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玠
人物生平
  余玠（1198－1253年），民族英雄，南宋抗蒙名将，字义夫，号樵隐。原籍衢州开化金水乡芳山村(今浙江开化村头镇小溪边村）。叔祖后裔定居蕲州，余玠宦迹至此，谱为同宗，《宋史》误作蕲州人。幼时家贫，就读于沧浪书院、白鹿书院。失学后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作幕僚，不久即以功补进入副尉，又擢升作监主薄。1236年2月，蒙古军侵入蕲、黄、广。余应蕲州守臣征召，协助组织军民守城，配合南宋援兵击退蒙古军。1237年10月，余玠在赵葵领导下率部应援安丰军杜皋，击溃蒙古军，使淮右以安。次年，朝廷论功行赏，余进宫三秩，被任命为知招信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同年9月，蒙古大帅察罕进攻滁州。余玠率精兵应援，大获全胜。1240年9月被提升为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主持濠州以东、淮河南北一带防务。1241年秋，蒙古军察罕出兵安徽寿县，余玠率舟师进击察罕军，激战40余天，使蒙古军溃退。以功拜大理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 
次年12月，宋理宗因见四川战局不利，任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后又兼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表示“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余玠抵达夔州之后，广纳贤才，修筑工事，恢复经济，安抚民心，统率十万军民到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又在三江沿岸山险处筑10余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聚粮，形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入蜀当年，便在资州、嘉定、沪州等地，赢得了与蒙古军大小36战的初步胜利。1246年春，蒙古军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路入侵四川，余玠率军抗战。以新筑之山城为屏障，重创蒙古军。1252年10月，蒙古军汪德臣、火鲁赤部大规模入侵，进抵嘉定，余调集蜀中精锐部队，组织大规模会战，将蒙古军击退。余玠因抗蒙治蜀有功，于1252年晋升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 
第二年，朝廷反战派谢方叔任左相，诬告余玠“擅专大权，不知事  白鹿书院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召余王还朝。余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于是年7月服毒自尽。次年，朝廷权奸削去余生前职务并迫害家属和亲信。 
余死后，“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南宋王朝为维系蜀中军民之心，于1258年追复余官职。后来，故乡人民纪念他，为其造衣冠冢，墓址在今太平山风景区横江（岗）山下青蒿村余公林。东边是沧浪书院景区，西边是梅川的源头。 [1]
为了纪念英雄余玠，当时广济县用余姓作为地名，余川，余芸由此命名。在英雄的故乡人，正准备兴建余玠钓鱼城景点。 
2010年5月，南宋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即南宋抗蒙最高军事长官）的帅府所在地在重庆渝中区被发现。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的巴县衙门，地下考古现场上月底开始发掘。该处小地名叫老鼓楼，按照考古学惯例，如今这个遗址被命名为老鼓楼遗址。至此，抗蒙山城体系已经完全清楚：核心级的指挥部就是如今发现的老鼓楼衙署；次级为钓鱼城、白帝城、泸州神臂城等；三级有南充苦竹隘等；四级如渝北多功城等。
余玠领导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特别是钓鱼城堡垒，成功阻止蒙军第3次西征，使宋室延续20余年，缓解了蒙军对欧、亚、非等的威胁，在世界史上占据重要一页。
历史典故
盱眙退敌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九月，蒙古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领十七万人马，号称八十万，大举入侵南宋两淮地区。但是蒙古军在庐州城遭到老对手杜杲的顽强抵抗，死伤惨重，不得不放弃攻城。察罕见窥伺长江无望，决定抄掠南宋在淮西的其他郡县，破坏南宋的经济。
蒙古军在庐州撤退后，接着转攻滁州（今安徽滁县）。余玠时任知招信军（今江苏盱眙），立即率领精兵急赴滁州救援。不过援军未至，滁州已经陷落。刚攻破滁州的蒙古军迅速杀来，反而将余玠部围于盱眙城附近的青平（今江苏海安青平乡）。余玠固守据点，誓死抵抗；狡猾的蒙古军见一时冲不破宋军的阵线，再次转移攻击目标，攻击守备空虚的招信军。　
招信军，即盱眙城的兵马被余玠带出救援，防御极为薄弱。而宋军以步兵为主，不如蒙古铁骑的风驰电掣，余玠若率众救援，很可能盱眙城已经丢失，自己的军队再次被反包围，造成人城两失的后果。但是余玠毅然决定回救盱眙。他率军杀回盱眙，幸运的是，由于余玠在招信军的精心治理，城池尚未陷落。随即宋军一举突破蒙古军的阵地，转战进入盱眙城，马上布置起了防御。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蒙古军和宋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由于这场战斗的细节散轶于各史料中，《宋史·余玠传》也是一笔带过，只能从南宋左丞相吴潜事后为前线将士奏捷写的《奏乞赏功以兴起人心》中了解到一些。余玠虽然是名文官，却身先士卒，不顾矢石，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率领宋军激战三日，身被重创多处，达到“几以不支”的地步。宋军将士在余玠的感召下，不顾寒冬和疲惫，奋力抵抗。蒙古军本来就在攻打庐州时损失了不少人马，劳师远征，战斗力大减；又见到余玠竟然能回师救援，士气更加低落，在城头始终无法进展，丢下大量尸体后，被迫撤退，并最终退出淮西。
