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万隆会议
历史背景
亚非会议的召开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亚非地区形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勃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推动了非  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独立敲响了殖民统治的丧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亚非两大洲己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这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化，它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亚非会议的召开也是亚非新兴国家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反映了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 
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亚非地区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出发，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万隆会议期间的周恩来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的公布，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拉和欧洲国家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大大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亚非会议召开的主客观条件成熟了。 
1954年，印度尼西亚政府首先提议，并获得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决定在印尼召开一次亚非国家的国际会议来讨论世界局势，并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以制订一个团结反帝反殖的共同纲领。这一倡议受到亚非各国的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这一切表明了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奋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  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对此，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美国还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美国的意图是，即使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也要给会议制造种种难题使其“分裂而瓦解”。 
帝国主义甚至利用特务搞骇人听闻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先行人员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自香港飞往印尼途中，因飞机上被蒋帮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而坠海罹难。由于周总理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敌人以暗杀手段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在亚非国家和平中立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经过亚非国家的共同努力，亚非会议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如期举行。
会议召开
1955年4月18-24日，会议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在万隆隆重召开，代表着占世界面积将近1/4（3100多  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约2/3（14.4亿人）的29个亚非国家共计3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有5个国家派代表团列席了会议。亚非会议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创举，正如印尼总统苏加诺所指出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历史的新的起点。 
历时七天的亚非会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一，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明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指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完全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仍然是摆在当前亚非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会议坚决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各国人民。第二，会议关注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认为国际争端不能诉诸战争，而应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谴责帝国主义组织军事侵略集团，侵犯他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行径。在《关于促进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任何国家都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它们的生活方式。第三，会议制定了国际社会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又是五项原则的具体化与充分体现。万隆十项原则的提出扩大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影响，促进了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建立，这是亚非会议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成就。第四，会议重视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合作，提出了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的建议。这在亚非国家面前展示了确立平等互助的新型合作关系的前景。可以说，亚非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南南合作的思想，为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开辟了道路。此外，会议还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应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一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并要求让更多的亚非国家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使它们对维护国际和平做出更有效的贡献。 
亚非会议的成功来之不易。亚非各国，尤其是五个发起国在倡议和筹备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东道国印尼的政府和人民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为会议成功所作的多方面的努力和热情好客的精神，是促成会议圆满结束的重要因素。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倡和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精神，对会议的顺利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亚非会议是亚非两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亚非会议高举独立、和平、友好与合作的旗帜，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隆精神。这个精神贯穿于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万隆会议的原则和精神并未过时，更没有消失，相反，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它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历史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所制定的十项原则，是稳定世界局势、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方式，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毅同志曾赋诗赞誉万隆精神和原则：准则昭天下，精神重万隆。
会议成果
万隆会议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
历史盛会
4月18日至24日，美丽的山城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4月18日上午，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  开国元勋刘少奇为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题词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30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是总理或相当总理一级的国家领导人，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一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新宪政党、摩洛哥独立党、南非联邦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等也派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了长篇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他指出，殖民主义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只要它没有死亡，世界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他呼吁，亚非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苏加诺还强调，亚非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呼声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是要建立反对其他集团的集团，而是为亚非各国、为全人类找出通向和平的道路。世界和平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亚非国家进行建设、实现社会正义和繁荣的必要条件。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一致选举为会议主席。会议一致通过的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也将予以讨论。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将以全体会议、秘密会议和代表团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各代表团团长还决定会议上达成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开幕式以后，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全体会议，从18日下午至19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共有22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祸害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馑和贫困。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加上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某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彼此间  胡锦涛主席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活动存在分歧是难免的。美国利用这些分歧，在会前、会外多方活动，使会议很难不受干扰。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就重复了尽人皆知的西方的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一度把会议气氛搞得相当紧张，引起普遍忧虑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将在19日下午发言的消息，引起会议内外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用书面形式散发，针对会议出现的情况，在大会上作一补充发言。周总理的发言被安排在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涌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周总理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求同基础，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还就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关于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两天来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周总理真挚地表示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来中国参观。他最后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与会代表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的发言。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指出这个发言是使会议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周总理的发言不仅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空一度凝聚起来的阴云，而且及时地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为下一阶段会议找到了一条绕开对立和争吵而继续进行的道路，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会议，从20日到24日进入专项议程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和由各代表团代表组成的经济、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谈。后两个委员会分别讨论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两项议程，并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政治委员会讨论其余的全部议程，它是3个委员会中最重要、权限最大，也是争论最多的一个。争论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问题上：第一，反对殖民主义问题。亚非国家深受殖民主义之害，对何谓殖民主义本应是一清二楚的。正如周总理所说：“再没有比西方殖民国家几百年来在亚非两洲的殖民统治更能清楚地说明殖民主义的实质。”但有些人节外生枝，对殖民主义作了奇异的和别有用心的歪曲，硬把共产主义诬为“殖民主义”，提出“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那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土耳其等9个国家分别提出了关于殖民主义的4个不同提案。