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内蒙古通辽哈民史前聚落遗址
简要介绍
  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现场[1]
内蒙古通辽哈民史前聚落遗址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境内。地处内蒙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这里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是大兴安岭东南边缘，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遗址在一片相对低洼平坦的林网带北部，被掩埋在一米多厚的风积沙层下面，遗址总面积达17万余平方米。[2]
该遗址是考古工作者在北纬43°以北区域内，首次大面积发掘保存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遗址埋藏条件良好，出土遗物丰富。发掘过程中，清理出因失火坍塌的房址、还有保存相当完整的房屋木构架痕迹，以及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的罹难场所，凡此现象，证明该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它凝固了历史瞬间所保留的原生状态，为聚落的复原研究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遗址规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遗迹现象之震撼、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哈民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首次揭示了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填补了科尔沁沙地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而且为相关联地区新石器文化源流的探索、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区域间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3]
发掘过程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石斧、玉斧[4]2010年5—9月，因通（辽）－霍（林河）铁路复线改扩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对铁路沿线进行文物调查，这期间发现了附近正在被盗掘的哈民遗址。鉴于遗址保存现状堪忧，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上报国家文物局，经批复后对遗址进行了局部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201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哈民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2]
2011年6—11月，朱永刚教授带领郑钧夫、包曙光、董文斌、宋贵华等12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发掘。遗址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9座、灰坑10个、墓葬3座、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遗物近千件。[3]
考古发现
  内蒙古哈民史前聚落遗址中的32号房址[5]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发掘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近千件珍贵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等。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中发现了较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情况，这在国内史前考古当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此外，在其它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了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其中一座房址内有多达97具人骨遗骸，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部落生存景象，对于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哈民遗址房屋居址平面成排或成组分布，一般呈东北—西南走向，门道朝向一致，为东南向，排列比较整齐。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有长方形门道和圆形灶坑。房屋平面多呈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穴壁较直，面积多在10～40平方米不等。穴壁存高0.1～0.9米。门道多呈斜坡状槽形，门向集中在130°至140°之间。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南，平面多为圆形，斜壁平底，内部包含大量的灰烬和烧焦兽骨残渣。居住面及四壁多经过烧烤，呈红褐色，居住面局部发现少量柱洞。居住面上普遍散布有丰富的遗物，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装饰品等。生活用具多为陶制品，如罐、壶、盆、钵等盛储器。生产工具一般常见有石制品，如磨盘、磨棒、斧、锛、凿、杵、锄及球等实用器。装饰品多见骨、蚌饰件和珍稀的玉器。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6]其中有7座房屋因火烧后完整或局部的保存了房屋顶部的木质构架结构痕迹。根据木质构架结构遗痕清理出来木质结构的形态和现象，几乎可以复原房屋顶部的原始形状。清理结果显示，屋顶是由檩、椽等呈层捆绑、扣合构成，形成坡状的梁架式屋顶，清理结果基本展示了原房屋的基本结构与形状。此外，还有3座房址颇为奇特，房内出土有大量人骨遗骸，其现象极其触目惨烈，当是草草敛尸后聚葬。遗骸呈现出凌乱、破损和焚烧等迹象，其中40号房址内可辨识不少于97具人骨遗骸，骨骸部分有火烧痕迹，经现场鉴定多为妇女和儿童。
