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备边司誊录
基本情况
朝鲜半岛的位置决定了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这在近代以激烈的战争形式而表现明显。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地理上的特殊性，极大的影响了半岛国家与周邻国家的关系，造成了其对大国的依附，同时是和其他国家或者民族的复杂利益关系。15~16世纪以来，其对中国形成的亲密的事大关系，说明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是一种保持依附的，寻求保护的政策。在面对东亚其他政权时候，其就显示出独立性，也造成了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在形势的改换中变得激烈，并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影响，可以说东亚各个权力集团的角逐都集中在半岛这个特殊的地域内。外部的变化也必然引起其内部的应对或者混乱。这个时期的半岛是处在大变局的前夜。 
备边司的设立
对外关系“南倭北虏”一直是此期朝鲜王朝的心腹忧虑。朝鲜王朝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对明朝保持一直保持“事大”关系，这固然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向慕，但政治利益上的考量更为重要。其与日本、女真等周边民族则努力要保持睦邻关系，但是现实的利益关系使这种愿望只能是落空。与日本方面，主要是双方的贸易往来，这种国家往来的发展，成分说明着各国已经不再是单纯自给自足，而是开始寻求资本的积累，以求得力量对比的优势，而这种力量的寻求，也正是矛盾集聚和将爆发的来源于前兆。朝鲜在世宗(1397~1450)时期就为了双方贸易，于1426年开放了三浦。三浦开港后，日本人来往贸易者骤增。对利益的追求对民间来说是无止境的，当政府支持这一行为时候，这种活动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越发的膨胀。在朝鲜三浦集聚以及常住定居的倭人数量迅速增加， 这就开始刺激朝鲜方面的关注，以为大量的异国人口在国土上成为常住民，本国控制越来越难，对此地的发言权也会减弱。所以朝鲜方面开始驱逐倭人，冲突的发生不可避免，史称的“三浦倭乱”就在此一时期爆发。这一事件导致了两国的交恶，随后日本方面反复提出恢复交通，朝鲜在贸易方面的寻求也使之重新开放了乃而浦。而这种冲突的根源远为消解，由于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导致其对外采取了接连不断的骚扰侵略。有史记载的就有，中宗17、18年(1523倭人入侵，中宗39年(1544)“蛇梁倭变”，明宗10年(1555)“乙卯倭变”等等。大约每10年间，就会周期性发生的日本骚扰侵略一直不断。这种态势无疑会让朝鲜政府考虑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                                           
而同时在北方，我们知道，李氏朝鲜不断开疆，向北占据领土。尤其是世宗时期，开拓疆土甚多。朝鲜方面主要是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本国疆域不断向北推进，一直拓展到鸭绿江、图们江两江流域。明朝为了其边疆稳固，虽然招抚了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女真部落，却又不保护女真人利益，只是满足于朝鲜的“事大至诚”，任凭朝鲜将鸭绿江东岸图们江南岸原属女真的领地尽收囊中。女真部落在其中受到的残酷待遇，加深了其内部的团结，同时也使其对明朝及朝鲜产生了怨恨。朝鲜在图们江中下游南岸地区置成庆源 、会宁 、钟城 、庆兴 、稳城 、富宁六镇，并招募民夫修筑邑城、设置镇堡等军事设施，来巩固对该地域的管理。同时朝鲜动员其本国人口向新建六镇迁移，以不断充实人口，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防卫和开发。这是一种强势的对外扩张。女真部落的生存领地不断被侵蚀，后来女真部落兴盛，不可避免的要和李朝产生巨大冲突。到李朝的正德七年，即1512年，女真人就出击进攻了朝鲜的甲山和昌城地区。朝鲜半岛北方也开始了外患的侵扰。                                                
