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曙辉
人物简介
  黄曙辉，196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益阳市人民防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处级）。自称为“朴实而可笑的幻想主义者”，出版过散文集《四季情缘》、报告文学《枪魂》、个人诗集《荒原深处》《大地空茫》《在时光的锋刃上》和与别人的诗歌合集《中国九人诗选》《空镜子》《爱的华尔兹》等著作，诗歌主要发表于《文艺报》《人民日报》《中国诗人》《诗潮》《文学界》《散文诗》《上海诗人》《中国朗诵诗》《中国作家》《诗歌月刊》《星星》《天津文学》《安徽文学》《湖南作家》《文学风》等刊物。
黄曙辉大学毕业后，先后当过教师、宣传部门和组织部门干部，2000年担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2003年担任湖南省南县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2006年担任益阳市环保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正处），2011年担任益阳市人防办副主任、副书记。近年来，黄曙辉工作之余致力于诗歌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可广泛的影响。《湖南日报》、《湖南作家》《作家天地》《文学风》《天津诗人》《民族日报》《益阳日报》等众多报刊发表过对他的专访和诗歌评论。
主要成就
三中全会以后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文学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所以黄曙辉从大学开始就像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也对文学十分狂热。那时候，大学学报发表的第一学生论文《试论新诗歌的散文美》就是他写的。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工作，后来便没有机会继续做学问，不然也可以象他的那些同学一样去当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黄曙辉十五岁开始写诗，后来也尝试写小说和散文、报告文学之类，但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产生一点影响。有报告文学、散文《枪魂》、《“中国牌”专家》、《船之梦》、《越过四季》等一批作品在全国全省各类评奖中获奖。出版过几本理论著作，发行量却不小。那时候，黄曙辉对于理论研究很感兴趣，300多篇心理学、美学、人才科学、管理科学方面的论文被《行为科学》、《中国管理科学》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方面，现在出版过散文集《四季情缘》，报告文学集《枪魂》《先锋之歌》等，今年元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厚达560页的诗集《荒原深处》，获得广泛好评，引起了诗歌界和评论界的重视。
主要作品
散文集《四季情缘》  诗集《荒原深处  
主要评价
黄曙辉是一个激情洋溢的人，对于诗歌有着与生俱来的喜欢。他教过书，做过宣传工作，在组织部门干了十多年，当过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现在是一个坚定的绿色环保主义者。但是，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对诗歌创作保持极大的热情。最近几年来，诗歌创作出现了井喷的势头，连续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中国诗人》《诗潮》《星星》《诗歌月刊》，《文学界》《散文诗》《天津文学》《上海诗人》等众多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组诗。有评论家甚至说，2009年是诗歌界的“黄曙辉年”。最近，湖南的报纸和刊物《湖南日报》《当代商报》《三湘人物周刊》等一批报刊连续对他的诗歌创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黄曙辉诗风豪放，受美国诗人惠特曼、智利诗人聂鲁达等人的影响较大，总体来说属于豪放派诗人，但是近期的创作呈现了多样化的风格，更加深刻厚实，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无奈。
相关资料
