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雪林
人物简介
苏雪林，女，原名苏小梅。2(6张)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笔名瑞奴、瑞
  庐、小妹、绿漪、灵芬、老梅等。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阿英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
家庭出身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学历背景
童年经历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考入女子师范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很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前往国外留学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爱国情怀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她的作品之一《溪水》已被编入上海七年级新教材第二学期语文第二课。
写作生涯
写作背景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 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小有成就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成就高峰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彷徨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 该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鸠那罗的眼睛》的创作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险。《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它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晚年的生活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  人。
“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她的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将一些讲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64年再版）《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198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在授课之余，从事学术研究，是苏雪林的极大乐趣，正如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一文中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种写作的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人物评价
社会评价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它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
另类才女苏雪林
珞珈三剑客之一——另类才女苏雪林一生成就1999年4月21日，在台湾省成功大学附属医院，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脚老人走完了她103岁的漫长人生旅程，她就是苏雪林。苏雪林是现代文学史上享年最长的作家，集作家学者教授画家于一身，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著述 65部，创作两千余万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在新近出版的长篇传记《另类才女苏雪林》中，著名传记文学作家石楠第一次用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笔触把这位文坛奇女子的一生完整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为我们复活了一个真实的苏雪林，还原了那段历史。时代影响苏雪林的一生在那个时代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在时代潮流影响下，她靠个人奋斗，从一个安徽太平县普通女子成为一名女师大学生，并出洋留学，最终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百岁人生可谓经历丰富，命途坎坷。她的求学经历、出国、婚姻、研究、写作等所作所为，真可称得上是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用“另类”一词来形容她，真是一点也不过分。纵观苏雪林的一生都是矛盾的。这既有家庭的烙印，也有社会的影响，更有其个人性格的因素。作者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描述，而是通过苏雪林一生的“另类”行为，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血肉丰满的矛盾性格，让我们看到了真实而鲜活的苏雪林的形象。苏雪林是一个内向而感性的人，一生我行我素，率性而为，不知进退。她一生的成败得失可以说都与这种性格息息相关。可谓成于斯，败于斯。
苏雪林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她的婚姻悲剧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她与张宝龄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方是出身官宦世家的女才子，一方是富商出身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生。但两人在性格爱好志趣为人等等方面都没有共同语言，但为了母亲、为了家族的名誉，她违心地嫁为人妻。婚后在内地的 24年中，两人聚少离多，总共在一起的时间也屈指可数，根本谈不上恩爱，大部分时间她和胞姐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奇特的“姐妹家庭”。在法国时她有过狂热的初恋，她自己亲手扼杀了；她拥有离婚的自由，为了名节，自己却主动放弃了。她终生维持着这桩死亡的婚姻。人生总结苏雪林一生是矛盾复杂的，我们很难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轻易臧否。她从不标榜自己政治进步，但在抗战危急关头却把节衣缩食省下的五十两黄金（当时堪称一笔巨款）慷慨地捐给了国家。这就是苏雪林，一个充满矛盾的感性的苏雪林。作者“决心要写出一个真实的苏雪林，不为她讳，也不为历史讳，客观地写，让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了解苏雪林这个人。”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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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的论战对鲁迅的崇拜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对鲁迅的批评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对鲁迅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她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1]。由钦敬走向反对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榆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思想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 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饮水词与红楼梦（选）《红楼梦》其魔力非常之大，自其出世便鹤立鸡群。中国人素来说小说不入九流，又说这类书不过是茶余饭后消遣的东西，谈不上文学价值，所以有出息的读书人以看小说为大戒。但对于《红楼梦》，他们竟另外以一种眼光相待，居然当作一部正经书研究起来。百余年来已有所谓“红学”也者，惟仅仅是些片断的理论和批评，现在材料愈搜愈多，方法愈求愈密，于是居然有了许多成了系统的著作了。如王梦阮、沈瓶庵合著的《红楼梦索隐》；蔡孑民《石头记索隐》，胡适之《红楼梦考证》，都是洋洋数万言的长篇，其研究态度之严肃，虽汉儒之注五经，宋人之谈性理，也不过如此。这都无非为了这部书，其内容之复杂，结构之奇特，文字之优美，实有引人注意处的缘故。 
