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萧克
人物简介
第一上将
萧克，1907年7月14日生，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南宜章黄沙堡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第十二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冀察冀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排名第一）。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生平介绍
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小街田村，原名萧武毅。他受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学生时代就组织“共学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冬，从本县甲种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广州，1926年初，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该教练所后归并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并随国民革命军征战江西、浙江等地。
1927年初，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叶挺部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洪流，并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萧克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他在家乡组建中共嘉禾南区特别支部，组织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
1928年初，他参加了朱德、陈毅组织的湘南起义，参与组建宜章独立营，任副营长兼连长，并率部参加井冈山会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历任连长、营党代表、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他身先士卒，数次在战斗中英勇负伤。
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通道，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成立，他担任副总指挥，10月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1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带领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为保存红军力量和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他于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副师长，与贺龙、关向应一起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组织指挥了收复河曲、保德、偏关等7座县城的战役。1939年2月，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提出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发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在北平周围创造和发展了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开展有声有色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
1942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坚持、发展和壮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指挥该地区的反“扫荡”战役，总结推广了冀中地区的地雷战、地道战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194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1944年4月，他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8年5月，萧克同志根据党中央关于办“大军校”的指示，参与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兼任副校长。
1949年5月，调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南下，横渡长江，进军中南。他联络民主人士，组织策划河南张轸起义和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为武汉的顺利解放和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他参与指挥第四野战军千里追歼，席卷中南、西南，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中南地区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诸部共43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等省和海南岛，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残存主力。 
1950年6月，萧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他在组建军训部机关的同时，着重抓了筹建军事学院、组织编写军事条令和指导全军军事训练等主要工作。 
1954年11月，萧克同志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兼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负责全军的教育与训练。1957年11月，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同志遭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职务。1959年9月，调任农垦部副部长，他坚持原则，反对浮夸，纠正在橡胶种植工作中的冒进计划，先后主持制定了《国营农场工作条例》、《国营农场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等40余项综合性和专业性规章，对加强和改善国营农场的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打击迫害。1969年冬，他遭受错误批判，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逆境中，他始终坚定信念，坚持学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1972年5月，萧克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他重返军队院校领导岗位后，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同其他校领导一起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狠抓领导班子、教员队伍和教材建设，全面整顿恢复了学校正规的教学工作秩序。1975年，他顶住“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深入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治军必先治校”、“把教育和训练放在部队建设的首位”等主张，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的充分肯定。在他主持军政大学工作的5年中，学校共开设12个班次，培训学员6600多名，为后来军队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军队建设与发展培养了大批治军骨干。
