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乔日成
胆大又心细
乔日成自幼胆大异常，且鬼心眼儿特别多。他5岁时，一次在街上围观一个摆摊的铜匠，见摊子上有颗漂亮的小铜铃，十分喜爱，拿在手上把玩一阵儿，却无钱购买。他小眼珠子一转，想出个鬼点子：趁铜匠不注意，他把铜铃装入一个比他还小的娃娃兜里，随即推了那个孩子一把，让其走开。待铜匠发现丢了小铜铃后，即向乔索要。乔毫不胆怯，主动提出让铜匠搜身，结果一无所获。乔日成反把铜匠骂了一顿，然后走开，追上那个孩子，将铜铃要去归为己有。
1921年，乔在城内高小读书。是年暑假（阴历六月），正值五台山历年的骡马交易大会举办时节。其父欲买匹好种马。于是带他同去五台山。乔氏父子在马市上转来转去，终于看中了一匹高头宽胸口轻的好儿马。因当时有几个买主，于是卖主便设标箱让众人投标，最后看谁出的价高，就将马卖给谁。乔父寻思，投少了怕买不到手，投多了又怕吃亏，便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年仅12岁的乔日成。乔日成略作思索便说道：“这好办，咱在票上不写多少钱，只写一句‘我比别人投的最高价多一元’。”说罢，他即代笔写好标底投入箱内。开箱之后，他的父亲果然买到了那匹好马。
1924年，乔日成高级小学毕业，考入右玉县省立第七中学读书。该校英文教员王藩与乔同乡，且校内师生中惟有他们二人为应县人。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王、乔两人感情接近，平日也多有往来。
1925年暑假，七中部分学生为一些人所鼓动，借口王藩教英文学生听不懂，要撵走王另换他人。一天上午，四五十名学生涌到王藩宿舍，硬把王拉了出来，还把王的行李搬出，要将其赶走，乔日成上房揭瓦，打散众人，后被开除。
王藩是应县刘义村人，与乔所在的新堡仅相距10余里。王家在民国时期是应县有钱有势的新兴大地主。王氏兄弟四人均为大学毕业。老二王辅，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当过山西阎军少将旅长，后任中央军副军长。经他保荐，1926年春，17岁的乔日成到太原上了阎锡山的北方军校。
军校不收学费，且公家供给衣食，毕业后即有差使可干。乔日成进入军校后，想到日后可谋个一官半职，真是春风得意，如愿以偿。
乔日成生性放荡，不受拘束。于孝先之胞兄于绍先与乔自幼相好，时任晋军连长，因犯军法被扣押于太原陆军监狱。1927年春，乔闻讯往探，方知于已获释住在正太街大丰栈旅店。为与其见面，乔请假未准，遂于一天夜间从军校大营盘的厕所爬墙而出，后被校方知悉，将乔开除。
乔日成被开除后，暂住于处。他因手头拮据，觉得总花于的钱也不是滋味，一日便拿了于的手枪去抢钱。
大丰栈与火车站相距不远。一天，乔刚出栈房街门，就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车站走去。他疾步上前，用手枪逼着洋人进到栈房于的住处。洋人见状，心里发呆，只好乖乖地让乔、于二人搜身翻箱，将其所有贵重物品掠去。随即，乔、于二人离开大丰栈，移居他处。当晚，山西省政府得到该洋人的控诉并电报了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翌日，晋阳日报登出有两名军人在大丰栈抢了一个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轰动了太原城，引起国际交涉。当局马上通令太原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但终不得结果。
学生抢学校
乔日成初次抢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快乐。他每日里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旦，好不快活。只几个月光景，将钱挥霍殆尽。在于绍先劝说下，年方18岁的乔日成又从友人处借得一张初中文凭，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
