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清真寺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清真寺
  洛阳五坊公寺[1]中国清真寺，目前见到的绝大多数为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创建或重建。明代清真寺，在建筑的整体布局、建筑类型、建筑装饰、庭院处理等各方面，都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而清代则是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大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清真寺的特有建筑型制正是在此时完全形成的。
这些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具有以下特点：
中国寺院的完整布局中国清真寺绝大多数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并且往往是一连串四合院制度。其特点是沿一条中轴线有次序、有节奏地布置若干进四合院，形成一组完整的空间序列：每一进院落都有自己独具的功能要求和艺术特色，而又循序渐进，层层引深，共同表达着一个完整的建筑艺术风格。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就是这类建筑的代表作。该寺总平面为一东西狭长的长方形，东西长245·68米，南北宽47·56米，总面积11684·54平方米。全寺分四进院落，每进院落均为四合院模式，设厅、殿、门楼，前后贯通。东端院墙正中的照壁，是全寺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木牌楼、“五间房”（二门）、石牌坊、敕修殿（三门）、省心楼（邦克楼）、连三门（四门）、凤凰亭、月台、礼拜大殿等主要建筑物。中轴线的两侧，建有各式碑楼、石坊、南北对厅和厢房、门楼等各种附属建筑，左右对称，排列井然。庭院宽敞，与建筑物空间比例良好，整座寺院构成和谐一体的色调，犹如一幅宋卷轴画的意境。
这类完整的建筑布局，从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礼拜寺、云南大理老南门清真寺、河南沁阳清真北寺、郑州清真寺、安徽寿县清真寺、山东济宁和济南的那些清真寺中，都基本上得到反映。院落的循序渐进，使清真寺显得深邃尊严；建筑物的井然有序，突出了清真寺的严肃整齐和丰富性；整个艺术形体的重重叠落，又加强了主要建筑高大雄伟的姿态和巍峨气势。这种布局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建筑注重总体艺术形象的特点。
中国化的建筑类型内地清真寺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型制，一般都具有中国的特点。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大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等主要建筑上。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中国式的庙门制度。自明代以后，那种阿拉伯式拱券大门在内地已不多见，它已被中国式的寺庙大门所代替。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借鉴孔子文庙的入口布局，将门楼设置在第一进院落东端南北两侧的院墙上，两座门楼均为硬山式筒布瓦屋面，北大门正面门楣上砖雕“清真大寺”四字，别无其他装饰。
河北泊头市清真寺，寺门座西朝东，寺门前有上马石两块、旗杆一根，两侧有古式雕刻扇面八字墙陪衬，衬墙两边各开一便门供人出入。寺门门扇系朱红大漆，吊耳铜环，上端为武式古棚出厦，五脊六兽，硬山筒布瓦屋面，系仿北京午门样式。
北京东四清真寺，大门原为三间砖砌封火墙式建筑，外面不露木材，门左右两侧各辟一房门以备平时出入，寺前有槐树四棵，是中国一般的庙门制度。
山东济宁清真东大寺寺门为大式大木结构，三间五檩，屋顶为歇山造，用绿琉璃、黄剪边，有跑龙脊，富丽堂皇。前为木栅栏门，后为清康熙年建石制日月坊。寺门悬明代匾额，门前列抱鼓石一对；左右有八字墙，墙上饰有绿色琉璃瓦，与中央白色石坊相衬托，交互辉映，甚为悦目。
甘肃及西南迤西一带清真寺，一般也多用三五开间的大门，大式大木结构。大门上起楼，多为三数层木塔式建筑。大门前时常利用前檐柱作为木牌坊三门，带八字墙及斗栱等。这种大门既是清真寺的标志和出入口，又可以起到邦克楼的作用，一物三用。
显然，这种大门型制是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所独具，在阿拉伯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清真寺建筑中是找不到的。
