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中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作出版已出版个人著作6种：
1、《艺术与性》，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4.8万字。  2、《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18万字。
3、《中国人的德行》，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26.5万字。
4、《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40万字。
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台湾秀威公司2004年版，20万字。
6、《瞧，那丑陋的人》，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31万字。
合著《中国现代杂文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5年版，上下卷）、《中国新文学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1998年第三次印刷，上下卷）、《中华文学发展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三卷本）。
译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丸尾常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2001年再版）。
与孙丽华共同选编《富士山风韵——日本书话》，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校注《新版鲁迅杂文集》两种：《而已集》、《花边文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参与撰述、选编、翻译、注释著作多种。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杂志发表论文9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读书》、《博览群书》、《中华英才》等报刊发表评论140余篇、散文随笔130余篇。有多篇论文、评论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报刊文摘》等转载或摘编，亦有多篇论文与评论被收入相关论文集、论争集。有随笔被选作日本放送大学（广播电视大学）随笔教材，散文入选花城出版社《2003年中国散文年选》。
独自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课题《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已经结项。
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的“五四卷”。
论文代表作《浅谈老舍〈离婚〉的喜剧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宝玉之痴——〈红楼梦〉的心理分析之一》，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论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1期。
《阿波罗的风采——论法国启蒙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论中国启蒙文学传统》，文艺研究1992年第1期。
《复归伊甸园的困境——有岛武郎〈一个女人〉》，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关于当前的鲁迅评价问题》，社会科学评论与管理2001年第2期。
《〈财主底儿女们〉：苦吟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从心理分析视角看石评梅》，文艺研究2002年增刊。
《泰戈尔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4期。
《易卜生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4期。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明治文学中个性与儒学的冲突与互补》，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
