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一八惨案
发生时间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造成极大的恐慌。
事件经过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是日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和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群众大会上午10时开始，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报告会议议程，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亲自参加了这次斗争。李大钊、陈乔年等由于掩护群众而受伤。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学校停课，为死难的烈士举行追悼会。23日，于北京大学三院在陈毅的主持下召开全市追悼大会。鲁迅把3月18日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北京的反动统治更加猖狂，李大钊等人被通缉，党的活动更加困难。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同时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５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张作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飘萍于被秘密处决，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代校长蒋梦麟等遁入六国饭店再秘密离京。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被查封。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１９２６年４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历史评价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３９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２８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三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三棱形的纪念碑上，三面分别刻有“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１９７０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１９２６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碑身正面镌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三一八惨案时说：“这里很有玩笑的成分，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所谓“照例”是指先前写过类似“玩笑”的文章也，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各校教员为追讨政府拖欠的薪水举行示威游行，北大教员在新华门前被军警殴伤，事后政府却发表命令，说教员是自己“碰伤”，对此周作人十分反感，遂发表《碰伤》，极尽嘲讽之能事，予以讨檄：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而言，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事件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事件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政府当局的无耻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政府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事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事件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事件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事件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政府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政府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事件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作者：子非鱼兮 回复日期：2005-12-30 12:49:05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事件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对三一八惨案的看法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