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阪井三郎
简介
阪井三郎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幸存者中的第一号王牌飞行员  ，他个人曾完成200次战斗任务，击落64架敌机。
1933年3月31日，十六岁的阪井三郎成了佐世保海军基地的一名新水兵。在海军受到的粗野的训练，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假如海军士官们认为有必要罚人的话，他们对手下的新兵严惩起来决不会犹豫片刻。每当三郎犯了点纪律，或是在训练中发生了错误，往往一个士官从屋里拖出来。
举起一块大木板子，使尽全身力气，对三郎撅起的屁股，噼噼啪啪地打起来。不停的抽打，痛之入骨，除了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别无选择。有时，三郎数到四十大板时就痛得晕过去了。然而，即使倒下去不省人事，也不会逃过继续挨打。士官会向昏倒在地上的三郎，浇上一桶冷水，大喊大叫地把他弄醒，要他象原来的样子站好，尔后，继续执行他的“纪律”，直到他满意，直到他觉得三郎不会重犯类似错误为止。新兵们竭力不让自己的同伴犯过多的错误，因为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人挨揍，那么其余五十名新兵都得受顿毒打。这么一顿打之后，要想在床上躺一下都不行。还有，当他们挨板子时，是从来都不许痛快地哼一声的。一个人受了“家长式的纪律”，哎哟哎哟地叫苦叫痛，那就不管他是谁，要么被乱脚踢一顿，要么从屋里拖出去再打再打一次。
六个月难以想象的严格训练，把新兵一个个变成了驯服的牛。他们从不敢过问命令或怀疑上司。除了雷厉风行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外，不敢干任何其它的事。他们是些只知服从，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完成陆上训练后，三郎被分配到战列舰“桐岛”号上去当见习水手。海上生活也够受的。
各项训练
1935年，三郎成功地通过了海军炮校紧张的入学考试。六个月后，他升为正式水手，并再度分配到海上服役。这回是在战列舰“春野”号主炮塔当名十六英寸炮炮手。在“春野”号上没干几个月，他就被提升为下士，成了一名未授正式军衔的军官。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部分－陆军和海军。两大司令部均有自己的飞行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空军军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未被人考虑过。
三十年代中期，所有海军飞行员都在东京东北五十英里的土埔海军航空党校受训。该校学生有三种人：一是从日本西部江岛海军学院毕业的少尉；二是服现役的士官；三是自愿以一个学生驾驶员开始他们海军生活的十来岁青少年。日本与美国全面交战后，日本海军就拚命扩建飞行训练设施，试图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战斗机驾驶员。然而，1937年时，这种大批训练驾驶员的观念还没形成。驾驶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全国，只有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才有希望被考虑。土浦飞行学校只收少量申请者。
1937年，三郎提出申请。驾驶班的七十名成员是从一千五百多个有希望的应试者中选出的。当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七十名受中士官的名单上时，真是欢喜若狂。基础训练土埔训练紧靠一个大湖，并与一机场相邻。机场有两条跑道，一条长3000码，另一条长2200码。机库能放几百架飞机，机场里总是忙忙碌碌的。地面基础科目训练一个月后，他们便开始上飞行基础课。飞行课在上午进行，室 内课和其它课在下午上。餐餐后，自习两小时，尔后熄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人数在不断减少。训练科目要求全部完成，
