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玫瑰门
​内容摘要
铁凝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熟悉作者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但在一九九六年编辑文集时，作者将它排除在了文集之外。究其原因，当时似乎是觉得它不够厚重吧!甚至就因为它太过畅销，弄得作者反而心怀忐忑，反而怀疑起这部作品的艺术品质了。十年之后作者将它编进这套作品系列，因为作者明确地意识到，正是《无雨之城》的写作，锻炼了作者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后来的《大浴女》《笨花》，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次关于结构的训练。当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时，是不应忽视这种有衔接和铺垫意味的写作的。
作者简介
铁凝（1957年—）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铁凝(7张)余篇、部，300余万字。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丹麦、西班牙等文字。亦有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从《玫瑰门》看铁凝对人性的审视
人性的嬗变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而人类之所以“为不善”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外在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而此时孟子似乎已经找到了人性“善”“恶”之争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人其实“本善”，是时代，是社会，是环境，不断逼迫着人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变化。生存就是一种变相的悲剧性存在。人性中的善恶纠缠就像黑夜与白昼一样，而人性的交替是在时代和环境的“光合作用”下的一种有机嬗变。“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①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的深处，悟出了她生活的个人意义。她对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有着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对她心灵的、她肉体的、她思想的冒险怀有着深厚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② 
在庄家，父权制度构筑的贞节牌坊始终压抑着她，丈夫弃家外出寻欢，放弃了一个男人对家的责任。无论她如何在家庭的经济困境中施展才能，恪尽妇职与母职，供老育小，她得到的报偿不过是丈夫的厌恶、凌辱和公公的恶毒、蔑视。为了获得做妻子应有的权利和境遇，她真诚地忏悔自己在初恋中的一时迷茫，忍受着新婚之夜的肆意侮辱和出去寻花问柳的丈夫，千里迢迢带着儿女去和留宿妓院的丈夫团聚，但得到的仍是无尽的羞辱、冷漠和仇视。她也争取过离婚、再婚，却只得到稍纵即逝的幸福和额上永远的疤痕。年深日久，生存境遇的压力，守活寡的性压抑，导致性的恶性爆发。她以性为武器，对道貌岸然又羸弱无能的公公发动攻击，用乱伦来颠覆男性权力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当然这是以个人尊严为代价的。借用尊严的丧失，力图挽回一个女人应得的权利。乱伦的威胁是对男性文化“以毒攻毒”的抗争。她在特定的境遇中，发生了出乎意料而又意料之中的嬗变。这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司绮纹，她受压抑而变态的性心理，转化成一种窥视癖，窥视自己儿子媳妇的性生活，跟踪监视儿媳与大棋的性交往，甚至当少女苏眉受到流氓性骚扰时，她不是用母性的情感去抚慰受伤害的心灵，反而对苏眉细加审问、盘查、责怪，还偷看她的日记……，这时的司绮纹已经失去女人的本质意义而有意无意地转变成男性权力文化的有力帮凶。 
如果说《玫瑰门》通过司绮纹的描写来达到抨击人性恶的话，那么《大浴女》则是通过人性细腻的解剖张扬理想的人性。《大浴女》叙写的是章妩与尹小跳、尹小帆母女两代在感情（性）方面的恩怨纠葛。书中的核心人物是尹小跳，小说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她而展开。她少年时代就目睹了一个“吃屎的城市”，怀着对父亲的爱和忠诚，对母亲出轨行为的掩盖，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在她的心里，既有对年幼妹妹的关爱和呵护，又有潜意识的仇恨（出于对母亲和唐医生的恨，在尹小荃落井的时候不施援助之手）。而她对方兢的爱和对这份爱的服膺，一开始就是以迷失自我、放弃自我为代价的，以至于方兢所有的反复无常、荒唐放纵都被尹小跳愚昧地合理化，她一开始就是以受虐的心态接受着他的为所欲为。这种近乎“伟大”的毫无原则的母性包容，受制于几千年来男性中心、男性本位思想的统治。尹小跳对爱情无保留的身心的绝对奉献，隐含着在文化不止和现实规定下女性被逆向强化的深刻悲哀。但同样是面对男人的致命伤害，她没有走向司绮纹是阴鸷扭曲，而是走向了更为博大的人生境界。全书最有意味的一句话莫过于“人生是追求完整的，而这个世界上最完整的东西莫过于一颗破碎的心了”。因为破碎，才更为清醒；因为破碎，才会承载更多，涵纳更多，拥有更多；“破碎”成了反哺和滋养自身的养料，她获得了足以抗衡尘世的自我平衡的心灵力量，及至多年以后再见到方兢，“她愿意以自己现在的这种形象去看他，镇静的，挥洒自如的”，在精神上战胜了方兢。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陈在，但最终又以弃绝了这爱，拯救和完成了自己，完成了一个内心清洁臻于完善的自己。作者以抒情写意的笔致歌咏了她“内心深处的花园”：“她惊奇自己能为人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花园，这样的清风和这样的爱意……那儿是全世界最宽阔的地方，我不曾让我至亲至爱的人们栖息在杂草之中”，这样，铁凝便试图以尹小跳的成长来完成对理想人性的想象性、理想性书写，从而表达对理想女性的呼唤与热望。 
