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麦田的守望者
内容梗概
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的十六岁少年，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之后，不敢贸然回家，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酗酒……他看到了社会的种种丑恶，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霍尔顿几乎看不惯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要真正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这一辈子最痛恨电影，但百无聊赖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他厌恶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却又糊里糊涂地叫来了妓女；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萨丽，却又迷恋她的美色，情不自禁地与她搂搂抱抱。因此，他尽管看不惯世道，却只好苦闷、彷徨，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仍不免对现实社会妥协，成不了真正的叛逆，这可以说是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人物霍尔顿的悲剧所在。
点评鉴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现代经典”：一部是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1914—)的《无形人》(The Invisible Man，1952)，一部就是本书。本书篇幅不大，只十几万字。作者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外，迄今只写过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在美国社会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一出版，就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一时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模仿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他们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鸭舌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甚至在六十年代初期，外国学者只要跟美国学生一谈到文学，他们就马上提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的青年、不同的家长和不同的评论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作出不同的评价。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颂扬此书，把它说得天花乱坠，认为成人通过本书可以增加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年人在阅读本书后则能增加对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并促使自己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另一种意见严厉批评本书，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说主人公满嘴粗话，张口“他妈的”，闭口“混帐”，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从而认为本书内容“猥亵”、“渎神”，有些家长甚至要求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这类书籍，某些图书馆(如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的中学图书馆)曾一度将本书列为禁书；但经过时间的考验后，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本书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许多公共学校还以它为教材，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中，指定本书为必修读物。这部小说出版后，至今影响不衰，总销售量已超过千万册，有好几种不同版本，例如平装的班登(Bantam)版已印至第五十三版。它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全书，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人活着除了物质生活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精神生活往往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战后物质生产发展得很快，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激增。但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空虚。五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奉行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遏制共产主义，国际上加剧冷战，国内镇压进步力量，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有些人粉饰太平，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另有些人看不惯庸俗、虚伪的世道，想要反抗，却又缺乏光辉的理想，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因此美国有的当代史家把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有些青年人以消极的方式(主要通过酗酒、吸毒、群居等颓废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反抗，史家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或“垮掉分子”。本书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的人物如本书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实际上也是垮掉分子的代表，但垮得还不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如霍尔顿尚想探索和追求理想(包括爱情理想)，因此他向往东方哲学，提出长大成人后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一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①
这种理想当然幼稚可笑，但说明作者有点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来的那样，尚有“救救孩子”的想法。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他的性格较为复杂，有受资本主义社会耳濡目染的丑恶一面，但也有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纯洁一面。他为什么不肯用功读书，被四次开除出学校?那是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这就是霍尔顿所生活的世界。他不愿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因此他的不用功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现行教育制度的一种反抗。另一方面，在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又能找到什么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势利的伪君子，连他所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后来发现也可能是个搞同性恋的，而这位老师谆谆教导他的，也只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信条：“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这样，霍尔顿这个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的十六岁少年，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之后，不敢贸然回家，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酗酒……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霍尔顿几乎看不惯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要真正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这一辈子最痛恨电影，但百无聊赖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他厌恶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却又糊里糊涂地叫来了妓女；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萨丽，却又迷恋她的美色，情不自禁地与她搂搂抱抱。因此，他尽管看不惯资本主义的世道，却只好苦闷、彷徨，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仍不免对现实社会妥协，成不了真正的叛逆，这可以说是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人物霍尔顿的悲剧所在。 
我国的青少年生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亲切关怀，既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与资本主义的丑恶环境作对比，确能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当然，如果有个别青少年分不清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尔顿的思想、举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了。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 
本书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可以说开当代美国文学中心理现实主义的先河。从表面上看，霍尔顿不求上进，抽烟、喝酒、乱谈恋爱甚至找妓女，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坏孩子”，如果光看这些外表上的不良倾向，当然无法真正理解像霍尔顿这样的孩子，而我们多少成年人却往往用简单、粗暴、主观的方法去对待青少年(包括自己的子女)，从而造成或加深两代人的隔阂(也即西方所谓的“代沟”)。本书作者以犀利的洞察力解剖青少年的复杂心理，透过现象观察精神实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霍尔顿的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既揭示了他受环境影响颓废、没落的一面，也写出了他纯朴、敏感、善良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青春变化期青少年的特点，无怪乎在西方社会里引起了广大青少年的巨大反响，而且不少成年人也把它看作启发自己理解年轻一代的钥匙。 
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这种风格后来被不少西方作家所模仿。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口语，在翻译中要完全传达出来确有很大困难。译者只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足之处只好引咎自责。[1]
成就与影响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经过30多年来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2]
作者简介
作者塞林格全名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1/1——2010/1/27）享年91岁，一九一九年生于美国纽约城，父亲是做奶酪和火腿进口生意的犹太商人，家境相当富裕。塞林格十五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军事学校里住读，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背景的。一九三六年，塞林格在军事学校毕业，取得了他毕生唯一的一张文凭。 从一九四零年在《小说》杂志上发表他的头一个短篇小说起，到一九五一年出版他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止，在十余年中他共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有些短篇还在《老爷》、《纽约人》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使他在文学界有了一点点名气。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则使他一举成名。主人公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这一形象尤其得到青少年的普遍认同。一时间，就像模仿少年维特一样，模仿霍尔顿的言语行动和穿着，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此后他隐居到乡下，特地为自己造了一个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作书房，每天早晨八点半就带了饭盒入内写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他；如有要事，只能用电话联系。他写作的过程据说还十分艰苦，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他写作的进度越来越慢，十年只出版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后来甚至不再发表作品。偶尔有幸见过他的人透露说，他脸上已“显出衰老的痕迹”。他业已完成的作品据说数量也很可观，只是他不肯拿出来发表。不少出版家都在打他的主意，甚至在计划如何等他死后去取得他全部著作的出版权，但至今除本书外，作者只出版过一个短篇集《九故事》（1953）和两个中篇集《弗兰尼与卓埃》（1961）及《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一个介绍》（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