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察举制
简介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察举科目
总述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孝廉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大臣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20万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不满10万三岁举一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茂才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察廉「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 「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 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 「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 「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 「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 主」 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光禄四行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 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 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 「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 「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 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海瑞贤良方正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贤良文学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 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直言极谏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孝弟力田《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明经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70才可入太学。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明法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明阴阳灾异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不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大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勇猛知兵法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 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谋，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形成
总述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 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武帝高祖召举三老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刘邦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文帝召举贤良  汉文帝霸陵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 
下马石董仲舒应策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演变
总述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汉光帝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东汉的察举人数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年龄限制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蜀郡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 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孔子整理的春秋集语培养机制的建立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 《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魏晋时期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  汉代察举制中的童子科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 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 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 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 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评价
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选官制度──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中央和地方高官之手。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亦因此遭到极大的破坏。
代表人物
左雄-察举的改革者西汉时，察举「孝廉」后，被举者可谓前途辉煌，所以高官豪族几乎垄断了举荐之权。东汉顺帝时（公元125－144年在位），因察举制产生种种弊端，左雄提出了改革方案。  察举制的推行使汉代盛行讲学之风左雄（？—公元138年），字伯豪，南郡涅阳（今河南镇平）人。初举「孝廉」，升迁为冀州刺史，常闭门不与豪族交往，并敢于揭发检举。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担任尚书令的左雄，建言改察举之制。内容为：
（一） 限年40岁以上才得举「孝廉」，此为「限年法」； 
（二） 确定考试内容，「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三） 对有特殊才干者，不限年龄。 
当时尚书仆射胡广及尚书郭虞等，提出反驳意见，认为「选举因才，无拘定制」，不需要条条框框。但最后顺帝仍采纳了左雄的意见，颁令实行。从此，年不满40不得举「孝廉」。察举者要到公府考试；然后试用，以「练其虚实」。有名不副实者，治其罪。至此，考试制度正式确立，这是察举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此后，左雄崇经学，修太学，吸收60岁以上的儒士为郎；公卿子弟不以年龄幼小，凡能通经者授童子郎。造成京城里诸生云集，太学盛极一时。董钧-才德兼备的学者董钧，字文伯，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为东汉初年的著名学者。精研《庆氏礼》，在大鸿胪王临手下做事。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举明经科，任「廪牺令」，是六百石的小官。后因病去职。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又举「孝廉」，辟「司徒府」。他勤奋好学，博通古今，喜欢议论时政。
明帝永平初年（约公元58年），任博士。由于博学通礼，参议制订五郊祭祀、宗庙礼乐及威仪章服，他的意见，多被明帝采用，所以人们都称他为「通儒」。
董钧几经擢升，任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徒百余人，传授学问。这位德才兼备的学者，非常长寿，活到70多岁才离世。东方朔汉武帝即位之初，征天下举贤良文学才力之士，东方朔与上千名士人一起，上书自荐。最后，绝大多数人都不合朝廷要求，「罢令回家」。东方朔却脱颖而出，得以提拔，成为举贤良文学才力之士。这一年东方朔才22岁。  东方朔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西汉大臣、文学家。他是汉代的一位「奇人」，善辞赋，能言善辩。他从小失去父母，由兄嫂养大。自幼学写字、文化及击剑。16岁学《诗》、《书》二经，能背诵22万言（字）。19岁学孙、吴兵法，又背诵了22万言。他描述自己「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相貌堂堂。勇、捷、廉、信等美德兼备，因此，「可以为天子大臣」。像东方朔这样上书推荐自己的士人，在当时来说实在少见。
东方朔曾担任常侍郎、大中大夫等职，常讽谏汉武帝的得失。大概因为他的言语常带有讽刺成分，令武帝不悦，所以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他的名作《答客难》，就是抒发自己有才智而得不到重用、无由施展的苦闷。董仲舒董仲舒是儒学大师，自汉武帝采纳了他以儒学为正统的建议后，一直维持了近二千年之久，被历代皇帝奉为圭臬。董仲舒还创立维护传统道德秩序的「三纲五常」体系。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举贤良，董仲舒应对策，建议： 
