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芮沃寿
人物简介
芮沃寿 ( Arthur Frederick Wright，美国，1913—1976 )是20世纪50年代颇有建树的、知名的、佛教研究的学者，曾在1941—1942年和1945—1948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资格两度来北京进修。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
1929年芮沃寿十六岁时和父母一起到东亚游历，他对佛教的兴趣可能就源自这次东亚之旅，在他家的影集中，有数张亚洲的照片(其中有中国颐和园的门廊，还有日本镰仓的佛陀)。在亚洲游历途中，芮沃寿得到一枚特大号的中国印章，他用这枚印章在挑选出来的几册书籍中盖上大印。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盖有这一印章的书是一本题为《中国画家》(Chinese Painters，New york，1920)的论著，作者是拉斐尔?彼得鲁奇(Raphael Petrucci)，作序者是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 Binyon)，芮沃寿所题日期是1933年5月。
芮沃寿学术研究的起点可以说是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阿尔贝?莱昂?盖拉尔(Albert Leon Guerard)的《一种理想的生存与死亡：古典时期的法国》(1928)(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Ideal：France in the Classical Age)一书的影响。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曾于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师从盖拉尔。由于他对欧洲历史某些问题的特别关注，所以迷上了美学，源自美学的兴趣使他开始对佛教进行研究，从而接触到汉学。
在1935年《斯坦福写作年鉴》(A Year Book of Stanford Writing)中收录的一篇芮沃寿写的题为《卡莱尔与现代气质》的论文，在文章后面的注释中写着：“芮沃寿，英国俱乐部成员。曾在东方广泛游历，东方宗教学者。爱好高尔夫球。明年他即将就读牛津大学。”
在牛津大学，芮沃寿在修中诚(E. R. Hughes)的指导下，开始丰富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除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就开始的对美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他还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大学生文学学会的会员，这类学会是那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芮沃寿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例如有一次轮到他在“大燕”学会做主讲，他选择以日本的茶道为讲演题目。令人震惊的是，为了准备这次讲演，他事先竟特地写信给《日本的茶道》(1932年)一书的作者福喜多安之介，信中说：他很喜欢读《日本的茶道》这本书，并询问能否得到茶道每一道程序的照片。安之介接信后，有求必应，特地给芮沃寿寄来了一大套精美的盘子，还附有茶道每道程序详细的说明。
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返回美国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他一头扎进了汉语和日语的学习之中，日程排得满满的，师从于叶理绥(Serge 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 Ware)两位教授，此外，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 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虽然他的汉语和日语越来越臻于娴熟，但是他仍难忘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成为教师之后，他要求他的学生仔细研读这些教授的作品。在哈佛，他还结识了玛丽?克莱博(Mary Clabaugh)，玛丽刚刚从瓦萨学院(Vassar)毕业，而且正在雷德克里夫(Radcliffe)学院师从费正清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玛丽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费正清教授认为我的论文很出色，是‘一项惊人的研究’、‘一项丰硕的成果’……”。1939年芮沃寿和玛丽订婚，1940年7月6日，玛丽和芮沃寿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当年9月两人自西雅图出发航行到日本，尽管当时的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前途未卜。
在京都他们聘请了七个家庭教师，学习汉语和日语口语及课文，还有佛教历史和《莲花经》。他们参观寺庙，漫步在冬日的山间，当然，他们还要面对教科书和食品都缺乏的窘境，无条件地遵守日本政府禁止跳舞和饮酒的禁令，甚至为了搞到炉子而四处奔波。
1941年初，他们的家庭教师增加到九人或可能更多，其中六名是芮沃寿的，每个星期他要和每个教师学习两个小时。其中一人讲授佛教历史学家(可能是冢本善隆教授)的论文，一人讲授书法，一人是附近寺院里的解经老师，一名口语老师，两名教师帮助他学习时文与各种书籍；玛丽增加了一名教师讲授高级中国近代史，又请了一名学生辅导她阅读有关中国的日文文章。
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1941年3月，芮沃寿动身去北京打听在那里求学的可能性。同年6月，芮沃寿和玛丽都到了北京，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每天学习三个小时的汉语。他们的住所是一个满族大宅院的厢房。他俩在这里学习，仍然是正规的老的方式(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各学各的。他们所有的房间都在花园里，包括一间宽敞明亮的起居室，一间隔开的卧室，还有一间缝纫室。有三个佣人，其中两人负责繁重的工作并打扫卫生，另外一人是厨师。玛丽估计他们付给三名佣人微薄的工钱，加上他们新请来的三名家庭教师的费用，至少可以供养二十个人的生活。
然而双方的家庭仍然坚持要他们返回美国，这让两人感到巨大的压力，8月份，他们写信回家解释留在北京的理由：如果此时离开北京，那么对他们两人的事业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8月底，他们又去了趟山西，芮沃寿有机会参观了著名的佛陀石窟和古代石窟，还参观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长城，和山西相比，他觉得北京已经相当西化了。
战争的来临，突然间中断了研究，工作条件大不如前，生活变得十分残酷。朋友们一个个离开，钱也快花光了，收不到信件，家庭教师也离开了。