在招信军被围后，余玠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退而保全自己的部队。但是余玠毫无犹豫地再次发起战斗，以其过人的胆略和坚强的意志，在一救一守中都成功抵挡了蒙古军的进攻，杀伤了大量敌军，真不愧为抗蒙名将。防蜀之战宋淳祐三年(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1243年)，至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年)，在蒙宋战争中，蜀帅余玠以山城防御抗击蒙古军进攻的作战。  余玠钓鱼城宋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病死，内部纷争汗位，无暇全面部署对南宋大规模战争，南宋王朝得以暂时休整和调整防御部署。宋理宗赵昀命在淮东屡立战功的的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四川防务。余玠赴任后，革除弊政，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聚小屯为大屯等政策。采纳播州人冉氏兄弟建策，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先后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今四川南充南、苍溪东南、合川东、金堂南)等10余城，并迁郡治于山城。又调整兵力部署，移金州(今陕西安康)戍军于大获；移沔州(今陕西略阳)戍军于青居；移兴元(今陕西汉中)戍军于合州(今合川东钓鱼城)，共同防守内水(今涪江、嘉陵江、渠江)；移利州戍军于云顶，以备外水(即岷江、沱江)。诸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边防稍安。六年(蒙古贵由元年)，蒙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继多次战胜蒙古军进攻之后，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十年(蒙古海迷失皇后二年)，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誓师北伐。以一部兵向陇蜀边界出击；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汉中(今属陕西)进发，三战连捷。次年四月，余玠率军号10万进占汉中西之中梁山，潜军烧毁汉
  
中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栈道后，率军围汉中数重，昼夜急攻。蒙古军修复栈道，各路援军会至。余玠久攻不克，兵老师钝，只好撤军。十二年(蒙古蒙哥汗二年)，余玠率军击退进攻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 
点评:余玠守蜀，针对蒙古军骑术精良，善于野战的特点，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方略，利用山险制骑，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屡败蒙古军，为以后抗蒙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抗蒙战争余玠在四川，开屯田以备军粮，整顿财赋，申明赏罚。修筑山城和抗蒙有功将士，都得到奖掖。违法的将官，受到惩处。利州都统制王夔凶残跋扈，号称“王夜叉”，不听余玠调度，到处劫掠。余玠依军法斩王夔。经过余玠的整顿，四川驻军声势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
余玠守蜀有功，一二四八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将领赵葵，一二四七年任枢密使，一二四九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抗战派执掌军政权，垂死的南宋王朝，一时又有振作的气象。 
但是，朝廷上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一二五零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进士出身的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二五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子。汪世显已死）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  抗蒙战争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法迫害余玠。
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攻击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一二五三年，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次年，余玠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
