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
简介
马林科夫一直都与贝利亚有着良好的私交，但是之后马林科夫却在最后抛弃了贝利亚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卫国战争中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马林科夫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日丹诺夫死后成为斯大林决策的核心人物。[1]在1953年3月9日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上，有三个人讲话：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当时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为第一把手。3月14日，马林科夫辞去中央书记职务，由赫鲁晓夫等五人组成书记处。6月26日，处决贝利亚。9月13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2月，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195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1958年3月，赫鲁晓夫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成为苏联第一号人物。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两年内，曾经对外表示“核武会导致世界毁灭”，反对继续制造核子武器并探索与美国的和解之道；但是这样的行为都引发党内强硬派的反对。
人物生平
马林科夫在穿越阴谋迷宫的官道上轻车熟驾，善于左右逢源，虽曾一度失宠，但在制造列宁格勒冤案中又东山再起。晚年看破红尘，皈依东正教，然而却无法赎清其罪行。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于1902年1月8日出生在奥伦堡（今契卡洛夫市）一个小官员家庭。1918年他志愿参军奔赴战场，在连团旅三级部队中工作，从未冲锋陷阵、跃马疆场，只不过是一名胜任案头工作的小政工干部而已。1920年4月入党。1921－25年期间，在莫斯科一所高等技术学校学习。1924－25年期间，虽然有许多党员、学生倾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但他却坚持斯大林路线，谴责“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并向中央反映应该把这些人清除出去。这一点很受斯大林的赞赏，立即把他调到中央机关工作。1925年初，莫斯科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那些曾经支持过托洛茨基的人，他马上钻了进去，成为中央和莫斯科机关的“权势分子”，是参与清洗大专院校的领导人之一。仅1925年，经过他的手被开除出党的师生就达九万人之多。
马林科夫的妻子瓦·阿·戈卢布佐娃是党中央机关干部，并非寻常一般的妇女，他靠了她的美色和善于交际应酬，结识了不少党的高层人物，因而得以逐步踏上显赫的仕途。
首先发现马林科夫政治嗅觉灵敏、善于钻营、对总书记绝对忠诚并具有特殊才能的是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把他推荐到斯大林办公室去工作：先在斯大林的秘  马林科夫荣登《时代周刊》封面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手下当差，后任特别处处长。1930年卡冈诺维奇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又提升他为莫斯科市委组织局负责人。他每次见到斯大林后，就到处对人说：“好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一样。”在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看来，他的才干充分体现在清洗莫斯科党组织中所有的反对派分子身上。
1934年十七大后，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著名口号，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来填补被清洗掉的老干部的权力真空，于是马林科夫应运而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下子就被斯大林看中而跃升为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部长，掌管全党的人事大权。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把叶若夫提升到党内领导集团的最高层，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并接任了卡冈诺维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于叶若夫炙手可热、权倾朝野，马林科夫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在叶若夫与卡冈诺维奇的争权夺利中采取同叶若夫结成密友的办法，互相狼狈为奸。
1936年上半年，叶若夫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检查党证”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为尔后的党内大清洗作组织准备。马林科夫在这次“检查党证”活动中最突出和最大的功绩就是发明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干部档案制度。这个制度是专门用来整人的，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种制度。在那本个人是无法看到自己的档案材料中，不仅装有干部本人按上级要求写的各种文字材料，而且还有别人写的各种证明、检举和揭发材料，特别是还有组织上背着干部本人所作的各种政治鉴定材料，只要组织上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可以把档案材料抛出来，随时都可以给予某一干部以各种不同的处分、判刑甚至处决。
对1936－38年期间的大恐怖的幕后策划者当然是斯大林，但操刀者却是叶若夫。马林科夫虽然没有直接登台表演，但在那些受到斯大林操纵的最重要的秘密机构里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当中，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员，他所发挥的作用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并不相上下。他无论是悄然隐居于自己的办公室，或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中都曾进行过若干恐怖活动（还参加过好几次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施以酷刑的审问）。当各地党组织的书记们遭到逮捕或枪决后，急需遴选一批新人接替，这一工作又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
