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枢密院
作用
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以升拣、废置揭帖兵籍；有调发更戍，则遣使给降兵符。除授内侍省官及武选官，将领路分都监、缘边都巡检使以上。大事则禀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则拟进，其付授者用扎。先具所得旨，关门下省审覆。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并留为底。惟以白纸录送，皆候报施行。其被御宝批旨者，即送门下省缴覆。应给诰者，关中书省命词。即事干大计，造作、支移军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军、三路沿边帅臣、太仆寺官，文臣换右职，仍同三省取旨。
历史沿革
唐代宗永泰年，置枢密使、以宦官为之，掌接受朝臣以及四方表奏并宣达帝命。
后梁，改枢密使为崇政使，任以士人，并设崇政院。后唐庄宗改崇政院为枢密院，崇政使为枢密使，与宰相分执朝政，偏重于军事。
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中书门下为政府、枢密院为枢府），同为中央政府机关；枢密院设十二房（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校阅房、广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支马房、小吏房）分曹办事。元丰改制时，有废枢密院、还军政于兵部之议，神宗以为“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遂留之。宋代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以士人充任，副职间用武臣。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宰相因不带枢密衔而不得预军事。庆历年间用兵西夏，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南宋宁宗后，宰相始例兼枢密使。
辽代按南北面官分设北枢密院与南枢密院。北枢密院掌军，南枢密院唯管士人迁调，为吏部职。占领幽云十六州地后，设汉人枢密院，统幽云十六州汉人军马，隶属南院大王。也有史料称北枢密院专掌契丹军马、南枢密院专掌汉人军马。
元代，枢密院主管军事机密事务、边地防务，并兼禁卫，太子兼枢密使虚衔，枢密副使掌实权。战时，在主要战役方向设行枢密院，作为枢密院的派出机构统辖一方军政事务。枢密副使极少用汉人，仅极少数为蒙古人非常信任的汉人任过该职，如王约曾任副枢首近7年（1315-1321年）为任该职最长的汉人。
明代，朱元璋称吴王时，沿元制仍设枢密院，后废之，改设大都督府统军。
演变过程
概述枢密院萌芽于唐朝中后期，经发展，鼎盛于五代，宋代时虽机构渐趋于完备而庞大，但权力已大大下降。枢密院的建立与发展，经过了几大变化：一变于僖、昭宗时期掌枢密之宦官“堂状后贴黄”，夺宰相之权；再变于后梁更用士人；三变于后唐专用武将，“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四变于晋宰相兼枢密使，二者合一；五变于枢密使兼宰相再领节度使，自此枢密使权力达到它的全盛时期。
唐代宗永泰以前的政事堂中国封建王朝的宰相机构随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备屡加变化。唐初为了进一步完善宰相制度，于贞观时期设立了政事堂，做为三省长官议事的地方。政事堂开始设在门下省，后因裴炎从侍中迁为中书令，政事堂便迁至中书省。开元时期张说做宰相，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旧五代史》卷149《职官志·内职》条注“枢密使”，引项安世《家说》：“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这是枢密院作为一个机构的萌芽。所谓主枢密之曹务，即掌管皇帝的重要机密文书，这说明三省机构权力已经下降，枢密房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毫无疑问会受到重用而日益显赫。但在唐代宗以前，它只不过是政事堂一个小小的保管文书档案的办事机构罢了。
唐朝僖、昭时的枢密院唐代枢密使之名始见于唐代宗永泰中，由宦官董秀职掌：“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始以宦者为之``````永太中宦官董廷秀参掌枢密事。”《通鉴》载：“宦官董秀掌枢密。”胡三省注：“是后遂以中官为枢密使。”《通考》引《容斋洪氏随笔按》：“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石林燕语》卷四也引《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大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
