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汪品先
个人简历
汪品先，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院士。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  
1981-82年获洪堡奖学金在德国基尔大学进行研究。主要从事我国海域古海洋学、海洋微体古生物学及和我国环境宏观演化古环境的研究；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9年春在南海组织中国海区首次的国际大洋深海科学钻探（南海ODP 184航次；
获奖兼职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四等奖；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等奖项；
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奖；
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委员会专家指导组成员；
伦敦地质学会名誉会员；
曾任国际海洋地质委员会委员，国际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现任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研究成果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及论文集十余种。
系统分析我国近海沉积中钙质微体化石的分布及其控制因素，发现南海在冰期旋回中对环境信号的放大效应，和西太平洋边缘海对我国陆地环境演变的重大影响，对我国海洋地质学发展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微体化石定量古生态学和微体化石埋藏学的研究，促进古海洋学和古湖泊学等新方向在我国的开展，开拓和发展了古海洋学研究。
致力于推动我国的深海研究与海洋地质、推动我国参加大洋钻探的国际合作，于1996年领衔提出“东亚季风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大洋钻探建议书，在1997年全球评价中获第一名，并应邀担任首席科学家；
成功地主持了1999年春在南海中国海区首次的国际大洋深海科学钻探（南海ODP 184航次），取得了西太平洋区最佳的晚新生代环境演变纪录。
目前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地球圈层相互作用中的深海过程和深海记录”的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学科“海洋地质学”和上海市重点学科“海洋地质”的学科带头人。
近年来积极推动中国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强调地球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海陆结合的角度研究新生代东亚宏观环境格局的演变。
相关报道
汪品先——2009,跨越时空的地球科学2009年可以算是地球科学界相对平稳的一年。值得庆幸的是，与前几年不同，没有发生举世惊骇的特大灾害，倒是有不少值得回顾的进展与发现。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进化论”发表150周年，成了一场捍卫科学、反对倒退的全球性学术检阅；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人类骨骼，把我们祖先的历史上推到440万年以前……我国的2009年，在祁连山发现了永久冻土带的可燃冰，在西昌成功发射了第二颗北斗导航卫星，在南极建成了首个内陆科考站——昆仑站，在东太平洋和南大西洋发现了新的深海热液区、采到了黑烟囱……
最大特点在于观测系统的迅速发展
然而，这一年最大的新闻还在年底，那就是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气候变化是地球科学的题目，在气候应对里头，既有政治、又有科学，地球科学的学术问题卷入政治之争如此之深，恐怕还找不到先例。然而，气候变化与生存环境早已是近年来地球科学突出的主题。2009年又是联合国“国际地球年”（2008）收尾的年份，这项国际活动的目的是促使地球科学更好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所列的十大主题，前四项就是地下水、自然灾害、健康和气候变化，第五项才是自然资源。
可见，地球科学在变。责任在变，性质也在变。资源和环境是地球科学的两大任务，而环境这一头出现了新的难题。资源枯竭当然压力重大，2009年初，我国中长期规划的重大科技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启动，就是地球科学在能源、资源方面的重大举措之一。但是，与资源勘探相比，环境变化的预测本质上是个新问题，是个地球科学还没有学会如何回答的问题。不仅是气候变化，印尼海啸、卡特琳娜飓风、汶川地震……一系列的自然灾害，都向地球科学提出了要求，要求预测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现在的人类，是不是在和自然“对着干”？社会还能不能按原来的路子发展下去？能够站出来回答的，不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地球科学的整体，因为地球是一个系统。工业化以来放出的二氧化碳，到了大气里却发现增加量缺少了1/3，只好到土壤和深海去寻找“失踪的碳”；但是时间尺度不同，碳在土壤里停留了成百上千年，到了海底更可以超过十万年，都比大气里长得多。于是需要跨越地球圈层、横穿时空尺度，这就是“地球系统科学”。
