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蒋梦麟
个人简介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  蒋梦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六岁入私塾，十二岁入绍兴中西学堂。1899年随家迁往上海，入天主教学校读英文。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起，举家迁回余姚，在余姚城某校习英文、算术。1901年，到杭州一教会学校习英文，后因学潮全体学生离校。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院），改名梦麟。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自费留美深造，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校长（建国后改名杭州商业学校，即浙江工商大学）。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任职北大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 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在台经历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成就著作
蒋梦麟从事教育事业多年，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潮》书影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运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代教育原则，并且与西方文化中的相同事例进行比较分析。其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认为二十世纪的学术为科学教育，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在教育行政方面，主张推行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补习教育、大学及专门教育、童子军教育并重。在教育内容方面，主张发展个性，注重美感教育和体育，注重科学知识的传输、职业陶冶和公民训练。提倡平民主义，主张培养独立不移之精神，健全之精神，精确明晰之思考力，发展个性，培养专才。
主要著作有：《西潮》（英文自传，后译为中文）、《孟邻文存》、《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新潮》等。
主要论文：《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博士论文）、《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改变人生的态度》、《和平与教育》、《新旧与调和》等。[1]
为与不为
蒋梦麟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联大的“不为”，则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强强联合”，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合作的一个缩影。 蒋梦麟，从1919年代蔡元培掌印北大，到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再到1937年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而成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这番书写浓墨重彩。
“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蒋梦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蒋梦麟11岁。这是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也是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 
  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左一)、李大钊督(相当于校长)。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20多年后，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南下。骑虎难下之际，蔡元培采纳其同乡，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的建议，让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先返京代其掌校。蒋梦麟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9月，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此时蒋梦麟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自费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最后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离美回国。 
蔡元培认为绍兴中西学堂主要人物有四:马用锡、杜亚泉、蒋炳、胡道南。1900年，杜亚泉因在校中与蔡元培一起传播新思想，与校董会发生冲突，与蔡同时离开中西学堂。
到了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彼时，蒋梦麟已经有了在“新思想”上的新伙伴——在哥大期间，考取庚款赴美的胡适也在此求学，他们都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蒋梦麟与胡适私交甚笃，在后来蒋梦麟主政北大期间，胡适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这种思想反映在他日后在北大的学科布局。
上世纪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务，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评议会”与“选科制”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蔡元培离京，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攻中疲于应付，深知蔡元培与蒋梦麟关系非同寻常，致函蒋梦麟劝驾。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是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此时只是蔡的影子。
当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 
  蒋梦麟的字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然而，就是这个“按印子”的人，从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经历过五四辞职风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张“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评议会为北大首创。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西南联大历史30多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就认为，西南联大不能说是“空前”，因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响，也受到清华、南开的影响。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个性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论当年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接影响之一，而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这批杜威门生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辞旧聘新”与民主意识
1930年，蒋梦麟受蒋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经过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此时的北大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由于经费拮据，教授四处兼课，往往一人每周兼课到40小时。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名气大，在五个大学有兼职，钱钟书就是他在清华兼课时的学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形容那段时间“教授根本就没有心思教书，比早几年下海还厉害。” 
蔡元培曾经倡导的评议会，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谋私利的地方。为了自己的“饭碗”稳定，评议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重掌北大的蒋梦麟，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最大的变化在于，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来，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的权限有所增强。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曾经一手创办的评议会被取消，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同时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
蒋梦麟上任，曾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请新人，你们去做”。 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 
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再加上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蒋梦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评为“门户之见”，甚至“独裁”。 
