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居英
人物介绍
刘居英[1]（1917~）是吉林省长春市人，又名刘志诚，1917年出生。北京大学肄业 ，1936年他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23名将军中，有不少在参军前已具有大学文化程度。比如还有李伟：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李东野：北平东北大学，吴恺：南开大学和中央航空学院，吴涛：中国大学，谢云晖：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北大团支部书记。后到豫西工作。1937年到山东，在莱芜地区组织抗日武装。次年与徂徕山起义部队会合，任团政委。刘居英后担任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1940年初，山东分局派刘居英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善后事宜。后任山东省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他随肖华赴东北，出任长春市市长、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吉黑支队政委。刘居英有一段时间从事铁道工作，先后任哈尔滨铁路局长、沈阳铁路局长、长春铁路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 
1951年刘居英入朝，历任志愿军铁路管理局局长、志愿军前线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朝鲜铁路军管总局局长、中朝联合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获朝鲜一级、二级国旗勋章。 
  朱瑞(右)和刘居英在哈尔滨[2]1954年，陈赓创建“哈军工”，刘居英出任“哈军工”副院长，1961年，陈赓去世，刘居英继任“哈军工”院长。1964年9月至11月，在长沙召开全军院校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军第十次院校会议，刘居英少将和“哈军工”政委谢有法中将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哈军工”被指责将林彪元帅的“四个第一”变为“四个第二”，会议印发了总政治部工作组对“哈军工”的调查报告，刘居英找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要求申辩，之后在会议上遭到批判。紧接着“哈军工”整风近一年，刘居英和谢有法做了叁次检查，勉强过关。1966年4月，“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刘居英为此先后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写信申诉，均石沉大海，他面见贺龙，痛陈厉害，也未见回音。文革开始后，黑龙江省委派工作组进入学院。1966年8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第588次常委会议，同意国防科委关于撤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代理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居英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居英被打倒，经历了戴高帽、涂黑脸的折磨。刘居英后来担任过海军政治部主任，最终回到铁道兵任副司令员。 
刘居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风云的美军反法西斯名将，他1880年1月16日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个军营里，父亲是一名陆军上尉。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麦克阿瑟，崇军尚武、热爱军队，1899年经过不懈地努力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世界闻名遐迩的西点军校，在西点他受到了极正规、极严格地训练，加上自己刻苦努力，终于出脱为西点军校公认的最优秀的学员之一。麦克阿瑟是美军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为数不多的将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出任陆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屡立战功，被军中公认为“是战争中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战后，30岁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任了西点军校校长，在任期间，为西点的教学改革奠定了现代化军事教育基础。他所制定的“责任、荣誉、国家”六字校训，历经100年不衰，至今仍是美国军人奉行的准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战场上，麦克阿瑟战绩卓著，他率部队像赶猪一样把日本侵略军从东南亚一直赶到冲绳，成为二战后举世仰慕的英雄。踌躇满志的麦克阿瑟在朝鲜挑起战端后，这个被胜利冲昏了头的71岁的美国佬，倚仗美军装备先进，具有强大的制空权，作为远东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上将，在成功地导演了“仁川登陆”的奇迹后，又制定了一项对付我军弱点的“空中封锁交通战役”（即“绞杀战”）计划。
