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
目录
凡例[1] 编辑说明 
第一卷总述 
第二卷企业 
第三卷出口商品贸易 
第四卷进口商品贸易 
第五卷技术贸易 
第六卷劳务输出 
第七卷国际经济技术援助 
第八卷国际工程承包与招标 
第九卷外国投资 
第十卷港、澳、台及华侨投资 
第十一卷开发区 
第十二卷外贸运输与仓储 
第十三卷外贸包装与广告 
第十四卷贸易促进 
第十五卷涉外服务 
第十六卷行政管理 
第十七卷教育与科技 
第十八卷政党团体 
第十九卷人物 
第二十卷大事记略（751-1995年） 
附录（对外贸易涉及的货币简介） 
编委会人员名单 
编后记 
版权页 
总述
一
上海[2]处吴、越之交，水汇江浦。远在秦代，上海地区西部金山沿海一带，已形成盐业集市。青浦、松江西部还形成水上集市贸易。汉时，上海地区西部普遍栽桑养蚕，缫丝织帛，种麻织布。所产麻、葛细布，时称越布。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在这里造出的青龙舰已能远渡重洋。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吴国内史虞谭在吴淞江入海口筑“沪渎垒”，《吴郡志》载称“松江东泻海，曰沪海，亦曰沪渎”。晋时上海地区属吴郡辖下的海盐、娄、嘉兴诸县。据《晋书》：吴郡有县十一，总户数仅二万五千而已。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及上海地区东部（即市中心区和浦东一带）从唐代起，逐渐脱水而出，形成不断发展的晚陆地。唐天宝十年（751年），在上海地区西部设华亭县，因东吴名将陆逊的封号而得名，管乡22，户12780。县治在松江城，为苏州属邑。
华亭县负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陆之产兼而有之，唐时已有一定的商贸活动，年茶、盐、酒等商税收入7.2万多贯，约占全郡收入的10%。时长江下游三角洲区域的主要贸易中心在苏州、扬州一带。华亭县的粮食、帛等经苏州或海路运往北方。内地州县的绢布、丝织品也多采自华亭县。华亭县所属青龙镇（天宝五年设镇，青浦县内）位于江海交接处，上溯松江（吴淞江），可直达苏州，又有顾会浦（通波塘）与县城相通，下据沪渎海口，为苏州及太湖流域出海通道，是海船进江必经之地。潮涨海通，遂“商来归，异货盈衢”。唐长庆年间（821～824年）在镇南报德寺中建7级宝塔，时沪渎口宽达二十里，“与海相接，茫然无辨”，入港船只“常因此失势，飘入深波”，建塔后起航标作用，保护海舶出入。唐大中年间（847～859年）已有倭国（日本）、新罗（朝鲜古国）海舶来往青龙镇。据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文献记载，时从东往来中国的日本使船，其归航地有的就在吴淞江海口。于是，青龙镇遂发展成为太湖流域东部地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和浙西沿海最早的外贸港口之一。
五代时期，吴越地区内外贸易发达，因陆路交通受阻于南唐，与北方贸易仅通海路，朝廷在沿海“广置博易务，听南北贸易”。对外与日本、高丽、契丹、大食也有贸易往来，还从大食输入猛火油，并转输契丹。时青龙镇为吴越仅有的通商海口之一，蕃舶往来，盛于唐代。
北宋内外贸易空前发达，雍熙年间（984～987年）曾遣使携带敕书金帛分四路出发，招致海南诸国来中国贸易，也鼓励中国商贾出海贸易。青龙镇内外商舶往来很多。据嘉祐七年（1062年）所刻《隆平寺灵鉴宝塔铭》（该寺在青龙镇边）载：商船“自杭、苏、湖、常等州旬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青龙镇已是“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极其壮丽，龙舟嬉水冠江南，论者比之杭州”。镇上有学有仓，水陆巡司，茶场酒务，热闹非凡。期间，为疏通经常淤塞的吴淞江，曾征民夫5万，死者1126人，费钱米16.93万贯（《宋史》）。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税收达1.59万贯，在秀州内仅次于州城而列于第二，超过华亭。政和三年（1113年）在华亭县“兴置市舶务，抽解博买，专置监官一员”。华亭地区镇、市兴起，除青龙外，有魏塘、朱泾、南桥、下沙、乌泥径等。官府在镇、市设“务”，管理征税、专卖事务。宣和元年（1119年）随着松江航道重新疏浚，青龙镇更见发展。宋诗人梅尧臣在《青龙杂志》中载称“青龙镇有二十二桥，三十六坊，还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
