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莆田乌白旗械斗
百科名片
乌白旗械斗是莆田近代农村曾发生过的一项重大事件，它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事件发生之初，它曾经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据新编《枫亭志》载：“道光十八年（1838），发生乌、白旗会众械斗，乌旗派信仰玄天上帝，白旗派信仰圣母娘娘。”查乌、白旗的缘起，因乡民奉祀玄天上帝，造有七星黑旗，其俗呼黑为乌，故称乌旗。若遇两乡争斗时，乡民持七星乌旗出阵，指挥得胜。败者则用圣母娘娘的白裙挂在长竿上以抗制之，遂成为乌、白旗派别之始。
封建械斗的社会根源
封建械斗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但反动统治阶级往往引用过去史书上所说的“闽粤人，俗好攻击”或“闽粤入相攻击，固其常”等一些话，说械斗是闽粤人的天性，一若闽粤人一生下来就喜欢械斗似的。如官僚地主阶级分子邑人涂庆澜就曾说： “莆田县民俗蛮悍好斗，近年日甚”。另外一些人还引用了莆仙民间传统的“掷石之戏”作为论据来证明械斗也是莆田人的习尚。
莆田仙游的沿海地区如莆之灵川、兴幅、武盛、奉谷和仙之慈孝、连江、香田等里，龟年农历正月初二日至初匕日，群众结集海边，事先在指定的地点，搬运了圆卵石数百堆，到期儿童丁壮，分成两队，以石头相掷击以较胜负，谓之“掷石之戏”。他们掷石头的工夫很巧，能够志眉中眉，志目中目，志额、颊中额、颊，百发几乎百中；就是躲避的工夫也非常巧妙，站立的地位不怎么移动，只要跳一跳，闪一闪，就避过去。这种危险的游戏，乡里的耆老不之禁，且喜聚观，当看到自己的一方不能取胜时，则色愠技痒，亲自参加。斗时虽偶负重伤，亦隐忍不言，甚至死而无怨，盖恐风声一传播，为对方所嘲笑。如果一方抵敌不住，给对方冲跑过来，田里的庄稼，就会全被糟蹋。这种“掷石之戏”，解放前二三十年，某些地区有时还沿袭举行不辍。按《宋史》，南宋之末，兴化军有“石手军”之设，这种“掷石之戏”，舆宋时的“石手军”或许有若干关系，可能即民间平常练兵时的一种实况。但说封建械斗导源于此，不是正确的看法甚至是有意识的歪曲和敷会。
实质上，封建械斗是反动政治产物，它的发生，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在反动统治的旧社会里，一方面，剥削阶级里的基层当权派，他们不时为了争夺权利和地位而产生了内部矛盾，经常鼓动、欺骗和驱使本基层统治下的群众来为他们利益的争夺进行械斗，这是械斗发生的原因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因长期忍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无情的政治压迫，求生不得，救死不遑，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黑曙的奴隶生活下，有时不免带来了一些“自私”、“狭隘”和“浅见”等不良性格。这些不良性格导致了不少社会交际和生活接触中争端的产生。争端有时虽甚错综复杂，究属内部问题，本可通过协商进行解决，言归于好。但是在旧社会里，上则统治者，下则封建把头、恶霸、流氓等，他们对群众的这些争端，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利用争端，在"权益”、祸辐迷信、家族“荣誉”或地域观念等的借口下，对争端的双方极尽教唆，挑拨、操纵之能事，使争端扩大和复杂；加上反动政府和地方派系，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这些争端的扩大和复杂，直至酿成械斗，发生命案，然后从中勒索、敲诈。另外，特务、讼棍、土劣以及一些职业的和事老（郎所谓公亲），则更幸灾乐祸，推波助浪，乘机与封建头子或反动官吏勾结，互相利用，共同分赃。我县械斗所以连续不绝，这是主要根源，因此，我县有械斗事件时，从表面看，参与的双方虽然都是—般农民和若干城市手工业者，但其实质，也是剥削阶级进行其罪惑活动的方式之一。
乌白旗的来历
我县的民间封建械斗，随着反动统治的长期延续，当是史不绝书的。只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多方掩饰和诬蔑，有关这类事件的记载不多，从文献来看，早在十二，三世纪南宋时代就有了，南宋邑人刘克庄（号后村。1127——1279）在其《致郡守杨编修》一书里就曾经提到：“莆之民惇兵脆，本无强悍。迩来官府姑息，小小争端，不分曲直，而惟党聚之为畏，安坐拱手，养成啕嚷叫呼之骄，—夫奋跃，百夫持挺而趋，不特尺籍伍符然也。田里之间，骎骎有之矣。”（《后邨先生大全集》卷1 3 0）
刘克庄的这一段，除使我们知道早在十二、三世纪时我县民间就有械斗的发生外，也谈及统治者对民间“小小争端”抱着“安手拱坐”的态度，这多少揭露了械斗发生根源的本质。
