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慎谔
人物简介
刘慎谔(1897—1975) 字士林。山东东海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宁海  刘慎谔先生镇?岬河村人。植物学家，我国植物分类学和地理植物学奠基人之一。1918年，刘慎谔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1920年，在法国郎西大学农学院及蒙彼利埃农业专科学校学习。1926年，毕业于法国克来孟大学理学院，获硕士学位，又入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深造。在里昂参加“中国生物科学学会”，被推举为学会总书记。1929年，获法国理学博士学位。1929年，携带在法国留学10年采集的植物标本2万多号回国， 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后在北平建起中国第一座植物园。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云南大学、辅仁大学、东北大学。
1931年—1933年，他只身对新疆、西藏、印度等地的植物进行了系统考察，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 收集各种植物标本4500余号， 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发表了《中国西南部植物地理（又称中国南部及西南部植物地理概要）》等论文，填补了中国植物学领域的空白。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珍贵的图书资料和植物标本， 曾5次徙居于大西北。其一生先后在北京、武汉、 昆明、沈阳创建了4座植物园。1948年，国民党政府威逼他去台湾，遭断然拒绝。
1950年，侵朝美军施放细菌弹，危害到中国东北部分地区。此时，他正在东北筹建农林植物调查所，并任哈尔滨农学院农林植物调查所所长。他以确凿的科学论据，揭露了美国侵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被授予有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奖状和奖章。
中国科学院林业研究所创建时，任筹备处副主任，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为开发东北林区，建设草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考察工作。1955年，考察了小兴安岭林区，提出了“采育择伐”是保持生态平衡的有效措施，并亲率科研组到乌敏河林业局进行样板试验，使“采育择伐”的主张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得到实施和推广，为我国东北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发表的《论采育兼顾伐》《从东北红松林的采伐更新看森林采伐更新规程》等论文，发展了中国的森林生态学。1956年，他承担包兰铁路通过腾格里大沙漠沿线的治沙任务，提出草、灌结合加沙障的治沙方案，保证了包兰铁路按时通车。此后，他还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委林业组副组长、辽宁省政协常委、辽宁省民盟副主任委员、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沈阳市副市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过全国群英会，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他毕生致力于植物学的研究。编写了《动态的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主编《东北木本植物图志》《东北草本植物志》《东北药用植物志》《东北植物检索表》，发表论文90余篇。198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慎谔文集》。1975年11月23日，于沈阳病逝。
人物简历
1897年8月26日　生于山东省牟平  刘慎谔采集到的标本县。
1918—1919年　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学习。
1920—1923年　法国郎西大学农学院学习。
1923—1924年　法国孟伯利埃农业专科学校学习。
1924—1925年　法国克来孟大学理学院学习。
1925—1926年　法国里昂大学理学院学习。
1926—1929年　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获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
1929—1949年　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并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和东北大学农学院兼课。
1937—1940年　任武功西北农学院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兼西北农学院教授。
1941—1943年　北平研究院迁昆明，兼西南联大教授。
1950—1952年　任哈尔滨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
1953—1954年　任中国科学院林业调查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
1954—1975年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1963）、中国林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辽宁省植物学会理事长（1959）。
1975年11月23日　逝世于沈阳。
人物生平
刘慎谔，字士林，1897年8月26日生于山东省牟平县隅峡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比较艰苦。幼时在四伯父办的私塾里读书，后受其兄的资助，考人济南第一中学。毕业后，考人了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刘慎谔于法国先后在郎西大学农学院、孟伯里埃农业专科学校、克来孟大学理学院、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攻读，就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带着面包和植物标本夹到法国各地去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1926年，地植物学家勃朗喀先生给刘慎谔提出了有关法国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问题，他为了解答这几个问题，单身一人在高斯山区辛勤工作了3年，于1929年在巴黎大学提出《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
刘慎谔在法国留学期间，时刻怀念着祖国，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和留学欧洲的同学先后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几个学会。1924年他在法国郎西参加了“  刘慎谔采集到的标本新中国农学会”，担任植物病理组干事并参加蚕学组工作。1925年他在法国里昂大学组织了”中国生物科学学会”，被推选任该学会的总书记。同时他还参加了法国林奈植物学会。刘慎谔在法国留学近10年期间，几乎走遍了法国的名山大川，采集了2万多号植物标本，对法国的植物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学习和工作精神以及他的著作，都受到法国朋友们的称赞。1972年，中国科学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参观访问一个植物研究机构时，受到了法国朋友们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他们特意展出了刘慎谔在法国时期的著作，并说：“刘慎谔先生是第一个研究法国植物的外国人。”1929年，刘慎谔怀着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一箱子书籍、资料和大量植物标本回到了祖国。
