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奇鸟行状录
内容简介
“我”的妻子突然不告而辞，还来信说她另外有了男人。但是“我”决不相信。久美子的背后有黑手控制，那便是她的兄长绵谷升众议员、当代日本恶之源的象征。回绝了女灵媒师协议离婚的调停，回绝了“意识娼妇”远走希腊的提议，“我”下到深深的枯井冥思苦索，来到嘈杂的大街死死守候，从神秘的吉他汉子手中夺得球棍，在非现实的宾馆房间里给对手以致命一击——终于，被击昏的绵谷升在现实中死于久美子之手，虽然她为此付出了牢狱的代价；终于，“我”的小友笠原May在扭歪变形的国土上为“我”觅到了鸭子人和悠然游荡的明净水塘，虽然“我”还得等到与久美子相聚之后能才前往那里。
作品目录
第一部 贼喜鹊篇1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2 满月与日食、仓房中死去的马们
3 加纳马耳他的帽子、果汁冰淇淋色调与艾伦·金斯伯格与十字军
4 高塔与深井、或远离诺门坎
5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
6 冈田久美子如何生长、绵谷升如何生长
7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8 加纳克里他的长话、关于痛苦的考察
9 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10 魔感、浴缸中的死、遗物分发者
11 间宫中尉的出现、温沼来客、香水
12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
13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第二部 预言鸟篇1 尽可能具体的事情、文学里的食欲
2 这一章里好消息一个没有
3 绵谷升的话、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4 失却的宠幸、意识娼妇
5 远方街市的风景、永远的弯月、固定的绳梯
6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近似乖戾感的感觉
7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有关痛苦的实验性考察
8 欲望之根、208房间、破壁而过
9 井与星、绳梯是怎样消失的
10 笠原May关于人的死与进化的考察、别处制作的东西
11 作为疼痛的饥饿感、久美子的长信、预言鸟
12 刮须时发现的、醒来时发现的
13 加纳克里他未讲完的话
14 加纳克里他的新起点
15 正确的名字、夏日清晨浇以色拉油的燃烧物、不正确的隐喻
16 笠原May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笠原May关于烂泥式能源的考察
17 最简单的事、形式洗练的复仇、吉他盒里的东西
18 来自克里特岛的信、从世界边缘跌落的人、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第三部 捕鸟人篇1 笠原May的视点
2 上吊宅院之谜
3 冬天里的拧发条鸟
4 冬眠醒来、另一枚名片、钱的无名性
5 深夜怪事
6 买新鞋、返回家中的
7 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笠原May视点之二）
8 肉豆蔻与肉桂
9 井底
10 袭击动物园（或不得要领的杀戮）
11 那么，下一个问题（笠原May视点之三）
12 这铁锹是真铁锹吗？（深夜怪事之二）
13 M的秘密治疗
14 等待我的汉子、挥之不去的东西、人非岛屿
15 肉桂奇特的手语、音乐的奉献
16 有可能到此为止（笠原May视点之四）
17 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神灯
18 试缝室、继任人
19 傻里傻气的雨蛙女儿（笠原May视点之五）
20 地下迷宫、肉桂的两扇门
21 肉豆蔻的话
22 上吊宅院之谜（其二）
23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变形报废的人
24 数羊、位于圆圈中央的
25 信号变红、远处伸来的长手
26 损毁者、熟透的果实
27 三角形的耳朵、雪橇的铃声
28 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
29 肉豆蔻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
30 房子不可信赖（笠原May视点之六）
31 空屋的诞生、替换了的马
32 加纳马耳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
33 消失的棒球棍、回来的《贼喜鹊》
34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35 危险的场所、电视机前的人们、虚幻人
36 萤火虫的光、魔法的消解、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37 普通的现实匕首、事先预言了的事情
38 鸭子人儿的故事、影与泪（笠原May视点之七）
39 两种不同的消息、杳然消失了的
40 拧发条鸟年代记#17（久美子的信）
41 再见
译者推荐
《奇鸟行状录》（以下简称《鸟》）的时间背景是1984年，创作时间应在1993-1995年。当时作者正旅居美国。就是说作者是站在美利坚大地上来遥望来审视日本这个岛国的。“简言之，日本看上去更像是翻卷着暴力漩涡的莫名其妙的国家”，是“扭歪变形的空荡荡的空屋”，是“空虚的中心”（沼野充义语，文学界，1995年10月）。这点对我们理解作品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启示。整部作品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在1996年2月1日的《读卖新闻》上就此撰文，称赞《鸟》“尽管近结尾部分不无紊乱，但仍极富魅力，若干小故事纵使收入《一千零一夜》亦不逊色，堪称奇才之作”，“给我们的文学以新的梦境”。的确，作者在《鸟》中再次淋漓酣畅地发挥了其编织故事驾驭虚实挥洒文字的气势与才华。如果说《世》是其青年时代平地筑起的一座寒气逼人的摩天冰峰，《鸟》则是其步入中年后向所谓文学极限全力发起的一次冲击。小说出版不久即被《朝日新闻》连续几周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甚至榜首。