徐柳泉是道光时人，《红楼梦》则于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前已有一部分成书，而且有人抄阅重评。乾隆五十七年后程小泉为之排印，更盛传一时。跟着“红学”也随之发生起来。道光时，“红学”正在发达，徐柳泉也许是“红学”中一员健将。他说妙玉指姜西溟，薛宝钗指高江村，都是他自己臆度之词，无甚根据；而且化男为女，从前小说中无此写法，以无关系之人，强使之发生关系（如高江村为纳兰容若之配偶），更与情理不合。但他说贾宝玉即影射纳兰容若，这话倒不是由他首创，他以前便有了。近人寿鹏飞著《红楼梦本事辨证》，引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蔼甫《红楼梦随笔》，有“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之语。周氏此书尚未出版，原写本现藏吴迂氏家。但周春松是乾隆时人，其随笔中所记“乾隆庚戌（乾隆五十五年在程、高两氏序印《红楼梦》之前一年）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爱不忍释手……壬子冬（乾隆五十七年）知吴中坊间已开雕矣”等语可证。此书在乾隆时已传为纳兰容若作，可见徐柳泉也不过摭拾前从之说，又把书中十二钗加以自己意见的扩充而已。 贾宝玉系指纳兰容若之说，其由来既如此之远，不能说毫无原因。无名氏《赁庑笔记》有一条更足证实这话。此条也为《红楼梦》而作，原文云： “纳兰容若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夙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娑，居然入宫，果得彼妹一见。而宫禁森严，竟不能通一语，怅然而出。” “故书中林黛玉之称潇湘妃子，乃系事实，否则黛玉未嫁，而诗社遽以妃子题名，以作者心思之周密，不应疏忽乃尔。其第一百十六回宝玉重游幻境，即指披袈裟冒充喇嘛事。又容若侧帽词减兰六阕，与此一一吻合，第三阕即指入宫事，词云：“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碍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以此引证，妃子之说，尤为有力。” 《赁庑笔记》向来无人重视。但他所称引之各节，颇有研究的价值。我从前也不以笔记所说为然，读了纳兰容若的《饮水词》，才相信它有些道理。我们可以将《饮水词》中的恋爱事迹，概括如下： 纳兰容若少时有一谢姓中表，或姨姊妹关系的恋人，性情相合，且密有婚姻之约。后来此女被选入宫，容若别婚卢氏，感念前情，不能自释。常与她秘密通信，并互相馈赠食物，此女在宫，不久郁郁而死，容若悲悼终身，《饮水词》中所有凄惋哀感之词，均为彼妹而作。 所谓恶风吹去，与“风波“、“风浪”可以互通，总之是指一种突然发作，梦想不到的变故。我想容若与他恋人虽情投意合，且密有婚姻之约，而他的父母也许不赞成。他们恋爱形迹落在他们眼里，引起他们的嫉忌，遂硬将他恋人报名入宫，以绝其望，也未可知，所以容若叠用“风波”等字。容若《蝶恋花》“惆怅玉颜成间阻！何事东风，不作繁华主？”颇有怨他父母不肯主婚之意。又《画堂春》一词极为沉痛：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桨向蓝桥”是用裴航的典故，似说恋人未入宫前结为夫妇是很容易的。“药成碧海”则用李义山“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似说恋人入宫，等于嫦娥之入月殿，以后便难下到人世间来了。“饮牛津”用《博物志》的典故，按《博物志》：“天河与海通，有人居海上，年年八月，见浮槎去来不失期。多赍粮乘槎而往。十余日至一处，遥见宫中多织妇，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其人还至蜀间严君平，曰：‘某年某日有客星犯牵牛渚’，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李义山身入离宫与宫嫔恋爱，有《海客》一绝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 纳兰容若以入宫与恋人相会，也用此典，居然与义山暗合。 容若乃贵子，本不贫，现在用“相对忘贫”之语者，无非说如果我能同她相见，一个像牛郎，一个像织女，便也可以相对忘言了。再者中国诗词用典时，本来可以利用暗示的力量，容若由“饮牛津”联想到“牛衣对泣”有若能结合，便是做牛衣中贫贱夫妇，我们也满足之意。 恋人进宫之后，他们互相通信，亦可以词为证： “彤霞久绝飞琼字，人在谁边？