《从〈宝马〉看经典重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江汉论坛2005年第2期。
《五四时期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
慈善新闻人物
张中良夫妇  11个孩子的爸爸妈妈
23岁那年，张中良因急性肾炎身体逐渐残疾，身高由1米78萎缩到不足1米2。医生说他不适合结婚。事实上他也很难找到女人愿意嫁给他。
他和她在网上相遇。5天后他向她求婚，她说，“你要娶我就必须接受我的孩子们”。她未婚，健康明亮，她的孩子们是一群流浪儿童。
现在，他们搬来了广州，除了最小的亲生儿子外，他们还有10个孩子
本刊记者  邢人俨  发自广州
在遇上阿娥之前，家里人都为张中良的婚事担心。
25岁那年，他因为急性肾炎打激素患上了强制性脊柱炎和股骨头坏死，身体在两年内渐渐残疾，他一点点感觉到自己的背直不起来，一双腿也变了形，甚至没办法完整落在地上。曾经的足球少年、身高1米78的俊朗小伙子如今还不到1米2。
“那时候40天没有下楼，每天都是母亲送饭上来，身体最差的时候只剩下70斤。”张中良想到过死。
读高二的时候，他跟青海乐都那个小县城里其他问题少年一样叼根牙签，学港片里穿着黑西装招摇过市，“跟家里人说话超不过3句，之后就要摔东西，学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特别迷茫。”他甚至跑到悬崖边，往下望了望，觉得还是没胆跳，又跑了回来。
身体残疾以后，别人多看他一眼，他都觉得很受伤。“那时候很自卑，不说话，也不出门，躲在房间里看了两三个月跟信仰有关的书，都不记得怎么熬过来的，就是没死成。”
张中良本来可以继承父亲的衣钵，在老家开一间中医铺子。他却跟哥哥提出，想在当地教会做义工。 “我家旁边就是一所重点中学，每天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孩子里很多都是跟我以前一样的不良少年，我希望能够引导他们。”家里人都觉得他变了。10年里，他拄着拐杖一次次出没在学校、工厂，前后总共接触了一万多个问题孩子，每周他还会把一些孩子叫到家里来吃一顿午饭。那时，他跟母亲住在一起，拿每月80元的低保金。
但他所做的并没有多大作用。问题少年的流动性很大，一段时间不跟进，人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最后，只剩下10多个孩子跟张中良一直保持联系。
几年里，张中良没存下一点积蓄，母亲最担心的是他娶不到媳妇。医生告诉张中良，他这样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结婚生孩子。
30岁那年他有了初恋，谈了一年半后，对方介意他的残疾，最后还是分开了。
半年后，有人在网上给他介绍女朋友，张中良跟对方说，“你要把她介绍给我，得先告诉她我的身体有残疾。”
这个女朋友就是阿娥，广西女孩，当时在重庆打工。他们只在网上见过几次面，很聊得来，张中良告诉别人她是自己要找的人，“当时在心里打了95分，很满意。”
认识5天后，张中良向阿娥求婚。阿娥说，“你要娶我，必须接受我的孩子。”这些孩子是阿娥在重庆收养的流浪儿童。
张中良有点犹豫。他拿着阿娥和一群流浪儿童的合影给母亲看，母亲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网络交流一个月后，阿娥和张中良相约在兰州见面。离开重庆前，阿娥对那帮流浪孩子说，“我去给你们找一个爸爸回来。”但当张中良弯着快90度的背出现在阿娥面前时，她转身就想跑。
“她知道我是残疾人，但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她姐姐已经嫁了一个残疾人，从来没有得到家里的承认。”
阿娥在心里想了又想，一直有个念头抓着她说，“外表不长久，人不能只看外表”。后来她更愿意告诉别人的说法是，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让他们走到一起。
第一次跟张中良手拉手走在路上时，阿娥是有压力的，“好久没谈恋爱了，一拉手拉的是这样一个男人。别人的眼光里好像都在说，这个女人脑子不正常。过了两天，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阿娥那时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可以处处保护张中良。
他们等了两年，阿娥的家人还是反对两人在一起。两年后，阿娥坚定地告诉父母，她已经31岁了，应该结婚了，而张中良能给她幸福。
父亲说，“你不嫁，我们养你都好。”至今，父亲仍不让阿娥把张中良带回家，他觉得这是家族的耻辱。“姐姐大我6岁，爸爸经常说，姐姐做错的事，你不要学她。”
婚礼在张中良的老家青海举行，阿娥的父亲没来，只有母亲来了。准备去礼堂时，阿娥提着婚纱走在前面，过了很久，张中良才慢慢拄着拐杖从家里踱出来。周围的人都忍不住说，“他怎么会是新郎！”
寻找流浪孩子
