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德钧
人物简介
叶德钧（1911—1956） ，江苏省淮安人，中国现代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曲艺理论家。
淮安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民国二十三年（1934）毕业，后返乡采风，潜心研究中国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淮安歌谣》。民国三十三年任教于浙江省湖州中学、青年中学。
民国三十五年（1946）底，任湖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任云南文法学院（云南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写定或重写了有关江苏几位清代曲艺作家和艺人的考证文章，1956年遭受批判，含冤自杀身亡。
叶德均先生的遗著《戏曲小说丛考》两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2004年12月，中华书局印行了第二版，其在我国戏曲小说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高校把它列为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
人物著作
叶德均从14岁起在淮安收集整理谚语、歌谣和民间故事，18岁开始在广东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民俗》、《俗文学》、《通俗文学》以及《中央日报》、《京报》、《国语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六十余篇近五十万字的论文。
其一生著述甚丰，除由赵景深、李平为其整理出版的《戏曲小说丛考》外，尚有《俗文学论集》，考订小说、弹词的《鱼衣集》和《明代戏曲作家史料》。
他著述的《宋元明讲唱文学》将说唱艺术划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大系统，系统地对宋代陶真、涯词，元代词话，明代盲词、瞽词、弹词、叙事道情，清代弹词、鼓词、大鼓书、快板书及牌子曲、宣卷等的分类、结构、特点及相互关系和一些演唱者的技艺作了全面论述。
自杀之谜
1956年，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云南大学教授叶德钧教授遭遇政治迫害，45岁时含冤自杀，英年早逝；除了一些当事人之外，学术界似乎都不知道他的确切死因。
最近公布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两份检查，透露了叶德钧先生自杀之谜。
对叶德钧的冤死，某些学者不仅不同情他的不幸，反而表现出极度的冷漠，则此事就有重提的必要。另外，叶德钧先生在小说、戏曲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但对他晚年身世之落寞，知之者甚少。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对他生平的认识会多一些。
叶德钧（1911—1956），江苏淮安人。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47—1948年任湖南大学副教授。1948年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56年去世致力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研究，是国内著名戏曲小说学家、民间文学家。
他逝世较早，论著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说戏曲学家赵景深及其弟子李平编为《戏曲小说丛考》两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2004年12月，中华书局印行了第二版。它在我国戏曲小说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许多高校把它列为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
关于叶德钧先生的材料，除了《戏曲小说丛考》，其他是不多的，尤其是他的生平，除了赵景深先生在《戏曲小说丛考》前言中零星的说明外，无从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跃进教授在《大音希声——叶德钧先生的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中说：“叶德钧的相关研究在其同时代学者中成就斐然，但是他死后却颇为寂寞。虽然现当代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多有引用，但是对其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却颇为稀少。”他这篇文章对叶德钧的学术成就做了全面评价，但关于叶德钧的生平情况的了解没有超出赵先生为《戏曲小说丛考》写的前言，他也许没有想到叶先生之死隐含着一个悲剧。
前几年，购得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其中有国学名家、扬州大学教授任中敏先生（原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别号半塘）的《回忆瞿庵夫子》，提到叶德钧并有声色俱厉的指斥。文章在叙述了吴梅对昆曲的造诣和贡献后说：“昆曲者，其远源正在宋《乐府浑成集》与清《九宫大成谱》两部皇皇巨著中； 乃隋唐燕乐之所流被，千年国乐之以宗传，亦正今日南北两京艺人之所肆习，其势固方兴未艾，岂近代妄人于此了无所知，有若叶德钧者，所得而訾之，为‘残骸’、为‘幻想’欤！”并加了一个长注：
