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季文子庙遗址
简介
风光秀丽的文峰山（海拔234米）在苍山县城西北约十六公里的地方，东西长十五华里，南北宽五华里，犹如一座天然屏障，蜿蜒耸立在临枣公路的北侧，原来叫做神峰山。因为这里埋葬着一位赫赫有名的季文子，才改名为文峰山的。
在文峰山之阳的半山腰中有两棵粗数围（东边一棵粗4.6米,西边一棵粗9.6米），高三十余米的古银杏树，虽历尽沧桑，但仍躯干参天枝叶扶苏。银杏树的北面就是季文子庙遗址，现有一龟驮碑为证。
《费邑古迹考》记：“鲁卿山：山在抱犊崮东南。《齐乘》：‘季文子相宣、成二君，鲁人思其遗泽，为之立庙。’亦名季山，俗名神峰山（此山兰、峄志并载，为三县分界处，今隶兰境者多，然山上季文子庙犹元时费人所修，有碑记）。”
季文子庙始建于何时已无法考证，元代文人王良弼在《重修季文子庙记》中记载：“暨金明昌间，道士杜公于祠阴结茅为庐，开石引泉，以为栖寝之所。”可见，季文子庙在宋金明昌以前就已经建成，并记述了当时祠庙香火旺盛的景象。《费县志·卷五·祀典》记：“季文子庙：《府志》：‘高桥社神峰山下，金明昌、元延祐（1190—1320）皆有碑（元碑附后）。’”
到了元代，许多祠庙被废弃，唯有季文子庙受官方修葺。到了宪宗年间，道士颜志佑前来作为掌门，见庙像为风雨所颓，遂召集工匠于宪宗八年（1258年）戊午冬开始施工，到第二年（1259年）己未春结束。于是，颜道士让王良弼撰写了《重修季文子庙记》碑文作为志。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御史台官王良弼，曾谈论中书省参政郭佑与参知政事杨居宽死得冤屈，被讨好元世祖忽必烈的桑哥捕杀，并籍没其家财。因此，具有王良弼署名的《重修季文子庙记》的石碑也难免厄运，寺庙也惨遭不同程度的毁坏。现在那一被砸掉头的石龟，就是原来立于季文子庙门东侧的碑座。
关于此事，颜道士涕泪俱下。二十八年春，身为右丞相的桑哥被下狱处死。颜道士为重新修整庙宇，普施善心，四处奔波，募资捐财。可是，岁月无情，满头银发的颜道士没能完成夙愿，便安息于地下。
到了元代后期，沂州大阳观主宁志汝为了完成颜道士的遗愿，联络王志迁、杨志和等各地观主联名上奏。得到朝廷的恩准，派遣黄国瑞、张汝贤、忽都不花、王甫、驰山等主持复修季文子庙，以颜志佑道士的名义重新立碑。碑文是由当时的乡贡进士王佐所撰书，《再修季文子庙记》碑文，是根据元代宪宗九年王良弼所撰写的《重修季文子庙记》碑文，进行追忆增删而成的。后来到了开辟时期的伐庙运动，当时壮观的石碑被砸去了上部。
现在的残碑，碑座为一探首右顾的神龟，碑身残余部分高1.65米，宽1.1米，厚32厘米。正面竖刻十四行，为楷体间杂着部分行书。碑阴为捐银姓名，由于风雨侵蚀，多数模糊不清。残碑的正面左边记载：
“□水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刘璧篆额；乡贡进士王佐撰之书；知观颜志佑立石。”中间正文分两段，字迹多数模糊不清。右边镌刻着主事人的名号：“临沂县主簿黄国瑞；临沂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张汝贤；临沂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忽都不花；安田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张玠。□□都浙军南五州上千户所事王甫；□□都益路沂州邦官赵章；□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刘继祖；□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驰山。”最后几行小字，镌刻着几位观主的姓名。
原来的古迹除了残碑和两棵银杏树外，还有原来季文子庙的廊柱莲花基石一个，原来门两旁的莲花柱一个。原来的“龙泉观”位于季文子庙的西南角不远的地方，现在残碑南面的一块面向东的碑座，就是立“龙泉观”碑碣的地方。季文子墓位于季文子庙后面的银杏树下，这里是文峰山南麓的山腰，后面有弧形的峭壁环绕，前面有碧绿的银杏遮阳，背依青山，远眺泇河，冬能挡风，夏能乘凉，这一风水宝地，确实能配做季文子的安息之地。
季文子，即季孙行父。从公元前601年至公元前568年去世时，共在鲁国执政33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被世人称颂为廉吏楷模。《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载：春秋时代“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后为鲁季氏邑”。季文子的祖父季友原为鲁桓公后裔，为季孙氏，属鲁国三桓之一。虽然父亲齐仲的事迹在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到季文子这代可就改变了三桓在政治上的鼎足之势。