宋理宗、谢方叔任命知鄂州余晦去四川驻守。蒙古兵来侵扰，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危急。参知政事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已犯临战易将之戒，此臣子见危致命之日也。”他请求出师四川，理宗不准。赵葵罢相后，居长沙，任潭州通判，见四川危急，也上疏请求效力。理宗只准他备咨访。四川又处在了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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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年谱
余玠，南宋末期人，官至兵部尚书，四川安抚制置使，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部长和四川省省长（当时的四川泛指巴蜀地区，还包括湖北贵州一部分，北至剑门关，西南与大理国接壤，主要是成都府路），他上任之初都立下宏愿“愿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说到做到。
余玠接任四川，是典型的受任于败军之际，临危之时。当时四川的情况几乎就是没希望，被蒙古人打得溃不成军，基本上失去防御能力，到处是难民和抛荒的田地，行政方面也是一塌糊涂，机构紊乱，矛盾重重。宋理宗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也是被认为比较没出息的一个（实际上宋朝的皇帝绝大多数没出息），但在关键之时眼睛擦得雪亮，选择了当时初立军功的余玠，而之前四川制置使16年间已经换了12人次，没有一个人能干出很像样的事来。  蒙古军十年之后，四川变成了什么样子？失地基本收复，建立起史无前例的山城连锁防御体系，人民安居乐业，上交的赋税达到南宋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简直是沧海桑田。
余玠字义夫，号樵隐，祖籍浙江衢州，在白鹿洞书院读过书，书法有王、钟之风，诗词俱佳，《全宋词》里存有他的《瑞鹤仙》，据说四库全书里（余樵隐条目下）还有他十几首诗词但我一直没找到。属于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儒将。从他留下的资料看，性格豪迈，“意气豪雄”，很有全局观和战略眼光，极得民心，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不可多得的治国之才。
宋朝的将领，最得人望的大概是岳飞，还有韩世忠，杨家将等等，至于余玠，古来记载本不多，恐怕除了历史研究者，少人知道。岳飞广为人知，很大因素是他有传奇色彩，十二道金牌和风波亭事件之类，否则无法解释在业绩和个人魅力上绝不下于岳飞的余玠没有同等的身后名。
风波亭余玠死于1253年，倒不能说他一死南宋就全无希望，不过要说有了他经略四川，至少把南宋的死期延后了10年，是完全有道理的。他的死因也算是历史一谜。大致情况是理宗撤了余玠的职，但诏令没到他就死了。撤职的原因很复杂，有几条是肯定的，一是余玠功高盖主，引起理宗的忌惮（这跟岳飞要把高宗的父亲和哥哥接回来引起高宗的恐惧是一码事）；二是此人不拘小节，人高傲，骨头又硬，言辞中常有疏忽或不敬，让皇帝郁闷了；三是后期跟蒙古人打仗军费开支很大，赋税就没有以前交得多，反要朝廷补贴，而且也吃了些败仗（这里原因也很复杂），引起朝廷不满；但我看最重要的一点是，一直支持余玠的丞相郑清之下台，换了对余玠不利的谢方叔（余玠曾得罪谢的同党姚世安），他在朝中失去了为他讲话的梁柱，毕竟他人长年在边疆，皇帝了解他的情况只有通过书面，左右人的意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最通行的说法是，宋理宗派了个脓包来接替余玠的职位，余玠本来就在生病，听说这事就给气死了；还有一个说法是，余玠是给毒死的（自杀和他杀都有说）。
余玠有一子一女，儿子叫余如孙，取名出自“生子当如孙仲谋”，据说这句话也引起猜忌，但如孙并未子承父业，一直当文官。余玠死后，被谢方叔领头的一干人污蔑声名，革职削官，家产充军，如孙受到牵连，被迫改名，后来还是被贾似道杀害，受到牵连同样冤枉的还有余玠的部下王惟忠，小说里写过，不多说了。
像余玠身后的历史资料，《宋史》里的记载最详细，2000多字，但据说有不少错讹，以后历代都有人留下评论文字，已经算不得第一手资料，现代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两位学者之手，一是台湾历史学家姚从吾的《余玠评传》，出版于1967年，这篇2万余字的文字  神秘巴蜀地我也一直未曾找到，但我手头有更重要的陈世松的《余玠传》，198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近13万字，他在著书时参考了《余玠评传》，所以找不到前者也不是什么大损失。 
但是这么些研究资料里，竟然没有人搞清楚过余玠的生年。直到王晓波先生，找到了余如孙的为余玠写的墓志铭《玠府君墓志》，那原载于光绪年的《开化县志》。王晓波依靠墓志铭，结合其他史料，撰写了余玠年谱，发表于《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辑上。
墓志言：“庆元戌午十二月辛未，祖妣巩氏感异梦而先公生。幼岐嶷，常负四方志，业举子。”余玠生于1198年农历12月8日，终年56岁，猜想他大概活了45岁左右。
人物贡献
一、墓志中列举余玠上三代名讳
二、21岁游学白鹿洞书院，列于李燔门墙，与同门陶桂一交情很好。
三、33岁组织义军抵抗金兵，立军功，补武校，当了个最小的武官，事业的起步。
四、34岁见史弥远，被史弥远赞为“天下奇才”，得闻于理宗。
五、36岁，任黄州节度制参，之前在临安供职。
六、37岁，任淮西制置司参议官。同年，任襄阳府通判。但一个月不到，他还没走马上任，父亲就亡故了，于是解职丁忧。试想一下，如果他父亲不死，他在襄阳也必能得到很好发展，说不定会当上京西制置使，但以当时四川缺人的情况，他仍然很有可能会调去那里的。
七、38岁，祖母亡故，丁忧复丁忧。  风波亭八、39岁，蒙军破成都，襄阳失。余玠起复。丧期中起复叫做“夺情”。墓志中说余玠曾经“力辞”。但起复令才下，襄阳已经化成灰烬，陈世松在《余玠传》里说他始终与襄阳无缘，便是指此。
九、40岁，淮东制置司参议官。同年十月，带兵解救安丰，大胜。
十、41岁，因安丰战功升为太府寺丞，职位不变（宋代官职有两套，太府寺丞是虚职，属于名誉头衔）。同年，兼任大使司参谋官。年底又是一场大战。
十一、 42岁，尚书工部郎官。