鹤舞盛世：古老城市的性灵书写
――益阳诗坛“三剑客”印象记
聂茂
序曲：剑之美彰显城市骨力
我坚信每一座城市都蕴含着绵延的诗意。益阳历史悠久，人文鼎盛，“背靠雪峰观湖浩，半成山色半成湖。”益阳诗坛三剑客——郭辉、冯明德、黄曙辉就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用各自的灵气、才气、智慧和感悟抒写着对故土深沉的爱。
益阳别称为“银城”，《禹贡》记载着“唯金三品”，银与金、铜并列其中，但银没有金的夺目华彩，没有铜的深沉古朴，它有的是明月般的明亮、俊朗。益阳市花是红红火火、吉祥富贵的刺桐花，“秾英斗火欺朱槿，栖鹤惊飞翅忧烬”，刺桐花似火红辣椒，树上有刺，在防守中炫耀着。也许是银的内敛、柔和、淡雅、柔韧的质感，以及刺桐花炫耀与防守兼具的特征，造就了益阳三剑客的作品在含蓄中张扬，在明辉下暗香的文风质感。
剑，是一种古兵器，更代表一种文化。剑，观之寒澈，舞之轻盈，出鞘鉴日月，入鞘藏风雷。剑客，藏则如路人甲乙，寄情酒肆，声色内敛；露则豪气冲云干，狂放不羁，诗仙李白当属此类。古人常谓人剑合一是至高境界，如今益阳诗坛的三剑客也痴心不改，孜孜以求，渐入创作佳境。
一座城市没有文化无异于一座空城，一丘沙漠。剑之美能够彰显城市的骨力。益阳之所以能从中国城市的星座中独发异彩，与周谷城、周立波、周扬“三周”有关，而延续他们文化血脉的除散文家叶梦、小说家刘春来、裴建平外，益阳诗坛三剑客以群体的力量令人刮目。三位诗人怀着对文字的敬畏与挚爱、怀着对诗歌的推崇与坚守、怀着对时代的责任与讴歌，以心驭笔、以笔寄情、以情抒怀，在湖南乃至中国文坛，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郭 辉：长剑善舞  半仕半诗半书生
郭辉的诗像白桦林一样干净、纯粹，散发着春日刚刚翻耕过的泥土气息，他深切地热爱着“永远的乡土”，在这片乡土上“吮吸爱的芬芳”，眷恋着桃花江畔“美人窝的风情”。乡土、美人，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始终都是诗人抒情感怀的原动力。从郭辉的文字中，我能看到蚯蚓在泥土中跋涉，花草在一场及时雨后的伸展，女人在乡村小调中扭动曼妙的身段……他笔下的乡土意象是粗麻布质地，厚重、深沉，古朴中透着清新。
说郭辉长剑善舞是比较恰当的，他以诗名世，却在小说、散文创作中也有不俗的表现。他有着繁琐的行政工作，却并没有给创作戴上了脚镣。市文联主席和市作协主席的身份，让他有了“领头雁”的压力，却也让他化压力为动力，从一个人在乡土之上的独舞，变为一群人在城市之上的群舞。
我与他有同窗之谊，这种友谊换来的是恒久思想的交融与理解，早在1989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就读时，在时代暴雨的背景上，雕刻着我俩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现在，他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诗者自由，诗人的眼睛看到的是通透与纯粹，是文字深处恒动的人性，诗人是由人性的光辉来触摸他的世界。
郭辉亲切地写道：“冬初老倌的眼凉了，心凉了，血凉了/他不相信外面会没有人穿草鞋，他要去城里看看了。”与其说时间在冬初老倌的记忆中停止了，不如说时代的快节奏和转型期间的价值取向让他有些难以适应。诗人温情呼唤的其实是对逝去岁月的美好回忆，是一抹潮湿的文化乡愁。在诗中，郭辉表现得有如一个乡下未见过世面的野小子，自由挥发着无意间闯入了城里“大诗界”的种种惊喜、悲苦、兴奋、惆怅，他把带着一种野草泥土味儿的情愫淡淡地印入到了诗里；“无意中，把一根竹竿插进土里，过了些日子，竟长出几片绿叶来/山地，确实是很肥呢。”
是啊，正是肥美的乡土孕育了郭辉的诗情，结出了累累硕果。郭辉的根在乡土，如他所言，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无法去掉的土腥味，曾经毫不起眼的菜园，已然成为他无法忘却的诗园。
郭辉善思考，会读书，现在从事行政工作，而我则在中南大学三尺讲台上执教，当年的豪情藏进了酒窖，越酿越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不再是纯粹的诗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同的人生经历给予我们不同的风景，但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心中有诗，自然就能“春暖花开”。我期待郭辉笔下的新鲜乡土能够更加青翠欲滴，生机勃勃！
冯明德：仗剑直击  意气风发著鸿文
