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
简介
  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1854-1922）英国军事理论家、也是广大历史学家所公认的英国最伟大的海洋战略家。1854年11月12日，生于英格兰萨里郡泰晤士迪顿。毕业于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1877年，被中殿法学协会授予律师资格。1882年前，一直从事法律工作。曾在牛津大学和皇家海军学院讲授历史课。后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历史部主任，从事海军历史研究。1917年，被封为爵士。1922年9月21日，在苏塞克斯郡斯托佩姆逝世。其有关战争史和海军学术方面的著作，主要论述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帆船舰队的战斗活动，赞同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和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的海权论观点，认为海军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断言掌握制海权和控制海上交通线是取得胜利的条件；还提出一系列新的海上作战原则。主张在总决战前采取防御战略；对敌岸实施远距离封锁；以辅助兵力进行小型海上作战等。著有《德雷克的继承人》(1900)、《英国在地中海(1603～1713)》(1904)、《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和《世界大战中的海军作战史》(1920～1922)[1]。
生平
1854年11月12 日, 朱利安·科贝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富庶之家，后就读于英国三一学院和剑桥马尔博罗学院, 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一级法学学士学位，而这段求学生涯也为后来科贝特从事海军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来的著述中，科贝特经常引用法律方面的专有名词来阐释战略原则的基本原理，其严谨细致的学术风格，也明显带有律师从历史实证中求结果的鲜明特点。除此之外， 科贝特所受的法律训练及其思维模式, 使他更加乐于与敌斗智, 而不愿与之斗勇。
1877年, 科贝特开始以英国海军史为主题，专门从事海军史和海洋战略方面的研究。1882年，科贝特正式开始致力于文史创作，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历史题材小说，而这段经历为其后来的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一手历史材料。1893年， 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劳顿牵头, 英国海军组建了! 海军纪录协会，, 并将朱利安·科贝特、约翰·科洛姆兄弟等当时英国一大批从事海军史研究的优秀人才招致麾下，负责编撰出版英国海军历史文件。
在英国海军纪录协会任职期间，劳顿和科洛姆的历史研究法、整体安全观以及对海陆联合作战的关注,，都对科贝特产生了重大影响。1898年, 科贝特出版了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历史著作《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 ，1900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力作《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继承者》，这两部著作对英国海军历史中的海上战争和海陆联合作战都有极为精妙的论述和分析。科贝特着重强调了海陆联合作战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即以马汉海权论为代表的海军中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主张应将海、陆两军融为一体，形成合力， 使其成为海洋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一柄利剑。与此同时，科贝特从分析英国皇家档案等一手历史材料入手，再从中提炼和总结海洋战略的原则和观点，他对马汉过于简化历史的分析曾予以严厉批评，认为马汉的著作是!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的，（因此!马汉舰长的危险著作为了引人注意，而使得战略研究变得过于简化，这种情况必须严格加以避免。) 对此，马汉在回复劳顿的信中曾指出, ! 实际上，我漏掉了许多案例，而且我也承认忽略了细节,，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为我所得出的广博的结论提供资料支持。 由此可见，科贝特的治学态度比马汉更为严谨，其观点也更为理性, 更有说服力。
1902年末, 在梅(H. J. M ay)上校的邀请下，科贝特来到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负责为海军高级军官讲授战争理论，从而开始了对海军战略理论的研究。梅上校要求科贝特的课程内容必须现代化,，使从其中所归纳出来的教训，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战争。而这也使得科贝特的理论研究更加偏重于指导实践。1906 年，科贝特开始系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并对书中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有限战争等理论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科贝特也对克氏理论过于局限于陆战，而忽视海洋因素的缺陷进行了批判。科贝特指出：“很明显,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意境深远，但他却并未完全领会其理论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完全是大陆性的，陆战的缺陷使其所确立的战争原则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在此基础上，科贝特结合英国的海战历史， 对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有限战争” ( lim ited w ar)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而这也为其海洋战略理论研究埋下了伏笔。
