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郭宝柱
苦读奋进

如果高考那年，郭宝柱如愿以偿地进入清华大学，他的人生轨迹将呈现另一道风景线，但是可能将与航天无缘，而中国航天也将缺失一位博采众长、深入研究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的尖兵。
夏日的夜，一盏烛火在漆黑中跳跃，周围一片静寂。一个青年在烛火前，身穿一件背心，大汗淋漓地看书，时而掩卷长思，时而奋笔疾书。无数个夜晚，他选择这样度过。这就是青年时代的郭宝柱。
1945年5月6日，他出身于北京一个平民家庭。寒门子弟，常以读书作为唯一的出路。少年时代的郭宝柱勤奋上进，敏而好学。闲暇时间他时常爬上城门楼的顶层向往着心仪的名牌大学诵读外语。4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还记得当时背诵的《刘胡兰》的英文课文。少年时代，在日出日落的平常岁月里，郭宝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并让他受用终身。
1963年，郭宝柱参加了全国高考，一心希望能够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他，结果在军事院校提前录取中，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攻读水声物理专业。20世纪60年代，只有政治素质过硬、学习成绩优异、身体素质优良的学生才能进入军校进行深造，这对任何一个青年人来说无疑都是一个莫大的肯定。郭宝柱还记得，高考捷报传来的那天是1963年8月24日的傍晚，刚吃完晚饭的他正在街上散步，邻居骑着自行车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了他——“虽然没能圆我的清华梦，但是能去军校，以后为国家的国防科技奉献力量，我也是高兴的。”
郭宝柱很快就穿上了军装，开始了大学生活。军校的生活是忙碌而枯燥的，在军事化的作息安排中，他学会统筹安排，在大学的课堂上充分汲取营养。他没有想到，昔日的勤奋竟然为他日后转行垫好了铺路石。
1968年，郭宝柱大学毕业后被统一安排到黑龙江佳木斯附近的鹤立3096部队农场锻炼，开荒造田。在他相对顺利的人生历程中，在农场劳动的这段时间是他既感到身心俱疲，又历经磨炼的一段岁月。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着几十个补丁的衣服，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日漫天飞舞的蚊子的猖獗，这些都构成了郭宝柱人生的另一种别样的记忆。
佳木斯的农场盛产蚊子。夏天收工回来，他还记得曾经拍打一个同学的后背，除去掉在地上的，巴掌上竟然有33个蚊子的“尸体”。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晚上，麦地被淹，郭宝柱和他的同学在睡梦中被叫去堵决口，外面大雨滂沱，他们穿着裤衩儿就冲了出去。决口堵住了，雨也停了，在回去的路上，由于没有穿衣服，他们成了蚊子的“口中美食”。小伙子们被蚊子叮得忍不住了，灵机一动，地上打了一个滚，全身都敷满了泥巴，然后两手一手一把泥，一边跑一边往身上抹，就这样幸免了蚊子的袭击。 
农场的生活是简单而单纯的，生活上的磨难让青年时代的郭宝柱变得更加刚毅了。2004年，郭宝柱重回鹤立，在昔日自己亲手建造的营房前，回顾在这里的激情岁月时，郭宝柱忍不住潸然泪下。这里给了郭宝柱最厚重的记忆。以后的岁月，每当遇到过不去的坎，他总是会想起那段让他难忘的经历，他确定以后再没有任何困难能将他打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在航天事业的低谷期，他也能有勇气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一切困难。 
郭宝柱还是幸运的。在农场度过一年零三个月后，1970年5月他被分配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所属的工厂担任技术员。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把空余时间全部交给了学习，仅语言就学了英语和日语两门，为日后重返课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郭宝柱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说到考研，郭宝柱兴趣盎然地讲述了一个小故事。由于复习时一直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复习，临到考试前他才发现生物钟的问题，考试前一天，他白天去紫竹院公园打转，晚上吃安定睡觉，希望此举可以让他迅速调整作息时间。可是没有想到头天晚上吃的药直到第二天中午药效还在发挥作用，结果午睡睡过了半个小时。郭宝柱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考试的科目是《电子技术》，幸好导师开恩，否则，郭宝柱将无缘那次考试。在比别的考生少的时间内，他沉着冷静完成了答卷，并顺利成为了恢复高考以来的国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从此，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郭宝柱更加意气风发地投入到了航天事业中，与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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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郭宝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有幸通过考试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访问学者。踏上美国国土的一瞬间，他被扑面而来的五颜六色的色彩吸引住了。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上还只有一个色调——灰色。很快，郭宝柱发现了斑斓颜色的背后是现代化的成果，他看到了中国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师从著名教授G.A.KORN，在系统仿真试验室做访问学者期间，郭宝柱主要研究方向是系统仿真和仿真语言，而当时中国航天的系统仿真恰巧刚刚起步。为了深入理解导师的学术思想，郭宝柱一字一句地研究导师的著作，破读软件程序，这对一个母语为非英语的青年来说，困难可想而知。在美国的两年他用拼命三郎的精神吮吸着知识的营养，学到的不仅是仿真技术，更多的是对待科学的一种严谨态度。回国后，恰逢航天工业部启动各研究院仿真中心建设，作为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卫星控制系统仿真中心建设负责人之一，郭宝柱把他在美国的所学应用到实践中。他先后负责和参与几个型号的卫星系统仿真工作，想办法让卫星在实验室“飞起来”，在担任系统仿真研究室工程组长和副主任期间，他负责或参与了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控制系统半实物仿真，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３项。作为卫星控制系统仿真中心实时半实物仿真系统设计与研制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完成了仿真中心建设，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国内的第一个卫星实时半实物仿真系统的研制者，郭宝柱坦言这是他事业上最大的喜悦之一。
