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杜聿明
个人简介
杜聿明1912年就读于榆林中学，1924年6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追随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校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2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杜聿明照片(3张)。　
1933年以副师长身份指挥长城古北口对日战斗，激战三昼夜，歼敌2000余人。1937年，杜聿明受命组建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1937年5月，首任装甲兵团团长。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7月任第200师师长。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使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受到重创，歼灭日寇4000余人，击毙敌旅团长，获昆仑关大捷。1942年3月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1943年1月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时期被蒋介石视为股肱，堪称救火队长，奔波于辽沈、淮海两大主战场。1945年10月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指挥所部进攻东北解放区。1948年8月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0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旋回徐州任原职。
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所率各部全军覆没，于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病逝于北京。
个人年表
1924年，杜聿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追随蒋介石。
1925年春，调到宣传队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
1926年7月加入张治中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任中尉连长。
1927年四一二政变，因不明确表示反蒋，被武汉国民政府囚禁，后来他设法越狱逃到南京，通过张治中见到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部训练处的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1928年夏，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杭州预科大队第2中队中校队长。同年冬，任新编第1师第2旅参谋主任。
1929年任南京中央军校第7期第4队中校队长，后任教导第2师中校营长。
1932年冬，任第25师副师长。
1933年秋，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
1936年高教班毕业，协助徐庭瑶创办南京陆军交辎学校，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
1936年10月5日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任国军第一支装甲兵团少将团长。
1938年任第两百师师长，12月任新十一军副军长。
1939年任第五军军长，以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闻名，后任昆明警备总司令。
1942年升兼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率部入缅作战。
1944年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1945年2月20日晋升为陆军中将，秋季率部围攻五华山，10月迫使龙云辞去云南省军事行政职务，10月26日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1946年任私立东北中正大学董事长。
1947年8月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并入国民政府主席任东北行辕，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1948年3月当选国大代表,6月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9月，转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11月指挥东北国军从葫芦岛撤退，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转回任徐州剿匪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一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杜聿明为第三十六号战犯。
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战役中，最后在河南永城县陈官庄被俘，并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杜聿明是唯一身兼战犯与战俘双重身份的人。
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在北京中朝友好公社劳动。
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1964年11月，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1980年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人物生平
童年时期杜聿明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生母叫高兰庭，出身贫寒家庭。杜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杜聿德。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常偷偷到野外去打野鸡，并偶有猎获。十二岁时，在李鼎铭（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过）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李是杜的表哥。杜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
不久，祖父母相继去世，当家的伯父杜良辅也病故了。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了。杜虽是少年当家，由于聪颖过人，居然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少年时期杜十六岁时，他的父亲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是杜聿明的堂哥。杜在读书期间，爱好体育，并且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瞄准要领。他立下这样的志向：要么学好英语，能够出洋去看一看世界强国，学一学他们富国强兵的方法；要么投笔从戎，自己能够训练出一支保家卫国的精兵。毕业考试，他的英语成绩不佳，遂决心做一个爱国军人。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曹也是米脂县人，父亲是该县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她原先在家中学习诗文绘画，婚后才到榆林女子师范读书，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清党”被清了出来。
正当杜聿明从榆林中学毕业后急于寻求出路的时候，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与此同时，他也在报刊上看到了吴佩孚办洛阳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因为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曾在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向蒋介石的推荐，杜等全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于右任赠给他一副对联：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杜编在第三队第三区队第九分队，队长为金佛庄，同学有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人。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办理入党登记。杜聿明同时收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两份登记表。他接受了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
