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亚明
个人履历
李亚明1955年11月29日出生于台湾，多数人知道李亚明或许都是因为他是  李亚明福茂唱片音乐总监的关系，而又有多少人知晓曾在15年间发行过10张 个人专辑的李亚明呢？
把时间倒回到1983年，当时台湾地区的唱片工业还不象如今这般发达，电视晚会占据着人们大部分时间的娱乐生活。那个时候，李亚明还是电视晚会上歌星背后的伴舞舞群中的一员，默默无闻的他根本不是荧光幕的焦点。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与薛岳关系很不错的李亚明得到了一份唱片合约，并组成了蓝天使合唱团，正式进入歌坛发展。
从业经历
1983年07月26日，拍谱唱片发行了李亚明的首张个人专辑--《正面冲突》。在拍谱唱片公司期间，李亚明和薛岳为了推动摇滚乐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作了不懈的努力，蓝天使合唱团与薛岳附属的幻眼合唱团频频在岛内的北、中、南部演出，为80年代末蓬勃发展的台湾主流/地下摇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拍谱唱片的5年里，李亚明一共发行了《透明人》、《鹰族》、《魅力十足》和《正面冲突》4张唱片。在专辑《魅力十足》中，主打作品“爱我在心里”、“失去的温柔”和“大街”都是旋律性很强的作品，听众也因为这张唱片而记住了李亚明这个“新”人的名字，唱片里的还有一首作品“小站”，在几年后又被东方快车合唱团翻唱，又掀起了人们对李亚明的记忆。 合影(20张)
早在1986年，李亚明与薛岳、幻眼合唱团在东京LIVEHOUSE“FARAKS”所举办的两场演出，都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李亚明与薛岳被人们认为是国语摇滚的希望。1987年，李亚明率领的“蓝天使合唱团“在台北、高雄两地举办了四场“燃烧的诱惑”演唱会，李亚明黑衣墨镜的打扮以及作品摇滚的韵味，为乐迷们带来了无比刺激的体验。
与此同时，李亚明在89年1月率“蓝天使合唱团”赴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个人的演出，李亚明是首位在大陆举办演出的台湾歌手，从而揭开了港台歌手在大陆演唱会热潮的序幕。在当年，李亚明的这次演出虽然空前成功却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回台后，台湾当局当即以各种理由对他进行了制裁，其中包括在一年这内禁止其一切演出活动。尽管这样，李亚明仍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继续地走下去，个人的第六张专辑《存在》的出版，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就象专辑文案中写的那样：“只是一种清清楚楚的感觉--我在！” 
同年，李亚明离开了拍谱唱片来到了达伟唱片，并在次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专辑--《酷》。《酷》这张唱片分别由齐秦和黄大军来担任制作人。当时，已经靠专辑《狼》打开局面的齐秦音乐中也有一定的摇滚元素在其中，所以李亚明的唱片仍然保持了他所要坚持的风格。1988年，李亚明还参与了华视8点档的大戏《追妻三人行》的拍摄，亚明所扮演的牛家秀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喜爱。在这之后，李亚明自组了德州唱片公司，并和薛岳一起发行了合辑唱片《恋爱星座I、II》。 
成立了德州唱片之后，李亚明不仅制作发行自己的唱片，还忙着提携新人在唱片业闯荡，1988年末至1989年初，李亚明、薛岳与王宗正(现改名为王柏森)一起发行了合辑唱片《让世界都知道》，三个天平座的男人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每一个听到他们音乐的朋友们。十几年后的今天，当现在已经是台湾果陀剧场当红头牌的王柏森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时，还是不住地流露出对李亚明和薛岳的感激之情。 写真及剧照(18张)
1992年，李亚明自己成立了“吾耳族娱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并交由EMI发行了专辑《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和同名的自传书。“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在当时十分契合地表达了在被封杀后的半年中的所想所感和自己的心情。专辑还找来了原“青年”合唱团的主唱吴旭文来担当专辑中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其中的作品“成长”特别能体现李亚明当时的状态和境遇，其实，挫折又何尝不是生命中的一种成长呢？这段时期对李亚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不管用哪种形容词来叙述年轻，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包袱：叛逆的，可以用来炫耀那时的与众不同；不被赞美的，也常用来证明当时曾经有过的坚持。所有的轻狂、不羁颠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开始沉淀在不复激动的心里。称之为成长也好、经验也罢，人总是在渴望平静的时候要求自己和自己妥协。经历了1990年好友薛岳的去世、又踏上了红地毯、骄傲地做了父亲，于是，李亚明改变了。 
