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治
基本信息
词目：法治
拼音：fǎ zhì
基本解释
1. 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需要指出的是，儒法两家在人性和治国理念的方法上表面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实质上两家的观点有着内在的相同之处，即法家的“性恶论”与儒家荀子的“性恶论”接近，法家的“法治论”与儒家的“人治论”在本质上都是“人治”。同西方的“性恶论”和“法治论”相比较，法家“性恶论”的适用范围小于西方的“性恶论”，法家将君主和国家、以及高级别的官吏排除在“性恶”的范围之外，而西方的“性恶论”则包括所有的社会成员；同理，法家的“法治”是“君权至上”、“国权至上”的法治，西方的“法治”是“宪法至上”的法治。[1]在传统中国法人治精神的哲学基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性善论，一种是性恶论。前者的推论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存亡取决于人心，其结果是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这种理论和实践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之中，这种哲学相信，人只要发掘内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这种道德完善同时又是做一个称职的统治者的先决条件，这与西方政治学传统中的性恶论恰成对照。后者的推论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本善，更不相信礼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为人性是恶的，所以现实中的人总是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因此为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人性加以利用，表现在政治态度上应该取法而排礼，具体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恶制恶、以杀去杀、刑期无期的重刑主义，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来制定和掌握，这就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和人治法律的产生。[2]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性善论哲学基础上，也不是以纯粹的性恶论为其理论依据的，而是这两者的结合。儒家两家的理论本身就决定了，无论是从性善还是从性恶出发，最后在实践上都必然要滑到专制和人治的行列。因为性善论的教化成果和内心的自省挖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一两位在位者的潜移默化之功，社会风气依赖于他们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谓的德治和礼治便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极少数人的言行为标准，要求全体臣民赋予这些人以示范性和绝对的权威性，最终导致以这些人的意志为全体臣民的意志，并通过制度和法律而强制推行，使专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恶论的法家由于将权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赋予了君主，使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甚至可以是强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违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国家，于是必施重罚。皇帝可对全体臣民施用法律，唯独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监督制约，这样，皇权成了绝对的、不可替代的强制力，法权只是这种强制力的表现和延伸。[3]性善论与性恶论之所以殊途同归，对立统一于人治之中，其奥秘即在于儒法两家都不是从人本身来探讨人性的。与其说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学术或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并且涂上了浓厚的现实色彩。而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因此，有了这个前提，儒法两家不管对人性怎么探讨，发表什么高见，九九归一都不免成为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这也就是汉以后儒法合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础。虽然中西法哲学都得出了人性自私、性恶的相同结论，但是法律对此作出的反应却有所不同。法家对人性自私的利用是通过赏罚机制来推动人民为君主、为国家服务，进而限制人民的权利；把法律视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恶的工具。其实质是“国家主义”法治观的体现，国家主义也是着眼于权力的运转，但它主张国家的至高无上性，认为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4]
2. 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3.具体含义：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
详细解释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家提倡的“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无论在理论上如何高瞻远瞩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可以表诉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应当说，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并不少见。行政机关往往借助手中的“立法权”，纷纷行使行政权力扩张法律化，也借助于手中执法权力及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法家“垂法而治”的再版。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5]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因此，“依法治国”成为仅仅理解为依据大量出自有据的规章、政策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这种“叶公好龙”式的法治观是法治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传统专制主义、人治主义和宗法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典型特征。[6]
英语翻译
“法治”一词与英语中的“rule of law”并非一一对应。英语中的“rule of law”也可以指法律原则或某一具体问题的案例判决。[7]法治可译为“supremacy of law”或“rule of law”。"rule by law"与"rule of law"有区别。
法治概念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亚里斯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又是指一种依法办事而形成的法律秩序，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在追求经济自由、追求政治民主、反抗封建过程中逐步建立的，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
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法治意义
法治意味着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正当性。
法治与人治的联系
法治相对于人治更稳定；法治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法律救济。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两者都强调了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的过程。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人民主权。
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义的法治）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由此可见，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仅仅强调法律的形式化方面，还并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的法治）的更深一层的内涵。
依法治国的标准
通过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权力；强调良法的治理；通过宪法确立分权和权力制约的权力制衡关系；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确立普遍法的司法原则。
我国成为法治国的条件是：1.制度方面：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系统的法律体系，权力相对平衡和相互制约，司法体制、执法制度的健全和其人员的高素质，健全的律师制度；2.思想方面：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在《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的标志。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这里面强调七个方面：（1）在立法方面，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2）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性；（3）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4）国家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形成和良性循环；（5）“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制度的有效的保障；（6）尊重、保障和实现；（7）国家的法律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幸福。这些实际上是综合性的。
