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斯定律
简介
科斯定理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命名。他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中的论点后来被人们命名为著名的 “科斯定理是产权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是关于交易费用的论断。 
科斯定理的基本含义是科斯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表达的，而“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乔治·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1966年首次使用的。 
科斯定理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也有人认为科斯定理是由两个定理组成的。科斯第一定理即为史提格勒的表述：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科斯第二定理可以表述为：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如果产权的界定是适当的，那么，人们就会被迫偿付他们给别人带来的任何外部负效应，而且，市场交易将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关于什么是科斯定理，西方学者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该定理可表述为：在市场交换中，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没有影响。例如，假定有一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周围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每户由此受损失75元，5户共损失375元。再假定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花150元给工厂烟囱安装一除尘器，二是给每户买一台价值50元的烘干机，5户共需250元。不论把产权给工厂还是给居民，即不论工厂拥有排烟权利，还是5户居民有不受污染的权利，如果听任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发生作用，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150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省，150元成本最低表示资源配置最优。
科斯定律由三个关键概念和四个要点组成
三个关键概念：（1）交易成本。
它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契约签好后付诸实施所需要的成本。以雇工程队修建一座办公大楼为例来说明。这时的交易成本包括下列若干项之和：寻找合适的建筑工程队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与建筑单位协商、讨价还价，签订有关契约，确定工程的价码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雇人检查已建成的办公楼的工程质量是否符合契约上的标准所付出的时间与货币；如果工程不合标准，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所需花费的时间与货币。
（2）产权。
使用与拥有某种资源的权利。每一位在图书馆看书的人，都拥有获得安静的读书环境的权利，这是他拥有与使用”安静环境“的产权。
（3）产权交易。
虽然在图书馆学习的人每人都拥有使用安静环境的权利，但是若在一个不太大的阅览室中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人想谈天，如果第三者愿意，那两个想谈天的人可以付出点代价，给第三者一点好处，让他忍受一下不安静。这就相当于第三者将其”享用安静“的一部分权利出卖给了那两个想谈天的，出让了一部分产权。
四个要点：（1）赋予各当事者一种明确的产权。以工厂的废气污染为例，政府可以赋予工厂随便污染的权利（全部产权归工厂），也可以赋予周围居民使用清洁空气的权利（全部产权归居民），当然也可以将产权部分赋予工厂（每单位时间排放最高限量的废气），部分赋予周围居民。
（2）各当事者之间进行协商，买卖其产权的交易成本非常之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协商的成本很小。
（3）协商结果是最有利于社会、各当事人认为最好的，此结果对双方都有利。
（4）产权关系明确对协商获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科斯定律发生作用的隐含条件是相互协商的成功。协商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集体选择行为。此外，政府或某种自发组成的组织是“赋予产权”的执行主体，这种组织的形成与决策的制定，甚至是几方不愿协商或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需要这种机构（往往是政府或者下属机构）出面解决时，其决策过程也是一种集体选择行为。
科斯定理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科斯定理在水环境保护的应用
根据科斯定理，水环境保护中产权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产权明晰是前提为了保护水资源，必须解决水资源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效应问题。随着水资源污染程度的加剧而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尖锐，这就要求建立水权制度，使水资源配置市场化，通过市场机制保护水资源。但是，水资源作为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公共资源，界定其私有产权难度较大。从目前国外的研究结果和改革趋势来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即在政府运用政策法规进行调控的同时将水资源纳入市场配置的轨道，以便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水资源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最终目的。 
因此，要达到运用市场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水资源污染外部不经济问题，从而保护水资源的目的，首先要求政府做出符合市场规律的以水权为核心的市场制度安排。 
我国宪法规定水资源的所有权属国家或集体，国家的水资源所有权是为公共利益而设置的，其目的并不是使国家获得对于水资源所有权的实际使用价值。在客观上，国家的水资源所有权也只能授权他人行使。如何满足水资源所有人直接支配水资源及通过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水资源所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这正是确立水权制度的最初动因。确立水权制度，必须安排水权。即在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之外设置水权，并将它作为与水资源所有权并存的一项制度，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各国变革水法制度，优化水资源配置，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多元价值的必然选择。 
2.产权交易是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现代各国水法对水权一般也规定为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所有人可以在保留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约定设立水权，转移水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并取得相应的对价。而这种约定由非所有人直接取得水资源使用权、收益权的行为，实质上就是所有权人对水资源的一种法律处分。从非所有人方面而言，水权是利用他人财产的有效手段。非所有人可以通过与水资源所有人签订合同取得水权，并依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之进行使用和收益。由此，既解决了由水资源的有限而带来的不能人人拥有的矛盾，又使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得以流向其利用效率较高的部门。 
同时，还完成了水资源“从归属到利用”的转变。水权在市场上可交易，也可以依法进行抵押、入股、出租。 
这样，就为利用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实现水资源分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水权交易对交易双方意味着成本和收益，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突出，人们自然会高效率地使用它，进而实现对水资源的保护。 
3.发挥政府在水环境保护中的制度供给作用水资源产权的国有性质导致了产权模糊下的“公共物悲剧”，产权改革势在必行。关于如何界定水权，水权可否交易，如何实现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等，前面已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述。然而，谁来界定水权？科斯定理已给出了答案：政府界定水权，政府在水权交易中供给制度。这已为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做法。如澳大利亚政府水工业战略性改革框架明确，在水分配和水权方面，州政府将执行严格、科学的水权和水分配系统，前提是水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并对水权明确定义，如拥有权、使用权及其数量、可靠性、可交易性和质量等，并取得显著成效。 
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理论逻辑，利用制度供给来规范和约束各利益主体，促进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合理使用。通过供给法律制度对水权主体在环境保护、水利、防洪等方面进行强制性、规范性制约；通过供给行政制度，如契约合同等，对水权种类、内容、范围等方面进行限定。这样，在水权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国家和水资源所有人还可以从保护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对水权人予以制约，要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考虑个人效率，又应注意人类生存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