1993年，李亚明在福茂唱片发行了迄今为止最畅销的一张专辑《放轻松》。从主打歌“放轻松”中，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李亚明身为人父后的那份喜悦和人生态度的转变。不过，在“放轻松”中范晓萱可爱的表演倒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李亚明非常低调地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迷恋》，这张唱片不仅在旋律性和可听性上属于上乘，作品里面还深深地透露出一个成熟男人对周遭生活的思考与对人生的感悟。1997年，李亚明决定从幕前淡出，潜心经营他的“吾耳族娱乐事业”，福茂唱片随即为他出版了个人音乐生涯中唯一的一套双唱片精选--《忘了歌坛永昼/永夜》。唱片比较完整地收录了他从艺15年来的主要代表作，还与范晓萱合唱了值得纪念的“放轻松”、纪念好友薛岳翻唱了他的“失去联络”，在唱片的最后，李亚明以和姜育恒合作的“跟往事干杯”结尾，那份对歌唱事业的留恋和对喜爱他歌迷的那份不舍让人听来心碎…… 
今天，当被喻为“新人教父”的李亚明已有多位明星徒弟在竞争激烈的唱片市场上打拼。我们看到他在2010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为“最佳新人奖”颁奖，他的脸上已经布满岁月的沧桑。但我们依然想念，想念那个留在青春记忆中的戴着墨镜、一脸倔强、唱着“什么时候学会的一种东西叫做酷”帅帅的李亚明。
专辑
1984年 拍谱唱片《透明人》 
1985年 拍谱唱片《魅力十足》 
1986年 拍谱唱片《鹰族》 
1987年 拍谱唱片《正面冲突》 
1988年 达伟唱片《酷》 
1988年 德州唱片《恋爱星座I、II》(合辑) 
1989年 德州唱片《让世界都知道》(合辑) 
1990年 德州唱片《存在》 
1991年 百代唱片《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 
1993年 福茂唱片《放轻松》 
1994年 福茂唱片《迷恋》 
1997年福茂唱片《忘了歌坛永昼/永夜》
电影
1981年
《被判死刑》 
1982年
《傻搭档》
1984年
《朋友兄弟》 
1986年
《二男一女》
电视剧
1984年
《少林寺》
1985年
《大地春雷》
《大城小调》
1986年
《新西螺七剑》
《圣剑飞鹰》
《皇帝与公主》
1987年
华视《棋中奇》（与赵永馨第一次合作）
1988年
《八千里路云和月》
《双面游侠》
1989年
《天才保姆》
《追妻三人行》（与赵永馨第二次合作）
1990年
《追妻三人行大运》
1992年
《意难忘》
1993年
《英雄少年》
1994年
《包青天之雷霆怒》
1994年
《侠义见青天之杀夫记》

生平履历
1964年（甲辰），龙年的处暑节气刚过，李亚明生于浙江省临安市。自幼浪迹苕溪之岸、青山湖之畔、钱王陵之侧、功臣塔之阁、玲珑山与天目山之麓。  
临安，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镠故里。钱镠在唐昭宗时，因讨伐叛唐自立“大越罗平国”的董昌有功而被任命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并先后被封为越王和吴王；朱温篡唐建梁后，被封为吴越王；后唐灭梁后，钱镠又向后唐上表称臣，获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称号。[1]
  
李亚明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并获文学学士学位，分配到浙江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任教。训诂学家郭在贻先生写信勉励李亚明：“走上工作岗位，在人生的途程中便跨进了一个新时代。学习条件固不及在校之时，但是锻炼的机会是比在校时为多。”
  
同年，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先生为李亚明《中国语学论文集》 所撰的《叙》预言：“嗣后李君自强不息，颖脱而出，亦不可测。”  
1985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专业，连年获全校研究生优秀论文一等奖。1988年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1989年到北京市基层锻炼。
1992年调中国最老牌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任语言文字图书和辞书编辑。  
2000年起，历任国家某部委出版社编辑、主任编辑、编辑部主任。
