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鸿祯
简介
王鸿祯院士，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为前清秀才。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1945年考取赴英国公费留学。1947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校任教。1980年至1983年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地  王鸿祯 院士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1916年11月17日出生于山东苍山，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7月17日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王鸿祯先生是中国地层古生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地层古生物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之一。历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等。作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他生前一直在此任教。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四射珊瑚的分类演化体系。还提出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两者为主的地层分类方案。组织参与了《中国古地理图集》的编纂。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鸿祯先生从事地质教育和地质科研工作六十余载，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由其亲自授课和指导毕业论文的，有18位后来成为了中科院院士。为新中国的地质教育和地质科研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
主要简历
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西南联大），
1939-1945 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地质系助教，研究助教
1945-1947 英国剑桥大学地质系研究生　　194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7-1950 北京大学地质系副教授
1950-1952 北京大学秘书长，地质系教授；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地质组教授
1952-1956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系主任
1956-1958 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
1980-1983 武汉地质学院院长
1983-1987 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院教授
198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1990年当选为国际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
科研成果
王鸿祯40年代对四射珊瑚骨骼微细构造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出了珊瑚骨骼结构和形成的设想﹐80年代﹐运用电镜扫描研究﹐证实了这一设想﹐并提出了珊瑚全面的分类演化和生物古地理分区。他提倡历史大地构造的分析方法﹐强调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倡地层类型﹑古地理格局﹑古生物区系以及古地磁和构造岩浆活动等多学科的综合分析。提出了中国及其邻区大地构造划分﹐追索了一些地质时期的全球古大陆的分布﹐逐步形成了以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地壳发展阶段论为主导思想的地球历史观。他参加编制的《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图类及亚洲地质图》）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集体）。他领导编制的《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中国古地理图集》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主要著作有《从骨骼微细构造论四射珊瑚的新分类》（1950）﹑《亚洲地质构造发展的主要阶段》（1979）﹑《中国地质学》（合著﹐英文版﹐1986）﹑《中国古地理图集》（主编﹐1985）和《中国古生代珊瑚的分类演化及生物古地理》（1989）。
荣誉及奖励
1980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 　　1982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集体） 
1982 年度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87 国家自然科技二等奖，地矿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8 国家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1989 中国地质学会名誉理事 
