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奥波德·冯·兰克
列奥波德·冯·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出生于德国图林根，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开创者，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之父。通过“习明纳尔”专题研讨班（Seminar）的授课方式，培养出了包括魏茨（Georg Waitz），吉泽布雷希特（Wilhelm von Giesebrecht）和聚贝尔（Heinrich）在内的大量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发展有深渊的影响。
人物概述
利奥波德·冯·兰克是历史学方面的非凡人物，他的出身特别是他早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在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像他的大部分专业同行一样，兰克出生在一个新教（基督教）神学家的家庭里。有证据表明，他的祖先从17世纪中叶起就是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图林根[Thüringen]）伯爵领地的牧师。他的祖父约翰·海因里希·伊斯雷尔·兰克（Johann Heinrich Israel Ranke，1719—1799）在翁施特鲁特河畔（Unstrut）的里特堡（Ritteburg）担任牧师。正统的虔信的家庭职业传统在兰克的父亲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Gottlob Israel Ranke，1762—1836）这一代中断了，他在翁施特鲁特河畔的维厄（Wiehe）开业当律师和法律顾问。他继承了母亲的一笔遗产，从而保障了一家人能过上舒适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尽管兰克的名字利奥波德（Leopold）后面不再按照家庭传统继续加上旧约教名“伊斯雷尔”（Israel），而是加上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非圣经名字“弗朗茨”（Franz），但兰克一生都受到了他虔诚信仰基督教家庭的决定性影响。新教信仰和中产阶层出身形成了兰克早期乃至他毕生事业的重要特色。兰克从青年时期直至大学时期的作品，主题多为宗教问题，后期的著作比如《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也是致力于教会和宗教历史题材的。他其余的著作也反映出了明显的新教世界观。  
1795年12月20日，利奥波德（弗朗茨）·兰克生于维厄。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八个弟弟妹妹。父亲名叫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母亲名叫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1776—1836)，她的父姓是勒米克（Lehmicke）。兰克小时候先是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1807年春天开始上多恩多夫（Donndorf）修道院的寄宿学校。1809年5月，转到了位于普福尔塔（Pforta）的一所很有名气的萨克森州贵族学校，在那里学习了全面的文科知识。1814年复活节，兰克文科中学毕业，之后获准在莱比锡（Leipzig）大学注册入学。他决心选择神学研究的道路。他的两个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1798—1878）和恩斯特（Ernst，1814—1888）也选择了同样的职业生涯。后来兰克的职业愿望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在学习福音新教神学和语文学的过程中深受他的大学老师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38）和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贝克（Christian Daniel Beck，1754—1832）的影响。赫尔曼介绍兰克成为莱比锡语文学协会的成员，指导他学习并掌握了文献考证和注释等研究方法。赫尔曼主要研究的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著作。后来兰克正是在他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赫尔曼是德国“语言语文学”（Sprachphilologie）的独具风格的维护者，他所代表的语文学主张审慎地对文献进行注释。兰克的另一位老师贝克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名望，但在科学认知方面更为现代，他属于“内容语文学”（Sachphilologie）的代表。“内容语文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前后关系上解释著作，而“语言语文学”强调的是对于历史知识的叙述。兰克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对涉及史实和史料的文章颇为敏感，同时他十分强调对于这些文章进行考证和评注的必要性。除此而外，兰克从大量阅读中所获得的经验更增强了他对历史的兴趣。巴尔托尔特·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关于罗马史的讲稿于1811—1812年印成了两卷集，这两卷《罗马史》成了兰克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工作的楷模。另外，兰克还非常喜欢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特别是他于1814年出版的《威弗利》（Waverly）。从这里人们不难找到兰克著作极具叙述才能的根源。 
1817年，兰克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柏林通过了获取较高教师职位资格的国家考试。第二年，他取得了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一所高级文科中学教历史和古代语言的首席教师职位，同时开始撰写他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该书于1824年11月出版。正是凭借这本书，兰克在1825年4月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普鲁士的首府柏林，兰克和拉埃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的文学沙龙有了接触。1825年2月，拉埃尔·法恩哈根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瑟（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在《施佩纳报》（die Spenersche 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赞扬性的评论，从而引起了公众对于兰克著作的兴趣。在法恩哈根家里，兰克和普鲁士早期著名的知识分子们有了联系。他们当中有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雕刻家克里斯蒂安·劳赫（Christian Rauch，1777—1857）和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以及作家贝蒂纳·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和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1827年，兰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题目是《诸侯和平民》。