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仰天湖楚简
楚简总览
仰天湖楚简是1953年出土于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的战国中期晚段的竹简，是用楚系文字书写的遣策。1957年的发掘简报称，是第一次出土字迹清楚、字数较多的战国简册上的文字。仰天湖楚简对了解战国丧葬制度、工艺生产、文字结构等方面，以及古文字研究都具有很高的价值。[1]
楚简信息
  仰天湖楚简一（摹本）[2]【名称】仰天湖楚简
【年代】战国中期晚段
【出土】1953年，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长沙楚墓M167）
【数量】42支①
【材质】竹质，墨迹
【书体】楚系文字，篆书[3]备注：①42支数量出处为湖南省博物馆等编著的《长沙楚墓》（200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1957年《考古学报》第2期发表的《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报报道为43支。学者研究著作多为43支。词条内录入和引用的相关论述时，所涉及的数量均未作变动。[4]
楚简详述
竹简出土  仰天湖楚简出土位置[5]仰天湖位于长沙市南郊，为一起伏的小山丘，距离长沙市区0.5千米。1953年5月，湖南省工程公司在进行建筑施工时，发现古代墓葬。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遂派清理小组进行墓葬的清理工作，发现这一座战国木椁墓。
竹简出土于椁室边箱内。发现竹简时，上层的竹简已变成黑色。[6]形制书写竹简42支，其中完整简为19支。每简文字2—21字不等。简长20.2—21.6厘米、宽0.9—1.1厘米、厚0.12厘米。字大而清晰，书写于竹黄上，背面竹青未削去而保存完好。在简的中部右边削有两个小缺口，两者相距8—9厘米，以便编束成册。
简上写有入葬的物品名称和数量以及验收的记号“已”字，表示已核对入葬，或写“句”字，表示句消（勾销）而未入葬等。有些文后或有加补的文字，如“六焚柜”等。墨迹较淡。[7]
竹简内容竹简内容为遣策。[8]墓主人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来看，墓志应是楚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9]
楚简发表
  《长沙楚墓》封面[10]1953年第1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刊登了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写的《湖南省文管会清理长沙仰天湖木椁楚墓发现大量竹简、彩绘木佣等珍贵文物》一文，公布了该墓出土文物情况。
1954年第3期《文物参考资料》又刊登了《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发现大批竹简及彩绘木佣雕刻花版》。[11]1957年《考古学报》第1期上刊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写的《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也报道了仰天湖25号墓竹简和杨家湾楚简的情况。[12]
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第3期、1957年《考古学报》第2期均发表有仰天湖楚简的照片，后者计40个竹简号。1955年群书出版社出版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1955年齐鲁书社出版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均刊发有仰天湖简的照片、摹本及考释，均计43个竹简号。200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长沙楚墓》报告，发表了仰天湖楚简的39枚简照及全部释文。[13]
楚简研究
文字研究  仰天湖楚简二[14]1952年至1954年在长沙出土的三批资料（五里牌楚简、杨家湾楚简和仰天湖楚简），使人们亲睹先秦竹简的实物，一时引起轰动。其中仰天湖楚简，保存较好，字迹较清楚，1954年又在北京“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陈列，成为关注的焦点。叶恭绰与马衡、于省吾、麦华三往复讨论（叶恭绰《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序，史树青著，1955年）。饶宗颐在1955年所撰《战国楚简笺证》中写道：“去年夏，余在日本，与东友初见之，讶为有宋以来古文字者所未睹，相与嗟叹。”
学者相继对文字进行释读。罗福颐最先以清单的方式，释出仰天湖楚简的“一、二、五、又、之、堣、新、竺、纯”等字。”（《谈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1954年）。稍后，史树青、杨宗荣指出罗释的一些不足，又新释出“皆、羽、绣”等字（《读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参”笔记》，1954年）。在史树青随后出版的专著中，释出“智、句、布、齿、骨、交”等字（《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1955年）。李学勤对史树青未释或误释的一些字，给出了正确的释读。如“中、君、何、马、公”等等（《谈近年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1956年）。