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希腊危机
希腊革命与希腊内战
希腊革命与希腊内战
内战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44年—1945年），控制希腊大部分领土的左翼抵抗力量对抗回到祖国的希腊流亡政府，这一流亡政府战争期间在英国的支持下成立于开罗。在第二阶段（1946年—1949年），经过不公正选举上台的右翼政府继续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内战给希腊留下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分裂，这一局面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结束。
背景：1941-44
内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41年到1944年纳粹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占领希腊期间。国王乔治二世和他的内阁成员逃到了埃及，并且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得到盟军承认的流亡政府。但是，由于在战前的1936年到1941年，希腊由军事独裁者伊奥安尼斯·迈塔克萨斯将军统治，因此流亡政府的合法性一开始就受到怀疑。1935年，国王乔治二世自己就是在一次有争议的全民公决后结束流亡生活回到王座上的。流亡政府和国内的联系中断了，不过，它本来在希腊就几乎没有人支持。
德国在雅典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但这一政权的支持率过低，尤其在因德国的经济剥削而导致的希腊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和饥荒后，它就彻底失去了民心。许多前政府官员参加了傀儡政权。战争期间，这一政府控制着由德国人武装起来的军队。
许多抵抗力量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他们在德军占领几个月后便开始行动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民族解放阵线”（拉丁化希腊文写作Ethniko Apeleftherotiko Metopo，即EAM），成立于1941年9月。“民解阵”及其武装力量，“希腊民族解放军”（Ethnikos Laikos Apeleftherotikos Stratos，ELAS），皆由希腊共产党（KKE）建立。希共当时的代理领导人是乔治·西安托斯（领导人尼古拉斯·扎希阿里阿迪斯在德国人的监狱里）。响应苏联的号召，希共成立了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这使“民解阵”成功地获得了许多非共产党人士的支持。他很快扩大为一个连希共也不能完全控制的组织。
“民解阵”和“解放军”受到两支小规模抵抗力量的敌视：由前陆军军官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领导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Ellinikos Dimokratikos Ethnikos Syndesmos，EDES）和由季米特里奥斯·普萨罗斯上校领导的“民主与社会解放”（Ethniki Kai Koinoniki Apeleftherosis，EKKA）。“民盟”由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组成。“民社解”由反共分子组成。
希腊是一个很适合打游击战的国家。到1943年为止，德军及其傀儡政权仅仅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广大的山区都在抵抗力量的手中。当时，“解放军”大约有20000名武装人员，有效地控制着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塞萨利和马其顿在内的一大片地区。“民盟”大约有5000人，几乎全部在伊庇鲁斯。“民社解”大约只有1000人。他们依靠战利品来装备自己，也有一些英国的援助。然而，1943年意大利人撤退的时候，“民社解”缴获了不少意大利卫戍部队的武器。
也有一些右翼军事组织，例如“X”(“Khi”)等，他们声称也是抵抗力量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由德国人武装。“民解阵”非但打击傀儡政权，也与这些人作战。由于“民盟”相信盟军会通过希腊解放南欧，并想在德军撤离后统治希腊，因此“民解阵”谴责“民盟”通敌卖国，妄图窃取抵抗力量的胜利果实。这一形势导致了“解放军”、“民盟”和德军的三角冲突。在英国人和希腊开罗政府对“民盟”的支持下，这些冲突演变为内战。1943年10月，“解放军”对它的敌人，尤其是“民盟”发动了进攻。席卷希腊各地的内战持续到1944年2月，在英国人的调停下，双方才停火（《布拉卡协议》）。
1944年3月，控制了全国大部分领土的“民解阵”成立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Politiki Epitropi Ethnikis Apelevtheroseos，PEEA）。这个民主政府和雅典傀儡政府、开罗流亡政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它的目标是“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了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为了消灭国内的法西斯与武装反动派...加大对占领者的打击力度。”“民委会”的首任主席是“民社解”军事领导人埃夫里皮泽斯·瓦基尔齐斯。后来，亚历山大·斯沃洛斯取代了他，瓦基尔齐斯变成了副主席。
