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鄂豫皖
鄂豫皖·中国十大将军县
第一、湖北红安72人；第二、安徽金寨59人；第七、湖北大悟37人；第八、河南新县35人；第九、安徽六安34人  新县列宁小学（河南新县箭厂河）
鄂豫皖开国将帅录
共和国主席
  湖北大悟人、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  安徽金寨人、“六星上将”——洪学智董必武李先念  湖北团风人、开国元帅——林彪共和国元 帅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1人：徐向前
大将 10人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3人：王树声，徐海东（红25军），陈赓（先鄂豫皖苏区，后受伤后回上海治疗，伤愈后，去中央苏区）
上将 57人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13人：许世友，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朱良才，傅钟，李聚奎，陈再道，陈锡联，周纯全，洪学智，韩先楚（红25军），刘震（红25军）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17位上将中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有7位：洪学智（二次授予），刘华清，秦基伟，李德生，尤太忠，万海峰
中将 176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名
来自鄂豫皖苏区的44人：
徐立清 ，陶勇， 程世才 ，李天焕， 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欧阳毅， 詹才芳， 倪志亮，郑维山， 徐斌洲， 滕海清， 周希汉， 胡奇才， 刘昌毅， 秦基伟， 李成芳， 陈康，鲍先志， 周志坚， 张祖谅， 刘飞， 钱钧，张仁初， 杨国夫， 吴瑞林，孔庆德，徐深吉， 曾绍山，张天云， 吴先恩， 聂风智， 张贤约，范朝利， 皮定钧，陈庆先， 刘兴元， 陈先瑞（红25军）， 张池明（红25军），李耀（红25军）， 林维先（红28军）， 梁从学（红28军）[1]
共和国少将
丁世方、丁先国、卜万科、于侠、马忠全、马琮璜、王大华、王才贵、王凤梧、王世仁、王远芬、王诚汉、王政柱、王奎先、王海清、王德贵、毛和发、方子翼、方升普、尤太忠、方毅华、邓岳、邓少东、邓忠仁、甘思和、石志本、帅荣、叶泰清、叶建民、叶道友、卢燕秋、田厚义、冯仁恩、甯贤文、成少甫、吕清、吕仁礼、朱少华、朱玉学、朱致平、伍瑞卿、邬兰亭、刘何、刘少卿、刘华清、刘健挺、刘善福、刘福胜、刘德海、齐勇、江波、江鸿海、江腾蛟、关盛志、孙光、孙仪之、杜彪、严光、严家安、扶廷修、苏焕清、李发、李士怀、李少元、李长如、李书全、李世安、李世焱、李发应、李庆柳、李迎希、李国厚、李定灼、李铁砧、李家益、李德生、杨森、杨中行、杨以山、杨克武、杨明山、杨银声、杨植亭、肖永正、肖永银、肖全夫、肖志贤、肖选进、肖德明、吴杰、吴世安、吴永光、吴华夺、吴钊统、吴林焕、吴宗先、吴诚忠、吴振挺、吴瑞山、何光宇、何柱成、何辉燕、何德庆、馀积德、余明、余成斌、馀克勤、馀述生、馀品轩、馀嗣贵、邹国厚、闵学胜、闵鸿友、况玉纯、汪乃贵、汪少川、汪运祖、汪家道、宋文、宋治民、宋承志、宋维栻、张忠、张天恕、张汉丞、张吉厚、张百春、张行忠、张志勇、张希才、张国传、张宗胜、张宜爱、张树才、张贻祥、张培荣、张竭诚、张震东、张潮夫、陈宏、陈波、陈奇、陈祥、陈发洪、陈伯禄、陈明义、陈炎清、陈宜贵、陈美藻、陈鹤桥、林彬、林乃清、范朝福、罗应怀、罗厚福、金世柏、金绍山、周世忠、周发田、周时源、周纯麟、周明国、周学义、周浣白、郑本炎、郑国仲、官宗礼、胡大荣、胡正平、胡立声、胡立信、胡贤才、胡继成、胡鹏飞、查玉升、赵杰、赵俊、赵文进、赵正洪、赵炳伦、赵遵康、赵鹤亭、祝世凤、姚运良、贺健、秦光远、桂绍忠、桂绍彬、耿锡祥、袁彬、袁克服、徐光友、徐体山、徐其孝、徐其海、徐明德、徐国夫、徐绍华、殷国洪、高林、高立忠、高先贵、高志荣、高厚良、席舒民、唐哲明、涂锡道、涂学忠、陶国清、黄仁廷、黄立清、黄光霞、曹广化、曹思明、戚先初、常玉清、康烈功、韩卫民、韩东山、董志常、董洪国、喻新华、程明、程世清、程业棠、程启文、程悦长、程儒珍、傅绍甫、傅春早、鲁加汉、曾宪池、谢正荣、谢甫生、雷绍康、鲍启祥、詹大南、詹少联、詹化雨、蔡炳臣、廖政国、漆远渥、谭友夫、谭知耕、熊挺、熊作芳、熊应堂、黎原、黎锡福、颜东山、潘锋、潘焱、潘寿才、戴克林、戴克明、严智泽、郑勤、李南征、许援朝、邱型柏、范震  湖北红安人、原国家主席、一大代表—董必武江
  河南新县人、“忠孝勇将军”—许世友上将  湖北红安人、原国家主席—李先念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是由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联结而成的。
1927年革命失败后，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形势和全国形势一样，暂时处于低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大众，是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的。这时，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农村发动农民暴动，建立红色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争取全国胜利。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革命，挽救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会议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指出我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接着，他又受中央委托，与中共湖南省委一起，在实践上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带领起义部队走遍了罗霄山脉。经过比较，才发现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工农武装割据。