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女真人
简介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困难始于他们的族名，不同的文献将他们的族名予以不同的汉文译写。本章所用的Jurchen一词，出自汉文的“朱里真”，似乎是它的最初形式。然而至今，在西方的学术著作中，更常见的写法还是“Jürched”或“Jürchid”，这实际上是女真族名的蒙文译写（-d是蒙古文表示复数的后缀）。“女真”一词始见于10世纪初，显然与“庐真”有关，据说那是契丹人对于这个族名的读音。辽朝时，因为“真”字恰与辽兴宗的名字相合而需避讳，“女真”由此而被官方改称为“女直”。种种歧异使这个族名的混乱现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较早的西方文献中。在16世纪，女真人自称为“诸申”，这很明显地是来源于较为古老的词汇： Jurchen。
名义
女真：蒙语“jurqin”，意为：“jur”是蒙古语里的“母狍子”之意，“qin”是蒙语中指示某一种干事的人的指示词，相当于“......人”。所以，女真这个名字的意思为“捕狍子的人们”。
语言
不过，女真语在语言学上的亲属关系却是很清楚的。女真人讲的是一种通古斯语，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它与突厥语和蒙古语同属一个语系，是具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就是说，它们是从同一个语系生出来的。至今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东部，仍然有人讲这种通古斯语。新疆固尔札西部的锡伯族自治县仍是一个讲满语的独立地域。消亡于16世纪末的女真语与满语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很早就被西方所发现，也被满族人自己所明确地意识到。②女真语也是最早被用书面文字记载下来的通古斯语言。我们有关12、13世纪女真语言研究的主要材料，是《金史》中所保存的以汉字转写的女真词汇。编纂于16世纪的汉文与女真文对照的词典，尽管反映的是语音发展的后期阶段，但它对于金朝统治时期“旧女真”常用语的研究，也还是有用的。
起源
女真人源起于东北地区东部那些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如今归属于黑龙江以北的俄罗斯远东省份。在早期——就是说在10世纪——女真人似乎就已经扩展到东北平原了，松花江流域一带已成为他们定居的中心。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与汉族那种定居农业文明相对立，却也不能以简单公式化的游牧方式来说明。在这一点上，女真人不仅不同于契丹人，而且更不同于蒙古人。后两种人更符合于传统上对于草原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住毡帐，主要家畜是马与驼，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农业）的描述。可见女真人的生活与经济方式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定：在森林中，占优势的是渔猎；在平原上，则是饲养牲畜或从事农耕。女真人饲养马匹，甚至还输出马匹，但他们主要的家畜是牛。他们地区重要的物产是类似于猎鹰和隼的海东青，辽朝甚至汉族的皇帝都热衷于搜求此物。从一份向辽朝和汉人进献贡礼的清单上可以看出，女真人输出的产品包括：马（中国正是一个需求无尽的市场）、海东青、黄金与珍珠，还有林业产品（蜂蜜、松籽及人参，一直是重要的一种中药材）。很明显，女真这些贡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在依靠进贡建立起的关系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女真人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但无疑，与这些比他们更发达国家的偶然接触，在女真人心中点燃了一种渴望，就是效法这些朝廷，也获得这样的威严和显赫，就像他们那些从东北的林莽中走出来的使节曾见到的那样。
祖先
汉文文献一致认为，女真是靺鞨（朝鲜语Malgal）部落中的一部，他们曾长期活动在今朝鲜与东北之间的边境地带。靺鞨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种族文化的共同体，倒毋宁说是一个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混合体。在唐朝时，他们曾经是位于东北地区南部的渤海国的臣民，后来在10世纪，靺鞨部落中的一些部又组成了一个以“五国”著称的群体。这个群体说是个联盟也许更合适些，它位于今天吉林省的东北部，并成为女真人的祖先之一。靺鞨的另一部分是被称为“黑水靺鞨”的七个部落，居住在黑龙江的中下游地区（“黑水”是黑龙江的诸多名称之一）。女真人的第一代祖先就源起于黑水靺鞨，如果我们相信女真人带有传统意义的祖先是从12世纪初算起的话。
相关记录
在更详细地叙述女真诸部如何逐渐发展成一个联盟国家之前，有必要讲述一下汉文文献对他们建国之前的早期历史的记载。女真的族名最早见于汉文文献的时间并不是很清楚的。靺鞨的出现已是5世纪末，而能够与Jurchen这一族名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很可能是在公元748年，当时一个大使和“小汝者”人曾向唐朝宫廷赠送金银。这些“汝者”据说就是室韦九部联盟中的一个，在唐代，他们曾将势力扩展到东北的北部与西部，因而一些讲通古斯语的部落统统被他们纳于麾下。不过，Jurchen这一族名到10世纪初就消失了。可见，唐帝国在9世纪末的分裂导致了中原边境上多个新政权的形成，而Jurchen人也的确是其中之一。他们既派进贡特使到辽朝宫廷，也派使节到汉族的朝廷，先是到后唐（据史记记载公元925年曾经通使），然后从961年开始是宋廷。大多是经由辽东半岛的海路。
政治背景