马林科夫像一个机器人，有一张隐藏着杀气腾腾的圆脸，一簇黑发蓬蓬松松地横披在额角上，身材矮胖肥大，谈话时面部有时显示出微笑，这就赋予他一种灵活的神情。他的外表呆板，给人以不良的印象，所以他的同事们背后都称他是“癞蛤蟆”。
1938年底叶若夫下台了，代之以贝利亚。尽管1936年马林科夫在他主编《党的组织》杂志时曾大肆吹捧叶若夫是“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社会主义真正的卫士”、“向叶若夫学习、致敬”，等等，但当风向一转，他马上同叶若夫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同时不仅与卡冈诺维奇重新修好，而且马上巴结上贝利亚，同贝利亚沆瀣一气，其亲密程度如同昔日的叶若夫一样。由于他在穿越阴谋迷宫的官道上轻车熟驾，善于左右逢源，特别是在调配干部和建立干部档案制度上深受斯大林喜爱，所以斯大林对他吹捧叶若夫并不在意，不仅没有疏远他，反而予以重用：从1939年3月起，让他当上了中委、中央书记、中委会组织委员、中央干部管理部部长和苏联人委会副主席。
卫国战争爆发后，马林科夫成为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曾参加过领导列宁格勒、莫斯科、沃尔霍夫、斯大林格勒和顿河等地抗击德军的战役。由于他在负责苏联空军飞机供应的特殊任务中不断提高飞机产量，因而曾获得列宁勋章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3－45年期间，他还担任过苏联人委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地区的经济恢复委员会主席。
二战结束后，马林科夫领导过一个专门负责拆迁德国工业设备的委员会。在此期间，他同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因而种下了列宁格勒冤案的祸根。1946年3月，他跃升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正当马林科夫处于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之际，由于日丹诺夫告了他的黑状，以及沙胡林事件的发生，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发生，祸起萧墙，使他一度失宠，被调离中委会到塔什干去工作。后经贝利亚从中斡旋，他才又被调回莫斯科。
1949年初，斯大林开展反犹太运动，马林科夫除了只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外，并未直接参与，而是同贝利亚串通一气，说服斯大林相信列宁格勒党组织和来自列宁格勒的干部中正在策划一场反对党中央的阴谋。经过斯大林的首肯，根据诬陷的材料，制造出一起骇人听闻的列宁格勒冤案。他不仅亲自领导该案件的侦破和用酷刑审讯外，还在事后销毁了一切与该案有关的文件。
1949年12月，在斯大林70岁寿辰前，马林科夫建议释放关押在集中营中的503375名中有7岁以下孩子的女犯，理由是可以为国家每年节省16600万卢布来供养孩子。斯大林的批示是：“从即日起，那些妇女按各自居住的地点参加强制性劳动”；“但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判处徒刑的妇女不在此列”。
——这次释放一批带孩子的女囚犯，可以说是斯大林一生中所施的“仁政”。
1950年10月，列宁格勒冤案结束之后，马林科夫在党政事务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已被排斥于斯大林的小圈子之外，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人则跻身于斯大林的小圈子之内。马林科夫之所以能够再次成为斯大林的宠儿，除了他本身具备奴才的条件之外，还与斯大林嫉贤妒能、不能容忍在自己身边出现出类拔萃之辈密切有关。
1952年10月，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斯大林根据二战中就开始编写、1951年11月后由250名专家教授修改过几遍的经济学教材送审稿定名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交十九大讨论。马林科夫得知西伯利亚有一位学者也写了一份经济学的手稿（与斯大林所审定的小册子内容基本相似），马上作了汇报。斯大林大发脾气，不仅将那位作者开除出党，而且还怀疑是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泄密，并把波斯克列贝舍夫赶出了克里姆林宫。这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一经出版，不仅发行量极大，而且流传很广，在几十年内被宣布为“经典”的“天才”的著作，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学习讨论之用。
在十九大上，斯大林因重病在身，只讲了6－7分钟的话，他把宣读中委会的报告交给了马林科夫。与此同时，马林科夫当选为中委和中央主席团委员，并进入了主席团的九人执行局。
斯大林逝世后，对医生们和莫洛托夫等人的“末日审判”自然结束。马林科夫当上了部长会议主席——中国各地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火车站，都悬挂着他的巨幅标准像，同毛泽东的巨幅像并排在一起。不久，赫鲁晓夫当上了党中央第一书记。
从1953年3月19日起，马林科夫开始反对个人迷信。他提议4月份召开苏共中央非例行全会，专门讨论个人迷信问题，并起草了反个人迷信的讲话和决议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而未开成会。1953年7月2－7日召开讨论贝利亚问题的中央全会时，马林科夫除了讲贝利亚问题外，还着重讲了反个人迷信问题。
1955年2月，马林科夫因力不胜任，请求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经批准，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
在1956年2月二十大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人大声疾呼，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7年6月，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取消了马林科夫的中央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资格，保留党籍，调任哈萨克共和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后又调到埃基巴斯图兹热电站任站长）。
1961年7月二十二大时，由于马林科夫参与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加以他的大量罪行被揭露，所以会后就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出党。
