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动物隐喻诗学——读维庸诗选《比目鱼》
原文
嘲笑死神，用忍耐和顺受的方式 
就可以办到，消化天空到海底的层层压力 
改变世界就是改变自己，而改变 
视角，就是改变命运，原本直立的身体，如今躺倒 
原本躺倒的身体，如今压扁，原本怀疑的眼神 
如今淡定地冷瞰四方，怎么样 
欲望压制到虚无的限度，不还能继续游动吗？ 
视角和思想改变了，世界和自己改变了 
死神要问话，也必须身体躺下 
——《比目鱼》
解读
自从柏拉图将人定义为“双脚直立的无毛动物”，人类那些自我认知的困惑与对地球上动物相互关联对照的分类学热情就从未熄止过。哲学家试图从这种类比中寻找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诗人则既希望借助于这种“变形记”般的隐喻将自身投射出去，在巫术式神秘的修辞法中窥探世界的真相。 
“乘赤豹兮从纹狸，辛夷车兮结桂旗”，屈原就用这种种幻想中的奇禽异兽将自己引领进巫风鬼雨氤氲中的楚辞里。而奥维德干脆将希腊神话中那些现成人兽变换的故事改写成叙事诗，朱庇特为拐骗欧罗巴而自己化身为一头公牛；而朱诺将卡丽斯托变作一只熊，使朱庇特不能亲近她；黛安娜将撞见自己沐浴的王子阿克泰翁从猎鹿的猎人变成猎物；雅典娜因嫉妒便将织女阿剌克涅变成蜘蛛。秉承毕达哥拉斯“灵魂回转”理论的奥维德写到：“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一旦离开躯体，又有新的躯体接纳它，它又在新的躯体中继续存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停地在变化”。动物作为与人平等的存在物，遍布在大地之上，因而也无可避免地被幻化为诗人笔下的文字生命。从但丁地狱开篇的狼豹狮，到拉封丹寓言诗中满本充斥的能言善语的各样动物；从《诗经》中被寄予比兴的睢鸠、桃虫、牂羊……，到后代诗人吟唱中的“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此身只合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许许多多的诗人不断借助动物的意象进入诗歌的境界，通过发现种种动物各自的特点与性格，将诗歌引申进对世界真相的探索中。 
去年8月出版的诗人维庸的集子《比目鱼》也在对动物的比兴与描绘上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比目鱼》中，维庸通过一种自我内在的反观，进而对当今纷繁的都市生活与生活在其中的都市人的心灵做了一次缜密而又细致入微的剖析。而动物的意象在他的诗集中则比比皆是，一方面他无疑秉承了以动物比兴这一延绵长久的古老传统，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时常可以感觉到那些过往诗人在字里行间的灵光忽现；另一方面，他则构建起，或者说试图构建起一个自己的语言和表达体系，将他对动物的观察与描绘上升为一种系统化的更加深入的思索，他摒弃对动物简单的程式化的叙述，而试图摄住动物的灵魂，就像捏起他自己的灵魂，往往用借用一个极细小的发现而去参悟一种大的真谛，也就是我所归结为的“动物隐喻诗学”。 
在开篇的《比目鱼》中，维庸借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这种奇怪的动物做了一次别出心裁的描述。比目鱼通过改变自身的形态化解从“天空到海底的层层压力”，对于它来讲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世界。比目鱼的变身仿佛成了对人类自古而来战天斗地的热情的一次不露声色的嘲讽，被动的“忍耐”和“顺受”最终成为主动地自我选择。诗人在比目鱼奇异的进化中铺展开他独特的观察与思索，从这种变化中抽离出自身对世界的体验。对比目鱼的刻画，是通过将自身投影到这一动物的身体内完成的，维庸试图借助这种主动的映射来寻求应对外来世界压力的办法。就像辛波斯卡在她的《海参》中所阐释的，“在危难的时候海参就自体切割，一半听任世界吞噬，另一半用来逃逸”。两者同样是对自我身体主动地改变来应对世界，比目鱼通过压缩自己来挑战压力，海参则通过“自我分割”来逃避危机。而在另一首诗《小心大鱼》里，维庸不但直接地沿用了辛波斯卡的意象，而且还引入了另一种奇异的动物——乌贼：“排出墨水的乌贼/摆脱大鱼的追击/顺利逃生/顺利来一次身体内部的大扫除”。“舍弃”成为一种更主动、更乐观，甚至颇具喜剧色彩的自由选择。面对那“粗暴的头脑”和“锋利的牙齿”，人类能否最终舍弃那些外在的物质的欲望，能否把生命简化到最纯真的状态，将是人类能否逃脱自身悲剧命运的不多的方法之一。 