相关版本
作者: [日] 村上春树  《奇鸟行状录》封面
译者: 林少华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02-11
页数: 68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村上春树文集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早稻田大学戏剧系毕业，1979年以第一部创作小说《且听风吟》得到当年日本的群像新人奖。获得野间文艺新人奖和谷崎润一郎奖的作品――《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6张)迄今卖了超过700万本，使作者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翻译F.s cott Fitzgerald，Paul Theroux，John lrving 及Raymond chandler的小说，九十年代 在美国普林顿大学和Tufts University任客座讲师。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摘抄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我正随着调频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这首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式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劳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终归我还是拧小煤气，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十分钟，我需要十分钟。”女郎劈头就是一句。
我对于音色的记忆颇具信心。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您这是在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打给您呀！只需十分钟，十分钟就行。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道。声音轻柔柔、飘忽忽的。
“相互明白？”
“心情啊！”
我从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白气蒸腾，克劳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贼喜鹊》。
“对不起，我正在煮意大利面条，过会儿再打来可以吗？”
“意大利面条？”女郎惊愕地说，“上午十点三十分煮面条？”
“这不碍你什么事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压不住火。
“那倒是的。”女郎以没了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说。看来感情稍一变化即会使其声调截然不同。“也好，过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
我一时无所适从，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人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式面条捞进笊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多少有点儿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相互明白？我边吃面条边想，能够充分明白双方的心情？我可是无法理解那女郎想说什么。很可能不过是捣乱电话，或许是一种新式推销招数。反正都与我无关。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坐在沙发看小说时，仍要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嘀咕：女郎说十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十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现在想来，十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十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九分钟太短，十一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早已没了看书心绪，于是想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我熨衬衫的工序分12道，由(1)领(前领)开始，至(12)左袖(袖口)结束。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地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还是提起听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久美子。时针正指在十一点三十分。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是什么？到底？