杜聿明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他精心安排士兵每月六元的伙食费，带着炊事兵上街买菜，然后又跟着下厨房做饭，全连伙食办得很好，深受连长和士兵的称赞，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他当副排长后，却对士兵要求苛刻，以致不得人心，处境困难。
  老年杜聿明1925年春，杜聿明随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时任该团宣传队长的陈赓，见杜在连里呆不下去，便把他调到宣传队当队员，担任检查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他发现任何一个官长或士兵，只要打破老百姓的一只碗或损坏一棵庄稼，都要有关人员照价赔偿，不稍假借，有时自己掏钱赔偿。攻淡水城时，蒋介石挑选敢死队员，作为爬城先锋，他自告奋勇报了名，但未被入选。
东征军攻克淡水后，杜聿明长了一身疥疮，请假回广州医治。疥疮治愈后，杜与其他三人回黄埔军校谒见党代表廖仲恺，廖不禁大喜，说：“你们来得正好，胡景翼（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要办军官学校，连连打电报请广州派人协助，现在派你们到河南去，帮助胡筹备建校。”临行前，廖将一封信交给杜，要杜经过北京时，将信面呈孙中山先生。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仅一个月之久，胡因病去世，新任军长岳维峻（原第二师师长）对苏联顾问和黄埔学生都不相容，杜等在河南没有容身之地，被迫返回陕北。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未几，补充营在榆次被晋军缴械解散，杜被押至太原监狱。太原警备司令孪生达是老同盟会员，对黄埔学生抱有好感，将杜释放，还摆一桌酒饯行。之后，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chèn）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北伐战争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获悉这一消息，决心南下归队。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老虎桥监狱。一天深夜，他约同牢囚犯数人，越狱逃出，乘船到达武汉。
杜聿明逃到武汉，就去见邓演达（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邓向他了解北方一些情况后，问：“你现在准备到那里去?”他说：“我准备到南昌找校长。”邓只叫他到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
当时，武汉正发生“血花剧社”事件。张治中会见杜聿明时，问杜对此事件有何看法。他说：“我反对血花剧社有人提出反蒋的口号，我认为反对校长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捣鬼。不过我们国民党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种小事不必弄成惨案，搞得舆论哗然，不利于革命。”张连连点头赞许，并提醒他，现在外面思想情况很复杂，一定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张还劝他，在南昌方面战局未定以前，不必去找蒋介石，可以留武汉工作。因此，杜聿明打消了去南昌的念头，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宁汉彻底分裂后，武汉方面的倒蒋运动达到了鼎沸的程度。有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将枪决洪君器。洪是张治中的内弟，在学生兵团任职。洪的传令兵告密说：“张治中、洪君器等企图将学生兵团带到南京。”于是，武汉当局逮捕了洪。会上，当众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的口号时，杜既不举手，也不呼喊。当天晚上，三连召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会，对杜聿明提出质问，杜始终不回答一句话。最后，全连以党员大会的名义，决定将杜先行禁闭，待请上级彻底查办。有一天，他听到正在闲谈的一个守卫说：“这些都是反动分子，很快就要枪毙掉。”当晚，杜冒死逃了出来，扮成商人模样，乘船前往南京。
杜聿明到南京后，找到了张治中，此时张任总司令部训练处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又带杜去见蒋介石。蒋很高兴，给了杜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张遂委任杜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同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张治中出国考察，杜聿明跟着也失了业。他只好靠南京黄埔同学会每月十二元津贴维持生活。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他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很关键，搞得好就能爬上去，搞不好就会一蹶不振，因此格外奋发努力。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王要第二十五师接替第一一二师的长城阵地，在第一线担任防守，关不同意接防长城阵地，坚持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双方相持不下。杜乃向关建议说，从地形上看，长城比古北口地势高，高屋建瓴，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来犯之敌，可是关不同意。结果，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而第一一二师主力却撤守古北口以西高地，仅留一个团守备长城第一线。
第二天，日军西义第一军第八师团及骑兵第三旅团迅速突破左翼第一一二师阵地，进占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向第二十五师阵地发起攻击。关麟征指挥所部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反攻，在争夺高地时负伤。这时，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继续同日寇浴血奋战。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
这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抗日战争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杜聿明及其战友(15张)以杜聿明为师长。200师后来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的主力师。杜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装备只是条件之一，最重要的还须有能够使用这些装备的官兵，否则，优良的装备就是一堆废铁。因此，他集中全部精力大举练兵，决心在短期内将第200师练成一支能够驰骋疆场与日军打硬仗的劲旅。杜聿明主张练兵首先练官，练官首先练自己。他自从任装甲兵团团长开始，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当师长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为了掌握技术。他穿上工作服，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常常钻到车底下修底盘；他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战车和步兵联合战斗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之间的配合；战车射击和伪装；战车与炮兵协同等问题。杜善于学习，做到不耻下问，深入探索，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逐渐系统地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杜聿明说：“我们不但要加强作战指挥和战斗训练，还必须注意到加强精神训练，丰富官兵文娱生活。”他特委了一批政治干部，经常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要求连队成立小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经常组织球类、田径比赛。这些措施，深受官兵的欢迎。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军长徐庭瑶)。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这时，杜聿明把练兵的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训练上来。杜认为，战场上决战的胜负，阵地攻防的得失，完全依靠步兵来完成，机械特种兵，只在火力协同，用火力的优势来压倒敌人，要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全部歼灭敌人于战场上，是要由步兵师来完成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士兵体格，并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他每到各团、营、连看士兵训练时，都一一做示范，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提出谁打得满分，当场发奖金；发现教育上有发明创造的，当场讲评表扬，并传令各师派军官来观摩。后来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第五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此时，杜聿明年仅三十四岁。
