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睢阳尚书袁氏
简介
八世袁可立晚年建袁家山，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罕见的明代船型建筑群。九世袁枢，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所藏《潇湘图》、《萧翼赚兰亭图》等品，至今为国内外知名博物馆收藏。二公风流儒雅，为黄道周、高攀龙、倪元璐、董其昌、钱谦益、王铎、张庚等名士所推重，奠定了睢阳尚书袁氏在中原文明史上的地位。
人物
1世 袁荣睢阳尚书袁氏之始迁祖，安徽凤阳府颍州（今阜阳市）人。元末为陕西行枢密院知院，明洪武二年（1369）随明太祖征伐至睢，积有战功，仕睢阳卫百户，后代世袭其官，遂家于睢州(今睢县）。八世孙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睢阳尚书袁氏”。公元2001年，因睢州大道拓宽工程，袁荣墓被睢县人民政府迁葬至袁家山东坡。荣生三子，亨、义、宏。（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汤之旭《袁僴墓志铭》）
2世袁宏，生子杰。（仅述及兵部尚书袁可立直系，余从略）
3世 袁杰，生子林。
4世袁林，授管，有隐操。生子锦。
5世袁锦，以岁荐任陕西韩城县教谕，质行长者，生平无疾言厉色，载《睢州志·荐举》。生子二：永绶、永康。
6世 袁永康，字国泰，以孙袁可立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生子五：江、淮、河、洛、渭。
7世 袁淮（1520—1602），袁可立父。字子沂，号相溪。初封文林朗苏州府推官，再赠承德郎尚宝司司丞，三赠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四赠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五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以孙枢任河南布政司右参政赠光禄大夫，又赠太子太保（明弘光年间）。处约积德，力孝慎行。痛父早逝，侍奉母李夫人。虽窘迫中，务竭力承欢。教训大司马公成进士。后意气无所加，惟惓勉以尽忠报国，始非大故未尝入公府。州守高其谊请饮于乡，弗就。强之始一出，亦自是弗往矣。卒年八十三岁。生子可立。（《睢州志·封赠》、《睢阳尚书袁氏家谱》）
8世 袁可立
（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当其初出苏州府推官（正七品）之时，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反诬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百辩雪其冤。“谳成，（袁可立）对中丞（巡抚）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万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离苏之日，吴地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一日，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上疏针砭朝政：“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牧斋全集·尚宝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后来的天启皇帝也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因门震而进鲠言，纠绳切挚，触严谴而同蠖伏。（《天启诰命卷》）” 
天启二年（1622），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革职，辽东巡抚王化贞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大略言：“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所言为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当辽广继陷之时，忧水滨之可问。值登莱匮亟之会，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惟尔运筹师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宽东顾” （《天启诰命卷》）。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满人不敢犯境。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最终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抚登期间，袁可立认真总结了此前王化贞和袁应泰失败的教训，在战略上表现得比较灵活。 “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乘）其虚，可夹击也”（王铎《节寰袁公神道碑》）。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辽东军务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打造战舰，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不得不就地蜷缩无以西窥。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 
