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外销瓷
工艺特征
l、福建平和等窑：
1991年6月接薛翘先生来信，得知在文物普查过程中．福建平和县山区发现了仿晚明景德镇外销瓷的窑址，产品 主要为青花瓷及釉上红绿彩瓷。并得知这类遗址已发现十几处，均有外销瓷(20张)一定规模。经初步比较，发现它们与景德镇同期产品有如下不同：a、平和窑碗盘的成形工艺特征是先旋挖圈足，后施外壁釉。但景德镇晚明瓷器却是先施外釉，再旋挖圈足，成型工序刚好相反。故平和窑碗盘圈足端面及足内多溅有釉汁（施外釉溅上的），而景德镇瓷器的圈足端面无釉，其足内或满釉或完全无釉。精细瓷器足内满釉是旋足（或写款）后，向足内注入少许釉浆，轻而匀地将足内荡满釉汁并将多余的釉倾出，景德镇坯房称这一工序为“促釉”。平和窑不见“促釉”的器物。b、平和窑碗盘施外釉是采用泼釉或浇釉法，即一边浇泼釉浆，一边使外壁向上的坯件快速来回转动，以使釉浆分布、吸附均匀。有趣的是，在景德镇只有生产瓶罐类的琢器坯房是采用这一施袖方法的，操作者几乎全为抚州籍或丰城籍陶工。至于景德镇晚明碗盘施外釉的工艺，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延”的插图画得非常细致：陶工用一带斜钩的细长棒托住坯件，另一手扶按碗（盘）心，在釉浆捅内一沉即起，其下沉时要求釉浆刚刚浸齐口沿，但碗（盘）内不能让釉汁流入。以这种方法施外釉，器物外壁釉层不但均匀而且不会有溅釉痕迹。c、景德镇碗盘上外釉旋挖圈足后，还有个将圈足外沿旋出一道细窄无釉的斜边，俗称“倒角”的工序。这样，即使将碗盘直接放在砂渣上烧成，其足外沿也不易粘上太多的砂粒。至于讲究一点的瓷器，则将其圈足的端面“倒”成泥鳅背一样，再放在瓷泥垫饼上焙烧，砂渣铺在垫饼之下，不和瓷坯接触。但闽仿景晚明瓷器旋挖圈足时，没有“倒角”这一工序。由于足端溅有釉汁，在高温下会和垫饼粘连，所以也不可能使用瓷泥垫饼焙烧。d、景德镇窑为使碗盘尽可能少粘砂渣及增加窑内的空间堆迭密度，装匣时还使用了一个剖面为“凸”形，俗  清光绪彩釉雕瓷四季花鸟纹方瓶称“渣罗”的瓷质工具（照 装坯前先用带把的圆瓷饼一一“渣罗”将匣底砂渣摩砑成平平的一层，制品直接放在平匀致密的渣垫上烧成，至多只会在圈足外沿粘上少许细砂，足内釉面是不可能粘上砂粒的。闽 晚明仿景瓷窑由于没有使用“渣罗”这一装坯工具，陶工们装坯时是先撮砂入匣．再将碗盘坯件直接放置在不太平整的砂渣上，其足内溅有釉汁处当然会粘上砂粒。既影响美观，端拿时也会产生不快感。景德镇窑使用“渣罗”这一装坯工具还与使用瓷泥薄垫饼托烧瓷坯及降低瓷器的变形率有关。因为如不将砂渣砑平，装匣时瓷坯易将瓷泥薄垫饼压破，焙烧时瓷坯收缩，也易倾侧变形，甚至粘匣造成废品。e、闽仿景晚明瓷器，胎骨或疏松泛黄，或致密泛灰。其疏松泛黄说明原料含铁量较高（约在l%以上）且使用氧化焰烧成。其致密泛灰说明系采用还原焰烧成，但原料中含钛量比景德镇的高。由于其原料含铁、钛等杂质较高，所以无论其采用氧化焰还是还原焰焙烧，其瓷胎都不及景德镇窑中档瓷器。f、从王宗沐派对嘉靖时官窑回青流失民间，造成官窑瓷器与民窑青花瓷难以区分甚至无法区分的局面，发出“其制无复分”的哀叹，我们可以得知：在晚明，青花瓷使用哪类青料绘制，呈色如何？是区分宫窑与民窑或民窑上、中、下三档瓷器的重要标准之一。景德镇窑高档青花瓷在嘉靖至万历初使用的是回青加石青配制的高级青花料，万历中后期至崇帧使用的是发色幽雅兰翠的浙江青料。闽仿景诸窑在青花料的使用上不如景德镇窑讲究．由于其制瓷原料相对粗劣，作坊主不可能花高价购买昂贵的高级青花料用于中下档瓷器彩绘，所以闽仿景青花瓷一般呈色灰淡或灰暗，不如景德镇青花瓷明快、莹澈，福建仿景晚明瓷窑的兴起与海外市场的需求及其占据地理之便有关。正德嘉靖时倭寇大规模的武装走私贸易使月港一带成为走私货物的集散地。倭寇被剿灭后，隆庆开海禁，月港被辟为官港，年收税银三万两以上（注22）。这儿的货物除销往日本、马尼拉等地外、还由葡萄牙人直运欧州。在广阔的海外市场刺激下，临近月港的平和等窑得以兴起。万历11一30年，景德镇民窑面临原料危机，不能提供大量的优质瓷器满足欧洲及美洲（通过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马尼拉再转运美洲）的需求。针对景德镇生产的中下档瓷器，平和等窑大量仿制，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得以发展。万历32年以后，景德镇窑解决了高岭土危机，其瓷器量大质优并相对廉价，给福建仿景窑场以莫大的打击。天启时荷兰人在月港至马尼拉航线上拦劫葡萄牙商船并封锁马六甲海峡，给闽仿景诸窑以再次打击。但此时日本侵朝战争结束，原来几乎中断的中日贸易又逐渐恢复起来。经日本政府允许的“朱印船”也满载日本的白银到东南亚一带贸易（注23），当时的日本市场对瓷质要求不高，于是闽沿海生产外销瓷的窑场便大量生产符合日本审美趣味的青花、红绿彩等瓷器。“天启赤绘”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进入日本。福建诸窑虽然以鲜艳的釉上红绿彩转移了人们对其粗劣瓷质的注意力，并开拓日本市场，又一次渡过危机，但明末清初的沿海拉锯战却给它以毁灭性的打击。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降清，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这时日本伊万里瓷不但量大质优，且青花、彩瓷俱佳，福建诸窑不能望其项背，所以至多只能维持小规模的生产。当时除闽仿景诸窑外，广东沿海的窑场甚至香港新界的瓷窑亦纷纷和平和等窑一样，生产仿景德镇的外销粗瓷，销往马尼拉等地。其窑业的兴衰当和平和诸窑相似。
2、日本伊万里窑：
文禄、庆长之役后，朝鲜陶工李参平等来到日本，在有田发现了瓷石矿。烧造出可与景德镇瓷媲美的伊万里瓷器。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争动乱，外销瓷来源几乎断绝，而欧人又急需购买景德镇瓷器。此后伊万里窑便大量模仿景德镇瓷器的造型、纹样，生产景瓷代替品投放欧洲市场。l7世纪末一l8世纪初，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风靡一时，但售价偏高（注25）。为与伊万里竞争，约从l7O0年起，景德镇对仿景外销的伊万里瓷器进行再模仿（注26）。这些质优，相对价廉的仿伊万里瓷投放欧洲市场，无疑给日本伊万里以致命的打击。从工艺角度来看，l8世纪的日本陶工在装烧大盘时，为防止丘其焙烧时发生“塌底”的毛病，或将其圈足的直径缩小（如“锅岛烧），或使用几个支钉在盘内起加托作用。由此可知其时的日本瓷器胎中的铝氧含量不会太高，其正烧温度比景德镇高档外销瓷略低，烧成范围也比较窄，窑址上因过烧或微过烧而造成的废 品多。据熊海堂先生考察研究，l7世纪一18世纪中叶，伊万里瓷仍采用朝鲜落后的技术烧制（注27）。其窑具不用耐火土而是使用瓷土制作，不但成本高，不耐用，而且因其高温荷重软化点比较低．不能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空间尽可能多地堆摞装烧瓷器（一般只能堆摞三、四层）。既浪费了大量的窑室空间和燃料，废品率也比较高。其生产成 本自然比景德镇瓷器高得多。至l8世纪中叶，有田地区的柴草资源日益枯竭．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有田瓷业，终于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日本政府不得不下令对窑业进行整顿，压缩（注28）。在与伊万里瓷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景德镇窑再一次以其量大质优，成本低取得了竞争的胜利。