乾隆《莆田县志》里，也有一则明代的材料：“宏治十二年，夏秋冬三时不雨，民至无水可食，南北洋争水，有操戈相杀者。”（《县志》卷三十四《祥异》）
这是因争夺水利而发生斗械的一条例子。降至近代，则有乌旗和白旗械斗；铳会和刀会的械斗。
至于我县乌白旗的来历，则始于清道光十八、，九年（公元l838、39年）左右。邑人陈池养在《兴郡剿捕事宜》一文里写道：“兴郡之有乌白旗，始于道光十八、九年，迄今凡十五、六年。其初随处联各小乡与大乡斗，渐联渐多，而大乡亦复相联系。至道光二十五年，仙邑香（田）、连（江）、慈（孝）三里联结大斗，旗分黑白，而乌白旗之名大著。自是后与乌旗合者为乌旗，与白旗合者为白旗，从五十里，横几百里，互于莆仙之间，战争不息。”（《慎余书屋文集》卷一）
清施鸿藻的《闽杂记》里也有一则资料说：“仙游洋寨村舆溪里村械斗，洋寨有张大帝庙，村人执庙中黑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白旗领斗，亦胜。由是二村相械斗，常分执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乌旗尤强；其俗呼黑为乌，故曰乌旗。”
这二则记载，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莆田乌白旗的来历和年代。
引起乌白旗械斗的争端
乌白旗械斗，近百多年来，大大小小，无虑万千；引起乌白旗械斗的争端，则可归纳为下面几种：
①墟集：村市为墟。莆之西天尾、黄石、笏石、江口、北高各镇都是墟集处所。墟场权利如摊规秤、搬运费、澳头租等的收入，常为各当地巨乡大姓流氓地霸所占，彼此间分配不均时，常起争闹；争闹得不到解决，各趋极端，就鼓动群众械斗以泄愤，时起时伏、历久不休，例如西天尾镇为广业里箩篾制成品及竹、木炭等日用品输出的集中地，一切墟埸权利，向为附近的洞湖村李姓所独占。光绪二十八年，洞湖村发生鼠疫，人口死亡过半，势力衰微，久受洞湖村巨姓欺压的后卓村、姹兜村，乘机出争墟场权利；洞湖村以力有不及，难操胜算，连结下亭、太洋、顶墩、延寿等白旗村，向后卓、诧兜挑战，后卓、诧兜二村连斗皆北，亦连结霞尾村，南郊村及龙山七境等黑旗派与之抗衡，势均力敌，械斗拖延二、三年始调解和息。
如早年黄石镇的塘头村，沙坂村，东井村，塘尾村的连乡械斗，江口镇的郊上村同江口镇小商人械斗，也是为争夺墟场权利而起的。
又如涵江镇的下徐、延年二村，为争夺海运起卸权利而争衅。涵江自开为轮船口岸后，进口货物日增。在昔涵江商权，向操在下徐村的三黄（瑞裕、大同、泉裕）手里，轮栈设立，都开设在下徐村，所以货物起运权利，久为下徐村所独占。民国四年，延年人赵十五，经理沪轮“国民号”，设轮栈于延年，延年群众想争该轮起卸权利，下徐不允，遂生械斗。其后下徐连结塘头、都邠等村；延年连结卓坡、码头等村，时常争吵，到民国十年，再度爆发一场械斗，延年村斗毙一人，双方各伤十数人。继而接近下徐村的八铺（后度、宫下、苍前、孝义、下洋、铺尾、宫巷、顶铺），加入为黑旗派；同延年村毗隣的六会堂（马尾，楼下，新桥、宫口、前街、青年），加入为白旗派，在涵江市心混战，全涵为之罢市十多天。
②船渡问题：莆田平原，为木兰溪划分为南北二洋。两洋交通，除宁海桥外，其他各渡口都设置渡船，供行旅过渡（俗称过江），过渡的地点有三江口、镇前、西洙、东阳、港利及土坂等处，渡船或为—乡所共有，或为一姓所独占，或为连乡所共同经营。如他乡另辟渡口，兜揽客货，就能引起械斗。莆田平原沟渠纵横，除木兰溪有渡口外，其他沟渠亦有。渡船初设时期，这种纠纷，几无地无之。
③沙田问题：沿海的灵川、武盛、奉谷等三里，某些海岸上升的地段，海滩绵互数里或十数里，附近乡民往往种植盐草于海滩上，获利甚厚；经过三数年后，成为子田，报官完税，划归私有。巨乡大姓，恃强凌弱，姿意侵占，讼不得直，发生械斗。往往由于一二乡肇事，终至祸延全里，沿海地区的械斗，多半由此而起。
④垦牧问题：在封建统治社会里，农民从事生产，多为个体经营，农民自私自利比较浓厚，常有盗耕牛，争水草、夺水陂，侵间田，占山地、摘果实的小斜纷发生，成为酿成械斗的导火线。如一九一一年松坂村因盗摘龙眼果实，同乡刘柯两姓同萧陈两姓发生激烈械斗，祸延经年，两方斗毙人命二十人，轻伤重伤的百余人，萧姓临阵俘获柯姓男子一人，就地把他斩首，砍断四肢示众。沿海临近内港地区，亦常因种植蛏、蚬等发生械斗。
⑤水利问题：水利的兴废，关系农田丰歉收成甚巨。历代劳动人民，兴修水利，挖塘浚浦，取塘浦土壤，筑堤捍水，塘浦高，水流易畅，堤岸高，低田不潦，早年有所取水，涝年不致成灾。事半功倍，一举两得。旧社会统治者昏庸腐朽，不能作统筹兼顾办法，为人民规划万全，一任群众自已去做，此疆彼界，互不相让。甚至对他人兴修水利，非理阻挠；或借口风水迷信，挟众破坏已成之工程。更有在上游堵截溪水，不使下流，致低田无从得水，发生争执，上下流各乡，引起械斗。相传宋末莆田发生大早，九里洋（今石庭至江口一带平原）各乡因争南安陂水源，发生过激烈的械斗，田园荒芜，道路为阻。时值贾似道谪配南下，道经其他，探询之下，代为调解，他分水源为八道，使各乡咸沾利益，至今人们称这八道水流名曰八卦水。这是宋代因水利争执而发生械斗的传说。明代时，白杜村居使华陂上流，早年时常筑堰堵截溪水，不使下流；陂下各乡，需陂水灌溉田亩时，要付白杜村相当的代价，白杜村人居奇刁难。万历三十一年受早，陂下各乡群众，拥至使华陂开堰放水，白社村出而拦阻、发生械斗，死伤甚多。后知县蔡继善认白杜付缺理，禁止白杜村卖水，一面令陂下各乡群众聚石浚陂，以旺水源，至清雍正间又重修一次。但白杜村部分群众，对陂下甚防护，时盗窃陂石，致陂遭损坏，涝年泛滥成灾，旱年涓滴不流。每遇旱年，下流各乡，必发动群众，前往修陂，亦动因细故发生械斗。
