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青甫
人物简介
徐青甫（1879～1961），原名鼎，浙江省镇海枫林乡顾家桥村(今属北仑区小港镇)人。3岁随父母迁  徐青甫《经济革命救国论》亲笔碑书居杭州，先后就读于私塾、义学。清光绪末科举人。戊戌变法之年在杭州设塾为生，并入日文学堂学习日语。翌年入浙江武备学堂，先后任翻译、助教、教授等。曾与人一起组织“生存会”。又募集资金，在杭州设立图书公司，业余从事著译工作，后以亏损而终。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先后在奉天省巡警总局、奉天审计处、湖北省清丈局等处任职。辛亥革命后，一度在上海经商。其后历任浙江诸暨、湖北通城等县知事。后弃政从商，在奉天等处中国银行任职。1922年后任浙江省政务厅长、财政委员，协助建立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实业银行。1927～1932年返故里读书著述，撰《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提出救国富国十三策及改革步骤。5年后复出，1934年，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曾一度代理省主席，以清廉自居。抗战开始后，先后任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国民参政员、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1939年举家迁居香港，继至重庆。1949年后，应邀参加浙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任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带头认购公债两万多元。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曾撰写《粮食问题之研究》、《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粮食调节问题》等论文多篇及《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在经济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人物事迹
沈凯璋
徐青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值得注意的人物。其出版于1932年4月的《经济革命救国论》，虽然是一部试图通过经济改革的办法来救国富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著作，但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传统、希望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书中包含着不少合理的或进步的，甚至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参考价值的内容。《经济革命救国论》中广泛的论述，精细的分析，大胆的创议，足见其宏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胸怀。研究这些内容，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徐的著作，这里不可能作系统的述评，仅略作简介，俾乡人了解徐之生平。
徐青甫，原名徐鼎，清光绪五年（1879）夏历3月12日生于枫林乡顾家桥（今属北仑区小港街道）。家贫少孤，赖母姐针黹所得，养育成人。3岁随母到杭州，在私塾读书两年，义学读书两年。之后，曾攻读战国申韩之学，乡试中举。因急于谋生，游皖南北4年。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富国的途径。至19世纪90年代，国内学习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立。年轻的徐青甫开始懂得，不学新知识则无以救国。因此，他设法购得算学方面的书籍，如华氏笔谈，梅氏九章及中西算学大成等，自修得其大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由皖返杭谋馆，暂资糊口，其时，又进日本人在杭州开设的日文学堂学习日文。由于生活艰辛，连每月2元学费也无力支付，只好与同业蒙师的四位朋友商量：一人去学日文，回来传授。这样，五个人可以只交一份学费。因徐的年龄最小，而记忆较佳，就由他出面去日文学堂学习。此后，他每天上午去学日文，正午回家，下午要教书，晚上再向四位朋友转授日文。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种种不便才解约，当时幸值季考，徐名列第一，得免学费，而继续学习。
自次年冬起，徐青甫进浙江武备学堂，任翻译、助教、教授共七年。在此期间，曾与求是书院和浙江武备学堂两校的有志青年蒋尊簋①等七人组合“生存会”，不多时，由于清政府查逮，同时又缺乏经费而停止活动。此时，徐已进一步认识到，若不更新国人知识，则不能使国家富强。因而又自筹资金，在杭州珠宝巷开设书店（名曰图书公司），并在武备学堂教授之暇，从事译书出版，两三年中，因书店亏损，赔尽译书稿费，尚亏损两千余金，为了归还借款和一家人生活，失去了赴外国留学的机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债累稍轻，即去外地谋职，至宣统三年（1911）年，分别在奉天、湖北等地任职，先是经友人介绍，任奉天省巡警总局交涉股长，后改行政科长；旋任湖北清丈稽核兼江汉关交涉等职，此后，复任奉天警局行政科长。其间，调办安东商埠警务，奉派去长白山下调查安图（今吉林安图县）设治事务两个月，又去日本考察实业、金融、拓殖等事务三个月，回国后，奉派筹办奉天兴业银行，由于计划改变，又去奉天审计处任事。曾应大清银行监督叶景葵②之聘任东三省密查，后因辛亥革命政局变化而中止。
辛亥革命后，携眷南返，徐青甫旧时朋友与门徒不少是杭州光复的有功者，有的被邀在军署任职，徐见此时人多事少仍留沪从事商业。
1912年冬，蒋尊簋为浙江都督，徐青甫由诸暨同仁推荐，出任诸暨县知事两年，1914年离开浙江，调考赴京，试毕，分发湖北省，任通城县知事一年。
1915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并进而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徐青甫见“政治趋势，渐兆复古”，乃弃政从商，在奉天中国银行出任出纳约七年，后因徐母思子心切，乃调返浙江中国银行任事。
1922年冬，浙江省省长张载阳③任命徐青甫为省政务厅长，其时，徐为中国银行行务正在外地查察，回杭后坚辞不准，从而复入政界。1923年9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家，在徐青甫的协助下，议定杭州、海门、兰溪三分行归官股接办，更名浙江地方银行；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归商股接办，为浙江实业银行。1924年，因浙江军阀（齐卢）战争爆发，张载阳卸职，徐同时离开省政务厅。
1926年，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徐青甫担任浙江省财政委员。1927～1932年初，徐息影家园，旷观全球，研究中国国情，思索救国之策，写成《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该书系统地评述了西方经济学说，阐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救国富国的十三项计策，以及改革的步骤。《经济革命救国论》于1932年4月出版，由浙江经济学会代发行。魏颂唐先生在跋文中说：“今日之中国，内忧外患已达极度，……吾浙徐青甫先生，本悯世救国之愿，出其数十年学问事业之心得，刊行《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
