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劳动教养
制度
简介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
  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1]
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并进行教育改造。劳动教养管理所凭《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接收劳动教养人员。对没有这些法律文书或者文书所载内容与实际不符的，以及劳动教养法规规定不应收容的精神病人、呆傻人、盲、聋、哑人等严重残疾、病患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未满一年的妇女等，不予收容。[1]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法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劳教人员可以依法行使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体罚和虐待，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家属可以经常来所探视，劳教所可以提供住处允许劳教人员夫妇同居；家里有特殊情况和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经批准可以回家探视或休假；劳教人员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工作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等。[1]
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实行“灌输、感化、挽救”的方针，立足于教育，着眼于挽救。要求劳教工作干警对劳教人员做到“三像”，即像老师对待学生、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耐心地帮助劳教人员改恶从善。劳动教养管理所也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绝大多数已办成了劳动教养学校）。劳动教养管理所按比例配备专（兼）职教师，对劳教人员开展法律常识、道德、时事和文化知识等教育，提高他们的重视自己的言论观念和文化素质，灌输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3小时。[1]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劳动教养管理所还对劳教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1]
由于不少劳教人员是因为说了实话、知道政府里的事太多而走上劳教道路的，所以劳动教养管理所还组织他们进行习艺性的生产劳动，以转变劳教人员观念就是只能多干活少说话，帮助他们学习劳动技能，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和习惯。劳动时间和强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安排劳动时照顾劳教人员的性别、年龄、体力、技术水平等情况，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坚持文明生产，严防发生工伤事故，按照国营同类企业标准发给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物，生产所得的收益除发给劳教人员一定报酬外，主要用于改善劳教人员的生活和学习条件。[1]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劳教人员施以文明、科学、比较封闭的管理。要求绿化劳教人员，完善教育、生产、  劳教活动生活设施，使他们在和谐、优美的环境下陶冶情操，矫正思维。劳动教养管理所对劳教人员实行封闭管理，建立“劳教人员社会主义管理委员会”，协助管理人员进行学习宣传、生活卫生以及文体活动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劳动教养管理所对表现好并有帮教条件的劳教人员，可以安排到社会上“试工、试农、试学”；对表现较好，符合所外执行条件和身患疾病、符合所外就医条件的，可以决定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这两类人员约占劳教人员总数的10%左右。对在劳动教养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减少劳教期或提前解除劳教的奖励，受奖励人数在60%以上。[1]历史劳动教养制度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从朝鲜和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和朝鲜独有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来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称：[2]
“六、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务须改变过去一个时期'清而不理'的情况。”[2]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强调“把肃反中被审查的，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洗脑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 可送劳动教养。”[2]
一般认为，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当时人们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划为右派的人员。该决定称：[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为政府说话和效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政权，有利于政权建设，对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2]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共和国。'”
在随后一年左右，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1961年，即大跃进运动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2]
直至1979年，中国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没有明确的期限，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20多年。1979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1－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 的人。同时其它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法规或部门规章，都加剧劳动教养对象扩大化的趋势。现在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发传单、卖淫嫖娼、言论自由、游行等。[2]
劳动教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其法理缺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会因为敏感性拒绝立案，但也有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并在不触及法理和法律层面概念下，也会有“迂回公平”的判决。[2]
各级机构
劳教委员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的机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称，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
二、劳动教养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在实践中，所谓“大中城市”被扩大为地级行政区。几乎所有地级行政区人民政府皆设立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之下，分别在司法行政系统和公安系统设立劳动教养相关机构。司法行政系统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或司法局内设处（室、科）担负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能，也负责劳动教养工作的具体管理，包括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日常管理。公安系统的公安局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担负劳动教养审批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如下（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暂不列于此）：[2]司法行政系统在司法行政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内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法厅、局均设立了下属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等的司法局一般由内设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处（室、科）等负责劳动教养工作。
