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邓雨贤
简介
邓雨贤,1906年7月21日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龙潭乡，15岁时进入台湾总督府台北师范学校（今“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就学，1925年毕业；24岁时，远渡日本，学习作曲。1932年，邓雨贤27岁，江添寿在台北市大稻埕永乐町成立文声曲盘公司，邀请邓雨贤加入该公司；邓雨贤同意，创作了《大稻埕行进曲》。1933年，邓雨贤28岁，古伦美亚唱片第二任文艺部长陈君玉力邀邓雨贤加入该公司，邓雨贤同意；同年，邓雨贤创作了《望春风》、《月夜愁》等歌曲。日治时代末期，因实行皇民化运动所有汉语歌曲全遭禁唱。邓雨贤35岁时，辞去工作，回到老家芎林，在芎林国小任教。邓雨贤39岁时，因病去世。
作品
1932年《大稻埕行进曲》
古伦美亚唱片第二任文艺部长陈君玉曾在1955年出版的《台北文物》中首度提到邓雨贤作曲的歌曲《大稻埕行进曲》，却长年不见其录音数据存在，引起不少学者质疑。2007年6月，《大稻埕行进曲》黑胶唱片被台湾美术设计师林太崴在台北县三重市的跳蚤市场发现。该唱片是在1932年由大稻埕永乐町文声曲盘公司录制，日文歌词，作词者为文声曲盘公司文艺部，演唱者为江鹤龄（林太崴怀疑就是文声曲盘公司老板江添寿）。《大稻埕行进曲》乐风青春活泼，歌词描述大稻埕四季景物的变化，也提到当时著名酒家江山楼与当时流行的爵士乐。
《夜里思情郎》 
《十二步珠泪》 
《挽茶歌》 
《汝不识我我不识汝》 
1933年《雨夜花》 
日语版：名誉的军夫（誉れの军夫） 
雨の夜の花 
粤语版：四季歌
《月夜愁》 
日语版：军夫之妻（军夫の妻） 
《望春风》 
日语版：大地在召唤（大地は招く） 
《老青春》 
《跳舞时代》 
《桥上美人》 
1934年《青春赞》 
《春宵吟》 
《单思调》 
而后由周添旺重填歌词改名为『想欲弹同调』。 
《闲花叹》 
《文明女》 
《情炎的爱》 
《梅前小曲》 
《碎心花》 
1935年《风中烟》 
《春宵吟》 
《碎心花》 
《不灭的情》 
《单思调》 
《一个红蛋》 
《梅前小曲》 
《对花》 
日语版：真昼の丘 
《那着按呢》 
《和尚行进曲》 
《月下思恋》 
《你害我》 
《我爱你》 
《月下思君》 
《春江曲》 
《三姊妹》 
《情春小曲》 
《稻江夜曲》 
《碟花梦》 
《青春花鼓》 
《临海曲》
1936年《异乡之月》 
《檐前雨》 
《闺女叹（怨）》 
《夜夜愁》 
《姊妹心》 
《孤鸟叹》 
《女给哀歌》 
《白夜赏月》 
《叹环境》 
《雨夜孤怨》
1937年《南风谣》 
《新娘的感情》 
《愁人》
1938年《广东夜曲》 
《四季红》 
在戒严时期中曾被改名为『四季谣』，直至解严后才改回原名。 
布袋戏版：大头和尚（六合三侠传） 
《寄给一哥哥的封信》
1939年《黄昏愁》 
日语版：番社姑娘（番社の娘） 
国语版：十八姑娘一朵花 
《纯情夜曲》 
《满面春风》 
日语版：南海夜曲 
《小雨夜恋》 
《密林的黄昏》 
《菅芒花》 
《纯情夜曲》 
《天晴れ荒鹫》 
《乡土部队的来信（郷土部队の勇士から）》 
台语版：妈妈我也真勇健（在二战后由庄启胜改填而成）
1940年《南国花谱》 
《粗体送君曲》 
《来自南方之岛（南の岛から）》 
《望乡之歌（望郷のつき）》
1941年《不愿煞》 
《离别故乡》 
年份不详 
《瓶中花》 
《桥上美人》 
《孤雁悲月》 
《请你想看觅》 
《再生缘》 
《自君别后》 
《空抱琵琶》 
《琴韵》 
《对独枕》 
《五更谱》 
《安平小调》 
《更深深》 
《江上月影》 
