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教仁遇刺事件
事件经过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升火待发，月台上人影憧憧，旅客如潮。应袁世凯急电相邀，北上共商国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过后，宋当即弯下腰来，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送往就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 
  宋教仁距宋教仁仅几步之远的凶手在第一枪击中目标后，为防追捕，赶紧趴伏在地，又接连朝左、右两个方向放了两枪，以制造混乱与恐怖。随着两声清脆而刺耳的枪声呼啸着在空中掠过，凶手一跃而起，箭一般地迅速逃窜。奇怪的是，往日夜班车必有警察巡逻的车站，此时却找不到半个巡警的身影。凶手身材矮小，逃跑中在光滑的地面上摔了一跤，但他顾不得疼痛，迅速爬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站外狂奔而去……
遇刺伤势
子弹由宋教仁右腰射入，伤及小腹与大肠，逼近心脏，伤势十分严重。医院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术后虽注射了止痛药，但宋教仁仍痛不欲生，辗转呼号，令人惨不忍闻。他自认为“从未结怨于私人”，实在想不出遭致何人暗算，呻吟中不由得连声叹道：“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疼痛稍止，他便授意黄兴代拟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一封。在信中他自感伤势过重“势必至死”，只是“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因此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遇刺事件结果
当夜伤势渐重，便血不止。第二日清晨，宋教仁神色惨变，危险万状，医生检视后说道：“病人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下午2时再行手术，修补肠脏，除去血块，注射吗啡。然病情更重，唯一息尚存。1913年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31岁。临终前他有三事相嘱：第一，以书籍赠南京图书馆；第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第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 
宋教仁遇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尽快缉拿凶手，特别是黄兴、陈其美等同仁志士，更是怒发冲冠，发誓报仇雪恨。 
这一激起全国强烈反响的谋杀案究系何人所为，不仅宋教仁本人，社会各界也陷入迷惑，纷纷猜测不已。有人认为此案因党争而起，矛头指向其他党派；有人推定此乃宗社党所为，企图通过这种残暴手段恢复满清皇权统治；也有人猜测与袁世凯有关——可袁世凯刚一接到宋教仁被刺消息，就义愤填膺地说道：“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并大骂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当即通令全国“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凶手在逃，真相莫明，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同为肉体之躯的生命，某些个体的存在与失去，犹如一粒尘埃的飘浮与落地，显得极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与离世，会给某一群体、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与深刻的影响，甚至会改变某一时段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 
不论凶手是谁，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对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同时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则是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进程，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无可奈何地依旧背负着沉重的专制盔甲，蹒跚前行，离本真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和法制国家愈来愈远……
缉凶
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不仅中断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断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民主规范与轨道的进程，打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梦想。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社会各方都希望尽快侦破宋教仁被刺一案。案件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他闻讯后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路局声誉，也主动拿出5000元赏金缉凶…… 
随着侦破工作的有力开展，原本扑朔迷离的案情真相，如剥笋般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身材矮壮、满脸横肉的凶手——原清军武官、山西人武士英被抓。可他并不认识宋教仁，也不知道所杀何人，只是流落上海生活无着，为了1000元大洋赏金，按他人提供的照片，如此制造了震惊天下的“宋案”。一番审讯之后，武士英很快就供出了主使人——江苏驻沪巡查长、中华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应桂馨曾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孙中山发现他品性不佳，为人奸诈阴险、骄横跋扈，将其撤职。此后，应桂馨便来到上海谋职。上海租界巡捕房紧急搜查了位于法国租界的应桂馨住宅，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一位名叫周南陔的警探灵机一动，以计谋骗得应桂馨一名小妾的信任，从一个藏在墙角洞穴中的小箱内，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信件与电报。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电报、信件竟与北京政府有关，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此二人乃袁世凯心腹。事关中国政局，缉查此案的巡捕房不得不慎之又慎。但无可更移的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宋案确与国务院相连，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与无法洗清的嫌疑。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孙中山再也无法安心开办实业修造铁路了，宋教仁遇刺，凭直感，他觉得此案与袁世凯有关，于是他马上结束日本访问行程提前回国。3月25日他抵达上海，当天召开国民党高层干部会议，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宋教仁遇刺时，黄兴正在现场，当时一气之下，就想以同样方式予以还击，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后来冷静下来，觉得已是民国时期，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不能轻易动用武力，应按法律程序解决。4月16日、17日，应桂馨、武士英两犯由租界引渡到中国上海司法当局，所有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全部移交。在黄兴、陈其美等人坚持下，上海地方法庭决定于1913年4月25日公开审理宋案。 
