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阿沛·才旦卓嘎
人物概况
阿沛·才旦卓嘎（1915— 2012 ），西藏拉萨人，藏族。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1935年和阿沛·阿旺晋美结婚，婚后育有12个子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历任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西藏地区爱国妇女联谊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西藏自治区妇联主任、名誉主任，全国妇联第四至七届副主席。  阿沛·阿旺晋美与夫人阿沛·才旦卓嘎[1]
人物履历
阿沛·才旦卓嘎，藏族，1915年9月生于拉萨，出身于贵族宇妥家族。
1953年3月，任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委会主任；
1954年3月，任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
1956年11月，任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副主任；
1959年，代理西藏妇联主任；同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
1960年6月，任西藏妇联主任；
1965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
1973年7月起任西藏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名誉主任。
1978年9月起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2003年3月退休。
她是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阿沛·才旦卓嘎同志因病于2012年5月24日19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2]
  阿沛·阿旺晋美与夫人阿沛·才旦卓嘎[1]
人物生平
  阿沛·阿旺晋美与夫人阿沛·才旦卓嘎[1]阿沛·才旦卓嘎，藏族，1915年9月生于拉萨，出身于贵族宇妥家族。1953年3月，任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委会主任；1954年3月，任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1956年11月，任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副主任；1959年，代理西藏妇联主任；同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1960年6月，任西藏妇联主任；1965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1973年7月起任西藏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名誉主任。1978年9月起任全国妇联副主席。2003年3月经组织批准退休。阿沛·才旦卓嘎同志是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三、四、五届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在阿沛·阿旺晋美同志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阿沛·才旦卓嘎同志与其一道，自觉接受党的政治主张、接受党的领导，积极投身革命工作。1953年，拉萨市成立爱国妇女联谊会，她开始从事妇女工作，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号召广大西藏妇女团结起来反帝爱国，摆脱封建枷锁争取男女平等。担任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西藏妇联主任以后，她与西藏广大妇女一道，积极参加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为西藏的妇女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以后，她积极深入各地调研，为我国妇女事业发展倾注了心血；多次率团或随团出访国外，对外宣传我国妇女事业的发展成就。在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她积极参政议政，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退休后，她依然关注妇女工作，关注西藏的发展。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家乡的建设，为全国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历经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革命实践，目睹西藏发展变化，阿沛·才旦卓嘎同志深刻认识到旧西藏是生产力发展停滞、文体教育落后、妇女毫无地位的黑暗、落后的封建社会。她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能繁荣昌盛，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西藏人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她努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妇女中进行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爱国统战人士的作用。[3]  阿沛·阿旺晋美、阿沛·才旦卓和子女
人物评价
  四代同堂[1]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见证人，阿沛·才旦卓嘎同志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坚持反帝爱国立场，坚决拥护十七条协议，积极支持并与阿沛·阿旺晋美同志一起为十七条协议的执行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西藏民主改革期间，坚决拥护并积极执行中央在西藏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与叛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拉萨发生骚乱事件、班禅转世及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等历次反分裂斗争中，态度坚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历史事实，批驳达赖集团、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分裂分子的罪恶行径，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她工作敬业、品格高尚、为人正派、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作风朴实、谦虚谨慎，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在爱国人士和干部群众中深受爱戴。
阿沛·才旦卓嘎同志的逝世，是我党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是全国及西藏妇女工作的一个重大损失。她顺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爱国风范，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3]
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坚定爱国主义者，早期西藏妇女工作的开创者、领导者，第四、五、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同志的夫人阿沛·才旦卓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2012年05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阿沛·才旦卓嘎因病于2012年5月24日19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阿沛·才旦卓嘎同志逝世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阿沛·才旦卓嘎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徊。正厅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阿沛·才旦卓嘎同志”的横幅。阿沛·才旦卓嘎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上午9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以及布赫、彭佩云、热地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阿沛·才旦卓嘎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阿沛·才旦卓嘎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西藏自治区领导吴英杰、洛桑江村、梁田庚、巴桑、巴桑顿珠等前往送别并慰问家属。
阿沛·才旦卓嘎同志逝世后，以不同方式对其逝世表达哀悼的还有：王刚、王乐泉、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徐才厚、李鹏、朱镕基、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梁光烈、马凯、帕巴拉·格列朗杰、曾培炎、李铁映、何鲁丽、顾秀莲、王忠禹等。
西藏自治区领导陈全国、向巴平措、白玛赤林、郝鹏、公保扎西、策墨林·单增赤列等在阿沛·才旦卓嘎同志病重期间前往看望或以不同形式对阿沛·才旦卓嘎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4]
阿沛·才旦卓嘎专访
口述人：阿沛·才旦卓嘎 
访谈、整理人：卢小飞（中国妇女报原总编辑）　 
访谈地点：北京市阿沛·才旦卓嘎的家 
访谈时间：2009年3月26日、2011年3月
口述内容：
“六十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我们都习惯称它为《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捍卫了祖国的尊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我有幸伴随阿沛参加和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从那以后，我便迈进了新的人生里程。
