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GIAH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的缘起
在世界各地，世代居住的农牧民以多样化的自然资源为基础，通过因地制宜的生产实践活动，创造、发展、管理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业系统和景观。这些在本土知识和传统经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农业文化遗产巧夺天工，充分反映了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和与自然环境之间深刻关系的演进历程。
为了保护这些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于2002年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旨在为这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农业生  GIAHS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物多样性、知识体系、食物和生计安全以及文化的国际认同、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提供基础。
GIAHS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等推动，该项目将形成一个长期的开放式的计划，并最终计划将在全球建立包括100到150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截至目前，已经在秘鲁、智利、中国、菲律宾、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确定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定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将其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在许多国家，一代代农民、牧民、林农和渔民以多样化的物种及其相互作用为基础，利用适用于当地条件的独特的管理实践和技术，创造、发展并保持着一些专门的农业系统和景观，通过反复试验，不断调整着捕鱼、耕作和放牧的方式，既保护了环境，又获得了收益。 
这些建立在当地动态知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农业系统巧夺天工的，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不仅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景观，维持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系统和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人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人类的生计安全和生活质量。 
这种农业系统或农-林-牧系统，在人口密集地区或者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建立复杂的、具有创新性的资源利用和管理途径的地区很容易发现，这些原因包括地理隔绝、生态脆弱、政治边缘化、自然资源短缺和/或极端气候条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不仅反映了丰富且通常是独特的种内和种间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而且反映了生态系统和生态景观的多样性。这些系统出现于古代农业文明中，其中一些与驯化植物和动物的起源地或多样性密切相关,因此其保护就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 
这些农业系统的恢复能力与适应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以适应诸如自然环境、新技术、社会条件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保障食物与生计安全和缓解风险。人类管理策略的动态变化，使得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可以适应技术与文化创新、代际之间传承以及与其他社区和其他生态系统之间交换的变化。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的知识与经验的不断积累，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资源，需要保护和发扬，同时也需要发展。
GIAHS 的生物多样性特征GIAHS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在从动植物遗传资源到景观的不同尺度水平上。通过种植不同品种的作物，农民们甚至可以通过较低水平的技术，利用有限的资源，就可以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并长期保持较为稳定的产量，获得最大的收益。此外，这种生产技能还促进了饮食结构的多样化。当地农民所栽培的许多植物都是世代相传的本土品种，这些品种经过多年的选择，具有所需要的生产性状。与现代所选育的品种相比，这些本土品种具有更高的遗传异质性，能够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对于本土动物品种也是如此，这些被驯化了数百年的品种能够满足当地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种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农业生产系统中，还包含营养丰富的植物、捕食昆虫的动物、授粉动物、固氮和分解氮的细菌，以及大量具有各种有益生态功能的其它有机物。此外，许多这类农业生态系统还为野生动物（包括濒危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显然，传统的农业生产通常包括了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的多种利用方式，农耕地与其相邻的栖息地通常被有机地结合在一个农业生态系统之中。
