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淄博煤矿工人大罢工
事件背景
淄博煤矿位于淄川、博山境内，是山东省较早采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矿所之一，先后被德国、日本等列强所攫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淄博煤矿工人从未间断过为自己权益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经过王尽美、邓恩铭、王用章等人在矿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之后，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一批先进分子，从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1923年秋后，中国共产党淄博矿区支部（又称淄川支部、淄博炭矿工人支部、淄川鲁大支部）在淄川矿区建立。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淄博工人开始了更加深入自觉的反日反压迫斗争。淄博煤矿工人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淄博煤矿工人就已积极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借口“积煤过多，运输困难”，先后两次宣布停工半个月，并于1926年3月2日突然宣布裁员，这引起了淄川煤矿工人的坚决斗争。斗争取得了胜利，为以后的斗争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1927年，矿区的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加强党对矿区的领导，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共淄博章县委员会”。1928年，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集中力量在淄博矿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职工运动。这年1月下旬，在迎接阴历年关时，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25日清晨，工人在淄川煤矿北部的工人居住区一带张贴告示，其内容有：“本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正午在龙王庙召开煤矿工人大会，协议提高工资。”（佐滕时臣：《鲁大公司二十年史》，第87页）到会者100多人。会上，李英杰等矿区工人领导均发表演说，痛诉矿工牛马不如的地位和生活，激励工人斗志。强调“全体工人联合的迫切重要性”，大声疾呼“要求煤矿当局……提高工人的工资”，并高举写有“工人联合大会”字样的大旗巡游附近住宅区。26日，在龙王庙举行会议，并散发印有《中国共产党十大要求》的传单，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八小时劳动制，增加工资，救济一切失业工人”等要求。这次集会虽然没有形成罢工，但却扩大了党和工会的影响，为以后的矿工斗争准备了条件。
事件经过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职工问题决议案》等决议，并修改了党章，对于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煤矿工人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会后，各地党组织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干部深入各地煤矿，积极恢复和建立党与工会组织，领导工人斗争，使得煤矿工人运动开始走向复兴。1928年6月下旬，山东淄川炭矿工人大罢工就是中国煤矿工人运动走向复兴的标志。
1928年4月9日，国民党新军阀开始了第二次北伐。4月30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济南。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济南惨案在全国激起了反日浪潮，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淄川炭矿工人运动日趋复兴。192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举行第三次全体执委会议，通过了《目前政局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分析了山东的局势，明确了在政局转变时期的任务。提出要“认真地开始做职工运动，提出群众的经济要求，在群众间做广大的宣传，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建立群众组织及党的基础，打破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并指出“为建立党的组织基础与工作基础起见，省委应将所有人力财力，集中在济南、青岛、淄张、潍县、鲁北五区”（《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第283页。以下简称《选编》）。会后，中共山东省委派张洛书、李英杰等深入淄川炭矿所属的八行、十行、南旺、石谷等井，发动群众，筹建工会组织。他们先后在各井成立起20人为一小组、100人为一大组的基础组织，并选出了组长和代表。1928年5月，“淄川炭矿工会”在淄川炭所南门外洪山镇盛街成立。工会领导机构是“淄川炭矿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蒲文泉，副委员长韩长甫，组织委员张德水，宣传委员车锡贵，武装委员王聿信。同时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八行、十行、南旺等各井建立了纠察分队。工会会员很快由3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党员也发展到80多人，为淄川炭矿工人罢工准备了组织和群众条件。
