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曹康林
部分出版作品
《中国企业悲情调查：一个财经记者的采访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07.01）
《位置为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01）
《创业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智谋与防身》（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07.01）
近年武汉都市圈杂志重磅报道文章
《东湖不高兴》（2010.04）
《尴尬汉阳》（2010.04）
《红安不“红”》（2010.04）
《黄陂之惑》（2010.05）
《狱中牟其中》（2010.05）
《解密神龙架》（2010.06）
《太阳秭归》（2010.07）
《钟鸣谁州》（2010.08）
《走三国》（2010.09）
《首富江夏》（2010.10）
《恩施发现》（2010.11）
《创意洪山》（2010.12）
《“陆羽”天门》（2011.01）
《咸安·闲安》（2011.04）
《创业街密码》（2011.05）
《蕲州憾事》（2011.06）
《水主洪湖》（2011.07）
《谁在改变武昌》（2011.08）
《“私奔”郧西》（2011.10）
《迷途武当》（2011.11）
《光谷智造》（2012.02）
《隐形桥都》（2012.05）
《玩赚武汉》（2012.06）
作品专家评价
悲情似火
——读《中国企业悲情调查》  《中国企业悲情调查》封面
湖北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谢丽萍
[1-2]一本调查企业家悲情的书，却写得满纸是火。在书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眼泪，不是悲哀，而是那种不被悲情打倒，不被悲情屈服，在悲情中成长，在悲情中拼搏的企业家精神。读完《中国企业悲情调查》（简称《悲情》），我们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们袭来，顿时，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震撼，这种震撼如同燧石在受猛烈敲打中飞溅出来的灿烂火花，又如疾风中的劲草，在风中显示着坚忍不拔的力量。
譬如，书中讲述的陈天南，他原是爱多集团的两个创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标共同投资4000元，生产VCD，三年创造了20亿元产值的神话，而不少人认为，这个“神话”是胡志标的功劳，陈天南在爱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后来胡志标​又想把他一脚踢开，以便一个人控制爱多，造成陈天南退股。由此，陈天南又遭世人指责，“爱多”的倒塌是因陈天南退股造成的。后来，尘埃落定，胡志标进了监狱，应该是陈天南洗冤的时候了，但陈天南却说：“胡志标虽然对我无情无义，然而，我并不想利用媒体来指责他。我和他都是农民的儿子，创业时以兄弟相称，然而，在爱多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分手了。后来爱多垮了，他进了监狱，我回到了家乡的小镇。我没有挂甲归田，而是总结爱多的教训，将爱多的余部重新组织起来，另起炉灶，花两年的时间，打造出了另一个“爱多”？中山市安得美卫浴产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来证实爱多倒了，爱多的创业精神没有倒；胡志标倒了，陈天南站起来了。我想，新生的爱多？安得美，将会唤醒我和胡志标的那一份情，那一份义。我第一次到监狱看望胡志标的时候，我们两人相对无语，惟有泪千行。” 
从陈天南的身上，我看到了企业家的“不倒精神”，因为他们是一种稀有人才，一种特殊人才，在任何环境中，他们都不会轻易倒下去，否则，他不是企业家。
1999年牟其中因“诈骗罪”而锒铛入狱，然而，“在牢里，老牟虽是自由的奴隶，却是时间的富翁。为此，他订阅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五份报刊，在狱中熟读了马列著作，更熟读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时也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更多的时间，是在继续思考和总结他的‘研究课题’？‘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他说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毛遂自荐，狱中请缨》的文章，大意是：请中央指派一个部门领导南德‘后续的实验’，即南德全资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将以经营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来。报告中对学校的宗旨、师资的选择、学生的来源、课程的设置到学生创业安排，创业之后的股份分配、资产增长评估等都有详尽的分析。他说他要再造三个“国际特区”，一个建在中国，一个建在俄罗斯，一个干脆建在美国！起步阶段的投资金额，至少要十亿美元。他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领导的企业做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失败了，也只是我们几个人生死荣辱的事情。我连死刑都判过，是改革开放路线救了我，我为了改革开放路线，还有啥舍不得的呢？”
《悲情》借用牟其中诉讼代理人夏宗伟的口气说：“每次到监狱，我见他的情绪都很急躁，好像很多事都想办，然而都不能办。他还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施展着他作为职业企业家的才华。记得在2002年，大约全国人大召开前后，对如何改善湖北的投资环境，发展湖北经济，舞活湖北中部崛起的龙头？武汉，成为各级领导和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虽在此次牢狱之前，老牟只是非常短暂地来过武汉两次，但如今身陷大牢的他，仍然没有褪掉商人本色。一谈起武汉的建设和发展，他就忘掉了大墙内的寂寞，心情特别兴奋。他曾对管教干部谈起：对武汉建设，我有个建议？可利用武汉的天然优势，把武汉建设成为中国内陆的威尼斯。湖北素有‘九省通衢’、‘千湖省’之美誉，长江、汉江贯穿武汉三镇中心，周边湖泊不计其数。武汉具备了威尼斯的自然条件，却没有成为威尼斯。如果把东湖、汤逊湖、沙湖等主要湖泊与长江、汉江打通连接在一起，把死水变成活水；把不能与江水相连的湖彻底改造，那武汉就变成了中国内陆的威尼斯了，楚文化、投资环境、旅游资源等就会被充分地挖掘和得到利用，湖北的龙头岂不就活了？……”
