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容志仁
人物简介
1980年代末出国，声息渐不闻。1994年回国后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现担任中国艺术家协会南方艺术创作中心主任委员兼理事长、广东话剧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华文国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广州侨艺书画会副会长、广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l岭南话剧团编导。
人物经历
想当年 他脱颖而出成为“大哥”……
我们12个个体户青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发言。我看大家都不发言，就说“我是越秀区的容志仁”，我讲述了搞容光饮食店并且特设了一个学生餐等等。任书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容志仁你说得很好，在座的有很多报社记者，你们都要报道。开完会，我一回到家，家里站得满满的都是记者……
而如今 昔日“小弟”越做越大……
我这五年时间在国外，也错过了经济大发展的机会。我只是个开头，做得早一点，做得辉煌的是他们，比如“胜记”发展得很好，香江酒楼又搞了那个长隆世界，还有金海马、立白洗衣粉，他们都越搞越大了，变得举足轻重。当时我是个协会长，是他们的大哥，他们是我的小弟……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是环境所需，我做了自己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我认为是种偶然，是历史的误解，因为个体户并非我所愿
容志仁掏出一张《教育剧场》的宣传卡给记者看，“容志仁”三个字与潘伟行、莫伦通等广东知名艺术家一起名列“教育剧场导师”，在这里，他是“历史和语言艺术研究者，社会知名人士”。
他站在西湖路上等红绿灯，15分钟后，对面海印苑小学的29名老师将聆听他的讲座。他穿着件灰黑色的中大衣，里面是整洁的褐色西装，打灰色领带。“过去是做要做的事，现在只做想做的事。”他说。
2008年1月21日下午的讲座名为《老师与学生、家长沟通的语言艺术》。在容志仁的课上，听众不会感到昏昏欲睡，正如他自己所推崇的，“我的讲课带有强烈的表演内容”。在讲座中，他还拿出几块土豆，请年轻的女老师们用吸管试着扎穿它们，以此证明如果注意力集中可以激发潜能。随后他把土豆送给老师们回家炒菜用。
他提到心理学，讲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及《梦的解析》。他说“粘液质的学生好稳重”。他对记者说，他擅长文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及表演。
讲课之初他接到两个电话，是演员在询问他演出的日期和地点。在他的名片上，背面第一个名衔是“广州青韵娱乐制作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他还是广东精武会自由搏击队顾问、广州侨艺书画会副会长、广东话剧研究会理事、广东杂技艺术家协会会员、广州越秀区文联顾问。这些，看来都是他“想做的事”。
他的确非常享受自己的授课过程，有时显得眉飞色舞，他生着广东人惯有的扫帚眉，60岁了―――他笑说自己已经“耳顺”―――老人斑隐隐映在面颊。
30年前，他30岁，站在越秀区西华路司马坊街口，为街坊和小学生们端上一碟碟腩汁粉和花生猪骨粥。两平方米的档口上方一块招牌，白底红字，“容光饮食点”（后改为容光饮食店），那是一向喜爱舞文弄墨的容志仁自己写的。那时他是广州个体户最响亮的符号，现在他说这些都是为生存“要做的事”。
30年时光相隔，年轻人一路走来走成老人家，周一到周五，他必在东湖酒家喝早茶，与三五文化界朋友谈演出策划，聊粤曲书画。广州第一代个体户的杰出代表容志仁，在这位文化人容先生身上荡然无存。而且，他在刻意抹去。
容先生现在更乐意谈他的策划。“1月27号、31号有两场演出，为企业搞的，让外来工在广州过一个快乐的春节。”大年初一，他带着30余位演员到台山都槲镇演出，近几年春节都是这么过的。他希望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文化人、读书人，一个专业的文艺策划。过去，他是个体户们的“大哥”，现在，他是演艺人员的“容老师”。
“个体户容志仁”只活在他的回忆里，他认为那段辉煌乃时势所逼、生存所迫。回到1979年，时势如何把一个偏爱丹青、喜唱粤曲、会玩两手魔术的文艺青年推到第一代个体户的聚光灯下？
“文革”期间画画为生
我应邀去给集体的国营的单位画一些广告画，比如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手，甚至也画过《毛主席去安源》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乡了，在阳江一个山沟里。其实当地农民不怎么欢迎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干活，我在那里度过了半年以后，返回了广州。
回广州也没有工作，生活相当困难。就利用自己的某些特长赚点钱维持生活，我从小就特别喜爱文学，音乐、美术是文学的姐妹艺术，也爱学。水平不高，但是一边做一边提高了。比如画画，街道的美术社接的活做不完，就给我来画。就是为人画炭精画，把小小的照片变成12寸的炭像。美术社接活是四块钱画一幅，给我是一块六，这样我就有十顿饭的钱了，很高兴。当时一顿饭才一毛二。我最多一天可以画到四张。维持生活一般是做这个，搬运工、家庭教师我也做过。