1943年3月24日芮沃寿和玛丽接到了拘留证，和其他数百名外国囚犯一起被转移到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先是被安排当屠夫，后来他被调去负责水泵，又在厨房里做搬运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他做了家具和桌子摆在他们那间12英尺长、10英尺宽的房间里，还和邻居的三对夫妇一起搭起了一个灶台。他还设法悄悄地把他的论文复本带进集中营，以便继续做他的研究；玛丽也没闲着，她向集中营里的人们学习满语和俄语。
战争开始的时候，芮沃寿正在集中研究日本的佛教，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打算好好研究一下在这段时期里他所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五十七页的论文《1941—1945年北平的汉学研究》。
1946年他和玛丽一起拜访了延安，可是芮沃寿并不像玛丽那样对延安充满了巨大热情。在延安的时候，他们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走访了监狱、学校和医院。芮沃寿和玛丽在中国一直待到1947年的春天。 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安定下来之后的几年内，是他高产的时期，连续发表了很多论文。这时，他进一步巩固了十年前即已开始的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耶鲁大学哲学系向他发出了邀请。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佛教》这部专著。
芮沃寿一直都热衷于广交朋友，热情地与志同道合的学者相互合作、切磋学问、交流信息。也许正是由于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理想，所以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他成为一名学有建树的知名学者之后，他依然热忱地奉献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积极组织并资助多次学术会议，并尽可能选定风景如画的地方召开学术会议，为最高水平的学术讨论最大限度地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1976年夏，芮沃寿正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假如芮沃寿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少一些怀疑，假如他没有把那么多精力投放在为世界及耶鲁大学他那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筹措经济资助的话，假如他在学术会议和编辑别人的著作方面少花些时间的话，那么，他就能有机会把他的思想阐述得更加详尽、更加恢弘。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芮沃寿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不是我们所熟悉、所爱戴的那个芮沃寿了。
学术研究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芮沃寿曾钻研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对于那个先是排挤他而后又杀害了他的社会所持的看法。阿瑟?韦力（Arthur Wryly）在一篇论文的参考书目中提到芮沃寿的作品时，做了这样的注释：“芮沃寿：《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a Synopsis of his Life,etc.），未发表的杰作，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这可谓是对芮沃寿这段时期的研究所做的一个评价。
芮沃寿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在盖拉尔教授的鼓励下，针对“历史上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的论文中就文学传统展开论述，对巴尔扎克拒绝相信前进论进行集中探讨，并对巴尔扎克的“相信过去及其制度”做刨根问底的研究。芮沃寿认为巴尔扎克的思想具有“非凡的客观性，正中客观性与今天的平平淡淡毫无个性的所谓客观性不同，它是一种个人天赋的火焰般的迸发。”1934年秋冬，也是在盖拉尔的鼓励和指导下，芮沃寿在一篇题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的论文中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探讨。
芮沃寿进入牛津大学后，在修中诚(E. R. Hughes)的指导下，丰富了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并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叶理绥(Serge 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 Ware)两位教授，刻苦学习汉语和日语，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 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芮沃寿在京都学习期间，曾师从冢本善隆教授，冢本善隆也是嵯峨清凉寺的住持。在京都的学习，为芮沃寿日后研究“传记文学与圣徒传记：回教著名僧侣生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芮沃寿在研读完由多位日本学者（冢本善隆是其中之一）共同完成的有关佛教研究的著作《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at Lung-men,Honan）后，这样评价说：虽然这部著作还不能替代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中国北方的宗教建筑》（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书中有关龙门石窟的研究，“但却与后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从事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都同样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芮沃寿认为冢本善隆教授“长期的僧侣修炼以及对佛教的长期钻研，再加上全面的科学的训练以及清晰透彻的思想，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目前的西方学术界尚未出现可堪与之并驾齐驱的成果。”这几句评价高度概括了芮沃寿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持的历史价值观和基本想法，即：文化历史，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都需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艺术与佛教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清晰准确地表达是优秀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关键；法国的汉学研究虽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日本的学者现在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