于是，到1927年10月底确定进军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后就在这里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第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这就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出路，对鄂豫皖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已经讲到：“惟朱、毛在湘赣边界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同时，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并号召各根据地学习。1929年9月，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这就说明了井冈山革命对鄂豫皖地区的影响。
黄麻地区的共产党人曹学楷、徐朋人、戴季伦、王志仁、王秀松、戴克敏、陈定侯、郑位三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在大革命失败后，原地坚持斗争。他们的口号是“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1927年9月初，黄安县委派郑位三、陈定侯等去武汉找上级党，在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会见长江局的负责人罗亦农。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返回黄安组织暴动。郑位三等回来后，即与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吴先筹等一起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会议，讨论上级指示，决定发动黄、麻起义。不久，上级派来符向一、刘振一等到七里坪，根据上级指示，组成中共鄂东特委，建立黄麻暴动指挥部。于11月13日晚九时，三万农民自卫军和一、二十万革命群众，浩浩荡荡开往黄安，鸡叫攻城，14日拂晓破城而入。
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时，鄂东革命军也光荣诞生，这就标志着红色政权在鄂东北开始出现。但是，黄麻起义胜利后，没有注意深入发动四乡农民斗争，搞武装割据。12月5日，国民党军任应岐部，发动突然袭击，已经解放了的黄安县城，又得而复失。
黄安县城失陷后，12月11日，湖北省委及特委致信黄安县委，要求“尽可能立即召集附近各县农民代表大会，引起其革命的热烈情绪，并派人到各县宣传，使革命势力很快的发展，造成割据局面”。12日又致信黄安县委总结了黄安失败的原因，指出黄麻地区革命大的方面应是向四乡发展，组织农民暴动，反攻反动势力，很快造成割据局面。13日即通告各县区委：在鄂东要造成割据局面，以黄安为中心向麻城等处发展。这说明他们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已从黄麻起义的实践中，实际上体会到了在农村搞武装割据的重要性。
黄麻起义后建立起来的鄂东革命军，于1927年12月下旬转移到木兰山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他们采取“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战术，开展游击战争。木兰山地形虽好，但山上多庙宇，群众聚居山下，敌人来了，革命军即向山下转移，敌人走了，再回山上来，革命军在敌人频繁袭击的情况下很难站稳脚跟。
1928年春，侵占黄麻的敌十八军与十二军发生冲突，十二军撤回河南。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趁机返回黄麻老区。老区群众高兴地说：“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后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七军转战鄂豫边界，很快便发现柴山保区是搞武装割据的好地方。那里与七里、紫云两区毗连，与乘马相近，人民生活痛苦，受革命影响较深，迫切要求革命；地处鄂豫两省黄麻光三县交界，反动统治薄弱，红军可以利用军阀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工农革命军在这一带人地两熟，可以得到地方党和群众的有力支援；加之，崇山峻岭，地势险要，物产丰富，便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于是，七军决定开辟柴山保区的革命工作，迅速造成鄂豫边武装割据，作为革命的立足点。1928年5月，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光浩、吴焕先、郑位三等，先后进到柴山保活动。7月下旬，七军即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由于他们纪律严明，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群众感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1928年12月，中央巡视员曹壮父向中央报告黄安近况，提议建立鄂豫皖特委。中央复信说：黄安县委侨居光山，是“寨子主义”，“大概也是想仿效过去湘赣鄂边特委的例。如果是这样，中央是不同意的。”1929年九月，鄂东北特委委员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鄂东特委接到中央来信说三省政治情形不同，不能合组的理由，遂作罢了。但是企图造成这条山脉的横线的军事割据还是在继续努力的。”
继黄麻起义后，1929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商城南部“立夏节”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开辟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1月，组成鄂豫边特委。12月25日，解放商城县城。27日，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成立，鄂东北和豫东南首先联成了一片。
