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姚枢
承上启下　献身洛闽之学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又号敬斋，柳城（今河南  姚枢像[1]西华，一说属广西）人，后迁洛阳，元初重臣和著名理学家。姚枢本是金朝人，天资聪颖，志向远大，以勤奋好学著称于世。1232年，姚枢与另一名儒士杨惟中北投蒙古窝阔台汗，得到赏识与重用。自此，他为蒙军的挥师南下，为保存弘扬中原传统文化，特别是为程朱理学的恢复、传播并使之发扬光大，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1235年，窝阔台命其次子阔出伐南宋，姚枢受命与杨惟中随军寻求儒、道、释、医、卜等学者。蒙军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俘获宋儒赵复（字仁甫，世称江汉先生）。姚枢初遇赵复，见此人言谈不俗，甚感惊奇，便“挟以具卧”（汤斌：《洛学编》。见清嘉庆十八年《河南洛阳县志》卷四十四。以下引文凡出之该书者均注《洛学编》）。赵复见眼前戎服长髯之人，顿感悲切，为自己落难于异族人手中痛不欲生；待夜深人静姚枢睡熟之后，悄然逃去。姚枢醒来，发现赵复已走，遂乘月驰马，踏着积尸，不顾一切向前追去。及至水边，见赵复正披发赤脚，仰天哭嚎着走向水中。姚枢抢先上前，救出赵复，挽臂而回。赵复被姚枢的精诚之至、“委屈劝免”（《洛学编》）所感动，遂承认自己就是江汉先生，并答应与姚枢一同北上。1238年，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与杨惟中谋划的太极书院正式落成，请赵复为老师，系统讲解儒家经义，重点是讲授程朱理学。从此，程朱理学就在黄河以北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程朱理学又称程朱学派，是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两学派的合体。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洛学”；朱熹侨居建阳（今属福建），讲学考亭，他的学派被称作“闽学”。所谓的“洛闽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原本发源于北方，但随着宋廷的南迁，周（敦颐）程（颢、颐）之学的主要人物也大都流落江南；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自己完整的理学体系，但由于南宋和金南北对峙，因此，程朱理学在北方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播。正是由于姚枢发现、保护并劝勉了赵复，又在燕京（今北京）建立太极书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而自己“首受其学”（《洛学编》），才使北方中国开始知道了“程朱诸经”的存在，继而传播开来。为此，元太宗对姚枢“赐锦衣金符”，授“燕京行台郎中”（《元史·姚枢传》）。由此可见，姚枢作为北方中国程朱理学传播的先驱者之一，该是当之无愧的。 
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耶律楚材失势，姚枢也因鄙弃台长鲁瓦尔的为人，弃官携家退居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百泉）。在这里，姚枢“诛茅为室，作家庙，祀四世堂龛宣圣像，以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六君子配，读书其间”（《洛学编》）。同时，精心刊刻《小学》、《四书》及《诗经》传注，传之四方，以化民成俗。姚枢对程朱理学的研读与传播，如痴如迷，“终日危坐”以治学，“鸣琴百家”以自娱，表现了这位“遁世乐天，若将终身”（《洛学编》）的理学家淡泊自甘、献身洛闽之学的坦荡胸怀和坚定信念。 
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许衡（字仲平）常来往于河洛之间，当他闻讯来到辉州，在姚枢处读了“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元史·许衡传》）后，眼界大开，遂敬信如神，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许文正公遗书》）。他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和讲授的知识作了认真的反思，决心以程朱理学为范式，重新开始新的追求。他抄录了程颐的《易传》、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大学章句》、《中庸或问》、《大学或问》、《小学》等，“益大有得”（《元史·许衡传》），并将全家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洛学编》），同姚枢、窦默（字子声）一起“慨然以道为己任”（《元史·窦默传》）。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姚枢作为北方程朱理学传播的先驱者，起到了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中介、中枢、中坚作用。
以道事君　推行中国之道
姚枢在辉州“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时，并没有真正的“遁世”。当元世祖忽必烈征召姚枢等人时，他们慨然出山，乐意为元廷服务。元世祖非常高兴，对姚枢“待以客礼”，并征询救世治国之大略，姚枢“乃为书数千言，首陈帝王之道”，把“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归结为八目：修身，力学，尊  姚枢半身像[2]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同时提出“救时之弊”三十条：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情，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元世祖大喜所望，对姚枢的才思惊讶不已，以致在以后的举措中“动必召问”，并让他教授世子经书。此时的姚枢，实际上已成为元世祖称雄天下的一位高级幕僚。 