难点还不止是跨学科，而且是研究方法的根本问题。要预测未来先要观测今天，要揭示机制就要有连续观测。因此，当今地球科学最大的特点在于观测系统的迅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地球观测部长峰会”决定建设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已经在2005年开始，全面协调国际对地观测活动。我国中长期规划也设有“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重大专项。
与此同时，地球科学各学科都在发展观测系统。大气和海洋本来就讲究观测，值得注意的是固体地球科学的观测。资源勘探关心的是“矿产在哪里”，做的是空间里的预测；而环境保护、灾害预警问的是“以后会怎样”，做的是时间里的预测，关心的是变化过程。其实找矿也同样要求了解矿床形成和破坏的过程，总之固体地球科学正在发展自己的观测系统。首先是地震观测，比如美国的全球地震网（GSN）和数字地震仪网的国际联合（FDSN）等；近年来又建立起观测地球内部动力学过程的大型计划，如美国的“地球透镜计划”（EarthScope），澳大利亚的“玻璃地球计划”，加拿大的“岩石圈探针计划”，以及我国在华北等地布设的宽频带地震观测网。其中，美国的“地球透镜计划”最为壮观，用600个地震仪观测点，875个GPS定位站，加上150个钻井应力仪在美国陆上作长期连续观测，在三维空间里追踪大陆岩石围的地球动力学变化、理解地壳运动的机制，投入2亿美元、经过5年的建设，现在已经全部到位、正常运行。
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海底观测。2009年12月8日，加拿大“海王星”海底观测网NEPTUNE正式启用。这项耗资上亿美金、海底光缆800公里长、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底观测系统，对深海海底的各种过程进行原位、实时的连续监测，包括板块移动、深海热液和“可燃冰”以及生态环境的种种变化，不怕风暴、不用间断，用光电缆供应能源、传输信息，现在已经记录到海底火山爆发的宏伟场面。这项殊荣本来应该属于美国，原来的“海王星”计划是以美国为主、加拿大只占1/3，但美国政府缺乏经费支持，酝酿了十来年的美国“海洋观测计划（OOI）”推迟到2009年9月方才开始，2014年建成启用，包括区域、近海和大洋三大部分的海底观测，其中“区域”部分就是原来由美方承担的“海王星”计划。而更加宏伟的海底观测计划是在日本，日本用5亿～6亿美元建造了全球最大的“地球号”科学钻探船，在四国岛以南、菲律宾海北端的发震带进行深海钻探。这项“（日本）南海海沟发震带计划”（NanTroSEIZE）从2007年开始，起航时声称最终要“打穿地壳”。到2009年已经完成了5个航次，而将来的目的是在几千米深的井底安置仪器监测地壳运动，为日本提供地震预警，成为日本海底观测计划DONET的组成部分。我国台湾地区也已经在着手实施“妈祖计划”，在台湾东北建设海底观测网，用45公里长的光电缆联接，为预警地震和海啸服务。
地球科学的基础研究必须进入机理探索层面
上面举的只是固体地球和海底观测的例子，其实大气、海洋、陆地、空间各学科无不在推进各种观测计划，形成对地球系统全方位的“立体观测”，使得地球科学从定性描述、静态考察，过渡到定量检测、动态机理探索的新阶段。半个世纪前，人类对地球只能从地面、海面作局部的观测，而卫星技术从空中开辟了观测平台，覆盖全球，而现在海底观测网是地球观测的第三个平台，不仅可以“常驻”海底、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而且能深入到最接近地球内部的深海底部进行探索。不过，地球科学正在进入的这个新阶段，不但要求硬件建设，更要求在科学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发生变化，而这正是我国地球科学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9年是我国学术界广泛开展“战略研究”、准备“十二五”立项之年，各个系统纷纷成立战略研究组织、撰写战略研究报告。在国家重视科技、增强投入的背景下，这本来是令人兴奋的大好事，也是反思问题、调整步伐的好机会。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近来“规划”制定、“战略”研究的次数多了些，有的战略研究往往新意不足，对于分析存在问题、改变原有轨迹的兴趣不大，而过分关心现有项目的继续进行，过分尊重每位参加者提出的题目，研究的结果是七八十个项目并列，“一个也不能少”。一旦战略研究失去了改变现状的意愿，变成了“十二五”经费的预分配，这种研究恐怕不如不做，至少不要为以后的改进埋设障碍。
这里说的改变，是说地球科学的基础研究必须进入机理探索的层面上来。描述也是科研，但当今地球科学的创新在于机理探索，描述是为探索提供原料。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增加，不能总是满足于“原料”输出国的地位，而把“深加工”和“组装”留给发达国家。回顾30年来，我国的科学界在长期闭塞之后突然“看”到了世界，但是在还没有“看明白”、还在琢磨如何“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却又陷入了比经费、数论文的怪圈，于是研究课题的小型化、分散化变成了学术界的主流，始终形不成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坐庄”、“问鼎”的大型计划。与此同时，国际地球科学的主旋律变了，探索机理成了主线，文献里“俯冲工厂”、“降尘机器”、“微生物引擎”之类的关键词频频出现，汇总全球资料、跨越时间尺度的新型成果纷纷涌现，即便是地方性的研究，也带有“局部着手，全球着眼”的特色。固体和流体地球科学间的“古”、“今”界限正在淡化，地质尺度的碳循环正在纳入当代温室效应的研究，当代的深海热液被用来探索太古代地球的缺氧环境。随着视野的拓宽，比较行星学方兴未艾。火星上的全球变化、木卫二的冰下海洋和土卫二的蒸汽喷发，都燃起了地学界的学术热情。然而，这类科学命题与处在赶“论文潮”的我国地学界大异其趣。