⑥蒸尝：封建社会宗法观念极强。各乡大族都有祠堂，始祖称大宗，支派称小宗，置蒸尝田，收租以供祭祖修祠扫坟之用，积累添置，有达数百亩以上的。后因族众愈多，族中出现把头，恃势欺凌隣乡、外姓；亦有人房霸占小房蒸尝。如清江乡周姓宋姓，某些宗法头子恃蒸尝丰厚，时欺凌隣乡或同乡小姓，小姓不堪其扰，连合向两姓斗争，自明迄清，时有发生。再如一九四九年上郭村同北港付的械斗，两乡、都是姓郭的，原属—派，上郭村房大丁旺，霸占了北港村应轮的蒸尝；北港村郭姓族人，以历代受上郭旺房欺负，不甘再受屈辱，乃连结附近霞江、都邠等乌旗，同上郭械斗，践毁农作物果树无算，斗毙人命一条，伤数十人。上郭村后用钜金贿赂匪军陈维金伪团长，派队镇压，北港村被勒去多金。
⑦迎神赛会：封感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愚弄人民；人民迷信宗教，积重难返。农历春节，吾莆各村普遍举行春赛，秋节举行游会，舁神像游行境内，佐以扮装的故事，马队、旗队、铳队，备极热闹。游行路径，乌白旗双方区别甚严，不能越境一步，如果稍为越出境界，势必引起纠纷，发生械斗。亦有在中途设伏，遇对方队伍越境时，开枪拦截，爆发械斗。如北路霞尾乡七境，农历正月抬所奉祀的昭君神像游行七境，后舁大观山设醮酬神，游行时经淡头村边境，定要越境数十步，认为对本乡有利，但淡头乡对其越境，则认为大不利。监视甚严，见其越境数武，群起噪逐，械斗随朗爆发。事起仓卒，数年必发生一次。因迎神迷信的争执引起械斗的几于每年都有。清中叶邑人郭籛龄的《吉雨山房文集》卷二中有《记神哄》一文， 记述了某年正月十四日广业里的萍湖和溪南两村迎神赛会时两村降神之童相斗的事件，可见因迎神迷信而引起的械斗较为经常。
⑧龙舟：邑境临水乡村，多备置龙舟；大的乡村，还不止一艘，端午节及其以后，农事正暇，常举行龙舟竞渡，乌白旗乡的龙舟集于一处，游弋时一有机会，便互相竞赛；胜者眉飞色舞，败者垂头丧气，不慊于心，往往借故生事，械斗立时发生。另—种启衅原因，是各乡互请龙舟挂红，同派乡村有新置龙舟或把龙舟重新修缮，必请共划至本乡挂红庆贺，犒以酒肉，以示亲善。龙舟划往时，经过非同派乡村时必须偃旗、息鼓而过，否则必遭拦阻截击，往往酿成械斗。1936年淡头村请延年村龙舟挂红，经过乌旗的南沟村，龙舟上金鼓齐鸣，呼噪声震天地，南沟村认为延宁村龙舟故意挑衅，全村发愤，将延年村龙舟包围击毁，殴伤划舟人众。消息传播，白旗派如淡头、下亭、大沟、顶墩各村，争出援救；南沟村亦联结霞尾、四亭、莘沟乌旗各村抵御，械斗多日，事态日益扩大，乌旗派斗魁林宪文，白旗派斗魁陈卑二人，发号施令，推波助浪，北路一带陷于混乱。后来军队前往弹压，黑白旗派头子林宪文、陈卑二人被拘罚款，风波始告平息。旧社会里因龙舟竞渡而引起械斗的事例很多。明弘治《兴化府志，风俗志》亦曾谈到“龙船竞渡”常引起“斗争词讼”。
⑨迷信风水：在过去封建社会里，群众迷信风水，营坆盖屋时尤盛，坟墓房屋地址的选择，方向的确定，往往会被有关的乡村认为对其村风水有碍，发生争端；争之不已，就引起械斗。1934年北路后坡村，因修浚渠道，向邻近的顶上郭山开采石头，顶上郭地霸郭松岩，藉口伤害祖坆风水，鼓众同后坡村械斗，历时数月，毁损农作物百余亩，又贿赂伪军派队镇压，后坡村被匪军队骚扰并勒罚千余金。
⑩调戏妇女：如清季某年，江口东岳观举行迎神赛会。驻驾塘头村的东庭宫；四方妇孺往观者不少；塘头村个别不良分子，乘机调戏石庭村妇女，事后两乡互相掳殴，引起械斗，自冬至春，死伤甚众，乌白旗各乡相继加入，田园废置甚多，损失殆难数计。因观剧、看热闹而调戏妇女引起械斗的例子亦多。
乌白旗械斗的后果
莆田的乌白旗械斗，断断续续，村村处处，时起时伏，连续达百余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次械斗时人民生命的死伤，财产的损失，生产的破坏，是难以估计的。后果之惨，连统治阶级也不自讳言，现转录有关资料三则，以见一斑。
“莆田县民遇有争竞，动辄连结乡村，置枪炮、请教师，成群挈队，多至千人，少亦数百，对敌交锋，至于斗毙多命而不悔。……闻本年春间，该县东路笏石以下各区乡械斗，致毙数命，报官不办，遂致蔓延四处，群相效尤。于是北路则有九峯中沁至霞圾沟上等村，共斗毙数十命；南路则濑溪顶至华亭埔头等村，共斗毙数十命。惟西路广业常太二铺稍见静谧。其最甚者，东路笏石以下数十乡如五虎，六狮、东汾、东蔡、朱寨等处，现在无日不斗，无斗不毙，尸骸枕藉，共见共闻，而地方官安坐衙署，若罔闻知，计自入春以来斗者数百乡，毙者数十命，祸亦烈矣，绝未闻有办一斗案、拿一枪犯、惩一凶徒者。现在南路接连仙邑一带，黑白旗匪又起，闻在濑溪顶竖旗插盟，啸聚千余人，勾引斗乡奸民入会，羽党四出抢劫虏掠，九里洋大路各处道途梗塞。”（涂庆澜：《荔隐山房文略》卷一《请饬办莆田械斗摺》）
