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起源
许多人认为恐怖分子是一种现代产物，但一部叫《内部敌人》的新纪录片揭示了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较今天的恐怖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样的疯狂、残忍，破坏力甚至更大。  [1]
想象一下：一个狂暴的激进分子网络，针对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起攻击。他们杀死了美国总统、俄国沙皇、法国总统、奥地利元首和西班牙首相。
世界各大城市不断发生连环爆炸：爆炸破坏了华尔街、伦敦地铁、巴塞罗那一家剧院、巴黎一家咖啡馆。警察这样形容投放炸弹的暴徒：“他毫无悔恨，视死如归。”人们惊慌失措，各国政府动用刑讯逼供手段，驱逐可疑移民。然而，激进分子依然在世界各地流窜，所到之处留下破坏的废墟。他声称，破坏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这听上去像是对30年后基地组织的预言。但事实上，这一切已经发生过。是来自过去的故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掀起一阵暴力破坏高潮。他们准备为自己的信仰去死。他们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样住同一社区———比如伦敦西部的怀特查普区———袭击相同的目标，比如纽约曼哈顿。
在一部叫《内部敌人》的新纪录片中，年轻伊斯兰极端分子背诵着昨日犹太无政府主义者留下的誓言，阅读他们留下的文字和对他们的审判记录。虽然他们所梦想建立的完美社会截然不同，他们的愤怒、残忍和策略却几乎相同。
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在那轮已经过去的波及全球的暴力袭击中，留下了什么教训？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像一股无法根除的顽固力量，似乎要让西方社会流血致死。可是，就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他们消失了———是什么让他们放下武器？是什么策略打败了这场疯狂的地下运动？什么策略只会让他们更加强大？这对于今天的反恐斗争有什么启发？
咖啡馆爆炸案
1894年2月12日黄昏，巴黎的特米纽斯咖啡馆里坐满了年轻人，他们正在欣赏交响乐演奏，突然音乐声停止。一个巨大的火球吞没了目之所及的一切。当幸存者清醒过来，他们周围到处是尸体，有人身上着火，有人在尖叫在狂奔。这场血案的制造者是年仅20岁的法国会计师埃米尔·亨利。他把一个炸弹装在金属饭盒里，扔进正在演奏的交响乐团。这并非他的第一次袭击：几个月前，他炸毁了一间警察局，杀死5人，然后平静地回到他的书桌前，继续账目演算。
但是，这是第一次由个人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说：“那一天，普通人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但是，亨利并非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后来生活要靠他富裕的姑姑来接济。总体上说，他是个敏感的人，周围的残忍让他震惊。他声称自己的行为最终是为了拯救生命：他谋杀的动机是出于怜悯。
亨利生活的巴黎是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只需步行15分钟，就能从富丽堂皇的歌剧院走到贫民窟，看到随时有婴儿死于肺结核。这种强烈的分化震撼了他的灵魂：他受的是富人的教育，后来的生活却日益贫困。
1848年，埃米尔的父亲富尔顿·亨利从中产阶级家庭逃跑，加入了巴黎革命。那时他年仅16岁。1871年，革命者控制巴黎后，富尔顿成了一位群众领袖。后来政府军队重新占领巴黎，屠杀了2.5万革命者。富尔顿被判处死刑，后逃亡西班牙。埃米尔·亨利在那里出生，他听着法国政府如何残酷镇压自由的故事长大。这个孩子把政府视为邪恶势力，在西班牙政府没收他们的家庭财产以惩罚他父亲的政治立场之后，这种仇恨更加深刻。他的父亲被迫在肮脏的工厂里工作，最后因水银中毒死去，那时埃米尔只有10岁。
亨利的母亲被迫向富有的亲戚乞求帮助，亨利得以进入巴黎最好的学校。他成绩优异，长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年轻人，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依靠工程师学徒的微薄薪水，他依然只能住在贫民窟里，周围众多年轻生命因贫困夭折，让他深受触动。贫穷的大众没有政治发言权，甚至没有足够维生的食物：1/4的孩子在成年之前死亡。
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我想要消失，让自己烟消云散，这样才能避开那无穷无尽让人窒息让人心碎的苦难。”他认为，富有的巴黎充满“骗局”，“只有卑躬屈节者才能在豪门宴会上得到一席之地……富人们掌控一切，不但剥夺其他阶级维生的资源，还剥夺他们的思想。”
整个欧洲，各国政府都向暴政发展———征收重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与此对应的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在掀起，它的目的就是解散不合理的政府。
“无政府主义者”一词最初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1840年，一位叫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法国外省印刷工助手却自封无政府主义者，并引以为傲。他说，假如解散政府，人们将自发组织成和平的民主社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无需警察、法律和税收。政府倚仗它的工具、暴力和高压政策让人腐化。取消国家机器，将恢复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天然秩序。换而言之，法律是暴政；私有权是窃贼。
在不合理的社会中，脆弱的穷人经常被剥削致死，不亚于集体屠杀。一位从小在有毒工厂里当童工的陶瓷工人因为职业病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受诅咒的社会，你要对我的病负责。麻木不仁的资产阶级，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可以让自己变成正义斗士，一个复仇者，为你们的社会所屠杀的无数生命而复仇，为那些曾经反抗过、被监禁、被折磨、被清除的人复仇。资产阶级……我想要说服自己，至少得有人为我的死负责。”这位可怜的工人没有留下名字，历史学家只知道他的姓名缩写：M L.