1991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地矿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2 国家教委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 1993 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 
1994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地质）奖 
1995 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 
1996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
学术职务
1952-1954 中国地质学会书记 
1953-1954 中国古生物学会书记 
1956-1957 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 
1984-1989 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 
1985-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 
1989-1993 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 
1990- 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
学术活动
1945-1946 《地质论评》编辑 
1945-1947 《地质学报》编辑 
1979-1991 《地层学杂志》副主编 
1979-1989 《古生物学报》副主编 
1980-1987 《构造地质论丛》主编 
1980-1984 《地球科学-武汉地质学院学报》主编 
1987-1990 《现代地质-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学报》主编 
1993- 《地学前缘》主编 
1994- 《东南亚地球科学杂志》编委 
1997- 日本古生物学会《古生物研究》编委 
1997 王鸿祯等主编：30届国际地质大会文集，第1卷，荷兰VSP国际科学出版社，1-214（英文） 
1997 王鸿祯等主编：30届国际地质大会文集，第26卷，荷兰VSP国际科学出版社，1-306
其他介绍
王鸿祯其父王皙是前清秀才，工书法，喜文词。王鸿祯天资聪颖，又在先生的严格教规下，兄弟自相师友，竟相向上，九岁能诵试词。小学是，与其4王鸿祺一起到外祖家的郯城马头私立竞进小学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1929年进入山东省立临沂第五中学，适值校长徐眉生锐意革新，推行全面教育，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实行男女同校同班。学校提倡课内外结合重视图书建设，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王鸿祯得以广泛博读文史和自然理科书籍。王鸿祯还在校内组织画社，编写壁报，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以多才多艺而闻名全校。徐眉生校长对这个有才华的学生有关爱，但也有规戒，这对王鸿祯在以后的学术活动中注意识才和爱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33年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尽管生活比较艰难，刘母仍把次子王鸿祯又送到北平上学，希望兄弟俩长大成人后能够出人头地。王鸿祯由于对绘画的喜爱，一度就读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后又转入宏达中学。王鸿祯在这个古都的氛围中接触到大量书刊，从《独立评论》上读著名学者丁文江和胡适的文章，又在报纸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在西北科学考查中的重大发现。他还有幸听到过鲁迅先生等名人的公开讲演，使他在广阔的文化领域中大开眼界，因而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决心改学自然科学。1935年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等名校，均被录取，最后进了对他有更大吸引力的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当时国际知名的美国地质雪茄A.W.葛利普（Grabau）在北京大学任教，王鸿祯有幸听到了他最后一次讲授“地史学”课。葛利普讲课内容系统严密，阐述理论观点溯本追源，广征博引，妙绪泉涌。王鸿祯对他渊博的学识十分崇仰，也被地质丰富的内容和奥秘所深深地吸引，对地质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深刻的印象。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更好地掌握了外语，阅览了西方地质书刊，大大开阔了眼界，并开始写书评。1937年他写的《评顾登堡著：地壳构造也大陆分布》一文，经高振西老师推荐在《地质论评》发表，使他很受鼓舞，成为他撰写和发表学术文章的起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8年春三校再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为了了解社会，锻炼自己，并可以进行一次路线地质考察，王鸿祯参加了由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行程1600公里。沿途在原清华大学地系主任袁复礼教授指导下，坚持观察地质现象和地层剖面，学习做记录、采标本等。5月，他们胜利到达昆明，整理出里旅行报告，他的剖面图及素描图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旅行。在昆明的日子里，王鸿祯又陆续在《地质评论》上发表了《山脉之基底部分与基底山》（波勃诺夫著）、《地壳之格架状构造》（波勃诺夫著）、《大规模地壳构造之成因》（诺克著）等讨论大地构造的书评，较早地接触了全球构造的学术内容。他还读了E凯撒（Kayser）的《地质学教程》（Ⅲ）德文本，初步接触了欧洲及全球的地质情况，并对国际地层古生物界的情况，以及国际地质组织及其他重要学术会议等，开始有所了解。
