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正秋
人物生平
中国电影编剧，第一代导演。生于广东潮阳（现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上盐丁村），1935年7月16日卒于上海。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别署药风。1889年生于上海。中国早期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郑正秋从小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14岁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由于受当时进步运动影响，从事戏剧活动，曾在《民言报》任剧评主笔，自办《图书剧报》、《民权画报》。电影在清末传入我国。1913年由张石川与美商合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聘请他编写《难夫难妻》电影剧本，并与张石川合作导演了此片。于是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自组了新民、鸣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新剧活动。郑正秋及其作品(16张)
1913年与张石川合作，把由他编写的《难夫难妻》搬上银幕。这是第一部中国故事片。1922年，与张石川共组明星影片公司，他除任编剧、导演外，还兼任明星影戏学校校长。1923年底，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他又编导了50多部影片。1934年，他编导的《姊妹花》轰动一时，社会影响很大，他还写了电影剧本《战地小同胞》、《碎琴楼》等。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早期最主要的电影艺术家。他早年以“药风”为笔名从事戏剧评论，主张戏剧应是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对提倡新剧、改良旧剧做了不少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他参加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的创作，担任编剧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在这部影片中他以嘲讽的笔触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对人的摧残。这之后他曾一度离开电影创作，进行了不少文明戏的创作和演出。郑正秋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主要的功绩并不是把某种电影语言的具体表现手段介绍到中国来了，除了在电影事业的开拓方面的功绩之外，最主要在于它开创了中国电影从现实社会生活和从戏剧舞台艺术方面吸取丰富的创作养料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电影艺术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郑正秋有丰富的生活和舞台创作经历，他比较熟悉当时的生活，了解观众的喜好，善于虚构故事、烘托情节。因为他的作品比较能够抓住观众，特别是受到市民观众的欢迎，成为当时不少创作人员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1919年，他曾发行《药风月刊》、《解放画报》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1923年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影片《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此 片为中国摄制长故事片奠定了基础。此后，他进入创作旺盛期，一共编、导、演了五十三部影片。郑正秋是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他所作的贡献是显著、突出的。艺术手法上他善于结构、创造形象，以通俗易懂的艺术手法，打动了观众的心灵。他一生都在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二十年代他通过《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等影片，揭露、抨击了封建伦理制度的罪恶，1929年至1931年他又以现实题材从事创作，编写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1930）、《红泪影》（1931）等剧本，1932年他运用长期积累的电影创作经验，带病为宣传抗日、推动爱国运动，编写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1933）、《姊妹花》等影片，部分完成了《再生花》、《女儿经》（1934）、《热血忠魂》等编写工作。郑正秋为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片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的一生从各个领域进行电影的试验和创造，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他为中国电影民族化，寻找了一条道路，为中国电影的启蒙，发展打下了基石，他的丰功伟绩，成为我国电影史上伟大的一页，于1935年去世。