（一） 诸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吏民之贤者各二人； 
（二） 所荐之人「贤」（优秀）有赏，「不肖者」（不合格）则罚； 
（三） 量才授官。 
董仲舒的建议被武帝采纳，遂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此，察举作为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正式确立。儒学的地位、察举的标准，得到完全的推行。  董仲舒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年）年少时学习《春秋》,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时为博士，潜心于儒学研究。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建议在察举中，「推明孔氏（孔子儒学），抑黜百家，主学校之官」。从此，察举确立以儒学为正宗的体制。但由于窦太后（汉武帝的祖母）的干涉，并未实行。
董仲舒官至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后因病辞去官职，从事修学著书。朝廷每遇大事，仍常派使者征询他的意见，可见董仲舒在当时的地位是何等崇高。晁错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6年）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并由文帝亲自主持对策。在百余名应对者中，晁错便是其中一人。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是西汉的名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青时师从学者张恢，学申、商之术，由于熟悉文献典故，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六百石）。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奉命跟原秦朝博士伏生学习《尚书》。后来任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家令，深受宠信，升迁为博士。 
其后，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人联名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对策。文帝对他策问的内容（题目）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晁错以秦亡为鉴，提出一系列施政纲领。他说：「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在对策的百余人中，由于晁错成绩突出，升迁为中大夫。
晁错对策事件，说明：  晁错（一） 作为选用官吏的察举制度，从文帝开始； 
（二） 被举者要经过考试选拔； 
（三） 文帝时的察举限于「贤良」一科，尚无人数及期限的限制。 
晁错任官以后，曾任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更定法令，主张充实边塞，积极防御匈奴对汉室边境的攻掠，又建议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但后来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晁错因建议削藩，被他的政敌以「清君侧」为名腰斩于长安东市，父母、妻子、同族皆被杀。
利弊
察举制之利其一，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许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一般人根本没有条件成为官吏。而世袭的贵族往往奢侈腐化，无所用心，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军功制起初，只要有军功，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能授以爵位，而若没有军功，哪怕他出身再高贵也不能获得爵位，所谓“有功者荣显，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是也。但到两汉时，有了高爵低爵之分，一般人不可能获得高爵，换言之，家庭出身此时使得爵位越来越无实际意义，百姓对是否拥有爵位也毫不挂心了。
其二，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而且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士任官，这无疑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而军功制不利于按才能来选拔官吏。在军功制下，授爵仅以其军功为依据，如此便剥夺了许多非身强体壮的士人之权利。韩非子有言：“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说得很有道理。秦朝又实行“计首授爵”制，多次发生杀良冒功之事（这在《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载）。在军功制的蛊惑刺激下，将士疯狂屠杀，几乎每次战争都要死许多人，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世卿世禄制不利人才选拔之弊则更明显了。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出身的小贵族即使是昏庸之辈，甚至是白痴，也可继承父兄的职位。如此弊病大矣哉！
其三，察举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军功制相比更加明显。在察举制下，察举权虽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而在军功制下，极易出现地方诸侯“功高盖主”的现象，对皇权造成威胁。西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几乎全是军功制的受益者，结果造成地方王国势力强大，中央无法驾驭。地方王国问题遂成为西汉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这很能说明军功制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
其四，察举制在其实行之初一般能保证被察举者的“质量”。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只有胜任者才能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荐者也会因此受罚，这使得察举人不敢随便乱推荐士人。还用策问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处自不待言。东汉顺帝采纳左雄建议，用贤才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一考儒家经典，二考文书、表奏。“诸生通章问，文吏考笔，得考选。”公府初试后，还要在端门（御史台）复试，如此严格把关选拔贤才，“南郭先生”们是很难蒙混过关的。
综上所述，察举制相对于世卿世制、军功制是一大进步，两汉统治能长达400年之久，与察举制的有效推行有很大关系。察举制之弊正如凡事有利有弊一样，察举制虽有上述多种优点，但也有其严重弊端。其一，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其二，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是察举制的前提，但这不易作好，因为很难对人的道德品质作出中肯的评价。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他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言行还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后发生蜕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后汉书·许荆传》中那个挖空心思、沽名钓誉的许武；王莽篡汉前，谦恭至孝，有很大的声誉和威望，后来却成为篡汉的历史罪人，正所谓“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伪谁复知？”。其三，察举制广泛推行，地方乡闾因之有了评议之风，“清议”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这种恶劣风气还遗留给了后世，在魏晋时尤为明显。“清议”名士中有许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政治好处的资本。其四，察举制在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而“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证明，不论是何种官僚制度，一旦变成世袭制，它便很快就要腐朽下去。”（朱绍侯语）魏晋时产生极端腐朽的士族便是两汉察举制严重弊端所致的。综上所述，相比于世卿世制、军功制，两汉的察举制有着明显的优点，这也是我国的封建社会能在两汉时期获得初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察举制也存在着严重弊端，在其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急需各类人才，因此很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选举制度之得失，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因才制宜、人尽其才，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