1934年下半年，徐青甫一度代理浙江省主席。当时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常在莫干山“养病”，在职三年中，只有蒋介石到杭州时才不得已下山应付公事，各厅处工作极为混乱，财政十分困难，靠发公债过日子；同时，由于“桂系”反蒋暗流逐渐明显，黄绍竑奔走国民党中央与“两广”之间，竭力疏通和解，希望不要发生“内战”。在政治暗潮斗争激烈的情况下，黄绍竑提请民政厅长徐青甫代理省主席。同年12月21日，黄绍竑到杭州就任省主席，徐青甫调任省民政厅长。黄绍竑主浙之初，浙江经济危机重重，发放公债两千万元，入不敷出，而且财政实权落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黄绍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说：“镇海县的徐青甫懂得理财，你可问问他。”黄遂提名徐青甫任财政厅长。
徐青甫为官清廉，为人所称道。解放后在浙江省人民银行任职的沈光熊（徐的下属）在其提供的资料中说，当时财政厅长是个肥缺，可徐不为自己捞钱，凡是不应是私人所得的，都让会计算了全部上缴，这在当时的政府官员中是难能可贵的。
1937年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继续会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问题。同月5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推定委员常委为徐青甫、竺可桢、马寅初等十余人。1938年4月，徐等八人为浙江推定的国民参议员。1939年2月，浙江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府圈定：正议长徐青甫，副议长陈屺怀，参议员有张元济等二十余人。同年由于思子心切（其子徐继藏，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经理，此时在香港），举家前往香港。1940年又迁居重庆。
1941年秋冬之间，徐青甫写成《粮食问题之研究》一书，分析了粮食问题之症结；研究了战时粮食供求情况；评述了粮管政策的改进意见。1945年11月，他在浙江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建立通资联营组织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政企职责分开，通过建立各级通资联营组织，更好地发挥资本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发展。1946年又在浙江省参议会提出正式提案，经该会决议电请中央及省府采纳。同时，又在杭州公开讲述自己的主张。徐的讲稿由力余学社记录，以《通资联营组织与本省经济之关系》为题，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后来，《浙江经济》月刊又将此文请徐订正，转载于《浙江经济》第一卷第五期，题目是《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在浙江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反响。《浙江经济》第一卷第六期刊出了沈松林与胡绍箕对徐文的讨论文章。次年1月，《浙江经济》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徐的第三篇论文，《三讲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一一并答胡绍箕、沈松林两先生》。次年7月，《浙江经济》第三卷第一期还发表了徐《粮食调节问题》一文。
徐青甫是一位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他博览群书，且不唯书，不盲从，敢于直陈已见，这一点可从他的著述中清楚地看到。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谈到，徐青甫读书很用功，他新书旧书都看，也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英文能看，日文也能看。而且，他自信心很强，对问题有独立的见解。值得称道的是，徐的著述都是从救国富国的立场出发，针对社会积弊，以一个银行家，经济学家的眼光，直陈自己的观点，其中不少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至今仍不失其光彩，他的数万册藏书，解放后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徐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深为不满，他在家中会见沈光熊时谈到，南京政府做的一些事情不得人心，共产党深得民心，共产党一定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徐在《经济革命救国论》中有所评论，他说：“对于共产党，予虽未知其组织如何，究竟目的如何，以及手段如何，……马克思乃热心社会之学者，为私有财产致社会成为不平，欲救世而创此主义者也，故予知第三国际之所在乃救世的，而非害世的……”。在30年代，徐公开表明这样的观点是非常可贵的。
在《经济革命救国论》中，徐青甫对按劳分配和教育子女问题也有两段颇有见地的论述，他说：“劳有心力之分，心之成效大，力之成效小，宜厚心而薄力；劳有智愚之分，智者成效巨，愚者成效细，宜厚智而薄愚；劳有总散之分，总者关系重，散者关系轻，宜厚总而薄散；劳有勤惰之分，勤者成功多，惰者成功少，宜厚勤薄惰；劳有难易之分，难者其能高，易者其能低，宜厚难而薄易。各社会阶级，宜从平等目之，互相尊重，辨别心力智愚，审察责任总散，查核勤惰难易，以为分配标准。”徐对于教育子女问题，又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今天更有其现实意义。他说：“对于多留财产给子孙，不过养成其骄惰游荡，减少其能力，堕落其人格，戕害其身体，丧失其名誉。为子孙计，惟有不给其财产，而给以知识与能力，使其随时随处足以自主而不危，方真为爱惜子孙”。
建国后，徐青甫参加了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徐青甫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社会活动），还担任了浙江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为了带动各界人士，特别是原工商业者购买建设公债，徐变卖了家私，买了两万多元公债。
1955年，徐青甫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在当年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徐青甫的名下这样写道：“徐青甫，77岁，满清举人，解放前曾任浙江省财政、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等职。住址：杭州长生路34号。”1958年10月，徐青甫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1年3月16日，徐青甫病逝在杭州，时年83岁。
注：①蒋尊簋，字百器（1883～1928），浙江省诸暨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大总统军事顾问等职。
②叶景葵，字揆初（1874～1949）杭州人，曾任大清银行正监督，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经理。
③张载阳，字暄初（1876～1947），浙江新昌县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浙江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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