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炽
人物简介
王炽（1836～1903），字兴斋，男，汉族，弥勒县虹溪人。王青年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  王炽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幼而颖异”，但由于父兄早逝，家计甚窘，少年的王炽不得不放弃读书，拿着母亲变卖首饰和衣物凑得的20两银子，出门学做生意。他从家乡弥勒虹溪购土布挑到竹园、盘溪贩卖，又把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勤劳和机敏，王炽不久就积攒得百多两银子。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及至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同治初，王炽避祸重庆。见重庆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宜在此设庄贸易，于是，租得临街房屋一间，正式挂出“天顺祥”商号。王炽成为清末巨商的历程，有着无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勇于拼搏创新，是王炽能够在众多经商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炽死后归葬故里，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园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
生平简介
1836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依靠母亲纺织为生。成年刚至时因不满乡  王炽霸欺人，失手打死恶人出走，用母亲卖掉陪嫁玉镯的10两银子做本钱经商，从赶马帮贩运开始，经历艰险，苦钻商道，以过人的胆识与诚信打破当地商贾设置的重重阻碍和官府的地方保护，开除并发展了著名的“天顺祥”商号，促进了川、黔、滇三地的商务往来和商品流通。
时清朝廷唐桐巡视川东，劝王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王即与席茂之分伙独营，在全国西南、东南各大要埠设分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清同治十一年（1872），王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经20年经营“天顺祥”、“同庆丰”商号，资金雄厚，号称“南邦之雄”，驰名省内外。 
光绪九年（1883），法国侵略越南，朝廷诏命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统兵援越抗法，时军费紧缺，王垫支银60万两。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又垫银相助。岑、鲍甚为感激，岑赐“急公好义”、鲍赐“义重指国”匾额以旌表。后经岑保奏赐王四品道员职称，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 
十三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派王为矿务公司总办。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王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王既善运谋致富，也用财有方。他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捐银 1513两重修广西直隶州（今沪西县）城孔庙，出资修筑虹溪街道，铺设昆明城至碧鸡关石板路，在昆明建盖弥勒会馆，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本省举人赴京会试费用。二十六年，陕西、山西两省大旱，王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旌表。 
王于二十九年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王故后，其子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创业历史
据《虹溪王氏族谱》记载：王氏祖籍应天府(今南京)柳树湾石门坎，其远祖为明洪武年间随沐英南征兵员，云南平定后留屯安家于陆凉(今陆良县)。王家到了王炽之父时，家道早已衰落。王炽年少，三兄天折，父亲王勋业去世后家计更为窘迫。母亲张氏、二妈姜氏以纺织谋生，省吃俭用，勉强度日。王炽自幼聪明好学，后人称他“幼而颖异……当出就外傅之年，即追有神童之誉。九龄应客，嘲言能对杨梅；双髻登筵，隐语能知荷藕。……昼则托业陶朱，藕资菽水，夜则留心贾董，启发篇章”。但因家境困难，王炽不得不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王炽无从家乡收购土布等运到竹园、婆今(今盘溪)等地贩卖，又从那些地方采购红糖回家乡销售。这样来回都有生意，资金周转很快，加之王炽很能吃苦，也知道节俭，没有几年，他就积攒了纹银百多两。 
王炽有了资本，生意日渐兴旺。他扩大了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他的马帮往返于临安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邱北之间。王炽二十岁时，他家已成殷富人家。而此时的王炽，也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同治元年(2413年，西元1862年)王炽因款待沪西大绅周廷升，买肉时与表兄姜庚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指使家人杀死姜庚，亡命昆明。之后投奔故旧马如龙(时为云南提督)，并从军入川。不久又在重庆与人合伙重操赶马行商旧业。并开设商号“天顺样”，贩运货物于川滇之间。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王炽在省城昆明开设“同庆丰”，经营汇兑存放款事业。此后生意越做越大，数年即成滇中巨富。《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载：“本省同庆丰、外埠天顺祥为云南帮中杰出票号……两号为虹溪王炽创办……同治十一二年间，先在省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仍亲赴重庆仿山西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与西帮三晋票号并驾齐驱而驰名于国内。