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演出市场
定义
演出市场是文化市场的基本组成部分。所谓演出市场，是指演出活动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既包括油性的演出场所、演员和观众，也包括参与演出活动的主体之间即艺术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主体与客体
演出市场的主体是从事演出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根据其作用不同，大致可分为演出行业生产经营者、演出市场消费者和演出市场管理者等三种类型。其中演出行业生产经营者即各类营业性演出单位（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和演出经纪机构）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演出市场主体。演出市场客体是指各类营业性演出节目，包括音乐、戏剧、舞蹈、杂技、魔术、马戏、曲艺、木偶、皮影、朗诵、民间文艺、模特、服饰等。演出市场主体之间、客体之间及主体与客体之间、主客体与消费者之间多重关系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演出市场。[1]
发展历史
渊源表演艺术是最古老的艺术形态之一。《尚书·尧典》关于“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关于“帝俊有子八人，是始有歌舞”的记述等，都是对早期表演艺术传说的追记。中国古代表演艺术存在三个基本形式：以宫廷、官府、官僚、贵族以及地主、富豪家庭供养为主的官方表演艺术，以巫术、传教为主的宗教表演艺术和以民风民俗为主的民间表演艺术。夏商周三代就有宫廷表演艺术。传说周公把黄帝、尧、舜、禹、和商汤王等五代宫廷乐舞整理恢复起来创制了歌颂周武王灭商的《大武》，合称“六代舞”。民间贵族家庭乐舞称为散乐。巫术活动经常使用歌舞，具有宗教图腾色彩的《傩舞》、《巫舞历久不衰》，《周官·司巫》就有关于“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的记述。民间表演艺术比较普遍，周代就有官府派人收集民间诗歌的采风制度，《诗经》就是这种制度的最大成果。秦代专门设有乐府，汉武帝时乐府人员达800人，乐府负责掌管焦庙宴会的雅乐，也负责采集民间俗乐。此后形成制度，历代王朝都曾设立相应机构。隋代集有《九部乐》，供宫廷演出。唐代因袭隋制，设有乐部，唐玄宗李隆基还专门设立了教练宫廷乐舞艺人的地方，即“梨园”，后世便将艺人统称“梨园弟子”。宋代设有教坊，民代设有教坊司，清代设立南府，后改为升平署，都是管理宫廷演出的机构。秦代以后，除了带有巫术、图腾色彩的原始宗教表演艺术意外，随着道教产生、佛教传入，也产生了相应的宗教表演艺术。隋唐时期寺院乐舞就很活跃，寺院中有俗讲和散乐，内容多为演绎经文，俗称“变文”，还有歌唱，都是为了宣传佛教教义。这些宫廷、寺院的乐舞及其他演出活动为中国艺术史铸就了辉煌的篇章，但它们属于政治、宗教活动的部分，本身没有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
古代演出市场是从民间产生的。百戏是古代对散在民间的乐舞、杂技、武术等等各种表演艺术的统称。在秦汉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主要作为民间业余的演出活动。虽然也有小规模的演出活动，但只能说出现了演出市场的萌芽。到了隋唐时期，尤其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市井文化的繁荣。这种表演活动更为流行。北宋汴京、南宋杭州等地出现了大量表演各种伎艺的场所，即所谓“勾栏”“瓦肆”，他们是商业集中点和娱乐场所，设有舞台、乐棚、看棚，大的能容纳数千人，后世中国的剧场形制在这里已基本具备。这里以演杂剧为主，同时还有相扑、影戏、曲艺、说书、魔术、杂技等表演。据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汴梁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不以风雨寒暑，看棚诸人，日日如是”，“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数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民间演出市场已经相当发达。宋元以后，以戏曲为主体的表演艺术不断繁荣发展。明清两朝，各种地方戏曲大量产生，也出现了一大批以演出为谋生手段的艺人戏班，并形成了行业组织。演出市场终于在民间占据群众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演戏、看戏成了中国演出活动的代名词。
近代鸦片战争后，西方话剧等艺术形式传入我国，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建起了一批拥有现代化演出设备的剧场（如1866年上海建成的兰心剧场）。1907年到1908年春柳社在日本和中国排演了《黑奴吁天地》，1908年上海兴建新舞台，引进欧美的镜框式舞台，采取了对号入座、凭票入场，建造固定的观众坐席的剧场模式。新式艺术表演团体和新式剧场的出现和普及，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演出市场。
