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庆钧
胡庆钧简介
胡庆钧1918年年底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仙凤乡邱家冲。幼年遭遇父母双亡厄运，求学历程备受艰辛。1940年转学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深受时任教授兼教务长的潘光旦的影响。1942年，胡庆钧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专业，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1947年，胡庆钧调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工作。1952年下半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胡庆钧调到民族所，“文革”中受冲击、遭抄家，书稿被毁。从1950年到1985年，胡庆钧八上凉山，调查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靠百折不挠的勇气、坚韧的毅力和扎扎实实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获得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了解到被称为“曲诺”、“安家”、“呷西”(奴隶，也称“娃子”)的极为悲惨的命运，主持并参与写出了一系列有关的调研报告，于1983年终于写成40万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又经10余年的不懈努力，胡庆钧担任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终于在1996年出版，全书85万字，其中他执笔64万字。  操着浓重湖南乡音的胡庆钧研究员是民族所最年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为人温和敦厚，为学孜孜矻矻，虽年届米寿，仍读书、著述、锻炼毫不间断，他心态平和，不折不挠，持之以恒，成为后学晚辈的治学楷模。
个人访谈：
在超星学术视频平台讲授《访谈胡庆钧》

人物活动
艰难的求学历程1918年年底，胡庆钧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仙凤乡邱家冲。中学毕业的父亲曾习公路局业务。湖南雨多，气候潮湿，乡间医疗条件又差，胡庆钧幼小时，遭遇父母双亡之厄运，并被过继给寡居的婶母。继母廖毅宏在长沙古稻田师范毕业后，回故里担任宁乡县立第一女校校长。在婶母的严格要求下，胡庆钧考入获得公费资助的省立长沙高级中学师范科读书。当时，重点大学学费昂贵，胡庆钧因继母薪俸不高，本没有继续深造的打算。岂料“七七事变”改变了全国的教育布局，一些大学纷纷内迁。胡庆钧临阵磨枪，初试落榜，苦修外语，次年考中可以享受公费优待的、内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因路费不够，他是爬上一列无票货车又转汽车才赶到学校的。1939年，胡庆钧转学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1940年，再次转学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时任教授兼教务长的潘光旦（1899~1967）学养深厚，善于表达，所开课程引人入胜，对胡庆钧影响极大。他教学生做学问要学会掌握“约博返约”的关系。即先从专一的“约”入手，再广泛学习，旁征博引，再进入到第二次“约”时，学术的境界已经升华，为了深化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贯通古今中外而求得真理。潘师的治学方法，胡庆钧终生难忘。抗战期间，生活艰难，交通不便，胡庆钧靠勤工俭学度过了艰难的求学岁月。
  1942年，胡庆钧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专业，前往疏散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受代培。导师是历史学家向达给他推荐的从巴黎大学留学归来的人类学家凌纯声博士（1901~1981）。在李庄，胡庆钧向凌师学习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副研究员芮逸夫一道到四川叙永地区，从事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30年代，芮逸夫曾与凌纯声一同写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以刻画准确、具体、细致见长。胡庆钧学习老师的方法，写成《四川叙永地区苗族调查报告》。
1944年，胡庆钧获得硕士学位后，先在中央研究院做了一段助研，继而应邀前往费孝通主持的昆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担任讲师，他讲授的人类学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他利用寒暑假前往滇池地区进行调查，写出《云南呈贡二村基层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查报告，其核心部分曾以单篇形式陆续发表于当时报刊。与反内战、争民主的呼声密切相连，当时曾出现一股探讨皇权与绅权的热潮。因此，胡庆钧将其调查报告中发表的《论绅权》、《论保长》、《论乡约》3篇论文，部分更名后，参与吴晗、费孝通领衔的《皇权与绅权》一书，于1948年由上海观察社出版。
八上凉山调查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1947年，胡庆钧调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工作。1950年，人类学系并入社会学系。胡庆钧参加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任第一分团第三队副队长。他们带着当地稀缺的盐巴、针线、布匹等礼物前往当时的西康省凉山彝族地区慰问少数民族。1951年3月，当人民解放军进入昭觉县时，留下胡庆钧等十几人组成工作队，由胡庆钧担任队长。工作队深入凉山牛牛坝、利美夹谷等凉山腹心地带。这里是黑彝奴隶主统治地区，汉人进入此地，如被奴隶主抓到，就成为生不如死的奴隶，永世难以翻身。一些外国探险家、研究者在此被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在旧社会这里是恐怖的神秘地带。工作队的任务是协助建立当地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调查研究中，胡庆钧了解到被称为“曲诺”、“安家”、“呷西”（奴隶，也称“娃子”）的极为悲惨的命运。黑彝奴隶主可以主宰、占有、买卖、杀害娃子。娃子终年干着繁重劳动，吃的是白水煮土豆，最好的饭食是玉米面菜叶粥。晚上睡在火旁的地上。胡庆钧见到被抓去的汉族娃子，在寒冷季节只披着十分陈旧的破羊皮，没有鞋穿，脚上的裂口常年不愈……