王炽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列为西元十九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王炽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竞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光绪六年(2431，西元1880)，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他为改善川盐生产设备，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  王炽政司无银可拔，唐炯只得到重庆向商界筹集。然而，商贾们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盐井可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可见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感到风险太大，都不敢贸然借出巨款。道署委员张海槎是云南人，向与王炽交厚，便自告奋勇来找王炽。王炽权衡利弊，又与亲信商量之后，便答应在七八天之内即可借出十万两交盐茶道使用。唐闻之，喜出望外。说：“各大票号都不敢承担，他不过一生意人，曷敢认之，可见此人非同一般。快去请来，我要见他。”第二天，张海槎把王炽请到唐府。唐炯以礼相待。话间再三问及借款之事有无把握，王炽说，不出十日即可送来，决不会坏唐公大事。唐炯疑惑顿释，并告之其汇费每百两年息只给三两，王亦无他议。王炽回庄后立即组织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不敷之数，以需办货为辞，密向西帮票号和生意帮以及同乡富有者筹借。由于王炽平时信用昭着，故能有求必应。只八天，便将十万两白银全数筹足送至唐府。经过此举，王炽身价百倍，在生意场上名声日增，且与官府关系也日益密切。十三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派王为矿务公司总办。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苦心筹划十馀年，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并亲赴四川、湖南、广东、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发展地方工业尽了自己的的努力。王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王炽既善运谋致富，也用财有方。他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重修广西直隶州（今沪西县）城孔庙，出资修筑虹溪街道，铺设昆明城至碧鸡关石板路，在昆明建盖弥勒会馆，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本省举人赴京会试费用。光绪九年(2434，西元1883)，法国侵略越南，朝廷诏命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统兵援越抗法，时军费紧缺，王垫支银60万两。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  王炽又垫银相助。岑、鲍甚为感激，岑赐“急公好义”、鲍赐“义重指国”匾额以旌表。后经岑保奏赐王四品道员职称，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　 
光绪二十六年(2451，西元1900)，陕西、山西两省大旱，王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旌表。同年，英、美、法、德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出逃。到达西安后，国库亏空发生财政困难，请西安天顺祥援助，王炽也一口应承。二十八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天顺祥一如既往资助清廷。当时有说法，天顺祥犹清廷之一国库也。此后，天顺祥深得朝廷信任，慈禧太后对王炽更加赏识，曾下旨召见，只因王炽有病未果。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阳历12月25日)，王炽病逝于昆明，嗣后归葬虹溪五山烟子寨。 
王故后，其子鸿图继承父业，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2460，西元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2465，西元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功德事迹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西安，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向  王炽王炽求援。王炽力排众议，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只有先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才能谈自家的事，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地方，凡王炽“同庆丰”分行须全力出资力助。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百废待兴，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人祸未息，天灾又降，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
清廷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急公好义”和“义重指群”匾额以旌表中，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促进了云南的实业与教育，先后开发了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昆明设立了公益性的“兴文当”，以所获利润资助贫困学子，鼓励学业有成者。1903年红河州石屏县袁嘉谷考中状元，王炽出资修建了享誉全滇的状元楼，昭示天下，激励世人。
钱王故事