在这本书里，兰克阐述了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制度。此书出版后不久，兰克得到了一笔普鲁士奖学金，于是1827年9月他在欧洲进行了一次研究工作性质的旅行。他相继访问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兰克会见了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并进行了艺术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访问了意大利的档案馆。在这些档案馆里，他搜集到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之为“威尼斯报告”的各国驻意大利公使们为本国政府撰写的汇报，这些资料成了兰克后来撰写许多著作的原始依据。 
1831年初，兰克返回柏林。不久，普鲁士政府聘请他担任《历史政治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份杂志是普鲁士政府针对1830年夏季在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的动乱所做出的反应，政府企图利用这份杂志为普鲁士的国家政策作宣传。兰克在1831年11月接受了这一职务，总共负责编辑出版了5期杂志。该杂志由于办得不成功，在1836年宣告停刊。兰克之所以没有能够使这份杂志与他一样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兰克的工作方法来看，他更适合做学者而不是当记者。对此兰克有自知之明，早在1831年他就曾经表露过对于杂志编辑工作的担忧。其次，他的文章多集中于历史题材而对杂志的政治方面关注太少。另外，该杂志缺少一个得力的工作班子，以至于兰克不得不亲自撰写大部分文章，而且，兰克在他的不少短篇文章中又没有很明确地表述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观点，他通常只是在其历史学著作的边注中含蓄地阐述自己的理论根据。 
在从事《历史政治杂志》编辑工作的同时，兰克并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历史学术研究：1833年，他创立了柏林专题研讨班（Seminar，又音译“席明纳”或“习明纳尔”），由此为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创立了一种典范性的教学机制。在专题研讨班里，他讲授自己以原始历史资料和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学观点。从兰克的柏林专题研讨班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兰克身后继续在各自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中传播兰克的历史理念。1834年，兰克被任命为正教授，同年出版了他的《教皇史》第一卷（共3卷，1834—1836年陆续出版）。这部书由于在认识论和史料评注方面的独创性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因为书中有一些反天主教的章节，在1841年被列入了禁书目录，其结果反而使得该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兰克于1839—1847年出版的6卷本《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同样也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这部6卷的大书充分表明了兰克对于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概述能力。从兰克接着出版的《普鲁士史》（3卷，1847—1848）、《法国史》（5卷，1852—1861）和《英国史》（7卷，1859—1868）等一系列历史著作中，人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撰写欧洲通史所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其未能全部完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9卷，1859—1868）计划中达到了顶峰。 
《普鲁士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涉及1848年的形势。当时在普鲁士如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也发生了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的一些自由派同事，例如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f Droysen，1808—1884）、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都成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然而保守的兰克和他们不同，他不主张为建立一个立宪基础上的统一德意志国家而斗争。对于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原则上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并称革命运动是“民众要求打倒一切的狂热”。1832年兰克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1841年兰克被誉为“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这一荣誉称号意味着作为普鲁士君主国拥护者的兰克被允许进入所有的国家档案馆，而其他历史学家则被拒之门外。1850年兰克被授予二级红鹰勋章，1855年被授予科学和艺术功勋勋章，1867年成为科学和艺术学院院长。自1854年起，兰克一直是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        
1865年兰克获得了可由子孙承袭的普鲁士贵族身份。从这时起，兰克一直佩带着他的家族徽章，上面刻有他的座右铭“labor ipse voluptas[工作即快乐]”。在他离世前四年，兰克还最后获得了普鲁士枢密顾问的头衔。 
