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二适
简介
高二适（1903－1977），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兴泰镇小甸址人。原名锡璜，后易为二适，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凫。斋号证草圣斋、孤桐堂。[1]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  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 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2]，《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刘梦得集>校录》、《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高二适书法选集》等。
出身塾师家庭。幼入塾，随就读东台小学，14岁以全县第一名成绩毕业。时临习晋、唐楷字，通读《古诗源》。继入扬州中学，因家贫辍学返乡，执教于家乡立达国民学校，不久任校长。民国17年（1928）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次年考入北平研究院国学门为研究生，2年后因病回乡，继为通讯研究生兼立达学校校长。民国23年，其诗作为国民政府河北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陈树人赏识，被陈举荐至南京，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科员，与社会名流章士钊、于右任、胡汉民、柳诒徵等结识，与章订忘年交，自始研易学。“七七”事变后，转任立法院秘书，随迁重庆，公暇致力诗学，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民国33年始，先后兼任重庆朝阳文学院、南京建国法商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二适先后在上海、南京数所  高二适 草书杜甫秋兴(八首)中、专学校任语文教员。1953年调华东水利学院工作，协助该学院教授陈肇经编写《中国水利史》。次年始精研章草，搜寻  《急就章》各类版本，排比审核，矫误正源，撰文著述，历时十载。1963年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平生治经史、诗学。他校勘宋王令《广陵先生集》、《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柳河东集》等。诗学着力于唐代杜（甫）、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和宋代江西学派，诗作寄兴高远，风骨瘦硬。
生平
  [3]1920年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 
1935年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 
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 
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 
1958年因病退职。 
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
1977年3月，高二适在南京病逝。
特色
高二适亦善书法，尤擅草书。50岁后取《急就章》及宋克补本研习，气韵渐淳。为变古出新，又参以汉隶《杨淮表记》、《西狭颂》，楷书《贺捷表》、《黄庭经》，行书《温泉铭》、《李贞武碑》和王羲之、张旭、杨凝式、宋克等人草书。65岁后，诸体贯通，草书突破前人窠臼，自创一格。他将章草严谨、今草典雅、狂草飞动融为一炉，形成“开章亦今亦狂”的独特风貌。他擅用狼毫作书，使转顿挫随心而运，寓柔而刚，劲健绰约；结体章、今互用，纵横开阖，?G98CD?曲之中险夷相生；布白一气贯通，字行间辑让有序，顾盼多姿，密处见凝重，疏处显神韵。在书学上，他重视渊源法度，认为今草书体由章草省变而出，若草法出于章草，“则高古无失笔”。同时提倡“师古而能变”。1973年书《杜甫·秋兴八首》，笔致古拙灵动，苍劲洒脱，书卷气息浓郁。[4]
品性
科举制度的废止，断了读书人传统的仕途之路，却逼使他们进行更多的人生选择，可以学理，可以为文，可以习艺，善于经营者，当然还可以做官。在这种情况下，丁文江漂洋过海，求取新知，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高二适没有遇到龙研仙那样的父母官，家庭条件也远没有丁文江那么好，但他据守海内，浸淫在传统文化的汁液中，广采博取，舞文弄墨，成了中国现当代一个著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大家。三个名号当中，当属书家最为卓著，关于高二适的艺术人生，自然由此展开。[2]草圣平生高二适一生当中，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书法，他曾刻过一枚“草圣平生”的闲章，明确表达了这种自信。从今天的影响来看，“草圣平生”四字也许正可以代表他磊落真率的人生。