既然当时的枢密使仅一人，也谈不上有什么机构，又无太大权力，只不过是处理一般的事务罢了。“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惟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但由于枢密使地位之特殊，皇帝的诏令，大臣的奏章都由他传上达下，加之随着唐末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枢密使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董秀职任枢密使时就与桂管观察使陈少游内外引荐，贪污受贿。到宪宗元和时期，枢密使刘光琦、梁守谦两人分掌上下两院；僖、昭宗时枢密使是王知古、杨虞郎两人，知古领上院，虞郎领下院。实际宪宗时枢密使的权力较代宗时大多了：“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上怒诸将无功，辛已，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长安中，王守澄知枢密事，旧左右军容多入为枢密，亦无视事之厅后。”
这一时期的宦官既掌握了枢密院，又掌握了军权，竟然达到任意废君、弑君的地步。《新唐书·宦者列传·王守澄传》：“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及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唐代废立皇帝都是由兼枢密使或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宦官司谋划的。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其后又有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是二者皆极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尽管如此，唐代宪宗时，宦官司能弑君、废君、立君，主要还是掌握兵权，容易接近皇帝之故。此时的枢密使还不能直接参与宰相议事。但到僖宗、昭宗时，“宦官杨复恭、西门季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 此其始也。”《新唐书·宦者传·严遵美传》：“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厅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新唐书·杨复恭传》载：杨复恭“自河阳监军入拜宣徽使，擢枢密使。僖宗出居兴元，复为枢密使，制置经略，多更其手。”“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又《通考·职官典·枢密院条》讲到当时的议事程序，“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之徒，至于视事，行文书矣。”
这是唐代宦官、枢密使权力发展到最高峰时期，很明显，枢密使权力的急剧扩张是宦官专权这一特殊现象与枢密使本身职权的重要性相结合的结果。
后梁时的崇政院早在唐昭宗末，朱全忠控制朝政，大诛宦官，以心腹蒋玄晖为唐枢密使，宦官统治枢密使的现象开始改变。到朱全忠篡位建立后梁，立志改宦官之弊，枢密院更用文人。同时，机构也稍有增大，人数稍多，改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使、副使、崇敬院直学士。“敬翔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又置政院直学士二员，选用政述文学者为之。”史载敬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曾举进士不第，后当朱全忠镇大梁时，敬翔被人推荐，在朱全忠帐下做一名小吏，被朱全忠看中，“军谋政述，一以谘之。”朱全忠篡位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翔知院事。”这就是崇政院用士人的最明显标志。故《通考》也说“始更用士人”。
尽管后梁崇政使权力较大，但仍然是“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其外也。”枢密院的权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还不可能超越宰相之上。
后唐时的枢密院后唐庄宗篡位后，于同光元年改崇政院为枢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枢密使，又置直院一人。郭崇韬与后梁的敬翔不同，是个典型的武将，敬翔“不喜武职，求补文吏。”而郭崇韬在回答庄宗的“计将安出”的提问时，说“臣不知书，不能征比前古，请以时事言之”。郭崇韬原是李克修帐下的亲信，“克修镇昭义，崇韬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崇韬“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人”。从此后，“崇韬专典机务，艰难战伐，靡所不从。”庄宗即位后，就以崇韬为枢密使，后庄宗至汴州，因宰相豆卢革在魏州，便令崇韬权行中书事，又拜侍中兼枢密使，兼领镇、冀州节度使，进封赵郡公，“邑二千户，赐铁券，恕十死”。“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由于兼领节度使始掌兵权，枢密使的权力已达到超越宰相的地步。后唐另一著名枢密使是明宗时的安重诲。安重诲也是个武将，知书不多，但深得明宗宠幸，任枢密使后，其权力不但远高于宰相，而且势侔人主，倾动天下。由上可见，后唐时枢密使达到了枢密院权力的又一高峰。故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赞》中说：“枢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
