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洪灵菲
人物简介
洪灵菲（1902-1934），原名洪伦修，广东潮安人。曾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从事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党海外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新加坡、暹罗（泰国）。后回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组织文学团体“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1930年担任左联常委。1933年在北平工作时期被捕，次年惨遭杀害。有中篇《前线》、《流亡》、《转变》、《大海》以及短篇集《归家》、《气力出卖者》等。其作品多以革命斗争为题材，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思想、生活和爱情。
人物概述
洪灵菲（1902—1934），男,原名洪伦修，又名树森，笔名洪素佛、李铁朗、林曼青、林荫南等，广东潮安人。1902年出生。父亲是落第秀才，后转学中医，家境清贫。1911年洪灵菲进入乡村私塾读书。家中仅有二三间小破屋，十分嘈杂拥挤，他便常常溜到屋顶上去看书，村里人都称他为书呆子。 
1918年，洪灵菲考入潮安县金山中学，1922年，升学到广州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是郁达夫先生钟爱的高材生。
大革命时期，洪灵菲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在共产党员许苏魂的影响和帮助下，1924年洪灵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广东高师毕业后到国民党海外部工作，领导群众反帝斗争。
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反革命事变，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萧楚女就在这天被捕杀害，洪灵菲也被敌人通缉，被迫逃往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在海外的几个月，洪灵菲白天则流浪街头，夜晚则栖身公馆墙角，备尝艰辛。但是，洪灵菲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转而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对革命仍然充满坚定的信心。1927年7月，洪灵菲回国，来到上海，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担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并与戴平万、杜国庠等人成立“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从1927年夏至1930年春，短短几年时间，洪灵菲创作了《流亡》、《前线》、《转变》、《大海》、《归家》等200万字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0年2月16日，洪灵菲、鲁迅、冯雪峰、夏衍、柔石等12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人物集会，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3月2日，“左联”正式成立，洪灵菲和鲁迅、田汉、夏衍等7人当选为常务委员.洪灵菲是最年轻的常委。“左联”成立后，革命文化蓬勃发展。1931年，国民党发动了严酷的文化压迫，许多书籍刊物遭查禁，《我们》月刊也在其中。洪灵菲再次遭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以多种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继续开展斗争。九一八以后，全国反帝大同盟成立，洪灵菲担任中共党团书记。他办了不少工人夜校，亲自主持，亲自讲课。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洪灵菲变得更加稳健，更加沉着，从一个革命气质的诗人，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1933年春，党组织将洪灵菲调往北平，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秘书处处长。7月26日，由于叛徒出卖，洪灵菲被国民党宪兵三团蒋孝先部逮捕，不久解来南京。1934年夏，他英勇就义。
人物生平
1901年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6 岁开始从事体力劳动。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正在广东潮安金山中学读书的洪灵菲，深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追求自由解放，爱好写旧体诗，是学校文坛上的活跃人物。1922年,他考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广东大学)英文科学习，后转入国文系。在此期间,洪灵菲结识了一位共产党员许苏魂,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正遇英帝国主义在广州制造“沙基惨案”,洪灵菲四处奔走,发动广大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许苏魂根据对他的长期考察,于1926年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洪灵菲在该年6月发表的文章《到革命的战线上去》,已表明了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1926年8月,洪灵菲从广东大学毕业。当时正是国共合作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参加了广州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并担任了《海外周刊》的编辑。他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用手中的笔写作,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