在“绞杀战”计划里，他们妄图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所有要地，军事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线实行毁灭性的所谓“地毯式”的狂轰滥炸。道格拉斯·麦军阿瑟还口出狂言，要在三个月的以内，摧毁朝鲜北部地区所有的铁路运输系统，一举切断我志愿军后方运输补给线，割裂我军前后方之间的联系，窒息我军作战力量，以此作为政治筹码，协助其军事上停战谈判的需要。
“大军未到，粮草先行”，这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深谙的道理。我志愿军入在开战之初，在后勤运输与供应上，受到麦克阿瑟“绞杀战”的严厉打击，几乎被美帝国主义掐断了脖子。朝鲜战争是我军第一次在异国领域里进行的作战。由于战场条件远不同于国内，朝鲜地域狭小、人口稀少，无法就地保障几十万大军的供应。志愿军所需粮秣、被服、装备全靠国内用铁路运来，由于敌人仗着空中优势，对我补给线狂轰烂炸，战争的物质保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时，不仅弹药不能及时地运上去，就连部队的口粮也难以为继。志愿军在数九寒天，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里，有的部队甚至穿着单衣，有时几近断炊，弹药也供应不足的条件下，入朝十个月，连续打了五次战役，共歼灭敌人29万，并将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但要想继续扩大战果，像对付国民党蒋介石部队那样，大踏步前进和后退，大口大口吃掉敌人，也难以做到！只能一点、一点的消灭敌人。这个“一点、一点”小到营以下。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零敲牛皮糖”。
如何尽快地提高后勤及装备保障水平，摆在了志愿军领率机关的面前。为了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全面胜利，彭德怀同志决心突然以往对后勤工作管理的思维定势，打破我军编制的常规，在志愿军指挥机关，创建后勤司令部，全面指挥后勤供应问题，并报请中央军委任命洪学志同志为司令员，主管军事物资、装备的调配及所有军事物资的运输的指挥问题。鉴于当时的后勤指挥工作的重点在于运输，物资从国内运输不到朝鲜，什么保障都谈不上！运输工作是后勤保障的最关键的环节。洪学志同志深感此项工作责任重大，要对付狡猾老道的世界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决非易事！在干部中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我军铁道兵年轻的运输专家，当年只有34岁的刘居英同志，任命他为志愿军前方铁道运输司令员兼政委，另兼铁道军事管理局局长，全面负责志愿军地面运输问题。
人物概述
  刘居英
[3] 刘居英，原名刘志诚，吉林省长春市人。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参加北京大学党支部工作、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参与领导“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2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6年8月，任中共北方局豫西特派员，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宣传党的主张。同年10月，组成豫西工作委员会，配合红军北上和东进。1937年1月调回北京，做宋哲元部（29军）地下党工作。同年5月，调东北特别委员会任组织委员，“七七”事变后，到太原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到山东莱芜地区组织抗日武装，任莱芜县委书记。同年12月，与徂莱山起义部队会合，合编为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刘居英任支队第一团政治委员。1 9 3 8年9月，调山东省委，负责统战工作，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1940年任山东民主政府公安厅厅长，被选为行政委员。1943年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 1月，任长春特别市市长。同年12月， 任东北民主联军吉黑支队政治委员。1946年2月，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同年1 2月，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1948年12月，任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1949年2月，任军委铁道部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第一副局长，迅速恢复东北地区铁路交通，保证了部队入关作战的军事运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任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同年1 0月，任东北军区运输司令部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保障铁路运输，及时调运部队及作战物资入朝。1951年8月，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简称联运司）副司令员。1951年1 2月2 3日，为粉碎美军在铁道线上进行的“绞杀战”，加强前线抢修、运输，高炮部队的组织指挥，联运司成立了中期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前方运输司令部（简称前运司），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沈阳移驻朝鲜，组织指挥铁道兵团4个师另一个团、高炮部队3个师另6个团、铁路工人万余人。