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阿塔围城战
历史背景
法荷战争后期，法军取得了马斯特里赫特之战的胜利，使得各国坐到了谈判桌前，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决定性的战役，战争双方仍然试图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为自己在谈判桌上谋取更大的利益。而萨伏伊公爵在1696年退出战争使得法国在东南战场压力减轻，得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西属尼德兰战场上来，路易十四决心以一场在佛兰德斯的大胜奠定在谈判桌上的优势地位。在一片故意营造出的和平迷雾中，1697年4月中旬，法军开始向阿塔集结，准备发动围攻。而这次围攻的总工程师，正是已经历了四十余场围城战，攻城技艺炉火纯青的沃邦。  
阿塔围城战
5月16日晨，约12000名法国骑兵抵达阿特，随即切断了该城与外界的主要交通线，并俘获数名联军军官。同日，围城部队主力及侧翼部队开拔。此役总指挥为卡蒂纳元帅（Nicolas Catinat），他与沃邦同为小贵族出身的将领，彼此间有近乎天然的好感，因而也为此次围城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卡蒂纳元帅的攻城主力部队约40000人，阿特城内联军约有3,600人，分别来自西班牙、瓦隆（位于西属尼德兰，当时以盛产雇佣军闻名）、意大利、德国、荷兰。攻城部队拥有73门火炮，其中有32门攻城重加农炮，包括20门24磅加农炮、12门33磅加农炮，其余41门火炮则主要用于杀伤人员。此外，多年来手把手培养后备工程技术人才的沃邦如今已拥有一支多达六十余人的工程师队伍，这为他的攻城战建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与此对应，城防部队配备有32门火炮和30名工程师。对于守军而言，幸运的是，在法荷战争期间，法军曾占据阿特，其后沃邦对阿特加以修缮，增修了八座棱堡（Bastion）和八座三角堡（ravelin），在棱堡上加筑了6米厚的护墙，每两座棱堡间距离约为200米，恰为滑膛枪的最大有效射程，可以提供交叉火力，使要塞防御大为增强。  阿特城除去驻军外，还有约6000名平民。出于人道主义和战争实际考虑，攻守双方允许城内妇女出城躲避战火。守军出于防御便利考虑，焚毁了城外多数建筑——此举可以有效减少法军依靠建筑物掩蔽接近要塞的可能。与此同时，沃邦迅速征用了两万名壮丁从事内外对垒线修筑工作，以期彻底切断守军与外界联系，4000辆当地居民的马车被用于物资运输，附近的医生和药剂师也全部被用于协助治疗伤员。  内外对垒线由两点五米厚的胸墙和两米深的壕沟组成，环绕整个城市并处于守军火炮最大射程之外，每250米左右修筑凸角堡（凸角堡如右图所示），以便阻击敌军时发扬火力。法军将50个步兵营和相当数量的骑兵中队配备到内外对垒线，以期消除守军突围和联军援军进入的可能。 
在对垒线修筑期间，成吨的木材和柴草，数以千计的镐、铲、斧、槌、桩、沙袋、木板，成里长的绳索不断运来。围攻逐渐进入有序阶段。 
5月22日，卡蒂纳元帅巡视围城部队，当夜7时许，法军冒着瓢泼大雨，自内对垒线起在城市西侧开挖左右两翼接近壕，攻击目标直指布鲁塞尔门。与此同时，法军一部在城北佯装开挖接近壕，以期吸引守军注意。城西两路实际攻击部队各配备了十名工程师和800名士兵，攻击部队携带大量柴捆和堡篮（装满土的柳条筐，用于构筑抵御要塞火力的胸墙），根据工程师命令不断开挖壕沟并加固。值得一提的是，为激励部队，沃邦本人亲自安放了前20束柴捆，以为全军表率。  经过一夜的工作，至23日拂晓，法军已向要塞推进约800米，并由两道接近壕前出，将距离要塞约600米的第一道平行壕（即上图中所示First Parallel）开挖完工，在此次挖掘中，法军无一伤亡。 