然而，就在开庭审理前一天，凶手武士英竟在严密的监护下中毒身亡。凶手目的昭彰，显系杀人灭口，以掩盖真相，干扰司法。本已明朗的案情急转直下，再次陷入迷雾与僵局之中。4月25日夜，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案情侦查情况及相关证据通电公布。《民立报》、《国风报》、《国光新闻》等全国报纸闻风而动，纷纷发表文章，称北京政府为“万恶之政府”，抨击“政府杀人，政府暗杀人”。一时间，全国各地因刺宋案激发，变得动荡不安。 
对于如何妥善处理和解决刺宋一案，国民党内部分歧很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此时的孙中山，可谓完全看清了袁世凯集权独裁的真实面目，认为靠法律无济于事，只有迅速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说：“若有两师军队，我当亲率北上问罪。”而以黄兴为首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则认为，一旦开战，列强就会乘虚直入再次瓜分中国，况且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相比，实力远远不及。会议一次次地召开，双方认识不同，各执一端，也就无法制定具体而有力的应对措施。 
直接凶手武士英已死，供出的幕后主使人应桂馨万般抵赖，与应桂馨电函往来的洪述祖逃入青岛租界，一时间又找不到赵秉钧授意暗杀的充分证据，刺宋一案极有可能不了了之。
事件影响
事实也正是如此，洪述祖在青岛发了一个通电，说与应桂馨的联系，是假借中央名义，只想毁坏宋教仁名誉，并无谋杀之意。赵秉钧便以洪述祖通电为据，将宋案推得一干二净，对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的特别法庭的传讯，更是置之不理。不久，就连关押在上海监狱的应桂馨也被人劫狱救出，躲入了青岛租界。 
法律无法解决，唯有动武了。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似乎早就作好了动武准备，他一生所崇奉的一是贪诈，二是武力，贪诈不能解决的，便用武力。宋教仁倒下了，并不等于国民党的瓦解与臣服，他知道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战事必不可免，同时他也想乘此机会，一举征服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一劳永逸。4月26日，即宋案证据通电宣布的第二天，袁世凯不惜以五厘高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磅的巨额借款合同，作为其动兵及贿买各方的备用资金。 
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孙中山、李烈钧始终坚持兴兵讨袁，或反对、或游移的黄兴等人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观点不断改变，态度也在动摇，但意见最后仍未达成一致。直到袁世凯调兵遣将、军事部署完毕，撕破脸皮向国民党人发出通牒，并在6月份罢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后，国民党内部才达成一致，于仓促间发动了“二次革命”。 
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失败不到一月，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而在两年之前，他还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清廷请他出山镇压武昌起义，他提出六项措施作为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解除党禁，可他一旦当选民国大总统，就出尔反尔、倒行逆施了。此后，袁世凯更是偏离民主建设轨道，在专制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4年1月10日，强令解散国会；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1915年12月12日，下令恢复帝制，改元洪宪，上演了一出称帝闹剧…… 
宋教仁被刺一案既促成了袁世凯的迅速垮台，也造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倒退以及反动势力的猖獗。毫不夸张地说，宋案乃中国近代一大转折，标志着17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广为采用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的破产，象征着近代中国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的努力归于失败。
宋教仁简介
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的宋教仁，虽置身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偏远宁静的家乡，但心中所向往的却是外面广阔而喧闹的世界。宋教仁祖父曾著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的《腹笥草集》一书，受家庭环境影响，宋教仁自幼便有机会接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之类的反清作品，一颗复兴中华的种子深埋心中并萌芽，终于长成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一生追求并实践着的社会理想，与陶渊明笔下平和而宁静的“桃花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人享有自然的天赋人权，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平等，有自由，过着一种“怡然自乐”、幸福美好的生活。 
宋教仁不到五岁便入私塾，诵读之书，无非孔孟。可他对儒家中规中矩、文质彬彬之类的说教不感兴趣，而专心于时事、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述。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就读，除继续研习四书五经外，还接触了数学、地理等新科目。他特别爱好兵、刑、名、法等其他诸家学说，“尤酷好历史舆地，许氏说文及古今政治诸书”，对天下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心怀大志、满腔激情的他，常与同学纵谈国家大事，每至动情之处，话语便如江河般倾泻而下、滔滔不绝。为此，大家便以“狂生”名之，一般同学担心受到牵连，不敢与他走得太近。可宋教仁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常与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遨游聚会，饮酒赋诗，高谈阔论。 