1977年12月，他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后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他带头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恢复和发扬我军治校办学的优良传统。
2008年10月24日12时5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1]
精彩人生
井冈显将才1927年7月底，萧克随部队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同年10月，南昌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州、汕头遭到失利，他从汕头回到湘南，在临武县牛头汾与地方党组织接上了联系。1928年1月初，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进入湘南，与地方党共同发动了湘南暴动。他在家乡闻得讯息，赶到宜章县的 石参加暴动，担任 石农军独立营副营长。是年4月上旬，湘南农军在强敌的合攻下向井冈山撤退，肖克奉命率独立营翻过骑田岭山峰向东转移。
4月中旬的一天，独立营进入资兴县的龙溪洞，在路上，突然与毛泽东带领的井冈山红军相遇。开始萧克等人紧张起来，传令准备战斗。井冈山红军发现对方是湘南农军，派第一连连长陈毅安过来联系。陈毅安与萧克走到毛泽东跟前，陈介绍说这是宜章 石独立营副营长萧克。毛泽东与他握手，风趣地说：“好哇，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萧克！”说完打量着这支五六百人的队伍，对萧克问：“你们有多少人枪？”萧克答道：“人倒有600多，枪只有七八十支，都是梭镖，所以叫我们梭镖营呢。”“梭镖营？是啊，果然那么多梭镖。”毛泽东说完又倾吐心中的感慨，“揭竿而起，这就是揭竿而起呀！”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1928年5月4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初时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萧克率领的 石独立营编在第29团，萧克担任连长，29团系红四军的主力团之一，全团有1600余人枪。 
朱毛会师后，5月10日，赣敌杨如轩师两个团自吉安开到永新，兵分两路向红四军夹攻而来。军情报至，毛泽东与朱德在茅坪计议对策，决定集中精锐先把一路敌军打垮，由朱德率28团、29团从茨坪方向开出去迎击犯敌。 
5月11日上午11时，两个团的红军走过了朱砂冲，朱德命29团为前卫赶往黄坳。29团团长胡少海命1营走在前面，萧克在该营任3连连长。3连是全团中战斗力最强的连队。第1营行至黄坳村口不远，尖兵班返回来向肖克报告，说黄坳村的河滩、大路边，三三两两地坐着正在休息的敌人。萧克听说黄坳到了敌人，对营长朱舍我说：“敌人也是刚到不久，应当乘其不备打过去！”朱舍我犹豫着说：“光是我们打过去，要是28团跟进不上怎么办？”萧克回道：“早下手一分钟就早强一分，28团是一定赶得上的。”朱舍我见萧克说得决断，思忖萧克在北伐军就打过很多仗，应当有把握，于是对萧克回道；“好吧，你们连打前锋！” 
萧克指挥第3连和另两个连冲进黄坳打响了战斗。只一转眼的工夫，猝不及防的敌人便死伤了四五十人。村里的敌人赶来参战，一到村口就遇到一排排子弹迎面射来。敌人见活活地挨打，只得往村里退。萧克命令部队追击过去。随着后续部队赶到，29团那些亮光闪闪的梭镖，看上去就像6月里沙洲上的片片芦花，声势好不吓人。只十几分钟，以萧克连为前锋的29团，打垮了赣敌81团的先遣营，消灭敌军100余人，俘虏40多人。随后不久，朱德率28团赶到，问明情况，欣喜而道：“俗语说打架靠头场，这一仗打得好！”随即夸赞朱舍我指挥得当，朱营长指着萧克说：“当时我下不了决心，是肖连长说要乘敌不备打过去。”朱德听后望着萧克点头：“要得，打仗就讲究快捷，哪个占先就哪个得利！” 
朱德向敌人俘虏兵问明第81团的另两个营正从永新拿山向这里开进，决定部队赶到前方30里的五斗江伏击敌人。当下释放被俘的敌兵，有意带着部队向遂川方向开进，给这些俘虏造成了一个假相。 
5月12日上午10时，红军在五斗江大败敌81团，团长周体仁只带200多残兵逃走了。红军留下1个连打扫战场，部队乘胜追击，第一次占领永新县城。在红四军的首次胜利中，萧克给朱德和胡少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年5月下旬，红四军在永新草市坳歼灭赣敌第27师79团，击毙团长刘安华。6月中旬，军部对4个主力团的部分干部进行调整，萧克被任命为29团1营营长。 
萧克升为营长后不到10天，就在新七溪岭的红白两军的激战中担当重任，指挥第1营扼守主要阵地之一泰山亭。 赣敌杨池生第九师3个团和得到补充的杨如轩师两个团，共5个团从新、老七溪岭向宁冈进击，这是湘赣两省对朱毛红军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的迎敌方针是：28团在老七溪岭御敌，29团与31团1营扼守新七溪岭，31团3营在宁冈睦村方向警戒湘敌。 
泰山亭是红军在新七溪岭的头一道阵地。朱德布置萧克营防守于此，是以交叉火力封锁那条蜿蜒而陡险的小路，阻击敌人的仰攻。萧克带领部队于天亮时开到山上，布置战士们在两侧山梁上做了工事，没有泥土挖不下去的地方，则用岩石垒起一道宽厚的石墙。上午10时，敌人第27团连着攻了两回，都是苦于地势陡险不可得手。敌团长李文彬赶上山来指挥战斗。他明白要在这样险恶的地方打通胜利的道路，只有用火炮开道，用士兵的尸体奠基，命令全团的火炮和重火器向红军阵地轰击，再以连为单位一拨接一拨发起冲锋。 
29团1营的官兵们沉着应战。萧克指挥炮手将军部调拨过来的两门迫击炮，专门轰击敌人的机枪阵地，其余的武器只有等到冲锋的敌人到了离阵地八九丈远的地方，得到他的命令后才先用枪打，再投出手榴弹。只见阵地上尘土飞扬，柴枝翻飞。第1营的官兵们连续打退了敌军的两次强攻。 
在新七溪岭主峰望月亭指挥战斗的朱德，几次派参谋来到泰山亭阵地，向萧克了解战况。萧克充满信心地表示：坚决挡住敌人的猛攻。敌人的第4次进攻增加了两个营和五六挺机枪。子弹像成群的蝗虫一样密集，打得满山的树木叶落枝断，迫击炮弹不断飞出，炸得山石横飞，树木乱倒萧克与营党代表彭睽依次来到各处的阵地，鼓励战士们奋勇击敌。 
临近晌午的时分，朱德在了解到泰山亭阵地的战况后，考虑到萧克第1营已坚守了两个多钟头，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自身的伤亡也不小，便下令第1营从泰山亭撤出，退向红军的第二道防线。朱军长对第1营在战斗中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了，认定萧克是个堪负重任的优秀指挥员。 
新、老七溪岭红白两军鏖战的结果是，由于红军32团团长袁文才率1个营捣毁了敌军的前沿指挥部，旋在老七溪岭敌人的背后猛揍一拳，配合28团击垮敌军，又迅速增援新七溪岭，前后夹攻将敌人打败。此役红军全歼了赣敌1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2000多支，取得了威震湘赣两省的大捷。虽说红军战士们写下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的标语，但整个战斗还是打得很苦的，付出了血的代价。如萧克的第1营就是这样，没有像1营那样不惧伤亡的硬战，红军是无法取胜的。 
