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三浪潮
产生背景
在一堂历史课上，Ron Jones老师正在讲解关于纳粹德国的内容。其间，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的士兵、教师、铁路列车员、护士、税收员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会在第三帝国终结之时，宣称自己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指对于犹太人的灭族行为）毫不知情？当国民们本身就是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在最后宣称自己并不真正相干？是什么让人们可以抹去他们自己（参与）的历史？”
Jones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直至课后，他仍在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最终，他大胆地决定，与他的学生们共同进行一次实验，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可以以实际的方式将法西斯主义展示给学生，让他们得以真正理解。
Jones 发起了一项名为“第三浪潮（The Third Wave）”的运动。他向学生们说明，这项运动旨在“消除民主”。民主强调的是个体与个性，这一事实被认为是民主的不利之处。而Jones在以下的格言中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行动铸造力量，荣耀铸造力量。” 
这次实验并未被良好地记录成档。在现存的资料中，这次实验仅在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的学生报纸The Cubberley Catamount的两期中被简要提及。另有一期中载有关于本次实验的文章，但并未包含很多细节。对于本实验最详实的记述来自于Ron Jones本人距此大约六年后所写的一篇随笔。另存多篇关于本实验的文章，但是它们都是写作于距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根据此实验改编而成的，有1981年的电视专题片《浪潮》（The Wave）、1988年的小说《浪潮》（The Wave）、各种舞台剧的改编版本，以及2008年的德国电影《浪潮》（德名Die Welle，英译名The Wave）。[1]
实验进程
Jones写道，在实验的第一天（1967.04.03），他只是以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开头，比如得体地落座，以及训练学生们，直到他们能在30秒（但根据Ron Jones自述，这一时间达到5秒之短）内从教室外进入自己的座位并以良好的坐姿坐下，且其间不发出一点声音。接下来，他进一步着手，以一个权威的形象来严肃教室中的纪律，并且大幅提高了课堂效率。
结束第一天的“集会”时，他宣布了一些规则，本想让实验只持续一天：学生们必须在第二次铃（正式上课铃）响之前端正坐好；提出或回答问题前必须起立，并且说话不能多于3个字（单词）；还有，他们被要求在一切发言前都要以称呼“Jones先生”作为开场白。
在第二天（1967.04.04），他设法让自己的历史课融入了一种强烈的纪律感与团体感。Jones将这次运动命名为“第三浪潮”，因为常识认为，第三波浪潮是一组波浪中最后出现、同时也是力量最强大的。（与此同时，这个名称与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国”何其相似！）模仿着纳粹体制的礼节（希特勒的举手礼），他设计了一种问候礼方式，并且命令全班同学，即使是在课堂之外，见面时也必须用这种礼节互相问候。他们都服从了这个指令。
这次实验仿佛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使全校范围内的学生都陆续自发加入。第三天（1967.04.05），这个班级从最初的30名学生扩大到43名参与者。所有的学生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以及学习水平的骤升。所有学生都被发放了一张成员卡，而且每个人都被分派到一项特别的任务（例如设计“第三浪潮”的旗帜，以及阻止非“第三浪潮”成员者进入课堂）。Jones指导学生如何发展新的成员；截止到这一天结束时，这项运动已有了200余名参与者。
周四（1967.04.06），也就是实验的第四天，Jones决心要终止这次运动，因为它已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学生们越来越沉迷于这项计划，而且他们对此所表现出的纪律以及忠诚令人震惊。于是他宣布，这项运动只是一项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次日，该运动的候选领导人将公开宣告本次运动的真实存在性。他命令所有的学生去参加周五中午的集会，以见证这次宣告。
学生们收看到的，不是它们的领袖由电视播送的公开演讲，而只是显示一片雪花的空频道。在几分钟的等待之后，Jones宣布，他们都成为了一次法西斯主义实验的一部分，而且他们都自动地油然而生了一种优越感，正如纳粹德国时期的德国国民所拥有的那样。接下来，他为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纳粹体制的影片。
这，就是实验的尾声。
反响
尽管这次研究与青少年心灵的可塑性有着明显的牵涉——这也使得那些试图研究这种可塑性并防止它被滥用的心理学家格外感兴趣——却鲜有与此课题有关的事物浮出水面。