争斗与抢夺所谓人性的恶与善，好像只是一念之差，但其深层的原因则来自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 
生存的需要是人生来就具有的一种最基本的自我本能。从人挣扎着出生到自己不情愿地回归黄土，无意识中就在为“存在”这个词拼搏。卡夫卡说过：“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 ③ “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涵着苟且；但“生存”所要强调的却是价值的确认。人为“存在”努力奋斗的同时也在不停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生存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存之虚空。它展示于时空之无限与人在时空之有限的对峙之中；展示于现实存在物所存在的惟一形式——瞬息即逝的现实中；展示于所有事物之偶然性与相对性中；展示于没有满足之不息欲望中；展示于生活离不开的努力奋斗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沮丧中。时间，以及由时间所导致的所有的时间中存在之事物的终有一死，不过是生存意志——它作为物自身是永不毁灭的——向自身展示其努力奋斗之一无所获的形式。正是由于时间，万事万物才在我们的手中化为虚无，且失去其全部真实的价值。 
《玫瑰门》中的司绮纹，从女性最基本、最内在的自然存活方式切入，在没有理性可言的特殊时期，为求“存在”，用自己的“恶”，用自己独有的女性生存智慧开辟自己的空间。在荒谬的年代里，以其更为荒谬的生存方式，求得自我保全。在苦水里泡大的司绮纹，生命的热情之火从没有熄灭，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被社会承认，被环境接受。她糊纸盒，砸鞋帮，当老妈子，做教师，她对一切都做得尽心尽力，然而一个做过大少奶奶的人是很难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的。于是她又回到了家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她（严格地说她并没有真正参加这次革命，她只是以这场革命的次对象，被动而又主动地列席地参与了它），有保护自己的一面，也有显示自己甚至整别人的一面。她主动给红卫兵小将写信，恳切要求他们在方便的时间来响勺胡同没收她的几间房子和她祖上不劳而获的财物，她希冀通过自我革命进而达到别人的肯定。司绮纹不安于家庭妇女的平稳日子，渴望被别人承认，渴望发展自我，面对坎坷的人生之路不停息地寻找出击机会，试图在落寞孤寂中找到自己人生光辉的一面，从人性角度而言，是人性觉醒的征兆。可悲的是从一开始司绮纹就是在一种畸形的自我发展中徘徊，她的种种渗透着丝丝悲哀！为了自己的被承认，她迎和着“外调”者的兴奋点，不惜颠倒事实，捏造了一个越来越完美的“故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老年的她不适当地参与了别人的生活。这时她的参与带有变态性，然而也有显示自己和留恋生命及生活的一面。 
实际上，追求参与和不懈争斗是司绮纹的性格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司绮纹的争斗时时处处事事都能表现出来。即使一个十来岁甚至几岁的她的外孙女一类的小女孩也能成为她津津有味的争斗对象。司绮纹之所以成为恶的象征还在于她有超出常人和使人震撼的争斗。自虐和虐人是她争斗性格的一种表现。是她争斗的一种方式。自虐就是自我争斗，虐人就是与人争斗；而在这种争斗中她既虐待了自己也虐待了别人。在脏桌子上喝糊豆浆和与公公的乱伦是典型的自虐；她精心策划的让苏眉亲临竹西和大旗的偷情现场，是对小女孩苏眉的虐待；对苏眉的虐待换来了她在这场争斗中的胜利；罗大妈大出其丑，从此成为司绮纹的手下败将；同时她也使竹西丢了脸，为自己死去的儿子出了气。 
在《大浴女》中，铁凝将人的“欲”归结为人内心的一种“抢夺”。在小说中所发生的那么多凄凄惨惨甚至是血淋淋的事件和矛盾，有哪一件不是由于人内心“抢夺”的潜意识所造成的呢？对爱的抢夺，对利益的抢夺，对职位的抢夺，对名声的抢夺……尤其是那个尹小帆，几乎是时时处处都千方百计地与姐姐进行着抢夺。从一件风衣到生活的优越感甚至到情人，她无不抢夺。抢夺的本性在尹小帆身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即使是被铁凝试图作为理想女性来进行书写的尹小跳，内心当中又何尝没有着这样的“抢夺”呢？铁凝的深刻性在于，她总是能够在人们通常可以意识到的理性层面以外，寻找到一个更高或更新的意义层面。在这部小说中，“抢夺”的意味被作家隐藏在字里行间。小说更明确地揭示出来的，正是人们不太容易认识到的那种意义。小说通过尹小跳的心理活动作出了表达，那就是，对现实生活“只要她摆出了抢夺的姿态，她就必定失败。”这也许是许多人都难于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能够明白的。小说接着写到：“尹小帆就抢夺过，任何一个年轻气盛的人都曾经有过不同样式的对生活的抢夺，幼稚而又可笑。”因为归根结底，这就是人的本性。 