《慰问袋》 
《处女花》 
《断肠夜》 
《落霞孤鸠》 
《思春情》 
《秋月吟》 
《空房思君》 
《叹世经》 
《山歌小调》 
《昏心鸟》 
《碎心花》 
《琴韵》 
《闻花叹》 
《月升鼓浪屿（月のコロンス）》 
台语版：月光海边（在二战后由愁人改填而成） 
《南海的花嫁》 
《秋夜吟》 
日语版：工厂进行曲 
《黄昏恋》 
《山歇小调》 
《芎林小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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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语歌谣的奇葩── 邓雨贤
文 / 文静 
邓雨贤，台湾桃园龙潭人。生于公元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于公元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享年三十九岁。作品约有五十余首，较著名者如下：〈望春风〉、〈月夜愁〉、〈雨夜花〉、〈四季红〉、〈春宵吟〉、〈碎心花〉、〈一个红蛋〉、〈对花〉、〈满面春风〉、〈想欲弹同调〉等等。
四月望雨　传世歌谣在台语流行歌曲之中，有所谓的「四、月、望、雨」，指的便是〈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雨夜花〉四首台语歌谣，这四首台语歌谣在当初面世之时都曾造成一时轰动，甚至达到大街小巷人人传唱的地步；即使时间已然经过数十年之久，它们仍然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不时地被记忆着、歌咏着。这几首台语歌谣因着它们特殊的创作时空背景，不仅仅成了上一代台湾人生活在日本严格殖民统治之下「一抒胸臆」之心声写照，同时也寄托着历经战乱之后热血青年学子怀旧、有所思慕之款款心曲，甚至因为其蕴含有浓厚的台湾情味而成了当时为数不少为着种种原因，不得已漂泊于异乡的游子们聊以慰藉乡愁之苦的思乡曲调。
而这些充满台湾特有情调，让人一听便难以忘怀的悠悠旋律，全都出自于一人之手--客籍作曲家邓雨贤。邓雨贤，公元一九○六年（日明治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诞生于当时大溪郡龙潭庄，也就是今日的桃园县龙潭乡，为客家子弟。桃园龙潭乡本因境内有所谓「灵潭埤」而得名，早期民间更盛传，这个大小约阔十八甲的湖泊内，潜藏有一条黄龙，曾顺应民意降下及时雨以解除旱害，乡人为纪其事而称之为「龙潭埤」，因此民间传说深入当地民心，故此地地名便于日本统治时代逐渐由「灵潭」而转称为「龙潭」。
出身名门　书香传家台湾桃园台地之居民本来便以客家人居大多数，而龙潭「九座寮」地方之锺姓人家、「八张犁」地方之邓姓人家，更可说是世居当地的名门望族。相传邓氏家族早在清朝嘉庆年间便从广东省梅县渡海来台，而在龙潭地方落籍生根。来台之邓姓家族为表示缅怀祖宗，并期许未来家族仍能福泽延长、瓜瓞绵绵，规定邓氏家族子孙皆依旧例辈份命名，而邓雨贤即属于「贤」字辈子孙。
邓雨贤不仅出身于名门望族，家中更是世代以书香传家，邓雨贤之曾祖父、祖父及叔公皆曾考取秀才，而有「一门三秀才」的傲人记录。但因邓家自古即有「不行医、不当官」之祖训，因此邓家长辈大多以「教育」为职志，积极为乡民贡献心力，例如邓雨贤的父亲：邓盛柔（号旭东），便投身于家乡的龙元宫公学校担任教职，后来又应聘为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时分为师范、国语二部）的汉文老师，以客语教导汉文，于是邓盛柔决定携家带眷，迁居台北。而邓雨贤因迁居台北之故，开始接触闽南语、学习闽南语，而邓雨贤的小学教育是在台北万华「艋舺公学校」（今老松国民学校）完成，此时邓雨贤因每日与众多以闽南语为母语之同学一同求学，相处时日既久，闽南语之运用已十分流利。