“兴民聚姓而居，或聚数姓而居。聚之既久，强弱之势相等则竞，不相等则凌，其竞而群争而斗至于死，官以法治之则帖。乡之大者，每凌其附近小乡，无事攘之，有故夺之，至于伤而死逼而死，官以法治之而帖。……道光以来，法既稍宽，官亦不守其法，惟利民财；，有斗不问，酿成命案，则临其乡，按其家之高下而取盈焉。其生事害人者反脱身事外，弱无所诉，因而联乡。即同居一乡而姓相联；同为一姓而小房相联。于是或合数十乡而为—，或分一乡而为二，斗经岁月，死不报官，此械斗之风之所以日长也。斗之既亟，制火器、购铅药，所费不赀；伐树木、芟禾稼，焚房屋，所残败不少。其非理杀人也，或为王法之所无，乃辱及妇女、掘及冢墓，仍勒取赎，则豺虎之不如矣。莆田江口一带及江口山内，涵江之沿海及倚山各村，壶山东南之大仑、硋灶及魏厝、林边、梁厝、珠墩、山前、南北渚林一带，平海之奉谷武盛二里，在在堵斗，或有偶息之处，几无不斗之时，今且及于壶公山前及南北两及广常二里矣。”（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一，《窃叹》）
“地虽分为南北二洋，民几分为乌白二姓，凡此皆十二地霸主党其间。其约纵连横也，无异于苏秦张仪；其设伏战阵也，无异于孙膑吴起。其召兵助战也，较捷于军书羽檄之纷驰。外倚恃乎贵势，内结好乎胥差，造恶获罪，莫甚于此。”（林兆粦：《禁除械斗议》）这些反动地主阶级分子所写的材料，对乌白旗群众进行许多歪曲和诬蔑，其中所谈械斗时群众生命的死伤，生产的破坏，财产的损失，均可作为反面材料说明械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中特别应注意的如陈池养所说的：“官不守其法，唯利民财，有斗不问，酿成命案，则临其乡，按其乡之高下而取盈焉。”和林兆粦所说的“凡此皆一二地霸主党其间”这些话，正是反动派流露实情，供认罪状，倒可说明械斗的发生，不但给官僚、地主、土匪、恶霸、地方派系所利用，而且还为他们制造敲诈勒索人民群众的机会，使老百姓受到更大的灾难。
地主恶霸等是农村中的当权派，对农村中的纠纷和械斗，往往从中鼓动，他们对内有发号施令之权，对外有代表本乡向外交涉联系官府之权，翻复云雨，予取予求，从中渔利，唯恐天下不乱。这些鼓动械斗的人，过去称为斗魁，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就各乡斗案的因果群加细察，内中有入，呼之欲出，事实昭彰，无足容讳。在南洋北面言之，例如东角乡的朱慕韩（劣绅恶霸，已伏法），陡门头的郑仲篪（劣绅恶霸，已伏法），黄石的吴宗六（号少平，劣绅，已故），江东乡的吴廿八先（地主恶霸，已故）及其子吴廿九先（号少棠，地主恶霸，已伏法），东华乡的陈维四（地霸，已故），余开卅三（地霸，已敌），后洋乡的方玉如（地主憨霸，已伏法）。北洋方面，例如霞尾乡的林宪文（劣绅恶霸，北路乌旗首领，已伏法），下亭乡的陈卑（恶霸，北路白旗首领，已伏法），吴刀乡的詹玉庭（地主恶霸，已伏法），涵江下徐铺的黄植黎（绰号“四罡爷”，江春霖女婿，地主恶霸，已故），延年铺的陈阿舍珠（流氓地霸，已故），青年铺的吴文明（又名恶二，涵江六会堂白旗首领，流氓地霸，已故），保尾铺的刘吓阔（六会堂乌旗首领，流氓地霸，已伏法）。
封建官吏的办理斗案，向以罚巨款和勒缴枪枝为不二法门，没有枪枝的也可以用现款折价缴交。至于跟交斗魁，纯属官样文章，欺骗群众，瞒混上司，有时任意指定要跟交一二斗魁时，往往以巨款代赎必不得已必须扣押一二的，乌白旗双方，各雇替身，送伪县府押禁一个时期，期满释放，官府自然又可敲诈一笔罚款。被雇的替身多为地方上流氓分子，身居囹圄，优游自在；释放时也可得一笔很多的代价， 何乐而不为。所有“打官司”，“跑衙门”以及应付贿赂的钱，都是由当地当权的土劣地头等按人丁或“分数”向群众强迫分摊勒收的。
贪官污吏军阀勾结劣绅地霸特务藉口处理械斗向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的例子，如光绪朝知县徐承禧，是一个酷吏，他与当时绿营守备张进禄互为勾结；张系莆籍，咸丰三年以大流氓充任陈池养地主武装的头目，以镇压人民起义之功着升守备，管辖左右营勇丁千余人，他手下所用的千总把总外委，也都是当时南北洋地主武装中的中坚分子。张任守备二十余年，与反动官僚交结，利用办械斗而搜括人民的财富不少。又如民国初年，伪县知事刘荫榛，办理械斗案时则专门勾结劣绅郑祖勋（铭安），所有过付贿款等其他的人，不得染指。解放前匪军胡季宽镇莆时，则利用一些在乡伪军官、流氓特务、保甲长等作为爪牙，每乘械斗时，多方操纵，从中勒索巨款。
乌白旗在响应林俊农民起义军的作用