这些年，冯明德做了很多的事情，但也可以说，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一份小小的诗歌杂志打磨成全国闻名的散文诗创作集散地。他把一个在省会城市都难以做的事情，他不知疲倦地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作为《散文诗》杂志的掌门人和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冯明德长得干瘦干瘦的，看上去很“艺术”，很“前卫”，颇有些披头士放荡不羁的风范，而身板却像风中的竹竿一样令人担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很执着，很大气，很豪迈。他倡导《散文诗》的办刊宗旨，力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让刊物真正做到高度的“净”和“清”。在他的执着努力下，《散文诗》被诗坛誉为“生活的一方净土，心灵的一泓清泉”。他定位《散文诗》的个性是“精品化、大众化、礼品化”的纯文学。他是竹，宁折不弯，在纯文学举步维艰的今天，硬是为《散文诗》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我跟明德兄交往颇久，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湖南日报做记者的时候，当时就采访过他的前任邹岳汉先生和他，得知他们曾干过将杂志放在板车上一个一个书摊去推销的苦活儿，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在一个地市级做一份纯文学杂志的艰难与不易。也就是从那时起，明德兄的辛劳和诗人意气就像他布难苦难的脸一样，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
明德兄说，散文诗，是穿着散文的外衣，蕴藏的是诗的灵与肉。如果说散文诗滴着的是散文的泪，更多的则是淌着诗的血。有朋友说他人生最大的收获是：干了一件自己喜欢干的事。此话委实不假。
如果说，明德兄行走江湖，仗剑直击的是他的编辑家身份的话，那么，当他摇身一变而为皇泯时，他创作的诗歌则如洪钟大吕，主题宏大，题旨深远，令人感佩。他的文与自由奔放的散文诗融为一体。例如，《七只笛孔洞穿的一支歌》，就是一部带有史诗色彩的长篇散文诗，是生命与灵魂的交响曲。全书以抒情的笔调进行诗化的叙事，贯穿着一种悲壮纯美的高贵情操，超越了个人感情悲戚的局限，提升了人类追溯生命本源、文化和历史根脉的那种坚韧、昂奋。
作为明德兄的又一力作，他写出了气势恢宏的史诗般巨制《国歌》，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片断，以及音乐、散文、诗歌、不羁、抗争、破碎的画面和危难的时刻，不时叩击着读者的心扉，撞击着我的灵魂，让我久久疼痛，欲罢不能。
黄曙辉：佩剑漫步  荒原深处有人家
黄曙辉的诗集《荒原深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自嘲自己是个朴实而可笑的幻想主义者。敢于自嘲的人一定很自信，也一定有自信的资本。但曙辉很低调，虽说身在官场，却没有沾染官场的虚伪、客套和善变。曙辉爱诗，不为脸上贴金，也不为名利谋，当然更不为稻粱谋。他爱诗，没有功利，纯粹因为喜欢，因为不舍。
正如曙辉在《荒原深处》自序中写到的那样：“一般来说，诗人不关心准确性，并且常常被当作模糊的精灵。因此他们的文字必须从他们那里盗走，并且使之进入一种命运，这种命运使得它们‘值得’被思考。”这表明了他模糊意象的诗歌语言风格，他用看似随机组合的语言片断，组合成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幻化命运——那是他对生命与生活的“拾”与“诗”。
我喜欢曙辉这样的《穿着那双土布鞋也走不出故乡的梦》诗：“甚至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自己/总是在故乡的小路上走来走去/在城里过了一些时间  我不要找/很多的理由  回到故乡  其实/故乡的小路早已被水泥覆盖/小路上那一块块青色的石板/如遗失的文物 不知去向”。换言之，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居何职，诗人始终沉醉于故园的那片泥土，和散落在泥土中的纯朴、善良与唱词。
曙辉原是执教鞭的，因而多了一份书生气。于官场而言，这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曙辉似乎无意改变自己的个性。他默默地写，执拗地写，发狠地写，仿佛只有写作能够释放他的快意，只有写作能够伸展他的腰板，只有写作能够“意淫”他的梦想。我说曙辉荒原深处有人家，是指他在诗歌的荒原不停地跋涉，艰难地前行，而远在深处的“人家”，终能在雨后的夜晚点亮油灯，炊烟袅袅，等待疲惫的游子归来。这温馨的“人家”将注定会给痴情的追求者以热烈的回报。
