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盘龙城遗址
遗址简介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北郊、黄陂区西南的叶店。
遗址南临府河，北靠盘龙湖畔，建于水滨的高丘上，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  周长1100米，面积约75400平方米，整个遗址的面积约1平方公里，遗址的年代属于商代前期，距今约3500多年。 
城内的东北角，发现有三座前后并列，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现在已经发掘了两座，在同一中轴线上，保存有较完整的墙基、柱础、柱子洞和阶前的散水，前面的一座宫殿是不分室的通体大厅堂；后面一座是四周有回廊、中间分为四室的寝殿，是重檐四阿顶式建筑。此两座宫殿的布局与文献记载的“前朝后寝”制度相符。从建筑的式样看，与文献中记载的“茅茨土阶”、“四阿重屋”也相吻合。
遗址的城外有约100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遗址的南面是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东西北三面均有商代中期的墓穴，发现有奴隶殉葬墓和大批精美的青铜器。
城外四周分布着民居、手工作坊遗址和小型墓地。民居为单体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简易窝棚。手工作坊有多处，一般为酿酒、制陶、冶炼遗址。
经过考古发掘，盘龙城遗址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制作精美，花纹别致，特别是出土的铜圆鼎、铜锁、铜提梁卤和94厘米长的玉戈等，都是中国文物中极为罕见的珍品。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遗址内容
中国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位于湖北黄陂叶店。年代约当公元前15世纪前后。1974年开始发掘。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了解商文化的分布及城市性质、宫殿建筑等有重要价值。古城筑于府河北岸的高地上，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城墙是夯筑的，四面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外有壕沟。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建筑，在东西60米、南北100米的夯土台基上，依南北中轴线筑起3座坐北朝南、前后并列的大型建筑。经发掘的1号建筑基址面积490平方米，高20厘米，上面建有四间横列的居室，各有一门朝南，四室与檐柱之间有一周外廊。城外有居民聚落和手工作坊址。城西、城北、城东发现有墓葬。其中城东李家嘴的2号墓使用雕花木椁，有多人殉葬，随葬青铜礼器25件，还有铜钺等兵器及玉器，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人认为盘龙城遗址在当时是商朝在南土的一个方国。
盘龙古邑铸辉煌，文化名城谱新篇。三千多年前的盘龙城是我们今天认识和了解古老历史的一个窗口。
公元前16世纪，商汤讨灭夏桀，建立了以河南为中心的商王朝。随后，又对四方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扩张，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南。3500多年前的盘龙城（在今武汉市黄陂区），就是商人为了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而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都邑和军事城堡。
公元9世纪，原在鄂西北的楚国向东扩张，开拓江汉大地，今天的武汉地区被纳入楚域，成为楚国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区。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市区以北约5千米的黄陂区滠口镇境内，因被盘龙湖环抱而得名。
古城遗址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三面环水，东西宽260米，南北长290米，城址为长方形，总面积为75400平方米。城垣为分层夯土筑成，每层厚度为8- 10厘米，内坡缓斜，外坡陡峭。城墙厚度为7-8米，四周有城门，城墙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壕沟，上面架桥以供通行。
城内东北部发现有分布密集的宫殿建筑遗迹，其中一号宫殿基址四周有回廊，中间有四室，似为奴隶主的寝殿。二号宫殿基址建筑技法大致相同，是不分室的通体大厅堂，似为奴隶主开会议事的朝堂。
城外四周分布着民居、手工作坊遗址和小型墓葬。民居为单体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简易窝棚，手工作坊一般为酿酒、制陶和冶炼遗址，出土有手工工具、陶器、炉渣等。
城外李家嘴一带分布有大型墓葬，一座贵族墓中使用了雕花木椁，随葬品有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还有3名随葬的奴隶。墓中青铜器共63件，分为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三大类。
其中一件青铜鼎，高达55厘米，仅次于郑州出土的王室大方鼎。兵器有戈、矛、钺、斧、镞等，其中一件青铜大钺长41厘米，刃宽26厘米，其上雕饰龙纹，为军事统帅所有。玉器中有一件长达94厘米的玉戈，是迄今全国出土文物中最大的一件商代玉戈。
盘龙城遗址是武汉地区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的见证，城内外的遗迹遗物，明显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分野。这处文化遗存也吸引大量游客考察武汉地区进入中原地区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圈后的发展状貌和文明水准，它对于推动整个华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促进中原与南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是后来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
考古发掘情况
遗址于1954年发现，1974年和1976年，湖北省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合作，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1979年以来，湖北省博物馆又进行多次发掘。经过多年的工作，基本上搞清遗址的分布情况。城内仅有宫殿、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墓葬则分布在城外。城址坐落在遗址的东南部，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  盘龙城一号基址平面图60米。城墙基宽21米，西垣和南垣残高1～3米。每面中间各有一缺口，应为城门。城垣分段版筑，分主城垣和护城坡，夯层厚约 8～10厘米。城垣南部和北部发现有濠沟遗迹。城内东北部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夯土台基，西南部为一片洼地，未见遗迹。
夯土台基南北长100米，宽60米，厚约1米。建筑基址分上下两层，已发现 3座，平行排列在南北轴线上，方向同城垣一致。一号、二号基址已发掘。一号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宽39.8米，进深12.3米，分为 4室。通面宽33.9米，进深6～6.4米，中间二室较大，面宽各为 9.4米。夯土墙基厚约70～80厘米。墙内残存圆木柱穴，直径约20厘米，间距约58～95厘米。各室都在南壁中间开1门，中间2室又在北壁偏东处开一后门。室外沿排列43个大檐柱穴，每个柱穴底置有巨形石础，埋深约 0.8米，穴外两侧有 2个小柱洞。台基四周略倾斜，上铺碎陶片，作为散水。整个基址可复原为一座周围有回廊，中央为四室的高台寝殿建筑。
二号基址位于一号基址之南约13米，平面长方形，东西长27.5米，南北宽约10.5米，基址四边有前后左右对称的大檐柱穴27个。西侧台基下有一排陶质水管道。二号基址中间未见隔墙，可复原为一座大空间的厅堂，与一号宫殿基址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墓地分布在古城四周的李家咀、楼子湾、杨家湾、杨家咀、南城外、铜家咀等地。共发掘30多座，大致可分3类。甲种墓，已发掘4座，墓室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均为长方形土坑竖  出土青铜器穴，有棺、椁。椁板外壁雕刻精细的饕餮花纹，内侧涂朱漆。椁外有殉人。墓底设“腰坑”，随葬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玉器和陶器。这类墓主的身份应为显贵阶层。乙种墓，已发掘 8座，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2.1米，宽1.2米左右，有棺、椁和腰坑。葬式多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青铜礼器和武器、工具、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未见殉人。这类墓葬应属下层贵族。丙种墓，为平民墓，形制与乙种墓近似，墓室窄小，面积在 1平方米左右。仅有单薄木棺，无腰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遗物有青铜器、陶器、玉器和石器。青铜器大部出自墓葬，工具和武器有臿、斨、斧、锛、凿、锯、钺、戈、矛、刀、镞；礼器有鼎、鬲、簋、斝、爵、觚、盉、罍、卣、盘等。形制、纹饰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纹饰以饕餮纹为主，次为夔纹、云纹、弦纹、三角纹、圆圈纹、涡纹、雷纹等。陶器出土数量最多。早期陶器：陶质以夹砂和泥质灰褐陶为主，黑陶和红陶次之，还有少数硬陶。纹饰有条纹、方格纹、细线纹、细绳纹、堆纹、弦纹、划纹、兰纹、指甲纹、旋涡纹、圆点纹、刻划人字纹等。主要器类有鬲、鼎、罐、盆、豆、盉、瓮、尊、缸等。②晚期陶器：陶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其次为棕褐陶、砖红陶。纹饰有绳纹、细方格纹、堆纹、弦纹、饕餮纹、夔纹、雷纹、圆圈纹。个别陶器上有刻划符号。主要器类有鬲、簋、豆、盆、刻槽盆、罐、钵、勺、器盖、大口尊、大口缸、瓮、器座、壶、罍、杯、斝、爵以及坩埚、鱼、鸟等陶塑制品。此外还有印纹硬陶及原始瓷等。早期的器类及形制与二里头晚期相当，晚期则与郑州二里岗期共性较多。
遗址保护
  盘龙城遗址1974～1976年，湖北省博物馆在盘龙城遗址设置考古工作站，并建立群众性保护组织，负责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1983年，当地政府及盘龙城考古工作站组织专业人员，对遗址作了全面的调查和勘察，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并建立了资料档案。
二里头文化
指的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年代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 山西南部  二里头文化时期酒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 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 余个地点。
