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思白
个人简介
1940年至昆明西南联大复校，加入群社。翌年毕业后，在呈贡、沪西等地任教。1942年秋到重庆，接受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指导，从事地下工作。任职于学校及出版社。1946年后，任山东大学中国通史讲师，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系副主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校工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文史哲》编委。1963年当选济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所任研究员、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顾问及数所大学兼职教授。曾与李新等合作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民国人物传》，编著《红楼风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等著作；另有论文数十篇，刊于海内外著名杂志，现已收入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孙思白史论集》一书中。2002年8月22日孙思白先生逝世。
成长足迹 一生跋涉
1913年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县明秀区（现属历城区）东顿邱庄。幼年就学，受业于当地名儒王逝先生门下六年，略具国学基础。中学阶段先后入济南正谊中学、北平弘达学院、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习。1934年1934年夏，孙思白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翌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开始后被派回鲁西北聊城地区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范筑先将军秘书。1940年1940年孙思白南下，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在西南联大加入校内进步社团“群社”与秘密组织“社研”，投入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复学毕业后，与社友协商同赴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领取指示。他先后以教育、研究、出版为社会职业并成为长期地下工作者。1945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孙思白在青岛临时大学谋得教师职务。1946年复转入战后复校的山东大学任中国历史讲师。孙思白与胶东解放区及青岛市委取得联系，领受任务，直到青岛解放。解放后山东大学进入接管与新生阶段。原来的地下组织已完成任务而奉命结束。孙思白当即以公开身份在驻校军代表为首的接管小组领导下参与校内有关工作，先后被推为青岛教育界各学校代表，参加青岛各界联合庆祝解放的筹备会工作，继而参加青岛市教育工会的筹备会，后任市教育工会委员。在校内任校务委员会秘书，政治大课委员会秘书，校工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随后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1950年任历史系副教授，1956年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先后为全校新生讲授政治大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为本系学生讲授中国现代史、现代思想史专题；为外系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等课程。1964年至1966年，任济南市人民代表。1956年奉高教部调派到京与李新等共同主编中国现代史教材，倾四年之力，撰成《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四卷本。其间，与李新、彭明、蔡尚思、陈旭麓等四位主编相处融洽，被学界称为“八角亭学派”。而《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获国家高教部颁发的优秀教材一等奖证书。其后，“文革”发生，“八角亭学派”被诬为“三反学派”，一切工作中断。二次“解放”后的1971年春又奉命临时调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参与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展出的总体设计工作，事毕回山大。1973年1973年春，孙思白先生被调到近代史研究所，晋职为研究员，兼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与主编李新共同主持一部民国史及三套资料的工作。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艰难起步而逐渐展开，影响及海外，曾引起台湾史学界的评议。此期间，中国现代史学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被推为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同时，任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学院兼职教授。并被聘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史编委与民国史副主编、大百科出版社中国妇运史编委、中国民国史丛书顾问、中国革命史丛书编委、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委员会顾问等兼职。1991年1991年孙思白先生改办离休手续，时年七十八岁。当时除在本单位退居二线以备咨询外，尚兼任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及中国现代史学会顾问。后又应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之聘任客座教授。
笔耕不辍 硕果满枝
孙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在学生时代与战争年代即写过很多回忆性文章及其他杂文，在后来的工作中更是硕果满枝。综其一生，孙先生的著作可粗略作以下划分：