第一代导演
随着电影在中国的诞生，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第一代导演活动的时间大体上是20世纪初到20年  郑正秋代末，他们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第一代导演”中成就最大的是郑正秋。而郑正秋与张石川的几十年的合作被影视圈的人所津津乐道。正是由于俩人的密切合作，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都出自他们手中。郑正秋比同时代的导演更有艺术主见与追求，提出影片不仅要迎合观众，而且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他的影片故事性强，结构严谨，戏剧冲突较强。1913年编导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影片使人感到电影除了娱乐作用还有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作用。1923年完成了中国摄制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的拍摄完成，这也是郑正秋编剧的第一部“社会片”，由于影片富有民族气息，故事性强，情节动人，轰动一时。使女演员王汉伦一举成名，成为中国第一位悲剧女演员。1924年郑正秋创作第一部妇女题材的电影剧本《玉梨魂》。
特别是郑正秋晚期导演的《姐妹花》，讲述的是生长在贫富不同家庭中的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命运遭遇。妹妹做了姨太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姐姐嫁给农民，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由于天灾人祸，姐姐被迫到妹妹家里为妹妹孩子当奶妈，由此引发了诸多令人心碎的情节。郑正秋在这部影片中的创作视野扩展到社会，反映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的生活现实，故事雅俗共赏，导演手法的自然流畅，使得该片在上海新光影院上映创下连映60天的记录。创造了当时中国票房的最高记录。 1935年3月该片参加了苏联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也受到热烈欢迎。郑正秋一共编、导、演53部影片。为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片花费了大量心血，为中国电影的启蒙和发展打下了基石，成为我国电影史上伟大的一页。
成长经历
1902年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因目击清廷腐败，民生凋敝，于是从事新剧运动，陆续发表“丽丽所剧  郑正秋评”。后又受聘于《民言报》为剧评主笔，被时人誉为“不畏强御的剧评家”。主办《民立画报》和《民权画报》，倡导戏剧应成为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
1913年，与张石川和组新民公司，专事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导、演业务，并与张石川合作编导短故事片《难夫难妻》，通过一对青年男女被包办婚姻所强行撮合的不幸遭遇，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这是中国自己摄制故事片的肇始，夏衍誉为“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此后，他自组新民、民鸣、大中华等剧社，成为一位能编能演的“职业剧人”，以“言论老生”驰誉剧坛。曾编演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隐痛》、赞扬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行经的《新华毒》，也有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男女拆白党大交战》等。五四运动前后，创办新民图书馆，发行《药风月刊》。1922年初，与张石川、周剑云等共同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同时设立明星影戏学校，自任校长。同年，为明星公司编写了《滑稽大王游华记》、《劳工之爱情》等4部短片，后者虽属闹剧，却构思精巧，收到寓庄于谐的效果。
1923年底，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后，受到热烈欢迎。影片宣扬“平民教育”在“从善惩恶”、改良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片在艺术表现方面所  郑正秋取得的成就，为摆脱文明戏的桎梏，对电影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作了一次认真的探索与尝试。在20年代的中后期，他的创作十分旺盛，本着“为弱者鸣不平”的创作主张，相继拍摄了一批妇女题材的影片，诸如《玉梨魂》、《苦儿弱女》、《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二八佳人》、《小情人》等。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婢女、妓女、童养媳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与婚姻制度的罪恶，均富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也有屈从于商业的要求，编写了一些如他自己所说的“营业主义”的媚俗之作。