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地域形态
城市地域形态
按照城市的用地形态和道路骨架形式，可以把城市形态类型大体上归纳为集中和分散两大类。
所谓集中式的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各项用地连成一片，形成集中发展的城市形态。这种类型的城市又可以分为团块状、带状、星状等形态。
集中式团块状城市这是在城市对磁心的向心力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城市地域形态。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向心力作用下向市中心地区集中，城市地域呈同心圆状向外延展，城市地域形态呈团块状，一般为单中心城市。即使有一些伸展轴也较短，与城市地域半径的比值小于1.0。这种城市布局紧凑，有利于生产部门的协作和管理，节省用地，也使市政设施更加经济。
但团块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一系列弊病。随着城市地域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展，  往往造成工业区和生活区层层包围城市，这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工业布局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团块状城市是平原地区一种较常见的城市地域形态。如中国的成都、合肥，美国的华盛顿、堪萨斯城等。团块状城市如果受到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只向一侧延展而形成扇形城市地域形态。合肥市城市地域以老城为中心向外扩展，除了在东北面铁路外侧，城市规划中有意识保留其间农田和菜地，其余三个方向都有延伸，形成新的建成区。　
集中式带状城市主要是在沿交通线发展的轴向力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城市地域形态，也有的是在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或外部吸引力作用下形成的。城市生活和生产活动总有对交通条件的依存性，城市发展沿交通线（铁路、公路、河道等）向外扩展，最终形成条带状城市地域。此时，这些交通线便成为城市的发展轴。带状城市的外部形态是有两个相反方向的超长轴，与城市半径之比值大于1.6。我国南方河网地区以及沿铁路线的中小城市中，不少具有带状的地域形态，如常州、西宁、沙市等。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带状地域形态，该城为70年代规划建设的科学城，一条长达9公里的南北中轴决定了城市地域形态为带状，平行南北主轴，有两条高速干道，与境外高速公路接轨。　
集中式星状城市当城市的发展轴并非一条或平行的若干条，而是由3条以上相互交叉的轴线构成时，城市在沿交通线的轴向力和对磁心的向心力共同作用下，形成有3个或3个以上的超长伸展轴的星状地域形态。星状城市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和离心性。我国的郑州、秦皇岛、嘉兴等为星状城市。嘉兴市星状地域示意图，嘉兴城在唐宋时建成的城区为团块状地域形态，明清时期，由于城区河道淤塞，不能通行漕运大船，城市沿环城河道向东、北两个方向伸展。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城市沿铁路迅速延展。解放初期，由于陆路交通发展缓慢，城市仍以沿河伸展为主。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工业发展迅猛，在城市外围形成大片工业飞地，城市地域呈松散状态。60年代以后，城市地域扩散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主要是以填充轴间空地为主。70年代后期，公路运输发展较快，城市开始转向沿路发展，以老城区为中心，沿四条对外公路及大运河伸展，各方向伸展长度为2.5～4.3公里，城市地域演变为星状。　
集中式组团式城市城市由于受自然条件因素（如用地、河流阻隔等）的影响或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主要是规划和控制），建成区以河流、农田或绿地为间隔、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众多团块状城市地域形态，称为组团式城市。如我国重庆市市区，由于受山地地形和河流的制约，形成了有机疏散成组成团的地域形态。市区分解成市中区、江北、南岸、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6个组团，它们之间以河流、山岭、冲沟、农田等自然物间隔，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近生产生活，成为我国自然形成的组团式布局的典型实例。国外一些大中城市规划，采取有机疏散成组成团的思想，将城市市区分解成若干相对独立的、有一定功能的组团（或小城市），组团之间留有绿地相隔，形成多中心、开敞式的地域形态。如赫尔辛基市、科隆市、杜塞尔多夫新区等。
其中科隆市市界内面积405平方公里，人口 97万人，分成9个区，绿地面积占市区总面积的56.5%。这种有机疏散、开敞式的地域形态是改变我国一些大城市团块状、摊大饼式发展方式的一种有效的模式。
集中式一城多镇大城市周围客观上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城市或城镇，它们之间自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吸引与被吸引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有机的有组织有秩序，不同于人为建设的卫星城或一城多镇的布局形态。一城多镇的布局形态是在城市的对外部吸引力或离心力的作用下，或是通过人为的规划和建设而形成的，较多地表现为大城市和周围的卫星城，中心城与卫星城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为依存关系。在我国，卫星城的建设绝大多数是适应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建立的。例如，上海市中心城周围的闵行、吴泾、松江、嘉定、安亭、金山卫和吴淞等卫星城（其中，闵行、吴淞已划入市区），是解放后随着上海工业发展和中心城工业疏解而逐步建立的。从“二五”开始，为了解决一些规模较大、用地较多、运输量较大、“三废”较严重的冶金、化工、大型机电及有特殊要求的仪表工业的发展问题，陆续开辟了闵行、吴泾、嘉定、安亭、吴淞等卫星城镇；“四五”期间，为配合引进国外石油化工、合成纤维等先进技术与装备，发展石化工业，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一带围海造地，建设了金山石化卫星城；“五五”期间，为发展大型现代化钢铁工业，在长江口沿岸建设了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壮大了吴淞卫星城的规模。各卫星城镇均以较便捷的交通线路与上海中心城联系，加上县城和重要的集镇，形成上海一城多镇的布局形态。