芮沃寿于1941年来到中国北京，后因战争的来临，学术研究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芮沃寿重拾被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57页的论文《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全面考察战时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它指出战时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德国汉学家独占鳌头的局面，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德国汉学家自始至终都能继续汉学研究，此外，中国的和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也没有放弃。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反映出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
芮沃寿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几年里，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进一步巩固了十年间的研究，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哲学系。此后的一段时间，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专著《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同时，他还深入研究了前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个性与传统模式。
芮沃寿一直钟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一生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法国汉学的崇拜，也始终没能摆脱对自我的怀疑。他于1957年所写的两篇评论文章，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芮沃寿所评论的两部杰作是艾蒂安?百乐日(Etienne Balazes)的《中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 (Etudes sur la societe et l'economie de la Chine medievale，1953—1954)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 aspects e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ete chinoise du V au X siecle，1956)。
芮沃寿对这两部著作热情洋溢的称赞远远超过他对人和其它著作的评价。他说，百乐日的两卷本的专著，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为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谢和耐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旷世杰作，这部著作将新的重大主题以及中国历史重要阶段在瞬间推上一个崭新的研究境界……它的探索和分析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在谈到他对汉学研究总体水平综合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时，芮沃寿指出：“我深信谢和耐教授的杰出著作已使我们大大提前了能够写出一部具有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水准的中国历史专著的时间。”很显然，芮沃寿对盖拉尔可没有这么推崇。但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寿在这两篇书评中以一种新的清晰条理，梳理了各种关于社会及法律关系的资料及假设，平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官僚精英的高压统治，货币经济在形成新的孤立的农场工人阶层、战争以及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这些分析充分反映了芮沃寿的思想天赋，这种思想天赋是他早年京都和北京的生活经历与他日益发展的史学才能相融合的产物，在他后来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中，在他辞世时正在着手进行的研究课题中，这种思想天赋表现得更加突出。
芮沃寿在百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制》（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的序言中说：虽然这个书名是百乐日教授自己起的，可是他却没能在生前看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1976年夏，芮沃寿也是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的，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巧合。芮沃寿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和损失。
学术评价
芮沃寿的学生或是那些由他审阅过其论文的学者，都会立刻体会到芮沃寿的风格：仔细地研读史料，对自命不凡者深恶痛绝，努力探索准确而清晰的表述，一旦自信有理，就敢于大胆作出最终论断。
研究领域
佛教研究
主要学术成果
《中国佛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ed.Robert M. Some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儒教和中国文化》（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 : Atheneum, 1964）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
《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a Synopsis of his Life,etc.，未发表，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
《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1934年
《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