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保任制
简介
“保任”即保举之意，它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事与法制挂钩，任人者要对被任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保任的原则不论在察举制时代还是在科举制时代，在选官中都被广泛运用。由于实行保任制，荐举得人与否及被荐人任职后的功过优劣，举主与之同其赏罚，所以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滥举现象发生。
宋朝“保任”制的形式，这其实是荐举制的一块翻版。不过，推荐者要对被推荐者负有法律责任，如被推荐人犯罪，推荐人连坐同罪或罪减一等不等。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荐举分为十科，如第一科为；“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中、高级官员每年必须于十科内荐举三人，于中书省登记入册，以备选用。如无推荐或推荐人数不够的官员，酌情降职或另行处分。如推荐不当者，则连坐处罚。这在司马光时代，这一举措对负有推荐人才的官员压力很大，你不推荐人才，相应降职或作其他处分，你推荐错了人，一起连坐法办。
历史起源
宋朝建国后，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宋朝设置卖官制度，虽有进纳授官、进纳补官、进纳出身、进纳买官、进纳官、进纳官人、进纳出身人、进纳人、进纳、纳粟、纳粟补官、纳粟授官、纳粟得官、入赀补官、纳赀授官、献助补官、献纳补官等各种名称，含义稍有差异，实际上则是一回事，只作为“权宜之制”。 
《宋史》卷158《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可知当时尚没有把进纳作为一种入仕门径。另据《宋会要》职官55之29，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卖官，是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正月：“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三班）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此处的“有物力户”较易解释，即是富民，“职员”估计即是“衙前职员”之简称，是指富民当衙前者。其它如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殿直属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学、大理评事、别驾、太祝属低等文官。“与出身”则是特授科举出身，等同于对科举末等者的恩赐，而非正式及第者。据后引的记载看来，应是科举的科目之一的同学究出身。 
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卖官仍分文、武两类，文官中的主簿、县尉到大理寺丞都属寄禄官，而非实职差遣。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规定在河北、京东、京西和开封府：“许诸色人进纳秆草，等第与恩泽。杂秆草每束湿重五十斤。一万五千束与本州助教，二万束与司马，二万五千束与长史，三万束与别驾，四万束与太庙斋郎，四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五万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六万束与（三班）奉职。秆草每束湿重一十五斤。二万束与摄助教，三万束与州助教，四万束与司马，五万束与长史，六万束与别驾，七万五千束与太庙斋郎，八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九万五千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
这是进纳饲草的实例。“试衔”即“试衔官”。如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25胡宿《文恭集》卷１８就保留了两份制词，一为“进纳梢草空名助教制”，二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戸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当时的将仕郎属文散官，而非元丰改制后之寄禄官。 
北宋末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无能的宋廷企图奉献金银，而求金人退兵。城中“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有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宋钦宗“御寳批李隶与成忠郎，葛关与保义郎。凡此同日数百户，以劝来者”。这是进纳金银卖官的实例。然而增加了数百名进纳人，却仍无补于皇朝的灭亡。 
北宋末到南宋初，因财政异常拮据，又先后规定并降低了进纳货币的卖官价，当时由于在元丰改官制之后，故官名与北宋前期、中期有异。宋高宗绍兴末，有“右奉直大夫叶灼男右迪功郎叶均，献钱一万二千贯，循右文林郎”。奉直大夫已是正六品的文官，当时用“右”字代表非进士出身，其子叶均可能是荫补出身的迪功郎，献钱数与上引表中相合，而超升四阶，为右文林郎。另有“将仕郎戴公度献助军钱万缗，诏以为右从事郎”，超升三阶。已故名将杨政“妻崇国夫人南氏献助钱引十五万道，二子杨厦、杨庥特补成忠郎”。这是入赀四川纸币钱引，而补武官。此类都是官员入赀后升官的实例。