1962年，马林科夫离职退休后回到莫斯科，同卡冈诺维奇一起住在伏龙芝滨河街的一所公寓里，但素不来往，也不参加玩多米诺骨牌。过去他坐惯高级防弹轿车，而且还有侍从前呼后拥，如今只有花钱买票、靠他妻子陪伴着搭乘公共汽车去看望他的子女，有时在路上还要遇到麻烦（比如有一次老党员弗里德曼抓住他质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集中营呆了15年？”），因此，他以后外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马林科夫平时在家里，生活全靠妻子照顾，既不写回忆录，也不与平民百姓为伍，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自从1987年10月他的妻子死后，生活就靠保姆照顾。由于精神空虚，在他晚年的最后几年中，由无神论观点转而信奉东正教，用全副身心加入了一个宗教唱诗班，祈求上帝宽恕他的罪恶，并坚决要求在他死后为他举行宗教葬礼。
马林科夫死于1988年1月14日。
早年  斯大林与马林科夫马林科夫1902年1月8日生于奥伦堡（今俄罗斯联邦奥伦堡州首府）一个职员家庭。奥伦堡是南乌拉尔地区的一个重要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1917年3月建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十月革命后，该城成为革命武装和反革命武装势力的必争之地。1917年11月14日，哥萨克军队首领杜托夫在城内发动反革命叛乱。两月后，1918年1月18日，在哥萨克 贫民支持下，由工人、士兵和波罗的海的水兵组成的武装部队解放了奥伦堡，7月3日被杜托夫再次占领，1919年1月22日最后解放。马林科夫在1919年志愿参加红军，次年在前线入党，先后在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骑兵连、团、旅和政治部做政治工作。
发迹内战结束后，马林科夫进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担任该校党委书记。1925年毕业后，马林科夫被选拔到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先在中央书记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主管的“特别处”任副处长兼政治局的文书，后在斯大林秘书处任秘书。1930年，卡冈诺维奇被派往莫斯科，领导和整顿“反对派”势力一直很强的莫斯科州委员会。马林科夫随之前往，负责组织部门的工作。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要保证事业成功，必须正确配备能够实现领导机关决议的人员，并组织对这次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作为组织措施之一，会议决定在中央设立党的机关工作部，主管干部调配、机构设置、组织管理等事务。马林科夫被任命主持该部工作。1934年底基洛夫被害后，苏共加紧了审查和更换党证的工作。马林科夫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领导。这项工作于1936年基本完成。在1937年2—3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提出，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不断巩固，随着苏维埃国家的继续向前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愈来愈尖锐。马林科夫是肃反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直接领导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列宁格勒等地的肃反运动。
劳动英雄马林科夫于1937年12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3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干部管理局局长。
1941年2月，鉴于侵犯苏联的战争威胁日益增长，“亟须把工业提高到巩固国防所迫切要求的水平，并改进对工业的领导”，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最大限度地关心工业和运输业的需要，对企业提出恪守政治纪律和生产制度、厉行节约、不断改进和掌握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等具体的经济政治任务。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会议决定在市、州、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建立由几个书记分管工业和运输业的制度。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到1941年年中，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预定的1942年指标的86%。在这次会议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成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集中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的国防委员会。马林科夫是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1941年8月，他在列宁格勒战线。1941年秋冬两季，他极积参加组织在莫斯科郊区击溃德国法西斯的战役。1942年3月，他前往沃尔霍夫战线。1942年7月至9月，在斯大林格勒和顿诃战线。1943年3月前往中央战线。在此期间，他还领导了研制新式武器装备、飞机和发动机的工作。1943年9月，苏联政府为表彰他在战时艰难条件下对增产飞机和发动机做出的特殊贡献，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43年起，红军开始把敌军大批逐出苏联国境。恢复收复区的经济提上日程。同年8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关于恢复从德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经济的紧急措施”的决定，马林科夫被任命为恢复收复区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在修复住宅、学校和医院，恢复工业企业和农庄农场生产方面做出了成绩。1945年11月，由于胜利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任务而获列宁勋章。
