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庆中央大学
学校简介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央大学连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迫于形势不得不在1937年10至11月分批西迁。文、理、工、法、农、教育学院设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医学院及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建在成都华西坝，实验中学设在贵阳。1938年又在离沙坪坝25公里的柏溪建立分校。西迁后的八年期间，中大师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奋发努力，学校事业有了新的发展。[1]
在抗战初期的全国“联考”（统一招生）的几年中，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截止到1941年中期，中央大学设有七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一个研究院，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一个专科学校，一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学校有专职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共829种。当时的中央大学是中国高校中院系最多、门类齐全、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4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两批的45名中，中央大学入选12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数据，都无可置疑地说明，中央大学乃抗战时期中国高教界的龙头老大，同时，中央大学迁渝后，也带动了重庆高等教育的发展。”[2]中央大学西迁入川艰苦办学(6张)
尽管当年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但是中央大学的实力仍然很强，学校拥有很多当时国内最为顶尖的专家、学者，同时学校也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力的学生。[2]（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1]）
办学历史
举校西迁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中央大学接到内迁的指令。15日，敌机轰炸南京，学校图书馆和实验中学被炸。在迁校重庆的计划取得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支持后，校长罗家伦于8月下旬在教授会上提出迁校重庆的方案并获一致通过。[2]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搬迁工作得到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后一批学生11月中旬到达重庆，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抵达成都后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先期开学上课。[2]（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及《看历史》杂志[3-4]）重庆中央大学相关历史沿革(3张)复员东还1945年9月底，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吴有训任主任，江良规、胡家健任副主任。江良规负责重庆方面的复员事宜，胡家健负责南京方面校产的接收和修缮。中央大学的复员经费为法币81亿元。成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的复员工作独立进行。一万二千多名师生分八批返回南京，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返回，最后一批师生于7月底回到南京。图书、仪器设备大多由民生公司承运，10月中旬陆续到达。[2]
南京方面的接收工作。三牌楼、文昌桥、大石桥等地附属建筑可直接接收，四牌楼校园为日军军事医院所占，胜利后被国防部接管改作陆军医院，接收工作延至1947年2月。战前南京中华门外石子岗征购的8000余亩土地重建已不可能，校产接收委员会决定在此建立“中华农村福利试验区”，由农经系主办。[2]
重庆方面的移交工作。沙坪坝校舍由毗邻的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龙坎校舍由重庆青民中学接管；医学院在成都开办的公立医院由四川省政府卫生实验处接收，改名为四川省立医院，并留用医学院教授黄克雄担任院长。[2]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汪伪政府利用金陵大学原址开办的南京中央大学停办。该校校产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单位协商进行。商定汪伪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艺术系（绘画、音乐组）、医学院等院系的图书设备归中央大学接收，其余归金陵大学。[2]
至此，中央大学的接收工作暂告结束。[2]
校容校貌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地分三处：重庆、成都和贵阳。[2]
重庆新校址选定在沙坪坝松林坡，是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属该校土地，占地不足200亩。因山坡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松树而得名，嘉陵江从山坡下绕过。[2]
1937年10月下旬，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师生以及部分图书仪器抵达成都华西坝，随即筹备开学事宜。当时的医学院只有三个年级（1935年重建的）学生，一年级新生在重庆就读。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迁入成都华西坝，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等。畜牧兽医系借住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血清厂。抗战八年，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远离校本部，只得半独立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艰苦创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医学和农业人才。[2]
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条环山公路，也是运动员的跑道。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学校规模逐日扩大，不得不向校外谋求发展。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2]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员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学校筹划建立分校案。经教育部批准，决定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分校。[2]