200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此前，李亚明就读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时的老师，前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祝鸿熹先生在致函中表示：“她（王宁先生）对您的与人很少交流有些担心，认为这可能影响到您的治学：很用功，有自己的想法，但可能钻研过甚，与学术界隔膜，对前贤时修已有成果如何正确而准确地理解、接受也许把握上有欠缺，以致有的文章写得难懂或逻辑不够清晰。我也有同感，但我一直以为是我自身落伍或理论修养不够所致。我坦率地告诉她，正因为您在科研上还有不够上档次之处，亟需名师点拨引导，走上正轨。我向她保证：有幸录取的话（当然这完全取决于您的成绩和她的决定），我一定好好同您交流，改掉‘自闭’的现状，力戒自傲或刻意求异，接受严格的理论、实践上的要求和磨炼。”并鼓励：“我对前景抱有信心，希望您也鼓足勇气，树立信心。”入学后，王宁先生反复告戒李亚明要虚心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学术素养的训练，端正学风和文风，摈弃“野路子”，继承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精华。
  
2006年毕业并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国家某部委出版社编审、总编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总编室主任。
师承源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杭州大学是浙江省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汇集了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蒋礼鸿、任铭善、祝鸿熹、郭在贻等一批国学名师。姜亮夫先生（1902-1995）是著名的音韵学、楚辞学、敦煌学、历史文献学家，曾师从炳麟（太炎）先生（1869-1936）。1998年9月，杭州大学并入教育部直属的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浙江大学。
李亚明攻读汉语史专业硕士学位的东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世纪80年代，中文系汇集了杨公骥、孙常叙（晓野）、何善周、苏兴、王凤阳等一批名师。李亚明根据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导师刘禾先生的指导，精读《说文解字》、《荀子》、《吕氏春秋》、《尔雅》等先秦两汉文献，夯实根基。刘禾先生师从孙常叙（晓野）先生，孙常叙（晓野）先生师从号称“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以及古文字学家高亨，高亨师从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873-1929）和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
李亚明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章黄学派的重镇。根据导师王宁先生的指导，李亚明精读《说文解字》、《孟子》、《周礼·考工记》等先秦两汉文献，再度夯实根基。  
王宁先生是王国维的侄孙女，师从训诂学家陆宗达（颖民）先生（1905-1988），陆宗达先生师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季刚）先生（1886-1935），黄侃先生师从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开创了章黄学派。 由此继续上溯，章太炎先生师从清末朴学大师俞樾（1821-1907），俞樾师从号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1811-1872）。从学术渊源来看，章黄学派继承了汉代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学派朴实严谨的学风，进行字词、名物、制度等考据，既不同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实证派，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疑古派；章黄学派的下游，主要汇集在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院校。
研究领域
迄今发表训诂学、汉语词汇学、古籍整理、辞书学等方面学术论文90余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训诂学1．传统训诂学
（1）文献训释
