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基本简介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1]，即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International brand protection & anti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counterfeiting Committee,缩写IBPAC)，在香港警察总部由警务处长批准成立，为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国际刑警组织、海关长期协作机制, 是目前中国第一个国际性反假冒组织，主要针对国际奢侈品牌、药品、食品、化妆品、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品牌在华知识产权保护。
职能构成
国际反假冒情报分析·国际刑警技术交流·知识产权技术研究·海关协助与反走私·司法委托商品检验·组织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会议与展览·案件受理与调查·国际反假冒权益·品牌司法协助·经济犯罪案例研究·侦查与全球取证
警务协助
香港特别行政区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多年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经验为各国品牌在港投资起到了强有力的保护;香港警察及海关一直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而中央也不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打击效果明显。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2010年10月27日，国务院部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侦查、治安管理、网络安全保卫等警种密切配合，成功破获了一批案值较大、情节严重的犯罪案件，形成了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据初步统计，至今年11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在“亮剑”行动中已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676起，案值8.35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586名。这些案件涉及食品药品、服装服饰、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盗版光盘、农资等，被侵害的企业和品牌包括国内“同仁堂”、“茅台”、“长城”、“联想”、“澳柯玛”、“安尔乐”，美国“微软”、“耐克”、“安利”、法国“路易威登”、英国“BP”、德国“阿迪达斯”、“妮维雅”、瑞士“劳力士”以及日本“丰田”、“佳能”等等。[2]
公安部目前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中成绩优越，数据显示，自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已捣毁侵权制假窝点342个，打掉批发销售团伙166个。其中，北京市公安机关破获“7·16”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111名，捣毁制假售假窝点60余处，缴获“同仁堂止渴降糖胶囊”等假药371种，案值3000余万元。山西省公安机关破获制售假冒“惠普”等品牌电子产品案，抓获邱某等犯罪嫌疑人5名，当场缴获打印机硒鼓、包装材料等6000余件，案值250余万元。广东公安机关破获假冒“CK”等品牌服装案，抓获刘某等犯罪嫌疑人4名，当场缴获假冒服装、内衣等17万件，案值4320万元。四川省公安机关破获盗版光盘案，抓获龚某等犯罪嫌疑人3名，当场缴获盗版、淫秽光盘49万张，案值200余万元。为加大打击力度，公安部决定，将各地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中的50起大要案件列为“亮剑”行动第一批挂牌督办案件，对办案工作予以指导协调、督促检查，确保公安机关公正、严格执法，确保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惩治。[3]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负责人22日披露，2013年将重点打击五类犯罪：制售假冒伪劣“名牌产品”、“专利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制售假冒伪劣日化、家电、日用消费品等;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妇幼用品等;制售假冒伪劣汽配、机电、消防器材等;制售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化肥等危害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的犯罪。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IBPAC)干事Louisa Hutton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部经济犯罪部门、海关、工商等执法部门的合作，通过持续的、不断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一批国内外重点侵犯知识产权大案要案,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高压态势;增强企业诚信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形成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氛围,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加强执法协作，提升执法效能,加大执法力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作用,能全面提政府各部门保护知识产权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国际水平。
国际合作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IBPAC)将与各国知识产权业界，包括版权拥有人、商标持有人和各学术机构、新闻机构建立策略性的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伴为海关情报交流、验证检验授权关系、技术支援、辨别货品真伪，促进国际知识产权界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保护知识产权是全球一致的行为，严厉打击犯罪是各国警方共同肩负的使命。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IBPAC)目前已经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捷克等许多国家驻华大使馆及商会签定了贸易保护协议，并将在国际奢侈品、药品、食品、化妆品、数码等领域与各行业协会、国际组织建立联盟，积极而务实地全面开展市场情报工作、协助警方调查取证、组织开展联合行动等多层面的合作，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国际化、多元化、专业性背景。