其实，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对肖克也是印象良好。9月间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师井冈山的路上，因为追击叛徒牺牲了28团团长王尔琢。在崇义县整训的时候，毛泽东提出：“28团不可没有团长，由谁接任合适？”朱德戚然地缄默少时，说：“可惜萧劲在老七溪岭牺牲了，能找到这么一个人不容易。”毛泽东提出：“萧克这个人怎么样？”朱德回道：“萧克的文才武略都很不错，只是他一贯在29团，对28团不那么熟悉，要么就让一营长林彪担任吧。”毛泽东点头。接着二人议定调胡少海到一营接替林彪，王展诚到三营任营长。第二营则由萧克任营长。 
萧克调到28团，实际上是回到老部队――原叶挺第24师就是28团的前身，而第二营恰好是肖克所在的71团保留下来的建制。该营在萧克的指挥下，回到井冈山后参加了11月9日击败赣敌周浑元旅1个团的战斗，带领部队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 
萧克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显露出来的军事才干，其后在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得以展现。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他担任了红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后来的开国将军刘亚楼、刘忠、杨成武、张南生、王集成等，都是他的部下，闽西的群众称他为“闽西肖司令”。1932年，萧克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八军军长，成为一个独立战区――湘赣苏区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其后红六军团成立，他担任了军团长，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智勇双全的骁将。“三次站错队”（萧克）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萧克将军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克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炎黄春秋》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同志，晚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离职后受中央军委委托主持编纂八路军史料丛书。他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力倡实事求是，反对人云亦云。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纠正一些讹传，在学界传为美谈。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翌年5月在北京宣布成立；7月，这个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正式创刊。从此，《炎黄春秋》在萧克将军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走上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10年耕耘的辛勤中，10年收获的欢乐里，都有着萧克老将军的身影。10年来，萧老对《炎黄春秋》的指导、支持、呵护，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然而都是深刻的，久远的。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筹备时，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在他的直接关怀指导下，很快就办好了有关手续。《炎黄春秋》杂志初创时，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文革”时写大字报的痕迹。如此简陋的办公室，使前来看望大家的萧克老将军立刻想到了延安，想到了“抗大”。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萧老还特别嘱咐一位副社长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
萧克将军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4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恰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萧老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萧克同志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他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对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即使布置工作，也从不用命令的口吻。《炎黄春秋》的记者随他出差，他走在哪里都是询问、倾听；他出席各种学术研究会，需要讲话时他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认真准备。萧克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大树将军”萧克将军虽然排名在上将的头一名，其实以萧克的资历和职位来讲，这个安排还是有点委曲了。虽然在大将评衔时林彪曾致信毛泽东希望突出井岗山在解放军历史上的地位，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也确实有四位大将（粟裕，黄克诚，谭政，罗瑞卿）是从井岗山上下来的，可大将里面原有的分配给红二方面军的名额却没给最有代表性的上过井岗山的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而给了临时突击提拔的许光达。许光达让帅时也曾提了两个人名，一个是萧克，二是王震，可都没被通过，授衔时明着看军功，资历，职位，暗着看以往的政治表现。军功，资历，职位上萧克都没问题，由此可见萧克是在最后一点上吃亏了。同理，很多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也因为张国焘的原因军衔被人为的压低了。
萧克上将是个老革命，和林彪一样出身于黄埔四期。萧上将十六岁就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北伐，后在叶挺部效力，并于一九二七年入党，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路败退上了井岗山并在整编后的红四军任职。从这点看按说萧克该算是主席的井岗嫡系了，可从萧克个人的回忆录来看，萧克对毛主席一直是有保留的支持的，在朱德，和毛泽东在关于前委和军委的争论中，萧克也倾向于朱德一边，而正是在这场争论中，林彪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不过萧克还是凭战功于24岁当上了红八军的军长，虽然比不上林彪的24岁军团长，也算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年轻将领之一了。
当然单单支持了朱德这还不是主席不喜欢萧克的主要原因。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萧克受命担任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做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西征寻求和贺龙部会师。从此萧克作为贺龙的副手开始了和贺龙长达十年的不算太愉快的合作。说起来萧克和贺龙的第一次误会还是因为某次战斗中萧克、王震所部擅自撤退，使贺龙部受到了很大损失。
