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诞生日期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称谓的起源和这些人的人生历程与归宿又是怎样的呢？ 说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比如，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 冯玉祥之子冯洪国； 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 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 于右任之女于秀芝。
当然，与一般人不同，这批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进中山大学的。与这些“幸运儿”相比，其他人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根据普遍的说法，都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 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 
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 
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笔者曾经看到过六七份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其中涉及到52个人。在不同的人所开列的不同名单中，具体人选各有不同。但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所有开列名单的人几乎都是当时就读于中山大学的实地见证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众说不一的情况，原因即在于“二十八个半”并不是完全根据“十天大会”的表决情况而确定出来的。
人员名单
那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究竟具体指谁而言呢？ 
一般来说，在所有的名单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二十八个半”的头头王明，另一个是被称为“半个”的徐一新（原名徐以新）。当然，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另外27个人的名单也是不难确定的。这个名单是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尽管其中有些人和王明一样，也没有参加当时召开的“十天大会”，如张闻天、王稼祥当时也不在场，但是，从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与王明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有某些程度的相同之处或曰大致一样这些方面看，他们仍然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些1927年底时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由于持相近的理念得名。他们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也有一种说法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指其中的徐以新的立场摇摆不定。包括：
王明（陈绍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1931年在前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出任中共领袖，1931年到1937年在苏联，其间毛泽东取得对中共的领导权，批判王明的路线。王明回中国后与毛泽东展开争论失败。1956年赴苏联，中苏决裂之后批判中共，1974年在苏联病逝。 
孟庆树（孟庆绪）（女）：安徽寿县人，妇女运动领导人。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1930年回国，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在妇委会做女工工作，11月与王明成婚。1932年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孟庆树随往。1937年11月回国。 1984年死于莫斯科。 
博古（秦邦宪）：王明的挚友，王明去苏联之后的中共领袖，遵义会议中失势，但仍是党的领导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解散。延安整风时被批判。1946年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失事中死亡。 
张闻天（洛甫）：一度支持张国焘，在遵义会议上出任中共名义上的领袖，曾把中共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国焘，后一直担任中共名义领袖直到194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中支持彭德怀，被打倒。 
王稼祥：很早就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军事负责人之一，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于1974年去世。 
杨尚昆：遵义会议后投向毛泽东，1980年代成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之一，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陈昌浩：支持张国焘，在张失势后被派去领导西路军，失败后留在中共进行党史研究，文革中自杀。 
张琴秋（女）：1904年11月15日生，浙江桐乡人。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婚礼。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级一年，与博古、杨尚昆、李伯昭等成为同学。1931年5月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沈去世后的1936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陈去去苏联治病后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后张于1943年和原红四方面军的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婚。1949年10月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中因不堪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8年4月22日跳楼身亡，终年64岁。1979年4月，平反昭雪，同年6月23日，召开追悼会。 
王盛荣：1907年生，湖北武汉人。1926年5月参加革命，7月参加共青团，任童子团团长，从事青年工人工作，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调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员。同年9月到上海。11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文化班学习。1930 年10月回国，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副书记，1931年11月至1933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先队总队长。1937年11月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起历任新四军第八团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豫南特别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中共豫南省委委员、中央管理局秘书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底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嫩江省工委委员、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兼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1950年3月至11月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迫害，1953年至1957年任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副处长。1957年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9年彻底平反。2006年9月1日13时50分在家乡武汉去世，终年99岁，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最长寿的人。[1]。 
徐以新（徐一新）：1911年11月14日生，浙江衢州人，1927年1月加入北伐军，1927年12月作为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干部赴苏联留学。1933年3月在张国焘所属的红四方面军任参谋主任时，曾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全权代表孙蔚如谈判，达成秘密协议，为受围的红军开辟出一条红色交通线。同年8月，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被逮捕关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历任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司长，驻阿尔巴尼亚、挪威、叙利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文革后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94年12月30日去世，终年83岁。 
凯丰（何克全）：反对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坐牢，坚贞不屈，不久被营救出狱。在遵义会议中坚持支持博古，后来改变路线支持毛泽东反对张国焘。《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者。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去世。 
何子述：在中共华北局工作，在1929年被国民党逮捕处决。 
沈泽民：茅盾的弟弟，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在领导游击战争中1933年11月病逝于红安。 
宋潘民（宋盘民）：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因反对夏曦的清肃而在1933年被处死。 
陈原道（陈源道）：回国后曾任中共河南、江苏的负责人，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处决。 
殷鉴：在华北唐山煤矿进行工运时和薄一波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营救之前死于狱中。 
李竹声：回国后曾任中共上海的负责人，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出卖了不少从前的同志。1949年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 
盛忠亮（盛岳）：中共上海领导人之一，被李竹声出卖后为国民政府情报机关中统工作。之后移居美国，撰写了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 
袁家镛（袁孟超、宋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和李竹声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叛变，在特务机关中统工作，改名严英。 
王云程：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任团中央书记，后兼任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国民党绑架之后叛变和李竹声合作。并使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 
孙济民（孙际明）：和王云程一起被捕、叛变。 
夏曦：（1901—1936）由于他在1933年到1935年间在湘鄂西苏区三次“肃反”的过程中造成了红二方面军4万人以上死亡（包括洪湖红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在长征中落水无人救助而死。因为他是在长征中死的而得以成为“烈士”。 
朱阿根：回国后曾任中共领导，但退党。一说叛变。 
汪盛荻：回国后曾任中共领导，但退党。 
李元杰：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王保礼（王宝礼）：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朱自舜（朱子纯）（女）：孟庆树的好友，回国后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杜作祥（女）：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成员简介
这29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
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
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或称老头子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等。 
从性别上看，“二十八个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之间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如：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朱自舜是孟庆树在中山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等等。
政治含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无疑是他们的反对派加给他们的一顶帽子，当然，这不是政治帽子，而是一种蔑称和轻侮，表达了人们心中在当时对他们的反感。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也站在正确的路线方面，以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杨尚昆、张琴秋等很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然坚持不改，但在后来也改正了错误； 夏曦后来在战斗中成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工作时被捕牺牲；
革命叛徒
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另有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杰等，既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远不如他们在中山大学时那样“领风气之先”； 只有教条宗派的头头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对于上述这种变化，读者理应有所认识才是。这对于了解这些人物的功过是非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
文革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康生便妄下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 于是，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均遭到审查，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受迫害而亡. 
此外还有一个常见名单，是柳溥庆根据回忆写在他一个黑色笔记本上的是以下这29人，1博古(秦邦宪)、2殷鉴、3杨尚昆、4张琴秋、5卜业奇、6汪盛荻、7傅继英、8徐孝祥、9杜卓强、10王云程、11陈昌浩、12孟庆树(王明的妻子)、13刘杰(刘英)、14肖特夫、15谢建民、16李竹声、17盛忠亮(盛岳)、18孙济明、 19毛子芳(毛齐华)、20潘方、21徐以新(团员)、22章汉夫、23夏曦、24谭国辅(夏曦妻子)、25洛甫(张闻天)、26沈泽民、27陈铁铮(孔原)、28陈达邦、29朱自纯。
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杨尚昆同志曾经说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