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梧龄
人物简介
李梧龄（1935—2002），祖藉浙江嘉兴，生于1935年10月24日（农历9月27日），殁于2002年12月13日。享年67岁。
李梧龄生长在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早年聪慧，天赋甚高，1953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任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助教。
1957年，一场旨在扼杀言论的政治运动，所谓“反右派运动”，在中国展开。22岁的李梧龄因言获罪（其右派言论为：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该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如果（宪法明文规）定死了（由某党领导），万一将来这个党蜕化变质怎么办？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被定为当时特定的政治罪名：“右派”，被迫离开教学岗位。
李梧龄热爱生活，孝敬父母。1957年12月1日，他和妻子金美梅恋爱五年之后，在极大的政治压  李梧龄力下成婚，李梧龄深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1958年4月19日，新婚仅仅五个多月，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定罪，李梧龄在复旦大学被非法绑架，押送至上海横浜路劳动教养收容所。李梧龄被迫与妻子分离、与父母和亲人分离，从此开始长达21年残酷的劳改和牢狱生活。
1978年底，李梧龄回到上海家中，仍然有着“右派”的政治罪名。此时，父母已在文革的政治迫害中去世。他挚爱的兄长，不堪文革中红卫兵的侮辱殴打，自杀身亡。李梧龄回到妻子身边。他的妻子金美梅，因丈夫为“右派”，也被株连成为“右派”，经历了长期的迫害和歧视。
在21年的分离之后，这对患难夫妻才得以重新生活在一起。他们相爱相扶，异常珍惜这久别后的共同生活。可是，长期被迫分居，致使他们失去了拥有自己孩子的机会。[1]
1979年，李梧龄入同济大学物理系教学，在他的晚年，李梧龄不顾病痛折磨，以极大勇气和惊人毅力，写下15万字的回忆录，在香港博思出版社以《泣血年华》为书名出版。将他亲历的一段中国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震动了千千万万个人。
人物生平
  李梧龄先生和妻子金美梅及邻居的孩子李梧龄先生祖藉浙江嘉兴；生于1935年10月24日（农历 9月27日）；殁于2002年12月13日。享年67岁。
李梧龄先生生长在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早年聪慧，天赋甚高，1953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任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助教。
1957年，一场旨在扼杀言论的政治运动，所谓“反右派运动”，在中国展开。22岁的李梧龄先生因言论获罪。被定为当时特定的政治罪名：“右派”，被迫离开教学岗位。
李梧龄先生热爱生活，孝敬父母。1957年12月1日，他和妻子金美梅恋爱五年之后，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成婚，李梧龄先生深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庭。1958年4月19日，新婚仅仅五个多月，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定罪，李梧龄先生在复旦大学被非法绑架，押送至上海横浜路劳动教养收容所。李梧龄先生被迫与妻子分离、与父母和亲人分离，从此开始长达21年残酷的劳改和牢狱生活。
1978年底，李梧龄先生回到上海家中，仍然有着“右派”的政治罪名。此时，父母已在文革的政治迫害中去世。他挚爱的兄长，不堪文革中红卫兵的侮辱殴打，自杀身亡。李梧龄先生回到妻子身边。他的妻子金美梅，因丈夫为“右派”，也被株连成为“右派”，经历了长期的迫害和歧视。在21年的分离之后，这对患难夫妻才得以重新生活在一起。他们相爱相扶，异常珍惜这久别后的共同生活。可是，长期被迫分居，致使他们失去了拥有自己孩子的机会。
1979年，历经周折，李梧龄先生进入同济大学物理系任教师。他被宣布，以前的“右派”罪名是错误的。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工作，编写教材，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作为同济大学在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导师，李梧龄先生指导了14名研究生。他是受到学生爱戴的出色教师。可是，长期非人的牢狱生活，已经彻底摧毁了李梧龄先生的健康。他突然爆发重症哮喘，此后，一直艰难地生活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之中。不幸中的大幸是，在李梧龄先生的最后岁月中，他一直得到妻子金美梅的悉心照料，亲友的关心，同济大学中昔日难友、向明中学的校友、邻居、朋友们，提供了许多实在的帮助和精神支持。
李梧龄先生是一个光明磊落、充满热情的人。在他周围的人，无论老幼，都受到他的感染，终生受益。他有大智慧，却依然天真率直；他知识渊博，却不停地追求知识，寻求真理；他被病魔缠身，却始终热爱生命。他的大半生在政治迫害中度过，却宁折不弯，自尊自强，通体透明。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李梧龄先生不顾病痛折磨，以极大勇气和惊人毅力，写下15万字的回忆录，在香港博思出版社以《泣血年华》为书名出版。将他亲历的一段中国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震动了千千万万个人。为今后中国不再发生类似悲剧，作出了他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份贡献。[1]