托德·斯特拉瑟（Todd Strasser）曾以Morton Rhue为笔名著了一部青年题材的小说《浪潮》（The Wave）；此前于1981年，它曾被拍摄为一部电视电影。之后，Jones本人带着自己的资料走上前台。当试图从当年与之有关的学生处得到一些记述时，该实验的研究者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几乎所有关于“第三浪潮”的详细资料都是从Ron Jones本人处得来的。另有一部根据此事件改编的电影（即2008年的《浪潮》（Die Welle））戏剧化地发行了。在这一版本中，这个实验被迁移到了现代的德国。
而2006年，佛罗里达州的一所中学的历史课堂甚至试图用年龄更小的孩子来重现这次实验。
Ron Jones自述（1972）
多年来，我留藏着一个奇怪的秘密。我与200名学生一起共有着这种沉默。昨天，我偶遇了其中一名学生。有一瞬间的恍惚，我感到光阴回到了曾经。
Steve Gonigio曾是我的世界史课程的一名高二学生。我们完全是意外相遇的。那是教师们最意料之外的场合之一——你沿街走着，在一家僻静的小饭馆吃东西，或是在购买内衣，这时一名以前的学生冒出来向你打招呼。这一次，是Steve沿街跑下来，喊着“Jones先生，Jones先生”。我们尴尬地拥抱着，互相问候。我不得不回想一会。这个拥抱我的年轻人是谁呢？他叫我“Jones先生”，那一定是以前的学生。但他叫什么名字？在我迅速回忆的间隙，Steve感到了我的疑问，并退后了一步。然后他微笑着，慢慢抬起一只手，做成凹下去的姿势。天啊！他是“第三浪潮”的成员！那是Steve，Steve Conigio。他坐在第二排。他是个敏感机灵的学生，会弹吉他，喜欢戏剧。
我们就那样站在那儿，互相微笑，而我则也无意识地抬起手做了个弯曲的姿势。这个行礼姿势是灵活的。两个同事在战争后很长时间相遇了。“第三浪潮”依然存在着。“Jones先生，你还记得‘第三浪潮’吗？”我当然记得，那是我在教室中所经历过的最令人惊恐的事件之一。那也是秘密的源泉，这个秘密将由我与200名学生终其余生来悲哀地共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说笑着，谈论有关“第三浪潮”的事。然后就是分别的时刻了。那感觉很奇怪。你以这种碰巧的方式遇到了以前的学生。你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时刻。握紧它们。然后告别。不知你们下次何时甚至能否再见面。噢，你们保证会给对方打电话，但实际并不会。Steve还会继续成长与改变。我是Jones先生。Steve转过身，向我行了个无声的礼。手臂上抬，做成弯曲的波浪的形状。我也将手臂弯成相似的样子，向他回了礼。
“第三浪潮”。好吧，最终看来它还是可以被谈及的。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学生，关于这场噩梦，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这个秘密最终一定会黯淡下去——这花了三年。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任何人，关于“第三浪潮”的事情。现在，它只是一个梦，要被记住的、而不再是我们所试图忘记的东西。这就是它如何开始的——我认为，是Steve提出的一个问题，碰巧式地开启了“第三浪潮”。
那时我们正在研究纳粹德国；我的讲授被这个问题打断：“为什么德国人声称，他们对于屠杀犹太人并不知情？为什么无论是市民、铁路列车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清楚有关于集中营和人种灭绝的事实？为什么有些人作为犹太人的邻居甚至是朋友，却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这是个好问题，连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时学年还剩下几个月，而我也曾经历过二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定花费一周来探索这个问题。[2]“纪律铸造力量”周一，我向我那些高二年级的历史课学生们介绍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显示了纳粹的特色——纪律。我讲解了纪律的妙处。为在一项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一位运动员要如何刻苦而有规律地训练？为让一个动作变得更加完美，一位芭蕾舞者或是画家要如何刻苦地工作？还有科学家为追求一种构想而献出的耐心。这就是纪律。它是自我训练、控制，是意志的力量，是为获得优秀的精神上与身体上的能力而付出的肉体的艰苦，是根本的胜利。
为了体验纪律的力量，我邀请——不，我命令整个班级练习并采用了一种新的就座方式。我阐明了良好的坐姿对于强制集中注意力和增强意志力会有多大的辅助作用。实际上，我正是以这种坐姿指导全班。这种坐姿要求把双脚在地面放平，将双手交叉平放在背后，来强制脊柱挺直。“你们没感觉到这样你们可以更轻松地呼吸了吗？你们变得更加警觉而敏捷。你们难道不感觉更好吗？”
我们一次次练习这种立正一样的姿势。在坐着的学生们身边的过道上，我踱来踱去，指出他们的小瑕疵，让他们进步。良好的坐姿成为了学习中最重要的方面。我让全班解散，允许他们离开座位，然后出其不意地召他们回来并以这种端正的坐姿坐好。在这种迅疾的练习中，全班学会了在15秒之内，就完成从站着到以这种坐姿坐好的动作。在紧凑的练习中，我不断强调双脚平行、地面放平，双踝锁定，双膝直角，双手交叉、平放背后，脊椎挺直，下颌收住，头部向前。我们还做了喧哗类练习，其中说话只能 在接下来几分钟的练习任务中，他们不断进步，全班都能够一声不发地完成从室外的站姿到自己座位上的坐姿的过程。这一机动过程仅花费5秒钟。
多么奇怪——学生们接受这种统一的程式行为有多快！我开始好奇，他们到底能被驱使到多深的程度？这种对服从的展示，究竟只是我们在玩的一个暂时的游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种对于纪律与一致的渴望是一种本能需要吗？一种被我们隐匿在特许经营的饭店*和电视节目编排中的社会本能？
【*特许经营的饭店：原文为franchise restaurants——译者注】