采用极少使用化学物品的传统种植方式，产生了多种多样、高度异质的生态景观，甚至可能比自然状态下所形成的异质程度还要高。事实上，作物生产、畜禽养殖和相邻的栖息环境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农民们在其中有序进行着植物采集、鱼类捕捞、畜禽养殖和作物生产等活动。
因此，这些结构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及其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景w观，只有通过系统整体的途径，通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并以当地人民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可持续的管理。
威胁与机遇当今技术、文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威胁着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及其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环境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高度关注农业生产能力、专业化水平和全球市场，而忽视了相关的外部性与适应性管理的策略，导致全面忽视对这些多种多样、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系统的研究和发展的支持。生存的压力阻碍了农民的创造性，迫使他们采用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生产力水平下降，实施农业专业化生产，引进外来物种等。
严重的基因污染、相关知识体系和传统文化的丧失以及重要的全球性遗产传承断裂的风险，并可能将社区拖入到贫穷和社会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这些农业生产系统应对所面临的威胁，那么GIAHS将难以避免世界上无数的农村社区消失于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的厄运。
GIAHS 项目的提出和实施适逢其时，因为当前各国和国际社会正致力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承认农民和原住民对于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体系方面的贡献，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于这一自然与文化综合遗产的关注。
GIAHS项目
1.项目目的和意义大多数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以及所具有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知识体系，都由于政策与市场失灵、贫困与人口压力，以及不适当的发展战略和动机等因素，正面临着严重威胁。为了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启动了GIAHS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进行国际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体系，它将催化一个全球性的长期计划，重点在于创新性的体制结构和GIAHS的“动态保护”。通过这一项目，将有助于世界上许多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组分的知识与信息的积累，这些知识和信息将通过GIAHS项目所建立的知识管理中心实现共享。其主要的受益对象是当地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以及原住民，特别关注妇女以及青年人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者和受益者以及作为家庭粮食安全的主人翁的特殊作用。
2.项目基本概念从概念上说，GIAHS与传统的遗产地或保护景观是有显著区别的，而且更为复杂。它是一个活的、不断进化的人类社区系统，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农业景观或生物物理条件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人类及其生计活动不断适应着环境的变化与制约，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景观与生物环境。世代更迭，不断积累着经验，其知识体系在不断扩展，而且通常（并非必然）将复杂而广泛的生计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UNESCO确定世界遗产地和文化景观的经验，特别是有机变化的景观类型，对于形成农业文化遗产的选择标准和认定程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种类型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补充，即更为关注农业意义和土地利用系统。将共同探索将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在现有的文化景观遗产类型中，或者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遗产类型的愿望和可能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也已经确定了几种类型的保护地。此外，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Bioversity International）也正在促进机制建设和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NGO）、妇女组织和社区的联系，以促进社区利用作物多样性作为具有丰富效益的发展途径。UNU关于“人、土地管理和环境变化（PLEC）”项目的经验，特别是确定并促进专家型农民和社区机构保护自然资源的做法，对于本项目也是值得借鉴的。
GIAHS的类型
典型的GIAHS项目包括以下类型：
以水稻为基础的农业系统——包括与林业用途相结合的梯田系统（轮歇农业/农林复合和狩猎/采集），较为典型的有马达加斯加的贝齐雷欧、贝塔富和马纳纳拉的与林草复合系统相结合的稻作梯田系统，以及菲律宾的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这一类型还包括具有丰富遗传多样性的稻鱼共生系统，以及位于东亚和喜马拉雅山脉的森林-土地-水资源综合利用系统。 
