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简介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罗伯特·安东尼·艾登，第一代亚芬伯爵，KG，MC，PC(Robert Anthony Eden,1st Earl of Avo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丘吉尔的副手担任外相，后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任英国首相。由于他相貌英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强烈反绥靖主张，他深得英国民心，但他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企图再次强硬的对待埃及纳赛尔的时候，却招致世界一片反对，最终辞职下台。在2004年举行了一场调查中，139位英国学者把他评为二十世纪的英国最差首相，而最好的首相则是温斯顿·丘吉尔。
早年
艾登出生于达拉谟郡(County Durham）西奥克兰（West Auckland），一个非常保守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Sybil Grey）则来自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有名的格雷家族（Grey family）。艾登早年入读伊顿公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英国皇家步兵团，曾到法国前线作战，并因战功获颁赠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他的哥哥和一位弟弟，分别叫提摩泰和尼古拉。均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中阵亡。战后，艾登为了实现当外交家的梦想而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精通俄语、法语、德语。1922年大学毕业，艾登未按先前的意愿到驻外使馆工作。他认为“议会是进入外交界的另一条门路”，决定通过竞选议员，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1923年，艾登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当选为代表沃里克和利明顿（Warwick and Leamington）选区的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以自己的仪表、才华和谈吐，获得保守党元老的器重。从此投身于政治事业。同年，他迎娶了派翠斯·伯吉（Beatrice Beckett）为妻，并生了两名儿子，1926年，艾登作为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陪同前往日内瓦参加同际联盟行政院会议。　
1931年3月，艾登与张伯伦一起参加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工党政府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任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们常在首相府与政府各部大臣聚会，为英国参加裁军会议做准备。半年后，艾登经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推荐而出任外交次官，不久即以英国政府副代表的身份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
1926年，艾登在外务部成为国会私人秘书，后于1931年获擢升为外务部次官。1934年，他加入了鲍德温的内阁，除了获委任为掌玺大臣，又被指派为国际联盟代表。他对被任命为帝国掌玺大臣这一职务深感不满，认为“表面上增加了权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甚至连决定政策的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都不是”。　
他与其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家一样，极力主张反战，并努力以国际联盟来维持欧洲和平。从1933年起，艾登多次奉命奔走于巴黎、柏林、罗马、日内瓦和莫斯科，出访瑞典、挪威和丹麦，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会谈。1934年2月和1935年3月，艾登曾两次会见希特勒。他没有被希特勒掩盖其侵略意图的和平诺言所欺骗，主张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努力。艾登的见解在英国政界中引人注目。当时未参加政府的丘吉尔称他为“政府中惟一的优秀成员”。在保守党首相鲍德温改组内阁时，艾登因年龄、资历和政见方面的原因，未能出任外交大臣而仅担任鲍德温首相为他专设的与外交事务有密切联系的职位——国际联盟事务大臣。1935年10月初，墨索里尼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英国外相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企图向意大利行绥靖政策，把阿比西尼亚大部分领土割给意大利。艾登便私底下提出反对。最后，塞缪尔·霍尔爵士因签署《霍尔-赖伐尔协定》失败而辞职，艾登遂接任为外相。年仅38岁，颇有少年得志之势。在那时，艾登曾被认为是领导潮流的人物。当时的绅士阶级一般爱戴圆顶硬礼帽，但艾登却戴杭堡帽（即Homburg hat，这种帽有点像圆顶硬礼帽，但帽缘却稍微上卷，帽冠中央有折痕，而帽身则饰以缎带），结果，在英国成为了新风尚。
生平
