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武汉徐源泉故居
概述
  武汉徐源泉故居武汉徐源泉故居，也称为徐源泉公馆，位于武昌昙华林141号武警大院内。现存三栋建筑，建造于1930年前后，甲栋为西式(法国别墅)风格双层建筑：乙栋为中式风格单层建筑；丙栋为中式砖混结构庭堂建筑，半山有琉璃瓦六角亭。
三处建筑保护较好。
公馆始建于1931年，是原国民党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在老家仓埠修建的私宅。公馆占地4230平方米，呈组群布局，构造精巧别致，既具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兼罗马建筑艺术特点，堪称中西合璧典范。
徐源泉故居(4张)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徐源泉公馆，上世纪90年代，曾进行过局部维修，但未全部修复。为保护好这座近代建筑，公馆权属单位区二中与省市文物部门制订了“缷瓦调架”的大修方案，耗资300万元，对其进行彻底的修缮。[1]
徐源泉
徐源泉（1886-1960年），湖北黄冈人，辛亥首义学生军队长，参加过阳夏保卫战，后曾任国民党军长、集团军副司令官、上将参议等职，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1946年退出政界，1949年前往台湾。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再次住过。
  徐源泉1886年（光绪十二年）徐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父亲研习中医学，常为乡人义诊，平时对子弟皆有教育。父亲去世，徐兄弟姐妹五人年龄尚幼，养老恤孤，全仗一人母亲内外操劳。徐长成后，念及母亲当年的“苦节坚贞”，常叹息“养育之恩，未能报万一”，后来发迹，全心尽孝。
二十岁那年，徐随在武卫左军中任管带的族叔至安徽，入随营学堂学习，后保送进入两江总督端方创办的将备学堂，毕业后入南京陆军学堂任见习（实习教官。有史料记载：徐为南京陆军学堂毕业，此属谬误）。开学两月，武昌举义，清廷唯恐发生如湖北新军那样的变乱，调任张勋部队包围学校，搜捕师生中的革命分子。为了保证教职员工的生命安全，校方决定解散师生，令各自作暂且归乡计。徐源泉和一部分同学由江苏返湖北，至武昌都督府报到。当时，1911年10月，汉口战况于革命军极为不利，清廷军队倾巢南下，以图挽回颓势。湖北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起义军力量。黎元洪派人至徐所住的客栈向军校学生发出邀请，当晚，徐作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召开的军政会议，慷慨发言愿为革命效力。会后，徐号召学生军三百余人，自为队长，连夜渡江到汉口，于大智门火车站与清军激烈交战。此为徐源泉从军上阵的开始，也是他参加国民革命的开始，是他一生功劳薄最为光辉的一页，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细地叙述。
辛亥革命后，徐源泉返江浙寻访军校故旧，在上海，加入光复军陈英士下属的骑兵团，任副团长，后来，骑兵团并入江苏陆军第三师，隶属袁世凯。其后不久，徐源泉应朋友邀，去新疆任军职一段时间。1913年，南归。1914年入张宗昌军，随之去东北，投靠张作霖，为张作霖所器重。任主任参谋。曾率领军队执行解散谢米诺夫部队并收缴其重武器的军事行动 。直奉战争起，徐受令入关参战。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6年被授予将军府克威将军一职。1928年，蒋介石调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向奉系发动进攻，张作霖放弃北京退回关内。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宣布归顺南京政府，奉系军阀势力遂告完结。徐于“回忆录”中也记述了，当时日本所暴露出的对中国北部地区的占领野心——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不久，徐曾率奉系军队驻青岛，威武镇守，重兵戒备，以防内奸与日勾结，引发山东半岛之乱。