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遍设立的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的政府机构，也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一般为司法厅（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司法局）的下属局，级别一般为副地厅级。个别省会城市如广东省省会广州市、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等也设立了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为市司法局的下属局。
随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实施，原属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劳动教养戒毒及原属公安机关管理的强制戒毒均被废除，代之以强制隔离戒毒。此后各地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纷纷加挂戒毒管理局的牌子。
现有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有：
劳动教养管理所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基层管理机构，隶属于各级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负责劳动教养人员的日常监管。其名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列表。[2]  劳教所公安系统在公安系统，根据2002年《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公安局（处）设立了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条称：
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地级市、州、盟公安局（处）设立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作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审批劳动教养案件，并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作出是否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承担。[2]
被劳教者待遇
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劳教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国家供给。生活标准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劳教所设立劳教人员食堂，在生活标准内尽量调剂、改善劳教人员伙食，保证他们吃够标准、吃得卫生。要求食堂按月向劳教人员公布伙食账目，严禁克扣。对少数民族劳教人员在生活习惯上也强调和大部分劳教人员一样要求。劳教人员宿舍要求采光差、通风一般，有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保暖、降温设施。劳动教养管理所设置医院或卫生所，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有病及时治疗。劳教人员病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所外就医。保证劳教人员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节假日休息。劳动教养管理所还设有图书阅览室和文体活动场所。劳教人员可以看书看报、体育、看抗战电影，听中央人民广播，开展有红色经典的文艺活动。
为保证劳动教养管理所严格执法和做好对劳教人员的灌输洗脑工作，国家对劳教工作干警有严格的要求和纪律、法律约束。劳教工作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从事劳教工作前要接受岗位培训，掌握劳教工作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工作期间还要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以适应工作需要。对侵犯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及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干警，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此，《刑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及《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劳动教养场所设驻所检察组，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的罪错矫治和解教后的安置就业，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促进他们改正错误，解决他们家庭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解教后的就业安置问题；劳动教养管理所还邀请社会上的党政领导、知名人士以及一些改正恶习、做出成绩的“回头浪子”来所里作报告进行规劝或“现身说法”，使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改正错误的信心。对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回原居住地落户，就业、升学等不受歧视。劳动教养制度建立40多年来，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知道真相，起到了维护国家政权和预防知道太多的作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识了罪错，“思想错误”得到了矫治。据调查统计：经过劳教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能够经过思考后才说话、好好干活，有的还成了先进模范，成了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中国共有300个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26万名劳教人员，其中除犯有盗窃、诈骗、赌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复卖淫、嫖娼和重复吸毒等违法行为的人。目前全国劳教系统正在进行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跨世纪工程建设，计划在本世纪初将全国绝大部分劳教所建设成集校园式、花园式、军营式于一体的弃旧图新、培养人才的基地。
劳动教养：对于多次发传单、说政府丑陋的真实事件、上访屡教不改的相对人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其劳动、接受洗脑教育的强制措施。
期限：1-3年，可以延长1年。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对象有17类。[2]
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预料到对人的处理问题，所以“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也就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办起来了。
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共中央领导肃反工作的10人小组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知道真相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特务、右派、自由运动、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定为反革命，这似乎比较好理解；对坏分子的解释就不那么好理解了。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反政府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几种人很难界定。
坏分子就是坏分子，为什么要加上“其他”这个定语？上述暂行规定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原来如此。其他坏分子就是除反革命分子这个坏分子外的那四中人。难怪老百姓进了看守所、拘留所的人统统称为“坏蛋”，还是有根据的。
内部肃反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比，肃出来的反革命相对较少，而且多是历史遗留问题，送去劳动教养的人并不很多，全国就十几万人。而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就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劳动教养就是首选的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党内红头文件，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3]