济南惨案发生后，1928年5月6日和10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接连两次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再告山东民众书》，表示“我们应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非达到日兵全部退出山东，侵略的主权完全交回为止”。并提出日本从淄川炭矿撤退，“完全交还中国管理”。山东省委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淄川炭矿工人，他们渴望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掀起反日罢工斗争。1928年6月，在淄川反动政府的逼迫下，工会被迫迁到洪山镇铁路以东的马棚里。6月18日，反动政府又派人堵了马棚的门，工会转移到马家庄南庙办公。这时，中日合办的淄川炭矿传出裁人的消息，更加激怒了煤矿工人，他们纷纷要求立即举行反日罢工。国民党新任淄川县长陈学海刚刚上任，尚不能控制矿区，而我党在矿区领导的工会组织已建立近两个月，并逐步加强。西河、博山党的工作亦有加强。工人们反日爱国热情很高，都希望在工会领导下大干一场，特别是外工工人，斗争要求更为迫切。在此情况下，矿区党组织决定由工会领导开展罢工斗争。6月22日，张洛书、李英杰和工会委员们连续召开了工运积极分子会议，决定于6月25日晨6时组织淄川炭矿全体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矿方裁减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增加抚恤金，改善待遇。并于马家庄南庙召开罢工大会，选出车锡贵、蒲文泉、王聿信为代表，一方面向县长陈学海申诉罢工理由，争取同情；一方面组织发动工人进行斗争。同时，各工会支部选出代表组成了罢工组织委员会。6月22日、23日，各代表在各井串联发动群众，约定时间统一行动。6月24日，淄川炭矿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宣言指出：“以前屡次裁人，我们因为团结不力，更无代表工人的工会，所以忍痛一割，甘心而忍受了。我们经过屡次的碎割，我们已具有相当的觉悟和决心了。知非团结不足以解除此种的痛苦。”“现在日本人在胶济沿线二十里以内横行霸道的时候，各地难民逃难者接踵在道。民命待援，外交束手，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不料公司在此民生凋敝之秋，竟置公理于不顾，决然将我们裁减数千，使我们流为难民，全家老小，就此分离。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庄严宣布：“本会应全体工友之请求，定于本月初八日实行大罢工。誓死力争，非达到目的而不罢休。”与此同时，淄博炭矿工会给鲁大公司发出信函，申述罢工原因，提出了要求条件，限令在6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表示不达目的不罢休。其要求条件如下：“（一）里工的：（1）工资在五毛以内者加四成，在八毛以内者加三成，八毛以外者加二成；（2）一年一个月的花红分两季发；（3）一年三节放假，春秋节各三天，年节十天，工资照发；（4）不准开除工人；（5）不准虐待工人；（6）因工致死赔偿三百元；（7）因工致残永远按工开钱；（8）因工受伤，工资照发，医药费由公司担负；（9）学徒年限不得过四年，工资至少四毛；（10）临时（工）一律归里工，工资至少五毛。（二）外工的：（1）工资一律改为发大洋；（2）工资一律增加两毛；（3）不准虐待工人；（4）反对裁人和派歇班；（5）取消坐班；（6）定期开钱；（7）一年顶少一个月的花红，分两季发；（8）一年三节放假，年节十天，春秋节各三天，工资照发；（9）因工受伤工资照发，医药费由公司负担；（10）因工致死赔偿三百元；（11）因工致残废永远按工开钱；（12）危险的洞子，工人说不干就不干。”　（《淄博煤矿史》，上册，第138—139页）对于工会提出的条件，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拒不答复。于是，6月25日（农历五月初八）拂晓，淄川炭矿近万名工人在工会领导下全部实行了罢工。这是中国煤矿工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罢工。罢工开始后，工会在马家庄南庙召开罢工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七八百名工人，提出“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反对日本霸占路矿”、“与日本经济绝交”、“提高工资”等口号。炭矿的中日资本家闻讯后，立即派出曾在济南“五三”惨案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后进驻炭矿的日军松田中队前往镇压，这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满腔怒火。他们为了保卫罢工大会，与全副武装的日军展开了英勇搏斗。日军抓捕了罢工领导人车锡贵、李成孝、王聿信等人，但工人们并没有被吓倒，仍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并夺取了日军1挺机枪和3枝步枪，始终没让日军冲进会场。下午2点多钟，淄川县长陈学海、公安局长蒋野章等人以调解为名来到了会场。陈学海表示说：“我是三民主义者，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决不错待你们。你们先上工，三天内条件我可以担保。”