“生命不断把草叶敲入地下/我赞叹这暴力 [……]/我将能体会/那受伤的母鹿和奔跑的狮子间的约定/她眼中流露出对恐惧的认可[……]”沃尔科特在他的诗作《力量》里，将他对自然的观察和体认隐喻在一对追逃的动物身上，那原始的生命形态让他的诗歌充满动人心魄的音乐感和他所赞叹的“力量”。维庸显然受到沃尔科特的感染，将他自己的《力量》套入沃尔科特的音乐节奏中：“思想也会在一只啄木鸟的头脑里发出指令[……]敲击、敲击/为了肥硕的虫子/狠命地敲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艺术都凭籍节奏、话语、音调进行模仿”，而诗歌正是由此对自然的模仿，在这种于动与静、强壮与羸弱、疾风暴雨与温柔恬淡的映照中，诗歌散发着它对自然原初生命力量的礼赞。我们可以看到维庸另外两首以动物为题的诗歌《伯劳》：“上天造就了我无奇的外表，但是给了我狠心和利爪”和《响尾蛇》：“印象里横行的魔鬼[……]‘听到我的声音，就死了算了’”。在这里，诗人所寻求的是一种单纯的，甚至是“暴力”的生命力量，基于这种力量现代人才能摆脱掉自己的亚生命状态，才能融入自然的运转当中，而不是去超越、战胜、毁灭自然。就像里尔克在那首著名的《巴黎植物园》中描绘的豹子（“围绕着一个中心，伟大的意志变得口呆目惊”）也同样是对这种神秘力量的向往。 
说起里尔克的豹，我发现一种诗人对猫科动物的衷情。这科动物通常以它们柔软的皮毛、神秘的眼神、高贵的姿态引发诗人无尽的联想：“黑夜的森林中/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是怎样的神手或天眼/造出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威廉·布莱克《老虎》）；“从它金棕交错的细毛上，/飘溢出温柔的馨香；/黄昏里，我只抚摸了它一次，/全身就沾染了它的芳香。”（波德莱尔《猫》）；“它在太阳或变换无常的月亮之下，/在苏门答腊或孟加拉执行着/它爱情，懒散和死亡的惯例”（博尔赫斯《另一只老虎》）……正如维庸在《图书馆里的黑猫》写到的：“[……]游戏着俯冲入梦/惊动波德莱尔的心/发出忧吟/惊动里尔克的幻想/捕捉神奇的诗音/惊动博尔赫斯昏惑眼神”。这里的黑猫“脚步鬼祟”，如同“幽灵看守着图书馆的秘密”，它不是辛波斯卡“空楼里的猫”（死——不要这样对待一只猫/那猫降到那里去/在这空空的楼层里），它似乎更接近爱伦坡的小说，“凡是黑猫都是巫婆变化的”，黑猫的“眼球不加咀嚼地吸收和焚化/渗入骨髓与经络的虚无美味”。同样在一首《穿过黑豹的孤独》里，维庸写道：“穿过黑豹眼睛神秘的洞孔/深夜光滑的皮毛，遮蔽着/另一个深远世界的召唤”。猫科动物特有的神秘莫测给诗人支撑起广阔的想象空间，他们往往籍由这种想象触及彼岸世界的真实。 
动物不但可以用来投射诗人对世界的隐喻，同样也可以用来阐释文法和探讨诗艺。在《句子·乌鸦·沉痛》中，维庸写道：“深夜吮吸粘稠的词语，我做不了清晨的诗人……狼藉的词，梦里天空的黑喉咙”，诗人试图摆脱掉这种来源于乌鸦的想象，正是这种黑色的飞禽阻塞住他创作，这种由写作而生的梦魇被命名为“沉痛”。而《蝴蝶在扇动翅膀》中，诗人借助这种绚丽的自然之美来“判断拙劣的句子”，蝴蝶轻柔的姿态轻易地就可以使“粉碎的名词和动词重新结盟”。《夜莺的死亡》中的夜莺无疑是对诗人的身份的隐喻，“夜莺从马上摔下来，如果喉咙/完好。受伤的身体不必顾及/环绕天穹的立体声，是存在的全部意义/也是理由”，“歌唱”是诗人的职业，或悲哀、或欣喜、或明朗、或神秘，诗人应该忘掉自己，或者说诗人直到忘掉自己，他的歌声才会被传唱，他的声音才会被记忆。 
上面说提到的几首诗仅仅是诗集《比目鱼》中众多以动物意象创作的诗歌中很少的一部分，动物的隐喻无疑是维庸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他俨然通过对动物的描摹构建起一套他自己的诗歌理论，一种“动物隐喻诗学”。他刻意摒弃掉当今诗歌形而上的玄学化和形而下的平白口语化，他的诗既不属于学院派，也不混入民间，他游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用他诚实的情感和艰苦的实践来建筑自己的诗歌城堡，如塔科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所说：“艺术家也同样要用他眉间的汗水换取温饱”。 
法国中世纪的大诗人弗朗索瓦·维庸在他的《绞刑犯谣曲》中呼喊道：“在我们之后存世的人类兄弟，请不要对我们铁石心肠，只要我们受到你们怜惜，上帝就会提前对你们恩赏[……]我们兄弟般呼喊你们……”。《比目鱼》的作者，也许正是应着这位前辈大师的超唤，将自己以维庸命名，他同样集抒情、讽刺、哀伤和机趣为一集，感情真挚而又不受拘束，对当代都市生活的观察与批判也如同当年的大师，两个维庸无疑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前一个维庸说：“……我知道，神甫与俗子，穷汉与富翁，平民与贵族，智者与笨伯，吝啬鬼与慷慨之士，美丈夫与丑八怪，无名小车与大人物，卷起衣领的少妇，无论怎样的身份，头上顶着瓦耀或挂着珍珠，都毫无例外地躲不过死神”（《大遗言集》），后一个维庸说：“众生之相，为什么不脱掉假面和伪装” （《第三十三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