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灵扬
引言
提起苏灵扬，很多常熟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她比较陌生，但若说到她的丈夫、曾任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周扬，那可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苏灵扬与周扬，他俩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一对亲密伴侣，革命战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相识而结合，一直并肩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沪上求学 投身革命
苏灵扬原名苏美玉。1914年春生于常熟石梅附近的一个贫寒之家。美玉童年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幼年的苏灵扬很体谅母亲的艰辛，小小年纪便跟母亲学绣花，分挑生活重担。她在石梅小学读书时虽经常忍饥挨饿，但意志坚强，学习非常刻苦，因而成绩优良。从小学到初中，全凭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操行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 　　16岁那年，美玉辞别母亲，进入上海松江女中读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减免学费。在勤奋的学习之余，她凭着少年时代跟母亲学到一手绣花绝活，为有钱人家的小姐绣嫁衣，挣一点钱补贴生活。就这样，她边读边绣，迎着生活的风雨，读完了高中。1932年，19岁的美玉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那时，进步的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已经成立。受进步力量的影响，她以苏灵扬的名字秘密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在与左联的接触中，她认识了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共同的志向，使两人越走越近，并产生了感情。1934年，苏灵扬与周扬结合。在周扬的影响下，苏灵扬从一个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正式投身于革命工作。1935年5月，她加入左联，为光华大学“左联”小组成员。同年底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她在左联中担任了宣传部干事，从而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爱慕苏灵扬，有好几个别名的周起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扬。 　　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对红军苏区的军事围剿，加紧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白色恐怖的阴影无处不在。1935年春，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我党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时期，苏灵扬一直陪伴在周扬身边，成为周扬最得力的助手。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苏灵扬与周扬不得不经常搬家，有时就在楼梯下面堆放杂物的地方栖身。当时，两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因此生活十分困难，挨饿是常有的事。每到断炊的时候，不得不向人借钱买粮，聊补无米之炊。好在周扬能搞翻译，就熬夜突击翻译点稿子，挣一点稿费，以此来维持生计。他除了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而苏灵扬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有时需要装扮成富家太太的样子，言行举止还要像演戏一样进入角色，这对一向朴实无华的苏灵扬来说，实在不容易。一次，在沪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在一个电车站邂逅了这对夫妇，她目睹他们的窘迫，了解了他们的困难，于是倾囊相助，虽然数目不大，但对周扬夫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此，她和周扬一直心怀感激之情，多次在家人和同志面前提及，表示没齿不忘。 　　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时，需要20块钱的住院费。为此，周扬跑了好几家均未如愿，最后在郑振铎那里才借到了。建国后，一次看戏碰到郑振铎，周扬开玩笑地对他说：“密密（即女儿周密）欠你20块大洋，还没有还呢！”
延安入党 积极工作
1937年春，苏灵扬怀着对延安的向往之情，跟随周扬、艾思奇、何干之、周立波等11位革命的文化人士奔赴延安，9月抵达延安。苏灵扬在安塞安下了家。受到毛泽东信赖的周扬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等职，不久又担任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而苏灵扬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食宿在延安，很少回家。在学习期间，她刻苦勤奋，表现突出，于1938年入了党。 　　党中央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后，苏灵扬童年时代学会的一套编织本领有了用武之地。她领来羊毛，纺成线，染上色，然后编织毛衣。她一天多就能织成一件开胸大毛衣，速度可谓惊人。她本不是农家出身，但种菜也是能手。她在自家大院前的一块空地上，种上瓜菜，长得非常好，不少人都来向她学习取经，其中甚至有不少当地老百姓，大家都称赞她比当地老农种得还好。由于她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员。 　　1943年，周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鲁艺院长，苏灵扬在鲁艺担任女生指导员，在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她还千方百计地学习医药和日常护理等方面的知识，居然在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场。1940年秋天冼星海夫人钱韵玲临产，躺在炕上痛苦得大声呻吟，苏灵扬手脚麻利地为她接生，使她顺利地产下一女；作家严文井的夫人生了孩子没有奶，而当时她的儿子正好在哺乳期，她二话没说，又给严的孩子喂奶。她工作细致，关心同志，热心助人，几十年后，一些当年与她共过事的人，无不对苏灵扬关心帮助别人的往事，依然印象深刻。
