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非帝王术
内容
治吏是韩非治国方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研究韩非的治吏思想，对于认识他的思想全貌有着重要的意义。
韩非的治吏思想主要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治吏首先，治吏引纲是治国的关键。韩非以为，作为君主，就是要依靠法律制度和官吏履行职责来建立自己的功绩。“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 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下同）这是说君主治理国家主要凭借两种武器：一是法律，一是官吏。这其中，法律既是君主治理官吏的武器，也是官吏完成君主给予的任务所应遵循的准则。韩非告诫君主：“明主治吏不治民”。何以如此？他给出了两点理由：其一，官吏是国家乱与不乱的关键。“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它的潜在意义是治理好官吏，使官吏不乱，国家就不会乱。一方面，官吏是管理者、是执法者，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另一方面，官吏是教化者、是示范者，是民的榜样。因而把官吏治理好了，国家就会安宁。其二，官吏是君主治理国家之网中的纲。“吏者，民之本、纲者也。”“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君主治吏不治民，并不是说君主治理国家不需要治理百姓，而是说不直接治理百姓。为了证明治吏在治国中的地位，韩非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摇木：“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引纲：“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救火：“救火者，令吏挈壶瓮而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则制万夫。”正是出于如上的考虑，韩非主张君主治理国家要治理官吏而不是亲自治理百姓。治国用能人其次，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既然君主治理国家是治吏不治民，那就有一个选用官吏的标准问题。韩非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任人者，使有势也。”（《韩非子·八说》，下同）在韩非看来，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国家政事，这是关乎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用人就要有用人的标准，国君如果没有方法和标准用人，无论任用什么人都要失败。那么该如何选用官吏呢？韩非以为有两个标准：“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洁修也。”即君主选用官吏不是根据其智慧才能，就是根据其美好品行。韩非的看法是，用能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孤愤》）。在智能之人和修士之间，韩非选择了前者。他的根据是，社会发展需要依靠“力”而不是依赖德行，因为智士能够为发展献力。所以韩非主张“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论功行赏，根据能力而授予官职，有罪就罚，有能力就任用。治国不能以人性善为依据第三，治国不能以人性善为依据，而要以人性自利为基础。韩非指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显学》）“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
韩非关于圣人治国不依赖别人对我好，而是要使他不得做坏事（有解释为不得不对我好）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从表面上看，韩非是在强调权力的作用，实际上，它蕴涵着对人性的分析和对法律制度的仰仗，是基于对人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精辟结论。在韩非看来，如果依赖于别人对我好坏，那么一国之中便找不到几十个对我好的人；依赖别人不敢对我不好，那么全国的人都是不敢对我不好的人。韩非眼中人情的实际是：“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奸劫弑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为重利之故也。”（《二柄》）“君臣之异利，故人臣莫忠。”（《内储说下》）。好利恶害是人之本性，君臣之间也是一种利害的关系。不仅普通百姓是好利的，而且为君主管理国家的臣也是同样的。韩非的不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好恶，是对客观实际分析得出的判断。那么君主该怎么办呢？韩非的主张是通过有效的办法使他们不得不对我好，使他们不得做坏事。韩非从现实的角度为封建君主开出的处方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凡治之极，下不能得。”（《扬权》）他认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就是使臣下无机可乘：一方面法律的制定就是以人性的好利为根据的；一方面官吏的使用并不是指望他不好利，而是通过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这其中隐含的道理是：无论人们在出任官吏之前是“好人”还是“坏人”，在成为官吏之后都要通过法律强化对他们的监督，使他们不得为非。治理国家，不在于人是不是为自己谋利，而在于他是不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谋利。韩非并不否认有少数圣人和贤人的存在，但他认为治理国家面对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因而必须以多数人为对象。正因为如此，所以治国要重视法制。他举竹箭和圆轮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认为如果一定要用天生就直的竹木做箭，那恐怕一百年也找不到一支箭；一定要找天生就圆的木头做车轮，那恐怕一千年也没有车轮。然而世上的人都有车乘有箭射，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矫形工具的缘故。
