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澳门道教科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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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地区或单位：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道教音乐（澳门道教科仪音乐）[1]
简介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科仪音乐(道教音乐)是道教法事仪式中运用的音乐，也是民族传统音乐的组成部份。道教音乐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历代以来，与民间音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各地语音的差异，诵唱经文就以各地的音乐为主，因此，道教音乐和地方传统音乐有关，亦与地方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此外，道教音乐还吸收了宫廷和祭祀音乐的表现形式，以增加庄严肃穆的气氛。
澳门道教科仪音乐兼融全真和正一两派的风格，这种两派共融的现象在各地道门中颇为罕见，亦成为富有澳门本土特色的宗教音乐。至今澳门保留昔日岭南正一派及全真派科仪音乐大大小小道曲合计达500多首，在各地道教科仪音乐，其曲目数量之多乃名冠前列[2]。
历史渊源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汉顺帝汉安元年由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今四川省崇庆)境内。道教自创教起，就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并在宗教仪式中不断吸收帝王庙堂仪典音乐和民俗祭神音乐，以丰富自己的宗教活动内容。长期以来，从事道教的音乐家们不断吸收和创造，逐步形成了以表达神仙信仰为核心内容的道教音乐。 
早在东汉时期，道教的《太平经》里就认为音乐可以感天地、通神灵、安万民，充分表达出道教音乐对人的重大影响。北魏时期道士寇谦之首先将直诵改为乐诵，即把诵念经文与音乐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音乐加强了对宣传宗教的感染力。同时，音乐在与经文的结合过程中，把民间传统的音乐加以提高。南朝的刘宋道士陆修静还吸收了儒家的礼法，制订了斋醮仪式，使道教音乐日趋规范制度化，道教音乐得到更大的发展。由于道教音乐把经文与音乐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它在音乐艺术上也得到不断的提高。 
道教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和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各地语音的差异，诵唱经文就以各地的音乐为主，因此，各地的道教音乐和当地的传统音乐有关，也和当地的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各地的道教音乐大多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例如全真道的道乐就有「十方韵」与「地方韵」之分。十方韵，是全国道教全真派宫观通用的道乐音韵，又称「全真正韵」；地方韵，则仅在某一地区流行、使用的道教音韵。这些地方韵各不相同，大都吸收了当地民间戏曲、民歌、小调的曲调和内容，故也被称为「乡韵」，有北京韵、广汉韵、崂山韵、温州韵、陜西韵等等。甚至有的道乐曲调又重新脱离道乐返归于民间，变成新的民间音乐与戏剧种类。陜西的民间道情调、浙江南部流行的大词，均是从道乐中演变分化出来的。