（日本驻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一耕致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电）当他污蔑罢工时，立即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工人们包围了他们。直到他们被迫答应向日本兵交涉放人之后，才把他们放出会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党组织和工会决定将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各回本矿井坚持斗争。晚上，张洛书、李英杰等和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们分析了形势，提出新的条件，研究了继续向鲁大公司进行交涉、争取释放被捕工人的办法。并把提出的条件印成传单，到各矿井散发。淄川炭矿的党和工会组织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一方面揭露国民党淄川县政府勾结资本家、出卖工人的罪恶勾当，一方面坚决要求日军释放被捕的工人，增加工人工资。经过工人的坚决斗争之后，被日军捕去的工会领导人及5名工人均被释放。矿方答应不再打骂工人，不付半工和不扣工具钱等条件，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随后，矿区党和工会组织在淄川黄家庄赵家沟召开秘密会议，总结这次罢工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敌人更加残酷的镇压和保存实力，必须改变斗争的方式，进行分散活动，继续发动和领导群众，准备新的斗争。
在经过南庙罢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的加强和压制，淄博煤矿工人斗争进入了低潮时期。随着第二次北伐的进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山东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脱党，有的自首。但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煤矿党组织仍坚持在危难的时刻进行斗争，积蓄力量，迎接新一次斗争高潮的到来。根据山东省委“要艰苦忍耐地去发展工人的日常斗争，以扩大党组织”的指示，矿区党团的负责人车锡贵、张德水和蒲文泉、刘洪庆等在矿区各矿井秘密联络同志，恢复健全党的组织。5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史长森加强博山的建党工作。经半年的努力，建立了中共博山特别支部，史长森任书记。1928年9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整治党务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中指出：“淄川炭矿工人革命情绪仍一天天地高涨，在半公开工会组织底下的工人已经有了3000多人，最近部分的临时罢工极多。”1928年11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各地党务情形的报告》中谈到党的组织情况时说：“大荒地共有5个支部，同志21人。此外，石谷2人，华坞和西河各1人（石谷、华坞、西河都是附近的矿井），共24人。”由此可见，虽然革命处于低潮，环境极端险恶，但党的组织还在活动，斗争还在继续。
在这一时期，中共山东省委不断对淄博矿区斗争进行联系和指导。省委于1928年12月13日派人到淄川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六大”的决议案，并派邓恩铭担任淄博煤矿党的负责人。
1929年春，曾任国民党政府洪山公安局长的周曰坡成立了“淄川矿业工会筹备委员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他积极支持矿工提出的许多要求。矿区早期工运斗争的积极分子都积极参加了他领导的工会组织，并成为骨干力量。淄博矿工开展了增加抚恤金和提高工资的斗争。6月25日，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大仓组经营的南定矿业所华坞煤矿发生冒顶事故，工人李长福、李长裕、张克福、王二根等4人被压死。第二天，淄川炭矿南旺分矿工人司继武又被煤车撞死。事后，中日资本家企图对死者只支付40元的抚恤金了事。全体矿工群情激愤，以1924年中国政府农商部矿业条例第21条“因工作死亡者，给予五十元之葬费，并给予其遗族二年以上之工资”（《政府公报》，1924年，公文之第2966号）为依据，提出两项条件：（1）最低限度治丧费50元。（2）以两年工资做抚恤金。并派周曰坡为代表持公函赴淄川第二矿务局与矿方进行交涉，同时致电农矿厅呼吁。但是，中日资本家竟拒绝会见工人代表。于是，工人们把死亡工友的遗体抬到矿所大厅里抗议示威，并正告淄川县长和煤矿当局，若不答应工人们的要求，就举行罢工。日本驻淄博领事机构的官员与国民党淄川县长相勾结，反诬工人“以死亡者的尸首为策略的工具是不纯正的行动”。中日资本家则坚持先由死难者遗族收殓尸体，同时支付“正当的抚恤金”，并放出风来说如果工人坚持过高要求就关闭煤矿，以此向工人施加压力。矿工们认识到光靠谈判是达不到目的的，遂于7月15日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请愿、罢工斗争。1000多名工人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结队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打着巨幅标语，高呼“提高工资”、“工人优待”等口号，散发传单。游行队伍自矿区开到淄川县城，向县长提出“增加工人死亡抚恤金”、“增加工资”等条件，要求县长把工人的条件转告矿方，迅速答复。与此同时，还向驻博山的山东第二矿务局请愿。淄川县长和矿务局长被工人声势浩大的请愿吓慌了手脚，赶紧打电报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农矿厅请示办法。迫于工人们的强大压力，国民党省政府和日方代表于8月13日答应发给每个死亡工人丧葬费50元和两年工资230元为抚恤金，另给薄棺一具。为了达到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之目的，8月20日，矿工们又开始了怠工斗争。包工头看见工人在井下睡觉也不敢过问。有些平时随便打骂工人的矿警见工人心齐力量大，更不敢轻举妄动。整个矿井生产陷入瘫痪状态。华坞煤矿原来每班300人下井，日产煤500车。工人怠工以后，日产仅30车。中日资本家、包工头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他们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增资要求，“包工人（采煤、运搬等）对于所属工人，增给日额铜元十枚”。通过斗争，工人们不仅取得了增加抚恤金和提高工资的直接利益，还取消了大包工制，由工人自己选举代表实行小包工，减少了大包工头的中间剥削。