十二、 43岁，黄河一战定计大败蒙军。同年，任直华文阁（也是名誉类的）。
十三、 44岁，再次救安丰。拜大理少卿。
十四、 45岁，拜淮东安抚制置副使，当年5月，出现了余玠一生的重要转折－－即著名的“陛见奏对”。余玠得到了直接向皇帝进言的机会，直言朝廷弊端，提出建议，得到理宗大力嘉许，甚至说：“今日之患，在士大夫不肯体国。人人如卿体国，人人如卿朴实，朕何忧哉！”看来理宗接见余玠时说过很多话，好些被正史记录，但这句话却是墓志铭中首发。之后不久，即任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他和四川的姻缘终于拉开了序幕！墓志中提到，余玠受命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下有何不可为之，只恐无天地以容此身，日月以照此心。苟有天地日月，世间之事，便可为已。” 
感喟无言……当时余玠恐怕已经知道之后十年岁月筚路蓝缕……同年7月，余玠与皇帝告辞，临行前说了一段也只有墓志记载的话，足可玩味：“此行去天日远，力绵任重，谗毁易致浸润，易致稽迟，陛下始终主盟。”可见当时他已料到，或已有发生，迟早会飞短流长，乃至要皇帝坚持主张。事实上，也不幸正如他所料。而当时理宗的答复则是：“谗毁则无此，报应则当以一力相接。”要他保江山时当然好话说尽。
十五、46岁，大力整治四川，兴办教育，修筑城墙，赏罚分明。墓志“糜烂之蜀，自是复见汉官仪矣。”
十六、48岁，宝谟阁直学士。
十七、49岁，兵部尚书。  孙仲谋像十八、50岁，徽猷阁学士。
十九、52岁，四川安抚制置大使。
二十、53岁，龙图阁学士。（是年，支持余玠的赵葵下台，贾似道上台）同年收复部分失地。 
二十一、54岁，冬十一月，献俘于临安。（是年，支持余玠的郑清之下台，换了谢方叔，形式变得最为糟糕了）
二十二、55岁，端明殿学士。（是年，忽必烈开始长征大理，史称斡腹之谋，亦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年底，大败蒙军。
二十三、56岁，4月，皇帝召余玠做述职报告，5月，召他还京，下旨后次日，余玠死于重庆。死因在墓志中写道，余玠之前因宵征露宿而有臂恙，当时旧病发作，又吃了河鱼，5月18日去世。同年7月，理宗因余玠死而辍朝致哀。9月，召余如孙葬余玠，11月9日，余玠葬于溧阳县荆山。
史书记载
《宋史·余玠传》
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时赵葵为淮东制置使，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中。未几，以功补进义副尉，擢将作监主簿、权发遣招进军，充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
嘉熙三年，与大元兵战于汴城、河阴有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佑元年，玠提兵应援安丰，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进对：“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帝曰：“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授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帝从容慰遣之。
玠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
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自宝庆三年至淳佑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玠大更敝政，遴选守宰，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一如帅所居，下令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遗谢之。
播州冉氏兄弟琎、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坚不肯起，闻玠贤，相谓曰：“是可与语矣。”遂诣府上谒，玠素闻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见之，与分廷抗礼，宾馆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数月，无所言。玠将谢之，乃为设宴，玠亲主之。酒酣，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琎兄弟饮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别馆以处之，且日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垩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请见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浅士，先生之谋，玠不敢掠以归己。”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琎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且诛溃将以肃军令。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  忽必烈攻鄂州之战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实。
