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费多尔·冯·博克
早年
博克出生于勃兰登堡省的库斯特林，该地是一个古老的城堡，位于柏林东方的奥德河畔。博克的家庭是一个普鲁士新教贵族，有着可追溯到条顿武士时代的古老军事传统。博克的曾祖父曾在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中服役，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博克（Friedrich Wilhelm Bock，1780年5月25日–1838年2月1日）则是普鲁士军驻耶拿的少校，曾担任驻马德堡的军队副司令职务，妻子为阿尔贝丁·冯·豪登查米（Albertine von Hautcharmoy，1800年6月16日–1876年1月11日）。父亲卡尔·莫里兹·冯·博克（Karl Moritz von Bock，1828年1月15日–1897年4月16日）是普法战争时的一位军官，后被晋升为少将，并曾任托尔高的指挥官。卡尔曾在圣昆丁战役中指挥第44步兵团，后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继续指挥，使第44步兵团最终得以于法耶一地重挫法军。因卡尔对普军的胜利有功，受集团军司令奥古斯都·卡尔·冯·哥埃本（August Karl von Goeben）推荐获颁功绩勋章，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决定以加封头衔代替奖励，因此在1873年1月19日，卡尔被加封为贵族。[1]
博克的母亲为欧尔卡·海涅·福朗西斯卡·冯·法金汉（Olga Helene Fransziska Freifrau von Falkenhayn，1851年3月4日–1919年12月14日），她是俄罗斯和德国出身的贵族，具有女爵头衔，同时也是未来德国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金汉的姊姊。卡尔与欧尔卡于1873年10月19日结婚，育有两个儿子—博克与他的兄长费多尔·法朗兹·卡尔（Fedor Franz Karl，1876年2月6日–1943年12月3日），由于博克的家族与俄罗斯贵族关系密切，因此依照传统地被赋予了俄罗斯名字—“费多尔”（德语：Fedor、俄语：Фёдор）。日后博克之兄成了德军第3集团军的参谋将军，并与博克一样，获得了功绩勋章。[1]
在博克出生前10年，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统一，当时国内军国主义相当兴盛，故博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柏林大光野（Gro-Lichterfelde）的普鲁士军官军校（Preu椀猀挀栀攀 Hauptkadettenanstalt）就读，与后来德军将领君特·冯·克鲁格与武装党卫队将军保罗·豪塞尔为同班同学，由于博克亲切的性格，同学们都以“小博克”（B挀欀挀栀攀渀）称呼他。博克的课业成绩相当突出，包括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都相当优异，并能说流利的俄语、法语与英语。由于家庭与学校的影响，忠于国家和以军职奉献一生的思想深深稳固在博克心里，这在往后二战其指挥风格中不时地显现出来。博克于1897年成为了驻坡兹坦帝国步兵警团候补军官，1898年3月15日起正式任官，阶级少尉，于驻柏林斯潘道的第5徒步近卫团中服役。博克的军事教育平顺，于1903年10月1日时进入了军事高级中学；1904年3月1日起成为了军务的辅助指导官；同年7月12日起，博克成为了第5徒步近卫团第1营的行政参谋官。1905年，博克与年轻的普鲁士贵族玛莉·冯·莱欣贝可勒尔（Mally von Reichenbach）结婚，并在波兹坦驻军处举行传统的军事婚礼，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但1910年博克的妻子即因病而逝。[1]
1906年1月28日，博克晋升为团上行政参谋官，后进入了柏林普鲁士战争学院（Preu椀猀挀栀攀 Kriegsakademie）就读[18]。博克也在这时期加入了“陆军爱国联盟”，与日后在二战担任要职的德国军官—弗朗兹·哈尔德、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格特·冯·伦德斯特结识。1908年9月10日，博克晋升中尉。1910年至1912年，博克并未继续就读战争学院，反被派往总参谋部进行参谋业务的培训。1912年3月22日，博克晋升上尉。1913年10月1日起，博克转调至近卫军总参谋部的军需处（Ib）服务。[1]
一战期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隶属于巴伐利亚皇储鲁普雷希特的第6集团军，同年5月又调至第11集团军参谋处。但另有资料指出博克在此时期任职为近卫军参谋部的代理作战处长（近卫军隶属于第2集团军），之后于1915年1月26日晋升为近卫军作战处长。
