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叔孙通
生平
  电视剧《楚汉传奇》叔孙通形象叔孙通，薛县人（今滕州市南，张汪镇故薛城人），初为秦待诏博士，后被秦二世封为博士。见秦将要灭亡，逃回薛城旧地，归附正在盘踞薛城的项梁。项梁败死定陶（今山东西南部，万福河上游）后，通跟随楚怀王。怀王为义帝，迁至长沙，通留下侍项羽。
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率领诸侯军队攻取彭城（今江苏徐州），通转投汉军，并举荐勇武之士为汉争取天下。汉王拜其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王高祖统一天下后，在定陶被诸侯尊为皇帝，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得知便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召儒生与其共订朝仪。
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王大臣都依朝仪行礼，次序井然。叔孙通所订朝仪简明易行，适应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他因功拜奉常，其弟子也都进封为郎。
高祖九年，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祖欲废太子刘盈，通以不合礼仪劝阻，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惠帝即位后，使制定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司马迁尊其为汉家儒宗。[1]
简介
面谀——叔孙通护身通变的秘诀  《汉殿论功图》秦汉易代之际，叔孙通以一介儒生，而能游刃于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机敏圆滑。其中的秘诀，正如《史记·卷九十九》中两鲁生所言：“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诚然，“面谀”是叔孙通的一个护身符，同时也是他通达权变的策略。秦二世时，陈胜起义，群博士议论此事，皆曰是造反，二世面有怒色。独叔孙通见秦朝衰退之势不挽，同时也为了保命，只好顺应二世胡亥的心思违心而进言：“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这番话极大的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安慰了二世些许惶恐的心理。最后，那些言造反的博士被投进了监狱，叔孙通却得到了厚赏，并被拜为博士。叔孙通进言后出宫后，即脱身回到故乡薛地。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儒服”对于儒者来说，是一种学派身份的外在标志，“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对于儒者来说，儒服是儒者群体成规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这里面蕴含着讲仁义礼乐、救世爱民等儒家伦理规范和文化意义，穿儒服就意味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学派和俗世众人，而要自觉的履行弘道的责任。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面对穿儒服的人时，就要以儒家标榜的规则和理念为参考去要求或者希望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叔孙通的“变其服”实际上意味着对自身儒家身份的剥离，对自身责任的放弃。
在秦末汉初那个纷纭扰攘的政治舞台上，与叔孙通形成对照的是郦食其、陆贾。郦食其在求见刘邦之前，已经被明确告知：“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然而郦食其坚持以儒生的面目出现，一句：“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令刘邦“起摄衣，延郦生上座，谢之”。不卑不亢的态度显示出了他立足于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优势对世俗秩序中的权贵的傲睨。陆贾在刘邦面前时时称引诗书，凭着真诚和炽热的信念对汉初缺乏文化底蕴的统治者做着艰难的启蒙。这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邦曾经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对之以意味深长的一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一问掀起了反思历史的热潮，总结秦之所以失天下和汉之所以得天下成了当时普遍关注的论题，而讨论的结果对汉帝国意识形态的转变具有重大关系，刘邦本人也因此受到了儒学的熏陶。“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self-esteem）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郦食其、陆贾的姿态正显示出了这种自重，他们努力以道制势，坚持高远的学术理想而对现实政治和君主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生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叔孙通的选择则是通过对自我身份的否定来赢得现实君主的认可，缺乏自信和热诚，是对世俗权力意志的谄媚。
叔孙通另外一次给人印象深刻的“面谀”是：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
