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简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医疗技术雄厚。是卫生部批准的江西开展人体器官移植、试管婴儿技术的指定医院。拥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6个，国家级诊疗中心1个，省级重点学科、领先学科15个，省级质控中心9个，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专业15个，卫生部内镜专科医师培训基地4个。卫生部临床路径试点医院、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重点联系医院。省医学会18个专业委员会挂靠医院。[1]
发展简史
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 1939 年，这所医院的门诊部就诞生在这块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上。抗战胜利后，成为中正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解放以后，先后成为南昌医学院、华中军区医学院、中南军区医学院、第四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再又成为第六军医大学教学医院,1954年医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3医院,1958年随第八军医学校转业地方，更名为南昌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江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后来又恢复为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2005年8月江西医学院与南昌大学合并，医院更名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更富有人文情怀和文化内涵。 
历史不会忘记为一附院作出了贡献的专家、一届又一届优秀的领导团队： 米景贤、凌惠扬、刘南山、王肇勋、蒋士焘、谭士杰、黄克纲、周大同、文士槿、杨大望、黎鳌、胡锡献、符式珪、黄玉兰、程懋坪、徐日兴、刘为纹、贺宪武、段如麟、傅滨、张肇祥、经吉力 人、许秀青、季长宜......
正是有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医院才有了今天 —— 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省直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成为目前江西省规模最大、科室最全、病人最多、病种最多、手术室最多的品牌医院，被江西人民亲切地称为“第一附院”。 [2]
产品与服务
医院科研和学科建设省内领先。建院以来，荣获三项国家发明奖、两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江西医学界国家863计划主持项目、973前期项目、国家科技奖、中华医学科技奖零的突破。拥有省高校重点学科6个，重中之重重点学科1个，省高水平学科5个。江西省临床医学科学研究院挂靠单位，拥有省级研究所7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科技创新团队3个。拥有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博士点各1个（均涵盖17个二级学科，15个三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 医院人才济济。拥有全省卫生系统高层次学术技术带头人12名（全省共20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9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10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7人，江西省突出贡献人才2人，井冈学者1人，江西省高校学科带头人32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20人。 回顾过去，秉承“德高术精、福泽人民”的院训，医院各项工作均位居全省前列，不负老区人民厚望。展望未来，一附院缓解老区人民看病难的能力不断攀升，志为老区人民再立新功：急诊创伤救治中心大楼将于2013年投入使用，占地890亩、开放床位3200张的象湖新城院区即将开工建设。1939年，“一附院”以一个小门诊部发韧于“南昌沦陷与抗战反攻”的苦难年代，为民族的存亡而生死救援。1945年抗战胜利，成为“中正医学院附属医院”，走上了综合医院的发展之路。1949年解放后，随着形势的需要，先后更名为“南昌医学院”、“华中军区医学院”、“中南军区医学院”、“第四军医大学”等学校的附属医院和“第六军医大学教学医院”、“第173军医医院”。1958年转业地方后，先后更名为“南昌第一医院”、 “江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05年8月江西医学院与南昌大学合并，医院更名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如今，南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矗立于闹市街头的“一附院”也在变大变强。已成为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花园式医院，随着一座座医疗大楼的耸立，编制床位现已达到1600张，实际开放2000张的规模，拥有临床、医技科室45个，内科学科学学位博士点1个(涵盖8个三级学科博士点)，外科学三级学科博士点1个(烧伤)，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点1个(涵盖所有临床专业二级学科)，硕士点28个。2008年门诊量超过110万人次，日门诊量多时可达6000人次；住院病人达到了6万余人次，平均住院率连续十年超过100%。其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巨，与传统记忆中的“一附院”已有了天壤之别。　随着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一附院”在省内率先建立了电子病历和医生工作站系统、手术和麻醉信息管理系统，并与国家疾控中心信息系统成功对接，成为全国实现传染病和死亡病例网络直报的三家试点医院之一。　医疗设备方面，拥有64层CT、3.0T磁共振、直线加速器、高档螺旋CT、GE四维彩超、VIVID7全息彩超、数字胃肠机等高精尖设备，在省内居于领先地位。　“一附院”从来就是重视人才、重视科研、吸引人才、汇聚人才之地，在全省卫生系统20名高层次学术技术带头人中，这里就汇聚了12名，占到了60%。全院在职职工2009人中，拥有高职人才450多人，29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一附院”一贯秉承“德高术精，福泽人民”之院训，以人尽皆碑的医德医风，多次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医院文化工作先进单位，为全国唯一一家拥有2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的医院，并涌现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等一大批先进个人。 　2008年12月，总投资近10亿元、占地900亩、开放床位3200张的“一附院”象湖新城分院正式签约。分院建成后，美丽的象湖湖畔，一座布局、设备、环境堪称国内一流的医院将屹立在赣鄱大地上，那将是一幅更为绚烂的画卷。  [1]
