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爱思唯尔
爱思唯尔（Elsevier）
[1]爱思唯尔（Elsevier）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其他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属于里德·爱思唯尔集团旗下，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其前身可追溯自16世纪，而现代公司则起于1880年，出版品包括学术期刊《柳叶刀》、《四面体》、《细胞》，以及教科书《格雷氏解剖学》等。每年共有250,000篇论文发表在爱思唯尔公司出版的期刊中。爱思唯尔著名数据库ScienceDirect，简称SD，是著名的学术数据库，对全球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年下载量高达10亿多篇，是所有学术类数据库中下载量最大的，也是所有数据库中单篇下载成本最低的，平均每篇不足一毛钱，是性价比最高的数据库。
联名抵制爱思唯尔
最近5个多月来，在美国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网站上，已有全球12196位科学家签名（名单）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吹响号角的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今年1月21日，这位来自剑桥大学的菲尔兹奖得主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 读到这篇博文的泰勒·内伦（Tyler Neylon）——一位目前在硅谷开公司的数学博士当即给高尔斯教授留了言。第二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命名为“知识的代价”。泰勒事后回忆，自己读到那篇博文，就意识到可以做点什么。在他看来，高尔斯是一位拥有号召力的“超级明星”。
迄今为止，1.2万多名科学家在泰勒的网站上签了名。他们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者不担任编辑。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爱思唯尔拥有《细胞》和《柳叶刀》在内的2000多家学术期刊。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出版巨头并非第一次受到科学家的批评。过去多年里，陆续有一些科学家拒绝向其投稿或担任编辑。
科学家们抵制出版巨头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代价”过于高昂。
一直关注此事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孙博阳认为，问题的实质是，通过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模式，已经成为阻碍科学交流和发展的因素。孙博阳说，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无偿地将研究论文转给了出版商，又有无数学者义务为期刊做论文评审。而学者要想看到论文，还要花大价钱将他们创造的知识买回来。出版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她认为，大部分情况下，知识是纳税人投资产生的，现在却只有付得起钱的大学图书馆、少数读者可以利用，这在道义上也是讲不通的。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对此也表示：“我们投稿、审稿都是义务的。研究成果都是国家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了呢？”
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哈佛大学图书馆称“防守不了”！
事实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也已承受不了学术期刊的高价了。今年4月17日，哈佛大学教授顾问委员会向全校教师公布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哈佛大学图书馆遇上了“防守不了的形势”。教授顾问委员会说，大的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已经使得目前的学术交流环境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哈佛大学每年花在期刊上的钱达到了375万美元。一些期刊每年订阅价格高达4万美元。在过去6年里，两家出版商的电子文献价格已经涨了145%。该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师生征集意见，如建议哈佛师生将自己的论文提交到“DASH”——哈佛自己的向所有读者提供免费访问的知识库；或者考虑向免费的“开放获取”期刊投稿。如果教师担任期刊编辑，可推动该期刊成为“开放获取”期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辞职。
“开放获取”期刊，即免费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的期刊。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arXiv”，是世界著名的“开放获取”电子文库。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证明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就是发表在这家网站上，而不是学术期刊上。但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仍是将论文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孙博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国的科技评价政策，鼓励科学家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SCI论文大国。“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好的文章都发到国外去了，再花钱买回来。少数富裕的图书馆才能买得到。”
