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翻译
术语简介
翻译是蛋白质生物合成（基因表达中的一部分，基因表达还包括转录）过程中的第一步，翻译是根据遗传密码的中心法则，将成熟的信使RNA分子（由DNA通过转录而生成）中“碱基的排列顺序”（核苷酸序列）解码，并生成对应的特定氨基酸序列的过程。但也有许多转录生成的RNA，如转运RNA、核糖体RNA和小核RNA等并不被翻译为氨基酸序列。　
翻译是中心法则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对生物机体的性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
翻译过程
翻译过程需要的原料：mRNA、tRNA、20种氨基酸、能量、酶、核糖体。
翻译的过程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起始、延长、终止。翻译主要在细胞质内的核糖体中进行，氨基酸分子在氨基酰-tRNA合成酶的催化作用下与特定的转运RNA结合并被带到核糖体上。生成的多肽链（即氨基酸链）需要通过正确折叠形成蛋白质，许多蛋白质在翻译结束后还需要在内质网上进行翻译后修饰才能具有真正的生物学活性。[2]
游离的碱基以mRNA为直接模板，tRNA为氨基酸运载体，核蛋白体为装配场所，共同协调完成蛋白质生物合成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mRNA上的每三个密码子对应三个tRNA上的反密码子，且这三个反密码子只对应一个氨基酸，但是一个氨基酸可有多组密码子来表示。
一个激活的tRNA进入核糖体的A位与mRNA相配，肽酰转移酶在邻近的氨基酸间建立一个肽键，此后在P位上的氨基酸离开它的tRNA与A位上的tRNA结合，核糖体则相对于mRNA向前滑动，原来在A位上的tRNA移动到P位上，原来在P位上的空的tRNA移动到E位上，然后在下一个tRNA进入A位之前被释放。
以上的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核糖体遇到三个结束密码子之一，翻译过程终止。蛋白质不再延长，一种模仿tRNA的蛋白质进入核糖体的A位将合成的蛋白质从核糖体内释放出来。[1]
配对原则
翻译过程严格按照碱基互补配对原则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转录组成RNA的碱基中，没有T（胸腺嘧啶），而是U（尿嘧啶），所以配对原则如下所示。
DNA -> RNA 
A ，腺嘌呤-> U，尿嘧啶
T ，胸腺嘧啶-> A ，腺嘌呤
G ，鸟嘌呤-> C，胞嘧啶
C，胞嘧啶 -> G，鸟嘌呤.[1]
由于密码子的摆动性，反密码子第1位碱基与密码子第3三位碱基之间配对称多样性，可能配对方式如下：
I ->A,U,C
U ->A,G
G ->C,U
其中，I代表次黄嘌呤核苷（inosine）。　　
密码特性
连续性Commaless
编码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的各个三联体密码连续阅读，密码间既无间断也无交叉。[1]简并性(degeneracy)
遗传密码中，除色氨酸和甲硫氨酸仅有一个密码子外，其余氨基酸有2、3、4个或多至6个三联体为其编码。[1]通用性(universal)
蛋白质生物合成的整套密码，从原核生物到人类都通用。
已发现少数例外，如动物细胞的线粒体、植物细胞的叶绿体。
密码的通用性进一步证明各种生物进化自同一祖先。[1]摆动性(wobble)
转运氨基酸的tRNA的反密码需要通过碱基互补与mRNA上的遗传密码反向配对结合，但反密码与密码间不严格遵守常见的碱基配对规律，称为摆动配对。 [1]方向性(direction)
起始密码总位于编码区5′末端，而终止密码位于3′末端，每个密码的三个核苷酸也是5′至3′方向阅读，不能倒读。
[1] 

形式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活动.