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开展，在党的电影小组的团结与帮助下，他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成为“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了”。1933年，他在《明星月报》上发表了《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明确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反资本注意和反封建主义的“三反主义”创作原则。同年，他编导的影片《姊妹花》，在公映后引起轰动，是他代表作。
他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一生共编导了影片40余部，以平易通俗、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一代艺宗
两种教育思想的抗争1902年的一天，这所由英籍犹太人嘉道里创办，座落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兼收中外人士子弟  郑正秋的育才书院，突然爆发了一场小小的“学潮”：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童，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不过十六七岁，轰地拥向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体罚。
原来，在一向以教学严谨著称的育才书院，“体罚”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天上课时洋先生又要体罚一个小学生，不料却遭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学生的反对。这个看上去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学生从座位上挺身站起，责问老师：“先生对我们讲授‘平等、自由、博爱’的道理，可为什么常常体罚学生呢？难道这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吗？”一句话，问得老师满脸通红。洋先生转向全班学生：“这位同学袒护犯错误的同学，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平日里对体罚早就愤愤然敢怒不敢言的学生以沉默作答。
“下课！我要向校长反映……。”恼羞成怒的洋先生夹起皮包冲出教室。
见这阵势，那责问老师的学生索性大声问同学们“我们也找校长，要求取消体罚，好不好？”
“好！”
在校长室，这位洋先生和学生们形成尖锐对峙。育才书院创办以来破天荒的一场“学潮”，就这样发生了。
几天后，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植善校长向教职员工和学生郑重宣布：“从今往后，本校取消体罚。”这个带头反对体罚的学生，顿时成了同学心目中的“英雄”。老师们也对这个善于运用学到的知识反对不合理现象的学生，有了深刻印象。
郑正秋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就是14岁的少年郑正秋。
可是，小正秋的父亲郑让卿听说了这件事，却勃然大怒：“小小年纪，竟敢目无师长，这还了得！混蛋！”郑让卿越想越生气：当初花大钱把孩子送进育才书院，原想受些洋教育，将来做生意好和租界的洋  郑正秋人打交道，谁知教出个目无尊长的“逆种”！这种书不能再读了，还是早点到生意场中去磨炼。主意已定，任凭郑正秋怎样哭诉哀求，郑让卿都不让小正秋再跨进他视为“虎狼”的育才书院校门了。
——这是发生在郑正秋身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封建伦理观最初的抗争。表面上，一家之主的郑让卿“胜利”了。然育才书院教育的影响却贯穿着郑正秋的一生。可以说，郑正秋的民主主义思想，自此奠定了基础。“官商门庭后继有人”郑让卿，广东潮阳成田上盐丁村人。他以光绪间顺天府试进士第三十一名的资格，当过江浙盐运使，后调任三穗知府。他的父亲郑介臣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之际来沪经商，开了家郑洽记土栈（鸦片批发栈）而成巨富，早年上海潮州会馆发起人之一。郑让卿是他第二个、也是最聪明能干的儿子。郑让卿三十岁上久婚无子，经友人介绍，在众多候选的男孩中选中他认为将来会大有出息的一个，抱进家门为螟蛉子（义子）。时值秋高气爽，因取名正秋，又按潮阳老家的排行，为孩子取字“芳泽”。这个生于1888年12月24日的上海小男孩，从此入了广东潮阳籍，在优裕的官商家庭中生活成长。
小正秋3岁了。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母亲张太夫人带正秋回到上盐丁村祖居。老家美丽的田园风光，生活风情，婚丧习俗，家祠私塾的学习经历，以至独具特色的潮州音乐，潮州戏曲，处处令小正秋既新鲜，又激动，留下一生难以忘怀的印象。
两年后，小正秋随母亲返回上海，受教于嘉定人庄乘黄。在庄老师的点拨下，小正秋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练就一手好字，思想上更深受老师不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影响。一年以后，10岁的小正秋带着庄老师的口授心传，进了育才书院。
这期间，家里添了个弟弟郑正冬（后由郑正秋为之改名正栋，哥寓了他希冀弟弟来日成为国家栋梁的愿望）。正冬是父母亲生的孩子。小正秋不久便感受到自己和弟弟在家庭中位置的区别。敏感而聪明的孩子显得早熟了。
