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教历史
道教渊源
道教思想渊源杂而多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三大基本源头道教有三大基本源头：鬼神崇拜、方仙信仰和黄老道家。
鬼神巫术崇拜。上古时代，人们将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宗先贤视为神灵而加以祭祀，祈祷膜拜。黄帝时期有了对于天帝的祭祀，其内容有“封禅告天”、“郊祀上帝”、“接万灵于明廷”等。这种由来已久的鬼神崇拜，到周朝时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和敬天法祖的信仰传统。道教不仅承袭了这种鬼神崇拜思想，而且将这个神灵系统纳入神仙体系。与鬼神崇拜密切联系的巫术信仰也由来已久，古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觋能够沟通鬼神，转告神旨；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镶灾、医治疾病。上古巫术直接被战国神仙方士承袭。[1]​
神仙方术信仰。战国时期，北方燕齐和南方荆楚等地出现了宣传长生成仙的神仙方士，形成了诸子百家中的神仙家（亦称方仙道）。方仙道宣扬长生成仙信仰，把黄帝和老子作为得道成仙的楷模而奉之为神仙祖师；提出了寻求仙境仙人和不死仙药的主张，并实践祠灶祭神、行气辟谷、导引吐纳等修炼方术；尤其是倡导炼丹术，把服食丹药作为成仙途径。荆楚地区的《庄子》和《楚辞》等对神灵仙境的屡见不鲜的描述，给神仙方士很大的启迪和思考；燕齐地区流传着海上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的传说，驱动着帝王和方士前往寻访。方仙信仰和方技术数被道教继承，方士逐渐演化为道士。[2]​
道家黄老学说。道家哲学是道教最重要的思想源泉，老子把“道”作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与宗教思想十分接近。道教便把“道”视为天地宇宙、阴阳五行、万物生灵的本源，以此为基点建立道教神学理论体系；并且从宗教神秘主义的角度把“道”人格化，将老子看作“道”的化身。道家注重修真养生，追求长生久视，老子、庄子提出清静无为、见素抱朴、专气致柔、心斋坐忘、导引守一等修道养生方法。道家的养生思想和神秘主义所形成的修道成仙思想成了道教的核心，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
战国时期，齐国形成了以环渊、田骈、慎到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尊崇黄帝和老子，以道家的清净养生、无为而治思想为主体，兼收并蓄诸子百家的一些内容。西汉前期，统治者推崇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轻徭薄赋，造就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了黄老道，由政治思想转变为宗教学说，活跃于民间的黄老道是道教的前身。[3]​四大重要源头道教有四大重要源头：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易学理论和阴阳学说。
儒家思想。道教吸收孔子、孟子忠孝仁义的三纲五常思想，以此构成宗教道德观的主体，并将这种伦理道德与长生成仙思想结合，以神仙的威力驱使人们去奉持践行。《太平经》提出了“天地君父师”的伦理体系，后来发展为影响深远的“天地君亲师”世俗伦理规范。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天人合一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宣扬星象预言、经籍图箓、呼神劾鬼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所吸收。[4]​
墨家思想。《墨子》提倡尊天明鬼，重申了最高神天帝的意志和赏善罚恶的至上权威，借上天来推行兼爱非攻的主张；还将鬼的范围由“人死为鬼”扩大到天地山川鬼神，为祭祀天地亡灵提供了依据；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助互利，也被《太平经》继承发展；墨家重视科学技术的精神，也被道教所继承。[5]​
易学理论。伏羲氏、周文王推演总结的《易经》，为儒家五经之首，道家三玄之一。对《易经》所作的注释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易学，道教人士把《易经》当做基础经典而广泛地探讨、演绎和应用。《易经》的内容和形式都为道教所吸收：以易解道的理论实践贯穿于道教发展的全过程；道教以《易经》中至高无上的“天”为模型来塑造最高神“天尊”；玄学方术、符箓丹道、斋醮科仪都和《易经》密切相关。
阴阳学说。阴阳概念在《易经》、《老子》中都有论述，阴阳是“炁”的属性，阴阳二气具有化生万物的力量；五行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洪范》，金木水火土是五种物质及属性。战国时，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创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即阴阳家），用来阐释道家的天道和儒家的人道，给五行赋予社会属性来说明王朝更替的原因和趋势；邹衍的思想也被方士吸取，作为神仙方术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充满了神秘色彩，成为道教修炼法术理论的重要来源。[6]​
道教的产生还和医家、兵家、法家、纵横家有渊源关系，纵横家祖师鬼谷子便被道教尊奉为上古真仙。
道教建立
东汉中后期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建立。　　道教产生的条件促使道教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有三个：
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秦朝实行严峻刑法，又迷信神仙方士，希图维护统治，却在转瞬之间为农民起义所覆没。汉武帝连年用兵征战，加重赋税徭役，使民众穷困，社会危机显露。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之风加剧，统治黑暗腐朽。广大民众深陷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便祈求神灵伸张正义拯救自己，“农桑失所，兆民呼嗟于昊天”，有接受宗教的内在条件。统治者也希望利用宗教来祈求统治的长治久安和个人的延年益寿，“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
汉代统治思想的宗教化。统治者借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治民经验，企图借鬼神的威力来加强“长久之术”。汉武帝更是身体力行，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祀神求仙活动；董仲舒的宗天神学被刘彻赏识，成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西汉末年，谶纬之学极为盛行，东汉开国者光武帝刘秀便依靠谶纬起家，并在即位之后对谶纬之学大加提倡，自光武帝到汉献帝，利用谶纬符命起事者络绎不绝。
印度宗教的启示和借鉴。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人们称之为“浮屠道”，把它当做黄老道的一个支派。佛教有着完整的教义、教规和教团组织，为当时的方士创立道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具有相当的激发作用，成为道教产生的催化剂。[7]​三大经典的出现东汉时期三大道教经典——《太平清领书》、《周易参同契》和《老子想尔注》的出现，是道教信仰和道教理论形成的标志。
