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应麟
生平简介
胡应麟，父僖，历官刑部主事、湖广参议、云南佥事。5岁读书成诵，9岁从乡间塾师习经学，特爱古文辞。稍长，能撰各体诗篇。16岁入庠为秀才。明万历四年(1576)乡试中举。会试不第。曾随父北上南下，沿途吟咏，见者激赏。所交皆海内贤士豪杰。大司空朱衡过兰江，求与晤面，泊舟三日以待。应麟感而见之，赋《昆仑行》680言答谢。朱衡称之为“天下奇才”。时王世贞执词坛牛耳，对其推崇备至，列为暮年所交五子之一。世贞卒，乃入戏曲家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道昆卒，即主持词坛，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性孤介，厌薄荣利，自负甚高。晚年益肆力于学。于县城内思亲桥畔筑室号“二酉山房”，藏书4万余卷，专事著述。诗文主张复古模拟，后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
代表作品
胡应麟最为著名的著作是《诗薮》，共20卷，分内外两编。内编是分体总论，外编（包括杂编与续编）则是自周至明，依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诗薮》颇为  《诗薮》封面完整、系统地表述了作者的诗学思想，远远超越了诗话发展前期的那种随笔、散论的性质，是集本体建构和作家作品批评为一体的诗学专论。胡应麟笃信严羽之主张，却不墨守严氏针对”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之弊病,而把诗歌与禅宗联系说诗之法，其说诗比较切实，在于其对用事之探讨，形独特且系统之看法。胡应麟论诗，从方法论上受严羽之影响。运用此种方法，纠偏黄庭坚之“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得出全新之结论。综其《诗薮》全篇，可见胡应麟有关“用事”完整理论体系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1、除以情景为诗歌模写之对象，用事亦另一之重要手段。 
2、指出宋、明人在用事上之偏差失误，将情、景、事三者联系，并统摄在“工”、“巧”下论述，以”风调”、“神韵”为用事之极致标准。
3、论“用事”贵浅显、易懂，或用句，或用意，咸臻化境；或减字，或添字，并无碍事。
其他著作有《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少室山房类稿》等37种347卷。[1]
学术成就
诗学观念诗论核心
胡氏诗论不停留在一般的感悟式批评上，而是以此为基础，以周延的理性思辨来界定诗的本体特征。他的诗学本体理论建构中最集中地体现在“兴象风神”之说。 
他认为：“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诗薮·内编》卷五）此系胡氏论诗歌创作本体特征的根本之论。在他看来，诗的基本要素就是“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而二者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他又说：“盖作诗大法，不过兴象风神、格律声调。格律卑陬，音调乖舛，风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封面神兴象，无一可观，乃诗之大病。“（《诗薮·外编》卷一）反复申明了他的这一诗学主张。“体格声调”之说，既是对明代初期复古派诗论家如李东阳、李梦阳等“格调”说的继承，同时，又是融汇宋代诗论家严羽等人的“辨体”观念而向前发展的命题。“体”可简言为体裁、体式。格即格调。声调即是指诗的声律。“格调”或“体格声调”，是明代从李东阳到“前后七子”最常用的论诗概念。而各人的运用又多有不同之处。归纳而言，则如袁震宇、刘明今先生所指出：“若细加辨析，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如体格、句格、律调、声调等主要指诗歌的体裁、句法、音韵、声律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其二如骨格、意格、气调、风调等则主要用来形容诗歌内在的气度、意蕴。”（《明代文学批评史》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主“格调”说者，要求诗歌体制上合乎规格，并强调声调的重要性。
体格声调胡氏的“体格声调”与明代前期的主“格调”的李东阳、李梦阳等颇有一致之处，而又于“辨体”更多发挥了宋人严羽的精髓。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主“妙悟”，重“兴趣”，但又开诗歌批评中“辨体”之先河。《沧浪诗话》中“诗体”一篇，即是辨体专论。其中之“体”，一指体式，二指风格。如其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沧浪诗话·诗体》）此处当指体式。其后又有“以时而论”之“建安体”、 “正始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等，是谓时代风格；又有“以人而论”之“少陵体”、“太白体”、“李长吉体”、“山谷体”、 “东坡体”、“王荆公体”等，是谓作家风格。他自称“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沧浪诗话·诗法》）严羽明辨诗体之精辟详审，为宋元以后诗评家多所取法。方回、胡应麟、许学夷、方东树等都可以说受严羽之启迪。胡应麟《诗薮》的诗学颇为缜密，其内编各卷即论诗之各体之兴替及“当行本色”。如言 “辨体”，《诗薮》可谓典范之作。
