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程种仁
程种仁化装僧侣搞军需
周丹　周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刚刚喘了一口气，过了不到一年的太平日子，国民党蒋介石却发动了内战。1946年11月，国民党军大举侵犯我苏北解放区，再次占领东台县城。原工商联知名人士程种仁先生也随着人民政府实行战略转移，来到现在的大丰市小海镇。
当时敌人虽然占领了东台城，而广大农村则在我军的控制之下。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搞好敌后贸易，支援解放战争，程种仁就在小海组建了一＊公营宏昌商店，并任经理。商店成立不久，忽然接到一分区江海贸易总公司的紧急通知，限他在半月内要在小海配合台北县(今大丰)江海分公司采购大批军用土布，支援被服厂，为部队赶制过冬棉衣棉被。程种仁接到这一命令后，店里同仁都十分焦虑，要在这很短的时间内，动员农家纺纱织布，实在难以完成这个任务。大家正在犯愁的时候，程种仁想到了利用泰山寺当家和尚的这个关系，打入到敌占区采购土布，以解燃眉之急。
国民党李天霞的部队占领台城后，四个城门都设了关卡，对进城的人盘查得很紧.要想进城采购那么多的土大布，程种仁自知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弄得不好，就会把性命搭进去.为了完成这一特殊紧急任务，他考虑了一个万全之策。先从小海动身，不是径直进城，而是绕了个弯子，途经台城以东城东乡的北边，渡过串场河，从廉贻乡向南直奔西溪泰山寺.因为程种仁在1940年10月东台第一次解放成立商抗会时，与当时泰山寺的住持志坚大师共商过抗日大计，有过一段私交。这天他找到了志坚大师，坦率地说明了来意，请志坚大师帮忙。志坚大师含蓄地说：“会长若不嫌弃老衲，就拜我为师，做几天‘和尚’，也许能进城办好这件大事.”当时程种仁毫不迟疑，合十躬身叩道:“大师在上，请受弟子一拜!”两人会意地笑了一下，程种仁就换了一身和尚袋装服。当晚还筹划了如何将收购到的土大布运出城去。
第二天，程种仁化装成僧侣形象，从海道桥进城，果然比较顺利.他这一身打扮，加之头上还戴了一顶园平顶的和尚帽子，若不仔细查看，哪里还能认出当年在台城工作过的程种仁的真实面孔。他先后跑了永泰祥、庆升福、吉成等五家布店，以黄金作价，共购得南通产的土大布40捆〈一个土大布1.15尺宽，2.38丈长，30个为一捆)。并与每家店主商定，在两天内由两个和尚前来取货，而后仍从海道口分批出城。在未取货之前，程种仁就到海道口关卡附近一家面店，买了一碗素面和两只馒头，边吃边向店小二打听关卡岗哨一天要换四岗的情况。因此，当小和尚两人一组进城取货的时候，，他一一都作了分岗出城的安排。这样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两个和尚一趟挑8捆土大布，十个和尚就这样将40捆土布全部安全地运出了城，一直送到廉贻渡口的对岸——丁溪这个地方，与事先早就来接应的梁班长率领的十辆木制独轮车队接上的头。这时，天已大黑，将土布装上车后，程种仁谢过了和尚，并连夜赶路回到了小海。先后只花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力的支援了解放战争。[1]
东台的抗日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翻开东台的抗战史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局部，深刻地感受到人民群众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和日、伪、顽殊死搏杀，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程种仁抗战事迹
1937年7月7日，日寇借口发动了卢沟桥事变。1938年3月，日寇侵犯东台，先由日机轰炸东台城，新桥口、吕祖宫、林家桥河南等繁华地段多处中弹，炸毁民房160多间，居民死伤20余人。后由川上联队占领安丰、梁垛、三仓。25日,敌人进犯东台城，先用重炮向城内猛轰，而后以“烧杀队”为前锋，从三灶一路烧杀进城。
日寇第一次盘踞东台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7月16日，天刚亮，日军开到三灶，农民王恒桥听到动静，连忙起床躲避，刚打开房门，就被日军一枪打死，王的母亲见状悲愤到极点，冲上去和日军拼命，又被刺刀捅死，王的女儿才13岁，抱着爸爸和奶奶哭喊不止，竟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划开胸膛，挖出心脏。日军杀了祖孙三代，临走时还放火烧了王家的房子。 
面对来犯的日寇，东台人民期盼政府和军队的保护。但当日军侵犯富安时，国民党第八十九军驻富安部队的军官正在牌桌上打麻将，闻讯后惊慌失措，不战而逃。24日，日军进抵三仓。据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当时报道：“中国兵都逃走了，就这样一枪没放、滴血未流地进镇了。”同日，日军逼近台城，八十九军副军长李守维在县党部召开商民大会，拍着胸脯慷慨激昂地说要和东台共存亡。但是开完会，李守维本人当晚就溜走了，台城守军一个营随之撤退，国民党东台县政府也连夜逃到堤西水乡。侵略者兵临城下，偌大的东台城一夜之间变得全无防守。第二天，日寇长驱直入，台城沦陷。与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台人民对日寇的侵略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东台大地处处响起救亡的呼号，人们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活动。台城大街上，“拥护国共合作，誓死抗战到底！”“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战！”“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响彻云霄、标语铺天盖地。中小学生走上街头，悲愤地演唱《木兰从军》、《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戏剧和歌曲。《东台民报》、《振报》、《新东报》等东台报纸经常以大幅版面刊登抗日新闻，《振报》曾连载《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将军访问记》，突出宣传共产党在敌后的抗战业绩。东台抗日同盟分会、东台各界民众抗日后援会、东台慰问前线将士委员会、东台旅外学生救亡宣传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相继建立。东台青年成批外出寻找八路军、新四军，参军报国，走上革命道路。全县工、商、学各界踊跃认购“抗日救国公债”近30万元法币，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为了不让日寇汽艇在东台河巡逻，四灶沿河群众夜晚在岔河口水下打上成排的木桩，形成暗坝，汽艇一来就被卡住，敌人只得调集人马来清除障碍。敌人屡拆，群众屡建，给日军行动造成很大破坏。1938年4月9日，6名日军骑着自行车由东台城到梁垛乡下的唐家灶、柳家灶（现唐柳村）一带胡作非为，欲对一正在地里干活的姑娘强奸时，被群众发现，立刻鸣锣报警，200多农民闻讯手持钉耙、铁锹冲出家门，在田野中围歼日寇，一举击毙5人，仅有1人逃脱。 