中国传统楼阁式的邦克楼。在中国内地清真寺中，阿拉伯尖塔式砖砌邦克楼已不多见，代替它的基本是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这一类的邦克楼，人们可从北京牛街礼拜寺、西安化觉寺、河南郑州清真寺、山东济宁清真西大寺、云南巍山回回墩清真寺、四川成都鼓楼街清真寺、甘肃天水后子街清真寺、临夏老王寺和多木清真寺等处见到。其特点是宏伟高大，木柱梁枋用料壮实，斗栱形体多很朴拙，与周围建筑对比鲜明，在全寺建筑群体构图中起着丰富轮廓的作用。
中国大木起脊式的礼拜大殿。内地清真寺的礼拜大殿及主要配殿，通常都是大木起脊式建筑，用斗栱。大殿一般由前卷棚、大殿殿身、后窑殿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各有起脊的屋顶，上面用勾连搭的形式连在一起，形成一座完整统一而又起伏灵活的大殿建筑。大殿的平面型制多样化，有矩形、十字形、凸字形、工字形等。后窑殿一般不采用砖砌圆拱的早期做法，而是亦木亦砖，搭配使用。后窑殿的式样更是百花齐放，有单檐、重檐、三重檐的十字脊或各种亭式脊，变化甚多，不胜枚举。
山东济宁清真西大寺的大殿，是全国起脊式清真寺大殿中最大的一个，规模宏伟仅次于北京故宫太和殿，装饰也极为豪华。全殿分卷棚、前殿、中殿、后殿四部分。卷棚三大间，矗立在全殿最前方。前殿建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5间11檩，斗栱单檐庑殿顶。中殿建于康熙二十年（1681），7间11檩，斗栱重檐歇山顶，其面阔、重檐与前殿明显不同，说明其重要性大于前殿。后殿建于乾隆年间，面阔5间，三面围廊，重檐歇山顶。因其地面高于中殿，重檐高度也高于中殿，再加上系三面围廊式，从而又比中殿显得更为重要。全殿成窄而深的平面，屋顶用勾连搭结构，使整座大殿建筑成一整体而又富于变化，有主次轻重之分，是一种极成功的处理手法。
这种勾连搭结构，自明代以后便普遍使用于内地回族清真寺较大的礼拜殿，成为中国内地回族清真寺的一种典型形式。所谓“勾连搭”，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坡顶平接，其间形成排水天沟，将雨水排向天沟两端。这种建筑结构，使清真寺大殿在平面布置上富有极大的灵活性。一座大殿，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因穆民人口激增，殿内容纳不下时，即可用几个勾连搭，将大殿扩充增大。故清真寺大殿平面多为窄而深的长方形，这也是中国清真寺大殿建筑花样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勾连搭的建筑结构，是中国伊斯兰教大殿建筑所独具而国内其他古建筑所没有的。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清真寺内无任何偶像，人们做礼拜时，只须面向麦加克尔白即可。所以清真寺大殿一般进深大于面阔，呈窄而深的平面。比如西安化觉寺：大殿面阔7间，通面宽32·95米；进深9间，通进深38·53米。中国传统寺庙建筑，屋顶的总高与建筑的进深成正比，进深越大，屋脊越高。化觉寺大殿如也按照一般传统做法，则该殿屋顶本身的高度将超过8米，会造成大殿本身造型及整个建筑群空间尺度的比例失调，殿室内部也必将为此增加大量的内柱而不利于礼拜使用。勾连搭式结构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将27·6米进深的前殿部分分为前后两跨，做两个平行的歇山屋顶，再与穿插上来的后窑殿屋顶相连，成为一组尺度合宜、形体丰富的大屋顶。不妨可以说，这种勾连搭式的大屋顶，是几百年来中国穆斯林工匠大师的精心杰作，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亦应占有一重要地位。
除勾连搭结构外，中国内地清真寺大殿建筑多为大木构架，起脊，带斗栱，这是与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明显不同之处。云南大理老南门清真寺大殿即是这种典型建筑之一。它的前廊部分，斗栱、斗底均向内颔，麻叶头弯曲不太甚，为典型明代做法。大殿前部低矮，进殿内则突然“彻上露明”，举架高大，给人以强烈的壮丽感觉。殿内梁架整齐直壮，坡度平缓，屋面几乎成一条直线，无举折。稍尽间的檩上，用很高的枕木垫起，屋角起翘很高，约达5·3米有余，故屋面凹度很大。屋顶用筒板瓦，望板也用板瓦，琉璃脊，两山用琉璃砖砌成山花。显然，这是一种已经民族化的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形式。
中西合璧的建筑装饰丰富多彩的建筑装饰，是中国清真寺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清真寺建筑的鲜明特点之一。不少清真寺都成功地将伊斯兰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融会贯通，把握住建筑群的色彩基调，突出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装饰手段取得富有伊斯兰教特点的装饰效果。