一个“故”字透露出叔孙通曾专门结交群盗壮士以待时变进行政治投机的讯息。毋庸多言，这又是一次对儒家原则的背离，其结果是又一次博得了刘邦的欢心，获得了被拜为博士的政治利益。“面谀”的本质是对自己内心深处做人原则的断然放弃，完全遵从权力意志的要求。也正因为逃避了良心的审判，并与权礼意志密合无间， “面谀”这种行为是注定要在现实政治中如鱼得水、处处成功的。叔孙通的这次面谀引起了追随他的儒生的不满与失望，叔孙通对之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一方面固然是安慰弟子稍安勿躁，另一方面也透出了他的自信，虽然天下鹿死谁手还未确定，但是叔孙通永远能够游刃有余似乎是肯定的，这显然是在看透了“面谀”的功效后才具有的。
先秦儒家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提出了“权变”的思想。叔孙通最遭后人病诟的莫过于他的“面谀”了，“面谀”只有在看透本质之后才能做的天衣无缝，才能达到自身利用君权的目的，叔孙通面谀皇帝除了先秦儒家“经权” 思想因素外，还有着对君权“逆鳞”绝对清醒的认识，在他面谀皇帝的表象背后是绝顶聪明的“愚君”。制礼儒家身份获得认可
  叔孙通制礼与“面谀”这种现实政治行为相表里的，是叔孙通学术行为上的多变。据《孔丛子》记载：“叔孙通以法事秦”。联系到秦朝“废书坑儒”意识形态背景和叔孙通机敏圆滑的性格特色，此说应该是可信的。入汉后，叔孙通做得最为轰轰烈烈一件事就是为刘邦“治礼”。礼，据郭沫若推测：“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据考古发掘证实，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基于祭神活动的礼仪。脱胎于原始宗教仪式的礼，具有强烈的禁忌感和极大的威慑力，这在后代的文献记载中还隐约有所反映：“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周公制礼做乐，将礼制扩展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等庞大范围，对周王朝稳定天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时，礼崩乐坏，孔子在固守周文传统的同时，又对其作了拓展，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拈出了“礼”后面的“仁”，在孔子看来，礼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仁爱精神，“人而不仁，如礼何？”
“礼云，礼云，岂曰钟鼓哉！”。我们来看叔孙通制定的“礼”：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烈侯诸将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这是一派多么庄严肃穆、声势煊赫的景象，秩序井然，尊卑分明，令人战栗振恐。对这种仪式最为惊诧的要数那一帮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兄弟了，虽然刘季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无赖的农民，但今非昔比，刘邦摇身一变成了神异的赤帝子，“履至尊而制六合”。从此后他们只能像事神一样供奉、敬畏着他，宫殿里喧呼叫嚷的热闹亲密景象恐怕再不可重现了。这一切正是刘邦梦寐以求的场面，想当初他到咸阳去服徭役的时候，曾远观过秦始皇的伟采，无限艳羡地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斗转星移，人世沧桑，当年无限尊贵的始皇帝早已灰飞烟灭，固若金汤的秦帝国也被陈胜、项羽、刘邦这样的乌合之众埋进了历史的深处。今夕何夕兮，当年一个市井细民如今成了与秦始皇一样尊贵的天子。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种成功的巅峰体验是由叔孙通的“礼”带给刘邦的，正因此，叔孙通得到了“乃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的殊荣。
后世史家司马光目光敏锐，洞穿叔孙通是“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诚然，观叔孙通的本意未必不如此，他是在看透了刘邦对手下那帮兄弟有了厌烦心理的情况下提出制礼的，这样的动机就决定了他必定要以满足刘邦的虚荣心、解除刘邦的烦恼为制礼的根本，而不会到孔老夫子的学说那儿去找“礼之本”。叔孙通明言要用古礼与秦仪混合成汉朝仪，例如“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很明显是秦朝制度的影子，这样做无非是突出皇帝的尊严并且还要让皇帝不觉的繁琐。制礼在很大程度上是叔孙通用来取宠的一种聪明的手端，以此为出发点而做的儒学改革很难称的上是自觉的学术创新，与其说是改革了儒家的“礼”，毋宁说他扭曲了儒学的品格。
但是如果撇开这个事件对叔孙通个体荣辱进退的意义，而把它放进儒家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似乎就具有了另一重意义。儒家在先秦虽然是四大显学之一，但是因为生不逢时，迂阔的议论代替不了战场上的厮杀，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除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令后人感叹唏嘘外，其学术主张并没有引起当时国君的共鸣，所以儒家学派更多的时候是“不治而议论”，对现实政治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不久便土崩瓦解，法家思想也随之变的臭名昭著，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汉朝初定，意识形态建设尚未提到治国要务上来，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除了法家学派外任何一家都有可能借助政权的力量来获得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发展。面对这种历史机遇，叔孙通打着儒家的旗号为刘邦治礼，虽然我们尽可指责叔孙通并非纯儒，他制的“礼”不过是些秕糠，但他的“礼”却获得了刘邦的认可和赞赏，这使得儒家学派最先走入汉朝统治者的视野，有效性与合法性得到了权力意志的极大认可。从此后，叔孙通可以堂堂正正地以儒生面目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使得叔孙通的弟子也“悉以为郎”，保障了儒家学派的传承延续，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谏儒家身份的坚持
