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定国
主要事迹
1987年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现为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总工艺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广泛涉猎产品设计，室内装修、抽纱刺绣、装饰装潢、国画、油画及雕塑等门类，尤其  在湘西土家织锦的研究、开发及应用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作品造型严谨、准确、构图强调整体气势和节奏、形式感强；能把深厚的民族传统与西方艺术精华融会贯通，&127;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27;他于1979年创作的湘绣精品《屈原怒斥张仪》，十几年来订单不断，创产值100&127;多万元。1985年他为湖南芙蓉宾馆高级套房设计的《室内系列装饰》曾获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创作设计一等奖。1990年，以他为主为长沙车站迎客大厅设计制作了宽19米、高9米、面积为170多平方米的大型壁挂《武陵胜境》，堪称全国民族织锦壁挂之最。该壁挂大胆采用民族工艺、装饰块面与西洋色彩原理相结合的手法，使民族织锦工艺和西洋油画效果混然天成；在拼接安装中，又独创了“天衣无缝”拼接成型法，使接接处不见痕迹，恰似整幅一气呵成。1992年，他的充分掌握土家织锦工艺和织物结构的基础上，研究发明了既能保留传统工艺特色，又能双面欣赏的“双面织锦”新技术和专用工具并获国家专利，为民族织锦的开发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品赏析送定国作品(6张)

个人简介
宋定国：号紫竹公，笔名主要宋文安、宋定、云松、旻阳子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著名哲学家、养生家，作家，文化学者。  作《周易》专题演讲（2010.8.14.）1942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市一个中医世家；1967和1982年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和中国政法大学（硕研）；1982年到中央团校工作，1985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积极参与学院的筹建和学科建设，先后任专业基础理论部副主任，科研处处长等；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3年被评为教授。曾兼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办哲学组成员,全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筹）秘书长等。 
在读研期间，他一改上大学时被动应试的学习方法，创造了“三边”即边读书、边思考、边著述，亦即他称之为“便耕耘、边播种、便收获”的方法，颇得裨益。他的硕士论文《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  听众涌上台与宋定国交流（2010.8.15）之缩写稿，在毕业前即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毕业后全稿即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酷爱哲学、历史和文学，形象地称“历史是我的‘脚’，文学是我的‘手’，而哲学则是我的‘脑’。我是在哲学‘头脑’的指导下，‘手’‘脚’并用，泛舟于学海，勤猎于书林的”；平时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认为“教学是科研的‘土壤’，科研是教学的‘给养’”，力主结合教学从事科研，及时不断地将科研成果运用于教学中去；注重“学以致用”、教书育人、智力开发和非智力教育相结合、做学问与做人相结合，着力引导和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应用能力，倡导学生在改善、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实际能力上多下工夫。  与新加坡易经学会会长沈树圭交谈（1992.9）在兼任全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筹）秘书长期间，参与主持召开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推动了该学科的理论研究和组织建设；曾多次参加国际《周易》研讨会，同海内外学者切磋易学在当今社会的应用问题等。
长期从事哲学、领导科学、易学、养生学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教学、研究和著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1987年出版的《人生价值=！？！》荣获北京市高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92年出版的《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将《周易》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按照生存、立志、修养等分为16篇加以阐释。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在为其作的序中写道：“宋定国同志运用新观点研究《周易》，撷取《周易》经传中的有关人生哲理的思想观点，加以会综诠释，编著成书。这是一项新的探索，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来说，肯定都是大有裨益的。”1994年出版的《周易与养生》一书，荣获第一届国际人体科学大会优秀著作奖，被《读者导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加以报道、介绍，他也就此到京内外的多家老年人大学等处作专题演讲。
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因此，除了在理论园地辛勤耕耘外，他还在文学园地辛勤创作。而纪实、言情、醒世、启悟，则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他的纪实抒情散文《娘啊，娘》，以其亦泣亦诉的真情实感打动万千读者，被多家媒体转载；其《祭母文》则更是被相关评论家与毛泽东、闻一多和张友茂的《祭母文》一起点评，并见之于多家媒体。其长篇小说《悬壶梦》被誉为国内第一部养生小说。而他以诗词的形式所记载的特殊日记《诗记》，则是他心路和历程的真实记录，其中不少诗词被多家媒体转载。
现主要从事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教学、著述和文学创作。
主要创见
长期从事哲学、领导科学、易学、养生学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和北京市“八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西方思潮对大学生的冲击及对策》。其在学术领域的创新见解主要有——