在监狱里，牟其中还表示，他要把过去几十年的奋斗，当成学习的过程和经验的积累，去实现他的三个目标：一是除开三年的恢复期以外，十年之内他会建成排列世界十强的一家企业；二是办一座实习、研究智慧文明时代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学；三是写一本关于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学著作。他说他在1980年，仅以借来的300元人民币创办南德，第二年的经营规模便超过了100万元。1984年，他第二次平反出狱，公司变成了废墟，还留下了五万元的债务。不久，他又在负五万元的起点上，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飞机易货贸易业务，接着又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这一次，他将从负3亿元人民币的起点上起步，他的感觉不是担心，而是感谢命运又给了他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他感到一种临危受命的激动……21世纪初，石油大王、钢铁大王能做到的事，今天东方的牟其中可能做得更好！
在这里《悲情》把牟其中写得非常真实。牟其中是一个爱做“美梦”的人，他没有想到为了追求这些“美  《位置为王》图书封面梦”，他已经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来整整10年的日子，36岁第一次坐牢，现在63岁。放下“美梦”，可能轻松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样去追赶烈日，宁愿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残酷游戏？费尽千辛万苦将一块石头推到半山腰，正在他为暂时的胜利而兴高采烈时，竟失手让巨石滚落山下，然后，他又奋力继续往上推……
有人说，牟其中的“美梦”是“乌托邦”，然而，“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干枯，人间剩下的只是平庸、绝望无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语）；“世界地图上如果少了‘乌托邦’这个国度，整个地图就不堪一顾”（一位诗人言）。老子的“弱国寡民”，庄子的“遁世逍遥”，佛教的“极乐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不都是“乌托邦”吗？
我们读了《悲情》，我们觉得牟其中应该算一个企业家，而且是难得的企业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败。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企业家，我们不能只看个人命运如何，功德是否圆满，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么新鲜有益的东西，在历史上有无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结局如何，历史都不会抹杀牟其中的名字，悲剧往往比喜剧更深刻，更有价值。没有千千万万失败企业家奠基，就没有千千万万成功企业家的丰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失败企业家。
尽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没有一家媒体说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称他为“铁窗企业家”。 
在“铁窗企业家”中，《悲情》还介绍了武汉大江信用社董事长周训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气要小得多，但因为他当年承包幸福集团的信用社造成“挤兑风潮”，在全国影响很大。在湖北，人们可能不知道周训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团那场惊动了中央领导人的“挤兑风潮”，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因为平息那场“挤兑风潮”，武汉动用了上千名警察。
书中介绍，在监狱里，周训和写了100多万字的文章，还写了一本新产品策划方案，刑满后，他要把这个产品做到100个亿。从《悲情》中，我们了解到，周训和小时候因家里穷，没有钱读书，后来有了很多钱，又没有时间读书。为了填补“无缘读书”的遗憾，周训和曾拿出很大一笔钱资助了教育事业：捐资300万元在他的家乡红岭村兴建延华光彩小学，捐赠100万元给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完善教学设施，赞助随州30万元办学，资助湖北美术学院20名学生读完大学……他曾想过，待延华集团做大以后，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去进修，没想到现在是在铁窗下来实现这一梦想：监号里没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制成针，把棉絮的连结处缝好，制成高1米、直径30厘米、顶部垫上一块圆形纸板的“写字台”：与此同时，又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老板椅”。在这里，他读了很多书籍和报刊，也写出了不少“随想”。读书、写作累了，他就去欣赏蚂蚁？蚂蚁的觅食场面，能把他带进他熟悉的汉正街的商战环境……