十年冬，玠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兵与之大战。十二年，又大战于嘉定。初，利司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恃功骄恣，桀骜裯受节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颈，四面然箕，谓之“蟆蚀月”，以弓弦系鼻下，高悬于格，谓之“错系喉”，缚人两股，以木交压，谓之“干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恶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胁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敛部将倅马以自入，将战，乃高其估卖与之。朝廷虽知其不法，在远不能诘也。大帅处分，少不嗛其意，则百计挠之，使不得有所为。玠至嘉定，夔帅所部兵迎谒，才赢弱二百人。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对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耳。”顷之，班声如雷，江水如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弥望若林立，无一人敢乱行者。舟中皆战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赏有差。夔退谓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玠久欲诛夔，独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轻动危蜀，谋于亲将杨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时大帅，夔皆势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视侍郎为文臣，必不肯甘心从令，今纵弗诛，养成其势。后一举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诛之久矣，独患其党与众，未发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与吴氏？夔固弗若也。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为叛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况夔无吴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纵兵残民，奴视同列，非有吴氏得人之固也。今诛之，一夫力耳，待其发而取之，难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计事，潜以成代领其众，夔才离营，而新将已单骑入矣，将士皆愕眙相顾，不知所为。成以帅指譬晓之，遂相率拜贺，夔至，斩之。成因察其所与为恶者数人，稍稍以法诛之。乃荐成为文州刺史。
戎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敝，以三千骑至云顶山下，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闭关不纳。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图己。属丞相谢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云顶，世安厚结之，求方叔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又阴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陈于帝前。于是世安与玠抗，玠郁郁不乐。宝佑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玠自入蜀，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权兵部尚书，进徽猷阁学士，升大使，又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及召，拜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其卒也，帝辍朝，特赠五官。以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夺职。六年，复之。
玠之治蜀也，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诧，进蜀锦蜀笺，过于文饰。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昧于勇退，遂来谗贼之口；而又置机捕官，虽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虚实相半，故人多怀疑惧。至于世安拒命，玠威名顿挫，赍志以没。有子曰如孙，取“当如孙仲谋”之义，遭论改师忠，历大理寺丞，为贾似道所杀。[2]
县志记载
余玠，字义夫，号樵隐，宋资政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据华埠镇一山《余氏宗谱》载：宋高宗南渡，其先祖椿年举家迁徙至衢之开化，住居金水芳山（现村头镇小溪边村）。庆元戊午年（1198）十二月辛未，母巩氏感异梦而生。
玠少年时，力学雄浑，气宇魁昂，观书，则一览成诵，为文，则下笔成章，除经史之外，喜作锺王草书。至於功名，常以诸葛亮、郭子仪自比，胸怀四方之志。一日语同窗曰：大丈夫安能碌碌依阶以求进？！遂辞别故乡芳山，束书负笈，赴江西庐山白鹿书院，从李宏斋、黄勉斋诸老，学明经济世之学。绍定三年（1230），金兵犯界，家国危亡，时玠为淮东制置使赵葵幕僚，虽一介布衣却怀报国宏志，满腔热血奔波于淮安、高邮、兴化间，举义旗，焚盗粮、杀贼众，以功补进义副尉，进工部郎官，升制置副使。他在《自述》一首词中这样写道：“一片英雄胆，七尺丈夫躯。皇天生我，不知此意竟何如？欲展腾空羽翮，曾作宋郊沛蠲，壮志未全舒。长啸一声气，烟雾霭东吴。”真可谓慷慨激昂，浩气长空。
