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轼列传
《苏轼列传》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祐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  苏东坡。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谤讪朝廷”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还。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嘉祐二年（1057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去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未能说出，现在看到这部书，说到我心裏了。”嘉佑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破碎怪僻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文风，见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作，便放在第二；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以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服母丧。嘉佑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三等的，仅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南山木筏，从渭河进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规定，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要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使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起居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合中较靠上的兼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直史馆之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爱护人以德。”
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要求赠父亲一官，於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已经服丧期满，就安葬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要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卖院官员议论。苏轼上议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於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麽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於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暴君也无法废除，不再适用时，即使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於奏效。
庆历年间开始设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裏审判，军事问题在这裏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於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於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比起来何时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时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其争论就可解决。
现在所想改变的不过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於久远的、重大的事情，这些区区的方法又有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於忧虑的方面。那些关於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就说没有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徵可加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议论，意思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何在?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天赋文武，不愁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不怕不决断，但怕治理太急，听人的话太广，进用人太快。请求用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三句话，我应仔细考虑。凡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权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爱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用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请求追还成命。”皇帝下诏免去此举。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而已，正像树的有根，：灯的有油，鱼的有水，农夫的有田，商人的有钱财。失去丁就会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不满了。
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裏面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派出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吏员都很惶惑。以皇帝的身份而谋求财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人讲。”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弃去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弃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续，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缙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浑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於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苟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防一开，水流离开旧的河道，即使吃建议者的肉，对百姓有何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村之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於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麽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括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贷，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岂不可惜!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虽后悔莫及!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既登帝位，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弘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徵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条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条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何区别?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於见成功，却难於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造作法，一定要实行。这是战国时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愿陛下维系人心，就在於此。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於道德的探浅，不在於强和弱；朝代长短的原因，在於风俗的厚薄，不在於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懂得这些，就知道了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陛下急於有功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
艺术成就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苏轼一生
出身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此已为百余年来最高），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凤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当官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苏轼山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祐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被外放至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反对新法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宋史·卷三三八
苏轼传

苏轼徒知徐州
原文（苏轼）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①，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②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③。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④以守，卒全其城。
注释①涂潦：泥沼雨水。　 
②畚锸：箕畚铁锹。
③版：古城墙之夹板，中填土石，夯实，垒而成墙。　 
④堵：古墙体单位，长于高各一丈为一堵。
译文苏轼调任徐州。黄河在曹村附近决堤，在梁山泊泛滥，从南清河溢出，汇聚在徐州城下，水不断上涨不久就要泄进城里，城墙即将被冲毁，城里的富人争着逃出城去避难。苏轼说：“如果富人都出了城，民心一定会动摇，谁和我一起守城呢？只要有我在这里，就不会让决堤的水毁了城墙。” 于是将富民们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把卒长叫出来说：“河水将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暂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您尚且不逃避洪水，我们这些小人应该为您效力。”于是率领他的士兵拿着畚锸出营，修筑东南方向的长堤，堤坝从戏马台起，末尾与城墙相连。雨日夜不停，没有受损的城墙只有三版。苏轼天天住在城上，即使经过家门也不入，派官吏们分别在城墙各处守卫，最终保全了徐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