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岳庙香会
简介
明清时期的京城，庙宇林立，神明众多，大大小小的胡同均有神庙奉祀①，被民间称之为“神京”，天子与庶民，皆仰赖众神的庇佑。民众的生活与神明栖息的庙宇紧密相连，而在这大大小小上千座庙宇中，坐落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则显得格外重要。
资料背景
有关东岳庙碑刻的整理工作，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刊印的刘澄圆《七十六司考证》，文中附有作者1930年4月1日抄录的东岳庙碑文目录。1936年刘厚滋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六期登载了《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刘氏将东岳庙碑刻进行全面梳理，按年代排序，对碑的形制大小、撰书人、碑额及碑侧的题记作了详细的记载。1939年叶郭立诚夫人一行6人调查东岳庙会，将碑阴所列香会会众及其活动简要记录，分析香会的组织及历史，是第一部关于东岳庙香会研究的较完整著述④。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博士于1946年对北京的工商行会进行调查，庙宇碑刻中的行会碑成为此次调查的重点。所以他有选择地将东岳庙碑刻中鲁班会、马王会、羊行老会、猪市庆司老会等行会的碑文（包括碑阴）、铭文及匾额一一抄录，标明方位，记录鲁班会木匠的访谈，调查极为细致⑤。此外，美国Anne Swann Goodrich夫人和Janet R.Ten Broeck夫人对东岳庙所奉神明、香会、碑刻也作过调查⑥”，。
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东岳庙碑进行拓制，这些拓片分别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时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分别于1959年、1963年对东岳庙碑刻进行调查，填写文物调查表，详细标注了101块石埤所在的具体方位。
荷兰莱顿大学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是第一位对东岳庙碑刻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由其领导，隶属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圣城北京”课题小组，9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北京史与宗教史，特别是东岳庙碑刻的研究。施教授主编的汉学杂志《三教文献》前三期已将这些迄今从未刊印或整理过的碑文发表。袁冰凌博士的《北京东岳庙香会初探》⑦、《北京东岳庙碑文考述》⑧等系列论文已将小组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这些成果对开创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意义深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则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以探讨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要旨，关注京师东岳大帝香火所代表的国家正祀与碧霞元君香火所代表的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论文《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 
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已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发表，是国内学界关注东岳庙碑刻研究的第一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Susan Naqin新著《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也格外关注了东岳庙在北京城市生活的重要地位。
香会碑刻概述
历史上东岳庙就以碑刻数量首冠京城而著名，但究竟有多少块，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原因是碑刻数目众多，散落在正院、东廊、西廊、北院各处，而大部分立于岱宗宝殿前东西两侧的碑刻排列又不甚规整，且立碑的年代跨越600年之久，因此历次统计数目都有所差异，存疑甚多。1997年东岳庙进行全面修复，“文革”期间被推倒砸碎掩埋在地底的石碑被重新挖掘，再次推动了碑刻的研究工作。