刘慎谔回国后，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新成立的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兼专任研究员。他一面从国内外收集有关研究资料和图书，一面组织孔宪武、夏纬英、王云章、王作宾、刘继孟和郝景盛等同事分头到各地去采集植物标本。他还亲自培养人才，教所内工作人员学习法文，讲授有关植物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同时还选派人员出国学习。这一切努力使科研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为中国植物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慎谔在西域近两年的采集标本和科学考察工作，为中国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植物种类、植物地理分布、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和植被区划等方面收集了最早的一批珍贵科学资料。他在当时中国那样交通不便和动乱的社会环境里，为了探索科学真理，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在人迹罕至的世界屋脊只身进行了近两年的科学考察，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曾赞扬刘慎谔这次西北科学考察之行有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精神。
刘慎谔1933年由印度回国后，在北平万牲园的西部筹建植物园，还先后在北平的几个大学兼课。1936年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东三省向关内进犯，北平形势紧张。刘慎谔为了避免损失和能够继续进行科研工作，把植物学研究所迁到武功，和国立西北农学院联合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他亲自到西北各地挖掘苗木、收集花木，又筹建了一个植物园。1941年，他随北平研究院南迁到昆明，住在昆明西山的一个庙里，继续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在西南联大兼课，并在昆明又筹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他勤勤恳恳地工作，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走到哪里把植物园建立到哪里。他散布的科学种子到处生根、发芽。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研究院迁回北平，刘慎谔除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工作外，还在北平辅仁大学和东北大学农学院兼课。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国民党政府准备把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接去台湾。他就躲了起来，和王云章相约绝不跟国民党走。当国民党军队进驻万牲园时，他和几个同事就躲在寒冷的空锅炉房里看守着温室、植物标本和图书设备，满怀激情地迎接中国的新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哈尔滨东  刘慎谔采集到的标本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为了在东北这片植物学科研究方面还是空白的地区开展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专程到北京请刘慎谔相助。刘慎谔到东北看了以后，深深地爱上了浩瀚的原始森林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1950年秋，刘慎谔来到了哈尔滨，任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他满怀发展植物科学和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激情，在这片美好的白山黑水之间扎下了根。他立即组织人分别到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内蒙古大草原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在东北地区开创了植物学科学研究的新基地。
1950年，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竟对中国东北地区投掷细菌弹。刘慎谔等几位老专家以确凿的科学论据指出，美国空投负载有细菌的山胡椒和朝鲜红柄青冈栎的叶子是在南朝鲜分布的树种，在中国境内没有分布，为揭露美国发动细菌战提出了有力的罪证。他因反击美国的细菌战做出了贡献，被授予有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奖状和奖章。1954年，刘慎谔被调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他除了领导植物学科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之外，对于东北林区的采伐更新问题和东北西部的治沙、造林以及西北包兰铁路的治理沙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1958年，刘慎谔参加中苏科技合作的中国科学院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赴苏联进行综合考察；1961年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植物、土壤考察。
刘慎谔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51—1952年曾兼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60年代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辽宁省政协常委，和沈阳市副市长等职。
红松林
50年代，东北不少林区推广“大面积皆伐”采伐方式。刘慎谔怀疑这种采伐方式对于红松针阔叶混交林是否合适，因此在小兴安岭林区连续做了几年关于红松林特性、群落结构和更新关系等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并根据他在欧洲考察森林的资料，认为有异龄复层结构的红松针阔叶混交林不适于皆伐。因为红松在幼苗和幼龄林阶段，要在一定上层林木蔽荫下才能更新，皆伐破坏了森林环  红松境条件，将对红松更新再次长起新林不利。而人工造林即使成活，也有树冠横向发展、早分杈、早开花结实和枝下高降低而不能成大材的后果。另外，他根据老择伐迹地上保留的中、小径木能加快生长的现象，主张对红松针阔叶混交林实行择伐。这样既有利于增加林木生长量以缩短轮伐期，又能保持各层林木的陆续更新，以达到连续不断地提供大量木材的目的。为此，他写文章、做报告，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他于1964年亲自带领一个小组和伊春林业管理局、伊春林业科学研究所共同进行采育兼顾伐样板采伐试验。通过调查和择伐试验，他提出伐后保留一定郁闭度和一定数量的中、小径木，为天然更新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保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关键问题。