如果叔孙通仅仅是一个“曲学阿世、热衷富贵”的无耻小人，那么我们这篇文章大概也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因为道德上的指责总是最简单也最无意义的，而将人物简单地贴上“君子”或“小人”的标签也是对人性复杂状况的漠视。需要提出的是，司马迁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作史目的，站在天道的立场和高度对人事采取审慎的批判态度，“不虚美，不隐恶”，纵使是当时皇帝刘彻，他也敢于明言其得失而不为尊者讳。司马迁评叔孙通为：“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如果叔孙通仅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似乎是不能承此评价的，那么叔孙通究竟是在哪一点上感动了史公？
我们且来看制礼后的叔孙通:
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
此时的叔孙通义正词严，浩气凛然，全然不见一点媚态。在引经据证典证明刘邦废太子与情与理皆不相合、并且刘邦已经做出让步后，叔孙通依然不依不饶，质问刘邦“奈何以天下为戏”,让贵为天子的刘邦感到难堪尴尬和无路可逃。叔孙通此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亲手制定的君臣之礼的规范，支撑着他的是心目中无上的真理与正义，人间的一切势位富贵和等级秩序在这个理想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甚至生命也可以放弃，“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生命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摆脱了庸俗凡常，显得格外美丽动人。而对惠帝的进谏，则显出博古通今、德高望重的气派，“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说苑·臣术》）此时的叔孙通几可称为圣臣矣！这两次进谏折射出了叔孙通对大一统政权真诚炽热的情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希望这个政权遵循理性，期望在国家强盛、政权巩固的局面中获得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而一己之荣辱沉浮在这个政权面前已经是不太重要了。
分析到此，叔孙通的形象似乎太过游移，此一时是没有骨气的虚伪小人，彼一时又是顶天立地的君子，那么叔孙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细加分析我们不难梳理出他的心态：当外界不具备儒家的基本生存条件时，他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决绝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完全的绝望，决绝只是一时的策略；隐忍的同时是积极地寻求突破，他机敏的捕捉外界出现的细微转机，执著地为儒家身份的合法性奋斗；当儒家获得外界的认可之后，他便开始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
中国历史上士与政权的关系极为复杂微妙，一方面，政权的维护与巩固需要士人的智囊，士人弘道也要借助政权来实现；另一方面，政权的专制性品格不可能允许士人有独立的人格，不可能让学术自由的发展，知识分子往往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中来考验自己的良心，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一部中国士阶层史记载了无数读书人的血泪。司马迁对汉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出境有着切身至骨地体任，因此他对士人持宽容的态度，士人但凡有一节可取，即为之立传。正是有这种宽容持正的态度，所以司马迁在描写了叔孙通一次又一次地面谀之后，还能彰显他将刘邦所赏的五百金分给诸弟子的节操。叔孙通在外界环境非常不适宜进行学术活动时，选择了明哲保身、伺机而动，这诚然是一种弱者生存之道，但毕竟大部分读书人都不能成为“杀身成仁”的英雄，这样的选择也许更富有人情味，对士阶层本身的发展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也较有利。处在相同历史语境中的司马迁也许正是看出了叔孙通迂回委曲之中暗含着忍耐和执著，所以才会评他“大直若曲”。如果我们今天纯以理想化的标准来指责叔孙通，而忽视当时的历史环境，应该说是不够客观公平的。[2]
相关事件
事秦叔孙通是薛县（今山东省滕州市）人，因有文才而被秦朝朝廷征召。
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秦二世征集所有儒生，商讨对策。除了叔孙通外，其它人均据实回报。秦二世把其它儒生处罚，而正式委任叔孙通为博士。叔孙通在回答秦二世的询问时阿意逢迎，引起了同僚的不满。叔孙通表示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他随后逃亡回家乡薛县，其时薛县已被起义军占领。叔孙通先后跟随起义军领袖项梁、熊心及项羽。前205年，刘邦率军攻入彭城，叔孙通向汉军投降。后来项羽回来打败刘邦，叔孙通跟随刘邦回到关中。汉高祖亦委任叔孙通为博士，并赐封号「稷嗣君」。辅汉1、制订礼仪
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被拥立为皇帝，是为汉高祖。他把秦朝的礼仪废除，力求简易。当时大臣们在朝堂上经常做出失礼的行为，如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的支柱。汉高祖对这种情况渐渐感到不满，叔孙通向汉高祖建议制订宫廷礼仪，得到汉高祖的同意。叔孙通到鲁国故地征召约三十名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一个多月后，叔孙通邀请汉高祖观礼。汉高祖认为有关礼仪可行，于是命令大臣进行彩排。
