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牛街礼拜寺
简介
牛街礼拜寺美食(7张)街礼拜寺占地约6000平方米，规模宏伟、肃穆幽深，是中国式古代宫殿和阿拉伯式清真寺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古建筑之精品。从望月楼下进入寺院，为避免一入寺就面对大殿背面，在殿后增加一堵院墙，引导行人折转到大殿左右夹道再进入寺内，然后绕行殿东，折回进入大殿。大殿东是一座四合院，正中有楼，左右各有碑亭，东面为经学教室。大殿由前殿、主殿和窑殿组成。前殿为硬山卷棚屋顶；主殿由两个歇山屋顶前后串连组成；窑殿很小，高耸着攒尖屋顶。殿内装饰很有特色，柱间设置由阿拉伯的尖拱转变成的“欢门”，柱子和欢门满饰红地金花图案：门框是阿拉伯经文，其它面积和柱子都是卷草和团花。天花和梁枋彩画以青绿冷色为主，与欢门和柱子的一片金红有强烈的对比，非常华丽辉煌。
礼拜寺位于宣武区牛街（牛街88号），是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座清真寺。公元960年，有一位阿拉伯“筛海”（传教士）名叫革洼默丁，携子来京传教。其子纳苏鲁丁对皇帝赐于的官爵坚辞不受，一心为清真寺掌教，遂请颁建清真寺。公元996年，辽圣宗统和十四年，北宋太宗至道二年（当时中国是两个朝代并存），牛街礼拜寺建成，并初具规模，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不断翻修和扩建，才形成了今天这样宏伟壮观的古建群体。明朝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春 赐寺名为“礼拜寺”。主要建筑有礼拜大殿、宣礼楼、望月楼、南北碑亭、大影壁等。
历史
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丽的清真古寺，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清真寺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街礼拜寺，始建于辽代统和十四年，即北宋至道二年牛街礼拜寺建筑欣赏(20张)（996年），明朝成化十年（1474 年）奉敕赐名“礼拜寺”。
牛街礼拜寺始建于辽代统和十四年（996年），由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创建。明正统七年（1442年），进行大规模扩建。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赐名“礼拜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又按明朝风格对该寺进行了修复和扩建，逐渐形成今日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曾于1955年、1979年、1996年多次对该寺进行修葺。[1]
建造风格
牛街礼拜寺初为辽代入仕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所创建，历经元、明、清各代扩建与重修，使其整体布局集中、严谨、对称。全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礼拜大殿、望月楼、宣礼楼、讲堂、碑亭、对亭和沐浴室等。寺院坐东朝西，殿堂楼亭主次分明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是中国古典宫殿和阿拉伯式清真寺两种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一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伊斯兰古建筑群。
伊斯兰文物宝库之一
牛街礼拜寺是中国伊斯兰文物宝库之一。寺内两座筛海坟，是元朝初年徒阿拉伯国家前来讲学的伊斯兰长老之墓。墓碑镌刻阿拉伯文字，苍劲有力，年代久远，为国内少有的文物。还有清朝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圣旨”牌匾、明代古瓷香炉 、纪事石碑和已保存300多年的《古兰经》手抄本，以及清代的铜、铁香炉、铜锅等，都是历史珍贵文物。