在我与他为数不多的交往中，他的诚挚，他的才情，他的刻苦，深深地打动了我。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一个并不出名的诗人的作品？我的回答很干脆：曙辉的诗歌既有着惠特曼式的高昂，又着埃利蒂斯式的意象密集，还有着聂鲁达式的硬朗，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他诗歌的原因。曙辉现在也许还不很出名，可这又有什么紧呢？这个佩剑漫步的诗人，说不定就有一首诗能将你的灵与肉刺得连痛都叫不出声来呢！
尾曲：诗之灵充盈资江秀美
从序曲中的《剑之美彰显城市骨力》到尾曲中的《诗之灵充盈着资江秀美》，这是一种创作苦旅，更是一种文化传承；是创造的开始，更是审美的轮回；是一首诗的终结，更是另一首诗的开始。
益阳诗坛三剑客，并不是一个诗歌社团，也没有明确的诗歌主张与集体追求。说到底，是我将他们拉到一起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过于孟浪，更不是“硬扭”的结果。因为，在生活中，这三人不仅年岁相当不多，经历、背景、追求和喜好等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重要的是，同饮资江水，同居益阳城，他们便有了统一的摹仿对象――那就是养育他们的同一方水土。也许是诗人敏感而细腻的共性，他们不约而同地摹仿着益阳山水的灵动，摹仿前辈先贤的思虑，摹仿父老乡亲的朴实与狡黠，摹仿山乡桃脚汉子的粗犷与桃花江畔沐浴女子的柔美，摹仿一只鹤的静默独舞与一群雀的喧嚣热烈，以及一群山坡羊的安逸午后——总之，在这个杂糅的世界，值得人们摹仿的事物太多了，智慧在摹仿中进化，思想在摹仿中裂变。这种裂变的根本点还是源于对故土母本的“摹仿”，源于益阳“半成山”的壮美，源于“半成湖”的秀美。
在摹仿中超越，在超越中创新，他们的诗歌凸显了内在的张力，摹仿增加了历史的黏度与广度，摹仿赋予了文化以气味与质感，通过摹仿，三位诗人把益阳从古体诗词的意境之美，引入到了现代诗歌的意象之奇，是渐进，也是一种巨变。
我欣喜地看到，已取得瞩目成就的益阳诗坛三剑客并未停楫弃剑，他们正乘资水之舟，以诗为帆，以歌为桨，踏浪而行。他们在行吟中上下求索，一座城的意象符号，借一方山水注释着诗人的完美世界——那串梦中不败的故园刺桐花，开得正艳。
黄曙辉：与诗同行，猛烈喷发情感的火山
本报记者/朱斌城  摄影/龚永忠
人物简介
黄曙辉，196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益阳市环保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正处级）。自称为“朴实而可笑的幻想主义者”，出版过散文集《四季情缘》、报告文学《枪魂》、诗集《荒原深处》等著作，诗歌主要发表于《文艺报》《人民日报》《中国诗人》《诗潮》《文学界》《散文诗》《上海诗人》《中国朗诵诗》《中国作家》《诗歌月刊》《星星》《天津文学》《安徽文学》《湖南作家》《文学风》等刊物。
人生·回归诗歌
1960年出生的黄曙辉成长于物质贫乏年代，学漆匠、吹笛拉二胡等手艺，苦为生计劳作，除了毛主席语录外无书可读。偶然间看到一本注释版的《宋词一百首》，是他与诗歌的初次照面；15岁时在县里的刊物上发表了一首四句话的民歌体诗歌《我是小小气象员》,是他诗歌创作的处女作；就读公社高中期间,教语文的黄剑辉老师讲授袁水拍的讽刺诗、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诗”，是他第一次浅浅地接触诗歌的广阔世界。尽管18岁前从未真正走出过大山，黄曙辉心里却有梦想：要通过写作改变命运。
1978年，边教书边复习的黄曙辉考上大学。乡亲们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拖煤车，他才得以坐在煤堆上走出大山上大学。进入大学，诗人萧汉初等名师的系统讲授，吴友云、诸戈文、周军军、陈健君等一班同学几乎通宵达旦地为诗疯狂，大学图书馆里丰富的文学藏书，让黄曙辉真正走进诗歌艺术大师的斑斓世界：莎士比亚、海涅、聂鲁达、惠特曼、屈原、李白、郭沫若……天道酬勤，他终于成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在学报发表论文的学生，论文名叫《试论新诗的散文美》。从此，黄曙辉开始写作生涯，除诗歌创作屡见发表外，还先后出过散文集《四季情缘》、报告文学《枪魂》等。
因公务繁忙，黄曙辉曾停止诗歌创作十多年。2006年从南县调回益阳市直单位工作相对轻松后，在诗坛沉寂多年的黄曙辉进入其创作的井喷期，“据他的夫人谌如介绍，曙辉每天至少写一首诗，曾经还创下过一天十首的纪录。果然，短短三两年时间，曙辉的诗作就排炮、连珠炮一般轰上了《中国诗人》《诗歌月刊》《诗潮》《中国作家》《文学界》。不服不行。在一个饭局上，诗人郭辉就借着酒劲大发感慨：2009，诗歌的‘曙辉年”呀’”（摘自裴建平《激情和词语编织的诗意人生》）。他新近出版的诗集《荒原深处》所收录的470余首诗，绝大多数便为近三年所作，显现着诗歌这座情感火山猛烈喷发时所独有的动人心魄！除了其一贯坚持的诗歌的整体性风格以外，这些诗歌也彰显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既有现代派气息浓郁的，也有平白如话的，有书卷气浓的，也有类似民歌体的；同时，隐喻、反讽、象征、夸张、通感、铺陈等修饰手法在其叙事和抒情里都“有意无意地要跳了出来”！
