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全俄肃反委员会
简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1]。是前苏联的一个情报组织，根据F.E.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12月20日，设立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契卡。12月28日，契卡号召各级地方苏维埃成立肃反委员会。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 ，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别乌），后又在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著名的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
该组织是因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要求捷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而创立的。是保卫年轻的红色苏维埃政权[2]。
捷尔任斯基将契卡的任务概括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
主要职能
实际上，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职能还包括逮捕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并负责管理监狱、搜查、逮捕、拘禁。
  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徽[3]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取得政权初期为保卫和巩固政权而建立的镇压机关，主要职责是对内的，反间谍以及情报工作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职能。捷尔任斯基形容它是“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是用来称呼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阶级敌人”的名称。他还特别强调：“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用不着做什么侦察或暗探的工作……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捷尔任斯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厌恶并不情愿把这个机构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被流放和监禁的经历，使他特别憎恨奸细。然而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又迫使他采取特殊的调查手法。所以他规定这个机构可以利用秘密侦察人员。比如那种放鸭入笼的方法---把密探扮成犯人送入牢房探询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就是他开始实行的。对政治事件的调查，他要求一开始就利用特情关系打入敌人的内部卧底的办法来进行。告密者、“线人”、密探，是侦察的主要工具[4]。
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开展对外情报工作，情报官以外交人员身份为掩护派驻外国的做法，从捷尔任斯基时期就开始了。1917年底捷尔任斯基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情报收集工作，他选中了一个叫菲利波夫的侦察员以商人和记者的身份前往芬兰执行情报任务，主要任务是芬兰政府与德国交往的情况以及对苏俄内部叛乱分子的态度。这次行动很快就因为德国的插手破坏而结束了。但是捷尔任斯基及其他契卡的领导人却认识到对外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为了培养自己的侦察谍报人员，捷尔任斯基号召学习资产阶级情报机构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并且责成有关部门编写了“契卡”早期的工作手册《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作为培养训练侦察谍报人员的教材。1918年，在内战即将开始的时候，“契卡”开始以不同的化名和各种各样的伪装方式向敌人后方派遣官员和谍报人员来收集情报。由于被派遣的特工人员众多，以至于根据需要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秘密指挥机构（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的S局），从此对外情报工作就成为契卡工作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
成立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后，地主资产阶级分子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为了同怠工者、投机商作斗争，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20日成立肃反委员会，主席是捷尔任斯基。该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进行侦察保卫工作，而且可以逮捕处决反革命分子。它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破坏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做出了贡献。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1922年2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置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5-6]。
历史沿革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国就陷入了内战，并且持续了两年半。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为了保卫政权而不得不与强大却四分五裂的白俄军队展开激烈的斗争。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内战的爆发，捷尔任斯基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向对付帝国注意的阴谋。1917年10月10日，全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在彼得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议，随后捷尔任斯基便投身到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中，并成为领导十月革命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革命成功后，他担任了保卫革命大本营斯莫尔尼宫安全的卫队队长。12月20日，他受命建立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的前身[4]。