是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领了雁北地区，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而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给每个学生补助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
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看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乔。临走，乔让王太太趴在地上，不许起来和哭叫，然后他即逃之夭夭。
乔跑到北门外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口外的绥远省。时隔不久，太原宪警将于孝先抓捕到案，复转阳曲县政府审理（太原城归阳曲县管）。该县县长杨楷也是应县人，清末举人，听于叙说借给乔的文凭考入军校等情，方知抢匪真名是乔日成。加之杨县长也知于的三个哥哥均为现役军官，于是将于孝先释放，并上报省政府另行通缉乔匪。
乔日成接二连三的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即给各地军政下达通缉令，并严令应县政府务必将乔追捕归案。
拒捕杀警察
绥远省是奉军势力范围，乔日成逃到那里，就犹如进了保险区，阎锡山再也奈何他不得。乔用抢来的钱结交了不少地痞流氓，整日包娼嫖妓，吃喝玩乐，并学会了吸食鸦片。如此约一年光景，乔的口袋里所剩无几。
1928年腊月间，乔日成悄悄回到老家下社村。他用银元买通了区长，乔在家中居住月余。
不知何人告知县里，翌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应县公安局30多名警察突然来到乔堡，包围了乔的住宅。四五名警察上了房顶，十几人进入院内堵住门窗准备入室抓人。当时，乔正躺在炕上吸大烟，听到杂乱脚步声响，立即提枪走到外屋，慢慢将房门拉开一条缝，瞄准院内警察连发射击。当即数人倒地，几个带伤的也惊慌惨叫而逃。房上和院外的警察还未搞清咋回事，亦随之撒腿跑散。乔见状迅即上房，又向街上警察射击一阵，跑散的警察才作还击。乔越过邻院房顶，趁夜幕掩护逃出村外。
此次公安局抓乔未成，反死伤十多人，便把气都撒在乔父身上。他们硬说乔父包藏匪儿打死打伤众警，要他抵命。当场把乔父打个半死，然后叫民夫抬进城内投入狱中。乔父两次受儿之累，决心与乔日成断绝父子关系，出狱后便将乔日成的妻儿分居别院。
乔日成打死打伤警察后并未远遁，而是躲藏在附近村子亲友家中，暗里让人探听告他的人。不久，搞清了到县里报告的是本村一男人，他便在一个白天窜回村中将那人枪杀，同时警告村上的人们，说谁再报告就打死谁的全家。之后，他又跑到口外避风去了。
军官重为匪
中原大战前的1929年冬到1930年春季，阎锡山在山西大搞扩军。正是在此时，乔日成投到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当了王辅旅长的贴身副官。
大战前一阶段，阎军和冯军进展顺利，不到半年工夫即进占了半个中国。危急中，张学良民族大义，助蒋介石一臂之力，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转败为胜后，迫使阎冯下野。阎军由张学良代蒋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成4个军。所有编余军官共8000余人，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之。王辅亦在编余之中，担任教导团教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带着一个护兵闲住太原。
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乔日成因断绝经济来源，又变得囊空如洗，再度陷入困境之中，于是重操旧业。
乔原所在三旅三团的团长邓兰友家是太原附近一有名的地主和兼营煤窑的资本家。在部队时，邓曾与乔发生过争吵，故乔对邓怀恨在心，一为抢钱，二为报复，乔此次将抢劫对象定为邓兰友家。
这年夏季一天上午，乔与护兵全副武装，乘马直奔邓家。乔让护兵守住大门，监视院内外动静，他独自假冒邓团长同事入院，劫得两包银元烟土，他们各挎一包，骑马朝北飞奔而去。
