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必业
人物简介
人物简介梁必业（1916—2002），原名梁必滉，字朗山。江西省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人。192  梁必业9年投身土地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干事、科长、技术书记、军团政治部指导员、宣传队长、俱乐部主任、总务处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师直属队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师政治部组织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教导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开辟晋西根据地和保卫黄河的斗争，参加了陆房突围战斗，白彦战斗、甲子山反顽战役，以及鲁南、滨海、沂蒙地区诸次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师政治委员、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和指挥了秀水河子战斗，镰刀湾、肥牛屯阻击战和大洼、金山堡伏击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战役，东北夏季攻势，四平攻坚战，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辽沈战役，天津战役，宜沙、衡宝、广西、滇南等战役战斗。担任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干部部副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文革”期间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1974年恢复工作，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82年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2002年10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梁必业同志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事年表
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3年，梁仁芥、梁兴初、梁必业三人在一起。
1932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江西省吉安县陂头区汉陂村团支部书记。
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至1933年，在红四军政训队学习，任通信员、政治部干事，红四军十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1933年至1937年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干事、技术书记、指导员、宣传队队长、直属队俱乐部主任、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参加了长征。
1937年至1945年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115师教导大队政治教员，115师直属队政治处副主任、主任，115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山东军区教导团第一团政治委员。
1945年至1948年任山东军区第一师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一师政治委员，第一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
1948年至1950年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50年至1955年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至1957年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
1957年10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1957年12月起）。
1958年11月至1959年11月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59年2月起）。
1959年12月至1960年12月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第三书记（1960年3月起）。
1960年4月至1963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
1960年至1966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61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1966年至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
1974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起）。
1975年1月、1978年3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其间：1979年11月前为中央军委列席常委。
1982年12月至1985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198  梁必业和朱涤新、罗荣桓、萧向荣、刘真3年1月起）。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8月至1979年11月为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常委），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2年10月14日在北京逝世。[1]