正秋从小体格嬴弱。气急、腰痛成了久治不愈的痼疾。当官却无知的父亲为减轻孩子病痛，横下心让他服鸦片止痛。从此，鸦片烟毒渐渐侵袭了小正秋全身，形成难以抗御的毒瘾。也是14岁那年，一位西医诊断小正秋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结石。经治疗，结石似已排出体外，可心衰依旧，还多了个咳嗽、多痰的毛病。43岁就过早辞世的郑正秋，一生就在和疾病的斗争中，以过人的精力，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
父亲领着14岁的小正秋来到郑洽记土栈，让他熟悉土栈业务，认识四方商贾。就象在书院是个受尊敬的好学生一样，渐渐地在土行小正秋也成了里外受欢迎的“少老板”。郑让卿暗自得意：不去书院来土行这一着，走对了。
可是，“读书”仍然是小正秋心中最最解不开的情结。学校去不成了，只有自己找书看。什么《再生缘》、《推背图》、 《左氏春秋考证》、《三国演义》，乃至戏曲唱本，逮着什么看什么。家里的书看完了，上街买书看。书摊上琳琅满目的各式图书打开了小正秋眼界。他渐渐有所选择了： 《警世钟》、《西太后》、《扬州十日记》、《革命军》、《大革命家孙逸仙》……，书海遨游，郑正秋仿佛进入了个广阔、崭新的世界。每日里土栈归来，就一头栽进书海。他没日没夜，读着，思考着，学识长进了，眼睛却坏了。鼻梁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早熟的孩子又平添几分老成。
读书之余，郑正秋还迷上了京剧，以至哪天没去茶园看上一场戏，吃饭也不香。他偏爱毛韵珂、潘月樵和梨园世家夏月珊、夏月润兄弟的戏，一来二去，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这再次惹恼了父亲。为使郑正秋远离他鄙视的“戏子”，郑让卿可谓用心良苦。先是，为17岁的郑正秋娶妻。可是儿媳俞丽君不但没“拴”住郑正秋，反倒也爱上了京戏。郑让卿左思右想，觉得儿子既不能一心一意经商，不如走仕途。他花钱在湖北张之洞那里买了个“候官”的位置，逼着郑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职。可现在的郑正秋已不再是五年前任由摆布的孩子了。他在湖北勉强耽了近两年，深感“宦海茫茫，不可以居”，决定“洁身而退”再次从商。郑让卿苦心孤诣安排的“官商门庭后继有人”的计划破灭了。他很生气，却也无奈。
再次回到土栈，郑正秋还真用了番心思。他揣摩经商规律、顾客心理，确定他的“八字方针”：“以义为利，薄利多销”。一个“义”字，一个“薄”字，使他广交朋友，近悦远来。土栈生意比他父亲、弟弟经营时好了不少，短短两年，获利无数，少老板郑正秋的名声一时大振。可是郑正秋没有想到，生意场上多的是不义之人。善良正直的他缺了这份警惕，就得摔大跟头—一些奸猾之徒利用少老板的信任胡作非为，土栈亏损数万。郑正秋（可能也包括郑让卿）最终明白了：他不是经商的料。他把土栈交给弟弟正栋，自己钻进钟爱的戏曲中去。剧坛奇才摆脱了商务，父亲也不再干扰，郑正秋沉醉在戏剧世界里，就如蜜蜂进了花丛，左右逢源，可供采撷、思索的东西，目不暇接。他发挥自己善于模仿的长处，学习孙菊仙、汪笑侬、谭鑫培等名伶的唱腔，最终达到声、神俱备，惟妙惟肖的程度。戏看得多了，对剧目、对演员的表演也有了想说的话。在友人夏月珊的启发下，郑正秋开始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为题，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
当时的中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上海滩上各种报纸风起云涌。然郑正秋最喜欢的，是一份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这是同盟会会员于右任自日本回国后，继1909年5月创办《民呼报》、《民吁报》之后的第三份鼓吹反清反外侮的革命报纸。《民呼报》发行仅3个月即被迫关门。继之而起的《民吁报》面世才一个多月，于右任即遭逮捕，报纸被勒令停刊。可于右任方一获释，又于翌年办起了《民立报》。《民立报》言论之激烈一点也不亚于前二报，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已顾不上再管它了。郑正秋由衷地认同《民立报》的观点，尤其心仪于右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丽丽所戏言》送到《民立报》，也见到了于右任。可正忙于发稿的于右任，一句“敝报自创立以来还没登过这方面稿子”，无疑是对郑正秋的一盆兜头冷水。郑正秋怏怏归去。
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于右任的亲笔信：“正秋友：大作已经拜读，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见报。祝贺你，剧坛奇才，一鸣惊人！”年长郑正秋12岁的于右任也万没想到，这封发自内心，真诚肯定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信，竟使他当了一回伯乐，为中国早期话剧事业和电影界送去一位开创性人才。
1910年11月26日，署名正秋的长篇评论《丽丽所戏言》开始见报。《戏言》开宗明义指出戏剧的教育功能：“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指出演员的文化素养、思想品德直接关系到表演的水平—艺品系于  郑正秋人品。在具备一定的戏曲表演手段的前提下，人品高尚的，艺品也自高。《戏言》于剖析、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声调、唱工、说白、做工的同时，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一一分析评论，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长所短。《戏言》的发表在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誉满众口，传诵四座”，不少艺人从中深得启发、教益。有的研究者称《丽丽所戏言》“是我国现代剧评的滥觞”是很确当的。