在各部服役期间，博克曾参与过那慕尔、圣昆丁、伊普尔等地的作战制定。然而由于博克对参谋工作感到厌烦，同时也想要前线指挥的资历，因此他谒见鲁普雷希特，表示欲另调他职并获准，博克因而成为了第4徒步近卫步兵团下的一个营长，而此调任时间点各方资料不一，有的写为1916年1月28日，也有表示1917年者。1916年12月30日，博克晋升少校。
博克曾参与过索姆河战役和康布雷战役，他的单位伤亡惨重，康布雷战役令他损失70%的人员，因此他的营还被戏称作“自杀营”。之后，博克转调到南德的后备部队——第200步兵师，担任参谋（有资料指出博克于1916年8月6日转调到第200步兵师，但当时康布雷战役并未开始，与上述资料有所矛盾），博克在第200步兵师中几乎受到全部参谋军官的厌恶。1917年4月11日至，博克转任皇太子威廉指挥的“德国皇太子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Deutscher Kronprinz）参谋部担任军需处长，同年7月27日起则任集团军群作战处长。在此期间，博克与威廉培养出了深切的友谊，后者曾在回忆录《我的德国战斗英雄之回忆》（Meine Erinnerung aus Deutschlands Heldenkampf）中如此描述博克：“凭著无穷无尽的精力，即使在最艰困和最严苛的情势下，这位天赋异禀的军官对我和我参谋长的支援从未动摇过。”
1918年4月，博克因索姆河和康布雷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德国军事奖励中级别最高的勋章——功绩勋章。在德国停战之前2天，博克曾晋见人在比利时斯帕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请求德皇返回柏林并下令基尔的叛军，但并未成功。在德国政府投降、国内暴动的时候，博克指挥军队协助镇压左翼份子的行动，虽然他对右翼势力企图恢复君主制国家的“卡普政变”感到同情，但也拒绝加入，他也对在这段期间内诞生的魏玛共和国强烈的蔑视。[2]
魏玛共和国时期
一次大战结束、魏玛防卫军成立后，博克成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军10万兵力的人员之一，在共和政府成立前四年，博克一直关注著东疆可能来自波兰的攻击。1920年12月18日，博克晋升中校。1922年，魏玛政府与新生的苏联签订了《拉帕洛合约》，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也急需重整军事力量，博克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尤根·奥特（Eugen Ott）、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埃垮特等人被汉斯·冯·塞克特所挑选，成为“特殊R部门”的一员，负责规避《凡尔赛条约》的限武条例，包括前往苏联境内组织与训练往后为德国大肆扩军的人事基础，还有包括坦克与飞机等武器的开发和战术运用，博克中校为其中的一名活跃份子。
R部门的联络官为恩斯特·布钦鲁克少校（Ernst Buchrucker），他领导了一支名叫“工作指挥部”（Arbeits-Kommandos）的部门，表面上是支援民间建设的官方机关，实际上是暗中培养数量超过《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德军兵员，这些人员被称作“黑色国防军”，它们亦依据其“秘密法庭”机关（Femegerichte）的命令，将为盟军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左翼线民谋杀，以保护德国的军事机密、维持遵守条约的表象。博克在这些谋杀行动中涉入颇深，其中一次的谋杀案中，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写道：“舒尔兹中尉（Schulz，被指控为杀害线民的“黑色国防军”成员）什么都没做，但执行了命令，无疑地，冯·博克上校、可能（涉入）的冯·施莱谢尔与塞克特将军，应该要坐在被告席该人（指舒尔兹）旁边。”博克则在法庭上做过数次伪证，表示防卫军并未和“黑色国防军”有所关联，也没有做过谋杀一类的事。1923年9月27日，布钦鲁克动员4,500名“黑色国防军”成员聚集于柏林外，准备发起政变，推翻共和政府、建立专制国家（此事件被称为“库斯春政变”），博克对于布钦鲁克未得到防卫军的允许就擅自行动一事十分愤怒，此事件中，博克曾表示希望没有防卫军成员涉入该政变，说道：“如果冯·塞克特知道你在这里，他一定会调弄他的单片眼镜，然后说：‘去找他！”。虽然博克当机立断，马上下达复员令，但布钦鲁克也提早于9月30日就发动了政变，最终行动彻底失败。