根据当时中国边疆地区总的政治背景可以解释女真人为什么恰恰于这个时候出现。9世纪时，势力从辽东湾一直扩展到东北地区东北部的渤海国，曾独占了获利的贸易以及向中原的进贡通路。926年渤海国被契丹辽朝所吞并，随着渤海国统治的衰亡，加上辽朝松散的统治机构，使处于比他们更远地区的民族和部落得以有机会直接与外部建立联系。926年以后，这些生活在东北平原、特别是辽河流域的女真人被置于辽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被称作“熟女真”，以区别那些被称为“生女真”的同族。“生女真”生活在辽朝的势力范围之外，仍然沿袭着林中人、狩猎者和捕渔者的古老的生活方式。至于据说在961年到1019年期间曾到过开封的使者与商人究竟是这两种不同的女真人中的哪一种，我们一无所知。不过，那些携带着“好马”，取道山东登州的海路进入宋境的使节们，应该是那些在东北平原上养马并且能够成功地避开契丹主子控制的“熟女真”。还有一些密使，应该也是从熟女真那里派遣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契丹人曾竭力阻止他们属下的女真人向宋朝进贡和贸易。991年，他们曾在从东北通往中原的必经地点附近设置木栅，以此来割断陆路交通。但宋与女真之间的海上交往却一直持续到11世纪初还未曾断绝。1010年，契丹与高丽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女真人站在高丽一方。战争的结果是契丹遭到惨败而退却。而对女真人来说，作为高丽联盟中的一员取得的这场胜利，却使他们的使节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以高丽使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宋的朝廷。
相关文献
金朝文献中有关女真早期历史的叙述虽然极其公式化，但多多少少与上面所述的外界记载是相符的。那些部落首领同时也是金的统治氏族——完颜部的祖先们，在1136至1137年间都被加封为皇帝，他们的顾命大臣也被封为“国相”。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循环往复出现的特征，为皇帝的家族制造祖先成为一个趋势，无论他们早先的出身多么卑微或者野蛮，后来总会以高贵的显要身份出现而且被汉化。由于女真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他们的早期历史留下的只是口头传说，所以对于诸部长乌古乃（1021—1074年）之前的时代，我们无法按时间进行叙述。女真诸部被联合起来并向类似于国家的部落联盟转化，是在乌古乃的时候开始的。
传说
根据传说，完颜氏族从始祖传至乌古乃是第六世。这个氏族的始祖名叫函普，推算起来应该是生活在公元900年前后，也正是女真人为外部世界所知之时。10至11世纪之间女真人的社会生活主要的还是由部落的自立和个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虽然从乌古乃的父亲起就已经接受了辽朝的节度使封号，但这样的封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既无实权，也无实际作用，它的含义无非表示对辽朝松懈的主权予以承认和对自己正式臣属于辽的地位表示接受而已。即使金朝官修史书也承认，在11世纪中叶，女真人还没有文字，不知历法，也没有官府。作为氏族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源于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东北地区东部，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没有哪个地名是以“某某人的某某城镇”来命名的。 
完颜部的崛起遭到了许多部落酋长的抵抗，正需要金朝建国者的祖父乌古乃这样具有才略的人，才能将诸部征服。据说，乌古乃是个勇敢的战士，嗜酒好色，食量过人。他成功地占领了全部东北地区的东部，东起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接壤处的宗教崇拜中心长白山，北至“五国城”。乌古乃被辽赐封为生女真的节度使，甚至还被辽帝接见过一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他实力日渐雄厚的证据，那就是他已在筹划通过从其他氏族中购买铁和铁制武器来扩充军事装备（女真人向来以擅长冶铁著称）。但是，乌古乃之所以能够将反抗过他的氏族和部落最终锻造成一个更有组织的实体，主要还是基于女真人想尽可能地从契丹人手中争得独立的共同愿望。
地位
女真人对契丹人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契丹人对他们的虐待。他们每年一度被迫向辽朝进献的特产包括珍珠、海东青以及貂皮。每年，当辽使与女真贡使到双方边界进行交易时，似乎总有强抢或暴力事件发生。事实上，乌古乃本人和所有他的继任者都有辽赐予的节度使头衔，但这看来全然没能使他们成为辽的忠实臣民。另一方面，与辽的接触以及因此而对组织和结构更加健全的政府模式的了解，都使他们认识到，凭借女真人传统的部落组织，是不足以与契丹人对抗的。使女真人得到了合法的和事实上独立的人，就是后来被尊奉为金太祖的乌古乃的孙子阿骨打。
金代女真人
概况金代女真总人数，只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过一次，其时猛安谋克及都宗室将军司，凡615794户，4813651口。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从1183年到1234年金亡，历50年，自然繁殖似大于上述所举。但金自泰和年间（1201—1208）以后，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战争中的伤亡，金亡时的女真人数与大定年间的统计数，相差当不会大大。