以玉米/块根作物为基础的农业系统——这一类型由阿兹特克人（如位于墨西哥的查那巴斯（Chinampas），即“人造岛”）和位于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提提喀喀湖周围的Waru-Waru）共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的小气候和水土资源管理系统，采用了大量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作物品种，并与农林复合系统相结合，具有丰富的本土知识和相关的文化遗产。 
以芋头为基础的农业系统——这一独特的农业系统，主要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具有独特的地方遗传资源。 
游牧与半游牧系统——在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通过迁移和改变畜群结构来利用牧草、水、盐和森林等资源，具有丰富的动物遗传多样性和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些系统包括高原、热带和亚热带旱地以及寒地系统，例如在拉达克、青藏高原、印度、蒙古和也门的部分地区的以牦牛为基础的草原管理系统，在东非马赛以牛和混合畜群为基础的牧场系统，以及在西伯利亚冻原和温带森林地区如萨米人和涅涅茨人的以驯鹿为基础的管理系统。 
独特的灌溉和水土资源管理系统——这些系统是人类在干旱地区进行农业实践的结果，具有较高的物种（农作物和动物）多样性。例如，古代的地下水资源管理系统（坎儿井），使得伊朗、阿富汗等中亚国家拥有专业化、多元化的农业生产系统及其相应的庭园系统，同时在地下水道中可以饲养当地特有的盲鱼品种。这一类型还包括北非和撒哈拉沙漠地区的绿洲农业系统；传统的谷地和湿地管理系统，例如乍得湖、尼日尔河流域以及内陆三角洲（如浮水稻系统）；以及喀麦隆的巴米来科族（Bamileke）、马里的多贡族（Dogon）和塞内加尔的Diola族等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 
复杂的多层庭园系统——庭园系统中包括野生和栽培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有食物、药材、装饰品等多种用途，并且有可能与农林复合、轮歇地、狩猎-采集或者牲畜饲养相结合。例如，在中国、印度、加勒比海地区、亚马逊河流域，以及印度尼西亚（如东加里曼丹岛等地）的庭院系统。 
狩猎-采集系统——这一系统的农业实践非常独特，例如乍得的野生稻收获和中东非洲地区的林区居民收获蜂蜜。
GIAHS的突出特征
根据FAO专门制定了GIAHS项目试点遴选标准，GIAHS项目应包括5个主要关键的资源禀赋、产品与服务以及该系统的其他特征： 
(1)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2)景观和水土资源管理特征； 
(3)食物与生计安全性；
(4)社会组织与文化 （包括为农业生态管理的常规机构，为资源获得和利益分享的标准安排，价值体系，礼仪）； 
(5) 知识体系与农民技术 （包括技术，相关的价值体系，知识传播，语言和口头传统，艺术，哲学，世界观）。 
选择性的指标为： 
(6) 系统提供的其他产品与服务 （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气候适应性和其他具有全球重要性或特殊特征的环境效益等，如人类学/历史价值或对政治稳定的贡献)。 
对于每项内容，还有一系列的次级指标。例如，用于描述遗传多样性、种内与种间多样性以及乡土多样性的指标，反映种间动态的指标，反映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整合性的指标，以及反映植物、动物、微生物和生态系统等类型的指标。同样地，还可以确定反映知识和文化遗产禀赋以及相匹配的指标。今后有必要为此制定更加详细的指标。已经建议增加第六类标准，以便能够更加清晰地描述其全球重要性。 
这一标准的具体指标包括： 
食物与生计安全性：位于边际土地的社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对食物与生计安全有重要贡献，特别是风险最小化方面。 
效益最大化：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存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 
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凝聚、团结和对于归属感与身份的意识。 
资源禀赋和知识体系：包括显著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及其具有全球意义的内在的知识体系。 
社会与文化多样性：表示多样化的社会与文化、体制与经济管理途径。 
公共产品：提供值得进行经济价值评估的全球性公共品与遗产。 
传统知识：保持关于景观、遗传资源、人类文化、社会组织与体制的知识和技术，其价值难以估算。 
与土地的关系：景观与农业生态系统对于集体和个人生存与生计的日常价值，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身份与精神、宗教信仰、哲学生活和艺术表现力的价值。
中国GIAHS项目试点的申报流程
由GEF-GIAHS中国项目办公室向地方政府提供相关咨询，指导遗产地地方政府组织编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初步完成后，由地方政府提交至GEF-GIAHS中国项目办公室，并在项目办公室协助下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之后，项目办公室组织评审委员会专家进行评选，并负责将评选结果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进行再评选和备案。最后，农业部将申报材料提交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进行审批，完成申报。
中国的GIAHS项目
1.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稻鱼共生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稻鱼共生系统稻田养鱼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由农民利用溪水灌溉，溪水中的鱼在稻田里自然生长，经过长期驯化而形成的天然稻鱼共生系统。鱼在系统中起到耕田除草、减少病虫害的作用，又可以不占耕地，达到一田多用，既产稻谷，又出水产品，被农户称为“米袋子、菜篮子、钱匣子”。实践证明，稻田养鱼可以大幅度提高稻、鱼产量，并能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明显。 