一、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人的智能时效守恒定律”，即关于人的智能发挥及其绩效与时间关系的定律。认为人的智能每天所产生最佳效益的时间是守恒的，并因人而异，由此倡导人们要善于摸索和把握自己每天的最佳工作时间，避免“过犹不及”：因用时不足而达不到最佳效益，或因盲目加班却事倍功半乃至劳而无功。违背这一规律的“拼命”也许能创奇迹，但也会把“命”真正“拼”掉，从而从反面验证这一规律。（见参考资料键连1）
二、首次提出关于人生价值的真谛及其量化公式。在1987年出版的《人生价值=！？！》一书中，他指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这句话不确切，提出并论证了人生价值的真谛，在于偿还从社会索取之后的实际贡献，并首次运用浅显的公式来揭示——
人生价值=给予—实际取得/必要取得
“给予”是指一个人对于社会的所有贡献，“实际取得”是指他从社会的实际索取，而“必要取得”则是指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常人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起码要从社会所取得的东西。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它是个常数。这样，通过这个公式，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不单要看他对于社会的贡献，而且还要可他从社会的实际取得。要是其实际取得大于其贡献，其人生价值自然就是“负”的了！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此评价说：“你这本书虽小，可提出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见解呀！……‘人生价值的真谛在于偿还从社会索取后的给予即贡献’……人生在世，贡献和索取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不对这两个方面做比较，一个人的价值是评价不清的呀！你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很有见地嘛！还有，你提出了一个人生价值的具体评价公式……毕竟是个大胆的探索呀！”（见参考资料键连2）
三、关于人是社会关系之网的纽结和“四点”的阐释。在1985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中，他首先提出并阐释了“人是社会关系之‘网’的‘网上纽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始点、交点、支点、终点”即“四点”的著名论断，从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理论精髓。本书被誉为上世纪8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两本颇有代表性的关于人的问题的专著”之一（另一本是肖君和先生的《论人》）。（见参考资料键连3）
四、认为“八卦符号是一种符号文字”。在2011年出版的《周易解迷》中，他提出：“在文字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只能通过符号和图画之类的东西来表达和交流。而八卦符号，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八卦符号产生于从‘结绳记事’到‘契木为文’的时代。或者说，八卦符号，是产生在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产生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记事书写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号文字。”“从刻画简单的线条符号，到刻画几何型的符号，再到刻画图象型的符号，最后形成象形文字。”“‘—’和‘- -’两个符号，就产生在最初的刻画简单的线条符号的阶段。”（见参考资料键连4）
五、对于“易”字起源之谜提出新说。他依据“易”字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文等形体的演变，一反有史以来的“象形说”（含“蜥蜴说”、“器皿注水说”和“勿字像旗说”）和“会意说”（含“云气汇集阴阳变幻说”、“乍晴乍阴说”、“日月组合说”和“上日下勿说”），提出甲骨文中的“易”字，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形象真实地仿照刻画，即“易”字“源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即对于用以占卜时烧灼龟甲所产生的裂纹的仿照刻画。”他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易”字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字，由它命名的《易》，是迄今所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部成书，而其内容又是专门记载卜筮活动的，那么，由此判定，“易”字起源于起初的占卜活动之中，最初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形象真实地仿照刻画，或者所说源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第二、甲骨文中的“易”字，结构简单、明了，其线条及其构成，也很像烧灼龟甲占卜时自然形成的裂纹；第三、依据汉字创造的一般规律，应该是先简后繁，先“象形”后“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拿“蜥蜴说”而言，“蜥蜴”的“蜴”字，是个“形声字”，显然是在“易”字出现之后，按照“易”子的“声”，加上“虫”字的“形”而创造出来的。就是说先有“易”字而后有“蜴”字。因为“蜥蜴”肤色伴随环境的颜色而变化，所以，当“蜥蜴”文字被形声地创造出来后，人们看到小篆体的“易”字很像“蜥蜴”，才敷衍出“蜥蜴说”，并将此说依序往前推，以至于把金文和甲骨文中的“易”字，也敷衍成同样的说法。至于“上日下月说”、“上日下勿说”等等，情况近似，不言而喻。因此，他认为“总之，‘易’字在汉字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字，它的产生，不同于一般汉字的方法，即‘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种方法，都不适合于它。它只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形象真实地仿照刻画，或者说，它的最初写法源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见参考资料键连5）
