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顾功叙
个人简历
1908年6月25日 生于浙江省嘉善县。
1922年考入秀州中学，仅用4年时间就学完了初、高中6年课程，以优异成绩于1  顾功叙926年毕业。
1929年 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理科，获得理科学士学位。
1929-1933年 任杭州浙江大学物理系助教。
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
1934-1936年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学习地球物理勘探，获得硕士学位。
1936-1938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地球科学系作研究工作。
1938-1949年 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1939年为中国物理学会书记。
1940年为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
1947年与翁文波等创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任理事、理事长和《地球物理学报》主编。
1949-1977年 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1951年 任国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和矿产地质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处长。
1952-1966年 先后任地质部地矿司副司长、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1966-1977年 主管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震科学研究工作。
1977年 被选为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主席。
1978-1985年 任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85年任名誉所长。
1992年1月14日 逝世于北京。享年84岁。[1]
生平简介
解放前顾功叙1908年6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员，幼年家境清寒，得到亲戚的资助，才有机会进中学和大学学习。1929年在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到杭州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33年清华大学向全国招收公费留学生，顾功叙通过考试被录取，指定去美国学习地球物理勘探。1934年9月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于1936年取得该学院的地球物理硕士学位，后转赴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地球科学系作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顾功叙中断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回国，到抗战后方的云南省昆明，任当时已搬迁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那时科学研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没有必要的仪器设备，他仅凭几台简陋的仪器在云南、贵州两省的10 余个地区，开展了中国较早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研究院从昆明迁回北京，顾功叙于1947年初随着回到北平，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现场地球物理勘探和研究工作，他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兼授地球物理勘探及物理学课程。同时与同事曾融生配合，用了近2年的时间，充分利用中国境内当时已有重力加速度观测资料，进行了中国大陆地壳均衡改正的研究。顾功叙在1939年加入中国物理学会，曾一度任该学会书记。1940年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历任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理事。1947年他与翁文波、傅承义、陈宗器、赵九章、王之卓等地球科学家们一起，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创刊编辑出版《地球物理学报》。顾功叙历任该学会常务理事、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地球物理学报》主任委员、主编、名誉主编。[1]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功叙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主持地球物理勘探的研究工作。1949年下半年，他接受当时中央重工业部的委托，在北京举办了新中国最早的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从无到有培养了第一批地球物理勘探人员。1951年国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顾功叙被任命为委员和地质矿产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处长，为中国地球物理勘探工作的发展和队伍的建设尽心尽力。1952年他在北京又为一大批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举办第二期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为当时的冶金部、地质部、石油部、煤炭部等系统进一步培养了一大批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骨干。