在相继完成《英国在地中海》 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等四部英国海军历史著作之后，科贝特对其在海军学院的讲稿《战略注释》进行多次修改，并于1911年出版了其最具影响力的传世之作《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主要集中于这本著作之中，而该书也使其跻身世界级战略学家的行列，其学术价值堪与马汉相匹。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对他的评价是，科贝特对海战理论的研究成果，使其跨入世界著名战争理论家的行列，并可与克劳塞维茨并驾齐驱。温斯顿·丘吉尔在对比科贝特与马汉的战略著作时，认为马汉的海权论是本标准的著作，而科贝特的著作则是最佳的论述,。
一战前，在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的邀请下，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因此他的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进入并影响英国海军最高决策层， 对一战前后英国海军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 受时代条件的限制，科贝特的某些观点，如反对大力兴建主力舰，反对海军中心主义，以及主张采取战略防御的方式来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不仅与当时英国海军的主流观点相反， 而且也触动了海军某些集团的利益，因此在英国皇家海军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直到一战结束后这场争论仍未平息。由于海军内部的意见分歧， 再加上战略推行过程中的失当，科贝特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远征的失败，以及英国海军在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初战失利, 使科贝特在英国遭到极大的非议，其晚年生活也过得很不愉快。1922年9月11日, 科贝特在一片质疑与争议声中辞世。
影响
一战后，英国海军迅速衰落, 其舰队规模不断遭到削减。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签署之后，美国海军获得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宣告英国海军一向引以为荣的《两强标准》和《一强标准》成为历史。二战结束之后, 英国更是沦为一个二等海军强国。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丧失，也使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在英国失去了用武之地，渐渐被人们淡忘。
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人类进入核时代，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海战的几率为零，而且有限战争理论也开始逐渐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推崇，科贝特的海洋战略理论开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找到知音。正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著名学者格劳夫( E ric J. Grove)在总结美国海军走向全球霸权的规律时所指出: 二战后，美国海军之所以会取得全球主导性的优势地位，是与其成功地向世界各大洋投送空中力量和两栖力量密不可分的，而这实际上正是对科贝特思想里程碑式的继承。
上世纪80年代末, 随着苏联海军威胁的日益降低，美国海军理论界开始掀起一轮研究热潮,，对以科贝特为代表的英国海洋战略思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88年, 美国海军学院再版了科贝特的《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将其与马汉的《海权论》同列为海军军官的经典必读书目。在前述那场题为《马汉还不够》的研讨会上, 美国海军的高级将领和理论家们普遍认为， 后冷战时代，处于战略转型期的美国海军正需要科贝特的战略理论作为其行动指南，因此! 当我们审视当前世界国际关系的新框架，并考虑海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 通过重新审视科贝特对海军的认识，我们能够从中获益匪浅。对此, 西方有学者认为, !冷战的结束并未带来新的能够取代原来关于海军力量运用的战略或地缘政治理论，与之相反, 马汉和科贝特所阐释的关于海军战略的重要思想毫不费力适应了冷战后的战略环境。虽然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没有推动海军思想达到创新式发展的全新领域，但也导致传统海军行动概念的平衡状态发生转变。 因此!尽管马汉仍然深受海军尊崇, 但他的思想及海权战略在今天的美国海洋战略中已趋式微。 鉴于马汉在美国海军中的特殊地位， 冷战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提出−马汉还不够的警语足以发人深省[2]。
