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赣东北苏区
基本信息
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六大苏区之一。这块根椐地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建设上生气勃勃，就是工会工作也是独树一帜，因而被毛泽东誉为“苏维埃模范省”。 
弋阳县档案馆发现了4张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省的工会会员证，该证长16CM，宽12CM，白细布，红色石版印刷，毛笔填写，盖头为《闽浙赣省工会会员证》，该证有七个栏目的填写内容：姓名、性别、年龄、哪里人、哪种工会的会员、加入工会的时间、发证日期。盖尾为该证号码，加盖有省总工会的圆形公章和省总工会委员长余汉朝的私章。从填写的内容来看，这些会员都是弋阳县六区、四区（今弋阳县中畈乡、湾里乡）人，其中有雇农、手工业工人，发证时间有1933年的，也有1932年的。
工会的组织建设闽浙赣苏区一经创立，工人就有组建工会的愿望，但因当地斗争环境相当险恶，故而在头两年未能如愿。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此时全特区8个县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工会，但各县各行业的零星工会早已出现，仅弋阳县当时就有裁缝工会、店员工会、船工工会。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革命形势相对稳定，工人们要求建工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30年3月，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第二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信江总工会筹委会，颁布了《工会临时组织条例》，推荐中共信江特委委员、弋阳船工出身的余汉朝当委员长。 
工会组织条例阐明：工会的性质为“团结工人力量，谋本阶级利益，实行阶级斗争的职工团体。”工会的组织机构：省、县（市）成立总工会，由工人代表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下设秘书处，以及组织、宣传、青工、妇女四部。总工会以下成立各产业工会：城市成立瓷业工会、店员工会、矿业工会、苦力工会（由车夫、轿夫、搬运工组成）；乡村建立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会；江河流域建立船工工会、码头工会。工会会员的组成：凡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船工、苦力等出卖劳动力为生者以及乡村雇农均可参加工会。会员按期交纳会费，每人每月三枚铜板。 
《工会组织条例》颁布后，各地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单船业工会会员就3000多人。1930年，苏区内相继创办了兵工厂（工人最多时达千余人）、被服厂、印刷厂、织布厂、煤炭厂、制伞厂、造纸厂，工会会员达10万余人。 
大规模参加革命战争当年在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闽浙赣的工人运动是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工人们参军参战，踊跃支前，为了战争的胜利，苏区每次扩红，工会会员总是争先恐后参加，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1930年7月，红军攻下景德镇，就有1000多名瓷业工人参加红军，为部队扩编为红十军增添了有生力量。1933年3月在省委、省工会的号召下，500余工人组织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团，5月1日，又组织了第二个无产阶级团。这两个由工人组成的红军团日后成为红十军的一部分。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苏区的工会会员普遍实行半革命化，由工人组成的工人赤卫队、水上游击队、红色游击队都能单独作战。工人武装更多的是配合红军作战。当年红军每攻打一个城镇，都有工会组织工人充当内应。如奇袭景德镇、智取上饶、三打弋阳、激战河口、二进闽北，每次都有工人的配合；同时他们还要做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围困和拆毁敌碉堡等工作。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会员们喊出了：“奋斗，一切为了战线”的口号。根据地开创之时，红军部队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枪弹的缺乏对战争极为不利。自兵工厂创办之后，状况有了极大改变，工人们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造出了步枪、手榴弹，就连机关枪也造了出来，子弹的产量也大大增加。除兵工厂外，各行业工会也利用本行业特点，利用手工作坊制造各种土武器。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苏区党和方志敏号召苏区工会组织广大会员积极参加慰劳红军工作。1932年赣东北省委在《红色五月工作总结》中表扬说：“工人方面慰劳红军的工作更为激烈。修械处工人节省伙食费买东西给红军，被服厂工人组成补衣队替红军补衣服，部分剃头工人自动到军营为战士们理发。这些事实是非常之多。”在农村则由雇农会员替红军家属种田、砍柴。 
苏区的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持久开展，群众生活的改善，都需要经济的发展和充裕的财政，闽浙赣苏区的工人运动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充分表现出来。在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中，雇农工会起了很好的作用。每一村庄分配土地，雇农工会都依照《土地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拿出具体方案，经政府批准后予以实施。雇农工会会员们往往是打破宗教观念、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主将。土地还家后，雇农工会带头组织生产冲锋队、突击队，组织生产合作社、贮粮合作社、互济社。自1930年以来，尽管战争极其险恶，但苏区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粮食、猪肉自己吃不完，还大宗大宗地外运，发展对外贸易。同样苏区的工业也发展很快，工会组织工人开展卓有成效的劳动竞赛。军工产品逐步适应战争的需要，民用产品除医药外，像硝盐、砂糖、瓷器、煤、石灰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基本上自给自足，纸张、竹木制品等成批外销，远销上海、杭州等地。由于工会在各条河道上设立了船舶检查局，每处每年收入大洋达万元。 
