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庚子国变
简介
1900年6月，由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这年为农历庚子年，故史称“庚子国祸”、“庚子国难”。[1]
背景
义和团起于山东，初以拜神练拳为主，后因发生教案，逐渐演变为仇教
  义和团成员[2]
团体，自诩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戊戌政变后，慈禧以外人偏袒光绪，保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分子，仇外情绪更烈，山东巡抚毓贤揣摩慈禧懿旨，暗中鼓励拳民，后毓贤调京，袁世凯署鲁抚，压制拳民活动，拳民遂转往直隶发展。直隶总督裕禄最初反对义和团，认为拳民乃恃众戕官之乱贼，应严行剿捕，以免致巨患。然而慈禧不允，裕禄逢迎上意，改变态度，招拳民“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等人，待以上宾之礼，并向清廷保荐拳民可用，时义和团大批人马在涿洲、保定一带拆铁路、毁铁路，局势严重。慈禧密召拳民入京，旬日之间，竟有十万之众入京，太后召见拳民首领，言多奖励，从此亲贵争相信从，庙宇府第，遍设坛场，拳民出入宫禁，横行无忌，大肆烧杀，北京陷入疯狂混乱中。[3]
起因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签署《天津条约》，允许在北京设立使馆。1861年，英法两国公使进入北京，在距紫禁城仅千余米的东交民巷率先设立使馆。之后俄、日、美等各国也陆续在这里开馆。 
在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慈禧太后。 189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年，这年夏天，慈禧废除了光绪皇帝尝试推行了103天的新政，再次剥夺了他的权力，并将他幽禁在了这里。[4] 
光绪被幽禁后不久，慈禧便开始考虑要废黜他，但这却遭到各国一致拒绝，皇帝的“废立”也是举国震惊的大事，慈禧的决定在清政府内部也遭到了反对。最后，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废帝”一事不得不搁置了下来。 慈禧想用大阿哥取代光绪是想继续控制政权，但外国人的干涉导致废帝计划流产，使得慈禧认为外国人干涉了她的家务，这加深了他们和慈禧的矛盾。外国公使们在拒绝承认中国新皇帝的同时，向慈禧提出了一个他们更加关心的问题，他们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其马上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社团， “义和拳”和“大刀会”。 [4]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强国通过同清政府签订条约，使西方宗教获得了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力。大批传教士自由地进入了中国。可是，大部分传教士利用各种手段在传教地侵占田地、聚敛钱财，甚至越俎代庖干涉中国地方政府的政令；一些入教的中国教民也在传教士的庇护下横行乡里。这种的情况下，以义和拳、大刀会为首的诸多民间组织开始在山东、直隶等地率领百姓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各类教案800多起。[4] 
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反洋教”运动愈演愈烈，到1900年，义和拳等组织逐渐有了统一的名字“义和团”，并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统一口号。针对如何处理同外国人的关系和其最为关心的义和团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派意见：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讲，对于是否严厉镇压义和团，也一直是一种矛盾心理。她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杀和安抚并用的策略。[4] 
总的来讲，在1900年战争爆发以前的数年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外国人却无法接受这种骑墙的政策，于是，各国此时强烈要求清政府马上明确表态。[4]
发展
问题激化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在第一次照会清政府过去了近2个月还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第2次开会并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4] 
在等待了20多天仍旧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一周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英、法、美、俄等国前来“示威”的军舰，事态开始扩大。[4] 
1900年5月20日到31日期间列强召  北京的城防工事[5]开了两次会议，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各国使节应马上调来卫队。在最后关头，慈禧退缩了。1900年5月31日，她让总理衙门致函各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同意各国派兵进京，但规定每个国家来京军事人员不得超过30名，一旦京都恢复平静，应马上撤退。从此，外国军队开始堂而皇之地向北京开进。从1900年5月31日晚到6月8日，携带新式武器的各国军队已有接近1000人进入了北京，其人数远远超过了规定的限制。[4] 
此时，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4]局面失控从1900年6月11日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团民开始川流不息地涌进北京，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为什么大量的义和团能够顺利进入重兵把守的北京城呢？从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来看，她此时对义和团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4]
原来，默许义和团进京的并不是慈禧，而是朝中的主战派王公大臣，正是他们打开了京城九门，造成了义和团蜂拥入京的事实。但历史资料显示，截止到1900年6月12日，进城后的义和团团民们只是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外国人所担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没有发生。直到12日这一天在北京出现了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后，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4] 