人物著作
人物回忆录《泣血年华》序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第三章　小庙岗和大庙岗第四章　筑路队第五章　涛城分场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第八章　分流一队第九章　分流四队第十章　判刑前后第十一章　放马场第十二章　尾声
序言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文章选段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 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 Pauling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人物回忆
忆李梧龄爷爷作者：小虞 （初三学生）
半年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是您－－李爷爷的模样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您臃肿的身驱，是因为遭受几十年迫害磨难导致重哮喘和心血管症，不得不服用大剂量激素造成的；黑色大框的眼镜，架在您那长年呼吸困难的鼻子上；您时常气喘吁吁，但见到我总是笑乎乎地十分亲热。在殡仪馆话别仪式上, 见到躺在鲜花丛中的您－－李爷爷时，仍是一副慈祥、可亲的样子；只是脸色更显苍白，我再也看不到您笑脸上那一排洁白的牙齿。在奏过您喜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声后，我随着爷爷和妈妈，含着满眶泪水走在人群中，向您话别；我在您胸前放上一枝红玫瑰花，心中默默地念道：“李爷爷，您走好！我会一直记着您的” 。
不知是从何时起，在我人生的小火车上搭上了一位既是长辈老师，又是忘年之交的朋友－－您，李爷爷和金奶奶。您俩曾是我家的老邻居。您有广博的学问，您俩老又都有大海的襟怀和水晶般的心。我喜欢去您家，诉说我生活和学习中的疑问、我的欢乐和苦恼、也与您谈天说地，大侃其它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还特别爱听您讲五光十色的人生小故事。 还记得您叫我读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 、名著《苦儿流浪记》 和看雨果的《悲惨世界》录像 。您说，在我们现在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中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失去了人性和关爱，人们就变得太自私和冷漠。而您俩老，在我的感觉中却总是那么热情好客，总是关心别人胜于自己的好人。
记得有一次，李爷爷为我寻找有关“恺撒大帝” 的资料，不惜抱病在书架前的椅子上爬上爬下，翻这翻那；您的呼吸越来越急促，黄豆般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身上的T恤衫早已浸透；金奶奶端着橙汁进来，惊呼：“你快下来！危险极了！” 而您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只是帮小孩找一下资料，有什么危险？” ，便把奶奶给“哄” 了出去。此类事例，在您身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而每当找到了我所需的资料时，您也会如我同龄伙伴一样地开心的笑，然后便像讲故事似地细细介绍那些知识，把我吸引住。
在我心目中，李爷爷就像个知识库，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中、外的名人，大事或是许多的专业知识，也都是无不通晓的。有一次，我说起最近考试的文章里有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时，您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陶渊明其人其事和《陶渊明集》， 以及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您总能从一个知识点扯出许多有关的知识；总能循循善诱地把一个孩子带入您那浩瀚的知识海洋！我更难忘，在我初二年级期中考时，数学、物理成绩较差，心里很是苦闷。这时您和金奶奶就及时开导我，要怎样去对待考试和分数；学习中要重在理解，概念清楚，并要科学安排、改进学习方法；在同学交往中要多和勤奋、正直、俭朴的同伴在一起。这之后，有一个多月时间，我在放学之后，就到李爷爷家里做功课，从功课里的疑问，到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对事对人的观察各方面都得到您的热忱指教，直到学期末，从此我学习的主动性和效果大有长进。可是我后来才知道，李爷爷在这期间为尽心着力帮助我，对他带病的身体常是在超负荷的运行，有好多天他服的激素量增加了；但在我的面前，您总是对劳累若无其事，从无怨言。还记得那天，我去您家，兴奋而腼腆地对您直言：“李爷爷，我认为咱俩很志同道合！”您先是惊一下，而后推了下黑框眼镜抱着我说：“志同道合？！那就趁着我还没死，多和我志同道合几次吧！” 当时，我眼中涌出了温热的泪水；因为我知道您的身体已越来越差，除服许多药外，每天都还得依靠吸氧气才能维持生命。可是没想到那是在您家，我俩最后一次志同道合的对话。
李爷爷，您是同济大学物理系早期的研究生导师，您的学生有的在校、市部门任领导，有的已远在国外，英、美等国都有您的子弟，有在近代物理领域的教授学者、也有普林斯顿的博士。 您受人尊敬、品德高尚；但您又十分平易近人，竟至和我－－一个初中的女孩，能志同道合，我想自已可称是李爷爷的“关门弟子” 。我以此为荣，也以此来不断地鞭策自已拼搏奋进！
李爷爷，我已有半年多没见到您，与您谈心；可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您的。
李爷爷您走好！我会抽空去看望金奶奶，我还会一直记着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