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司法独立
内容分析
基本要求各国的司法独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不过，作为共同的司法原则，它还是存在基本的要求，否则就不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衡量社会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司法不独立的社会其制度化程度必然低，因为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程式化的运行容易被任意所打乱。亨廷顿对司法独立的表述是很有见地的，“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两个层面  司法机关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观念层面，二是制度层面。就观念层面而言，司法机关应当形成自己的职业化的观念，即形成司法职业所共有的某些理念，这些理念保证法官在类似的案件中有可能作出类似的客观的而非纯个人的判断。制度层面的内容要求司法人员能按自己的观念和规则办事。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
就制度层面而言，司法独立要求做到：（1）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法院）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当然，立法机关可以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但主要是通过立法手段及对法官的弹劾权进行监督，不得干预个案的审判。（2）司法系统内部的互相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程序、调卷令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3）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指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法院是法官办案的地方，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法院里法官最大，用德沃金的话来说就是：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除了法律以外法官不服从任何别的权威。（4）法官保障制度。这是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保障法官无所顾及的捍卫法律。法官的地位及待遇来自法律，不是他的上级。这就包括由法律规定法官的职权，不可削减的待遇及其职位保障。对职位通常采用两种办法：一是终身制（英美法的主要做法）；二是文官制度的保障。法官的高薪制也是法官保障制度的内容之一。法官独立法官独立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但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就是法官的非政治化、非政党化。法官非政治化是法官进行司法审查特别是针对高官的司法审查的重要制度基础。因为如果不独立于一定的政治集团，法官在碰到与政治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就会产生“自己人审自己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产生“自己人审判外人”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使司法失去社会信任，使社会产生“审判是演戏”的感觉。第二种情况使法官失去当事人的信任，因为当事人确信法官有政治偏见（法官与他不属一个政党）。这两种情况都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它会将中立的审判变成“政治的审判”。这一点在西方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纠正。美国经典的宪法案件——1803年“午夜派职案”的起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司法不独立于政治，两大政党都要利用司法达到政治目的。当时的联邦党人对付民主党人的办法之一是判处民主党人以“叛国罪”。因为他们同情法国革命，而当时法国是美国的敌人。正是因为司法可以为政党的政治目的所用，才有联邦党人和总统亚当斯在下台前一天夜里还在忙于任命自己的党员做法官，因而引发了这场有关宪法危机的讼案。
基本内涵
独立的内涵说起司法独立，人们往往认为它意味着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固然不错，但是司法的独立性还应当包括更多的内涵。把事物认定为独立，至少应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二是该事物具有与众不同的运作方式和规律。对司法而言，前者主要是指机构与权限的独立；后者则意味着推理模式与程序的独特。机构与权限上的分立构成了司法独立的物质基础，而司法推理模式与诉讼程序显示的则是司法活动的独立个性，这对于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特质  供暖温度的司法实践事实上，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正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律推理具有使自己区别于科 学解释以及政治、伦理、经济论证的方法与风格。这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不仅确保法律共同体所独有的职业特色，而且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有效抵御政治、道德等因素的不恰当渗入，进而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和依法而治的法治精神。司法中的法律推理是法官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把待决案件事实置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的活动，它具有多方面的特质：
首先是以严谨的逻辑性体现形式正义的要求。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法律推理与普通的逻辑推理并无二致。逻辑规律表明，凡带有必然性的推理，其结论必定以某种方式包含于前提之中；凡前提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就不可能出现在结论中。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判决本身就存在于法律规范之中，而不是立法者未曾意料的新结论。因此，法律推理的逻辑性质使得法官的司法活动与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取得了一致性，同时，法律推理的逻辑性质还意味着平等而无偏见地实施公开规则，而这正是形式正义的基本要求。
其次是以严格的程序性来保障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推理是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展开的。诉讼程序的意义在于：当事人按照法定的顺序、方式充分陈述自己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展开辩论，并对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做出理性选择。法官则在这些程序中公平地听取各方的意见，整理争论点，在当事人参与、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形成判决。严格的程序通过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达到对实质性权利的享有和运用，同时也保障了法律推理的合理性与司法过程的民主性。
再次是以价值的中立性抵御各种非法律因素的侵扰。一般而言，法律规范总是要负载一定的价值，而在多元价值的社会中，立法活动常常要以价值的权衡、价值的估量为基础。但是，法官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却不能与立法活动相雷同，而应当独立于社会上各种关于价值观念的争议和评价；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他必须以实现法律规范及内含价值为最高宗旨，排除各种非法律的价值因素，如政治争议、道德评价等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尽管有人对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持怀疑态度，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法律推理如果失去了应有的中立性，不仅司法独立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会重蹈人治的老路。
现实体现
