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森文
人物简介
余森文，1904年11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农村贫苦家庭。幼受“五四”运动及新思潮  的熏陶，向往“民主救国，科学救国，自强自立”的进步主张。1922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本科习农林。因参与进步活动，受到北洋政府南京警察厅的通缉，后赴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读书。1930年8月，经副校长朱家骅介绍任上海同济大学注册部主任。其间得识隐居上海的何思敬教授，参加他创立的时事座谈会，为其主办的《世界大事》刊物任校对出版等事务性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余森文随朱家骅历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交通部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出资创办由张天翼等负责的思潮出版社。 
1934年，余森文曾任中国交通部国际电信局驻伦敦专员，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行政管理学文官管理专业（研究生）。出国两年中，利用假期及往返行途从太平洋、大西洋横绕地球一周，游览了印度、埃及、意、法、英、比、德、奥、匈、苏联、加拿大、美国、日本等19个国家的部分城市与名胜古迹，看到了众多不同风俗，流派各异和各种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园林风貌，如英国公园的大面积草坪、巴黎的雕塑、意大利的油画、伦敦的邱园和植物园等，并拍摄了大量风光照片，在日后建设杭州西湖得到借鉴和运用。 
1936年1月，回国重返同济大学任教导长兼附中主任。从1937年七七抗战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余年中，余森文在他主管的机关中，长期进行革命活动。1949年1月，被中国共产党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派他从事浙江省（主要是杭州市）的城市建设与园林绿化工作。他奉派参加国家的考察团出国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市政园林建设，开阔了视野。数十年如一日，在为治理和扩大我国风景旅游重点——西湖呕心沥血，成绩斐然。
生平简历
1904年11月20日　生于广东省梅县。 
1922年　考取南京金陵大学本科（农林科）。 
1925年　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 
1927年　任汕头第一中学高中部主任，理化教师。 
1928年　任中山大学英文系助教，浙江省地方自治学校、浙江省警官学校教员。 
1930年　任海同济大学注册部主任。 
1932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交通部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 
1934—1935年　任中国交通部国际电信局伦敦专员，并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 
1936年　任同济大学教导长兼附中主任。　　1937年　任浙江省第九区（丽水）行政督察员。 
1938年　创办《民生日报》，任社长；创办丽水地区林业学校，任校长。 
1940年　任浙江省第四区（淳安）行政督察专员兼街口水力发电站指挥。任浙江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 
1946年　任浙江省第八区（温州）行政督察专员；兼永瑞平水利委员会主任；创办温州工业职业学校，任校长。 
1949年　任杭州市工务局副局长。 
1949年－1956年　任杭州市建设局局长。 
1956—1959年　任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局长。 
1962年　任杭州市副市长。 
1978年　任浙江省建设委员会顾问。 
1992年3月25日　逝世于浙江杭州市。
革命活动