柏溪，原是江北县的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岗峦起伏，清澈的溪水从长满翠柏的河边流过，依山傍水，恬静幽雅，校长罗家伦把这个没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总面积为148亩，呈西南东北走向，中部较为平整，辟作饭厅和运动场，围绕运动场修筑16尺宽的马路，为校内主干道，分设教学区和生活区。校舍建筑也采用松林坡建校经验，包工包料，不分昼夜，突击施工，历时两个月，建屋44栋，耗资13万元。后来又相继增建了游泳池、工场和防空洞，设施逐步趋于完善。[2]
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原设三牌楼，因两次遭敌机轰炸，提前迁出南京，1935年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因与重庆校本部相距甚远，交通不畅，于师范学院实习不便，后划归贵阳市属。[2]
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筹建南京中华门外新校址未成而西迁时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2]
办学规模
1938年底奉行政院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继1939年增设6年制牙科之后又办牙医专科学校、护士师资专修课 、高级医师检验职业科、司法检验员训练班等。1941年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1942年农学院农艺系农业经济组扩建为农业经济系，隶属农学院。1943年理学院地理系气象组独立建制,成为中国第一个气象系。1944年成立边政系，隶属法学院。1945年成立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2]
（一）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
为培养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学校师资，行政院决定，1938年夏，在全国六所大学增（改）设师范教育，学制五年，最后一年为教学实习。师范生一律享受公费教育，毕业后，由教育部分发各省充任中学教员或教育行政人员。在完成服务年限（一般为五年）后，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离开教育机构，从事自己愿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和童子军专修科。[2]
（二） 扩充医学院
西迁时，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开学。不久，山东齐鲁大学迁入，三大学医学院联合办学。[2]
1939年秋，增设牙本科（6年制）。为快速培养牙医专门师资和研究人才，将牙医专科学校的在校生全部转入牙本科，并于联合医院内开办牙医门诊部。[2]
1941年夏，中大医学院脱离三大学联合医院，独立开办四川省公立医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医专科学校和医学院师生从华西大学迁出。1942年，省公立医院开办分院。同年秋，医学院增设护士师资专修科。1943年秋，增设法医科，并于法医科内附设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托，举办司法检验员训练班，为期两年。[2]
医学院分医科和牙科，学制六年。前三年共同开设医学基础课，四、五年级医、牙科分开授课，六年级全年在医院进行全面实习。医学院开设的课程均为必修，并须依次修习。一年级新生在柏溪分校学习基础课。[2]
（三） 新增系科
1、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后，随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在磐溪修造了较大规模的“水力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由于获得水利部门的拨款和补助，师资充实，设备先进，实验完善。该系专任教授有：原素欣、黄文熙、顾兆勋、严恺、谢家泽、姜国宝、李士豪等。[2]
2、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学院接受国家航空委员会委托，聘请航空界著名专家罗荣安主持机械特别研究班。招收大学机械、电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通过18个月航空业务的进修和两个月的实习，完成学业。前后结业两届四班，共33人。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延聘师资，扩充设备，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罗荣安。因获得航空委员会巨额资助，致使该系发展迅速，西迁时已初具规模。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并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场，可存放数架飞机、多具发动机。设有结构、风洞、发动机和仪表四个实验室，配有修配工厂和小型图书室，供师生研究实习。[2]
3、社会学系
该系创建于1928年，1936年奉令暂行停办。1941年秋，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系主任孙本文。该系课程开设整齐，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课堂教学外，延请社会名流，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社会实践活动也较多，还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开辟了社会学研究专栏，由该系师生编辑。专任教授有：孙本文、王政、傅尚霖、张少征、朱约庵等。[2]
4、农业经济系
1939年秋，农艺系设立农业经济组。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加，选习农业经济的学生超过全系总人数的一半。经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农业经济组为农业经济系，专门培养农业经济建设人才。系主任张德粹。该系虽创办于抗战时期，经费拮据，图书设备有限，但学术研究气氛极浓。1944年，独立创刊《农经学》，每年两期，大多刊载学校教师的科研论文。专任教授有：张德粹、刘庆云、潘学德、刘世超、张之毅。[2]
5、气象系
早在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内，就一直并存着地理、气象两个专业组。气象学是一门新兴亟待发展的科学，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气象组独立建制为气象系，这在中国高校还属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迁时，地理系的仪器设备是保存最完好的，这也为气象系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专任教授有：涂长望、黄厦千、朱炳海等。[2]