少女时代的阿娥，喜欢读言情小说，想得最多的就是将来嫁一个好人，拥有幸福的爱情和家庭。16岁时，她离家出去打工，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跟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991年，我在餐厅做服务员，看见各种人都不幸福，电视剧里演的也不幸福，我觉得别人活得都不好，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什么爱情。”在阿娥当时的想法里，连戴安娜王妃都不幸福，她凭什么会幸福。
21岁的时候，躺在宿舍里，她觉得找不到出路了，想吞下一瓶安眠药。她告诉自己，不能为了父母无奈地活。但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句话，是别人给她的书签上的，来自《圣经》，耶酥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她相信这句话救了她。
后来她在卖场里推销化妆品，跟她一起的女孩趁她轮班吃饭的时候，拿走了她钱包里仅有的100块钱。“当时我好难过，那以后我觉得有再多钱也没用，只要够自己吃，其他都用到别人身上，这样就再不要为往哪里藏钱担心了。”
但未来的路对她来说，还是不够清晰。直到1998年，她从别人那里接过特蕾莎修女的一本书。她读完以后向上帝许了一个愿，她说自己向往的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于是，她开始与她的流浪孩子相遇。
最早时，阿娥在重庆住了几年，都没碰到一个流浪孩子。有一天逛街，她看见几个野孩子在大热天里穿着冬天的衣服。阿娥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叫流浪儿童，她还觉得流浪儿童应该像特蕾莎修女书里写的那样出现在贫民窟里。“接触他们以后才知道，商业街才是他们生存的地方，那里人流量大，经常有东西可以捡来吃。”
这些孩子四散在重庆街头，捡别人吃剩的饭菜充饥，晚上就睡天桥下，人来了就跑，更不愿意回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孤儿，还有一些很早就被父母抛弃。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像这个城市阴暗的死角，携带着不安定的因素。
阿娥开始留意他们的行踪，“最初只想买点吃的穿的给他们，送完东西后心里还是牵挂。”阿娥觉得这些孩子是上帝让她来照管的。她在重庆火药街租下一间房子，准备收留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可她发现想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孩子看见她就跑，没人相信她，更不愿意跟她回家。
一次，阿娥在天桥下发现一个胸口受伤已经化脓的流浪男孩，就把他带回去处理伤口，做饭给他吃。第二天，男孩传上新衣服就跑了。但过了几天，男孩把一群流浪孩子都带到阿娥家里。
阿娥在不大的房间里铺了几张地铺，跟这些流浪孩子生活在一起。她给每一个都取了名字，给他们买新衣服、做饭，带他们郊游。他们也很尊敬她，有时候看见她回来了赶紧把刀收好。但家里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食物分得不均，就会打架抢夺，就像动物本能一样。”阿娥说。
隔几天，阿娥下班回家时发现孩子已经跑了几个。“他们渴望有一个家，但受不了被约束，又想着逃出去继续流浪。”她带上另外几个孩子跑遍了重庆闹市街头每一处流浪孩子可能出没的地方。在一个商场玩赛车的地方，她找到了其中一个孩子。“但他就是不肯回家，因为在家里受了年纪大的孩子欺负。”站在旁边的另一个流浪男孩对阿娥说，“我愿意跟你回家。”
阿娥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永信，那年他才12岁，是一个孤儿，亲戚把他送到敬老院，他从里面逃出来后成了流浪儿。阿娥曾经去村里的小学校看了永信。
为了收养永信，阿娥专门去敬老院找人协商，大热天跑了很多地方，才把永信领回了家。过不久，永信也跑了，之后又被阿娥找了回来。他告诉阿娥，晚上给他地方睡觉，白天不要管他。每个月永信都要跑一次，但每跑一次，阿娥总会想方设法再把他找回来。事实上，每个孩子逃跑，阿娥都害怕再也找不回来了，她怕他们靠偷靠抢过活，怕他们被坏人取走了器官。
她终于觉得家里要有一个男人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开始对那些整天泡在录像厅看黄色录像的孩子感到力不从心，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讲性冲动的问题。
