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镌金印刷
摘要
中国印刷术孕育发展的文化背景
要说“镌金印刷”，就先要了解中国印刷术孕育发展的文化背景
印书史不是印刷史。印刷史属科技史。印刷术的孕育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印刷技术原理的初步体现是三千多年前的印章盖印；印刷技术的基本形成则是汉朝的模印砖瓦和丝绸印染；唐代的雕版印书，只是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的实证。印刷品是文化产品，印刷技术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的文化需要，所以印刷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同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息息相关。本文从中国历史上社会文化的重心随着朝代更迭逐渐下降这一现象，说明印刷术的产生、发展到成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使然。
引言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中国印刷术发明于何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成为中国印刷史上争论的一大“热点”问题。本人是从事印刷技术工作的，在历史学方面还是门外汉，只能说是中国印刷史方面的一个热心人。在拜读了一些有关中国印刷史的文章以后，觉得似乎争论的实质不是印刷术发明在哪个朝代的问题，而是雕版在纸上印书开始在哪个朝代的问题。是把印书史的开始，当作印刷术的发明。应该说印刷史与书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不是一回事。书史属于文化史。印刷术属于科学技术。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远比雕版印书的历史要早得多。如果我们回顾印刷史的眼界再开阔些，如果承认印刷术不仅仅是印书，如果把印刷术看作是一门图文转印复制技术，如果承印物不仅仅局限于纸张，我们就可以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宝库中，勾画出中国印刷术孕育发展的脉络来。本人历史知识浅簿，但又想在这方面说几句话，匆出此文，实属管窥之见，只不过抛砖引玉，借此向诸位请教。
印刷史属于科技史
什么是印刷术顾名思义，印刷术是一项科学技术。王益老在为《中国印刷史料选辑?总序》中这样说：“印刷是一种应用技术……我们知道：应用技术属自然科学；经营管理，属社会科学。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的进步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继承性。新的发明和创造，都不是突然自天而降，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都经过一个逐步积累和吸收的过程”。印刷技术既是应用技术，那么印刷术遵循的是什么技术原理？我们不妨拿《印刷技术术语标准》关于印刷术的释文来理解印刷术的意义。所谓印刷术，即“使用印版或其它方式，将原稿上的图文信息转移到承印物的工艺技术”。在这个定义中有几个关键词：原稿、图文、转移、承印物、工艺技术。所谓转移，就是转印、传递、复制的意思。一般说，一项工艺技术总是要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进步的，但表征这项工艺技术的要义，却是相对稳定的。上述印刷术的定义，不仅适合现在的印刷技术，即使现代计算机操纵的喷墨印刷也是适合的。当然，拿现在的印刷术定义对比三千多年前的印章盖印的原理，也可以看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把图文信息转移到承印物上”就是图文的复制，所以说印刷术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复制图文。书史的开始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是注重记物述事。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远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创造出了象形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有了文字，人们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需要记的事用文字记录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科学家墨翟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瑑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大概就算是真正能称得上是书史的开始。