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简介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对时局的认识及其政治主张，以及它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蒙古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可以断言它是在思想理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在组织上是以蒙古族人民为基础，以革命派和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联合各革命党派和各族人民，代表蒙古族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而且是共产国际的同情支部。
产生背景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执委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时期，出现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国民党的更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等一系列崭新的事件，预示着中国光明前程的到来。在黑暗中寻求出路的蒙古民族，也以与前不同的姿态展现在历史舞台上。外蒙古通过人民革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内蒙古的蒙古民族也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途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在这时诞生的以民族解放为宗旨的政党。
成立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制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民族政策，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的胜利，使内蒙古的蒙古族有识之士、知识青年也开始酝酿、尝试成立民族解放的政治组织。1924年底和1925年初，在孙中山先生北上，与李大钊共同发动国民会议运动的时候，一大批蒙古族志士，特别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牧民运动的首领，会聚北京，探讨召开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和成立内蒙古国民党问题。最初，由郭道甫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白云梯任会长，共有7名会员。接着在1925年1月13日召开了“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也称“内蒙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有50余人出席，通过了大会宣言，宣布了内蒙自治的6项主张，决定3月15日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了《致内蒙王公书》。但是，由于3月1日至4月16日，孙中山和李大钊主持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由于孙中山先生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以及当时北京的政局变化，内蒙国民代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但是，内蒙古人士在北京的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的前期准备。
成立过程
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奥其洛夫，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指导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9月，中国共产党还在《蒙古问题议决案》中作出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决定。由于当时北京局势恶化，便于1925年10月13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内蒙古各盟部旗约百余名代表出席，也有一些蒙古族青年列席；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冯玉祥国民军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均有代表出席。蒙古族革命者和有识之士会聚一堂，放眼全国，着眼内蒙，拯救国家，振兴民族，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在分析研究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和民族民主革命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4名执行委员和7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还从中产生了7名常务委员；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伊盟“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中共党员吴子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吉雅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佛鼎、多松年、乌兰夫、王瑞符等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和内蒙古军官学校，创办《内蒙国民旬刊》和 《内蒙画报》 。 
这次大会发表了“告全体民众宣言书”，全面反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宗旨、纲领和方针政策。“宣言”简明透彻地分析了内蒙古乃至全中国的政局，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支持中国军阀混战，军阀的专制统治，蒙古王公与军阀、官僚、奸商的勾结，是蒙古民族在所谓民国时期蒙受巨大灾难的根源，也是汉族人民饱尝苦难的原因；蒙汉被压迫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只有彻底完成1911年的革命，才能振兴国家，拯救民众，实现各民族平等和自由与解放；人民革命党将致力于建立蒙汉被压迫人民的联合，完成共同的革命事业。言简意明地指出了内蒙古革命的性质与任务。
政治主张
“宣言”公布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主张和宗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人民，争取自主决定和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中国人民消灭帝国主义和国内贪婪残暴者，建立真正的民权政府之时，内蒙古的蒙古人也要建立民权革命政府；广大民众不分男女，均有平等参政之权。同时提出了近期的政治目标和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主张废除蒙古王公札萨克制度，建立民选政权；蒙古王公贵族所有之土地移交民选政府；蒙汉杂居地区之土地，协商解决；禁止由民众偿付王公上层所欠汉商和外国商人之债务；成立人民互助合作社，改善人民生活；创办国立蒙古语高、中、初级学校，贫民子弟免费受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保障人民健康；创办兽医机构，防治牲畜疫病；宗教信仰自由，禁止以宗教名义向人民摊派差徭。 
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对时局的认识及其政治主张，以及它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蒙古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可以断言它是在思想理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在组织上是以蒙古族人民为基础，以革命派和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联合各革命党派和各族人民，代表蒙古族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而且是共产国际的同情支部。
组织活动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之后，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配合下，在内蒙古地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奉系军阀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侵扰，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西部地区。1926年8月，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迁到包头后，其活动在伊盟和乌盟发展迅速。10月在包头召开乌伊两盟代表会议，作出发展党务的各项决定，极大地推动了党的工作。仅伊盟建立区党部34个，党员有3 000余名，连同其他盟旗达到6 000余人。从1925年底开始，首先在内蒙古东部克什克腾旗组建了一支600余人的蒙古族革命武装--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一纵队，并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屡建战功；1926年底，在包头正式组建了近2 000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旺丹尼玛任总司令，李裕智任副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内蒙古军官学校，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二期生王瑞符任校长。值得特书的是，在锡尼喇嘛领导下，伊盟乌审旗建立了旗党部，下属17个党支部700余党员，组建了人民革命军第12团，推翻了王公札萨克政权，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公会，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政策，这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一块红色根据地。该党中央领导机关于1926年底迁到宁夏银川后，还开辟了阿拉善旗的工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内蒙古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据1928年6月上海《民国日报》公布的数字，在农牧民中的党员有8 000余人，在军队中的党员有5 000人左右，合计1.2万人之多。 
