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查尔斯·林德布洛姆
学术研究
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新认识林德布洛姆的制度分析框架是对古典的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思想的有效性的一个重新认识。在此，有必要简要介绍古典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 
20世纪50年代多元主义在政治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主要代表是罗伯特·达尔、尼尔森·帕斯拜、大卫·瑞斯曼和阿诺德·罗斯。多元主义的基本观点：权力散布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之间。政治是一个由竞争著的利益群体组成的领域，且权力有许多的来源，包括财富、神授特权、政治职务、社会地位、教育等。多元主义更适用于多元化的、不同种族的和竞争的社会，而非传统的、独裁主义的社会。多元主义者并不认同整体的权力精英的存在。相反，他们认为许多社会精英和其他利益群体互相竞争，但没有哪一个群体足够强大到独享权力。冲突是存在著的，但也是可以在社会体系内部得到解决的。罗伯特·达尔的最初的多头政治的含义是权力有许多中心。多元主义是多头政治的一种方式。多元主义认为政治资源在一个多头政治或多元主义的社会里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并不意味著政治资源是平等分派的。 
但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政体》(1835)中对美国的政治多元主义进行的分析：他看到了美国民主的分散，而在当时的欧洲很少见。他特别提到了贵族政治的衰落和自愿组织的增多，这种组织他认为是一种对抗中央联邦政府权力滥用的反对力量。权力的多元化以及自治组织的增多起到了市民与政府间的中间人的作用,而且阻止了全面权威的国家的出现。林德布洛姆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多元主义并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多元主义的发展也不均衡。 
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时代。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原理，除了我们熟悉的新古典学派从资源配置方面进行阐述以外，当代的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产权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事实上，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不同学派的自由主义学者也多次声明自己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坚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经济学并不是最重要的，其终极的目的，不是捍卫市场或某种经济制度，而是要捍卫自由，自由不仅是思想的自由，行为的自由也跟思想自由一样重要。哈耶克的这番理解也是针对20世纪的历史经验有感而发的：“20世纪的政治发展所提供的最有意义的教训大概就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所谓极权主义制度中，对生活的物质内容的控制，使政府也拥有了深入控制思想生活的权力。”因此，“没有经济自由，则个人的与政治的自由无法存在。”正是因为经济自由如此重要，所以自由主义才会一贯地主张市场经济。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市场不仅有著政府无可企及的效率，而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制度至少为每个人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和自由的保证，它允许人们去追寻自己的价值，允许每个人在日常的生产、消费活动中自由地运用他们拥有的具体知识，通过价格机制的信号做出形形色色的决策，并在法治框架内互相协作，从而使复杂社会中成千上万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相反，集中的计划经济或者实施广泛政府干预的所谓“混合经济”，则强迫目标不同的人们共同追求一个单一的具体目标，阻止个人“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这实际上是不允许个人“为自己的目的运用自己的知识”，特别是不允许个人拥有私人财产和生产与消费的自由。况且，赋予政府强大的权力，让其建构其有限理性所根本不能及的秩序，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资源浪费和极权主义。 
由此，可以看到，古典自由主义对政府的认识是与对市场的认识紧密结合的，实际上，是在逐渐理解市场功能的同时，逐步认识到政府的局限和作用，从而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认为如果赋予政府强大的权力，让其建构其有限理性所根本不能及的秩序，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资源浪费和极权主义，20世纪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失败，以及意大利、德国建立的个人独裁和法西斯主义，就是惨痛的教训。针对此现象，林德布洛姆分析、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类型，相互关系即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试图为现代多元社会的发展寻求一个比较满意的未来。他主要以欧美、苏东、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成型及成熟的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组织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寻找各种体系的异与同，客观分析他们的起源、现状及走势，比较评说它们的成就和缺陷，认为市场与政府并不能区分出孰优孰劣，他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开门见山地列出了一张清单，阐述二者都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它们之间不是互相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独辟蹊径的要素分析林德布洛姆对制度的功能给予了恰当的定义。但他并没有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更为广泛地研究制度对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作用：人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保持──实实在在地扩展──地球上人类的生活质量”，将制度的定义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 
他在分析制度时，没有重点谈论制度分析的源头和走向，而是解剖和分析制度的基本层面，将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学科的对象和方法巧妙地结合使用，娴熟地贯穿制度分析的始终。他开创性地避开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市场与政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精英与多元的分析套路，相反，他从权威（政府权力）、交换（市场关系）、说服（训导制度）三种范畴出发（他称之为“要素”），建构、显示和比较人们平日熟悉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构造的异同。林德布洛姆认为，这三者是任何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社会控制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只是每个社会在运用这三种要素时的侧重点不同，形式也有很大差异。 