理宗嘉熙元年（1237）冬，蒙古兵大举入寇，声震河洛。时，赵葵、张迪守洛阳，金兵猝至，城池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玠闻檄，即力疾起，提劲兵连夜倍道赶赴，载雪衔枚，血战城下，遂解洛阳之围。四年（1240）春，蒙古兵建造舟船，练习水战，准备秋末，水陆并进，大举犯宋。玠闻讯急召部属商议，以先发制人之策略，亲督舟师，沂黄河直抵东京城下，乘夜急行，悄悄潜入河中，如天兵飞降，突然而至，于汴城河阴焚舟断桥，蒙古军被击遂败走。淳佑二年（1242），因功，任兵部侍郎，四川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是时，西部局势混乱，民不聊生，朝中官吏都畏惧到蜀地为官，然玠受命后，即语赵葵曰：天下有何不可为之事，只恐无天地以容此身，无日月以照此心，苟有天地日月，世间之事便可为矣！语毕慨然就道。到任后，立即办学校，兴教化，筑城堡，创耕屯田，惩治贪官。蜀之百姓无不称颂曰：今日复见官仪矣。淳佑六年（1246）以主事勤劳，升兵部尚书，七年五月升徽猷阁学士，八年五月直除兵部尚书，十年三月进龙图阁学士。
十一年（1251）冬，蒙古重兵环攻嘉定，玠以计密授诸将，夜半开关，以劲兵三千大败敌兵二十万之众，斩杀及俘虏无数，在军事上创下了以少胜多之典范。
宝佑祐元年（1253）五月，玠方以资政殿大学士执政，不幸故疾复发，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欲收复失地，一统河山的壮志未酬，竟於十八日撒手人寰，薨於重庆。十月，其子如孙奉旨扶公之柩，安葬於溧阳荆山之原。
注：余玠叔祖后裔定居荆州，玠曾在此地为官，谱为同宗，故《宋史》误将玠作荆州人。
人物评价
解放世界大宋最后的五十年：将世界从蒙古铁蹄下解救 
嘉熙四年（1240），余玠率水军由运河进攻至开封有功，升任淮东提点刑狱，后又兼淮安知州、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又以率军援救安丰（今安徽寿县）有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六月，余玠晋见宋理宗，愿以恢复四川为己任，升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从此，领导四川抗战。淳祐三年十二月，又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当时四川已残破，并经常受到蒙古军的侵扰。余玠到任后，招贤纳士，共商大计。冉琎冉璞兄弟应召入幕，首先建议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城东钓鱼山上筑城，并移州府于钓鱼城。余玠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长官，负责筑城。此前，已修筑多处山城，此后也修筑了十多座山城，许多州府移居山城，顽强地抗击蒙古军。余玠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俞兴又开屯田于成都（今属四川），经济有所  战争示意图恢复。淳祐十年（1250），余玠率部巡边，一直进到被蒙古军占领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十二年（1252），又率部西向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抗击南犯的蒙古军，出现了近年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战争示意图余玠入蜀后便以恢复失地为第一要务，他设招贤馆“集众思，广忠益”，王坚、张钰等人才都愿意效命。余玠采纳了播州冉连、冉璞兄弟的建议，在合州（重庆合川）钓鱼山依山筑城。
钓鱼山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下通长江，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钓鱼城筑成后，余玠就迁州城于此。
随后，余玠又将依山建城的经验推广到全蜀。沿嘉陵江、沱江、渠江、长江共建城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剑门苦竹、金堂云顶、万县奉节、宜宾登高等。以后的继任者王坚、张钰又继续修筑山城，其总数共达八十多处。这些沿江的山城构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点线结合、严密有序的防御体系，这一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钓鱼城
为了四川民众余玠又减赋税、通商贾、组织军民屯田，在余玠的经营下四川抗蒙的形势出现了转机。到了淳祐十一年，余玠已可以率军在兴元府（陕西汉中）与蒙古军交战了。这是十几年来宋军第一次在蜀地以外作战。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派杨成代统其部属。但移驻云顶山（当在今广元境内）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新任都统制杨成上山任职，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亲属，向谢方叔诬陷余玠。宝祐元年（1253）五月，南宋朝廷猜疑余玠，决定将他召回。七月，余玠暴卒于四川。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三年（1255）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
四川远离南宋政治中心，理宗唯恐四川生变，所以对余玠也起了猜疑之心。于是在宝祐元年下诏召余玠回京，改任资政殿学士。余玠得诏后抑郁不乐，不愿进京，遂服药自杀。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六年余玠才得以平反。余玠之死是南宋的一大损失，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一代名将龚忠武：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节选）
