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中摩崖造像
基本介绍
中国唐代佛教石刻造像。位于四川巴中市。环城四龛原各为一石刻造像群，东、西、北三龛开凿年代以西龛最早，内存隋大业五年（609）一龛。巴中摩崖造像的主要特点：  巴中摩崖造像一是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二是装饰华丽，色彩斑斓；
三是造型多样,风格独特；
四是技艺精湛，造像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1]
精华造像
南龛103号—毗卢遮那佛(盛唐);南龛16号—如意轮观音像（盛唐）;南龛83号—双头瑞佛像（盛唐）；南龛64号—三世佛像（盛唐);南龛116号—西方净土变（初唐）；西龛35号—西方净土变浮雕（初唐）；北龛7号—窟顶飞天（盛唐）；水宁寺1号—药师佛像（盛唐）；水宁寺2号—释迦说法（盛唐）；水宁寺3号—释迦多宝（盛唐）；水宁寺8号—释迦说法（盛唐）；千佛岩38号—七级佛塔（盛唐）；千佛岩31号—释迦说法（盛唐）。
形态描述
巴中摩崖石刻以唐代凿建的为主体，今已残破，唯南龛保留了较多的唐代佳作。南龛位于城南古化成山，今存唐窟140  余龛，可以清楚地展示出从初唐到晚唐各个时期的风格和技法。造  毗卢遮那佛像约1800余身，集中分布在神仙坡崖壁上。
大小龛鳞比，前后佛像重叠，分为 3 层，密如蜂房，其中最大的龛是103窟，龛高5米，毗卢舍那坐佛通高4.45米。最小的龛为72窟双观音龛，仅30厘米×40厘米。大量单身观音像的出现为南龛造像的突出特点， 这些观音像都明显女性化，肌肤细腻丰满 ，体态婀娜多姿，容颜妩媚动人，曳裙飘舞。
此外，83窟之三佛衣式和手印均与一般佛造像相反，有如镜中所见。三佛中的主尊颈生二头 ，更觉奇特 。116 窟之天王足蹬草鞋，68、74、81三龛中之鬼子母穿地方时装，亦颇引人注目。龛楣装饰富丽而华美，以珠玉、莲花、璎珞、卷草、忍冬等组成多变的图案，衬托龛内造像。
另外，水宁寺造像也是巴中县保存较好的唐代摩崖造像。水宁寺，又名始宁寺,位于县城东南45公里处,已毁。现存11龛，126身造像,造像内容和题材与南龛相同，其中菩萨、胁侍弟子及飞天等形象刻画富有特色。
显著特点
83号龛的三佛，袒左披袈裟及手印均与一般造像相反,如从镜中所见,三佛中的  水宁寺中佛为双头佛，尤为奇特。68、71、81号龛中的鬼子母佛（南龛唐碑中对诃梨帝母的称谓）刻成 9个小孩簇拥着世俗服装的贵妇人席地而坐，116号龛的天王刻成脚穿草鞋等,均具有典型的地方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南龛石刻多用简练、概括的分层平面相叠来表现衣饰、头饰及璎珞等，并在平面施以精美多变的凹凸刻线以丰富表现效果。其中对佛、菩萨的面部采取大块面的处理手法，以减少阴影，对天王、力士及护法神等的身体各部分都用多块面、多细部的手法，使其肌肉暴张，孔武有力。南龛的龛楣，以双层双檐建筑和山花蕉叶佛道帐为基本形式，满布图案装饰。除石刻造像外，南龛还存有20余座摩崖浮雕舍利塔。
南龛摩崖造像
巴中摩崖中以南龛最为重要也最为有名。南龛摩崖造像始于隋，盛于唐，沿于宋至民国。巴中南龛古窟造像，始创于南北朝，随庙不断增镌，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有造像一百三十七龛，二千余尊，有经幢十四座，造像碑十则，新建碑四则，严武(唐巴州牧)“奏表”碑一幅，题记五十条，诗文五十二首，造像精巧玲珑，姿态各异，气质浑厚，端庄丰满，神情潇洒，典雅大方。由南龛山神仙坡东面崖壁、云屏石西面崖壁、山门石和观音岩几处组成。现有石窟１７６个，２７００尊造像，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南龛山神仙坡上，尤以大佛洞最为密集。摩崖造像大窟小窟、栉比相连，内容丰富，造型精美，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历史和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１９５６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８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处位置巴中南龛古窟位于巴城南一公里的南龛坡山，岩石壁立，高十余丈，长数百尺，方正如削，列层分龛，镶佛累累，南龛造像，始创于南北朝，随庙不断增镌，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有造像一百三十七龛，二千余尊，有经幢十四座，造像碑十则，新建碑四则，严武(唐巴州牧)“奏表”碑一幅，题记五十条，诗文五十二首，造像精巧玲珑，姿态各异，气质浑厚，端庄丰满，神情潇洒，典雅大方，是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是巴中古文化的历史见证。  南龛摩崖造像巴中城，曾荣获石窟之乡美名，它有龛、南龛、北龛、西龛，尤以南龛最胜，规模宏大，雕嵌玲珑，械栉比相连，它是古代石窟艺术的优秀代表，它是巴州古文化的结晶。
南龛造像的特点是身躯健美，面容丰满，衣饰富丽，如107龛的卢舍那佛像，身高4.45米，铁红加跃坐，头戴华玉的花冠，身着袒右肩袈裟，面容饱满，唇润卧丰，身躯健美，表情庄严肃穆，充分表现出令人皈依的艺术魅力；第116号龛在高2.7米、宽4.2米的龛窟内雕刻了93尊佛像，龛中的天王像，脚穿草鞋，别具一格，很富有当时川北坟特色；第53号龛和76号龛的一佛二弟和八部护法神龛，布局严谨，雕刻精巧微妙。人物特点南龛造像在人物特点上是相当分明的。菩萨像，体态优美，和谐生动；力士像，威风雄健有力；飞天像，形象优美，生动活泼，雕刻精巧，质威较强。这些造像多采用高浮雕的刻法，衣纹和缨络用流畅和明快的阴刻线条，刀法纯熟，洗练。不但表述了不同内容的佛传式“经变”故事，而且还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美学标准，社会生活面貌。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充分体现了古代匠师的聪明才智，为我们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宗教艺术南龛造像以佛教为主的宗教艺术，造像主要有“法身佛”、“三世佛”、“释迦佛”、“延古佛”、“鬼子母佛”、“七佛”、“千佛子”、“阿弥陀佛”、“双首佛”、“延生佛”、“双背佛”、“观音菩萨”、“地音菩萨”、“如意轮观音”、“毗沙门天王”、“八部护法神”等。造像大部分是盛唐前后的作品，少数是南北朝、宋代及近代作品。