  哈民遗址半地穴式房屋内堆弃的尸骨情况[7]作为灵魂归宿的墓葬，古人的丧葬习俗通常可以理解为现实生活的缩影，例如，墓葬的分部与布局、墓葬的排列与走向等，与这些对应的可以是家族或家庭的一些构成情况。哈民的墓葬仅发现6座，散布于房址之间。除了3号墓葬发现于11号房址内，其它墓葬都是土坑墓。6号墓葬为圆形土坑竖穴墓，其余的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穴较短浅。葬式除了6号墓葬是三人仰身屈肢葬之外，其余墓葬都是单人仰身叠肢葬，墓葬内几乎不见随葬品。
哈民遗址清理出土的灰坑也较少，其平面形状呈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不规则形。坑体多为平底和圜底。灰坑内出土遗物较少，仅见陶片、动物骨骼、蚌壳等。
  哈民遗址出土的蚌饰[8]钻探并结合探沟等方法，初步确定了哈民遗址北区的环壕走势和形状。哈民北区环壕为东西长350、南北宽270米，呈椭圆形封闭状的聚落环壕。环壕沟体截面呈梯形，壕深0.6～0.8米、宽1.2～2.1米，壕沟内填土为疏松的黑褐色花斑土，包含少量陶片、动物骨骼、蚌壳及人骨等。根据现象分析，到了这一时期，这类环壕的实际功能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作为盛储器出现的陶器在哈民遗址最主要的器形有以麻点纹为特色的筒形罐、壶、钵、盆等，多数成组出现。此外还有少量的丫形器、陶饼、彩陶片等。陶质绝大多数为砂质陶，还有少量的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和夹砂陶的发现数量较少，皆为陶片，陶质坚硬。此外，泥质红陶还见有少量的彩陶片，所见纹饰有横向条形黑彩纹和弧线对顶三角黑彩纹。
哈民遗址发现的石器多为石质工具。制法以琢制和磨制为主。器类有磨盘、磨棒、饼、斧、锛、凿、砍砸器、环状器、杵、镞、叶等。从石器的岩性看，主要有石英石、石英砂岩、鞍山岩、硅质灰岩、燧石、玛瑙、玉料等。根据生产工具的组合关系来看，哈民遗址的先民们，应当是从事以农耕为主，兼具捕捞和狩猎的经济模式。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器[9]骨角蚌器除了用于生产工具，多数制作成装饰品，由于这类物质是有机质，保存下来的数量通常不很多。一般多见器形有锥、针、镞、匕、刀及坠饰。这类遗物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自然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信息。
玉器在8000千年前就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奢侈品，也被认为是通天理地、晓谕鬼神的惟一载体。哈民遗址玉器见于个别房址内，其中的一座房址（37号房址）出土有圆角方形、圆形玉璧、双联璧、玉环、玉钺、玉坠饰等，出土玉器质感细腻温润、造型精美，这对于解释了古代人类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
初步推断，哈民史前聚落遗址所处时代当为距今约5500年左右，大体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同。[10]
重要意义
哈民遗址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残存的木质房屋顶部结构和房址内大量凌乱的人骨遗骸为复原史前生活原貌，以及有自身特色的装饰麻点纹的陶器、种类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的玉器等，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房屋结构、经济生活、制陶工艺、宗教习俗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房屋居址成排或成组分布、规整统一的空间布局，属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态，对于正确揭示东北地区史前人类的居住环境及其居住方式有着不可多得的标识作用。由此可以探究古代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种群关系，最大限度地复原古代社会氏族、部落或家族之间的结构与形态，内部等级的构成、财产的占有以及家庭和婚姻的状况等。甚至通过对出土物品的分类和统计还可以较为准确地再现当时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画面。丰富的出土遗物，反映聚落废弃时间的突然性，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状态。譬如像战争、瘟疫等的忽然降临，令人猝不及防的地震、洪水等。保存如此完整的聚落形态和出土遗物，在东北地区乃至国内都是极为少见的，这对史前聚落遗址的研究意义及其重大。
其二，保存较好的房屋木质结构痕迹，是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史前时期的聚落遗址中发现，清理出房顶的梁架结构，对于复原史前房屋的建筑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形象依据，堪称史前建筑史上的空前发现。
其三，房址内发现大量人为弃置的人骨遗骸，真实地反映了古代部落或种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如种族仇杀、部落战争、抑或是瘟疫、自然灾害等。经专家现场鉴定，被弃置的人骨多为妇女和儿童。这一发现对于解释聚落的废弃原因具有重大的意义。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11]其四，精美玉器的出土，除了温润细腻的玉璧、玉环、玉钺、玉坠等，还发现有加工玉器的坯料。部分玉器的器形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同类器十分接近，对于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诸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五，辨识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科尔沁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较为薄弱，该遗址发现与发掘之前，其史前考古学文化基本是一个“空白”地带。哈民遗址的发掘不但填补了这一空白，而且遗存所反映的独特文化面貌，展示出一种新的考古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大体分布在科尔沁沙地一带，东北甚至达到了松嫩平原地区。其年代大体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当。哈民遗址的发掘，首次揭示了这类遗存的聚落情况，如房址、灰坑及墓葬的形制及分布范围，为我们认识和了解这类文化的聚落提供了典型的依据。通过认识完整陶器及其组合关系，以及石、骨、蚌制品的共存现象，将会为这类遗存的命名奠定坚实的基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