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5月，黄绍竑调离?沈鸿烈接任浙江省主席，调余森文去温州地区当专员。当时余森文犹豫未决，正在考虑去还是不去，地下党组织派人来和他联系：“应该去。”这有利于浙南特委在该地区的地下工作。于是当年6月，余森文就带了一批随员前往。  刚上任，就遇上温州粮荒——粮商储备的商品粮不足十天销售，促成米荒风潮。余森文刚上任，首先要解决这个大问题。他立刻召来粮商大户翁来料、王纯侯、邱白川等人商量，并请他们将现有的储备全部拿来应付，按户口定量定价划区售粮。为避免奸商乘机倒卖，特成立粮食调剂委员会，请当地士农工商兵各界派代表参加，还特请温州市的欧海中学派代表参加，以监督购粮、售粮及核定户籍人口等。另再组织人马，主要是粮商去上海市场采购，和去瑞安、平阳县等农村向富户购买储存的余粮以保证供应。这些措施一经落实，十天后，粮食市场平稳，一个月过后，新谷陆续上市，粮荒风潮基本解决了。
发生粮荒的同时，又发生了瓯海中学学生捣毁《浙瓯日报》馆的事件。原因是《浙瓯日报》、《温州日报》刊出了“温州市民夹道欢送”离任的反动专员张宝琛的不实报道。因为张宝琛的许多政策十分反动，背离民心民意，加之向来以粮食出口或转销外地的温州，也因张宝琛纵容奸商大户囤粮居奇，抬高售价，民众早已愤忿不满。张宝琛离温之日，只有几个奸商污吏去凑热闹，而报馆却登出“夹道欢送”。学生前去报馆问讯，而报社人员又仗势欺人，无礼斥责学生，因而大批学生蜂拥而至，不管三七二十一，竟将《浙瓯日报》馆的全部印刷机和排字房捣毁。社长徐世康、《温州日报》社负责人方又圆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邱鸣和等不明事理，也来专署向新上任的余森文专员投诉，造成和学生双方互不相让，剑拔弩张。余森文针对这一触即发之势，先向双方言明：“作为上级领导，我认为双方必须先按下‘敌对’态势，各自进行检讨，切不能动刀、动枪，应该和气相处为好。他先批评了作为社会舆论的报刊，“要以民为本，真实报道事件本身，不能利用媒体来邀宠。事实真相最能说明问题，最能感动别人，不能欺骗民众。这是本次‘捣报事件’的起因。”接着他也批评了学生：“你们有意见，代表民意反映事实真相，要求该报第二三天登出‘道歉’文章，不就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去捣毁报社的印刷机和排字房呢？这不就把小事闹成大事了吗？看来双方都有错，但不是‘敌对’，尽可以谈判，相互道歉。《浙瓯日报》是县党部邱书记长的下属，而瓯海中学的董事长也是邱书记长兼任，作为两个下属的领导，内部的事内部解决，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捣毁的物件由县党部出钱买回来，捣毁东西的学生年幼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学校给予记过、警告或最严厉也只能给予转校读书，开除则误了年轻人的一生，而失去了改过的机会。”
经余森文这么一劝解，冲天怨气基本平息了。《浙瓯日报》社长徐世康有了余专员的“由县党部出钱买回”被捣毁的印刷机器和排字房，基本上满足了要求，也就不再提什么要求了，而瓯海中学领导人也真的怕事闹大了，别说安心教书，恐怕要居无宁日了，所以同意警告或记过来处分闹事的学生，不再坚持“开除”学生了。《温州日报》的方又圆自知有幸未波及本报馆，但也怕事态发展后，灾祸怕亦难免，既然专员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不再坚持严办学生了。学生对余专员的处理方案也表示同意，同时对《浙瓯日报》社长徐世康表示了道歉。
捣报风潮后不久，学校放暑假，有不少进步学生要去浙南的暑期青训班?中共浙南特委开办?学习，温州市学生会主席陈道明和王增荣有意将此事请示他。余森文为了团结青年学生，不但不制止，反而给予鼓励，说：“青年人应多向社会学习，放眼四方，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小圈子里，鼓励他们走向社会去多学习，多看看，可以增强自己的判断、分析能力。即使吃了亏，也是吃一堑，长一智。”这样一来，这些学生更亲近余森文了，有许多新鲜事都愿意向余森文反映，或提出问题来切磋交谈。相互间的距离拉近了，感情也一天天融洽起来了，这为余森文与中共浙南特委的联系铺了一条稳妥的通道。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出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命令，皖浙两省根据地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省主席沈鸿烈于1946年11月带着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到温州召开绥靖会议，部署清剿浙南根据地。面对此事，余森文深感压力沉重。他是国民党的左派，反对骨肉相残的内战，主张抗日胜利后民主建国，帮助流离失所的抗战难民回乡重振家园，过上和平的日子，因此对“剿共”的计划最为反感。再说与他相识的所有共产党员个个都是爱国为民的精英，而国民党的政客，绝大部分是贪污腐败分子，现在却要去“清剿”爱国为民的精英，这让他非常反感，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于是他将在绥靖会议知道的“清剿计划”、省保安队、地区和各县的兵力部署、枪枝弹药、甚至会议记录，全部交给何兴邦?共产党员?拿给陈道生、王增荣连夜赶抄立即送交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和胡景针同志。让他们接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作出相应的部署。结果使省保安四团团长陈祖康和温州专署副司令陈志坚的清剿部队全部扑了空，又不敢深入解放区根据地。他们转了20多天，先后撤回，毫无收获。