南宋初，财政窘急，不仅卖官，也卖实职差遣。绍兴末宋金再战，洪适上奏说：“戎车旣动，支费倍増，赋入有限，生财极难。纳粟入官旨挥，今巳半年，县邑至有计苗一石，敛钱一千，以资贴上户者。”强迫上户买官，而又以“计苗一石，敛钱一千”的方式，由其它人户“资贴”买官的上户。宋孝宗时，王师愈说，“无见钱以为籴本，或给官告、度牒”，“令州县变转现钱，不免强敷之于民”。如何“强敷之于民”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强制卖官，无疑在民间造成颇大的骚扰。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抚州岁起米纲，守臣移易水脚之费，抑进纳富民部餫”。强制进纳人运输米纲。南宋晚期，纸币楮券严重贬值，如“进纳迪功郎十七界（东南会子）十万贯”。文天祥在中举的《御试策》中说：“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当时强迫“豪家巨室”“献助”，也对他们为害甚烈。 
南宋末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向浙西富豪买田。由于官府根本无力支付钱财，故“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郎）、将仕（郎）、校尉、承信（郎）、承节（郎）、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如安人和孺人的外命妇封号也予以出售，倒是一项新发明。这与和籴时将官位向民间强制出售，如出一辙。
相关制度
进纳人的阶级成份和进纳法：宋代能出钱买官者一般是“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无非是乡村户中的地主、坊郭户中的富商等。 
刘攽《江南田家》诗讽刺说：“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朝廷虽多贤，正许赀为郎。”50如“宿州临涣县栁子鎭市戸进纳斛斗人朱亿”属镇坊郭富户，因“能输积，以助有司”，“赒恤阻饥”，其弟朱杰“褒赐一官”，为“本州助教”。51在北宋一些金石题名中有“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市户、承信郎杨名”。他们无疑都是进纳人。又如《夷坚支癸》卷６《尹大将仕》说：“秀州广平桥尹大郎将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虽无田庄，而浮财颇裕。”他没有田产，大约是单纯由商人进纳入仕，而得将仕郎。 
在强调科举出身的时代，就士大夫辈看来，对进纳人采取各种限制和裁抑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故欧阳修说：“窃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盖是国家权宜不得巳之事。苟遇军须阙乏，不欲科率人民，权许兼并之家进纳，诱以官爵，盖备一时缓急之用。”
宋仁宗庆历时，李觏致范仲淹信中说：“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后，便当临民，以为万戸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戸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苏轼说：“入赀而仕者，皆得补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一时之欲，无所不至。”针对进纳授官者作为官场特殊群体，宋朝还专门制订了“进纳法”。其用意无非是尽量压低他们的地位，减削他们的特权，并加以各种限制。历代还对进纳法作了不少修订和补充。 
宋代的官户自然是与民户身份有重大差别，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诸称品官之家者，谓品官父、祖、子、孙及同居者”。但对“进纳买官”者而论，却大大提高了官户的门槛，“系有正法，惟因军功、捕盗，或选人换授，至升朝官，方许作官户”。升朝官即朝官，在元丰改制后，须至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方能算是官户。故杜纯说：“入赀得承务郎以上，犹不为官戸，葢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从九品的承务郎是文臣京官的最低一阶，即使当了京官仍不算是官户。 
宋朝历代对进纳人作了许多专门的限制性规定。宋真宗时已规定，对进纳人“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诏富民得试衔官者，不得与州县官属、使臣接见，如曽应举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此处的“富民得试衔官者”无非是进纳人。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诏吏部流内铨，縁边州军地临两界处，自今毋得注进纳人”。翌年又“诏吏部流内铨，进纳授官人举县令者，须及五考，有所部升朝官三人同奏举，乃听施行”。这是对他们任官地区和充任县令所作的限制。庆历七年（公元1047），又诏“应纳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参军洎上州判官。资考深，无过犯，方注主簿、县尉。如循资入县令、録事参军者，铨司依格注拟，止令临监物务”。嘉祐时，“诏凡入赀为郎，至升朝者，戸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余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后，増置田产直五千万以上者，复役如初，佣代者聴之”。66包拯曾为进纳人与皇亲议婚而上奏：“臣窃闻旧开矾铺进纳授官人李绶男与故申王宫承俊为亲，将就婚卺。中外传闻，莫不骇愕。检会御史台编敕节文，应皇属议亲，并令具门阀次第，委宗正寺官审覆，须的是衣冠之后，非阘冗庸贱之伍，富商大贾之门。差渉不实，会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弹之官常加采听。又太常礼院勑，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术之家，听许为亲。其李绶男正碍条制。”