内部纷争这主要是之此期的李氏朝鲜王朝内部的士祸与政治争斗。从十五世纪后半叶的成宗时代开始，朝鲜的统治结构就开始了逐渐扩张，着要牵扯到复杂的利益关系。机构的膨胀，官僚的超长增多，必然导致国家政权内部的权利纷争。历史上俗称的“两班”，即文武官僚阶层成为一个专有词语，也证实此期社会分层中利益集团的巩固定型。而传统势力的“勋旧派”，与以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 的党争。还有士林派内部的内讧和分裂，产生的诸如“大尹派”和“小尹派”，“东人党”和“西人党”“南人派”和“北人派”，甚至是“大北派”“小北派”的分别，每一个对立派别的划分，都是权势各方争斗的结果，同时还是持续争斗的基础。总之，李朝的中期和后期，是在混乱而无休止的党争中度过的。每一派在一段时间内得势，对另一派的打压与报复都在影响着政局的稳定。 
除了两班和士林的政治纷争外，李朝的王位更迭是频繁至极。这时期先后发生过的王位更迭有，第一次王子之乱（太祖退位）、第二次王子之乱（定宗退位）、乙亥靖社（世祖篡位）、中宗反正（废黜燕山君）、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等多次政治变动。每一次政变也都会带来被称为“士祸”的诛戮和贬斥。我们排列一下备边司设立之前及之后的种种内外忧患事件： 1498年 - 戊午士祸[1]
1504年 - 甲子士祸
1510年 - 三浦倭乱 
1516年 - 中宗反正 
1519年 - 巳卯士祸
1545年 - 乙巳士祸 
1547年 - 丁未士祸 
1551年 - 乙卯倭变 
1555年 - 设置备边司 
1592年-1593年 - 壬辰倭乱 
1597年-1598年 - 丁酉再乱
1619年 - 萨尔浒之战
1623年 - 仁祖反正 
1627年 - 丁卯胡乱 
1636年 - 丙子虏乱 
通过以上的时间排列，我们可以见出设立一个应对性的机构的必要。到李氏朝鲜的中宗朝时，因为有倭寇与女真的南北两方侵扰，1541年成立备边司，初始备边司职能权力很小，直到明宗年间，就是1555年才成为永久的机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央机构，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全面事务，甚至取代议政府的功能。议政府与备边司开始并称堂庙，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备边司历经： 朝鲜中宗、宗、明宗、宣祖、光海君、仁祖、孝宗、显宗、肃宗、景宗、英祖、正祖、纯祖、宪宗、哲宗、高宗、纯宗共十七朝，直到高宗大院君摄政，才将政务大权移转回议政府，纯宗时李氏朝鲜灭国，备边司随之撤销。    
《备边司誊录》的编纂
我们现在看，《备边司誊录》其实就是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李朝的一个官衙日志。《备边司誊录》共二百七十三册，记载了当时备边司讨论、决定和处理国家各种事务的内容。备边司自创设以来，誊录了从光海君九年（1617）到高宗二十九年（1892）共276年间的国家事务处理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备边司誊录》，是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于1952年整理刊行的。我们考察其内容，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后人的整理。下面谈一下对其编纂体例以及有关问题等的认识。                               
一．阙漏  其中光海君、仁祖等时代有部分缺失，但整体上基本保持完整。这一点我们考察目录就可以见出。比如第一卷共收第一至第十二册，自光海君九年丁巳正月至仁祖二十六年戊子十二月。其中第一至第二册为光海君时事，而且只有光海君八年丙辰，九年丁巳，十年戊午的记录。并且排列顺序是： 第一册 光海君九年丁巳 正月                                             光海君八年丙辰 十二月                                        光海君九年丁巳 正月 二月 正月                                光海君八年丙辰 十一月                                                光海君九年丁巳 二月 三月 四月 三月 四月 正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五月 二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九月 十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第二册 光海君十年戊午 正月                                              光海君九年丁巳 十二月                                           光海君十年戊午 正月 二月 三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闰四月   四月 闰四月 四月 闰四月 五月 闰四月 五月 闰四月 五月  六月 五月 六月 五月 六月 五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就是阙失的很多，而且记录排列顺序很是错乱。