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江师范学堂
学校简介
三江师范学堂是清末实施新教育后规模最大、设计最新的一所师范学堂。[1]校址设在南京北极阁以南，1902年筹三江师范学堂(2张)办，1904年正式开学，1906年易名两江师范学堂，教育家、书法家李瑞清出任监督（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学校规模迅速扩大，优良校风开始形成，进而发展为东南第一学府。[2]学堂自1902年筹建，1912年因战乱停办，历时近10年，毕业学生约2000人，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如著名科学家周仁，国学大师胡小石、陈中凡，国画大师张大千等。[2]（图册图片资料来源[3-4]）
历史沿革
三江师范学堂（1902-1906）、两江师范学堂（1906-1911）、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1921）、国立东南大学（1921-1927）、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7）、国立江苏大学（1927）、国立中央大学（1928-1949）、国立南京大学（1949）、南京大学（1950-）。三江师范学堂后续历史沿革(2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调整出工学、农学、教育学等院系（分别组建了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学校），主体与金陵大学合并为新南京大学。[5]根据《南京、金陵两大学合并、调整工作进行办法》，三江师范学堂（中央大学前身学校）的历史档案划归（新）南京大学。[6]
办学历史
肇始“三江”(1902)19世纪末，清王朝闭关锁国，积弱积贫，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轰开“天朝大国”之门，同时也轰醒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变革自强的意识。“御外侮而欲求强，为求强而欲变革”的呼声日高，“废科举，兴学校”，不拘一格育人才，更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举措。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便在这举国上下求强思变的潮流中应运而生。[7]
1901年，清廷迫于内外形势，下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翌年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等七级，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系统的教育制度。[7]
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盛宣怀等结成“东南互保”联盟，1901年7月，他和张之洞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史家认为，“变法三疏”实际上是“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8]
1902年5月8日，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江苏学者、名流商议兴办学堂事宜，达成共识：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绌，而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刘坤一在当日给张之洞的信中通报了此次商讨的经过，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4]
1902年5月15日，刘坤一会同江苏巡抚，江苏学政上奏《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5月30日，他再上《筹办学堂情形折》，呈请在原设水师学堂、陆路学堂及格致书院外，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学堂。即：将江南文正书院改为小学堂，钟山书院改设中学堂，“均就原址酌量增茸”；省会高等学堂“课专门之学”，“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因而“聘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教习”（注：缪荃孙是被聘为江宁高等学堂的“总教习”，而非师范学堂的“总教习”。[1]），“设法筹款择地建造，尼材鸠工，接续举办”。奏折陈述了办学须循序渐进、需注重课本与师资的主张，并云：“现已另设师范学堂，选中学淹通、人品端正者，授以算法、绘图等事，学成给以文凭，使为小学堂教习。”[4]
刘坤一病逝后，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力主“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他还开具了办学的具体计划，在总督府下设立两江学务处，筹划并管理办学事宜。同时委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率员赴日本考察教育，随后又聘请缪荃孙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负责筹建三江师范学堂。[7]　