后晋时的枢密院晋天福中，以桑维翰知枢密院事，其他人员设置可能与后梁、后唐同。后晋枢密院与以前不同的是枢密使由宰相兼任，又改后唐以武将任枢密使之旧例，重新任用文士。当时的枢密使桑维翰、李崧均为宰相。桑维翰就举过进士及第，为河阳节度掌过书记。李崧“幼聪敏，能文章”，为范阳延光掌过书记。
但是桑维翰作枢密使的权力远不如后唐郭崇韬与安重诲, 做了三年枢密使，到天福四年就因受到谗毁而出为相州节度使，由刘处让接任枢密使。但“处让在职，凡所陈述，多不称旨。处让丁母忧，高祖不复拜枢密使，以其印付中书而废其职。”故此，后晋曾短期地废过枢密院。及出帝即位，时“景延广用事，与契丹绝盟，维翰言不能入，乃阴使人说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开运元年六月，敕依旧置枢密院，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从中书门下奏请也”。又拜中书令，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
权力似乎已经很大，但好景不长，当时内客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共谗毁之，出帝多次想罢黜桑维翰，由于大臣刘昀、李崧累劝，于是用冯玉为枢密使，不久又用冯为相，以分桑维翰之权，桑维翰被日益疏远，最后终于得罪冯玉而复被罢黜。
由此看来，桑维翰、李崧作为枢密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肘，而且多次遭到谗毁而罢职。通过桑维翰第一次罢枢密使之事来看，握有重兵在手的节度使之实权远大于宰相兼枢密使。这是五代时枢密院权力低落时期。
后汉、后周时的枢密院后汉枢密使有郭威、杨邠，其中最著名者是后来作了后周开国帝的郭威。后汉枢密使从郭威始又可兼节度使，从而达到了枢密使权力的顶峰。
郭威曾是汉高祖帐下吏卒，“掌军籍”，“汉高祖累镇藩阃，皆从之。及镇并门，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汉高祖即位，授权为枢密副使、检校副使。乾祐元年，汉高祖生病，威又与苏逢吉同受顾命。隐帝嗣位，便拜枢密使，加检校太尉。恰逢当时各处藩镇造反，而其他平叛者又屡屡失败，故“制授帝（郭威）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抚为名，诏两面诸军，并取帝节度”。“时帝以北伐为患，委帝（郭威）以河朔之任，宰相苏逢吉等议，藩臣无兼枢密使之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务，则难以便宜从事。竟从弘肇之议，诏河北兵甲钱谷，但见郭威文书，立皆禀立”。“旧制，枢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于是宣之，自帝始之。”
至此，郭威的权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故终于在乾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迫使汉太后下令让郭威监国，到广顺元年春，又逼隐帝禅位，建立后周。
郭威即位后，后周的枢密使为王峻、郑仁诲。
王峻也是历来跟随郭威，立有战功而进为枢密使的。“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行，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峻于枢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领平卢，已受命，暂之镇，又请借左藏库绫万匹，太祖皆勉从之。又请用颜衎、陈同代李谷、范质为相，太祖曰：‘进退宰相，岂可仓卒？当徐思之。’峻论请不已，语渐不逊。”
郑仁诲原也是郭威亲信。“汉高祖之镇河东也，太祖累就其第，与之燕语，每有质问，无不以正理为答，太祖深器之，汉有天下，太祖领枢务，即召为从职。及太祖西征，赏密赞军机”，“太祖践祚，旌佐命功，授检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寻为枢密副使。逾年转宣徽北院使、右卫大将军，出镇澶渊，转检校太保，入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
从王峻、郑仁诲两人来看，也都是宰相兼枢密使并兼领节度使。当然郑仁诲的权势并不太大，这主要是他“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及居枢务，虽权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无自矜之色”