文明靠着巨大的征服力训练着人的本能。文明价值的实现永远以牺牲个体的某种“自由”为代价。在这个世界上，谁能超离文明与生命的永恒冲突神仙似地逍遥？谁也不能。特别是女人。在失衡的时代面前，女人如轻飘的蒲公英遁入失去生命、从而失去冲突的自由空间，而男权依然在这一小空间里驾驱着女性永世的命运。 
罪恶与救赎在文化种种清规戒律的强制下，尽管人类有着命定的无法逃避的生存痛苦，但在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形式下，男女两性的生存痛苦因性别之差是不对等的，而且必然依照文化的权威性质（是父权中心文化还是母权中心文化），以及文化的二元对立状态（两性对抗是居于中心地位还是边缘地位），表现出某些本质的差异。而人类文化的历史，主要是父权中心文化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史背景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生来有罪，即原罪，亚当和夏娃违抗了上帝的意旨，偷吃了伊甸园里智慧树上的禁果。在他们能辨善恶、知羞耻的同时，他们已经犯了罪。 
这种“罪”在《玫瑰门》中则表现为女性肉体的觉醒，情欲的世俗化。铁凝展现了女性的原欲世界，从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体，进而上升到了性心理层次和潜意识层次。通过司绮纹的人物塑造展示了情欲从复杂到单纯，从痛苦的情绪到本能的满足，从毁灭性冲突到闹剧式滑稽的演进，实质上意味着曾经神圣、崇高，曾经不可替代的一切对象和价值的彻底世俗化。 
“玫瑰门”是“女性之门”，是“生命之门”，又是代表着女性隐私的“玫瑰色”。肉体的觉醒无疑是女性感到自己作为女性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在禁欲主义时代，女性相信了自己身体是污秽不吉利的。男权社会的“性蔑视”使女性以自己的身体为耻，更不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在这种背景下，女性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肉体并以此为荣，既是女性的发现与觉醒的标志，又是对男性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抗拒和对男性文化凋败的一则有力寓言。女性活生生的肉体和生命力备受压抑和禁锢，以及由此导致的女性对自己肉体的蒙昧和自闭，既是悲剧的表现，又是悲剧的根源。《玫瑰门》是关于女性压抑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的一次大曝光，它既是对男性社会非人性的控诉，更是女性自身的反省。以肉体的觉醒为起点的女性对自我真身的发现，是撕破男权铁幕的一个切口。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谈到：“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沾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 ④ “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 ⑤ 
在尹小跳的一生中，她的灵魂深处有着两大罪恶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一个是尹小荃的死，一个是唐菲为她的调动而主动受辱。特别是尹小荃之死对尹小跳的一生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尹小跳也永远记住了她和尹小帆那天的拉手，和她在尹小帆手上的用力。那是一个含混而又果断的动作，是制止，是了断，是呐喊；是大事做成之后的酣畅，还是恐惧之至的痉挛？是攻守同盟的暗示，还是负罪深重的哀叹……”在尹小跳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是自己拉住妹妹尹小帆的手而未能前去救援才导致了尹小荃的死亡，因此小说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叙述话语：“人的一生一世，能够留在记忆里的东西是太少了。宏大的都是容易遗忘的，琐碎的却往往挥之不去，就比如一个人的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另一个人的手上用过的那么一点点力。” 
是的，就是那么一个人的手在另一个人手上用过的那么一点点力，居然让尹小跳终生无法释怀，而一直处于某种沉重压抑的罪感心理中无法自拔。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尹小荃之死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作为章妩和唐医生偷情结果的尹小荃，是尹小跳和唐菲心中仇恨的对象，这种仇恨让她们无法释怀。正因为尹小跳在内心深处早就潜伏着杀死尹小荃的念头，所以她才会无意识地近乎本能地把这一事件与自己联系起来。铁凝的深刻之处在于紧紧地抓住了尹小跳这一潜隐的罪性情结，而对尹小跳的内在心灵世界进行了不失严酷的精神拷问与灵魂审判。 