学校取名“三江”的缘由，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南京当时为两江总督驻节之地，两江总督所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均处长江中下游，也即古代所指“扬州”地区。因而“三江”即寓“东南”之意，取名三江师范学堂，既不失古风，又与两江总督管辖之地有所照应。（相传大禹治水，分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而“东南曰扬州”；《书·禹贡》“扬州”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周礼·职方》“扬州”也云：“其川三江。”大概是指东南之地河川纵横、水网交错之意。）[4]
另一种意见认为，安徽在历史上曾属江南省，“三江”即指“江苏”（或“江宁”）、“江南”、“江西”三省之简称。《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就“正名”曰：“本学堂名三江师范学堂，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公学。”也许这正是“三江”之名的由来。[4]　学堂筹办（1903）1902年11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九日）至1903年3月20日（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张之洞奉召再次署理两江。三江师范学堂的创立，是他为期不到四个半月的二次署理两江期间最大的政绩。[4]
（1） 着手筹建三江。张之洞于1902年11月5日抵江宁，以钟山书院为行馆；“初九日接署两江总督篆务”。在其《到两江署任谢恩折》中，张之洞即阐明了“新政多端，以造就文武人材为急”的考虑。[4]
（2） 设立两江学务处。为了更好地推行兴学事务，尤其是加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张之洞在1902年12月奏请设立两江学务处，“专督全省学校事宜”。学务处总办为江安督量道胡砚荪观察，而以银元局志仲鲁观察、陆师学堂俞恪士观察为副总办。张之洞委派江宁银元局官员为学务处副总办，意在从银元局筹集款项支持创办三江。[4]
（3） 奏请创建三江。1903年2月5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张之洞  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张之洞[3]的《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开宗明义，重申了“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的观点，强调兴办教育，必须“扼要探源”，把握先后次序。“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奏折详尽而又具体地阐述了创设三江师范学堂的理由、意义、章程学制、生员定额、师资来源及构成、办学经费及筹措渠道等等。[4]
（4） 专调湖北师范学堂长胡钧来宁参与筹建。两湖书院毕业生胡钧曾奉张之洞之命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师范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张之洞调胡参加三江师范学堂的筹建，要他仿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绘图式，详定章程，总期学制悉臻完备合法”。[4]
（5）派遣缪荃孙等赴日考察。1902年底张之洞即命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八人赴日考察教育。缪荃孙等为考察作了许多准备，1903年2月方才出发，4月11日奉新任总督魏光焘电召回到江宁。此次考察，主要是为了汲取日本师范教育成功经验而用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建设发展。考察回国后不久，缪荃孙即被委任为三江总稽查，徐乃昌1905年任三江总办，而柳诒徵则在1903年6月被录用为三江的教习。[4]
（6） 聘请日本教习。张之洞主张师法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日本教育体制和理念。他不仅倡导留学东瀛，而且直接取才于异域，从日本聘请教习或顾问。他自1898年初即与日本东亚同文会建立了联系，先后聘请了24名日本教习和顾问到湖北各学堂任教。1903年1月18日（即奏设三江师范学堂之前18天），张之洞致函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薍及副会长长冈护美，云：“金陵现拟设三江师范学堂”，“拟聘贵国师范教员12人”，其中一人担任“教头”，其余受其调度。张之洞请近卫等代为物色性情恳勤、品行端正且具有教育经验和历练者，要求“正月半到金陵”，以便与中国教习“彼此互换知识”。经过函电往来，近卫派遣当时正在上海的同文会干事长根津一赶赴南京，与张之洞“就三江师范学堂招聘教习之事，详细研究”，并与张之洞所委派的代表俞明震（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兼学务处）、杨觐圭（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和刘世珩（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三人，于1903年2月26日达成《三江师范学堂拟聘日本教习约章》。协议共十二款，分别规定了聘请日本教习的数量、聘期、所任科目、课时、薪水、川资、诊疗费用等事项。[3]
