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地方教会
简介
上海地方教会[1]是地方教会历史上一处重要的教会，政府文件中称为基督徒聚会处南阳路教会。[2-3]  右一倪柝声
1927年－1952年，倪柝声和他的大约200位同工的工作中心，他们以上海为中心，陆续在中国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约700处地方教会。
1926年-1932年
1926年，汪佩真接受地方教会的道路。
1927年，汪佩真随父母汪楚生、泽美代子由杭州迁往上海租界避难，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新闸路辛家花园（新闸路968～1048号，今泰兴路口）。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发生袭击外国侨民和基督教机构的南京事件，当时在那里编辑《晨光报》的李渊如便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与汪佩真同住。
1927年5月，肺结核仍未痊愈的倪柝声也携带未完成的《属灵人》书稿，来到上海。他于1922年在家乡福州创立了地方教会，这时准备将工作中心前往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
1927年，汪家搬到距离辛家花园不远处的赓庆里（新闸路944弄），聚会也迁到那里。
1927年底，在汪佩真住所开始了上海地方教会的第一次擘饼聚会。参加者共有四人，倪柝声、李渊如、汪佩真，英国传教士祝康宁（内地会总部工作）。
数周之后，1928年1月，这个小小的团体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静安寺路北侧，距离外滩约5公里的哈同路文德里（今铜仁路240弄），租赁了一幢石库门房屋，作为聚会场所。又租下26号作为单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渊如等长期住在此处。上海福音书房也由福州迁来此处。
1928年1月，倪柝声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一次得胜聚会，主题是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
这次聚会吸引了一些当时正在上海的来自浙江省南部平阳县（包括今天的苍南县）和江苏省北部阜宁、淮安的内地会、美南长老会的中国传道人。他们回到家乡后，便脱离了原来的教派，在当地兴起了地方教会。
1931年10月，倪柝声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二次得胜聚会，主题是神的约和神的智慧，内容后来刊印成书，就是《什么是新约》的前半部分。
1932年-1934年
1932年3月，倪柝声设立了上海地方教会的第一批长老：杜忠臣、林光表和吴锡祜。后来增加了朱臣和俞成华。
此后的20年间，上海教会的聚会地点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渐增加到数百人后，租赁的房屋也逐渐从一幢增加到四幢（34，36，38号），并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纳400人。加上在弄堂里摆上椅子，总共可以坐五、六百位。不过因为结构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会所内就不得不保留许多的柱子。楼下是聚会所，楼上是招待所、办公室、长老室等。
女性在地方教会中只从事辅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渊如也不例外：汪佩真仅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场合工作，李渊如则忙于福音书房的出版工作。
由于上海是中国地价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难建造会所。
1933年，倪柝声去英国访问，普利茅斯弟兄会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会走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他们愿意出资买地造会所。该提议被倪柝声所拒绝。
1934年春，倪柝声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三次得胜聚会，上午讲基督的中心与普及，下午讲神的得胜者。
1936年，上海地方教会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愿意以半价（3万元）将自己的一块地卖给教会。但是由于该信徒的女儿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在将来建成的会所内放置一块石碑，记载这个会所有一半是她母亲奉献的。
上海地方教会的长老们，坚持圣经中不记名奉献的原则，宁愿将地退还。于是上海地方教会兴建新会所的计划被搁置下来。三万元退回上海地方教会的账上，存进银行。不久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进占租界。
1942年-1948年
1939年倪柝声第二次访欧回沪后，和弟弟倪怀祖在胶州路武定路口开办了中国生化制药厂。
1942年底，发生倪柝声被上海地方教会的长老们革除的事件，不久，进入租界的日军封闭了上海地方教会。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佩真、俞成华恢复上海地方教会的聚会。
他们又写信给正在青岛养病的李常受，帮助上海和南京两地教会。
1947年，上海地方教会每次聚会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
1948年的复兴
1948年4月，李常受在福州讲道时，从福州请回倪柝声。
倪恢复尽职后，上海教会发生空前的大复兴，不久信徒就迅速扩增到数千人。
根据1949年以后政府的统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属于知识分子，许多是交通大学和国防医学院的大学生。
并发生数起当时轰动上海的事件 ：
声势浩大的福音游行：1948年下半年，李常受将南京地方教会穿福音背心上街传福音的做法介绍到上海，于是上海地方教会也开始进行数次声势浩大的上街福音游行。
第一次游行约有二三百人参加，李常受和张愚之担任福音游行的总指挥，万绍祖任大队长，张锡康、何广涛、孙务信任三个小队长。游行队伍穿过南京路、霞飞路等繁华街道，前面是铜鼓、喇叭、漫画，信徒高唱“需要耶稣”等诗歌，高喊“上海人啊！赶快悔改，罪恶不去，平安不来”、“信耶稣得永生”等口号，并散发印有“晚上请到南阳路145号来听福音”的福音单张。
交出来：在大复兴的高潮中，许多信徒受感动，仿照使徒行传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样，自愿将财产献给教会。
建造上海最大的基督徒聚会场所——南阳路聚会所 ：上海教会的信徒大幅扩增，然而文德里聚会地点的四幢房屋打通以后，最多只能容纳400人，因此每次聚会时，会所的外面弄堂里、对面福音书房、李渊如住处和其他几个信徒的家里，都坐满了人。聚会时最少要用上十多个扩音喇叭。买地盖造大会所的需要实在日益紧迫。于是上海教会用信徒自愿捐献出来的2100两黄金[5]，购进距离哈同路不远的南阳路123—145号（南阳路与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南角）的一所花园洋房，占地4.71亩，原来的小楼保留下来作为办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会所。建筑面积2207平方米。里面可容纳3000人，外面还可以容纳2000人。其容量超过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尔堂和怀恩堂。南阳路聚会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与地方教会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会所一样[6]，上海南阳路聚会所也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教堂式样，只注重简洁、实用。根据地方教会的信仰，聚会所内不用任何装饰，包括十字架。
