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应华
宜昌市政府副市长，民建宜昌市委会主委。
王应华，男，汉族，1963年3月生，湖北枝江市人， 1982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大学文化。现任宜昌市政府副市长，民建宜昌市委会主委。
1982年7月-1985年9月 枝江县白洋中学教师；
1985年9月-1987年7月 湖北省教育学院学习；
1987年7月-1988年8月 枝江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1988年8月-1990年3月 枝江县第一高级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1990年3月-1991年2月 枝江县老周场乡科技副乡长；
1991年2月-1998年9月 枝江市教育局副局长；
1998年9月-1999年1月 枝江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
1999年1月-2006年5月 枝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06年5月-2006年10月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2006年10月-2006年11月 民建宜昌市委会主委，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2006年11月-2007年1月 民建宜昌市委会主委，宜昌市政协副秘书长；
2007年1月- 宜昌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宜昌市委会主委。
2012年1月- 宜昌市政府副市长，民建宜昌市委会主委。
王应华
（1600-1665）字崇闇，号园长，明代万历46年（1618年）举人，东莞石排埔心上汴村人氏。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曾任明代武学教授、礼部员外郞、福建按察使、礼部侍郎。清顺治三年（1646年）降清。诗文书画皆佳。
王应华，字崇闇，号园长，晚年皈依释氏，法名函诸，东莞石排人氏。据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徐作霖《海云禅藻集》记载，王氏约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历万历、崇祯、弘光、隆武、绍武、永历六朝，入清又经顺治、康熙二世，仕于明，则先后历资政尹、通议大夫、礼部祠祭司郎中、工部营缮、礼部左侍郎、吏、户、兵三部左右侍郎、右参政、海道并宁绍粮道、兵备副使、浙江提督学政、福建按察使等职，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与东莞人苏观生等拥立绍武即位于广州，为东阁大学士，同年十二月绍武败亡，苏观生等死节，王氏则降清，然旋即投永历，为光禄寺卿。顺治十三年（1656年），永历西奔，王氏既知长河难挽，明祚不可赎，又心厌飘蓬，遂还乡隐居，为明之夷齐。 明清鼎革，易代之状甚惨。当其时也，中朝瓦解，天倾东南，福、唐、桂、鲁、靖江、肃、潞等诸王各建号立台，招抚区夏，而天下莫知所属。诸夏士人遽而南奔者蚁附蝇集，首鼠数端，皆张皇不知所为。江浙闽粤为福、唐、桂、鲁诸王所据，划域交攻，惨淡经营，变乱而败不旋踵者如晨昏交睫，清师驱而电扫，一时皆为土崩。其时粤中士人多秉亮节，破族毁家、振衣赴义者不可数算。王氏际会风烟，奔波周旋于诸王间，不甘心早为贰臣，然时运交迫，国势当“六陵风雨大江东”之际，虽欲振拔孤弱，岂有秦庭可哭？事功不逮，大势也，鄙薄于一代而诲叹于一人，宜乎！