这很有可能是原本散佚过多，后来者整理时按照所见底本，将原貌保留了下来，没有多做调整。                                                从第三册至第十二册开始进入仁祖时事。我们考察目录，也可见出阙失很多。这十册中记录是如下排列的：                                     第三册 仁祖二年甲子 第四册 仁祖十二年甲戌                                                 第五册 仁祖十六年戊寅                                               第六册 仁祖十九年辛巳 第七册 仁祖二十年壬午 第八册 仁祖二十二年甲申 仁祖十六年戊寅 仁祖十七年乙卯 仁祖十九年辛巳 仁祖十八年庚辰 仁祖十九年辛巳 仁祖二十年壬午 仁祖二十二年甲申 第九册 仁祖二十三年乙酉 第十册 仁祖二十四年丙戌 第十一册 仁祖二十五年丁亥                                                 第十二册 仁祖二十六年戊子                                                这个阙漏也是很明显的。但是每一年的记录已经很是完整了，除了第八册中好像是杂录性质，各年月份记录难以完整，现存其他各年记录自正月至十二月都很齐备。不再像光海君不但各年阙漏，而且现存历年各月的记录也不完整。仁祖以后，大致都很完整，少见如这两个时代的大阙漏了。 
二．纪年 《备边司誊录》采用的是日记形式，全用干支纪年。查检对照李氏朝鲜纪年的方法，这里有一个问题。                                               光海君 李珲[2]用明朝年号 （万历）
仁祖 李倧 用明朝及清朝年号 （万历、天启、崇祯、崇德）
孝宗 李淏 用干支纪年，同中国来往使用清朝年号
显宗 李棩 干支纪年
肃宗 李焞 干支纪年
景宗 李昀 干支纪年
英祖 李昑 干支纪年
正祖 李算干支纪年
纯祖 李玜 干支纪年
宪宗 李奂 干支纪年
哲宗 李元范 干支纪年
高宗 李熙 年号：建阳/光武 （1896年以前用干支年号及檀君纪年）                我们知道，光海君时代“事大”，用明朝年号以纪年。仁祖开始同时使用大清年号，但是背地里还是用的明朝年号，甚至在南明灭亡，明朝复国完全无望的情况下，朝鲜还使用“崇祯”及“崇祯后”年号直到灭亡。1644年为清顺治元年，1649年为朝鲜孝宗元年，其开始改用干支纪年，只是在和清朝打交道时才用清朝年号。这都是一种“小中华”优越感使然。我们现在见到的《备边司誊录》一直使用的都是干支纪年法，即使是在朝鲜本身使用明朝年号的光海君及仁祖时期，这里就应该考虑到《备边司誊录》的原貌可能并非如此。从其中可以看出其在侍奉大清朝时的一种无奈，用干纪年，并对《备边司誊录》的纪年进行改换，虽然可能删掉了原有的明朝纪年，但是在自己的保存史料上拒不使用清朝年号，这也是一种沉默的抗争。 
三．座目一般是在每月朔日时记录领议政等官、堂上官、郎厅臣的职位和名讳，这叫做“座目”，就相当于会议列席记录。这个座目一般是列于每一月记录的篇首，谓“某月朔座目”。但是也有例外，查检一下，独有第十册仁祖二十四年丙戌排列不同，“各月座目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就把“各月座目”列在了整年记录篇首。这也可以看出现存《备边司誊录》是经过整理的，并不是真正原貌。                                            
体式
以日记载相关启、议、疏奏。主要体式有以下几种:                    
（一）.记录备边司奏启事务的，体式为：1.司 启曰 某某事敢启 答曰 某某  2.司 启曰 某某事 何如 答曰 某某  3.司 启曰 某某事 敢禀 答曰 某某  多见的是省略“司”，直接为1.启曰 某某事 敢启 答曰 某某   2.启曰某某事 何如 答曰 某某 3. 启曰 某某事 敢禀 答曰 某某。而同时“答曰”可以换为“传曰” ，则体式大致为1.启曰 某某事 敢启传曰 某某   2.启曰 某某事 何如 传曰 某某 3. 启曰 某某事 敢禀 传曰 某某 。这是备边司自录本司事务的体式。其中“启曰”的部分是堂上大臣对国王的奏疏所述内容；“答曰”部分是国王对奏疏的回复。回复一般就是“依启”“允”“知道”各语，但也有“不允”情况，或者有时是很长的答复。这是《备边司誊录》中最为普遍的格式。 
（二）.其他各院，府，曹事记录，体式就依第一种体式样相应转换，“启”前要加职能部门或奏事人名称。如兵曹启曰 某某事 何如 传曰 某某 ，政院 启曰 某某事 敢启 传曰 某某 ，司郎厅 以右议政事 启曰 某某 何如 答曰 某某，右承旨俞撤 启曰 某某事 敢启 传曰 某某。这是备边司对于其外的各司，厅，府，院奏启的记录。 
(三).这种体式，不主要记奏启的内容，而重在记录“上曰”言论，可视为“上”的重要讲话记录，如政院书入问答某某事 上曰 某某 。这“上曰”某某，一般就是长篇大论。 
