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青年党刺蒋计划
第三大党 反共先锋
  青年党党魁 曾琦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1924年10月10日，该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揭橥“国家主义”，故时人亦称之为“国家主义派”或“醒狮派”。青年党人自己则在1929年8月公开党名以前，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5年10月）的名义活动。
青年党人素以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而起的“第三大党”自居。1932年12月，中国青年党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现在的政党，虽已将近十数，然举其大者，则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共产党实鼎足而三。”1946年1月，民盟开会讨论政协名额问题，青年党三巨头之一的左舜生在会上直言不讳地声称青年党为“第三大党”，9个政协名额中必须要有5席。从事实上来看，青年党党组织确实颇具规模，其组织遍布于欧、亚、美三洲及国内各省市，在欧洲，德、奥、比、瑞、荷、英等地均设立了支部，巴黎则是青年党最早的总部所在地。在美洲，青年党员谭敬之、林冠雄等数十人在纽约成立青年党驻美总支部，出版《侨声日报》。在香港也成立支部，出版《探海灯报》、《香港时报》。在国内，湖南、四川、湖北、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苏、天津、武汉等省市均建立了省（市）党部和基层党部（1925年，由于国内党务的普遍发展，总部迁至上海，巴黎另成立驻欧总支部）。
由于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来自四川、湖南、广东，故这几个省区的组织尤为发达。四川更是青年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四川青年党组织进行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青年党有党、团、社三级组织。入党者须先入团，入团者须先入社。团、社组织也相当发达，比如“社”，就有国魂社、狮声社、惕社、自强社、华声社、光国社、起舞社、国光社、新民学社、浙江青年社、爱国青年社、国铎社、孤军社、独立青年社、华魂社、江声社等二三十个团体。
青年党的具体党员人数，据曾任青年党内务部长的一个青年党员回忆，1930时约有党员1万人。到抗战时期，党员仍有增加。1939年张君劢、曾琦致函蒋介石，称：“以目前实况论，青年、国社两党人数，除留居川省者外，其散居国内外者，尚不下数万余人。”抗战胜利后，青年党迅猛发展，青年党人自称有党员30万。据1947年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南省青年党员数有2万余人，团员1万余人，但湖南的党务之发展在全国只占第五位。关于上海的情况是“青年党近在沪积极吸收党员……预期在本年上半年度在沪吸收4万新党员，而在整个东南地区则可有十万人参加。”由此推断，青年党人自称有30万之众并不为过。考虑到青年党还有数目庞大的各级团员、社员等准党组织，则其影响和数目更非今人所能想到。如此说来，其“第三大党”的地位确实名至实归。
曾琦，字慕韩（因慕宋朝宰相韩琦之为人，故名），别号愚公，党号移山。1892年9月25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曾琦早年曾在广西、四川等地求学，后又先后留学日本、法国，接受了18世纪、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费希特、李斯特等人的国家主义思想。1923年12月，曾琦与李璜、张梦九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自任总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夏大学、法政学校、同济大学等校任教。在此其间，曾琦积极宣扬国家主义，发展青年党组织，进行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力量在东北及长城沿线进行抗日活动。后与蒋介石合作，参加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参与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加入政府，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和总统府资政。1951年卒于美国。曾琦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长期担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席），他与左舜生、李璜一道，成为青年党的三巨头。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却是与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曾琦曾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为了拯救这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经有过良好的关系。在《少年中国》杂志和青年党有关史料中，屡屡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与张闻天、田汉的往来书信。但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却因为严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扬镳，最终走上迥然相异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境地。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而曾琦等青年党人则成为最早的反共先锋。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宣传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进而组建了党组织。