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后，顾功叙先后任该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具体组织和指导地质部系统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1953年他参加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的建立，并在该系开办了全国各部门物探技术人员大规模的冬训班，不但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物探人员的技术水平，而且为全国各部门物探队伍之间的沟通，为生产、科研和教学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打下了基础。地球物理勘探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在进行实际勘探工作的同时，科学研究十分必要，顾功叙不仅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并指导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还把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局的一个试验室发展组建成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所，1959年起任该所所长。
1966年河北省邢台大地震之后，遵从周恩来总理要求地质和地球物理工作者加强地震预测预防研究的指示，顾功叙就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地震预报研究方面；主管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震科学研究工作。国家地震局成立后，1978年顾功叙任该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继续指导深入开展地震预报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工作。1985年顾功叙退出领导工作的第一线，任名誉所长，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和培养指导研究生。1979年顾功叙与傅承义、翁文波、马杏垣、张文佑、李善邦、秦馨菱、谢毓寿、曾融生等地球科学家们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地震学会，创办编辑出版《地震学报》。顾功叙历任该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地震学报》主编、名誉主编。顾功叙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七届代表。1977年被选为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主席。[1]
青少年时代
顾功叙1908年生于浙江省嘉善县洪溪小镇高浜村。他父亲在洪溪小学教书。家里十分清贫。他勉强进小学读了三年，因母亲去世，父亲把他送到住在天凝庄小镇的姑母家，姑夫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家里经常吵架，实在住不下去，又寄居在枫泾的姨母家，在那里继续读小学。小学毕业后，父亲的意思，家里穷，找个学徒生意学门手艺吧，就同嘉兴一爿绸缎店联系好，准备让表哥带他去学徒。可是姨母觉得一个很有天资的男孩子丢掉学业太可惜了，东凑西凑总算凑足了学费，送他去嘉兴县一所教会学校——秀州中学读书。在那里他勤奋苦读，连暑假也不休息，中学六年的课程只花四年就毕业了。
毕业后，顾功叙很想再继续深造，可是家境那么困难，很难说得出口，恰巧，他的另一位姑夫（其父的姐夫）在纸烟店当帐房先生，家里没有子女，经济比较宽裕，看到勤奋好学的顾功叙很有培养前途，答应资助他去上海读大学，并劝他父亲说“功叙很会念书，而且又那么勤奋，再难，再苦，也得想法送他去深造。”他父亲何尝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孩子去读大学，只是教书匠的微薄薪水只够勉强糊口，哪里有钱供他去上海读书呀！后来在众亲友的劝说下，横下一条心，冒险去办了一个会，凑到了一笔钱，加上他姑夫的大力资助，顾功叙终于只身到了上海，考入大同大学理科，读了三年于1929年就毕业了。
大学毕业后，谋事也很困难。恰好，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张绍忠，曾在嘉善县洪溪小学教过书，同顾的父亲曾同事过，也还沾上一点亲戚关系，张的嫂子是顾的姑母。经张绍忠先生推荐，顾功叙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他一面教书，一面刻苦学习，三年时间他除了在课堂、实验室带领学生上理论、实验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尤其对物理学他真是入迷了。
那时日本军国主义正疯狂地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武装进攻，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但是国民党投降派却不断丧权辱国，妥协退让。当时青年的顾功叙，觉得我们的祖国之所以受强敌的欺负就是因为我们太弱，首先要使军事上强盛起来，所学的物理学能做些什么呢？他想，要研究弹道力学，有了先进的武器才能打败侵略者。1933年夏他去投考庚子赔款公费留学，报考的科目就是弹道理论。那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主张报考庚款公费留学的对象不只限于清华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报考。当年十月发表顾功叙中榜，但指定学习的科目是地球物理学，而且要在清华大学预读一个学期。
从1933年底到1934年7月，顾功叙在北平清华大学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学习了与地球物理有关的基础课程，导师是翁文灏、袁复礼和叶企孙三位教授。