中国很多的著名清真寺，都以其精美的彩绘艺术见长。如西安化觉寺、山西太原古寺、山东济宁大寺以及北京的东四寺、牛街寺、通县寺等，其后窑殿及圣龛上的彩画艺术精美绝伦，显得极其富丽堂皇。一般而言，华北地区多用青绿彩画，西南地区多为五彩遍装，西北地区喜用蓝绿点金。无论何种颜色的彩画，都源于中国传统当无疑问。而这些彩画的共同之处又在于，不用动物图文，全用花卉、几何图案或阿拉伯文字为饰。这是中国伊斯兰教装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色。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大殿，是中国内地清真寺彩绘装饰艺术的代表作。殿内吊顶全部做成井形天花，天花支条为绿地红边，井内为绿地红花，沥粉贴金。全殿天花彩绘六百余幅，岔角、圆光皆为阿拉伯文组成的图案，一幅一文各有千秋，充分表现了中国清真寺古建筑彩画的独特手法。后窑殿的制作尤为精丽。壁龛前一对圆柱，柱身全部为红地沥粉贴金的阿拉伯文图案，柱上的枋木及门罩、垂柱等均施彩画，犹如圣龛前挂上一层华丽的垂幔。壁龛呈尖拱状，龛内为阿拉伯文和几何纹装饰；围绕这一壁龛，向左右及上方做层层扩大的木雕装饰，直至将整个壁龛墙面做满。在以伊斯兰教传统装饰纹样为基调的情况下，多处组织了中国传统的宝瓶、牡丹等图案，使这个伊斯兰教壁龛呈现出一定的中国风味。特别是壁龛左右的另外两个开间，雕饰均以荷花和菊花为题材，配制均匀齐整、大小比例各不相同的图案结构，对称中有变化，变化中有统一，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线条流畅而准确，层次丰富而含蓄，纯然为中国传统的装饰风格。壁龛与其左右开间的不同气质和不同风韵，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一片完整的红地金花墙面，使后窑殿满室生辉。
也有许多清真寺，殿堂不施彩画，朴素简洁，高雅明快，别具风韵。青海湟中县洪水泉清真寺、宁夏石嘴山清真寺、甘肃临夏和临潭一带的清真寺均如此。这一类寺的装饰，多以雕刻精美的小木作和砖作见长。也有的寺，如安徽安庆清真寺，殿内不仅有精美动人的雕刻，而且在殿内金柱上悬挂着一对对长大的木雕金地阿拉伯堆体经文的对联，使深沉的殿堂金光闪烁，显现出尊严华贵的气氛。
以洪水泉清真寺为例。该寺的砖雕艺术非常精妙：大殿前卷棚左右筒子墙、八字墙及照壁等处的砖雕，是国内少见的精品。寺门左右八字墙上布满的雕花，呈现出优美的质感，尤其是迎门那座青砖照壁，正面全部用六角形绣球式的花瓣雕成，如百花齐放。在阳光的照射下，花卉瓣纹形成一种柔和的韵律，使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这些青砖磨雕的美丽纹样，正是中国穆斯林多少世纪以来积累的智慧和技艺成果。寺内的小木作装饰也极精美可观，如邦克楼的六角形网状窗棂、大殿的格门雕刻，全是佳作。后窑殿内部壁面尤其精致，壁面全为木镶，做两部分处理：上部作天宫楼阁式，由平坐栏杆、格门、斗栱，上承天花藻井；下部为格门式屏风，格心雕有各种山水花卉，裙板雕刻寿字；最下面是须弥座，也雕满各式博古纹样。圣龛边缘，雕有卷草花纹；龛顶尖拱上部雕一硕大伞形图案，图案内满雕卷草花卉，与龛边缘花纹相连。圣龛的左右及上部，则为极光平的木板墙，全无雕饰，衬托出花纹的丰富和美丽。这些精美的木雕，绝不使用一丝一毫的油彩，均露出淡黄褐色木面，古色古香，淡雅清丽，朴素大方，确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中国清真寺的石工装饰亦足有道者。如山东济宁清真东大寺，抱鼓石、蟠龙柱、盘花柱、石柱础上面的雕饰，全是少见的精品；寺内照壁上的二龙戏珠、麒麟走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八字墙上的琉璃、六角形的磨砖，均属上乘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座康熙三十九年（1700）季春所建的石刻日月坊。它立于全寺第一道木栅门及大门之间，3门4柱，宽厚安稳，气势威严。中门额枋上雕有“敦化”二字，笔法浑厚，刀法有力。坊上雕刻狮、羊、麒麟及山水、花卉、云朵，大小额枋上全刻卷草；正中顶端有一石刻宝瓶，两旁各飞一团石云，云上分别托着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令人感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宇宙苍穹尽在眼底。石坊通体洁白，与后面大门八字墙的绿色琉璃交相辉映，别具风采。
伊斯兰教建筑装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用动物形纹，最常使用的花纹是卷草花卉等物，即使是正脊、大吻等，也全部以植物叶茎形式塑成，然后进行烧制。彩绘、木雕、砖雕、石雕一般也均如此。这种装饰手法，突破了中国古建筑使用龙凤及各种走兽的制度，丰富了中国古建筑装饰内容。但是也须承认，由于中国传统装饰已经根深蒂固地渗入到清真寺的建筑细部，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兽形题材的装饰。如泊头市清真寺屋脊的吻兽，北京东四清真寺门前抱鼓石的狮子，济宁清真东大寺的跑龙脊，石柱上的蟠龙，石坊上的麒麟和羊，照壁上的二龙戏珠和麒麟，石碑下的玄武等。尽管总的数量不多，但这种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装饰确有存在。一般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些吉祥物，被用于清真寺的建筑装饰，有的寺甚至以之命名（凤凰寺、仙鹤寺、狮子寺、麒麟寺），也是别具一格的。
