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印度教民族主义
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和印度社会文化的发展，印度思想界也在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一系列发展变化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对此，我国学术界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有见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现在，笔者不揣浅陋，来探讨印度改革开放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新发展，是抛砖引玉，以期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因为这个问题对印度来说太重要了，关系到印度今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印度教民族主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产生于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其理论奠基人是V·D·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萨瓦卡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1923年初版，1942年修订）中首次提出和阐述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或译为印度教徒特质）和“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另一个奠基人是M·S·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他于193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们或我们民族性的界定》的书，进一步完善了前者的“印度教国家”理论，并提出了“国家虔信”论（Rashtrabhakti或Deshbhakti，或译为忠于国家、爱国），对于什么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有哪些特质、印度教国家的基本要素和如何忠于印度教国家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关于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的大致内容，可参见朱明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一文[1]。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首先，印度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印度民族遭受长期的奴役和剥削，民族启蒙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使印度人民觉醒起来，人民要求殖民主义者撤出印度，给印度以独立；其次，独立运动中的穆斯林领袖已经脱离了国大党，成立了教派组织，要求建立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战斗色彩，具有两个鲜明的指向：第一，指向英国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因而说它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指向国内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要求建立印度教国家，因而说它是印度教的。此外，它还有一个隐含的指向，那就是甘地、尼赫鲁等极力提倡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世俗主义原则。在实践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的强硬派还主张暴力，积极参加了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教派大仇杀和1948年刺杀圣雄甘地等活动。所以，学界从一开始就把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教派主义等同起来。
印度独立后的尼赫鲁时期（1947—1965），由于教派主义的名声很坏，也由于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等一批独立运动领导人具有崇高的威望，加上甘地主义和尼赫鲁思想深入人心，印度教民族主义受到抑制，没有爆发的机会。
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思想“是在西方近代世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以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为指导，以印度现代社会的国情为依据，以国家的统一和改善民众生活为根本宗旨，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世俗主义学说。”[2]他强调必须把印度建成一个世俗的国家，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不给任何教团以特权。他还批判教派主义，认为教派主义的危害在于破坏国家的统一，破坏民主，反对社会和经济改革，并煽动暴力制造冲突。由于尼赫鲁坚持世俗主义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也有力地抑制了教派主义思想和教派冲突。
但是，到尼赫鲁执政的末期，印度的教派主义逐渐抬头，教派冲突日益增加，而到了后尼赫鲁时期（1966—1990），教派主义则大举回潮，教派冲突也更加激烈。印度教派主义回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历史原因。印巴分治时的大仇杀为以后的印回冲突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冒头。第二是国际原因。1978年，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同时还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公开号召“输出伊斯兰革命”[3]。从那以后，整个伊斯兰世界异常活跃，成为世界政治和安全热点的最大产出地。印度在地缘上紧靠着伊斯兰世界，尤其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滋生，并不时向印度渗透。这就从外部刺激了印度的教派主义情绪。第三是国内原因。政治上，教派主义组织和政党相互利用导致教派冲突。1977年，国大党自独立以来第一次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在教派势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执政危机的出现使国大党为了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不惜违背世俗主义原则而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与一些教派主义的政党和团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英·甘地和拉·甘地还在某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表违背世俗主义原则的言论[4]。执政党的失误必然导致全国教派主义情绪的增长。经济上，不同教派的利益冲突往往导致教派主义情绪恶性发展。1984年北方邦莫拉达巴德的印回流血冲突的起因就是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争夺铜器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而引起的[5]。第四，也是最根本的，是宗教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宗教，也不管它多么温和、宽容，总有排他性。印度教也一样，有温和的一面，也有偏激的一面；有宽容的一面，也有狭隘的一面；有主张非暴力的一面，也有主张暴力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其偏激、狭隘、主张暴力的一面便会膨胀。教派情绪的激化和教派冲突的加剧与教派主义回潮形成了彼此呼应和互动的关系。