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 香消被冷灯残灭，静数秋天，静数秋天，又误心期到下弦。”（《采桑子》）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同上） 自从恋人入宫之后，便成了宫女，即以“天上”、“碧落”、“银汉”、“玉清”等字代替宫禁，则宫人也应以女仙比拟，所以恋人成了许飞琼了。“彤霞久绝飞琼字”与“没个音书，尽日东风上绿除”，“没个音书，除是和愁等”相通。这是指恋人那方面来的信。“谢桥”见晏几道词，“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过谢桥。”此处无非指恋人所在处。恋人姓谢，于此益可见。与前所引“分付秋潮，莫误双鱼到谢桥”相同。 这是指容若这方面的去信。 不但通信，还馈赠食物。想两人既属中表，此事宫庭亦不禁止。谢饷樱桃云： “绿叶成阴春尽也，守宫偏护星星。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 冰。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恋人赠容若以内府樱桃，在容若看来那颗颗红樱，不啻是她红泪。“惜花”两句是容若慰嘱她的话，容若常以花自比，而将恋人比为惜花的人，故有“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之语。这想是两人爱情间的隐语。 这词中用“守宫”的典故，恋人之入宫为宫女，更万无疑义了。《博物志》：“蜥蝎以器养之，食以氨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捣以万杵，以点女人支体，终身不灭。偶则落，故曰守宫。”唐人宫怨诗有“自研丹砂养守宫”之句。这典故只有宫女可用，平常女子用之便不通。 恋人之为宫女，尚有其他凭证：为《友人赋》六首有“百花深护桃源大，不许人歌赤凤来”之语。赤凤见飞燕外传，李义山诗“梁王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也只有宫女才能用的故事。桃源只可入一次，第二次便不能入。以喻入宫只有一回，以后便无如此的好机会。《海棠春》“不教更觅桃源路，香径晚风寒，月在花飞处”，香径即采香径，也是宫中路径才能用。但容若与恋人相会并非一次。 《眼儿媚》：“重见星娥碧海槎，忍笑却盘鸦。寻常多少，月明风细，今夜偏佳。休笼彩笔闲书字，街鼓已三挝。烟丝欲枭，露光微泫，春在桃花。” 又《虞美人》“曲栏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均可为证。我不信《赁庑笔记》冒充嘛喇入宫之说。 但其说亦非全无根据，容若有《浣溪沙》一阕，题目为“大觉寺”三字，词云：“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蛱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据此词则似容若曾于寺中与彼姝一度相见，此后人冒充喇嘛之由来也。 《调笑令》：“明月，明月，曾照个人离别。玉壶红泪相偎，还似当年夜来……”， 薛夜来是魏文帝宫人，恋人若非入宫，何得以此相比？ 又《昭君怨》：“深禁好春谁惜？薄暮瑶阶仁立。别院管弦声。不分明！又是梨花欲谢，绣被春寒今夜。寂寂锁朱门，梦承恩。”合以“守宫偏护星星”那句，可见恋人入宫后，从未得皇帝临幸。容若写此词，并非要描写恋人与其他宫女一般望幸的心理，不过表明她始终是清白的女儿身，始终属于他的罢了。《红楼梦》林黛玉虽号潇湘妃子，但未出阁而死。临死时表明自己身子是干净的。又黛玉生日演《蕊珠记》，嫦娥堕落人间，幸得观音点化，嫁前一夕升天而去。也是影射黛玉后来的结局。与此似可互证。 （四）恋人之早夭及容若之追悼 恋人入宫之后，容若还抱将来限满出宫——清制宫女入宫限十年，满则出宫听父母领回遣嫁——更为夫妇之望，已如前述。《减兰》之“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以新月喻恋人，以星喻他结婚候补人。这时候容若想尚未和卢氏结婚，所以要留著正配的位置等他恋人。证以“稳耐风波愿始从”更相吻合。 但不幸他恋人入宫之后，不等限满出来便死了。她身体本来怯弱，又是个神经质的女性，因倾心容若的缘故，无端遭人嫉忌，被送入那深沉宫禁，虚了鸳盟，抛了凤侣，葬埋了花容月貌，辜负了锦样年华，当然使她万分悒郁。入宫以后的生活又像容若所写： “欲问江梅瘦几分，只看愁损翠罗裙。麝篝衾冷惜馀熏。 可奈暮寒长倚竹；便教春好不开门。枇杷花下校书人。”　（《浣溪沙》） “落花如梦凄迷，麝烟微。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愁无限，消瘦尽，有谁知？闲教玉笼鹦鹉念郎诗。”（《相见欢》） “隔花才歇帘纤雨，一声弹指浑无语。梁燕自双归，长条脉脉垂。小屏山色远，妆薄铅华浅。独自立瑶阶，透寒金缕鞋。”