司法独立虽然产自资本主义但并非一定姓“资”。它揭示的是现代法治的共同规律，因而也已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理应为我所用。司法独立也并非只能适用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用司法权来制衡强大且易被滥用的行政权，而这种制约机制同样可适用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检察机关中国，因为中国政体中行政权和司法权也应是彼此独立的。可见，在中国接受和实行司法独立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但中国的司法独立制度是体现了自身鲜明特色的：
一是司法权的有限独立。西方司法独立是建立在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鼎足而立基础上的，因而其司法权完全 独立于其他两权。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而并非单纯的立法机关，它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存在着权力的上位与下位、授予与承受、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而司法从根本上说不能独立于人大，只能独立于行政权，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人大可以随意介入司法程序，干涉已经授受出去的司法权的具体行使。二是司法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是中国的一项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宪法原则，所以司法机关不能摆脱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非党组织或党员可以在法律程序之外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三是它不仅限于审判独立，而且还包括检察独立，这是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司法属性所决定的。可见，司法独立与中国国情是可兼容的，而中国司法独立的特色之处就在于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局限因素
传统“势力”中国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国家，但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比如，有些地方官打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旗号，为自己的升迁捞“资本”，对地方利益的片面维护，不惜对其他权利粗暴干涉和侵犯。破坏社会主义法律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  司法制度平等性、公正性、同一性，破坏本地区正常的交往和共同的发展环境，甚至为了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不正当利益，损害外部的合法权益，对于司法独立以及司法公正造成严重后果。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传统的宗派“势力”在现代新形势下的复活，应加以肃清和抵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观念和价值观在民族落后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它渗透到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而对民族群众的心理具有腐蚀作用。对中国司法独立产生的非法干涉作用在一定的场合下还有可能存在，值得予以充分考虑，不可忽视。传统习惯中国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消除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传统和习惯的影响。在司法独立的实践中如何注重摆脱传统习惯的影响，是目前中国司法制度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不克服这些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局限，司法独立就缺乏根基，缺乏效益。例如，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村民们有着约定俗成的共同价值趋向，行为和事物的是非标准，为人处世的心理尺度和准则。如果一概忽视或全盘否定这些心理尺度和准则，国家司法制度将失去其推行的心理基础。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改变落后的习惯风俗，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重视并且制定符合农民意愿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乡规民约，也不失为完善补充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的良好途径。传统文化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性民质是这个民族传统政教、文化在民族历史过程中长期积淀、陶铸而成的。中国丰富的传统政教、文化，是形成国性民质的源泉。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之所以在世界上延续几千年而不灭，必定有一种永恒精神、特性、传统文化。而这种民族文化的精神，特性也必定要与现实相适应。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的某些积极因素和合理内核，还将对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继续发挥作用。 
在一个法治国家，不仅应当具有科学、民主、完备的法律，而且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切实得到遵守和执行。权利义务观念是人作为社会主体应当具有的对权利和义务的认知、主张和要求相结合的有机整体。法律赋予权利人侵害排除和防止的请求权，有侵害和侵害之虞发生时，法院据以给其有效的保护。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于中国独立公正司法制度的实施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近年来，家庭暴力日益增多，已成为侵犯妇女权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漫长的封建社会，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法律的共同特征是充斥男权，排斥女权。古代中国，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内化为臣民百姓的道德信念，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是以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为基础的。通过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剔除糟粕，使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摆脱消极影响，成功的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
国际层面
在国内法中，近代成熟的司法独立思想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衡思想。只有在权力分立、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司法、社会的公正，保障人权，抑制腐败，更好地实现程序正义。
类似地在国际法上，为了保障人权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起见，就必须要做到刑事司法的独立。刑事司法惟有独立，才能保证自己不受其他组织力量的侵犯。在区域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所做的探索十分值得关注。在全球范围内，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尝试，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首届世界法学家独立大会所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首次涉及了国际司法独立事宜，98年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也有一些规定。但是由于国际刑事司法的法庭并不可能建立在中央统一或集权的基础之上，故如何在各国、各组织间保持平衡，或者不受它们干涉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地进行审判还是非常之难。
中国古代“司法独立”精神
“司法独立”是现代西方社会普遍采用的一项分权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传统社会就没有“司法独立”的观念。中国最早的大法官皋陶曾对大禹说过一句话：“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敦哉！”这句话的意思，我的理解是，皋陶认为，法律与法官的司法权来自上天的赋予，而不是世俗的权力王所授予。这便是司法独立的法理渊源，从这里衍生出独立于世俗权力王的司法权威。所以当有一个叫做桃应的人询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人，应怎么处理？”孟子毫不犹豫就说：“皋陶当然是将瞽瞍抓来治罪。”桃应又问：“舜不可以干预吗？”孟子说：“舜怎么干预？皋陶的司法权是独立的。”