形成铁路抢修、抢运与高炮防护三位一体紧密配合、粉碎“绞杀战”，保障了铁路运输和前线补给。刘居英为创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取得抗关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54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1961年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66年3月，军事工程学院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刘居英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72年6月，任海军政治部主任，1977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78年5月，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参与组织指挥部队修建青藏、南疆、通霍、兖石铁路。1982年，任引滦入津工程总指挥。1987年1月离职休养。
刘居英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人物生平
刘居英，吉林省长春人，1917年生。1935年以化学单科10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化学系。年轻时代的刘居英思想活跃，追求正义，崇尚革命，在北大读书前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国难深重，日寇入侵华北，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刘居英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积极分子，运动中游行时，大个子的刘居英扛着大旗，威风凛凛地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此时他是北大团支部书记。后因国民党搜捕，被迫转移到豫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豫西特派员。后因抗战形势的需要，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山东根据地。刘居英来到山东，正值我党在山东大举抗日义旗之时，他在莱芜地区组织抗日武装，次年与徂徕山起义部队会合，任团政委。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抗战胜利后，刘居英随罗荣桓到东北，1945年后，任长春市市长兼卫戍司令部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支队政委，吉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哈尔滨铁路局、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第一副局长。建国后，任中长铁路管理局中方局长。抗美援朝开始，刘居英率铁道兵部队入朝，开始了他的铁道兵生涯。
1951年8月，刘居英上任伊始，正赶上由美军及其同伙，包括英国、法国等18国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开始对我军大规模地遂行“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计划。当时，敌方在军事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军投入战场的各种类型飞机共1100余架。其中，用以攻击我军集结地域、后方基地、交通枢纽以及运输车辆的兵力达50%以上。到7月份，美空军兵力又增加到24个大队又10个中队，拥有各类型飞机约1700余架，且飞机作战性能也大有提高。战役最激烈时期，美军每天出动220多架B－29轰炸机，每架携带15吨炸弹，当飞机集群起飞时，整个天空像发生了蝗灾时大批蝗虫起飞、遮天闭日，昏暗的天空上投下的无数炸弹像冰雹似地落向我军所控制的铁路、公路、桥梁，响声震天，弹片和各种碎片在空中飞舞，到处是一片废墟。有人统计，在我军铁路路基上，平均每7米就落下一颗炸弹。在交通枢纽处，敌人还投下许多定时炸弹和子母弹，用以杀伤我抢修人员，或破坏我已经修好的公路、铁路和桥梁。对公路、铁路两旁的树林，美军更是投入大批的凝固汽油弹，烧毁树林，使我军车辆无法隐蔽。形势极端严峻！
我军入朝初期的情况是，当时是既无空军，又无防空兵器，更没有防空经验。入朝初期仅有一个高炮团，共36门高炮，第一批入朝的6个军共计有18挺高射机枪。本来，苏中两党协议，指望战争开始，苏联会派空军来朝鲜参战，事到临头，斯大林又变了卦。这时，志愿军早已集结到鸭绿江边待命，朝鲜战局危如累卵，为了顾全大局，志愿军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还是出了兵。所以志愿军在对敌空军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中，开始时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是采取消极的伪装、隐蔽、疏散等防护手段，较大的作战行动和后勤保障，只好在夜间用夜幕掩护下进行。偏偏在这要命的关头，天公也出来捣乱，1951年8月，朝鲜北方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到处是洪水。部队一方面要组织抗洪，另一方面还要组织运输，在天灾人祸双重打击下，我军车辆损失很大。从1950年10月25日入朝算起到11月8日止，仅仅半个月时间就损失汽车339辆，占我汽车总辆数48%。在第一到第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的粮食供应仅为部队总需求的25%，弹药只能做到重点补给。