接触“铁窗企业家”，给人的感觉不是凄凉，而是悲壮。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监狱看成是“停业整顿”、“继续学习”的一所学校，随时准备出狱后，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诉我们，重打江山，并不容易。《悲情》里的陈远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陈远豪是金天集团董事长，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正在他准备把自己的纺织企业做成“中国第一大”的时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两年零十个月。办案人员对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象出来的，后来他无罪释放，可以说是一场“死里逃生”。走出监狱后，他的悲情并没有减轻，第一，他没有被恢复董事长的职务；第二，办案人员用了他100多万元私款，没有退还给他。他虽然被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当总经理，然而，当时他是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情离开天门的。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亲手打造的“金天集团”，然而，当他出狱的时候，“金天”已经被卖了。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辞职去了安徽一家棉纺厂，不久又离开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这样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辞职，心中只有一个追求？　一定要寻找一个适合自己打拼的舞台，找回曾经失去的辉煌！
有人说悲情都属于失败者，然而，在《悲情》中，我们却看到了成功者的“悲情”。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汉，”格力集团总经理董明珠说，“那一刻，我为我的孩子流泪了，万一我有个什么，他还这么小，要一个人生活该是多么困难！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强，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个男人一样，我不为自己后悔，但确实愧对孩子。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妇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因为忙，我这一年来几乎没什么时间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这一次我病倒后，孩子坐飞机到武汉来看我，见面后，儿子非常懂事地对我说：妈妈，你安心养病，我会听话，你不用操心。儿子才12岁，但对我却是这样理解。在孩子离开我时，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小小背影，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内心感受非常复杂，眼睛一闭，孩子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如果这次好不了，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着书中写到：“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医院的阳台上，凝望着武汉三镇的万家灯火，她发现只有在这个时候，在远离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人生不能两全，成功的背后总是有遗憾，这究竟是现实环境的局限还是个人能力的局限，她说不清。但她不会动摇她的理想追求，要为格力创辉煌。”
随后是作者大发感慨：没有见到董明珠，我很想当“董明珠”；见到董明珠后，我想当“董明珠”的勇气突然消失。这时，我才知道，中国家电为什么只有一个“董明珠”。
一个企业家处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么，因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负力。然而，当一个企业家的辉煌已经过去，你还是昨天的企业家的时候，你如何走过今天？ 
《悲情》还讲述了曾经以“满负荷工作法”闻名全国的张兴让。他已经68岁了，仍然是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仍然每天推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去上班，每月工资只有520元，就连“五一”节他都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厂里值班。他还想，等他的厂经过改制变成股份制公司后，他便退到二线，以后的空余时间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说，在企业呆惯了，一在家就浑身不舒服，一上班什么病都没有了。对于张兴让来说，有了企业，也许使他变得沉重；没有企业，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从这里，我们看到“企业家注定是一匹负重的骆驼！” 
大名鼎鼎的作家张贤亮，也是《悲情》讲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认为张贤亮靠自己的名气创办西部影视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并非如此，张贤亮创办影视城也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因为企业办得越好，麻烦事也就越多，如当地有权势者打影视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围的地以十几元一亩，全包给自己家人种树，准备向他要土地转让费；还有“地头蛇”眼红，带着三四十人，拿着家伙，把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走，由他们来卖票收钱。张贤亮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头，他家有几口人就让他准备几口棺材，我张贤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
