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戊戌变法
简介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和“维新变法”，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向西方学习制度，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康有为。
戊戌变法是否有立宪性质问题，从它的领导者来看，康有为是此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变化，以及反映其思想的言论、奏折成为判断戊戌变法性质的重要依据。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  《马关条约》的签订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称为维新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到了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在北方与《时务报》齐名的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1896年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33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  梁启超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1-2]。
背景
洋务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後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3]。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结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4]。变法准备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  强学会旧址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百日维新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5]。
起因
（1）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民族的危亡激发民族意识。——历史使命：救亡图存。（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腐朽统治）
（2）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历史使命：发展资本主义。原因见前。 
（3）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标志——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引发的“公车上书”）
（4）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早期维新思想：时间：19世纪60年代后；原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冯桂芬。主张：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展开商战；文化上学习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5）《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
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
开始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  光绪帝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内容
新政内容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措施。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教育改革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建设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政治方面裁减冗员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开放新闻自由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据康有为表示，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翁同龢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  慈禧太后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唯一在地方彻底实施变法的地方巡抚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且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六君子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 (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  谭嗣同英勇就义，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谭氏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诗作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山水诗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抒发了他冲破网罗、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诗风恢阔豪迈、刚健遒劲，所谓"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有《谭嗣同全集》。尤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较为有名。在就义时大义凛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从容赴死。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赀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主张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顽固守旧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培养维新人才，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
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
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
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等。
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影响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失败原因
1.资产阶级势力太脆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次较量。资本主义尽管在中国已出现。但基础还非常薄弱，资产阶级也刚刚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还具有强大的势力。 　　2.寄希于光绪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因此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寄希于光杆皇帝光绪身上，以获取廉价的胜利。 　　3.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尽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一度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希望他们干涉后党政变，支持中国变法，结果落空。 　　4.缺乏军队支持。光绪皇帝是一个光杆，手中无一兵一卒。而维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军队的支持。大难临头，他们才想起了兵权，轻率地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 5.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维新派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始终眼睛朝上，是变法运动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顽固势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根本原因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上。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聩无知，但对权力的变化却极为敏感。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罢了。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变法利中国，不利满洲；中国兴则满洲亡。所以他们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戊戌变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场变法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导致该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具体表现为）①势力过于弱小，而顽固势力十分强大；②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③维新派没有势力，又不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④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变法失败的教训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其他原因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失败原因再探此外，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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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关于戊戌变法的新闻报道标题：[6]​
本馆接奉电音1898.09.28申报1版[6]犯党脱逃1898.09.26申报3版[6]钦犯无踪1898.09.25申报3版[6]​
京畿要语1898.09.25申报1版[6]严缉官犯1898.09.24申报3版[6]知难而退1898.09.21申报2版[6]​
保荐人材宜先去弊论1898.09.21申报1版[6]除弊新章1898.09.20申报3版[6]本馆接奉电音1898.09.20申报1版[6]​
□录浙江巡抚奏变通武科议设学堂遵抒管见折1[6]召对不拘官阶以去蒙蔽议1898.09.17申报1版[6]​
论瓜分中国非泰西各国之本心1898.09.16申报1版[6]身世之感1898.09.14申报2版[6]​
读王侍御变法自强当除蒙蔽痼疾疏特书鄙见于后[6]记王主政条陈时务要略1898.09.12申报1版[6]​
王侍御奏变法自强当除蒙蔽痼疾折1898.09.11申报[6]论中国营务废弛1898.09.03申报1版[6]​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京报全录1898.08.31申报[6]京师考事1898.08.29申报9版[6].....
维新比较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对专制腐朽政府有功，对人民有剧毒。）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她也支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截至目前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
戊戌维新时期虽然生产了上述比较全面的现代化趋向，但是由于变法并未成功，使之大多未能推广实行，主要停留在思想理论鼓动和政策制度构想上。因此，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不是取得了多少实际成果，而是为此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初步的实践尝试，也就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
戊戌维新与科学、民主的启蒙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是人所共知的，无需赘述。这里所谈论的是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和传播对现代化所必备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蒙作用。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甚或更早的教会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过那时以传播自然科学为主，且仅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则只限于个别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影响有限。五四运动时期打出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而使这一传播活动达到高潮，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从传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开始。戊戌维新时期则开始了较为广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众所周知，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推广了这些已版译著的传播面，而且开始自己选择有关西方名著，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人自己译介西学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潮流。
维新派的广译西书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这在严复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译介西学时，除了介绍西方各种科学知识之外，更注重传播科学精神和民主原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所在，不是工于技巧、精于计算，而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原则。而此两者得以通行是由于有“实寓所以存我者”，即以实现人尽其才为目的的自由制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维新人士认为科学所以是致国富强的命脉之一，不仅在于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更重要的是在于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科学的这种精神，严复除了以“黜伪而存真”作了概括之外，还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具体解释这种精神说：“西学格致”（西方科学）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这就是说，科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而真理的建立以实验为依据，以实践为验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他在《原强》一文中说：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不仅在于其人民的“德慧术知”先进，而且在于办事用人都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其“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科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因此，“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因此，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致使西方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本原。
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衽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2～23页。）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其他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宣传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及其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真理（实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7]。并提出“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7]。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后来，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更多有论述。
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维新人士指出民主所以是国家富强的又一命脉，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母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所以，由此产生了包括“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一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三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1页。）贵信果，则民间无诈，上下无欺。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
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一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认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其他维新人士亦在论述议会政治制度时，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第一，第99页。）其所谓的全权之国，也就是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之国。
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因此，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种体、用之分，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不能言之成理。如“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又对部分维新人士的“政本艺末”观，纠正其认识错误说：“其曰政本而艺末，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其他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牲。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三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废除，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这已多有研究，无需赘述。
维新人士的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已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是开始了比较广泛的有组织的和采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性传播。他们或组织众多的学会进行研究宣讲；或设立各种学校，开辟相关课程，进行教育传授；或成立各种专门机构，从事有关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或创办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介绍和论述有关西学的文章，从而使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接受面和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既是标志更是动力，这不仅在于此二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在于能够促进社会由野蛮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这可谓是摸着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真谛，抓着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