集中式的发展以上5种类型是对城市地域形态的抽象概括，可以认为是城市地域形态的一般理论模式。根据这些模式所开展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在世界各地方兴起。结合各城市的特点和条件，规划师和建设者在改善城市地域形态、建设理想新市区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如根据有机疏散成组成团思想改造大城市中心区，根据一城多镇模式建立卫星城镇甚或平衡都市，根据城市发展轴理论提出建立城市发展走廊和发展轴等等，这其中不乏有成功的实例。
分散式组团状城市分散式与集中式城市相对，一些城市受地形或其他条件限制，城市用地被分隔成相对独立的部分，形成分散式的城市形态，主要是以组团状城市为代表。
组团状城市由于受用地限制或河流阻隔等自然条件因素（如用地、河流阻隔等）的影响，或在规划、控制等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建成区以河流、农田或绿地为间隔，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众多团块状城市形态。
如我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市区发展受山地地形和河流的制约，形成了有机疏散成组成团的地域形态，市区分解成市中区、江北、南岸、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6个组团，它们之间以河流、山岭、冲沟、农田等自然物间隔，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近生产生活，成为我国自然形成的组团式布局的典型实例。
集中式与分散式的关系应当指出，一个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用地扩展和空间结构类型是可以不一样的。一般规律是，早期城市是集中式，连片地向郊区扩展。当城市再扩大或遇到“障碍”时，往往又以分散的“组团式”去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由于能力加强，各组团彼此吸引，城市又趋集中。到了最后，城市规模太大需要控制时，又不得不以分散的方式，在其远郊发展卫星城或新城。当然，有些组团式城市由于自然的阻隔和人为的控制，不可能完全连成一片以集中的方式发展，而是各自发展成分散的城区或小城镇。
军事地域形态
孙子在《孙子兵法·地形篇》里说：地域形态有“通”、“挂”、“支”、“隘”、“险”、“远”等六形。
“通”形地域我们可以去，敌人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在这种“通”形的地域上，应先占领视界开阔的高地，沟通并保护粮道，这样作战就有利。
“挂”形地域可以前进，难以后退的地域叫做“挂”。在这种“挂”形地域上，如果敌人没有防备，就可以突然出击而战胜它；如果敌人有防备，出击而不能取胜，又难以退回，就不利了。
“支”形地域我军前出不利，敌军前出也不利，叫做“支”。在这种“支”形地域上，纵然敌人利诱我们，我们也不要前出；可引兵离去，让敌人前出一半然后回击它，这样就有利。
“隘”形地域在“隘”形的地域上，如果我们先到达，必须先出占领隘口的，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到达，已前出占领隘口的，不要去打；没有占领隘口的，可以去打。
“险”形地域在“险”形的地域上，如果我军先到达，必须控制视界开阔的高地，以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到达，就应引兵离去，不要去打它。
“远”形地域在“远”形地域上，双方形势均等，不宜挑战，勉强求战，就不利。这六条，是利用地形的原则，将帅重大责任所在，是不可以不认真研究的。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判明敌人企图，研究地形险易，计算道路远近，制定取胜计划，这是主将的职责。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然会胜利，不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然会失败。
综论从战争规律上看来必然会胜利的，虽然国君说不打，也可以坚持去打；从战争规律上看来不能打胜仗的，虽然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可以不去打。应该进不贪求战功，退不回避罪责，只知道保护民众而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是国家宝贵的财产。将帅对待兵卒像对待婴儿一样体贴，就可以叫他们跟随自己去赴汤蹈火；对待兵卒像爱子一样，就可以叫他们去拼死。如果厚待而不能指使，抚爱而不能命令，违法乱纪而不能治理，那就像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了解自己的部队能打，而不了解敌人不可以打，胜利的可能只有一半；了解敌人可打，而不了解自己的部队不能打，胜利的可能只有一半；了解敌人可打，也了解自己的部队能打，而不了解地形之不利于作战，胜利的可能也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人，行动不会迷惑，措施却又变化无穷。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就没有危险；懂得天时，懂得地利，胜利就可保完全。
实例：地域形态决定了台湾应对战事反应时间短　 
