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云山居士
云山居士
云山居士，顾名思义，居住在白云高山之间的文人雅士。常被人用来作为别号，表达自已的超脱世外的豁达，和寄情山水的情怀。
明朝文人
据陶望龄的《湖广参政警庸林公墓志铭》所载，林警庸“丁亥，迁湖广布政司右参政治，承天时苦旱，先生祷救甚勤。居五月，复坐言者罢归，归为小斋题曰‘读书谈道’，更号曰云山居士。”这篇铭文是明代陶望龄所作，那麽此人应当是明人。 
《明史》收有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八卷。这个林警庸与林偕春应当是同一人。在《明史》中，林偕春没有传记。所以只有陶望龄的这篇墓志铭是了解他的唯一材料。《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巻七百二十二有《湖广参政警庸林公墓志铭》全文。[1]
现代佛教徒
谭云山（约公元1890～1983年），中国湖南长沙人，云山居士(10张)出生年代不详，《中国佛教近代史》的作者东初法师，一九七一年至印度巡礼圣迹时，曾与云山相见，称其：「现已年逾八旬，仍在努力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以此推算，云山约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之间，亦即一八九○年至九五年间。 
云山出身于长沙望族，早年攻读教育，性嗜经史释典，工诗文、善书法，长于写作。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前，曾在缅甸仰光的一家华文报纸任主笔。继而赴新加坡，在某中学任教。一九二七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游历星洲，云山和泰戈尔初次见面。 
泰戈尔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创办人，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士。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他曾应中国北京文化界名流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人之邀到中国讲学，受到热烈欢迎。云山曾熟读汉译的泰翁作品，对此伟大诗哲敬仰万分，泰戈尔在华活动的报导及演讲辞，他皆仔细阅读。所以初次见面，有若素识。云山告之泰翁，他是学佛的人，热爱印度文化，并愿为中印文化交流而努力。泰翁对这位中国青年亦十分欣赏，毫无年龄差距的隔阂，由此建立起以后十五年的友谊。 
一九二八年，云山自新加坡首次赴印度，到圣地尼可坦（Santinketan）的国际大学，面谒泰翁，留在国际大学学习语文，研究印度哲学及文学。他并开设中文班，以教授印度学者。于假期中，他朝礼佛教圣迹，曾撰着《印度周游记》一书，记述旅游所见所闻。 
早年留学印度，依云山受学多年的国际名学者巴宙教授，曾撰写〈谭云山与现代中印文化关系〉一文，记述云山对中印文化的贡献，是第一手珍贵资料。文中述及云山与甘地见面的经过： 
事因一九三○年，他忽有特别公务往西藏的拉萨晋谒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之西藏活佛曾详询甘地先生及其它领袖之近况，于其离藏返印时，托其携函一件转达甘地，因此，他必须前往拜访此位「大灵魂」（Mahatma）。 
云山究以何种公务前往拉萨呢？经多方面探索数据，查得其详情如下：一九三○年（民国十九），西藏达赖喇嘛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有隙，国民政府派谢国梁以专使身分，赴西藏安抚。当时由四川入藏的道路，以军事问题险阻难行，谢氏乃由印度取道入藏。在印度时，透过大使馆关系，聘云山以随员身分偕行。时为一九三○年冬季，途中攀越世界最高峰喜玛拉雅山，温度恒在零下数十度，随行骡马时有冻毙，谢氏时已年迈，不耐关山险阻与气候酷寒，竟于途中病逝。云山为谢氏营身后事。事竣，仍勉力前进，历时二十余日，抵达拉萨，谒见达赖喇嘛，代表谢氏宣达中央德意，达赖喇嘛亦表达拥护中央的意愿。云山留拉萨两月，事毕返回时，达赖喇嘛以藏文写就的书信一封，托他面致甘地，云山仍循原路返回印度。 
他以携有达赖喇嘛的书信，必须面谒甘地，最初约定的地点是在德里，云山赶至德里时，甘地已返其住地沙巴摩提，再至沙巴摩提，甘地又到了巴多利城，追至巴多利，才和甘地见面，时为一九三一年四月底。云山呈上达赖喇嘛信件，并请甘地赴中国参观。 
甘地答称：「若印度未能获得自由，我是不会离开印度的。」 
云山离开巴多利时，请甘地给中国青年一些简短的忠告。甘地书一短简： 
亲爱的朋友，你必须再来看我，时间可随你的便。我对中国青年的忠言，是中国之拯救，要用纯白无疵的和平与爱，不宜硬用威权，徒伤生命。 
完成此一任务后，他取道海路返回中国，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访问西藏的经过，转达达赖喇嘛拥护中央的愿望。他并在《海潮音》月刊撰文说明谓：「达赖赤诚拥护中央，只要中央不反对西藏佛教，或予达赖以佛教最高领袖地位，则中央可立即派员前往成立西藏党部，组织地方政府，或承认他们现有的政府，由中国顾问指导，达赖必定竭诚欢迎，毫无阻碍的情形。」由于云山的努力沟通，后来国民政府设置了蒙藏委员会，以图改善中央与西藏关系。 
