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川东起义
简介
Chuandong Qiyi
川东起义
Eastern Sichuan Uprising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川省东部三次起义的统称。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为贯彻中共中央委员会“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斗争方针，从1927年起在川东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准备武装起义。1929年4月27日，在川东党组织领导下，城口,万源、宣汉和梁山（今梁平）、开江等县工人、农民，在万源县固军坝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红军川东游击军第 1路，李家俊、雷玉书任正、副司令，共300余人。此后，第1路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 3月，建立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游击军第 1路先后粉碎了军阀刘存厚部的两次围攻，得到较大发展，活动范围扩大到城口、万源、宣汉、开江等县的边界地区。5月，游击军第1路在国民党军进攻下遭到失败。1930年春，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李鸣珂在涪陵县发动国民党第20军两个连举行起义，组成川东游击军第2路,原连长赵启明任司令，李鸣珂任前委书记。接  着，游击军第 2路转到丰都、石柱县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后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伏击而失败。7月下旬,梁山县农民起义组成的游击队与当地共产党组织掌握的两支农民武装合编，在忠县黄钦坝成立川东游击军第 3路，李光华、王维舟任正、副司令，共1000余人。8月初，游击军第3路奉命向武汉前进，进至石柱县境被军阀刘湘部打散，一部撤至梁山、达县交界地区分散坚持斗争。1931年夏，川东游击军重新组成，王维舟任总指挥，辖3个支队。随后,在梁山、宣汉、达县等县内建立了数块根据地。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游击军主动袭击军阀部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3年10月，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游击军在宣汉改编为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川东起义组成的游击军，在当地坚持了艰苦、曲折的斗争，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的壮大，作出了贡献。川东游击军的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王维舟被党组织派回川东家乡，发动农民运动。　　1929年4月，王维舟、李家俊、唐伯壮等共产党员将活动于万源县固军坝、白洋庙、铁矿坝和宣汉县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自卫武装组建成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游击队，由李家俊任司令员。游击队在城口、万源、达县、宣汉边境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军阀部队，消灭反动团练，惩办土豪劣绅，破仓分粮，使革命之火很快成燎原之势，同年7月，建立了方圆150余华里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伍扩大到2000余人，李家俊将其改称“城万红军”。　　1930年6月，“城万红军”在军阀刘存厚的重兵围剿下失败，唐伯壮、李家俊先后牺牲。第一次起义失败后，王维舟根据省委指示，又在开江县的任市、广福和梁山县的虎城、太平一带组建游击队，发动第二次起义。　　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执行“立三左倾路线”，决定将广福、虎城、太平、龙沙和达县南岳场等地的农民武装调到忠县黄饮坝，组成川东游击纵队总指挥李光华，副总指挥王维舟。川东游击纵队成立后，随即接到省委命令：东进湖北，围攻武汉，饮马长江。　　8月中旬，游击纵队东进到石柱县西罗坪时，被军阀陈兰亭部队和地方民团围攻，李光华被俘遇害，王维舟率余部几十人回到达县、宣汉山区。1931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会议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总指挥，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会后，王维舟返回川东，在宣汉大山坪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对敌斗争的灵活策略和方针，决定立即将各地游击武装组建为川东游击军，下辖3个支队。蔡奎领导的1支队和乔典丰领导的2支队，在对敌斗争中先后失败。王维舟领导的第3支队，以宣汉大山坪为中心，在城口、宣汉、达县、万源交界山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多次打败敌人围剿。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0月，川东游击军在宣达战役中与红军胜利会师，被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一万名游击队员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川东地下党在重庆解放中的作用
