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彭晋行
人物简介
1945年出生，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东坑镇人
1970年中南林学院大学毕业，分配到深圳市宝安区工作
1970年8月后，任宝安县大鹏公社技术站、县农林办公室技术员
1973年4月后，任宝安县林业局林业股副股长、深圳市林业局主办科员、营林科副科长
1981年12月后，任宝安县委办公室副科长、深圳市华宝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总经理
1984年8月后，任宝安县委第四、五、六届常委、组织部长
1992年12月后，任宝安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区政协筹备组组长
1996年7月后，任宝安区政协主席
2005年12月离任
个人语录
说得再好听也没用，老百姓相信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口述实录
1945年，我出生在陆河县。但在宝安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家乡，所以，我把宝安当成第二故乡。1965年我考到广州中南林学院，1970年和“老三届”一起毕业。我们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当时在村里可是名声大震。父亲是勤勤恳恳的贫农，靠耕种和做竹织等小手工养活我们姐弟四个。家里穷得叮当响，我是靠奖学金、助学金念下来的书。大学，我拿的是甲等助学金有15.5元，一天伙食是0.5元，小月的时候30天，多出来的5毛钱可换点小零用。哪有钱做衣服呀，只是每年到年底，父亲怕那1.36丈的布票过期，到生产队支钱给做了一、二件衣服。一年1.36丈的布票发了很多年。每年底，农民都透支得厉害，我家是特级超支户，欠100多块，每一年还一点，一直还到我毕业工作后才还清。
那时的大学生都有一股热情，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宝安大鹏公社工作，那是宝安县经济最不好的一个公社。
在“政治边防”的宝安县时期，并不是谁都能来这里工作的。我在学校就是团支部书记，是党组织培养的对象，属于“根正苗红”，这样的人才被分配来宝安的。
记得和我一起分配的有60多人，在狠批臭老九的年代，绝大多数人分配去当了老师。我与袁汝稳等4人在农业战线。我被分配到了宝安县大鹏公社技术站当技术员。我第一年试用期的工资是47块，转正后是56.5块，在当时算很高的了，除了伙食我全部寄给家里，家里太穷了。
到大鹏公社的第一天，我就傻眼了。我虽然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没想到，这里竟比家乡还要穷。第一天去报到时，从深圳坐车到大鹏，一天只有一班车，一路颠颠簸簸。从龙岗到大鹏的时候，就没路了，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中途车还坏了，我们下来推，车子过溪是从水里冲上去的，车窗里伸出手可以摸着两边的树。到地方时，天也黑下来了。技术站的同志把我接到一个农民家里，屋里屋外都是黑乎乎的，楼上住人，有四张床，楼下是生产队养的猪。那房子是逃港走了的农民空下来的，我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两年。
上世纪六、七十代，农民非常艰苦。有香港亲戚的，都靠那边寄面粉、生油之类食品过来接济，连茶楼的锅巴都寄回来。那年头，公社干部力没少出、劲没少使，农村劳力全部到田间劳动，生产就是搞不上去。当时大鹏公社的工农业产值还不如外汇寄过来的多。那时一元港币换0.3元人民币。百姓手里的零花钱都是外面寄回来的。那时左倾路线导致下面跟风，在宝安1970年“反三洋”，其中有动员农民退洋货，也就是要求香港及海外亲戚寄来的东西拒收。那些东西又无法退回香港和海外等国家去，结果都积压在县邮电局。
1972年4月，我被调到宝安县农林办公室当技术员。我搞林业，那几年，宝安所有的高山我都爬上过了。很长时间以来，宝安和全国一样，都是推行“以粮为纲”，农村经济很萧条，几毛钱一个劳动日，分配很低。大鹏是全县最低的，有个大队一个劳动日只有8分钱。我记得，当时只有西片公社几个稍富裕的村，一个劳动日才有1元多。像翻身村，他们人均贡献粮食最多，大约有3000多斤，其次是和平村。他们是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大跃进时大炼钢铁，山上的树木几乎砍光了。再加上农村人生火做饭、盖屋砌墙，山上的树木还未等长大就又砍了。那时，宝安的山坡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后来，内地开始搞飞机造林了，但宝安县属于边防地区，大搞“政治边防”，上面不敢让飞机来播种。
