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骥
“冯径下突围”人物——朱骥
朱骥，男，汉族，广东省曲江县人，在冯径下突围中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朱骥曾任汕头市国民党警察局督察，国民党中山县守备总队部任参谋兼第一大队长，因训练士兵制度采用较新的办法，被国民党指责为赤化教育，撤职缴械，并被特务暗中监视。朱骥后来逃离韶关，到了禺北、花县、三水一带，投靠其老师伍观淇（伍观淇，著名的抗日将领，时任七战区四挺进纵队司令）。伍是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纵队司令。朱骥在“四挺”初任上尉参谋，后任直属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朱骥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作战勇敢，坚定沉着。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四挺”于同年11月解散。朱骥转到番禺县国民党警察第一大队任大队长，国民党番禺县长陈汝超以朱骥并非自己心腹，便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调升为警察局督察，削去其兵权。朱骥对国民党营垒的用人唯亲、勾心斗角腐败现象甚为不满，因此便开始萌发投向人民的念头。刚好这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与禺北人杨遂良（杨遂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专门策反旧军警的“地下人员”）酝酿在军警中搞策反。杨遂良找到地方武装养成所的同学抗日战争时的战友朱骥、吴滔等，鼓动他们起义，脱离国民党队伍。1947年8月中一天凌晨，朱骥率领番禺县国民党警察大队第一中队七八十人携带机枪两挺、步枪六七十支，以“奉命执行巢匪任务”为借口，从禺东带队开拔到禺北凤凰乡揷向增城县灵山洞。朱骥命令全体人员摘掉国民党的帽徽，扔掉胸章番号等，宣布起义。吴滔组织当地车洞的武装农民接应，杨遂良带领禺北蚌湖乡黄榜岭村武装家民六人前往会合。番号改为“华南纵队自卫军”。杨遂良为司令，朱骥为参谋长。先后袭击了禺北九佛、北兴、花县芙蓉嶂、赤泥、白泥等地的粮仓和国民党区乡公所。在北兴将食仓三万斤粮食分给农民。总队转战禺北、增城、花县、三水、四会、广宁、清远等地。国民党当局动员花县、增城、三水、四会、清远的地方武装一千多人，沿途追赶截击，并悬赏五千元缉捕朱骥。由于得到各地政府的支持，部队甩掉国民党军的追击。为了使部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活动，1948年1月，朱骥通过吴滔认识了陈冠中，要求会见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的负责人。陈冠中将此转告了中共江北地委常委陈李中。与此同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介绍杨遂良在香港会见中共江北地委书记黄庄平。陈李中在增城县派潭地派家中两次会见朱骥和在起义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中宋奋扬。支持他们作为友军在游击区外围活动，联合反蒋。
1948年春节后，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向游击区推行“分区扫荡，重点攻击”计划。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号召领导群众停租忘废债、分浮财、分田，普遍发展地方武装。当时地方反动团队联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清剿”，斗争日益激烈和残酷，战斗频繁。朱骥起义部队在游击区外围很难活动。正在这时，黄庄平在香港根据香港分局指示，决定将朱骥部队编入我部队。同年3月，由中共江北地委副书记陈李中代表江北支队主持改编。部队在大岭脚进行整编学习。朱骥、孔德楠和起义队伍中绝大部分人都很坚定，要求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少数过不惯游击队艰苦生活包括最初商议起义的几个人，要求退出。结果，七八十人的队伍整编时留下五六十人，再加上在当地的补充人员，成立二团独立大队，朱骥任大队长。由于这个大队对地方情况不大熟悉开赴龙门增城交界的雁洋坡，同支队的军政训练班一齐活动，联合作战，进行反扫荡反围剿反清乡斗争，共同击退国民党联合“进剿”雁洋坡，企图消灭我江北部队指挥机构的阴谋。独立大队从增城龙门边沿地区活动到龙博边沿地区。同年4月，由江北支队司令员黄柏带领朱骥大队到老区何家田关屋学校整训。整训后，由一团领导和指挥，在博罗县的平安、红头岭、析塘、响水一带活动。朱骥大队在此对掩护主力部队，牵制敌人，屏障老区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副大队长共产党员王镜到朱骥在大队，共同领导这一支队。朱骥任军事特派员，在起义部队的党员宋奋扬任政治特派员、孔德楠任副大队长。