六、率先对充满神秘色彩的“奇门遁甲”进行客观、历史地评析。在2011年出版的《奇门遁甲探秘》中，他运用客观、历史的观点，在原原本本介绍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揭示“奇门遁甲”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被“神秘化”的社会根源、思想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针对其各种理论依据，布局、演局及其推演过程等等中的真理与谬误、科学与迷信、精华与糟粕、合理性和局限性等等，力求做出缜密而恰如其分地评析，并启示人们：“世界上的任何学术文化，都处于不断发展着的历史流变之中。这个流变中的每一阶段，每代人、每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其中的‘一浪’或‘一滴’。‘浪’或‘滴’总是有限的，而‘流’则是无限的。没有‘浪’或‘滴’，固然就没有‘流’，但有限的‘浪’或‘滴’与无限的‘流’相比，永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丽的‘浪’或‘滴’，也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水滴而已。同任何人类思想文化的成果一样，奇门遁甲是历史的产物，故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既蕴涵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精华，具有合理成分，又积淀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糟粕，具有局限性。由此就决定了它所必然存在的‘是’与‘非’。无论夸大哪一方面，都失之于客观、全面。”（见参考资料键连6）
七、探索并概括出“国学”即“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贯通古今，融会内外，综合创新。其中‘综合创新’是‘轴心’，而‘贯通古今’和‘融会内外’则是‘两轮’，因而这个基本规律可以形象化为‘一轴两轮’”。（见参考资料键连7）
八、对于三大拜物教所导致的弊端及革除的入口和出路的探索。在1988年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反对三大拜物教》中，他分析了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再到政治崇拜、权力崇拜和个人崇拜这三大特殊“宗教”产生的过程，指出三大拜物教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制度的根本弊端，并对改革和根除的入口和出路进行了探讨，呼吁世人醒悟：消除政治、权力、个人三大拜物教及其产生的根源，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物。（见参考资料键连8）
九、对于领导活动三大基本规律的探索和概括。从1988年主编并撰写《领导学简明教程》的相关章节，到2001年出版的《领导科学使用教学概要》中，他都一以贯之地通过分析领导活动中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三类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将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律概括为三，即“领导者一定要适应并引导被领导者的规律”、“领导主体一定要适应工作任务要求的规律”、“领导主体一定要适应并改造客观环境的规律”。（见参考资料键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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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新技术革命与社会趋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人生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领导学简明教程》（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经营管理哲学》（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领导行为学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周易人生醒世真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易与养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领导科学实用教学概要》（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版）；
《周易与人生》》（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周易与养生》（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周易解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奇门遁甲探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长篇小说《悬壶梦》（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记实散文《百感交集忆在北大上学的6年》（《北大人》2004年第三期）；
长篇纪实抒情散文《娘啊，娘》（中国母亲网等）；
诗词《紫竹公诗记选集》》（诗词吾爱网等）；
长篇小说《变形姻缘》（2010年《起点小说网》连载）；
另在《光明日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略论周易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修养思想揆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周易》《风水与科学和迷信》》《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新儒学”》《“易”字起源之谜新说》《“六经”乃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而绝非儒家经典》等论文百余篇。
哲言名句
* 称心就是乐，如意就是福。（《变形姻缘》）
* 缘分是求不来、抢不到、错不过，也抗拒不了的。（《变形姻缘》）
* 有情人不一定成眷属。（《变形姻缘》）
* 能缔结美好姻缘的异性感应，是无心的，本乎自然的。所谓“无心”，即发自双方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彼此心灵的自然撞击；所谓“本乎自然”，即不受邪念、外力支配、左右，毫不做作，顺其自然。总之，男女之间的真情挚爱，莫不是由无心的自然感应为发端。（《周易与人生》）
* 能顺其自然地爱一个人，是纯洁而高尚的；能顺其自然地得到一个人的爱，是幸福的；由这样的爱所促成的两姓结合，是神圣的。（《周易与人生》）
* 是非非是是亦非，得失失得得亦失。谁人解得其中味，一生一世乐滋滋。（《悬壶梦》）
* 前人骑马咱骑驴，后面还有推车的。别怨自己不如人，不如己者多得是！（《悬壶梦》） 
* 当自己遭遇不幸时，会感到悲伤、愤慨不平。抱怨老天爷为什么这样不公？可当你钻出个人的狭小天地，跟那些比自己遭遇更大不幸的人一比较时，便会得到一种莫明其妙的慰藉，翻腾在心底的波涛旋即会平静许多。这就是中医学所说的心神的自我调摄，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心理上的自我平衡。这种自我调摄或自我平衡，对人体健康的维护和疾病的防治，往往胜过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灵丹妙药。（《悬壶梦》）
