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代绘画
发展时期
明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 中期、晚期3个阶段。早期绘画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
  明&nbsp;&nbsp;戴进画作明代宫廷绘画承袭宋制，但未设专门的画院机构。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洪武和永乐（1403～1424）两朝属初创时期，机构未臻完备，风格也多沿续元代旧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应召入宫，遂使明代院画一时呈现出取法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正德（1506～1521）以后，吴门派崛起，逐渐取而代之。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倪端《聘庞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从北宋徐崇嗣脱胎而出，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笔墨洗练奔放，造型准确生动。吕纪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
戴进 《仿燕文贵山水图》 山石皴染兼施，淡墨烘晕，边皴边染的艺术表现手法，使画面呈现出一派烟霓弥漫之态，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南润泽清幽的自然风光。此图布局平稳，用笔圆浑，淡墨的巧妙运用，使图中韵致舒雅。前景用浓墨圆点点画树丛，并以此衬出茅屋数椽，与右侧溪水小桥、点缀人物相互照应，形成画面的视觉中心。房舍里有高士远眺，小桥上有士人觅句，书童侍后，一派悠然闲适的士大夫生活情趣。图中峰峦，近坡皆用没骨法，而视觉中心部分的房舍、树木则以中锋线条画成，从而形成强烈的艺术对比。画面由近而远，层次分明，极富空间感，给读者展现出一种空旷高远的境界。图中自款“钱塘戴进写奉用言老师清供”，钤两印。右上角有董其昌款识：“国朝画史以戴进为大家，此学燕文贵，淡荡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为奇绝”。故以《仿燕文贵山水》名之。讲仿燕氏，其实亦不尽然，但题画中点出此图“不作平日本色”和意境缔造的特点，倒是恰到好处。戴进山水，主要师承南宋。明王世贞讲他“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发之”。实际上，戴进除师法南宋四家外，还涉猎关仝、董源、范宽、米芾等诸家，使他的山水画在水墨苍劲的同时又浑厚沉郁，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仿燕文贵山水图》就是这样一幅别出心裁，使人清新淡爽、耳目一新的佳作。
沈周 《卧游图》册页共十七开。画册开首作者自书“卧游”两字，楷法劲健。以后各开依次画：仿云林山水（水墨），杏花（设色），蜀葵（设色），秋柳鸣蝉（水墨），平波散牧（设色），栀子花（设色），秋景山水（水墨），芙蓉（设色），批杷（设色），秋山读书（设色），石榴（设色），雏鸡（水墨），秋江钓艇（设色），菜花（设色），江山坐话（设色），仿米山水（设色），雪江渔父（水墨）。每幅均有作者题诗或词。
末开跋云：“宗少文（宗炳）四壁揭山水图， 自谓卧游其间。此册方或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手揭亦为劳矣！真愚闻其言，大发笑。”全册引首、画、题诗、跋尾，成为统一的整体，表现着共同的意趣，陶醉在纯朴的自然美景和美好的事物中，恬然自适，怡然自乐。
图系《卧游图》之《江山坐话》。是此册页七幅山水小景中的一幅。图中近景集中于画面右下角，溪边浓荫下两高士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三株不同点法的树木交融错落，与左边山坡遥相呼应；远处屋宇若隐若现，藏露有致；远山含烟，结构雅驯。款题：“江山作话柄，相对坐清秋；如此澄怀地，西湖忆旧游。”沈周钤朱文印一方，上刻“启南”二字。为沈周晚年炉火纯青之作。沈周此册页除七幅山水小景外，还有花卉十幅。其中《秋柳鸣蝉》以淡墨画柳枝，浓墨画蝉身及足，极淡墨画蝉翼，薄而透明； 《枇杷》剪裁得体，运笔酣畅，结构严谨，设色淡雅，均系沈周神来之笔。
