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伯驾
人物简介
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  伯驾人物——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1888年），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鸦片战争时期曾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伯驾有一句名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曾呼吁美国出兵与英、法分占台湾、舟山、朝鲜。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亦译作巴驾或派克。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于1834年6月1日在纽约长老会教堂被任命为传教医生，10月受美国基督教差会美部会的派遣来广州，成为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新豆栏街租赁房屋设立眼科医院（时人称为“新豆栏医局”）企图通过为广州人民诊疗疾病“以博取人民的信任”来进行传教活动。伯驾的眼科医院“由于浩官（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伍崇曜父子——引者）和奥立芬（美广州同孚洋行老板）的慷慨捐助，这个医院有了稳固的基础，而且成为永久性的医院”。1838年2月21日在英国鸦片贩卖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和建议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任会长，伯驾任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是终身董事，同年4月，由哥利支、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签署一份该会的“宣言”，声称他们将努力于“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来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而公然供认他们的目的是：第一、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于他们）的效果；第二、是“将可以从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
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曾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而在这之前的当年7月间，林还曾派行商送去瓦特尔的《各国律例》一书中若干段落，请伯驾翻译为中文，“摘译的段落包括战争及其附带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同时要他“对有关鸦片的情况提出事实的陈述，并开列出鸦片受害者的一般性药方”，此外还垂询了有关他所办的眼科医局的情况。
人物生平
1804年出  医院创办人伯驾医生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基督教家庭。
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进入神学院，期间得到中国传教的委派。
183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牧师资格，同年到达广州。
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被称为“新豆栏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开始主要收治眼科名人。
1844年，作为美国特使的助手和翻译，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
1847年成为美国政府驻华代办，与此同时，仍然坚持行医活动，直到1855年。
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新豆栏医局”移交给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医生，1859年迁新址，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PokTsai）。
1857年4月22日，驻华公使被列卫廉替代，回国，结束了外交官和传教生涯。
求学耶鲁
伯驾于一八零年（清嘉庆九牛）生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法明罕（Framingham），原来应该有两个哥哥，不幸都在婴儿期就夭折了，所以只剩下两个姊姊和一个妹妹。童年的生活很单纯，总是在农场、教室与礼拜堂三者之间打转。一家人在父母亲的以身作则下，过看敬虔、勤劳的生活。
由于他是家中仅存的唯一儿子，必须帮忙农场上的操作，所以对学校的功课较为疏忽，升学的年龄也稍受耽误。当他拖到二十三岁才升入阿美士德学院(Amherst College）时，竟是全校中最年长的一个学生。在这所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学院中读了三年以后，他转入了学术水准较高的耶鲁学院 (Ya1e College）。由于耶鲁承认了他在阿美士德的全部学分，所以他只要再花一年时间部可获得学士学位。
在耶鲁的这一年里，伯驾最关心的不是学术的研究，而是追求圣洁的基督徒生活。“我愿更加圣洁、更像耶稣”的句子，经常在他的日记中出现。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八三零年），他开始考虑到献身于海外宣道的问题。第二年的四月间，有一位热心推动海外宣道的人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来到耶鲁主持一连串的聚会，终于促成了伯驾的最后决定。由于安路福隶属于全美最早的一个海外宣道团体“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因此伯驾也将申请书送到那里去。
美部会接纳了他，同时建议他再回耶鲁去深造，接受神学与医学的训练。最后为了赶上一艘愿意免费带他到中国来的船，伯驾将四年的医学课程在三年裹加紧完成，于一八三四年三月通过考试，六月启程，十月抵达广州。
创办医院
伯驾是第一个来华的医疗宣教士，他在一八三五年创办的  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则是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这所医院最初座落在广州城外西南方的外商社区中，规模不小，候诊室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病房可以容纳四十多人。
开院后不过十七天，病历表就增加到二百四十多张，这里面还包括了几位衙门的官员在内，可见伯驾的医术很快就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
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发以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据说这种已为今日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还就是渊源自伯驾在博济医院的这套设计呢！
医学记录
眼科方面伯驾的专长本为眼科，所以一开始只看眼科的病，后来应病人的再三要求，也开始为他们看其它的病，从麻疯病、象皮病到疝气、肿瘤，无所不看，终于成了一个“全科大夫”。其中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写下了几个重要的首创纪录：一、割除扁桃腺（一八三六年），二、割除结石（一八四四年），三、使用乙醚麻醉（一八四七年）与氯仿麻醉（一八四八年）。肿瘤方面此外伯驾也以割除肿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四四六号病人就是一个严重的肿瘤患者，从右太阳穴一直向下长到右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住了，结果伯驾为这小女孩施行手术，割下了这颗重达一又四分之一磅重的肿瘤，挽回了她的性命。