清咸丰三年（1853）永春林俊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闽中地区一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林俊起义军在闽中地区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时莆田群众在胜利的鼓舞下，特别乌白旗群众，经过林俊的起义军的组织教育後，也一致认识到官吏腐败苛民，应积极起来响应起义，共同对敌。于是纷纷起来迎接林俊民起义军，迅速向莆仙地区挺进，推毁各地反动基层统治，取得一系列胜利。虽然最后林俊起义军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下去，但莆田乌白旗群众在响应林俊农民起义军时的作用，是值得—记的。
林俊系于公元1853年4月在永春起义，所向披糜，连下德化、永春、大田等县。当这些县城不久又被清军攻陷后，林俊起义军得到了仙游乌白旗群众的响导，绕过险要的关隘白隔岭，推进到仙游城下，并在仙游乌白旗群众的配合下，攻克了仙游城，击毙知县黄曾惠和反动地主武装头子王捷南，造成起义军向莆仙进军的首次胜利。
林俊攻克仙游后，立即进军莆田，九月初在华亭对乌白旗群众进行和解和联络工作，初八日会师于华亭的霞皋，人数五千多人，初九日进攻莆田。当起义军对莆田的攻城战由于莆田地主武装勾结清军进行顽强抗拒正在难分难解的时候，另一支由林俊族弟林广带领的起义军又在仙游的枫亭附近配合乌白旗群众，对企图偷袭仙游县城的一伙清军进行截击，并击毙仙游知县黄际虞和参将周兆粦。这是林俊起义军向莆仙进军的第二次胜利。
九月末旬，林俊和乌白旗群众重新组织力量再度围攻莆田城，人数比上次更多，乌白旗群众主攻莆城的西南面。由于清军的顽强抗拒，攻城没有成功，只得在城郊地区对各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进行扫荡，给这些反动地主武装以有力的打击。
十月初旬，仙游东西乡的乌白旗群众又曾配合起义军，伏兵截击企图偷袭仙游城的一支二千清军，杀死带兵的参将瑞文和兴化府通判其昌。这是林俊起义军向莆仙进军的第三次大胜。
后来莆仙乌白旗群众虽因林俊的退军永春而失去了颔导和支援，但在咸丰三年年底清福建巡抚王懿德由兴化回福州时，“界尾、塘边等乡乌白旗又复滋事，屡败官兵。”（见沈储《舌击篇》，转引自福建通纪。清纪七》）
以上是莆田乌白旗群众在响应林俊农民起义军向莆仙进军时所起的作用。不难看出，乌白旗械斗虽是封建性的私斗，但其根源是由于反动政治造成的，械斗过程中他们本身所受的直接简接损失也是巨大的。当他们接受起义军的正确教育和领导后，他们是会觉悟起来，把私斗的矛头转向共同敌人，进行争取解放自己的斗争。乌白旗群众配合林俊起义军时所起的作用，陈池养向清政府所献的《兴郡剿捕事宜议》一文中，赤裸裸有所自白；我们从他所献的凶恶残暴的策划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对乌白旗群众的痛恨和惧怕到了何等的程度。
“此时兴郡用兵，应以剪除乌白旗为先。惟地形险阻，村庄基布，官兵单薄，进剿实难，而莆邑所雇乡勇（按：指反动地主武装），率皆临阵逃散，既无可用，郎南洋“义民”（亦为反动地主武装），着有功效，而裹粮景从，朝出慕归，必推官军为锋，不肯当先前进，抑亦不尽可恃。计维官军步步为营。择形势之地，排列陈伍，以炮攻其冲要之村，朝则出兵，暮则仍归城。俟其逃走，因而烧其村庄，焚其甘蔗树木，藩篱既拆，地面渐宽，可以安营，得进锄其桀骜之乡。”（《慎余书屋文集》卷一）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宋际春（耕柘），在其《绿天偶笔》里曾有一则论述当时的形势，一并录下，以见林俊起义时闽中地区乌白旗群众在斗争中的作用。
“我郡城雄固，又新修，攻必不易破，城中仓库久空，无大户，即拔无所获。前有大江之阻，后有中丞（按：巡抚王懿德）在泉之兵坐困，贼（按：指林俊起义军）若汰赢卒，缀乌白旗，自枫亭接华亭以疑我，我益征召，会城太虚、贼简乌白旗为五千，渡尤溪疾击会城；会城破，我师皆自乱，上下游之贼乘之，闽地非我有矣。即不敢遽击会城，而合乌白旗趋泉州，以与中丞决一阵，中丞腹背受敌，欲迎彼，虑小刀会（按：指闽南另一支起义军）乘其前，欲击小刀会，复虑彼挠其后。全闽倚中丞为安危，中丞师破，上下游之贼益披猖，闽地亦非我有矣。必欲窥我郡城。袭仙游后，乘我无备，不三日卷部疾来，城必陷；我出师遇复，士卒溃不可收，城中弛备，几自乱，贼若蹑其后，溃卒死者必多，城亦必陷，乃俱不出此。”
莆田乌白旗对反动派斗争，随着林俊起义军的被镇压而失败下去。宋际春这段笔记，是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事后得意忘形时的议论，以起义军的失算而自鸣得意，说明了当乌白旗群众响应林俊起义时形势对统治者是何等的不利，从而简接有助于我们了解乌白旗群众在当时的重要作用。
咸丰三年（1853年）春，永春县红钱会首领林俊起义，连克德化、大田、永安等县。五月，莆田缙绅陈池养主持设立地方武装“团练局”预筹对付。
八月二十四日，义军攻仙游，驻白鬲岭的清军参将瑞文逃往府城。在仙游乌白旗农民的配合下，林俊率义军攻克县城，杀知县黄学惠。改元“天德”，改仙游县为“兴明县”，以潘忠达署知县。
九月初，林俊联合莆田乌白旗农民5000人进攻府城，陈池养率团练配合清军守御，义军撤退。
