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卞仲耘
人生简历
  卞仲耘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女，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 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 
建国后，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
1966年夏，卞仲耘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时，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遇难经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就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物件。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卞仲耘的“罪状”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死亡“前奏”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黑幕”降临  卞仲耘遇害时的遗体照片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
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锺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当时丈夫王晶尧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
三十多年后，王晶尧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章诒和在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此人曾在电视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该校没有设置校长职位），和其他四位学校负责人一起，被该校红卫兵揪到大操场上，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劳改的同时，又被乱棒横扫，个个遍体鳞伤。她们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副校长中排名第一，被视为‘黑帮头子’，被殴打最重。经过三个小时折磨，到下午五时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台阶上，仍然有红卫兵继续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物，大声咒骂她‘装死’。
卞仲耘被放在一辆平时运送垃圾的手推车上，不能动弹。红卫兵还在继续批斗其他的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手推车旁，另一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的卞仲耘，两条骼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睁开，瞳孔放散，毫无反应，只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就告诉在场红卫兵，卞校长恐有生命危险，应当送医院。红卫兵怒吼道： ‘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押了起来。到了七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北京市委，终于把卞仲耘送到马路对面的邮电部医院。这时，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盖住，上面还压了一把大扫帚。医生检查时，卞的尸体已经僵硬，死亡多时了。这就是全国第一个无端被暴力毁灭的无辜者！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有所顾忌——半月后，暴力猛然膨胀，打死人不但不须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但在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以上是卞仲耘好友王友琴记录的卞仲耘遇难经过）
艰难控诉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  《伤痛四十年》(2006)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6年，毛泽东病故，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
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但同时，王晶尧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
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跟人私怨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外校人员，以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家庭状况
卞仲耘与丈夫王晶垚生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
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
2006年1月27日，摄影家贺延光访问已经85岁的王晶垚，尽管当时距卞仲耘遇害已过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对前妻卞仲耘的遗像，仍不禁黯然神伤；贺延光以相机记录下这一时刻，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伤痛四十年》。
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
作者：林莽
悲逢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殉难四十周年之际，她的老战友和丈夫王晶尧先生约我写一篇实录，以资纪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难之首者。继其后，全国又有千千万万无辜者惨遭迫害。此实我国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奋起秉笔直书，仅欲言予幸存世上的未亡人。 
1966年6月初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某日中午下班时分，我经过校门口的会客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两位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校领导在里面，可能是在开完批判他们的会后，呆在那里等学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给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长脸上的笑容。我心想：“这时，她还能面带笑容，可见压力不大，比我这个右派强。”而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我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下午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我听了，心情是沉重的。 
没想到，时间未隔多久，情况却有了变化。 
工作组被撤消了，这对我关系不大，而对卞仲耘她们，则至关重要。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运动搞得不红火。浮皮蹭痒地批了批校领导，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应按十六条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条最高指示一下来，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果然红红火火起来了。 
那是8月5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 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 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来叫我跟她走。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假如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那我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这是完全可能的。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学校，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因而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示范，从而起到推广全国各地的作用。
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