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块钱国币
作者简介
丁西林(1893—1974)，现代著名剧作家，物理学家。1914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读理科，其间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业余从事剧本创作。主要作品有《一只马蜂》《压迫》等，多为独幕剧。抗战期间创作的多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以及独幕剧《三块钱国币》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的剧作，构思巧妙，含蓄幽默，妙趣横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等。
课文研讨
本剧剧情简单。女仆李嫂不慎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花瓶，吴太太强迫她按原价赔偿三块钱国币。住在同院的大学生杨长雄极为愤慨，与吴太太发生口角。杨气急之下摔碎另一只花瓶，无可奈何地送上三块钱国币，完成全剧。全剧围绕花瓶事件展示主仆之间、大学生与女主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大学生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揭露了阔太太的自私和狡辩，也一定程度地讽刺了警察的趋炎附势。
剧本结构严谨，矛盾集中。剧本虚写女仆打碎花瓶、赔不起、以铺盖抵押、被辞退等情节，而将大学生与女主人的冲突作为矛盾的焦点，着力描写他们之间的三次交锋。第一次，争论的焦点是李嫂该不该赔花瓶；第二次，焦点是该不该典押李嫂的铺盖；第三次是由大学生骂女主人是“一个无耻的泼妇”引起。三次交锋，层次清晰，将剧情逐次推向高潮。结尾以打碎另一只花瓶解决冲突，收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富于个性。女主人唠叨、狡辩、出言不逊，充分显示了她自私、吝啬、胡搅蛮缠的个性。大学生敢想敢说、能言善辩、锋芒毕露，则充分表现了他仗义执言、好打抱不平的性格。而成众低缓、短促、风趣的语言，则与他的沉着稳重和幽默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人物的性格是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等刻画出来的。比如在大学生与女主人的三次交锋中，女主人总是主动进攻，大学生则是“被迫抗战”，特别是最后一个回合，女主人一逼、再逼、三逼，大学生却一忍、再忍，最后是“面白手颤，忍无可忍”，才“将花瓶拼命的往地上一掷”。当另一只花瓶打碎后，大学生“理屈词穷，闭紧了嘴唇，握紧了拳头”，过了一会儿，才“摸出了三张纸币，送上”；而伶牙俐齿的女主人，因事出意外，只是“抢了纸币，握在手内，捏成纸团，鼓着眼，看着对方”。这一连串的动作、表情，将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
解题指导
一 分析剧本的矛盾冲突，了解剧本的结构和作者的巧妙构思。
开端：李嫂打碎主人的花瓶；发展：主人让李嫂赔钱，杨长雄与主人吴太太争论；高潮：杨长雄骂吴太太是泼妇；结局：打碎另一只花瓶，送上三块钱国币。作者从吴太太的唠叨写起，围绕李嫂该不该赔钱展开剧情。如果只写李嫂打碎花瓶，赔不起，被辞退等，而没有杨长雄与吴太太之间的三次交锋，情节就会很单调，而且不足以表现杨长雄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也无法显示吴太太的尖酸刻薄和对穷苦人的欺凌压迫。
二 通过不同剧本的比较，欣赏语言的不同特征。
本文的幽默是诙谐的幽默，蕴含着轻松和机智。杨长雄先是发牢骚，通过对比发泄不满，对比中见幽默。接着又模仿吴太太一上场时说话的语调，好像是抱怨，实际上是对吴太太的嘲讽，充满机智和诙谐，能使观众产生会心的微笑。
《茶馆》中的幽默是含泪的幽默，蕴含着严肃和悲哀。对于王利发的不满，唐铁嘴先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让人误以为他已经去掉了不良嗜好。正当王感到惊讶时，他出人意料地紧跟着说：“我改抽‘白面儿’啦。”听到这里，观众一定会哄然大笑。而他接下来的夸耀，虽然听起来更加滑稽可笑，但同时也让人感到一种悲哀：明明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己受到了毒害，他却偏偏拿来作为炫耀的资本，他的无知、无耻，他的奴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 这是一道扩展题，可让学生自由选作。注意：改编要符合原著的精神，自己创作要注意结构的安排，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等。
