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二代
何谓二代
“二代”特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二代”是和“一代”相对应的一代人。具有不同特质和阶层归属的“一代”是在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他们的物质条件、教育方式等从一定程度上“遗传”给了他们的子女（“二代”），“二代”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特征与“一代”密切相关[1]﻿﻿。
族群特征
农民工二代以80后、90后为主，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相关报道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二代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农民工二代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4.这是一个数以亿计、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庞大群体。在身为“民一代”的父辈渐渐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时，他们前仆后继涌入高楼大厦间继续寻梦。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一些“民二代”偏离了人生航向，迷失在犯罪的丛林里
心理问题
2010年5月4日，浙江台州三名“90后”农民工通过网络、手机等相约集体自杀，两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被救活。三人家境都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面临众压力，重负之下选择自  民二代杀。专家说，工作不顺、爱情受挫、经济不独立、看不到未来，这些都是促使青年人不想活的因素。
这一事件无疑反映出未成年人面临的某些心理问题，但这一心理问题的形成，看不出与年龄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还记得去年11月份，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自杀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么？尽管杨元元有较为渊博的知识，一度寄望于知识改变命运，但在母亲借宿这样旁人看来算不得多大的挫折面前，她却感觉无力跨越。无论是杨元元还是浙江台州这三名“90后”，他们都可能存有一定心理问题，但他们都因看不到未来，所以会选择同一种消极的归宿。 
“民二代”们面对脑海中描绘的种种精彩未来，现实中却又无所适从，即使一个很小的困难，都可能成为压倒他们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时候，我们总是自我安慰，“人比人，气死人”。与“民二代”的困境重重相比，叫人无法忍受的却是“官二代”、“富二代”们，别说其面前摆着一根草，就是横亘着一座海拔极高的困难大山，在家庭权钱资源的运作下，跨越之轻松甚至激不起一丝快感的回味。
作为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同龄人，大多“民二代”同样曾有一颗热情拥抱社会的红心，只不过，过窄的向上通道已严重束缚他们努力翱翔的翅膀。只有当向上成功攀爬成为更多“民二代”的可能，未来与希望才会在他们心中冉冉升起。
梦归何处
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2010年春节刚过，一场缺工潮席卷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媒体争相报道这些地区农民工劳动力的短缺带给企业的生存危机。 
而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位北京西客站地区的民警向记者描述：元宵节前后，北京西客站每天平均滞留30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地上地下黑压压到处都是人。这些在春节后潮水般涌到都市的农民工，一时无处安身。 
一份来自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目前中国近2亿的农民工队伍中，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占到60%以上，成为当前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针对这部分农民工，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又叫民二代)”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浙江大学理工学院管理分院副院长游建章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尴尬的边缘人
城市对于农民工，实际上是“经济接受，社会排斥”。社会各界都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逐步破解直至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帮“民二代”圆城市梦 　　城市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建筑工地上，一群年轻农民工坐在马路牙子上，一手用筷子穿两个馒头，另一只手端着盛菜的饭盒，吃得那叫一个香。家里装修的、 饭店服务员、做家政服务的、送快餐、快递的，尽是些稚气未脱的十七八岁的孩子……  
他们就是“民二代”——上一代农民工的子女，新一代农民工。“民二代”都是“80后”、“90后”，据有关部门统计，“民二代”占了目前农民工数量的六成以上，全国约有上亿人。  
“民二代”与他们的父辈，虽然都是农民工，却有着明显的代际区别。上一代农民工能吃苦耐劳，只要有钱挣，再脏再累的活也不怕，甚至忍辱负重，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一般是能忍则忍。而“民二代”的价值观有着明显的不同。或许因为他们的“三高”——受教育程度高、对就业岗位的期望值高、物质精神享受要求高，他们不如父辈能吃苦、能忍耐，许多人会因为吃得不好、宿舍没有空调、上不了网、加班多，甚至只是挨了老板白眼就拍屁股走人。  
“民二代”与他们的父辈虽然都做着同样的梦——城市梦，可两代人的梦又有很大的不同。上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如果城里待不下去了，就卷铺盖回农村种地，心里也没啥不平衡的。而“民二代”的许多人就出生在城市，或者是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的，对城市的渴望比父辈强烈得多，他们根本就不会也不想种地，不熟悉农村，就算城里待不下去了，他们也不想回农村。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只是城市的“过客”， “民二代”则想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上一代农民工的城市梦还只是个梦，“民二代”则要把梦变成现实！
城市的生活很精彩，但也很无奈。“民二代” 比他们的父辈更“纠结”。 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目标明确，决心也有，但路径呢？如雾里看花。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现行的诸多制度、政策等等，通往城市的路上障碍重重，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城市对于农民工，实际上是“经济接受，社会排斥”。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愿意回到农村，“民二代”成了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  
令人欣喜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首次写进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明这个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重视。一号文件中虽然只写了“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么20多个字，却字字千钧，意义非凡。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在北京视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民二代”也许不如“富二代”、“官二代”那么吸引眼球，但上亿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年轻的群体，他们的状况如何、出路怎样，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足够的关心、关注，逐步破解直至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城市化进程，帮新生代农民工圆了城市梦。
迷茫之后
在大量“民二代”涌入城市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犯罪问题尤其突出。  民二代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针对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做了一项专门调查，2008年，该院受理的“80后”、“90后”农民工犯罪人数为1591人，2009年为1684人。 
