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泽田茂
俄国通
泽田茂[1]（さわだ しげる、1887年（明治20年）3月29日 - 1980年（昭和55年）12月1日），日本陆军中将，德意日签定三国同盟时任参谋次长,浙赣会战是日军第13军司令。日军中少有的独眼龙。
  沢田 茂高知县高知郡鸭部村出身。农民泽田荣之助的第三子。除了他大哥，其他三兄弟都参了军，高知县立海南中学，广岛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5年11月15日，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毕业。翌年6月26日炮兵少尉任官，野战炮兵第16联队付。野战炮兵第22联队付等，1910年11月26日陆军炮工学校高等科毕业。1914年11月27日，毕业与陆军大学第26期。参谋本部第四部国内战史课工作，后来长期做日俄战争史的研究。
1918年1月，为了对西伯利亚出兵作准备，调到参谋本部第四课俄罗斯班。出兵后担任参谋本部员，盐浦派遣军司令部付(鄂木斯克机关)，盐浦派遣军参谋等。因为得了伤寒在1921年2月回国。泽田在陆军士官学校学的是法语，陆军大学学的是俄语，后来因为西伯利亚出兵的经验，成了苏联通，屡次从事对苏谍报业务。 
1922年2月8日，晋升炮兵少校。同年11月6日，成为了希腊公使馆付武官。野战炮兵第22联队付，同一联队大队长等，1925年12月到翌年11月，再次进入陆大进行特训。1926年8月6日炮兵中佐，同年12月10日陆大教官，1928年11月22日成为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30年8月1日晋级炮兵大佐。历任野战炮兵第24联队长，陆大教官，近卫师团参谋长等，1935年3月15日晋升陆军少将，叙正五位。  野战重炮兵第1旅长，波兰公使馆武官，1938年3月1日晋升陆军中将，成为参谋本部付。同年7月15日第四师团长满洲驻屯。
三国同盟时任参谋次长
1939年9月12日在诺门坎惨败后,日军陆军部进行人事大变动,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和作战部长桥本群中将免职,均编入预备役.关东军司令官由梅津美治郎中将继任,参谋长由饭村穣中将取代,作战部长由富永恭次少将接任.泽田茂则于10月2日就任参谋次长，协助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处理军务，严肃处理了陆军发生法属印度支那武力进驻事件。次年7月因为三国同盟的缔结问题海陆军矛盾激化，他拿着载仁亲王的印章逼迫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2]，从而搞垮了米内光政内阁。致使近卫文麿再次登场。他这时研究的是如何呼应德国的对英攻击而进攻新加坡，不给美国参战的机会。他认为8月左右德军即将登陆英国，这时攻击英国属地美国也不会介入。
13军司令
1940年11月15日在人事变动中把参谋次长工作交给冢田攻中将，同年12月2日专任侵华日军驻上海的第13军司令官，他认为封锁沿海不解决问题，主张集中兵力给第三战区一次大的打击，1942年借助杜立特空袭事件，在畑俊六总司令官的指挥下，率领13军60个步兵大队约15万人和11军司令阿南惟几的27个大队约5万人东西呼应，参加浙赣会战。在击破中国军队阻击，占领破坏衢州飞机场后撤出，但仍然保有金华地区，他在这次会战中大规模使用了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使当地无辜中国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此次中国军队和平民百姓共计25万余人死亡.