后世君权大炽，但仍未能阻止一部分法官对于独立审判权的追求。张释之，汉朝名臣，受文帝赏识，拜为廷尉，即首席大法官。一日，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拉皇舆的马受惊，文帝也差点受了伤。于是皇帝命令侍卫将那人擒住，交给张释之审讯。经讯问，原来那人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因为听到开路禁行的喝道声，便躲到桥下，过了许多，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已过，便跑了出来，谁知就冲撞了皇舆（在当时，这叫做“犯跸”）。
张释之向文帝报告了案情，然后提出处罚意见：“依大汉朝的法律，一人犯跸，当课罚金。”文帝听后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儿驯良，要是换了别的马，说不定就将我摔伤了。廷尉你竟然只判处他罚金？”张释之告诉文帝：“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说道：“廷尉当是也。”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显然，法官张释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项法律确定下来之后，天子当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一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应由法官依法裁决，皇帝也不可干预。张释之那句掷地有声的宣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多次为后世的司法官所引述，用来对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图。
如果故事就这样结束，还不足以体现我们的先贤追求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那股认真劲儿，我也大可不必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后面引发的讨论。
张释之当廷尉，秉公执法，“时无冤人，绵历千祀，至今归美”；他对“犯跸案”的审判，也不可谓不公正。但后世的学者、法官提起这个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不仅说了那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
宋代的洪迈说，这一句“上使诛之则已”，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唐代的杜佑也认为，张释之所言，就算是“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文帝）惊跸之忿”，也伏埋下无穷后患，因为“王者至尊无畏忌，生杀在乎口，祸福及乎人”，如果皇帝“淫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则将“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使老百姓生活在暴虐统治的恐惧中。因此，杜佑提出，班固著《汉书》之时，应当将“方其时，帝使诛之则已”此话删去不载，以免误导后世帝王。
因为错说一句话，张释之就这样成了“箭垛子”，历代反驳他的人很多，也驳得很在理，其中尤以明代理学家丘浚说的最为深刻。丘浚在编撰《大学衍义补》时，借用“杨氏曰”的口吻，说道：“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安得越法而擅诛乎？”意思是说，张释之既然明白“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那么凡是触犯法律的人，都必须一概交给法司依法裁断，岂可容许天子“越法而擅诛”？换言之，天子是没有权力越过司法程序、“使诛之则已”的。显然，丘浚的理解更加接近“司法独立”的精神。杜佑尚认为“王者至尊无畏忌，生杀在乎口”，丘浚已经不承认天子拥有“至尊无畏忌，生杀在乎口”的特权。
那么如果皇帝非要“越法而擅诛”呢？以丘浚对司法原则的理解，他会说，不必考虑皇上的意见，依照法理来裁判即可。我这么说，当然是有依据的。丘浚讲述过一个典故：唐代太宗朝，一度出现“刑网日密”的趋势，法官断案，宁可“失入”，也不“失出”，宁枉毋纵。唐太宗问大理寺卿（首席大法官）刘德威：“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刘德威答道：“个中原故在主上，不在君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唐太宗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从之，由是断狱平允”。但丘浚却对刘德威的见解很不以为然。他说，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这不是司法之道。“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岂容视上人宽急而为之轻重哉？”司法官的准绳是法理、天理，而不是君主的爱恶，“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
还有另一位大儒——宋代的陆九渊，也对张释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他从一个很刁钻的角度发出诘问：假设汉朝的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廷尉是不是也应该坚定地按照法条办案，将那个倒霉而无辜的乡下人杀掉呢？
陆九渊的答案当然是不可杀。因此，陆九渊说，张释之不应该只是以“今法如是”来塞皇帝的嘴，更应当向皇帝阐明“不可杀”的法理所在。这个法理，陆九渊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乃有大罪，非终，乃为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这段话，需要逐字翻译一下：非终，指偶犯；眚灾，指因过失造成灾害；适尔，指偶尔；道极厥辜，指坦白自己的罪行。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据这项古老的司法原则，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张释之也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但张释之不能阐述清楚法理，“以去文帝之惑”，而只知道说“今法如是”，这个廷尉当得可不合格，难怪后世出现了“任法之弊”。
陆九渊非凡的见解，拓宽了历代对张释之“犯跸案”的批评维度，也拓深了先贤对司法原理的认识深度——法官，不仅要据法决断，也当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审查法条。这些法理蕴含于永恒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记录于古老的法典中，由饱学的儒家给予发现、阐述。显然，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先于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义制订出来的法条，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为“善法”。这样，既能够保持司法之独立，也可以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说到这里，您也许会发现，这种儒家式的法官，已经相当接近普通法系下的大法官了。
围绕张释之“犯跸案”所展开的批评，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段，却似乎在历史深处相互响应，让我觉得，仿佛有一群饱学而庄严的法官，聚在一起检讨某一个有缺陷的判例，并再三确认了他们对于司法原则的理解：法官司法的准则，唯法，唯法理，而不是君主的意志与权力。
今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随，赏戮由心”，又以为古人没有“司法独立”的精神，传统文化是构建现代司法制度的无形障碍，殊不知这都是深深的误会。与其厚诬古人，不如反省自身。[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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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比较法学丛书/高鸿钧、贺卫方主编）　 
论文类： 
[3]　秦策．法律推理与司法独立 [N]《法制日报》 2000.11.26 
[4]　张志铭. 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 [N]《人民法院报》 2002.6.10 
[5] 阮啸.浅析东京审判中的国际刑事司法独立问题[J].法制与社会,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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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海峰、李滨．国际法官的独立及其保障[J]．人民司法，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