1927年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中央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逮捕洪灵菲的通缉令,他不得不逃离广州,先到香港,后独身一人到了南洋。
洪灵菲先后到了南洋的新加坡、暹罗(今泰国)等地,做过苦力,也曾流浪街头,备尝海外游子的辛酸痛苦。
1927年冬,洪灵菲结束了他海外的流亡生活,到了上海,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洪灵菲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以后,立即开始了新的斗争。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除了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的党小组长外,他和戴平万、林伯修等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我们社”,还通过大学时的老师郁达夫,结识了蒋光慈、钱杏郫、孟超等“太阳社”的成员。也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了洪灵菲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从1927年冬至1930年春,他写出了近200万字的作品,有《流亡》、《前线》、《转变》、《归家》、《气力出卖者》、《家信》、《大海》、《两部失恋故事》等。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文学评论、译著。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宝贵财富。
洪灵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他为发展和壮大左翼文化运动而作出的努力。
  洪灵菲作品1929年秋,党指示在创造社、太阳社中的共产党员要促进革命作家的团结,与鲁迅一道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洪灵菲积极和进步作家联络,消除内部隔阂,尽可能地扩大进步作家联盟。1930年2月16日,洪灵菲出席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12人集会,酝酿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洪灵菲、鲁迅、夏衍、冯乃超、田汉、郑伯奇当选为常务委员,组成了“左联”的领导核心。“左联”的成立,“标志了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
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及其当局加紧了对左翼文化工作者的迫害。先是洪灵菲等人办的《我们》月刊被查禁,接着是许多进步文化社团被解散,国民党当局又一次通缉洪灵菲,迫使洪灵菲转入地下。
1933年2月,党组织将他调往北平,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秘书处处长(即秘书长)。1933年7月26日,由于叛徒出卖,洪灵菲被蒋介石派驻北平的宪兵三团在宣武门外李大钊烈士侄女的家中逮捕。旋即解来南京。1934年夏壮烈牺牲。
个人履历
出身贫寒人家热爱读书1902年正月，广东省潮安县江东区洪砂村的一户人家，第三个男孩降生了。这户人家的主人叫洪舜臣，这个男孩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华横溢的作家洪灵菲。洪灵菲乳名洪树森，学名洪伦修，而洪灵菲是他的笔名，以笔名而传世，正标明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洪家祖上世代务农，到洪灵菲祖父一代才攒下几亩田产的家业，便有意培养洪舜臣读书，希望他能走科举之路，博取功名。谁知洪舜臣时运不济，最后连秀才也没考上，先靠教私塾为生，后来改为行医，靠乡亲们凑钱，在潮州城开了一家名叫荣春堂的药店，家境才稍稍安稳了些。
洪灵菲出生时，稍通八字的洪舜臣一算，认定这个儿子是“短命仔”、“讨债鬼”。随着洪灵菲的长大，洪舜臣越来越觉得儿子的面相正如八字所说，耳垂薄、下颌尖，“没有福气”，甚至连写字也“净是骨头，没有肉”，看着洪灵菲愈发不顺眼。在洪灵菲的心目中，父亲留下的几乎都是严厉有加的可怕面目，这在他的小说《流亡》、《转变》等作品都有体现，书中主人公的父亲都作为封建礼教的化身，呈现出令人憎恶的面孔。
9岁时，洪灵菲进私塾读书。到了1915年，荣春堂在潮州城小有名气了，家庭经济宽裕，父亲把他带到城里上小学，成为城南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在教师当中，对洪灵菲影响最大的是国文老师戴贞素。戴贞素学问渊博，书法、诗词俱佳，15岁就中了秀才，并且受到新潮流的熏染。戴贞素有个儿子叫戴平万，与洪灵菲同班，两人很处得来，就常邀洪灵菲到他家去。在戴贞素的影响下，洪灵菲也喜欢上了唐诗，到小学毕业时旧体诗已写得不错了。
1918年，洪灵菲小学毕业。父亲打算让他中止学业，到店里去帮忙，但在他再三的要求下，父亲终于同意他继续读中学。那年秋天，他成了金山中学的学生。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运动也波及到了遥远的潮州古城，带来了《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那正是洪灵菲求知最旺盛的时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吸收，使他逐渐萌生了对自由平等的社会的朦胧向往。