云山离印回中国时，泰戈尔曾和他深谈，二人谈到欲使中印文化交流及学者交换，有必要在国际大学成立永久性的汉学研究机构，否则一切活动无非昙花一现。云山回国后，奔走于京沪之间，向政府有关部门及文化教育界宣扬此一构想，并请予赞助。此计划得到中国国民党党国要人戴传贤、陈立夫、朱家骅、张道藩及佛教人士太虚法师、王一亭、黄警顽、黄涵之等的赞同，决定先成立中印文化学会。该会于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在南京成立，入会者皆社会名流。其宗旨在于提醒国人重视中印精神文明，以和平、博爱、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复兴中印文化交流及中印民族间的传统友谊。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夏，甘地为印度解放运动而绝食三星期，引起世界人士的重视与同情。云山素来同情印度的解放运动，与甘地又有交谊，所以他在南京，宣布与甘地同时绝食，以表同情与支持，事为报纸刊载，印人闻之极为感动。印度兴都佛陀社的嘛多普拉沙得咯那，特致函云山道谢及慰问： 
敬爱的先生：吾人由报纸上得闻先生开始绝食，不胜感痛，此种苦行举动，虽极难能可贵，但在佛教则不甚赞许，我主释迦牟尼佛在未成道前亦有此举，但终生废弃。及成道之后，乃切戒其徒，毋为此举。此当为先生所熟知也。先生之生命，对于贵国比对于印度更为重要。谨以至诚，向先生劝慰。愿先生接受吾人之请求，立即舍弃此种举动，并愿我主助汝健康。汝诚实之嘛多普拉沙得喀那。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云山由中国返回印度，并以国际大学为根据地，组织印度中印文化学会，入会者皆印度文化教育界人士，及参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继而进一步推动在国际大学成立中国学院。经过数年的努力，在中印人士的支持下，中国学院于一九三七年建筑完成，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典礼之日，甘地曾驰书致贺，当时的政治领袖尼赫鲁，特遣其女公子携带贺词参加盛典。 
在巴宙教授的文章中，描述了中国学院的建筑和内容：「此中国学院系一西式建筑物，后来国人赴印度读国际大学者，多曾下榻于此。」 
中国学院成立后，云山担任院长及汉学教授，他除授课及处理学院事务外，经常受各地学术机关及社会团体之请，前往作中国文化方面的演讲。他把中国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四维八德等，与佛教的慈悲智慧、五戒十善等结合起来，向听众作明晰的讲述，籍以证明中印的精神文明实相符合。并呼吁中印两国人民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云山也透过国内中印学会的沟通，请国民政府及教育有关部门，捐赠大批国学图书及十部《频伽大藏经》，分赠国际大学、印度大学、加尔各答大学、安达拉大学及大菩提学会、孟加拉国佛教会等机构。 
除此以外，他推动中印两国交换学者及文化交流。他请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奖学金，鼓励印度学者到中国研究汉学；同时也派遣留学生到印度留学。前者有印度到华研究的师觉月、蒲罗丹、巴帕提等，后者由中国派赴印度的，有沈琦、王汉中、魏桂荪等，一九四○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回国后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白慧、达居三人赴印留学。后来，达局留在缅甸学习巴利文，法舫和白慧到了印度，进入国际大学攻读。不属于两国公费旅游，而自费入国际大学或中国学院研究或攻读者，尚有巴宙、周祥光、冉云华、周达夫、萧化民、余清波等近三十人之多。誉满国际的大画家徐悲鸿，也曾在国际大学作过一年余的研究。以上这些人，在校期间，学业上或生活上，都受过云山的指导或照顾。国内佛教界或学术界人士到了印度，也多受到他的接待。 
云山与大诗人泰戈尔亦师亦友，时相晤谈，维持交谊十五年。一九四二年四月，泰翁在加尔各答病重，云山立即赶去探视。泰翁一病不起，云山十分伤感，曾撰文表达他对泰翁的敬仰与追念。 
云山在国际大学，任中国学院院长三十五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九七一年，他年逾八十，将中国学院院务交与同事接替，自己则到佛陀成道处的菩提伽耶，另行创建世界佛学苑，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苑舍完成大半，而云山于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病逝，享年约九十岁。云山精通梵文，在佛教界以研究印度哲学驰名，惟未见有著作流传。 [2]
当代青年
姚静，号云山居士，1986年生，身高182CM，苏州市人。于宗教国学、文史经哲、阴阳奇门、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数术武术、音乐古文、书画琴棋、诗词篆刻、书画鉴定等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但并不因其而自高自大反而越发努力。正所谓：胜则骄，骄必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姚静对世象早已看透，经常一个人游走一些大好河山，去发现一些未被开启的资源。或钟情于山水、或游走于世间。其本人十分希望复古：古代的一些文化他全部涉猎过了，所以其思想在很早时便已发生重大改变。曾经有几次都想一个人去隐居，或去寺庙皈依修炼，企图能获得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