当时社会的生产能力还是非常低下的，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庶民和奴隶，还谈不上对图书的文化需求，也就不会有图文复制技术的需求，当然也就不存在对印刷技术的需求。印刷技术孕育发展的三个条件李兴才先生在《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几个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史学家谓中国印刷的发明，应在公元八世纪上半期。这只能说明是印书于真纸的开始，不是印刷术发明的正确时期……因为印刷术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结合无数先民的智慧，逐步发展而成的”。我赞同这个观点。
其实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同其它一些古老的技术一样，像冶金、陶瓷、染织、医药、酿酒、农业、水利、天文、建筑等，它们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发展、绵延数千年，惠及炎黄子孙，成为中国华夏文明王冠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作为一般规律，任何一项有生命力的科学技术，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技术原理的形成；②物质条件的完善；③社会文明的需求。下文就结合上述的三个条件，说明印刷技术从原理的萌生，物质条件的改善，到社会上广泛应用的三个发展阶段。
印刷技术原理的初步体现
印刷术源于印章盖印《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在先秦只有印章，秦始皇把他的印称玺，以后就专称皇帝之印为玺。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印刷术应以印章为滥觞。印刷术的“印”字，原本就是指印章。远在商周时代，统治者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往来传递命令或信息的文字大多写在竹简上。多支竹简用绳子编联成策，卷起来再用绳捆好，打结。为防诈伪，在绳结处用泥封住，在封泥上盖上官印，即所谓印泥封。接收人凭印泥上的印文，就可相信是什么人送来的简策。《说文解字》说：“印，执政所持信也”。春秋战国以后，书写的材料除了竹木以外，又有缣帛。先在帛上书写，写好以后不用封泥，把印章涂上墨，直接盖在帛上。帛书轻便舒展，既便于传送，也便于保存。在钱存训先生为李约瑟博士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中文译本第 123 页里，图 1102 就是约公元 100 年（汉和帝永元十二年）一片帛上阳文印记。印刷术基本原理的初步体现当时的人绝对不会想到，把印章盖在封泥和帛书上，这么一个简单的图文转印的原理，竟启迪后人在这个原理基础上，把它一步一步演化成印刷术。即使拿今天的印刷术语定义同印章盖印作一对比，看不出来两者的原理在本质上有多大区别。我并不是说印章盖印就是印刷术，更不是说印刷术发明于开始使用印章的时代，只是想说，印刷术同印章盖印，在原理上是一脉相承的。
印章的盖印虽然也是图文转移，但它仍是作为信物使用的，只供个别人看，既不是以大量复制为目的，也不具备大量复制的一整套工艺技术。而印刷术的“术”字，则指明了印刷术是一项工艺技术。它是利用了图文转移的基本原理，在合适的承印物上以对图文进行大量复制为目的的。为了方便地进行复制，逐步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的操作工艺技术。
1995年 10 月劳动部、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在全国 300 多个工种中共组织了 1000 多万名技术工人参加比赛，最后有 10 名工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其中就有蜚声中外的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专家王玉良。可见古老的中国雕刻木版印刷术，直到今天仍然以她光彩夺目的复制品显示出她的巧夺天工的复制技术。