在这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典型的农田生态系统，水稻、杂草构成了系统的生产者，鱼类、昆虫、各类水生动物如泥鳅、黄鳝等构成了系统的消费者，细菌和真菌是分解者。
稻鱼共生系统通过“鱼食昆虫杂草－鱼粪肥田”的方式，使系统自身维持正常循环，不需使用化肥农药，保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1]
作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保护项目授牌仪式于2005年6月10日在青田举行。在首批已确定的4个全球农业遗产保护项目中，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亚洲惟一入选项目。
据统计，去年（注：即2004年）青田县稻田养鱼面积已达10万多亩，产值达4000多万元。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增多以及农业生产专业化的提高，“种稻不养鱼”或“养鱼不种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同时，随着农药施用量的增加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加重，稻田养鱼技术面临失传风险，迫切需要进行专门保护。
项目启动后，将由青田县政府直接负责该遗产保护的相关事宜，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及国内知名学者共同参与下研究制定详细的保护规划，并经联合国粮农组织批准后实施。[2]
2.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云南红河州是哈尼梯田的“故乡”，也是梯田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主的红河州各族人民倾注了数十代的智慧与心力，历经1300多年开垦而成的生态农业奇观，不仅是一幅气势恢宏的农耕山水画卷，更是世界农耕文明的典范和宝贵遗产。2010年6月，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哈尼族的梯田文化
哈尼梯田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主要分布在云南红河南岸的哀牢山脉，核心区在元阳县，其中以老虎嘴、多依树、坝达、箐口等几处最为壮观。哈尼梯田延绵哀牢山脉20多万亩，垂直落差1500多米；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坡度在15度至75度之间，层层梯田拾级而上，最高可达5000多级，有时田埂有五六米高。这在中外梯田景观中是罕见的。
哈尼人在使用土地资源时，充分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利用亚热带山区气候垂直分布的特点开创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
山腰气候温和，冬暖夏凉，宜于建村寨，适于人居住。村寨上方的高山森林，被哈尼人奉为神山“母寨母”。村寨直至山脚河谷的整个下半山，则是层层梯田。
水是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核心。由于森林的巨大储水作用，在森林和崇山峻岭的管沟中，形成无数的山泉、水潭、溪流，造就了这里“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水源体系。村下开垦万台梯田，既便于引水灌溉，满足水稻生长，又利于从村里运送人畜粪便施于田间。梯田的建造完全顺应等高线，减少了动用土方，又防止了水土流失。神山森林产生的泉水被哈尼人引入水沟，流入村寨，再进入保水的层层梯田，使得人畜用水和梯田灌溉都有了保障。同时，山林中的动植物又可为人们提供肉食和蔬菜。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这种森林—溪流—村寨—梯田“四度共构”的结构创造了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体现了结构合理、功能完备、价值多样、自我调节能力强的复合农业特征。
哈尼族是山地稻作民族，是大山的后代，在地形复杂的哀牢山区，创造了与自然景观同样丰富的稻作文化。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技术和相应的文化习俗活动，形成了系统的文化现象和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这一农业文化遗产长期以农业这一经济活动保持着生态和社会文化价值。例如，一般的现代稻种经过三五年种植后，品种就会出现退化而难以持续种植，但哈尼人培育的红米能够在海拔1400米以上生存，极能适应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且具有极为稳定的遗传特征。再如，哈尼梯田合理的林水结构、分水制度、泡田方法和以水冲肥技术等，均成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技术与管理策略。而其因时、因地制宜的适应性管理理念，使当地生产与生活方式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脱离自身资源与环境基础的变化，而是与自然协同进化。[3]
3 . 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万年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东南岸，素有“鱼米之乡”美称。  万年稻作文化系统1995年，中美农业联合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发现了距今约12000年的稻作遗存，这使万年县被确认为世界稻作起源地之一，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联合国粮食组织于2010年6月将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包括遗址和物种等方面，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农业文明遗产系统。经中美农业联合考古队多次发掘和采样研究，该县境内大源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当今世界上所知最早的栽培稻遗存，由此将世界稻作起源由7000年前推移到12000-14000年前，被称为“世界稻作起源地之一”。而原产于该县裴梅镇荷桥山区的万年“贡米”，极接近于野生稻品种，它吸取四季清泉，根植水土特异，颗形如梭，米色似玉，誉盖五谷之首。万年贡米作为原始的栽培稻，具有抗病虫、抗逆境以及不可移植性。