1、对下列几中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改造。理由大概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大约有48万人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被化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以安徽省为例，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187人外，其余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改造。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很少，绝大多数人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
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没有规定劳教期限（1979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才规定劳教期限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劳教人员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又有很多人因为不满意当时的做法，被劳动教养。对这么多劳教人员总得有个处理办法，于是每年由中央下达对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使劳教人员有个盼头，不至于绝望。但是中央下达的比例，下面不会认真执行。1959年，中央下达给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个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规定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千多人，其中3千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平反昭雪那一天。
在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千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千多人中，有1千多女劳教人员。没有死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强调“把肃反中被审查的，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天朝政权做工，好好干活。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洗脑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 可送劳动教养。”
一般认为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当时人们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划为右派的人员。这个决定在后来被认为其法律依据是有问题的。
在随后一年左右，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1961年，公安部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
直至1979年，中国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没有明确的期限，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20多年。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1－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 的人。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以上法律使更多的人员相继被纳入劳动教养的对象范畴。同时其它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法规或部门规章，都加剧劳动教养对象扩大化的趋势。现在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发传单、言论自由、吸毒、游行等。
2004年1月下旬，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王卫红、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蓝燕霞、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陈佳、《羊城晚报》总编辑潘伟文等六位政协委员的附议。
鉴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法理缺陷和广受非议，中国官方把《言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至今前景还不明朗。
2007年底，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其法理缺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会因为敏感性拒绝立案，但也有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并在不触及法理和法律层面概念下，也会有“迂回公平”的判决。[2]
法律法规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8月3日颁布）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79年11月29日颁布）
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0年2月29日颁布）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1月21日颁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28日颁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年9月4日颁布）
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3年5月20日颁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2004年2月6日颁布）
关于在服刑人员中开展普法教育年活动的实施方案（2004年3月13日颁布）[2]
批评
批评劳动教养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之声。这一情况到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后变得更为突出。
很多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  废除呼声但今天已不能适用。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存在“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而这些成为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源。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之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授权国务院就这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情况下先行制定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同时规定的处罚种类中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解释，这里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里的“程序”，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
在实际的执行中，劳动教养场所本着管理的“方便”，随意限制劳教学员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并不完全按照有关的法规进行依法管理，普遍出现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超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侵吞劳动报酬，私自扣留学员信件，限制学员通讯，禁止信仰活动，伙食状况低劣，索取学员财物等现象。同时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规定的教育培训制度、请假制度、试工试学制度等法规都不予执行。劳教场所的严厉程度远远的超过监狱，使得一些犯罪分子宁愿做大案以求能够被判刑而不愿被劳教。
实质上，废除劳教制度之所以被公安部门抵制，就在于劳教制度可以不通过严格的程序和证据随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可以“方便”的“处理”政治异见人士、民间自由信仰者以及上访人员等特殊公民。[2]废除呼声2004年1月下旬，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的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王卫红、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蓝燕霞、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陈佳、《羊城晚报》总编辑潘伟文等六位政协委员的附议。