全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持下，于1927年8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总结了党的工作，批评了白云梯、郭道甫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们之间宗派斗争的恶果，统一了思想，重申了党的纲领，确定了党的方针与任务，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锡尼喇嘛的战友孟和乌力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白永伦为秘书长，组成了新的常务委员会，准备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但是，白云梯等于9月间返回宁夏以后，追随蒋介石策动反革命政变，发表《内蒙古国民党反共宣言》，公开叛变革命，宣布实行反苏反共，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杀害中共党员李裕智，遂赴南京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使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下，为恢复党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928年4月，阿拉善旗爆发了德钦一心诺尔布领导的推翻该旗封建王公政权的军事暴动，建立了革命政权政务委员会和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宣布了4项革命政策。但是，该旗札萨克塔王勾结南京国民政府，颠覆了诞生七个多月的革命政权，德钦在1932年被捕遇害。同年8月，乌盟西公旗爆发了恩克巴雅尔领导的军事暴动，部队在向外蒙古边境转移作战中，恩克巴雅尔中弹牺牲，暴动失败。7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福明泰和中央执委郭道甫，领导发动了呼伦贝尔暴动，矛头直指封建腐败的蒙旗当局和东北军阀的统治，结果在黑龙江当局派军队围剿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斡旋下，以谈判了结了这次暴动事件。此外，新中央领导人在伊盟乌审旗举行秘密会议，为恢复民族解放运动作了力所能及的部署；从外蒙古派回的人员在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开展了活动。但是，新中央设在外蒙古，后来领导人又分散在内蒙古各地，没有党的指挥中心，在30年代中期，作为统一的政党已不复存在。只有部分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各地活动；有部分人转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也有部分人消沉下来。
光荣归宿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有部分党员和革命者，团结一批蒙古族青年和在伪满兴安省任职的上层人士，于1945年8月18日在兴安盟王爷庙举行会议，提出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了东蒙党部，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发动了东蒙自治运动，1946年1月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蓬勃兴起，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双方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扩大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实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结束了东西蒙长期分裂的状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肩负的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全部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并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光荣而正确的归宿。 
“文革”冤案
“ 内人党”冤案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给内蒙古人民的心灵、精神、和物质方面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1960年代后期，“文革”的狂风已经刮遍了全中国，草原深处也未能幸免。
1966年5月，内蒙古党政军的一把手乌兰夫被当做资产阶级当权派打倒。内蒙古各个造反派鱼龙混杂，派系林立局势陷入混乱。1967年4月，中央决定派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紧急前往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
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内人党都是乌兰夫的暗班子”1968年的秋天，这样的讲话和标语散布在内蒙古的各个角落。一封神秘的家信1968年的下午，周秉建来到西花厅，跟伯父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告别。此时周秉建初中刚刚毕业“文革”风浪中，总理的亲属也未能幸免。周秉建的父亲，也是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不久前因莫须有罪名蒙冤入狱。
据周秉建回忆说：“当时家里有两个极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总理，但父亲却受害被抓捕入狱，我想我更应该好好地表现自己，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当时就是这么朴素的革命动机。”之后，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配到阿巴嘎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旗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挖肃”的现场会。周秉建第一次听到了“挖肃”这个词语。
有些时候大队领导会带着知青们去牧民家里进行形势教育，在坐下来等喝茶时，领导悄悄的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在外蒙有亲戚，他们要等到外蒙古打进来时，就会进行内应，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思想。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写在给伯父的信里了。”
而周秉建想不到的是，这封信却让内蒙古人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内蒙古的伤痕此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是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当时挖掘“内人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术的审讯，导致一个人最少可以咬出几百个嫌疑人来。据说当时有领导建议，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被定为“内人党”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边防派出所民警必立格，则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但此时“内人党”的冤案还在不断扩大，甚至不少牧场也被宣判为“叛国畜群”，牛群、马群、马群都被没收、赶走甚至杀死。内蒙古苏尼特旗优良白马纯种因此而断绝看到希望周恩来收到了侄女的家信之后，意识到情况严峻，迅速采取了措施。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很快决定对内蒙古的被迫害的干部们平反的决定。但是，此后由于内蒙古被害干部家属们群情激愤与那些“左”派的群众们发生了冲突。眼看局势已经乱作一团，而且大有要发生大战的危险。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施军管的决定。客观的说这对遏制当时内蒙古的极“左”局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内蒙古当时受“内人党”案受牵连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发出文件：迅速纠正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文件上赫然打印着毛泽东亲笔批文：照办。
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草原上开始渐渐流行起一个女知青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内蒙古情况的故事，而这个女知青就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最终的结局1978年4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认为该案是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臆断，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应该完全予以否认。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及：“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陷害，一万六千二十二被迫害致死。”这场劫难受牵连的人数之多，刑罚之残酷实属罕见。
据1978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显示，“挖肃”运动不仅给蒙古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伤害，在环境和经济上也造成巨大的损失：“几百万亩草原因垦荒变沙化”，“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产量严重下跌”，“牧民缺衣少穿，含冤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