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汉语
外文翻译
〓汉语的外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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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翻译】：중국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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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翻译】：中国语（ちゅうごくご）
【西班牙语翻译】：chino
【俄语翻译】：Китайский（契丹）
【拉丁语翻译】：Sinica
【意大利语翻译】：Cinese
【爱尔兰语翻译】：Sínis
【希腊语翻译】：κινζικα
【越南语翻译】：Tiêng Trung
汉语分布
  汉语分布汉语是一个语族，主要分布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中国大陆、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省）、新加坡共和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老挝、朝鲜、韩国、日本、美国西部州和夏威夷州等国家和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会说汉语的人大约有16亿，居世界人口数量使用语言第一（占世界人口使用语言五分之一）、使用广泛度居世界第二（英语广泛度第一，有5000多万外国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汉语是联合国承认的官方六大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一个分支 － 普通话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却又不等同于北京话，是摒弃了北京语音中的一些土音而形成的。汉族的通用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香港、澳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但较之普通话有部分差异。 学术上是指各汉族地方语言的统称，有时亦会专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北语等称呼都是指普通话。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而古汉语也曾对其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古汉语借词以及古汉语书写体系文字。
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分布图汉语，又称中文、汉文，其他名称有国文、国语、华文、华语、唐文、中国语，还有唐话、中国话等俗称。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分析语，有声调。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时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汉语包含书面语以及口语两部分。古代书面汉语称为文言文，现代书面汉语一般指现代标准汉语。现代汉语方言众多，某些方言的口语之间差异较大，而书面语相对统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系统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根据语音特点又分为包括北京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半岛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一些语言学家也把西南官话作为独立于北方方言来研究）等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80%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乌鲁木齐，从北京到成都、相距数千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是大致上能够理解，并非完全能够听懂）。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揭阳、汕头，汕尾、海南,浙江温州、台州部分），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侗语、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赣方言（江西大部，湖南东部，福建西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等。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建瓯话、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汉语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差别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方面的差别最小。语音的差别在声母的繁简、辅音韵尾的多寡以及调类的区分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吴方言和部分湘方言塞音声母有浊塞音[b、d、g]、不送气清塞音[p、t、k]和送气清塞音[p'、t'、k' ]3套，官话以及其他各方言一般方言只有后2套。广州话辅音韵尾有[m、 n、?、p、t、k]6个，苏州话只有[n、 ?、?]3个，北京话只有[n、?]2个。广州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入、中阴入、阳入9个调类。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调类。烟台话平声不分阴阳，所以只有平声、上声、去声3个调类，是声调系统最简单的方言之一。
由于现代方言的调类与古调类之间有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调类的名称来标记现代方言调类。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调类名称相同，并不表示调值相同。例如北京话的阳平是升调（35），天津话的阳平是高平调（55），而汉口话的阳平则是曲折调（214）。
上文说汉语方言语音的差别大，词汇和语法的差别小。这是从大体上说的。从细处看，词汇和语法上相异之处也并不少。拿词汇来说，政治、文化、科学方面的词是全国性的，可是日常生活里用的词有许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异。拿语法来说，方言之间在词法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形式、形容词的后缀、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以及名词后缀“子”和“儿”的表示方式。例如“儿”杭州话用成音节的语素表示，而广州话和温岭话用变调表示，北方诸方言却用了将韵尾改为-r的方式等等。不同方言里有时有相当大的差别。