部长会议副主席1946年3月，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此后经常参与国内外重要活动，发表涉及内外政策的讲话。1947年9月底，他出席在波兰举行的苏东国家的代表会议，作了介绍联共（布）在国民经济领导工作、党的建设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活动情况的报告。1948年,马林科夫与日丹诺夫一起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1949年11月，他在莫斯科庆祝大会上作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报告。1952年1月，马林科夫五十寿辰又获列宁勋章。
1952年10月，联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审查并通过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55年，工业生产水平比1950年提高70%左右，生产资料的生产约增加80%，消费品的生产约增加65%。会上，由马林科夫作了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三年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马林科夫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发展农业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他批评“在农业的领导上，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办法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的现象仍然没有消灭。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的领导者往往忽视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就农业技术、牲畜饲养，劳动组织以及其他农业问题向所有的区，集体农庄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发出同样的指示”。马林科夫还指出，加强领导干部的挑选，正确地组织考查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批评“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这种违反党的挑选干部和提拔干部的方针的行为已在一些组织中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很自然，这种情况常常引起堕落和腐化”。
短期执政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次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3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提出“恢复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马林科夫辞去担任近十四年的中央书记职务。同年9月3日，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3年7月，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了关于贝利亚“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进行反党和反国家活动的报告。会议决定把贝利亚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处理，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把此案交最高法院审理。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作了施政报告，表示在继续贯彻苏共十九大的政策方针的基础上，着手对经济发展作初步调整。鉴于苏联的轻工业落后，日用品匮乏，他要求在坚持原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传统方针的同时，加速发展轻工业。他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已有一切条件来迅速提高日用品的生产量”，“我们的任务是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转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同时，马林科夫说，必须使“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以便在“今后两、三年内”生产“充足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他认为，必须采取“若干广泛的措施”，“首先是在发展农业落后部门中增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地纠正和改变我们对集体农民私人副业的不正确的态度”。“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大大降低集体农民私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并决定，修改集体农民农业税征收制度，每一个集体农民家庭的现金税平均减少约二分之一，并把过去几年中没有付清的农业税尾数完全勾销”。
此时，赫鲁晓夫连续几次在中央全会上批评马林科夫分管的农业工作的问题和缺点，并提出大规模垦荒是“增加谷物生产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1954年—1955年，决定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马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开荒1,300万公顷。为开垦荒地，1954年农业投资额增加了4亿卢布。“垦荒计划”打乱了马林科夫原来制定的经济计划部署。接着，赫鲁晓夫又在1955年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利用所谓轻、重工业比问题指责马林科夫。他说，近来一些人“在中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起来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阶段，发展重工业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这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经宣传过这种观点”。