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罗斯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当时包括捷尔任斯基在内的很多人是反对同德国媾和的。不过他还是从大局出发，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在7月发生了德国驻俄大使被刺的事件。作案人员是持伪造的捷尔任斯基签发的委任状求见德国大使时作案的。事后作案人员及其支持、包庇者包括捷尔任斯基的副手都被查处。作为契卡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也因此受到审讯。事实澄清后，捷尔任斯基继续担任契卡的领导工作[4]。
  伏罗希洛夫[7]布列斯特和约签定后，英国等西方协约国就下决心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以便让一个继续与德国打仗的新俄国政府上台。英国派驻俄国的外交代表洛卡特和英国间谍赖利与俄国社会民主党武装分子联系，制定了一项秘密行动计划，打算在协约国军队在俄国登陆的当天晚上刺杀列宁以及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捷尔任斯基派出两名拉托维亚的契卡人员打入他们内部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和列宁遇刺后，这个特别大案也很快侦破，洛卡特和数名英国人被捕，后被押解出境。赖利侥幸逃脱，但他还是落入契卡的圈套，以地下反苏人员的名义于1925年诱其入境后将其逮捕，后被秘密处死[4]。
1920年12月20日，也就是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对外机构---外国科，负责指挥苏维埃在国外的一切情报行动。当时由于苏俄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与外国的官方活动较少，不可能为公开的情报站（在契卡行话中被称为工作站）提供更多的掩护，因此主要靠秘密行动来获取情报。这些地下情报站的情报人员没有外交或其他官方身份掩护，他们直接归莫斯科的外国科领导。经列宁批准，捷尔任斯基亲自制定了早期的工作重点：
1、弄清各国内部反对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集团；
2、彻底查清所有对付苏联的情报机构；
3、弄清各国的政治方针和经济形势；
4、获取以上各方面的情报资料。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外国科的主要目标除了流亡于柏林、华沙、巴黎的“白色禁卫军”们以外，还成功地对英国驻外机构进行了渗透，渗透的间谍是一名代号“杜坎”的英国驻意大利使馆通信员，他是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帮助下于1924年被“契卡”驻外机构招募的。十多年间，杜坎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机密文件和密码本，到了1925年1月，他平均每周都能够提供150页的“秘密影印件”，这段期间，他被捷尔任斯基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情报员，还亲自做了指示，“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成一个保卫圈，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以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4]”
为了让苏联的谍报活动更加令人难以觉察，不致授人以柄，情报搜集的重点由以前的“公开情报站”转向“秘密”情报站，这些秘密情报站独立于苏联外交、商业代表团之外。国家保安总局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其人员进行系统的训练，并煞费苦心地编造各种经历，以便为间谍们伪造身份。正是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和督促下，刚刚诞生不久的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相继在8个国家建立了情报网，培养和训练出一大批以佐尔格为代表优秀的谍报人才，为以后的对外情报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
随着权力的膨胀，使契卡人员产生了傲慢、爱虚荣、残忍、冷酷和利己主义倾向。到捷尔任斯基晚期，国家安全机关更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如他下令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建立专案卷宗。每一份材料都应该由“在行的同志全面研究”，“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这些都为后来的更为残酷的肃反和党内斗争开了不好的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苏联党内民主的建设进程，成为评价捷尔任斯基功绩的负面因素[4]。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1922年2月6，该组织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8]。尽管此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名称一改再改，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安全总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一直叫到了联邦安全局，但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仍然骄傲地称自己是“契卡工作者”[2]。
1934年7月10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国家安全机关和内务机关合并，统一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和公共安全机关，这就是改组后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1941年2月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分成两个独立的机关：一个负责公共安全，保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构名称，另一个叫做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负责国家安全。1946年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改组，建立了新的国家安全部，后来在1953年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再次合并，统称苏联内务部。但时隔一年，国家安全机关再次成为独立部门，这次机构改组对日后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954年3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克格勃。 
