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薛焕
人物简介
薛焕(1815-1880)　，字觐堂，清朝名臣。四川兴文(今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人。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光绪六年二月初三日去世。出生于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古木湾(今宜宾市赵场镇桥坎社)，其曾祖为锦奇，祖为澐，父为启棂，俱因薛焕贵诰赠一品光禄大夫，其祖屋为七大夫第[1]。因其父与兴文县富安乡薛氏联宗通好，遂使薛焕入籍兴文县学，故相关史料皆称薛焕为兴文人。薛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二十九年选授江苏金山知县，后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咸丰三年(1853年)授松江知府及盐运使衔。咸丰五年调苏州知府，咸丰七年升苏松粮储道，继调苏松太道。咸丰八年迁江苏按察使。咸丰九年擢江宁布政使，署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咸丰十年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旋以头品顶戴调任为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任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仍以钦差大臣在上海办理洋务。不久进京署礼部左侍郎，继改调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内阁侍读学士等。同治五年离职回川，期间在川办尊经书院并任第一任山长。光绪元年(1875年)曾赴云南办理“马嘉理案”。光绪六年卒于原籍，诰封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工部右侍郎总理各国衙门事务大臣[2]。
人物履历
一、组织洋枪队，让中国军队逐步告别冷兵器时代
薛焕一生中对中国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咸丰年间顶住清廷“闭关自守”压力，在连年战乱饿殍遍地的中国积极推行洋务，除使上海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县城发展为政治经济繁荣稳定的大埠外，还率先在中国创建了一支告别冷兵器时代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
咸丰九年三月，英法美联合舰队以《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将到为由，准备武装闯过天津进京换约。正当清廷和战不定时，主战的御史蒋志章疏保薛焕：“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请特召来京，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相时委用[3]”。薛焕因此得以到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布防。经天津大沽炮台一役，击沉英舰四艘，击伤多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迫使英国舰队不得不竖起白旗狼狈撤走，创造了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与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最大胜利。但这一役中国军队因装备落后死伤太大，让薛焕认识到创建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部队抗击“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的必要性。
这机会来了：咸丰十年(1860年)，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薛焕因熟悉洋务被清廷“赏加巡抚衔，帮办海口通商事宜”，恰遇两江总督何桂清兵败被革职。薛焕被清廷临危受命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薛焕的墓志铭忠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诏晋公巡抚兼权两江总督，是时江浙各城沦陷，独上海一隅倚公为重。而兵无可集，将无可选，唯张空名号召征集乘城拒贼”。他就是凭着这张“空名”，在“江浙各城沦陷”前提下，承受着国内外压力，派上海道吴煦、盐运使杨坊招募美人华尔及吕宋兵，成功地创建了晚清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部队：洋枪队。
