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妖魔化
概念
把事情看得比其本质更加恶劣、恐怖、更有杀伤力和毁灭性。加以升级，认识远远偏离真相，然后对自己和社会造成恐怖气氛，增加大家的心理负担，实际上完全可以坦然面对。
妖魔化也是宣传战的一种常见手段。主要是通过夸大、歪曲、断章取义等手段将敌方的战略、战术、法令、思想等方面的政策丑化，从而达到瓦解敌方军心和鼓动己方仇恨的目的。妖魔化战略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常用策略。
具体事例
王莽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个“篡党夺权”式的反面人物。王莽废黜了刘婴，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不过这个新朝，存在没有多少年，基本不被后世承认。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王莽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称他是“中国民生主义的先驱”，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其实，惟一的原因，仅仅就是王莽当皇帝失败了。
以往研究王莽，惟一的史料来自《汉书》，而《汉书》作于东汉，完全延续了西汉的政治价值体系，将王莽定位为篡夺汉朝权力、导致西汉覆灭的奸臣。相反，出于王莽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史料已经不复存在。完全根据《汉书》的记载无疑不可能复原真实的王莽，也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
在《汉书》中班固对王莽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他“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等等，连他的长相，也说是“侈口蹶顄，露眼赤睛，大声而嘶”，“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嘴巴宽大，下巴突出，双目外突，眼珠发红，声音大而嘶哑，就是有猫头鹰的眼睛、老虎的嘴巴、豺狼的声音的那种人。），几乎找不到对他有利的正面记载，但是即便从这个完全来自对立面的史料中我们也会发现，班固也实在举不出王莽的多少真正的坏事来。
从阳朔三年（前22）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当上“摄皇帝”时刘氏宗族曾两次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间王莽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间的阻力。在西汉末年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惟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而他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王莽的儿子王获杀了自家的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在奴婢的地位与牛马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
这些都是《汉书》  王莽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王莽的儿子也的确是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从中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时王莽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更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汉书》谈到这些时，一概断定是王莽沽名钓誉的伪装，“其匿情求名如此”。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伪装，那也不就成了真的了吗？我们固然可以将这种行为冠之以“虚伪”，但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己私欲的高度克制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辈子克制自己，难道就不是一种崇高的修养吗？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
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西汉自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以致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哀帝的同性恋伙伴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达43万万。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经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学者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位，“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位，那么在他当上了新朝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历来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可是王莽这个泥古不化的书呆子，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乌托邦式的复古改革，从而把自己推上了绝路。直到临死前，王莽还手持所谓的“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伪造了进献给王莽的）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上天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样！）实在迂腐得可以。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书呆子王莽却不明白。