艾登上台伊始，对法西斯国家表现出比其前任较为强硬的态度。他在一份研究报告的序言中写道：“决不能仅仅为了安抚德国而让步，因为那样做只能事与愿违，促使它胃口愈来愈大。”1936年3月，在希特勒撕毁洛迦诺公约而进军莱茵非军事区以后，艾登两次约见德国驻英大使，谴责纳粹德国的违约行为。艾登认为英国应对希特勒“会撕毁任何条约做好准备”，却不主张对希特勒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的行动实行军事制裁，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而一旦发生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就意味着“极其重大的风险”。艾登主张通过谈判使德国从非军事区撤军。
1936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内战。艾登要求实行不干涉的原则，并与法国政府公开交换武器禁运备忘录，约定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希望通过“不干涉”来减少战争的危险。艾登反对苏联和各国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正义斗争，也反对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　艾登的外交政策构想与1937年5月出任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产生矛盾。张伯伦梦想通过让步和牺牲别国利益取得所谓“一代人的和平”。艾登则要求推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否则“在这个剑拔弩张的世界上任何外交政策也不会有获得成功的希望”。1938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通过一切手段阻止德意法西斯独霸世界的建议，艾登则表示“我们应该立即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主张加强与美国和法国的联系与合作。而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和西班牙法西斯的活动，艾登认为不能在与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独裁者妥协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张伯伦不同意艾登外交政策的原则和方法，一再越过艾登主管的外交部，竭力干涉外交事务。艾登对此极为不满，到了1938年2月，艾登终于因为不能再接受张伯伦与意大利展开协商而辞职。有着“绥靖船上的大副”之称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艾登辞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艾登辞职不到一个月，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张伯伦伙同法国的达拉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纳粹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遭到艾登和丘吉尔等30名保守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不仅如此，艾登和丘吉尔等人还认为，必须与苏联取得谅解并结成联盟，才有可能获得和平。在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下，英法两国政府派出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艾登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莫斯科谈判，但被张伯伦拒绝。当时有很多意见，认为艾登将会带领其他意见一致的议员，起来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但他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却保持低调作风。结果，艾登虽然在国内仍是受欢迎的人物，但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却大大下降。
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艾登重新被邀请加入张伯伦的政府，成为自治领大臣，但由于这并非“战时内阁”的职位，故此，到了1940年5月，即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和张伯伦请辞以后，艾登没有被考虑为接任首相的人选，结果，首相一职由丘吉尔接任。丘吉尔上任后，任命艾登为陆军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艾登任内，英军未能改变在与德军作战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艾登为加强国防而决定建立“国民自卫队”，号召“年龄在17岁到65岁之间的英国人都起来参军保卫家乡，这一号召得到广泛的响应，第一个星期报名的就有25万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100万人。同年12月，纳粹德国对英国进行“空中闪击战”，英国处于战争危机之中。12月23日，艾登由丘吉尔提名，第二次出任外交大臣。并于1941年成为政治战争行政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内，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在1942年，艾登又兼任下议院领袖。艾登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多次访问莫斯科和华盛顿，与斯大林、罗斯福交换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同意加强英、美、苏三国同盟。1943年10月，艾登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11月底随同丘吉尔参加在德黑兰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决定在1944年5月1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1944年10月，艾登陪同丘吉尔再次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1月，艾登与丘吉尔访问法国，在巴黎与戴高乐会晤。　