第一次搞飞播是在1974年，宝安县打的报告，这要求从地区到省，最后由总参批下来。飞机在宝安县境播种的日子让老百姓很兴奋。我们这边的飞机起飞，香港那边的飞机也起飞了，监视我们在干啥，还能听到报务员在讲“发现敌情，发现敌情！”看看，有多紧张。当时撒的树种主要有松树、相思树等。现在，宝安山上的树，大部分是那时播的，连续播了三次。当时，各生产队也经常为山林的边界发生争执，县农林办就帮助他们协商解决。1972年6月14日，布吉公社山厦大队与观澜公社牛湖大队君子布片的山林矛盾，我就参与解决，给双方做工作协商，达成协议：铁路以东，朱罗皮山脊以西朝铁路一面山，以深窝坜北面小山脊为界，向北至该山天堂围防火线止归属君子布；向南至炮台全部归山厦大队……山上附属的林木、果树也随山林归属长期不变，不得相互侵犯，并附注图示和树立界标。之后，罗田林场与燕川大队的林权纠纷、深圳林场、蔡屋围、福田与泥岗生产大队的山林纠纷都达成协议，我是作为宝安县革委会工作组代表参加签订协议的。
宝安很多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香港。历史上香港属于宝安县，鸦片战争后中英条约里把香港割让给英国成了殖民地。但香港和宝安的民间来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两地经济条件差不了多少，也都不怎么样。那时我们还动员香港人回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在60年代以后，香港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我们这边天天在搞运动，他们在加速搞经济。香港的发展主要是在我们“文革”时搞上去的。
宝安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生活不好过，村民中青壮年不断有人逃港。归结原因主要是经济不行。
两边的悬殊有多大？这边社员做一个月挣不了十几元钱，他们那边的收入是我们的几十倍吧！1973年的元旦，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沙头角住了三天，一看就看出两边的鲜明对比。我们每年都有机关干部去边界生产队帮着插秧、收割。因为这些生产队的劳力大部分都逃港了。我们去劳动时，当地农民给我们吃从香港买回来的眉豆煲鸡什么的，到现在仍回味无穷，这里根本吃不到的东西那里都有。
附城公社有一个罗芳村，对面香港也有一个罗芳村。为什么？其实，都是这边村里的人跑过去的多了，在新界就形成了一个罗芳村。我们这边儿，大片大片地都荒着，水稻熟了，没人割，果子熟了，也没人收。
我听说1979年的逃港潮中还有这样一件事误导了群众。中央民政部有位领导来宝安检查收容站情况。当时，宝安的收容站归公安部门管（专门用来收容外逃被抓回来的人，每年收容上万人，79年收容20多万人）。他走进那个收容站，发现里面已经关满了人，每个仓里都是人满为患，而且只有站着的地儿。所有人都只能站着，吃喝拉撒都得站着解决，臭气熏天。曾经有从那里出来的人说，进了收容所这样的的地方，永远不敢再偷渡了。当时，中央民政部那位领导看到这个情况，让“马上放人！”这些人涌出来，一路往东莞方向走，另一路还往惠州方向走，他们边走边散布着今后逃港不再送收容所了。于是两股潮流带来更多的人涌向了深圳河。那年宝安县跑的人最多，有几万人。我们所有的宣传，都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那边是臭港，是黑暗的。事实上，去了的人很快寄钱回来，收到钱的村民家里的生活很快就改善了，人们渐渐不相信宣传了。当时松岗东方村曾有一位支部书记，坐船到香港看了一次，说“被骗了三十年。”于是买船给村里人偷渡，后来给判了六、七年。
当时，县里正在推广林业技术，种林种果。沿海要防风，农民又不够柴烧，所以，每个生产队都有规定，只准砍多少托树枝。我在大鹏公社搞了两年林业技术，李广镇在大鹏当书记时，见我会写材料，后来就把我抽调到办公室搞材料了。
这样的偷渡潮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结束。1978年中央就开始计划发挥宝安靠近香港的优势发展宝安经济，把宝安列为“鲜活商品生产基地”，大办养鸡、果树、水产、种菜四个基地。这样，宝安的经济才逐步发展起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外逃之风才得以遏止。
深圳这个“圈”画得好，最大优势就是靠近香港，其他经济特区就没这么方便了。有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宝安和香港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村民、干部通过亲戚、朋友、老乡做工作，发挥华侨的爱国精神，很快，好多香港人带钱跨过深圳河过家乡这边来投资办厂，比如说翁锐贵、萧树强等第一批香港同胞过来投资办厂了，他们带动了一大批香港人来宝安办厂投资。
那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当时，集体经济没钱，没钱怎么建工厂？万丰村书记潘强恩想出了集资的路子，把群众手中的钱集中起来了（实际上是很多人从香港亲戚拿钱回来），成立股份公司，每个村民都是股东。后来，连机关干部都集资了。还有的人想出去银行贷款，借鸡生蛋。资本运作在宝安农民的手里开始了。
