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儒教
释义
词目：儒教
拼音：rú jiào
详细解释
指儒家学派，又称孔教。 中国 历史上把 孔子 创立的儒家学派视同宗教，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到了汉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1]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隋唐以后，就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晋书·宣帝纪》：“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梁书·儒林传序》：“ 魏 、晋 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 唐 王维 《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唐朝《封氏见闻记》也把儒教单列。“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2]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3]，因为儒者们奉行着自认为正确的“道”。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又叫做“圣教”。“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4]
儒教简史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则周代初年，曾经协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统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但是数百年以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他被尊称为“孔子”或“夫子”，人们称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种亵渎。但是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宗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魏晋时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为代表，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有形可见的行为（有）背后那无形可见的东西（无），并且认为，那背后无形可见的东西，比起有形可见的，更加重要。他们的意见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却并没有成为儒教国家的思想指导，因为他们讲不出那个“无”是什么，会导致由于理解不同而各行其是。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5]​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或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为国家宗教。
汉学与宋学
儒教教义的演变也就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是尊五经、重视礼仪制度建设的“周孔之道”，后一阶段是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以前阶段的教义称为“汉学”，而把宋代开始的儒学称为“宋学”。礼仪制度的建设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学更加要求自觉自愿地遵守。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6]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南宋以来的科举考试重心也转向四书，标志理学成为主流。在后人看来，他们过分强调内心修养，因而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学的主张者看来，搞好内心的修养，就能够精通国家的各项制度，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天赋的遵守礼仪制度的天理，问题在于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把这个天理开发出来，或者说，是把这被私欲遮蔽或污染了的天理显现出来。
神道设教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而且是对于广大民众。这个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神道设教”是儒教圣经《周易》里的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彖》）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击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这个概念，直到最近，还被学界，包括宗教学界认为是个“外来语”，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词汇。其意义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众，也就是神道设教。据许慎《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宀”表示的是一个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盖个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众，合于天理，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迄今为止，至少是脱离了原始状态的宗教，无一不是一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来教育民众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宗教这个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说是更加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的本质。
儒教圣经
与圣教相伴的一个名称是“圣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圣经”一词常常使用，在隋唐宋明的儒者们的言论中，这指的是儒教的经典。“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7]“圣经贤传所云忠孝节义之事不少”。[8]欧阳修诗曰：“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叱佛老，高声诵虞唐。”[9]又说“当汉承秦焚书，圣经未备”。[10]“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11]更有“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12]“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13]“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14]或言“亦以为绎圣经尊王制无所苟而巳矣”[15]“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16]皮锡瑞《经学历史》亦曰：“不知圣经本为後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六经儒教圣经是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17]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18]《诗经》教以言语文学，《尚书》教以政事，《礼记》教以宗法纲纪、君子修养；《易经》《春秋》教以道义是非智慧。“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9]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20]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21]​十三经  《十三经注疏》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唐六典》曰：“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十三经注《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书名