男人在“玫瑰门”中似乎成了附属品，被刻意地隐藏起来，而男权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得力的帮凶都由女性来承当。千百年来，无数女人重演着这可怕而辛酸的命运历程，在这无穷尽的悲剧循环中，女性自身的救赎已经不可避免。《玫瑰门》把男性永久地、世世代代地推到了暗影之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被作为傀儡置于“缺席者”的位置。在这些孱弱无用的男性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男性制度这个陷阱中，男人先女人被隔绝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人试图通过战胜男性、残害同性来拯救自我，除了自己伤害自己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司绮纹，一个浑身充满悲剧色彩的女人，她一方面自责，把自己逼得没有喘息，并且虔诚地忏悔、想着赎罪，决心躬行所有的美德；另一方面，她又不断驱使自己寻找开脱。看到文革中被自己伤害的妹妹如此凄惨，她似乎觉得自己不像人，赎罪心迅速上攀，但当看到妹妹把钱卷起来，毫无顾忌地撩起衣襟塞进裤腰上的一个口袋时，她如释重负。“她只想着她这东程之行终于抵消了她对妹妹的出卖。‘装副假牙吧’！她想着自己那句最最真实的话，那话和妹妹撩起衣襟收钱的动作就是她抵消的证明。” 
与此观照，在《大浴女》中，作者展示了一个女性怎样历经社会风雨和内心搏斗，走向涅磐获得新生的成长过程，一个从小女孩到女性自我和社会主体的获得过程。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成长”意味着那丰富的潜能打开通途的过程，意味着她在使自己成为自己，那需要不倦的努力，不断的自省，不断的改善和创造自由的健康心态，而这一切自始至终伴随着因正视自己被内化的事实而不可避免的心灵搏斗。 
铁凝正是通过《玫瑰门》和《大浴女》这样的故事告诉读者，女人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挡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是有幸与不幸，不管是仍在孤苦奋斗还是被卷入庸俗。
从《玫瑰门》看女性的多重压迫与代际进步
《玫瑰门》问世于1988年的9月，是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小说”1，带有自传的叙事性质。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告别了以往一贯的“香雪”式的纯情和荷花淀派田园诗般的风格，以划破时空的多重叙事结构和忽而繁复忽而简短的诡异的语言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以“文化大革命”作为主要背景、以老少三代女性作为主要人物的充满了丑陋和邪恶、阴森和怪异但又真实得逼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
“玫瑰门”是女性之门的象征，通过这扇门、通过铁凝的“第三性”2的视角的叙述，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特定时空下所受到的多重压迫——来自于男权制度、来自于封建传统、来自于性别本身、来自于男性甚至于来自于女性——和不同女性个体的不同的应对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带来的不同的人生状态。而在纵向的女性发展的历史链条上，作者又通过比较和暗示使我们看到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自觉和主体意识的代际的进步——虽然这进步要经过痛苦的挣扎和对自我的痛苦的否定与批判。 
“玫瑰门”中的四个女性形象司绮纹、姑爸、宋竹西、苏眉
《玫瑰门》这部小说为我们呈现出了很多个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相比于这些女性形象的丰富，男性形象很少很单薄而且大多面目模糊。本文以四个主要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这四个主要的女性形象是老少三代人：司绮纹和姑爸、宋竹西、苏眉。
司绮纹是《玫瑰门》着重表现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唯一的描述了其整个生命历程的女性形象。她像“一朵妩媚而狰狞的罂粟花”3，盛开在中国女性文学的长廊，让人又爱又恨。她出生在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时代，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的一生都是不幸的：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因此总是让人不由得生出几分同情；而她的胆识、她的魄力、她的坚毅，也总是让人不由得钦佩。但同时，她又是让人憎恨的，她在用自己的不幸积聚的力量中不断的自虐和虐人：婚姻的不幸和性的压抑促使她“强奸”了自己的公公作为报复；为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苟且偷生她不惜说谎陷害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司绮频和曾跟自己同台演出的达先生；她是姑爸惨死的间接的帮凶；她嫉妒着自己的儿媳妇竹西和外孙女眉眉并不断干涉和破坏她们的生活，与她们进行着有声无声的战争。司绮纹的一生充满了“参与和争斗” 4，除了初恋情人华致远曾经给过她的那段爱情和那个夜晚之外，没有任何的幸福可言。
如果说司绮纹是不幸的，那么姑爸则更加不幸。她本也是一个单纯的大家闺秀，在父母的媒妁之言下满怀憧憬的嫁为人妇。然而新郎在新婚之夜落跑并一去不归，她被送回娘家。这种打击让她几近崩溃，由此她开始否认自己的性别，用抽烟袋、男性装束和姑爸这样一个模糊了性别的称呼宣称了自己从女到男的转变。而这种宣称和外形的改变并没有使她免除作为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残害，在文革中她在令人发指的性别戕害下，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宋竹西是司绮纹的儿媳妇，是整部著作中颇有亮色的人物。她果敢而坚强，坦率而真实。面对着婆婆司绮纹的窥视和挑衅她总是淡定而坚决，而面对第一任丈夫庄坦的懦弱无能她也总是平淡而包容。她有自己特定的生活轨迹，因此不轻信不盲从，勇敢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她才越过一切世俗的樊篱跟大旗在一起，又在认清楚了他们之间的不爱时坚决的离婚，去找她一直爱着的叶龙北。她的一生都在追逐，就像她习惯慢慢的骑自行车一样，也许缓慢，但却目标坚定，坚持不懈。