3、欧洲于l7O8年发明了以高岭土、长石、石英“三元配方”烧制硬质瓷。
l7l0年迈斯森作坊仿景德镇瓷器的造型、纹样生产的硬质瓷在欧洲收到欢迎，并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景德镇作坊主象对待伊万里瓷一样，又瞄准仿景的迈斯森硬质瓷进行仿制，并在欧洲作为真迈斯森出售（注29）。景德镇瓷对迈斯森瓷的冲击，必然使其售价下跌，一时难以得到迅猛发展。
4、江西乐平华家窑：
嘉靖l9年浮梁大水，20年岁饥食。景德镇作坊主趁机不付乐平籍陶工的工资，引起械斗，最后“尽遣逐之”。乐籍陶工为了生存“遂行劫夺”（《明实录》）。湖田窑离乐平最近，首当其冲。这次事件加速了湖田窑的衰落，也促使了景德镇制瓷业因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需要向市区集中的进程。返回乐平县的陶工因人数太多，没有生活来源，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上级官员便决定在乐平设立“永靖”、“嘉兴”二镇，烧造瓷器。其生产工艺虽然全套照搬景德镇的，但由于乐平境内缺乏优质高岭土，其产品只能达到景瓷中下档甚至下档的水平。《乐平县志》“城池”条亦载：“永靖镇、嘉兴镇，府志以上二镇，因明嘉靖庚子（1540年）浮梁扰攘，奉上司创立。然水土不佳，嘉兴寻废，永靖虽存，瓷多粗恶，而岁亦渐替矣”。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乐平明代青花窑址调查》告诉我们：华家窑堆积最丰，制品除有“大明年造”“万福攸同”“富贵佳器”“长命富贵”“福”“寿”等题记外，还有写“永靖镇造”款的。其产品为碗碟盘盅，纹饰有人物、马、八卦、折枝、缠枝花卉、变形梵文、鱼、蟹、免、菊、牡等。其附近的匣厂窑和张家桥窑（嘉兴镇）规模不及华家窑，产品则与其大致相同。华家等窑产品粗劣，只夺走了景德镇的部分内销市场，对其外销并无影响。在与景德镇窑的竞争中，它必然走向衰落。至万历，由于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陶工“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 万人”（王世懋《二酉委谭》），而嘉靖时的械斗早已被人们淡忘了。约至万历后期，华家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其陶工只有重新回到景德镇才能谋求生存。
历史传承
宋、元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外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  清康熙青花欧洲加彩仕女图瓶在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沿着唐、五代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非洲各国，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发现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数量也很可观。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龙泉窑系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另有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建窑系瓷器及福建、广东沿海专烧外销瓷的瓷窑产品。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明中叶以后，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都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使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每年仅巴达维亚一地远往欧洲的瓷器就达300万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又称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等。在广州生产的“广彩”瓷即属于这一类。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社会动乱，中国瓷业生产每况愈下，瓷器的外销也就衰落了。中国古代陶瓷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家称为“陶瓷之路”。中国陶瓷运往世界各地后，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自唐代以来，各国陶瓷工匠竞相仿制，并生产出各具民族风格的陶瓷制品，从而推动了世界陶瓷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相关资料
中国历代销往国外的瓷器。瓷器出口在中国古代输出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起着桥梁和钮带的作用。陶瓷贸易的主要线路：一是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陆路销往中亚细  清乾隆粉彩西厢故事图盘亚。波斯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区。另一条从海路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远到地中海及非洲的埃及，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在过去的千余年里，中国陶瓷通过各种渠道输往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的许多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公元九世纪初的唐代，瓷器已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从考古资料看，从东亚的朝鲜、日本、到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东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到非洲的埃及等国都发现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瓷器。