在埃米尔·亨利看来，无政府主义理论很有说服力。他接受资产阶级的姑姑的施舍———回报以热情的感谢信———转过身来，诅咒邪恶的资产阶级。接到参加征兵抽签（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被征召入伍）的命令后，他不愿冒险，逃跑了。在逃跑途中，他听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演讲，许多人主张只有“实质的宣传手段”才能让理论变成现实。针对政府和公众的暴力事件将让人们认识到，政府的权力只是一种幻觉，从而煽动大众起义。正如今天多数的穆斯林反对圣战一样，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称之为“寻常谋杀”。但是法国社会形势的发展让亨利的思想日益接近那些暴怒的激进分子：矿工罢工被血腥镇压，富人变得更富。他写道：“整个资产阶级靠剥削不幸者维生，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罪行负责。”
亨利在爆炸现场被抓捕。他说自己只有一个遗憾：他没能干掉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炸弹，他会毫不犹豫炸掉整个巴黎。只有在废墟中，一个公平的社会才能诞生。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有人会说你的儿子是一个罪犯，一定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话。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让所有有良心的人无法生存的家伙，是那些维护这个人人受苦受难的社会的人。”
21岁的亨利被处以死刑，他死后，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报复性爆炸震动了巴黎。一位叫奥古斯特·瓦兰特的复仇者宣称：“我们不会放过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也没有放过我们所爱的女人和孩子。那些在郊外慢慢死于贫血症的孩子，那些在你们的工厂里为每天40分的工钱而劳累致死的女工，那些被你们没日没夜剥削，变成工作机器的男人，那些被你们压榨干了赶到大街上的老人，难道他们就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吗？你们可以杀死我们更多的人……但你们永远无法终结暴乱反抗。它的根太深，它诞生于一个分崩离析的腐烂社会。它无处不在，最终将消灭你们。”
美国暴徒
埃米尔·亨利只是一支自发的反叛大军中的一员。他们相信他们能够终结政府，开创一个绝对自由的新时代。两个历史巧合，让他们的袭击成为可能：一是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发展；二是甘油炸药的发明。1866年，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这种便于携带，便于制作的炸药。它迅速在世界各地的矿山和建筑工地传播开来。一个矮小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它改变世界政治的潜力。
约翰·莫斯特是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的书本装订工。童年时一次失败的手术造成他的下巴异常凸起，为了掩饰，他留一口蓬乱的红色大胡子，结果更加引人注目。莫斯特把自己的屈辱变成正义追求———至少最初是这样。他离家出走，来到巴黎，因为参加争取平民投票权的运动，他被投入监狱。他主张通过议会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出狱后，他凭借这一主张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但是不久，普鲁士王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发动清洗左派的运动，莫斯特不得不再次逃亡。
清洗运动摧毁了莫斯特的初步改革信仰。他开始认为，现行体制只有在被炸烂后才能改变。就在此时，他意识到，欧洲和美洲的工厂内遍布炸药，就掌握在普通工人手中。甘油炸药的操作无需专家；它能被装进口袋里；杀伤力巨大。他宣布：“正如火药和步枪从地球上消灭了封建制度一样，炸药力量将摧毁资本主义统治。让炸药的火光包围世界！”
莫斯特从一个国家游历到另一个国家，号召工人拿起他们的炸药，用于对付剥削他们，强迫他们为微薄工资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老板。他成为奥西彭的原型。奥西彭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密使》中的流亡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去哪里都在自己身上绑一个炸弹，准备在遭遇围捕时和警察同归于尽。他吹嘘说，他的敌人“依靠生命，而我依靠死亡，死亡是没有局限，没有弱点的。我的优势显而易见。”
莫斯特在美国招募到很多同伴。当他登上那片新大陆时，每年有3 .5万名美国工人因工厂事故死亡。每当工人联合罢工，必然遭到警察残酷镇压。2%的富人控制全美60%的财富，政客和警察全部唯富人马首是瞻。
