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挥霍浪费罪
简介
中国整治公款吃喝由来已久。多年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相关部门对于公款消费尤其是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越来越严，但吃喝之风屡禁不止。应酬、吃喝看似小事，却关系到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人大代表赵林中表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应该从基层做起，从小事做起，从遏制过度应酬、吃喝之风抓起。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尚未消逝、宏观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背景下，更显必要和重要。
  挥霍浪费罪
表现
名目繁多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此外，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不一而足。一些单位领导甚至呼朋引伴，互相宴请，你来我往，蔚然成风，公款吃喝应酬演变成“灰色腐败”。
近似公务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酬已成为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时甚至一天要接待四五批来客，以至于吃饭的时候像赶场子。一位单位负责人也很苦恼地对赵林中说，如果不陪吃陪喝，工作不会这么辛苦。
引引引引 
潜规则无论办什么事，似乎都要通过事前或事后吃喝送礼等手段协调，才会办得顺利。争项目，要资金，必须宴请实权人物，才能“酒”到渠成；迎接检查，只需好酒好菜热情招待，就多半会“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顺利过关…… “在吃吃喝喝的潜规则下，制度难免被酒精泡软，规则也难免被人情所扭曲。”赵林中忧心忡忡地说。
分析原因

分析过度应酬、吃喝风盛行的原因，除官本位和落后文化作祟外，制度缺失、监督乏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为遏制公款吃喝风，国家制定了许多的规章制度，但是未见多少官员因此受处分。吃喝之风不刹，将极大地阻碍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因此建议，在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就此开展专项的立法调研。在中国，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还没有上升到贪污、定罪的高度。其实，公款吃喝者已经对国家财产进行了侵占，应当通过立法，在刑法中设立“挥霍浪费罪”。
对症下药
  挥霍浪费罪同时还应对公务接待进行立法，实行公务接待标准化。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应要求本级政府公开公务接待具体预算数字，并由人代会审议核准预算中所有公款消费的额度。年终决算要依照年初预算进行，超出预算要进行行政问责。凡事就怕认真。举例如，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因为敢动真格就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因酒后驾驶导致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4.5%、38%。整治过度应酬、吃喝之风，也要像整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一样，动真格；要像村务公开那样，定期将公务招待费报账情况张榜公布，接受监督。同时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做法，把公务招待置于阳光下。
分析