景点
大影壁走近礼拜寺，就能看见一座30多米长的大影壁。影壁青砖筒瓦，大脊长伸，玉石叠砌，更有束腰浮雕，图案精美，其中部右方有一幅“四无图”石雕，甚为驰名。笔者慕名而至，只见汉白玉底座浮雕上顶祥云吉瑞，下枕如意平安，中部图案是树上悬钟，钟下摆棋，棋旁立炉，惟妙惟肖，意境悠远。但浮雕上均无人物，故曰四无：有棋无人下，有钟无人敲，如意无人佩，炉在无香烧。问及缘由，一位穆斯林朋友告诉笔者：伊斯兰教在清真寺装饰时常用植物纹、几何纹和阿拉伯文字，但禁用动物、人物纹样。望月楼绕过影壁，便到了清真寺正门。正门在望月楼下，上悬“达天俊路”金字匾，该门平时紧闭，只在开斋节和宰牲节时开启。笔者由便门走入清真寺，到了第一进院落。一进寺内，10余米高的望月楼矗立眼前，望月楼上悬挂着“牛街礼拜寺”蓝底金字匾额，楼为六角形亭式，双层飞檐，亭顶覆以上黄下绿的琉璃瓦，孔雀绿色的斜脊六角攒尖，上有金黄色琉璃陶宝顶。每年伊历九月进入斋月时，阿訇乡老登楼寻望新月，以定斋月始末，故名望月楼。礼拜殿走过甬道，便进入了第二进院落。院内正西为礼拜殿，朝向圣地麦加，是清真寺最为重要的部分。大殿有五楹三进，可容千人礼拜。殿内拱门仿阿拉伯式上尖弧形落地，拱门门券上还有堆粉贴金的《古兰经》文和赞美穆圣的词句，经文字体苍劲有力，其中的阿拉伯古代艺术书体“库法体”，更为罕见，受到国内外伊斯兰教学者的重视。柱子上饰有蕃莲图案，皆为红地，沥粉贴金，精巧细致。殿内金光灿灿，光彩夺目，更显庄严富丽，给人以圣洁肃穆之感。大殿地板上铺排着一班班洁白的毡单，在等待着穆斯林们的来临。
南北碑亭
大殿外，有南北碑亭两座，亭内碑石记载了该寺历史沿革，惜字迹已斑驳不清，笔者幸得寺内工作人员热心介绍，这才对礼拜寺千年历程有了粗略了解：牛街礼拜寺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由阿拉伯筛海（筛海，阿拉伯语译音，对年高有德的宗教学者的称呼）纳苏鲁丁创建。明正统七年（1442年），曾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赐名“礼拜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又按明朝风格对该寺进行了修复和扩建，逐渐形成了今日规模。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979年人民政府曾两次对该寺进行全面修葺。公元1996年（正逢建寺千年纪念），北京市及宣武区人民政府又拨款300万元对礼拜寺进行整修，使千年古寺再放异彩。
南北讲堂
大殿两侧为南北讲堂。殿外正东还有一座二层楼亭，称为宣礼楼（又称邦克楼），是为呼唤人们来礼拜而建。此楼东面有对厅一座，现保存有阿拉伯经文的古瓷器和手抄本及各种印版的经典。
第二进院落东南角有一跨院，院内古柏青青，古柏下有两座黑砖矮冢，下方上尖的筛海坟，即宋末元初两位远道来中国布教、逝世于该寺的长老的墓。据阿拉伯文墓碑记载，两位筛海，一位名叫艾哈麦德·布尔塔尼，伽色尼（今在阿富汗境内）人，卒于教历679年，即公元1280年；另一位名叫阿里·依玛顿丁，布哈拉（属中亚细亚）人，卒于教历682年，即公元1283年。两座古墓的碑文（阿拉伯文）保存完好，字迹清晰，为国内少有的文物。碑文中盛赞了两筛海为宣讲伊斯兰教而“竭尽其毕生精力”。
此外，寺内还保存着“圣旨”竖额一块，是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皇帝颁发的恩纶（手谕）。其来历是这样的：在一年的伊斯兰教斋月中，牛街礼拜寺夜夜灯火通明，来寺礼拜的穆斯林络绎不绝。有人为此向皇上虚报，回民夜聚明散，图谋造反。皇帝查明伊斯兰教回民遵从主圣，敬慎守法，毫无造反之意。于是发下恩纶“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朕恩有爱道之意。
礼拜殿
为全寺主要建筑。有三层屋顶，殿顶衔接处有一道垂直的半弧形影壁，成为殿顶的一个特殊装饰。最前面的是一座六角攒尖亭式建筑，俗称窑殿。窑殿正面壁龛上，满雕精巧的阿拉伯文和花朵。殿内普相仿和天花板上，施以“博古”、“花齐”等彩绘。“博古”和“花卉”都是礼拜寺壁画常用的题材。礼拜殿内悬挂着用玻璃串珠、彩色玻璃灯罩组成的各式大吊灯。