1934年8月，顾功叙从上海乘海轮远涉重洋前去美国，进了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读地球物理勘探研究生。1936年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掌握地球物理勘探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学者。他的毕业论文《两种扭秤探矿地形改正的新方法》1937年发表在矿业学院的学术期刊上。1936年他毕业后去加利福尼亚加州理工学院，在著名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学家古登堡教授指导下做研究工作。
那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很高，社会购买力极低，商品堆积如山，物价很低却无人问津。顾功叙先生虽然在美国著名的学府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工作和生活环境都相当优越，但他决心要把自己学到的学识用来报效祖国，尤其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他实在无法安心在国外做研究了，1938年，他返回上海结婚后，就带着新婚的夫人前往抗日的大后方昆明。[2]
开创我车野外物理探矿
由于日冠侵占北平，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已迁往昆明。当时主持所务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他听到顾功叙从美国学成回来，立即聘请他来所担任研究员。顾功叙到达昆明后不久就染上猩红热，他夫人同时也病倒在床，直到1939年他才开始上班。
那时，顾功叙的老师翁文灏先生主持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对兴办矿业很感兴趣，当他知道顾功叙要开展中国地球物理探矿事业时，给予很大支持．开始，将一套旧的磁力仪交给顾功叙使用，后来又将以资源委员会的名义向英国订购的电法勘探仪器交给他使用。
物理研究所先后派助理员张鸣吉和胡岳仁随顾先生去野外工作。从1939年到1946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利用磁法、电阻系数法以及自然电流法在云南昆明茨坝、易门军哨（铁矿）、安宁砂场（铁矿）、个旧老厂（锡矿）、鲁甸乐乌（铝银矿）、香杉箐（黄铁矿）、昭通（褐炭田）、会泽（铅锌矿）、会泽迤碌（黄铁矿）、巧家落雪（铜矿）、巧家汤丹（铜矿）、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贵州赫章（铁矿）等地开展地球物理探矿工作，并与王子昌、胡岳仁，张鸣吉等合作写出12篇探矿报告。为云贵两省矿产资源的地球物理勘探做出开创性的工作。为支援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野外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云贵山高水深，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只好骑马，用马驮着仪器爬山、赶路。既或有路，也是泥巴路，晴天一片灰沙，雨天一片烂泥潭，而且弯多路陡，公路上的汽车经常出事故。有一次，他们从威宁出发，想搭乘一辆黄鱼车，一问价钱吓人，由于经费拮据只好背着仪器步行到曲靖才乘上车，后来听说那辆车翻到山沟里去了，幸好未乘，否则连人带仪器都将葬身沟底。
云贵山区的老乡生活十分贫困，顾功叙他们在野外也经常以土豆充饥，有一次他们买了点咸肉请老乡煮了吃，老乡一看“吃肉！我们这里只有过年才有肉吃呀！”
他们在野外工作，除了交通和生活的困难以外，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云贵的土匪到处猖獗，不时有被害的危险，在威宁的路上就发现了土匪，老乡劝他们上山的话要找个保镖，否则太危险，一问找个保镖要5万元，他们全年的经费也不过2万元，没钱雇保镖，只能硬着头皮自己背着枪冒险上山，果然在高山上的积雪中发现有血渍。
他们经费困难，没钱搭乘黄鱼车，有时则搭乘美军的军车，同美国士兵聊起来，美国兵说，你们真傻，这么穷又这么苦，这野外勘探工作有啥搞头！顾功叙心里想，是的，我们是傻子，但祖国矿产资源的探查，正需要我们这些傻子，地球物理探矿的研究工作，也正需要我们这些傻子！我们宁可做对祖国、对科学有用的傻子。
顾功叙以他那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千难万苦，在抗战的后方云贵高原拼搏了整整七个春秋，开创了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事业。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1947年2月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回北平。回到北平后，他把在西南山区几年野外物理勘探工作的成果进一步深入研究提高，写出《在中国西南部山地测定地电流的新现象》发表在《中国地球物理学报》第1卷第1期（1948年）。还利用中国境内已有的重力加速度资料，进行重力加速度均衡改正的研究，写出《中国208处重力加速度测定的大陆均衡改正》（一）和（二），连载于《地球物理学报》第l卷第3期（1949年）和第2卷第1期（1950年）。那时曾融生已调到他身边，担任他的助手，后一篇论文，曾融生协助他做了大量计算和分析工作。是与曾融生联名发表的。
他那时除了从事地球物理勘探的研究工作之夕卜，还先后在北师大、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课。[2]
