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巴克拉诺夫
百科名片
  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巴克拉诺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акла́нов），本姓弗里德曼（Фри́дман）。1923年9月11日出生于沃罗涅日市，2009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去世。享年86岁。苏联俄罗斯联邦著名作家。苏联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奖项和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奖项获得者。
个人生平
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巴克拉诺夫出生于一个牙医家庭。父母分别在他10岁和12岁就已经去世了，随后和弟弟被姑姑抚养。9年级毕业后进入航空学校学习，成为第18飞机厂的工人，生产伊尔-2战斗机。战争爆发后，1941年作为列兵入伍，在第34军387炮团服役，守卫西北防线。随后到炮兵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被派往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守卫西南防线。1943年，在战斗中受重伤，在医院治疗了一年半后返回前线。参加过解放维也纳、布达佩斯的战斗。战争结束时，他驻扎在奥地利，任炮兵营上尉营长。 
194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战争结束后，巴克拉诺夫考入高尔基文学院学习，1951年毕业。1956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 
早期作品有描写战后农村主活的中篇小说《在斯涅吉里一家》（1954）和短篇、特写等。50 年代后期开始创作描写卫国战争的小说，如《九天》（1958）、《一寸士》（1959）等， 
1986年至1993年，任《旗帜》杂志社总编。 
1990年起，担任卡米拉·伊克拉莫夫文学遗产委员会主席。 
1993年起，担任《旗帜》杂志社基金会主席。因十月事件，在《消息报》上刊登写给总统叶利钦的公开信《四十二封信》。 
1995年起，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 
1996年~2001年，俄罗斯政府文化与艺术总统委员会成员。 
2009年12月23日去莫斯科去世
创作经历
  《永远十九岁》中译版他于1950年开始创作。1951年在《农妇》杂志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责备》。在巴克拉诺夫写作生涯开始之初，他非常关注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新动向——乡村题材。但给他带来声誉的是描写战争场面的中篇小说《九天》（1958），随后，1959年发表其著名作品《一寸地》，随着作品的发表，巴克拉诺夫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从此，军事题材成为其写作的重点。 
其军事题材作品着意描写普通战士和下级军官在局部战斗中的“战壕真实”和在生死考验时的心理状态，成为“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一寸土》与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且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被认为是“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 
1964年发表长篇小说《41年7月》，在这部作品中率先提出了战争初期苏联军队溃退中斯大林的责任问题。 
197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永远十九岁》，再次证明了自己。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当代的青年人，昨日的中学生，在战争中奔赴前线，为国流血牺牲。 
多部作品被拍摄成电影，如《五月》。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1964年，长篇小说《41年7月》  《一寸土》
1975年，长篇小说《朋友们》 
1979年，长篇小说《永远十九岁》 
1990年，长篇小说《自己人》 
1995年，长篇小说《当匪军经过》中短篇小说1951年，短篇小说《责备》 
1954年，中篇小说《在斯涅吉里一家》 
1958年。中篇小说《九天》 
1959年，中篇小说《一寸土》 
1961年，中篇小说《一死遮百丑》 
1962年，小说集《苦难的滋味》 
1965年，短篇小说《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在风花雪月的地方，在安宁舒适的地方》、《我是怎样失去领先的》 
1965年，中篇小说《卡尔普欣》 
1970年，短篇小说《五月》 
1972年，中篇小说《美国一月》 
1982年，中篇小说《最小的弟弟》 
1983年，小说集《科斯坚卡和科连卡》 
1988年，小说集《当匪军经过》 
1996年，小说集《永远十九岁》剧本1962年，剧本《四十九天》 
1970年，剧本《五月》 
1975年—1978年，剧本《扣上腰带》 
1978年，剧本《人们为什么活着》 
1979年，剧本《永远十九岁》 
1984年，剧本《城里》其他1976年，旅游札记《加拿大》
电影屏幕
1960年，《别人的灾难》 
1961年，《地平线》 
1962年，《49天》 
1964年，《一寸土》 
1969年，《一天和一生》 
1970年，《五月》、《敬礼，玛利亚！》 
1972年，《卡尔普欣》 
1978年，《可知的白光》 
1984年，《最小的弟弟》 
1989年，《永远十九岁》
成就及荣誉
主要奖项1982年，因《永远十九岁》获得苏联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奖项 