崇尚拜伦雪莱却遭家庭逼婚1922年7月，洪灵菲以甲等第六名的优异成绩从金山中学毕业。父亲本来希望他找个小学教师的职位，而他坚持继续读书，当年8月，他踏上了到广州读书的道路，成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的一名学生。
新的环境，尤其是新的语言，在洪灵菲面前展现了一片新天地。入学不久，他就开始读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事集》）这样的外文书籍了，接着又开始读莎士比亚的原著。除了莎士比亚，他还对拜伦和雪莱的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的诗歌中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奔腾澎湃的激情，以及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都使洪灵菲的内心世界发生着变化。在他的书籍上，以及给朋友们的书信里，他把署名改为“拜伦·洪灵菲”或“拜伦·阿洪”。
1923年春，许美勋在汕头《大岭东日报》刊登启事，发起组织潮汕最早的新文学社团——火焰社。洪灵菲在广州见到启事，写信与许联系，参加了火焰社。火焰社的社刊《火焰》，作为《大岭东日报》的附刊出版，洪灵菲常常向《火焰》投稿，在上面发表了一些旧体诗。
那年寒假，洪灵菲尝试给报刊写稿，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为《一个小人物死前的哀鸣》，投给香港报纸，结果刊登出来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父母为洪灵菲定下了一门亲事。女孩叫黄婵英，是周边村庄的女孩，目不识丁。洪灵菲当时已心有所属，他几经抗争，但其家人终以断绝关系和经济来源相要挟，无奈之下他终于回家与黄成亲。之后他除了几次短暂的回家外，很少与黄婵英相见。
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漂泊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激荡着革命的浪潮。作为一名渴望自由平等理想社会的青年，洪灵菲很难置之度外。渐渐的，他藏起因受挫的婚姻与爱情的失落带来的苦闷，投身革命。
1924年11月，他就读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与法专、农专等校合并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共产党员许苏魂。许苏魂是潮安人，以老乡关系为纽带，洪灵菲与同学戴平万等人在广东大学的学生中组织起了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在广州的学生运动中有声有色。1926年，经许苏魂的介绍，洪灵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工作。
这一时期，洪灵菲还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革命伴侣——秦静。秦静从潮州故乡来到广州，考入了何香凝主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毕业后，秦静分到海外部担任文书，并由洪灵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2日，两人在广州举行了婚礼。洪灵菲一直主张革命与爱情并重，婚后两人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作为爱情的见证。在照片的背后，洪灵菲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
然而，甜蜜日子没过多久，4月12日，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几天之后广州也陷入了腥风血雨，洪灵菲也在被通缉的名单中。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回汕头，然后是新加坡、暹罗（今泰国）。这期间，他东躲西藏，在香港被拘捕，在新加坡栈房挨过饿，在湄南河上漂泊……饱尝辛酸苦楚。
寻找人生方向创作《流亡》1927年秋，洪灵菲与戴平万回到上海，听到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听说起义军向汕头转移，他们便前去投奔。当他们赶到汕头时，起义部队已经散去。寻找起义部队而不得，洪灵菲又一次幸运地逃脱了险境，他在庆幸中又感到迷茫：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他突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以自己过去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开始了自传体小说《流亡》的写作。
在小说《流亡》中，洪灵菲从广州的“4·15”大屠杀写起，一直写到追随起义部队进入潮汕，却扑了空，不得不再次流亡。主人公沈之菲最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看清了社会的丑恶与黑
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要消除这种状况必须经过革命，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最后，沈之菲悄悄离开家庭，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去为着人类寻找永远的光明。”
洪灵菲只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10万字的作品。1926年3月，郁达夫到广东大学任教，洪灵菲常去听他的课，据说洪灵菲得到郁达夫的赏识，两人很聊得来。就在《流亡》收笔之时，洪灵菲遇到了来上海的郁达夫，郁达夫不仅为《流亡》作序，还向上海现代书局老板卢芳推荐了这部书稿。