台湾岛形状狭长，从东到西，最宽处只有144千米；由南至北,最长的地方约有390多千米。全岛总面积35 788平方千米,地形像一只纺织用的梭子。台湾本岛是一个多山的海岛，高山和丘陵面积占2/3，平原不到1/3。中央山脉、玉山山脉、雪山山脉、阿里山脉和台东山脉（又称海岸山脉）是岛上的五大山脉。这些山脉的走向都是规律地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平行排列。台湾岛地形，中间高，两侧低。以纵贯南北的中央山脉为分水岭，分别渐次地向东、西海岸跌落。但由于高山多集中在中部偏东地区，就形成了东部多山地，中部多丘陵，西部多平原的地形特征。这些海岛地域形态决定了台湾的特性：
一：这样的地理条件缺乏必要的战略纵深，迂回空间有限，难以发挥高性能武器的最大效能。
二：资源尤其是能源对外的依赖。军事上的封锁会使台湾只能居于被包围夹击的劣等守势。使其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三：与大陆邻近，防御难度大，反应时间短。台湾与大陆以台湾海峡相隔，台湾海峡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长约200海里，宽约70至221海里，平均宽度约108海里。因此一旦台海之战发生，台湾为一孤岛形态，海岸线长达数千公里，防御面积相对较大，目标众多分散，四面八方都可能成为被攻击与登陆的对象，从而增加了台湾的防御难度。特别是在台湾有限的兵力与装备下，要全方位防御与四面八方作战，难度非常大，能够有的反应时间很有限。
四：由于台湾地形的限制，台湾大部分人民居住在西部平原地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如果在战争状态，假如对这一地区实施轰炸，将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地域文化
关东文化吉林长白山区有这样的民谚："二十三，灶王上天；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 扫尘土；二十六，烀猪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帖倒酉；三十 夜，守一宿。"
年俗基本观念： "崇红、尚新、团圆、吉祥"这四个观念是中国人年俗的深刻内涵。
"崇红"即崇尚红色，在中国人心目中，红色是 一种具有强烈生命意义的色彩，因此人们过年要贴春联、红窗花，还要穿红挂绿扭秧歌 ，过"本命年"的人要穿红裤衩。这些都表达了人们的生命意识，并祈求以红色来杀伤邪恶。
"尚新"就是崇尚新物，过年时尽可能通过以新物代替旧物，来迎接新生活。吉林农村至今还有这样的民谚在流传："年到年到，糕糖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 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块大粘糕。"除夕夜大人小孩都换上新衣服和鞋袜，连最穷的人 家也要买把筷子表示迎新。这体现了人类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
团圆的观念是中华民族不忘祖先、尊老爱幼、团结凝聚等优良传统的体现。
而崇尚吉祥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所以过年期间，吉林人说话做事尽可能体现"吉祥 "。如春节期间的汉族和满族在饮食上，菜要成双，不许出单，最少也要八个菜；菜肴 必须有鱼和鸡（分别代表龙、凤）。同时说话做事有许多禁忌，比如打碎了碗碟不能说 "打了"，要说"岁岁平安"；爆竹没响不能说"臭了"，要说"平平静静"；饺子蒸 破了不能说"破了"，要说"挣了"……
第二松花江两岸的吉林市和伊通县等地是吉林满族的主要聚居地，他们在起居饮食、年俗等方面至今仍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习俗。
满族尤其重视祭祖活动，这是他们春节期间的重大活动内容。满族祭祖以家族为单位进行，谓之"家祭"，各家族多在立 冬以后自己选定时日举行祭祖活动，全族人都要参加，一般为三天。要用猪为牲品，祭后将猪肉烹而食之。祭祖时的气氛既热烈又庄重。"家萨满"在祭祀时头戴神帽，腰系神裙，外扎腰铃，左手举抓鼓，右手握鼓鞭，在神案前， 唱着迎神、安神、祭奠等萨满神歌，边唱边舞。其动作刚劲，舞姿粗犷，节奏疾骤，内容丰富。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朝鲜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春节也是朝鲜族的传统的和最重 要的节日。除夕夜朝鲜族也要"守岁"，在元日鸡鸣前进行祭祖，然后向老人拜年，早 饭后再向亲戚邻居和全屯老人拜年。村拜之后，照例进行放风筝、掷色子、跳跳板等游 戏和体育活动。春节这天吃早饭时不论男女都要喝杯"聪耳酒"，希望这一年能听到更 多的好消息。
客家山歌客家山歌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屹立于中国民歌之林，它的天籁之音，备受国内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2003年7月，梅州迎来了阎肃、徐沛东、陈小奇、李昕、王佑贵等20多名中国著名的词曲作家组成的采风团,他们是来梅州"量身定做"一批具有客家 风味的现代歌曲，为在梅州举行的"首届中国梅州国际客家山歌节"做准备。
著名词作家阎肃认为，客家山歌极具艺术开发的潜力和价值。他说："客家山歌的即兴演唱和含蓄的意境、多达100多种的曲调触动了大家的灵感。我们将运用客 家山歌的音乐旋律，创作出一批兼具时代感和客家风味的新山歌，将客家山歌发扬光 大。"阎肃即兴创作了一首打油诗抒发对客家山歌的热爱："人说梅州出山歌，梅州山 歌确实多。走遍天涯千万里，难忘梅州好山歌。"
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认为，客家山歌流传了千百年，保留了很多古语的成分，具 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应该与时俱进，要在原来山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今天的眼光和时代的特征来审视山歌，以此为灵感，把客家风情融入到歌曲的 创作中去。
著名作曲家陈小奇指出，客家山歌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在全国的传播。但它的旋律在全国却是首屈一指，在编配上可以有较大的变化，结构也只有四五句，所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他表示，客家音乐的创作素材非常丰富，目前艺术界对此开掘得还不够充分。
