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圆瑛大师
简介
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福建古田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于福州鼓山涌泉出家，礼莆田梅峰光孝寺增西为师，翌年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于天宁寺冶开处学禅5年，后从天童寺寄禅参禅6年，并遍参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大德，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世。旋又得法于福州雪峰寺达本，传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历任宁波福州天童寺、福建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古田极乐寺、泉州大开元寺，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等名刹方丈。宣统元年(1909年)在宁波接待寺创办佛教讲习所。民国3年(1914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同年读永明、莲池著作，遂深信净土法门，改一吼堂为三求堂，禅净双修。民国18年，与太虚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被推选为会长。民国 24年秋，创立上海圆明讲堂。1953年6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讲经说法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僧侣救护队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 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支援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救国爱教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信仰自由政策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反对侵略，热爱和平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正由于圆锳法师一生追求进步，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热爱祖国和人民，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出家
家庭背景圆锳法师，俗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锳，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后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常州天宁寺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参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老和尚焘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锳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于他喜颖悟，学习努力，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年，年方十六岁的太虚，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十八岁到天童寺，任寺中禅房，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于太虚天资颖悟，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甚受道阶的重视，许之为法器。以此，圆锳与太虚亦结为好友，二人曾于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圆锳是年二十九岁，已以擅长文字著称，他手撰盟书，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轮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性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托。即如秘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千载咸钦义气。 
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揖师处友，然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胞如许，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圆锳在天童寺时，另外结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后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由于转道的关系，他后来也曾到南洋弘法，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
弘法
圆锳法师纪念堂 
光绪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闽南，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由于他宗说兼通，辩才无疑，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由此以后，他在闽南、江南声誉渐著。
一直以来都欣赏佛教里大彻大悟的哲理，但冥思拈花微笑的背后隐埋了无数清心寡欲，我等凡夫俗子只能仰止而叹。然有缘探寻圆瑛大师传奇的一生，才发觉在清静的佛门里藏匿着众多才气横溢的性情中人。与大师几乎隔着一个世纪的距离，但在后人的点滴回忆里，大师着一袭僧袍，从袅袅的檀香、厚厚的年谱中慢慢走来，慈眉端庄，含笑的眼里透露出恬淡与包容一切的大智慧。大师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也是人，只不过，他们以卓越的智慧，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
诗文并举的出家人
圆瑛大师在少时便聪颖绝伦，记忆力特强，一目十行，有神童之称。十四岁时，读四书五经，背诵如流，每试皆名列前茅，深受老师与同学的赞赏。然世事无常，大师目睹清廷腐败，列强入侵，深感明心见性，普度有情乃人生真谛，决定投身佛门。于是浩瀚的佛门丛林中，又多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出家人。
大师29岁那年，在天童寺御书楼。与太虚大师结为盟兄弟。当时，他手撰的盟书，皆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伦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姓结乎足之亲，分列友明，高盟考腹心之托。即如桃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千载咸钦义气。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揖师处友，然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听见同胞如许，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大师的才思在诗文上也常有表露，且诗意深远。留下如“飘然瓶钵访高贤”，“毒龙未制且安禅”等著名诗句让后人诵唱。大师接任宁波水宁寺住持时，与水月法师论诗而作：