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活动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继起者吴伟为湖北江夏（今武汉）人，画史亦称他为江夏派，实属浙派支流。戴、吴二人都曾进过宫廷，画风亦源自南宋院体，故浙派与宫廷院画有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作为职业画家，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长，山水画成就尤为突出。但二人风格又有所区别，戴进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而为健拔劲锐之体，但仍不失谨严精微；吴伟以简括奔放、气势磅礴见胜。论者谓他“源出于文进（戴进），笔法更逸，重峦叠嶂，非其所长，片石一树，粗简者，在文进之上。”戴进、吴伟前后踵接，影响了一大批院内外画家。追随者有张路、蒋嵩、汪肇、李著、张乾等人。张路的山水画水墨淋漓，人物画则以挺秀、洒脱见长。蒋嵩善用焦墨，笔法简率。汪肇作品多动荡之势。李著学吴伟笔法，遂成江夏一派。浙派至后期，一味追求粗简草率，积习成弊，正德后遂见衰微。明代后期蓝瑛，有人称之为“浙派殿军”，从师承、画风看，实与浙派无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区还有一批继承元代水墨画传统的文人画家，如徐贲、王绂、刘珏、杜琼、姚绶等人。徐贲山水承董源、巨然，笔法苍劲秀润。王绂喜用披麻兼折带皴作山水，繁复似王蒙，墨竹挺秀潇洒，被称为明代“开山手”。刘珏山水取景幽深，笔墨浓郁，近王蒙、吴镇。杜琼善水墨浅绛山水，多用干笔皴染。姚绶主要师法吴镇、王蒙，风格苍厚。他们的画风堪称吴门派先驱。
唐寅《王蜀官妓图》 
还有一些画家，虽未归宗立派，亦各有建树。如初宗马远、夏圭，后师法自然，以画《华山图》著名的王履；被称为院派，给唐寅、仇英以较大影响的周臣；擅长水墨写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诩、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称的杜堇等人。中期绘画约自正德（1506～1522）前后至万历（1573～1620）年间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 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主流。
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元人绘画传统，其间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画史称为吴门四家。他们开创的画派，被称为吴门派或吴派。
  明&nbsp;&nbsp;唐寅《看泉听风图》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派画风的主要代表。他们两人都淡于仕进，属于诗、书、画三绝的当地名士。他们都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兼能几种画科，但主要以山水画见长，作品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抒写宁静幽雅的情怀，注重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两人渊源、画趣相近，但也各有擅长和特点。沈周的山水以粗笔的水墨和浅绛画法为主，恬静平和中具苍润雄浑气概，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写意画法见长，其作品主要是以气势胜。文徵明以细笔山水居多，善用青绿重色，风格缜密秀雅，更多抒情意趣，兰竹也潇洒清润。唐寅和仇英有别于沈周、文徵明，代表了吴门派中另外的类型。唐寅由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为职业画家，在创作上则受文人画的一定影响，技法全面，功力精湛，题材和趣味较适应城市民众的要求。他们两人同师周臣，画法渊源于李唐、刘松年，又兼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元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也重视意境的创造和笔墨的蕴藉，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唐寅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有两种路数：①以李唐、刘松年为宗，风格雄峻刚健；②为细笔画，风格圆润雅秀。人物画则时工时写，工笔重彩仕女承唐宋传统，细劲秀丽，水墨淡彩人物学周臣，简劲放逸。仇英从临摹前人名迹处得益，精谨清雅，擅长着色，以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著称。
徐渭的《萄葡图》，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作品。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可看作是文入画中趋于放泼的一种典型。