专家们认为，当前要振兴和繁荣客家山歌文化，应当走双管齐下的路子：既要整理和保存原腔原板的山歌资料，又要鼓励创作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歌。把传统和时代的东西糅在一起，使传统山歌焕发出时代的艺术魅力，从而带动和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藏文化瑰宝 藏文化瑰宝《格萨尔》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 及藏区，妖魔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天神之子格萨尔降临人间。他凭借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诸天神的保护，降妖伏魔、锄强扶弱，给人间带来幸福与安宁。 这就是藏族史诗《格萨尔》所讲述的传奇故事。
在其中，从诞生之日就为民除害的 格萨尔被塑造成为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英雄。这部史 诗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降生、征战、返回天界。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征战"内容最 为丰富，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 海》和《门岭大战》。
至今，《格 萨尔》已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其规模之宏大无与伦比。 在数量上，《格萨尔》比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诗（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 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多。 现在，《格萨尔》还处在不断地创作、发展当中，也就是说它是一部"活"的史诗。 据考证，《格萨尔》大约产生于距今2000年以前，那时藏族社会形态处在原始 氏族社会时期。今天，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上，《格萨尔》依然被广泛传唱，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研究表明，《格萨尔》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民族文学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代表了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在研究学者看来，《格萨尔》不 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而且也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语言 等各方面的宝贵文献。 在搜集整理、加以文字记录以前，这部气势磅礴的史诗靠"说唱"的形式神奇地流 传下来。在艺人们的说唱中，这部史诗传播到了青藏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草原文化内蒙古自治区是人类起源和发祥地之一，从距今七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大窑石器制造厂遗址，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闻名于世的河套人，还有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扎赉诺尔人，他们开创了草原人类的早期历史。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繁星闪烁，遍布草原。东部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遥相呼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内蒙古草原原始文明，他们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
红山文化是属于农耕经济发达的原始文化，在辽海大地与中原仰韶文化并存，年代距今五六千年。红山文化延续大约两三千年之久。红山文化以彩陶、之子文陶器、细石器以及特有的掘土工具石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为基本特征。彩陶为泥质陶器，多为容器，主要花纹是黑色和紫色的彩纹，以平行线文、三角形纹、鳞形纹为主要特点。
1971年春，在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了一件稀世珍宝--碧玉龙，它通体高25厘米，猪首蛇身，蜷曲若钩，长吻修目，颈附高扬飘举的鬃，形似飘立升腾的大型墨绿色玉龙。
东胡族出现于商周时期，鼎盛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初年衰落，是活跃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北方游牧部落联盟题。在内蒙古宁城县属于东胡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有兵器、礼器等，可以说明东胡族创造了发达的草原青铜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原各族及后世北方游牧民族产生了极大影响。
敕勒川，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阴山下，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天似穹庐，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笼盖四野。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天苍苍， --席慕蓉《出塞曲》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齐民歌《敕勒歌》