《汉书·食货志》中说“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他为了恢复《周礼》中所描绘的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令，将天下田改名“王田”，规定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在当时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又将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但改个名称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根据《周礼》中赊贷、《乐语》中五均等的记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莞。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平抑物价。所谓六莞，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齐众庶，抑并兼”（《汉书·食货志》），如果真能有效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王莽又根据周代的制度进行货币改革，废除五铢钱和刀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同上）其下名目繁多，体系复杂，以后又多次变更，使老百姓无所适从。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隘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一旦变成了通行证以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王莽又深受儒家“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王莽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皇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但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更始军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王莽终于为他心目中崇高的政治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幸耶？不幸耶？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这个与那个》）的社会，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山穷水尽、必死无疑的王莽同归于尽，也总算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应该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在同样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后汉书·刘玄传》中，记述王莽被杀以后，他的头被割下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的堂前，他高兴地说：“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王莽要是不这样做，就与霍光一样了。）霍光受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昭帝，昭帝死后，又迎立宣帝，秉政长达20年，是匡扶汉室社稷的大功臣，可见身为西汉宗室、光武帝刘秀族兄的刘玄深知王莽败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个人品质或政治举措，而是他夺了刘家的天下。王莽之所以遭到东汉以来正统史家的“妖魔化”，原因正在于此。[1]
约瑟夫·斯大林约瑟夫·斯大林作为苏联历史中最关键时期的领导人是颇具争议的。而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官方开始有意识的向舆论灌输一些极端简单化的—因此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老调式的关于斯大林的历史知识，常常被用来进行政治宣传，而西方媒体则出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而一直在这么做。这些对斯大林的妖魔化宣传干扰了对这个人物作出正确评价的思路。
斯大林生前被变成神话化的形象，这形象虽不真实，但是符合赞扬苏联的成就的要求。甚至斯大林的照片也进行精心的修饰，而画像上的他佩戴着他从来不佩戴的勋章。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出版的书中找不到苏联历史上有任何阴暗的东西，斯大林的国务活动也同样被描绘成接连不断的正确无误的决定和行动，  斯大林在世时的苏联画报而“伟大的”和“天才的”之类的修饰语经常伴随着他的名字。关于斯大林的主要文献资料是他的《传略》，其中所写的他的一生的事迹担负着证明1917年革命前和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完美无缺的使命。这些用来进行宣传的说法，尽管非常简单化，但是对群众的意识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促使一种固定观念的形成，把他看做一个以其天才引导苏维埃人前进并创立前所未有的功业的超凡的人。
而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国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版过一本讲斯大林的书。在这次党代会上，第一次发出了严厉指责他的声音。而谴责他的是那些不久前千方百计地颂扬他的人。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几乎把苏联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这种看法被一股劲儿地注入到社会意识中，同时有意回避他的生平和活动中的许多事实，这只能使他的形象进一步遭到歪曲。
不错，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苏联国内发表了不少回忆录，苏维埃国家的各个不同的著名活动家在其中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的交往，但是这些个别的描述构不成关于这位领导了苏联国家三十年之久的领导人的完整印象。除此之外，西方宣传机构在“冷战”时代所散布的关于斯大林的说法是与这些回忆相对立的。这一时期西方出版的斯大林的传记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是在一种对苏联充满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的影响下写的，苏维埃国家被看做“恶的帝国”和在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过程中要加以消灭的对象。苏联领导对斯大林的含糊不清的和模棱两可的评价以及西方宣传机构散布的与它对立的否定斯大林的说法，使苏维埃人觉得当局隐瞒了与斯大林有关的“骇人听闻的秘密”。
80年代末，对斯大林的有意回避变成了一场在“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骇人听闻的秘密”的旗号下吵吵嚷嚷的反斯大林运动。批判斯大林成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国家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几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所有赞成“改革”即赞成摧毁苏维埃制度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把斯大林说成是罪恶的产物的材料。虽然这场运动目的在于保证某些政治力量取得胜利，但是许多人觉得这场运动主要的是为了寻求历史真实，因此对它的回忆在千百万人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的变化反映了政治局势的动荡这一点，可由斯大林的著名“揭露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的书来证明。这位将军兼史学家在其1990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里,痛斥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背叛者。书中说，“对俄国革命来说极为不幸的是，历史违背列宁的意志和未来的利益选择了斯大林——这是官僚制度和恐怖的‘歌颂者’和‘创造者’的理想人选……斯  斯大林大林愈来愈背离列宁的思想……这个独裁者对列宁主义作了自己的解释，犯下了反对思想的罪行……列宁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经过斯大林的‘改造’便丧失了”，等等。
