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近代文学理论批评
古代文学理论的延伸
第一时期从鸦片战争至中法战争,是古代文学理论的延续期。它的主要内容是:从明代以来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主要矛盾的“情”与“理”的矛盾，出现了新的抗争。一方面，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而占据清代文坛正宗地位的桐城派，由于姚鼐弟子梅曾亮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答朱丹木书》）的主张，要求把“义理”空谈与封建政治相结合。曾国藩更明确地提出直接为濒于崩溃的封建政治服务的“经济”，补充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词章在理论上的空谈和不足。  姚鼐曾国藩也参与了道光、咸丰时期的宋诗运动，扩大了它的影响。这是统治清代诗坛的复古主义的内部运动，要求把宗唐转为宗宋。其中坚人物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都是正统考据家兼诗人。他们的诗歌理论也有着浓厚的理学气味,与桐城派文论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思想在诗文两个不同领域的具体分工和不同表现。何绍基反复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他虽然也承认作诗要有“真性情”，但要求以理统情，提倡平日明理养气，于孝悌忠信大节以及日用起居等方面体贴得真性情(《与汪菊士论诗》)，实际上是要合于封建纲常伦理的性情。至于他们要求以学问为诗之类，也是和以理统情有关联的。 
另一方面,“声情沉烈”的龚自珍,则在《宥情》和《长短言自序》中提出了与桐城派、宋诗派针锋相对的“尊情”说，并在《又忏心一首》、《题〈红禅室诗〉尾》、《己亥杂诗》、《送徐铁孙序》、《书汤海秋诗集后》和《病梅馆记》等诗文中作了多方面的表述。龚自珍的“尊情”说认为，真情来自未受封建名教污染的“童心”和投身现实所受各种遭遇的“阅历”，乃是儒佛皆呵的“阴气”,它犹如“千年怒潮”,“劫火遇销”，“来须挥剑”，“去可付箫”，能使作家作品充满“箫心剑气”；使人“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从而产生“买尽千秋儿女心”的社会效果。龚自珍所尊之情，就是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是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强烈表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 
魏源在《定盦文录叙》中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这个“逆”字便是龚自珍文学思想的准确概括，同时也表达了魏源的文学主张。蒋湘南盛赞龚、魏，又以“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八字形容桐城派，指斥它“道之不明，何有于文？文之未是，何有于法？”(《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节》)便是龚、魏文论的有力回响。吴敏树《移兰记》与龚自珍《病梅馆记》所表现的文学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声称自己“素非喜姚氏者”，不但反对曾国藩把他列入桐城派，而且力排文章宗派之说，指出曾国藩吹捧桐城派的用心在建立自己的宗派门户。林昌彝以反帝爱国作为采诗论诗的首要标准，编写《射鹰楼诗话》，把不同流派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的反帝爱国的思想感情集中起来加以颂扬，突出林则徐、魏源，大不同于世之泛泛诗话，亦与桐城派宋诗派文学理论大相径庭。 
此外，中国农民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成长，首次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也对以桐城派为主的一切反动文风进行猛烈冲击。具见太平天国文衡总裁洪仁玕领衔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以及他的《资政新篇》、《钦定士阶条例》、《钦定军次实录》和洪秀全的《改定诗韵诏》。他们的理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一切文章都要“合天情”，“符真道”，为太平天国政治服务，“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在语言艺术方面，强调“文以纪实”，“言贵从心”，要求文章“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反对一切“浮文巧言”。这些理论有破有立，自成体系，与桐城派文论针锋相对，反对虚浮文风，革命性强烈。 
其后,与太平天国文论相呼应,曾经参加哀牢山彝民起义的夏正寅，在1884年所作的《哀牢夷雄列传自序》中说：“游侠货殖，世之所轻，史迁传之；盖游侠货殖之行，于生民有义有利也。哀牢诸夷雄，为民除暴谋利，不为世所知，曷可不志哉？”主张发扬司马迁的进步传统，为牺牲的农民起义英雄立传。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是一创举，与桐城派以大量碑传志铭表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恰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新文学理论的出现
第二时期从中法战争至戊戌政变，是新旧文学理论的交替期。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旧文学理论日暮途穷，开始堕落；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新文学理论脱颖而出，初露锋芒。 
这个时期，曾国藩已死，曾门弟子吴汝纶成为桐城派末代宗师。他在政治上依附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在文学理论上也努力殖民地化。1898年，吴汝纶在《答姚慕庭书》中抬出曾国藩，大肆吹捧桐城派宝典《古文辞类纂》，竟说“中国斯文未丧，必自此书……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此书决不能废”。次年，吴汝纶又在《答严几道书》中发挥这种思想，公然主张废尽中国古籍，“改习西学”，“独留此书”。  吴汝纶但在时代剧变的冲击下，对社会采取极端个人主义冷漠态度的文人越来越多，宋诗派则延演为陈衍、郑孝胥所谓的同光体，要求诗歌在拟古之中走“荒寒之路”（陈衍《何心与诗序》），以险奥的语言和“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风格，为各种各样“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自嘲语）服务。他们还吹捧曾国藩“别传诗法与经巢”（陈衍《论诗绝句三十首》），树立宗派，自封正统，又声称“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不断表明这个宗派与桐城派的亲属关系。此外，已经取代浙江词派而成为词坛主流的常州词派，也发生类似变化。谭献主张“于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明诗》)。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也提倡“温柔和平”。后来，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强调“词以和雅温文为主旨”,要求词境“静穆”、“万缘俱寂”,便是谭、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普遍存在着拟古主义思想，宣扬儒家“诗教”，离灾难深重的民族现状较远。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文学问题进行了新的批判和探索，受到民歌哺育和龚自珍影响的黄遵宪，早在21岁时就已痛斥“俗儒好尊古”，高呼“我手写我口”(《杂感》)。1891年，黄遵宪又在《人境庐诗草自叙》中明确提倡“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要求“举今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充分发挥了他少年时期的“别创诗界之论”(《与丘菽园书》)。为此，他还要求广泛学习古人艺术经验，并“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即继承《离骚》和“乐府”优良的传统精神。这些理论与“俗儒”界线分明，开始了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诗歌理论探索。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诗中自称自己的诗为“新派诗”。这些新派诗基本上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并为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树立了榜样。 
近代文学理论批评
