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泉媛
人物生平
  王泉媛王泉媛（1913—2009），原姓欧阳，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沪富村人，16岁被送给茶园村一王姓家，改姓王。
1930年春参加革命，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指阳区少共区委妇女部长。
1932年至1933年2、3月间，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长；同年10月，调任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在兴国县工作、实习，并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4年1至6月，入中共中央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10月，在中央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工作，随红军长征。
长征途中，做护理、宣传工作。1935年6月后，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任中共川西省委妇女部长。
1936年8月，调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7年4月，驻在甘肃临泽县城的妇女先锋团被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围击瓦解，她带领妇秘书李开芬等5名女战士，在祁连山区与敌周旋1个多月后被俘，身陷囹圄。
1939年3月逃脱，逃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归队未果，流亡在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1942年4月，回到老家敖城。在娘家以开饭店为生，并暗中寻访中共地下组织，未能如愿。
1948年8月，与泰和县早禾市刘瓦村刘高华结婚。1949年秋，泰和解放，她先后在津洞乡、禾市区工作。1951年，因丈夫被诬告入狱受株连，1962年平反后，担任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长，后调公社工作。
1962年春节后不久，朱德、康克清重上井冈山——长征途中曾与王泉缓一起三过草原的康克清同志，千方百计寻找王泉媛的下落，阔别27年的战友重逢了；康克清同志对吉安地委负责同志讲：“王泉媛同志我了解，这么好的同志该让她出来工作。”这年冬至1971年，担任禾市敬老院院长，她全心全意为福利院老人谋福利，并先后收养过7名孤儿把他们培养成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四人帮”迫害。1981年，她应全国妇联邀请，参加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曾任省政协四届委员，泰和县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 
1989年，王泉媛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高龄。
王泉媛在晚年坚持为泰和县和吉安市大中小学作几十场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为全国（包括海内外）数十家、数百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单位的记者讲述革命经历。
2009年4月5日，这位饱经风霜、战功赫赫的老红军女战士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
逝世消息
  王泉媛老红军女战士、原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因患脑血痊、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2009年4月5日下午6点10分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
王泉媛，女，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工作，当年加入共青团，先后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初与王首道经特批在遵义结婚。在四川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被编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底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
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1942年回乡后，下地种田、养牛养猪、自食其力。解放后，先后当过村生产队长、保管员、大队妇联主任、公社和乡敬老院院长；1964年、1979年两度担任泰和县和江西省政协委员，1989年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
王泉媛逝世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住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城的自己家中。
王泉媛在医院治疗期间，曾得到来自北京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南昌的江西省、吉安市与泰和县的各级党政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的王泉媛战友和新闻界朋友的关心、问候与帮助，当地党政领导曾多次派人到医院探望。
王泉媛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09年4月8日在泰和殡仪馆举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向王泉媛同志敬送了花圈。
是日，泰和殡仪馆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上午九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弘强，市领导周萌、王萍、蒋斌、刘义硚、张和平、刘连根、肖达来、沈锦荣等缓步来到王泉媛同志遗体前肃立默哀并鞠躬，作最后送别，并与其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王泉媛同志逝世后，许多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形式表示深切悼念。向王泉媛同志敬送花圈的单位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省委老干部局、省妇联，吉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
向王泉媛同志敬送花圈的个人还有：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弘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冯桃莲，省妇联主席李亚平，市领导周萌、王萍、蒋斌、刘义硚、张和平、刘连根、肖达来、沈锦荣。
老同志徐向前、王首道、徐海东等的子女也敬献了花圈。
与王首道的凄美爱情
  有人这样形容今年已经94岁的王泉媛：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1930年春，江西吉安敖城农民暴动成功，年仅16岁的王泉媛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很快参加了革命。
1935年元月，王泉媛跟随中国工农红军抵达贵州遵义。一进遵义，她便从干部休养连调到地方工作部。白天，她同蔡畅、金维映和刚从保卫局调来的王首道一起，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到了晚上，王泉媛却辗转难眠，她在想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首道。
到遵义的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第二天离开遵义。这天晚饭后，蔡畅她们把王泉媛带到王首道住的院子里，蔡畅对王首道说：“我们把王泉媛同志送来了。我们把泉媛交给你，你可要待她好点哟！”说完，蔡畅三人就起身关门走了出去。
当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时，王首道伸出了手。王泉媛分明感到自己脸热心跳。王首道身上有种特别的魅力一直吸引着她，以致此前总卫生部某领导再三向她求婚，都被她拒绝了。王泉媛将手放在了王首道的手掌心里，感觉出那双手是那样滚烫。她呢喃着：“首道，我爱你，很早以前就爱。”“我也是。”王首道很激动。