莫斯特最狂热的信徒是一位来自犹他州的嗜酒的牛仔海伍德，他总是戴着牛仔帽，人称“大个子比尔”。海伍德的童年在一个又一个的采矿小镇度过，9岁时，他在一次机械事故中失去了一只眼睛。15岁时，他大部分时间多在地下背矿石，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伴被岩石压死或者被炸成碎片。在描绘典型的采矿城镇时，他这样写道：“人们呼吸的是铜、吃的是铜、穿的是铜、一切都被铜所包围……许多矿工因为接触有毒的水，得了溃烂铜疮。人的生命是这个大铜矿上最廉价的副产品。”
在接连目睹国家机器对普通人的残酷镇压后，大个子比尔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他发动了一次罢工，政府派出军队，围捕了1000名矿工，把他们关进带铁丝网的牲口栏里，关押了7个月。警察局头头公开说，“让宪法见鬼去！”他们称之为“美国的巴士底狱”。
对他而言，阶级斗争并非一个空洞概念，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大资本家杰伊·古尔德公开夸耀说：“我可以雇一半的工人去杀掉另外一半。”于是，1907年，愤怒的海伍德把爱达荷州州长弗兰克·斯图伦伯格炸上了天。他的审判是当年最大的新闻。他的辩护人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达罗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呼吁法官“不要和华尔街的蜘蛛为伍，要和用双手劳动的人民站在一起……这些人在工厂、作坊和暗无天日的地下辛苦劳动。我在这里要说，这些劳工组织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们代表了每条仁慈的法律。我不在乎他们到底犯了多大的错———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大的罪———我只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正义的。”
这次审判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深得广泛同情。海伍德被宣告无罪，成为美国民族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号召民众抵制兵役，他被判处20年徒刑，被迫逃离美国。他逃到苏联，发现那里也并非“天堂”，最后酗酒致死。
这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暴力运动的一小部分。他们对政客的袭击相当成功。1881年，3名年轻人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乘坐的马车扔炸弹，杀死了沙皇和几名围观群众。1901年，一名叫弗兰克·乔尔戈什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布法罗混入人群，等待和到访总统麦金利握手，然后狠狠刺中他的腹部。（麦金利遇刺身亡后，西奥多·罗斯福继任，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笃信帝国侵略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总统。）但是，无政府主义狂热分子的袭击目标逐渐地转向平民———这是他们和今天的恐怖分子相似的地方。
正在上演的历史剧
一个多世纪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同样袭击平民的圣战者是否有任何联系？《内部敌人》的制片人乔·布尔曼找到一些伦敦地铁爆炸案穆斯林青年凶手，让他们阅读1个世纪前，对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记录，他们表现出高度认同。亚当·穆努瓦说，“虽然这东西写于100年前，但它记录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发生在我们穆斯林身上。”穆罕默德·拉曼说：“无政府主义一直被描绘成疯狂、血腥的教条———却闭口不提它的原则、它的理想。它的主张深入我心。这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的恐怖分子都不清楚，当炸弹的硝烟散去之后世界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浪漫但模糊的：消灭国家和伊斯兰王国都是缥缈的梦想。但在这些观念差异之下，两者有着深层的结构共性。
两群人都认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正义的，这与他们青少年时期目睹的非法国家暴力密不可分。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镇压巴黎公社、1886年芝加哥干草炸弹事件后对无辜无政府主义者的屠杀是不能容忍的政府暴行。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敌人暴行体现在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美国入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杀戮出于对这些暴行的受害者的同情，是正义复仇。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尔德曼写道：“有人说，仇恨不能产生爱，我的回答是，爱，人类的爱经常会衍生仇恨。”