梆歌楼在礼拜殿的正前方，是一座歇山重檐方亭建筑。梆歌楼是作礼拜前登楼向教民报告时间的，所以又叫宣礼楼或唤醒楼。它的前身是宋元年间修建的尊经阁。
碑亭在礼拜殿前的月台两旁，左右对称，亭重檐歇山顶，碑是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礼拜寺后所建。碑文原用汉阿两文刻成，现已剥落不清。
其他重要文物
除寺内建筑物外，重要文物还有：一座高2．70米，上铸阿拉伯文和“大清嘉庆三年秋月吉日建造”的铁香炉；一口高0．50米，上铸“道光丁末年有恒堂造重150斤”的铜香炉，重达1800多斤，清乾隆四年（1039)造的大铜锅，以及一块明万历年间记载明宣德正统年间重修礼拜寺经过的石碑。礼拜寺的建筑，采用了中国木结构的传统形式，但在主要建筑物的细部装饰上，带有伊斯兰教建筑的阿拉伯装饰风格。
牛街礼拜寺是中国伊斯兰文物宝库之一。寺内两座筛海坟，是元朝初年徒阿拉伯国家前来讲学的伊斯兰长老之墓。墓碑镌刻阿拉伯文字，苍劲有力，年代久远，为国内少有的文物。
始建年代之探
日下旧闻等记载牛街礼拜寺，在北京市宣武区的牛街中间，东为教子胡同。礼拜寺建筑古朴，结构紧凑，是北京著名的古建筑之一。据清朱彝尊《日下旧闻》引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白纸坊在新城广宁门（即今广安门)、右安门西南角，五牌二十一铺，有小圣安寺、宝应寺、礼拜寺、相国寺、崇效寺。"《日下旧闻考》的按语说："小圣安寺、相国寺今俱无考。礼拜寺在牛街，回人所居，寺内碑褐皆回部书。"清乾隆年间的《宸垣识略》与清光绪年间修的《顺天府志》，其中有关牛街礼拜寺的记载，均转述了《日下旧闻考》的话，没有新的内容和考订。又据《北京牛街冈上礼拜寺志》（此书现存于首都图书馆。以下简称《冈上志》）称：（牛街礼拜寺）"肇于宋朝，有筛海（《冈上志》注：西域传教师通称日筛海）那速鲁定奉敕所建立。缘宋太宗时，有筛海革哇默定者，西域辅刺台人氏，来东土传教，生有三子，长子筛海赛德鲁定，次子即筛海那速鲁定，三子筛海撒阿都定。其（那速鲁定）异禀而有异能，性喜居僻静处，不干仕进，上赐官爵坚辞弗受，因授清真寺掌教，留居东土。后赛德鲁定传教远出各方，不知所终。那速鲁定与撒阿都定知燕京将为兴隆之地，请敕建该礼拜寺于南郊（《冈上志》注：在宋朝时，牛街正是柳河村地名；时曰南郊，即城外）……"归于语焉不详从以上各书的记载来看，《日下旧闻》、《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和《顺天府志》等旧的坊巷籍志，都没能详述礼拜寺的沿革及其创建年代，而且自《日下旧闻考》以下各书，都是粗略地以"寺内碑碣皆回部书"一语，互为转述，未加进一步考证，致使该寺的兴建始末，归于"语焉不详"。而《冈上志》虽然言之凿凿地确认该寺"肇始于宋太宗时"，但是，现存的《冈上志》已非原篇，它是后来经由已故的刘仲泉先生重新编写的。据仲泉先生在《冈上志》的序言中说："自民国成立……偶于古六吉处遇古绍宸，谈及《冈上志》由亮翁在世时保存至今，然已破碎不堪，绍宸允于得闲觅出。又经马敬儒同志持民管会函取，即日送交会中。展读之余，已残篇断简，所叙述寺宇，亦未得其详……"按仲泉先生整理后的《冈上志》，其中有关礼拜寺的略历一节，则是根据原牛街礼拜寺所存的《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以下简称《碑文总序略》）一文的记述演绎而来。查《碑文总序略》叙述牛街礼拜寺兴建年代时，曾有"宋真宗至道二年"的话。考"至道"是宋太宗的年号，并非真宗，所以在整理《冈上志》的过程中，已将"宋真宗至道二年"改为"宋太宗至道二年"。这就是目前所传牛街礼拜寺建于"宋太宗至道二年"这一说法的由来。石碑等记载疑点颇多现在礼拜寺仍存有两座碑亭，分设于大殿前的左右两侧，碑亭里的石碑并非"回部书"，而是汉文。据说石刻由于印拓多年，字迹损毁太重，以致无法辨认。但也曾有人依稀辨出，碑是建于明弘治九年（1496)。估计这一汉字碑文如果不毁，则该寺的兴建始末及寺的四至，都可一目了然。可惜《日下旧闻考》诸书的作者，当初对于寺中的汉字石刻未予留意，仅以"寺内碑碣皆回部书"一语带过，致使该寺的确切兴建年代湮没难考。而现存的《冈上志》及《碑文总序略》的记述，所谓"寺肇建宋太宗至道二年"一语，如揆诸史乘，此中疑点颇多，有不能使人深信之处。所以说，牛街礼拜寺的肇建年代，是值得探讨的。先确定牛街在历史上所处的地理位置要探讨牛街礼拜寺的肇始年代，应先确定牛街在历史上所处的地理位置。