同年8月，大队长王镜和朱骥带领自卫队在李华仔手枪队的配合下包围了路溪乡政府，歼灭国民党自卫队三十来人，激获步枪三十来支。同月，朱骥会同朱湘祺夜袭龙华歼灭六十多个国民党自卫队员，缴获长短枪六十五支，拔除了反动据点。同年9月6日，在一团政治处主任谢光的领导下，采纳朱骥的智取计划，朱骥、王镜大队的人员化装成农民商人，奇袭了进犯游击区的重要据点平安圩，歼灭反动的自卫中队。俘敌十六人，缴枪十七支，子弹一千多发。战后还破了当地的粮仓，将五百担稻谷分给白水寨的游击区群众。这一仗影响很大，附近反动武装闻风动摇瓦解，地方头目有的逃到博罗县城，有的去了香港，有的派人同游击队联系谈判。全平安乡共收缴长枪一百四十八支、子弹两万多发。不久建立起税站，成立农会，组织起常备武装，发展了游击区。同年秋冬之间，一团政治处主任谢光带领朱骥大队在响水附近伏击国民党地方团队，朱骥同谢光在山岗上指挥战斗，朱骥被敌人的机枪击中左臂，血水淋漓。谢光要朱骥退下去包扎。但朱骥坚持不下火线，直至打垮敌人。1948年冬，国民党博罗县长吴舜农率领县警察大队进犯游击区显村、麻坡、石坝等地，谢光率领王镜、朱骥大队乘夜冒雨直插博罗城，捣其老巢，放火焚烧国民党县党部，迫使国民党县长率队仓皇回救。
朱骥部队进入博落东一团地区以后，一团政委黄干和组织股长练英经常到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观察到朱骥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待人诚恳虚心是个正直的有爱国心的职业军人，没有国民党军官的旧习气，闲时还自己亲自打草鞋，抽自卷烟，部队的官兵关系比较好。编入我江北部队后，朱骥的思想和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朱骥斗争坚定，对党忠诚，立有战功，1948年10月经上级批准，朱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朱骥更加努力工作同年10月1日，被任命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第五团副团长。
1949年春，朱骥原来领导的部队并入刘彪大队，集结在何家田黄竹坳整训学习。同年2月25日，江北支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朱骥调任第二团副团长。
为了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州做好准备，同时牵制敌人对山区的“清剿”，1948年冬，江北大队司令部决定成立直属先遣总队，1949年4月，东三支队司令部调朱骥任直属先遣总队长。在增西以镇龙、宁西的油麻山、南香山、黄旗山为基地向永和、仙村新塘等地发展；在禺北以虎窿、高禾场为据点，向凤凰乡、龙归圩、人和、石井等地发展农会，组织民兵。同年5月朱骥到达禺北凤凰乡，到后第二天，便亲自约见当地人知名人士谈话，给禺北头面人物伍观淇去信，说明党的政策。他委托民主人士何静波去香港动员禺北人士何沛侃及刘伫、吴凡三人于同年5月回来参加革命。朱骥为了工作需要有时还化装农民进入市区，通过旧关第了解敌情亲自做统一战线工作。朱骥亲自到何棠下、鸦湖、南村蚌湖、黄榜岭、张村、鸦岗等村，把地方武装四五百人争取过来。接受共产党和先遣总队的领导。经过几个月工作，先遣总队组织各地民兵累计三四千人。使增西禺北从南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在人民武装的打击下，敌人十分恐慌，为解除心腹大患，敌人千方百计要消灭这股力量，派遣了大批的谍报人员深入农村跟踪朱骥他们的活动。1949年7月20日，他们的行踪被敌潜伏在钟落潭情报组长曾木获悉，并密报国民党军队154师460团后，用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朱骥的驻地，朱骥发现包围时，为时已晚，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突围，他顽强抵抗，但在敌人猛烈攻击下，终寡不敌众，英勇牺牲，时年40岁。
明锦衣卫都指挥使朱骥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四日，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军队所俘虏，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堂堂大明皇帝，居然沦落为瓦剌族的俘虏，这恐怕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大的耻辱。但当时可没有人顾得上想这个，因为当时瓦剌军队已经逼近北京，朝臣们要考虑的是退兵之策。可是也不能“群龙无首”啊！于是朝臣们就去找皇太后孙氏，孙太后就点名让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出来任监国。
朱祁钰担任监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振的党羽肃清。当初瓦剌侵扰北边，就是太监王振忽悠明英宗御驾亲征的，结果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瞎指挥不说，还让大明皇帝成为了瓦剌的俘虏，朱祁钰当然要把王振树立成反面典型，这样北京的臣民们才能齐心协力，抗击来敌啊！而当时和王振走得最近的莫过于锦衣卫指挥使马顺，马顺甚至管王振叫“爹”，卑屈到了极致。朱祁钰要肃清王振的党羽，第一个就把马顺给提了出来，直接把他一顿乱杖打死在了朝堂上。