到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又对婚姻有作一步规定：“宗室缌麻以上亲，委主婚者择三代中有二代非诸司出职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方许嫁娶。”宋哲宗时又重复此规定。这是在与宗室女子通婚方面，所作的岐视性规定。 
宋神宗时，“诏进纳出身人，有旨落进纳字者，不以官户例减役钱”。即使在名义上改换了进纳出身，仍不得与其它官户那样，减除一半役钱。至晚在熙宁时，“进纳授试衔，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授太庙斋郎，入中州判、司，中县簿、尉”。“进纳出身三任七考，曾省试下第二任五考，入下州令、录，仍差监当”。但前引宋仁宗庆历七年进纳秆草的规定，试衔的地位是高于太庙斋郎，而此处则是低于太庙斋郎。史称“元丰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71这是在升迁和差遣上有严格限制，判、司、簿、尉、令、录等都属文官选人，“该磨勘者换授”武官“降等使臣”，只能任低等的管理税收等杂务的监当官，并且不得免除科率，即科配的杂税。
南宋初，宋高宗“诏进纳授官人毋得注令、录”，又诏：“今后应纳粟别作名目补官人，不得注亲民、刑法官。见在任人罢任，到（吏）部别作注授，仍不注司理、司法（参军）”，又重申北宋的差遣限制。绍兴四年（公元1134），又规定“应纳赀授官，武臣至大夫日，遇郊方许封赠”。
南宋初，李纲在一份公文中说：“窃见都督行府札子，颁降官告，劝诱上户进纳。文臣自宣敎郎至迪功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价直各有等差，计钱六十一万贯。内宣敎郎六万贯，迪功郎一万贯，其馀升降，各以万五千贯为率。契勘自来进纳文臣，止于判、司、薄、尉，遇有功改官，即转入右列。盖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许之进纳，恐失本意。”此处所谓“进纳文臣，止于判、司、薄、尉”，是沿用元丰改制前的官名，包括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相当于元丰改制后的迪功郎。前引宋真宗时的卖官规定，当时最高可以出售大理寺丞，高于“薄、尉”十一阶，已经属京官之列，又按前引宋仁宗庆历时李觏所说，出售大理评事，也属京官。但后来为了“清流品，重名器”，不再出售京官，而将卖官限制在文官判、司、薄、尉，即迪功郎一阶，再要转官，就升入“右列”，即改为武官。李纲之说实际上沿用了前述宋神宗时的规定。 
陈傅良说，按规定，“进纳人至从义郎止”。所谓“止”，是指“止法”。“止法尤为严密”，75进纳人官至从八品的武官从义郎一般情况下就不得升迁，但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继续升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４《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记录了南宋时对进纳人升官等限制性的规定如下：“凡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历任六考，有举主四员，与移注。历任十考，有改官举主七员，与磨勘。即因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与使臣。其因军功、捕盗，得改官酬奨。如不愿换使臣，比类循资，至承直郎止。郎（即）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而转至大夫者，听免差科，科配如官户。” 
此处所说的从八品承直郎是文官，属低等文官选人的最高一阶，也属进纳人的“止法”。“即因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与使臣”，文官从事郎属选人第四等，使臣是十阶小武官的通称。从事郎再要升官，即改为武官。这与前引李纲之说大致相合，说明进纳人一般不得升京官。然而“因军功、捕盗”等特殊情况，仍可突破止法，继续升迁至京官和朝官。“历任六考，有举主四员”，与《宋史》卷169《职官志》所载相同，可知至晚是熙宁时即是此。
《燕翼诒谋录》卷５说：“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后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歴四任十考，増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后，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职司”是指需要有转运使之类作举主奏举，而“常员”一般是指某机构的常设定额官员，但在奏举中是作为有别于职司的“常员举主”。76此说与前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说的考数和举主有所出入，其实是反映了北宋熙丰之制、元祐之制与南宋之制三者的差异，宋代在理论上还是对官员一年一次考课。关于荐举，按照规定：“诸进纳出身人系承直郎以下，成四考者，许荐举。”这又是荐举方面的限制。 
