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裕北伐
简介
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为了宋朝的强大，刘裕决定兴师北上。
义熙五年（409），南燕主慕容德死，其侄慕容超袭位，纵兵肆虐淮北，掳去晋两郡太守，驱掠百姓千余家。刘裕因此上表北伐。三月，他统领晋军向北挺进。  东晋
南燕大将公孙五楼见晋师威猛，向慕容超建议扼据大岘（今山东沂县），坚壁清野，但被拒绝。刘裕看准时机，冒险越过大岘山隘，一举攻克临胊（今山东掖县），夺得大量辎重。接着，晋军将士在刘裕的亲自鼓动下迅速进击，直逼燕都广固（今山东益都）。慕容超遁入城中坚守不出。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晋军一方面高垒重堑，将广固团团围住，以燕人之粮充实军用；一方面招降纳降，采取分化瓦解之策。南燕大将桓遵兄弟及徐州刺史段宏相继归附，尤其是尚书郎张纲被俘，对刘裕十分有利，最后正是利用他所设计的攻城器械拿下燕都，活捉了慕容超。刘裕以广固久守不降为由，入城后，尽杀王公以下三千人以泄愤。
齐境克服，刘裕本想停镇下邳，荡凊河洛，但孙恩妹夫卢循复集孙恩残部，败晋军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刘裕不得不班师回朝。回京后，先后督师镇压卢循、剿灭割据长江中上游的刘毅、谯纵势力，逼走司马休之，使南方出现了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一统局面。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一月，后秦主姚兴死，姚泓继位，内部叛乱送起，政权不稳。刘裕认为这是灭亡后秦的良机。八月，刘裕以刘穆之任尚书左仆射，内总朝政，外供军粮，自己率大军分四路北伐。九月，刘裕扺达彭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领兵由淮、淝转向许、洛，后秦诸屯守皆望风降附，晋军进展神速。十月，王镇恶军占领洛阳。
次年正月，刘裕留其子刘义隆镇守彭城，自率大军北上。此时北魏派十万重兵驻守河北，并以游骑骚扰晋军。刘裕在行军中，虽常设奇阵或用大弩强槊击败魏军，但进军速度缓慢。王镇恶军由洛阳进抵潼关后，为秦主力守险以阻，檀道济军的粮道也为秦将姚绍截断。晋军一时处于危境。王、檀向刘裕求援，而刘裕却为北魏军牵制，自顾不暇。幸得当地百姓的帮助，潼关晋军才转危为安。七月，刘裕摆脱魏军，进至陕城；前锋沈田子攻入武关，进屯青泥（今陕西蓝田）。八月，刘裕至潼关，与诸部会合。
秦主姚泓为缓解两面受敌的危局，谋划先消灭沈田子军，再抵御刘裕，于是率步骑数万急趋青泥。沈田子军本为疑军，不过千余人，但各自为战，骁勇异常，数次出击竟使姚泓败还长安。此时，王镇恶突破潼关防线，率师直进，一举攻陷长安城，姚泓率群臣投降。
北伐灭南燕
前因晋元兴二年（404），刘裕起兵击败篡晋称帝的桓玄。次年，拥戴晋安帝复位，控制东晋朝政。南燕主慕容超见东晋内乱，从义熙二年（406）起，多次派兵袭扰东晋边境，南下攻掠淮北。  五胡十六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抗击南燕军。时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遂欲挂帅北伐。时朝臣多劝阻，刘裕不从。五年四月，自建康（今南京）出发，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经过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年）四月至次年二月，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攻克燕都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灭亡南燕的著名战争。
义熙五年正月，南燕帝慕容超嫌宫廷乐师不够，欲对东晋用兵掠取。二月，慕容超轻启边衅，进击东晋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掠走百姓2500人。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于四月自建康（今南京）率舟师溯淮水入泅水。
五月，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船舰、辎重，改由陆路进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为防南燕以奇兵断其后，所过皆筑城垒，留兵防守。南燕鲜卑人恃勇轻敌，对晋军进入其境不以为虑。慕容超没有采纳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凭据大岘山（今山东沂山）之险，使晋军不能深入”或“坚壁清野”、“断晋粮道”之良策。  刘裕