“有熟人在的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要求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低。当然喽，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而来？”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修改过诗歌的吗？”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意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译者解读
资料来源于《为了灵魂的自由——春上村树的文学世界》：《奇鸟行状录》： 从“小资”到斗士的“编年史”如果问我村上作品中最佩服哪一部，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奇鸟行状录》（直译应为“拧发条鸟编年史（Chronicle）”，以下简称《鸟》）。这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制，日文为上中下厚厚三大卷，译成中文都有50万言，达650页。时间跨越半个世纪，空间远至蒙古沙漠和西伯利亚荒原。出场人物众多，纷至沓来而各具面目；情节多头推进，山重水复，雾锁云笼。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作品中，村上完全走出寂寞而温馨的心灵花园，开始闯入波谲云诡的广阔沙场，由孤独的“小资”或都市隐居者成长为孤高的斗士。在这点上，我很赞同我几次提及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的见解：《鸟》“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
这部小说是在美国创作的。1991年初村上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作Visiting Fellow（访问学者）。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在出租车上听得第一次海湾战争正式打响的消息，村上的心情顿时黯淡下来，他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前兆。虽说美国成为战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作为他，当然不想去正在打仗的“当事国”。但一来事情已经进展到不宜后退的地步，二来也不好给帮忙邀请他的朋友添麻烦，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到了美国一看，发现这个国家正处于“准战时体制”之下，即使普林斯顿这样优雅安静的大学城也到处飘扬着星条旗，人们无不为开战而欢欣鼓舞，爱国浪潮汹涌澎湃。电视上反复播放空袭巴格达炮火连天的场面和英姿飒爽斗志昂扬的前线将士形象——一场“有组织的暴力同有组织的暴力的正面冲撞”就这样不容分说地开始了。
《奇鸟行状录》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动笔的。我想，无须说，这种“准战时体制”的紧张空气对我写的小说有不少影响。假如不去美国而是在日本写这部小说，那么很可能写成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的东西。人生中是没有什么“假如”的，这点我当然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个“假如”应具有很大的意义。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④·“解题” 》，讲谈社2003年5月版）
至于村上不去美国而在日本写这部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自是不得而知——正如村上所说，人生中是没有什么假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部小说含有“美国”因素。
村上夫妇是1991年2月抵达美国的。所谓“Visiting Fellow”，只是个虚衔，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无须专门演讲，无须带班上课，总之就像是“客人”，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正合村上心意，3月即投入《鸟》的写作。每天凌晨四点多起来，喝着咖啡聚精会神写到九点左右。他用来写作的房间朝北，窗外有一棵大树。“树的上方住着勤劳的松鼠一家，这一家子总是急匆匆搜集地面可吃的东西。附近有一只大猫赶来，时不时打松鼠的主意，但在我所见的时间里，一次也未能得手。青松鸦夫妇（我以为）大声叫着飞临，在树枝间往来飞跃，很快不知去了哪里。随着季节的更迭而从南向北或由北往南迁徙的加拿大鹅，成群结队落在院子里稍事歇息。那艳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青色的幽光。……日后每当我看见《奇鸟行状录》这本书，脑海中就浮现出这幅田园牧歌式的光景。”也就是说，村上是看着这些鸟、听着鸟的叫声写这部长篇的。如果说第一次海湾战争是村上写《鸟》的大环境，院里的鸟则是其小环境。村上是个喜欢深度思考而又感性敏锐细腻的作家。可以推想，如此看鸟听鸟时间里，难免对鸟发生特殊兴趣，由此形成了“拧发条鸟”的神奇想象——作品中，每当故事出现重大转机时都有拧发条鸟的叫声传来，“吱吱吱吱”不断拧紧世界的发条，于是下一个情节很快从作者笔下弹出。
