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卫军芬兰志愿兵营
评价
“我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营”--党卫军本部的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格特勒布·贝格尔
“…哪里有芬兰党卫军士兵，哪里的敌人就会被击败”--1943年7月11日当天的命令，党卫军最高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背景
1941年初，芬兰再次受到了苏联巨大的威胁。巴巴罗萨行动即将发起时，德国视芬兰为一个潜在的盟友。打过打算组建一个芬兰志愿单位以此来在芬兰和德国之间进行政治斡旋：这将是双方未来合作的一个保障。
1917年12月6日之前，芬兰是沙俄的一个自治地区。在1916年和1918年之间在德国组建了由芬兰志愿兵组成的普鲁士皇家第27猎兵营。因为在俄国军队占领下的芬兰人是不能进行军事训练的。这个营是芬兰国防军的基础。因此这就决定了第一个芬兰志愿营加入德国武装部队遵循下列的步骤。
招募
招募的任务交给了一名原高级警察，艾斯克·里基少校。在非战争时期芬兰政府试图两个月内在赫尔辛基秘密招募总数为1200名的志愿兵。轮机工程局作为掩护来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德国党军军官员和医生从这里挑选合适的人选。他们在德国的兵役和芬兰一样，同时一些现役的芬兰军人也可以前往德国。实事上由于志愿兵中的军官和士官太多，在后来产生了很多麻烦。原来德国人是想组建一个芬兰志愿兵团，但是未能如愿。  党卫军芬兰志愿兵营荣誉袖标
前往德国
在1941年5月和6月初芬兰志愿兵分五批前往德国。前三批人由先前参加过军事训练的人组成。他们几乎全部进入了党卫军维京师。维京师正前往东线发动攻势。最后两批人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因此他们被送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在那里组建维京志愿兵营。  在施特拉尔松，一群更换完军装的芬兰军官  在党卫军西欧团服役的芬兰人
失望来比想象的更快：德国人承诺过所有的人会保持其原来的芬兰军衔，也不会有人从芬兰单位分开。芬兰人还以为他们会有一位芬兰营长。残酷的事实却是：大部分都已经军训完的人被直接发送到“维京师”，芬兰士官只有党卫军小组长（下士），而长官全是德国人。  1941年6月， 新任命的党卫军小组长的合影
训练
芬兰营德国官方名称为党卫军芬兰志愿营--”北欧“营。它包括营部，3个步兵连和1个装备轻型迫击炮、步兵炮和重机枪的重武器连。该营共有800人。
经过军训后，芬兰营在1941年6月前往施特拉尔松，4月初他们到达了波美拉尼亚的格罗斯--波恩。
格罗斯--波恩军事区是一个很大的训练地区，可以容纳三个满员的步兵师。建筑和军营都是现代化的而且很舒适。整个地区是训练大型编队的理想场所。除此之外，这里的地形和芬兰也十分相似。
芬兰军官晋升为他们曾被许诺过的军衔，但是士官们还要等待。大多数芬兰士官和军官在苏芬冬季战争中有了战斗经验，但是他们在营里没有得到职位除了在训练场上跟随训练之外，没事可做！
让德国军官感到惊讶的是芬兰志愿营的射击结果比普通的德国营要好得多。随着训练的进行和语言沟通能力的改善，德国人和芬兰人之间的信任与日俱增。
让芬兰的党卫军战地记者党卫军二级小队长尤卡·提科告诉我们芬兰人是如何在格罗斯--波恩进行训练的：
9月1日：
“我们一整天都在进行卧射训练。只有香肠和一片面包能打断训练，这是我们第一次身着伪装……我们把画着敌军的图画打成碎片，这样一级小队长艾格斯就无法计算我们的命中率了！”训练(8张)
9月2日：
“特别沉重和漫长的一天，科目是关于一个分队和一个排进攻的地面训练。整个身体垮掉了，我感到十分疲惫。”
9月3日：
“利用索米冲锋枪进行射击和进攻训练--投掷手榴弹。”
尽管战斗训练很沉重，人们还是有一些闲暇时间。党卫军二级突击中队长陶诺·鲍久宁把芬兰营的班底组建完毕。同时很多年轻女士和芬兰人之间的罗曼史证明芬兰人不会浪费他们的休闲时光。
9月中旬，芬兰志愿营得到了100辆货车、轿车和摩托车。文件上说该营的装备很好，每个步兵小队都有自己的车辆大多数货车（马特福特、雷诺、雪铁龙和标志）都是法国造的，容易出现故障。
在9月13日该营更换了官方名称，武装党卫军芬兰志愿兵营。大约1个月后，该营进行军事宣誓，接收自己的军旗。
营旗是蓝白色的，上面绣有芬兰和党卫军的图案标志，铁十字芬兰自由十字和普鲁士皇家第27猎兵营的营徽绣在了白色方格里。
奔赴前线
1941年3月12日，芬兰志愿兵营的党卫军士兵乘坐5个火车车皮离开格罗斯-波恩，12月8日在乌克兰的文尼察下车。在那里他们继续使用自己的摩托化车辆组建自己的营队。
一个月后，经过缓慢，充满泥泞和雪水的行军后，芬兰营在1942年1月8日到达了米乌斯河时，他们的车辆只剩1/3可以开动了。  在前往前线的路上休息时
战斗
芬兰志愿营成为了党卫军“维京”师“北欧”团的第4加强营。正式名称为北欧团4营，但是最初他隶属于“西欧”团。在“维京”师内部芬兰营被称为“芬兰猎兵营”。
1月底，芬兰营前往米乌斯河前线，在那里一直待到1942年夏天德军发动高加索攻势。
1942年春，“维京”师进行了扩编重组，装备了新型车辆和有效的武器。芬兰营更名为北欧团3营，成为党卫军北欧团的正式战斗营。战斗(14张)
芬兰营重新装备，他们获得了重武器。该营一直训练和休整到1942年8月，因为他们需要接收新的摩托化车辆。一切准备就绪后，芬兰人跟随维京师前往高加索。
克洛克纳-胡姆博尔特-多伊茨卡车被证明比去年原来的法国卡车要更加优秀。芬兰营现在拥有更少的车辆，因为一辆卡车可以搭乘两个步兵分队，而原来的卡车只能搭乘1个分队。
在迈科普芬兰营很快就卷入了和在马尔戈别克一样激烈的战斗。在1942年秋，随着芬兰志愿营进攻的成功和后来歼灭了苏军的大反攻，他们的名气开始增大。