鲁文公六年，季文子听说要亲近陈国，他马上娶陈女为妻，因而获得了前朝元老藏文仲的好感。鲁文公在位十八年去世，东门囊仲立文公次妃之子倭即位，是为鲁宣公，东门氏专权。后来，季文子以驱逐莒太子仆取得了鲁宣公和东门囊仲的信任。鲁宣公元年，季文子在东门囊仲的授意下，遂用济水以西的土地贿于齐惠公。
鲁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和鲁宣公策划，予借晋国的力量去掉三桓。正值，公孙归父刚走，鲁宣公去世。季文子立即决定驱逐东门氏，使公孙归父逃亡齐国。鲁成公即位后，季文子执政，来了个联晋抗齐夺回了汶阳之田。
《国语·鲁语》记载，季文子辅佐宣公、成公，“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身居位高权重的鲁国上卿大夫，掌握国政和统兵之权，有自己的田邑。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没有一个人穿着华丽的衣裳；他家里的马匹，只喂青草不喂粟米。孟献子的儿子仲孙它很瞧不起季文子这种做法，于是就问季文子：“你身为鲁国之正卿大夫，不注重自己的容貌服饰，又不让自己的妻子穿好衣服，还不让你的马吃好东西，你这样不是太寒酸了？这样做不是败坏国家的体面吗？您为什么不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呢？这对于自己和国家都有好处啊。你不怕国人耻笑，难道也不怕别国人笑话吗?”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对他严肃地说：“我也希望家里豪华，也当然愿意穿绸衣、骑良马，让妻室打扮得漂亮一些。但是看看我们的百姓，还有许多人吃糠咽菜，还有很多人挨饿受冻。如果我自己忍心去享受，这还有为官的良心吗！况且，一个国家的荣耀，只能靠臣民的品行来表现，并不是以美妻和良马来评定的。虽然您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不能接受啊。”一番话，说得仲孙它面红耳赤，同时也对季文子更加敬重了。季文子以鲁国执政的身份大兴节俭之道，为鲁国政治起到了极大的表率作用。
季文子廉洁简朴的形象，在诸侯列国中形成了很好的口碑。晋楚鄢陵之战后，鲁卿叔孙侨如为逞一己之私，怂恿晋国扣押了前往参加盟会的季文子，并以做晋的属国为条件要求晋国杀掉季文子。但晋卿范文子却没有照办，因为在他看来，“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左传·成公十六年》）杀这样的人是不得人心的，最终季文子安全而归。在这一事件中，固然不能忽视晋卿范文子的作用，但促使范文子这样做的，正是季文子的廉洁。作为春秋时期的鲁国重臣，季文子注重个人修养，廉洁奉公，不仅在鲁国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廉洁勤俭的廉吏楷模。
如宋人费枢曾赞叹道：“季文子可谓无忝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乃念及国人之父兄食粗而衣恶，盖廉者，政之本；俭者，廉之本。文子之为政，其知本欤？”（《廉吏传》卷上）由此可见，节俭不仅仅只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而是蕴涵着政治生活中的大道理。正如季文子自己说的那样，爱民是其节俭的出发点，而唯有如此，才是达到国家治理的正确途径。而就其后来又不拘一格提拔认识到自己错误并改正的仲孙它这一点来看，季文子也可以称得上是有器量的政治家了。
鲁国三桓家族大多是一些私心很重的人物，但季文子行事以谨小慎微著名，凡事总要三思而后行，连孔子都认为他过于小心，“再，斯可矣。” (《论语·公冶长》)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季文子将要出使晋国，在准备好聘礼之后，又让属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随从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季文子解释说：“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凡事总要做到有备无患，这是季文子的性格特征。从聘娶陈女，用土地贿于齐，又联晋抗齐夺回土地；从逢迎东门氏到驱逐东门氏，特别是在“公室”与“次室”的斗争中，季文子付出了大量的心计，实可谓是一位伟大的谋略家。