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教派主义回潮中起主导作用。
国民志愿服务团

1925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定追随者K·B·海德盖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1889—1940）组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
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印度独立后虽三度被禁，但都能东山再起，并迅速发展。原因大约有三：第一，印度是一个实行西方式民主国家，各种言论、主张、组织都可以得到充分理由自由存在；第二，印度社会上存在着该团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那些印度教的顽固派；第三，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使印度传统文化有了空前的危机感，该团的思想正好代表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反抗。
国民志愿服务团培养出许多骨干，并由这些骨干创建了若干个政党和组织，它们被称为“团家族”成员，而该团则被认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源泉”。关于该团的发展历史和思想理论，可参见前文提到的朱明忠的论文和邱永辉《印度世俗化研究》一书第六、七两章[6]，本文要重点讨论的是该团最近几年的思想政治表现。
志愿团第二任“团首领”[7]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在印度独立后调整了斗争矛头，他在《思想集成》一书[8]中提出，国家的危险来自三种人——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共产主义者，并以三章的篇幅分别论述。萨瓦卡和戈尔瓦卡的思想成为志愿团的指导思想。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一贯声称自己是文化组织，是社会服务组织，但是，从它诞生伊始，就与暴力有密切关系，因而时常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印度改革开放以后，志愿团不大直接出面参与暴力活动，但“团家族”成员却经常在教派冲突中冲锋陷阵。印度1992年出现了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印回教派冲突，即著名的“阿约迪亚寺庙之争”。这一事件的操纵者和鼓动者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家族成员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和印度人民党。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到2002年，又引发了古吉拉特邦大规模流血事件，其经过及原因，可参见拙文《2002年印度教派冲突剖析》[9]。除了“寺庙之争”，“团家族”成员还积极参与了一些争夺信徒、捣毁基督教堂等事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良影响，也都直接或间接与志愿团有关。
2000年3月10至12日，国民志愿服务团全印代表大会在那格普尔召开。会上推举出新的领导班子。新任（第五任）“团首”为K·S·苏大山（Kuppahally Sitaramaiyya Sudarshan），新任总书记（Sar Karyawah）为莫汉·吉·巴格瓦特（Mohan Ji Bhagvat）。后者在会议闭幕后对记者说：“现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大门将向所有宗教的人们敞开。团将为播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种子而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团结在印度教特性的范围内。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原本也是印度教徒，但他们现在信仰着别的宗教。”“印度教特性这一思想体系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而向人们灌输民族主义精神。”“志愿团第一步要做的是，为揭示印度教社会的真实形象而团结起印度教徒。由于现状的不幸，印度教社会的形象恶化了。第二步要做的是，把其他宗教的人容纳进志愿团。有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原先就与志愿团紧密联系在一起。”[10]这番言论集中反映了该团现行的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
3月15日，新任“团首”首次接见印度人民党机关报《组织者》（Organizer）的记者，重申志愿团的宗旨和指导思想。他说：“这（印度）是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印度教国家。其标志是一个祖国、一种文化、共同遗产和多样统一。”“印度正处在过渡期，印度在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行为规范。”“那些反对印度教的势力早已联合起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进行一场斗争：印度教社会要崛起，而反对印度教特性的势力要把它压下去。这场摩诃婆罗多（大战）正在进行，一方是支持印度教特性的力量，另一方是反印度教特性的力量；一方想在印度教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发展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另一方却在致力于保持和延续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各种混乱。”“我们的观点是，整个印度教社会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把整个印度教社会组织起来，因此，所有印度教徒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在哪个政党里。”他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印度的左派，说“在印度，那些把自己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只不过是靠政权支撑在那里。我说过多次，就像壁虎的脑袋被碾掉尾巴还在摇动一样，共产主义在其原产地已经土崩瓦解，却还在印度摇着尾巴。”[11]。
2000年10月13至15日，志愿团在阿格拉举行成立75周年庆祝大会。会上和会后，苏大山多次强调“伊斯兰教的完全印度化和基督教堂的本地化是必须的”。他说，“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应当承认，他们也属于印度教传统，他们应当接受印度文化……90%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祖先是印度人，他们至今还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至今没有丢弃印度教传统。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印度的团结才能加强。”[12]他还说，“坚持印度教思想和本土化原则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走美国和俄罗斯的思想路线，印度就不能前进。我们必须把本国文化、传统和习俗纳入视野，然后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和欧洲的文化是个人主义的，而印度的思想永远是以家族和群体为基础的，其中有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思考。印度教特性的思想不仅可以为我国，也可为全世界指明道路。”他一再号召“全国所有阶层都向国家的主流靠拢”，说“只有印度斯坦是在民族性问题上受困扰的国家。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印度教徒的问题上不应当有任何异议。”[13]
