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事不再罚
“一事”
对于什么是“一事”，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认识，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违法行为说。该说虽然表述上各有千秋，但旨趣大致雷同，它的基本思想是：一事不再罚中的“一事”是指，“个人或组织的某一违法行为”；“相对人的某一违法行为”；相对人的一个违法事实。在《行政处罚法》起*过程中，曾有方案考虑在总则中规定“一事不再罚”为行政处罚的一般原则，并表述为“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行政机关  一事不再罚不得根据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这一方案尽管在正式立法中没有完全体现，但对“一事”作“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的界定却得以传承。违法行为说的最大缺憾是，“同一（个）违法行为”仍然是一个必须进一步界定的词组。 
针对违法行为说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一些学者试着寻求更为明确的界说。《行政处罚法》制定前，不少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罚”是指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多个法律规范时，有关处罚主体只能依据其中一个法律规范，对违法相对人施以一次处罚。由于操作上的难度，部分学者进行了修正。有曰，所谓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个人、组织的某一违反同一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行政机关不得再行处罚。有曰，一事不再罚是指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它包含两项要求：一是已受处罚的某一违法行为不能以同样的事实、理由、依同样的法律规范再受处罚；二是同一个应受处罚的行为不能由几个行政机关分别依同一条法律规范进行处罚。这类观点可通括称为违反法规范说。?
同样是针对违法行为说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另一些学者试图在理论层次上定义“一事”。有的学者认为，“相对人只符合一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是“一事”；有的学者认为，受处罚人的行为只要符合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在法律上可以确认已存在一个行政违法行为。这里的“同一行政违法行为”不是事实性的，而是法律性的。有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以上处罚。这里的同一事实是指同一违法行为，即从其构成要件上只符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综合概括，我们可以把此类观点称为构成要件说。?
把“一事”界定为“同一个违法行为”有同义反复的嫌疑，且缺乏可操作性；把“一事”界定为“相对人的某一违反同一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缺乏原理性，且容易引起误解。比较而言，构成要件说虽然相对抽象，但原理性强，能够真正在理论上界定一事，从而指导实践。可惜的是，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大多只作简单定义，至于何为具体的构成要件，基本上语焉不详。在违法行为数量的判断上，笔者主张以构成要件为标准，即能充分满足一次构成要件的事实就是一事（一个违法行为），能充分满足两次（或两个）构成要件的事实为二事，以此类推。构成要件说以一种综合的姿态解决一事与多事的区分标准，相比于以行为，或以违反法规范等单一或局部的现象为标准的学说更具有科学性。?
构成要件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以下简称为违法构成要件）。对此，中国立法上没有作出统一规定，理论界更是众说纷纭。早期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违法构成要件应类同于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违法行为主体、违法行为客体、违法行为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1992年，有学者通过对截止1991年底有效的共223件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行政处罚内容进行总结认为：行为的违法性是违法构成要件的普遍和基本属性；主观过错通常不是受处罚行为的必备条件；违法行为的情节和后果在确定应受处罚方面只有较小的意义；行为人必须同时具备行为违法、主观过错和危害后果才受处罚是极端例子。据此有人得出违法构成要件的三项标准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该行为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主体实施的；该行为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受行政处罚制裁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判断是否构成违法行为必须依照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具体规定，它们中有的规定是一个要件，有的规定是两个要件，有的规定三个或四个要件。 
还有学者认为，违法构成要件只需具备主体条件和客观条件即可，社会危害性、应受处罚性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特征，而不是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在一般法学上，为使一定的法律效果发生而将法律上所必要的事实条件的总体，称为“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在行政法学上，违法构成要件同样也是一种类型化的观念形象，是一种法律上的概念。鉴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在现代主流法学观念上倾向于“量”之差别而非“质”的不同，又鉴于立法未对违法构成要件作统一规定，但各具体法律中又有具体的要求，违法构成要件应与犯罪构成要件相似。其中，违法构成必要要件有四，一是相对人有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作为或不作为；二是相对人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三是相对人是指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受处罚责任能力，实施违法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四是相对人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基于过错产生。违法构成选择要件，主要包括违法行为的目的、动机、时间、地点、方法与手段、工具、对象、结果、情节、频率等。这些要件是在违法构成必要要件之外，构成某项具体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还应具备的其他主、客观条件。这些要件由具体法律直接或间接加以规定，它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是在特定案件中起要件作用，所以是对必要要件的补充。相对而言，违法构成必要要件却是所有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均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
能否再罚
一事能否再罚？对此最便捷的回答是查找法律规定。目前能够直接找到的总则性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24条关于“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从字面上分析，该条内容不能理解为立法确立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行政处罚法在起*过程中，曾在总则  一事不再罚部分规定了“一事不再罚原则”，试图将该原则作为行政处罚的一般原则。其表述是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得根据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后由于对这一原则的具体含义存在较大争议，又由于对“一事不再罚”能否成为基本原则意见不一，外加实践中存在的重复处罚主要是罚款，立法者坚持新制度起步宁低忽高，所以条文出现了现在的“一事不再罚款”适用规则。 