当阿娥把张中良领到孩子面前的时候，她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惊奇，过了几分钟，他们才喊张中良“爸爸”。张中良和孩子们很快打成一片，但在阿娥看来，流浪孩子远比其他孩子都特殊。“跟他们在一起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忍耐。”
在接孩子们去青海生活之前，张中良夫妇跟一个流浪女孩的父母交流，想把女孩一起带去青海。原先不管孩子的父母突然坚决要把孩子领回去养，张中良和阿娥无奈之下只好把孩子交还给了她的父母。
“我们知道她父母肯定不会管，但也没有办法。”不久，那个女孩又逃出去流浪了。张中良和阿娥一直很后悔，没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带在身边。“她骗我们说她是江西的，其实她家离我们家就10分钟的路，她就是不想回家。”几年后，女孩的父母告诉他们，孩子已经做了性工作者。
最后，张中良和阿娥带着家里的6个流浪孩子来到了青海，其中也包括永信。“刚开始挺开心的，全家人一起去郊游，还杀了一只羊，煮羊肉汤喝。”夫妇俩凑了4万块钱在当地开了一家快餐店，生意不怎么好。年纪大的孩子还时常在店里捣乱，动不动打架挥刀子，把顾客都吓跑了。
还有好奇的眼光。“有些人就等着看我们笑话，阿娥一不在，就觉得她一定是跑了。”有人专门跑到快餐店里吃饭，“他们在研究我这个女人，跟我说话，看我点菜，研究我到底正不正常。”
4个月之后，快餐店只好关门。
过不久，有几个孩子对张中良说，青海不好玩，要回重庆去。张中良问他们，当时为什么答应来青海。“我们只想来玩，不这样说你们肯定不让我们来了。”张中良怎么也想不通，花了那么大代价把孩子带来青海，却变成了受骗。
有一天，阿娥回家找不到几个孩子，才知道他们从邻居那偷了200块钱，跟救助站的人说自己是重庆的，都逃回重庆了。阿娥当时有点灰心，在她看来，这是一种背叛。
“做了那么些年，总不想放弃，但心里面已经没有力量了”，张中良说。但阿娥一直祈祷，等候孩子们向她求助。
后来，他们听说那些孩子都回到重庆流浪了，有几个孩子在网上找到阿娥跟她认错。两年后，他们又得知有几个孩子因为偷窃被抓了进去。张中良和阿娥决定从青海回到重庆，寻找那些流浪孩子。
然而那些孩子早已消失在城市的幽深之处，几年前相遇的场景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只找到了永信。
“他长大了不少，又黑又脏，穿一双烂拖鞋正在捡别人扔在地上的肉吃。”有人走上前对永信说，“你是不是永信，你妈妈来找你了。”阿娥冲上去，看清永信的脸就哭了。她对永信说，“妈妈以为你被抓进去了，你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永信茫然地点点头，跟着张中良和阿娥来到了广州开始新生活。这一次，他没有再逃跑。
橄榄树之家
8岁的美春依偎在阿娥脚边，低着头，额前的刘海散落下来，遮住了她那双蒙着白色雾霭的眼睛，像睡着了一样。她是两个多月前来到这个家的盲童。由于父母是近亲，美春3岁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美春刚来时，阿娥无论怎么跟她说话，她都只会说“不知道”。阿娥拿起棍子想管教她，美春边哭边骂，阿娥不知她骂什么，让一同被领养来的美春的姐姐翻译，才知道她用苗语骂，“我要去死！”这是美春以前在家跟奶奶发脾气时常说的话。
“她也是我们照顾最多的孩子。”阿娥鼓励她画画，她告诉美春，眼睛看不到，心灵会看到。别的孩子要是嘲笑美春的画，阿娥会说：“别人说的都不算数，妈妈觉得好看就是好看。”
在美春的老家贵州威宁，闭塞的自然环境使得外来的教育、医疗难以抵达。去年12月，有一支志愿医疗队到那里考察，找到美春的家。当时，美春兄妹3人和残疾的奶奶围坐在一个破旧的炉子旁烤火取暖，炉子上搁着几只熏黑的土豆——这是他们整个冬天唯一的食物。
美春3兄妹第一次走出大山，跟着张中良途经云南昭通时，鞋子上还沾满了从深山里带出来的红色泥巴，蓬乱的头发上长满虱子，很久没换的衣服已经发硬了。
张中良领着他们去当地医院体检，医生一脸疑惑地盯着他看。“医生的表情很明显，你这样的身体，又是一个外乡人，凭什么帮助他们？如果你不帮助他们，那你就是人贩子。”医生偷偷拨打了110，警察赶来找到张中良，张中良拿出一张张身份证明和协议书，证明自己不是人贩子，3个孩子才被张中良带到了广州。
半年前，张中良和阿娥把家搬到广州东乡村的一幢3层农民房里。房子带一个小院落，房租比城区便宜了很多。张中良骑着一辆红色三轮电动小车穿行在乡间的小路上。沿途只有两三家生意冷清的小卖铺，从狭窄的巷子穿出就是张中良的家，面朝一整片绿色田野。张中良把这里取名为橄榄树之家。
“这里跟城里不一样，没有网吧，商场，没有太多诱惑，只有田野。”尽管条件艰苦，阿娥觉得这样孩子才不会想着逃跑出去。除了永信，张中良夫妇现在面对的这些孩子都是来自广西、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孤儿。张中良和阿娥打算等这批孩子稳定下来，再考虑加进流浪孩子。有过重庆的经验之后，他们觉得流浪孩子太不稳定，即使是永信，也没有完全定下来。
