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安碑林
基本简介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  西安碑林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西安碑林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建筑布局
博物馆的各陈列室，以棂星门中门为主轴线，自南而北对称排列。前半部为临时性专题陈列室，自轴线正中上有“碑林”匾额的碑亭以北为碑林陈列室，西侧为石刻艺术室。  西安碑林
进入西安碑林大门，可以看到一座四角形两层飞檐的亭子，里面竖立着著名的《石台孝经》。这是由四块石板组合成的长方形石碑，高5.1米，安置在三层石台上。《孝经》是宣扬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唐天宝四年（公元745 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加注，并用隶书行文。第一陈列室漫步在青石小道，碑林风雅的古香古色悠然而来，成千上万的字碑让人眼花缭乱，忍不住感叹中国古代文化的精深。第一陈列室前是专为陈列修盖的碑亭。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纂，专门讲孝道的。前面一部分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序。玄宗为孝经写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治理天下。后面是孝经原文。小字是玄宗为孝经作的注释。底座由3层石台组成，上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蔓草、狮子花等，是唐中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雕卷云瑞兽。此碑由4块石头组成，底下有石台，因而称“石台孝经”。陈列室里主要陈列，内容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12部经书，共计650252字，用石114方，两面刻文。清代补刻的17面3万余字也陈列于此，合称。12部经书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因为当时印刷术不很发达，为了避免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出现错误，并能永久保存，就把这12部经书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供人们校对。我国自东汉开始，曾先后7次刻经。是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第二陈列室第二室陈列着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年，后世才从地下发掘。此碑记叙了古代罗马景教传入中国的盛况，石碑侧面用叙利亚文刻写了70位景教人士的名字。石碑记载的史实中外史书全无记载，因此弥足珍贵。清代丹麦人荷尔漠来西安用重金偷买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现存伦敦）。它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其拓片早已辗转国外。《中尼合文陀罗尼经幢》是一种柱状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圆柱形，用中国和尼泊尔两种文字刻成，反映中尼两国佛教的交流。《不空和尚碑》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明德受记碑》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大顺国”，并反映了当时陕西灾后“人食人”的惨状。《曹全碑》虽是为汉代曹全树碑立传，却无情地记载了他镇压黄巾起义的事实。第三陈列室第三室的石碑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秦代李斯的篆书见于《峄山碑》；汉代隶书见于《曹全碑》；东晋王羲之手书见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从他的遗墨中拼集而成，人称“千金碑”。《唐多宝塔感应碑》留下了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权的楷书；《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张旭的草书。另有宋代赵佶、黄庭坚，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皇帝的书法手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的轨迹。爱好书法的人可以在馆内选购影印的碑贴。
在碑林中漫步，不仅可以欣赏优美的书法艺术，还可以看到碑石上精美的图案花纹。如清代的《关帝诗竹图碑》、明代《魁星复斗图碑》、宋代的《唐兴庆宫图》。石刻艺术室  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和游廊收集了陕西各地的石刻石雕珍品，如东汉的石兽、画象石，唐代的蹲狮、犀牛。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有四骏保留在这里。这里陈列的唐代供应石灯十分引人注目，灯分九层，无论造型还是灯案的图案，都十分精美。日本奈良附近通往“春日神社”沿途的石灯就是仿此唐灯所造。此外，还有出土移此的东汉石刻墓门，唐代石椁。石椁阴刻的星相乐舞，仕女图，椁外浮雕彩绘文武侍从和骑龙驾凤仙人，都是历史和艺术珍品。来到碑林，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个高2，5 米、重6 吨的景云大钟。每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发出的钟声就是出自这个巨钟。其他拥有浩瀚的藏品，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世人誉为“东方文化宝库”、“书法艺术的渊薮”、“世界最古的石刻书库”——这就是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书法及绘画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景区内旅游线路索引：景云钟 大夏石马碑亭 石台孝经碑林第一陈列室 碑林第二陈列室 北魏墓志廊 碑林第三陈列室 碑林第四陈列室 碑林第五陈列室 碑林第六陈列室 碑林第七陈列室 石刻艺术陈列室