当地政府部门也有人见张贤亮操作得好，呼吁收回国有，说不能成为张贤亮的私有财产。 　还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楼、饭店、疗养院，白白的瓷砖贴过的现代化墙壁，破坏了古堡周边的荒凉环境。
张贤亮悦：“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牧马人》里的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绿化树》里的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有人说我能成功是因为我是大作家，影视界都来捧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应。其实，名人效应只在开始阶段有用，一说张贤亮搞影视城，几千万读者可能会关注这个项目。但名人效应是一把双刃剑，否则我经营初期不会那么艰难。譬如，很多人都说商人有‘原罪’，而我作为商人是一点罪都不敢有的，为什么？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将仅有的那点靠写作积攒出的名声毁掉。我不敢贿赂官员，不敢偷税漏税，在没具体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遵守良心与道义上的规则。别人一桌酒就能办到的事，我要绕一大圈经过长期的等待才能办到。在具体事情上，我的那点‘名’都是虚的，比如我说‘我是张贤亮，把这个无形资产押在银行吧’，人家会贷款给我吗？在上级官员眼中我是要服从的下级，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钱的老板，我要能给他利益他才会听我的。” 
读《悲情》中的张贤亮，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那在夕阳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西方人讲：美与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伟大。
中国古代传说：20岁的美女庆都在阴风凄惨、雷雨交加的荒野中与一条狰狞的赤龙交媾，14个月后，生下了理想的仁德圣君：尧。
其实，美与悲情结合，同样可以产生伟大。如果一个悲情企业家没有爆发出崇高的精神之火，那是因为他的悲情没有与美结合。
在悲情企业家面前，一般显示着三条路：
一条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袭击，逆来顺受，任其风吹浪打去，如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河南首富乔金岭等都是自杀身亡的企业家。
一条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袭来，立即采取回避措施，逃离工作对家庭的压榨，解脱财富对心灵的扭曲，回归田园生活。如浙江余杭一家民营蜜饯厂的老板，自称是“中国式装在套子里的人”。他怕周围的人起“杀富”之心，人为地限制企业的发展，不做广告，远离媒体，只做低调营销。
一条是生龙活虎之路。让悲情像火一样的燃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他们来说，悲情不是泪，不是冰，不是雪；悲情似风，似电，似火。像陈远豪、董明珠、张贤亮……他们向我讲述悲情时，我没有看到一滴泪水，没有看到一丝悲伤，而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火
二条焰在向我扑来？那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在燃烧！
《悲情》之所以动人，一是文笔生动，二是情节感人，三是字里行间跳动着思想火花。看完《悲情》，我们突然发现：企业家都是冒险家，都是爱挑战极限的人，他们不断把自己抛向绝境与极限，又在极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巅峰体验。作为个体，他们未必是为“冒险”而生，为“挑战”而来，但作为群体，他们都似乎承担着人类的某种使命，无论是成功与失败，都在书写一部不朽的《创业史》。
一部解剖中国企业家心灵的书
——评《中国企业悲情调查》 
文/ 叶满堂
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讲述中国企业家生存状态的危情报告，书中讲了19位中国著名企业家令人辛酸的悲情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翁，涉及到中国企业的各个行业，他们的悲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图谋“企业帝国”进了监  《智谋与防身》封面狱，有的因企业失败而到处流浪，有的因改制而下岗，有的因急功近利而丢掉了性命，有的因抢占一个市场高地而牺牲了家庭，有的因继承“王位”背负重大压力……他们痛心，但未死心，且献身企业的精神支柱没有倒塌，即使是失败了，也不放弃“东山再起”的希望。读完《中国企业悲情调查》（简称《悲情》），我们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们袭来，这种力量虽然是悲壮的，但给人却是向上的。
譬如，书中讲述的陈天南，他原是爱多集团的两个创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标共同投资4000元，生产VCD，三年创造了20亿元产值的神话，而不少人认为，这个“神话”是胡志标的功劳，陈天南在爱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后来胡志标又想把他一脚踢开，以便一个人控制爱多，造成陈天南退股。由此，陈天南又遭世人指责，“爱多”的倒塌是因陈天南退股造成的。后来，尘埃落定，胡志标进了监狱，应该是陈天南洗冤的时候了，但陈天南却说：“胡志标虽然对我无情无义，然而，我并不想利用媒体来指责他。我和他都是农民的儿子，创业时以兄弟相称，然而，在爱多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分手了。后来爱多垮了，他进了监狱，我回到了家乡的小镇。我没有挂甲归田，而是总结爱多的教训，将爱多的余部重新组织起来，另起炉灶，花两年的时间，打造出了另一个‘爱多’？中山市安得美卫浴产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来证实爱多倒了，爱多的创业精神没有倒；胡志标倒了，陈天南站起来了。我想，新生的爱多？安得美，将会唤醒我和胡志标的那一份情，那一份义。我第一次到监狱看望胡志标的时候，我们两人相对无语，惟有泪千行。” 