兰克的学术成就不仅在普鲁士受到承认和敬重，其他地方的许多大学包括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也都聘请他去讲学，对这些邀请他都一一婉拒，然而，他却接受了对历史颇感兴趣的巴伐利亚国王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Joseph，1811—1864，简称K?nig Max[马克斯国王]）的邀请，为其进行私人讲座。讲座的内容在兰克身后于1888年发表成书，题目为“论近代历史的各个时代”（U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亦即中译本《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该书可以说是关于兰克历史认识论的方法和体系的最为简明扼要的论述。兰克自1835年起一直是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1853年他荣获了巴伐利亚君主授予的勋章。一年之后，即1854年，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别墅及其附近的威姆巴赫（Wimbach）狩猎之家，兰克为这位君主做了19次讲座，并且在讲座之后与其进行了讨论。兰克与巴伐利亚国王的会面很有意义，因为会面本身就说明了信仰新教的兰克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天主教方面的尊重。另外，这位巴伐利亚国王还根据兰克的建议于1858年设立了“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这个历史委员会至今仍然是德国大学以外的一所最为重要的历史学研究机构。直至1873年，兰克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兰克从来都把他的职业生涯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私人生活。他的夫人克拉里萨（Clarissa，1808—1871）是爱尔兰首府都柏林警察局局长约翰·格雷夫斯（John Graves，1776—1835）的女儿。夫人的弟弟罗伯特·帕西瓦尔·格雷夫斯（Robert Perceval Graves，1810—1893）是英国利默里克（Limerick）圣公会主教。为了研究和搜集历史资料，兰克经常访问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档案馆。有一次兰克到法国进行研究工作，在巴黎结识了他的妻子。他们于1843年在英国北部的温德米尔（Windermere）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孩子：长子奥托（Otto，1844—1928），后来在柏林担任牧师；次子弗里都赫尔姆（Friduhelm，1847—1917），是位军人，军衔至普鲁士少将；唯一的女儿也许是出于父母对于巴伐利亚国王的崇敬被起名为马克西米利安娜（Maximiliane，1846—1922），她嫁给了普鲁士贵族、地产主威廉·冯·科策（Wilhelm von Kotze，1840—1901）；最小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849年出生几个月之后就夭折了。兰克夫人的嫁妆十分可观，从而使得兰克能够在柏林过上超越他所从事研究工作收入的家庭生活，此外还让他拥有两万多册的私人学术藏书。这些书籍连同家具在兰克去世之后全部卖到了美国（现存锡拉丘斯大学）。兰克还从他擅长写作的夫人那里受到不少艺术启迪。兰克和夫人的天分由他们的子孙后代继承下来了，其中一位就是英国作家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1895—1985）。 
兰克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疾病的阴影下度过的：1850年代，他的夫人受到渐渐恶化的脊髓病的痛苦折磨，靠轮椅代步。兰克在他夫人去世的1871年退休，此后集中精力出版他的《全集》（54卷，1867—1890年陆续出版）。这时候他几乎双目失明，曾多次跌倒而身受重伤。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又渐渐失去了听力。1886年5月初，兰克在自己的住宅里最后一次摔倒，之后卧床不起。1886年5月23日，兰克逝世，三天之后官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兰克长眠在柏林的索菲教堂墓地（Sophienfriedhof）。 
兰克的历史观
我情愿忘却自我而只讲述能够彰显强势人物的事情。 
——摘自兰克《英国史》第2卷（又见全集第15卷，莱比锡，1877年，第103页） 
利奥波德·冯·兰克比19世纪任何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都更强调科学“客观性”。这是有据可查的。实际上兰克的“忘却自我”（Selbstausl?schung）的说法也许正是对这位潜心钻研其学术的历史学家最为贴切的比喻。“客观性”在这里应理解为走出自我、不加任何其他补充的对于客体的描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Geschichte）是对以往现实的一种写照。兰克有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常被引用的名言：历史学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这句引语出自兰克《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前言。）不过，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兰克的这个“愿望”过于天真。比如和兰克同时代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在其《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 1857/1858）一书中就指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再现的。历史不是以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以迄今为止的流传为基础的：这就是历史的出处。此外，他还指出，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忘却自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寻找有关过去事情的原始资料，对原始资料加以解释并说明这种解释的含义之所在，以便读者能够获悉事物的全貌。 
在这些评论面前，兰克的客观性主张乍看起来确实显得不切实际。不过，针对兰克的所有指责都没有涉及兰克本人是否在其理论指导之下对于历史事件作出过错误主观的判断抑或在有关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方面存在问题。人们只是评论兰克“客观性”概念本身的天真和不切实际，但并没有指责兰克其人。相反，后来的历史学家倒是常常援引和运用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基于19世纪上半叶对于历史的普遍认识。兰克主要是从理论上强调并使用“客观性”这个概念，他并没有把“客观性”纳入自己实际研究的范畴；他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曾经这样写道：“我提出了一种理想，人们会对我说，这种理想无法实现。但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无限，但他所能取得的成就天生有限。”（兰克：《思考》，第114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是把历史客观性视为一种理想，一种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然而又是永远难以实现的理想。 
兰克的名字还和历史学的学术机构密切相关，特别是他创立的历史研讨班，更是闻名遐迩。在这种研讨班里，学生们学习如何批判性地对待史料，并被培养成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这些学生由于受到良好的专业培训而有望成为各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真正代言人。如果更深入地研究兰克的著作，还会发现他更多的有趣主张。兰克于1831年撰写的《世界史的观念》（Idee der Universalhistorie）序言第一段可以看作是其史学理论的一个梗概。兰克在这个梗概里着重强调，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具有艺术活动的特点。他写道：“历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同时也是艺术。”由此，兰克提出了一个直至近几十年来才成为专业历史学家们不言而喻的主张，亦即，修辞严谨和文笔优美的历史著作对于认识和研究历史十分重要。 
