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建州女真
简介
建州女真，女真族三大部之一，分布于今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
建州女真原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地方，是胡里改(乌德盖人)、斡脱怜二万户的部族族民，酋长阿哈出、猛哥帖木儿。明初，他们开始向东南迁移。胡里改部迁至原渤海故地（今绥芬河流域）。明朝在他们新的聚居地设置了三个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包括建州卫（建于正统三年）、建州左卫（建于正统五年）和建州右卫（建于正统七年），委任各部首领，依照旧俗，各统其属。有人说建州女真在凡察前也是野人女真。
名称来源于其初迁到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详后），成员主要为元代胡里改、斡朵怜、托温三万户府管辖下的女真人。但建州女真的形成，不是这三个万户府的女真人的简单地联合到一块，经历了一个由分散迁徙，几经变迁，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外部压力的驱使，最后南迁到同一新地区后才形成的。这一分散迁徙和重新集聚的过程，既反映了这支女真人从14世纪上半叶至15世纪上半叶（即明前期）住地的变迁，也说明了建州女真大联盟集团形成的历史过程。[1]
建州卫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居住在今黑龙江依兰县一带的胡里改（火儿阿）、斡朵怜（怜一作里，又作吾都里）两个万户府的女真人，由于受到黑龙江中下游“野人”南下侵袭和元朝残余势力的骚扰，分别在首领阿哈出，（明赐姓名李思诚，朝鲜文献作于虚出）、猛哥帖木儿（清文献作孟侍穆）等率领下，沿今牡丹江向南迁移。胡里改万户府的女真人，先移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再东行，越过今老爷岭和穆棱河，进入绥芬河流域，遂定居这一地区。绥芬河下游之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一带为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1403年（永乐元年）胡里改部酋长阿哈出朝明，明廷以其所部置卫，袭建州故名，故命为建州卫，建州女真之名始于此。斡朵里部南徙，初与胡里改部走着同一路线，在1372年（洪武五年）以前，已进入图们江流域，几经变徙，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大多集结到以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会，今朝鲜会宁）为中心的图们江东西一带。1406年初（永乐三年十二月），因阿哈出推荐，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这样，胡里改和斡朵里两部同居在建州卫管辖下。
1408年（永乐六年）三月，居于忽的河、法胡河、卓儿河、海刺河等处的“女直野人头目哈刺等”朝明，明“遂并其地入建州卫”。忽的河疑为今辉发河支流富大河，海刺河疑即今松花江支流海浪河。至此，建州卫管辖的女真人分布区，西扩至今吉林市东南，东近日本海，北达穆棱河，南过图们江。明廷在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的同一年，又在居今图们江北、珲春河流域把尔逊所领的胡里改部另一支女真中置毛怜卫，作为建州卫的子卫。胡里改部虽分设两卫，但明廷常委任建州卫或毛怜卫的女真头人到对方卫分任职，因而后来史书称居建州、毛怜等地的均为建州女真。[1]
与朝鲜冲突
建州卫设立后，朝鲜认为是明朝扼制其向北发展，为了抵制女真人归明，关闭庆源集市贸易，引起女真人愤怨。1406年（永乐四年）女真人“入庆源界抄掠”。结果被朝鲜军击退。数月后，阿哈出率部众西南徙至回波江（今辉发河）流域的凤州（亦作奉州、方州、坊州、房州，疑在今吉林海龙县境）。同时迁来的，还有部分毛怜卫的居民。猛哥帖木儿所统斡朵里部人世与胡里改部为婚，两部关系密切。所以猛哥帖木儿当因在“庚寅事变”中参与“寇庆源府”，畏朝鲜卷土来攻，亦于1411年（永乐九年）率部众迁到凤州地面，住在从凤州通往开原的地方。
满住等领400余户住在浑江中游之兀刺山  建州女真风俗--围墙而居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东北之五女山城）南麓瓮村，是得到明太宗同意回“原久居去处住坐”的。
李满住等迁居婆猪江流域后，屡受朝鲜军袭击。李满住等被迫于1433年（宣德八年）率部又迁到婆猪江支流富尔江上游的“吾弥府”居住。由于朝鲜方面误以为李满住于1432年袭击朝鲜江界、阎延等地，1437年（正统二年）又欲发兵攻吾弥府。李满住闻讯，举部再西迁，于翌年到达今浑河支流苏子河畔，史称“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满语称灶突山为“虎拦哈达”，意为烟筒山）。其遗址迄今尚存，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靠近烟筒山的苏子河上游之旧老城。
  女真诸部分布图凡察、童仓迁到婆猪江流域后，1442年（正统七年）叔侄发生建州左卫“卫印之争”，即争夺领导权。明廷为了平息纷争，析建州左卫为左、右二卫，以童仓为猛哥帖木儿正嫡，掌左卫，凡察掌右卫。自此，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建州三卫”。建州三卫中，据朝鲜史籍 1451年的记载，时建州卫有1700余户，左、右二卫合计才600余户，共计2300余户，以建州卫人户数最多。如按每户5人计算，时建州三卫共有人口还不到12000人。不过应当看到，无论是阿哈出迁出绥芬河流域，或是童仓和凡察南迁婆猪江时，史有明文，建州卫和建州左卫都有部分部民未迁走，1440年童仓等南迁时，左卫部民“留居者过半”。迁居婆猪江流域的建州女真时虽只有1万多人，但由于他们在长期迁徙中患难与共，而聚居在一地后，因来归者日益增多，遂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集团。原来人数较少的建州左卫，当猛哥帖木儿后裔清太祖努尔哈齐登上政治舞台后，建州女真8部、海西女真4部及东海女真的一部分，均先后被他统一起来。建州女真8部及其分布为：苏克素护（亦作苏护或苏浒）河部，因居地临水得名，今称苏子河；哲陈部，哲陈为满语，疆、城郭之意，因居建州女真区域西北角得名，地在今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一带；完颜（一作王甲）部，分布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东北的浑江上游地区；浑河部，以水得名，约分布在今抚顺市东南的浑河流域地区；栋（一作董）鄂部，以水得名，居今称大雅儿浒河流域；鸭绿江部，居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有人认为该部居民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从图们江流域来投的毛怜卫人；讷殷部，以水得名，地在今松花江上游地区；珠舍里部，分布在朱色冷河（今二道江）流域，地在今吉林省安图县境。前人常称前5部为满洲5部，后3部为长白山3部。表明建州女真区域，东至鸭绿江，西抵抚顺市，南有辽宁县桓仁县境，北达图们江的广大地区。[2]