如果说四年漳江书院学习生活期间，宋教仁的反清革命思想尚属自发的感性认识阶段，那么当他于1903年春以优异成绩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接触到大批革命志士与先进思想，特别是结识黄兴之后，更是眼界大开，见识大增。此时的宋教仁，其反清救亡思想已上升到自觉的理性阶段，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之中。 
1904年末，因策划发动推翻清廷的湘鄂起义失败，宋教仁不得不逃亡日本。留学东京期间，他对日本仿效西方经过明治维新施行君主立宪制后的迅速崛起感触特别深刻。随着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提高，宋教仁一方面继续民族主义的抗清斗争，另一方面则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改造并取代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目标奋斗不已。在日期间，他因出色的组织才能与精湛的理论修养，深得留日同学赞许，被认为是“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排满反清是“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立”。不破不立，打碎与毁灭不是目的，只是过程与手段，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先进的秩序，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宋教仁努力追求的目标没变，胸怀与认识却在不断变化、提升与超越。活跃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宋教仁，既是运筹帷幄、折冲尊俎的革命家与组织家，同时也是一名宣传民主、推行宪政的理论家与政治家。 
1905年1月，宋教仁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二十世纪支那社”，并以研究学术为名，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号召所有留日学生打破省区界限，实现广泛的团结与联合，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奋斗。不久孙中山抵达日本，与黄兴就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之事进行协商，宋教仁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同年11月26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始，宋教仁的声望便不断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当时实是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由于认识、性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加之反清起义多次失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分歧。对宋教仁来说，主要是思想见解与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出入。鉴于同盟会倾全力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惨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痛定思痛，不断反思，于1910年提出了调整、变更反清计划的建议，这便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天下；中策是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各省同时举事，然后北伐；下策即在云南、两广、东北等地起义，占据边远地区，再图发展。下策屡次损兵折将事业无成，上策难度最大一时无从下手，唯有中策最为切实可行。为此，他提议道：“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谭人凤、陈其美等同盟会主要领导及多数会员纷纷支持这一倡议，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分掌文事部。 
宋教仁及时调整起义方略，为推翻清朝统治带来了新的转机。时值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他抓住这一有利机会，迅速派遣同盟会中部总会要员前往长江流域八省设立分会，各分会皆受上海总部指挥，以连成一气，协同发展。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长江流域八省各分会机关相继成立，在筹划具体行动方案时，宋教仁将武汉列为重中之重。他的目光，放在了早有革命思想的新军身上，促请谭人凤前往武昌，力劝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合并，相辅而行，伺机发动武装起义。 
事实证明，正是同盟会中部及各地分会的成立与推进，才促成了武昌首义的爆发与长江流域各省的迅速响应，然后波及全国各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
宋教仁与孙中山关系
武昌首义爆发时，同盟会主要领导没有一人身在武汉——孙中山在海外，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举义仓促，群龙无首，革命党人只有临时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没有及时赶往武汉，宋教仁追悔莫及，引为终生遗憾。谭人凤也因此而将一些始料不及的祸事怪罪于他：“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字）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谭人凤之言虽有夸大其辞之嫌，但武昌首义爆发之时，倘若宋教仁在场，就不会有黎元洪极不情愿之“出山”，倒也是实情。此后，宋教仁为将黎元洪拉下“马”来，简直费尽心机，但也没有成功。比如他组织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就是担心武昌成为中央政府，黎元洪成为政府首脑，于同盟会不利，才不得不如此而为，结果这遭到了湖北集团以及在武汉的各省都督府代表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扮演一幕滑稽戏。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里，也没能产生一个全国性的中心机构，给清政府以许多可乘之机，究其主因，当与同盟会不信任湖北军政府，担心黎元洪坐大密不可分。 
其实，在起义爆发不到半月里，宋教仁就匆匆赶到了武昌。只是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永不再来，好些事情也无法挽回。历史老人有时大方得不着边际，有时又吝啬得不近情理。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汉。此时清军逼近，汉口危在旦夕，黄兴一心所系是打退清兵，先立战功，再作其他打算；而宋教仁的着眼点则在“立”，他力主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以取得交战团的合法地位。一番努力没有成功，宋教仁便转向以建设新国家为宗旨的立法活动，以其精湛的法学知识及长期充分的积累准备，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 
从《鄂州约法》的草创，到此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以及民国初期国会的运作，宋教仁都是中心人物，贯穿其中的，便是一个大写的“立”字——创立、树立与建立。 