挥霍浪费之风，多年来愈刮愈烈道德言禁基本无效，转而诉求刑律也不失为一条路径。只是，此路通与不通，还得深入讨论。按照赵林中代表的举例，他所认定的 “挥霍浪费”实则指向的是公务接待。如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但这林林总总的 “公务吃喝请送”已是官场潜规则。在财政预算的口子对这种“挥霍浪费”还是敞开着的当下，将公务吃喝中的挥霍浪费归入刑责，将不可避免地遇上执行难。一个司法上的技术难题在于，人大代表明知财政预算中公务消费的比例过高，却仍然投了赞成票，这是不是“挥霍浪费罪”的“共犯”。挥霍浪费不在罪刑的严厉若在公务消费的源头财政预算上就卡严实了，又何来如此之多的 “公务吃喝请送”潜规则。因而，遏制公务消费中的“挥霍浪费”其实并不在罪刑的严厉，而在制度的严密。若能以更细化的制度改变现实中的 “行政约束预算”，转而实现“预算约束行政”，官方想“挥霍浪费”也没了资本。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坏的制度能让好人也做坏事，好的制度却能让坏人也做不了坏事。当然，与此相伴生的，还应包括公权力向私权利的开放。只有民众来监督人大代表，进而监督政府，才能确保预算制度的民生含量。若人大代表实则被异化为官员代表，自然乐于为自己将来能够 “挥霍浪费”留下伏笔。预算不能约束行政，正在于人大代表官员化和官员代表在投票中的自身利益化。公务接待中的挥霍浪费实质上是财政预算制度问题，但公款私用却是现实的刑事司法问题。挥霍浪费更经常出现在假公济私的私人请吃公款埋单上。这种公款私用，在法律上并不存在 “入罪”的障碍。依刑法第382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动用公款吃喝，当然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不论是公款，还是用公款购买的 “吃喝消费”，当然也是“公共财物”。以公务之名实私人吃喝玩乐之实，符合“骗取”的特征，若不以公务之名而动用公款吃喝，则是赤裸裸的“侵吞”。在主观上，享用“公款吃喝”的官员只是故意，至少谁听说过“过失公款请吃请喝”的例证？不过，相比起还在建议之中的“挥霍浪费罪”来说，对现实中正在频频发生的“贪污罪”，当是检察机关更为紧迫的现实挑战。
惩治公款吃喝更需要“法治”不久前，浙江舟山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一审判处某卫生院院长傅平洪有期徒刑11年，傅用于吃喝玩乐的44万元公款被全额认定为贪污款。可见，虽然《刑法》中没有“挥霍浪费罪”，但惩治公款吃喝并非无法可依，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缺少旨在对公款吃喝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裁的法律，缺少的是保障这些法律能够严格执行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文化。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对公款吃喝者课以侵犯财产罪或贪污罪，还是增设“挥霍浪费罪”专门对公款吃喝者“对症入罪”，首先都必须对公款吃喝行为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取证。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项工作几乎无从下手，因为从2006年中办、国办下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注5）到各地的具体规定，都未能对何为正常的公务接待、何为公款大吃大喝做出明确认定。赵林中代表认为“适度的公务接待是开展工作的需要”，“过度应酬、公款吃喝”则需要立法加以遏制，但何为“适度的公务接待”，何为“过度应酬、公款吃喝”，却没有一个可依据和操作的标准。既然标准尚不明确，公款吃喝难以认定，又谈何立法定罪呢？现在我们探讨惩治公款吃喝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立法修法的“法制”层面，而应当上升到立统建制的“法治”层面。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欲规范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行为，关键在于建立严格的现代财政预算制度，使预算真正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年度立法。政府预算一旦经过立法机构或代议机构批准，就成为立法机构对政府的授权或政府对立法机构的责任状，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公务接待必须严格依据预算，哪怕超过一分钱也不行，如芬兰中央银行行长某次公务接待，菜单中有一道鹅肝被媒体发现属于超标，结果该行长被迫引咎辞职……财政学家说得好，“预算是摆脱一切意识形态粉饰的国家组织框架”，预算与代议制度密切相关，需要有相对独立的国家审计机构严格审计执法，需要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制衡。惩治公款吃喝需要加强“法制”，更需要加强“法治”，需要站在推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的高度，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标准的财政预算法，建立严格的现代财政预算制度。
言论
论罚似不当其罪公款吃喝虽没权威确切统计，但说每年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大概没人会有意见的，照此推想，一旦“挥霍浪费罪”判决下去，估计监狱的走廊都要让数不胜数的原公务员打地铺服刑了。这个创新罪名“名”不副“实”。一个官员一顿小聚就吃掉一万元，也只以“挥霍浪费”论处，似乎有小词大用之嫌，因为虽则“公款”似乎转换成了鱼翅燕窝之类具体的物，但给他买单的是纳税人，还是百姓的血汗钱，其本质就是贪污。以“挥霍浪费”论罚似不当其罪。对公款吃喝原本不用再设立什么“挥霍浪费罪”，如果真的下决心治理公款吃喝，现成就有“贪污罪”，何必叠床架屋呢。
不是对症的办法增设“挥霍浪费罪”不是一个对症的好办法。针对现实问题立法，固然是必要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基础仍然薄弱的国度。但也正因为法治基础的薄弱，有很多涉及到强势群体既得利益的问题，还真不是立法所能解决的。《物权法》甚至《宪法》在公民合法财产遭遇强权面前，都表现出无力和脆弱。那么，在普遍而强势的公款吃喝潜规则面前，一条“挥霍浪费罪”的新罪名，又能唬住多少人呢？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斥责之下，公款吃喝数据仍然一路攀升，这充分说明因公款吃喝而倒霉丢官的风险极低。在此背景下增设“挥霍浪费罪”，就好比立法规定“土地闲置两年要无偿没收”却没有一块土地真被没收一样，徒添具文一张而已。更何况，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三公消费”数据，在财政预算里没有直接体现，而是分解到各部门非常光明正大的经费条目之中。
建议

1、除极个别的特殊接待，经同级人大同意由官员行政经费承担外，其他一切交由官员个人承担。公款接待既不能列入财政预算，餐饮发票也不能成为报销凭证。唯有取缔名不副实的“公务接待”，“挥霍浪费”才能有标准，增设“挥霍浪费罪”才有意义。 
2、若要从根子上管住公款吃喝，一是政务要真正公开透明，把每个官员的每次“公款吃喝”都公之于众，让纳税人监督，还权于民；二是治乱象用重典，以贪污论罪，治一批“蛀虫”以儆效尤；三是要自上而下肃清吏治，以免上行下效。世上无难事，只怕下决心，不能再让饭店酒馆成为国库中无底的老鼠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