（7） 延揽中国教习。张之洞出示晓谕，要求两江所辖诸省官绅保荐“举、贡、廪、增出身”中的学行兼优之士，通过分门命题考试，录取50名，与所聘日本教习“互相教益一年”，再分别教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体操各科。原计划农历正月二十日取齐，但由于安徽、江西等地得信已迟，未及保送，因而延缓至二月初六，张之洞本拟 “亲临贡院考试”，后因要事难以分身，请江宁藩台李芗桓等代为主考。初十日复试，十八日揭晓。在应试的370人中，仅录取崇朴、程麟等20名。张之洞认为“考试仅凭文字，尚难知其品质”。因而要求两江学务处官员在1903年3月18日（二月二十日）对通过复试者进行面试，“觇其言论，逐名加以考语，详候核夺去留”。即便两天之后就要交接离任，仍然毫不马虎，足见张之洞对遴选三江师范学堂教习的重视和严格。[4]
（8） 借江宁府署先行开办。张之洞在其《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曾云：“学堂未造成以前，暂借公所地方”1903年3月，三江师范学堂在江宁府署开办[1]，张之洞参加了开办仪式  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仪式 合影[3]并与相关人员合影。（右图：这张由南京师范学院段熙仲教授提供、《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于1982年首次公开的照片，是可见的有关三江师范学堂的最早的照片，弥足珍贵。[3]）
1903年3月20日，张之洞“卸署两江督篆”，并于21日“启程赴鄂，由汉口取道北上”。[4]学堂开学(1903—1905)张之洞与魏光焘在1903年3月20日交接关防印信、王命旗牌。前后两任总督随后即与有关官员合影留念，其中包括两江学务处和三江师范学堂的官员。六天以后，魏光焘“天甫黎明”即赴下江考棚参加尊经校士馆的甄别考试。但由于魏光焘“须临三江师范学堂履勘，以故出题后即命驾回辕”。魏光焘第一次视察三江。[4]
（1） 续聘教习。三江首次招聘中国教习仅录取20名，未能足额，因而魏光焘命两江学务处发出晓谕，嘱各司道府州再次保荐，四月底齐集江宁，“特再行考试一次，以广搜罗而昭公允”。共进行了三次续考，计录取雷恒等50人，加上张之洞任内录取的20名，共有70名。[4]
（2） 委任汉文总教习。三江的“汉文总教习”原拟聘请通州举人范肯堂，因为范另有他就，因此魏光焘改聘湖南进士翰林吴獬，由两江学务处下札委充。[4]
（3） 择日开学，中日教习“互换知识”。1903年6月，三江所聘菊池谦二郎等11名日本教习均已到宁。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便在6月19日召集“洋汉文教习会议”。除明确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各自承担课程外，还确定中日教习彼此以“学友”称呼。1903年6月25日，三江师范学堂开学。由于本年度尚未招收学生，因而所谓“开学”，即“华洋教习”互相教练、互换知识。即日本教习在中国教习指导下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及经学；中国教习向日本教习学习日语及理化、图画等等。其目的如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所云：“俟一年之后，学堂造成，中国教习于东文、东语、理化、图画等学通知大略，东语教习亦能参用华语以教授诸生，于问答无虞扦格。”此时再招考师范生入学，则教学时可以不一定借助翻译，传文达意避免误会，又能节省时间。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富创意的设想，但由于语言的阻隔，中日教习为期一年的“互换知识”并未达到预想效果。[4]
（4） 建堂工程基本竣工。三江学堂堂址，经张之洞选定在北极阁前，建筑规划由湖北师范学堂长胡钧参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蓝图而定。自1903年6月19日起“鸠工建造”，工程监督为知县查宗仁。在魏光焘的督促下，工程进展顺利。至1904年1月，即已造好“洋楼五所”，“局面极其宏敞”。而1904年日本东亚同文会也有报告说，三江师范学堂计划兴建的“五百四十室大校舍及职员住宅，已完成一半，来年二月即可竣工”。1904年8月间，魏光焘派员查勘三江建堂工程，发现工程监督查宗仁有疏忽之责，立即采取补救措施。1904年9、10月间，工程全部竣工。三江的中日教习均迁移至北极阁下新堂址。而魏光焘也在此前后奉调闽浙总督。三江浩繁、宏大的建堂工程，是在魏光焘任内开工并基本完成的。[4]
（5） 制订《三江师范学堂章程》。1904年5月13日至7月7日（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五次晋见两江总督魏光焘。如此频繁的晋见，应与制订《三江师范学堂章程》及相关事务有关[1]。这个章程由胡钧负责草拟。章程 “照奏定优级师范并附初级师范章程办理”，凡十五章，分别规定了“立学总义”、“考试规则”、“学科课程”、“各员职务”，有关讲堂、斋舍、操场以及礼仪、赏罚、放假、毕业服务等“条规”和“学堂禁令”。[4]
（6） 正式招生开学。1904年7月，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通知两江所辖各府州县，三江师范学堂将在9月15、16两天举行招生考试。由于如期前来应试者人数有限，仅录取120人。10月又举行一次招考，录取180人，共计300人。所取学生分为三年制初级本科32人，二年制速成科187人，一年制速成科81人，四年制高等师范本科生172人，“备各中学堂教员之选”。学科设有理化科（后改称理化数学部）、博物科（后改称博物农学部）、历史舆地科（后改称国文史地部），讲授史地、文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农学、教育学等课程。11月26日（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日），学生正式入学上课。[4]