在万年附近的东乡县，至今还保存着一片野生稻，这是目前世界上分布最北的普通野生稻。这片野生稻的发现，不仅证明赣鄱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稻作起源中心区提供了事实基础，同时也无疑为研究我国乃至世界的稻作起源提供了宝贵的生物材料。此外，这些稻种集中了所有栽培稻不具备的特质，由于处在各种灾害的环境下，东乡野生稻蕴含丰富的抗病虫害基因和极强的耐寒基因，它对研究稻种起源、演化和今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万年仙人洞发现的古栽培稻、东乡野生稻和荷桥村贡米形成了野生稻、栽培野生稻直至具有野生稻特征的栽培稻这一人类“驯化”水稻的发展路线，它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了稻作文化历史与物种资源的重要性。[4]
4.“侗乡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在黔东南层峦叠嶂的大山里，在清澈的都柳江畔，有一片侗族  侗乡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人的集中聚居区，称之为“侗乡”。每年谷雨前后，侗乡人劳作的身影就出现在层层的梯田里。当温室里培育的秧苗高约3厘米的时候，他们将苗密密地移栽在稻田里，这个过程叫做寄秧。一个月之后秧苗再分到其它的稻田里面栽培，秧苗插进了稻田，鱼苗也就跟着放了进去，等鱼苗长到两三寸，人们再放入雏鸭，于是形成了典型的传统生态农业系统——稻鱼鸭复合系统。稻鱼鸭复合系统不仅为当地人们提供了所需要的食品，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1年6月将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稻鱼鸭系统的多重价值：稻鱼鸭系统可一田多用，在同一的土地面积上既提供水稻又提供鱼肉和鸭肉，这意味着农民们可以通过这一农业系统获得充足的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满足自身的营养需要。此外，该系统还有效控制病虫草害、增加土壤肥力、减少甲烷排放、隐形水库的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侗乡人保留了多样性的水稻品种。并且，在稻鱼鸭系统中，由于利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很好的控制了病虫草害的影响，因此外部投入大大减少，亦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避免施用化肥农药带来的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侗乡的每一块传统稻田都是多种生物并存的乐园：螺、蚌、虾、泥鳅、黄鳝等野生动物和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共同生息，数十种生物围绕稻鱼鸭形成一个更大的食物链网络，呈现出了繁盛的生物多样性景象。[5]
5. 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包含完整的古木兰和茶树的垂直演化  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过程，证明了普洱市是世界茶树的起源地之一；从野生型古茶树居群、过渡型和栽培型古茶园以及应用与借鉴传统森林茶园栽培管理方式进行改造的生态茶园的各个种类的茶树居群类型，形成了茶树利用的发展体系；具有多样的农业物种栽培，农业生物多样性及相关生物多样性丰富；涵盖了布朗族、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茶树栽培利用方式与传统文化体系，具有良好的文化多样性与传承性；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也是茶文化传播的中心节点。该系统不但为我国作为茶树原产地、茶树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源地提供了有力证据，是未来茶叶产业发展的重要种植资源库，还保存了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丰富的民族茶文化，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6]2012年9月，普洱市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试点。
6.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内蒙古敖汉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处。2001年至2003年在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兴隆沟发掘的碳化粟和黍粒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由此推断，敖汉旗是粟和黍的起源地，旱作农业系统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典型的旱作农业景观特征、独特的农耕技术和知识体系与丰富的传统文化；粟和黍长期形成的抗旱、早熟、耐瘠薄等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的机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环境的协同进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粟和黍为代表的杂粮作物的种植，为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具有突出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示范价值，赢得了“中国杂粮出赤峰，优质杂粮在敖汉”、“敖汉杂粮，悉出天然”的美誉。
2012年9月，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批准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7]
国外GIAHS项目保护试点
高原农业系统（秘鲁）
岛屿农业系统（智利）
稻作梯田系统（菲律宾）
绿洲农业系统（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草原游牧系统（肯尼亚，坦桑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