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蓝印花布
概述
广义的蓝印花布：包括扎染、蜡染、夹染和灰染。传统的扎染、蜡染、夹染和灰染大多以蓝靛为染料，虽然防染的方法不同，但成品都是蓝白相间的花布，所以可以统称为蓝印花布。其共同点是材料为布（或手织布），染料为植物蓝靛，制作过程为手工操作。
狭义的蓝印花布：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把以植物蓝草为染料，用黄豆粉和石灰粉为染浆，刻纸为版，滤浆漏印的灰染蓝白花布称为蓝印花布。
工艺操作
具体操作：从蓼蓝草中提取蓝作染料（靛蓝），把镂空花版铺在白布上，用刮浆板把防染浆剂刮入花纹空隙漏印在布面上，干后放入染缸，布下缸20分钟后取出氧化、透风30分钟，一般经过6至8次反复染色，使其达到所需颜色。再将其拿出在空气中氧化,晾干后刮去防染浆粉，即显现出蓝白花纹。因为是全手工印染,干后的浆不免会有裂纹,形成了手工蓝印花布特有的魅力----冰裂纹,而现在的机印花布或没有采用传统的技艺的蓝印花布则蓝白分明,毫无手工的痕迹,因此对传统技艺的保护迫在眉睫! 蓝印花布的图案吉祥喜庆、为近世三百年来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
蓝印花布制作工艺流程(8张)
工艺分类
蓝印花布一般可分为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两种形式。蓝底白花布只需用一块花版印花，构成纹样的斑点互不连接，例如：梅、兰、竹、菊。白底蓝花布的制作方法，常用两块花版套印，印第一遍的叫“花版”，印第二遍的叫“盖版”。盖版的作用是把花版的连接点和需留白地之处遮盖起来，更清楚地衬托出蓝色花纹  印花。另一种印制白地蓝花的方法，是以一块单独的印花版衬以网状物，花版的纹样无需每处连接，刻好后用胶和漆将花版粘牢在大面积的网状物衬底上，然后再刮印浆料。有的蓝印花布还是双面的，这就需要在正面刮浆干透后，利用拷贝桌在反面对准正面纹样再刮浆一次，这样染后就可得到双面的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是一种曾广泛流行于江南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织物。她那朴拙幽雅的文化韵味，在我国民间艺术中堪称独树一帜，千载之下散发着东方文化魅人的芳香。
历史演变
蓝印花布源于秦汉，兴盛于商业发达的唐宋时期，《古今图书集成》卷中记载：“药斑布——以布抹灰药而  典雅朴素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之际，药斑布已普遍流行于民间，所以《古今图书集成》物产考曰：“药斑布俗名浇花布，今所在皆有之。”《光绪通州志》记载：“种蓝成畦，五月刈曰头蓝，七月刈曰二蓝，甓一池水，汲水浸入石灰，搅千下，戽去水，即成靛，用以染布，曰小缸青。”
现代所见蓝印花布的样式，多数为明清一代的作品。这些以蓝印花布制成的蚊帐、被面、包袱、头巾、门帘等生活用品，朴素大方、色调清新明快，图案淳朴典丽，曾深受欢迎。因此，染坊业一度成为地方上的显业。史载宋元之际桐乡蓝印花布极为繁荣，形成了：织机遍地，染坊连街、河上布船如织的壮观景象，其中，石门（古称玉溪）的“丰同裕”、“泰森”等染坊店一时成为行业中的翘楚。所制“瑞鹤鸣祥”、“岁寒三友”“梅开五富”、“榴开百子”等久负盛名。
题材内容
简单、原始的蓝白两色，创造出一个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蓝白艺术世界。蓝印花布的纹样图案都来自于民间，反映了百姓的喜闻乐见，寄托着她们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和朴素的审美情趣，在题材和内容上  蓝色之美，老百姓那种健康和质朴的心灵，在民间蓝印花布上得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因而蓝印花布确实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和艺术积淀。 
蓝印花布的图案取材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戏剧人物，但更多的是由动植物和花鸟组合成的吉祥纹样，采用暗喻、谐音，类比等手法尽情抒发了民间百姓憧憬美好未来的理想和信念，因此在民间的传统习俗上，蓝印花布占有相当位置。以前，女儿出嫁时一定要带上母亲早已准备好的一条用靛蓝布做成的饭单，这样的习俗是显示女儿嫁到男家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的治理家政能力。姑娘出嫁时的衣被箱里必定会有一、二条蓝印花布被面，大都是龙凤呈祥，凤戏牡丹图案的“龙凤被”，称之为“压箱布”。可见在当时蓝印花布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丝绸印花古代名叫“染缬”[1]，加工技术种类多，各有不同名称，后来发展成“蓝底白印花布”的一种，宋元时就材料说名“药斑布”；就染法说名“浆水缬”。转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时，必然是在明代松江棉布大量生产以后，但其发轫也许会早至公元前，可联系到西南地区织作的白叠、阑干布上头去。白叠布用木棉织成，阑干斑布似有织有染，在汉代和西北生产的细毛织物“罽”[2]及“毾（登毛） ”[3]同样受人重视。印花丝绸现存较早材料是长沙战国楚墓一件被面，花纹不详悉。其次是西北出土的一片晋代成品，上印重叠斑花，如照唐宋名称，应名“玛瑙缬”。