他们说袭击的目的是让富有的西方国家品尝一下他们的人民曾经的感受，这是他们自诩正义的理由。奇怪的是，两场相隔一个世纪的运动中，多数暴力分子都来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埃米尔·亨利和穆罕默德·阿塔（“9·11”恐怖袭击头目）都是工程师，都热爱数学，认为在数字的世界里可以找到让他们平静的纯净、秩序和理性，是逃避这个混乱现实世界的避风港。欧洲的无政府主义领袖———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克鲁泡特金都是俄罗斯贵族。而乌萨马·本·拉丹是沙特亿万富翁之子。（值得一提的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反对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他们抛弃财富和特权，与下层受欺压阶层为伍，号召为弱者的生存而战。
两波暴力运动都发生在世界权力格局大变动之后。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是对欧洲单一民族国家兴起的暴力反应；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势力入侵海外的反击。新的通信网络使这些反应成为可能：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航运革命和电报使跨越大洲的行动变得更快更自由：一个在国家之间快速移动的真正的国际性网络首次建立起来。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互联网可以让思想和计划瞬间传遍全球：托拉博拉（阿富汗山区）和曼哈顿的协同作战突然成为可能。
因为这一原因两场运动都波及了移民，被冲击的人远超过那些真正施行暴力的人。在一小群犹太移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炸弹袭击后，伦敦掀起了反对犹太移民的热潮。1911年《每日邮报》一篇专栏文章叫嚣说：“在怀特查普区居住着数以百计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对于这些人根本无从了解。在阿尔德盖特区以东的外国移民区，英国警察反倒成了外国人……我们不能继续让这些欧洲的垃圾再来到这里。”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当政府对暴力袭击作出回应时，一开始他们都会犯矫枉过正的错误，让暴力运动火上浇油，让无辜人民死伤更多。
袭击为何停止
几乎在每个国家，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袭击后紧接着是强大的对公民自由的践踏。1920年9月16日华尔街遭遇炸弹袭击，3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报童。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地驱逐“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很多信奉和平主义的左翼人士。背后的主脑是一名叫埃德加·J·胡佛的年轻人，后来他当上联邦调查局头头，又把“宁可错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的清洗策略运用到冷战中。美国国会破天荒地宣布了“非美”言论标准，任何人宣扬无政府主义———无论立场多么平和———都将被扣上“协助”袭击的罪名。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讨论了几句无政府主义，就招致牢狱之灾。
也有少数理智的声音，但都被最初的歇斯底里淹没。联邦法官乔治·W·安德森说，司法部正在“犯罪”，而主谋就是那些负责执行国家法律的人。司法部长弗朗西斯·费希尔·凯文辞职以示抗议，他警告说，“警察对数量众多个体的镇压通常是不明智的，很容易导致不公正。”
总统委员会警告说，如此不明是非的镇压只会给人口实，让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警察国家的警告显得如此具有预见性。在那些目睹警察暴力的青年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是如此正确———暴力方反抗果然是必要的。这个委员会还提出，正确的做法是找到引起暴力的结构性原因，予以纠正：“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人们是否在这个国家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应得的部分？答案是，绝对没有……贯穿人类历史长河，当一群人被无理地剥夺权利之后，反抗不可避免。暴力是抗议不公的自然形式。”