在“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中，首先承担《民国人物传》的审改、完稿的工作，参与《中华民国史》第一编部分的撰写，并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三卷的工作，但到1989年春，忽然背部痛楚，长期不愈，以致被迫中辍。计前此主要著作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民国人物传》、《红楼风雨》、《一二.九运动回忆录》、《清算胡适政治思想》。
发表现代史方面的论文约有六十余篇，大致分为六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宣扬时代精神而写的，主要有《民族抗战与新中国的诞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斗争精神》、《为毛泽东选集出版而欢呼》、《学习总路线，推进学术研究》等；
现代史的研究自来比较薄弱，解放初始有所重视，但仍未广泛开展，为力图对此情况有所改变而写的，主要有《为什么中国现代史研究至今这般寥落？》、《略论中国现代史开展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史讨论会概述》、《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枣答青年同志提问》；一组研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主要有《试论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后期的转化》、《研究五四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断想》等；
一组评价人物思想与业绩的文章。主要有《宋庆龄女士的思想毅力与伟大成就——谈“为新中国奋斗”》、《 山东的蔡元培——教育家鞠思敏先生》、《范筑先将军传跋语》、《怀念华岗校长》、《陈独秀前期思想解剖》等；
一组史论性的文章。《谈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九.一八”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比较研究》、《卢沟桥事变史二题》等；
一组推动开展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文章。撰写民国史的工作，作为一项重点项目，早已铺开，但初期阶段，这项工作究竟如何开展，大家在思想认识上不尽一致。特别是数年之后，民国史的编写计划传到台湾，引起了许多学人的种种猜测和责难。由于上述情况，孙先生写了几篇报导与申辩性文章。 如《中华民国史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报告》、《论军阀史学术讨论会报告》、《怎样认识韩复榘这个人？》、《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同行诸君》等。
从孙先生的这一系列论著中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中国二十世纪大变动的脉搏。除此之外，孙先生于诗歌亦有爱好，他的许多诗歌也反映了时代的新声和自己追求进步的心迹。这些诗歌均收入《孙思白史论集》中。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孙先生一生追求进步，自早年接触新文艺，即与少年好友六七人共谋结社，在北方报刊上发表诗文。为了反对日本的欺凌与压迫，孙先生毅然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二.九”运动；为了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孙先生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并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孙先生又在昆明、重庆以及战后的青岛作过地下工作。孙先生满腔热情地歌唱过新中国的诞生，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家从此国泰民安。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孙先生也极力在祥和安定的氛围下努力探寻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线索。究其一生，无不包含着孙先生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心。
作为我们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孙先生的身上既有我国传统的师德，又有新型的教育思想。  他在山大任教期间，以授课生动、循循善诱而著称，又以文笔秀美、发人深思而闻名。他主持的几次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会都在现代史学界内引起较大轰动。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山大历史系在五十年代以“八大教授齐名”创建了辉煌时期。孙先生与这些史学老前辈关系融洽，并以“后生”致师生之礼，为学人所称道。杨向奎、赵俪生先生谈起孙先生赞叹不已。孙先生学为师表、奖掖后学。同仁或学生每取得一些进步，他都予以支持与鼓励。他为吕明灼《李大钊思想研究》作“序”，为吕伟俊《韩复榘传》作“序”，为高志超《范筑先将军传》作“跋”，为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作序即其突出明证。至于平时师生同仁间的学术交流、通信探讨、当面晤谈更是举不胜举。这使众多学人受益匪浅。
孙先生作为山东人，又长期在山东大学工作，对故乡、对母校都怀有极为浓厚的感情。他打算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家乡，设立“思白图书室”；对山大，孙先生更是时刻关注，他曾多次应邀到山大讲学，使新一代大学生、研究生深受教诲。孙先生去北京工作后，仍时刻怀念山东、山大的故人，时刻关怀山大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发展。1993年孙先生八十大寿时，山大历史系特派吕伟俊等同志前往晋贺，作竟夕之谈。话语大部分是谈山大，谈历史系的发展，孙先生怀念关心母校、母系之情溢于言表。2000年，杨向奎先生去世时，山大派冯宜明、吕伟俊等同志前去吊唁，并顺便探望孙思白先生，共进明寰。此时的孙先生虽然思维有些混乱，但断断续续的话中仍念念不忘山大。终了，孙先生说：“我多么想再去山大看看啊，但身体这样糟糕，怕是不能成行了，就请你们代我问候山大的领导和老朋友们吧！”令在场的人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