这本书经现代书局出版后，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一带销路甚佳。洪灵菲这个名字也不胫而走，在上海文坛有了一点名气，渐渐地有书店向他约稿了，他凭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在上海扎下脚跟。
“流亡三部曲”奠定文坛地位当时，洪灵菲与戴平万等五六位来自潮汕的革命青年挤在上海法租界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洪灵菲要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经济重担。《流亡》的写作，打开了洪灵菲创作激情的阀门，他以一种非凡的热情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每天早上4点起床，铺开纸笔开始写作，到8点钟别人起床时，他通常已经写出5000字了。
紧接着，洪灵菲开始了长篇小说《前线》的写作，时代背景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小说主人公霍之远，是一位在国民党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一边为革命奔忙，一边在情场上角逐，私生活颇为出格。但是，在反对派大屠杀的危急关头，他却挺身而出。在霍之远的身上，其实浓缩了大革命时期无数革命青年的共同特征，写出了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转变轨迹。
《前线》之后，洪灵菲又开始了第三部长篇小说《转变》的写作。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五四”落潮到北伐战争期间。主人公李初燕，是个从城里回乡复习功课备考的中学生，却与寡居在家的二嫂秦雪卿生出了感情，回城读书，又与同学之妹张丽云相恋，父亲却逼迫他与一个素不相识的村姑结婚。婚姻不能自主，爱情受挫，使他感受到家庭的冷漠、社会的残酷，经过一番苦闷、怨恨与抗争，最后在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中离家出走，走上革命道路。
这三部小说的风格非常近似，采取了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爱情”的模式。韩山师范学院的郑群辉认为，这种“革命+爱情”的模式，在内心和时代上造成的种种矛盾，都是时代的真实反映，今天不必过于苛求和指责；相反，“洪所描写的这些人物最终都从沉沦中挣扎出来，走向革命，革命终于战胜沉沦，这一洪灵菲特有的主题，倒是值得我们大为赞赏的。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小说对那个时代的有志于革命的青年起着一种多么大的支持鼓励。”这一看法也印证了洪灵菲本人的一句话：“革命尽管处在低潮，但我们手中有一支笔，能使革命在另外一个方面蓬勃活跃起来。”
至于《流亡》等作品的艺术价值，阿英当年就撰文指出：“洪灵菲有一种力量，就是只要你把他的书读下去一章两章，那你就要非一气读完不可。”他对洪灵菲的评价是：“在现代文坛上，是不可多得的。”
后来，人们把《流亡》连同《前线》、《转变》三部小说合称为“流亡三部曲”。这三部小说是洪灵菲的代表作，有人还称之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作”。这三部小说，都是以中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为题材或背景，其中包括从“五四”落潮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以及“4·12”政变，反映大时代的历史洪流。1934年，这3部长篇小说被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查禁。
洪灵菲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1927年下半年至1929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写成的。除了“流亡三部曲”和部分短篇小说外，还有新诗和文艺论文，累计上百万字。当时，蒋光慈就称赞洪灵菲是“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
当选“左联”七名常委之一1928年1月，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发起成立太阳社。经郁达夫的介绍，洪灵菲认识了钱杏邨等人，与戴平万一道参加了太阳社，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当年5月20日，洪灵菲与杜国庠、戴平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另一个文学社团——我们社。已经参加了太阳社，为什么还另外成立一个我们社？学者段从学研究发现，不仅所有的成员都是潮汕人，而且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认为，“我们社应党组织为了平息太阳社与创造社之间的争论，建立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而建立的一个新型文学社团。”社刊《我们月刊》的“卷头语”提出要发出“我们的战鼓的声音”，并写道：“那声音虽然一些儿也不美妙，也不温柔；也许会破坏所谓平静，破坏所谓安宁；然而，那已经够伟大了！那声音给同情我们者以流血的启示，给背叛我们者以灭亡的象征！” 
