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石原莞尔
生平轶事
轶事1904年，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的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
可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个男性的生殖器，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月一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
但是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为什么？哪个小孩是谁？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而后来又自告奋勇当战犯美国人都不理的石原莞尔。
其实石原莞尔的出名，还倒不是因为他策划了“9.18”，而是在1936年“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才出了名。出生石原莞尔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优越的家庭环境（在当时的日本农村，警察署署长是当地吃皇粮的大官）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不信邪，不畏权势，颐指气使的作风。石原莞尔信奉“日莲教”，是田中智学的忠实信徒。求学1902年，进入仙台日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5年转入日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以第21期步兵科第6名的成绩毕业。
1920年4月，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形成“大陆扩张”侵略战略思想，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称为“7号”1902年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学习，以第三名的身份毕业，在此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尤其是喜欢读拿破仑的相关书籍，在考试时他总是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答题（与他人刚好相反），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们的眼中也是一个另类，被称为“7号”（精神病患者之意），当时的学习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能轻松拿到高分，而在术科上成绩一般，这与他身体素质不出众有关。  石原莞尔选择步兵供幼年学校毕业生们选的科目有骑兵，步兵，炮兵和工兵。其实日本陆军当时还有辎重兵，但是日军内部有句俗话：“辎重要是也算兵，蜻蜓也能算老鹰”，所以幼年学校毕业生不当辎重兵的，日军的集团抢劫习性其实是来源于这种轻视补给的传统。在没有航空兵的时代，各兵种中最让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们神往的就是挥舞马刀纵马驰骋的骑兵了。但石原莞尔没有选择骑兵，选择的是步兵。因为通过阅读各种书籍，石原已经开始形成了将来的作战是在中国大陆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还是刚刚露头，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经感觉到了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是陆军，是步兵。与师长关系恶劣1907年毕业后，石原进入步兵第32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以第21期步兵课第6名成绩毕业。（其实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老师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而前五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怀表，后来石原被问及为何在陆军大学拿到第二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陆士毕业后重回第32联队，但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在成立第63联队时，被推荐去63联队任职。
1915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18年以第2名的成绩从陆大第30期毕业(实际上是第1名，由于在学习时过于狂妄自大，与老师关系不佳，故被剥夺了取得第一的资格)。石原人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好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爱摄影1922年7月赴德国留学，在此期间爱上了摄影，购买了一整套设备。军刀和照相机是石原一生的爱好，后来现存很多918事件历史照片都是石原亲自拍摄的。满蒙生命线“满蒙生命线”的提法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个“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三篇论文1929年7月，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畑英太郎就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主持从7月3日开始在满洲实施参谋旅行。在这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
这三篇在当时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纲要的东西主要内容是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论据是以下三点：
1． 为了解除国内的不安要素，需要对外进出。
2． 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
3．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石原莞尔的这三点非常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日本军阀和军阀背后的财阀选择的就是战争，也只有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所有的侵略者都是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侵略战争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详细解释了的前两点根本不同的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一句话之外，石原没有做任何说明。九一八策划者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没有。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赌，这也就是为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抽鸦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变”是被不少人看作军事学上的奇迹，就是那个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
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十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五千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打好了。1928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要拼命关东军也打他们不过，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叫“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9.18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俄国人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参谋本部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这位建川是个名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骑兵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这里的“里”是日里，一日里约等于四公里，300里就是大约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2.26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就两杯就醉了？那的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9.18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益的妥协方案。