富有中国情趣的庭园处理中国清真寺大多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庭园风格，反映出中国穆斯林不避世厌俗、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他们在寺院内遍植花草树木，设置香炉、鱼缸，立碑悬匾，堆石叠翠，掘地架桥，大有“小桥流水”的园林风味。试想，人们在完成严肃的宗教功课之余，漫步庭院，观赏那袅袅香烟、吐芳花木，站在小桥听流水潺潺、赏金鱼游嬉，内心该是何等欣慰。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庭院布置可谓中国清真寺的佼佼者。在其第四进南北庭院中央，建凤凰亭一座。主亭六角形，两座边亭为三角形，承袭中国传统木牌楼手法，三亭相连，有如凤凰展翅，风格轻巧，极富庭园趣味，与那宏伟壮观的礼拜大殿及月台的严肃宗教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极佳。亭西有登月台之甬道，长约10米，两侧置石栏板，栏板外有海棠形鱼池，池深约2米；池底砌盆座，叠石成峰，高约4米，南峰曰“招云”，北峰曰“邀月”；通道下有石拱涵洞，贯通鱼池，意境若桥，两峰顶端，泉石涓滴，时闻水声淙淙。分明一尘不染之佳境，暗隐园林画意之静幽。
中国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特点无论其如何花样繁多，也无论其如何大量吸收中国传统建筑手法，中国清真寺都必须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建筑的一些基本原则，具备伊斯兰教建筑的某些特点。
从主要建筑设置上看，中国清真寺一般都有礼拜大殿、邦克楼或望月楼、沐浴室，大殿的内部有圣龛（米合拉布）及其右侧（大殿西北角）的宣教台（敏拜尔）。
从方向上看，无论寺址位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其礼拜大殿一律建在坐西朝东的方向，圣龛均背向西面。这是因为位于中国西方的麦加克尔白是伊斯兰教朝向，全世界穆斯林礼拜时都必须面向它。湖北原武昌清真寺方向不正，寺门面向东北；所以大殿建为六角形的六方重檐周围廊式，殿门虽与寺门一样面向东北，但圣龛恰在正西，符合伊斯兰教的朝向要求。这种既坚持教规原则又因地制宜灵活施建的处理手法，确实是富于创造精神的。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中国清真寺大殿，无论其华丽还是淡雅，无论饰以彩画还是素雕，大都是以美化的古兰经文作为装饰，从而使殿内清新爽目。
上述种种伊斯兰教原则，使中国千姿百态的清真寺具有共同的特色，从而将其与偶像庙宇区别开来，在中国宗教建筑之林中，别有一种风貌。
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清真寺
中国早期清真寺的建筑特点在中国，以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清真寺也不少。这类清真寺，多分布在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地区；在内地，则或是早期的某些古寺，或是近年来的新建寺。
唐宋时期是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时期，也是伊斯兰教建筑在中国出现时期，有人亦称之为伊斯兰教建筑的移植时期。这一时期遗存的清真寺为数不多，而且都在东南沿海地区。归纳起来，这一时期清真寺建筑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工程用料上看，多为砖石结构。广州怀圣寺光塔、泉州清净寺门楼及大殿均如此。清净寺大门及大殿石墙的砌法很独特，系长石条及正方形丁头交替使用法，使石墙外观每隔一层即是一方块形物，殿面极富装饰趣味。这种砌石法，据说常见于伊朗一带，国内则极为少见。广州光塔，不仅塔身上下全用砖石砌成，塔内盘旋而上的两条蹬道也皆为砖砌。这种砖砌邦克楼双蹬道的建筑技术，对中国砖砌佛塔的建筑技术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在中国工程技术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第二，从平面布置看，早期清真寺多非左右对称式，不甚注意中轴线。邦克楼或望月楼
一般都建在寺前右隅。清净寺大门开在寺南墙东侧，进门有甬道，沿着甬道向左转弯即为礼拜大殿。这种大门与大殿密集的平面布置，与中国传统的寺殿制度明显不同，是西方清真寺的制度。建于宋末的江苏扬州仙鹤寺，平面布置也非左右对称式，而是屈卷为仙鹤状，用小天井而非四合院式，独具特色，亦属难得。
第三，从外观造型上看，基本是阿拉伯情调。如广州怀圣寺光塔，古称“番塔”，顾名思义，其型制与中国佛塔当显然不同。塔平面圆形，底径8·85米；旧志谓塔高16·5丈；今据广东省建筑设计院测量，其露出地面部分总高度为35·75米，估计塔下土埋部分尚有几米。整座建筑恰如一支兀立苍穹的巨大蜡烛，凡两层，下层如烛身，上层如烛心。塔为双层砖壁筒式结构，内壁之中用土填实，成为塔心柱。双壁间砌蹬道两条，相对盘旋而上，从底至顶各为154级砖阶。每上数阶，即设一窗口以采光线。塔身内外均墁白灰，故外表光洁古朴，“望之如银笔”。塔顶旧有一金鸡，可随风转，以测风向；后被人盗去一足，又为飓风所坠，塔顶改装葫芦；今为葫芦形宝顶。总之，这是一座阿拉伯式样的建筑。其他如泉州清净寺门楼，核其型制，亦与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普遍流行的伊斯兰教寺院的式样相若：长方形的寺门，葱头形的尖拱，包括它的门楣、门顶都颇具异国情调。