百余年来，在彩云之南的昆明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清末的一天，外面在下着绵绵细雨，红顶商人王炽的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人来人往，熙熙攘  王炽攘。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着一个六七岁的黑衣孩童走了进来，脸上都脏兮兮的。柜前，许多小伙计正在那忙着算账，见了他们，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头都没抬一下，“存钱吗。”老人枯树皮似的双手颤微微地捧上了一枚油迹斑斑的铜钱，小伙计笑了：“要饭的吧。”老人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想给他存点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声称：“一枚钱太少，存多了再来吧。”老人道：“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他苍白的须发抖动，面含悲色。然而不管老人怎样低声哀求，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信义天下”的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第二天，不利于同庆丰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在当地引起巨大震撼，同庆丰的客户们也恐慌不已，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于是纷纷涌到同庆丰提现银存到别家钱庄。事情已极为紧迫，大东家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彻查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找到后，他痛心疾首：“人无信而不可以立呀。”最后，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把他们那一文钱设立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此后，人们对同庆丰的误会才渐渐消散，对王炽的表现深为钦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信用有加，不愧为商坛巨擘。于是大量的银子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同庆丰钱库。在那个没有多少法治和金融体制保障的社会，王炽的这一英明之举挽救了他的商业帝国。多年之后，他也因其富被《时代周刊》列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其实，生活中诚信就是一面镜子，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积累一份动人的信义储蓄。因为诚信之力是不可忽视的，一点点欺诈就足以毁掉一切，乃至于我们的一生。背信是祸，诚信是金。 
寻求政治上的靠山
王炽生于1836年，弥勒虹溪人（旧称十八寨），由于家境贫寒，14岁时又遭丧父之痛，因而不得不辍学习商。王炽16岁时，母亲变卖首饰得银20两，交于王炽。王炽用这笔钱从家乡虹溪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不久便攒下了百多两银子。这笔银子成了王炽扩大经营的资金，王炽由此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在建水、泸西、师宗、丘北一带往返贩运土杂百货。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至他20岁余时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 
与一般小商小贩不同的是，王炽很快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须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年纪尚轻的王炽开始积极寻求官场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寻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迹之路。 
就在这时，灾难降临了。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后，宿有积怨的表哥与他发生冲突。在一场斗殴中，表兄被杀，王炽匆忙出逃，几经波折避祸于重庆。王炽见此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临街铺面一间，挂出“天顺祥”的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由于当时王炽的银资不过四五百两，做小买卖没有多大赚头，做大买卖又感到资金不足，于是他四处寻找融资渠道，想法与当地颇有实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伙人出资扩大经营，而王炽则组织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 
智勇令人称赞
据传，一次王炽的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到凹里时，遇到百余名劫匪，赶马人吓得四散逃命，但王炽却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指明要见匪首。匪首对王炽的勇敢机智大为赞赏，不但放走了王炽，还归还了一半货物与全部马帮。这件事传开之后，“滇南王四”名气更著，沿途各路山贼也对王炽马帮礼让三分，王炽的生意也更加兴盛。王炽看准这个大好机会，一方面借机树立声望，另一方面抓紧时机在叙府增设分庄，与席茂之合伙在昆明设立“同庆丰”商号。 
王炽富而不惰，以身作则，亲自赶马运货到云南，又由云南办货至重庆，并在“天顺祥”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光绪初，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  王炽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 
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不出十日，王炽凑足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富敌半个云南
“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 “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亦设有办事机构。 
除此之外，王炽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设置“同庆丰”分号。自此，全国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均可在沿途钱庄凭票取款，“同庆丰”每年各省调剂云南协调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便达数百万两之巨。“同庆丰”还在四川代办盐运，在昆明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余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有人认为王炽的钱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 
对“商道”有独到领悟