1900年6月9日，也就是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的2天前，  1900年法国远征军跨过卢沟桥[6]各国公使开会做出决定，调遣大部队进京。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西摩尔率领大队联军向北京开进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后引起恐慌，京城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开始升级。在得知大部队即将赶到后，外国使馆的卫队开始主动出击寻衅，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发生冲突。可见，正是由于列强一味派遣大队联军进京的举动，才造成了1900年6月11日大批团民进京和城内中外敌对情绪的增加，并导致了几天之后义和团对教堂的围攻。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可能爆发的战争，慈禧坐不住了。从1900年6月13日开始，慈禧发布了一连串的上谕，一方面她做好最坏打算，进行备战；一方面为了求得列强的谅解，坚决镇压义和团。[4] 
从天津到北京只有一百来公里，坐火车当天就会到达。可是那队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出发后不久却再也没有了消息。原来，这支联军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遭到了顽强地阻击。 天津、廊坊一带的数千名义和团自发地组织了这次阻击战。负责京津铁路防务的清军聂士成部也参与了战斗。[4] 
1900年6月14日，西摩尔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从北京到天津，不再有人知道这支联军的情况，人们开始分别按照自己的逻辑，来针对这段暂时的空白而采取行动。在北京，14日这天，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8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4] 
1900年6月16日，慈禧紧急召开了“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派兵到京郊马家堡一带阻拦西摩尔联军，如果“不服阻，则决战”。这表明，慈禧此时要阻止联军大部队入京的态度仍非常坚决。由于清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把天津海防前线的大批部队调去镇压义和团，所以造成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而从外省调遣勤王军队短期内也无法到达。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御前会议”这一天，她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这一切表明，正是在战争迫在眉睫、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慈禧才不得不开始考虑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可行性，而并不是列强认为的从一开始便想“联拳抗洋。” 还是在这一天，双方的敌对行为进一步升级。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联军的军舰已经做好了登陆准备，此刻，已经不再有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到来了。[4] 
大沽炮台是清政府设在天津海河入海口的要塞，一向有“津门之屏”之称。但截止到1900年，大沽炮台已经先后被英法联军突破了两次。[7] 
1900年6月16日夜里10点左右，联军舰队向大沽炮台的清军阵地派出了一名俄国海军中尉， 向63岁的炮台守将罗荣光宣读了一份联军的最后通牒，通牒限令：中国守军在次日凌晨2点之前必须让出南北炮台以便联军进驻，否则将开炮夺取！罗荣光当即拒绝了最后通牒，并将消息上报了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要求增援。[7] 
1900年6月17日0点50分，在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的时候，大沽口外海面上的22艘联军军舰开始向大沽炮台开炮，清军立即开炮还击，战争正式爆发。由于弹药库被炸和天津的援兵没有如约前来，炮台守军在抵抗了6个小时后，南北炮台相继陷落，守军大部阵亡。就在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1900年6月17日，慈禧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7] 
1900年6月18日，大沽炮台陷落的第二天，慈禧收到了直隶总督裕禄在第一时间派人送来的那份最后通牒。由于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开战，慈禧马上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就在中国最高当局还在为是否与各国交战而争执的时候，战争已经在天津开始了。 战争爆发第3天的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已经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城内，京城上下群情激愤，义和团出现了要进攻东交民巷的迹象。慈禧急忙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7] 
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的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下午3点，慈禧派人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他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当晚，公使们复函清政府，请求延期赴津，并希望能够在明天上午9点前得到答复。[7]克林德事件第二天一大早，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恰好遇上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巡逻，克林德被清军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7] 
克林德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中被打死的级别最高的外国人，西方世界认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克林德被杀，是当年八国联合出兵中国的直接理由，但事实上，联军在事件发生的4天前就已经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3天前就已经攻占了大沽炮台！ 当日，慈禧下令起草了被史学界称之为《宣战诏书》的上谕，但尽管如此，她仍不愿冒险开战。在克林德被杀的当天下午4点，大批的中国人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围攻使馆的是义和团，但这个说法并不正确。[7] 
其实，早在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的教堂时，慈禧为了保障使馆的安全，便派遣了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率领他的武卫军中军前往东交民巷实施保护。东交民巷的内层防御有护馆洋兵，外层有中国政府军，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很难发动真正的进攻，因此，进攻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7] 
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1900年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7] 