临危受命的刘居英，面对严峻的形势，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为了完成运输任务，他必须勇敢地同老牌的名将麦克阿瑟斗智斗勇！刘居英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术，他决定先在诸兵种协调上下工夫，努力使铁道兵成为合同军队的一员，力图摆脱孤立挨打的被动局面。在志愿军本身没有现代化的防空力量的条件下，刘居英指挥铁道兵，采用各种土技术、土手段，想方设法抢修铁路桥梁与线路。在被炸地点，让工兵和汽车运输部队，组织人员使用人力进行漕渡或实施分段倒运。所谓漕渡，就是在河水里用人力拉纤的方法搞运输，这是我国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在大运河里运输的方法。分段倒运，就是使用人挑肩扛、人力车、马车一起上的办法。总之，为了保持铁路运输不因局部铁路被炸而中断运输，什么原始的、古老的办法都用上了。战士们还创造出“出格”的调度办法，晚上趁敌人轰炸的间隙，鸣枪为号，让几辆火车，像赶羊一样快跑，迅速通过水下“暗桥”。“暗桥”就是战士们在河流水面下修的隐蔽性桥梁，由于桥修在水下，敌机看不见。就这样，部队巧妙地把一部分被阻的弹药和后勤物资运上前线，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战场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的后勤补给。当然，这种补给离志愿军的需求还相差很远。
中央时刻关注着志愿军装备的改善，为了更加有力地反击敌人的“绞杀战”，1951年9月前后，军委从国内调来了3个高炮师，用以加强志愿军地面防空力量，与此同时，我年轻的空军也开始投入了反“绞杀战”的战斗，这样我军的防空力量一时大为增加。这些部队统一配属给刘居英指挥。在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有机配合下，刘居英指挥铁道兵在加强抢修的同时，不断总结战士们反“绞杀战”斗争经验，创造了“列车片面续行法”。所谓“列车片面续行法”是在铁路运输受阻地段，抓住有利时机，敢于打破铁路运输传统的发一列货车，回一列空车的惯例，将装满物资的重车，一列接一列的连续发现，使各种物资在一个区段上得到了源源不断地续行，抢得了时间。因为，打破了去一返一的惯例，所以称为片面续行。这就保障了弹药、粮秣及冬装能及时送到前线。此阶段通过封锁区的物资达15400多箱，初步改变了我军前线的供给面貌。
  到1952年上半年，我军防军力量又有较大地加强。祖国大后方又调来了两个探照兵连和三个雷达兵连，来配合铁道兵作战，使防空力量更为加强。雷达部队开始工作后，可以远距离的发现敌机，部队实现了对飞机的远距离预警，使列车可以提前作好隐蔽斗争的准备。探照兵连则在黑暗的夜空里发出了强大的光柱，将夜航的敌机锁定并暴露无遗，极大地提高了我高炮部队的命中率。同时，也加强了对敌机的震慑作用。美军肆无忌惮的时刻终于过去了！与此同时，铁道兵在刘居英的指挥下，在铁路抢修方面，还创造了“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战术。为了对付敌机的轰炸，在许多地方修了大迂回的线路和许多便线、便桥，以确保有多重线路可以通车。在铁路运输方面，我军也不断总结经验，创造了“月亏集中突运”、“抢22点”和“重、空车循环运输法”等灵活对策。在志愿军的有力反击下，到1952年6月，美军雄心勃勃的“绞杀战”计划终于宣告失败。此时，那位不可一世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也被美国政府解职，卸任回国了。
在抗美援朝战史上，铁道兵的这段英雄业绩，被称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刘居英将军就是铁道兵的总指挥。他是我军所有将领中，最早体会到高技术战争威力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在高技术战争中，以智取胜的第一将。笔者这样讲，也许有人讲，当时高技术战争还没有出现。但这只是在名词上的界限。现今，高技术战争的重要特点是，战争双方作战部队不直接接触，采用的技术手段是，远距离平台和精确打击相结合。朝鲜战争中，美国发动的“绞杀战”，就是以强大的空军为基础，把飞机作为作战平台，至于精确打击，当时，虽然做不到，但他们采取了地毯式的轰炸，其威力也不亚于精确打击技术。
刘居英将军这段经历，对以后他在哈军工的办学，无疑增加了各种思想上的准备。朝鲜战争培育了他，使他成为独具超前眼光的军事教育家。成功的军事教育家，就是要像邓小平同志所精辟指出的那样，“面向世界、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即能够预见未来战争的样式的变化，预见未来武器的发展方向，以及对未来战争样式的影响。抗美援朝结束，1954年春，从前线归来的刘居英由周总理亲自推荐，出任哈军工第一副院长，协助陈赓同志主持日常的教学和科研等各项工作。历任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文革复出后出任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员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一级解放勋章。
军工之光
主持人：凤凰卫视陈晓楠
口述者：刘居英 （原 哈军工 第二任院长）
访问时间：2005年2月
陈晓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有一所大学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因为坐落在哈尔滨，人们习惯地称这所学校为“哈军工”，而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这所学校，曾经凝聚了毛泽东时代所有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梦想，有一百五十多位将军，三十九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更多的时代精英都曾经在哈军工度过难忘的时光。这样一所学校，仅仅在成立了十三年之后，就湮没在中国的政治风云之中。 