广建基础
王鸿祯1929年进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学习，适逢新任校长徐眉生推行教育革新，实行男女同校，提倡关心社会进步，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王鸿祯聪颖的天资和活跃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扬。他喜欢绘画，还负责出刊壁报，以聪颖活跃闻名全校，也曾因对老师不尊敬、不守校规而受到处分。
王鸿祯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工书法，喜文词，他受其影响，自幼就喜欢背诵古诗词，较早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33年父亲去世，家境进一步衰落，他随哥哥赴北平求学，由于对绘画的喜爱，一度就读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但他在这个文化古都的氛围中接触到大量书刊，从《独立评论》上读到著名学者丁文江和胡适的文章，又在报纸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在西北科学考查中的重大发现。他还有幸听到过鲁迅先生等名人的公开讲演，使他在广阔的文化领域中大开眼界，因而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决心改学自然科学。
1935年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三所名校，均被录取，最后进了对他有更大吸引力的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入学之初，他十分倾心于有丰富藏书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博览群书，还阅读了不少的外国文学作品。然而，对王鸿祯影响最大的还是地质系的几位名师。1935年9月他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办公室报到，系主任谢家荣教授关于要他打好数理基础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自称未能做到，抱憾终生。谢先生讲授的普通地质学，把他领进了地学之门。他读了谢先生1924年出版的《地质学》教材，特别是读了丁文江先生写的序和谢先生的自序，深佩其内容和图片不少都来自他们自己的实践研究。
1936年夏，地质学系各年级汇报实习成果，王鸿祯代表一年级准备发言，谢先生对标本等实际资料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加深了他对地质科学实践性的认识。当时国际知名的美国地质学家A.W.葛利普（Grabau）在北京大学任教，王鸿祯有幸听了他最后一次讲授“地史学”课。葛利普讲课内容系统严密，阐述理论观点溯本追源，广征博引，妙绪泉涌。王鸿祯对他渊博的学识十分崇仰，也被地质学丰富的内容和奥秘所深深地吸引，对地质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深刻的印象。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更好地掌握了外语，阅览了西方地质书刊，大大开阔了眼界，并开始写书评。1937年，他写的《评顾登堡着：地壳构造与大陆分布》一文，经高振西老师推荐在《地质论评》发表，使他很受鼓舞，成为他撰写和发表学术文章的起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王鸿祯以质朴的爱国热忱，从外国杂志上选译了一些论述中日战争和世界形势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图鼓舞人心，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念。1938年三校再迁昆明，为了了解社会，锻炼自己，并可以进行一次路线地质考察，王鸿祯参加了由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行程1600公里。沿途在原清华大学地学系系主任袁复礼教授指导下，坚持观察地质现象和地层剖面，学习作记录、采标本等。1938年5月他们走到了昆明，整理出了旅行报告，他的剖面图及素描图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旅行。在昆明的日子里，王鸿祯又陆续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了《山脉之基底部分与基底山》（波勃诺夫着）、《地壳之格架状构造》（波勃诺夫着）、《大规模地壳构造之成因》（诺克着）等讨论大地构造的书评，较早地接触了全球构造的学术内容。他还读了E.凯撒（Kayser）的《地质学教程》（III）德文本。这本书读起来比较枯燥，但王鸿祯把书中的具体材料同地理位置对照起来读，初步接触了欧洲及全球的地质情况。
在长沙和昆明，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的讲课给王鸿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先生出国考察期间（1935—1936），在欧美结交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参观了很多地层标准剖面。孙老师经常在课上课下进行具体的介绍，王鸿祯对国际地层古生物界的情况，以及国际地质组织及其他重要学术会议等，开始有所了解，此时，王鸿祯设想较多的是怎样成为一个古生物学家。
