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喜田
人物简介
字耕之，号虚旷斋主。1956年生，山东省乳山市人。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文化学者、作家、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会员）  。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干事；国内贸易部中国国防军工物资总公司计划处处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北京西藏北斗星图片总社总经理等职。著有《全宋词人名词调索引》（与寇琪合著）、《魏晋名士的风流隐痛》、《易经与堪舆学及占星术》、《东交民巷与义和团》、《当代中国丛书》（执笔者之一）、《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等。杂文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等。
最新著作：《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中华书局2011年8月第一版，11月第二次印刷。
即将出版：《石破天惊论语正》中华书局2012年5月
研究方向：儒学，孔子，《论语》文本学
学术贡献
一、首次系统总结出“君子之道”科学内涵；
二、对“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做出新解释，推翻了孔子歧视妇女的观点；
三、对《论语》文本做了独到研究。首次向学术界介绍石永楙及其《论语正》；
四、在二十世纪词学研究领域具有学术地位。
社会影响：在清华大学等数所高校作学术演讲，反响强烈；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呼吁创造社会机制让君子更易成功，影响巨大；新华网、中国网、人民网、香港大公报、北方网、中华书局网等均有大量报道。
  2011年12月3日高喜田在
清华大学作学术报告
石破天惊《论语正》（即将由中华书局于2012年5月出版）
——影印本《论语正》前言
涂宗涛 高喜田 
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论语正》一书，对於推进《论语》的文本研究，考察《论语》的原始面貌，准确理解孔子及其思想，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均大有裨益。兹仅就《论语正》及其作者石永楙的情况略为介绍如次：
一、石永楙的生平及其著述概况
石永楙（又名永懋、永茂），字松亭。生於1909年，卒於1975年。原籍山东茬平，久居天津。其父名兴周，以教书为业，并通岐黄术。松亭幼承庭训，读经之馀，亦好切脉，曾师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学医。少年入天津县师范讲习所就学，1927年加入严修创办的崇化学会，为首届学员，受业於章钰（式之），奠定深厚国学基础。“七·七事变”後曾西入巴蜀，在重庆结识徐悲鸿、傅抱石等画家，彼此引为知己。抗战胜利後返津，先後任教於法汉中学、木斋中学，又曾任药铺秘书职。其间陆续出版了《庄子正》、《大学正》、《中庸正》、《礼运正》等数部专著。1946年，所作《论语正》问世，受到当时学界名流如卢弼、金梁等人的肯定与赞赏。徐悲鸿对此书也极为推崇，曾函购数部寄赠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教育部部长朱家驊，以期引起国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在日寇投降后的内战期间，松亭因不满於国民党独裁政治，曾加入过张东荪、张君劢所创中国民主社会党，并一度代理该党天津党部秘书长。1950年，“民社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松亭失业。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上书，请为石永楙安置工作，并随信将石所著《论语正》寄呈。毛泽东曾复信徐悲鸿，表示可推荐其到郭沫若任主任的中央文教委员会任职。为此徐悲鸿曾两次亲赴天津促其晋京，其後又有画家黄养辉代表徐悲鸿专程到天津敦请，但因顾虑到政治与学术环境等问题，松亭终不肯赴京就职。其後寄寓津门，或行医或教书或引车卖浆，处境日益窘困，晚景愈加凄惶。1974年，举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松亭因言论不合时宜而被捕，1975年死於狱中，屍骨无存。
二、《论语正》的学术价值
欲知《论语正》的价值，必先略知现今通行本《论语》的问题所在。众所周知，现今通行本《论语》，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等二十篇，共四百八十馀章。“其分篇，无系统；其章次，无甚义理；其辞，每割截不完；其作者，不知何人”（石永楙《论语正·叙要》）。这部以《论语》标名、结构散乱的儒家经典，是在汉代产生并逐渐完成的。先是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受命整理在景帝末年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散乱竹简（所谓“孔壁中书”。其中论语部分後世称为“古论语”），加以编缀隶写成卷，用以教授鲁人扶卿，名之曰《论语》（此前文献中从未见“论语”名称）；其後经安昌侯张禹改编为章句体以教授太子刘骜（汉成帝），史称“张侯论”。张禹因贵为帝师，影响力大，故“张侯论”得以独传，其馀各家传本逐渐湮没，石永楙称此为“乱本夺真”。东汉末年大司农郑玄，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参校其它版本加以编订和疏解，形成今天《论语》的模样。