就这样闽浙赣苏区的工会工作在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蓬蓬勃勃，气象万千。方志敏曾说过：“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财政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特别新的办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对工人的领导和关怀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条例和决议，对工会的性质、组织、任务、斗争都作了明确的阐述，规定：省、县各工会的委员长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他们也是同级党委委员、政府执委（青工部负责人则参加同级团委）。如赣东北苏区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余汉朝便是船工出身。余汉朝是弋阳余家坞人，1926年初入党，大革命时期担任弋阳党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政府执委兼劳动部长，中共信江特委书记。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执委，也是共和国开国将军吴克华（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汪东兴（原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革命引路人。1935年7月在横丰上坑源被敌包围，英勇牺牲。 
为了更好地团结工人，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会工作，各级工会还普遍创办了工人俱乐部，通过出板报、壁报和演文明戏等形式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在这里，除了政治学习、文体活动外，还有文化学习。为此，省总工会会同教育部编印了《工农读本》，这样苏区许多工会会员都摘掉了文盲帽子。 
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劳动保护法》和《关于苏维埃的职工问题决定案》明确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夜班工资要比日间多；各种革命纪念日休息，工资照发；女工须受特别保护，女工产假休息二个月工资照发；对于工人卫生和疾病，工厂负责保护；实行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工会中设救济委员会、职业介绍部，对失业工人苏维埃政府应分田给其耕种。 
1932年颁布的《土地税收法》规定：“工人、雇农免其本人纳税。”省政府还兴办了工人疗养院，对于因战争、因工致伤的工人和劳模实行休假疗养，工人们享受到了实际利益，充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民众的大救星，要保卫胜利果实，只有铁下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 
1933年5月1日，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一天以省苏执委、雇农总工会黄万生为团长的闽浙赣省工会代表团20多名代表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的亲切接见。[1]
反围剿战斗
在对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动用了大量的兵力。陈调元部由安徽自北而南，俞济时部由浙江自东而西，与原驻上饶、广丰、铅山的梁立柱部，以及在余江、万年一带的驻军，采取“稳扎稳打，碉堡推进”的战略，以横峰和葛源为合围中心，从四面八方围攻赣东北苏区。
民国23年7月，红七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北上抗日。10月，在德兴县重溪与红十军会师，共同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率领，离开根据地继续北上，只留下一个红三十师及各县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自老鸦尖、茗洋关、溪工镇、大王渡、油筒石、猪头山等相继失守后，敌军于5月23日攻占了横峰县城，11月28日又攻占了葛源，至民国23年底，全县大部分苏区失陷。 
苏区失陷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闽浙赣省委将地方党政组织及革命团体分散，转为秘密活动，同时成立精干连，开展游击战争。省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和省军区参谋长邹琦，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徐炎荣、红三十师政委黄富武等，在葛源、篁村、槎源坞一带领导游击战争，并成立弋、德、横中心区委和葛源战区。各地游击队有时化整为零，有时集零为整，埋地雷，炸碉堡，打伏击，搞突袭，相机消灭占领苏区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32条枪的葛源游击队，曾奇袭敌人重兵驻守的葛源镇。游击队的侦察员王贵泉，多次潜入敌人的巢穴摸情况，杀坏蛋。上坑源游击队，多次伏击“清乡”队，打得敌人弃械而逃。
民国24年8月，中共乐河特委书记程伯谦，带领游击队，活动到磨盘山地区，先后摧毁敌人在清溪岭和槎源坞的炮台，袭击了葛源镇。民国25年4月，弋、横、上、德中心县委成立后，设弋德、葛源、上饶三个中心区，扩大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民国26年，中心县委游击队有90多人，加上县、区游击队，兵力共四五百人，组成了赣东北工农游击大队，裴普山任司令员，杨文翰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县岭、磨盘山、怀玉山3个支队。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到40年代初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