经过整理、校对，我发现目前已知的东岳庙碑刻竟多达163座，最早的是元天历二年（1329年）的张留孙神道碑，最晚的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立于新鲁班殿前的鲁班会碑，不全是石碑，还有乾隆元年（1736年）献花圣会立的一块铁碑。其总数远远超出先前统计的140余座的记录（详见附录《东岳庙碑刻目录》）。碑刻大部分集中在东西碑林内，根据1963年绘制的碑刻位置图，可以看出碑林内各香会立碑的位置选择基本是按照对称分布，但东碑林的数目明显多于西碑林。
在已知的163座碑刻中，有135座都是由各类香会立的会碑。东岳庙属于“子孙庙”，道众最多不过十几人，筹办东岳庙会，全仗各香会出钱出力。而政府年例用于庙宇修缮的给用与香会的捐资相比，也显得无足轻重。⑨规模空前的东岳庙会完全在诸香会的组织管理下进行。
香会一般分文会、武会两种。文会以为神庙、香客服务为主，武会则以表演、娱神为主。东岳庙碑刻全部都是文会所立，至于历史上到东岳庙进香的武会，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
到东岳庙进香的香会们，在庙内勒石立碑，往往要先进行占卜，选得吉日，延请朝廷宰官、文人学士或庙内住持撰文立书，纪述善举，在碑阴、碑侧刊列会众姓名，甚至包括已故会众，以求万古流芳。如果建会时间长了，为防止人心懈怠，以肃整会规，警示后人，各香会还要不断进行重整，或重新立碑，或重刻前碑，在碑的下方、碑阴、碑侧增加题记或题名。那些历史久、经费足、会众多的香会则多次立碑，如掸尘老会公别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立碑，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十四日重整，将题记一并刊于四块碑的碑侧。有些香会则众善同心，两会毕举， 
共立一碑，如同治六年（1867年）白纸献花会碑就是由白纸会和献花会共同刊立的。还有香会同时立两块碑，如曹老虎观白纸圣会于天启七年三月（1627年）立大小相同的两块碑。当然，并非所有的香会都有足够的实力勒碑立石，相信还有众多诚由衷出，不求阐扬，更不求立石署名的香会。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历史上东岳庙香会的数量应该远远超出现有碑刻的记载。
香会的分类与活动
北京东岳庙是泰山东岳香火的分香。秦汉以来，泰山成为历代王朝封禅的圣地；而在民间，自东汉始，却将它视为治鬼之所，认为人死归土，都要到这里接受审判。泰山神东岳大帝便成为主司阴间、掌十八地狱、六案簿籍、赏善罚恶、注生死之期的冥府之神，是凝聚东岳庙众多香会的核心。众香会进献供品、酬神拜礼，为死者超度亡灵，生者祈福禳灾。其职能分工完全秉承着侍奉东岳大帝香火的旨意。
将名目繁多的香会名称进行一番梳理，就会发现明代香会名称较为单一，如万历年间的四块碑皆题名“岳众圣会”，碑阴的会众却完全不同。入清以后，东岳、碧霞香火，尤其是碧霞元君香火的日益鼎盛，香会数目逐渐增多，各香会的职责分工也愈加明朗、名目繁多起来。有些香会以所供奉的主要祭品命名，如白纸会、献茶会、路灯会、盘香会、净水会、供膳会、寿桃会；有些以在庙内的活动命名，如掸尘会、放生会、净炉会；还有些以供奉的神明命名，如鲁班会、马王会、精忠会（岳飞）、庆司会（供奉七十六司）。其中以供奉神用、祭祀物品命名的香会数量居各会之首。从进献的物品看，“进贡者臆庆之尊拟之，以为神必冠也，则有冕；在神必服也，则有袍；在神必出入而仪从也，则有辇舆伞扇；在神必朝食而夕飨也，则有膳桌……在神职司阴教……则有纸簿公案笔墨刑绳……洒扫则有簸箕也，东西两司，前廊后庑，无不备极……体神之心，虑神之切，恐善心而不尽矣”。各香会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和人间的生活方式为神明构筑理想的生活环境，选择神明降临这样的特殊日子，进献供品，获取神的庇佑。用以通神的供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掸尘”、“净炉”意在净心修行；献“盘香”为上达钧天，下周九天；“献花”则为舞动阳气，熏沐金容；“金灯”意为灼透幽冥，照开泉路；“净水”用以洒涤冤魂，恢复真形；施“清茶”以为沉思默想、修心养性；“白纸”则为曹司簿书，焚烧后以散诸曹。
此外，还有以“顶”命名的香会，有二顶圣会、三顶圣会、四顶圣会、六顶圣会等。这些香会皆与碧霞元君香火有关。他们往往从东岳庙开始，依次到供奉有碧霞元君香火的各庙，亦被称为“顶”，朝顶进香。如六顶进供白纸圣会，每岁向东岳庙、弘仁桥、西顶、中顶、北顶及药王庙等6处碧霞元君懿前进香，此前必先达于东岳庙勾魂司以为神庆之祀典。