1900年6月21日，慈禧终于接到了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奏折证实了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的传闻，这表明八个国家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7]对外宣战这一天，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7] 
从这一天开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在此刻慈禧的心里，列强对其统治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义和团，因此她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在这种背景下，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和抵抗侵略的行动结合了起来，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为了不伤害到大多数公使的人身安全，清军的进攻刻意避开了公使们聚集的英国使馆。显然，慈禧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但是，她的这一策略却始终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7] 
第一次干扰来自朝廷内部，1900年6月25日，也就是慈禧下令攻打使馆的第6天，端郡王载漪和庄亲王载勋带着60多名义和团团民冲进了紫禁城，声称要杀掉和洋人一条心的光绪皇帝。慈禧揭穿了2位王爷趁机作乱的企图，杀掉了为首的团民。此事给慈禧的刺激很大，她开始担心对义和团失去控制。事后她马上传令荣禄停止进攻使馆，还派荣禄在使馆外树立了“奉旨保护”牌子。但是仅仅3个小时后进攻又重新开始了，这是因为慈禧又收到了天津传来的消息，大批联军增援部队已经从大沽口出发，负责截断西摩尔退入天津的一部清军已经战败，她不得已又再次下令开始了对东交民巷的进攻。[7] 
1900年6月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针对“宣战”一事向驻在国进行解释。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下定决心与八国誓死一战。4天后，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出兵最多的英、日、俄3国元首发出了国书，他们分别是俄国沙皇、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7] 
这些国书表明，清政府非正式地向列强表示了求和的愿望。可是，从6月下旬到7月初，不但这三个国家相继增兵，而且德国也做出了大举增兵的计划。[7]战争形势转变在天津，从1900年6月23日晚开始，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8]战争的形势就开始向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1900年7月初，租界的联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主攻一个方向，将战场引向租界以外。1900年7月9日，清军聂士成部与联军在八里台展开了激战。八里台之战失败后，天津城外的众多战略据点均被联军占领，联军逐步完成了对天津城的包围。[7] 
北京方面，攻打东交民巷的行动已经持续了近20天。1900年7月8日，慈禧第三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已经开始在为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7] 
1900年7月16日清军停止了肃王府和法国使馆的进攻。这是清军第2次主动停火。使清政府惊惶失措的正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慈禧显然被这些完全背离她“以战促和”策略的消息所震惊，对眼下进攻使馆的行动再次产生了动摇。 [7]
1900年7月13日，当时的联军总指挥，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天津军民奋起反击， 1900年7月14日下午，八国联军完全占领了天津。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急忙下达了暂停对东交民巷进攻的命令。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7] 
1900年7月16日，就在清政府再次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的当天，身在广州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接到了慈禧对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在1900年的这场动荡中，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向朝廷表达了要坚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但没有引起重视。随着北京时局的恶化，慈禧数次电召他进京，他虽然回复“立刻遵旨北上”，但却没有离开广州一步。[7] 
《宣战诏书》发布后，慈禧再度催他北上勤王，李鸿章的声音竟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认为，在国家实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如果鲁莽开战，那么大清帝国将遭到灭顶之灾。[7]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  攻破天津海光门（南营门）后的联军[8]在获悉了李鸿章的态度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南方的大臣们还不断上书慈禧，希望朝廷能够尽快开始和谈，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在等待机会。此刻，对他的这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书让他判断，自己的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再加上天津如此迅速地陷落给他带来得震动促使他决定马上北上。第二天，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登船沿海北上。5天后，李鸿章到达上海，但他却突然停下不走了。[7] 
有两个因素促使李鸿章留在了上海，一个是他担心慈禧的态度出现反复，再一个就是他向各国发出的和谈请求还没有任何回音。慈禧第2次下令停止进攻使馆后，北京城内的局势出现了缓和。紫禁城和东交民巷间谈判书信的往来日趋频繁，联军也没有再向北京进军的迹象。可是就是在这期间，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的出现使得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强硬了起来。他是为数不多的进京勤王的地方重臣之一，是一位积极的抵抗派。[7] 
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见了李秉衡，在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时，李秉衡回答：“既已开战，不能言和。” 慈禧在召见完李秉衡的当天便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将外省赶来的几支勤王部队划归他来节制。并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7]联军的争吵此时内部联军发生的一场争吵使他们的军事行动也无法迅速开始。联军的争吵是从各自兵力对比的问题开始的。[7] 