演变原因
枢密院作为一个机构，始于唐代宗，实际主要形成于五代，权势最盛也在五代。关于这一问题，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2《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中有一段论述：“唐中叶以后始有枢密院，乃宦官在内廷出纳诏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温大诛唐宦官，始以心腹蒋玄晖为唐枢密使，此枢密移于朝士之始。温篡位，改为崇敬院，敬翔、李振为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见时而事当上决者。则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然是时止参谋议于中，尚未专行事于外。至后唐复枢密使之名，郭崇韬、安重诲等为使，枢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然后又列举了许多枢密使专权的事例，指出“当时枢密之权，等于人权，不待诏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后出镇魏州，史弘肇又令带枢密使以往，苏逢吉力争之不得，于是权势益重，遂称失犯阙，莫不响应也”。
赵翼这段话比较简明扼要地把枢密使权势扩张的阶段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但仔细推敲，还有不够精当之处，枢密院机构尽管是逐渐完备，权力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发展并不成直线形，而是时大时小，有起有伏。原因何在？赵翼解释并不透彻。
从唐代宗时董秀掌枢密以来，杨复恭任枢密使的权力最大，达到甚至超越宰相权力地步。“时行在制置，内外经略，皆出于恭。”到朱全忠诛灭宦官，任用朝士，直至灭唐建梁，枢密使全面任用士人，这是朱全忠抑制宦官，全面控制权力的一个步骤，枢密使之权也有所削弱。后唐建立，一反后梁制度，重用自己屡建功勋的武将亲信为枢密使，并让其兼任节度使。郭崇韬是其始也。明宗时又重用安重诲，二人均权倾内外，宰相在其面前卑躬屈膝，达到五代时枢密使的一个权力高峰。后晋始以桑维翰、李崧任宰相兼枢密使，改枢密使兼节度使之制，加之后晋重用宦者和其他佞人以分权，故枢密使之权大有下降，且因宦者及佞人谗毁，曾一度罢职并废枢密院，这是枢密院权力的低谷时期。到后晋任用郭威为枢密使，同时又许兼任节度使，正如上面所引材料，是“兼内外之任”，“功业格天”，达到枢密使权力的又一高峰，直至迫帝退位。
从枢密院权力发展的几个波峰来看，笼统地说五代枢密使权力最重是不太准确的。枢密院设置屡有变更，权力时大时小，是受着皇权支配的。尽管五代各朝时间不长，但各代皇帝也在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利用亲信和宦者、外戚等来制约枢密院，试图分化军政两大权力而集中于自己一人之手，以免权臣篡位。但是，势力强大的武力集团又千方百计迫使皇帝在权力方面作出让步，欲容军政大权于一身。二者互相制约，就导致了枢密院权力的这种起伏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枢密院权力的扩张与五代军阀割据、武人当权有关。唐末藩镇割据以来，谁有武力谁就有权，当枢密使与藩镇武力相结合时，就达到权力的高峰。朱全忠诛灭宦官，幻想改良政治，限武人权力，以文人为崇政使，使崇政院权力不如唐宦官兼枢密使（因唐宦官既掌左右神策军，又掌枢密院之权。）后唐开始任用武人，兼领节度使，掌握藩镇，权力陡然扩张。后晋宰相兼枢密使，权力固然超过后梁，但枢密使多为文人，且又不兼节度使，加之当时又重用宦官，权力受到很大牵制。后汉郭威任枢密使，又兼领节度和宰相，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权力又达到空前的高峰。可见枢密使权力的大小与其掌握武力的大小成正比。
由此可以说，唐末、五代枢密院权力的增长，除本身地位的特殊外，还得力于两种情况，一是唐末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再是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故北宋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后，为防止藩镇割据的重演，改变了枢密兼宰相、节度使这一制度，规定文武分治，枢密院只管军事，且脱离实际指挥兵权的具体事务，它虽与宰相同为二府，但实际已降到副相的地位了。枢密院制度演变的特点
作为一种制度，一旦建立，便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制约性。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个典型的人治社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宠臣和功臣也有很大权力。主张人治的皇帝和宠臣总是千方百计地将法治的制度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使制度为自己权力服务。故制度实行程度的深浅、制度的实际效用以及制度本身的破坏，往往依赖于制度执行者实际威望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约束力和法治效力。但据一般情况而言，制度的法治性质总是要顽强地按自己的本来面目即遵循制度的演变规律而发展。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就在这种人治与法治的矛盾斗争狭缝中曲折地、缓慢地发展，以致于有些制度到后来往往改变了它原来的面貌，或者走向了死胡同。