印刷技术的基本形成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印刷术发明于隋唐时期。根据是史料记载和考古文物，无疑这些文物是可信的。我想说，这些文物只是证明了那个时代的雕版印书，但它不是发明印刷术的佐证。如果要探讨印刷术发明于何时，我们不妨沿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轨迹，追溯到秦汉时代。秦汉时模印砖瓦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统一、进步、繁荣的时代。我们现在常说中国传统砖木结构房屋建筑使用的砖瓦源自秦砖汉瓦。现在已知的大量出土的秦汉砖瓦文物上，不少都模印了秦汉时代的图文。瓦当上有各种图案，砖面上除了有美丽的图画以外，有的还模印上人名或场名。在《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609 页上还复制了西汉画像砖的拓片图。（见图 11 ）。该书还说：“四川地区的不同墓葬中常发现有相同画面的画像砖。上面介绍的成都地区发现的‘酒肆’画像砖，也在彭县出土过相同的一块，且很可能为同模翻制而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四川地区，特别是成都附近，已经出现了专门生产制作画像砖的作坊”。到秦汉时期，人们在印章的启发下，把图文先反刻在模板上，再把模板压在砖坯上，完成了图文的转移，制成画像砖。如果把图文从模板上再转移到砖坯上也看作是复制技术的话，那么，从印泥到画像砖这个技术发展的思路就是很自然而且顺理成章的。这两者的转印原理虽然相通，但目的和手段却有本质的区别。我认为，画像砖的生产，表明了图文的转移复制技术已经开始形成。过去长期以来把印刷术同印书术等同起来，一说到印刷术总是想到印在纸上的才是印刷术。这不仅大大局限了印刷术作为一门图文转移复制技术应用的广阔领域，也束缚了我们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思路。从科学技术上讲，印刷术就是借助接触和压力完成图文大量复制的技术。印刷术从它的诞生一直到今天，从来也没有把承印物局限在纸上（当然，自从发明了纸张，并普遍应用以后，大大加速了印刷术的发展，下文要谈到），印刷术从来也不是单一用来印书的。古时模印砖瓦作为建筑材料，今天印刷木纹纸同样是用作建筑材料。今天印刷木纹纸是印刷术，古时模印画像砖也同样应看作是印刷术。印染丝绸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并发明丝绸的国家。远在商周时代，丝绸已经是帝王贵族衣着的主要衣料。在奴隶社会里，只要从一个人的衣服着装上，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来。《尚书?益稷》帝舜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絺（ X（希腊字母），细葛布）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印染技术已相当不错了。《墨子?辞过》说：“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雕木为刻，雕金为镂，雕玉为瑑（ zhuan ）。“文采”即彩色丝绸的印染、刺绣和绘画。《管子?立政》说：“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古人以青与赤配合为文；白与赤相配合为章。“文章”意为多变的色彩和花纹。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提倡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反对弃农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印染工商活动。《汉书?景帝纪》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伤，则寒之原也”。这些话显然是对男人不耕田而从事雕文刻镂，女人不从事农家纺织（农家妇女纺织的对象主要是葛麻织物）而从事高级的丝绸染织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这些话也反证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用雕刻凸版印染的彩色图案丝绸已经作为商品在社会上出现了。中国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就是由三套色凸版印染而成的。印刷术的基本形成从商周的印章盖印到两汉的丝绸印染，历史的车轮又走过了大约一千年，印刷术总算从它的雏形逐步发展到基本成形了。雕刻凸版印染术运用的技术就是印刷术。遗憾的是至今有些人不把印染术看作印刷术，所以也不把古代的印染术的历史看作印刷术的历史。我于五十年代在上海印刷学校上学时，教师不止一次带领我们到上海几家印染厂参观学习他们照相制版印染的技术。印染厂的技术人员也认为印染术用的就是印刷术。在我们探讨中国印刷技术发展史的时候，不把这段印染史看作是印刷术的历史，恐怕不是出于这二者在技术原理上有什么不同，即使拿今天印刷术的定义去套古时的印染术，它的原稿，它的印版，它的图文转移，它的承印物，它也是工艺技术，不是丝丝入扣吗？诚然，自古以来，印染和印刷就是两个不同行业，但不同的行业并不妨碍它们在技术上是同宗同源。所以，我认为，作为图文转印复制技术的印刷术，到西汉时代已基本形成了。因此印刷术的发明年代应在西汉或更早。
