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祝土匪
基本信息
《祝土匪》是林语堂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应莽原社之约而写的一篇散文。发表于二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收入《剪拂集》。[1]​
创作背景
一九二二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鼓吹“好政府主义”。二四年又办了《现代评论》，主要成员有胡适、陈西没、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等。他们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五姗”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都支持北洋军阀当局，污蔑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样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样派之正人君子”。以鲁迅为主将的《语丝》于一九二四年创刊之后，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语丝》之后成立的《莽原》，主要成员有韦素园、韦丛芜、李雾野、向培良、台静农、高长虹等。它也是由鲁迅领导的文学青年的社团，属于语丝派的阵地。在这两军对垒中，具有正义感的林语堂毅然加入语丝派，经常为《语丝》撰稿，深受鲁迅精神的感染。他回忆说“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恒被视为‘异端之家’——北大——之一个激烈的教授。那时北大的教授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我是属于后一派的。当这两个周刊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之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警察雇用一班半赤体的流氓向学生掷砖头以防止学生出第三院而巡行。我于是大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野球的技术了。”（林语堂自传》）国外留学回国不久、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民主主义思想的林语堂，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政治，而北洋军侧却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因此，他自觉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与黑暗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是矛盾而复杂的林语堂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胡风《林语堂论》《祝土匪》就是作者掷向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匕首投枪。当时，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诬称北京女师大的教员为“学匪”。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也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被指派为“学匪”“上匪”的，当然有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语）为己任的莽原社及其成员。你们骂他“上匪”，我却要来“祝颂”。《祝土匪》这个题目，新颖奇特，醒人耳目，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文章通过对土匪和学者对比剖析，热情地赞扬了土匪的那种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硬骨头精神，而对学者的“忘记真理”、“骨头折断”、“倚门卖笑”等丑态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1]
作品原文
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写几字凑数，补白。
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文士们（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债，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时间，要做长长的文章，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无已，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
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然而我实在还未老，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
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 头一样想到的还是拿起手镜照一 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
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
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所以失其所谓学者，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学者说讲道德，士风，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
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妈，通房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虽然是妒忌，却不肯说话，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 “土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硕儒……。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硕儒都是中和稳健，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但是他们的一副蠢苯的尊容，则无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等到当代学者夭灭伤亡之时，到那时候，却要清真理出来登极。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这个时候还远着呢，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矣。
只不要投降！
十四，十二，二十八。[2]​
作品赏析
《祝土匪》一文首先点明题旨。之所以要祝土匪—莽原，是因为它“揭竿作乱”，不顾脸孔。一开篇，作者就明确提出自己愿与莽原合作，而很“正人君子”、名流学者处对立地位。作者说“今日为帝国主义作宣传者乃智识阶级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数是比较新派的人物，即所谓出过洋，念过洋文的人炉。（《剪拂集》一二一页）他把这些人称为“文妖”。针对这些靠“挪用，借光，贩卖”别人货物起家的文妖，作者自豪地表白自己所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正是语丝派的特点。“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儿句话，所以创办这种小报”，“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语丝>发刊词》）同时，作者顺便给当时那些“官”和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投机政客集团研究系以讽刺。至此，作者才点出题意。在当时的言论界，“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以“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为主，肩负“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重任的莽原社成员，“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作者把自己也作为莽原的一员，与只要“脸孔”的绅士学者划清了界线。
接着，文章对“学者”“绅士”进行剖析。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学者最关心的是他的“脸孔”。而这种“脸孔”，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园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棍起来了。”（《且介亭杂文·说“面子”》）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揭出了那些只要“脸孔”的学者的本质。为了“脸孔”，学者忘记了真理。他们“一方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洽”（《剪拂集》九六页）为了“脸孔”，他们折断骨头，无以自立，屈服于权势，不敢说心里说的话，不敢维持自己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而是“倚门卖笑，双方讨好。”这不是同婊子那样不要脸吗？学者的这种圆滑世故，随机应变的“脸孔”，跟真理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真理有知，见了学者这样的脸孔，怎能不退避三舍呢？
继之，赞颂土匪敢于坚持真理的情神。意在对一切专断与卑劣进行反杭的土匪，对权势者、大人物，不仅不去奉承阿诀，揖让叩头，而且还用他那尖锐锋利的笔，去戳破学者的假脸，使其丑恶的本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卞。因为上匪信奉真理，坚信真理，所以无须假装门面，以保脸孔。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不象学者那样折中、调和，也不象学者那样含胡、吞吐，而是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说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维持自己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
最后，作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有史以来的大思想家，都曾被当代的那些德健中和的学者诬蔑为“傻子”“土匪”。然而，“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鲁迅：《在厦门集美学校的演讲》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那豺狼当道，荆棘遍野的黑暗社会里，“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但渴求真理的作者仍以饱满的热情，展望未来，“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
《祝土匪》在艺术上的特点，一是对比。“为了获得更大的说服力，他必须把他所拥护的思想和他所仇恨的思想并列起来”。（高尔基语）作者巧妙地把土匪的不讲脸孔，不装假面，不折骨头，不揖让叩头，与学者的只顾脸孔，假装胡须，折断骨头，倚门卖笑等“并列”起来，使我们从这对比中，看清了作者鲜明的褒贬和政治倾向。二是幽默。林语堂回忆说“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感觉灵敏，想象力有潇强，而且十分幽默”。（《八十自叙》）作者幼时很受他父亲这种思想性格的影响，形成一种幽默的气质。后来，去欧美留学，他对英国随笔的幽默十分欣赏。一九二三年回国，他最先提出把英文。盯译成幽默，并身体力行，积极提倡。为此，他在作文时，很讲省艺怎样把话说得诙谐幽默，令人发笑，在笑声中寄离着自己的爱增。如“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的老婆，不是真理”。这风趣而又辛辣的言词，蕴含着对学者的讥刺和否定。这种对于幽歇的美笋追求，使林语堂的散文在艺术上形成一种鲜明的风格。可惜，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这种语含讥刺的幽默，竟倒退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成了麻痹人们革命斗志，为反动当局效劳的东西了。三，娓语式的笔调。《祝土匪》象杂文似的具有浓烈的论战色彩。可是作者没有剑拔弩张地摆开阵势，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批驳言词，而是象跟老朋友促膝谈心，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如文章的开篇，似乎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和你聊天，闲适、亲切、自然。“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林语堂自传《八十自叙》）四，平实的语言。作者所用的大都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平常话。如“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没有艳丽的辞藻，也没有奇特的句式，平平常常，朴仆素素，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其实，作者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寓奇于平，以平常的话，说出深刻的理。林语堂的散文，有意选择这平实朴素的语占，以与诙谐的幽默和娓语式的笔调相和谐，以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1]​
作者简介
  林语堂[3]“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毕生的座右铭。林语堂的生前身后都以一位文化名人的形象蜚声海内外，其最为人称道处莫过于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既熟稔西方的哲理，又醉心于儒学伦理思想的现实主义内容和道学人生态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学识广博，兼收并蓄。小说《京华烟云》、传记《苏东坡传》、散文《生活的艺术》读来情趣活泼，洒脱幽默，内里又有一种返朴归真、悲天悯人的襟怀，自成一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