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草堂诗余
简介
《草堂诗余》一编，在明代被广泛接受，其繁盛流行情况绝非他编可以踵及。当  草堂诗余三卷书影时的书商刻者竞相刊刻《草堂诗余》，仅今传明版《草堂诗余》就多达二十余种。《草堂诗余》在当时词学界亦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许多文人才子如杨慎、李攀龙、唐顺之、何良俊、沈际飞、钱允治等都纷纷为其评注、校笺、作序、题跋。明人为《草堂诗余》所作的众多序跋及评点，内容丰富，颇成体系，形成专门的《草堂诗余》批评，成为明代词学的一项特殊内容。
成书特点
  草堂诗余书影　　从明代的《草堂诗余》批评中，我们可以初步获得明人词学批评标准，及其审美价值取向的大致印象。
明人在论词的时候，非常注重词的抒情性，他们在《草堂诗余》的序跋和评点中，处处流露出重情的倾向。张师绎在《合刻花间草堂序》中明确地为宣情正名，他说：“天下无无情之人，则无无情之诗。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然非直吾辈也。夫子删诗裁赢三百周召二南厥为风始，彼所谓房中之乐，床笫之言耳。推而广之，江滨之游女，陌上之狂童，桑中之私奔，东门之密约，情实为之，圣人宁推波而助之澜?盖直寄焉。以情还情，以旁行之情还正行之情，要其指归，有情吻合于无情，斯已而已矣。”沈际飞则提出抒情是词这一文体的主要特性及功能。他在《草堂诗余四集序》中说:“于戏，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他还认为，抒情性强正是词这一文体的魅力所在。他形容词的感动人心的作用说：“甚而桂子荷香，流播金人，动念投鞭，一时治忽因之。甚而远方女子，读《淮海词》，亦解脍炙，继之以死，非针石芥拍之投，易由至是!”而他自己也正是因为“诗余之传非传诗也，传情也。”才“情所不自已”地对《草堂诗余》“津津焉评之而订之，释且广之。”
明人因词善抒情而偏好词体，故而他们在批评词作时，将抒情的优劣作为品评词作高下的重要标准。在杨慎、李攀龙、沈际飞等人的《草堂诗余》评点中，到处可见他们对抒发真情实感的词作的赞赏。如李攀龙评苏轼的《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曰：“有不忍别之衷情”、“写出伤别之情，恳切笃至。”评晏几道《探春令·绿杨枝上晓莺啼》曰：“相思梦睡不成，相思泪拭不尽。俱是真情吐露，一字一衷肠矣。”评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曰：“说到临镜伤景情最深。”评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曰：“曲尽秋塞之情，诵之令人兴悲。”杨慎评钱思公《玉楼春》曰：“芳樽恐浅，正断肠处，情尤真笃。”评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曰：“离情欲泪”；评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曰：“情景欲绝”；评史达祖《绮罗春·咏春雨》曰：“此情别人状不出”；评秦观《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曰：“此等情绪煞甚伤心，秦八太深刻矣”。沈际飞对秦观词《满庭芳·山抹微云》能将深婉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由得发出“人之情至少游而极”的感慨。
明人认为词人在创作时应该满怀深情，以深情的心灵观照外物，移情人景，这样写出的词作才能满蕴深情，感人至深。沈际飞在评点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时说：“唯动生感，天下有心人何处不关情?乃云‘关卿何事’。”替冯延巳回答了李璟提出的“关卿何事”的问题。他还在评李煜《丑奴儿令》时说：“何关鱼雁山木，而词人一往寄情，煞甚相关。秦李诸人多用此决。”指出秦李诸人之词感动人心的原因所在。他评辛弃疾《鹧鸪天·枕簟溪堂冷欲秋》曰：“生派愁怨与花鸟却自然”，指出辛词擅用的移情手法。杨慎评秦观《如梦令·莺嘴啄花红溜》曰：“春柳恐未必瘦”，然而正是因为作者移情入景，才给人新奇感动的感觉，所以杨慎称赞道：“意想新，甚妙!”
