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郑王朝
背景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攻陷明朝首都北京，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八旗军又击败李自成，定都北京，俨然成为统治中原的王朝。
这段时期，明朝遗臣在南京拥立明宗室福王朱由嵩，建立了史称南明的偏安政权；在清廷欲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态势明朗后，南明转而联合各地的汉族武力抗清，但军事不利，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先后遭清军消灭。郑芝龙统率的“郑家军”原是隆武朝的主力，主要在福建境内活动；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陆续接收其势力，继续在东南沿海武装抗清。
1658-1659年间，郑成功大举攻打清江宁府（原明南京）失败，实力大损；迫于形势，决定夺取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大员以供部队给养。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正月），郑成功在金门誓师；他亲率将士25000名、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月抵澎湖，四月初二日（4月30日）抵鹿耳门。并利用涨潮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以优势兵力包围荷军防守薄弱的普罗民遮城，并切断荷军水陆交通，围困荷军。缺水缺粮。不久，普罗民遮城守将猫难实叮献城投降。
四月初七日，郑成功亲率大军对防御坚固的荷兰首府热兰遮城进行攻打。经派杨朝栋谕揆一投降无效后，即调集火炮朝城堡炮轰，然而在从大员市镇朝城堡进攻时，却遭荷军居高临下击退。之后郑军即采取长期围困，同时将多数部队派往各地囤垦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五月二十八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得知台湾战况后，决定派七百人、战舰十艘赴台。七月初五日抵达。之后双方稍有接触，但均无较大战事。至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双方再度海战，郑军经一小时激战，击毁荷舰二艘、俘小艇三艘、杀敌百余人，其余荷舰逃往远海。
闰十月，荷军发动作最后一次攻击，但仍寡不敌众，之后又有日尔曼佣兵逃脱向郑成功说明堡内荷军士气低落，并指出欲取热兰遮城，必先取其卫星碉堡乌特勒支碉堡（位在今安平第一公墓），夺取该碉堡则可居高临下炮击热兰遮城最脆弱的四角附城。郑成功遂于该月着手准备攻城计划。
十二月初六日（1662年1月25日）郑军于南鲲鯓发动总攻击，以大炮不停轰炸，当日即发出2,500发炮弹，其中1,700发左右打向乌特勒支碉堡，几乎将之夷为平地，荷兰守军被迫自行炸毁碉堡残余部分后撤退。此役彻底瓦解了热兰遮城内守军的士气，两天后大员评议会决定议和谈判。
大员长官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于缔和条约投降，至此，台湾台江领地，尽落明郑之手。
历史
明郑围降荷兰东印度公司部队后，又迅速以屯兵和攻击台湾原住民等方式扩大领地，统治范围以今日台南地区为主。
明郑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自居，奉南明永历帝为正主，以永历为年号，但实际统治者为延平郡王。郑成功仍在大陆发展时，曾获永历帝特准设置六官方便施政，并可委任官职，武官最高许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宁靖王朱术桂和明朝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1]。郑成功来台后，依然优礼明朝宗室，接待鲁王世子朱桓、泸溪王朱慈旷、巴东王朱江等多名宗室到台湾[2]。永历十七年（1663年），继位延平郡王的郑经也迎宁靖王到台湾，于承天府府署（今台南市赤崁楼）旁的西定坊建立宁靖王府邸，并供岁禄。
郑成功抵台约一年后便即亡逝，延平郡王之位续传郑经。郑经接位后，持续西进，惟永历三十四年（1680年）四月，郑经因福建海战失利，尽弃金厦据地，回转东都台湾。回台后，郑经无心政事，听从陈永华上议，令郑克臧为监国以处理国政。不过随后陈永华即遭夺兵权，同年抑郁而终。翌年（1681年），郑经因病去世于台湾台南，本遗命监国郑克臧继任政权，但郑克臧遭冯锡范、刘国轩等人袭杀、改拥郑经12岁次子郑克塽继位。
永历三十六年（1682年）九月，已降清朝的原明郑大将施琅上疏康熙皇帝请求征台，康熙答应并授全军权予施琅。再翌年6月，施琅奉康熙诏，进攻澎湖。经过澎湖海战后，七月中旬，施琅顺利击溃刘国轩海军，攻占澎湖。
澎湖海战后，郑克塽于廷上征众臣议，朝臣分成死守台湾、迁吕宋岛再战与降清三派。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九月；经商议后，郑克塽采刘国轩建议，呈降表予清。明郑降清不久，朱术桂自杀、施琅入台纳降。自此，明郑灭亡；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入台到郑克塽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九月降清为止，明郑计在台湾经营共23年[3]。