明末陆路受阻，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力主出兵讨伐，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专使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并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时与袁崇焕的“议和”形成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所最不愿谈及的事情，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册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册，二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智取牛毛寨等战事的胜利。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并受到朝廷嘉奖，是登莱十三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但毛文龙渐渐骄纵，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所忌恨。时朝中阉党横行，毛令人多方诋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辞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及抗清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此次东征为老将出山，正于国家危难之际，登莱巡抚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总兵沈有容并不满于东江总兵毛文龙依仗阉党势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相高、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再次遭贬。袁可立去，沈大将军无所依，决然随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永不可为。 
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代笔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到袁可立的别墅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袁可立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朕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天启四年十二月壬寅，兵部尚书赵彦言：“大将三军司命所系甚重”， 上曰：“封疆多事，选将为急。该部务秉公会推，各官不得妄举，还著申饬行”（《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四 ）。天启五年四月丁酉，上再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四）。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为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赖可立主理。袁可立在任上极力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公有意制敌，此辱国之命，而使敌人轻中国，敌国得志。”（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通款”获罪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之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六部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袁可立在朝廷为阉党所不容，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在被魏忠贤迫害致死前曾遗言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墨间，从此袁可立与阉党势成水火，对立成公开化。 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袁可立当庭抗疏：“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欲加害，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而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特准驰驿乘传归。“天子犹念公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阉党乱政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就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到建祠的行列，烈皇帝钦定逆案，据档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曾督理睢州“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少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所留书画碑刻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崇祀名宦、乡贤二祠，并在袁尚书府第（清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二石坊“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坊珉》、《睢州志·公署》），可谓盛典。