在19世纪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历史学虽然从来不曾忽略过这种艺术美学观点，但并没有能够使之成为历史学中的专业共识。只有德罗伊森等少数历史学家真正拥护这种主张。在历史学框架之内对于历史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研究。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以文章的形式出现的。而此类文章的撰写原则与历史研究本身的规则和方法是不同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兰克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科学的这种双重特点。他曾经这样写道：“历史科学要对事物进行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艺术则是对所发现、所认识和所发生的事物进行叙述。”在这里，兰克对于历史学工作用了三个动词进行概括，即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Sammeln, Finden und Durchdringen）。这是兰克对历史学的核心工作程序所做的天才概括。德罗伊森又从启迪、批判和阐明（Heuristik, Kritik und Interpretation）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研究工作的内容。“启迪”是要求对于史料进行检验：即系统地审阅迄今为止仍然具有经验意义的历史事物，从而能够依据内容丰富的经验回答历史上所提出的问题。“发现”是指史料批判的历史学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对于从过去到今天经验性的信息在多人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审核和查实。这里涉及的是事实（Fakten），是一种准确的审核，要能够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兰克对于历史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阐述对于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了很大作用，也使得他的名字成为了历史学的象征。兰克很清楚，“深入探讨”实际上也必须贯穿在“发现”的过程当中。具体的方法则正如德罗伊森所称的“阐明”：即对于经史料批判而确认的事实必须深入探讨其内在意义上的相互关联，然后以清晰优雅的语言重新描述出这种内在关联。后者对于兰克来讲不再是科学研究，而是艺术工作。对此，他曾经这样写道：“其他学科完全满足于记录所发现的事物，历史学则要求对于所发现的事物具有一种再创作的能力”，而且这种“再创作能力”应该真正符合美学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通过叙述准确地表达出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意义。兰克依据史料批判所撰写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声望不仅在于他所发表的关于史料的研究和批判本身，而更在于他叙述历史的能力。他是一位历史叙述者，他作出的“大师级的叙述”涉及近代早期欧洲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状况。兰克撰写历史的主要依据是外交公文和资料。他是如何将撰写历史与客观性标准相结合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他对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中找到清楚的答案。然而，关于他的客观性理想与卓越的叙述能力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不过，有一点足以证实兰克的史学研究具有客观性：我们知道，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兰克身处单一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然而却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兰克的历史观念带有民族狭隘性。兰克的视野的确十分开阔。他本人称自己的视野是普遍性、世界性的。今天我们认为，他的视野是真正欧洲性的。 
兰克的历史观念与他的一些同行前辈明显不同。19世纪上半叶有一批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兰克，反对“启蒙历史学”或称“教育历史学”（Aufkl?rungshistorie）的历史概念。启蒙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 1720—1794）、约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1727—1799）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zer, 1735—1809）。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叙述历史发展变化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理性。历史学应该对时代的变化发挥启蒙性的促进作用。兰克等年轻历史学家出于多种理由反对启蒙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他们指责这些历史学家为自己的历史概念设置了前提，而且这种前提隶属于哲学概念范畴，并非源于历史研究工作本身。年轻历史学家指责老一辈历史学家利用历史叙述来宣扬伦理道德并为教育目标服务。他们认为这种利用历史的做法是不容许的。他们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1784）一书为例，指出该书的出发点是要使历史理性最终发展到一个世界主义社会。按照康德的理论，历史似乎可以根据目标预先起草勾画！康德还在书中提出，历史必须朝着一个理想发展。这就提出了教育意义上的要求，即人们应该积极支持这种历史发展进程。 
与启蒙历史学的斗争进一步为历史成为独立于哲学、神学和语文学的一门科学打下了基础。年轻历史学家们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范畴并以有力的证据论证了历史学所具有的专业独立性。如果说此前受到重视的是历史的教育作用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着重强调的则是，历史将按照其自身意志发展、人应该成为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以“历史学家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1821）为题所作的学术讲演就十分明确地代表了这种观点。另外，年轻史学家们反对启蒙历史学提出的“真实理想观”（Wahrheitsideal），强调要以客观性为理想（die Objektivit?t zum Ideal）。兰克是这种客观性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人们大概只能通过理性思考才能实现启蒙历史学提出的“真实性”，然而这又落入了哲学的范畴。鉴于此，年轻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客观性”。他们认为，人们在对于具有经验意义的资料和史料进行研究工作时可以实现“客观性”。兰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了他的“客观性理想”，而这种理想可以看成是一个十分新颖的史学研究宣言。 