黄遵宪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进一步提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必须为农工商贾妇女幼儿“求一简易之法”。并且从历史上文体的变化有力地论证了言文合一在文学发展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十年后，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场出发,畅论文言文的弊害和白话文的优越,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晚清白话文运动便正式开始。而黄遵宪的文学理论显然就是这一运动的先声。 
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孔广德,还编辑了近代第一部爱国主义文学总集──《普天忠愤集》，记录甲午战争失败的爱国主义文学创作高潮，欲“使读之者因耻生愤，因愤生励，秉其公忠，群思补救，挽既倒之狂澜，撑天下之全局”（《普天忠愤集自序》），文学救国的思想十分突出。他指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愤”：“或则忧愤而上封章，或则感愤而抒议论，又或则蓄其孤愤而形之于咏歌，无非愤也。”认为愤之愈甚，“收效尤捷”，作者应该敢言其愤，不怕言之有“罪”，“多触时忌”。既把近代爱国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愤笔愤书”的程度，反帝亦反封建，又赋予古代文论中“愤”的标准以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此书上承《射鹰楼诗话》影响，下开阿英编辑一系列反侵略战争文学集的先河。 
但在戊戌政变前，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崇尚西学,注重实用,往往把中国传统文学与西学对立起来,作过火的批判,甚至加以全盘否定，认为西人的“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可悉废”(王韬《上当道论时务书》)。谭嗣同把他30岁以前的诗文统统称为旧学，尽弃之（《莽苍苍斋诗》补遗）。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曾试写过“新学之诗”,“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但理论无多。这种推崇西学实用的功利观点,在小说理论上表现比较突出。在1897年《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和梁启超次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一方面，他们认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明确要求广泛译印外国小说，特别是外国政治小说；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土小说……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划《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只能使“浅学之人沦胥”,“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这些议论冲击了封建文学，有进步意义。他们要求译印外国小说的呼声，在得到林纾等人的响应之后,终于造成文学上的开放,从此结束了中国文学孤立发展的局面。但他们否定中国古典小说，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与此同时，他们从中外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中发现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艺术价值，反对“因其虚而薄之”的传统观念，认为小说较正史“易传”、“易入”，“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还导致了后来的“小说界革命”。他们写作“新学之诗”的尝试虽然失败，但革新的精神可贵，并导致了后来的“诗界革命”。
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兴盛和衰落
第三时期从戊戌政变至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盛衰期，它的主要内容是：改良派进一步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发动一连串文学“革命”，革命派受到种族主义束缚，文学理论上的保守多于前进。而鲁迅、李大钊则给近代文学批评史带来了新的曙光。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从政治舞台上败下阵来，沦为流亡海外的清议派，无力再和地主阶级顽固派进行重大政治斗争,转而乞灵于文学,在前一阶段批判探索的基础上，接连发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都是想从改良文学着手，造就一代“新民”，继续推行改良主义。为此，梁启超提出一连串新文学理论，成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  梁启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是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梁启超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认为作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其新意境又称“欧洲意境”，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诗料”的。从他盛赞《灭种吟》和黄遵宪的《军歌》，又可见他的新意境是以爱国主义为最高标准。这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从理论上解决了古代旧诗体如何为新时代、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为旧体诗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幕。 
在提出“诗界革命”的同时，梁氏提出“文界革命”。他盛赞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德富苏峰的文章“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并且说:“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的“绍介图书”栏和第一版《饮冰室文集》序中申明文界革命的目的在“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他在报章上发表的大量散文实践了这些主张，被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因代表作主要发表于新民丛报，又称新民体。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显示了“文界革命”的主要成绩。通过“文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文言文得到空前解放，找到了向白话文过渡的途径，其功绩反而大于晚清白话文运动。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中国第一种文学报刊《新小说》,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随后即在新民丛报上说明其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并申述专刊小说理论文章，要求“大指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这就是改良派小说的理论纲领。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把小说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认为前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后者能把现实社会的情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两派都具有“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这一论点不仅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揭示了小说的艺术特征。据此，作者明确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彻底粉碎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中国文学诸品种之间的结构关系。接着，作者猛烈抨击旧小说中的各种各样封建性糟粕，指斥它是“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原”，终于得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结论，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表现了革新小说的强烈愿望。另外，在这篇论文和改良派其他许多小说论文所列举的例证中，还都包括一些戏剧作品，可以认为，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也是包含着戏剧理论在内的。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虽然打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烙印，但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色彩。他在1911年为流亡中国的朝鲜文学家金泽荣所写的《丽韩十家文钞序》，便是他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的结晶。他在此文中所指出的一条运用文学发扬民族精神的救国途径，论证了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开创了这方面文学理论的探索。 