身居官场，面朝诗歌式微的俗世，诗人黄曙辉无疑是孤独的，然而，他也是积极入世的：他积极面对手头的环保工作，狂爱摄影，对旅游乐此不彼，开博客开得精彩以至于被文友们戏称为“博导”，好友聚会时必定会肆意高歌，这种真性情和多彩生活状态无形之中同其诗歌创作形成了一种有益的互动，他的诗歌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灵魂的。
诗歌·吟唱人生
《三湘人物周刊》：评论界戏言，“青年写诗，中年写小说，晚年写散文”，而您的诗歌创作轨迹却显得极为不同：您很早就开始热爱诗歌并早有创作，中途因涉入官场而中断10多年，近三年来却仿佛“重出江湖”般佳作频出，甚至“一天曾经创下过一天十首的纪录”，这种高产与高质的能量从何而来？
黄曙辉：我觉得写诗歌是不分年龄界限的,那种把写诗歌人为地划分年龄的做法并不科学。诗歌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一个人对于美的东西的存储,有时候也是积压在内心深处需要喷发的火山。我从政时间长,那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经历,让我对于社会深层的东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看问题的视野和一般的诗人有了较大区别,能够从更高的更开阔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写的东西肯定至少在思想性方面要比一般的诗人或者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东西要深刻些。马克思说：愤怒出诗人。我长期从政,看到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也看到了人性里最肮脏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自然会如同火山喷发一样,让一些积存在情感深处的东西喷发出来。10多年里没有发表诗作，不代表心灵深处没有吟唱。而且,年轻的时候考虑发表的成分多,真正写属于自己的东西少；现在不同了,我不是特别考虑发表的事情,所以,只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三湘人物周刊》：在诗集《荒原深处》的自序中您谈到，“也由于诗歌，它让我的天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诗歌其实是很尴尬的”，这种打击、尴尬分别指的是什么？面对这些尴尬，您“并不后悔”并坚持“与诗同行”，做到这种人生境界与态度，仅仅因为诗歌是“最好的疗伤药物”吗？ 
黄曙辉：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目前似乎人们的功利思想越来越重。我说的打击与尴尬,那是因为在官场许多人不懂诗,许多领导你别看他在台上发言讲得头头是道,其实并没有文化。所以,我生活在官场,我写诗,在某些人看来就属于另类,觉得没有意义。假如你去参加一个行政会议,你带本诗歌去看,别人一定会觉得好笑。所以,这样的尴尬作为一个政界人士来说,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闷和无奈……诗歌艺术其实是一种最美的艺术,它能净化人的灵魂,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内心的一方净土,因而能更好地看待社会与人生,积极地生活,乐观地生活,它胜过一切的药物。所以，对于真善美的讴歌,对于假丑恶的讨伐,绝对一直是我诗歌里面不断体现的东西。比如，在诗集《荒原深处》中的“春天寂静无语”这一辑，我表面上主要写环保题材,实际上也是对于某些无良官员与违法排污企业老板的痛斥，诗歌是我释放苦闷的阀门。我不属于那种城府很深的人,路见不平,我必拔刀相助。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剑舞长空》,表达的就是我内心的理想。我有时侯也故意回避一些重大题材,但是有时候却无法不全身心介入,比如汶川地震之后,我一个月无法写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写了《中国万岁》,写完之后大哭了一场,仿佛全身虚脱了一样。