南龛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顶建有记载6550余名红四方面军将士简历、照片及5000余件手迹的川萨苏区将帅碑林；山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馆藏文物2万余件和1800多万字的史料，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丰功伟绩，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物现状
据了解，南龛摩崖现存造像群和碑记大部分成于唐代，经清代装彩，由于长期受风雨侵蚀、阳光照射、空气干湿变化、热胀冷缩等影响，导致造像表面风化、局部酥减剥落，部分崖壁有滑坡及坍塌的危险。而且，原文物管理所、药王庙、兰草园、办公生活用房等处于文物保护范围内，破坏了原有的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另外，参观人员在造像前随意践踏等行为也对造像带来极大的破坏。
投资维修
据巴州区文管所负责人介绍，省文化厅于上世纪60年代末曾先后维修保护造像。现在这次维修，是南龛摩崖造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专家制定的《南龛摩崖造像保护规划方案》是一个长远规划。这次由中央财政投资1269万对造像进行环境综合整治以及实施接檐排水工程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完成。这次全省仅22项早期古建筑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其中巴中仅南龛摩崖造像榜上有名。[2]维修的总体思路据文物专家透露，南龛摩崖造像这次维修的总体思路是在保持南龛摩崖造像  南龛造像古朴、自然、清幽的景观特色的基础上，坚持复古的原则，同时充分挖掘文化内涵，突出独特魅力，为冲刺世界文化遗产作准备。
享誉全国的南龛摩崖造像位于巴中城南1公里处的南龛山顶上。经过数千年的风风雨雨，南龛摩崖造像损毁严重。记者从巴州区文管所获悉，国家发改委、国家文物局近日已联合发文，中央财政将投资1269万元对南龛摩崖造像进行环境综合整治以及对造像实施接檐排水工程。据了解，整个工程将于今年开工，2009年结束。文物专家认为，南龛摩崖造像进行如此大规模“整容”后，完全可以冲刺世界文化遗产。损毁严重造像需整容据了解，南龛摩崖现存造像群和碑记大部分成于唐代，经清代装彩，由于长期受风雨侵蚀、阳光照射、空气干湿变化、热胀冷缩等影响，导致造像表面风化、局部酥减剥落，部分崖壁有滑坡及坍塌的危险。而且，原文物管理所、药王庙、兰草园、办公生活用房等处于文物保护范围内，破坏了原有的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另外，参观人员在造像前随意践踏等行为也对造像带来极大的破坏。
“全国著名的文物专家痛惜不已，多方奔走，要求国家投巨资予以维修。”文物专家认为，对南龛摩崖造像进行保护已刻不容缓了。国家投资 大手笔维修据巴州区文管所负责人介绍，省文化厅于上世纪60年代末曾先后维修保护造像。现在这次维修，是南龛摩崖造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
巴中石窟的研究
巴中石窟地理位置巴中市位于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为古代南北交通要道“米仓道”的必经之处，秦至三国时属巴郡宕渠县，南朝时属归化郡，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始置巴州，属巴州大谷郡。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为清化郡，唐代归山南西道，五代归蜀，宋时仍称巴州清化郡，属利州东路。明初降州为县，至明正德年间复为巴州，归保宁府。民国二年改为巴中县，1993年改县为市。
所谓“巴中石窟”多系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龛，实为摩崖石刻龛像，只少数深广者稍可称“窟”，因沿习旧俗，故许多时候仍称为“石窟”。巴中石窟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在四川石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经调查，巴中市境内现存石窟59处，500余窟（龛），8000多身造像，其中属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最多，共有19处，450余窟（龛），7000多身，分布于巴中市周围的南龛、北龛、西龛、东龛，水宁镇的水宁寺、千佛崖，兴文镇的沙溪，三江乡的龙门村、佛爷湾，恩阳镇的千佛崖、佛尔岩，化城镇的石门寺，麻石乡的佛尔岩，三汇乡的奥基寺，来龙乡的佛爷湾，玉井乡的佛尔岩，曾口镇的佛洞湾，甘泉乡的佛框湾、佛尔岩等。这些窟（龛）像，绝大多数为唐代作品，少数开凿于隋代。以佛教造像为主，有少数佛道合龛造像和明清至民国时期儒教、道教和民俗造像。唐代龛像最集中、保存较好的有城周的南龛、北龛、西龛，水宁镇的水宁寺，化城镇的石门寺，兴文镇的沙溪和三江乡的龙门村等。巴中石窟的主要形式巴中的窟龛形式多为双重龛，外龛呈长方形，敞口平顶，内龛有素面圆拱龛、带桃形龛楣的圆拱龛、佛帐龛三种形式。有少数三重龛，外层敞口平顶，中层立面呈圆拱形，有桃形龛楣，内层为佛帐形龛。这几种龛形又有一些小的变化，为叙述方便我们用A、B、C、D来表示（其中D型实为B型的一种简化形式）。佛帐形内龛顶上多饰重檐，下悬帐、铃等物形成龛楣，帐柱即为两侧龛柱，雕刻精美的龛楣和龛柱最富魅力，为巴中独有。内龛三壁常设低坛，龛内顶部雕饰华盖，主尊身后常浅浮雕菩提树、天龙八部、飞天等，龛楣和龛柱多饰忍冬、卷草、方格莲花、方格团花、宝珠等。早期的龛两侧帐柱上常缠有龙，如西龛21龛、北龛7龛、14龛等（均属第一、二期），盛唐时缠龙柱消失，会昌六年南龛的第94号毗沙门天王龛又重新出现了缠龙柱。巴中石窟的演变从调查的资料看，目前巴中石窟的开凿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即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西龛寺第18、21号，恩阳佛尔崖第3号，水宁寺千佛崖第18号等龛属于这一期。这期主要有3种龛形，第一种，A－1型，三层龛，以西龛第21号为代表，外层方形；中层佛  巴中南龛造像帐形，有双层檐，檐面上分格雕饰怪兽和卷草，檐下饰三角形垂帐纹，帐檐下端雕饰小圆球，方形缠龙帐柱，柱上饰连珠纹和几何纹，柱下有覆莲柱础，柱础下有莲茎；内龛圆拱形，有桃形龛楣，龛楣上部正中雕一佛二弟子像，像后雕方形宝塔，龛楣两边各雕饰三佛三伎乐，合为七佛六伎乐，伎乐均手持乐器作演奏状，龛内较深，弧壁圜顶，后半部雕刻菩提双树，前半部雕刻四身飞天。