高二适原名锡璜，后改名二适，号暗庵、舒凫、磨铁道人。几个名号，暗示了高二适的品性和人生态度。“二适”取“适吾所适”之意，“暗庵”、“道人”有隐者之喻，“舒凫”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名利和官场显然对高二适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追求的是一种闲适自由的恬淡人生。由此看来，高二适的思想中，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以这种心性，生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
高二适的父亲是位塾师，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小学校长。高二适少承家学，一生以诗书为命，刻苦自修，16岁考入扬州中学，因家中贫困，遂辍学回乡教书，18岁时，即接任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此时即以文笔过人而为乡里称道。高二适生性耿介，平时言语不多，唯独对作诗和写字情有独衷。诗歌当中，对唐代的杜、韩、刘、柳和宋代的江西诗派有较深研究。他15岁通读《古诗源》，19岁始读《杜诗镜诠》，20余岁起研习《山谷全集》，29岁起读陈师道诗。书法方面，早年喜临《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作品以行楷为主，中年尤好王献之行草等。高二适的妻子是溱潼人，岳父是溱潼镇乾泰昌百货店老板。就连携妻儿老小来岳父家小住时，也往往一人坐在乾泰昌店堂柜台里面看书，或者在乾泰昌小楼上临池学书，真正到了笔不离手、诗不绝口的地步。高二适并不满足作一个小学校长，他对学术和书法有更高的追求。25岁那年，他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后又入北平研究院深造，广求师友，研讨学问。他与同乡贤达韩紫石时有交往。他通过向上海《时报》投寄诗文，结识了同乡名流戈公振。通过向《甲寅》杂志投稿，与章士钊成了忘年交。高二适的孤诣奇才，还受到岭派书画大家陈树人先生赏识。章、陈二人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早年和章太炎、黄兴、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咤风云，也使是非恩怨集于一身。他比高二适大整整23岁，生前特别嗜好书法，尤擅行楷和隶书，笔势清雄醇正，气息酣畅古雅，大有晋唐人萧散雅逸的韵致。他与高二适“志同道合”，二人之间砥砺切磋，诗词酬答，书翰往来，四十余年从未间断。陈树人官至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却在1945年国民政府胜利还都的热闹时刻，毅然退出官场，以翰墨丹青终老其身，心胸和眼界非同一般。他给过高二适不少帮助。抗战之前，经他介绍，高二适在华侨委员会做了一名文职小官，待到后来他离职时，还不忘将高二适介绍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关爱体恤之切，可见一斑。
高二适不是那种只是为了吃饱肚子的人，“嗟来之食”他是不吃的。进入国民党立法院之初，高二适和执事者约法三章：不入党，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受训。高二适此举，可看到章士钊对他的影响。高二适一生当中，交游甚广，只有章士钊让他服膺终生。章士钊自投身革命，民国建立前后的重大斗争，几乎无役不与，后来，还曾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资助过毛泽东两万块现大洋。可是，这位孤桐（章士钊自号）先生却拒绝加人同盟会，理由是入会誓词中有效忠孙中山的言词，有背于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和人格自由的精神。独立自由之心性正是高二适与章士钊等人的相通之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二适先生不愿做亡国奴，将家眷寄养于溱潼岳父家，只身随立法院西迁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深秋，才重返故里，这一去竟达七、八年之久。高二适归心似箭，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溱潼道上闻子规》一诗：
出蜀希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肠断溱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流离之苦，思乡之情，令人感动泪下。
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民党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适并没有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从此也没有再和政治有什么瓜葛，他默默在文史和书法的园地里耕耘。这样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十多年。到了1962年，也许是生活太过于清寂，也许是出于对亦师亦友的章士钊先生的想念，早就退休在家的高二适离家北游，来到北京，拜访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师友情深，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章士钊与高二适交往已久，深知高二适的道德文章，便有意邀请他到中央文史馆工作。这让高二适很是感动。但想到家累太重，高二适便婉拒了邀请。章士钊又力荐他进江苏文史馆，并赋诗一首送给高二适：