中国地球物理勘探的功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建设急需查明各种矿藏，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但当时懂得地球物理勘探的科学人员却寥寥无几，高等学校也没设这个专业。顾功叙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一方面积极投入国家急需的地球物理野外勘探中去，一方面应加紧办短期训练班培养相当数量的物探科技人才。北平刚一解放，他便带领曾融生等利用地电方法参加北京附近的官厅水库勘选库址的工作。接着华北人民政府举办了一期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由顾功叙主持。学员除了从他任教的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中选收 10 余人外，并公开在社会上招考高中毕业生，从报考的 400 多人中录取 20 人。顾先生亲自给他们讲授地球物理勘探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曾融生做为他的助手，带领这批学生前往东北长春、鞍山等地，一边辅导，一边实际操作，通过野外实地勘探实践，他们很快掌握了地球物理勘探的基该方法。这些新中国第一批培养出的地球物理探矿人才，现在绝大部分都成为地质、石油、冶金等部门的重要科技骨干。1950 年，中国科学院对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下属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整，顾功叙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探矿部分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以及原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地震部分合并，成立了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由赵九章先生担任，顾功叙先生担任副所长，分管地球物理探矿。那时地球物理探矿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是傅承义先生，1938 年便开始从事地球物理探矿野外工作的秦馨菱先生也参加了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可以说，当时最主要的地球物理探矿人才都集中在那里。他们仍采取一方面积极投入国家急需的野外勘探工作，一方面举办地球物理探矿训练班，先后在南京和北京又办了两期训练班，并组织这两批学员前往大冶、白云鄂博等矿区进行野外实地勘探。1950 年 9 月，政务院通过决定，成立以李四光为首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顾功叙先生为委员之一。1952 年，地质部正式成立，急迫需要一位有丰富经验和学识的地球物理勘探学家来领导地质部的物探工作，他们选中了顾功叙先生，同中国科学院协商后任命他担任地矿司副司长兼物探处处长，后来改为物探局，担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59 年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所成立，又兼任所长。顾先生通过指导矿区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发现和扩大了许多新矿区，例如，解放前全国只有 18 种矿产搞过调查，而且没有探明储量，从 1953 年到 1958 年，已对 71 种矿产进行勘探，查出储量的有 64 种，物探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顾先生不仅常年在野外奔波，指导地球物理勘探，而且亲手培养了许多地球物理探矿人才，如夏国治、黄绪德、凌沛民、王敬尧、秦保胡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2]
开创事业
8年抗日战争期间，顾功叙曾在云南和贵州两省的10余处矿区，进行了铁、铜、铅锌、黄铁矿、褐炭田等的地球物理实地勘探工作，写出10余篇有关勘探工作报告。这些工作大都是试验性的，且由于当时国家不搞建设，勘探结果既未被验证，更未被利用开发，但对发展中国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寻找矿产资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地质找矿工作，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才真正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找矿工作。当时顾功叙在地质部系统任地球物理勘探局总工程师，指导金属矿、煤田、石油地区的地球物理普查工作，结合地质调查和钻探等发现了不少国家建设中急需的新矿种和矿产基地。
其中最重大的是大庆油田的发现。由于地球物理普查石油构造一直是最有成效的手段。1955年当地质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普查工作时，顾功叙认为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最有用武之地。第一年（1956年）在中国西部及华北认为有含油远景的几个地区进行了地球物理普查，第二年（1957年）顾功叙建议把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转往东北松辽平原，他考虑到该区地形地质条件最适合于地球物理普查石油构造，从而很快就发现了松辽平原之下隐藏着的大庆长垣构造带，经过钻探于1959年获得了工业性油流，推开了中国石油工业迅猛发展的大门，破除了中国贫石油的理论。顾功叙作为主要参与和领导者之一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1982年获得国家科技发明集体一等奖。
顾功叙在部署地球物理勘探实际工作中，所强调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充分考虑地球物理勘探前提，防止盲目性。他还认为地球物理勘探适宜于普查，主要应跑在地质工作前面，发现地下隐藏着的地质情况，为进一步找矿提供线索。他认为任何根据地质及地球物理观测资料的推断，都应经过钻探或其他山地工程的验证。当前地质找矿要求用地球物理解决的课题越来越多，且越艰难，必须开展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技术、原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不断从基础学科吸取营养，从而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80年代末期，鉴于当时中国一般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者的需要，顾功叙撰写了《地球物理勘探基础》一书（1990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着重论述原理技术的来龙去脉，强调在部署地球物理勘探实际工作中的地球物理前提和地球物理基础。进入90 年代以后，顾功叙常卧病在床，仍惦念着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的发展，终于把他对地震预报基本问题、原理和进展方面的认识写成了30多万字的《地震预报》一书初稿。不幸他于1992年1月14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3]。