一战前以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海军攻势主义理论在西方军事思维中占据主流, 在那个以兵征天下、以武力图霸业的帝国主义时代, 科贝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海权的优势和劣势, 并根据海洋国家的基本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以有限战争为代表的慎战理论, 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卓绝的政治智慧, 而且也要有敢于挑战传统、正视非议的胆略和勇气, 因此科贝特不仅是一位超越其历史时代的伟大战略家, 而且也是一位无畏的勇者。与马汉军人身上所独有的英雄主义气质和浪漫主义情怀相比, 科贝特出身豪门, 属于文人学者, 其性情保守执著, 思想平衡稳健, 意境也更为深远。然而, 科贝特的非军方背景, 使其过于偏重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海洋战略, 而缺乏对于技术因素(特别是空权的发展对海战模式所产生的冲击)的关注, 其海洋战略思想也不免带有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倾向。
思想
科贝特对西方军事战略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意义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西方海洋战略理论研究的先河。从语意上来看海洋 (m aritime )的对应词是大陆 ( continental) , 因此在《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中, 科贝特在对比分析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大陆战争理论之后, 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国家也应有其独特的战争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 科贝特提出了一整套可与大陆战争学派相抗衡、与马汉的海权论又有所区别的海洋战略理论。
一、基本内容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基本原则与马汉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1）国家的海上战略是为陆地事务服务的，任何海军战略在制订之时都应与它指向的陆地事务相联系。在具体运用方式上，海军与陆军必须紧密配合方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2）海上有限战争是英国权势的根源，即利用强大海军对大陆进行边缘封锁，必要时派遣小规模登陆部队扭转战局。（3）制海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争夺之中，绝对制海权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很少出现的现象。（4）保护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拥有制海权的最终衡量标准，而消灭敌方主力舰队并非取得制海权的唯一条件和必然要求。（5）不认为兵力集中和舰队对决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意义。其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1.制海权及其实现方式
科贝特始终反对把海权的作用绝对化。他认识到马汉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过于相信海权的威力，完全忘记了在与强大的陆权国的战争中，海权的力量是多么有限。海权自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无论是消灭敌方主力舰队，还是将敌人封锁在港口之内，还是对商船队进行护航，其最终目标都是影响陆地事务。因为人们应该看到，海洋与陆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不同。人类无法征服海洋，因为领海之外的海洋不属于任何人，军队可以在敌陆上领土内活动，却无法在海洋上生存。因而，除了鱼类资源以外，公海对人类生活的唯一价值在于它的通道意义。因此，人类进行海上作战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占领海洋，而是为了获得和确保能够自由地利用海洋。
而且，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也应进行压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海洋的正常状态不是处于某国控制之下，而是处于一种非控制状态下，实际上海洋的控制权通常是处于开放争夺的状态。因此，在制定战争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制海权的不同状态和不同程度，每一种状态或者程度都有其自身的用处和局限。制海权从时间维度看，不是永久的；从地理界限看，不是无限的。时间上，制海权可以被分为永久的和暂时的；空间上，制海权可以被分为全面的和局部的。科贝特在制海权问题上的立场为制海权问题上的非零和关系奠定了基础。