异同刘柳不需删，童子隈墙作态顽。南海共识翁仲殁，东周谁见冶长鳏。误书偶得思逾适，大草偷挥手更娴。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
字里行间，倾注了对高二适的相知赞许之情。“天下一高吾许汝”，对高二适草书的评价可谓高矣！
“高”则高矣，高二适虽然生性狂直，却清高自守，不喜夸饰张扬，正所谓“屋里酒香人不知”，已近花甲之年，除了几个知己之外，了解他的人并不多。高二适“独学自成，不求人知”，本来就无意于扬名，但在他进江苏文史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从此名声大噪。这便是1965年震动一时的“兰亭论辨”。此时的中国，政治的天空中，已呈“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高二适作为这场论辩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真让人替他有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担忧。高二适在这场论辩中体现出的道德的勇气、学术的责任和质直的文风，就是今天，也是很多人身上所欠缺的。关于这些，下文还要详细提及，姑且一笔带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二适的学术研究进入厚积薄发时期。他的书法研究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问世。该书完稿之时，高二适欣然命笔：“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该书存亡继绝，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填补了我国文字学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无怪乎先生如此高兴了。古典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大成。高二适一生持之以恒于对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和南宋江西诗派的研究，他校读《刘梦得集》，呕心沥血二十年，终有所成，61岁时开始编订《〈刘梦得集〉校录》一书。关于这本书，章士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一书定稿时，曾寄诗高二适提到过。诗曰：
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
诗中所说“中山集纪”指的就是高二适所著《〈刘梦得集〉校录》一书。在《柳文指要》中更是说道：“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意思是二适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堂奥。可见章士钊先生对高二适的推崇。
1971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终于得以刊行，据说是当时学术界出版的惟一一部古典文学著作，好比茫茫沙漠中的一棵小树，未免显得有点突兀和孤寂，也因此成了“文革”时期一幅极具代表性的绝妙风景。耗费高二适二十年心血，被章士钊称为“与其《柳文指要》将并户列入中唐刘柳大师讲坛”的《〈刘梦得集〉校录》终究未能面世，虽让人感到遗憾，但在那个文化荒漠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也并不少见。所幸者，《柳文指要》中收录了高二适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柳子厚与刘禹锡周易九六论书后题》，一篇是《跋刘宾客天论》。章士钊为此特意写有“独虑天书读难尽，高高犹自敞河源”的赞许诗句。窥一斑而知全豹，只要细细阅读一下，也可以体会得到高二适的学术品格和功底了。
高二适的学术研究不可谓不精深，他的诗“兴托高远，感情丰富”，不可谓不高妙。但研究再精深，毕竟属于学术的范畴，感兴趣的人终究有限；诗歌再高妙，毕竟已是新诗盛行的时代，新作的旧体诗已很难激起人们阅读的欲望。在人们的心目中，当代“草圣”的位置无疑显得更为重要和切实得多。
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草圣”的名号与“学者”与“诗人”之间其实是根柢相连的。高二适在书法上的高深造诣，不仅得益于临池之勤，更得益于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给他书法上带来的文化涵养。一个人，字写得再好，贴临得再真，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在里面，终究只是个“书匠”，难以名家。高二适以学者之风、诗人之韵运如椽大笔，写自己的文，作自己的诗，精神贯注其中，他的书法便不同于一般的书家了，而成了学者之书、诗人之书。文成书便成，诗罢书便罢，他的每一篇文、每一首诗，就是一幅绝佳的书法妙笔。