吴门四家杰出的艺术成就，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学者甚众。宗法沈周的有王纶、陈焕、陈铎、杜冀龙、谢时臣等人，王纶为沈周的入室弟子，陈焕较为粗重苍老，杜冀龙稍变沈周之法，谢时臣以气势纵横、境界宏伟见胜。追随文徵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陆治、钱□、陈淳、陆师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简，文伯仁缜密，陆治劲峭，钱□粗重，陈淳放笔写意，陆师道细笔勾染，周天球兼善兰石，诸家各具特色。吴门派诸家中陆治、陈淳、周之冕在花鸟画领域中尤有新创。陆治是文徵明的学生，花鸟画兼取徐熙、黄筌两派之长，创文人画的工笔花鸟新格，笔墨细秀，设色淡雅，有妍丽派之称。陈淳亦出文徵明门下，花鸟画受沈周影响，继承水墨写意技法，在造型的洗练、笔墨的放逸、情致的跌宕等方面有所发展，开启了徐渭的大写意画派，与徐渭并称。周之冕受吴门派影响，融汇陆治、陈淳两家之长，另创一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画法，被称为勾花点叶体。吴门派发展到明末，因循守旧，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辟蹊径、重倡文人画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后期绘画  明&nbsp;&nbsp;张宏《西山爽气图》局部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回归自然，到大山里去写生，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1]
徐渭是继陈淳以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家，其画风有力地推进了后世写意花鸟画的发展，画史称为青藤画派。他的花鸟，吸取了宋元及沈周、林良、陈淳等水墨花鸟的长处，又有重大革新。在题材方面，他大胆突破客观物象形质的局限，赋予物象以强烈的个人情感，作品或缘物抒情，或借题发挥，一反吴门派文人画恬适闲雅的意趣，而直抒激荡不平的心情，产生撼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形式上，他擅长泼墨法，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不拘成法，形象脱略形似，追求气韵，墨色滋润淋漓，奔放流动，充分发挥了生宣纸的晕渗效果。这种随意点染的画法，气势磅礴，纵横睥睨，恰当地表达了画家炽热激愤的情怀。徐渭的画风，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现代的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肖像画在人物画中较为发达，民间画工中尤多写真能手，至明代后期更有发展，曾鲸为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代表画家。他的肖像画重墨骨，即在用淡线勾出轮廓五官后和以淡墨渲染出明暗凹凸后，再以色彩烘染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这种画法较富立体感，可能已受到当时新传入的西洋画法的一定影响。学者甚众，遂形成波臣派，影响直至清代。
陈洪绶《夔龙补衮图》 
明代晚期是吴门画派最兴盛的时期，他们重视继承古代人的笔墨传统，把对风格的追求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而且，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他们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对后来画坛有很大影响。涌现出一批师法自然，重视写生的优秀画家，张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宏（1577~1652年后）字君度，号鹤涧。吴（今江苏苏州）人。清康熙七年，邹喆曾为他的《山水图》记年，悉知他活到了清初。张宏师法沈周，又重视写生，作品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丘壑深邃。他的画以石面连皴带染为特色。又能画写意人物，形神俱佳，散聚得宜，是明末吴门画坛的中坚人物。另据史书称，张宏92岁尚健，仍在作画。
张宏既是一位出色的文人画家，同时又具备职业画家的高超画技与敬业精神，作画一丝不苟，非精品而不出。为后人所敬仰，吴中学者尊崇之。他的绘画继承了吴门画派的风格和特色，在写生的基础上搞创作，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原本呆板的山水画活了起来。他的画作整个画面看起来深远高逸，山石坚硬敲击有声，流水清澈涓涓而下，为书画注入了灵性，使人身临其境，恍若隔世。他的山水画用渲染的手法烘托出超凡脱俗的气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仿佛置身于画卷中。画面清新典雅，气氛和谐，奇峰怪石，浓密古木，清风飞泉，意境空灵清旷。
明代后期山水画，以张宏为最著名，吴门画派到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对其他画派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较著名的画家有莫是龙，陈继儒与他为至交，赵左亦常为其代笔，他们都是松江派主将；顾正谊创华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启导，宋旭亦属华亭派巨子，沈士充受业于宋懋晋，兼师赵左，也为董其昌代笔，世称云间派。另外，受吴门派影响的晚期画家还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杨文□等人。程嘉燧的山水枯简疏放，李流芳爽朗清秀，卞文瑜细秀，邵弥简逸，杨文□兼具枯笔、秀润两种风貌。