从陈天南的身上，我们发现企业家是不会轻易倒下去的，否则，他不是企业家。
1999年牟其中因“诈骗罪”而锒铛入狱，然而，“在牢里，老牟虽是自由的奴隶，却是时间的富翁。为此，他订阅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五份报刊，在狱中熟读了马列著作，更熟读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时也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更多的时间，是在继续思考和总结他的‘研究课题’？‘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他说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毛遂自荐，狱中请缨》的文章，大意是：请中央指派一个部门领导南德‘后续的实验’，即南德全资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将以经营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来。报告中对学校的宗旨、师资的选择、学生的来源、课程的设置到学生创业安排，创业之后的股份分配、资产增长评估等都有详尽的分析。他说他要再造三个“国际特区”，一个建在中国，一个建在俄罗斯，一个干脆建在美国！起步阶段的投资金额，至少要十亿美元。他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领导的企业做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失败了，也只是我们几个人生死荣辱的事情。我连死刑都判过，是改革开放路线救了我，我为了改革开放路线，还有啥舍不得的呢？” 
《悲情》把牟其中写得非常真实。牟其中是一个爱做“美梦”的人，他没有想到为了追求这些“美梦”，他已经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来整整10年的日子，36岁第一次坐牢，现在63岁。放下“美梦”，可能轻松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样去追赶烈日，宁愿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残酷游戏？费尽千辛万苦将一块石头推到半山腰，正在他为暂时的胜利而兴高采烈时，竟失手让巨石滚落山下，然后，他又奋力继续往上推…… 
有人说，牟其中的“美梦”是“乌托邦”，然而，“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干枯，人间剩下的只是平庸、绝望无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语）；“世界地图上如果少了‘乌托邦’这个国度，整个地图就不堪一顾”（一位诗人言）。老子的“弱国寡民”，庄子的“遁世逍遥”，佛教的“极乐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不都是“乌托邦”吗？
我们读了《悲情》，觉得牟其中应该算一个企业家，而且是难得的企业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败。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企业家，我们不能只看个人命运如何，功德是否圆满，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么新鲜有益的东西，在历史上有无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结局如何，历史都不会抹杀牟其中的名字，悲剧往往比喜剧更深刻，更有价值。没有千千万万失败企业家奠基，就没有千千万万成功企业家的丰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失败企业家。
尽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没有一家媒体说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称他为“铁窗企业家”。 
在“铁窗企业家”中，《悲情》还介绍了武汉大江信用社董事长周训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气要小得多，但因为他当年承包幸福集团的信用社造成“挤兑风潮”，在全国影响很大。在湖北，人们可能不知道周训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团那场惊动了中央领导人的“挤兑风潮”，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因为平息那场“挤兑风潮”，武汉动用了上千名警察。
书中介绍，在监狱里，周训和写了100多万字的文章，还写了一本新产品策划方案，刑满后，他要把这个产品做到100个亿。从《悲情》中，我们了解到，周训和小时候因家里穷，没有钱读书，后来有了很多钱，又没有时间读书。为了填补“无缘读书”的遗憾，周训和曾拿出很大一笔钱资助了教育事业：捐资300万元在他的家乡红岭村兴建延华光彩小学，捐赠100万元给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完善教学设施，赞助随州30万元办学，资助湖北美术学院20名学生读完大学……他曾想过，待延华集团做大以后，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去进修，没想到现在是在铁窗下来实现这一梦想：监号里没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制成针，把棉絮的连结处缝好，制成高1米、直径30厘米、顶部垫上一块圆形纸板的“写字台”：与此同时，又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老板椅”。在这里，他读了很多书籍和报刊，也写出了不少“随想”。读书、写作累了，他就去欣赏蚂蚁？蚂蚁的觅食场面，能把他带进他熟悉的汉正街的商战环境……
