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又与焦弱侯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又与焦弱侯
作品作者：李贽
作品体裁：散文
创作年代：明
作品出自：《焚书》[1]
作品原文
郑子玄者[1]，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2]，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3]，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4]：“我欲厉俗而风世[5]。”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6]，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7]，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8]，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9]，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10]，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11]。”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12]。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13]；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14]，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15]，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16]。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17]，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18]？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1]
作品注释
[1]郑子玄：与下句的丘长孺都是李贽在麻城时的朋友。
[2]颜：颜回，又名颜渊，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早亡。后世尊为复圣。曾：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传孔子之学，以授子思。后世尊为宗圣。思：子思。孔子之孙，名伋。受学于曾子，后世称为述圣。孟：孟轲，字子舆，子思的再传弟子，后世尊为亚圣。
[3]周：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洛阳人。并为理学奠基人。张：张载，字子原，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人称横渠先生，北宋理学家，其学派称“关学”。朱：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山西）人。他把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人称“程朱学派”。
[4]哓哓（xiāo）然：争辩不休的样子。
[5]厉：同“励”。风：教化，感化。
[6]黄生：其名及生平未详。
[7]京师：这里指明代京都北京。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西。抽丰：指找关系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也作“秋风”或“打秋风”。
[8]九江：今江西九江市。
[9]麻城：今湖北麻城，时李贽在此讲学。
[10]嵩少：河南嵩山的别称。嵩山西为少室，故称“嵩少”。
[11]卒卒：同“猝猝”，仓猝。
[12]林汝宁：指汝宁林知府。汝宁府，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13]嗛：字或当作“赚”，欺骗。下同。
[14]山人：指隐士。
[15]良知：孟子用以指天赋的道德观念。《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后来王守仁据以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的修养方法。
[16]穿窬（yú）：《论语·阳货》：“其犹穿窬之盗也与！”穿，穿壁；窬，同“逾”，越墙。
[17]赀：同“资”，财物。
[18]释迦：释迦牟尼，佛教的始祖。这里指佛教。[1]
作品译文
郑子玄，是常与丘长孺父子论诗作文的朋友。文采虽然不如他们父子，但性格质朴诚实，有羞耻之心，不肯借讲学以宣扬道学，这很可喜，所以我喜欢他。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不曾亲眼见过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只见到如今讲周、程、张、朱道学思想的人，以为周、程、张、朱等人确实就是这样了，所以以讲道学为羞耻而不肯讲。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假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肯讲，是以为周、程、张、朱等人只不过是和现在的道学家一样，那么如今那些讲周、程、张、朱学说的人也就该杀了。郑子玄以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心里想的是升官发财；等得到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自鸣得意地谈仁义、讲道德；而且还要装腔作势地对人说：“我要纠正世俗、感化世人。”他认为败坏社会风俗的，没有比讲周、程、张、朱的道学更严重的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肯讲道学。那么不讲也就算不上是过错了。 
有一个姓黄的读书人经过这里，听说他是从京师到长芦去“打秋风”的，又跟长芦的长官到别处去上任。到了九江，遇见一个地位更高的人，他就弃旧从新，随新主人转道往北，顶着大风冒着严寒，也不顾年老有生命危险。已经到了麻城，来见我说道：“我准备去游览嵩山和少林寺，那位显者也想去游嵩山和少林寺，拉我同行，所以到了这里。可是显者还在城内等我，我势必不能在您这里宿夜了。回来的时候一定还要经过这里，到那时就可以多相聚几天再作别。现在太匆促了，实在舍不得离开您。”他的话是这样，他心里又是怎样想的，我料想他内心实在是为了宁汝林知府那里有一笔钱财舍不得放弃罢了。只是宁汝林知府从前曾三次赴任，他没有一任不跟随前去的，去了一定满载而归，这一次感到还没有满足，就象饿狗惦记着隔夜没吃完的狗屎一样，却竟敢欺骗我说是为了去游嵩山和少林寺。他以游嵩山和少林寺来掩盖自己随宁汝林知府去打秋风的行为而欺骗我；又唯恐宁汝林知府怀疑他是为了再来找自己，就又以舍不得李卓老，应当再来拜访李卓老为借口，以欺骗汝宁林知府：真是名利双收，处事和品行也都十分周到了。我与宁汝林知府几乎都中了他的圈套而不醒悟啊，这能说他不狡诈，现在的道学家，和他有什么两样！ 
由此看来，现在的所谓圣人，恐怕与现在的所谓山人是一路货，只不过有幸运与不幸运的差别罢了。有幸而能写诗，就自称为山人；不幸运而写不了诗，就辞却山人之名而以圣人自称。有幸而能讲良知，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运而讲不了良知，就推托圣人之名而以山人自呼。辛苦辗转、翻来覆去，为的是欺骗世人、获取私利。名为山人而心里却和商人一样只想要钱，口里大谈道德而目的却在逾墙偷盗。自称山人而心思和商人一样，已经很可鄙了，反而还要掩盖打秋风的本意而故意表示是为了游嵩山和少林寺，以为别人是可以随便被欺骗的，这就更加可鄙了。现在的讲道德、性命的人，都是所谓游嵩山和少林寺的人；现在的患得患失，志在求取高官厚禄、上等田园宅第、风水宝地，打算留给子孙受用的人，都是象黄生那样托名于宁汝林知府，而装作舍不得李卓老的人啊。既然这样，郑子玄的不肯讲学，恐怕实在不值得奇怪了。 
况且商人又有什么可鄙的，他们身携数万资财，经历风涛危险，受尽关卡吏员的欺侮，忍耐着集市交易时人们的辱骂，经历了万般辛苦，所携的资财很多，所得的收入甚微。但是必须结交上公卿大夫，然后才能获得盈利而避开祸害，怎么能象山人那样昂首而坐在公卿大夫的座上，现在的所谓山人，称他们为商人，其实却身无分文作为资本；叫他们是山人，却又非公卿大夫之门不进，所以就令人可贱了。话虽然这么说，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而披着佛教的袈衣来欺骗世人而获取虚名，有的话请对我加以惩罚，我决不包庇自己的短处。即使如此，至于那些患得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的事，我是绝对没有的。[1]
作品赏析
该文选自《焚书》卷二。这是与友人焦竑的另一封信。文章通过郑子玄耻讲道学，与黄生的为“名利两得，身行俱全”的趋附权门的假道学作了鲜明的对比，尖锐地揭发了自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理学家，他们到处欺世盗名，所谓“圣人”、“山人”者，都是一路货色，都是展转反覆的“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欺世获利之徒。文章笔锋犀利，揭发有力。[1]
作者简介
李贽 （1527年十月廿六－1602年三月十六），明朝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回族，六世祖母系为波斯女子，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  李贽[2]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是明朝颇有影响力的儒学大师，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万历九年（1581年），李贽从云南辞职回加到湖北黄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写一些读史的文章，并教授耿家子弟。万历十二年耿定云世，他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龙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收入《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及与道学家耿定向反复论辩而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6卷。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