同月中旬，清新任仙游知县黄际虞、游击周兆麟等率兵2000名自泉州进攻仙游，在枫亭受到义军和乌白旗农民的截击，清军大败，黄、周被击毙。
同月二十二日，义军和乌白旗农民再攻府城，遭到守军和新度人张尹仲率领的“南洋乡兵”夹击，义军撤回仙游，其中一路经濑溪时遭到当地举人许捷南所率地方武装的伏击，300人被捕牺牲。
十月初五，清参将瑞文、兴化府通判其昌率兵2000人自莆田莒溪攻仙游。在距城5里的凌坡被乌白旗农民伏击，瑞文、其昌均被击毙。
同月上旬，清闽浙总督王懿德调永安、厦门、兴化的清军三路围攻仙游，清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杀仙游乌白旗农民数百人。又袭击九座山，杀义军300多人。
同月十五日，林俊义军撤出仙游，退守永春。
同月，莆田界尾、塘边乌白旗农民多次击败官军。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初三，林俊到仙游盖尾与乌白旗首领朱三、陈尾再商举义。王懿德奏调重兵“剿办”。不久，朱三、陈尾被杀，林俊义军从此退出兴化。清军以清查林俊为名，把盖尾民居烧尽。
近百年来，乌白旗历次械斗记略
l、清咸丰三年（1833）华亭区（乡名无考）武举人许捷南与地霸吴头香二人各争雄长，鼓众械斗，许为白旗，吴为乌旗，械斗多月。
2、清同治年间（具体时间无考），东关外笏石以下数十乡联乡械斗，伤毙甚多。地方文武积习，畏惧不敢查究，民见告官不办，遂皆隐忍不告，官即佯若罔闻。必不得已派役前往谕止，勉强取具空结，粉饰了事，不旋踵而斗如故。
3、北关外九峯、冲沁、霞坂、沟上等村瞬乡械斗，斗毙数十 命，农作物损失难以数计。
4、南关外濑溪顶至华亭埔头等村械斗，共斗毙数十命。
5、东关外五虎、六狮、东汾、东蔡、朱寨等乡械斗，“无日不斗，无斗不毙，尸骸枕藉。”（以上四则见涂庆澜《荔隐山房文集》）
6、光绪三年（1877）正月十三日，广业里瓢湖附近浃漈村舆门前坡村因赛神演戏发生械斗。
7、光绪三年正月十四日晚上，广业里瓢湖村舆溪南村因迎神发生械斗。（以上二则见郭籛龄《吉雨山房女集》卷二）
8、光情六年（1880）冲沁村（白旗）和九峯村（乌旗）因水利和樵采发生械斗。冲沁村斗魁姚细妹三十联结乌旗各村围攻九峯村，焚毁屋宇十余座，死二人，伤十数人；冲沁村亦死一人，伤数十人。莆知县潘文凤派员前往止斗，冲沁村不听，围攻愈急。潘率楚军一营，星杨赶往冲沁村，阵获姚细妹三十，就地正法，械斗才停止。
9、光绪七年（l881），哆头村李姓（白旗）同郑姓（乌旗）因争海利械斗，双方联结外乡为援，斗毙数命，受伤甚多，焚毁屋宇十余座，毁坏海堤一段。知县潘文凤密令涵江巡检司李绍廉捕获斗魁李元一正法。继率队到乡，罚款数千元，勒缴枪枝二百余杆。
10、光绪二十八年（1902），西天尾附近洞湖村李姓同后卓村、垞兜村因争夺墟埸权利械斗，引起乌白旗联乡械斗。
11、光绪三十四年（19O8）十二月，东关外邹曾徐村同陈山村械斗。莆知县韩某会同楚军一营到乡止斗，日勒供给伙食共二百余元，后又罸款三千六百元，双方各任其半。统计兴斗以来，损失二万金。
12、十二月十八日，哆头村李姓（白旗）同洋中村（乌旗）长期因海利纠纷发生冲突，演为械斗，情况甚为激烈。
13、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八日，南关外三十六乡蔡厝陈许两姓械斗，击毁住屋十八座。至十二日斗未止。
l4、二月初三日，东关外赤岭村郑姓起盖住宅，同村蔡姓认为与其族风水有关，拒绝郑姓起盖，蔡姓族众强折墙基，因是发生械斗。砍菓树数十株，塞水井十口，拔除麦田百余亩。
15、闰二月十三日，北关外山兜村（白旗）同坂仔村（乌旗）械斗，互相砍伐龙眼三百多株，各受伤十余人。乌旗派的九峯、塘头等村助山兜；白旗派的冲沁、石庭助坂仔，续战十余天，死伤甚多，后由江春霖出为调解和息。
16、三月，北关外碗窑村陈许俩姓械斗，互相砍伐菓树百余株，拔除田苗十余亩。十四日下午激战甚烈，双方各毙一人，后经同乡施大犹（举人）邀四境耆老出任调解和息。
17、四月二十日，望江里洋中村（乌旗）同鉄灶村（白旗）械斗。原因是鉄灶村人在埔尾塔矫方面兴建砖瓦窑，经营砖瓦生产，洋中村人认为与其所经营的砖瓦业不利，出而阻挠，发生争执，酿成械斗。望江里曾方铺及塘头村助洋中村，哆头村、卓坡村助鉄灶村。时斗时止，至五月中旬犹未息，互拔蚕豆、稻谷各三百多亩。
l8、四月二十日，东关外吴厝村同姓械斗，吴厝村吴充同族人吴寿、吴开不和，时相构衅。吴充勾结铳刀会会徒夤夜拥至吴寿吴开家里抢劫，越二日，吴寿吴开亦率众击毁吴充住屋，双方各率子姓械斗旬日，互有伤亡，毁损农作物三十余亩。
19、四月三十日，东关外林滨村郭姓同姓械斗。林滨村郭玉与郭狼仔为隔房兄弟，郭狈仔诱奸郭玉弟妇，被玉捉获，殴辱一场。狼仔不甘心，结合铳刀会会徒击毁郭玉住屋，两房送生械斗，互相击毁住屋十余座，伤二人。
20、五月，东关外西黄村沈姓两房械斗。知县韩某于六月十九日率队至西黄止斗，拘两房民众十八人，押缴枪械一百五十枝，罸款千余元了事。
21、六月十五日，江口区下坂村同观后狮球村械斗。下坂村人上山筑坝，恃强取用狮球村稻草，因是发生械斗，双方各伤十余人。
22、七月七日，东关外银兜村同村械斗，历时十余日，十六日斗，毙一人。