马林科夫在1954年3月对选民的讲话中曾说，“新的世界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不久，苏共中央主办的《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文章写道，“世界文明毁灭论”是对世界人民的恫吓和讹诈，是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面对侵略者的要求实行投降，是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1955年2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辞职“申请”，说他“对农业中所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负有责任”，“由于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我没有在部里或任何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这就对我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会议接受了马林科夫的“申请”，并于次日通过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的决议。
政变1956年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相继解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政府中的重要职务。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于1957年6月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议撤换赫鲁晓夫。经过四天讨论，结果以七比四的多数通过解除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朱可夫调用军用飞机抢运大批委员进京召开会议。赫鲁晓夫撇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经过七天的争论，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支持赫鲁晓夫的决议，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罔诺维奇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指责马林科夫等人在“反党的基础上勾结起来，打算改变党的政策，使党恢复苏共二十大所谴责的错误领导方法”。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随后,马林科夫又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职务，调任哈萨克共和国任乌斯卡麦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马林科夫在1968年退休，迁回莫斯科居住。
马林科夫的改革
苏联伟大领袖，苏联的建设者——斯大林去世后，作为其部长会议主席的接替者，马林科夫掌握了苏联的政权，但是后来成为克格勃主管的贝利亚和主管中央政治局的赫鲁晓夫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争夺。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由于卫国战争已经结束，农民纷纷期望苏联政府能够取消余粮征集制，并开始着手恢复经济，马林科夫开始了一项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首先，在政治上，他首先使用“个人崇拜”这个术语来总结苏联在斯大林晚年时的不正常的政治情势，并首先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具体行动是在理论上做了相应的论述，在苏共党内开启了消除个人崇拜的进程，逐步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纠正工作，提出了集体领导原则。其次，马林科夫主导了平反冤假错案和健全法制的工作，医生间谍案、明格列尔案、克里米亚案等一大批冤案的受害者得到平反，处决了斯大林晚年冤假错案的直接制造者贝利亚，改组了由贝利亚掌控的凌驾于党、中央、司法机关之上的内务部，恢复了检察院。
经济上，马林科夫认识到苏联在日用消费品工业在生产、产量、质量等方面都是落后的，由此提出了均衡发展战略——向重视重工业那样地重视轻工业，用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去发展轻工业，开始将经济重心调向轻工业、食品业和农业，将生产的重心调向日用消费品上来，将经济生产的目的定位为“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生活文化水平”。
马林科夫坦率地承认苏联粮食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一些农业生产部门依然落后，农民付出的很多却没有得到应得的东西，蔬菜以及畜牧产品没有满足人民的需要。由此开始着力解决“二农”问题（农民、农业）。
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诸如提高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允许农民自由经营自留地和个人副业、降低对农税收的标准和农民副业缴售的标准、免除农民拖欠的农业税款、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方针以及创造性地提出要培养农业技术干部。马林科夫的主张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农民有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当时甚至流传这样一种传言，即马林科夫是列宁的外甥或养子。
行政上，马林科夫着手调整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精简机构、精简报表（公文）、缩减行政费用；纠正吃大锅饭、不计成本的生产模式，加强经济核算，调整银行信贷政策，制裁亏损企业。
外交上，马林科夫紧缩关于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将外交重点由消灭帝国主义转为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上来——回归了列宁的主张。
他开始摆正军事与经济的关系，提出经济将担负不起过于庞大的军备，指出核军备没有意义，实际上就是主张节制军备。
在马林科夫对外政策的主导下，苏联恢复了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缓和了苏联同土耳其、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与阿富汗、印度、芬兰等国家有了不同层次的往来。这时期，苏联的报刊上开始出现了“缓和”这个名词。
实际上，苏联这一系列外交上的获胜是对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发起的冷战的沉重打击。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马林科夫对原有的斯大林模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修改，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改革中的大部分措施与邓小平的改革类似，但是这类改革并没有引入市场机制，是在计划经济内部对计划经济的完善。
