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莽
人物简介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1]，  建兴帝王莽画像生于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祖籍章丘龙山镇平陵城，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2-3]、王永之弟、衍功侯王光之叔[4]，建立新朝，即新始祖(在位时间：公元8年—公元23年)，史书中称他为“建兴帝”，也称新始祖高皇帝、新太祖等，简称“新帝”。王莽幼年坎坷，父(王曼)兄(王永)先后去世，由其叔父们抚养成人。青年时期，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尊敬长辈，被誉为楷模。而后王莽青云直上，加官为大司马，仕途平坦。西汉末期，社会矛盾激化，由于王莽在朝野素有威名，被视为挽救汉王朝的不二人选，权势熏天。公元8年腊月，王莽代汉建新，改元“始建国”，并改当年腊月初一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建国后，王莽试图缓和社会矛盾，推行了一些列的改革措施，史称“王莽改制”。但是，改革并没有挽救危机，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各地起义不断。公元23年10月6日，起义军攻入常安(即长安)，王莽在乱军中被杀，享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
家世出身
[田齐国]齐襄王(田法章)与君王后所生之子，即齐王建[5](田建)，是齐国最后一任君王，也称“齐共王”。 
齐王建生三子：长子田升、次子田桓、第三子田珍。 
田升之子名田安，田安[4]为西楚王朝的济北王。田安之子名田□(失名)，因秦始皇灭齐(国)，为避免杀戮，田□(失名)改田姓为王姓。 
田安之孙名王遂，为汉朝名士。王遂生一子，名王贺，王贺为汉武帝刘彻的绣衣御史。王贺生二子：长子王禁[6]，为汉朝阳平侯，谥“阳平顷侯”；次子王弘。 
王禁生四女八男：长女王君侠，封广恩君，是汉朝定陵侯淳于长的生母；次女王政君，乃西汉孝元皇后，是汉成帝刘骜的生母；第三女王君力，封广惠君；第四女王君弟，封广施君；长子王凤，封阳平敬侯；次子王曼，追谥为新都哀侯；第三子王谭，封平阿安侯；第四子王崇，封安成共侯；第五子王商，封成都景侯；第六子王立，封红阳荒侯；第七子王根，封直道让侯，后来改封为“直道让公”；第八子王逢时(也作王逢)，封高平戴侯。王弘之子名王音，封安阳敬侯。 
1.新都哀侯王曼生二子：长子王永，英年早逝，称“世子”；次子王莽，袭父爵为新都侯，并于公元8年腊月建立新朝，史称新始祖高皇帝或新朝建兴帝。世子王永，生一子，即衍功侯王光；王光之子为衍功侯王嘉。 
新帝王莽，生六子三女：长子王宇，为隐太子；次子王获，为戾太子；第三子王安，封新迁王，后来立为新朝太子；第四子王临，封统义阳缪王；第五子王兴，封功脩公；第六子王匡，封功建公；长女王嬿，即汉朝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次女王晔，封睦脩任；第三女王捷，封睦逮任。隐太子王宇，生六男二女：长子功隆公王千，次子功明公王寿，第三子功成公王吉，第四子功崇公王宗(即王会宗)，第五子功昭公王世，第六子功著公王利；长女王妨；次女王夫人，嫁汉朝孺子婴(刘婴)。 
2.王音之子为安新公王舜；王舜生三子：长子安新公王延、次子褒新公王匡、第三子说德侯王林。 
3.安成共侯王崇之子为安成靖侯王奉世；王奉世之子为安成侯王持弓。 
4.成都景侯王商生二子：长子成都侯王况，次子隆信公王邑；王邑之子为王睦。 
5.高平戴侯王逢时之子为高平侯王直。 
6.阳平敬侯王凤之子为阳平厘侯王襄；王襄之子为阳平康侯王岑；王岑之子为阳平侯王莫。 
7.平阿安侯王谭生四子：长子平阿剌侯王仁、王去疾、王闳、王向；王仁之子为平阳侯王述；王述之子是王磐；王磐之子为王肃。 
8.直道让公(直道让侯)王根之子为直道公(直道侯)王涉。 
9.红阳荒侯王立生二子：长子红阳侯王柱、次子王丹；王丹之子为武桓侯王泓。
家庭成员
后妃孝睦皇后王氏(?-公元21年)，汉族，山东济南人，汉宜春孝侯王咸之女，新朝始建国元年正月立，地皇二年正月崩，葬亿年陵。
史皇后，汉族，京兆杜陵人，宁始将军和平侯史谌之女，地皇四年三月立，新亡，不知所终。
侍妾原碧
侍妾增秩
侍妾怀能
侍妾开明
此外，据《资治通鉴》记载，新朝亡覆之际，王莽除册立继后史氏之外，还同时册封了一百二十位没有记载姓名、位号的后宫妃嫔。儿子长子隐太子王宇，因为吕宽之狱受到牵连而被王莽所杀。
次子戾太子王获，因为杀了一个奴婢而被欲博取名声的王莽逼令自杀。
第三子新迁王王安(?-公元21年），病死。
第四子太子、统义阳缪王王临(?-公元21年），因与王莽的侍妾原碧私通、谋杀王莽，被逼令自杀。
[说明：前四子都是孝睦皇后王氏所生。]
第五子功修公王兴，侍妾怀能所生。
第六子功建公王匡，侍妾增秩所生。女儿长女孝平皇后王嬿(公元前4年[7]－公元23年)，孝睦皇后[8]王氏所生，是汉平帝的皇后，亦称孝平王皇后、孝平王后、王皇后。王莽称帝以后，被封为黄皇室主，绿林军攻破长安后，自焚而死。
次女睦修任王晔，侍妾增秩所生，下嫁新朝大将军武汉。
第三女睦逮任王捷，侍妾开明所生。孙子功隆公王千，隐太子王宇长子
功明公王寿，隐太子王宇次子
功成公王吉，隐太子王宇第三子
功崇公王宗(即王会宗)，隐太子王宇第四子
功昭公王世，隐太子王宇第五子
功著公王利，隐太子王宇第六子
生平事迹
少年楷模在王莽少年时期，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门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扶摇直上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9]照顾王莽。汉成帝建始十一年（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政君
王莽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过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掌管皇宫的禁卫，成为九卿之一。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了扳到他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
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次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后，他的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国（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期新都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　大权在握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听说皇帝驾崩，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事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元始一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在假意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代汉建新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的长女王嬿成了汉平帝的皇后(后来封为黄皇室主)。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于是拥立年仅两岁的刘婴(孺子婴)为皇太子，太后王政君命王莽暂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代理皇帝)。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推行改制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  王莽改制时的钱币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失败被杀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  赤眉绿林起义势力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10]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11]。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改制新政
内容(1)“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王莽钱币系列(17张)
(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
(3)实行“五均六管”，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