上海港兴起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路市舶司从临安移驻华亭，“提举市舶司掌蕃华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期间与青龙镇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东至朝鲜、日本，西至波斯、阿拉伯等国。输出商品有瓷器、绢帛、大黄、铁器等；输入有香料、珊瑚、象牙、玛瑙等。南宋后期，吴淞江及其支流日渐淤塞，虽数度疏浚，未能解决，加上长江下游携大量泥沙冲积形成新的平原，使海岸线逐渐东移，水道变迁，新河道沟通运作，直注大海，流入青龙港的吴淞江旧江（称虬江），水势大减，屡疏屡淤，致海舶无法上溯，青龙港逐渐衰落。宋后期，夹于古东江及吴淞江之间的黄浦水量日增，河道渐宽。原往来于青龙港的船舶，逐渐改道黄浦，碇泊于黄浦之支流上海浦右岸。时上海浦已设置酒务。此后，贸易增多，于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设置市舶分司，稍后建上海镇。上海镇居江海之交，腹地辽阔，舟楫航远，四通八达，不少南北商船来此贸易，多种货物在此集散，朝廷设置了专管商业贸易的榷货场，更促进了上海镇的繁盛。
元初，上海镇已领户6.4万有奇，“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居民区）、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至元十四年（1277年），上海镇设立市舶司，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宁波）、澉浦合称七大市舶司。址在后来的上海县署内，即小东门方浜南路的光启路上。市舶司的长官习称市舶使，亦称押蕃舶使或监舶使，管理进出港的船舶、货物，征税并收购货物，还负责求援遇难海船，保护外商财产等，即所谓“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建县。至正中期，上海地区商肆酒楼林立。入籍民户7.25万，其中船商水手6675。
宋元一代对上海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的：
一是沙船运输业崛起。沙船始于唐代，中国称之为“北洋船”，日本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南京船”或“北直隶贸易船”。乾隆《崇明县志》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它在沙线航道中“履险如夷，走船如马”，“视巨浪如无浪”，具有行沙防沙的特点。唐代鉴真和尚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乘的就是沙船。上海地区宋代制造的封浜木船，属沙船型。元代开辟北洋漕运路线，海运漕粮的沙船运输业日盛，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令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60艘，运粮4.6万余石，从海道至京师，自太仓刘家港（浏河镇）入海，历海宁州（连云港）、胶州海面，入勃海，抵直沽杨村码头（河北武清），航程1.34万里，这是元代有海运之始。此后海道运粮数逐年增加，每年北运江南粮，少则数万石，多则300多万石，天历二年（1329年）达352.22万石。海运的畅通使上海港成为全国重要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与外国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从上海进出的有日本、朝鲜、东南洋等国以及国内闽、广等地的贸易商船，还有庞大的本地海船队。
二是棉种引进。民谣：“黄浦之水不育蚕，什什伍伍种木棉”。宋末元初，海船把外来的棉种带到上海地区，经试种成功，加以推广，遂使棉田的面积迅速扩大，上海植棉业逐渐普及。植棉从乌泥泾一带向东、东北、东南，高亢斥卤之地宜棉地发展。浦东滨海之地也广种棉花。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随着黄道婆革新棉纺技术，棉纺织业日益兴旺，沙冈一带有三梭细布，乌泥泾一带有崖州被生产。至元代末叶，上海已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上海的“绳弦大弓”每日弹棉6～8斤，松散洁净，不久传入日本，被称作“唐弓”。上海的布匹行销海内外，“龙华尖”、“七宝尖”、三林标布等布之精品驰誉天下。与棉纺织业同步发展起来的棉布、棉纱染色业也以靛蓝而独树一帜。附丽于棉纺织业的其他各业也日益兴盛，使上海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