诸香会在到东岳庙进香的日子大多为三月二十八东岳大帝诞辰之日，也有初一、十五等其他日子。进香前，各会都要在各街坊巷口，庙门前鸣锣，张贴“报单”，也称为“会启”，以告知诸位会员及香客。香会的办公处称为下处，庙内进香处称作安坛设驾。以下摘录清代东岳庙山门上贴的万善掸尘会报单兹因京都顺天府大宛两县皇城朝阳门内外旗民众善人等公议重整万善掸尘进膳献茶圣会，三月二十日由本会暂移崇文门外北河沿门牌十四号本会下处，请驾前往东岳庙东岳大帝驾前各殿诸司掸尘散司焚化钱粮，当日禗香下处安坛，年例三月二十四日在三茅殿安坛设驾，二十五日传膳献茶修齐大众进香诚献香烛、云马、表文、疏词，交纳当年钱粮，各了心愿，讨佑均安，普请入会右启请承办众等同侍总管送贴求到报单详细地介绍了掸尘会在东岳庙的进香活动安排。庙会的前一天会众们斋戒沐浴，在三茅君殿前安坛设驾。夜里子时，即为诸神掸尘。掸下的灰尘，则被当作治病的良药，散于众香客。第二天清晨，酬神拜礼，进献贡物。午间献供，作素斋一桌。该会在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会之后，便去京西妙峰山娘娘庙朝顶进香。看守香炉、清理香灰的净炉会于每年三月二十三日聚会。会众事先都要沐浴、食素、忌口，然后提着挂满铃铛和插着小旗的会笼，组成一支华丽的游行队伍，行至大殿前，叩拜、烧表。“表”上写着会众的名字，表明净炉的本意，以通神明。烧得好，表明大吉；如果点不着火，或烧得太快，来年的运气就不会太好。据传香灰能治病，还能除去头上的虱子。会众们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小瓷瓶，里面装满香灰，回家供在神龛上。清茶会于庙会当日“从正殿暨各配殿，并九天宫、慈尊庙献礼，毕于山门内鼓楼前，设立茶棚，为众善士止渴之需”。
香会成员的组成
从碑阴刊列的会众署名中，我们看到东岳庙香会成员上至宰官，下至凡夫走卒，网罗了北京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组成十分复杂。
由皇子、公主、嫔妃、太监、宫女共同组成，或由太监单独组织的香会，声势浩大，尊贵显赫，这些香会在明万历朝活动极其频繁。如1588年成立的“岳庙圣会”由乾清宫太监周宽、李坤、郭进等诸司太监200多人创立，敬侍夫人郝金凤、未封妃孔氏等嫔妃宫女30余人参加的香会。1634年立碑的“四处进贡老会”经信士刘继先发起，大明端妃周氏、康妃李氏、皇贵妃任氏、光庙妃傅氏、成妃李氏、良妃王氏、宁德长公主、太傅成国夫人常氏、司礼监太监、御马监太监、尚膳监太监、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刘崇正130余人及会众、信女人等近千人组成。1607年立碑，建会已有80余年的“神明圣会”由司礼监太监成敬等官，会首刘朝奉、党用、傅诚、刘大用、王祯等倡约会众800余官员组成。该会在东岳大帝诞辰之日延请道士、和尚，建醮迎神，进贡香楮、冠带、袍笏、朝履， 
并设坛有72坛。会众有诸司太监、大明神庙顺妃李氏、光庙选侍李氏、未封侍长胡氏、熹庙良妃王氏、光庙敬妃冯氏、荣昌大长公主、柱国太师关国公张惟贤、太保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杨光口、皇姑寺长老大存、原任宣镇挂印总兵官左都督黑云龙等600余人。此类香会财力雄厚，极尽奢华张显。1591年由乾清宫御马监太监创立的“东岳庙建立冥用什物圣会”在东岳庙立碑，碑阴详细记载了该会所献物品清单，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令人瞠目。礼单包括进献东岳大帝及帝后、色魂司及其他各司的十二旒珠平顶冠、珠翠凤冠、黄鞍玉带、袍帛、白绫袜、辇、扇、云马、攒香、炷香、茶、香炉、灯架上烛、白纸、黄绫毂白纸簿籍、水笔、金银笔架、判笔、黑墨、砚台等等一应俱全，甚至还准备了捆绑鬼魂的麻绳。另一类是由行会成员组成的香会。在东岳庙，这类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晚期。从记载的资料推算，最早的行会应该是庆司老会，建会百年之后，先后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勒石立碑，该会由东四牌楼猪市会众组成，每于七十二司神诞之日，“凡与会之人，月为积贮香楮之资，资有余则时黝垩丹漆其殿堂，使无残敝”。计算下来，平均每隔5天就要到东岳庙来进香祭神。