1900年7月25日，联军已经占领天津11天，  攻击直隶总督守卫的天津大沽炮台[8]各国仍没有就兵力对比问题达成一致。这天，联军再次收到美国公使在停火前从北京送来的密信，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迫在眉睫的威胁需要列强达成暂时妥协。无奈之下，各国同意日本增兵。几天后，日军第5师团赶到天津。7月底，日军在华兵力达到1万3千人，超过俄军，跃居联军之首。[7] 
各国为壮大自己的势力也都尽可能扩充了兵力。一个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那就是究竟由哪个国家军队的指挥官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联军的进军计划一拖再拖。[7]向北京进发1900年8月1日，联军终于确定将于3天后向北京进军。因为德国坚持要等到自己的远征军到达后再前进，所以此时向北京进发的实为“七国联军”。[7] 
1900年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为了阻止联军北进，清政府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并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两处驻防。此时还没有卸任的直隶总督裕禄领衔京郊防御战的总指挥，亲自到前沿坐镇督战。[7] 
1900年8月5日凌晨，8000名日军率先向北仓防线发起攻击，与驻防清军接火。 随着英、美军队炮火的加入，战局逐渐明朗。清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杨村。[7] 
1900年8月6日上午的杨村阻击战只进行了90分钟，清军的防线就全面崩溃了。战斗持续时间之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56岁的裕禄绝望了。仓皇中，裕禄逃进一处民宅，怎想这间房子里竟并排放着许多棺材，在外国士兵冲进大门的同时，裕禄举枪自杀了。 裕禄死后的第二天，慈禧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让他“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在这种情况下，清军逢战必败也就不难理解了。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发去电报的同时，李秉衡的队伍也开出了北京城迎敌，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无法和镇守北仓、杨村防线的武卫军相比[7]。 
1900年8月9日，这支南下御敌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在杨村以北的河西务布防，便与北上的联军遭遇，很快陷入被动。部队像水银泻地一样四散溃逃。两日后，且战且退的李秉衡发现，身边的部队已经越来越少，退到通州附近的张家湾时身边除了几个幕僚外，再无一人。这位70岁的老人含恨服下了毒药。[7] 
1900年8月12日，联军不费一枪一炮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这里距离北京只有20公里了！当天晚上，联军召开了会议，商讨如何进攻北京的计划。[7]
结果
北京危机1900年8月12日，坏消息接连不断地被溃退的军队带回，北京城危在旦夕！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大臣。她一面下令大臣们迅速商定防御作战的计划，一面让攻打东交民巷的清军开始猛攻使馆，直到这一刻，慈禧才最后下了攻破使馆、杀死使臣的决心。 第二天，她再次给南方各省发出急电，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勤王救驾。此时的北京城也仿佛成了一个大军营，经过一昼夜的军事调动，清政府各种军队约7、8万人被仓促地部署在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7]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射向北京城的第一发炮弹从俄军的大炮中射出。在获悉俄军已经提前发起进攻后，日、美、英3国军队也急忙投入了战斗。总攻开始后，战斗在北京城墙的东段相继展开，联军遭到了进入中国以来最为激烈的抵抗。到晚上9点，4支外国军队相继攻入北京的外围城墙，开始向东交民巷推进。英军占尽了先机，得到了第一个进入使馆区的荣耀。 [7]
此后，美军、俄军、日军陆续攻入使馆区，东交民巷在紧张了近2个月后被联军解围。当晚，法、奥、意3国军队从通州进入北京，至此，北京外城、内城攻防战结束，联军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皇城和紫禁城。[7] 
1900年8月15日凌晨，美军率先对皇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其他部队一拥而上。但就在守城清军与联军在城墙上激战的时候，大清国的国母却已经跑了。[7] 
这已经是慈禧第二次如此仓皇地逃离北京了，  紫禁城内的八国联军[9]只不过上次是向北逃到了热河，这次是向西，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为了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换上了汉人平民装束，这可是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情况。 15日当天，联军攻入皇城逼近紫禁城。最先到达紫禁城脚下的美军已经在午门外架炮，准备攻击北京城的最后一处堡垒——中国皇宫。但这个时候联军却突然下达了所有部队停止进攻紫禁城的命令。[7] 
当其它各国军队的指挥官们得知美军将很有可能首先进入皇宫的消息后，便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继续进攻皇宫，会激怒中国人”，同时决定，为防止一国独占或先占皇宫，暂停对中国皇宫的一切军事行动。显然，真正促使列强紧急下达停火命令的原因是后者，所有人都知道，一旦皇宫的城门被攻破，那么中华帝国的宝库大门就完全地敞开了。[7] 
1900年8月16日，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清军死伤惨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联军渐渐地将剩余的清军驱逐到了西北两方。战至晚间，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当天，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痛苦之中。[7] 
居庸关，北京西北部的屏障，也是长城上的重要关口，  血腥的杀戮场面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这里。1900年8月15日，慈禧太后一行千余人从这里逃出了关外，第二天，担心联军追上自己的慈禧下令，队伍向西赶往河北。 就在慈禧和王公大臣们抛弃百姓离北京城渐渐远去的时候，另一个人却在前往北京的路上，这个人就是赶来赴任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瓦德西总共在中国呆了10个月的时间，回国后他写了一本叫《拳乱笔记》的回忆录，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书中客观地记录了一些八国联军在北京制造的惨剧。[7] 
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作战行为演变成了一场复仇行动，按照当时在京外国人的说法就是，“此刻复仇女神来索取不可避免的报应也是常识分内的事情”。 联军贴出告示，要求平民在3日之内出城，可实际上，从破城之日起，联军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就开始了。攻克北京的联军还开始强奸妇女，他们不分老少地去奸淫女性甚至逼良为娼。 伴随屠杀的是抢劫，进城后，联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这种被认为合法的抢劫活动在德军到来后继续扩大，持续了至少8天。[7] 