我决定将班级的忍耐力进一步前推至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动作。在课堂的最后25分钟内，我引入了几条新规则。学生们必须于铃响前在教室中用那种端正的坐姿坐好；必须带铅笔与纸来做笔记；在提出或回答问题前，学生必须站在桌边，并且以“Jones先生”作为开场白。我们还练习了“静默阅读”的讲习会。那些回答得懒散迟缓的学生遭到了斥责，而且都要不断重复自己的动作，直到表现出典型的规范与尊敬。
回答所表现出的强度与速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回答的内容本身。为了强化这一点，我要求所有的回答必须限制在3个字（单词）以内。那些努力提出或回答问题的学生受到了嘉奖。而且，他们会因为表现出干净利索而彬彬有礼的举止而受到认可与表扬。不久，全班都开始踊跃地提出或回答问题。课堂的参与水平由以往的寥寥几个左右着讨论过程的学生扩展到了全班。甚至是初到的学生，在回答的质量方面也有了逐步的提高。似乎每个人都听得更加用心。新人也在发言。回答开始加长，因为那些曾经通常犹豫不敢发言的学生也为他们的努力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至于我在这种练习当中的参与——我只是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过这种技巧？学生们看上去对于得到的任务更加专心，并能够准确地复述事实与概念。甚至他们提问的水平也更高了，并且对待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怎么会这样？这里，我营造了一种专制式的学习气氛，而这看上去非常富有成效。现在我开始沉思的，不是这个班级能被驱使得多深，而是我对于开放的课堂和自主选择式学习的观念将会改变多少。难道我那些对于卡尔·罗杰斯*的信条即将枯萎消亡了吗？这次实验将走向何处？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译者注】[2]“团结铸造力量”周二，也就是实验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所有人都按照那种端正的坐姿安静地坐好了。其中有些人的脸上挂着放松的微笑，这种微笑是源自于他们取悦了老师。但是大多数学生非常郑重其事，专注地看向正前方。颈部肌肉僵硬了。没有微笑的征兆，没有想法，甚至没有问题。为了这个动作，每一束纤维都拉紧了。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气氛，我走向黑板，以大写字母写下了：“纪律铸造力量”。在它下面，我又写了第二条准则：“团结铸造力量”。
全班都在这种凝固般的死寂中坐着，我开始讲授我的课程，关于团体的价值。在游戏的这一阶段，我的内心激烈辩论着，是终止这个实验还是继续。之前我没有计划到如此强烈的服从程度。实际上，对于这个关于纪律的想法能够如此实施，我感到异常惊诧。就在我内心激辩着是停止还是继续时，我还在不断地讲述着关于团体的事情。我以我曾作为一名运动员、教练和历史学者的经历来编造故事。这很简单。团体，就是一同工作与奋斗的个体间存在的结合力。它是与你的邻居一同搭起一座谷仓。你觉得自己是本人以外的某种的东西的一部分——一次运动，一个团队，一场比赛*，也是一种动机、目标或理想（cause）。
【*比赛：原文为La Paza，西班牙语。——译者注】
要后退，为时已晚。我现在体会到天文学家为什么总不懈地看向天文望远镜。我越来越深地探究到了群体和个体的行为的推动力，并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还有很多东西尚待看见、尚待理解。许多问题萦绕于我的脑际。为什么学生们能够接受我所强加给他们的权威形象？对于这种最高指挥官式的举止，他们的好奇心或是抵触感哪去了？这一切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在我描述了有关团体的事情后，我向班级重申，像纪律一样，要理解团结，也必须亲身经历。为给他们提供一次与团体相遇的机会，我让全班背诵：“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首先，我让两名学生站起来，让他们回忆我们的格言。接着，又加入两名学生，直到全班都站起来背诵。这很有趣。学生们开始望向彼此，感到了归属感的力量。每个人都有能力，都是平等的。他们在一起做些什么。我们把整节课都用来做这些简单的动作。我们齐声背诵格言，循环往复；或者说，用不同的音量。我们总是一齐说着，强调着得体的坐、站、说的方式。
我开始把自己想成实验的一部分。我喜欢学生们展示出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看到他们那样满足、并有激情去做更多，是非常值得的。要把自己从班级正在发展的那种势头和一致性中抽离出来，我发现这越来越难了。我受着这个团体的支配，正如我也在引导它。
课堂时间要结束时，我不假思索地创造了一个班级礼节。这是只为本班级成员而设立的。要行这种礼，需要把右手举起，朝着右肩做一个弯曲的姿势。我把它叫做“第三浪潮礼（the Third Wave salute）”，因为这里的手很像一个即将打下来的大浪头。其中“三”的想法来自于与海滨有关的知识，即波浪是一环环来到的，而在每一组波浪中。第三波浪潮都是最后、也是力量最大的。既然已经有了礼节，我便规定：在教室之外，也要用这种礼节来问候本班级的任何成员。当下课铃响起，我让全班都保持完全的静默。每个人都肃穆地坐着，我慢慢地抬起手臂，把手做成弯曲的姿势行礼。这是一种无声的识别标志，有些特别。没有命令，但全班同学都回了这个礼。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班级的学生们都会以此互相问候。你可能正在沿大厅走着，这时有三个学生突然走向你，每个人都闪电般的快速行了个礼。在图书馆和体育馆，学生们也会被看到在做这种奇怪的，像是手的摇摆舞的动作。你也可能在两名学生互相行礼之后，听到自助食物的碰撞声。30个人做着这种奇怪的旋动，这其中的奥秘很快为这个班级和这个关于德国人人格的实验吸引来更多的注意力。许多本班级之外的学生询问他们能否加入。