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简介
四·一二事件，中国国民党称为清党，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指1927年4月12日中国国民党的部分势力在蒋介石的率领之下于上海对中国共产党的清洗、屠杀事件。
背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后，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7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指派杨虎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自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南京不断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极为关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公开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进一步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张)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于4月9日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经过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反应
罢工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要求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相关事件
游行被镇压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疯狂的屠杀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反蒋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五月紧急指示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内容为：
（1）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
（2）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亲蒋介石武装部队）的近卫军。
（3）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在“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前提之下，在湖南、广州等省实行“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
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2]。
收尾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反思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1）：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2）：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
矛盾（3）：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矛盾（4）：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5）：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