王炽虽富甲全滇，但却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王炽在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不仅如此，王炽还仗兴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的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振灾；见学子失学，便建义塾以教；见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见大渡河船渡常淹没人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供行人过江；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状元，王炽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兴文当”公款，一半奖给袁嘉谷这位云南首名状元，一半在拓东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状元楼。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锆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明义重德的商人本来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 
1903年12月28日，王炽在他创立的昆明“同庆丰”商号内溘然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68个春秋。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回到了故里——弥勒虹溪，安葬于青山绿水的十八寨。时光流逝，他的生命早已化为尘土，然而，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却一直流传于坊间，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一段最灵动的记录，引人深思。
声望影响
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云南弥勒人王炽的一生充满了奇迹。曾经，钱王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爱国忠君，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钱王…… 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促进了云南的实业与教育，先后开发了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昆明设立了公益性的“兴文当”，以所获利润资助贫困学子，鼓励学业有成者。1903年红河州石屏县袁嘉谷考中状元，王炽出资修建了享誉全滇的状元楼，昭示天下，激励世人。 
王炽的晚年更以多年经商所信奉的原则：“道行、道德、信义”为本，将偌大的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完善和分配。他出资修建昆明同仁街，铺设昆明至碧鸡关石板路，重建虹溪书院，捐巨资在南盘江上建成三座铁索桥，兴昆明第一家电灯公司、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引德国西门子公司发电机，建成我国第一个水利发电站——石龙坝水力发电站等等。
名人故居
概况王炽的故乡在弥勒县的虹溪镇，与白龙洞接壤，同时还有保存完好的三代一品诰封石碑坊。（三代一品封典坊位于弥勒县虹溪镇东门街中段。石牌坊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系青石建造，东西向，占地  王炽64平方米。石牌坊通高40米，宽6米，三重檐四柱三间，柱脚石墩有八个石狮子相对而立。牌坊坊头正中有一块镂空的石龙盘抱的直匾，上书“圣旨旌表”，下面横书“三代一品封典”的石匾。坊台基东西两面各有垂带式踏道七级，两边直柱上有三副对联。三代一品封典坊系虹溪王炽请通海名匠建造，王炽是当时云南富商之一，曾捐巨资效忠清廷，故受清廷敕封。王炽对地方也曾有过一些善举，有“乐善好施”的乡评。石坊雕琢精细，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983年公布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保护单位。）地理位置虹溪镇地处弥勒县城西南部，位于东经103°19″、北纬24°9″之间，东邻竹园、朋普，南接巡检，西与五山相连，北与新哨接壤，镇政府所在地距县城40千米，国土面积134平方千米。四周环山，中部平坦，海拔1211～1974米，是红河州优质烤烟生产区。人口民族全镇辖白云、密纳、文笔、太和、刘家、新桥、啥咩、招北、虹溪等9个村民委员会，1个居委会，84个自  王炽然村，89个村民小组。年末，总户数11388户，总人口45294人。其中：男性23402人，女性21892人；农业人口43013人；年内出生人口549人，死亡190人，自然增长率7.8‰，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338人。汉族42652人，占总人口的94%；少数民族2642人，占总人口的6%。人文名胜虹溪镇历史悠久，是本县历史文化名镇。文物古迹众多，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代一品典封”牌坊，为富商王炽所建；州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石狮(3只)、魁星阁、点石庵、文庙天子台、文笔塔、藏书楼等。省级风景名胜区白龙洞位于镇东北7千米处，全洞长2千余米，洞内景点“灵芝斜塔”堪称国宝，白龙洞被誉为“滇南一绝”。
照片注释
本页图是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法国摄  影家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碎片化”时代背景
如果让一个普通人描述自己十几年前的媒体接触方式，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描述清楚：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但是今天，人们的生活被很多碎片化的内容切分，在信息传播进入网络时代以后，碎片化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性描述。
报纸定位变“泛众传播”为“分众传播”。平面媒体常常开始围绕着“读者关心的是什么”来做文章，习惯于思考整个报纸定位的问题。然而，在碎片化时代，报纸要“包揽天下”的操作难度很大，而要办一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的报纸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看到读者的反馈信息，编辑记者们常常哀叹“众口难调”。传统报业虽然在自身定位和读者定位方面有专门的选择和设定，但相对来说，大部分报纸的受众群体定位较广，属于泛众传播的类型。而现今受众人群不断呈现出分众化的趋势。“多种媒体，一个声音”的传播方式，已不能满足“碎片化时代”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长尾理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商品是一个坚硬的头部，而海量的、零散而无序的个性化需求则形成了一条长而细的尾巴。将长尾上的个性化需求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主流商品还要大的市场。