1924年初，博克成为了驻科沃布热格的第4步兵团第2营营长。在1925至1926年期间又成为国防部的参谋军官。在1928年后期，博克被任命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第1骑兵师师长。1930年再被任命为驻东普鲁士的第1步兵师师长。1931至1935年期间，博克还担任了德国在斯德丁的第二军区司令。他的晋升相当顺利，1925年5月20日，博克晋升为上校、1929年2月6日为少将（一说2月1日）、1931年2月7日为中将（一说2月1日）。1935年，当希特勒上台宣布征兵后不久，博克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的第3集团军群司令，并在同年3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就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空军的阿尔贝特·凯塞林将军，未来博克将与后者在各大军事行动中携手合作。1936年10月20日，博克与威海尔敏·歌德莱贝·杰尼·冯·波登（Wilhelmine Gottliebe Jenny von Boddien）再婚。
希特勒和其纳粹政府上台后施行扩军政策，博克尽管私下对纳粹党员的诸多行径抱着不苟同与怀疑的态度，但十分欢迎希特勒让德国重新武装的决定，对于国内外政治也基本上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当希特勒强迫许多德军将领退伍时（如布伦堡-弗  1938年10月，正在检阅部队的博克理屈事件），博克仍留于现役。博克以集团军群司令的身份参与许多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工作，包括对未来国防军甚为重要的陆空协同作战训练。1938年3月15日，博克晋升大将。1938年3月，博克指挥了进军奥地利的德军第8集团军，并对于路上装甲部队妥善率低所造成的行军效率颇有怨言，还因此与第2装甲师师长海因兹·古德里安发生冲突。不久，博克再指挥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10月，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大将被强迫退役，博克因此成了德国陆军中最资深的将领。11月10日，博克调任至驻于柏林的第1集团军群担任总司令。[2]
攻占奥国
  德奥合并后希特勒发表讲话[3]博克是典型的具有普鲁士传统的军官，一直没有参加纳粹党，从不关心纳粹的内外政策，甚至对1938年希特勒在国防军的大清洗也无动于衷。但是，博克却竭诚拥护希特勒的各项军事政策，觉得这给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1938年3月，希特勒授予博克上将军衔。3月12日，博克率所部第8集团军（由第3集团军临时改编而成）越过边界，占领奥地利。此后，博克接替龙德施泰特任第1集团军群(后物北方集团军群)司令。
攻占波兰
1939年9月1日 4时45分，博克率北方集团军群(辖屈希勒尔的第3集团军和克卢格的第4集团军，兵力63万)从  博克在他的办公室里[3]波莫瑞和东普鲁士参加突袭波兰的作战(“白色”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军攻势迅猛，博克部第19装甲军突破波兰走廊，很快将波兰博特诺夫斯基指挥的波莫瑞集团军合围并于9月5日全歼该部。接着，博克命右翼第4集团军向华沙挺进，令第19装甲军从第3集团军左翼向波军右翼实施入纵深迂回，企团将波军合围在华沙以北。9月17日，博克占领布列斯特，在那里与南方集团军群装甲部队会合。随后在库特诺地域歼灭波军主力。9月27日，占领华沙。博克因战功卓著被授予铁十字骑士勋章。1939年10月初，希特勒命令博克到西线任B集团军群司令，准备进攻西欧，但博克不同意陆军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并促使希特勒最后制定出以曼斯坦因方案为基础的作战计划。
与法之战
  博克的陆军元帅权杖1940年5月10日5时35分，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西欧的作战(“黄色”计划)。博克令第9装甲师以最快速度向荷兰东部进攻，支援已在鹿特丹、莫尔狄克等市实施机降、伞降的德军，尽快占领荷兰。5月15日，占领鹿特丹，荷兰宣布投降。两天后，又占领布鲁塞尔。博克的迅猛进攻果然使盟军上当，将主力调到比利时阻止B集团军群的攻势。这就为A集团军群从阿登山区向英吉利海峡实施决定性的突进创造了良好的契机。6月4日，博克的第18集团军又占领敦刻尔克，俘虏4万法军。战役第二阶段，博克指挥第4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9集团军、第18集团军和克莱斯特装甲集群、霍特装甲集群，突破法军仓促设置的“魏刚防线”，6月14日，第18集团军的第87步兵师占领巴黎。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7月19日，博克晋升为元帅，负责警戒从布雷斯特到西班牙边界的大西洋海岸线。9月20日，博克调任东线德军总司令。10月博克出任新编成的B集团军群司令。此后曾因胃溃疡而离职休养。