邓团长听家人述说匪之相貌特征，知是乔日成干的，遂直接呈报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严令应县政府缉乔归案。应县县长周敦信派出大批警探到下社侦缉，根本不见乔的踪影，又将乔父带到县城讯问未果，只得将乔父放回。
乔日成抢了邓团长家后，由太原径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换成便衣，把马卖掉，又尽情享乐起来。
乔到绥远后，先住进妓院，结识一雁北籍妓女张玉玲。此人颇有姿色，与乔相处非常亲热。初时，乔独占包房，张不再见客；继则乔出钱将张赎出，二人以夫妻相处，移住一旅店中。如此过了两年有余，手中银钱花尽，又将首饰等物卖掉维持了一段时间。乔觉得如此下去不是长久之策，于是决定将张玉玲另作安排，然后自己好去谋一条生财之路。张也知乔是赫赫有名的土匪，对乔如此安排也很理解，虽依恋不舍，但不得不照此而行。
是年秋季，乔日成离开绥远城来到杀虎口外，开始了护送大烟贩子出关的保镖行当。雁北各县尤其是应县的烟贩子，都知乔日成的厉害，所以大都愿雇他保镖。每次过关进口时，乔领队在前，独自先到关卡门口堵住卡警，如未发现即行通过；如被发觉，乔即送礼说情请求放行；若不放行，乔即开枪对抗，打死执勤人员护送烟贩子们安全进口。那时，关卡人员多靠吃黑钱发财，送上门的钱大都乐于收下，这样也免得双方交火造成伤亡。一来二去，乔便与关卡人员交上了朋友。乔干了一段保镖后，总觉得挣钱太少，来得太慢，很不过瘾，于是也干了一桩抢劫烟贩子的买卖。
疯抢又滥杀
他窜到张家场地，见不少人正整理被烧焦的黄芪，掏出手枪就朝人群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五六人
乔日成抢劫了烟贩子回到家中，官府抓捕他的风声已经过去。因此次抢劫是黑吃黑，无人告状，所以他在家中得以安然居住。
到了1935年秋季，乔日成的手又痒痒起来。于是便与其兄乔日昌合计，准备做个大买卖，目标是离应县不远的浑源黄崖村的张凯家。张家是当地最有钱的大地主，以放高利贷和种黄芪发财，有护院家兵。
乔日成将同他抢过南山的两个小匪召来，连他哥哥共四人各带手枪一支，夜间出发，次日上午到达黄崖村。他们进村后找到张家住处，察看了进出村的路径、街道情况及张家收晒黄芪的场院，然后开始行动。
乔日成独自从容走进张家前院，经过厅直至后院的正庭，见到了张老太爷。他假称是买黄芪药材的客商，与老太爷寒暄后即谈论起黄芪价钱，并约定秋后再来收购，然后辞别出村。
乔与同去的三人见面后，商定当天下午待村民和张家长工都下地后即行下手。他们四人潜伏村外，吃过干粮休息一阵子后即奔张家而去。乔让两个小匪守前院和街门监视院内外动静，让其兄守卫过厅监视内院。布置停当，他独自走到正房。当时，老太爷和老太太正在午睡，乔掏出手枪照老太爷头部砸了一下，随即砸了老太太背部一下后厉声说：“快把你家的金条法币银元全拿出来，不然开枪打死你们两个老狗！”乔又说道：“我们是土匪，来的人很多，已经把你家包围了。”两个老人哪见过这阵势，老头子忙催老婆子开箱取钱交给乔。乔还亲自砸开一个大板箱，找出一些金银、钞票和烟土。然后分成四包，将其兄和两个小匪叫到屋里，每人背上一包逃之夭夭。
乔等四人走出村外四五里许，有十多人从后边追来，用步枪朝他们射击，将乔日昌击伤，行进不得。乔日成开枪，一梭子弹将跑到前面的几个人撂倒，双方成对峙状态。乔将其兄伤口包扎后，吩咐两小匪掩护其兄就地对抗，待天黑再作打算；自己便悄悄返回村中，窜至张家晾晒黄芪的场院，放火将场中黄芪茎点燃，顿时火光冲天。张家追击抢匪的人见场中起火，急忙撤回救火。乔日成亦趁机返回原地、令两小匪搀扶其兄先走，到前面村子雇一毛驴将乔日昌送至家中。
乔日成掩护其兄脱险后，独自趁星夜走出数十里宿在浑源县一小村庄。张家人伤了他的哥哥，他决意再进行报复。翌日下午，他酒足饭饱之后重返黄崖村。天近黑时，他窜到张家场地，见不少人正整理被烧焦的黄芪，掏出手枪就朝人群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五六人，场中乱成一团。乔复仇目的达到，趁乱扬长而去。
这起抢劫案和枪杀案使浑源县上下震惊，成为全省的大案。经查，此案又是乔日成所为。除浑源县派警察四处巡查追捕外，阎锡山亦下令各县严密侦察并悬赏重金通缉之。
