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家宝
作品
哈佛大学艺术教授Seymore Slive[18]﻿﻿﻿曾将马氏归类为古典西洋画画家：「他早年习得西方画家的传统题材，画风及技法，一开始即对色彩感觉敏锐。似乎他找到自己的风格与主题后，就一直坚持下去，无意实验或转用同代新锐画家的不同技法。」马氏没有为创新而创新，绘画不为大众理解的作品。他明言坚信写实主义，摒弃抽象主义：「画家应该把画笔去造福国家民族及全世界人类，切不可做写怪画的空头艺术家。」 
人像画19世纪中叶以前，逼真技法依然深受重视，但摄影普及以后，画家必须展现照相机无法表现的特质。优秀的人像画家，除了描绘被画者，更要表达出历史，个性，情调与感觉。1507年达文西的名作《蒙娜莉萨》，捕捉了扣人心弦的特质，令观画者与被画者产生联系，却不失神秘感[19]﻿。 
自画像观画者可从自画像了解画家的个性，其外在及内心状况。有别于林布兰（1606年－1669年），马氏没有要求学生临摹其自画像，所以传世的作品有限，仅得八幅，最早的一幅绘于1964年，最后是1983年，即逝世前两年。他的首幅自画像，展现了年轻却成熟的自己，成画于接受媒体采访之前。马氏希望趁机向世界宣示，他是热爱和平的西洋画画家。1966年的《自画像（喜庆）》与林布兰1635年的《自画像与莎斯姬亚》（《浪子回头》）极之相似。 
1636年，林布兰在亚姆斯特丹的画坛颇为吃香，获海牙宫廷资助设立画室，并迎娶了镇长的千金，踏入名门。当时林布兰已打进上流社会，名成利就，后莎斯姬亚（Saskia）被亲戚侵吞父亲的家产，林布兰状告得直。《浪子回头》中的夫妇二人，彷佛为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而洋洋自得，画家的华衣美服与趾高气扬的态度，被认为是在炫耀财富与年轻的娇妻，孔雀馅饼则象征穷奢极侈，常见于描绘败家浪子的作品[20]﻿。 
类似的铺张，见诸马氏1966年的《自画像（喜庆）》。大虎虾在当年是贵价高档海产，常见于筵席，即使中产家庭也难以负担，画家更戴上皮手套，皮具在60年代是奢侈品。马氏在其他自画像[21]﻿中穿着素雅，但这幅画中的他，却穿上白领衬衣，绿色丝质领带，铜拉链开胸毛衣，绿色大衣和时尚开司米围巾，这身打扮大概是马氏当年所能负担最昂贵的衣饰。 
橙酒是进口货，索价高昂，持杯的手势与林布兰相若，方向相反。马氏的笑容及红润的嘴唇，明亮的印堂，显示其身强力壮，且双眼充满希望，对未来踌躇满志。林布兰的醉眼与怀中象征意义的妓女，代表画家承认自己跟所有凡人一样，背负贪婪与欲望的原罪，但马氏并不把舒适生活和美食视为罪恶。这段时间，马氏遇上盘谷银行总经理，这位手头宽裕的画迷，日后购下他的画作，可观的收入令马氏自信选对了职业画家的道路。 
两幅作品极之相似： 
手势与表情。林布兰手持酒杯的姿势，相对于马氏手持相同酒杯的谦恭，表达出不同程度的欢乐与奢华。马氏在事业上初尝成功滋味（以金钱衡量），而林布兰年纪轻轻就收取丰厚的画酬，所以林布兰打扮成挥霍的浪子，就铺张的感觉而言，《浪子回头》比《自画像（喜庆）》来得强烈。 
林布兰抱住妻子莎斯姬亚的轻佻态度，直把其当成妓女（坐在醉汉腿上的女人，在17世纪被视为妓女）。马氏却正襟危坐，直视观众，这反映了两者对金钱成就的态度有别。马氏不敢耽于逸乐，避免出轨带来不幸，所以他露出知足的笑容，林布兰却是狂放地大笑。 
画意。眼神是人像画的焦点，能界定模特儿与观众的关系。马氏直视观画者，林布兰则是往左下方斜视，以眼角余光看观众。马氏享受美酒，却未如林布兰醉态毕露。 
服装与装饰。两者身穿华衣美服，林布兰身边更有炫耀富贵的孔雀馅饼，马氏的头盘大虎虾同样奢华，突显了富裕的生活方式。 
不少人看过马氏与林布兰的自画像，都认为两者画风相似，难怪马氏被誉为「东方林布兰」。 