1997年，因《当匪帮经过》获得俄罗斯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奖项其他奖项红星勋章 
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苏联劳动红旗勋章 
荣誉勋章 
人民友谊勋章 
三级为国服务功勋勋章
作品引起的争议
1959年苏联《新世界》杂志5、6月号上发表了格里高利·巴克拉莫夫的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靓《一寸土》。小说发表后，在苏联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也涉及到了苏联文学如何正确描写卫国战争的一些原则问题。1960年1月号《世界文学》又选择译载了三篇讨论文章：拉扎列夫的《我们的一寸土》；柯兹洛夫的《争论没有结束……》；巴拉巴什的《“小”人物的大世界》。 
拉扎列夫认为巴克拉豁夫的《一寸土》，是一本描写卫国战争有特殊成就的作品。它“不仅真实地描写了战争，井且回答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拉扎列夫认为，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特点，在《一寸士》里表现得很明显。他说：“死亡、流血、满目疮痍的破坏，这一切在巴克拉莫夫的作品中都无情地揭示出来了，因为我国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新的战争威胁的那顽强斗争的年代，使得他有权这样表现。”他还说：“巴克拉诺夫……不怕看见好的和坏的、恶劣的和光明的事物。他的小说是真实的，合乎人情的。”在这篇文章里，拉扎列夫还提出了《一寸土》的“真实”问题。他认为：“如果只以所涉及事件的广度，而不是以主人公精神世界刻划的深度，来衡量作品中的厦实力量，那自然，就很容易把《一寸土》认为是狄隘的、有限性的作品了。”他认为巴克拉诺夫虽然只写了某一个炮兵连，保卫着我们窄窄的一小块战斗据点，但在他的“笔下的那一寸土地，已经足够广阔，一个苏联人的性格能够在这里把自己充分地、广阔地、多方面地显示出来。” 
柯兹洛夫不同意拉扎列夫对《一寸土》的评价，他说：“巴克拉诺夫的写法是赤裸裸的，有时甚至是露骨的……它是极其残酷的，可怕的，血腥的。”他还认为这本小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对于雷马克在描写战争上所用的自然主义手法实在是用的太多了, 在刻划人的畏惧心理和战争的恐怖上费了不少笔墨”，而且在“描绘出一幅恐怖和死亡的图画时，作者有时竟好像抛开了一个作家的主要任务——表现苏联人的坚毅不拔的毅力，而使得刻画恐怖和死亡本身成为目的。”他说：“小说里恰好没有‘充分’、特别是‘全面’地表现出苏联人的性格，作者没有给这一点创造必耍的条件。”他说：“就作者打算尽可能细致地观察人的内心活动这一创作意图来说”，“这种观察的结果是过于片面，许多人物的思想完全是、或者差不多是完全围绕着一点打转：是法西斯匪徒打死我，还是我打死法西斯匪徒。”柯兹洛失认为，“战争时期，几乎是它的最后阶段”，“苏联人的精神世界” 绝不是“那样狭小”，“不是的。他的脑子里惦记着祖国、人民党，想着莫斯科、战略、未来的胜利和许许多多其它的东西——这一切每一个兵士都在想，而且也不能不想！这些思想是无形的，但是它们把兵士紧紧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成为战士政治和道德的因素，这种因素也就是战士斗志的基础，决定着他的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柯兹洛夫认为：“《一寸土》的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表现出了战争是人类的一件艰苦而残酷的事，要有真正铁一般的毅力、韧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巴拉巴什也不同意拉扎列失对于《一寸土》的评价。他认为“就巴克拉诺夫对战争醉心于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把人们的痛苦写得太露骨了，这话是很公允的。的确，他把动物性的恐惧感觉强调得过了分，这种恐惧在战斗中主宰着士兵，剥夺了他们按制自己的任何力量。同时也不能不同意这一点：作者是故意要使‘一寸土’和所有其它战区脱离关系，她是公式化地，有时还带些漫画的成份描写‘上级’的。而这不过是结果，不过是那主要的东西——‘小人物’思想——的具体的艺术表现；这个‘小人物’被卷入了可怕的战争漩涡，在他们命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些他所不能理解的强大力量，是盲目的遭遇，是永恒的本能，可决不是自觉……”他认为“判断一个作家的思想艺术立场”，主要的不是凭“作者的宜言”，凭“一些人物的‘言论’”， 而是凭“作品所产生的思想和形象的总体”，凭人物的“行动”，凭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特征”，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不看到，巴克拉诺夫在许乡方面都把他的主人公在其中生活并在其中斗争的世界狭隘化了。使它变得贫乏，同时把人物贬低，‘平庸化’了，使他们成了命运的玩物，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海洋中浮沉。”他说：“如果巴克拉诺夫的意图真的是要表现战争中平凡的、‘渺小的’苏联人，那末，这种意图本身就不对，它是建立在不健康的基础上的，因为在我国，普通人的朴实、平凡这个概念，是跟他的伟大和强有力分不开的。”“苏联的普通人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盛名的许多人来也要高出一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的保证。我们英勇的现代人，普涵的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主人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