第四，从细部处理上看，早期清真寺也是阿拉伯风格。还以清净寺为例。该寺大门平面为一窄而深的长方形，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是敞开式门厅，内部为封闭式门厅。两个门厅由四道尖拱券状门组成。第一道拱门高10米，宽3·8米，拱顶甚尖。拱门用辉绿岩石装饰，图案华丽。门内作穹窿顶，上有密肋8条，状似藻井，饰以龟斑纹，象征宇宙的无穷威力。在此穹窿顶下，即为第二道拱门。此门高6·7米，较外门略小，也以辉绿岩石为饰，层层叠叠，象征安拉的无尚崇高。顶下为一门洞，安有普通大小双扇门板。第三道和第四道拱门，高度分别为4·3米和4·06米。在这两门之间的甬道上，罩一完整的砖砌圆顶盖，即“拱北”。拱北涂垩洁白，毫无装饰，古朴大方。这种门外有门的门楼建筑，尖拱大门的发券做法，蜂巢状的小尖拱雕饰，气势雄伟壮丽，正是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建筑特色之一。
第五，中国早期清真寺建筑中也揉进一些中国传统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比如金鸡，作为吉祥的象征，是中国古建筑装饰中喜用的题材；而伊斯兰教认为雕塑和绘制任何人物、动物形象都属非义行为，绝不用于清真寺建筑。广州怀圣寺光塔上原用金鸡为饰，显然为这座阿拉伯式伊斯兰教建筑增添了一点中国风采。再如，泉州清净寺大门虽属阿拉伯式样，但其门下柱上雕刻使用云纹，上饰卷草，则应属中国式。装饰砖墙用辉绿岩石，是中国泉州的地方特色，为他处所少见。有学者甚至认为，清净寺大门内那三层穹窿顶的设计和砌筑方法，其实是中国传统建筑方法中藻井式的变体；在此半圆的天花藻井上饰以龟纹图案，与中国宋代《营造法式》相若；其藻井的做法，以肋骨数据为主， 与定县古料敌塔及南京南唐李昪（biàn）陵的做法多有雷同。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清真寺采用砖石结构，平面布置、外观造型和细部处理上，基本都取阿拉伯式样，是以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建筑物。但尽管当时受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影响很少，这种影响也并非绝无。这些清真寺的建造，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新法式，新内容；另一方面也为伊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进行了某些尝试。到元代，这种尝试更加趋于大胆，除一般外观仍基本保留阿拉伯形式、后窑殿用砖砌圆拱顶做法之外，已开始吸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布局和木结构体系，出现了从阿拉伯式建筑向中国建筑的过渡形式或中西混合形式的清真寺。如杭州凤凰寺、定县礼拜寺等均如此。这些清真寺以独特的无梁殿结构以及精美的伊斯兰教石雕，丰富了中国古建筑文化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是中国与阿拉伯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历史见证。
当代新建清真寺的阿拉伯风格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建清真寺如雨后春笋。其中不少寺借鉴了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使伊斯兰教建筑的特色更为突出。银川南关清真寺、锦州市清真寺、北京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这类建筑的阿拉伯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外观造型上看，这些新建寺不再使用大木起脊的中国传统庙宇型制，而仿阿拉伯式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殿顶上的一组浑厚饱满的绿色穹顶，四个小穹顶，在形象上相互呼应，在尺度上恰成正比，组成了丰富的天际线，在整个清真寺建筑艺术形象的构成中，起着统率作用。有人说，这组穹顶含有象征意义：大穹顶象征穆罕默德，小穹顶象征伊斯兰教的四大法学派或四大哈里发。这种说法确否姑置不论，其艺术效果确实很好。如果说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清真寺外观，与其他庙宇殿堂相似，不易区别；那么，这种穹顶式建筑则使人一望便知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第二，平面布置上不再使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制度，而是采用集中式构图。