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中凡
人物生平
仰慕叔父而考入两江陈中凡的叔父陈玉树 (1853－1906)，字惕庵，肄业于南菁书院，受教于清季著名学者王先谦，并在其指点下完成《毛诗异文笺》十卷。陈玉树是盐城的名孝廉，曾任尚志书院的院长。陈中凡“自10岁至15岁，从叔父读书，受他的影响至深”。陈玉树为人方正、清廉，平日常以“不受一自辱之钱，不作一近耻之事”自勉，又以曾参“少讽诵、壮议论、老教诲”与弟子相勉。陈中凡受其薰沫，得益匪浅。陈玉树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秋应聘为三江师范学堂提调，曾撰写《教育刍言》三卷。也许是受叔父影响至深且仰慕其人品学问的缘故，陈中凡1909 年由淮安中学堂考入两江师范学堂公共科，尽管当时叔父已病殁四年。在两江时，陈中凡常在周末去杨公井附近的金陵刻经处听讲佛学，遂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从两江师范毕业后，他即赴沪江大学补习英文，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支持“五四” 曾遭解聘1918年至1919年，陈中凡在附设于北京大学的国史编纂处任纂辑员，同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教员。他曾加入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同时与邓中夏、许德珩等一起，担任《国民杂志》编委，这份杂志是学生救国会主办，反帝、反军阀的倾向十分突出。由于陈中凡支持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因此被女高师校方解聘。后来由新校长毛邦伟介绍，才重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1]效古人“记妻寄子”1921年仲夏之月，陈中凡由京返宁，应国立东南大学之聘，任国文系教授兼主任。他对女高师国文部的学生说：“三年来，我忙于编教材，很少还乡，家中妻子，未及兼顾。近日南京东南大学寄来聘书，我考虑再三，踌躇不决。继思何不效古人记妻寄子法，把你们寄托给挚友胡小石先生。他为人正直，博学多才，书法遒劲，擅长诗歌、修辞之学，我向校长推荐，已获赞同，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 ”同学受教三年，与师生情深，只是先生欲与师母团聚，在情在理，不便挽留，只能噙颔首。
不久，陈中凡携胡小石一齐来到教室，说：“关于胡先生的品格和学问，我上次已介绍过了，现在我把级任的担子交给他来挑，非常感激。你们要认真学习，把他的学问传受过来。”胡小石则说：“自古‘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承中凡兄之托来北京，和你们共同切磋，谈不上传授……”。
陈中凡与胡小古都是两江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他们神交已久，1920年春两人在上海梅庵先生家初次相晤，即感投缘。该年11月，经陈中凡的推荐，胡小石离沪北上，在北京女高师任教。事过六十多年，二老的女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程俊英还清晰地记得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时，陈中凡与胡小古“记妻寄子”的难忘一幕。[1]西北讲学收获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陈中凡在国立东南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系主任。 1924年7月，国立西北大学及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函聘国内著名教授前去讲学。计有北大教授鲁迅、夏元14位名教授。国立东南大学应邀讲学的有三位教授：陈中凡(国文系)、吴宓(西洋文学系)、刘静波(文海，政治系)。
陈中凡主讲的题目是：(1)中学国文教学法；(2)中国文学演进之顺序；(3)读古书的途径。西北之行，“往返凡四十有九日”。讲学之余，陈中凡等游览名胜，大开眼界。他在后来写的《陕西纪游》一文中说：“游踪所及，举凡太华终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广，函谷潼关之险峻，昔所向往者，莫不登临，一揽无余，信足名生平之赏矣。”令陈中凡难以忘怀的是，他曾与鲁迅先生等同行，有机会听鲁迅先生“小题大做”笑斥“苍蝇之声”。
陈中凡与政治系教授刘静波同行，乘津浦路火车北行，到徐州改走陇海路，经商邱、开封到郑州。恰逢鲁迅、夏元、王桐令等自北京南下，于是偕同西行。第二天早晨苍蝇嗡鸣，扰人清梦。鲁迅先生说：“《毛诗·齐风》所咏：“‘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矣。”过洛阳时，曾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曾特地拜访军阀吴佩孚。吴问夏：“在北大教什么课 ? ”夏答：“担任新物理中的电子研究。”吴指其壁上所悬八卦图问：“此中亦有阴阳变化奥妙，能为我阐述否 ? ”夏回答：“此旧物理，与新物理非一回事。”吴佩孚强词夺理：“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夏元拜访归来，与众教授谈及此事，众人皆笑，鲁迅揶揄道：“这也是苍蝇之声耳。”有人问刘静波教什么课，刘答：“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是‘大国家主义'。”鲁迅说：“是指帝国主义吧 ? 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于百倍。”有人回忆“五四”运动时，蔡孑民 ( 元培 ) 先生在天安门发表演说，强调“只有洪水能消灭猛兽”。