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
基本信息
副标题: 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  
作者: 弗兰西斯·薛华 　　译者: 梁祖永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出版年: 2008-01　　页数: 247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1912-1984)是基督教的思想家，福音派学者，神学家，[1-2]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有深远的影响。
书名的由来
此书的英文原名为“How Should We Then Live？”，取自旧约以西结书33章10-11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我们）怎能存活呢（how should we then live）？’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此书名有中译为“我们该如何生活”，似乎远不能反映出作者所关切问题的紧迫和严重。薛华探讨的议题是关乎生命的，绝不止于生活的层面。因此借成语“前车可鉴”来做书名。
内容简介
弗兰西斯·薛华深入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历史画卷：基督教的兴起、古罗马的败亡、中世纪教会的变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及特质，并从圣经真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勾勒出一个人本之人文主义兴起并不断向神本挑战对决，然后出现各种各样妥协思潮的过程。薛华特别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描述分析了从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启蒙运动时代人的意气风发到现代人的悲观绝望，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乃在于身为造物的人竟企图僭越造物主的位置——这恶中最大的恶，并呼吁唯有接受上帝的启示，依照圣经真理而活，人类才有希望。
薛华博士的写作理念
在书中，薛华不仅针对当时代的特征和西方思想文化甚或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意见，向现代主义同时也向后现代主义发出基督信仰的警语，亦对当时福音派教会和基督徒的生命所存有的一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三十多年后这些提醒对教会和基督徒而言仍不无助益。
薛华认为，教会和基督徒个人应该作暮鼓晨钟，就社会不公及罪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今天我们觉得遗憾的，是基督徒应该说话的时候，往往保持缄默。在种族歧视和没有爱心运用财富的问题上，基督徒三缄其口，这就与他们的身份不符了。”（ 《前车可鉴》，122页）他提到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如沙甫慈布利（Shaftesbury）、威伯福斯（Wilberforce）、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他们曾毫不忌讳地指斥邪恶和不义。沙甫慈布利曾努力不懈地防止矿厂和工厂的女工及童工被剥削；约翰·卫斯理斩钉截铁地反对奴隶制度；威伯福斯与其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更是一生致力于废除英国的奴隶制度。他们在抨击反对这些社会不公和罪恶时，无不遭遇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甚至敌对，但他们却矢志不移，只因他们认定，警戒、反对有悖上帝真理的罪恶是上帝对他们的召命。在今天，“没有爱心运用财富”的种种行为似乎已然不关涉任何的不义，甚至成为时尚、高品质生活的标志为人羡慕和追求；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度好象已经成为历史，却刚有“人贩子、现代包身工、黑砖窑”赫然被曝光；性革命、同性恋合法化的浪潮滚滚而来，知名女学者李银河已着手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中国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名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子恩被称亦是虔诚的基督徒......面对此等种种，我们中国的教会、基督徒似乎也是沉默的。而这种沉默不啻是在印证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那些关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教训、言论只适于用来在教会和基督徒的圈子中传布，不能用基督教的价值观衡量非基督徒。现今的中国亦是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本主义者不下是非的判断，“他们认为万有中的‘终极实在’——就是非人格的宇宙——是中性的，无所谓是非、对错、善恶，是完全缄默的。”（ 《前车可鉴》，122页）相对主义者则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普遍真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内在特征，只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普遍有效的道德原理也是不存在的，所有道德原理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不同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世界观的历史》，290页）他们均不承认有“绝对”，薛华说：“我们这一代有一个古怪的标记——唯一的绝对就是绝对地强调没有绝对。”（ 《前车可鉴》，213页）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如果在人的思想背后没有绝对，那么，我们便无从判断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结果便会无止境地争论和分歧下去。”（ 《前车可鉴》，138页）但是，根据圣经，“绝对”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评断某些事情是对的，某些事情是错的。薛华认为，“教会应该勇敢、清楚地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 《前车可鉴》，110页）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要吹角，警戒众民。“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以西结书33:6）。
其次，在薛华看来，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前车可鉴》一书就是对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表述。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和物质世界与公共生活无关的一个领域当中的一种“个人信仰”，它负责在人脆弱的时候安慰人，其他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很多信徒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正如诺格尔在《世界观的历史》一书中所言，他们只从教会、圣经、教义、事工、灵性、宗教，或上帝的角度来理解信仰，却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全面的、包罗万象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督教信仰本为一片汪洋，却在许多信徒心目中被缩小为一只鱼缸。因此许多信徒的生命也呈现一种“分裂”的状态，如在教会内和教会外完全是两种面貌。薛华认为，人人对事物都有一套先存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一种世界观，虽然人自己未必能察觉得到。人的世界观是他的价值的根据，于是，也就成为他作决定的根据，“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7）。（ 《前车可鉴》，15页）薛华使人们认识到，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基督教及其对立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不仅告诉人们如何才能获得宽恕，它还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督徒必须认识到，他们的信仰包含关于人生世事的重要哲理。