人物生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梁必滉，字朗山。抗日战争期间改名梁必业。1916年3月7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今为市）纯化区渼陂村（今陂头村）。读过4年小学。后因家贫辍学，在杂货店、药店学过徒，沿街叫过卖。1929年参加儿童团，先后任乡、区儿童团团长、副团长。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村团支部书记兼少年先锋队指导员。1930年10月，与父亲梁兴教（共产党员）一同报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在红4军办公厅政训队当学员，红4军办公厅任交通兵。1931年10月入瑞金列宁青年学校学习，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讲课。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任红4军政治部科员，第10师政治部青年科长，红1军团政治部政治指导员、宣传队队长，直属政治处总支部书记，红1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和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总务处长、直属政治处主任、第115师和山东军区组织部长，山东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第1师政治委员。先后参加陆房突围、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山东军区1944年和1945年春夏季对日、伪军攻势作战及大反攻。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政治委员。与师长一起指挥所部参加了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1947年夏季攻势作战。1947年9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次年3月任第1纵队政治委员，1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38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宜沙、衡宝、湘西、广西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1956年9月入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1957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0月赴朝到职后，为做好志愿军撤退回国工作，深入一线部队调查研究，并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尊重朝鲜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公约》和《撤军政治工作30条》，颁发部队遵照执行。1958年10月回国后，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1960年12月起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等职。是一位在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战线上耕耘了50多个春秋的高级指挥员，为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做出了贡献。1985年退出现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
逝世
军事科学院原政治委员梁必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10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江泽民、胡锦涛、迟浩田、张万年、刘华清、赵南起、李德生、肖克、杨成武、张震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梁必业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3]
生平述要
早年梁必业1916年3月7日生于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入  梁必业陈光、赖可可、萧华、罗荣桓在莒南县本村国民小学念书四年。1929年1月，到离家20里外的罗家圩一家粮杂店当学徒，当年参加乡儿童团任团长，不久任区儿童团副团长。9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任团支部书记兼少先队指导员。1930年1月，红四军军部进驻陂头村，朱德在义仓阁北山坡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中共吉安县纯化区委设在渼陂村，区委书记毛泽覃对梁必业的影响很大。期间，梁必业参加了青少年骨干训练班学习，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在红军九打吉安中，梁必业率领100多少先队员配合大部队攻城。10月，红军占领吉安，梁必业和父亲梁兴教一道报名参加红军。父子参军的事故在当地传为佳话。参军之路梁必业参军后至1930年11月，入政治训练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四军  1958年，梁必业(左二)与朝鲜同志在桧仓政治部当交通兵，一个月后任副班长。1931年4月，任军政治部服务员，负责文书杂务工作。期间，由团转入党任党支部宣传委员。9月，任红四军政治部政务科科员兼直属队委技术书记，分管打土豪、筹款和直属队委文书工作。11月入瑞金列宁青年学校学习，毕业成绩全校第二。
1932年1月，梁必业任红四军十师政治部青年科长。长征途中兼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指导员。1936年1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长，受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直接领导。邓小平曾赞扬说：“宣传队是我们培养训练政工干部的好地方。”7月，任军团直属政治处俱乐部主任，不久任总支部书记。1937年2月，任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
晋鲁抗战初期，梁必业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总务处长。1939年调任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在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直接领导下工作。1940年1月，任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为“建立铁的模范军”做了大量的部队组织工作。1941年11月，日伪军5万人对山东沂蒙地区发动大“扫荡”。在反扫荡中，著名的“留田突围”后，一一五师重返沂蒙山区坚持斗争。经过50多天的军民共同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所谓“铁壁合围”。1942年3月，任山东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抗战结束后，任山东人民解放军一师政治委员，奉命挺进东北后，改任东北民主联军一师政委。重要战役国民党为了抢占地盘，一方面佯装停战，一方面又开始向东北解放区进攻。1946年  合影2月12日，梁必业所在的东北民主联军一师奉命主攻秀水河之敌，第二天圆满结束战斗，取得了进入东北后的第一场歼灭战的胜利。师长梁兴初与梁必业率部在2月至5月间，完成镰刀湾、肥牛屯阻击战，大洼、金山堡伏击战和四平保卫战等战斗任务。6月6日又取得了拉法、新站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促进了东北解放战场战局的转机。1947年1月，民主联军一师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渡松花江展开“三下江南”战役。1月6日的张麻子沟战斗，一师仅用半个小时便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一一三团团长王东篱以下1128人。受到联军总部通令嘉奖。此后，参加了夏季攻势、四平攻坚战、攻打锦州、沈阳等一系列战斗。1948年10月28日，时任一纵队政治委员的梁必业，指挥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最后一仗——攻打沈阳城，此战攻占了国民党东北“剿共”总司令部，俘敌万余。