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睢州志》。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评选古唐诗》。于其别墅“陆园”中仿蓬莱阁体制建袁家山，又称“小蓬莱”， 为全国罕见之明代船形建筑群，公元2000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子袁枢（1600-1645），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寓，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善骑射，有边才，曾于明崇祯十一年以户部郎中文职冒死督饷于辽左军前。工诗赋，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董源《潇湘图》、《夏山图》、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秋山图》、王维《山阴图》及宋《淳化阁帖》、《松桂堂帖》。董其昌《疏林远岫图》、《袁节寰大司马像》，及王铎《赠袁枢诗册》、《雪景竹石图》等名画珍品都在海内外流传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张庚《国朝画征录》卷首为之列传。 
（参见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四库全书》）、钱谦益《袁可立诰命五道》、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辽海丹忠录》、《明实录》、《国榷》、《归德府志》、《睢州志》、《蓬莱阁志》、《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睢州佳话》等）
9世 袁枢（1600～1645） 
中国明代书画家、收藏鉴赏家、诗人。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寓，河南睢州（今睢县）人。以父兵部尚书袁可立荫官户部郎中，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崇祯末于其故袁尚书府第开府治事，乡党以为荣。 
崇祯乙亥（1635），袁枢为父在家守孝，遇流民攻城，睢阳卫不堪一击而败。袁枢破家散财两千金募勇杀敌，擐甲登陴，倡先固守，力战七昼夜，至目生疮，睢州城得以保全。五十二年后的康熙三十六年春天，应睢州全城父老所请，由河南巡抚李国亮报呈清朝庭，特批明袁枢崇祀清朝乡贤祠。 
袁枢貌俊伟，多大略。善骑射，有边才。明崇祯十一年，清军大举侵明，明将多畏缩，袁枢不避死，以户部郎中文职督饷于辽左军前，解朝廷庚癸之忧。“宽空一御寇，再御边”（王铎《袁石寓诗序》），秉父志一生抗清。清兵渡江陷金陵，袁枢绝食数日忧愤而死。“公闻国变，眦裂发怒，竭蹶中原，以需生聚，归节金陵。”（明赵震元《松青堂文选》） 
其诗文韵致甚高，与钱谦益、刘理顺、方以智、王时敏、王铎等名士相唱和。钱谦益曾盛赞其“负文武大略，博雅好古，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著有《袁伯应诗集》，清兴文字狱，诗稿遭禁毁。 
山水画工巧，家富收藏。为华亭董其昌、孟津王铎所推重。所临僧巨然《萧翼赚兰亭图》气韵冲胆，卓有古趣。张庚《国朝画征录》卷首为之列传。品丝弹竹，艺靡不工。赵震元称其为“一代巨公，三吴妙品”（《松青堂文选·为袁石寓复开封太府》）。书法出入楮遂良、米芾之间。 
袁枢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董源《潇湘图》，上有袁枢跋一，钤“袁枢私印”、“袁枢之印”、“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明袁枢鉴赏书画印”等，自跋“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南宋拓本《松桂堂帖》，为宋刻法帖精品，钤“明□台袁伯应家藏图书”，1995年经日本人捐献，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山图》中缝钤“袁枢收藏印记”（今藏上海博物馆）；巨然《萧翼赚兰亭图》钤“袁枢之印”（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层岩丛树图》钤“袁枢收藏印记”，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秋山图》上有王铎跋语，钤“袁枢明印”、“石寓收藏印信”等（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维《山阴图》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宋《淳化阁帖》（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回购收藏，见王铎《跋淳化阁帖》）。董其昌为袁枢之父袁可立所绘《疏林远岫图》（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袁节寰大司马像》（今藏商丘），及王铎为其所写《赠袁枢诗册》（今藏美国杨思胜处）；王铎为袁枢所绘《雪景竹石图》已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成为山东济南市博物馆的收藏精品。这些名画珍品都在海内外流传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 