王应华生平事迹，稗官方志略有记闻，但每有回护，或语焉不详，或附于他传，尤于拥立绍武一事，或载或注，时人著述多有异同，使后世惑焉。如邵廷采之《东南纪事》、张岱之《石匮书后集》，皆略书其事；再如计六奇《明季南略》一书，记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时事甚详，与王氏共立绍武诸人皆有记载，而独无一语及斯人；屈大均之《广东新语》，记有明一代粤中人物尤多，甚而下及坊间匠流，于王氏亦不置一词。屈大均生当其时，清师破广州，灭绍武一朝，屈氏亦在城中，焉有不知王应华之理？其事阙如，良可惜焉！
或曰王氏事微名薄，史笔难措，然权立绍武，分粤中之势，不可谓事微，王氏半生为显宦，《广州府志》称其“视学浙省，别厘弊陋，不事请托…一时名宿悉出其门。”仕隆武朝为礼部侍郎，仕绍武则官至东阁大学士，其书画则后世邓尔雅辈亲为题跋，不可谓名薄。事既不微，名既不薄，而列传群观异同之趣真伪难判。既而人世播迁，故物不敷抄捡，是以泯然而湮者久矣，孔子所谓“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也！
余今翻捡故籍，搜录诸书，摘选条目，试缀为《王应华事略》，不名为史，乃为史余之发见。然事实上从来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历史，大地上行走和死亡的，永远只有个体生命的影子！
二
王应华晚年，以擅书画而见称于一时。
现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艺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浙江绍兴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等均收藏有王氏的传世书画作品。《中国书法大辞典》称其：“画擅兰竹，书工行草，略近南宫。”《岭南画征略》论其画曰：“萧疏荒率，盖以寓黍离之悲焉。”《岭南书法史》则称其书：“横肆无匹，笔意苍劲，格韵甚高。”、“可惜王氏书法传世者不多，否则真可与黄道周、倪元璐诸公并驱。”
王氏“画擅兰竹”，晚年则喜写兰石，他的画清瘦荒率，笔意深远，好以飞白大石傍线兰数丛为构图，笔法精细，不施墨彩，是中国传统书画中典型的文人画，而非画家之画。从他的书画风格来说，与明末清初的傅山、朱耷、石涛等孤臣孽子是一个路数，与朱耷可说并擅枯荷折兰之美，唯少缺朱耷的悲凉愤恨和悬崖撒手的绝望心境。所谓“黍离之悲”，到底是隔了一层血肉粘黏，与国破家亡、向隅泣血的大悲恨乃有霄壤之判。
王氏的书法“略近南宫”，大略是指他早期的作品。南宫体多用侧笔，拖腕劲健，“八面出锋”，实际上与米芾天性颠狂乖张、不拘于世态人情有绝大的关系。后世学南宫者，多获效颦之讥。王氏早期的字粗似米南宫，但仔细体味，则更近于赵松雪、董其昌之流丽轻滑、用墨柔亮、有锋而无骨。大概在这一时期，王氏游宦四方，难免酬和应答于时辈，所以受到一些馆阁体的影响。到是他晚期的书体，极有徐渭、傅山的韵味，用笔枯涩，苍劲而不失河风朔气，“可与黄道周、倪元璐诸公并驱。”应当算是并不过份的评价。
王氏也擅诗。清汪兆镛之《棕窗杂记》、徐作霖之《海云禅藻集》、黄登之《岭南五朝诗选》、温汝能之《粤东诗海》均收有他的诗作。此处略抄数章，并试解略：
立秋前一日陪抚军城楼待月
幕府先秋色，高楼皓月开。
军声云峤彻，胜气斗牛回。
席近星河冷，觞传赤羽催。
筹边当重地，前箸愧非才。
此诗不注年代。但从“幕府”、“军声”、“筹边”、“前箸”等或可推知，大约是在为宁绍道兵备副使任上、受命主持招抚海寇时所作。诗中虽云“觞传赤羽催”，极言边事危迫，但首联“幕府先秋色，高楼皓月开。”起笔从容不迫，展望雄壮；颈联“军声云峤彻，胜气斗牛回。”则持正有体，意若洋洋；腹联“席近星河冷，觞传赤羽催”体大格高，开张有力；末联“筹边当重地，前箸愧非才。”谦而自信，顾盼生风。全诗壮节回荡，辞气俱胜，略得汉唐五古之风韵，颇有疆臣大宪轻衣缓带、雍贵自许之量，可推知此诗绝非是当隆武、绍武、永历之时被清军追得狼狈不堪、抱头鼠蹿中所作。
曹溪矾洞山庵
石磴溪边五色光，山花细草向人芳。
王孙不到云深处，寂寂啼莺古寺旁。