其后，法军以第一道平行壕为依托，继续向要塞掘进。掘进过程如下：首先由一名携带柳条筐的工兵以木制护盾为掩护，向前挖掘约半个土方，同时将泥土抛入筐中。完成后该工兵继续匍匐向前挖掘，其他工兵则对刚刚挖出的战壕予以加深拓宽，并以堡篮和柴捆对其加固，直到在战壕内行走的士兵可以完全被遮蔽住为止。如此工作一到两个小时后，工兵换班以便保持挖掘速度。当战壕达到一定长度后，步兵进入战壕，以便护卫工兵并阻挡守军出击破坏。至完工时，战壕宽度可达四米，足以允许火炮通行。每次投入到掘进中的总兵力为1600人，每天一班。六个营的步兵对壕堑工事加以保护，除此之外，还有200名火枪手，250名骑兵以及一个连的掷弹兵作为预备队待命。 
法军在向前掘进过程中，采取之字形壕掘进，有意识地时常改变掘进方向，使得守军火炮只能打在胸墙上，以此避开守军的纵射火力，减少损失。至24日夜，法军已通过之字形接近壕接近到距要塞约300米的第二道平行壕（本页上图所示Second Parallel）。尽管守军以炮击和出城袭击加以应对，但并未对法军造成太大阻碍。守军正面的13门火炮每天仅能杀伤10名法军，在围城战的前五天中，法军总计伤亡仅有50人。 
沃邦在阿特围城战中对炮兵的使用与标准的沃邦攻城法相比有所改动，至第二道平行壕完工后，沃邦才开始命令炮兵进入平行壕。27日拂晓，法军开始炮击。 
与马斯特里赫特等战役不同，在阿特围攻战中，沃邦大量使用跳弹射击战术（即在射击时选择低伸弹道，使得炮弹在射中目标区域后向四处反弹，从而对临近的人员和机械构成威胁。在攻城时，炮弹直接跳越工事的胸墙，从侧方射入棱堡或三角堡的正面，杀伤人员和击毁火炮。这样的炮队还用来对隐蔽路的个别地段进行纵射。），共有6个连的炮兵计36门加农炮被用于跳弹射击，再加上28日起开始炮击的另外2个连的24门臼炮（短身管大口径火炮，以曲射火力杀伤目标。这24门火炮由3门发射540磅炮弹的重型臼炮和21门250里弗（livre此处里弗为重量单位，一里弗约合1.09磅）臼炮组成），有效杀伤了掩蔽物后的守军。跳弹射击的火力几乎使得守军无处藏身，根本不敢暴露行迹。27日当天，守军正面的13门火炮即被击毁2门，跳弹射击后的反弹效果造成守军每天损失均达百余人。早在1688年，菲利普斯堡围攻战中，沃邦就首次使用了跳弹射击。而在阿特围攻战中，沃邦将跳弹射击对人员和火炮的杀伤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此时，尽管理论上根据沃邦攻城法应当修筑第三道平行壕，但跳弹射击的良好效果使得守军战力已经大为减弱，沃邦遂决定不再修筑平行壕，而改为继续向主攻方向上的纳慕尔棱堡（即左图中的Namur）、林堡棱堡（即左图中的Limburg）及中间Barbancon三角堡挖掘之字形接近壕。至29日夜，跳弹射击火力已迫使守军放弃斜堤。当夜，法军接近壕挖至斜堤。30日早晨，主攻方向上的三座堡垒正面的隐蔽路（Covered Way）和斜堤（Glacis）已全部为法军壕堑工事占据。尽管守军火炮猛烈回击，但是由于工事坚固，法军3死8伤，损失微乎其微。不过沃邦本人却被一发子弹击中锁骨，再次受伤。  法军进至斜堤和隐蔽路后，沃邦命令工程师开始挖掘坑道以引去护城濠内积水，濠内积水迅速下降至约1米深。 
此外，由于上登德河（Upper Dender）流经此处，法军集中3门最大的重型臼炮（发射540磅重的炮弹）对水闸进行轰击，（即左图所示最上方臼炮队射击方向）31日，水闸被轰开，大水漫入城中，淹没中心广场数小时。 
5月31日起，法军以21门250里弗臼炮和三个连（包括新组建的两个连）的跳弹炮队对Barbancon三角堡两侧的Cambron三角堡 和 Recollets三角堡加以炮击。除此之外，原正面四个连的跳弹炮队仅有一个连继续以跳弹射击炮击Barbancon三角堡。其余三个连则不再发射跳弹，变为破城炮队，各针对一个三角堡使用加农炮直接瞄准射击，破坏城墙（如左图所示）。此外沃邦还使用坑道作业从地下接近城墙，以期多管齐下破坏城防。  法军工兵部队向护城濠内投入大量柴捆，以便突击。31日夜，法军掷弹兵攻入Barbancon三角堡，守军试图反击，但立刻遭到掷弹兵的逆袭和隐蔽路上法军的火力覆盖。当守军试图撤回后方凹角堡时，却发现法军炮火已摧毁了三角堡与凹角堡间的桥梁。法军控制了Barbancon三角堡，6月3日，堡内最后一名抵抗者投降。 