在行政处罚中应该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通常理由是：一事不能再罚的“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比较深远的理由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源于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法院实行一审终审制，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它指对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不得再行起诉和处理。这个原则普遍适用于民事案件的审判，同时也适用于刑事案件。民事诉讼实行此原则意在防止法院对同一案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刑事案件实行此原则则为防止同一犯罪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定罪并给予刑事制裁。具有类似见解的学说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源自刑事诉讼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涉及所谓的诉讼基本权。刑诉上的一事不再理要求法院判决具有确定力后，将不容许对同一行为再进行新的刑事程序。从实体上说，此可避免个人受国家多次处罚，基本权利得已保障；从程序上说，此具有阻断效力，可保护被告免于再一次成为其他刑事程序之标的。
一事不再罚与一事不再理在概念和内涵上非常类似，所以两者成立的理由可以通用。的确，起源于罗马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刑诉法领域已经成为现代各国普遍确立的刑事审判基本原则，甚至这项原则在很多国家还有宪法基础。 《德国基本法》第103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同一行为，受到普通刑法多次之刑罚。” 《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但是，古罗马司法领域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并不意味现代行政处罚领域必须建立一事不再罚原则；刑诉领域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也不意味着与此性质类似的行政处罚程序中必须存在相同原则；即使有学者作广义的解释，德、美等国用宪法确立刑事上的“一事不再理”并不等于这一规定可以延伸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何况，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而刑事审判与行政处罚在决定主体、制裁类型、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所以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成立与否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
从法理上说，一事不再罚存在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行政法生活安定的需要。实体正义的实现固然是行政处罚的价值之一，但此价值并不是绝对的首位价值。为了在实体上对违法相对人进行相当的制裁而不断开启处罚程序必然导致民众对法行为可预测性的丧失，导致行政法安定生活的恐惧，导致公众丧失对国家决定权威的尊重和服从，所以，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及时终结程序方面存在非常积极的意义。第二，对价和比例的要求。基于公民人格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发展，相对人基于违法的行为已受国家处罚相当于个人为自身错误已经付出代价，从对价原理和平衡功能出发，国家不应再次启动处罚程序，否则个人必成为国家权力鱼肉的客体，现代法治推崇的人权必遭至蹂躏。第三，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的需要。诚实信用原为私法领域的一项道德性准则，它以多数人主观形成的客观善意为基准，在当事人利益不均衡时发挥衡平作用。
上述论证虽找不到直接的法律根据，但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一事不再罚款的适用规则等规定都从各自角度体现了一事不再罚的精神。再寻当时的立法争议，有学者总结：“一事不再罚是否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经再三研究，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作法律规定要特别慎重，搞不好会影响行政管理效能。现行体制下简单规定一事不再罚的条件不成熟，这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考虑的问题。
运作机理
在学理上，部分学者拒绝认同“相对人只符合一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为一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一事不再罚担心这样的界定会使在马路中间卖猪肉的老太太受到“多方处罚”；象制造、运输、贩卖假冒伪劣商品者，容易遭致分段制裁等。其实，无论从法理，还是法律规范方面判断，一事与一次处罚并不成简单的等于关系，其具体情形可从事数形态与法条竞合两方面予以考察。
事数形态及处罚运作规则根据构成要件理论，典型一事与多事的区别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实践中存在着既非典型一事，又非典型多事，但根据立法规定、立法精神、行政认定仍应被作为一事对待的形态。对此类形态的正确认识和确认将直接关系到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的合理性。
以性质及处理对策为标准，上述非典型数事可分为三类，即单纯一事、法定一事和处断一事。
1.单纯一事。单纯一事并不单纯，其本质含义是，实质上只有符合一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因该行为的某些特性，易被误认为多事。持续违法是单纯一事的典型形态。
2.法定一事。指本来符合数个违法构成要件的多事，因某种特别的原因，法律却将其规定为一事的形态。连续违法是法定一事的典型形态。
3.处断一事。实为多事，但在处罚上却以一事对待。牵连违法就是处断上一事的典型形态之一。
法条竞合及处罚运作规则除事数形态外，法条竞合是容易引起一事能否再罚问题的另一个难点。
法条竞合的本质是法律所规定的违法构成要件的竞合。它的特征是：相对人只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一  一事不再罚事）；但因法律错综复杂的规定，出现触犯数个违法行为（多事）的状态；数违法行为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存在交叉、从属的逻辑关系。
与事数形态不同，法条竞合只存在一个违法行为。但象持续违法、牵连违法、连续违法等事数形态却均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违法行为，只是定性或处罚时作为一事处理。
管辖冲突及处罚运作规则在理论上，行政管辖是指行政主体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方面的权限分工.《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管辖问题实际上只规定了一个基本原则（第20条、第21条）。由于行政处罚的规范对象之间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上较诉讼法的规范对象显著，外加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职能纷繁复杂，所以因行政管辖引起的再罚极易发生，所以，有必要研究管辖冲突及其解决规则。
通常，法学理论都把管辖分为事务（职能）、地域和层级（级别）管辖三类。解决管辖冲突也应该从这三方面着手。
事务管辖是指拥有不同行政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对此，《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法第16条规定“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至于具体行政机关享有何种行政职权需仰仗具体法律的规定。如果遇到对某一违法行为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均有管辖权时，应首先考虑是否构成前述事数形态或法条竞合的情形，并运用相应规则处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