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严瑞珍
人物简介
严瑞珍，男，汉族，1929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农村发展经济学家、教育家。  严瑞珍[1]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兼任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等校教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顾问。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农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评议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兼副理事长，国际农经学家协会理事，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顾问，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顾问，《农业经济问题》杂志副主编等职。
1948年他高中毕业考入中央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195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研究生。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几十年来，致力于农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农村生产力经济学、农村发展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严教授的教学工作得益于他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曾主持“中国农产品剪刀差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课题）、“世界食物体系”（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课题）、“中日农村经济的比较研究”（日本基金会项目）、“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的比较研究”（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转轨时期中国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轨迹”（国家教委博士点研究基金项目）、“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粮食问题”（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等大型研究项目。先后出版了《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贫困山区的发展道路》、《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粮食问题》等专著十八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经济学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这些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奖、吴玉章科研奖、中国价格学最高奖—薛暮桥价格学最高奖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良成果二等奖。1978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为实现他的毕生夙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985年中央提出反贫困战略部署后，他就和反贫困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他在河北省内邱县创建了太行山脱贫与发展试验区，亲身参加了帮助贫困农民摆脱贫困的实际活动，已持续了9年。这个试验区辖3个乡、54个村的17000人口。通过经济、生态、社会的综合推进，帮助一万多贫苦农民摆脱了贫困。2001年，他又在内蒙呼林格尔县创建了第二个扶贫试验区。人民日报以《太行无言铸丰碑》，科技日报以《科技兴山，五年巨变》，河北日报以《敞开山门展宏图》对他的事迹作了详细报道。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以及中央广播电台等，都对他的事迹做了专门的广播。内邱县人民政府以《千秋伟业，功德永存》方碑表彰了他的业绩。国家科委及河北省科委授予他“科技扶贫”奖和“创业”奖。 
人物生平
严瑞珍，1929年9月22日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普通城市居民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苦难深重的战乱中度过的。中学期间曾因温州沦陷而随家人逃往乡下、山区避难，亲眼目睹了旧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悲惨生活情景：破屋陋室、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灾荒、歉收、地主逼租，疾病和死亡……，特别是房东贫困与艰辛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他立志振兴中国农村经济。
1948年夏高中毕业后，严瑞珍同时考取了包括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在内的5所大学，其中有很好的专业，如同济大学医学院等，但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央大学（后改名为南京大学）的农业经济学专业。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作为大学生深入江苏省连云港、东海、盐城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考察。1952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专业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其中1956年至1985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副主任。
严瑞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顾问、国际农业经济学会理事及其学术刊物《农业经济》杂志（英文）顾问。他还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及评议委员、中科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顾问、《农业经济问题》杂志副主编等职。从1992年起，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40多年来，严瑞珍一直致力于农业经济学、农村发展经济学、农业生产力经济学、农业区域经济学、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农业政策分析等多学科及题材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丰富的学识、教学内容及独特的表达方法，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赞赏。他除了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外，争取一切可能机会到农村进行农村经济变革实践的调查研究活动。他参加过西双版纳、苏南、山西盆地、冀中平原、中原地带、黄土高原、沿海开放地区及贫困山区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有些成果还被有关部门选送中央，作为制订政策的参考依据。此外，还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参加了栾城县的区划、现代化试点工作。