既然绝对制海权并不是海权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马汉所青睐的战列舰—大舰队决战思想也不应是海军追求的首要目标。战列舰—大舰队决战论相信以战列舰为中心的主力舰队之间的决定性作战是确保实现制海权的关键。但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即使在具体的海军战略层面，与战列舰决战相对应的陆战的力量集中原则也不能简单搬用至海战。力量集中原则在海上往往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因为当面临优势对手时，敌人可能选择避免出战。对付一支躲在港口内拒不出战的舰队，如果没有陆军在陆地上的协助，再强大的海军也只能在港口进行封锁。面对这种情势，强大的、寻求决战的海军发现自己被迫陷入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而且，一方集中的力量越强大，另一方拒绝接战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一方越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以攻击对方主力，它在海上交通线方面的力量就越发受到削弱，而弱势一方拒绝决战、转向攻击防守较弱的海上交通线的动机就越强烈。科贝特发现，迫使弱势一方集中力量非常困难。因为面临强大的集中力量，弱势一方海军会分散其力量对强势方进行袭扰。或者，原本以寻求决战为目标的海军不得不转向进攻对方的海上交通线等间接方式来迫使对方出战，致使舰队决战最后不得不尴尬地让位于原先认为是“次要”的任务。力量集中原则不得不面临力量分散的尴尬现实。
舰队决战不仅可能是不现实的，很多时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英国海军巨大身姿的阴影下，弱小舰队会避免与英国海军正面交锋。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寻求与对方舰队的决定性战斗，只会使英国海军忽视了更重要的目的，即充分利用海洋。也就是说，获得制海权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使海洋为己所用，而不是为了消灭敌人。
寻求舰队决战而不得的后果使海上交通线的争夺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封锁具有天然的缺陷，即总有一些被封锁的力量能够突破封锁线，所以强势海军的封锁并不能得到绝对的制海权。双方仍然会在海上交通线的控制上展开争夺。由此可见，制海权的最现实的核心意义就是控制海上交通线，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还是军事用途。
2.海上有限战争和英国海权的强盛
1907 年科贝特出版了《七年战争中的英国》（England in the Seven Years’War）一书，将英国与法国霸权争夺战争中的成功经验归之于时任英国战争事务大臣（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的威廉·皮特的战略。皮特相信英国的优势在于海上力量，而不是陆地力量；英国的利益也在海外，包括北美、加勒比地区和印度，而不是在欧洲大陆占据领土。因而他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结盟，资助腓特烈与法国人交战，将法国的力量束缚于欧洲大陆；同时利用强大的英国海军封锁法国的港口，分割法国舰队，牵制法军对腓特烈的行动。其余的英国海军力量则在海外地区展开远征行动和两栖作战，为扩大英帝国的版图而战。科贝特对皮特的此种战略思想极为推崇，认为依靠大陆盟友实施陆上战争，运用英国海军在大陆边缘行动，通过在陆上的守势获取在海外采取攻势的自由，才是英国建立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的根本途径。
在1911 年的《海上战略原则》一书中，科贝特进一步将皮特的战略思想概括为海上有限战争。海上有限战争的概念源于他对克劳塞维茨有限战争概念的批评和延伸探讨。科贝特肯定了克劳塞维茨从无限战争和有限战争的角度对战争加以区分的重要意义，但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有限战争理论在陆地国家的战争中很难实施，原因在于在接邻的陆地国家中，并不存在有限的目标。许多目标看上去是有限的，但事实上并不是有限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地理范围有限的目标在政治上可能具有无限的重要意义，对方宁愿倾尽全力来维护这些目标，二是这些地理范围有限的目标是对方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存在能够阻碍对方保有这些目标的战略障碍。对方倾尽全力来保护这些目标将使战争迅速转变成无限战争。因而，陆地战争常常会演变成代价高昂的无限战争。按照上述两个标准，陆地国家的战争，特别是在拥有共同边界的陆地国家之间很难找到有限目标，也就很难进行一场有限战争。
与陆地国家在制定有限战争计划时面临的困难相比，海洋帝国在海外的争夺非常适用于有限战争的理论。因为没有哪块海外土地是欧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这些地区可以通过海军行动孤立出来。因此，在科贝特看来，理想的有限目标，无法在陆地战争中找到，唯有转向海洋或者兼具陆海性质的战争中才能找到。也唯有海权帝国方能将有限战争概念加以运用，陆权国家由于缺少海军实力也无法进行这类战争。
简而言之，科贝特所言的目标的有限性只有一个标准，即战争足以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不至于扩大成一场无限战争。有鉴于此，科贝特得出结论，唯有岛国或者被大洋隔开的大国才有能力进行有限战争。一方面，远方的一片领土与本土相比，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其利益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另一方面，岛国或者被大洋隔开的大国享有的制海权能够保障对方无法将陆上战争转化成海上战争，并反攻到进攻方本土。科贝特指出，利用强大的海军阻止对方的力量进入海上，而专注于从对方夺取有限的目标，使对方缺少动力，或者没有实力为某一小片领土动员全部战争潜力。这才是科贝特所言的制海权的意义所在。
但是，通过有限海上战争在海外进行领土征战的经验，是否同样能实现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战略目标？无论英帝国的版图在海外如何扩张，欧洲大陆的事务永远是影响其利益的首要因素。对于这个问题，科贝特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陆上有限战争理论。