1947年初，沈鸿烈又在文成绥靖区的大岩和括苍的枫林各设一个指挥部，大岩由黄云山负责，枫林由吴万玉负责，各率一个连，还要温州专区和各县保安部队，由省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避开余森文?兼专署保安司令?，去进行清剿。但专署和各县保安部队都有余森文的亲信，随时将清剿行动和计划密告余森文。所以，国民党的清剿行动往往徒劳无功，使解放区根据地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过，那些清剿的国民党部队往往拿老百姓出气，以“通匪”的罪名残害了不少老百姓，也使余森文深感内疚。为了替老百姓的生存着想，浙南武装也开始反击，对较弱的敌自卫队进行突袭，收缴他们的枪支弹药，对俘虏实行教育后释放，或争取他们起义、投诚，收到不少实效，使他们不敢随便骚扰老百姓。
1947年6月沈鸿烈部署要海军协助清剿玉环方面的人民武装。国民党海军出动三艘炮艇包围南麂等几个小岛。余森文马上将此信息转告浙南特委。海军在海面和上岛搜索，毫无实绩。而他们上报请功说：“消灭了岛上的全部武装。”实际上是岛上渔民的自卫武装的几十支土枪、刀矛等。
1947年10月，沈鸿烈第三次来到温州，要余森文陪同他去枫林视察。他们坐船沿楠溪江直抵枫林镇，浙省保安部派了一个连去保卫安全。看到这一带山高林密，形势险要，出去视察的人员还感到自己不安全，还谈什么清剿？回到温州后，沈鸿烈说：“地形如此复杂，这么一个指挥部，起不了什么作用；抑制解放武装力量向城里渗透，作用也不大。”后来，沈把文成和枫林这两个绥靖指挥部也撤掉了，改用分工负责的方法由地方自己去保卫。沈决定由省保安四团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浙南游击队，以围困的办法使游击队难以向城里渗透。沈的这些计划和行动，余森文又及时通知了浙南特委。龙跃书记和胡景针知道后也采取了相应对策，使得敌人无法施展力量而相持下去。
1947年5月，全国“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出现高潮。温州学生也于6月3日举行大游行。事前学生通过陈道生通知了余森文。余要求学生们不要打报馆、打机关和打商店，尽量避免与军警冲突，以免自身受到伤害，争取报馆和商家对学生予以支持，并派专署警卫队暗中保护学生。这时温州中学校长金嵘轩，瓯海中学谷寅侯也来找余森文。余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管，装作不知道。南京都管不了、制止不了，何况是我们温州。”结果学生游行示威从上午到下午，还开了大会，但未出事故。事后，地方士绅和商家刘景晨、柯逢春、杨雨农等反映：“余森文有办法，各地的‘三反’游行都出了事，而温州却没有。”甚至说：“学生听余专员的话，有余专员在，市内出不了乱子。”学生和家长也很满意。但国民党部有议论：“余森文软弱。”军统和中统特工则说：“放纵。”
余森文在温州专员任上，通过学生与浙南特委取得了联系。上海局也特派史林峰和唐为平前来协助余森文工作。余把史林峰委任为专署视察员，住署内，唐为平任温州工业学校教务长，住校内。这样，余森文和浙南特委的联系不断，使得反清剿工作顺利进行。1947年夏，余森文去省府杭州开完会后，借去上海访友为名，专门去拜访中共上海局统战部长张执一，得到对时局的分析指示和对从事地下工作的指导：隐蔽自己，密切联络，随时行动。利用原有朱家骅的政治背景和敌人相互间的矛盾来开展对敌斗争，才能万无一失。当时确实由于国民党省府及其下属官员，都知道余森文的背景有朱家骅，从未怀疑他与浙南特委地下党有联系，加上余森文本人的干练、明智及公共关系，所以开展地下斗争比较顺利。
余森文在温州专员任内是国共内战激烈的时候，不比在丽水专员任内。丽水时是抗日战争期间，可以国共两党合作名义进行地下工作，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同志。可是在温州专员任内，在激烈内战中，要进行地下工作，特别是掩护、营救被捕的地下同志，如设法营救专署报务员汤家杰、夏文俊等人，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时朱家骅对他已不信任了，黄绍竑离开了，新任省主席沈鸿烈对他又不信任，可以说在温州的地下工作难度是很大的。