担任校长 关爱学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扬率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苏灵扬跟随丈夫离开延安，到华北地区工作，在塞北重镇张家口安了家。她被分到了《晋察冀日报》社当编辑，因人手不够，所以工作相当繁忙，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家。那时地方上不大太平，有不少土匪活动，一到夜间，往往冷枪四起。环境险恶，她几乎天天冒着生命危险摸黑回家。 　　1946年夏，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张家口的前夕，苏灵扬一家随机关撤退。途中，他们一家乘坐的马车不慎从山路上翻了下去，还不满6岁的儿子不幸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她和女儿受了伤。夫妻俩悲痛欲绝。因为有了这一段痛苦的经历，所以她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建国后，她担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学校里有一批军烈属和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她对这些学生特别关心，倾注了最大的关怀，为他们精心安排周末和假日活动，有时还请她们到自己家里去作客，使孩子们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学校有不少中央领导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为了这些领导干部子女的安全，每当周末，她就安排一位同志送他们回家，叮嘱要亲眼看着他们进中南海才可放心返回。她这样精心呵护学生，哪知“文革”中竟有人以此诬陷她监视江青的女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文革”蒙冤 坚强不屈
苏灵扬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专业，因为她热爱教育工作，所以建国后进了北京城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教育部门工作。在她担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期间，北京市要调她到市教育局工作，可她没有去。她热爱学校工作和她的学生，堪称桃李满天下。有人翻阅了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通讯录，对1952－1957届的毕业生做了个小统计，发现大部分都是处级以上干部和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有些还是女将军和女部长。 　　上世纪50年代末，苏灵扬先后到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担任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一次，她在讲课时忽然昏倒了，到医院一检查，是胃出血。由于长期劳累，胃出血多次发生，最后动了大手术，切除了大半只胃，元气因此而大伤。由于健康的原因，她离开了基层。自1962年起，她到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主管电影工作。 　　1966年1月，周扬因肺癌开了刀，在天津养病，苏灵扬前往照料。“文革”开始后，周扬被安置在天津郊区一个保密的地方养病。造反派把苏灵扬从天津的住所押回北京，送到中央音乐学院接受批斗。疯狂的红卫兵用铁丝拴了很重的石头挂到她的脖子上，并用大棒打，皮靴踢，再加上皮鞭抽，欲置之于死地，令人惨不忍睹。他们为什么要用如此灭绝人性的手段对待她？原来是要逼她说出周扬在哪里，她的子女又在哪里。苏灵扬宁死不吐一字。拿定主意：天塌下来由我一个人来顶！在音院，她度过三天三夜可怕的时光，脸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脖子上被铁丝勒出了深深的血印，人肿胀得完全变了形。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这样折腾下去性命难保。中宣部新部长陶铸以本部要批斗为由，将她要了回来。过了几天，又把她送回天津。天津市委当即请医生给她治疗。过了些时候，伤好了一些后，又让她继续陪周扬养病。 　　1966年12月1日，周扬被揪回北京，关进了卫戍区，苏灵扬也被抓去受审。关押一年多后，她被下放到了宁夏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劳动，但不能与人接触。直到1972年秋天，苏灵扬才回到北京治病。一天，“周扬专案组”把周扬的几件日用品送到苏灵扬处，她虽感到情况不妙，但没有问什么，也没有掉眼泪，只是深沉地对女儿周密说：“不管她们最后给我什么结论，我仍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问心无愧，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你爸爸可能永远出不来了，你不要背包袱，要走自己的路！”并从每月30元的生活费中拿出2元钱作为党费，虽没有地方可交，但她也要留出来。 　　不久，秉承“四人帮”旨意专搞诬陷的专案组竟荒唐地给她下了“叛徒”的结论，并要她签字。她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用讥讽的口气说：“当叛徒也得有条件么，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她的话使专案组人员面面相觑，无言以答。稍后，她虽摆脱了管制，但仍遭受歧视和折磨。 　　1975年夏，周扬终于被放出来了，他一回到家就流着泪对苏灵扬连连说：“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连累吃苦了。”苏灵扬却很平静，反过来安慰他。老两口劫后重逢，夫妇感情和战友情谊都经受了一番生死考验。
夕阳余辉 奋斗终生
粉碎“四人帮”不久，苏灵扬恢复工作，在教育部上班。在王震将军的建议下，教育部成立了巡视组，由文革前的几位资深的老校长组成，苏灵扬是这个组的负责人。这些有着丰富教育经验的校长们，深入实际，到处调查，为振兴和发展青少年教育事业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苏灵扬，深知教育这块阵地，在十年浩劫中是个重灾区，一片荒芜，所以对巡视调查更是重视。她们去过许多基层的中小学，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以教育家的高瞻远瞩，建议首先办好三件事：第一件是提倡美育，第二件是建立少年科技活动站，第三件是民办教师的转正和待遇问题。为此，她打了不少报告，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受到了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首肯和赞扬。她深入基层，参与教学改革，还被推选为“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学会”的副会长。她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教育和教学方面的文章，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对教改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9年7月31日，在病床上躺了几年的周扬去世。三个月后的9月30日，苏灵扬也与世长辞了。 　　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对苏灵扬做过这样的评价：“她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从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