总计伯驾在华大约二十年的行医时期中，他一共看过五万三千多个病人。这里面从两广总督耆英到混身长疮的乞丐，从当地人到外地慕名而来的人都有。
在他所挽回的许多性命中包括了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在内，伯驾曾说：“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它善工，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健康，我也已经不枉为一世的人了。” （引自梁发传，辅侨出版社，第八八页。）后来梁发常到博济医院来与病人谈道，为伯驾分担了许多辛劳。
伯驾一直视医疗为布道的方式之一，因此他虽然在医术上日益精进，但他信靠上帝之心并末稍减。在为病人进行手术之前，他除了详细研究病情以外，更迫切的为病人祷告。在他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将某个病人“交在最大的医生（耶稣）手中”，或为某个病人的痊愈而感谢上帝的记载。
对于病人在手术前的心理状况，他也一样重视，往往先花上几天时间，帮助病人对上帝也产生信心，然后才进行手术；其结果往往是使病人不但得到身体的痊愈，也经历到心灵的更新。
为了引进最新的医学技术，伯驾利用每次回国的机会，到处参观医院、遍访名医。例如他在一八四一年初次返国时，便完成了婚事，但是在婚后不久就与妻子小别，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前往英、法两国，向伦敦、巴黎的许多名医请教，获益匪浅。培训方面除了自己重视进修以外，伯驾也训练了一批中国助手，前后大约共有十个人，其中以大弟子邝某最有成就，好几次在伯驾有事出门的期间能够独当一面，病人并不因此而减少。邝某的叔父曾随英人程耐里（Chinnery）学画，因有感于伯驾免费为自己的同胞们治病，他也自愿免费为伯驾将某些病人的病状画下来，成为一幅幅生动的病历资料。
这一百一十幅西式人像画如今都还存在，其中八十六幅在耶鲁医学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二十三幅在伦敦盖氏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顿的康特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三十多幅是肿瘤患者的画像，看了那些奇形怪状、丑恶挣狞的肿瘤之后，更让人敬佩伯驾的医术与爱心。
医疗宣教
为了使医疗宣教的价值更为人们所重视，伯贺在一八三八年会同了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与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二人发起组织“中国医药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参加成立大会的约有十多人，公推郭雷枢为主席、伯驾为副主席。不过郭雷枢不久就同英国去了，所以实际上是由伯驾来领导这个团体。
“中国医药会”虽不如以后的“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那样在统一医学译名、推广医学教育等方面卓然有成，却在联系早期的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下面一连串在中国教会史与医学史上都不可缺少的名字，都曾经是“中国医药会”的成员：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麦嘉缔(D、B. McCartee)......。
行医中国
伯驾对于西  伯驾对于西医传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医传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限于行医传教
一八四四年中国与美国在澳门的望厦缔造了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伯驾担任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的译员。这是他参与外交工作的开始。以后他还担任过美国使馆的代办与公使（一八五五-五七），不过比较起他的医疗与宣教事业，这些经历就黯然失色了。
一八五七年伯驾夫妇回到华府定居，从此就没有再到中国来。最奇怪的是这位在眼科、外科与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第一流的医生，回国后竟然没有再为任何人看病，好象他根本不曾当过医生一样。也许，他当初习医是为了到中国来，如今置身于名医云集的美国首都，又何必锦上添花呢？不过他对中国的关怀却未中断，继续与留在中国的友人通信，当他得知博济医院在第二任院长嘉约翰(John Kerr）的领导下，无论在医疗或布道方面，都在不断进步时；心裹得到最大的安慰。
政界活动
伯驾是美国早期那些主张利用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派遣海军到中国进行示威，乘机取得侵华权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国传教士中最积极的突出代表。在鸦片战争期间，伯驾特地回国活动。1841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拜访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凡·勃俊(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西瑟，旋被转荐去会见新的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新政权的其他人物，伯驾向他们提出，要求“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以后又再度拜访了新总统约翰泰勒（JohnTyler）和国务卿韦伯斯特。直至1842年9月，他还在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John Quincy Adams）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当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又鼓吹说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中国乘机渔利。
正是由于伯驾等美国传教士与在华商人的鼓动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给他们带来的“兴奋”，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要想获得与英国相等的利益”就必须派遣专使来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有1843年夏天以顾盛为专使的来华。在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过程中，伯驾不仅作为顾盛的译员之一，而且为顾盛当谋士，出了不少主意，成为顾盛使华的重要助手。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于1844年起参加当时还设在广州的美国驻华使馆中工作，1845年至1855年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其间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正式任美国驻华公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他与英法俄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竭力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又主张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岛。1857年8月伯驾卸任回国，1879年后在美国任《中国医务传教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