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翊钧
人物简介
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发动“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原因。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神宗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0岁以前，是裕王世子与隆庆朝皇太子时期。从10岁开始登基到58岁驾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小皇帝时期，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亲政时期，他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虽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就是明证[1-2]。
生平经历
太子时期  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二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嘉靖皇帝晚年更加多疑，他怕裕王朱载垕威胁他的皇位，连过年过节都不准裕王去看他，更不用说平常问安了，这种不正常的父子关系给裕王的精神上带来很大不安，但是，朱载垕知道，中国传统的父死子继的法规是不能变的，也正是这一点支持着他，给他希望和安慰，让他安静地等待时机，因为嘉靖皇帝此时只有他这一个继承人了。如其所愿，1566年，嘉靖皇帝病逝，临终遗言的第一条就是让裕王朱载垕继位。同年，朱载垕即皇帝位，是为穆宗。朱翊钧令他的父皇喜欢。隆庆二年（1568年）朱翊钧被立为太子，那时他刚刚6岁。有一天，父亲在宫中驰马，跑得很快，朱翊钧对父亲说：“陛下是天下之主，小心点，别摔着。”穆宗皇帝听了，高兴地跳下马来，把他抱在怀里，并给予赏赐。陈皇后有病另居别宫，朱翊钧每天都随母亲李贵妃去探望，陈皇后听到他的脚步就非常喜欢他，总是勉强爬起来出门迎接。皇后拿来经书考问他，朱翊钧总是对答如流，李氏也很高兴。由于他的关系，两宫相处十分融洽和睦。
朱翊钧所受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这也正是他继位之初能勤政原因。朱翊钧被立为太子后，穆宗皇帝便任命张居正为太子太傅。每当太子读书，阁臣和太子太师都尽心辅导。朱翊钧的母亲李氏，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不好好读书就要长时间罚跪。即使朱翊钧做了皇帝以后，她也不放松。正是由于太子太师等臣的尽心辅导，李氏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努力，朱翊钧的学业进步很快，学习了不少治国治民的本领。然而正当朱翊钧一心一意用功学习的时候，他的父亲穆宗皇帝却因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开始不思图治，追求享乐生活了。他把国家大事全部推给张居正，自己却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深居后宫，任情纵欲，寻欢作乐。由于纵欲过度，身体越来越不好，即使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仍然纵情色欲，不听臣下劝谏。登基为帝隆庆六年，隆庆皇帝龙驭上宾。9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  明神宗入跸图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也就是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基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尊装满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銮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市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幼帝生活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穆宗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后，  明神宗少年朝服像即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皇贵妃，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接着，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的地位也很重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冯保其实也在顾命之列。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长号而出。第二天，隆庆皇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改元万历。是为明神宗。
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几次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 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是，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了。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神宗需要侍奉两位母亲。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穆宗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所以，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即改变过去皇帝生母只称“徽号加太后”的惯例，为李氏加“皇”字，称“慈圣皇太后”，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比起他的祖父世宗以宫廷逼仄的理由勒令孝宗张皇后迁居于宫城幽僻之地来，神宗显然是有情有义得多。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万历九年（1581年）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据说，太后“教帝颇严”。每次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驾。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内侍回答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 ，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这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海、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万历小皇帝废了。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 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小皇帝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年）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充满人情味。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当初的万历小皇帝，已经成为大婚4年的青年，从此开始亲政。