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凯恩斯消费理论
理论概述
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提出：  凯恩斯消费理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这一思想用线性函数形式表示为： 
Ct = a + b×Yt 
式中C表示总消费,Y表示总收入，下标t表示时期；a、b为参数。参数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值介于0与1之间。凯恩斯的这个消费函数仅仅以收入来解释消费，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这一假说过于简单粗略,用于预测时误差较大。
主要内容
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具有其两重特性。一方面，它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使经济摆脱危机而得以顺利增长，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纵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以下简称《通论》）中有关逻辑顺序，可将其消费理论简要概述如下：
（一）把消费量（c）与就业量（n）连接起来。认为一定水平的就业量决定一定的消费量。（《通论》第79—80页）。 
（二）设一定的收入决定于一定的就业量。即“在本书范围内，真实所得之变动原因，仅限于一特定资本设备上就业人数之增减，故真实所得随就业人数之增减而增减”（《通论》第98页），这样又把收入（y）与就业量（n）联结起来。与第一步相结合，从而把消费与收入联系起来。 
（三）讨论消费与收入等因素的关系，定义消费倾向（函数）， c[,w]=x（y[,w]）。 
社会的消费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1）所得数量。 
（2）客观环境因素。 
1、工资单位之改变； 
2、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 
3、资产的货币价值的变动； 
4、时间贴现率； 
5 、财政政策之改变； 
6、个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以上除工资单位因素以外的其它因素在短期内都不会有太大变动，所以对消费也不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消费是真实所得的较稳定的函数。 
（3）主观因素。 
首先分析影响储蓄动机的因素，包括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然后从其反面概括出直接影响消费的主观因素为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等等。这些因素取决于制度、传统、资本技术设备等影响，而在短期内不易发生变化，即可看作既定量。这样，再一次证明了消费是收入的稳定函数，这里的收入当然是指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 
（四）定义边际消费倾向。 
dc[,w]/dy[,w]表示增加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比例。0〈dc[,w]/dy[,w]〈1，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规律，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当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减时，其消费量亦随之增减，但后者之增减常小于  凯恩斯消费理论前者。”（《通论》第98页）。 
以上构成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主要内容，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 
（五）由边际消费倾向推出乘数理论，说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国民收入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导致失业，这又回到他分析的出发点。
基本框架
凯恩斯消费理论可以概括为总需求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收入决定。依据凯恩斯理论，国民收入大小取决于经济中的总需求。总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由消费倾向和收入决定，但它比较稳定。因此，国民收入波动主要来自投资的变动。投资的增加或减少会通过投资乘数引起国民收入的多倍增加或减少。进一步，投资由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决定，投资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动关系，与资本边际效率成正方向变动关系。而利率决定于流动偏好与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所决定的货币需求由交易、谨慎和投机三种动机引起，前两种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高低，而后者则与利息  凯恩斯消费理论率呈反方向变动。资本边际效率由预期利润收益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者说重置成本决定。这样，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货币供给和资本的预期收益是说明总需求进而说明国民收入的因素。依据凯恩斯理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偏好陷阱和预期收益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并且递减导致消费不足。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条件下，流动偏好陷阱导致利息率较高，而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因为预期收益不足而偏低，从而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很难超过利息率，这就使得投资不足。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经济萧条。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此，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是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收入多倍增加。货币政策是用增加货币供给量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因而货币政策效果有限，增加收入主要靠财政政策。
基本假设
假设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他从心里规律角度考察了消费倾向的变动规律，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是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却不断减少，因为人们所增加的收入并没有完全消费。边际消费倾向（MPC）是指消费的增量△C和收入的增量△Y之的比率，也就是增加的1单位的收入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比率，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为：MPC=△C/△Y或β=△C/△Y，0<MPC<1。假设二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假设三平均消费倾向（APC）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平均消费倾向（APC）是指消费总量C在收入总量Y中所占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
APC=C/Y平均消费倾向可能大于1、等于或小于1（因为收入为0时，即使动用储蓄或借债  集群消费理论也必须要购买基本消费品）
根据以上三个假设，如果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边际消费倾向为一常数，这时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可以用下列方程式表示：
C=a+βY
式中a代表必不可少的自发消费部分，就是当收入为0时，即使动用储蓄或借债也必须要有的基本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β和Y的乘积表示由收入引致的消费。因此，上式的含义就是，消费等于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之和。
地位
凯恩斯指出：《通论》“分析之最终目的，乃在发现何者决定就业量。”“就业量定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之交点。总供给函数主要系于供给之物质情况，其中道理大都已为人熟知。”但是“一般人却忽视了总需求函数之地位，”（《通论》第79页）。所以，凯恩斯的重点放在总需求如何决定就业量这方面。 
凯恩斯通过三大基本规律的揭示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三大基本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预期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和人们的灵活偏好。三者导致人们将收入以货币形态保持在手中，而消费和投资则减少，因而减少了有效需求，结果使经济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 