李亚明在先秦文献训释方面，曾对闻一多《尔雅新义》中《释诂》“君也”条的释义提出商榷；考证《荀子》中《礼论》、《荣辱》、《王制》、《大略》、《儒效》、《非十二子》等篇的释义，并对《文史》第五辑和第六辑刊载包遵信《读荀子札记》（上）（下）中的六条释义提出商榷；对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版）中有关《劝学》、《当染》、《音律》、《首时》等篇的释义提出商榷；对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关于《战国策·楚策》“加己”的释义提出商榷；对刘如瑛《<孟子>笺校商补》（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中的部分内容提出商榷。在中古文献训诂考释方面，李亚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耳闻目濡，手不释卷《太平广记》，积累语料素材。1983年，在日本《中国语学》总第230号发表《〈太平广记〉词语札记》，考释《太平广记》近20条词语新义；1984年，在《中国语学论文集·太平广记篇》继续考释《太平广记》词语新义，并关注中古汉语一种特殊的被动句式。90年代，李亚明整理《太平广记》所见一组时间副词和一组疑问代词，形成《读〈太平广记〉小札》，并对周志锋提出的商榷作出回应；李亚明还曾对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有关释义提出商榷，认为“质”字在南朝、隋、唐、宋及至明代的中、近古汉语中，屡有“形貌”义的用法，刘基《卖柑者言》“玉质”之“质”应训为“形貌”而非“质地”；李亚明还根据就读杭州大学时的老师蒋礼鸿先生《义府续貂》（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2版）自存本所作的亲笔笺补，辑录整理《义府续貂》增订内容。
（2）雅书训诂体式发明
李亚明对以《尔雅》为主的雅书有系列研究。李亚明辨正《尔雅》书名含义，论证《尔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总结有关《尔雅》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各种观点，认为《尔雅》的作者非一人或数人所能概言，成书年代也非某一特定朝代所能涵括，而是经过较长时期许多训诂学者的积累和增补而逐渐成型的。李亚明早期从词典释义的概括性原则、区别性原则和规范性原则3个方面论证《尔雅》是一部由义类汇编和百科诠释构成的综合性义类词典，《广雅》的性质亦与此相似；晚期受王宁学术思想影响，逐条辨明《尔雅》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及其传注的关系，推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尔雅》“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的观点，认为《尔雅》与诸经传注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也推翻了自己早期认为《尔雅》是综合性义类词典的观点，转而认为《尔雅》中大量词目与释文临时关系诠释的类型，并不符合词典释义的概括性原则，因此，《尔雅》只是经书训诂的汇编，即同训纂集。在《尔雅》与《方言》的异同方面，李亚明认为《尔雅》因其同而通，注重共同语、书面材料，基本上收录类义词；而《方言》则因其异而通，注重异地方言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现状，收录相当数量的同音词。在《尔雅》前二篇《释诂》和《释言》的异同方面，李亚明认为并无本质区别。20世纪90年代，李亚明总结《尔雅》“连言为训”体例的十种类型，对其作概括评价；并继王念孙手批《尔雅义疏》写本（即节本）勘误按语、肖璋《王石删订〈尔雅义疏〉声的谬误述补》、张永言《论郝懿行的〈尔雅义流〉》、郭在贻《谈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之后，分析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对《尔雅》原义任意增附所导致释义错误的五种类型。
2．现代训诂学
（1）与文化学接轨的训诂学
20世纪80年代，李亚明认为，训诂广义之“境”，包括作者、地域、题材、体裁、主旨、文风、源流、上下文语法制约以及古注之“境”等许多因素，主张训诂学者在训诂学研究中应自觉培养和加强“史”的观念和“境”的观念，但同时应持一种通达观，注意从具体意义出发理解具体词语，不受两种观念的羁绊；主张把人的价值放在首要位置，从训诂中获得真善美的启示。90年代，李亚明强调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决定作用，并进而认为训诂蕴涵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等思想文化的最本质特征；训诂学只有自觉地将自身整个融入汉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
（2）与汉语历史语义学接轨的训诂学
20世纪80年代，李亚明主张在理解和运用递训时，应注意一义多词与一词多义的种种复杂现象，不能轻易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随机关系的词或义混为必然关系。21世纪初，李亚明接受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训诂学理论的词汇语义观，从训释方式、训释词语与现代汉语双音复合词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孟子》赵岐注同义连用训释并列式短语的类型，并以该种训释词语在现代汉语的流变形式为参照，总结汉语词汇化的成因。李亚明还运用义素二分法，通过比较、分析清代王言（慎旃）纂《连文释义》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同形双音并列词语，探讨其历史传承方式和类型。
（3）融会文化学与汉语历史语义学的训诂学
