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怀仁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
学习经历2000-2003[1]暨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方言学方向获博士学位，导师詹伯慧教授
1986-2000 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方言学方向获硕士学位，导师乔全生教授
1982-1986 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工作经历2003-[1]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对外汉语系 
2003 遴选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与华文教育方向硕士生导师
1993-2000 山西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2000 晋升副教授
1995 晋升讲师
1986-1993 太原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主要著作《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1]，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独立完成
“中国暨南大学海外函授教材”：《普通话语音学》，共上、下两册，参编
《广州话正音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参编主要论文1. 大同方言[1]“舒声促化”与轻声音节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2.山西方言“父亲”、“伯父”和“叔父”称谓类型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3.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堂兄弟”、“姑表兄弟”和“姨表兄弟”称谓类型分析[J]，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4. 山西晋语入声舒化情况分析，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高级汉语词汇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北方论丛》（双月刊）2005年9月。
6.粤方言亲属称谓词“姑妈”、“姨妈”的称谓方式以及与其他方言的比较，《第九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澳门中国语文学会，2005年。
7. 试论县域通行方言的形成，《语言运用与语言文化》
8. 珠江三角洲入声韵尾演变过程中的几种类型，《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 独具特色的民俗——旺火，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6.
10. 大同方言的“鬼”，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 
11. 大同方言中的“忽”，方言，2002.4. 
12. 广丰方言上声字分流的几种类型， 《汉语学报》2002（下卷）.
13. 山西汾城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汉语方言研究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14. 大同方言的“寡”，语文研究，2001.4 .
15. 方言研究与民俗研究的互动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
16. 晋北有关“糕”的民俗与方言词，语文研究，2000.1.
17. 晋北方言与民俗 《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
18. 山西汾城方言的紧喉音节，方言，1999.1.
19. 怀仁方言中的结构助词“的”，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20. “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教学与管理，1999（增刊）.
21. 浅谈“体态语”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论文集》（上）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22. 山西方言中的数词与人们的生活，《语言教学与研究论文集》（下），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23. 怀仁方言性质形容词表示程度加深的几种格式，语文研究1998（增刊）.
黄梅戏旦行演员、导演
孙怀仁1950年考入安徽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科，从表演入手受过严格的训练。1958年梅兰芳来安徽演出，期间看到了她主演的黄梅戏《打焦赞》，对她饰演的杨排风一角颇为赞赏，后来还亲自指导她化妆，教她挑花线的动作，这一切让  这位年轻演员永远铭刻心田。进入黄梅剧团后，她扮演过花旦、刀马旦、彩旦、老旦、娃娃生等行当的众多角色，尤其是在给严凤英、王少舫等艺术家当配角的过程中，耳濡目染，获益匪浅。
1980年，孙怀仁进入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进修。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世界各流派的戏曲理论，经常自编、自导、自演，同学之间互相学习的劲头也十足。一年后回剧团后就排赴港演出节目，第二年排《龙女》，挑演员时就发现马兰个条、形象、扮相出众，最终定下由马兰演龙女，后来又接着排演了《风尘女画家》和《无事生非》。这三部戏人称“马兰三部曲”，其实这也是孙怀仁的三部曲。因为是学表演出身，孙怀仁在导演时最知道演员需要什么，现在不少话剧导演来导戏剧，他们的长处是善做人物分析，但对于戏剧演员怎样出场、怎样表演很难有帮助，尤其对塑造人物能力较差的年轻演员来说更难有帮助。相比之下，孙怀仁导演却善于帮助演员选择恰当的表演手段来塑造人物，所以她既是演员的镜子，又是演员的知心朋友。
退休之后了，她仍然思考着黄梅戏艺术的明天，她说黄梅戏要发展就要时刻不忘观众，要让观众走得进剧场，坐得下来，喜欢得上。黄梅戏创新是应该的，但不能走得太远，本身精华的东西不能丢。在黄梅戏的发展坐标上，孙怀仁导演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先是跟严凤英、王少舫学戏，后来给马兰、吴亚玲们导戏，又为小梅花排演。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浙江杭州人[2]。民国17年（1928年），到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其间，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民国21年毕业后回国，进上海申报馆申报年鉴社任经济部分主编。民国22年开始受聘上海法学院任教授、经济系主任。不久开始在《申报月刊》、《申报周刊》、《世界知识》和《新中华》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分析国内外局势，探讨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出路。
针对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恐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军事侵略，孙怀仁接连发表了《金本位动摇之意义》、《货币战争与中国》、《九一八后之东三省》、《中日交涉中的三个经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以及转嫁矛盾给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带来的恶果。3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曾对中国经济之出路何在问题进行探讨，以《中国经济改造论》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产业衰落是由于生产技术墨守成规和货币政策不适应等因素所造成的看法是肤浅的。他认为，要挽救中国产业的命运，找到中国经济的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重建经济基础”。他的文章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民国24年12月，响应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的号召，与沈钧儒等一起发起筹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执行委员。民国25年1月与沈钧儒、潘大逵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救国会。同年，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法》，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必须先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与历史性；先要认识它对外的半殖民地性与对内的半封建性。这个立脚点确定了以后，才能从一切纷乱的经济现象中分清本质与假象。他提倡学生要读一点历史，要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史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民国26年初，在生活书店出版了《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这部书以充分的材料，剖析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制度。由于该书触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痛处，出版不久就被查禁。
民国26年后在暨南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民国31年，随暨南大学迁往福建建阳，任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贸易系主任、校代教务长。民国32年，转到英士大学任教授、法学院院长、校教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35年回到上海，在上海商学院任教授、工商管理系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法学院教授、工业经济系主任。这一时期，继续结合国内外形势作经济研究，对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民国35年8月，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当前中国经济之剖析》，批判了当时所谓高物价促进生产的理论。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上涨，是与国民收入和社会购买力的下降相并进，因而不但不会促进生产，并且会因购买力的萎缩而使生产愈陷于衰退。又因国民党当局通过财政手段而进行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使低落的购买力更加趋于偏窄和集中。这种局面，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已是一个崩溃的前兆。他预言，国民党统治区“空前的经济大动乱，大破产，大恐慌，也许即将在最近期内爆发。”不久以后，国内局势急转直下，预言很快变成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工业经济系主任，是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的上海著名教授之一。50年代初期，为了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在广大干部中普及政治经济学知识。接受组织委托，向上海各系统干部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辅导报告，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报告人之一。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撰写了《资本与剩余价值》、《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资本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再生产》等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丛书，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8年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业经济研究组的工作，曾主持《中国工业管理讲义》、《简明工业经济辞典》等书以及《辞海》部门经济学部分的编撰工作。1964年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部门经济学的研究》，提出，加强对中国部门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包括建设经验的总结和建设中新问题的探索，既是建立和发展中国部门经济学的基本道路，也是深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条途径。1978年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还主编了《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还先后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上海市第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