这华尔乃美国人，十六岁入美国文理军事学院学习，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打过仗，长期在海上及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后流浪到中国，在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
但成立洋枪队却大费周折。此时咸丰帝被英法联军以“换约”为由逼到热河。知薛焕在上海募用洋人搞洋枪队，自是非常生气；而朝中大员也多为“天朝独尊、四夷宾服”观念所囿，只记得当年金戈铁马杀进关来的威风，对“西夷淫技”极是鄙视。但成立洋枪队最大压力不是来自清廷，而是英国。英国反对成立洋枪队，理由是洋枪队破坏了西方在清廷与太平军间“中立”形象，并担心华尔是美国人，会代表美国的利益。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怕中国军队由此发展壮大，竟以华尔招募英舰逃兵和违反西人中立为由逮捕了他，打算将他驱逐回美国。
为让洋枪队名副其实成为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薛焕煞费苦心做了四件事：
1、奏请清廷同意让华尔加入中国籍，以中国公民身份当洋枪队队长。由于华尔坚称已加入中国籍且就要入赘为江苏盐运使杨坊家为女婿，除中国以外连出生地美国都无权逮捕他，何况英国？何伯才不得不释放华尔。
2、趁洋枪队在上海保卫战五战五捷机会，奏请清廷批准，赐华尔四品顶戴，并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这样，华尔正式成为清廷命官，而洋枪队也嬗变为清廷正规军。
3、逐步削弱洋人在军中势力：除士兵用中国人外，薛焕以上海道吴煦为常胜军督带，盐运使杨坊为会代。参将李恒嵩为协带会同华尔管理洋枪队，并拟择机让其取代华尔。
4、洋枪队在上海保卫战中由原来的三百人逐步发展到四千五百人。但薛焕上报清廷的却只三千人。在当时不少领兵大员对上总爱以少报多吃空饷时，薛焕却刚好相反。他明白，接手他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时很厌恶“西洋淫技”，同时也担心清廷怕下面“尾大不掉”，让他解散洋枪队。
在晚清军队装备还是落后的刀、戟、剑、矛以及少数落后的火绳枪时，由于薛焕在上海开创了改组清军装备与建制先河，且洋枪洋炮威力惊人，上海战役结束后仅四天（1862年11月17日），清廷就谕令各地选派军官到上海学习西洋兵法，并认真学习西人制造枪炮技术，“以为自强之计”[4]。清军由此结束冷兵器时代而步入使用先进武器的热兵器时代。
二、在关键时刻保住澳门不被葡萄牙“合法”侵占
薛焕一生中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及时识破葡萄牙国险恶用心，在关键时刻让只待用玺的中葡《和好贸易条约》废弃，从而为险些沦为葡萄牙属地的澳门今后回归中国排除了隐患：
同治三年五月，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通知总理衙门，说是大西洋国（今葡萄牙）派公使阿穆恩前来中国换约，不日即可到达天津。原来，在同治元年七月钦差全权大臣恒祺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葡萄牙国因澳门问题议定了《和好贸易条约》。按照该约第五十四款规定：“所有议定以上章程，两国大臣定期画押用印，自是年起，约计限以二年，俟大清国大皇帝，大西洋大君主，彼此批准，即在天津换约”。
葡萄牙乃南欧拥较强海上力量的国家。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船队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西侧屯门，以其船只长途跋涉需在此休整添补为由获得了明王朝同意让澳门作为他们临时立足点。
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不顾中国在澳门的主权，以挽救澳门经济为借口，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7年8月，新任澳督阿玛勒将清廷守口官员驱逐出澳门，不允许中国官员以他的上级的身份进入澳门。
阿玛勒的蛮横激起了澳门仕民极大反感。1849年8月，以沈志亮为首的七个澳门人刺杀了阿玛勒并斩其首。葡方趁机以此为由派兵攻占了关闸和拉塔石炮台，并摧毁瞭望厦村的香山县丞衙门。清两广总督徐广缙采取了清空撤走澳门所有中国商民，断绝与其贸易道路的反击办法。
葡萄牙政府觉察到与中国对抗既不能达到占领澳门的目的，还为葡萄牙贸易和澳门商业带来灾难性恶果。为与中国签订一个同英、法、美等国“利益均沾”的条约，也为了把强占澳门这一既成事实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寻找机会同清政府进行谈判。
