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顾诚
人物简介
顾诚（1934.11－2003.06.25），男，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  顾诚（1934.11－2003.06.25）博士生导师。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市：《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明史》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先生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孤灯长夜，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在明帝国疆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南明史)等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学术成果和历史结论在明清史学界具开创和奠基意义。先生还是学界公认的“三好”学者：外语好、学问好，文笔好。翻开一部专著或论文，即开启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史学历程。
他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注：《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三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明初全国土地分属于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的观点，认为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同行政系统的基层组织——州县一样是一种地理单位，管辖着大片不属于行政系统的明帝国疆土。洪武二十六年官修《诸司职掌》中所载近850万顷土地包括军事系统管辖的土地，军事系统管辖土地包括军士的屯田和代管民籍人口耕种的土地。军事和行政两大系统之间具有可转换性，总的趋势是从都司、卫所辖地内划出一部分设立州县，但卫所辖地行政化在明代进展有限，这一进程直到清代才告完成。部分卫所辖有大片疆土的观点最早由解毓才在《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注：《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一文中提出，解先生称之为“实土卫所”。顾诚的研究将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顾诚又发表了《谈明代的卫籍》（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 期。）一文，对卫所管理的卫籍人口以及卫籍人口与州县军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顾诚教授对明代卫所制度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四篇文章，即《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明帝国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这四篇文章系统论证了明朝疆域管理的“两大系统”理论，即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各自管辖两种不同的“地理单位”，都司卫所是具有独立管辖权的“地理单位”，管辖田地、人口不隶属于司府州县。这一理论涉及到明代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一是明帝国的耕地数，二是明代的官田数，三是清代耕地数与明代田亩数的比较，等等，并涉及明代人口管理，尤其是军户管理问题（卫籍）等。顾先生曾计划围绕卫所制度对明朝相关领域的影响到清代的改制进行综合研究，形成一部专著（顾诚：《我与明史》，载《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1-404页），惜不幸病逝，未克完成。可以说，顾诚先生以四篇论文揭示了明代卫所制度的基本属性及其在明朝管理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明朝疆域管理理论，对把握明清两代田地、户籍等管理体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个人作品
代表作《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月。 
《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5月。顾诚著作系列《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8月。
《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
《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
《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
《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1月。论文《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同姚雪垠同志商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 期；
《再谈李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古元真龙皇帝”试释》，《历史研究》，1979年第8 期；
《从永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兼评石门县为僧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 期；  顾诚著《南明史》
《明初的两道谕旨》，《紫禁城》，1982年第2 期；
《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王世贞的史学》，《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页331-346；
《关于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南明史》(英文)》，《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99年第1期；
《我与明史》，《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1期。
其它
陈梧桐《顾诚印象》
得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顾诚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发时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后，我和王春瑜先生约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医三院看他。没想到当天中午接到电话，说顾诚先生已在十一点零五分去世，我们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见一面的机会，心情极为沉痛。
我认识顾诚先生，缘起于1981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听他发言，声音低沉平稳，不急不慢，像个老学究，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会下交谈，觉得他书读的多，学识渊博，而又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值得信赖。返京后，开始同他来往。当时我正研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则研究明末的农民战争，涉及到明朝的一头一尾，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接触慢慢就多了起来，彼此互相熟悉，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顾诚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学精神。正如他所说的：“在学术问题上要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经过研究者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任何学者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刻苦”二字。但顾诚先生的治学，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长年累月、异乎寻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谈起，说自己年轻时，白天经常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从未停止。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去的次数多了，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干着干着就忘了钟点，常常是到了后半夜，周围的宿舍都早已灭灯，他才就寝。由于长期白天黑夜连轴转，脑子高度亢奋，很早就落下个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人睡，后来则要待到东方发白才能入眠，而且还得服用安眠药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钟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系里知道顾诚先生的这种习惯，把他的课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来上，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开夜车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开到十二点或一、二点，长年累月地通宵开夜车，谁也受不了。记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学参加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顾诚先生同住一屋。第一个晚上我还能陪他聊到夜里四点，第二个晚上我只能陪他聊到夜里二点，第三个晚上聊到十二点我就睡着了，但他仍然在灯下看书，直到四点才熄灯就寝。