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泉州相继设立市舶司。南宋赵汝适《诸番志》一书中列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三十个国家、地区或地点用瓷器进行贸易，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区。朱或《萍洲可谈》记述当时陶瓷出口盛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可见陶瓷在当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在近32年的时间内，七次远航，足迹遍及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今天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大大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当时中国的青花瓷和青瓷很受欢迎，外销数量十分惊人。据T·沃尔克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书记载，公元1602至1682年，即明末清初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人贩运中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以上。在这些外销瓷中，不少是专为外销而特制的产品，其造型和图案纹饰有些是根据国外客户的要求而设计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后，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崛起，以及清朝政府的腐败与社会动乱，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业趋于衰落，瓷器外销亦锐减。
宋元时期外销瓷
福建发现的宋元明时期外销陶瓷窑址，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时期的对外交通贸易大港，作为中国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从这里大量输往国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渐代替了广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6年左右）成书的《诸蕃志》，就是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主要根据他在泉州一带所见所闻撰写的。同时，“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热衷”。这里所谓"福建"应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来外销陶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遥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拔都游历中国记》就明确指出：“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两城，得诸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记载也提及马可波罗从泉州携带瓷器出国的事：“马可波罗（Marcopolo）当福建贸易兴隆时，曾到刺桐城，而马氏于其1292年之归途，且依旧俗，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瓯数事，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明代泉州虽渐衰落，但它的对外陶瓷贸易，不可能突然中断，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厦门（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货物）。在福建沿海港口运出的陶瓷器中，外销东南亚的占居一定的比重。  清雍正粉彩仕女采桑图盘由泉州等港口输出的陶瓷器，除国内其他各窑所出，泉州附近的闽南地区瓷窑的产品，当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个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中的外销东南亚陶瓷，无疑是包括闽南古代的瓷窑产品在内。郑振铎先生认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销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窑遗址里发现了类似定窑的白瓷，类似龙泉窑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残片。这就说明了在南洋，在印度，发现的中国宋代的白瓷、青瓷，原来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烧制的”。《真腊风土记》为元代闽满南瓷窑生产外销东南亚陶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证据，在该书欲得唐货条下说：“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文中所指“泉州青瓷器”，据陈万里的意见，就是泉州附近闽南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说：“元代的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如同安、南安、以至德化、永春、仙游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样地也就有把来自各处所生产的窑货一概说成泉州青瓷器，……自然不仅在晋江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经解放后的历次调查，也在事实上发现了例如晋江、同安、德化等一些与外销有关的窑址。近些年来东南亚的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实物资料。