银川南关清真寺，不是强调平面的中轴线，而是强调垂直的轴线，体形完整，轮廓稳定。整个建筑物被处理成上下两层，最高点是正中大穹顶上那盏月形灯，距地面近22米，从而使大寺具有一定的高度和体量。下层是宽敞明亮的小礼拜殿、阿訇休息室和会客室，其间有回廊相连。沿弧形楼梯拾级而上，是上层那座礼拜大殿。殿前有水磨石地面的月台向南北延伸，围绕着大殿，使殿前现出一片缓冲的余地，舒展而不局促。大殿与月台之间，还有一道用汉白玉贴面的双心圆券柱廊，这既是殿室内外空间的过渡，又是穆斯林礼拜出入殿时脱履穿鞋之处。大殿呈正方形，长宽各21米。也与那种呈窄而深平面的清真寺大殿有异。大殿中部有绿色瓷砖饰面的4根方柱，支撑着那直径9·5米的巨大穹顶。穹顶底部与方柱之间，有一段圆柱体的鼓座，上开24扇高窗，加上大殿南北两侧各开出6扇大窗，可保证殿内光线充足，视野开阔。显然，这种集中式构图，强调垂直轴线的建筑，阿拉伯风格是很浓的。
第三，殿堂一般都淡雅、素洁，雕塑和彩画不多。辽宁锦州市清真寺殿内宽敞明亮，一派淡雅、柔和、庄重的色调。10组乳白色玉兰花壁灯，整齐地装置在南北两侧洁白墙壁上。殿顶悬8盏吊灯和4组日光灯，可保证夜间礼拜时殿内亮如白昼。大殿地板一抹紫红色，承尘为乳白色，上面铺着葵花图案的钙塑板，红白相间。窑殿前有4根白色梁柱顶天立地，支撑着殿顶。壁龛上刻有涂金的赞主赞圣经文。此外，殿内再无其他彩画和雕刻，处处给人以朴实、肃穆的印象。银川南关大寺也基本如此，但阿拉伯风格更为浓些。大殿南北侧大窗上部呈尖拱状，与东部的柱券、屋面的穹顶相呼应，尖拱中心部位雕有精美的古兰经文。壁龛采用多圆心复叶型券形式，系由汉白玉做成，晶莹洁白，上刻古兰经文，别无他饰。整个大殿色调明快，简洁、朴实无华。
另外，这些新建寺的设计师们很注意整体色彩的运用。银川南关大寺下层按基座处理，色调全灰，从而增加了沉稳之感。二层是全寺核心部分，墙面用绿色水刷石，与汉白玉柱券在质感上是粗细对比，在色度上是深浅对比，形成一种典雅明快的色调。整个建筑使用最多的是中国穆斯林喜爱的绿色，绿色穹顶，厚3公分，系用铅丝网水泥薄壳外罩玻璃钢制成。穹顶上托一弯新月，直插天际，与蓝天、白云、红日构成一幅艳丽的彩画。
二十一世纪后新建和重修的清真寺，有不少都在门楼设计上吸收了上述穹顶式阿拉伯建筑风格。北京下坡清真寺，宁夏永宁县新寨子清真寺，甘肃临潭旧城清真上寺，临夏南关及前河沿清真大寺，辽宁本溪市清真寺，贵州威宁县马坡清真寺，陕西安康清真寺等都是这样。当然纯属中国风格的也不少，如河北泊头清真寺、河北临西县老关寨乡洪官营清真寺、吉林市清真寺、镇江城西清真寺等，重修后依然保持着中国宫殿式建筑风格，古朴大方，雄伟庄严。可以说，当代中国清真寺建筑呈现出一派百花竞放的兴旺景象。
欧式风格的清真寺
欧式风格的清真寺并不多见，但是也有存在，这种形式的清真寺多建于比较特殊的时期。如哈尔滨的鞑靼清真寺。
鞑靼清真寺又名土耳其清真寺,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通江街108号（原炮队街58号）。始建于1901年，1906年竣工2005年1月31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市Ⅰ类保护建筑。1922年为纪念鞑靼人祖先信奉伊斯兰教1000周年，由居住在中国、日本、朝鲜的鞑靼人捐款重建，1937年10月15日落成，设计师是吉达诺夫。其风格即受拜占庭影响，又继承了阿拉伯传统文化风采，构成新颖独特的建筑形式。该寺主体建筑呈方形，立面对称布局，砖石结构。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通高约30米。五层的塔楼上带有绿色的穹顶，红白相间的墙体，挺拔高耸的宣礼塔以及两侧对衬圆顶，尖券拱形高窗，洋溢着庄严肃穆、宁谧厚重的宗教气氛。正门门厅两侧为小厅，过门厅为一大厅，二楼为一小厅和两间办公室及上宣礼塔的楼梯间，地下室为洗浴室与卫生间。该建筑的艺术处理上，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的入口处在门厅的顶部建有一个细而高的，带有收分和分节，近似于圆锥体的光塔。这种光塔造型奇特，源于阿拉伯。塔下为建筑的主要入口，重点突出。二是，正殿之上建有一个不带鼓座的，有拜占庭遗风的中央大穹顶，形成整座建筑的构图中心，构成垂直轴线。穹顶和光塔一前一后，塔身峭拔、挺立，穹顶雍容夺目，充满蓬勃的生命力。[2]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清真寺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清真寺，一般可分为五种类型：艾提卡尔清真寺、加曼清真寺、小巷清真寺、麻扎清真寺、耶提木寺。
艾提卡尔清真大寺主要建在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城镇。“艾提卡尔”（又作艾提尕尔）是阿拉伯语Ieyt和波斯语Kar的复合词：Ieyt通常译作“尔德”，意为节日；Kar意为广场、场所。“艾提卡尔”即节日场所之意。这类艾提卡尔清真寺，主要供重大节日举行大规模集体会礼时用，故其建筑规模宏大，样式考究，殿堂宽敞，彩绘精细。这类大寺往往由当地最有名望的大毛拉主持寺务，有较齐全的教职人员；会礼时，有著名的宗教学者主持诵经仪式。寺内有大教经堂。位于喀什市中心的艾提卡尔大寺即是其代表作。