苏眉作为第一人称的“我” ，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而整个故事的呈现也是借由她不断成熟的的眼睛完成的。反观苏眉自身，她是一个在惊吓中长大的女性：文革的残忍，婆婆的残忍，人生的残忍，都过早的进入了她的生活，使她分外早熟。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怎么着都行”5的模棱两可又让她一个人担负起成长的重担，唯有舅妈竹西和叶龙北给了她正面的勇气和对生活的信心，让她在时间和空间的特定的交错中坚强的长大。同时也因了这两个人，让她在所有的残忍过早的破碎了自己童年的美梦之后，仍然健康而顽强的生活了下来，并且事业有成，迎来了新生活。如果说在竹西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抹亮色的话，那么苏眉的生活历程的呈现则给了我们更大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来之不易，而且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创伤再现和迂回反复。 
“玫瑰门”中女性受到的多重压迫作者通过《玫瑰门》的书写，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女性生活世界。这个特定的时间背景就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而特定的空间背景是北京的响勺胡同。文革是几代人共同经历的，而胡同又是北京很普遍的地理空间，因而这种时空交错出来的背景蕴含了一种普遍性，因而在这普遍性的背景下面的叙事也在特定人物的表现中具有了普遍性：普遍的生活经验、普遍的遭遇、普遍的应对和普遍的归宿。在这种普遍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所受到的压迫的多重性，以及在这种压迫下每一个女性个体不同的应对策略和这种策略带来的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归宿。
就上面提到的四个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着大体相同的压迫。而这种多重性的压迫同样也是那个时代所有的女性面临的困境，并且这压迫也只为女性所独有。
这种多重性压迫首先来自于封建传统和男权社会下的性别秩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造就的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秩序：女性要温良恭俭让，要誓守贞节从一而终；女性要以父以夫以子为中心，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需求，要三从四德，要做贤妻良母。这种性别秩序导致了女性的物化和他者化：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只能依从不能反抗。20世纪的中国虽然经历了革命和妇女解放，而且伴随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入，但由于历史的惰性和传统封建文化的强度反弹，这种性别秩序依然广泛而普遍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压迫着女性的自由和人生。从司绮纹到竹西到苏眉，无不在这种压迫的阴影里生存和生活。司绮纹所受到的压迫最为典型，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短暂交汇和交汇后向传统的回归：她在青年时代曾经随着她的初恋情人华致远参加过革命，并且也曾为自己的爱情和自由努力过抗争过，但最终她还是软化在封建家长的媒妁之言下，嫁给了庄绍俭，并且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开始忏悔起自己的不纯洁，甚至在以后的人生里她一直以为是她的不洁造成了自己婚姻的不幸。因此在短暂的交汇过后，司绮纹又在觉醒之后退回了原来的窠臼，并且逐渐的成为了这种性别秩序的认同者和合谋者。不过可以看出，她最初的觉醒并不是自觉自发的，她的觉醒是以爱情确切的说以一个男性为出发点的，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女性的觉醒。在她之后的姑爸，无疑是这种性别秩序下更彻底的牺牲者。即使是隔代的竹西和苏眉，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种秩序的规范和窥视（以司绮纹的窥视为具体表现）下。而其他的压迫也大多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和性别秩序。
