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雅典民主制度
古雅典民主的政治体系
古雅典式民主是在古希腊雅典发展出的一套民主体系。其他的希腊城市也设立了各种民主体制，其中大多数借鉴了雅典的模式，但没有一个如雅典一般强大或持久。它是一个独特而有启发性的对直接民主的实验，即人民直接参与对立法和行政议案的投票。这种民主的参与者虽然并非阿提卡的所有居民，但参与者的遴选并非基于经济层次的区分，并且参与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民族如此投入地参与管理自己。
雅典的民主属于自治式的民主。全体20岁以上的合法公民（不包括女性和奴隶），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人口组成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对城邦进行管理。公民大会每年举行40多次。
古雅典民主兴起的原因
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典型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们常常首先瞩目于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力图将此说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注因素。但这不能让人信服。与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政体。可见，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古代雅典国家形成时已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是雅典国家一开始便不同于东方文明古国的特点之一。荷马的英雄史诗表明，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希腊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东方文明古国形成时期要比雅典国家形成时期早得多，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国时代还主要使用木犁、木器来耕作。到中王自时代在埃及才出现青铜工具。铁在新王国时期还因其稀少而被视为贵金属——此时距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已经历了大约1000年。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过于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则使雅典国家形成时期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都存在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环境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背景，古雅典国家形成时期便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特点。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代雅典境内群山起伏，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但园艺、畜牧、植果、养蜂业却颇为兴旺。阿提卡拥有的银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三面环袍阿提卡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阿提卡西岸的几个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对外来粮食的依赖和出口手工业产品和衣产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与海外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样，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会已有了较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面。这时，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在梭伦时代，“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口沟本身了。”与之相反，古代东方文明国家普遍地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些田园风味峋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再次，雅典国家产生时的生产力状况、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他人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尚在梭伦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土地买卖扣私有破坏了氏族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力基础上，阿提卡居民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丛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连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情况呢？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说，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庄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上面所讲的情况，那还不足以说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必汾性。一国的政体，并不仅仅简单地适合着该社会的环境和经济关系。一国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取得领导权的那个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意识，对该国政体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总的来说，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时，我们应看到当时雅典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的综合作用。这些条件相互间紧密联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雅典社会不同于古代东方文明国家的那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命题简单化。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讨iiR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其民主制度的表现常见的是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也体现在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关上。通常实行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古雅典的民主制度的目的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同，它仅仅是对公民群体而言，而且是男性公民的民主）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讨iiR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又称贝壳放逐法。 
雅典每年举行特别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民主威胁者的命运。此项行动使用一种特殊的“选票”，即陶片或贝壳。人们把威胁者的名字刻在陶片或贝壳上，投入会场的陶缸中。如某人得票超过6000，就将被判流放国外10年。这是一种以民主方式反对民主敌人的有效方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