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浩天
人物介绍
生平刘浩天(3张)刘浩天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入私塾读书。1927年底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少共先锋队组织。1928年到本区一家铁匠铺当学徒，白天跟着铁匠拉风箱，晚上参加少共先锋队秘密活动。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本乡团支部书记兼少共先锋队队长、少共区委组织部长、少共宁都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1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军补充师政治部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5年起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排长、连长，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936年6月起任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10月起任庆阳步兵学校营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特派员、组织股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教员、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参加沂蒙山区军民反日军“铁壁合围”作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战，组织部队和干部学员掩护山东党政机关和群众突围，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1942年起，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2旅政治部副主任，胶东军区教导第2团政治委员、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北海地委书记。坚持胶东地区的抗日战争，壮大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10张)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任山东军区警备第5旅政治委员。1947年1月起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政治部主任，7月起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副政治委员，10月起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7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潍县、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参与组织渡江侦察大队潜入长江南岸侦察，为渡江战役总前委、第三野战军和该军制定渡江登陆作战方案和炮兵确立摧毁国民党军江防重点目标，提供了重要情报保障。解放上海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组织部队露宿街头，一律不到市民家中休息，曾传为佳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7军政治委员。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5张)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第27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其中在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长津湖地区，指挥部队创志愿军一次战役成建制地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范例。
1951年12月受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总高”设在南京紫金山孝陵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全军步兵干部最高培训机构。筹建之初，校长、政委均未到职，筹建工作的千头万绪都摆在刘浩天面前。1952年10月至1956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1956年4月至1957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东海舰队任，1957年9月至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1954年5月至1958年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书记，党委第一副书记、书记。1959年2月至1960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院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1959年3月起）。1960年3月至196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党委常委、第二书记（1960年5月起）。
1962年7月至196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政治委员、舰队党委第二书记。1969年2月至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舰队党委第二书记。参与培育了闻名全军的先进典型“海空雄鹰团”、“海上猛虎艇”。
刘浩天是中共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荣誉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逝世1984年1月9日在上海逝世。
刘浩天中将纪事