这种国际差距也反映在科研的组织形式上。描述性的成果适宜于独白，而机理探索则要求讨论、争辩；重复性的工作只需要模仿或最多添购个仪器，而创造型的研究却往往要求技术上的改进。我国现在不乏学术交流会，只是掌声多、争论少，尤其缺乏探索性的讨论；我国也不缺科学和技术的项目，但是两者各自制订计划、分头汇报成果，连同一部门的“973”和“863”两大计划也只能各行其是。进入新阶段的地球科学里实证科学成分逐渐增多，要求用定量数据的数值模拟来检验理论和假说。我国有强大的队伍产生数据，也有数值模拟的高手，但是相互结合、能够向理论问题冲刺的队伍却又实在太少。
观测科学的发展带来的是海量数据，分分秒秒都在涌向终端，处理不当就会泛滥成灾。美国“海洋观测计划”把几乎1/3的预算用在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cyber-infrastructure）上，用来储存、处理和提供数据。能够在网上自由提取全球信息的新型研究方法，正在成为地球系统研究的捷径。而我国嚷了多少年的“数据共享”却至今尚未真正实现。科学数据也是一种财富。如果把采集到的数据比作得来的财富，把全球数据库比作世界规模的银行，当国外的研究者已经在依靠网上公用数据进行研究，就如使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我国的一些同行却还在深藏数据，点着蜡烛将手头的一点“货币”装进坛子里埋起来……这样下去，到2020年我国能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吗？
2009年过去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在2010年里深思的问题。
《科学时报》汪品先院士：中国应走向“深海大洋”新华报业网讯 3月16日，由省科协等主办的系列高端报告会迎来了主讲嘉宾——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汪品先院士。这位成就卓著的海洋地质学家，以渊博的知识、风趣的语言，为听众揭示了不为人知的神秘深海生物圈，并指出，21世纪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新世纪，海洋开发关系国家安全和权益，中国应努力走向深海大洋。
海底“黑烟囱”培育“黑暗生物链”
汪品先院士说，地球表面71%是海洋，其平均深度超过3800米，过去人们认为600米以下的海区直至海底一片黑暗，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然而根据研究估计，地球上活的生物量中有30%生活在海底地下，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固有的生物圈概念。
过去人们认为，万物生长靠太阳，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形成了陆地上的“有光食物链”。上世纪90年代，海洋学家发现在海底有许多“黑烟囱”，大量含硫化物热液从海底喷出。“黑烟囱”区有着大量动物群，比如长达3米、无消化器官、全靠硫细菌提供营养的蠕虫，还有“黑暗螃蟹”之类“见不得光”的生物，这些生物依靠地热能，通过化合作用生产有机质生存，形成了一条海底的“黑暗食物链”。
汪院士认为，海底深部生物圈生活在极端特殊的条件下，高温高压而且生存空间极小，新陈代谢极端缓慢，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但有的已经活了几十万、几百万年。它们在生物技术上的价值不可估量，将向人类提供现在完全不了解的基因库，无论在生物学理论或者生物技术实践中都有着极为诱人的前景。
海洋蕴含大量“可燃冰”
不少专家预言，到2050年后，中国将面临煤炭和石油危机。对此，汪院士并不认同。他指出，海洋资源是今后中国能源开发的很好方向，其中“可燃冰”作为一种新能源，大有前景。
他解释说，“可燃冰”学名叫“水合天然气”，它看似冰，一点火即可以烧起来，就像火烧冰激凌一样。原因是大量甲烷分子被锁在水分子里，如果把甲烷从冰中释放出来，体积将是水的160多倍。这种“可燃冰”大量存在于海底大陆坡上段500-1000米处，有人预测，全球“可燃冰”的总量，相当于人类用过的所有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总量再乘以2。
中国确定海洋国策迫在眉睫
汪院士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科学研究队伍，但长期以来缺乏深海大洋的研究力量，深海研究在学术上已成为制约我国地球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应用上也难以适应国际海上权益与资源之争的形势，重新考虑我国在国际地球科学中的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据介绍，中国目前的海洋产业，还是以交通和渔业为主体，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海底资源正被大规模地开采和利用。“美国搞了个‘海王星计划’，与加拿大联合，在西海岸铺设一个区域性海底观测网，从海底向下打井埋下设备，再用光纤把所有的观测点连起来。今后海底一有‘风吹草动’，在美国的办公室里便可一目了然。”汪院士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像在海底设立‘气象站’、‘实验室’，将来势必会改变人类和海洋的关系。” 
汪院士指出，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确定国家的海洋国策。中国在新世纪要发展壮大，必须抓住机遇走向深海大洋，成为海洋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