兴象风神“兴象风神”在胡氏诗学中亦是基本命题所在。胡应麟屡屡以之评价、分析历代的诗作。“兴象”作为一个诗学范畴的提出，当推唐代诗论家殷璠。殷璠在其所编《河岳英灵集》中以“兴象”为论诗的重要标准。如评孟浩然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陶翰诗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兴”是指诗人在外界事物的触发下，因感生情，所谓“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宋人李仲蒙语）象即诗的审美意象。兴、象合铸成一个诗学概念，则是指诗歌创作中以自然感发的方式来创造的审美意象。胡应麟在评汉诗时屡用“兴象”的概念，如说：“《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内编》卷三）在他看来，汉代古诗，风韵自然，取象时常常得之无意，如他所说：“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也，汉之诗也。  《胡应麟文献学研究》封面”（内编，卷二）“得之无意”，正是“兴象”的取象方式。“兴象”之外，胡氏更重“风神”。如果说兴象更多地以之品评汉诗，那么，“风神”则更多地用来品评盛唐之诗。如他所说：“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中唐遽减风神，晚唐大露筋骨，可并论乎？”（内编，卷六）“风神”，指一种好诗所具有的风华神韵，类于严羽所谓“兴趣”。
二者关系
那么，“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的关系如何？胡应麟说：“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花与月也。必水澄镜明，然后花月宛然；讵容昏鉴浊流，求睹两者？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内编，卷五）大致可以说，前者在诗中，较实；后者在诗外，较虚，两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关系。“体格声调”是“兴象风神”的基础， “兴象风神”是“体格声调”的升华。在前者为必然，在后者为自由。胡应麟以从严羽那里秉受的“妙悟”“兴趣”，裨补了明代复古诗论家们”格调“说的偏颇。[1]
藏书与研究
著书立说万历四年（1576）中举人后，久试不第。乃游于燕、吴、齐、鲁、赵、卫各地，搜讨古书、文物不间断，自称：“广乞明流、寻至故家、寻诸绝域”，遇佳本不惜重金，月俸不够，则典卖夫人簪环，或解衣以典当。建有藏书楼两间，名“二酉山房”，取秦末书生藏书于大酉山、小酉山的石洞中，得以避“焚书坑儒”之典故。所藏经、史、子、集、佛、道、类书、杂家之书达4万余卷，撰有《二酉山房书目》6卷，收录古籍42 384卷。分类在四部基础上，分为五部，将类书、佛、道藏书以及赝品古籍合并为一部，这是他认为“学问之途，千歧万轨，约其大旨，四部尽之”，类书是非书非史非子非集，佛道二藏为方外之说，而且数量之多，不宜再入子部；赝品古籍亦不宜与真书混淆，所以，宜另划为一类。王世贞作有《二酉山房记》，记其“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湿而四敞之”。谢肈淛说“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樵），莫精于胡元瑞”。曾以低价收购了义乌藏书家虞守愚的旧藏，达万卷以上。
著述勤奋，征引广博。诗文承七子余风，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称为“末五子”。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记述和讨论了明以前典籍的收藏、整理情况，记录了明代的藏书、刻书、卖书的书业资料，其中《四部正讹》四卷，考证宋元明三朝古籍伪书最为详细。本书征引丰富，议论亦多高明，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其《四部正讹》中把古籍的伪书析为若干种，各加辨订，相当详尽。后人谈及伪书，常用此说。此书对文学研究也有一些参考价值。书中论述小说、传奇、杂剧部分，尤有参考价值。[2]
小说史观明代的小说批评家甚众，李卓吾、金圣叹皆名闻一时，但真正能称起小说史家者，胡应麟一人而已。胡氏在小说批评理论上的建树似乎不及李、金著名，但就小说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李、金则远不及胡。故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不但采胡氏材料极多，且基本观点亦与胡氏同。
涉及面广
所以把胡应麟称作小说史家，在于胡氏对小说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并不局限于一时一书，研究涉及的面极广，尤其是对古代小说的历史有相当宏观的认识和整体把握，小说史上的基本问题，他几乎都有所论述，称得上中国小说史学的开拓者。比如关于小说的本质与起源，
《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提出“小说家”的概念，并列出十五家小说作品。那么这些所谓“小说”是些什么性质的书？与明代的小说是否同一个概念？胡氏云：《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异，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 
