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女堂倌
简介
女堂倌，是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租界出现的服务行业中的新群落。说这一行业为人们所不齿，有二个原因，一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独立谋生，这是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风俗习惯难以接受的行为；二是所从事的行业多是不光彩的的大烟馆，有的还具有色相服务的性质。当时，吸鸦片公行，租界开设许多烟馆为吸食者提供服务，堂倌从来都是男性，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为了招揽顾客，雇佣青年妇女服务员。最早雇佣女堂倌的是上海一家装饰豪华的眠云阁，这家烟馆的主人是一名老板娘，她以女性具有吸引异性的优势，首开先例，增加女性服务，一时生意兴隆，引得商家眼红，争相招募女堂倌，女性由此进入服务行业。
这些女堂馆对顾客进行三陪，在不同程度上又有出卖色相之举，有一则《烟馆异事》报道说:“上海之洋泾浜开张烟馆者，所用走堂皆系少年妇女，容色仅中人，而装饰妖丽，勾引游人往来如织，托业虽非倚门，然行为较之倚门尤甚。”当时的景象是：“其妇女贪人厚赏，不顾廉耻，调谑无状。或坐其膝上，或一榻横陈，其秽亵有不堪言者。”。 
有的写成竹枝词形容说:“小东门外最繁华，妇女跑堂处处夸。选入清膏房里住，居然美丽胜名花。……一班大脚尽浓妆，惹得游人处处狂。”。 
女堂倌的出现，对那些商人、店员、佣工收入低的社会阶层，尤其有吸引力，这里有女色可以打情骂俏，价格远比妓院低廉，引得吸烟的、不吸烟的纷至沓来，以至“无贵无贱，若老若幼，争趋如骛。”
职业大军
大烟馆本是毒品泛滥之地，又加以女色诱人，受到社会强烈的谴责。有竹枝词抨击这种现象说:“烟为世界色为由，美貌娘姨此处留。蜂蝶恋花花未许，瘾成鸦片最堪愁。”有的文章抨击说:“祸莫重于洋烟，害莫甚于女色。人苟有一于此，已足为终身之累，何哉?良以消耗资财惟烟为烈，戕伐性命惟色为尤。乃如近日女堂倌之烟馆，竟将两端巨患合成为一，其流毒之惨，岂有穷极哉。”又说:“若花烟馆一流，只供舆台贱役之欢笑，衣冠文物自然裹足不前。独至女堂倌这烟馆则不然，叹食者未必皆有瘾也，挥霍者不必挟重赀也。  女堂倌一二百钱亦恣其调戏，不顾体面，并且视为无伤。”这对年青人危害最大，“上海为通商码头，南北行号、百工技艺习学生徒盈千累万，岂能闭不出外?当血气未定之时，又若是之轻而易举，无怪乎被其骗惑也。”有的仿效徐敬业声讨武则天的檄文，把女堂倌视为扰乱中国的女祸,以召告民众，“以清妖孽”。三陪女的出现助长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是事实，然而要把社会风气的败坏归罪一群弱女子，是不公正的。女性服务员的出卖色相，恰恰是社会制度给女性就业留下的陷阱。女堂倌大都来自附近农村的贫穷女子，这里是盛产稻米和丝绸的故乡，妇女勤劳朴实，擅长纺纱织布，也是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劳力，有的乐府诗称赞这些劳动妇女说:“布机声轧出茅檐，织妇双搀十指尖。蓬首晨兴遥入市，归家手挈米和盐。”用织布换来油盐柴米，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从开埠以后，这种平静的小农生活被打破了，西方商品大量倾销到中国，洋布以物美价廉的优势，打败家庭手工生产的土布，这就断了农民的生计，促使小农经济破产，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打工。在男性为中心的城市，所有的职业都已被男性垄断，就是妇女最擅长的烹饪和裁缝也是以男子为主，只有那些为市民服务而又被男性欢迎的行业才有妇女的立足之地，因此烟馆、茶楼、酒肆的女性服务成为收留妇女谋生的场所。女堂倌甚至比工厂的女工还要更早地在社会上出现，成为女性走出家门最早的职业大军。
周小大案
查禁女堂倌一事正在各方协商酝酿未决期间,发生了一起与此相关的女堂倌周小大案，遂成为轰动一时并引起不同议论的社会新闻。2月6日，法租界某烟馆女堂倌周小大，因与他人开玩笑打赌，故意女扮男装，徜徉游戏于街市之中，被巡捕拿获送至会审公廨,后移送县署。上海道县官员对周小大在此议禁期间公然毫无忌惮、任性胡为十分恼怒,因正欲查禁女堂倌却受西人掣肘而无从入手，便拿此案开刀，对周小大从严惩处，掌责六百，并枷号示众。 
此案如此处置引起舆论哗然，人们街谈巷议，大多认为惩办过重。2月12日《申报》刊登一来稿反映了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文中说:“此案之起事本细微,不过偶尔嬉戏而已。……初众人以为此事出于游戏，公堂当以薄罚了之。不意竟如此处治。”于是,“群讶其过重”,并“无不为该周小大叹息也”。该文列举判罚过重的理由，认为一，“查男子女装大干例禁,女子男装律无明文”,即大清律例并无对女扮男装进行惩处的条文，对此重判无法律依据，二,如谓正值查禁之时，为惩戒他人而有意严办，则此事正属商议未决之间,应当先明令示禁，然后再逐步加重惩处，“始则照例罚银,继则再加责谴”，如此循序渐进方较为合理。该文认为，周小大乃一离家来沪之孤弱女子，应予怜恤而不应如此重惩,并谓:“此皆众人之公言,非予一人之私说也。”由此可见，人们一般对女堂倌周小大均抱同情态度，并希望官府以怜悯为怀，从轻处理此案。 