碑林概览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  西安碑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碑林中还记载了诸多历代爱国主义人物，如被誉万世师表的孔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他们那忧国忧民，为事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台孝经》、《开成台经》等名碑，原来竖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今西安市南门外)的国子监内，唐末韩建（大尉许国韩公）缩小长安城后，这些碑连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时期，陆续将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书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3年)，又将全部碑石搬到学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记》等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  西安碑林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像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西安碑林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观览也”。（《毕沅在保护关中古迹上的贡献》，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值得赞赏。
秦峄山石
  西安碑林在西安碑林第五室西侧陈列着一方高218厘米、宽84厘米的秦《峄山刻石》。其书法是由中国秦代的丞相李斯用篆书书写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原石早已被北周武帝派人推倒，后又被野火焚毁。此石是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郑文宝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阴有郑文宝题记。《峄山刻石》摹刻都甚多，而首推此石最佳。（见图）
在秦的统一事业之中，一个重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文字。中国的汉字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从最早出现在陶器上的符号，刻划在兽骨龟甲上的甲骨文，和铸造在钟、鼎上的金文，以及到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文（大篆），只有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李斯等人才用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李斯曾经说过：上古创造大篆字体，广为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多不能认识。所以现在删掉繁杂笔划，省略异体字形，改进成为小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对发展祖国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十余年间，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先后五次远途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登高远望，激情满怀，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碑石于峄山之上。这就是著名的秦《峄山刻石》。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象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象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从《峄山石刻》我们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书艺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作
魏碑
  西安碑林魏碑，是我国北朝流行的一种书体。北朝书法，以魏为最盛，书体方峻遒劲，朴拙奇肆，风格多样。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朝）多以此书体刻石，故叫魏碑。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自东汉以后，到隋统一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即从公元2世纪末到公元6世纪80年代，时近400年。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一个“乱”字，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同时，这一时期全国人大多数地区盛行佛教，受尽苦难的各族人民幻想在求神拜佛中求得解脱，佛教成了各族人民交流、融合思想文化的重要渠道。佛教的盛行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由于推行佛教，出自立碑造像的需要，大大推动了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魏书、楷书、草书都由初创阶段趋于成熟。西安碑林和陕西关中耀县药王山中保存的大量石刻作品，本身固然是佛门遗物，但同时又是魏书中的精品，是石雕艺术的杰作。在汉代，通行的字体为隶书。而东晋以后，南方流行楷书，当时人们以南方文化为汉族文化的正宗，南方流行的楷书被称为“今楷”，受到士人推崇。而在北朝，则直接承用汉隶书体，由于在实际雕刻操作中必须动用刀凿，则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汉隶，也不同于今楷的独特书法形式－－“魏书”。魏书字型的特点在于蕴含隶书笔意，字体古朴拙壮，起笔落笔平整有力，带刀削斧凿之势。魏碑中许多属于这种字体。
《曹全碑》
  西安碑林隶书也叫“隶字”、“左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目的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即办理文书的小吏）佐书，曰隶字。”就是说，隶书本来只是小篆的一种简率快速写法，到了汉朝，经过加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字体。秦隶也叫“古隶”，同小篆相差不很远：汉隶也叫“今隶”，其笔势、结构都与小篆不同。汉隶西汉与东汉也有较大的区别，西汉的隶体笔画比秦隶简省，但尚无波磔（捺笔挑势）；至东汉时，始有波捺，后人又叫“八分”。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它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东汉《曹全碑》，可谓是隶书的代表，汉碑中的精品。（见图）
“曹全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今陕西合阳）萃里村出土。此碑为竖方形，高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书体是用隶书写成。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此碑碑石精细，碑身完整，实为汉碑、汉隶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