6、边政系
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机关人员涌入内地，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地位益形重要。为“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急需培养边政建设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系，隶属法学院，并于当年招生。该系学生一律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课程设置也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有些课程涉及文学院或法学院，接触面比较广。[2]
7、俄文专修科
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中、苏将签定友好同盟条约。为承担沟通中苏文化之使命，满足社会对俄文人才的需求，当年春，中央大学奉令创设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2]
（四）研究院的创立和发展
1934年11月，理学院和农学院就分别创设数学研究部和农艺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罗家伦、邹树文、陈剑修、艾伟等为筹备委员。1936年秋，数学、农艺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迁后，尽管环境、设备、经费等困难重重，学校仍然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积极谋划研究部的发展，并于1938年12月创办了中央大学研究院。由校长兼任院长。行政上为独立机构，下设所、学部，所和学部的负责人由各院院长和系主任兼任，导师也由各系教授派任。[2]
中央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设5所7个学部，后又相继成立文科、医科研究所。至复员前，中央大学研究院已拥有7所23学部。[2]中央大学研究院相关图片(3张)
文科研究所设：哲学部、历史学部、外国文学部、中文学部
理科研究所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地理学部、生物学部
法科研究所设：政治经济学部、法律学部
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心理学部、教育学部
农科研究所设：农艺学部、森林学部、畜牧兽医学部、农经学部
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学部、机械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
医科研究所设：生理学部、公共卫生学部、生化学部[2]（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1]）
师资力量
历任校长抗战期间，中央大学按《中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校长一人，负责综理校务，由国民政府任命。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后，继任校长依次为顾孟余、蒋介石、顾毓臔，任期都只有一年左右。抗战胜利后由吴有训接长中央大学。[2]（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1]）重庆中央大学历任校长(4张)
西迁后，罗家伦校长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师资，增设新兴系科，创办研究院。到了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精疲力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加之国民党派系之间的倾轧，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8月，罗家伦辞职获准。由顾孟余继任。[2]
顾孟余，北平人，1888年生。1941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为人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较宽容，对校务和师生生活极为重视，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多方努力为学校筹集资金，以改善教学和生活设施。长校期间，重建了图书馆，新建了能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还有数栋宿舍，使学校面貌大有改观。后因与当局不合，1943年初提出辞呈，未待获准，旋即赴美。[2]
顾孟余之后发生了以挽留顾（孟余）校长为由的1500多名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游行，挽留顾校长的标语、壁报贴满饭厅四周，这是抗战以来，重庆首次发生的最大的学生风潮。为了避免事态严重，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兼中央大学校长。[2]
蒋介石平时每周六下午来校巡视，巡视内容一般是学生伙食和宿舍卫生。在任期间复刊《中央大学校刊》等。1944年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改任永久名誉校长。同时撤销了教育长一职。[2]
蒋介石之后继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是原教育部次长顾毓臔。顾毓臔，江苏无锡人，1902年生。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8年出任教育部次长。1944年8月出长中央大学。他在向报界发表谈话论及教育方针时说：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尊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则。主张“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学术上之成就，以避免学术机关变为行政机关”等观点。顾毓臔长校期间，对系科的增设和调整归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2]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顾毓臔辞职离校。吴有训接任中央大学校长。[2]部聘教授1941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按学科评选出一批资深、有名望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原则上每学科1名）。部聘教授每月薪金600元（相当校长待遇），另加发研究补助费400元。部聘教授还负有“辅导全国各院校对于学科之教学与研究事项”的重任，由教育部分派赴各地讲学。[2]
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5位教授荣任。1943年，评审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学的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高济宇、常导直、徐悲鸿和戴修瓒7位教授荣任。[2]