亲政时期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因为张居正在朝堂上为所欲为，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且生活糜烂。一方面住着豪宅，又占据着严嵩留下来的香庐（别墅），一方面享用着戚继光奉送的波斯美女姐妹。手下人也有经济问题 。对君主太严厉，太苛刻，不允许多花钱。当时，朝堂大臣是敢怒而不敢言！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 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橓）、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橓即其一。丘橓，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橓。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橓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橓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每天治理朝政十余个小时。他废黜考成法等张居正改革中弊政，安抚流民，减少徭税，大大减缓社会矛盾。万历十三年时，北京干旱，神宗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
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神宗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抗日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醉梦之期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而学明武宗暗操国家政权，实际上，万历皇帝一生没有把权力让给他人！但是，某些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比如万历皇帝爱好抽鸦片烟和过度饮酒和沉迷于后宫过度的结果。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 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 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世宗，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各地四处搜括民财。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 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 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御史袁可立趁雷震景德门之际上了一道奏疏，直接指责神宗：“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冤 ，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随后被震怒的神宗罢官为民。时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明史》对于明神宗的评论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明亡的三大因素是：一、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才停止；二、阉人专政，明朝先后出过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著名的专权太监。皇帝对他们的偏听偏信对朝廷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三、内忧外患，明王朝后期满洲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对大明王朝的倒塌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仅仅将其归结于万历一人是不公平的。[3]
家族人物
祖父明世宗朱厚熜祖母孝恪圣皇太后杜氏父亲明穆宗朱载垕母亲李贵妃，李彩凤，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尊称慈圣皇太后。死后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居慈宁宫。既是(孝定圣皇后)。皇后孝端显皇后王氏（1564年—1620年）：神宗原配，名王喜姐，万历六年册为皇后，四十八年病逝，谥：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合葬定陵年，祔庙；生嫡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
孝靖皇后王氏（1565年－1611年）：初为宫女，封恭妃、皇贵妃，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熹宗谥：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迁葬定陵，祀奉慈殿；生明光宗朱常洛、四女云梦公主朱轩嫄。
孝宁皇后郑氏(1565年～1630年）即郑贵妃。明神宗朱翊钧之皇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明万历初入宫，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生皇三子朱常洵后，进封皇贵妃，因太子久不立，外廷疑郑氏有立己子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子册立。万历四十一年，奸人孔学为陷害太子，牵连郑贵妃，梃击案又有郑贵妃之太监参予其事。明神宗崩，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以大臣反对乃止。崇祯三年七月，郑贵妃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孝敬皇后李氏（？---1597年）即李敬妃：万历二十二年册封敬妃，二十五年三月薨，追封皇贵妃，谥恭顺荣庄端靖。生六子惠王朱常润、七子桂端王朱常瀛。明朝灭亡后她的孙子朱由榔登基为南明永历皇帝，追尊“孝敬恭顺荣庄瑞靖敬天光圣太皇太后”。妃宣懿太妃刘氏（1557年－1642年），即刘昭妃，万历六年选美入宫的三人之一，无子女。天启、崇祯时封太妃，掌太后玺。谥宣懿康昭。
  累丝嵌宝石金凤簪 万历妃嫔墓出土杨宜妃（？--1581年），万历六年选美入宫的三人之一，册为宜妃，无出。八年十二月薨。
周端妃，万历十年（1582年）选美入宫的“九嫔”之一，封端嫔。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册封为端妃，生皇子瑞王朱常浩。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占四川，杀了瑞王朱常浩全家和所有下属官吏。十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周端妃回到娘家居住，至顺治年间尚存，寿已八十余岁，卒年不详。
常顺妃（?－1594年），原是宫婢，万历十一年封顺妃，十三年生皇二子邠哀王朱常溆，但朱常溆立即夭折,可能是死胎。万历二十二年去世，谥号温静。
李顺妃（?－1623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册封顺妃。生有皇幼子朱常溥和皇幼女天台公主朱轩媺（皆早夭，次序不详）。天启三年薨逝，谥号清惠。
王荣妃（?－1591年），万历十年（1582年）选美入宫的“九嫔”之一，初封安嫔，万历十二年六月生皇三女静乐公主朱轩妫，晋封为荣妃。次年，静乐公主夭折。万历十九年正月，荣妃去世。年约20多岁，谥号端靖。
许德妃（？--1063年），万历十四年册封为德妃，无出。万历三十年八月薨。谥号庄靖。