加曼清真寺又称主麻日清真寺。加曼，又译作“加米”，阿拉伯文Jami的译音，意为聚礼。这类寺是每周星期五（主麻日）举行聚礼及其他重要宗教活动的寺院。主要建在县城穆斯林聚居地。规模较大，宗教职业人员也较齐全。莎车县城的加曼清真寺，即属此类。
小巷清真寺一般称为“麦斯吉德”，遍及全疆，南疆尤多，城乡小巷，随处可见，是穆斯林平日礼拜、祈祷之所。这类寺多有自己的具体名称：有的以所在地名呼之，如“皮卡克科怡”（小刀匠之巷）；有的以历史传说之地为名，如“奥尔达勒底”（王宫前面）；有的以建寺者姓名命名，如“艾肯木阿吉寺”。这类寺一般规模不大，教职人员较少。
麻扎清真寺多做为附属建筑设在麻扎（陵园）院内。人们在朝拜麻扎时，往往还要在这种寺内举办一些宗教功课。新疆大麻扎，多为伊斯兰教著名教长、领袖、学者的埋葬处，实际上也往往是该亡人家族所属集团、宗派的公墓，到这里朝拜的人很多，因此这里一般都有规模宏大建筑豪华的清真寺，喀什阿帕克和加麻扎内竟建有四座清真寺和一座大教经堂，可谓麻扎清真寺之冠了。
耶提木寺意译为“孤寺”或“孤儿寺”。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漠漠黄沙之中，往往会有一座低矮建筑物孤零零地立在路边，这就是为了便于旅客礼五番拜而设的耶提木寺。这种寺建筑极其简陋，或为一土屋，或仅有土墙而无屋顶，既无一般寺中那些设施，也无任何教职人员。这种寺以“孤儿”名之，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清真寺，与中国内地清真寺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分布密集化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多于内地，教派情况也比内地复杂，各族穆斯林居住集中，因此清真寺建筑鳞次栉比，与内地比较要密集得多。如喀什市，清末穆斯林人口约4万，清真寺多达126座。解放初期，清真寺发展到12000余座。经过10年内乱，清真寺遭到破坏，仅余152座。现在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穆斯林人口发展到17·3万有余，清真寺也已恢复到6000余座。每条街巷几乎都有一座甚至几座清真寺，人们的宗教生活基本得到了满足。这种密集化的分布，是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地区清真寺的一大特点。
平面布局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地区的清真寺，不象内地大多数清真寺那样复杂、院落重重、曲折深邃，而是简单明了。外面一座大门楼，进门迎面即大殿；附属建筑很少，小寺只附有阿訇住所，大寺多附有宗教学校。至于水房、碑亭、牌楼、住房、会客室、图书室等，则不多见。此外，他们不甚注意建筑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平面布置比较随意，有的甚至故意做得左右不对称。如喀什艾提卡尔大寺，宽120米，门楼不在正中，而是略偏北侧，距北侧尖塔较近，二者之间仅有一段院墙，墙上无任何装饰；距南侧尖塔较远，二者之间院墙上有两个尖拱状图案装饰。这种故意打破左右对称概念的建筑布置，是很有特色的。
建筑型制无论是寺门、邦克楼，还是礼拜大殿，新疆维吾尔等民族清真寺与内地都有很大的不同。那里的清真寺，无论其大小，都非常注意门楼的装饰，大门周围或用油彩写满阿拉伯经文，或用砖砌成尖拱壁龛状图案，极为华丽。门楼高大，两侧各建一座圆形尖塔，它们与大门相连，显得雄伟壮观。这两座尖塔，不仅是大门的陪衬，而且作为邦克楼，是召唤教民来寺礼拜的理想建筑。内地清真寺的邦克楼，多建在二门或庭院正中处，高度多为2至3层，至多4层。而新疆寺的尖塔往往5、6层高，与大门连建，使清真寺的标志明显，而且还可以节省许多建筑材料和人工。内地寺邦克楼多为木制结构或砖木混合结构（下部砖砌、上部木建）；新疆寺尖塔一般平面为圆形，塔身下部大，逐层缩小，顶建一砖砌圆亭，亭顶作穹窿式，顶尖为一弯新月，阿拉伯风味极浓。
新疆维吾尔地区的清真寺，大殿多为平顶结构，一般分内外两殿，外殿前有棚檐。殿内木柱林立，用以支撑硕大的平顶。喀什阿帕克和加麻扎的礼拜大殿，平顶2600平方米，殿内有158根木柱。内殿、外殿的进深都小于面阔。这种平顶结构比较简单，有排椽式和板式两种：在柱头与柱头之间使用横梁，再在横梁上安枋，枋上或铺一排半圆形木椽，或铺一层望板，椽板上铺席，席上覆草泥土或灰土即成。此外还有一种圆拱顶式结构：在平顶大殿的内墙上，砌筑半圆拱顶或桶状券顶，一排有几十个房间即有几十个圆拱顶。有人称这种不用木料的圆拱顶建筑为“拱北廊房”，维吾尔语称作“Bax tarka”。这种平顶结构的优点在于，适应新疆地区雨量少、风沙大的气候条件，建筑结构简单、省工省料，比起脊式屋顶灵活，不必受屋顶的束缚和制约，平面布置富有随意性。外殿成敞廊式，天热时可在此礼拜；内殿较严紧，利于冬冷时礼拜。但殿内木柱过多，占去不少空间。一般来看，内殿采光亦较差。
维吾尔装饰艺术新疆维吾尔地区清真寺的装饰艺术风格独具。这种艺术，表现在寺内一切建筑物上。其表现手法主要有木雕、砖花、石膏浮雕、彩画。装饰纹样主要有：谢德纹、伊斯力玛纹、巴旦木纹、石榴纹、花蕾纹、花朵纹、小花纹、叶纹等。