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等“既成作家”之间爆发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造成了左翼文艺队伍的涣散。在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的干预下，左翼文艺阵营的内部之争才告结束，并酝酿成立一个新的进步文艺组织，这便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简称“左联”）。1930年初，洪灵菲参与了“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市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出了由7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洪灵菲当选为常委之一，其他6人是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
“左联”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在报刊上开展深入的讨论，使文艺大众化逐步成为文学运动。洪灵菲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大众化’是普罗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普罗文学，假定没有获得大众的理解和爱护，这是一种很重大的损失。要使普罗文学为大众所理解和爱护，‘大众化’这个问题便非马上提起来不可了。”
洪灵菲被称为“彗星式的高产作家”。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洪灵菲还创作不辍，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在木筏上》、《在洪流中》、《归家》，以及中篇小说《大海》，这些都体现了洪灵菲本人的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在这些作品中，劳苦大众取代知识分子变成主角。
尤其是比蒋光慈的长篇小说还早一个月问世的《大海》，被学者杨义视为“洪灵菲创作道路的重大转机”，“洪灵菲开始跳出20年代后期革命浪漫蒂克的漩涡，而向30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进取了。”《大海》的主人公是南方农村的三个酒友，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激荡着“水浒气”，书写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破产，农民的烦愁愤怒情绪，以及自发反抗的失败结局；下部写数年后这个南方村庄经过大海一般的咆哮后，农民当家做主、改天换地的新气象。杨义说：“自《大海》以独特的人物性格来显示历史的壮阔进程的艺术手腕而言，洪灵菲已走进左翼文学开始成熟的门坎了。”
不幸被捕遭秘密杀害“左联”成立后，洪灵菲的工作更忙了。他经常深入到工人、大学生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在这期间他在大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创办工人夜校，并亲自上课。
到1930年下半年，他几乎全部放弃了写作，把精力投入到党的工作中。他担任过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沪西区委的工作。1931年“9·18”事变后，上海成立中华反帝大同盟、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包括1932年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洪灵菲也分别担任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洪灵菲频繁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上海《申报》登出了对洪灵菲的通缉令。这是自《中央日报》后刊出的对他的第二次通缉令。面对险恶的环境，中共党组织随即将其转入地下，后来考虑到他的身份暴露，已不宜留在上海。1933年2月，洪灵菲调到北平，担任中共中央驻北平全权代表秘书处任秘书，负责管理华北6省党的重要文件。
由于叛徒的告密，1933年7月26日洪灵菲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在狱中，他经受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没有吐露党的任何秘密。他被捕后，一些进步人士向国民党发出抗议，要求释放洪灵菲。他的岳父、潮州知识界名人秦昌伟也筹集巨款，希望赎他出狱，得到的答复是：“此人死不悔悟，毫无回头之意，赎不得。”
最后，洪灵菲被秘密押解到南京，1934年初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1]
人物评价
洪灵菲在大学读书期间，正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广州的革命高潮十分高涨，他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在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左派组织，随即又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他没有离开广州，而成了职业革命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海外事务部门工作，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事变以前。广州“四·一五”事变发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狂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洪灵菲也在通缉之列。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洪灵菲只好开始流亡。在数个月内，从广州到香港，再回汕头，然后是新加坡，暹罗，汕头，最后于二七年冬来到上海。他在香港被拘捕，在新加坡栈房挨过饿，在泥南河上飘流……备尝辛酸苦楚。