二适先生有诗道：“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铁砚始堪珍。”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永不放弃和执著追求。人磨墨，墨磨人，磨来磨去之间，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再具体一点说，诗文陶冶了他的书法，书法磨砺了他的精神，就在这相互陶冶和磨砺之间，一个集学者、诗人、草圣为一身的大家卓然而出，闪亮登场。高二适先生一生追求人生的舒展和自由，晚年“磨铁道人”的自号，为他舒展而自由的人生平添了一份韧性和坚实，尤见性格和精神。
1977年3月，高二适病逝于南京。生命的逝去并不意味精神的退场，就是肉体化成了灰，他那坚韧质直、清刚高洁的风格和精神依然在人们心中高扬。[2]章令草狂夙所谙高二适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苦探索的过程。他既重视传统，又力求创新。多年来，他转益多师，博涉诸家，沉潜涵泳，独学自成，不求人知。由早年的《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到中年的王献之行草等，再到50岁以后的专攻章草，并醉心于《急就章》的研究和考证。默默耕耘的身后，留下的是一道孜孜以求的艺术轨迹。
想要进入高二适的书法世界，章草是最好的入口。
章草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成熟于东汉。其名称的由来一般认为起于史游的《急就章》。唐代泰州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
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
张怀瓘的话，勾勒了章草的来龙去脉，并给章草的书写特性给了定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张怀瓘认为，后世草书，即今草（小草），源于章草。《书断》有言：
草书者，后汉张伯英所创。学崔（瑗）、杜（度）之法，变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
章草字字独立，长于横向行间的呼应，今草则字间连属，上下一气，已经有了后世狂草书意的胚胎。
高二适力主“草出于章”，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习今草从章草隶篆入门，则笔法入古、脱俗。为此，他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残简以及碑帖字书，排比审核，矫正前人之误。历时10载，甘苦备尝，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问世。他还在1974年所作《题怀素<自叙帖>》诗中，提出了对学习草书的独特见解，同时对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书法名作《自叙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将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 
高二适主张草书应当出于章草，但怀素的狂草线条连绵缠绕，结构夸张变形，且多处打破草法常规，以至难以辨认，故而高老提出批评。 高二适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更进一步指出：“怀素书雕疏，不得方笔圆劲之势，此其所短也。”（《题怀素<瑞石帖>》）“写此等大草，须当随意转、信手侧，不宜故作欹倾姿态也。”（《题怀素<千字文>》）
高二适书法以章草为体势，糅合大草、今草的笔意，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所作师古而不泥古，攻“章”而不囿于“章”，笔力清劲秀拔，结体多变，流走自然，格调不凡。能严谨中见骨力，平实中见险峻，凝重处显生动，惊矫纵横，笔随神驰，自具面貌；他的书法，气力弥满，意态夭矫，善于在行气的纵势中体现自我痛快淋漓的书艺风神。他 “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的诗句，流露出他作书时“笔所未到气已吐”的豪迈心态。在追求书法表现的痛快意识和审美上的“动态美”方面，高二适的实践具有代表性。书家以“气”作书，以“势”摄篇。高二适的绝大多数作品是连绵草书，不少作品墨气淋漓，体脉遒劲，有风樯阵马之势，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答林散之送蟹》、《杜甫秋兴八首》等都是几近完美的代表之作。
高二适努力于向今草系统的“大草”中借鉴“气势”，把古人的字字独立的章草转换为类似于今草作品的连绵回护，增强了节奏和韵势上的美感，属于独运匠心。索靖、皇象的匀整风仪，被张芝、怀素式的跌宕变化所取代，具有今草的骨脉，章草的意态，大草的风神。“体势”上的参合，虽已不“古”，体现了对传统的新理解、新运用，但毕竟不是“另起炉灶”的彻底“自我构建”。作为一个传统型的学者书家，高先生正是属于有传统有根柢的出新。其实，中国渊源流长书法传统正是这样得以延续。所谓“入古出新”、“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几乎是传统书法发展的不二法门。高二适书法创作在丰富审美式样、拓宽创作领域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就艺术表现来说，其书意气风发，烂漫天真，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1974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高二适在自己的诗作《湖州鹿毫笔歌》中有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令草狂夙所谙。”写出了一代草圣傲岸不羁、狂放自负的浪漫情怀。狂归狂，毕竟要有丰厚扎实的审美经验为底蕴，要有深切厚实的技巧功力为基础，要有光彩夺目的艺术成果来呈现，这样的“狂”，才狂得扎实，狂得个性。否则，便属“轻”狂了。