由于在系统仿真方面的成就，郭宝柱很快就被提拔为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作为型号指挥负责地球资源卫星、返回式卫星控制系统研制工作。从卫星的研发过渡到了管理，他照样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并先后获得部级优秀出国人员贡献奖和政府特殊津贴。
郭宝柱的人生悲喜与中国航天事业的起伏一脉相承。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航天事业陷入低谷：航天型号发射连续失利，气象卫星地面测试起火燃烧，通信卫星定点以后燃料耗尽，运载火箭发射星箭俱损，导弹试验成功率降低，航天科技和管理人员面临着严峻的质量形势。1994年，郭宝柱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研生产局局长，负责卫星、运载火箭、导弹武器科研生产组织管理，共数十个型号的研发生产。在严重的质量形势面前，航天科技工业从领导到群众，从科技人员到管理人员，普遍感到压力巨大。在总公司党组的领导下，通过反复的形势宣传、提高认识，使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重新激发起对事业的责任心和传统的航天精神；作为科研生产的一线领导，郭宝柱参与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强化质量和科研生产管理的措施。面临着中国航天形势严峻、没有退路的境地，郭宝柱承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压力。他把办公室当成了自己的家，守着周围的几部电话。累了，就睡在办公室。忙碌之余，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静静地思考，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扰。那段时间，郭宝柱经历了让他寝食难安的一段岁月。
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火箭在西昌发射，演示大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郭宝柱的心已跳到了嗓子眼儿。眼看着火箭横向飞出，他知道又失败了，拳头一下子锤在了桌子上。一片寂静之中，周围每个航天人都会听到这令人心碎的声音。 
亲身经历了航天事业的低谷和长期的一线管理工作实践，郭宝柱认识到必须下定决心狠抓管理。在航天型号飞行试验连续出现重大失利的严峻形势下，他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了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各项质量管理措施，深入研究科研管理的深层次机制、体制问题，积极提出深化改革意见。在这个阶段他积极参与制定和实践的“28条”，“72条”，“双五条”相继出台。特别是质量问题在技术上归零的“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故障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的五条标准，以及质量问题在管理上归零的“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的五条标准，一直沿用至今，也被其他领域广泛接受。
1996年底，第17颗返回式卫星上天。郭宝柱在酒泉发射基地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再次“龙抬头”。临射前夕指示灯的一次闪烁引起了大家的警觉。箭在弦上，大家费尽心思寻找故障根源，但是谜底就像和大家捉迷藏一样迟迟不肯现身。最后终于找出了重要部位——一只因锈蚀而管腿断裂的三级管。发射圆满成功，这是一次全面、准确实施“双五条”标准的成功范例。也正是由于员工责任心增强，质量控制措施到位，技术上逐步成熟，才使得中国航天的质量形势在1996年以后逐渐好转。
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党组的领导以及航天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航天终于走出了低谷，在成功发射的捷报频传的时候，郭宝柱离开了科研生产局长的岗位。他作为航天事业荣辱与共的一分子，很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岁月，仍然对曾为扭转航天质量形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感到自豪。
收获的不仅是喜悦和自豪，更多的是经验教训的总结。郭宝柱发现管理是制约航天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应该及时探寻航天管理的新模式，于是他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管理研究的层面上。一本偶然获得的美国管理书籍《组织机构中的项目管理》，引起了他的兴趣，并且在工作之余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本书2000年出版以后，因为较早地介绍了项目管理，很快就成为管理培训方面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1998年，已经在管理岗位上干出成就的郭宝柱被选派到国防科工委，担任了系统一司司长，兼国家航天局副局长。2000年11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是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明确宣示新形势下中国航天活动的现状以及近期和长远发展的策略和规划，对外宣传了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策略。白皮书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里程碑事件。