兰克从来没有专门撰写过关于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的书籍。他只是在其文章的注释中加以提示。从我们编辑的兰克史学文选中就可以找到这些提示。在认识论方面，兰克坚持的是注释学，即坚持不对文章做任何改动而只加以科学的解释和注解。兰克的这种做法并不奇怪，这来源于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兰克在大学里不仅学习过新教神学而且学习过语文学，而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都是诠释学方法（das hermeneutische Verfahren）。兰克总是力求理解史料中所记载的事件、人物及其行动。在这方面他与其前辈同行的历史学理论截然不同。他们主张以理性认识作为认识历史的主要方法。但对于兰克来讲，历史认知不能仅局限于理性认识，而是要包括利用“现有精神上的感觉和经验”（geistige Apperception）、理解（Apprehendieren）以及预知能力（Divination）。简言之，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和表明许多前因后果以及符合理性的内在关联。如果对于历史只进行纯理性的探究，则肯定会受到局限。因为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深入认识到历史自身的目标。兰克曾经这样写道：“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上帝才了解全部世界历史。我们只是认识历史上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几多和解。正如一位印度诗人所言，‘为神所知，但不为人所晓’。我们作为人只能肤浅地、由远而近地认识了解历史。”（见《关于世界史观讲座》的导言，1831—1832，S.83） 
兰克对于世界的认识深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影响。马丁·路德认为上帝是隐蔽的，不引人瞩目。人们只能从上帝发挥的作用当中认识上帝。不过，这位上帝并不是在作用中油然而生，也不会像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lich Hegel, 1770—1831）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规律性中显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史学观念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兰克与黑格尔的观点完全不同。兰克坚持在哲学权威面前维护历史学的独立性。另外，兰克还从根本上拒绝黑格尔的神学论点。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绝对精神来到世界的过程，作为有限精神的绝对精神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完善的各个阶段，以便最终在人类文化的各种历史形态中（即在普遍自由的实现中）重新回归自身。 
兰克及其同时代的许多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都认同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关于“历史的合理性”观点（Geschichte als Theodizee）。兰克在有关宗教和教会题材的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主张。他指出，可以证实的是一切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物都源于上帝的意愿。他这样写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居住和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每个事件都来源于上帝。每时每刻，尤其是较长历史阶段之间的关联更是源自上帝。事情怎样发生，怎样进行，如何成功，这一切全都依靠上帝的意愿。我们只能尽己所能揭示神圣而隐蔽的上帝之存在！我们就是这样地在侍奉上帝，做着牧师和教师的工作。”（《给海因利希兄弟的一封信》，1820，S.18）从1750到1850年，这个世纪被称为“歌德时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在这个时代里，神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替影响比德意志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都要深远。“现代思维”在这个时代里深深扎下了根基。大约在1835、1836年间，神学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lich Strass, 1808—1874）发表了两卷本《耶稣传》（Leben Jesu）。此书受到自然神论的启蒙宗教流派的启示，并开始将历史学引向历史人物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就这样，人们开始在神学领域运用历史学方法探究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圣经的历史批判、与非圣经史料的比较等等）。人们将这种研究工作看成是历史学的任务，目的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到上帝存在以及上帝行动的证据。这种研究工作也称为“歌德时代的历史神学”（Geschichtstheologie der Goethezeit）。兰克在这个研究领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兰克的历史观并不局限于绝对的神学理论。兰克史观不像康德那样追求历史的终极目标，即实现大同社会；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寻求世界精神的回归自身，更不像许多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那样企图实现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抱负。虽然兰克指出过历史上出现的“大趋势”以及某些技术和文明方面的进步，但他着重强调的则是“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以及“每个历史时代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这个时代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存在，在于这个历史时代本身”（《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兰克的历史观没有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标志性特征，即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道德也是逐步提高的，人性在日臻完美。兰克认为，应该更加准确和恰当地表述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比如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着的。历史体现着一种持续发展。