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何遂
加入同盟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何遂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革命党人，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后，到南京在第九镇当排长。翌年，考入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这年，由方声涛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
积极发展革命组织
宣统元年(1909年)秋，何遂在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后，到广西训练新军的机构“督练公所”  何遂在黄花岗烈士墓前留影[1]参谋处，担任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次年，他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几位同盟会会员，创建同盟会广西支部，耿毅任支部长，他为参议，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宣传革命思想。
率部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时，何遂是清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是革命党人，正当准备起义，直取北京时，吴不幸被清廷袁世凯刺杀。何遂悲愤至极，毅然决然率领第六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被推为燕晋联军副都督。
辛亥革命后，何遂见山西无可作为，便于民国2年(191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
出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
民国4年回国，应黎元洪的邀请，到陆军大学任战术教官，与李济深共事，彼此相交甚契。  [2]云南“护国战争”发动后，他潜往山西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并由他起草电文。结果，孔庚被阎锡山拘捕，何遂则由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北京军阀政府派何遂和沈鸿烈、郑桓等为代表，赴欧洲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到过法、比前线，并去过英、美等国。归国后，写了一本《欧洲观战记》。
民国6年7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何遂南下参加，任靖闽军司令。奉命回闽策划打倒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何遂回福州后，设秘密机关于台江太原街一个日本洋行内，密谋炸死李厚基。事泄，李厚基派军警追捕，何遂避入日本领事馆，后化装逃到上海，再次东渡日本。民国8年回国。
始终参与筹划北京政变
民国9年，何遂经孙岳引进，担任曹琨的军官教导团的教育长。不久，调任孙岳所部参谋长。民国13年，冯玉祥联合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建立国民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何遂始终参与筹划和行动。国民军时期，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还担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中聘有几十名苏联顾问，他思想上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影响。
北伐战争时期，何遂赋闲于杭州，受蒋介石委托到河南去，利用旧关系，运动直系军阀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民国17年春，他应李济深的邀请，到广州任李的总参议。同年5月，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代理校长，称“代校务”。民国18年底，因蒋介石已在南京另设军校，他愤而辞职，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
民国21年春，何遂在北平，与朱庆澜等一起组织“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奔走呼号，募集捐款，支援抗战。他还毁家纾难，捐款大洋4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
拥护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遂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热诚拥护枪口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国26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天，何遂在家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强警卫，现缺少枪支。他立即叫两个儿子把家中的4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抗日战争开始，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遂任该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曾陪同周恩来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数日交谈，他深获教益。在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相谈甚欢。他利用同阎锡山的旧关系调整过八路军与阎的矛盾。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
民国28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叶剑英曾亲自找他，请他向山西有关军政人士说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宗旨，要求制止摩擦。何遂即向山西驻渝办事处处长孙焕庸等国民党官员做了工作，间接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
民国29年夏，因淮、沪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何遂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宴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和博古。席间谈妥，由何遂的长子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以花马池盐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此事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客观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后，何遂收到三子何康转来的董必武一封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他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必武，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赠送他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他一直珍藏在家中。
四个孩子全是地下党
何遂是国民党，但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是共产党员，还利用何遂在国民党的特殊地位，从事地下党工作，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的秘密情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坚持抗日的何遂便亲自将自己年轻的子女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赴延安参加革命。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下半生跟随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坚持抗日的决心。
对小儿子何康，何遂却舍不得放走。1939年，深受革命影响的何康也要求去延安学习，何遂便对周恩来说：“我有两个儿子去延安了，老三再走，我也呆不下去了。”何康虽没去延安，但周恩来却把何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这使何康成了一名地下党员，并任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时年仅16岁。
何康的妹妹何嘉也是共产党员，党组织还多次安排她利用父女的特殊关系，协助何遂工作，为党获取情报、为国共合作奔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并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
何嘉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49年，她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和父亲何遂共同工作。在这一年里，父女俩人三次会见白崇禧，拜会李宗仁，劝他们和谈息兵，避免生灵涂炭。“这是很奇妙的关系，既是父女，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  何遂（前排右一）一家合影
进行地下革命工作
何遂最传奇的经历是策反“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 　吴石和何遂是生死之交，他是受何遂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的。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传奇。”
吴石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1950年6月10日，被捕前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在台湾遇害，他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身份这时才被揭密出来。吴石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都非常强烈，对日军侵华深恶痛绝，在桂南战役上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的幕僚任务。“收复昆仑关时，吴石白天不离地图，晚上不离电话，不眠不休，取得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由于他出色准确的战场判断，1940年，桂南会战也取得了胜利。”
但渐渐地，吴石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腐败越来越失望，并在何遂的影响下，开始与共产党密切接触。1947年4月，何遂、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吴石正式加入共产党。此后，吴石以何家为中转站，经常在往返于上海和福建，为党送来许多重要情报。
解放前夕，吴石飞往台湾，与共产党渐渐失去联系。1949年8月，何嘉受命与父亲何遂一道前往台北，并与早在那里潜伏工作的何世平会合，取得与吴石的联系，在何遂的影响下，吴石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直至被蒋介石杀害。
其后，吴石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狱中秘密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留有一绝笔诗，其中写道：“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表达的不仅是他对党和国家对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也是何遂革命家族的真实写照。
1994年，吴石夫妇的骨灰归葬大陆，由何康主持葬在北京福田墓地，与何遂夫妇墓地紧邻。  何遂夫妇[3]
始终热爱祖国
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中共领导人经常接触，对共产党托付的任务总是积极、认真地去完成。还多方掩护和协助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儿媳进行地下革命工作。
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1954年，何遂在太湖疗养时，陈毅看了他的诗稿，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并将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词抄赠给他。他非常高兴，把陈毅的赠诗裱在自己诗集的卷首。
对于50年代末即已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他感到苦闷、彷徨。他的一些亲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他对未来却是乐观的，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歌颂祖国的变化，歌颂中国共产党；他画了许多国画，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倾注于笔端。何遂虽是军人，但他的字画也是双绝，何遂的水墨画随心所欲，佻达不拘，笔下山水大开大合，情致盎然，显示出深厚的艺术修养。如今，孙中山纪念碑右侧“和平、奋斗、救中国”7个大字，就是何遂手书，写这大字时，何康正好在父亲身边。“当时没有大的毛笔，卫兵就把宣纸铺在办公室地板上，父亲用扫帚醮墨，写下这7个气势雄伟的大字。”
1968年1月，他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