姚枢等人在辉州“以道为己任”，讲习经书，却为何又要应召出仕，去为元廷效力呢？他们认为，这是影响元朝统治者，并利用统治者的权力传播儒道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极好机会，不这样做，儒道很难推行，中原文明就有可能断送在这些游牧贵族统治者手中。程颐的“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乱而不救”思想，正是姚枢一派儒生一召即起的驱动力，也是他们“慨然以道为己任”的体现。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去保护、推动儒道的流行，去感化、影响、转变元统治者的旧俗。 
姚枢一派推崇的“道”，同程朱所说的“天”、“理”是同义语。“理谓之道”，“道”即“理”；“理”出自“天”，“天”即“理”；“理”、“道”都是绝对的、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抽象（精神）实体，它主宰和派生万事万物，一切封建的礼教、制度都归天理支配，并永恒而至尊。“行中国之道”是儒生们的孜孜追求，“为中国之主”是蒙古贵族的迫切需要，二者一拍即合。姚枢治国平天下之“经”，除弊救世之“策”，实际上是他“以道事君”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与儒生们经常向忽必烈讲解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为君难”及由此引发的“修德、用贤、爱民”治本观点，《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为政思想，是相辅相成的。除了强调“帝王之学”外，姚枢还遵循朱熹“设学养士”的主张，上疏忽必烈“立学校以育才”，使皇子及庶人子弟都来接受教育。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在各路、府、州、县广设学校。与学校教育并起勃兴的，是各地书院活跃的讲学活动。由于他们讲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程朱理学的一套，蒙古统治者认为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学校与书院的迅速发展，不仅为程朱理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还使程朱理学在元代牢固确立了自己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 
作为元世祖的高级幕僚，姚枢曾向忽必烈提过很多好的建议，并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宪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统领民富物丰的漠南地，为此忽必烈大宴群僚。姚枢劝忽必烈万万不可喜形于色，为防“廷臣间之”，而应当“维持兵权，凡事付之有司，则势顺理安”，世祖听后，如梦初醒，为之折服；1252年6月，在征伐大理时，姚枢建议忽必烈“不杀一人”，尔后又盛赞忽必烈“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大理百姓“得相完保”；1257年，当忽必烈的文功武治赢得中原民心，威望和权势逐渐扩大时，宪宗蒙哥受人挑拨，对其二弟忽必烈产生了疑忌，并派人严加查处。就在忽必烈性命岌岌可危时，姚枢说服忽必烈“尽王邸妃主”送归汗廷为质，之后，忽必烈又面见蒙哥，泪如雨下，宪宗终于消除了疑虑，下令停止对世祖的调查，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先后拜姚枢为东平宣抚使、太子太师、大司农，诏姚枢到中书省议事，委托姚枢修订有关典章制度。姚枢把程朱理学与汉法融为一体，与几个老成大臣同心协力，圆满完成任务，“帝深嘉纳”；1276年，在元军攻取南宋临安时，姚枢透析了自夏至秋，一城不降，伤亡众多的原因，再一次建议元世祖“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禁绝滥用宋朝的鞭背、黥面等残酷刑罚，致使“圣虑不劳，军力不费”（以上均引自《元史·姚枢传》）等等。 
从这些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姚枢推行儒道（其核心是程朱理学），不仅是他为元廷服务的目的，同时也是他辅佐忽必烈一统天下的理论根据。这从他拜中书左丞之后，给元世祖的上疏中，也看得非常清楚。首先，他分析了从成吉思汗开创基业到以后数朝政治腐败的形势，称颂忽必烈“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为日后入主中原、文治武功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所说的“道”和“圣典”，指的都是儒家之道，是至高无上的性理之学；接着，他赞美忽必烈在“外侮内叛，继续不绝”的情况下，“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粗完，钞法粗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皆“信用先王之法所致”。这里所说的“先王之法”，就是窝阔台接受周孔之教，用中原汉族封建文明去改变蒙古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治国方法。“治理汉地，必用汉法”的治国之道，使忽必烈把游牧的“大蒙古”国转变成了“大元”王朝；最后，姚枢托出自己的全部用心，力劝元世祖“创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欠，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以上见《元史·姚枢传》）。忽必烈知人善任，对姚枢给以充分的理解与信赖，“凡内修外攘之政，咸委任焉”（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 
1274年，元世祖任命姚枢为昭文馆大学士，详细制定各种礼仪。孔、孟、程、朱的道德准则在姚枢手中再一次得到系统化，并成为元王朝汉化蒙古游牧民族的规范。1276年，姚枢官拜翰林学士承旨。四年后，这位承前启后，为程朱理学在北方中国的传播付出全部心血的理学家，无悔地完成了一个先驱者的历史使命，溘然长逝，终年78岁。元世祖曾对侍臣说过一句肺腑之言，笔者愿以此作为本文结束语：“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元史·窦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