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侠文化
简介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
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什么是侠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侠文化”在漫漫的中华历史上有着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特殊性在于侠是一种可以说是相当难以定义的东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进行的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行动皆可以称之为“侠”。而说侠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妄言，侠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起伏伏而有久经风雨，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的一部分。
种类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人格类型可分为儒侠、道侠、佛侠、浪子及小人五种。儒家之侠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已任”，三是“自我”的牺牲。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家洛本是一个儒生，后来成为侠士，正是对国之家存的责任感及对前朝的忠诚使他成了侠士的领导人——反满抗清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然而他的“儒侠”风范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业”的思想。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情人喀丝丽献给乾隆，却因此葬送了喀丝丽的生命，也并未达成他的目的。这是一个讽刺。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它没有因为理想人格典范而无视、牺牲人物的现实个性。
《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被写成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因而他的抱复杀父之仇就同时具备了反明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功能。因为他的仇人正是明帝与清酋，他要“并诛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也就是赐天下和平、为万民造福的大好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笔败作。他帮师兄师侄夺回闯王的军饷，化解焦公礼和闵子华的仇怨，发掘大批宝藏，护送宝藏途中与各路黑道枭雄、官军拼斗，组织义军，荣任北七省武林盟主。看似做了不少大事，但却没能很好地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他像是一个导游似的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只是叙述情节。到最后，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只得逃到海外去了。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他所受的儒家“仁，忍”思想及 “中庸”的处事态度的影响所造成的。
与袁承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不仅是儒侠中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他在《射雕》及，《神雕侠侣》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侠形象，突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宝贵的儒家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的崇高品格。有一例子：郭靖之女郭襄被金轮法王抓住绑在高柱上逼郭靖投降。郭靖答道：“鞑子若非惧我，何须跟我小女儿为难？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又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只直至《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死，他的高大光辉的儒侠形象才最终完成。道家之侠道家之侠与儒家之侠的区别是明显的，这正如道家与儒家的区别。道侠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雕侠侣》中杨过。
1、儒侠重在“仁”，道侠重在“智”。通俗说法，儒侠是忠心仁厚的老好人，如郭靖的纯朴质直，厚道无伪；而道侠则是聪明人，如杨过的机智、聪敏。
2、儒侠重在“社会本位”，道侠重在“自然本性”。这正体现在郭靖“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为国御悔，为民造福”的信念中，和杨过不拘于时的作风上。
3、儒侠是积极的，入世的，道家相对消极，有出世倾向或不容于世。古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一分为二，“兼济天下”属儒家， “独善其身”则属道家。尽管郭靖生性愚鲁质拙，但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天下苍生，社稷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反之，杨过有过人智慧，盖世神功，却无雄心壮志，只求与小龙女隐居古墓之中，他人生死、天下兴亡与之毫不相干。
4、儒家之侠秉持“中庸”，性习“合群”，而道家之侠则更具鲜明个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看郭靖威震江湖，万人敬仰，却谦虚礼让，深得人心，受人尊重。杨过则从不将世俗放在眼里。他认欧阳锋为父，反出师门，爱上师父小龙女，这等在郭靖等人的儒家正统观念简直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在杨过的心目中却有自己的另一种价值观念。