五次内战
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北方，对待相对强大，难以战胜的蒙古族，明人在永乐时代之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在西南，面对贫弱的诸少数民族，明朝则采取了“改土归流”的强硬政策，以推行“王化”为名，进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这种破坏其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行为势必激起反抗，对于敢于反抗者，明政府采取了无情镇压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区引发了大小数百场战争，使得棘人等十几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少数民族被人为毁灭了。 
相对于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剑影和血腥杀戮，明代中期之前的东北方却显得较为安宁。永乐七年（纪元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俄  建州女真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一代，并于永乐九年（纪元1411年）将库叶岛纳入都司辖区，认命当地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贵族为卫、所官员。根据《明通鉴》和《明实录》的记载，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辖区内虽有较为宽松的自治权限，但不能如汉唐时代那样自建王号，亦无“国”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较之汉唐的羁縻制度更为严密，是有助于东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较为温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于明朝从侧翼夹击当时尚争战不休的北元的军事策略。而日后建立清朝的主体民族满族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场于历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脱胎于元代建立于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省依兰县一代的女真三万户，大约在元明交替之际开始南迁，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长纳哈出的率领下迁至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旧称开元城的地方）。至其孙李满住时又继续南迁至浑河流域。另外，同样出自三万户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则在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带领下展转抵达图们江下游，后又继续迁移到今朝鲜国北境。根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他们曾经接受过李朝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并以佣兵的身份参与过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大约在永乐元年至九年之间，李成桂建立李朝后要求吾都里部完全归顺朝鲜，这个女真部落虽然仅有180户，但也不愿接受朝鲜的统治，于是再度迁移到浑江一带，投奔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胡里改部。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官之后，自告奋勇派人往招猛哥贴木儿。总之，猛哥贴木儿是在永乐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迁往凤州的时间则系之于永乐九年。大约也是在这一年里，建州卫被明朝析为两部，猛哥贴木儿被改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就是日后建州女真的雏行，我们也知道猛哥贴木儿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 