叶德钧于1957年自杀，赵景深代编《戏曲小说丛考》一书，不知何故，对外隐瞒其自杀。书内有《吴梅的霜崖曲跋》一篇，自夸从“历史演出（陈按：叶德钧原文为“历史的演化”，疑为排印之误）中作了“总清算”，算定昆曲已成“残骸”，却不料今日也宁苏各地，正各有多所昆剧院，果非改称“残骸院”不可欤？叶又算定：“有识之士早已把‘摹拟’南北曲等事遗弃了”，却不料周总理评定昆剧在“百花齐放”中，品高如兰花，乃“君子之香”！眼前张爱萍将军尚写[定风波]等曲，载在《人民日报》；赵朴初居士亦每每有新词发表；如叶说，周总理与张、赵两家俱成“无识之士”矣，然乎？否乎？叶本人应无待言，必为“有识之士”，但请问：叶之自杀亦有识乎？抑无识乎？最严重者：叶又曾算定：“现在还有许多追随吴氏的途径前进的，那便是走入歧途了？”只此一语，已将吴门弟子全部判入泥犁，何其狂悖！并请问：自杀是否一种歧途？倘断定不是，我等甘愿追随“有识之士”，同去自杀无悔；倘认为自杀正是“歧途”，万万不可陷入，则“有识之士”又何以终于自杀？真正费解之至！——叶的荒谬，另文详之；兹略见一斑，为上文斥叶为“妄人”作证耳。惟据此一斑，已足见叶之言行实太荒谬！难怪其师予以隐瞒也（《吴梅和他的世界》第104页）。
我是读到任半塘先生这篇文章，才知道叶先生是自杀的（不过，任先生把自杀时间记错了，根据旁的材料，不是1957年，而是1956年7月6日）。至于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我也不清楚，但考虑到那个特殊年份，大的原因不难想见——叶先生应该是冤死的，就像他的同事张若名、李广田先生的自杀一样。
直到最近读到刘文典《我的检查》才大致明白了具体原因。2009年《云南文史》第2期发表云南大学张传先生珍藏的刘文典先生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口述的两篇《我的检查》以及“中文系整改领导小组”的说明，还有张传本人的《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
《我的检查》就像当时绝大多数检查一样，充满自我贬损、自我凌辱之辞，同时对其他受害者进行污蔑和批判，表示划清界限；动辄上纲上线，表示认识到位，批斗有效。1957年，刘文典先生曾赋诗明志，表示自己不追逐世风，还讽刺趋炎附势者：“司马琴台迹已陈，文君眉黛样能新。而今不卖《长门赋》，且向昆明写《洛神》。”运动之初，他头脑清醒，期望保持精神独立。但就这两篇《检查》来看，他最终并没能做到诗中所表白的，在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说了许多违心的话。以刘文典的自负和狂傲，被“改造”成这个样子，说明当时云大反右运动之激烈和残酷。
《我的检查》中也有对叶德钧先生的严厉批判和凌辱性言辞。这才悟到，叶德钧在一个特定时代，是人人得而骂之的。刘先生的检查幸存下来，使我们得以看到当时的部分真相，从此可以推测，当时不知还有多少对叶德钧的口诛笔伐。想想一代知识精英被折磨得如此自我凌辱、互相倾轧，让人有一种刺骨的惨痛和深深的心酸！引几段涉及叶德钧的文章：
我的思想既然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然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在系里造成宗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我年近七十，不是三岁孩子，怎么会做别人的工具；这中间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隐情，就是私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例如：托匪叶德钧本是我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因为付懋勉（傅懋勉——编者注）说他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用，我也就对他很好，一直到肃反的时候，发现他是托匪，才又和他斗争。（《我的初步检查》）
付懋勉利用师生关系，拉扯吴进仁，联络叶德钧，一面顶着做招牌，联络张若名（茗——编者注。陈按：编者又注错了，张若名的“名”不是“茗”）、周文煜，要在系里造成独占的势力。……最奇怪的是他同叶德钧拉得非常之紧，一直到肃反之后，还说过“叶德钧经我几个月的帮助，现在已经起义了。”我听了非常惊讶，叶德钧也就自杀了。
又如那年在云生园吃饭，我拉叶德钧、全振寰坐在一起，说我们都是被压迫的阶级。这件事看来似乎很小，现在检查起来，叶德钧本是我深恶痛绝的人，张为骐带他到我家来，我骂张为骐：“下回你再带他来，连你我也不见了。”但是后来，所以他为同调（陈按：这句话不通，“所以”疑为“引”之误），这是很不简单的事，这正说明我的政治立场和他一样，都是对政策不满。（《刘文典先生的第二次检查》）
文章透露，叶先生自杀的原因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打为“托洛茨基分子”，即“托匪”。这是“现行反革命”的重罪，比右派分子还要十恶不赦，叶先生怎么承受得了呢？
而叶先生被打为“托匪”，想来也是捕风捉影的结果。经济学家、九三学社昆明市委主委、云南大学教授秦瓒先生1957年在“大鸣大放”之初发表的《造成党群关系不好的原因》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佐证。他说：
如思想改造、肃反等就出现了许多偏差。陈复光先生说思想改造里，有“加工”思想，我觉得不但是“加工”，简直是唱戏，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拿肃反来说，最初，说云大一定有反革命，到系里，就成了系里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组里，就成了小组里一定有反革命，可是一个小组里只有七、八个人，弄得大家都很紧张。……那么怎么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秦瓒：《造成党群关系不好的原因》，原载《云南日报》1957年6月7日，此据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教务处编《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之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叶德钧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被判为“托匪”，想来就是这样定案的。