《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至少成书于东汉顺帝时期，它以道家哲学、儒家伦理、阴阳五行、墨家思想、上古巫术为基础建立理论体系，宣扬天人合一、气化天地、天道承负、三合相通、乐生好善等思想，以实现“太平世道”为目标。
《周易参同契》由魏伯阳创作于东汉中期，对以往的养生术和炼丹术作了总结和发展，借《周易》爻象论述炼丹修仙的方法，将“大易”、“黄老”、“炉火”三者参合，强调修炼丹道和天地造化是同一个道理，易道与丹道相通。[8]​
《老子想尔注》传说为张陵所作，用道教神学来注解《老子》，提出道气长存、大道至威，老子是道的化身；君王按“道意”治国，则能太平福瑞；民众按“道意”行善，则能仙寿天福，其主旨是佐国辅命、养育群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早期道教派别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是道教活动和道教实体出现的标志。
东汉顺帝（126—144在位）时期，张陵来到鬼巫崇拜、黄老道术盛行的蜀地，修道于鹤鸣山，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建立五斗米道（亦称为天师道），要求奉道者交纳五斗“信米”入道。五斗米道尊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为基本经典，修行符箓咒祝、符水治病、三官手书等道术，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张道陵及其弟子在巴蜀和洛阳建立二十四治（即教区），发展组织传播道教。其孙张鲁嗣教后，在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从鬼卒、祭酒直至师君的金字塔式的教阶制，统治巴、汉地区将近三十年。
东汉灵帝（168—188在位）时期，奉事黄老道的张角创立了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奉“中黄太乙”为主神，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反对剥削聚敛，主张周穷救济。当时疾疫流行，张角用“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为人治病，“病者颇愈”，十年内信徒便发展到几十万。张角建立三十六方教区，并各立渠帅分管教务。当时豪门掠夺百姓，阶级矛盾尖锐，张角勾画了“太平世道”的蓝图，四处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为发动起义制造舆论。184年，张角自称“天公将军”领导了起义，但由于地方豪强的镇压，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从此销声匿迹。[9]​
道教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发展时期。　　魏晋道教的发展魏晋时期，对农民利用道教组织起义有了认识的统治者对民间的道教采取了利用和镇压并行的政策。曹操一方面给予张鲁及其子女臣僚优厚的待遇来笼络群众，一方面将张鲁及其教徒北迁来瓦解五斗米道的根据地，即使五斗米道的影响扩展到中原地区，又使其组织混乱、思想紊乱。[10]
魏晋道教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化和发展：
其一，道教被许多统治者接受，大批高级士族人士加入道教，出现了一些天师道世家。
葛洪是丹鼎派的集大成者，著有《抱朴子》、《神仙传》，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
其二，高级士族把他们的思想带到道教中来，促使了魏晋玄学的盛行，上清派、灵宝派出现并迅速发展。
阮籍、嵇康、何晏、王弼等人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三玄著书立说，形成了新的道家流派——玄学。神仙方术与老庄玄学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东晋兴宁二年（364），杨羲声言南岳魏夫人降临，授予他上清众经，便与弟子对天师道进行改革，创立上清派。上清派以《大洞真经》、《黄庭经》为主要经典，以魏华存为祖师，尊奉元始天王、太上道君为最高神，在修炼上主张存思存神，通过炼神达到炼形，不重视符箓外丹。
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的灵宝派，产生时间大致与上清派同时，创始人是葛玄。灵宝派以《五篇真文》、《度人经》为主要经典，将儒家伦理与修道方法结合起来，强调“齐同慈爱、国安民丰”，修炼方法既继承了天师道的符箓科仪，又受上清派影响讲究思神诵经。[11]
其三，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形式的道教，并不断组织发动起义。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西晋时期李特、李雄领导关陇流民起义，得到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大力支持。江南地区的道教也日渐活跃，于君道、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一派的天师道都有很大的影响，399年天师道信徒孙恩、卢循领导了反对东晋王朝的起义，道教传播到岭南地区。[12]南北朝的道教改革南北朝时期，天师道、上清派和灵宝派都需要通过整顿、改革，发展为成熟的宗教。
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的是寇谦之，他宣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命其改革道教，在得到北魏太武帝（424—451在位）拓跋焘的大力支持后，以儒家礼教为总原则，对天师道进行改革：绝对禁止利用天师道作乱；整顿组织，加强科律戒规；增订斋醮仪范和戒律，用忠孝仁义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改革之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北天师道”，太武帝尊奉寇谦之为国师，开创了北魏皇帝即位都要至道坛亲受符箓的制度。
北魏分裂为北周和北齐后，北齐高洋在天保六年（555）下令禁绝道教，使道教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北周统治者依靠关陇汉族立国，重视扶植道教，尤其是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在位）最为崇奉，除了宠信张宾，还礼待楼观道士王延、严达。楼观道以关尹子为祖师，坚信老子化胡说，重视《道德经》、《妙真经》和《老子化胡经》，修炼上兼习丹道与符箓，从北周开始进入鼎盛时期。[13]
对南朝道教进行改造的是与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都有渊源的陆静修，他在宋文帝（424—453在位）时期采取措施改革道教：编制《三洞经书目录》为道教经典的编纂创立了三洞、四辅、十二部的体例；在总结天师道原有斋仪的基础上，吸收佛教、儒家仪式，以“劝善戒恶”为宗旨建立了九斋十二法斋醮仪范；健全了道官按级晋升制度，创立了道教服饰制度。陆静修改革整顿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颇受统治者的亲睐，灵宝派的影响力也超过了上清派。[14]
陆静修和寇谦之的改革，使得道教的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
南朝梁时期的茅山高道陶弘景吸收儒、释思想，继续改造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陶弘景深受梁武帝（502—549在位）的尊崇，被称为“山中宰相”，他对道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编撰《真灵位业图》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神仙谱系；通过编著《真诰》对道教的传授历史做了整理；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主张形神双修、少私寡欲；弘扬上清经法，开创了茅山宗。[15]南北朝佛道之争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正面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的灭佛运动，而南朝的佛道之争只是义理上的争辩。