公元一九一九年，台湾总督府颁布所谓「台湾教育令」，积极进行教育之改革工作，并决定将「国语学校」停办，同时又设立台北及台南师范学校；此时的邓雨贤便遵照父亲之意愿，以年仅十五岁之龄顺利考进台北师范学校，而当时的台北师范学校为了培养出全能之教师，非常重视教师未来音乐教学之能力，因此在每间教室里几乎都配置有一架钢琴，虽然现今仍缺乏关于邓雨贤音乐之启蒙数据来源，但或许可以推论，当时台北师范学校之音乐教育对邓雨贤日后的音乐生涯、歌曲创作影响应有相当程度之重要影响。
光宗耀祖　金巡仔官公元一九二五年，二十岁的邓雨贤顺利由台北师范学校本科毕业，随即被派往台北大稻埕「日新公学校」（即今日日新国小前身）执教。在当时，若有台北师范学校之台籍毕业生被派任为教师者，习惯对其称之为「训导」，具有所谓文官之资格，任教两年之后，即可身着「文官服」；因当时文官服的帽子及上衣袖子绣有金巡，因此民间习称穿着此种文官服之教员为「金巡仔官」，在当时众人心目之中，台湾子弟若能成为「金巡仔官」乃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荣耀之事，因此当时的邓雨贤，可说是大稻埕地区人人敬慕之著名人物。
邓雨贤于日新公学校执教第二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毕业于台北州立第三女子高等学校（今中山女高）的锺有妹小姐结婚。婚后邓雨贤仍继续担任教职，但几年之后，终因压抑不住对音乐的向往与执迷，终于决定暂时抛下妻子，只身负笈日本追求更广博、深入的音乐知识，并进入日本东京一家歌谣学校专心研习作曲理论。
出人意料的是，当邓雨贤满怀雄心壮志学成后返台，发现台湾当时的音乐环境竟无一处可供其发挥长才，不得已邓雨贤只好暂时蜗居于台中，为谋生计，甚至于台中地方法院内担任通译官，月俸仅仅为区区五十圆而已，甚至比当初他担任日新公学校之教师薪俸还低：所幸这样的日子并不久长，未至一年，邓雨贤得以一展理想抱负的机会终于降临。
崭露头角　大稻埕进行曲公元一九三二年，当时第一首台语创作歌曲〈桃花泣血记〉奇迹似地风靡全台后，不少唱片公司老板对台语创作歌曲产生高度的投资兴趣，于是对相关台语歌谣词曲创作人才的需求大增，企图乘势积极开发此一新兴唱片市场。而当时公司便设在永乐町（即今日之迪化街）的文声唱片公司负责人江添寿先生为顺应市场庞大之需求而改弦易辙，从原来只灌录歌仔戏、民间笑剧及说唱戏曲，触角扩及到台语流行歌曲的唱片录制。而邓雨贤首次应文声唱片公司之邀写了一曲：〈大稻埕进行曲〉（作词者不详，此曲今已失传）而初次崭露头角，而邓雨贤可说是当时台湾第一位具有客家背景，而从事谱写闽南语歌曲之创作家，他创作上的惊人才华，随即受到当时执唱片界牛耳地位的古伦美雅（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瞩目。
日本公司　台湾原味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负责人的是伯野正次郎先生，而伯野正次郎正持续而积极地大力倡导台语流行歌曲的发行，他并且鼓励当时台语歌谣作家的词曲创作务必要具有所谓的「台湾味」，一再强调如今若发行仍带有东洋味较重的作品，只要直接引进日本的「演歌」即可，何必需要台湾音乐人才苦心创作？此举无异是再次肯定了具有台湾本土情味的台语歌谣之价值。之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由黄韵柯先生担任经理，并于公元一九三三年聘请当时于台湾新文学文坛上十分活跃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陈君玉先生，出任该公司之文艺部部长（约等于主任级职务）。