传
注
疏
周易正义
王弼（魏）、韩康伯（晋）
孔颖达（唐）
尚书正义
孔安国（西汉）
孔颖达（唐）
毛诗正义
毛亨·毛苌（西汉）
郑玄（东汉）
孔颖达（唐）
周礼注疏
郑玄（东汉）
贾公彦（唐）
仪礼注疏
郑玄（东汉）
贾公彦（唐）
礼记注疏（礼记正义）
郑玄（东汉）
孔颖达（唐）
春秋左传注疏（春秋正义）
杜预（西晋）
孔颖达（唐）
春秋公羊传注疏
何休（东汉）
徐彦（唐）
春秋榖梁传注疏
范宁（西晋）
杨子勋（唐）
论语注疏
何晏（魏）
邢昺（北宋）
孟子注疏 
赵岐（东汉）
孙奭（北宋）
孝经注疏
唐玄宗
邢昺（北宋）
尔雅注疏 
郭璞（西晋）
邢昺（北宋）

信仰祭祀
最高神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  天坛的上帝神主牌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礼志》）。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22]​儒教圣人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23]「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测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知周万物，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圣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虽是神之所为，亦是圣人所为。」「神道微妙，寂然不测。人若能豫知事之几微，则能与其神道合会也……言凡物之体，从柔以至刚，凡事之理，从微以至彰，知几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为万夫所瞻望也。万夫举大略而言。若知几合神，则为天下之主，何直只云万夫而已，此知几其神乎者也。」[24]  孔子「圣人之神道设教，观乎天而得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之所以为天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圣人之所以为神也。」「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25]圣人是上帝的使者。孔子死后，按照传统的祭祀原则，他可以在家乡享受自己后人的祭祀，也可以享受学生们的祭祀，而不是国家的公神。汉初，刘邦路过孔子家乡，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那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后人对于先圣或者先贤的崇拜。西汉中  长崎孔子庙大成殿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接受了梅福的提议，依据传统，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先儒牌位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26]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泛灵论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的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27]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28]​淫祀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  祖先牌位孔子是国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官员可以祭祀孔子，因为独尊儒术的国家，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视学，也须祭先师。天子出征归来，要向先师行献俘礼，报告成功。”[29]​
在历史上，儒教国家对于民间不断兴起的神祇祭祀，一般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将它们“招安”，收归国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城隍、关帝、梓潼神（文昌）和妈祖。其二是禁止。历代都有作为国家官吏的儒者，其中如曹操、狄仁杰等，禁止他们认为危害社会安定、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祇祭祀。拆毁庙宇，破坏神像。其三是不收不禁，在国家遭遇大难大灾时，甚至也会委派国家官吏去向这些神祇祈祷。
宗教组织
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即《周礼》的官职结构。在这个组织中任职的官员，同时也是一种教职，执行宗教的职能。
高居于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他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家族的宗伯则是家族的祭司。
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还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执行祭祀任务。
各级地方主官代替了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古代的个人文集中，凡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儒者，几乎都有与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灵有关的诗文。比如叶适，被认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叶适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祷雨文》数篇。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将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则学生每日上学，也都要向孔圣行礼。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其实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祭品，也有种种规定，从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礼仪中，有一项是“荐新”:“其四时新物初登，皆先荐寝庙而后食。二月献羔开冰，四月以尝麦，七月登谷，八月尝麻，九月尝稻，十二月尝鱼”（《通典》卷四十九）。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人有春天尝果一说，于是将樱桃进献宗庙。从此以后，瓜果蔬菜也成为祭品。[30]​儒教神职《周礼》中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威文物的太常寺官职都是儒教的神职。太常的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分别执掌音乐、祝祷、供奉、天文历法、卜筮、医疗。三辰旗三辰旗是儒教的标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谓之三辰，画于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来儒教的标志。“云“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者，圣人与日月齐其明，故旌旗画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旗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则此大常之画日月者也。