第二种，B型，可分两式，B-1式，小型圆拱浅龛，有的有桃形火焰纹龛楣，龛内悬帐，以西龛第21号龛中层龛左右侧之小龛为代表。B-2式，双层龛，实与A型的内龛相同，以西龛18号龛为例，外龛方形，内龛圆拱形，有桃形龛楣，内龛较深，弧壁圆顶。第一期造像组合有三种：A型，一坐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力士立像，二天王为坐像，诸像后面浮雕八身天龙八部像（如西龛第21号龛）；B2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立像（如西龛第18号龛、恩阳佛尔崖第2号龛）；C型，单尊坐佛像（如西龛21号龛中层龛左右壁之小龛）。这一期造像现存虽不多，但雕刻得一丝不苟，佛、菩萨及弟子像的面形方圆，嘴唇较厚，显得敦厚诚实，诸像衣服较宽大，菩萨装饰不多。可识别的题材有释迦像、单尊的弥勒倚坐小像、护卫的天龙八部像等。
巴中宗教前面叙述了巴中现存窟像开凿的大致时代和各期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情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紧密相关。隋唐两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好发展，佛学和佛教艺术经过汉晋初传时期的模仿，南北朝时期的分流发展，隋唐时期南北统一，完成了它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达到了巅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同时中国佛教确立了它的国际中心的地位，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佛教传播中心，对日本、高丽、新罗等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虽然不时还有反对妄信佛教的呼声，但可以说佛教已深入各阶层的民众之中，不要皇帝和世俗权贵的特别扶持就可以在民间流行了，各地的造像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因此隋唐两朝寺院和摩崖龛像最盛。巴中摩崖造像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
隋代两个皇帝都崇信佛教，隋文帝从小在尼寺里由女尼抚养长大，因此隋代统一后，隋文帝、炀帝父子二人的支持，使受到北周武帝灭佛打击的佛教迅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大造寺塔，大兴造像的局面，一些佛教宗派，如南方的天台宗在这时形成并得到很好发展。在南方不流行开窟造像的地区，除四川广元在北朝晚期已归属北朝政权，并开始了开窟造像外，四川其它以前属南朝的大部分地方摩崖龛像多开始于此时，目前保存下来的不太多，但足以证明隋代四川已有多处开始了开龛造像，巴中在隋代亦当有了龛像的开凿。唐代皇室虽以道教老君为祖宗，历朝帝王（除武宗外）一般都对佛教表示不同程度的支持。唐初高祖时，虽宣布三教当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对佛教也不排斥，曾遴选十大德管理僧务，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荣膺其选，使其宗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太宗继续高祖的政策，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虽不崇信佛教，对佛教基本还是采取的支持和利用的政策，他与高僧玄奘关系甚密，并大力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因此，在唐初，佛教虽位居道教之后，但其发展并未停止。从巴中石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隋到初唐，这里的开龛造像一直延续不断，第一期造像虽然数量不多，但多大型龛，且雕刻复杂，水平也较高，当是继承了北方以统治者和有一定财力的贵族或官员为开窟造像者的传统，在这里是地方统治者所为。
开凿年代
关于巴中石窟的开凿年代，大体上有始于初唐和隋两种说法，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始创于隋有一定的道理。首先，西龛寺18号龛，佛像低平肉髻，方圆形脸，双眼下方内凹，双耳肥大，戴圆形耳环，着袒右袈裟，袈裟衣纹重重叠叠，下摆长长悬覆于座前，下摆类似南北朝时流行的处理方法。龛内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式组合，衣服宽大的风格，均有北朝造像遗风，与这里一般的唐代龛像有很大的不同，且处于崖面中部，当为此处开凿较早的窟龛之一。其次，西龛寺21号龛左侧壁有五代人题刻“捡得大隋大业五年造前件古像”的题刻，虽并未说明此龛即开凿于隋，但至少说明了西龛寺在五代时曾有“大隋大业五年”的古佛像。龛口二力士长裙褶纹细密，裙摆边呈规则的云朵状，与巴中及广元的唐代力士裙纹绝不相同，与这里的第18龛主尊袈裟下摆边处理方式一致。而且此龛中层两侧开有两个帐形小龛，此二小龛与广元皇泽寺小南海北周龛及其两侧壁所开小龛极类似。另外，21号龛内的飞天形式、中层佛帐檐面上雕刻的异兽不见于四川现存的唐代窟龛中，在北方唐代窟龛中也没有，因此8号龛、21号龛确有可能开凿于隋，其下限不会晚于初唐。