关于《汉志》中的“小说”概念及所列的所谓小说作品的性质问题，是后世小说史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说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解决。胡应麟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这说明他已经在思考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它是怎样形成的，它的起源在哪里等基本问题。胡氏对《汉志》所列小说，逐条加以考辨，证其多非小说。他要说明的是，小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汉志》中的“小说”与明代的小说文体是不同的。他认为《汉志》所列小说的性质是“杂家者流，稍错以事”，尤其是《伊尹》、《黄帝》等，不论书名还是立义，都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不相类。应该说，直至目前为止，这仍然是较为准确的定位。有关小说的性质与功能，他是这样认识的： 
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覈，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纪行》、《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 
他首先把小说的本质定位于文人墨客搜奇猎异的游戏之笔，而这种本质也就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法则；然后分析了小说创作中的两种现象，肯定了小说有益而无害的一面。在这里他虽然重复了小说补史的说法，且并没有超出唐代刘知几的认识高度，然而他肯定了小说的存在价值，目的还是为小说争地位，用心是不错的。与此相联系，胡应麟还对小说的源头进行探索。他说：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束晳传》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盖古今小说之祖，惜今不传，《太平广记》有其目而引用殊寡。 
类此，他还提出“《汲冢琐语》，盖古今纪异之祖”，“《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飞燕》，传奇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 等说法。祖者，始也，源也。胡氏的这些论点为勾画各类小说产生、发展的轨迹走出最初的一步，也是小说史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当然，他的这些结论是否完全准确，尚可存疑，但可以看出胡应麟的小说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时时不忘从史的观念出发。
对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胡应麟有清晰的认识，对小说的类型及其流变过程把握得相当准确，对小说发展的脉络相当清楚。他总结了从《汉志》出现“小说家”一说，至小说繁荣的明代之间的小说发展轨迹，对不同时期的作品加以对比，总结其特点，辨别其优劣，分析其得失。他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馀》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 此段议论概括由六朝至明的文言小说的发展，虽略显简单，却画龙点睛地指出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形成、繁荣以至渐衰  胡应麟画像（图二）等不同时期的创作及审美特征。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魏晋六朝与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即六朝志怪与唐传奇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二者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胡应麟运用对比的方法加以比较后精辟地指出：志怪的创作方法主要是“传录舛讹”，也就是记录传闻，不全是虚构之作；而唐人传奇则是“作意好奇”，也就是故意追求传奇效果而有意虚构。这正是二者的最主要也是最本质的差别，可以说其他方面的差别都是由这一点引起的。胡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因为表面上看，虚构与否只是个表现技巧问题，实际上也是个小说观念问题，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最关键的因素，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问题的中心。 他以同样的认识来看待唐宋小说的不同与优劣。历来的学者都认为，当唐传奇这个高峰过后，文言小说开始走下坡路，唐宋两朝小说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胡氏又将唐宋文言小说多角度地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产生差别的根源仍然主要表现在虚实问题上。他认为宋人小说的特点是“近实”，也就是回到六朝实录的老路上去了，排斥虚构，结果导致文采不足的毛病。