除苏松地区外，晚明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山水画派。如浙江钱塘的蓝瑛创武林派，安徽芜湖的萧云从创姑熟派，浙江嘉兴的项元汴、项圣谟创嘉兴派，江苏武进邹子麟、恽向创武进派等，这些派别大多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虽然形成名目繁多，关系复杂的山水画派别，但大多受吴门派和董其昌影响，统属于文人画的系统。
明代文人墨戏画也很发达。专门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王绂、夏□、鲁得之，以墨梅著名的有孙以吉、陈宪章，以墨兰著名的有周天球等。其中夏□的墨竹，被当时称为第一。
陈子和 《苏武牧羊图》 汉武帝时代苏武在北海雪地牧羊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人物画中较为常见的题材。—般描绘苏武手持使节，或坐或立，姿态宁静，神情温和。此图则不同，苏武面部微仰，斜看寒柯，两袖拱胸前，不仅扶节，而且腰挂佩刀。两眼炯炯有神，正气凛然。背景用淡墨烘染，寒气迫人，衬托出主题人物威武不屈的忠贞气质。人物、羊群、老树、荒草，笔墨纵横挥洒，奔放中不失法度，画风属吴伟一路。时代也相接近。明代浙派中有不少福建画家，陈子和即是其中之一。他的作品传世较少，此图为其七十一岁时作，尤为难得。
民间绘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代的民间绘画比较活跃，尤其是木刻版画有较大发展。创作者主要是民间画工，但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画家参与活动，如从事木刻的陈洪绶、萧云从等人，曾为适应版画的需要，而创作了不少画稿。
民间创作的卷轴画，主要内容有风俗画、历史故事、神像画、水陆画及肖像画等，许多不知名的民间画工所绘制的肖像画，一直流传了下来。
明代壁画创作不如前代兴旺，存世的主要是寺观壁画。较著名的有北京的法海寺壁画、山西新绛县稷益庙壁画等。法海寺创建于元代，明代重建，正殿北壁《帝释梵天图》为明代壁画中的精工之作。稷益庙初建于宋代，元代时重修，正殿东、西、南三壁均绘有明代壁画，题材内容以古代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为主，在寺庙壁画中是少见的。其他还有山西稷山青龙寺壁画、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明代流行的水陆画，现存者亦多。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壁画，富地方特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木刻年画至明代逐渐普遍，到明末已初步形成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南北两大创作基地，为清代年画的繁兴创造了条件。
明代版画，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堪称鼎盛时期。戏曲、传奇、小说等文学作品插图的成就最突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许多作品如小说《忠义水浒全传》插图、戏曲《望江亭》插图等，讴歌英雄豪杰和自由婚姻，传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个性鲜明，情感细腻，构图灵活，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陈洪绶的木刻《九歌》、《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西厢记》等，对版画的发展尤其产生深远影响。画谱的成就也很辉煌，胡正言完成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以及《萝轩变古笺》等，创造了□版水印、彩色套印的新技术，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绘画著述
明代的画论著述比前代丰富，不仅画史、画论众多，还出现丛书辑录，题跋、笔记也多成为专集。属于史传类的，有韩昂《图绘宝鉴续编》、朱谋《画史会要》、姜绍书《无声诗史》等。属于论说类的，有王世贞《艺苑卮言》、莫是龙《画说》、屠隆《画笺》、唐志契《绘事微言》、顾凝远《画引》等。属于品评类的，有李开先的《中麓画品》、王□登的《吴郡丹青志》等。属于绘画丛辑的则有王世贞《画苑》、詹景凤《画苑补益》等。属于著录类的，有都穆《意编》、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玉《珊瑚网》、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等。另外，还有王履、沈周、文徵明、唐寅、李日华、陈洪绶等人的诗文、题跋、笔记中有关画论的部分，其中颇多精辟的见解。
明代在书画鉴藏方面，前期画院鼎盛，内府收藏相当可观；中期以后，官府收藏逐渐流散于外，私人收藏普遍增多，鉴藏之风甚于前代。书画著录的专著也很丰富。