西龛寺崖面西端现在保存较好的大龛除第18、21号龛外，其余大龛如第02、03、05、06、07、10龛均大体处于同一层面，似经大致规划开凿，且龛内外的布局结构、内容装饰等都趋于一致或相关联，主尊均为释迦或弥勒，主尊两侧都立二弟子、二菩萨像，龛口都有二天王、二力士立于左右，龛内刻饰天龙八部像，因此这批龛当开凿于同一时期，其中位于崖面正中的第10龛有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的开龛题记，所以这些龛的开凿时间应当都是唐代开元前后。第02、03龛，左右相邻，龛形一致，大小基本相同，第02龛为释迦说法，第03龛为弥勒倚坐，二佛侧均侍立二弟子、二菩萨，诸像身后刻八部护法神众，二天王、二力士立于龛口，为唐代四川流行的同期双窟形式。这些唐代龛窟保存状况较好，基本可看清龛形结构，造像面貌等。在这些唐代大龛之外还有许多龛，风化严重，只少数可看清内容。从风化程度上也能反应一些早晚关系，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里有复杂的早晚打破关系，即在这批唐代龛像之前这个崖面上还有更早的龛像。如第10龛外龛上方拨开青苔还可依稀看到一个更早的大龛顶部残痕，此大龛外龛左右侧还各有一尊高大的立像残痕，左侧像尤其清楚，且此像左侧原龛边框还隐约可见，因此可以肯定第10龛打破了更早的一个大形龛，第10龛外龛高220厘米，宽195厘米，深120厘米，内龛高190厘米，宽150厘米，深95厘米，在巴中龛像中属较大的，它打破的大龛高宽均超过了它，只是深度不及而已，如此大的龛不可能刚凿成即被破坏，它的时代距盛唐应有一定的时问，完全有可能开凿于隋代。因此除了现在崖面上还存在的第18、21龛等大型龛可能是隋代龛像外，原来这里还可能有一批早于开元时期的龛像存在，从崖面位置及现存风化程度等因素看，说西龛始凿于隋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我认为第一期始凿于隋，下限至初唐比较合理。
第二期是巴中石窟开凿的高峰期，造像也是最精彩的，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初唐至高宗以前，以南龛第116、140龛，北龛第01、07龛等为代表，主要是继承前一期的特点，开了些大型龛，窟龛数量较前期也有增加。龛形有第一期的A型，但第二、三层龛的装饰发生了变化，因此为A-2型，内龛龛楣上仍然雕刻卷草和七佛、伎乐等，但卷草纹粗大，已成主要纹饰，中层龛檐顶和檐面有了很大变化，檐面上分格雕刻团花等程式化的装饰图案，檐面下方饰垂帐纹，帐纹呈连续的圆弧形，外面垂珠链，上层檐顶上雕八尊坐佛像，龛内像坐下一般有变形高莲茎（如北龛第7号龛）。还流行B-4型大龛，南龛140、东龛1、恩阳佛尔崖第1、3号龛，邑这些大型龛内像座下面常有高高的变形莲茎承托莲座，窟龛内顶部及龛楣上仍杂以飞天、七佛等装饰，造像雕刻精美，菩萨璎珞和花冠雕刻细致。天王、菩萨身材修长，力士多着长裙，身躯比例匀称。龛中往往有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坐天王、二力士、二狮，二狮旁还有狮奴，环壁还雕有天龙八部及一些不能识别的人物形象，人物众多，组合复杂。窟龛形制及组合等主要继承了上一期的特点。B-2型，外方内圆拱形；C-1型，外方内单层檐佛帐形；C-2，外方内双层檐佛帐形龛。第二期造像前阶段组合主要有A型，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力士二天王坐像（如北龛7号龛），有的还有二狮和二狮奴（如恩阳佛尔崖第1、第3号龛，东龛第1号龛），B1型，一佛二菩萨立像（如北龛2号龛）。可识别的造像有菩提瑞像、天龙八部、八佛、七佛、药师佛等。第二阶段为高宗武后时期至开元初年，以南龛33、北龛12、14、西龛44等龛及兴文沙溪龛像为代表。龛形主要以B-2和C-1型。这阶段造像数量大增，造像也最精美，并出现了大量的小型龛。组合以B3型，即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立像最多（如沙溪造像），龛前部常雕刻二狮。这期最大的特点是产生了大量中小型龛，尤其是小型龛，数量众多，而且常常成组开凿（如沙溪的造像就是同时成组开凿的三组小龛）。龛形也有了一些变化，以双重龛为主，主要龛形为外方内佛帐形和外方内圆拱形龛两种，圆拱形内龛龛楣上常饰宽大的忍冬纹；佛帐形内龛有单重檐和双重檐之分，檐顶和檐面雕饰相对于下一期较简单。部分龛内顶部主尊头上方雕出了华盖。同时一些新的题材开始流行，可识别的题材主要有三佛、菩提瑞像、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弥勒、成组的菩提瑞像与弥勒佛像、阿弥陀佛、药师佛及十二药叉大将、天龙八部像等。这期佛像面形宝满，弟子多为一老一少形象，菩萨面部丰颐，肥瘦适宜，身材匀称，双下巴，颈上有三道蚕纹，扭腰，露腰部肌肉，帛带自双肩垂下，绕前面两道，项圈上挂两串璎珞下垂呈形相交于腹前，有的无璎珞装饰。力士着短裙，肌肉突起，威武有力，立于龛口外山石上。
第三期为开元天宝时期，以南龛第069、071、077、083、089龛，西龛寺第10龛，麻石垭第4龛等一批有纪年的龛像为代表。主要以B－2型（外方内圆拱形）和C－2型（外方内双层檐佛帐形）龛为主，以C-2型最多，组合以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立像最多，龛前部雕刻二狮，二狮之间置香炉，外龛两壁下方左右侧雕供养人，一般一排男像、一排女像。第二期后一阶段与第三期是巴中石窟造像的高峰期，现存的绝大部分龛像均开凿于这两个时期。第三期龛形和造像特征与第二期后一阶段基本相同，但造像组合中一般都有二天王，前一期的B3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合已不流行，而以B4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为主，再加二狮及天龙八部和供养人形成为较固定的组合。龛形也以外方内佛帐形龛为主，龛饰和造像雕刻精细繁琐，但多呈现出格式化的特征，因而较前显得呆板。造像形象以丰满建壮为主，晚期出现了偏胖的形象，如水宁寺第1-9号龛，佛、菩萨、弟子、飞天等体态都以丰颐富贵的形象为特征，与俗世贵族体态无异。这期造像内容最丰富，可识别的题材有释迦、弥勒、释迦与弥勒并坐、菩提瑞像与弥勒并坐、三世佛以及天龙八部像等。
第四期为天宝以后，乾元年间（758年一760年）开始至唐末，以南龛第065、087、093、095、137龛等有纪年龛像为代表。龛形仍然流C-2型（外方内双层檐佛帐形），但出现了两种简化的龛型，B-3（外方内圆拱形素面龛）和D型龛（外方内纵长方形或横长方形素面龛），内龛上方两角抹角。
造像组合仍有B4型，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组合，还有G2型，一佛一弟子一菩萨立像，G3型，二菩萨立像，G1型，一弟子一菩萨立像，F3型，单尊弟子立像，F1型，单尊菩萨立像，F2型，单尊天王立像以及一天王侍立三天王一俗装人像等组合，出现了经幢。总的来说，这期龛形趋于简化，出现了大量的小形单尊造像。造像分两种，一种面部多宽大，肥颐有余，无论是菩萨、弟子还是天王身躯多呈圆桶状，显得宽胖，菩萨项圈上挂饰复杂的璎珞，璎珞层层叠叠呈网状下垂，弟子和天王多有突出的肚子。另一种造像从龛形、组合到造像形象上都有简化趋势，造像也不太肥胖，与第二期的菩萨近似，但雕刻粗糙呆板。除了前一阶段流行的题材外，在天宝十年，出现了陀罗尼经幢。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如意轮观音、地藏与六道轮回、观音与地藏并立、阿弥陀佛与观音和地藏并立、毗沙门天、大量的观音立像、文殊和普贤等造像，反映西方净土信仰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龛像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阿弥陀佛与二胁侍菩萨，龛内两侧雕出天宫楼阁的形式。