政治
行政区划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攻入台湾，五月占普罗民遮城，改赤崁为东都明京，台湾总地号为“东都”。设承天府，下辖天兴县、万年县二县，另设澎湖安抚司。其中，天兴县治设于佳里兴，（今台南市佳里区）辖区涵盖今日嘉南至台北的台湾西部区域。另外，万年县县治设于二赞行（今台南市仁德区二行里），辖区除了包含台南一部外，也涵盖高屏地区。而于行政区划定后，郑成功即派杨朝栋担任府尹、庄文烈及祝敬分别担任天兴县知县及万年县知县。这是台湾首度实施郡县制度。[3]
在中央行政组织方面，郑成功仿照明朝六部制度，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等六官，其主官地位相当明朝的六侍郎，之后，他又在六官之下设司务及协理各一名，负责佐理六官处里政务。[3]
郑成功死后，继位的郑经于永历十八年（1664年）改东都为东宁，东宁成为全台湾的称呼。同时，他又将承天府辖下的天兴万年两县改制为州。承天府典两州下，又增设三安抚司、四坊、二十四里及数量不等的台湾原住民社。其中，澎湖安抚司、南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设安抚使，州设知州、坊设签首、里置总理。其中，签首及总理两职负责如：户籍、迁徙、婚嫁、出生、死亡等基层民事，并规定按时汇呈州府。至于中央官制，除沿袭前制外，又多置咨议参军、察言司、承宣司、审理司、赏勋司及中书科。永历二十八年（1674年），西征福建的郑经，又命陈永华任东宁总制，授权陈永华总制全台湾事务，此时，陈永华地位之高彷若丞相[3]。监国监国宁靖王朱术桂是明郑名誉上的最高领袖
宁靖王 朱术桂：1663年——1683年延平郡王延平郡王为事实上的明郑最高统治者，系南明永历帝赐于郑成功的封号，郑成功死后由郑经与郑克塽自行袭位。历任郡王及实际开始统治台湾的年份为：
郑成功：1661年 
郑经：1662年 
郑克塽：1681年
延平郡王
国籍
首任
末任
任数
时间
行政中心
​​​​南明（明郑）
郑成功
郑克塽
3
1661年－1683年
台湾台南
​​​​承天府府尹明郑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设置承天府作为最高地方行政单位，以承天府府尹主其事。永历十八年（1664年），承天府被郑经所废，承天府府尹亦裁撤取消。
承天府府尹
国籍
首任
末任
任数
时间
行政中心
​​​​南明（明郑）
杨朝栋
翁天祐
4
1661年－1664年
台湾台南
​​​​东宁总制永历二十八年（1674年）明郑设立东宁总制，作为郑经在三藩之乱期间前往中国大陆征战时，总制台湾之用。担任此官职的为陈永华。而在郑经于大陆的军事行动失利回台后，东宁总制仍持续保留。永历三十四年（1680年）五月，陈永华因病辞卸该官职，并于同年七月逝世。之后，即无人担任该官职。
东宁总制
国籍
首任
末任
任数
时间
行政中心
​​​​南明（明郑）
陈永华
陈永华
1
1674年－1680年
台湾台南
​​​​
教育
真正普遍在台湾实施教育的是郑成功建立于台湾的明郑政权。1661年郑成功击退荷兰东印度公司后，虽然隔年去世，不过继承者郑经与明郑主要官员陈永华积极从事台湾教育工作。永历二十年（1666年），陈永华于当时台湾首都承天府建造全台湾第一座孔庙（今台南孔庙），并在孔庙左厢内设置太学，即今该地全台首学由来，这也是全台湾的第一所由官方出资兴办的求学场所，名字称为官学，又因为设于孔庙内又称为儒学。
经济
在经济方面，明郑于台湾经济史仍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以经贸与农业为主。于农业经济方面，为了解决军队兵粮问题，不论郑成功或郑经基本上都贯彻“寓兵于农”的策略，也是诸将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镇分地、按地开垦。这种具有营盘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于定则征赋的经济模式下，大量提供经济产能。根据统计，包含承袭荷据已开垦的“王田”、后续开发的营盘田、官田、私田等，明郑时期拓垦的田地超过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四甲以上。此等经济开发，虽造就农耕文化盛行的汉人，却也同时让台湾原住民面临比荷据时期更严重的生存危机。[3]
到了明郑中后期，陈永华的中央政府体制，除了可以行使及于全岛的主权力量，体制层次分明，让台湾宛然一独立国家，也着实变成一个个别经济体。从郑成功开始到郑经时期，台湾一直发行折二型的“永历通宝”，通行全岛以及闽南地区。
为了军需民食，台湾农产重心由糖转米，这个农业经济的性格转变直至今日仍影响台湾。西元1665年，陈永华的农业水利更促使汉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发展。除此，陈永华引进同安制盐法至台湾来发展盐业经济，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产的外销，因此多鹿的台湾，来自原住民团体的捕鹿业，也是早期台湾的重要经济产业活动。
除了农业外，英国、日本等国与台湾进行贸易往来，维持了台湾的经贸热络。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曾与郑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
军事
