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慕松
生平简历
中国军事测量之父黄慕松，早年肄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入广东武备学堂，  毕业后选派去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炮工学院。此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教官、校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任民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军咨府(后改参谋本部)第五局局长。1913年任国防考察委员，曾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回京历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1916年1月再度日本。以陆军工兵中尉身份入日本陆军大学31期深造。（同学覃师范、陈仪、王孝缜、朱绶光、张华辅、王树常6人）1919年11月26日毕业。教师评价：具有独自创造性，性格诚实。热心钻研军事学术。成绩优秀、战术技能卓越、日语表达流畅，精通俄语。该学生将来具有很大的前途。身高约172厘米，体重约59公斤。属于体形较大、健康良好的学员。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1925年5月任军务善后委员会委员。同年南下广州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6月7日至7月29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首次完成全国军事测量任务，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1930年再度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不久奉派去英国出席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26日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中央海外党务委员。1932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1933年4月，28日特任薪疆宣慰使，处理新疆事变，9月任陆军大学校长，同年底任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长，1934年1月奉派赴藏任致祭达赖专使并主持册封大典。1935年3月15日任蒙藏委负会委员长，4月4日任中将，同年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反蒋的时候，7月29日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1937年3月20日在广东去世，同年4月12日追赠为上将。有《黄慕松先生遗著》。
宣抚新疆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驱逐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走上新疆政治舞台。新疆军事政变引起的人事更迭，给国民政府控制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此时与行政院长汪精卫一道，共同策划了控制新疆的计划。
派使宣慰新疆。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慰及调查政变真象，人选不日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马良去新疆宣慰，蒋介石也电马征询意见，马以年高推辞不从。4月28日，汪清卫又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通过电报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99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慎选贤能，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正慎选贤良，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
刘文龙、盛世才要求中央真除的电报到达南京，中央政府反应冷漠，蒋介石对盛还有戒心（盛世才与蒋介石是旧识。蒋介石曾资助盛完成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盛世才毕业后也曾在蒋手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等职。但两人并不相互看重。蒋让盛久居闲职；盛则离蒋而去，说他“感情用事”、“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决难作全国之首领”。不愿将新疆交给他。）6月初，蒋介石就回刘、盛电问题拟定三项方案以与汪相商：“(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亦久已不通，拟仍暂搁，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作复电，应加以奖励，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代理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此后，南京政府基本按照蒋介石的第二套方案行事。
黄慕松紧张地作着宣慰前的准备：首先是听候中央确定宣慰方针，黄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黄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其次是物色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再次是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1日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