[2]“行动铸造力量”周三，我决定给那些希望继续我所谓的实验的学生，每人发放一张成员证。没有一个人决定离开这个教室。现在，活动的第三天，教室里已有43名学生。其中13名学生为参加这个实验而翘了课。当全班都端正地坐好时，我给每个人发放了一张卡片。我在其中的3张上各打了一个红色“×”的标志，并告诉收到这三张卡的人，他们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向我报告那些不遵守课堂纪律的人。接下来，我进一步开始阐述行动的意义。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行动，纪律与团结将变得毫无意义。我探讨了为一项行动而担当起全部的职责，这种行为的妙处。由于你对自己，以及你的家庭或团队信服得如此彻底，你将不惜一切去维护它们、保卫它们以至于扩展它们。我强调了，艰苦的努力以及彼此忠诚将会如何促进更快的学习以及获得成就。我提醒学生们，当在比赛中获得伤痛、遭遇羞耻时，仍身处班级中是什么样的感觉；从体育馆到阅读课，学生们都在互相斗争的境况；那种从不行动、从未成为某种东西的一员、从未互相支持的感觉。
没有人提示他们，但此时学生们全部站了起来，表达他们的赞扬和感激。“Jones先生，我第一次学到这么多东西。”“Jones先生，你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讲课呢？”我被震惊了！不错，我一直在一种受到极端控制的设定下向他们灌输信息，但是他们竟对此感到自在和接受，这一事实开始显露出来。花费时间与精力来写关于德国人人格的作业——这种任务被学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意识到这一点，很令人困惑不安。学生在学习技能方面的表现显著进步。他们在学着更多的东西。而且他们看上去还想要更多的东西。我开始想，学生们可能会去做我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事情。我决定一探究竟。
为给学生们提供亲身行动的经历，我口头分配给每个人一个任务。“你的任务是设计‘第三浪潮’的横幅。”“你来负责不让任何非‘第三浪潮’成员进入教室。”“我要你在明天之前记住并能背诵每一位‘第三浪潮’成员的姓名和地址。”“你要负责劝说附近小学的至少20个孩子，告诉他们我们的坐姿对于更好的学习是必须的，并且训练他们。”“你的工作是在课堂结束前读完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的全部内容向全班做报告。”“我要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你们认为可能加入‘第三浪潮’的可靠朋友的名字和地址。”……
为结束这种亲身行动的集会，我指导了学生们一个引入新成员的简单步骤。它是这样的：一个新成员，只需一位老成员介绍，并由我发放一张成员证即可。一收到这张成员证，这个新成员必须马上弄清我们的各种规则，并保证服从它们。我的通告激发出了一种热情。
整个学校都被猜测与好奇带动起来了。它影响了每一个人。学校的厨师询问“第三浪潮”的曲奇饼是什么样子的。我说，当然是巧克力片。我们的准则还进入了一次下午的全体教职工会议——在会上我受到了“第三浪潮礼”；我回了礼。图书馆员为横幅而感谢我，她在了解后立即把它挂在了图书馆入口上方。*截止这一天结束，已有超过200名学生被批准加入该组织的行列。我感到非常孤寂，甚至有点惊恐。
【*图书馆员……上方：原文为The Librarian thanked me for the 30' banner on learning which she placed above the library entrance.——译者注】[2]
我大部分的恐惧是在“告密”事件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尽管我只正式指定了3名学生向我报告行为不端者，然而大约有20名学生来到我这里，向我报告Allan怎么没有行礼，或是Georgine说了批评我们的实验的话。这一监视事件意味着全班的半数学生已以观察并举报自己班上的同学为己任。在这样突然爆发的报告潮中，似乎一个合法的阴谋正在进行……
班上的3位女生告诉了她们的父母关于我们的课堂实验的事情。迄今为止，这3位女生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她们彼此间都是好友。她们拥有一种无声的信赖，并且以学校里这种给予了她们学术性与领袖力的背景为乐。在实验的日子里，我很好奇，她们对于课堂里这种平等主义的形体重塑做何反应。她们已习惯于因成功而获得奖励，而这种奖励在该实验中不复存在。质疑与推论的智力能力在实验中也毫无所存。在这种好战的氛围中，她们似乎惊呆并忧郁了。现在回看，她们表现得很像那些所谓“无学习能力”的孩子。她们旁观这些活动，只以一种机械般冷漠的方式参与其中。尽管别人都冲进来，她们却控制着自己，只是观望。
她们告诉父母关于实验的事后，引起了一小系列的事件。这几位家长中一位的犹太教牧师*给家中的我来了电话。他非常有礼貌，而且和蔼可亲。我告诉他，我们只不过是在研究德国人的人格。他似乎很愉快，并告诉我不要担心。他会与那几位父母谈谈，让他们的关注稍稍冷静下来。通话结束后，我联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类似的对话——牧师接受那些站不住脚的前提条件，或是为之致歉。如果他大发雷霆，或是单纯地调查情况，那该有多好！那样我就可以向学生们举出公开反抗的例子；但是没有。这位犹太教牧师也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他成为了一名拥护者、一名共犯——他让我继续保持着对实验中那种压抑感的无知。
【*犹太教牧师：原文为rabbi。——译者注】[2]
