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鲜卑姓
鲜卑族由来
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用以辨别汉族士人和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以恢复门阀制度。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亲自拟定条制，规定鲜卑元姓门望最高，鲜卑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同汉族头等门阀崔、卢、郑、王四大姓门第相当，不得授以卑官。孝文帝还选择中原大姓女子作后宫，并分别为五个皇弟聘中原大姓女子为王妃，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高门，鲜卑、汉族互为姻亲。孝文帝通过门阀制度的确立和各族的联姻，使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得以进一步融合。
历史变革
历史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则以家 与谥，  官有世功，则有宦族，邑亦如之。姓则表其所由生， 氏则记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于或自所居，或以国号，或用官爵，或用事物，虽缘时不同，俱其义矣。魏氏本居朔 壤，地远俗殊，赐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长勺、尾氏、终 葵之属也。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 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 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兴衰 存灭，间有之矣，今举其可知者。变革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 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 次兄为拓跋氏，后改为长孙氏。 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 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 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 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 七族之兴，自此始也。 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 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 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 非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 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 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 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 贺赖氏，后改为贺氏。 独孤氏，后改为刘氏。 贺楼氏，后改为楼氏。 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 是连氏，后改为连氏。 仆兰氏，后改为仆氏。 若干氏，后改为苟氏。 拔列氏，后改为梁氏。 拨略氏，后改变为略氏。 若口引氏，后改为寇氏。 叱罗氏，后改为罗氏。 普陋茹氏，后改为茹氏。 贺葛氏，后改为葛氏。 是贲氏，后改为封氏。 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 可地延氏，后改为延氏。 阿鹿桓氏，后改为鹿氏。 他骆拔氏，后改为骆氏。 薄奚氏，后改为薄氏。 乌丸氏，后改为桓氏。 素和氏，后改为和氏。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 胡古口引氏，后改为侯氏。 贺若氏，依旧贺若氏。 谷浑氏，后改为浑氏。 匹娄氏，后改为娄氏。 俟力伐氏，后改为鲍氏。 吐伏卢氏，后改为卢氏。 牒云氏，后改为云氏。 是云氏，后改为是氏。 叱利氏，后改为利氏。 副吕氏，后改为副氏。 那氏，依旧那氏。 如罗氏，后改为如氏。 乞扶氏，后改为扶氏。 阿单氏，后改为单氏。 俟几氏，后改为几氏。 贺儿氏，后改为儿氏。 吐奚氏，后改为古氏。 出连氏，后改为毕氏。 庾氏，依旧庾氏。 贺拔氏，后改为何氏。 叱吕氏，后改为吕氏。 莫那娄氏，后改为莫氏。 奚斗卢氏，后改为索卢氏。 莫芦氏，后改为芦氏。 出大汗氏，后改为韩氏。 没路真氏，后改为路氏。 扈地于氏，后改为扈氏。 莫舆氏，后改为舆氏。 纥干氏，后改为干氏。 俟伏斤氏，后改为伏氏。 是楼氏，后改为高氏。 尸突氏，后改为屈氏。 沓卢氏，后改为沓氏。 嗢石兰氏，后改为石氏。 解枇氏，后改为解氏。 奇斤氏，后改为奇氏。 须卜氏，后改为卜氏。 丘林氏，后改为林氏。 大莫干氏，后改为合氏。尔绵氏，后改为绵氏。 盖楼氏，后改为盖氏。 素黎氏，后改为黎氏。 渴单氏，后改为单氏。 壹斗眷氏，后改为明氏。 叱门氏，后改为门氏。 宿六斤氏，后改为宿氏。 馥邗氏，后改为邗氏。 土难氏，后改为山氏。 屋引氏，后改为房氏。 树洛于氏，后改为树氏。 乙弗氏，后改为乙氏。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 有传。 南方有茂眷氏，后改为茂氏。 宥连氏，后改为云氏。 次南有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 侯莫陈氏，后改为陈氏。 库狄氏，后改为狄氏。 太洛稽氏，后改为稽氏。 柯拔氏，后改为柯氏。 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 步鹿根氏，后改为步氏。 破多罗氏，后改为潘氏。 叱干氏，后改为薛氏。 俟奴氏，后改为俟氏。 辗迟氏，后改为展氏。 费连氏，后改为费氏。 其连氏，后改为綦氏。 去斤氏，后改为艾氏。 渴侯氏，后改为缑氏。 叱卢氏，后改为祝氏。 和稽氏，后改为缓氏。 冤赖氏，后改为就氏。 嗢盆氏，后改为温氏。 达勃氏，后改为褒氏。 独孤浑氏，后改为杜氏。 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而尉迟已下不及贺兰诸部氏。 北方贺兰，后改为贺氏。 郁都甄氏，后改为甄氏。 纥奚氏，后改为嵇氏。 越勒氏，后改为越氏。 叱奴氏，后改为狼氏。 渴烛浑氏，后改为味氏。 库褥官氏，后改为库氏。 乌洛兰氏，后为兰氏。 一那蒌氏，后改为蒌氏。 羽弗氏，后改为羽氏。 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历史意义
拓跋珪曾令“国”（指八国）立大师、小师，以辨宗党，品举人才。可是拓跋珪没有定姓、族，所以孝
  文帝在太和十九年“制定姓族”的诏文中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魏书，官氏志》）。定姓、族是拓跋贵族的长期要求，孝文帝定姓、族正是适应他们的要求。