瞎眼退役
1942年11月16日因眼病致盲而被编入预备役（当还是他在陆军大佐时就因为患青光眼病摘出一只眼，另一只眼在这时也渐渐失明）。1943年4月1日被聘为参谋本部顾问(军事研究会)，完全凭听力做政治军事报告分析，同年12月再次恢复现役，继续在军事研究会任上。
1945年10月战败后解除召集,因在任第13军司令官时发生了的虐待被俘美军飞行员被美国军方指定为战犯嫌疑，同时也被中国国民政府列入战犯名单,于同月25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令逮捕。1946年4月被在上海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在巢鸭服刑，1950年1月被释放了。70岁的时候学会了盲文，还曾在电视里演出。1980年12月1日93岁时死去,是日军中最后死去的参谋次长。[3]
浙赣会战中大肆使用细菌武器
此次日军在浙江、江西两省实施的细菌战，从动用的人员、设备、使用的菌种、攻击的区域等来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首次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日军统帅部受到极大的震动，决定反击。因美军飞机袭击后大部分在浙江、江西两省的中国军用机场降落，日军统帅部即于4月末开始发动“浙赣战役”，下令日军13军和11军所属部队，分别从杭州和南昌顺浙赣沿线夹攻，摧毁沿途的中国军用机场和军事力量。为了阻碍中国方面日后修复机场，日军在撤退时在机场周围等地区，大规模地散布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细菌。据日本防卫厅资料：战役后期6月中起，日军13军战病人数突增为前期的5~6倍，至9月战役结束，达10000人。日军人员经免疫注射，且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当时中国人均医生为80000：1（据日本东亚研究所1939年的调查报告），当地老百姓，懵懂无知，又兵荒马乱，遇难者不计其数。 
根据这次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之一泽田茂战后公开出版的日记记载，泽田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却曾"反对"实施细菌战。他在同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接着他又写道：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如果这就是泽田茂当年预见到“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的伤痕”的原因的话，可谓不幸言中。 
细菌战诉讼中，中国原告提出谢罪赔偿要求的损害之一，就是细菌战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 
原告方证人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就此向法庭作证。她运用在湖南常德各受害地田野调查中采集的民谣，和当地受害者接受调查时述说中使用的语汇进行分析，使人们看到了深深刻在中国老百姓内心的细菌战记忆的恐怖和他们心理上的创伤。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诉讼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举其一例，一名原告因细菌战童年丧母，哀不能已，吟歌而泣：“哭一声我妈死的最苦，死了三天无人问，亲戚家眷不敢进门。路短人稀无人走，家家户户关紧门。我爹爹去外三呼请不进，家家户户回硬信。我爹爹叫得没得法，拖把挖锄堂屋挖。一挖一哭好伤心，当时昏倒地下沉。我儿大哭爹爹是否又感症。我全家五口一路行，一无兄来二无地，三无姐姐无妹妹，我爹死了，我又靠谁人。二伯伯听了没有法，邀了两个青年把坑挖。先挖眼后埋人，丢了匣子就转身。匣子未盖就转身，我儿没法要是掩不住，狗衔灵。把妈妈的匣子掩住我儿就转身，哭哭涕涕回家门。……我儿哭得天昏地也沉。昏昏沉沉泪珠滚，沉到地下见阎君。天是我的屋，地是我的铺。枕我的手膀子，盖我的肋巴骨。” 
这位原告自编的诗歌中讲述的当时受害的具体情景，也是原告方另一位证人日本立教大学上田信教授的作证内容。上田信是日本历史社会学界的新星，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他以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受害为例，分析细菌战鼠疫通过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传播不断造成伤害，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与普通武器的一个特征，是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社会文化的破坏，并不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立即得到修复，还会长久持续。 
2000年崇山村村民细菌战调查委员会联合义乌各地的细菌战受害者，民间集资，当年的市长又让民政局拨款15万元，在日军进行过活体解剖的地点建了一座细菌战鼠疫受难同胞纪念碑亭。纪念碑上刻着他们调查证实的1100多位受害者的名字。一群普通农民的名字刻在公共纪念物上，作为历史人物受到纪念，在中国也许还不多。许多受害者原来没有坟墓，这座简朴的建筑物，成为当地人追忆共同的以往，凭吊逝者，寄托哀思的公共文化场所。清明冬至，灾难中失去双亲，沦为孤儿的幸存者在碑前亭下的人群中寻得归属。这里是他们在阳光下，敞开心怀，仰望蓝天白云的地方。 
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的民族的灾难，也是构成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家庭的灾难，构成这个民族的许许多多个人的灾难。中国和日本之间是否能解决各种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又怎么对待这段历史。这个历史是亿万中国人共有的历史，也是亿万中国人个人的历史。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 
泽田茂的“先见”，使得现在一些把历史问题的解决简化为道歉次数和方式的讨论，显得对百姓生命轻描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