* 人作为万物之灵，跟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能进行这种心神的自我调摄。自觉、及时并最大程度地进行心神的自我调摄，是自我保健的一个诀窍。（《悬壶梦》）
* 人啊，要想战胜别的，须先学会战胜自己，即先学会自救，尔后才谈得上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悬壶梦》）
* 心神调摄的诀窍就是八个字：顺应自然，自得其乐。（《悬壶梦》）
* 顺应自然跟逆来顺受有什么区别呢……天下雨了，甘挨淋，那是逆来顺受；天下雨了，躲一躲或者打把伞什么的，这才是顺应自然啊！顺应自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与逆来顺受不是一回事！（《悬壶梦》）
*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往下比，跟不如自己的人比，就会发现不幸之中的万幸，就会体验到自得其乐！（《悬壶梦》） 
* 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劳逸适度，宁静澹泊，顺应自然，自我解脱，自得其乐，灾病何来？！（《周易与养生》）
* “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此话有理，但欠全面，因为它没有把生理和精神上的欠缺涵盖进去。人毕竟不同于一般动物，还有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的精神需要啊！一个生理和精神不能得到基本满足的人，是很难恪守礼仪、顾及荣辱的！（《周易与养生》） 
*“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这话太笼统，确切地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偿还从社会索取后的给予即贡献。“少取多给”是实现和提高自身人生价值的要诀。（《人生价值=！？！》）
*“秤不自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是我们却老是违背这个常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个人或群体）的是非功过，还是让别人、世人、后人去称量吧！（《人生价值=！？！》） 
* 人人都是凡胎肉身，没有谁是老天铸就的天才、圣贤或伟人。被神化的人，同被人化的神一样虚无缥缈，荒诞不经。（《人神变奏曲》）
* 所谓修养很高者，并不在于他修得了永远不再萌生邪念的“高深”境界，而在于他能在邪念萌生之初就能通过自身的修养工夫，及时自觉地克制并将其驱逐。（《人神变奏曲》）
*“爱”的实质在于奉献，只有无私、无图、无怨、无悔地奉献，才是真爱。而娘给予儿的母爱，就是这样的啊！（《娘啊，娘》）
* 在假冒伪劣的产品背后潜伏的是假冒伪劣的人品、官德。倘若不从根治假冒伪劣的人品、官德入手解决问题，“打假”很难奏效。（《娘啊，娘》）
* 完全建立在自觉和自省基础之上的，自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往往比直接的说教和训诫更富有成效。因为它是以一种日常的，不知不觉的，循序渐进的，符合人的灵肉成长规律的方式，开启人的心扉，启迪人的理智，并逐渐把它们积淀下来，达到某种境界的。
*“天公”不公，“神明”不明。欲攀高峰，惟有奋登！（《娘啊，娘》）
* 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没有信仰，区别仅在于信仰的具体对象、内容和程度不同而已。但不管信仰的具体对象、内容如何，都是人的精神支柱。人一旦失去了信仰，就等于精神支柱崩溃，那疾病和死亡就要来了！所以，你可以帮助人用科学的、健康的信仰去代替他原由的不科学、不健康的信仰，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可轻易动摇、尤其不宜随便摧毁人的信仰；否则，那就等于把人推向绝境啊！（《娘啊，娘》）
* 神灵啊，你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是最公道、最精明的呀！要不怎么叫“天公”，怎么叫“神明”呢！当尘世的平民百姓无处讨回公道，陷入叫天天不应、扣地地无门的困境时，惟有祈求你给他们一线希望了！假如没有你，假如连你都不公、不明了，那老百姓可真的就连最后的活路、指望都没有了！神灵啊，你是无奈的平民百姓面对无奈的环境、遭遇，所苦思冥想出来的无奈的自我解脱的法宝啊！（《娘啊，娘》）
* 善良的平民百姓尽管从切身体验中，一千次地感受到神灵连最起码的衣食住行等实际困难也解决不了，可他们依然一千零一次地祈求神灵！残酷的现实常把人们置于无奈的境地，无奈的人们为了活下去，就只有祈求天公和神明的庇护啊！（《娘啊，娘》）
* 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神灵；哪里香火越旺盛，就表明哪里的不公越厉害！人世越是不公，人们就越要祈求神灵！（《娘啊，娘》）
* 不应责怪和鄙视平民百姓对神灵的迷信和愚昧，而应洞察和铲除社会的不公！在社会的不公彻底铲除之前，任何破除迷信的宣传或运动从根本上说都无济于事！当人世铲除了不公，人们时时、处处都感受到公平时，谁还希冀什么神灵存在，祈求它的保佑呢？！（《娘啊，娘》）
* 竹帛有字掩真容，野闻无形透实情。若知人间是与非，须问底层老百姓。（《读史》）
* 孔子说他：“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照圣人的话回眸自己的大半生，我不禁自惭形秽——
到三十而未能立，至四十所惑者甚多，而今五十已过，却对“天命”仍无所知！至于“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就更不敢奢望了！
噫吁嚱！我与圣人相比竟如此大相径庭，是个人天分上的差距所使然，还是后天努力上的区别所导致？是个人素质上的差距所铸就，还是社会环境上的区别所促成？
我与圣人在天分上的差距肯定不小，但我更把后天的努力看得比天分重要！
我与圣人在个人素质上的差别肯定也很大，但我更看重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况且，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也受制于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呢！（《心语点滴》）
* 人人是本难读的书。人生在世，谁人没有困惑、迷茫之时？谁人没有难吐的隐私、心语？养生学告诉我们：隐私可以保留，但心语不可不吐；否则，会导致心理失调、情志异常，而由此引发的疾患比外淫所致的病症一般要难治得多。所以，找个朋友说说心里话，吐吐心中的郁闷和不快，是很必要的。（《周易与养生》）
* “人越是老实善良，就越容易上当受骗！”可是老实人不能因此就不做老实人！世上没有了老实人，那世道就会乱得不堪设想！怎么办？老实人们动员起来，相互提个醒、报报警！（《周易与人生》）
* “饥不择食”，人饿极了会不挑选食物地狼吞虎咽。岂止如此，人饿极了，还会目无王法地去偷，不顾礼义廉耻地去抢呢！（《周易与人生》）
* 人的卑劣，不是表现人的本能上，而恰恰表现在人的智慧上。人的智慧用得不是地方，就会把人的高贵拖累，使之变成卑劣。人的高贵包藏着卑劣，人的卑劣阉割着高贵。那些充斥假冒伪劣的关系网，不都最终使得其编织者，一个个自食其果，从高贵的殿堂上跌落下来了吗！（《本乎自然，乐在其中》） 
