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河本大作
放荡不羁
  河本大作1883年生于日本兵库县佐用郡三日月町501番地，是河本参二的次子，其家拥有大量土地和山林。1889年，河本入原籍寻常高等小学，1897年毕业，同年不顾其父反对，入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0年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2年毕业，同年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1903年11月30日以第97名毕业，第二年2月12日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开始了军事生涯。 
河本大作任日本陆军第四师团步兵第三十七联队小队长，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1906年1月，河本作为第四师团中一员，曾担任安奉线警备和旅顺的卫戍任务。此期间，河本大作极其崇拜日本侵华谋略高手明石元二郎、青木宣纯，立志要成为明石、青木第二，以阴谋和暗杀辅助武力，来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1907年10月，河本调回日本，驻扎在姬路，1908年3月任第三十八联队中尉副官驻东京。
1911年入陆军大学第二十六期，在校期间以河本等人为中心组成了反动帮伙——大陆会，会员中有：多田骏、大场弥平、矶谷廉介、真崎甚三郎、梅津美治郎、森连、下村定一、山田乙三、齐藤弥平太、小畑敏四郎，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侵华干将。 1913年升为陆军大尉，1914年以第24名从陆大毕业，任陆军某部中队长。1915年派往中国汉口，任日本陆军中支那派遣队司令部高级参谋辅佐，1916年任该司令部驻四川成都武官。1917年任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第二部部员，1918年6月晋升为少佐，同年7月任日军西伯利亚派遣军第十二师团司令部参谋，入侵苏联。1919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主管作战）及第四部（主管编纂战史）部员。1919年末，河本加入组织新兴的法西斯军人少壮派组织——二叶会，其主要成员有“陆士”第十五期至第十八期的军官：矶谷廉介、多田骏、板垣征四郎、喜多诚一、石原莞尔、花谷正、桥本欣五郎等。 
1921年河本大作任日本驻中国北京公使馆武官，但在1923年6月，河本与日本驻华武官长林弥三吉发生意见分歧，于8月6日调回日本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任中国班班长，专事向中国派遣密使，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等活动。可是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阿部信行少将对河本大作既防之，又惧之，很快便将他逐出参谋本部，调到步兵第十四联队任副联队长。但又担心招致少壮派军官因河本被黜而滋生事端，于是1924年7月派他到德国游学，1925年12月回国任步兵第十四联队联队长。
人物评价
岛田俊彦曾在“皇姑屯事件内幕”一文中评述河本大作：“河本大作出身富裕家庭，相貌魁伟，有点不像军人，年轻时就不愁钱用，玩得令陆军省人事当局特别注目；高兴时，且会教乡下艺妓唱唱小曲。在另一方面，河本的心底，却野心勃勃，大肆批评陆军当局的软弱，对于讨厌者，他肆无忌惮地予以痛斥；脑筋又好。所以人事当局敬远他，他虽然是陆军大学出身，但却担任过两次大队长，这是很少有的例子。”
炸死张作霖
  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爆炸现场的状况河本大作于1926年4月重返中国东北，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8月晋升为陆军大佐。三年任职期间，他曾以“参谋旅行”名义，共进行了五次军事侦察谍报活动，为日后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作充分准备。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加紧侵华关键会议“东方会议”，河本大作虽然是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员列席，但武藤的发言稿是由河本执笔起草。 
1928年河本大作便部署谋杀张作霖，河本大作曾说过：“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1928年4月18日，他给挚友矶谷廉介大佐的密信中，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而当时准备暗杀张作霖的还有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中佐等人，可河本断定他们的计划不周，绝无成功可能。他重新策划布置，精心选择了两条铁路交叉点的皇姑屯，以200公斤烈性炸药，布下了张作霖“必死之阵”。 
张作霖被炸死后，因日本内部矛盾和舆论谴责，在1928年末，在野党以此向田中内阁发难，要求追究事件真相。而在此期间，日本陆军中枢部门的少壮派骨干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山冈重厚、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人，采取坚决维护河本的方针，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同时也得到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参谋本部首脑的支持，形成陆军全体结成维护河本的阵势，而执政党政友会的首脑也强烈反对处置河本。进退两难的首相田中义一，又前后两次上奏不符，失去天皇的信任，被迫辞职，而河本大作仅以被解职了事。 
河本大作在离开关东军之前，坚持推荐板垣征四郎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尽管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似乎心中另有人选，但因河本替关东军及村冈司令官本人承担了皇姑屯事件的责任，村冈只好让步，同意板垣接任河本的职务。 虽然河本被编入预备役，却受到了右翼头目的赏识，日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特意约定每月供给河本大作200日元生活费。10月，由当时的陆军大臣阿部信行的斡旋，河本出任中日实业公司顾问，似乎改搞经济了。其实不然，九一八事变前的9月初，河本受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所托，将5万日元秘密乘飞机送到奉天，交给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少佐，此时花谷正少佐正苦于发动事变经费拮据，大有“雪中送炭”之感。