唐高宗也主张道先佛后，封道教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但对佛教也很崇信，他也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并曾为生母修建功德，在他统治时期佛事活动也很多，特别是后来有了武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这时期全国各地也有开龛造像活动。四川的佛教崖造像虽不如下一个时期多，但较大的龛像都雕凿得比较好，而且数量也增加了不少。同时这期出现了较多的小型龛像，这时小龛相对于较大的龛像而言虽然雕刻较少，且较粗糙（四川的情况大致都如此，如广元皇泽寺初唐龛像，都大而精。剑阁武连镇横梁子贞观年间的小龛像都较粗糙），但它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从初唐时期起一些相对贫困的、财力不是很充足的人开始较大量地参加到开龛造像的行例中来。因此巴中第二期的前一阶段除开凿了一批只有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才能开造的如第一期的大型窟龛外，一批下层老百姓开凿的、雕刻水平不高的小型龛也开始流行起来。
武后时期崇佛达到高潮，她从政治立场出发，利用当时僧人献的伪经《大云经》大做文章，并认为自己是弥勒菩萨，加号“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为自己夺取李唐王朝政权找理论支持，并因此规定佛先道后。华严宗的真正创立者法藏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使华严宗盛极一时，同时法藏还成为中宗和睿宗的菩萨戒师，先天元年圆寂时，秘书少监阎朝隐为他撰碑，享受了极高的礼遇。武则天又宠信僧人薛怀义，令他在京城造大像，为所欲为。这种背景下全国修寺造像达到了极盛，龙门的奉先寺大像龛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雕成的。四川这时的造像也最多最精，达到了最高水平。巴中第二期第二阶段即开始于武后时期，这时不仅开凿了许多大龛像，更多的中小型龛被开凿出来，造像地点众多，每个点造像规模不大，反映出盛唐以降，不只有钱的统治阶层大量造像，财力不充分的下层广大民众也大量参加到造像的队伍中来了，并形成了一种造像风气，大有全民信教之势。在唐以前，传统上是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阶级带头造像，后来发展到中小地主或工商业者，而且多在城市或其附近，而此时已发展到乡村，最下层的人都可能参与。造像技术也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时期的龛像是巴中石窟中最精彩的。造像题材比以前也更多，最突出的是出现了菩提瑞像与弥勒同组开凿的大龛（西龛第87号菩提瑞像龛和第90号弥勒佛龛）。菩提瑞像即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像，传说是弥勒初创了此像，将这两尊佛像放在一起，也许是这个原因，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武则天既自称“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也即弥勒，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是弥勒来人间作王，她在人间的地位好比释迦之于诸佛，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她与释迦是平等的，因为弥勒菩萨后来成佛了，即弥勒与释迦是前后不同时候的两个佛，他们成佛后有同样的地位，因此这个阶段流行的是弥勒佛像，而非弥勒菩萨像。
中宗复辟后，因老子是李唐的祖先，又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威信，规定道先佛后，但不久又实行了佛先道后的政策，还尊泗州僧伽大师为国师，自己与百官称弟子。因此这个阶段造像与武周时一样兴盛不衰。
玄宗是有名的崇道皇帝，规定道先佛后，把道教的地位推到了极至。开元前期基本上实行的是限制佛教的政策，但民间的崇佛之风并未受多大的影响，造像有增无减。在广元和巴中发现造像铭文最多的窟龛就是开元时期。与前期不同的是在巴中一些佛教摩崖造像的地方出现了佛道合龛造像或二天尊并坐像，佛道合龛造像中天尊及其部众位于释迦及其部众之左侧（如北龛23号龛），似乎证明了道先佛后之顺序。同时道教造像的龛形、人物组合与佛教造像相似，除了服装和头饰略有区别外，其它地方与佛教造像几乎相同。可见民间的这种造像风气与皇帝的喜好还是密切相关的。
天宝以后，各代帝王多信奉佛教，但由于安史之乱及唐与南诏和吐蕃的战争，国力渐衰，造像规模大不如前，大中型窟龛数量渐少，雕造也不甚精美，雕刻比较粗糙的小龛却到处都是。因为四川与这两次大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安史之乱时，四川未受影响，相对安稳富裕，玄宗皇帝选择了成都作为避乱之地，因此在天宝末年，甚至乾元时期，四川的造像仍然较多。但稍后，由于唐王朝先后与吐蕃和南诏发生战争，波及四川，使这里受到了较多的影响，又加上唐王朝本身国力衰退，经济下滑，佛教造像亦受到了影响，摩崖造像以小形龛为主，造像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与战争相关的单独的毗沙门天像。同时密宗在玄宗、肃宗、代宗时达到顶盛，密宗大师不空深受崇敬。而且密宗宣扬立世成佛，缩小了佛与现实的距离，不再使人们觉得成佛是今生可望不可及的事，因而密教题材的造像大量出现，南龛第16号龛六臂如意轮观音即开凿于此时。此外还开凿了大量的地藏菩萨像、观音与地藏像、陀罗尼经幢等。在晚唐四川其它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千手观音像。这时由于佛教的蓬勃发展，加上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密宗宣传的即生成佛和西方净土在民间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造像中这些内容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另外这时出现了大量的极小的龛，一般高、宽只有30-40厘米，有的更小，深1-2厘米，像更小，有的不到10厘米，而且到处都有，有的地方可说遍及各村，充分说明了造像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也说明造像群体发生了根本变化，乡村最基层的贫民已参加到造像群体中来了。虽然中晚唐各代皇帝都实行道先佛后政策，但实际情况是佛教在民间的信徒要多得多，民间造像中亦将佛像置于道像之前，如这期开凿的西龛34号龛佛道合龛造像中，释迦及其部众就位于天尊之左侧，且要多一身弟子像。