这个过程从逻辑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必须从源语言中译码含义，然后把信息重新编码成目标语言。所有的这两步都要求对语言语义学的知识以及对语言使用者文化的了解。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一个好的翻译，对于目标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应该要能像是以母语使用者说或写得那般流畅，并要符合译入语的习惯（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演说者并不打算像一个本语言使用者那样说话，例如在戏剧中）。
有口译、笔译、机器翻译、同声传译、影视译配、网站汉化、图书翻译等，随着IT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最后又诞生了真人服务的“电话翻译”，所以形式越来越多，服务也越来越便捷。从翻译的物质形态来说，它表现为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具体可分为四类：
①有声语言符号，即自然语言的口头语言，其表现形式为电话通讯、内外谈判和接待外宾等；
②无声语言符号，包括了文字符号和图象符号，其表现形式为谈判决议、社交书信、电文、通讯及各种文学作品等印刷品；
③有声非语言符号，即传播过程中所谓的有声而不分音节的"类语言"符号，其常见方式为：说话时的特殊重读、语调变化、笑声和掌声，这类符号无具体的音节可分，语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得以传播的，比如笑声可能是负载着正信息，也可能负载着负信息，又如掌声可以传播欢迎、赞成、高兴等信息，也可以是传递一种礼貌的否定等。
④无声非语言符号，即各种人体语言符号，表现为人的动作、表情和服饰等无声伴随语言符号，这类符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动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语义信息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它还能强化有声语言的传播效果，如在交谈时，如果伴有适当的人体语言，会明显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效果。
这四大类符号既可以表达翻译的原码，也可以表达翻译出的译码，它们即可以单独作为原码或译码的物质载体，也可以由两种、三种、四种共同组成译码或原码的载体。
从翻译的运作的程序上看实际包括了理解、转换、表达三个环节，理解是分析原码，准确地掌握原码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是运用多种方法，如口译或笔译的形式，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引申、浓缩等翻译技巧的运用等，将原码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成译码中的等值信息；表达是用一种新的语言系统进行准确地表达。
上文的诸多翻译形式可以归纳为一点，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传播。整个翻译活动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者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
概念
1.口译，或进行口译的人（口译又称：口语翻译），一种职业。
2.笔译，或进行笔译的人。
  翻译师资格证书3.法律用语，例如：
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以注册并禁止使用。”
这个“翻译”来自《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translation”。
由于翻译有直译、音译、意译。而且，同一种方式，可能会产生多种译义，究竟以何种为准?关系到如何保护驰名商标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第一，驰名商标是否具有明确含义的，并且与汉字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二，驰名商标的音译是否是习惯的；
第三，翻译方式是否已为公众，尤其是市场所认可。
分类
人工的翻译1、根据翻译者翻译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分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是指把在原语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翻译成为在译入语言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使得译入读者能够立即理解，即意译。而异化翻译是直接按照原语文化语境的适宜性翻译，即 直译。
2、根据翻译作品在译入语言文化中所预期的作用，分为工具性翻译和文献性的翻译。
3、根据翻译所涉及的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准确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交际翻译追求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
4、根据译者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与观察的角度，分为文学翻译和语言学翻译。文学翻译寻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文学功能的对等，其理论往往主张在不可能复制原文文学表现手法的情况下，译文只能更美而不能逊色，缺点是不重视语言结构之间的比较和关系问题。语言学翻译寻求两者之间的系统转换规律，主张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用于翻译，同时通过翻译实践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5、根据翻译目的与原语在语言形式上的关系，分为直译与意译。
6、根据翻译媒介分为口译、笔译、视译、同声传译等。机器的翻译1947年，美国数学家、工程师沃伦·韦弗与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安德鲁·布思提出了以机器进行翻译（简称“机译”）的设想，机译从此步入历史舞台，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漫长的发展道路。此后65年来，机译成了国际学界、商界甚至军界共同角逐的必争之地。机译是涉及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多种学科和技术的综合性课题，被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技难题。与此同时，机译技术也拥有巨大的应用需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语料和多引擎机译方法的广泛运用，机译系统的性能和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各式各样的翻译软件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则使在线翻译成了当今机译的重头戏。机译分为文字机译和语音机译。在文字机译方面，谷歌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在语音机译方面，谷歌目前也处于领先地位。机译消除了不同文字和语言间的隔阂，堪称高科技造福人类之举。但机译的质量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问题，尤其是译文质量，离理想目标仍相差甚远。中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周海中教授认为，在人类尚未明了大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模糊识别和逻辑判断的情况下，机译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恐怕道出了制约译文质量的瓶颈所在。[1]
历史
西方历史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旧约》和用希腊文写的《圣经新约》，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翻译派别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 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争论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c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Target 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中国历史起源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诗经》中就讲究翻译的信达雅，《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化的近邻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传入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历史
宗教文献翻译在历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佛经翻译中，译者在翻译经藏的时候往往会在文件中修饰，令译文更切合中国文化。他们会在译本中增加一些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孝道等。
据中国君友会佛教文献记载：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是一个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的僧人。二十八岁时，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载，其间历经艰辛，回国时已是四十五岁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一千多万字。玄奘的译着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着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631）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 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那些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他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他对本书“繁赘而无关宏旨”的地方，则又有所删除。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说：“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但是不论译法如何，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译，努力用新的词或词组以求词义的全部传递。例如evolution 中文没有与之相应的词，于是采用“天演”一词；liberty这个法制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于是用"群己权界"这一词组。严复对于西文词义的翻译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 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翻译派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 ── 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 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也讨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是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偶尔涉及；但不是重点。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才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一，翻译；二，变换；三，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决不可能有变换。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此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解决具体作品和文句的译法问题将提到日程上来。
要求
主要标准翻译是语际交流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一般来说，翻译的标准主要有两条：忠实和通顺。
忠实
是指忠实于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把原文的信息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得到的信息与原文读者得到的信息大致相同。
通顺
是指译文规范、明白易懂，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基本原则严复在《天演论》提到，翻译的基本原则，乃“信达雅”三字。
他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