北魏太武帝为缓和汉族士族和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加上个人信仰道教，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废除佛教，毁灭佛寺诛戮僧侣。北周武帝为了实现“天下一统”，消除寺院经济泛滥的威胁，在建德三年（574）采取了废除佛教的措施，后又扩展到北齐境内。南朝的佛道争辩以南朝齐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为标志，用老子化胡、尊汉贬胡来攻击佛教，后有道士假张融之名撰写《三破论》讽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徒也大量组织撰文驳斥道教徒的观点。
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吸取、交流，道教吸收因果轮回、天堂地狱思想，佛教天台宗吸收了神仙方术，禅宗吸收了老庄玄学，佛经的汉译更是大量使用了道家术语。[16]
道教兴盛
隋唐五代北宋是道教的兴盛时期。隋朝道教的转折隋文帝实行佛道并重的政策，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重用道士，兴建宫观。隋文帝相信符箓科谶，道士张宾、焦子顺等人向其密告符命，为杨坚称帝争取舆论。隋炀帝杨广沿袭了这一政策，敬重王远知、孔道茂等道士，还幻想长生不老，迷恋金丹仙药。
随着国家统一，上清茅山宗北传，与楼观道相互结合；隋朝道教在神仙信仰上，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在道教法术上，以符箓为主，也炼制金丹，苏元朗撰写《旨道篇》，从《参同契》中发掘阐释内丹学说。
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隋朝统治者利用道教为其服务，为唐朝统治者崇道树立了榜样；苏玄朗首倡内丹术，是唐朝内丹学迅速发展的发端；隋朝道教以茅山宗为主并融会南北道派，为唐朝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17]​盛唐道教的鼎兴隋末许多道士投靠李渊父子麾下，编造李氏为王的谶语神话，如楼观派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制定了尊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他尊老子为其祖先，宣称自己是“神仙之苗裔”，表明“道大佛小”，颁布《先老后释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唐太宗李世民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李世民采用道家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治国政策，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晚年李世民也热衷于长生方术，大量服食丹药。
唐高宗李治继续奉行崇道政策：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首开给老子册封尊号之先河；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官僚学习，规定为科举考试内容；提高道士地位，在各地兴建道观。武则天依靠佛教徒为“武周革命”大造舆论，故而削弱道教。唐中宗、唐睿宗恢复崇道政策。
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道教也在其推动下达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唐玄宗的崇道政策有：神话祖先“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热潮；提高道士的地位，使之享受皇家特权；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规定《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注颁布天下；积极搜集整理道经，编纂了历史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大力倡导斋醮，制作道教音乐，制定道教节日。
盛唐高道辈出，他们从哲学、丹道、斋醮各方面大大推进了道教建设。
以“重玄”思想注解《道德经》的重玄学在唐朝得到大发展，代表人物是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成玄英的“重玄之道”包罗了宇宙论、政治论、人生论诸多内容，融合道家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李荣的重玄学充满了中道精神，认为“道”是体用一源、体用兼备的。王玄览在“道体论”的指导下，阐述了“道物”、“有无”、“心性”等问题，提出了“修变求不变”的修仙理论。
司马承祯著有《坐忘论》、《天隐子》，提出了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个修道层次和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五个修仙渐门，他的“安心坐忘”、“主静去欲”的修炼方法成为宋元内丹学的先驱。此外，孟安排、张万福、李筌、吴筠等人也对道教教义、修炼、斋醮各方面做出了贡献。
道教学者为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宾的开皇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和李淳风的麒麟历，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对医药学和养生学有着巨大的贡献；张果老提出的九转丹成法促进了炼丹术和化学的发展。
此时的道教派别以茅山宗和楼观派最兴盛，备受李唐皇室推崇，天师道也开始活动于社会，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斋醮仪式上呈现出相互交叉融合的特点。[18]　中晚唐和五代的道教安史之乱使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也使道教遭受破坏，但中晚唐的统治者继续沿用“尊祖”、“崇本”的崇道政策。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信奉祈禳之术，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僖宗信仰神仙方药。其中，唐武宗是中晚唐的皇帝中崇道最突出的：他采取措施，崇奉圣祖老子；亲受符箓，宠信道士；筑造宫观，炼丹服药；此外他还在会昌（841—846）年间下诏废除佛教，解决寺院经济膨胀对财政的威胁。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兵祸连连，道教更是遭受劫难，但不少帝王仍因袭唐朝崇道之风，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周世宗柴荣、闽王王璘、前蜀王建父子等。其中后周世宗柴荣崇道最为突出，他对自己取得帝位进行神化，对高道陈抟加以礼待；同时，由于佛教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财政问题，他采取措施大规模毁坏佛寺佛像，限制佛教发展。
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一些著名道教学者致力于道教神话、理论、道术、斋醮的研究和建设，为维护道教信仰做了不懈的努力。