企业文化
基于“大医精诚”的理念，建院以来，“一附院”近百项高精尖技术填补国内、省内空白，荣获三项国家发明奖、两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江西医学界国家863计划主持项目零的突破，被卫生部批准为江西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两家指定医院之一，被卫生部批准为江西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两家指定医院之一，被中华骨髓库指定为江西唯一一家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定点医院。拥有省医学领先学科、领先建设学科11个、省高校重点学科6个，还拥有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卫生部内镜技术培训基地、中华疼痛学会第六临床中心、江西省烧伤中心、江西省消化系疾病诊疗中心、江西省小儿听力筛查与诊断中心、江西省影像专业质控中心、江西省消化病研究重点实验室、江西省高血压病研究所、江西省高校重中之重重点学科，其科研和技术实力雄居省内榜首。
管理团队
姓 名:魏云峰职 务：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党委委员职 称：教授、主任医师简 介：1950年6月出生，江西南昌人，汉族，中共党员，医学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并为江西省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 , 江西省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以及《江西医药》杂志副主编，中国医院杂志社编委。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在国家级、省级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荣获全国医院优秀院长、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专业特长：长期从事心血管病学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熟练掌握心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和各种心血管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对心血管科疑难疾病的诊治也颇有造诣。 姓 名:张剑职 务：党委书记、副院长、江西省小儿听力筛查与诊断中心主任 职 称：教授 主任医师简 介： 1978年考入江西医学院，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医疗本科，同年分配在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工作，1994-1996在突尼斯国工作2年，现任耳鼻喉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江西省耳鼻喉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江西省鼻咽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编委。《江西医药》编委。 在《小儿气管切开拔管困难》曾获全国首届耳鼻喉科中青年手术会议优秀论文奖，江西省大五官科论文评比二等奖。 专业特长：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喉癌手术治疗----发音重造术；中耳听力重造术；面神经外科，鼻内窥镜鼻腔鼻窦外科。[3]
其它相关
地址: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邮 编:330006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学术定义
1、贫困线是指国家为救济社会成员因自然、社会、经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原因收入减少或中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制定的社会救济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给予经济或实物方面的救济使其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制度即贫困线救济制度。 2、贫困线的实质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维持人们基本生存和社会公认标准所必须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
3、贫困线是指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必须消费的最低费用线它是衡量城镇居民个人或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状态的数量界线。
4、所谓“贫困线”是指一个国家为救助其社会成员收入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者（也可称低收入者）而制定的一定的救济标准或界限。
5、所谓贫困线,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人们维持基本生存需求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用价值量表示) 。
6、贫困线是指的绝对贫困线，它是以基本需求为出发点的。贫困线首先要估算出食品贫困线，因为贫困阶层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必要的营养。
7、贫困线的划定既有客观的基础——最低要求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又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对“必需品”的认定。
界定标准