书画市场
明代书画市场十分活跃，形成历史上第二次高潮。书画作伪也更加普遍，并出现各式各样的作伪手段和方法，如改款、添款、加盖印章、临仿、凭空伪造、代笔等等。伪作不仅造前代名家，也造当代甚至同时人的画迹，如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董其昌等人，均有时人的大量伪作流布。明后期以来，还出现了地区性造假，专门制作某类或某些名家赝品，其中以“苏州片”最著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存世名品
明代存世画迹十分丰富，开宗立派的名家以及具一定声誉的二流画家，都有不少真迹留存，甚至可窥知其中、早、晚变化，对掌握鉴定样板十分有利。但同时也传下诸多伪迹，而且形式多样，鉴辨也非易事。本节论述不以画家为纲，而以总论画派为主，兼及一些著名画家；涉及真伪鉴别较多的画家从详，其他画家从略。
明初宫廷画院处于初创时期，画风仍保持元人传统，以取法元四家主为，如赵原、卓迪的山水；郭纯则师盛懋；周位、王仲玉的人物，亦带张渥遗意。
宣德至弘治时期，画院兴盛，画风亦形成具明代特色的“院体”风貌。人物画尚多宋元遗风，趋工整谨严，如倪端的《聘庞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捕鱼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工整细密似两宋院体；刘俊的《雪夜访普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南宋刘松年；商喜的《明宣宗行乐图轴》、《关羽擒将图轴》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承宋“院体”和唐壁画传统；周全《射雉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亦属工整细密一路。
山水画则转为主宗南宋马夏院体，兼取北宋李郭画法，呈融合之趋势。王谔有“当代马远”之称，《江阁远眺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典型马远面貌；朱端更多郭熙之法，如《烟江远眺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李在山水，细润者宗郭熙，豪放者宗马、夏，《山水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山川布局、体貌近郭熙，笔墨、皴法取马远，即呈合一画法。
花鸟画面貌多样，有边景昭的工笔重彩法，承宋“院体”，代表作有《竹鹤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春禽花木图轴》藏上海博物馆、《三友百禽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孙隆的设色没骨法，渊源于北宋徐崇嗣、赵昌的设骨法，又融以南宋梁楷、牧溪的水墨写意法，遂形成墨彩相兼，没骨写意的新画法，如《花鸟草虫册》藏上海博物馆、《花鸟草虫卷》藏吉林省博物馆、《芙蓉游鹅图轴》、《雪禽梅竹图轴》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林良水墨写意法，多取南宋放纵简括的画法，以气势胜，代表作有《双鹰图轴》藏广东省博物馆，《芦雁图轴》、《灌木集禽图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吕纪的工中兼写法，以宋“院体”的工笔重彩为法作花鸟，树石背景却取林良的水墨写意法，别具一格，存世作中，《桂禽山禽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溪凫图轴》藏上海博物馆等以工笔重彩为主，《竹禽图轴》、《残荷鹰鹭图轴》、《鹰鹊图轴》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则以水墨写意为主。
明代宫廷绘画经常被改为宋画，一是风格相近，易于昌充，如清·顾复《平生壮观》所云：“迩来三人（林良、吕纪、戴进）之笔廖廖，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二是署款简单，易于改款，明代院画大都仅落姓名字号款，有的加职衔，但部位多在边缘或明显的空白部位，容易裁去或挖款添以伪款。典型例子有：李在《阔渚晴峰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挖去“李在”原款，添上“郭熙”伪款；朱端《弘农渡虎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左边中上部“朱端”款被挖去，下钤两方印也刮得模糊不清，添题标签“宋马远弘农渡口图”，昌充马远画，但上方中部所钤“钦赐一推图书”朱文方印仍存，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章，他人不能假借，故仍露出此图作者实应为朱端。石锐《青绿山水卷》、明·丰坊书为“燕文贵山殿春晴图”，然本幅却有钤印“钱塘石以明印”，也表明实为石锐之作。缪辅《鱼藻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被挖去原款，改成“徐熙”，昌充五代画。