余玠颇通韬略，虽是武将但也颇爱诗词、熟读经史，是南宋末叶一位难得的将才。（148）1242年，宋理宗因蒙古大军入侵四川，形势危急，遂急命时任兵部侍郎的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余玠忠义奋发，受命于危难之际，誓志  余玠抗蒙有功晋升“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 
余抵重庆后，广纳贤才，统率十万军民到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又在三江沿岸山险处筑10余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聚粮，形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成为以后抗蒙的军事中心。入蜀当年，便赢得了与蒙古军大小36战的初步胜利。1246年春，又以新筑之山城防御体系为屏障，重创蒙古军。
然而赫赫战功并没有为他带来高官厚爵，反而令时任左相的反战派领袖谢方叔深为不安，乃诬告余玠“擅专大权，不知事君之礼”。昏庸颟顸的理宗竟听信谗言，召余还朝。余知若应诏回朝必有不测之祸，愤懑成疾，于是年7月一代抗蒙名将竟被笔杆子逼得服毒自尽。
余玠虽然死了，但是后来蒙哥汗侵宋之战，由于他构筑的山城防御体系，固若金汤，不易攻破，竟使不可一世的蒙哥汗战死于合州钓鱼城，暂时保全了宋朝。
腐败无能的理宗一朝幸运地拥有一名战将如余玠，但不幸的是竟不能让他安于抗蒙重任，反逼其走上绝路，重蹈岳飞覆辙，使英雄空遗壮志未酬的千古之憾！有这样的昏庸君王坐镇江山，南宋不亡于蒙古，岂有天理？！这是宋代的笔杆子亡国、亡天下最后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余玠与“嘉定大战”
乐山《三江潮》2009年秋季号 作者：李晓宇
 乐山从前叫嘉定，山川秀美的嘉定城,坐拥三龟、九顶、紫云(注1)三座城寨，又扼守岷江水道咽喉，是南宋与元蒙在四川的主战场之一。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 魄的战役，史称“嘉定大战”。时光荏苒，当年壁垒森严的军事重镇,如今享誉中外。每年数百万游客慕名来此,皆为了仙山、碧水、诗人……[3]
 摆起“嘉定大战”的龙门阵，余玠是主角。这位13世纪的军事将领，以其卓越不凡的军政才能和坚韧不屈的性格,在《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 以及诸多野史笔记中留下踪迹。“玠”是古代的一种礼器,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成为国家栋梁, 所以给他取名为“玠”。然而,事与愿违,余玠年青时性 格冲动易怒。《宋史·余玠传》说他在白鹿洞书院读书时,有一次约起朋友去坐茶馆,跟老板起了纠纷,竟然三拳两脚把老板打死,只好卷铺盖跑掉了。逃难的过程 中,他想必受了很多磨难,也有足够的时间反思己过,这无疑会促使余玠的心智日趋成熟,性格也逐渐内敛。从著名学府的青年俊彦,转变为有家难回的杀人逃犯, 余玠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后来他投入淮东制置使赵葵(注2)幕中,随赵葵征战戎旅。[4]
冯友兰先生曾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文》，其中说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 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从北宋南宋之交收复河山的岳飞、韩世忠,到南宋末年延续宋祚的孟珙、余玠,这期间涌现出 一批知兵善战的军事人才。然而,到公元1279年,南宋的历史还是结束了。宋朝的经济空前强大,人口也极度膨胀,但是中央政府对税收、立法,乃至军队的管 理都缺乏约束和监察,故而以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先败于辽,再败于金,军事和外交一蹶不振，最后被蒙古灭亡，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5]
宋朝与元蒙的军事对抗中,蒙古能取得最后胜利,非是无因 。蒙古全国皆兵,军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而士兵极能刻苦耐劳。《 马可·波罗游记 》可资佐 证:“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猎取的禽兽为食…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高素质的兵 员,严明的军事纪律,在余玠建立城寨防御体系之前,没有应对蒙古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的对策。元蒙大军兵威所至,锐不可当。[6]
彼时，元朝不乏 有识之士认为灭亡南宋的关键在于夺得四川。“天府之国”地沃物丰，每年向川外输出一百五十万担军粮，更承担了南宋王朝财赋收入的三分之一。夺取四川可极大 地掠夺人力和物力，以战养战，进而控制长江水道，窥视江南。在元蒙铁骑肆意践踏、蹂躏下，富庶的“天府之国”遭遇继三国之后最大的战争浩劫，已然残破不 堪。“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土奥区，今为膏血之野.”(注3)四川的老百姓，企盼着乱世中家园无恙，甚至收复失地，过上安定的生活。[7]
 宋理宗淳祐元年,余玠觐见皇帝时,直言不讳地抨击朝廷重文轻武，以致战场上一败涂地的现状，向皇帝提建议说：“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皇帝因此赏 识他，次年任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希望他能扭转被动的军事形势,甚至收复四川全境。(注4)同年,江南和两淮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各地蝗虫肆虐,致使来年粮 食歉收。逃难的人漫山遍野,有实在饿得受不了的只能带着全家老小投河自尽。这样的情势下,余玠命令嘉定知府俞兴率军民在成都平原上垦荒，开始了大规模的屯 田,以取得军队给养和地方税粮 。屯田起源于西汉文帝时期,南宋末年的屯田苦于耕牛稀少,军队纪律松弛及官僚体制下农税的肆意盘剥,常常入不敷出。而“冗 官”和“冗兵”更带来沉重负担,使屯田难以为续。余玠对民间施行轻徭薄税的德政，诚心招揽内政贤才，并着力整顿军务, 减轻“冗官”和“冗兵”带来的沉重 负担。由于军民归心,屯田所得不但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襄樊的守军。[8]