永宁兰若傍城南，风月一帘助夜谈。
剪烛聊吟犹未已，隔墙晨磬动邻庵。
诗中意境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盛夏时闻之，让人生清凉之心。
在天宁寺参禅期间，他曾写一首名为《常州天亍寺定后口占》的七绝，诗中自述定后体会道：
征心歇后幻心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干差万别一时通。
几年以后，义在天童寺吟成《宁波天童寺定后口占》一首，述为：
山穷水尽转身来，追得金刚正眼开；
始识到家无——事，涅乐生死绝安排。
诗中禅味扑面而来，发人深省，气势磅礴，有如狮吼。
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于书法，大师儒学功底深，诗文并茂，字有颜筋柳骨，笔如屯飞的特点。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寺内粹位疏表，俱出于大师手笔。有位施主，偶见佛事牌位书法高超，要求知客师侍佛事圆满后，这个牌位准许他们将此带回家中，留作纪念，供作儿孙辈学书范贴。大师书法为人推崇，可见一斑。
有人说文如其人，有人说字如其人。大师的诗文呈现厂他博大的胸襟，修禅的苦心，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出世犹垂忧国泪
常以为进了佛门，就下闻世事。一心念佛就是僧人的全部事业，但从大师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他爱国护教的博大情怀。
1931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是美国哥伦比亚太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大师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干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不辞辛劳的大师为筹募赈灾款项又忙了一十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
1937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是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六师积极投入抗战救广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侣青年，组织僧救护队，参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只阵亡几名队员。上海沦陷后，大师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上海、南京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
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1939年秋，大师在上海圆明讲堂成立莲池念佛会，正在这时，忽然外面闯进几十个日本宪乒，把他抓进日本宪兵司令部。面对如虎如狼的宪兵，大师临危不惧，借三昧定力之功，摄心入静，一心念佛，并且进行绝食抗议。结果宪兵无奈，迫于社会舆论，又碍于佛教人士，只得释放了他。释放以后忽有日僧来访，请他出任“中日佛教会长”，大师借口老病，婉言推辞，从此闭门敛心，开始了《楞严经讲义》的撰著。
解放前夕，大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纷纷函电催他速离上海，飞往西洋。有的还专程来劝驾，对他说：“不要舍不得圆明讲堂，到了南洋，我们给你造两三个比这还大的圆明讲堂。”可是，大师明确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大师坚贞不屈，坚持了民族气节，受到各方的钦仰；他以一文弱之身，抗强敌之勇气让众人折服。解放后，他又团结全国佛教界积极拥护新中国，号召佛教徒参加沮国的建设。他不愧是一位爱国壬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
佛门的一代师表
大师毕生致力于佛教组织工作，深感中国佛教界如不加强团结，结集于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内，对内对外都将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大师曾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和理事长。解放后，他又与赵朴初、虚云、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
大师一贯主张振兴佛教，软化众生，首先应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1909年初住持宁波接待寺，除改建寺院规模，整理寺务外，还创办了佛教学习所。后来到南洋槟榔屿创办了槟榔佛教研究会，回上海后又创办了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不少出于其门下。在这些事务中，分明能捕捉到大师高瞻远瞩、虚怀若谷的气韵。
大师兼通禅教，尤精《楞严》，被誉为“楞严独步”。一生演教讲经，法席遍于海内外，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芹远及台湾、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日本、朝鲜等地。所讲经文，均深入浅出，博得听众的极大赞扬。讲经之处，常座元虚席。为后人遗留的著作有《愣严经讲义》。《大乘起信沦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后台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大师盛名闻于丛林，各地名山古利争相邀请他住持。
佛教历史名利，如福州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经大师进山以后，都是规模焕然一新，清规整肃，海众安和。他住持天童寺时，曾提出“十二不”的条件对众宣誓：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这可以看出大师实在具有古德住山的崇高风格。所以当他住持天童寺时，有人不慎失火，天王殿等许多建筑俱焚毁时，旁人以为很难修复，但大师信心极强，并得到寺中两序大众和十方檀信的协力，很快地修复，而且比前尤为壮观。大师住持的业绩，在国际佛教学者的眼中，也是很受尊敬的。如1929年，大师初住福州雪峰寺，适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到山访问，经过彼此诗偈的唱和。常盘博士深为佩服，并在《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中，记述大师的印象说：“圆瑛和尚率徒七、八人为一团，随众和尚苦概为青少年，我看他年一定会从此中涌现出优秀人物的。和尚很有骨气，一见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可见他对大师的推许和敬仰。
1953年，大师76岁时圆寂。一代高僧离开了我们，且让我们聆听他远去的足音。他弥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必将成为我们探寻佛法真谛的引路石。
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圆瑛大师圆寂三十周年时，曾如此评价圆瑛大师道：“……领导群伦。作大佛事，维护和平。飞锡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