宋理宗端平时成书的《朝野类要》卷３《进纳》说：“有因纳粟赈粜及助边者，有只纳粟，则得不理选限文资者，俗谓之买官。此不可以就试出身也。”文字虽短，却不易理解。所谓“不理选限文资”，乃是指进纳人到吏部侍郎左选参与铨选委任没有期限，其实是不得参与铨选委任。“不可以就试出身”，似指当时已取消了北宋前期至中期进纳“与出身”的旧制，但不应理解为进纳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南宋时记载说：“铨法，进纳人年二十五以上试中，方许注阙。”说明对进纳人还是有正常的铨试制度。南宋中期的韩元吉《措置武臣关升札子》说：“武臣则惟有关升亲民（官）一节，其法颇异。故武举、军班、武艺、特奏名出身人止用两任四年。馀人皆用两任六年，虽有考第之差，而无举主之限。惟进纳人用七考，有监司、知州、通判三员奏举，始得亲民。”
这表明当时已改变了宋高宗时进纳人不得出任亲民官的禁令，但他们如果出任亲民官，也比武举、军班、武艺、特奏名等其它出身的官员麻烦。 
一般说来，宋朝并不限制进纳人参加科举考试。但也有个别限制。如宋高宗时，规定博学宏辞科，“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宋宁宗时，规定科举明法科“禁杂流、入赀人收试”。
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诏进纳入官犯赃人永不许注授”。83这当然是反映了“进纳入官犯赃”者过多的史实。淳祐十一年，又规定“纳粟人虽有考第、举主，并不听辟为（县）令”。从残存的《吏部条法》看来，当时对进纳人的差注、辟举、关升、磨勘等，较前代或有所修改和补充，今分别介绍於下。 
（一）辟举：《淳祐令》明确规定：“诸进纳出身人，不许举辟（谓奏举、奏辟差遣）。”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１２５６）的圣旨还强调：“进纳人亦当遵守条格，不得妄行辟差，不应受辟而辄行求辟。”这可能是淳祐时的新规定，断绝了进纳人通过辟举而升迁之路。 
（二）差注：“应三色官，谓流外、进纳、摄官，有举主贰员，听与选阙”。“三色官并无举主人，不得权注”“诸广南远地阙”。“诸职田优厚处，非奏辟及占射差遣人，不许连任。其进纳及曾犯赃罪，若入小处者并不占”。“诸职田中等以上阙，不注曾犯赃罪及前任停替若进纳人”。  
“诸独员县令阙（簿、尉兼管同），不注犯赃罪、私罪情重，两犯公罪徒，或前任停替并年陆拾以上，若流外、进纳及未成考人”。又引淳熙九年（公元1182）敕，吏部奏：“司理（参军）窠阙，进纳人在法不许差注。缘有本是进纳，而不以进纳为名，与无出身同者，近年有授予司理差遣不一。今看详欲将不曾发举试下，实是进纳赈济，而不以进纳为名之人，并依条不注司理。”得到批准。绍熙三年（公元1192）敕又强调了“司理与录参（录事参军）”，“进纳”等“皆不在此选”。“应进纳人，不注县尉差遣”，进纳人“不注盐场、盐仓、支盐关”。排岸司“应注”“进纳出身经任，无赃罪，私罪情重人，不限年甲”。作院“应注”“进纳先亲民，次监当经任人，不限年甲”。巡辖“应注”“进纳经任，识字，年未六十人”。缉捕盗贼“应注”“进纳经任，年未五十人。如无人就，仍差不识字，年未六十人”。指使“应注”“进纳，不拘已未经任，并听注，仍不注赃罪人”。“进纳得官，及不系试中材武人，而辟巡检、知县，须入未满辟通判与帅机”。“进纳、特科人不许辟县尉”。
“应进纳人陆考，有职官或县令举主肆员，与移注”。宝庆元年（公元1225）规定，“吏部措置选人，已注授差遣，委的有依条应避之亲证条”，“其进纳人证恩科、吏职，法不许与人对换”。
（三）关升和磨勘：“诸进纳人陆考，有职官或县令举主肆员，与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举主柒员，与磨勘”。91“应选人进纳出身，历任拾考，有改官举主柒员，与磨勘，改合入官”。对照前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４《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可知南宋後期，对举主的要求更为具体。“应进纳人叁任柒考，曾省试〔下〕者两任伍考，与令、录，候参选照条关升从政郎”。“应进纳使臣（校尉同），监当满柒年，无遗阙，内须历名色伍考，有监司或知、通奏举升陟者，有叁员，年叁拾以上，许到部关升亲民。如侍从所举者，谓当监司员数”。这是对进纳人不得任亲民官有所松动。另一条有所补充，“诸进纳人监当满柒年，无遗阙，有监司、知州、通判通及叁员，同罪奏举升陟者，与亲民。其磨勘自参部後，承信郎肆年，承节郎以上伍年，各经住程干办叁年以上，有上项官贰员保举，许磨勘，以後即依其馀使臣条例”。“住程”一词相当费解，可能是指在相当年限内任同一差遣。“诸流外、进纳人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奏闻，降等与使臣。诸献纳补官人，因军功、捕盗，得改官酬奖，如不愿换使臣，与比类循〔资〕，至承直郎”。“诸进纳出身人磨勘，至从义郎止”。“诸省试下举人，因进纳授官，於元补文书内不坐进纳名目者，举、改官职官、县令，即依进纳例”。“进纳出身人，初该磨勘，合理陆年，住程到任叁年，举主贰员”。“进武校尉初该磨勘，除进纳出身人合理陆年，住程叁年，举主贰员，其馀人合理伍年，住程贰年。虽於校尉上理年已满，住程未及，或住程已及，年限未满，自不该磨勘”。“诸荫补、进纳，因锁试并赐出身者，并同有出身，理为磨勘”。101这是允许进纳人参加贡举，改变官场出身，“有出身”即是指科举出身。 
“致仕拟官：从事郎以上，右改合入官，进纳循资；从政郎、修职郎，右改合入官，进纳、流外循资；迪功郎，右改合入官，进纳陆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并循资，馀守本官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