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九一八事变
事变简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发生过程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  柳条湖事件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对敌政策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2]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后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3]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2省。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4]
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委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6]
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7]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8]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9]
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10]
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11]
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12]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13]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14]
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15]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2月25日和12月30日，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16]，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并非如过去一些著述所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虽然国民政府没有下令东北军抵抗（国民政府实际上无法直接指挥东北军），但是对于上海、南昌、山东等南京政府直辖地方的官员，均作出必要时要“自卫”、“抵抗”的指示。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作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在线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显然是与张学良“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事变概述
  “九一八事变”历史图片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当时的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民族大义和各爱国党派、人士的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全国抗战。[17]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蒋介石、张学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日本国内情况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田中义一。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日本控制东北铁路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田中奏折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  张作霖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计划对华战争已久确为事实。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  张学良(图1)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这一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1，东北军的惨败暴露了他的虚弱，使得日军对东北军极为轻视，坚定了日军的侵华野心。2，战争的失败使东北军上下士气低落，丧失了对抗外敌的信心。3，对苏作战失败，使张学良等东北当局人士认为，东北一隅不足以面对外敌，要抵抗外敌必须“举全国之力”。但中东路事件时，原本答应出兵援助东北的南京政府却因为蒋冯战争的牵制未能出兵（仅援助军费200万），导致张学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信任不足。4，东北当局和苏联关系的恶化，反而促进了原本敌对的日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缓和。欧美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废除外国权益的做法，态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这些都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原大战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张学良在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1931年2月底，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7月1日，广州“非常会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誓师讨蒋。7月底，拥护南京中央的东北军南下，与北上的中央军一起击败石友三，石友三残部退入山东。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随后粤方各路军先后进入湖南。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18]，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8月底，冯玉祥策反中原大战后归附蒋的甘肃旧部雷中田反蒋，雷一度控制甘肃省政。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其余各部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蒋介石又增调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援助湖南何键。9月13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辖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中共武装割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19]。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军未能抓住此次战机，红军于8月底跳出重围，但中共也自称“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但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进攻19路军时，却遭受较大损失，红军自己战报即称损失2000人。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万宝山事件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只是在关东军一意孤行下，中日双方在南京、沈阳、东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事变经过
柳条湖事件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辽宁、吉林城镇沦陷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  九一八后日军抓捕游击队员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顽强抵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沦陷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  土肥原贤二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但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20]，同时还要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21]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22]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p244)。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满洲国成立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  溥仪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23]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 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
各方反应
国民政府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不抵抗政策1992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承认：“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蒋介石在9.18事变中下不抵抗命令，也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透露出来的。孰真孰假？要理解事件真相，还要看更多的事实。 
张学良绝对听从蒋和南京政府的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说法，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的谈判中，南京就满足了东北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条件。如张学良自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24]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名义上东三省官员由中央任免，实际上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只是补行任免手续而已。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就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并订立《伯力议定书》（但报告国民政府后未予批准）。1930年底，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25]
军事上，原奉军改称东北军由张学良统率，南京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26]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加入自己一方。张则坐山观虎斗，直到中央军打下济南胜败已分，才命东北军入关，不费力气就取得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加关外四省共八省地盘，远超过南京政府直辖的五省。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比较宽裕。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27]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28]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东北易帜后，蒋与张表面上是上下级、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间，日军进攻锦州，国民政府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张学良不抵抗仅是因为误判吗？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是为张辩护的人却主观地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主要是“源自国民政府的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使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认为若其知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初的时候张学良不抵抗是误判，那还能说得通；可1931年12月日军开始挺进辽西、进攻锦州的时候，日本吞并东北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且蒋介石、孙科、顾维钧也都命令或劝说张学良在锦州地区抵抗，张学良这时依旧不抵抗，这是“误判”还能解释得了的吗？