六月，刘裕未遇抵抗，过莒县（今属山东），越大岘山。南燕主慕容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率步、骑兵5万进据临朐（今属山东）。慕容超得知晋兵已过大岘山，自率步骑4万继后。燕军至临朐，慕容超派公孙五楼率骑前出，控制临朐城南的巨蔑水（今山东弥河）。与晋军前锋孟龙符遭遇，公孙五楼战败退走。刘裕以战车4000辆分左右翼，兵、车相间，骑兵在后，向前推进。晋军进抵临朐南，慕容超派精骑前后夹击。两军力战，胜负未决，刘裕采纳参军胡藩之策，遣胡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向弥率军绕至燕军之后，乘虚攻克临朐。慕容超单骑逃往城南左将军段晖营中。刘裕纵兵追击，大败燕军，段晖等十余将被斩。慕容超逃还广固。刘裕乘胜追击北上，攻克广固外城。慕容超退守内城。刘裕筑围困之，招降纳叛，争取民 
心，并就地取粮养战。慕容超被困于广固内城，先后遣尚书郎张钢、尚书令韩范，驰往后秦求援。七月，后秦主姚兴派卫将军姚强率步、骑兵l万，与洛阳(河南洛阳东北）守将姚绍汇合，统兵共救南燕。并遣使向刘裕宣称，后秦以10万兵屯洛阳，若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刘裕识破姚兴虚张声势，不为所动。不久，姚兴被夏主刘勃勃击败于贰城（今陕西黄陵西北），遂令姚强撤周长安（今西安西北）。慕容超久困于广固，不见后秦援兵，欲割大岘山以南与东晋为条件，称藩于东晋，刘裕不允。南燕大臣张华、封恺、封融及尚书张俊相继降晋。
九月，刘裕截获为借兵去后秦的韩范，使其绕城而行，以示后秦救兵无望，城内南燕守军惊恐。十月，燕臣张纲被俘，晋军制成飞楼、冲车等各种攻城器具，加强攻防能力。
六年二月，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率军挖地道出击晋军，被击败，退回内城。刘裕乘机四面攻城，南燕尚书悦寿打开城门迎降，晋军攻入广固内城。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走，被晋军追获，送至建康斩首，南燕亡。
北伐灭后秦
诱因后秦于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首次击降西秦之后，又于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击灭了后凉，势力大增，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义熙五年，后秦弘始十一年、夏龙升三年（公元409年），秦、夏两国连续发生了征战。当年四月，夏主率骑兵2万攻秦，掠夺平凉的杂胡7000多户，进兵屯于依力川（今甘肃平凉附近）。  后秦九月，秦主姚兴率军回击夏军，秦军大败，秦将姚榆生为夏军生擒，左将军姚文崇等拼死力战，夏军才退走，姚兴也返还长安。接着夏军又攻占后秦的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等地。义熙六年、后秦弘始十二年、夏龙升四年（公元410年），夏主又派左将军赫连罗提攻占后秦之定阳城（今陕西富县境），坑杀秦军4000人。接着，夏军又进击陇右地区，攻占白崖堡，兵逼清水（今甘肃清水）。义熙七年、夏龙升五年、后秦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正月，秦姚详屯守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被夏军逼迫弃城南逃。夏军追及将姚详杀死，俘其全军。夏主赫连勃勃再南攻安定（今甘肃镇原南），于青石北原击败后秦尚书相佛嵩，俘其吏民4.5万人。义熙十二年、夏凤翔四年（公元416年）六月，夏军攻占了上邦，杀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5000多，毁上邦城，接着进攻阴密（今甘肃灵台西50里），又杀秦将姚良子以下1万多人。秦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奔回长安。安定人胡俨等率5万户举城降于大夏。后秦与大夏之间的连年征伐，进一步消耗和削弱了秦军的实力，为东晋灭亡后秦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东晋在击灭南燕后，刘裕原想乘胜向后秦进攻，但因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逼近建康(今江苏南京），朝廷急调刘裕回归，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因而，东晋只得顺延了击灭后秦的时间表。至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相继镇压了卢循、徐道覆起义军，剪除了荆州刺史刘毅、兖州刺史刘藩及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等，平定了益州，打击了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势力，政局稳定，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步增强。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后秦主姚兴病亡前后，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儿等明争暗斗，争夺帝位，政治动乱，人心浮动，叛离者日增；连年与大夏、南凉、西秦等征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丧失了强国地位。