徐源泉随东北军编入国民革命军，驻扎北京郊区、昌平、南口，北温泉一带，训练部队，严肃军纪，获上司信任，历任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第十一军军长等职。1929年，率四十八师驻防湖北，参加中原大会战，因战功提升第十军军长。1930年8月，蒋介石在全国设立 “清乡”机构，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3省军队，拟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围剿”。徐源泉任湘鄂西边区“清乡”督办公署督办、鄂湘川“剿共”总司令等职。10月23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主持召开湘鄂赣3省“会剿”。其间，徐源泉列席。1930年至1931年，徐率领所属部队“围剿”湖北共产党洪湖根据地，并镇压共产党在黄安、麻城领导的农民起义（史称“黄麻起义”）。1935年4月，晋升二级上将，1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从1929年起，命运的变迁，将徐源泉的军事生涯又一次地转移到家乡湖北，此后两三年内，徐源泉在老家仓埠建公馆，同时，在公馆的侧面，原仓埠巡衙署旧址上起屋办“仓溪小学”，后改为“正源中学”，即前述“新洲第二中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徐在武昌昙华林修建西方新古典主义公馆洋楼，将家眷安顿在此。每逢战事间隙，徐便赶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有人评价武昌之徐公馆，在当年昙华林公馆群落中，其建筑之华丽，为周围达官富户私宅所不能相比。因为“富甲一方”，所以有人传言：1928年，徐所属部下孙殿英盗取东陵财宝，徐有分赃之嫌疑，此事一直未得确证。2003年末，有乡人在新洲县徐公馆，企图就地掘金发横财，如我文章开头所说：上演了一出现代“寻宝”的闹剧。
上述史实，记载了徐源泉前半生的军人经历——由东北军而靠拢国民革命军，由军阀而归顺南京政府——依照徐在“回忆录”里的说法：从他的个人并不存有私心气度，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前途为重，以孙中山总理遗训为指导方向。至于是否真实想法，我以为没有必要深究。
自1930年，尤其是蒋介石亲临武汉以后，徐对蒋的感情也日加深厚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何应钦等企图重立南京政府，开始暗中于权利机构内封官任职。徐源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人推徐执掌湖北省军政大权，他表示了坚决反对，辞曰：“此际唯一要务，在营救领袖，不应为一省谋，尤不应为一身谋也。”
西安事变平息，蒋介石返回南京，徐正巧在南京，急忙前往官邸探视慰问，惊魂初定的蒋似乎很感动，“引余于卧榻旁，畅谈达半小时，主要促余入川，略示拔擢之意，余坚辞之。（蒋）又娓娓家常话不休……”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受此亲近待遇，最感动的还是徐源泉自己。由这一段文字，也可以推测，蒋介石早已作了退入四川的准备。
抗日战争局势的危急，打碎了蒋介石对徐源泉的许诺。1937年，南京保卫战开始，为了安顿唐生智誓死保卫首都的战时决心，蒋介石将大批军队调派给唐指挥，原以为可以作一段时间的坚持，拖住日军有生力量，赢得军队的喘息，换得南京政府逐渐向西撤退。在这样的情势下，驻湖北的徐源泉部也被派谴，急急东上，参与大战。下为史录：
“大约是27、28日左右（指1937年11月），日军已经越过锡澄线继续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蒋介石以计划已定，让作战组的人先走，他说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缓些时没关系。后来蒋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连在武汉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输送中……”
曾经，徐于中原大战隶属唐生智统辖，后，唐生智领军反蒋，本属敌对之派系，徐对唐的作法不支持。此次，唐慷慨请战，徐不得不千里迢迢赶来南京，重新隶属唐的管属之下。南京保卫战之后，唐至汉口向蒋“请罪”，细叙战败缘由，其中对徐的第二军团略有微辞，徐因此很不高兴。
当时，徐的部队在南京城外围，被先被派守栖霞山，后被派守乌龙山，日军以海空军作强势攻击，徐源泉率军抵抗，但最终未能守住要塞。八日之内，南京城外围，所有的制高点相继失陷，最后陷落雨花台，日军居高临下强攻南京城，南京保卫战失败。
徐和他所率部队，以城外丘陵地带为掩护，得以撤离战场逃得性命。但是城内尚有中国军人十万突围不出，遭到日军残酷屠杀。
这一场生死惨烈的战事，对于徐源泉的心理状况，绝对有着很大的刺激，即便他曾经半生戎马，后几年，他于军界政界坚决引退，不能说与当年南京保卫战的亲历无关。
日军攻下南京，一路西下，直逼中原而来。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外围战役地段选在安徽、江西沿江城市进行，阻挡日军进攻军队，迫使其缓慢侵略步伐。第五战区统帅李宗仁因牙疾复发在武汉南湖疗养院住院，蒋介石委任白崇禧领导战事。当时，第五战区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在安徽境内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前进。杨森部队守安庆，因力量悬殊血战四昼夜退出。徐部由霍山出太湖切断日军后路，令敌人伤亡惨重。第五战区令杨森部及徐源泉部在安徽一带坚守，作持久战的准备。如此才能给从武汉向西南的“大撤退”留一个稍稍和缓的空间——大武汉于沦陷之前的一番升平歌舞，皆由前方将士以血换取。