绝对贫困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接受由国家统计局设定的农村贫困线，把它作为识别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和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标准。该贫困线设定的方法是符合国际规范的。首先，确定一种营养标准，国家统计局将营养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天2100大卡。然后，根据2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测定出满足这一营养标准所需要的各种食物量，再按照食物的价格计算出相应的货币价值。这一  无家可归的孩子货币价值成为“食物贫困线”。最后是确定“非食物贫困线”，简单的方法是既可以主观地确定食物贫困线在整体贫困线中的比例，也可以参照整个社会的恩格尔系数或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来确定这一比例。发展贫困线农村的贫困线是建立在生存贫困的观念上的，该贫困线被用来识别处于生存困难的人群，而城市贫困线已经超越了生存贫困的观念，贫困线不仅包括为了保证最低的营养所需要的购买食品支出，还包括用于教育和医疗的基本支出。一定意义上，城市贫困线是建立在发展贫困的观念上的，用它识别出来的贫困人群不仅包括了生存贫困人口，也包括了发展贫困人口。
标准上调
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4年来增长约5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雯在递交给全国两会的提案中称，太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被脱贫”，建议现有贫困线应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以上。
沈雯说，中国在2009年将贫困线上调至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之前，贫困线标准为785元，按2005年汇率折算每天收入只有0.57美元，与世界银行确定的1.25美元标准差距悬殊。
沈雯了解到，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都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中国贫困线仍只是一条保障‘吃饭权’的贫困线。”
沈雯认为，当前中国的贫困线划分标准制定模糊不合理，和国际标准距离长期偏低，扶贫投入过少，有过亿人没有被划分在贫困人口内，人为地“被脱贫”。
面对物价飞涨，提高贫困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沈雯表示，“不但要考虑吃饭，还要考虑教育和医疗保障。”
[1]　2011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12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将肯定上调。未来，“低保”和“扶贫”这两项制度将得到有效衔接。目前，中国的“贫困线”是1196元人民币，而“低保线”已在去年底上调至1404元。 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比2010年提高了80%。按照29日人民币市场汇价1美元兑6.3587元人民币计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按此标准，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十分之一。[2]
中国标准
国际贫困标准（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实际上是一种收入比例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76年组织了对其成员国的一次大规模调查后提出了一个贫困标准，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3]
1985年，中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微调。贫困线之下，还设置了收入更低的绝对贫困线。2007年标准调整为1067元，2008年，中国绝对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785元以下，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786元-1067元。2009年提高到1196元。  贫困儿童其实，中国贫困线过低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将每人每日1美元定义为最低标准的贫困线，中国距此标准尚有一段距离。
中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到2005年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如果按照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4]
其实，1196元已经是旧标准了。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十二五期间贫困线的标准将提高到人均纯收入1500元。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第一年，也是贫困线标准正式提高的第一年。现有贫困线标准比2009年1196元的贫困标准提高了25%。但相比不断上涨的物价，1500元的贫困线标准还是显得低了点。
1500元能干什么？在大城市也许只能订一桌酒席、买一件衣服、买一本电纸书，只占相当多家庭月支出的几分之一。可很多贫困家庭一年的总收入也只有2-3 个1500元，并以此维持家庭的最低温饱。在粮价日益走高的今天，即使是在较为偏远的农村，米价也在2-3元/公斤以上，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支出可能就要六七百元。如果算上其他必要的生活成本，1500元的贫困线标准仅够贫困家庭糊口。如果物价再涨下去，恐怕糊口都成问题了。提高贫困线标准显然势在必行。
现在的贫困线标准是高是低，不妨参考下亚洲邻国的情况。据3月2日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消息，越南政府总理近日颁布决定，调整贫困户标准，2011-2015 年段越南的贫困户标准是：农村贫困户标准为人均年收入480万越盾以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511元。而2010年越南人均GDP是1162美元，而中国是4500美元，相差4倍多，为什么贫困线标准反而比越南低呢？无论是从综合国力还是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角度看，中国都没有理由维持如此低的贫困线标准。
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贫困线标准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就目前来看，把贫困线标准提高到2500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今后还应把贫困线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以防物价上涨伤害到承受力最弱的贫困家庭。各地的低保标准也应相应提高。虽然一年只有1000元的增长，但却可以让很多贫困家庭闻到久违的肉味，添点荦菜，给孩子买几件新衣服、新文具。政府手里多挤出一点，贫困家庭的收入就会大有改善。