加之北魏势力下降，无力他顾。这些，都为东晋击灭后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刘裕遂据此定下了出兵灭秦的战略决策。发动东晋义熙十二年、后秦永和元年（公元416年）八月十二日，刘裕率军自建康出发，各路大军也相继按预定策划出动。晋军攻取洛阳九月，刘裕率军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前锋王镇恶、檀道济军也进展顺利，自进入秦境以来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以北）降于王镇恶军；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今河南沈丘)降于檀道济军；后秦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坚守城邑不降，檀道济攻克该城，将董遵斩杀，旋即攻克了重镇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俘获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与此同时，建武将军沈林子军，自汴水进入黄河，襄邑（今河南睢县）董神虎率领1000多人响应晋军。沈林子随即与他共攻仓垣（今河南开封北），攻克了该城，后秦兖州刺史韦华降服。  十月，晋军进占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王镇恶、檀道济两军旋即会师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后秦镇守于洛阳的征南将军姚洸，见晋军逼近，派人至长安求救。后秦主姚泓命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3000、武卫将军姚益南率步兵1万增援洛阳，并令并州牧姚懿自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进屯陕津（今山西平陆东南，即古茅津渡），以为声援。此时，宁朔将军赵玄向姚洸建议说：“今晋寇益深，人情骇动；众寡不敌，若出战不捷，则大事去矣。宜摄诸戍之兵，固守金墉不下，晋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利也。”姚洸的司马姚禹及主簿阎恢、杨虔皆妒恨赵玄，便暗中与檀道济相通，极力反对赵玄的建议，并怂恿姚洸分兵防守各地。姚洸中计，派赵玄分兵1000前往防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以广武将军石无讳东至巩城（今河南巩县西南）防守。继之，成皋、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皆降于晋军，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军由成皋顺利西进。石无讳进至石关（今河南偃师西），得悉晋军已至，便退兵洛阳；赵玄与晋军战于柏谷坞，兵败战死。十月二十日，檀道济军逼近洛阳，二十二日姚洸出城降晋。檀道济俘秦军4000多人。此时后秦越骑校尉阎生和武卫将军姚益南正率部赶赴洛阳途中，得知洛阳失守，不敢再向前进。晋军夺取潼关刘裕原先命令前锋军攻取洛阳，且待后续主力到达之后再继续西进。但王镇恶等见后秦内乱纷起，潼关守军薄弱，便当机立断，不待刘裕大军到达，分兵两路西进。一路王镇恶军至渑池（今河南洛宁西），派部将毛德祖进攻秦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吾城（今河南洛宁西），生擒尹雅，王镇恶军迅速进抵潼关（今陕西潼关北）城下。另一路檀道济、沈林子部，自陕（今河南陕县）北渡黄河，向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进攻。后秦河北太守薛帛逃往河东，檀道济等军进攻蒲阪，被守将后秦并州刺史尹昭击退，檀命别将再攻匈奴堡，又被秦将辅国将军姚城都击败。此时，后秦以东平公姚绍为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改封鲁公，率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兵5万防守潼关，又命姚驴率部增援蒲阪。沈林子认为，蒲阪城池十分坚固，兵力众多，难以很快攻取；王镇恶孤军于潼关，不如南下与王镇恶合军攻打潼关，潼关既破，尹昭不攻自溃。檀道济同意沈林子的意见，遂引军自蒲阪南下。三月檀道济、沈林子军到达潼关。姚绍率兵出战，檀道济、沈林子将秦军击败，斩俘秦军1000多人。姚绍退兵定城（陕西潼关西30里），凭险据守，告诉众将说：“檀道济等兵少势弱，孤军深入。敌只能坚守城池，以待后援。我分兵断其粮道，当可将敌坐擒。”于是，便派将军姚鸾截断大路，以阻止晋军的粮运。  潼关