1981年冬，我被安排到县委办公室资料科当科长。从大鹏公社到农业局，我的工作一直没离开过办公室，写材料。这期间，宝安的每个大队基本都去过，收集了不少资料，以前的宝安经济状况，怎样建市的，特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都是亲身经历。
当时，宝安升格为市，大家很高兴。1981年，恢复宝安县建制，很多人不愿意到宝安来。当然留在市里好，特区有免税政策。宝安毕竟属于农村，宝城当年这里只有几个村，除了水田旱地种庄稼外，107国道那边都是一片荒地。方苞、李广镇来组建宝安县，他们都是我老领导，点了我来宝安，也就来了。当时，在挑选县城办公地还有几个方案：第一方案是留在特区内老县政府所在地，市里不同意；第二方案是在布吉，但是那里没水，不够开阔；第三才挑选在现在这个地方，当时规划一半在特区内，一半在特区外，受沙头角影响，想搞一城两制，搞成一条河两边。为照顾干部情绪，大家在里面住，在外面办公。说到底，还是想沾特区一点光。
1983年7月，搬出来办公后，我们一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市里不允许我们在里面建房子，分房子没有你的份儿，全部出特区。但有些干部的家属还在市里呀，后来，市里为解决宝安干部夫妻分居和小孩读书问题，还专门每年给三、五十个入户指标去解决；为处理特区内宝安县的一些事，还专门批准设立了宝安县驻深圳办事处，直到1993年撤县建区后才撤销。
恢复宝安县时，市里给我们的发展方针仍是为出口服务，同时为特区服务。就是在这样的政策下，宝安人都大喊“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人不旺”的口号，大力发展工业，大搞外引内联企业，吸收人才和资金，实行购房入户政策，发展房地产，硬是把宝安的经济从一个农业县逐步迈进城市化，工业化，变成一个经济大区。其实，宝安走了一条跟特区不一样的经济发展之路，比如“三来一补”，特区内不准发展，也常常反对宝安发展，每年人代会都要求市的工作报告里要提“三来一补”政策。我们觉得好用，大力引进“三来一补”企业，不然，宝安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土地使用，当时执行省的政策，我们每次只能批3亩水田、10亩山地，大企业需要多的话，我们就变通，分几次批，当时就是一心要搞经济，只要为了老百姓，不把钱装在自己腰包里就大胆地干。
发展市场经济初期，很多人不敢发展经济，怕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县委、各级党委就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干部要带头致富，不能带头致富的党员，就不是好党员。内地组织部门的人来交流，说这个观点可不象我们的啊，太不可想象了，共产党员哪能自己先富？要让群众先富，最多是共同致富啊。内地人都接受不了。这就是深圳比内地能走在前面的地方。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这一点，宝安干部比内地的开放，对于内地很长一段时间还在对“姓社姓资”的问题进行争论时，他们早就埋头搞经济建设了。宝安的干部一下就转变了，能让百姓富裕就是好样的。
我们反思以前有些政策是不对的，提共同致富，人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结果是一起穷。邓小平同志的“先让一部分富裕起来”的道理很清楚。
当时，横岗公社大康大队上中生产队，有个党员叫廖富麟。1979年下半年，他在读中学的女儿，偷渡了几次都没有出去，儿子也不想读书，使他很苦恼。他认为孩子去偷渡，除了社会逃港的风气外，自己家里贫穷也是原因之一，要使孩子不偷渡，就要找到致富的好门路，让他们感到在家有奔头，才会安下心来。然后，他发挥自己特长，磨豆腐养猪勤劳致富，成了“万元户”。更可贵的是，他自己富裕了，不忘扶持困难户。自1981年以来，他主动扶持了两户非亲属的社员发展经济。一户是本队社员廖仕杰夫妇，他们年过半百，都身有残疾，全家6口人，生活困难。于是，在1981年3、4月间，廖富麟三次上门提出要扶持他家发展养猪磨豆腐，一下子拿出800元给他买黄豆和油料，还送给他工具。廖仕杰一家一年大变，还清了借款，购买了电视机等，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另一户是邻队社员廖洪桂，他右手残废，双目视力很差，全家8口人，生活困难。廖富麟先后两次拿出800元支持他开小店。廖洪桂小店生意兴隆，收入大幅度增加。廖富麟富裕了不停步，继续办鸡场，同市食品公司签订养鸡合同，为特区建设服务，为出口服务。
就是这样，我们的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一起走上富裕道路。