高二适的草书，尊为“第一”的不只章士钊一人。他的“狂”便狂得扎实，狂得自然，狂得有品格，有味道。[2]有骨骼的人既然上面说到了“狂”，不妨接着说下去。
中国历史几千年下来，流传下来的“狂”人不少。远的来说，春秋时楚人接舆算得上是“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算得上是“狂”，明代的大才子徐青藤算得上是“狂”，敢于反潮流的李卓吾算得上是“狂”……；到了近现代，狂放之士一点不必以前逊色，章太炎、辜鸿铭等人都“狂”得让人心服口服。“狂”人之所以“狂”，在于不合常规，越出世俗，特立独行。这样的“狂人”，我们在惊奇之余，常常感到可笑和滑稽。其实，可笑和滑稽不是“他们”，而是循规蹈矩的“我们”。中国读书人受儒家“温、良、恭、俭、让”的影响太深，骨子里缺钙的人居多，大多是一副文弱、寒酸、迂阔的窝囊相，但凡能够保留一点个性和独立人格的，身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狂狷的因子。连恪守中庸之道  右为高二适、素性矜持的孔老夫子都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狂狷之士的个性要比一般人强，他们不是平面的人，而是立体的人；狂狷之士的骨头要比一般人硬，他们不是趴着的人，而是立着的人。
说到骨头，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富仁在一篇《中国文化的骨骼》的文章中说过一段话:
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同一个人的肌体一样,也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一个人有血有肉,但也要有骨骼。血肉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他使人丰满健康,温润美丽;但是一个人若只有血和肉而没有骨骼就成了一堆死肉,一滩污血了。骨骼不美,不丰满艳丽,但整个躯体却不能缺少它。人,有了这个骨架,才能直立行走,才能活动,才有力量,才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活的肌体。
中国文化史上所谓的狂狷之士，大多就是一些有着“丰满艳丽”的骨骼的人。对于自谓“草圣平生”的高二适先生，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骨骼嶙峋的人,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独立的人。[2]
作品
1977年3月15日，高二适在南京病逝，享年74岁。著有《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以上收录于章士钊《柳文指要》）、《刘宾客辨易九六疏记》、《刘梦得集校录》、《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等。出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高二适书法选集》、《二十世纪书法精典·高二适卷》。1978年，在南京举办《高二适墨迹展览》。[2]
成就
高二适少承家学，一生潜心国学书艺研究，深造自得，独学成者。早岁受知本乡前辈戈以振、韩紫石。与赵香宋（熙），于右任多有知交，许为能诗、书法家。中岁师事章士钊，有半个世纪交往，为忘年交。章对高极爱之重之，赞其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学问“寝馈功深”，“史实研究”“无漏洞可塞”，斯为“天下一高”。高二适诗出一生，直造精微，言必已出，晓畅唐之村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比重为诗数千篇，留存有诗辙集三百余首。其遗存书帖多有批注题跋，皆颠扑不破语，造诣极深，是遗世最宝贵财富之一。
高二适博精国学，晓畅周易，受约为章士钊《柳文摘要》拟定《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及《跋刘宾客天论》二文。章士钊为此有赞许诗句“独虑天书读难尽，高高犹自敞河源”。为人狷介自持，1965年在与郭沫若的兰亭真伪论辨中，冒着可为“世人矢的，被人唾嗓”的风险，独持异议、翼翼拟定《兰亭序真伪驳议》文，援据坚确地指出，兰亭序为真非伪。驳文立论精严，字字坚实，切中肯綮。此巍然硕书经章士钊推荐，毛主席助成，一月内二见报刊，海内外传为佳话，特为世人所瞩目。遗作《刘宾客集注》虽未能公表，章士钊称此集与其《柳文摘要》将并户列入中唐刘（禹锡）柳（子厚）大师讲坛。
高二适有渊博的文史知识，精鉴赏，长期在文史馆工作，博及群书，眼光很高，为书取法乎上，深造探求，他对自己的草书很自信，自认为天下第一，有多本书法集（含书评）出版问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习今草应从草录（章草）隶篆入门，则笔法入古、脱俗。年逾五十，主攻章草，广收历代《急就章》传本，考校本，及古残简碑贴字节，排比正章、审核异同，撰写《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历时十载，1964年校补定稿，1982年出版，使坠失一千六百余年的章草免遭烟灭，国人惊动。在书法实践上，他巧妙地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既有高古的品格，又有奔腾跌宕之气势，尤以线条的劲幢、结字的紧密见长。看他的草书，才真正感觉到那笔锋在纸上奔突的力度。高二适学问素养极高，作品往往洋溢出浓郁的书卷气。文章、书法极受林散之先生推重。