下面将宋元明时期有关外销东南亚的闽南古代窑址进行扼要的介绍。
一、泉州东门外碗窑乡宋代窑址 
《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记载五代留从效扩建泉州城并由此外运陶瓷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数门……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文中仁风即指东门，和现在发现的碗窑遗址，其方位正相吻合。由是说明这个瓷窑的产品外销，由来已久。
碗窑乡，因其产品以碗类器为主，故名。它位于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个小盆地。南面有一条小溪流经该乡，然后注入与后渚港相连的浔美港，会洛阳江出海。据说古代海潮可涨到这里，浔美港就是外运陶瓷的出发点。
古窑址分布在该乡南北两个山坡上，分别称为南窑和北窑。北窑在后路村后山，露面碎瓷甚多，堆积层厚达2～3米；南窑在后路村前面的山坡上，堆积层厚约1～2米，瓷片暴露较少。当地居民因此处废瓷俯拾皆是，就以烧瓷匣钵堆砌墙基，可见该窑为满足外销需要，生产规模相当巨大。
1956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此窑时，其产品为白釉、影青釉及青釉三种。据1963年、1964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调查考察，此窑釉色则以青釉居多，其中有带黄或带褐的，色泽深浅不一，釉面呈细小冰裂纹。装饰朴素，花纹主要有：莲花瓣纹、缠枝花纹、刻划线纹等。器形有碗、大盘、钵、罐、小杯、洗、炉、盒盖等。本窑瓷器胎厚，尤其大型碗、盘。其作风凝重浑厚。
由本窑址出土的可确定为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吴文良所藏的水坛多件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得的一件青釉小罐。此件高8.1、口径2.6、底径2.4厘米。口小，边唇外折，颈矮，器身低矮，底平微凹，胎质细腻，作灰白色。施青釉，釉色浅，底无釉。
二、晋江瓷灶镇宋窑址 
瓷灶至今仍在生产瓮、罐、壶、钵之属等粗货，这类产品，尤其用以装盛咸菜的菜瓮，并运销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据《晋江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说：“瓷器出晋江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外销东南亚诸国）。”由此可知清代及其以前此窑所产，也以粗器为主，同时除供国内需要，也还运销东南亚诸国。沙善德：《福建－中国考古学之新富源》一文提供了有关的考古证据，他说：“在古代之陶瓷贸易中，自宋以还，皆以各式‘龙瓮’为主要，所谓‘龙瓮’者，盖瓶上绘有一龙绕于此瓮。此种‘龙瓮’为爪哇、渤泥及菲律宾的猎头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传，尊之为神密之法宝。……余曾多年来致力研究此种‘龙瓮’之来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入一泉州本地陶铺－泉州，余相信即为马可波罗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该店之暗角中，余见绘有团龙之钵瓮与宋代一式。余几不能自制余之兴奋，该店中告余谓种□瓶系来自附近制陶乡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该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业活动已有数百年之历史，其瓷堆及今日之制造，皆足证明此地纵非‘龙瓮’之‘唯一’来源；亦为来源之一。由该村瓷堆中所获之古瓮碎片，与菲律宾及南海诸岛所出者，及宋明时代出口之古瓷，均属相符。目下虽经千年之久，然该村之陶业仍以制造‘龙瓮’相传习”。其所谓向以生产“龙瓮”相传习的泉州附近的“制陶乡村”，无疑即指瓷灶。据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外销东南亚大小埕、瓮、罐之类粗陶，瓷灶所产，必占其大部分。由是自宋以至于今，这里所出的粗器输往东南亚，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了。
瓷灶因以制瓷为传统职业，故得其名。它位于泉州西南20多公里处。梅溪横贯其北，蜿蜒曲折，自西向东，与晋江汇流，再注入泉州湾，古代的陶瓷外运，就是从这里出海的。
瓷灶窑址分布在梅溪两岸，主要有蜘蛛山、虎尾庵、许山和宫仔山四处，特别是蜘蛛山最为丰富，后二遗址则经破坏，宫仔山更甚。遗址所在山上都有碎瓷堆积，厚达1～3米左右。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两次调查，此窑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而未施釉瓷器尤多。釉水一般薄而均匀，但黑釉器釉厚而有垂釉现象。绿釉、酱色釉器釉汗比较光亮，青釉器有细小的冰裂纹。器物施釉情况：碗、碟内外施釉，但碟有的不施釉，有的只近口沿处施釉。壶、罐器内无釉，有的器表及底部无釉。露胎面积大，露胎处呈灰色、黄色、或淡黄色。胎骨一般较厚重，质粗硬度高。作灰色、褐色、红褐色、黄色或淡黄色。其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堆花。花纹种类有缠枝花纹、牡丹花纹、龙纹、莲瓣纹、圆环纹、水波纹、叶脉纹等。出土物器形有：壶（绿釉长颈壶、军持、有柄小壶、酱色釉长颈壶、青釉壶、黑釉壶、褐色釉壶、未施釉四系长颈壶、军持、长颈壶和小壶），碗（青釉碗、黑釉碗、未施釉葵瓣式碗），瓶（未施釉缠枝花瓶、长颈瓶、弦纹瓶和连座小瓶），碟（青釉碟、小碟和黑釉小碟），罐（酱色釉罐和六系釉罐、青釉罐和四系罐、褐色釉小罐），钵、盒（均未施釉），炉（褐色釉三足炉），（未施釉器盖和盒盖）以及瓷雕塑（褐色釉狗等），等等。壶、瓶、碗特多。
经初步鉴定，此窑曾经外销东南亚的品种有如下几种：
（1）军持有绿釉和未施釉两种。绿釉军持1件，高12、口径6、底径5.5厘米。口稍外侈，边唇外折，颈短而粗，鼓腹，底近于平而微凹。流短，附于肩部。肩腹之间两边各印有一条龙，腹下部有一道弦纹，近底部印莲瓣纹。未施釉军持2件，形制与前相同。器表一作灰色，一作淡黄色。这类器物在菲律宾曾有发现，可确定为瓷灶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2）青釉碟7件，均已残破。
Ⅰ式2件，高2.6，口径约11厘米，口沿内弇，器形低矮，圜底，底部宽大，宽达8.4厘米。底部印有缠枝花纹和菊花。
Ⅱ式5件，一般高3、口径9、足径3.2厘米。器身低矮，口沿稍作外折，底平微凹。
