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跳房子游戏
基本信息
【名称】《跳房子游戏》 
【年代】现代 
【国家】阿根廷 
【作者】胡利奥·科塔萨尔 
【体裁】长篇小说
内容概要
阿根廷青年奥拉西奥·奥里维拉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来到了巴黎，与为了逃避对过去的回忆亦携子来到巴黎的乌拉圭女青年玛佳邂逅，从相爱而同居。奥里维拉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蛇”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职业不同，志趣不同，其中有阿根廷人、南斯拉夫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有一个华人。在俱乐部的聚会上，他们谈论美术、音乐、爵士乐、禅宗、文学、哲学，共司探讨人生的真谛，然而这些人通过理性思维所探讨的问题，却总也得不出一个结论。相反，玛佳不进行任何思辨，却不知不觉地在自己所认为的真谛中生活着，正如主人公所说：“有几条形而上的河流，她（指玛佳）正在象燕子飞翔于空中一样，在其中游泳，而我，尽管写作，下定义，却只能是永远希冀着。”玛佳代表着一种希望：被寻求的新秩序是存在的玛佳的儿子患病死去，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这些都造成了两人的破裂。玛佳不辞而别，俱乐部解散。一次奥里维拉同一流浪女在街头相遇，被警察捉去，放出后，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阿根廷。
奥里维拉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同自己原先的女友赫克列普顿住在一起，但却与老明友持拉维勒尔和达丽塔夫妇来往甚密。他与女友就住在特拉维勒尔夫妇对面的一幢楼房里。奥里维拉、特拉维勒尔和达丽塔三人同在马戏团工作，后来又共同管理一个疯人院。一次奥里维拉吻了达丽塔，为防止特拉维勒尔报复，他逃回自己的房间，在房间中挂满了布条，地上放了许多脸盆，自己则坐在窗台上等着。最后他失去了理性，从窗台上一跃而下。
作品多用对话和内心独白的形式来表现人物在探索中的思辨。但也写了一些荒诞的，但却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现举三例：①一次，奥里维拉同“蛇”俱乐部里的两个朋友到饭馆去吃饭，在喝咖啡的时候，一个糖块从奥里维拉的手中滑落，滚到较远的一张桌子底下。奥里维拉一面心中感到纳闷：糖块是方形的，怎么会滚得这么远，一面赶去趴在地上寻找。侍者以为他掉了一支派克笔或是一枚金路易，也趴在地上为他寻找。二人在客人腿间翻来翻去，惹得客人很恼火。当侍者知道他找的是一个糖块时，愤然离去。奥里维拉终于在众人的嘲笑声中，从地毯毛间找出了糖块，但糖块已经化掉，粘在他汗渍渍的手上。②也是去巴黎，奥里维拉一次单独去听一个钢琴独奏会，年老的女钢琴家演奏得很鳖脚，曲子也不受欢迎，听众渐渐离席而去，到了最后只有奥里维尔留了下来。他看到女钢琴家伤心的样子，顿生同情之心，就陪她回家。到了家门口，她那同性恋者的丈夫正在里面同人乱搞，不给她开门。此时又下着大雨，奥里维尔建议她去旅馆开个房间。女钢琴家在连问了他几声“你要干什么？”之后给了他一记耳光，③奥里维拉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同自己的女友住在老朋友特拉维勒尔和达丽塔夫妇对面的楼房里。一日，女友外出，奥里维拉在家修理东西，需要钉子；另外，由于口渴，也需要一些马黛茶，就隔街向特拉维勒尔喊话，要钉子和茶。但由于二人都不愿意下楼、上楼，上上下下，就决定在两家窗台上搭一块木板，让达丽塔爬过木板，把钉子和茶送给奥里维拉。达丽塔爬到木板中间害怕了，再加上中午赤日炎炎，使得她进退维谷。最后她把包着钉子和茶的纸包抛进奥里维拉的窗口，自己又一点一点地退回房间。[1]
作品鉴赏
科塔萨尔同阿根廷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一样，也受到了1930年9月的阿根廷政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劳松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和1916年开始的庇隆执政初期的冲击。在这段时间内，阿根廷国内政治动荡不安，文化气氛令人窒息，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和迫害有加无已，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移居国外。科塔萨尔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移居法国的（1951年）。他之移居法国，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逃避国内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可以得到西方文明的认同。然而事与愿违，二战后的法国现实，使他产生了许多疑问，使他重新思考起原有的价值观，在这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对西方的“理性王国”，资产阶级的世俗习惯，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切旧秩序，甚至包括语言和文学创作，提出了挑战。《跳房子游戏》中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跳房子游戏》的主题是追求、探索，一开始科塔萨尔曾想把书名题为“曼茶罗”（佛教名词，亦义译为“坛场”），即在一块布或一张纸上划上若干格，每格中画一佛像，为的是在人们修行的时候，防止众魔侵入，同时也是为了一格一格地集中思想，最后达到中心。后来发表时取名《跳房子游戏》。跳房子是一种儿童游戏，同中国儿童玩的大同小异。用粉笔在地上划上若干格子（亦称“间”）最上一格为“天”，最下一格为“地”，天地之间还有九格。玩耍时首先把小石块顺着一、二、三……次序单脚踢到“天”格中，而中间又不踢出格外的人是为胜者。无论是“曼荼罗”，还是“跳房子”，顾名思义，都是要经过上下求索，达到“中心”或是“天”。奥里维拉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抛弃舒宜的生活条件，离开阿根廷到巴黎去寻找真理，但是到了巴黎，（也就是小说的第一章“那边”和跳房子游戏中的“天”）就被虚伪的价值观念和残酷的社会风气碰得头破血流，西方资本主义的日益没落使他的梦幻变成了泡影，最后只好割断与玛佳的爱情，重返祖国，开始新的探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就是作品的第二章“这边”和跳房子游戏中的“地”，他继续探求，直至失去理性，从窗口跳下。