伪造明代院画的情况比较少见，存世有两件宫廷画家谢环所绘的《杏园雅集图卷》，分藏镇江市博物馆和美国翁万戈处。有人疑后图为摹本，然两卷画法一致，唯翁藏本少谢环本人画像；后纸俱有与会者之题跋，均真，当是画家同时绘制数卷，分别留存各公处。
戴进（公元1388~1462年）是“浙派”开创者，字文进，号静庵，钱塘（浙江杭州），宣德中曾入宫廷，因谗放归，寓京十余年，晚归乡以卖画为生。工山水、人物、花卉。山水主宗南宋“院体”，兼法郭熙和元人水墨法，本色画劲健豪放。人物画承吴道子、李公麟传统，
吸收刘松年、马远画法，有较工整的铁线、兰叶描，也有顿挫有力的钉头鼠尾描。花卉画源于南宋“院体”，也呈工笔设色和水墨写意两种面貌。
戴进存世作品较多，可看出早晚变化。早年作品有《归田祝寿图卷》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多南宋马夏影响；《达摩至慧能六代像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人物近李公麟，树石法刘松年。中年画法较多，有近马、夏的《金台送别图卷》藏上海博物馆；仿郭熙的《雪岩栈道图轴》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兼融南北宋的《春景山水轴》、《冬景山水轴》（均藏日本）；法盛懋的《归舟图卷》藏苏州博物馆、《松岩萧寺图轴》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似元人的《长松五鹿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馆；学米氏云山的《仿燕文贵山水轴》藏上海博物馆；近文人水墨写意的《墨松图卷》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晚年形成成熟画风，一路山水宗南宋“院体”而更趋简劲，如《大春山积翠图轴》藏上海博物馆、《春游晚归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携琴访友图卷》藏德国柏林博物馆；一类山水融诸家画风呈集大成面貌、如《关山行旅图轴》、《南屏雅集图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人物画也变为粗劲豪放，如《钟馗夜游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花鸟画则有较工整的《葵石蛱蝶图轴》、纯写意的《三鹭图页》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工写相间的《耄耋图轴》现藏日本。
吴伟（公元1459~1508年），是继戴进而起的“渐派”主将，与其传人亦有“江夏派”之称。字士英、次翁，号小仙，江夏（江西武昌）人。成化、弘治时曾两次被召入宫，授锦衣镇抚，赐“画状元”印，不久均辞归南京。工山水、人物、山水承马夏传统，受戴进影响，更见粗简奔放。人物有工笔、白描一路，师李公麟，水墨粗笔一路来自梁楷。
吴伟多种画风均有代表作。山水画如《溪山渔艇图轴》、《长江万里图卷》、《灞桥风雪图轴》均藏北京博物院，都用粗笔写意法，笔墨雄劲酣畅，纵横挥洒，极富雄阔气势。人物画白描精品有《铁笛图卷》藏上海博物馆、《问津图卷》、《歌舞图轴》、《武陵春图卷》均藏北
京博物院等，水墨粗笔则有《柳下读书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仙女图轴》藏上海博物馆、《雪窗读书图轴》藏山东省博物馆等。
“浙派”传人很多，主要追踪吴伟画风，变为简率狂放，如张路、蒋嵩、汪肇、郑文林、朱邦、史文等，其中张路水平较高，汪肇的花鸟画饶有新意。
“浙派”绘画因主宗南宋“院体”，故也常常被冒充为马、夏等人宋画。如吴伟《洗兵图卷》藏广东省博物馆，拖尾款署明是“湖湘小仙吴伟为献蕴真黄公”，因白描画法近李公麟，就有人误定为李画；明人《观瀑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南宋“院体”而实属“浙派”典型风格，却添上伪款“马麟”，冒充宋画；钟钦礼《举杯玩月图轴》，明明有款“钦礼”，却硬定为马远之作。其实，“浙派”与南宋画是较易区分的，笔墨上前者单薄草率，后者坚实谨严，功力和时代气息都不同；材质上“浙派”用绢比较粗糙，张路以后诸家之绢，纹理更是疏薄，如窗纱，墨色也很淡，主要靠后面命纸衬托才显墨色，而宋绢则质地细密，尤其宫廷“院体”画用绢，质地极精，远非明绢可比。
“浙派”名家戴进、吴伟的传世作中，也有不少伪品，多属传人之作，也有后世仿本。如传为戴进的《升平村乐图卷》、《海水旭日图卷》、《浙江名胜图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均属赝本，画法粗俗，风格亦不类。吴伟的《松阴观瀑图轴》、《柳桥高士图轴》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明人仿本。