在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看来，除了“走俄国的路”，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均是谬误、不合国情的。曾琦等对中共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尤为不放心。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应该在苏联的帮助下去反帝反封。而曾琦等人却坚持认为苏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性质是一样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承诺归还沙俄时代所攫取的利权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却进一步觊觎、侵占中国的蒙古，扩大他们在东北的势力。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的政党，而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是苏俄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国贼”。
由于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双方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争斗。共产党人坚信“唯物史观”，他们则提“物心并重”；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阶级革命”，他们则主张“全民革命”；共产党提出“阶级专政”，他们则提“全民政治”；共产党提出“工人无祖国”、“世界革命”，曾琦等则高唱“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后来，曾琦、李璜等组织中国青年党，以《醒狮》周报为舞台，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充当反苏反共先锋，向共产党发动猛烈的进攻。中共也不甘示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给予反击。双方口诛笔伐，打斗、暗杀事件也时有发生，曾琦后来甚至公然称：“有共产党即无爱国派，有爱国派即无共产党，所谓‘汉贼不两立’，‘邪正不相容’，事理昭然，无可为讳。”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矛盾已发展至你死我活的白热化境地。
附孙反共 预谋刺蒋
1923年以后，孙中山先生开始实行“联俄容共”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这对必欲除共产党而后快的曾琦等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们认为，国共合作将使得共产党大为发展，届时中国将“大难将作”，“赤祸遍地”，甚至成为苏联的附属国亦未可知。于是他们不断地向国民党要人劝诫和警告，希望国民党赶紧放弃“联俄容共”政策，赶紧“清党”。1924年冬，孙中山离粤北上，在上海停留，曾琦亲自前往拜谒劝告，但孙中山先生并不以为意。曾琦等于是转而与国民党右派密切往来，并与“西山会议派”约定“内外夹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五卅运动前后，广东革命形势不断高涨。1925年1月，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其间回师平定杨、刘叛乱。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彻底剿灭了陈炯明残余。次年3月，李宗仁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两广实现了统一。在这些过程中，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均以一个左派的革命者面目出现。蒋介石经常在黄埔军校训话，高喊“联苏联共”，“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言论。
1926年秋，北伐开始，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由粤入湘，势如破竹，几个月之间连克衡阳、株洲、长沙、武昌，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很快被击溃。是年底，主要战场转向江西，“五省联军”也不断挫败，军阀孙传芳自己则逃至南京，一时间变得摇摇欲坠。随着国民革命军的顺利进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而依附于孙传芳的青年党则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严厉打击的对象。因此北伐军所到之处，青年党所办报纸、刊物被查禁，信奉国家主义的教职员及学生被开除，所办学校被关闭，财产被没收，青年党员或被拘禁，或被枪杀，青年党受到重大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孙传芳的颓势，为了阻碍北伐军和共产党的进展，曾琦遂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刺杀蒋介石。
1926年底的一天，曾琦找来青年党的一个骨干段震寰（湖南省华容县人，时为青年党中央委员，曾任青年党中常委、内部部长、北平市党部委员长、湖南省党部委员长等职）。曾琦直截了当对段震寰说：“蒋介石的北伐，带来了共产党革命。共产党革命一到，不仅孙传芳垮台，我们也要完蛋。要阻挠北伐军的进展，单靠孙传芳的军事抵抗已经没希望了。”曾琦主张采用“非常手段”，刺杀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曾琦并说“蛇无头而不行”，如果“刺蒋”成功，可以挫折北伐军前进的锐气，挽回“五省联军”的颓势。段震寰当即同意了曾琦的主张，并且自愿提出担任行刺者。
不久曾、段两人从上海到达南京，并派人游说孙传芳赞助。其时孙传芳刚从江西逃至南京，已成惊弓之鸟，当听到曾琦的“刺蒋”计划之后，极表同意，当即命副官送交手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并签发支票l万元作为资助活动费用。
当经费和武器都有了保障之后，“刺蒋”即进入具体谋划阶段。段震寰与青年党另一青年党骨干分子刘著良共同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暗杀机构。刘著良为此专门辞掉安庆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职务，并带着其爱人俞淑芳和妹妹刘著兰一起到南京乌衣巷安家，借以掩护暗杀组织。