袁枢与明末大家多有交往，与年伯董其昌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多归袁枢。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袁枢与董其昌的关系源于董与其父是同年。 
崇祯十六年（1643），袁枢奉旨榷浒墅关，“榷政告竣，颂声塞途。（钱谦益《牧斋全集》）”。其间王铎曾在苏州袁枢家里避难数月，二人关系尤为密切，合作之笔为世人所重，流入海外者尤多。在苏州西部山区的摩崖石刻上，至今保留有“明崇祯十六年三月河南王铎书、袁枢题”的“仙砰”两个大字，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书法珍品。查《王铎年谱》得知，是年“三月某夜，于江苏浒墅关同故友袁枢（寰中）相聚，为袁枢藏巨然《层峦丛树图》、董源《潇湘图》等图题跋。”王铎《拟山园选集》有《浒墅北发石寓舟中远送因以寄怀》等数首诗为睢阳袁枢而作。王铎为明天启二年进士，是年春天袁枢之父袁可立正任考官，当对王铎有提携师座之恩，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就是王铎撰文书丹的，所以两人的交往当至少开始于这一时期。 
袁枢有三子，赋诚、赋谌、赋諴。长子袁赋诚官广西南宁府新宁州知州，次子袁赋谌亦善藏，精鉴赏，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上都留有其鉴赏印记。（
10世 袁赋诚（1617—1680），字一倩，一字与参，号楚雄，小字东居。明书画鉴赏家袁枢长子，兵部尚书袁可立孙。崇祯十七年（1644）拔贡，授融县知县。明弘光元年（1645）任吴县教谕，丁父丧去官。清顺治六年（1649）补确山县教谕，期间变卖家产修葺学舍，以治行优异迁山西沁源县令。在沁七年，用家资代民完逋赋，其祖大司马袁可立产业为之尽。招集流民还乡，鼓励农耕生产，所至以清约勤敏著称。顺治十七年（1660）升广西南宁府新宁州知州，康熙二年（1671）补云南楚雄府通判。康熙十二年（1681），袁赋诚进京师朝觐，值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于云南。袁赋诚因是前明大臣子，终为清庭所不容，遂投牒归里睢州。居家“论古今，商诗文或品评书画”。著有《袁赋诚诗集》。生子昌、山、远、定。女三，长女嫁给适州庠生杨端，次女嫁给同里兵马袁氏十世孙太学生袁贤，三女嫁给同里户部侍郎王绅。
（《河南历代名人辞典》471页、田兰芳《逸德轩文集·袁赋诚墓志铭》、《碑传集·国初守令》）
10世 袁赋谌（chen）（1633—1689）字仲方，号信庵，明河南睢州（今睢县）人。书画鉴赏家袁枢次子，兵部尚书袁可立孙，国子监生。袁赋谌尤蕴籍，为诗彻夜不眠，与同里田兰芳、孙坊谈诗论画相唱和。康熙三十二年（1684年），其祖宅袁尚书府第借为洛学书院，名儒田兰芳讲学于内。汤斌《睢州志·袁枢传》称“袁氏自司马至赋诚、赋谌三世矣，诗学尽其家传云”。著有《理齐诗》数卷。由于长兄袁赋诚长期为官在外，赋谌实际上留守了司马家的传世文物。“性高简，罕与人接。垂帘一室，杂陈鼎彝、书画。……余为仲方友，盖二十余年矣。每一见之，则浮鄙为之俱尽，谓可想见先辈风流焉”（田兰芳《袁太学传》）。其富有的家藏，吸引着南北各地的收藏大家，商丘宋荦得之者多。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赋谌鉴赏印”，足可见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品之精良。生子侗、僩、伟、任。（田兰芳《袁赋谌墓志铭》、《睢州志》）
11世 袁僩11世 袁僩（1652年—1697年）,字武修，清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先世江南颖州人，睢阳卫百户讳荣者，其迁祖也。曾祖讳可立，明万历已丑进士，累官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祖讳枢，承荫为户部郎中，外升兵巡道。考讳赋谌，国子监增监生，予外祖也。生四子。公居其次，公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二十六日丑时，卒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六月十一日未时。年四十有六。子三景周，岁贡生。景朱、景薛皆国子监监生，景朱出继伯祖（袁赋诚）后，景薛出继伯父（袁侗）后，女一适睢州岁贡生蒋应运。孙男六，孙女十一，曾孙男二。
遗迹
袁家山又称小蓬莱、吕祖庙，在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睢县城东南隅，是一处全国罕见的明代船形建筑群。袁家山建成后，数百年来都是以本名袁家山相沿袭的，历代的府州县地图也均以此名登陆。但河南省在2000年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沿用睢县地方部门擅自更改的别称“吕祖庙”，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同时与相关文物法规的内容不相符合，破坏了睢州古老文化和历史地名的传承性。 
袁家山的历史名称沿袭过程是这样的：清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中称为“袁家山”，这是到目前为止见诸史料的最早记载。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归德府志·睢州城池图》中称“袁家山”，清咸丰三年（1853）睢州正堂在《袁家山地契碑》中，用作捐地契约的法定名称为“袁家山”，是为当时官府所认定。清光绪十八年《睢州志·新城图》中称“袁家山”。民国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称“袁家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袁家山作为地、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一直沿用的历史名称袁家山。1994年《河南省志》、1996年《商丘地区志》、1989年《睢县志·古建筑》、《睢县地名志》等书都以袁家山为法定名称入书。1981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1987年出版的《中国名胜索引》、1990年出版的《商丘地区建筑志》等权威性书籍俱以“袁家山”为名列条入书。2002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编写的《河南历代名人史迹》也是沿用的本名袁家山。“吕祖庙”只是袁家山别业建筑群中的一个单体，这个名词也只在清代道光二十九年《重修袁家山碑记》中出现过，这个碑记的内容也只能证明当时重修了袁家山建筑群中的吕祖庙，并不能说袁家山就是吕祖庙，袁家山这个名词的外延要远大于吕祖庙。 