也就是说，英国并不完全反对介入陆上战争，但英国并不会派出规模庞大的登陆部队与陆上强国进行对称性作战，而是派出小规模的分遣队赴大陆遂行任务，使这支有限的力量作为大陆盟友无限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发挥作用。这种陆上战争是英国制海权的派生物。制海权赋予英国选择战区的自由，英国可以在与大海相邻的大陆濒海区选择相对独立的战区，避免支援大陆盟友被无限卷入陆上战争。 科贝特称这类有限战争为海洋性的或者叫英国式对大陆事务的有限干预战争，亦有人称之为边缘性战争。
科贝特以拿破仑战争为例进一步论证英国式战争的特点。他指出，被誉为决战经典的特拉法加海战事实上并没有能阻止拿破仑控制欧洲大陆。相反，英国海军与欧洲大陆国家的陆军之间联合作战构成的压力才是打败拿破仑的根本原因。拿破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派到西班牙半岛的3 万人，足以瘫痪法国30 万陆军，使法国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拿破仑战争的结局证明英国的两栖作战能够遏制远比它强大的陆上力量，与它投入的力量相比，它获得的效果完全是事半功倍。英国人的海上优势使英国可以自由选择最有利于已方的地点，或者敌人最薄弱的位置登陆作战。科贝特还指出，统治被征服地区对于刚经过大战的国家来说往往力不从心。如果英国在此时派出一支生力军，就可以轻巧地扭转局面，坐收渔利。因此，科贝特得出结论，正是英国运用其海上力量的独特方式才能够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通过小心谨慎地在平时和战时运用其海上力量，英国可以封锁欧洲大陆以施加压力，也可以在海外攻击敌人的殖民地或其他资产，还可以在必要时派部队登陆。英国战略的精髓就在于灵活运用海权与陆权，实现操纵欧洲均势的目的。
科贝特指出: !海陆联合作战的第一种模式，是殖民地战争或以远方海外领土为目标的战争, 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征服。 他认为两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海陆联合作战的典范。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从中英双方的综合国力和整体军事实力来看, 英国都远远落于下风, 但英国远征军却凭借强大的海上优势, 掌握了中国近海的绝对制海权, 因此在兵力规模较小的情况下, 能够机动灵活地对当时的清政府实施有限战争方略。英国远征舰队利用中国海岸线漫长且岸上防卫分布极不均匀的弱点, 通过对中国海岸线连续进行试探性袭扰, 从中找出防御薄弱的关键点，进而对其实施海陆联合打击, 以迫使清政府屈服。英国远征舰队在广州遭遇林则徐的顽强抵抗之后, 即由南自北转移, 逐个攻击清王朝的沿海要塞。英国人最终将战争的关键点选在长江下游的南京(这里不仅是清王朝漕粮北运的起点, 同时也是设防薄弱的大城市, 而攻占南京可以断绝通往北方的粮道, 进而迫使清政府屈服) , 英国舰队沿江而上对南京发动攻击, 在击败军心涣散的守军、控制南京江面之后, 清王朝随即屈服, 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英国又故伎重演, 同样是从广州开始进行沿海袭扰。此次战争中, 由于法国的加盟, 可以组成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陆上部队, 因此英法联军的有限目标得以由中国沿海向内陆扩展。英国将战争的有限目标瞄准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之后随即向北京进军，在击溃清朝唯一具有战斗力的骑兵部队之后, 顺利占领北京，迫使清王朝签订城下之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令国人感到屈辱的一个事件。
1849年，英国领事阿礼国在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报告中的一段话, 也许是对英国殖民地有限战争模式的最好概括,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的帝国中, 派遣一支小型舰队到大运河口, 便能够发挥效力。这是较之摧毁中国内地或沿海口岸的20个城市更为有效的一种威胁办法，因此将来订立任何政策, 都要考虑这种事实和看法, 以替代不得已而进行的现实敌对行动，摆脱一场计议中消耗极大而且拖延时日的战争的麻烦。 
这正是英国海权强盛的秘密。在免除了本土安全的忧患之后，强大的英国海军护卫着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军事和商业活动，通过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并在遥远的地方攻城掠地，建立起一个由海洋连接在一起的广大帝国。
3.远距离封锁、舰队结构转型和战略防御
在长期的海战实践中，英国海军逐渐形成了“进攻是海军之灵魂”的认识。这一传统认识在得到马汉的理论支持后进一步得到巩固。但科贝特发现对进攻的教条信仰是由英国海军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造成的。随着鱼雷艇和驱逐舰对英国海军优势带来的挑战，进攻，特别是战略进攻原则也需要重新考虑。鱼雷艇，以及后来的潜艇，迫使英国海军不得不由长期奉行的近岸封锁战略转向远距离封锁战略。在航海时代，“以敌人的海岸线为前线”是可行的，因为海岸火炮的射程通常难以超出其港口深度。英国海军可以守候在敌方港口，把敌方舰队封堵于港口之内。随着鱼雷技术和驱逐舰的出现，大型水面舰艇本身的防御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在对敌方进行封锁时，首先要保护大型水面舰艇的安全，至少要保持在这两种新型舰艇作战半径的一半距离之外。科贝特写道：“我们最珍视的战略传统已被彻底颠覆。我们战列舰队的‘适宜位置’一直是‘敌人的海岸’，但现在那正是敌人最乐意见到的。……最重要、最困难、最耗神的，是如何对战列舰队进行防御，”而不是如何提高战列舰队的进攻能力，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不过，执行封锁任务的优势海军也可以通过布雷等措施来阻止被封锁舰队出海，还可以利用经过改进的通讯技术增加舰队的机动性。因而，封锁仍然可以进行，只是近距离封锁让位于远距离封锁。206远距离封锁意味着英国的前沿战线不得不从敌人的海岸线不断后撤。甚至，最后的前沿线有可能到达英国本土边界，即退至防御位置。但是，对于科贝特这一代学者来说，战略防御，而不是进攻，具有无法回避的紧迫性。事实是，鱼雷艇以及后来的潜艇等小型舰艇作用的提高，使英国面对的防御问题不仅限于舰队防御，而且也扩大到战略防御层面。