皖西的六安、霍山，与鄂东北、豫东南接壤。“八七会议”后，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把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划为第一起义区，并以六安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11月7日从独山镇起义开始，到1930年2月1日解放了霍山县城，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逐渐形成了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0年，鄂豫皖边已经形成三块赤色区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开辟鄂豫皖割据局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据郭述申回忆：1930年2月下旬，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等，在上海向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汇报了商城起义后鄂豫皖边的革命形势，再次提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建议。不久，中央发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指示。1930年3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特委在箭河正式成立，郭述申任书记。3月18日，三区红军合编为红一军。从此，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块根据地与三支工农武装，便开始统一成为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上述情况说明，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是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这个地区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井冈山红旗和全国革命形势影响的结果。
  忠孝勇将军——许世友之墓（河南新县田铺）  六星上将——洪学智之墓（安徽金寨梅山）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发展的历史阶段
科学地划分历史阶段，对于编纂地方党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五个阶段：(1)从黄麻起义到鄂豫皖特委成立；(2)鄂豫皖特委成立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3)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到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西去；(4)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到红二十五军长征；(5)红二十五军长征至抗日战争开始。如更集中一点，也可以分成以下三个大阶段：
第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阶段(1927·10—1930·3)：
如前所述，一九二七年十月，鄂东特委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发动了黄麻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解放了黄安县城。不久黄麻起义胜利后组成的鄂东革命军，由于黄安失守，剩下七十二人上木兰山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一九二八年春，第七军返回黄麻老区。同年五月，即进入柴山保开辟工作，得到很快发展。到一九三○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成立时，三支红军，已有二千一百余人。这就标志着鄂豫皖工农武装割据已经形成。
第二是比较顺利的发展阶段(1930·3—1932·6)
鄂豫皖特委一成立，就是在“六大”精神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方向、路线，基本正确，这是根据地发展比较顺利的一段。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央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中说：“鄂豫皖三省边境，东以安徽的六霍、潜山一带与皖省红色区域相接，西以鄂北的应山、枣阳一带与鄂西、豫西南阳、襄樊区域相接，南以黄梅、广济一带与鄂东南以及赣东北红色区域相接。你们这一区域……有便于红军改编与训练的条件，有武器、给养的来源，尤其是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前途。这完全合于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因此，中央特将此区域划分为六大根据地之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工作，并指定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五月，撤销了鄂豫皖特委，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在鄂豫皖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他们认为立三错误是左倾掩盖下的右倾。他们反对立三错误，不纠其左，反当右来反，实际上他们比立三更“左”。张国焘一九三一年四月来到鄂豫皖苏区，九月份就在光山县的白雀园开始“大肃反”，通过逼供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杀害了不少这个地区的创始人和好同志。诸如许继慎、曹学楷、周维炯、姜锦堂、熊受暄、戴克敏、陈琪、肖方、王秀松、徐朋人等四百多位党政军领导骨干和坚强的革命战士，都被杀于白雀园的东河坡!