高二适一生与诗书同命，文如其人，于学问严谨中实，宁根固底，语不犹人，不驰鹜浮名；于事刚正不染，不依违两可，坦荡一生；于友襟期坦诚，良实忠纯；于后学为严师益友，堪为一代宗师。
南京江浦（今浦口）求雨山以及江苏泰州姜堰区均建有高二适纪念馆。
评价
高二适断乎是当今南京学者中的真正奇男子。学者而为奇男子，在学问精深之外，更需一种比学问还要难的品性，就是他在1965年和郭沫若那场笔墨官司而撰写的著名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所说的“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
这场笔墨官司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这里只需简略  书法作品介绍两句就行了：郭沫若鉴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而断定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而高二适则举出种种可靠事实，认为兰亭序的确出于王羲之手笔。当时毛泽东支持打这场官司，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不过后来在《兰亭论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里却说“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唯心论的帽子无疑是给高二适戴的。人们赞美高二适敢于凭真理和大人物打笔墨官司的非凡勇气。
高二适虽然学富五车，却决不凭此经营名利，他的老师章士钊1963年在香港《大公报》刊诗赞扬高二适的书法，序云：“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这仅是对其书法而言，而书法之与高二适，实在是余事而已。林散之作为高二适知友，在高二适去世后所立的碑上冠以“江南诗人”头衔。高二适的诗于高古中寓慷慨气质，学兼唐宋，尤致力于宋朝的江西派，他的古风如果混在江西诸子的诗集里，也会显得非常突出。然而诗人之与高二适，仍然也只是余事罢了。称高二适为学者，也终觉难尽其意。就以他为兰亭序之真而力辩的宏文而言，所撷材料之富，所论道理之详，实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办到的。他家藏数千卷书，没有一本是做样子装门面的。长期在他身边生活的小女儿可可对他父亲的“勤”体会最深，她说：“父亲的勤奋简直没法形容”。诚然，他学问之深也是没法形容的。章士钊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学者而又有所发明的实为凤毛麟角。他的发明往往是对大名家的否定，他就敢于否定怀素，否定康有为、沈寐叟、于右任。他做学问敢于臧否人物，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爱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现自己的爱和憎的，不过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这一点高二适却是相反，心中有话，决不憋着不说。文革前夕，江苏史学会组织史可法讨论，其时论者多说史可法镇压农民起义有罪，而高二适独赞其为抗清的民族英雄。其不合时宜如此。日常生活中他也极耿直，譬如甲对他说乙的坏话，高二适便问：“你这话和乙当面说过没有?”甲自然说没有。于是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乙说才是正理，你若不说，我代你说。”如此这般，直到可爱的地步了，真正算得绝无仅有。他女儿可可多次劝他：即使正确，也不要都说出来。他驳道：“不对，既是话，就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搁在肚子里的?”高二适 草书杜甫秋兴(八首)
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自信，厌恶虚伪的自谦。某次全国书展，一位名画家给高二适写信，誉其书法为“全场之冠”，其时他正住院疗病，他的女婿尹树人持信去，他读信一笑道：“我当然第一，何劳他这么说!”章士钊作《柳文指要》，高二适发现其中有不少失误，遂摘出二百则，作《纠章二百则》，可可问他父亲：“章先生是您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他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他有一方闲章云：“草圣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
高二适一生以诗书为性命，一日无书则不能生，文革中藏书悉数被抄家搜去，他惊怒交加，从此得了心脏病，其后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他帮忙索还原书，曾表示：我在电视上见毛主席家拥有大量的书，我为什么不能有书呢?