正如科贝特所分析的，小型舰艇在提高了法国等国的进攻能力、加强了英国的防御需求的同时，也为英国进行战略防御提供了可能。科贝特认为，小型舰艇有利于防御一方。在小型舰艇时代，英国在战略防御上的处境甚至得到了加强。因为对英国这样的岛国进行侵略，侵略者除非获得绝对制海权，即消灭英国舰队之后，才有希望登上英国的土地。这就使侵略者的战略处于两难之中。要入侵英国本土，任何侵略都必须首先与英国争夺其周边海域的制海权。为了夺取制海权，侵略者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将舰队主力与航渡部队分开，希望舰队主力吸引英国海军主力，使航渡部队能够登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以将舰队主力置于侵略者的舰队主力与航渡部队之间，以主力牵制主力，然后以自己的小舰队来进攻侵略者的航渡部队。另一选择是为航渡部队提供强有力的护航，同时还要努力吸引尽可能多的英国主力以减轻航渡部队的压力，但这会给入侵者的力量分配带来极大的压力。此时，它要么面临先是主力被消灭，接着航渡失败的结局；要么集中全部主力以对付英国主力，而使航渡部队面临英国小舰队的压力的局面。小舰队力量于是成为英国防御的重要力量。
小型舰艇作用的提高带来的是更为复杂的舰队结构问题，即一支舰队如何按照不同功能决定舰种比例，以有效实现战略目标。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使舰队中的主力舰队和小型舰队相互策应，达到功能互补，有效实现战略目标。在1904- 1909 期间担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JohnFisher）任内，英国一度在舰队结构上尝试转型。菲舍尔指出，潜艇技术使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取得了与英国几乎一样的地位。英法双方的大型水面舰艇在英吉利海峡之内将受制于彼此的潜艇，施展威力的空间大大下降。但潜艇技术虽然使法国海岸离英国更为遥远，但也使法国对英国的侵略更加困难。英国仅需一支小舰队就可防御来自海峡对岸的进攻。而且，小舰队的可靠性还使英国可以把大型舰艇部署在其它水域，保护更为广阔的帝国利益。但菲舍尔对英国海军的改革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取得共识，而且，菲舍尔本人对“无畏舰”的热情和各国海军对“无畏舰”的恐慌，使他们没能及时、充分地认识到小型舰艇在整个舰队结构中的地位的上升，以及保持主力舰和小型舰艇之间的适当比例。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用于舰队决战的主力舰充足，但用于保护海上交通线和其它防御性任务的小型舰艇却不足，证明了科贝特的远见。
菲舍尔在尝试进行舰队结构转型方面的失败，根源在于英国战略思想中对防御的排斥。在英国海权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英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进攻是英国海军的灵魂，防御的概念只属于那些弱小的或者处于守势的海军。尽管科贝特说“防御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警惕的态度”，并且承认关于“海上不存在防御”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要建立起海上防御，先要通过进攻性行动来获得一定程度的制海权。而且，即使战略目标是防御性的，也必须通过进攻性的行动才能实现。遗憾的是，科贝特在进攻思想上的稳健立场和对战略防御思想的重视并没有被当时的海军决策者接受。英国海军委员会表示，科贝特贬低决战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
同样，科贝特对保护交通线的重视，对有限战争的强调，以及对陆海权平衡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在当时的英国战略实践中烙下痕迹。马汉理论，而不是科贝特理论主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海军战略思想。后来的历史证明英国人与德国人的两次海上交战都不是按照马汉的原则进行的。英国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面前濒临饿死边缘的现实只能证明科贝特理论更有说服力。甚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由于过于执著于马汉的战列舰决战思想，忽视科贝特的护航思想，也不得不承受惨重的教训。 
二、内在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科贝特理论的及时检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既证实科贝特在海上交通线、小型舰艇和战略防御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也显示出他的有限战争理论和商业封锁理论在面对陆上强权时的局限和缺陷。
1.有限战争与大陆承诺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英国海军成功地向法国运送了五个师的兵力。但在马恩河战役之后，西线变成了一片消耗战的泥沼，显示向大陆投放少量陆军显然无法帮助盟友取得决定性的陆上胜利。1915年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遂行的加里波利战役的失败，则暴露了英国式有限战争的缺陷。尽管科贝特认为这次失败应归因于英国投入战争的决心不足，投机心理过重，忘记了唯有在“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能够在任何时间段中，且无需损及英国威望”的情况下才可投入此类战役的基本经验。但显然，英国式有限战争需要在登陆部队的数量问题，即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界限究竟应该划在哪里，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证。
