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湖南会馆
简介
会馆兴起于明代，清代达到鼎盛。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写道：“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嘉隆间。”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1522至1572年）算是一个佐证。据统计，建得最早的是明永乐时期的江西南昌会馆；建得最晚的为1936年兴建的湖北大冶会馆。
会馆功能
会馆的功能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辞海》的解释：“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会馆大体可分为试馆、行馆和仪馆。明清两朝，北京是京师之地，乃全国政治、商业中心。加之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试，各地商人、学子，以及在京待命的官员云集，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于是设立试馆。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记载：“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考试终止，先后在京举行科考201科，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120多万人次。”“每逢考期，这些会馆大有人满为患之势。”三年一次的考试，每届应试人数在六七千人，再加上随行的人员，数量可观。食宿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所以，试馆的数量最大，占了会馆的绝大部分。试馆的房间一般较小，馆内清静，是文人聚会的  馆内景点好地方。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这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己，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还有仪馆，主要用于同乡旅京死亡停放灵柩之用，数量很少，一般建在城边比较偏僻的地方。
会馆的作用有很多，联络感情、举办团拜、解除危难、宴请做寿、婚丧嫁娶等等。各地的省、州（府）、县纷纷在京设立会馆，也就有了大小不一。省馆有安徽、福建、河南等，州级的有华州、顺德等，县级的有中山等。
历史上，京城的南部会馆林立。据光绪十二年的《朝市从载》记，北京的会馆有384座。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大小会馆有414个。这些会馆都分布在南城。除崇文区约有30多处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了宣武区。据《北京市宣武区志》统计：“至清末民初，宣南地区170条街巷中建有会馆511处，其中明代33处，清代至民国初年478处。”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密集了这样多的会馆，堪称为全国之最。
会馆在宣南扎堆儿，有多方面原因。明代，内城，即现在的东、西城也有会馆。清代发生了变化，实行“满汉分居”。内城住着皇族和八旗，汉人不得入住。这就把会馆推出了内城。东富西贵，崇文商人居多，而宣武则多为汉族的官宦，包括大学士纪晓岚这样的官员，也住在宣南。地理上，南城离考场———贡院较近。科举考试与仕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文轻商，当然愿与官为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大多进京者经卢沟桥渡口，必经广安门进京。此外，大栅栏一带商铺林立，宣南书肆较多，琉璃厂书店著名，文房四宝齐备，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文化氛围深厚。这样，文人住会馆不但节省食宿费，还方便读书交流做学问。
会馆规模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  湖南会馆侧面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比较典型的如宣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规制宏大，为三路九个套院。这是省级会馆，房屋60多间，并有一座大花园。全馆占地8800多平方米。又如北半截胡同的湖南会馆，有馆舍36间，有戏台、文昌阁、客厅和集会用的场地。还有10余处附产房舍出租。此外，有义园4处、学校1所。州县一级的会馆也有大小之别。大的会馆由十多个院子组成，如安徽的休宁会馆。小的会馆则仅有一座三合院，如江西吉安惜字会馆等。