在组织起草白皮书的过程中，郭宝柱和各方面专家集思广益，确立了以“需求牵引”为原则，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制定出了面向21世纪的航天发展战略和民用航天近期发展规划，是对中国空间活动科学合理的部署，有力地促进了许多重要国民经济领域“乘航天之翼”的发展。目前，“十五”计划顺利完成，白皮书描述的战略任务正在陆续实施。
郭宝柱认为，政府公务员必须真诚地服务于人民，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的具体困难。在学习“三个代表”期间，他用心撰文《关于×××的一封信》，呼吁尽快解决某“三线”单位职工的工作环境问题。很快，这一情况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这个单位的环境得到了改造，问题得到了解决。“看到职工们的健康得到了保障，心里踏实了。这种愉快迥然不同于卫星发射成功的快乐，而职工的感谢让我感到内疚，他们在那里默默奉献，而我们却拖了那么长的时间才给他们解决，心里真的特别难过。”郭宝柱的眼里闪过一丝忧虑，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一个领导者的真诚闪现在笔者面前，无法不为之动容。
壮志不已

2004年，郭宝柱回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担任了科技委副主任、环境和灾害监视卫星星座的工程总师以及海洋二号的工程总师。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我国在以常规技术手段为主的灾害和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仍然缺乏具有全天候、全天时、高时间分辨率观测能力的卫星体系。
作为工程总师，郭宝柱深知环境一号卫星工程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和航天技术发展的独特意义。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群由4颗光学小卫星和4颗合成孔径雷达小卫星组成，原计划“十五”期间发射2颗光学卫星，1颗雷达卫星。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环境一号卫星相关方面责任不清，关系复杂，地面应用系统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卫星研制工作的进展。身为工程总师，郭宝柱深知肩负的责任，深知卫星工程成功的标志不是获得科技成果，而是获得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这必须是卫星工程五大系统协调发展的结果。在具体的工作中他时刻提醒工程进展不能不顾科学规律，忽视甚至掩饰地面系统进展落后带来的影响制定总体进度计划的问题。尽管分析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工程总师的权限范围，但是他还是尽职尽责地提出问题，分析相关的风险，建议有关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保证大系统工作的平稳进展。这些年在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上的心得让他在新型号指挥工作方面更加游刃有余。
郭宝柱非常重视对管理理论的研究。回首自己的航天从业生涯，他认为最重要的实践是管理，最大的兴趣是研究管理理论，孜孜以求的愿望是推进航天管理的创新，而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是他最有心得的领域。 
在航天型号和系统工程管理的心得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他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思想，特别是美国DOD、NASA以及欧洲ESA在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系统工程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系统科学领域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年他发表了管理方面的论文数十篇，翻译出版了《组织机构中的项目管理》、《新项目管理》、《项目管理能力》等有关航天管理的书籍。目前，郭宝柱身兼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为研究生、本科生讲授航天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课程。每次授课现场都是座无虚席。郭宝柱以丰富的实践、渊博的学识、智慧的谈吐以及宽广的视野受到了青年学生的好评和拥戴。
郭宝柱办公室的角落里摆着一个咖啡壶，即使是速溶咖啡，他也要再煮出它的香味。郭宝柱一直都是在用心去经营事业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郭宝柱是个很快乐的人。这种快乐来自于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的高效率。幸福的家庭更是他心中的一泓清泉。爱人是他青梅竹马的伙伴，是人大附中的一位语文老师，夫妇俩相濡以沫已经携手走过了30多年的婚姻旅程。谈及儿子，郭宝柱一脸的骄傲。儿子从父亲这里秉承了自立的个性：大儿子内敛、坚毅，小儿子开朗、自强。从儿子身上，郭宝柱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郭宝柱坚信要想多一份收获，就要多一份付出，并对此深有体会。这些年，他一直在积累自己的心智，不断地从工作实践和学习思考的过程中获得力量。
郭宝柱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尤其爱好阅读带有思辨性的书籍。他常被称为学者型的领导干部。虽已步入花甲之年，他获取知识的兴趣从未减退。他认为看书最好的状态是现在，有了丰富的经验积累，读书就变得更有了针对性和目的性。虽然是理科出身，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对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浓厚的兴趣，并有所选择地应用到航天实践中。郭宝柱的电脑里，有许多读书笔记。所谓的成功其实是一个积淀的过程。
经历过艰苦的磨炼，也经历过了中国航天的失败的压力，这些似乎根本不是人生的阻碍，郭宝柱依旧保持着一颗快乐感恩的心去耕耘他事业的这片沃土。在他的人生规划中，为中国航天服务的征程还有待他继续漫漫求索。航天科研人员、领导者和管理学者、教授、翻译、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这些多重身份决定了他无法歇息。他注定是忙碌而充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