宗教仪式
周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对服制、道具、仪式、过程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冠礼是华夏礼仪制度之首，又称成人礼，是对汉人进行礼教的开始。周朝士大夫年及二十行冠礼，王公年及十五而冠。《礼记·冠义》曰：“已冠而志之，成人之道也”。
吉礼包括郊祀、大雩、朝日、夕月、方丘、祀社稷山川、享宗庙、祭孔、祓禊，祭祀的神祇如下：
天
昊天上帝
五帝
日、月
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
风师、雨师、司命
圜丘
地
皇地祇
神州
社、稷
五岳、四渎、四镇、海
山林、名川
方丘
凶礼包括丧礼、葬礼、致奠、探病。
宾礼包括接见、宴请外宾。
军礼包括乡射、大傩、讲武、告齐太公庙。
嘉礼“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历法节庆历法是儒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礼记·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
岁时
月令
夏历日
节气交替
仪式
民俗
元旦
元月初一
迎春气
寒食
冬至百五日
-
清明
冬至百六日
-
上巳
仲春
三月三
达春气
端午
仲夏
五月五
毕春气
中秋
仲秋
八月十五
达秋气
重阳
季秋
九月九
毕秋气
除夕
腊月三十
送寒气
大傩
儒教服饰儒教服饰是指《周礼》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也分别代表乾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
天子六服
天
乾
三辰（日月星）
裘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玄冕
王后六服
地
坤
五行（水木火土金）
褘衣
揄翟
阙翟
鞠衣
展衣
褖衣
冕服体现了“绝地天通”的华夏信仰，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的吉服。祭天在礼经里有严格的服制规定。《周礼·春官宗伯》：“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唐朝《郊祀议》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万世不易之法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仪，愿罢一切伪饰。”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则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驾、吾礼之所施设文饰，莫非天之象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祭天服饰象征着上天垂象、天象，所以天子祭天要穿十二纹章衮冕。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绣、爵弁等冕六，韦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公卿七，又无毳冕。上大夫六，又无藻冕。中大夫五，又无皮弁。下大夫四，又无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
儒教教义
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31]「先儒有言，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礼之终也则与民由之。与民由之然后礼达而分定，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则必有以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32]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敬天思想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33]「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34]敬天除了要行天道，还要祭祀上天。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人感应天人感应是儒教的教义之一。《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因为上帝是仁德的神，帝谓五德之帝，“上帝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谓大微五帝，应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谓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义，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天命观儒教信奉“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尚书·仲虺之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合于天理宋代理学尊四书为孔门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种修行方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理学以《大学》为间架为纲领，以《论语》为根本，以《中庸》为“天人一理”“道统之传”，从大学到中庸即是“先致知而后诚意”。“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天下之达道也，必从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惧慎独，所以修道也”。理学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三达德”以及《孟子》的“诚”，推崇《论语》的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概括而言就是“三纲八目”：
「三纲」：1）明明德 2）亲民 3）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
「八目」：1）格物 2）致知 3）诚意 4）正心 5）修身 6）齐家 7）治国 8）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诚，意诚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齐，家齐而後国治，国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三达德」：智、仁、勇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5]“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诚」：《中庸》“三达德”的根本在于诚，“智仁勇是做底事，诚是行此三者都要实”，“中是道理之模样 ，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即诚矣。”孟子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德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经》）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 “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孟子）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北宋〕周敦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 