一九六六年，哈军工被迫退出军队序列，随后而来的肢解、搬迁，终于使这所高等学府不复存在，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而四十几年后的今天，哈军工这个名字也几乎已经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历史真如人们所说，是过去与未来的对话，那么我们的讲述人刘居英将军的回忆可能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曾经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刘居英记忆中的哈军工，更像是一个传奇，烙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曲折而艰辛的历史中。
这所学校，由开国大将陈赓创立于一九五三年。那时，这所学校的创立是中国办学史上的奇迹。怎样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建成？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哈军工第一个难解的谜题。而这个谜题的答案，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场说起。
刘居英：我就讲哈军工，一九六六年四月一号以前是哈军工，以后就不是哈军工了。咱们那个同学到底争气不争气，所以我一看，我死能瞑目，我很高兴。坟茔上的奇迹陈晓楠：一九五○年，毛泽东用“唇亡齿寒”四个字就概括了出兵朝鲜的意义。从那时起，刘居英奋战在朝鲜战场上。他亲眼见到，中国军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巨大的伤亡代价，这个代价也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立二十几年来，第一次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
刘居英：美国伤亡很大，我们伤亡也不小，确实不小，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也参加了。我们这个队伍是能打仗的，美国不如我们。但是，我们伤亡大，就是美国装备现代化，各军兵种联合作战，部队的演习是现代化的。我们呢，基本上还是以步兵为主的队伍，扛着步枪，机关枪进去的。当然也有炮，解放天津，淮海战役也缴获了不少炮，但是不配套；坦克有几辆，也不太多；飞机那时候我们刚成立，刚训练；海军军舰根本不能到海边上去，一江山岛那儿一打，打沉了好几个。
所以，我们属于以步兵为主的这么一个军队。打败了蒋介石倒是真的，但是，他也不是合成军队。但是美国是个现代化的军队呀。有许多都是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基本在人家那儿啊，我们还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把他包围起来了，人家坦克车开道，呜呜一开走了，比我们两条腿跑得快得多。
那个仗还要继续打，所以我们的部队急需变成现代化的军队。这是解放军哪，一个大的飞跃，非这么干不成，不这么干我们国家政权巩固不了，出事我们解决不了啊！牺牲的人太多。所以这就是两个问题，一个装备，我们自己那时候不能生产啊，飞机也不能生产；第二训练，给你装备之后，谁开呀，怎么打呀，坏了谁修啊。现代化装备可以花钱买，勒着肚皮花钱可以买，但是交给你，你能够维护，能够使用，能够根据这个基础再研究、设计、制造、创造，这一批还是军事的技术干部，高级的，没有这个，现代化保证不了。
所以，党中央开会决定使军队迈一大步，现代化的一大步，跨越式的。所以就决定成立这么一个学校，正规的学校，训练高级军事技术干部，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紧急成立，紧急调干部，指定陈赓，你干这个事。陈赓那时候是志愿军代司令员。
陈晓楠：毛泽东有一首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记述的是一段湘江赏月的往事，陈赓就是其中的一位“同学少年”。
作为当年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陈赓是当时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那一年黄埔军东征失败，陈赓救下了想要自杀的蒋介石，冒着生命危险把蒋介石从火线上背了下来。此后陈赓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参谋。然而，当他从蒋介石叛变的屠刀下救出黄埔的所有共产党员后，他与这位前校长成了终生的敌人。
在刘居英的记忆里，他对陈赓更进一步的了解，却是在五十年代的朝鲜战场上。当时的陈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刘居英是志愿军铁道兵司令。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这场战争中见识到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军队的力量。
一九五二年，朝鲜战场上胜负难料，陈赓被一纸委任状急召回国。毛泽东说，限你三年之内把学校办起来。而此时，除了一些来自苏联的专家，陈赓一无所有。据说，他曾在某次会议上抱拳请所有人多多帮忙，然后就一路北上，将学校的地址，选在了哈尔滨。
刘居英：选位置选到哈尔滨，选到哈尔滨现得文庙街，南岗。南岗是什么地方呢，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个传染病院，很简单的一个传染病院.旁边是山东人得坟地。山东人进城打工的，死了没地方埋，埋那儿了。