国外科技期刊不断提高价格国内教育科研机构不堪重负
2008年以来，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提高了针对中国订户的价格。几乎每一次提价，都会引起图书馆界的争议。当时，爱思唯尔中国区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定价，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每篇论文下载价格为46美分,还不到同期全球均价的17%。但是，该公司将逐渐减少对中国的高折扣，最后与全球定价持平。据悉，北京大学图书馆2008年购买爱思唯尔科技期刊电子数据库的费用为54万多美元，2009年涨到57万，2010年是61万。
一位学者曾对记者形容，出版巨头低价进入中国市场，培养了科学家的阅读习惯，使大家养成“外刊依赖”。现在欲罢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很难。2010年9月，在一次会议之后，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联名发表了分别致读者和出版商的两封公开信。公开信透露，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
这些图书馆表示，为了使我国教育科研机构不受国外出版商垄断价格的“胁迫”，将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个别国际出版商的大幅度涨价做法。他们呼吁担任国际出版商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顾问的我国专家学者，积极向国际出版商“施加影响”。
他们警告“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不仅会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的长期稳定性，也必然会伤害个别出版商的自身利益。从获利能力来看，国际出版商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国外有人根据苹果公司与爱思唯尔公司等企业的公开数据算了一笔账。著名的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在2011年为23.4%左右。而在过去的10年里，爱思唯尔的利润率从来没有低于过30%，2011年高达37.3%。这位计算者认为，出版商不是不可以获利，而是要考虑市场的耐受程度。他提醒科学家说：“当你花37.95美元下载一份爱思唯尔的杂志，有13.56美元直接进了爱思唯尔股东的口袋里。”
“有时候，引起雪崩只需一块小石头。”有国外媒体这样评价今年的这场“学术之春”运动。然而，“学术之春”能否真正为科学界争取到春天还很难说。这些年来，科学界与出版界，这两个文质彬彬的行业，总在“知识的代价”这个问题上唇枪舌剑。号召科学家抵制的做法并不新鲜，2004年，斯坦福大学学术委员会就“强烈建议全体教员，尤其是高级教员，不要为漫天要价的出版商和期刊投稿、编辑或审稿”。“学术之春”的发起人威廉·提摩西·高尔斯表示，对于这场运动，自己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相信不会虎头蛇尾。
“学术之春”的胜利
在一系列持续的抵制活动后，“学术之春”迎来了阶段性胜利：
英国政府计划将拨出5000万—6000万英磅专款来资助学术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一些观察家认为，虽然英国在学术出版业所占份额很小，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横跨大西洋(600558,股吧)的涟漪效应，外界对于传统学术出版的批评也将更激烈。
7月6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名为《数学论坛》（Forum of Mathematics）的“开放获取”期刊，意在为数学研究者提供与传统期刊质量相当、经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最权威的国际化同行评审队伍。为推广该期刊，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在该期刊发行的最初三年放弃出版盈利，并向论文作者提供期刊全部文章的获取权。
剑桥大学此次大力推行“开放获取”期刊，与期刊编辑委员会创始人之一、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著名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发起的针对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文献出版商之一荷兰爱思唯尔集团（Elseiver Group）的“学术之春”抵制运动有关。
高尔斯早在1月曾发表博文列数了爱思唯尔集团的几大“罪状”，包括利用商业“捆绑手段”向高校图书馆出售期刊数字订阅权和肆意提高订阅费用等。他表示不会在该集团下的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并拒绝担任外审专家和编辑。该博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超过12000名学者表示支持该抵制运动。针对商业出版谋取暴利、缩紧学术传播渠道等行为，学界和出版界都展开了广泛讨论。
牛津大学中断与爱思唯尔的学术合作
高尔斯批评爱思唯尔的商业手段近乎专断，除了“捆绑销售”和不断提高价格外，其还阻止实施开放型阅读，并取消一些试图讨价还价的高校图书馆的订阅资格。然而，为何爱思唯尔集团如此阻碍学术传播、实行商业垄断却仍能稳居学术出版巨头地位？高尔斯认为，许多图书馆为顺利获得学术期刊订阅权不得不“忍气吞声”，加之众多高校图书馆各自孤立、缺乏联合，也使得爱思唯尔“趁虚而入”有利可图。