一个受训者对规章制度稍有触犯，就可能被撵走，因为海军驾驶员被认为是全海军和整个武装力量的精华，一个个应当完美无缺。十个月训练还没完成，原先七十名学生就在四十五名被开除出校。教官们并不搞以前经受那种体罚，但校方因学生一点点小过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开除，这比那种野蛮的打骂更可怕。“剔除莠草”的原则被严格的恪守着，直到毕业前夕也没放松。体育训练土埔的体育训练在日本算得上是最严厉的。有一种很讨厌的障碍课，要求士兵去爬那高高的铁杆。爬到杆子顶部后，只能用一只手把自己吊起。无论谁，只要他悬吊自己身体的时间少于十分钟，就会遭到一顿迅速的脚踢。挨完揍，又得赶快爬那铁杆。这堂课结束时，那些没被开除的学生，能用一只手吊上十五至二十分钟。帝国海军的每个士兵都要求会水。大多数学生来自山区，这些旱鸭子从未在水里泡过。训练办法很简单，就是用根绳子把他们的腰捆住后往海里一扔。要么，他们游上来；要么他们沉下去。三郎身带着弹片，在三十四秒钟内还能游五十米远。每个学生均要求潜游五十米以上，在水下要呆九十秒钟，普通人用点劲，可以在四五十秒钟内不呼吸，但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够的。三郎在水下的记录是二分十秒。
为了改善平衡官能和有助于以后驾驶战斗机作各种特技动作，他们上了几百次俯冲课。注重俯冲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官们认为我们在教室学的理论太多，所以命令我们从一个高塔上向硬邦邦的地面俯冲！在空中，人要翻要三个斤斗才站到地上，稍有闪失，就没命了。
特技是体育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官制定的各项要求都得完成，否则，就会被开除。这种马戏团的动作不仅仅是体育训练上的需要，它使人有了一种惊人的平衡能力和四肢协调的体格。这些在以后的年月里，均有救生的价值。视力训练土埔航空学校的学生，视力都特别好，好的视力对一个驾驶员来讲，自然是最起码的条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练习自己的视力，学会一眨眼功夫就能识别过距离目标。总之，他们所具备的各种技能都应优于敌方战斗机驾驶员。士兵训练的一方面就是在大白天找星星。这不是个办法，想超常人的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教官们硬要他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好多码以外发现一架战斗机，并不比在白天找到一颗星星更容易。首先发现敌人并进入最有利的攻击位置，也就占有了绝对优势，战而胜之。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渐渐地，他们都成了找星星的能手。往往越找越多。每当他们看到一颗特殊的星星，就记住它的位置，然后把视线猛向九十度方向移开，随即又回过来，看看自己能否立即找到。在土埔受训时，士兵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来寻求缩短反应时间、提高动作准确性的方法。其中，他们喜欢的一种方法是用双手抓住机翼在空中飞。用手抓着机翼飞，看起来一来愚蠢可笑，但这技能对于在狭窄的战斗机座舱里迅速而准确地操作，是必不可少的。优秀毕业三郎于1939年底毕业。被选为这年的最佳学生驾驶员，受到了皇帝的一块银表的奖励。在三郎看来，空战永远是一种艰苦而紧张的事，那种紧张心理真叫人难以忍受，甚至在他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只要提起那激烈的空战身上便不由自主冒出冷汗。在空中的一点小错，会造成机毁人亡。空中机动包括垂直转弯、失速转弯、螺旋、半滚慢 滚盘旋上升飘落等等，所有这些动作，稍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他们班二十五个人，最后只有他一个活下来。长期而艰苦的空战，在战争初期对他们那样有利，但逐渐就成了一场恶梦。他们毫无希望地与一个兴起的、无法制服的敌人作战。
三十年代，日本海军每年大约训练出一百名飞行员。严格的筛选，动不动就开除，使几百名本来有资格成为飞行员的学生，毕业时减少到一百名左右。海军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因消耗了大批有经验的驾驶员，部队迫切需要补充，才放弃了它那毫无道理的训练方针，但为时已晚。战争时期训练的驾驶员，质量很成问题。　　
毕业后，三郎马上被分配到各飞行中队去进行作战训练。他奉行去九州北部的大分和大村海军地。两基地既强调陆上飞行，也强调航空母舰上飞行。三个月紧张的舰上和陆上训练后，三郎接到命令，调往当时日本占领地－台湾的高雄飞行基地。他的海军生活迅速起了变化。这时，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铺开，迫切需要战斗机驾驶员，即使是他这种初出茅芦的新手。
战争时期
首次任务三郎随后赍台湾往中国东南部的九江，1938年5月，他第一次参加了空战－几乎一开始就有顺利。九江联队指挥官对于正常起飞，也不愿使用新驾驶员，总觉得他们经验不足，对付不了动摇中国的老牌驾驶员。因此，三郎好些天都是执行低空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这种飞行一点危险也没有，日本陆军势不可挡，对敌人的地面抵搞正给予粉碎性打击。敌人的空中对抗极其微弱。几星期过去了，他只飞了些动摇性任务。他热情洋溢，雄心勃勃，并以自己是个海军驾驶员一个中士而感到骄傲，决心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机。