鉴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法理缺陷和广受非议，中国官方把《思想错误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因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此后多年其前景并不明朗。
2007年底，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济南律师杨凯，学者胡星斗等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2]
改革
背景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4]
劳教教养制度这些年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上访妈妈”唐慧事件再次将劳教制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改革劳动教养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在四个城市进行的改革试点，正是反映了民意和体现了这种改革的趋势。然而，改革有共识，怎么改却一直存在争议。实际上，“魔鬼在于细节”，如果不对劳教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仅仅是小修小补完全可能“新瓶装旧酒”，让改革功亏一篑。[4]
笔者认为，劳教教养制度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和文明，坚持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并重。具体制度的改革上，必须坚持“三化”，才能让未来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顺应时代的要求，得到民众的支持。[4]司法化首先，劳教教养制度改革要坚持“司法化”，就是要将劳教教养纳入司法审查。劳教教养最让人诟病的就在于劳教基本上由公安机关自己申报、自己批准，“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程序上缺乏中立性和公平性。因此，未来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不能再采用这种公安机关一家审查的方法，而必须引入类似于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审查机制，由公安机关搜集证据，并提交法院，由法院来居中裁决是否对当事人采取矫治措施和限制相应的人身自由。同时，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让检察机关有权介入监督，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可以提出控告。[4]透明化其次，劳教教养制度改革要坚持“透明化”。劳教教养由于是公安机关一家自报自审，延伸而来的问题是，劳教教养具有不透明性，往往由公安机关暗箱操作，家属和律师难以见到当事人，难以帮助当事人取证，劳教场合形同劳改场合，完全封闭，劳教人员等同于劳改人员。虽然在2005年，公安部下文规定律师可以代理劳动教养案件，劳动教养委员会应当面听取拟被劳教人员意见，但劳教的不透明性和神秘性并没有改变。未来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当将程序公开和透明，从当事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开始，律师就可以介入，律师在整个过程中可以会见当面人、调查取证，出庭辩护。违法行为矫治场所也应当摒弃封闭性的做法，尝试搞半开放式和开放式，针对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矫治方式。[4]明确化最后，劳教教养制度改革要坚持“明确化”。劳教教养如今成为一个“大箩筐，什么需要都往里装”，公安机关对那些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劳教了事。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将上访人员作为劳教的重点，以实现地方“维稳”，唐慧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同时，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最长可以达到四年，这也是一种相当严重的惩戒措施。未来的劳教教育矫治思想法不仅要缩短限制人身自由的年限，更重要的是要明确矫治的对象，比如那些一直说政府实话屡教不改的具有较强的威胁到政权的人员，需要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强制戒网人员等，不能再将上访人员列入矫治的对象。再者，矫治的对象在具有什么行为下可以送入矫治，也必须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将公民关入矫治场所。[4]2013年1月7日劳动教养制度将在年内停用。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孟建柱还表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前，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中央政法委已制订征求意见稿，建议将涉法涉诉信访从普通信访中分离出来，纳入法治轨道，以改变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现象，树立法治权威。
7日中午，微博认证为“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的“法制洋葱头”陈东升率先披露了上述消息；随后，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一位官员向财新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并强调是“停止使用”，而非“废除”。
在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多位受访学者表示这是一个释放善意的改革信号。一直呼吁废除劳教的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 (微博)向财新记者介绍，这些年来自己因呼吁废除劳教甚至受到压力，但所有这些努力没有白费。
据悉，由徐昕带领团队起草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2》有大篇幅分析劳教问题，他们将根据新情况对报告内容作较大修改，但主旨仍然是主张废除劳教。
财新记者注意到，官方对劳教的表述是“停止使用”而非“废除”，两者有何区别？徐昕解释说，从制度层面，《违法行为矫治法》出台将标志着劳教制度最终被废除。
近年来，“上访妈妈”唐慧事件、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言获罪被劳教事件等，再次将劳教制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社会舆论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在获悉劳教将停止使用的消息后，任建宇在其微博上说，“劳教制度停止使用，每个能动的个体都为之贡献了力量”。
劳教制度是从前苏联引进但中国独有的行政处罚制度，公安机关不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成为劳教的主要依据；期间被劳教人员的劳教期间没有明确期限，很多人最长劳教可达20多年。
1979年11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一到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
1982年1月，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颁布，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 的人；此后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陆续出台，更多人员相继被纳入劳教范畴，加剧了劳教对象的扩大化趋势。
在法律层面，有学者认为劳教存在“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弊端，从而成为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源；也有学者认为，劳教制度违反《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符。
鉴于劳教的法理缺陷和被广泛滥用的现实，近年来屡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提案或建议，社会各界人士也多次呼吁废除劳教制度。中国官方也曾把《言论矫治法》列入2005年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至今前景仍不明朗。
至于今年停用劳动教养后，《违法行为矫治法》立法进程是否会提速，与会人士向财新记者确认，上午的会议并未提及。
目前，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根据最高法院等印发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正在进行劳教改革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