余森文是英国留学生，会说英语，又有水利知识。浙江省拟在新安江建水电站，就委派余森文去浙西淳安任专员，兼水利发电站的指挥，以便能经常与美国水利专家商讨建水电站的问题。而这时中共上海局为打通皖南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特约他去上海面谈。确定安插史近愚?林峰?任专署秘书，以便掌握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况；安插唐为平去威坪区当区长，负责打通皖南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又调李家征、张友久、汪伍新、李长风等人同到淳安去共同开展工作。于是1947年冬余森文又走马上任去了淳安。不到一年的时间，浙西的根据地和游击队活动有了很大的扩展，秘密交通线已建立和健全了。
余森文在淳安任专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在内战中，被消灭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解放军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江、浙、皖的国民党反动部队由清剿式的进攻转入点线的守势，处处挨打，已成了惊弓之鸟。[1]
主要论著
  1　余森文．关于城市园林绿化问题的探讨．城市建设，1953，6． 
2　余森文．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重要作用．浙江日报，1962，12月6日． 
3　余森文．充分利用本省的野生植物资源．浙江日报，1965年9月7日． 
4　余森文．关于造林工作的几个问题．浙江日报，1966年3月17日． 
5　余森文．杭州城市建设的几个问题．杭州园林，1982，1． 
6　余森文．浅谈杭州的市树、市花的评选与赏析．杭州日报，1983年6月． 
7　余森文．把黄山与千岛湖规划建设成为国家风景旅游中心的建议．建筑学报，1982年，7． 
8　余森文．普陀山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其他，浙江省科技协会编印普陀山规划建设考察报告，1983年7月． 
9　余森文．园林植物的配置艺术．兼谈古代园林植物配置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建筑学报，1984，1． 
10　余森文．从杭州城市景观设计看西湖高层建筑．建筑学报，1986，10． 
11　余森文．杭州西湖，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12　余森文．城市绿化与生态环境．中国园林，1986，3． 
13　余森文．杭州园林建设的回顾．西湖风景园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4　余森文．谈谈植物园的性质、建园方针与任务．余森文园林绿化论文集．浙江省园林学会，1988，12． 
15　余森文．园林建筑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北京：中国园林，1990． 
16　余森文．孤峰犹照夕阳红——评述雷峰塔的重建．西湖风景园　　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园林建设工作
余森文阅历中外，纵览古今，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又有丰富的西方文化素养，在园林领域里，勇敢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关园林建设的新命题，他强调：“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前进，科学文化日新月异，园林建筑也应古为今用，不断推陈出新”，指出现代园林与古代园林有本质区别，“应突破古代园林情趣的范围，代之以万紫千红，具有蓬勃兴旺和豪迈乐观的气概。”他竭力倡导博采中西园林艺术之长，融西方造园艺术于东方园林主体之中。在创建全国园林系统中第一座植物园——杭州植物园时，首次提出“公园的外貌，科学的内容”。在50年代建设杭州花圃时，又提出要建成生产、游览、科研三位一体的开放式花圃。 
余森文在杭州城市建设中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早在50年代，他就竭力反对把杭州建成工业城市，反对在西湖边建设污染环境的工厂，不为压力所动；在80年代，反对在环湖建造高层大楼，尽管年近八旬，眼疾困扰，仍握笔直书，在《建筑学报》上撰文说理，为重建雷峰塔，在《光明日报》及有关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执着而说理的呼吁。
整顿了西湖风景区