(4)改革币制。
(5)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改官名、地名。 
(6)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措施第一、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造成了民间物价的不稳定。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 
第二、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由于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在朝野的压力下，宣布恢复土地自由买卖。 
第三、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也未获得民众支持。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第四、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第五、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败因第一、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第二、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第三、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
反莽浪潮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 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 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技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  绿林赤眉起义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 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称帝年号
居摄(3) 公元6年－公元8年11月
始建国(5) 公元8年12月－公元13年
天凤(6) 公元14年－公元19年
地皇(4) 公元20年－公元23年
人物评价
古人评价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
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12]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近代评价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近人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付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大，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13]
史籍记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王曼)(之)(次)子也。元后(王政君)(之)父及兄弟皆以元(帝)、成(帝)(之)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王曼)蚤(同“早”)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方志记载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字巨君，新朝皇帝者，公元8－23在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则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在世”。公元9年，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因旱、蝗频仍，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在位共15年，死时69岁。[14]
人物年表
公元前48年，汉宣帝刘询(刘病已)崩，汉元帝即位，王莽的姑母王政君被封为皇后(史称孝元皇后或元后)，外戚王氏集团开始形成。 
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
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射声校尉”，开始进入专权的王氏集团。　
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公元前7年1月27日(汉绥和元年十二月)，继他的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7岁。同年，汉成帝崩。汉哀帝继位，从此，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两族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公元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
公元前1年，汉哀帝崩。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戴。
公元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不是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
公元4年(元始四年)，王莽的长女王嬿(即黄皇室主)成了皇后，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此时王莽的野心已经极度膨胀，与汉平帝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
公元6年2月3日，汉平帝病死，4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号孺子)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命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
公元7年(居摄二年)，有人不断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
公元8年腊月(居摄三年十二月)，王莽接受皇太子刘婴(孺子婴)的禅让后称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也称为建兴帝，并改长安为常安。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公元14年，改元“天凤”。
公元20年，改元“地皇”
公元23年10月6日，王莽被攻进长安的起义军杀死。相关画像(6张)
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政治动荡，人心思变，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当“更受命”之说。这种思潮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一个舆论上的思想准备。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灾荒，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阶级矛盾尖锐，人民起义不断。王莽代汉正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人心思变，社会思治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
他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引发豪强的不满。他的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社会混乱。由于他看不起边疆藩属，削王为侯，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战争。赋役繁重，刑政苛暴。公元11年，黄河改道，灾民遍野。公元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形成赤眉、绿林大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混乱中他被商人杜虞所杀，新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