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戴维·布鲁斯
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接待
戴维·布鲁斯当时是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在美越举行巴黎会谈期间，布鲁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这在西方外交界无人可比。 
“联络处”顾名思义显然低于大使馆(联络处官员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国驻华外交官名录上)，但中美关系又十分重要和极为敏感，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起着关系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选拔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担当此任，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在中国方面，毛泽东主席确定黄镇大使的职务后，于1973年4月12日召见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及外交部几位领导人，曾幽默地问黄镇：“你是升了还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足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一职务的重视程度。 
1973年5月14日，布鲁斯夫妇抵达北京。他们意外地发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大司司长林平已等在机场欢迎他们。姬鹏飞外长很快会见了布鲁斯，乔冠华副部长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饭店会见和宴请他们夫妇。更令布鲁斯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5月18日会见了他。 
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所有驻华使节一视同仁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破例地高规格接待这位美国使节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先期到达华盛顿后，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派出高级官员远道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欢迎韩叙一行。韩叙一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多次宴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会见。周总理得知后即指示外交部，对美国派来的联络处主任要提高接待规格。国与国之间讲究“对等”，既然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外交使节，中国当然应还之以礼。其二，当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经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传递。周总理5月18日会见布鲁斯，除了对他表示欢迎，也确实有事情要谈，要他转达给华盛顿。
周总理的两次接见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4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 
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官邸接待客人。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他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联络处开办小学
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员对处理家属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出国都不带家属，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员，子女都留在国内。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大都带着家属，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住在公寓内，办公与住处分开，宴请一般都在家内举行。本来法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办了学校，但美国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送小孩去入学。中国在外交公寓附近办的学校也收外国小孩，但美国人也不想入。美国联络处决定自己办学校。开始时只有6名小学生，地点就设在美国人住的公寓的门厅和阳台里，教员由联络处人员的家属担任，有时美国外交官也去讲课。课程则选用美国教材。联络处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决小学的校舍问题，但中方当时也有困难，暂时只能因陋就简办下去。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家属到美国办的学校入学。这件事，也算是布鲁斯任职期间的“政绩”之一。
海军陆战队惹麻烦
布鲁斯的驻华联络处开始时人数不多，开馆前通知中方将有29人，另外，还将雇用一些中国雇员，担任会计、翻译、打扫卫生等工作。实际上开始只来了26人，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而进一步增加人员。派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释，这是美国驻外机构的通用做法，并非专为驻华机构而设。但就是5名海军陆战队成员，却闹出了许多麻烦事。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绶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 
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 
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只能在馆内佩带。基辛格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要求布鲁斯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但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装。 
布鲁斯离职前的感慨
布鲁斯在华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前半期比较活跃，后半期默默无闻。可以说他在北京的作用还没得到发挥，就结束了这段外交生涯。 
布鲁斯在后半期表现比较沉闷，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开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鲁斯作为高层传递信息渠道，但后来美方发现通过在华盛顿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或副主任韩叙传递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经常是由基辛格向他们口头讲述就可以了，逐渐地不再使用布鲁斯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关系由于美方热衷于搞“对苏缓和”战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上迈不出任何步子。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在两国关系上也不能有所作为。这时的布鲁斯有了“失业”的感觉。 
布鲁斯在华任职期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对沟通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促进双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临行前乔冠华副外长出面在颐和园为他送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祝愿他回国一帆风顺。 
1974年9月中旬，在布鲁斯即将回国前夕，乔冠华副部长设宴为布鲁斯饯行，美国联络处的主要官员都出席了，活动安排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内，而且是在晚上。 
这次令人难忘的活动之后不久，布鲁斯大使在1974年9月16日会见了到北京访问的英国作家韩素音，再次谈了自己临走前的一些感受。他表示：他对离职感到惋惜。谈到对中国看法时，他表示很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留下的著作具有极大的意义。他预见中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因为中国资源雄厚，财力也会逐步增加，5年内中国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但中国必须保持纪律，控制浪费和奢侈，合理利用资源，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9月25日，布鲁斯夫妇离开了北京。不久，他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常驻比利时“北约”总部。1985年布鲁斯因病去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