那么，何以唐人多幻设，而宋人多写实呢？他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说： 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与分析六朝小说与唐人小说的差别不同，他没有把问题停留在虚构与否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深究，把最终的原因归结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身上，是他们的地位、身份以及创作才能的不同，才造成了作品审美风格的差异。作家只有对小说的虚构本质有所认识，才能在创作过程中大胆驰骋想象，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相反，如果死抱着小说实录的原则，对小说的本质还是一片糊涂认识，那么作家只能在记录传闻的狭小圈子里打转转，就很难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此外，语言风格上的差异，也会对作品的审美效果产生极大的  “胡应麟”的艺术作品影响，“藻绘可观”的作品显然要比“彩艳殊乏”的作品更吸引人，也更能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他所说的“唐以前”，其实主要是指唐代。所谓“文人才士”也就是指唐传奇的作家大多是著名文人，诗文成就都很高，创作才能自不必说。而宋代小说作家正相反，几乎都没有什么文名，既乏唐代传奇作家的文学修养，又多受理学影响较深，所以作品的特点无非就是写实、说理而已。 
对当朝小说，胡氏似乎不敢恭维，对《新》、《馀》二话他除了多次肯定其“幻设”的写作特点，而对其艺术上的成就评价并不高。不过他说的“益以俚俗”，倒应视为明人文言小说的一个新特点。所谓“俚俗”是指故事的世俗化与通俗化。宋元以来通俗白话小说大兴，它的观念和写法多多少少地对文言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胡应麟小说史研究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既有对小说史的宏观把握，又能对具体作品进行微观的考证分析，所以他的宏观把握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微观认识的坚实基础上的，有细致的分析与考证作保证，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他在《九流绪论》和《四部正伪》中用了不少篇幅考证《鬻子》一书的性质，因为存世《鬻子》就其内容来说应属杂家言，而《汉志》列于道家类，颇为一些人所困惑。胡应麟对《鬻子》的轶文加以考证后认为： 其书概举修身治国之术，实杂家言，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而《汉志》列于道家，诸史艺文，及诸家目录，靡不因之。虽或以为疑，而迄莫能定。余谓班氏义例，咸规歆、向，不应谬误若斯。载读《汉志》小说家，有《鬻子说》一十九篇，乃释然悟曰：“此今所传《鬻子》乎!”盖《鬻子》道家言者，汉末已亡，而小说家尚传于后，人不能精核，遂以道家所列当之，故历世纷纷，名实咸爽，《汉志》故灼然明也。 他认为真正的道家著作《鬻子》早就亡佚了，《汉志》中小说家类的《鬻子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讹为道家的《鬻子》。换一句话说，现存《鬻子》其实就是《汉志》所列的《鬻子说》，乃杂家言，应属小说类。这就解释了现存《鬻子》何以号称道家，却与道家迥异的矛盾。此外他对《汉志》中所列出的其他小说篇目，如《青史子》、《宋子》、《务成子》等也都进行了考证对比，以确定其性质。而对一些传统上并不认为是小说的作品，或史书不载之作，胡氏则根据明代小说观念大胆将其作为小说来看待。再如《山海经》在《汉志》中是归入形法家的，而胡应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说法，实际上认为它是小说作品，并对其成书提出怀疑： 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而其叙述高简，词义淳质，名号倬诡，绝自成家，故虽本会萃诸书，而读之反若诸书之取证乎此者，而实弗然也。 传统上认为《山海经》是大禹、伯益所作，是所谓圣贤之书，成为不少古代典籍取材的来源。但胡氏一反前人成见，认为恰恰相反，是诸书在前而《山海经》在后，是有人杂凑诸书以欺世人。虽说对《山海经》的成书问题，直到现在还有争论，但其非一时一人之作早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尤其是胡氏提出《山海经》在本质上实乃“古今语怪之祖”的观点，不但肯定了《山海经》实为虚构之作品，而且肯定了它对后世小说中的神怪因素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山海经》“叙述高简，词义淳质”的语言风格，以及卓然成家的重要地位。 此外，他在《四部证伪》中还考证了不少著作的作者、版本的真伪问题，其中也包括一些小说作品。比如某些向来被认为是汉人小说的作品，胡应麟就提出迥然不同的看法： 《神异经》、《十洲记》俱题东方朔撰，悉假托也。其事实诡诞亡论，即西汉人文章有此类乎？ 《汉武故事》称班固撰，诸家咸以王俭造。考其文，颇衰薾，不类孟坚，是六朝人作也。 新说的提出不是出于无端的猜想，而是从内容的真实性与作品风格上加以具体的分析考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胡应麟对唐人小说比较偏爱，所以有关议论也较多，涉及面颇广，多角度地探讨唐传奇的成就。