* 蹊跷的是，人越高贵，就越往往迷恋于卑劣；人越卑劣，就越往往梦幻于高贵。人越迷恋于卑劣，就越醉心于高贵；人越梦幻于高贵，就越证明其卑劣。高贵总好钟情于卑劣，而卑劣却一再偏离高贵。（《本乎自然，乐在其中》） 
* 人要是真正体现其高贵的话，就不要自恃高贵，就要学学蜘蛛，本乎自然地结网，本乎自然地在网上行走。本乎自然，乐在其中。（《本乎自然，乐在其中》） 
* 目前有种偏见：认为制定的法规越多、越细，就意味着社会越进步、越文明，而殊不知法与德是成反比的：法规制定得越多、越细，只能意味着道德的水平和作用越低、越差。当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由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否则社会肌体就无法正常运转时，那只能说明该社会的道德已经低下到极点了！（《鞭炮与过年》） 
* 人们常慨叹现在是“物欲横流”！我说：岂止如此，是“人欲横流”！君不见我们的“明星大腕”和“达官显贵”们在“物欲”场上捞足玩腻之后，又争先恐后地给自己“树碑立传”，祈求“扬名天下”、“流芳百世”了！（《近者易迷，远者弥清》）
* “扬名天下”可以，也容易，但“流芳百世”却很难。“扬名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随心所欲，用金钱、权力乃至任何手段都可以达到目的，而“流芳百世”则丝毫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是靠金钱、权力等手段买不来、换不成、抢不到的！（《近者易迷，远者弥清》） 
* 人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一切社会关系所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之“网”上的“纽结”。离开人这个“纽结”，就形不成社会关系之“网”，而离开社会关系之“网”，人这个“纽结”也就失去了意义。（《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
*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始点、交点、支点、终点。任何社会关系都由人产生，所以他是社会关系的“始点”；一切社会关系都到人收拢，所以他是社会关系的“终点”；任何社会关系都靠人支撑，所以他是社会关系的“支点”；一切社会关系都在人这儿交接，所以他是社会关系的“交点”。所以说，人在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在人之中；活生生的人促成了生机勃勃的社会关系，生机勃勃的社会关系孕育了活生生的人。（《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
* 未来属于青年，青年创造未来。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孕育、造就着一代代龙腾虎跃的青年；一代代龙腾虎跃的青年召唤、推动着一股股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新技术革命与社会趋向》）
* 人类社会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靠的是什么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靠什么？靠的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创造性的劳动是形成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从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技术革命与社会趋向》） 
* 技术革命虽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的更替，但它的成果却总是为历史上的先进阶级用作进行改天换地的革命斗争的武器。当技术革命同社会革命相结合，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先进阶级用来进行社会革命（改造）时，技术革命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就更大、更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新技术革命与社会趋向》） 
* 把握社会关系之“网”与“网上纽结”之间的关系,是打开人生价值之谜的钥匙。人生价值的真谛在于偿还从社会取得之后的给予（贡献）。（《人生价值=！？！》）
* 人生的真正价值存在于给予和取得的关系之中。就是说，看一个人一生是否有价值，只看给予还不行，只有把其对社会的给予（贡献）同其从社会的取得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人生价值=！？！》）
* 如果用代数学的“正”和“负”来分析人生，把人生中的取得视为“负”，而把给予视为“正”，那么就能更进一步地探明人生价值的真谛。一个人在一生中，如果他的取得多于给予，那么他一生中的“负”就大于“正”，其代数和就为“负”，即负于社会，这样的人生就无价值可言。古今中外一切贪得无厌的剥削者都属于此类；一个人在一生中如果他的取得和给予正好相等，那么他一生中的“正”和“负”就相等，其代数和为零。显然这样的人生是无价值的，那些终其一生碌碌无为者就属于此类；一个人在一生中，如果给予多于取得，那么他一生中的“正”就大于“负”，其代数和就为“正”，即有益于社会，这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一切积极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都属于这类。纵观历史，横看现实，各色各样的人在人类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演技有别，效果各异，但就其人生价值的总体结论而论，无外乎上述三种类型。（《人生价值=！？！》） 
* 社会关系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天平。我们每个人，既是“天平”的“被称物”，又是“天平”的“砝码”。作为一个“被称物”，要虚心接受“天平”的称量；作为一个“砝码”，要精确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人生价值=！？！》） 