孝文帝“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秀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薄帐，送门下以闻。于是升降区别矣。”（同上）所谓“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是说“升降区别”务必符合皇姓以来代人功劳的大小。而这种区别，是为了品举人才。一姓本来就是一族，在定姓族中，孝文帝虽然将姓与族分开，根据皇始以来代人官品高下，规定何者为姓，何者为族，但实际上只是“详定北人姓”的高下区别。而所谓北人姓，即《官氏志》中所载一百二十姓。改姓在定姓族的次年（太和二十年）。
以勋臣八姓穆（丘穆陵）、陆（步六孤）、贺（贺赖、贺兰）、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万忸于）、嵇（纥奚）、尉（尉迟）为例，孝文帝说此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按唐时柳芳说过：“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孝文帝所谓此八姓致仕，“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即应做吏部正员郎以上的官吏。定出姓族，“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这就是孝文帝的目的。
与定姓族，改姓氏同时，孝文帝曾下令“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聘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所以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即勋臣八姓）及清修之门”，而元禧却“取任城王隶户为之”。（《魏书》卷二十一上《咸阳王禧传》）
韩显宗云：“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魏书》卷六十本传）这话表明孝文帝完成了拓跋族在婚、宦两个方面的变革。韩显宗不识北方人物，因此不懂得孝文帝举士，校其一婚一宦的意义。倒是祖李真“多识北方人物”，他看到公孙叡、公孙邃同堂兄弟二人，“叡为封氏之生（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绝”，每每说“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
集，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附《同始弟同庆传》）元禧与隶户为婚，把自己降同北方人物看不起的庶人了。孝文帝为拓跋贵族制定婚、宦原则，举士较其一婚一宦，正是要使拓跋贵族同北方汉族人士，在阶级上结合起来。一旦汉化成功，这些贵族也就转化成了北方新的第一流的士族。音韵学家陆法言不就是这种人物么？
下引《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条，中原士族杨元慎和梁朝名将陈庆之的话，作为孝文帝光宅中原，移风易俗成果的总括。
杨元慎说：“我魏膺籙受图，定鼎嵩洛，……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
陈庆之说：“自晋宋之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北人安可不重？”
鲜卑民族
  鲜卑族，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先世是商代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从大兴安岭一带南迁至西刺木伦河流域。曾归附东汉。匈奴西迁後尽有其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10多万户均并入鲜卑，势力逐渐强盛。西元2世纪中叶首领檀石槐被鲜卑各部推为“大人”，建立包括宇文、慕容、拓跋、段、乞伏等部的军事联盟，分东、中、西三部，各部均置大人统领。东汉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
鲜卑以游牧为生，善骑射，所制“角端弓”为古代有名的武器。檀石槐死後鲜卑部落联盟解体。十六国时期鲜卑的慕容、乞伏、宇文、拓跋等部都曾建立政权。特别是拓跋部於5世纪中建立北魏王朝，统治北部中国达140余年，并竭力促使鲜卑人汉化。内迁的鲜卑人则逐渐转向农业并与汉族融合。
关于鲜卑的起源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东汉人应奉上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东汉服虔则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又云：“山戎，盖今鲜卑。”胡广亦云：“鲜卑，东胡别种。”晋代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均说明，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东胡部落联盟（或民族）被匈奴击破后，鲜卑从中分离出来。
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官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民族来历鲜卑族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族源属东胡部落，兴起于大兴安岭山脉。
部族与政权兴衰：鲜卑是与乌桓同时兴起的东胡另支。东汉初年，活动于今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鲜卑仍为匈奴役属。随着北匈奴势力衰耗，鲜卑开始边年出兵攻击北匈奴。公元85年，鲜卑与南匈奴、西零及西域各族共击北匈奴，迫使其中逃循。公元87年，鲜卑再次大败北匈奴，斩杀优留单于。公元91年，东汉政府和南匈奴对北匈奴进行了致命打击，北匈奴西迁。鲜卑趁势占据了漠北地区，留在漠北的匈奴十余万落并入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民族中涌现出一位勇健而有智略的首领——檀石槐。鲜卑在檀石槐带领下大断壮大，统一了鲜卑诸部，建牙帐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仇水（今东洋河）。随后，檀石槐率部北拒丁零，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南扰汉边、尽据匈奴故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联盟。但联盟随檀石槐的死而瓦解，继起的是不断强大的拓跋鲜卑。族称族源鲜卑”作为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约始见于东汉。鲜卑一名，有学者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史记·匈奴传·索隐》引张晏言指出：“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瑞祥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知春秋战国时，东胡已有鲜卑之名，东汉以前复以鲜卑名山或名族。另有学者认为此带钩名与作为民族实体的鲜卑不能混为一谈。另外，有的学者还认为鲜卑族称系由其部落酋长之名转化而来。鲜卑为满语Sabi（意即吉祥）的译音，原为此部落酋长，后以其名为族称。