把锦衣卫指挥使打死了，总得有人去补马顺的缺啊！这个时候让谁去啊，朝臣们就开始商量，可这毕竟是战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商量这样的事情，于是就有人建议让兵部侍郎于谦的女婿朱骥担当锦衣卫指挥使。于谦当然不同意，说孩子还小，当不起这样的大任。别的朝臣就说啦，老于你就别说那么多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你女婿又年轻精力旺盛，就让他当吧！这也是大伙的主意啊！于谦最终推托不掉，[1]
其实朱骥的能力，于谦最清楚。于谦写过一首《石灰吟》，以“要留清白在人间”坦明自己的胸襟和性格，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给自己的女儿选郎君，于谦的审查标准当然也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的，朱骥之所以能够进他的法眼，正是因为朱骥性格纯善，办事公允，刚直果敢。能兼具仁厚和刚直于一身，可以说朱骥天生就是管刑狱的好手。
可是朱骥接管过来的锦衣卫，还是马顺留下来的烂摊子：当时锦衣卫收受贿赂之风盛行，纪律松散，大多以权谋私。朱骥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之后，首先整顿的就是锦衣卫，“上梁不正下梁歪”，朱骥首先把那些违纪枉法的锦衣卫的小头头们惩治了一番，情节严重的甚至直接下狱，接着，朱骥就颁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且公开奖罚制度，凡是违反规定的锦衣卫都被施以重刑。
这下锦衣卫们终于又回到了机械严谨的状态上了，他们明白，马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朱骥的时代了。而朱骥注定与他们所熟知的锦衣卫指挥使不同，他不是历史上那些掀起风云的人物，他看起来是那么不起眼，但是他就是从不起眼的事情上做起的，他不准备惊天动地，他从一开始就在历史舞台里选择好了自己的姿态。
朱骥掌管锦衣卫初期的主要工作，第一是要肃清与王振有来往的“余孽”，第二就是要把那些收受过瓦剌贿赂的“间谍”都挖出来，第三就是要把那些散播京城危亡消息的不安分分子控制起来。与从前的锦衣卫更注重监控外廷不同，由于处于特殊时期，朱骥时期的锦衣卫所负责的工作更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情报机构。
除此以外，朱骥在锦衣卫的历史上所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就是他改革了锦衣卫“诏狱”里的刑具。当然，与其他的锦衣卫指挥使发挥想象力将刑具不断推向残忍的巅峰不同，朱骥则是去除一些过于残忍和变态的刑具，这尤其体现在朱骥对“诏狱”里最出名的刑具刑杖的改革上。朱骥之前锦衣卫所使用的刑杖，大多又粗又重，有的刑杖还是金属制作的，所以很犯人根本受不了几下就归西了。朱骥认为刑杖只是“逼供”的手段，而不是用来杀人的，所以他将原来的“巨星”刑杖的规格缩小了，换成了较轻的刑杖，这样打下去虽然打得多了也会让犯人皮开肉绽，但是一般都不会伤人性命。当然，作为国家的暴力机构，朱骥要是把刑杖改得连人的皮肤都打不破，那锦衣卫也就不是暴力机构，而变成按摩院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瓦剌兵临城下，时已任兵部尚书的于谦面对强敌沉着应战，与敌军征战五天五夜，终于打败了来犯的敌人，迫使瓦剌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去除掉了瓦剌对于明朝政权的威胁，明朝的统治者终于开始忙活着重新巩固统治、恢复建设了，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扫清剩余的不安因素。同时，伴随着国家政局的逐渐稳定，战时好多趁机大发战争财的朝臣和商贾们成为了锦衣卫新的侦办对象，而由于政治争斗的持续存在，很多朝臣利用与瓦剌的战争排除异己，锦衣卫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朱骥丝毫不敢马虎大意，朱骥断案以公正严明著称，在锦衣卫有“青天”的美称，在这段时间里，锦衣卫的“诏狱”不再成为地狱的代名词，而意味着法制和真相。朱骥也因此成为锦衣卫历史上以断案严明而著称的锦衣卫指挥使。
在严格治狱的同时，朱骥也很注意对锦衣卫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凡是选拔进入锦衣卫的，几乎都是清正廉明的人，朱骥觉得这样才能达到“上行下效”的效果。所以在朱骥之后，袁彬接任锦衣卫指挥使时，锦衣卫的管理有条不紊，虽然中间有卢忠、逯杲和门达把锦衣卫搞得乌烟瘴气，但是由于袁彬和牟斌的治狱，使锦衣卫在整个的这一时期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杀戮。
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朱骥掌锦衣卫开始，锦衣卫开始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岁月，正是这段时期，体现出了锦衣卫另一方面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