此诗当作于还乡隐居之后。从诗中流露的心境来看，王氏虽甘为野老遗民，但破国孤臣的心态尚未平复，其时永历或已败灭，灰冷烟尽，故追抚前事，不免悻悻有哀思。“王孙不到云深处，寂寂啼莺古寺旁。”一联，反用白居易之“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意，感叹诸王败灭，枯荣心事难了，山花细草犹可“向人芳”，王孙一去则永坠大梦。“云深处”一语，或实指永历于云南殉国，寓魏武《短歌行》之“越陌度阡，心恋旧恩”之意也；“寂寂啼莺古寺旁”，则援引杜工部《蜀相》诗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一典，隐然有长违初志、望东山而哀河洛之叹。
江村春兴
何人车马到春城，高坐临流酒独倾。
十亩黍苗分雨露，一江天色各阴晴。
长堤种竹随时绿，倦鸟归林得意鸣。
潦倒年来复何事？早潮看尽晚潮生。
此诗当作于永历败灭，清鼎底定，回乡已隐居数年之时。诗中“早潮看尽晚潮生”一句，乃道前朝已灭，新朝继起，兴亡不由人之意。“高坐临流酒独倾”一语乃道抱残守缺、孤高而不假辞色的遗民心态。“十亩黍苗分雨露，一江天色各阴晴”则况味复杂。新朝初开，江山易了主，女儿改了嫁，冷眼旁观者有之，邀进渔利者有之，耻食周粟者有之，佯狂而不合作者亦有之，所谓“分雨露”、“各阴晴”，则指各色人等进退沉浮，一瓢各有所取，虽然语带嘲讽，其实另生怀抱，别有惋转。
遗老心事，忍死偷生为一端，目觑类我者得分雨露而自己犹端着架子、有阶难下为一端，冀或为当道者礼遇延请至再三再四而我犹勉强、最后不得不下终南而再入世则为另一端，以上诸般久俟不得，心中自然侧反难消，“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所以诗中语气有点悻悻然。既为前朝遗民，又为当朝所弃，不免像怨妇一样，有点牢骚。遗而被弃，所守者何？大凡读书人多顾影自怜，何况一个曾输款于新朝、又为时人诟责的变节之人？“长堤种竹随时绿，倦鸟归林得意鸣”一联尽道此中隐衷。“长堤种竹”，“倦鸟归林”，乃出世也，但以“随时绿”、“得意鸣”自喻，看似自适而有持守，实则心境无奈而微妙。“潦倒年来复何事？”“潦倒”未必关情，“复何事”则曲尽欲进欲退、欲语还休、“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意。
由此而再回首联，“何人车马到春城，高坐临流酒独倾”，既然关心“何人车马到春城”，则“随时绿”、“得意鸣”言不由衷，故尔弛然叹喟：“潦倒年来复何事？”古诗《西北有高楼》之“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正道此中况杂。由此推知，作此诗时，王氏并非衰年，虽在江村，但仍因春起兴，隐然有冀为新朝起复之意。
就诗法而论，王应华的诗与“前七子”是一路的，属于宗唐派。就以上数章而言，他于诗歌只能算是闲庭散步，尚未得升堂入室之渊奥。但从上述诗章，可以体会到王氏入清之后，虽以遗民自居，但并非心如死灰，仍然有所关怀。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当国灭鼎迁之际，多有为前朝殉葬以搏青史留名的理想。其有死殉者，也有生殉者——但如文文山、陆秀夫、史可法、何腾蛟等，则不在余此论之列，此辈操国威柄，享高官厚禄，得民力供养，对时政、时局、时代均负有大责任，当国家败灭，人民陷于覆鼎倾汤之时，此辈死固宜然，不足以深论。余所见者，死殉者如屈原、李若水、阎应元、张苍水、王国维等，生殉者如傅山、顾亭林、黄梨洲、张岱、屈大均、康南海等，此皆士之不见用于当世者，对时代、国家并不负必然期强之责任，绝意以殉，则各为一念耳！
然舍此而外，也有不殉者。不殉，就当时而言，则为弃节，然于不殉者来说，其中曲意隐怀，绝非一节可蔽之。如王氏，在明多历高官显宦，降而反复，又追随永历间关涉险，生死颠沛，此间的事忠不弃，显然不是贪恋将伐之树尚有暂安之危巢，直至心灰意冷，乃入新朝，其不殉者，意恐有衷曲难为人知，也绝非有节无节那样简单了。
但是对于明清之交以华夷之辩来看待王朝更替的那个时代来说，知识分子不殉于前代，则多为当世所不容。与王氏同时代之大诗人吴梅村也不殉于明，降清后专注于文化，刻意避世，拒绝为时所用，但仍一生为时人所厚责，口诛笔伐，几于不堪，直至衰朽之年，到底心意难平，乃借送柳敬亭之词向世人剖白：“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