如此写了四五个小时，村上暂且和鸟们告别，走出房间去附近散步或跑步。他跑得很远，往往跑10～15公里。跑完去学校游泳池尽情游泳。作为运动量来说，的确十分了得。村上几次强调，写长篇莫如说是体力活儿，是同体力的较量，没有好的体力根本熬不住。“总之那时候一是锻炼身体，二是集中写小说，每天只考虑这两件事”。写了将近一年，第一部“贼喜鹊篇”和第二部“预言鸟篇”写完初稿。第三部“捕鸟人篇”则是在波士顿郊外的剑桥城（坎布里奇）写的。1993年7月村上从普林斯顿搬来这里，在塔夫兹大学当驻校作家。这最后一部大约于93年底动笔，95年4月脱稿，《鸟》一二三部至此大功告成。两个月后动身他返回日本。也就是说，旅美四年半时间大部分用来创作这部长篇了，是村上花费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村上回忆说：
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书名还没决定。不久，得了《拧发条鸟编年史》这个书名。没怎么为此伤脑筋，是很自然浮上脑海的。至于chronicle（编年史）一词到底从何而来，我则不很清楚。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只是作为普通词儿、作为音节一下子浮上脑海的。不过我想，既然取了chronicle这个书名，那么就应该有时间纵轴即历史那样的东西牵扯进来。也就是说，不是由内容设定一个词，而是反过来由一个词设定内容。而且，实际上《鸟》这部作品也成了历史色彩很浓的故事。那大概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我写那样一个故事。
在谈到《鸟》第三部的时候，村上这样写道：
关于那一时期是以怎样的心情写《鸟》第三部的，时至今日我已记不确切了，只记得写得非常投入，如醉如痴。那个故事在等待我写它，我所做的不外乎把它顺利地解放出来。既然故事的轮廊已经转动，那么我只要乘坐上去即可。我在第一部、第二部印行之后不久即推出第三部，所以写得相当入迷。那时我已不再使用电子文字处理机，而改用Macintosh电脑来写。新书房朝东，清晨的阳光闪闪耀眼。我同样早早四、五点起床，一边用低音量听着巴洛克音乐一边写。那里有书写迄今自己从未书写过的东西那种静静的兴奋。我这样讲给自己听：我正在踏入新的领域，而这对我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写得太入迷了，以致最后阶段神志变得相当模糊，这点记得很清楚。离开桌子后身体东摇西晃，好半天开不了口。为了清醒脑袋，我时常去查尔斯河畔散步。
这两段引文中有一个共同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不是村上想写《鸟》，而是《鸟》让村上写。前面提到的大小两个环境影响，终究是外部影响，而这里透露的则是内在驱动力——是那个故事“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我写”，“等待我写”，是故事推动我“踏入新的领域”。换句话说，村上是在故事本身的召唤下甚至被动地写这部长篇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故事、是故事中的什么因素在深层次上召唤和促使作者非写不可呢？暴力！暴力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中心点。有两条线交叉穿过这个中心点：纵线是历史线（“时间纵轴”）亦即“年代纪”（chronicle），其主轴是诺门罕（又译“诺门坎”）战役；横线是现实线，现在进行时，主轴是一个男人到处寻找老婆，寻找下落不明的老婆。两条线都缀满暴力，或者说都是暴力这个中心点的延伸。在充分演示暴力的过程中，两条线共同指向一个靶心：“Violence，thekey to　Japan”（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这是村上明确说过的原话，引自前面提过的杰·鲁宾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第220页（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毋庸置疑，此乃村上这部伟大作品的主题。
先看纵线，看作为主轴的诺门罕战役（日本习称“诺门罕事件”）。这场战役是1939年春夏之交在靠近内蒙新巴尔虎左旗诺门罕村的中蒙（当时称“满蒙”）国境地带展开的。交战方一方是日本关东军，一方是苏蒙联军。关东军投入6万兵力，结果在强大的苏军机械化部队势不可挡的反击下丢盔弃甲，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一个师团全军覆灭，致使关东军不得不重新考虑进攻苏联的计划。这样一场五十多年前的战役何以引起村上的特别注意呢？据村上在那篇“解题”中解释，他所去的普林斯顿大学有几个图书馆，他最常去的是“东洋学科”附属的图书馆，那里有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籍。一次在历史书架上东找西找时间里，发现有不少图书写的是“诺门罕事件”。村上说他小时候在图书馆翻书时，有一本书上有形状奇特的飞机和坦克图片，看文字说明，得知是诺门罕战场用过的武器。不知何故，自那以来，他就对那场历时短暂然而异常血腥的战役怀有按捺不住的强烈兴趣，同时为“Nomonhan”（诺门罕）一词的异国声韵而心醉神迷。
而现在，我在同日本相距遥远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作为同少年时代相距遥远的一个中年人，手拿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啪啪啦啦翻动书页。我发觉自己至今仍为这个词的声韵而迷恋得无以自拔。于是我随意把这些书一本本拿在手中忘我地读了起来。这样的邂逅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