但是，没有人想要听这些论证。公众和政客想要报复。一些国家政府，比如法国利用这个机会，镇压所有左翼的反抗。胡佛调动了一批特工伪造华尔街爆炸案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从而让针对苏联的敌意合法化。
最终，美国人民恢复了理智，选择了一个更冷静看待威胁的总统。总统沃伦·哈丁说：“在这个国家确实有一些政府敌人。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数量被极端夸大。”
那些镇压手段最残忍的国家反而引发了最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暴力运动，而那些反应较为温和的国家很快看到了这一运动的自我消亡。约翰·梅里曼教授在《炸药俱乐部》一书中很客观全面地描绘了无政府主义暴力运动，他解释说：“在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被无政府主义者加埃塔诺·布雷西暗杀后，意大利政府的反应合理而有节制。这让暴力运动失去了口实和动力。与此同时，西班牙发起大规模残暴镇压，引起欧洲最激烈的无政府运动。后来，当政府高压镇压停止后，暴力袭击也偃旗息鼓。我并非现代恐怖主义专家，但是历史留下的教训似乎显而易见。”
从20世纪20年代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运动开始消亡，到30年代，彻底结束。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多数历史学家提出几个因素。在最初的政府镇压之后，公民权利得到改善———让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失去说服力；对普通无辜民众的袭击引起广大公众对无政府主义的反感：1892年，一名年轻人在格林威治公园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在伦敦西区，他的棺材被工人阶级的民众扔石头。无政府主义者自身的极端残忍让他们日益不得人心，再也招募不到新鲜血液。
同样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尖锐阶级冲突慢慢被改革解决。工会最终合法化，工会的许多要求一个个得以实现：8小时工作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伤害赔偿。工作环境不再原始恶劣———暴力反抗也逐渐消退。这些改变远远没有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准，但是他们逐步地夺走了这一运动的支持者。
同样的策略是否能够用于对付今天的恐怖主义？暴力无政府主义死亡的教训说明，盲目镇压他们或者反过来委曲求全满足他们的要求都不可行。答案是逐步改革，平息他们的部分———并非全部———愤怒。显然，极端分子的一些要求无法满足：我们不能如他们所愿限制妇女的权利，也不能消灭同性恋者，或者剥夺公开讨论宗教的自由。但是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
当针对工人和穷人的暴行停止后，无政府主义者的暴行也接着消失。停止世界范围对穆斯林的暴行将会达到类似效果。首先，我们必须解除对石油的依赖，这样就不必再卷入穆斯林国家的石油争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刑讯逼供（虽然这也许是一些“盟国”惯用的手段。）敦促达成巴勒斯坦和平，而不是为战争提供更多的武器和资金。当然，对于圣战信徒而言，这远远不够———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他们将发现，他们的群众基础逐渐瓦解。
埃米尔·亨利、约翰·莫斯特和大个子比尔·海伍德的鬼魂就在我们面前，手里还握着点燃的炸弹。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犯相同的错误，或者这一次，我们学会了灭火的正确方法？
恐怖分子代表
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
  奥萨马·本·拉登
阿富汗“基地”组织
代表作:9.11事件
  阿布·巴卡尔·巴希尔古斯曼
秘鲁光辉道路
  阿布杜拉加阿布·巴卡尔·巴希尔
伊斯兰祈祷团
代表作:巴厘岛恐怖爆炸事件
  克·阿布巴卡尔·简加拉尼阿布杜拉加克·阿布巴卡尔·简加拉尼
阿布萨耶夫 意为“持剑者”
  沙米利·巴萨耶夫沙米利·巴萨耶夫
车臣非法武装
代表作：俄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
  麻原彰晃麻原彰晃
奥姆真理教
代表作：东京地铁毒气事件
  无名勇士
埃塔 巴斯克语“自由的巴斯克”头尾字母的缩写
  被击毙的普拉巴普拉巴
泰米尔猛虎组织
代表作：暗杀前总统和甘地
  重信房子重信房子
日本“赤军”
  热比娅
“东突”
世界各国与恐怖分子
