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柳湜
人物简介
  柳湜（1903—1968）[1]柳湜（1903—1968），原教育部副部长，湖南省长沙县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幼年丧父，母以刺绣、缝纫供其上学；1916年考入长沙县立师范；受徐特立、朱剑凡等名师熏陶，又常与同窗好友曹伯韩、蒋长卿、黄彝等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心智渐开，形成了朴素的爱国思想。
1921年毕业后，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教书。先后结识了毛泽东、李维汉等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思想更加倾向革命。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他无比义愤，忧心如焚，为营救同志而多方奔走。
1928年初，在严酷环境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赴上海，由党派往安徽省委秘书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狱。在长达6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始终未露身份，坚持自学《资本论》和日语，还组织难友学习。
1934年获释后即前往上海，很快恢复了党的关系；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读书指导部主任，在报上开辟了《读书指导》专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还与李公朴、艾思奇等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
尔后6年，他先后在香港参加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的编辑工作，在汉口创办《全民周刊》并任主编，在重庆将《全民周刊》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并与邹同任主编，还任生活书店总编辑。著有《怎样自学社会科学》、《街头讲话》、《社会相》、《为何生活》、《救亡的基本知识》、《困难与文化》等书，共100余万字，受到广泛欢迎，也受到知名人士的赞扬。毛泽东赞扬《街头讲话》是真正通俗而有价值的读物。他还与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李公朴、史良等广泛交往，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参与救国会的建立，声援一二九运动及抗议七君子被捕等重大活动。
1940年冬离开重庆前往延安，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长等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司长、中央教育科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1968年4月被捕，几天后即被严刑拷打得大腿折断、脑浆迸裂而死；人们在他的棉被里发现了一小页纸，写着他留在人间的最后几个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为我伸冤。”时年65岁。
1979年6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他的著作甚多，有专著《社会学常识》、《柳湜论文选》等书传世。
人物生平
柳湜（1903～1968），乳名克立，化名辰夫、乃夫、方直、罗斐、楚士；湖南长沙人。
少年时就读于长沙第一高等小学堂和徐特立首创的长沙第一师范。1921年后义务为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外文补习班教授英文，1924年赴北京半工半读，1926年因病返湘。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在中共安徽省委工作时被捕，在狱中精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等马恩著作。
1933年4月底出狱到上海，在《申报》流通书馆工作，并在《申报》辟“读者指导”专栏。次年该专栏被查禁，柳被解职，遂与李公朴等另组《读书生活》半月刊，后又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参加邹韬奋《生活日报》的编辑工作，主编《生活日报周刊》（原名《星期增刊》）。此间，与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上海救国会，后受中共组织指派赴汉口创办《全民周刊》，曾主编“战时社会科学丛书”。1938年7月参与主编《全民抗战》三日刊，武汉沦陷前随刊移重庆。
1941年初到延安，以救国会中央执委身份出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随后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任教育厅厅长。他主持制定的《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确定了边区教育工作的三项主要任务，一是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二是提高各级学校的教育质量；三是继续推行新文字、扫除文盲。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柳是边区政府学委会的委员之一，同年3月31日还参加了《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1944年10月柳主持召开边区文教代表大会。
1945年7月13日，柳和范长江等代表解放区新闻记者协会，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筹备委员会，并被选为筹委会常务委员。次年1月，他出席边区教育厅召开的有边区七个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及教员代表共35人参加的中等教育会议，指出：有计划地培养边区知识分子与提高现任区乡干部的文化，是今后中等学校的总任务。
1947年3月，在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之前，柳离开边区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同年5月任冀中行署教育厅厅长。北平解放后，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负责教育界的接管工作，为恢复建立学校的教学管理秩序而操劳。
1949年3月，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经李维汉介绍，通过柳与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查夷平的亲戚关系（查为柳的姨父），对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进行策反工作。柳向查作了说服动员，坚定了查策动“两航”起义的决心和信心。4月，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查将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将军的家属秘密送往北平。又经五个月的策划，国民党中央两航公司爱国员工终于在香港起义。9月，柳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筹委会代表，在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先后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视导司司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科研所所长，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他是中共八大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正当他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再立新功之际， 1958年被康生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了党籍，接着是无情地批斗和惩罚性的劳动改造。
柳始终对党忠贞不贰。他说：“就算是战场上无意中被自己人的子弹打中了吧。只要是党的事业继续前进，个人的成败得失算得了什么?”表现了他高尚的革命品质。
1961年6月之后，党组织安排他在教育研究所当研究员；他没有怨言， 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工作，撰写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史与教育专著多部。
1968年4月12日，他被一伙人突然抓走，逼其承认自己是叛徒，被打得皮开肉绽，于4月22日含恨离开人间。
1979年6月14日，柳湜得到平反昭雪；遗著有《柳湜论文选》。
平反昭雪
原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柳湜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含冤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为柳湜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方毅、王震、邓颖超、聂荣臻、周建人、王任重等同志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协全国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中共湖南省长沙县委员会等单位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致悼词。
悼词说，柳湜同志是湖南长沙人，大革命时即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他和邹韬奋同志一起，先后担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多种进步报刊的编委和主编，担任生活书店的总编辑。他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他是救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厅长等职。全国解放后，曾任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并历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视导司、高师司司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
悼词说，柳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心培养干部，十分关心青少年的进步和成长。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四十多年来，柳湜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追悼会上，刘仰峤代表教育部党组郑重宣布：柳湜同志一九五六年前后在工作中的几次讲话和一些做法是正确的，应予肯定；一九五八年划柳湜同志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并恢复柳湜同志的党籍、原教育部副部长职称、级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于柳湜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