王僖妃（？--1589年）[4]，本为低级妃嫔，无出。万历十七年薨，追封僖妃。事见《国榷》。嫔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万历皇帝在皇极殿宣布册选以下九嫔：周氏为端嫔郑氏为淑嫔王氏为安嫔邵氏为敬嫔李氏为德嫔梁氏为和嫔李氏为荣嫔张氏为顺嫔魏氏为慎嫔。 九个嫔里面，周端嫔、郑淑嫔、王安嫔升格为妃（即周端妃、郑贵妃、王荣妃），剩下六人一生是嫔。以下七嫔合葬于一墓，即神宗七嫔墓。这七人生平正史无记载，其事迹见于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
李德嫔（1567年－1628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生4个公主，但终其一生未得晋封。生于隆庆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子时，万历九年选入内庭，十年三月册封为德嫔，崇祯元年八月十八日寅时薨逝，二年六月二十日葬于金山之原。
魏慎嫔（1567年--1606年）“九嫔”之一。大名府魏县人，父锦衣卫正千户魏承志，母乔氏。生于隆庆元年十月初二，万历九年遴选入侍，十年三月册封为慎嫔，万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薨，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邵敬嫔（？--1606年）“九嫔”之一。直隶扬州府泰州人，父锦衣卫正千户邵名，母齐氏。万历九年秋当选，十年三月册封为敬嫔，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薨逝。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张顺嫔（1567年--1588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大康县人，父张榛授锦衣卫正千户，母王氏。生于隆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酉时，万历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选入内庭，十年三月六日册封为顺嫔，薨于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时。皇帝辍朝一日，两宫太后及皇后以下皆致祭，万历十七年七月四日葬于金山之原。
梁和嫔（1562年--1643年）“九嫔”之一。河南归德府人，父锦衣卫正千户梁慎，母潘氏。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亥时，万历九年九月选入内庭，十年三月册封为和嫔，薨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寅时，七月十八日葬于金山之原。
李荣嫔（1568年--1626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父李山授锦衣卫衣左所正千户，母吕氏。生于隆庆二年八月十七日子时，薨于天启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辰时，同年闰六月十二日葬于金山之原。
耿悼嫔（1568年－1589年）不是万历十年册选的“九嫔”，估计是宫女进封的。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父耿大享，母王氏。生于隆庆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时。万历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选为伟嫔，无出。十七年六月初四日未时薨逝，年二十有一，皇帝悯之，特赐号悼嫔，辍朝一日，两宫太后及皇后以下皆致祭，同年八月初九日葬于金山之原。子长子朱常洛，明光宗，母孝靖皇后王氏 
次子朱常溆，邠哀王，母孝宁皇后郑氏，死产。
三子朱常洵，福恭王，母孝宁皇后郑氏
四子朱常治，沅怀王，母孝宁皇后郑氏，早夭。 
五子朱常浩，瑞王，母周端妃
六子朱常润，惠王，母孝敬皇后李氏
七子朱常瀛，桂端王，母孝敬皇后李氏
八子朱常溥，永思王，母李顺妃，早夭。女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神宗第一女，母孝端皇后王氏，万历九年十二月生。万历二十四年下嫁杨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次女云和公主朱轩姝，神宗第二女，母孝宁皇后郑氏，生于万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七岁病薨。
三女静乐公主朱轩妫，神宗第三女，母王荣妃，两岁夭折。 
四女云梦公主朱轩嫄，神宗第四女，母孝靖皇后王氏，光宗同母妹也。四岁病薨。 
五女仙居公主朱轩姞，神宗第五女母李德嫔，万历十二年薨，年不足半岁 
六女灵丘公主朱轩姚，神宗第六女母孝宁皇后，生于万历十六年八月甲午，万历十七年五月庚申薨，未逾岁。 
七女寿宁公主朱轩媁，神宗第七女，母孝宁皇后，二十七年下嫁冉兴让。主为神宗所爱，命五日一来朝，恩泽异他主。崇祯十六年薨，年六十。崇祯时，洛阳失守，庄烈帝命兴让同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往慰福世子于河北。都城陷，兴让死于贼。 
八女泰顺公主朱轩姬，神宗第八女，母李德嫔。早夭。
九女香山公主朱轩嬁，神宗第九女，母李德嫔，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赐名轩，六月庚寅即薨，年不逾岁。 
十女天台公主朱轩媺，神宗第十女，母李顺妃。早夭。
重要事件
万历三大征平定哱拜叛乱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哱拜以副总兵致仕。儿子哱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哱拜私下里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一支苍头军，见明军兵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 哱拜与结义兄弟刘东旸同时发难，杀宁夏巡抚党馨，缴去总兵张维忠的印信。刘东旸自任总兵，哱承恩为副总兵，哱拜为谋主，扯旗反叛，企图占据宁夏，自为一个割据政权。当时，朝廷对于蒙古的羁縻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渐渐失控。哱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部落，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部落与哱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后来对于三种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叶梦熊赶赴宁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宁夏。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神宗还下命悬赏缉拿哱拜等人。到了六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这让神宗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哱拜，成何体统？七月，神宗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告后，果断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 。”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1700丈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城灌水。八月，城中粮食短缺。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哱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将一封信交给哱承恩，劝哱承恩说：哱氏有功于朝廷，监军深为可惜，可杀刘东旸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见了刘东旸、许朝，劝他们说：首乱是哱氏，将军为汉人，何苦代人受过？这个离间计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接着，哱承恩杀刘东旸、许朝，投降明军。九月十八日，明军进城，剿灭了哱拜的苍头军，哱拜自杀。哱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宁夏平定。万历援朝之战（见百度百科——万历朝鲜战争）
