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六一风神
概念渊源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拈出“风神”一词评论欧阳修的散文，从此，六一风神的美名不胫而走。前此论者多从散文技巧和外在艺术风貌上讨论六一风神，笔者以为，“风格即人格”，六一风神是六一居士内在精神风貌的外在显现，六一居士的内在精神风貌才是形成六一风神的第一位因素。风神最早是魏晋时期和风骨一起用来品评人物的。
“天锡见其(王弥)风神清令，言话如流。”(《世说新语·赏誉》)“此儿(谢安)风神秀彻，当继从王东海”(《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字志》)。韩愈最早以风神评论诗歌。姜夔是风神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姜夔《续书谱》专门有“风神”一章。“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高，三须纸笔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姜夔的风神论首先重视人的内在主体精神，他认为“风神者一须人品高”。
第一次用风神评论散文的是明代宋濂，据《文宪集》卷七《曾学士文集序》“盖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为师，故其骏发渊奥，黻藻休烈，起伏敛纵，风神自远。”认为“骏发渊奥”，即风神出于人物内在精神。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中论曰：“散谓书能使人远，非远心人乌能办此，子悔欲之需毫则登高楼望云霞出没以挹其胜，故其所写逸气磅礴石薄，风神玄远，千载而下，犹足想见其人。”汪由敦《松泉集》卷十七《跋手临沈学士书圣主得贤臣颂》：“大抵庙堂之体以庄雅为尚不端重则佻脱，而近于肆无风神则拘窘而入于俗，冠冕佩玉以为容，俯仰揖让以为态，妍婉而不失之媚，流昨而不失之轻，劲健而不露筋骨，开然有富贵风韵者上也。……不特书法，凡文章诗句皆然，此于学问性情相通。”
可见历来论风神者皆认为风神出于涵养、学问，将风神与性情修养联系在一起，清代汪由敦《松泉集》卷十六《跋吴云岩殿撰所藏赵学斋副宪书》“风神则存乎其人之性情，自为流露，而非涵养之深也不能自然而有合也。”欧阳修不仅是开一代风气的经学研究者，更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忠诚实践者，即使身处穷困，也不戚戚怨穷，而能安贫乐道。因作《与高司谏书》而被贬官夷陵，他却泰然处之。在《与尹师鲁书》中警戒自己不要像前世名人：“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暖，有不堪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他从颜子居陋巷曲肱而乐中得到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以荣厚为意，超尘旷逸，故谪夷陵而有《夷陵县至喜堂记》、《峡州至喜亭记》，谪滁州而有《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不以荣喜，不以谪悲，体现了一个达道者的超诣情怀，故其形于文章，虽贬谪，而不似郊寒岛瘦、刘怨柳苦，却能多逸兴，多逸笔。可以说六一文章婉曲平易的风格，实出于六一居士淡定从容，雍容和雅的人物风神。来源于欧阳修体悟大道(儒道)后的萧散旷逸情怀。[1]
形成因素
“六一风神”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陈衍说：“世称欧阳公文为六一风神，而莫详及所自出。……欧公文实多学《史记》，似韩者少。”清人唐文治论《送徐无党南归序》说：“此文极为清淡，而丰神千古不减，后一段精神更觉不磨。何者?以其脱胎于《史记》者深也。吾尝论史公于数百年后，得门徒数人，韩、柳、欧、曾是也韩、柳得其阳刚之美，欧、曾得其阴柔之美。……《孟子》‘尹士’章，一唱三叹，丰神摇曳，亦为欧文之祖，宜熟读之。”
众所周知，风格即人。欧阳修散文在“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袁枚《随园诗话》)，形成自己的风神，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这一段文字中前四句说的是“风格即人”，后六句讲的是“风格”形成的内、外原因，可分为才气、情性与学习、陶染两个方面。从情性方面看，欧阳修是封建道德规范所肯定的孝子仁人，或者叫仁义之人。