在西征会师后，萧克贺龙联军所部一路损失巨大，仅萧克一部就从出发时的近万人减员到了不足四千。贺龙，而这时萧克所部真正的救命草却是当时在川康黔大出风头的张国焘。张国焘当年手下全胜时有八万之众，别看张国焘看别人都从上向下看，对贺龙横竖不顺眼，可对萧克就挺客气，从萧克的回忆录来看，萧克对红四方面军很有好感，对张国焘本人也没甚么微词，而张国焘本人在回忆录中也对萧克表示赞赏。萧克并对一方面军突然离开四方面军北上表示了不解，据萧克称这也代表了当时红二方面军大多数将士的态度。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萧还在张国焘手下做了军长，而这时贺龙，萧的政委王震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以后，毛泽东对萧克有些成见也就不奇怪了。另外还有萧克在红六军团时的后台老板任弼时，当年在苏区也曾激烈的反对过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支由弼时，萧克统带的队伍有所偏见也就在所难免了。
等到张国焘彻底失败后，萧克也回到延安，进了军政大学。抗战时期再次和贺龙搭档做了120师的副师长，萧克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挺戈的，给贺龙当副手时还向中央告了贺龙一状，说贺在120师搞土匪作风，提拔乡族亲信，这事报到毛主席处中央又给打回到贺龙手里了，和萧克一起告贺龙的王震马上做了检查过了关，当然贺龙那时还打不倒萧克，不过以后贺龙对萧克这个120师的二把手也就没了好脸色。抗战后期萧克还当过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在晚年写了本小说《浴血罗霄》，还得了茅盾文学奖，书中人物一个个鲜活鲜活得，说的就是这段时光的事。
等到解放战争打响，贺龙是晋绥军区的司令员，萧克就当了个军政大学的副校长，仗仗挂个名，可临阵指挥决策却没了份，有点可有可无。到了1949年萧克算是终于解放被分配到四野当了个参谋长，可这时全国都解放的差不多了，连刘亚楼都从参谋长转到兵团司令去过打仗的瘾了。萧克不过是烧了个冷灶。虽然赶上了衡宝等战役，但命令都是林彪亲自下的，萧克能独当一面的机会怕是微乎其微。
一晃时光到了开国后，萧克这个土地革命时期的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的副师长，革命半辈子到头来就混了个上将中的状元，看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师长都是元帅，旅长里当大将的有两个，副师长里聂荣臻是元帅，红一方面军其它的几个军团长级干部除了死了的和转民职的剩下的则都是元帅，就算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萧克的职位也高于黄克诚，罗瑞卿等，更别提解放初才是省军区副司令的许光达了。萧克这个叱咤风云曾和贺龙、聂荣臻平起平坐的红六军团军团长、120师的副师长当初戴上这上将肩章时确实有人为之惋惜。 
萧克对此却很坦然，他说，“很多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战争中都牺牲了，我早该打死了，评不评衔、评什么衔都行。”并谈起了一段佳话：东汉大将冯异是光武帝时期的开国大将，战场上勇不可当，功勋卓著，但他为人谦和，每到将军们聚会论功时，他都会躲到一旁的大树下，从不参与争论，由此东汉军中都称他为“大树将军”。他说，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古人吗？萧克宽广的胸怀和高风亮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国“儒将”在萧克的办公室里，有一排偌大的笔架，毛笔悬垂，显示着主人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兴趣。让人想不到的是，萧克还曾仰仗一笔好字糊口度日。1927年南昌起义后，萧克随起义部队南下，遭到伏击后，部队溃散，他流落到广州时已身无分文。萧克在一个老先生的卖字摊上留了下来。平常，他给老先生铺纸磨墨，客人多时，他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挣几毛钱以解决生计问题。
一直到耄耋之年，萧克写字仍很讲究“四正”，即心正、身正、纸正、笔正——这是他的开蒙老师对他的严格要求。萧克小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来家里请父亲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不停地写，萧克就在一边磨墨，看着父亲写的那些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萧克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萧克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父亲五兄弟中有三人是读书出身，其中三伯父的学问最好，家里收藏了许多书，萧克最爱到三伯父家去翻书看。
就读嘉禾甲等师范简习所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拿不出钱来供萧克读书。好在校长很同情萧克，让他给学校刻蜡版、印讲义，这样可以得些补助。那时，总穿着一件破旧蓝布长衫的萧克以宋濂《送东阳马生叙》一文中的“贫非罪”观念鼓舞自己，努力把书读好。从那时起，萧克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开始学习文化的。在这些将帅中，能诗善书的萧克可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正像斯诺前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萧克也不放过诗情勃发的时刻，硝烟尚未散尽，他就在简陋的指挥所挥毫赋诗了。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不可思议，但萧克却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指文学创作）看得那么神秘。”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做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将军一生所喜爱的文学创作。
离休以后，萧克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笔耕不辍，除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萧克诗稿》、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等书籍外，还出版了《萧克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等作品，并被复旦大学人文学院聘为兼职教授。智摆空城计1948年4月，华北军区得到情报，国民党傅作义部的4个师的机械化部队正秘密从北平向保定一带集结，准备向石家庄发起偷袭，山西的阎锡山也派出了一个师大约1万人，策应傅作义的正面进攻。石家庄当时是空城了，除了一点警备兵力外，几乎没有战斗部队可以调遣，萧克临危受命，负责指挥石家庄保卫战。
到石家庄赴任后，萧克又来了一次空城计。他让大家先作最坏的打算，动员军民把重要物资分为5等，每天搬一等，限5日内搬完。市民见状不免有些惊慌，于是谣言四起：“共产党要撤了”。为了稳定军心，萧克和市长柯庆施特意在晚饭后缓步在石家庄街头，许多市民见了高兴的议论：“看来没啥问题，首长们还在呢！”5月9日，驰援石家庄的第六纵队发现阎锡山军正向孟县推进。萧克立即电令：敌人送来的运动战，立即迎击。6纵得令后，迅速将敌人分割包围，一句全歼了阎锡山第49师，活捉敌军中将张翼，解除了来自石家庄的西侧的威胁。傅作义得知这一消息后，难以达成奇袭的效果，只好收兵。[2]文学创作萧克将军爱好文学，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他经常抽空读书，先后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阿Q正传》等作品。