西南联合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培养了一代学人，王鸿祯在昆明期间，野外和室内，学习和科研，都得到了坚实的锻炼。他热爱野外工作，1938年，随边兆祥等进行1∶5万地质填图和1∶1万地形地质测量，受到了较全面的野外训练。
1939年王鸿祯毕业留校任教，曾担任普通地质学、地史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和地形测量等多门课程的助教。为了教学需要，王鸿祯经常在寒风扑面、尘土满案的铁皮房内，鉴定从各地采集的大量各门类化石，整理从北平运来和购自国外的整套地层古生物标本，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
扩展学识
1945年，王鸿祯考取公费留英，出国前，在重庆见到了他崇敬的黄汲清先生，黄先生嘉许他在珊瑚古生物研究之外还注意地质构造理论，嘱他在国外学习，应有广阔的视野，这对他有重要的启迪。在赴英途中，王鸿祯趁在印度候船之际，与友人访问了泰戈尔国际和平大学，地名“寂乡”。他以诗纪事，其中一首表达了他在闲情逸致中不忘治学之忱和故土之思，诗中镜湖是湖名。
愁绪一时尽，悠然见园亭。云开平野阔，日落镜湖明。
梵义千年在，文思一线通。何当来幽境，端居悟时空。
1945年10月，王鸿祯到达英国，11月进入剑桥大学，他带去了几百片骨骼构造保存极佳的珊瑚薄片和丰富的实际资料。启迪他对四射珊瑚进行开拓性研究的人，是大英博物馆研究六射珊瑚的H.D.托马斯（Thomas）博士。王鸿祯把研究六射珊瑚和现代珊瑚微细骨骼构造的概念方法用于四射珊瑚，除中国资料外，还观察了英国各大博物馆保藏的几千片珊瑚薄片，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从骨骼微细构造观点论四射珊瑚分类》。于1947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于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丛刊（1950）。这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珊瑚古生物界的注意。他写作论文期间，查阅了大量文献，不只是掌握了化石名称和时代，还注意了层位、产地、地理位置和可能的构造部位，所以他对前苏联、中亚、南美、澳洲及平时很少接触到的地区都有一些了解，因而能在论文中论述演化阶段、地理位置的差异和演化，把动物群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对古地理和古构造的初步理解，受益匪浅。
在留英期间，他还注意了解地质科学的整体动态。他在研读当时在国际地质界占主导地位的H?施蒂勒（Stille）、Sv 博布诺夫（Bubnoff）、E.奥格（Haug）等名家着作的同时，还研读了当时被忽视的A.魏格纳（Wegener）的大陆漂移说和A L 杜多瓦（DuToit）等人的重要着作，注意到了“固定论”与“活动论”之间的著名论争。他精读了李四光先生的名着《中国地质》（GeologyofChina，1939）。李四光的优美的文字，开阔的思路，深入根本问题又涉及全球范围的研究方向和指导思想，让他崇仰。1945年冬，王鸿祯在剑桥大学地质系图书馆见到刚出版的黄汲清先生的传世之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他在论文工作十分忙迫之中，还是夜以继日，读完全书，深佩其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发现书中引用了他1942年写的滇西路线地质报告，深受鼓舞。他当时正注意到花岗岩问题的讨论，即就书中第11章的有关花岗岩问题，向黄先生写信求教，也谈了对其他内容的体会。不久就收到黄先生复函致答，高兴地指出这是此书出版后第一封提出学术讨论的函件。名着的启迪，名家的鼓励，逐步拓宽了他要走的学术道路。
献身科教
回国1947年底，王鸿祯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副教授，讲授地史学，同时，他积极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北平分会的活动。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同年12月，中国地质学会第25届年会分别在南京、北京两地举行。王鸿祯积极参加北京会区的筹备工作，并在会上宣读了集体讨论后由他撰写的年会报告《地质学的新方向和新任务》（《地质论评》第15卷第1—3期，1950年）。1949年冬，王鸿祯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分会参加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的筹备工作，1950年他晋升为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秘书长。1950年秋，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同年12月，他积极协助中国地质学会书记孙云铸教授，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第26届年会北京区年会，组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同学参加会务工作，并听了李四光理事长题为《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的学术讲演，使同学们受到了启发和锻炼，开阔了眼界。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1948年，王鸿祯被推举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的编辑。