方言之间句法上的差别可以举“把”字句和反复问句为例。“把”字句是官话区方言里十分重要的一种句式，可是粤方言没有这种句式。例如北京话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干净），广州话往往要用“动词+宾语”的说法（洗干净件衫），吴方言则是将“把”说成“拨”。在大部分官话方言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 V不V”（V代表动词，例如：去不去│认得不认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话（南京）和西南官话（昆明）以及一部分吴方言（上海）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可v、啊v、格v等等”（可去│啊认得）。
汉语分支
汉语所包含的语言种类问题，在语言学界颇有争议，但在国内学术界没有争议。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语只包括汉语一种语言；另一种国外的观点认为汉语包括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侗语等语言，为一个汉语语族而非同一种语言。中国国内的学者多数支持前者，将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等列为汉语方言，例如赵元任认为标准语（普通话）是方言，闽语、粤语等也是方言。而中国以外尤其西方多数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支持后者，则认为汉语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而是一簇相互关联的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然而实际上，习惯上所称的“汉语方言”相互之间或与标准汉语之间无法互通，语言距离往往比欧洲同一语系之下的各种语言之间还要远。例如一个只会西班牙语的人可能可以使用西班牙语和另一位只会葡萄牙语的人达成沟通（书写不能沟通），但一个只会粤语的人和一位只会闽语的人对谈时，是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的（书写勉强沟通）。
中国国内语言学家根据汉语分支的不同特点，把汉语划分为传统的七大方言。在这七大方言内部，仍存在不同的次方言区。有时这些次方言区内的使用者也不能相互理解。在不同的方言区的人的语言意识也有一定的区别。例如，一个使用粤方言的香港人可能会感到与操台山话的广东人有很多共同点，虽然他们可能不能相互理解。
在地理上的方言分歧也是很明显的。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或者西南官话地区，相隔几百公里的人一般可以相互口头交流，但某些地区语音和词汇的变化也是很大的；然而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山区，较小地理范围内可能存在相互口语交流困难的方言。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福建某地，相隔只有十公里的当地居民也许已经不能自如口头交流了。
汉语方言官话，或称官话方言等：指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湖北大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语方言。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华北官话分布在北方东部，以北京话为代表，西北官话分布在北方西部，以西安话为代表，西南官话分布在南方西部，以成都话为代表，江淮官话分布在南方东部，以扬州话为江淮话的代表。上古时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后，分化成为中古汉语语音。而现代“官话方言”，主要形成于宋元时期。官话在形成之后，在南北方分别发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为以后中国各代的官方语言，北方官话至今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使用这一方言的人占中国人口的70%。
需要指出的是，“官话方言”，过去曾经称为“北方方言”，并不局限于中国北方。相反，中国西南地区和江淮地区的南方方言也属于官话方言。
官话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浙江南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闽语之一，（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  汉语分支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崂。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崂）。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古老语言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仍通用的使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汉语拼音
语音拼读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韵母都是ang，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4个不同的语素，在书面上就写成4个不同的字。
声母都是辅音。最复杂的韵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3部分组成。韵尾有的是辅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辅音声母有23个。介音有i、u、ü3个。辅音韵尾有[n]和[?]，元音韵尾有i和u。在组成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4部分里，只有主要元音不能没有，其余 3部分都不是必须出现的。这种情形可以从表 1音节的成分举的例字里看出来。北京话的声母见表 2北京话声母，北京话的韵母见表 3北京话韵母。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拼音是拼读音节的过程，就是按照普通话音节的构成规律，把声母、韵母急速连续拼合并加上声调而成为一个音节。拼音的要领是：“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两音相连猛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l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
开口呼、合口呼韵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声母都有拼合关系。
撮口呼韵母只同j、q、x、n、l及零声母有拼合关系。
拼音时还要注意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要读声母本音，不要念呼读音（教学中，在声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发出的音叫呼读音）；要把韵母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不要把韵头、韵腹、韵尾分解开再临时拼合；要看清调号，读准调值。
常用的拼读方法有以下几种：
声韵两拼法——把韵母当作一个整体，拿来跟声母相拼。如：h-ào→（浩）。
声母两拼法——先找准声母发音部位，摆好发音的架势，然后一口气念出韵母，拼成音节。如：拼读bā（巴），先闭上双唇，憋住一口气，摆好发b音的姿势，然后一口念出a，成为音节。
三拼连读法——是把带介音的音节分析成声、介、韵三个部件，拼音时连读成一个音节。如：q-i-áng→qiáng（强）