长袖善舞
  勋章正装的河本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板垣电召河本大作速来中国东北，不但委任他为关东军的嘱托，还命他去接收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同时请他诱降拥有3万兵力的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在此之前，本庄繁曾多次派人去招降，因所派的人采取了威胁恐吓的手段，令于芷山十分反感，故犹豫不决，所以这次本庄繁特意请河本大作这个日本谋略老手出马办妥此事。谁知河本在辽源，不但遭到煤矿股东们的抵制，就连西安公安局局长戴东藩派去的公安队员也要掉转枪口相向，河本一行差点遇险，于芷山派了一个连骑兵赶来解围。河本借向于芷山道谢之名，劝降了于芷山，反过来又借助于芷山的武力，强行接受了辽源煤矿。 
除此之外，河本还帮关东军解决一件麻烦事。九一八事变前，参谋本部的重藤千秋大佐为筹措九一八事变经费，曾向素有“高级流氓”之称的藤田勇借款10万日元，条件是事成之后，关东军须以10倍金额偿还。其中5万日元被重藤千秋和桥本欣五郎等人挥霍一空，通过河本只给关东军送去了5万日元。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3月，藤田勇迫不及待地赶到东北，并赖在沈阳催逼板垣偿还连本带利的借款，共计100万日元，板垣一时无力筹措，十分狼狈。 
关东军参谋和知鹰二为帮板垣摆脱尴尬处境，擅自将关东军管理的复州煤在日本国内独家销售机授予藤田勇。藤田勇大喜望外，回国后四处兜售。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闻讯后大为震惊，立即告知司令官本庄繁，为此板垣遭到本庄繁的严厉斥责。恰逢被关东军召回东北的河本知悉了，他立即向本庄繁说明原委，并以辞去关东军嘱托和刚任的西安煤矿总办之职相要挟。本庄繁明白了板垣“不得已的苦衷”，并请河本设法从藤田勇手中收回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公章的证明文件。 
1932年5月上旬，河本飞回东京先向陆相荒木贞夫说明情况，然后去见藤田勇，得知藤田勇一直没有找到好买主，乘机劝说：“你太贪心了，原想以百万日元的高价出售，现在恐怕连一个肯出10万日元的买主也不见得找到，我来帮你一下，50万日元卖给我，你看如何？”藤田勇只好答应，河本催促桥本虎之助汇来50万日元，才换回藤田勇手中的文件。 
1933年3月16日，河本大作又任“满铁”理事，他利用与关东军及本庄繁的密切关系，说服了本庄繁和参谋长小矶国昭暂缓对“满铁”的改组。1935年河本大作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兼任“满炭”理事长，他扩大“满炭”的经营范围，更加疯狂掠夺我国东北煤矿资源。河本大量任用私人，如他的亲戚山下太郎、桥元文吉承包了“满炭”全部职工住宅修建工程，施工中不但偷工减料，还无偿大量使用中国劳工，一个个摇身一变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他们出巨资在大连为河本修建了一栋三层豪宅，占地500平方米。 
1937年下半年，日本新兴财阀鲇川义介在新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及伪产业部次长岸信介的支持下，成立了“满业”，“满炭”成了其下属的一个子公司，不断被架空和受到排挤的河本大作自然大为愤慨。在一次有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岸信介参加的会议上，河本当面指责鲇川义介，其言词之激烈，令与会者目瞪口呆。但因河本的靠山板垣、石原已经调离关东军，河本无力与鲇川相抗衡。1941年，河本终于被排挤出了“满炭”，他到大连家中闲居。
混迹山西
1941年12月，驻山西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邀请河本大作到山西经营日军垄断下的“山西产业会社”，任株式会社社长，此会社是侵华日军“以战养战”、搜刮山西省物资的经济侵略组织。河本果然“不负所望”，经营得“很有成绩”。仅1944年一年内三次共向日军“捐献”了7架飞机，他手下的工警队还参与日军“讨伐”。河本在山西省的“出色表现”，使他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山西帝王”。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贼心不死，妄想等待时机，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的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
监狱岁月
可是，从被捕之日起，直到1955年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之前，河本大作不但未能认罪服罪，痛改前非，相反却采取种种手段，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和处理，妄图蒙混过关，逃避惩罚。 
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早在太原解放前夕，河本大作就因畏罪而大量销毁作为其罪证的文件、资料和信函等。太原解放的第二天，他又亲自携带一份封面标题为《十八春太行作战》、左下角印有“第一军参谋部”字样、右上角盖有“极密”红色印章的文件，窜到原日军军医高木应悦的家里，请高木应悦予以烧毁；太原解放的第三天，河本大作在清理原办公室的桌椅、文件箱时，将5本通讯录以及名片、文件等统统付之一炬；同一天，河本大作还指使其女秘书儿玉华子烧毁了他所保存的“关于‘对伯工作’（‘对伯工作’即日本侵略者对阎锡山进行的诱降工作。）”的文件战斗情报和来往信件，以及他来太原后所记的五六本日记。与此同时，河本大作还与监外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 
河本大作在被太原市公安局收容的当天下午，当他的原秘书大西健前去收容所探视时，他便同大西健商定，由大西健回去在日本人中间开展请求释放河本大作的签名运动等。同时，河本大作还指示大西健，要于次日在原日侨自卫队副队长角川久吉家中提出商定事宜的落实问题。同年6月间，身在狱中的河本大作在退还原女管家儿玉鹤枝送来的酱油瓶子的瓶口上，以一纸卷作瓶塞，而在该纸上写着他在狱中有关个人经历的交代材料，暗示狱外的知情人在接受调查时，要与他统一口径，保持一致，以免露出马脚，等等。 
粉饰自己开脱罪责河本大作被捕后，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虽然对自己的侵略罪行有所交代，但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为自己辩解或开脱罪责的情绪或思想。 
河本大作身为日军山西派遣军所炮制的侵略组织“急进建设团”顾问、“参与”，经常参加该团的会议和策划活动，并极力支持和帮助该团。但他在供述中，却说什么“我直接同建设团的接触，只是参加了在省长公署举行的建设团成立大会和东山铁矿的开采典礼。除此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和策划活动。”并说山西产业会社为急进建设团出资修建宿舍和无偿提供粮食，是军司令官的命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执行。” 