美国2011年2 月9日，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宣布，当前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拉登，而是具有美国与也门双重国籍的恐怖分子奥拉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在国会作证 时说，奥拉基是盘踞在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头目，他通过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招募数百名“圣战”分子，让美国面临着“9·11”事件以后最大的恐怖威胁。[2]中国公安部4月5日发布公告，公布下列6人为恐怖活动人员，同时决定对其资金及其他资产依法予以冻结：1.努尔麦麦提·麦麦提敏；2.阿布都克尤木·库尔班；3.帕如哈·吐尔逊；4.吐送江·艾比布拉；5.努尔麦麦提·热西提；6.麦麦提依明·努尔麦麦提。 [3]
公安部介绍，这次公布第三批认定的恐怖活动人员名单，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进行。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中国加入的联合国《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反恐怖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267号、1373号、1456号、1624号等反恐决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日前驱逐了5名在巴国境内不同地区被捕的中国人。报道称，他们被驱逐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此前巴方曾将多名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恐怖分子引渡给中国。[4]西班牙60年代开始，西班牙国内即面临「自由祖国巴斯克（BasqueFatherland and Liberty）的反恐战斗，简称「埃塔」（ETA）。巴斯克是位於西班牙与法国两国边境的自治省，当地居民诉求独立并采取暴力行动以达此目的。因此，法、西两国共同合作来打击边境巴斯克恐怖分子。长期以来，西班牙只有国内的「埃塔」恐怖组织势力，但「九一一事件」之后，又增加了几个与「基地」组（Al-Qaida）有某种程度关联的伊斯兰「圣战」「Jihad」组织。叙利亚裔西班牙人，伊马德．亚卡斯为「基地组织」西班牙分支头目，涉嫌参与了二○○四年三月十一日发生在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连环列车爆炸案的「三一一」恐怖袭击，他连同二十四名「基地」组织恐怖嫌疑犯在西班牙接受审判，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恐案件。

故事梗概
在一个清晨的围捕行动中，警官老顾率领武装警察突破一个贼窝，逮捕了枪击要犯老歪和同伙的歹徒大顺等人，唯一跳窗逃走的混血女孩淑安被路过的男孩小强送去医院，腿骨折断了。
淑安回家后被母亲关在家中，她开始很无聊的打电话开玩笑，其中有一通打给了一个叫周郁芬的女人，她假冒是周郁芬丈夫在外的女友，怀了孕，要周郁芬出来谈判这一件事，深深刺激了周郁芬。
周郁芬嫁给李立中已经七年了，在嫁给李立中以前，她是一个能干的职业妇女，为了生孩子，把工作辞了。结果孩子没生成，周郁芬日子变得无聊，开始写作。写作对周郁芬而言又是一项挑战，而她就一直陷在写作的困境中挣扎着。
李立中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一家医院的检验室工作，凭着他的努力，他非常满足于现在的状况，没有太大野心。医院发生了一点事，使得李立中有机会升上组长，他为此而感到欣慰。
周郁芬过去的主管沈维彬找到周郁芬，希望她能复出工作，周郁芬便和丈夫商量要复出的事，因为她对写作也产生排斥，逐渐失去信心。
这通神秘的电话促使周郁芬决心离家独居，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而沈维彬的出现也给了她重新开始自己事业的决定，于是她暂时离开了李立中。
淑安又从家中跷出来，经历了一些煎熬，遇到了当初救过她的小强，两人有了很短暂而甜蜜的爱情，到淑安见到当初被逮捕的大顺出狱，才又离开小强，回到大顺的身边，继续她的流浪生活。
周郁芬的行为使李立中非常苦恼，便找到他童年的玩伴，现在干警官的老顾，要他出面替他想法子。
郁芬的小说终于得了奖，也因此而更有名，也突破了她在写作方面的困境，可是她内心挣扎并未因此而结束。
立中知道郁芬的离去只是因为那通电话，于是他设法要找到打电话的人，经过一连串的追查，终于找到了淑安。立中在一次酒后，把顾的手枪偷了，去杀郁芬及她的主管——沈维彬。
故事讲到这里才发现，这一切都只是郁芬得奖小说内的情节，不是真实的事件，而一切都安好如初，什么也没发生。
幕后制作