苏德大战
第一阶段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博克指挥中央集团军群(51个师)从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以北和以南实施大规模的钳形攻势。他命令第3装甲集群和第9集团军在北面从东普鲁士的苏伐乌基出发突向敌纵深，第2装甲集群和第4集团军在南面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地区出发，沿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北缘向前推进。这两支装甲集群象铁钳的两臂迅速伸向苏军深远后方，6月27日，在苏联境内纵深250英里的明斯克收拢钳口，将苏联西方方面军一部台围。7月9日，全歼包围圈内的苏军32万余人。7月16日，这两支大钳占领斯摩棱斯克，完成对奥尔沙与斯摩棱斯克之间苏军的合围。斯大林之子雅科夫·斯大林被俘。8月5日，斯摩棱斯克包围圈内的苏军停止最后的抵抗，31万人被俘。8月8日，又在罗斯拉夫尔围歼苏联第28集团  博克元帅在东线战场[3]军。至8月末，中央集团军群完成预定任务，业已向前推进500英里，距莫所科仅250英里。这时，博克与希特勒在下一步作战目标上发生分歧。希特勒为尽快夺取盛产粮食的乌克兰、工业发达的顿涅茨盆地和经济繁荣的克里米亚半岛，为尽快攻占列宁格勒，与仆从国芬兰军队会合，命令博克就地转入防御，并从中央集团军群抽走装甲集群加强给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博克坚决反对这个计划，认为分散力量无异于坐等失败。希特勒拒绝改变自己的计划，讽刺博克等不懂战争经济学。博克听后很恼火，直截了当地问希特勒，德军到苏联的直接目标，到底是军事征服还是经济开发?希特勒回答两者皆是战争的目的，同等重要，不分先后，仍坚持分兵作战。博克只得服从命令，率部在斯摩梭斯克以东47英里处地域实施防御。事实证明，博克的建议是正确的。苏军利用这个机会，在莫斯科正面集结了150～200万的兵力抵御德军后来的进攻。
  博克的陆军元帅领章一直延迟到10月2日，博克才被批准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计划。10月17日，中央集团军群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包围圈内，歼灭苏军7个多集团军。
第二阶段
11月中旬，随着道路泥泞状况的好转和首次冰冻的出现，博克开始莫斯  博克在苏德战场指挥作战科战役的第二阶段，命令第4装甲集群以南、北两翼，分别于15、17日向莫斯科实施攻击。至12月初，中央集团军群北翼超过克林向伏尔加河挺进，进至距莫斯科西北不到20英里的亚赫罗马、克留科沃，其先头部队已抵近莫斯科近郊，看到克里姆林宫尖顶；南翼向土拉实施猛攻，企图从南面迂回莫斯科，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中路已在纳罗福明斯克突破苏军防御。但是，德军在苏军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士气急剧下降，加上气候恶劣，补给不足，博克向希特勒报告，“部队精疲力竭的时刻已经临近”。12月5日，苏军在莫斯科附近转入反攻，博克急忙下令撤退，以免遭更大损失。希特勒坚决反对后撤，并派他的副官施蒙特到博克的司令部调查。博克坚持道：“元首必须从两者之中选择其一。如果敢冒使自己部队彻底崩溃的风险，那么就重新进攻莫斯科，否则就实施防御。”同时以健康原因提出辞职。12月19日，希特勒批准他的请求，由克卢格元帅接替博克的职务。
被罢黜
1942年1月17日，德国南方集团军群新任司令赖歇瑙突然中风死去，希特勒遂起用博克接替赖歇瑙的职务。博克上任后迅速采取措施，阻止苏军在苏德战场南线发起的冬季攻势。5月，希特勒命令博克先从南线发起攻势。5月18日，德国第11集团军在克里米亚歼灭苏军17万人，7月4日，该部夺占黑海重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歼灭苏军9万。5月29日，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在伊久姆突出部歼灭苏军24万。6月，德军调整部署，南方集团军群分为A、B两个集团军群，博克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6月28日2时15分，博克指挥所部实施夏季攻势，从库尔斯克和顿河突进。7月6日，攻占沃罗涅日。这时，博克想先把兵力整顿一下，而不急于向顿河弯曲部进攻。希特勒极为不满，于7月15日勒令博克退休，从此他再未被起用。