谁能料到，乔日成此次带上金条元宝烟土和银钱，连夜跑到阳高县，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往北平天津游玩去了。“拾来的孩子不怕摔死”，乔日成到平津后，住的高级饭店，吃的山珍海味，包的高级妓女，看的四大名旦，凡是好玩有名的地方都去观赏游玩，真是随心所欲，大开了眼界。
此案发生后，受阎锡山之命，应县政府再度派警察到乔堡抓人未果，就将乔父并其兄抓去拷问。乔父言道：“我痛恨这坏小子比你们当官的还恨，他每次回村我都报告官府，你们抓不住他，扣我有什么用。我跟你们发誓，如他再回来，我一定杀了他！”县长当堂嘉奖他大义灭亲，便即开释。随之审讯其兄乔日昌时，判定四名匪中有他，乔日昌无言可辩，供认不讳，遂被押往浑源县处决。其他两名小匪早已闻风逃匿。
活埋老父亲
乔日成说：“他既自寻无常，就让他痛痛快快去吧。”当即派人在村外井旁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亲生父亲给活埋了
乔日成在京津混荡了一年多光景，不仅目睹了有钱阔人的奢侈欢乐，也看到了破衣烂衫、露宿街头的穷人的苦难，从而使其思想受到刺激，尤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爱国学生的抗日激情使其受到感染，萌生了做一番正经事业的念头。乔认为山西可能已不注意他这个土匪了，遂于1936年秋季返回应县。
其父见他回家，如仇人相见，顿生杀子之念。一天夜间，乔父带一把菜刀潜入乔日成所居宅院，从窗孔窥见匪儿与其妻在一条炕上头朝外躺着，正在吸大烟，便轻轻撬开房门，举刀朝乔的头部砍下。
乔日成已听得门响并机敏地移身起坐，枕头被劈烂了，却未伤着乔的一根毫毛。乔随即拿起手枪对准其父的脑袋说：“念你生养我一场，这一刀饶了你，如再行凶，我崩了你！”吓得其父抱头鼠窜，也不敢进城去报告官府了。一日，乔日成进城联络故旧，听到官府要抓他，便越墙而出，渡过桑干河，再度到绥远一带避风去了。
1936年秋，乔日成在口外的绥远、包头等地联络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他应县的老乡，也有兵痞、匪痞等一些无正当职业的人，为成立一支队伍作了必要的准备。绥东抗战爆发后，他认为时机到来，便急速返回家乡准备举事。当他走进下社村后，见村里驻满了军队，是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师部驻扎在乔堡的天王寺大院，与乔家邻近。乔认为军队不管政府通缉他的事，加之官兵们又不认识他，便毫无顾忌地回到家中。
万没料到，乔父见儿子回来，便悄悄到师部报告了陈师长，陈师长遂派出特务连于拂晓时包围了乔堡，以一个排的兵力进入乔家院内并上了房顶喊话。乔在酣睡中惊醒，知是大军来抓难以脱逃，如抗击拒捕定会危及老婆孩子的性命，遂开门出降就擒。
乔被带到师部后，陈师长端详一会儿说：“好样的，可惜不走正路走了邪路。”
乔幽默答道：“世上哪有正路邪路之分，成者王侯败者寇嘛。”说得陈师长慨叹良久无话可说。经师部军法处讯问毕，便将乔五花大绑押往城内交应县政府处理。应县申报到省政府，说是乔在本县查无抢案又无原告，最近犯案的地方在浑源县，应移交浑源县对案审理。到1937年春，省里复令将乔转解浑源县。
乔被解往浑源后，其父认为除了一害，感到松了口气。其母却整日哭哭啼啼，寻死觅活，为其两个儿子都被送往浑源县处死而痛心至极。她终于急疯了，日夜厮打老头子，说是他害了全家。不久，老太太即喝大烟自杀了。
乔到浑源县被下在死牢。待县政府将全部案情调查完毕，已是入春时分。在县长坐堂提审时，不少官民纷纷来到大堂围观。升堂后，乔戏谑道：“你们当官的贪污受贿了多少钱，也请向观众详细供出。”气得浑身发抖的县长便令衙役掌嘴，打得乔口鼻流血。
1937年夏季，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到1937年9月间，日军沿平绥线进攻，侵占了天镇、阳高、大同等地。所有驻防雁北的部队纷纷溃退，各县政权随之土崩瓦解。浑源县政府官员准备撤逃之际，自行决定届时将死刑犯枪决，其余的释放。
值此当口，一天下午放风时，乔对众囚说：“外面情况不好，日军快来了，县政府要把我们犯人都处死，他们就撤到关南逃难去了，咱们赶快打开监狱跑吧。”众犯听后都很惶恐，一致表示听从乔的指挥，立即行动。