这是一个黑色而又发人深省的影片，故事讲到最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到了最终我们才忽然发现，原来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是郁芬得奖小说里的情节而已，并不是真实的事件。可以看得出，自《光阴的故事》、《海滩的一天》以来，杨德昌对城市生活的怀疑与思考没有变，而他对现实主义的黑色颠覆也依旧没有变，但他的电影却变得逐渐犀利而悲观了起来，原本的那般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发展到《恐怖分子》时，则成为更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物质环境，只会更加剧这些个人的绝望与无助。可以说，自此开始，杨德昌的电影才得以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时代符号，成为一种极度富有现代主义批判色彩的城市声音。在新电影运动开始以来，他的作品所为其带来的冲击力是惊人的，也是富有奠基意义的，如果没有他的存在，相信我们今天所叙述的一切关于台湾电影的记忆都将沦为一具无骨之躯。[1]
演职员表
职员表▪ 制作人：徐国良；邹文怀；林登飞；Qibin Zhao▪ 导演：杨德昌▪ 副导演（助理）：赖铭堂▪ 编剧：杨德昌；小野▪ 摄影：张展▪ 配乐：Xiaoliang Weng▪ 剪辑：廖庆松▪ 美术设计：赖铭堂▪ 服装设计：赖铭堂▪ 录音：杜笃之演员表角色演员备注周郁芬缪骞人----Zhou's lover金士杰----李立中李立群----The cop顾宝明----其他参演人员
王安
黄嘉晴
马邵君
刘明
游安顺
Shanqun Hong
Lu Deming
Chonghua Ni
Shi Mingyang
Zhiwen Xiao
Fenggang Zhu[2]
获奖情况
金马影展(Golden Horse Award) 1986
最佳女主角 (提名) 缪骞人
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987
Silver Leopard 杨德昌[3]

游戏介绍
《命令与征服：红色警戒2》是Westwood公司1996年出品的即时战略游戏派生产品的一款续集。这一大获成功的游戏系列的新成员并未对任何前款游戏的技术细节大费笔墨，而其大肆渲染的冷战场景似乎很难踏上大雅之堂。但是，《红色警戒2》仍不失为一款制作精良的游戏，它将经过千锤百炼的游戏结构与全新功能和改进完美地融于一炉，使之成为一款令人拍手叫绝的续集，而且就其本身来言，也是一款出色的即时战略游戏。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是在红色警戒里面的自杀兵种，效果上，虽无利比亚自爆卡车的污染，单独进攻仍有一定杀伤。
详细信息
价格：200；
建造条件：苏联兵营+空指部/雷达/心灵探测器；
装甲：布甲；
武器：CRTerrorBomb；
伤害：200（自杀)；
射程：1.5（地面）；
国家：古巴；
特殊能力：1、自杀兵种：被击毁时产生攻击效果；
装入多功能步兵车后的属性
武器：CRTerrorBomb；
伤害：250（自杀)；
射程：1.5（地面）；
对匍匐步兵伤害：100%； 
杀伤半径：2；
最远处伤害比例：50%； 
伤害对装甲：150%，100%，100%，90%，50%，50%，100%，150%，30%，100%，100%； 
特殊能力：1、自杀兵种：被击毁时产生攻击效果；
无敌进攻
五个恐怖分子+疯狂伊文的炸弹+防空履带车+铁幕。(威力很恐怖,敌人建造厂立刻被炸掉)
注意：被击毙的恐怖分子亦会爆炸，故请慎用。

内容提要
美国青年艾哈迈德·马洛伊即将从高中毕业。他的母亲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父亲是来自埃及的留学生，早在马洛伊三岁时便离家失踪。
敏感的马洛伊严苛地思考着生活的意义，通行社会的物欲与享乐主义让他深感厌恶。无论是抑郁的中学辅导员杰克·利维，还是性感的同班女生约丽琳·格兰特，都没能动摇男孩信仰的“正道”。
马洛伊最终抛弃了甜美的“美国梦”，成为一名卡车司机。为了“永恒的宁静与幸福”，他正向一场堪比9·11的恐怖袭击疾驰而去。
创作札记
探寻“人体炸弹”的内心世界
在小说中，厄普代克眼中的世界处于变化快得有些疯狂，但这些又让他好奇，他就像是一个焦急的父亲试图和留长发的儿子搞好关系。厄普代克表示，《恐怖分子》是“友谊的手势”，他试图以自己的想法来探寻这些人体炸弹的内心：“我一直很奇怪那些‘人体炸弹’是怎么想的，因为从他们信仰的宗教来看，这应该说是一种罪行，但我惊讶于人体炸弹的数量，并且很奇怪为什么这能吸引这么多的年轻男女来主动担当，愿意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的视角会与别人的有所不同，我试图让读者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了解恐怖袭击事件，在书中我把恐怖分子描写成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角色。”
在网上研究了炸弹

作者简介
约翰·厄普代克（19933——2009）是《纽约客》多年的中坚作者之一，发表的短篇小说成为《纽约客》文体典范。1932年生于宾夕法尼亚。毕业于哈佛大学，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55～1957年在《纽约人》杂志任编辑，后回宾州专事文学创作，陆续发表《兔子三部曲》、《半人半马》、《夫妇们》、《同我结婚：一桩罗曼史》等长篇小说，以及众多短篇小说与故事集，被誉为当代美国文坛上描绘中产阶级生活的大师。作品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欧·亨利奖等奖项。代表作《兔子四部曲》，追踪表现一个绰号兔子的青年人哈利，如何从精神苦闷、骚动不安的20世纪50年代，一直经历到70年代的繁荣与变迁，成为保守而平庸的新富人的生长曲线。作为中产阶级编年史，作品生动细腻，准确地描写出当代城市生活与历史沿革。