综述1955年9月27日，在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大典上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就是16岁投身革命，在半个多世纪血与火的锤炼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政治工作者和高级指挥员的刘浩天。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红五月为“扩大红军冲锋月”，整个苏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运动。在“扩红”运动中，少共宁都县委开展了“  刘浩天任9纵队政委时纵队下属部队红五月突击队”活动。刘浩天率一支突击队深入安福区，召开群众会、青年会，挨家挨户做宣传，动员青年参军上前线。同时，组织青少年为红军家属送柴、送米、挑水、扫地、做好事，尽力解除应征青年的后顾之忧。于是，青年们纷纷报名应征，安福乡的“扩红”工作受到县里表扬。“扩红冲锋月”结束时，刘浩天率领一支少队连共150名集体参加红军。传授红军政治工作经验刘浩天兼任抗大六大队政治教员时，按照学校编写的油印教材《部队政治工作》认真备课，在露天课堂认真为学员进行讲解；联系部队实际，向学员们系统讲述部队政治工作方法，传授红军政治工作经验。每讲完一课，他都要及时组织学员分小组讨论，汇集各小组讨论意见后，他又不厌其烦地对学员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释疑，直到学员们学懂弄通为止。课堂上他严格施教，下课后认真辅导，与学员们朝夕相处，对学员关怀备至。 
1941年冬，侵华日军在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当时，队伍驻扎在崇山峻岭，生活条件极度困难，吃高粱时，连石磨也找不到，只好连壳带仁一起吃。有时连一颗粮食也筹不到，只得忍饥挨饿。抗大分校有的学员情绪低落、思想波动。刘浩天带领政治部人员深入各支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与二团政委研究对策时说：“现在正是发挥政治工作作用的时候，红军反‘围剿’，有些部队连现在这样的装备也没有，长征比现在还艰难都奋斗出来了。现在要鼓士气，士气是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主要条件，士气不能垮。”刘浩天与全校各级干部展开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发挥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不久全校学员按预定计划摆脱了敌人围困，取得反“铁壁合围”斗争的胜利。展开积极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刘浩天展开积极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斗争越艰苦，战斗越紧张频繁，他对政治思想工作抓的越紧。根据不同形势与任务，他及时在全军组织形势与任务教育，启发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教育干部战士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政治信念和战斗意志；每  沂蒙山区次战斗结束后，他都及时组织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思想作风，开展“立功创模”运动，鼓舞部队斗志，激励全军指战员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扬不怕苦，不怕死，连续作战和敢打打仗、打硬仗的英雄气概；他领导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采取措施加强党支部工作，要求各级干部发扬民主，尊重党员战士的权利；他关心战士生活，爱护伤病员，耐心教育、帮助后进，纠正军阀主义倾向，在全军树立遵干爱兵思想，因而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团结，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健全党委制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中共中央重申，在军队中要坚持和健全党委制，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刘浩天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在部队健全党委制，组织各级领导学习中央指示，研究适应部队特点和战斗环境的落实措施，使各级党委既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部队首长分工负责的作用，又使党委工作不包揽行政事务，从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军得以全面贯彻执行。他非常重视连队支部建设，重视党内的教育，亲自给领导干部上党课，重视党内民主，经常深入基层，参加基层支部大会，听取党员意见，召集连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党支部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扎实有力，连队党支部都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全军指战员英雄顽强，用热血和生命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解放战争时期，全局涌现出像“济南第一团”那样能攻善守、屡建战功的英雄集体72个，战斗英模293名。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1951年12月，刘浩天受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总高”设在南京紫金山孝陵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全军步兵干部最高培训机构。筹建之初，校长、政委均未到职，筹建工作的千头万绪都摆在刘浩天面前。他毅然挑起白手起家建“总高”的重担，首先抓了机构设置，干部选配、师资力量培养、干部家属安排等工作。开初，部分选调来校的干  南京夜景部不安心工作，他因人而异进行说服引导，并多次与南京地方政府联系妥善安置干部家属，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干部队伍。他干工作无论巨细，事必躬亲，凡起草文件和讲话报告都自己动笔，反复修改，力求符合中央和上级精神。他每天埋头苦干十五六个钟头，吃住在学校，没有节假日。过度的劳累使他患上严重失眠症。妻子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文化低，只有多花费些时间才能把工作做好。”经过短短6个月的筹备，总高级步兵学校于1952年秋季正式开学。
1957年，刘浩天升任校政治委员，主持全校的党政工作。总高级步兵学校自成立至1958年的近7年间，培训中、高级军事指挥干部5000余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造就了大批人才。