23、七月九日，松坂村同崇圣宫各村落械斗。崇圣宫民众素以贩运柴薪为付业，妇女尤多；经松坂村时常受该村恶少侮辱，愤不能平，因之发生械斗。
24、宣统元年七月，平海区冲沁村石埕与财主房械斗，历时月余，互有死伤。
25、同月，蛾颠村同村械斗，三十余天未息。
26、同月，东关外澄港村因海利争执，同本乡虎头角械斗。澄港村结连黄岐村刘姓，围攻虎头角，近邻码头、南坂、蔡厝各村亦加入战斗。斗毙三人，重伤数人，轻伤无数，拔除番茹百余亩。
27、同月二十三日，东关外清江村（白旗）同洋城村（乌旗）械斗。清江村龙舟戈经洋城，被洋城村小孩用石头掷击，清江村认为洋城无故惹事。事后清江村截殴洋城村商贩数人，两方遂生械斗。斗伤二十余人，除稻田数十亩。
28、八日初四日，江口区东施、埔埕、下埕埔（乌旗）同石庭村（白旗）械斗；毁石桥二座，拔除稻田数十亩。
29、九月初十日，北关外溪头村（乌旗）人盗摘延寿付（白旗）龙眼果实，延寿村索赔过巨，溪头村负担不起，表示拒绝，相持不让，遂发生械斗，历时数天，延寿村斗毙一人，互砍菓树百余株。
30、九月十一日，江口观后狮球村同下坂村又生械斗。先是本年六月间观后狮球村同下坂村械斗时，虽然公亲和息，但下坂村对赔偿狮球村的医伤费延未交清，下坂民众上山樵采，为狮球村人殴辱，因之再起械斗。狮球村斗毙一人，被拔除农作物三十余亩。
31、宣统二年十一月，东华村（乌旗）围攻龙华村（白旗），江东村、清江村（白旗）、洋城村，下江头村（乌旗）等均参加械斗。白旗的龙华村为一小村落，仅三十余户，但地居乌旗派各村的中间，对乌旗各村的联络起阻碍作用，乌旗派视如眼中钉。适东华村人到龙华观剧，因细致为村人殴辱，激怒东华村，十一月某日天微明，东华村组织了一批斗徒约三百多人，突击围袭龙华。该村人方在酣睡，趋避不及。东华斗徒入村，肆意焚杀抢劫，当被焚毁屋宇廿余座，抢杀三十余人（中有未成年小孩三、四人），财物损失达万余金。械案发生后，莆田知县易简立即会同驻军江涛营下乡，易简设行署于林墩村，县衙人员全部出动，如临大敌，数约千人，各乡供给伙食夫马什费等，日需千百余元。江东村斗魁吴廿八先，东华村斗魁余开卅三勾结巨绅吴鸿滨和江春树向县运动，易简示意要罚款五万元，缴枪五百杆，械斗发生后的损害亦须和息赔偿完案。吴、江又招引前县吏胥吴宗六为助手。吴宗六为光绪初酷吏徐承禧任内的刑房胥吏，阴鸷奸险，口头上要各乡息事宁人，言归于好；实则暗中挑拨，任意拖延时日，以达他敲诈目的。县署及驻军方面则利其日可坐获伙食费及夫马费千金，亦不加催促结案。案延至次年夏天易简他调，吴鸿宾、江春树恐怕新任知县来任后会别生枝节，因命吴宗六向各乡收齐罚款，草草完案，至缴械送斗犯等则没有实行。闻各乡所耗达十余万金，官得半数，半数则为吴鸿宾、吴宗六、江春树、吴廿八先、余开卅三等吞没去。
32、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三日，涵江霞徐誧（乌旗）同延年铺（白旗）因互争美孚火油的起卸权，各不相让，引起械斗。霞徐村毙一人，各受伤数人、莆田县知县易简来涵止斗，延涵江商会会长黄纪云出任调停和息。
33、宣统三年（1911）五月，北高云庄村同高林村因争夺海利发生械斗。云庄村恃其财雄丁旺，将高林村陈燕兄弟二人掳去，活活杀死并焚烧高林房屋十余座。后由莆田农会会长江春霖调解，云庄村赔偿陈燕兄弟命案钱三千元，赔修高林村屋宇建筑费五千元。
34、闰六月。松坂村萧姓与刘、柯两姓械斗。乌旗派萧姓同白旗派刘、柯两姓素积仇怨。这回萧姓失盗，盗为冲沁村人而藏匿在刘姓某甲家，萧姓向刘姓索盗，刘姓拒绝，因之发生械斗，连续半年余，前后双方共毙人命二十七条，重轻伤数十人，砍伐菓树五六百株，焚烧屋宇数十座。对被俘虏的亦将其活活杀死，斩首断肢。斗案初起时，该村中立派耆老恐事情扩大，请江春霖出任调解，因江与刘姓有姻亲关系，不难迎刃而解。讵江听刘姓先入之言，认为萧姓缺理，坚要萧姓先赔偿刘姓被砍伐的菓树，然后议及萧姓被刘、柯两姓所杀死的人命，萧姓大不谓然，向县控诉，词连及江。江大怒，立请知县易简究讯具呈人萧姓房长萧下间十六；萧下间十六亦托举人萧浚[氵颐]（号敦甫）向县剖白，说江武断，不近人情，易简左右为难，以致双方继续械斗，造成巨大损失，江亦大受地方人士指责。后由梧塘东埔各乡人士前往调解，并募款损助两方赔偿费，事始了结。
35、宣统三年十二月，笏石炳店与郯乡械斗。
36、民国元年（19l2）三月 哆头村李姓（白旗）与同乡郑姓（乌旗）因争海利械斗。历时十余日。郑姓毙一人，各受伤数人，破坏农作物甚多。府知事佘文藻派人制止无效，后派巡防队前往，阵擒斗犯郑乌、李举二人当场正法，并传两姓首要分子到案押办，斗事始息。
37、民国二年（1913）十月 涵江延年铺（白旗）同港头村（乌旗）械斗。港头村地霸郑俊十一、郑朝廿六二人，以赌为生，一向在涵江南庄社开设赌场。十月某日，郑等与延年铺地霸陈阿舍珠因赌发生冲突，陈率领爪牙将郑俊十—殴辱，并将其赶逐，不准在南庄社（白旗派）聚赌。郑俊十一被殴辱后，心怀愤恨，乘夜率众拥至萝苜田陈阿舍珠家中，将其弟陈阿兰劫走，勒赎巨款。陈阿舍珠购线探知藏匿所在，密约白旗派的码头乡、卓坡乡相助，分路围攻，夺同其弟。港头村猝不及防，草率应战，受伤数人，房屋被焚一座。后由涵江商会会长黄纪云，城绅士郑祖勋、陈耀枢等共同调解了局。