同盟会核心领导成员中，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分歧。黄兴总是以其豁达的胸怀，不计前嫌，弥合裂痕，与孙中山尽可能地在思想上完全认同，行动上步调一致；而宋教仁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也想毫无保留地听命于孙中山，可其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在拼命地阻止他。辛亥革命前，他们的分歧在于发动反清起义的具体地点，孙中山一直着眼于边远地区，宋教仁则留意于中部长江流域。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国建设迫在眉睫，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立即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而宋教仁则主张法国式的内阁负责制。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这一看法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专制政体刚刚推翻，人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皇帝垮台，而总统又形同虚设，国家一时间极有可能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其实，宋教仁此前也赞成总统制，现在之所以反对总统制、极力主张推行法国式内阁负责制，主要是因人而设，从防范袁世凯的角度出发。南京临时政府就要成立了，孙中山即将当选临时大总统，但这一切都得附加“临时”二字。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议和代表谈判，订立草约五条，其中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据传黄兴也在一封电文中说“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而民众渴求和平，以为推翻清政府后，只要战乱平息，汉人中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眼见袁世凯即将坐收渔人之利，对他素无好感的宋教仁决计早为制约之计：“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宋教仁的真实意图不便明说，所以他的提议无人理解响应。另外，因责任内阁制设立总理，宋教仁遭到其他党人反对不说，还被误解为争权夺利，想当总理。 
误解也好，反对也罢，宋教仁仍拼全力争取。经过多次反复磋商，他终于说服了孙中山，决定采取内阁制，孙中山就任总统，黄兴出任国务总理。 
临时更改政体模式，宋教仁不得不对取总统制的《鄂州约法》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鄂州约法》已成过去，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则为即将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政务的依据，修改须征得各省代表同意。为此，宋教仁宴请各省代表，发表演说，陈述修改理由，然而应者寥寥。加之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谣言愈传愈盛，《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虽作了一定修改，但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国务员的位置，责任内阁制并未出现。 
1912年1月1日，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共和模式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华大地的结束——至少是形式上的最后终结。 
1月13日，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受孙中山委托起草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宋教仁力主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政令，须经内阁附署，明确限制总统权力。不久，又以《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法》为基础，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 
表面看来，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可以有效地控制他所认为的“其人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但其内里隐藏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误区与罅漏：内阁之权如何得到社会力量的保障？如果手握军权的袁世凯干脆将其一脚踢开，以武力解散内阁，看似设计完美的民主政体，又将走向何方？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旦确立，革命党人无不以为中国民主建设大功告成。 
孙中山表示卸任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实业建设，黄兴常对人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两人皆不再汲汲于功名权力之争。1912年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又与袁世凯协商，就民主共和政体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与政党的地位、军队国家化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袁世凯表现出的开明通达，令一直有着防范心理的孙中山与黄兴相当满意。该做的似乎都做了，于是，他们也就放心乐意地将国事完全交给了袁世凯。然后，孙中山开办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准备实现他花十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的诺言；黄兴则辞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权，解甲归田。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为国事呼号奔走，以达“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之理想。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议会政治，而议会政治的重心在于政党制衡，因此宋教仁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原来的同盟会属秘密武装暴动的革命会党，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宋教仁决心“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暗处走到阳光之下，“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早在1901年，清廷迫于各种压力，曾推行立宪新政，并颁发了一道开放党禁的谕旨，为立宪党人的公开活动提供了政策保证。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党，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所谓朋党。国人对历史上那些土生土长的党派、帮派并无好感，常以“朋比为奸”、“结党营私”以蔽之；而对西方民主体制中政党的认识，也是通过与朋党的比较逐渐形成：“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也；朋党也，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 