教学建议
一 本剧剧情简单，可设置场景，让学生进行表演，通过表演了解大学生与吴太太之间的三次交锋，从而弄清矛盾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并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台词和舞台说明了解两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
二 剧本围绕花瓶事件，主要写大学生与吴太太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以大学生打碎另一只花瓶作结。要引导学生体会这样安排的巧妙之处。
思想内容
喜剧应“从那最平淡的事件里反映出真实”（丁西林语，转引自柏李《会见丁西林先生》），丁西林先生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三块钱国币》就是这样一部独幕喜剧。它取材于生活小事，但以小见大，围绕花瓶事件反映出当时社会恃强凌弱、无法无理等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揭露了阔太太自私刻薄的庸俗的小市民习气，称赞了大学生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也一定程度地讽刺了警察唯唯诺诺的丑态。
人物形象
欺压女仆、蛮不讲理的吴太太是作者讽刺的对象。抗战前她养尊处优，去牯岭避暑；抗战后逃往西南后方避难，牢骚满腹。女仆李嫂无意中打碎了一只花瓶，吴太太就逼她赔偿三块钱国币。虽然李嫂身上只有三角钱，她却毫无同情之心，硬叫警察来把李嫂的铺盖拿去押三块钱来赔偿，自私、吝啬、刻薄、欺人成性的剥削阶级本性暴露无遗。和杨长雄的三次交锋也充分显示了吴太太典型的庸俗的小市民习气：胡搅蛮缠、泼辣、狡辩。她听到杨长雄说她是“一个无耻的泼妇”，便不依不饶，一逼再逼，甚至谩骂：“刚才你很会说话，怎么现在连屁也不放了？你骂了人你不承认。你骂了人你不敢承认。这才是无耻。是的，无耻！下流！混蛋！”这已完全是蛮横粗俗的泼妇骂街了。作者不加粉饰的真实描写为我们活画出一位自私、尖刻、肆意施虐的阔太太形象。
杨长雄有极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是和吴太太相对照的人物形象。他随学校从沦陷区来到内地，火热的民族斗争熏陶得他“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因此，他为李嫂抱不平，义愤填膺地和吴太太论情说理，争辩说李嫂是个“低级穷人”，赔不起，再说“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这就变被动为主动，彻底驳倒了对方，显示出他的能言善辩，义正词严。理屈词穷的吴太太露出泼妇骂街的本相后，杨长雄忍无可忍，把吴太太的另一只宝贝花瓶砸碎，凸现出他见义勇为的性格，但同时也说明他容易冲动，缺乏斗争的经验和策略，只能砸碎花瓶出出气罢了。当另一只花瓶打碎后，大学生“理屈词穷，紧闭了嘴唇，握紧了拳头”，过了一会儿“摸出了三张纸币，送上”，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结束了一场恶战。可以说，杨长雄是一个正直认真的可爱青年，是作者称颂的对象。
成众沉着稳重又不乏幽默。每当杨、吴二人的口角趋于白热化的当口，他便以看似不关己的态度招呼杨长雄：“下棋，下棋。”全剧结束时，成众的一声“和棋”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艺术特色
《三块钱国币》构思精巧，开头和结尾尤具特色。戏是从一片争吵声中开场的，这使戏从一开始就聚焦在主要冲突“该不该要打破了花瓶的李嫂赔三块钱”，略去了李嫂打碎花瓶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作者越过事件的真正发端，把起点放在一个处于持续状态的动势中，勾起了观众对于幕前情景的遐想。”（胡宁容：《谈丁西林独幕喜剧的特色》）正是这场并未写出的口角，给全剧定下了一个激越的基调。幕一拉开，舞台上就已战火弥漫，紧紧地抓住观众的心。本剧的结尾尤其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吴太太一逼、再逼、三逼，杨长雄一忍、再忍、三忍，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此时杨长雄故意走到吴太太的面前摔碎另一只花瓶：
吴：（血管暴涨，双手撑腰）你这怎么说！
杨：（理屈词穷，紧闭了嘴唇，握紧了拳头，没得说。忽然灵犀一点，恢复了面色，伸手从衣袋中摸出了三张纸币，送上）三块钱──国币！
（吴事出意外，一时想不出适合环境的言词，抢了纸币，握在手内，捏成纸团，鼓着眼，看着对方。）
全剧就这样在最后一个没有完成的动作上戛然而止了。“这样的结尾，像交响乐，在最强烈的高潮时突然‘以千钧之力一下收住，刹时万籁俱寂，令人目瞪口呆，半晌才如梦初醒’”（吴启文：《丁西林谈独幕剧及其他》），令观众联想万千。