司法战略
中国党的十六大报告早就指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求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这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需要我们借鉴国外的经验。?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假冒伪劣商品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为了防止这一令人深恶痛绝的痼疾，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许多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从各自的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假治劣措施，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做法一，消协“有职有权”，作用充分发挥。不少国家都建有消费者协会这一民间组织。虽为群众性组织，但法律和政府都赋予了其实施市场监督的权力，可谓“有职有权”。如美国就有一个装备完善的消费者联盟，经常对市场的商品进行随时随地的抽样检查，并对市场上的新产品进行鉴定，从而实施正常的质量监督。英国设立的由110名成员组成的“反假冒协会”，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巴西“消协”在打假治劣中发挥的作用最大。长期以来，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一直危害该国的正常市场秩序，他们于1886年建立了“消协”。它是消费者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群众性组织，又是政府加强市场管理的一个辅助性机构。“消协”根据巴西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关法令，受理消费者投诉和咨询，对当事双方进行调解，并制裁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可根据情节轻重，给当事人或单位以警告、经济制裁、限期整顿等处罚，拒不服从将被列入政府“黑名单”，今后不得从事申请开业、贷款、招标等经济活动。为了有效地发挥“消协”在打假治劣中的作用，一些国家还重视强化协调工作。如法国就专门设有打假协调机构，由政府成员、海关、司法、企业和警方组成，支持和协调全国各地“消协”的打假工作。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做法二，强化舆论监督，经常公开曝光。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等办法，对假冒伪劣商品在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对于制假售劣的企业来说，具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所以，许多国家在打假中都注意运用。如澳大利亚专司消费执法的“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专门出版了一个双月刊，定期向新闻界和工商企业发送假冒伪劣产品公告，报告案例，新闻界则根据这一权威信息，设立假冒伪劣商品曝光台栏目，对之公开曝光，使之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企业丢人显眼，威信扫地。绝大多数企业不怕罚款，却怕曝光，害怕影响自己企业的形象、信誉。因此，一般都自觉地遵守国家经营法规，不制假，不售劣。?
做法三，设立专门机构，进行质量监控。法国由财政部直接领导的“竞争、消费与反舞弊总局”，专司打假和反暴利、维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该机构下设地方分局全国调查中心、监察大队等部门，每年在为期两个月的大规模打假行动中赴全国巡回，对餐厅、商店、旅店、娱乐中心和体育设施等，进行质量、物价或卫生、安全方面的检查和监督，发现问题，立即移送司法部门追究。该国还有8个不同类别的产品质量检测实验室，除不定期地对产品进行监督检查外，还在全国各地任何地方调查各种质量舞弊行为和假冒商品。在1998年7至8月中旬的突击检查中，全国就有2860家商店受到司法追究，38家被勒令停业， 1万多家情节较轻的被定为长期跟踪对象，查封和销毁了150吨不合格食品和商品。据统计，法国每年要进行各类抽查60万次，使得假冒伪劣商品无处藏身。?
做法四，完善法制建设，严格法律制裁。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打假治劣硬举措。如澳大利亚就很注重以法律规范市场管理，该国在打假治劣、维护市场秩序中，专门成立专司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执法职能机构，并赋予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其加强市场监督、打假除劣、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的职能。其主要职责是：维护和执行联邦政府的《贸易行为法》，接受消费者的咨询和投诉，对工商企业进行守法教育，并在取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埃及等国，不但重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工作，还严格法制，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欺诈行为，一经发现便严厉执法，严惩不贷。法国不但制定了一整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而且更重视严格法律制裁，对敢于藐视法律、违法我行我素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坚决从严法办。该国每年都要查处1.8万起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案件。欧共体制定的新法在严格法律制裁上则更进了一步，明确规定，各成员国海关无需等法院判决，就有权没收假冒商品。?做法五，打假绝不手软，实行赔偿重罚。外国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处罚，都达到了严厉的地步。一经发现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者，就实行加倍赔偿和从重处罚，坚决打击，决不手软，甚至达到了罚得你倾家荡产的程度。如美国法律就规定，生产、批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均属犯罪，对产、销者可分别处以25万美元以上无限额的罚款，并可处于5年以下的监禁。法国赔偿重罚的严厉与美国相比毫不逊色。该国法律规定，不准向年老体弱者推销假冒商品，违者可判5年监禁和6万法郎罚款；对购买仿冒品构成走私罪者，海关有权没收其物品，罚没金额可达走私产品价格的1～2倍；对生产和销售假药、损害人畜健康者，要课以50万法郎的罚款和判处4年徒刑。由于这些国家赔偿和处罚方式十分严厉，从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制售者在经济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被卡监入狱，丢了一辈子的饭碗。罪行严重者，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所以，谁也不大敢藐视法律。法律对制假售劣者是个极大的遏制。?