然而总共只过了四年，这位将军兼史学家写了新的两卷本著作《列宁——政治肖像》，这一次他抨击了列宁，说列宁是“完完全全的反人道主义者和反民主主义者”。沃尔科戈诺夫写道，列宁的“反抗精神”“没有止境，不愿局限在民族的范围内，完全不作道德上的考虑……列宁不仅打算以自我焚烧来焚毁自己的灵魂，而且打算焚毁整个人类文明……他准备牺牲掉俄罗斯人民的一大部分，只要在这废墟上留下的人能活到全世界大火的燃起就行”。这么说来，既然斯大林反对列宁和背离了“列宁的思想”，那么他做的就是好事了。沃尔科戈诺夫大声给斯大林作出的判决在宣判四年后就失去了意义。显然，沃尔科戈诺夫以前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纯粹是从政治上的考虑作出的，与历史真实毫无关系。
在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一书（中译本改名为《斯大林秘闻》）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事实错误。比如他断言朱可夫是战争年代的国防人民委员，就这一点就可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位剧作家在动手写这部历史著作时，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第一，这一错误证明，作者不知道朱可夫这位最杰出的苏联元帅在战争时期是干什么的；第二，由于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是斯大林，那么很清楚，作者没有花点工夫了解一下他书里的主角在其一生中的最重要阶段和苏联历史上的最紧张时期做了些什么；第三，拉津斯基的说法表明，他根本没有摸过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文集——《论伟大的卫国战争》，从来没有见过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大量命令，而如果不知道这些命令，既无法了解战争进程，也无法了解斯大林在这些年代的活动。仅“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这句话就彻底暴露了拉津斯基对苏联历史的无知。而这本书里更多的历史错误则表明，这本书对于研究历史的人而言，是毫无价值的。
与此同时，如果承认俄罗斯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对俄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祸频仍的时期,那么就可合乎逻辑地说明为什么在这时期只有善于干坏事和进行破坏的人才能领导国家。于是斯大林被说成是全世界的恶的体现。例如，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总结根据苏联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公布的材料撰写的斯大林传记时宣称：“很难找到比斯大林更坏的现象和更可恶的人了……斯大林是一种与人类和现实发生冲突的十分活跃的力量的体现，他像那个只部分地具有人的特点的特罗利（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的神人，多半是巨人，通常与人为敌），或者像从另一个星球或从另一个其中起作用的是另一些物理学定律和道德规范的空间来的恶魔。这个人物企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整个人世间。”然而把斯大林描绘成苏维埃制度具有的反人类的破坏力量的体现貌似“合乎逻辑”，实际上以不能允许的方式有意避而不谈那些能证明斯大林时代进行的创造性工作的无可争辩的和令人信服的事实，不谈苏维埃国家和斯大林本人对消灭20世纪最大的破坏力量——纳粹主义——所作的贡献。
这些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及之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关于斯大林的质量低劣的和浅陋的作品是通过覆盖面达数千万人的国家新闻媒体的宣传得到普及和广泛流传的。当年俄罗斯主要的电视频道搞了宣传捏造的谎言的一整套节目，电视、广播、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支撑着已形成的关于斯大林的神话，使人觉得这些神话是毫无疑义的和无可争辩的。而且在政治方面，无需置疑的是破坏斯大林的形象确实有助于摧毁苏联政权存在的历史根基。
当年的俄罗斯报刊接连不断地发表材料，重复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即“痛苦的童年”使斯大林变得冷酷无情，决定了他的“很坏的”性格。材料中说，“大家都知道”，正是由于“残酷无情”，斯大林参加了革命党，入党后主要进行抢劫和搞恐怖活动。“人所共知”，斯大林的不择手段表现在他在从事革命地下活动的同时，又为沙皇警察效劳，向他们出卖了同属布尔什维克党的同志。又是“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残酷无情和毫无原则帮助他爬到了党内的最高岗位，而在党掌握政权后，又占据了俄罗斯政府中的关键位置。同时也“清楚地知道”，斯大林与领导苏联的同事们相比，显得缺乏学识、爱妒忌和贪权，善于掩盖自己的令人讨厌的性格特点，骗取了列宁的信任。然而列宁彻底揭露了他，并在《给代表大会的信》里建议把斯大林撤掉，但斯大林又一次骗过了党，被留在国家的领导位子上。（不少人深信，斯大林力图阻止列宁这样做，毒死了他。）后来,“谁都知道”，斯大林用阴谋诡计除掉了党的所有最有才能和最出色的领导人，一个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斯大林走向权力的道路的这种描述，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的理查三世和其他暴君的形象相似（虽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位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塑造的这些形象正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看起来把斯大林描绘成戏剧中的暴君和拦路抢劫的强盗的作品的作者，遵循的似乎是沙俄时代的伟大作家果戈理在《死魂灵》中用讽刺的语气提出的建议：“你只要随手把颜料涂到画布上就行：一双漆黑的灼热的眼睛，下垂的眉毛，皱纹纵横的前额，搭在肩上的黑色的或火红色的斗篷，于是肖像就画成了。”同时很明显，这肖像可以完全不像所画的人。[2]
对于妖魔化的态度
由于妖魔化宣传经常是一种政治宣传手段，其内容一般都极具煽动性和不实性。我们在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必须摆脱妖魔化宣传带来的干扰，用正确的、正规的史料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