1995年，李亚明概括训诂学现代化的三种内涵——建立和完善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规范的学科体系；依据训诂阐释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吸取和移植各学科方法论精华，充分运用多层次研究方法。该年，李亚明作为中华书局编辑，受邀参加台湾地区训诂学会学术研讨会，并作首席大会发言，倡导建立多层次综合性训诂学方法论体系。会间，有讨论者质疑该体系中的文化学方向与词义学方向互相矛盾，李亚明回应：训诂学要两条腿走路，其文化学方向与词义学方向并行不悖。21世纪初，李亚明主张在《尔雅》研究中采取多方位视角，把词义研究和文化阐释共同作为《尔雅》研究的目标。李亚明在训诂学与中国传统物质层文化、制度层文化和心理层文化的接轨方面均有所尝试，在全面类聚并整理《考工记》手工业词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训诂原理、语义观念以及词汇语义学原理，考证并分析《考工记》文化系统，揭示了《考工记》训诂所蕴涵的车舆、兵器、玉器、乐钟、营国、沟洫等物质层文化，职官、度量衡等制度层文化，时间、空间等心理层文化。例如，结合考古和文献总结“圭”的形制；考证并分析《考工记》手工业职官系统；梳理先秦手工业度量衡单位系统，从度量衡单位的比例关系和成品的度量衡比例关系两个方面考察《考工记》的比例关系即比值关系。李亚明还曾从《尔雅·释天》管窥中国古代的季节划分；考察“统言”和“析言”之间关系的类型，并将其纳入以词义范畴为纽结的概念形式系统，上升为“共相”和“殊相”的认识论关系；认为反训植根于东方朴素辩证逻辑的二值互补系统，相当于“语义对立词”（Ambivalent word）。（二）汉语词汇学1. 词义学
20世纪80年代，李亚明主张从史的角度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从揭示思维方式及其轨迹的角度展开词义研究。作为尝试，李亚明从抽象的形成过程和观念的可析离性分析古代汉语词义脱落现象，认为脱落是从感性的复合形象过渡到理性的简单抽象的结果。李亚明的硕士学位论文《古代汉语词义范畴》 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古代汉语里以词义引申过程中概念的中介作用为基础的词义范畴体系，总结由词义范畴和语法词性凝成的词义引申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实现方式。李亚明还以《尔雅》和《广雅》的训释词语为考察对象，进行语义成分分析。21世纪初，李亚明认同王宁先生的词汇语义观——坚持词汇和词义的系统观，是重建与完善汉语词汇语义学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则，对于重建与完善汉语词汇语义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李亚明的博士学位论文《<周礼·考工记>先秦手工业词语系统研究》在全面整理《考工记》词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训诂原理、语义观念以及词汇语义学原理类聚《考工记》词汇，描写《考工记》词语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全面地理解《考工记》词语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准确地掌握《考工记》的词语在不同语言环境中所表示的含义；在《考工记》词语分类整理和词义训释的基础上，以基于辩证法的系统方法论为指导，通过描写和论证《考工记》词语关系的层次性、关联性、有序性和立体性诸特征，证明先秦手工业专科词语的系统性，进而总结相关的汉语词汇语义规律，以丰富和发展汉语词汇语义学。围绕《周礼·考工记》词语系统，李亚明运用义素二分法（Dichotomy of Sememe）——即现代训诂学在利用义界对词义内部结构分析时，把词的义位切分为“表义素+类义素”两部分的方法，类聚、梳理并分析《考工记》的原材料、职官、行为、性状、时空、色彩、车舆、兵器、玉器、乐钟、营国、沟洫等词语系统，归纳《考工记》词语的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的层次关系，纵向、上下和横向的结构关联，以及由此形成词语立体网络所体现的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取得了系列成果。
2.词法学
20世纪90年代，李亚明通过对现代汉语中由摘取原词语最主要资讯复合而成的复合缩略词语的考察和分析，总结出五种结构类型；同时，通过对港台地区通用的由摘取原词语最主要资讯复合而成的复合缩略词语的考察和分析，也总结出五种结构类型。21世纪初，李亚明认同王宁先生“动名形的语法形式实际上取决于语义关系”的观点，通过对《考工记》名物义位与性状义位同词形，名物义位与行为义位同词形，性状义位与行为义位同词形，名物义位、性状义位与行为义位同词形等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探讨该文献“名-形-动”同词形的语义基础，从中看到汉语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词义渊源，进而证实汉语语义和语法的有机关联、协同发展。李亚明运用同理探讨该文献“名-量”同词形的语义基础，看到汉语名词和量词之间的词义渊源，同样证实了汉语语义和语法的有机关联、协同发展。（三）语言应用1. 古籍整理