从五二年开始建，五三年九月一号就要开学，五二年建十万平方米，五三年也计划建十万平方米，九月一号才建到六万，学生刚进来，就这么样开的学。那个地方天寒地冻啊，冬天说搬坟，搬了四千多个坟。 
陈晓楠：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陈赓成为哈军工的第一任院长。这位行事果断、迅速的将领，为了哈军工的筹备建设，曾经为一纸批件将周恩来堵在厕所中。周恩来无奈地说，你真应该写到自传里。而陈赓过人的胆识更体现在全国调集教员的时候。刘居英说，那时哈军工的教员，被人们戏称为“八国联军”。
刘居英：真正搞军事，飞机、大炮、军舰，搞这个的，在中国学不着，但是在外国留学的可以学着，人家有这个学校啊。所以有些人就回国了。蒋介石那时候也收容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家回来了。但这些人哪，都说“八国联军”啊，都是从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地方回来的。要按那时候来讲，这复杂得很了，谁也不敢用啊。但是我们军工，陈赓那时候考虑，非用不成，没有怎么办哪？都让苏联人上课，上课谁懂啊？现学俄文，他不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都来了。
陈晓楠：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哈军工正式成立了。此时的刘居英，还作为志愿军铁道兵运输司令，奋战在朝鲜战场上。那时的他并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将和哈军工这所著名的学府结下不解之缘。
对刘居英而言，一生中有两个学校对他影响至深。一个是青年时代，他曾经以数学一百分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之后，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走出学校参加革命，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一名军事将领。 
一九五四年，刘居英从朝鲜战场上回国，这一次，他将要再回到学校中去。
刘居英：解放战争进入东北的时候，我是从山东过去的，大军过江，我们是指挥所的，搞小船过渤海，十个师啊。后来到东北，我搞军运，支援朝鲜搞运输，也经过很多战斗。大学生学得不怎么样，打仗还可以，我五四年四月份回来的，朝鲜打仗啊。陈赓当时是哈军工的院长兼政委，所以他也想搁个人，他管大事，搁个人给他顶着日常工作。所以，在中央开会就提出来，说得找这么个人。还说，这个人难整啊，军队都是农民暴动起来，一个大字不识的很多人，去哪儿找这么个人？还幸亏有这么一个，我这个臭名远扬，我进过大学，北京大学啊。陈赓说，这个人成，这个人脑袋成，他也能打仗。陈赓赞成，这样给我委任了，中央定的。微澜陈晓楠：这是当年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委任状，从此，刘居英成为陈*赓的助手，哈军工的副院长。一九五五年，刘居英成为中国几个最年轻的开国少将之一。那时的哈军工，已经开始声名鹊起。在刘居英印象中，哈军工的招生工作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
刘居英：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招军内的干部，后来军内不够用了，所以到了一九六○年的时候，就决定从地方大学里优先保送录取。正赶上那个时候是大跃进哪，大 跃 进各方面都要工程师，各军兵种那更不用说了，这个说我得建一百艘军舰，那个说我建一万辆坦克，那工程师就多了。就有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啊！所以，一九六○在广州开会的时候，罗*瑞*卿总长开会，说，你们需要多少人哪？一统计，需要三十七万，三年之内需要三十七万军事工程师。军事工程学院一年要产十三万，我哪来那么多？母鸡下蛋也得喂呀！不成啊！后来逼得说，这两年你奔一万人干。其实开始的时候，工程学院的定额是四千学生。这么设计的，一年招八百人。所以，六一年招了二千九百人，先前又招了二千二百人，加一块是五千一百五十人。这样招人，等级下降了。
根据我们的教学计划，技术课上的比清华还多，我们的数学课比北大数学系还多呢。我别的不懂，高等数学我都学过。我一看不成，数学系三年级学生的课程，那么多，到这时候教学质量下降啊，学生学不下去，自己要回家跑。所以留级了七八百，处理了五六百，这叫“泻大肚子”，所以，六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严格招生标准，不能低。所以，这一年招了好学生，都在地方学生中招的。北大、清华、哈军工，全国最有名这三个学校，当然都要招好学生。六二年招生我还亲自下手去上海选好学生。那时候就和清华有点小矛盾了。全国统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你想要多少。我想要多少？其实我跟蒋南翔（当时的教育部长——编者）还很熟啊，我们“一.二九”一块儿干起来的。争学生，我们的招生老师，当时教育部长蒋南翔还挺好，说，你们俩吵什么？后来我们就互相拉勾了，你要点，我要点，后来传成佳闻了。我说，我们没啥矛盾，就是都要点好的。
陈晓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哈军工已经与清华、北大齐名。那个时候的哈军工在人们的心中，还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当时的开国元勋们，他们的子女或者亲属，很多在哈军工就读。十大元帅中有七位元帅的子女，十位大将中有六位大将的子女、亲属就读“哈军工”。有人说，哈军工几乎成为“将门相国之后”的专门学院。
陈毅的儿子陈丹淮，也曾经是哈军工的一名普通学员。在一次访谈中，他曾经提到过当年报考哈军工的经历。实际上，即使身为干部子弟，一样要有优异的成绩才能通过哈军工几乎苛刻的招生考试。“硬碰硬”的过程，和普通学生丝毫没有分别。