乔让两个没带刑具的犯人把开监房门的看守拉住，连劝带威胁，让其把五六十个带刑具的刑具砸开，由乔带二三十个年轻力壮的犯人冲在前边，其余200多犯人紧随其后。到狱门后，两个守卫的警察还没弄清咋回事就被缴了械。然后冲到警察班宿舍，抢了十多支步枪及子弹、手榴弹等，冲出了监狱，在乔的指挥下，众犯安全逃出浑源县城。当晚，众犯人同宿城西一小村庄，由村长安排了饮食招待。经过商量，有6人愿随乔到应县成立部队，有7人表示先回家探亲然后再到应县。至此，乔已拉起有14杆枪和7人的队伍了。翌日，大家各奔西东。
乔日成回到家乡时，地方上已是一片混乱，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既怕日军来了烧杀，又怕散兵土匪来抢劫骚扰。下社村民见到乔日成回来，并带有十几支枪，非常高兴，一致拥护乔当队长，即日成立保家队，雇用30多名青壮年，搜集起30多支步枪、冲锋枪，还有2挺轻机枪和一些弹药交乔使用（这些武器都是溃兵遗弃的）。乔组织了4个班的一支武装部队，指挥所就设在他家。
乔父听说儿子越狱回来，还带有人、枪，觉得无颜相见，遂跑到村外跳井自杀。
但井水不深，未被淹死，村人发现后将他捞出，并报告了乔日成。
乔日成说：“他既自寻无常，就让他痛痛快快去吧。”当即派从浑源跟来的6人带上铁锹，在村外井旁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亲生父亲给活埋了。
夺得美人归
乔的保家队迅速扩大。1937年8月，日军侵占应县城。乔日成初时不愿投敌，后日军派伪县长王相（乔念高小时的校长）亲与游说，乔乃于1937年12月间接受伪职队长，改为南乡保甲队，武器弹药由日军补充，粮饷服装就地自筹，受日军节制。
乔的野心是很大的，他明里降日当了伪军，暗里又投靠了国民党察省主席张盛生，张给乔挺进纵队番号，委乔为纵队司令，令乔发展势力。
乔毕竟入过军校并在部队干过，因而对带兵是不陌生的。他对部属既能严格要求，又能与之同甘共苦，这为其部队的巩固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不断收编散兵游勇，吞并其他小股武装，加之他乡的保家队主动投归，到1939年上半年时，其部队已发展到2500余众。
为利用乔的势力对付雁北的八路军，1938年间，日军特加封乔为“雁北剿匪司令”。于是，乔借机组织司令部，下设军法、军医、副官、参谋、秘书、稽查、军械、军需等八大处，将部队改编为4个大队和1个特务连，一时称雄雁北，乔队也改称乔军了。乔虽接受了日军加封，但受编不受调。
应县南河种村有一美貌女子，名次淑贞，15岁时即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加之读过三年小学，略通文墨，聪慧伶俐，令人见之倾心。后由父作主，嫁给应县城一名医之子田俊为妻。婚后二年，抗战爆发，田俊远去南方参加抗战工作。淑贞在家独居，空房寂寞，春心萌动。日军占据应县城后，随军翻译孔仲文与次淑贞结为露水夫妻。一次乔到县城开会，在老相识周焕家遇次淑贞。乔一见倾心，并提出娶之为妾。在次回家时，乔即尾随其后，后二人同居。当时，乔已30多岁，而次仅十七八岁，故乔如获至宝，夜夜合欢。孔翻译后知此事，但惧乔威势，也只好退避三舍，忍痛割爱了。会议结束后，乔即带次到下社村，终日形影不离，正式纳次为妾。
1938年，日伪政府下令雁北各村农民种植罂粟，这给乔日成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凭借自己的实力，逐渐控制了应县的乡村政权，除向农民征收烟税外，还大做烟土生意，聚财甚多。乔利用搜刮来的钱财，除进一步扩充兵源，增加实力外，还开办了兵工厂、修械厂、木器厂、铸铁厂、被服厂等小型工厂。
对抗八路军
王震旅长命令七一七团突袭下社新堡，激战整夜亦终未攻入堡内，因返延安时间紧迫，所以便撤围西去
乔日成独霸应县乡村政权后，将这一带视为一己之天下，既抗拒日伪政府插足，又阻碍破坏抗日政权的建设。
乔军司令部驻地新堡常驻一个大队和特务连的兵力，约计700余人。下社村南5里许的小石口村，亦常驻一个大队互为犄角。乔军在新堡构筑有防御工事，构成上中下三层防御体系和交叉火力网，易守难攻。