中央政府多次声言正慎选贤能者主新，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选择的“贤能者”。第二，蒋介石认为盛主军不妥，显然不准备将新疆交给他。第三，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若黄慕松“纯属宣慰性质”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在实际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实现。第四，黄慕松上报的宣慰使署经费中，有编练入新东北军苏炳文和李杜旧部为卫队一团所需购买费约20万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肃向新疆推进所需开拔费及无线电人员、器材经费等项；黄慕松在迪化宣慰时也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中央急宜接收肃州防地，以应事变。”这些均直接透露出黄慕松宣慰背后的军事控制企图。第五，宫碧澄回忆说：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一俟中央明令发表他为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即可走马上任。黄的多数随行人员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黄取代盛的地位，他们也可捞取一官半职成为新贵。
架空盛世才“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这说明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热诚地盼望中国真正统一。
黄慕松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新疆加紧进行活动。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5000人，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东北军其它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到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5800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不满。黄慕松在兰州时即判断张“必与盛不能相下”，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哈密王白锡尔在维吾尔民众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黄慕松决定拉扰他，称金树仁未经中央核准废黜其王位，夺其财产、治权，是无效的，并聘请白锡尔为宣慰使署高等顾问。汪精卫肯定黄氏处理办法，指示对白锡尔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白锡尔领衔南疆一带的各实力派首领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力基础上归附。汪精卫立即应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许诺军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归地方办理。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攀黄氏高枝，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黄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军权，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黄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致电行政院说：“督办创自金氏，为各省所无，伊犁方面对此亦存观望，不若变更现制，另设新疆军事委员会，网罗诸将共戴中央，而剿匪则另于战时编制，予以剿匪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名义。”他还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控制新疆失败及其原因盛世才对黄慕松在新疆的活动了如指掌（盛世才借助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密码破译专家大西忠，破译了黄给中央的电报；利用特务严密监视黄在新疆的全部活动。）。黄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岂能甘心将权位拱手让人？1934年6月26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明码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真除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象”。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去新疆调查事变真象。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比，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的交易敲定，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真除盛世才，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破产[1]。
吊祭西藏
1933年冬,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后,国民政府于南京举行了两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出于加强西藏与中央关系的考虑,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一名官员前往拉萨致祭,黄慕松遂成为人选之一。 　 