每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大的趋势”即主导理念。兰克写道：“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和自己的理想。”（《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兰克在反对启蒙教育派的历史进步论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关于“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的说法成了历史学中常被引用的名言。兰克这句话的实质在于强调对过去做历史评价的时候不能片面地套用现在即当代的价值体系，而是要依据过去人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去认识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在人们的理解能力变得更加全面、更加综合、更加具有时代活力。有人可能认为，兰克如此强调以往历史时代自身的重要性只是有利于从美学上接受过去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但却没有突出最终导致进入当今世界的时代活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兰克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强调指出，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人们不应该忽视“每个历史时代所产生的事物。历史学家当然也需要承认不同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便认识这些历史时代依次相连的内在必然性。这里存在某些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并不是简单地否认启蒙教育历史学关于历史进步的概念，而是代之以另外一个更为全面、更为人性的概念。根据他的观念，现在人们的生活关系是人类精神文化综合发展的体现，而这种精神的全部内涵和活力又必须通过历史观察才能彻底发现。对于兰克来讲，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认识我们这个宇宙的各个历史时代的个性、差异性及其特殊的文化特点。他写道：“不同民族和不同个体在人性和文化观念相互接近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进步。”兰克的这种主导理念不但没有受到他所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局限，而且还适用于今天的历史思考。因为他主张从历史的角度深入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他认为，不应该为了自身文化的意义而相互争斗、甚至发生文明冲突，而应该在认识自身文化意义的同时学会认识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和承认其他文化。 
显而易见，成年时代的兰克在思想上主要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影响。洪堡的观念与兰克相似。他在《历史学家的任务》（1821）一文中对“起始理念”和“历史理念”作了区别。他称“起始理念”或“永恒的主要理念”为“主导观念”，正是这种主导观念形成人类学中的恒量。“历史理念”或“主导理念”虽然高于历史，但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以特定的方式表示出来的。举例来说，一个历史理念可以是国家理念或人性理念（财富理念）：历史理念可以在各种历史文化中得到确认；但其形成则分别源于“各自的理想”（eigene Ideale）。所以说，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精神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突出这种、有时则突出另一种趋势并在这种趋势中显示出自身固有的特色。”（《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历史进步论的维护者认为新的历史时代总是要比老的历史时代进步，而且在质量上也更高一级。兰克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一个老的或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代并不是一个新历史时代的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因为老的历史时代同样“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所以新、旧历史时代是等值的。 
由此看来，兰克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变化，“主导理念”是历史发展的持续不断的因素，而个性则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交点。兰克对于具有历史性的个性的理解也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我们知道，19世纪不仅是在德国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流行撰写人物传记，这个世纪甚至被称为“传记时代”。传记记载的主要是对于历史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大人物”，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传记中有关于这些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和研究。兰克撰写过两本人物传记，一本是1869年出版的《华伦斯坦传》（Geschichte Wallensteins），另一本是1877年出版的三卷本《哈登贝格和普鲁士国家的历史（1793—1813）》。依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兰克认为，集体性的各种个体要比个别的各种人物更为重要。兰克还进一步将其关于历史性的个体的概念扩展和提高到“各个民族”的概念。不同的民族组成了各自的国家。兰克早在1824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标题中就清楚地表达了他这个概念，该论文题目是“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1494—1514）”（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lker von 1494 bis 1514，即《拉丁与条顿民族史》）。这些民族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体现着历史理念，所以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区别清晰可辨。兰克将其主要关注点放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方面，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称兰克的史学著作是在维护“外交优先权”。 