为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从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
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是中村正雄)进占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杜连声称“是”，毫无难色。
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戴安波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昆仑关又被夺去了。此后，双方反复争夺，官兵伤亡甚重。
杜聿明在此期间，集中全副精力掌握战机。虽然敌人的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在杜的身边爆炸，但他极为镇定。从容指挥战斗。他随时传令嘉奖并用物质鼓励作战英勇的部队，以鼓舞士气。他每天随身携带一部电话机，一架望远镜，冒着敌军炮火的轰击和敌机的轮番轰炸，不计个人安危，来到便于瞭望的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战况，因而对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兵力火力，能够作出合于实际的判断，并据以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经过缜密的研究比较，并同各师长研究后，他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一战，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统计，这次战役，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死亡四千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九塘被戴安澜的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
“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  昆仑关战役示意图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获得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1]
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四百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在考察完毕的那个晚上，杜聿明依据为期一百天审慎考察所得到的情况，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然后，通宵达旦地在长达三十万言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上，执笔写下这样的结论：
“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治战略整个策划的。日军侵略越南并与泰国建立友好条约表明，它即将向英国的远东殖民地进军，这样既可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起一箭双雕的效果。”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参见滇湎路战役)。
杜根据所获敌人文件，了解到当面敌情及作战意图后，认为当面之敌，最多不超过两个师团，决心集中兵力，利用同古有利地形，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缅军收复仰光。杜的方案，得到了罗卓英(第一路司令长官)、美国史迪威(参谋长)的同意。
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这时，远征军东路第六军，西路英缅军，均正与日军展开激战，不能如期按原协定进入前线，而日军从仰光派出的后续部队将很快加入攻击，对第二百师实行强行包抄。第二百师已连续战斗十二天，补给中断，粮弹两缺，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杜聿明遂决心令第二百师突围撤退，以图集结兵力，俟机再与敌决战。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师突围的时候，史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并派参谋窦尔登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开始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经过缜密部署，杜令郑庭笈指挥第二百师城内部队向敌佯攻，主力迅速撤退，于30日退出同古；安全渡过色当河。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事后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人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同古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
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此间，史、罗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而蒋介石又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第五军各部回国经过之处需翻越野人山，都是些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养困难，而又蚊蚋成群、蚂蟥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杜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在同敌激战中负重伤，不治去世。杜聿明的远征军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200师为一路，第5军96师为一路，均撤离回国，而孙立人率新38师，廖耀湘率新22师则向西撤退到印度，编为驻印军。
杜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蒋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蒋与杜一见面，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谁也没有看见。”蒋高兴地连声称好，接着说：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其不服从中央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正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明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当时驻在昆明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是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
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杜聿明芷江受降仪式后与众将领交谈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
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只得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以上各项命令及措施下达后，已至午夜。各将领纷纷报告时间来不及，杜提醒说：“一切详细部署具体办法，就是你们在沙盘上演习过的，你们参照去执行，不会来不及的。”各部队长至此才恍然大悟，便分头执行去了。
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龙云拂晓听到东门枪声时，即从住宅后门奔上五华山，随即发出“勘乱”的电报。这时，龙云还不知道其保家部队早已完蛋。由于龙的通讯机构皆被监视或破坏，“勘乱文电”俱未发出。云南省的保安部队有近十万人，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中央军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负隅顽抗。杜几次派人上山与龙见面商谈，拟定了几条宽大方案，开放了市区的一部分电话，便于龙云同地方上取得联系。龙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自己是服从命令的。10月3日，宋子文飞昆明，上五华山与龙长谈，龙愿随宋于10月4日离昆明去重庆。起飞前，杜和龙的亲属都到机场送行，杜向龙道歉说：“对不起院长。”龙说：“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就照蒋的指示着手改编龙云的军队，将龙的旧部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师、一个宪兵团。杜还下令，昆明市过去的所有文武官员的私有武器，要限期办理登记，不得私藏军火。