2.主力决战、保护交通线和商业封锁之间的矛盾
科贝特相信维护海上交通线安全的终极途径是取得制海权。在他看来，把保护海上交通线作为主要任务的海军是处于弱势的海军，而对于优势海军来说，海上交通线的保护是制海权自然而然的副产品。但出于对舰队决战的悲观和对控制海上交通线的重视，科贝特把实现制海权的途径转向商业封锁。他相信，强大的海权能够促成对敌人的大规模商业封锁，而在缺少制海权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零星的商业袭扰。然而，尽管在制海权的范围和程度上不如歼灭敌方舰队得来的那样的广阔和彻底，但强大的商业封锁可以使敌人的力量发挥不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制海权，大大减轻交通线受到的威胁。
这种逻辑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决战和保护交通线之间分配力量。在陆上处于西线僵局的同时，英德主力舰队也在北海构成对峙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英国海军主力舰队成功地将德国海军封锁于其基地之内，从而获得自由利用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制海权；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德国公海舰队在日德兰海战中逃脱被歼灭的命运，使英国海军在后面的战争中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资源对付德国的“存在舰队”，削弱了英国海军原本可用于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力量。二是如何使商业封锁有效。
事实正好与科贝特的希望相反。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陆上大国相比，英国更依赖海上商业的顺畅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交通线的袭击几乎将英国战时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而德国由于征服了广袤的土地而大大降低了对海外资源的依赖，加上陆地和空中新的交通手段使它无需控制海洋就可从陆上或海外得到所需资源，对于英国的封锁并不如设想的那样敏感。与此同时，商业封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挥效用，而在战争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的背景下，海权将缺少足够的时间来展示威力。
3.衰落的大国与维持海上强权的矛盾
强大的海权不仅需要成熟正确的理论指导，也需要坚实丰厚的经济基础。尽管科贝特为英国全球海权设计了精巧的理论，但英国实力的衰弱不可避免地侵蚀了理论的根基。19 世纪后期，除了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英国的工业能力在许多领域正在被后发工业化国家赶超，新的敌人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工业和技术地位的相对衰落给英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极大的限制。[1]对于以工业和技术为根基的现代海军来说，工业和技术相对优势的丧失，以及财政紧缩，就意味着海军的相对实力必然不断下降。
离开财政支持的海权战略是难以为继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内阁完全放弃了远征作战计划。内阁1919 年制定的“十年规划”（Ten YearsRule） 预计英国未来十年内将不会面临大战的危险，因而无需考虑远征作战问题。1931 年，在参谋总长的建议下，内阁取消了“十年规划”，但警告说，在财政和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关头，不能以此作为扩展远征作战的根据。在战争危险和有限的资源面前，英国主导战略思想转向依靠空军和陆军。另一方面，在越来越能够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海军建设之中，英国人愈发需要从广大的殖民地汲取资源来增强自己的海军，也就愈发地依赖全球海上优势，帝国的命运前所未有的与海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霸权衰落的困局是科贝特海权理论面临的深层压力。
三、现实意义尽管科贝特海权理论面世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但在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和技术背景中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以科贝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海权理论既是英国独特的岛国地理位置的产物，也与英帝国的海洋属性密切相关。其理论创新是讨论了海权大国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第一，如何对待处于大陆之间的海洋，即制海权究竟是什么。第二，海军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在消灭敌人主力舰队、保护交通线和防御之间，如何确定先后缓急的顺序。第三，对陆地盟友提供支持的方式：海上边缘作战或者封锁支持还是大规模登陆作战，哪一种更为有效。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矛盾展示了海权强国在做战略选择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局限。因而，学习科贝特海权理论不仅可以促使我们了解强大海权国的战略思维，而且可以辨清海权理论的基本主题，使中国的海权理论研究有可资借鉴的学术基础。而且，虽然英国的全球海权已经被美国取而代之，但美国海权从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科贝特的海权思想。如果我们检视一下今天的美国海权和海军战略，可以看到科贝特理论依然具有生命力。它仍然是分析美国海权的有用工具和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海权从岛屿位置影响大陆事务