萧克将军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1985年底，萧克将军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将军一生所喜爱的文学创作。
  此书作者为萧克将军萧克将军在文学创作上的成果，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
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的《浴血罗霄》，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出版了，作者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81岁的老人。
  ▲《浴血罗霄》出版后胡耀邦以七绝相赠说到萧克在文学创作上的赫赫“战绩”，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上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　
1991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通知84岁高龄的萧克，《浴血罗霄》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是对萧克将军本人及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之后，经夏衍等介绍，萧克将军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谈起萧克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读了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及所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都让他激动不已。萧克想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完全可以写出中国的《铁流》。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的成长历程为故事主线，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创作过程非常艰苦。资料缺乏，萧克就全靠自己的记忆；没有稿纸，他就用办公纸、书信纸，颜色不一，大小不等。不久，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萧克是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公务繁重的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写作。
有一天晚上，萧克正写得投入，爱人蹇先佛来了。那时他们的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十天半月见一次面还得翻山越岭。蹇先佛一进门便急切地说：“孩子生病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寄养在湖南老乡家，结果死于日军细菌战。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寄养在几百里外的晋察冀军区驻地。心急如焚的蹇先佛大喊了两遍，萧克竟没有听到，蹇先佛气得扭头就走。直到几天后，萧克到蹇先佛的住地，才知道这件事。
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将军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书名暂定为《罗霄军》。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三次大修改，多次小修改。
让萧克和蹇先佛想不到的是，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小说手稿会给他们带来横祸。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那尘封了21年的书稿被用作批判他的资料。为取得批判的效果，小说稿被打印出来，装订成三册，“内部”传看，还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得到这个“善本”，当时他心里真是高兴，就把原来的草稿扔进了火炉。
“文化大革命”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造反派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批判他和小说。为批判萧克，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了数百册。曾有人说，萧克将军的小说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两次的小说。
人物评价
萧克是一位战将。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参与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他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25岁当军长；27岁率领红6军团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30岁率八路军开创革命根据地；40岁参与了指挥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直追穷寇，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曾经在朱德、彭德怀、陈毅的麾下工作；做过罗荣桓、徐向前、刘伯承的直接下级；担任过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的副手。
萧克是一位军事教育家。战争年代，他办教导队，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华北军政大学的副校长，为革命战争和我军的发展壮大培养了人才。解放以后，他首任军训部长，继任训练总监部长；编写条令、创办军校，是我军院校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1972年后，他先后担任军政大学校长和军事学院院长。是他最先提出院校的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是他率先倡导要把我军的初级指挥院校办成正规大学，把我军的干部培养成“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的军地两用人才。
  萧克将军题写的《红军路》萧克是一位作家。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他写下一部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这部奇书50年后才得以出版，并于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萧克是一位诗人，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他偷闲赋得许多动人的诗篇，记下了他的情感和思考，袒露了他的心路历程。
萧克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笔走龙蛇，直抒胸臆，展示了他是军人又是诗人的个性。