有意思的是，在跳下之前他看到庭院里地上划着跳房子游戏的格子，他想：“我要是跳下，我一定能落入“天”格中。这表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失望而不绝望，不停地追求，“跳下”变成了“上天”这种精神正是拉丁美洲希望的所在。科塔萨尔把作品题为《跳房子游戏》即象征了追求、探索这一主题，又形象地体现了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作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那边”，包括从第一章到第36章，写的是奥里维拉在巴黎的生活，第二部分题为“这边”，包括第37章到第56章，写的是主人公在布宜诸斯艾利斯的生活；第三部分题为“其它地方”包括从第57章到第155章，这部分包括主人公的朋友莫菜利阐述的文学理论、作者的自我剖析、各种报刊、文学作品、哲学作品的引文、歌曲以及对上两章的补充和评论。根据作者的提示，这部小说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按目录上的次序，从第一章开始循序读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后，第三部分可以略去不读。这是为“雌性读者”（作者把读者分为“雄性”和“雌性”）准备的，这一类的读者被动地接受作者安排的一切，舒舒服服，从头到尾不费脑筋的读完一部小说。作者对这类读者不抱希望，甚至劝他们不必去读第三部分。第二种读法是跳跃式的读法，作者又另外安排了一个次序表，从第73章开始，跳来跳去，犹如跳房子，跳到第131章结束，其中把第三部分各章有机地穿插进去。这种读法是为“雄性读者”准备的，这种安排给读者设置了一系列的悬念、疑惑点，迫使读者深入人物的探索和思考，进入小说的境界，成了书中人物和作者在创作上的“同谋者”，等于参加了小说的创作。科塔萨尔是想通过这后一种安排，打破传统小说的结构，创造一种“反小说”，所谓“反小说，就是一种开放性的小说，其宗旨在于通过结构革命建筑一座把读者和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既然作者可以给越者另外安排一种次序，那么读者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种种其它读法，一部小说多种读法，这就是开放性。
除了大的构架外、作者在每一章中广泛地采用了一些现代文学创作技巧，如多角度、多人称、多层次、多时序等，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叙述形式，使作品具有很强烈的立体感。在第34章中奥里维拉同玛佳分手后又来到她的住处，玛佳不在，他在玛佳的床头柜上发现了一本西班牙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的作品《被禁止的》。他拿起来一面阅读，一面评论。这段的写法很特殊，不是按传统的写法，读完了再作评论，而是同时进行。这段文字的单行是加尔多斯小说的原文，双行是奥里维拉的内心评论，评沦玛佳的阅读口味。这样既渲染了气氛，使读者知道，同玛佳的关系仍是占据着奥里维拉的心头，又迫使读者去发现代码，参与写作，当读者读串了行的时候，又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
《跳房子游戏》发表后，引起了世界文坛的瞩目，造成了“火山爆发”效果，怦家蜂起，有热情的赞扬，也有猛烈的抨击。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考验，这部作品不汉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而且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及感情的最强劲的百科全书。[1]​
作者简介
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作家，生于比利时首部布鲁塞尔，父亲是阿根迁驻比利时大使馆商务处的一名官员。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全家辗转瑞士和西班牙，于科塔萨尔7岁时返回阿根廷。科塔萨尔1932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阿诺·阿科斯塔师范学校，三年后又学了文学。1939年到1945年先后在玻利瓦尔师范学校和市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乡村中学任教。这种乡村教师的生活固然使他与世隔绝，但却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大量阅读各种世界文学名著，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1945年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受聘在阿根廷图书委员会工作。1951年移居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任译员。1968年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宣布接受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创造新人的唯一之路。1974年获梅迪齐文学奖，1984年逝世于巴黎。
可以说科塔萨尔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尽管他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写作了一些诗歌，并发表了一个诗集，但他自己认为真正值得发表的作品却是1948年出版的诗剧《诸王》。移居法国后，一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兽笼》（1951）、《游戏的结局》（1956）、《秘密武器》（1959）、《克罗诺比奥人和法马人的故事》（1962）、《一切火都是火》（1966）、《八十世界环游一日》（1967）等：长篇小说《彩票》（1960）、《跳房子游戏》（1963）、《武装60型》（1968）和《曼努埃尔记》（1973）和政论集《充满暴力与温柔的尼加拉瓜》。在其生病期间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阿根廷的政论文集和一部题为《关于黎明》诗集。可惜未来得及发表，他就与世长辞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