姚鸾先派将军尹雅与晋军战于潼关之南，被晋军战败生擒。三月初四日，沈林子乘夜率勇锐士卒偷袭姚鸾军营，杀姚鸾及秦军数千人。姚绍又派姚赞屯兵于河上，欲断晋军水运。沈林子再率军进击，姚赞兵败，逃回定城。此时，秦将薛帛举河曲降晋，不久，晋军给养不继，军心浮动，全军顿兵坚城，不得前进，军中纷纷提议撤军东归。此时，将军沈林子按剑怒斥说：“今许、洛已定，关右将平，事之成败，系于前锋。且大军尚在远方，敌军兵众气盛，想要撤军，也难以安全退走。我决心单独率部继续完成受领的使命。”王镇恶等人遂镇定下来，派出使者驰告刘裕，请求速派援军，运送军粮。使者晋见刘裕，刘裕以魏紧跟于黄河北岸并进，威胁重大，而拒绝派兵增援。王镇恶等于是亲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动员民众，捐献军粮，才解了缺粮之危，军心趋于安定。四月，姚绍再次命长史姚治、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率2000人屯守河北的九原，企图再断晋军粮道，又被沈林子击败。姚治、姚墨蠡、唐小方均被斩首，其全军几乎丧尽。姚绍听说姚治等人兵败身亡，悲愤已极，发病呕血，将兵权交予东平公姚赞之后死去。旋即，姚赞率兵偷袭沈林子军，又被沈林子击败，双方形成相持局面。借道北魏刘裕亲率大军于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离开彭城（今江苏徐州），自淮水、泗水进入清河。三月初八，刘裕以左将军向弥率部分兵力屯于黄河重要渡口碻璈（今山东东阿西北），自率大军进入黄河；魏军为防止晋军于黄河北岸上陆向魏进击，也以数千骑兵沿黄河北岸跟随刘裕军西行，凡漂流至北岸的晋军人员，均被魏 军擒杀。刘裕数次派兵上岸攻击魏，刚一登岸， 魏军便逃离岸边。为击败魏军的袭扰，刘裕命数千勇士，车百乘，由丁旿和宁朔将军朱超石率领，携带强弓利箭，登上黄河北岸，列阵而进。魏军立即前来进攻，魏将长孙嵩率骑兵3万四面围攻晋军。晋军拼力死战，魏军被利箭射杀者甚众，死尸堆积遍地，魏将阿薄干被斩，魏兵败退走。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杀，又斩俘1000多人。四月中旬，刘裕进至洛阳，为防止魏军的袭击，在洛阳停军两个月，部署后方的防卫。七月，刘裕进至陕地（今河南三门峡），将军沈田子、傅弘之进入武关（今陕西商县南），后秦守将逃走。沈田子等军进占青泥，后秦命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兵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阻击沈田子军。峣关激战和攻克长安八月，刘裕大军进至阌乡（今陕西潼关东）。刘裕顾虑沈田子等军力薄弱，为使其更好地牵制和吸引秦军兵力，便派将军沈林子率军前往支援。此时，沈田子等正准备攻击峣柳。后秦主姚泓本欲率军迎击刘裕军于潼关定城，但顾虑沈田子等军突袭其侧背，于是决定先率军消灭沈田子军，然后再倾全国之军迎击刘裕的主力大军。八月，姚泓所率数万骑兵，突然进至青泥（在峣柳附近）。沈田子得知姚泓率大军而来，欲乘秦军刚刚到达，向其攻击。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不应出击。沈田子说：“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陈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于是，决定先率自己本部兵马向敌攻击，傅弘之跟随于后。沈田子军被秦军重重包围，沈田子激励士卒奋力拼杀，大败秦军，斩秦军1万多人。姚泓率败军退返长安。当沈林子军到达峣柳时，姚泓军即已退走，于是，沈田子与沈林子合军共追秦军。关中许多郡县见姚泓兵败，暗中纷纷降于晋军。
八月初二，刘裕到达潼关，即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命其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于河北会合薛帛，共攻重要战略渡口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后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击败晋军，斩了徐猗之，朱超石逃回潼关。此时，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逼向长安。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王镇恶军出发后，正值后秦恢武将军姚难由香城（今陕西大荔东）率军西撤，王镇恶跟踪追击。姚泓率兵由霸上到达石桥（长安城洛门东北），接应姚难；以镇北将军姚疆和姚难合兵守卫泾上（今陕西高陵境)，迎击王镇恶军。王镇恶命将军毛德祖率部攻击，将秦军击败。姚疆战死，姚难逃回长安。东平公姚赞得知晋军迫近长安，便率军由定城退往郑城（今陕西华县）。刘裕大军随之逼近。后秦主姚泓见长安危急，自己尚有数万军队，可以抗击晋军。遂令姚丕军防守渭桥（长安城北），胡翼度军防守石积（长安城东北），姚赞军防守霸东（霸水东岸），姚泓自己率军守卫逍遥园（长安城西）。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乘蒙冲小舰进至渭桥，弃船登岸。当时，由于渭水湍急，大部舰船皆被冲走。王镇恶乘势激励部众说：“吾属并家在江南，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无他歧矣，卿等勉之！”于是，身先士卒，率军进击姚丕军。姚丕战败，姚泓率兵来救，与姚丕败兵互相践踏，也不战而溃。姚谌等皆战死，姚泓单骑逃回宫内。王镇恶军由平朔门（长安北门）攻入长安城，姚泓与姚裕率数百骑逃奔石桥。东平公姚赞得知姚泓兵败，率众往救，士众皆溃逃。八月二十四日，姚泓率群臣至王镇恶军营投降，至此，后秦便宣告灭亡。