在凯恩斯理论的这三大支柱中，以其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最为根本。他固然把有效需求不足分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但他认为前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而后者最终不过是前者引导出来的派生现象。因为“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通论》第90页），“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通论》第92页），由此可见消费理论在其理论中独特的基础地位。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揭示，使推翻萨伊定理有了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总供给恒等于总需求，即“供给会自行创造其需求”。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说明了消费的增减不如收入增减之甚，从而打破了供给恒等于需求的教条，克服了理论观念上的障碍。承认市场调节会带来盲目失衡，即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从而为他的整个就业理论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同时，几乎所有解决需求不足，增加就业的办法都与消费有关，由此也可见消费理论在其整体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消费理论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通过边际消费倾向的揭示，建立了乘数理论，从而为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和周期理论奠定了基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其波动的幅度比收入的波动幅度较小，从而说明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另外，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出致使乘数可以计算，乘数：k =1/（1－边际消费倾向），这为进一步分析增长周期理论提供了定量工具。
理论缺陷
第一，凯恩斯理论建立在主观的心理分析基础之上，而且逻辑也较不严密。在概括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时，把它称之为“正常心理法则”（《通论》第98 页）。虽然也指出尚须若干修正，但也不是难事。但对此却再没有更充分的证明或修正了。只是归结为“人类天性”。作为经济理论的支柱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础之上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凯恩斯局限于总量分析，只看到收入影响消费的现象，而不能进一步揭示影响消费的收入背后是收入的分配，进而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所以，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收入分配和消费的结构差异及其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差异，而只是笼统地称“公众”、“居民”，虽也提及“富人”与“穷人”但也只是细枝末节。 
第三，由其理论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是不合情理的。如战争、地震之类都可解决失业问  流通渠道题等等。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论断看上去“奇怪荒谬”，但在凯恩斯理论中则是顺理成章的，由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不近人情，凯恩斯由人之天性为基础，结果推出不合人情的结论，足以促使后来者对其理论本身的反思了。 
消费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决定消费水平的因素很多，如收入、财产、利率、收入分布等。其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消费函数实质上是指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
消费危机论
理论渊源(一)自辟蹊径的史料研究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第六卷《一般理论引起的若干短论》体现了凯恩斯对前人消费理论独特的借鉴研究。他对反经典的消费不足妨碍社会繁荣论进行了三个时期的考察。第一时期，是以曼德维尔《蜜蜂寓言》出版为标志的消费不足论幼年期。凯恩斯谈到，早在16、17世纪的赫克舍尔、拉菲马斯、配第、巴尔邦、卡里等学者先后阐述了奢侈有利，节俭有害，如果每个人都多花钱，那么所有人都会有更多收入的思想，经过《蜜蜂寓言》的渲染，流行起来。通过该书，曼德维尔阐发了他的道德观——繁荣可以通过花钱而不是储蓄的得以增大。由于该消费理论与主流理论的背离，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第二时期，以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消费不足论正式提出期。马尔萨斯认为，消费不足会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为财富的不断增加只能靠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来维持，“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简单的食物、最破旧的衣服和最简陋的住屋，那么其它各种较好的食物、衣服和住屋就肯定不会存在。”然而，这种担忧因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受到李嘉图的忽视。第三时期，以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出版为标志的消费不足论成长期。凯恩斯认为《工业生理学》提出的消费理论虽然未能撼动正统学派，但霍布森他们却是第一次明确地宣称“资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储蓄倾向所导致，而是它对实际的和将来的消费所造成的需求的反应”原理的人。
尽管前人的消费“反”论，受到了多方排斥和打击，但凯恩斯却因从表层看到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消费不足，及致富的依赖路径——多消费，而勇敢地挑战经典，系统地提出了“消费不足危机论”的旷世之论。
(二)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要旨
凯恩斯认为，社会总供给依赖于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社会总有效需求。就消费来说，短期内由收入决定。然而，由于消费者普遍受一种心理规律的影响，即“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么多”，致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MPC)。假定投资诱导不变，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引起的消费不足，就会使商业、饮食业不景气，使投资者产生悲观预期，降低他们的资本边际效率，产生更强的流动偏好，诱发投资不足。也减弱投资及就业的乘数效应。可见，消费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源头，又是产品滞销、非自愿失业、贫困屡屡出现、生产过剩危机频繁爆发的直接原因，即消费不足→经济危机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为此，凯恩斯提出政府不能甘当“守夜人”，要施加宏观干预，不断注入新的购买力，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疏通流通渠道，拉动生产。他指出：“对于消费倾向，国家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换言之，通过实施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消费需求，拉动生产、就业、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形成多消费——多投资——高收入——高消费……的指数增长循环圈。事实证明，由消费不足论，引出的政府干预主义，快速修补了被大危机毁坏的生产链条，改良了与生产力不协调的生产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滞胀”发生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理论的质疑，也波及到在可持续发展命题中是否应该扬弃的问题，因为该理论旨在解决短期问题。
实用性
相关图书《凯恩斯传》
图书信息译者: 储英 / 相蓝欣
作者: （英）斯基德尔斯基
ISBN: 9787108024152 
页数: 905
定价: 79
出版社: 三联书店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4-1内容简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尽管他从未想过到印度去访问是写作这本书的必要条件。但是，他对中国的事情并不是一无所知。  凯恩斯传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1912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就是陈焕章撰写的《孔门理财学》(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泽注)。凯恩斯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 (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译注)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他对中国的人口数字大惑不解。他说，中国众多的人口显然是在近代产生的。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的1亿上升到1842年的4．13亿。他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世界的那种经济或自然条件的巨大变化。因此，中国人口的迅速发展令人无法解释。他担心“中国的黄金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因为享受这个条件的人口太多”。
