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傅筑夫
人物介绍
基本信息傅筑夫从1929年起至1946年，他先后在河北大学，安徽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授。
期间1936年到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史。1939年回国。
1947年秋，傅筑夫到南开大学任教，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兼任人民大学教授。
傅筑夫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史。
个人履历1930年，傅筑夫到河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大学的教书生涯，讲授过《经济学概论》、《农业经济学》等。1930年至1932年任安徽大学教授。1932年7月至1936年10月，受教育部长兼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校长的委任，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室秘书，并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1937年1月至1939年5月，傅筑夫自费留学英国，学习了经济理论和欧洲经济史，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语言和中、欧对比的优势。
1939年7月至1945年7月，傅筑夫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1940年开始，编译馆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1945年8月至1946年底，傅筑夫在重庆先后任过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
1947年1至7月，他应聘去沈阳任东北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兼教务长。
1947年8月至1978年6月，傅筑夫在南开大学渡过了31个年头。这期间，他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资料搜集工作。从50年代初开始，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文革”，他一直是个“运动员”，报国无门，有才难施，这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
1977年，国家制定科学发展八年规划，中国经济通史被列为重点项目。傅筑夫的学生吴天颖向主持制定这项规划的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傅筑夫承担这项任务。经过一番运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南开大学借调傅筑夫承担八年规划的重点任务。承担这一任务的具体单位是北京经济学院。
1978年6月，傅筑夫被借调到北京经济学院。他心情舒畅，如鱼得水，开始实现他几十年的夙愿。
为了公正地评价傅筑夫的工作，1979年3月，南开大学给他纠正了错划“右派”问题，并推荐傅筑夫为1979年度天津市劳动模范。
1980年11月，九三学社天津分社表彰了傅筑夫的工作。
1980年、1983年，傅筑夫被分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7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聘傅筑夫为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2年5月，教育部高教一司明确傅筑夫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为高校文科教材。
傅筑夫夫妇的户口和工作关系转往北京以后，1983年，傅筑夫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他是其中最高龄者。
1983年12月，傅筑夫被聘为九三学社中央顾问。
1984年6月，北京经济学院隆重庆贺了傅筑夫执教55周年。教育部顾问、中共北京市教育工作部的部长及一些著名学者出席了大会。
1985年1月11日晨5时10分，傅筑夫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经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主持了追悼会，教育部、中国社科院一些著名学者都送了花圈。
人物生平傅筑夫自幼熟读古文，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不久转入国文系。受革命洪流的冲击，开始对中国社会问题产生兴趣，自日本邮购三卷本《资本论》英译本，尝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1928年，写成并出版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实际》专著。1928—1932年，先后任河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讲授经济学原理和农业经济学等课程。
1932年改任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经济史，从此正式转入中国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在《图书评论》、《东方杂志》、《中国经济》、《文史杂志》和《社会科学丛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论文，参加了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较早地注意到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初步提出了西周封建制和中国历史上几次经济大波动的见解。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学习经济理论和经济史。
1939年回国，任内迁四川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编辑，从事翻译和主持编辑经济科学各科名词。194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到1949年，已整理出几大箱资料，分类条编，并在每章前附有简短的说明和分析，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史整个轮廓的认识。1945年重返中央大学，次年任重庆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