10月14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国共战争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杜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  杜聿明与蒋介石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杜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是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
杜聿明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4月16日，返回沈阳。
杜聿明回到沈阳后，得知在他卧病中，熊式辉、郑洞国曾指挥由美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陆续调来的五个军，向解放区猖狂进攻，虽然进占了抚顺、鞍山、铁岭、法库等地，但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坚强阻击，损失重大，士气低落，形成僵局。因此，如何消灭共军主力，打开僵局，成为杜苦心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决心一方面就现有态势，让郑洞国继续向四平进犯，一方面搜集东北民主联军的情报，寻找主力，以求一逞。
杜认为：从地形上看，本溪为沈阳门户，如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于山海关以南，就可扼要据守，抽出一个军到四平方面，以优势兵力向四平进攻。于是命第五军、新编第六军对本溪准备攻势。
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平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部于5月19日侵入四平。
随即，杜聿明向蒋介石派来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说明了要——举进占长、永的决心和处置，并分析了双方态势，列举四点理由：
(一)进攻四平目的，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如不继续前进，则前功尽弃；
(二)国军整训，共军也整训，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必然坐大；
(三)进攻命令已经下达，中途变更会引起混乱，有被敌各个击破危险；
(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电力可以利用，在地形上可依松花江天堑与共军隔江对峙。
杜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到长春绝不停止。白一再问杜：“有无把握?”杜肯定说：“绝对有把握。”使得蒋、白均同意了杜收复长、永后再和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的计划。为此，杜在以扇形追击打破东北民主联军之离心退却，保持追击重点于长、永方面，作了部署。
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怀着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新开岭战役）。杜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
杜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医治和疗养，杜聿明身体康复，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
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途中，杜获悉济南于9月24日被解放军攻克，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被俘，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掉头转向徐州、商丘等地。同年9月21日，东北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
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他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飞锦西，再乘汽车溜到葫芦岛，转飞北平。19日，蒋介石电召杜等人去北平参加军事会议，研究收复锦州事宜。会前，杜聿明和卫立煌商定，不同意进攻锦州，认为此时强攻锦州，将会招致全军覆灭。蒋介石则坚持收复锦州的意见，当晚，蒋派参军罗泽闾去找杜，要杜接卫立煌之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他拒绝说：“我有病，不能去。”第二天早上，杜聿明谒见蒋介石时，反问道：“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分把握?”蒋说有六成。杜引用孙子兵法对蒋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又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说少于共军。杜又引孙子兵法对蒋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围，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杜聿明的意见，即命令杜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以营口为后方，全力进攻锦州，并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
21日，杜聿明回到葫芦岛，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传达蒋介石必须攻克锦州的命令要旨后，见各将领面有难色，便询问：当面的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等等。为了给各将领打气，他强打精神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笨仗。你们过去攻塔山不是打巧仗而是打笨仗，不是打活仗而是打硬碰死拼的仗，所以死亡大而任务完成不了。现在我们任务仍然是打塔山，但是我们不去打塔山本身，而要选择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迅速扩张战果，包围敌人的后方，一举歼灭。这样可以牺牲少而战果大。这就是打巧仗，而不是同敌人死拼。”他还说：打活仗的战法是要稳扎稳打，即要大家先将现有阵地巩固，站稳脚跟，再找敌人的弱点去打，等到把敌人打垮以后再全力出击，包围迂回敌人。只要抓住对方弱点，打得猛，追得快，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同时警戒搜索的兵力要用得少而派得远，主力兵力要集中，就可达到一举击破。
10月23日，廖耀湘第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蒋问杜：“你看怎么办好?”杜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出来还是个问题。”当晚，杜奉蒋命来到沈阳卫立煌家，研究了如何巩固沈阳防务及撤退营口的方案。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上海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11月8日上午，杜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
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征求杜的意见时，杜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可是，当杜聿明于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国防部长)和顾祝同(参谋总长)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百韬之围。
此时，刘峙和李树正(参谋长)被各方面的情况所眩惑，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作不出全面判断，束手无策。杜聿明认为解放军的作战部署，总有主从之分，绝不会处处都是主力，于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作如下判断。
(一)华东共军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先消灭黄百韬兵团，以有力一部打援；