刘慎谔在当时大面积皆伐和择伐两种观点的争论中，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呼吁采伐森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杀鸡取卵，采伐必须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伊春林业管理局宫殿臣回忆说：“1974年（刘慎谔去世的前一年），刘慎谔还给他写信，询问采育择伐的推广和执行情况，并且嘱咐一定要珍爱红松林这个宝贵的森林资源，一定要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刘慎谔老先生最关心林业生产，能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受林区职工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科学家。”
治理沙漠
东北西部风沙地区是科尔沁沙漠的东部边缘，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沙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使滚滚的流沙向东蔓延。它侵占了草场、吞没了农田、阻塞了交通，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威胁和损害。早在50年代，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就在辽宁省章古台开展固沙试验研究。当时，刘慎谔就把治沙做为重点，经常到东北西部风沙地区对沙生植物的生态特性、分布规律和演替规律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注意差不嘎蒿和小黄柳的固沙作用，同时进行沙障和草方格等机械固沙试验。1954年，他在草方格内进行栽植樟子松试验获得成功。后来章古台地区大面积发展樟子松，变成了茫茫的樟子松林海，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注意。
1956年，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接受了铁道部在西北腾格里  沙漠大沙漠修建包兰铁路的固沙任务。刘慎谔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副队长。参加这项任务的专家们面对宁夏中卫县沙坡头地区无边无际的流动沙丘，考虑到当地的风沙大，降水量又很少，都担心用植物固沙能否成功？刘慎谔就带领大家站在大沙丘上遥望黄河南岸一片由油蒿固定的沙丘说：“这片固定沙丘就是我们的样板，将来铁路沿线要能达到这种程度，通车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看了这个样板就要有信心，一定能做到。”他的这些话使大家增加了植物固沙的信心。刘慎谔在几年调查中，对选择主要的固沙植物的蒿子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他说：“蒿子在这里我们把它当做‘草’。实际上它是非草非木。冬季时它的上部枯死，下半截却不死，但木质化程度不高，叫做半灌木。由于大气候不同，蒿子的种类也不同。在东北西部及小腾格里沙地东部有差不嘎蒿；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一直到甘肃河西走廊有油蒿和籽蒿。这几种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固沙。因此在固沙开始时期我们就需要它。籽蒿的枝条是直立的，我把它比做筷子，它不能覆盖地面，也很少积沙；而油蒿却能形成一个堆，枝条密而平铺，能够抓沙。所以在沙坡头固沙必须把蒿子配合进去，而且一定要用油蒿而不是籽蒿。但是在固沙方面蒿子只能起草的作用，还必须和灌木〔柠条、花棒等〕配合起来才行；而灌木也须要草本植物的帮助才能起到治沙的作用。如在科尔沁沙地小黄柳的根系虽然发达，但因为容易被风刮出来，所以也不能单独固定流沙，必须有蒿子配合护住沙面，小黄柳的根系就不容易被风暴露出来。所以必须草、灌结合才能达到治沙的目的，才能加快改造自然的速度。”
植物分类学
植物分类学科在20世纪初，都是外国人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来研究中国植物，所以有很多植物种都是由外国人来定名的。刘慎谔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事业，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潜心研究植物分类学。他大量采集植物标本，广泛收集有关研究中国植物的文献和图书资料，废寝忘食地刻苦钻研。有一次他在标本室里专心一意地看植物标本，竟忘记了下班时间，被锁在标本室里，一直到第二天上班时才出来。他在法国近十年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慎谔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研究范围较广，造诣较深，威望也较高，所以当时在植物学界被誉为“南胡北刘”（胡指胡先驌）。他在法国曾发表过锈菌和苔藓的论文，以后又发表过法国地衣的论文，还组织、研究了东北地区的食用菌和毒菌。在高等植物方面除组织编写地方植物志之外，在许多科、属，如蔷薇科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和曹新孙合译了1956年法文版的《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另外，他非常重视地方植物志和图志的出版工作，可以说他到一个地方，就抓一个地方的植物志工作。他编写了《黄山地区植物志要》 、 《昆明习见植物名录》等，并主编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 、 《东北木本植物图志》 、 《东北植物检索表》 、 《东北资源植物手册》 《东北药用植物志》和正在陆续出版的《东北草本植物志》等。这些著作为有关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农、林、牧、副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东北的许多植物是由北部的阿尔泰经西伯利亚移动到中国东北、朝鲜、日本和北美的。欧洲植物在漫长的移动过程中，有的植物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发生了变化而成为新种及种下分类单位。刘慎谔结合他多年来在欧洲和亚洲的考察经验和研究结果，列举了大量在中国各地区由于植物移动而发生变化的植物种。如在欧洲分布的欧洲赤松在东北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就成为樟子松，是在欧洲分布的本种的变种。
良师楷模
刘慎谔出身农村，一生非常简朴，平易近人。他耿直的性格和献身科学的事业心，使他毫无保留地、热情地培养青年人。他对青年人要求严格。青年人和他一起到野外考察，回来后必须提交考察报告和他所讲问题的记录。他热情地帮助年青人，如西北农学院闻洪汉教授回忆，他在1947年曾将一篇《渭河滩地植物社会构造之研究》寄请刘慎谔审阅。刘慎谔仔细看完以后，用毛笔写了长达10页有6000多字的回信。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国外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并给以热情的鼓励和指导，使闻洪汉非常感动，至今还念念不忘。他热心传播科学知识，除了专题讲座之外，还多次应邀到长春、哈尔滨、北京、武功、呼和浩特和兰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做“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和有关林业、地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学术报告。他热情地鼓励和帮助青年人钻研业务，常说：“搞科研要人迷，一天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在专题讲座中，每天开始讲课时，他总是把头一天所讲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的重复一遍，表现出他惊人的记忆力。在共同备课时，为了怕打断思路，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一再催促才吃点，放下饭碗就说“接着来”，有时累得气喘病犯了也不肯休息，总是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他对青年人殷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