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 发现。1956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 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 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 二里头文化。文化特征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 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 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 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酒器则有□、觚、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 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 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 文化中常见的□、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 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斝、甗、卷沿圜底盆、大口 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以 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 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 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 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 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 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分期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 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期：第一期陶器以褐 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 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 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 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 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 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 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 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 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 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4期。二里头文化早期器物居址与埋葬：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 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 角和长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米左右，较大的 长方形居址长在10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 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  盘龙城遗址出土铜鼎崖和沟壁掏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 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 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1号宫殿的基址长 宽均约百米，占地1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 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号宫殿的 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基本形 制与 1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 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 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 河。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 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 坊址。二里头文化晚期器物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 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 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 坑竖穴，长2米左右，宽1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 觚、爵、□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 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 随葬有铜爵。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 5.2 ～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 量漆皮、□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 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 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 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 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 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 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 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 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 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 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 葬。
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 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 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 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一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 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 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若干圆孔，附近还出有 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钺和柄形饰 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 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 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 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石) 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等地还发现不少 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 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 手工行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 青铜器之一，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坩埚、陶范、铜渣等，东 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 粗，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工具和兵 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 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 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 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各地发现的不同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 的等级差别。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证明奴隶 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 严重对立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 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 已知有20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 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 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 二里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但对三者间的关系， 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 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 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 认为二里冈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 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 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 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 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 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 渊源。
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代遗存，且分布地 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 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 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4期遗存均早于 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 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 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重要意义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