据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2009年全年，该院共受理审查起诉的占总数56.2%的犯罪嫌疑人都为“80后”农民工，其犯罪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谋取不法经济利益的侵财性犯罪为主，尤其以盗窃、抢劫犯罪最为突出。 
而另一名北京市某监狱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地表示，目前，“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现象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对比之下，“80后”犯罪多以侵财为主，刑期相对较短，但是，“90后”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呈现多样化，刑期从有期到死缓不等。 
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分析，首先，一些“民二代”进城后心理失衡、抗生活压力能力差。他们多为独生子女，虽然生在农村，但父母对他们偏爱有加，从小娇生惯养，很少干过农活。他们一方面对电视、电影里看到的“高档次的生活”心生艳羡，另一方面却又不具备勤劳致富的耐心和能力。但又心有不甘，于是铤而走险。很多“80后”农民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都是因为“干活辛苦，盗窃、抢劫来钱快”。 
其次，不少“民二代”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非常淡薄。大部分人读到初中，有的甚至是小学就选择辍学。由于素质偏低，生存技能差，适应城市生存能力不强，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又低的工作，并逐渐沦为城市新的贫困群体。再加上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本身的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无独有偶，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一项数字调查表明，近年来，在他们处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有70%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张丹丹称，他们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0%都是“民二代”。这个数字令政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深感震惊，宁波市中级法院刑庭的法官表示，他们今年将把此作为一项重点课题来调研。 
对此，一些社会学专家指出，因为现行的体制和经济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希望给自己的梦想找一个寄托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能一直面对迷茫。
犯罪剖析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文化程度较低。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的居多，其中绝大多数初中尚未毕业，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导致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大多集中在对职业技能没什么特殊要求的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犯罪频发区也集中在这两大领域。 
2.法制观念淡薄。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庭上交代完犯罪情况后，甚至会问，我可以回家了吧？他们很多实施了犯罪行为还不知道已经构成犯罪。 
3.生活水平、质量较低。由于他们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占有比例较低加上社会分配不公，对财富的认知程度缺乏，价值观念迥异，自我价值无法体现，干任何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及羡慕同龄人的生活方式等诸多客观原因组成。 
4.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生存状态，将视觉和现实人为地画上等号，缺乏明确的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无法加入社会的主流。容易被社会忽视，造成一种被抛弃和遗忘的错觉，极容易出现人格上的自卑、畸形，乃至较强的反社会情绪，加重了心理无法承受的能量，一旦这种能量爆发，将给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5.就业状况不稳定。他们在出门打工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听信老乡或熟人的介绍，在不做任何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带上很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来到完全陌生的大都市。由于盲目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势严峻(今年年初乃至春节后形成的用工荒问题另当别论)，加上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不讲诚信拖欠工资，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体系及相应的救济手段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了犯罪。 
6.生活以同乡同村等方式结群或者组织为主。选择在一起打工谋生的目的，一来彼此互相有个照应，二来可以用家乡话欺骗客户和偷工减料。这种方式就成了诱使他们步入歧途的温床。 
7.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了社会地位极大落差，产生失衡心理，而引发犯罪。他们既羡慕他人出手阔绰，尽情享受生活，又不愿意通过双手去创造财富，就会铤而走险实施不劳而获的犯罪行为。 
8.文化生活单调。业余生活枯燥乏味。由于长年累月过着一种重复的“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基本没有什么业余文化活动。即使有一点空闲也通过打牌、赌博、看黄色录像、上网等方式消磨时间。他们学习效仿影视、网络游戏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伎俩，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9.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救济。农民工生存环境恶化，政府保障手段滞后和不到位，从而诱发犯罪。 
10.边缘化的生存状态。 
11.社会不良思潮的引导。
专家建议
对待二代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与其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再“打击、保护、挽救”，不如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当前的形势下，一是要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
二是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有法可依，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坚决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同时，要尽快出台针对农民工权益维护统一的法律、法规。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要动员各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政府各部门共同协作，优化社会环境，加强社会管理，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为二代新市民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外来农民工能在当地安居乐业，融入社会主流文化，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从“民二代”身上找到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就业状况不好等客观因素，甚至也可以从医学角度分析其心理疾病等深层次问题，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作为与“富二代”的同龄人，大多“民二代”同样曾有一颗热情拥抱社会的红心，只不过，过窄的向上通道已严重束缚他们努力翱翔的翅膀。人人不仅应生而平等，人人还当拥有希望，没有希望的社会不可能拥有精彩的未来。简而言之，当成功对更多“民二代”来说成为可能，未来与希望才会在他们心中冉冉升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