“民委会”成立的目的之一是吸引流亡海外的希腊人的支持。1944年4月，埃及希腊流亡政府的武装力量发动起义，要求按照“民委会”的原则成立民族团结政府。起义被英军镇压。这一插曲使流亡政府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和信誉。稍后，通过对军官的政治审查，开罗政府又重新成立了可靠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1944年5月，各党派代表汇集黎巴嫩，力图打成一个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的协议。尽管“民解阵”谴责其它希腊政治势力通敌，但由于苏联代表指示希共避免损害同盟国之间的团结，黎巴嫩大会的预期目的还是达到了。
希腊在纳粹占领期间的斗争是艰苦的，抵抗运动各派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各派互相怀疑对方烧村庄、杀平民和通敌。像“X”那样的通敌叛国派别故意使用恐怖主义的斗争策略。而“解放军”战士们过分热衷于地方斗争，忽视了与其它派别和其它国家合作的官方策略。击毙“民社解”领导人季米特里奥斯·普萨罗斯是“解放军”最有争议的决定之一，尽管事后普萨罗斯的一些下属的确被证明私通德军。
对峙： 1944
到1944年后期，随着苏联红军突破德军防线，深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德军从希腊撤退已成定局。此时，由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流亡政府转移到了意大利卡塞塔，为解放希腊作准备。根据1944年9月达成的《卡塞塔协议》，希腊所有的抵抗力量派别都由英国军官罗纳德·斯科维将军统一指挥。
10月，英军登陆希腊。由于德军几乎已经全部撤离，因此英军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尽管此时“解放军”拥有50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且他们的装备全部来自德军匆忙撤离时留下的，但英军在人数上还是大大超过了“解放军”。10月13日，英军进驻雅典，帕潘德里欧和他的内阁成员紧随其后。国王留在了开罗，因为帕潘德里欧向国民承诺要通过全民公决来确定未来的希腊是否保留君主政体。
当时的“解放军”要想控制全国简直是轻而易举。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希共领导层接到了苏联的指示，要他们别轻举妄动，否则会破坏同盟国的团结，威胁斯大林战后控制德国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其实已经和温斯顿·丘吉尔达成了协议，战后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希共领导层对此心知肚明，但“解放军”战士和普通党员却并不知情。这就是日后“民解阵”和“解放军”之间矛盾的来源。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希共领导层试图避免和帕潘德里欧政府陷入僵局。尽管希共领导人安德烈亚斯·齐马斯、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等人不信任英国人，但大部分“解放军”战士还是把英国人看成解放者。齐马斯反对“解放军”同英国人合作，他本人更愿意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约瑟夫·布鲁兹·铁托保持联系。
要求各派抵抗组织解除武装是帕潘德里欧政府与它的“民解阵”成员之间产生摩擦的原因。在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的建议下，帕潘德里欧政府要求所有的武装派别放下武器，并组建统一由政府指挥的国民警备队。“民解阵”相信这会使“解放军”无法抵抗右翼民兵组织的进攻，因此向帕潘德里欧提交了一份修正案，但被拒绝。“民解阵”随即向政府妥协。12月1日，斯科维下令解散“解放军”。“解放军”的存在是希共最大的军事优势，希共领袖西安托斯决定拒绝执行要求“解放军”解散的命令。
铁托的影响力在“解放军”拒绝解除武装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铁托表面上忠于斯大林，但背地里却依靠自己的武装积蓄着力量，并且他相信希腊人也会这么做。然而，他的这一影响力在两个月前还无法阻止“民解阵”领导层同意斯科维指挥“解放军”。
12月3日，“民解阵”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在示威过程中，警察向游行群众开了枪。以此为导火索，以“解放军”为一方，希腊政府军和英军为另一方的全面战斗正式打响，大炮和战斗机都出现在了战场上。12月4日，帕潘德里欧准备辞职，但是，英国大使强迫他留下。到12月12日，“解放军”控制了雅典大部分地区和整个比雷埃夫斯。大批驻防意大利的英军第4师官兵前来增援。战斗中，过去那些与纳粹合作的卖国贼站在了政府军和英军一边，和“解放军”士兵展开了大规模厮杀。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军逐渐占了上风。但令人好奇的是，希腊其它地区的“解放军”没有向政府军或英军发动进攻。这显然说明“解放军”本来没有挑起内战的打算，战斗爆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士们的义愤填膺。
当英军与抗德游击队之间爆发冲突的时候，战争尚未结束。这给丘吉尔的联合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同时也遭来了英国民众、美国舆论和英国国会下院的抗议。为了表示自己维护和平的诚意，丘吉尔于12月24日亲自抵达雅典，召集冲突双方商讨停火协议。苏联代表也应邀出席会议。但英国方面认为“民解阵”/“解放军”的要求太过分，所以丘吉尔的努力失败了。