因当时英法等国为扩展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为此，葡萄牙曾请英国给予帮助，遭到了“不愿别人分羹”的英国拒绝后，葡萄牙转求法国。法国驻华使馆参赞哥士耆因此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照会清廷：澳门总督葡萄牙国全权大臣基玛良士，奉命前来与大清国商议订定和好通商条约，如蒙允准，本法国执政甚为欣悦。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葡使基玛良士一行到达天津。清廷派恒祺为全权大臣，会同驻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之谈判。在中葡的谈判中，法国驻华参赞哥士耆以调停人自居，提出一个有利葡萄牙的方案：中国仍在澳门设官，而葡萄牙不再向中国缴纳地租。
清廷接受了哥士耆的方案。同治元年八月，中葡议定《和好贸易条约》五十四款。清钦差全权大臣恒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基玛良士在条约上画押并盖了关防。
这中葡《和好贸易条约》除了规定葡萄牙获得同英法在中国同样的通商特权之外，最重要的是关于澳门的规定。该约第九款写道：“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办理通商贸易事务，并稽查遵守章程……其职任、事权得以自由之处，均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驻扎澳门、香港等处各员，办理自己公务，悬挂本国旗号无异”。
当时参加订约谈判的全权大臣恒祺与崇厚仅着眼于条文中“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一句，就认为中国可照旧在澳门设官治理自己国土，对葡萄牙在条约中塞入的“此等官员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无异”这话，却因缺乏国际公法常识，对其实意茫然无知。而这恰是确定中国在澳门设立什么性质官员的关键。 葡国使臣基玛良士对条约中这一规定欣喜若狂，认为这等于承认澳门隶属于葡萄牙：“葡萄牙王室在此权益首次以明确而体面的方式得到了确认”（萨安东《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卷二38～39页）。但签订条约的所有清廷官员，直到葡萄牙使臣来天津要求互换条约之前，都没觉察到被葡国使臣所愚弄。
薛焕却因葡人性急此事引起警觉，于同治三年六月二日，以总理衙门名义向两宫幼帝奏称：“今该公使不候届限，先行前来，不知有无诡谋，……臣等庸先为请用御宝，应俟钦派大臣与之见面后，查看有无别情，再由该大臣奏明办理”。慈禧太后见奏后，想满朝文武“唯薛焕深知洋人的习性”，即让薛焕为钦差全权大臣，赴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办理中葡换约事宜。为此薛焕连日检查案据，发现该约第九款无疑正式承认澳门主权属葡国，应该删去。但薛焕因参奏通政使王拯吸食鸦片得罪朝贵，以刚降五级之身贸然否定这已经画押只待用玺的条约，无疑是指责前钦使浑耗无知，会重重得罪当时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与具体签约的全权权大臣恒祺王爷，及现在同为钦使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但中国国土怎能无端拱手让人？六月十七日，薛焕与葡国公使阿穆恩会商时，便决然提出，此条约尚有商议之事，待中国议定后，方可互换条约。阿穆恩满以为此时只是例行公事互换盖上国玺的条约而已。不想薛焕一见即予否定，大怒。加之从法国人处得悉薛焕不但无前任钦使的王爷身份，且仅为刚受削级处分留用的总理衙门大臣，故盛气凌人地对薛焕宣称：条约已由大西洋国君批准，万难更议，此时应先互换，如有不妥，然后再重新商议修改之事不迟。薛焕明白，阿穆恩这说法“明系有意欺狂，欲将条约换到彼手”，“而我所商之事，则指为条约已换，无可更易”。当即肃色回答阿穆恩：“既可商量更易于互换之后，何仿变通，商酌于未换之前”（《澳门专档》卷三82～83页）。“现在澳门绕越漏税之事甚多，于中国税项大有妨碍，应将第九款澳门设官一层，仍照从前旧规稽查收税”。薛焕同时郑重申明：“澳门本系中国地方，与英、法、美诸国领事官驻扎之例是不同的。因此，第九款中关于领事官一段，应该删去。”阿穆恩听后，知其“瞒天过海”的最为得意之笔被薛焕发现，当即“暴躁无状”、“盛气凌人，决意不允”，于六月二十日无故离开天津，声称要返回澳门（《澳门专档》卷三88页）。薛焕自知此举冒着极大风险：葡萄牙本欧洲强国，今倚仗法国支持甚嚣尘上，一旦引起战端，对积弱不振的中国无疑是不小打击。因此，薛焕在谈判过程中，始终不卑不亢地以理抗争。因担心各国公使听信阿穆恩一面之词，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将换约实际情况照会各国公使，设法让英国驻津领事德尼克站出来说话：“阿穆恩性情急躁，况换约之事，理应和同商办，断无不妥之理，曾向其劝导，彼也不肯听从，殊难理说。”（《澳门专档》卷三83页）。为葡使撑腰的法国公使没料到薛焕在谈判桌上不但举止有度，且深谙国际公法，谈锋甚利，加之英领事如是说，不愿为葡国而得罪英国，自不便再置喙。葡使阿穆恩在离津之日，派人给薛焕送来照会一件，说中国要更改和约，有意损害葡萄牙的利益，中国“想必有不换约之定意，相应作罢会”（《澳门专档》卷三76～77页）。薛焕随即复照阿穆恩：“查贵国与中国议立和约，载明俟两国御览彼此批准更换。其意盖谓彼国批准，而此国不批准，似未便更换，并无丝毫勉强之意。