改革的成功与局限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苏联1953年的消费品增长率第一次超过了重工业的增长率。
政府开始考虑福利问题，国家用于消费的支出占预算的比例上升，对应的是，军备的比例下降。
在1953和1954年间，两次降低了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蔬菜和葡萄降幅高达50%，面包下降10%，肉类下降15%，衣服下降14%，皮鞋下降8%，香水下降10%。
农民的现金分配增加了两倍多，增至42亿2千万卢布。人们切实地感受到了“新方针”的实惠。
同时，纠正了部分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大清洗所带来的弊端，稳定了社会秩序，也是人们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客观上调动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在农业上，苏联连续两年迎来了大丰收，谷物的出口使苏联获得了大量的实惠，一方面保障了工业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内的需求，进一步带动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在社会福利上，马林科夫保障了失业工人的权益，从而将苏联的社会制度更加完善，大大缓和了社会上的矛盾，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显得更为公平。
从各个方面看，在马林科夫改革后，苏联的经济都出现了回暖的迹象，并且生机勃勃，具有相当程度的潜力。可以想象，如果这一改革可以持续下去，那么至少在未来的五十年以内，苏联的经济仍然将保持高速、健康并且稳定的增长，那么冷战的结局将极有可能发生变化。
但是，问题出现了。实际上，我们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具有时代局限性是因为我们是从历史过来人的角度出发，是在其局限性已经体现出了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才真正认识，或者开始认识的。而在当时，斯大林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即便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凭借着斯大林模式，苏联只用了一个五年计划就完全恢复至战前的水平，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程度。
因此，马林科夫的改革无疑是及时的、高瞻远瞩的，但是很可惜，往往这种及时的改革也不会被人们所认同，只有当其遇到危机时，人们才会思考变革，这也正是马林科夫改革最终失败主要原因。
马林科夫模式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改革本身的失败，即不是由于改革的某项措施，或者改革本身不符合苏联国情，从而导致苏联经济衰退而不得不终止，事实上，马林科夫的改革相当成功，并且它是被人为的，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官僚人为的终止了。
马林科夫模式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马林科夫的改革触动了苏联官僚阶层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官僚的强烈反弹，而马林科夫本人又属于适合集体领导制的类型，对赫鲁晓夫一再忍让退步，最终被赫鲁晓夫等人赶下政治舞台，流放到下层，改革被迫终止。
对马林科夫模式的分析首先，从政治上来看，马林科夫的改革无异于一种恢复列宁时期的民主的风格，并且从个人来说，马林科夫也希望出现集体领导。而且，马林科夫取消了苏联官僚阶层的大量特权，并且精简了大量冗杂的机构。显然，宽松、清明、廉洁的政治环境将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马林科夫的政治改革不仅仅有助于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减少了社会内耗，使公务员真正成为“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马林科夫在面对反对派时态度相当犹豫，并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其次，从经济上来看，马林科夫的改革克服了斯大林模式中最大的弊端，那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马林科夫所主张的主要是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因此这对促进苏联国内消费相当有帮助，同时，这大大改善并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环境进一步稳定，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显著提升，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进步。这种健康的体制将非常有益于苏联的经济沿着良好的轨道继续发展。　此外，马林科夫下放了企业的自主权，这就使得企业有了更多的空间发展，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计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损耗，并刺激劳动积极性。不过，由于分配原则与计划是否完成仍然挂钩，企业和个人为了达成目标而人为缩小计划量的现象仍然没有改变。
但是，从长远来看，轻工业优先毕竟不是一个可以保持国家国防实力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业项目，不过可以考虑斯大林模式和马林科夫模式结合使用，就如同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互相辅助一样。
从外交上来看，马林科夫的外交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能够充分地孤立帝国主义国家，为苏联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而宽松的外交环境。同时，放松了对东欧国家的经济管制，给了东欧国家充分的自主权，使东欧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国家的线路，而苏联也有可能借鉴这些改革的经验，相辅相成，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马林科夫的改革基本上是符合苏联的国情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当有益的，如果长期实行应该能起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