多重压迫的第二个方面来自于文革那个特定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作为一个创伤性的标记记录在文本中的，它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残忍和荒谬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生活在文革中的人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创伤，而女性在那共同的创伤之外还因为女性这个性别遭受到了更多的不幸。在这一点上典型的例子是姑爸。姑爸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她在用外表的变化否认了自己的性别之后全部的生活寄托就只有两件事：掏耳朵和养猫。而正是掏耳朵的举动和她的宝贝猫大黄一起使她遭受到了残忍的性别戕害，并因此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她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特有的——虽然她一再否认自己的性别，认同男性的性别。她的遭遇迂回的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不可逆转的悲剧性：作为女性的生存是那么艰难，艰难到即使是一无所有仍然无法逃脱那种只属于女性的悲惨。在姑爸的悲惨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扭曲和那个时代女性特有的悲惨命运。司绮纹是姑爸惨死的帮凶，而她身后是那个时代的不得已；竹西和苏眉是姑爸命运的亲临者，她们通过自己的亲临感受着那个时代属于女性的颤栗，那种直入骨髓的颤栗成为了永远的梦魇。
多重压迫的第三个方面来自于婚姻的不幸，而这种不幸与前面提到的封建传统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秩序直接相关。“玫瑰门”中的这四个女性无一例外的都遭遇到了婚姻的不幸：司绮纹与庄绍俭的婚姻充满了屈辱和争斗；姑爸一生只经历了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却为这婚姻背负了一生的罪名并牺牲了自己的性别和幸福；竹西和庄坦的婚姻比较平实，但因为庄坦的懦弱和他们性生活的不和谐也不能称之为幸福，竹西后来和大旗的婚姻也因为沟通上的隔膜而以离婚告终，因此也无幸福可言；苏眉逃脱了她上两代人那么重的婚姻压迫和束缚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她梦想中的婚姻，丈夫只顾事业的兢兢业业而无法了解她的追求并走入她的世界。总体来说司绮纹和姑爸属于一类，竹西和苏眉属于一类。司绮纹和姑爸的婚姻都属于封建式的婚姻范畴，在这种范畴里女性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力，只能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婚姻被视为女性生活的全部价值所在，因此婚姻的不幸才造成了司绮纹的日益变态和姑爸的万念俱灰的反常。竹西和苏眉的婚姻不幸则脱离了这种范畴的直接影响，但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怪圈，那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隔膜：无论是庄坦和大旗都不真正的懂得竹西，不懂得竹西想要的生活，苏眉的丈夫对苏眉亦然。因此作者安排了叶龙北的出场，就因为他那对女性的基于尊重的懂得，才使竹西和苏眉都不约而同的对他念念不忘。婚姻的不幸构成了这些玫瑰门内的女性生活的不幸，唯一不同的是，对于司绮纹和姑爸来说这不幸成了生活的全部，而对于竹西和苏眉来说这不幸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多重压迫的第四个方面来自于女性在生理方面所受的压迫：包括在性启蒙、性成长上所受的压迫和性的压抑。女性的性启蒙和性成长一直被男权社会否认和压制着，同时女性正常的性需求也被压抑。司绮纹中年以后的病态和这种性压抑直接有关：对于她来说，除了初夜给了她美好的回忆之外，其它的性的经验带给她的只有羞耻、屈辱，还有性病。因此她在性压抑中逐渐的远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通过自虐式的强奸自己的公公对这种压抑进行了报复，并对身边其他女性的性的觉醒和成长进行干涉和破坏。可以说这种来自于性的压迫感伴随了她人生的大半；姑爸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过性的世界，婚姻的不幸湮灭了她年轻时代性的觉醒，使她彻底的放弃了性的成长和成熟，但她最后的死亡仍然没有逃脱在性的意义上的戕害，因此姑爸的一生也并没有逃脱性带给她的屈辱和伤害；竹西的第一任丈夫庄坦的懦弱和自卑最终造成了他的性无能，竹西的性需求被压抑，而庄坦死后她在性欲望的驱使下诱惑了大旗，却无法跟大旗达成她所期待的身心交融，因此在性的方面竹西一直处于追逐状态，追逐她所期望的那种身心合一的美好，却始终不得；苏眉在性启蒙和性成长的道路上可谓命运多舛：姑爸惨死、竹西和大旗的欢娱场面、遭遇露阴癖等等这些“被时代或本能扭曲的暴力性场面”成为她性启蒙和性成长中的重要事件，在这些过程中“命运与环境合谋，为她安排了难以知解的沉重画面、刻骨铭心的创伤情境、饱受摧残的畸态成长”6，这种来自于性的暴力场景成为她一生的创伤。
以上来自于文化传统、来自于社会秩序、来自于特定年代、来自于婚姻制度、来自于生理压制的多重压迫是这些女性面临的共同遭遇。然而面临这些遭遇，她们采取的是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些不同的应对方式也决定了她们不同的人生状态和归宿。 
多重压迫下不同的应对策略面对着来自于社会和时代的独属于女性的多重压迫，这四位女性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也最终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当然，这种应对有不得已的因素，也有时代发展的渗入在其中起着作用。如果用标签式的划分总结一下，可以说，司绮纹选择的是对时代和文化主流的积极的服从，姑爸选择了消极的服从，竹西选择了消极的抵抗，而苏眉选择的是积极的抵抗。