王氏父子作品
  西安碑林  西安碑林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又作307－365），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工书法，早年从卫夫人（铄）学，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体。王羲之的草书浓纤折衷，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娟劲健，千变万化，纯出自然。由于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其书迹为历代珍宝，影响甚大，故有“书圣”之称。法书刻本甚多，以《乐毅论》、《兰亭序》、《十七贴》等为著，存世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快雪时晴》、《奉橘》、《丧乱》、《孔侍中》等贴。
唐代书法艺术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期间名辈出，流派分，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它上承魏晋六朝之余韵，下开五代宋元之先河，是中国书法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具有先锋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
在唐朝时，朝廷颇为重视书法，翰林院设有侍书学士，将书法作为进身仕途的门径之一。中央的“国学”分为六科，其一为书学科，是专门教习书法的机构，这是效仿汉代以书取士、晋朝有书学博士这些设置的继续。弘文馆也教书法，专收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行提高，由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大师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执教。这足以见得朝廷对书法及书法教育的重视。
史籍所记载有名有姓的唐代书法家，其总数已逾千人，其中大多为京官或长期生活在京都地区的仕阶层。从书法流变的大体脉络来看，可将唐代书法分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在西安碑林都有充分表现，现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以介绍。
初唐四大家
虞世南  西安碑林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隋炀帝时官起居舍人，唐时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他不但书法冠绝一时，而且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唐太宗称赞他有“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虞世南的书法圆融遒逸，风神萧散，自开面貌，秀丽中含筋骨。他偏工行草，而晚年正楷可与王羲之相先后。相传他勤于学书，卧时常在被中划腹练习，作字不择纸笔，都能如字。传书之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晗仁寺碑》、《论道帖》等。西安碑林现收藏有《孔子庙堂碑》及《淳化阁帖选》等。欧阳询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隋时官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其《九成宫醴泉铭》可谓欧体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皇甫诞碑》、《温彦博碑》、《化度寺舍利塔铭》等离开称名于世。史书记询初学王书，而险峻过之，其八体兼妙。西安碑林现藏有《皇甫诞碑》等作品。褚遂良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史载此人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唐太宗曾经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再与我论书法。”魏征便推荐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后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屡被贬职而死。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薛稷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举进士，睿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参加政事，为睿宗所宠信。后窦怀贞等谋害玄宗，他因预知此谋，赐死在狱中。其书法初工隶书，后于外祖魏征家见虞世南、褚遂良书迹，遂精心临摹，深得褚遂良笔法，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学书法外，他还是著名画家，他善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后人评说薛书“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在初唐，薛稷与虞、欧、褚等并称一世，得名于“唐初四大书法家”。其碑刻有《升仙太子碑》、《信行禅师碑》等。
中唐作品
中唐时期，书法艺术向多样化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功力深厚的书法大师，也体现出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水平。其中以颜真卿、柳公权二人最具代表性。颜真卿  西安碑林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官至太子太师，进爵鲁郡开国公，也称“颜鲁公”。他出身于书法世家，从小就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工篆隶，母亲殷氏亦长于书法。颜真卿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是“安史之乱”前期对抗叛军的中坚人物之一。史载因遭宰相杨国忠排斥，他出任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他洞察出安禄山要反，乃增修城池，集训壮丁，屯粮积谷，为麻痹安禄山，整日大张旗鼓与宾客饮酒取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反叛，河朔尽陷，独平原坚守未被攻破。这时颜又联络四方起兵反抗，响应者十七郡，他被推为盟主，合兵30万，迫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在同权臣杨国忠、元载、卢杞及叛军安禄山、李希烈的抗争中，刚直不阿，终于死在李希烈之手，成为忠臣义士的楷模和榜样。