香会中有不少完全由行业成员组成，具有典型的行会性质。势力庞大，活动频繁的应该算鲁班会、马王会。鲁班会碑集中在东岳庙西廊新旧鲁班二殿前。东岳庙原来只有一座鲁班殿，由于香会之间闹矛盾，于是1939年朝内森茂木厂及几家营造商又建了一座鲁班殿。鲁班会碑多达27座，在诸多行会碑中数量居于首位。信众由木行、瓦作、棚行、石行、陈设、彩作等所谓“五行八作”人士组成。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东岳大帝圣诞日到鲁祖殿进香搭台，酬神献戏，或在鲁祖诞日捐资修殿、塑像，以答神庥。马王会分别由骡行、马行组成，历年照例在东岳庙西廊马王殿圣前及诸圣神前行香，会众有朝阳门内东西牌楼骡市众善弟子、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此外，散司老会则由天源号等东四绸缎行组成，每年于东岳大帝圣诞严香设案。四顶圣会则是由正阳门外猪市口粮食店粮行会众虔立。元宝老会或羊行老会由来自京师的羊市弟子组成。而同一个香会往往包括不同经济背景的会众成员，如朝阳门棚行弟子修缮药王殿、酆都殿、鲁班殿，会众有各类药店、山货店、木材厂、粮店等数十家商号。1922年掸尘放生圣会重整，前来助善的有同利鼓铺、天增家伙铺、仁和棚铺及内外城各当铺。这些行会并不独立办会，而是附庸于某个香会，捐资出力，助善结缘。
香会的建会方式，大多以居住区域为背景。建会通常是由德高望众，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善士发起，约集同里志同道合者，具资量力，结缘建会，共成胜事。如朝阳门内外掸尘老会、天坛进贡白纸薄籍老会、东华门内小南城香会、东安门地安门皇城内外棚行等等。而区域的界定并不是完全的泾渭分明，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立的《子午进膳胜会碑》，两侧分别刊刻“西安门外关帝庙诚起子午进善圣会”，“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各城坊居住”，碑阴题名有信官、正副会首、善会人等400余人，题名中还包括本庙西廊住持、西安门外土地庙住持等，显然不完全是区域性的香会组织。与之类似的也有不少，如乾隆十五年（1740年）的《盘香会碑记》“弟子三人率众自雍正十三年始接续，以至于今。……吾会众男女长幼九十余人，住居各地，同心共意。……”
香会成员不只以汉人为主，入清以来，旗汉同立或由旗人单独建立的香会逐渐增多，如“精忠圣会”由居住在朝阳门内外的旗、汉民众组成，年例于岳飞诞辰之日，抵庙祭祀。同治六年（1867年）立碑的掸尘会、光绪十三年（1887年）立碑的净炉老会则完全由旗人组成。香会中还有按祖籍划分的同乡会，山东掸尘老会就是由旅居北京的山东人士、商铺组成?。这是所有香会中惟一的同乡会，究其原因当然是东岳庙香火来自山东泰山的渊源。东岳庙往东一里处，就有一座山东会馆，“专为邑人之客都者，养病、停柩之所”。而主司阴间的东岳庙理所当然成为山东籍人士聚首的圣地。
此外，会众的组成也体现出家族的背景。如万善吉庆悬灯老会，会众名列多数为潘姓、朱姓两大家族。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掸尘会碑，将“佛”姓会员归列一起，显然同属一族。会首的接替也是如此，如老善士牛永福建立“四季进贡白纸会”，领众40余年，之后转命其妻王氏、儿子牛应科接续领会。显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牛应科继承其父接管会事的5年，会众增加至百名。
妇女在香会中所占比例之大令人瞠目，有些香会则完全由妇女组成。如顺治五年（1648年）的《敕建东岳庙四季进贡白纸圣会碑记》，碑阴妇女题名多达1300余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立碑的“四季年例进贡圣会”，全部由妇女建会，会首、会众约500余人。显示了传统社会中女性享有的至高的权力。
信众中还不时出现僧侣、道士、庙祝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如成立于1570年左右的施茶会，由崇文门外卧佛寺僧侣诚起，都城内外诸山住持参加，“但逢朔望之辰，聚集善众，云集海会，绕司行道，异口同音，称念弥陀”，20年不绝，会众达万人之多，盛况空前。1590年勒石嘱文，宣扬善举，尚膳监太监康道、道录司道官本庙住持刘正廉前来助善立碑。八顶进贡展翅老会，会众300多人，有本庙嗣教弟子武时辅、三元庵比丘真寿等，沿途寺庙264处助善。
在不少香会的会众里，屡屡出现东岳庙道士这些颇为灵异的人物。如钦安殿掌道录司印务，摄东岳庙正住持，提点龙虎山大上清领道教事娄近垣亲自为献花胜会、净炉会撰文，表彰其善行。净炉老会??、万善掸尘放生会?、献茶圣会?将庙正真人华明馨、郑吉年、张吉荫的名字高列于众会首之上。而立于旧鲁班殿前19座会碑中13通都是由本庙住持或鲁班殿住持撰文。道士是具有法力的灵通人物，已故亡灵的超度和全体信众的祈福，全部经由道士祈达上天。因而道士的参与、认同，对于香会来说至关重要。连东岳庙当差的庙户也加入香会之列。
内部组织