第三天结束时，我很疲惫。我感到混乱。在角色扮演与行为受控中的平衡已无法区分。许多学生已经完全进入了成为“第三浪潮”成员的状态。他们要求其他学生严格遵守规定，并威吓那些轻视这次实验的人。另一些学生则沉迷于这次活动，扮演着自我分配的角色。我尤其记得Robert。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体型很大，几乎从未显示出什么学习的技能。但是为获得成功，他比我已知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尝试。他上交了非常精致详尽的每周报告，从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上逐字翻录而来。Robert与学校中许多孩子那么相似，既不出类拔萃，也不惹是生非。他们并不聪明，不能参加体育团队，也不为吸引注意而标新立异。他们仿佛是消失无形的，让人注意不到。我开始知道Robert这个人的唯一原因，是我发现他在教室里吃午餐。他总是独自一人吃午餐。
而“第三浪潮”给了Robert在学校的立足之地。至少他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可以做些事情。参与。有意义。这也就是Robert所做的。周三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发现Robert跟着我，我问他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微笑着（我想之前好像从未见他笑过）称：“Jones先生，我是你的贴身保镖。我怕你会出点什么事。我能干这个吗，Jones先生？”面对这样的担保与微笑，我无法拒绝。我有了贴身保镖。他整天为我开门、关门。他总是走在我的右侧，笑着向其他班级成员行礼。他无时无处不跟着我。在教职工休息室（学生禁入），当我大口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在门口无声地立正。当一名英国教师与他搭讪、说他是“教职工室里的学生”时，他只是微笑着告诉这位教工，他不是学生。他是一名贴身保镖。[2]“荣耀铸造力量”周四，我开始计划着结束这次实验。我又疲惫又担心。许多学生越轨了。“第三浪潮”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我自己的情况也相当糟糕。我现在本能地以一种独裁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行事。噢，我是仁慈的。并且，我每天都要就这次学习实验的好处与自己争论。就这样，实验的第四天我开始失去了自己的论据。当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角色扮演时，我却越来越少地回忆这次实验合理的起源与目的。我发现即使在不必要的时候，我也开始滑进角色本身。我想知道并不这样的人是否很多。我们得到或者自取一个随意的角色，然后就为迎合这种形象而弯曲自己的生活轨迹。不久，这个形象就成为了他人唯一接受的身份。因而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形象。我所创造的这种情况与角色带来的问题是，我无暇思考它将去往何处。我身边的事件凌乱不堪。我担心学生们做出他们将会为之后悔的事来。我也为我自己担心。
我再一次想到，是结束这次实验，还是听由它自己前进？两种观点都难以实行。如果我停止实验，许许多多学生将遭半途而弃。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同等者之前，陷于激进的行为之中。从情感上与心理上来讲，他们都已将自己张扬在外。如果我突然地将他们带回教室的现实中去，那我在今年的剩余部分都将面对一群迷惑不解的学生。要把Robert一类的学生强压回座位上、告诉他们这只是个游戏，这太痛苦了。他们会受到那些更聪明的、以一种谨慎有度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学生的冷嘲热讽。我不能让Robert们再次失落下去。
另一种想法，也就是放任其自流，更加不可能。事情早已失控了。周三晚上，有人闯进屋子，“洗劫”了这个地方。我后来发现这是某个学生的父亲。他是一位曾在德国战俘营中度日的退休空军上校。一听说我们的活动，他便无法自抑，便于晚间闯进了屋子，并搞得它一塌糊涂。我早上发现了背靠在教室门上的他。他向我讲述了他那些死在德国的战友。他抓住我，不断地摇晃。以断断续续的口吻，他恳求我理解他，并送他回家。我打电话叫来了他的妻子，他在邻居的帮助下走回了家。接着几个小时内，我们谈些关于他的感觉和行为的事。但从周四早上的那一刻开始，我开始益加关心学校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的活动会怎样影响到学校的教职工和其他学生，我越来越担心。“第三浪潮”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学生们翘课来参加，而学校的辅导员开始质询班里的每个学生。学校里真正的“盖世太保”正在工作。面对这个在各方面爆炸式膨胀的实验，我决定尝试一个老的篮球策略。当你面对着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能采取的最好措施就是意料之外的。那就是我所做的。
到周四，班级已经壮大到80余名学生。惟一能让他们达到一致的地方就是那条“无声端坐”的强制纪律。当一整个屋子的人都在完全集中注意力且满怀期盼地坐着时，一种奇怪的寂静便会产生。这使得我可以从容地靠近他们。我谈及荣耀。“荣耀比举止和礼节更加重要。它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取走的东西。荣耀就是自知自己是最好的……这是不可破坏的……”