发现大庆油田中的重要功绩
过去，外国人在中国曾做过石油钻井和地质调查，如美孚石油公司的克拉普、菲尔勒等和斯坦福大学的布莱克威尔德，都认为中国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中国贫油”论的影响颇深。
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央十分关心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如果没有，则只好考虑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途径。那年年底，毛主席、周总理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把李四光先生请去，征求他谈谈对中国石油资源的看法，李不同意“中国贫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该是丰富的，关键是应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中央接受了李四光的建议。
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加强对可能含油构造的细测和钻探外，并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担任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李四光明白，要找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是极端重要的，他找顾功叙先生商量，决定在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组织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其中有18个物探队。顾功叙先生亲自指导这些物探队开展工作。
1956年3月，正式成立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的咨询机构，李四光亲自担任主任，顾功叙也是委员之一。
在华北平原做了一些物探剖面，进行试验性的工作，干了一年没有什么新发现，顾功叙主张去东北松辽平原开展物探普查，那时正好同一个匈牙利物探队在宁夏一带合作搞地球物理勘探，按合同规定还有一年时间，顾先生建议把匈牙利物探队搬到松辽平原去合作，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主张继续在鄂尔多斯做，顾一再坚持去东北。1957年终于同意把队伍拉到东北，由朱大绶配合匈牙利物探队先做了航空磁测，以圈定平原深处基底为磁性古老岩层所构成的盆地范围．初步摸清基底。接着进行大规模地面磁法、重力和反射波人工地震、电测深等勘探。结果，1958年找到大同镇成油构造，后定名为“大庆长垣”。这个构造规模很大，又很完整，可以说是最有出油希望的地方。顾功叙先生曾两次亲临现场对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进行指导。
地质部发现了“大庆长垣”后，把这一情况通报给石油部，并要求石油部进行深井钻探。
1959年春节大年初一清晨，顾先生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原来是让他马上去何长工副部长家里开会。当顾先生赶到时，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还有李奔司长（分管石油普查）等都在那里，研究深钻的位置，一直研究到下午两点，才定下钻位。余秋里部长当天连夜就亲自带200人去大庆。1959年国庆节前终于在一号和二号井打出油砂，三号井发现有工业价值的油系。从而在中国石油勘探方面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用事实彻底驳斥了“中国贫油”论的鬼话。为1960年大庆石油大会战奠定了基础。
1963年毛主席接见李四光时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功劳。”
顾先生参与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1982年获得国家科技集体发明一等奖。[2]
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卓越贡献
顾功叙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虽然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中国地球物理探矿人才，在地质部指导全国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但是，对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开创和发展也倾注了不少心血，1966年后，基本摆脱地质部物探局的领导工作，专心致力于地球物理科学事业。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所领导的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室，为了支援开辟空间探测的工作，而进行调整。他根据国际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趋势，首先提出并倡导开展中国地壳物理的研究，在所内建立了地壳物理研究室，自兼主任，并委派曾融生先生主持，经过20余年的努力，在地壳和上地幔结构的探测、理论地震图象的合成，地球深部构造的地震成象、地球动力学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形成中国地球深部结构的研究中心。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6.8级的强烈地震。极震区在隆尧、巨鹿、宁晋一带，烈度为9度。破坏最重的是隆尧县的梅庄、任村和马兰三个村，绝大多数房屋倒塌、地裂冒砂，最宽达两米。滏阳河上多座桥梁遭严重破坏，后辛立庄大桥桥墩倒塌，桥面破坏，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22日，在原震中区以北又发生一次更强的地震，震级7.2级。极震区以宁晋县东汪庄为中心面积约140平方公里，烈度达10度。各村房屋几乎全部倒平，而且是落顶倒塌，地面震裂，有的绵延数公里，到处冒砂冒水，最大冒砂孔径达1一2米。艾辛庄大桥桥面向南移，与桥墩错开1.8米，致使交通中断。邢台的人民，又遭受一次大灾难。