一般香会少则数十人，一般由一个正会首，几个副会首、数十至百余会众组成。而东岳庙香会不少都是大香会，多达二三百人以上，甚至上万人，其组织比较周密，管事齐备，井井有条。一般而言，信众大多按照居住区域、从事行业或从属的社会阶层组建善会。首先由具备一定财产和声望的人捐资成立。男性会员称“信士”，女性会员称“信女”；如果是官员，则称“信官”，统称为“会众”。香会的总负责人一般称作“会首”或“正会首”，下设副会首若干，这是最简单的组织形式。一些规模较大的善会组织比较周密，管理人员齐备。正、副会首之下有“都管”，下设各“把儿”，分司事务。负责祭祀仪礼，承办祭神用品的“神堂把”、“陈设把”；打鼓的“神耳把”；维持秩序的“中军把”；挑担仪仗和祭神物品的“钱粮把”、“水把”；做饭烧茶的“仲伙把”、“面把”等等。民国时期，“献茶老会”则将负责人称为“经理”了。同一香会里还会出现两组不同的会首、会众，通常是捐资出钱的内廷太监题名于碑阴的中央，而助缘、同缘的信官们则题名于碑阴的下角。
香会的经济来源，一般是由会众捐资，四方募化，或得到太监的捐助。香灯供膳窗纸会，在光绪年间得到长春宫总管太监刘得印等助缘太监前后一万两纹银捐助，广置田产，购置房屋，收租以为香火之资。
献花胜会会首傅腾龙为弥补经费不足，将累年余存香资，于西华门外南池子路东立铺面房4间，每年所取租银交于接会之人。并委派傅栓住、七十五、皂保韩、五十八等4人料理。
香会的历史
从已知资料看，东岳庙最早的香会碑是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岱岳行祠善会之记》，但香会的历史追溯并非以此为界。在东岳庙创建之初，就应该有香会活动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立碑的掸尘老会就称“自有此庙即有此会……绵绵延数百余年，可谓善善相因，绳绳相继，一人作于数百年之前，累代述于数百年之后”。我们也可以从元朝人熊梦祥《析津志》对京师齐化门外东岳庙会盛况的描述中，窥见香会之雏形：
每岁自三月起，烧香者不绝，至三月烧香酬福者，日盛一日，比及廿日以后，道途男人□□赛愿者填塞。廿八日，齐化门内外居民，咸以水流道以迎御香。香自东华门降，遣官函香迎入庙庭，道众乡老甚盛。是日，沿道有诸色妇人，服男子衣，酬步拜，多是年少艳妇。前有二妇人以手帕相牵阑道，以手捧窑炉或捧茶、酒、渴水之类，男子占煞。都城北，数日，诸般小买卖，花朵小儿戏剧之物，比次填道。妇人女子牵挽孩童，以为赛愿之荣。道傍盲瞽老弱列坐，诸般楫丐不一；沿街又有摊地凳盘卖香纸者，不以数计。显官与怯薛官人，行香甚众，车马填街，最为盛都。
通常建会历史在百年以上的香会就可以称之为“老会”，否则只能叫“圣会”。上溯历史，明清时期的不少香会很可能成立于元代。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东岳庙香会达到鼎盛时期。立于此间的香会碑刻最多，最频繁，平均每隔一年就有香会立碑，连续长达133年之久。民国以后，香会渐少。30年代，东岳庙的香会还有20多档。这期间，行业性质的香会——鲁班会活动频繁。最后一块香会碑刻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新鲁班殿前立的鲁班会碑。建国以后，东岳庙先后被学校、机关占用，从此东岳庙香会在历史上消失。
结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创建以来的几个世纪，东岳大帝香火已经成为凝聚北京民众社会生活的核心力量。他们定期焚香顶礼，结社酬神，共襄善举，全然摒弃了儒家传统社会所强调的等级制度。正如碑文所载“都城人，严事之典，无内外、无贵贱、无小大，觞□宴胪，祝若不谋”，封建等级制度在这里竟被突破。从年代跨度超逾600年之久的碑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东岳庙香会的盛况和其悠久绵长的历史，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主司阴间的东岳庙能在京城上千座神庙中独具规模，经久不衰。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从一个侧面折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所秉行的一直不为学界所知晓的制度与原则。
半个世纪过去了，东岳庙重新开放，但往日庙会上盛况空前的热闹场面和鼎盛的香火只残存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和默默承载着这些非凡年代的碑刻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香火的京西妙峰山香会的全面复兴。从20世纪80年代起，妙峰山庙会开始恢复，据当地管理处介绍，1999年到妙峰山朝山进香的香会就多达110多档，香客多达5?6万。
东岳庙庙会已举办三年，在朝阳区文化文物局的组织下，团结湖万善同乐开路圣会、金盏乡高跷会、东城区舞狮舞龙圣会等相继到东岳庙进香表演。金盏乡高跷老会的会首刘大爷说，他们这个老会最早的时候就在东岳庙表演，现在回来了非常高兴。现在他们年年都去妙峰山进香。而历史上，东岳庙掸尘老会三月二十八日在东岳庙进香之后，便去妙峰山朝顶进香。关于东岳庙与妙峰山香会的历史渊源以及东岳庙香会的恢复等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①据郭子升《北京庙会旧俗》，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北京1989年，介绍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全市当时还有大小庙宇庵观2730座。