（3）长颈瓶1件，颇完整，高2.7、口径5.5厘米、底径8.3厘米。撇口，边唇外折，颈长而细，腹部肥大，底平微凹。未施釉，表面无任何纹饰，朴素大方。
（4）长颈壶27件。有酱色釉，绿釉和未施釉三种。
酱色釉壶：
Ⅰ式高约16.5、口径5～6、底径2.1厘米。颈长，颈部有两道弦纹。肩部附有流，流直而长，几与口部齐高。器身自颈部以下逐渐增广，至腹中部最广，形成一道圆圈凸棱，以下又逐渐收缩，底平微凹。
Ⅱ式高17.8、口径6、底径6.2厘米。形制与Ⅰ式略同，唯器较矮，显得小型。流部较Ⅰ式为短。
绿釉壶6件。高18、口径5.8、底径7厘米。口部分内外唇，内唇微敞，外唇稍外折。腹部并有1～2道弦纹。腹部突出，上下有两道凸棱，腹上部附一长流，底平。
未施釉壶14件。形制与酱色釉、绿釉壶大抵相同。
印花缠枝花瓶：
Ⅰ式1件。通高23.8、口径5.7、底径7厘米。口稍外侈，宽沿微作外折，唇厚1.2厘米。颈长而粗，两边附有耳，作兽头形。腹部也有五道弦纹，肩部也有三道弦纹，肩颈间有装饰花纹。自肩部以下渐广，底部丰满，腹部印有缠枝牡丹花纹，底腹间印有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矮圈足，足高1.1厘米，轮制，器内外尚留有轮旋纹。
Ⅱ式8件，通高18.5、口径4.5、底径6.7厘米。口稍外侈，颈长，肩部以下渐广。底部肥大。腹部印有繁复的缠枝花纹。底腹之间印有两层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圈足高1.3～1.4厘米。底部微内凹，轮制。
德化宋元明窑址：
德化窑的瓷器特别是白釉瓷器驰名世界。《中国美术》一书说：“其窑之特别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帝支那’（Blane de China即‘中国白’之谓），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与其他之东方各瓷，迥然不同。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若软瓷之面泽然”。其产品外销最早见于《马可波罗行纪》。该书说：“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nujuy，冯注为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由此说明元时此窑瓷器，已经大量由泉州港销往国外。清乾嘉间德化郑兼才《窑工》诗有“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之句，是说清初该窑生产已颇仰赖外销了。明代德化瓷外销虽不见记载，但无疑也是相当繁盛。特别是何朝宗的瓷雕，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近年来国外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该窑产品的巨量输出。例如，印尼苏拉威西南就有德化白釉瓷器出土，据前述东南亚考古资料在所谓"华南窑"品中，可定为德化所产的，就有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的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大盘及白地青花中碗等多件。而据一些著作的图录，此窑产品甚至远销到非洲和欧洲。可见德化窑是福建的一处极重要的古外销窑址。
古窑址在德化县东、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分布，县城附近更加集中。其遗址主要有：屈斗宫、祖龙宫、岑兜、后窑、后所窑、西门头、坂头、大坂碗洋坑、碗坪仓、孝坊山、宝寮格、洞岭窑、上寮窑、尾林窑、内坂窑、家春岭、碗窑、湖枫林窑、新窑、旧窑、新墘、寨窑、下仓尾窑、蒋山窑、洋条窑等一百八十多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古外销瓷产品的窑址就有二十八处之多。由此可见，德化自宋代以来所烧造的瓷器就销售外国。例如盖德碗坪仓窑址出土的军持，是该窑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器形属喇叭口，颈细而长，鼓腹，平底微凹，有流无把，腹部模印莲瓣纹（由仰覆莲瓣组成）或卷草纹、缠枝花纹等。釉色一般呈青灰色或青白色。这类军持与晋江磁灶所出军持（印有双龙纹，绿色釉）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同属宋元时期外销瓷的主要产品。
再如屈斗宫等窑址，自1963年起，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发现宋元明清时代瓷器不少，而以宋元明时代瓷器居多。该窑址的釉色有白而微带青、白釉和青花几种，而以白釉器为主。青白釉器，类似影青，晶莹润泽，釉色光亮。白釉瓷器，是白而微带青或带黄，有的为乳白或象牙白。胎骨坚硬细腻，且薄，器腹和圆底之间，在日光和灯光下，不仅映见指影，而且显出肉红色。装饰技法有印花、堆花和划花，花纹有莲花、牡丹花、梅花、竹花、缠枝花等，虽不太繁缛，但亦清秀别致。颇为雅观。器形有杯、高足杯、枕、盏、碟、洗、盘、罐、瓶、羹匙、灯座和雕塑品等。
由该窑址获得的外销瓷标本不少，主要的产品有瓶、碟、壶、盒、洗、碗、杯、钵、罐等。
瓶或称小花瓶、花瓶，这类标本出土不少，主要出自碗坪仓、内坂、家春岭和屈斗宫等窑址。形制一般是敞口、圆腹，圈足内凹器，表饰有线状纹。莲花瓣纹或卷草纹等，器形为分段模制，花纹也是模印的。这类器物的造型小巧玲珑，颇为别致。器内外上釉，釉色青白，晶莹明亮，透明感强，是一种新发现的产品。在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确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产品无疑。
此外，还有一种小口瓶，小口，丰肩，斜腹，底平微凹，素面无纹饰。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出土，同属德化窑外销瓷产品之一种。
碟或称小碟，浅形碟。此类器物甚为普遍，在屈斗宫、家春岭等窑址均有出土，尤以屈斗宫窑址出土数量最多。芒口、浅腹，矮圈足，底平面微内凹，外底心稍突出，略呈乳头状。釉白而微带青黄，可能与火候低有关。有的没有上釉，质地松脆，表面呈淡黄色。器物的外腹壁印有草叶纹、莲瓣纹或凤鸟纹。
壶或称水壶、滴壶。出自屈斗宫窑址，数量还多，大都残破，但可复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带盖，鼓腹，底平而微内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别模印卷草纹和莲瓣纹。与瓶或碟一样同为模制。釉呈黄褐色，质松脆，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缘故。其用途当是装水的。为德化窑新发现的外销瓷品种之一。这种器物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发现。