季文子实行了有利于民众的社会改革，推行“初税亩”，世代劳作在井田上的奴隶获得解放，开垦私田的“隐民”有了鲁国户口。鲁国民众拥护支持季文子的新政策，站在“次室”一边，以至于“民不知君”而只知季氏。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家子语：“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其中所谓“隐民”实际上就是“新制”初税亩之后归附于季氏的依附农民。所以，鲁君失政的关键就在于“失民”，“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鲁君失民久矣，焉能逞其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确实，对民众而言，“礼不下庶人”，老百姓本来就是一个被传统礼仪遗忘的阶层，因而季文子的关注是他们是否能够生存或生活得更好。鲁君“失民”，便是“失礼”，而季氏“得民”，便是“得礼”，这是后来孔子倡导“礼学”得以昌盛的主要原因。
季孙行父去世前留下遗言，要求用薄葬来举行下葬仪式。家臣收集家里的器物作为葬具，但家中没有一点收藏的铜鼎玉器，只好以他用过的家用器皿陪葬。根据大夫入殓的礼仪，鲁大夫为他入殓，鲁襄公亲自看视。鲁襄公对季文子的政绩和一生的清廉给予高度地评价：“廉忠矣！”王良弼在《重修季文子庙记》中说：“夫费，公之食邑也，费人思公之功不能忘，筑祠祀之，历代以来，绵绵不绝。”鄫国（今苍山县向城西北）城西巍峨的山麓，就是供奉着鄫国人世代拜谒的神庙，此山时称神峰山，山麓以北便是群山连绵的季孙氏封地费邑。神峰山背负鲁国群山，面向鲁南平原，遥望鲁国次室，山上清泉长流，山前泇水环绕，是一风水宝地。鄫国人为了表示归属鲁国的诚心，鄫太子巫便将季文子的灵柩迎往神峰山安葬，并将神峰山命名为鲁卿山，以此表明鄫国已正式成为鲁国的附属国。鲁襄公授予行父的谥号为“文”，后人又称鲁卿山为文峰山，在其墓地前建立季文子庙，并将文峰山东城西面的泇河支流河叫季文子河。
季文子这一廉吏楷模，更能让世人凭吊、瞻仰和崇敬。达鲁花赤：蒙古、元朝官名,即掌有实权的最高长官。蒙古语,达鲁花赤意为“镇守者”或译“宣差”。元朝建立后,在路、府、州、县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官署都设有此职，位于当地官员之上，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以保障蒙古大汗和贵族的统治。蒙古人多为之，汉人亦有此官者。
重修庙记
元〕 王 良 弼
季文子，鲁大夫，讳行父，季友之孙，是为季孙。文公六年，公俶为政，使聘于陈，遂娶而归。惟公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绥怀远迩，有大臣节。观于谏莒仆之赂；使齐归汶阳之田；如晋致苕邱之执；见晋侯之不敬，知其不为盟主；谓齐侯伐有道，知其不免于难。其嘉言善行，俱载鲁史，不可历举。方周之衰，晋、楚争盟，鲁欲与楚，文子不可，遂往来齐、晋，交聘诸国，周旋其间，不避艰险。使诸夏之盟不入于彝者，公之力也。至襄公五年冬，辛未，公卒，《传》曰：“大夫入殓，公在位，宰庀其家器以为葬具；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以为“相三君而无积”。于戏！余于是益知公之忠于鲁也。当宣成之际，禄去公室，政在大夫，三家擅鲁之权，人各私其己，肥其家。公独不然，廪恭俭之资，守清忠之操；不以宝玉为悦，而以安社稷为悦；不以妻妾之奉菲薄为忧，而以宗庙颠废为忧。公之存亡，鲁之安危系焉；诚社稷之臣也！且富贵人之所同欲，公独视之恬然，非其胸中素有所存者能如是乎？相其君，显其名于天下，不能者能之乎？字其民，施其泽于国，不贤者不能也！非若叔世之臣，事君之礼薄，奉己之禄厚，食前方丈，侍妾数百，衣锦曳绣，殊方之物毕填其第，苟不为贿赂之污者能几乎？故闻公之风者，贪夫廉，鄙夫悫，其有功于名教也如此。若夫宣立而纳赂于齐，使晋求遭丧之礼，亦公生平少疵。人非尧舜，安能每事皆善？大抵《春秋》之法，责备贤者，录人之善，不讳人之恶；纪人之过，不掩人之功。是故孔子称管仲则大其功而小其器，岂可掩公之善哉？
夫费，公之食邑也，费人思公之功不能忘，筑祠祀之，历代以来，绵绵不绝。暨金明昌间，道士杜公于祠阴结茅为庐，开石引泉，以为栖寝之所。右有泉一泓，其味清冽，遂名“龙泉观”。世掌所祀。逮皇元诏忠臣烈士之祠有废者，官为之葺，是以公祠得而举也，厥后有道士颜志佑来掌其祠，见庙像为风雨所颓，乃集里人而告之曰：“维公之堂，自经中原板荡之后，间有修之，皆未可观，今欲崇其堂，民愿役者听。”佥曰：“维公之灵，邦人所赖以安。凡有水旱疾疫，祷之立应，蒙公之赐甚厚，敢不趋其事！唯命是从。” 志佑于是鸠工斩木，自戊午冬始厥工，民之趋事犹子事其父也。越明年己未春，工毕，四方来祀之者，方可瞻仰。志佑一日告余曰：“堂既成矣，欲勒石以纪其事，於予为我志之？” 余曰：“噫！公之忠烈著于天地，非鄙人俚语所能尽。” 固辞之，弗得，而遂为之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