在这段渐入高潮的演讲中，我突然降低嗓音，宣布“第三浪潮”的真正起源。用一种低沉而有条理的音调，我阐明了“第三浪潮”的背后是什么。“‘第三浪潮’不仅是一次实验或是教室活动。它比那些重要得多。‘第三浪潮’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旨在寻找那些愿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奋斗的学生。是的。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这项活动，就是在为真正的目的而实践。全国范围内，像我一样的教师一直在招募并训练一个能通过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来向国家展示出一个更好的社会的青年团队。如果我们能改革学校运行的体制，我们就能改革工厂、商店、大学以及其它一切机构的运行体制。你们就是被选召出来促进这一事务的青年人。如果你们能够站起来展示出你们在过去四天内学到的东西……我们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的意义。一种新的目的。一切都只取决于你们和你们的意愿来表明立场。”
为了给我庄严的话语赋予些真实感，我把注意力转向班里的三个女生，我知道她们曾经质疑过“第三浪潮”。我要求她们离开教室。我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并指派了4名护卫，负责护送她们到图书馆和阻止她们周五进入班级。接着用一种戏剧化的语气，我告知全班，周五将有一个特别的午间集会。是一个仅面向“第三浪潮”成员的集会。
这是一次狂放的赌博。我就在那一直讲着，担心一旦我停止，会有人大笑或是问一个问题，然后整个计划就会在混乱中泡汤。我解释着，周五中午，本组织的全国主席的候选人将宣布“第三浪潮青年计划”的成立。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处而来的1000余个青年团队将会站出来表示对于这样一次运动的支持。我还透露，他们就是被选出的本地区的代表。我还询问他们能否表现优秀，因为新闻界已被邀请来记录这次事件。没人大笑。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嘀咕。与此迥然不同，一股狂热的兴奋席卷整个屋子。“我们能行！”
“要穿白衬衫吗？”“能带朋友来吗？”“Jones先生，你看到《时代》杂志上的广告了吗？”
这条谈论完全出于巧合。即期《时代》杂志等出了一整幅的彩页广告，是某种木器。广告商把产品定名为“第三浪潮”。广告用红、白、蓝色的大写字母写道：“第三浪潮正在涌来。”“Jones先生，这也是运动的一部分吗？”“是暗语吗？还是别的什么？”“是的！现在认真听着。
“这都是为明天安排的。12：00前十分钟，在小礼堂坐好。准备好展示你们所学到的纪律、团结与荣耀。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此事。这次集会只针对成员。”[2]理解铸造力量周五，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一大早都在为集会而布置礼堂。11：30，学生们开始进屋；一开始几个学生来寻路，接下来越来越多。一排排开始坐满。一种隐秘的安静覆盖了整个屋子。人群的上方，“第三浪潮”的横幅像云一样挂起。十二时整，我关上屋门，并在每个门处都安排了警卫。我的几位装扮成记者和摄像师的朋友开始与人群互动，拍照并草草做一些匆忙的描写。一组照片被拍下来了。200余名学生挤在屋子里。没有一个空座。这个团队似乎由不同类别的学生组成。有运动员、社交上的杰出者、学生干部、不合群的人、常早退的孩子、单车骑手、装作时尚者、学校达达主义艺术家的代表，还有一些住在干洗店里的学生。然而，当他们用一种极其端正的坐姿坐着时，整个团体仿佛就是一支军队、一股力量。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聚焦在我放在室内前面的电视。没有人动弹。整个屋子没有一点声音。仿佛我们都是一次诞生的见证人。这种紧张与期盼是超越信念的。
“在把频道换到将于5分钟内开始的全国会议前，我要向媒体展示一下我们训练的程度。”这样说着，我行了礼，随之而来的是200只手臂的回礼。然后，我说出了“纪律铸造力量”的话语，接下来就是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反复吟诵。我们做了一次又一次。回应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大。记者们绕着这个仪式不断地快速摄影，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被忽略了。我重申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并再一次要求学生们表示出对此的忠诚。这是我最后一次让谁来背诵了。整个屋子在发自喉咙中的嘶喊中震颤——“纪律铸造力量”。
12：05了。我把屋里的灯关掉，快步走向电视。室内的空气仿佛都榨干了。难以呼吸，更难以说话。仿佛这些灵魂呐喊的高潮将一切都轰出了屋外。我打开电视。我现在站在电视旁边，直面着装满了人的屋子。电视发出一片明亮的磷光。Robert就在我的身边。我对他耳语，让他密切关注接下来的几分钟。屋子里惟有的亮光来自电视，它正对着屋子里的脸庞们。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这片光，但它的画面没有丝毫变化。屋子里陷入一片死寂。屋中人与电视间仿佛正进行着一场精神上的角力。而电视赢了。调试用的白光屏并没有突然变出一位政坛候选人。它一直“吱吱”地响着。而观看者也仍在坚持。一定会有节目的。一定就快到了。在哪里？人们仍在对着电视出神，仿佛有几个小时。12：07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空空的白光。不会开始的。人群陷入焦虑，接着是沮丧。有人站起来大喊，“没有什么领袖，不是吗？”所有人都震惊了，先回头望向那位沮丧的学生，紧接着向电视转回来。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怀疑。
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刻，我缓慢地向电视挪动。我关掉了它。我感到屋子重新灌满了空气。屋子仍在一片凝固的寂静之中，但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在呼吸。学生们把手臂从椅子后面收回来。我本料想着，问题会像洪水般涌来，但得到的却是极端的寂静。我开始讲话。每一个字好像马上就被拽出口中然后吸走。