接触“铁窗企业家”，给人的感觉不是凄凉，而是悲壮。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监狱看成是“停业整顿”、“继续学习”的一所学校，随时准备出狱后，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诉我们，重打江山，并不容易。《悲情》里的陈远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陈远豪是金天集团董事长，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正在他准备把自己的纺织企业做成“中国第一大”的时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两年零十个月。办案人员对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象出来的，后来他无罪释放，可以说是一场“死里逃生”。走出监狱后，他的悲情并没有减轻，第一，他没有被恢复董事长的职务；第二，办案人员用了他100多万元私款，没有退还给他。他虽然被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当总经理，然而，当时他是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情离开天门的。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亲手打造的“金天集团”，然而，当他出狱的时候，“金天”已经被卖了。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辞职去了安徽一家棉纺厂，不久又离开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这样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辞职，心中只有一个追求？　一定要寻找一个适合自己打拼的舞台，找回曾经失去的辉煌！
《悲情》中的企业家，几乎都信奉着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是什么，而是你希望成为什么。”因此，他们工作起来充满激情，不知疲倦……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汉，”格力集团总经理董明珠说，“那一刻，我为我的孩子流泪了，万一我有个什么，他还这么小，要一个人生活该是多么困难！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强，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个男人一样，我不为自己后悔，但确实愧对孩子。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妇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因为忙，我这一年来几乎没什么时间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这一次我病倒后，孩子坐飞机到武汉来看我，见面后，儿子非常懂事地对我说：妈妈，你安心养病，我会听话，你不用操心。儿子才12岁，但对我却是这样理解。在孩子离开我时，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小小背影，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内心感受非常复杂，眼睛一闭，孩子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如果这次好不了，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着书中写到：“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医院的阳台上，凝望着武汉三镇的万家灯火，她发现只有在这个时候，在远离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
一个企业家处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么，因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负力。然而，当一个企业家的辉煌已经过去，你还是昨天的企业家的时候，你如何走过今天？
《悲情》还讲述了曾经以“满负荷工作法”闻名全国的张兴让。他已经68岁了，仍然是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仍然每天推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去上班，每月工资只有520元，就连“五一”节他都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厂里值班。他还想，等他的厂经过改制变成股份制公司后，他便退到二线，以后的空余时间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说，在企业呆惯了，一在家就浑身不舒服，一上班什么病都没有了。对于张兴让来说，有了企业，也许使他变得沉重；没有企业，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从这里，我们看到“企业家注定是一匹负重的骆驼！”
大名鼎鼎的作家张贤亮，也是《悲情》讲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认为张贤亮靠自己的名气创办西部影视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并非如此，张贤亮创办影视城也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因为企业办得越好，麻烦事也就越多，如当地有权势者打影视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围的地以十几元一亩，全包给自己家人种树，准备向他要土地转让费；还有“地头蛇”眼红，带着三四十人，拿着家伙，把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走，由他们来卖票收钱。张贤亮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头，他家有几口人就让他准备几口棺材，我张贤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当地政府部门也有人见张贤亮操作得好，呼吁收回国有，说不能成为张贤亮的私有财产。还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楼、饭店、疗养院，白白的瓷砖贴过的现代化墙壁，破坏了古堡周边的荒凉环境。