海禁影响对外贸易　明初，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水患频仍，明廷派户部尚书、著名的理财和水利家夏元吉治理。夏采纳以“导”为主的治浦方案，开浚范家浜，“通海引流，直接黄浦”，实现了江浦合流，水势大增，使远洋巨轮可以直抵上海城下，极大地改变了上海港的条件。然自洪武始，朝廷重农轻商，后期又因倭寇骚扰，使海禁成为国策。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下西洋，重在政治上的“扬威海外”，商品交换带有朝贡贸易性质。随郑和船队前去的有不少上海水手，上海医士陈常也在其中。明代上海海上贸易，分国内和国外两线。国内贸易十分兴旺，北航齐鲁，南达浙闽。海外贸易由于严禁私人贸易，上海地位不如浙、闽、广，贸易量也不大。明中叶后，上海外贸稍有起色。海舶常航福建泉州、漳州等港，做南洋转口贸易，把香料等转运到上海，把上海的棉布等运至泉、漳，转运南洋。太平洋丝路贸易昌盛之时，上海的舶商、梢水也有直接去菲律宾做贸易的。沿海的东北5乡，尤为海商驰骛之地，“居民不仅与番船私自贸易，为之运薪送米，还往往随船出洋贸易，所去之处，除南洋外，主要是日本”。有的乡，结伴而行，同舟数十人，上百人。明代上海地区，主要外销商品棉布，在海外有极好声誉。早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所携带货物中，已有上海所产的土布、土印花布。万历年间（1573～1619年），松江的三梭细布、飞花布（亦称丁娘子布）行销海内外。国内市场价值0.2～0.3两1匹的棉布，运到日本长崎等地竟可售50两1匹，因之海禁虽严，商贾还是趋之若骛。由于明代仅朝贡贸易为合法，虽民间贸易始终不断，就全国而言，外贸总体规模不大。万历中期，全国海外贸易不过白银100万两，上海地区最盛年间，海外贸易额最多仅10～20万两白银，在整个沿海外贸市场中地位作用有限。明后期，松江、上海是“衣被天下”的棉纺织中心，经济发达，但港口贸易进展不大。
清初，仍厉行海禁，以防民众与郑成功势力交结。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下令：“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顺治十三年六月，正式海禁。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两次下令海禁。上海海运寂然，“四民”（古指士、农、兵、商）失利。
康熙二十三年部分开放海禁后，长期受抑制的上海人开始重操旧业，造船下洋，行货海外。商人中出现了“倾产造船者”。上海著名的大船商张元隆“广置洋船，海上行走”，拥有海船数十艘，立志要造100艘海船。每年出洋船只所用舵、水手、商伙人等，为数甚多，贸易货值较大，其中包括出口到东西洋及关东等处的南京布与其他商品，每船货值数万金。康熙二十四年在上海设江海关。初设大关于漴阙（在奉贤县），不久因处所狭促，移驻上海县城。关署设于县城小东门旧察院行台衙门，大关设于小东门外。时从中国往日本的沙船每年约80余艘，多数从上海出发。据康熙四十九年张元隆案：松江有船户张元隆，在各处开张洋行，数十艘船只经常往来于东西二洋及关东各处，并有海舶长期在远洋未归。可见当时贸易已有相当规模。
雍正八年（1730年），苏松道移驻上海负责“榷税、稽查、海舶”事宜。税则规定：东洋商船货税进口以六折征收，出口则不论货物，概收银120两；安南商船货税进出口俱以七折征收。上海外贸主要与日本、朝鲜、南洋各国往来。出口的商货，除了腹地以及邻近区域转口的丝、绸、茶叶、纸、瓷器及土产等货外，本地区出口的主要是各色棉布，包括本色布、紫花布、青蓝布等。青蓝棉布不仅从上海直接贩运出洋，有的还经闽、广商人收购，转口贸易于海外。如乾隆元年（1736年）经闽、广商人转销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余匹棉布。此后三四十年中，运回英国的上海地区所产南京布每年约2万匹左右。美国购买的南京布等棉纺织品约140万匹。之后，以上海港为主的南京布出口更是逐年递增，数量高达300万匹，分别运往美国和北美。康熙时关税定例正额，江海关是2.3万两，而乍浦为浙海关重要港口，定例为1.3万多两。据乾隆十八年数据，粤海关居第一，年收关税51.52万两，以下为闽海关31.44万两，浙海关8.77万两，江海关7.75万两。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把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上海外贸再度受挫，只是与日本、南洋的贸易仍在继续。中日之间的贸易进口主要是清廷特准供铸钱用的洋铜，每年约500吨，货值白银200万两；同时出口相当货值的丝绸、大米等。与南洋各国的贸易，出口有棉布、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进口有乌木、香料、染料、海味、药材等商品。