  蒋梦麟“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蒋梦麟得以聘请最好的教授。他主持北大后第一次聘请的研究教授共15人，理学院包括丁文江、李四光等8人，文学院包括周作人、徐志摩等5人，法学院包括刘志易等2人。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马勇说，“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与陈独秀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与毛泽东
1918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毛泽东带了23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长辛店、保定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尽管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短暂得如同一道闪电，但这道闪电却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那么，是谁把他安排在李大钊手下的呢？这个人便是宁波人蒋梦麟。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任职最长
自五四运动后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1946年正式离开北大，除了中间有几年短暂的离开外，蒋梦麟在北大前后20余年，占北大百年历史五分之一强，是到目前为止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条资料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在长时期主持北大的过程中，蒋梦麟对北大的未来自然有很高的期待，他理想中的北大并不一定像今天这样的北大规模庞大，无所不有，而恰恰没有自己的特色。蒋梦麟在主持北大的第二年即1920年就提出北大的目标不能满足于“国内一流”，而是应该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强调学校要将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实验室加以提升，为师生提供良好的试验条件。更重要的是，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有的发明，且要自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庶几根基巩固，可以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竞争。
教育部长
1926年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段祺瑞下野，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住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状态，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稍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作为研究教育的专家，蒋梦麟素来重视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时随地扩充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人物。根据这些原则，蒋梦麟当然格外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总是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有深造的机会。 
1911年之前，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四所，1916年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86所。为了鼓励国人重视教育，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规定单设一科的学校也可称为某科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此后，国立大学既有增加，私立大学更是大幅度的扩容，一时间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兴旺时期的股份公司。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缓解青年学生的升学压力固然有好处，然而由于大学增幅太快，合格教师不多，教育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内部管理混乱，大学成为一些不良者谋财的工具，贻害无穷。
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亡友之妻
蒋梦麟原配为乡下女子，生有子女三人，后来与蒋梦麟一起生活的蒋燕华就是原配所生。后来，他要娶陶曾谷时，颇遭非议，于是他请当时最负盛名的胡适来证婚，想堵住别人的嘴巴。但胡太太站在蒋梦麟原配这一边，她反对胡适去给他证婚，认为蒋梦麟因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有亏于道德。胡适告诉他太太说，蒋梦麟既是我的校长，又是我多年的好友，是非去不可的，执拗的胡太太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后来胡适还是从后头爬窗出去给蒋梦麟证婚。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之博士做证婚人。而陶曾谷正是蒋梦麟挚友高仁山的未亡人。
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5年春，高仁山他与好友陈翰笙(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就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 蒋梦麟和高仁山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1927年9月28日，高仁山遭张作霖逮捕。次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 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 二曰橡皮膏药， 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 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蒋梦麟的这番感悟，显然是和原配夫人结婚、分居、离异，又和陶曾谷的相处相恋得出的感悟吧。
1936年， 蒋梦麟，陶曾谷在婚礼上， 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是发自肺腑之言，理解他、赏识他的朋友传之为佳话。
一九五八年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蒋梦麟非常寂寞。1960年，通过媒人的介绍，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他认识了徐贤乐，并对她一见钟情，时年已经七十五岁了。而徐贤乐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
徐贤乐是什么样的人？竟使前北大校长如此着迷。徐贤乐身出名门。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徐家保共有五子四女，徐贤乐因为是徐家幺女，在家中备受宠爱，人又长得非常漂亮。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同事叫部花，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从大学毕业后追求者就相当多。后来与驻苏大使杨杰在重庆结婚，但在结婚七个月后，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以离婚收场。 
徐初时有些犹豫，但蒋热情似火，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说：“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缠绵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在病榻上的胡适获悉蒋梦麟要与徐贤乐结婚时，大为惊讶，便去长信阻拦蒋再婚。信中说：……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按：指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按：指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蒋梦麟自知再婚反对者众，甚至连蒋夫人宋美龄都反对，他没想到反对队伍中也有老友一份，所以在阅信后极为不快，甚至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蒋在众人的反对声中秘密婚礼。
在两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婚变搞得满城风雨，蒋梦麟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鼓起勇气与徐贤乐女士结婚，希望再有一个幸福的家，来帮助我的事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的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纠正错误。”
后蒋、徐两人打起了近一年的离婚官司，最后双方协议离婚。近八十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四个多月后，蒋梦麟病逝于台北。一代人物，落寞而终。一代自由主义教育家晚年的婚姻如此波折，令人不得不感到悲哀。而他由于未能听从至交大学者胡适的劝告而走上这段弯路，无法走到最后，又令人不得不叹息。
后代
蒋梦麟生有三子一女，1949年蒋梦麟赴台时只带走了小女儿蒋燕华，他的三个儿子都留在了大陆。长子蒋仁宇，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解放前曾在扬州、无锡担任银行经理，解放后任职于华侨事务委员会，后调至外文局担任德文翻译，1996年在北京过世，蒋仁宇生有一子三女，儿子早夭，长女蒋季秀，系北京市三建公司高级工程师；次女蒋季珊，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三女蒋季瑚，是北京市什刹海体校的金牌教练，她曾培养出了体操世界冠军卢佳。蒋梦麟次子蒋仁渊，88岁，山东工业大学教授，独身未娶，现居济南。蒋梦麟三子蒋仁浩，82岁，曾供职于湖北省电力实验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现居武汉，他生有二子，长子蒋伟，现居美国；次子蒋凌，上海飞机制造厂工作。  蒋故校长梦麟先生故居  蒋故校长梦麟先生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