1952—1953年他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27—28届理事兼书记，1954—1957年任第29—30届常务理事，在这一时期，他还担任过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常务理事和书记（1953—1954，1956—1957）等职，为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古生物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1952—1953年，他还负责清理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财产和葛利普教授的赠书。1954年2月，他协助李四光理事长筹备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2月，他与侯德封秘书长共同筹备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组织反映了第一线工作的广大会员的意见和要求。1957年4月他协助杨钟健、孙云铸教授等筹备召开了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调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先后担任系主任（1952年）和副院长（1956年）等职。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建设和组织管理工作上。他引进国外的先进地质理论，总结了中国地史、地层的丰富资料，写出了一本以中国资料为主，汇集了全球系统材料的《地史学教程》，1956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的通用教材，受到地质界的普遍好评。他十分重视学生的野外综合实习，选定和领导建设了唐山赵各庄实习基地。他主张对西方和前苏联的先进地质理论兼容并蓄，并于50年代中期，组织开设了“中国地质”课程。王鸿祯在北京地质学院任系主任和副院长时，王鸿祯主要是从事教学工作和教学组织工作。1956年秋，他在原有基础上，征求各系意见，提出了全院各专业的专业要求和培养目标，并组织制定了教学计划。在参加1956年国家召开的12年科学规划会议之后，他提出了全院科研规划，并提出了建立沉积实验室、地层资料室和编图工作室的设想，以图逐渐形成地史学和中国地质学的教学科研中心。这些意见，在1957年受到了错误的对待，使他身陷逆境。幸运的是，他得到了院长高元贵的保护，他还被吸收参加高元贵院长领导的自然辩证法学习组，以求更自觉地用哲学思想指导地质教学与科研，思考和分析各种问题。
由于始终未离开教学岗位，没有间断对地质新知的获取，1961年王鸿祯开设了“世界地质”新课，对欧美经典地区的地质新成果和大地构造理论，继续作了认真的探讨；对地层学领域的规范、理论及其与野外实践的结合，也进行了较系统的思考。当时他无法开展科研和发表论文，但他结合教学做了两件事，一是对珊瑚的研究从未间断，对所有这方面的文献资料都注意阅读和整理；二是坚持在留英期间养成的习惯和形成的学术思路，以构造为中心，同时注意地质学的其他方面，如包括古生物、地层、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概念，为以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作了一些知识准备。学术生涯新阶段1972年9月王鸿祯结束了干校生活返回北京，开始了他学术  王鸿祯生涯的新阶段，当时适逢周总理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发表，唤起了他中断多年的科研热情。他用了两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地突击阅读了大量文献。他选读了板块学说和大陆漂移说的代表性着作和论战性文集，对新全球构造学说的发展过程有了较多的了解。他认为：对板块学说不能简单照搬，而是要以这一新的观点，对过去所有的知识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解释，要以新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实际资料。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资料、知识，予以理解和使用。他带着上述准备和认识，参加了编制亚洲地质图的工作，对制订地层图例和资料筛选，多所擘划，对地层对比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系统意见。《亚洲地质图》与《中国地质图集》一起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1982年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综合创新
1980年王鸿祯被任命为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院长，同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任院长后，结合学校的情况，提出了治校治学的九点设想，加强了学术委员会，建立了学位委员会，恢复了学报《地球科学》，并担任主编。他还和其他校领导一起筹划成立了一些重点实验室，争取到了联合国资助项目，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83年他辞去院长职务，学校给他提供了一个潜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环境。他领导大地构造研究室，和校内外有关学者密切合作，完成了一项项重大基础科研课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37—1997年60年间，他共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专着教材等20余部，其中近140篇论文和绝大部分论着是1978年以后完成的。