我之所以认为学者二字也不能穷尽高二适的整个灵魂的轮廓，正是因为他在一切方面(不仅仅是文艺)都追求真理。
高二适自号舒凫老人，取舒展自如的意思，正是他一生所企求的无适而不可的境界，而自然规律，终不得长适其所适，以心脏病逝于南京，时为1977年春。他留下许多书稿，亟待后人整理，尹树人和可可经常为此辛劳。忽一日，这对夫妇正坐在地上整理高二适堆积如山的资料，忽一张元书纸自尹树人头上落下，原来竟是高二适生前所书一个“勤”字。也许只是事出偶然，而勤者精神不死，且以之鼓励后人，未必便属迷信。
高二适纪念馆
简介泰州市姜堰区高二适纪念馆坐落在江苏苏中三水汇聚的罗塘古镇。  高二适纪念馆这里花木扶疏，曲水环抱，天光云影，市井在望。高二适先生青铜塑像昂然耸立，坚毅挺拔。纪念馆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其青砖小瓦、黛顶粉墙、简朴典雅、黑白分明的民居风格正是高二适先生非凡人格的写照。馆内介绍高二适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古田路1号，2001年第一期工程建成对外开放。纪念馆坐南朝北，为四合院式民族建筑，曲水环绕，花木扶疏，天光水影，市井相望。
天井内有高二适先生青铜塑像。 馆内显要地方设置有毛泽东、郭沫若、章士钊、沈尹默、林散之、陆俨少、刘海粟、赖少其、熊秉明、于右任、张大千、叶圣陶、陈大羽、石林、蔡鼎新、冯其庸、沈鹏、吴为山、周退密、王士襄、邵华泽、尉天池、赵绪成、郑奇等名家的碑刻、匾额和楹联。
主体孤桐堂展馆现藏高二适先生遗墨、批注书籍以及相关珍贵文物600余件，均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其中浙江湖州费在山先生捐献的高二适手稿长卷《柳河东集.讲疏》、惊世之作《题怀素自叙帖》、颠峰之作《南都帖》、章士钊致高二适诗稿以及郭沫若、沈尹默等关于《兰亭序》真伪观点的手迹弥足珍贵。
纪念馆始建于1997年，2001年2月18日对外开放，馆区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为姜堰区文物保护单位。
高二适先生1903年2月18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兴泰镇小甸址村，1977年3月15日病逝于南京。其一生精研文史、书法，博涉诸家，自出新意，成就卓著，有当代草圣之称。1965年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就《兰亭序》的真伪与郭沫若先生展开学术争鸣，声震士林，影响深远。章士钊先生誉之为“天下一高”，熊秉明先生题联“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文化艺术氛围浓厚的高二适纪念馆是反映高二适先生学术思想、人格魅力、书法成就以及国学造诣的生动载体；是收藏和研究高二适遗墨、遗作的最佳场所；是传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奥区课堂。至今，已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所嘱目，参观瞻仰者络绎不绝，成为姜堰市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纪念馆地理位置位于姜堰城区古田路与励才路交界处的人民公园西南隅。占地13000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古运盐河、姜黄河交汇于此。这里花木扶疏，曲水环抱，天光云影，市井在望。纪念馆设有东大门和北大门，地域开阔，交通便利，可步行亦可通车。市内公交2、5、8路在此地停靠，均可直达汽车总站。开馆至今，尚保持常年免费开放，节假日不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