欧文的风神还来自于在某种艺术理论指导下的艺术的自觉追求。人具有某种“情性”，则必然趋向于某种“陶染”。欧公既是仁厚之人，则必然喜好纡徐舒缓、和平深厚的文风。他在《论尹师鲁墓志》中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其语愈缓，上有所追求。虽然欧公主张作文取其自然，但他的文章多是反复修改而成。其表现之一就是多用虚字，以造成文气舒缓、唱叹的风致。如　认为欧公之文不及韩愈“深雄遒劲”，原因之一是“伤助语太多”。他认为《醉翁亭记》中有许多助语可去掉，如文章开头一段中的“其”字、“而”字(还有“泻”字，以及最后一段中的“然而”，都可去掉，说“如此等闲字削去之，则文加劲健矣”。殊不知，如把这些助词都删掉，欧文或许能变得“劲健”些，但也就不复是一唱三叹的欧文了。李氏的意见从反面证明，欧文的风神也得益于虚词助语的应用。[2]
艺术特点
欧文柔美之风神大致表现为以下互相联系、互相交叉的三个方面：一往情深的情韵之美“情韵”即深长无尽的感情。清人林纾说：“凡情之深者，流韵始远。……故世之论文者恒以风神推六一，殆即服其情韵之美。”根据林纾的理解，这种遥情远韵应属于“风神”的范畴。欧阳修是一个有至情至性的文人。他像写诗一样写散文，对朝代兴衰、历史变迁、宋世太平、人民丰乐、友朋聚散存殁，都有执着的深情。每逢写到这些题材，他的笔下便流注着潺爰无尽的情思与感慨，情韵之深长令人低回欲绝。欧集中，感叹历史变迁、朝代兴衰的作品有《菱溪石记》、《丰乐亭记》，咏叹宋世太平、人民丰乐的作品有《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俯仰今昔，怀念友人的作品有《苏氏文集序》、《江邻几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张子野墓志铭》、《黄梦升墓志铭》、《祭石曼卿文》等等。但欧公并非仅从个人的私交上怀念故去的友人，而是对友人的怀才不遇不得施用、备受压抑摧残无比痛惜，对守旧势力恣意打击陷害有用之材表示极大的悲愤(详见《梅尧臣诗集序》、《苏氏文集序》和《江邻几文集序》)。因此，这类作品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宋人李涂说：“欧阳永叔五代史赞，首必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清人李刚己说：“按欧公文字，凡言及朋友之死生聚散与五代之治乱兴亡，皆精采焕发。盖公平生于朋友风义最笃，于五代事迹最熟。，故言之特觉亲切有味也。”二位李氏都指出了欧公此二类文章多情致的事实。欧阳修的这些情韵之作中最感人的还是俯仰今昔、感怀友人的作品。这些散文之特别感人，乃由于欧公在怀念友人时写入了自己，由己之亲历亲见倾诉出作为文学永恒主题之一的最易动人的迁逝之悲。这是自《古诗十九首》以来历代吟唱不绝的主题，在传统的文学感受中已有千余年的积淀。他善于从今昔盛衰的巨大反差中抒发悲怀。他在《祭郑宣徽文》中说：“平生言笑，俯仰今昔。”正是他为文的夫子自道。[2]一唱三叹的往复之美与文章中多有情韵相关，欧阳修的散文具有一唱三叹的风姿。清人魏禧在《日录》中说：“欧文之妙，只是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说：“欧文讲神韵，亦于顿笔加倍留意，如《丰乐亭记》曰……本来作一层说即了，而欧公特为夷犹顿挫之笔，乃愈见风神。”他们说的“吞吐往复”、“夷犹顿挫”就是文论家常说的“一唱三叹”，它是欧文风神的又一种表现。
欧阳修不仅对人事变迁俯仰今昔，感慨万千，而且对景物的变化也满怀深情，俯仰感叹，时时摇曳着独特的风神。如《真州东园记》，此文之妙跟写人事不同，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日胜昔，因“兴”而一一追忆其昔日之“废”，由今日园林亭台池榭之美倒追其当年的荒凉冷落。文中三个“也”字句构成了一唱三叹的情味。林纾说：“欧公一生本领，无论何等文字，皆寓抚今追昔之感。”[2]一波三折的摇曳之美艺术手法之间是相通的。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些表述彼此不同，从实质上看，两者说的是同一事物，或两者同源。“一唱三叹”和“一波三折”的关系就是如此：前者说的是感情的反复抒发，后者说的是语句文意的层叠转折，两者都源于一往情深的情韵由于情不自已，就发于反复咏叹，就形成文意的波折摇曳。苏洵评欧文“往复百折”，实是兼言唱叹和波折的。古代文评家对欧公同一作品，有的人评为“一唱三叹”，有的人判为“一波三折”，这一事实也表明了二者的关系。如林纾说：“欧文讲神韵，亦于顿笔加倍留意。如《丰乐亭记》……或谓‘故老无在’及‘遗老尽矣’，用笔似沓。不知前之思故老，专问南唐事也；后之问遗老，则兼综南汉、吴、楚而言。本来作