关于鲜卑的起源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东汉人应奉上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东汉服虔则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又云：“山戎，盖今鲜卑。”胡广亦云：“鲜卑，东胡别种。”晋代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均说明，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东胡部落联盟（或民族）被匈奴击破后，鲜卑从中分离出来。那末，鲜卑在加入东胡部落联盟前，又从何族发展来的呢？或谓鲜卑先世似与九夷中的白夷有关，属于东夷北支系统。从拓跋鲜卑称东部鲜卑为白部，氐人称慕容鲜卑为白虏，均可印证此点。《晋书·慕容廆载记》提到慕容氏的祖先“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指出：“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乏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都说明东部鲜卑是北夷（或东夷、东北夷）的一支，很可能是《竹书纪年》所记九夷中的白夷，留下了尚白的习俗，故被沿称为白部或白虏。但据东汉服虔云，“山戎，盖今鲜卑”，说明鲜卑由东胡上溯，其先当为山戎，而后融合于东胡。《逸周书·王会篇》云：“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山戎亦称北戎、无终、代戎，戎人的一支，春秋初曾分布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至河北省玉田县西北无终山一带。主要在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三者交插地。山戎与东胡相邻，《史记·匈奴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未提及东胡，也许山戎为东胡之先，系鲜卑源流之一。春秋时，齐桓公曾北伐山戎。东胡、山戎时期，鲜卑之称当已存在，只是东胡强盛，与燕、匈奴争锋而声誉大著，其余诸部名号不显而已。也许在东胡联盟集团内部，仍以各自名号相称，亦未可知。战国前后，东胡势盛，山戎可能去名号而入于东胡部落联盟。东胡是一个包括许多不同族属和名号的大小部落的联盟（一说为民族）。秦汉间，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民人”当指东胡王所在本部，而非后来的乌桓和鲜卑，故称鲜卑为东胡之别种或余支。由于鲜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部落集团，族源也出现多元现象。从上述可知，最初的鲜卑部落可能是源于山戎和东夷北支的白夷等。根据各部落发源地区和同其它部落融合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后又在两者基础上演化出西部鲜卑。东部鲜卑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鲜卑山，即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亦即辽东塞外之鲜卑山，大兴安岭东侧的浅山区和广漠草原地带，与其西南面的阿鲁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北140里之乌桓山遥遥相应。北部鲜卑在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
鲜卑分布在乌桓之北，两者均受匈奴役属，与汉朝保持时战时和关系。随着乌桓的南迁，鲜卑也不断南移填补其故地。公元前121（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19（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等五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人随之向西南迁至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先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即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东汉初，乌桓由五郡塞外南迁，鲜卑则南迁至五郡塞外。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北匈奴为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西徙，进至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10余万落匈奴余众，亦自号鲜卑，于是鲜卑诸部崛起于我国北方。文化遗迹北魏在佛教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大和尚通过开凿石窟、改革僧官制度、新设寺户和撰译佛教典籍等实践活动，不仅实现了他“弘教护法”的愿望，而且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寺院及僧侣受到冲击，许多僧人被杀，有的被迫还俗。北魏兴安元年（452），文成帝即位，他将太武帝灭佛的一切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恢复发展佛教的措施以便复兴佛法，昙曜奉诏进京协助文成帝制定具体措施。　当时“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现存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便是在昙曜主持下开凿的，通常称为“昙曜五窟”。在北魏立国之前，鲜卑族的祖先就曾有凿石为庙的风俗习惯，“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文成帝为扩大王权影响，令臣民万世景仰膜拜，特别命令昙曜在雕凿佛像时，都要模仿鲜卑族的历代帝王画石像。故此，大规模地开凿云冈石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帝王画石像，凿成的昙曜五窟从16口20窟依次代表的是神元皇帝、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和文成帝以后未来世的拓跋诸帝。管理寺院的僧官体制，从佛教初传时期的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建立。从东汉到魏晋十六国只是僧官制度的初步萌芽时期。
直到北魏立国之后，僧官制度才正式创立。设立了专门掌管佛教事务的机构——昭玄寺，负责全权管理整个国家的佛教事务，从而使昭玄寺取代以前掌管僧尼事务的鸿胪寺的职能，具有独立享有掌管佛教事务的权力，提高了寺院的自主自决和自我管理的权力。昭玄寺的设立是北魏佛教寺院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使得北魏的僧众事务管理机构形成了一个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完善的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