游牧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灵魂就是一个"动"字。在蒙古人的生活中，马、车、毡帐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蒙古人一生离不开马。马镫是游牧人生命的起点，马镫解放了游牧人的双手，骑手们无需再用双手紧握马鬃奔驰，骑手变成了骑兵。骑兵可在马背上弯弓搭箭祸首持枪矛冲刺厮杀，亦可手持套马杆，牧放畜群，倒场轮放，有了马镫，骑手在马背上动身自如，即可镫里藏身，又可套马。
游牧人与马浑然一体。蒙古骑兵行军作战时，没有沉重的运粮车随行。"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故马不困敝"。骑兵可以在马背上昼夜行军，甚至可以在马背上睡觉。必要时，靠马乳可以生活一个月。所以绵延万里的欧亚草原不仅是蒙古骑兵的疆场，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游牧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充分利用自然永续资源和环境来延续游牧人的生存技能。不断地迁徙和流动的游牧方式对于易于破坏的高寒腐埴土的草原地带是唯一的一种生产适应方式。猎牧文明的独特价值并不在于给我们一个技术工具和现代发明，而在于它给了我们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蒙古人把天视为父亲，大地为母亲，水为血液，草木为神灵。蒙古人对家的概念是那样广阔，家即是整个草原，山水花鸟、野兽家畜都是家里的成员。当一个孩子问他的母亲，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游牧和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吗他的母亲告诉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那么地母神--额图根会很疼的，只有当蒙古人游牧和迁徙时，就像地母神身上的血液一样在她身上畅流，使她浑身舒畅。
辽阔的草原养育了游牧民族，游牧文明庇护着长青的草原。当牧人不再需要马，从游牧变成定居，草原失去了游牧文明的庇护，将如何继续它千年的绿意呢？
今天，草原上有了太阳能，风能，移动电话，互联网，所有这一切是否有可能赋予游牧文明新的含义呢？
湘楚文化湘绣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从长沙战国楚墓和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大量绣品中，可以窥见当时湖南地方刺绣技艺已经达到令人惊讶的高度。经过长期的演变，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湘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众多刺绣艺人不断深索和一大批出色的中国国画家潜心投入，湘绣吸收了我国古老文化中绘画、刺绣、诗词、书法、金石等诸种艺术精华，从而形成了以中国画为基础、以数十种针法和多种色阶的绣线，在各类底料上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精细入微地刻画出物象外形内质的自行特色。二十世纪初湘绣以其独特风格，在国内外获得多项殊荣，成为饮誉世界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湖南省湘绣用独创的"鬅毛针"精心研制的《雄狮》、《饮虎》等湘绣精品，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并双双入选中国工艺美术国家珍品；研制的双面全异绣新工艺被世人誉为"令人不可思议的魔术般的艺术"；双面全异绣《杨贵妃》、《望月》等被国家有关部门珍藏；九十年代研制的大型双面绣《群仙祝寿图》将湘绣又推向新的高峰；贺香港百年回归的大型湘绣双面座屏礼品《百鸟朝凤·洞庭春色》在香港百年回归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得到中外来宾的一致好评。此外，湖南还开发研制出楚锦壁挂、画绣结合、工艺服装、家庭装饰等一系列湘绣产品，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吴越文化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类似，而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青铜器就极少见了。到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中，虽然瓷器增多了，但几乎不见豆了。西周时期的炊器为鬲、，到了春秋则以釜、鼎为主，极少见鬲。由这些变化看，中原的因素明显减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增多，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这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如此强烈的变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这与史书上所言吴越之乱相符。
在太湖地区也可找到吴文化的踪迹。吴国于春秋早期开始进入太湖地区，并向东部挺进，于春秋晚期占有姑苏并以此定都。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就是春秋时期，太湖地区的青铜器增多。在太湖地区武进、无锡、苏州、昆明等地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的特点，时代都在春秋晚期。青铜器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较多，往往是上层贵族的标志。太湖地区在春秋晚期出现大量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说明吴国的统治者已于此时入主该地，吴人何时定都姑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应在春秋晚期，可能为吴王阖闾时。吴国虽然在姑苏建都较晚。但吴、越两国的文化都早在春秋前期就已交融。吴文化的始创者应是周人。太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蛮夷化，形成了吴文化。当地的土著属何种系。据文献记载应属谁夷的一支。他们与邻近的古越族人有矛盾，彼此争战不休，其结果当然是文化的互相渗透。