此外，道教音乐是为宗教仪式服务的，因此它的内容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在继承和创作的过程中，还吸收了宫廷和祭祀音乐的表现形式，以增加道教音乐庄严肃穆的气氛。
根据《香山县志》中一则汉魏时期陈仁娇仙女传说中，提及一个名为「仙女澳」的地方，据考证，这地方便是现今大横琴岛，大横琴岛与澳门仅一河之隔，而仙女是道教对女神的称呼，左证了三世纪时道教已传入了广东番禺及香山，当时从属于香山恭常都的澳门亦已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亦合情理。
道教音乐随其科仪活动而进行，无论是陆上斋醮还是船居喜庆婚寿，都会有音乐相随。 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澳门仍不乏这类形式的表现。由此向前追溯，澳门百姓在生活中接受的音乐，来源之一很有可能跟道教文化相关。
广州历来是中国南方的大都会，著名道观包括广州市内三元宫及应元宫，市外罗浮山的冲虚观、西樵的云泉仙观，还有大大小小的正一派道院，广东道教科仪及音乐沿西江传至顺德及中山等地。清末民初，不少火居道士从广东省顺德县、中山县或珠海县移居澳门，广东道教科仪及音乐亦由此从珠江三角洲地区传至澳门。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澳门渔业兴盛，渔民喜庆嫁娶，新船入伙，酬神及葬礼，陆上庙宇恭贺神诞，举行中元法会，或居民红白二事等，都礼请火居道士进行道场。当时火居道院多至近三十所，火居道士约有四、五十人。澳门火居道士为渔民所做的道场，无论是吉祥的或度亡的，在科仪方面都以正一派为主，道场音乐沿用风格清新明快且具浓郁本土气息的正一派音乐。
清末光绪年间，澳门正一派火居道士周升真道长跟广东罗浮山冲虚观全真派至玄真人梁叔雅道长道谊深厚，私交甚笃，周得梁之传授，道教两大派音乐便藉此机缘在澳门渗透交融了。此外，1923年及1933年，广州三元宫和罗浮山冲虚观两次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莅澳设坛启建风灾及迁义庄万缘法会，广东的全真派道观的科仪与音乐，亦因此流存濠江。由此，澳门正一火居道士做道场时，把庄重典雅，具有浓厚宫廷韵味和古典全真派音乐融入其中，形成澳门道教科仪音乐兼蓄两派的特点，别树一帜。经过了200多年从没间断的承传，发展成为具本土特色的音乐[3]。
基本内容
道教音乐是道教法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法事活动中，音乐和仪式、唱颂、舞步等互相配合，以独唱、散板式吟唱、鼓乐、吹打和合奏等多种形式，渲染宗教气氛。道教音乐吸取了中国古代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精华，渗入道教信仰的特色，形成道教音乐的独特艺术风格。如道教音乐注重虚静，以体现道教虚静无为的教义，将音乐欣赏与道教修持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其引人入于宁静的仙境。
澳门道教科仪音乐基本依据传统道教音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部分[4]。声乐部份是经文配上曲谱的诵经音乐，依据不同场合的需要，又划分成极富旋律性的韵腔、念唱式密咒腔和宝诰腔、吟诵式的讽经腔三大类。
a)韵腔方面大概分为赞、朝礼及吊挂三类
在道教经文中对诸神的祝赞及祈祷的美词，称为「赞」。「赞」多以规定格式的词牌或不同句数的诗写成，并谱上不同曲调。「朝礼」是神的尊号或祝愿。澳门道教科仪音乐的「赞」和「朝礼」，其韵腔大部份具浓厚宫观形式，俗曲比较小，并以铛及鼓(丁鼓)作为主要击乐伴奏。
「吊挂」是以至善之文词作赞颂。多以四言、五言、七言、四五言、四七言的词句，谱上不同曲谱。澳门道教科仪「吊挂」音乐，当中有情调庄严肃穆的曲调，也有改编自为人熟悉的广东民间小调。
b)念唱式的宝诰腔和密咒腔
宝诰腔：以上、下句形成念唱，但上下句字数不拘，可仅以卜鱼为主奏，或以卜鱼及引磬为主奏，椰胡及笛子(萧)为伴奏。