杜光庭对道教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将以往各种老子的神话传说系统化，使老子形象道、神、人三位一体；对历代研究《道德经》的情况作了总结；从神仙实有、仙道多途和历代崇道方面宣传道教；编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阐述道教仙界；对斋醮科仪进行修订，使道教斋醮科仪变得成熟。
中晚唐时期外丹术、黄白术达到巅峰，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炼丹术经过阿拉伯西传到欧洲，成为现代化学的先驱。
唐朝的内丹术逐渐兴起并呈现繁荣景象，促成外丹术向内丹术过渡的代表人物是崔希范、彭晓、钟离权和吕洞宾。崔希范的《入药镜》提出只有修炼精气神才能忘形养神而归长生久视之道；彭晓提出“金液还丹是白日冲天之道”，将《参同契》上的概念重新用内丹学来定义；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内丹思想体现在《钟吕传道集》中，全书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系统完整地论述了内丹学说。
著名的道士还有谭峭、罗隐和闾丘方远。[19]​北宋道教的高涨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的政策，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是这一政策的奠基者。在夺取后周政权时，赵匡胤利用华山高道陈抟等人为他争取群众，称帝之后他还登门向道士刘若拙、苏澄隐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赵光义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对黄白术、养生术十分感兴趣，不断修建宫观并给予经济优待。
宋真宗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繁荣，澶渊之盟刺激他重视本土宗教，宋真宗用了大量精力来扶植道教：宣扬天神降临、天书下降，尊神明赵玄朗为“圣祖”，并封禅泰山；大量兴建宫观，设置宫观提举；制订节日、敬神乐章，编纂《天宫宝藏》、《云笈七笺》；迷恋神仙方药、外丹黄白、养生之术。此后，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继承了宋真宗的崇道政策。
宋徽宗赵佶掀起了北宋第二个崇道高潮，实施了一系列崇道措施：宣扬“天神下降”的神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道观，在各地兴建神霄宫；热衷于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如封玉帝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封关公为“义勇武安王”，封妈祖为“南海女神”；模仿朝廷管理品秩，设立道阶、道职，并大兴符箓道法，与张继先、林灵素、王文卿等道士交好；提倡学习道经，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列《内经》、《老子》、《庄子》等为修习经典；重编道教历史，编修《政和万寿道藏》。此外，徽宗也实行尊道贬佛的政策。
北宋时期，道教符箓道法特别兴盛，最有影响力的是茅山、龙虎山、阁皂山“三山符箓”，其中茅山宗实力最强，组织严密，高道众多，与统治者关系密切；龙虎宗张天师与统治者的联系逐渐加强，为正一道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新的道派也相继出现，一是以林灵素为代表的神霄派，二是以饶洞天为代表的天心派，南昌的许真君信仰也在兴起。
在唐朝发展到极盛的外丹术逐渐衰落，内丹学经过陈抟、张伯端的发扬而流行，并成为道教修炼术的主流和道教理论阐发的核心。
陈抟的思想主要有易学、老学、内丹三部分，将黄老道家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家禅理融为一体，他的易学著作有《河图》、《洛书》、《无极图》、，内丹著作有《指玄篇》、《入室还丹诗》。陈抟的丹法要点是，通过修炼精气神，进而实现小周天和大周天，依次进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而“复归无极”，炼成金丹大道。他的易学思想被周敦颐、邵雍、张载等吸收，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兴起。
张伯端的《悟真篇》取义于《道德经》、《参同契》，以诗词形式总结了北宋以前的炼丹术，继承钟离权、吕洞宾的“道佛双融”、“性命双修”之说，而又以“先命后性”为其特点，并对陈抟《无极图》的思想进一步发挥，阐明了火候进退、性命之学、炼气化神等内丹秘诀，促进了内丹学的蓬勃发展，是道教修炼术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经典。
此外，张无梦、陈景元、贾善翔对道论、科仪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
道教分化
南宋金元是道教的分化时期。　　南宋道教的分化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基本与北宋一致。宋高宗为保国延祚而求助于神灵，在江南兴建宫观，并任命大臣为宫观提举。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沿袭崇道政策。宋理宗是南宋最尊崇道教的皇帝，他在蒙古威胁日益严重时，进一步加强崇道措施，给一些神仙高道加以封号，优待道派首领，继续兴建宫观，并对《太上感应篇》特别感兴趣，推动了道教劝善书的兴起。在神仙信仰上，除了祭拜昊天上帝，南宋朝廷把紫微大帝座下的天蓬、天猷、翊圣、佑圣四圣和显灵保护高宗脱险的崔府君作为皇室的保护神加以祠祀。
南宋道教以符箓派为主，将内丹与符箓结合，吸收禅宗、附会儒学，除了传统的三山符箓派，还有衍生的新兴道派。
北宋末期第30代天师张继先创造“正一雷法”，使正一派表现出新的活力，成为官方指定的道教诸派首领。张继先著有《大道歌》、《心说》，依据天人感应思想，将“身外雷法”和“体内炼气”相结合，以驭神住气为修道之要。宋理宗召见第35代天师张可大，命其提举三山符箓，正一派正式成为江南符箓道派的首领。
从天师道演化而来的神霄派以传神霄雷法而得名，代表人物是王文卿、萨守坚，主张内炼为外用符箓之本。
天心派也由天师道演化而来，代表人物是雷时中，天心正法强调作法者须内外兼修，法术才灵验。
由上清派衍化而来的清微派，自谓其符箓出自清微天元始天尊，代表人物是黄舜申，以内炼丹道为本，外用符箓为末，强调心与道合。
东华派源自灵宝派，创始人是宁全真，东华灵宝法注重内炼功夫，规定每天清晨静坐寂来合道通神。
同样从灵宝派分化而来的净明派奉许逊为教主，何真公宣称许真君降神传授净明道法，净明道强调忠孝道德的实现，要求修炼者“以忠孝为本”。
金丹派南宗宗源自钟离权、吕洞宾，宗承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实际创始人是白玉蟾。金丹南宗继承了张伯端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的内丹理论，并把理学的正心诚意和禅宗的明心见性纳入修炼方法中，并把神霄雷法与内丹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丹理论。白玉蟾在内丹修炼方面，强调以炼心为主，把内炼的过程和秘诀都归结于心性，同时把内丹修炼划分为三关十九诀，在静定之中，以神御气，照察精气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成就金液大还丹。
与金丹北宗全真道相比，金丹南宗没有固定的教团组织，不倡导出家。内丹学在儒家士大夫之间流行，朱熹十分崇奉内丹学，曾化名写作《周易参同契考异》。[21]​金朝道教的分化北宋灭亡后，北方一些汉族士人不愿与金朝统治者合作，走上了隐遁之路，山东、河北一带出现了汉族士人创造的新道派——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
萧抱珍在金熙宗天眷（1138—1140在位）年间创立太一道，崇奉主神五福太一。太一道崇尚符箓，其所传三元法箓由天师道符箓演化而来，同时也着重内丹修炼；萧抱珍也模仿天师道秘传，规定掌教者必须改姓萧；太一道以“度群生于厄苦”为宗旨，注重伦理关系。