张中良和阿娥现在都没有工作，每天陪在这些孩子身边，“孩子太多了，只能有好的事情发生，不能发生任何坏事。”教会的爱心人士不时给他们送钱、旧电器和孩子的衣服，这些维持了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日常开支。不多，但也不缺乏。
早饭时间，负责全家一日三餐的大妈把前一天吃剩的米饭加一点玉米肠和胡萝卜丁炒在一起，因为分量不多，每个孩子只分到一小勺。大妈每天的工作就是变着花样给全家做饭，要能保证营养又省钱。家里实行分餐制，大人和孩子吃一样的饭菜，中午会有肉，晚餐基本就是一个素菜。
大妈是阿娥教会里的姐妹，广州工作，退休后特意过来帮阿娥，几个月来她都住在这，丈夫和女儿则住在广州家里。
阿娥和张中良在吃的问题上有分歧。阿娥觉得孩子喜欢吃，只要不浪费，就使劲给他们吃。张中良却坚持只要营养够，能省就省。他们还会为买10块钱还是20块钱的猪肉发生争执。
“家里只剩下100块钱，也就真的拿着100块钱吃了3天，”张中良说。有亲戚从青海过来看他们，发现张中良的手机太旧，塞给他几百块钱买新手机，被阿娥劝住了，“他想要新手机，我跟他说那么多新手机你再买也买不过来的，最后把钱省下来给家里用了”。
最近，阿娥觉得17岁的永信开始对女孩有感觉了，她才猛然发现跟着她最长时间的永信长成大男孩了。阿娥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永信讲青春期的事情。上早课时，阿娥当着大家的面对永信说，“以后再不能随便抱妹妹了，因为妹妹长大了。”
她也告诉年纪稍大的女孩，如果发现内裤上有血就告诉妈妈，妈妈会教给她们怎么办。
下课以后，阿娥单独跟永信谈了一次话。永信困惑地问阿娥，“有人说，男孩子眼睛明亮，女孩子耳朵灵，是不是这样？”阿娥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她告诉他爱就是“你喜欢一个女孩，娶她做妻子，你爱她，她也爱你”。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孩子的年龄层次复杂。永信是长子，今年17岁，最小的孩子才两岁。“有的孩子除了画画好，其他都不会，有的孩子9岁了还尿裤子……”
在正规教育到来之前，所有孩子接受的是张中良和阿娥的家庭教育。他们认为孩子们背景不同，目前还不适合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即使是家里的老大，永信也只读到了小学五年级。永信说自己就是不喜欢读书，剩下的时间他喜欢爬树摘果子吃，或是骑着单车在乡间溜达。
下午是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二楼房间里，有的孩子在认真地抄写汉字，有的在玩。但是一听说要讲故事，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他们特别喜欢听英语故事，只觉得英语很好听，尽管谁都听不懂。家里13岁的女孩也不清楚26个字母的正确发音，读到G的时候就停下来，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读了。
傍晚时分，孩子们在家门口的小路上玩耍，这条并不宽敞的乡间小路是他们最熟悉的“外面的世界”。天色渐渐暗下来，一盏橘色的路灯将这条小路从寂静的漆黑山野里剥了出来，他们在路灯底下跳绳、玩皮球，夏天到了，乡野里到处是蚊子。有车子经过的时候，孩子们马上在扬起的尘土里四散开去。
张中良和阿娥决定趁晚饭前去城郊的市场给孩子们买凉鞋，夏天到了，很多孩子还没有凉鞋穿。半个小时后，他们空手回来，“市场里的凉鞋都太贵了，要80块钱一双，我们打算再到村口的商店看看。”
在张中良和阿娥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孩子画的画，几乎每一幅上都写着“爸爸妈妈，我爱你”。这些画张中良每天都会看上几眼。再次翻看当年那些照片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似乎已经找不到那种不管不顾的热切的希望了，只剩下被疲倦包裹得很模糊的信念。永信说，“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还是个少女的样子，现在胖了好多。”
夜晚，乡间的空气变得更加凉快，房间里甚至不用吹电扇。10点，所有的孩子都在自己的蚊帐里睡着了。阿娥的脚步声还隐约落在楼梯间，她有点困，来不及清洗的脸上冒着油，笑容充满倦意，她突然有点记不清自己是哪一年当妈妈的。
她只记得，5年前的一个夜晚，她带着重庆那帮流浪孩子去看焰火晚会。因为南山半路堵车，她领着七八个孩子沿着山坡往下走，一路上到处是带刺的灌木，她张开双手搂过孩子。黑暗之中突然一个男孩脱口而出，喊了她一声“妈妈”，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喊起来。
那一年，阿娥29岁，她有点惊讶，慌忙应道，“哎，宝贝。”
一个12岁的孤儿走到阿娥面前对她说：“其实我很想叫你妈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叫。”