笔者认为，国外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开展打假治劣的有效经验，对我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打假治劣活动颇有借鉴意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问题亦相伴而生，且大有“屡禁不止，常打不败”之势。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肆疟，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严重侵害了广大消费者和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利益；特别是我国成为WTO成员以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假冒伪劣商品的“出口”，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国际信誉和形象。制假售劣被舆论称之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打假治劣也被列为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重中之重”。应该说，这些年来，我国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方面是高度重视的，也是颇有成效的，假冒伪劣之风有所收敛，但仍不尽人意，制假售劣问题可谓“按下葫芦瓢起来”，难以根除。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对国外的经验不可照抄照搬，但国外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经验和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从中得到诸多启示。?
启示一，对假冒伪劣商品是真打还是假打?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切实做到“真抓实打”。市场上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现象之所以屡打不绝，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这些年来我们对打假工作不可谓不重视，但有些地方“嘴硬手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真抓实打，致使打假工作成效甚微。这恐怕是我们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的“国情”所致。一则认识问题。有的认为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久，制假售劣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必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待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后，这种现象自然而然会消除。因而有的大唱什么假冒伪劣商品现象“难免论”、“市场需求论”。甚至认为现阶段制假售劣是让群众“发家致富”的“捷径”、“手段”。二则体制问题。由于受“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体制的制约，加之地方经济发展如何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之一，为突出“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打着“发展经济”的口号，对制假售劣现象采取 “睁只眼，闭只眼”、不管不问、乃至纵容、支持、包庇的态度，充当其“保护伞”。三则*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地方政府官员经不起“财、色”的诱惑，被制假售劣犯罪分子拉下了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甘当其“黑后台”，或在制假时为之出谋划策，撑腰壮胆，或在打假时为之通风报信，逃避制裁。等等。这，都有媒体披露的大量案件可予证明。因此，在一些地方打假治劣工作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并未动真格的。要取得打假治劣工作斗争的胜利，必须纠正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要认识制假售劣行为对发展市场经济的严重破坏性，对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性以及对社会信誉体系建设的严重危害性，认识其对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蚀性。要把打假治劣工作提到维护消费者利益，规范市场经济竞争秩序，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高度来认识，采取措施，真抓实打。这样，才能像国外那样，尽可能地遏制、减少假冒伪劣商品之风的滋生、蔓延，净化市场竞争环境
启示二、消协的权力是大还是小?要完善打假治劣的执法机构，赋予消协更大的权力。〖HT5SS〗这些年来，我国在打假治劣工作中，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及其行政管理和其执法部门的作用，取得一定成就，但是消协作用的发挥却并不明显。因为我国没有像一些外国那样赋予消协较大的法定权力。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主体多元化，譬如，实施打假治劣、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执法机构是国家各级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查处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价格歧视等价格违法行为则是国家各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涉及技术、质量问题则由各级政府技术质量监督主管部门负责，而各级消费者协会只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群众性组织(尽管被作为事业单位设置)，其在处理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案件中，只能起协调、协商作用，或者当问题难以解决时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裁决。也就是说，消协在处理侵权案件时只有调查权、协调权、建议权，没有法定的处罚权。