我1915年出生在拉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宇妥·次仁旺堆，母亲是朗顿·齐梅玉珍。我在旧西藏生活了三十多年。在旧西藏，女性受到歧视，地位是极其低下的。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法典明文规定：“勿予女子以议论国是之权利”，“奴隶与妇女不许参与军政事宜。”剥夺了妇女参政议政、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在旧西藏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女性没有一个是从政的。《世俗道德规范十六条》中要求，“莫听妇女言”。女性被称为“计免”，即劣生的意思。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贫困妇女，命价仅为草绳一根。有些寺庙的经堂还不允许妇女进去供佛。旧西藏普遍认为女性学习文化没有用，不用说广大劳动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算是出身贵族的女性，也只要求她们能识点字、写个信、记点事就行，更不提倡受中高等教育。妇女的文盲率超过95%。我的父母也是这样要求的，在我6 岁时送到一家私塾学藏文，那家私塾离家不远，我都是走路去上学。当时我只念了两年私塾，只学会了藏文30个字母的大中小正楷书法，因没有学习文法，连简单的书信也不会写，以后就待在家里，后来成家后靠自学学成的。
旧西藏男女青年不能自由恋爱结婚，一般都是由父母包办。我16岁那年由父母做主嫁给了西藏贵族阿沛·达真彭措，不到两年他因病去世。后来与霍康·阿旺晋美相识相恋，因阿沛家没有男子继承家业，阿旺晋美就入赘到阿沛家，成为阿沛家合法的继承人。阿沛从小酷爱读书，青少年时代跟随名师格西·喜饶嘉措和达仓活佛学习佛学、藏文文法、诗学、历史、哲学，两位老师的优秀品格和进步思想深深影响了他。他的好学精神，为人正直、善良、朴实、心胸开阔、从不考虑个人名利的品格也影响了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到西藏已经是冬天了。当时，在噶厦政府内部，存在着爱国与分裂两种思想与两股势力的斗争。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幼，尚未亲政，实权掌握在僧官达扎手里，他始终坚持分裂祖国的立场。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信号，准备和西藏地方政府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噶厦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以达扎为首的坚决反对谈判，主张西藏“独立”。在争论中，阿沛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角度提出，应派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才是唯一出路。就在这次争论后不久，噶厦任命阿沛为增额噶伦兼任昌都总管，接替前任总管拉鲁·次旺多吉的职务主政昌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始忐忑不安，深知此去吉凶难卜。10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并且迅速解放了昌都。在战役结束后，阿沛积极协助解放军，并达成解放军暂停西进，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临时协议。当接到阿沛要我到昌都的来信，我立即骑马前往昌都，光是有名的大雪山就翻越了四座。经过十几天的日夜兼程走到昌都边坝县，我们第一次遇见了解放军侦察科王贵同志等指战员，他们热情地迎接了我们，我们很受感动。到了昌都，见到阿沛等随行官员一切安好，心中的疑虑和恐惧都打消了。
1951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委派阿沛为首席全权代表，带领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和谈，我有幸陪同前往。到达重庆时，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我们，并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问候我们，亲切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后来，毛主席、朱总司令设宴招待我们，亲自给我们讲民族政策，介绍新中国情况，还请我们看戏、看电影。这次北京之行，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回到拉萨后，阿沛立即投入到落实《十七条协议》的繁忙工作中去。我当时已经是九个孩子的母亲，我尽自己的能力积极团结其他爱国妇女人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妇女解放的主张，并赢得了广大藏族妇女的信任。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加强上层妇女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谭冠三为书记的西藏妇委会领导下，1953年3月8日成立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1956年11月22日在拉萨成立了“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备委员会”。1959年3月，噶厦中的顽固派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得到了西藏人民的坚决拥护。1960年3月9日，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改名为“西藏爱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60年6月8日至15日，召开了西藏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将西藏爱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定名为“西藏妇女联合会”，选举我为主任。我们西藏各族女性成立了自己的群众性组织，为西藏的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为广大女同胞的全面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962年12月初，我和丈夫去北京开会。那次，彭真同志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听我丈夫介绍了情况，他又面向我，让我也说一说西藏妇女的情况。当时，我有点紧张。他笑着说，男女平等嘛！这句话让我轻松下来。我说：西藏妇女在解放前包括我在内，从不过问政治，只管家务。现在变了，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学习、工作、参加政治活动。过去农区妇女不能扶犁耕地，牧区妇女不能在帐篷内生孩子，现在基本上改变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很多妇女积极参加支前工作，有的是自己偷偷去的，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彭真同志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试金石。西藏妇女的解放表明西藏社会的其他成员也真的解放了。这句话给我们夫妇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我被选举为自治区妇联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再次被选为西藏自治区妇联主席。1978年我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我还光荣地当选为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记得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一到西藏厅就亲切地和我握手，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工作，讨论结束后，又握着我的手，向我道别，并请我代向阿沛同志问候。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党中央对藏族妇女的尊重和关心。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不要说受到沉重压迫剥削的藏族妇女，就连身为贵族的夫人，不仅在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在家庭中也没有地位。今天，作为一个藏族妇女干部，能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能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为西藏进步事业作出贡献，这都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
和平解放六十年来，西藏实现了男女平等。西藏妇女同胞广泛地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西藏女性从极高的文盲率到接受现代教育，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西藏妇女同胞以空前饱满的热情投入劳动生产，就业领域不断拓宽，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西藏妇女的卫生保健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的人均寿命由上世纪50年代的35.5岁提高到67岁，生存权、发展权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西藏妇女真正享有了自主选择婚姻家庭的权利。回过头来看，西藏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实在难以用短短的几句话来概括。
我今年96岁了，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生活过，亲历了和平解放西藏、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平息叛乱实现民主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自治区成立以及改革开放这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目睹了西藏跨世纪的变迁，也凭借自己的努力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为此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