刘居英：开始的时候，高干子女考得很好的也是很少数，过我们录取线的人比较少。后来，六一年大跃进了，扩大招生了，录取线下降了，那时候哈军工也有名了，清华、北大、哈军工，都有名，老百姓都知道了，所以干部子女都愿意考。这时候考试标准也下降了，在合格以上进来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到六二年一整顿，不合格的该留级的，该退学的，这里干部子女也不少。有的来人说，我们再学一期？不成，学不好，不成了。
那时候有反应啊。这些子女一退学，家长不愿意呀，以为能望子成龙。所以就讲，你这个军工是不是也讲阶*级了？你们军工是不是没有阶级观念哪？我们这些子女，那红的，红家庭的子女，跟做企业的经理的子女一样看待，所以成了阶级路线如何如何。
陈晓楠：在许多不同的记述哈军工历史的书中，对哈军工成立的意义几乎有着同样的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诸兵种，多学科，综合性正规高等军事技术院校的诞生。的确，虽然早在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建了船政学堂，由此开始了中国军事技术学校的历史，近百年间，只有哈军工的成立和出现，实现了中国军事面向现代化发展的跨越。
然而，具有开创意义的哈军工，在它把肩负历史命运视为己任的时候，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却成为它意想不到的束缚。有人说，在十三年里，哈军工一直是带着镣铐起舞。在刘居英的记忆里，当时教学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政治运动带来的干扰。而这种教学与运动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哈军工时代的最后一刻。镣铐与舞蹈陈晓楠：刘居英说，哈军工有两个黄金时代和两个倒霉时代。区别就在于政治运动的多少。因为哈军工痴迷于教学，所以总是运动中不合格的那一个。第一个倒霉时代是五十年代末，哈军工第一次被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从此，哈军工就总要想一些 “鬼主意”，来对付运动对教学的冲击。
刘居英：五七年反右派，五八年大 跃 进，五九年反右倾，所以就来个反教条主义，推翻我们这个教学组织。说，这是教条主义。北京开反教条主义会议，我们参加会议上，我觉得没法说，我哪有教条啊？所以就没递上这个发言稿，就成了罪状了。说，你全是用苏联办法训练的，你不教条怎么着？这回来又让我们自己反，就是整开了，让我们取消这个，服从运动，来点什么运动就停课。
这个时候我就跟陈*赓商量，我说咱不能干，所以就没干。没干好就挨批呀。五七年反右派开始，刘有光在家，我出门到苏联去参观去了，没太干，大概挨批了，这个学院怎么不反右派？我回来以后一着急，反了，一反还反错了，所以受一次损失。
反完了之后，还得恢复，还要干。我把工作人员和教员、学员完全分开，学员、教员，上课的人别搞运动，上完课回来慢慢再运动。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管事的，大多数全天运动。我不是也搞运动嘛，你说我没搞运动，天天运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后来上边来人了，说，你非停不成。不能再上课了，那只有不上课了。不上课怎么办？运动只有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有办法，一个是星期天，一个是假期我不开了，我补，这不又上来了。有时候学生必须参与运动，好，学生参加三天，你使劲给我运动，所谓要运动，贴大字报，一个人二十张，都贴完之后上课去，这不也挺热闹嘛？
陈晓楠：第一个倒霉时代还没有结束多久，一九六○年，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哈军工又一次遭遇危机。苏联专家突然撤走，蓬勃发展的哈军工因为支援分校建设，师资力量已经分散，而新的任务又如此艰巨。
刘居英：我们要搞两弹一艇，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奔这个目标下来了。教学力量减少了，任务全是新的，有的根本都没门儿，原子弹谁知道，谁也没见过，哪本杂志、书上都不写。苏联专家不告诉，走了，跑了。我们就通过各种关系搜集资料，一点一点的。那些老教授来研究，开会、讨论，先学习，后编书，这么训练。那个时候我曾有一句话，我说，哈军工存亡在此一举，整不好就要灭了，没了。那个老教授直出汗，周祖同累得趴地下，他还原子弹原理，他哪见过原子弹啊！他搜集各种杂志，德国的，英国的什么，搞一点，搞一点，还有居里的。还有很多教员都这样干。
这时候，我们研究机关有任务了，中国要想在地球上站住了，第一个，人造卫星要上天，第二个，原子弹要打下，第三个，洲际导弹要出来。我们学生刚训练哪，有的训练两年级，三年级，连窝端。别训练了，就这帮人，挺好，都给我，那个导弹发射基地，就是马兰那个。我们一个班五十四个人，二年级就去建设那个基地。还有原子弹研究，生产原子弹的工厂，那叫基地，我不讲多少号了，在渺无人烟那个地方，我们一个年级一百多个人全给他了。从一年级起到四年级，都给他了，等于这系一半儿都给他了。这帮人在那边参加研制，奋斗，加上自己的知识，加上哈军工精神，艰苦奋斗，有的搞了三十、四时年哪！
九○年的时候，我到四川看我们那帮人，都白头发了，问他们二级部研究院，我说，怎么样这些人？他们说，全靠这帮人了，来的时候年轻，都五十多了，真奋斗终身哪！所以，哈军工的毕业生，为什么说有名呢，最后这看到结果了。说你工厂有名没名，你看海尔，看你的冰箱啊，我把冰箱打开一看，不坏，海尔很好，名誉就上了。哈军工也看产品，就是学生。
后来，哈军工扒了军装，文化革命把我们打散了，整个学院给分散，消灭了，这个我不用讲了。那么学生到底怎么样，后来我也看到了，我们整了半天，出一身汗，咱们那个同学到底争气不争气？我一看，死能瞑目了，我很高兴，确实不坏。我对你讲，不是我吹，那一窝端去搞原子弹生产工厂，最后1964年10月10四号在那个发射岛发射，从生产基地把原子弹押送到基地去，从基地挂到一百二十米的架子上，离开之后回指挥所按电钮的，就是我们的学生。第一颗原子弹押送，挂起来，发射，是哈军工的学生，姓韩。第一颗人造卫星，指挥，创造，发射，也是我们的学生。洲际导弹，我不讲多少号了，打几千公里那个，外国人很害怕那玩艺，我们自己设计，不是苏联的。