牛街地处唐代幽州藩镇城，即后来的辽、金的都城之中。唐镇城或辽、金故都的具体位置，就在现在北京市城区的西南部，其西遍及今广安门外一带。据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南城在今城西南，唐幽州藩镇城及辽、金古都也。"《日下旧闻考》中说："辽、金故都在今城西南，元代尚有余址，当时多谓之南城，而指新都为北城。嘉靖间兴建外罗城，故址遂渐湮废……"据《日下旧闻》："唐幽州悯忠寺，在城东南隅，辽之南京因之。"从这些引文中可知唐幽州藩镇城的方位，同时也使我们知道，辽、金故城都是依唐镇城改建和扩建的。上面提到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它的存在，不仅对唐幽州藩镇城及辽、金放都的遗址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为历史上牛街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提供了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谈谈有关法源寺的记载。据王晋卿《法源寺志》："法源寺在北京市宣武门外西砖胡同之西，西为教子胡同，寺前后街咸以寺名。寺初名悯忠寺，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建也。"唐僧俊严《重藏舍利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日下旧闻考》引文维简《塞北事实》："燕山京城东壁，寺名悯忠，盖唐时幽州镇城遗址，在今外城之西及广宁门地，故寺其东。"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称："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又唐景福元年碑亦云："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可互证也。"从这些记述中，我们知道，唐幽州藩镇城之内尚有子城，法源寺就在这个子城之东百余步。法源寺在唐城的位置确定之后，我们再来看牛街。法源寺西临教子胡同，再西则为牛街，相距半里之遥。法源寺既在镇城子城之东百余步，法源寺之西相距半里的牛街，已在镇城的子城之中是无疑的了。况且牛街礼拜寺的位置与法源寺的位置几乎在一条线上，今天我们展开北京市地图看去，便可一目了然。牛街在唐镇城即辽、金故城中的位置得到确定牛街在唐镇城即辽、金故城中的位置得到确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北宋王朝与幽州一带的领土关系。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宋王朝起，为了统一，曾平定了当时一些割据藩镇。但在他的征战中，只重南进，而略于北伐，尤其对于辽更是采取了守势，以致两次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征战均告失败。从而使北宋与辽之间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辽早在太宗会同元年（938)即将幽州城升为南京，作为辽的陪都，并就幽州城的子城，建了一个很小的宫城，即所谓"大内"。直至女真族的金国倔起后，于公元1122年把辽赶出幽州。时当宋微宗宣和五年（1123)，金人曾将燕京六州归宋，宋改幽州城为"燕山府"。但是没多久，宣和七年（1125)金人灭辽，幽州又再次落入金人之手。到公元1153年，即金海陵王贞元元年，金改燕京为圣都，后又称中都，至此金人正式宣告建都于幽州城。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宋王朝自建国起直到南渡偏安的一百六十多年中，仅仅在微宗宣和五年至七年的短短两年当中，对幽州在名义上可谓"恢复了领土主权"，而其大部甚或是全部时间，幽州的主权都陷于辽、金两朝的控制之下。我们很难设想，幽州在长期沦陷的情况下，在北宋与辽对峙的局面下，那位筛海那速鲁定能在宋太宗至道二年"奉救建寺于燕京"。从时间上来推论我们再从时间上来推论。宋太宗至道二年是公元996年，正当辽圣宗统和十四年；辽升幽州为南京以作为陪都是会同元年（938年），就是说，宋太宗至道二年，辽已把幽州城作为陪都近六十年之久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牛街位于幽州城的子城之中，因此我们更难设想，契丹人会允许宋人把一座礼拜寺建于他们的禁城之中。