关于袁家山的建造相关记载如下：按清初《道藏辑要·在陆肇祥》所载：“襄邑（睢县）有袁家山，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在陆园（袁可立的别墅）地也。四围林树高耸，岩壑水水，木清华景逾濯锦。额曰：‘梦觉迷津’。后供吕帝阖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设丹炉，最后高亭四敞，豁达清虚。上供长生大帝及八洞仙祖圣像，皆飞现云中。前后壁之间，留题圣迹颇多。……而晚尤爱道，故于在陆园崇建殿宇数重，位置悉系梦中指点。皆隐寓丹诀之秘，至今灵应昭然焉。” 
民国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今睢县行政公署为清之洛学书院，然本明袁尚书可立故宅也，至宅向南恰与南坡之袁家山脉络联贯。” 
1989年《睢县志·古建筑》：“袁家山，在县城南门里，建于明天启年间。……周围湖水环抱，形似小山。” 
袁家山的建造者为明代兵部尚书袁可立（1562-1633），建于明代崇祯初年（1627—1633）袁可立致仕（退休）之后。“当司马公（袁可立）在前明时，宦历中外，逮乞休归田，筑别墅、池林、山榭，逶迤十余里，不绝名花美石，极一时之胜”（袁可立四世孙《袁任墓志铭》）。袁可立为明万历十七年己丑科河南籍进士中品级最高的官吏，曾以敢言直谏著称于时，晚年又因忤魏忠贤遭罢官，所作《观海市诗》至今尚存于有人间仙景美称的山东蓬莱阁上，为海天增色。史载袁可立任登州巡抚期间曾“造艅艎为海防”，他致仕归里睢州后怀念军旅生涯便仿照这种大型船舰形状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自己的别墅“陆园”中设计建造了袁家山，后来在袁家山上设立道场供奉吕洞宾等八仙众神，随后几百年间在睢州形成了带有强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质的“袁山”文化现象。袁家山的建造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明天启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山东登莱一带，招募水师“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明代抗倭名将沈有容和悍将毛文龙都在其手下听命。一次袁可立乘舰船出海指挥将士与后金军作战，战船行至大海中间，忽然狂风大作，恶浪掀天，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尚书面前，袁尚书急忙祷告保佑，煞时风平浪静，一仗取胜，归朝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尚书以为是吕祖显灵相助，归里后在睢州大兴土木，仿照自己所乘坐的船舰形制建吕祖庙以还原，以后世代香火不绝，明清两代成为睢州远近闻名的大道场。由于建在水中，地势颇高，因称袁家山。又仿山东蓬莱阁体制而建，依山傍水，就高临下，称“小蓬莱”。远远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战船荡漾水中，与周围碧水构成一派山水园林景象，列为睢州八景之一，曰“仙峰滴翠”。 
商丘市原文物处处长阎根齐《历史名城话商丘》和商丘市原旅游局局长尚起兴《商丘史话》所载，袁家山为袁可立出海平倭途中受吕祖保佑为还愿而建，河南省文物局编写的《河南历代名人史迹》则认为是袁可立东征出海平辽途中受吕洞宾保佑还愿而建。 
从清代《睢州城池图》上看，袁家山建于袁可立尚书府第以南，与明崇祯帝赐修的东西两座袁尚书大石坊恰对峙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袁家山的建造很有气势，前有山门，中有大殿，后建望月台，台上有八仙亭，台下有纯阳洞，洞中置吕洞宾木雕卧像，形象栩栩如生。山上苍松翠柏，茂林修竹，山下水波浩淼，杨柳依依，数百年不减雄伟壮美之色，只是近几年人为的违章建筑破坏了原有的园林布局才大杀其风景。明代的董其昌、王铎、钱谦益、孙承泽、方以智、侯方域，清代的汤斌、宋荦、田兰芳等名人学士都曾在此把酒待月，登高作赋。有诗赞曰：“金缕歌终撒瑟期，露盘丹炉几迁移；蓬莱盛事原难纪，但录当年待月诗。”王铎于崇祯六年曾在此作《甘露台》诗一首而为此山增色。清代著名书画鉴赏家张庚在《偶成》一诗中写道：“袁家山头晴霭暖，大佛寺前春流淙”，可见袁家山在清代早期就是睢州城内著名的胜迹。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睢州知州范阳洵率幕僚大修袁家山，事成后，州中名士各撰联题额，有诗赋曰：“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吹笛鸣剑兮鹤唳青天；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佑我苍生兮亿万斯年”，由此可想见袁家山当年之盛。袁家山建筑古朴典雅，气势雄伟，已历沧桑四百载，虽历遭地震水火，数劫不毁，为考证睢州古城史提供了原始参照点。 