刘裕回建康的原因
对于刘裕在收复长安之后，急回建康的原因，向来说法之一。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篡位说崔浩，苏辙等人认为：是他留在朝中的盟友刘穆之去世了。而刘穆之去世的原因，正是由于刘裕的急于称帝。当晋军攻下洛阳的时候，刘裕觉得自己居功至伟，有了更多和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派人回到建康向皇帝索要九锡。刘穆之没有想到刘裕这么明目张胆地藐视朝廷，羞愤之下竟然病发去世了。这一下刘裕觉得在朝中失去了心腹和根基，顿时担心起自己的地位来。他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做安西将军，让他镇守长安，自己连忙赶回建康。当他离开的时候，满怀希望的长安百姓都无比痛心失望，纷纷来到刘裕门前请愿。但在刘裕看来，这些当然远没有他当皇帝重要，他不顾百姓们的挽留，终于还是离开了。后来夏国王赫连勃勃进攻关中，刘义真撤回江南，本来很有希望的北伐事业就这样功亏一篑了。然刘裕回建康是过了两年之后才称帝。攘外先安内说吕思勉却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 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 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1]今人看法后来的齐梁陈三代开国之君，他们都没北伐，为什么他们当住了皇帝，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在没当皇帝之前建立过很大的功业吗？他们照样篡位。刘裕要是想当皇帝，需要通过北伐吗？他北伐之前，平定孙恩起义，平定桓玄之乱，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不光把南燕给灭了，还把西蜀，卢循，刘毅等南方各大割据势力全部扫平。这个功劳已经够大的了，刘裕之前东晋时期哪个有过这么大的功业。当个皇帝易如反掌，难道他还需要再灭一个后秦再来当皇帝吗？ 所以并非是为了篡位。
因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北方的青、兖、司三州，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 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直至青州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　　
总结
总的来看，刘裕两次北伐，既抵抗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南方的侵扰，又保护了南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了江南经济开发不被破坏。
同时北伐又扩大了南朝的领土，刘宋也成为南朝中领土最大的政权，北伐也为南朝引入了新的政治力量，这些又为南朝 抵抗北魏提供了条件。
只有等北方民族融合完成， 统一条件成熟后，南北才又归于统一。
刘裕北伐建立的功勋也受到了后来史家的赞扬。王夫之说：“宋武兴，东灭慕容超，西灭姚泓，拓跋嗣、赫连勃勃敛迹而穴处。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后乎此者，二萧、陈氏无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王夫之的高度评价使我们对刘裕北伐的功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胜利的原因
北方民众的支持刘裕发动的几次北伐，受到北方民众的拥戴。早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首次北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这次北伐后秦，晋、秦两军在潼关相持，“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刘裕入长安，“长安安堵如故”，及至“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理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祝。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之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 ‘。上述记载，反映出北方汉族民众对刘裕北伐的支持，这是东晋获胜的主要原因。北方各族人民饱经战乱之苦，渴望国家统一，家居安稳，尤其是广大的汉族民众，由于有很深的奉晋朝为正朔和认同本民族政权的心理，所以他们希望晋王朝重统江山。