什么是碎片化 　“碎片化”，本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 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时，这个社会便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瓦解了，代之以一个一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
“碎片化”的产生
“碎片化”一词是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我们也可将“碎片化”理解为一种“多元化”，而碎片化在传播本质上的整个社会碎片化或者说多元化的一个体现。
对碎片化的研究最早见于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研究文献中。21世纪后，我国以黄升民为代表的学者把碎片化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中，广泛应用于传媒研究，其概念界定为：社会阶层的多元裂化，并导致消费者细分、媒介小众化。
①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传输技术的大量应用，大大强化了受众作为传播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碎片化现象不但让受众群体细分呈现为碎片化现象，也引发着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正如美国西北大学媒体管理中心负责人约翰？拉文所说，“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
②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碎片化是受众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必然发展，是传播者从事传播活动的主要依据。
社会领域的“碎片化”
碎片化”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是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催化了传媒产业“碎片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各阶层的生活方式相差悬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也必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审视传播学“碎片化”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成因及影响[1]
社会转型过程中，碎片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与社会革命不同。革命的过程，虽然社会制度、文化发生巨变甚至断裂，但个人身份属性反而随着革命进程重新划分和集聚。成为不同的人群。社会转型则不同，它是相对缓慢的、有序的，个人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达到阶层的升迁，也有个人随着整个阶层下沉。但无论是上升还是下沉，这种现象都是零散的、四分五裂的，没有集聚的现象，这就是“碎片化”最重要的特征。关于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成因及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成因
1．经济发展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奠定了基础。表1中关于国民总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消费数量急剧增长的基础上，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相应发生变化。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依据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从2000年开始，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0%以下，为富裕阶段。2003年，恩格尔系数为37．1%。也就是说，“吃”在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穿”、“住”、“用”的比重不断上升。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其消费结构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有很大差别，这为社会阶层“碎片化”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2．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根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多种分配制度的并存，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为23484元，是1990年的8.8倍。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为11953.3元，是1990年的9.5倍。从1990年到2003年，最高收入户同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和消费性支出差距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即使是同一西安、沈阳的普通职工。也可能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表3显示的是2004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沈阳五城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通职工的收入构成。总的来看，西安、沈阳普通职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比例高于北京、上海、广州普通职工，月收入在3001元以上的比例为0。而北京、上海、广州普通职工月收入在2001元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西安、沈阳的普通职工。可见，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对收入有着重要影响。即使是同一地区职位相当，由于工作条件的差异，也会引起收入的不平等。