对司绮纹来说，这积极的服从起始于她不幸婚姻的开始。在她新婚之夜受尽屈辱和惊吓之后她开始自责着并忏悔着自己的不洁，默认了主流的封建传统和性别秩序，由此开始了她对男权文化和男权文化背景下各个时代的谄媚的认同和身体力行：她用那套性别秩序下的规范要求她的外孙女眉眉，监督和干涉她的儿媳竹西，并用这种规范的眼光去评判周围的一切；她小心谨慎的巴结着罗大妈，顺应着文革的潮流，追赶着文革的脚步，不惜伤害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她在文革之后又改头换面，以70岁的高龄融入到时代的发展中。司绮纹的一生都处在时代的前列，根据时代不同特点的转换变化着自己的策略和行为，认同着主流的要求。这种积极的近似于谄媚的认同给她带来了延续的生存，也带来了病态的生存方式。面对压迫她选择的不是反抗，而是带有几分不得已的认同，并且在认同下积极的实践。在司绮纹的身上我们开到的是女性的狭隘和自私，女性的冷酷和残忍，而蕴藏在这些狭隘、自私、冷酷和残忍之中的，还有女性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也是病态的。
姑爸的认同和服从是潜藏在她貌似反抗的行为中的。婚姻不幸后的着装、习惯、性情和行为的改变，自称的不姑不爸的含混称谓，疯癫、怪异和愤世嫉俗的举止，都好像是她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和仇视，但细细品味，毋宁说这些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服从的表现。姑爸自年轻时代就是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下的认同者：对于父母的媒妁之言她欣然接受，而且满怀憧憬。新郎新婚之夜的不辞而别刺激了她作为一个封建文化熏陶下的女性的羞辱感，她大病一场之后决心从头到脚的改变自己——她改变的目标恰恰是一个男人，这种对男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支撑了她以后的人生：她以为剪短了头发穿男人的衣服男人的鞋子佝偻着胸部大声的说话和骂人就成了一个男人，就免除了直接面对作为女性的羞辱感的尴尬，其实结果说明了那只是掩耳盗铃。姑爸对自己的改变恰恰反映了她对主流文化的服从，虽然是消极的无奈的服从：被自己认同的主流文化逼得无可规避，从而转向另一个极端。姑爸的悲剧显示出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服从，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幸。
竹西在多重压迫下面选择的是我行我素，无视以婆婆司绮纹的窥视和干涉、邻里社区的社会舆论为表现的各种压力。她个性鲜明，敢做敢当，在重重压迫中努力的按自己的想法追求着和生活着，因此她无时无刻不在反抗着自己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她藐视以婆婆司绮纹和罗大妈为代表的主流的声音；她在自己的性需求下诱惑了比她小很多岁的大旗；她在了解了自己和大旗永远无法沟通之后坚决的选择了离婚；她在离婚之后去找了她一直爱着的叶龙北。她的反抗是让人振奋的，但同时她的反抗又是消极的：她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下意识的走着自己的路，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她要的是什么，因此她的人生一直在这种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的反抗中渡过，也因此这种反抗并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当她重遇叶龙北之后她才第一次的意识到她要的到底是什么，而那时她已经人过中年。因此她的反抗只是冲破了原有的束缚，却没有明晰冲破束缚后的生活的意义，因而是消极的。
苏眉是文本意义的最后的落脚点。作者通过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交替叙述以及6段尾数为“5”的成年苏眉和幼年眉眉的心灵对话，为我们展示出了那个年代一个女性的真实的成长过程。对比而言，幼年眉眉的个性更加鲜明和突出，她的成长表现出了一个女性成长的困惑和痛苦，也表现出了一个女性从无意识的反抗到有意识的觉醒的复杂过程。幼年眉眉在亲眼看到了婆婆司绮纹的病态和姑爸的惨死之后，在惊吓中一天一天的长大成人。舅妈竹西的我行我素和勇敢、叶龙北对她的人生启发成了支持她那段黯淡岁月的力量：他们潜移默化的教会了她反抗和如何正确的生活。因此14岁那年她在婆婆的恶意计划下亲眼目睹了竹西和大旗的欢娱场面之后带着5岁的苏玮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响勺胡同：那是她生命中第一个辉煌的篇章，也是她的自我意识觉醒最初的场景。那次逃离是她对各种压迫的第一次反抗，积极而明确。而长大后的苏眉在经历了童年的“粉碎”和“完整”之后变得自主而独立：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争取和获得。她热爱着自己的事业，洞悉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得平实而健康。她的反抗蕴含了竹西那一代人反抗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变得正面、积极而充满希望。
以上的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因此并不严格，但这种划分大体上代表了这些“玫瑰门”中的女性行为的主要特点。在对她们的应对策略一一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种应对策略上的代际的进步、女性的正面的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女性解放的必然和希望。 