家居生活 
17世纪，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画作日趋普遍，很多画家都用家居作为作品的场景，而非主题，从而透露主人的状况，兴趣乃至个性。穷困的马氏身处人烟稠密的香港，被迫蜗居于狭小的寮屋，以家作为画室。迪亚哥·委拉斯盖兹1656年[22]﻿的《宫娥》，影响了居斯塔夫·库尔贝1855年[23]﻿的《画室：现实的寓意，我七年来艺术生活的概括》，启发了马氏创作1964年的《画室》。 
民间寓意作品寓意画适用于突显民间组织的地位及纪念国家事件，政府往往会资助这类作品，描述历史大事的道德意义，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名作正是典范，纪念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查理十世的政权。象征自由的女人，领导人民踩着烈士的遗体前进，一手高举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帜，一手挥舞刺刀火枪。堆积如山的尸体成为台阶，让赤足袒胸的自由女神迈步，走出画框，踏入观画者的空间。 
德拉克罗瓦的作品绘于1830年秋，无论是意识上或事实上，1830年的革命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仿：穷人反抗君主，贵族及教会，但当年主要是城市贫民不满苛刻的劳动条件，工人阶级纷纷组织起来宣泄不满，令德拉克罗瓦大受震撼，于是以贫苦大众为绘画对象。他在10月12日致兄弟的信中写道：“辛勤使我怨怼全消，我没有为国家打仗，但至少我会为她作画。” 
批评家认为，作为自由化身的女主角非常真实。法国的象征玛丽安娜，代表自由女神和不屈不挠的人民女神，尽管被当代艺评家贬为「可鄙」。政治家视此戏剧化作品为政治挑衅，故法国政府悄悄把画藏起来。这幅画又启发了纽约市自由神像的造型，法国向美国送这份大礼，仅仅是《自由引导人民》成画50年后的事，神像手持火炬的姿势，恰如画中的女人[24]﻿。 
马氏在《为了活》的背面写上了注释：「1944年海丰农民革命队伍已很壮大，当时某乡称霸地主率领武装，下乡迫租时为农民游击队截击时情形。（此画作于一九五五年马家宝并记）」 
两幅画极为相似： 
社会阶级成员。《自由引导人民》的战士们由多个社会阶级组成，有头戴高帽的上层阶级，革命中产阶级或布尔乔亚，由持手枪的男孩为代表，他们武装起义，号召各阶层的人民反抗专制政权。《为了活》的战士们，社会阶级大同小异，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推翻压迫与剥削他们的资产阶级地主。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被剥削的低下阶层起义，对抗并铲除富裕阶级，达致无产阶级专政。 
画意。眼神是人像画的焦点，界定模特儿与观众的关系。《自由引导人民》与《为了活》中人物的眼神同样暴烈和坚决，假如这是人物灵魂的关键，马氏笔下的眼神大概比德拉克罗瓦更为传神。 
强调红色。在近乎单色调的作品中，男孩的红布袋与红旗互相呼应，向观画者传达共产主义胜利的含义。1830年七月法国的起义，不以颜色为象征，共产主义则以红色为代表。画家在近乎单色调的作品中描绘的两块红色，充份表达出政治意识。 
行进方向。自由女神从背景向观众迈步，带领右边的男孩及左边的高帽男子；赤裸上身的农民兵则走向画面右方。男孩在左边，农民兵在右边的排位具有深层意义——左翼共产主义逐步渗透并取代右翼的法西斯主义。 
抗议社会不公 