1948年川东地下党发生了因《挺进报》被敌人破坏和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的事件，造成川东地下党的重大损失。邓照明、肖泽宽等同志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立即主动清理组织，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也都积极地清理自己所属组织，寻找上级关系，并陆续与邓、肖取得联系。12月，邓照明到香港与南方局负责西南工作的钱瑛同志取得联系，并根据指示于1949年初成立了川东特委，川东地下党再一次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系统。川东特委成立后，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做好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对西南发起了进攻，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党中央还提出必须兼用政治方式，以分化瓦解敌人，加快解放进程。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在进军西南时，向西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1949年10月，解放军攻占广州，国民党中央政府逃到重庆，妄图割据西南。11月，蒋介石再飞重庆，亲自指挥防守川东和重庆的战事，并下令给保密局长毛人凤：一旦重庆不保，立即炸毁兵工厂和重要电力设备，并屠杀关押的政治犯。    在川东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后到重庆解放的一年多时间里，川东地下党不但迅速清理好组织，并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布署，调整了工作重点，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程。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领导工人、学生护厂护校，积极营救被囚禁的革命者，为配合解放军进入重庆和顺利接管重庆作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为重庆的解放和保护好重庆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组织准备    从1949年初开始，川东地下党的部分干部被陆续调到香港学习，4月、5月，川东特委负责人肖泽宽、邓照明分别奉命赴香港学习，后转入解放区。川东地区工作，由刘兆丰、卢光特、李治平、李培根负责。根据中央“不打大招牌，避免目标显著，容易暴露”的指示，在重庆市内川东特委以下没有建立重庆市委，市以下也没有建立区委，而是根据工作需要，分别设立若干特支和领导小组，如工运、学运、妇运、统战、宣传工作组等，为了加强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还成立了一个中小学特支。    这一时期，为了防止出现新的问题，对于发展党员控制得比较严格，而是建立了“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谊社”、“重庆青年学生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平行的地下外围组织，到解放时，各外围组织成员约千余人，这些组织在各项斗争中，特别是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2月，重庆爆发了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运动首先从大学师生罢教罢课开始，接着各校陆续加入，要求增加工资。3月17日，4000余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运动逐渐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4月1日，南京发生了屠杀学生事件，重庆学生进一步掀起了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并决定于4月21日举行全市抗议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后，准备镇压游行群众，地下党组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通过学生中的党员作工作，改为分区游行或在校内游行。同时动员上层统战力量，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制止敌人的暴行。通过“四·二一”运动，在群众中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动员了群众，运动结束后群众在运动中迸发出来的积极性被引导到迎接解放保护城市的工作中。各大中学以党支部或是党的外围组织为核心，建立了护校组织，在临近解放时，日夜站岗，保护学校，使得重庆的各大专院校都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    川东特委重新恢复了《挺进报》的发行，并总结前期《挺进报》的经验教训，刊头名称不固定，版面不固定，通过各个系统的组织分别发行。登载学习资料和党的文件，还有根据中央政策结合后方情况的指导性文章。重庆即将解放前夕刊登了专论，要求地下党员戒骄戒躁，做好解放后的思想准备，不以功臣自居，不争名，不争利，处理好和外来干部的关系，学会管理城市的新本领等。    川东地下党部分干部进入解放区随部队到武汉后，由钱瑛主持，对四川地下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川东党的干部肖泽宽、邓照明、黄友凡、李家庆、江伯言、赵隆侃等参加。除了对1947年以来川东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外，钱瑛还指出：川东地下党目前的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江伯言《传达钱瑛同志对保护城市配合接管迎接解放指示的一点回忆》）组织群众保护城市，主要是保护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仓库等，不能让敌人破坏；接管城市的方针是原封不动，保护好档案财产，将来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配合接管，抓紧了解情况，包括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情况及经济情况；搞好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对反动派党政军人员要反复宣传政策，给他们出路；保存力量，停止武装起义，对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停止发展党的组织，切忌暴露；解放军进城后，党员要向组织部门报到，听候安排。