遂有人感叹问：“这些蝇营狗苟的琐屑，自当同时消灭否 ? ”鲁迅先生回答说：“这虽是小题大做，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鲁迅先生讨厌苍蝇，曾在《战士和苍蝇》、《夏三虫》等杂文中痛斥过那些营营嗡嗡的“虫豸们”。西北之行，陈中凡听鲁迅三斥“苍蝇之声”，印象极为深刻。五十多年后，他在《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中回忆了这段往事。[1]挽章痛悼胡小石陈中凡一直以学长事胡小石，北上南下，共学共事。1920年秋，陈中凡约胡小石一起北行，到女高师任教。 1921年夏他南下到国立东南大学主持国文系不久，即举荐胡小石南来，“已得当局首肯，中途为忌者所阻，未能如愿以偿。”1924年9月，金陵大学改组国文系，胡小石出任教授兼系主任，与当时已在金大兼职的陈中凡共事。不到一个学期，陈中凡匆促南行，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6年春回到金大，两人又得聚首共事、赏奇析疑的机会。1927年因维护还是变更金陵大学旧制等事，两位先生意见不一，致生龃龉。陈中凡遂于1928年春改赴暨南大学任教，“从此音问隔绝20余年”。
1952年院系调整，时在金大任教的陈中凡到了南大中文系，与胡小石、汪辟疆并称中文系“三老”。陈中凡和胡小石遂共事一堂，“共谋互相帮助，切实改进教学工作。” 1962年胡小石溘然病逝，陈中凡深感震惊，“至于惋愕不知所措”。他追思两人五十多年来共学共事的关系，以及聚散离合的波折，更是浮想不断，感触万端。他写了《悼念胡小石学长》一文，并“谨拟挽章一联表示衷心的悼念”： 
三年共学，十年共事，愧季札缟舼相投，苍茫流水高山，几人知己？ 
四卷存稿，五卷存目，叹子敬人琴俱杳，惆怅凉风天末，何处招魂？
陈中凡与胡小石既为两江师范学堂同窗，又同在东大、中大、金大和南京大学共事多年，相互引为同调，虽曾有过隔阂，终能坦诚相见。陈中凡以“季札”、“子敬”相喻，其意真切，其情可感，令后生小辈至今感叹不已。[1]幸福晚年粉碎“四人帮”时陈中凡已是近90岁的老人，但他和全国人民一样，精神振奋，欢欣异常。他从1978年至1980年还是每年去北京一趟，参加全国政协的全体委员会议，并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关心和参加讨论国事。1980年，他在北京参加会议时，应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之邀，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撰写了“自传”，其中有这样二段话表达了他的心声：“我决心以有生之年，竭尽绵力，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作贡献”；“学校的党政组织对我们老教师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比起旧社会老人的晚景凄凉，时有失业之虞来，我内心充满了幸福感，热切希望我国广大的社会科学教育工作者，安定团结，朝气蓬勃，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同德，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他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图书、字画、古物等分别赠送给自己任教的南京大学及南京博物院，又把自己建造的三幢房屋赠送给国家办大学。
1982年7月22日，陈中凡病逝。他的追悼会由江苏省政协主席包厚昌主持，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致悼词。悼词中说：“陈中凡教授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陈中凡教授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他服务教育事业的奋发精神，他耕耘学术园地的刻苦精神，他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2]
作品一览
个人作品陈中凡治学根基深厚，从研究书目学、诸子群经到文学批评史，以及先秦、两汉、隋唐五代、宋元金文学史等，无不涉猎，后致力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在文学、历史学、哲学乃至目录学、古文字学、教育学、艺术史诸方面均有建树。喜藏书，所藏善本古籍被称为“收藏一绝”。其藏书楼“清晖山馆”收藏自称为“藏书十万卷，字画三百帧，首都沦陷，尽付劫灰。”余者流入书肆。
1924年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曾主编《国学丛刊》，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同年曾应邀去西安讲学(同时被邀请的有周树人(鲁迅)、孙伏园、蒋廷黻等人)，担任讲题为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国文字演进之顺序和读古书的途径三个内容。 
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此后数十年内他出版的专著有《书目举要补正》、《古书校读法》、《诸子书目》、《经学通论》、《中国韵文通论》、《中国大文学史 (上古文学---清代文学)》、《汉魏六朝散文选》、《两宋思想述评》、《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民主与教育》等十余部。结集有《陈中凡文集》。[1][3]相关著作《陈中凡年谱》 
《学林清晖（文学史家陈中凡）》[1][3]
轶事典故