儒家哲学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为「十伦」。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为「十义」。[36]​生死观《尚书·泰誓中》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儒教信仰一个人若能成就了绝对的善，那个人就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会再有死亡。政事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37]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还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
儒教衰落
明清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后因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还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国早年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国民政府时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为国家祭祀。1949年后，中国大陆否定儒家思想，并曾有批林批孔运动，而在台湾则有相反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康有为
康有为找到的中国落后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儒教未能像基督教那样，教堂林立，人人都很方便地与上帝沟通。于是，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同时，也要求变革儒教的祭祀制度。“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是，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康有为主张把宗庙、孔庙以外的儒教庙宇，甚至把佛寺道观，都改建成孔庙，以便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孔子的思想真正传播到所有中国人的心里，从而使中国富强。然而康有为的变法行为失败了，至于康有为的改教主张，几乎没有付诸讨论。而随着儒教非教说的兴起，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康有为还有个改教的主张。
儒教被弃以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创立了“孔教会”。康有为屡次向当时的议会上书，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并且参加了张勋的复辟活动。孔教会创办了《不忍》杂志，一面痛惜儒教的被弃，另一面积极从事复辟儒教甚至复辟帝制的活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令孔教会改称“孔学会”，否认孔教会的宗教性质。其后身，是现在香港的“孔教学院”。孔教学院院长汤恩加，一面用大量的资金赞助文化和慈善事业，另一面积极从事复兴儒教的活动，包括不断提议，要求国家正式承认儒教的现实存在，要求儒教享有和国内其他宗教一样的平等地位。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能得到批准。
现代发展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康有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争论
对于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具有争议。反对者的意见如果归结为一条，就是说儒教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比如:儒者一般不信鬼神，儒教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儒教无彼岸世界等等。实际上儒教是有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的，儒者信奉上帝。依儒经，上帝“作之君、作之师”，教给君师的任务，不是让他们带领人们到上帝的世界里去，而是要他们“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即辅佐上帝，把天下治理好。这只是教义的不同，并不是教与非教的分水岭。[30]1902年以前，儒者们一致认为，儒教是和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一样性质的宗教，区别仅仅在于儒教是圣教，而其他的不是。争论一第一次关于儒教是教非教的争论，是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礼仪之争”。所谓“礼仪之争”，是基督教内部争论儒者们祭孔、祭祖，是不是宗教活动。假如是宗教活动，则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就不能加入基督教；假如不是，则可以成为基督教徒。利玛窦来华，为了打开传教的局面，自辟蹊径，允许那些保持祭孔、祭祖传统的儒者加入基督教，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他在给罗马公教会的报告中，声称这些活动仅仅具有纪念意义，并不具有宗教意义。而在他撰写的中国札记中，则把儒教作为中国宗教状况的首要内容，并且明确指出：儒者们“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儒者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所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从这些札记中，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利玛窦说儒教不是宗教，不过仅仅是他的传教策略而已。争论二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主张改革儒教，他的学生梁启超追随他的主张，在湖南自强学堂讲学，力主儒教就是宗教。但是变法失败以后，梁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梁的意见立刻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强烈指责，但是未能改变梁的主张。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的观点就逐渐流行开来。
10年后，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在此以前，蔡元培曾经不止一次发表文章，包括他在德国写的学位论文，都曾明确主张儒教是教。在担任教育总长后，他首先取消了学校中保存的尊孔读经制度，不久又明确宣布儒教不是宗教，并且主张用美育取代宗教。
数年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并在该杂志上多次著文，明确指出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
这次争论，儒教不是宗教的主张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成为一切有关传统文化著作的立论基础。争论三第三次争论从1978年年底开始，任继愈先生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儒教是宗教的演讲。后来又就此题目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论证儒教是宗教。然而在近1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人赞成，而只有任继愈先生一人在坚持着他的儒教是教说。
1986年，何光沪首先著文，支持儒教是教说，后来又有赖永海、谢谦、李申，相继以不同形式，公开赞成儒教是教说。到1999年，1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明确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学者，加上任继愈先生，共5人。