严瑞珍曾主持了“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委托课题）、“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研究”（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轨迹”（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等大型科研课题。1991年完成的美国W·K·Kellogg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曾获得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一等奖、孙冶芳经济学奖。其主持的“太行山反贫困试验区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委1997年科技进步奖。1997年还获得第三届吴玉章科研奖。
他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汲取国外农村经济学中对中国有益、可资借鉴的经验。他先后到日本一桥大学、日本大学，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肯塔基大学，德国的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访问讲学；曾分别与日本国际发展中心、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合作研究“中日农村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国际食物体系研究”及“农村综合发展战略研究”等课题。1980年参加了UNDP在上海召开的“农村综合发展”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提交了题为《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论文。他先后参加了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第19、20、21届国际年会，并在会上做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报告，被选为该协会理事以及该会学术刊物《农业经济学》杂志的顾问。多次参加了在美国、巴西、津巴布韦、澳大利亚、泰国、印度等国召开的有关世界粮食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解决食物安全问题的政策。他还曾应邀考察了墨西哥、约旦、叙利亚、意大利、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的农村经济，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合建“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严瑞珍任中方执行主任。
从教以来，严瑞珍勤于教学，成果与著作颇丰。出版《中国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贫困山区发展道路》等专著1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在4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他的主要体会是六个字：充实、实践、探索。即不断地充实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汲取多方面的营养，包括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积极地投身到社会实践，实践是科学研究的源泉；不停地探索、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新理论、新成果，决不停留，决不满足已有的成果；只有不懈地充实、不断地实践、不停地探索，才能跟上时代，反映时代、服务时代。 
技术成就
严瑞珍首次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划分为比价和比值剪刀差，并指出只有后者才真正反映剪刀差的本质特征。他提出并采用把工、农业劳动力折合成标准劳动力的方法，科学地、系统地测算了中国1952-1986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量化了解放以来几个主要年份中国剪刀差的幅度、相对量和绝对量，明确提出了1978年以前中国剪刀差不断扩大，1978年其相对值约占当年农民所创造价值的25.5%，此后逐步缩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有所扩大的变化动向。通过对1952-1978年剪刀差变化的追踪分析与研究，明确了价格和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剪刀差的两个主要经济因素。1978年以前，价格变化有利于剪刀差的缩小，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导致了剪刀差的扩大；1978年以后，价格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样地有利于剪刀差的缩小，因而使得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明显地缩小了。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流走的国民收入，为发展国有大型重工业提供了资金积累，但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严瑞珍1990年在中国学术界首先提出了“先工后农”并非工业化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即用农业积累来搞工业化，然后用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积累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他指出，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不应是先发展工业而后援助农业，而应是相互支援、交叉掩护、协调发展。工业依靠农业来积累现代化资金，到头来不仅损害了农业，同时也损害了工业，工农业都得不到发展。这是中国40年国民经济频繁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根源。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根源在于：两者应有一个合适的速度比、投资比、价格比以及城乡居民的合理收入比。
1991年他又提出了农业处境自然恶化的规律。认为由于存在人地比不断恶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必须快于农业产值增长速度、生物技术进步慢于物理化学技术进步以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自然扩大等因素，结果使得农业处境自然恶化。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投入与扶持，农业按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就会从发展、停滞走向衰落，这为国家必须加大扶持农业力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传统的经济学只注重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而对生产力的研究较少。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生产力经济学的地位就愈来愈突出。