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良渚古城
堪称中华第一城
据专家介绍，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可以看出当初建城的位置显然是经过精心勘察与规划的。八十年代，在良渚古城中部位置发现了世界同期最大的土台——莫角山巨型台址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发现了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礼器。有人从田野考古学角度判断，良渚古国的“首都”应该就在这里。也有人从天文考古学与文献考古的角度判断，这座古城应该就是三皇时代（2607 BC-2338 BC，详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的中国唯一首都——天皇之都。
古城惊人数据

偶然被发现
  　　2007年12月，为保护良渚遗址，当地的农民需外迁安置，当地政府打算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建农民房。在建房前，因为良渚遗址的特殊重要性，考古队先进场试掘。谁料一挖下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考古队员先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又发现了几块人工堆筑的石块。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良渚的最重要地带———莫角山遗址西侧平行约200米，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于是，省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在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并得到了批准。
古城一步步露出真面目
2007年9月，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东西分布的底部铺垫石头的类似遗迹，东段与雉山相接。10月下旬，在莫角山东侧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11月找到了莫角山南侧的相关遗迹。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
古城起讫年代
  　　在古城墙边的护城河里，还发现了很多碎陶片，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正是这些出土的陶片让专家在2007年作出判断：良渚古城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
令人瞩目的古城始筑年代，，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到现在也已经有了初步眉目。2009年9-10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新中国考古事业60周年献礼展上，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400年”，反山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的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600年”。但因为反山墓地的形成年代应该与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的年代实际上就是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
2011年3月19日新华网记者冯源发的电讯稿称：“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合作，对从良渚古城叠压城墙中发掘出的一系列样本进行碳14测年。十几组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城墙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2011年3月23日浙江文化信息网发表的《良渚古城考古的新进展》一文称：“通过对四面城壕出土陶片的初步整理，我们可以看出各地点出土陶器的特征基本一致，属于良渚文化晚期。以鼎、豆、圈足盘、实足鬶、袋足鬶、宽把杯、罐、大口缸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这里，良渚古城出土的陶片被分为“两个阶段”，这大致就是分成两期。按照以往的田野考古实践经验，陶器的一期相当于绝对年代100年，两期相当于200年。从已公布的古城废弃年代2300 BC往上推200年就是2500 BC，这与新华网电讯报道的良渚古城墙测年数据吻合。或依照文中公布的考古事实，即陶片的年代都在良渚文化晚期，而学术界对“良渚文化晚期”存在共识：其所当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综上所述，良渚古城的绝对年代上限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已经倾向于是公元前2600年或公元前2500年。 
  另一方面，从天文考古学结合文献学的角度，可以计算得到良渚古城的起讫年代：2607 BC-2338 BC（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
以上从田野考古学与碳素测年学结合的角度得到的古城年代数据与从天文考古学和文献学结合的角度得到的数据是相当一致的。
另外，受人关注的古代出土文献《竹书纪年》提供了黄帝元年数据：2394 BC（参见本百科词条“竹书纪年”）。这个数据与良渚古城废弃年代是一致的。而部分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结束与蚩尤败于黄帝有关。
因此，我们认为，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上下限是2600 BC和2300 BC。
关于良渚古城墙的争议
从2007年底宣布发现良渚古城墙以来，就存在着争议。异议学者绝大部分是非田野考古工作者。他们可以被称为“良渚古城怀疑论者”。良渚古城怀疑论者主要的攻击点，放在城墙的构造上。他们认为部分“古城墙”夹河而建，无此先例或后例；“古城墙”系垒土而起，有夯筑技术而不用，令人生疑；“古城墙”两边系缓坡，无阻敌作用；“古城墙”过于宽大（个别地段宽至百米），显然不像正常的城墙；“古城墙”不是整体一次性建成，而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碰巧凑合成圈，等等。他们的意图是：只要否定了“良渚古城墙”的最基本功能——“御敌”，“良渚古城”自然就因为站不住脚而倒下去了。
“良渚古城墙”的发现者和捍卫者们则强调。从他们的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系整体一次建筑而成，合围成一个闭合墙圈，这是不容讨论的。至于为何其墙基如此宽大（最少有四、五十米，个别地段有宽到上百米的），其坡度之小十分便于自己或敌人自由上下，那是另外的问题。也许，当年城墙顶部建筑有栅栏，可以御敌。其实，从现存的江南城市遗迹来看，多有“髙墩台”这样的垒土堆，这样的“髙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
以上分别是纸上考古专家和田野考古专家对良渚古城墙的看法。下面谈谈从天文考古角度对良渚古城墙的看法。