从80年代以来，王鸿祯参加了不少国际和国内学术活动与学术期刊的编撰工作。他曾任《地球科学》主编（1980—1984），《构造地质论丛》主编（1980—1987），《现代地质》主编（1987—1990），《地学前缘》主编（1993—2001），还曾任《古生物学报》、《地层学杂志》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学卷）编委会副主任，以及《东南亚地球科学杂志》（J?SoutheastAsianEarthSci.）和日本古生物学会《古生物研究》（Palaeont.Res.）的编委。
1.在古生物学方面，对四射珊瑚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他早年在英留学的博士论文，在四射珊瑚微细骨骼构造中，区别出层状和纤状两种结构的基本类型，并根据两种类型的消长演变，提出了全新的分类及演化关系。他接受了当时英国古生物界的种、属观点和严谨学风，只承认了为数有限的超科、科、亚科、属和亚属，而对其演化阶段和地理分布则作了全面的回顾。这就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新的途径，也对古生代四射珊瑚群的演化作了系统的分析。50.60年代的国外大型古生物系列专着，如美国R.C.穆尔（Moore）主编的《无脊椎古生物学》（Treatiseo  西南联合大学nInvertebratePalaeontology）和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古生物学基础》（OsnoviPaleontologii）及法国的同类古生物大型总结对此都有介绍和评论，但对层状骨骼的原生性质都提出怀疑。从70年代起，电子显微镜技术开始用于古生物研究，在珊瑚方面也有了开端。王鸿祯在80年代，依靠青年助手陈建强等，改进制样技术，运用电子显微镜扫描，开辟了新的观察领域，查明了大量属种的微细构造，证实了他早年提出的学术见解，基本上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他据此提出了比较严密的全新分类体系，确认了逾800属和80科，成为集群绝灭和阶段划分及古地理分区的较坚实的基础。对骨骼构造最终单元的研究也为生物骨骼的分泌机制和生物结晶学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上述主要认识的应用范围从四射珊瑚亚纲扩展到整个珊瑚纲及更广的范围。据此完成的专着《中国古生代珊瑚分类演化及生物古地理》，199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在地层和古地理方面，从时空关系出发，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主编了全国古地理图集，体现了沉积史与构造史的结合，研究了层序地层，发展了地球节律的思想
王鸿祯一向重视大地构造学、特别是历史大地构造学的研究。早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他就阅读和介绍过国外有关全球构造的着作，对“固定论”与“活动论”之间的大论战有所关注。50年代发表了《从中国东部前寒武系发展论中国东部构造分区》的论文（1955），70年代撰写了《大地构造与历史分析》和《亚洲地质构造发展的主要阶段》（1979）等论文，80年代发表了《从活动论观点论中国大地构造分区》（1981）、《中国地壳构造发展的主要阶段》（1982）、《历史大地构造学及其研究方法》（1982）、《中国构造发展史》（1986）等一系列论着，他以构造活动论的观点，提出了复杂的陆缘区和两个相对的陆缘区及其中间的对接带共同构成陆间区的概念（1981）。其后又提出两种地壳消减带的认识：叠加消减带是弧、陆碰撞，陆缘增生；对接消减带是最后海域消失，陆陆碰撞。1995年他和莫宣学为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召开在Episodes上合写的《中国构造发展纲要》是这些学术观点的一个纲要和总结。
王鸿祯（右）、马杏垣（中）和彭志忠在巴黎参加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期间在周总理故居前合影。（1980）
为了突出主体大陆与其周围岛群、岛弧构成的复杂陆缘区的从属关系，他提出在地台区和地槽褶皱区之上，建立高一级的大地构造单元——构造域（tectonicdomain）和亚构造域（tectonicsubdo?main），据此提出了晋宁构造阶段和海西构造阶段的全球构造划分（1985）。王鸿祯受前苏联构造学派的影响，注意构造阶段的划分，注意地质历史中有机界同无机界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他根据历史的前进发展和分阶段发展的普遍概念，讨论了亚洲构造发展的主要阶段。并根据前寒武纪早、中期地球各圈层都经历明显的阶段变化，以及其在沉积、生物、岩浆活动和构造变动方面的表现，提出了全球构造发展的四大阶段（1981，1982），即陆核形成阶段、地台形成阶段、泛大陆形成阶段和泛大陆解体阶段。阶段的划分是以地球圈层的性质、成分的变化和地表的构造格局的重要变化为依据，指出板块构造主要出现于第三阶段，现代规模的板块运动可能限于第四阶段。还指出陆壳、洋壳、过渡壳的性质及幔源岩浆活动的类型等都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不能简单套用现今取得的数据与远古时期直接进行类比。80年代中期，他把构造分区的演变和构造阶段的转化结合起来，对中国的构造发展作了综合论述。同时又根据生物古地理、古地磁和古构造资料，作出了不同时期的全球古大陆系列再造简图，逐步建立了全球构造的活动论与构造发展的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
大地构造（Geotectonics）是前苏联学者使用的名词，西方很少使用  王鸿祯。几十年来，中国的大地构造研究一直受到重视，学派纷呈。大地构造研究对象的特点是空间范围广和时间历程长，涉及洲际和全球，包括整个地质时期（40亿年）。王鸿祯认为大地构造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历史大地构造学，是各级构造单元的划分及其在不同阶段形成的构造格局的演变和动力学背景（过程）。他认为构造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稳定单元与活动单元之间的配置与转化。大陆地壳的主要部分是具有古老基底的稳定单元，而稳定单元中的基底与盖层的关系中，基底是控制盖层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研究前寒武纪基底及其转化为稳定的阶段时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他一向重视前寒武纪地质研究。
