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江永女书文化
女书的产生
“女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仅仅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而且仅为妇女使用，于此，史志不载，族谱碑文不述，现存的“女书”文本，最早的没有超过清代。其传习均属家教亲授，世代相传，谁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也不为外界知晓，连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听说“女书”后，也“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中国女书集成》序）直到1931年7月，和济印刷公司印、曾继梧编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有关永明部分才有所披露，并未引起社会注意。1979年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执笔编写的《江永县文物志》中的“蚊形字”一节，专题介绍了女书，并附了《女书之歌》。1983年7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发表了宫哲兵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此后，由于地方和中央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才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吸引了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前往江永县进行调查，参予抢救这一濒临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在探讨“女书”的历史来源上，聚说纷纭，都源于当地美丽的传说，不足为据。
《江永“女书”之谜》的作者谢志民先生在分析“女书”与古汉字的类同关系、部分字符构造所表现的古代文化特点，提出“流传在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是一系非常古老文字的遗留，绝非宋元之物，它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江永上江圩一带，古为民族交融之地，至今当地居民中，不仅所操的汉语土话里留有古越语言‘底层’，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除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外，还遗存有明显的越风、楚习、巴俗。因而流传在江永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一系文字，不能排除有可能是古代百越文字、楚文字或巴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尤其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谢志民先生在指出"'女书'记录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然而‘女书’和它所记录的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
后却发生疑问："'女书'流传区与操壮侗语族语言诸民族居民相距甚远，‘女书’中这些属于壮侗语族的语言成份及其语法结构从何而来？"殊不知，楚人征服湖南后，居住在湘北、湘中地区的越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逐南下。后定居在湘南地区的越人，一直延续到汉代，随着汉族统治阶级对越人  女书文字的迫害加剧，又更向南或西南迁徙，成为今天湖南、广西、贵州毗邻地区侗族的主要来源。广西壮族也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女书”的演变和发展，是一种分化聚合的语言现象，“女书”与壮侗语族是古代百越文字语言的“同源分化”，“女书”和所记录的土话与现在所称壮侗语族保留的古百越语言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女书与汉语又“异源聚合”，从而形成了“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以上推论是否可以作为“女书”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的又一佐证呢？只好由他人评说。[1]
特点
女书文字的特点是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今天搜集到的有近2000个字符；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
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七百个。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由于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也可以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字型呈现弯曲细小的形状。  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至今最早能见到的是太平天国（清朝咸丰年间）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经证实，出现刻有女书的那枚铜币是假的。“雕母钱”是在铸造钱币前经过细腻打磨后用于高层观摩审核的。
2005年9月，在湖南省东安县芦洪市镇斩龙桥上首次发现一块刻有女书文字的石碑，打破了对女书材质、流传地域、男女界限、时间年代等的传统认识。
起源的猜测
关于女书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比较认同这种观点。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
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画，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
女书形式
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目前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现在的形式包括女书书法、纂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书提包等。
女书作品内容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是写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也有的编译成汉字的唱本。
女书的传承
《中国女书合集》赵丽明主编 中华书局收资料占目前所能见到的女书原始资料的90%以上。
江永女书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种，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  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是我国最主要的女书研究机构。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为了保护濒临消亡的女书文化，于2003年底，在宜昌建立了集研究基地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女书”村。 
“女书”传人、著名女书画家欧阳红艳
欧阳红艳,女，1970年4月22日生，湖南科技学院美术专业本科毕业。为中国“女书”研究会委员、湖南省青联第九届委员会常委、永州市女书说唱艺术协会主席、江永县红艳女书馆馆长。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数位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传人之中佼佼者，集“女书”说、唱、翻译、创作并能融合书法、绘画于一身的知名江永“女书”传人。 
20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女书”的传承、保护、抢救和弘扬:创办了首家“女书”馆、第一家“女书”网站，设计了全球首套“女书”个性化邮票，创作了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女书”仕女书画长卷，编写了《女书英汉字典》，与他人合著了《女书习俗》。其“女书”书法、绘画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大型展览，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国外友人及热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族图书馆等多家单位均有收藏。她在首届“中国知识产权文化大使”推选活动中获得提名，被何鲁丽、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被中央电视台、近十家省电视台和《中国民族报》、《民族论坛》、德国《世界报》、英国《泰晤士报》等200多家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道被《潇湘晨报》评为湖南2006年度十大智者。
女书的发现
1982年，由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宫哲兵随即在1983年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1986年宫哲兵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
1983年，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 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近年来，永州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女书的保护
  江永女书文化村口就在“女书”在最后只有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和书写，从20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了解和认识，并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集研究基地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女书”村已于2003年底落户宜昌。 
2001年5月18日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提出“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
2004年9月20日，阳焕宜——女书的最后一位自然传人谢世了。
女书研究的意义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　江永“女书”的流传，史书不载，方志不述，当地族谱碑文，可说无一蛛丝马迹，外界少有知晓。 关于女书文字的史料记载，至今最早见到的是太平天国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史载太平天国曾过江永北上。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中，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说法。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序文也记载道： “一九四五年，何君晓南持猺文一纸，云是猺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　“女书”文字记录的是江永土话基础上的妇女群体语，一般人认为它属汉文异形字。但它是否属“汉字文化圈”，则有分歧。有人以“女书”有近半数字符是从汉字蜕变而来为据，认定它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的系统再生文字。反对者则认为，笔画及其组合结构的异同，是判定不同文字之间有无源流关系的直接依据。“女书”与汉字楷书相比，基本笔画不同，笔画结构和语言功能都迥异有别，而且“女书”中遗存的象形字、会意字均与甲骨系文字大相径庭，因此“女书”文字的源头绝非普通汉字。 　“女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探索勾起人们久远的联想。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在咸丰年间，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未清初。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定“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还有学者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他们认定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孓遗和演变。 　此外，一些专家考察“女书”流行地区的地理，历史，人口民族成份和民风民俗状况，认为“女书”是受民族融和、移民文化影响的古老瑶族文字。瑶族曾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否曾有自己的文字，这正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