6月2日，法军将12门攻城重加农炮运抵Barbancon三角堡两侧的隐蔽路，随即对左右的纳慕尔棱堡和林堡棱堡发动直接瞄准炮击。24门臼炮也对其发动曲射炮击。两个新组建的破城炮队也前出至纳慕尔棱堡和林堡棱堡两侧予以炮击。得知战场状况后，荷兰执政兼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只得放弃徒劳的救援计划。事实上，当猝不及防的联军方面在得知沃邦前来围攻阿特后，已然做出了极为悲观的估计——法军将在15-18天内拿下阿特。已经64岁高龄的沃邦则不顾重伤在身，信心十足地表示即便是撒旦本人带领一万部队坚守于此，也无法阻止他攻克阿特。他甚至这样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前从未有过像阿特一样如此巧妙、如此迅速的攻城战例。” 
6月5日，纳慕尔棱堡和林堡棱堡的城墙缺口已被扩展至接近40米，卡蒂纳元帅和沃邦在勘察缺口处状况后决定发动突击拿下这两个棱堡，20个连的掷弹兵整装待发。正在此时，城内打出白旗，发出求和信号。5日晚，双方就投降条件达成一致。至此，阿特围城战结束，从5月22日开始挖掘第一道平行壕算起，仅仅过去了15天而已。法军在此期间战死50-70人，战伤250人，其中两名工程师殉职，七名工程师受伤，由于进展神速，火药、加农炮弹等物资仅仅消耗了一半储积量。对于这样一座防备坚固，且拥有3600守军的要塞而言，这个代价相当轻微。当年9月，《里斯维克和约》签订，法国与奥格斯堡同盟停战。 
在阿特攻城战中，沃邦严谨而又适时应变的战术作风，努力减轻双方伤亡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不断推陈出新的军事技术应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百余年后，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工程师们仍然赞美阿特攻城战为：“从未有过如此快速，花费如此之少，而对守军如此致命的攻城战”这是沃邦和沃邦攻城法的伟大胜利。
综述
即便在人杰辈出的路易十四时代，沃邦元帅也被伏尔泰誉为“最优秀的公民”。沃邦元帅军事生涯，体现了沃邦本人出众的才能和当时法国雄厚的国力。他的防御体系为法国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安全保障，直到普法战争期间，这些古老的工事仍能发挥余热。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法体系的逐步确立，17-18世纪的战争总的倾向是在战时保护私人和私权，从而缓解战争的苦难，使得战争尽可能符合人道，如后人塔列朗所述：“国与国之间和平时代应当尽可能多地互相善待，在战争期间则应该尽可能少地互相恶待”。同时，笛卡尔的数学式新理性主义以及帕斯卡的“几何学精神”，使得诸多科学革命在欧洲特别是法国蓬勃展现，人们开始发现机器及其奥妙的精确性。⑤在沃邦的军事生涯中，他贯穿始终的力求减少双方伤亡的人道主义作风，他精深的专业技术知识将数学应用于技术领域的才能，对精确、条理、定量化的追求，对革新创造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沃邦攻城法、沃邦筑城第一法、第二法、第三法、插座式刺刀、跳弹射击法的诸多创新实践，正反映出时代精神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