他的书法初学晋王羲之和唐褚遂良、张旭等人，后突破了六朝直至盛唐时期的“二王”为宗多少带有贵族化倾向的秀娟纤劲的书风。从而以圆转厚重的笔法代替了方折劲巧的用笔方法，形成浑厚遒劲，丰润奇伟，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创出“颜体”。颜体的间架平整端庄，四面开张，显得豁达大度，气势不凡。颜书遗存较多，最为著名的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李元靖碑》、《颜氏三稿》、《争座位帖》等。颜真卿在书法上的巨大成就和杰出贡献，对中唐之后历朝各代影响极大。比其稍晚的柳公权、释怀素等人，都是初学颜书而成大名的。柳公权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元和进士。他一生经历了唐朝十代帝王，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集贤院士等职，很得皇室的恩宠。在当时盛行树碑立石的风气之下，王公仕臣们以得到柳公权为先祖书写的碑志为极大的荣耀。许多外国使节来到长安，常常专门带了钱来购买他的墨迹，可见其书名已远扬海外。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遍阅近代笔法，而得力欧阳询、颜真卿。颜体书法以丰润稳健取胜，而柳公权在颜书开阔丰润的基础上加强了遒劲奇绝的一面，用笔挺拔，风骨峥嵘，神气清健，尽脱陈俗，从而自成一家，世称“颜筋柳骨”。传世著名的碑版有《玄秘塔碑》、《神篆军碑》、《李晟碑》等多种，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初拓本《金刚金》，堪为稀世珍品。今年又新出土的《回元观钟楼铭》一石（见图），尽见柳书神采。
张旭和怀素
唐代草书唐代的草书在继承汉魏章草、晋代“二王”和汉代张芝等人的基础上，出现了如张旭、怀素等一代书法大家，把书法线条的流动美和笔意变化的技艺推向草书发展的顶峰，至今罕有其匹。西安碑林收藏了他们诸多代表作品。张旭  西安碑林张旭以酒为嗜好，作书每每大醉，高呼狂叫，甚或以发濡墨，人称“张颠”。他以王书为基底，又得法于张芝，发展了传统的草书，与怀素一起，开创了草书的全新境界。当时人们对初诸家每有微词，而独对张旭无异议。唐文宗把李白的诗歌、裴[上日下文]的剑术和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张旭自称其学书“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始得其神。”可见他草书的灵感源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不是单纯的在书桌上玩弄笔墨技巧。杜甫在诗中写到：“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怀素另一位草书圣手怀素是释家中人，他与张旭一样嗜酒如命，竟一日九醉不醒。他自称“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其酒中作书，每出佳品。他和张旭有“颠张狂素”之说。怀素家贫，曾种芭蕉万株，以叶习字，极为刻苦。他用木板写字，竟然将板写穿！习字用过的毛笔，堆积成冢，称“退笔冢”。时人评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
唐代帝王作品
  西安碑林唐太宗李世民书帖（淳化阁选帖）。史载唐太宗对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颇为推崇。他曾悬重赏募集王书遗墨，无论真伪，尽数收罗，由虞世南等人鉴别后入藏内府，得2900余纸。据传还发生了唐太宗派人设计赚取兰亭真迹的故事。他得到《兰亭序》后，日夜观摩，爱不释手，命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精心摹得多本。太宗死后，又嘱《兰亭序》陪葬昭陵。正是由于李世民等唐代帝王对书法艺术的尊崇和推广，才使唐代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唐.李隆基《石台孝经碑》。此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书法工整，字迹清新，秀美多姿。此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高590厘米，方额、盖石、顶上等均做了非常艺术化的处理，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这是西安碑林中最早的展品之一。
唐.李阳冰《三坟记碑》、李阳冰的篆书被誉为李斯之后写小篆的第一名手。前人称他的书法为神品。
唐.史维则《唐大智禅师碑》。此碑被誉为隶书中不可多得的标准唐隶。
唐.尹之凯《美原神泉诗序碑》。唐代篆书。
唐《李寿墓志》。此碑形制特别，为兽首、龟身、四足趴伏于长方形座上。全身彩绘贴金。李寿为唐高祖李渊的堂弟。龟形墓志罕见，解放前洛阳曾出土一合，已流落国外，现国内仅存这一合，故特别珍贵。
唐.吴道子《写意观音像》。吴道子为唐代著名画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而吴道子则被称为“画圣”。
唐.梁升卿《御史台精舍碑》。此碑文是研究唐代政教关系及唐隶书法的可贵资料。
宋元明清书法家
唐以后，书画艺术呈现出了多元化、多角度、多风格的特点。这充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宋、元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史称“宋元四大家”。他们既留下了尚意潇洒的笔迹，又是古今著名的诗人、词人、文学家；明清两代的书画大师、皇族贵胄也留下了他们的笔情墨意；还有近代民族精英、文化大师的珍贵作品等等这些，使西安碑林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
史载宋徽宗赵佶能书善画，在艺术上有高深的造诣，书法纤细秀劲，称为“瘦金体”。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书法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用笔丰腴跌宕，巨型藏巧于拙，确有大朴不雕的风韵。
黄庭坚，北宋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他出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擅行、草书。其书特点是用笔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风韵妍媚，自成格调，为“宋四家”之一。
米芾，北宋著名的书画家。曾任书画学博士和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又因狂放，并有洁癖，也叫他“米颠”。能诗文，擅书画，精于鉴别，好收藏名迹。其书特点是用笔俊迈，有“风樯阵写、沉着痛快”之评。与苏轼、蔡襄、黄庭坚合称“宋四大家”。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宗室，精绘画，擅长书法，书学晋、唐。其书特点为：用笔圆转流美，骨气秀劲，后世称“赵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