1947年初赴东北大学法商学院任院长兼教务长。同年秋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指导研究生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执教于南开大学，讲授中外经济史和《资本论》研究课程。1956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担任该校研究生专业课讲授和指导论文工作，在原有讲义的基础上，重写出《中国近代经济史》讲义约80万字。1957年后开始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第二轮搜集和整理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到鼓舞和激励，仅在1977年到1978年，就写成了14篇中国经济史论文，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集结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出版。1978年，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经济学院之约借调北京，承担《中国经济通史》的撰写任务，不到三年，就写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一、二两卷，不久又完成了三、四、五卷的写作，该书已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资料》一、二册和写作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也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1988年又由东方出版社集结出版。
个人作品1978年受社会科学院及北京经济学院之约借调北京，承担全国社会科学八年规划中所订《中国经济通史》著作的撰写任务。
著有《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中国社会问题之理论与实际》。[1]
见解和评价
学术见解傅筑夫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经济史逐步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见解：（1）殷代处于发展不充分的奴隶制，西周以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分为典型的和变态的封建制度两种。前者产生于西周初年，崩溃于东周前期，其基本特征是领主制经济；变态封建制以地主制经济为主，产生于东周前期，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它是相对于典型封建制而言，既非原来那种纯粹的封建制度，又非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2）中国在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出现了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崩溃准备了条件；（3）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迟缓，资本主义因素不能正常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形态是小农经济；（4）中国自汉代以后历代实行闭关主义政策的经济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切皆可自给，无需他求；（5）不赞同以朝代标名中国经济史的分期，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朝代兴亡更迭是政治的历史而非经济的历史，两者偶有吻合，但这种吻合不是经济变化的原因，恰是经济变化的结果。这正是七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理论依据所在。[1]
社会评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原本计划写七卷本。傅筑夫只写到第五卷最后一章的第二节。最后一节即第三节是他去世后由别人补写的。傅筑夫终未完成自己的体系。
傅筑夫在南开31年，主要有两大成就：一是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分布在全国的20多位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培养的。二是用了大约15年时间进行了第二轮的资料搜集工作，为后来到北京以后的研究工作做了准备。
傅筑夫有鲜明的是非感，强烈的爱国心。大学期间的一位同学，曾与日本侵略者有过不正常关系，傅对他十分厌恶。80年代初，该人从国外回来，特来拜访老同学，并约傅出去参观，傅冷落了他，也不答应外出参观，令那位老同学败兴而去。
傅筑夫的一些老友们反映：傅先生“胆大，有正义感，嫉恶如仇”；“他很正直，爱护朋友，讲信用，言行一致”。他答应了的事情，都是千方百计履行诺言的。1983年初，他的学生毛挥代一家杂志向傅约了一篇稿。不久，傅住院了。待病情略有好转，毛挥再去看他时，他交稿了，足有上万字。
傅筑夫善于独处，有惊人的抗干扰能力。每天总是在那同一位子上，几乎是一个姿态地看书、写作。来客人一般是夫人接待，只要不是来访他的，他照旧工作。在那不大的住房空间里，客人们聚在他身后打桥牌，又吵又闹，对他毫无影响。
在晚年迎来了好的治学环境，他惜时如金。他常说：“对青年是来日方长，对我则是来日苦短。”他在最后的6年多时间里，培养了两名研究生；在滇、桂、京、津、陕作过多次学术报告。每次住院，只要从危重病房转入正常病房，就在床上半躺着，垫上硬纸板写作。有一次住院三个月，完成了26万字；最后一次住院40多天，还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6万字，字迹虽已不工整，但它却是闪烁着生命之光的6万字啊!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写。他常说：“艰苦了一生，为什么不叫子孙站在新的起点上，向前走得更远、更快些呢?”
傅筑夫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不仅认真培养自己的学生，对不认识的青年也热心指教。
扬州港务系统的蒋登源未曾见过傅筑夫。他于1983年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考研究生落第，给傅筑夫来信，立即得到答复，傅筑夫鼓励他克服困难，走自学成才之路，并将自己的许多著作寄给他。他们信件来往频繁，直到傅筑夫去世。傅筑夫对他的学习亲笔指导，有成绩就肯定、鼓励；有偏差即帮助纠正。
傅筑夫晚年生活消遣不多，不是他兴趣单调，而是为了抢时间，一些工作之余的情趣很少顾得上。他喜好古玩、字画、养花、看京剧。年轻时喜欢画早春的红梅；练过四年书法；喜欢听古典音乐中那些轻快的、优美的乐曲。
傅筑夫教授虽然故去了，但他的学问与精神将永远镌留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