《三块钱国币》的这种开头结尾方式使全剧始终处于一种急风暴雨的动态进程之中，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剧作家对恃财欺人、无法无理的现象的愤激之情。
伏笔的使用也是本文构思的一大特色。剧中吴太太两次拿起现在仅存的一只花瓶端详，极言她对花瓶的喜爱和对打碎的花瓶的痛心，结果，杨长雄故意把这只花瓶也打碎了，并主动送上三块钱。杨长雄按吴太太的逻辑解决了问题，让吴太太哑口无言。正是由于这些伏笔的使用，造成一种出乎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喜剧效果。
本剧的语言俏皮幽默，所有的语言纯乎出于角色的性格，看似平凡，但在此情此景下，不由人不露出会心的微笑。杨长雄模仿吴太太一上场时说话的腔调，表面上是抱怨成众，实际上是嘲讽吴太太，充满机智和诙谐。杨长雄满口“如果”“也许”“因为”的学生腔式的演说辞令和吴太太的泼妇骂街的不和谐的交织，显出吴太太的不可理喻，也给杨长雄这番慷慨激昂的辩论涂上了一层喜剧色彩。成众的台词不多，但短促、风趣的语言已充分表现了他“自然而不自觉的幽默”。
难点参考
1.剧中杨长雄和成众的棋局未完，剧终成众却说“和棋”，为什么？
这句话表面上是说那盘棋局，实际上是十分风趣又一针见血地比喻这场两败俱伤的争吵。吴太太得到了李嫂的三块钱国币的赔款，是打了胜仗；杨长雄故意打破第二只花瓶给了她第二笔赔款，她就等于吃了败仗。杨长雄说不服吴太太，因此打破她的另一只花瓶来出气，可以说是打了胜仗；但是一个穷学生平白地赔三块钱国币，也可以说是吃了一个败仗。双方都有胜有败，但谁也没有真正彻底打败对方，成了“和棋”的局面。
2.成众始终都未参与冲突，也不能左右冲突的发展趋势，可以把这个人物去掉吗？
成众这个人物不可以去掉。他是作为一个与杨长雄相对照的形象出现的，在其冷静幽默的性格映衬下，杨长雄的见义勇为、富有正义感，却容易冲动、不讲策略的性格显得格外鲜明、可爱。杨长雄的许多心理活动都是在和他的对话中交代的。虽然他未参与这场舌战，但每当杨、吴之间的口角趋于白热化的当口，是他“轻描淡写”式的话语让冲突告一段落，使得全剧有张有弛。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2002年第3期)
有关资料
丁西林的喜剧风格
丁西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喜剧作家，作品以独幕剧为主。代表作有《一只马蜂》《压迫》等。丁西林的独幕喜剧比较注意在“趣味”上下功夫，故他的作品多为带有诙谐意味的趣剧。作品简洁集中，浑然一体，能在较为轻松平淡的戏剧冲突中反映社会现实，寓庄于谐。
(摘自《中国文学答问总汇》)
丁西林剧作数量不多，但独具风格，尤以独幕喜剧见长。留学英国期间曾受英国近代喜剧影响，善于从人情世态中发现喜剧因素，通过揭示生活的情趣，制造悬念，组织戏剧冲突，把看来平淡无奇的事件，安排点染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他的剧本大都结构精巧，形象生动，语言风趣幽默，受到读者和观众喜爱。其中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不仅技巧圆熟，而且表现了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尤为人所称道。他的喜剧不以滑稽为目的，而以智慧为基础，幽默与机智密切相连。其中虽不乏讽刺嘲弄的意味，但轻松俏皮的幽默远胜于辛辣尖锐的讽刺，它不是引人哄堂大笑的讽刺喜剧，而是使人产生会心的微笑的幽默喜剧。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关于独幕剧
独幕剧是19世纪后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戏剧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短小精悍。全剧在一幕内完成。由于独幕剧的演出要受到较为严格的时间、剧场等条件的限制，所以它的剧情不能太繁杂，要求情节结构更加精练集中，矛盾冲突的展开也要较为迅速，人物也不宜太多。
(摘自《简明文学词典》)
(独幕剧是)全部剧情只用一幕演完的戏剧。虽篇幅较短，容量较小，情节较为简单，但要求所写事件的矛盾冲突的全过程，必须集中于同一时间、地点，即在一幕之中得到最完整、最集中、最充分的展现。
(摘自《文学词典》)
丁西林：在物理与戏剧之间(郑以然)
在中国，能跨文理两域的通才不敢言众。五四时期的著名学者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在戏剧创作上也有独到建树。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与相辅相成的影响呢?这一问题值得分析研究。
物理学的美是深入到我们所见的大千世界背后的，而欣赏到这种美也需要另一双眼睛。物理学家丁西林便具有这一种视野，这对他的戏剧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世界对爱思考的人来说是出喜剧”(贺拉斯·沃尔波夫)