石原莞尔在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恐怖的天才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是倾向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大家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可能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现实，可行。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研究这些资料时谁都会这样感叹。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石原到参谋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行动派”1936年226事变中，石原坚守岗位，在整备参谋的任上果断指挥严厉镇压，得到统制派好评（石原非统制派成员），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石原是所谓“行动派”， 一当上作战部长以后甚至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机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使之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机能，这样的改组以后，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石原部长成为了实际上的参谋次长（当时的参谋总长是皇族闲宫院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际行使权力的是参谋次长）。“帝国方针”  石原莞尔石原又重新主持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应该说，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起码从现实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兵器实力来说，立即和苏联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苏联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满洲，内蒙和新疆。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苏联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满洲，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只要不和英美翻脸，石原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也就是说：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七七事变“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7.7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决定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遭到顽强抵抗的牟田口们。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七七事变后，石原担心全面侵华会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主张逐步占领中  石原莞尔在东北国，与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加上军务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这两个身居要职的主战派形成尖锐的矛盾，在参谋本部的位子岌岌可危。
1937年9月，在前任关东军参谋长兼好友板垣征四郎的推荐下，石原调任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建国之父”，他是为了准备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这个“满洲国”的，他要把这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后方基地。可是对东条英机来说，所谓“满洲国”就只是三个汉字而已。虽然东条英机把所有有关军事的事项移交给了石原莞尔。但石原要的不是这个，石原要的是对“满洲国”的政治控制权，而东条英机不肯放弃恰恰就是这个权力。所谓“满洲国”已经成了东条英机的私人天下。当时伪满有一个“二KI三SUKE”的说法，是指实际上在操纵伪满的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星野直树（“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松冈洋佑（满铁总裁），鲇川义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现在的日产（尼桑）公司和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和岸信介（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这五个人，前两个的名字最后一个读音是“KI”，后三个人名字的最后读音是“SUKE”，所以有这个说法。前三个是上了审判台的甲级战犯，后两个也在巢鸭监狱住了一阵。与东条英机交恶后来成了甲级战犯的大川周明是石原莞尔的同乡，到满洲出差时先来看望石原莞尔，说完话以后顺便问了一句：“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得去和他问个好。”石原莞尔的回答是：“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
应该说如果不看石原和东条争执的内容而仅仅从表面来看的话，失礼的是石原莞尔，不管怎么说东条英机是他的长官。尤其在军队这种靠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才能赖之以存在的团体中，石原莞尔的举动是有悖常识的。但由于石原一贯的为人，大家倒也不觉得新鲜，问题是东条有没有那么大的度量了。
东条是那种心机很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对石原虽然十分不满，但绝不像石原那样表露出来，而是用他最拿手的方法：使用宪兵来解决问题。当然即使是东条也还没有办法在那时候就公然使用宪兵来监视关东军参谋次长，但是和石原来往密切的人都受到了宪兵的关照，就连石原本人寄给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信，从新京（长春）到东京居然走了40多天。
在东条这边看来，石原对他本人的态度是问题，对东条太太胜子的花钱问题不依不饶的追究当然也是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怎么看石原怎么像赤化分子，所以对石原必须充分注意。
其实这是东条英机由于争权夺利太激烈了以后产生的一种幻觉。在满洲国的作用问题上东条和石原有分歧，但在满洲国的具体运营上两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石原莞尔和赤化分子是八竿子打不着。两个人都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参谋出身，思维前提是一致的——都是军国主义的思维。两人都是靠关东军在运营着满洲国，甚至连关东军主管满洲国事务的人都没有变过，都是片仓衷，只不过从片仓衷大尉成了片仓衷中佐罢了，两人的冲突主要在对那个“协和会”的看法上面。
协和会的来历和石原莞尔密切相关。9.18事变以后在石原莞尔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泽开作把原来自发的“满洲青年联盟”解散而代之以关东军资助的“协和党”，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亲批了两万大洋的第一笔经费。石原莞尔不信任政党，认为所有政党到最后都会被财阀收买而不利于军部的统治，所以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代表军部的“政党”。
但这个“协和党法”一直也不见发布，当时还只是中佐的石原莞尔喊来了“满洲国总务长官”驹井德三问清了原委后吓了一跳，不发布的理由是溥仪不同意。
石原莞尔可真昏过去了：“溥仪是什么东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驹井德三无可奈何：“道理是这样，但名义上怎么着他是‘满洲国执政’，他不同意也没办法。”
这激起了石原莞尔的好奇心：“溥仪为什么不同意成立协和党？”
驹井德三也是哭笑不得：“溥仪反对‘党’的称呼，他原来就是被革命党赶下皇位的，所以对‘党’这个字过敏，什么都行，就不能党”。
所以从此以后就叫“协和会”，不叫“协和党”。那可能是溥仪对日本人唯一说过的一个“不”字吧。
在对政党的看法上，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完全一样。东条英机也是支持近卫内阁解散全部政党而代之以“大政翼赞会”的主张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协和会在满洲事变帮了关东军大忙的石原莞尔不同，东条英机觉得那就是一伙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尔那样的流氓才会和他们情投意合。东条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协和会是比共产党更加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石原这个协和会后台还一直在企图通过北京大学教授鲍明铃想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取得联系以便打开日蒋谈判的路子。
对于石原莞尔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东条英机一个人，所以在1938年5月东条英机走马上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这个职务由石原莞尔代理了半个月，但最后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担心的那样由石原莞尔接任，而是由和东条英机私交甚厚的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来接任，因为对日本陆军来说，石原莞尔已经没有用了。