真大道起初名为”大道“，创教人刘德仁于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自称老君降世授予《道德经》要言，立九条戒法，教人以忠君孝亲，诚以待人，爱生勿杀，这样的观念在饱经战火蹂躏的北方得到百姓的共鸣，大道教遍及中原。大道教教义独具特色，不谈飞升炼化、长生久视，而提倡自食其力、少私寡欲，一柱清香敬天地，修炼以内丹“守气养神”为重。
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重阳。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自称遇到神人授之修炼秘诀，在终南山筑“活死人墓”隐居修道，后前往山东传教，先后收马端阳、谭处端、邱处机、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七人为徒，打起“全真”的旗号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传教。王重阳的著作有《重阳全真集》、《立教十五论》，阐述了全真道的教理教义、内丹思想等内容，开启了道教发展的新时代。
全真道骨干文化素养高，著述颇多，总体上仍然继承了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思想，并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合一三教，“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第二，以“全精、全气、全神”为得道成仙的最高境界，其修炼之道将降伏心意、明心见性说与炼化精气神以结丹的传统内丹学相结合，代表作是邱处机的《大丹直指》。
第三，以“苦己利人”为宗教实践原则，实行出家制度。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建立后，成为在野汉族士人相互联络的组织。金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对各道派给予扶植，其中金章宗是最为“尊崇玄道者”，与太一道三祖萧志冲、全真道掌教王处一来往密切，下令编纂了《大金玄都宝藏》。同时，金朝统治者忌惮下层群众利用道教作乱，也对各道派规定诸多限制。[22]​元朝全真道的兴衰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为了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对道教表示了尊崇。元世祖十五年（1220）邱处机率领弟子西游中亚，两年后机遇成吉思汗，奏对治国安邦要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久视要以清心寡欲为要，讲述了“止杀保民”、“以孝治国”等治国之术。成吉思汗十分崇敬邱处机，令其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门赋役。邱处机回到燕京后即着手“立观度人”，救济饱受战乱的广大群众，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真道经过尹志平、李志长相继掌教，进入了鼎盛期：一是道门兴旺，门徒众多，高道辈出；二是以燕京为中心修建了大量宫观，遍及中原大地；三是宋德方主持重修了《大金玄都宝藏》。
在此之后，由于佛教和道教的矛盾激化，以及元朝统治者信仰藏传佛教，在宪宗五年（1255）和至元十八年（1281）的佛、道辩论中，全真道两次败北，大批道经被焚毁，在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全真道由盛而衰，走向低谷。直到元成宗即位后解除抑制政策，全真道才再次贵盛。
大道教在元朝时，分裂为郦希诚和李希安两派，郦希诚得到元室的尊宠成为正宗，改名为“真大道”，传播地区扩展到全国。九祖张庆志逝世后，真大道逐渐融入全真道。
随着元朝统一全国，全真道也南下传教，先来到武当山，再传至江南各省，并与金丹南宗逐渐合流，李道纯、陈致虚等南宗道士都主张并推动金丹南北宗的合并。全真道和金丹南宗都以内丹理论为基础，以钟离权、吕洞宾为始祖，有共同的理论渊源。陈致虚提出的“五祖七真”传承系统被两派认可后，元惠宗（1333—1370在位）时期，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新的全真道形成。[23]​元朝正一道的形成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授予第36代天师张宗演官方承认的天师头衔和统领江南道教的权力，龙虎宗成为南方道教的核心。
同时龙虎宗还形成了一个支派——玄教。至元十三年（1276）随张宗演赴京的张留孙受元室宠信而留在京城，利用政治地位日益巩固的机会，从龙虎山征调许多道士到京城和江南管理道教事务，逐渐形成了一个龙虎宗支派。玄教以“清静无为为本，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宗旨；政治上尊荣显贵，掌门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思想上儒学化，如二祖吴全节推崇理学，力行忠孝；宗教内容上，兼容各种新旧道派的思想、道术。玄教共历五代掌教，元朝灭亡后重新归宗于正一道。
1246年元世祖召见太一道四祖萧辅道，标志着太一道正式得到元朝的认可。太一道传到七祖萧天祐后逐渐融入了正一道。
茅山宗在元代有一定的发展，其活动主要以江浙苏杭为基地，兼及福建、江西等地，代表人物有杜道坚、赵嗣祺和张雨。
元世祖至元（1264—1294）末年，南昌道士刘玉重建净明道组织，重新阐释“忠孝净明”的教义，追求道德的完善，用“惩忿窒欲、正心诚意”的修炼方法，达到净明境界而与道合一。它的入世精神被很多士大夫赞许，在江西十分盛行。
神霄派在元朝的传人主要是莫月鼎，主要活动于苏、浙、赣、闽、广等地，在民间影响很大。
清微派在元朝以黄舜申一系为主，后分建宁和武当山两支向南北传播，清微雷法追求天人合一、内炼与外法相结合，同时还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东华派在元朝的主要传人是林灵真，后归于正一道。
天心派在元朝的主要传人是雷时中，他宣称路真君授其“混元六天如意道法“，故此派又称为混元派。
新旧符箓道派教义、法术都很接近，各派之间相互融合早已有之，为各派归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元室任命张天师掌管江南道教，使龙虎宗成为最具凝聚力的道派，为正一道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敕封第38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标志着正一道的正式形成。[24]​
走向世俗
明朝时期，道教走向世俗化。明朝的崇道政策明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管理上的措施也较为完善。明太祖朱元璋利用了许多道教神话，来渲染自己是上承天命的真龙天子。在历年征战中，他得到了道士周颠仙、铁冠道人张中、方士刘伯温、道家学者宋濂、张正常天师等人的指点帮助。朱元璋亲自为《道德经》作注，推崇道家清静自然的无为之治，并采用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传说朱元璋出生于土地庙，他推崇地方神祗土地和城隍，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以千计的城隍庙和数以万计的土地庙。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为了提防群众利用道教作乱，朱元璋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在礼部下设置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颁发度牒制度来限制道士数量。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过程中，利用姚广孝、袁珙、金忠等方士为其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即位后更利用道教为其巩固统治地位。朱棣经常召见张宇初天师，命其主持国家祭祀礼仪，又多次派人寻访张三丰；同时又完善了道士度牒考试制度。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于永乐十年（1412）派遣三十万军民，在武当山建成庞大的道教建筑群来供奉“护国有功”的真武大帝，并赐名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明成祖对玄武大帝的礼奉成为明朝的定制，历代皇帝经常派遣使者到武当山诣香上供。
