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万里海防图
图幅与图例
《万里海防图》，纸本彩绘，30厘米×274 厘米，分切19 幅折叠装裱。卷首右上方墨书图题，全图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起自钦州安南界河，止于辽东义州鸭绿江。从图的内容可以看出，本图所展现的重点是沿海的山川、岛屿、府州县及卫所分布形势，对关隘、港口也有所涉及，并对一些地段的军事设置进行了点评，显示出了明显的军事地图的性质。本图图式上为海洋，下为陆地，不考虑实际方位，从右向左展开。以传统山水画式形象画法，展现明代万里海岸的山川、岛屿，用符号来标记沿海的城镇、卫所及其他军事设施。如“府”用灰色方块表示；“州”用红色长方块表示；“县”用红色圆块表示；“卫”用黄色方块表示；“所”用灰边长方框，旁边有旗杆、旗帜之图样；“巡检司、寨”等用旗杆、旗帜表示。
在沿海地区，尚有不少府（州、县）与卫所同治一城的情况，本图对此标注得也很清楚：“府”“卫”同城者将方块半边涂黄，半边涂灰，灰色块写府名，黄色块写卫名；“州”“卫”同城者则以一红色长方块与一黄色短方块相连；“州”与“千户所”同城者，则为一长方块，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上至下写“某州所”字样，且将“某州”两字所占部分涂成红色；“县”与“千户所”同城者，则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红色圆块下缀一小灰色框，红圆块书县名，灰色框书“所”字，一为只有红色圆块，县名竖排，于县名下并列“县”与“所”两字。[1]
创作时间
《万里海防图》所表现沿海形势的具体时期，可以从沿海政区建置可以找到线索。图上“诏安县”，查《明史·地理志》，诏安县是1530 年（嘉靖九年）由南诏所改为县的。大致可以认定《万里海防图》的成图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1530 年，即南诏所改为诏安县的那一年。
成图的下限也可以从图中获取相关信息。《万里海防图》上有数条文字对沿海地形险要及军事设施情况进行说明，如“梅花所”右方有“南日水寨旧设于海中，及迁吉了，是自撤其险要矣。须议复之而后可”；“松山湾烽火寨”右方有“旧寨在福平州东北海面，今徙松山，须复旧为善”，而左方从上至下三处，分别为“丁家埕把截冲要”、“港把截冲要”、“南镇把截冲要”。这几处说明文字，提到了南日水寨和烽火寨。这两个水寨，在福建省的防倭战线上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著名的五水寨中的两个，它们的置、废关系着福建防倭的大局，《明史》中对五寨的兴废与作用有如下的记载：其后，莆田倭寇平，乃复五水寨旧制。
五寨者，福宁之烽火门，福州之小埕澳，兴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屿，漳州之西门澳，亦曰铜山。景泰三年，镇守尚书薛希琏奏建者也，后废。至是巡抚谭纶疏言：
“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悉，宜复旧。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宗（左舟右宗）为正兵，铜山、小埕二宗为游兵。寨设把总，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帝皆是之。
实际上，《明史》的这段记载并不是很准确，福建省的这五个水寨的兴废并不是同步的。其中烽火门、南日山和浯屿是在1386年（洪武十九年）置的，而西门澳与小埕澳则是在1452年（景泰三年）置的。此后，由于承平日久，五寨逐渐废弛，西门澳和小埕澳被废，烽火门、南日山和浯屿虽未被废，但也从海岛上迁往大陆。1558 年（嘉靖三十七年），根据都御史王恂的请求，福建省分为三路实行分区防倭，三路各设一参将。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福建巡抚谭纶建议将三参将改为守备，同时恢复五水寨的设置。每寨设兵船40 只，兵1.3 万，各以把总领之。每一水寨都有自己的防区，相互配合，防守整个福建沿海海域，北与浙江、南与广东相联络。五水寨在春汛的三、四、五和秋汛的九、十月，要派出兵船分头哨守自己所辖海域，并且由南而北，西门会之浯屿，浯屿会之南日，南日会之小埕，从而形成全省的海上巡逻线。各省之间亦是如此，这样“哨道联络，势如常山，会捕合并，阵如鱼丽”，最终形成严密的沿海防线。
从《万里海防图》上，可以看到南日山水寨和烽火水寨的标示及说明，可以确知，本图成图时，南日山寨和烽火寨都已迁回大陆，尽管作图者已有了将这些水寨复旧的战略眼光，但此时并未变成现实。由于五寨的复旧是在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因此不难断定，此图成图必定早于1563年。