1938年6月，石原莞尔向矶谷廉介提出包括加强协和会，约束日本人官吏和废除关东军第四课（就是那个片仓衷中佐为课长的主管满洲国事务的部门）这三个构想的改革方案，被矶谷廉介拒绝，一怒之下，来了个不请而辞，脱下军装留下一份辞职报告就回日本了，为减少此事影响，在板垣征四郎安排下，住进了东大医院（当时的东条次长估计还想把他弄进精神病院呢）。出院后任舞鹤要塞司令（手下一个兵都没有，完全一个闲职）。
1939年8月晋升陆军中将，在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推荐下出任第16师团司令官。石原与东条英机等关系继续恶化，多次公开宣扬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之辈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是世界的敌人，他们全都应该枪毙。对于这种挑衅，东条派自然不会视而不见。1941年3月，石原被编入预备役。退役退役后的石原莞尔回到了他的故乡山形县的鹤岗。在东条英机派来的宪兵的监视下，继续搞他的“东亚同盟”，发表反东条言论。因为“满洲事变的英雄”和“前陆军中将”这两顶光环，宪兵们除了监视之外，也不敢直接对石原莞尔有什么不恭敬的行为。
1941年12月8日，东条内阁开始了太平洋战争。石原莞尔的评论是：“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这种差异只能用战略来弥补，而不能用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口号来弥补。在战略上除了寻找敌方的弱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我方所拥有的条件，战法，战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战争手段的优点，只有依靠这些优点才能扩大敌人的弱点。军当局在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完成的现在提出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这个战争计划必须包含必要的生产增强数量和实行的手段方法及其可能性。”但是这时候已经不可能有人听得进石原的话了。战争的进程一步步印证着石原的说法，以致来监视他的很多宪兵都成了他的信徒。不是战犯的石原  裕仁天皇裕仁天皇后来也说：“石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太清楚。”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
往往会被减轻罪责，希翼他们能站出来做证，做实东条派的战争责任，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关系非常恶劣，反对扩大战争。
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当时还只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的石原在华北某地秘密会见过国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听了石原的话以后居然大吃一惊，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国府要人对其敌人的无知到了如此地步，后来败于共军也是理所当然的。家族情况石原莞尔没有子女，他去世后，整理他遗物和办丧的都是他的弟弟石原六郎操办的。另一方面，石原慎太郎的氏族系谱非常清晰。他的父亲叫石原洁，出身贫寒，作为一个学童的出身，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终于成为某大公司的董事级任务。这个石原洁和石原莞尔也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石原莞尔和石原慎太郎虽然完全没有关系，不过目前日本政界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倒是石原莞尔的远亲。这个人叫加藤竑一，加藤竑一的父亲加藤精三和石原莞尔同样是庄内藩的出身，而且是亲戚。加藤竑一最近因为他的老家被日本右翼分子放火烧掉而频频在电视上露面。逃脱战争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石原莞尔认为自己是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主义者，发表了《我们的世界观笔记》、《新日本的出路》，释出了“放弃战争”的概念，并提出建设“不要战争的文明”等主张，同时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信中提出“超阶级的政治”等观念：“过去的政治是为阶级利益的政治”，而“超阶级政治”只是“为了理想”。石原莞尔之死由于石原莞尔在关东时曾被自己所配军刀捅中裆部，导致尿道口撕裂，长期尿血引发膀胱癌。1949年8月15日，石原莞尔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生平年表
  石原莞尔报考陆军幼年学校时的报名照从村内的中学退学 
1902年9月，入学仙台日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1905年9月，转学东京日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 
1907年6月，授衔士官候补生，加入日本陆军第32联队 
1907年12月，入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09年5月2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21期） 
1909年12月25日，日本陆军步兵少尉，进入步兵第65联队 
1910年4月在春川的日本军队中驻扎 
1913年2月，晋升步兵中尉 
1915年11月，入学日本陆军大学 
1918年11月，日本陆军大学校毕业（第30期） 
1919年4月，晋升步兵大尉，任步兵第65联队中队长 
1919年7月，调入日军教育总监部 
1920年4月，调入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加入顷国柱会 
1921年7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 
1922年7月，赴德国留学考察 
1922年9月，驻德国 
1923年2月，到达柏林 
1924年8月，晋升步兵少佐 
1925年10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 
1928年8月，晋升步兵中佐 
1928年10月10日，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 
1931年9月18日，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10月5日，任关东军作战课长 
1932年8月8日，晋升步兵大佐，调入日本陆军兵器本厂（曾作日内瓦会议随员） 
1933年8月1日，调任仙台步兵第4联队长 
1935年）8月1日，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1936年二?二六事件期间任戒严司令部参谋兼务，处理事变 
1936年6月19日，调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 
1937年1月7日，调任参谋本部第1部长 
1937年3月1日，晋升日本陆军少将，任参谋本部第1部长，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主张“不扩大方针”； 9月27日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1938年8月18日，兼任满州国日本大使馆日本陆军武官 
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期间，就满洲国的统治方式跟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生矛盾，被调回日本国内 
1938年12月5日，调任舞鹤要塞司令官 
1939年8月1日，晋升陆军中将，调任留守第16师団司令部 
1939年8月30日，调任第16师团长 
1941年，被参谋总长东条英机罢免职务，3月1日起等候命令，8月31日被转入预备役 
在立命馆大学任教授教国防学 
1946年，移居山形县饱海郡高瀬村（今游佐町） 
1949年，8月15日死亡
军事论著
著书石原是日军中有名的军事战略理论家，1920年代曾著书：
《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 
《战争史大观》 
《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 
《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 
《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 
《满蒙问题我见》战争地缘理论提出自己的战争地缘理论：
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发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必将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将走向统一，最终“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黄金时代”，“人类最后的大战争”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首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战争。
因此主张，为了“以战养战”、持久作战，以取得决战胜利，必须占领中国东北作为日本的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他的军事战略思想直接指导了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侵占中国东北。
崇拜者
当今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是当年的满洲日本侨民，据说因崇拜石原，而将其儿子取名为征尔，名字取自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