陈君玉上任后，更加积极致力于网罗各方杰出音乐人才。由于陈君玉十分赞赏邓雨贤之前发表的作品：〈大稻埕进行曲〉，认为邓雨贤将是拓展闽南语歌谣旋律层次境界的最佳人选，于是他进一步积极游说邓雨贤正式进入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担任作曲专员，并和刚刚卸下牧师职务的姚赞福，以及担任当时民众党宣传部长卢丙丁的夫人林氏好女士一同担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旗下所属歌星之演唱训练，因此邓雨贤不仅为台语流行歌谣极富盛名之创作者，亦可说是台湾第一位专职的音乐家。
获得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大大重用的邓雨贤，果然不负众望，换了新环境的第一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就陆续创作出〈望春风〉、〈月夜愁〉、〈老青春〉、〈跳舞时代〉、〈桥上美人〉等歌曲，四方赞赏声不绝；第二年，又推出〈雨夜花〉、〈青春赞〉、〈春宵吟〉等动人歌曲，一时间人人传唱，当时的邓雨贤可说是与当代流行歌曲众作家们携手合力将台语歌曲带入百花争绽、令人耳目一新之美好新境界。
之后的几年之间，邓雨贤更以〈满面春风〉、〈碎心花〉、〈南风谣〉、〈想欲弹同调〉、〈琴韵〉、〈四季红〉、〈四季谣〉等首首动听之旋律，赢得当时「最受欢迎流行歌曲作家」的美誉；甚至有人将邓雨贤、苏桐、黄赞福、邱再福四人并列为当代流行歌坛作曲的「四大金刚」。
当邓雨贤持续创作台语歌谣之余，他同时也试图采集民间传统的民谣与戏曲，以做为他创作的题材及灵感来源。在他个人的田野采集工作中，纪录了所谓的七字背、六孔兴调、客家调、山歌……等等；有的邓雨贤还另外加上他自己个人的诠释，并编写钢琴伴奏谱，可见他对这些流传于民间之音乐极为重视。
真知灼见　与民同乐公元一九三四年，台湾新文艺作家们决定要成立所谓的「台湾文艺联盟」，经过半年的计划与筹备，终于创办了「台湾文艺」月刊杂志。该杂志曾邀请当代美术、音乐、戏剧、书法等著名艺术工作者举行一场「文联主办综合艺术座谈会」。公元一九三六年三月，邓雨贤以音乐家的身份参加该座谈会，会中，他对未来创作台语歌谣的走向提出了个人深切之感想与检讨：
「……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对今日台湾社会有什么抱负或要求？关于这一点，我是一位音乐工作者，知道的不多，只是每天不断的努力研究，平常总觉得，不但是音乐家，我想，画家、文学家也一样，认为艺术只是他们这些研究者的独占品，是和大众游离的东西，自己高高在上，有轻视一般大众之嫌。……如果可能，艺术家应该和大众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他本来的使命。幸而我和唱片公司有关系，有较多的机会去接近大众；我能不客气的说：现在的台湾艺术已经成为一部份白领阶级的娱乐机关，实在需要改进和大众一同鉴赏艺术的态度。」
面对西方外来文化不断涌进台湾并造成不小之冲击，如何使台湾乡土文化能更加落实，邓雨贤更从其音乐角度提出其个人之见解：
「这是一个过份崇信西洋文物的时代，当然西洋文物有不少可以摄取的地方。但西洋音乐也有腐败的地方，所以不一定非西乐不可。台湾音乐水平较低，一开始就只推行西乐的话，大众不容易理解，结果会使音乐和大众分离。所以就原有的台湾音乐（例如歌仔戏、有非艺术性的俗恶地方不少）改作Melody，或改善歌词。我是说应该从这种地方着手。本人在四、五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很可惜尚未有杰出作品出现……」。