顾诚先生治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学风极其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不论研究什么课题，顾诚先生都力求将有关的资料搜集齐全，做到“竭泽而渔”，没有遗漏。他不仅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利用各种机会到外地去搜寻资料，其足迹遍及于大江南北。为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他仅方志就查阅了近千部。他撰写的《南明史》，仅引用书目就达到579种，查阅而未征引的书目则是此数的几倍。所引之书，有不少是谢国桢先生《晚明史籍考》列为“未见之书”或未加记载，系由顾诚先生首先发现并首次征引的史籍。我几次拜访顾诚先生，在他书房见到桌子上摆着几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纸，他告诉我那都是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摘抄下来的资料。他不用卡片抄资料，说卡片抄不了几个字，而是用稿纸抄，一张稿纸不够就再加一张二张，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资料。想想看，这几大摞一尺多高的资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论著不仅资料丰富、扎实，真正做到“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且每每有新发掘的资料，和基于这些新资料而提出的新见解。 但是，顾诚先生决不是个文抄公，他的论著也决不是资料长编。顾诚先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特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他并不满足于“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志在创新和突破，力求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探明历史事实之真相，阐述社会发展之规律。因此，他对搜集到的资料，都下功夫逐一进行认真的审核、辨析和考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顾诚先生的笔下，许多史籍记载的讹误得到了订正，许多前人不曾解开的谜团被解开，许多流行的观点被否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条确凿可靠的资料，清晰明朗的历史发展线索，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许多论著成为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荣获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耗费十余年功夫的呕心沥血之作《南明史》，更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诚先生的史识和史才令人钦羡，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顾诚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专心治史，任凭商品大潮如何冲击，坐冷板凳的决心从不动摇。自从1981年我到他家拜访起，二十多年来他都住在校内那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里。那套住宅没有门厅，只有三间房子，其中一间小屋仅有六平方米，两间稍大点的各有十几平方米。他的书房是一间稍大点的房子，里面除了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张短沙发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靠墙的书柜和书架塞满了书，就连床上挨着墙边的地方法也摆了不少书。顾诚先生曾告诉我，说学校曾分给他校内一处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处旧房，四壁斑驳，门窗破烂，要搬过去，得先花几万元进行装修；他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后来学校又分给他校外一处宽畅的新房子，但考虑到那里离学校较，一旦搬过去，就无法泡学校的图书馆，他还是放弃了。由于顾诚先生学识渊博，享有盛誉，海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他去讲学。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习惯特殊为由婉言谢绝，继续埋头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顾诚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史学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别无所求。他这种清苦自持、安贫乐道、与书为伴、专心治史的精神，在当前人欲横流、风气浮躁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顾诚先生颇为重视史德。招收研究生，开门第一课，就是教学生坐冷板凳的功夫，于纯洁学风多所致意。他一直强调，做学问是一件苦事，非甘于寂寞，肯下苦功者不能为。他言传身教，常云自己过去经常出入图书馆，中午带一馒头充饥，直至闭馆收书才回家。冬天寒冷，骑自行车双手常被冻得麻木，为了不影响看书，就到附近商店的火炉烤火取暖。他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
在《南明史》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顾诚先生曾发表过《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谈明代的卫籍》、《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四篇重要论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和耕地面积、人口数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曾对我谈起，他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地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的问题。而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混不清，引起许多人的误解。有关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积和人口数字，学术界之所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皆与此有关。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他的四篇论文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准备先听听学术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后，将集中精力再写一部专著，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长年累月的刻苦钻研，损害了顾诚先生的健康。他仅得中寿便与世长辞，未能实现完成第三部大作的愿望，实在令人痛感惋惜[1]。
原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9期，页48-50。
治学特点
顾诚先生刻苦治学，学风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他兴趣广泛，既对中外历史多有涉猎，又学有专门，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明清史专家。自1978年在《历史研究》发表《李岩质疑》一文之后，他写了多篇关于明清史研究方面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史学界的瞩目。他著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专著，均为明清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明末农民战争史》一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别开实证蹊径，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尤其是他所著的《南明史》一书，是他花去十多年时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在海内外已有广泛的影响，并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研究问题与教学紧密结合他很少去探讨那些比较偏僻的问题，所作大多是既利于科研的进展，又利于课堂教学这方面课题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诸如《明帝国的疆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谈明代的卫籍》、《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等文章，所涉及到的明帝国的版图、明帝国对疆域的管理、明朝究竟有多少耕地、人口多少和人口的分布情况，以及明清易代等问题，都是在历史教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研究问题，扎扎实实他为了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长期沉浸于图书馆的书海中，查阅的地方志，几达1000多种，另外还包括很多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档案方面的资料。
回顾顾诚先生一生，道德文章，掷地有声。天不假年，仅得中寿，但其人其事当随其著作之长存而永驻人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