饶宗颐释出“席、缨”等字（《战国楚简笺证》）。朱德熙、裘锡圭又释出“带、镮、组”等字。至此，仰天湖简释字上的问题大部分已获解决（《战国文字研究（六种）》，1972年）。[15]遣策研究仰天湖楚简发表后，罗福颐撰文说：“简上记的什么事，现在我们还不能认识。”（《谈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史树青对竹简内容逐一分析，继而指出：“从以上四十三简的初步考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竹简都是写的各种器物名称，其中大部分都是衣衾锦绣之属，还有少数的铜、铁、竹、木器具。……我们可以把这批竹简叫作‘遣册’，就是生人赠送死者的物品清单。”（《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叶恭绰在为史书所作的序言中亦云：“策中所书各物，大抵皆金属、丝属，其为賵赠遣送之物，无可疑者，因断此项竹简，当即《仪礼》中之遣策。”李学勤更指出：“仰天湖竹简的性质是遣策，《仪礼·既夕礼》有‘书遣于策’，注‘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又有‘书賵于方’，注‘书賵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这组简实兼有两者的内容。”（《谈近年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李学勤还将五里牌、仰天湖、长台关三批材料放在一起分析，指出：这些竹简都是遣策。“五里牌遣策和仰天湖遣策相似，但不像后者那样附记赙赠者的人名。”（《战国题铭概述》1959年）饶宗颐也有类似的判断（《战国楚简笺证》，1955年）。[15]
文献要目据许学仁《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文献要目》，内容包含专著、论文等内容。仅录入专著部分：
01、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1955年6月，上海：群联出版社。 
02、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金匮论古综合刊》第一期（《选堂集林》之一），1955年，香港：亚洲石印局印行。
03、金祥恒：《古器物中楚文之研究》（手稿本）。1976年，台北·国科会专题研究论文。
04、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1995年，齐鲁书社。
05、湖南省博物馆等编箸：《长沙楚墓》。2000年1月，北京：文物出版社。
06、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陈松长主编：《中国简牍集成·二编》第十七册《湖南省卷·湖南省出土简牍﹝散简﹞》。2001年8月，敦煌文艺出版社。[16]
楚简意义
  仰天湖楚简三[17]1957年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撰写的《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整理者为吴铭生、戴亚东）称：“竹简在历史上发现得不多，尤其是楚简的发现，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四次，首次是在南北朝时代，其余三次都是解放后在长沙始有发现。从所发现的楚简，使我们对楚国当时的丧葬制度、工艺生产、文字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初步的认识。竹简对随葬品的记载，符合于仪礼上‘书賵于方’的记载，即是古代所谓的‘遣策’。同时简上字体‘丝’旁较多，也可知当时丝织品是较为发达的。更重要的是，在今天除了甲骨、钟鼎文字以外，见到了另一种先秦的文字。”[18]1957年的发掘简报《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认为：“六国的文字过去虽然发现很多，但都是铸在铜器上的，用笔书写于简册上的文字，而字迹清楚、字数较多的还算第一次出土（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北郊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楚简，但字迹较模糊难辨）。”
中国历史记载上发现秦以前的竹简，虽有公元前164—141年汉景帝时鲁恭王破曲阜孔子故宅，发现《尚书》、《礼记》等竹简。公元182年（晋太康二年）汲冢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斄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简皆蝌蚪文字。公元479年（南齐建元元年）襄阳盗掘楚昭王冢得《周礼》、《考工记》的竹简等。这些竹简早已湮毁，无从得见蝌蚪文字的形态。此次楚简的出土，使人们认识了历史上的所谓“蝌蚪文”，也知道了“漆书”不一定是用漆来写的。[19]
楚简的发现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汗简》、《古文四声韵》。罗福颐即指出：“近六十年古文字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对商周文字已有进一步的认识，但他们对魏正始石经上的古文，和对宋代郭忠恕的《汗简》及夏竦的《古文四声韵》二书多抱轻视态度，认为它们与金文不同。现在由于长沙竹简的发现，看这简上的文字，与正始石经的古文和郭、夏二书的记录相似，就印证了前人著作的真实性，更提高了仰天湖古竹简的历史价值。”（《谈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