萧克还是一位统领文化军团的总指挥。他率领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历经8年，编写出一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他好读书，善思索，阅览过大量中外名著，即便在沙场运筹帷幄、指挥鏖战间隙，仍手不释卷。斯诺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评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讣告（节选）：萧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萧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萧克同志永垂不朽！
人物年谱
1907年7月14日，萧克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门弟之家。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尔后，上高等小学，就读同善高小（后改同善中学）。1923年，考入嘉禾甲种简习师范学校。
1926年初，萧克从简习师范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到广州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
  萧克学习毕业后编入蒋先云的国民革命军补充第5团，后随军北伐，在辎重股任兵器员。
1927年初，转到叶挺部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第71团3连任政治指导员，随军进至河南前线，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
1927年5月30日，在作战前线的许昌西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萧克随叶挺部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途中任71团4连连长。南昌起义军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回乡组织发展基层支部。
  土地革命时期的萧克1928年初，在嘉禾县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南区支部，1928年1月任宜章县游击队长并后率一部宜章农军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领部上井冈山被编入红军第4军，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参加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七溪岭和桂东战斗中先后两次身负重伤。在井冈山的“八月失败”中，红四军第27团回乡心切，不战而溃，而萧克指挥的3营7连，却保持完整建制归队，一时传为佳话。
  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萧克任支队长、纵队参谋长。在宁都攻城战中，率部首先登上城墙。1930年春，任红四军第3纵队司令员，率领部队进军江西、湖南。萧克利用打仗间隙，针对部队的具体情况，抓紧训练，使第3纵队成为红4军的主力之一。
1930年6月后历任红4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12师师长。1931年7月，萧克调离第三纵队，任江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率领部队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红1方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0月，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
1934年1月，奉中央军委之令，率领部队北上破袭南浔铁路，在国民党军46个整团兵力围追堵截中，率部4000余人，纵横驰骋，历时两个月，行程1250余公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灵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6个团及许多保安团队，捣毁敌人无数碉堡和据点。回师湘赣苏区后，在沙市伏击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击溃国民党军4个团，并活捉国民党军旅长侯鹏飞，受到中央军委的传令嘉奖，并获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8月，率领部队从江西永新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在敌人近40个正规团的围追堵截中，穿越敌境2500余公里，于1934年10月与贺龙所率红2军团会合，尔后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参与领导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1月中旬，在红2军团的配合下，率部设伏十万坪，歼国民党军两个旅，击溃国民党军一个旅和一个团，俘国民党军2000余人。在陈家河遭遇战中，指挥部队歼国民党军近一个旅，并击毙国民党军旅长李延龄。在桃子溪奔袭战中，部队仅用2个小时，歼灭国民党军人1个师部、1个旅部、1个山炮营和1个步兵团，活捉了国民党军师参谋长周植先。  萧克与朱德、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等在延安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一起，率领部队声东击西横渡沣水沅江，直插湘中，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后挺进黔东，开辟了黔（西）、大（定）、毕（节）苏区。在将军山战役中，指挥若定，坚守阵地7天7夜，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行动。还参与指挥了乌蒙山千里回旋战、宣咸城外反击战、普渡河遭遇战及六甲阻击战。
1936年7月，成立红军第2方面军，萧克任副总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北上途中，到红军第四方面军任31军军长，率领部队参加了郭城驿、蒋家大路、萌城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克任第120师副师长，与贺龙、关向应一起东渡黄河，开展晋西北的游击战争，参与指挥收复7城的战役，创建了晋西北根据地。
1939年2月，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任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了平西、热河和冀东的游击战争。
1940年1月，指挥部队反击敌人的“十路围攻”，经14天激战，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飞机1架。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战斗中，作战数百次，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巩固了平西根据地，开辟平北根据地，发展了冀东根据地，并向热河南部、辽宁西部地区发展，形成冀热察辽边大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东北的解放创造了条件。