染缬的沿起，二仪实录以为“秦汉间始有，陈梁间贵贱通服之。隋文帝宫中者，多与流俗不同。次有文缬小花，以为衫子。焬帝诏内外官亲侍者许服之。”此书记载史事常多以意附会，不可尽信，惟谈及染缬在六朝流行，隋代宫中亦重视，还不太荒谬。搜神后记曾提及紫缬事。唐人记载称代宗宝应二年，启吴皇后墓，有绘彩如撮染成作花鸟之状。小说则以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发明花缬。云仙散录记“郭元振落梅妆阁有婢数十人，客到则拖夗央缬（裙），群参一曲”白居易诗“黄夹缬林寒有叶”又说“成都新夹缬”，就实物和文字联系分析，可知染缬盛于唐代，技术也成熟于唐代。唐代丝织物加工，已使用过种种不同的复杂技术，大致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包括色彩复杂的文锦和两色花或本色花的绮、縠、绫、罗以及花纹突起的剪绒、薄如烟雾的“轻容”“鲛绡”纱。这些丝织物除剪绒外，其余加工方法，都是在织机提花过程中一气呵成。第二类包括各种不同的“刺绣”和“贴绢”、“堆绫”、“泥金银绘画”、“染缬”等等。加工方法都是在丝织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过复杂手续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妇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风、幛幔，多应用染缬。现存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应数甘肃敦煌和新疆发现品以及日本正仓院部分藏品。从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种染缬技术普遍流行：即蜡缬、夹缬和绞缬。
一“蜡缬”，就是我们常说的“蜡染”。它又分单色染和复色染两种。复色染有套色到四、五种的。因不同颜色容易相互浸润，花头多比较大，无论是串枝花或团科花，构图饱满，特别宜于作幛子帘幕。元明时流行的通俗读物“碎金”中记过九种染缬名目，有檀缬、蜀缬、撮缬（即撮晕缬）、锦缬（当指方胜格子式、茧儿缬、浆水缬、三套缬、哲缬、鹿胎斑（即宋之鹿胎）。内中说的“三套缬”大致就指这种生产品，名目似乎也是民间通称，因为根据元明文献记载和明初丝织物分析，元明人实在已不生产这种高级印染丝绸。近来常听人说现代西南蜡染从唐代蜡缬发展而出，事实或者正相反。西南蜡染原有个更久远的传统，应从木绵织物的阑干斑布算起。唐代蜡染技术上的成就，决非某人发明，很可能是从西南兄弟民族方面传入中原加以发展的结果。到宋代中原蜡染技术在应用上已日趋衰退时，西南民间却依旧流行蜡染，名“点蜡幔”，和广西黎、傜族精美提花棉布“黎单”同为人所爱好。又朝鲜在唐代从中国传去的染缬法，北宋时也还流行，应用到普通幛子类。”高丽图经“二十八：缬幕，非古也，先儒谓系绘染为文者谓之缬。丽俗今治缬尤工，其质本文罗，花色即黄白相间，烂然可观。其花上为火珠，四垂宝网，下有莲台花座，如释氏所谓浮屠状。然犹非贵人所用，惟江亭客馆于属官位设之”。
染缬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图案纹样和锦缎多不相同，即同一种图案，和色效果也不一样。唐代蜡染的图案式样，除实物外，在绘画中还有些线索可寻，例如宋徽宗摹张萱操练图中有两三位妇女衣裙，就属于染缬中的“蜡缬”或“夹缬”。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也有几个骑马人衣服是“蜡缬”，不是锦绣。史传称：开元天宝之际，杨氏一门得宠，小器易盈，争学奢侈，贵妃用刺绣工八百人，杨氏诸姨则用金玉锦绮工达千人。记载虽容易夸张失实，但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染缬的花样翻新，可能和这个时期关系格外密切。此外唐陶俑表现着染缬的也相当多，唐三彩常用的花斑和宋人所说的“玛瑙缬”，技术处理实有相通处。敦煌壁画中佛菩萨的穿着、经变故事和供养人的部分穿着，以及藻井、屏风、幛幔上都还保留下许多重要参考材料，值得我们注意。
唐代不仅妇女衣裙用染缬，男子身上的袍袄同样有使用它的，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兵卫仪从骑士，身上穿红着绿，染缬就占相当重要分量。北宋帝王出行身前有两万多御前步骑队伍护卫，照宋史与服志和周必大卤簿服装记载，其中一部分就必须着某种花鸟兽染缬团衫。这种染缬团花小袖齐膝袄子以及花缬帽，还是根据唐“开元礼”制度而来的，可知开元时就有用染缬作军服的制度。又敦煌晚唐“劳度义斗圣”图中几个举袖迎风的妇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几个披袈裟的罗汉僧徒，也同样有着染缬的。女的身上所著名叫“团窠”缬；罗汉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绉折纹的，照唐宋习惯应当叫作“山水衲缬”。水田衣的使用，当时算是一种时髦。