克格勃在1991年底被解散，此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机关历经多次改组、重建，机关名称也屡次更迭。1995年4月3日，叶利钦签署总统令，宣布成立新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巴尔苏科夫、科瓦廖夫、普京曾历任联邦安全局局长。1999年8月，普京就任总理后，帕特鲁舍夫担任局长一职至今。[9]
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工作重点是反侦察和防止恐怖犯罪活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主义等各种极端势力和经济、金融、工业和科技领域内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主要任务是保障俄罗斯的主权与国家完整。截止目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恢复了苏联克格勃时代的大部分功能，再次成为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核心机构[9]。
主要活动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主要讲述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尤其披露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在镇压运动中的种种“极端行为”[10]。
处死十万人十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并迅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建立起苏维埃的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革命法庭），开始了逮捕反苏维埃分子和查禁反对派的行动。在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时，不是依据成文法（当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成文的法律），而是根据"革命法制观念"。但初期建立起来的审讯-侦查机关不能保证高效率地审判反对势力，于是在1917年12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政治警察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名称中译为"契卡"）。肃反委员会下设三个局：情报局、组织局（组织全俄国的肃反斗争和分支机构）和行动局。另外，又成立了一个采取军事镇压措施的"军事革命委员会"[11]。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预见到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采取国家强制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十月革命以后，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党，遭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列宁回应批评："革命阶级在同实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争时，对于这种反抗应该加以镇压；我们也要用有产者镇压无产阶级的全套办法来镇压有产者的反抗，因为其他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11]"
1918年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尤里茨基被大学生杀死；同一天，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参加群众大会的列宁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开枪行刺，身受重伤。四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在此期间，陆续有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人物被刺杀。面对不断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9月5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宣布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逮捕和草率的处决行动，目标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贵族阶级的代表、金融阶层、沙皇时代的军人以及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自由职业者……契卡成为‘红色恐怖’的先锋。""战争期间的特殊环境迫使苏维埃政府决定较多地使用枪决来对付反革命分子"。"契卡可以不审判敌人，就将其杀死"，不管这些敌人是直接的还是"想像"的[11]。
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间，有12733人被处死，这个统计只是总数的一部分，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的行动。而历史学家估计，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被处死的实际人数高达14万，尚不包括内战死亡者、野蛮的报复、大屠杀和其他罪行的致死者[11]。
镇压异见者1923年，作家扎祖伯林以契卡镇压为背景，创作了小说《契卡人》（发表后受到严重批判，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正式出版）。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法国，曾经有断头台和公开的死刑。在这里，我们使用地下室，秘密处死。公开和秘密的区别是：公开处死一个罪犯，甚至是最危险的罪犯，也会为死者举行献祭仪式，的确，那是英雄般的荣誉。被处死者可以进行公开的道德宣传，可以留下遗言，完成最后的遗愿，并知道确切的死期；他们的家人会收到尸体进行火化。这种毁灭并不彻底。而秘密处死是在某一个隐蔽的地方或地下室进行，没有裁决或宣判，没有舞台和观众，这种突然死亡对敌人具有粉碎性的效果。它是一台巨大的、无情的机器，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入它的牺牲者，像一台绞肉机把他们碾成肉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死期，没有尸体，没有遗言，没有坟墓。只有虚空。就这样敌人被彻底消灭了。[11]"