“认真听，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坐下。根本没有什么领袖！没有什么叫做‘第三浪潮’的全国青年运动的东西。只是你们已习惯了。被控制了。被你们自己的欲望所操纵，驱使到你们现在发觉的这个地步。你们与我们所学习的德国纳粹分子别无二致。
“你们以为自己是被选出来的，以为自己比屋子外边的那些人更强。为了得到纪律与优越感的良好感觉，你们交换出了自己的自由。你们选择了去接受集体的意志，以及自己坚定信念之上的弥天大谎。嗯，你们自己想着，只是为寻乐而参与这事，想着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抽身而去。但你们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你们已经走了多远？让我给带你们看看，你们的未来是什么。”
说着，我打开了后面的投影仪。它迅速地照亮了电视后面挂着的一块白布。很快，庞大的人群出现了。纽伦堡集会*上的呐喊声猛地冲入视野。我的心头受到一阵重击。在幽灵般的影像中，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屋子里展示出来。纪律。巨大的谎言。傲慢。暴力。恐怖。人们被推上货车。集中营里仿佛看得见的恶臭。没有眼睛的脸庞。审判。被无视的恳求与辩护。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我的工作。突如其来地，影片在一个镜头处定格。“每人都必须承担责任。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丝毫没有参与其中。”
【*纽伦堡集会：德国纳粹党曾于1933、1937、1938等年多次在纽伦堡召开盛大的集会。文中所指不详。
可能指的是1937-09-05召开的集会，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纳粹集会。——译者注】[2]
当影片最后的片段在投影仪上闪过时，室内陷入一片黑暗。我感到腹部发痛。屋子闷得闻上去像一间密室。没人动。仿佛每个人都想细细剖析这一时刻，弄明白出了什么事。仿佛从一场沉睡与梦中惊醒，整屋的人开始慢慢恢复意识。我等了几分钟，才让每个人都反过劲来。终于，疑问出现了。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盘问那假想的情况，以及期盼发现这次事件的意义。
在仍旧昏暗的屋子里，我开始解释。我承认了自己的弊病以及懊悔。我告诉与会者，要完整地解释颇需花费些时间。但一开始，我便感到自己正从一个自省着的参与者，向一个老师的身份转变。当老师更轻松。我开始客观地描述之前发生的事。
“通过一周以来的经历，我们都体味到了，生活在纳粹德国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了解了，创造一个严守纪律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感觉。建立一个特别的社会。对这个社会保证忠诚。用规则来代替理由。是的。我们都将塑造出优秀的（纳粹）德国人。我们会穿上制服。会在朋友邻居遭到咒骂直至迫害时转过头去。会在‘防御’工厂里工作。是的，我们已经稍稍知道了，找到一个偶像是什么感觉；感到自己很强大，并控制着命运是什么感觉。我们知道了被遗弃的恐惧、做对了事而被赞扬的愉悦。成为头号人物。成为正确者。当被带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也许是感觉到了，这样的行为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过去的一周里，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某种东西。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别的什么人所做出的东西。不。它就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中。擦去表面现象，它就出现了。这是潜藏在我们所有人内部的一种东西。我们像带着疾病般带着它。是‘人性本恶’因而无法善意相待的观念。是社会秩序需要强大的领袖与纪律来维持的观念。还有些别的——道歉的行径*。
【*道歉的行径：原文为The act of apology。——译者注】[2]
“接下来是我们要体验的最后一课。这最后一课或许是最重要的。这一课就是那个让我们开始投入纳粹生活研究的问题。你们还记得那个问题吗？那是对于德国民众声称自己与纳粹运动无关且毫不知情的疑惑。如果我能记清那个问题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德国的士兵、教师、铁路列车员、护士、税收员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会在第三帝国终结之时，宣称自己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指对于犹太人的灭族行为）毫不知情？当国民们本身就是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在最后宣称自己并不真正相干？是什么让人们可以抹去他们自己（参与）的历史？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是几年内，你们可能就有机会回答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法西斯式心理状态的实践很彻底的话，那么你们中不会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参加了‘第三浪潮’的这次最终集会。如同（纳粹）德国人一样，你们难以向自己承认，自己走到了这步田地。你们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父母得知，你们为了口头命令和看不见的领袖而甘愿放弃个体的自由与权力。你们不能承认自己被操纵了而成为一个追随者，不能承认自己接受了‘第三浪潮’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你们不会承认参与了这个狂热的行为。你们会把这一天、这次集会保守成为一个秘密。这是一个我与你们共有的秘密。”