金人取得燕京之地以后，至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金人正式宣告建都燕京，这就是金的中都城。金的中都则不同于辽的南京。史载，海陵王豪奢，而金世宗、章宗两帝时期均处于承平，他们就更有条件营建中都。他们取真定府"潭园"的木材，攻入宋京汴梁后，甚至把宋人宫室的门窗都拆至中都，用来装修他们的宫室；他们还建立了苑林，如蓬瀛、杏村、柳庄等，极尽豪华，所谓"金碧翚飞，规模宏丽"。据《海陵集》说："燕京城内大半入宫室，百姓绝少，其宫阙延及阡陌，上切霄汉，阿房建章，不过如此。"《大金国志》说，"金城七十五里。"据考证，七十五里者，系指外城而言，其内城仍因辽城之旧。至于宫城，也是在原来辽城即幽州子城的基础上拓建的，所以牛街在金代时的位置和在辽时一样，也仍处在金的宫城之中。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八月丁丑，策试进士于悯忠寺（即法源寺），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从这一记述可知悯忠寺距金之宫室近在咫尺。悯忠寺本在辽金城内偏东南，则宫室位置可知。而牛街在悯忠寺稍西，其在宫城之内，也是勿庸置疑的。另外，在"燕京城内大半入宫室，百姓绝少"的金中都，在临近其"大内"的牛街，当时是不可能有一座礼拜寺存在的。到了金贞祐三年（1215)蒙古兵突入中都，虏掠之余，一把大火，把一座豪华的金人"大内"付之一炬。大火断续延烧达一月之久，使金人宫室变成一片废墟。我们退一步说，这里当时如果真的有一座礼拜寺的话，也会与金人的宫室一样遭到"回禄"(火灾）的。
牛街礼拜寺既不可能建于宋太宗至道年间也不可能建于辽金时代　根据上述，牛街礼拜寺既不可能建于宋太宗至道年间，也不可能建于辽、金时代，究竞建于何时呢?我们仍拟从《冈上志》和《碑文总序略》中来找线索，觅答案。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及其与建寺在未谈牛街礼拜寺的兴建年代之前，拟先说说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及其与建寺的关系。
远自7世纪唐代，西域的商人即陆续来到中国经商，他们久居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回回"人。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人在斡难河畔崛起，他们的著名领袖成吉思汗，曾两次西征，占领了阿拉伯一带的回回国家，把俘获的大批回人，编入蒙古军中，其人数多至数十万。公元1215年（金贞祐三年）蒙古军攻入中都。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来到中都，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开始营建大都城，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元朝建立之后，曾诏示："除蒙古军、探马赤军外，其余各军就地落户，与编氓等。"这样，随蒙古军一到燕京的回回军人，也就地落了户。待大都建成后，朝廷又曾沼示旧城（即原中都城）居民迁移新城，其条件是："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在当时的回人中，除少数上层或有赀财者得以迁人大都外，剩下来的只好然聚居于旧城之中。日久，回人与当地妇女婚配，聚居区日益扩大，这就是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发生和形成。
又从旧坊巷志中发现，早年的回民聚居区，其范围要比今天的牛街还大。据《顺天府志》"老墙根"条下有这样的记载："老墙根……南曰葱厂（即后来的葱店），选西抵下斜街、回回营。"(按"回回营"地名已元考，但以地望相准，当在今下斜街与广安胡同之间。）又据同书称："罐儿胡同（即后来的广安胡同）又西曰过街沟。"查"过街沟"地名也早废，它既在今广安胡同以西，当与昔日的回回营相近。今天牛街仍有王姓回民，早年经营驼业，称为"过街沟王"。可证早年的牛街回民聚居区向北扩及今下斜街以东一带地方，所占的面积是相当大的。