从1917年5月至1918年7月，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发表了约80篇文章，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契卡整肃的对象是没有界限的，已经抓了很多知识分子。《新生活报》因为刊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文章"被查封了。契卡对言论的限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令高尔基感到愤怒，"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高尔基多次找列宁，向列宁投诉：很多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被逮捕了！由于高尔基的奔走呼吁，拯救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生命。高尔基又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契卡等机构在俄罗斯人民正面临饥饿、动荡和战乱的时候大肆滥杀滥捕：契卡"对待俄罗斯就像是对待一个实验场；对待俄罗斯人民就像是对待注射了斑疹伤寒症的马匹一样，只是为了恢复他们血液里的免疫血清。他们就像是疯狂的科学家，在俄罗斯人民身上实施着残酷和不人道的实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匹饥饿而且筋疲力尽的可怜马儿，可能随时会倒下死掉"。高尔基的批评实在"不合时宜"，于是他被布尔什维克政府客气而又不容商量地"请出"去国外治病[11]。
到了30年代初，高尔基忍受不了乡愁的折磨，倦极思还，斯大林适时地向他暗示：苏联官方文学的第一把交椅虚位以待；当高尔基终于返国，斯大林确实给予厚遇。高尔基也以实际行动报答斯大林，发表文章对其歌功颂德，之后，两人关系非常密切。1934年，高尔基当上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这位曾经勇猛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当年的独立风骨已荡然无存。一前一后之高尔基，相隔不过十余年，却判若两人[11]。
处死手段1919年，考茨基在一本谈论恐怖主义的书中曾批评肃反政策是"革命的黩武主义"，肃反委员会"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布任何被控告的人的罪名，随意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总之，枪毙是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智慧；肃反的扩大化很容易陷入"诉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他又批评革命后产生了新的官僚阶级，出现了独裁倾向；这个新阶级压制知识分子，钳制言论，侵犯新闻出版自由[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也说过要警惕对雅各宾思想的留恋。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也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有相似之处。当时，雅各宾派的思想确实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革命领袖未能摆脱集权主义的观念。卢森堡担心这一类型的政治关系会导致国家生活瘫痪，人民缺乏生气，官僚主义肆虐和国家机器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压制。但卢森堡是热情支持十月革命的，她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像变魔术那样创造出最美好的民主政治、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11]。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初，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很多行政部门和机关的官吏，甚至银行、铁路、邮电、医院、工厂、学校、军队中的不少职员、工人、教师、学生、军人都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反对势力号召进行广泛的怠工，并组织了领导罢工的国家机关职员协会联合会中央罢工委员会。劳动者中弥漫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常常以暴力行动、甚至反抗形式表现出来……
强制劳动同时，由于城市缺少食品，也促使消极怠工的发展和工人流向农村。因此工厂和矿山中没有了劳动者"，全国性的停工造成严重的原料和燃料的缺乏。全国各地广泛的罢工、怠工令苏维埃政权陷入困境。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表声明，要罢工怠工者"服从政府，继续工作。如果拒绝，则按盗窃人民财产罪论处"；罢工被视为背叛，等同于军队的兵变。但是罢工、怠工潮还在继续。这个时期，政府开始建造"强制劳动营"和集中营，并颁布决议，命令把罢工、怠工者"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把他们关进集中营"[11]。
肃反委员会是"全能"的镇压机器，它首先打击的目标是报刊等舆论（如取消各反对派的报刊）、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罢工怠工者；其主要任务是在全俄范围内镇压、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罢工、怠工行为，"不论这些企图和行为来自何人"，都要"作无情的斗争"；将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罢工、怠工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审判。捷尔任斯基亲自指挥，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和众多罢工、怠工者。此后，苏维埃政权还采取了彻底改变工会职能和性质的措施，作出决议，实行"工会国家化"，规定工会不能作为一种组织上独立的力量，工会应当成为国家机器整体的一个附属部分，由中央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工会国家化"事实上把理应由工会行使的职权上交给国家行政机关。由于决议的内容难以被大部分劳工和工会领导人所接受，故遭到强烈的反对[11]。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担心肃反扩大化和镇压失控，坚持肃反委员会应该归司法人民委员部领导，有政治背景的逮捕必须事先取得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但司法人民委员部却决定，肃反委员会可以独立进行逮捕和枪决，作为一个"制止反革命的政治机构，它有权制定进行斗争的措施"[11]。
于是，肃反委员会不特被赋予"巨大的权力"，而且弊在侦查案件时每每越过法律的界限，如可以任意搜查私人住宅。捷尔任斯基说：武装人员闯入私人住宅、剥夺"罪人"的自由是一种灾祸，不过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手段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而列宁主张宽严有度，革命法庭对不是很严重的反抗行为应从轻量刑，他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逮捕人。是的，我们是在逮捕人……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逮捕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怠工，我们就释放你。[11]"