1963年5月1日下午2时左右，周恩来总理得知“跃进”号远洋货轮遇难的消息，脸色顿时严峻起来。“跃进”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远洋货轮。4月30日，“跃进”号装载玉米、矿产品等13000多吨货物，从青岛港外锚地起航，首航日本，开辟中日航线，不幸中途遇难沉没。事发后，外电迅速予以报道。有的说是中鱼雷而沉没，有的说是被某国的潜水艇击中，还有说是碰上了中日战争时布的鱼雷。
周总理闻讯后，多次打电话给海军，命令“立即派军舰去营救”。周总理的命令很快传到海军东海舰队，一个调查“跃进”号的编队成立了，只等周总理一声令下，便立即出航。
5月12日，周总理亲自到上海布置、检查、动员。刘浩天当时是东海舰队政委，他看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过问“跃进”号沉船事件，深深感到调查的重要性，马上向周总  刘浩天周恩来总理接见潜水员理表示：“我们亲自去！”调查作业的编队由10艘舰船组成。出海担任编队领导的有海军中将陶勇、刘浩天和少将张学思、傅继泽和李长如。有这么多的高级首长率领出海执行任务是从来没有过的。
5月18日，编队从吴淞起航，第二天在大雾中到达作业区。当时，作业区水深50米，海浪汹涌，船体剧烈摇晃。他们沉着指挥，命令航海人员先用磁性水托鉴别，后又命令汽艇组成编队，到目标上方和周围进行拖扫，然后又进行多次潜水作业。到6月1日为止，根据掌握的大量证据，确认“跃进”号不是受鱼雷攻击而沉没，而是触礁遇难。刘浩天等圆满完成调查任务。
周总理对编队的工作很满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联合发了嘉奖令，罗瑞卿总长奉命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刘浩天等所率编队胜利返航。
全国解放后，他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补锅匠”艰苦奋斗的本色。
评价
错误定性陶勇之死，留下遗憾文革时刘浩天是东海舰队政委，陶勇是司令员。陶勇将军在文革时是反革命集团夺海军军权的一大障碍。
抗美援朝时的27军军长彭德清，文革时是交通部长，被斗，到东海舰队躲避，陶勇说，你就在我这儿，哪都别去。刘浩天告诉造反派，彭德清藏于陶勇处。
陶勇死于1967年1月21日，午饭后陶勇还散步到招待所，问所长菜地种什么菜，猪圈里养什么猪？又请理发员来理发，说明天外出开会。
下午两点半，有人发现陶勇落入一口宽不及人肩、深不及人头的水井。事发不到两小时，医生还在抢救陶勇时，刘浩天在办公室迫不及待的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才走上这条绝路，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并审定“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电报，发往北京。不到四小时，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对陶勇作出“自杀”、“叛徒”的结论。陶勇夫人朱岚因丈夫“自杀”“叛徒”的定性被迫害致死，陶勇将军的七个子女流落街头，后被许世友、尤太忠、肖永银收留。
1977年夏，中央军委为陶勇平反昭雪。
此事令刘浩天后悔不迭，晚年他曾对陶勇的儿子哭着说：“我对不起陶勇，对不起朱岚，对不起你们！”善于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善于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每有集体劳动，他都要亲自参加。1960年春季，他带头响应毛泽东“下连当兵”的号召，到舟山要塞岸炮连当兵。年近50岁的刘浩天整天与十八九岁的青年战士一道出操练摸爬滚打，每次训练都一丝不苟。训练下来他又主动当起猪倌，操起镰刀上山割猪草。一有空，还帮助农民插秧耕田，老乡们都夸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干农活是行家里手。  聂凤智和政委刘浩天指挥的部队渡过长江1969年东海舰队驻地迁至浙江东钱湖。部队烧饭、泡茶均用湖水。湖水水质差，一杯茶只能喝一半，有一半是米汤一样的泥沙杂质。许多干部战士饮用这种水后消化不良，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针对这一情况刘浩天对后勤部人员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饮水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他与后勤人员一道穿草鞋，手拄木棍翻山越岭寻找水源，经常披星戴月返回驻地。经过三四天的奔波，终于在离舰队司令部7.5公里的大山脚下找到了优质水源。公而忘私，经常带病工作他公而忘私，经常带病工作。1960年下连当兵时由于出汗过多，患了全身湿疹。结束蹲点返回军事学院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毫不顾及奇痒难忍的皮肤病，一直拖到1975年离休后才医治已成顽疾的湿疹。1963年春的一天，他突然感到腹涨疼痛难忍，经检查需住院治疗。他却说：“工作实在忙，走不开。”经一再劝说，才应允利用休息时间去治病。以后腹痛症状多次复发，结果医生从他胆囊中取出4块结石。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缺乏营养，他的小孩患了浮肿病，组织上派人送来200斤粮票，2丈布票，说是照顾首长的。刘浩天当即拒绝说：“组织上应把照顾的重点放在机关的参谋干事身上，我们有困难可以自己克服。”1956年，他的母亲在家乡病逝，因忙于公务，他未能回家奔丧。他在给家中亲友写信时再三嘱咐：“老人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亲属们按他的吩咐，将乡亲送的钱物一一送回，简简单单办完了丧事。对子女言传身教，处处严格要求刘浩天对子女言传身教，处处严格要求。他不仅时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孩子们，还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有优越感，要“夹着尾巴做人”。他的小车是真正的公车，从不让家属子女使用，家里办私事、小孩上学等一律步行或骑单车。每逢5月27日上海解放纪念日，他都要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条件好了，不要忘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解放军战上海冒雨睡马路的艰苦奋斗精神，更不能忘了为全国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孩子们，一个个穿着朴素，勤奋好学，踏实工作，自强自立，从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身受学校、单位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