有了清末十年开放党禁的立宪基础，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初年，在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刺激与促进下，出现了一股组党、建党高潮。一时间政党林立，派系纷呈，活动频繁，正如时人所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11年武昌首义至1914年国会解散的四年时间里，全国公开活动的各种会党多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为312个。除同盟会外，当时主要的议会型政党还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社会党、中华进步党等。 
面对党派过多、混乱纷立的局面，宋教仁认为这并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造成两大党对峙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于是宋教仁决心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占优势的政党，控制多数席位，将实权揽在手中，以制衡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而且将责任内阁制曲解为总统集权制的袁世凯。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联合，将他们整合为一个新党——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讲：“全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9月3日，孙中山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此时的他，虽不能说完全厌倦政治，但至少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因此，他坚决辞去国民党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兴趣与着眼点，全在实际政治。作为国民党的实际党魁，他在武汉的一次演讲中曾慷慨激昂地说道：“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奋斗方式的选择上，宋教仁将选举视为一剂灵丹妙药：“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 
其实，约法也好，选举也罢，都是信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革命党人所制订的一厢情愿的“游戏规则”。它们在世故圆滑的袁世凯眼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高兴了，就拿这些规则往自己脸上“贴金”；不高兴了，便置之不理。 
我们审视当年的民主改革进程，只要稍稍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就觉得体制“因人而宜”的临时更改，显得相当草率，做得极不严肃。制度应该是对事不对人，不能说对孙中山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总统负责制，而对袁世凯就要约束架空。对此，袁世凯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后在执政过程中，袁世凯每发一议、每出一令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附署，这使他感到处处掣肘、极为不满。因此，尽管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有过“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也是袁世凯当初认可的最佳人选，结果两人很快反目为仇。唐绍仪被迫出走天津，旋即正式辞职，第一任内阁仅三个月便在袁世凯的强力压制下垮台。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也是洞若观火。在与杨度的一次谈话中，袁世凯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为摆脱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撒手锏——收买。他先是许愿，要让宋教仁当总理，孰料“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宋教仁坚辞不就。当然，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并非不愿任职，只是总理之位，必须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选举，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名正言顺地得之。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腐蚀，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以高达50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对此，宋教仁表现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 
收买不成，宋教仁在袁世凯眼里便成了专与他过不去的政敌、异己与障碍。谭人凤曾言：“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推宋教仁。” 
1912年10月15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回乡省亲。虽置身于陶渊明笔下那宁静澄澈的境地，而外部世界的喧嚣，却不时搅扰、打乱他的心绪。于是，他不得不告别故乡，顺江而下，在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大本营”——长江中下游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每到一处，都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 
正在这时，国会议员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初选告捷。如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取得了参众两院总议席870席中的392席，得票率高达45%，而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三大党的参众两院席位相加，也不及国民党议席的三分之二。 
宋教仁得知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第一次真正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不由得欣喜异常地说道：“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踌躇满志的他，不禁跃跃欲试，准备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并考虑安排有关职位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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