阅读之间，我忽然想到：这正是自己始终寻求的题材。那是一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哪一方都没获胜，哪一方都没失败。围绕一块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方的原本不存在的国境线投入大量军队和武器，众多士兵丢掉性命。最后由于政治决断而一切在暧昧之中结束战事。非现实战略催生非现实战斗，流出现实的血，然而将军们的大半都没有为此负责。我决心将这场战役作为小说中的一个纵轴使用。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
不难看出，村上所以将诺门罕战役作为纵穿小说的一个基轴，除了偶然因素，还因为这场战役有四个特点：奇妙而残酷；决策的非现实性（草率）；暧昧（不了了之）；无人负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日本近现代史、日本式暴力的主要特点。更重要的是，村上切切实实感觉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暴力至今仍在继续，不仅在国家组织或其理念中继续，甚至还在包括自己本身在内的个人身上继续。应当说，正是这种长期潜伏于内心底层的可怕的感觉、直觉“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村上拿起笔来，书写暴力，追究暴力，清算暴力，从而减少暴力以至拒绝暴力。
回顾起来，村上笔下很早就写过暴力和邪恶，如《寻羊冒险记》（1982）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夜鬼”和“组织”等等，但真正自觉地、深刻地，纵横交错淋漓酣畅地描写暴力并以暴力为中心点则是第一次——《鸟》的确堪称村上创作道路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就历史这条线来说，暴力主要集中在三个点：诺门罕、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尤其集中在前两个点上。发生在诺门罕的暴力通过“间宫中尉的长话”加以表现，其中剥人皮场面可谓暴力的极致，触目心惊，不寒而栗，每一个字都在滴血都在惨叫都闪着刀光，视线简直不敢再往下移动。间宫中尉本人被逼跳入茫茫沙漠正中的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在对苏军作战中被坦克压掉一只胳膊。虽然后来九死一生返回日本，但整个人已彻底成了“空壳”，不爱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爱，山本在他的梦境中不知被剥了多少次皮，耳畔不知多少次响起山本凄绝的惨叫。“沦为空壳的心和沦为空壳的肉体所产生的，无非是空壳人生罢了”，只是履行“继续存活这一职责”罢了。唯一让他略感安慰的，是他在即将“作为空壳从此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之前，终于有勇气把这段亲身经历的暴力讲给了主人公“我”。也就是说“我”是惟一了解间宫中尉的历史之人。由此不难看出暴力对人的伤害何等惨重：暴力不仅在肉体上使人“变成血肉模糊的块体”，而且在精神上使人沦为“空壳”，使人对历史缄口不语。换言之，历史在此中断，其真相被埋葬，民众无人知晓。民众知晓的乃是被官方修正液涂抹过的历史。惟其如此，村上才决心下到历史的深井，启封那段充满血腥味的黑色历史，回放暴力！
历史纵线的另一个暴力集中点就是侵华战争。主要通过第三部第二十八章“拧发条鸟年代纪#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提起在“战前的满洲”即我国东北地区发生的暴力。在苏军即将攻入东北之际，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名中尉会计官奉命处理“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今长春市）的一座动物园里的动物，枪杀除了大象的所有动物之后，八个关东军士兵端枪押来四个中国人。四人是“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因杀死两个日本教官逃跑被抓而面临处决。其中三人被用刺刀刺死，“五脏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血流满地”。最后一人被棒球棍打死（因为他用棒球棍打死了两名日本教官），一个士兵将棒球棍“全力朝中国人后脑勺砸下”。不料被砸死的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样紧紧抓住”脸上有青痣的日本兽医的手腕，一起载进事先挖好的坑中。即使脑袋两次被子弹打中也还是抓住兽医不肯松手。在场的中尉和士兵看得目瞪口呆。小说后来借间宫中尉之口明确说道：“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
同时还在“间宫中尉的长话”中谈到在中国其他战场发生的暴力：“战线迅速推进，供需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粮食给俘虏，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显然“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是指南京大屠杀。尤其难得的是，村上在第三部第二十八章指出了日本兵干“坏事”的原因：“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三十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在这里，村上固然没有绕开天皇，点出了天皇对于二战中的日军暴力负有责任，但相对说来，其笔锋的指向更是以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暴力机器，即没有人对致使“众多士兵丢掉性命”的缺乏现实性的草率战略决策负责的、暧昧的封闭性国家组织。村上认为这才是暴力的源头，也是诺门罕战役吸引他的根本原因及这一题材的意义所在。