“玫瑰门”的意义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代际之间的进步 
Donald E.Polkinghorne在1988年的著作“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中提出，人类的存在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组成的，这个系统由三个现实领域所组成，它们是：物质领域（the material realm）、基础领域（the organic realm）和精神领域（the mental realm）。精神领域是以语言的形式构建出的，其中叙述（narrative）是所有语言形式中建构意义和整合人类存在基本事件的最重要的形式。
这一点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建构和整合的层面更好的理解《玫瑰门》这样一个女性文本的意义。我们的问题是：对这样老少三代的女性生活世界的描述到底建构出怎样的意义？
答案是：其意义在于揭示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以代际这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
就文本来说，司绮纹和姑爸尤其是司绮纹代表了一代人：这代人出生和成长于封建社会，经历了社会的几次变迁。她们 “在现代文明的诱惑下” “也有了一些生命自觉” ，但却被自己深深认同的封建意识所不容，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自我生命抑制的无奈之中”7 ，导致了悲剧性的人生。这代女性是被封建文化传统、封建婚姻制度、男权文化和闹剧般的时代牺牲掉的一代人，她们把那些封建的男权的文化观念内化成为她们自己的价值观，并没有萌发出真正的女性主体意识。不仅如此，她们还用迫害了自己的观念和规范去迫害自己的后代，造成创伤再现和悲剧的重演。因此从这代人悲剧性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解放的艰难和长期性：带给女性压迫的不仅仅是男性，更重要的是内化了男权文化的女性。因此要解放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精神和意识。
竹西代表了过渡性的一代人：这代人出生于建国时期，是“生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人。她们没有直接感受到封建社会的束缚和男权文化的直接压制，但这种束缚和压制却异常强烈的潜藏在她们的生活中，尤其是来自于她们的长辈们的权威。她们有了一定的女性的主体意识，也有了爱情、婚姻的一定的自由，但她们的觉醒还处于被动阶段，觉醒后的意义并不明晰，同时她们还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司绮纹们的窥视和干涉。她们是在旧的传统和新的潮流撞击的夹缝里生活着的，在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解放的缓慢发展和暧昧的希望。
苏眉代表的是充满希望的第三代人：她们出生和成长于文革之中，在创伤中长大，经历了新的时代和新时代带来的新的契机。她们在见证了自己的长辈女性的悲剧之后，深切的感受到了女性的弱势，也感受到了女性的力量。她们在这种体会中不断成长，在新时代的到来里不断顿悟。她们有了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痛苦的成长中冲破了女性旧有的生命轨迹，执着的追求着真善美。在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整体的成长、女性成长所付出的痛苦的代价以及女性成长的必然。她们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女性的觉醒和解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虽然这必然要经过痛苦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会不断面对迂回与反复，这从文本结尾处苏眉女儿狗狗额头上再现了司绮纹额头上新月形疤痕的细节中可以得到些许暗示。
总体来说，《玫瑰门》通过对这三代女性生活世界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女性群体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特点和大体轮廓，它表现出了20世纪中国女性的多重压迫的处境和这种处境之下女性的不同出路，它告诉我们：女性的解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女性解放的希望在于女性自身的觉醒和成长。
“网络玫瑰门事件”
9  “玫瑰门”女主角月14日消息，在10日的深夜，浙江传媒学院开进一辆小货车，货车停在女生宿舍门口卸下万朵爱情的象征——“玫瑰”。据了解，万朵玫瑰的主角是浙江传媒学院的学生林媚。在拒收玫瑰的林媚陷入“玫瑰门”后，面对诸多疑问，林媚却一直欲语还休。
“玫瑰门”事件发生后，女主角林媚露出水面，据了解，林媚是浙江传媒学院的校花，外号“小白”，年仅18岁。虽然林媚欲语还休，但有同学猜测这是富二代的追女手段，共花费约5万，林媚未予承认。
正在玫瑰事件愈演愈烈时，浙江传媒学院的团委出面处理，将这万朵玫瑰进行义卖，并将收入所得款项用于支援台湾灾区建设。
资深网络策划人，资深网络文化评论专家温浩溟先生指出“玫瑰门”事件是一次网络炒作案例：一是万朵玫瑰的花店在炒作，二是林媚在自我炒作。目的是为了“玫瑰门”女主角的林媚自导自演的商业炒作，动机在于炒作自身知名度，成为网络红人并以此博取更大的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