密咒腔：以上、下句形成念唱，但上下句字数多是整齐的四言或五言，以铛及鼓(丁鼓)为主奏。 c)吟诵式的讽经腔以近语言性音调沿着五声音阶的框架，一字一音，在较狭窄的音域内展开，句末结尾落音趋规范化，上下两句无限反复，直至将经文念诵完毕，当中仅以卜鱼为主奏。器乐部份器乐形式是以单纯法器或乐器的演奏，称为「曲牌」，「曲牌」可分为「正曲」与「耍曲」。「正曲」是不同或相同腔交接间隙时，所演奏的过门音乐，或通过该等音乐演奏以转换法事程序。「耍曲」是在道场开始前或结束后所演奏的曲牌，意在扩大声势，吸引群众观看。
澳门的道教科仪音乐的「正曲」有「序」与「过场」两种。
a) 「序」：「序」是澳门道教科仪音乐其中一项特色。
澳门道教科仪音乐惯以一节称为「序」的音乐作为过门连接两段「吊挂」或作为一段曲谱的结束，这方式有别于其它地方仅以敲击乐作过门的演奏。「序」有「七星序」、「双串七星序」、「卫灵序」、「十供序」及「九锤序」等。
b) 「过场」：「过场」是科仪中转换法事程序时或法师进行特定仪式时所奏的音乐。
澳门道教科仪的「过场」曲牌多改编自广东小曲/调，如《到春来》、《一锭金》、《上云梯》、《下西岐》、《三宝佛》、《金不换》等。若仅以铛、鼓、钞、锣敲击乐作为过门的鼓法，则称为「四平」。
澳门道教科仪音乐的「耍曲」，有纯敲击演奏的发鼓(擂)，或配合管乐演奏广东粤剧排场《碧天贺寿》、《八仙贺寿》、《玉皇登殿》、或《大开门》、《锦帆开》等曲牌。这些过场乐曲，均以大锣大鼓衬托。
敲击乐是道教科仪音乐最为重要及最具特色的。右手操鼓左手操铛(丁)的法师，是道场音乐的领唱及领奏者，口唱各种韵腔时，左右两手同时分操鼓铛，配合曲谱击出百变悦耳的鼓法及铛法，同时要关顾指挥整个道场音乐，此种独特演奏方式在道教科仪音乐中是难得技巧，也是澳门道教科仪音乐中一朵奇葩。
主要特征
澳门道教科仪音乐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5]：1. 曲目数量多现时保存于澳门地区的道教科仪音乐曲目，大大小小统计起来多达500余首。中国内地一些重要的道教宫观及道场，如湖北武当山、北京白云观、江西龙虎山、江苏茅山、四川青城山、上海城隍庙、广东罗浮山冲虚观、广州三元宫等，其科仪音乐的数量现今均未达至澳门的水平，可见，澳门道教科仪音乐其曲目数量之多乃名冠前列。2. 体裁样式丰富道教科仪音乐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经韵音乐（声乐）和曲牌音乐（器乐）。在经韵音乐中又有“赞”、“颂”、“韵”、“步虚”、“吊挂”、“引”、“偈”、“诰”、“号”、“提纲”等不同的样式及体裁。曲牌音乐又有【正曲】、【耍曲】之分，前者主要用于相同或不同经韵的连接以及法事程序的转换；后者是在开坛和收坛时为造势和招徕信众而演奏的曲牌。上述道教科仪音乐的各种体裁和样式，在澳门地区的道教科仪音乐中一应俱全，展示了这一传统宗教仪式音乐体裁多样的丰富内涵及博大的外沿。3. 腔体结构完整经韵音乐是道教科仪音乐的主题，所谓经韵音乐就是将道教经文配上曲调的诵经音乐。由于仪式宣行的需要和演唱方法的不同，经韵音乐形成了不同的腔体：韵腔，诵诰腔，念咒腔，讽经腔。而韵腔极富旋律性，其歌唱性也最强。澳门道教科仪音乐中的韵腔，如《玉皇赞》、《三宝赞》、《太乙赞》、《净坛赞》等，篇幅长大，曲调悠扬，结构完整，风格鲜明，是澳门道乐之精华。4.独特序曲「序」在韵曲中的广泛运用和器乐化，构成澳门道教科仪音乐的一大特色。
「序」有程序、顺序、板序之意，实际上是道教经韵音乐中的过板音乐。「序」在各地的道教科仪音乐中也屡见不鲜，所不同的是其它地方所用的「序」均以法器（敲击乐器）演奏来作过板，而澳门地区道教科仪音乐中的「序」则乐器、法器（敲击乐器）齐奏共鸣，非常器乐化。以“七星序”为例，它不仅连接韵曲的段落，也用在全曲的结尾。不同的韵曲“七星序”的板式是相同的，但旋律曲调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每首经韵的“七星序”要在调性、曲风上与主腔保持一致。5.法器运用法器（敲击乐器）演奏在澳门道教科仪音乐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重视敲击乐器在科仪宣行中的运用，这也是道教音乐的一大传统。在乐队中可以没有其它乐器，但敲击乐器不可或缺。一首道曲，往往是敲击乐器演奏贯穿始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澳门道教科仪音乐中敲击乐器的演奏更是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其严谨的章法、高超的技巧，让人叹为观之。不论是在道场上还是在音乐表演中，以吴京意道长和吴炳鋕道长为首的敲击乐组合，鼓法娴熟，套路多变，节奏准确，滚点细密均匀清晰，加之铛、镲、锣、钹等搭配有致，不仅增添了音乐的色彩，也形成了澳门道教科仪音乐中的一大亮点。6.乡土气息本土气息浓郁，地方民间音乐特色鲜明，并具有正一派和全真派经韵音乐混融的特点。