这两次强烈地震震撼了首都北京，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3月8日震后，周总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定抗震救灾事宜，并指示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力量立即到地震现场进行观测和研究，进一步判定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总理还对参加汇报的科技人员说：“世界科学界对地震预测预报也未解决，我们拟以这次损失推动地质人员进行各方探讨，求得一些结果。”三月九日晚周总理亲自去地震现场慰问灾民。仪器装备前往邢台现场，陪同总理视查了在那里临时架设的地震台。并与科技人员一起，根据仪器记录的变化，在那里探索地震预报。
从那以后，顾先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发生地震的原因及其预报的研究，他所领导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固体地球物理部分也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
邢台地震后的十年正是地震高潮时期，国内发生一系列破坏性的强烈地震。全国一共发生震级≥6级的地震55次，其中震级≥7级的17次，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
那十年又正处于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横行的十年，祖国遭到浩劫，研究所也遭到严重灾难。用顾先生的话说：“除一小部分工作维持外，几乎全部停顿，……当时研究所有趋于瓦解的形势，元气大伤。”在那天灾人祸的日子里，顾功叙先生仍坚持带领科技人员深入开展地震预报及其有关课题的研究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迎来科学的春天，顾先生为医治十年浩劫的创伤，同所里其他领导一起，对“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整顿。明确了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为：从事地震学和固体地球物理学的研究，主要是运用物理学原理、方法和现代新技术研究地震的成因、地震孕育和发生规律、地震的监测预报方法、工程地震学、地震社会学以及地磁学、地震学、地球的结构、动力与演化，为实现地震预测预报，减轻地震灾害，发展固体地球物理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
顾先生十分重视对科技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他亲自指导研究生。粉碎“四人帮”后，全所共培养了研究生120多人，增添了所内新生力量也为全国输送了一批批人才。现在地球物理所是国家学位委员会授权可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单位，也是博士后流动站的试点。
顾先生还积极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他担任地球物理学会和地震学会理事长和两个学报主编时，除大力支持开展学术活动外，对来稿抱着极端认真的态度，对每篇来稿不仅细心推敲，对文句欠缺甚至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地加以修改。
1974年以来，他多次率领地震代表团前往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考察和出席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1980年他受任为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的中国委员会主席。近l0余年，地球物理所接待各国和地区的有关专家学者达800人，派出访问学者100余人，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同行的友好合作和科技交流。
顾先生1980年5月在美国拉蒙特一多尔蒂地质观象台召开的“地震预报讨论会”上，发表了《中国地震预报的科学战略》，引起了与会科学家的重视。他开头先详述了对待地震预报的两种不同指导思想和在观测与理论方面两种不同的观点后，提出自己的主张：应将基本研究与预报实践相结合，由研究人员自己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来预报地震。目前先从观测事实出发找出经验性的预报规律，最后要在少数几种有希望的前兆现象上逐步研究突破。例如测震、地形变、深井地下水、还有地磁、重力、岩石露头上应力释放、井中水压致裂观测应力、深层电阻率和地震波速比等。最后他提出应努力做到：1．找出更多的经验性的前兆规律；2．在地震区开展实验性的观测研究，而不应有什么观测资料做什么研究；3．抓住几项有前途的前兆现象深入研究，并配备先进而有效的观测技术。
1981年，他为《西北地震学报》写了一篇文章《探索中的几类地震前兆的物理依据》，提出了几类地震前兆的可能物理根据及问题，包括地震图象、小震震源参数、波速变化、电阻率变化、重力变化、地磁变化、水压致裂测定地下应力、地震测深、地壳形变、地下水等等。
他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上在理事长致辞时又谈及关于他对地震预报的看法，他说：“几年来，在我同一些外国地震学家的来往和交换意见中，彼此都认为：要做到预报地震必须研究前兆，而且是短期的前兆。理由很简单，因为预报地震发生的时、空、强三要素，必须达到很高精度，例如时间不差一、二天，地点不差30公里，强度不差一、二级，而且还必须三者同时都报准，否则，两个准，一个不准，就毫无意义，反而要造成人为的地震灾难。”