二“夹缬”的制法是用缕空花板把丝绸夹住，再涂上一种浆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浆和石灰作成），待干后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晾干，刮去浆粉，花纹就明白显出。宋人笔记说的“药斑布”，碎金说的“浆水缬”就指这一种，说它是蓝底白印花布的前辈，大致是不错的。这样作成的染缬，花色必浅于其他部分；如用花板夹住，直接于漏空处用颜色刷染，花色就深于其他部分。后者虽也叫染缬，但材料并不曾入过染缸。（三套缬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这种染缬必用花板，较早的记载有北宋张齐贤著洛阳绅搢旧闻记称“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其次是宋史舆服志载政和二年诏令：“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到南宋后已解禁，所以朱熹文集中攻弹唐仲友文即说到假公济私，用公家缬板染私人彩帛事。又梦梁录谈临安市容时，说到许多彩帛铺，所谓彩帛，部分即印花缬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药斑布”，相传出于宋嘉定中归姓，图书集成引旧记称：“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图书集成卷六八一、苏州纺织物名目）这种印花布，明清之际又名“浇花布”，同书松江条称：“药斑布俗名浇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夹缬和蜡缬用同一技术加工的，有岭外代答所记“傜斑布”：“傜人以染蓝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缕中，而后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到极细斑花，灿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傜人……或斑布袍裤。妇人上衫下裙，斑烂勃（ 上穴 下翠），惟其上衣斑纹极细，俗说尚也。”
三“绞缬”是把成匹丝绸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线缚着、缝着或作成一定襞折，用线钉固，染后晒干，再剪去线结，就自然形成一定图案，有蝴蝶、海棠、蜡梅、水仙等等简单小簇花样。最简便的是唐人所谓“鱼子缬”，比较复杂的则为“撮晕缬”。宋人笔记所谓“撮晕花样”、“玛瑙缬”，碎金中提起的“鹿胎缬”，大都和这种染缬分不开。一般说来，绞缬作法比较简便，并且能随心所欲作成个人爱好的花样，不受缬板限制，因此在当时人应用上也就相当普遍。不过既然非商品生产，容许个人匠心独运，出奇制胜，又必然有人会逐渐把它作得极及精美。绞缬和其他染缬一样，也可使用套色加工。“撮晕”和“鹿胎”在北宋都特别提出加以法律禁止，反映出这类高级染缬，加工技术必相当烦琐，不下于套色蜡染。
“鹿胎”似以川中生产特别讲究，观史传禁令可知。宋史食货志：“诏川陕织造院，自今非供军用布帛，其绵、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缎匹、不须买织。”又仁宋天圣时，“诏减罢锦、绮、鹿胎、透背……。景祐物……其后岁辄增益梓路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减鹿胎。”
撮晕虽已知为染缬类，“鹿胎”一名过去却很少有人明白是什么。从比较材料分析，可推测属于染缬，花纹属于梅花斑，以紫红为主。洛阳牡丹记称：“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有之”，可知鹿胎为紫地白花。牡丹记又称：“鹿胎红者，……色微红带黄，上有白点如鹿胎，极化工之妙。欧阳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与此颇异”，可知也有红地白斑的。又宋人著洛阳花木记，说芍药中有：“黄缬子、红缬子、紫缬子、白缬子”四种。可知有用芍药花样的，至少且有黄红紫三色。至于白缬，注明为千叶白花，又可知花是本色，底子染绿。又“一捻红”系“浅红中有深红一点，易作缬”。芍药谱说，红色深浅相杂，类湖缬，得知湖缬系深浅红相杂。宋代工艺图案重写实，从这些花的著录中也可得到缬和鹿胎基本纹样若干种面貌。
又鹿胎紫的花纹，实创于六朝，相传陶潜著的搜神后记，就提到这种花缬：“淮南陈氏于田种豆，忽见二美女着紫缬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湿。其壁先持一铜镜，镜中视之，乃二鹿也。：镜中是鹿，可知身着紫缬即作梅花斑。