严瑞珍对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几乎所有农业生产力经济学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对农业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了系统、深入的经济分析，通过对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内在联系的研究，提出了农业非粮部门经营发展的规模及速度取决于粮食生产水平的论点，还进一步揭示：当人均拥有粮食小于200千克时，粮食排挤多种经营；人均拥有200～400千克时，多部门经济能有所发展，但余地仍不大；人均拥有400千克以上时，多部门经济才有大规模、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提出了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三阶段模式，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严瑞珍特别强调在进行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时，要注重发挥比较利益。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要侧重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及其他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并积极倡导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推进中国农业经济的国际化。
级差土地收入是农业经济科学中极其重要的范畴，但在中国一直没能解决其量化问题，因而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而无实践上的价值。严瑞珍首先引进了“产量比”评定土地的经济质量的方法。从此，土地的经济评价及土地级差收入的量化成为可能。这个方法不仅为农用地的分等估价及土地承包时确定承包额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为针对级差土地收入而制订的经济政策（例如差别农业税、地区补偿及差别贷款利率等）的具体实施开辟了道路。
他针对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以及农业机械、化肥在全国各地投放严重不合理而产生的消极作用（边际效益下降以及生态环境恶化），为农业制订出农业机械使用及化肥投放的具体经济界限。他还研究了不同的复种指数与投入要素在数量上相关关系，从而为不同地区优化轮作制、作物安排、确定复种指数、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量，设计了适宜的数量界线。
他通过农业产值增长速度和产值资金占有系数的增长速度的内在联系的研究，首先提出了农业资金投放的加速原理，并进一步据此设计了独特的农业现代化资金需要量的计算方法，为确定农业投资的最低限提供了数量依据。
根据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生产资料的论点，他提出以土地肥力的恢复和增强的方式的不同，作为划分农业发展历史阶段的标志的新论点。他还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农业中高复种、集约经营、间作套作混作、种养结合、有机肥及绿肥的广泛施用、农林牧结合、种群间良好物质能量循环、旱作农业等优秀遗产，极力主张在引进现代农业技术时要把外来现代技术与传统优秀农业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技术新体系。
通过观察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随规模扩大而变化的轨迹，他得出了在中国热心于扩大经营规模，首先要热心于推进生物技术进步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严瑞珍对相对发达地区及贫困地区的地域经济都作过定点调查研究，特别是倾注极大热情和时间于贫困地区的研究，指出启动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在于调动内在动力，而调动内在动力的核心，有赖于深化经济改革，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着重从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转化、资金、技术、智力引进及经济政策转轨等方面，指明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道路。 
严瑞珍长期从事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并积极投入到中国扶贫事业中去，摒弃传统人文科学只注重著书立说而忽略实践的弊端，把自然科学重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创建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引进人文科学研究中。1994年，建立了“太行山扶贫与发展试验区”。试验区位于内邱深山区，辖3个乡、34个行政村，12000多人口。1993年人均拥有粮食仅仅140千克，年缺粮5个月，人均收入只有337元。在这么一个十分落后贫穷地区，严瑞珍带领一批教授、研究生们精心设计了扶贫工程。通过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推进，在万年顽石上开垦出1470多公顷梯田，种植板栗等果树百万株，引水上山，实行灌溉；发展养兔、养牛，培训农业技术员、村医生、妇女骨干，以及发放奖学金帮助失学儿童继续上学等措施，改善了试验区生态环境，提高了贫困地区的农民素质。1997年人均粮食拥有量已上升到249 千克，人均收入上升到844元，基本上解决了当地一万多人口的温饱问题，正走向小康。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对严瑞珍的事迹作过专题报道。
严瑞珍除了亲身参加反贫困实际工作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定点跟踪调查研究，建立了基础数据库，开创了社科研究的一条新路子。在反贫困的研究中，严瑞珍针对处在边远贫困地区存在的边缘效应，重点研究了这些地区所遭受的级差土地收入的损失，提出了地域补偿政策。他还针对扶贫资源使用效率不高问题，主张把反贫困治理总体结构及时转移到市场机制运作的轨道上来的对策建议。他特别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发挥妇女在脱贫致富中的作用。 
严瑞珍对农业产业化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农业产业化是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解决了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推进农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为集约型所代替，传统农业技术为现代农业技术所替代，深化社会劳动分工，进一步推进了规模经营。加速农业产业化建设要从加速各地支柱产业的兴起、继续推进并培育专业农户、向专业农户积极提供社会化服务、重视发展农民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等方面着手。
通过对1987-1992年中国投入产出分析，他分析了中国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趋势。提出了通过农业投入中农业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比重的下降、农业投入中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比重的上升和农业产出中用于工业原料的比重的上升等来测算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的新方法。