由于人民群众的抵抗，迫使日军于1938年7月25日南撤，结束了对东台4个月的蹂躏。 
1940年10月6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令所部挥师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纵队王必成部6日出黄桥、战营溪，7日克姜堰、占海安，8日进入东台县境，沿途收复富安、安丰、梁垛等集镇后，进驻东台城，揭开了东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侵略、求解放的崭新篇章。 
根据地开辟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和苏北区党委先后派遣一批党员和干部来东台工作。他们深入基层，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很快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10月中旬，中共东台城工作委员会成立；11月，中共东台县工作委员会诞生；1941年4月，中共东台县委建立；各区、乡也逐步建立了区委和党支部。1940年10月15日，陈毅在台城红兰别墅宣布：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同时在全县按照“三三制”原则，推举爱国民主人士、开明绅士参政议政，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 
当时，新四军的供给十分困难。冬天将至，部队棉衣还没着落，浴血抗战的将士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稀饭，而新开辟区的财税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地方财政还是一片空白。1940年10月16日，陈毅电令：“东台县政府筹款十万元（法币），以资军用。”刚刚建立一天的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接到电令后，连夜召集台城工商界人士开会，共商如何完成任务。东台工商界人士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县商抗会副会长程仲仁和秘书顾树五带头出资，各工商户纷纷解囊捐赠，短短三天即筹资十万，县政府如数解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舍不得轻易动用这笔款项，一个月后又将其全数赠送给远道而来共同抗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 
在中共东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东台很快形成全民抗日的新局面，根据地面貌日新月异。县警卫大队、县独立团、县总队等抗日武装先后组建，各区、乡也相继建立了游击队（连）、区队、民兵大队，各界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不断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平息了境内为害多年的匪患，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破坏活动。工、农、商、青、妇、教等各种抗日协会和儿童团将各界群众组织起来投身抗日，就连不问世事、出家修行的和尚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僧抗会。陈毅、粟裕亲自开创的东台统战工作成功地将上层进步人士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明理堂、识字班、读报组、夜校等各种群众性文化教育，迅速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废除苛税、春荒救济、减租增资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改善了贫苦百姓的生活。人民群众从这些行动中认准了共产党是自己的主心骨，他们踊跃缴纳公粮、积极完税，送子送夫参军，全力支援抗战。 
1941年至1942年上半年，是东台根据地最困难的阶段。 
进入1941年，两股寒流扑向东台。一是国民党掀起全国反共高潮，1月4日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随即宣布撤消新四军的番号。二是日寇与国民党相呼应，公然叫嚣要“将苏北抗日根据地扼杀在创建之初”，以“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日军策动驻泰州的国民党军队李长江部于2月13日投敌，并开始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刚刚开辟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中共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粟裕所部整编为新四军一师。1941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以长江以北、东台以南、运河以东根据地建立苏中区。以粟裕为首的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构随后成立，不久迁到三仓地区。 