博克尽管对遭此贬黜深为愤怒，但仍支持希待勒。德军内反希特勒组织几次派人劝他领导反希特勒，都被博克拒绝。博克还提出警告：“谁要反对元首，我就反对谁。”这点他至死也未悔悟。
死亡
1945年5月5日，德国军队正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基尔公路上行进。突然，一批英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群飞来实施低空攻击。其中一架轰炸机紧盯住一辆敞篷汽车连续扫射，车上的3名妇女和司机当即被打死，唯一的军官则身受重伤。这位军官被德军救出后，即刻送往奥尔登堡的医院，经抢救无效而于当晚死去。这位唯一的死于盟军枪弹的纳粹德国元帅就是博克。[4]
军事才能
博克的军事能力被军事历史学家评为“保守”的，提倡闪击战的年轻德国将领亦认为博克是旧式军人，后者也曾对使用装甲纵队深入敌军领土的作法多次表示怀疑，他争论说这样将使攻击者两翼暴露于敌人，陷入危险之下，因而他倾向广大正面的攻击，即使在大为成功的西线战役后，博克也并未改变其看法，但到了巴巴罗萨作战时，博克已接受古德里安的新一派装甲战运用方式。军事历史学家肯尼兹·麦可塞在其著作中提及苏德战争前苏军装甲部队指挥官水平时表示：“在德军诸多优异的装甲战将领中，博克与古德里安无异是‘人中之龙’。”博克并非是一位军事天才型的将领，但其带兵能力受到肯定。布鲁门特里特于回忆录中评价博克为“我国第一流的军事智囊人物，同伦德斯特和曼斯坦，具有指挥大规模作战的才干。[1]
性格上，博克无疑是传统而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军国主义者，也是德军中颇擅长演说的军官，因为其慷慨激昂的表现，被人冠以“库斯春的圣火”的绰号，他的私生活极为严肃且刻苦耐劳，有资料指出他常连续工作好几天而不吃饭，另外还被描述为“与生俱来的腓特烈普鲁士主义性格”、“暴力的国家主义者，有严格的纪律意识，只知道加强其部队及提升自己的军人生涯。”博克并非一名优秀的理论家，但其责任感非常强烈，在他为母校向军校学生演讲时总是提到：“一位德意志军人最大的荣誉就是为祖国战死沙场。因为这个理念，博克多了个“垂死者”（Der Sterber）的昵称。另外，博克也以性格高傲、冷漠、欠缺幽默感、野心勃勃、与同僚不合著称，历史学家萨穆尔·米查姆（Samuel Mitcham）写道：“博克有种使人愤怒的个人特质，鲜少与人和谐相处……他不喜欢纳粹份子、痛恨奥地利人以及不分国籍、藐视所有的平民……对于布劳希奇任职陆军总司令，就博克来看是个错误，在他心中只有一人能适任该职位，那就是费多尔·冯·博克。博克传记作者阿尔弗雷德·W·图伦尼（Alfred W. Turney）则在其著作序言中如此总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之际，博克的横死，可以说普鲁士贵族军国主义也差不多同时暴亡。
博克为一位君主主义者、鄙视纳粹主义，也从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将纳粹党的高级官员不放在眼里，如1938年德国空军总司令、纳粹党高官的赫尔曼·戈林曾于一次宴会上与博克接触，戈林本人同博克一样，曾于一次大战因为英勇表现获得功绩勋章，他对博克表示拥有此勋章者都是他的朋友，而博克则以非常冷漠的态度回应：“有着同样的勋章，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至于希特勒，博克长期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使得在前参谋长贝可勒尔与大批高级将领在战前遭希特勒撤职时，博克的地位能保持不坠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博克也反对希特勒处决所有苏联政委与游击队的命令，也从未实施过。博克不仅要求德军给予敌军战俘人道待遇、严厉而公平的对待苏联平民，还想说服其与德军合作，让他们获得土地的私有权。对于与苏联的战争，博克自认德军的任务不仅是要歼灭其武装部队，还要让苏联人民摆脱共产主义。
对于遏止乃至反叛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等相关事件，博克均未参与，如早在1939年11月9日，正值对波兰战事胜利，准备西线攻势时，C集团军群司令里布就曾找伦德斯特与博克来面谈，希望借由三人前线集团军群司令的意见，阻止希特勒的西线攻势，但博克与伦德斯特均拒绝。在希特勒对法战争胜利后，博克更是不愿加入反抗集团。然而极其讽刺的是，自对苏战争爆发起，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部属以其单位为中心、发展出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反纳粹势力，其中心人物即为博克的侄子崔斯考，该人后来在克鲁格继任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时，也成为该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在作为博克部属的期间，崔斯考积极拉拢博克进入反纳粹势力，劝他在希特勒访问集团军群司令部时将其逮捕，但被其所拒绝，甚至有次崔斯考向博克表示希特勒正将国家引向灾难时，后者随即大声怒斥：“我不许攻击元首！