唐代机织工人，已经常能够织造配色华美、构图壮丽的锦缎，达到高度艺术水平。且能织金锦，用小簇花鸟作主题的本色花绫，又因为和当时官服制度相关，更容易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染缬和刺绣虽然同属于丝绸加工，在应用上却相似而不尽同。贵族妇女衣裙，歌妓舞女衣裙，凡是代表特种身分或需要增加色彩华丽效果时，服饰加工多利用五色夺目的彩绣、缕金绣和泥金绘画。这些大量反映在唐人诗歌中，从诗歌描写中考查，我们还可知道这种高级丝织物加工的主题画案，经常用的是什么花，什么鸟和某几种常见的昆虫。这些花鸟昆虫形象和表现方法，现存实物中不够多，可是另外却留下许多十分可靠的样稿可以参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铜镜子上的花鸟浮雕。绞缬法极简便的是十字纹样，明清有的地方性纺织物中，还采取这种绞缬加工。图案充分保留唐氏风格的，惟西藏人民织造的五色“氆氇”特别有代表性。
应用染缬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会影响到其他工艺部门。显明易见的是它和当时三彩陶器花纹彩色的相互关系。有些三彩陶的宝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于丝绸染缬后来才转用于陶器装饰的。正如同一般说的搅釉木纹陶，实出于犀毗漆的模仿。
染缬多宜于用在熟软薄丝绸上。一般染缬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称：“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是某一时期流行制度。从出土三彩俑上还可看到一些青碧缬衣裙的基本样式。但唐人已习惯用红色，由退红（又名“不是红”，和“肉红”“杏子红”相近）到深色胭支红，红色实包括了许多不同等级。部分花缬必然是要利用这不同等级的红色形成美丽效果的。古代红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红花，宋代以后才大量从南海运入苏木。红花出西北，所以北朝一来有“凉州绯色为天下之最”的记载。但到唐代红花种植已遍全国，四川也有大量生产，所以蜀锦多红地。其实唐代不仅蜀锦著名，蜀中染缬也有一定地位。唐韦绶传就称：帝尝过韦绶院，时天寒，绶方寝，帝复以妃子所着蜀缬袍而去。白居易诗又有“成都新夹缬”句子赞美蜀缬。史称后唐庄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监军，还时得蜀锦五十万匹。后些时期孟昶投降于宋，库入绫锦彩帛数目加倍多。这是大量丝织物中的彩帛，照唐代习惯，是所谓染彩为文的丝织物，也就应当包括有各种时新花纹的染缬。
染缬图案不断在发展中，但受材料的技法限制，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观简便的花样，到后来继续流行。唐代过渡期在五代，陶谷清异录称：“显德中创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二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由于爱好，甚至穷书生的琴和剑都卖去，换一顶时新染缬帐子。这一面反映社会风气的影响，另一面也说明染缬的新花样。这种深色地的花缬，到北宋时还流行，后来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术才失传。宋锦中有“皁方团白花”、“褐方团白花”等等名目。按锦织不出这种花样；如从染缬去研究，则还有些线索可寻。宋史舆服志载天圣二年诏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色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十月断绝”诏令中举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蓝黄紫地撮晕花样，都明指染缬。一种日用生产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当普遍，生产又相当费工。
北宋染缬禁令中，还有禁止“跋遮那缬”一项，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缬”指的应当是一种加金的印染丝绸。至于这种高级丝织物加工技术，是否和当时新疆金绮工有关，或者直接和名画家“尉迟跋质那”有关？我们一时还难解决。这里已涉及北宋染缬问题。前边已提到北宋在某一时期中，曾禁止民间使用染缬，市上出售装花缬板的商人也算犯罪。这种创于五代，流行宋代，深色地黄白花的染缬，因受禁止而断绝，我们是否可从别的线索得知它的花纹图案基本调子？以个人意见，直接材料虽不多，间接比较参考材料最重要的还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晋阳窑、南方福建建阳窑、江西吉州窑，几种深色黑紫釉印花点椀盏，有作银星斑的，有作黄兎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鹧鸪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罗斑的——特别重要是吉州窑烧造的紫褐釉印黄白花鸟三凤或四合如意的茶盏花纹，图案组织基本上还是唐代式样，和染缬完全相通。由此启示，得知当时的确必有这种深色底子黄白花的染织物存在而且流行，才同时或稍后能具体反映到陶瓷制作上.