三江师范学堂从1902年开始酝酿、筹备；1903年3月开办，着手聘请师资、建造学堂；1903年6月19日开学，由中日教习“互换知识”一年；至1904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学，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创建工作。这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堪与京师大学堂比美”（日本东亚同文会报告语），也是“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4]更名“两江”(1906)三江招生入学之后，学生由于学堂之名、学堂用人和经费分摊等问题发生省界纠纷。江苏籍的士绅如张謇等人也有强烈反弹。他们提议应对三江师范学堂“正名”，理由是自雍正元年起，两江总督就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在两江总督驻节之地开办的师范学堂，应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它不言而喻为三省公学，无须以“三江”为名。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两江总督周馥亦认为学堂名为“三江”似乎意义含糊不明，遂自1906年5月易“三江”为“两江”，并根据《奏定学堂章程》条例，定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
更名“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不仅是学堂名称的变更，而且也伴随着学制的变革和课程内涵的提升，学堂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5张)组织架构和人事也有新的明显的变化。[4]武昌起义后，两江师范学堂因战事停办，1914年由江苏省续办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巡按使公署饬第二四〇六号：“苏省原有两江师范学校，前因军兴中辍，现在大局已定，亟应由省续行开办，以储师资。”[3]）（图册图片资料来源[1][9]）
创始者
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者，是1902年前后相继担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和魏光焘。[4]　刘坤一倡议“应从师范学堂入手”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1874年他曾署理两江，次年擢两广总督。1879－1881，1890-刘坤一(3张)1902，刘坤一两度出任两江总督。除了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奉旨北上指挥对日战争，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一年多外，刘坤一前后驻节江宁十多年，最后病逝于两江任上。[4]
刘坤一的历史功绩是明确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尽管由于当年10月即不幸病逝，刘坤一的这一设想未能进一步细化，然而他的倡议仍然产生了影响。他的接任者张之洞等循着这一思路精心设计，筚路蓝缕，终于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4]（图册图片资料来源[10-11]）张之洞三江创建的运筹设计者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早年攻读经史，1863年（同治二年）荣登“探花”，任翰林院编修。他曾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的考官或学政。在出任山西巡抚和署理两广总督时，张之洞就力主兴学育才。1889年（光绪十五年）调补湖广总督，直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赴京入参军机，除了曾经两度短暂署理两江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清末咸同以降，政治、外交、思想、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张之洞置身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多重角色：他既是“洋务运动”后期的“扛鼎者”，又是清末“新政”的“领军人物”，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了数代学人（历史学家陈寅恪在30年代曾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张之洞也堪称“开先河”者。[4]张之洞(2张)