作为一位受过理工科正规系统教育，在物理学方面从事常年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首先是敏锐的观察。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一吻之恋”“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了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如《压迫》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上租房难的普遍现象，而“有家眷才能租房”也确实是当时北京的规定，而丁西林就是从中“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由此编出了一出两人假扮夫妻租房的一波三折的戏剧。
其次是对逻辑联系的良好把握与游刃破坏。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丁西林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他作为一位戏剧作家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酒后》中妻子的一吻之恋)，和谐被打破(《亲爱的丈夫》中的名义婚姻)，不可调和的矛盾被化解(《压迫》)，以及结尾的突变(《三块钱国币》)。而正是这些违反常理的，不合读者预设的情节设置，产生了直接喜剧效果或造成产生喜剧效果的可能。
“世界对动感情的人来说是出悲剧”
当然，我不是说将世界看作喜剧的丁西林不动感情，我只是认为一个“理智大于情感”的科学家更容易以平和冷静的喜剧心态看待生活，也只有他，最具备写出轻松的喜剧的条件。
首先，将戏剧创作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或是“另一职业”的丁西林，较之专一从事戏剧工作的作家而言，他的文字工作显然更偏近于一种游戏。
其次，如果说面对外部冲突，会激起人两种选择：一是主体力量向外发展，强化批判精神；二是主体力量折回内心，发展为自我心理的调试与改造，则前者衍化为讽刺，后者衍化为幽默。作为处于个人主体与无生命的客观宇宙世界之间支点的科学家，丁西林更习惯于在自己内心寻找某种解决途径。《酒后》《瞎了一只眼》等“内省型”剧作，讨论了爱情、友情、女性心理，透出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深刻却并不沉重的思考，轻松却并不辛辣的调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胡适、欧阳予倩的有些作品不同，丁西林剧中产生冲突的往往并不是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思维方式不同、生活态度径庭的朋友、夫妻、母子等亲密的关系。如《酒后》主人公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妻，《一只马蜂》中产生分歧的是母子，《压迫》中不肯妥协的母女。在这样的人物关系中，既没有内心的深仇大恨，也不可能有外在的剧烈冲撞，只有心理活动与价值观念的磕磕碰碰从含蓄的语言与细微的动作中浮现，观众与读者不应该期望得到欣赏悲剧、闹剧时冰火相激、响鼓重锤似的痛快淋漓，所获的该是被马蜂蜇了一下的感觉──有点儿麻，有点儿痒。
再次，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想是丁西林超越的生活态度。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而非社会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他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
最后，从横向的世界时代背景来看，丁西林受英法“世态喜剧”的影响较深，“惯于从婚姻恋爱的审美视角，在世俗风情的描绘中蕴含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与改造国民性的艰难探索。”从纵向中国戏剧传统来看，中国自古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审美价值系统，强调抒情与煽情的“度”的把握。中国喜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也不同于西方将人物性格推向极端，在真实冲突中凸显喜剧色彩，而是常见正面的喜剧形象，有“透着恶的被否定的丑”与“透着美的被肯定的丑”两种序列。丁西林或是不经意地站在了古今中外的交点，灿烂之至归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