君主治国之术
贤明的君主把握这个本源，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了解事情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名称要从它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去规定，事情要让它自身的性质去确定。虚心，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静气，才能知道事物的善恶。有话的人，自然会说出主张；管事的人，自然会做出行动。言语与行动经过验证而符合，君主就可不动声色，让事物回归到它们真实的情况之中。所以说，君主不要表露出自己的欲望，臣子便会精心装饰自己；君主不要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若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臣子就会曲意伪装以逢迎。所以说，君主的好恶不形于色，才能看到臣子的真实表现；君主去掉个人的成见与智巧，臣子就会自知戒备、谨慎地工作。
这样一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都处在本来的面目和位置；君主有才能也不用来表现，使观察臣子的言行有所依据；君主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子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勇猛。所以，君主不露智慧却更显得明智，君主不表现才能却更会取得成效，君主不逞勇力却更使国家强大。群臣各尽其职，百官各有常法，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他们，这就叫遵循常规办事。所以说，清静啊，君好象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臣民没有谁能确定他在那里。贤明的君主在上无为而治，群臣在下诚惶诚恐地尽职。英明的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略，君主根据他们的谋略来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要使有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作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贤名，犯下了过失，就由臣子们来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能做贤人的老师，君主没有智慧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子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这就是贤明的君主治国的法则。
君主治国之术在于使臣子无人观测，治国方法的运用在于无从使臣子无从知晓；君主保持清静无为的态度，用隐蔽的方法察看臣子的过失，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听见了好像没有听见，知道了好像不知道。知道臣子的言论以后，不加变更，用验证的方法来观察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每人官职只用一个人担当，不要使他们彼此通气，那么一切事物的真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君主要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行迹，藏埋自己的念头，使臣子无从探测；不表现自己的智慧，不表现自己的才能，使臣子无从估计。保守君主自己的意图而考核臣子是否与自己的想法一致，谨慎地握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断绝臣子对权力的向往，破除臣子对权力的企图，不要让人产生夺位的想法。不谨慎地断绝欲望，不坚守病入道义的大门，篡权的像虎一样的奸臣就出现了，若不谨慎地办事，不掩盖真相，叛贼就将产生。奸臣们谋杀他们的君主取代君主，他手下的人莫不参与，所以称他们为猛虎。处于君主身边的奸臣，钻君主犯错误的空子，所以称他们为叛贼。只有驱散他们的党羽，收捕他们的余孽，封闭他们的家门，夺走他们的帮凶，国家才没有了猛虎。君主的权术大得不估量，深得不可探测，考察名与形是否一致，审查验证明法度，而对擅自行动的人就惩办，国家才没有叛贼。因此君主有五种雍塞：臣子封闭了君主消息；臣子控制了财产；臣子能培植党羽；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臣子擅自发号施令。臣子封闭消息，君主就失去了权位；臣子控制财产，君主就失去了恩德；臣子发号施令，君主就失去了控制；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君主就丧失了英明；臣子能培植私党，君主就失去了部下。这就是君主要独自专权，不能让臣子掌握权柄的原因。