缘立约乃万年和好之事，必于两国有益，彼此均无损碍，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损之处，自应于互换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将如何取益防损之处，豫为言明，方免日后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乃贵大臣五月十四日在公所相见，本大臣等将大皇帝饬商之件略题数语，贵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商量。……如贵大臣不以中国皇帝之命为重，是不以和好为念，其必有不换约之定意，此责任在贵大臣，并不在本大臣等也”（《澳门专档》卷三79页）。薛焕给阿穆恩的复照，理直气壮且文笔犀利，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让阿穆恩无可反驳。薛焕以刚受“实降五级留用”之身，冒着得罪位高权重的满清王爷的风险，在关键时刻正气凛然地制止了澳门被葡萄牙“合法”侵占，为中国今后成功收回澳门扫除了障碍。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薛焕列传里虽然没有，却在《澳门专档》里记录了全过程记录。澳门在上世纪末回归中国，薛焕地下有知，应感欣慰了。
四、解除八股文禁忌兴办新学创建尊经书院（今四川大学前身）
薛焕“其功尤伟”[5]的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在四川改革晚清教育方向，创办了“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让学子们解除八股文的禁忌，“不课时文”，从而得到“学以致用”的知识。这里说的尊经书院，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在它之前，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设立的以八股文为主的锦江书院，“生徒朝夕只是埋头研习时文帖括，不闻窗外时务大势，知识单一而狭窄，其八股时文总是抄四书五经陈词”，在近代中国大变革格局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时代需要。就像当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样，薛焕想趁此有生之年在四川创建一所中体西用的书院，于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6]”，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修建了这所新的书院，并担任山长。有人认为，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是两千年前蜀郡太守文翁在这儿创建的“文翁石室”又得重开的意思，是直接反映书院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其实，薛焕在此暗喻了另一层意思：清廷这道闭关自守的大石门总算被打开了。
创办“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现今不少人都归功于当时的四川学政张之洞。但仔细推敲，那时的学政张之洞还不是后来的那位振兴洋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而是那个坚持“儒学”的少壮清流之首张之洞。他是在八年后外放两广总督，因与洋务接触多了才逐步认识到西学重要性的。而薛焕则很早前就曾力主选拔优秀生员留洋学习科学技术，清廷按其建议也选拔了一些生员留洋，但薛焕仍觉得这样做似杯水车薪。中国需要大批懂得先进科学的人才，必须自己兴办新学。但因当时守旧派势力很大，薛焕不能正式提出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只能在“通经学古”的前提下侧重强调西学，这是应对守旧派的一种策略。薛焕当时很多改革措施皆“只能做，不能说”。当时，薛与张还有不少分歧，这从《创建尊经书院记》看出：“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张之洞在尊经书院成立不到两年就进京了，薛焕则任了六年尊经书院的山长，他死后王闿运接任，王闿运走后由薛华墀接任，皆以振兴新学为宗旨。张之洞则是在磨砺了二十多年后（1898年），才在前人基础上在《劝学篇》中总结中体西用观点的。
为取得川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对创建尊经书院的支持，薛焕是狠下了一番苦功的。经过一连串的挫折，薛焕懂得了为了达某一目的，必须首先处理好与这目的相关的关系。当时川督吴棠在重病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薛焕只须动员士绅们出资出力，减少地方财政压力，吴棠自是感激；对少壮清流之首张之洞就得投其所好了：首先，薛焕捐资为兴文县购置两个秀才名额，使兴文小县与宜宾额员相等，不光为县人称道，更使学政张之洞高兴：在当时的清廷，教育经费是严重不足的，薛焕这一举措是对张负责的教育工作的支持。其次，薛焕得知龙安知府王祖源与张之洞交好，便拉来参与创建尊经书院。王女乃善丹青的才女王懿娴，而张之洞学政四川时乃鳏夫之身，因此由薛焕做媒，请川督吴棠主婚，既让张之洞“爱情事业”双丰收，又完成了自己创建尊经书院的计划。