为了总结工作和部署下一步工作，7月，川东党在重庆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负责人会议，除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外，还吸收了蒋仁风和熊扬参加。这次会议主要回顾了前阶段的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组织调整和宣传教育工作，讨论营救关押在军统集中营战友的办法，决定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布置调查研究和护厂、护校、护城和抗丁、抗粮、抗税等工作。为了适应新的任务，对各地区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川南一工委下又成立了江津、荣昌、泸州、江（安）长（宁）、古蔺五个中心县委。川南二工委下设綦江南川、涪陵、丰都三个中心县委。上、下川东地区，成立了万县、长寿、铜梁三个中心县委和合川县工委。此外，达县、渠县、营山、岳池、武胜及合川、广安的一部分地区，由专人分工负责。    这些组织一直延续到这些地区解放以后，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并协助解放军消灭残匪，配合人民政府接管等工作。    二、营救被关押的革命者    越是临近全国解放，敌人越是疯狂，川东地下党同志更是惦记关押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难友的安全。1949年经川东地下党林向北负责组织过三次打入敌军的活动。1949年夏秋，派廖亚彬、傅正华、周德全到驻唐家沱的79师当兵，后因该部队开进方向与我方目的不合，主动撤离。交警一旅驻扎在歌乐山下军统集中营内，队长陈昌曾参加过南昌起义，通过他的关系，党组织派曹志固等去协助陈的工作，并准备以党员逐渐取代事务长、分队长等职，后因敌人内部争权夺利，陈昌的职位被挤掉，其余党员主动转移。9月，川东地下党组织又派了张平和、杜文举、陈力洪三个党员，再次打入交警一旅当兵，以便摸清渣滓洞的外围警卫情况。川东特委指示他们，必须摸清集中营兵力部署、营房驻地、军事设施、哨卡等情况。不久，他们送出来一张地图，标明了从歌乐山、童家桥、24兵工厂到白公馆、渣滓洞的线路和沿途的警戒线，同时又注明了内部的警戒线、岗亭、哨所和军械仓库、营房住地、兵力布置等。此外，党组织还试图通过用金条赎人的办法救出一些战友。可惜的是，在两项营救工作正紧张进行准备时，敌人在11月27日进行了大屠杀，营救未能成功。但他们所掌握的敌情在解放后的镇反中仍发挥了作用。    三、保护兵工厂和重要电力设施    蒋介石的几个老兵工厂，多在抗战时期迁到重庆，重庆是他们的兵工基地，重庆解放前他们一定会对兵工厂进行破坏。到10月下旬，有的工厂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川东特委针对群众的情绪，及时在工人中提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的号召，收到较好效果。11月初，成立了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的护厂领导小组。11月28日，敌人派交通警备旅包围了21兵工厂，强行运进数百包炸药，放在发电所和工具所、步枪所等地，同时敌人又封锁了嘉陵江面，全厂戒严，扼守各交通要道。交警刚撤离，工人群众就开始拆除炸药，工具、步枪两所尚未引爆就拆完了。万东康在敌人围厂准备爆破时，他担任机修所看守，敌人令他离开，他坚持不走，令他抬炸药，又毅然拒绝，被特务打成重伤，英勇牺牲。29兵工厂党员刘家彝以厂“应变委员会”委员身份，积极推动各分厂成立了护厂队，一所发电厂负责人简国治除组织了护厂队外，还组织人员在发电厂周围架设了电网，防范敌人破坏。11月28日下午，国民党国防部派驻大渡口爆破指挥官陈海初进厂，要求全厂立即停产，所有员工一律离厂回家。29日晚，敌人运来两木船炸药，安放在工厂重要部位。30日凌晨，工人纷纷自动跑回厂，简国治等人发现车间重要部位都装了炸药，并接上了雷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简国治动员大家：不要怕，搬走炸药就无危险了。在简的带动下，工人们立即投入紧张地搬运炸药的战斗。大家排成长龙，争分夺秒地把一箱箱炸药传运到距离厂房较远的空地上，简国治等技术人员则在炸药堆里寻找引爆器。搬完了锅炉房的炸药，大家正在搬发电机房的炸药时，突然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了，正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炸药的刘家彝、简国治、古传贤等17名同志壮烈牺牲。    大溪沟电厂是重庆当时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一旦被炸，大半个重庆城将陷入黑暗之中，还会给附近的市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在地下党的引导下，通过厂里的老工人杨如坤向职工宣传党的政策和即将解放的消息，安定了职工情绪，并发动职工保护电厂，渡过难关。电厂职工在厂区要害部位围墙上安了电网，大门口堆放了许多砂包，又在锅炉房顶架了一部重机枪，并将50支步枪分发给护厂纠查队员，武装护厂。11月29日下午，特务、军警闯入厂区，准备实施爆破，工人设法拖延时间到天黑以后，武装护厂队员将枪口从四面八方对准敌人，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轻举妄动，狼狈逃走，工厂未受一丝一毫损失，护厂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除了发动群众武装护厂以外，地下党组织还根据掌握的情况，分别与其它兵工厂、电厂的厂长联系，动员他们护厂立功。护厂斗争保全了重庆市的大部分兵工厂和重要的电力设施，解放后，经过及时抢修，各工厂很快正常运转起来，使敌人的“重庆市三年无法生产”的阴谋破产。    