1945年2月，艾登随丘吉尔参加克里米亚半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会议讨论彻底粉碎纳粹德国的军事计划，决定战后在德国成立“中央管制委员会”。会议签署《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宣布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必须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其社会制度。会议还就盟国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各国的权益等问题进行讨论。虽然艾登甚得丘吉尔的信任，丘吉尔甚至一再表示，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就由艾登接任首相。但艾登的权限却受到了限制。因为很多重要的谈判，例如和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会谈，都是由丘吉尔本人所主持。然而，艾登依然忠诚地为丘吉尔担当副手。　
当英国工党于1945年的大选胜出以后，艾登的保守党成为了反对党，他本人则出任副党魁。在那时很多人认为丘吉尔应该退休，让艾登继任为党魁。但一方面丘吉尔不愿考虑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艾登仍十分效忠于丘吉尔，所以他没有为此催迫丘吉尔。反而，在这段时候，大战虽然已近尾声，但艾登却因为第一段婚姻的破裂和长子的死讯而大受打击。
1951年，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政，艾登第三次任外务大臣。这次丘吉尔只是为名义上的首相，而同时在冷战气氛日渐浓厚下，艾登则终于首次可以不受干预下，掌理英国的外交事务。纵然英国的力量在战后已经今非昔比，但他仍能在一系列的外交危机中作出有效的应对。早于1950年，艾登已经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因此在1952年迎娶了丘吉尔的侄女，克莱丽莎·史宾塞-丘吉尔小姐（Lady Clarissa Spencer-Churchill）─一位名过其实的天主教教徒。结果，尽管艾登的这段婚姻比第一段要美满得多，却仍然遭到信奉天主教的作家伊芙琳·沃（Evelyn Waugh）所猛烈抨击。1953年，艾登因为胆囊出现轻微疾病，入院进行了一连串手术。但不幸地，他的健康却未能完全恢复，并阻碍了他日后的工作。后在1954年，他被授予嘉德勋章。
外务大臣
艾登上任外首之时，英国正值外交政策方针的调整期，以对应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力量。故此，他支持了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预政策。后来内维尔·张伯伦上任首相后，艾登亦支持他对纳粹德国作合理让步，以换取和平。在1936年，当英国和法国阻止纳粹德国进占莱茵兰失败后，艾登也同样没有提出抗议。但到了1938年2月，艾登终于因为不能再接受张伯伦与意大利展开协商而辞职。辞职以后，他变成丘吉尔的盟友，成为了与保守党的绥靖政策大唱反调的后坐议员。当时有很多意见，认为艾登将会带领其他意见一致的议员，起来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艾登虽然的确反对过《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但他实际上却保持低调作风，以避免党内出现分裂。结果，艾登虽然在国内仍是受欢迎的人物，但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却大大下降。
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艾登重新被邀请加入张伯伦的政府，成为自治领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Dominion Affairs），但由于这并非“战时内阁”的职位，故此，到了1940年5月，即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和张伯伦请辞以后，艾登没有被考虑为接任首相的人选，结果，首相一职由丘吉尔接任。丘吉尔上任后，任命艾登为战争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后在1940年尾获重任为外相，并于1941年成为政治战争行政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内，行政委员会的委员。虽然艾登甚得丘吉尔的信任，但艾登的权限却受到了限制。因为很多重要的谈判，例如和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会谈，都是由丘吉尔本人所主持。然而，艾登依然忠诚地为丘吉尔担当副手。到了在战争末期，艾登则主要被指派处理英国与戴高乐的关系。在1942年，艾登又兼任下议院领袖（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当英国工党于1945年的大选胜出以后，艾登的保守党成为了反对党，他本人则出任副党魁。在那时很多人认为丘吉尔应该退休，让艾登继任为党魁。但一方面丘吉尔不愿考虑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艾登仍十分效忠于丘吉尔，所以他没有为此催迫丘吉尔。反而，在这段时候，大战虽然已近尾声，但艾登却因为第一段婚姻的破裂和儿子的死讯而大受打击。