中央代表团首次进藏1934年4月26日,黄慕松从南京出发,开始入藏之旅。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高级代表团第一次进藏。为避免英国阻挠,黄慕松一行兵分两路,一部经海路抵藏,一部则由黄慕松亲自率领,取道川康入藏。当时,康藏纠纷时起,康民所受痛苦实深,百姓希望中央大员此次路过康藏,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对黄的到来非常欢迎。在康定,当地给黄慕松预备了540匹马供调遣。5月26日,黄慕松一行到达德格,受到土司泽汪登登和代本(相当于营长)琼让的欢迎。7月1日,黄慕松一行到达江达,前来迎接他的有藏军步兵200人,以及音乐队兵40人。当时负责迎接的西藏官员是这样描述迎接黄慕松的景象的:“12时许,远方出现了一列整齐的轿队,前拥后簇,威武异常。渐近再看,共有轿子十多顶,最前面的一顶,身穿毛蓝布便衫,头戴斗笠,脚穿黑布鞋。”虽然黄慕松一路乘坐大轿,但对藏情却观察细致。黄慕松惊奇地发现,这些驻守在江达、冈托一带的藏军,军纪尚可,但教练的口令都是英语,可见当时英国对西藏的影响之深。8月22日,黄慕松抵达钦里,驻藏办事处的职员们前来迎接。 
为欢迎代表团,当月月底,拉萨郊外,噶厦地方政府已派官员在东郊的贡本塘搭起一顶十分华丽的大帐篷,铺上色彩绚丽的卡垫,陈设精美的茶具;黄慕松和摄政的席位设在正中;四品和小四品以及五品、七品官员等,也按常规安排了座位。在江水滚滚的雅鲁藏布江畔,噶厦派来僧俗噶伦各一人、藏军一个团立于此,准备迎接这位中央大员。28日11时许,黄慕松衣着整齐,仪容庄重地到达贡本塘,噶伦们将他迎进帐篷。他和噶伦互献哈达,互致问候。接着,苏德巴(噶厦大司膳)恭献人参果茶饭。食毕,黄慕松起立,全体官员也随之起立。这时,军乐齐鸣,迎接中央政府代表团的藏军列队向黄慕松行军礼。黄慕松满面笑容,点头回礼,然后上轿。 
黄慕松一行到达拉萨后,下榻于八廓街南侧的吉堆巴大院,也就是后来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所在地。让黄慕松感到意外的是,尼泊尔驻藏代表与不丹驻藏代表,以及驻藏汉民均在拉萨设帐欢迎,“是日拉萨不下万人之市民,均拥挤道中,窥目探视”。藏人回忆说,“藏民们依次向他们敬献哈达。黄先生大约50多岁,言谈平静深沉,颇有气魄,俨然一位要员”。黄慕松还带了一个杂技团来藏,对于西藏人来说,这是一件新奇的事情。 　 
市民“环观如堵”黄慕松到达拉萨后,深知藏俗,凡往来交际,需要先馈赠礼品。所以,从摄政以下到七品以上的官员,均给予了不同的礼品。为了表示对佛地的尊敬,他朝拜了大小昭寺和三大寺,每到一座寺院时,均叙中央维持佛教的情形和汉藏的密切关系。但是,在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一事上,黄慕松与西藏噶厦有了罅隙。泽墨噶伦认为,达赖喇嘛圆寂,对西藏人来说是异常悲哀之事,而中央举办册封盛典则是喜事,所以册封不宜。黄慕松对噶伦等人反复劝说,指出册封、致祭是他此次入藏的首要任务,二者缺一,即违背中央意旨,而且外人也可借此挑拨汉藏关系。在黄慕松的积极劝导下,噶厦终于同意于9月2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册封典礼。 
当日上午,黄慕松一行身着长袍马褂,从拉萨行署出发,藏军前来迎送,市民“环观如堵”。西藏方面至司伦以下,四噶伦、扎萨克、代本等数百人均着礼服,恭候于布达拉宫正殿。西藏噶厦派四人于册封地址楼下大门外恭候,总堪布恭候于册封门外。作为专使的黄慕松,在庄严的音乐仪仗下,捧册玉印于香案。而后双方向香案鞠躬,汉左藏右分立于香案两侧,专使在中,宣读册文。全堂肃静无哗,礼节非常隆重。 
致祭如同册封一样
册封之后,11月1日,布达拉宫举行致祭典礼。但是,在祭堂悬旗的问题上,噶厦又开始提出反对意见,说布达拉宫是达赖坐锡之地,向来无人悬挂旗帜。黄慕松当即加以驳斥:“举行册封时,党、国旗亦曾悬挂上宫门,且举行庆吊大典,在内地悬挂党、国旗,已成为当然之事,况本使此次代表中央,亦即代表四万万同胞来致祭达赖大师,若不能悬挂,究竟何方来人致祭,似欠妥当。”然而,某些噶伦仍然不同意,黄慕松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将旗子悬挂于行署,并将国民政府旗帜抬至布达拉宫红山祭堂。 
上午9时,布达拉宫正殿举行致祭典礼。礼节如同册封一样,非常隆重,只是黄慕松观察到“祭堂内西藏僧俗官员及行署人员增加凄惨之态耳”。11时,致祭仪式开始举行。黄慕松起立,全体也随之起立。仪式第一项是黄专使将一包捐助修建达赖灵塔的黄金敬献在达赖宝座的金茶几上,同时敬献金质茶架和茶碗盖等器皿。全场脱帽,司仪高呼三鞠躬。仪式完毕,全体人员依次走出大厅。致祭分别由东西典仪官导引,并献哈达、献花、献灯、献茶等。 
在西藏政界,僧人享有特殊地位,黄慕松深知这一点。“抵藏之图,若不表示尊重佛教,断难邀藏方官民之相信。”而之前,英国人前往三大寺熬茶布施时,总发给每一喇嘛一元。黄慕松决定从优发给每一个喇嘛银元两元,并且建立基金,每年每一个喇嘛可以获得藏噶五枚。 
黄慕松认为,在清代,驻藏大臣每年于正月十五举行传召大会一次,宣布清朝德政。此举颇能收藏人之心,于是规定设立藏银691秤为传召费用,每年所得利息,可以资每年所有被传召喇嘛熬茶之用。黄慕松此行还接触到部分居于拉萨的汉回群众,针对其幼儿受教育困难之状,捐献了一些经费给汉回文学校。 　 
艰难的西藏之旅
1934年冬,黄慕松在西藏的使命已经成功完成,为了视察英国人在西藏南部和尼泊尔、不丹等地的情况,他决定由印度返回南京。 
自1934年2月10日被任命为专使后,到1935年2月13日在香港乘亚细亚皇后号邮船回京,除进藏致祭、册封外,黄慕松先后到访印度、尼泊尔、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历时一年,行程数万里,总计花费于布施、致祭、册封等各项事务的银元达428900余元。黄慕松完成西藏使命后,曾公开发表过一本图片集《藏游概述》,收录了一些珍贵的西藏风貌照片。但该集流传稀少,数年前曾有拍卖行以3000元底价起拍。 
黄慕松的西藏之旅,应该是成功的,不仅增加了汉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考察了西藏当时的社会实情。黄慕松在给洪涤尘的《西藏史地大纲》一书作序时言:“余奉枢命,使藏致祭,舍空用陆,志在考察,凡所经历,接近政教领袖,士绅居民,冀于藏中民族、历史、地理、社会、政教、风俗、物产、经济,博访周谘,历时一载。”一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对于内地相当陌生的西藏,虽不长但也绰绰有余。黄慕松回京后向国民政府呈递的《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中,列专条陈述“西藏之近况”,不仅为中央政府制定治藏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据,而且为内地民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此外,随黄慕松入藏设立的驻藏办事机构,是其此次入藏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多依靠此机构。但是,终究来说,在中国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加上日本侵华开始,黄慕松所题“轨物共守 车书大同”仅仅是个梦想而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