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之平
早期生活
  王之平将军出生在小地主家庭里，那时他家十七口人，共有土地三百亩上下，房子三十多间。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上各级官府横征暴敛，家庭境遇每况愈下，无奈之下每年都卖部分土地。
王之平于1913年考入满城县立第一高小。1916年，十七岁的王之平考上了保定育德中学。但由于家中不能供给学费，未能入学，不得已就在满城县立师范学校学习。在县立师范上学期间，由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王之平对社会上的丑恶、黑暗现象深恶痛绝。他得知县议会的一些议员疏于政事，经常打牌赌博，便前去干涉。却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无奈之下他找到警察所，竟见到警察也在聚众赌博。气愤难耐下，他组织同学数十人抓住警察，找到满城县的警察局控告。这次事件在当时的县城轰动一时，王之平因此被校长予以记过一次的处罚。
地下工作
  王之平1920年冬，王之平考入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在学校中使用的名字为王如松。是三轮二级学生。
1922年12月27日，王之平随同高年级学生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校长张见庵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倡学术自由，允许学生自由阅读课外读物，还从北京请来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教师，向学生讲授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这对王之平的思想觉悟启发很大，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语丝)、《独秀文存》、《社会科学》和《胡适文存)等。
1924年，王之平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1924年初，由贾荫田介绍加入国民党(当时，保定的国民党是由共产党建立的，比较进步的学生可先入国民党，再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或者共产党)。很快，王之平又加入共青团，同年3月转为共产党(没有候补期)。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与王志远等人筹办“书报贩卖部”，秘密销售进步书刊，扩大了党的影响。
1925年5月30日上午，“五卅”惨案发生后，保定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联席会议，号召各校学生一致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开展募捐活动。直隶二师党组织派王之平、王志远组织“五卅”运动后援会，担任该学校学生代表，参加保定市共产党市委的经济斗争委员会工作，与育德中学学生一起组织成立了“保定市五卅惨案后援会”。
王之平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宣传和组织才能，领导罢课、组织上街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声讨英、日帝国主义野蛮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他组织学生编演了揭露帝国主义罪行的话剧，还宣传组织保定南关码头工人、电灯工人，成立乾义面粉公司工会和工人支部，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并将捐款寄往上海，捐助遇难同胞家属。
1925年9月，临近毕业前校方将王之平和王志远二人秘密开除。后经多次交涉，才发给了毕业证书。
1925年，已经毕业的王之平，经过同学的引荐，到清苑县固上小学任教员。在清苑县小学当教员一年中，他继续秘密组织进步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刊，发展党员。他同贾辛庄小学教员、共产党员李经文，西臧村共产党员贾荫圣一起，在1926年3月建立了以固上小学为中心的中共东乡党支部，王之平任书记，该党支部为清苑县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
1926年上半年，王之平回到满城县王辛庄村。1926年8月，经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王之平与侄子王永昌(后用名王耀武，北京大学学生，1925年初也参加共产党)和王永谦(王永昌之弟，在育德中学也加入共产党)，在王辛庄建立了满城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王辛庄党支部，王之平任书记。该党支部为满城县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
1926年9月，保定发生“石家花园惨案”后，保定党组织遭到破坏。保定市市委机关支部书记刘秀峰被捕，经组织营救，被关押十八天后出狱。随后到满城与王之平接头，1927年5月，刘秀峰也来到满城县王辛庄教书，与王之平一起从事党的活动。不久，他们与韩永录(完县特支书记)建立了完、满县委，刘秀峰任书记，韩永录负责组织，王之平负责宣传，支部先后隶属顺直临省委和顺直省委领导。这段时间，王之平先后介绍小学教员五人入党，并建立了王辛庄、城内、西原坡三个党支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我党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
此时，王之平的职业是徐水县第二高小教员。根据斗争的需要，共产党员王之平、毛兴武、刘宁一​等为便于开展共产党的活动，登记参加了国民党。主要工作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行为，巩固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1929年9月，中共党员、教师毛兴武被人告发，国民党县党部下令逮捕毛兴武。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营救毛兴武，王之平等人通过满城县党团组织，发动全县小学教师联合向国民党省党部控告，揭露国民党满城县党部头头的贪污腐化、打击报复、诬陷等行为。同时，还通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满城同乡会联名给国民党省党部去信，说明毛兴武没有越轨行为，逮捕他属于乱捕无辜。由于当时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在派别的互相斗争中，控告被批准了。天津最高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免于起诉，将毛兴武释放。由此，在王之平等人的多方努力下，中共在满城县的党团组织免遭破坏。