到了1918年4月，经过肃反委员会的严厉打击，罢工、怠工潮终于平息。列宁一方面认为肃反机构是一种"必要的恶"，另一方面对它的活动是不大放心的，他经常过问具体的案情，监督肃反委员会是否"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但实际情况却是，列宁并不能完全掌控肃反机构的运作[11]。
9月19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决定授予契卡可以不向革命法庭报告就行使逮捕和处决的权力，"这就把过去所做的一切合法化了"，"契卡就是负责执行这种革命恐怖的机构，它有权力消灭一切反对它的人"。就如一位契卡领导人所说的，在"革命恐怖"时期，"契卡完全独立地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只在事后才向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机构报告"。契卡的权力无限扩大，"肃反"的范围也任意扩大，已远远超出了对它所规定的限制，它不但镇压反对派，甚至对稍微表示不满的人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契卡在苏联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劳改营"，其中有一些是专门关押青少年和儿童的[11]。
大清洗全俄肃反委员会最为臭名昭著的活动就是执行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契卡几乎消灭了整个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据统计仅仅红军军官就有4万余人被清洗，这也是苏联在二战初期节节失利的主要原因。1954年3 月苏联的情报部门终于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克格勃承继了它的前身契卡所有的职能，其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3]。
冷战时期冷战中，克格勃策划了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行动，如1967年克格勃特工格尔施泰特的小组在戒备森严的联邦德国泽勒空军基地盗走了一枚长3米、重达74.5公斤的响尾蛇导弹。60年代美国U2侦察机经常利用技术优势，在苏联防空军够不到的高度飞行，侦察苏联境内目标。为了抗击美国侵略领空的行为，苏联一方面加速发展新技术，另一方面派出特工对U2侦察机的高度计做了手脚，导致飞行员误判高度。以为仍在安全高度活动，其实却在苏联导弹射程之内，结果被轻易击落，美国因此停止了对苏联的高空侦察活动。到了冷战后期由于苏联国内经济发展不利，克格勃更重视搜集西方科技、经济方面的情报。据统计，克格勃从西方世界盗取的情报如果打印成纸张，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塞满一个集装箱。这种妙手空空的本事确实让人佩服[3]。 
与它的西方同行不同的是，克格勃机构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很多人以为特务的工作都像007那样，事实上大部分情报人员的工作就是资料搜集、分析，属于典型的脑力劳动者。例如在文革期间，苏联人几乎无法在中国国内公开活动。克格勃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就是派出具有东方面孔的特工，晚上溜出大使馆，去街头看大字报或者搜集《人民日报》等公开刊物用来推测中国国内的情况，这种剪报纸、串大街的活动显然跟开着跑车、抱着美女、拿着手枪的007相差很远。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必须求助于军方的特种作战单位，而克格勃是个麻雀不小而又五脏俱全的庞然大物，其机构本身就有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第一枪——攻击阿富汗总统府，就是由克格勃直属的特种部队“阿尔法”担当。他们以极小的代价攻入了戒备森严的阿富汗总统府，把当时的总统阿明打成筛子。在阿富汗战争中克格勃的直属部队经常独立执行敌后侦察、突击任务，可以说是战绩彪炳[3]。 
从1917至1991年这74年中，以克格勃为代表的苏联情报机关可以说毁誉参半，一方面他们的专业水平令西方同行赞叹不已，另外由于他们直接参与了大量的国内镇压行动，苏联人民对克格勃抱有深深的恐惧。在克格勃的历史上，由于苏联领导层的专制，情报人员在对领导汇报的时候，经常根据领导人的喜好而歪曲情报。例如在二战前，以著名的“情报之王”佐尔格为代表的苏联情报人员，曾经多次提醒最高统帅部小心希特勒将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甚至连具体的行动时间都打探的八九不离十。但是由于斯大林坚信所谓“德国进攻”不过是英国为了减轻自己压力的移祸江东之计，所以情报人员不敢上报这些情况，反而斥责卧底特工胡说八道，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战争前期的失败。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虽然未能保住苏联江山，但是很多克格勃成员在俄罗斯从事其他行业都干得不错。除了总统普京之外，由于克格勃拥有一套强大的外语教学体系用于培养在国外活动的特工人员，很多克格勃的外语老师转行开语言学校，据说效果确实很好。还有人利用情报技能从商，干得也很出色[3]。
主要人物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原苏联党和国家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2]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克格勃的创始人。苏联第一代领袖中威望最高者之一[12-13]。
1877年9月11日，捷尔任斯基诞生于俄属波兰维尔诺省（今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齐区）奥希米扬内县捷尔任诺沃小庄园里的一个小地主贵族的家庭，犹太人。1887年8月，入维尔诺第一中学学习。1894年秋，加入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5年秋加入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参加该党的国际主义左翼，领导维尔诺手工业和工厂徒工小组。1896年4月，从维尔诺中学自愿退学。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苏联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以秘密警察的红色恐怖手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12-13]。
捷尔任斯基于1926年7月20日逝世。斯大林在悼词中用“燃烧”二字来形容捷尔任斯基的战斗一生，捷尔任斯基的死，对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捷尔任斯基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