明仁宗、明宣宗沿袭了崇奉正一道、加强道教管理的政策。明英宗统治时“海内富庶，朝野清晏”，他继承朱棣的遗愿，于正统九年（1444）命邵以正组织编纂了《正统道藏》，赐颁天下道观。明代宗赐邵以正真人号，而且任用道士蒋守约为礼部尚书。明宪宗即位后，崇道尤甚，任命道士李希安为礼部尚书，李孜省、邓恩常等人通过“传升制”而获得高官。明孝宗即位几年后，好尚方术，广建斋醮，也任命道士崔志端为礼部尚书。明武宗扩大了道士度牒的发放数额，明初定下的对于道教既优宠又抑制的政策被破坏殆尽。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朝皇帝中崇道最甚的一位，在位时以奉道为首务，使明朝道教的兴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崇道表现主要有：宠信道徒方士，授予高官厚禄，除了尊重正一张天师外，还宠信邵元节和陶仲等道士；广建斋醮，迷信乩仙，长年深居西苑斋醮祈禳，并利用蓝道行、罗万象等进行扶乩活动；耗费财物，建宫筑观，在京城及全国兴建了大量道观；爱好青词，提擢工者，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等人因擅长撰写青词而被提拔，被称为“青词宰相”；爱好长生仙药，玄学方术，大量道士、方士进献各种方术、方药；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号。
明穆宗鉴于其父崇道过滥，对道教采取了打击、抑制的政策，但他也爱好服食丹药。明神宗即位后恢复了崇道政策，对张天师进行册封，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敕令张国祥天师编印《万历续道藏》，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神宗深受道家黄老学说和世宗潜心修道的影响，深居宫中28年不上朝。明后期的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对正一道延续了利用、扶植的政策。[25]​全真道和正一道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分为全真、正一两种来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派别。
明朝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对全真道即不太重视，却使得全真道能够潜心自守内炼，保持了创教初期的淳朴清净之风。全真道形成了许多以张三丰为祖师的派别，其中武当派发展最为活跃。全真道士著述不辍，著名的道教学者有张三丰、何道全、王道渊。张三丰代表作有《金丹直指》、《玄机直指》、《大道论》，他的道教思想强调三教归一，竭力附会儒学，具有浓厚的理学气味。张三丰的丹法属于北宗先性后命、性命双修一路，首重筑基修性，进而还丹修命。张三丰创造的内家拳，成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的源头。
以斋醮祈禳为职事、擅长符箓法术的正一道，更符合明朝利用道教为其服务的需要，因此十分流行。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敕令张天师永掌天下道教事，正一道的首领在明朝受到统治者优厚的待遇，不仅代代袭封大真人号掌管天下道教，而且主持国家的祈祀大典，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正一道虽然极其贵盛，但在教理教义上并没有发展，存在著述的道士有张宇初、赵宜真。张宇初道教思想的特点是：申明道统源流，主张清静无为，撰写《道门十规》整顿当时的不良道风；强调遵循性命双修之道，竭力将内丹与符箓统为一体；融合三教，并极力向儒学靠拢。[26]​明朝道教世俗化明朝道教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中后期的道教世俗化和民间化。
嘉靖（1521—1566）年间，陆西星开创了内丹东派，用浅显易懂的通俗语言来讲述深奥玄妙的丹法，使道教内丹逐渐走向民间。陆西星的作品收录在《方壶外史》中，他是性命双修理论的集大成者，使之理论系统化、实践明晰化。全真龙门派第八代传人伍守阳著有《天仙正理直论》等，将佛教禅学引入内丹修炼理论中，强调仙佛合宗，认为返还先天的金丹、太极、圆觉是一体的。
正德（1506—1521）年间，罗梦鸿将道家老庄思想、道教教理教义与佛教禅宗、净土宗以及儒家的忠孝仁义融合，创立了罗祖教（亦称无为教），提出了“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简明教义，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内容被写入民间宗教的“宝卷”经书中，道教神仙被它们纳入神谱，符箓法术、斋醮科仪、内丹修炼成为其宗教内容。代表性的民间宗教，如白莲教、黄天教、八卦教、红阳教、混元教、一炷香教等，都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明清之际，大大小小的民间宗教组织多达百余种，这是道教通俗化、世俗化的结果。
道教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明代理学的发展以融摄道教思想最为突出，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心学的道教色彩十分浓厚，“致良知”说融入了内丹修炼思想。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归儒尊孔”的三一教（夏教），“其说乃系道教七八分，佛教二三分，而以儒教饰其表面”。道教对佛教的影响也很大，明末四大高僧的著作中都有道教的痕迹，释德清著有《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提倡三教一家。
道教对小说、戏曲、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明朝四大奇书《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具有浓厚的道教神学色彩。一大批异彩纷呈的以鬼怪神仙为主题的作品形成了新的小说门类——“神魔小说”，包括《封神榜》、《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飞剑记》等。在戏曲创作上，更有一大批以道教神仙人物为题材的作品面世，道教音乐直接影响了戏曲的唱腔。
明朝道教的教理教义、神仙信仰、伦理思想、科仪方术也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玉帝、老君、真武、关帝、文昌、财神、妈祖、城隍、门神、土地、福禄寿三星等道教尊神、俗神，在民间被广泛祀奉；道教尊道贵德、忠孝节义的宗教伦理观随着《感应篇》、《阴骘文》、《功过格》、《觉世经》等劝善书在社会各阶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现实中无法靠人力圆满解决的送死迎生、祛病消灾、延年益寿、功名富贵等问题，人们都寄托于神仙道术。供奉道教神仙的宫观庙堂星罗棋布于城镇街巷、乡村小镇。[27]​
道教衰落
清朝民国是道教衰落时期。清朝对道教的抑制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抑制的程度较为宽松。顺治册封第52代天师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天师，册封全真道龙门派领袖王常月为“国师”。康熙沿袭了册封张天师的定制，但明令禁止跳神驱鬼等道术活动，给正一道很大的限制和打击。雍正是清朝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他主张利用儒道佛三教为统治服务，对道教的治世作用持肯定态度，宠信龙虎山道士娄近垣，也迷恋仙丹方术。