1995年，李亚明受邀参加台湾地区训诂学会学术研讨会，顺道参访“中央研究院”、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中山大学（高雄）、辅仁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台南师范学院等机构，认为海峡两岸的古籍整理界各有所长，故应互惠互利，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古籍整理实践方面，李亚明曾考辨焦循《孟子正义》对赵岐注的承袭态度；增补沈兼士《系统的文字学参考书目举要》；参与《容斋随笔》类编译注。
2. 辞书学
辞书学理论方面，李亚明20世纪90年代即倡导建立一套由辞书编辑出版责任机制、辞书出版管理宏观调控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构成的辞书质量保障体系，呼吁加强辞书编校质量管理，促进辞书出版事业繁荣。1995年，李亚明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辞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总结了各大语种类语词典编纂出版情况，探讨类语词典分类标准及类语词典编纂中词义范畴的导入等问题。辞书编纂实践方面，李亚明20世纪80年代就曾尝试在《中国语学论文集》“成语增补篇”中增补成语；曾对“抒情诗”的内涵和外延提出意见。21世纪初，李亚明通过与《考工记》比核，发现《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相关词语释义欠安和义项疏漏的问题。其后，继续通过与《考工记》比核，再次探讨语文辞书词目失衡、义项疏漏、理据缺失、义界不清、循环乞贷和释义欠安等问题。为了分别为来自英语、日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国家的留学生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社会交际提供有效的语言帮助，李亚明主编对外汉语口语系列工具书十部——《北京口语英语词典》、《北京口语日语词典》、《北京口语法语词典》、《北京口语德语词典》、《北京口语俄语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版）以及《汉英上海口语词典》、《汉日上海口语词典》、《汉法上海口语词典》、《汉德上海口语词典》、《汉俄上海口语词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填补了对外汉语教学史上以方言口语为解释对象的汉外双语词典的空白。李亚明还参与了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出版规划重大项目《辞源》修订工作，以及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语言学名词》子项目《训诂学》的编制工作。在中华书局期间，起草《中华辞海》“框架设计工作细则”、“编写技术规范”、“单字编纂体例”、“古语词编纂体例”和“语言文字学科框架设计说明”等材料，设计“语言文字学分类词目表”，并承担《中华辞海》单字、语词、成语和语言文字学科四个部分的作者队伍组建、稿件审读及编辑加工等一系列工作。参与责编并编纂《中华字典》，起草字典的编写条例、编写补充要求、审稿方案、审改要点、清样通读校改注意事项和凡例等，同时对书稿的质量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对书稿中存在的字头遗漏、释义不确、体例不一等大量问题进行增补或修改或统一，数易其稿，较好地解决了书稿加工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该字典获中华书局1999年优秀图书一等奖。此外，李亚明还曾兼任大型百科词典《辞天》主编助理，负责框架设计、词目制订和样条审读工作；参编《康熙字典通解》（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诸子百家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辞书；参编《新文化古代汉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撰《古代汉语工具书的使用》和《古代汉语重点词语汇释》两大部分；对“百科全书”的内涵和外延提出意见。
3.社会语言学
21世纪初，李亚明参加由应用语言学家于根元发起的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师生为主体的语言哲学沙龙。沙龙集体发言内容形成《语言以人为本——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和《语言的轮休和充电——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李亚明个人发言内容形成《两种“套话”》、《语言的休眠、复苏与新陈代谢》、《把握语言的生活内涵》、《以人为本——广告语言的生命》、等社会语言学论文，对于总结语言发展的规律，预测语言未来的趋势，制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4. 对外汉语教学