总之，儒家重群体，重教化、重共性、重社会理性；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之风度。杨过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像他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侠。——真诚、情爱、个性、自由、自主的人格与侠侣理想并不违背，虽与传统的儒学精神及伦理规范不尽相符，但正因如此，反倒有一种超常的人格风彩和魅力。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杨过的经历、个性和人格，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比郭靖先进得多，也要可爱得多。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主体人格的形成，标志着“人”的真正的觉醒，他对真情与自由的执着向往，比起郭靖的儒家道学的迂腐，不但进步，也更可爱可敬。佛家之侠佛家之侠的代表作《天龙八部》的书名就是取自佛经。这部小说的“有情皆葬，无人不冤”的人世生活的残酷图景，及其“破葬化痴，苦海慈航”的思想主题，无疑有着演绎佛学思想的明显痕迹。
具体到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就更容易理解了。段誉虽然是书生、王子，但也是一位熟读经书的佛教徒。大理国也是一个佛教昌盛之国。段誉在小说的一开头就从家中跑了出来，原因即不愿练武。大理段氏的一阳指武功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居然有人不愿意学此武功，看起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而段誉之所以不愿意学武，则是由于他熟读佛经，不愿意学武伤人，违背佛慈悲心肠。这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段誉的形象，也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无法逼他去干。
虚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他虽然违犯了佛门规定，而被少林寺开除，但他的精神人格，却依然是佛家的。他是一位还了俗的僧人，一位不出家的出家人，这一点想来谁也不会怀疑的。
肖峰与佛家也颇有渊源，他是少林寺玄慈大师等人送至少林寺外的农家乔三槐家收养，又由少林高手传授他少林武功。当然这些都还不能证明肖峰就是一位佛家之侠了。相反，小说中的肖峰因为身世之谜被揭开，而要寻找杀父仇人，造了不少的罪恶。他成了满怀仇恨、双手沾满血的“嗔者”，他与中原群雄对敌，尽管由于中原汉人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并不能开脱肖峰自己的罪责。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侠士，却也沾满了无辜人的血。直至小说的最后，肖峰见到父亲出家，悟到自己的江湖人生的真象，再也不愿意制造杀孽，甚而为了阻止辽王耶律洪基兴兵侵宋，而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才使他的形象升华为一种大慈大悲的境界。按照现代的解释，他成了一位“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按照肖峰的真实的思想实质而言，则是一种本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这是一种佛家之侠的典型形象。
他们的人格，有着共同的基因，使三位个性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的主人公成为结义兄弟，生死之交。这一种共同的人格基因，正是一种佛家精神。这种佛家精神，是超儒家、道家之侠者的个性、身份及其价值观点之上的。它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核心或本源，使得这三位主人公殊途同归。浪子提起浪子，自然让人联想起那位爱喝酒的、豪放不羁的令狐冲，令狐冲的形象是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他具有真正的叛逆性，不仅像杨过那样叛逆传统的儒家礼法，而且是对整个的——儒、道、佛合流的——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叛。在令狐冲身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意识，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与现代人的人格理想。
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其伟大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中这样写道：“人类尊严的信仰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绝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士兵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
在《笑傲江湖》的第十回中有一例：
风清扬微笑道：“你用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费半点力气，只不过有点儿卑鄙无耻。”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 
令胡冲道：“就算他是正人君子，倘若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风清扬大喜，郎声道： “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大丈夫行是，爱怎样就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是放他妈的狗臭屁！”
今狐冲正是这样一位放浪者，他是聪慧的，又是喜欢胡闹，喜欢一切自由的。然而在他的浪子形象背后却深藏着一个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的缩影。为救恒山派弟子仪琳，他与采花大盗田伯光周旋，身受重伤；被逐出师门之后，师父岳不群明里百般刁难，暗中使诈陷害，他不忘昔日师父、师娘养育、教导之恩，绝不反抗。这正体现了他儒家思想中“善、仁、义”的一面。而他与田伯光兄弟相称，与向问天结成莫逆之交，做尼姑头头——恒山派掌门，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拘泥于世俗的道侠的一面。