更危险和可怕的是，这一封闭性系统至今仍在，因此暴力仍在。而将其具像化的便是那条现实横线——主人公寻找失踪的老婆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怪事和阻碍。其最大的阻碍来自妻子久美子的哥哥绵谷升。绵谷升无疑是带有暴力性的邪恶人物。不过较之《寻羊冒险记》中的“先生”和剥皮鲍里斯等历史上暴力性邪恶形象，绵谷升显然更具欺骗性和时代特征：“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其职业当然不是军人而是大学老师，是写了厚厚一本经济学专著的学者。作为“变色龙”，绵谷升尤其擅长利用电视表现自己，面对摄像机显得风流倜傥游刃有余，穿一身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一条相得益彰的领带，架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神情和悦，语声安静，谙熟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且熟知如何才能操纵民众的情绪。事实上也博得了民众的好感和喝彩，“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盅惑”。然而就是这个人以莫名其妙的手段害死了还是小学生的妹妹即久美子的姐姐，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彻底玷污了加纳克里他，又以莫名其妙的招术将久美子从主人公手里夺走据为己有。总之，绵谷升“始终如一地损毁着各种各样的人，并且将继续损毁下去”。下一步情况糟糕：这种暴力性邪恶人物当上了国会议员，成了政治家。其政治目标“是要使日本摆脱当今的政治边缘状态，将其提升到堪称政治及文化楷模的地位”。
令人惊异和沉思的是，以上种种描述竟同现实中的日本某些政治家形象如出一辙。而且其从政之路也毫无二致。绵谷升的叔父是国会议员，其当选是因为承袭叔父选区之故。而其叔父战前曾作为专门搞兵站学的年轻技术官僚于1932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满洲国”考察满蒙地区羊毛供给情况，以便为进攻苏联的日军装备防寒服做准备。此人在奉天（沈阳）见到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陆军中将石原莞尔，两人谈得甚为投机，战后也未间断“亲密交往”。绵谷升的父亲是运输省精英官僚，“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惟命是从，而对芸芸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他认为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他把这种“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彻底灌入绵谷升的脑袋，绝对不允许儿子甘拜任何人下风。也就是说，战前那个暴力性国家组织或其理念仍然流淌在此人血液中并极力传给了儿子绵谷升。而绵谷升那个同二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叔父又提供了政治地盘使其继承了国会席位——村上就是这样勾勒出了暴力的传承路线。一句话，暴力仍在！
因此，作者必须使主人公投入战斗。
《鸟》是妻子突然下落不明、作为主人公的丈夫寻找其下落的故事。我的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motif）就是很多场合“寻找丢失的什么”。例如《寻羊冒险记》中主人公寻找带有星形斑纹的特殊的羊和不见了的朋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主人公为寻找失踪的少女而进入没有影子的小镇。但《鸟》与此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我以前小说的主人公，总的说来被动“卷入”事物流程的色彩很浓，但是《鸟》的主人公冈田亨则具有“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妻子”的始终一贯的坚强意志。在世人眼里他决非强人，可他有个特点：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后退。所以无论他妻子的哥哥绵谷升说“你没必要找我妹妹”，还是妻子本身提出“你别找我”，他都不屈不挠地寻找下去。因为主人公完全清楚寻找妻子一事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本身。
我想，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是贯穿整个作品的。或者说如果没有如此明确的积极向上的意志，要最后完成这么长的故事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鸟》这部作品在我作为作家的生涯中——特别是在获得第3部以后（这一经过容以后述说）——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也就是说，写这部作品之前同之后相比，我作为作家的姿态有很大不同。现在回头看去，毫无疑问，《鸟》以后的我的作品无不朝着逐渐失却都市式洗炼（sophistication）和轻俏的方向行进，一种类似“介入”意志那样的东西开始在出场人物身上一点点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