最后，芬兰营成了“维京”师的“消防队”，它被派往每一个地方发动反攻。芬兰营伤亡巨大，到年底时，他们营的人数不足百人。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的形势迫使该营从高加索前线撤退。激烈的战斗和撤退后，该营的官兵们设法活了下来，并且再次前往米乌斯河前线，去年夏天他们向东推进的起点。
伤亡
“维京”师的芬兰人总共有256人在战斗中阵亡，几乎所有人都负过伤-很多人还不止一次。阵亡的士兵被埋葬在战场上。伤员则被运往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数十家医院。  1942年高加索某地的芬兰伤兵
有这样一个不是很频繁的细节，战争中也有芬兰志愿护士在德国工作。两名芬兰护士在“维京”战地医院工作，两名芬兰志愿护士在维也纳的党卫军野战医院工作，他们对待伤员“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奥地利维也纳党卫军驻军野战医院的芬兰人
预备连
1941年在拉多姆组建了一个芬兰预备连。它隶属于”维京“师预备营，该连很快便前往了奥地利的格拉茨。  在格拉茨接受训练的芬兰人
芬兰预备连负责照顾那些康复中的伤员，“那200人”是1942年秋从芬兰作为预备队派来的。虽然预备连的连长是党卫军二级突击中队长德国人施罗德，但基本上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是芬兰人。  芬兰少校艾尔基·科科到格拉茨进行探访
军官课程
  1943年夏第二批芬兰军官学员从1942年春天开始，芬兰人进入巴伐利亚的巴特尔茨的党卫军军官学校参加军官课程。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党卫军旗队长弗里茨·克林根贝格是这些外籍人员的专门军官课程的教官。  在巴特特尔茨进行渡河训练
解散
两年的期限到了，芬兰志愿兵营从前线转移到了格拉芬沃尔的奥尔巴赫。从那里他们又前往了巴伐利亚的吕波尔丁，和那里的预备连一起进行休整。
他们的告别仪式在1943年5月23日举行。党卫军“维京”师前任师长，党卫军第3装甲军军长，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菲利克斯·施泰纳和营长艾尔基·科科一起参观了芬兰军营，并且参加了告别仪式。解散(6张)
返回芬兰
5月28日芬兰营乘坐火车离开吕波尔丁，6月日他们在爱沙尼亚塔林港下车乘船返回芬兰。返回芬兰(3张)
1943年6月3日在坦佩雷进行的庆祝典礼。一个月后芬兰营再次在汉科集结，并正式解散。1943年7月11日原来的芬兰营营长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汉斯·库兰尼为45人颁发铁十字勋章，并且和他们一一握手。
结束语
芬兰营解散后，人员被分配到不同的芬兰陆军部队。其中有88人已经被选拔参加在尼尼萨洛主办的芬兰后备军官培训班。芬兰装甲师接收了很多原来的志愿兵，因为他们有着很好的机械化作战经验，1944年当苏联向芬兰开始发动反攻时，这些人表现出了过硬的军事素质。
突击炮营接收了19人。例如党卫军二级突击中队长毛里·萨尔迪奥成为了第1突击炮营营长。党卫军候补士官（对应芬兰军衔参谋军士）比约恩·布罗特尔是芬兰顶级的突击炮指挥官。他的III号G型突击炮Ps531-10号在1944年6月25日到7月12日击毁了11辆苏军坦克（1944年突击炮营共击毁了87辆苏军坦克。）
指挥官
汉斯·库兰尼芬兰志愿兵营的营长是一名德国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长汉斯·库兰尼（1908年生于斯特丁，今天波兰的什切青）。  汉斯·库兰尼
他原来是一个冲锋队志愿兵，后来在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当了连长和司法官。他参加了波兰战役和法兰西战役，在来芬兰营前，他曾在党卫军“西方团”和“维京师”师部服役。库兰尼在1942年4月20日晋升为党卫军二级突击大队长，1943年4月29日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
他在1944年7月29日阵亡，时任党卫军第49“德·罗伊特”志援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死后被追认为党卫军旗队长，同时也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他被安葬在爱沙尼亚的塔林。
卡勒沃·库恰拉党卫军芬兰志愿兵营是党卫军唯一一支有自己的随军牧师的单位。卡勒沃·库恰拉原来是芬兰一个小地区，哈图拉的著名牧师。
当芬兰营前往前线后，猎兵少校卡勒沃·库恰拉奉命加入芬兰营担任联络官，他被授予党卫军相应的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军衔。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德军第27皇家普鲁士猎兵营作为志愿兵服役。在那里他和一名德国女子结了婚，因此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库恰拉在“维京”师师部工作，如果芬兰人和德国人发生矛盾，他代表芬兰人处理问题。他还负责“维京”师内芬兰人和芬兰本土之间的联系。他常常鼓舞这些远离家乡承受巨大压力的士兵。
库恰拉在1942年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战争结束前他返回德国战后他一直在瑞典生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