由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志愿团的新任领导集团仍然坚持着该团最初要建立“印度教国家”的宗旨，坚持“印度教特性”的理念。其战斗锋芒仍然指向世俗主义和左派势力，指向在印度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所不同的是，他们提出了“穆斯林印度化”[14]和“基督教堂本土化”的策略，提出了“志愿团的大门向所有宗教开放”和“各阶层向国家主流靠拢”的口号。这些策略和口号反映出该团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细微变化，至少比以前有所缓和，比起那种一味排斥异端、与其他宗教不共戴天的宗教极端分子的观点更是有所进步，这是印度社会现实逼迫的结果，是时势发展所使然。但实质上还是以我为中心，以印度教文化为主流，要用印度教去同化其他宗教。他们不反对甚至接受了“印度特性”这一广义而中性的提法，但在他们看来，这与“印度教特性”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15]。所以说，国民志愿服务团所坚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并没有大的发展变化，仍然是一条极右的思想路线。这样的思想路线显然不符合印度的国情，也不符合印度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
印度人民党

与志愿团相比，作为“团家族”成员之一的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显然要温和得多，而且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也比较大。该党成立于1980年，首任主席是A·B·瓦杰帕伊，第二任主席是L·K·阿德瓦尼，第三任主席是M·M·乔希，现任主席是班加鲁·拉克斯曼（Bangaru Laxman）。他们都曾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印度人民党利用“寺庙之争”迅速崛起，1996年击败国大党而成为印度第一大党，并最终于1998年上台执政至今。对于印度人民党崛起原因的分析，笔者同意邱永辉先生的意见，即除了政治手段和社会原因以外，关键是其思想观念的胜利[16]。那么，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它的思想观念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呢？
毫无疑问，印度人民党坚持的是志愿团“印度教特性”的理念，但在解释这一理念时却表现出较大的温和性、包容性和灵活性。首先，该党在1996年的竞选纲领中正式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原则，1998年的竞选纲领再次强调说“印度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印度教特性”。也就是说，该党既坚持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基本点，又把它大而化之，淡化其教派色彩。坚持“印度教特性”，可以把原有的追随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起到稳定内部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争取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的支持；淡化教派色彩，有利于争取更多选民，包括其他宗教信徒的支持。其次，承认印度文化的多元性，承认其他宗教文化是印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瓦杰帕伊在2001年的新年献词中指出：“除了罗摩，还有不少伟大人物和圣地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象征。不管是阿季梅尔的王宫，还是德里尼扎姆丁·奥里亚的清真寺，也不管是阿姆利则的金庙，还是果阿的圣弗朗西斯教堂，都是我们多元融合的民族文化的骄傲象征。”[17]第三，执政后的印度人民党遵循了宪法的世俗主义原则。如，在对待教派争端问题上比较客观和冷静，主张按宪法办事，而不是煽动教派主义情绪。瓦杰帕伊政府在解决2002年教派冲突时比较公平果断，很快控制住局势，及时制止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第四，在经济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为此，印度人民党顶住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保守势力的压力，高举民族进步的旗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有评论认为，印度人民党“在西方化的竞争中已经把其他政党远远地抛在后面”，“从根本上放弃了印度文化的原则精神，而企图把印度建设成西方意义上的强国。”[18]这就从反面证明，印度人民党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是走在全国最前列的。
这样，以瓦杰帕伊为代表的印度人民党的“文化民族主义”就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拉开了距离。尽管印度人民党这一系列思想和实践每天都在遭受反对党以及各界评论者的批判，但客观地讲，它无疑比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思想原则更符合时代的要求，更符合印度的国情，更有利于印度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观念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这是一。其二，这一思想路线比起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来当然显得偏右。但是，它的基本着眼点是印度教徒这一印度最大的社会群体和印度教文化这一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兼顾了其他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在遭受现代西方思潮巨大压力而传统文化强烈反弹的情势下，该党的思想路线得以与尼赫鲁的世俗主义原则大体上并行不孛。这是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观念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三，印度中产阶级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印度经济改革中迅速崛起，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路线代表了他们要求民族复兴、把印度建设成世界大国和强国的愿望。这也是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路线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对于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路线，我国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认为本质上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温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但最近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应当具体分析，应当分阶段加以研究，应当对其现代性的一面给予充分的肯定，“仅仅将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解为教派主义是不恰当的。