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文工团的基础上，在对旧有的民营剧团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吸收前苏联对剧院团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和剧场为主体的计划演出体制。1951年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批示》，不仅对戏曲的方针、思想内容、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对旧戏班社中不合理的制度、剧团和剧场的所有制机构的改造提出了要求。经过改造，一大批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剧场建立起来了，全国兴建了大批正规的剧场和戏剧院，同时还兴建了芭蕾舞、交响乐、歌剧等新的演出团体，创制和改编上演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节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化部门负责对演出活动进行行政管理。国家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中国演出市场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和人才基础。另一方面，计划管理模式使得演出的生产、消费受到了行政干预的巨大影响，市场规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剧团、剧场被解散和关闭，演员下放，演出被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严重破坏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演出市场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演出市场正呈现出广阔的前景。[2]　
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演出市场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突飞猛进、急剧扩张阶段，以及接踵而来的国内演出徘徊不前甚至不断滑坡，港台与国外入境畸形发达、泡沫繁荣阶段以后，已走向稳步发展的道路，规范有序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演出市场体系正在形成，初步呈现出良好的整体发展态势。
从演出市场主体来看，初步形成了演出团体、演出公司与演出场所三类演出经济实体分工配合协作发展的主导格局；在横向上，除了国有演出单位，集体、个人、股份制等形式的演出实体不断产生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荣的局面；从演出体制来看，传统的计划演出体制正在向市场演出体制转变。国有演出单位逐步实现由事业型向企业型转变，由福利性供给型向经营型效益型转变。专业演出团体普遍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部体制改革，并且取得成效，正在由单纯的演出生产单位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演出生产经营单位。国有演出公司多数实现了管理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能力迅速提高，涌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大型演出公司，并且已经自成网络，形成了演出市场的基础构架，成为演出流通环节的中坚力量。许多国有演出场所以演出为主业，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演出市场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稳步转型。
从演出类型来看，营业演出取代计划演出成为整个演出活动的主要部类，部分计划演出开始具有营业性质，向着营业演出的方向演变。晋京汇演日益转变成为演出展销。计划演出包括政府举办的艺术节、评奖、汇演、调演、和节庆演出等，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规模大，水平高，影响广泛，具有强烈的代表性、示范性、导向性。营业性演出作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演出消费的主要形式，愈来愈成为演出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从演出的结构、布局与形式来看，在政府的提倡与扶持下，高雅艺术与民族优秀艺术的演出场所和观众人次大幅度增长，社会反响强烈；通俗艺术演出继续保持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演出市场的品类结构逐渐得到优化。区域之间加强协作，力求优势互补，在全国演出市场的平面上凸现区域市场，进而引导沿海演出市场向内地延伸。沿海与内地的交流演出逐渐增加。中西部地区发挥自有优势，注重地方特色，扬长避短，努力振兴当地演出市场。演出市场的地区布局趋于合理。专业演出团体走向剧场小舞台，迈向社会大舞台，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各行各业服务，演出场地由剧场扩展到体育场馆，歌舞娱乐场所、旅游景点，扩展到部队、学校、厂矿、企业，扩展到农村广阔天地，演出形式日益多样化。农村演出市场在专业演出团体与民间剧团、民间艺人的双重推动下走向活跃。国外来华演出与国内演出团体出国演出健康发展，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播影视音像等大众视听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主要途径，在文化市场的总体份额中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地位逐渐上升，给演出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挑战。另一方面，我国演出市场仍然处于起步和培育阶段，还不完善和成熟，整体上还不够繁荣，演出不景气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出经营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还缺乏具有时代深度和强烈艺术震撼力的经典之作，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