盒称粉盒或印泥盒。此类产品，在很多窑址均有发现，如屈斗宫、盖德、家春岭等，特别是前两处窑址出土最多，这种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皆子母口，底平深凹，盖顶模印各种不同形式的花纹，图案富于变化，有简单花纹，但更多的是繁复的缠枝花、花朵、花枝或凤鸟纹。周边一般印有直道纹。盖顶中心除印有花枢外，还常见印有吉祥文字。如“福”、“寿”、“金玉”、“福海寿山”、“金玉满堂”、“长寿新船”等等。印有“长寿新船”字样的盒，这与泛海外销有密切联系，寓意很深，耐人寻味。这种盒在国外出土很多，乃是德化窑早期烧造的外销瓷，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均有发现。
洗或称为弦纹洗、枢府碗。这种器物发现于屈斗宫窑址，为数很多，也是这里的主要产品之一。形状是敞口，折腹，实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纹一道，故称为弦纹洗。与这种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镇枢府窑烧造的，印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碗”。德化屈斗宫所出的弦纹洗，亦可称为“枢府式”碗或“枢府型”碗。
碗或称凤碗、凤鸟碗。出自屈斗宫窑址和家春岭窑址。形制敞口，微内敛，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凤鸟纹（外国称为不死鸟）故称为飞凤碗。这种器物在菲律宾亦有发现。
杯即高足杯。为屈斗宫窑址发掘出土，数量亦不少，造型颇奇特，烧造也颇讲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为素面，但也有模印线状纹和花纹，但不很多。这类产品在菲律宾也有发现，当为古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还有一些同属宋元时期德化窑的外销瓷产品，例如钵类器和罐类器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一一赘述了。
白釉梅花杯 
Ⅰ式2件，完整。1件高9.2、口径13.2、足长6、宽4.5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边唇厚0.3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干，作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与底周间有些缝隙。整个器身颇厚重，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色泽为牙白色。1件高4.3、口径6.4、足长3.2、宽2.1厘米。形状同上，比上一件小。
Ⅱ式分大小两种。大的高5.3、口径8.3、边唇厚0.4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与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较矮，而紧贴于杯的底部。小的1件，高4.3、口径6.7、足架长3.6、宽2.9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
Ⅲ式2件。1件高6.7厘米、口径5.8。口沿外侈，边唇0.3、底厚0.4厘米，颇厚重，外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现有小气孔。外腹壁亦堆上两朵梅花。1件高6、口径约4.8、足长3.9、宽3厘米。胎壁薄，边唇厚0.2、底周厚0.3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纯白色，光泽滋润。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足架亦同样紧贴于杯的底部。
瓷狮子在屈斗宫窑址出土几件，有的为群众所收藏，我们仅得1件。狮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带管状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珑，栩栩如生，与《中国美术》一书所载以及传世品比较起来非常相似，可以确定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上面提到的两类白釉瓷器，俱见波西尔《中国美术》一书采自外国博物院藏品的图录，东南亚一带在古代既为中国陶瓷贸易的中心，完全可能运销这些品类。
在屈斗宫还采得圆形印盒1件，口径6.9、底径4.4厘米。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盖顶印有牡丹花一朵，边缘装饰有直道纹，底部边缘也有此种装饰。据陈万里先生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发现有白瓷盒，应是德化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陶瓷产品可能外销，尚有同安宋代窑址三处。
（1）汀溪水库窑址：在离县城15华里的上埔村，水库坝头西面四个相连的小山上，都掩盖着碎瓷片和匣钵，堆积丰富，面积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黄釉、灰白釉等几种，器形以碗为主，还有壶、炉、碟、臼等。（2）许坑窑址：在离县城17华里的许坑村，窑山高20米左右，中央有一条从山顶到山下的底宽5米的沟痕，瓷片和匣钵的堆积即分布在沟的周围。从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东面堆积厚达2米，分布面积宽21、长37米以上；西面探掘处厚达3米，分布面积宽17、长47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绿及灰黄色的划花（卷草、篾纹、篾点纹）瓷，器外有放射状直线划纹，还有浅灰釉瓷和浅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为主，还有杯、碟和豆形器等。（3）新民乡窑址：分布于距县城10华里大墩、桥头、寨仔内、山坪等四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墩遗址，范围长39、宽18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黄、灰青、浅灰、灰兰和素胎无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