声介合母和韵母连接法--是把声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来，构成一个拼音部件，再同随后的韵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汉语拼音的由来古代没有拼音，而使用反切来教人识字等方法，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和声调，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在中国的阿拉伯后裔——回回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蒙元，蒙古人征服中国，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可以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中华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立即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拼音的由来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
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
利玛窦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
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汉语拼音与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历史渊源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语法结构
语法特点汉语是一种孤立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的很多具有曲折变化的语言，汉语的词汇只有一种形式而没有诸如复数、词性、词格、时态等曲折变化。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语素虽然在现代汉语里不能作为一个词单独用，但是有时候在借用古汉语的词句时，也偶尔作为词来使用。很多国人相信汉语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语法，但是事实上仍有法语，古希伯来语等值得关注的复杂语种存在，并没有一个详细以及权威的对比，而且这种对比也毫无意义。汉语词类实词，词汇中含有实际意义的词语，在汉语中实词分为六大类，分别是 
1、名词：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体事物、抽象事物、时间、处所、方位等）的名称。 
2、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心理活动、可能意愿等意义。 
3、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性质、状态等。 
4、数词：表示数目（包括确数、概数和序数） 
5、量词：表示事物或动作、行为的单位。 
6、代词：代替人和事物的分名称，或起区别指示作用，或用来提问。 
虚词，词汇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汉语虚词也分为六大类，分别为 
1、副词：用来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时间、频率、范围、语气、程度等。 
2、介词：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前，同这些词或短语一起表示时间、处所、方向、对象等。 
3、连词：用来连接词、短语或句子，表示前后有并列、递进、转折、因果、假设等关系。 
4、助词：用来表示词语之间的某种结构关系，或动作行为的状态，或表示某种语气。 
5、感叹词：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等声音。 
6、拟声词：模拟人或事物发出的声音。短语结构类型并列短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组合而成，词与词之间是并列关系，中间常用顿号或“和、及、又、与、并”等连词。 
偏正短语：由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与它们前头起修饰作用的词组合而成，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是中心语，名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定语，动词、形容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状语。 
动宾短语：由动词与后面受动词支配的成分组合而成，受动词支配的成分是宾语。 
动补短语：由动词或形容词与后面其补充作用的成分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补充作用的成分是补语。 
主谓短语：由表示陈述和被陈述关系的两个成分组合而成，表示被陈述物件的是主语，用来陈述的是谓语。句子成分主语：句子中的陈述物件，说明是谁或什么。 
谓语：对句子的主语作陈述的成分，说明主语是说明或怎么样。 
宾语：谓语动词的支配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物件，结果、处所、工具等。 
补语：谓语动词的补充成分，补充说明动作行为的情况、结果、处所、数量、时间等。补语的标志是“得”字。 
定语：句子中名词中心语前头的修饰成分，说明事物的性质、状态、或限定事物的领属、质料、数量等。定语的标志是“的”字。 
状语：句子中动词或形容词中心语前头的修饰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状态、时间、处所或性状的程度等。状语的标志是“地”字。
汉字形成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朝甲骨文字算起，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的商代时期。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传说中汉字的发明者 仓颉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这时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当“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朝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但一般人说“立早章”（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连使用汉字的日语，在部分使用汉字的地方，说汉语的人都能够看明白意思。简化汉字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000多个简化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现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但只用于古汉语教学和书法影视剧等艺术作品中。
时代变化
上古汉语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中古汉语中古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和宋朝前期（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在这段时间，佛教词语融入汉语，源远流长。