，然而他也并未通知盖世太保密谋份子之存在，在这部份，历史学家傅宝真写道：“博克本人虽然非常轻视国家社会主义，也厌恶不断以恐怖手段而增强的流血战争。但由于个性不够明朗，为人谨慎与个性保守，阻止其只要稍微一点头或举一个指头，就可能推翻其所视为祸害欧洲人民与德国本身之灾难。然而像大多数的将领向元首做过宣誓的效忠，与保持普鲁士军人传统及荣誉，对政治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一样，博克也不愿意直接介入，对反抗领袖向其接触的反应是只要反叛成功，一定会加以支持，但其本人却不愿接受失败之后果。”[1]
所获荣誉
普鲁士皇冠勋章：第四级，1911年9月13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铁十字勋章：二级，1914年9月18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霍亨索伦皇家勋章：骑士佩宝剑级，1916年10月25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铁十字勋章：一级，1916年10月30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军事十字勋章（Grand Duke of Mecklenburg-Schwerin Sch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二级，1917年8月3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汉堡汉萨十字勋章（Hamburgisches Hanseatenkreuz）：1917年9月19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符腾堡宝剑皇冠骑士十字勋章（Ritterkreuz des Ordens der Württembergischen Krone mit Schwertern）：1918年1月25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不来梅汉萨十字勋章（Bremisches Hanseatenkreuz）：1918年1月30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功绩勋章：1918年4月1日授予
德意志帝国 宰林根雄狮佩宝剑骑士勋章（Ritterkreuz I. Klasse des Grossherzoglich Badischen Ordens vom Zähringer Löwen mit Schwertern）：一级，1918年10月1日授予
奥匈帝国 军功十字勋章（Militärverdienstkreuz）：第三级，1915年6月24日授予
奥匈帝国 铁冠勋章（Kaiserliche Orden Krone der Eisernen）：第三级，1917年2月9日授予
魏玛共和国 普鲁士王国服役十字勋章：1920年3月授予
魏玛共和国 西里西亚鹰十字勋章：二级与一级，1921年4月15日授予
纳粹德国 荣誉战斗十字勋章（Ehrenkreuz für Frontkämpfer，又名“1914/1918年世界大战荣誉十字勋章”（Das Ehrenkreuz des Weltkriegs 1914/1918））：1934年12月14日授予
纳粹德国 国防军长期服役勋章（Wehrmacht-Dienstauszeichnung）：第四级到第一级，1936年10月2日授予
纳粹德国 橡叶国防军长期服役勋章（Eichenlaub zur Wehrmacht-Dienstauszeichnung）：第一级，1939年9月12日授予
纳粹德国 骑士铁十字勋章，1939年9月30日被授予
南斯拉夫王国 皇冠勋章：第一级，1939年6月1日授予
保加利亚王国 皇家军功勋章：指挥官十字级，1918年8月2日授予
意大利王国 皇冠勋章：大军官级，1940年8月27日被授予
罗马尼亚王国 米歇尔英勇勋章（Ordinul Mihai Viteazul）：第三级与第二级，1942年7月29日被授予
罗马尼亚王国 米歇尔英勇勋章：第一级，1942年9月1日被授予
匈牙利王国 皇家军功勋章：佩宝剑大十字级，1942年11月27日被授予
五次于国防军日报上被提及（1941年8月7日、1941年9月19日、1941年10月18日、1941年10月19日和1942年5月30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