从全国范围来说，回民的分布是大分散小集中；而礼拜寺的兴建，不论其规模大小，它的所在地必须是回民聚居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回民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使得聚居区自成一个"部落"。最初的礼拜寺不仅仅是回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这一聚居区的"中枢机构"。礼拜寺的教长不仅掌握宗教权，就是民事诉讼、婚丧嫁娶等生活问题，教长也有权过问；而且区内自定制度，自成体系，教长已成为区内的当然首脑人物。北宋乃至辽金两代，都没有众多的回民聚居于燕京城中。正如上述，只有到了元代，回回多了，聚居区形成了，才有了建立礼拜寺的必要与可能。因此可证，牛街礼拜寺当肇建于元。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元线索从《冈上志》和《碑文总序略》两个文献中，也有线索可寻。据《碑文总序略》称："……坎马鲁丁之子马哈木，系索飞尔之元孙，历宋至元间，平章国政，总督军务，因天下定，辞职隐处，创建尊经阁于寺中。自是易岗儿为阁儿矣。"这里所提到的"创建尊经阁于寺中"一语，应理解为礼拜寺本无尊经阁，而是马哈木另外加建的。但经近代工程人员考察，牛街礼拜寺的占地面积虽不太大，但从其建筑布局、房屋结构等来看，是经过周密设计与安排的。从其造型来看，是典型的中国式与阿拉伯式相结合的产物。整个建筑以礼拜殿为主体，其它殿堂楼阁大小比例适宜，布局紧凑，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并不存在主体工程大殿建成后若干年，又有所谓"创建尊经阁于寺中"的可能性。
上面引的《碑文总序略》中的这段话（即"……马哈木……创建尊经阁于寺中")，在叙述上，也是含混不清的。《元史》卷二O五，"列传"第九十二，有《阿合马传》，称："阿合马，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世祖中统三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至元元年"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七年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又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屡有以拙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九年，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又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世祖尝谓淮西宣慰使昂吉儿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其为上所称道如此。"据熟习阿拉伯语的人说，阿合马可译为阿哈麦德，马哈木可译为马哈默德，但两者都作"受称赞者"解，依阿语对人之称谓，实则只是译音不同罢了。尽管《冈上志》语言含混，但它所说的元代的马哈木平章国政，总督军务，与《元史》中的《阿合马传》是相符的。从元世祖中统初年直到元至元十九年他遇害身死，二十多年中，他专以理财赋为能，其子侄一门，悉充要津，权势很大。由他以平章之身出面在大都之南郊的回民聚居区内兴建一座礼拜寺，当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后，北京又进入大兴土木的时期，很有可能于元至元四年大都兴建的前后，牛街礼拜寺也在兴建了。《冈上志》所谓马哈木创建尊经阁之时，或就是牛街礼拜寺肇建之日。
现今牛街礼拜寺的东南跨院内有两座古墓，俗称"筛海坟"。这两座古墓东西并列，墓前均有墓石，石上携有古体阿拉伯文。碑文业经已故赵振武先生译为中文；至于石刻中有关两位筛海的逝世日期，系以阿拉伯历记载，经白寿彝先生换算后，连同碑文拓片及译稿，都曾揭于《月华》第八卷第五期。现将其原文摘抄如下：