中央大学西迁时，随校入川的教师不足200人。师资严重缺乏，学校尽量吸纳人才，充实教师队伍。这一时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古希腊哲学家陈康，植棉专家冯植芳，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童隽，航空气象学家黄厦千，航空工程学家张创、柏实义，地质学家朱森、张更，法学家何联奎，医学家李廷安、胡懋廉、阴毓璋等。到1945年时，总数超过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当讲师）38人，和战前相比，数量翻了一番，大约是同期西南联大教师总数的一倍。[2][5]
历届英才
抗战初期，大学招生均由教育部统一考试，然后各校录取。从1941年起，中央大学恢复到抗战前各校联合招生的做法。在重庆期间，中央大学常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以利各地考生就近迎考，然后四校统一录取。当时在联合招生中，第一志愿填报中央大学的考生高达2/3。迁渝一年后，在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并逐年上升，截止1943年度，在校学生数达3700人[6]，为西迁时的三倍半。[2]
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出国留学率较高。1940年5月，教育部为奖励学业优秀的学生，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甲组为一年级基础知识竞试；乙组为二、三年级专业知识竞试；丙组为毕业生论文竞试。参赛结果，中央大学获得甲、乙、丙三组团体总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优良的学业成绩也为出国深造提供保证。1943年，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录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占到总数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费生考试，录取30人，8人为中央大学毕业生，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就是这次出国深造的。[2]
在重庆期间一共毕业8届学生，约400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60人。[2]
科学研究
战时，因购买教材困难，中央大学各科都需自编教材，其中不少教材被审定为大学图书或“部订”教材而公开出版。如孙本文的《中国社会问题》，缪风林的《中国通史要略》，李长之的《西洋哲学史》，罗根泽的《周秦西汉文学批评史》，朱锲的《中国财政问题》，林振镛的《刑法学》，朱伯康的《经济学纲要》，许恪士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肖蓝嵘的《教育心理学》，艾伟的《高级统计学》，潘菽的《普通心理学》，胡焕庸的《世界经济地理》、《气候学》、《国防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大纲》，孙光远的《微积分学》，邹钟琳的《普通昆虫学》，罗清生的《家畜传染病学》，孙鼐的《岩石学》、《工程地质》等。[2]
教授们的其他专著：余大缜的《英国文学史》，唐君毅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许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化学战》，赵廷炳的《阳离子分析法》，张德粹的《农业合作》等。据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统计，当年中央大学教师公开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达40余种。[2]
重庆中央大学科学研究(2张)
中央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除公开发行的《文史哲》、《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数十种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和丛书，如李寅恭主编的《林学》，是中华林学会唯一的学术刊物，艾伟主编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编的《文艺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从书》等。[2]（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1]）
科学考察
李旭旦、郝景盛、任美锷受中华自然科学社邀请“西北考察”
梁希“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
李学清“陕南矿产考察”
耿以礼“ 青海牧草考察” 
张可治“川西公路考察”
张钰哲、高淑加于1941年9月21日赴甘肃洮观察日全蚀，获得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而享誉国际天文学界。 
发明创造
航空系：“滑翔机的构造和研究”
王恒守、陈廷芮：“直接镀镍于钢之方法”
方振声：“汽油精”
梁守渠：“耐油精涂料”
赵廷炳：“阳离子分析法的研究”
赵广增、汤定元：“放电管中电子温度的研究”[1]

校园文化
（一）名人讲演
学校在授课之余，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当时影响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就是由中央大学主办的。每周日借重庆大学或南渝中学礼堂，敦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作讲演，如翁文灏、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美驻华大使詹森、英国前首相艾德立等。文学院主办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由著名教授主讲。还有各种展览等，如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徐悲鸿东南亚讲学回国的演讲和画展，吴作人大西北写生归来举办的边旅画展等。[2]
（二）学生社团
学校内的各种社团，经过训导处批准，建社宗旨明确的有七八十个，类型广泛，文艺习作、学术研究，联络感情、砥砺学行，宗教研究，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其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中大文学会”、“女同学会”等。[2]
附录
罗家伦校长罗家伦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1931年12月，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后，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数位校长，但都坚辞不就，1932年6月28日，行政院议决由教育部长段锡朋代理中央大学校长后，引发学生强烈不满，直到1932年8月26日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为止。[2]