第二，在我们国家实行法治还需要注意一点，我们国家的法治不是内生性的，而是一种外发性的，是在外力的启发诱导下来进行的，所以我们的法治有一种天然的不足、天然的缺陷。同时，我们的法治不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一个农业文明比较浓厚的情况下提出的，所以物质储备、经济条件也有些问题。而且，我们国家过去所要强调的一种人治、人的统治的传统，所以现在要对传统进行这么大的变革的时候，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现在法治建设中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面临着国情与理想、变革法制和守成法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反对与经济增长、本土化与国际化、普适性和地方性等矛盾。这表明我们的法治建设离成功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现在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过程，离目标还比较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三，为实现法治，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四个方面：（1）市场经济的发展；（2）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完善；（3）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公民的民主、法律、道德意识的提高；（4）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和法律监督体系的完善。

各种解释
宏观历史，“法治”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中的解释各不同，主要有：
1、让一些懂得集体效益更大化道理、义理、法理的人或群体制定一定的制度、规范及相应的强制措施，用制度和规范对具体人的行为进行强制，则是法治。
2、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法律由人民制定，统治者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形式上统治者只对法律负责，统治者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
3、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需是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或法规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4、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
法治涵义
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具体体现
1.立法方面。强调法治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二是研究国家的情况；三是考虑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强教育；四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 
2.执法思想。国家执政人员要严格执行法律。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严格依法执行；法律规定不同详的或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公正地处理和裁决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关键。国家必须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
优越性
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会说话，不能象人那样信口开河；第四，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第五，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第六，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第七，实行一人之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力。
缺陷弥补
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重要性
现代大部分国家都认同法治的重要，虽然他们产生法律、立法代表的方法不太相同。法治的好处在于能防止有特定的个人凌驾法律而伤害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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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司法等领域的各类法律规范及其制度。任何一个政权要维持正常的国家机构的运作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必须用法制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人的利益。法治则意味着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而且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此保障社会主体认真对待和遵从法律，切实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从另一个方面看，法制存在于各种政体之中，有国家就必然有维护国家秩序的法律和制度，而法治的实践只会存在于民主与共和的政体之中。[1]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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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法治》讲述了：《宪政概念双语丛书》是一套外国专家为中国人撰写的普及性的宪政概念学术著作，为中国学者和决策者以及关心未来宪政改革的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和备选方案。每一《法治》尽可能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历史回顾、概念的基本含义、相关的基本制度、瑞士的相关制度和实践、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转型实践中的教训、前瞻性研究。内容既有涉及不同概念的导论，又有实际范例。《法治》为丛书之《法治》分册。
图书目录
第一章 西方主要法律传统中法治的历史发展
1 引言
2 英国普通法传统中的法治
2.1 中世纪法律至上观念及其对现代自由的影响
2.2 17世纪主要的宪法冲突
2.3 议会至上和基本法
2.4 权力分立，或更确切地说：制衡原则
3 近代的发展
3.1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法治和／或以(唯一的)基本法体现的人民意志
3.2 德国的法治国理论(依法治国)
4 结论
第二章 当代法治
1 怎样理解当代法治？
2 法治意昧着有效的人权保护
2.1 直接的宪法保护
2.2 国际人权标准的宪法化
3 法治与民主
4 法治与联邦制
第三章 法治的新走向和面临的新挑战
1 法治和过渡期
2 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法治
3 法治与全球化
国际恐怖主义被认为是最新的挑战：法治之外的地区和人们
4 法治会被滥用吗？
第四章 瑞士的法治
1 宪法性原则
1.1 引言
1.2 法治的宪法性原则
1.2.1 法律作为国家活动的依据
1.2.2 公共利益标准
1.2.3 比例原则
1.2.4 诚信原则
1.2.5 国际法
1.3 关于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原则
1.3.1 人身保护令
1.3.2 公正审判
1.3.3 获得审判的权利
1.3.4 法院的独立和公正
1.3.5 违宪审查
1.4 基本权利
1.4.1 作为基本权利的人的尊严
1.4.2 平等保护和禁止歧视
1.4.3 青年和儿童
1.4.4 基本社会权利
1.4.5 作为个人和集体权利的言论自由
1.4.6 经济自由
1.4.7 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1.4.8 非常时期的权力
1.4.9 权利的实现
1.5 政治权利
2 瑞士的法治与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传统的对比
2.1 欧洲人权公约
2.2 人民与作为终局裁决机关的法院
2.2.1 人民主权
2.2.2 对于“法”的不同理解
2.2.3 引入公法概念
2.2.4 分权原则
2.3 民主和法治
2.3.1 作为自由保障的民主
2.3.2 对联邦法律的有限违宪审查
2.4 国际法
……

基本信息
副标题: 决策者概念指南
作者: 巴里·海格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5-4
页数: 98
定价: 8.00元
装帧: 简装本
ISBN: 9787562026242
内容简介
专门论述法治问题的文献很多，读者面前的这个小册子既不是这类文献中最新的，也不是最著名的。它之所以被选人本丛书主要是因为下面的原因。
首先，它是一部专门针对亚洲文化背景、并且主要是为了帮助亚洲和西方学者就法治问题展开对话而撰写的。(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前言”中有详细的说明，兹不赘述。)由于这个缘故，本书提供了一种历史、文化、社会和法律的比较视野，对于亚洲社会的读者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审视法治概念颇有帮助。
其次，尽管作者通过本书表达了他个人的观点，尽管法治概念本身并没有所有人一致同意的定义，但是本书关于法治概念和理论的论述与其说是独出心裁的，不如说是对其核心要素的综述。换言之，读者可以透过本书对法治概念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有所了解。
再次，本书涉及范围虽广，但其篇幅简约。加上其文字浅显明白，很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最后一个原因是机缘。1999年本书被翻译为中文时，我曾受委托对中译文进行评审，之后我撰写的审查报告，除了对译文质量作一般性评估之外，也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这一特殊机缘使我在编辑本丛书时很自然地想到它，并且感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担任本书的审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