西碑凡九行，文日："宇宙是最高主权者。是为曾在尘世努力于善道才之墓，为遵行主命以希乐园者之乐园，为竭其毕生之力以从事于主道者之归宿处。宗教之光明，伽色尼人名穆罕默德之子阿哈默德·布尔塔尼，彼实适于此慈样之日而逝世，阿拉伯之五月五日聚礼二，为迁都之六百七十九年。愿仁慈之主准其善功而寄其过错。"(《碑文总序略》按：至圣迁都六百七十九年五月，为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八月。查世界大事年表，至元十七年，系西历（公元）一二八O年，岁次庚辰年。）
东碑凡六行，文日："凡生物尝死。是为总集诸贵之伊玛目之墓，布哈拉人，法官尔马顿迪尼之子阿里，愿创造者施恩者之慈祥及于宗教之有力宣传者，其人即报善信者，实适弃此尘世于六百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聚礼一。"(《碑文总序略》按：此六百八十二年十月，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十二月，晚于前碑仅三年另四个月，亦一稀有之古碑也……）
根据上面摘抄的墓石译文及换算年代，我们知道，礼拜寺东南跨院的两座筛海坟，西首的阿哈默德·布尔塔尼，葬于至元十七年八月。那么礼拜寺应早在至元十七年以前即已落成；而那位"创建尊经阁"的马哈木（即阿合马），于至元元年超拜为平章政事，九年又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也就是说，至元元年至九年，已是阿合马拥有权势的鼎盛时期，所以礼拜寺就很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内兴建起来的。而那两位筛海，有可能是礼拜寺落成后的两位掌教，先后逝世于此，而葬于寺之东南跨院的。从牛街地名的变化探讨礼拜寺的兴建时代现在我们再从牛街地名的变化，探讨一下礼拜寺的兴建时代。
一、《冈上志》说："……那速鲁定与撒阿都定知燕京将为兴隆之地，请敕建该礼拜寺于南郊。"上面已经说过，牛街的方位，加以唐镇城或辽、金故城来说，正处于城中，并非郊外；只有到了元代，元世祖在金中都旧城之东北另建了新的都城即大都城之后，才把旧城称为南城或南郊。所以，《冈上志》中所提出的"南郊"，倒应该视为一条重要的线索，它给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元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冈上志》说，宋朝时牛街正是柳河村。据考，柳河村的故址东起牛街，西至祟效寺附近。清《顺天府志》："白纸坊迤北崇效寺，唐刹也，地在唐城之内，其地旧名柳河村，寺在村之西。"据此，准以地望，柳河村恰是牛街的方位。但柳河村之名，也不是唐时旧名，因为唐幽州镇城内没有河流流经的记载。据《北京科技报》第170期高润华同志在《莲花池与北京城》一文中说："金贞元元年（1153)古蓟城（按，即唐幽州城）改为中都大兴府后，城址开始扩大，城中心移至今菜园街与枣林前街交接处，面积约22平方公里，城内的苑林池渠也多用莲花他的溢流作为水源。"侯仁之同志《历史上的北京城》也说："当中都城扩建的时候，已经有计划地把发源于城西一片天然湖泊（古称西湖，即今莲花池）中的一条小河，圈入城中……小河下游，自西而东，穿行内城的正南面，并在河上兴建了一座大石桥，这就是当时宫前御道上有名的龙津桥。"由此可知，唐城内之有河流流入，始于金代中都城时期。所谓"小河下游，自西而东，穿行内城的正南面"，其地正是牛街附近。如今天牛街稍西有地名"吴家桥"，或即当年河道所经之地，因而以桥名地。又如牛街南口外稍南，昔日有"水簸箕"之名，有人以为是金时河渠南流的故道。河流的引入虽然在金代，而"柳河村"之名并不是形成于金代，因为牛街正当金中都的宫前御道，当时不可能以村名地。据范成大《揽辔录》："乾道六年使金，至燕山城外燕宾馆，燕至毕，与馆伴使副并事行柳缇……入丰宜门（按，即金之南门）过玉石桥，上分三道，皆以栏据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拦以权子。两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龙律桥。"请看，这就是当年金中都丰宜门内的御路情景，其地即在牛街附近，其气派可谓壮丽，这怎么名以柳河村呢?待金灭之后，金宫城被毁，龙津桥畔，只剩下垂柳掩映着当年的御河了。蒙古人来到中都，直至元大都建成之后，此地已成为大都的南郊，昔日金之宫阙，已废为阡陌，于是才有柳河村地名的出现。也就是说，柳河村之名始于元。