 余玠做事有魄力，也有胆识。他善用人才，敢用人才。播州（今贵州遵义， 宋朝时属四川）冉琎、冉璞兄弟向他建议，把合州城连同官衙搬迁到钓鱼山上,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但是，余玠说：“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于 是力排众议，欣然采纳了这条建议，并向宋理宗上书举荐冉氏兄弟。先后修筑了大获、青居、钓鱼、云顶、神臂(注5)等十数座城寨，形成以重庆为防御中心，嘉 陵江、沱江、岷江等为外围的抗蒙防御体系(注6)。[4]
 嘉定府上接成都,下联叙泸,境内有三座城寨,作为余玠经营西川的支柱,因而屡遭元蒙铁 骑攻袭。其实,嘉定府的战略意义远不止于此, 《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南宋朝廷一度想用嘉定取代重庆,作为南宋在四川的军事中心。因为在嘉定安置重兵,一 来可以沿水路及时支援上下游的城市,固守成都;二来沿袭北宋以来的屯田制, 开垦成都平原可恢复四川地区对各地的粮食供应。故而,为争夺这一军事重镇,宋 元军队曾在嘉定城下激战多次。而今我们从浩繁无涯的历史卷帙中,依稀可以窥见当年的战争场面。后世史学家说: “嘉定战况惨烈…仅次于(合川)钓鱼山 城。” [8]
 南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冬，汪德臣从都元帅太答儿出兵，进攻成都等地。成都失陷后,蒙古大军把嘉定城团团围住，企图攻 破嘉定之后，顺江而下，直取重庆。由于嘉定府早在淳祐二年就开始屯田,战争及民用物资储备丰富,而且作为西川军事重镇,驻防军队数量仅次于渝州府和成都 府。在嘉定知府俞兴带领下,全城军民凭借着三龟、九顶两座城寨的地理优势,奋力抵御了五十多天。此时，余玠派兵来援，经过周密的部署，嘉定知府俞兴在晚上 悄悄打开城门，夜袭元军。蒙古军队善骑战而疏于攻取坚城,因为连日围困久攻不下，士兵疲惫不堪，夜间防备松懈。遭受到宋军的突然袭击,元军猝不及防，损失 惨重之余,汪德臣解除了对嘉定府的围困。在元军行军途中，余玠又令云顶、隆庆、剑门等地宋军进行围追堵截，汪德臣惟有放弃由水路攻打重庆的战略,班师回 去,“嘉定大战”落下帷幕。[9]
 公元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自领大军入川进攻重庆,受阻于钓鱼山城下。孰料1259年春天,元蒙军中疫疾流 行,蒙哥身死。他的两个弟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与南宋议和,宋朝这才又延续了二十年,余玠可谓功绩彪彰。后人每每思及,如果余玠没有治理好四 川,亦没有修筑城寨防御体系, 不独南宋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世界历史也会改变。故而他的治蜀功绩深为后人景仰。明代万历进士李作舟的《鱼山曲》赞叹道： “北风怒，南风遒，余家冉家好男子，钓起山河二十秋(注7)。”壮哉!千古之下,蜀人犹念余义夫。[10]
注1: 三龟九顶城位于乐 山城东1公里处三龟山、东岩山和九顶山（即凌云山）上，由三龟城和九顶城组成,为四川南宋抗元山城之一。三龟城现有城墙两段，共长约700米左右。城西临 岷江，以崖为墙。九顶城现存城墙三段，长约1500米左右。三龟九顶城在宋元战争中形成犄角之势，控制岷江水路，起到了军事要隘的作用。 紫云城位于犍为 县孝姑镇紫云山上(一说为今乐山市中区紫云街附近,又一说为今乐山市中区乌尤山),今从唐长寿老师《嘉眉稽古录》所述。注2:[宋]赵葵 （一一八六～一二六六），字南仲，号信庵，一号庸斋，衡山（今属湖南）人。其父赵方(字彦直,为张栻的著名弟子之一。抗金名将，为主战派，战功卓著)为京 湖制置使，葵少年即随父军中。一生以儒臣治军，为南宋偏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卫国公,是余玠在朝廷中的主要支持者。注3:摘自傅增湘 《宋代蜀文辑存》。注4: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 宋理宗接见汉川路运判吴申,询问他对四川军事形势的看法。吴申说:”弃边郡不守,郑损也;启溃卒为乱,桂如渊也;忌忠勇而不救,赵彦呐也。今彭太雅又险诘变诈……”理宗皇帝听后很感慨地说道:”蜀从前亦委寄非人。”注5: 钓鱼城在今合川市东﹐大获在今广元市苍溪县南﹑青居在今南充市南﹑云顶在今成都市金堂县南﹑神臂在今泸州市合江县西北﹑天生在今万县市西;注6: 四川抗蒙山城防御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其充分利用四川盆地的地理条件,在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救援.很好地抵御了元蒙游骑的进攻;注7: 公 元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四川,受阻于合川钓鱼山城,宋蒙激战五个月相持不下,元蒙大军中瘟疫流行,七月，蒙军自钓鱼城撤退，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 重庆北温泉），蒙哥汗逝世。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其次,由 于忽必烈和阿不里哥为争夺汗位而开始内战, 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 潮。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修筑钓鱼山城,构建四川城寨战略防御体系的余玠和冉氏兄弟,则永垂青 史,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