他认为：1.前兆现象观测点必须成网，不能只靠分布遥远的少数几点来观测预报。各种前兆必须综合，但综合不是加法，不是“科技投票”，要求他们之间相互验证对比，并发现其内在的科学联系；2．要在地震区开展对真实地球（real earth）做实验，建立大自然的实验室。例如选择华北地震区为实验室，要向地球发问，强迫它显示人们所需要的现象，不是随它的便给人们提供现象。不发生地震我们就无法工作了，要变被动为主动，不能靠地吃饭，守株待兔或是在大楼实验室中用小块岩石标本做实验决定问题，后者只能作为旁证和参考，不能成为问题的主证和判据；3．要探测震源区的详细地壳深部的地震波速结构并要求得三度空间的细结构，为研究震源提供较真实确切、不是假定猜测的深部结构形象……[2]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顾功叙先生在耄耋之年，表面看起来仍红光满面，声言宏亮，动作敏捷、思路清晰。而实际上却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血粘症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仍每天上午仍按时去研究所上班，下午和晚上在家里做研究工作。每天早上 8 时整，所里的汽车把他送到办公室。虽然已摆脱主持所务的烦杂行政工作，但仍埋头做研究，指导研究生和撰写著述。有时他忘记了下班时间，过了 20—30 分钟才走出电梯。尽管他已退居二线，仍对中国地球物理和地震学的研究十分关心，在许多场合他都根据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几十年来的亲身体验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 1985 年 12 月 25 日在建所 35 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谈到：“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地震工作，50 年代是建台，定震中，出报告。1966 年邢台地震后，提出要预报地震，通俗说法是大地震发生之前，地震科学工作者应向群众打个招呼，当然满足这样的要求难度极大，为此，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说要研究地震发生的原因及预报，勿笼统说研究地震预报。因为不弄清其发生原因是不可能预报的。这是很大的转变，已成为一种需要长期探索的应用基础研究。所指基础研究不论应用与否都得把研究工作置放到基础学科，特别是物理学的基础上来，放远眼光，允许长期不出重大成果，甚至允许最后失败。要从现象到本质，不再是现象到现象，才有可能使地震预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我想，只要我们都有这种对基础研究的正确认识，只要我们不图虚名，多做实事，尊重科学，敢于攀登，大家老实、严格、勤奋地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的事业最终还是很有希望的。”他在 1990 年 11 月 6 日庆祝建所 40 周年大会上进一步阐明他对地球物理研究工作的学术思想。他十分强调两个研究所（指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和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的前途是加强基础性研究。他说：“科学研究部门如果不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不创新并开拓新领域，而以急功近利的短浅目光同生产部门一样使用成熟的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这就将使研究所存在的必要性成为问题，这点我们已从 50 年代开始就取得了经验。基础性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但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他大声呼吁必须加强基础性研究，他认为从长远利益来说，总依附外来的，不是方向。他说：“有人称之为‘附庸性’，确实是这样，中国做为世界大国，这样下去不但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并将使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句空话。”他为地球物理研究所 40 年大庆的题词就明确的写道“地球物理科学一定要加强基础性研究。要以地球的大自然作为实验室走科学实验之路。”80 年代后期，他除了自己做研究外，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思考中国地球物理勘探和地震学方面的战略方针问题。他认为：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使用现有的原理、方法、技术、在有充分的物理前提指引下，是可以取得找矿成果，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但是随着地质找矿事业的不断前进，对地球物理勘探的要求愈来愈多，愈来愈高，只用现有的原理、方法、技术已是非常不够；必须开展基础性研究以提供新的原理、方法、技术，从而提高地球物理勘探找矿的效果。他说：“当然，在实践中探索提高也是必要的，但只从‘现象到现象’，只强调实践而无理论指导，是达不到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目的。因此，今后必须从基础学科方面吸取新营养、新血液，进行基础研究。不过这是一个慢过程，要经过长期探索，坚韧不拔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所成就，急于求成必将导致欲速则不达的结局，当然探索过程中也允许失败。”他针对中国当前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中的现状，根据他积数十年经验而得出的学术思想，撰写了 50 万言的《地球物理勘探基础》一书。书中着重论述地球物理勘探原理、方法、技术的物理基础，强调地球物理勘探实际工作的物理前提。他说：“这本书既不可能用以解决找矿问题的许多实际的困难，更不能看成是一本无所不包的手册，而是根据当前中国地球物理勘探者需要基础知识而写的。”