此外，邓雨贤又肯定流行唱片之价值，表示道：「唱片具有广受大众爱好的先决条件，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更加努力」。
在此次座谈会中，邓雨贤不仅提出许多他个人对当前流行音乐的看法与论点，同时也开始更加努力地实践其对音乐的理想，他更加积极致力于采集整理〈艋舺新背调〉、〈番婆调〉、〈七家调〉、〈客人调〉、〈新雪梅思君〉等歌谣，但很可惜的是，虽然邓雨贤凭一己之力企图采集并充实台湾之音乐版图，但仍抵抗不了现实政治的高压迫害，以致于不得不依循所谓日本政府之「政令」而从事创作。
时局歌曲　郁卒创作公元一九三七年，日本正式发动七七事变，台湾总督府为配合日军侵华活动，在台湾积极推动皇民化运动，而当时皇民奉公会的外围组织－－「台湾演剧协会」成立之后，便开始大规模强制推行「新台湾音乐」，规定台湾的曲调需一律套用日语歌词才能演唱，此举无异完全扼杀了当时流行歌曲作家原本创作之自由，也使邓雨贤对大众音乐怀抱之期待与希望顿时落空。
当日本军阀陷于战争泥沼之时，因已缺乏兵源，又缺少劳动力，于是来台不断强征台湾男子充当军夫、志愿兵；于是台湾本土年轻人不是被征调到军事工地，从事无报酬劳动的「勤劳奉仕」，便是强迫送往战争之前线打仗，为日本人卖命。而日本统治当局为了加强战时体制，积极鼓励台湾百姓从军参战，而为了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之伟大使命，需要制作一些宣传歌曲以激励士气，因此他们首先利用邓雨贤的〈望春风〉改填上日语歌词，成了〈大地在召唤〉，之后又利用当时早已脍炙人口〈月夜愁〉、〈雨夜花〉之曲调，改填上其它歌词，成了所谓的「时局歌曲」，于是〈月夜愁〉变成〈军夫之妻〉；〈雨夜花〉则成了〈名誉的军夫〉，此二者都是由日本人粟原白也进行歌词之更改。
日本当局知道即使刻意创作时局歌曲，短时间造成台湾人传唱的效果未必能彰显可见，所以决定利用现成台湾人民所乐于传唱的旋律，因为如此做效果是可以预期的，因此，邓雨贤那些原本是缓慢愁怨的悠悠旋律竟被强自变成了慷慨激昂的军用进行曲，日本人甚至强迫教唱，企图使每个台湾人民在短时间内皆能朗朗上口，传唱不已。是故，邓雨贤那些优美的作品遭到污染，虽深感心痛，亦是无可奈何。
甚至邓雨贤还必须在日本政府鼓吹皇民化运动声中，积极配合，于公元一九四二年时改名为「东田晓雨」，另外再以「唐崎夜雨」为笔名，为日本人谱写一些填写日文歌词的时局歌曲，如：〈乡土部队之勇士〉。而战时风行一时的〈日升鼓浪屿〉，也是邓雨贤的「应时」之作，此曲由广播电台文艺部的日本人中山侑作词，但当时哥伦比亚支付给邓雨贤之作曲费仅仅为伍拾圆，而支付给中山侑的作词费却高达二百元，两者待遇之悬殊，令人深感不平而徒叹无奈。
重拾教鞭　英年早逝台语流行歌曲在皇民化运动的打压下，渐渐沈寂，公元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邓雨贤正式彻底辞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职务。而当时因战争趋于炽烈，盟军之军机不时会对台湾进行轰炸，邓雨贤一家为躲避频仍之空袭迫害，举家迁离台北，而移居于新竹芎林庄一个靠山临溪的偏僻山村，并和妻子锺有妹一同任教于芎林公学校。当时夫妻两人的薪水（邓雨贤月俸四十七圆、锺有妹月俸二十三圆）合起来还不如他在哥伦比亚公司一个月一百元的薪水，生活可说是十分清苦。