凉山地区的彝族作为所谓的“独立罗罗”，很长时期以来一直吸引中外探险家及学者的目光，但是由于凉山地区奴隶主的严密防范，一些研究者难以深入了解彝族奴隶制度的等级结构，过去的出版物大多是些探险记录。胡庆钧下决心了解真像，解救这些备受折磨的穷苦娃子。开始，娃子害怕奴隶主残害，不敢接近工作队。后来看见工作队与他们一样吃煮土豆，对娃子和蔼可亲，感到是真心实意对穷苦娃子好，才偷偷地跑到大山上向工作队讲述他们的非人生活和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习惯法。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庆钧发现一种被称为“安图安家”（简称“安家”）的分居奴隶，再步步深入调查，终于搞清了凉山彝族社会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兹莫、诺伙、曲诺、安家、呷西5个等级。兹莫是掌权者，汉称土司、土目、土舍，民主改革前，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诺伙汉称黑彝，是贵族中的较低等第，占总人口的6.9%。曲诺汉称白彝，是人身世代隶属于土司和黑彝的直接生产者，也是必须取得主子保护的被保护民，占总人口的50%。安家是已经配婚并和主子分居分食的家外奴隶，占总人口的33%。呷西汉称锅庄娃子，多数是单身男女，少数是虽配婚但不分居分食的奴隶，占总人口的10%。胡庆钧还对凉山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土地关系、氏族机关、婚姻与家庭、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1951年6月，胡庆钧回北京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研究组副组长。他写出了4万字的《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的调查报告，认定新中国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社会仍然保持着奴隶制度，提出了后来被称为4个等级（含等第）的划分，引起了著名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及有关人士的极大兴趣。翦伯赞曾对报告的文字稍微修订后，将其刊登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上。郭沫若先后与胡庆钧通过几次信，1952年8月25日的信中说：“大稿《大凉山彝族社会概括》阅读了一遍，甚有收获。谢谢您！……您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科学院愿意帮助您。您有怎样的困难，需要怎样的帮助，请您写出些具体的意见来，科学院有对于个人研究的津贴办法，只要您有具体的计划和请求提出，我相信可以照办。”郭老还希望他把调研规模放大一些，多找物证，多摄照片。后来，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浓缩后，被郭老收入1954年改版后的《奴隶制时代》一书的“改版书后”之中。
1952年下半年，胡庆钧二上凉山调查，回京后经郭老和范老的安排，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一些单位请胡庆钧去作报告，连徐特立老人都前来听报告。由于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研究牵涉到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争论，胡庆钧自感根底不足，希望有机会提高理论水平，经范老同意，他于1953年秋，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胡庆钧一边学习马列原著，一边结合两次赴凉山的调查实践，写成《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和《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先后刊登在《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与1957年第1、2期上，引起了国内外较为广泛的注意。《新华半月刊》、《西南民族学院院刊》予以全文转载。日本也将此文译成日文在东京的刊物上予以介绍。
1956年9月和1957年4月，胡庆钧参加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成的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副组长的身份三上、四上凉山，进行历时10个月的调查。他主持并参与写出了一系列的调研报告，并参与了当时学术界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刊登《我国学术界讨论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结构问题》、《有关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等文，介绍了张英达提出的封建制、胡庆钧提出的奴隶制、马长寿提出的周围封建制与中心奴隶制3种不同主张。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取得共识，认为凉山彝族奴隶制具有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的特点。
1957年，胡庆钧被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农村劳动锻炼，凉山彝族社会的研究不得不中断。1963年，胡庆钧调到民族所，“文革”中受冲击、遭抄家，书稿被毁。孩子年幼，以为藏书无用，全部作废品卖掉，令胡庆钧痛惜不已。
1978年，胡庆钧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利用实录历史档案和地方志等材料，研究明清两代贵州水西（毕节）地区、云南小凉山地区等类同地区彝族的社会情况，目的是为学术界关于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提供历史依据。1981年，他出版了《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1983年，此书重印。胡庆钧接着又研究了唐代云南洱海周围兼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的南诏奴隶制政权，研究了宋代彝族先民及元代彝族奴隶制的发展等等。1980年~1982年，胡庆钧3次去凉山复查，1985年到凉山开会，大凉山的越西、西昌、昭觉、美姑、雷波、甘洛、布拖、金阳、普格、峨边等大山深处的羊肠小道上，均留下了这位已经60多岁老学者的足迹。从1950年到1985年，胡庆钧八上凉山，靠百折不挠的勇气、坚韧的毅力和扎扎实实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获得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于1983年终于写成40万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此书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云南社科院院长何耀华研究员在《光明日报》撰文评论道：此书“资料翔实可靠，真实地再现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的概貌；理论分析全面透彻，在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采摭广博，融合了哲学、历史学、民族学、统计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立论严谨，生动具体”，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大成果”。