这个历明、清、中华民国乃至新中国近四个世纪之久的古老地名“袁家山”，一直被稳定的传袭了下来，他背负着几个朝代的印迹和文化。袁家山的文化内涵已经在当地百姓中生根发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袁山”文化现象。袁家山西侧的市场被称为“袁山市场”，袁家山东边的大路被称为“袁山路”，袁家山后边的胡同被称为“袁山胡同”，袁家山所在地的居委会被称为“袁山居委会”……。袁家山数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固定的名称代代传承，深入人心，在当地有着很深的地域感情和历史渊源，他昭示着睢州人民对一代直臣廉吏精神的寄托和传承，更承载着古老睢州的人杰地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据考证，袁家山是睢州史志资料建置和图考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明代古地名实物，是睢县这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明清两代古城的标志性参照物，是不可再生的建筑地名文化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时十年的文化大浩劫，袁家山成为睢州古城硕果仅存的历史建筑，在道界名重日高，从此名闻海内外，至今每年不断有大量海内外同胞来此进香祭拜。 
近年来，河南省人民政府曾投入巨资对袁家山进行维修，公元2001年，睢县人民政府将董其昌书丹的“袁尚书大石坊”复修于袁家山山门之前，成为袁家山一道新的风景线。 
然而，当地一些人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不顾文物保护法的三令五申，在袁家山重点保护范围内竟劈去山基的后半部，构建大量违法房产谋取商业利益，使袁家山主体建筑暴露无疑，已严重危及到袁家山古建筑的安全，不能不是游山拜道者的一大遗憾。
袁尚书府第《河南通志采访稿》称“袁尚书可立故宅”，郑廉《豫变纪略》称“袁园”。清代，“旧洛学书院”与“睢州公署”先后居于其内，直到民国“睢县行政公署”仍相沿袭。原睢县人民政府住地，为其故址。民国以前，历为袁氏家祠住地。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所建，始建于明万历间。原为三进院落，后经改建、扩建，达房屋数百间。与南部之袁家山及东西对峙之双牌坊恰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成为睢州城最辉煌豪华的宅第。中有“弗过堂”、“石仙堂”、“藏书楼”等著名建筑。“弗过堂”之名是有其深意的，袁可立因建言被贬官回籍，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寓此名以自励，堂额为华亭董其昌所书。“石仙堂”为袁氏堂号，堂额为“孟津尚书”王铎书，匾额高六尺，阔杀其二。田兰芳《逸德轩文集·两堂问答》记：“袁司马石仙堂、李当阳秋堂为吾州二胜，远迩妇孺皆知之”。其中后院“藏书楼”为河南总兵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史可法闻讯长叹曰：“中原事不可图矣”，直到民国年间楼上仍不设棚板，以纪念这一著名历史事件。（郑廉《豫变纪略》卷八、《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
袁尚书大石坊又称袁氏双牌坊。在《睢州志》、《河南通志采访稿》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崇祯皇帝御旨建造，为表彰睢州兵部大司马袁可立“三世尚书”封典而建。明崇祯七年（1634）春天，袁可立卒，帝令户部“致水衡钱”，御祭葬并修“袁尚书大石坊”。工程由京营总督李襄城、杞县状元刘理顺监工营制，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书丹而成，有“四朝元老、五世恩荣”等字样。袁氏牌坊分列故睢州公署（本为明袁尚书可立府第）两旁，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双牌坊过街而立，为三间四柱五楼式建筑，规模宏大，雕工精巧，楼檐下兽斗花拱，狮子云龙，其造形之精美，为明清两代睢州城牌坊之冠，有“一两清石一两银之说”。清光绪十七年，知州王玫谬信袁氏牌坊挡了他的官运风水之说，借故将袁氏牌坊强行拆毁，袁氏后人上控京师数年，有《王玫砸牌》一戏流传于世。王玫在自己主修的《睢州志》中特列“袁尚书大石坊”一条进行自辩。睢县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由董其昌书丹的坊额为袁氏后人保存完好，睢县政府暨袁氏家族遂于2001年将这一艺术珍品复修于袁家山山门之前。（《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袁尚书大石坊》、王玫《睢州志·公署·袁尚书大石坊》）
袁尚书墓在睢州城（今睢县）东南五里袁坟村南。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以病薨于睢州。明年（1634）春，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故尚书可立勤于砥身，不衍不渝，以畀祭葬。”崇祯帝曰：“俞哉！”遂令户部“致水衡钱”拨款祭葬。墓前原有高大建筑及石祭台，石牌坊、石望柱、石人、石马、石狮、石羊等。郁郁的松柏掩映着长长的墓道，有御祭碑、诰命碑数通。碑刊“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袁节寰墓”，碑高丈余，上蛟龙，下龟趺。行状碑为董其昌所书，神道碑为王铎所书。（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国榷》卷九十三、《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陵墓》、雍正《河南通志·陵墓》、《睢州志·袁尚书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