在武侠小说的侠中，金庸的令狐冲永远是独占一份儿的，他有着特殊的人格价值和审美意义。那是因为作者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儒侠、道侠、浪子的共性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有着巨大的魅力，而他为人格独立与尊严所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搏斗，这些经历，这种奋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更是人类希望的永恒的象征。小人前面已经提到金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也许有人会说：“韦小宝这样一个小人，怎能与侠相提并论？”“然而它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金庸语）。金庸将各式各样的理想人格提供给我们，而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却让我们看看在传统文化格局下生存的真实人格——这就是韦小宝形象的意义 。
韦小宝是靠着自己的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痛苦又麻木，被污辱而又自得其乐。他无疑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并且如鱼得水。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的现实法则中，他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适应能力，包括利用一切方法，不择手段地自我保护，从而确保自己的生存。确保生存，或生存第一，这成了韦小宝的生存本能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原则。其任何东西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人物使我们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鹿鼎记》的意义正如《唐‐吉珂德》一样，是对流行文学、流行形象的反讽、否定和超越。《唐‐吉珂德》是“反骑士小说”，《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唐‐吉珂德是一为“盲目的骑士”，韦小宝则是一个“清醒的小人”。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韦小宝的原形。阿Q是国民性的典型，韦小宝是传统文化性格的典型，而阿Q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思想与韦小宝“为人要讲义气”的思想来自同一文化基础。但在某些方面，韦小宝的形象比阿Q要深厚德多，丰富得多，甚至也要深刻得多。因为韦小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他不仅能打开民间文化的门，宫廷文化的门，而且能打开更隐秘的文化心理之门。
尽管韦小宝是个标准的小人，但他比那些高大的侠更能深入人心，因为他更具有真实的、贴近生活的现实人格。
自此，我们透过金庸的作品，领略了精彩的“侠文化”中的一部份，金庸笔下的“侠”使我们不仅面对了人物形象与人物个性，也面对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中国人的人格、性格”以及“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等哲学课题。看金庸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精彩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从中悟到许多人生、人性哲理，激起思想火花的碰撞。
“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渗透到人性中。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反侠，正是人类社会由理想走到现实，从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终体现，“侠文化”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侠义模式
当代学者韩云波曾将中国古代游侠区分为三种侠义模式：私剑之侠私剑之侠是以先秦游侠为基础而形成的侠文化模式。
私剑之侠是先秦游侠的最基本的形式,在当时养客蓄士之风大盛的历史条件下,不忠于朝廷而效力于私门,充当食客、死士,在生存方式上有强烈的依附性。由于他们主要书贵族奴隶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自由民,一方面没有名位爵禄的羁束,另一方面也无法进入贵族上层社会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活动能力也非常强。即使违犯法禁,也会受到所“养”者的庇护。在他们和所养者的关系上,既有长期归附的,也有临时依附的。
私剑之侠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私剑性。他们的行为伦理,符合的是社会私门力量的要求,而与朝廷的礼法相背离。
在私剑的支持下,养客者常常获得足以与公室抗衡的强大势力,成为游刃于列强间的高级“游侠”。当时私剑之侠,人数众多,势力壮大,但最终只是别人的工具,而不能在历史和文化上有所建树,也不能进入中国侠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私剑之侠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人是刺客。对于先秦的刺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之外另立《刺客列传》,并不认为他们是游侠。但刺客情形本来十分复杂,其中也不能排除侠的因素。后人则常常将刺客中的相当部分认为是侠客。
秦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私剑之侠进一步从侠文化的主体地位淡出。养客蓄士之风虽然仍旧代有承传,却在难达到先秦的鼎盛。
西汉中叶以后,私剑之侠就再也没有进入侠文化的主流。
在历史上,他们以保镖打手、看家护院等形式谋求生存之道。在小说里,他们至多不过是皇上的“御猫”、清官的爪牙,虽也“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但那已经不是私剑之侠本身的光彩,而是清官的光彩了。道义之侠先秦之侠,虽以私剑为主流,缺乏对侠义道德有意识的积淀培养,但在具体的侠义行为之中,人是有感情,有理智的动物,一种对侠义伦理原则的崇尚,已经在暗中生长。