从天文考古与文献结合的角度观察良渚古城墙，那么，这个田野考古专家们所谓的“古城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所谓的“古城墙”，其实是古代天文学所谓的“四陆”。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即东陆、南陆、西陆、北陆。“陆”就是“陆地”、“陆道”，即高于河流湖泊水面的平地，是与“水”相对的事物。《说文》：“陆，高平地”，“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尔雅·释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古人把日月五星行走的道路想象为陆路。《易纬通统图》：“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陆，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陆，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陆。”《河图录运法》：“日有四陆，月有九行。”《隋书·天文志》：“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对比古人的说法，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确实与它两边的水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已证明，“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共发现了六座水门（两座在“北城墙”，两座在“东城墙”，两座在“南城墙”）。从2007年11月到今年（2011年）六月，尚未发现陆门。由此可见，良渚古城内外皆为水面。那么，“良渚古城墙”其实是用水衬托出来的“陆”。古人可能认为，“陆”就是由上层的土壤和下层的基岩叠加而成的事物。所以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在生土层上平铺了一层石头（这可能代表基岩），而后堆土（这可能代表土壤）。它的堆土完全是自然形状的堆土，没有在两边竖立木杆和木板，没有在两排木板之间填土并夯实。而御敌性质的城墙，显然是“版筑”的，内外立面（或至少是外立面）都和地面形成接近90度的夹角，以增加敌人攀爬翻越的困难程度。因此，“良渚古城墙”很可能不是御敌性质的“城墙”，而是“四陆”。
那么，为什么“良渚古城墙”要建成“四陆”的形状呢？那因为它是一个礼仪设施，其用途是模仿日月五星的巡天之旅。因为，从天文考古学结合文献学的角度看，良渚古城的主人是天皇。天皇与中国版图内的众多强力部族首领是结盟兄弟的关系。天皇、皇后与众多结盟兄弟的关系就如同日月五星之间的关系，即天皇对应太阳，皇后对应月亮，各地诸侯对应五大行星。《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乘风雨，夹日月以行。”引文中天皇兄弟“夹日月以行”，实际上是指天皇与其结盟兄弟和日月五星一起从牵牛星出发，开始了中国文明历史（牵牛星是良渚古城的分野星）。因此，“良渚古城墙”应该是远古的“中国”成立的盛大仪式上专用的特殊礼仪设施，是特意提供给天皇、皇后和各地结盟兄弟一起模仿日月五星巡天之旅所走的“四陆”。天皇和各地结盟兄弟通过一起行走四陆而表示出部族的和谐一致对于“中国”以农立国的重大意义。
也许有人可以怀疑在天皇时代，即在2600 BC时代，中国是否真的有了二十八宿（其中包括牵牛星）。二十八宿的汉字版颁行于少昊时代（见《路史》）。少昊时代也就是黄帝时代。黄帝时代在2300 BC，距离天皇时代只有300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初年的差距。既然少昊时代已经有了以汉语汉字表达的二十八宿，那么，距离少昊只有300年时间的天皇时代有一个古越语版的二十八宿应该也是正常的。
古城规划成熟
按照北大教授严文明的说法，“中国古代，小国林立，称为‘天下万国’，古代的国家都有都城，290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应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古城了。在古城内，有宫殿式建筑莫角山、高等级墓地，城外有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城外还有码头设施。这些都是有职能分工，有规划的，这是区别一个地方是政权还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的重要标志。如果有分工有规划，就表明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就是国家。古城的发现，可谓‘画龙点晴’，说明它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了。
考古价值直逼殷墟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昨天，专程从北京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激动地表示，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这是继20世纪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同时，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遗址、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严文明教授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严教授是这样说的：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这是个人工堆筑的土丘，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瑶山遗址在反山东北约5公里，1987年发掘出12座墓葬，还有一座祭坛。汇观山东距反山约3公里，发现一座完整的祭坛和四座大墓。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有意思的是，一般有玉钺随葬的，通常也有玉琮随葬。 
玉琮内圆外方，琮上一般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神秘图案，只有掌握宗教权力的巫师才能持有；钺是古代一种兵器，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持钺者应是军事首领；琮、钺合葬，说明墓主既是军事首领——王，又是宗教首领——巫。 
很多人问，葬在反山、瑶山、汇观山的这些权贵人物，生前生活在哪里呢？不久，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地带，发现了莫角山遗址，解决了这个疑问。 这是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土高台，发现大片夯土层和夯窝等建筑遗迹，以及成排的柱洞，说明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另外还有6个供祭祀时用的大土坑。 
这处罕见的良渚文化建筑群遗址，从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的性质，不少人认为良渚时期的中心就在这里，上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 
既然有王，有统治者，那是否当时已形成一个国家？“国”字外围有个框，说明能称为“国”的，外围都有城墙。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也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的事。 
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但我们光从城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的意义，是不够的，要放开眼光，从整个良渚文化的布局来看。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有这些势力，源头在余杭的莫角山，这里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时期的“王”；而现在，我们又发现了外面的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你说，这个发现有多重要！
良渚古国
  [1]　　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否意味着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良渚古国？