这里窑址数量多，规模大，产品流传国内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县城周围－五十多年前轮船可以来往及此（据说是由渡船载至港口），至今西安桥附近河床旁边还留下1904年前后书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轮界址”的碑石，现在的同安港距县城10华里，距厦门港74华里，距泉州港也不过130华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窑和当时的海外通商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特色及影响
宋代及其以后，中国陶瓷在东南亚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屡见于记载。《诸蕃志》三屿、蒲哩噜条，《瀛涯胜览》占城国条和爪哇国条，均有当地土著喜爱中国瓷器的记录。中国陶瓷既已成为一项销路极大的热门货品，商人为了谋求利润，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这样中国陶瓷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就逐渐形成外销陶瓷本身的特点。  外销瓷宋元明外销东南亚陶瓷，就造型来看，军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军持，据《辞海》军持条：“梵语，亦作君迟，裙稚迦，义译为瓶，即水瓶也。僧人游方时皆携带之，贮水以备饮用及净水等……。”军持的造型特殊，是一种长颈、大腹，旁加一乳房状注口的净瓶。现在的印尼雅加达博物院尚藏有搜自玛琅的印度化时代镌有军持图像的石刻，足证其源于印度，是古代印度输到南洋的一种商品。
这种具有印度化传统的军持，其乳房状极便于旅行吸饮时应用。马来人改崇伊斯兰教以后的宗教活动对军持的需要更多，日常拜功可为小净之用，朝觐麦加可以贮淡水、朝觐归途为备装返麦加阿必渗渗（The Wele Zum Zum）井水和阿拉伯蔷薇水，以赠送亲友和自用。因而，军持便成为马来人习惯并乐用的一种容器。
为了适应马来人的嗜好和需求，明代瓷窑就利用中国固有的胆瓶水樽形式，旁加一乳房状注口，大量烧造军持，专供销售东南亚地区。冯先铭《瓷器浅说》一文说：“……有为专销南洋一带而烧造的青花瓷器，……是适合当地需用的水瓶。瓶具有中国青花瓷器的特点，而乳头状的流又带有外来风格。”文中的水瓶指的军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藏明代军持就是一个明显的实物例证。
在菲律宾描东岸省曾出土有无底瓷碟，据称：“这种无底瓷碟未曾在中国本土出现，仅在菲律宾、苏拉威西和婆罗洲出土，可能是当时中国单为出口而制造的。” 
至于装饰方面，书阿拉伯文字瓷器可以作为一种代表。这种瓷器的烧造，始于元而终于明嘉靖中叶，这时恰当东南亚开始伊斯兰教化并逐渐深刻的时期；唐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的陶瓷贸易，已极隆盛，却反而不见它烧制的实物证据。由此可见书阿拉伯文字的瓷器，也是专门销售东南亚地区的特殊商品之一。
东南亚发现六件这种瓷器的文字内容，大抵都是宣传伊斯兰教。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书阿拉伯文字的青花中碗，其文意就是：“除安拉及其先知，无其他上帝”。据此，韩槐准认为它是一种“传播回教的工具”。这是不够全面的。书阿拉伯文字瓷器既然是一种商品，则必然首先着眼于和开拓市场直接联系的经济利益。它虽也起了宣传伊斯兰教的作用，但这仅仅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这种瓷器当然是因适应东南亚伊斯兰教徒的需要而产生。
书阿拉伯文字瓷器溶中、阿图绘于一体，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作风。韩槐准所藏的赶珠龙火云奔马耍娃娃阿拉伯文字青花大盘，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外销瓷除书阿拉伯文字瓷器外，绘有回回结带纹饰的瓷器，也为东南亚人民所喜爱。
宋元明陶瓷适应了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因而大量运销东南亚，大大改善和丰富了东南亚人民的物质生活。正如陈万里指出：“宋元明陶瓷，除了瓷器外，还有日用的大小水埕瓮罐之属的粗器，也远涉重洋送到东南亚各地去以满足当地人民日用上的需要，这与改进当地人民的生活方面，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东南亚地区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食器，甚至现在某些地方还有这种遗风。《诸蕃志》登流眉国条：“……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苏吉丹条：“饮食不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渤泥国条：“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但是，中国陶瓷输入东南亚各国，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以后，日常生活用器就改变了。《明史·外国传》文郎马神条：“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 
根据韩槐准二十多年来搜罗和参观的结果，和近代或现代东南亚发现的宋元明陶瓷资料，中国运销东南亚的陶瓷，有“大盘、大小碗、酒海、水罍、水瓶以及贮水必用之陶瓮等等，其中尤以大盘为最重要。” 
关于东南亚人民以大盘为食器，《瀛涯胜览》爪哇国条曾说：“国人……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汗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近现代当地人民还保持了这种习惯。在他们宴饮时，置一可代4～8人食用的大盘敷在地上的席中，诸客围坐，手撮共食盘中的姜黄香饭肴。这已具体说明了中国陶瓷输入大大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用具。