余读书至此，每感叹于古今知识阶层均不得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更愤慨于政治机器与不通天道人性之道德文章对知识分子的人身绑架。侪辈杜门绝韦数十年，所为者何？难道知识阶层之人生价值即是为国家和时代之兴废治乱而殉葬乎？
但此番议论，惜乎不得前人块垒而浇之！
有清一代，不论是作为身当乱世的政治人物，还是作为诗人和书画家，王应华多为时论所不容，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子，也耻有乃父，居然以投江而为自白之计。甚尔如上言所述，清初同时代人载时记事、谈艺论诗的各类志传、诗话、笔记、评说，对王氏的论述也多有阙如，或不屑于其人，或耻论其事，尽管对于绍武这段历史，王应华实际上是一个绝对不能绕开的人物。
王应华死后一百多年，去明既远，满清也已经抚定中夏，始有《岭南五朝诗选》、《粤东诗海》、《棕窗杂记》、《海云禅藻集》、《吟芷居诗话》等论其诗其人，但仍多以其人名节为短长，如《诗话》设论云：“王应华侍郎与苏观生阁部拥立绍武，同为大学士，观生殉节，应华迎降，说者谓应华‘舍不得石冈鲫鱼’……嗟乎！王应华大节已亏，虽名高于钱、吴，何足重也！”
“百年一去又百年，百年悠悠江河水。”直至近代，有粤人李仙根者，撰《岭南书风》，乃为王氏辩屈，作诗咏曰：“势异时移有是非，难期心事故人知。并将绍武君臣泪，滴入云笺和墨糜。”
三
公元162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元年。对于后死而哀的崇祯皇帝来说，这一年开局即霉运罩顶，预示着他与明朝的命运早有定数：安塞人高迎祥在陕北聚众起事，自称“闯王”。继而关中大乱，群雄并起。数年后，全国即成“遍地英雄下夕烟”之势，乃至麋烂不可收拾，明遂以此而亡。
王应华即于这一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时年28岁。
从崇祯元年入仕，至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中弃官回乡，这十七年乃王氏一生中经历颇复杂的一个时期，但有关他的行状事迹，史载甚为简略，只知道他登第后即除武学教授，再迁工部主事，礼部员外郎，此后又升宁绍道副使，这个官职的全称应当是宁绍道兵备副指挥使或招讨副使，是个武职，大致相当于宁波、绍兴军分区副司令员，为从五品或从六品。
王氏任宁绍道副使，大概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据《宁波府志》上说，王应华当时驻守宁波，为抵御倭寇，警示军民，曾修建了一座钟楼，取名“庆云楼”。王氏不是武进士，但甫一登第即除武学教授，此再升宁绍道副使，可能是以文臣充武职，这在年年用兵、年年皆有军败将亡的崇祯一朝，实在是个不是特色的特色——如杨嗣昌、陈新甲、洪承畴、袁崇焕、熊文灿、卢象升等统兵大吏，皆由文职转任。
此后王氏再由武职转任文职，为浙江提学副使。明以科举取士，学政总一省之科考、举业，掌一省学人之仕途命运，是个与总宪、巡抚可平揖抗礼的官职，往往以硕儒重臣并负才略时誉者充任。《广州府志》称王应华在此期间“视学浙省，别厘弊陋，不事请托，论文务抒写性灵，空所依傍，一时名宿悉出其门。”
由“论文务抒写性灵”一语可知，王氏为提学副使，在浙省衡文、取士的标准与八股制艺大概有些不同，或者斟酌审量之间更倾向于发抒个人见解。所谓“抒写性灵”，倒不一定是说王氏在文学上自觉到了公安派或钟惺、谭元春的程度，只是因为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性灵说”在当时的影响太大了，流风所及，连科甲出身、死抱八股制艺不放的道学派也以谈论“性灵”为夸示知见之资，所以这位居清华之位的学政“论文务抒写性灵”，也许只是一种故作姿态——就象现在打工人群成了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对象之后，多少阿猫阿狗连“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都没整顺溜，也要不失时机、饶有兴致地玩一把“打工文学”一样。