其後经唐宋明清，《论语》被列入《四书》和《十三经》，成为钦定的经典，再无人敢增损或颠倒一字。这就是流传两千多年的《论语》文本的简要历史。其实《论语》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今之学界皆知有鲁论（鲁论语）、齐论（齐论语）、古论（古论语），又有所谓“河间本”，但谁也未见过它们什麼模样。虽如此，我们从古文献中多少还是能够得到有关《论语》原始面貌的一些信息。例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而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明确指出：“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根据王充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在西汉时代，《齐论语》和《鲁论语》都是分为上下二篇的，其中有“问王”和“知道”作为篇目；河间本分为九篇。这样的篇章结构，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二十篇版本，是完全不同的。石永楙先生透过浩如烟海的典籍史料，披沙拣金，追寻蛛丝马迹，拨二千馀年之乱，正本清源，创成《论语正》皇皇钜著，力求还原《论语》的真面目，其学术价值和对中华文化之贡献，实有不朽之功。《论语正》首尾一贯，结构谨严，共上下两篇：上篇：知道篇，共五章。分别是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问王篇，共四章。分别是正名第六，士耻第七，绝四第八，问王第九。此外，石永楙研究认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论语》，其实应该叫作《孔子》（与《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百家著述的命名规则相同）；并认为《孔子》的作者，是子贡和陈亢。经过重新编缀纂合的《论语正》，不仅使古文献中有关《论语》的记载有了著落，而且使孔子的思想得以符合逻辑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说明这样做的道理，石永楙撰述《论语正·叙例》一卷，以三万馀言的篇幅，将《论语》的名称变迁历史、乱本夺真的情况、自己为厘正《论语》的纰缪所做的工作以及为彰显孔子微言大义所做的论证等等，均细加阐述。并将所引证的典籍根据一一胪列，是一篇研究《论语》文本的专题论文，堪称振聋发聩，弥足珍贵；在正文中凡有重新组合、调整的语句（书中称为“简”），都作出详尽说明。如将通行本《论语》第十篇“乡党篇”前五章移为《知道篇第一》的弁辞，其理由是“先写孔子在乡党朝廷一切动容，俾读者想见其意度举止”。这样做是符合为文谋篇的基本规则的，且通篇来看，也颇有尺接寸合顺理成章之感。类似之处，在《论语正》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思想创新、学术创新的浩大工程，是一部解构《论语》的惊世之作。著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可能会受到“侮圣蔑经”的指斥，献出这部国学奇书，其学术勇气，令人景仰。金梁（息侯）赞佩石永楙为匡正《论语》文本的贡献巨大，称其“二千年来，一人而已”。《三国志集解》作者卢弼，是著名的饱学之士，他甚至把石永楙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地位相提并论，称其为“二十世纪之马丁路德”。徐悲鸿在致毛泽东信中称石永楙“其所造就许多人惊服（悲鸿亦附和）”。这些公认的学者大家如此高调评价《论语正》，决非虚语。《论语正》的学术价值，概言之，一是为恢复《论语》的原始面貌做出开创性贡献，对《论语》的文本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深具研究价值。自汉代以来二千馀年，虽然历代先哲前贤从未中断过对《论语》和孔子的研究、解读，并且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之一。但却无人对《论语》的文本进行认真研究，而这恰恰是最为根本和最为关键的环节。虽然历代不乏智者对《论语》文本提出过质疑，但鲜有人像石永楙这样下真功夫做严肃的科学的甄别，为恢复《论语》的原始面貌做出大量艰苦细致且卓有成效的工作。应该说这是颠覆性的创举，其价值和意义，将是巨大和深远的；二是对完整准确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具深远意义。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一点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甚至连有些反孔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但是两千多年来，关於孔子的思想，存在不同的解读，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却往往是同一部《论语》，这是长期以来令学界深感困惑的问题。