余森文曾任杭州工务局、建设局及园林管理局领导人。那时全国各地园林事业尚在始建阶段，各地对杭州园林的期望很大。他领导全局员工首先是保护、恢复并逐步扩建了西湖名胜景点，把40年代末期已经是湖水、淤浅、古迹破败、满目疮痍的西湖，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人力、财力恢复其秀丽面貌。在恢复时期整修了灵隐大殿、六和塔、湖心亭等风景点；一五期间又整修了岳庙、三潭印月等主要景点，得以初步恢复景观。50年代初期，还组织失业工人以工代赈，整修了长达20余公里的西湖山区步游道。在1957年末，开放游览的公园景点达30余个，游览面积达到101．81公顷，比解放前增长85．57%。与此同时，把花港观鱼景点原来已剩下不到几亩的破败残迹，扩建成面积达14．65公顷的西山公园，这是西湖回到人民怀抱的第一个大型别具风格的新型公园，在西湖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五期间又在沿湖地区新建涌金公园、儿童公园和恢复了已经名不符实的柳浪闻莺景点，面积共655公顷，为杭城居民与儿童创造了新的游乐场所。并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领导了疏浚西湖工程西湖自1800年浙江巡抚主持疏挖湖边淤泥以来，150年中，未有较好疏浚，以至湖泥淤塞，葑草丛生，每到夏秋，蚊蝇孳聚；1950年冬，气候干旱，竟成一片干涸。余森文多方努力，在上级支持下，于1951年成立疏浚西湖工程处，余森文兼主任，夙夜经营，组织力量，从1952年试挖起到1959年竣工，共投资454万元，历时8载，挖出湖泥722．88万立方米，挖泥量之多，时间之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是一件惊人之举。其中参加浚挖的工达3万余人次。浚后西湖平均水深1．808米，比浚前增加1．258米，最深处2．6米，蓄水量由浚前的413．22万立方米增至1027．19万立方米，增加1．5倍。 
余森文创议并主持的疏浚西湖工程，对改善水质，改变西湖风貌，增加鱼类及水生植物的养殖面积，有利灌溉及改变城市小气候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1976年开始的第二次疏浚工程及1985年开工的钱江引水工程奠定了技术与物质基础。此外，从湖泥中发现历代遗落湖中的文物达万件，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石?、石斧，汉代五铢钱及铸造五铢钱的模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绿化荒山，绿化市区鉴于杭州在民国时期遭受严重破坏，使西湖周围到处荒山秃岭，满目荒凉。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仅两个月，余森文就以工务局长的身份，接受虎跑苗圃，开辟九里松新苗圃，积极培育苗木，于当年冬天开始专款造林。他提倡“管理从严，养护及时”，采取了封山育林与植树育林相结合，群众性护林造林与园林专业队伍护林造林相结合的方针，浙江省委谭震林指示于1951年在全省推广这一经验，后来，余森文任省建筑工业厅副厅长时，更在全省范围内督促造林，绿化浙江。到1958年，西湖周围6万余亩山地，除部分土层瘠落尚未绿化成林外，到处一片郁郁葱葱，8年累计植树1956．2万株。现今西湖群山中，属国家所有、委托农村管护的山林达2137．33公顷。 
在封山育林的同时，他狠抓绿化市区，重视发展市区公共绿地，在一五期间，6个市区新建公园总面积12．11公顷，在1951—1957年中，新栽补栽行道树4．7万株，道路绿化长度154公里，比1949年增加9倍多。筹建植物园建国初期，余森文与一些热心科学事业的学者，曾向党和政府建议在杭州设立植物园，为当时浙江领导人谭震林、江华所采纳。派余森文专责筹建，选定玉泉一带，划地3000亩为园址，报请中共中央书记处派专家来杭规划，于1954年国家批准，并派陈封怀、王秋圃等专家指导建园。以西大目山为重点采集种苗，繁殖苗木，余森文与他的助手们，从选址、规划、植物配植、园林艺术等方面，殚精竭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经过10年筹建，一所具有园林外貌、科学内容的植物园终于出现在西子湖畔，博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1986年，在纪念植物园建园30周年的大会上，余森文总结了植物园的性质、建园方针与任务，指出了今后关于植物栽培、综合利用、引种驯化、加强管理、植物园与研究所的分工与协作、开展科研工作、濒危植物的保护等七项基础工作，在把杭州植物园建成为一所既是理论结合实际的科研基地，又具有国际水平与独特风格的观赏植物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性作用。提出了园林艺术的原则余森文认为，我国园林是东方园林的杰出代表，具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但限于历史条件，古代园林也有其局限性。而今天我国的现代园林同古代园林则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既是改善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社会福利设施，也具有一定的生产意义，其文化内涵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和爱国主义内容：建设的类型也很多，诸如公园绿地、街坊绿地、厂矿绿地、森林公园、文化公园、各种防护林、疗养基地绿化以及各种专用绿地等，都有不同的要求，要采取新的表现形式。 