（《菩萨蛮》） “凉生露气湘弦润，暗滴花梢，帘影谁摇，燕蹴风丝上柳条。舞安镜匣开频掩，檀粉慵调，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采桑子》） 她挨著这样非人生活，不知过了几年便归泉下。容若后来所作“林下荒苔道韫家，生怜玉骨委尘沙”，“一宵冷雨葬名花”，“鹤孤华表，人远罗浮”，均指此。 那首最著名的《蝶恋花》，也是追悼恋人而作：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_。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此外如“环按只应归月下，钿钗何意寄人间”，“风絮飘残已化萍……人到情多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摊破浣溪沙》），指不胜屈。 再看容若对于恋爱的缠绵狂热，生死不移，与贾宝玉更无二致。 这篇文字证据过于薄弱，决不望摇撼胡适之先生再三再四，用精密科学方法写出来的《红楼梦考证》，而且也万万摇撼他不动。但是，退一步，我可以主张曹雪芹写那部书的动机，许是为了容若的恋爱故事。何以知之呢？原来容若这段恋爱故事虽不敢表白之于父母之前，朋友间却决不隐瞒，所以他同时的人都知道。韩菼替他做神道碑称他“爱作长短句，跌宕流连，以写其难言”，所谓“难言”是什么？不是他那段事关父母与宫庭的恋爱悲剧吗？其他如朱彝尊挽诗，如顾贞观词评，均流露同样意思。想容若以贵公子，而好学能文，礼贤下士，文采风流，映照一代，既大得当时人士同情；加之他那段恋史又极哀艳，所以他的故事，容易为人所传，说不定其恋人的姓名，轶事，也同时播于众口。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容若同时，又同隶旗籍，《饮水词》集中且有赠他之词，则他对于容若的故事当然更比别人知晓详细。雪芹少时侍其祖父，于此事亦颇耳熟，晚年无聊著书，便打算以这个故事为主干，以容、谢为书中主人公，写出一部哀感顽艳情节动人的小说来。但《红楼梦》结构太大，头绪太繁，人物太多，容、谢故事的材料太少，不易敷衍，只好将自己生平及家庭状况搀和在里面——将自己真实历史搀入虚构小说中，不是没有先例的，文铁仙写《儿女英雄传》是用这个方法。俄国托尔斯泰所著小说，也均与自身有关，但不因此便说他是完全的自传——后来愈写愈长，删改的次数也愈多，面目也愈糊模了。不过书中大节目还没有十分更动，还教人可以依稀认出。 如其像胡适之先生所说，雪芹的《红楼梦》完全是自传，则他聚精会神，郑重其事地捏造一大段绛珠草与通灵玉的富于传奇意味的故事干什么呢”如其他真有一位像林黛玉似的表妹，他和表妹间真有像宝黛间恋爱悲剧，那还可说，但据胡适之先生所得的海内孤本又是曹雪芹亲自加批的脂砚斋残本《红楼梦》，其中人物只有秦可卿可考，重要人物如黛玉，宝钗，甚至王熙凤都付缺如，则林黛玉一定是指的曹家以外的了。我说他是纳兰容若的恋人，大约还不至于不可通吧。 再退一步，不谈曹雪芹自传他传的问题，这篇文字总还可以证明清代红学以《红楼梦》与纳兰容若牵连一起，不是完全无因的。不过他们的话都由耳食或辗转传闻而来，并没有到《饮水词》中去寻证据，所以只鳞片爪，说得不成系统。 最可笑的是钱静方氏巴巴地来做《红楼梦考》，也不过说了几句“余读《饮水词钞》，不独于宾从间得忻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又引了几首悼亡词指为黛玉为容若德配之证。这种浮光掠影，不关，痛痒的考证，无怪要被胡适之先生很痛快地挖苦几句了。 完全撇开了《红楼梦》，再退到第三步，也可以证明纳兰容若的词是有内容的。梁任公先生说容若是“当时一位权相明珠的儿子，是独一无二的一位阔公子，他父母又很钟爱他；就寻常人眼光看来，他应该没有什么不满足。他不晓为什么总觉得他所处的环境是可怜的。他的夫人早死，是他极惨痛的一件事，但不能便认为总原因；说他无病呻吟，的确不是，他受不过环境的压迫，三十多岁便死了。所以批评这个人只能用两句旧话，说：‘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梁氏如果将《饮水词》细细研究一番，便不这样说了。我们须知道狂热的诗人固能创造他理想中的世界，幻想里的蜃楼海市，但真正好文学，还是要有真实的内容。王国维批评容若词为“真切”，容若词辞藻富丽，这二字似乎不确，但现在我才知道王氏读词果然能别具眼光了。苏雪林楚辞研究综述苏雪林先生研究《楚辞》，以全部屈赋都蒙有异域文化色彩为立论主轴，她认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亦属世界文化之一支。她考证西亚文化早在先秦时已两度来到中国。
第一次早在夏商前，西亚有一支历史最古、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叫苏末，后忽然消失于历史舞台，其中有一支逃到印度，由印度洋沿海向东航行，再沿海东上，到达中国的山东半岛，由登、莱二州登陆，逐渐占据山东全境，建立了一个雏形的西亚国家。他们认为泰山处在大地正中，是为大地之“脐”，去掉左边的“肉”，即为“齐”，所以山东至今称“齐”。传四百年至桀，为殷商民族所灭，遗民逃至东南营建越国，自称禹的后裔，禹是西亚开辟史诗中的大神马杜克，越后为楚所灭，遗民逃到闽粤，建立了许多小国，是为百越，再后渐为华族同化。