由于在地球早期史中，基本介质的量变和质变最为明显，阶段的划分及其前进发展也最具说服力，为了研究构造基底的基本格局，1948年他就对中国东部前寒武系的对比作了回顾。1955年又对中国东部前寒武系基底的发育作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单元划分的方案。这是使用前苏联大地构造概念对中国进行构造分区的较早尝试。在元古代地层古地理和古构造方面，他组织一批中年骨干，依靠青年师生，开展了对华北、华南等地中、新元古界的系统研究，在区域地层对比、沉积古地理和构造古地理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十余年间陆续发表了《中国震旦纪地层与古地理》（1978）、《中国晚元古代古构造与古地理》（1980）、《中国中、晚元古代地壳构造发展》（1980）、《中国中元古代以来的古地理发展》（1982）、《中国元古代主要构造单元及其边界性质的发展》（1984）、《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时代及年代地层的划分》（1986）、《震旦纪构造格局与全球古大陆再造》（1987）、《中国元古宙古大陆边缘的构造发展》（1994）等论文。根据前寒武纪研究的特点和要求，提出了前寒武系先行建立区域性年代地层单位的建议。在对元古代地层和构造格局进行综述时，指出了张裂构造和裂陷槽体系的重要意义（1984）。他提出以28亿年、18亿年和8亿年为时限，将前寒武纪地质按照地壳（岩石圈）的组构发展特征，分为相应的陆核形成、原地台形成和地台形成三大构造阶段（1985），体现了时间和空间（物质）的联系和统一。
在全球构造方面，王鸿祯提出了以构造域和大陆地台（陆台）为地壳构造单元的大陆聚散过程和以泛大陆周期出现为准的构造阶段，并以这个大陆动力发展轮廓作为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的重要基础。
王鸿祯提出，地球科学的根本问题和目标之一是了解地球的形成和演化史，当前地学基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试图建立地球演化的基本过程及其可能的动力学模式。他认为地球的节律现象是地球动力学普遍规律的表现。地球演化的时空框架可以历史发展的阶段论和古大陆集散过程，即泛大陆周期概念作为初步的依据，运用多学科的综合协作，进行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并予以动力学的解释。  北京大学他以地球演化的突变论和阶段性“点断前进”（punctuatedprogressoin）说为主导思想，注意到全球古大陆再造系列研究成果与生物古地理研究取得的格局认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而，他联系一度流行的地球膨胀说，提出地球可能曾发生阶段性非对称、有限膨胀的设想。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展览了有关的全球古大陆再造系列图件，在探讨地球演化动力模式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王鸿祯的一个重要科学思想（思维）是坚持“阶段论”，提倡“激变论”（灾变论）。他认为地球演化史的“阶段论”与“激变论”观点是不可分的。地球历史的发展服从量变引起质变的普遍规律，发展过程都是漫长的、相对平静的量变期与短暂的、急剧变革的质变期相互交替出现的。每一次质变都使事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质变过程。这就是王鸿祯长期倡导的“阶段论”。阶段论的基本点：阵发性（episodicity）。没有阵发性，就无法鉴别“事件”并把它们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周期性（periodicity）；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或前进性（progressiveness）。每一新的阶段都代表事物发展的高一级的进程，这和简单的周期说或旋回说有所区别，阶段的发展是普遍的规律。他还认为，研究地球星体天文史的末期和地质史的初期的物质状态和组构特征，结合地球深部过程、热历史分析和天体化学等研究，探讨和验证地球阶段性非对称有限膨胀假说的可能性及其相关的地球起源假说，应是可行途径。1997年他发表于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文集第一卷的《泛大陆周期、地球节律与可能的地球膨胀》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学术作风
综述王鸿祯院士在学术道路上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能在一些学科领域取得重要成果，开拓创新，成就卓着，与他的治学道路和学术作风是分不开的。1．胸怀远大，一生耕耘从王鸿祯的学习生活和学术经历可以看出，一生勤奋耕耘是他获得丰富知识和实现长期目标的主要因素。他在大学和留英期间，树立了从全球性和历史性探讨地质科学整体的远大目标，因此，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几十年如一日，一有条件就系统浏览国内外有关的期刊和专着，搜集和  王鸿祯著作积累丰富的实际资料，为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常说：事业、理想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了目标就要不懈地去追求，通过艰苦的努力予以实现。2．博采众家，拓宽领域王鸿祯研究的领域是多方面的，而他的起点是珊瑚古生物学，后来逐步扩展到沉积古地理和全球构造。