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介夫
个人介绍
白介夫，1921年1月生，陕西绥德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毕业于绥德简易师范。1938年10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2月赴太行山屯留县转入抗大一分校。1939年12月任晋东  白介夫南《黄河日报》编辑。1941年任华北新华日报社通讯网络科副科长、特派记者。1944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工作。1945年9月赴东北，先后任东北日报记者，清原县委宣传部部长，长白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通化市委书记，营口市市长，中共营口市委书记。1957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1972年5月任北京市科技局局长、市委科教部副部长。1978年起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1984年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1986年当选为北京市第六届政协主席。1988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届政协主席。1993年离休。是中共十三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相关事件
白介夫的1949已经88岁高龄的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回想起60年前充满牺牲奉献的战争岁月依然充满了感慨。日前，这位对北京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世纪老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从陕北到东北的数千里跋涉、在太行山上赵树理的趣闻轶事令人忍俊不禁。这是位乐观而智慧的老人，在经历战火的岁月、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都充满了胜利的信念。白老说，现在回望1949年，那的确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分水岭，也是自己人生新的旅程，当年从延安起步的革命道路已经走向了新阶段。白老的回忆就从1949年向时光的前后两端延伸——革命风云与建设征程，同样充满了人生闪光的足迹。  白介夫1938年到1949年 ，白介夫和赵树理住一个房间办报，当时赵树理被当成要饭的不让进门，拿起菜刀要砍人。无论如何，1949年之前的岁月都是难以忘怀的。在战争年代，却总有着这样那样的趣事。满头白发的老人说起这些故事依然神采奕奕。
白介夫入党时才18岁。“我是在绥德师范学校入的党，4年毕业后上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按照中央安排，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新华日报工作。”恰好亲历了百团大战，是战地记者，在太南和太北地区时每天都和赵树理住在一个房间办报纸。
“我们在一起居住了好几年，赵树理是副刊编辑，我是华北新华日报的记者。他办的刊物叫做《山地》，就他一个人。后来他又办了《中国人报》，专门对敌占区宣传。”白介夫采访时拿着介绍信，总是在解放区跑来跑去。他说，战争永远都是残酷的。记得有一次，他跟随部队攻打林县，路上自己还和小战士有说有笑，但等到战斗打响，半个小时不到就有很多人牺牲，尸体和伤员摆放在老乡的院子里，他自己则放下笔杆子，充当在死人堆中救助受伤战士的“护理员”。
那时候，他和赵树理的工作就是白天行军，晚上写作。在解放区，赵树理的旱烟与破大衣成了极具个性化的标志。白老回忆，赵树理那时候晚上不睡觉，披着一件露着棉花、都是补丁的大衣，写作的时候不停吸旱烟，熏得他都睡不着觉。赵树理穿的这件破大衣甚至连解放区老百姓穿的都不如，一次在地委专署大门站岗的战士以为他是要饭的，不让他进门，他和战士大吵一架。“赵树理是个暴烈的脾气，回到屋里拿起一把菜刀要去砍人。”赵树理当然没有“行凶”得逞，被大伙拉了下来。白介夫说，赵树理当时就靠着一杆旱烟和破大衣扎堆在老百姓中间，写出了很多好文章。白介夫(2张)
延安步行转战东北1945年9月5日，白介夫按照中央部署，开始从延安徒步向东北地区进发。“这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部署，我们是首批赴东北的干部，林枫是负责人，他原来是晋西北解放区的负责人。”白介夫说，多数干部都是从延安派过去的。大概有万名干部从全国各解放区前往东北，延安则是派出干部最多的。
行程数千里的跋涉，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段路白介夫整整走了两个月。“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在张家口，看到张家口火车站有火车，但兵荒马乱已经没有铁路职工了，于是就想自己开火车，省点脚力进东北。”结果这些延安来的干部自己当司机，没有煤找了很多木柴烧，整整折腾了一晚上，火车也没走出去两公里，铁路从张家口出来就是上坡，最后火车竟然自己倒回来了。这事成了白介夫多年后回忆的一个笑谈。他进入沈阳城的时候还是和苏联红军住在一起，《辽宁日报》（后来叫《东北日报》）工作，他是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他说，中央非常有远见，在日本投降以前就有意识地调集了很多干部在延安培训，准备占领东北。当时，华北地区根据地已经连成片，而东北大片地区没有解放。现在看来，这个派干部进入东北的部署对解放战争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两个月后，随着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白介夫戴着瓜皮帽，扮成一个商人离开了沈阳。1946年，白介夫告别了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开始从事基层地区的党政工作。