（《世界观的历史》，32页）许多信徒生命表现出“分裂”性，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世界观没有完全地转变。古今中外，人无不处于各种压力之下，基督徒亦不例外。薛华说，面对压力，不同的世界观能发出不同的承受力。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之能抵抗不同的宗教混合和不受罗马文化种种坏方面的影响，就说明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来自于其根基——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神，以及他的道。在此基础上，基督徒可建立一个普遍而绝对的价值体系，也就是基督教世界观，作为其生活以及判断自身所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根据；他们可以懂得无神之人无法找到的宇宙和人类的知识，也找到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真正根据。（ 《前车可鉴》，18页）基督徒当如何应对当代世俗主义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种种压力和难题呢？薛华呼吁，基督教世界观是唯一可以信赖的能够使人们摆脱世俗生活困境的选择。
福音派与当代文化表达之间似乎一直有一层看不见的帷幕，《前车可鉴》起到一种拆毁的作用，薛华在其中提供了基督徒对雕塑、音乐、绘画和文学等现代人心灵的哲学陈述的解读。薛华极其强调基督信仰是一个整合真实的信仰，与人生各个层面，无论是哲学、伦理还是艺术、社会、文化，都息息相关。把这些人生之点用基督信仰的线串联起来，便构成一面整合的真实。他是一个“见树又见林”的人。（《神学的视野》，313页）他非常强调基督徒要熟悉当时代的文化语言，否则便无法与福音对象特别是非信徒知识分子展开对谈，有效地在当代传扬福音。受薛华的影响，众多福音派信徒已经开始用基督教的观念来思考世事人生，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哲学家华尔斯说：“薛华的书使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改观。他帮助我比以往更广泛地思考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演变成较完整的世界观，包含许多以前我从未清楚想过的和属灵有关联的事物。”（“薛华的异象和挫折”）我想这也正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看过《前车可鉴》一书后的感受。
薛华的这本书还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人文主义的种种陷阱。首先是圣经无误论的动摇。如果基督徒单单承认圣经中的价值体系、意义体系和宗教事物，却贬低圣经所肯定的宇宙观、历史观和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者把圣经的宇宙观、历史观和道德绝对规范放进以文化为出发点的领域，就会掉入存在方法论的窠臼。他提醒，如果把圣经打上存在方法论的烙印（不坚守圣经无误论），基督徒在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中便起不了“盐”的作用，就没有真正的绝对来改善或审订文化、国家和社会。（ 《前车可鉴》，249页）其次是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只求个人的安定和富足”，可说这是当今世俗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危险之一在于人会渐渐失去对自由和真理价值的兴趣，政治会再没有理想可言。而大多数的教会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长久以来，许多教会都只是在教导一种包有宗教术语外衣的相对的人文主义。（ 《前车可鉴》，222页）
薛华还提醒，“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要知道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世界观会给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而且要着意实践它，尽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在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尽量影响社会。”（ 《前车可鉴》，250页）薛华一贯强调基督徒的信仰要能付诸实践。他认为教会不单教义要纯正，而且要能实践真理，活出神学，要有实际的社会关怀和行动。在经历一段长期的属灵危机后，薛华看见：基要信仰必须经由实际的爱来传播。“地方教会或基督教团体必须信仰纯正，但也应该是美丽的，地方团体是超自然神的标本，是在世人中间彰显实质医治的群体......多少正统地方教会，在这点上是死的，没有丝毫爱和交通的迹象。如果在地上活不出实际，等于否定了我们所表白的信仰。”（“薛华的异象和挫折”）薛华自己和妻子于1955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镇创办了一个名为“庇荫所”（L'Abri）的独立福音机构，开放自己的家，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从教授到辍学学生，艺术家到工程师，嬉皮士到家庭妇女，都在“庇荫所”留下身影。他们中多半都是寻求基本哲学问题答案，希望找到值得他们为之奋斗的人生意义和目标的年青学生和知识分子。薛华夫妇盛情地款待、聆听并与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对谈，提供基于纯正信仰的各种讲座、讨论会、沙龙、音乐会等等，用真诚的答复回答他们真诚的问题，向他们见证绝对的福音真理。（"L'ABRI")许多迷茫的青年都在“庇荫所”被薛华夫妇的生命所影响，在那里找到了思想的出路，知晓了人生的真谛和意义。他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跟随基督，更热爱生命和思考。薛华不但传讲真理，更活出真理。作为定位为服侍知识分子群体的教会，我们为数众多的福音对象也是造访“庇荫所”那样的迷茫青年：他们受到各样现代或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接受人类纯为物质世界、时间和机率的产物。多数人无法分辨是非对错，不知道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他们的道德观紊乱，深具社会疏离感，但却充满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我们无疑可以从薛华的思想和事工中觅得有益的启发。
最后，从《前车可鉴》整本书的写作特点甚至其英文书名中，我们可以一窥薛华独具特色的传道、护教方式。薛华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大前提；人存在的真实包括两方面：人本身的人性以及外在的客观世界；基督徒的大前提（1、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神。2、宇宙是从位格开始。3、自然是个因果的开放系统。）与存在的真实相合；非基督徒的大前提（1、没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神。2、宇宙是从非位格开始。3、大自然是个因果的封闭系统。）与存在的真实不相合；所以非基督徒是活在一种张力的状态中；这种张力有利于传福音。（《神学的视野》，317页）薛华非常重视，也非常善于找出福音对象内心的张力点。以《前车可鉴》一书为例，世人无不关心“如何存活”的问题，也无不从根本上被这一问题困扰。薛华要读者带着这一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与他一起踏上回顾西方文化历史的旅程，寻找问题的答案。借着对西方文化发展过程的犀利剖析，他给现代读者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从前辈寻索的身影中看到并反省自己的本相。薛华让现代人看到，其自身思想与现实生活间总是存在激烈程度不一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现代人所抱持的种种人生世界观，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带来意义与满足，只能是加深人心灵的矛盾和困惑。薛华就是这样用他的智慧和爱心让对方深深体会自己的理念是行不通的，不能再找其他借口来防卫，不能不承认在实际的境遇中，自己的思想根本没有出路，自己实在需要改变。薛华的这种福音预工、这种护教性对话的松土工作对我们中国教会的知识分子福音事工的开展应该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转自豆瓣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