来历传说
蓝印花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印染制品。传说有一个姓梅的小伙子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在了泥地里，衣服变成了黄颜色，怎么洗也洗不掉，但人们看到后却很喜欢，然后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一个姓葛的好朋友。后来他俩就专门从事把布染成黄色，又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把布晾在树枝上晒干时不小心被风吹到了地上，地上正好有一堆蓼蓝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板蓝根草，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靛蓝，可以把布染成蓝色，等他们发现这块布的时候，黄布已变成了一块花布，“青一块、蓝一块”他们想这奥秘肯定在这个草上，此后，两人又经过多次研究，终于把布染成了蓝布，梅葛两位先生也就成为  青花了蓝印花布的祖师爷。
南通蓝印花布
江苏南通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东临黄海，南倚长江，气候温宜，山清水秀，物阜民丰，素有“崇川福地”之称。南通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在此融汇，形成了江海平原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情。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南通人民创造并发展了丰富多彩、名噪四方的民间工艺。诸如扎染、彩锦绣、哨口风筝（板鹞）、木版印画、工艺葫芦等。
南通蓝印花布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品之一。由吴元新创办的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已被列为中国蓝印花布传承基地,由他负责申报的"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已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通也被命名为----蓝印花布之乡,这些荣誉称号 与吴元新30多年来默默的在蓝印花布领域不断研究,坚持将传统传承了下来是分不开的.
南通民间蓝印花布始于明代，流传至今。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尤其是当代民间工艺家的不懈努力，从单一的土布制品走向多种面料的制品，从生活实用型走向实用、装饰多种类型、从田野阡陌走向城市都会，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
余西镇染坊园乃蓝印花布发祥地
元末明初，余西场先民为避兵火，携家谱、典籍举族自江南群体迁来，夹雄厚财力，同时，也带来蓝印花布传统工艺。城南染坊园蓝印花布染坊最多。
解放后，余西镇区，主要蓝印花布染坊有：王子标染坊，季长春染坊，冯家染坊，衙门口染坊。公私合营时，季长春染坊合营至南通城；冯家染坊合红营至余西区二甲镇，该企业体制几度变迁延续至今，蓝印花布工艺也从余西古镇传至余西区二甲镇，再在南通市名扬海内外。
余西古镇正在参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图书
作者: 祝勇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2003-06
页数: 174
定价: 35.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6325585
内容简介
蓝，越旧越美。对于许多颜色来说，时间的累积只能增加磨损，令它们显得衰败和不堪。旧蓝则别有味道，恍若陈酒，或老去的亲人。它条理清晰的纹脉里混合了山野的气脉和时光的表情，让人想起所有经历过的岁月，以及在岁月中积累着痛楚与快乐的吾土吾民。
作者简介
祝勇
一九六八年出生，一九九○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有十二年编辑生涯，二○○二年辞去公职，专事写作。作品大抵分为两类：思想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前者多发表于《读书》《书屋》《黄河》等刊，后者多见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花城》《大家》《钟山》等刊。已出版个人作品十九部，其中有《禁欲时期的爱情》《改写记忆》《手心手背》《遗址：废墟上的暗示》《凤凰：草鞋下的故乡》等，并有三卷本《祝勇作品集》行世。主编有《重读大师》《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声音的重量》《新锐文丛》《深呼吸散文丛书》等。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