该书已由地质出版社出版。顾功叙先生对地震及其预报的研究，思考的更多。除了他在很多场合发表了自己看法外，他的基本思想是必须从研究地震发生过程的本质为出发点。他说：“20 余年来的经验教训使人不能不看到其难度之大。如何准确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还看不到任何可行的科学途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现象到现象预报地震的方法，显然不应再继续采用。必须从研究地震发生过程的本质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其与地震前兆之间的内在联系，开展严格的基础性研究。根据基础性研究本身的特点，地震及其预报的基础性研究是一个继承积累长期探索创新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重大突破。”至于如何减轻地震灾害，他认为：“那主要是工程地震的问题。企图从地震预报的角度来减轻地震灾害，只能根据某些地区的小地震活动情况来推测大地震发生的趋势，以提高社会对预防地震的警惕性，但这是很不够的，所作出的判断是似是而非的，不可信赖的。可能从观测地震活动区近期地质构造活动情况，以及用临时地震台网观测小震活动水平，取得一些线索，加以推测，较为实事求是。更科学的途径还未见到。所谓中长期地震预报，本身含义不清，而且是无从检验的推测……”。他已写成的《地震预报》一书的初稿，主要内容是论述了准确预报地震发生时间、地点、强度的困难所在，列举了当前国内外正进行着的一些地震预报试探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实例，最后根据 20 余年亲自经历和探索提出对中国今后开展地震预报科学研究的战略思想的个人意见和想法。顾先生之所以能在耄耋之年仍能精神饱满地为祖国的地球物理科学事业而操劳，除了他的坚强毅力，高度的事业心和科学家的良心之外，与他的晚年得到了一位贤内助是分不开的，他的夫人在生活上给了他极大的关怀和照顾，在事业上给了他衷心的支持和鼓励，也应该是一条重要原因。顾先生原来的夫人病故后，1985 年当他 77 岁时同陈映梅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顾老每天上班，她都站在阳台上目送着见不到汽车的影子才走进去，快下班的时候她又早早地站在阳台上等待着顾老的归来。平时顾老的饮食起居她都照顾备至，顾老喜欢吃什么，该忌什么食，该用什么药，她都一一运筹。1991 年初，顾老突发心脏病住进北京三院高干病房，她每天都在病房陪伴。经过治疗，病情有些好转，顾老能坐起来时，又开始翻阅国内外的最新科学期刊，急着想出院，放不下他那部《地震预报》的书稿尚未完全定稿。1991 年 5 月初，作者因事去京，听说顾老住院，去探望他，正是他病情急剧恶化的一天，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他刚注射过强心针，可是他神志还清醒，还告诉他夫人，连说了两遍“这是福建来的！”我不敢多说什么，只让他安心养病。过了两天，又打电话询问，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和他坚强的毅力，以及夫人的精心照顾，病情又逐渐缓解。“但愿他能转危为安！但愿他战胜疾病，健康长寿！”我心中默念道。
同年 9 月，作者又去北京探望他时，他的病情已好转，出院在家休养，当我向他索取历史照片时，他从床上爬起来，亲自为我翻找。可是 1992 年 1 月突然收到顾老不幸逝世的噩耗，他的去世是中国地球物理学界和地震学界的重大损失。[2]
推进成果
1966年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破坏性地震之后，顾功叙作为地球物理科学家把工作重点转向地震研究，为如何研究地震发生及其预报不断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并亲自领导实施。1980年他在美国拉蒙特—多尔蒂地质观象台召开的地震预报国际讨论会上，所作的“中国地震预报的科学战略”报告，引起与会各国科学家的重视。他的基本观点主要是：
第一，实现地震短期预报极其困难，有种种理由说明其难度极大，必须开展基础研究。对地震发生及其前兆之间的内在物理过程进行实验研究，这是长远的目标，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的突破。
第二，地震预报研究必须以地震震源为对象，要抓住不放，尽管震源位于地下深处，也要尽力取得来自震源处的信息。对震源要开展主动的现场实践，首先是对它的细结构进行深地震反射波的探测，以及其他可能取得的深部信息的探测，仅仅停留在地面观测，研究工作将不可能有所前进。
第三，研究地震发生及其预报主要是物理学的问题，应采取物理学的思想方法及途径，推测假定必须尽可能加以验证。要对地球的大自然进行实验，以实地观测实验工作为主，室内工作处于从属地位。
第四，当前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对于地震可能造成的灾害，必须而且尽一切可能采取措施以减轻损失，不应听天由命。因此建筑物的抗震措施是最有实效的，既可在大地震时减少建筑物的破坏，又能减少生命的伤亡。而即使能准确预报大地震，也只能减少生命伤亡，各种建筑物照样倒坍破坏。抗震建筑必然涉及增加造价的问题，但不宜作耗费太大经济上不允许的笼统估计，要切实计算一个定量的经济概念，通盘规划，逐年加固现有的建筑物。
第五，为了减轻地震灾害，地震部门应对全国若干地震潜伏地区进行有一定根据的地震前兆的监视，布设高标准严要求的观测台网，随时注视一些可疑的现象，这样对减轻地震灾害有一定的作用，不能丢失任何一点真正的震前信息[4]。
主要论著
1 顾功叙，曾融生，张忠胤.中国境内208处重力加速度测点之海陆均衡变差（Ⅰ）.中国地球物理学报，1949，1（2）：101-139
2 顾功叙，曾融生.中国境内208处重力加速度测点之海陆均衡变差（Ⅱ）.中国地球物理学报，1950，2（1）
3 顾功叙.探索中的几类地震前兆的物理依据.西北地震学报，1981，3（2）：1-5
4 顾功叙.中国地震预报的科学战略.地震科技动态，1981（5）：2-6；国家地震局情报资料室，1981
5 顾功叙主编.中国地震目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6 顾功叙.发展地球物理，促进天然气勘探工作.地球科学进展，1990 （2）：7-8
7 顾功叙.地球物理勘探基础.北京：地质出版社，1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