* “秤不自称！”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人也是不可能“自称”即客观、公正地自我评价的！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反复昭示出这样的真理：当代人是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当代的人和事，包括作品的。一般而论，凡是在当代“轰动”、“显赫”、“红极”的人和事，往往伴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黯淡失色！相反，倒是那些在当代并不“轰动”、“显赫”、“红极”的人和事，包括作品，特别是一些被查禁、埋没的作品，则往往伴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被后世所推崇，绽露出崇高的价值和耀眼的光芒。有价值的著作，多是往往在作者谢世后才问世的，而且一般未被其他人删改、加工过，更未被包装炒做过！（《近者易迷，远者弥清》）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真理！且不说自己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就是与自己有联系和交往的人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地评价你。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受个人感情、情绪，乃至成见和偏见等等的影响，而相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环境的人们，彼此之间难免因交往中的瓜葛或情感上的恩怨而导致某种不良情绪、成见和偏见等等。所以，当代人就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当代的人和事！而超越“此山”，或越往后，人们所受的个人交往中的瓜葛和感情上的恩怨及由此所导致的成见和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就越少，因而对人和事的评价反而就愈趋客观、公正了！（《近者易迷，远者弥清》） 
*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愚以为，这“旁观者”只有在跟“当局者”没有丝毫人事瓜葛和感情恩怨的条件下，才可能“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旁观者”才有可能对令“当局者”所迷的事物，摆脱恩怨、情绪、成见和偏见等的束缚和影响。或者说，只有跟“当局者”及对令“当局者”所迷的事物，没有丝毫瓜葛，不受恩怨、情绪、成见和偏见等的束缚和影响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旁观者”！（《近者易迷，远者弥清》）
* 近者易迷，远者弥清。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你可以为自己，为你的亲友、同事等树碑立传，甚至可以利用你所拥有的特殊身份把这“碑”“竖”得极“高”，把这“传”“立”得很“美”，这是你的自由，但这“碑”和“传”到底竖得直不直，立得正不正？到底有无价值，有多大价值？以及能否竖得牢、立得久，则只有让他人尤其民众和后人去评判和处置了！（《近者易迷，远者弥清》） 
* 它昭示做学问与搞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做学问的目标是求真，需要多疑、多问、多思、一丝不苟和“一步一个脚印”，而搞政治则不然。真正的学人玩不来政治，能玩了政治的就不再是真正的学人；学人一旦屈从于权势，迷恋于“顶带花翎”，就会被套上紧箍，听任“佛咒”的摆布而充当文侩；政治家一旦玩起学问，就会把学问变成耍弄权术的工具。（《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老百姓解不了政治代数学，再聪明的学人，要是把聪明用在解政治代数学上，就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政治代数学的“解”始终被握在最高决策者手里，并充满神秘的变数。（《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万物皆流，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人）。把某种事物绝对化、神圣化，既违背客观辩证法，也是政治迷信、权力迷信和个人迷信由以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三大迷信则又是导致政治闹剧一再重演，政局动荡，社会动乱和悲剧一再发生的主要根源。（《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导致学生批斗老师的原因也许很多，比如对领袖的迷信使头脑发涨得连爹娘都不认，老师又算得了什么！但无论如何，这里面包含了对中华人伦中最基本操守的昧弃！良心、良知和风骨对一般人重要，而对学人尤其重要：使北大人引以自豪的马寅初校长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正在于他始终未向强权屈服，始终恪守中华学人的良心、良知和风骨！而学人若是昧弃了良心、良知和风骨，就只能充当文痞墨妓。（《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它昭示了人性的脆弱。迷信可使之扭曲，盲从可使之扭曲，政治高压更可使之扭曲！而集迷信、盲从和政治高压于一体的“文革”，则更使之扭曲得无以复加——卑鄙、伪善，自私、贪婪，猜忌、阴险，狡诈、凶残……都暴露无遗且登峰造极，“文革”因而成为一面镜子。用它照照自己可发现自身的弱点而加以矫正；照照别人则可发现人性的卑污而加以戒除！（《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上北大时由于过分看重考试而大大限制了知识面，但正因那时把所学课程的基础打得牢，才得以在尔后的工作和再学习中得心应手地扩大知识面。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所摸索出的“三边”即“边开垦（边学习）、边播种（边研究）、边收获（边出成果）”的学习方法，正是得益于对在北大学习方法正反两方面的总结。（《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凡从学生过来的人都会体验到：有压力的学习和无压力的学习效果决不同！学生的动力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一定的压力。适度的压力有益无害。对时下把有压力的学习一概称之为“应试教育”而加以否定，却把取消考试等毫无压力的教育名之曰“素质教育”，鄙人实在不敢苟同！（《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经过大半生的磨练，越来越深切感受到哲学所给予的教益。由于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语文，所以我常说：“历史是我的‘脚’，语文是我的‘手’，而哲学则是我的‘脑’。我是在哲学‘头脑’的指导下，‘手’‘脚’并用，泛舟于学海，勤猎于书林的。”哲学不仅使我突破学科藩篱的分割和束缚，而且使我挺过磨难和坎坷，摆脱迷信和盲从，活得比较明白、轻松。（《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对学生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荒废学业了！谁都不愿遭遇这样的灾难，但当灾难降临头上既成事实之后，懊丧和抱怨又有何用？倒不如从它所给予的不幸和痛苦中反思、总结出该汲取的教益！而在确实这样反复做了之后，我倒觉得它倒是一笔不意而无奈获得的另类“资源”了。（《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四清”特别是“文革”，使我认识到认识真理很难：我们所接受的许多所谓“普遍真理”，既非全真，更非都“普遍”，有不少是诗人浪漫般的臆断；实践真理更难：即使像“实事求是”这样简明的真理，就连它的首倡者也未能一一贯之，甚至屡屡反其道而行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 首先要明确目的，作学问是为了探求真理，为了解答人生、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疑难问题，而不能把作学问当成装饰品，也不能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其次要讲究方法，要紧的是要学会“披沙拣金”的本领；第三就是要勤奋、刻苦，并要持之以恒，而不要急于求成，“磨刀不误砍柴工”，“功到自然成”嘛！（《默默地送别一代宗师》）