当然，提高贫困线标准只是扶贫的第一步。政府加大医疗、教育投入，扩大医保和免费教育覆盖面，降低医疗费和学费，减少因病因学致贫，同时辅以各种扶贫政策，尽力帮助贫困家庭脱贫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标准
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在2009年1月23日在联邦注册（Federal Register）上发布了2009年的贫困线标准（poverty guideline），新的贫困线标准于发布的当日生效。办理过家庭移民的读者都知道家庭移民的申请人需要达到一定水平的最低收入才能为移民申请受益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担保，而此最低收入的水平取决于上述的贫困线标准。下面我将对贫困线标准和移民申请所需达到的最低收入向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供大家参考。
贫困线标准是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发表的衡量美国人贫困水平的标准,主要是供政府用来决定什么人符合某些政府福利项目,如Head Start, Food Stamp Program,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 Low-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等。此贫困线标准每年年初由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根据上一年的贫困水平得出新一年的贫困线标准并在联邦注册上发表。贫困线标准是根据家庭人数和所在州来决定的，美国大陆相连接的4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为一个标准，另外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分别有自己的标准。  柬埔寨小孩与2008年的贫困线标准相比，新发布的2009年贫困线标准略有增加。例如两口之家2008年相连48个州和DC的贫困线标准为14,000美元，而2009年贫困线标准为14,570美元，增加了570美元，其他不同人口的贫困线标准2009年也都有类似的增加。
办理过家庭移民的读者都知道家庭移民的申请人（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需要填写I-864为受益人提供经济担保以确保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而不会成为美国社会的负担。移民局要求申请人能够证明其收入达到或超过贫困线标准的125%。例如对一个两口之家（美国公民和外国移民配偶）来讲，联邦政府2009年的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14,570美元。要达到移民局要求的经济担保的最低标准，申请人的收入应不低于贫困线标准的125%，即18,212.5美元。如果美国公民的收入达不到贫困线标准的125%，美国公民则必须通过联合担保人共同提供担保或通过其资产（如银行存款等）来提供担保。[5]
越南标准
2011-2015年，越南农村贫困户标准为人均年收入480万越盾以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511元。2010年越南人均GDP是1162美元，同期中国人均GDP为4500美元。
法国标准
法国的贫困线就定在全国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为每人每月650欧元（合人民币5760元）左右。
巴西标准
巴西有两条贫困线：贫困线和极端贫困线。这两条贫困线是根据5年的消费支出数据确定的，食品线根据食品价格指数调整，贫困线根据一般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
极端贫困线是当前最低工资的 1/4.由于最低工资每年都变化，因此极端贫困线也就随之频繁变化。
贫困线是按照最低工资的1/2 来确定的。现在的极端贫困线是R$116.25,贫困线是R$232.50.贫困线被用于许多项目。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巴西，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福利制度对降低老年人的贫困有显著作用。
澳大利亚标准
澳大利亚的最新贫困线是墨尔本应用经济和社会科学院于2009年1季度更新的，并且包括了住房成本。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指2个成人，其中1人工作，抚养2个孩子）的贫困线为，每周736澳元。如果1 对夫妇 2 个孩子，但是户主不工作，则包括住房成本的贫困线为每周767.79 澳元。
南非标准
2001年，南非官方贫困线对一个5 口之家的定义是每月1,541 南非兰特（相当于 286 美元/每月）。相比之下，1990 年美国一个 4 口之家的贫困线为 13359美元。2001 年，南非大约 57%的人口生活在收入贫困线之下，贫困人口的比例与1996 年相比没有明显下降。林波波省（Limpopo）和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分别为77%和72%。西开普省（Western Cape）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为32%，其次是豪滕省(Gauteng)，为 42%。目前，南非统计局公布了每人每月211兰特的食品贫困线，并估计非食品支出为111兰特，这样二者合计得到的官方贫困线为每月322兰特（2000年价格）。折算成 2006 年价格，官方贫困线为每人每月431兰特。
印度标准
印度贫困线热量依据是农村地区每人每天2435大卡，城市地区每人每天2095大卡。基于第28 次（1973-74）全国抽样调查（NSS）数据，利于适当的转换因子，把标准热量需要的消费食品清单转换为相应的人均货币支出。1973-74年，平均而言，在农村地区每人每天获得热量2400大卡，每月需要的货币支出为49.09卢比，城市2100大卡需要的货币支出为56.64卢比。随着通货膨胀到2000年，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线分别为328卢比和454卢比。
使用问题
使用贫困线会有很多问题。因为收入仅仅高于或仅仅低于贫穷门槛对当事人没有什么差别，贫穷的影响效果是渐进式而并非割裂式，同样的低收入对不同人有不同影响。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有时候需要利用收入不平等度量。
贫困线倚靠对收入数字上量度。如果也考虑其他人类发展指标如健康、教育，它们也要量化，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多方因素