我从屋里的三架相机中取出胶片，把胶片曝光。这次行动结束了。实践结束了。“第三浪潮”结束了。我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头向后瞥去。Robert在哭泣。学生们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无声地鱼贯走入室外的光明中。我走向Robert，用手臂搂住他。他啜泣着，无法自持地大口吸入空气。“都结束了。”“没关系。”我们彼此安慰着，在激动的学生人流中停滞着。有些学生转回来，短暂地抓着我和Robert。其他人敞开了哭着，紧接着又擦去不断流下的泪水。人们环绕彼此，抓着彼此，向门口、向外面的世界移动着。
学校里的一周内，我们完全共有着我们的生活。如同所预料到的，我们也共有着一个深藏的秘密。在我于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任教的4年内，没有人承认参加了“第三浪潮”的集会。噢，我们热烈地讨论并研究我们的行为；但是至于集会本身，则从来没有。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忘却的东西。[2]
“第三浪潮”与电影《浪潮》
2008年，德国电影《浪潮》（Die Welle）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美国作家托德·斯特拉瑟（Todd Strasser）以Morton Rhue为笔名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而此小说正是以1967年的“第三浪潮”为原型创作的。
  《浪潮》剧照(“浪潮礼”)了解了“第三浪潮”后再通览《浪潮》，你便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电影中的许多人物都能在原事件中找到原型。比如狂热的Tim的原型就是Robert，而反对者Carol指的似乎是那Ron Jones自述中的三位女生。实际上，当事人Ron Jones曾被邀请亲临剧组来执导拍摄。他自己说：“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场景。”
同时，双方的不同也非常多。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影片的结局与真实事件的结局。稍一分析便可得出，这一差异的出现有多种因素。其中主要的因素大体有：
其一，实验的时间。原事件中的实验只进行了5天，而电影中的实验则进行了7天。这短短的2天意味着非常大的差别。无论是从电影情节还是从真实档案看来，如果学生们的狂热程度可以量化的话，那这一数值一定至少是以几何级数递增；因此延长了2天的实验便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其二，实验领导者（老师）的心理状态。电影中的Rainer Wenger由于其特殊的身份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而妻子则是科班出身的硕士）以及实验的背景（他本来已选好的“无政府主义”课程被同事抢走，无奈之下只好来教“独裁政治”），使之在实验的过程中带有一种炫耀心理与报复心理，从而导致他渐渐沉迷于成就感与虚荣心中无法自拔，甚至听不进旁人的劝导，最终酿成悲剧；而现实中的Ron Jones则可以说是自持的，虽然过程中多次错失终止实验的良机，但总体上比较清楚地了解着形势的走向。
其三，结束实验的方式。电影中的Rainer Wenger采取的方法比较“开门见山”，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地向学生们阐述了真相，导致学生们（尤其是Tim）一时间无法接受现实；相对于电影中“逆流而上”的方式，现实中Ron Jones的方法则更接近于“疏导”。他将“谎言”维护到了最后一刻，接着以所谓的“电视节目”作为缓冲，让学生们逐渐自己清醒过来并产生怀疑；当怀疑出现并扩散开来，狂热的学生们对于领袖与组织的无条件忠诚和信任便随之淡化，这时他才开口将学生们彻底点醒，从而避免了突然的幻灭对学生们心理带来的过于巨大的冲击。
最后，跳出电影情节，据《浪潮》的编剧之一兼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本人所说，设置这一结局的原因，是想给那些把此当做儿戏的年轻人们敲响警钟。
“第三浪潮”与米尔格拉姆实验
历来有许多学者将“第三浪潮”与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相联系。确实，这两者在发生环境以及意图上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譬如，两者都塑造了一种必须得到服从的权威形象（前者中的老师以及后者中的实验人员），都旨在测试普通人在强权下的服从性等等。但是也有许多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第三浪潮”的实验载体是一个学校内成立的组织，其环境是开放的，是存在于整个学校中的，也就是说学生可以自由地参加或退出组织，因而参加实验者的人数并没有限定，受影响者也不仅仅限于学生；而米氏实验的环境是封闭的，即参与者与实验人员的人数都是固定的，无法变更。另外，米氏实验中实验人员有向参与者发出了具有伤害他人性质的指令（电击），而“第三浪潮”中的老师并没有这种意图，学生的大部分行为是自发的。但是在研究纳粹体制的目的上，两者可说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