王首道从挎包里掏出一截红绸包着的东西送给她，王泉媛接过，见是一把3号小手枪和8粒子弹，她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愧疚地说：“首道，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现在该送你一双我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只要你穿上它，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回到我身边。可是我现在做不出来。”
  王泉媛　王首道安慰她说：“你的心我领了，即使不穿你为我做的鞋，我走出多远也会回到你的身边。”
1935年6月26日，当王泉媛随卫生部刚到两河口驻地，王首道便派通讯员送信给她，要她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夜晚，她急切地奔到木楼门口，王首道看到了王泉媛，过去一把就将她抱在了怀里。天亮时，王首道便送她回卫生部驻地。没想到，这一面几乎成了他们的诀别！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军阀马家军经过四十多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由王泉媛任团长的妇女独立团被围。最终，王泉媛被马匪捉去。历经周折，王泉媛逃了出去，一路乞讨寻找部队。
1939年3月的一天，王泉媛手拄拐杖，终于来到兰州“第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她轻轻地敲开了“办事处接待室”的门。那个在长征路上几次向王泉媛求婚都遭到拒绝的人冷漠地接待了她。他说：“你们走了三年了，说回来就回来，没那么容易。”语气很生硬，也很坚决。
1939年夏，她第二次找“八办”时，“八办”没有了，从西路军一同逃出来的姐妹告诉她，说有人说，王泉媛在“八办”发了誓不再当红军，并在“八办”留了封信给王首道，说她永远也不想再见他了。王泉媛心中感到一阵悲哀，绝望之际，她只好回到了江西泰和老家。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个叫万玲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曾答应把她护送回家，可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与她相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她曾经是红军的女团长。后来，王泉媛嫁给了一个叫刘高华的革命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
1982年夏季的一天，王泉媛来到北京，这一次，她是来请康克清大姐作证，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顺道，她也想来看看“他”。
在中国妇女联合会，王首道和她见面了。“泉媛同志，你好吗？”王首道上前伸出了手。王泉媛迎过来，紧紧握住了曾经是她丈夫和战友的男人的双手，心里翻腾起酸甜苦辣，眼泪一下就蒙住了视线。快半个世纪了，没想到还能见一面！仅这一面，她盼了足足45年啊！
王首道从许多老战友那里已听说了王泉媛的遭遇，心中潮涌浪翻，才问了一个“好”字，便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她盼望能见到他，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疑问，这疑问自从她被兰州“八办”拒绝后，就像铁钉一样钉在了她的心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说：“有人说我在‘八办’给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的手缝里渗了出来。
这一次会面是短暂的，但了却了王泉媛半个世纪的心愿。
1994年，王泉媛到北京，她再一次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为了这次相会，他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
两人又相见了，一股幸福感涌上王泉媛的心头。相互问候了一遍后，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郑重地把它交到了王首道手上，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时间老人是有情的。在岁月的最后时刻，总算让王泉嫒为他俩的婚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是错爱？是凄美？是传奇？他俩知道……
访谈录
  王泉媛的荣誉证书(1987年)原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被确认应该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
我们找到了名声在外的王泉媛，在养女的搀扶下，王泉媛身穿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微笑着伸出了颤巍巍的右手。仅有的两颗门牙显得格外醒目。磨难的一生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印记。她皮肤白皙，长相端庄，虽已91岁，仍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她说，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几十年来，她早已不再惧怕讲述自己的磨难往事。回忆长征“我本姓欧阳。在我8岁那年，迫于生计，姐姐和母亲包办，把我许给了邻村大我16岁的农民王照斗，彩礼是40担谷子。三年后，我就正式成为童养媳，改姓王了。”1934年，王照斗患肺病去世。
1930年3月，王泉媛在江西吉安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1934年被送进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学习。毕业时，王泉媛的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考试名列全校学员第二名。“当时排名，并没有分男女，可是男女学员在一块排啊。”老人挺骄傲。
作为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王泉媛对于自己70年前的那次远征，有着太多的刻骨铭心。
1934年12月，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后，红一方面军行走在山峰相连的广西西延山脉。突然，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王老说：“陈洪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胸部中了敌人的开花子弹。长征出发时，他和另外两位腿部受重伤的团长及生病的邓颖超等五副担架由中央妇女工作团负责。”妇女工作团由包括王泉媛在内的12名女兵组成。
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这副担架。由于陈洪伤势过重，道路又十分险恶，王泉媛一行渐渐落在后面。眼看着“红章纵队”（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消失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里，王泉媛心急如焚。
翻过一座山头，王泉媛听见不远的山谷里传来敌机的轰炸声，她鼓励着另一名战士说：“加把劲，朝敌人扔炸弹的方向走，那里一定有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例假。那会儿，行军中有啥呀，只好用树叶简单处理一下。”
突然，几百名国民党兵发现了他们。抬着担架的王泉媛，撒腿就跑。连续多日的强行军、急行军，再加上两天没吃一口饭，王泉媛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又有一支队伍从山谷中杀过来，红章纵队第二梯队队长兼政委何长工救了他们。
又翻过一座大山，躲过两个苗人的疯狂追杀，在一个茅草屋散落的村庄前，王泉媛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毛主席见到气喘吁吁的王泉媛，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在得知原因后，毛主席又说：“好，小鬼，你很能干！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毛主席熟悉的王泉媛毫不客气，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摘下，放到了毛主席的马背上。她注意到，毛主席的马背上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
王泉媛回忆：“长征中，毛主席很少骑这匹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人骑它，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毛主席每次行动都走在纵队最后，经常落在妇女工作团后面。”