张之洞在举办洋务、接触新学的过程中，对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余年并日趋僵化、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洞察其弊，逐渐形成了变革甚至废止科举、广兴新式学堂的认识。他在《劝学篇》中提出并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这一新旧杂糅、中西参酌的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对于建立一种完备而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进行了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总体性的筹划，并最终形诸章程法规，参与制订了《学务纲要》和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实施的教育体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张之洞曾被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功不可没。[4]
张之洞署理两江百余天间，对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全力以赴，运筹帷幄，规划设计，倾注了满腔热情，确定了几乎所有的方针大计和具体细则。因此，在张之洞离任之后，三江的建造工程和办学进程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均以张之洞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创始人。1906～1909年出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他关于两江师范的所有奏折中，均冠以“两江师范学堂经前督臣张之洞创办”之语。李瑞清在《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也说：“南皮张相国于江南建两江师范学校。中国师范学校之立，以两江为最早。”[4]（图册图片资料来源[10][12]）魏光焘三江开办的组织实施者
魏光焘（1837～1916），湖南邵阳人，字午庄，魏源族孙。早年曾先后在曾国荃、左宗棠麾下从军，多有魏光焘(3张)战功。光绪七年晋甘肃按察使，旋升甘肃布政使，调补新疆布政使。甲午战争中奉旨带兵北上山海关，立有战功，战后调任江西布政使，不久即升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
魏光焘对于三江建设的重要贡献，包括组织实施三江开办、切实保证了三江开办的巨额费用等。魏光焘本人在他晚年所撰《湖山老人述略》中，将“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堂”列在他两江任上德政要务之首。[4]（图册图片资料来源[10][13]）
学制设置
清初教育沿袭明制，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地方设立府、州、县学，开办科举考试网罗任官人才。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暴露清朝之积弱以及军事外交上之囿境，至此，有识之士鉴于国势日蹙而纷思富国强兵之道，清廷先后开办一批外语学校与军事学校，此为中国近代教育之滥觞。[14]
1894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如山倒，震惊朝野。当此之际，清廷有感于民族存亡之危已迫在眉睫，教育改革与人才培育顿时成为变法维新的重要议题。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大学堂"，以推行新式教育；及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朝廷兴办师范学堂，以解决新式教育在推行时所遭遇的师资匮乏等问题。1902年张之洞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提出具体办学计画，如敦聘湖北师范学堂堂长、绘制建造学堂蓝图、订定学堂规章制度，以及课程设置等。1903年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为中国第一部政府颁布并实施的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此法采用日本学制，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三大系统。其中，普通教育分为三段六级，三段依次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六级则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以及通儒院（即今之研究所）。师范教育分为优级、初级二等。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之毕业生，毕业后可任教于高等及初等小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则招收初级师范及普通中学堂之毕业生，毕业后可任中学教员。1905年，清廷在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上奏主停科举下，通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正式废除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14]
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对三江的定位是：培养苏、皖、赣三省的中小学堂教员。计划前三年专办初级师范，分一年速成科、两年速成科和三年本科等三级学制，毕业生“陆续派赴各州县充小学堂教员”；第四年则开办“高等师范本科”，旨在培养中学堂教员。1904年三江共招生300名，即按三种学制进行培养。[4]
