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代发展
图书信息
  律学与法学
书名：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代发展[1]
作　者：曾宪义，王健，闫晓君　主编 　
出 版 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内容简介
本书在内容结构上大别为古代和近现代两部分，但近现代部分截止中华民国时期。为弥补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法律教育和法学发展的情况空白的缺憾，提供了一篇由王健整理的《新中国法学教育六十年》的专文，附于本卷正文之后。本书吸收了作者过去和现有的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体现了我国法律教育的发展概况。 
目录
引言 
第一编　传统的法律教育
第一章　传统法律教育的历史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法律教育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法律教育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法律教育
第四节　唐宋的法律教育
第五节　明代的法律教育
第六节　清代的法律教育
第二章　法律职业与传统法律教育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法律教育机构
第二节　官箴与古代官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第三节　幕友与古代法律教育
第四节　讼师与古代法律教育
第五节　官学、吏学与法律教育
第六节　《洗冤集录》与司法检验知识的传承
第七节　清代的司法检验与仵作培养
第三章　传统律学与法律教育
第一节　秦汉律学与法律教育
第二节　魏晋律学与法律教育
第三节　唐宋律学与法律教育
……
第二编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附录一　新中国法学教育六十年
附录二　中国近代法科留学生简表
后记
精彩片断
引 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进而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和观点。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由于发展路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社会与西方世界对于法律的意义、底蕴的理解、阐释存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比较注重法律的制定与完善。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被认为是“只有刑，没有法”的时代，但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数十部优秀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唯这些成文法制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已。时至20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东西文化交流加快，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在西方、东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法律改革运动也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从历史上看，法律的文明、进步，取决于诸多的社会因素。东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均充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第六卷
分证明，推动法律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法律内容、法律技术的发展，往往依赖于一大批法律专家以及更多的受过法学教育的社会成员的研究和推动。从这个角度看，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对于法律文明的发展进步，也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在现代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秦汉时代，律学即作为经学的分支逐步发达起来，“律博士”之设和私家注律的长盛不衰，成为传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造就了唐宋辉煌灿烂的法律文化。自元洎乎明清，虽然法制和律学总体上日渐式微，但“讲读律令”和刑名幕学的风尚依然不绝如缕。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的晚清时代。清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同文馆，首次聘请美国人丁韪良讲授“万国公法”，从此打开了引入和传播西政知识的大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办的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后又发展为天津大学），首开“律例学门”并招收学生，虽然规模较小，但在中国创办近代法学教育机构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三年之后，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有“维新骄子”之称的梁启超先生即在湖南《湘报》上发表题为《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的文章，用他惯有的极富感染力、饱含激情的文字，呼唤国人重视法学，发明法学，讲求法学。梁先生是清代末年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巨子，在他辉煌的学术生涯中，法学并非其专攻，但他仍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了新世纪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数年以后，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宣布实施“新政”和“仿行立宪”，修订一切现行律例。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近十年的变法修律过程中，在大量翻译西方法学著作，引进西方法律观念，有限度地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体制的同时，也开始推动中国早期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20世纪初，中国最早设立的三所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均设有法科或法律学科目，以期“端正方向，培养通才”。1906年，应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奏请，清政府在京师正式设立中国第一所专门的法政教育机构———京师法律学堂。次年，另一所法政学堂———直属清政府学部的京师法政学堂也正式招生。这些大学法科及法律、法政学堂的设立，应该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正规专门法学教育的滥觞。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作为法律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经历了极不平坦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沉重压力之下，中国人民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花费了无穷的心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从客观上看，长期的社会骚动和频繁的政治变迁曾给中国的法治与法学带来过极大的消极影响。直至70年代末期，以“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标志，中国社会从政治阵痛中清醒过来，开始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规划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中国由此进入长期稳定、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期，以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中国的法学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宏观上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中国法学界迅速清除了极左思潮及苏联法学模式的一些消极影响，根据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国家民族的共识，这为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其次，随引 言 3着法学禁区的不断被打破、法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学学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理论法学、部门法学各学科基本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一些随着法学研究逐渐深入而出现的法学专门领域也渐次成型;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和培养体系也日臻完善。再次，法学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层次日趋齐全，结构日臻合理，法学教育在不断适应时代需要和发展的进程中，其自身也经历着日益深化的改革和完善，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的联系日益密切;法学学术和法学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入。法律的进步、法治的完善，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一方面，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为法律的进步、变迁提供动力，提供社会的土壤。另一方面，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直接推动法律进步的进程。同时，全民法律意识、法律素质的提高，则是实现依法治国理想的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发展、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等几个攸关法律进步的重要环节中，法学教育无疑处于核心的、基础的地位。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21世纪，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更灿烂的前景。“建设世界一流法学教育”，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