尽管舆论宣称“有问题，找消协”，“受侵害，可向消协投诉”，但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大多数消费者往往“自认倒霉”，不去投诉，不愿依法讨回公道。显然，这里既有消费者怕麻烦的因素，也有对消协作用不太相信的因素。客观上讲，较之国外，我国消协的作用、权限不是很大，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消协在打假治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参照国外的经验，在经济制裁方面让法律赋予消协一定的处罚权，那么消协在打假治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消协也将会成为消费者名副其实的“保护伞”、“娘家人”。如何发挥消协作用，应予重视。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启示三、制假售劣者者怕不怕曝光?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敢于把制假售劣丑行置于 “光天化日”之下。在打假治劣中，我们已建立起专业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全社会监督网络体系，这是深入开展打假治劣工作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制假售劣者最惧怕舆论监督。“不怕执法部门罚款，就怕新闻媒体曝光”。这是因为：一则，新闻媒体宣传地域广，覆盖面大，受众多，可信度高，“广为宣传天下知”，对制假售劣者的丑行曝光，等于将其假冒伪劣产品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对其产品宣判了“死刑”。二则，市场经济乃信用经济，制假售劣者的丑行曝光后，其信誉扫地，形象受损，消费者不再购买；其产品生产越多，积压越多，损失越大，甚至企业破产、倒闭、垮台，制假售劣者岂有不怕之理?问题是，有些新闻媒体在配合打假、维权方面，由于受管理体制的制约，或以“正面宣传”、“家丑不可外扬”为由，对本地制假售劣者的丑行不敢予以公开曝光，说严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支持”制假售劣者的作用。因此，要制止制假售劣之风的蔓延，一是不能只对制假售劣者罚一点款“就算了事”，必须对其丑行予以曝光；二是不能认为揭露本地制假售劣者的违法行为会影响本地政府的“形象、政绩”，必须像国外那样支持社会舆论尤其是新闻媒体的监督，敢于在各新闻媒体揭露、曝光制假售劣者的丑行，将制假售劣者置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之中，为规范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启示四、对制假售劣违法行为的打击是轻还是重?要完善法制建设，对制假售劣者实施“严打重罚”。〖HT5SS〗就目前我国对打击制假售劣歪风的力度而言，较之国外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致使这股“风”屡禁不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制假者的成本很低，有利可图。制假售劣者之所以敢冒违法被查的风险，说到底，是其对暴利的疯狂追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的特征时所说：“100%的利润就可以让它铤而走险，——300%的暴利就能让它践踏人世间一切法律。”制假造假者之所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就因造假“本小利大”，甚至“一本万利”。造假的成本一般主要有三个方面：A、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成本包括作案工具、材料、经费、假冒标识等直接开支；B、机会成本，即同样时间通过合法途径所能谋取的利润，也即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自动放弃违法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纯利润；C、处罚成本，即被查除、没收、罚款或判刑所损失的总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制假售劣者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有资料称，目前查处的假冒伪劣罚款额度只占查处案值5%的平均比例，加之有的地方以罚代刑，造假者并未大伤元气，罚款后愈加猖狂。因此，要加大对造假者打击的力度，必须提高造假者的违法成本，使之无钱可赚，无利可图，无孔可钻，甚至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对其情节严重者，将之推上被告席，判刑入狱，直至上“断头台”。只有严打重罚，才能遏制假冒伪劣之风的蔓延。二是法律体系建设不完善，制约对造假者的重拳出击。依法行政，法律是打假治劣的根本依据。目前，我国打假治劣可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刑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在打假治劣问题上，尽管可供依据的法律门类较为齐全，但仍有许多不甚完善之处，还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打假治劣的法律法规体系。譬如，《刑法》对生产、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罪立案的门栏就过高，法律规定只有达到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才能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责任，而造假者一般都是以销定产，每次在现场查获假冒商品的数额很少能达到5万元，但其造假常年累月的总计金额绝不止5万元。又如，《刑法》中对假冒商标罪、假冒专利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等进行刑事处罚的前提，是以“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销售金额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作为判罚的依据，执行起来主观随意性较大。因此，要像国外那样加大打击制假售劣者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就必须进一步加快法律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打假治劣活动中施以重拳， “稳、准、狠”，该罚的罚，应判的判，从根本上真正解决“打得着、打得疼、打得死”的问题；才能有效地维护广大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刹住制假售劣之风，净化市场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人民日报访谈