2007年，李亚明参加中央党校直属机关分校国家某部委班学习时，通过对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和汉语国际推广这两项国家对外文化工作现状的考察，探讨其互动关系，提出促进广播电视对外宣传与汉语国际推广互动的目标，以及具体实施策略，以图解决广播电视对外宣传与汉语国际推广这两项工作脱节的问题，对于增强我国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汉语学术史述评李亚明曾开展一些汉语学术史述评，包括：梳理20世纪文化语言学著作出版情况；评论《汉字语言功能论》；介绍荷兰语言学家Van Dijk的话语分析理论著作汉译本《话语·心理·社会》；介绍台湾地区的章黄学派下游；等等。90年代后期，李亚明反思文化语言学，主张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建设与攻破、求实与务虚、微观与宏观、依附与独立、严谨与大胆、稳健与速成、质量与数量、独创与借鉴、批评与吹捧等十种关系。21世纪初，李亚明梳理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训诂学理论的词汇语义观、文化观、语法观，以及辞书学理论，介绍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训诂学理论的词汇语义观所注意到的文献言语环境对文意训释的限定作用（即文献言语环境中的文意训释具有特定的附加义），宣传词义训释与文意训释的学理及其对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的指导意义。　（五）其它领域哲学方面，李亚明把人在概念抽象活动中的主体性作用归结为四个方面，并总结人对意义的主体性决定的主要类型——意义与所指的逻辑同构关系是通过主体的选择机制实现的；有些意义由主体的认识定势和认识结构所决定；有些意义由主体的情感体验和评价态度所决定；对文本的意义再构造是由主体的理解和解释决定的。历史学方面，李亚明根据翔实历史记载，论证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并逐一列出中国南沙岛礁名称。修辞学方面，李亚明在《中国语学论文集·修辞篇》中提出过多种新的修辞格。  
方言学方面，李亚明的学士学位论文《上虞方言本字考》 考证上虞方言本字；思辨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整化与分化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文字学方面，李亚明曾以“知常”的笔名，介绍“六书”中“孳乳”的定义、规律和类型。
文化贡献
李亚明在中华书局期间，责编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八五”和“九五”规划项目图书七种。其中《敦煌变文校注》吸收采纳了李亚明对《伍子胥变文》注[88]、注[117]、《汉将王陵变》注[23]、《前汉刘家太子传》注[30]、《燕子赋》（二）注[76]等处的审读意见，成为迄今收录篇数最多、校勘最细、注释最精的敦煌变文集，被姜亮夫先生誉为“敦煌变文校理之集成之作”，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第二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李亚明责编的《新编全本季木藏陶》是研究中国最古老文字——陶文及古代工官制度、姓名制度、度量衡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宝贵资料，“是研究陶文近五十年来所出的唯一一本专书，也是历来收集陶文比较多的一本书”（周绍良语）。
李亚明在国家某部委出版社期间，主笔拟订某部委出版社以及非时政类报刊《中国广播影视》、《综艺》、《电视指南》转企改制方案，制订出版社以及上述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后的发展规划；责编“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工程技术人员实用教材”、“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当代影视声音系列丛书”、“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系列丛书”等重点图书，关注传记类图书市场，所策划并实际主持、组织实施的15种传记图书登列畅销书排行榜；
所策划的《节目主持人通论》（修订版）获第一届中国高校影视研究学术奖（教材奖）一等奖。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担任《数字十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十八大特别报道》编辑出版工作的总协调人，协调该书的编写、编辑、封面设计、印制等方面的工作；该书作为十八大代表唯一指定用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央电视台多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该书的出版动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