淄川炭矿工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博山、西河地区中小煤矿的工人。特别是这些煤矿上的机工，他们首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遭到资本家拒绝后，9月1日，这几个矿的机电、绞车、钢炉、翻砂等机器工人举行了罢工。时值阴雨连绵的秋季，由于工人罢工，排水等设备停止运转，直接威胁着矿井的安全。各煤矿资本家一面向国民党山东省农矿厅请求镇压，一面与驻淄博的山东省第二矿务局商讨对策。资本家对于工人的要求只答复按原有工资增加一成，并提出加薪之前先行复工。此时，适逢西河地区的悦升煤矿矿井大量涌水，正在排泄。资本家丁敬臣怕纠缠下去积水淹没井下的机器设备，便首先答应给机工每人每月增资3元。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感到“值此共党潜伏，乘机反动，极应从速解决，免为利用。且机工要求加薪，关系待遇问题，而机工之外尚有数十倍之采炭及其他种工人。若无极当处理，将来一触即发，恐至不可收拾”。遂指示第二矿务局与县政府出面，与工人交涉，达成了协议。工人工资分别增加10%—30%，工资按月直接付给工人，不再由工头支付；每月发给房金补贴；因工受伤治疗，药费由资方负担；每年有8天的例假日；实行8小时工作制，最多不能超过10小时。罢工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动作
为了扑灭矿区工人斗争的革命烈火，国民党政府在疯狂镇压共产党的同时，大力组织黄色工会，抢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929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宣布成立“淄博特区工会筹备委员会”。这个黄色工会领导人中的政治倾向各异，各派相互倾轧。年底，筹委会主任韩国桢因倾向革命，同情工人，被迫离开了淄川。筹委会也停止了活动。1930年，旧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任命臧华年、胡建民、张晓初等9人组成“淄博区矿业工会整理委员会”。1931年2月，“淄博区矿业产业工会理事会”成立，顾炽、刘明月、李文成三人为常务理事。“工整会”和“淄博矿区矿业产业工会理事会”以“劳资协调”为口号，企图扼杀淄博煤矿工人运动。他们一方面向工人灌输“奉公守法”的奴役思想，要工人在资本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极力引诱工人走向妥协的道路；另一方面暗中与中日矿业资本家串通一气，出卖工人利益，成为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1930年5月3日，南定矿业所日本资本家无故宣布停工，将工人全部驱逐出厂，所欠工资也不发给。千余工人忍无可忍，于5日手持木棍包围了矿业所，“不独禁止日人出入，且断绝一切交通，扣留食品”，停止供水电，要求立即复工，增加工资。“工整会”头目臧华年却以“工人代表”的身份与矿业所长高显达、淄川县长、第二矿务局长、省政府工商厅、农矿厅委员进行“协调”，屈从日方旨意，于5月15日签订了所谓“复工”协定。协定第一条就是“复工后工人必须服从公司监工员之正当指挥”。工人不仅没有达到提高工资之目的，反使日方矿商取得肆意惩办“不良工人”之权柄。1931年3月，淄川炭矿石谷分矿矿警无理辱骂、扣押工人李继英、李长锡，激起了该分矿工人的义愤，百余矿工聚集起来与矿警讲理。警官吴金铎殴打李继英，向工友开枪。矿方又立即调来矿警100多人，包围现场，拘捕工人3人并将其剥光衣服鞭笞拷打，引起了淄川炭矿全体工人的反抗，他们要求黄色工会向公司提出交涉，公开向工人道歉，赔偿工人损失。而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秦启荣和黄色工会理事顾炽、李文成反诬工人聚众闹事，威胁以“勿滋事端，若不知悛改，仍希逞私忿，则法网俱在”，把工人的强烈斗争镇压下去。黄色工会的这一切所作所为擦亮了工人的眼睛，使工人们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从而打破幻想，为冲破黄色工会的控制，又多次开展罢工斗争。1931年，淄川炭矿石谷分矿工人杜祥辉等领导15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给刚成立的“淄博区矿业产业工会理事会”以有力的打击。1932年7月，淄博各地方煤矿资本家组成的“矿业公会”制定决议：自7月7日起，各公司一律裁减工资四分之一。各矿工人奋起反对，自7日至9日间，举行了罢工。淄川、博山两县除鲁大公司及博东公司外，参加者达万余人。矿业资本家每日损失达4000余元。同年，博东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中日资本家不答复，并无理开除7名工人，这引起了全体工人的罢工，生产完全停顿。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实行白色恐怖，淄博煤矿党组织屡遭破坏，工人运动失去革命政党的领导，加上黄色工会的欺骗、控制，一次次的工人斗争都被扼杀了。淄博煤矿工人的革命斗争走向了低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