不久，合肥失守，徐源泉率部退至霍山，8月16日，徐部退至湖北，由廖磊指挥，驻大别山南麓以侧面阻击沿长江北岸来犯之地。9月29日，日军以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攻陷田家镇要塞，10月24日，日军破黄陂，打开通往武汉市的最后一道屏障。徐所属二十六集团军在潜山王家牌楼一战伤亡惨重，徐遂率部往平汉铁路（京汉铁路）以西转移。
此时，武汉保卫战已坚持五个月，经历了大小战役数十次，伤日军陆军五万，击沉舰支过百，毁日军飞机百余架，虽然最终仍然不能抵挡日军绝对的优势，但是也达到了消耗敌人、在一定时间内阻拦敌人前进的战略目的。1938年10月25日，国民革命军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末期，李宗仁病愈归来重执第五战区军权。
武汉沦陷之后，李宗仁检点武汉会战战况，准备“杀一儆百”，严肃军纪以利再战，于是没有后台老板的徐源泉便成了他整肃的第一个目标。1939年，李宗仁以“违反军令”罪逮捕徐至西安关押，电请蒋介石将其撤职拿办。蒋介石是否回电答复？我所查资料未见记录，而徐源泉本人去台湾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话题。根据《武汉市志·人物传》中徐的简介：徐被关押至1942年，经军法总监、湖北老乡何成浚代为在蒋介石面前求情 ，才得以释放。
一个在抗战前线出生入死的军事将领，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关押狱中近三年——这一段经历对徐源泉自然是不堪回首，所以在徐的“回忆录”里草草带过不提。我想他不是羞愧不言，而是愤慲不言——很多往事，不被事主记录，不一定由于淡忘，也许是伤得太深，以至于事后不想再提及。
白崇禧曾于“回忆录”中，详述武汉保卫战。其中，对于徐率领的第二十六军团被日军击溃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一事，认为属理所当然，未作任何负面评价。我猜：李宗仁当时对徐严惩，也不能说没有他（作为一个军事长官）的理由。
下面是我的分析：
从战术上来讲，沿大别山南麓阻拦日军的中国军队，假若战败，依照战役全局的利害，应该沿着长江北岸，边打边退，这样才有可能为武汉市的城防保卫战作一些消耗性的抵挡。徐的部队（当然还包括别的军团的残部）往西北方向的撤离，无形中给沿长江西进的日军让开了道路。
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此事：武汉保卫战——战程长（五个月），战区广阔（包括数省），局部战役次数多，是一场消耗性的大仗——中国军队以最大的牺牲作了最顽强的抵抗（前面已有详述），徐源泉部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向西转移，依照战场灵活作战的原则，此举完全没错，最后时刻，表现了对于个人生命的尊重（自己的生命以及部属的生命）。
李宗仁的思路：徐源泉部应该以死效命，否则就是“违反军令”。
如此评判战事，的确是对艰苦抗战军人的不公。
1942年后，徐在重庆，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这是一个闲官，可能是蒋介石对他的安抚。据徐的回忆：徐的军队已在南京及武汉两大战役中伤亡殆尽，心灰意冷的他，再也没有了统军作战的兴趣。当年，那一个率领三百学生军于汉口大智门首战清军的年轻军人而今安在？人生真是一场梦……
抗战后期，徐源泉全心致力于实业。此前，徐驻军湖北，早已于军事之暇开始商业和工业活动，在沙市、汉口、湖南沿江设码头，购置轮船十余艘，发展内河航运，另在汉口、汉阳开工厂、银行、公司，利用执掌军权的便利，于商业经营中牟取暴利。来到重庆之后，徐驾轻就熟，继续在川江上发展他的航运事业。
1945年，抗战胜利，徐源泉回到武汉，彻底退出军界，全然是一个响当当的一个实业资产者了。1949年以前，徐任大冶源华煤矿公司理事长，在沙市修马路建公园，赞助修建仓埠与邻县相通之公路，成立汽车公司、轮船局、在家乡开办电灯厂、轧花厂、碾米厂、印刷厂、女子针织业社、药店，及其它店铺等等。
据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说，其父亲自1945年以后，一直住武汉市区（即武昌昙华林徐公馆），很少回仓埠徐公馆多作逗留。1947年，徐当选为立法委。1949年初，徐往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广州玩玩，去了才知道，徐已经决定不回武汉，直接经香港然后去台湾。
我一直不清楚：当年，徐源泉为什么扔下亲生儿子不顾，只身离开大陆？有史料说徐“携家”飞港，我推测，可能指的是住昙华林徐公馆内的徐夫人以及女公子徐明。就此，父子匆匆一别，从此后，隔海峡，再也不得见面。
1960年，徐源泉脑溢血在台北中心诊所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