中国皇宫也没能逃脱厄运，  屠杀结束之后洋人在刑场合影[5]联军尽管下达了不准进攻紫禁城的命令，但却允许各国军队以“参观”名义进入，只不过这些参观者都在夏天穿上了便于藏匿物品的冬衣，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那些便于携带的珍宝上。联军在北京还烧毁了大量建筑，北京城遭到严重地破坏。 [7]
已经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而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北京城，一夜之间仿佛成了一处无主之地。[7]《罪己诏》当联军在北京城撒欢肆虐的时候，那个躲在几乘骡轿中的大清国朝廷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流亡政府。[7] 
1900年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了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跑到了保定，而那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了。她的第二道上谕发给了身在上海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7] 
第二天，在北京城西北方向100公里处的一个小县城，急于求和的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这样一份官方文件——《罪己诏》，意思就是“皇帝谴责自己的诏书”。这份《罪己诏》其实是慈禧太后的“检讨书”。[7] 
《罪己诏》实际上是在向外国人回答，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中外开战的责任这一问题。起码从内容上看，只有义和团和那些地方官僚、军队以及无知的王公大臣们才应该成为清算的对象。[7] 
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时至今日，慈禧的态度已经被迫发生了彻底的改变。[7]议和签约1900年8月23日，慈禧起驾，继续西行准备前往山西。第二天，她再次给李鸿章发去电报，告诉他可以“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7] 
清政府要求议和的球已经踢出，接下来就要看列强的态度了。  八国联军指挥官[10]列强中最先答应议和的是俄国。俄国是想要东三省，俄国在这儿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解决1896年中俄密约所没有能够解决的东三省的国境问题。所以当时一听说李鸿章要来谈判，俄国人第一个支持。俄国准备率先同中国议和的消息披露后，过去潜伏在各国之间的复杂矛盾又重新暴露了出来。一番协调后，各国最终确定了先议和后停战的策略，而不是清政府希望的先停战后议和的办法。[7] 
同意议和的大前提确定后，各国开始围绕自己的国家利益，首先在如何对战败国的前途进行安排的问题上展开了新的较量。 [7]
俄国人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让英国和德国走到了一起，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了一个原则协议，协议中最重要的两点内容是：第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 [7]
由于感到自己不具备瓜分中国的实力，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均附和了英、德两国的建议。在确定对中国不采用瓜分的政策后，各国围绕是否接受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再次争论。[7] 
在得知列强对自己的议和全权大  被八国联军炮火击毁的北京民房[11]臣的身份产生争议后，身在上海的李鸿章给慈禧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求朝廷添派奕劻、荣禄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此举显然是想借助朝廷对上述大臣的任命，来平衡列强对自己的争议。[7] 
两天后，慈禧授予奕劻“便宜行事”的全权，6天后，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但即便如此，除了俄国和美国明确表示愿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外，其他的国家依旧没有表态。[7] 
在各国的最高当局还没有就议和的若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各国的军人们依旧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继续着战争。从1900年9月初开始，联军打着讨伐和清剿义和团的旗号开始对京郊和直隶各地进行扫荡。[7] 
联军扩大了对义和团清剿的范围后，清政府这边也有了实质的动作。1900年9月7日，慈禧发出了严加剿灭义和团的上谕，慈禧第一次明确宣布开始镇压义和团。[7] 
3天后，慈禧一行到达太原。至此，慈禧出逃后那种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的日子告一段落。[7] 
1900年9月15日，逃出已经整整一个月的慈禧再次致电李鸿章，敦促他马上北上。认为时机成熟的李鸿章便没有再等，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他乘船北上，并于3天后到达了天津。[7] 
慈禧一行在山西没消停多久，又有坏消息传来说，联军要到山西找巡抚毓贤复仇，要大举进攻山西。这是因为，毓贤统治的太原城是当时杀死外国人最多的地方。[7] 
这个消息让刚刚稳定下来的清政府再度惊慌，慈禧太后于20日再次颁布了一道加力“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同时她也收到了李鸿章等求惩处载漪等人的密折。5天后，她宣布惩处载漪、载勋等身居高位的主战派王公大臣，6天后，又下令将山西巡抚毓贤以义和团事件祸首之罪革职。[7] 
又过了4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下令，离开太原前往西安。就这样，大清王朝的朝廷再度西迁了。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李鸿章疏通外交渠道的工作有了进展，议和之事中关于列强是否承认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有了突破。9月底，英国政府承认了清政府提出的议和人选。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对议和人选的问题表示了赞同。在英、法、美、俄都已经答应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的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了认同。[7] 
这样一来，在战争正式爆发了近4个月后，战胜国与战败国准备开始和谈了，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竟然持续了1年。 [7]
100多年前，这座位于王府井大街校尉胡同的小院是贤良寺的一部分。从1900年10月起，奉旨进京谈判的李鸿章就住在这里。[7] 
几天后，两位议和大臣联合照会各国，提出了5条议和纲领： 