不具备民族宗教主义实质内涵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极端倾向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身不能简单等同。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表现出极端主义倾向，但是，这更多的是面对现代性压力的传统的惯常反应。当这种反应同印度教民族主义转化传统，而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的思路结合起来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极端主义倾向不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全部内容。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通过日益强化的国家主义路线表现出更加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立足于主体印度传统，在转化传统的过程中开拓一条现代印度发展之路。”[19]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路线还是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或者反过来说，印度人民党还是不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代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讨论的课题。
但无论如何，执政后的印度人民党的思想路线代表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或者权且把它叫做“文化民族主义”阶段。它一方面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坚持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原则，以稳定社会和提高民族自信，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还要顾及国家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现实，确保获得最基本的政治支持率；同时它还必须坚持推动改革进程，在吸收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确保印度文化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可见，印度人民党所走的路会是多么艰难和漫长。
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文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印度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处在传统与现代交错的痛苦过程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各种思想纷纷亮相，这种混乱而活跃的动态使局内人和局外人都很难洞察其中的奥秘，许多问题一时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印度的改革开放已如离弦之箭，一发而不可收。改革不仅是在为国家为民族寻找经济出路，也是在为国家和民族在寻找文化出路。因为文化的一成不变会导致社会的保守和凝固，固守传统必将导致民族活力的丧失。当然，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强，各种思想的冲突会更加激烈，但这并不可怕，印度文化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不会出现印度教文化吃掉伊斯兰教文化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基督教文化压倒印度教文化的局面，但人们的一些陈腐观念必须更新，一些社会陋习必须改变。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顽固派如果不修正自己的思想路线，势必被历史所淘汰。而其温和派，或者说是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则基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继续走探索和革新之路。
目前，印度远远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能号召全民族的权威思想家和宗教家，事实上今后恐怕也很难产生像甘地、尼赫鲁那样具有全国号召力的思想家。因此，在现阶段，在国大党走下坡路而其他政党又难成气候的情况下，印度人民党便得到了一个施展其政治抱负的良好机遇，其“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在印度思想界呈现论乱状态时赢得较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而“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本身，也将在今后的改革实践和社会变动中经受考验，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长远看，印度民族的凝聚力会进一步加强，印度文化也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总之，在印度，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多种宗教和平共处，是其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我们应当相信印度民族的能力，相信其智慧，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最终实现印度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
[1] 载张蕴岭、孙士海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第二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
[2] 朱明忠：《尼赫鲁》第177页。
[3]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第1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4] 邱永辉、欧东明：《印度世俗化研究》第212—214页，巴蜀书社，2003年。
[5] 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第553页。
[6] 邱永辉等：《印度世俗化研究》第208—308页。
[7] 志愿团的最高领导人被称为“团首领”（Sar Sanghchalak），以下简称“团首”。
[8] M. S. Golwalkar, Bunch of Thoughts, Bangalore, 1966.
[9] 张蕴岭、孙士海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第三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 2000年3月13日《觉醒日报》报导《团的大门向所有宗教敞开》。
[11] 见2000年3月16日《印度斯坦报》和《国民柱石报》的记者报导。
[12] 拉姆苏江·阿马尔：《志愿团印度化的含义》，载2001年3月5日《印度斯坦报》。
[13] 见2000年10月20日《人民政权报》的记者报导。
[14] “穆斯林印度化”的提法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是老调重弹。
[15] 吉坦·塔库尔：《印度特性的花蕾》，载2001年4月2日《国民柱石报》。
[16] 邱永辉等：《印度世俗化研究》第242页。
[17] 瓦杰帕伊：《向美好明天前进的时刻》，载2001年1月2日《觉醒日报》。
[18] 巴拉特·琼琼瓦拉：《印度人民党的印度特性》，载2000年9月29日《新印度时报》。
[19] 周陈：（硕士论文）《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第5页，2003年5月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