经过整理及学生甄别考试后的中央大学，于1932年10月11日重新开学上课。罗家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阐述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希望在中央大学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目的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而努力。[2]
（一）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
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沦落到遭受外敌的入侵，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生命质素。[2]
大学教育应该是文化教育的最高机构。1931年9月18日，日寇炮轰沈阳，强占了东北三省。四个月后，日军进攻上海，淞沪军民奋起反击。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应对民族与国家尽到特殊的使命和职责。将大学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罗家伦大学教育思想的精髓。[2]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大学教育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目标应该一致；第二，互相协调，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目标迈进，步伐也应一致。即组织起来，共求民族复兴大业的胜利。[2]
所谓有机体的文化，罗家伦认为“从纵的方面讲，自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无从实施；从横的方面讲，无论文、法、教、理、工、农、医、商，都是一整套的配合，缺少一个都配不齐一整个国家的机构”。所以一所大学的本身就应是一个有机体。中央大学从纵的方面看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研究院；从横的方面看有文、理、法、教、农、工、医7个学院40个左右系科。“芦沟桥事变”后，罗家伦考虑到抗战的长期性，及时择地重庆，成为西迁高校中实力保存最完整的大学。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办学经费的短缺，中央大学不但没有停滞不前，还在原有的基础上求得较大发展。比如增设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扩充医学院，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等。罗家伦如此苦心孤诣地谋求发展，就是希望中大师生不论是学文的、学理的、学农的、还是学工的……，都应目标一致，互相协调，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己任。“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起创造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2]
（二） “诚、朴、雄、伟”的新学风
高尚的理想，认定的目标，伟大的使命，只有养成新的学风才能达到。罗家伦认为新学风的养成，须从“矫正时弊”入手,破而后立。所以，他为中央大学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2]
“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取得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要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2]
“朴”，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耗费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朴厚的学术风气。[2]
“雄”，是“大雄无畏”的雄。为纠正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之风。要扭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之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亦须无病态。
“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努力做出几件大事业来，切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亦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2]
其后，“诚、朴、雄、伟”就成了中央大学的校训。[2]
（三）三育共进 “二格”占先
青年学生的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青年是国家的基础，若是青年的教育不完备，国家的基础，便不巩固，民族的前途便无希望。”完备的青年教育须从知识、体格、人格三方面进行，即德、智、体三育共进，这已是当时教育界达成的共识。罗家伦在此基础上，特别提出青年教育中的“二格”，即“体格”与“人格”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青年教育，在知识方面，虽有不足，但比以前有很大进步，而且会随着基础知识、专门知识和辅助技能的进一步传授，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会越来越趋于合理，有缺陷需要努力改进的是“体格”与“人格”两个方面。[2]
体格即身体素质。罗家伦在《教育的理想与实际》一文中指出：“体魄是完人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没有健全的体格做基础，学问和事业是无论如何做不好的。”要增强青年学生的体格，除教育当局引起足够重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清除社会陋习及营养不良等影响青年健康的因素外，大学教育还应注重体育训练和军事训练。体育训练可以增强体质，还能培养学生公开竞争，团结合作的精神。战时的中央大学虽然活动场地狭窄，学校却能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在松林坡的通道上进行拔河、立定跳远、接力赛等，体育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院际、校际间的篮球、排球比赛也非常频繁；军事训练也能增强体质，改掉懒散拖沓的生活习气，培养学生具有守纪、勇敢、整洁的军人风尚，改变青年学生懦弱的形象。为此，中央大学从1935年起实行军事训练。西迁后，对全体男生与特别研究班学员一律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对女生进行战地护理训练，以增强体质，并适应战时需要。[2]