收入是影响人们消费的最直接原因。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差距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而消费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消费结构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有所不同，社会阶层“碎片化”正是在这些差距的基础上产生。
3．人们生活方式、态度意识的多样化趋向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直接原因
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技术转化为财富的过程大大缩短，大企业组织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外包”和“订购”策略使中小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网络、生物、文化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使个体化工作大量产生，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并弱化了传统的组织权威和科层等级。即使是在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生活方式和态度意识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呈现出“碎片化”特征。
[1]
(二) 社会阶层“碎片化”的影响
1．社会阶层“碎片化”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消费阶层“碎片化”
上文已经提到，收入差距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根源，而收入又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年龄、教育、收入基本相同的消费阶层内部也可能由于态度观念的不同而“破碎”为不同的消费群体，产生不同的消费行为，这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最直接影响。因此，仅仅用年龄、教育、收入等基本情况已不能完全描述消费阶层，态度观念、生活方式成为更加重要的划分指标。
2．消费阶层“碎片化”导致消费市场上多种消费形态并存
不同时期的市场消费热点最能体现消费市场的变化，20世纪中后期中国居民家庭“三大件”的变迁正是不同时期消费热点的集中体现。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黑白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再到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双桶洗衣机，每一时期的“三大件”几乎都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在当时大众消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但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产品多样化和消费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消费市场集中的态势被打破。产品多样化使消费热点由点及面，从个别产品趋向于某些行业，如家电行业、IT行业、通讯行业等。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使不同社会阶层内部不断产生出符合本阶层特征的消费热点，也就是说，大众市场逐渐转化为分众市场。比如，汽车、房地产，这些奢侈品不可能成为全民消费热点，只能属于特定消费阶层。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同一阶层内部的消费者由于态度观念、生活方式不同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更为消费阶层“碎片化”推波助澜。在大众市场向分众市场转化过程中，一部分态度观念、生活方式相近的消费者紧密结合，发展为“碎片化”市场。至此，整个消费市场同时并存三种消费形态，大众消费、分众消费、碎片化消费。
总而言之，消费者“碎片化”是在大众市场基础上，由不同分众市场板块不断撞击而形成。这种“碎片化”的影响体现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品牌选择、媒介接触等方面，展现出的是一个个立体、生动、高度同质化的消费者集合体。
“碎片化”背景下的信息传播
如果说物质消费形态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产品消费方面，那么精神消费形态的“碎片化”则主要体现在消费者的媒介接触上。电视频道日益增多，广播媒体开始复兴，报纸版面无限扩张，专业杂志层出不穷，互联网的速度更是一日千里，如此迅速而声势浩大的媒介发展将消费者原有的媒介接触时间、接触习惯完全打破。广告从业者正将新兴的媒介管道整合进更广阔的印刷和电子媒介世界中，其目的是将整个系统的销售潜力最大化。他们看出这些技术发展不仅象征着传统的广播电视网版图的瓦解，同时还显示出社会凝聚的瓦解。
(一) 信息传播“碎片化”的成因
1．单一媒体垄断转化为多种媒体并存发展
媒介碎片化的增长是对社会分化的直接反应。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专门化的期刊已经开始取代大众发行类杂志。由三大广播电视网所构成的媒介世界也开始衰微，让位给了多频道的世界。
在中国，各类媒体的传统地位也已经发生改变。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无论覆盖范围还是影响力都可以称作是中国的媒体霸主。然而，从历年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调查的数据来看，以北京市消费者为例，从1997年至2004年，北京消费者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比例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997年的收看比例为60.9%，1998年为56.1%，1999年为52%，2000年为51.8%，2002年为53.2%，2004年为38.0%。