北京大学历史系将之作为本科生世界上古史基础课的参考书和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北大世界上古史教研室主任周怡天教授认为：“该书为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民族学材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在我们的教学科研工作中起了有益的作用。”此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13年磨一剑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80年代初期，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否认奴隶社会是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观点。为了回应这种观点，胡庆钧与研究古希腊史的我院世界历史所廖学盛研究员，研究我国先秦史的彭邦炯研究员、宋镇豪研究员，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北大周怡天教授等共同开展《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课题。对于胡庆钧来说，课题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要从头学习研究。1983年起步时，科研人员都是手工作业。胡庆钧从图书馆借来有关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恺撒与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大量资料，翻译、阅读、作卡片、分析、对比、研讨……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学术科研过程。直到今天，胡庆钧的卧室里依然保留着一个巨大的卡片柜，那一张张卡片见证着这位老学者年复一年皓首穷经、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在艰苦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摩尔根将上述希腊、罗马、日耳曼人3个时代划入氏族社会后期英雄时代的论断不符合实际，上述各该地区均已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胡庆钧做学问一贯坚持利用第一手材料，希腊荷马时代主要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罗马王政时代主要以4位古典作家西赛罗、狄奥尼修斯、李维和普卢塔克的著作为依据，恺撒与塔西佗的著作则是对当时日耳曼部落有直接接触或切实了解的情况做了忠实记录。胡庆钧根据罗布丛书的希—英对照本或拉—英对照本，一点点地进行比较研究，经10余年的不懈努力，胡庆钧担任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终于在1996年出版，全书85万字，其中他执笔的有64万字。
此书出版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尧教授在《世界历史》杂志撰文认为，此书有三大优点：“一是以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民族学资料比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奴隶制，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二是内容都是根据原始资料努力精心研究的结果；三是社会形态的研究依然有重大的意义，在奴隶社会的理论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发挥……为肯定奴隶社会在古代世界普遍存在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满都尔图研究员在《民族研究》撰文，将此书列为7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说它“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新的例证和有益的见解”。此书获得民族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米寿高龄的新作《汉村与苗乡》胡庆钧每天以走路的方式坚持锻炼身体，上下午各走1个多小时，因此，到了米寿高龄一直身体健康，一直能够坚持开展科研工作。
近年来，胡庆钧着手整理旧作，他将《四川叙永地区苗族调查报告》和1945年~1947年在费孝通大力支持下完成的《云南呈贡二村基层地方权力结构》两个调查报告重新整理。他根据当时的调查材料，参阅有关史籍，写成了《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仅就滇东汉村来说，书中详细记载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滇东地区的地理背景、农场经营、村民生计、抽水机的引进与使用、社会阶层的分化、传统农村的社会流动、农村绅士的合作与冲突、衙门与绅士之间、保甲制的推行、保长、乡约、婚姻与家庭、丧葬规矩及有关习俗等等。该书是研究那段农村历史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读书、科研、锻炼，胡庆钧老人每天都这样周而复始进行着，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他幽默地对笔者说，其实人的脑子也和身体一样，需要经常锻炼，勤思勤想才能防止老年痴呆症。胡庆钧老人就是这样一个一贯勤奋严谨工作的人。
民族所为胡庆钧庆祝90岁寿辰
  民族所为胡庆钧庆祝90岁寿辰2008年12月29日，民族所党委书记揣振宇一行来到离休干部胡庆钧先生家中，为其90岁生日祝寿，同时带去了全所职工的祝福和问候。
胡庆钧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著名学者。90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每天三次出外锻炼，而且非常关心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和民族所的发展，现在仍然读书写作。在交谈中，胡庆钧先生告诉大家：“要勤思考，多读书，年轻的学者要把握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机会，多出书，出好书，多出精品。”
揣振宇向胡庆钧赠送了寿桃、橄榄油等生日礼品和民族所建所50周年学术著作、纪念画册等书籍。他说：“老专家、老学者是新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和传承者，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得益于老同志们打下的良好基础。2008年是民族所建所50周年，我们要继承发扬老同志们的光荣传统，努力开拓创新，再建民族研究事业新的辉煌。”揣振宇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并向他致以新春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