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山游击队
游击队初期
游击队组建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按中共中央电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在即将撤离根据地前的2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等研究决定，成立巴山游击队。由驻旺苍坝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大队，由刘子才（4军12师36团1营教导员）任司令、赵明恩任宣传部长。游击队组成后，即移驻南江县与南郑县之间的桃园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红军西渡嘉陵江前，又将4军12师36团特务连留在桃园，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还抽调南江、英安（今旺苍县境内）两县地方干部到桃园工作，组成一个独立师和一个县委。师长刘子才，县委书记吴善礼。继又将中共陕南褒沔中心县委的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全师共约1000人。组建时，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给予了热情鼓励。1935年4月，红军撤离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留在川陕边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巴山游击队纪念馆初期的战况巴山游击队以红31军名义开展斗争，打击民团和神团的复辟活动，在南郑县建立了小坝、喜神2个乡、11个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9月，打败陕西国民党38军两个团的围攻，10月发展到1200人，游击区域扩大到纵横500平方公里。
1936年1月，“独立师”师部移驻喜神坝乱草池。3月，在敌陕西38军围攻时，师长刘子才思想麻痹，指挥失误，部队损失200多人。在转移中又犯轻敌错误，部队再遭重创。部队到达三道河（现宁强县境内）时执行错误政策，造成原31军政治部特务连脱离主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被国民党保安队瓦解。主力到达桃园时，仅余下260人左右。5月，部队整编，吴三保代理师长，下辖一、二营，分别由王天海、赵明恩任营长，驻小坝。8月，由于部队高度集中，又受到38军偷袭，从此部队长期处于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中。后在桃园焦家河会合时，仅存65人，被迫隐藏深山，驻大河河畔一石窟中。
游击队的发展
游击队改编1936年10月，游击队在南江县焦家河畔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批判了游击队领导刘子才在军事上的错误，并撤销其领导职务，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制定了“打陕安川”的斗争策略，取消了县委，改“独立师”为游击营，选举赵明恩为营长，下辖一个独立连和两个队（两个班），营部移驻南江桃园寺。
这次会议，健全了组织，整编了部队，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统战工作，游击队又进入了一个发展壮大时期。为了求生存、求斗争、求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
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革命影响。游击队派人到通江、南江、南郑、广元、旺苍等地书写、张贴革命标语，让小商小贩把标语带到集市、场镇散发，用涂上生漆的木板写上标语，放入河流，漂入汉水、长江，广为传播。
打击地主恶霸，保护农民利益。依靠桃园原苏维埃干部群众，消灭顽固的地主恶霸势力，解除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实行打富济贫，所得钱财部分用于部队建设，部分帮助贫困农民。在根据地内不征粮、不收税。
实行“纳税保商”，发展商业贸易。依据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及经济公社的经营方针，对大宗商品征什一税，对小商小贩免税，并武装保护过境客商安全，1937年1月在南江铁炉坝设立厘金局开始收税。
加强自身建设，作好长期准备。此时党员发展到60人，成立了1个党支部、5个党小组，连上建立了党小组，由赵明恩任党支部书记。经常开展政治教育，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完善部队建制和后勤部门，部队按实战的标准训练，还特别进行了“耐寒”训练，在无霜期仅有半年的高寒山区，一年四季不盖被子。大量储备武器和粮食（油米子），“3年不生火，照样能过活”。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措施，1937年夏至年底，游击队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游击队员自称为“幸福时期”。部队由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根据地从无到有，建立了以大小园包、铁炉坝、回龙沟（包括整个桃园）为中心的纵横约100里的根据地，游击区域北达汉中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南至南江北部，纵横约300公里。党中央心系游击队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后虽然多次联系，终因国民党拒不承认这支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和种种复杂原因，游击队无法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1937年5月，党中央派何孝林（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由于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留守苏区”精神不符，提出若原先在部队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不承认。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派王正坤（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由中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南江县兴马坎经商，化名陈柯，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1938年8月，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恐发生误会，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并由赵明恩的同学、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不幸，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
1940年春末，党中央尚不知游击队已失败，又经八路军办事处，派杨桂林到南江联系，杨到巴中即被捕。
巴山游击队指战员也在时刻想念党中央，曾多次给刘伯承写信，派人到延安，但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军新编9师师长杨晒轩为“巴山清剿指挥”，以两个团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铁壁合围”，于1939年2月开始进行“清剿”。游击队利用严寒的气候、林密的高山，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诱敌深入并分散其兵力，各个击破，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
1939年冬，敌兵力达4个团7000多人。杨晒轩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巴中人李子犹为“巴山督剿主任”，再次围剿。敌人采取了“空山”毒计，强迫山中的群众全部撤离，被驱赶离乡背井的“山民”达62户。大肆杀害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与消息来源。接着“构碉储粮”，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同时进行“政治说招”，动摇游击队员军心。游击队由于有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敌人，夜袭哨兵、后勤班，摧毁敌人后勤补给，使敌人“空山”围剿失败。
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内部出现了叛徒，给游击队造成极大的危害，情况十分危急，游击队决定集中兵力，到外线作战，向陕西方向突围。
游击队一方面坚持艰苦的游击战斗，一方面做好干部战士政治思想工作，坚定信念。营长赵明恩经常鼓励大家说：只要有党的领导，有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有同志们的团结战斗意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人民群众冒死支持，送粮食，送情报，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继续向陕南突围。突围中，游击队抓住敌人的松懈，仅以牺牲一人的代价，胜利地袭击了敌指挥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游击队的斗志。
1940年1月27日，由于副营长管业元的叛变，游击队情势更加危急。游击队主力被敌分割冲散，总计仅有50人左右。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击队向通江转移，进入碑坝后河（今南郑）。15日，遭到数倍于已的敌人的伏击，仅存20人。3月，转战到碑坝山上，再遇敌强攻，大部分壮烈牺牲。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
坚持了5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虽然惨遭失败，但它的光辉战斗业绩永远留在人民心中。烈士英魂，如巍巍大巴山，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