第二次在马其顿侵略欧非亚时期，当地学者为了逃避战乱，纷纷举家东逃，来到我国燕、齐两国，止齐者，以稷门一处为盛，其中以邹衍为巨擘，他大谈方圆九州、五德始终、天地混沌、山川陵谷、飞走跋潜之演进，仙草瑶花、凡枝俗蔓之生长，并与弟子合著“邹子书”，又名《山海经》。屈原奉王命数次使齐，必与稷下诸域外学者交流，得到许多域外文化知识，这些知识后来都融入了他的诗作，如《九歌》即来源于西亚的祭祀，《离骚》中之昆仑、悬圃、帝阍、日东、西海、不周山，《远游》中之大地东西南北之四极，与各地大神交游嬉戏，最后升入目无见、耳无闻的太空境界。《招魂》中之上天下地，东南西北之危险，请灵魂万勿冒险前往等的描写，都蒙有异域文化的色彩。《天问》则是“域外文化之总汇”。即使是《九章》，她认为虽乃屈原被贬后个人之牢骚，异域文化色彩比较淡薄，但也多六经以外的话头。所以她认为屈原全部著作23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她删去《卜居》、《渔父》两篇)，无不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苏雪林先生在《屈原与九歌》一书中指出：《九歌》有如郑卫之音，写的是人神恋爱，而人则由人祭而来。古时的人祭往往要杀人以祭，所杀之人或取之于敌国俘虏，或国内死囚。继之又思送人礼物，以自己所喜爱者为宜，将自己所厌弃者送人为不敬，死囚是人们厌弃者，拿来祭神，实为不敬。于是祭司以为男女信徒，若能自动捐躯以敬神，则男信徒可为女信徒之面首，女信徒可为男信徒之爱侣，本身成神，永在神界享乐，于是产生了人神恋爱。如《湘夫人》中“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就是男信徒说：“听见女神湘夫人要召我去，我将连人带马跳入水中淹死。”她认为以《九歌》气魄之雄浑，文采之矞皇，意义之深奥，其歌主必是隶属于同一集团的神明。其源于西亚的祀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星，即七星坛，加上祭坛底之地并为八数，即齐地八神：云中君为月主(太阴)，东君为日主(太阳)，国殇为兵主(火星)，东皇太一为阳主(木星)，湘夫人为明主(金星)，湘君为四时主(土星)，河伯为天主(水星)，大司命为地主(死神、饰)，既然大司命为死神，则少司命为生神，西亚七曜演变为九曜，《山鬼》是祭鬼的，《礼魂》乃公用的送神曲，是为《九歌》十一篇。
苏雪林先生认为《天问》之所以深奥难懂，文理错综杂乱，绝非王逸所谓“呵壁”之故，皆因错简而致，加之《天问》乃域外文化之总汇，所以难以读懂。为了纠正错简，她利用废名片，每张写上《天问》诗文四句，而后排列桌上，玩索语气，探求文理，终于发现《天问》共分五段，每段文句各有定数：首段关于天文问题共44句，她认为无错乱。二段关于地理问题，亦44句，错乱最为严重。三段关于神话问题，亦44句。四段关于历史问题，分夏、商、周三代，每代72句，虽有脱简，但不算严重。五段乱辞，今存23句，脱落一句无疑。乱辞均为七言，因亦道及夏、商、周事，前人遂将之分插入三代中。她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终将错简整理妥当，于1973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是为《天问正简》一书。她认为屈原数度使齐，频繁接触邹衍等域外学者，接受域外文化的洗礼，于域外之天文、地理、神话知识，不仅了然胸中，且欲传之于后人，故采韵文方式，藉发问反跌一己之诸般知识而写成《天问》。她还推测《天问》体裁可能受《旧约·智慧书·约伯传》或印度古籍《吠陀颂·曼荼罗》之影响。《天问》的“天”，并非指苍天，昊天，应该是指广阔无边、包罗万象的境界。“问”字乃向读者请教，屈原写《天问》时，是变作高坐堂皇的考官，出题考我们呢。同时她还对全文作了逐字逐句的疏证，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的见解。如“凭翼维象”一语，自王逸以来均解为浑沦或氤氲浮动之象，凭翼即凭凭翼翼，洞洞漏漏，而苏先生据《诗》“有凭有翼”，《传》“道可凭依”谓“凭凭”应为“凭依”，“维象”的“象”，应即老子“恍恍”、“无物之象”，而非形象之“象”，“凭凭维象”言宇宙之初所凭依的就是一种恍兮惚兮或无物之象，即老子所谓“先天而生”，代表着古代关于宇宙起源的一种臆说，而这种臆说与古代希腊亚里斯多德所谓“宇宙万物源于法式，而法式则与质素互为蜕变”的理论相吻合。体现屈原对异域文化之纷纭万汇，错难情事，全部了然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