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朝文化
文学
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  西游记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1-2]。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2]。
学术思想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  王阳明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3]。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步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1]。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2]。
宗教
明朝的兴起与元末信奉明教与白莲教的红巾军息息相关，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他主要希望阻断摩尼教、白莲教与弥勒宗等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4]。结果，得到“皇粮”全面保障的佛教与道教演变成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亦脱离广大信众，民众转而寻求民间宗教作为慰藉[5]。
明朝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基本精神在信仰自由主义、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在此期间，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表现出作为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与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运动，对宗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传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朝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5]。
明朝还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朝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6]。
教育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4]。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民众智慧的进步[4]。
科技
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新的进步。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1-2]
明朝宗室在科技上也有极大的贡献，朱载堉世界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亦多有建树；明初周王朱橚把四百余种植物种于府内，并让王府画工将植物绘图编制成书，名为《救荒本草》。《救荒本草》共记有植物414种，并详细描述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书籍。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制造和使用。还有一些专门的火器论著出现，如茅元仪所著之《武备志》。[1]
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  《天工开物》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趋于缓慢，落后于欧洲。随着西学传入，使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1]
艺术
绘画明代的绘画成就巨大，大致偏重于文人画派，往上承袭唐、宋、元三代的体系，再经过充分发挥后而自成一家的。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其中最兴盛的山水画派可分为气势恢弘的浙派、苍劲活泼的院派与清丽缜密的吴派三种。著名的书画家如擅长花鸟的徐渭、擅长人物画的陈洪绶，“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画大师董其昌。明朝绘画以山水和花鸟为主。人物画和社会风俗画相对较弱。由于宗教艺术在明朝的衰落，明朝的雕像改以城隍、孔子、关公、岳飞等为主[7-8]。戏剧在明朝时期，传统杂剧逐渐衰落，而传奇剧走向繁荣。在嘉庆后期到万历初期出现三部优秀的传奇作品，即《宝剑记》、《浣纱记》及《鸣凤记》。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即《南柯记》、《邯郸梦》、《紫钗记》及《牡丹亭·还魂记》）。南戏在明朝也进入最繁盛的时期。明朝的文学与戏剧在对“情欲”的描写上是较为开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剧中就充满许多对少女情怀的正面刻写[1-2]。书法明朝朝廷极力推崇书法，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建筑明代的建筑工艺创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伟  明长城大的建筑作品。南京城营建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十九年，城墙周长达66里，一般宽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南京城突破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势修建。皇城位于东部，市肆和居民区位于南部，西北则是军营。洪武廿三年起，明政府开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围120里，开十六门，将雨花台和钟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则较为方正，体现皇权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宫殿建筑也十分宏伟，故宫即为例证。明朝各种历制建筑也十分严谨工整。天坛、太庙、社稷坛、孔庙都是十分巍峨庄严的建筑。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谓历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万里长城（明长城）更是举世无双的巨作，保卫明朝的边疆，至今依然耸立[6]。服饰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汉族男子服式沿袭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大量吸收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兵笠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褙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不过明朝灭亡后，服饰也因满清剃发易服政策而消散，仅在朝鲜文化、越南文化、琉球文化中被保存下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