张贤亮悦：“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牧马人》里的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绿化树》里的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有人说我能成功是因为我是大作家，影视界都来捧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应。其实，名人效应只在开始阶段有用，一说张贤亮搞影视城，几千万读者可能会关注这个项目。但名人效应是一把双刃剑，否则我经营初期不会那么艰难。譬如，很多人都说商人有‘原罪’，而我作为商人是一点罪都不敢有的，为什么？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将仅有的那点靠写作积攒出的名声毁掉。我不敢贿赂官员，不敢偷税漏税，在没具体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遵守良心与道义上的规则。别人一桌酒就能办到的事，我要绕一大圈经过长期的等待才能办到。在具体事情上，我的那点‘名’都是虚的，比如我说‘我是张贤亮，把这个无形资产押在银行吧’，人家会贷款给我吗？在上级官员眼中我是要服从的下级，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钱的老板，我要能给他利益他才会听我的。”
读《悲情》中的张贤亮，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那在夕阳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鸿仪系”的领军人物鄢彩宏，在资本市场里圈了不少钱来构建自己的产业帝国，然而，他却不知道“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里，要进行成熟的资本运作，先天就存在很多缺陷”。他经不起“资本来钱快”的诱惑，而去火中取栗，结果酿成悲剧。有人说他是开着一辆资本运作的奔驰车，却在崎岖不平的市场小道上行驶，能跑出什么样结果呢？他完全不知道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要进行资本运作必须要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悲情》还深刻地剖析了国企老板失败的心理因素？经营者的付出与报酬不对等。如活力28的衰退、健力宝的风就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德曼也认为：“中国企业家太穷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国企业”。据国际管理顾问公司太平洋国际（Ttowe Perrin）最近进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调查，结果显示，各国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薪为：美国106万美元，英国70万美元，法国60万美元，德国41万美元，瑞典35万美元。而中国企业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万元人民币左右，有的还低于这个数。在一个产权不清晰的经济模型中，不管马儿跑多快，给马儿吃的草就那么多，因此循规蹈矩做国有企业的“老板”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悲情》还告诉我们，在中国企业中，还有一种悲情是经营方法上的原因。这些企业家们习惯于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儿子”养，这种从计划经济母胎中继承的“养儿情结”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不清楚，企业不仅是市场中的一个主体，更是市场中的一个商品。企业家必须实现从“企业经营”向“经营企业”的转变，也就是说必须把企业当“猪”来养，而不能当“儿子”养。《悲情》中的有些搞创业投资的企业家投资为什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投资项目当“儿子”来养了，没有尽快将其孵化成熟卖出去。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企业角色转变为“猪”，把自己的角色转变为“养猪专业户”，他们就可能会避免悲情的产生。 　
西方人讲：美与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伟大。在悲情中不倒的企业家也是一种伟大。 　有人给悲情企业家归纳了了三条路：一条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袭击，逆来顺受，任其风吹浪打去，如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河南首富乔金岭等都是自杀身亡的企业家；一条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袭来，立即采取回避措施，逃离工作对家庭的压榨，解脱财富对心灵的扭曲，回归田园生活，如浙江余杭一家民营蜜饯厂的老板，自称是“中国式装在套子里的人”，他怕周围的人起“杀富”之心，人为地限制企业的发展，不做广告，远离媒体，只做低调营销；一条是生龙活虎之路？让悲情像火一样的燃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悲情》中的陈远豪、董明珠、张贤亮…… 
《悲情》之所以动人，一是文笔生动，二是情节感人，三是字里行间跳动着思想火花，四是作者视角独特。《悲情》给我们的受益是多维的，既让我们了解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又给我们标出了中国企业失误的陷阱，还对中国企业家文化进行了批判。我们在看《悲情》故事的同时，我们的大脑也在接受一次圣洁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