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敦煌文书
基本信息
敦煌文书
中国甘肃省敦煌(甘肃省酒泉市辖的一个县级市）莫高窟所出5～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
发现
1900年，道士王园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四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涵盖内容
经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
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
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注目。如《楞伽师资记》及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诀》等，可用以说明8世纪拉萨法诤的情况。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则反映了藏族学者对汉、藏两族文化的贡献。
汉文遗书中非佛典文献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隶古定《尚书孔氏传》十分重要，皇侃撰《论语疏》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属于小学类的韵书有二十余件，其中有陆法言的《切韵》等。史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后语》、蔡谟注《汉书》等佚书。由于唐《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发现，使人们对唐代的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有了新认识（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卷，对考释丝绸之路地理有重要价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件有助于研究唐代门阀观念的演变。子子部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近年亦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等。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西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还有医书、算经、历书、占卜书、类书、书仪等。集集部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词文等。1957年中国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搜集了变文、押座文等写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王昭君变文》、《庐山远公话》等。此外，列宁格勒藏本《双恩记》亦颇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选唐诗，可补《全唐诗》之佚。在二十余件《王梵志白话诗》写本中，以列宁格勒所藏大历六年（771）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抄本为善本。《云谣集杂曲子》等写本的发现，对研究词曲史有重要意义。目前对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内外是一重要专题。此外，唐代刘邺《甘棠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都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而后亡佚的集子。其他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煌郡■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徭、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
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
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
敦煌文书中，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敦煌遗书的内容和价值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了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为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大批户籍资料，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的阶级关系认识的更加深刻。寺院文书反映着寺院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
官私文书
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炖煌郡炖煌县差科薄》为唐前期杂徭﹑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分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
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
敦煌文书中﹐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目前分布
敦煌文书发现以后，在1907～1914年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尔登堡等，先后来到敦煌，买走大批文书卷子。目前在国内，敦煌写本的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敦煌、兰州、上海、天津和台北，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国外则分藏于伦敦、巴黎、列宁格勒、京都、柏林等地。敦煌遗书的发现，推进了与中世纪的中亚、中国相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的研究。
各国的敦煌文书收藏情况如下[1]：
英国藏品主要为斯坦因于1907、1914年两次从莫高窟劫获，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总数约13300件左右，包括12种语言文字的文本。
法国主要为伯希和于1908年劫获，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总数约6000件，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大量回鹘文、吐蕃文写本。
俄罗斯主要为奥登堡于1914年劫获，总数约19000件，其中残件较多，绝大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350件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日本主要为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于1912年劫获，另外还有大量购自中国民间的卷子。其中橘瑞超所得藏于旅顺原关东厅博物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返还中国，共660件，由北京图书馆收藏。吉川小一郎所得百余件。购自中国民间的不少于600件。现在日藏敦煌文书共计约750件，分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46件）、国立博物馆（72件）、东京书道博物馆（153件）、龙谷大学图书馆（38件）、奈良招提寺（42件）、奈良宁乐美术馆（2件），以及京都有邻馆、天理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等处和一些私人藏家手中（私藏不少于184件）。
中国藏品主要为劫余部分，分藏于京、津、沪、沈、宁、杭、港、台和甘肃一些地方。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约16000件，北大图书馆藏212件、大部分是向达馆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于社会上购得。
上海图书馆藏187件，上海市博物馆藏80件，上海龙华寺藏10余件。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300余件，天津历史博物馆藏25件，均为历年购得。
辽宁省博物馆藏100余件，南京图书馆藏32件，南京博物院藏10件，浙江省图书馆藏20件。
敦煌研究院藏1524件，含1944年出土及历年零星收购写卷，莫高窟北区考古出土文书。另有残片2857枚。
甘肃博物馆藏138件，甘肃省图书馆藏32件，西北师范大学藏24件，甘肃中医学院藏4件。敦煌市博物馆藏汉蕃式文书415件，又有吐蕃文写经8482页。酒泉市博物馆藏103件，张掖市博物馆藏1件，高台县博物馆藏6件，安西县博物馆藏10余件，定西博物馆藏10件。
台北国立图书馆藏153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藏40余件，台北共收藏约200件。
此外，四川省图书馆和新疆社科院也有藏品，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私家藏品数量不详。我国总计藏品约19500件，吐蕃文写经9648页，残片2857枚。
美国藏品不少于25件，分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9件）、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3件）、福格艺术博物馆（2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3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3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3件）等地。
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16件。
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图书馆藏3件。
其他据悉，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典等博物馆亦有收藏，数量不详。
敦煌文书总计现存卷式文书不少于58600件，又有吐蕃文写经9648页及大量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