我在组织部13年，宝安好多干部都是经我手调进来或经我手任免的。没有从外地引进大批干部、人才，就没有宝安的今天。我对干部的要求，主要在四个方面：德、能、勤、绩，要有公心、责任心、事业心。有德有才的，要重用；有德无才，难担重任；无德有才的，是会坏事的。我把“德”放在第一位。有些人是不能搞经济的，有些人适合在核心部门，对干部的任用，我认为就是要各得其所。
1996年7月，我任宝安区政协主席，2005年11月离任。先后经历了创建宝安区政协，第一届、二届，在政协一做又是一个10年。
弹指一挥间，在宝安区政协走过了10年历程。这10年，宝安区两届政协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积极推动宝安的民主政治建设。抓大事，议大事，把推动宝安经济建设作为协商议政的中心选题，充分运用全体委员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以及专题议政、专题调研、专题视察等形式，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中心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先后对全区的“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经济运行情况、“同富裕工程”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国企改革与发展、农村城市化、加快教育发展、建设文化强区、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劳务工权益保障、城市交通综合整治以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等重大问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专题协商议政，有很多意见和建议得到区委区政府采纳。
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举办专题议政会，选择影响宝安发展的关键议题协商议政，集思广益。2006年，“实施教育强区战略，提高城市人口素质”的专题议政会通过电视直播传遍千家万户。11位政协委员围绕基础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技能培训等阐明观点，提出建议，为政府进行教育决策提供了重要意见。
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宝安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引起了区政协的高度关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区政协与新闻媒体联合开设政协主席热线，听取民声、举办专题议政会，提出打击、防范、管理、整治、教育的一系列措施和建议，迎来了整治社会治安“1号工程”的顺利实施。
2004年，我们又针对宝安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公共设施用地规划建设滞后这一热点问题，组织委员深入调研，开展专题议政，并以建议案的形式，向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得到区委区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加强我区城市公共用地规划与管理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高度关注民生民计问题，先后就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交通管理与停车场建设、文化建设、民办教育发展等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视察280多次，向区委区政府提交建议案30多件，调研视察报告40多件。这些报告、建议有的直接成为区委区政府决策的依据。
我们把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的项目、政府的中心工作作为专题视察的重点，先后对宝安大道、新玉公路、新圳河治理、光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等重点工程项目进度慢的状况进行视察，向政府提出监督意见和改进措施，推进了这些工程的提质提速。这10年也是我最洒脱的10年。因为政协不在第一线，有时间去多调查研究，因此站得比较高；因为无实质的权力，也不牵涉利益，只是想为宝安的经济社会建设出点主意，因此，所提建议也就比较实在。这10年，也使我学会了如何充分发挥同事们的作用，如何团结各界别委员，为宝安出谋献策。以上所述的业绩都是宝安政协集体的成果，都是委员们的心血。我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