中国陶瓷制品的输入，还美化了东南亚人民的生活。《星槎胜览》彭坑国条说：“富家子女金圈四五饰于项发，常人五色烧珠穿圈。”这则记载证明当地人民普遍应用烧珠瓷珠进行装饰，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婆罗洲一带对瓷珠尤其珍视，当地大多用瓷珠装饰项圈、手镯、腰带、剑匣、刀鞘之类，富有人家土著甚至有以瓷珠来织衣、帽的。其中中国瓷珠当然占有相当部分，是无可置疑的。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院搜自婆罗洲的中国宋明瓷珠，就为这提供了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  外销瓷宋元明时期，中国在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对这一地区输入了大量的中国陶瓷，不但改善、丰富和美化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传播烧造陶瓷技术方面也发生了间接和直接的影响。首先，当地原有的制陶工艺受到中国风格的影响。例如1957年在菲律宾描东岸的发掘中，除了获得大量的明瓷外，据称：“带有中国式样的菲律宾陶器，也是描东岸出土物的重要部分”。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陶瓷的先进技术传入东南亚地区，《瓷灶的制瓮技术》一文说到明代晋江瓷灶姓吴的陶瓷工人把制造所谓“文奈”的中国瓮技术带入菲律宾的情形：“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繁荣的瓷器贸易的遗迹之一，是南怡老戈省美岸社著名的一项古代工艺－制造一种叫做‘文奈’的中国瓮。虽然没有现存的记录关于这种工艺介绍进入菲律宾，巴文奈渊村的老村民说：‘文奈’的制造是中国工匠在西班牙以前介绍来的工艺之一。这种说法得到佐证，当一个日本瓷器专家在1960年间在科伦坡计划方案下访问美岸，说在美岸制造的’文奈’具有明代瓷器工艺的影响，在中国福建省晋江县瓷灶乡，据说村民都是姓吴的亲人，烧瓷谋生，自这小村镇移来的工匠，把这工艺介绍到菲律宾来”。
中国制造陶瓷技术传入东南亚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使当地人民能够自己生产大量适用的陶瓷器皿，以供当地人民使用，这就大大扩展和深化了中国陶瓷对东南亚人民生活文化的强烈影响。
中国陶瓷质量精良，在东南亚个别地区，还和当地的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发生了奇特的联系，韩槐准指出：“在婆罗洲一地各种民族，其习俗极重视中国之陶瓮及瓷瓮；其家中之财富，皆视其所藏之陶瓮瓷瓮之多少以为衡。其最大之需要，乃应用于埋葬，以为妆奁，倘被土人鉴赏家认某一陶瓷瓮属古代遗留之物，以为神圣目之”。可见在婆罗洲的社会生活中，中国陶瓷瓮极受重视，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婆罗洲一地所发现的有关中国古代陶瓷瓮的资料，正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首先，在罗婆罗洲，普遍视中国陶瓷瓮为极其珍贵的稀有财产。霍斯在《自然人》一书中说：“关于婆罗洲各民族之私产，大概与加映人（Kayans）相类，但伊班人（Iban）所有之习惯，多欲以高价搜购中国窑器之瓶（Vases亦可称为瓮），普遍约三英尺高，亦素棕色，饰以神话式动物之浮雕者，然其能使价值加高，其边要有能穿之耳。而色彩深绿之古式瓮，此种瓮均为中国制造，……有甚多此族人之屋宇，均可发现……中国有价值之花瓶（或瓮）。”他们既视中国陶瓷瓮为财产，因而瓮也就当作一项嫁妆。温鲁大《英属北婆罗洲》曾说：“在柏巴（Papar）之风俗，其女嫁时所得之妆奁。必与其母前嫁所得妆奁相同量，例如彼之老母前所得者为……瓮五个……其女嫁时亦当如此数。”同时，中国古陶瓷瓮也被作为可以充分保证债权的借款的抵押品，韩槐准说：“……此种土人家藏之瓮，非易于购得，倘欲罗致，惟有一途。缘为婆罗洲一地，其经营商店者多属华侨，……倘土人财用缺乏时，每携家中所藏之古瓮为抵押品与华侨商店借款，便利议明月息几何，限期若干年月，当依期持款来赎，如过期，债主可自行卖出。搜藏家仅可与华侨商店购得出种过期货而已。……据居住在婆罗洲各地华侨所述，土人以瓮与华侨商店抵押借款一事，在婆罗洲其他各地，莫不皆然。” 
其次，在婆罗洲民族中还盛行着瓮葬。《东西洋考》文郎马神条说：“文郎马神（婆罗洲东岸的Bahbjermasln）……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瓷器，又好市华人瓷器，画龙其外，人死葬瓮中以藏。” 
这种风俗，不仅古代已有，即至现代，也还留存。当地土著，除了贫民以硕茂树身为棺外，"多半杜生人（Dusuns）及大部分穆律人（Muutrs），皆用各种价目不同大瓶（即瓮，下同），葬殓其尸。……通常殓法，剪瓶之首部，使口可以容尸。尸坐瓶中，膝碰下巴"然后以锣盖之。封以树胶，藏之宅中七日，同时举行葬礼，锣鼓之声，喧聒不断……。但拖兰的杜生人（Tuaran Dusuns）常从旧墓中取出已经葬过的瓮，掷骨入江，然后再用，因此，一个古瓮，常常葬四五代。而兰敦（Rundum）及朋湘甘（Pensiangam）的穆律人，死者先殓木棺中，一年之后，再开棺移骨入瓮而葬。
此外，婆罗洲的杜生族，尤其是在巴把（Papar）、布大中和（Putatan）和拖兰（Tuelen）的杜生人中间，还热心着瓮的崇拜。在他们看来，每个受崇拜的圣瓮，皆有其神话式之起源，这种圣瓮，在该地区总数不超出三十个，价值极高，每个200磅－300磅。圣瓮称为“吴西”（Gusi），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东朴大瓮（Tompok）一种是夏加小瓮（Huga haing-haiag）。东朴高约4尺，为青棕半透明之瓷器，由欧人观之，实为华侨之制造品。据Owen Rutter：《北婆罗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说，他们在“圣瓮节”崇拜圣瓮的情形颇为热闹“圣瓮节”当地叫做丽加侯（Menga-hou），所行的仪式称为“摩伯”（Mobog）目的是驱逐村中全年的一种邪魔。
前景
通过对宋元明时期中国外销东南亚陶瓷的初步探讨，使我们了解自宋代以后中国外销东南亚陶瓷的一般情形及其对东南亚各国文化生活所作出的有益贡献。中国古陶瓷外销及制造陶瓷技术的外传。为世界人类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这里，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回溯了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传统的文化交流和历史友谊。这种友好交往的传统关系，是受到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极大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今天，我们通过中国古陶瓷的输出来回顾中国人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历史友谊，是感到格外亲切的。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这种悠久的友好交往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谊长河，既然有源远流长的过去，也就一定会有波澜壮阔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