我也应邀去给集体的国营的单位画一些广告画，比如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手。甚至也画过《毛主席去安源》，这是名画，满街上都挂得满满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
街坊劝我开早餐店
早餐店起家时只有100元钱，买不起大锅，街道文化站说，我们有个大锅借给你用啊，煮粥的第一口大铝锅就是这么借来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我觉得好像有点希望，但又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感到这种状态可能会改观，希望由于政策的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会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看报上说要拨乱反正，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政策改正过来。
1979年3月，三中全会后四个月，我的户口从阳江回到广州了。当时有好几十万青年回到广州，百废待兴，不可能一下子安排那么多青年就业。我从报纸上看到党和政府提倡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从事个体劳动，可以开设个体或集体小食店、饭店和杂货店。这不仅使回城青年能自谋生计，也解决了市民“买早点难”、“裁衣难”、“修理难”等问题。我就想，既然没有工作，倒不如从事个体劳动，这样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我家在西华路一个小巷子里，叫司马坊。1979年3月底，我就去越秀区东风街街道办事处申请个体执照。当时个体执照还没有归到工商局管理。只要你去申请，填了表，就很快给你执照。我拿了证之后，填的是工艺美术，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街坊们就说，我们西华路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文化区，你搞这些肯定没生意，还不如不做。我问那我应该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这里吃早餐很难，根本就没有小吃店让工人、学生吃早餐，不如你就在西华路街口搞个早餐店，保证好生意。
我说我不会做啊。他们说“我们教你”。我想了一下，如果做工艺美术没有生意，那不等于白做？这样就决定做早餐了。他们就教我，教我熬粥，教我切粉条。
早餐店起家时只有100元钱，这钱是我和太太积攒下来的。用这些钱买碗买碟，买小锅、酱料、粉、花生、猪骨等原料。买不起大锅，街道文化站说，我们有个大锅借给你用啊，煮粥的第一口大铝锅就是这么借来的。
当时对于个体户，不用你有铺面，放在哪里都可以。我就在西华路司马坊街口搞了个简陋的棚子，占了一个位置。早餐就是粉和粥，粉分为腩汁粉和牛腩粉，腩汁粉一毛钱一碟（2两），牛腩粉贵一点，两毛五一碟（2两），花生猪骨粥一毛钱一碗，配些酱料，那时还要用粮票。一卖，果然好生意。第一天就赚了3块7角钱，第二天赚了7块多，第三天赚了10块多。
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出摊，10点钟收摊，经常9点粉和粥就已经卖完了。当然也很辛苦，下午就要准备原料，从粉厂买粉，两毛四一斤。晚上把牛腩煮好，盖着盖子过一夜，早上就香味四溢，用10种佐料煨出来的哦。现在有朋友到我家，还要求我煮牛腩吃。
刚开始一早上卖20斤粉，后来卖学生餐后，一下子就跳到100斤粉了。
一毛钱的学生餐
“我只有一毛钱，一碟粉我吃不下，如果买一碗粥我也不想，能不能一毛钱给我一点粥一点粉啊？”小女孩启发了我，让我出了名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吧，一天有个一二年级的小姑娘，她说，叔叔，我只有一毛钱，一碟粉我吃不下，如果买一碗粥我也不想，能不能一毛钱给我一点粥一点粉啊？我看她那么可爱，就说“好”。我就给她半碟粉半碗粥。
这个小女孩启发了我，让我出了名。回家后我想，小学一二年级很多这样的小孩子，只有一毛钱的早餐费，他们两样都想吃，又想吃粥又想吃粉，我应该满足他们。
第二天我就买了很多小碟、小碗，挂了一个牌，写着“学生餐一毛钱，有粉有粥”。这是全城最便宜的早餐。哇，一下子，好多学生都吃这个一毛钱有两样，我的学生餐就这样出了名。
后来我想：第一次我听了群众的建议，不开工艺品店做学生餐，果然好生意，这就是适应市场；第二次受了小学生的启发，我搞了尽量照顾学生的一毛钱吃两样，果然非常好的生意，这也是适应了市场。
做了学生餐后，我一个早上就可以卖100斤粉了。从20到100斤，人家一天两天都卖不完这么多。由于我照顾了学生，所以当了很多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去给他们讲课，做游戏、表演魔术。小学生也协助我打扫卫生，轮流帮我收碗收碟，让我很感动。
西华路上像我这样的摊位那时并不多，个体户被叫做“街边仔”，大家都怕做个体户，怕被人看不起。我之所以没有顾忌，是为了生存。马斯洛说，人的五种需求第一就是生存。没有生存所有理想都是不存在的。我也没有媒体说得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在求生存过程中，客观上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说老实话初衷就是为了生存。
我只做早餐，也没想扩大摊面。我太爱文学艺术，做完早餐，我还要写作，还要参与街道的文化活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