1948年11月1日，一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李天佑任军长，梁必业任政委、军党委书记。1949年1月14日，三十八军总攻天津战役，打死打伤国民党军1790余人，俘敌4700余人。之后，梁兴初任军长，与之率部南下作战。长驱2000余里，从湖北宜沙突破长江进入湖南、广西、云南，出色完成了远距离战役迂回作战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一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任命梁必业为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第二政委，主持军区党政工作。1960年12月，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后又兼任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65年12月，被打成“罗（瑞卿）梁反党集团”，撤销总政副主任等职务，列入中央专案审查。1969年11月被押安徽蟠龙墩农场监督劳动。1979年10月复查平反。1972年4月，在叶剑英过问下回北京。1973年1月恢复党组织生活。1974年12月恢复总政副主任职务，兼临时党委副书记，后任总政党委第二书记。1982年11月，梁必业任军事科学院政委。1985年12月，退出现职领导岗位。1986年，回到阔别56年的故乡。[4]
解放天津
概述1949年，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响彻华北大地，最后的决战和胜  接见总政治部机关全体共青团员利几乎同时向人民解放军走来了。辽沈战役后，梁必业随东北野战军入关。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梁必业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成为军，他也由纵队政治委员，改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1949年开始的日子，38军奉命攻打天津，以5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主攻方向上。过程1949年1月13日的夜晚，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整个天津城在这刺骨的严寒中似乎凝固了，不见一丝灯光。高度紧张的国民党城防阵地戒备森严，比以往显得更加不安。然而就在这神秘的静谧中，人民解放军38、39军并肩进入天津城西的主攻阵地，将枪炮指向了敌人。1月14日10时，总攻开始。群炮轰鸣，和平门到西营门一带霎时变为一片硝烟火海。仅仅过了15分钟，梁必业在军指挥部便接到113师的报告，突击连337团3连突破西营门，把第一面红旗插到了天津城上。
天津城的守敌号称有10万余人。在辽沈、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之下，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如惊弓之鸟，处于或退或守的犹豫之中。而平津战役的第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即完成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的分割包围，切断国民党军西撤绥远和海运南逃的  梁必业、萧华、钟赤兵等接见刘仁福和王经文通路。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困兽犹斗，幻想着凭借天津坚固的城防工事，与解放军再作最后的一搏。天津街道横竖不规，道路狭窄，不便机动。初到天津的人简直很少能尽快摸清东西南北。解放军两个主攻师的部队一进到永旺寺街、邢家胡同、清化寺街东口一带，就走错了方向，插乱了建制，挤在不到两华里的正面上，战斗受阻。敌人却凭借高楼地堡进行顽强抵抗，并不断组织反击。战斗进入白热化程度。梁必业手中的电话不时中断，前边传来的情况时断时续。军长李天佑、副军长曹里怀都十分着急。
这时副军长曹里怀觉得必须到前面去了解和掌握情况，应急处置。梁必业沉吟片刻，表示同意。李天佑打仗向来喜欢靠前指挥，本想自己去，但三个军指挥首长中只能去一个。政委同意了，也不好再争。李天佑拿起电话向天津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刘亚楼报告，刘亚楼说：“我正好也有这样的考虑。要派指挥员到第一线去。”曹里怀带着参谋和两个警卫员沿113师突击的路线奔向城内。敌人稀疏的炮弹不断在周围爆炸。进城不远，他们在花园大街找到了113师指挥所。指挥所里只有师长贺东生和政委王树君两个人。副师长和参谋长都到前面去了。各团的干部也分头下到了营里去掌握部队。情况和曹里怀预计的差不多。开始，部队由于发展过快，电话兵跟不上架线，情况报告不上来，各级指挥员都靠前指挥了。
“我们也必须到前边去”，曹里怀对贺东生说。贺东生当团长时就是出了名的烈  梁必业荣誉——二级八一勋章性子，只要听到枪声就想甩掉棉衣往前冲”这时正在着急呢。王树君说：“你们都走了，指挥所怎么办？”曹里怀说：“天塌了，由你顶着。”三个人哈哈大笑。曹里怀和贺东生出了师指挥所，恰好有两辆刚刚缴获来的装甲车停在那里。他们都是过去见过敌人的装甲车，但谁也没摸过，更别说坐。当时曹里怀看着这新鲜玩艺，回头对贺东生说：“坐这家伙去，怎么样？”
他两个和随从人员都钻进了装甲车。这的确有一种十分新奇的感觉。周围枪声不断，子弹横飞，不时打在车上当当作响。曹里怀对贺东生说：“这玩艺儿还是有点作用，比你光膀子上前线好多了。”贺东生说：“好是好，就是太闷人，哪有我在下面跑着痛快！”贺东生说着就把车门给打开了，恰好这时一颗流弹飞来，“当”的打在车门上。警卫员连忙又把车门关上。
进入老城，装甲车走到一个胡同里。前面是一个丁字形街道，街上光秃秃的，敌人  梁必业荣誉——一级独立自由章的一个大地堡封锁了街道，战士们被堵在胡同里无法出去。曹里怀看看地形，恰好可以利用装甲车打一下冲锋。便喊：“我来给你们开路！”装甲车拐出胡同，沿着空荡荡的街道直冲了上去，几挺机枪猛烈射击，战士们一拥而出，杀声震天，很快解决了当面之敌。走在后面的几个战士调皮地用枪托敲敲装甲车，喊着说：“同志们，告诉你们指导员，该给你们记一功！”车里的参谋、警卫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贺师长的警卫员小张下车冲他们喊道：“什么指导员！车里坐的是二○三首长。”战士们愣了一下，立即高兴地叫起来：“同志们，车里坐的是二○三首长。快冲呀！”部队的情绪大振。结果15日凌晨，梁必业和军长李天佑踏上金汤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人民解放军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市。
文革时期
1976年1月，正当“四人帮”猖狂时，叶剑英元帅称赞梁必业说：“梁必业同志肩膀硬，是个好同志啊!”