王氏任浙江提学副使，史书有两种记载，一说是在崇祯七年（1634年）。官方修订的《崇祯实录》卷十四载：“甲戌，命成国公朱纯臣、新乐侯刘文炳、礼部尚书林欲楫同浙江提学副使王应华相视皇陵。应华善形家言，林欲楫荐之，故有是命。”
一说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岱《石匮书后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纪》记载：“十五年三月，上命成国公朱纯臣同浙江提学副使王应华修孝陵及泗州、凤阳祖陵；三百年枯木大至数十围者，发掘殆尽。”
两种记载相去八年，任事也不尽相同，如二说皆是，则任提学副使八年而不转一官，似乎不合逻辑，且上述崇祯十四年任宁绍副使一说也难以立足，是故二者必有一妄。张岱《陶庵梦忆》中又说，崇祯十五年“朱成国与王应华奉敕修陵，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识者谓伤地脉、泄王气。今果有甲申之变。虽寸斩应华，亦不足赎也”。
由《陶庵梦忆》中记载可知，张岱对伐明陵枯树一事，甚感切齿，故而记忆深刻，其说为确。崇祯十五年伐明陵枯树一事，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朝野皆知。如刘献廷之《广阳杂记》也记载：“崇祯季年，有言孝陵松木甚多，恐致火灾，有旨搜芟孝陵朽木，内官因之斩伐无忌。数百年乔木，尽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贱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卖祖宗坟树’之语。不祥莫大焉！”
以上可证，王应华任浙江提学副使，应在崇祯十五年前后。
大约在崇祯十五年之后，王应华晋升为福建按察使。按明代官制，按察使为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纪委书记，与布政使、指挥使并称三司，乃为方面大员，位高权重，是真正的达官显贵了。
从不入品级的教授做到正三品的按察使，王氏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可算是官运亨通，升迁极快的。据王氏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撰写的《徐氏族谱序》中自称，除上述之外，他一生历任过的官职还有资政尹、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吏、户、兵三部左右侍郎、右参政、海道并宁绍粮道、礼部祠祭司郎中、工部营缮虞衡二司主事等。可以想见其人沉浮宦海，非一般以时艺搏功名者可类比。但是在四十五岁这一年，王应华遇上了甲申之变。
1644年3月18日，李闯破北京外城，19日凌晨，一生都夹在满清和李自成当中左右支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的明思宗朱由检走投无路，自缢殉难。做皇帝的落到这一步，让后世史家都感叹唏嘘不已。
当皇城将破，锋镝之声已达御前之际，崇祯皇帝曾鸣钟召集百官，但是满朝文武居然无一人赴难。全溜号了。王应华当然也算是这帮突然失聪、继尔失踪、被皇帝临死前斥骂为“臣尽亡国之臣”的跑酷者之一。《明史·苏观生传》记载：王应华“甲申之变，归乡里”。当时他应当还在福建按察使任上，闻变即跑回石排老家了。
群臣如此，也还罢了，据张岱《石匮书后集·卷第五明末五王世家》中说，甲申之变，“宗室之人，大略皆幸灾乐祸……无不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愿矣。”又说崇祯“从来孤立无助之主，莫我先帝若矣！‘诸臣误朕’一语，伤心之言。后人闻之，真如望帝化鹃，鲜血在口；千秋万世，决不能干也！”
明亡后，顾亭林、黄梨洲等一批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用了数十年时间游遍诸夏，批检史藏，反思明亡之缘由，甚至追问谁该为明亡负责任？万历乎？崇祯乎？士大夫辈乎？这批大学者钩沉拔隐，燃犀照深，但是仍感非常迷茫。近三百年后，清亡，中国陷入动荡越半纪，然自康梁而后的中国社会连问历史之责的兴趣都没有了，除了大发司马牛之叹，所热衷者，就是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极其无耻而卑贱地制造一种“发展中的发展观”。