与此同时，广播媒体和杂志媒体的地位提升。电视媒体2005年第一季度广告投放额排名第一的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与2004年同期相比增幅为4．43%，报纸媒体排名第一的《广州日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广播媒体排名第一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与2004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32．95%，杂志媒体排名第一的《时尚》(伊人版)增幅也高达20．91%。广告是媒体兴衰的晴雨表，广告投放额的增减充分说明了“单一媒体垄断向多媒体并存发展”的
趋势。
2.消费者的品牌消费与媒介接触
媒介接触是影响消费者品牌消费的重要因素。表8显示的是北京市收入为1001—2000元，年龄为25—34岁普通职工彩色电视机品牌消费与媒介接触的情况。对于杂志、广播、互联网这些“小众媒介”和“个性化媒介”，购买彩色电视机“理想品牌和实际购买品牌不同”的消费者接触的比例明显高于“理想品牌和实际购买品牌相同”的消费者。具体来看，“理想品牌和实际购买品牌不同”的消费者最喜欢阅读的杂志为《瑞丽》《北京青年周刊》 《网友世界》，而“理想品牌和实际购买品牌相同”的消费者最喜欢，阅读的杂志主要为《读者》。
可见，除了年龄、收入、职业这些基本情况外，消费者的品牌消费情况对其媒介接触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媒介“碎片化”趋势也加剧了品牌“碎片化”。
3．“权威”的坍塌与自我意识的崛起
媒介“碎片化”其实是消费者“碎片化”在媒介消费领域的体现。此时，消费者深陷在各类媒介、各类信息中，所谓的“权威”声音很快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对于消费者而言，媒介“碎片化”更多体现的是“个性化”。广告主希望用一个节目或一个出版物获得大量受众已经不再可能，他需要各种视听形态以吸引比以往更狭窄和更确定的受众，媒体组合的重要性尤为显著。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态度观念是导致消费者“碎片化”的直接原因，媒介内容的度身定做可能将这种生活形态的隔离推向深入。它将允许甚至是鼓励个人生活在他们自己构筑的世界中，与他人相隔绝，与那些他们不关心或者不愿意因此而烦心的议题相隔绝。这就出现了“渠道多，无权威”、“信息多，无观点”、“言语多，无行动”的局面。一旦出现有观点、有行动的人物，借用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迅速成为新的偶像。“芙蓉姐姐”的走红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说，“权威”的坍塌与自我意识的崛起是“碎片化”时代最突出的特点。
所以，人们的需求已经从获取“丰富信息”向获取“更多有效信息”转变。无独有偶，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教授认为，网络新闻为追求时效性进行的频繁更新，容易造成新闻的“瞬时化”和“碎片化”，一些新闻只能支离破碎地展示新闻事件的各个片断，很难全面深入地体现新闻事件的本质。 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新闻写作“碎片化”趋势，这是阅读的盛宴，还是感官的陷阱？纸质媒体是迎合还是抗拒？走向两者的任何一端，都不是媒体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二）信息传播“碎片化”的案例
——“碎片化”阅读趋势初现
日前，第三届《人民日报》读者评报活动落幕，共有84987名读者通过来信、网络等方式参与投票。
调查结果显示，网络（54.12%）、报纸（46.32%）和电视（43.83%）是受访读者最重要的三种信息渠道。这充分反映了新的媒体环境中，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
在被问及阅读的习惯时，近四成（38.35%）的人习惯于“先看标题，如果感兴趣就往下看”，另有32.99%的人会“挑喜欢的版面或栏目看”，“从头到尾仔细看”的不到15%。
过半数（51.56%）受调查者平均每天用于阅读报纸的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只有17.44%的读者选择了“一小时以上”。以上数字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媒体时代，读者阅读时间的减少和碎片化趋势。如何应对这种碎片化趋势，以全媒体的新闻产品应对读者新的阅读习惯、阅读需求，将是新的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报新闻报道必须面对的课题。
——摘自《人民日报》
（三）碎片化阅读带来的思考
1.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的 “碎片化”写作[2]
新媒体来临，对于“碎片化”，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阶段进行分析和解读。的确，“碎片化”阶段，受众更加在意个性化需求和感受，以往被忽视甚至被损害的每个个体的个性价值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和关注。因此要达到有效的传播，媒体必须开始重视每一个细分的个性化族群的特征，以及每一单一读者的个性和需求。于是，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新闻写作“碎片化”趋势就顺势产生。
不可否认，网络媒体的发展培养了不少读者的“碎片化”阅读习惯。长篇累牍，在很多年轻读者眼中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一些来源于纸媒的稿件，经过网络编辑的“碎片化”+“集纳化”处理，组合传播实现了1+1>2的效果。这时，网络媒体的“碎片化”表达趋势也就愈发明显起来。
例如，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打着结的两块毛巾上吊自杀消息公布后，一家网站就精心提炼出关键词：带母上学、蚁居、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知识难改变命运、大学生自杀……不难想见，透过这些关键词，就能拼凑事件的经过。在这里，杨元元事件被“碎片化”了，不追求深度的读者完全可以在这里停止阅读。
网络媒体为抢夺时效性而推出的滚动报道，也成为“碎片化”写作风格形成的强力“推手”。网络媒体的滚动报道与新华社的“新华快讯”有异曲同工之效（在诸多没有采访权的商业网站中，滚动信息的来源就是新华社。例如，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新华社从15时16分到22分，连续播发8条快讯，而新浪、网易、凤凰网等网络媒体皆以快讯为新闻来源）。
微博的兴盛和流行，更是加剧了“碎片化”写作的趋势。三言两语，现场记录，发发感慨，晒晒心情——这是微博最显著的特点，而且字数一般不超过140个字。因为字数少，就方便随时随地发布，比如李开复在2009年10月13日上午10分钟内连发6条微博，都在介绍其校园行程，他的“勤奋”得到的收获是135865名“粉丝”。
网络媒体“碎片化”后，读者群不仅在进一步细化，而且读者的阅读习惯也逐渐被“熏陶”。纸质媒体，变还是不变？答案是肯定的。只有对传统的写作方式进行改进，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网络化年轻读者，这已成为共识。