厄普代克长年定居麻州新英格兰区（New England），距波士顿仅二十英里之遥，小说背景也多设定在此。批评家公认厄普代克的作品批判美国人的道德观和社会结构，厄普代克是性情温和的讽刺作家，喜欢戏谑美式生活习惯，鲜有眼界狭窄的怀疑言论。他缜密观察日常生活，经常要求读者承认并反省自身偏见，短篇小说《破产者》（The Bankrupt Man，1983年）即是一例，全盘颠覆一般人对破产者的看法，证明他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在厄普代克看来，性、艺术以及宗教是人类经验里面“三项伟大而神秘的事物”。有批评家赞美厄普代克不断描写赤裸裸的性爱场面，是人性欲望的诚实表现，也有批评家认为纯属情色，不值一哂，几名卫道人士甚至表示，厄普代克笔下的女性专事剥削（exploitative）、擅于排挤同性（misogynistic）。尽管上述争论不断，许多学者仍肯定厄普代克的文学成就，他经常探讨基督教的道德观，作品坚定地审视现代人的精神层面，人类存在主题也恒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厄普代克一直维持阅读神学书籍的习惯，定期上教堂做礼拜，方便作为日常生活的指引。
约翰·厄普代克是一把锋利的美国社会的解剖刀，他为中产阶级画像，并谱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的史诗。阅读他的作品，你完全可以得到一种照相写实主义的印象，像《兔子》系列、《夫妇们》等小说，他给你展现的，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中产阶级世俗生活的全景观，即使你没有去过美国，通过读他的书，你就了解了美国人大部分的生活状态。我这么说应该不算夸张。在写作的风格上，他文笔华丽、雕琢，因为他学习过绘画，也许受了很多后期印象主义画风的影响，所以在写作方面用笔也如同画笔，笔触细致入微，他喜欢不厌其烦地描绘那些精微的生活细节和场景，成为了雕琢过度的、有些繁复的洛可可文学艺术大师。而且，他也很擅长心理描写和意识流，但是其作品的底色，却是现实主义的。他的这种现实主义，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技法，把这些技法都融会在一起，也许只有用这样的笔法，才可以用来表现特别班驳陆离和丰富复杂的美国当代生活。
厄普代克辞世后，美国当代小说家Philip Roth发表悼词，称赞“厄普代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者－－不但是优秀的长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个同样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将和他的前辈，19世纪的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一样成为美国的文学宝藏一部份。他的辞世是美国文学不可估量的损失。”
简明书评
“《恐怖分子》最令人满意的地方是，它提醒我们，任何诡辩都无法使我们挣脱历史，无论我们对历史采取如何健忘与漠然的态度。而且，这样的历史在抛弃一个个帝国的时候，不容许夹杂丝毫的天真，不容许宽恕任何人。” ——罗伯特·斯通，《纽约时报书评》杂志 
“这个时代感极强的故事刻画了一个生活在新泽西破败小城里的中学生。热忱的伊斯兰信仰和对现代生活的不满把他变成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东方与西方之间大规模冲突中的一枚棋子。他也成了厄普代克继续批判美国文明的有力代言人。” ——列夫·格罗斯曼，《时代》杂志
“他近年来最棒的一部小说。充满热情，非常及时，细腻至极……厄普代克关注的是美国的现状，他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萨姆·科尔，《普罗维登斯日报》
“一部感情大胆的小说……一个引人入胜的计谋。”——盖尔·考德威尔，《波士顿环球报》
“一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一个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的结局……一段时间以来，也许是自《兔子安息》以来，厄普代克最重要的一部小说。” ——威廉·普里查德，《芝加哥论坛报》
“一部脱颖而出、优美细腻的小说，让读者既品尝忧伤又享受感动……一部绝妙的作品。”——波莉·帕多克，《夏洛特观察家报》
“《恐怖分子》让读者翻着书页一直看到结局，急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戴尔德丽·多纳休，《今日美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