另一方面，尽管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也采取一些汉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但在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初期，由于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还远未达到与汉族完全融合的程度，所以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仍怀有戒心④。一旦东晋兴兵北伐,北方汉族民众总要起来响应，这就是为什么东晋的北伐能够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北方汉族民众所持的上述民族认同心理，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对其不能过分苛责。而刘裕及其部将懂得怎样迎合北方汉族民众的这种心理。北伐之初，刘裕传书北魏，解释借道伐秦的意图，打的旗号就是：“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计久矣”。檀道济、王镇恶等在攻占洛阳、长安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安定了人心，“戎夷感悦”，“百姓安堵。所以说，北方民众尤其是汉族士人对东晋的支持，是刘裕两伐中原 之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南燕和后秦的动乱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后秦主姚兴病亡前后，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儿等明争暗斗，争夺帝位，政治动乱，人心浮动，叛离者日增；连年与大夏、南凉、西秦等征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丧失了强国地位。加之北魏势力下降，无力他顾。这些，都为刘裕 击灭南燕，后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南燕王朝，本为后燕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的割据势力，其统治的地区仅为今山东济南以东，枣庄以北至渤海之滨，在东晋十六国后期为一区区小国。它既无开明的政治措施，又不发展社会经济，只有封闭式的割据统治与压榨。北中国的百姓早已对这种割据分裂，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恨之欲绝。特别是原来从北方随东晋东迁的吏民，更怀有热切统一北方、回归故里的愿望。故而， 刘裕兴师北伐，适应了当时人民的要求，使晋师所到之处，呈现出一片“华夷大悦”的局面。这便成为东晋制胜政治上独有的优势。雄厚的战争实力晋王朝，自定都江南以来，虽内乱不已，多次发生过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但基本上维持着一统江山，远远不像北方多东国纷争，兵祸蜂起，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的凋敝残破局面。刘裕当政后，采取了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江南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使东晋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训练和征调了强大的车、步、水、骑等大量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明显地优于南燕军，为战胜南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刘裕北伐目的疑云
疑点一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操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2]， 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现在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疑点二值得推敲的另一大疑点是：刘裕为何只给王镇恶、沈田子等人留下一万精兵？不管以哪个标准衡量，要守卫关中故土，一万人太少了。需知关中周边，强敌林立，即使不考虑东北面的北魏与西北面的西秦、北凉等潜在敌国，只要出长安北行不过二百里外，就有赫连勃勃的夏国军队。
参考夏国以前的战争经历，赫连勃勃能够动员的兵力肯定不少于五万，而且多是些机动性极强的凶悍铁骑，如果中途不受阻拦，跑快点的话，他们只用一天时间就可以冲到长安城下观光！难道刘裕对自己的儿子和百战而得的战果就如此漫不经心吗？
另外一条记载，从侧面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王镇恶被杀前，关中晋军内部出现他要杀尽南人，自立为王的流言。尽管这肯定是一条谣言，但一条谣言要能流传开来，它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潜在可能性，否则骗不了这么多身经百战的老兵。