到汉武帝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游侠极盛的时期,也是游侠历史发生极大转折的时期。汉初60年来,游侠不仅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立于强世”,而且“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俨然是民间社会的实际控制者。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意识到朝廷受游戏江湖的威胁,着手采取措施加以打击限制。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侠进行清理和规范,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道义”之侠。
塑造“道义”之侠的工作,司马迁分为了两步。
第一步,是对侠的范围做了带有明显伦理道德倾向的严格界定。他把世俗江湖游侠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民间江湖、豪杰雄强之侠;第二类是投靠官府、王公贵族之侠;第三类是为非作歹、侵凌孤弱之侠。在这里,他排除了二、三类的“侠”,仅留下了“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以及“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的君子之侠。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行了第二步的工作,努力构建一套道义君子之侠的人格准则。
一是侠义人格。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以“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为“仁”,既是要求社会的公平;以“不既信,不倍言”为“义”,既是要求人格的真实。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是侠的理想道义,也就是“侠义”。
后人的种种言论,可以作为理想侠义的注脚,大家可以在各个武侠小说中对号入座。
二是信义人格。
“信”并非侠的独有文化品格,但任侠之士把“信”的原则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使它成为侠义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只忠于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言出必行,行必有结果,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信守诺言。
游侠的信义人格与儒家之“义”是相冲突的。《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而游侠却将“言必行,行必果”作为金科玉律。这导致侠的心意最终与文化主流相背离,在“私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变为置争议于一侧的朋友义气,再变为谨守绿林集团内部利益的“行帮道德”。
司马迁之后,游侠黄金时代即告结束。新的历史形式下,“天子切齿,卫、霍改节”,布衣乡曲之侠受到朝廷的严厉打击,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威势。这时的游侠,就从道义之侠迅速蜕变为江湖之侠,开始了侠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侠走入江湖,受到朝廷的激烈排斥,自《后汉书》起,历代正史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的位置了。
道义之侠虽然在现实中发生了种种蜕变,但司马迁所称扬的“仁”和“义”,却成为中国侠文化贯穿始终的两大精神支柱。江湖之侠章太炎《检论》卷九中说:“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顺民即“蒿莱”,朝廷即“明堂”,而在这二者构成的“官\民”二元结构之外游离着的那些一切不稳定的成分,都可以称为“侠”。
章太炎的说法,显然把侠的范围无限扩大化了,但侠的江湖模式也因此得以形成。
江湖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为民间世相的一个大而又大的大杂烩,不认同于“官”,也不认同于“民”。
私剑之侠退出主流,道义之侠成为理想,江湖之侠遂崛起于社会现实之中。江湖之侠不是江湖的全部,也不是侠的全部,但在东汉三国以后,它却既是江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侠的现实存在的主流。
江湖之侠区别于私剑之侠、道义之侠的重要特征,一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注重的并非道义或政治评价,他们是重行动的现实行为者,以此区别于道义之侠;二是他们在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不依附于别人,游走天下,浪迹江湖,以此区别于私剑之侠。
江湖之侠成为最普遍也是最复杂的侠义存在方式,其内涵既无统一的标准,其外延也常常是模糊的,“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系统的大杂烩。
从汉代游侠的极大兴盛开始,江湖之侠的成分在侠的发展历程中滋长,日益壮大。一方面,他们结私交,为豪强,纵血性,充分体现侠之本色,成为豪侠,轻侠。一方面,他们或者疏财货,明恩仇,成为义侠;或者为豪暴,恣欲望,成为侠中的枭雄与流氓,成为社会的败类和末流。而这些,都一起构成了侠在其中扮演这重要角色的江湖。
后世之江湖,成分颇为混乱、复杂,三江五湖,三教九流,尽在其中。总结三侠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种侠义模式,在历史的具体存在和文学的具体描绘中,他们并不是截然分开和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他们并行发展,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各领风骚。在横向坐标上,他们交错并存。但他们的大致属性,荏苒是有迹可循的。
一般来说,道义之侠主要是文化之侠,表现于侠义的理想构件和侠义的文化描述,以及具体侠义行为的精神抽象上;而私剑之侠,主要表现为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江湖之侠,主要是不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1]?
页游与“侠文化”
2012年5月10日由游族网络发起的“侠文化”概念，其中关键提到“做顺应天意的事，做正直优良的人”“创立“做大侠”基金”“来鼓励好人好事，推动现实生活中的侠义之举”