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流亡》里。洪灵菲到上海后，即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负责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辛勤的写作生活。这是他流星般的生年里最光灿的时期。而《流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前后的社会背景之下。主人公沈之菲当时被视为危险人物，也被追捕。他的流亡生活开始还有恋人黄曼曼的陪伴，但后来只他自己流亡，短短的几个月，到过香港、暹罗和新加坡，到处奔波，被通缉、监禁、驱逐和辱骂，加上家庭不理解他，他的心越来越悲观；同时通过那段流亡生活，还有曼曼的鼓励，他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社会的黑暗丑陋使他明白要消灭这种现象，非要彻底革命不可，最后，他还是离开家庭继续走上流亡的征途。沈之菲认为，想要解除人生的苦闷，就必须推翻旧的制度，必须进行革命。可以说，《流亡》当中的沈之菲的经历就是洪灵菲的革命曲折之路，小说里的情节基本与洪灵菲的经历及心态相像。再者，他的恋爱经历，洪灵菲在中学时期曾经与一位女同学发生过恋情，当时因为社会原因不被允许而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的心灵有了创伤。到了洪灵菲大二的时候，父母让他与一位农家姑娘结婚，但是他们的包办婚姻没有爱情作为基础，由此他感到人生的痛苦。最后是在革命的引路人许苏魂的鼓励之下，他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革命伴侣秦静。而小说《流亡》当中的沈之菲与黄曼慢，便是他与秦静的原型了。可以说，《流亡》这部小说是洪灵菲的自传体小说，他的经历和体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题材。
作品评价
知道了洪灵菲的革命及恋爱经历，我们不难相像他对革命的热衷和对恋爱自由的追求，这些都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反过来说，他的作品，特别是《流亡》正是反映他的经历、他的革命思想、他的行动、他的恋爱以及他的努力的题材。
爱情使得革命理想一致。我们知道，小说中沈之菲的爱人黄曼曼是受他影响而跟着他一起干革命的，而非两个人原本的志同道合才恋爱起来。这就是洪灵菲的作品与其他“革命小说”的不同之处。“她在党立的W女校毕业不久，最近和他一同在M党部办事。她的性情很是温和柔顺，态度本来很不接近革命，但因为她的爱人是在干着革命的缘故，她便用着对待情人的心理去迎合革命。”（《流亡》第一章）爱情使得曼慢跟着也一起干起革命来，曼曼是佩服沈之菲的，《流亡》三十章中她给之菲的信写到：“你回到S埠去，当然是去干革命的，这我是很佩服的！”她认为他的革命目的是他们两个人能够幸福的前提，她常常为他的话而感动，沈之菲对革命的宣誓就像他信誓旦旦地宣誓两个人之间的幸福即将到来一样。 “最后我们的办法，只有用我们的心力去打破一切！对于旧社会的一切，我们丝毫也是不能妥协的！我们要从奋斗中得到我们的生命！要从旧礼教中冲锋突围而出，去建筑我们的新乐土！我们不能退却！退却了，便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行为！” （《流亡》第五章）不能退却，退却了就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行为了，所以要奋斗，奋斗的过程是为了得到生命，奋斗的做法是从旧礼教中冲锋突围出来，奋斗的目的是建筑幸福的新乐土，那么爱情就是动力，让彼此有心力去打破那一切，打破的手段就是革命起来，所以两个人必须共同为目标而革命。这是让革命与爱情之间互相表现，两个是不能隔开的。没有一种没有目标的革命，也不是喊口号的为了民族兴起而革命，作者的理想是伟大的，他认为只有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革才能拥有美好的将来，但是这伟大的理想中又不乏空洞得言论，而是具体到了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追求，从而表现为以爱情做为目标，这样表现出来的人物是血肉的、真实的。为什么革命呢？难道就真的都只为全民族的兴起吗？不是的，人是有私欲的、有梦想要完成的，当这种私欲和梦想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必须行动起来，而让它上升到一种民族兴亡的责任，因为只有民族强大起来了，个人的理想才能实现。这样的小说题材是真实而具人情味的。让革命去表现爱情，让爱情来表现革命，具体就是这样子。
革命动力让爱情希望永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生活一定能够放出一个奇异的光彩来！不要忧心吧！只要我们能够干下去！干下去！干下去！曙光在前，胜利属于我们！”（《流亡》第十二章）之菲多次对曼慢说这种类型的话。这时曼曼一般会娇滴滴地答应他说一起干下去。只要干下去，胜利之后，不久的将来生活肯定会很美好。革命的动力使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目标，一个共同的追求，这个目标和追求能使两个人之间更加志同道合，从此为了幸福生活而心存希望。可以说，要不要革命，就决定着他们的幸福生活能不能实现的结果，所以革命起来能让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牢固，更加有希望。从这方面说，革命是就考验爱情结果的方式，而恋爱也是考验要否革命的方式了。