由此可见，兰克是（古典）政治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历史编撰家。他与普鲁士国家官方关系密切，是普鲁士的官方历史编撰家。兰克政治态度形成的关键在于他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拿破仑战争以及在他看来与此密不可分的法国革命。1830到1848年期间许多欧洲国家革命失败的情况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事件都表明了革命力量的失败，这些革命力量打破了世界历史的有序发展。假如革命力量能够维护住地位的话，则将难以形成真正的历史力量，甚至谈不上能够产生公正的观念，也不可能有客观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了。”（兰克1885年12月21日90岁生日讲话，全集第51/52卷，莱比锡，1888年，第597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的历史观念与其政治态度密切相关。他不像德罗伊森、格维努斯（Gervinus）、达尔曼（Dahlmann）和聚贝尔（Sybel）等历史学家那样积极主张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是终身认定普鲁士是一个政治大国。这也许说明兰克和这些历史学家存在着代沟吧。如果说一个人15岁到20岁年龄段的政治意识对其一生最有影响的话，那么，兰克正是在这个年龄段经历了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混乱，并且亲眼看到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解决方案是如何完全恢复了旧的欧洲国家制度和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兰克的专业同行大多比兰克年轻10岁到15岁。这些人的青年时代正好处在普鲁士复辟政策的高压之下，同时他们还普遍受到大学生社团等政治反对派的影响。（兰克从来没有参加过学生社团。） 
兰克的学术观念和世界观都受到他的理想（Ideale）的支配，而他的理想则明显地和普鲁士的复辟努力、浪漫反启蒙思想、歌德时代的美学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相联系。兰克的思想观念终其一生几乎没有改变。顺便要提及的是，兰克几乎只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对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行过理论探讨。这一点在我们评论兰克的成就时应该予以考虑，因为兰克早期的历史著作具有创新和指导意义。到了晚年，他的科学客观性理念或他作为历史学家所持的政治态度都受到他同时代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兰克在学术方面已经过时。高寿的兰克本人实际上也亲眼看到自己的著作如何成为了学术史的一部分。 
对于兰克著作的理解
到了兰克晚年，当时社会上的“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该学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之下、排除奥地利参与的德国统一）对历史学观念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从年龄上来看几乎都属于兰克的后辈。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1848年都拥护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革命失败之后，他们则认为强大的普鲁士应该成为统一德国的核心。他们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看作是为实现德意志邦国统一的手段，这种统一在1871年终于实现。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学理想方面，“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主要是以多人共识和利益相近为基础，而兰克则强调以客观性为基础。在当时的德国，“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比兰克更受到重视，但他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远不及兰克。 
人们认为兰克的客观性理想是实证主义的。这就是说，受到兰克客观性理想约束的历史学应该摆脱以往深刻影响历史思考的各种规范性因素，起码是在历史思考具有集体性的展示和教育等文化作用的时候更要回避规范性因素的影响。无疑，不应忽视的是，兰克时代德国历史学的领军人物和兰克的学生们实际上非常清楚，历史观念具有文化导向的作用（尤其是负有一种民族认同感的责任）。这种文化导向作用反过来又会给历史思考带来更多规范性因素（Normenbezug）。这些历史学家不认为规范性因素是一种损害，相反，甚至视其为对客观性原则的必要补充。直到今天，历史学中规范性因素与客观性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是引起激烈辩论的焦点。 
兰克去世之后，有一批被称为“新兰克派”（Neorankeaner）的历史学家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坚决反对“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新兰克派”开创了一个历史学中的“兰克复兴”（Rankerenaissance）阶段。属于这个“新兰克派”的历史学家主要有马克斯·伦茨（Max Lenz, 1850—1932）、埃里希·马尔克斯（Erich Marcks, 1861—1938）和费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 1867—1925），还有奥托·兴策（Otto Hintze, 1861—1940）、埃里希·勃兰登堡（Erich Brandenburg, 1868—1946）和弗里德里希·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45）。新兰克派比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的代表人物要年轻一代，比兰克年轻两代，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亲眼见到过兰克。尽管新兰克派内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种种分歧，但他们努力遵照兰克的理想（Ideale）创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新兰克派与其父辈历史学家不同的是，他们重新将追求客观性放在了首位，同时他们还反对当时已经赢得了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学的具有党派偏见性的理想。新兰克派在越来越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中不断发展，以至于引起了对一些政治规范性因素的重新定义。新兰克派不像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那样将历史学的重心放在德国民族国家的组成方面（die Nationsbildung Deutschland），而是放在了外交优先权方面（Primat der Au?enpolitik）。当然，他们优先研究的外交关系不再像兰克那样局限于欧洲，而是包括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问题及发展前景。不过，“新兰克派”或称“兰克复兴派”的代表们完全理解兰克将国家和人民作为历史的主导个体的观念，并依据这种观念表述历史的发展变化。 