陈晓楠：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曾为即将成立的哈军工题写了一篇《训词》，《训词》中说，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然而，十三年后，哈军工的仰仗刘居英却发现，掌握和驾驭技术，也就是知识，成为哈军工遭遇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对当时的哈军工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哈军工所有的干部、教员、学生，在校园里默默地摘下了代表着军人身份的帽徽和领章。从这一天开始，原来意义上的哈军工已经不存在了。
刘居英：哈军工有名啊，不是哪一个人干的，是我们党干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障碍，就在这正常的教育、训练，这样的严格要求的训练和秩序，与政治运动的矛盾。那个时代呀，不断地有政治运动。来一次运动，反正我们就是运动里那些不合格的。什么教条主义，什么右派，右倾啊。最后，哈军工成了四比一，四个突出，突出毛泽东思想，林彪突出政治，我们不突出政治。黑样板，头一个就是哈军工。所以，最后文化革命拿哈军工开刀，先在这开，有道理的。沉默的谜陈晓楠：1961年，陈*赓因心脏病，在五十八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四个月后，刘居英成为哈军工的院长。在以往所有与政治运动的对抗中，哈军工没有输掉过一节课。然而，到了1964年，刘居英才明白在那个时代，哈军工已经不知不觉输掉了自己的命运。
1964年10月的长沙会议，是哈军工悲剧的起始点。一场军队院校大整风，哈军工是不合格的头一名。因为如此，后来林彪的一封电报，硬生生扒掉了哈军工的军装。
刘居英：那是1964年的10月。我知道的，是国防科工委路扬拿着当时林彪的电报。电报很简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退出军队系列。就这个，交地方，黑龙江省。就这个。什么也没说，怎么继承也不知道，没别的，就这个。
事先我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可能有人知道，因为有人要跑。我看长着腿都要走。别人都走，我走不了啊，所以最后的时候人都走了，就剩我了，哎，就剩我了。
文化革命那时候批的，什么“两老办院”啊，，那时候可都是罪状，都是我的罪状，说好的，就不是我的了。那个时候我就是总后台呀，修正主义总后台，哈军工，所有知识分子总保护伞就是我啊，所以不斗你斗谁啊，那是应该的。
陈晓楠：叫什么都行，就是别用军事两个字，是当年哈军工推出军队序列得到的唯一答复。文革中，北京大学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倒了刘居英的哥哥，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第二天，刘居英就被当街揪斗。
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在林彪发布“一号命令”，要求紧急战备，哈军工就得到了一纸南迁的通知。原来的学院被打散，主体迁往长沙。文革中，刘居英在牛棚中受尽苦难。而此时的哈军工，甚至有教学楼沦为马棚。只是为什么哈军工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刘居英：因为我们那地方是搞修正主义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张*春*桥讲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都是“禁用词语”。张*春*桥他们讲的。我是这帮人是保护伞，走资派。
陈晓楠：叶剑英元帅在一九七〇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庐山云雾弄阴晴。那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拉开大幕，政治的云雾阴晴未定。此时，远在哈尔滨的哈军工，已经在一纸南迁的命令之下，消失于历史的记忆之中。
为什么这所那么有名的军事工程学校，会突然被迫退出军队序列，继而在文革间遭遇搬迁，肢解这样不寻常的灭顶之灾？从而不复存在。原因究竟是什么？已经成为一个未解之谜。是六十年代左倾思潮下的悲剧，还是权利斗争下的牺牲品？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阴差阳错？当我们向刘居英将军，这位曾经与哈军工共命运的老校长追问事情的原因时，他回答我们的却是沉默和愤怒。对他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事情。他只能选择沉默来表达他的愤怒与惋惜。
所有不为人知的真相，依然锁在回忆当中。今天的我们，也只能从字里行间去寻找，去思考。然而无论事实真相是怎样，就像一位校友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哈军工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怀念。
陈晓楠：如今，八十八岁刘居英居住在北京。在他的客厅里，只有这样一张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几年前回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也就是当年哈军工的旧址，一群学生将他围在了中央。摄影师在这一瞬间按下了快门。
如今，迁往长沙的哈军工成为"国防科技大学"重新发展起来，刘居英依然每年都会回到哈军工原来的旧址去看一看。
那个地点现在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一所地方大学，是由当年哈军工的“海军工程系”发展而来的，那个地方还是很好。那块土地上，每一粒土都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