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有企业改革
方向方针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延边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以下指导方针：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三）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五）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重视科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技术创新机制，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全面加强企业管理。推行科学管理，强化基础工作，改善经营，提高效益，  关注国企改革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七）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依靠各方面力量，扩大就业门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八）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 
（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素质，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十）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1]
改革目标
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2]
改革背景
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当今西方  关注国企改革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例如，由于国家介入程度的差别而有所谓的“美国式道路”和“德国式道路”的区分，但在总体上，自由企业制度和主张自由竞争、抵制国家过多干预的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具有“自然发育”的特点。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批国家，在其初期则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更大范围内则处在萌芽状态。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重要意义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关注国企改革制，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国有企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敏锐地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发展空间，尽快形成国有企业的新优势。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努力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在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上迈出新步伐。
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要同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努力开创改革、发展、稳定相互促进的新局面。[1]
在“自然发育”的国家，市场的扩展显示了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轨迹。 
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制度虽然也在发展，但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大规模发展则直接受到大量融资和企业间购并需求的  关注国企改革刺激。而我们属于“转型”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建立在有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水平，工厂制度不仅确立，而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制度。与“自然发育”不同的是，这些工厂不是在市场扩张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而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所以，它们是“工厂”而不是“企业”。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如何实现这些工厂的市场化“转型”，“转型”中依据何种顺序和逻辑，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问题。
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重要成果
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初，  关注国企改革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
改革矛盾
简介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有些是  关注国企改革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矛盾一第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  关注国企改革置”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权可能落不到实处，经营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认、不保护它，它就会以与既有制度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庙富和尚”现象，仅仅用个人品质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应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着一个能否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稳定、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问题。矛盾二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  关注国企改革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
股权结构变化深层意义
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矛盾三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  关注国企改革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
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性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有经济在新体制中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在国有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强调“产权改革”、强调经营者作用和强调建立竞争性环境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彼此有一些争论。在“产权改革”论那里，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东西不可能象私人的东西那样受到关心和爱护”这样一条简单、朴实的逻辑，其结论的倾向性也是较为清楚的。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则考虑到近现代企业中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且重要性上升的趋向，近来又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支持。重视竞争性环境的观点则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获得评价企业业绩的充分信息。对同一问题从诸多角度开展讨论，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同时也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对强调产权改革者来说，需要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解释，即在最崇尚私人资本、最“自由放任”的国家，如美国，也都存在着一块“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来说，需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代理成本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经济经营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强调竞争性环境者来说，也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资本大部分并不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用一般的产权和企业理论来分析国有经济问题，将难以摆脱逻辑上的困境，因为其隐含的前提是把国有企业仍然当成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显然，对立足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大部分将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或者说实行战略性重组的国有经济来说，需要一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其中包括国家理论、外部性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以对问题本身提出更好的说明。矛盾特征上面述及的三个矛盾相互交织，不完全处于一个层次，但仍然可以由统一的逻辑加以解释。不难理解，第三个  关注国企改革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职能转换和战略重心的大幅度调整才能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多数或大多数国有资本将会转入非竞争性领域。在理论上则要求摆脱把国有资本参与的企业看成一般企业的局限。对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国有资本将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个和第二个矛盾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引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