他能有所成就，是由于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王鸿祯认为：科学研究和事业，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他十分注意博采众家之长，自觉拓宽领域。早在40年代，他在国内就广泛阅读了中国区域地质文献，在英国就注意了解地质科学的整体动态，阅读了国际地质界的一些经典着作，开始向沉积学、古地理学和大地构造学扩展；50、60年代他主攻地史学，进一步汇集中国和全球的系统地质资料，兼容西方和前苏联的地质理论；70、80年代，他紧跟国际地学发展的新动向，立足于板块学说这个新的全球构造观点，对过去积累的大量知识成果进行研究思考，结合中国实际，总结规律，在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90年代，他依据系统论观点，更加重视多学科交叉渗透，在全球构造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认识，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王鸿祯说：“知识或资料的积累主要在有恒，兴趣的培养主要靠主动，获取知识的动力来自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责任心。”所以他一直有强烈的愿望和决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深切体会到“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这两句名言的含义。3．科学思维，综合创新一个人的思维特征和思维方式，既是其学术活动的指针和动力，又是其学术见解的表达和升华。王鸿祯在教学和科研中，经常遇见质变与量变、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定性与定量，以及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变的问题，它们引起了他广泛的思考。他认为，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就是时间上的连续与非连续和空间上的均一与非均一在认识上的矛盾，关键是对“均变论”或“渐变论”与“激变论”这两种对立观点的理解和应用。根据上述科学思维，从70年代以来，王鸿祯在珊瑚古生物研究、古地理和大地构造研究中，逐渐更自觉地、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些思想  王鸿祯。他认为各种地质作用过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地球的节律。他对地球演化时空过程的主要认识是非均一和不平衡，在空间上是全球构造的活动论，在时间上是历史发展的阶段论。各级阶段和节律可能都是无序和有序相互转变的不可逆的发展。他从自己多年的实践体会到，从事科学研究，范围不可太狭；掌握知识资料力求广一些、多一些，进行周密的思考，去粗取精，综合各个方面，分析比较，必能有所提高和创新。因此，他常以“多识慎思，综合创新”自励。4．群体智慧，提携青年王鸿祯认为，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现代地球科学广阔的研究领域，靠少数人的努力是难以取得重要成果的。所以，他十分重视发挥集体的智慧。
他认为，学术工作必须发挥两个作用，即集体的作用和继承的作用。历史上的成果是前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对已有的历史成果的继承，就不可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只靠个人奋斗，不发挥集体作用，同样不能做出重要的成果。因此，集体的作用，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备条件。王鸿祯有吸收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宽阔胸怀，善于以学术上的共识和学术思想上的相互联系把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地学工作者凝聚在一起，善于对已有的知识成果进行综合研究，形成新的认识和见解。
在王鸿祯组织的科研集体中，他注意依靠和发挥中年骨干  王鸿祯院士（右）的主导作用，更重视发挥青年人在科学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不仅重视出成果，更重视青年人的成长，重视出人才。他知人善任，根据年轻人的基础和特长安排任务，发挥他们思路敏捷、勇于开拓的优势。鼓励青年人“要有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敢于冲破传统的羁绊、冲破学派的羁绊，锐意创新，同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严谨的学风”。王鸿祯认为，识才和用才，是科学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愿为科学事业献身，就是可造之才。关于青年人成长中的问题，他认为要注意分清主流，不拘细节，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容对待，既要放手，又要引导。因此，许多年轻人在他组织的科研集体中能够较快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主要著作
1、王鸿祯.1981.《从活动论观点论中国大地构造分区.地球科学》 武汉地质学院学报，（1）：42—66
2、王鸿祯.1982.《中国地壳构造发展的主要阶段.地球科学》武汉地质学院学报，（3）：155—177
3、王鸿祯主编.1985.《中国古地理图集》（及说明书）.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283（中文及英文）
4、王鸿祯.1989.《地层学的分类体系和分支学科》.地质论评，35（3）：271—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