四、统战和策反工作    统战工作早在抗战时期，在周总理和南方局领导下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党员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在参议会中活动，逐步壮大了势力，在抵制极端反动分子周懋植充当参议长；策动参议会上层人物制止镇压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利用“九·二”火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征兵，以揭露其假和谈的骗局等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在其它中小城市，也争取到一批人的支持，如荣昌县参议会议长余际唐、江津县议长夏仲实、綦江县参议会吴举宜、丰都县戴问渠、南川县周游等都通过当地党组织的工作后，改变了立场，转向同情革命，并为革命工作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1949年10月，曹德渊、高允斌、张晓云、邹隐樵、汪克明等几人通过地下党朋友与蒋仁风取得了联系，曹德渊在二战时入过党后脱党，此后混迹于文化界，活动能力强，为人较正派，有一定号召力。高允斌是《商务日报》总经理，依靠康泽的关系挤进了重庆政治、文化、工商界上层，在军、政、三青团、袍哥、工商界都有相当地位。通过高允斌，蒋仁风又分别与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市商会会长蔡鹤年、柯尧放等人见面，做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地下党领导。蒋仁风同意他们组成一个实际的联络中心“迎接解放筹备小组”，不挂牌、不集会，以个别方式联络，对外则用参议会的名义。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对保护水电、筹集生活物资、控制交通工具方面均进行了分工。    11月，蒋军嫡系在渝主力调前线迅速被击溃，杨森对重庆城市的存毁可以起重大作用，特务死党极欲拉杨森承担破坏重庆的工作，毛人凤、徐远举说：“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把（破坏重庆的）责任放在杨森身上，一切就好办多了。”（据卢光特《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重庆地下党的策反工作纪事》）但与川东地下党有联系的杨森秘书反映，杨森对破坏重庆不甚积极，似有争取的可能。 川东地下党通过鲜英与工商界分别做杨森的工作。鲜英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得知川东地下党的计划后，愿意冒险一试，他通过关系与杨森打通了关系，得知杨的矛盾心理，便通过可靠关系径直转告杨森，党的基本条件是：不破坏重庆市；保护政治犯；率部起义；活捉蒋介石。鲜、杨见面时，杨森表示：国民党败势已成，但他身不由已，且对共产党有疑虑，只保证不破坏重庆市区，和在他走后由喻孟群、杨汉烈率部起义，其余婉言推却。在此之前，市参议会长范众渠即与杨森商议过市区安全问题。杨默认范出来维持秩序，迎接解放，他表示不烧重庆，也不勒索，但要美丰银行付他十万银元，经过做工作，实付三万。对杨森的工作，为保全重庆赢得了时间。    贵阳解放后，原警卫重庆市区的蒋军，调南岸前线设防，城内仅余廖开孝部。廖曾在川军当过师长，是杨森委任他为重庆反共保民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士兵多系市内工商界从业人员或区县街道的自卫队改编而成，中级军官多系区长兼任，易留难走。工商办曾想廖师维持治安，而廖坚持要取得杨森同意，迟迟未下决心。11月中旬，解放军接近重庆，经汪克明策动，廖开孝及参谋长段举之同意起义，接受地下党提出的维持城内治安，防止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骚乱，和布防小什字，横截下半城，配合解放军渡江两项任务。    高允斌则承担了策动陈鸿模起义的工作。陈与高是同乡，黄埔五期学生，此时任国防部独立364师师长，驻合江，负担江防任务。参谋长江硕朋为民盟成员，在高允斌策动下，陈、江二人来到重庆，与蒋仁风见面洽谈起义，他们还请求派人指导。后来，陈鸿模部战场起义，为解放军渡江拉开了缺口。    重庆地下党早些时候就派了党员打入市警察第四分局骡马店分驻所，11月中旬取得局长赵之梁、所长封放君的支持，开始以该所为据点，筹组“渝警解放大队”。28日开始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开始行动，它的任务是争取巡官、警察留下来，在混乱时不离岗位，执行勤务，反对破坏。结果有200人参加，并与市商会取得联系，它与廖开孝师配合，为维持市区秩序做出了贡献。    至重庆解放，川东党共策动敌人两个师和七艘军舰在战场起义。    在解放军入城前三天，重庆一区至七区（即现在渝中区）即由地下党实际控制。商会则按照策反指挥部的要求，于27日起开始夜巡，保护了城市治安。在这三天的真空时间里，城内无抢劫、无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准备和控制了支前物资、车船，以保证解放军渡江进城时，军需民用有求必应。    五、迎接解放军入渝    11月30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1军32师95团直逼长江南岸，左翼迂回部队，由李家沱过江，经杨家坪、大坪至沙坪坝，对重庆市区形成合围之势。地下党通知工商界代表人物集中商会通宵守候，迎接解放。当日下午2点，川东特委派卢光特与重庆市参议长范众渠、温少鹤，重庆市商会会长蔡鹤年，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周荟柏，重庆国民自卫队（原反共保民军）师长等各界代表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民运”号，过江迎接解放军。卢光特代表川东特委与解放军接上关系，下午7时，解放军进入市区，重庆解放。12月初，解放军与川东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至此，川东地下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时全川东有地下党员一万多人。    在最后的决战时刻，川东党组织不是在遭受破坏后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获得解放的；而是经过清理恢复，得到发展，在斗争中迎接解放的。由于川东地下党的努力工作，重庆的解放，敌我双方没有炮火轰击、短兵相接的拼杀场面，基本是在和平的情况下解放的，对于保护好重庆这个长江上游重要的工业城市，川东地下党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