游族网络宣布将推出旗下最新页游《大侠传》，并公布了“中华豪侠传”年度战略计划。据了解，该战略是一个集合中国玩家耳熟能详的中华武侠英雄题材网游合辑，概念类似目前市面上正在热映的《复仇者联盟》。而《大侠传》则作为该战略的首个“侠”题材页游即将面世，
游戏与武侠文化游族网络自成立以来的每款作品都是以华夏传统文化为背景题材制作的，而游族网络还将在未来推出更多蕴含华夏文明的网游作品。“武侠”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侠文化”将会作为一条重点产品线贯穿到游族现有和未来的战略发展计划之中。游族将会把包括“知名武侠人物”，“优秀武侠故事背景”以及所有优秀的泛武侠文化都打造成网游作品，希望能够同武侠小说，影视作品并重共举“侠文化”。 
游族网络目前已经确立了一个用中国侠文化作为桥梁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基础。甚至正在筹划以老百姓熟知的侠——“郭靖”、“乔峰”、乃至“霍元甲”等，组成一个强大的页游产品线，在运营达到一定基础后推出“中华豪侠传”的终极产品。
“侠文化”概念针对《大侠传》这款游戏，游族网络CEO林奇表示，《大侠传》是游族精心打造并布局在武侠题材网游市场中的一款重头产品，同时也是游族年度战略重点产品之一。《大侠传》这款作品在产品模式上的创新、页游画面的升级、游戏剧情设计等改革，都围绕着“侠文化”而展开。当下武侠网游对于“侠文化”概念的缺失，武侠变成了纯打斗、纯PK，丝毫不能让玩家在游戏中体会到惩恶扬善、为正义而战的文化精髓。 
此次游戏的上线，玩家不仅仅能体验到扮演古代大侠的游戏内容，更多的会体验到做大侠必须要具备的情操、行为、为人准则。
“侠文化”目的侠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侠也不是钢铁侠、美国队长等人造英雄，侠更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一切争端与丑恶，“侠文化”的定义，林奇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解释道：“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小说，影视作品，网络游戏中，它更是映射到了人性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侠，而每个人对于“侠”的理解又不尽相同。“侠”分很多种，但总结起来便是做顺应天意的事，做正直优良的人。”
游戏只能是网民感受侠，体验侠的一种虚拟手段，在玩游戏的同时，让这种文化底蕴重新去激发人们心中的真善美，从而影响到他的现实生活行为准则中去。 
当今社会“侠”已经非常缺失，但这又是一个人人都能成为“侠”的时代，地铁里阻止小偷、制止路遇的大人欺负小孩、甚至看到可疑的人鬼鬼祟祟出没你的生活小区并上前询问一下，这些小行为，都能让自己真正的感受“侠”！
“侠文化”延伸游族网络也是希望能够在为玩家带来娱乐体验的同时，将一种文化和信仰传承和扩散出去。有如《复仇者联盟》所展现的美国英雄主义精神不仅在其国内影响颇深，其对于全世界观众都有着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一种精神。而游族将会选择先以游戏的方式将华夏文明“侠文化”传播出去。” 
除了以开发该类游戏来影响网民之外，如何创立“做大侠”基金，来鼓励好人好事，推动现实生活中的侠义之举，这也将成为游族推进“侠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大侠传》是真侠义还是假瞎议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多个大学校园频繁出现一股“分手侠”、“表白侠”风潮，其来源就是因为一位来自上师大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季来临之际，突发奇想，有偿的为那些难以启齿说再见的情侣和暗恋心仪对象多年的同学说出心中的所想。与自己去表白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该同学会身穿一袭大侠装扮，模仿着电视中英雄的模样，诙谐地、轻松地帮你说了最沉重的辞藻，整个过程，让当事人双方在不经意中抹去了些许本该拥有的巨大伤痛。故此，很多人都亲切的称呼其“分手侠”、“表白侠”。 
面对此事，很多人对此事件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该同学头脑精明，赚到了踏上社会前的第一桶金，但面对纯正的校园，如此的行为又显得有些势力，毕竟此事是有偿的行为，而不是免费的助人为乐。也有人认为，虽然该同学靠这种创新的方法来赚钱，但这么做确实帮助到了很多应届毕业生，在减少离别带来的伤心同时，还寄予了双方在未来人生之路最美好的愿望与祝福！如此事情可谓是利大于弊。
随着“分手侠”、“表白侠”在校园内的不断升温，一款名为《大侠传》的游戏介入其中。据了解，该游戏聘请了多位社会爱心人士来扮演“分手侠”和“表白侠”，无偿的去帮助那些即将毕业的学子们。这究竟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仗义帮助，还是在此热门事件中的借势炒作瞎搅合呢？
是炒作还是真侠义？从《大侠传》介入的本身来分析，炒作的成分有，借势推进6月19日游戏内测，这个意图非常明显。但从事件的本质上来讲，《大侠传》的介入对于学生的义务帮助和困扰解决，既不像现如今司空见惯的恶俗营销，也不是游走道德边缘的低俗炒作，整个过程还以“侠文化”贯穿始终，这和现如今急功近利、花样繁多、不顾后果的低俗营销相比，无疑是有利于游戏市场炒作的社会印象，有利于玩家对游戏行业的良性认知。
从《大侠传》的近期推广宣传来看，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侠文化”，当下武侠网游对于“侠文化”概念的缺失，将武侠变成了纯打斗、纯PK，丝毫不能让玩家在游戏中体会到惩恶扬善、为正义而战的文化精髓。而《大侠传》的游戏剧情设计等改革，都围绕着“侠文化”而展开。玩家不仅仅能体验到扮演古代大侠的游戏内容，更多的会体验到做大侠必须要具备的情操、行为、为人准则。一款游戏能否承担起如此之大的社会责任，暂且不能知道，但有此力量和举动的，应该为其鼓掌和呐喊。
回到校园的“分手侠”、“表白侠”，《大侠传》在此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很多毕业在即的学生，让许多学生在离别的季节有一个毕生难忘的回忆。相比其他游戏的一些低俗炒作，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一种行侠仗义的举动。其实，只要能真正的帮助到了一些人，是不是炒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侠传》对于侠义精神的传播，还有待我们后续的观察和检验。但是，游戏市场这种正面的引导和创新的举动，确实需要鼓励和赞誉，这对于推动游戏市场营销的健康发展有益、有利、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