这条谣言揭示了问题是，怎么杀？且不说王镇恶的武艺是出了名的差劲，就算他是东方不败或者独孤求败投胎，也很难相信他能自己动手，杀掉一万精兵。因此，在此时王镇恶手下的军队中，一定有不属于那一万北府老兵的新军存在，考虑到流言的内容和关中防务的需要，新军的数量上限无法确定，但下限应不少于一万人。
至此，综合这些零散的蛛丝马迹，也许我们已经逐渐走近历史的真相了：
一、就像二十多年前，已故的“总设计师”认识到不能以大陆之教化施于港澳，从而出现了今天的“港人治港”与“澳人治澳”一样，刘裕出台的政策，是以关中人治关中。因此，他才会提拔了功绩、名声都不显赫的关中人王修，而不用有世家背景的谢晦、王弘等人，或与自己相识已久，关系更亲密的南方旧人如张邵、孔靖等。换句话说，刘裕并不打算“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
二、刘裕要进一步北伐，完成一统，打下华北以至塞北，仅凭现有军队，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刘裕实际上已在北方人中着手编组新军，负责人就是在北方民众中拥有巨大号召力的王猛的孙子——安西司马王镇恶。假如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刘裕仍是有经营北方打算的，那时他用于征战北方的军队，将不仅仅是“吴越之兵”；
三、结合上两条，崔浩预测正确的是结果，而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从不少迹象来看，崔浩作为一个汉人，可能仍存在对南方政权的认同，他的话不一定完全代表其真实看法）。假如不发生刘穆之逝世和关中变乱的事，那么阻止刘裕统一最大障碍，可能是时间。此时夏和北魏都非国势混乱的将亡之国，刘裕并不具备明朝初年那样速定北方的条件，只有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逐个消灭。但要达成这一目标，起码先得把关中由占领区变成领土和后方基地，同时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这些事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从刘裕离开关中之时，距离他寿终正寝之日，已经只有三年半了！总之，如果一切顺利，刘裕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非常微小，估计超不过一成；
四、在刘裕手下，既有北方人望，又有大将之才者，唯王镇恶一人。这使得刘裕只要还存有进取北方的念头，他对王镇恶就很难做到“疑人不用”。但在权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既有能力又有人望，而且不太听话的下属，又是让每个专制君主（刘裕早已是事实君主）夜不能寐的病根所在，再考虑到自身崛起的经历，要让刘裕对王镇恶做到“用人不疑”，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将刘裕在关中的人事安排，逼上了一条危险的钢丝，并且最终因为一步失误，全盘皆输！
五、刘裕计划失败的关键，是王镇恶与王修的被杀。王镇恶被杀，使组建新军的努力告吹；王修被杀，使稳固关中的设想破产。而且这两人，原先都是关中汉人心目中的骄傲，也是刘裕赢得关中人心的关键。然而，仅仅在不到一年间，这两个人就相继被害了，而且还是被与刘裕一样的南方人杀害的，这一事实极大的打击了关中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而彼此的不信任又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于是北方人大批叛逃，南方人大肆抢劫。晋军与关中百姓的关系，终于由王镇恶入潼关时的鱼水交融，演变成朱龄石出长安时的水火不容！其中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综上所述刘裕北伐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扩大自己势力、趁机获取篡夺帝位的政治资本的途径
评价
刘裕所策动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虽然刘裕北伐，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 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 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关中的得而复失，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更不可能统一北方。换句话讲，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时机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再后隋统一了全国，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