(四).另外一种体式可以见出备边司在处理国家政务上的重要地位。范例如：大臣备局堂上引见某职某某所启 某某事 答曰 某某 。“备局”是“备边司”的简称，“堂上”是指领议政等以外的高级大臣。可见其他各司，厅，府，院奏疏和地方奏疏有时需要堂上大臣引见，才能呈报国王。这一点对于认识备边司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很重要。 
(五).最后一种体式可以视为第一种普遍体式的一种。但能见出大臣与“上”之间的往来答问，知政事决断的反复斟酌。一般是启曰传曰 某某 传教矣 某某 何如 答曰 某某，启曰 以“某某 答曰 某某”事 传教矣 某某 何如 答曰 某某。这种体式有的是大臣因某事已经上奏启，得到了答复，但众臣“相考”，提出新的意见，再建议“某某”“何如”。有的是对某事办理情况的汇报。如第七册仁祖二十年壬午十月 一条： 十月二十九日 启曰 以“工曹 启 辞 传曰 以启”事 传教矣 待其毕造 追后入送无妨 敢启 答曰 知道从这种体式里，可以看出对某件事情处理的进展，以及处理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从以上所总结各体式可以见出，备边司的职能已经从设立之初的单纯“备边”军事用意， 扩大到总管国家一般事务的机构，其权力是很大的。 
别单
对于重大事件，备边司以“别单”形式予以记录，并将重要的处理意见和安排抄录下来，形成“事目”，这实际上是政府公文备忘的一种方式。我们看一则具体的例子。第百九十九册 纯祖九年乙巳正月一条：    乙巳正月十四日 司 启曰 全罗道灵光郡小落月岛奉山面两处漂到大国人入接弘济院后 使本司郎厅及译官问情 则与领来译官朴宗行问情时问答 别无异同 故正书入启 而今此漂人 皆愿速归 即为发送何如 答曰 允 全罗道灵光郡小落月岛漂到大国人问情别单 别单中为问答句，知漂人为“江南省太仓州镇洋县通元村”人，别单很长，详细记录了译官与漂人的对话。接下来就是全罗道灵光郡奉山面漂到大国人问情别单 与上述别单一样，知漂人为“山东省登州府宁海州”“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府”两地人，对话详细。由全罗道扶安县格浦漂到大国人问情别单可知漂人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金门厦门”两地人。这种别单记载的当时中国以及李氏朝鲜内部的情况甚为详备，包括物产、交通、民俗、贸易、信仰，还有两国往来的机构设立、章程制度、交往手段等等，更因为其是一种对话形式的原版记录，对于认识当时情况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备边司是李氏朝鲜在内忧外患情况下做出的一个政策性反应，这个机构的设立适逢其时，并一时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构。《备边司誊录》的价值很大，我们可以从中整理出当时半岛的军事、经济、外交等种种史料，甚至是民间微小的事情，它也有记录，第二百册纯祖十年庚午正月一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 以全罗监司李冕膺状 启 咸平县人物淹死事 传曰 闻甚矜恻 元恤典外 各别顾助 如有生前身还 布并荡减事 庙堂区划分付 由此条可知《备边司誊录》记录之详细入微。现存的《备边司誊录》通过对其阙漏、纪年等问题的讨论，可以知其并非是原貌的保存，而其整理的痕迹也透露着历史的真相。我们对《备边司誊录》的研究还很少，对于其在中朝、中韩关系历史研究，以及东北历史、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中的地位还认识不足。重视对于其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亟待发展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备边司誊录》 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版
2.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
3.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贺剑城译《朝鲜通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年7月第一版
[1]此处及下列事件称谓，为朝鲜官方史书特指，故多带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中、日史书对相应事件有不同称呼。
[2]朝鲜王朝历代君主之名多为自创字，我国汉字中并无相对应字，此处所列名字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贺剑城译《朝鲜通史》中译本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