5月21日，当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天去汉口作正常空中巡逻的十五名战斗机驾驶员的名单上时，心里真不说不出的高兴。去那儿可能有空战，因为当时汉口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空军基地。
1939年10月3日，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主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
一架挨一要地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
在此之后，命令通知三郎前往台湾的高雄航空基地。首次把这种新式飞机用于实战，是在法国占领地－印度，为攻占关键地带的日本陆军提供空中掩护。
1941年5月回到中国战场，8月11日，三郎被派出执行任务，从宜昌至成都，要作八百英里不着陆飞行，他曾与十二架俄国轰炸机较量过。他首次驾驶零式战斗机就击落敌机两架。
9月初，全体海军驾驶员回到汉口，全部海军飞行员即将回台湾，在那儿，将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使命”。总共一百五十名战斗机驾驶员和从高雄等地调来的同等数目的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新的台南舰队。对抗美军1941年12月2日，第11航空舰队司令官束原藤宗海军中将派出首批侦察机前往菲律宾群岛侦察。4日，侦察机返回。5日，他们从20000英尺的高空对克拉克和艾巴机场以及马尼拉附近的一些军事设施照了相。
从克拉克机场的照片上，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三十二架B－17轰炸机和七十一架小型飞机。海军估计，吕宋岛上约有三百架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实际上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美国的PBY“卡塔利娜”侦察机也多次光临台湾。这种双引擎飞机一般在有云的天气从1500英尺的高度慢慢地飞来，不慌不忙地对我地面设施和飞机拍照。敌机从这么低的高度上拍照，美国人一定对飞行部队了如指掌。五架型号为P－40，是三郎遇到的第一批美国飞机。
1942年3月上旬，分散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的一百五十名台南战斗机联队的驾驶员，在巴厘岛集结。占领整个印度尼西亚已迫在眉睫。同时还有一个连的日本陆军完成了对巴厘的军事占领。巴厘岛象个世外桃源，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在太平洋，他还没看到一处能与之相比。机场周围，林木繁茂；岩间漫无边际泉，噗噗而出；躺在里面，实在畅快。
按海军的规矩，是不应多问这位长官的。几个月后，三郎才知道，中岛把他留下来，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那些返回本土、后来又调至中途岛特混部队的驾驶员，在6月5日遭到了敌人歼灭性打击，几乎所有离开巴厘岛的人全都身亡。
4月11日，他又回到战斗中去了。那天他首次击落敌机两架。这天的前一天，六架战斗机掩护七架轰炸机去莫尔斯比，击落了两架企图从机场逃跑的轰炸机，还不一架也可能被击落。同一天晚些时候，三架待命的零式飞机从莱城起飞，在沙拉茂上空及时截击了几架轰炸机，结果击落一架，其余的均被击伤。
三郎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可至少得有保卫自己生命而战的权利。一个日本驾驶员被强令出去作一次自杀性攻击，这还是第一次。在海军，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一旦飞机在远离基地的海面上空被击坏了，驾驶员会冲向敌战舰或运输船，因为他回不来了。不仅驾驶员如此，其它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等也是如此。可是，没有哪个日本飞行指挥官曾命令过他的部下：出去并死掉。 　　
四个月后，大西泷治郎中将在菲律宾组建了有名的神风特攻队。在派出飞机‘自杀’之前，他要求手下的驾驶员绝对保证愿为国献身。后来，下令的这位三浦上校在战斗中阵亡，而大西将军在日本投降后剖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