一九三二年一月，担任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在彭杨学校做的所谓《鄂豫皖苏区肃反的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曾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这一千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中，大半是地主、富农、流氓地痞、青红帮国民党侦探、黄埔学生、哗变俘虏士兵及开除的CP、CY分子。这一千里面有七百多个共产党员……”。实际上整个大肃反中被杀害的人数是很多的，恶果也很大。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次肃反，共逮捕六百多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上被肃的只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其他徒刑者约百人。这全是骗人的鬼话。张国焘在鄂豫皖大肃反中是有其不可告人的野心的。他主要是用肃反这把刀子，排除异己。
由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位重要，国民党蒋介石也特别仇恨它。在鄂豫边区时期，就曾经过“罗(霖)、李(克邦)会剿”，刘峙组织的“鄂豫会剿”和“徐(源泉)、夏(斗寅)会剿”等。鄂豫皖特委成立后，一九三○年冬开始，又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围剿”。第一次“围剿”时，国民党武汉行营专设了“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指挥；一九三一年三月，第二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下令限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一九三一年秋，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但是，这三次“围剿”都被我们粉碎了，而且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带来了鄂豫皖苏区的猛烈发展，那时的鄂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南段，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主力红军壮大到四万五千余人。解放了黄安、商城、英山、霍邱四座县城，建立起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政权。
为什么在错误路线统治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根据地还会猛烈发展呢?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应取分析态度，简单地肯定一切，或者简单地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我们党领导这个地区的广大军民，开展了武装斗争，进行了土地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人民身上的反动统治，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从而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开始就能比较顺利的发展，以及后来在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开始，还能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鄂豫皖领导机关中也有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中，真正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只是张国焘等极少数人。就连和张国焘最接近的沈泽民和陈昌浩在某些问题上也和张国焘有矛盾和分岐。其他如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郭述申等许多人都是坚持正确路线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张国焘的错误做法也不是畅行无阻的。例如，一九三一年七月红四军南下黄梅、广济，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就是对张国焘的明显抵制。就连错误的大肃反政策，也因遭到强烈的反对一度有所收敛。据郑位三同志一九七四年回忆：一九三一年，红安五区农民起来反对张国焘的大肃反，赤卫队缴了保卫总局的枪。全区五万多人动员起来，准备和张国焘打仗。他们的口号是：“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
其次，是根据地广大红军和群众都是坚持革命的。他们虽说对“左”倾的领导非常气愤，但是，敌人来了，却能顾全大局，一致对敌，英勇战斗。黄安三区就是一个典型，当时人们称它是“小莫斯科”。这个区人口不过三万人，各乡游击队加起来仅有四百条枪。然而，群众觉悟高、组织的好，敌人从南边来，他们很快跑到了北边，很少有被敌人杀害的。他们说：“娘的，你烧老子的房屋，烧不了老子的土地，再有一个好年成，我们还住新房子。”
中央分局成立的时候，正是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的时候。宣化店南陈家河的赤卫队员缴获敌机一架，发动群众组织搬运队运到新集，改为“列宁号”，还设立航空局，参加了反“围剿”的战斗。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苏家埠战役，红军激战四十天，歼敌三万余，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这是一次成功的围城打援，取得全胜的典型战例。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即使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不是一切都错了。正如我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我们对当时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也应当这样看待他们。