人格即道德品质。完备的青年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罗家伦直率地批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科学。指出“人事研究的进步若是不能与物质研究的进步互相配合，并驾齐驱，那人将有被物控制的危险”。有些青年人在大学里虽然学了些知识，但没有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一旦走入社会，恶劣的人格暴露出来，从而危害社会；也有些青年人太看重现实，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而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罗家伦认为大学决不是贩卖知识的商店，制造学位的场所，所以大学只传授一些知识而忽略人格培养的做法是错误的。为此，他希望中央大学的教职员要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不仅在知识上，而且在人格修养上，予以切实指导，使之“造成一种堂堂正正的知识公民，一方面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一方面是继往开来的中坚”。1938年8月，中央大学率先试行导师制，要求导师“以自己的表率扶助学生品德之培养”。罗家伦身体力行，经常向学生作演讲，阐述如何求学、做人，倍受青年学生的欢迎。[2]
对于如何处理好爱国与学业问题，罗家伦真诚地告诫青年学生，抗战是民族之战，是长期的，需要坚实的后备力量。在后方努力学习，与前方将士英勇杀敌都是报效祖国。战争结束后，祖国需要大批有知识、有人格、有体魄的人才，建设国家。为此，他寄希望于中央大学担负起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的责任。[2]
（四） 不趋时尚 注重科学精神
罗家伦认为科学的精神在求真理，当求真理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计较其功用，一旦求得之后，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极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引用《汉书·董仲舒传》一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来说明科学精神的作用，等到“谊正道明”以后，自有无穷的“利”，无穷的“功”产生。如孟特尔在寺院里配豆种，发现了优良品种与遗传的关系，当时他哪里会想到后来植物、动物，甚至人类品种的改良，都应用到他的遗传定律。[2]
抗战爆发后，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大学教育不能直接为抗战起作用，应该停办大学；另有些人提出改大学为短期训练班、速成班，传授速成知识、简易技术即可等等。罗家伦嘲笑战时教育速成论者的短期速成办法是“万应灵丹”，以为“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是不切实际的。他主张抗战时期要积极维持完整而正规的教育，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并结合抗战需要增设系科，加强抗战国力。大学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2]
罗家伦在长校初期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的治校方针。认为在安定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充实不仅是图书、仪器设备的添置，还应重视教学人才和课程内容的充实。罗家伦曾经说：“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他到校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延聘和极力挽留原有良好教授。这“良好教授”的标准，即一方面能教导学生；一方面能扶助教员提高业务能力。当时教师分专任与兼任两种，罗家伦主张教师应以专任为主，“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至1937年抗战前夕，中央大学教师共424人，其中兼任教师50余人，较1932年减少了一半。[2]
在充实师资力量的同时，还应准备一个好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让好的教师都愿意到中央大学来。西迁后，学校经费短绌，物资奇缺，教学设施及学术环境远远不如战前，可学校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未拖欠过教师的薪水；还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为教师提供教学研究场所，这些都是中央大学能不断聘请到名师的一个重要原因。[2]
罗家伦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对中央大学的系科设置，不断进行调整与扩充，使中央大学成为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的综合大学。如1934年创办机械特别研究班，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在机械特别研究班的基础上创立航空工程系，再度创办医学院、水利工程系和恢复社会学系等。[2]
在教学上，罗家伦十分重视基础课程的开设。他认为大学的课程是根据各国学者长期共同研究实践的结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并不是由某一学校或某一教授随便增加删除的，更不能因为抗战而停办某些看似“不实用”的基础课。西迁后，在办学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学校开设的基础课程不仅未削弱，反而有所加强；专业课程也与平日一样进行，及时反映科学新水平；而且做到循序渐进，为学生打下扎实基础。[2]
1937年教育部颁发《战时动员计划》，指出“战时各级学校教育，均应力求切合战时需要，各级学校之课程与管理应实际情形，量予变更”。中央大学各院系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开设与抗战相关的课程，如文学院开设民族诗歌、战时文学讲座、东北民族史等；理学院开设国际政治地理、军事心理、地形测量、中国经济地理、康藏地理、航空气象等；法学院开设苏联研究、欧洲独裁政府、国际组织、战时经济等；工学院开设弹道学、无线电等。这些课程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大学教育结合时代需要，为抗战建国发挥应有的作用。[2]
除结合学科开设相关课程外，中央大学战时还开设一些辅助课程。这些辅助课程大致分三类：①战时常识讲演，如消极防空常识、战时国际公法常识及医药常识；②战时技术训练，如急救、维护交通及侦察敌情；③编印有关战争常识宣传刊物。罗家伦认为开设辅助课程的目的“使学生在战争的时候，有一套普通应用知识技能，并学会如何将这种普通的知识和技能普遍到一般民众里面去。”中央大学从1938年起，开设电信、炮术和战地卫生三类训练班，规定不分院系，每人必选一课，计算学分，中途不得退修。战时的中央大学在课程开设上不仅注重完备学生的知识结构，也适应了抗战的特殊需求，真正体现了正确而真实的科学精神。[2]校友档案查询南京大学保留重庆中央大学历届所有院系毕业生的学籍资料、档案、成绩单等，“文革”期间出于档案资料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鼓楼校区档案馆场地有限，部分历史档案移送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放，2012年移交南京大学。[7]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生、肄业生档案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官方查询地址：中央大学学籍[8]，中央大学中途离校学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