《三湘人物周刊》：故乡是一个早已经被无数诗人青睐过的主题，而您的诗歌中却乐此不彼的反复出现水稻、小麦、土豆、芦花、向日葵、溪流、田园、母亲、父亲、姐姐等诗歌意象，在《荒原深处》里，故乡的诗歌部分被放到诗集的第一辑，故乡在您心中的分量为何如此之重？此外，在您近期创作的《深入骨髓的痛让我食尽人间草药》组诗中，连牙痛、药罐、蜗牛这类事物都可以入诗且读来饶有情趣，它们是如何走进您的诗里面的？
黄曙辉：故乡是一个人最初成长的地方，无疑，故乡的一切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没有故乡的人是可怜的，就像精神没有着陆的地方！生活中处处都是诗，但是很多东西放在诗里都是一种隐喻,不完全是表面的那些具象的东西。把一些最常见的词语赋予完全不同也更丰富的含义,表达完全不同的感觉,那里面就有了幽默的成分,这也是我诗歌创作的一种追求。
《三湘人物周刊》：您曾说过，“我相信诗歌是情感的火山，只有猛烈的喷发，才会产生动人心魄的效果”，您的创作追求的是“一首诗歌的整体效果”、“一种大气的风格”，这种追求来源于什么？ 
黄曙辉：世界需要大视野,需要大气魄,人类共有的东西其实就是自然和美,以及爱,等等。我的诗歌单篇看,可能不属于那种格言警句类的东西,我追求整体效果,就像长江大河,它能荡涤一切,包容一切。我在我的诗集《荒原深处》的序言里说过，我的诗歌不是盆景，不是根雕，而是自由生长的树木和野草，所以有时候我刻意打破一些诗歌写作的条条框框，让那些经过严格诗歌写作训练的诗人吐血。那种玩文字游戏的做法不是我诗歌写作追求的目标。
《三湘人物周刊》：关于您的诗歌创作，评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诗“有些失于节制”，应该在构思、意境营造、语境提炼上再下一些功夫，使之更精到些，精细些，精美些，精炼些……这种“更精到些”的要求对您的整体诗歌风格而言，是否是一种多余甚至有损你的诗歌风格？您今后的诗歌创作会如何实现提升？
黄曙辉：精雕细琢不是我的风格所在,我喜欢粗砾的东西,就像雕塑,刀砍斧劈,故意留下刀痕,而不是打磨得精细发亮。我只要离开自己那种大气和不拘小节,自己都感觉到有些做作，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但是，有人爱吃粗粮,有人爱吃细软的食品,这都应该允许。别人对我的这个评价,其实也还是有许多有道理的地方,所以我近期的写作稍微注意了一下，我觉得注意一下诗歌语言的精炼还是有必要的。对于我个人的诗歌发展方向问题，其实是我很苦闷的事情,一直没有完全想好。不过,不论怎样变,我都不会写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指的是，如果写出来的东西连我们写诗歌的人都看不懂、不喜欢,普通读者会更不喜欢的。
《三湘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诗歌创作的整体生存环境？对于散文诗的创作，你曾提出一个观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灵魂，在您看来，这个“三贴近”对于散文诗发展而言有着极为特别的意义？
黄曙辉：从整体上看,现在许多诗人的诗歌作品,技术上非常棒,语言也非常好,但就是难以产生影响,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诗人过于小我,不关心社会现实.这是最危险的。艺术有一个共同特点,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古人说“文以载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些绝对是永远不变的规律与真理。一段时间以来,我看到散文诗创作出现了追求表面华丽的东西,远离生活,这当然让我纳闷,感觉不可取，这也是我一贯的入世思想的体现。 中国的诗歌从诗经以降,凡是能影响社会、被人广为传诵的,一定都是很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作品。我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诗作《我是小小气象员》，采用的民歌体形式，只有四句话:我是小小气象员,毛主席叫我来管天,不怕风吹和雨打,再苦再累心里甜。那时候我在农村,没有天气预报,农民种地看天气,都是完全依靠传统的一些习惯看天气,所以对于天气预报居然很关注。我一开始就比较注意用诗歌反映现实生活,不喜欢无病呻吟。我最近的一些诗歌,尤其注意写人性隐密的东西，对于时间、人性等等方面一直在进行观察与研究。我想，等到我下一部诗集出版的时候，一定会比现在这本作品更好一些吧，希望不会让喜欢我的读者失望。
（原载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湘人物周刊》2010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