埠际贸易繁荣兴盛　北洋来的豆油、豆饼、大豆，南洋来的蔗糖、鱼翅、燕窝，长江流域的大米、瓷器，太湖附近的丝、茶，苏松产的棉布，都在上海交换贸易。县城东门外“舳舻尾衔，帆樯如林，蔚为奇观”。上海地区生产的棉花、土布主要通过海运，输入东北、华北及华南沿海地区。太仓、南通、海门等地棉花亦经上海集散，运销东北、华北的主要为土布。道光十一年（1831年），上海豆业公所44个大小豆行和33家浙江慈溪帮号商，经手成交的大豆达473.6万余担。其中大量大豆和豆饼由上海转运长江三角洲地区。从乾隆年起，上海潮州、泉州、漳州商人置地造屋，建立馆所。到开埠前的道光二十二年上海有各类公所、会馆27所，虽不及苏州，但表明上海已是客商汇聚的商埠。开埠前10年，上海县城人口已达12万之众。街道也从明后期建城时的10来条，扩展为60多条。“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云集各地的商贾远远超过明代。特别是随海上贸易而来的东南沿海江、浙、闽、广商贾更具重要地位，如广东的潮州商人，福建泉、漳商人，江苏的青口商人，浙绍商人，浙宁商人。随北洋航运而来的商人有山东的胶西商人。莱帮商人、郭帮商人，还有苏乍商人、关东商人，以及早有名气的徽商、晋商等。由上海港进口的大批洋货经各地商人之手转输内地。同时，上海本地的土著商贾也日益壮大，其中以经营海上贸易的“号商”、“船商”尤为著称。小东门外已有洋行街。外国银洋在上海地区已日渐流通，有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等30余种。专营银钱兑换、贷放的钱庄亦应时而兴，乾隆年间已有钱业公所。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二年（1786～1797年）上海县先后开办钱庄124家。银票往来、汇划成为贸易的重要清算手段，也推动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港呈现民间贸易、官方贸易、合法贸易、走私贸易并存格局。据统计：开埠前夕，上海贸易总量为5330万两，其中上海埠际贸易货值4840万两，占90.8%；正常外贸货值450万两，占8.44%；鸦片走私贸易货值40万两，占0.75%。当时上海港的外贸总体规模虽不大，但已是全国重要贸易港口之一。
道光十二年英船阿美士德号闯入上海，考察了上海的港口和商业。回国后的报告中，几次提到上海，认为“这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对于外国人，尤其对英国人的好处是不可估计的”，并且特别强调“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对“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差不多同时，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也曾到过上海，回去后说上海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稍后，另一个英国人福钧也曾说，“就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清帝国大门的时候，上海很自然地被列为通商五口之一。
二
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迫辟为商埠。英国人乔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向其政府报告说：“欧洲人能在上海以低于广州百分之十的代价买到丝茶和其他土产”。英国领事阿礼国（Alcock，R.）道光二十七年估价：“从上海直接运生丝出口，比转运广州再出口，至少可节省35～40%的运费”。于是原在广州的英、美洋行迅速到上海设置分行，各国商船开始直接驶抵上海，大批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上海开始与欧洲、美洲直接发生商务联系。五口通商后，其他四个口岸对外贸易升而复降，贸易重心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出口茶叶，在全国所占比例仅2%，广州占98%。至道光三十年，上海上升到占全国44%，广州下降至23%。道光二十六年上海出口生丝已相当于广州的4.27倍。上海外贸急剧上升，还由于作为条约商埠，外商享有许多特权。如：赁房买屋，租地建屋，设立栈房；深入沿海内地，通商航行；参与协定关税，受领事裁判权庇护等。外籍税务司又控制了江海关的实际管理权。据统计，上海开埠10年后，至咸丰三年（1853年），对英国进出口货值已达1720万美元，超过广州的1050万美元。此后上海的进出口货值即在全国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