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嘉璈
个人简介
  张嘉璈
他的才学和为人有其家族的根基。他出生在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大家庭。祖父是晚清时代的县官，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家里拥有很多地产和文物收藏。旧式大家族的规矩很重，但非常重视教育。老太爷对子女们礼节上的规范要求极严，但在学业上却非常开通，既请了家庭教师，常年教孩子们读古书，也主张读“新学”。所以张嘉璈在10岁以前读私塾，以后就进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外语。他中过秀才，也读过北京高等工业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下了基础。
就在他赴日本读书期间，他家因意外事件而家道中落，以至于他的读书生活变得非常艰苦，不得不依靠公费。但是他们兄妹12人（八男四女），个个自知发奋，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哥张嘉森（张君劢），也曾留学日本，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曾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是民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治家；九弟张禹九，是30年代新月派诗人，还是著名的新月书店的老板，在海派文坛上挺有名气；八弟张嘉铸，是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任中国蔬菜公司的老板；二妹张嘉玢，即张幼仪，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还是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但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还是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以贤惠和忠厚闻名；小妹妹张嘉蕊是服装设计师，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则在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所以上海金融圈的老人们，只要提起张嘉璈，就会扯出一连串张家人的名字来。  张嘉璈（信丰中学林锐翻拍）[1]
江苏宝山(今上海)人。1900年从陈庸伯读书,次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后进宝山学堂。1904年考取秀才。次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半年后,赴日入东京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1909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负责编辑《邮传公报》。1911年,参加筹建民主党。1913年,任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被提升为总行副总裁。1922年出席北洋政府召开的全国财政讨论会,次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31年,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193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3月任中央银行理事会常务理事及监事会监事。同年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12月任铁道部部长。1938年1月仍任改组后的交通部部长。在任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期间,他积极推动铁路事业的发展。1936年1月,修筑新赣路南昌至萍乡段;2月,修筑湘黔路株州到贵阳线。1937年修筑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1938年修筑滇缅铁路等。在全面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1937年至1942年,他领导完成新建铁路达1000英里,对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1943年辞职赴美考察。1944年10月在美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年与陈光甫等筹建中国投资公司,任董事。抗战胜利后,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职。1948年5月辞职。1949年5月移居澳大利亚。1953年赴美。1979年10月15日病逝。著有《中国铁道建设》、《通货膨胀的螺旋:1939——1950年在中国的经验》等书。
个人其他信息
1、“抗兑”斗争中大显身手
1909年张嘉璈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在北京《国民公报》和《交通官报》中任职，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北洋政府时期，因与梁启超的关系，曾在北京任职。由于厌恶官场习气，1914年弃官就商，回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这一年他才28岁，当时经理是宋汉章。
宋汉章是银行界的老人，清末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他就是最早的职员之一，还当过北京储蓄银行的经理，1912年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金融界人头熟，办法多，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家，还曾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张嘉璈则运用他在日本学到的关于银行、理财方面的现代知识，主张对中行落后的地方加以改革，如采用西式簿记，注意对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等等，为健全新式银行制度，做出了贡献。
张嘉璈回沪的第二年，就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铭（馥荪）、蒋鸿林（抑卮）、叶景葵（揆初）、陈辉德（光甫）、钱永铭（新之）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璈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由此演变成上海银行工会。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为匮乏，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北洋政府纳税，北洋政府的财政，就始终是个“破落户的财政”。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半官方的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袁世凯垫付了巨额资金。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时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老袁所用。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1916年5月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存款止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张嘉璈和宋汉章事先就得到消息，认为事态非常严重。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研究之后，决定“抗命”。一方面由宋汉章去找有关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依据，做到有理有节；而张嘉璈去联络南三行及其他同行，商量好计策，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为中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东，利益相关，自是团结对外，一致作为中行的后盾。张嘉璈并与外滩的外国银行联系，争取声援。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势必影响外国人的在华利益，所以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场。
他们计算了一下，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现银，恐怕不足应付，就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做好一切准备，决不做对不起储户的事情。为此，张嘉璈还访问了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了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张嘉璈曾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看到这种情况，张嘉璈反而心中有了底。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渐渐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银行，不必紧张地去兑现，到19日，一场风暴就渐渐平息了。
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总是把张嘉璈和宋汉章两个名字并列，称他们是“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赢得了“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称号。