在会所内负责讲道的主要是张愚之和蓝志一。
倪柝声在1948年—1949年忙于进行鼓岭训练，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湾，俞成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擅长于个人面对面的帮助。地方教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信徒参与教会服务的程度很高，从会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负责引导，直到会所内的每项服务，都有专人负责。整个上海地方教会按照居住区域被划分为26个分家，每个分家各自都有几名负责人，负责监督和帮助各自分区内的信徒。
1949年-1951年
1950年10月22日，上海地方教会负责弟兄，李渊如姊妹、汪佩真姊妹及二位被传言的姊妹，发表了一份“几句迫不得已的话”：
近来外面有的刊物，责难到我们的见证，并攻击我们的同工倪柝声弟兄。我们对于这样的刊物，一向是抱静默的态度，不乐于争辩。我们一面愿在主面前学功课，一面也愿让主自己来替我们证明。总之，将来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怀意念都必要显明出来。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不敬畏他！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甚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关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
——唐守临、杜忠臣、缪韵春、俞成华、许达微、李渊如、张光荣、朱臣、汪佩真、江守道、张愚之、张耆年
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内，上海地方教会由于并无外国差会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初中国反美运动的干扰，在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政府组织的爱国运动，如反美游行、政治学习、包括控诉运动后，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继续向外传福音，信徒人数仍在稳步增长。
然而，在有外国差会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顺利纳入三自系统，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后，剩下的几个自立性教派——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地方教会和王明道负责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倪柝声应邀参加，此后地方教会的信徒加入三自爱国运动。
但是在随后立即开始的控诉运动中，地方教会信徒对于政府干涉信仰表示了抗议。在上海南阳路聚会所内举行的控诉会上，信徒吴维尊在政府指导员的推动下，起来站到人民立场上控诉姊妹蒙头、诗歌、传福音等四个问题，激起信徒强烈的反控诉情绪，会场陷于一片混乱。
1952年-1956年
1952年4月，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被捕。
1956年上海市公安机关侦破倪柝声利用宗教进行犯罪活动的刑事案件——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
1956年-1979年
肃反运动以后，上海地方教会失去了大部分领袖，仅存的两位同工左弗如、周行义在5月21日重新设立了三位长老：唐守临、任钟祥、刘约翰，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带领下改组参加三自教会，许多信徒离开了教会，有些人在受到打击后，停止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也有许多人不愿参加改组后的教会，自行在家中秘密进行聚会。上述局面维持了只有2年。
1958年，南阳路聚会所被要求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原有的聚会被并入在陕西北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唐守临被允许参与讲道，其他教会人员则被安排到工厂参加劳动。南阳路聚会所被政府占用，先是被改为新成会堂。1976年，又被改建为静安体育馆。
1966年文革开始，所有宗教活动均被列为“四旧”而被禁止，信徒因信仰遭受歧视、迫害。
倪柝声、汪佩真、李渊如都在文革期间死于狱中，张愚之释放后再次被捕，1970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公审后处死。
倪柝声家族成员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夫人张品蕙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严重迫害，曾经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处受伤。
1971年11月7日，因无权得到医治，而死在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中。其二姐倪闺贞病重，仍被抬到门外批斗至死。
其二弟倪怀祖是著名化学家、药学家，因遭到残酷批斗而被迫宣布放弃信仰，日后又恢复信仰。
改革开放
1979年，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开始落实信仰自由政策，上海地方教会的信徒们恢复了掰饼聚会。最初的地点是在静安区武定路的一位信徒家中，1980年由于人数增加，聚会迁至不远处的新闸路1580弄。
唐守临、周行义等人多次向北京写信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归还南阳路聚会所，但终未成功。
1985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获得许可，借用怀恩堂小房间掰饼聚会。后来迁至乌鲁木齐北路新恩堂。
1993年，唐守临去世，由郭本标接任长老（2000年去世）。南阳路聚会所至今仍被占作他用。
上海市基督教两会亦提出申请，要求归还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会场所。
理由是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数不断增长，达到1949年以前的数倍之多，而聚会场所的数量却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已开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满为患。
但是最后在2004年，静安区政府与市基督教“两会”签订了经济补偿协议，市基督教“两会”得到经济补偿后，放弃对该会所的产权要求。该会所属于上海市未能落实政策的3%的宗教房产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