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一座位于世界海洋的中心岛，它相对于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类似于英国之于西欧大陆。因而，美国在欧洲具有与英国相同的目标：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中国在美国海权战略中已被视为潜在敌人，美国维持势力均衡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美国应对中国的大框架仍然是海权国如何应对陆上强国。因而，英国应对法国和德国的战略理论和经验，无疑可以借鉴来分析美国今天和未来将用何种理论和战略指导来应对中国。
2.制海权相对化的趋势仍在进行
美国当前的制海权要领强调控制海上交通线，强调“进入（Access）”权和控制咽喉水道，这更接近于科贝特的制海权概念，而不是马汉的制海权概念。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海军就逐渐抛弃了“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术语，转而使用更为狭义、更为现实的“海上控制（Sea Control）”。1972 年美国海军上将亨利·埃克尔斯（Henry E.Eccles） 按照时间和空间把对海洋的控制划分为五种类型：（1）绝对控制；（2）使用性控制（WorkingControl）；（3）处于争夺中的控制；（4）敌人的使用性控制；（5）敌人的绝对控制。[3]这种术语的变化，说明了美国海军对“潜艇和飞机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控制的局限的有意识的承认”，它“暗示对有限区域在有限时间内的更为现实的控制，……除了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完全控制海洋为某人所用或者完全使其敌人不能使用海洋已经变得不可想象。”[1]近年来，制通行权（Controlled Access）渐有取代海上控制术语的趋势。制通行权强调在沿海国向海一方的主权和管辖权局域扩大后的海上环境中美国海军自由通行、不受限制的权利。它的提出说明美国在制海权概念上仍在朝着有限制海权的方向发展。
3.在保持进攻态势和能力的同时，重视远距离封锁和战略防御
科贝特的远距离封锁理论仍然鲜活地存在于美国今天的海军战略中。在今天远距离打击技术大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海军提出了“边缘性前沿存在”的思想，即将前沿存在的基地往后撤退到敌人打击范围之外(大致位于海岸1,000 英里以外)，例如关岛、西澳大利亚和迪戈加西亚等。这是远距离封锁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表象。以关岛为例，将更多的海上力量驻扎于此不仅可以摆脱驻在其它国家通常引起的主权纠纷，更重要的是它既可以避免要么力量过于集中而成为引诱陆地国家进行打击的重要目标，要么力量薄弱不足以展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同时又可以避免过于远离而受制于“距离的专制”，为美军快速进入亚洲战区提供极大的灵活性。远距离封锁密切相关的战略防御概念也在美海军战略中得到体现。一方面，美国政府决定停止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反导基地，转向加强地中海等大陆边缘海区的海上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这显示出与陆上防御相比，海上防御是美国更为擅长和较为符合其战略传统的选择。而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也大力加强其海上防御。至2007 财年结束时，美国海军所有适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的18 艘“宙斯盾”巡洋舰和驱逐舰都归属于太平洋舰队。4.美国舰队结构朝着适应上述战略的方向调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舰队结构调整的趋势是在保有进攻能力的同时，加强其小型舰艇能力和战略防御能力，这正是科贝特为英国海军所提出的建议。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进攻舰队———12个航母打击群、12 个远征打击群，也拥有世界上最有力的海上防御力量———9 个导弹防御水面行动群。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发展适宜濒海作战的小型舰艇，包括濒海战斗舰、潜艇和水雷等，以满足封锁陆地国家和进行战略防御的需求。综上所述，当我们面对今天的美国全球海权时，如何把握它的未来走向，如何着手分析它对中国海权的政策，科贝特的海权理论仍然可以提供有效的认识和分析路径。
结语不幸的是，科贝特的主要思想形成之时正是马汉思想风靡全球之日。1890 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 1783》问世，迅速横扫整个欧洲决策层和学术界。马汉理论的耀眼光芒大大遮掩了本该属于科贝特的光辉。但随着马汉理论在现实的校验中面临越来越多的疑问，科贝特的海权理论最终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英美海军学界已经把科贝特当作马汉理论之外的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