1.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3.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4.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5.先行停战。[7] 
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出自己的谈判条件，算是对之前各国原则上都同意的那6条谈判基础的回应，由法国出面提出的那6条意见包括：[7] 
1.惩处各国公使指定的罪犯；2.禁止军火进口；3.赔款；4.建立永久性的使馆卫队；5.拆毁大沽炮台；6.允许各国在大沽至北京一线驻兵。[7] 
对照一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后就会发现，中方提出的条件离列强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7]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2天后，联军的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此时联军占领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个月。对中国人提出的议和大纲，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7] 
瓦德西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并且各国还一致提出，只有清政府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7] 
瓦德西到达北京后不久，两宫的銮驾也赶到了自己的目的地西安，住进了陕西省衙门。安顿下来的慈禧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但是坏消息却接踵而来，前方发回的电报说，联军已经打下了保定。这个消息让她再度惊慌。 还有传闻说，京城里的洋人已经开具了一张需要“惩办”的名单，洋人警告，这些人都是从犯，为了中国的体面，首犯的名字没有提及，如果这些从犯得不到惩办，那么他们将自己去寻找首犯算账。慈禧很清楚，“首犯”指的就是她自己。[7] 
李鸿章得到了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就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于是便更加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权衡利弊。[7] 
黎仁凯：“他们每个列强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最后呢，就是采取丢车保帅，把载漪他们抛出去了，保留了慈禧。” 外国人咬住除慈禧之外其他祸首的名字死死不放，不得已，李鸿章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这些洋人心中的“祸首”，以阻止联军西进和为谈判创造条件。慈禧被迫连续两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但都早到了列强的拒绝，联军司令瓦德西甚至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7]
除了要求惩办祸首，列强还纠缠着“两宫何时回銮”的问题。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7] 
正当李鸿章、奕劻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准备监理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再加上李鸿章年迈体衰，因过度劳累而病倒，这使得各国沉不住气了，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7] 
就这样，在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八国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了奕劻，列强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7]《辛丑条约》这份《议和大纲》共有12款主要内容： 
十一国公使--组成联军的八国加上西、比、荷三国，在共同商讨对中国的议和大纲,这个议和大纲是《辛丑条约》的蓝本 
1.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2.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 
3.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6.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8.削平大沽炮台 
9.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10.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 
11.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12.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7]
看过条款后的李鸿章连连叹息，他吩咐立即原文电奏西安，并告诉发电报的人叮嘱对方，一定要用重笔写成电报稿呈送慈禧。 电文传到西安后，引起大哗。所有人都感到条件极端苛刻，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瓦德西也向李鸿章施加压力。 最终，由于《大纲》中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所以慈禧还是批准了《议和大纲》。[7]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尊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他代表清政府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被逼进墙角的慈禧只得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并于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三开始执行。此次惩办基本上满足了各国的要求。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7]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企图要建立一支和英国抗衡的海上舰队，所以他提出了大概是4亿马克。 此外，法国要求的赔款也多达7千多万两。以上这三个国家还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而另外一些在华商业利益较多的国家，诸如英、美、日等国则害怕过多的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在报价的同时主张将赔款数额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7]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国家的最终报价都远远超过了它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7] 