他认为，对于古典园林艺术既要继承优秀传统，又要改革创新。对现存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寺观园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是现代风景旅游城市极为重要的资源，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 
余森文在长期领导杭州西湖的园林建设中形成的主导思想是：根据我国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审美习惯和科学造园手法，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园林服务对象的需要，在结构、形式和手法上不断革新创造，使我国园林建筑艺术兼具民族特色、地方风格和时代精神。他既反对割断历史、抛弃优秀传统的“纯现代派”，也反对照抄照搬古典园林不加扬弃的“仿古”。 
余森文具体提出了园林建筑的六条原则：①园林建筑艺术要求应高于建筑功能；②对空间处理，既要收敛含蓄，又要疏通开朗；③要适应所处地域的季节气候，江南园林建筑更需适应夏冬的季节要求；④要与山池花木有机配置，主次分明、互相衬托；⑤园林建筑要保持各自的个性特点，力求自然和协调；⑥要重视深邃的意境、尺度和对比。 
在继承传统的问题上，他主张：①继承与发扬园林命名、题词、楹联、匾额的文化传统，在内容上创造新的意境；②继承与发扬传统艺术中花木配置的手法，使植物造景与园林建筑艺术富有时代气息；③继承园林艺术的理论，不断完善中国园林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园林事业的发展和开拓。探索城市绿化的新思路余森文在领导和规划浙江全省和杭州市的绿化工作的同时，探索了新的历史时期城市绿化的方向性与战略性问题。他认为：“城市绿化的功能，在于有效地平衡生态和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质量。”他在杭州市与西湖景区的绿化工作中，在应邀参加上海市的都市建设规划中，都贯串着这一构思：“从改善生态环境着手，规划城市绿化系统。”他的观点是：“规划城市绿化，既要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又要创造优美、清洁的城市环境，以保证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 
余森文从世界范围内分析研究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入手，指出，“由于人类居住城市化，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大气的自净能力的削弱与城市环境的恶化。”而解决现代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的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生态学的途径来进行城市园林绿化。 
他根据两次出国考察所得，认定，“世界各国对城市绿地都不同程度地从文娱休息场所发展到从生态环境问题上来考虑。” 
他提出了：“没有充分的园林绿化，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城市”的观点，同时指出，有些领导对城市绿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使有的城市建筑密度越来越大，绿化用地被蚕食鲸吞、越来越小了。早在1959年，他就发表《关于城市园林化问题的探索》一文，从理论上与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拓性主张。重视园林植物配置艺术余森文十分重视园林植物的配置艺术，并加以理论化。他说：“没有植物配置的艺术，也就没有园林的艺术。”又说：“园林植物的选择和配置，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艺术问题。” 