尊经书院自创办以来，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中体西用的主张不再被人视为离经叛道。其学以致用的新知识不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著名的经学家廖平，戊戌变法中死难的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罗伦、被孙中山追赠为四川三大将军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共和国副主席张澜等。
五、关于薛焕的历史评价
薛焕的墓志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秉公办事方面的评价为：“不为苛细，尤严邪正公私之辩……”对他锐意改革方面为：“公为政持大体，高瞻旷览，归画远利……”对他用人方面为：“即有造请，必视其立身植行，可择而取……”对他创办新学为：“购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尤伟。”对他总的评价则：“延庆一身，光明俊伟。终其所怀，已溺已饥[7]……”
这里的“已溺已饥”，乃指薛焕“关怀百姓疾苦，以消除为己任”之意。而薛焕具体的做法，则体现在倡导洋务振兴国本方面。薛焕死后，能赢得与其关系微妙的政敌[8]、一生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亲自为他这墓志铭书丹，可见其“光明俊伟”的感召力。
鉴于有文章说薛焕“贪庸误国”、“为办洋务长期居于上海，并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等原因，笔者专门查阅了这方面的史料，但实在找不到相关事例。因权力斗争，御史蔡寿其、杨荣绪，通政使王拯等曾参劾过薛焕，清廷也曾派大学士桂良及一直打压排挤薛焕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其“贪庸”各款，但最后反因桂良“（薛焕）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9]”，以及同治帝谕旨“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10]”证明了他的清白与能力。
与此相反，对薛焕忍辱负重锐意改革与守旧派及洋人斗争的史料却不少。如在咸丰七年十一月任上海道时，发现美国犹太浪人号船装满劳工准备贩运到古巴作苦力，薛焕就毫不犹豫地以江海关监督身份上船检查，不但扣了犹太浪人号船出港证照，还同时以“本道身为地方要员，责职所在”照会美国领事馆，指出：“诱骗本国民人离其国土乃非法行为……”[11]
又如薛焕在上海一再被取代他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打压，但为中国发展计，他不计前嫌，仍将原拟己用的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割爱到曾国藩的安庆军戒所，成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船用蒸汽机、第一艘轮船及第一艘军舰，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大门。
再如英国人李泰国向清廷建议募西洋水师助攻金陵，但曾国藩认为金陵距江三十里，西洋大舰无法施展其能。李泰国以有成约在先坚持其议。为此，薛焕前去与额尔金交涉，以“进退之权在我”据理力争，虽然在交涉中受到英使侮辱，但因理正使额尔金屈服而驱李泰国回英国[12]。为此，当时的大学者王闿运在他的《诗集》九《独行谣》中赞道：“上海议会防，薛杨笑匈奴”。
曾国藩的亲家、湘军重要的创建者郭嵩焘任苏松粮储道时，薛焕以钦差大臣驻上海。两人讨论洋务在中国的利弊时，薛焕总是积极倡导洋务。曾国藩接手薛焕的两江总督与通商大臣，因不善洋务及惧守旧派攻击，曾上疏请辞通商大臣职务。郭嵩焘很不客气地指责曾国藩：“总督本应兼通商大臣，为什么要躲避人世中自己不喜欢的事呢？遇到艰难险阻骂讥困辱，应当泰然处之，负天下之重而让别人诽谤去。你却想不负责任地躲开，那么谁又该来干这事呢？[13]”薛焕得知后大为高兴，积极支持郭嵩焘，而曾国藩也在大家的推动下逐步成为洋务派之首。
其他
薛焕之妻为赵氏，妾为金氏。子三人，女五人，孙五人。
薛焕死后葬于四川宜宾市翠屏区赵场镇薛家坟（墓志曰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古木壪），今墓址犹存。其妾有朝鲜金氏，同时归葬其附近。其长女出嫁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子李经畲。次女嫁瀚章二子李经楚，一时传为嘉话。改革开放后，金氏夫人墓被掘，曾出土李鸿章手书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