然而，从乾隆开始，满清皇室对道教的贬抑越来越强。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他将正一真人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对道教的活动限制不断加强，嘉庆、道光皇帝对张天师的地位继续贬降。鸦片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道教更是江河日下。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区原本昌盛的道教。
娄近垣是清朝正一道中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著有《龙虎山志》等，他提倡三教合一，特别融合禅学，主张性命双修，从无心、无住、无为为要点的性功入手，继而炼化精气来得道成真。清朝正一道的地位很低，但在民间影响很大，乾隆废除度牒制度后，传播到东北、新疆、台湾等边远地区。
全真道在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呈复苏之势。北京白云观方丈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祖风为己任，开始了振兴全真道的阐教活动，吸引了大批道士到北京求戒，并率弟子南下传教，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建立支派。王常月是“龙门中兴”之祖，他的宗教思想体现《碧苑坛经》、《初真戒说》上，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无相法门，“戒行精严”是他的修道思想主体，又是他振兴龙门派的主要措施。
全真道在内丹学上成绩斐然，闵一得、刘一明著书立说发展丹道，李西月著有《三车秘旨》、《三丰全书》等，建立了内丹西派；柳华阳继承了明末伍守阳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伍柳派。清朝全真道也走向了世俗化和民间化，兼行斋醮祈禳，谋取香火收入。
鸦片战争后，清室加封了一些道教神仙，如吕祖、文昌、关帝、妈祖等，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盛行。各种民间宗教延续明末的热潮，虽然派系繁多、思想复杂，但都与道教思想和组织有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变相的道教，如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八卦教、混元教、天理教等。[28]民国时期的道教中华民国建立后，取消了正一道首领正一真人的封号，政府对道教没有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把道教作为封建迷信大肆抨击，道教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决定废止老君、三官、吕祖、文昌、城隍等祠庙，道观数量大幅减少。[29]
民国时期，道教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也曾仿效西方社会组织，企图建立全国性的道教组织。1912年成立了“中央道教总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1947年全真道李理山和正一道张恩溥商议成立“中国道教会”，但由于教派和地域等因素，各种道教组织都昙花一现。
民国时期的著名道教学者有陈撄宁和易心莹。陈撄宁主编了《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在20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理论，认为仙学以神仙信仰为基础，是包括外丹和内丹的一门实验性质的学术。陈撄宁的仙学建立在传统道教的基础之上，又被赋予时代特色，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瑰宝，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30]
民国时期道教徒发扬了爱国主义传统，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到各种爱国救亡运动之中。
道教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法律和政策上保证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道教界发扬道教的优秀内容和现代思想文化结合，使古老的道教焕发出青春，实现了新生。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成立，道教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组织。
“文化大革命”时，道教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众多道士被迫害，许多宫观被拆毁，古老的道教走到毁灭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道教界的拨乱反正活动也展开，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成立，道教第一次有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学校。道教文化的研究得以延续，全真道的“传戒”和正一道的“授箓”仪典得到恢复，各地的宫观得到恢复和新建，各种道教斋醮、慈善活动开展，道教迎来了发展的全新时期。[31]​
根据2010年零点公司所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大约1.73亿人自称信奉道教，其中大约1200万人是明确的道教徒。还有大约2亿多人信奉祖宗神灵，大约1.41亿人信奉道教财神，大约2亿人信奉海神妈祖；大约1.45亿人相信风水堪舆，大约3.62亿人相信命相道术。该调查并没有涵盖大量与道教渊源颇深的民间宗教，但各类民间宗教无疑也是中国人的宗教选择。[32]而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道教（含民间信仰）信众超过3亿人。
根据2011年南岳国际道教论坛上的介绍，中国内地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道教协会有26个，县、市道教协会300多个；初步统计住观道士有近3万多人，散居正一派道士约6万多人；登记备案的道教活动场所3万多座，其中道教宫观约9000座，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民间信仰祠庙。[33]​
其他道教
台湾道教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出海寻求蓬莱仙山，来到了台湾岛。明朝时期，道教正式传入台湾，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民众迁移到台湾，也带来了妈祖娘娘、保生大帝、临水夫人、开漳圣王等地方信仰。日本侵占时期，很多民众信奉道教以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因此道教备受打压，道观必须同时供奉佛像才能保全，造成了佛道不分的混杂现象延续至今。
1949年，第63代天师张恩溥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与当地道教界相结合，使台湾道教出现了新局面。1950年，张恩溥设立了“嗣汉天师府驻台湾办事处”和“台湾省道教会”，1968年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会”。自1982年一国两制方针提出后，台湾道教界与大陆道教界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不断有团体和个人回大陆朝拜祖庭、奉请神像及请求受箓。