1942年5月，萧克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司令员开展晋察冀边区工作，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同年赴延安，后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期间，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张家口保卫战；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指挥了平泉战役和叶赤战役。  1946年与周恩来、贺龙等合影1946年6月，萧克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1月，率领主力部队转移到平汉线，在易县、满城战役中，歼国民党军7900余人。1947年1月，指挥保（定）南战役，围点打援，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控制了保定以南的平汉铁路100余公里，切断了保定、石家庄两地国民党军的联系，使冀晋、冀中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同年4月，在正太路指挥作战，连克井陉、娘子关、阳泉、寿阳和盂县等城镇，歼国民党军3.5万人，控制了正太路全线，使晋察冀和晋鲁豫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在大清河和清风店战役之后，夺取了华北重镇石家庄。
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3副司令员，后担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协助校长叶剑英为华北、全国培养干部。
1949年4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1参谋长，在南下作战中，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以及广东、广西的追歼战。
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第1参谋长，参与指挥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军委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1954年10月后，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主持全军教育与训练的常务工作。1957年11月任训练总监部部长。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撤销部长职务，离开军队。一年后，分配到国务院农垦部任副部长。1972年重返军队，担任军政大学校长。1977年，军事学院成立，任院长兼第一政委。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党委书记。  萧克上将遗照1959年任农垦部副部长。1972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7年，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1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1980年8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当选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1987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发表多篇文章。著有《浴血罗霄》，获1988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主编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出版《萧克回忆录》《萧克诗稿》。
2008年10月24日12时5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2008年11月2日，萧克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前往八宝山最后送别。
纪念文章
国防大学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前叫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再往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建立的由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1970年后，撤销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成立军政大学，校址主要部分仍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院内，校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兼任，政委为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以后，因黄、张都是林彪的死党被撤职，中央军委任命萧克为校长，唐亮为政委。1978年又一分为三：军事学院(去掉了高等二字)、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直到1985年8月又将三大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为止。
1985年下半年，军委要召开一次院校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体制改革问题。萧克院长为了准备这次军委会上的发言，于1985年4月中旬出发到湖北、河南、河北的一些军事院校搞调查。他出发时带了我去，要我作记录回来帮他准备发言稿。我那时任军事学院研究部军事学术研究室主任。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克说：“现在不是还南—种说法玛，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肖克我心想：原来如此!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同志任副总指挥。
我听了萧克院长的这段谈话后，感慨颇多。
“站队”一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流行语。当时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单位，在江青、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唆下，几乎都分成了两派。凡是他们支持的，就封为革命造反派或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扣上“保守派”、“保皇派”的帽子。所谓革命造反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成天搞夺权，揪斗“走资派”(各级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名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站队站对了；“保守派”不同意造反派的搞法，就是“站错队”了。于是乎站队问题就成了一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保守派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造反派是极少数。
我记得萧院长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院长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