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理论发端于1903年的爱国运动和思想革命高潮，具有更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其主要贡献在三方面：①提倡“叫啕恣言”、“跳踉博跃”的文学语言，反对革命派中“文墨议论往往务为蕴藉”的不良现象，为反清革命召唤“雷霆之声”（章太炎《革命军序》）。②把资产阶级戏剧理论从改良派小说理论中分立出来，进行专门探讨，提倡“戏剧改良”，希望用“梨园革命军”来“唤醒钧天之梦”，“招还祖国之魂”，使大家“崇拜共和，欢迎改革”（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③对同光体进行彻底批判，指责宋诗运动是由于“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并且宣称“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柳亚子《胡寄尘诗序》），这些理论发展和补充了改良派文学理论的某些方面，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文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严重，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文学理论却是相当保守的。其大师章太炎还崇奉“古文学派”，认为古文字学是一切文学的基础，表现尤为突出。像《革命军序》那样的文学思想，早在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就已经否定了,甚至认为他这类为数不多的文章,“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并自称古奥难懂的《訄书》“文实闳雅”（《与邓实书》）。他的全部文学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把爱国与复古混为一谈，崇雅抑俗，甚至推崇魏晋之文“可以为百世师”(《国故论衡·论式》)。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偏激情绪,常常迷失政治方向,竟然赞赏王闿运的“能尽雅”和马其昶的“能尽俗”（《太炎文录·与人论文书》）。对于开创了近代文学批评史进步传统的龚自珍，则目为“汉种灭亡之妖”（《太炎文录·说林下》）。对于继承和发展了这个进步传统的许多改良派文人也都横加贬抑。 
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思想保守性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提倡“保存国粹”,排斥东西民主主义文化,反对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运动,要求从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中,特别是古典文学中,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为此,他们在1904年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社”，1905年又创办《国粹学报》,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国粹学报略例》）。这种思想不但与章太炎一致，而且对1909年成立的南社也有影响。高旭的《南社启》就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风者,乃奴此主彼,何哉？”因此，虽有柳亚子等人提倡“戏剧改良”，但南社的全部文学活动仍以传统诗文为正宗。 
这些保守理论给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创作带来很大局限。虽然他们写下了许多“悲壮淋漓的诗文”，却辗转在旧形式和狭隘种族主义思想中。由于局限性太大，他们在写作实践中有时便不得不采用自己理论上所反对的“新文体”和“新派诗”形式，造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可见革命派基本上并未完成自己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历史任务。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他们不但没有把改良派创建的资产阶级新文学理论推向前进，而且专门运用古老陈旧的观点对它进行攻击，这就使得新文学理论日益落后，由盛转衰，偃旗息鼓，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纷纷出现。这种情况首先从王国维开始，他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之一员，研究学问的方法也是近代式的。不但开创了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而且把中国诗歌理论发展成完整的体系，以“境界”为纲，有着许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见。但王国维从西方吸取得最多的却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改良派的没落情绪和厌世思想非常突出，他的理论体系也是从否定人生出发，渗透了游戏起源论、反功利论、超利害论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消极唯心的论调，完全脱离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这种思想的低级表现,便是堕落。1914年,海上漱石生的《繁华杂志》题辞竟说：“容我著书消岁月，管他飞檄动兵戈。……文林诗海消闲料，说部歌坛醒睡丸。谁道书成了无益，茶余酒后尽人欢。”至此，资产阶级新文学理论便已完全失却灵魂。
近代文学理论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近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李大钊身上。1907年，鉴于“中国（文坛）之萧条”，鲁迅热情写作《摩罗诗力说》，“别求新声于异邦”，向中国人首次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摩罗诗派”，赞扬拜伦“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赞扬这个诗派“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人,绵延至于无已”,“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后悲愤地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热切盼望中国能从横扫封建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得到启发，产生自己的“精神界之战士”。1916年,李大钊创办《晨钟报》,又在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中热情介绍这些“摩罗”中的“青年德意志派”，赞扬他们“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热切盼望中国青年能够“闻风兴起”。“青年德意志派”早就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乃是十月革命前能为中国文坛提供的最好的镜子和榜样。李大钊的文章又名《青春中华之创造》，发展了泛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摩罗诗力说》，进一步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迎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见“五四”文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