生活掀开崭新的一页也是由于《丽丽所戏言》，“自创立以来还未发表过类似稿子”的《民立报》，自1911年2月起正式办起了戏剧副刊。郑正秋应于右任之邀担任戏剧副刊主编。这位主编从确定刊名《民立画报》到组稿、写稿、编辑，以至版面设计都一手包了。于右任不仅以郑正秋为戏剧的内行，而且从对他的了解中视为革命的同志，对他给予了最大的信任：“你会干得比我还好。”从此，郑正秋的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纪念郑正秋
今年1月25日，是郑正秋先生的百岁冥诞。七十六年前的1913年，他在上海为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部短片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先驱者们走过来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从引进、模仿、尝试到创新，正秋先生对新生的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铭记的。 我认识正秋先生是在1932年8月，在明星电影公司和他共事也只有短短的三年，但他是一位能自编自演的文明戏名角，以“言论老生”驰誉上海，则是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知道了的。我在《懒寻旧梦录》中写过对他的第一印象：“张石川的魁梧和郑正秋的瘦小，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张石川有点老板气派，而郑正秋则不像文明戏演员，举止谈吐都像一个很有涵养的书生。”三十年代初，文明戏已经衰落，也的确演过许多低级庸俗的戏。因此，当时的新文艺工作者都对文明戏的庸俗无聊和宣扬封建伦理有强烈的反感，但是和我们同时参加明星公司的钱杏邨（阿英）却有不同的见解，他是研究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专家，就在我们认识正秋先生之后不久，就一再对我说：对文明戏不要有偏见和成见，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是排满的、爱国的，是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寡妇守节、虐待婢女的，是为平民百姓鸣不平的。阿英告诉我，辛亥革命前，正秋先生就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上写文章，不仅提出过：“剧场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也”的主张，在表演艺术上，也是很有功力的。他编演过《秋瑾》、《革命痛史黄花岗》和《蔡锷脱险记》等等，都是紧密地为民主革命服务的。1935年正秋先生去世之后，欧阳予倩先生也对我说过：郑正秋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作为文明戏的“言论老生”，他可以面对观众发表长篇“言论”，铿锵有力，娓娓动听，他能让全场观众鸦雀无声。
为了学习，我从明星公司调看了正秋先生自编自导的《孤儿救祖记》。接着，又在1934年春看了当时轰动  郑正秋影坛，在上海连续放映了六十天的《姊妹花》，这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一部划时期的杰作、记得洪深先生写过一篇影评，说《姊妹花》是一支冲破严冬冰雪的新苗，是一颗为国产电影扫清道路的炸弹（大意），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垄断了中国市场，占发行量的百分之九十，当时的进步青年和“高级华人”是很少看国产影片的。《姊妹花》放映之初，也曾受到过左翼影评家的批评，但是不仅上座率和票房价值支持了它，一次由石凌鹤主持的座谈会上，还是对这部雅俗共赏的国产片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有人认为《姊妹花》和正秋先生以前拍的《盲孤女》比，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正是正秋先生的一部新旧交替的作品，旧的伦理观念还没有清除，而新的社会意识则正在萌长，作者开始用穷人与富人的阶级观点，来说明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劣的根源了。
也是为了学习，有一次我问他：要拍一部好电影，既要有意义，又要受观众欢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编剧、导演，还是明星？他回答说：都重要，但是我的经验是，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要记住两点：“一是情理，二是分寸”。这几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启发很大，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地宣传过他的这一观点。 正秋先生出生于潮州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父亲还给他捐过官，但他却深深地爱上了戏剧、电影，一生视富贵如浮云，他青年时期受过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但是他爱国，他同情弱小，他不断地追求进步。