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重社会伦理，轻自然科学；重诗文翰墨，轻工艺技术；重农业，抑制工商。印刷术是从事生产的手工技术，在文人墨客眼里，印刷术只不过是雕文刻镂的雕虫小技；印刷工只不过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百工”、“布衣”。印刷术虽然为社会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扶持，更没人为它写入正史、经典。我要感谢北宋科学家沈括先生，要不是他在自己的笔记《梦溪笔谈》里记下了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事迹，恐怕今天我们仍无从知道中国是何人何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印刷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
印刷技术在西汉虽已基本形成，但还不够成熟。马克思之所以把印刷术喻作“对精神文明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我想主要是因为印刷术是一种文化作品图文复制技术。而文化作品最主要的载体则是图书。模印砖瓦和丝绸印染仅仅适合复制图案，不适合复制以文字为主的图书。图书在传播文化上的两大优势：一是传诸后世，二是播扬广远。砖瓦笨重，丝绸昂贵，它们都不是图书的理想产物。我们的祖先虽然在二千年以前就发明了印刷术，但作为印刷术的理想承印材料还未隆临人间。印刷术还处在蹒跚学步阶段。纸的发明和逐步广泛使用纸也和印刷术一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史籍记载，纸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但据出土文物考古鉴定，西汉时已有纸。西汉也好，东汉也好。说明在汉代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汉朝虽已发明了造纸术，但两汉官方书写的材料主要还是简帛，直到东晋末年约公元五世纪初，官方才明确下令用纸代简：“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地下出土文物也表明，东晋以降，书画文牒普遍用纸，再没有简牍文献记载了。公元六世纪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其名著《齐民要术》中有专门造纸及书写用纸处理的叙述。纸有生熟之分，生纸易遭虫蛀，不宜保存。凡书画用纸，必先入潢成熟纸。“凡打纸生者，易于蠹败，宜入潢”。“潢”指从黄檗树中熬出的水汁，成黄色。生纸经“入潢”处理以后，颜色就变成浅黄色，但不会再遭虫蛀。入潢处理既可在书写前，也可在书写后。古书中“装潢”一词是指图书书画的入潢和装订而言，现代的“装潢”则是指装饰。盛唐的文化背景唐朝是继两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繁荣昌盛民富国强的王朝。初唐由于颁布一系列法令实行均田制减轻农民的税赋徭役负担，出现了史称唐太宗的“贞观盛世”。唐朝实行较为开明的宗教政策，不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道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都使其发展。在人才的教育和使用上，一改两汉的察举制度，实行科举教育，使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子弟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高涨，一般说来总要带来文化的繁荣，经典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盛况空前。唐朝的文化是继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而且它的质量水平更高，社会波及面也更广。这方面的情况已为大家所熟知，我就不赘述了。雕版印书应运而生雕版印刷术在西汉已经形成，但苦于没有更为合适的承印材料，后来发明了造纸术，但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处在动荡、分裂的时代，社会还没有对印刷术提出更高的文化需求。印刷术最重要的作用是大量印制图书，而社会对图书的需要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决定的。