1939年7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由河北调回延安，途经应县时，应晋察冀边区政府之请求，同意攻打新堡，拔掉乔日成这颗钉子。王震旅长命令七一七团突袭下社新堡，激战整夜亦终未攻入堡内，因返延安时间紧迫，所以便撤围西去。雁北支队亦未攻克小石口，复上南山。自此，乔日成便与八路军完全敌对了。
此日战斗结束后，乔日成将战报报到大同日军师团部，并有驻防应县日军连夜发去的电报证明，乔日成再次得到日酋的赞赏和重视。
乔日成设计将抗日失利来投的结拜兄弟王天存杀死，吞并其队伍，并电告日军。大同日军师团长派来汽车拉走王的尸体验证后，又转送张家口日军军团司令部验明正身。日军对乔此举再次大加奖赏，将乔的“雁北保甲队”队长升为“晋北挺进军长城南境剿共总司令”。
恶战日本人
乔日成解决了王天存的部队后，备受日军重视。日军不仅给乔不少武器弹药，纸币等物，还给乔派入一名日军准尉军官当顾问，派来6名曹长（上士）当各大队的指导官，旨在控制乔军。
待7个日军士官到达乔部后，乔把他们安置在司令部另外一个好房院集体居住，不往各大队分配。从村里雇了7个年轻姑娘，陪他们夜宿昼乐，教会了他们打麻将、吸大烟。这些下层日军士官，哪里享受过这般花天酒地的日子，故对乔无不十分感激，惟命是从。
1940年夏季，乔日成吞并应县另一铁杆汉奸王国相部，遭到日军干涉，并形成对抗。
1941年2月18日，日军派驻大同的师团长黑田中将亲自指挥一个日军机械化师团约8000余众和伪蒙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约6000余人，三路大军合击乔军。次日拂晓，黑田所率日军到达城北10里的桑干河木桥，用计骗开城门，占领应县。
劝乔投降不成，黑田即下令向乔日成的驻地新堡发起攻击。飞机、大炮、迫击炮齐发，轰击堡墙和堡内民房，顿时地动山摇，房倒屋塌，整个新堡成为一片火海。战斗十分惨烈，一直打到黄昏，日军始终不能攻进，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与此同时，四乡外围据点也都处于激战之中。到天黑战斗停息后，守卫新堡的乔军1500多人，阵亡近千人，重伤200多，尚有战斗力的仅剩下300余人。半夜时分，乔日成将所余人马分为三路突围。出敌意料的夜袭，使日军指挥部混乱不堪，并死伤不少中高级军官。乔军官佐及家属组成的第三路得以乘隙安全向西转移。
翌日拂晓，日军涌入新堡和乔堡，挨户搜查，见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少全杀光。此次日乔之战后，日军在新堡、乔堡等地大屠杀四日，共计残杀1650余人，烧毁房屋850余间，奸污妇女、掠夺财物难以数计。
乔日成率200人于半夜突围后，次日晨到了南山八路军的根据地。然而乔始终不愿归属八路军。他要收集失散官兵，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乔即刻派人下山联络散众，不多日即收罗回散兵300余人。
日军在新堡受到重创后，又从蒙疆各地调来大批伪军，重新组织兵力开往南山，一面扫荡八路军根据地，一面追击乔日成。
是年秋季，乔部转移到草垛山附近，日军以一个连的步兵和一个师的伪军包围了草垛山。双方战斗打响后，乔部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周旋，采用“分兵诱敌，合兵歼敌”战术，使日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
乔日成突围到水磨村，收集散兵，又至500多人，他将这些人马编为5个连队，直接受其指挥。
在草垛山追剿乔部的日伪军发现乔部突围后，继续搜寻追击。当乔队在水磨村扎定不几天，日伪军又以四路同时向水磨村扑来。这次战斗，从上午直战到黄昏，乔部终因寡不敌众和弹尽而大部分战死，但日军死伤更为惨重。
天黑后，乔日成身边仅剩下7人，后突围而走。乔对身边的几个人说：“我现在没有兵了，不能在此抗日了，只好先到国统区去。”于是，乔到了绥远去找张盛生和傅作义。
临阵挨黑枪
岳中正认为此时正是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于是近距离地端起手枪，瞄准乔的腹部“砰”地就是一枪
张盛生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兼晋察绥边区抗日挺进军司令，但当时张在绥远实是寄傅作义篱下，所以很难满足乔的要求，便推荐他到重庆中央高中级军官训练团受训，并让他设法见到蒋介石，求蒋给补充兵员和武器。
