到底是应该大胆进行创新，完全走向市场，进行商业化运作，还是依靠政府扶持，完整地保留传承，这不仅仅是在广州，更多摆在整个中国京剧界面前一道无解的难题。
赵均：连台湾这么个省，还养着两个京剧团，广东省这么大，一个京剧团都容纳不下，一年无非从四五百万块钱，你现在一个芭蕾舞团，两千多万一年，它能演几场戏啊？如果要是光从经济考虑的话，那它也应该撤销啊？那是不对的嘛，（京剧）是一个艺术品种，你广东省是一个大文化省，你不能不容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