前200年，长乐宫落成，汉高祖首次使用叔孙通制订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朝会。《史记》记载是次朝会如下：
天亮时，由谒者掌礼，来访者依次进入殿门。宫中设有车骑、步卒守卫，以及兵器  汉惠帝、旗帜等。殿上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入殿。功臣、列侯、将军及其它军官在西列队，向东而立；文官自丞相以下在东列队，向西而立。大行依爵位高低宣示来宾上殿。于是皇帝乘辇出房，百官手执帜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领六百石薪金的吏员依次奉贺。这时，自诸侯王以下，各人无不肃然起敬。礼成后开始酒会，宫内侍从坐在殿上，全部伏下，以来宾尊卑依次敬酒。九觞酒后，谒者宣布「罢酒」。御史在场内执法，见到不依礼仪的人便立刻把他带走。整个酒会过程中都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汉高祖对是次朝会非常满意，认为自己终于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之处。他委任叔孙通为太常，并赏赐黄金五百斤。随叔孙通入京的儒生获汉高祖封为郎，另外叔孙通把赏赐所得全数分赠随行的儒生。
2、辅佐汉惠帝
前198年，叔孙通出任太子太傅，辅佐太子刘盈。三年后 (前195年)，汉高祖有意改立刘如意为太子。叔孙通以晋献公和秦始皇立嗣不定终致国家内乱的事向汉高祖进谏。据《楚汉春秋》记载，叔孙通曾在汉高祖面前企图自杀，迫使汉高祖收回易储的建议。汉高祖死后，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叔孙通再次出任太常，负责制订汉朝各种礼仪。
汉惠帝曾因前往长乐宫朝见吕后时需封闭道路、导致交通不便，而下令另筑一条复道。叔孙通进谏，指复道处于通往宗庙的路上，后人在路上行走是不敬。孝惠帝想拆毁复道，叔孙通指「人主无过举」，建议在渭河北岸兴建原庙，代替复道通往的宗庙，免除复道带来的影响。
人物思想
叔孙通降汉后，最初常向刘邦引荐盗贼、力士，被同行的儒生埋怨。后来叔孙通向汉高祖建议制礼作乐时，引荐了同行的儒生。叔孙通曾表示，君主在进取、争夺天下时，最需要能打仗的人才。到了守护成果的时候，文人、儒生便比较可靠。
另外，叔孙通认为礼仪是可以因应时势、人情等因素而作出改变，不必艰难地全盘草创。他为汉高祖制订的礼仪即由混合夏、商、周、秦四代的礼乐而成。
历史评价
叔孙通在引荐人才及制礼作乐等事上，多次表示对适应时局的重视。当时有些儒生对其行动态度持不同意见。当叔孙通在山东征召儒生为汉高祖制礼作乐时，有两位儒生不愿同行，指责叔孙通在天下初定时便制礼作乐，行为不合古义。叔孙通取笑他们不通世务。后来，同行的儒生获得汉高祖的封赏后，则称赞叔孙通是个圣人。
后世对叔孙通的作为亦有不同看法。司马迁称赞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制订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古礼失传；又认为他对汉惠帝建原庙的建议是教导汉惠帝文过饰非。
相关成语
“不足挂齿”释义。不足：不值得；挂齿：放在嘴上讲。表示不值得一提。出自《史记 刘敬叔孙叔通传》：“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
历史记载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 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於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馀 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 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 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 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於 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於定陶，从 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 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 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 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 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 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 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 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 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 之。”
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 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馀， 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 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 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柰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柰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