表面上看，会馆都是一些破旧的小平房，里面却积淀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会馆实际上成了政治、社会活动的场所，近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与会馆有关。
会馆简介
湖南会馆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初为来京应试的湖南籍举子、京官及候选人员的住处。民国时期成为湖南籍革命志士活动的场所。共有房屋66间。中部为四合院格局，西部原有文昌阁、辉照堂和戏楼。现留存建筑有：东房10间，五檩进深，其中一间辟为广亮式大门；主院正房5间，进深五檩加前廊，附东耳房2间；东、西厢房各2间，五檩前出廊；南接东配房3间，西配房5间，均为五檩进深；最南侧倒坐房5间，进深五檩加前廊。所有房屋均为合瓦硬山顶，过垅脊。现为烂缦胡同幼儿园使用，保存尚好。
清雍正分省之前，湖南在京尚无同乡会馆。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与几位在京湘籍官员购得北半截胡同官房一所，作为湖南合省公产。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八月，在京湘籍官员又在菜市口朝南的烂漫胡同内购房一所，设“湖南会馆”。在这条烂漫胡同中间西侧，有一所六层院落、数十间房的县馆“湘乡会馆”，该馆由清代重臣曾国藩创建。从“湘乡会馆”南行数十步即为省馆“湖南会馆”。据《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会馆的朱红大门外蹲石狮一对。南房壁上嵌有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长沙徐树均重摹镌刻的苏东坡书《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会馆另有馆辖公产义园二处、祠堂二处。北京湖南会馆为湖南学子进京赶学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据闻，毛泽东亦普在北京湖南会馆居住过一段时间。
会馆沿革
自隋朝开始科举考试，延及各代，至晚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期，  湖南会馆原址前后1300年，会馆主要为应试而设。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起，会试地点随都城北迁，至清朝，每三年一次共201次科举考试都设在北京，京城遂开始出现民居出租以供应试举子食宿的“状元吉寓”。 在北京，每届应试者达六七千人，应试举子前后达120万人次，加上仆人从者，要解决食宿问题；榜上有名的举子要等候殿试，未考中且拮据或路远的则要继续在京苦读，待来次再试。于是，一些官绅和声名显赫的同乡人士等集资购地置产，也为光耀桑梓，应试会馆应运丛生。
会馆由来
清代湘、鄂两地隶属湖广省，清雍正年间取消湖广省，设立湖北、湖南省。  过去的湖南会馆嘉庆十二年相国刘云房、少宰李小松建立湖广会馆，地址在虎坊桥。清雍正始分行省前，湖南尚无专馆。光绪十三年(1887)，谭嗣同之父谭继恂等湖南籍进土在烂漫胡同集资修建湖南会馆。据民国十二年编纂的《北京湖南会馆》一书中介绍：“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会之所”。 会馆的朱红大门外蹲石狮一对。南房壁上嵌有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长沙徐树均重摹镌刻的苏东坡书《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会馆另有馆辖公产义园二处、祠堂二处。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废除科举制度。随着新学兴起，学生公寓和宿舍开始替代会馆的作用，加之很多会馆失去经济支柱，入不敷出或乏人管理，逐渐转租转卖，趋于衰败废毁。新中国成立后，会馆的房地产由政府部门接管。经整理修缮，有的改建为学校，大部变成了民居。有文物价值的，如湖广会馆、湖南会馆、安徽会馆戏楼、南海会馆、浏阳会馆、中山会馆（原香山会馆）、绍兴会馆、湖南会馆等28处，分别被列入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名人往来
1919年五四运动后，湖南军阀张敬尧极端仇视革命运动，8月上旬，指使人封闭了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1920年2月至7月毛泽东带领湖南驱逐张敬尧代表团到京，住在会馆里，并在此召开了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李大钊在该会馆发表过演说；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的罗荣桓曾于1923年时住入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就读。
建筑布局