陈复光先生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尤长于中俄关系史，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曾随杨杰出任民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秘书，抗战时期任云大教授，积极投身民主运动，著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建国初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曾任云南民革负责人，文革当中也被迫自杀了。
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先生在谈到妻子张若名先生之死时说，1958年6月，在反右运动的“交心”期间，张若名受到尖锐批判，怕自己与丈夫、儿子全被划为右派，高压之下，自沉于莲花池，张若名自杀的那一天，他还在北京（《杨堃自叙》，《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根据历史学家、云大历史系原主任张德光教授的日记记载，刘文典《我的检查》就是写在1958年5月。张德光1958年5月2日日记说：“上午党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与中文系配合两次批评刘文典。下午文史两系教师及学生代表听刘文典自我检查（转引自张传《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云南文史》,2009年第2期)。”可见那是云大的反右运动最为激烈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若名无法承受自杀了。刘文典自我臭骂、自我矮化是为了自保，与叶德钧划清界限，把他斥为“托匪”，说对他“深恶痛绝”，也是为了自保，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同事聚餐，拉几个性情相近的人坐在一起，都要上纲上线，读着这样的话，真有一种锥心之痛！
任中敏先生斥责叶德钧的起因，是叶发表过《跋〈霜崖曲跋〉》（又名《吴梅的〈霜崖曲跋〉》一文。该文刊载于1944年2月《风雨谈》第9期，已收入《戏曲小说丛考》，也被王卫民书收录。吴梅先生是现代曲学研究的开创者和泰斗之一，与王国维先生齐名。《霜崖曲跋》是吴梅写的戏曲跋文，任讷纂辑，共三卷80余篇，收入《新曲苑》，民国三十年（1941年）中华书局刊印。《跋〈霜崖曲跋〉》是评论吴著的，在辨析《霜崖曲跋》的失误方面态度是认真的，所指出的问题是符合实际并为研究者认可的，同时也存在由于研究观念偏颇而对吴梅的戏曲研究和创作否定过多、评价过低的情况。这引起任中敏的不满乃至“愤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任先生的文章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一是有明显的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叶德钧批评乃师吴梅，虽然有不恰当的地方，但是态度是说理的，具体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任先生却因为他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及弟子，就暴跳如雷，用了“妄人无知”、“何其狂悖”、“言行荒谬”等尖刻言语斥责叶德钧。对叶德钧的具体批评，他说要再写文章辩论，“叶之荒谬，另文详之”，似乎也没有兑现。
因为爱老师，极力维护他，虽然失态，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严重的是第二点，拿叶德钧的自杀大做文章，冷嘲热讽，这就越过底线了。已如前述，叶德钧的自杀，是政治迫害的结果，是时代的悲剧，对当事人而言更是最大惨剧，经过那些荒唐和残酷的政治运动而活到文革以后的人，在庆幸自己走出苦难的同时，对蒙难者应该同情，还要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代学者的悲剧，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任中敏却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冰冷刻薄的言辞加以嘲讽，把它判为见不得人的事，实在过分了。赵景深先生在为弟子编辑遗著时，想到他的自杀，一定是极其痛苦的（当时，“托派”的问题还是一个禁区），而任中敏也要拿他未交待叶德钧自杀说事，说赵景深刻意“对外隐瞒其自杀”。对赵景深也不依不饶，追寻深层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赵景深在《读曲随笔》中批评过吴梅的错误。
叶德钧先生批评的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为避敌寇，颠沛流离于汉口、长沙、桂林、昆明，最后被其学生李一平迎至楚雄大姚乡下，暂得安宁。不料于1939年3月17日病重不起，客死他乡，享年56岁，未能尽展其才。 “呜呼，敌人残暴，天胡容之？先生纯儒，天胡忌之？” “天丧斯文，痛何可言！”（唐圭璋《吴先生哀词》）叶德钧、张若名、陈复光、李广田等的自杀，比吴梅之死多一层悲凉。
20世纪造就了推动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代知识精英，也给他们巨大的磨难，造成太多悲剧，良可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