从良渚文化墓地看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等级差别已经出现，大墓中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是礼仪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表明当时统治者内部已有了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大教授严文明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应该与国家组织联系得很紧了。良渚古城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或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应该有初步的国家组织、政权组织，因为古代国家组织应该都有都城，古城中间有个莫角山，很像是宫殿性质的建筑。
刘斌告诉记者，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部分，下一步我们要把城墙钻探得更清楚一点，找出城门、找出道路，最后找出古城的布局。严文明教授说，考古是个过程，不仅工作是个过程，认识也是个过程。良渚古城的考古今后还会有大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他建议下一步不仅要挖掘城内遗址，还要对古城外面进行发掘。他说，现在已经发现古城外面有祭坛、陶器和玉器的作坊，还有船码头等，以后要进一步搞清这些遗址间的关系。
网络上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古城对应的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鶡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按照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就是天皇氏。《鶡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位于楚国的领土上，而吴越之地，在战国晚期已经是楚国领土的一部分。《鶡冠子》讲到“成鸠氏”手握“王鈇”。“王鈇”就是斧钺。而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确实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玉钺。《鶡冠子》还提到成鸠氏之族“兵强，世不可夺”。而田野考古学结果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到2500年这500年里，良渚文化集团进行了“北征”，即大规模对黄河下游地区用兵。另据《说文解字》介绍，吴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为族属标志。《路史》记载天皇氏“鳞身”。“鳞身”就是蛇身。可见，古文献里的天皇氏从族属标志来看，应该是吴越之地的人氏。从天文考古学角度看，吴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纪”对应的土地，而星纪之次乃木星12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之地。文献记述说“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风雨，夹日月以行。”从引文我们看到，前面讲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启程于牵牛星宿，后面讲到木德之人天皇和他的诸多兄弟“夹日月以行”，那么这段引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天皇氏是从牵牛星（也就是“星纪之次”）对应的吴越之地启程，开始治理国家的。所以说，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鸠氏之国，天皇氏之都。
相关词条
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夏商周三代以前中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顶峰，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良渚遗址的发现可追溯到71年前。1936年，浙江省省立西湖博物馆年轻考古学者施昕更在其家乡余杭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不少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1959年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根据对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所作的碳14和热释光的年代测定，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当为距今5300～4300年左右。 
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自1936年施昕更发现以来，至1986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86年首次在反山发现了良渚文化“显贵者”墓地，在一个编号12号的南北走向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其中有一件重达6.5公斤的神人兽面纹玉琮。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各种形状的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又在安溪镇瑶山，第一次发掘出了祭坛与墓葬共存的遗址，也出土了十几座良渚文化的大墓。同年在104国道拓宽建设时，初步认识了莫角山遗址是座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反山和瑶山两处良渚文化遗址以其重要的古文化价值，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1年，考古人员又在瓶窑汇观山发掘到了一座与瑶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祭坛，并出土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3年，在莫角山的中心部位又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从而证明，面积约30万平米的莫角山遗址，是一处人工堆筑的巨型礼制性建筑基址，从而奠定了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范围内的中心地位。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当时，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推测：这里很有可能有很宏伟的宫殿。
自1936年发现至今的70年间，在这40余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范围内，已发现墓地、祭坛、制玉作坊、建筑基址、保护工程、聚落遗迹等各类遗址点135处，遗址分布密集、规模宏大、类型齐备、级差明显，显示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史前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和聚落布局。
早在20世纪末，国家文物局明确提出，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和人类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殷墟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是中国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占地约24平方公里，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
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殷商时期的文字已相当成熟，所确立的古代都城制度、礼制、丧葬制度等也都直接影响后世几千年。[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