2、政治、金融的“双栖明星”
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张嘉璈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冯耿光为总裁，而实际主持业务的是张嘉璈。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张嘉璈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他曾专程到上海招股，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1923年，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500万元官股出售，使中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按说，这样已经达到了摆脱北洋政府控制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商业银行了，然而好景不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也来打中国银行的主意了。并使用各种手法，把张嘉璈绑上官府的“战车”。
1927年，当北伐军正积极向北推进时，宋子文负责为北伐军筹款。他已向香港中国银行先借了50万元，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凇荪）当即将北伐军的动态电告两位总裁。蒋介石则通过在天津的黄郛，又开口向张嘉璈要求援助。冯耿光和张嘉璈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深知内中腐朽的一切，料定他们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于是决定，由冯耿光去广州探查情况，在他判断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才决定给予经济上支持。张嘉璈则坐镇上海，指挥一切。
最终，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他们还是把“宝”押在老蒋身上了。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他安排向北伐军运款，一次就送去30万。谁知老蒋的胃口大得很，远远超过北洋政府，到上海后一会儿要100万，一会儿要500万，甚至提出要借1000万。那时中国银行的股份总共才3000万。江浙财团的头脑们顿时感到头皮发麻。张嘉璈说：“这是南京政府压迫中行的第一次。”并在日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后来还是张静江和陈光甫出来调解，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才答应为之垫款，事情方算解决。
这期间，正逢张嘉璈母亲去世，蒋介石为拉拢张嘉璈，事先从未与张见过面，就突然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来到之后纳头就拜，叫张嘉璈好生感动。张家本来就非常看重礼节和规格，蒋介石可算是攻心攻到了点子上了。这可能也是张后来入幕蒋氏内阁的原因之一。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被迫实行改组，加入官股500万元，又恢复了官商合办。时冯耿光、宋汉章、李铭、陈光甫、张嘉璈为常务董事，从常务董事中推选张为总经理。在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不久，张嘉璈就到欧美、日本去考察银行制度，并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同时改进内部组织管理，健全会计制度，延用专门人才，改革人事制度，增加职工福利，使中国银行向现代化发展。到1934年，中行的存款已达5.4亿元，放款4亿，而且大力开展外汇业务，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为此后中行的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嘉璈早在日本读书时，就积极参加过政治活动。他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从日本回国后，曾在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上海光复，他曾参加组织“国民协进会”，还参与创办民主党和进步党，还担任过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为的是弃官从商。可知他不喜欢政治，政治却非常喜欢他。政治与他关系太“密切”了，他又感到了处处不舒服。蒋介石过分地把中国银行当作自己的“钱袋”，向北洋政府一样，无休止地向中国银行要钱，无休止的内战消耗，他内心就非常反感。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成立财政顾问委员会，拉他当副主席，以此联络江浙财阀。他向孔祥熙提出，国家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反对把银行当国库。这下就得罪了老蒋。
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开始翻脸不认人，从他手中夺取了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担任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使官股达到2000万元。把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夺了张的权，仅给他一个空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璈竟一无所闻，他愤怒之下，拒绝就任。后来老蒋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他列入内阁成员之中，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嘉璈深感中国铁路之急需，就接受下来。从此离开了中国银行。
1938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又任交通部长，这时已经迁都重庆了。抗战八年，张嘉璈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为此，先后发行了1亿多万元公债，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贵阳一线，以及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后来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只可惜抗战爆发，整个计划无法全部落实。在战争的环境下，既然铁路无法修筑下去，他这个交通部长也就无事可做。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交通部长职务，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金融盘子又发生问题了，与宋子文也闹僵了，于是又厚着脸皮，要派他的用场，屡次电催要他回国。最初准备委任他中央银行总裁，仍叫他发挥金融方面的作用，张嘉璈坚决不就。不久，蒋介石急于抢夺东北的胜利果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张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同时急电张嘉璈立即返国。张嘉璈本不想再出山，无奈蒋介石拉他共进午餐，对他大加劝慰，张经不住蒋介石的“蘑菇战”，仅答应以接收完毕为度，遂与熊式辉一同飞往长春。
可是接收东北谈何容易，那时东北在苏联红军手里，苏联红军根本不想把东北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认为，张嘉璈在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对付”得不错，而东北，眼看共产党也要去占领，那就必须用张嘉璈这个中间人物的“牌”。然而事态的发展，不是张嘉璈一位金融专家所能决定得了的事，所以尽管他努力奔走，到头来还是没能完成使命。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已成为内战主要战场，张嘉璈在东北已无所作为，而内地的金融通货膨胀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病，于是再次请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次他仅干了半年时间，真的撒手不干了。那时已到了“金圆券”时代的前夕，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
3、一生“河边走” 君子“不湿鞋”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和实业，到头来是两袖清风。他1949年到国外生活后，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的藏书全部卖掉，把钱汇给他。在美国教书时，因学校离开太远，于是想在学校附近买房子，但手头拮据，就商于同在美国的贝祖贻。贝知张从不向朋友开口借钱，乃为之奔走凑了一个“会”，由陈光甫、李铭、贝凇荪、项康元、吴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计11000美元交给张嘉璈。
在他离开大陆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笑话。在国民党的一次立法会上，有人提出，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要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10亿美金。其实，孔、宋富有，人人皆知，而张嘉璈在中行离职时，得到退职金16万元，而当时他已负债6万元。张嘉璈得讯后，立即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派人彻查我之财产，如私产超过中国银行退职金数目以外，甘愿贡献国家。”
1949年4月，去澳大利亚，担任悉尼一所大学的教授，1953年后，赴美国任教并从事经济研究。 
著有《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