3月29日，京师陷落的消息始传到南京。5月15日，史可法等拥立福王朱由菘即位，改元弘光。颁布登极诏书之时，大学者计六奇正好入城，忽有一人拦住他问：“闻新皇帝止有八个月天下，信乎？”计六奇则捻须摇头，答曰：“未之知也。”
何故如此回答？计氏后借他人之口，斥责弘光一朝是“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除了搜刮民财，醉生梦死，于守战二计一点办法都没有。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师下江南，灭弘光政权，福王死难。六月，鲁王朱以海据绍兴，自称监国，招抚天下。闰六月，郑芝龙等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王应华闻知福州立了新皇帝，随即入闽，被隆武任命为礼部侍郎。国破君亡，神州陆沉，但做臣子的反倒因祸得福，升官发财，你让龙宾上驮的崇祯、弘光到哪儿说理去？
顺治三年六月，清师破绍兴，鲁王出降，后又逃亡海上，直至顺治十年（1653年），困守海岛，四望愁怅，实在扛不住了，始去名号。八月，清师破福州，隆武被俘，绝食而死。十月，桂王朱由榔即帝位于肇庆，改元永历。
当福州陷落之际，唐王的弟弟朱聿钅粤由海路逃到广州——巧合的是，这位王子的名字中有个粤字，似乎天数注定他要在粤中闹腾一下。这时广州城已是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勉强维持着乱局。随朱聿钅粤入粤的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听说桂王在肇庆改元即位，非常不满意。《粤事记》里说：“永历立…肇庆府去广州府仅四百里，拥立时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复不颁新天子诏，元勋大老惟鬻爵择腴是务。”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拥立桂王的一班官吏们争抢名位，在这场权力再分配的闹剧中明显占了优势，隆武旧臣无余沥可分，自然便生分庭抗礼之心。苏观生拉拢逃到广州的王应华、何吾驺、顾元镜、关捷先等，决意另立新君，并讨伐永历。
苏观生也是东莞人，与王应华有同乡之谊，二人一拍即合。顺治三年十一月五日，苏观生以前大学士、王应华以前侍郎、顾元镜以前布政使的身份驰驿两广，宣布拥立朱聿钅粤于广州即帝位，改元绍武——也就是绍承隆武、昭示政权继承正当合法之意，苏观生、王应华等同为东阁大学士，并掌国事。
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载云：“观生遂与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以十一月二日拥立聿钅粤就都司署为行宫。”、绍武“封观生建明伯，掌兵部事；进吾驺等秩；擢捷先吏部尚书；旋与元镜、应华、道唯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
邵廷采《东南纪事》中说：“时两广总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监国梧州，大学士苏观生不欲，曰：“吾受大行厚恩，死无以报，今其亲弟在，何外求君？”遂与故相何吾驺、布政司顾元镜、待郎王应华等，请王监国。十一月五日，即位于广州，以明年为绍武元年。命观生专理军国重事，吾驺、应华、元镜并入阁办事。”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第五明末五王世家》中记载：“大学士苏观生素不能于平粤伯丁魁楚，遂拟尊王以抗桂。于是倡言唐介弟宜立，与布政使顾元镜及乡官侍郎王应华、吏部郎中关捷先等，以十一月之朔，请王监国。使主事陈邦彦奉笺观肇庆，未返；五之日，辄称尊号，改元绍武。群臣朝贺，以军国专任观生。及邦彦奉谕示观生，观生不省。于是超拜主事，简知遇，为兵部戎政尚书；王应华为右佥都御史。”