巴中石窟的来源
关于巴中石窟之来源必须得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考虑。
首先，巴中地处入川的重要交通道路米仓道的南端，从中原入川除了途经广元的金牛道外，就是这条米仓道了，它北接长安（今西安）南，沿斜水、褒水南下至南郑（今汉中），越米仓山至巴州（今巴中），又经阆州（今阆中）、绵州（今绵阳附近），进入四川的经济文化中心益州（今成都市）。这条路在唐宋时期尤其发达，唐僖宗入蜀时就走的是这条路，不仅有史书为证，在巴中南龛还有当时追扈大驾的高官张袆的造像龛，他在造像铭文中记述了黄巢之乱中僖宗入蜀的行程和经过。唐末五代的各种征战中从陕西入蜀的军队多从此道入，并常常在这一线上争夺，这一线上的行军和争夺似乎比经金牛道从广元至成都的路上更多。其次，著名的丝绸之路从西域至河西走廊南下后，主道进入长安，但向南却另有一条路与之相接，这条路经秦州（主要是经甘肃南部的天水境内），向东南至兴元府境内与米仓道南段相合，进入巴中，从这里走的人也比较多，有僧人，亦有商人，南北朝时就有了。从巴中南下不仅可达四川腹地，还可经现在的三江镇南下至重庆，并顺江到达长江下游。记录南北朝史实的文献中常说有僧人从西域经河西到江南，是路由“巴楚”，所谓的“巴楚”当与这条道路的存在分不开。巴中南龛的题刻中时常有秦州僧或“凉商”等称谓，亦说明了这条道路的通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唐代的摩崖造像中广元与巴中有较多的不同，有的题材和龛形只见于巴中，绝不见于广元，有的正好相反，而不见于广元或巴中的题材和龛形常常又能在四川其它地方找到末流，也说明这两地的造像同时对四川其它地方的造像产生着影响。
由于米仓道的繁荣，巴中石窟所塑造的人物风格受唐代长安、洛阳一带的艺术风格影响非常明显，佛像面部丰满，身躯魁伟，菩萨雍容华贵，力士威武勇猛，这些形象无不可在长安、洛阳的石窟中找到渊源；造像组合如释迦与弥勒并重的现象亦见重于龙门；而巴中颇为流行的菩提瑞像之来源亦为北方的二京地区，而且可以肯定其雏形就是唐王朝的使者王玄策从印度带回来的样本。
唐时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一个大都市，“扬一益二”的称谓即形成于此时，当时的二京长安、洛阳与四川有着特别的联系，不仅来自二京的许多重要人物曾在巴中驻足，唐玄宗和唐僖宗两个皇帝都曾因故入蜀，僖宗入蜀还路经巴中，随他们入蜀而来的官员带来了二京佛像式样，雕造佛像得风气之先。四川的广元和巴中为川北之门户，二帝入蜀及其随之而来的达官显贵们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如前所述，中和四年随僖宗入蜀的高官张袆就曾在巴中南龛造像，并于其南龛的造像题记中详述了他“追扈大驾”西巡的行程及修造释迦佛像的经过。章怀太子被贬入居巴中，并死于此地。现在巴中城西有一土冢，传说为章怀太子墓（史载他后来已迁葬长安，此处是否为其衣冠冢，目前还不清楚）。在巴中南龛颇有建树的严武即为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之一，在巴州任官的短短几年间，于南龛为他父亲雕造观世音像，并扫拂苔藓，披除棒芜，新造龙宫，构筑寺宇，为南龛奏求光福寺名，对巴中佛教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所造龛像和刻碑至今保存完好。从这些重要人物的活动中可见唐代二京佛教艺术对巴中的影响当是极明显的。巴中石窟中盛唐时期的佛、菩萨的形象多体现了武则天时创下的体态丰圆、安详宁静的模样，也昭示了其渊源的主流在长安和洛阳。但巴中的窟龛形式和造像内容比之长安、洛阳又有所改变，如人形化的天龙八部神将，装饰复杂的重檐式佛帐形龛等在中原是不多见的，尤其天龙八部神将的处理形式。
但巴中除了来自长安、洛阳二京地区的强烈影响外，也有一些从西域经由河西直接传来的因素，如双头瑞佛、毗沙门天王像等。这里的造像题记和装彩铭文对从这条路上来往的各色人物也有反映，在铭文中属于河西“秦州”、“凉”这样的地名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显示出巴中是一个区域性交通中心的特点，但在强大的唐王朝时期，这种来自中央以外的因素绝不可能是主流，但又不可能没有影响。
独特的巴中文化
巴中市位于四川东北米仓山南麓，东临四川达州，西抵四川广元，南接四川南充，北壤陕南汉中，是北高南低，贫困人口集中的大山区。总面积12325平方公里，辖一区（巴州区）三县（南江、通江、平昌），172个乡镇，2355个行政村，人口370万。
巴中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7000年左右，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古属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时为巴子国所辖，秦汉时为巴郡（今重庆市）宕渠县所属。东汉和帝元年（公元89年）划宕渠之北（今四川巴中市、万源、达县之北，宣汉之西北一带）置汉昌县（志今巴州区巴州镇），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置巴西郡（今四川阆中保宁镇）后由巴西郡所辖，北魏宣武延昌三年（公元514年）首置巴州，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设巴中。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经陕南越巴山抵通江县两河口，25日解放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州，1933年2月1日解放南江，随即成立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党政军首脑机关设通江。1933年6月首脑机关从通江迁入巴州。1993年10月设巴中地区，2000年改设巴中市，市府驻巴州区巴州镇，人口25万，系巴中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秦汉时，巴中境内有巴水（今通江河）、渝水（今南江河、巴河）纵贯全境，历史上把这里称“巴渝”。因两河流域住居賨人（巴人中的一支）又把这里称“巴賨”，汉高祖命名的“巴渝舞”即出于此。又因賨人喜歌舞、勇敢善战，高祖伐賨人平定三秦有功，故首次建县时高祖钦定为“汉昌”。明末清初，战乱平凡，瘟疫泛滥，人口大量死亡，现住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为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移民来的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汉化后的汉人，另有少量的回民插居于汉人区之中。