周小大一案，成为此次上海租界正式实施取缔烟馆女堂倌的导火线。此案发生后,法租界巡捕房首先藉此案传令各烟馆将女堂倌一律辞歇。后据3月3日报载,上海道宪已照请英、美、法各领事，会同查禁各租界内之女堂倌，正式发布查禁告示，并将告示悬于会审公堂门口，各租界工部局已饬令巡捕设法禁止。但此举受到烟馆业的抵制。稍后数日,女堂烟馆主徐某纠集同业二十多人联名具禀法领事，谓自禁女堂倌后生意冷落，要求减缴月捐。实际上隐有图复女堂倌之意。被送县后，上海县令“大怒,当予喝令严行重责,……收禁外监”，以示查禁之决心。自此,女堂倌在严厉查禁之下，被纷纷辞退,后虽有以家眷名义在柜台发烟照应等，但已不敢公开称女堂倌之名，一度兴旺的女堂烟馆自此衰落。虽至十多年后仍有烟馆试图复用女堂倌，但结果被官府查出，予以鞭责枷示。在如此严厉的查禁之下，上海烟馆女堂倌此后便未再复起。
评价
认识女堂倌并不都是出卖色相的人群，即使三陪女与妓女也有所不同，她们没有妓女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自主的身份进入商业服务行业，拥有就职、辞职和选择的自由，属于自愿接受雇佣的职工。走出家门到社会谋生，自己养活自己，是中国女性解放的第一步，这对从不涉足社会的中国妇女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角色。有钱人家的妇女不需要自己谋生，像子君那样的知识女性不屑于干这低贱的行业，只有那些贫穷女子担当了这一新的社会角色，虽然她们并不意识走出家门，到社会就职的意义。然而这一具有全新意义的工作，又从人们痛恨的大烟馆起步，传统的玩弄女性的积习和金钱引诱，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沧落到出卖色相的地步，更加重了社会对她们的偏见和认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女堂倌其实，在群情汹汹指责女堂倌的时候，并非没有对她们持以同情的人士。1873年在上海轰动一时的女堂倌周小大一案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议就是一例，这年春节期间，周小大与人打赌，女扮男装在街头嬉戏，被巡捕捉获，押上公堂。清政府上海道县的官员正想取缔女堂倌，这就从她开刀，从严惩处，责打六百个耳光，又在额头写上女堂倌，脖子套上枷锁，用差役鸣锣开道，游街示众，小大羞忿难当，愤而自杀未遂。人们对她遭此重罚“无不为小大叹息”，有人用“护花使者”的笔名，在报纸撰文说:“周小大等离家来沪作此生涯，亦孤苦无依，藉以谋食耳。此在责罚之时当予怜恤之意。”并指出:“查男子女装大干禁例，女子男装律无明文。”清朝的法律对女扮男装并无严惩的规定，对这种细微小事，变本加厉的惩处，这是社会歧视的恶性爆发，可怜的周小大成为这一行业的替罪羊。
鲁迅小说八十年前鲁迅的小说《伤逝》写出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悲剧，小说的女主人公子君是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她出身传统的封建家庭，面对家人对她恋爱自由的干涉，勇敢地同情人私奔，她的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说出了一代新青年的心声。然而争得婚姻自由后又将如何?不幸的是，自此她依靠丈夫涓生生活，每日喂喂鸡，做做家务，无所事事，在生活琐事中消磨时光，心胸愈来愈加狭小，爱情出现了裂痕。涓生失业后，经济遇到困难，裂缝愈来愈加扩大，最后不得不分手，重又回到那阴森森的家庭。这一悲剧说明，女性解放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必然要走向幻灭。 
小说《伤逝》揭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不独立的悲剧，可惜鲁迅没有注意到力图独立谋生的劳动妇女，进入社会所遭受的更大不幸。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重重压迫，所能留给妇女自谋出路的环境非常狭小，要想通过这一狭小的渠道，走向社会生存，不得不沾了一身的污泥浊水，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历史中最为复杂和辛酸的历程。
历史教训遗憾的是，至今不论是中国妇女史还是中国工人史研究中，都没有她们的一笔，是因为这段历史不光彩?抑或无视这一事实?以至被湮没无闻。女堂倌的遭遇，反映了中国妇女是带着沉重的枷锁和满身伤疤走进社会的，这是我们先辈走出家门第一页的血泪史，不该被人们遗忘。 
虽然女堂倌这批最早的自由职业女子只存在了几年便被取缔，但稍后不久，在广东、上海等地一些新开办的缫丝、织布等厂局及茶栈，又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女工，她们也成为较早走上社会、自主就业的职业女子。虽然这些女工刚出现时也同样受到保守舆论的抨击,指为“男女混杂”、“宣淫导淫”、“乱俗败常”、“丧名坏节”等等,也有人提出禁止之议，但由于女工工价低,在近代工商业日益发展之下，受资本规律的支配，女工不仅势难禁绝,而且越来越多，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数百人,到90年代初已有近两万人。依托于近代工商业的女工,成为中国最早在社会中立足的职业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