君主的治国之术，以平静而又谦让为珍宝。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了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略思考而知道臣子办事的吉凶与福祸。所以君主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子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主张，君主握之以契，事情做了以后，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考核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臣子向君主陈述主张，君主要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的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声违，就予以惩罚。贤明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了陈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到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严的就像雷霆地一样，即使神圣之人也不逃避。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人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群臣就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确实有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于懈怠，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
韩非法治方面的《有度》思想，是其帝王术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度是指国家要有法度的意思，韩非着重阐述了法度治国的重要性，强调君主要依法办事，才能治国。
国家没有保持一贯强大的，也没有一直处于虚弱的。执法的人坚决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强大，执法的人不能坚定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虚弱。在当今之世，有能够杜绝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严格执法的君主，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安定团结；有能够去掉谋求私利之心而克已奉公守法的臣子，国家就会强盛，敌人就会虚弱。所以只要君主明察得失，又有法度控制，用来驾驭群臣，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审察得失，用法度来衡量，用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倒置的事情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名声推荐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推举官吏，那么群臣就会热衷于结交拉拢，而不求按国法办事。因此官吏没有才能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根据虚假的名声施行奖赏，根据别人的诽谤进行处罚，那些喜爱奖赏，厌恶处罚的人，就会放弃为公的行为，玩弄谋私的手段，结成朋党紧密勾结起来互相干坏事。他们忘掉君主的利益而在外搞个人私交，以便利用他们的职权，进用他们的党羽，那么他们的一级能为君主办事的人就少了。他们结交广、党羽多，里里外外结成死党即使他们有很大的罪过，为他们打掩护的人就多了。所以忠臣遭受危难而被处死，奸臣无功却安稳得利。忠臣遭受危难被处死，不是因为他们有罪，那么忠良就会隐退；奸臣安稳得利不是因为他们有功，那么奸臣就会进用于朝廷了，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抛弃国法，重视行使个人的权势，轻视国不邓。他们多次到善于结党营私的能人家中，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上百次考虑私人的利益，一次也不为君主的国家考虑。下属官员的数目虽然多，但不是用来尊重国君的；各种官职虽然齐备，但不是用来担当国家重任的。既然如此，那么君主虽有君主的名称，而实际上只能依托于私家势力。因此我说：亡国的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不是说朝中的臣子减少了，。私家对敌力于互相增加更多的财富，却不努力使国家富厚；大臣们致力于互相抬高地位，却不努力尊重国君；小臣们用俸禄供养私友，不把自己的职位当回事。之所以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君不按国法办事，而听任臣下随便用事。为此，贤明的君主以法则来选择人才，而不仅凭一己之好恶；以法度来衡量功劳大小，而不仅凭主观臆断。这样有才能失才不致于被子埋没，无能的人也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一定能被侥幸地进用，蒙受非难的人不一定被冤枉遭到排斥。那么，国君对臣下的是非功罪都能清清楚楚，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说，君主治国尊定以法度衡量一切就可以了。
韩非御术方面的七术和六微法，是其帝王术的操作要点。
韩非说：君主用来控制统御臣一的方法有七种，君主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所谓七术就是七种御下的方法：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主的威严；三是对尽国效忠的人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发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情来刺探臣子，这七种方法是君主所需要使用的御制之术。所谓六微就是六种隐藏微妙的情况：一是君主把权势供给臣下；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供用外力谋私；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蒙骗君主；四是君臣利害关系彼此相反；五是等级名分上下混乱导致内部争权夺利；六是敌国设谋按他们的意图任免大臣。
