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祖国土
原文（飞白译本）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它带在胸口,
也不用激情的诗为它放声痛哭,
它不给我们苦味的梦增添苦楚,
它也不像是上帝许给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不知它的价值何在，
我们也没想拿它来进行买卖，
我们在它上面默默受难、遭灾，
我们甚至从不记起它的存在。
是的，对我们，这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对我们，这是牙齿间的沙砾，
我们把它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它怀里，和它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它:“自己的土地.”
赏析
阿赫玛托娃，她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天空的月亮。但月光柔美恬静的色调并不属于她的命运！她一生坎坷，晚年方才云开月霁，但在她的诗中却听不到自怨自怜，响遏青云的依然是从苦难中升华出来的对祖国的挚爱：“不，既不是异国他乡的天空下，也不是在他人的卵翼之下，在我人民蒙受不幸的地方，我与我的人民同在。” 
诗人借助“套鞋上的污泥”、“牙齿间的沙砾”、“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意象来具体表现人们对脚下的土地总是很不在意，作者这样写是为了表明土地这一祖国的象征却常常被人们忽略。因为这些意象不仅平常、为人熟悉，而且常被人忽略、遗忘甚至为人所不屑、鄙弃。诗人饱经忧患，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这时诗人心中祖国的形象不再是被美化了的、概念化了的所谓广袤的、肥沃的、覆盖着皑皑冰雪和白桦树林的美丽意象，而是哺育了千千万万苦难民众，却又被践踏蹂躏的土地，就是那个司空见惯的、肮脏的、卑微的，那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还要埋于斯的污泥沙砾等。 
-- 因为诗人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土地已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一切礼节反而是疏远的表现，用“不拘礼节”更能体现作者对土地的亲切感。、“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它：‘自己的土地’。” 
作者在诗中赋予了土地这样的内涵：
土地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依靠，人类总是在接受土地博大丰富的滋养和恩情，而一把祖国土，则是代表了一个国家，它见证了民族的繁衍和生息。 
诗人对祖国的认识应超越了一般诗人，
前八句：主要写我们对祖国土通常的态度--熟悉得都忘记了她的存在。诗人与祖国土一起受难、承受厄运。情感总体是沉郁的，后四句在沉郁的情感上掀起微微的波澜，应读出顿挫之感。后六句：分两层。前四句，是对上面陈述的回答，是对践踏祖国土的沉痛的反思。后两句，带有警句式的转折意味，是对祖国土的理性的思索与透彻认识，这里表现了诗人真诚而又深厚的爱国之情。情感脉络：沉郁--深情赞美、悲愤--深厚、炽热的爱国之情。 
那个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祖国一样，经受了坎坷的命运和深重的困难，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许多人以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和阿赫玛托娃一样选择了留下，和祖国一起承受厄运。多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苏联著名诗人，也是歌曲《喀秋莎》的词作者伊沙柯夫斯基就在《成群的候鸟在飞翔》一诗中表达了同样的心声。
作者介绍
阿赫玛托娃  （Ahmatova，A.A. 1889 - 1960）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苏联俄罗斯女诗人。生于敖德萨一个海军工程师的家庭。曾在彼得堡女子大学学习法律，但她酷爱文学，尤其是诗歌。1910年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游历许多国家。曾加入阿克梅派。1912年出版诗集《黄昏》。1914年发表诗集《念珠》，曾引起轰动。二十年代初期出版诗集《车前草》（19211921）和《Anno Domini MCMX XI》（拉丁文，意为耶稣纪元，1922）。她的诗多以短小精致的形式，袒露复杂的内心矛盾。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普希金的创作技巧。卫国战争时期创作过爱国主义诗篇，如《起誓》（1941）、《胜利》（1942-1945）等。战后继续写作抒情诗，1946年受到批判。五十年代后期恢复名誉。晚期的诗歌有《没有主角的长诗》（1940-1962）和《光阴的飞逝》。她和前夫古米廖夫同是阿克梅派的杰出代表。出版的作品有长诗《没有主人公的长诗》、组诗《安魂曲》等。1964年获意大利国际诗歌奖，1965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诗人喜爱中国古典诗歌，曾译过《离骚》和李商隐的无题诗。
1966年3月这位饱经风霜的女诗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结束了她77年的坎坷历程。
自述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那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庄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雕像》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为何我这样认为，因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雕像》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一九六五年。
【注】：
①叶甫帕托里亚：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城市，临黑海。有海滨浴场。西面的迈纳克湖有医疗用泥塘，为滨海儿童泥疗胜地。
②左先科（1894 - 1958）：苏联著名幽默作家。。
纪念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
都知道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月亮呢？月亮是美丽的阿赫玛托娃。 
2006年的3月5日，是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纪念日。1966年3月5日那个清晨不属于月亮，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突然告别了人世。 
她77岁，活到这个岁数不容易了。生于1889年的阿赫玛托娃，在她百年冥诞的1989年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荣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以纪念这位“把人带进一个美好世界”的“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 