* 写论文嘛，题目宜小不宜大，就是说宁可小题大作，也决不要大题小作！在写作中，要充分地掌握资料，先查查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和别人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不要重复劳动！别人的成果要借鉴和汲取，但千万不要照抄照搬人家的，或把人家的东西改头换面。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述问题！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提出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并一定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张先生特别叮嘱我：“一定要拿出自己的东西来，现在有的研究生写论文就知道抄书、抄文章，这样很不好！”（《默默地送别一代宗师》） 
* “‘学无常师’嘛！作学问就得善于向每个有专长的人学习，向含有真知灼见的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种见解学习啊！”我反复地咀嚼、品味这番话的每个字，突然明白了：张先生之所以能在哲学、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等方面建树卓著，成就辉煌，被誉为“哲学泰斗”、“一代宗师”，不正是他切实履行“学无常师”，虚怀若谷地善于学习和汲取的结果吗！（《默默地送别一代宗师》）
* 所谓命运，就是事物生存和发展变化的趋向及结局。对于我们人来说，命运就是指人在一生中的遭际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向和结局。具体一般表现为生死、贫富、浮沉、顺逆、祸福、寿夭等一切遭际，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向和结局。人的命运并不是什么先天注定的，而是由后天各种条件、机遇所促成的，是人自身所具有的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周易解迷》）
* 看待某一学说究竟属于科学还是迷信，通常的作法有二：一是看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否符合科学道理，二是看其具体的内容和方法是否符合科学道理。（《周易解迷》）
* 在文字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只能通过符号和图画之类的东西来表达和交流。而八卦符号，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八卦符号，产生在从“结绳记事”到“契木为文”的时代。或者说，八卦符号，是产生在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产生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记事书写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号文字。（《周易解迷》）
* 关于孔子对于《易》及其卜筮的态度，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50岁以前，尤其是年轻时，把《易》视为卜筮之作，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也不大相信卜筮；50岁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期间（55－68岁），孔子渐渐喜好《易》，面对一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热衷于卜筮，但在实践的磨砺和检验中，渐渐认识了《易》之本质，到60岁后就不大卜筮了，并且把《易》视为“德义”之作，即他说的“《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孔子这些话，讲得再明确不过的了！孔子虽然与“史巫”都应用《易》，都讲卜筮，但最终却同途殊归：“史巫”从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而孔子从中所注重的则是“德义”、“仁义”，认为广泛积德者，没有必要通过祭祀以求福祉；躬行仁义者，没有必要通过卜筮以求吉祥。但是，时下某些热衷于借《周易》而宣扬占卜的人（包括个别“著名易学家”），却摘取帛书《要》中“吾百占而七十当”的话，大肆宣扬孔子热衷于占卜。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是违背史实的。（《周易解迷》）
* 算卦为什么有时会“很灵验”？一方面，按照概率论来讲，道理很简单：算卦之所以有时让人觉得“很灵验”，就是包括算卦在内的任何占测的准确率，都不会低于50%。另一方面，包括算卦在内的占测有时会“很灵验”，与占测者的学识、经验和“技巧”等等有关。富有学识、经验和占测“技巧”的算命先生，能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包括医学尤其是中医望诊、心理暗示等在内的各种学识，以及个人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尤其是概率论方面的“技巧”等等，善于察言观色、揣测诱导、随机应变等等，因而其准确率有时会很高。（《周易解迷》）
* 算卦为什么会“有市场”？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算卦得以长期存在，是由于人们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所造成的灾害和苦难的无奈和困惑，对隐匿在自然和社会力量背后的神秘力量的畏惧、幻想、崇拜和迷信；从思想认识根源来说，是由于面对各种困扰自己的现实难题，人们的思想认识上还有解不开“扣”；从心理根源来说，是由于人们面对所遭遇的不幸和困惑，感到无能为力、求助无门，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周易解迷》）
* 历史和现实一再向我们昭示：当人们的才智不足以排解面临的困境而一筹莫展之际，人们的行为就很容易丧失平时所持有的理智标准，而往往借助于某一种偶然性的东来做为是与非、行与止的指南，于是，自己所熟悉的或临时杜撰出来的占卜、算卦之类的东西便被派上了用场，成为最好的、帮助自己决断的工具。此时的占卜、算卦，作为一种行为，其作用和意义并不在于其结果的准确与否，而在于其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情绪疏泄、心理诉求功能。（《周易解迷》）