人民日报专访IBPIC：解析国内反假冒行业的现状
目前国内调查行业从概念上区分的话，存在反假冒和调查两个领域。从反假冒行业来说，反假冒机构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问题和不同矛盾，早期的反假冒主要精力在于投诉，由于当时的假冒品主要是公开或半公开状态，当时调查本身在反假冒中的占据的位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协调执法关系，对区域性的制假情况，包括对一些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早期从事反假冒的机构很多，包括商标事务所、专利事务所、专利商标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其他咨询机构和调查公司。原因是与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背景、假冒产品情况、法制环境和行政执法环境等背景有关。此外，当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很标准、很规范的刑事案件。在组织反假冒行动中，投诉工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执法环境方面，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区域性的地方保护主义。
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反假冒工作中，很多不具备调查力量的机构逐渐退出了这个领域，如：商标事务所、专利事务所等机构，逐步让位给更多具备调查能力的专业调查公司。目前，活跃在中国反假冒行业中的更多的是专业调查公司，而不是律师事务所、商标事务所、专利事务所和其他的咨询代理机构，这些变化标志着我们国家现在的执法水平、执法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在反假冒工作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协调执法机关，以及组织各类反假冒行动，而是如何对各种假冒品的生产商、批发商、销售商，甚至与此相关联的整个制假售假网络调查清楚。我们需要了解清楚这些假冒产品的具体情况，包括从工厂生产出来的中性产品，出厂之后到哪里进行组装等等。目前，造假形式已经从以往公开、半公开逐渐转入地下、半地下，甚至完全地下的形态。从执法环境看，我们国家的立法、行政执法水平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有了大幅提高。目前，很多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已经非常全面了，加之1998年出台的《刑法》颁布实施，公安机关也正式介入反假冒工作，给各种造假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目前，在中国反假冒舞台上更多的是各种调查公司在唱主角，回顾中国反假冒历史，真正意义上的起步，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之后经历了很多变化。其中关于反假冒行业上的变化，大体上是经过了这么一个阶段，已经逐步过渡到现在由调查公司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专访了国际品牌与反假冒委员会（IBPAC）执行干事LOUISA HOTTON 女士，就如下问题进行了对话。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人民日报：目前反假冒工作的整体环境如何？
LOUISA HOTTON ：现在的反假冒工作中，主要矛盾已经不在是谁能够去协调各级执法机构，组织投诉和反假冒行动。目前，调查公司已经成为各级执法机关强有力的助手。现在，各地执法机关的执法意识、法制保护意识都已经提高了很多，目前，很多知识产权违法活动已经属于犯罪行为，这就需要调查公司依靠很好的调查形式才能完成。因为，知识产权属于一种私权利，权利人到执法部门举报投诉，需要提供具有说服力、强有力的证据或者准确线索。所以说，不论从执法机关、权利人、消费者等各方面，都是对调查公司存在需求。调查公司在这方面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甚至是关键作用，提供了很多充分、有效的线索和证据，并协助执法机关进行打击，节约了执法部门的一些执法成本，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对权利人、执法部门等各方还是都有利的。
人民日报：目前国内从事专业反假冒工作的调查公司大概有多少？这些公司目前的规模和业务量如何？大致的市场份额如何？
LOUISA HOTTON ：目前，国内专业从事反假冒工作的调查公司在50-60家左右，其中比较活跃的有20-30家，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规模上有大有小，覆盖的区域大至全国，小到局部区域。从业务量来说，规模较大的公司可以达到每年4000-5000万人民币，小的公司只有几十万，差别很大。
人民日报：国内反假冒领域这块市场蛋糕，目前的整体规模有多大？
LOUISA HOTTON：有关方面的不完全资料显示，近年来，国内反假冒市场每年的业务份额大致在10多亿美元左右，除了直接支付给调查公司的代理费用之外，也包括了权利人对各地执法机关的培训、各种会议，甚至支付一些人员工资等内容，涵盖的方面比较多。而在这些权利人中，有明确具体的打假政策、打假费用、专职协调人员的，主要还是欧洲、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的知名跨国企业。中国国内企业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打假力度和投入的资金也不足够。
人民日报：目前假冒产品主要涉及的领域及影响有哪些？
LOUISA HOTTON：就假冒产品涉及的种类而言，已经从早期低附加值产品，如各类服装、化妆品、洗涤用品、食品等，逐渐发展到以IT产品、汽车配件、打印耗材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目前，这几个领域的造假活动尤为严重。甚至有些假冒产品已经进入了工程项目及招投标领域，应 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过去，大量的假冒产品还属于初级产品，是无法进入招投标领域的，目前这方面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包括一些高附加值的工程电气产品、IT产品、软件产品等已经进入了招投标领域。而其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已经逐步开始显现，有些甚至已经涉及到部分政府公务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的贪腐问题。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人民日报：目前国内反假冒领域存在的主要困难或障碍还有哪些？