1951年，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政，艾登第三次被聘任为外务大臣。今次丘吉尔只是为名义上的首相，而同时在冷战气氛日渐浓厚下，艾登则终于首次可以不受干预下，掌理英国的外交事务。纵然英国的力量在战后已经今非昔比，但他仍能在一系列的外交危机中作出有效的应对。早于1950年，艾登已经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因此在1952年迎娶了丘吉尔的侄女，克莱丽莎·史宾塞-丘吉尔小姐（Lady Clarissa Spencer-Churchill）─一位名过其实的天主教教徒。结果，尽管艾登的这段婚姻比第一段要美满得多，却仍然遭到信奉天主教的作家伊芙琳·沃（Evelyn Waugh）所猛烈评击。1953年，艾登因为胆囊出现轻微疾病，入院进行了一连串手术。但不幸地，他的健康却未能完全恢复，并阻碍了他日后的工作。后在1954年，他受勋为嘉德勋爵士。
首相
1955年4月，丘吉尔终于宣布退休，艾登遂接替他出任英国首相。艾登凭借著俊朗的外表、魅力和他在大战的政绩，使他在国内成为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当他一上任首相，便立即举行了1955年大选，并为保守党在下议院带来更大的多数优势。可是，艾登从未出任过有关本土事务的职位，故缺乏处理经济事务的经验。为此，艾登把这些事务一概交给他的副手们，如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等，至于自己则专注在外交事务，并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结成紧密的同盟。而艾登的名言：“要永远以和平为大前提。（Peace comes first,always）”更使他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
但是，这个英、美同盟在日后被证明是徒具虚名的。在1956年，艾登联合法国，企图阻止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因为苏伊士运河自十九世纪以来，都是“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资产，而该公司则正正由英国和法国的股东所拥有。面对著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艾登根据他在三十年代的外交经验，视纳赛尔为墨索里尼的翻版，认为两人皆如出一辙，都是急激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并会入侵其他国家。然而其他意见却认为，纳赛尔的举动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合情合理。
结果在1956年10月，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和尝试斡旋后，最终劝阻纳赛尔失败。于是英国和法国，联同以色列出兵埃及，并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地区。不过在出兵以后，艾森豪威尔立即表示  艾登的盾徽了强烈的反对，谴责这是殖民主义的死灰复燃。至于艾登则忽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都要依赖美国，以致艾登最后不得不向美国的压力屈服，进行撤兵。是次事件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著大英帝国和法国的正式衰落，脱离列强行列。
在苏伊士的彻底失败，使他的声望受挫之余，健康亦因而恶化。但他的财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麦美伦），尽管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其中一位策划人，在此时却乘机巧妙地操纵艾登，使他终于在1957年1月辞去了首相一职，并由自己接任。艾登辞职后，成功挽留了自己的声望，并于1961年被册封为亚芬伯爵。
退休
离开政坛以后，艾登与第二任妻子在维特郡过著平静的生活，期间又写了一本受好评的个人传记，名为《Another World》，除此之外，先后出版有三部回忆录：《回到原位》（1960）、《面对独裁者》（1962）和《清算》（1965）。在1977年，艾登在美国外游时，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在他的要求下，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派出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接他回国，最后亚芬伯爵在1977年1月14日，因肝癌在索尔兹伯里逝世，终年79岁。
从1945年至1973年，艾登是英格兰伯明翰大学的校长。艾登唯一存活的儿子，尼古拉·艾登（Nicholas Eden)(1930年─1985年），在1977年以前称为艾登子爵，也是一位政治家，因艾滋病早逝。艾登的长子，西门·艾登（Simon Eden），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英国皇家空军在百慕大的一次行动中阵亡。艾登与西门的关系十分要好，故他的死讯对艾登造成了很大打击。有关艾登的文件和政府档案，现正存放于伯明翰大学，以作特别馆藏。
私人生活
离开政坛以后，艾登与第二任妻子在维特郡过著平静的生活，期间又写了一本受好评的个人传记，名为《Another World》，除此之外，他亦写了几本政治回忆录。在1977年，艾登在美国外游时，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在他的要求下，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派出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接他回国，最后亚芬伯爵在1977年1月14日，因肝癌在索尔兹伯里逝世，终年79岁。
从1945年至1973年，艾登是英格兰伯明翰大学的校长。
艾登唯一存活的儿子，尼古拉·艾登（Nicholas Eden)(1930年─1985年），在1977年以前称为艾登子爵，也是一位政治家，曾在艾滋病早逝。艾登的长子，西门·艾登（Simon Eden），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英国皇家空军在百慕大的一次行动中阵亡。艾登与西门的关系十分要好，故他的死讯对艾登造成了很大打击。有关艾登的文件和政府档案，现正存放于伯明翰大学，以作特别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