《论语正》的问世，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观察视角，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解读和领会孔子思想的新鲜路径。例如关於“世而後仁”的问题。历代疏解者均将“世”训释为“三十年”，把《论语·子路篇》中的：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解读为：“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531页）这样的解释，虽明显牵强，却代代相传无人厘正。石永楙先生在把原散乱於通行本《论语》各处的简片重新归拢联缀之後，把“世”训释为“继世、世及之世”，把孔子的这段话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相联系，指出：“王者有圣德而君天下之称，所谓万民归往谓之王是也。王者不能世世相继，遂致天下为家，大同不能复见，仁政不能复行，其祸皆由独夫有司，不能以天下与人而生‘即专制’，其为恶也大矣”（《论语正·叙例·微言大义乖绝辩》）。这样的解读，言之成理；再如“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从“与”之“偕同”、“相交”、“跟随”、“亲附”义引申训释为“事人”之“事”，把这一妇孺皆知的孔子名言解读为“惟女子事小人之夫亦难事也”。指出此处之“小人”，“正指其所事之人而言”（《论语正·知道篇之五》）。这就推翻了历来关於孔子歧视妇女的观点；此外还有“文质彬彬”、“子见南子”、“颜路请车”等等，均发前人所未发，自成一家之言；三是对当前和未来推进儒家文化研究、建设中华文明道德等具有重大意义。当前社会浮躁不安，整体道德水平下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面临极其艰巨的任务。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这一宝贵精神资源，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并开发利用，以“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并融和借鉴现代一切文明成果，重建我们的精神道德，以跟上世界和时代前进的脚步。《论语正》的面世，将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并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论语正》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它对《论语》文本的研究成果，对恢复《论语》的原始面貌所做的努力与探索，虽具开创性贡献，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并非定论。其中有些观点，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作者曾於卷末，悬酬征求意见；另据石永楙学生称，先生在讲授《论语正》时，曾对其中多处做过修改，并有修订手稿示人。可惜在“文革”荒诞岁月中，这些宝贵资料都已化为灰烟。《论语正》的价值与贡献，亟待後学研究、评判。
三、《论语正》的出版发行情况
《论语正》初版於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1946年11月）。由天津《大公报》馆承印，竖排32开，线装铅印，上下二册，封面由金梁题签，正文前有金梁、卢弼、王西铭等人所作序言，其後为石永楙撰《叙例》一卷三万馀言。正文中经文部分用大号宋体排印，撮要与疏解部分用小号宋体双排附於经文下，每一篇章前後均有作者简短说明。虽以文言行文，却也浅白易读。该书由王彬（字西铭）、李钧（字兴田）出资赞助，只印制1000册，全部交由石永楙分赠友人或作学术交流之用。其时内战风烟又起，国人无暇顾及文化学术，《论语正》的出版，正如雨落荒漠，寂然无声。1949年後，厚今薄古，政治运动频仍，“文革”期间儒学又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石氏并因此而枉死狱中，所以《论语正》始终未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目前这部著作，除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少数图书馆有馆藏外，散落在民间收藏家手中者，在“文革”中恐亦大多毁灭。六十多年来，《论语正》如荆山之玉，寂寞无闻。近年来国学渐热，在众多解读《论语》的著作中，鲜有提及《论语正》者。天津涂宗涛氏苹楼因藏有一部，曾委托宋文彬君撰《石永楙和他的<论语正>》一文，刊载於《天津史志》2010年第3期，略有影响。近有徐悲鸿研究者湛江师范学院彭飞先生著文介绍徐、石交往情况，对《论语正》有所提及。2009年，台湾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编辑出版的《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三辑》，收录了民国时期六十部卓有成就的经学专著，其中《论语正》被列为第四十八册。可惜大陆读者，不便获读，殊覚遗憾。今得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巖先生的重视，使《论语正》得以梓行流传，石永楙先生如果九泉有知，可以瞑目矣。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论语正》的面世，不失为一份珍贵贺礼。 作者分别识於天津苹楼、北京虚旷斋夏历壬辰年岁首。 
中华书局 编者注：涂宗涛（1925— ） 号苹楼，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华吟诵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国学研究会、中华诗词学会、楹联学会等学术团体顾问；并先後兼任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校讲席；当代藏书家。主要著作有《常用文史工具书简目》、《诗词曲格律纲要》、《诗词曲答问》、《诗词创作实验录》、《苹楼夕照集》等。《苹楼藏书琐谈》即将出版。本次影印底本《论语正》，即为涂先生所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