1、最速成科。学制一年。开设修身、历史、文学、舆地、算学、体操、英文、教育、理化概说、博物、生理卫生、图画、手工、东（日）文等课程，每周授课36学时。
2、速成科。学制两年。所学课程较最速成科增加了农学和法制经济等，且课程程度也明显加深。但每周仍为36学时。
3、初级师范本科。学制三年，较《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的“完全科”学制缩短二年。三江师范本科共开设17门课程：修身（经学）、历史、教育、文学、舆地、算学、物理、化学、生理、博物、图画、农学、法制经济、手工、体操、英文、东（日）文。与奏定章程对“完全科” 规定的课程相比，减去了“习字”，把“读经讲经”与“修身”合为一门，同时增加了生理、农学、法制经济、手工、英文、东文等6门课。很显然，三江的本科比较注重课程的实用性和现代性，学生除修习数理化、农博、手工外，还修读两门外语，同时能学到有关国家政治、法律、财政、生产及交易、消费等方面的理论与知识。[4]
组织人事
总办总办“主持全学教育及一切事”，内外事务皆集一身，大权独揽而又掌管了不少基层职员分内之事。有四人先后出任三江总办：
杨觐圭，湖南善化人，1890年恩科进士，江苏候补道。由张之洞委任为三江总办，负责学堂筹建。曾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代表在南京商议聘请日本教习事宜并签订合约；参与招聘中国教习及主持“华洋教习会议”，负责《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的制订及学生招考录取等。但三江正式招生开学后不久，由于学生向江苏巡抚端方等禀报“教育不胜传授之责”而引咎辞职。[4]
刘世珩，贵州人，刊刻鉴藏名家，多有著述。江苏候补道兼江宁学务处、机器工艺局、商务局和编译书局等职。以三江师范学堂总办身份参与《聘请日本教习约章》的草拟和签字。但1909年底（宣统己酉年）冬刊印、李瑞清作序的《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之“曾任本堂职员履历表”中，有杨觐圭而未见刘世珩之名。或许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刘世珩是因商议、签订聘请日本教习约章之需要，“被张之洞拉来充总办之数而已”。（参见杨振亚文《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及其发展》，南京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校史研究专刊”。）[4]
李光业，安徽人。杨觐圭辞职后，李因与两江总督周馥的私宜而被委任为三江总办。然而他“并非正途出身，难浮众望”，遭学生非议和抗争，酿成风潮而导致周馥被参。[1]
徐乃昌，安徽人。以道员而兼江南高等学堂、江宁府学堂和江宁县学堂总办等数职。1903年曾受张之洞派遣，与缪荃孙、柳诒徵等同赴日本考察。后又于1904年受端方派遣，护送学习陆军、实业等学生及21名三江教习赴日留学。1905年夏秋间，李光业被罢免后徐就任三江总办。[4]　总教习1903年首批聘请11名日本教习，菊池谦二郎任日本总教习。不久，新任两江总督又聘湖南岳州人，翰林吴獬为三江汉文总教习。吴獬后来又改任提调。[4]总稽查三江章程有总稽查之职而未列其职责范围。（苏云峰根据缪荃孙等人所承担的部分工作，认为总稽查“似乎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主要负责稽查各学科课程、教法和学生学业。）[4]
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他是三江初始时期高层职员中唯一的江苏籍人。1876年恩科进士，选缪荃孙(4张)庶吉士及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曾先后在四川、广东、湖北做张之洞的幕僚。1899年回江苏，先后主讲南箐书院、江宁钟山书院、常州龙城书院。1902年5月被刘坤一委任为江楚编译书局总纂，兼江宁高等学堂总教习。1904年底奉端方之命兼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1907年4月方才辞去。[4]（缪荃孙图册图片资料来源①[15]②[16]③江阴缪荃孙图书馆）
方履中（1874～1940），安徽桐城人。1903年进士，1904年底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诗文具佳，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陈三立（1859～1937），江西义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国学大师陈寅恪之父。1886年进士，散馆编修、吏部主事。曾与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受张之洞器重。陈三立为近代诗文名家。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推其为“及时雨宋江”，实即同光体诗坛祭酒。1904年底与缪荃孙、方履中一同奉端方之命整顿三江课程，并就任三江总稽查。 [4]（陈三立图册图片资料来源[17-18]）陈三立(2张)提调“提调”一职为明清时期在非常设机构中负责处理内部事务的职员。[19]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提调的有汪文鼎、夏敬观、吴獬、陈玉树等。[4]
师资来源