郑成功与陈永华、郑经、刘国轩经营的屯兵态势或军事规模是台湾首见。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除固守金门数万水师之外，亲自率领约25,000名士兵攻打台湾大员，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展开对于台湾的统治。
明郑军事制度与组织渊源复杂，且经多次变革。如简化之，其官职大约可分为五军戎政（五军戎务）、总督军务、管军提督、将军、亲军卫镇、陆师镇、水师镇及监军数部份。
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明郑覆灭后，郑军将领与军队悉数被强迫内渡中国，而据《钦命太保建平侯郑造报官员兵民船只总册》，据守台湾的官兵共有37500名。
明郑
主要军事力量
兵力
统帅
指挥统治
时间
​​​​​郑军
37500名以上
延平郡王
延平郡王、正总督
1662年－1683年
​​​​​
服色
在清廷控制全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推行剃发易服、圈地等规定，遭到了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导致了清兵的血腥镇压，尤其以江南一带为盛，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古代汉人移民台湾即著汉服，至明郑治台期间，台湾汉族居民其衣饰也遵循着传统的明朝之制，此恰好与已为满族所统治的中土，所施行的衣冠制度有别，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衣饰文化。所以不论是郑成功他所穿着的胄甲战袍；或是头戴折上巾冠帽，身穿宽衣宽袖的交领官袍。还有协助郑成功担任策士的通事何斌（客家籍），他头戴四方儒巾，身穿宽衣交领大襟袍，也都是明代的式样。
1650年代后，清朝多次尝试与明郑政权和谈，但从郑成功以至郑经，服制问题始终是明郑与满清双方谈判时，所重视的条件之一[4].
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明郑降清，台湾汉人的衣冠服仪制度也有所转变，根据文献的记载：“十九日（1683年7月），施琅遣侍卫吴启爵至台晓喻薙发…。二十日，克塽令兵民悉遵制削发。是日，福建总督姚启圣亦遣…至台招抚，见兵民已薙发，知功归于琅，…。十八日，克塽率文武官佐悉薙发易服”。从这段内容中得知明郑最后一位继承者郑克塽被招抚的过程。郑克塽已知政局大势已去，于是借由遵循满族男士衣冠制度中的“薙发令”，以表彰归降于满清的心意。
往后，台湾人民的传统葬礼中，遂产生戴笠登椅之套衫仪式，俾使完成灵魂上不见清朝天、下不踏清朝地之意愿，以表世守东宁王朝正气，未受满人之侮辱。
语言
目前并无史料可证东宁王朝有定"国语"或"标准语"。但据“郭弘斌：郑氏王朝”披露，东宁王朝时期，当时普遍使用的的语言应是闽南语的泉州腔，并形成一个以闽南人为主体的社会体系。且根据荷治时代的台湾人民、地名等音译，与闽南语相同。如Zeelandia（荷文意为海中之地）译为热兰遮，Coyett为揆一（最后一任荷驻台长官）、Tyawan为台湾等。后来渐渐吸收部份原住民族语、荷兰语、日语等而成为今日的台湾闽南语。与当时明朝政府的官方语言江淮官话及今日中华民国迁台时期所使用之“国语”不同。台湾客家语亦通行于客家地区，客家人于荷治时期即已渡台（例如荷兰通事何斌）[5]，郑军中亦有多位客家籍将领（如刘国轩）随同郑成功攻取台湾。
宗教
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金陵建真武庙，并将真武庙列为“京师十庙”之首，明成祖朱棣则自称得到真武保佑，方能靖难登基，明朝极重视代表北极星的真武神。因此明郑时期，视明“护国家神”―真武神为保护神，在台大力兴建真武庙，促成来台汉人热切信仰真武大帝。
由于台湾当时荷兰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败退离台后，基督教也与荷兰人一起退出台湾，在台传播也一度中断。[6]
由于康熙攻台是利用另一广受香火的妈祖信仰，对明郑官兵发动心理攻势，因此东宁王朝灭亡后，清廷便大肆在台宣扬妈祖神迹，欲取代明郑的真武信仰，故明郑盛行的真武信仰延至清治时期逐渐不及于妈祖。
影响
概述明郑统治台湾的时间虽然不长，对台湾之政治认同的发展却有极重要的意涵。一方面，它不只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也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权[7-8]。郑成功在驱逐荷兰人以后，将大员改名为“东都”，为解决兵粮问题，令诸将士寓兵于农，按镇分地、按地开垦。到了郑经时，采陈永华之议，建立完整的中央政府体制，成为可以行使及于全岛的主权力量，体制层次分明，宛然一独立国家。郑经又将东都改为“东宁”。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与郑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当时英国人直称其为“台湾王国”或“福尔摩莎王国”，英国东印度公司上书郑经时，则称呼其为“陛下（Your Majesty）”[9]。正朔内涵郑政权一贯奉南明正朔，即使南明永历帝已在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的同一年，也就是永历十六年时为吴三桂所擒杀，郑氏政权仍持续使用“永历”年号至永历卅七年降清为止，其间以“反清复明”为宿愿，推广教育亦在认同明朝，一直保持流亡政权的姿态[10-11]。此外郑克塽系以“延平王”的身份向清朝投降，降表中载明缴纳“延平王金印一”、“招讨大将军金印一”[12]。