国内有不少版本的阿赫玛托娃传记作品，出版较早的是俄罗斯学者阿·帕甫洛夫斯基所著的《安·阿赫玛托娃传》；新近出版的是中国学者汪剑钊所著的《阿赫玛托娃传》，图文并茂，在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的时候与读者见面。 
年轻时的阿赫玛托娃那么美丽，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少女。14岁时，在那个圣诞节前夕，她结识了比她大3岁的诗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疯狂地爱上了她，并因求婚被她拒绝而试图自杀过4次。最后，阿赫玛托娃答应嫁给了他。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不久就迎来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21年8月，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不难想象的——“反革命阴谋罪”。阿赫玛托娃自然受到了牵连。到了1930年代，她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第1次在1935年，第2次在1938年，原因皆为莫须有，比如第2次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白银的月亮更是惨淡如水。就在那个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儿子的被捕，成就了诗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汪剑钊在《阿赫玛托娃传》自序里提到的一个细节，瞬间就刻录在我的大脑里无法删除：“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这就是没有电脑的时代，被人脑所存盘的《安魂曲》！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那时，是不可能把诗歌当诗歌的，诗歌倒是能成为罪行的证据。《安魂曲》写于1935年至1941年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是一部只在民间地下流传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1956年5月，儿子列夫才被释放回家；1957年4月1日，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给《安魂曲》写下非常精短的《代序》： 
……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这个触发阿赫玛托娃构思创作《安魂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坚韧与伟大。一位普通的探监妇女，她并不了解阿赫玛托娃，但她希冀着有人把那一切给写下来！“这组诗歌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在这组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有着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因为有着像黑土层那样博大深厚的俄罗斯人民的孕育。 
记得在“流亡者译丛”总序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苏联作家格拉宁在参加为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恢复名誉的活动后，到档案馆查找左琴科在几十年前一次批判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记录在册但被人清掉了。谁干的？不得而知。格拉宁说：“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向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讲了我多年来四处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她打电话请我去。当我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我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这就是从当时与会的一位女速记员那里得到的！速记记录上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没有署名。 
这是一个让我每次读“流亡者译丛”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细节。一个普通妇女，她可能知道左琴科，也可能不知道左琴科。那个被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那时是“敌人的走狗”、“流氓”、“资产阶级下流作家”！然而，激动的眼泪里写满了一位普通俄罗斯女性的诚实善良，那是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长年孕育的天性，因此，她把左琴科的讲话“存盘”于自己的脑海，从而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见证。 
1946年8月14日，当时的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关于《星》与《列宁格勒》杂志的著名决议，决议严厉批判的作家就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 
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这是与判决她儿子一样的冷漠严酷的判决词，不给他人的尊严留一丁点空间，阿赫玛托娃命中注定要下地狱。随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列宁格勒》杂志被责令停办，《星》杂志编委会被改组；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作品不予刊登。早在1920年代中后期，阿赫玛托娃曾被一度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她只好开始研究普希金，用来维持生计，如今又被禁发作品，为了生活，她只好开始翻译诗歌。 
在人民心中，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在文艺官眼里，她却是“荡妇兼修女”。然而历史是很讽刺的，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逝世后迎来了世界的声誉。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们：“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辞别了人世。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静静的涅瓦河静静地流淌，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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