1949年到2009年建设征程时光荏苒，1972年，已经到北京工作的白介夫从干校调回中科院系统，这一年他接到一个重要的出访任务，影响了其后30多年的观念。这一年，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出访英美等国家，这个代表团也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前，第二个访美的代表团。  白介夫“临走之前，我记得周总理特意对我们交代，要关注一下西方国家环保方面的技术、做法，看看对我们有没有借鉴意义。那时候，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环保’这个词。”这句嘱托，他牢记了30多年。他说，周总理是新中国最先提出关注环保的人，在1972年那种环境中这样关注环保问题，体现了伟人的远见卓识。后来，白介夫从美国回来后就特别关注太阳能等绿色环保能源的应用问题，在北京后来还组建了专门的太阳能研究所。白老欣慰地说，当时全国只有3个人是在国外研究过太阳能的，其中一个就被挖过来当了所长。
白介夫会同高校专家制定自考制度，该举措成为中国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1976年的夏天，白介夫主管北京的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我们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北京的学校修理桌椅板凳和门窗。”白老笑着说，“文革”结束后，大伙发现教育设施破坏得比较厉害，让孩子们上学首先得把学校的设施恢复。
那个时候白介夫几乎每天都不能睡觉，晚上9点多下班，家门口必定围着二三十个小青年和家长，每天都说要政府解决上学读书问题。白介夫说，那时候大家都很着急，开了好多会，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让这些没有上学的青年也有升学的渠道。“我记得，有一次市里开会，一位市委教育部的同志提议说，让这些青年自学参加高考，我就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白介夫会后同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一起商量，由这些高校组成了一个自学考试委员会，青年自学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考试，通过的就可以继续升学。北京市当年最先推出的这个新举措后来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考制度”至今还在为数以万计的青年升学成才提供另一条渠道。白介夫上世纪80年代亲手推动建立的北京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民办燕京华侨大学解决侨眷子女上学问题，到各省市“化缘”建成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些也早已经融入北京市民的生活。
白老还说，当年他参与确定的天坛医院选址现在看来不够妥当，不应选在天坛公园边上，现在医院要搬迁很好，还公园历史原貌。
人物评价
吕锡恩在人民网发表文章称白介夫是一位值得称道的领导[1]，孙鸿烈同志曾在《科坛文明天地》1997年第二期撰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在“文革”下放劳动时，白介夫曾任他们的支部书记，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写道：“他确实很好，有眼光，能团结人，不搞极左那一套。我们对白介夫印象很好。综考会的人对他印象很好。” 
白介夫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给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每想起都会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尤其在70年代，白介夫调离科学院后，大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如果白介夫还在管我们这个所，我们这个所会是怎样?议论多了，便流传出一个故事来形容他的工作方法。故事说的是在“文革”期间，一些青年人都不太干工作和读书了，呆着没事便到传达室下棋。每天传达室都挤着一些年青人，直到深夜才肯离去。见此情景，许多人都很着急。有一天，白介夫路过那里，信步走了进去，他站在棋盘旁指点着应走哪一步，活像他们的一个老棋友。棋一局接着一局的下着，他也一步步地指点着，等棋下完了，白介夫已与青年们在心理上毫无领导与被领导之分了。他便和青年们聊起了天，语重心长地提到，人在年轻时应珍视宝贵时间，努力学习本领，使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早日富强……。他说话的口气像慈父、像兄长、像挚友，说得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从此再不把宝贵的时间全泡在下棋上了。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但说明白介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当前，面临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时期，更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