“吴派”名家张宏存世作品大多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且都为真迹，因为张宏的具象山水技艺高超，非一般人能临摹，仿品自然与真迹相去甚远，很容易识别。张宏画作中已知的真迹有：《西山爽气图》， 藏浙江省博物馆；《延陵挂剑图》、《杂技游戏图》、《击缶图》、《阊门舟阻图》、《溪亭秋意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浮岚暖翠图》，藏广东省博物馆；《兰亭雅集图》，藏首都博物馆；《琳宫晴雪图》，辑入《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图说》；《柴门流水图》，辑入《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寒山萧寺图》，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牧牛图》，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桐荫高士图》，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华子冈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布袋罗汉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栖霞山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溪山秋霁图》，藏南京博物院；《句曲松风图》，藏波士顿美术馆；《越中十景》，藏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石屑山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还有极少数真迹散落民间，藏于资深收藏家手中。
  明&nbsp;&nbsp;张宏《击缶图》张宏《击缶图》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宏绘，纸本，设色，纵42.8cm，横59cm。 本幅落款：“己卯秋日，张宏写。”钤“张宏”朱文、“君度氏”朱文印，有沈颢题诗一首。己卯年为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作者时年63岁。 图绘村边平坡，老树几株，一人击缶，一人起舞，男女老少多人围观。构图疏朗，用笔率意简放。树石仅用阔笔草草写出，人物线条迅疾多变，突出了坐、立、蹲、行等不同动态，笔简意赅，神完气足。此图将乡间民众娱乐生活的瞬间刻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 
张宏《青绿山水图》轴，绢本，设色，纵；130.3厘米，横：63.1厘米。画面的上层是村落后面起伏连绵的高山，峰群绵延无尽，云烟缭绕，驻目其间，观者仿佛置身千岩万壑之间，不知其有几许遥远。此画构图深远壮  明&nbsp;&nbsp;张宏《青绿山水图》阔，笔法苍劲古拙，墨法苍润，格调苍劲秀雅，布局含蓄谨严。 这幅画中峰恋挺秀，烟雾弥漫，云光翠影，意境清新．此图中峰峦挺秀，烟雾弥漫，云光翠影，意境清新。岩头水边，古树丛生。一隐士临溪席地而坐，仰视对山飞泉，一仆捧物而来。人物勾勒简明，形神兼备。用笔筒中见工，色彩清丽。
张宏《华子冈图》卷，作于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 纸质，设色，该幅29.1x280.5厘米，隔水一11厘米，隔水二9.7厘米。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第五册，页2876；故宫书画录（卷四），第二册，页241；故宫书画图录，第二十册，页9-12。这幅画取材自王维（701-761）〈山中与裴迪秀才书〉的一段，原文以如诗如画的文字，描述辋川别业（现在陜西蓝田县辋口）二十景之一华子冈的夜景： 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迳，临清流也。 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段文字虽然不是诗的形式，却有诗的意境，如“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好像月是主体，辋水为客，也呼应前面的“清月映郭”一句。除了月亮以外，文中叙述了一些具体的物象，如河水、山林、村落、路径等，这些形象配上“清”、“寒”、“远”、“深”、“疏”、“静”等形容词，增添了一股幽静清寂的气氛。张宏所画，即是利用这些具象物和气氛的烘托，重现王维夜登华子冈的情景，让熟悉此文的观者有如参与此行，亲临其境的幻觉。画卷前端有深林古木环拱，露出门阶、高墙与楼阁，其间雾气氤蕴，杂草蔓生，点出“寒山”的景象。渡过长桥，有冈陵高耸，形势峻厚，山路沿著脊稜蜿蜒不绝，一直延伸到悬崖顶端，此处就是文中所说的华子冈了。山头一人背向静坐，两僮仆侍於後，如实的描写“此时独坐，僮仆静默”一句。山脚滨临河水，天空辽阔而幽暗，寒月穿过云层低垂在天际，则是写“辋水沦连，与月上下”之景。画幅下端村舍连楹，依稀可以见到人与犬的活动，正是“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钟相间”的描写。 至于幽静清寂的感觉属于抽象的层次，张宏利用枯树、烟霭，及云层与明月，远山与丘壑的对比，营造出空旷辽阔的空间；树干的轮廓模糊，枯枝细密如草茎，土坡上也覆盖细密的杂草，遮去石块的轮廓。主山也没有清晰的轮廓，皴染并无既有格套，而是顺着山石凹凸横斜的走势，连皴带染的塑造出自然的山体。
  明&nbsp;&nbsp;张宏《华子冈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