1941年2月18日，日军为策应李长江投敌，加快了“扫荡”的步伐，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进攻东台、兴化等地。新四军一师主力不与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拼，大量杀伤敌人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为保存有生力量，东台县委、县政府机关撤离东台城。2月21日，东台城第二次被日军占领。 
此后，东台县境内出现了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汪伪三种政权、四方军队同时存在的复杂斗争局面。其基本态势为：日伪军占领了主要的点（集镇）和线（水陆交通干线），控制了15个乡镇，另有21个乡镇为游击区。汉奸吕景颜任伪东台县长。日伪的军事部署为：南浦旅团达马大队盘踞东台城，其下辖的冈崎、三岱、香川三个中队分驻县内各主要集镇；伪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和伪三十五师分布在主要交通干线和20余处敌据点上，如富安、安丰各驻有一个营；在东台周边各地，还驻有随时可与东台日伪呼应增援的伪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师和伪独立第一旅等部及其它杂牌军若干，总兵力达4万人。日伪军的主要矛头始终对着共产党。 
国民党顽固派东台县政府，自新四军进驻东台后，即龟缩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的堤西地区。他们与日伪暗中勾结，相互保持默契，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蚕食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一师部队在苏中广大地区，神出鬼没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在东台境内只有少量部队和领导机关。东台县委、县政府撤出台城后，在堤东广阔农村坚持抗日，控制着38个乡镇。 
在敌我力量悬殊，日伪军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下，诞生仅几个月的中共东台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1941年2月23日，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朱廉贻在日寇“扫荡”时率机关人员转移途中，英勇牺牲在东台境内陈家舍（现廉贻镇境内）。1942年1月11日，东台县委书记杨辛在参加小海区（当时隶属东台县，现属大丰市）一个会议时，遭伪军袭击被捕（后经全力营救获释）。2月21日，富安区委在梁家墩子开会时，伪军来袭，区游击连长颜如海牺牲，区委书记杨炯重伤，17人被捕。猖狂一时的日伪军不断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每到一地，必劫财物、抢粮食、捉猪羊，有时甚至逢男便杀、遇女即奸、见房就烧，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东台的共产党员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吓倒，东台人民一心跟党走的意志没有动摇。县委、县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力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依托新四军主力部队，运用游击战术，和日伪军展开顽强的斗争，为保卫根据地而英勇战斗。 
1941年，东台县安丰、三仓、富安、海丰等7个区的游击连相继建成，全县共有地方武装602人，有枪支236支，手榴弹148枚。到1942年4月，全县村村舍舍都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不脱产的自卫队员约34000人。 
新四军一师和东台军民顽强反击敌人对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和分割包围。1942年4月，日伪军以重兵占据一仓，妄图在东台根据地中心地带建立据点。粟裕先后命一师五团和八团两战一仓，于日伪军占据21天后收复一仓。1942年5月，日伪军又在地处苏中根据地二、四分区交界处的小灶构筑据点，6月中旬，粟裕派一师二团经一夜奋战，拔掉了这个钉子。1942年上半年，东台地方武装在县境北部主动出击，端掉了小海敌据点；强攻裕华，赶走了伪军谷振芝部；设伏舀子庙，重创伪军一个营。人民群众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支前、积极参军、掩护干部、做送军鞋、侦探敌情、乃至截杀零星敌人，涌现出大量机智勇敢、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的感人事迹。从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的半年间，全县仅由不脱产民兵活捉的伪军就有30余人。 
由于新四军一师师部和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三仓地区，使三仓成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区和战略要点，也成为日伪军反复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的重点。为了保卫三仓，东台军民配合新四军一师主力部队，于1941年9月镇压了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大刀会暴动，粉碎了上万会徒对三仓长达4天的围攻，为了阻止暴徒进镇，三仓的群众自发拿出各家各户的桌椅家具设置路障。1941年10月至12月，我军民70天内击退了日伪军7次大规模进攻，大批抗日将士血洒三仓。7次保卫战后，三仓镇基本成了一片焦土，很难找到一间完整的房子。 
在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妄想一举消灭新四军主力、剿灭东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图谋彻底破产，东台军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克服被动局面，赢得了1942年下半年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