枢密院制度的演变正带有这一特点。唐初政事堂完全是为了方便宰相们民主议政，使朝廷大事能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公开性，较多地容纳一些朝廷中的有识之士的意见而设置的。既是“民主”议政，皇帝的机密文书也就必然要人掌管，这是枢密院设立之原因。但由于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由宦官兼领的枢密使权力也就超越了制度本身而能废君、弑君了。到五代，皇帝们为了改变宦官干政之弊，任用亲信加强中央集权，并让他们兼领节度，使之以分宰相之权，故而又出现枢密使权力凌驾于宰相之上，最后而犯阙称尊了。再发展到宋，吸取唐末、五代枢密院势力恶性膨胀之教训，故削弱其实际权力而增加冗员，使其成为一个庞大臃肿而无权的虚设机构。
纵观唐初枢密院只有掌机要文书一人，到宋代成为一个庞大机构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具体制度在人治与法治斗争的狭缝中发展变样的经过。同时也可说明，在根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任何具体制度无论初设时的主观愿望多么良好，其最后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经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枢密院
简介枢密院（日本语：すうみついん），是由枢密顾问（顾问官）组成的天皇的咨询机构。因为处理了许多宪法问题，也被称为“宪法的守护者”。1888年设立，在1947年被废止。简称为枢府（すうふ）。议长也被称为枢相（すうしょう）。
沿革1888年为了审议宪法草案，根据枢密院官制创设了枢密院。在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だいにっぽんていこくけんぽう）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天皇（てんのう）的最高咨询机关。
长期以来，枢密院是掌控日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显要部门，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党势力衰退，军部逐渐强硬，枢密院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最后随着日本国宪法的施行，于1947年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组织枢密院设议长1名、副议长1名、顾问官24-28名。任命资格为40岁以上、国家元勋的人物。另外，各国务大臣都自然成为顾问官，可以参加表决。在东京的成年亲王也可以参加会议。首任议长为伊藤博文（いとう ひろぶみ）。
枢密院建筑位于东京都皇居内，建于1921年，二战后供皇宫警察使用至今。
权限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6条规定了“枢密顾问根据枢密院官制规定，接受天皇咨询，审议重要的国务”。
向枢密院进行咨询的事项如下：
※皇室典范、皇室令中属于枢密院权限的事项 
※宪法条款的草案及质疑 
  旧枢密院大楼（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居内）※宪法附属法令的相关草案及质疑 
※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的改正 
※紧急敕令、紧急财政处分 
※国际条约的缔结 
※戒严的宣告 
※教育的相关重要敕令 
※行政各部的官制等与官规有关的敕令 
※荣典、恩赦等相关敕令 
※其他被咨询的事项
枢密院禁止参与施政（枢密院官制第8条），也不得与大臣以外的人进行公务上的交涉（枢密院事务规程第3条）。
与政府的关系一般当枢密院与政府的政策发生对立时，多数通过对话协商，由某一方作出让步。但1927年为救济台湾银行，第1届若槻内阁作出的紧急敕令案被枢密院以19对11否决，从而导致了内阁总辞职。这是唯一一次由枢密院压倒政府内阁的实例。
尽管如此，但实际上并没有明文规定被枢密院否决的情况下，内阁必须总辞职。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偶然事件只是由于首相的软弱造成的。
例如历史上还有一次类似的事件。1930年，滨口雄幸内阁要求批准伦敦海军条约。当时，希望批准条约的政府（民政党执政）为一方，枢密院、军部、鸠山一郎等为主的在野党政友会为对立的另一方。当时有人主张，内阁断然实行军缩是干涉天皇统帅权的行为，枢密院内部也积极开展反对滨口内阁的行动。但是，滨口首相得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和舆论的支持，坚决抵制枢密院，甚至拒绝了枢密院核心人物伊东巳代治的调查要求。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为首的各大报纸也都猛烈抨击枢密院。最后枢密院一方只能让步，批准了这一条约。