道教音乐历来与地方民间音乐血肉相连，尤其是正一道派，斋醮讲究音乐，吸收、融汇地方民间音乐更为主动和自然。唐末《玄坛刊误论》载：“······广陈杂乐，巴歌渝舞，悉参其间。”清初《阅世编》卷九载：“斋醮坛场，······合乐笙歌，竟同优戏。”《道乐考略稿》中谓：“江南正一教道士斋醮，唱昆曲，奏粗细十番锣鼓。”这些都足以说明道教音乐的民间世俗化的基本特征。澳门的火居道士，其宗源大都是于清末民初从广东顺德、中山、珠海等地迁徙而来，属于正一教派。他们把广东当地的正一派道教科仪和音乐带到澳门并与本土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浓郁的本澳乡土气息和广东地方民间音乐特色的澳门正一派道教科仪音乐。广东地方音乐最常用的征调式、宫调式、商调式等，也是澳门道教科仪音乐中韵曲惯用的调式；而广东地方音乐中的特征音列 “5(Sol)、7（Xi）、1（Do）”及 “ 2（Re）、4(Fa)、5(Sol)”， 在澳门道教音乐的韵曲中频频出现；就板式和曲调旋法而言，两者也如出一辙，这些都凸显着澳门道教科仪音乐的地方特色。又由于广东的全真道士在二十世纪初数度莅澳结缘及启建道场奉行法事，全真派的经韵音乐也得以存留于濠江，澳门正一道派科仪音乐藉此吸纳采用，因此，澳门道教音乐中的韵腔，隐约浮现着全真正韵的影迹。可以说，澳门道教科仪音乐具有正一派和全真派经韵音乐混融的特点。7. 承传脉络清晰严谨、恪守传统      现今澳门的道教科仪音乐是以吴庆云道院所承传、留存的为其代表，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已是澳门道教科仪及音乐的主流。吴庆云道院是由吴国绵道长于清末创立的，其第二代，七子吴锦文，道号玉生，继承衣钵，穷一生之精力醉心钻研道教科仪与音乐，在澳门正一火居道中享有崇高地位。第三代传人为吴天燊（道号京意，现年80岁），除自幼追随其父学道以外，亦拜多位名师门下，学习道教科仪与音乐，成为澳门地区首屈一指的道教法师和乐师，其鼓艺更是精湛绝伦。现任澳门道教协会会长的吴炳鋕（道号大鋕，现年50岁），乃第四代传人。因家庭道学渊源，受父辈影响，加之秉性聪慧好学，不仅熟谙道教科仪音乐，而且是一五年19岁，位出色的道教敲击乐法师。吴国绵道长的第五代孙吴烱章，(现年19岁)，在道门世家中成长，得天独厚﹐年纪轻轻已能相当到位地体验道教敲击乐的真髓。吴庆云道院在道场上所使用的音乐，经过五代人的相承，以口传心授的方式遗存下来，通过漫长地演进逐渐确立为澳门道教科仪音乐之典范。
濒危状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澳门由渔港渐渐转型成为博彩旅游城市，渔船由逾千艘锐减至百多艘，而且持续萎缩，渔港风光不再。此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澳门殡仪经纪衍生，殡仪行业「一条龙」服务的出现，导致火居道院难以像过去般向事主直接承接法事，向事主解说，让其选择道场的规模及时间。加上社会节奏日益紧张，丧事仪式日趋简化，度亡法事除了不复以往盛旺，且形成「样板化」的形式。导致许多科仪及音乐，已不再复见多时，老道长没有重弹旧调的机会，新的又何尝有接触及学习的机会？
澳门正一派火居道院经受渔业萎缩及殡葬业垄断双重打击下，赖以为生的道场不断减少，老道长羽化后，后人多不愿继承祖业，另觅他业为生，道士人数逐渐下降。目前，澳门正一派火居道院仅余下吴庆云、陈同福、梁昌(燊)、邓云开(明)、刘霖及明祥道院，而火居道士仅余约20人，醮师约8人，新血廖廖可数。
长期以来，道教科仪与音乐皆以家族及师徒形式承传。口口相传之下，澳门道教音乐并没有留下文字及曲谱记录，在后继乏人的今天，可预见的是，一旦仅余的三数字老道长羽化后，丰富而具地方特色的澳门道教音乐势将随之而烟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