在古代社会里，人们创造的文化知识是怎样传承的呢？一个是人与人口耳相传，另一个就是记录下来，成为图书。当社会的文化需求量还很低的时候，图书的主要作用是传诸后代；当社会的文化需求到一定的程度时，图书就要在社会上传播，社会就会需要图文复制技术。据《后汉书?蔡邕传》载，东汉熹平四年，皇帝命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蔡邕用文、篆、隶三体文字书写，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即史称“熹平石经”。“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摹写”即抄写。抄写即是复制。可见当时太学门前观看抄书者车水马龙，盛况空前。这也说明当时社会对图书的文化需求远比先秦时要强得多了。此后，一直到唐朝，抄书是图书复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旧唐书?职官志》中讲到集贤院，这是专为皇帝读书提供服务的机构，“承旨撰集文章”和“刊正典籍”。内设“写御官一百人任抄写书籍。画直八人掌图画典藏校写。拓书六人掌摹写旧书，拓石碑帖。造笔直四人典造笔供书写之用。装书直十四人掌握书籍装帧及潢纸者”。说明这时的复制手段，不仅是用手抄写，还进一步使用了拓印术。碑石拓印术的出现，把西汉的模印画像砖和丝绸印染，从原来的非纸承印物，只宜转印图案，不宜转印文字的印刷术，进一步发展到以文字为主，在纸上印制成书的复制技术。这是印刷术发展史上一个质的飞跃。
在纸张发明以前，书写材料除了竹简、缣帛以外就是木板。《礼记?中庸》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里的“方”就是指木板。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说明木板也是古人书写的主要材料。那时的木板大约一尺见方（汉代一尺约现在 24 厘米），在木板上写的文字又称“尺牍”。
盛唐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对图书的大量需求，图文转印复制技术早已形成，纸、墨、木板在书写上普遍应用，可以说，这时雕版印书的条件已万事俱备，那么雕版印书也就应运而生了。
印刷技术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的文化需求
虽说印刷术属自然科学技术，然而印刷术加工的对象则是精神产品，印刷品只是这些精神产品的物质载体。所以说印刷术的孕
育、生产和发展，绝不是游离于社会文化之外的偶然事件，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下，为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行为产物。马克思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5 页）印刷术是传播文化的技术，正是社会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把印刷术推向前进的，难道不是吗？
印刷术本是劳动者发明的，但在封建时代，社会人被分成三六九等，那些创造社会文明的“百工”们却享受不到社会的文化成果。夏、商、周时期的教育是“学在官府”，“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社会文化的重心在社会上层。印章盖印只是社会上层的文化需求。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诸子百家学派林立，反映了那个时代多元化的政治和文化繁荣景象。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以后，废私学，禁游宦，焚书坑儒，在教育上实行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这时社会的文化重心虽有下移，但仍在王公贵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文化教育上确实前进了一大步。汉朝中央政府设太学，诏命儒家五经博士专门任教，州邑设校，乡设庠，村设序。班固在《两都赋》中赞颂：“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说明汉朝的教育对象已波及到乡村的绅士阶层。整个社会的文化重心又进一步下降到社会的中层。模印砖瓦和丝绸印染术都是为社会中上层文化服务的。
唐朝推行的科举教育使社会读书之风日盛。不仅皇帝、官员、商贾、儒士需要书，连庶民百姓也需要书。文化事业的普及，使社会的文化重心进一步下降到拉近庶民阶层。摹写和拓印已无法满足社会对图书的大量需求，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印刷术才由雕版印丝绸走向在纸上印书的。雕版印书是何人发明的，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印刷技术的成熟，物质条件的具备，社会的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雕版印书的出现，则是历史的必然所使。