巴中地处秦巴山区的米仓山之南，境内巴渝二水下通重庆，巴方巴人建成的迄今有3000余年历史的米仓古道（巴岭路，大行道）是上连关中平原长安、下连蜀地成都的重要通道，因此这里也是黄河流域北方文化与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交汇之地。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巴中的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全市共有摩崖造像100处，多为唐代所造。其中，南龛、西龛、北龛、水宁寺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岩造像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巴州区的南龛造像156龛2100余身；水宁寺造像27龛300余身；西龛山造像59龛1900余身；北龛造像24龛300余身。通江的千佛崖造像51龛3000余身，白乳溪鲁班寺造像20龛，184身。以上6处造像规模较大，影响深远，价值不凡。另外，还有道教故事造像一处，为巴州曾口镇卧牛山造像6龛12身。
巴中摩崖造像特点甚多，造型精美，工艺细致，集聚了佛教各种派别的造像。以南龛摩崖造像为例，不仅有形式多样的窟楣和边饰雕刻，而且还饰以五颜六色的集束贯珠，帷幕流苏，更显示出了宗教神秘的色彩。有较多的飞天使乐，不仅乐器品牌众多，而且飞天姿态各异，是巴中唐代宗教文化的集中反映。在工艺制作上以写实手法为主，形象逼真，姿态婀娜，可与敦煌壁画媲美。造像艺术较为民族化，世俗化，以丰满健壮为美，服饰由佛教的“偏袒右肩式”、“通肩式”发展为中国式的“冤服式”。水宁寺造像全部采用高浮雕和圆雕的技法，表现出了人体形态的线条美，使造像显得更为精美，1992年中国敦煌艺术研究院教授段文杰先生考察巴州石刻造像后题词赞美：“水宁盛唐彩雕全国第一”，“巴中石窟、国之瑰宝”。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巴中的民族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价值极高。如“巴山民歌”，仅公开出版的民歌就达3000余首。既有专唱生产劳动为主的劳动歌，也有教诲儿童的儿歌，既有在庭院休闲唱的小调故事歌，也有庄重严肃的祀典仪式歌。总之，下田有田歌，薅草有薅草锣鼓，薅秧有薅秧歌。有修房造屋过程中石匠、土匠、木匠吟诵的各类仪式歌，有专用于婚嫁习俗的哭嫁、坐歌堂歌，支客司押礼先生吟诵的酒礼仪式歌和报送各类柬文的礼仪歌，有用于丧葬习俗的祭奠歌、孝歌，杀猪匠献刚鬣仪式中用的仪式歌，有抬行的报路歌，有背夫的巴山背二歌，还有请雨仪式歌，春官说春歌，骗猪骗牛止血歌，烧香拜佛的佛歌，巫师的诀术歌，嫁毛虫、烧土蚕、送疙虱等儿童民俗歌……总之，在巴中七十二行行行都有歌可唱。其中歌唱爱情生活的茅山歌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民俗仪式歌中，祀典歌、诀术歌历史最为悠久。在祀典仪式中特别强调语言的力量，在使用中必须用原创的语言，不允许即兴创作，否则神灵听不懂，达不到祀典的目的，巴中丧俗仪式中使用的各类礼仪文、出堂三献和对灵三献仪式均为明代抄本，所用的劝孝、教孝等各类孝文与《诗经》中的诗一字不差，如“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距今约3000年之久。巴中民歌中最多的七言格律诗可以追溯到秦始皇31年的《巴谣歌》，距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歌词：以规整的七言格律诗为主，五言也有，较少。如“贤妹长得白漂漂，好像豆腐才开包；才开包的嫩豆腐，轻轻一压水长滮”。其表现手法采用传统的赋、比、兴，选用巴山人生活中最典型的事物，加以艺术化的高度概括和描写，朴实自然，毫不雕琢，浅显易懂。如“妹是鲜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用鲜花和蜜蜂这一特殊关系来比喻爱情是相互平等的，显得十分切贴，生动而又十分准确。如巴山背二哥们在中午肚饿疲劳，爬坡走不动时，领队便打柱放腔：“叫声脚杆你莫火巴，上坎就到凉风垭，店老板娘等着你，敞开胸怀喂娃娃，你要想吃她那热馒头，就慢步慢步往上爬”！
巴山民歌歌词创作手法之高，想象之奇特，比喻之巧妙，韵律之和谐，音节之宏亮、自然，是与那些用助词、叹词等虚词押韵的花儿、《莲花山情歌》、布依族《浪哨歌》、纳西族《玉龙山情歌》根本不相同的，巴山民歌禁止用虚词押韵。如“郎是蜜蜂飞上天，姐是蛛丝网屋檐，蜜蜂扑在蛛丝上，郎要高飞姐要缠”。又如：“河里涨水沙浪沙，妹过跳蹬眼发花，你是哪家小大姐，要不要我来把你拉？对门哥哥莫来拉，我是蜜蜂扑过的花，我已开花结过果，莫在我身上想办法！”巴山民歌抒发情感大胆直接、热烈奔放、淳朴自然，这是其他民歌中少见的，如“陪郎玩耍五更天，怀抱小郎把气叹，闰年闰月样样有，为何不闰五更天！”，真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代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写到“真诗还在民间”，巴山民歌就是印证。
衬词：在民歌中常见的衬词总为虚词，即主体“歌词”加“虚词”，其目的或达到字正腔圆或增其咏叹意韵。巴山民歌的衬词与众不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实词实句作衬词衬句，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甚至某些民歌的主题全靠衬句来表现，这是其他地方民歌中找不到的，如《问郎几时来》，主体歌词为“太阳落坡四山黄，唱起山歌送情郎，情郎回家慢慢走，妹儿眼泪湿衣裳”。其主体歌词和传统衬句“花花扇儿摇”、“红花对牡丹”、“十把红筷子”、“绣球花儿红”等有机地融为一体，妙趣横生地表达出爱情主题。在歌曲结尾处出现了副歌：“抓住郎腰带，问郎几时来；今天不得空，明天要砍柴，后天才到小妹山上来！”这五句是紧跟主体歌词最后一句“妹儿眼泪湿衣裳”分手时真情实感的描写，回答了“问郎几时来”的问题，好似川剧帮腔，达到深化、渲染主题的作用。