LOUISA HOTTON： 目前，国内反假冒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障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查方面，调查公司作为民间公司，目前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应对各类有组织犯罪，有些情况下，从调查能力以及技术支持上，存在着力不从心的情况。二是权利人支付费用的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传统和惯例，就是只对成功案件进行付费。而对那些艰苦的调查过程，权利人并不“买单”。形成只重结果，不关注过程的现状。而很多成功的案件，都是通过艰苦的调查过程获得的，而权利人并不对过程买单，只看重好的结果，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各种合法专业技能和调查方法的培训，包括跟踪、守侯、卧底等，达到“一两拨千斤”的作用。此外，在针对权利人方面，还要进行更多的说服工作，争取权利人认可、支持艰苦的调查过程，掌握整个制假网络的所有情况，并愿意为这个过程买单。目前，一些权利人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可喜的事情。
人民日报：目前调查公司在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
LOUISA HOTTON：目前，从事反假冒工作调查人员的整体素质还不是很高，更多的是具有多年行业经验的人员，调查工作本身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对调查人员有着基本要求，比如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勇敢果断的工作作风，以及与调查工作有关的专业技能要求等等，高学历并不是从事调查工作的必要条件。当然，在具备前面所说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基础上，高学历可以对调查工作带来帮助。此外，在调查公司中负责客户工作的基本上都是较高学历人员，很多都是外语专业人才。近年来，还有包括律师、商标代理人、政府工作人员、军（警）退役人员等各种专业、行业背景的人士加入到调查公司，使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更趋向多元化。
当然，各行各业都有各自不为人知，甚至是阴暗面、负面的东西，调查行业也是如此。由于经常接触各类犯罪，整天和形形色色的制售假行业人员打交道，这里面的诱惑是避免不了的。这种诱惑首先来自于权利人提供给调查公司使用的资金；另外，有些权利人和调查公司还提供“线人费”等作为奖励；有些情况下，执法机关在一些个别案件上也提供一定的奖励，比如烟机等等。包括查处到大宗的、附加值比较高的假冒产品，执法机关也会进行奖励。加之造假售假行业本身就存在着高额暴利，面对这些诱惑和利益，有些“线人”和一些调查人员，就会制造一些假案。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其中一种假案模式就是从生产现场、窝点、包装点等开始，运用这些所谓“道具”工厂进行造假。尤其是一些职业“线人”，他们利用了权利人支付一定的奖金数额和制造附加值比较低的假冒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也就是利用“价差”进行牟利。
另外一种假案模式，就是恶意篡改执法机关的文件，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权利人都对打假数量有了一定的要求，我们不能批评权利人在打假这方面存在着一些庸俗化、简单化的现象，包括一些权利人在打假工作中的简单化管理、只关注打假数量等问题。但是，事实上在一家制假工厂查获1000或者800个数量的假冒品，在性质上讲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制止这种制假行为，而不是这种数量。这种只注重数量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管理方法，某种程度上会直接导致某些从业人员恶意篡改执法部门的文件，以达到权利人要求的最低数量，以便收取代理费用。
此外，还包括一些诱发犯意的教唆，也就是所谓恶意“钓货”。为达到收取代理费用，有些调查公司的人员会以较高的利润为诱饵，诱使一些之前并不生产、加工假冒产品的工厂和人员进行制售假活动，然后再向执法部门投诉，对其进行查处。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目前一些调查公司中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如何鉴别信誉良好的调查公司呢，从权利人这方面应该注意到以下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些调查公司存在着不诚信的问题和行为，通过一些情况是可以揭露出来的。  国际品牌保护与反假冒委员会
1.权利人首先要看一下调查公司的规模。如果一家一年可以做1500个案件的调查公司，和一家一年只能做10多个案件的调查公司相比，两者肯定是不同的。一些规模小的调查公司，假如一年做了10个假案，会为公司创造可观利润的，对这家调查公司的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对于那些规模较大、操作案件较多的调查公司来说，少量假案创造的利润与其年度总利润相比，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而且，这些少量假案给这些大的调查公司带来的负面作用，要远比这些假案利润带来的好处大的多，可谓得不偿失。
2.权利人还要了解调查公司的历史以及从事反假冒工作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调查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经验。
3.权利人还可以通过多起案件来了解调查公司的情况。比如：多起案件都是属于无名窝点性质，没有当事人，这种情况需要多加注意，很容易产生问题。
4.目前各种假冒品主要还是出现在生产地和集散地。如果发现某些案件出现在非常偏僻、陌生的省份和城市，而调查公司又没有在那里设有工作站和常驻人员，那么怎么从常理上看，怎么可能在2、3天时间就把包括窝点等在内的造假情况调查的一清二楚，值得怀疑。权利人需要擦亮眼睛，作出判断。
5.权利人还需要加强巡查，运用例如第三方这样的监督机制，对调查公司的案件进行核实。利用经常性的联络、访问执法机关等机会，从执法部门那里了解一些案件信息，以及调查公司的情况。对于一些恶意“钓货”的案件，执法机关肯定会有所反馈。
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题报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