经济方面在于经济上，分为两类的贫穷：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政治方面在于政治上，很多国家的政府以对抗及消灭贫穷为社会福利的工作目标，为达成目标，许多政府也设置有专门处理贫穷问题的组织或机构。这些机构所做的工作主要以人口普查研究以及确认低收入户为多。在积极的作为方面，则包括了住房供给计划、社会津贴、特殊工作机会或提供生活必需品。某些意识形态（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为了制造贫穷而努力奔走。其他理论则认为贫穷是一种经济系统失败的征象，也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例如美国2010年9月美联社报道；美国的贫穷平均比率为15%，其中非裔和拉丁美洲裔又特别高过其他群体，因为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上一代生活在种族歧视的社会比较难有较高社会地位发展机会，从而使下一代从出生开始受的教育和照护就较差，导致世袭贫穷的现象发生，可能又会祸及更下一代。[6]法律方面从法律面而言，在许多已发展国家之中，贫穷是法定减轻刑罚事由之一。立法者通常认为，让一个人能否清楚认知社会及法律所接受的行为，系受到其通常且经常性地处于生活穷困状态中所影响。由于穷人心理压力的增加，贫穷通常被认为导致犯罪率升高。教育方面在教育方面，贫穷影响学生自学习环境中获利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出身贫穷家庭的学生，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及，对于安全、安稳的家、衣物及正常饮食的需求影响到他们的学习能力。此外，在教育循环当中也有所谓的马太效应（此词原与教育相关，不过也可以很容易的转换至贫穷上），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
意义作用
实际上，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贫困线，但普遍来说他们都会利用单一贫困线来比较经济福利程度。在比较国际间的贫穷时常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避免贫穷困线因兑换率改变。因此“以少于一美元生活一天”解释为“一天内购买货物及服务的总开支少于在美国以一美元所能购买货物及服务”（自行生产的货物及服务也计算在内）。
几乎所有社会都有贫穷的民众。贫困线是一个有用的经济工具，可以用来统计贫困人口，并有助政府来考虑是否利用福利、失业保险去减少贫穷。
厘定贫困线须要找出所有必需品总开支，即成人一年开支的平均数。此方法是评估能够维持可忍受的生活的最少开支。其基础源自美国贫穷门槛，并随通货膨胀上升。在发展中国家，最昂贵的开支常是房屋租金。因为它对贫困线有很大影响，经济师常常留意房地产市场及住屋价格。
亟待调整
过低的贫困线标准与政府扶贫责任的承担预期密不可分。国家愿意并可能承担更多的扶贫责任，贫困线标准自然订得越高；反之亦然。提高贫困线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强化政府的扶贫责任。如果说为大家所关注的提高“个税起征点”，对政府部门更多的影响是减少收入；那么提高贫困线，则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拿出更多的钱来扶贫。
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4年来增长约5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沈雯在递交给全国两会的提案中称，太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被脱贫”，建议现有贫困线应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以上。（3月3日《东方早报》）
相比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新贫困标准，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无疑只能用“奇低”来形容。温总理去年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时，就曾坦言：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我们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还有约1.5亿。
贫困总是相对而言的。富裕如美国者，按照其国内标准，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需要接受政府救济。要是拿这个标准来中国进行扶贫，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绝无可能承担。因此，制定贫困线要讲“国情”，这个没有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贫困又是共通的。因为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根本不会因为没达到国内贫困线，而比其他国家同等贫困的人生活得更加美好舒适一些。所以说，贫困线没有理由完全排斥“与国际接轨”。
我们国家现有的贫困线，更多是一种“扶贫线”。换言之，从最低收入人群算起，国家财力能够承担扶贫到哪条线，就以此作为我们国内的贫困线———这个扶贫线是扶贫能力为本位的，是政府可以根据“软”供给调整的。而国际上通行的贫困线标准，则更多地以贫困群体维持每日基本生活所需最低消费作为衡量标准，甄别出需要帮助的人群，并以此要求国家对其施以援手———这个贫困线是贫困个体本位的，是政府不可以“软”调整“硬”救济的。
过低的贫困线标准与政府扶贫责任的承担预期密不可分。国家愿意并可能承担更多的扶贫责任，贫困线标准自然订得越高；反之亦然。提高贫困线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强化政府的扶贫责任。如果说为大家所关注的提高“个税起征点”，对政府部门更多的影响是减少收入；那么提高贫困线，则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拿出更多的钱来扶贫。任谁想要从财政大蛋糕中多分一杯羹，恐怕都绝非易事；想都不用想，这里面必然少不了一番激烈的利益博弈。
“十二五”规划准备将贫困线提高到1400元左右，看上去提高的只是区区两百元，与国际标准仍差距甚大，但对我们这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而言，因此增加的贫困人口可能就得以千万计。因此，短期内要让贫困线标准迅速提高一倍甚至更多，恐怕并不太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前“饿不死人”的奇低贫困线标准因此就更具有合理性。[7]
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整体扶贫的方式，让贫困人口更多享受到发展成果，极大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我们至少需要一个更为人本的客观标准，从而使我们的贫困线不仅更具合理性，而且更具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