居住地居住中原地区的200万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各省。宣宗从中都南迁时，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故金末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区，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于战乱。除了金末与蒙古、西夏、南宋交战中死亡的外，为起义军杀死的也不少。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数十万红袄军，“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其二，极大多数与汉族融合。分三种情况：一是大多数女真人迁居中原后，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着籍汉地，金亡后成了汉族的成员。《元史》列传中写明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闹儿、赵良弼、李庭、刘国杰，仅从姓名上已无法分辨他们不是汉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迁中原，改姓李氏，“家于济阴，后徒寿光”。金末迁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他们在元代大多成了汉人，应是历史事实。女真人改用汉姓：完颜曰王、曰陈，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曰卢，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斡勒曰石，纳刺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淮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赤盏曰张等等。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汉族共同体。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书省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从之”。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在这一政策下，汉族妇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妇女嫁汉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当时人说，不少生于中原的女真人，“父虽虏种（女真人），母实华人（汉人）……非复昔日女真”。后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县发现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于辽天庆四年，死于金大定十五年，明显是汉人；其妻为克石烈氏，克石烈当为女真纥石烈之异写，为女真人。这些通婚户的后裔，在金亡后成了汉族成员是毫无疑义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际，一些居住汉地的女真人，为避兵乱，或隐姓埋名，或弃官潜居，其后裔成了汉人。《嘉靖耀州志》中载，乌古论速可，本为耀州司侯，避元兵弃官，隐居今陕西省富平县北山谷中，子孙遂长居于此，易姓李氏，即是明证。
与蒙古接触原居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约40万女真人，与蒙古诸部接触较早，交往频繁，深受蒙古人的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发兵攻金后，他们较早归附或在蒙古的统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从军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后，跟随蒙古大军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省。如元龙虎卫上将军贾塔刺浑所部军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随其西征后又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攻克徐、邳等地。又如谒只里，父辈归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后，因功拜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卒于任，子亦老温累迁为江东廉访使，子脱脱，为淮东宣慰使。再如完颜石柱，父拿住归元太祖，因功累迁总管八都军。袭父职后，屡建战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四川行省参加政事。
后事1283年卒后，其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以上例子虽为元初的情况，但跟随蒙古军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层人物及其部属，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来，后来成了汉人。
留住东北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据1193年（金明昌四年）统计，居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的猛安谋克民户，计176000余户，每户按5口计算，近100万人；其余100万人，分布在辽河、鸭绿江流域。他们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余万人，除在蒙古兵征讨东夏国时，有小部分死于战乱外，余皆成了元开元路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辽河、鸭绿江流域的100余万女真人，1216年蒲鲜万奴叛蒙古东迁女真故地时，带去数十万人，除战乱中少数死亡外，后也大多成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辽河一带剩下的数十万女真人，在元代还以女真名称活动，其中有少数被迁移到江苏扬州、淮南芍陂屯田，到了明朝中叶，大多对汉文化已“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渐与汉人一致，成了汉人的一部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