许多学者将1949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类比为郑氏政权，因为他们都在大陆战败而转进台湾，同时也都宣称将以台湾作为复兴基地以便在未来“反攻大陆”[13-16]。“收复”争论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皆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郑成功占领台湾的行动属于“收复中国固有领土”。
然而并无任何证据显示郑氏政权建立之前，中国之行政权扩及台湾。《明史》并将台湾记载于外国列传中，视之为外国。澎湖自元朝起，成为中国版图。
此外，清世宗雍正皇帝说：“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皇考（指康熙皇帝）圣略神威，拓入版图”（《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十），乾隆年间《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序言：“台湾……然自宋元以前不登经传。至明季而后，始有荷兰屯聚……迨康熙癸未，始入版图，改隶郡邑。”，卷二又写道：“台湾府，古荒服地，先是，未隶中国版图。”。故由清朝皇帝的皇府的书籍以及官方的地方志而知，清人认知台湾在清朝之前不属于中国，而是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才纳入中国版图。
而郑成功的行动为“收复台湾”的说法可能是为自身政治目的编造的以外，亦来自一封郑成功致荷兰东印度公司末代大员长官揆一的劝降书：“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台湾秘史》，郑刘著）。但实际上清代官方的文献，大都描述为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余悉以归尔。而郑成功在出征台湾之前，所发表的文告表示：“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茍延安乐。”，从“不服之区”、“海外”等词也可证明在他本人的眼中，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解读对当今所谓“台湾问题”与台海现状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虽然立论的基础并不完全一样，却不约而同地对郑成功这个短暂的政权有着极高的评价。首先，和中国共产党相关方面的学者，盛赞郑成功是驱赶“红毛番”的民族英雄[17]；再者，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学者，则强调他“恢复中原”的志向、以及对明朝坚决效忠的国族情怀[18]；第三，部份支持台湾独立的学者人士，则认为郑氏政权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独立王国。
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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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撰人《郑氏史料初编》。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不着撰人《郑氏史料续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 
不着撰人《郑氏史料三编》。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 
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 
黄宗羲《赐姓始末》。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江日升《台湾外记》，方豪校勘。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彭孙贻《靖海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市村赞次郎《郑氏关系文书》。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施琅《靖海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夏琳《闽海纪要》。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夏琳《海纪辑要》。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杨捷《平闽纪》。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 
郁永河《裨海记游》。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郑亦邹、匪石、朱希祖《郑成功传》。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