1945年1月5日，“解放军”被迫撤出雅典。由于丘吉尔的干涉，帕潘德里欧辞职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反共分子尼古劳斯·普拉斯提拉斯将军。1945年1月15日，斯科维同意停火，条件是“解放军”从佩特雷和萨洛尼卡撤军，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解散。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败，但“解放军”没有解散，依然存在着。希共倒因此获得了重新考虑战略的机会。
希共1945年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的。冲突双方的恐怖主义行为使政治解决变得更为困难。希共追杀“卖国贼”的扩大化连累了无辜的人。在希共控制雅典期间，由于他们以各种政治理由总共处决了8000人而因此到处树敌。当他们撤离时，又带走了20000名人质。雅典之战后，希共的支持者急剧下降。这一切都导致了“民解阵”的一些卓越非共产党人士的离开。另一方面，极右翼团伙的恐怖活动也同样肆无忌惮。希腊人民忍受了四年残酷的战乱，现在他们希望和平与重建，而不是内战。
间隙：1945-1946
1945年2月，在盟军的一致支持下，希腊各党派签署了《瓦尔齐萨协议》。该协议规定“解放军”及其它一切准军事组织必须解散，赦免先前所有的政治犯，就是否保留君主制举行全民公决，并立即开始大选等。希共保持合法地位。它的领袖尼古拉斯·扎希阿里阿迪斯于1945年4月从德国回到希腊。他说希共的当前目标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人民民主”。
《瓦尔齐萨协议》使希共在政治上的失败转变为军事上的失败。“解放军”将停止存在。但与此同时，政府军和极右翼分子却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着他们对前“民解阵”成员的战争。特赦令并不公正，因为许多在德国占领时期的抵抗行为被看作战争犯罪，得不到赦免。结果，许多老游击队员都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了山里，有5000人撤到了南斯拉夫，然而，希共领导层并不鼓励他们这么做。维卢基奥蒂斯被政府派来的特工暗杀后，希共甚至因为他曾号召老游击队员开始第二次斗争而宣布与他断绝关系：
随着苏联与西方盟国关系的恶化、冷战的开始和全球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的活跃，希共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尽管斯大林依然没有恢复对希腊武装斗争的支持，但希共领导层“经过对国内局势、巴尔干和国际形势的周密分析后”于1946年2月决定“对君主独裁法西斯政权展开新一轮的武装斗争”。希共抵制了1946年3月的大选。这导致君主主义的“联合爱国党”（Inomeni Parataxis Ethnikofronon）获胜。由康斯坦丁诺斯·查达里斯领导的“人民党”（LK）是这个君主主义政党的主要成员，查达里斯理所当然地就任总理。在9月的全民公决中，保皇派以微弱的多数获胜，但希共认为这一结果存在争议。当月，国王乔治二世返回雅典。
内战：1946-1949
随着“解放军”老战士逐渐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山区向希腊渗透，战斗终于在1946年3月重新打响。他们现在在“解放军”老战士马科斯·瓦菲阿迪斯（著名的“马科斯将军”）的指挥下组建了“希腊民主军”（Dimokratikos Stratos Elladas, DSE），瓦菲阿迪斯的指挥所设在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政权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的，不是苏联的傀儡。他们都支持希共的战士，但苏联却举棋不定。对抗英国扶持的希腊政府不是斯大林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因此苏联几乎没有直接援助希共的武装斗争。
到1946年为止，“民主军”已经在希腊各地部署了10000名游击队员。他们大都在北部山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反而是全国最保守的地区，希共在当地实行恐怖统治，他们更乐意借助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决定一切。与此同时，希腊政府则控制了大部分具有左翼传统的地区——雅典、比雷埃夫斯和爱琴海群岛。
希腊政府军现在大约有90000人，并且开始逐渐地专业化。重新武装和训练政府军士兵的任务由英国人来完成。但是，从1944年到1947年，英国人已经在希腊身上花费了8千5百万英镑，他们不能再承受这个负担了。亨利·S·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着手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镇压本国的共产党暴动。这便开始了希腊与美国漫长而曲折的关系史。从此，美国大使为希腊国王出谋划策几十年，包括国王与英国首相的会面都是美国大使的主意。
战火在1947年愈演愈烈。“民主军”在北部伊庇鲁斯、塞萨利和马其顿一带向城镇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随后政府又展开了大规模反攻。“民主军”在山区和北部边界的安全地带打游击，行踪不定。政府军时常被突如其来的流弹搞得晕头转向，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因此，即便有美国的援助，政府军的士气也一直很低落。
1947年2月，希共领导层不顾瓦菲阿迪斯的反对，决定把这种游击战术提升为全面的正规战。12月，希共宣布成立临时民主政府，瓦菲阿迪斯任总理。这导致雅典政府宣布希共为非法政党，并查禁了希共的出版社。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承认希共的政府。这一新战略迫使“民主军”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夺取一个主要城镇来作为新政府的所在地。1947年12月，1200名“民主军”战士在科尼察攻城战中牺牲。然而，新战略也迫使政府扩军。在希腊政府控制的大城市，希共党员和同情者纷纷被捕，并被关押在马克罗尼索斯岛上。