七术之一参观。君主观察言行与听取意见不反复参照验证就无法了解真正情况听信某一个就会被臣子蒙蔽。让权力相当的双方臣子参政为敌。
七术之二必罚。君主太仁慈，法制就建立不起来；君主威严不足，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因此刑罚不坚决执行，法律命令就不能推行。
七术之三赏誉。赏赐和荣誉轻而又不兑现，臣子就不会为为君主尽力，赏赐和荣誉重而又守信用，臣子就会为君主卖命。（人人都见利之所在，无真正意义上的勇士和忠诚）
七术之四一听。君主一一听取意见，愚蠢和聪明就不会纷乱；善于督责臣子，臣子的优劣就不会混杂不清。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道理。
七术之五诡使。君主多次召见人臣，久待身边而不作用他们，别人会以为他接受了君主的特别旨意，奸邪的人就会像鹿受惊而逃走。派别人去查问其它的事情，臣下就不敢谋私利。
七术之六挟智。掌握了已经知道的事去问臣下，那么不知道的事也就知道了；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藏不明的事都会变得清楚明白。
七术之七倒言。用说倒话做反事来试探怀疑不决的事，奸邪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
六微之一权借。君主的权势不能借给别人。君主失去一份权势，臣下就把它作为百倍的权势利用。所以臣下能凭借君主的权势，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朝廷内外就被他利用；朝廷内外被他利用，那么君主就会被他蒙蔽。
六微之二利异。君主和大臣的利益不同，所以大臣没有谁忠诚，大臣的利益得到了，君主的利益却丢失了。因此奸臣召敌国的军队除掉国内的对手，提出外交上的事来迷惑君主，如果能获取私人的利益，就不顾及国家的祸患。
六微之三似类。臣下假托类似的事来蒙蔽君主，这就是君主的诛罚不当，大臣能够谋取私利的原因。
六微之四有反。事情发生了，如果有益处，君主就应当主持它；如果有害处，一定要从反面来考察它。所以英明的君主考虑事情，对国家有害，就察言观色看谁在其中得利，臣子受害就要考察他的对立面。
六微之五参疑。被人们争夺的权势地位，是祸乱和的根源，因此英明的君主对此十分慎重。
六微之六废置。敌国努力追求的事，在于使人观察错乱办事不当；君主不仔细考察，就会按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施用计谋的话就用庙攻。
韩非帝王术其它方面的观点与内容。
――韩非认为，贤明的君主听人说话，不能只赞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以他的迂阔为贤能，要善于听取逆耳之言。
――怀着依赖别人的想法办事就会责怪埋怨，抱着靠自己办事的态度，那么事情就能成功。
――能得利的地方，百姓都归向那里，能扬名的事情，士人都为它牺牲生命。因此对不合法度的功劳却给予赏赐，那么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利，对不合法度的名声却予以称赞，士人就会互相鼓励去追求名声，名利就不能保留在君主手中。
――《诗经》说：君主不以身作则，百姓就不会相信。有了小信用，才可以建立大信用，所以英明的君主靠守信用积累声望。赏赐不守信用，禁令就不能推行。
――原本要禁止的，反让其得到好处，原本要让其得利的，反而加以禁止，那样即使是神人也行不通。称赞应当叛罪的人，诋毁应当奖赏的人，即使是唐尧禹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造了门而不让人进去，给予利而不使人进取，这是祸乱产生的原因。
――臣下的行为谦卑节俭，爵位就不足以表示奖赏，尊宠表彰没有节度，臣下就会侵逼君主。
――公室地位下降，就忌讳讲真话，谋私利的行为盛行，就很少有人为国立功。
――君主的权势都不能教化的臣子，就把他除掉。
――君主是利与害的箭靶，要射这个靶的人总是很多，所以君主是众人共同对付的目标。君主的好恶表现出来了，臣下就有了凭借，君主就会被迷惑了，君主把臣下的言语讲出去，那么奸臣不馗道，真正的有识之人就难以进言，这样，君主就不英明了。
――法、术不能推行，是有原因的，概言之就是自己周边有小人、有恶人。
――对奖赏、称赞都不能勉励他的人，处罚、毁谤都不能使他害怕的人，把奖赏、称赞、处罚毁谤四种方法都加到身上也不能改变的人，就要除掉他。
――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应及早断绝做坏事的萌芽。
――申不害说：君主表现出他的明察，臣下就会注意防备他；如果君主不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感到迷惑他。君主的智慧表现出来，臣子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表现出来，臣子就会蒙蔽他，君主表现出没有追求，臣下就会窥测他，君主表现出没有欲望，臣子就会引诱他。所以说：我的心思无法被人臣知道，只要用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我，就算是知道了我的心思。
――君臣共掌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因为恩泽与威势分散了。
――国家的安定强大是由于按法制办事获得的，衰弱动乱是由于曲从私利而招致的，君主明白这们道理，应会公正地实施赏罚而不赞成对臣下讲仁慈。爵位俸禄产生于建功，惩罚诛杀产生于犯罪，臣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尽力拚命立功而不讲效忠君主个人。君主深刻理解不必讲仁慈，臣子深刻理解不必讲私忠，那么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
――明智的君主，借鉴外国的经验，然而借鉴国外的事情不适当还是不能成功。
――君主，是坚守法度，责求臣下完成职责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混乱而仍有独善其身的民众，没有听说民众作乱而仍有按法度治国的官吏，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治理官吏而不是把力量放在民众。
――顺应事理，不用劳累就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