到了20世纪初，史学界对兰克的评价重新有了提高。人们开始着手对产生于18世纪中叶并延续至当代的整个现代历史学进行整理和总结。特别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涅克，他提出了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概念。他指出，在过去近200年的这个历史阶段里产生了欣欣向荣的历史科学，这种历史科学以“个性”（Individualit?t）和“发展”（Entwicklung）等作为主导理想（leitende Ideale）。梅涅克对德国历史学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始终坚持将兰克的史学原则作为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特征，并视兰克为这个历史阶段的史学典范。 
然而，后来由于纳粹势力在德国的抬头，兰克史观的典范作用渐渐减弱了。这是因为兰克是从文化角度解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而纳粹则鼓吹以种族性为基础的国家概念并将学术研究纳入了党派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的苏军占领区/民主德国，兰克虽然由于其建立历史学科的功绩而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不再被接受了。在西方，二战之前的历史学家在战后的头20年里再次受到重视。但是最迟至1960年代中期，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观被社会历史学派所代替（sozialgeschichtliche Schule）。这个学派以“社会”（Gesellschaft）代替“人民”(Volk)和“国家”（Staat）作为史学研究的规范性因素。 
前面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学术界对兰克史观的评价。实际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兰克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和爱戴。这是因为兰克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他的大量的历史著作不仅在德语国家地区而且在其他欧洲国家都在继续不断地再版刊印。他的读者群体也早已超出了史学界的范围。兰克的学术著作因其鲜明的叙述文学特色和优美的语言艺术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过，使兰克享有盛名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可能还是在于读者对于兰克所追求的“客观性理想”的共鸣，即读者的“求真愿望”。而人们这种“求真愿望”恰恰由于在当代历史学中时而出现的对于历史的人为杜撰和虚构往往无法实现。因此，兰克提出的历史学的无条件客观性理想，即他的名言“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颇为符合人们的心愿。诚然，这句话同样是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困难。 
兰克的名言“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即追求历史事实的理念，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近30年来，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国际上所发表的有关兰克及其著作的文章又都在积极地探讨研究兰克的客观性概念。有些学派如“激进的建构论”从根本上怀疑“众人皆能平等参与的事实”的存在。而另外一些学派则坚持认为，假如历史著作的撰写不能以“事实”为依据，则必定将无法与杜撰虚构性的历史叙述划清界限。在某些历史学家眼中，兰克是一位不成功的“天真”（naiv）的客观性概念论者的化身；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强调，兰克体现了一种科学客观性的理想，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仍然应该突出这种理想。 
除此而外，近年来人们还深入研究了兰克在其丰富的历史著作中运用的分析方法和叙述艺术。重新评价了19世纪欧洲现代历史学的兴起与现代小说产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将历史小说的产生与兰克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一书进行了对比。这类学术研究涉及此前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史学叙述所遵循的特定的修辞学模式，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对兰克及其同时代史学家的研究领域。 
从今天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兰克对于历史经验的把握过于狭窄：他集中精力主要研究的是决策者层面涉及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外交政策。对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则鲜有阐述，或只是在旁注中加以说明。诚然，兰克通过对深层结构变化的探究基本上揭示清楚了历史事件本身。兰克在描述历史事件的时候提出了“事务的大进程”以及“大趋势”等理念，并通过对典型事件发展过程的重点描述进一步阐明了这些理念。这就是说，兰克在卓越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成功地进行着历史思考方面的理论探讨。当然，兰克的历史思考及其史学理念都脱离不开他基本的宗教观念。但从整体上看，兰克将透彻的理论阐述、不断丰富的史学研究经验以及生动优美的叙述文体融合在了一起，他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兰克关于将各个国家和人民作为历史个体的主张及其历史理念从来没有被普遍接受。在唯心论以及其他所有关于整个世界的论述终结（至少暂时终结）之后，兰克的历史理念和今天也不再具有衔接之处。但兰克关于世界通史的概念今天仍然受到关注，尽管他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实际上是概括了德国唯心主义关于人类精神、思想从东方国家（埃及、以色列）进入西方国家（欧洲、美国）的发展过程，排除了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种种文化。兰克世界史的核心是欧洲史；他给予古代欧洲以积极的意义。兰克的历史理念是以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以及不同历史时代拥有同等价值为基础的。他关于“人民”（Volk）或“民族”（Nation）的概念则是以特定范围的“文化”（Kultur）为基础的。兰克关于“文化”的概念随着对文化传播的深入科学研究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交流赢得了现实意义，——不过，在这方面兰克并不是一位时兴又适用的历史模式的提供者，而是寻求这种模式的推动者。即便兰克的历史著作显示出他狭窄的欧洲视野，但兰克史观的原则是关注人类。兰克在撰写世界通史的计划中排除了西方没有承袭的各种文化，这是他人类视野局限性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但如果跨越这种局限进入真正世界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那么兰克有关个性和发展的理念以及他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定将在今天重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