他还探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贡献率，提出了测定社会化服务贡献率的三种方法，并应用其测算了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这不仅量化了社会化服务在农业生产值增殖中的份额，提出了当前产业化服务的发展水平以及进一步深化的潜力。同时，还对中国农村民间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现状与趋势以及如何促进民间合作组织健康发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简历
1929年9月22日 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
1942-1948年 在温州第二中学学习。
1948-1952年 在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
1952-1955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攻读研究生。
1955年至今 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主任。 
学术成就
发表的学术论文[2]‍[1]《<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教学工作的初步检查与初步改革计划》，《教学与研究》，1958（８）。（与周诚合写）　
[2]《建立一县一社后，城乡差价的变化》，《教学与研究》，1959（3）。（与李远岑合写）　
[3]《人民公社是目前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形式》，《光明日报》，1960。（与张象枢合写）
[4]《论种植计划安排中的全局与局部关系》，《前线》，1962（8）。
[5]《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前线》，1962（12）。
[6]《试论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前线》，1963（3）。
[7]《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企业农牧关系的初步探讨》，《经济研究》，1963（4）。
[8]《试论经济效果比较法在农业生产管理中的运用》，《前线》，1963（7）。
[8]《民主办社是人民公社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前线》，1963（20）。
[10]《关于提高肥料经济效益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64（6）。
[11]《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前线》，1964（4）。
[12]《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前线》，1964（20）。
[13]《多种经营的一面红旗》，《经济研究》，1966（2）。（与周诚、李远岑等合写）
[14]《要尊重生产队的自决权》，《北京日报》，1979年3月26日。
[15]《关于肥料投放与产量变动的关系和施肥经济效益指标的探讨》，《农业经济论文集》，农业出版社，1979. 
[16]《加强农业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为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农业经济问题》，1980（3）。
[17]《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环节》，《农村工作通讯》，1980（1）.
[18]《对农业机械化经济条件的探讨》，《经济研究》，1980（2）。（与刘天福合写）
[19]《黑龙江省畜牧业经济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1980（5）。
[20]《也谈农业现代化的基本任务》，《经济研究》，1980（9）。
[21]《论我国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经济问题》，1981（3）。（与周志祥合写）
[22]《试论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道路》，《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1（4）。
[23]《农业技术经济学是研究农业技术措施实施中走出的经济规律的科学》，《农业技术经济学文选》，农业出版社，1981（12）。
[24]《试论粮食与多种经济的相关关系》，《经济研究》，1981（6）。
[25]《日本与中国农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1982（3）。
[26]《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世界农业》，1982（11）。
[27]《试论日本的工农业关系》，《世界农业》，1982（12）。
[28]《日本农业的技术改造》，《世界农业》，1983（2）。
[29]《日本集约农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世界农业》，1983（3）。
[30]《日本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多部门经营》，《世界农业》，1983（4）。
[31]《日本农户的小规模经营》，《世界农业》，1983（5）。
[32]《日本农业的合作组织》，《世界农业》，1983（6）。
[33]《日本农产品的运销和价格》，《世界农业》，1983（7）。
[34]《日本政府对农业的干预》，《世界农业》，1983（8）。
[35]《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世界农业》，1983（9）。
[36]《日本农业现代化中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4）。
[37]《我国粮食主产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农业现代化研究》，1984（2）&《河北学刊》，1984(3)。 
[38]《论中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4(3)。
[39]《关于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4（4）。
[40]《土地定义估价的理论与方法》，《农村问题论坛》，1984（48）&《农村工作通讯》，1984（7）。
[41]《当前我国农村流通领域改革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4（7）。
[4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农业技术体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1）。
[43]《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研究》，《理论月刊》，1985（2）。
[44]《对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经济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85（2）。
[45]《意大利的农业合作社》，《外国经济管理》，1985（3）。
[46]《农业现代化应从哪里起步》，《河北日报》，1980年3月21日。
[47]《原阳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设想》，《农业技术经济》，1985（5）。
[48]《中国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山西农经》，1985（1）。
[49]《在宏观调节中实现粮食的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湖南日报》，1985年12月5日。
[50]《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农业现代化研究》，1986（1）。
[51]《当代中国》，《农业经济管理》（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2]《当前世界农业经济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6（2）&1986（3）。