* 处于彷徨歧路、心力交瘁、无所适从、犹豫不决的人们，往往凭借偶尔运用的占卜、算卦所给予的启示，于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慰藉，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从而从困境中挣脱出来。所以，占卜、算卦所具有的心理疏泄、心理诉求、心理依托和心理平衡作用，在特殊的条件下，对于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大概岁数稍大点儿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类似的经历。（《周易解迷》）
*“易”字在汉字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字。它的产生，不同于一般汉字，即“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种方法，都不适合于它。它最初只是对于用烧灼龟甲的方法进行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形象的如实地仿照刻画，或者说，它的最初写法，源于用烧灼龟甲进行占卜时所形成的裂纹。（《周易解谜》）
* 世界上的任何学术文化，都处于不断发展着的历史流变之中。这个流变中的每一阶段，每代人、每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其中的“一浪”或“一滴”。“浪”或“滴”总是有限的，而“流”则是无限的。没有“浪”或“滴”固然就没有“流”，但有限的“浪”或“滴”与无限的“流”相比，永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丽的“浪”或“滴”，也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水滴而已。（《奇门遁甲探秘》）
* 同任何人类思想文化的成果一样，《奇门遁甲》是历史的产物，故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既蕴涵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精华，具有合理成分，又积淀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糟粕，具有局限性。由此就决定了它所必然存在的“是”与“非”。无论夸大哪一方面，都失之于客观、全面。只有用这样的态度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挖掘、分析奇门遁甲术及相关著作和理论中的精华，估价它们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之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只有用这样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辨别、剔除它们的糟粕，看到并消除它们的负面影响，才能使之不至于再对科学文化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奇门遁甲探秘》） 
* 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实则“大革”文化之“命”的浩劫中，灵与肉几经遭受凌辱的巴老，在空前的政治高压和罕见的淫威逼迫下，身不由己地“喝了迷魂汤”，当了“十年奴隶”，“由人变兽，任人宰割，”迫不得已地说了些违心的话。而在漫漫长夜和重重阴霾被扫荡之后，巴老既没有像文化“大众”那样，只是揭批别人而不省察自己，也没有像一些跳梁小丑那样，摇身一变而成新的风云人物，更没有像一班文痞那样文过饰非，在自己不光彩的脸谱上重新涂上红彩，甚至精心编制光环顶在头上，招摇过市。不，巴金就是巴金！巴金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极端注重人品，注重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他所作的是道德文章啊！（《想巴老而缠绵悱恻》） 
* 一卷卷厚重的《随想录》所昭示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位融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一代文学大师的真实心迹呀！在那么一场前所未有且旷日持久的腥风血雨中……受风了，挨淋了，因而头脑发热，说了些违心的话，干了些违心的事，伤害了些人，都很自然，而当风雨过后，像巴老那样反思自省一番，找出自己的弱点，挖出人性的痼疾，以吸取教训，警示后人，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一个重气节、尚风骨的文化人应有的品德啊！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个把人，明明在那场闹剧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却就是死不认帐，还要巧言令色，摆出一贯正确的面孔，招摇过市还嫌不过瘾，甚至以巴老的“卫士”和“文化大师”自居而自吹自擂，这就不能不叫人耻笑了。（《想巴老而缠绵悱恻》）
* “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正因为对凝聚他心灵的呻吟和呼唤的讲真话的《随想录》十分看重，所以，巴老说：“我一生没写什么东西，不过就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我理解：一般的文学作品谁都可以写，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甚至像时下不少作家那样不疼不痒，乃至无病呻吟地编造，而像《随想录》这样以啼血的心、颤抖的笔，所写出的讲真话，对“一生的收支总账”真真切切结算的作品，就不是一般人所肯作、能作的了！我想巴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连长期被誉为“力作”的《家》、《春》、《秋》等都不当回事，才讲出这样发自肺腑的真话呀！（《想巴老而缠绵悱恻》） 
* 当我每每看到《收获》杂志封面标有醒目的“巴金主编”这四个字时，就禁不住想哭。主编最基本或最起码的职责是要终审每期的文稿，尤其是每期的大样，主编是不能不看的。那么，巴老还能履行这样的职责吗？至少近六年来，巴老就不能履行这样的职责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收获》杂志还非要冠有“巴金主编”四个字呢？尽管时下“挂名”成风，但从巴老一生的为人看，他是决不会作“挂名”主编的！（《想巴老而缠绵悱恻》） 
* 有人认为“巴金活着，是一种职责”。还有人认为巴老在，这盏灯亮着，就能为人们指引精神的方向。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样一种“职责”？让以其作品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的巴老，还要以难以承受的痛苦履行这“职责”！我更不明白，难道巴老不在了，他这盏灯就不再亮了吗？就不能再为人们指引精神方向了吗？！不！巴老已经很好地履行了他的人生职责，即使巴老不在了，巴老这盏灯将永远亮着，将永远为人们指引精神方向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寒风凄厉，万木凋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是否该遵从这反复被历史和现实所昭示的自然规律，是否该让巴老自然地踏上那通往与他爱妻团聚，享受绝对自由的天堂之路了呢！？（《想巴老而缠绵悱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