又如，河本大作本来是战后日军残留山西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表示“我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共第一线。”但后来他却出示了所谓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说明他和其他残留山西的“日本人不能随意行动的理由”，即他是被迫留在山西的。直到1951年12月12日，河本大作在笔供中还说“留在太原的日本人……都是根据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迫不得已留下的。” 
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作为日本法西斯分子，老牌特务，河本大作的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根深蒂固。在他的供述中，经常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他在供述中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瓦德西借口西太后逃往太原，便主张派遣山西远征军，但当时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看穿并制止德国对中国的侵略阴谋。”；“‘9·18’事变最初只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由关东军干部板垣及石原等人策划发动的，日本政府并未有计划地设想如此深入地侵略满洲，成立伪满洲国”。
1953年8月25日，河本72岁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罪行笔供
1953年4月4日
问：东方会议是在哪年哪月召开的？ 
答：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于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邪开的。 
问：参加的人共有多少，主要有哪些人？ 
答：共有多少人不知道，只见有北京的芳泽公使、关东军司令宫武藤中将、儿玉关东厅长官、奉天总领事吉日茂、朝鲜政务总监山县政务长官、寺内朝鲜军参谋长。这是从大陆来的。此外还有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等有关人员参加。 
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 
答：是为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共有四点决议：（1）对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要同张作霖进行，因为张作霖是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只有支持他，由他解决满蒙问题；（2）张作霖有很多军队，耗费巨大，苛敛暴税，将来由关内败退后不必要保留那么多军队，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解除其武装。此事由关东军负责，必要时由朝鲜军支援；（3）关东军与朝鲜军即时开始做好准备；（4）奉军如果败退的话，以北京芳泽公使发表声明，因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反对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问：会议是谁召集的？ 
答：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日中义一和外务次官森洛召集的。 
问：田中义一奏折是怎么口事？ 
答：田中义一奏折与东方会议没有关系，主要是为解决满蒙问题时提出的。 
问：照你说的来看东方会议内容就如此简单？ 
答：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为了从根上解决满蒙问题，要解除张作霖的武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问：当时你以什么身份参加东方会议？ 
答：我以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伴随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参加的。 
问：解决满蒙问题的实质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是自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二十多年来，日本企图在满洲发展，当时是为了解决（1）扩大土地；（2）移民的问题。 
问：这样说来，东方会议的本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吞中国东北，向中国进攻？ 
答：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向满蒙发展，例如日本要做糖，必须种糖萝卜，要种又没有土地。日本人在东北开钟表铺等商店，被当地军队压迫很厉害。日本想开设制亚麻的公司，也没有地皮。如能解决了土地和移民问题，就达到了目的。 
问：如果按你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逻辑，达到了占土地和移民的目的，中国人民将如何生存，你说的是向外掠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 
答：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民族的错误想法。 
问：你为东方会议干了些什么事？ 
答：我当时不是参加会议的一员，是伴随武藤司令宫，给武藤提供、整理材料，如：对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张作霖统治东北阻碍日本的发展；满铁的修建也受到张作霖的阻止等，提供了很多具体事例作参考。 
问：你出席会议了没有？ 
答：重要的会议不能出席，一般的会议是以随员的身份列席了。 
问：你为武藤司令宫起草了些什么重要的文件？ 
答：如前面所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的情况；土地问题与移民问题；张作霖对日本压迫的实例；满铁修建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只靠外交不能解决问题等。有的问题写成了材料，有的问题是在会上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