三、《碑文总序略》所谓马哈木"创建尊经阁于寺中。自是易岗儿为阁儿矣"一语，也是一种误解。牛街曾名"藁上"、"岗上"、"阁上"。藁、岗、阁都是角之讹音。清《顺天府志》在"南燕角"条下称："南燕角，俗讹烟阁。少南曰燕藁儿，藁即角之误也。迤东曰大门口，曰藁上。"这里所说的"藁上"在南城阁（南燕角）之东，准以地望，就是今之牛街。又据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燕角儿在广宁门右安门内西南角。"《日下旧闻考》："今土地庙之西犹有燕角之名，角读如藁。按燕角儿在南燕角东南。"从这些坊巷籍志所载，藁上（或岗上、阁儿上）因在燕角之上（北），故名。礼拜寺建于藁，故称藁上礼拜寺，《冈上志》一般也简称《藁志》，盖由于此。所以说，并不是因为礼拜寺有了尊经阁，才"易岗儿为阁儿"的。
四、《冈上志》说，牛街曾名榴街，因回人在此地种植了许多石榴树所致（石榴原产西域）；其临近的枣林街，也系西域人带来枣种，植枣成林而得名。"榴街"一名，经遍查坊巷旧志，不见记载，亦不可考。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白纸坊五牌二十一铺，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有牛肉胡同、大圣安寺、小圣安寺、教子胡同、枣林儿……"以地望相准，所载的"牛肉胡同"当系今之牛街（按《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作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可见牛街于明嘉靖间尚称为牛肉胡同）。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行的沈榜所著《宛署杂记》曾把牛街称为礼拜寺街。但是牛街之名，显系由牛肉胡同演绎而来。清初朱彝尊《日下旧闻》已有牛街之名。《日下旧闻考》乃至清光绪的《顺天府志》对牛街街巷的叙述已趋全面，谓："牛街，迤南有吴家桥，步军统领所属南营守备署在西，又南有回人礼拜寺，北小胡同曰香儿胡同，南小胡同曰巴家胡同、目家胡同。旧有吴家桥头条、二条、三条胡同、贾家胡同、王老胡同，今皆废。其西南隙地，荒冢外多蔬圃……"至于枣林街，以其临近牛街，《冈上志》认为也是由于西域人携来枣种在此播种成林而得名。我们认为这只是聊备一说而已。也有另一说法，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引《析津日记》称："元至正初，以唐贞观元年所建佛寺赐额崇效。嘉靖辛亥，太监李朗于寺中央建藏经阁。阁东北有台，台后有僧塔三，环植枣树千株。""阁东北"、"台后"其方位与今之枣林街地望相当。因此可认为，这里的枣树干株，即后来枣林街定名的由来。这可说是枣林街名的又一种说法吧！
五、现在我们再看看牛街附近现存的和已圮废的庙宇中，有没有始建于宋代的。牛街之东约半里许的法源寺，建于唐贞观十九年。牛街北口即今下斜街南口处有广恩寺，曾名大悲阁，唐建，辽时重建，今已废为民居。广恩寺稍东有仙露寺，即今回民中学处，辽天禄年间建，久废。下斜街口内路西有土地庙，又名老君堂，金建，现为宣武医院院址，土地庙稍北的长椿寺，明万历年间建，现为商业部用址。自此再西有报国寺，辽建，现为粮食部用址。再西的善果寺，创建于南梁，现为某单位的招待所。牛街南口外有大圣安寺，金建，现为牛街街道的少年之家。牛街西的老君地有峨嵋禅林，清康熙初建，已废。牛街的西南有崇效寺，唐贞观元年建，现为白纸坊小学校址。其它如道士观，在牛街石羊胡同西南，元建。白马寺在南横街西口外，隋建，久废……
以上仅以牛街中心，约略举出在它的四周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庙宇。可以看出，这些庙宇，除隋唐古刹外，在宋辽金时代，都是辽金所建，没有宋建的，更没有宋代某朝效建的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