[53]《正确处理好当前扶贫工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7（12）。
[54]《中国农村所有制的变革及其前景》，《理论月刊》，1988（3）。
[55]《农业发展速度与农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5）。
[56]《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问题和对策》，《新中国季刊》，（New China Quarterly），1988（11）。 
[57]《论农业的处境在自然地不断恶化的规律》，《农村经济研究》（山东），1990（1）。
[58]《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2）。
[59]《认清农业生产趋势，协调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计划管理》，1990（4）。
[60]《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农业经济问题》，1990（8）。
[61]《关于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干部培训中心编《专题报告选编》，1990（5）。
[62]《试论农业处境自然恶化的规律》，《农业经济问题》，1991（1）。
[63]《“先工后农”并非工业化的客观规律》，《经济研究》，1991（5）。
[64]《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组成的部分》，《农业现代化通俗讲话》，农业出版社，1981（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
[65]《我国经济地区的经济界定及梯度发展战略》，《农业经济问题》，1992（6）。
[66]《再论“农业处境自然恶化的规律”------兼答刘新荣同志》，《农业经济问题》，1992（8）。
[67]《乡镇企业离农现象的经济根源及对策》，《乡镇企业研究》，1992（3）。
[68]《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问题》，1993（1）。
[69]《关于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若干建议》，《农业经济问题》，1993（11）。
[70]《当前农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群言》，1994（4）。
[7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笔谈会――我国农村经济面临一个更大规模结构改革新形势》，《管理世界》，1994（１）。
[72]《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最根本任务》，《管理世界》，1995（1）。
[73]《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若干建议》，《农业经济问题》，1993（11）。
[74]《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也要上新台阶》，《管理世界》，1996（1）。
[75]《级差土地收入与扶贫力度----对山西中阳县殷家庄、岔沟庄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1996（4）。 
[76]《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改革》，1996（5）。
[77]《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农业经济问题》，1996（10）。
[78]《坚持正确扶贫战略加大农村扶贫力度》，《中国软科学》，1996（12）。
[79]《台湾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和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台湾农业》，1995。
[80]《China: Poverty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Poverty A Global Review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search》，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6。
[81]《构筑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管理世界》，1997（1）。
[82]《坚持正确扶贫战略加大农村扶贫力度》，《农业经济问题》，1997（2）。
[83]《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小额贷款》，《世界农业》，1997（7）。
[84]《产业化开辟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道路》，《云南农村经济》，1997（4）。
[85]《产业化开辟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道路》，《新疆农垦经济》，1997（4）。
[86]《家庭承包制与农业产业化》，《农村研究》，1997（4）。
[87]《中国人眼中的中国粮食问题》，《经济经纬》，1997（5）。
[88]《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两种途径》，《群言》，1997（8）。
[89]《中国社会大问题-----民工潮》，《中国透视》，1995（1）。
[90]《转轨时期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轨迹》，《经济学家》，1997（5）。
[91]《产业化开辟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道路》，《教学与研究》，1997（10）。
[92]《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研究》，1997(10)。
[93]《完善集体所有制的探索》，《管理世界》，1998（1）。
[94]《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农业机械化报》，1998（2）。
[95]《当前反贫困的紧迫任务是向市场经济机制的转换》，《改革》，1998（4）。
[96]《一部对我国反贫困战略作出扎实评估的力作》，《中国农村观察》，1998（4）。
[97]《农业的持续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管理世界》，1999（1）。
[98]《农业产业化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具体途径》，《群言》，1999（1）。
[99]《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与农业现代化》，《调研世界》，1999（2）。
[100]《产业化是农村经济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学习与探索》，1999（3）。
[101]《市场经济与反贫困效率》，《理论与视野》，1999（6）。
[102]《50年来中国减轻农村贫困的措施与成就》，《世界农业》，1999（9）。
[103]《反贫困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新疆农垦经济》，1999（5）。
[104] 《粮食政策的放开结构及粮食需求关系的影响分析》，《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对中国农业的生产力结构和粮食供给力的计算》研究成果报告书，1999年12月3日。（日文）
[105]《China：Poverty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Poverty：A Global Review》,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6.