1999年、2000年，李申两卷本的《中国儒教史》相继出版。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是“划时代的著作”。反对者认为该书是“国家级的豆腐渣工程”，是不通训诂、没有读懂古书的结果。激烈的争论持续了近1年，零星的争论至今仍然在进行。
围绕《中国儒教史》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其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召开了“儒学、儒教和宗教”的学术讨论会；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参加了成立大会，表示国家最高的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管理机构，都正式承认了儒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三是这个“宗教蓝皮书”，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5]​
海外组织
海外的儒教（孔教）组织简介香港香港孔教学院是大陆孔教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博士、进士，于1930年在香港创办的。他自任院长，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并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将孔教的圣火保存下来。第二任院长朱汝珍，将孔教学院注册为慈善组织。第三任院长卢湘父也是康有为的弟子，很有办学经验，办学认真，重品德教育，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躬行实践，还创办了孔教学院下属的中学及小学。第四任院长黄允畋，1978年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1992年，汤恩佳当选为孔教学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提出要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重新点燃孔圣之火。从此，以孔教儒学为主轴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蓬勃展开。孔教学院是集文化、宗教、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多功能爱国爱港团体。澳门1909年成立，初附属于北京孔教总会 ，及后才独立。 宗旨以“尊崇孔教，发扬圣德，兴学育才，增进文化”为本。华人向来重视道德教化，为弘扬儒家的道德精神与文化，孔教在1913年已成立小学堂，以推动民间教育。1960年，孔教更编印《孔教中学经选》，选录了共74条自《 论语 》、《 孟子 》及其它儒家经典中就孔儒仁义礼智信的名言，供学生背诵学习。每逢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圣诞 ，澳门孔教会带领社会各界华人和学校举行纪念与祭典仪式。其举行的仪式采用古制，包括:盥洗礼，迎神礼，奠帛初献礼，晋祝礼，亚献礼，三献礼，受胙礼，送神礼，望燎礼等，仪式由澳门孔教会主持。印尼目前，印尼孔教总会在印尼各地设有200个左右的分会－－孔教会（MAKIN）。孔教会组织教徒定期以礼堂为主从事宗教祈祷、唱圣歌和学习经书等活动，还开展的活动有华夏传统节日、圣诞日的祭孔仪式，家庭互助、小孩教育、新人结婚公证和举办婚礼，老人故去的丧礼举办，慈善、赈灾等活动。孔教会出版各种儒家经典以及《孔子圣迹故事》、《孔教圣歌》、《礼仪手册》、《中国文化》等书籍，并制作圣歌碟片、龙和麒麟图案等各种用具和纪念品。由于曾经几十年禁止华文，因此目前出版的书籍几乎全是印尼文，孔教徒希望子女能学会华文，读原版的经书和资料。印尼的孔教徒把曲阜看作“圣地”，希望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现任会长是郭文龙先生。南洋孔教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世纪初，在国内孔教运动的影响下，南洋各地纷纷响应，槟城、诒保、马六甲等相继成立了孔教会。1914年，林文庆博士等发起在新加坡成立了得实力孔教会，会址设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数百人，大多是商会会员。南洋孔教会积极组织讲座、课程等活动弘扬孔子思想，对新加坡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以及促进这个多元文化宗教的国家和谐方面有积极的贡献。马来西亚马六甲孔教会据说在战前已经成立，当时称为联邦圣教会，成立日与初期领导的资料已难于找寻，可追溯的会所是在马六甲板底街桥头的云林阁。 2001年6月20日成立社团注册委员会，起草章程，2002年7月9日获得批准，定名“马六甲孔教会”（Pertubuhan Confucius Melaka）。在2001年搬入甘光拉班华丽园。 2004年8月1日马六甲孔教会举行了自己会所的动土兴建仪式。新址于Jalan Portugis,75300, Melaka，2005年9月26日举行开幕典礼。会所中2.5公尺重500Kg孔像是由中国山东省政府所赠送。台湾“中国儒教会”前身为“台湾省圣教神明会”鸾堂系统，的确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民间宗教团体。晚清以来鸾堂信仰（鸾堂是台湾民间信仰颇为兴盛的宗教流派，又称鸾门、圣堂、圣门、儒门，或称儒宗神教、儒宗圣教、儒宗鸾教等。鸾堂标榜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主祀恩主公）传播至台，在发展过程中部份鸾堂以儒为宗、定名儒宗神教，并成立中国儒教会。“大易教”创办人易陶天，是台湾本土性宗教，非制度性的民间宗教，基本宗旨是反本复始，归宗大易，而又把“人更四圣，事历三古”的大易现代化了的儒教，所以又叫今儒教。“大易教”亦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个民间宗教团体，教主、教义、教会这宗教三大要素都完备而信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宗教，主张“今天的儒教”应再加以复兴，因此，大易教也就是今儒教。“大易教”与弘化院系统关系密切，有扶乩的习惯，希望综合各教的主张，有“综摄宗教”的特色，希望整合各大宗教团体的教义，建立新的宗教团体，有哲学化、理性化的发展。韩国这是为了把儒教当做学问来研究，当做思想来发展而组织的儒教研究团体。1985年由立志发展儒教的学者发起.把儒教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思想来继承和发展，实现儒教的系统化、现代化、大众化做出贡献是这个学会的宗旨。办公室在成均馆大学内，设有总会和理事会。进行组织儒教思想学术会议、学术发表会、儒教思想讲演会、学术讲座，办理发放儒教思想学术研究费、补助费及奖学金，听取汇报，发行研究杂志及其他工作。每年主持召开儒教思想学术会议，以培养有利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提高儒教思想讲座水平和道义精神为目的而召开的儒教思想全国巡回讲演会，为儒教的大众化及确保儒教思想的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86年开始每年发行学会杂志《儒教思想研究》。日本儒教乃本朝传统文化精髓，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儒教虽然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但始终只是作为一类学问在贵族阶层中流传。在江户时代，由于战乱终结，武士们停止杀伐，开始官僚化，急需治理国家的先进经验。又由于儒教中程朱理学具有让百姓安分守己遵循秩序的信仰力量，所以幕府就定程朱理学为官学，一方面组织武士阶级学习，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向百姓灌输，以求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经过德川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经营，儒教由原先贵族独占的传家宝一跃成为日本一大国教，并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其它宗教、思想无法比拟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