1929年，为培养农民子弟，中共党组织便以农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请示，要求在满城县北建立第三高等小学。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予以批准。当地的农会干部在王之平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决定推倒全县有名的大寺庙一满城县北夜借宫的神像，利用庙址建学校。当地的地主豪绅造出舆论威胁农会，致使一些群众忧虑重重，迟迟不敢动手。王之平与当地的农会干部积极作说服工作，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很快，被发动后的群众挥镐抡锹，清除渣土，粉刷墙壁，在庙址上建起了满城县第三高级小学校。
1929年，由于共产党的活动处于低潮，满城特支活动终止，王之平到河北省新城县(现在的高碑店市)第二高小当教员。1930年，因环境变化和组织工作需要，他先后到唐山古冶小学、开滦矿小学任小学教员。1931年，他又到北京市第九小学当教员，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
狱中斗争
1934年5月，王之平被在保定蒋介石行营二科供职的满城县叛徒陈某告发，在北京市立第九小学被捕。被捕后，王之平大义凛然，虽经多次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全力保守党组织的秘密。同年6月，王之平被判刑八年，押于南京军人监狱。
尽管被判刑八年，但是王之平始终抱定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在监狱期间，他坚持斗争，通过组织狱友与监狱当局据理力争，争得了看书和学习的机会。他还制定了五年学习计划，在三庄三个月的监狱生涯中，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经济学、哲学、文学和世界知识等书籍，并自学了英语和日语。同时，还时刻不忘做好狱友的思想工作，对狱中在押人员进行宣传教育，教育同室的军事犯、土匪等犯人出狱后要好好做人。在此期间，还曾为援助绥远抗战，秘密组织难友绝食一天。
1937年8月下旬，由于国共合作，王之平被释放出狱。
军旅生涯
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获释出狱后的王之平，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西安云阳招待所，接着转入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王之平从延安陕北公学第一期结业后，决意要求到敌后武装工作。党组织根据革命形势的要求.结合过去的工作经验，派他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日军的掠夺和封锁，根据地的条件异常艰苦，王之平所在三分区更是艰难。王之平从基础做起，认真负责，埋头苦干，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坚强的革命意志，表现出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情操。他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役的许多战斗。曾先后担任军分区政治部敌工干事、组织干事和巡视组长，历任游击第一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第三军分区后方医院卫生处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王之平参加了石家庄、涞水、察南、绥东、出击冀热察等战役的战斗。先后担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晋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北岳前方指挥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察哈尔军区雁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
新中国成立后，王之平先后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等职务。　
1959年，王之平担任河北军区副政委兼天津警备区第二政委。
审理战犯
王之平在担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期间，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
1956年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签署了免予起诉书。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在抚顺和太原关押的335名(其中抚顺在押者295名）职务低、罪行轻、认罪表现较好的次要战犯免予起诉，立即释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在抚顺宣布首批免予起诉人员名单，宣布宽释的这天，所有的战犯都感动得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淹没了整个礼堂。不少被宽释的战犯纷纷举手要求发言。不知是谁首先喊道：“我保证不再拿起武器同中国打仗！”，紧接着，“我也是！”，“我也是！”的喊声不断地在人群中爆发出来。[2]
1956年10月，军法少将检察员王之平向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移交免诉日本战犯名单。
  审判日本战犯时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1956年6月9日到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八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国家检察机关出席法庭的首席检察员便是军法少将王之平。他作为公诉人，为审判日本战犯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仅收集战犯铃木启久所犯各项罪行的证据，就有被害人及家属的控诉书181件，证人证词45件，查询笔录89件，调查报告1件，照片38张等。为保证审判符合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王之平夜以继日核查事实，查找证据，正是这种超负荷的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