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劳伦斯·克莱因
生平简介
1920年9月14日，克莱因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城。
1942年，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
劳伦斯·克莱因
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是该院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参加了芝加哥大学考尔斯委员会的经济计量学班子。在那里，他接受了一个挑战性的任务，继续简·丁伯根编制经济计量模型的尝试。他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的第一个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1947年夏天，克莱因离开了芝加哥，接受了加拿大政府顾问的职位。在渥太华的一个暑期，他帮助加拿大政府建造的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问世。之后他和妻子去了欧洲。 
1958年后，克莱因加入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教师队伍。他此后一直在该校的沃顿商学院经济系做教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创制了一系列模型，后来被称为沃顿模型。
195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时年39岁。该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是美国经济学会1947年设立的经济学大奖之一，用于表彰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年龄不满40周岁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在人生的学术旅途上，克莱因一直是一位成功者。他在很多组织中都很活跃，曾担任经济计量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和东部经济协会会长。克莱因还参加过其他学术组织，如美国商业经济学家协会、美国哲学学会、美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等。除此之外，克莱因还为政府机构工作。[1]
学术贡献
克莱因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以公认的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用其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预测经济趋势。在包括周期研究、随机波动、动态乘数反应、方案分析以及预报等理论性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问题上，运用各种估算系统。所研究的模式包括发展中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以及这些经济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主要有“克莱因—文德伯格模型”、“布鲁金斯模型”、“沃顿模型”和“世界模型”。
克莱因的学术成就，概括地说，是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他在成名之作《凯恩斯革命》中，第一次完整地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表述为数学形式。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美国的一个经济计量模型，1929～1952》，不仅在结构、规模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是现代宏观模型的鼻祖，而且也是正式地用于经济波动预测的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对以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有深远而普遍的影响。克莱因还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模型。包括1947年的加拿大模型，1961年的日本模型，1961年的英国第一季度模型。他关于发展中国家模型式样的建议，明显地被采纳于印度、墨西哥、苏丹等不同国家的模型中。他还与他的同事一起，致力于建立苏联的模型，对前苏联的经济计划和计划执行进行经济计量的描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林克计划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经济计量模型，其中克莱因起了主导作用，他既是创议者，又是一位积极的研究领导者。这个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协调各国的经济计量模型。用以改善分析商业波动在各国中扩散的可能性，以便利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预测。另一个目标是研究一国政治措施的经济效应如何影响其他国家。这个方法已被用来研究一次石油涨价如何影响各国的通货膨胀、就业和贸易平衡。林克计划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通过他的著作和对各国研究人员的指导，克莱因促进了对经济计量预测模型和对这类模型用于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的研究。由于克莱因的努力，经济计量模型的编制已经广泛使用。经济计量模型现在可在全世界找到，不仅在科学机关中，而且也在公共行政、政治组织和大企业中。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很少有人像劳伦斯·克莱因那样拥有这么多的后继者和这么大的影响。[1]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
密西根大学有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他与克莱因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他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拜克拉克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克拉克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美国经济，可能会大规模地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将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克莱因在重新检视模型对1953～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致再像1929年一样。于是，他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一些片段零碎地利用到了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他们可能要花上一两天，借助台式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后来密西根大学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他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克莱因离开密西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主义高涨的年代，克莱茵离开了密西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任职，仿效密西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他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他认识了日后相交达25年的好友博尔爵士，并在牛津大学期间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1]
电脑的应用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克莱因和他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相关的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最终他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的方法。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以及以易于理解的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涉及了适当抽取的随机误差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尔曼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的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而测量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他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型所作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他们也从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通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如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做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1]
共同的发展
1966年，杜邦公司的研究员邀请克莱因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为此，他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根据双方协议，杜邦公司有权运用这些模型，但包括数据资料与方程式的系统，则是属于公共的智慧财产。