重情的倾向还使得明人在品评词作时对于一些在立意、技巧等方面存在缺陷，但却不乏“情”的成分的词作予以赞许。如沈际飞评柳永《西江月·凤额绣帘高卷》曰：“‘凤额’二句笨甚，幸结得情婉”，认为“情婉”可以补救“笨甚”的缺陷。他在评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时说：“虽少含蕴，不失为情语”，可见他认为情是比含蕴的表现方式更为重要的要素。
明人还认识到词之抒情应真实深切，只有抒发真情实感的词作才能感人至深，而词人的切身体验是真情实感的重要来源。杨慎评张林甫《烛影摇红》词时说:“林甫名抡，南渡故老，词多应制，有黍离之思，特甚悲感。”指出林甫词中感动人心的情感因素来源于作者身历家国之难的切身体验。李攀龙评吴彦章《春从天上来·海角飘零》曰：“此词诚有感旧，中所用典，俱是身自历涉，情景迫真。”，也对作者因“身自历涉”而表现出的真切感受颇为赞许。
明人还认为写景咏物也应该是词的内容的一部分，好的词作应在写景咏物方面有独到之处，而精妙的写景与咏物也会为词的传情与达志发挥作用，因而明人在批评词作时还特别注重词的写景与咏物。沈际飞评林逋《点绛唇·咏草》曰：“终篇不出一草字，更得所以咏草之情。”评贺铸《浣溪沙》曰：“‘淡黄’句与秦处度‘藕叶清香胜花气’写景咏物造微入妙。”评周邦彦《浣溪沙·水涨鱼天拍柳桥》曰：“此等景径画不出”；评周邦彦《浣溪沙·宝扇轻圆浅昼增》曰：“景物一一不谬”；评孙夫人《清平乐·咏雪》曰:“雪之形声盈耳盈目”。杨慎评康与之《丑奴儿令·咏雪》曰：“句句是雪，绝不露一雪字，占林君复咏草词同一局。” 评辛弃疾《鹧鸪天·春行纪事》曰：“绝似唐律，景事俱真”；评张仲宗《满江红》中“楚帆带雨烟中落”曰：“景语如画”。李攀龙评赵承之《念奴娇·旧游何处记》曰：“全是写景中寓情，景至而情亦至。” 
明人在对《草堂诗余》的批评中还流露出明确的重自然，反雕饰的倾向。沈际飞在评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时，情不自禁地总结说:“古词妙处只是天然无雕饰”。他评秦观《捣练子》曰：“斜月斜风秋方不同。只一句含无尽意，且从寻常中领取，手眼最高。”认为从寻常生活中发掘题材，创造出平易自然的风格最不容易，境界也最高。他评秦观《满庭芳·晚兔云开》曰：“悠澹语不觉其妙而自妙。”叹服其造语命意不加雕饰，浑然天成。他评万侯咏《长相思·山驿》曰：“此词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对其自然清新的风格颇为赞赏。杨慎亦对此词大加褒扬说：“景真语近，胜镂琢者多矣。”杨慎还对晏殊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的丽对欣赏不已说：“‘无可奈何’二语工丽天然。”词发展至明代，音律方面已不大合乎规范，明人在进行词的创作时，一种倾向是操斛率尔，不合律吕；而另一种倾向则是字斟句酌，扭造音律。针对这种现实情况，明代论词者自觉地用重自然、反雕饰的批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词作的音律。秦士奇在他的《草堂诗余叙》中说：“余文不甚颖，浩癖于辞章，亦知辞平仄断句皆有定数，但不能断髯枯毫，句敲字推。”沈际飞评刘过《唐多令·武昌》曰:“情畅、语俊、韵协，音调不见扭造。”赞赏其于自然而然间达到“情畅、语俊、韵协”的境界。
对于词的命意造语，明人要求要含蓄而有余味。沈际飞评李重元《捣练子》曰：“甚有含蓄”评晏几道《生查子》曰：“味在言外”；评苏轼《浣溪沙·风压轻云贴水飞》曰:“味远”；评孙夫人《忆秦娥》曰:“似后面还有许多意思景物在。妙!妙!”评曾觌《金人捧露盘·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曰：“三十六宫春似海，今日空余，最有余味。”评周邦彦《满路花·金花落烬灯》曰：“一信了有何意味?说得成一发没味了。‘知他’几语如食橄榄，多回味。”将词中意味悠长的语句比作橄榄，形容其回味无穷。李攀龙评周邦彦《虞美人·落花已作风前舞》曰:“清新、典雅，兴味无穷。”
从明人对《草堂诗余》的批评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明人强烈地求新意识。词历经唐宋金元的发展，到了明代已近衰微，如何在前人已创造出辉煌成就的情况下，再创作出足以流传后世的词作，这是明人积极思考的问题。他们意识到求新脱套是他们在进行词创作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批评词作时，他们赞许词作翻出新意，坚决反对蹈袭。
秦士奇为沈际飞评点的《草堂诗余》所作的序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他说：“沈天羽氏以正续两集并我明新集为之正次订舛、抉美撷芳，先识古今体制，雅俗脱出宿生尘腐气，大约取其命意远、造语鲜、炼字响、用字便，典丽清圆，一一粘出。至于别集，则历朝近代中所逸辞章颖达，风韵秀上，骚不雄、丽不险、质不率、工不刻，天然无雕饰，且语不经人道，皆如新脱手，读之使人神越色飞，令斗字逞侠者退舍。大约辞婉娈而近情，燕目行莺，宠柳娇花，原为本色，但屏浮艳，不邻郑卫为佳。至离情则销魂肠断，其辞多哀，但调感怆于南浦渭阳之外。咏节叙要，措辞精粹，见时节风物聚会宴乐景况。然率俚岂可歌于望花醉月之间!若咏物恐摹写稍远，又恐体认太真，要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为妙。……人知辞难于长调而不知难于令曲，一句一字闲不得，亦一句一字着不得，即淡语、浅语、恒语极不易工。末句要留有有余不尽之意思。……余文不甚颖，浩癖于辞章，亦知辞平仄断句皆有定数，但不能断髯枯毫，句敲字推。”这段话中提到命意、造语、用字、抒情、咏物等的标准问题，认为命意要深远，造语要新鲜，用字要脱俗，抒情要真挚深婉，咏物要恰到好处，使词作达到“骚不雄、丽不险、质不率、工不刻，天然无雕饰，且语不经人道，皆如新脱手，读之使人神越色飞，令斗字逞侠者退舍”的效果。这些意思可谓明人有代表性的词学思想的一个概要的总结，我们今天研究明代词学时应该予以一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