（原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第 152 ～ 164 页）
“镌金印刷”之我见
资料来源：《广东印刷》 2003 年第 2 期作者：窦学奎
宋人孙?#93；于北宋景?三年（1036）“镌金刷楮”刊印《圆梦秘策》八卷之史实了。这一史实是由明崇祯本《梦林玄解》（北图馆藏）一书记录下来的。该书转载了孙?#93；为《圆梦秘策》所写的序言：“……丙子（即景?三年）春二月偶经兰溪（浙中部偏西，县制）道上，遇一羽衣……。因出其书八卷，稽首授愚，辞舟而去。爽不能留……。道士焉识其繇（同由）来哉，爽亦焉测其所以哉。用不敢私，镌金刷楮，敬公四海。亦冀后之君子有心兹事者，因其书而详会变通焉……。景?三年四月，上浣休老人（自号）孙?#93；叙于《圆梦秘策》之端”。
在明代，时人尚可读到许多唐宋遗籍，如唐贞观十年（636）梓行《女则》，后晋（936～947）有“天福铜版”可刷印九经，都是明人记述的。上述孙?#93；“镌金刷楮”之事，亦是明人转录传世的。窃以为，不能因其系后人记述而不予置信；或因其“文字太简单，没有说清楚”而弃诸一旁；更不能因无实物估证，而轻率将珍贵的信史束之高阁。
下面，笔者试以联系孙?#93；“镌金刷楮”前前后后事物节点的方法，阐述一点有关中国铜活字发明的拙见，以供史学界同仁之参考。
关于铜活字必经的“台阶”规律铜活字发明的历史基础，是铸铜技术。这一点，举世公认中国是铸铜技术历史悠久的古国。商周伊始，即出现铜鼎之类金属器皿的铸造。著名的东周铜器“秦公簋”，上面铸有铭文100多字。每字一格，显然是先刻制木字模，按格印在土范上，再浇注铜液铸成的。这与后世的铸造铜活字技术相同。汉代已有铜印，有数字的，亦有只一字的，多数系铸成的；这类一字印，与铜活字无异。至于铸钱技术，战国时期已很精湛，并历代延续发展；铸钱与铸铜活字之不同处，只是钱面是正字，铜字面是反字而已，在技术上完全一样。
有名的北宋（960～1126）济南刘家针铺的铜铸印版，是阴阳文合铸在一起的。这块广告印版充分证明铜版的出现，是为了提高耐印率和增加印数的社会需求。
作为这一“台阶”规律的代表，应该是至今争论未定的后晋天福（936～943）铜版九经了。遗憾的是明代景泰（1450～1456）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只是说“晋天福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书写”，其细节则语焉不详。于是，引起学界是刻铜版还是铸铜活字的争论。九经有四十万字，刻铜版不可能，铸铜活字于一版之上亦不可能。窃以为，当时已经存在由冯道（882～954）主持雕制的九经水雕版，但其刷印数量不敷社会需求，除供各级官府和有限的学者收藏外，广大士子是重金难求的。为此，晋天福年以现成之九经木版为模，翻制土范（或砂型），浇注铜液，即成九经铜版，这样即产生广为刷印的作用。窃查，此乃天福铜版的唯一解释。当然，天福年间九经木版尚未全部完成，天福铜版亦只是天福年间开铸而已。正是由于天福铜版是将九经木版排列整齐制范，铸为几块大型铜版，故杨守陈将其与汉魏石经相比。
但是，铜板九经可以利用现成的九经木版作为模板，翻制土范铸铜，如果需要印制没有现成模板的文籍，则无法浇铸整块铜版了。客观的需求迫使人们研制可以自由拼排的活动铜版，正是逻辑发展的必然性。因此，潘吉星教授说，“金属活字显然是在铜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且是其直接和必然的产物”（见潘吉星《宋元金属活字印刷史料》一文），是非常有道理的。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引入中国的铸钱技术和铸铜活字技术而铸造出自己的铜活字，是不争的事实。这正是由于朝鲜半岛历史上没有铜版印刷这一“台阶”过渡阶段。因此，韩国学者自奉韩国为金属活字发明国的见解，显然是无法成立的。
毕升泥活字版之前已有活字版综观中国深厚的铸铜文化史，长期以来在铜印、铜镜、铜佛以及历代铜钱的铸造实践，特别不容忽视的是在雕版高峰期所出现的整块铜版刷印的“台阶”规律，对以上事物发展节点加以联系研究，必然导出在由死字版向活字版演变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木活字和铜活字的结论。
著名的印刷史界老前辈张秀民先生虽然说毕升为“活字发明人”，但在论及孙?#93；“镌金刷楮”印刷《圆梦秘策》八卷之事时亦曾提出对自己的质疑。他在《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原载1954年1月9日《光明日报》）一文中指出，“这和毕升的发明胶泥活字，这一件印刷史上的大事，同在宋仁宗时代，前后相隔不过数年，铜活字也在同一时期发明，不是不可能的”。张老先生之所以引证“镌金刷楮”之事，即因此事与铜活字发明有关。
另一位著名的印刷史学者钱存训博士在谈到毕升“又为活版”时亦认为，“活字的使用应当更早，在此以前曾有过木活字”（转引自别立谦《论钱存训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贡献》，载印博《研究文辑》2001年）。钱博士的观点与现行所谓木活字首先试验者为毕升的思维定式不同，认为毕升以前更早已存在木活字的使用。