一层说即了，而欧公特为夷犹顿挫之笔，乃愈见风神。”前已分析，林氏所说的“夷犹顿挫”实即一唱三叹(夷犹，即犹夷，意思似乎说尽了，又似乎未说尽，需要再说；顿挫即停顿、转折，一个意思已说完，停下来转一个角度再重新陈说)。而陈衍则说：“《丰乐亭》为最完美。起一小段，已简括全亭风景，乃横插‘滁于五代干戈之际’二语，得势有力，然后说由乱到治与由治回想到乱，一波三折，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此欧公平生擅长之技，所谓风神也。”可见，“一唱三叹”是就感情的抒发上说，“一波三折”是就文意的变化上说，二者都属于风神。[2]
评价影响
六一风神无疑属于“韵味深美”一路，是“情合阴柔”的产物。饱注深挚的情感而焕发出阴柔之美，是欧文独具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善于学习古人颇有关系。欧阳修自称：“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桑择传》）不少评论家认为，太史公文情感充沛，韵味悠长，欧阳修深受其影响。确实，两人都是极善于言情的，《史记》中有许多含情不尽之处，欧颇得其三昧，故茅坤“谓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欧阳文忠公文钞引》)。方苞云：“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近太史公。”(《古文约选·欧阳永叔文约选》评语)刘大榆亦云：“欧公叙事之文，独得史迁风神。”(《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四十六《黄梦升墓志铭》评语)近人唐文治先生也指出：“子长高弟，韩、欧二生，阴柔之美，欧得其情。”(《古人论文大义绪言》)他在强调欧善于学习《史记》抒情的同时，揭示了欧文的阴柔之美与其情感的密切关系。太史公文气情兼备，刚柔相济，成为后世师法的楷模。欧阳修学《史记》含情、柔逸的一面，在言情上极下功夫，于叙事中有唱叹，有唱叹则有不尽之意，有不尽之意则风神溢出纸上。沈德潜评《伶官传序》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认为它“写得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四)。该篇多纤徐宕漾、不参死语的笔调，“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岂得之难而失之易软?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软”，“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云云，与史迁《伯夷列传》中“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镜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等，极为相似。《艺概·文概》对司马迁有不少精当的评价，认为“《史记》叙事”与“长江大河相若”，充满旺盛的气势。又称：“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有“恻但之情，抑扬之致”。还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要之，史迁之文，气昌情挚，雄逸并举。要说偏胜的话，似乎情略胜于气，曾国藩把他归入阴柔之美者。(见《曾文正公全集·书犊·与张廉卿》)其实，只能把偏于阴柔，因为《史记》的气势和情韵都是著称的。
欧阳修的散文以六一风神见称于世，偏向阴柔一路发展，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以情韵取胜的典型而成熟的艺术风格，这是对古代散文多姿多态的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当然，所谓阳刚阴柔，都是从偏胜的意义上说的，并非一绝有，一绝无。欧阳修的阴柔之作，情韵动人，但也有一定的气势；就像韩愈的阳刚之文，气势磅礴，但也不乏情韵一样。独特的富于魅力的六一风神辉耀当时而光照后世，堪称古代散文艺术的瑰宝。[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