38，民国三年七月，北关外南郊村与霞亭村械斗，结连乌白旗，毙四命，伤数人，砍伐菓树百株，荒废田园百余亩。经绅士郑祖勋等调处未果，次年四月十四日又械斗，知县刘荫榛带警备队下乡，缉获斗犯四名，后由公亲调解和息。
39、民国三年。东郊舆土坂械斗。
40、民国四年（1915），涵江延年村同下徐村因争夺海运权利又发生械斗，引起乌白旗的联乡械斗。
41、民国十年（1921）十月，涵江延年铺下徐铺又因争夺轮船起卸货物的权利，延年方面要占半数，下徐铺只许分给三分之一，经涵江商会调处无效，再引起械斗。涵江驻军耿团程经邦营长派队驻扎两乡止斗，日勒令供给伙食费五百元，由两乡各负半数；继拘押下徐乡斗魁俞尾，延年乡斗魁陈乌桂、林濂十六等数人，各罚款六千元，两乡先后共花费几达二万金。
42、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涵江六会堂（白旗）同港头、田尾、前林（乌旗）三乡械斗。涵江的青年铺、保尾铺。楼下铺、新桥头铺、宫口铺、仓头铺合称六会堂，居民多经商，与乌白旗本无关系。后因下徐铺舆延年铺乌白旗械斗，六会堂地近延年，遂倾向延年，一般地痞流氓，乘机结党树势，包娼开赌，遇事生风。六会堂与田尾、港头、前林亦向来没有什么争执。民国十年，涵江奸商陈湖泉及弟陈镜鸿，在新桥铺的东方地方及田尾等处大购地皮，建筑货仓栈房等十数所，并利用东方沟海交通之便，兴建码头一座，货物入港时，招田尾、前林、港头三乡民众担任起卸。六会堂地霸吴文铭、刘阔等二人，以该项起卸的利益无穷，而为三乡独占，想出来分润，乃藉口东方地属新桥头铺地界，码头筑在东方，起卸货物、应归六会堂担任；遂鼓动六会堂斗徒，乘驳船入港靠近码头时，强行起卸。港头等三乡以事出意外，亦拥前强夺，六会堂事先有所布置，派持武器者伏在东方衙口，见三乡群众拥至，开枪射击，港头村被击毙一人，受伤数人。时伪县长李德元率队到涵止斗，港头延绅士郑祖勋，六会堂延绅土江祖筵向李德元关说，结果被罚巨款，港头二千元，六会堂六千元，外各加伙食费一千元。
43、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三日，华亭区园头村同后山村因迷信游灯发生纠纷，引起械斗。（见民国二十年三月十日《奋兴报》）
44、民国二十一年（1932），灵川区下尾村同太湖村因争夺海地发生械斗，下尾村死一人。其后下尾村又同东汾、柯埭、柯朱等村相继械斗。
45、民国二十三年（1934），西天尾后坡村同顶上郭村械斗。
46、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西埔村族内发生械斗，牺牲二十八命；该村十年来连年械斗，计先后已牺牲60余命。
47、同年，北石城附近一带近五年来连续发生械斗，已牺牲七十三命。
48、同年，洋埭村张姓族内械斗，斗魁为张本与张庭。已牺牲十三命。去年牺牲十五命。（以上三见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莆田日报》）
49、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月，涵江镇乌白旗连日械斗。（见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奋兴报》）
50、民国二十四年九月，镜墩村同南梧塘因龙舟竞赛发生械斗，南梧塘村被殴伤二十余人。（见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莆田日报》
51、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忠门下后郭村因捕鱼舆下蒋村发生械斗，死四人。（见三月二十四日《奋兴报》）
52、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李厝头村械斗，历时二月未息，田园荒废数百亩。（见六月六日《莆田日报》）
53、民国二十五年（1936）夏，因龙舟竞渡肇事，白旗的淡头村、延年村、下亭村、大沟村、顶墩村同乌旗的南沟村、霞尾村、四亭村、莘沟村联乡械斗。
54、l949年上半年，前沁北渚乡的后温村同元兜村因争夺海地发生械斗；塘头新埔村同东庭村因墓地纠纷发生械斗；西天尾东头村同后卓村因赌博发生械斗；北港上郭村郭姓因争轮祖遗祭田发生械斗；清江村同洋城村亦发生械斗。（按：国民党统治时的二十多年间，莆田的乌白旗械斗甚为频繁，因缺乏材料，仅从零星的旧报纸上掇拾数则，实际不仅止比）
黑白旗村一览:
白旗：卓坡村，码头村，铁灶村，蒋坑村，秀郊村，陈桥村，苍口村，冲沁村，后林村，塘北村，安仁村，新港村，前黄村，后墩村，西坨村，东珠村，后宫村，岱程村，前东坡村，后东坡村等。
黑旗：潭尾村，黄厝村，后洋村，三股村，洞庭村，埔尾村，塘西村，南林村，哆头村，都邠村，集奎，下林村，黄霞村，黄安村，下宵村，前东坡村，后东坡村等。
七星旗：前东坡村，后东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