革命与爱情相辅相成。洪灵菲的另一部小说《前线》中说：不要牺牲爱情，亦不要牺牲革命！由此可见，理想的状态就是革命不忘恋爱，恋爱不忘革命，又要革命又要恋爱，让革命和恋爱相辅相成。抗战诗人艾烽用诗句表达了这种观点，“我的生命/一半属于你/一半属于革命”。 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异性伴着自己向着彼此共同的目标前进，如此一来，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感情上，都是无比幸福和上进的。沈之菲在列为被捕的行列当中的时候，有曼曼的陪伴，如此落难时，有一个知心的伴在身边扶持鼓励，是值得安慰的。甚至当他在做噩梦时醒来还有曼曼在一便安慰温暖他，这是幸福的。作品中的沈之菲虽然有着革命奋斗目标，但是他性格上也存在着犹豫悲伤消沉的一面。在流亡过程中，曼曼没在他身边，而他又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甚至在外面受尽别人的白眼，吃尽苦头，他有过对理想的不知所措，所以迷茫起来，这时他多少次想到如果曼曼能够在他身边该多好。再坚强再有理想的人也会有脆弱的一面，特别是受尽打击和摧残，久久不能实现内心的期盼，是人都是会这样的，沈之菲也一样，他颠簸流离，他吃尽苦头，没有动力让他坚持下来，唯有的，就是他对幸福的追求，所以在无助和悲伤的时候他常常会想起曼曼。他不能在曼曼温暖的怀里哭了，也不能和她接吻拥抱，所有这些陪伴以及美好的东西消失了，他觉得他很疲倦。他写信给曼曼，告诉她，他为着革命的缘故把名誉、地位、家庭都一步一步的牺牲了。“我唯一的安慰，我的力的发动机，我的精神的兴奋剂，我的黑暗里的月亮，我的渴望着的太阳光！你将怎样的鞭策我？怎样的鼓励我？怎样地减少我的悲哀？怎样的知道我前进的途径？”（《流亡》第十七章）由此可见，曼曼是他前进的动力和引导。曼曼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常常这样想：“唉！唉！假使我的曼曼在我的身边！——”唯有存在着爱情的希望，他才能在流亡过程当中继续革命起来。第二次写给曼曼的信中，他说“这一次流亡的结果，令我益加了解人生的意义和对于革命的决心。”并在最后嘱托曼曼“妹接我书后，能干最近期间筹资直往W地相会，共抒离衷，同干革命！于红光灿烂之场，软语策划一切，其快何似！”（《流亡》二十六章）他还是不忘革命，还是不忘叫同曼曼与他一起干革命。革命伴随着他们的爱情，爱情就要革命，革命与爱情是相辅相成的。曼曼也一样，在后来写给志菲的信说到：“想到这一层，我真觉得非即刻跑到你的身边去，去和你同干着出生入死的革命不可！”“我将把你紧紧地搂抱着，流着泪抚着你半年来为失败而留下的周身的瘢痕。你也将和我接一个长时间的热吻，以慰安我的半年来的被压损的心灵。”“家于我何有？国于我何有？社会于我何有？我所爱的惟有革命事业和我的哥哥！”（《流亡》第三十章）可见，曼曼不只扶持着之菲，也需要之菲扶持着她，她也离不开他，想和他一起干着出生入死的革命，她所爱的，惟有革命事业和之菲。
最后之菲是悄悄地离开了家，又开始他的流亡征途去了。曼曼的这封信似乎加强了他的信心和动力，让他重新向着光明伟大美丽的积极求生路去。也许，又开始了他的爱情与革命相互影响和进行的行动中去了。洪灵菲写过《流亡》三部曲，其中《前线》和《转变》都没有《流亡》这部小说的反映之大和影响之深。无疑他的“革命加爱情”式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具有人性内涵的，特别是《流亡》这部小说，更以他的亲身经历作为题材，小说中沈之菲的革命经历以及他与黄曼曼的爱情就是洪灵菲的革命经历及他与秦静的恋爱，互相把持，共同革命。小说把革命与爱情宣泄得淋漓尽致。沈之菲和黄曼曼由爱人而同志,情感上相互润泽、事业上相互支援，这样的状态是理想的，也是难得所求的，所以非常珍贵，也非常真实。主人公沈之菲的理想是简单的，那就是安稳和幸福，上升后是整个民族的安稳和幸福，所以需要革命；而革命又是为了使理想实现。洪灵菲把革命与爱情互相表现和考验，在实际生活当中是这样，在小说中也是这样，这样展现的是生动而又真实的人生。有人称洪灵菲是左翼文坛上的一颗彗星，是当之无愧的。对革命与恋爱的描写，其历史的认识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也给当时小资产阶级只是份子的恋爱生活赋予新的内容，而对题材领域的开拓，也是功不可没的。
“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洪灵菲
人物大事
1902年：正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江东区洪砂村。原名洪伦修，字子常，常用笔名还有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
1922年：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曾参加学生运动。
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后，做了大量组织和宣传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到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任干事，编辑《海外周刊》。
1927年：遭反动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新加坡和暹罗（今泰国）等地。同年冬抵达上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流亡》，该书1928年4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恢复了组织关系，任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党小组长。5月，发起成立文学团体“我们社”，长篇小说《前线》由晓山书店出版。同年9月，长篇小说《转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930年：3月，“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和7名常委之一。当年下半年起，他担任过江苏省委宣传部、沪西区委的工作。除创作外，他还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193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1931）、《赌徒》（1933）。
1933年：奉调到北平中共中央驻平全权代表秘书处工作，7月26日因叛徒告密被捕，被秘密押送南京。
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