其次，上述三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只有当转轨“转”的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些矛盾或者缺少发生的依据，或者虽然存在但不会尖锐。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商品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样我们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同样遵循了由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顺序，这一点完全是由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面临问题
简介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经济收缩战线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  关注国企改革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企业产权制度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  关注国企改革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结果。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
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将使我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
三大热点
简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十八大报告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主题作了深入阐述，受到了中央企业系统的十八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企工资群众心声
王梦奇（26岁，澳大利亚硕士毕业，求职中）：相对于民营企业，我更愿意去国有企业就业。首先，国有企业  关注国企改革工作相对稳定；其次，国有企业相对收入较高。我有一些同学在国企工作，虽然工资只有几千元，但年终奖却有近10万元，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诱惑。
施晶（37岁，北京一民营广告公司人事主管）：听说国企领导层的年薪很高，特别是电力、金融方面的大型国企，同样的职位，人家仅年终奖就比我一年的工资还多。
熊群力（十八大代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我们集团公司去年人均收入7万元左右。我们10万员工中50%以上是科技人员，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军工最前沿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人均收入7万元是比较低的。按理说，应该人均15万元左右，这样才能留住一流人才。
李庆奎（十八大代表、华电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分配不公、差别过大问题是存在的。在我们集团，从主要领导到基层员工，收入差别不大，但是在发电厂可能有些差别，我们把差别控制在3倍左右。我们的分配原则是尽量做到内部控制和缩减。[3]
专家看法
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企收入高不高，要客观地看。社会上关注的是少数大型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其职工特别是领导层的收入偏高。这应该是政府监管的重要方面，要对高收入适当进行调整。事实上，并非所有国企收入都高，比如燃气、自来水、地铁等领域的国企，工资并不高。[3]国企对比民企群众心声
某民营矿产企业负责人：像我们公司的这些矿，都是国企看不上的一些边边角角。国企和民企不是对立的关系，  关注国企改革他们能干的往往是一些大项目，一投就几十亿元、上百亿元，我们干不了。相反，我们能干的往往是一些边边角角，他们就算干，成本上也受不了。其实国企和民企是可以相互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做到共同发展的。
马莉（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秘书长）：站在石油业商会的角度看，国企和民企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既要有大国企的主导，也要有民企的补充。我们希望出台有可操作性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实施细则。从十八大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希望，希望能够尽快落实，给民营企业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宋志平（十八大代表、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董事长）：去年世界500强中，我国央企占43家，他们基本是这10年产生的。央企有一定规模实力，有一定研发能力，有一定国际经验，因此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迅速成长。这其实不是“国在进、民在退”，而是我国大企业生产和产业规模集中的表现。[3]
现象解析
很多企业以央企为核，把规模做大。这个核又通过社会资本、民营资本的进入，把企业进一步社会化。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国在进、民也进”。民间资本进入国企，国有资本得到稀释，通过上市、资本投入等，大家一起分享财富、分享成就、分享发展。[3]
专家看法
许光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像华为、中信、三一重工和联想等企业，都是优秀的民  关注国企改革企，对国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在有些行业里是主力军。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由国企占主导，而一般竞争性行业，民企应唱主角。国企和民企之间，不存在谁打压谁的问题。
所谓“国进民退”，是一些政策执行的问题，而非政策本身的问题。国家对民企的支持是一贯的。国企压制民企的发展，这种情况不是主流。[3]国企社会责任群众心声
赵瑛峰（北京律师）：作为国企，拥有一般民企所不具备的资源、能力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法理上讲，央企作为全民所有企业，其利润应为全民所有。从道理上讲，国家这几年做大做强央企，目的是希望他们做强后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好地服务社会。
王勇（十八大代表、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在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方面，国企贡献巨大。单是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从2003年到2011年，就累计上缴税金17．1万亿元。
现象解析
不算所得税，国有企业缴纳的税费平均每100元收入是8．4元，大大高于私营企业的3．7元和外资企业的  关注国企改革3．5元。2011年，国企上缴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38．4%。截至201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划转到社保基金的国有股权2119亿元，占国家社保基金财政收入的43．1%。
中央能源企业克服价格倒挂困难，全力保障电力和成品油供应；电网电信企业全力投入“村村通”工程，为支持民生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92家中央企业定点帮扶189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占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总数的43%，而其他所有制企业没有这个任务。另外，44家央企在新疆、40家企业在西藏开展了各类援助帮扶工作，在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中，在急难险重时刻，央企挺身而出，在人财物上不计成本，一些职工牺牲在抗震抢险救灾第一线。[3]
专家看法
许光建：从2006年中石油中石化上交特别收益金开始，中央企业逐步建立上缴红利制度，这是重要的改革措施。应该说，上缴红利政策推出是很及时的。上缴红利的比例，大家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研究，究竟上交多少比较合适，每个行业情况不同，应广泛论证。[3]
其他信息
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包括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
二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逐步实现以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为基础，重点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划清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重点是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研究将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三是进一步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将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四是进一步理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化社会领域改革。这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