[106]《Reformen und Entwicklung in Der Landwirts Chaft》, 《Ordnungsreform und Entwicklung Der Clunesischen Wirtschaft in Den 90er Jahren》, Duncker und Humflot ,1996。（德文）
[107]《转型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轨迹》，《经济学家》，1997（5）。
[108]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KH and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Region in Chin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wth,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sia, January 31—February 4,2000
[109]《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之展望》，《调研世界》，2000（4）。
[110] 《Economic Reforms in Rural Areas and Access to Food: The Chinese Experience》，《Increasing Access to Food: the Asian experience》，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1990)。ISBN:0—8039—9668—3(U.S.—hbk.),81—7036—211—3(India—hbk.)
[111]《“狼”来了抑或机遇来了？！》，《台湾中山大学投资学刊》，2000（1）。
[112]《西部大开发中的农业和农村市场经济问题》，《管理世界》，2000（5）。
[113]《日本的农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地产权法》，《走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迟福林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6）。
[114]《农村经济如何走出困境》，《内部文稿》（求是杂志社），2001（1）。
[115]《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HKH and Qinghai-Tibetan Plateau Region in China》，《Growth,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sia》，DSE, ZEL, ICIMOD, 2000. DEC. ISBN 3-934068-36-7, P. 247-258, 2000, 12.
[116]《WTO与中国经济》，《河北月刊》，2001（4）。
[117]《靠改革、靠市场经济、靠制度创新，叩开新世纪山区开发繁荣的大门》，《管理世界》，2001（5）。
[118]《经济社会、生态综合发展是西部山区开发的必由之路》，《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03。
[119]《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分析与改革建议》，《农业经济问题》，2003（7）。
[120]《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形势与前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提升农业竞争力——海峡两岸农业高级论坛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3）。
[121]《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的地位与城市化》，《以改革开放加快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3（3）。
主编的教材和出版的专著[1]《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农业出版社，1959年。（参编）。
[2]《人民公社优越性》，农业出版社，1960年。（主编）。
[3]《农业生产管理学》，人民大学油印讲义，1964年。（主编）。
[4]《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讲话》，农业出版社，1978年。（主编）。
[5]《中国的农业产业结构》，中国农业出版社，1986年。（与周志祥、严厚铮合著）。
[6]《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与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与张象枢合著）。
[7]《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与周志祥等合著）。
[8]《中国贫困山区开发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王沅合著）。
[9]《Poverty and Development》，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2.
[10]《农业企业管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与洪金合著）。
[11]《中国农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主编）。
[12]《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1997年。（专著）。
[13]《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产业化……漯河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主编）。
[14]《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韩国东北国际情报书店出版，2000年。（朝鲜文）。（专著）。
[15]《中国贫困山区的经济开发与技术引进》，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1990年。（专著）。
[16]《转型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1997年。（专著）。
[17]《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的现状、问题及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1997年。（专著）。
[18]《贫困地区重大支柱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年。
[19]《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粮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与程漱兰等合著）。
主持并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1] 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988）国务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课题
[2] 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1990）美国KELLOGG基金会课题资助
[3] 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研究（1992）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4] 太行山区扶贫与经济发展（1994）德国EZE合作项目
[5] 级差地租与反贫困力度（1995）农业部软科学资助
[6] 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19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7] 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轨迹（1997）国家教委资助
[8] 舟山海岛农业资源开发与规划（1998）国家计委资助
[9] 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产业化（1999）河南骡河市政府资助
[10] 中国贫困山区的农业产业化（2000）国家科委资助
[11] 太行山发展的道路（2001）河北省科委资助
[12] 制度创新在中国山区发展中的作用（2001）国家教育部资助
[13]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粮食问题（2002）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14] WTO与我国先进农业生产力组织形式创新（2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