曲调：巴山民歌的曲调由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或“羽徵交替调式”上下两个乐句构成。徵调式民歌主要是大调式大声韵山歌。这种表现朴实、明快的大调山歌从北到南逐渐减弱。反映了北方大调式民歌对巴山民歌的影响。羽调式民歌从南到北逐渐减弱。反映了南方小调式民歌对巴山民歌的影响。交替调式是巴山民歌的最大特点，特别是羽徵交替调式最为普遍，这是南方小调民歌与北方大调民歌交融后的产物，如上个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的通江民歌《豆芽儿葱蒜叶》，就是一首典型的羽徵交替式，它与米仓山南广为流传的《送太阳》同曲异词，是我国南北民歌交融形成的典范。
巴中民族民间文化还体现在许多古风古俗上，有创世神话《女娲补天》，有爱情故事《牛郎织女》、《董永》，有历史人物传说《章怀太子》等，也有史实传说，如唐贞观年间镇压巴人起义的《斩巴蛇》等等，更有岁时节令习俗中的春节，灯火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正月十六登高节，中元节（月半节）、中秋节、重阳节（老年节）以及民间宗教庙会：文昌会、观音会、老君会、蟠桃会、佛祖会等；有人生礼俗中的“打三朝”、“办满月酒”、“开晕”、“拜干爹”、剃头礼，以六礼迎亲的婚俗、坐花轿、支客司押礼先生的各种礼仪，办生与祝寿、办学酒等；丧葬礼俗仍保持传统的“丧礼”和“葬礼”两大程序，丧俗基本上是春秋时的遗风，其丧服、孝服、祭奠方式、尸体处理、入棺程序、陪葬物品、棺材格局等都保留了传统的习俗，其葬法有“塞甘石岩”的“岩穴葬”、“吊棺葬”（悬棺葬）和“洞穴葬”。土葬有将尸体入棺土埋（墓坑葬）、墓穴吊棺葬（先用石头修好墓穴，尸体入棺后用铁链悬吊于墓穴壁上，上用石头起拱后埋土），城市用公墓土葬骨灰盒的二次葬属于火葬后的土葬；修建住房仍保留“看宅下基”、“架板筑墙”、“上梁立柱”、“开门扫坝”、“祭祀新房”等一整套与自然崇拜、植物崇拜等相关的古老风俗仪式。其房屋格局有北方的四合院，南方的三合院和大量的干栏式吊脚楼房、茅草土墙房，个别地方还有半洞穴半干栏式房屋。城市中还保留不少由传统的柜坊、门、天井、厅堂、廊、庑式和青瓦粉壁组成的一进三退堂的四合院住房；民间饮食习俗中有烤制丁缸酒、醪糟酒；煮老鹰茶、酽茶、烤茶、糖茶等；还有民间普遍风行“十大碗”的宴客风俗；食品储藏仍保留了民间的烟熏腊肉习俗；手工技艺中的土法造纸在民间普遍流行，个别地方还有撞杆榨油、绞车榨油（俗称“小榨油”，价格偏贵）。还有传统印花布的印染技术、传统竹编技术和石刻技术等。恩阳河的泥塑，通江的剪纸，通江、南江、巴州的根雕也比较有名。民间烧造技艺在巴中市普遍保留，南江的土漆加工技术，巴州镇的土墨加工技术仍然存在；民间戏曲中的“爨坛戏”加“古彩戏法”表演在南江、通江、巴州民间流传；四川最好、最活跃的皮影剧团及皮影制作在巴州（李玉湘皮影剧团、张学林皮影剧团）；巴州枣林的民间曲艺说春是我国这一曲种现在仅存的种子，说春的人——“春官”现仍在巴中、陕南一带活动。
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巴中文化的基因文化。光辉灿烂的红军文化绵延千里的大巴山，曾是一片风云迭起的热土，曾是一片血肉浇铸的圣地。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向西实行战略转移，12月中旬抵达四川省通江县，在此后的27个月时间里，建立了以通、南、巴、平为中心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革命历史光辉灿烂，革命文物丰富珍贵，革命精神代代传承。当年有12万巴中儿女参加红军，4万多人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共产生了27名共和国将军、128名省部级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张琴秋、廖承志、刘瑞龙、吴瑞林、傅崇碧等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全市现有馆藏革命文物10619件，其中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132件，三级文物2926件，一般文物7648件。全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单位13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3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另据2004年调查，全市有红军石刻和壁书标语、文献、对联、布告等文物802幅。
全市现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刘伯坚烈士纪念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巴山游击队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旧址展览馆等一批红军文物展示阵地，其展览馆已达到9个，其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个、“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个。2004年，国家启动了“红色旅游”工程，巴中被列入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和30条红色旅游线路之一（名称为“川陕苏区——红岩精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刘伯坚烈士纪念馆、巴山游击队指挥部旧址被列入全国100个经典红色景区。红军文化不仅成为了融入巴中人民灵魂深处的重要文化，也成为了巴中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体文化，并正以闪光的文化精神特质代代传承。
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和光辉灿烂的红军文化构成了独特的巴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