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原因简析
1，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中国无对日作战实力。1928年10月，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说，他曾到日本考察，看到群机狂飞、多艇跃水的浩大场面，认为日本的一切军备都优于我们，要求学生们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张学良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在对日问题上中国无任何实力可言。7月6日，张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文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与周旋。”可见当时张学良的头脑中笼罩着严重的恐日情绪。
2，对局势的误判，包括对日本国内局势的误判和对国联的依赖。因与日本接触甚多，张学良了解日本国内军方与政府、外务省在对华问题上有分歧，日本政府和外交人员反对军方一味动用武力的方式。而且事变之初，9月19日，日本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24日，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虽污蔑柳条湖事件为中方所为，但也表示将把日军“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29]。但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日本军方和政府、外务省之间仅在手段上有分歧，在维护、扩大在满蒙的利益方面是一致的，没料到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会逐渐跟军方合流。同时张学良也对国联寄予过高的希望。说事变初期这一阶段，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中有误判，是可以说得通的。（但随着日军进一步进攻黑省和锦州，国联也明显无力后，再说张继续不抵抗是因为误判，就说不通了。）
3，保存东北军实力与依赖中央思想。张学良毕竟是脱胎于旧军阀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确实有爱国的一面，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他心中也占有相当分量。1931年12月29日, 张学良对王化一说：东北军不能为瓦碎，如果为“玉碎”还可以，“瓦碎”则不必。玉碎指全国抗战，瓦碎指东北单独抗战。[30]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白，要抗日就全国抗日，全国军队一起抗一起牺牲，单让东北军一家牺牲他是不干的。何况即使东三省失陷了，张学良还拥有热河、河北等数省地盘在。
4，贪图安逸、意志消沉、能力低下。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入居平津后贪图安逸，追求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而且身为一方统帅的张学良竟有吸毒的嗜好，且深染毒瘾。后来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这种评语用于之前的九一八事变时，也颇有几分合适。
有人据顾维钧回忆录称，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张学良曾提出对日强硬态度：“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指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31]。但是顾维钧并未说明张学良所谓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具体指什么。而且顾维钧回忆录也曾提及，事变前顾曾劝张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东北，以加强东北防务，但被张学良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9月18日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32]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
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9月21日返回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常会紧急会议时，赞同19日会议决定，主张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而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33]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29]（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早日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初期，因为对局势的不了解及误判（日本政府和外务省声称不扩大和准备撤军），蒋介石确实并没有下令张学良抵抗，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名为上下级关系，实则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南京政府调不动东北一兵一卒，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但是对南京政府能调度的军队，蒋还是下达了如果日军越界挑衅即予以抵抗的命令。如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如（在上海）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5]；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韩复榘，如“日军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10]。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11]。10月6日，蒋介石再次电令上海方面“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2]
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就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34]（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22]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
12月25日、12月30日，南京新上台的孙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在锦州“积极抵抗”，张依然一意孤行撤出锦州。中国共产党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35]，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36]，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37]。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目前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38]。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39]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40]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41]……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日本政府1.事变前和事变时日本外务省等对关东军的紧急制止和失败
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42]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也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于是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阴谋的，派遣建川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9月18日晚10时半, 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 时总领事不在) 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 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 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 “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 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 板垣依然不听。[43]
2．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  九一八事变(图2)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3．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4．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美国  九一八事变(图3)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结果：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策动结果
概况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板垣征四郎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进军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石原莞尔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在家中逝世，享年60岁。
兵力对比
日军方面1．兵力人数
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
2:其具体兵力部署为：
第2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
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4联队，驻长春；
步兵第29联队，驻沈阳；
步兵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步兵第16联队，驻辽阳；
步兵第30联队，驻旅顺；
骑兵第2联队，驻公主岭；
野炮兵第2联队，驻海城；
工兵第2中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1大队，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沈阳；
独立守备第3大队，驻大石桥；
独立守备第4大队，驻连山关；
独立守备第5大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第6大队，驻鞍山；
重炮兵大队，驻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
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
特务警察队，驻大连；
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　中国东北军方面1．兵力人数方面：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
2:部署驻地方面：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