窃以为，木活字之性质属于雕版裂殖规律的介体产物，正是由于这种不能自身范模增殖的木活字的客观存在，才为铜活字的范模铸造提供了介体物质基础。借用著名史学家肖东发的话说，即“木活字是从木雕版通向金属活字的桥梁”（见肖东发《关于中国印刷术传播的研究》，载印博《研究文辑》2001年）。所谓“桥梁”与笔者所言“介体物质”同义。窃以为，综上所述，实已为孙?#93；“镌金刷楮”早于毕升“又为活版”出现，提出了事物节点相联的“信而有征”的依据。
铜活字是“铜版台阶”的必然产物从孙?#93；本人之经历来看，他也是有着“镌金刷楮”的极大可能性的。孙?#93；（962～1038），字宗古，北宋博川博平（今山东茌平附近）人，以太子少傅入仕，其仕途任职可由乾兴元年（1022）一道牒令中得知：“翰林侍讲学士尚书工部侍郎知审官院事兼判国子监”，可谓官运亨通，头衔多矣。淳化五年（994）曾任国子监执行机构“印书钱物所”监印官（该所后改称国子监书库官）。《宋史》评其为“励精强学，博通经义”，可见其读书极富，即以淳化五年起算，时距“天福铜版”年代不过五十年，在其主管之国子监书库中恐怕还会藏有天福铜版刷印的九经印本吧。另外，他在尚书省的职权是相当广泛的，铸钱部门即隶属其下。因此，他也是熟悉并主管铸铜工艺的。他会不会由此萌生出藉其职权之便为自己铸造一副铜活字以备日后自用的想法来呢﹖窃查，不应排除此一可能性。
宋朝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对采铜铸铜予以严格控制。如当时民间许多地方自铸铜版印制“会子”?一种纸钞　，景元年?1034　宋朝即令“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此处之“勿造”，指民间勿造。此事发生于孙?#93；“镌金刷楮”前两年，说明当时是禁止民间铸铜的。当然，民间铸造铜活字必亦为所禁，这也是宋史不载铜活字的原因。虽然，一般宋人对造铜字无能为力?如毕者流布衣　，而孙?#93；不在此例。他不必自行躬亲，只要向其属下授意，即可借铸钱之便，以木字为模制范，私下铸成一副铜字来。幸藉《梦林玄解》一书转记，使我们得知他以铜字印成《圆梦秘策》八卷，是否还印过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历来争论的焦点是其中的“镌”字。镌，刻也。金，指铜。镌金，岂不是刻铜。然而，书长八卷，如何刻得﹖张秀民先生在《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一文中即感到困惑：“是刻铜版呢，还是刻铜活字呢”﹖其结论是“文字太简单，没有说清楚”。虽也提出“铜活字的可能性最大”，然而却没有跳出“刻”的圈子。窃以为，在研究古代史籍中，往往不适于用今人的理解去看待古人的语言，否则即陷入自身认识的误区。这正如早期雕版印刷中常使用的“勒戍”一词解法纷纭一样，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的问题。笔者在《“勒戍”与“刻印”为同义词》?载《中国印刷》2002．2．　一文中已经提出，“既然刻石、刻碑可以‘勒’称之，在早期雕版活动中有何不可延续性以‘勒’代‘刻’呢﹖正如在铜活字出现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些出版家继续按雕版习惯称铜活字印本为‘镌铜’、‘铜刻本’一样，是事物连续发展中一种惯性的上下承接关系的表现”。
“镌”字是范模增殖工艺之代词国人与西人相较，存在一种异常顽固的惯性思维及墨守成规之传统。如雕版发展1300余年始终为印刷模式之主流，如此僵硬不化实在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怪异。遗憾的是，这是事实。雕版正统论者是轻视或排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明陆深即认为“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见其自著《金台纪闻》　。由此可见，不是北宋没有铜活字，而是这一技术遭受排斥。
雕版正统论者已经形成“字版非刻莫属”的思维定式，以雕版的习惯称谓嫁接于活字版之上，即此一思维定式的反映。明明铜活字与铜钱一样是铸的。但他们却习惯性地称为刻。孙?#93；是这样，将铸铜字写为“镌金”；元英宗?1321～1323在位　也是这样，将铸铜字称为“镂铜为板”；元人王桢1298年说了句实话“近世又铸锡活字”，明人乔宇却继续沿袭老习惯说成是“范铜为版，镂锡为字”。这里附带说一句，锡活字是因当时禁铜私铸而无奈改用替代原料铸制的，它出现公认在南宋时期。这正可与北宋的“镌金刷楮”相互联结。