1942年正月，乔去了重庆，到中央军训团受训。他托人引荐，晋谒了蒋介石，并提出补充兵员请求，蒋听后很不耐烦。最后只得到军委发给的一张“华北剿匪军少将司令”委任状和一张奖状，仍是令其自行发展。
1942年夏，乔在重庆受训结束，即返回绥远。他又想投归二战区的阎锡山，阎接连传见他三次，并于之促膝交谈，待他为上宾。阎先令乔在洪炉训练3个月，还参加了阎的铁军组织。受训毕，阎委乔为“第二战区雁北挺进纵队中将司令”。
乔到绥远后，发展队伍也并非很顺利，所以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才仅发展到300多人。按阎锡山的指令，乔即时开进雁北。
1945年8月17日，乔率部开进雁北。抵大同城外时，乔通知城内日军投降。日军听说是乔日成，便紧闭城门不予理睬。乔部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无法占领大同，遂联络旧部张朴率伪警备队500多人一起奔回应县。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应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农会、武委会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土地改革。这一时期，乔日成一直盘踞在应县城，并不断派部队到城外活动，进行抢掠和报复，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同时，不断加固城防，时刻提防着解放军攻城。
1946年7月20日，晋察冀军区命令解放军四纵队第十旅旅长邱慰、政委傅崇碧指挥全旅3个团，加之雁北军分区部队的配合，进攻应县城，一举攻占了东西两关，把乔的部队包围在城内。
驻军应县城的乔匪成了瓮中之鳖，但他们多是些亡命之徒，匪性不改，因而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强。在7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三次攻城大战，但终因抵抗强烈，未能攻下，我军伤亡很大。第十旅的攻城将士们只得先行包围，再谋攻城之计。但令攻城将士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军发动的第三次冲锋，攻城双方正激战之际，乔日成被他手下的一个连长岳中正用枪击伤，生命垂危。
岳中正是乔日成部下的一名连长，在乔的匪部发展的鼎盛时期，即1940年前后，岳中正当上了乔的一名排长，其妻章氏生得颇有几分姿色。一天，乔日成到岳所在的连队去视察，偶遇章氏，即被其美色所迷住。但碍于岳的面子，不敢轻举妄动。十余天后，乔瞅准机会，走到岳的住处，对章氏提出非礼要求，章氏对乔日成平日颇有好感，在半推半就之中完成了苟合之事。在以后的日子里，乔日成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霸占岳妻达半年之久。最后此事终于被岳中正得知，其妻羞愧难当，自尽而亡。岳中正与乔日成由此结下了深仇大恨，只是因为乔匪强壮有力，又是自己的首领，岳也奈何不得。为了安慰部下，乔日成让岳中正升任连长，但岳的仇恨并没有消除。
正当解放军对乔匪发动第三次冲锋，激战正酣之际，乔日成也俯身在垛口后面疯狂地向我军射击，岳中正认为他此时没有防备，正是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于是近距离地端起手枪，瞄准乔的腹部“砰”地就是一枪，乔日成应声倒地。
乔被击中腹部后并没有立即毙命，而是命令贴身卫士将他秘密抬下，并且严令内部人员对此事要严守秘密，以免扰乱军心，影响匪徒们的士气。乔日成被抬下后迅速送到匪军医所，匪军医们马上组织手术抢救，但由于子弹射穿内脏，伤势过重，两天后，乔日成终于不治身亡。
乔日成死后，我军第十旅的攻城战士们也迅速地攻占了应县县城，乔匪的部下非死即逃，真正呈现了土崩瓦解之势。岳中正被俘后因不愿投诚，被我军就地遣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