日期： 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 ，
地点： 朝鲜半岛，
结果： 大明、朝鲜联军胜利，日军撤退 
参战方：中国明朝，朝鲜李朝，日本丰臣政权
指挥官
中国：李如松，李如柏，麻贵，刘綎，邢玠，陈璘，邓子龙，杨万金，麻来，周道继，李洞宾，郭安民，王子和，汤文瓒，钱应太，张应元，陈观策
朝鲜：朝鲜宣祖，光海君，李舜臣，权栗，柳成龙，郭再祐，宋象贤，郑拨，申砬，金时敏，惟政，元均，李亿祺，崔湖，柳崇仁，徐礼元，倡义使，金千镒，黄世得，李宗张，尹兴信
日本：丰臣秀吉，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锅岛直茂，细川忠兴，石田三成，黑田孝高，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毛利辉元，宗义智，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岛津义弘，毛利秀元，立花宗茂，吉川广家，大谷吉继，太田一吉，来岛通总
兵力
中国：第1次（1592年–1593年）约50，000人，第2次（1597年–1598年）约75，000人。  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诏书
朝鲜：34，000人（战争开始时）最后：22，600人（包括民兵等）。
日本：第1次（1592年–1593年）约160，000人，第2次（1597年–1598年）约1400，00人。
伤亡：大明：约30，000人；朝鲜：约300，000人 ，100万平民；日本：约140，000人。平定杨应龙叛乱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神宗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战的总兵刘綎的部队。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设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驻地约相当于今遵义市。播州宣慰使姓杨，世代为当地的土司。隆庆五年（1571年），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年），神宗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但是，杨应龙对于四川的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反复不定。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讨伐杨应龙，结果三千军队全军覆没，杨国柱战死。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因此，神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他任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郭子章为贵州巡抚，讨伐播州叛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初，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八路大军中，以刘所部最为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重点屯兵于此，以他的儿子杨朝栋亲自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刘，只会大叫：“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 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这一战，虽然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的吧。
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但从另一侧面来看，三大征对明王朝的财政也造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张居正时期辛苦积蓄的四百万两贮金，在万历援朝之战中全部烟消云散。国库的空虚，导致明王朝与后崛起的满洲八旗军队作战的军费，只能依靠国家不断增税来弥补，可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大重要诱因。
年号
万历（1573年—1620年），一共使用48年。
历史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张廷玉撰经过大清乾隆皇帝审阅过目）：“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值得说明的是，现在对神宗的评价基本是基于清朝初年投降满清的东林党文人编辑的史料，基本上反应的是文官集团对神宗的态度，而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也有学者认为万历是一位“懒惰”的天才，大智若愚的皇帝！
相关信息
陵寝定陵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  定陵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朱翊钧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大明神宗的尸骨被视为“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5]棺椁开启朱翊钧，史上所称的万历皇帝，明朝第13位皇帝，系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1572年，10岁时开始当皇帝，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朱翊钧棺椁定陵的地宫
半个世纪来，关于这座帝王陵发掘的是是非非，一直争议不断。根据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个由时一号人物毛泽东主席御批，二号人物周恩来总理拍板，吴晗、郭沬若等一批明史专家、文化官员力主的“挖坟”决定，基本被认定是“一次无法挽回的错误”。原因除了大量的无价之宝无法得到保存，重要文物遭破坏外，诸多神秘的文化信号和文化现象没有被记录，也是一大遗憾。
让考古界惊喜，或者说震动的是，就是这次错误的发掘，一个天大的秘密被发现了，那就是帝王死后的“葬式”，即尸体在棺椁内摆放的姿态。
就考古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领导，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北斗七星”葬式揭秘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大吃一惊。