从南横西街东口进去，第二条胡同向北拐就是烂漫胡同，在胡同的北段  湖南会馆建筑风格有一个高大的门楼，就是曾经的湖南会馆。南横西街因为道路扩建工程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了，但是烂漫胡同显然经过维修保护，宽敞而整洁，胡同两侧有很多的高宅大院，看上去都是曾经风光过的地方。烂漫胡同曾经分布着十余处会馆，知名的就有湖南会馆、汉中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常熟会馆等，可是现在它们几乎都变成了居民大杂院，连院里的居民都说不清楚他们住着的大院子有什么来历。 湖南会馆没有沦为大杂院，现在被烂漫胡同幼儿园占用，门楼整齐，除了朱红大门外，还有一个铁栅栏门。大门外的一块文物保护碑简要地说明了院落的历史。因为是周末，铁栅栏门上了锁，朱红大门倒是开了一条缝，从缝隙隐约可以看见迎面墙壁上的儿童画。虽然看不到院里的情景，但相信其保护状况肯定要比民居大院强的多，也许，会馆用作幼儿园是它的最好归宿吧，但希望占用单位应该设立一个公共开放日，让关心它的人们可以看一看。[1]
现代意义
湖南会馆是北京历史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了湖南会馆，崇文区和宣武区的历史以致于整个北京的历史也许要重新改写呢！ 
留住湖南会馆，留住历史遗迹，给后代一些活生生的东西，让历史实物丰富起来。历经500多年，会馆已经破败不堪，变成了大杂院的会馆给成千上万的北京老百姓提供了基本住房。整修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以为，即使不能全部整修，宣武区和崇文区也要在会馆相对集中的地区尝试成片成街地修复一些会馆，让会馆继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让会馆这一历史遗迹好好地保留下去。
南陵境内会馆
湖南会馆最初的馆址，设在县禹皇宫里（即抗战前的黉宫小学，今南中西半部），会馆建于清光绪初年。咸丰年间，清朝湘军守将陈大富，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围困城中达一年半之久，突围后，很多军官士卒解甲归田，定居于南陵城乡。不少殷实富户，乘兵燹之年，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纷纷贱价购置田庄。
民国初年，湘籍耆绅李笛楼是湖南会馆董事会成员之一，在湖南同乡中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以他和张雪樵为首。董事会成员还有黄子犹（湘籍士绅，任工商会会长，开大砻坊）、刘焕吾（县警察局长）、黄子高等，看会馆人李兰寿。
张雪樵是南陵县湘籍知名宿儒、巨绅、南乡财主。黉宫校舍落成时，他曾挥毫为会馆大厅圆柱上题楹联一副：别来江水千重感旧怀乡谁非过客；分得工山一角树桑植梓我亦劳人。
第二辈的湖南会馆董事会是张和声（张雪樵之侄）、易次久（知名老塾师、缙绅）、李瑞田（峨岭乡绅）、唐养吾（马家镇绅士、开砻坊）、刘林（恒泰粮行兼机器砻坊经理、县工商会理事长）等五名董事组成，以张和声为首。这时的看会馆人是孔汉臣。
在民国十三、四年间，湖南会馆重建洋房一幢，命名“南园”，即南陵中学的育青楼（已拆除）。并附属几处房产，另有田产七、八百亩在西乡学生荡和西阳叶一带，循例委托同乡朱云谷堂代管，每年秋收租谷达一千多石，凭董事会出具稻条支付。抗战后由王寿奎接管田产和财务，供董事会成员薪资以及兴办教育和湘籍学生助学金。每学期补助困难学生标准：大学四十元，中学二十元，小学五至十元及会议费、救济款等各项开支。
湖南会馆为维护同乡利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做了许多工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湖南长沙易浩女士，经上海左翼剧联刘保罗介绍来南陵，任民众教育馆馆员。她是长沙师范毕业生，赴日本留学后回国。国民党县党部肃反专员张和，见易浩才貌超人，欺她异乡弱女，居心叵测，妄想占有，遭到拒绝，乃怀恨在心，竟诬陷易浩是共产党员，将易逮捕入狱。张恬不知耻，佯装探监，威逼就范，易宁死不从，羁押达半年之久。湖南会馆董事易次九等出面力保出狱，易遭此折磨，气愤积郁，致病入沉疴，乃服毒自尽，时年二十四岁，灵堂设于南园，湖南同乡、城厢各学校师生及绅商学界，纷纷前往吊唁。黉宫小学湘籍老教师李郁哉敬一挽联曰：“湘江水浪频催千古英雄忍看易浩遗言感悲无极；铁窗牖锁不住百天沉恨声讨张和义檄愤慨难平。”
民国二十几年，由李金堂邀集湖南船民，联合替西门大财主朱广记杂货号（原粮站西街门市部）装运货物，因收货发生短少，朱家老板拒付运费，李金堂再三央求，他置之不理。李再次去朱广记家，要求结算运费，解决船民生活，继而发生争吵，李含愤服毒自尽，卧尸朱氏堂屋中央。经湖南会馆董事会出面起诉，告他朱家依财仗势欺人，逼成人命，遂被拘捕入狱。经判决：由被告如数付给运费，并负担李金堂入殓安葬费及安家费等才算了结。 
又如西南乡童村街有一湘籍知名大地主熊华璋，拥有良田一千几百亩，因不善理财，且挥霍成性，成年累月沉湎于赌场，家产频临败尽，并置其母瞻养不顾，熊母万般无奈，来县城找湖南会馆董事会作主。张雪樵专门召开了会议，裁定拨田数十亩归其母自行执掌，供生养死葬之需。[2]
扬州湖南会馆
扬州湖南会馆比邻扬州市旅游景点“何园”，处市区东南位置。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扬州）七二三研究所对外籍专家培训楼（属涉外场所）。 
地址：扬州市广陵区南通东路南河下68号
扬州湖南会馆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