然而，正当“刺蒋”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段震寰在寻找“刺蒋”机会的时候，曾琦却突然改变了计划。这又是为什么呢？
联蒋反共 刺鲍流产
原来，自从北伐以来，蒋介石羽翼逐渐丰满，其反共的真面目逐渐显露出来。1926年11月，蒋介石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已经不在声言“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希望“友邦”谅解革命运动。1927年初，蒋派人捣毁了赣州总工会，杀害赣州总工会会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左派和共产党占主导的南昌市党部、安徽省党部及九江等地的工会、农会，不少被蒋派人解散或捣毁。蒋同时积极争取江浙财团和英美等国的支持，准备进行“清党”行动。
曾琦从这些迹象发现了蒋介石的变化。在孙传芳必倒无疑的情况下，遂决定不再依附孙传芳反共，而是要“刺鲍联蒋”，与蒋联合，共同反共。曾琦向段震寰仔细分析：“形势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孙传芳的政权已是难于保持，蒋介石必将打进南京。许多迹象表明，蒋介石打进南京后，可能和共产党走向分裂，他将运用军事力量反共。我们要刺蒋，是为了反共。现在联蒋将更有利于反共。联蒋反共比联孙反共的力量大得多。”因此，曾琦得出结论：现在的反共重心已不在“去蒋”，而是应该“联蒋”。
鲍罗廷是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广东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能施加重大影响。在曾琦等人看来，鲍罗廷是苏俄“赤化”中国的总代表，是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太上皇”。因此，“刺蒋”计划改变后，曾琦自然而然地把刺杀目标锁定在鲍罗廷。另外，曾琦等人“刺鲍”还另有深意。他们想通过“刺鲍”行为来表明青年党与蒋介石利害相关，消除蒋对青年党人的疑忌。青年党当时没有军事力量，如“刺鲍”成功，可以让蒋知道青年党虽没有军事力量，却有发达的组织和较强的组织能力，使蒋介石不至于小觑青年党。这样的话，蒋介石才愿意与青年党平等联合，最终实现“联蒋反共”的目的。
曾琦对“刺鲍”计划颇为重视，认为这将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他鼓励段震寰亲自去行刺：“本来我是不同意你亲自去行刺的，因为这牺牲自己的可能性太大，犯不着。现在要刺鲍罗廷，我倒是同意你自己动手。因为这将是震动世界的大事情，将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大推进我们的反共事业，对党和国家将是一个莫大的贡献。”段震寰当时是一个深受国家主义影响的狂热青年，认为这将是名昭史册的的“壮烈之举”，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故欣然接受任务。
接受任务后，段震寰便叫刘著良帮其物色助手，自己则前往武汉查看情势。当时鲍罗廷已经随广东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武汉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大本营，针对蒋介石当时的一些反革命言行，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蒋的权力进行限制，同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武汉军队也调动频繁，机关戒备森严。段震寰对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进行了仔细观察，选择刺杀地点。几番权衡之后，段震寰决定一个人单独行动。段认为只要在主要机关门口看准有俄国人乘坐的的汽车，伺机向其扔出炸弹，便可一举成功。如果不成功，也可像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一样“震惊世界”，名垂青史。
1927年3月下旬，段震寰装扮成商人模样，把一枚炸弹藏在热水瓶胆下，便从南京出发去汉口“刺鲍”。行前，段向刘著良话别：“我不能把好消息带给你，但希望你能从报上看到我的好消息。”其情颇为“壮怀激烈”，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段震寰虽然气冲牛斗，满脑子“名昭史册”的想法，却经不住酒色的诱惑，沾染了纵酒宿娼的毛病。段觉得自己行刺后命不可保，生命已不久长，所以更加纵情享乐，一路上喝酒纵欲，结果还没到武汉就染上性病病倒了。后来好不容易到了汉口，又因无相识的中医，只好由旅店代为延请中医诊治，因而耽误了时间，在旅店一治就是近两个月，直到6月初，才能缓步街头。
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李济深、白崇禧等已经在上海、广东、广西等地“厉行清党”，一时间腥风血雨，各地处于恐怖状态，鲍罗廷也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与此同时，两湖地区的形势也逐渐复杂。5月13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鄂南通电反共。21日，许克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和总农会等机关，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运动领袖。汪精卫也开始右转，秘密在武汉酝酿“分共”。汪精卫于6月1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解除了聘任鲍罗廷为顾问的合同，6月17日又电令鲍罗廷离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到武汉避难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外侨和俄国人则纷纷回国。
段震寰看到这些景象，知道苏联顾问必已离开武汉，连呼“负负”，对自己的“贻误时机”悔恨不已。想想自己踌躇满志地由南京出发，许下豪言壮语，结果却一事无成，有何脸面再回去见曾琦？想到这，段震寰干脆离开汉口，回湖南华容老家去了。此后，“刺鲍”计划再也没有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