阿娥说，“你可以试试。”
终于，他胆怯地吐出了两个字“妈妈”，像刚学说话的婴儿那般不确定，微弱。
爱能走多远
结婚之前，阿娥预感自己会生一个儿子。这种感觉在嫁给张中良之后仍然存在，尽管她已经做好了没有夫妻生活、没有孩子的准备。
在老家时，有海外关系的亲戚总在给她介绍对象，她都不喜欢，她想要志同道合的男朋友，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恋爱。老家的朋友很多嫁到了国外，而村里人都知道阿娥嫁给了一个残疾人。她的父亲至今也没有想通，她为什么非嫁张中良不可。
在阿娥看来，爱情、婚姻和信仰都是一种使命，“我跟你谈恋爱，就是想着嫁给你”。阿娥的母亲并不介意张中良的残疾，她跟阿娥一样觉得这么做是对的——依照上帝的旨意嫁给一个男人。她也是基督徒。
阿娥觉得自己性格太强悍，不够温柔。“如果他的身体健全，他不会选择我。”阿娥很肯定地说。结婚以后，张中良还一直问阿娥，“你怎么都没有跟我撒娇？”
在琐碎的家庭生活里，阿娥渐渐发现了丈夫结婚前后明显的变化，她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以前我做什么都行，结婚以后他就开始挑剔我讲话太大声，他总说，为什么以前谈恋爱时你跟我讲话都不这么大声？”张中良对阿娥做事上的粗心也变得苛刻起来，“搓背的时候不注意把他弄痛了，他就有点生气地把我从澡堂里赶了出来，因为以前在家里，家里人都很照顾他，他妈妈都是把饭菜端到他面前的。”
对于婚姻生活，阿娥从来没有太高的期待，她从一开始就记住了医生的忠告，结婚有可能缩短张中良的生命。她觉得自己没什么要求，或者早就学会了克制。她含糊地一语带过，“就是那么回事”。
“我也问了自己好多遍，是不是真的爱我丈夫，他也问过我很多次是不是真的爱他。”每次丈夫出门，阿娥总要陪在身边，或者在家里为他祈祷，她觉得这应该就是爱了。“下大雨时，他一个人在外面，我在家里经常很担心他回不来了。”
而在张中良看来，爱就是“把我变得更像男人，把她变得更像女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们做一个榜样，告诉他们，相爱原来是这样的，婚姻原来是这样的。在他们看来，爱情和婚姻是一种选择，但一旦你做出了选择，你就必须坚守，这是遵守和上帝的约定。
两年半前，张中良和阿娥的孩子出生，并且如阿娥盼望的一样，是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
亲生儿子成了这个家庭里最小的人。“儿子年纪最小，所以大家都特别照顾他，哥哥姐姐们也会自觉让着他。”阿娥承认，儿子的降临给孩子之间原本平等的关系带来了微妙变化。
当家里有一样好东西吃的时候，年纪大的孩子会自然问一句：“这是给弟弟的吗？”这让阿娥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公平肯定是有的，但我在努力做到公正。”一旦在某些事情上偏袒自己的儿子，阿娥和张中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有种酸酸的味道。
张中良的亲戚来看他们，塞给阿娥一点钱，让她买点好吃的给亲生儿子。阿娥悄悄带儿子出去吃了一顿40块一斤的虾，回来后看见别的孩子，她感觉自己藏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难受了很久。“儿子喜欢吃虾，又需要营养，你说我该怎么办，但如果每个孩子都吃，根本吃不起……”
张中良自己跟亲戚一起吃了一顿170多块钱的晚饭，也觉得是他近来吃过的最踏实的一顿饭。“平时孩子们吃一块肉，你也跟着吃一块肉，但吃一块肉跟吃5块肉给人的踏实感，完全不一样。”
跟阿娥亲生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表现得更加明显：儿子吃了什么，她也会走上前要求；儿子坐到阿娥的左腿上，她立马会爬到阿娥的右腿上……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偷偷带一个孩子出去约会，通过这样来补偿给他们，心理才觉得平衡。有个男孩很少能吃到水果，我们就单独带他出去，一次让他把水果吃个够。”张中良说。
阿娥说自己也臭美，“谁不想自己的衣服又多又美”，但她告诉自己，只要有两套能穿出去见人的衣服就够了。尽管不怎么满意自己的头型和衣服，她仍然觉得身上那一套棉汗衫配布裤子的打扮“很适合妈妈的身份”。
阿娥和张中良曾经拿出吃两斤虾的钱，只为永信上一节钢琴课，因为他们觉得永信有天赋。上了一个多月，永信就能自己练习了。半年后，他自己学会了《云上太阳》。
现在，永信既不想去学校，也不想离开这个家。跟永信相比，其他孩子至今还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子，从他们来到这个家的那天起，他们的学校就是爸爸妈妈给他们建造起来的全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