(二)徐州以西黄口、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共军，只有极少数一部牵制国军，可以大胆抽调兵力。
他还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可能南下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于是提出两个方案：
(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击溃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然后回师击破华东野战军，以解黄伯韬之围；
(二)全力解黄百韬之围。
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第一案，认为第二案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但要召邱清泉(第二兵团司令)商定后，方可行动。
10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两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伯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向其主力攻击。后苦于情况不明，刘峙的坚决反对，以及顾虑徐州机场安全，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设想，而实行正面攻坚。
12日，杜聿明将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3日开始攻击前进，战斗一直打到16日，非常激烈。17日，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杜都误以为解放军崩溃，令全线追击，结果受到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继续顽强阻击。22日，黄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有放弃徐州西逃之意。杜认为刘太泄气了，想的只是下策，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增加五个军到蚌埠，李延年兵团、黄维兵团和徐州部队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这才是上策；中策是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
但是，杜聿明的决策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采纳。11月28日，蒋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
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的淫威，恐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效忠。果然，当杜率部按蒋的命令到达规定位置后，便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已形成包围态势。
4日，杜聿明采用遂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顽抗。6日，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邱清泉、孙元良见态势险恶，主张突围。杜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杜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未几，杜又改变主意，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自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未曾看到。陈毅同志也给杜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将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
19日夜，杜聿明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
年底，蒋介石曾电杜：“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治。”杜感到，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决不忍心，即复电蒋：“生虽有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指上中下三策的建议)，生一息尚好，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杜见蒋还是选了下策，认为这下子没有希望了。
果真，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被迫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之后，他仅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所俘。
当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妻子曹秀清马上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夫妇。蒋未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不满，便到“总统府”吵吵闹闹，说：“我的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当时小报登载“曹秀清大闹总统府”的文章，就是描写这件事。南京解放前夕，曹独携四个子女飞到了台湾。战俘生涯杜聿明被俘后，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淮海战役（台湾称徐蚌会战）中被俘后的杜聿明，用了如下文字：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2]
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原来他健康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多年来，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终于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就这样，杜的脊椎炎也获得痊愈。
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杜聿明有巨大的影响。开始，他对共产党能否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持怀疑态度的。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国内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崇美、恐美思想，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也震荡着他的心灵。他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建国之后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闻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象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早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期间，杜聿明就通过我国政府的帮助，与在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1958年，又与由台赴美的妻子曹秀清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期的通信，曹秀清逐渐打消顾虑，于1963年6月由美国飞赴北京。
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家庭情况
妻子曹秀清，曾经是共产党员。
育有三儿三女：
大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
二女儿杜致义，女婿徐炳森 
三女儿杜致廉，女婿邓天才 
长子杜致仁
次子杜致勇，儿媳王贵华
三子杜致严
著作
1961年杜聿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期间著有
《淮海战役始末》
《辽沈战役概述》
《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杜聿明故居
杜  杜聿明故居聿明故居，位于美术馆东街路西，南依五四大街。本院原为一组带花园的住宅，1958年建中国美术馆时，拆除本院西部的花园部分，仅存东半部的住宅部分。
此宅院约建于清代后期，原为慈禧太后侄女的私宅。民国初年卖给一德国商人，抗战后被买办吴信才购得，不久作为敌产没收，后为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之宅。是京城中型四合院中的典型。坐北朝南，共有四进。现存建筑为，大门一间，倒座房九间，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