历经了诸如科尼察战役的挫折后，“民主军”在1948年达到了巅峰状态，把战线一直推进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距雅典20公里的阿提卡附近。它有20000名战士、无数同情者和遍布各村各镇的地下党员。“民主军”攻击和烧毁村庄的策略给它带来了很多敌人，但也给政府制造了难民问题，分散了政府军的兵力，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在把难民安置到控制区的同时，也及时派军队进驻那些被烧毁的村庄遗址，避免它们落入“民主军”之手。
美国的资金、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在不断地流入这个国家，在美国人的指导下，一系列大规模攻势在希腊中部山区展开。尽管这些攻势并没有全部达到预期目的，但它们还是给“民主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政府军的士气上升了，相应的，很多“民主军”士兵，尤其是那些强迫参军的“民主军”士兵的士气低落了。
结局：1949
对希共和“民主军”的致命打击来自政治上，而非军事上。6月，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南斯拉夫总理铁托的关系恶化了，而后者从1944年开始就一直是希共最主要的支持者。这样，希共不得不做出选择，究竟是继续服从斯大林，还是维持与最亲密、最重要的盟友的关系。内部分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包括扎希阿里阿迪斯在内的大部分希共领导人选择了斯大林。1949年1月，瓦菲阿迪斯由于认同“铁托主义”而被撤销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切职务，取而代之的是扎希阿里阿迪斯。
忍耐了一年的侮辱后，铁托于1949年7月关闭了南斯拉夫对“民主军”全面开放的边界，并把南斯拉夫的“民主军”官兵全部驱逐出境。虽然“民主军”仍然可以在阿尔巴尼亚活动，但那里的条件太差了。与铁托的决裂也迫使希共不得不在内部肃清“铁托主义分子”，这造成了“民主军”的军纪涣散和士气低落，也使希共失去了很多城市居民的支持。
与此同时，政府军终于找到了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将军。1949年8月他在希腊北部向“民主军”发动了一场代号为“火炬行动”的攻势。“民主军”已无力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阵地战，到9月，大部分“民主军”士兵都已投降或逃往阿尔巴尼亚。9月，可能是获得了苏联的默许，阿尔巴尼亚政府告诉希共，他们不能再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土展开军事行动了。10月16日，扎希阿里阿迪斯宣布“临时停火以保全整个希腊不被彻底毁灭”。这标志着希腊内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在美国，希腊内战的结束被看成反苏冷战的一次胜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从未积极地帮助过希共夺取希腊全国政权，甚至在至关重要的1944年末，当希共控制了全国大部分领土时，苏联还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要求希共就此收手。真正长期支持并援助希共的是铁托，因此一旦他们之间出现裂缝，就标志着希共夺权的努力前功尽弃。
内战把希腊变成了一片废墟，经济状况甚至比1945年还糟糕。内战也同时造成了希腊长期的阶级对立。数以千计的希腊人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许多人被流放到荒岛上，更多的人移居澳大利亚或其它国家。直至20世纪60年代，因内战而引起的政治对立始终是希腊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极右翼组织在希腊政坛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63年的暗杀左翼政治家格里高利奥斯·兰姆布拉奇斯事件和1967年的军事政变都是他们策划的。政变领导人乔治·帕帕多普洛斯曾在二战时期与纳粹合作，并且是极端军事组织“希腊军官神圣同盟”（Ieros Desmos Ellinon Axiomatikon，IDEA）的成员。希共直到1974年军政府倒台后才重新恢复合法地位，希腊政坛也直到1981年左翼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上台才恢复“正常”。
希腊债务危机
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宣布，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级以下。惠誉同时还下调了希腊5家银行的信用级别。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加上希腊金融机构的信誉不良和政策面的负面因素，难以确定希腊是否可获得“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受消息影响，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希腊股市大跌6%，欧元对美元比价大幅下滑。与迪拜债务危机一样，希腊主权信用危机有可能因小事件而引起大波澜。危机起始原因一切要从2001年谈起。当时希腊刚刚进入欧元区。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刚入盟的希腊就看到自己距这两项标准相关甚远。