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土金璋
人物简介
土金璋  土金璋（右）参演电影《周恩来》（1921.10.10—），生于陕西省淳化县卜家乡土家嘴村（后划入东庄村）；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
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辅导员、赤水县民教馆馆长、新正县政府科长、赤水县三区区委书记、三原地委组织部科长等职。建国后，历任高陵县委书记，陕西省委组织部处长，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西藏外交处副处长，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主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西安市副市长兼外事办公室主任，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离休。
建国60周年之际，土金璋感言“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我见证了这一路走过的跌宕起伏。国庆来临之际，作为一位老革命，我心中有无限感慨。我祝福祖国更繁荣，社会更和谐，生活更美好。”
人物轶事
  土金璋(左4)等延安同志受到毛泽东接见[1]土金璋是典型的敢讲真话的领导干部；1973年6月9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听说延安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立即找土金璋个别谈话：“金璋同志，你到延安快十年了，延安人民还吃不饱饭。请告诉我真实情况。” 土金璋据实汇报：“延安有14个县、130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十分贫困。子长县李家岔区的群众，包谷面都吃不饱，有些人家几口人盖一床被子。”
总理眼圈红了：“战争年代都没这么苦，现在为什么这么苦？”土金璋回答：“总理呀，我琢磨着，这可能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系。群众种的一点南瓜、包谷，割‘资本主义尾巴’都割掉了。”
总理立刻严肃起来：“你为什么不阻止？” 土金璋欲言又止，望着总理严峻的目光，他如实地说：“总理呀，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 
总理说：“不阻止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定要阻止，要让群众吃饱饭。”土金璋立即回答：“好，坚决按总理指示办。”
吃饭时，有人问总理：“喝酒吗？”总理沉着脸说：“不！”并招呼延安的同志同他一桌吃饭，席上，总理问：“我让北京支援你们，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原人均粮食250公斤），能不能做到？”大家说：“行！”总理说：“我就等你们这句话，拿酒来！”他一一和在座的延安同志碰杯……
这个情节后来被搬上荧幕，在电影《周恩来》中再现，而且摄制组专门邀请土金璋饰演原角色的土金璋，拍戏时，土金璋忘了是在拍戏，好像回到与周总理在一起的难忘时刻；事后，他还夸奖王铁成扮演的总理像极了。
人物回忆
  土金璋(中)迎接周恩来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2]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负责外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纪念馆陈列方案，报经中共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案。
时值盛夏，万木葱茏，我们到了北京心情格外愉快。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确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联系汇报事宜，其他同志则每天出去走访老同志，征求他们对陈列方案的修改意见。
7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主席办公室汪东兴主任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紧张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调到延安工作，因到延安时间短，对工农业生产正处于熟悉情况阶段，随身又未带材料，担心向毛主席汇报不好。因此，我建议说：“我们一同来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参加主席接见，大家都谈，你一句，他一句，这样谈就全面些，不仅能满足主席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能满足主席见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汪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今天不定，过两天再说。”
当时在我脑海里就映出4年前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工作时，和毛主席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和谈过话的情景，特别是一天上午在国宾馆12号楼大 客厅的一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当时，主席坐在大沙发上，我坐在左边小沙发上，主席叫我也坐在大沙发上，长时间拉着我的手，和蔼亲切地笑着，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陕西淳化县，原陕甘宁边区赤水县人。”主席说：“赤水县就是淳化县和原三水县(后改为旬邑县)的各一部分。”主席又讲到旬邑县的职田镇、崔家河、土桥镇，淳化县的马家山、通润镇、爷台山等地，以及原陕甘宁边区的这两个县与国统区边境线上的村、镇。毛主席由西北讲到东南，提起这些村镇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可见主席记忆力强得惊人。
6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延安来的同志7号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由于我事先未告诉大家主席接见的事，大家听了不要外出的消息，立刻议论起来。有的说：“明天可能有重要报告。”有的说：“可能是什么重要会议要咱们去参加吧！”延安党校校长黑振东同志说：“我看怕是毛主席要接见咱们延安来的同志吧！”说到要和毛主席见面，大家异常兴奋。黑振东同志夜晚睡不着觉；有的同志买了新衣裳，有的同志买新皮鞋，有的同志一整天不离开招待所，有人出去理发也要说清楚在哪个理发馆，怕耽误了良机。