②崇祯七年八月（1634年）《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
③顺治九年三月（1652年）《东岳庙祈嗣善会题名碑》。
④叶郭立诚《北京东岳庙调查》，北京大学《民俗丛书》第46卷，1970年台北中国民俗联合会再版。
⑤[日]仁井田升《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四），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1975年至1983年刊行，第三十集。
⑥[美]Anne Swann Goodrich: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the Tung-yueh Miao in Peking and its Lore,Janet R. Broeck:Description of the Tung-yueh Miao in Peking in 1927,1964年日本名古屋文物出版社出版。
⑦参见1999年10月1～2日法国巴黎“圣城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⑧参见《三教文献》第三期，2000年。
⑨参见同治到光绪年间工部制造库关于东岳庙修缮需用工料的呈折，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顾炎武《日知录》云“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
崇祯七年（1634年）《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顶进贡白纸圣会碑记》。
见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茶圣会碑》。
万历十九年（1591年）《岳庙会众碑记》。
崇祯七年（1634年）《敕建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神明圣会碑记》。
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东岳庙庆司会碑记》。
乾隆十四年（1749年）《马王圣会碑》。
嘉庆二十年（1820年）《马王庙会众奉祀碑记》。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散司老会碑记》。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顶圣会碑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羊行老会碑记》。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东岳庙重修药王等殿碑记》。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公议重整掸尘放生圣会碑》。
道光十七年（1837年）《众善山东掸尘老会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修海阳义园碑记》，该碑现立于山东会馆院内。
嘉庆元年（1796年）《万善吉庆悬灯老会碑》。
天启四年（1624年）《四季进贡白纸会碑记》。
万历十八年（1590年）《东岳庙碑记》。
康熙四年（1634年）《东岳大帝圣会碑记》。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公议重整净炉老会碑》。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公议重整万善掸尘放生老会碑》。
雍正九年（1731年）《献茶圣会碑》，于民国丙子年（1936年）重修。
乾隆八年（1743年）《集义献茶豆老会碑记》。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香灯供膳窗纸会碑》。
乾隆六年三月（1741年）《东岳庙献花胜会碑记》。
参见《析津志辑佚》第5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万历十三年（1585年）《东岳庙供奉香火义会碑记》。
（作者为北京市民俗博物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