在王泉媛眼里，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后，为的就是帮助那些走不动的伤员或者是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志们。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再次相见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短暂婚姻1935年红军进占遵义时，王泉媛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均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白天，二人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情愫。他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并给二人牵了线。到遵义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晚饭后，蔡畅等三人把王泉媛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然后，三人关门出去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王泉媛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王泉媛说：“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
决定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瞬间甜美。她们太善解人意了。”
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王泉媛很少与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送信给她，让她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
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眼泪立即就“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王泉媛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相会，王首道特意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这一次，王泉媛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当王泉媛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病倒了。主动请缨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中，把团长误说成是吴富莲。为此，导演还专门向王泉媛老人表示过歉意——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我军第一支妇女武装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而全军覆没的故事。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此时，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多。
王泉媛对徐向前说：“徐总指挥，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徐向前犹豫不决。显然，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王泉媛看出了徐向前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
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泉媛又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由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生命。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她们。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王泉媛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此时，令王泉媛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她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坚贞不屈荒凉的西部，她们四处逃亡。终于，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的王泉媛等被马匪搜了出来。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匪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
在狱中，王泉媛与敌人斗智斗勇。连续三个晚上严刑拷打，王泉媛均不承认自己是团长。后来，她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昏死在墙根下，又被抬了回来。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王泉媛长得漂亮，又有风度，马步青看在眼里，痒在心里。
王泉媛和身负重伤的政委吴富莲正在思考怎么对付，突然，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她告诉王泉媛，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她的干女儿。王泉媛和吴富莲商量之后便答应了。
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一天晚上，马进昌想强暴王泉媛，他刚要近身，王泉媛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马进昌被踢翻在地。事后王泉媛被打得死去活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姓穆的副官很同情和尊敬王泉媛，对马进昌说：“她可是马师长的干女儿啊……”从此，马进昌再也不敢对王泉媛存非分之想。“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好几次，我想到了死。”讲起西路军的经历，王老几次流泪。逃出魔窟1939年3月，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翻窗逃出马家大院，一口气跑了90多里，直奔去兰州的大路。王泉媛和王秀英终于逃出了魔窟，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她们已不能再回去了。
“‘八办’的人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再说你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为了适应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她五块大洋。王泉媛说：“接到这些钱，是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
王泉媛这位用双脚走完了不止两万五千里路的女红军团长，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她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位叫万玲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答应把她护送回家，可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乞讨回乡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乡亲们都说她不是王泉媛。在她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王泉媛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女团长，她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后来，王泉媛嫁给革命烈士后代刘高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刘高华1965年被迫害致死。1949年家乡解放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干到68岁。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目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她曾收留了6名孤儿，她在晚年就与其中的一位养女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