7月7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又来了电话，指名要我接电话。拿起了听筒，同志们都把我围了起来，大家的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屏声静气地看我的表情。我放下听筒后，立即激动、大声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延安人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大家先是一愣，顷刻猛然醒悟过来，都兴奋地欢呼跳跃着。大家在自己房子眼巴巴地瞅着钟表，恨不得把指针拨快一点。同志们急切地盼望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5点钟，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从招待所大门驶进，服务员同志礼貌地来到我们坐等的小会议室，兴奋地说：“ 中办来车接延安的同志们。”黑振东、张茂远、刘克廉、黄高谦、冯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车。
小面包车在奔驰，大家顾不上欣赏窗外的景致，一颗颗焦急的心已早早飞到人民大会堂，飞到毛主席身边。当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们：“主席正在接见外宾，很快就要来了！”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6点20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汪东兴同志带我们到湖南厅前厅。蓦然间，我们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又惊又喜，只见主席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履向我们走来，汪东兴同志上前告诉主席：“延安同志来看望您了。”主席听到后满面笑容地点点头，同大家一一握手。
我第一个和主席握手，我仔细地端详着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宽阔的额头，温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无一不显出伟人的风采。握着主席那温暖宽厚的大手，我激动得心呼呼直跳，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汪东兴同志介绍说：“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由于我和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几次面，这时主席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摇了摇头连声说：“不不不。”汪东兴同志忙作解释说：“金璋同志原在钓鱼台宾馆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因延安这几年外宾去的多，陕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主席听罢，一边点头一边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我说：“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主席慈祥地笑了：“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们都在延安工作吗？”我介绍说：“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党校工作。”主席又问：“延安现在怎么样？”我说延安有不小变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延安的情况。我接着又说：“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这时，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远处，缓缓地说：“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应该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听到主席这番话，大家心中一热，热泪几乎从眼眶里涌流出来。接着主席又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主席周围。不少同志同主席握了几次手。这时汪东兴同志走过来对主席说：“延安的同志们想同主席照个像。”主席笑着说：“好！好！大家照个像留念。”同志们又热烈的鼓掌起来。主席连连招手，关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主席，以至于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冯芝桂同志还未将双手放下。照完像，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别，同志们对主席说：“祝愿主席身体健康。”主席也笑着说：“好！好！谢谢大家。”大伙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毛主席，主席一边招手一边说：“谢谢你们。”
第二天上午，我们12人在招待所开了个谈感想座谈会，每个同志都滔滔不绝。说不完的感想，谈不完的体会，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一句话：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回答主席对延安和延安人民的关怀。
这真是终生难忘的一幕啊！过了几天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送来了16张放大的照片，传达了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除给每个同志一张外，西北局、陕西省委、延安地委也各给一张，给了我两张。黑振东同志把他那张照片放在房间的桌子上。招待所的服务员一面惊奇地看照片，一面羡慕地说：“你们延安人就是特殊，我们住在北京还没有和毛主席照过像，你们刚来北京几天，就见到了毛主席，还合了影。”黑振东同志得意地说：“延安就是不一样嘛，是党中央、毛主席住了13年的地方嘛！”
当时，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正在北京医院住院，我们把毛主席接见的情况给他做了汇报，他看了我们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后说：“照片上主席这样满面笑容，这样高兴，看来主席可能要回延安一趟。恐怕要做些准备，你们回去给省委、延安地委汇报一下。”按照张德生书记的指示，我们当即打电话，向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作了汇报。
后来，据说毛主席准备先到井冈山，然后再回延安。1965年5月，毛主席回到井冈山，由于国事繁忙，加之国内外形势的骤变，毛主席回延安的愿望未能实现，成为主席生前的一件憾事。
这张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一直挂在我书房里，每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上挫折和不顺心的事，我便会情不自禁地凝视着那张照片，凝视着毛主席那亲切的目光和慈祥的面容，于是我的心中就产生了一股热流和力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