在凤州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明朝武力的保护，使得朝鲜不敢再对建州女真施加压力，建州两部的经济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环境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单建州左卫一部，至永乐二十一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000余户，6250口（据《朝鲜世宗实录》载）。永乐二十年，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感激，猛哥贴木儿还率领部众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对鞑靼部阿鲁台的远征，并在战争中建树了功勋，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见。在这段时期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是友好的，猛哥贴木儿对明朝是恭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猛哥本人还数次亲自前往北京朝贡。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后，宣德十年（纪元1435年），明朝的对北方政策从进攻转入收缩防御，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销奴儿干都司。而在稍早的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猛哥贴木儿本人及其长子阿古死于与七姓兀狄哈人的战斗之中，其部众也因战败而从千户锐减至500户。建州女真之所以在这场战斗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与朝鲜军队的介入，仅朝鲜军就杀害了500余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据《朝鲜世宗实录》载）。又据《满洲实录》记载，兀狄哈人“尽杀其（吾都里部）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苦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而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其实，又被称谓凡察的他并非一个神话人物，而是可以从朝鲜史料内得以求证其存在的真实历史人物。其实，他当时野并非一幼儿，而是猛哥贴木儿的异母弟弟。在躲过追兵之后，他找到了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溃散的部众。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们在正统五年（1440年）率300户南迁，在浑河上游支流苏子河畔与先期迁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汇合。发源于长白山麓的苏子河在汇入浑河处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饶的冲击平原，为建州部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使得遭到失败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样经过长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董山与叔父凡察之间发生了矛盾，经明朝辽东经略的调解，将建州重析为三卫，即建州卫、左卫和右卫，董山执左卫印，凡察领右卫，李满住仍居建州卫。这次建州内部斗争的成功调解，有人认为这种调解措施是明朝为防止女真强大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其实不然。如果明朝要分而制之的话，不如反间、挑唆，促使叔侄内斗，再拉小打大。从反面说明明朝建州的态度是和为贵。作为中央政府，对归顺的少数民族是爱护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正统七年（纪元1442年）。
明朝联军征讨
在建州三卫的首领之中，董山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作为猛哥贴木儿的次子，他一度面临被兀狄哈人杀死的危险。但在明朝的支持下，他不但取得了左卫的嫡系地位，而且由于左卫的优越地理位置，至成化三年（纪元1467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已居于三卫之冠。
《明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如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童仓就是董山，他们一干人向明朝提出避难要求，明朝即派兵护送进入中国，在辽东苏子河划拨土地，安置居住。给董山等人封官进爵。然后又应董山的要求，开设马市。“未几徇董山之请，特开抚顺关，为建州专设马市。”（《清朝前纪》），在明朝的经济扶助下，董山的部众很快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后人评论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殊域周咨录》）。《明史·朝鲜传》：“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这个“建州头目”就是董山。　而在1449年（明正统三年），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 明朝大震，而董山对明朝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渐渐由“不顺”到“寻衅”黄道周《建夷考》：“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 ” 《建夷考》：“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 　凡此种种，理由竟然是“以赏赐太俭失望”（《建夷考》），事情到了这一步，明廷这边的人还想着怎么和平解决，以羁縻之策来笼络董山。 
民国《清朝全史》：“何乔远记事云：‘董山等悔罪来朝，朝廷责之，皆顿首谢。及赴礼部赐宴，辄于指挥其部下之时，出谩骂之语，褫厨人之铜牌。给赐时，又自行要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给之。’云云。董山之目无王法可想。当是时，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 
董山等人来朝，要什么给什么，笼络的结果是：“女直侵寇，依然不止。”。而且董山放出话来：“扬言归且复叛”（《清史稿·列传九》）。如此这般，明廷才算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成化三年，派出军队捣毁巢穴，擒斩1700余人，释放阿哈（奴隶）千余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