19世纪，抗议社会不公成了欧洲不少画家的强烈元素。独立于富裕的资助者，国家及教会，艺术家才能自由发挥。当时马氏身处的香港，正值社会动荡，政治革命，内地移民涌入潮及工业化之初，遂藉作品表达对穷人受压迫的愤慨，他们包括农工，矿工或工厂劳工。 
政治 
政治家与统治者向来着重艺术的教化效用，史上伟大的元首，国王和女王，家族王朝及操控人民的国家，均善于以艺术自我宣传，达致政治目的，表彰成就，维护威严。中国的例子之一是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像。 
马氏获新华社社长梁威林[25]﻿先生委托，于1977年8月及9月，为毛泽东主席及华国锋主席绘画2米乘1.5米的人像画，这大概是他笔下最大的人像。马氏在1977年9月23日将两幅画像送到梁社长的办公室，相信曾于国庆节在香港展出，但此后一直不见影踪。 
战争 
自古以来，不少画作都以战争场面，表扬英勇的征战，国家，统治者或元帅的显赫武功，但战争同样带来残酷的冲突与暴力。例如弗朗西斯科·德·哥雅描绘马德里战况的《1808年5月3日的处决》，以及1961年的《血海》，都是画家以作品表达立场及义愤填膺的感受。这些作品中的战争，不再关于英雄主义或荣耀，而是杀戮与磨难。 
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史称第二次中日战争，受直接军事行动波及的平民，死者1,073,496人，伤者237,319人；日军空袭[26]﻿导致335,934人死亡，426,249人受伤。哥雅集中描绘白衣者，刽子手并无面目，突显个人苦难，男人高举双臂，俨如基督受难，其体型比例之大令其倍显重要[27]﻿。马氏则描绘身穿军服的日军刽子手举起刺刀，地上的赤裸妇女一边乳头遭割下，后方列队的人群，则向观画者迎面走来，陆续被相同的方式处决。 
风景画水 
水无常形，复杂如人生，有海面狂怒的风暴，也有静谧的湖泊溪流，画家们写尽了水的各种状态。大海或风平浪静，或怒涛翻涌，马氏1964年的《暴风中的小艇》，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海浪的动态，当时台风袭港，带来了暴风雨，马氏在海边驻足观察。 
乡郊生活 
多个世纪以来，画家（尤其是北欧画家），一再从农民生活提取丰富灵感。18世纪的风景画充满对田园的渴慕，画家将乡郊生活简化成明媚的风光。法国的居斯塔夫·库尔贝和尚·法兰索瓦·米勒，则以描写贫困农户与粗重农活的有力作品，震撼了都市的民众。在香港这种商业城市，农地日益少见，马氏唯有到深圳宝安县的大片稻田描绘收割的情景。 
城市景色 
画家必须对整个城市有充份理解，才能描绘出城市的景色，因为作画时往往会挑选代表该城市的地标。例如贝克赫德（1638－1698）[28]﻿笔下的荷兰哈伦市场，[29]﻿（1753－1824）的莫斯科红场，以及马氏1974年的《维多利亚港》，都是能令观画者立刻认出该城市的作品。 
都市生活 
70年代的每个周末，马氏都会带同家人和学生走访香港各区写生，几经艰苦，创作了大量都市生活作品。「马氏犹如20世纪广东的康斯特勃，为香港嶙峋的海岸与优美的高地融入乡郊浪漫，当中不乏超现实的感觉——画家事业高峰的时期，香港已不再是阳光明媚，稻田和农人的纯真世界，而是转口港和被煤灰笼罩的工业城镇，充满斗争及苦难。」画家儿子马恩国对上述Jing Zhang 在《时代杂志》[30]﻿的评论也有同感：「画家要在作品中捕捉时代精神，家父正是这种画家。他描绘了香港的大街小巷，见证时代精神，令新生代大受启发。他说过绘画是沉默的艺术，如同诗歌，能表达画家最内在的感受与潜意识。」 
香港艺术馆当然也认识这位香港的康斯特勃[31]﻿，所以在马氏死后购入1978年的《长洲街景》。 
静物画 