历任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1888年4月30日 – 1889年10月30日） 
大木乔任（1889年12月24日 – 1891年6月1日） 
伊藤博文（1891年6月1日 - 1892年8月8日） 
  第一任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大木乔任（1892年8月8日 - 1893年3月11日） 
山县有朋（1893年3月11日 - 1894年12月18日） 
黑田清隆（1894年3月17日 - 1900年8月25日） 
西园寺公望（1900年10月27日 - 1903年7月13日） 
伊藤博文（1903年7月13日 - 1905年12月21日） 
山县有朋（1905年12月21日 - 1909年6月14日） 
伊藤博文（1909年6月14日 - 1909年10月26日） 
山县有朋（1909年10月26日 - 1922年2月1日） 
清浦奎吾（1922年2月8日 - 1924年1月7日） 
滨尾新（1924年1月13日 - 1925年9月25日） 
穗积陈重（1925年10月1日 - 1926t年4月8日） 
仓富勇三郎（1926t年4月12日 - 1934年5月3日） 
一木喜德郎（1934年5月3日 - 1936年3月13日） 
平沼骐一郎（1936年3月13日 - 1939年1月5日） 
近卫文麿（1939年1月5日 - 1940年6月24日） 
原嘉道（1940年6月24日 - 1944年8月7日） 
铃木贯太郎（1944年8月10日 - 1945年4月7日） 
平沼骐一郎（1945年4月9日 - 1945年12月3日） 
铃木贯太郎（1945年12月15日 - 1946年6月13日） 
清水澄（1946年6月13日 - 1947年5月2日）
历任枢密院副议长寺岛宗则（1888年5月10日 - 1891年9月10日） 
副岛种臣（1891年9月10日 - 1892年3月11日） 
东久世通禧（1892年3月17日 - 1912年1月4日） 
芳川显正（1912年1月9日 - 1917年3月20日） 
清浦奎吾（1917年3月20日 - 1922年2月8日） 
滨尾新（1925年2月15日 - 1924年1月13日） 
一木喜徳郎（1924年1月14日 - 1925年3月30日） 
穗积陈重（1925年3月30日 - 1925年10月1日） 
冈野敬次郎（1925年10月1日 - 1925年12月23日） 
仓富勇三郎（1925年12月28日 - 1926t年4月12日） 
平沼骐一郎（1926t年4月12日 - 1936年3月13日） 
荒井贤太郎（1936年3月13日 - 1938年1月29日） 
原嘉道（1938年2月3日 - 1940年6月24日） 
铃木贯太郎（1940年6月24日 - 1944年8月10日） 
清水澄（1944年8月10日 - 1946年6月13日） 
潮惠之辅（1946年6月13日 - 1947年5月2日）
英国枢密院
枢密院（全称女王陛下最尊贵的枢密院；Her Majesty's Most Honourable Privy Council）是英国君主的咨询机构。它在以往具有十分大的权力，但今日只具有礼节性质。枢密院拥有不同的委员会，当中，英国内阁拥有其绝大部份的权力。枢密院亦具有司法职能力，并主要由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所行使。
当君主遵照枢密院的建议行事时，一般会称之为“国王会同枢密院”（King-in-Council）或“女王会同枢密院”（Queen-in-Council）。全体的枢密院成员则称为“女王陛下最尊贵的枢密院全体大臣”（The Lords of Her Majesty's Most Honourable Privy Council），有时又会写成“……全体大臣及其他成员”（The Lords and others of...）的字样。掌管枢密院的首长是枢密院议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担任此职的人士除了是内阁成员外，也是排名第四高的国务大臣。按照惯例，枢密院议长还会兼任上议院或下议院的领袖。文书是枢密院内另一重要职位，所有由枢密院发出的指令，都要由文书所签署，方能生效。
“枢密院顾问官”（Privy Counsellor）和“枢密院委员”（Privy Councillor）同样指枢密院的成员，对于两字的使用一直存在混淆和争拗。但枢密院当局较偏向用前者作称呼，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提供意见，而非作为一委员会之成员。此外，新的枢密院顾问官在加入枢密院时，要向枢密院“宣誓”。
枢密院办公室设于伦敦西敏的卡尔顿花园；其司法委员会原于唐宁街办公，内有大厅作开庭审案之用，但司法委员会已在2009年8月正式迁往联合王国最高法院三号法庭继续办公。
关于枢密院的具体组成、职能以及历任议长等参见词条“英国枢密院”及“枢密院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