“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他的进步是很显著的，1933年10月，他参加过一次欢迎国际反帝大会代表的集会，田汉写的《影事追怀录》中有一段记载：“我曾怂恿严春棠作东道主，在新新公司酒楼举行过欢迎马莱、古久列的盛宴。……席间由严春棠、郑正秋、卜万苍致欢迎词，继由马莱爵士致答词，他首先说明此次来华之意义，然后谈到东西方被压迫民族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古久列（注：法国共产党作家，《人道报》主编）致词，他慷慨激昂地陈述全世界热爱和平，不愿做奴隶  左郑小秋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必要，……马莱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看到租界上的巡捕可以任意殴打黄包车夫，为什么黄包车夫不起来反抗，旁观者也熟视无睹？大家公举郑正秋作答。郑首先说明，由于清末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才有今天的租界，在深重的内外压迫下，车夫们的生活很苦，但是中国人民也不是不反抗的，1925年的五卅南京路事件，就是一个例子。马莱爵士对郑的回答表示满意，并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向英国上议院提出抗议。”
这件事足可以说明，到三十年代中叶，郑正秋先生已经不是他自称的改良主义者和中间派，也不只单是一个名演员、名导演，而是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了。不幸的是天不假年，《姊妹花》问世之后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秋先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他为戏剧、电影事业艰辛地奋斗了几十年，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过妥协，也有过突破，但是终其一生，他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是始终不变的。他乐于助人，乐于提拔新人，也是始终一贯的，中国电影界的两位杰出的导演蔡楚生，沈西苓和新剧小生林雍容都受到过正 秋先生的青睐和帮助。我记得楚生同志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初到上海的时候为了糊口，在电影厂当杂工，当临时演员，后来知道正秋先生是他的同乡，就在一天深夜冒昧求见，对这位前辈但陈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意见。完全出于意外，这席话竟受到了正秋先生赞赏，慧眼识英雄，当晚就决定让他当了自己的助理导演。沈西苓在艺术上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而在人际关系上却被认为是“怪物”和“弱者”，要不是正秋先生的支持，在天一公司受过排斥的他，是不可能在明星公司当上独当一面的导演的。
正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可能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我还要再说一遍：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做的贡献，将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铭记的。
作品荣誉
获奖情况及主要作品：编导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　《小情人》（1926）
《一个小工人》（1926）　《血泪碑》（1927）
《杨小真》（1927）　《二八佳人》（1927）影片封面(6张)
《黑衣女侠》（1928）　《侠女救夫人》（1928）
《血泪黄花（上集）》（1928）　《刀下美人》（1929）
《血泪黄花（下集）》（1929）　《战地小同胞》（1929）
《桃花湖》（1930）　《红泪影》（1931）
《玉人永别》（1931）　《自由之花》（1932）
《春水情波》（1933）　《姊妹花》（1933）
《女儿经》（1934，有洪深、张石川、沈西苓合作）　《再生花》（1934）导演故事片《梅花落》（1927）　《白云塔》（1928）
《碎琴楼》（1928）　《热血忠魂》（1935，与张石川、徐欣夫、吴村等合作）电影剧作《滑稽大王游华记》（1922）　《张欣生》（1922）
《掷果缘》（1922）　《大闹怪剧场》（1923）
《孤儿救祖记》（1923）　《玉梨魂》（1924）
《苦儿弱女》（1924）　《好哥哥》（1924）
《早生贵子》（1926）　《盲孤女》（1925）
《上海一妇人》（1925）　《小朋友》（1925）
《最后之良心》（1925）　《挂名的夫妻》（1927）
《山东马永贞》（1927）　《侠凤奇缘》（1927）
《车迟国唐僧斗法》（1927）　《大侠复仇记》（1928）郑正秋作品电影剧照(22张)
《火烧红莲寺》（1928）　《美人关》（1928）
《女侦探》（1928）　《新西游记》（1929）　
《倡门贤母》（1930）　《恨海》（1931）表演《滑稽大王游华记》（1922）　《掷果缘》（1922）
《苦儿弱女》（1924）　《诱婚》（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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