罗马人以壁画及马赛克制作静物画装饰家居，中国古代也早有花鸟画的悠久传统，13，14世纪的元代画家，就描绘了高雅的竹子和梅花。花卉除了可作装饰之用，更具象征意义。 
例如百合是处女贞洁的传统象征，广见于天使宣告圣母怀孕的画作。至于在东方，菊花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据说洁身自好的诗人陶潜，就对菊花情有独钟，而菊花也属于四大季节花卉。 
菊花[32]﻿是中国数以百计诗歌的主题，画家也往往与特定的花卉联系起来，例如梵高[33]﻿的向日葵。这位后期印象派画家早年笔下的向日葵，采用的却是写实画风。「他把自己看到的向日葵描绘出来，即使凋谢或枯萎仍如实反映」[34]﻿。马氏描绘盛放的菊花，反映他崇尚君子不畏强权的气节。 
所有静物画都或多或少蕴含虚无的哲思，哀叹万物必逝，通常以头骨或时钟等物为象征。最著名的例子是彼得‧克莱兹1630年的 《虚无》，描绘了倒放的酒杯及熄灭的蜡烛。克莱兹的形而上观点，侧重表达书本知识及其面对永恒的虚妄。书本包含知识，经验及超越个人生命，启发人心的不朽思想。马氏自小受儒家的四书五经[35]﻿熏陶，对《劝学诗》[36]﻿的训诲深感认同，思想传统保守，故在1966年的《古为今用》颂扬不断学习。 
博物馆藏品1977年，大概是受到广州鲁迅[37]﻿纪念馆的委托，马氏画下一系列八幅鲁迅访港的肖像，这位左翼作家获得毛主席的高度评价。1981年七月，这八幅画悉数赠予广州鲁迅纪念馆，现为广东美术馆藏品[38]﻿。 
1987年，香港美术馆购下马氏两幅画作：《画室》（1964年） 及《长洲街景》（1978年）
对马家宝的评价
马师生平关怀民瘼、恫瘝在抱，写实画中，甚多描述穷乡僻壤贫民生活，而自奉淡朴、清茶薄酒已自满足。——马家宝纪念画会同人敬撰《马家宝纪念画集序言》
绚烂与朴质，兼而有之。——黄国仁《马家宝的油画》
他才能孜孜不倦的由高度的技巧，再加以不断的提錬，至于绝妙境界。——史朝暾《马家宝油画略介》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在作品中，常用“险笔”（一笔下去，决定作品的成败），如果不是造诣精湛，岂能随意“走险”？而其所用“险笔”又常是作品的神韵所在。这样，你就不得不叹服了。——竹叟《评马家宝油画展》
马氏在风景画的色调中，显见有意改变作风，他的近作喜用明朗的色调去描述大自然的光，让灿烂鲜艳的色彩渐渐回到调色板上。——《偏在毫巅走险笔?敢向西月争华光》
这是一个以最大的热情对待自己的艺术创作、一个对艺术劳动辛勤的画家。——稚堂《看马家宝的画》
马先生的作品，无论是风景、人物或是植物都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不作夸张表达，不卖弄技巧，不随风跟逐，是淡薄无华的，看画如见其人。——梁爱诗（纪念马家宝老师逝世二十周年师生作品展致词）
马老师外冷内热他是言谈比较少，但接触久了，发觉他待人十分热情特别是对晚辈及后进的帮助，我感觉他的一生就是热爱国家民族对生活是追求的，他是既在艺术上严紧认真又是坚持传统的技法亦都不断探求创新。——王如登（纪念马家宝老师逝世二十周年师生作品展致词）
马家宝的传承
1.梁爱诗  2.王如登  3.李真  4.陈仁富  5.王云山
代表作
《涂经理》、《老华桥》、《曲高和寡》、《自画像》、《长洲生活》、《秋郊》、《寒彻骨》、《博扶林牛房》、《椰菜》、《蟹》、《花》、《瓶》、《手》
参考文献
1.李世庄、林亦英等著。《左右》第二期[M]。香港：香港艺术历史研究会出版社。 1999
2.赵世光，《深切怀念画家马家宝》，香港大公报报刊，2005-5-21
3.赵世光，《赵世光纪念文集—谈艺篇》，香港商报出版，247-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