他认为，对古代园林植物配置艺术，也有一个继承创新问题。古代园林一个明显特点是建筑物的比重很大，就植物配置来说，除皇家苑圃外，一般是在小空间内运用建筑、花木、山池，构成淡雅精巧、曲折幽深而封闭的风格，常罗列一些“异种奇品”或“虬枝古干”的树木，满足少数文人墨客孤芳自赏与偏爱的审美意识。但古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一套丰富的造园经验，以及花木配置具体原则和优秀处理手法，如“选胜落村，借参差之深树”、“杂树参天，楼阁耐云霞而出没”、“院广堪梧，堤湾宜柳”、“花间隐树，水际安亭”及“芍药宜栏，蔷薇未架，不妨凭石，最厌编屏”、“寻幽移竹，对景莳花”等等，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在植物配置的探索中，他强调：①向大自然学习；②向前辈书画名家的作品学习。他说：“园林植物配置艺术还是一个新课题，除从实践到认识到再实践的多次反复中总结经验以外，要学习自然植物群落的优秀景观，学习它的树种组合、层次、生长环境与生长规律：学习自然界雄伟、开阔、淳朴、和谐的气魄风格”。他十分珍视我国优秀的山水画家，如唐代王维、五代荆浩、明代龚贤等人的画法理论，如“山头不得一样，树头不得一般”“四株一丛，三株相邻，一株稍离；二株一丛，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等，都可资借鉴。 
他从长期实践、探索中，提出园林植物配置六条原则：①掌握自然地形特点，合理划分植物空间；②植物结构的要求，既要有多样性，又要有统一性；③植物配置必须主次分明，疏落有致；④植物空间的主体轮廓线要有韵律；⑤植物配置要与建筑物和谐协调，自然有致；⑥植物配置既要求四季常青，也要注意四季变化，花开不断。他指出，园林中的色彩配置，叶色是主要方面，从叶色着手，不论是否开花都能产生观赏效果。性质不同，规划不同余森文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考察各类型的园林后，认为不同性质的园林，其规划指导思想，亦应有所不同。关于以宗教为主要内涵的风景区规划建设，如普陀山风景区，应把“以佛教为特色的旅游胜地”改变为“海天风光与佛教名山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和海岛旅游休养避暑胜地”来规划。他认为，古刹建筑、佛教文物、宗教活动是历史文化的反映与见证。整修寺庙，重塑佛像，要从历史文化艺术范畴来理解和对待，也是为了落实宗教政策，为开发旅游观光事上服务的。对普陀山大量的寺庙庵堂，不能无原则地一律恢复，原封不动，对价值不大的也可以考虑改造为旅游住所，以安排客流高峰；普陀山的佛教布局与气氛，就限于寺庙之内，寺庙之外，则应按现代化、园林化的要求规划和建设。 
关于以古典园林为特色的风景区的规划建设，如苏州，他认为应着眼于保护原有江南园林特点及筹建现代化大园林两个方面。1979年11月，他应邀参加苏州市总体规划的讨论，提出“继承古典园林民族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园林”，他说，风景旅游城市在制定总体规划时，就要有一个与现代风景发展相称的规划，在工业安排上要有一个与此相称的布局，他主张有的工业可以在郊区发展成几万人的小城镇或卫星城镇。他认为那种以“占”、“奇”、“雅”的孤植欣赏为主的生活情趣和栽植形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广大劳动群众的欣赏标准与大面积园林绿化的需要。 
关于特大都市的绿化规划，如上海市，他提出，在现实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上海的生态平衡，使上海这个特大工业城市，既要使工业得到发展，又要使环境更加优美。“从根本上说，长期保持生态系统的物质平衡，可以使生产与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他提出不应囿于以欣赏游憩为主要目的的城市森林化模式，主要是要改变城市绿化的传统观点，扩大郊区地带绿化，开辟不少于500公顷，以乔木、灌木为主的森林公园形式，结合花草种植；要扩大市区绿化用地，现有绿地要增植大量乔木、灌木及多层次结构的树丛；有条件的道路，也要规划多层次的行道树结构等等。 
关于以历史文物为主的古都名城的总体规划，如绍兴市，他提出，要发挥文物资源的优势，保持古城的历史风貌与江南水乡的特色。使规划体现有传统、有文化、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他具体建议：逐步发展和保护府山周围70公顷的越国小城遗址，有选择地成片保护古代建筑群（街坊、宅院）；保护历代石桥和城河；旧市区内的新建筑，一般以三四层为宜，使与古城的特色相协调，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余森文对我国园林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为后人铭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