学堂师资来源，可分为二，一是聘请日本教师，教授中国所缺少的学科，例如伦理、教育、理化、农学、商业、博物、工业、医科、日语以及绘图等；一是聘请或招考中国学者，教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以及体操等学科。这些教学内容充分呈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14]　中国教习尽管四次选聘了70名中国教习，但由于教习流动性甚大，如1904年底派出21名留学日本，有的考中举人或进士后另有高就，有的转到在大石桥东新设的师范传习所任教，因此，1903～1905实际在三江师范任教的中国教习只有26人：经学教习王益霖，修身教习杨邦彦、程麟、宝紁，文学教习隋勤礼，历史教习盛平章、黎承福、柳诒徵，算学教习吴荣萃、徐德培，舆地教习刘承玮、陈贞瑞、武同举，英文教习陈国徵、邓瑗，体操教习陈振、池涵光、赵均腾、赵廷玺，编译员蒋邦彦，日语译员赵连璧、魏光镛、范恩溥、沈鸿、张铠、王祥麟。[4]日本教习由于张之洞是“中体西用”、“借材异域”思想的倡导者，也是最早聘请日本教习和派员留学东瀛的清廷重日本教习(2张)臣。他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之际，自然而然就把聘请日本教习作为提高三江师范学堂办学层次和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在他的催促和推动下，三江和日本东亚同文会达成了聘请11名日本教习的协议。这批日本教习1903年6月10日前全部来到三江，聘期三年。[4]（图册图片资料来源[1]）
他们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三江师范学堂1903年聘请的日本教习 名 字
资 历
职务或课程
月薪（龙洋）
菊池谦二郎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
总教习
400元 
菅沼虎雄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
伦理、教育
300元
志田胜民
法学士
法制和经济
300元
大森千藏
理学士
博物
300元
安藤安
农学士
农科
300元 
松原俊造
理学士
物理、化学
300元
岸廉一
医学士
生理及生物
300元
那部武二
日清商品陈列所所员
通译
250元
柳原又熊
湖北自强学堂教习
通译
250元
杉田稔
工学士
手工
200元
亘理宽之助
仙台陆军学校教员
图画
200元
资料来源：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苏云峰：《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4]
教育质量
在人才培育上，学堂不但以其经费送中国教师出国留学，以便日后取代日本教习，同时也附设中、小学堂，以做为学生实地教学演练及教学教法实验的场所，增加学生实习机会。[14]
三江、两江前后开办八年，至1910年时共有毕业生919名，其中三江时期毕业117人，大都到小学堂任教；两江时期毕业802人，包括程度较高之“分类科”和“选科”的毕业生248人，他们一般取得中学堂或初级师范教员的资格，他们的视野、抱负、学养和能力，在学界和社会得到好评。1909年7月和1910年6月，两江师范的学生分别参加了江苏“全省学堂成绩作品展览会”和“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两江师范学堂的陈列品，如理化实验报告、物理器械、动植物标本、手工制品和美术作品等等，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观者莫不啧啧称赞”。1910年初上海《时报》报道说：“两江师范学堂本科学生已满五年二级者共有三百余人，将举行毕业……唯各学堂在事人员，多系从前速成学生。该班一出，定行压倒侪辈，故刻下旧日之师范生异常惶恐云。”[4]
三江、两江毕业生中，不乏著作等身的饱学之士和自成一家的一代宗师。其中有：人才培育(3张)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夏庐。1906年9月考取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预科，翌年插班入农学博物分类科，1909年毕业。国学、诗文、书法均得到李瑞清的指点，对古文字声韵训诂、佛典道藏、金石书画的研究造诣精深。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私立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4]
吕凤子（1888～1959），又名吕濬，字凤痴。江苏丹阳人。1910年1月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选科。擅图画、金石、雕刻、书法及诗词。是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开创者。民国初年创办丹阳正则女子初等学校，后发展为正则艺专，另创办南京美专并任校长。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授。[4]
陈中凡（1888～1982），原名钟凡、宗藩，字觉云。江苏建湖人。其叔父陈玉树曾是三江师范学堂的提调。1910年2月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公共科。毕业后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后，历任北京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国立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广东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诸子群经、书目学、先秦两汉文学史等领域造诣颇深。[4]（图册图片资料来源[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