克莱因在华盛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成立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小组。从1969年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数民间部门的支持开始，该组织已经扩充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拥有150个赞助单位——包括美国企业、墨西哥政府相关单位、国际组织等。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模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而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克莱因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型。远东国家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那时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克莱因与联合国所属单位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以估计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克莱因也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OECD国家）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易、所有权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划目标，一直是克莱因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年夏季，克莱因在维也纳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年夏天，克莱因也在前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1973年，克莱因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前苏联建构了一个模型——USSRSOVMODI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说明的场合，克莱因向前苏联经济学家介绍这个模型，他相信，透过经济模型可以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前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不绝，他们的造访，使克莱因对西方市场经济与东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
学术著作
克莱因发表了250多篇文章，出版了26本书，其中大多数堪称经济学领域中的精粹。其著述主要包括：
《宏观经济学与合理行为理论》（1946）；
《凯恩斯革命》（1950）；
《美国经济波动》（1950）；
《经济计量学教科书》（1974）；
《美国的一个经济计量模型》（与戈德伯格合著，1955）；
《经济计量学导论》（1962）；
《沃顿经济计量预测模型》（与伊万斯合著，1967）；
《经济预测理论论述》（1971）；
《宏观经济体系的模拟技术的状况》（1977）；
《经济计量预测和经济模型导论》（1981）等。
他不仅是一位多产作家，而且还从事编辑工作，担任《经济计量学》 、《国际经济论坛》、《经验经济学》、《比较战略》等刊物的编辑。[1]
《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6月2日，上海威斯汀酒店，劳伦斯.克莱因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春天，您在联合国世界联接模型(Project LINK)2005年春季会议上曾表示，中国不应该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结果几个月后中国政府放弃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您对中国现在参照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有何看法？
劳伦斯.克莱因：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跟他们的宏观经济都是紧密相关的，拿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来讲，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底是人民币确实需要升值，还是美元已经贬值的太多。所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需要做调试，应该是是一个双向性的调整，而不是一个单向性的调整。经济学的理论基本上已经承认，在制定货币政策上没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答案。
以前中国所谓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很多国家也被实行，所以这并不是中国特殊的现象。1994年1月，当中国政府决定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可以让人家信服的手段。很多人，包括美国政客，说中国是在操作人民币，这并没有完全反应真实情况。因为盯住美元才没有操作的空间，如果说操作的话，就会今天盯住美元明天盯住欧元。
《第一财经日报》：当中国政府转变汇率政策后，有些美国人相信人民币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但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所以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在操纵利率，您认可他们的说法吗？
劳伦斯.克莱因：事实上有两个观点：第一，中国政府之所以在汇率政策上做出让步，基本上是基于非经济的原因，也就是政治上的考虑；第二，美国单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是不正确的，就像刚刚讲的一样，货币之间的关系需要双方的调试。我认为，美国人民花费太多，没有储蓄，这是导致美国货币一路走软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民币升值没有太多的道理。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新的财政部长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国内政策引起的，而不是由于人民币被高估引起的，这一点和您在去年的联合国世界联接模型(Project LINK)2005年春季会议上的观点一致。请问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美国的国内政策会有怎么样的调整？
劳伦斯.克莱因：有一个媒体还没有注意或者经常报道的事情。那就是美国经济现在面对的通胀压力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而通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花了非常多的钱。实际上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资源消耗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多官方统计上面并没有直接反映出来。事实上，新任的财政部长在战争问题上也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力，所以美国的国内政策也不是他可以直接影响的。
《第一财经日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过热了，而且将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归结于中国的经济过热，对此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劳伦斯.克莱因：这样看你如何理解经济过热这个问题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内一直保持8%-10%的增长率，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中国经济过热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如何解决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批学者，每两个星期就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披露一些统计数据。根据最新资料的显示，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过热，事实上不管从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者储蓄来看，中国经济都有一些增加率缓减的趋势，这是数据分析的效果。
《第一财经日报》：您在去年的《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列举了中国经济需要注意的十个问题，其中GDP的增长率被排在第一位。现在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正在慢慢削弱GDP的导向，那您的观点现在有没有改变？
劳伦斯.克莱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经济都不应该只有GDP增长率的指标，事实上那是不太现实的做法。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都要考虑很多指标，比如说通货膨胀、GDP增长率、失业率和汇率等等，没有必要只看一个经济指标。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根据你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要解决可发展方面的问题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劳伦斯.克莱因：衡量时不时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永远是基础性的东西，比如说生活品质的好坏就是一个衡量指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成就比GDP的增长还要大，因为这是生活品质的实质增加。有一点可以间接回答你前面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那就是中国经济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以从1997年的货币危机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不能稳定的发展，就会波及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当时中国为整个亚洲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财经日报》：你也提到过中国应该担当起亚洲经济领导人的位置，你觉得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吗?
劳伦斯.克莱因：1997年货币危机时，很多人认为日本应该扮演亚洲经济领导人的角色，但当时它并没有扮演这个角色，反而是中国扮演了亚洲经济领导人的角色。有人说中国经济当时也遭遇了箫条的时候，但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的研究表明当时中国经济并没有遭遇经济箫条，当时还在健康成长，从而同时直接和间接地为亚洲经济危机做出了贡献。我马上会有一本新书出来，就是针对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的。
（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 (Lawrence.Robert.Klein),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生于1920年，1942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学士学位，1944年获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至今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富兰克林教授。得奖原因：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主要著作：《凯恩斯革命》、《计量经济学教科书》、《美国计量经济模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