第三是根据地严重困难和三年游击战争阶段(1932·6—1937·9)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估计形势，把国民党的军队看成了“偏师”。当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到来的时候，张国焘便不顾红军战士的疲劳和盛暑天气的炎热，命令部队不停顿地进攻，仓忙应战。结果，数战不利，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从此，鄂豫皖工农武装割据便进入严重困难的发展阶段。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离开了根据地，但是，鄂豫皖省委和政权机构还存在。沈泽民、徐宝珊、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成仿吾、郑位三、徐海东、戴季英等，都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斗争。一九三三年一月，郭家河一战，全歼马腾蛟两个团。二月中旬，在九龙缠顶一仗，又歼敌万耀煌一个师。英勇顽强地保卫了鄂豫皖红色根据地。
在这个困难时期，根据地出现了三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敌人疯狂摧残革命根据地；二是根据地人民被迫跑反，耕地几乎全部荒芜；三是红军靠打粮吃饭，经常饿着肚子打仗。鄂豫皖根据地曾一度缩得很小。皖西苏区只剩下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又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七里坪又被敌侵入。我红二十五军在包围七里坪的战斗中，靠群众每天送稀饭，坚持了一个月，终因战士体力不支，不得不放弃对七里坪的包围。
敌人对根据地的摧残是非常凶狠的。据光山中部苏区六十五个乡统计，被敌人摧毁二十九个乡，杀害干群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烧房一万二千三百多间，全家杀绝的二百多户，烧光村子四百多个，一千多人下落不明。摧毁较轻的三十六个乡，也有九百多人被杀或被关，三千八百多间房屋被烧，一百四十多户被杀绝。中央交通员刘士杰，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间，在鄂豫皖苏区停留几个月，曾将自己所见所闻向中央写了三次报告，其中一段话就描述了当时鄂豫皖地区的困难情景：“苏区内房屋，自国民党十月间实行五次围剿大进攻以后，全苏区内的房屋完全被匪烧个干净。群众大半被匪虏到白区里去了。剩下的最多不过三分之一。耕牛差不多快被匪拉完了，群众的粮食完全被匪抢去了，甚至于群众埋在地下的谷完全被匪挖去了。群众很早就没有粮食吃了，完全靠跟着游击队打粮回来吃饭。现在群众完全吃野菜及树头叶子，群众现在已经有饿死的现象。但今年的春耕及去年的秋种都不到万分之一。现在的苏维埃各机关及红军完全都是靠打粮吃饭。所以有几次红军比较容(易)消灭匪的势力，因为没有粮食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去打粮了。”
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摧残所吓倒。他们为了保卫红色的土地，忍受了极大的牺牲和痛苦，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咬紧牙关，继续战斗，发扬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敢，决心把大别山的红旗扛到底!正象当时根据地的群众所说的那样：“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四年九月，程子华带着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来到鄂豫皖，领导红军进行了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从此，鄂豫皖地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三年游击战争，是鄂豫皖根据地极其艰难的最后一个时期。鄂豫皖人民为保卫红色土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三四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以为鄂豫皖的红军走光了，便用十余万人的正规部队，配合各种地方反动武装，对这个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他们采取“三光政策”，一次又一次的大“清剿”，疯狂地残杀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甚至在我们的部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往井水里放毒，在馒头里放炸药，妄图扑灭我留在大别山的革命火种。
当时，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党又重建起来红二十八军和逐步恢复发展起来的便衣队。他们在鄂豫皖边界机动灵活地跳到外线，分散兵力，搞游击战，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地与敌人周旋三年。他们不仅未被敌人消灭，反而在战略战术上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清剿”、“围剿”、“追剿”、“堵剿”和“驻剿”，终于保住了鄂豫皖苏区，坚持了大别山红旗不倒，还保存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红军二十八军，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编入新四军。
象鄂豫皖苏区党、人民和军队的这种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新长征中，尤其需要这样坚强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