《粤事记》里说：“绍武立，一月内幸学、大阅、郊天、祭地等钜典按日举行。二三文武连膺覃恩数次，举朝无三品以下官。”、“治宫室、服御、卤簿，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云。”可见绍武一朝在哄闹中粉墨登场，与永历君臣不分蝇营狗苟之轩轾，可说是沐猴而冠，注定在板荡激涌的历史大变局中，撑不了几天。
绍武初立，苏观生等不思同仇敌忾，如何对付近在福建的清军，反以永历为卧侧之敌，誓灭此曹。十一月十五日，苏观生命右司马林佳鼎向肇庆进兵，与永历所署的吏部侍郎瞿式耜统率的军队对阵于三水。林佳鼎来势汹汹，瞿式耜不敢出战，只好架炮轰击，没想到一炮就把林佳鼎炸成了一堆破烂儿，绍武的军队立刻就溃不成军了。但此后吊诡的是，军报传到肇庆城里，却匪夷所思地变成瞿式耜被炸得飞上了天，城中立刻大乱，“新创朝庭逃复一空。”永历马不停蹄地两昼夜跑了五百多里，一直跑到广西梧州才停下来喘口气。这时瞿式耜的亲笔手书也追上来了，永历君臣始知前讹，太后马氏把几位大臣叫过来又哭又骂，如此闹将一番，稍事打理，又回肇庆。（吴乘权《纲鉴易知录》于此一节，则称永历遣兵取广州，被绍武败于三山口。）
据《明季南略》卷九之《辜朝荐献策下广》记载：当永历、绍武在广东对掐之时，清军以兵力不继，并无取粤之意。时有潮阳人辜朝荐者，与绍武阁臣、中山人何吾驺议事不和，“吾驺势大，朝荐弗胜也，愤甚。”一怒之下跑到福州向清军献取穗之策。驻福州的清将李成栋便精选三百骑组成一支奇兵，昼夜东行，驰入粤中，由增城潜入花都。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前锋十人以白布裹头，冒冒失失地跑进广州城，在广东布政使司紫薇牌坊下，于稠人广众中突然扯掉头巾，露出辫子，“露刃大呼”，并挥刀砍死了一人，没想到全城当即崩溃，布政使司门前的仪兵、衙兵、号兵、卫兵都一下子跑了个干净。这十名清兵当时简直蒙了，没想到绍武朝的都城广州就这样给他们十个瘟头瘟脑的家伙稀里糊涂地就拿下来了。
此时广州城外还有绍武的军队近万人驻守。这十名清兵分散开，把广州城的六个城门全关闭了，然后分守六门，“闭城昼夜巡视”（《明季南略》卷九之《辜朝荐献策下广》）。守了三天，城内的人固然噤若寒蝉，没敢用咏春拳、无影脚对付他们，城外的军队也不来攻城。甚至没有一个人来问问他们：是偷菜的？还是打酱油的？
直至第三日，三百精骑才入城接应，而李成栋的后续部队直到月底，才匆匆忙忙地赶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说，清军入城，“百姓俱剃发归顺，市不易肆，人不知兵，但传檄各郡县耳。”广州人何故如此乖觉，十名小兵入城，不要说稍象样儿地抵抗一下，连砸一石头都没有，就归顺了，这实在让人想不通。“十四万人齐解甲，中无一个是男儿”，想不通也没办法，这就是历史。
清军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广州城，绍武君臣各自作鸟兽散。大学士苏观生没逃出城，躲进了一家酒店中，惊慌中，随身携带的阁臣印信泄漏了他的身份，有一个人看到大印，大概也是穷疯了，想敲诈苏观生一下，没敢多要，只不过“索其一醉”（《明季南略》卷九之《辜朝荐献策下广》），要杯小酒吃吃，谁想这位权倾一朝的苏大学士是个一根筋的主儿，“弗与”，偏偏不给，结果便被举报出来，做了楚囚，被清兵杀掉了。
余读书至此一节，深疑苏大学士殉难并非有心取义成仁，实由此公太一根筋所致耳！试想，当绍武初立，此公“不协心戮力，为社稷卫，而同室操戈，此袁谭兄弟卒并于曹瞒也。”不思同仇敌忾、举兵御侮，反生燃箕煮豆之心，非惟不识大体，实在是太一根筋，故尔当生死交关之际，宁纳一命，不纳一钱，也就不奇怪了。只惜绍武好端端地被此人忽悠，过了一把皇帝瘾，想死得好看点都不行。
大学士何吾驺、顾元镜率士绅出降。何吾驺尤其无耻，当此乱世，人谁不畏死？降清也就罢了，好好在家呆着，低调做人，也无可厚责，他偏偏还“乞修明史”。前朝正史均为后世继统者所修，要宣扬微言大义，标榜政权的合法性的，岂能随便就让你修了？何吾驺的学问大概也不够修史，所以没人理他。此公偏偏还不死心，专门在门前挂了一块写着“纂修明史何”的牌子，这就有点象“范跑跑”了，存心恶心人，广州人后来笑话他说：“吾驺修史，真堪羞死。”今天吾人不见“何史”，是吾驺之不幸，乃吾人之大幸！