重拾教鞭的邓雨贤，虽然是从繁华的都市搬到穷乡僻壤，但是他对教书一职十分认真尽责，每年都获得「事物格外认真奖赏」。但物质缺乏，一切简陋的乡间生活，并不能浇熄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他仍然憧憬未来的艺术生命，时时不忘创作。
中日战事趋于白热化时期，邓雨贤原本便已不甚强健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每下愈况，加上战时物质严重缺乏，药品奇缺，邓雨贤最终竟未能挨过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后一年，就在公元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不幸因肺病与心脏之并发症，病逝于竹东，遗下妻子、三个男孩和一位遗腹子，享年仅仅三十九岁，与西洋音乐大师门德尔松‧福斯特同寿。
人生有限　艺术永恒邓雨贤不仅作曲之创作才华卓越，于钢琴、小提琴、吉他、曼陀林等西洋乐器上的造诣更是可圈可点、令人赞叹，而他用以谱写旋律的工具也多是利用这些西洋乐器，因此可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邓雨贤在创作上的卓越才华虽惊人，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品总能在巧妙运用西方音乐理论及技术之余，又带有诚挚而朴素的台湾民谣风味，此种中西融合的特有情味，最为后人赞颂不已。
邓雨贤发表的作品，曾灌录唱片发行的大多是在公元一九三三年至公元一九三九年间的创作，其创作曲之数量虽尚未能与西洋音乐大师等量齐观，但在短短八年创作时间中所遗留的作品还算丰富，约有五十余首之多。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像〈望春风〉、〈月夜愁〉、〈雨夜花〉、〈四季红〉、〈春宵吟〉、〈碎心花〉、〈一个红蛋〉、〈满面春风〉、〈对花〉、〈想欲弹同调〉等，经过时间的历练，早已经由当时「流行性」的歌曲蜕变为台湾具有「时代性」的歌谣，而且余音袅袅，成为每一个台湾人的共同记忆。邓雨贤的名字已经是歌咏乡土音乐一位永垂不朽的艺术家；邓雨贤更以客家子弟之身份，为闽南语歌曲谱下了许多世代传唱的作品，实在可说是一令人意外之异数。
之后曾有客籍晚辈为了彰显邓雨贤在台湾歌谣史上的地位，遂于公元一九七○年左右，发起由新竹中学数字同学集体创作，将〈望春风〉填上客语歌词，并改名为〈想起恋妹实在难〉。公元一九九一年，朱真一亦将〈雨夜花〉改填上〈养女苦〉的客语歌词。同样身为作家兼邓雨贤之晚辈同乡的锺肇政对邓雨贤曾有以下赞誉：
「……它们那种优美、动人，且又纯粹本土味的风格，太切合台湾人民的需要吧！广播、电视里，几乎无日无之，岛上每个地方无一处不可闻。可以说，它们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台湾人的心灵之曲子，或许它们原先只是流行歌曲，然而这也无损于它们在岛上全体居民心中的地位，艺术确乎是永恒的，吾人在邓氏歌曲上领略到此言的真实意义！」
公元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邓雨贤的半身纪念铜像被正式安置于今日桃园县龙潭乡波光粼粼的龙潭埤畔，并由名作家锺肇政及龙潭乡长游日正共同主持揭幕仪式。这座铜像是第一位台湾本土音乐家的纪念铜像，台语流行歌谣创作者邓雨贤的一生，或者真可说是「人生有限，艺术永恒」之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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