1961年梁必业任总政副主任时，在罗荣桓元帅的直接领导教育下，就曾对林彪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质疑。这年一月份，他在总政一次办公会议上，爽直地传达了罗帅与他谈话时讲的：“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就指名批斗梁必业。他被批斗、关押、劳改长  中将军衔达8年之久。这期间，无论怎样批斗他，或者要他写交待材料，他都没有对林彪写一句检讨的话，没有说一名对林彪称赞的话。在那种特殊的年代，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铮铮铁骨！
1975年初，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张春桥，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时为总政副主任的梁必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总政决不发“反经验主义”的文件。当时，我负责《解放军报》工作，梁必业对我说：“《解放军报》一定不要宣传反经验主义”。同年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时，梁必业又指示我：“《解放军报》要用大量篇幅很好地宣传长征精神，宣传党、军队的光荣传统和老干部的功绩。”后来，张春桥无可奈何地指责说：“又是为老干部评功摆好。”
1976年春，“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煽动各个单位开展“大辩论”，就是所谓要发动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梁必业明确指示军报，决不要开展大辩论，对“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抵制。同年夏，“四人帮”搞突然袭击，打总政党委的“闷棍”，点名指责梁必业和总政党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适应”、“用不上”，逼总政党委作检讨，妄图把总政党委搞垮。梁必业和总政绝大多数同志坚决顶住了他们的阴谋。
梁必业离开工作岗位后，仍然刻苦读书看报，在看报时还作笔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记下来。梁必业长期在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工作，对罗荣桓元帅的思想、作风、指示领会深刻，是在罗帅亲手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其他相关
对新闻工作的一次谈话
梁必业同志任总政副主任期间，对宣传新闻工作是很关心的。陆恂少将记得在总政宣传部工作时，有一次和周岩、麻振铎同志到广州军区了解宣传新闻工作情况，梁必业任正在广州视察工作。1981年11月27日，我们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军区宣传新闻工作改革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同我们谈了如何加强宣传新闻工作的一些看法。
梁必业说：我看到解放军报11月13日刊登的《优秀义务兵的好母亲——赵趁妮》这个报道好。赵趁妮的儿子刘同宾参军后，几年的时间里，刘同宾的奶奶、父亲都去世了，母亲就是不告诉儿子不让他回来，让儿子安心在部队工作，这个典型多好啊！多感人啊！只要事实准确，这个典型就可以大力宣传。过去宣传戎冠秀影响大，那是战争时期一个好妈妈的典型，我们今天要树立一个义务兵好妈妈的典型。
梁必业非常形象地说：宣传典型光是报道一个消息、写一篇文章还不够，要连续报道，要采取一些措施，想办法突出宣传。如苏州老画家为扣林山边防部队送九马图，我们就想办法突出报道，送画、发照片、请老画家到北京来、搞英模巡回报告等。本来九匹马在墙上贴着，是死马，奔腾不起来，这样一搞，九匹马奔腾起来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如，十个女大学生给法卡山边防部队写慰问信，我们就请这十个女大学生的代表到北京作报告，到部队慰问，战士派代表去学院看她们，这样宣传报道影响就大了。女大学生代表的那个报告很好，我建议大家都要学一下。这样的典型连续报道就有影响，就有反映。接着上海化工系统青年工人万人签名给边防部队写信，北京器乐厂的青年团员写信慰问边防战士，衡阳医学院一个女大学生主动写信，要找法卡山边防部队一位副连长作爱人。所以做好宣传工作，要选一些地方上拥军的典型来宣传解放军。宣传工作要有内容，要真实，还要有一定的形式。当然不是搞形式主义。这次九匹马的宣传，没有一定的形式行吗？
关于宣传形式，梁必业接着说：我经常讲志愿军送猪的故事，一头大猪影响小，两头小猪影响大。有个单位撤军时给人民军送一头180斤的大猪，是由我们的司务长送给人民军的司务长，表示了一下我们的心意，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另一个单位给“人民军妈妈”送两头不到十斤的小猪，连队派了代表，猪耳朵带上小红花，敲锣打鼓，一路上男女老少看的人很多，还举行了送交仪式，指导员和“人民军妈妈”都讲了话，妈妈感动得流了泪。谁都知道志愿军给妈妈送了猪。这说明宣传要有一定的形式，形式好，效果就好。报道九匹马，这里派人送，那里派人接，又把画家请到北京来，这样影响就大。题词的、送画的、作诗的、签名写信的，就有好多，不是就有许多人拥护你了吗？
梁必业还说：我看电视、听广播效果比较好，我的印象每天差不多都有解放军的报道，每天有一条，这样影响就比较大，其中有阅兵的、操练的、值勤的、抢险救灾的、做好事的等等。我们还学政治、有远大理想，文化生活，内部秩序，过年过节吃饺子，都可以反映出来嘛！还要反映边防海岛部队的情况，人民一看解放军很艰苦，感到能过安宁的生活，是解放军在保卫着他们。要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宣传解放军。也可以通过人武部了解复员军人，找出典型人物好好宣传。我看到报上宣传有个公共汽车司机，同持枪的暴徒斗争非常勇敢，这个司机是个复员军人。几百万复员军人搞得好非常重要，能起好作用，对国家就会有大的贡献。
此外，梁必业还向我们谈了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改进部队政治教育、办好军队报纸等内容，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当时把梁副主任的意见向主管宣传工作的华楠副主任和部领导汇报后，他们都很重视，并布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和贯彻执行。此事虽然已过去20多年，但我记忆犹新。20年来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新闻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我感到梁必业对宣传新闻工作的谈话中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今天仍有启示作用，特整理出来供有关同志研究参考，也是对老领导梁必业同志的怀念。
人物作品
著有《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纵队》（军事科学出版社）、《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军队政治工作的学习与实践》等书籍。还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2]  
有关活动
与辽沈战役纪念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出席建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视察工地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组任字【1986】36号）,任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梁必业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梁必业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参与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样稿，协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梁必业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5-6]  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