如前所述，他不但用对比的方法，肯定了唐人小说既高过魏晋六朝，又超于宋人的独特成就，又多次对唐传奇中的具体篇目予以考证、分析和评论。如有几处谈及唐人小说中的虚实问题： 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人亟当唾去，而诗人往往好用之。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议可诛者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说，事大奇而不情，盖润饰之过，或乌有、无是类不可知。霍小玉事据李益传，或有所本。 红拂、红绡、红线三女子皆唐人，皆见小说，又皆将家，皆姬媵，皆兼气侠，然实无一信者。 这几则议论对传奇中的虚构似有非议，客观上表现了作者对唐传奇创作方法的认识，也就是他所说的小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把虚构作为主要的表现方法。“特诳而不情”、“大奇而不情”或“实无一信”，都是相对于魏晋写实观念而说的，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如此。事实上，传奇正是因为运用了虚构的手法才取得了“藻绘可观”的艺术效果，这是他承认的，也是他全面肯定唐人小说成就的原因之一。
审美能力

后世影响
胡应麟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以《诗薮》而引人注目，同时亦因其对小说研究之精深而被冠以古代屈指可数的文言小说理论家，凭借“于前人弗求异也，亦弗能同”的学术追求开近代意义上的戏剧史研究之先声。其小说思想兼容古今、熔铸时代精神与个人哲学观点，对小说特性功用的认识表明他对传统小说思想有所传承，他的小说分类集中体现了他对小说叙事性特征的重视，其小说美学思想的亮点为对小说艺术特征的发现。他的小说思想有助于小说的文体独立。他以考据学方法研究戏曲史，专注于探究戏曲本质。其戏曲思想是艺术的、审美的。胡应麟似乎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言的是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文学史论家，相反，他的小说、戏曲思想充满了对“唯教说”的解构，具有晚明思想解放色彩。[4]
专求意象
胡应麟是“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第一人。他的《诗薮》是明代中期一部重要的诗话著作，书中汇聚了其对历代诗歌作品的评价。胡应麟认为，意象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态，首次肯定了意象对于我国古代诗歌取得辉煌成就所起的重大作用。 
胡应麟，字元瑞，浙江兰溪人，万历丙子举人，号少室山人，后又更号为石羊生，是明代中叶著名的诗论家，明中后期“末五子”之一。虽一生大部分时间疾病缠身，但他酷嗜藏书、阅读和著述，广涉书史，学问淹博，今存著作主要有诗论专著《诗薮》，诗文集《少室山房集》，论学专著《少室山房笔丛》。
胡应麟的诗论集中于《诗薮》一书。该书共二十卷，分内、外、杂、续四编。“其世，则自商、周、汉、魏、六代、三唐以迄于今；其体，则自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乐府、歌行以迄律绝；其人，则自李陵、枚叔、曹、刘、李、杜以迄元美、献吉、于鳞。发其椟藏，瑕瑜不掩”。[5]　《诗薮》一书以朝代为经，以诗歌体裁为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由古代《诗经》到明嘉靖年间的诗歌框架结构。书中几乎包含了历代所有的诗歌形式与诗人，可以说是一部诗歌史。胡应麟在《诗薮》中先概述一个朝代诗歌发展的大体情况，然后列举诗人及其经典诗句，接下来给予四字或一句的简短评述。在对各种诗歌现象及其作品的评价过程中，胡应麟立足于诗歌的体裁特征，并适时地与前人的诗句作比较，或褒或贬，作出公允的评价，可以说胡应麟《诗薮》这部自成体系的力作，体现了胡应麟的诗学视野和论诗旨趣。
对于胡应麟《诗薮》一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一部“诗话”，得出“胡应麟对中国诗学逐渐走向理论化、体系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结论。笔者认为这倾向于以诗歌史的眼光来评判胡应麟的《诗薮》一书。对于学术界把此书归入诗话这一类别，笔者查阅了《新华词典》，其中给“诗话”一词下的定义为：“评论诗歌或记述诗人事迹的著作”。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胡应麟《诗薮》的评判只侧重于从“诗话”中“诗”字去了解与把握，而对于“诗话”中的“话”字，则分量明显轻了许多。我们还应在“话”即“评论”上下点工夫。
笔者不太赞成把胡应麟的《诗薮》看成是诗话体，而认为是一部简明而全面的由商到明嘉靖年间的诗歌史，其中出现的若干带有评论性质的语句，比如“意象”这一古典诗学术语的运用，不是胡应麟通过若干的诗评告诉人们什么是“意象”，而是把“意象”作为一个既成的工具，用这一工具的目的是评历朝历代的诗歌。下文中笔者从《诗薮》一书中摘录了与意象相关的词句，采取归纳的方法，研究其中意象的内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胡应麟《诗薮》的意象说，笔者作了一个统计：在该书中，“意象”出现了8次，“兴象”出现了19次，“象”出现了1次（作为书名等其它意思的“象”不计入内）。这些术语分布在该书的内编、外编、杂编和续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