如东汉牟融所著的《理惑论》[③a]和张衡的赋中就已出现佛教词语[④a]，甚至此时的皇家公文也能见到佛教词语：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诏书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不到五十字的批语，就用了“浮屠”、“桑门”（沙门）、“伊蒲塞”（优婆塞）等音译佛教名词。东晋以后，佛教盛行，玄学与佛教结合，文人学士大都喜欢谈佛，经常在其诗文中引用佛经禅语，以表情达意。如《文选》中南朝王中的《头陀寺碑文》是一篇仅一千二百多字的短文，而其中所用的佛教名词竟有五十多个。如“阴法云于真际则火宅晨凉，曜慧日于康衢则重昏夜晓”一句中，“法云”、“真际”、“火宅”、“慧日”均为意译的佛词。又“奄有大千遂荒三界”共八字的短句，即有“大千”（“三千大千世界”的略语）、“三界”两个佛词。《广弘明集》中收录南朝梁文学家沈约的诗文共26篇，其中《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共2560字，有佛教词130个。至于南北朝后那些信奉佛教的大文学家，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上，都受佛教的影响，其诗文中佛教术语频频可见。如王维《过庐四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中就有“青眼”、“青莲”、“香积”、“上人”、“锡杖”、“檀越”、“趺坐”、“焚香”、“法云地”、“净居天”、“因缘法”、“次第禅”、“一灯”、“身”、“心”等从单音节至三音节的佛教语词。而以写通俗诗闻名的诗人如王梵志、寒山等人的诗中，佛教用语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如寒山诗：“痴属根本业，无明烦恼坑；轮回几许劫，只为造迷盲。”又“十善化四天，
庄严多七宝；七宝镇随身，庄严甚妙好。”其中“痴”、“业”、“无明”、“烦恼”、“轮回”、“劫”、“十善”、“四天”、“庄严”、“七宝”均为佛教词。王梵志的诗中，就有可称作佛教专用名词的一百二十个左右。近现代汉语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广义的现代汉语包括汉语的各种方言，即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些语言都是汉语，只是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而狭义的现代汉语则是指“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所代表的标准现代汉语也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对外汉语对外汉语是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或民族的人为对象的汉语教学。也称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或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相应专业为高等院校培养具有较高外语文化修养且能以外语为工作语言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师，为旅游和各类涉外部门培养导游和翻译人才。[1]
口书差别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濒危汉语
关于汉语方言的现状和生存问题，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和方言多样性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以及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保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民族的方言同样面临该如何保护的课题。我国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甚至还使用着多种语言。但随着农村城镇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民族语言到了濒危境地。部分少数民族，如赫哲族、鄂伦春族、土家族的语言，只有极少数人会说，年轻一代都改说汉语了。中国语言学家李宇明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对我国经济文化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作为“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方言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保护民族语言和抢救濒危方言再度成为热门话题。[2]
保护民族语言和抢救濒危方言就是为了保护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各民族成员的平等权利。这正如中国知名学者周海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些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全球化、工业化、互联网等的冲击，正处于逐渐消失的危险，有关部门、机构以及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弱势的民族语言和抢救濒临灭绝的民族语言。这样既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3]
杰出者
近代汉语的杰出贡献者——王力。
王力自40年代开始从事汉语词汇的研究，先后发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1941)、《新字义的产生》(1942)、《理想的字典》(1945)、《词义的发展和变化》(1983)等文,着重探讨汉语词义演变的特点和规律。
王力对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所作的描写的和历史的研究，集中在《汉语史稿》（上、中、下，1957～1958）一书中。70年代末开始修订重写，分为《汉语语音史》(1985)、《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三书。他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对中国2000年来的语文研究和语言学遗产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和初步的总结，体系新颖、内容丰富，在国内外都获得好评。
常用词语
汉语方言Chinese dialects汉语方言图集(15张)
汉语拼音方案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汉语拼音字母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汉语史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汉语大辞典Chinese Dictionary
押韵
在古代，我国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可见一斑，就是——写诗。写诗，相信不少人都知道，要有押韵。那么，我们就打个比方，如：　　
静夜思 唐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要看每句的最后一个字，“光”：拼音是：guang，“霜”拼音是：shuang，“乡”字，拼音是：xiang，那么，你发现什么了吗？毫无疑问，都有ang。第三句则不是，因为中国汉字不是每个都能押韵的，如果第三句押韵的话，那么李白的这首诗就不“绝”了，后人想创造新的诗，那是很难的，中国字不是很多，让大诗人们用尽了，后人就无法创新了，不然，那会认为是抄袭。不得不赞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不拘一格又独一无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