土耳其等9国的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藉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政治委员会为此发生了很大争论，最后由主席裁决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在上述四个提案的基础上拟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在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时，政治委员会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坚持和平中立的国家主张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避免结成任何军事联盟，提出以五项原则代替实力政策；参加西方军事联盟的国家则反对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宣扬实力政策，它们把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美化成“和平的支柱”，攻击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语言。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僵持不下，会议面临危机，在关键的时刻，周总理在4月23日上午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提出亚非国家讨论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协议，组成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他举例说，有人说“和平共处”(Co—existence)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可以换一个名词，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用的“和平相处”(live in peace )。他说，如果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让大家来遵守。随之他提出了一项由中国代表团草拟的把各国代表连日发言中都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为七项原则的“和平宣言”草案，并且就每项原则都作了详尽的解释。周总理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注意。大家感到就和平共处问题达成协议已经有良好的基础。促进亚非团结、推动会议成功的种种努力，不只发生在会议厅内，许多代表团为着增进友谊和了解，积极进行接触，展开广泛的会外外交活动。其中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以及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推动会议进展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的一个烦难问题。万隆会议上有的国家代表在发言中借此攻击中国，说中国有可能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为此周总理在会议上正式声明：中国毫无颠覆它的邻国政府的意图，中国政府准备与有关国家的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4月22日，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不仅解决了两国之间一个久悬未决的问题，而且表明了中国的诚意，为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范例。会议期间发生的轰动最大的事件，是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发表的重要声明。4月23日中午，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的代表团团长对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总理在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这一简短的声明，立刻震动了万隆，传遍世界，粉碎了美国想利用它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来影响亚非会议的阴谋，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并导致了尔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在万隆的各国代表团对周总理的声明几乎是一致地作出积极反应，认为它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寻求亚非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使会议克服了分歧。4月24日晚上，万隆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与会国家一致通过会议决议，即《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会议充满着亚非世界团结胜利的喜悦。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言，他们盛赞会议取得的重大成就，盛赞会议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所作的重大贡献。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集中表达了亚非国家的心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实行容忍，彼此像友好的邻居一样在和平中一起生活。而这是人类赖以昌盛的唯一可靠的、真实的基础。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的进步前途的灯塔”。
中国姿态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亚非会议持积极支持态度。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代表团顾问有廖承志、乔冠华、陈家康、黄华等。中国代表团基于对当时形势和与会国的复杂性的分析而确定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时，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谈话，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参加会议的，相信此次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而取得圆满成功。会议在前两天一般性发言中，出现有些国家的代表当着中国代表的面攻击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面对会议可能走上歧途的危险，周总理当即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而作即席补充发言。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存在求同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该国近代开始以来都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亚非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可以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周总理讲话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普遍赞扬。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得到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拥护和支持，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代表团与一些国家代表团进行广泛接触，加强协商，密切合作，为争取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意义
历时7天的万隆会议，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它首先集中体现在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上面。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提出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决议不排除同亚非地区以外国家的合作，但它强调了亚非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决议提出以互相提供技术援助、鼓励促进亚非国家间的联合企业、扩大贸易往来、采取集体行动稳定原料商品国际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加强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尽管万隆会议提出加强亚非之间互助合作、共同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的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指出了亚非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前景，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导。文化合作的决议，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制亚非人民发展民族文化和阻挠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肯定了亚非人民恢复亚非各国原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各与会国决心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也“希望在发展亚非文化合作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发展文化接触。这会丰富它们自己的文化，并且还会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了解。”公报在“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其他问题”这3部分决议中，宣布它“完全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和“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并注意到“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决议谴责“对于成为非洲广大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人的关系的基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和实践”；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决议支持附属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特别是北非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些国家和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支持印度尼西亚和也门为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具备会员国条件的亚非国家，决议认为亚非地区国家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是不充分的，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配应能使亚非国家参加安理会，“以便它们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更有效的贡献”。决议表达了亚非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重关切，认为“裁减军备、禁止生产、试验、使用核子和热核子作战斗武器，对于拯救人类和文明免受大规模毁灭的恐惧和前景是紧迫需要的。”公报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一决议中，提出了各国应当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这就是著名的十项原则，它是万隆会议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又一次替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万隆会议为与会国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使亚非国家能够自由地互相接触。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加强了亚非国家的团结，是和平共处的生动体现。尼泊尔代表团团长说：“最重要的事实是到处洋溢着亚非团结感。这种团结感是这样强烈，连那些反对公理并且跟着另外一方跑的人最后都不能不同意，因为他们不想违背潮流”。甚至连美国舆论也被迫承认，某些代表的亲美发言“没有对会议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几个信仰美国哲学的亚洲朋友的声音很快就沉寂下去了”。万隆会议的成就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的结晶，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中，科伦坡会议国家，特别是作为东道国的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和缅甸代表团坚持茂物会议原则的努力，是使会议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埃及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坚持亚非团结对会议成功也起了建设性的作用。万隆会议的胜利也是与周恩来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周总理为推动会议成功、为促进亚非团结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与各国代表进行广泛接触，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为后来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创造了条件。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的活动，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丰碑。对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1] 
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作为亚非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载入史册。它所体现出的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要求亚非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精神，通常被称为“万隆精神”。万隆精神集中反映了当代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鲜明特点，对后来世界形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万隆精神鼓舞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它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和睦邻友好，加强了亚非新兴国家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觉；它推动了日益众多的亚非国家走上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此后，这些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世界事务中所处地位日臻重要，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参加国家
万隆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华人民共和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今越南南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共有29个国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