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尸体放置呈如此姿态，真乃惊世发现。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敛，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定陵暴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是给考古界的一个天大惊喜，这或许就是这次错误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之所以说朱翊钧的尸骨姿态暴露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椁内尸体摆放姿式是一个千古之谜，最终揭开了，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二是因为其姿式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应该是深奥的。为何朱翊钧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一专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断，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引起了当年学术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收到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这就是“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提交的，题目叫《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我当时从大会论文资料汇编里看到了，觉得在所有提交论文中，这份论文最有“新闻亮点”，也是最有价值的参会论文之一。于是我写出了《考古专家首揭明代帝王葬式之谜》，于第一时间在大陆的媒体上进行了公开的报道。后来查了一下，这也是大陆最早关于定陵主人葬式的报道，此后，此事陆续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皇冠从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根据其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右手，朱翊钧和孝靖后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后为下垂式。腿部，朱翊钧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后两腿弯曲，孝端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断，朱翊钧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王分析，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钧与孝端后则可能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臂弯曲一臂直伸状。显然，朱翊钧的葬式不是原状。孝端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应为侧卧式。朱翊钧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再者，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朱翊钧左腿直伸。孝端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朱翊钧应为双腿弯曲式。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式。而孝端后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而孝端后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朱翊钧和孝靖后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今天的姿式。  凤冠
根据史书上当年朱翊钧下葬时的文字记载，原葬式确实可能变动过。当时，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泰昌实录》记载：葬朱翊钧及孝端皇后时（孝靖皇后比朱翊钧早逝九年，己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多达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如此这般，可以想象尸体姿式有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相关的资料，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尸体葬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朱翊钧的“侧卧式”敛葬姿势，确是极为罕见的，不见文字记录。他为什么死后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在此基础上，王对这种葬式的产生作了分析——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
在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七个星代表七种场。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如果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但是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盘”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盘。
从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看，极象释迦牟尼“涅盘”的姿式。因为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他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从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盘的姿势。
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学术界没有定论。但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方面在对南京明孝陵考察时，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这或许给明代帝王棺椁内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后来朱翊钧与他两位皇后躺的珍贵文物——棺椁，被工人当作垃圾扔到山沟里去，让山民捡走了；存有丰富信息的尸骨，“文革”期间则被“红卫兵”给焚烧了。这事令专家痛惜不已，后悔莫及。这样事情的发生，不论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还是迷信的层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罪不可恕。
过去人一向认为，死人的阴宅（坟墓）是碰不得的，因为阴气过沉。现代心理学证明，这是因为阴宅给人的诸如死亡一类的消极心理暗示过于强烈，才会给当事人带来不测，酿成恶果，迷信说法这是遭“报应”，实则非然。而帝王陵比普通阴宅的煞气更重，特别是地宫内积蓄的带有大量无名病毒的气体，往往更会给人的身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明朝皇帝葬式的儒家含义----曲肱而枕之】
十三经注疏(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 论语注疏 述而第七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安国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为乐。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郑玄曰：富贵而不以义者，於我如浮云，非己之有。[疏] 子曰至浮云○正义曰：此章记孔子乐道而贱不义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者，疏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己饭菜食、饮水，寝则曲肱而枕之，以此为乐。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者，富与贵，虽人之所欲，若富贵而以不义者，於我如浮云。言非己之有也。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穷后为僧，故葬式有佛的器物，此皆示不忘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