有人统计了元明清三代有关金属活字是铸是刻的10条引文，其中“铸造说”有六处?见林子雄《关于金属活字“是铸是刻”问题的探讨》，载印博《研究文辑》　。尽管如此，历代仍有许多“刻字论”者。如清学者孙?#93；从添?1769～1840　即说，宋刻本书籍中有“铜字刻本”。这已成为“刻字论”者的经典依据。但是，在这一说法的幕后，却总透漏出一些真相的蛛丝马迹来。如清人龚显在《亦园脞牍》中说“台湾镇武隆阿刻有铜活字”，而时人姚莹从台湾写信却说是铸铜为字。又如乾隆帝言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是刻的，而包世臣、吴长元、龚显三人都说是铸的。其中吴长元身在乾隆时代，久居京华，对存放铜活字的武英殿等地作过实地考察，从而得出“武英殿铜字版向系铜铸”的结论。当然这是可信的。那么如何理解《大清会典事例》所载刻铜字人工资高于刻木字人的问题呢﹖窃以为，所谓“刻铜字人”，应理解为从刻木模、制范到铸成铜字的整个工序的“造铜字人”才是。
综上所述，在史籍中有关金属活字的镌、镂、刻等似乎有刻版之义的动词。实际是反映铸造工艺的代词。这是由雕版正统论认定的“字版非刻莫属”思维模式所决定的。甚至沈括所谓“用胶泥刻字”之“刻”字，反映出的实际内容亦为范模制字。因此，韩国著名学者金宗植在为《白氏文集》所写的序中说：“活版之法始于沈括?指毕升用铸字印书”。金氏理解毕之胶泥字为“铸字”，而我们的学者却始终跳不出“刻”的误区来，岂不怪哉
由于某些学者对古代史籍用字在理解上的错误，轻率地否定了宋、元关于铜活字的记载，武断地认定中国铜活字自明代始，而且明代铜活字也是刻的。那么，对于日本1607年用朝鲜铜活字印书，因字数不足而延聘中国工匠林五官增铸的记载，应如何理解呢﹖只能理解为明代铜活字是铸造的。既然明代铜活字是铸。那么宋、元铜活字是镌、镂而成的吗﹖显然，那些称谓是雕版正统论者将正统的称谓嫁接于活字上的结果，这也是不同事物之间上下承继关系中常见的现象。
孙?#93；时代已有金属版印墨有人曾向笔者提出，根据元初农学家王祯?1260～1330　所说，宋末元初已有锡活字，由于“难于使墨?指木雕版用水墨　，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见其1313年刻印之《农书》后所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　，即认为王祯时尚无适合金属版的印墨，孙?#93；当然更不会有。那么，所谓孙?#93；用铜活字印书八券之说，岂不是难以成立。笔者以为不然。对此，著名印刷史学家潘吉星指出：“宋、金既已用铜版、锡版和铜活字印刷，且实物流传至今，说明金属着墨问题早已解决”。他认为，王祯所记锡活字“难于使墨”，是有人不懂“必须用宋代铜版、锡版和铜活字印刷适合的墨”，“将木版印刷所用的墨用于锡活字”之故?见于《宋元金属活字印刷史料》一文，载印博《研讨文辑》　。因此，笔者以为，王祯所记只是个别现象，不能引以为据。
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的油性印泥和印墨早已存在。古代印章多有以铜、银、金为质料的，使用的印泥系以艾绒、朱砂?或银朱　调以蓖麻油混合制成。这证明古人早已懂得在金属等光滑表面需使用油性印料，而不能用木版印刷通用的水墨。前文提到的自唐开始的铜版印刷，以至五代晋“天福铜版”刷印《九经》，必然是油性印墨所为。史载：北宋初年发行纸币“交子”，“用铜版印刷，版画精美，三色套印”?见于《中国印刷之最》，百家出版社1992年版　。这种铜版印三色“交子”，绝非一般水墨所能为。据专家分析其墨迹，证实印墨中含有植物油成分。“交子”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改由政府发行，并成立专门机构“交子务”。这一事实发生于孙?#93；以铜活字的印书之前，他必然懂得他的铜活字应该使用何种印墨。当时的印墨印刷纸币可以做到“精美”，那么孙?#93；用以印书又何以不能印得“精美”?
结论是：孙?#93；时代已经有适性于金属版印刷的油性印墨存在。
认定铜活字先出并非否定毕升探讨孙?#93；“镌金刷楮”问题，是一个印刷史研究中的敏感问题，是一个长期回避而又回避不了的问题。
第一，如果认定孙?#93；“镌金刷楮”的记载，孙?#93；是否成为铜活字发明人﹖不是。他只是最早记载使用铜活字印书的人。
第二，如果认定孙?#93；“镌金刷楮”为最早记载使用铜活字印书的人，是不是就推翻了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人的地位。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孙?#93；“镌金刷楮”比毕升创造胶泥活字只早五年。孙?#93；的铜活字是普通“布衣”无力也无条件铸造的，属于“重型活字”、“贵重活字；而毕升研制的胶泥活字，属于“轻型活字”、“简易活字”。用王静如先生的话说，即“容易制成的泥陶活字”?见《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载《活字印刷源流》1990年版　。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范模增殖，都是以木活字为介质字模，一个是翻制砂型?或陶型　铸铜，一个是翻制泥型，再以泥丁拓字。因此，可以认为，孙?#93；和毕升都是以范模增殖为特征的活字思想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