三晋文化三晋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经历了数千年的辉煌。她滥觞于尧、舜、禹的传说时代，成熟于西周初年的叔虞封唐，兴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以今山西为主体而跨越今河南、河北、内蒙和陕西等省区的中原地域性文化，她既不同于典型的宗法制鲁文化，也不同于颇具折衷色彩的齐文化，又不同于南方楚文化和后起的秦文化，更不同于地处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综观三晋文化的源流增变，其历史特色大致有三个方面。
1、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适应性
《左传·定公四年》载，叔虞封唐时，"（周成王）分唐叔以大路（战车）、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姑洗（之钟），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居于夏墟，启以复正（政），疆以戎索（俗）"。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教导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这是周久，实际上是周公，给叔虞制订的施政纲领。因为唐国地处原来夏人的故墟，四周又遍布戎狄部落，所以，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夏戎之政治理夏戎之地，以夏惑之法管理夏戎之民。这在当时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三晋地区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处的特殊地域，南部为发达的农业地区，中部为农牧业共同发展的地区，北部为典型的草原游牧地区，总体上说，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求同存异，实行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才能安定社会，谋求发展。
3、违背正统、离经叛道的创新性
三晋文化的这一特色主要是针对周天子及鲁、卫等诸侯国典型的正统宗法制文化而言的。所谓违背正统，就是违背正统的宗法制的礼治传统；所谓离经叛道，就是离封建宗法制的礼乐之经、叛血缘宗法制的"亲亲"之道。西周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家国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二为一，"同姓从宗合族属"的血缘实体。周天子既是君临万物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是天下百姓共同的宗主和严父，而各国诸侯对本国的臣民来说也具有这种政治和血缘的双重身份。由天子至于士民，层层分封，等级森严，根据血缘姻亲关系的远近亲疏来确定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与继承，从而达到巩固宗法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目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三晋文化体系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是较为淡薄的。
三秦文化秦腔 也称"乱弹"，是陕西地方戏的主要剧种，也是我国现存戏曲艺术中最古老的剧种，是京剧、豫剧、川剧、河北邦子等剧种的鼻祖，其唱腔、道白、脸谱、身段、角色、门类和演技均自成体系。它发祥与陕西关中，流传于西北地区。
歌舞剧 由陕西省歌舞剧院创作并演出的大型古典宫廷乐舞《仿唐乐舞》和《唐－长安乐舞》展现了唐代舞蹈辉煌、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编舞和配乐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和专家学者的赞誉，已连演上万场，长盛不衰，成为陕西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影艺术 西安的电影艺术可以说全国出名，大导演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剧在国际影坛都占有一席之地，《水浒传》里的许多演员也均是陕西文艺界的知名演员。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有众多高水平的电影作品问世，其创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文学艺术 陕西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全国有着明显的代表性。柳青的《创作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改革开放后，陕西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涌现出贾平凹、陈忠实、京夫等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震动了文坛，被称为"陕军东征"和"西北风"。
陕北剪纸 剪纸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形式，为中华各民族人民所喜爱，其中陕北剪纸犹为引人注目。陕北剪纸包含秦、汉之风，风格既纤细秀美，又粗犷大方，粗中见巧工，土中观美感，曾连续数年分别在西安、北京等地展出，获得好评。近年来，陕北剪纸艺人多次出访外国献艺，引起轰动。
唐三彩 中国唐代以黄、绿、蓝、褐、紫等多种颜色为主要釉色经焙烧而成的陶制品。在烧制过程中由于铅釉的流动，各色均呈现出浓淡的层次或各色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绚丽多彩的色釉。俗称"唐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