“三不”与“三书”陈中凡的人生信条是“三不”与“三书”：不做官、不纳妾、不吸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生乐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的“三不”与“三书”不大放在嘴上讲了，但其精神内涵还时时表现在对弟子的教诲中。尤其当他藏否人物的时候，譬如谈到某某人（往往曾是他的学生）做了官，总是掩盖不住那种惋惜之情或鄙夷之意。[4]与省主席话不投机蔡元培捍卫大学的独立性，反对政党或政府干涉校政，这一思想也对陈中凡先生影响颇深。陈老不到三十岁即成名，当过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之前身）国文系主任、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前身）文科学长。一九二八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次年任文学院院长。他邀左倾进步人士如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任教授，造成很大社会影响。教育部高教司向他提出警告，他不予理睬。当当局进一步干涉校政之时，他便愤而辞职了。 　　陈老最瞧不起那种在当官的面前俯首贴耳、低三下四的文化人。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他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是孟子高于孔子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孟子身上有一种文化人的独立品格。陈老的《五十生日自述》曰：“暇便高吟乐便歌，漫将身世怨蹉跎。廿年浪迹恩仇少，半世罗卷轴多。心比蝉清惟饮露，梦断欧鸟每惊波。古人五十知天命，壮志犹怀逐日戈。”这正是他的“三不”、“三书”的写照。就是这样一位“清晖山馆主人”，曾叫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十分难堪。一九三四年，陈老赋闲在家，省主席陈果夫约见他。中凡先生到时，陈果夫适有事外出，由弟陈立夫热情招待，稍候片刻，陈果夫至。客气寒暄一番之后，省主席要陈中凡支持江苏省的教育事业，表示要聘他当省教育厅长。中凡先生当即以“三不”信条相告，拒绝了省主席的“好意”。为了扭转这尴尬的局面，陈果夫说：“陈先生的家乡盐城，学校多，教育素称发达，这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光荣啊。” 
“不过——”陈中凡对这位大官的粉饰太平颇为反感，冷冷地笑了一笑，说：“我们盐城不光学校多，在上海拉黄包车、当野鸡的也很多。”他的意思是说，盐城受苦受穷的人多，他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陈果夫叫手下人通知首都各校，不准聘用陈中凡这位自由主义者。[4]与新旧各派均有交陈中凡受蔡元培的影响，不论做学问还是交朋友，均持“兼容并包”的态度。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与任教期间，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师培、黄季刚等新旧左右各派人士均有交。他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按照他的“三不”主义，并不参加陈独秀组织领导的党派政治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前，陈独秀在南京被保释出狱后，在陈中凡家住了一个多月。那时的陈独秀，一方面早已被中共开除，一方面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牢，对革命前途十分悲观，个人情绪也很颓丧。他天天在陈中凡面前发牢骚，骂国民党，也骂共产党。但陈中凡只和他谈学问，谈友谊，不谈政治，不谈“党务”。陈独秀把在狱中同居的潘女士带到陈中凡家住。陈中凡热情照拂，临别时劝他：“你那党务，我看不要再搞了。”几年之后，陈独秀病死于四川江津，陈中凡发表文章悼念他，还写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哭陈仲甫》。 
陈中凡与李大钊的交情也很深。在他担任北京女高师国文部主任兼教员时，革除学校封建保守习气，邀请北大新派教授（如李大钊、胡适等）与“国故派”教授（如刘师培、黄季刚等）来校讲课。李大钊讲“社会学”与“女权运动史”，新理论、新方法颇受欢迎，陈中凡与他的个人友谊也加深了。后陈中凡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仍与李大钊有书信往来。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陈中凡闻讯大悲。一九三七年，李大钊牺牲十周年，陈中凡有《纪梦》一诗，表现了他对旧友的敬仰与思念。诗中记他在梦中与李大钊见面，“共执手兮道故，情抑塞兮忿捐。”待到魂骇梦醒，仍伏枕情牵。[4]师生同台度曲陈老晚年喜欢唱昆曲，曾把昆曲名家俞振飞请到家里来授艺。凡是他的弟子，必须习唱昆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在他的弟子当中，吴新雷唱得最好，深得俞振飞嘉许。一九六五年，在全校欢送毕业生的文艺晚会上，大家要求陈老唱一曲。时年七十八岁的陈老邀他的弟子梁淑安女士同台清唱《长生殿》“惊变”一折的“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一段，白发苍苍的陈老唱唐明皇，二十七岁的梁女士唱杨贵妃，由师兄吴新雷吹笛伴奏，成为了一次有很高文化品位的业余演出。事隔一年，“文革”开始。毛泽东关于戏剧的“批示”在报上公布，这次师生同台度曲的佳话，曾多次作为“封资修”的例证受到“红卫兵”的批判。
“文革”开始，经历过多次历史暴风雨的陈老师并不知道它的来头，甚至误以为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红卫兵”叫“三名三高”人物主动减薪。陈老在大太阳底下排队表态，登记减薪。中文系师生集队唱《东方红》，陈老师不滥竽充数，他像昆曲那样放开喉咙唱，当全体已经唱完时，还听他一个人拖着长长的腔——他耳背，不知别人已唱完，由此可见其认真的程度。担提起他与梁女士同台度曲事，他并不认为自已有什么错。[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