实际上，部分学者已意识到自己有说“不”和抵制爱思唯尔商业专断行为的权利。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最激烈的抵制源自该集团内部。2006年，爱思唯尔旗下《拓扑学》（Topology）杂志的整个编委会以辞职抗议订阅费过高。编委会委员之一、牛津大学数学系教授马克·赖肯贝（Marc Lackenby）说：“作为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并未立足于学术传播，而是以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如此高收费将有损《拓扑学》的名誉。”据悉，伴随着《拓扑学》编委会辞职，牛津大学也与爱思唯尔中断了学术合作。爱思[2-3]唯尔就辞职事件也做出了反思，“我们在学界已有千余种期刊出版，所以面临的内部管理问题自然也层出不穷，但这样的编委会整体辞职事件还是第一次发生，这值得我们总结经验教训”。
“开放获取”期刊沟通学界与大众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家珍妮特·芬奇（Janet Finch）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学术成果发布将会趋向“开放获取”。“开放获取”期刊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加拿大电子健康创新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 eHealth Innovation）巩特尔·艾森巴仕（Gunther Eysenbach）总结称“开放获取”期刊主要有三点优势，即方便引用，用户多元，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更多可能。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主任梅丽莎·特拉（Melissa Terras）认为，借助信息技术平台崛起的“开放获取”期刊前途无量，“在社会媒体和网络传播基础上所建立的"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相比，将会为学术研究带来更多便利”。
然而，也有学者对“开放获取”期刊的学术论文质量表示质疑。对此，挪威特罗姆瑟大学（University of Troms?觊）教授科特·赖斯（Curt Rice）认为：“出版商并不会因降低收费而将[1][4]文章质量大打折扣。网络媒体的传播、大众的监督都会为学术透明化、规范化和合理化营造生长环境。”
与其他学者不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对“开放获取”期刊为学术界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深感担忧。他认为，“充满枯燥的专业语言的科学论文与高额的收费相比更为可怕。面对读者群的扩大，科学论文也将面临可读性与普及性的双重要求。尤其是那些关于转基因、气候、防疫、药物政策和能源等专业性强、可读性不高、缺乏与读者互动的学术文章，将会在"开放获取"期刊的推行中面临更多考验。”
出版界：高收费源于出版前的高投入
在一系列持续的抵制活动后，“学术之春”迎来了阶段性胜利：英国政府计划将拨出5000万—6000万英磅专款来资助学术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一些观察家认为，虽然英国在学术出版业所占份额很小，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横跨大西洋的涟漪效应，外界对于传统学术出版的批评也将更激烈。
据悉，在英国，出版商每年向大学图书馆收取约2亿英镑的获取费用。对这种高收费，各界都对出版商从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中牟利的行为表示不满。面对来自学界的诸多批评，学术出版商予以回应称，由传统出版向“开放获取”期刊转变，首先需要考虑出版商在出版过程中添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Nature）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表示，“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背后凝聚了出版商付出的繁杂工作，如筛选论文、组织同行评审等，因此高收费是合理的。而如果要实现数字化平台运营，则需要额外的资金。”
“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编辑部主任西奥多拉·布卢姆（Theodora Bloom）认为，考虑到随着读者的增加而增加的印刷与邮寄费用，订阅模式在印刷媒体的现实中不无意义。但在网络世界中，相关费用是止于成果发布的那一刻，并不会因读者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出版商所承担的高风险需要高收费来支撑。
针对高校图书馆控诉出版商收取高额订阅费的问题，爱思唯尔通用访问总监艾莉西亚·怀斯（Alicia Wise）回应称，造成学术界对订阅价格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图书馆对其订阅量的预期与他们可负担的费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并非源于我们制定的价格或是获取的利润等，而是这几十年来，大学图书馆的预算与全球研究和发展投资之间存在差距。全球每年用于研发的投资超过万亿美元，且每年增幅高于4%。这就使得科研项目越来越多，达到发表水准的论文数量也不断增加，而图书馆的负担能力却十分有限。这一问题亟须出版商、学者和资助人共同关注、共同解决。如果出版业没有在电子期刊方面投资，那么学者们可能至今还需费力地到图书馆查询实物资料。出版业的投入带动了电子期刊的发展、数字化存档和标签分类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