木雕。维吾尔地区清真寺的木雕非常精细，栅栏门、院落门上面都有各色各样的木制雕花或凸刻贴花。木制格窗做得极精巧，有的以阿拉伯文组成，有的以几何图形组成。窗或圆形，或菱形，或方形，或六角、八角形，富于变化。梁枋檐柱的木雕也极丰富，在那些较大的礼拜殿，凡梁枋檐柱及雀替的木画上均布满雕花并施以重彩，使全殿显得富丽多姿。特别是那些木柱雕花，粗看大体相仿，细看会发现每根木柱柱头柱脚的雕花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雷同。这种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又有统一的木雕艺术，实在令人叫绝。
砖花。新疆寺多用黄褐色砖作建筑材料，在砖的使用上颇为讲究。一般来讲，有三种装饰法：一种是拼砖花装饰，即用砖直接拼成三角花格、六边连环双关格、六边连环交叉格、菱形斜格等造型优美的图案，赋予建筑宏伟壮观的情调，多用于房檐、台阶等处。第二种是将砖预先制成各种形式，再砌成不同的几何图形。多用于大门边框、尖塔、拱北、墙垣、土台的某些部位。这是维吾尔建筑艺术中最常用的一种艺术造型手段。第三种是将砖面上铸成图案纹样，然后再按图案拼砌。这种饰法可以构成石膏花效果，但比石膏化坚固耐久。
新疆最大的伊斯兰教建筑砖作，当推吐鲁番的苏公塔。该塔又称伊明王纪念塔或额敏塔，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塔形浑圆，全部砖砌，通高44米，圆顶直径2·8米，塔基圆径11米。塔下为高台，高台旁临公路，公路低于高台10余米，故从公路仰视，大有高塔凌云之感，蔚为壮观。塔身满布缨络、锦绣花纹，全为砖砌而成，花团锦簇，赏心悦目，诚为建筑艺术之精品。因塔的收分很大，砖砌花纹愈往上愈紧缩，需预先将砖雕成符合各层规格的花纹图案，这是很花心血的，如非技艺高超的匠师绝难办到。
石膏浮雕。用石膏花装饰图案施于城市建筑，在新疆由来以久。北宋王延德（989－1006）在其《西州程记》一书中写到：“都城火州，地无雨雪而极热……居室覆以白垩”。可知以石膏为饰，是适应新疆天热少雨这一自然环境的。石膏花雕形式多样，有以一点为中心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有的则为圆形、方形、菱形、三角形、多边形等独立纹样。种种图案，相互配合协调，造型整齐有序，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喀什卡赞奇牙尔别希街清真寺壁龛及其四周，皆为石膏雕花，在白色花纹之中，分别饰以蓝、红底色，令人感到一种朴素而又严谨的作风。
彩画艺术。新疆维吾尔地区清真寺一般都广饰彩画。举凡门扉、壁龛、前廊、藻井、梁枋、木柱，均用浓彩绘制具有独特形式和风格的花卉、水果、花瓶、风景及几何图案。这些彩画技巧高超，多用对比鲜明强烈而又相互协调的色彩绘成，体现了维吾尔民族强烈的色彩观念。如有的大殿，木柱油饰为褐色、蓝色或绿色，而顶上梁枋却用白色，显得朴素淡雅。有的将枋心分成数段，分段绘制各式花纹，在枋的空白处则露出本色木面，略加雕刻，显现出金黄色调，不仅美丽大方，也解决了枋木过长过细难以彩画处理的矛盾，可谓匠心独具。还有的在枋下施以连续花纹，在转角处加红褐色线条，变化多端，灵活随意。近代建筑彩画尤为艳丽，墙肩处加施红、白、蓝、绿等各色连续花纹，花样翻新，生动非常；天花上常绘花卉、水果、风景、卍字，图案各不相同，又都具有一致的作风，是内地清真寺中所少见的。
新疆维吾尔地区清真寺装饰艺术，源于当地人民的生活实践。维吾尔人历来有在庭院种植果木、栽培花卉的习惯，这种生活习惯反映到清真寺装饰图案中是很自然的。另外，在历史上维吾尔人曾受佛教、景教、萨满教、摩尼教的很大影响，这些宗教的建筑装饰手段，也会被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工匠所借鉴和吸收。他们运用各种艳丽色彩，将各种植物及生活用品等，经过巧妙的艺术造型处理，统统彩绘入画。所以新疆维吾尔地区清真寺的装饰艺术生活气息很浓，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维吾尔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趣，也反映了他们不厌世避俗、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
上面概括地介绍了中国清真寺建筑的两大体系。如前所说，无论是中国传统风格为主的清真寺，还是以阿拉伯风格为主的清真寺，都是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相互交流的产物。它们与佛寺、道观、文庙、基督教堂等建筑有显著差异，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风格；它们也与外国伊斯兰教建筑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些遍布全国的清真寺，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和世界建筑文化的花坛。它们是历代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长期友好往来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理应得到人们的保护和认真的研究。
（图片：洛阳五坊公寺[3]、西安化觉巷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