台湾道教会成员分为以宫、观、祠、庙、堂、坛等宗教场所团体会员和居士、道士、相士等个人会员。台湾道教以正一道为主体，具有浓郁的台湾地方特色，道士分为“红头司公”和“乌头司公”，注重斋醮科仪，从事风水命理等道术活动。
台湾当局主张民间宗教合法化、公开化，纳入道教范畴以便于管理，这使得台湾道教的教派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天师道、一贯道、轩辕教、理教等教派和妈祖娘娘、关圣帝君、保生大帝、王爷千岁等信仰。其中，宣扬五教合一的一贯道在1986年开禁后，发展十分迅速。[34]​
根据2012年台湾内政部公布的数据，台湾共有15211座登记在案的宗教庙宇，其中道教宫观占78.3%，约有1.2万座，在各大宗教中遥遥领先，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未登记的民间祠庙。道教在台湾南部较为兴盛，且以妈祖庙和王爷庙居多，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的道教宫观都超过1000多座。台湾的道教（含一贯道和民间信仰）信众超过1000万人。[35]​香港道教东晋时期，道教传入香港，到明朝时香港道教已经活跃。清朝时期，香港兴建了很多宫观。民国时期，罗浮山的许多信奉道教的晚清遗老来到香港，促进了香港道教的发展。1961年，香港成立了道教联合会，由各道堂代表组建而成，是香港最大的道教组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香港道教界和大陆道教界开始频繁的交流。
香港道教有先天道、全真道、纯阳派三大派别。先天道创立于明清之际，以瑶池金母为最高神，以“天人合发”为最高境界，宣扬三教合一，修持上主张积德行善和锻炼精气神内外同修。香港全真道源自大陆全真道，以龙门派最具影响力。纯阳派以吕洞宾为崇拜主神，同时供奉八仙。
香港道教供奉的神灵非常多，上至三清，下到仙人、圣贤、菩萨，体现了三教合一特色。人气最旺的是黄大仙和吕洞宾，其次是八仙、妈祖、观音等。香港登记在案的道堂、道观有120多个，其中黄大仙祠香火最旺，著名的道观还有圆玄学院、青松观、蓬瀛仙馆、飞雁洞佛道社等。香港道教（含民间信仰）信众超过200万人。
香港的道教团体不遗余力地为文化教育事业、社会福利慈善的发展贡献力量，兴办了多处学校、诊所、敬老院等。同时，香港学术界重视对道教的研究，许地山、饶宗颐、黄兆汉都是著名的道教学者。[36]​澳门道教宋朝时期，道教传入澳门。明成化（1465—1487）年间澳门兴建了妈祖阁庙，Macao的称呼便源自“妈阁”。清朝时期，全真道、正一道相继传入。1974年，儒释道联合会成立，是重要的道教组织。1999年澳门道教协会成立，开始加强与大陆、港台道教界的广泛交流，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澳门道教以全真道为主，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澳门民众最崇信的神仙是海神妈祖，其次是吕祖、真武大帝、哪吒、朱大仙等。[37]​少数民族道教道教对我国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西南和中南地区。东汉时期，张道陵设置的二十四治就包括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建立成汉的巴氐族也信奉五斗米道。诸葛亮南征、孙恩农民起义，道教传入云贵、两广地区。738年，统一西南地区的皮逻阁建立南诏国，以道教为国教。明朝永乐年间，刘渊然在云南传教，奏请设立了大理、云南、金齿三道纪司。
道教在少数民族中，多不建宫观、不做职业道士，而是采取将道教信仰与本民族信仰相结合的形式。云南瑶族是受道教影响最深的少数民族，男子在15岁左右都要举行一次“度戒”，才能被正式承认为成年人编入族籍，这种度戒仪式源自道教的受箓仪式。四川彝族把老君认定为与自己的祸福、本族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天神，又把一部分道教神仙召进了祖庙中。湖南苗族在斋醮法事中，道士分文武两班，武道士供奉三清、三官等神，文道士则供奉神农等神。广西壮族的宗教神员称为道公、师公，做道场时悬挂太上老君神像，设坛供奉各路道教神灵。
道教之所以能够被众多少数民族广泛信仰，是因为道教是吸纳能力很强的多神教，在最高神三清和玉帝之下有无数大大小小的神灵，这与少数民族的多元化信仰是一致的。另外，道教提倡众生平等，少数民族修行正道都能“渐入仙宗”。
根据民族工作者统计，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以信仰道教为主而兼信其他宗教的有壮、瑶、白、苗、彝、京、羌、黎、侗、水、土家、布依、纳西、仡佬、毛南、阿昌等二十余个，信众超过1000万人。其他的一些民族如满、畲、傣、佤、独龙、布朗、仡佬、朝鲜、鄂伦春，尽管以信仰其他宗教为主，但他们的信仰中或多或少都有道教的成分。[38]​日韩道教至迟在唐朝时，道教的经典著作、鬼神信仰、方术科仪等就大量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哲学、政治、文学、民俗、医学、神道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天武天皇（673—686在位）喜好道教，以道教名词“天皇”作为君王称号。道教对神道教、天皇信仰和民间信仰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道教团体开始与中国道教界开展密切的联系。1980年，早岛天来为了普及道家思想及导引术，在福岛创立了日本道观，目前在日本共有11所道学院。
道教在朝鲜“三国时代”（前57—668）传入朝鲜半岛。唐高祖派使臣将天尊像送给高丽，派道士宣讲《老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8—15世纪，朝鲜的士大夫和庶民都热衷于道教；在文宗、肃宗、睿宗、仁宗、毅宗五朝，道教在朝鲜达到全盛。
19世纪60年代，崔济愚提出“道虽天道，学则东学”，在道教的基础上，综合儒教、佛教和朝鲜民族信仰，创立天道教（原名东学），追求长生不死、祈福禳灾和社会德治。现在信仰天道教和韩国民间信仰的人数超过500万。[39]​
1882年，韩国以阴阳八卦图为基础，设计了韩国国旗，称为“太极旗”，沿用至今。东南亚道教道教很早就传入了东南亚，而且分布广、信众多，影响也很深远。
越南人在生活、风俗上受到道教很大的影响。1926年，越南人创立了高台教，得名于《道德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供奉东西方各路神明和名人。高台教信众达800万人，是越南第三大宗教。[40]​
1990年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积极传播道教文化。1996年，新加坡道教协会成立，并规定农历二月二十五举办道教节。根据2012年最新统计，新加坡道教信众占总人口的11%，约有40万人。[41]​
1997年，马来西亚道教组织联合总会成立。2012年，马来西亚道教协会成立，马来西亚道教信众超过400万人，道教界正在积极争取将道教正式列入大马卡宗教主项栏目。[42]​欧美道教随着近现代华人华侨移居欧美，道教也在欧美国家传播开来。很多人对内丹修炼、中医养生、武术气功等感兴趣。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墨西哥等国都成立了道教协会。2009年，黄世真道长组织成立了国际道教协会，以利于国际道教信徒之间的交流与发展。[43]​
同时，道教文化也风靡西方。《道德经》在译成外国文字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44]源自道家思想的太极拳已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练习者达1.5亿人。[45]​
国际上形成了日本、法国、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欧美学者在道家道教及相关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