这对希腊和欧元区联盟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欧元刚一问世便开始贬值的时候。这时希腊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这一被称为“金融创新”的具体做法是，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或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十至十五年期国债，分批上市。这笔国债由高盛投资银行负责将希腊提供的美元兑换成欧元。到这笔债务到期时，将仍然由高盛将其换回美元。如果兑换时按市场汇率计算的话，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事实上，高盛的“创意”在于人为拟定了一个汇率，使高盛得以向希腊贷出一大笔现金，而不会在希腊的公共负债率中表现出来。假如1欧元以市场汇率计算等于1.35美元的话，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可获74亿欧元。然而高盛则用了一个更为优惠的汇率，使希腊获得84亿欧元。也就是说，高盛实际上借贷给希腊10亿欧元。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因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后才归还。这样，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而事实上2004年欧盟统计局重新计算后发现，希腊赤字实际上高达3.7%，超出了标准。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3%以下。除了这笔借贷，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敛财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方法。如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这种抵押换现方式在统计中不是负债，却变成了出售，即银行债权证券化。高盛的这些服务和借贷当然都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高盛深知希腊通过这种手段进入欧元区，其经济必然会有远虑，最终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高盛为防止自己的投资打水漂，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希腊的这一做法并非欧盟国家中的独创。据透露，有一批国家借助这一方法，使得国家公共负债率得以维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占GDP3%以下的水平。这些国家不仅有意大利、西班牙，而且还包括德国。在高盛的这种“创造性会计手法”主要欧洲顾客名单中，意大利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希腊危机幕后炒家目前已经到了这笔货币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然而今年1月底2月初出现对希腊和欧元的金融攻击，却远非市场的自发行为，而是有预谋的。这次攻击利用希腊多笔债务到期在即、炒作希腊出现支付能力问题，从而使市场出现大幅动荡。其结果是欧元下跌，希腊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借贷利率高出一般新兴国家两倍以上）。由于希腊金融状态恶化，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翻番上涨。这次投机的方式主要即是CDS。CDS本来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债务可能存在支付问题而创设的一种保险，即当一个主权国家被怀疑出现支付能力问题时，持有该国国债者便可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即CDS。由承保方负责支付亏空部分。本来CDS应该与国债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却被剥离开来，单独成为一种金融产品。目前在全球CDS金额已经达到天文数字，而且高达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因而成为投机基金热衷的对象。当希腊国家支付能力被怀疑的时候，有关希腊债务的CDS便会上涨。这次对希腊的攻击，就是使用各种手法令人对希腊的支付能力产生怀疑。那么谁持有大量的CDS呢？不是别人，恰恰是持有和发行希腊债务的高盛和两家对冲基金。高盛在希腊未被怀疑有支付能力问题时大量购进希腊债务的CDS，然后再对希腊支付能力信誉发动攻击，在CDS涨到最高点时抛出。为了打击希腊的金融信誉，高盛与两大对冲基金一方面大肆“唱衰”希腊支付能力（包括动用力量将希腊信誉等级降低、传出希腊破产谣言等），另一方面则轮番抛售欧元，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的恐慌而跟进。欧元在10天内跌了10%。从近两个月看跌幅达15%。欧元一跌，立即使人联想到欧元区出现不稳，于是不仅仅希腊，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弱点”葡萄牙、西班牙等也立即出现融资困难。于是希腊和欧元区的CDS开始疯涨。从去年7月至今，希腊债务保险利率上涨整整三倍。今天希腊国债的CDS居然涨到428点，甚至超过处于半战争状态的黎巴嫩（255点）。这是闻所未闻的。在这场攻击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在国际炒家的瞄准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