综合以上图本身所提供的信息，至少可以将《万里海防图》的成图年代锁定为1530 年（嘉靖九年）至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之间。则此图所反映的也大致是1530 年至1563年的海防形势，时间跨度为34年。[1]
创作背景
在嘉靖年间，随着海防形势的严峻，朝野都开始关注沿海地区的形势，随着抗倭战争的大规模展开，一批与沿海形势有关的著作应运而生，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万里海防图》的出现也离不开这一历史背景。
嘉靖年间，明朝的海防经历了一个转折。从正统朝到嘉靖前期，由于朝政的懈弛，再加上这一时期倭寇的入侵相对较少，海防压力减轻，因此武备日渐失修，海防体系不断弱化。在整个沿海地区，卫所空虚，军队缺额严重，战斗力急剧下降，不能歼倭于陆上；同时水军减少，船舰破损，又无法阻敌于海上，明前期所建立起来的海陆结合的防倭体系遂难以为继。一些水寨逐渐废弃或从海岛迁回大陆，从此防倭转向完全被动的陆防。嘉靖中期以后，倭寇日益猖獗，尤其是从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以后，连年扫荡东南、岭南沿海诸省，而明军对此却反击疲软。为了肃清倭寇之害，朝廷派遣大量强将能吏前往沿海视事，以组织海防，如朱纫、张经、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谭纶等便纷纷于这一时期先后就任沿海省份的军政长官。这些能臣主事之后，一方面着手恢复明前期所建立的相对完善的海防体系，另一方面又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改革，使明军的海防力量迅速增强，接连取得多次大捷，最终在1566 年年（嘉靖四十五）基本平息了东南倭寇。
从《万里海防图》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它所表现的应该是嘉靖中期明代海防的转折期。《万里海防图》虽然描绘了明朝全部沿海地区，但它的注意力不是均匀的，它对闽、粤两省显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不仅这两省的形势描绘得比较详细，错误较少，而且全图不多的几条注文，也全部集中在闽、粤两省，因此本图很有可能是特意针对这两省的防倭形势所为。而在明代，闽、粤两省防倭形势的紧张是从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开始的。如果大胆假设，本图有可能是1554年以后的作品。
从整个图的取向来说，它是明显偏向于改革海防的。图上的注文基本上都是指陈现状的弊病，而希求有更合理的海防设置，虽言简意赅，但态度鲜明。本图描绘的地理对象是大明的“万里海防”，即明朝全部的沿海区域，而非某一省区或是更小防区，明显反映出一种大防区的概念，而这正是符合明朝海防的发展趋势的。[1]
错讹之处
但就《万里海防图》的绘制来说，地图比较粗糙，图面存在着不少错讹之处。
有的将地名写错，将府、州、县与卫所同城标错，还有一种是将地区等级标错，将地名中凡是带有“州”字的，一概视为行政级别中的州。如宁州所（实际上是宁川所），本图便标为“宁州”与“所”同城，又如蓬州所，图上标示为“蓬州”与“所”同城，而实际上蓬州所即是蓬州守御千户所，并无蓬州这一政区。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一是表明此图的资料来源不是非常正规和权威的，另外也表明创作此图的作者本身也并不非常明晰沿海地区的行政建置。总之，这些错误之处的存在，表明《万里海防图》并不是一幅非常正式的军事地图，而可能是某些官员案头备用的草图。[1]
文物现状
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万里海防图说》是一本外相为锦缎套封的彩绘地图册，但它并不是一幅单一的古地图或是同一主题的地图集，而是一个由后世的商家制造出来的组合产品。该图册主要由两幅舆图组成，第一幅题为《万里海防图》，第二幅题为《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这两幅图被商家强行接合在一起，从形式上变成了一幅图，且商家综合其有图有说的特点，命其名曰《万里海防图说》。
与《胶莱河辨议图说汇辑》题识清楚的特点相反，《万里海防图》没有任何关于舆图本身的题识。[1]
平倭的文化支持
《万里海防图》是嘉靖中后期倭患猖獗，防倭形势严峻的情形下，有识之士渴望重整武备，以最强大的海防力量荡平倭寇的思维产物。它和《海防图论》、《万里海防图说》、《筹海图编》等一起形成了一时之风气，说明此时海防改革的思想已成不可遏止的洪流，它正逐步从言论转为实际的运作，可以说，《万里海防图》等此类图的大量出现，为明后期平倭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足够的文化支持。[1]
《万里海防图》把钓鱼屿、黄毛山和赤屿绘入福建海防区域之内。并说明其在军事上的作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