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同洋人们讨价还价了，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2]他开始不停地吐血，已经到了濒危的边缘。庆亲王最后也没有出面，赔款谈判全部是由下级官吏出面参与的。经过数月的反复磋商，几度斗争，赔款总额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列强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7] 
1901年5月26日，百般无奈的慈禧终于回电：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着即照准。至此，议和大局已经基本形成。当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千万两，9.8亿两是整个中国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最终确定的赔款数额之高让列强也不敢相信，他们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联军的损失”。[7]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政府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辛丑年，所以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7]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沦入了殖民地化，在经济上则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地步，最终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7] 
在获悉条约签订后，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而签字回来后的李鸿章却再次大口吐血，医生的诊断是胃血管破裂，在他在那份条约上签字两个月后的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油尽灯枯。第二年的1月7日，从保定就坐上了火车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在慈禧一行刚刚回到紫禁城的那些日子里，北京被粉饰成了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就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7] 
至此，在中国庚子年爆发的那场动荡终于结束，但是，一场场更大的风暴却随之来临了。[7]
评价
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盲目排外，夜郎自大，不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拿清末的义和团来说，颇值得我们好好反思。[12]
正如达摩西来和鉴真东渡一样，当年，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本着为宗教献身的信念来华传教。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的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一书对此有详细论述。曾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过力的英国人李提摩太到中国传教时才20多岁，他认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但是，义和团运动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使中国青年摆脱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国公使同意后，他用从山西罚得的五十万两白银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后来的山西大学），他说，建大学的目的是“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12]
古语说得好：“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读史可以明智。回顾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自省自警，自立自强，而不是夜郎自大、怨天尤人、虚火中烧、盲目排外。[12] 
遗憾的是，义和团已经覆灭百有余年，但其团民却生  时局图[13]生不息。从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到文革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近几年愤青们的种种亢奋表演，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甚至，有的人为了激起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不惜采取“自淫”和“意淫”的手段。如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罗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为了激起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为了刺伤国人本已非常脆弱的自尊心，竟不惜冒充日本人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进行谩骂，真是丑恶到了极点！“愤青”们总是被一股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虚火支配着，不是冷静地反思历史、客观地分析现实，而是动辄破口大骂。如此“爱国”，不能不令人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12] 
说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股“虚火”，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关键时刻，既不可信，也不足恃。这股“虚火”透露出的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经不起任何刺激的弱者心态。虚火中烧，会使人头脑发热、精神错乱、满嘴呓语、歇斯底里。多年来，世界上的反美热潮此伏彼起，网络论坛中对美国、美国总统的侮辱谩骂司空见惯，也没见美国人群情激愤、暴跳如雷。前苏联有个笑话说，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门前骂美国总统！”笑过之后，我们或许还能思考些什么。[12]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不仅指在物质文明方面自强，在精神、心理、心态方面也要自强，不必时时表现出敏感脆弱的自卑心态。厚德载物，需要有一种宽容大度的胸怀，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发展才是硬道理！[12] 
李大钊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抛开李大钊的身份，仅看此语，仍如洪钟大吕。[12]
庚子国变后中国主权彻底沦丧。庚子国变为中国人不堪外国人压迫之民族排外运动，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爱国精神可嘉，行动却愚昧。经此事变，清廷已成风中残烛，中国人则在受尽屈辱之后，更迫切地追寻振兴国家之道，并不屈不挠地迈向这个伟大的目标。[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