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趣。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货币改革家。他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他不赞成在中国发行纸币，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表明，纸币“将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不稳与最终的灾难。而且它将阻挠农村地区从实物贸易到货币贸易的过渡”。他建议“ 一种以白银为流通的货币，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他认为中国不应当积累黄金，而应当在伦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对外支付时可把这些存款转换为黄金。他举日本为例，说它把大多数的储备都转换成英国的国债券。凯恩斯的这个计划一直被锁在一个抽屉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凯恩斯对W．S．杰文斯笔下的亚洲十分着迷。杰文斯把亚洲称为“贵金属的巨大储藏地和市场”，他还认为“东方产品的低廉价格引起了贵金属向东方的不断流动”，“从我们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万的金砖。而这些金砖在西方放在那里毫无用处”。这种强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凯恩斯的脑子里触发了一个经济史的“货币”理论，把长时段的经济兴衰同黄金和白银的升降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的贵金属不断向亚洲流失，但由于亚洲人偏爱囤积贵金属而不使用之，所以他们仍然很贫穷。西欧则在16世纪充分利用从南美洲流入的金银，和在18世纪攫取的印度黄金财富开始了商业和工业革命。凯恩斯关于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许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的。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中断与之的全部贸易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不过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尽管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被译成中文，我并不知道他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凯恩斯本人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的有效需求。因此，凯恩斯主义似乎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做大规模的改造。凯恩斯的弟子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里加上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何影响。
凯恩斯理论也许对今日的中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面临的是转型问题— —即摒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推进同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融合。然而， 假定政府是称职和诚实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凯恩斯政策能够通过为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临时工作来帮助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人们过去所说的“公共工程”。在20年代的英国，老的出口工业被新型的消费品出口工业所取代，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凯恩斯认为，政府额外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加快新型工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能够吸收老的出口工业所丢弃的劳动力。英国一直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但对一个总需求由于传统工业领域( 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的工业领域)的失败而长期受压抑的经济来说，这个政策仍然有用。
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但从那以后发生的大量事件某种程度上驳斥了90年代初的那种简单的思路。我在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崩溃以及2001年的华尔街股市的崩盘。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的危机”，但它们也显示出在很多领域里，经济潜力得不到发挥，经济状态十分不稳。凯恩斯如果还活着，对此一定有话要说。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
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鼓吹者。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 “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的制约。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找到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
最后，在汇率问题上经济学界至今似无定论。凯恩斯本人信任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他把英国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因此，他必定会反对一个国家利用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因此我认为他一定会敦促中国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中所说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一本凯恩斯的传记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经济思想。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用她那种带俄国腔的英语所说的，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领域也对他思考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方法产生了影响。尽管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伦理学当成一回事。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对他们有好处。然而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和伦理学应当携手并进。但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标准时，经济学和伦理学就开始分道扬镳。今日的西方出现了失控的消费主义浪潮，文化和精神价值成了“酷爱金钱”的牺牲品。凯恩斯对此一定非常不快。
在哲学方面，凯恩斯是一位直觉主义者，相信人们对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对与错的行为有直接的、先验的认知。这种直觉是在一个人的经验之外就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加信奉的是康德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他对艾萨克·牛顿的评价是： “他的直觉肌肉最强壮，最有韧性。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到上天如此的厚爱。”这段话对凯恩斯也适用。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福尔克怀疑他的脑子“是否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抑或只是徒有虚表”。凯恩斯认为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只是他的“思想结构的外表，而不是实 质”。这更像艺术家的头脑，而不是科学家的头脑。
从个性上看，凯恩斯具有审美家和管理人才的双重性格。他的情趣和爱好是唯美的：他的经济学佳作都有一种诗意。但这些艺术火花是为保卫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这个任务服务的。他常常愿意牺牲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以换取他认为可以得到的东西。他在这方面的直觉十分敏锐。他意识到：“文明是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人们只能通过巧妙地制定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规则和习俗来维持文明。”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正是属于那“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将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贡献给了捍卫“单薄、脆弱的”文明外壳的事业。作者简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一个俄籍犹太富商家庭，婴儿时就同父母一起被日本关东军拘押在日本一年。战后由于无法拿回在哈尔滨的巨大家产，移居英国，六十多年后才重新访问幼时的故园(2005年9月曾来华讲学)。
他的《凯恩斯传》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英国女王封为勋爵。这本积三十年功力的著作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学家首先应该具有文化和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