新闻写作“碎片化”在纸质媒体上的实践分为两部分：一是通过写作手法的变革来实现，二是通过版面编排来体现。本文主要论述第一方面。
2.纸质媒体的“碎片化”写作实践
“碎片化”的写作风格，在都市报、晚报等面向市民阶层的报纸上最先兴起，并且大胆地运用于较为严肃的时政新闻。
例如，都市快报的《大杭州1200亿土地出让金用在了涉及民生的八大方面》一文，通篇报道都是类似提要的短段落。在交待新闻事实的同时，也伴随着阅读的节奏感。如果用传统的公文式新闻或者会议新闻的写法，很多人很本不愿仔细阅读细节内容了。
评价一篇文章写得“琐碎”与否，已经从贬义词成为了中性词。该不该借鉴这种“碎片化”的写作风格？其实，很多记者潜意识里，已经对“碎片化”写作趋势有了天然的亲近感。
新闻写作“碎片化”的具体实践大多是自发的、朦胧的。因为，在学界和业务圈内都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操作准则，不像“新闻5W”一样已有了标准化的操作模式。
3.怎么写“碎片化”的文章？
1) 多写短句、断句，增强现场感。
没送到地方，就叫我们下车。不干！我们坐着不动。争执，用蹩脚的英语争执，鸡同鸭讲。看着冷清的街面，心虚，就喊同伴下车结账。
——金华日报《越南三轮车历险记》
2) 减少描述性的语句、过程性的句子。
方跃武养猪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一天只喂食一次，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喂食经过自己发酵的饲料。一般一只猪一天的食量为2.25公斤，他就减量10%。
让猪适当饿肚子，它们反而能长得更快。这是方跃武自己总结的经验。他每天天黑前喂食，猪吃完了不久就睡觉了，正好将饲料完全吸收。第二天下午猪饿了还会主动拱栏，自动将粪便等排泄物翻入锯末屑的下层。
他每天天黑前喂食，猪吃完了不久就睡觉了，正好将饲料完全吸收。
第二天下午猪饿了还会主动拱栏，自动将粪便等排泄物翻入锯末屑的下层进行发酵，又省去了人工翻动的成本。
——金华日报《养猪能不臭吗？养猪真的能不臭！》
3) 多提炼关键词，读者凭借关键词就能掌握文章的大体含义。
4)多制作表格、图表，与文章内容进行有机结合，做到形散神不散。
广州日报对于“碎片化”写作的尝试，走在了诸多报纸的前面。例如2月1日对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报道，就采用了提炼关键段落结合制作图表的形式，舍弃了文件中大段叙述性的语句，增强了阅读的清晰性。
4.阅读的盛宴还是感官的陷阱
传统媒体逐渐兴起的新闻写作“碎片化”这一趋势优劣与否，没有准确的定论。不可否认，“碎片化”写作趋势是对现代人浮躁心态的迎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模式化、低感染力的传统写作方式。所以对“碎片化”写作趋势的评价，首先应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更要客观地看待它在整个媒体写作中的地位以及带来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想必，很多网民都已经体验过信息“碎片化”所导致的弊端，有的人每天花很长时间上网浏览，看似眼睛耳朵一刻不停地在接受信息，但实际上，最后脑子里留下来的都是些零碎的印象。网络媒体新闻报道“碎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新闻的割裂和简单化。读者在读过这样的新闻后，只能知道最新的但也是最浅的信息，由于不知道新闻背后的东西，因此对人们生活的指导和服务功能也很低。
所以，当下人们的需求已从获取“丰富信息”向获取“更多有效信息”转变。无独有偶，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教授认为，网络新闻为追求时效性进行的频繁更新，容易造成新闻的“瞬时化”和“碎片化”，一些新闻只能支离破碎地展示新闻事件的各个片断，很难全面深入地体现新闻事件的本质。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新闻写作“碎片化”趋势，这是阅读的盛宴，还是感官的陷阱？纸质媒体是迎合还是抗拒？走向两者的任何一端，都不是媒体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变革传统的新闻写作手法，这是必须的。在金华日报的评报会上，总编辑陈东不止一次提及：一些记者编辑在个人博客上的文字非常俏皮，可写在报纸上稿子却很呆板。打破新闻稿件生硬的面孔，是报纸放低姿态、吸引年轻读者的必要手段。为此，金华日报早在几年前就推出“文娱BBS”板块，文字嬉笑怒骂、针砭时弊；此后又推出“文化．见地”版面，倡导进行“感性评论”。
但在纸媒过于推崇“碎片化”的写作模式、迎合“网络化”读者阅读体验的同时，也会造成读者整体思维的“碎片化”，使其缺少逻辑系统的支撑。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者认知能力的变化”。倘若，报纸和网络上，都是鸡零狗碎的内容，都是类似“火星文”的行文结构，长此以往，就不会有人欣赏美文，不会有人觉得朱自清的《背影》很美，不会觉得龙应台《目送》也很美。
广大读者并没有放弃对阅读美感的追求，也没有放弃对思想深度的探求；而美感和深度的培育需要新闻工作者加以有效引导，而不是随随便便放弃。同时，面对全球互联网进入SNS（社会化网络服务）时代而导致受众集体无意识浮躁时，传统媒体应该能动并有效地引导人们的心态走上正途，发挥纠偏的作用。
结语：分散的理性主义时代到来
1．“产品功效”重新成为品牌定义的精髓
面对“碎片化”的消费者，品牌接近于“神化”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开始注重产品功效，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心中的“理想品牌”，“实际购买品牌”和“理想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大。消费者越来 越“实际”，品牌对于消费者而言更多的是一个名称，所谓
的“概念”、“价值”对消费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同时产品功效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2．“大众媒体”地位的衰落，“小众媒体”和“个性化媒体”地位的提升
消费者“碎片化”为广告主找寻目标消费者带来巨大困难。传统意义上“大众媒体”的覆盖率优势对消费者的作用越来越弱，所谓的“小众媒体”和“个性化媒体”则能够快速准确地针对目标消费者进行宣传。因此，“大众媒体”地位衰落、“小众媒体”和“个性化媒体”地位提升成为必然。
3．个性化意识在消费中的作用提升
消费者、品牌、媒介的“碎片化”归根结底是由于消费者个性化意识在消费中的作用提升。“消费从众”时代已经过去。在品牌号召力越来越下降、大众媒体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所谓的“权威意见”、“专家意见”已不再是消费者的行动指南，“我”的意见才是消费行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