绍武帝闻清兵入城，急忙换了套衣服，翻墙逃到王应华家躲藏，但此时王应华却不敢收留他。邵廷采《东南纪事》中说：“王变服逾垣，走王应华家，不纳。”、“吾驺、应华降。”张岱《石匮书后集·卷第五明末五王世家》中则说：“王急变服，从后庭逾垣出走，匿大学士王应华家；嗣恐迹至，复间走洛□里，为逻者所得。”王氏将绍武拒之门外，并随即步何吾驺之后降清。《明季南略》卷九《辜朝荐献策下广》载：绍武情急之下，“孑身扮卖旧衣人欲出城，未识乡路，貌复寝怪，识者无敢藏匿，为内阁中书所指，卖银十两。”
余读书至此一节，忍不住拍案叫绝。这位内阁中书应当也是十年寒窗，吃过孔庙里冷猪头肉的，真不是个玩艺儿，把个真龙天子十两银子就贱卖了，真是太有才了！难道就因为绍武“貌复寝怪”，卖相不佳？这不能怪绍武，朱元章的子孙都长着一张惊风雨、泣鬼神的鞋拔子脸，无人君之相。
对于清军破广州城一节，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载云：“十五日，清兵突至，先遣十余骑入城，无一抗拒者。余兵相继环此城一日，阅日乃下，遣唐王自裁，苏观生缢死，宗室皆被杀。”
绍武被杀，开张四十余日的小朝庭随即覆灭，一场票房不佳的悲喜剧倏然落幕。王应华作为三朝老臣，参掌国事的大学士，在危急关头，拒绍武而不纳，确实太不地道，此不义之举遂成为他一生之玷，从此再也没有洗干净。但随后王氏即逃出广州，投奔永历。《明史·苏观生传》记载：“应华遂偕何吾驺出降。后趋肇庆。永历二年，补光禄寺卿。”
大概苏观生举兵欲灭永历一事，王应华并没有参与，所以永历接纳了这位隆绍旧臣，并任命他为光禄寺卿。这是个职掌祭祀、为皇帝备办膳食的差使，以王氏数居显贵、职掌方面的履历，居此闲曹，大概心里是很郁闷的。但此时永历政权也朝夕不保。广州陷落后，肇庆失去屏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顺治四年元月二十九日，永历从宦官之议，逃入梧州，王应华等官员自然从驾而逸。二月，清将李成栋破梧州，永历逃往桂林。四月，清师渡海，克琼州，永历君臣逃往湖南。五月，驻武岗。八月，清师破长沙，永历逃往柳州。十二月初，再逃桂林，十日，至南宁。
从顺治四年始，永历君臣被清军追得反复在梧州、桂林、南宁、肇庆、广州之间来回亡命，直至顺治十三年，广西全境失守，再逃入昆明。两年后，吴三桂入缅，执杀永历，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宣告终结。
王应华回乡隐居，大约是在顺治十三年永历西奔昆明之时。此时清据有明鼎的大局已定，王氏追随永历十余年，深知恢复无望，是以心灰意冷，再加上年已老迈，不堪颠沛之苦，所以决意回乡，做一个避世的遗民。大概在将行未行之际，曾写了一首诗表达此意。
忆旧居梅花
再见江梅发，江村几度春。
柴门山色好，故里忆兹晨。
雪尽罗浮曙，花疏烟水匀。
何时能策杖，游赏对乡人。
诗以忆故居梅花起兴，发张瀚秋风莼鲈之思，但经历过离乱之后，故居梅花未必还在。“雪尽罗浮曙，花疏烟水匀”有点象杜工部之“生女犹得嫁比邻”，纯属一派自我安慰之词，兵炎方息，千村寥落，万户萧索，哪里有什么“花疏烟水匀”？“何时能策杖，游赏对乡人”也是一厢情愿，漂泊归来，所谓“少年子弟江湖老”，策杖倒是写实，“游赏对乡人”却不能。王氏回到故乡隐居，原想以书画自娱，远离世尘，但顺治三年降清以及不纳绍武一事终不为时论所容。大约在去世前两年，他遁入空门为僧。
康熙四年（1665年），王应华老病而死，年六十六岁。
死是个体生命的寂灭，但一死并不能了断身后事。王氏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王方之受不了时议的压力，也出家为僧，并留给家人两句诗：“寄书故旧无劳问，犹有僧闲学采薇。”王方之以诗自白，甘为夷齐，可能仍未能稍减时人对他父子的毁骂，一年后，干脆投水自杀了。
白骨青灰长艾萧，
桃花扇底送南朝。
不因重做兴亡梦，
儿女浓情何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