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姚莹
个人履历
姚莹（1785～1853），从小好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  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次年招入粤督百龄幕府，当时海寇骚扰，日事招讨，因而得知海上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县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无论贫富，秉公断狱，漳人大悦，被誉称“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玛兰通判。在任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政声震一时。后来，因龙溪别案，受害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相交游，讲究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时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　
生平介绍
姚莹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论心罪檄文》），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陆以□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冷庐杂识》卷三）。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所谓"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复陆次山论文书》）。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又“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语）。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他的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姚莹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谣变序》）,以"风之过箫"（《后湘诗集自叙》）自喻己诗。他的诗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
抗英斗争
抗英名将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保卫台湾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 
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 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 
九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九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⒄。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后经友人大力营救，羁押六天后出狱。但清朝政府于当年十月，贬姚莹谪川、藏。抗英保台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对此早有洞察和预防，并做了认真的应战准备，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添置枪炮弹药等。他们居安思危，“枕戈筹饷，练勇设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莹带领台湾军民共取得了“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在鸦片战争中，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的主战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因屡次战败而丢城失地，并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英国政府借口所谓“杀俘事件”要挟清政府，竟使姚莹、达洪阿等被革职查办。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仅以贬至川藏任职了事。热爱台湾 深察民情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还在于他得到了当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为官清廉、以身作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深得当地民众的信赖。他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是调查研究。他在台湾期间,深入民间基层，进行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就是实地考察之作。书中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他在农地考察中，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他所留下的记载，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注重调查研究，从台湾被贬川藏后任职依然如此。他所写的《康?纪行》，即以大量资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考察著作。
二是为官清廉。他在台湾三度任职，先后十年。他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知之者无不赞佩。他在台湾第一任，即任“台湾县”解职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但“以贫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赵慎畛适调任闽浙总督，助其归榇”。其时，姚由“其兄扶榇归里”，而“自己则偕母侨寓福州，谋菽水之养”。
三是爱民爱土。姚莹关心民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姚“立即开展救灾工作”，“与达洪阿等带头捐出养廉银”，并推动“捐集番银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四是注重文教。姚莹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后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亦曾筹款、捐款助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以及宜兰县之仰山书院，并为延请台邑优秀人士主持。指挥若定，力撑台湾危局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因功罹祸，不改赤子之心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经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人物评价
姚莹怀着爱国义愤，抨击“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而“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回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⒇，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 
其实，远在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二；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他说：“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三。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他与林则徐同时被重新起用，授湖北盐法道，未行，擢为广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广西参与向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办粮台，尾追太平军至湖南，病死军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复堂全集》。　
面对历史的反思
姚莹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中国走向衰落的年代，西方列强争相侵略、欺凌和压迫中国。1840年－1842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战争，即鸦片战争。姚莹出任台湾兵备道正值这个期间，大环境是相当不利的。而姚能紧紧依靠当地军民，起而英勇奋战，并取得了抗击英军的重大胜利，实在难能可贵。这是姚莹守土保民、爱国爱台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不屈不挠的民族正气的体现。姚莹不过是中国政府无数守土保台官吏中的一个。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为了保卫台湾和发展台湾，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台湾与大陆，血脉相连，祸福相连，“爱台湾”和“爱祖国”从来就是统一和一致的，这在姚莹身上有完整的体现。　
姚莹故居
介绍姚莹故居，位于市区寺巷内。深巷古屋，回廊小院，实为昔日故居一部分，后裔姚永概曾辟此为“慎宜轩”。旧时院落有竹、梅点辍其间，清丽雅洁，前轩有联云：“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　故居导游故居为木构架抬梁建筑，撑拱承檐，两坡屋面，青灰小瓦，“井”字形大方格木窗，饰以菱形图案。12间瓦房，前后进各5间，东西厢房各1间，前后左右，对称排列。面积442.7平方米。四周环廊，中有长方形小院，面积42.1平方米。　

人物简介
姚莹，男，汉族，原名姚成玉。吉林洮南人。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辽宁省桓仁县教育局干部，《辽宁群众文艺》编辑、副主编，辽宁省诗词学会副会长、秘书长，《辽海诗词》执行主编，编审。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新诗学会、楹联学会常务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2]
个人作品
著有传记文学集《铁骨丹心杨靖宇》，旧体诗集《华夏巾帼名人诗传》，散文集《爱海情澜》，学术专著《诗词曲联写作导引》(合作)，旧体诗词专集《性灵草》，主编《当代诗词撷英》等5部。另有为重修九门口长城撰写的碑文。
部分作品选入《中学生作文选》等数十种文学集，诗歌《接背篓》选入辽宁中学语文课本。旧体七律组诗《忠魂祭》获1980年辽宁省政府优秀作品奖，儿童诗《鸡蛋与筷子》获《上海少年报》百花奖，散文《雪惑》获东北三省四市北国之冬征文二等奖，散文《雪夜安魂曲》获全国母恩难忘征文奖，《雪夜安魂曲》获《辽宁日报》诗歌比赛二等奖，论文《意高、情真、辞美——我的散文观》获辽宁省散文、论文评选一等奖，共获奖40项。[3]

人物简介
女，生于1978年6月，汉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
学习经历：
1997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学习，2001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学习，由韦经建教授指导，2004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学习，由徐卫东教授指导，2008年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04年起在吉林大学法学院任助教，2006年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公法、国际商法。
开设课程：
本科生：国际法、国际经济法2、国际法史、海商法、国际海事法、国际货物贸易法
研究生：国际法、国际经济法
对外交流
2003年08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北京）
2005年09月，国际法学会2005年学术研讨会（北京）
2007年04月，海商法国际研讨会（武汉）
2007年12月，中国海商法协会2007年年会（北京）
参与的项目
1、司法部项目：《大图们江地区国际经济合作法律问题研究》，韦经建教授主持，2006-2008，完成。
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亚区域经济、能源与环境合作的法律愿景、合作障碍及其排除》，韦经建教授主持，2007-2009，在研。
获奖情况
吉林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大赛三等奖，2005年。
参编著作
1、韦经建、王彦志主编：《国际经济法案例教程》，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
2、徐卫东主编：《国家司法考试全程辅导教材2006版·国际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3、徐卫东主编：《国家司法考试全程辅导教材2006版·商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4、徐卫东主编：《国家司法考试全程辅导教材2006版·案例精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5、何志鹏等译：《欧盟立法》（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主要论文
1、《入世与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载《黑龙江审判》2002年第5期。
2、《欧盟税收协调机制评介》，载《理论探索》2003年增刊。
3、《中国政府与WTO义务的履行》，载《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探讨与展望》，吉林人们出版社2003年版。
4、《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看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中的地位》，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
5、《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主权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载《法制与经济》2006年第12期。
6、《公共运输领域中回归契约自由的尝试——评UNCITRAL<运输法公约（草案）对于海运服务协议的调整思路>》，载《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7年第1辑（与韦经建教授合作完成）。
7、《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一点思考——论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6期。
8、《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权利转让问题研究——以UNCITRAL<运输法公约（草案）>为视角》，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