他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进行论证，认为市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与多头政治的权威制度结合的制度，也就是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比较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中，仍存在著一个高收入、有权威、在社会中备受优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向大部分人民灌输了他自己喜欢的态度、信仰和决断。这种灌输的结果，导致多头政治中的和市场制度中的循环。这种循环即使没有使大众化控制瘫痪，也使它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此，他得出结论：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尽管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目前并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与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制度相比，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糟糕程度最小的一种。那么，怎样的制度是最优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制度到底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还是一个生长的问题？生长于西方文明中的制度，是否能够移植到其他文明的国家之中？ 
发展中国家在制度选择与借鉴的过程中通常会迷失自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摆脱欠发达状态，对发达国家制度的借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借鉴时要以“我”为主，不丧失自己的个性。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会沿著一个健康的道路发展。但是，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借鉴中丧失了自我，把某些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制度结构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自己国家中来，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混乱之中，造成发展的停滞与倒退。这也从反面说明，制度不仅是选择的，而且还是内生的。两种模式由于权威制度与市场制度均存在著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后果，两种制度存在著有效的互补性。但是，不论是市场制度还是权威制度，都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基于现实中的两种基本对立的制度，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的第19章“两种模式”中，抽象概括出两种贯彻不同理念的制度模式，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模式I是知识指导型，它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无限性，理论的科学性抱乐观态度；对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坚信不疑，对社会的整一性和终极的和谐性抱有幻想；其认识主体是知识精英，看中他们对真理的发现。模式II是偏好引导型，它对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理论的可靠性持悲观和怀疑的态度；宁可将大众的愿望作为认识的标尺，重视甚至设计社会冲突而认为终极和谐是不存在的；其认识主体是世俗大众，鼓励他们在选择和探索生活上的首创性等等。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个有力的例证。他比较偏好模式II，但主张摸索多种模式互补的出路。 
可见，林德布洛姆的观点是把一元型认识论整合到多元型认识论的框架中，这种思路本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模式I而肯定模式II，而是将两种模式通过互相作用、控制、协调而最大程度地整合为一个新认识模式 III。在这个模式中，控制、交换和协调三个基本概念通过不断地比较和试错而渐趋完善。不过，他认为整体地把握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并达到统一和谐，是过于雄心勃勃的人类幻想。这幻想虽然具有人道德价值，但与人类现实认识、实践能力不协调。较现实的途径是对这类关于整体的总趋势的决策应是渐进性的，是在不断试错中找到最优解。这样做的优点在于： 
1、决策所选择的方案与现实状况相差不大，可以预测； 
2、在一时无法搞情人们的各种需求时，渐进方案会议不断尝试的方式，找出一种满意的结果。 
3、易于协调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不会因远离原有目标，搞乱了原目标间的秩序； 
4、渐进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检验所作的抉择是否正确，特别是在复杂条件下，可以孤立某些因素，比较其利弊； 
5、渐进方式比较稳妥，容易控制，能够及时纠正错误，不会造成大起大落的状况。
著作
《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林德布洛姆教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当代西方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名作之一。这本书主要以欧美、苏东、中国和古巴为经验对象，研讨林德布洛姆所讲的成型及成熟的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组织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寻找各种体系的异与同，客观分析它们的起源、现状及走势，比较评说它们的成就和缺陷。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许多“纯理论”的经典不同（如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等人的作品），也有别于比较经济学——这一学科作为成熟的形态是在60年代才刚刚崛起——的许多重要成果，林德布洛姆的这本书把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巧妙地结合使用，娴熟地贯穿制度分析的始终；作为一部“毋宁说更多地是经验的”著述，作者却同时独辟蹊径地在理论和研究手法上提出了新的内容：例如，在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个案”式的主题下面，林德布洛姆教授避开了传统的市场与计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权（集中）与分权（分散）的分析套路，相反，他从权威（国家权力）、交换（市场关系）、说服（训导制度）三种范畴出发（他称之为“要素”），建构、显示和比较人们平日熟悉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构造之异同，并阐发了一系列既有特色又有内在逻辑的命题（论点），如：西方多头政治中趋于明显化的大众化控制的循环；实业界在市场经济内的特权地位以及市场制度的双重领导权；西方的政府和公司在计划和管理上不同于“东方”的创新；权威方式与说服方式（训导式“教育”）的并用与差异（尤其在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市场社会主义的长处、限度以及它在东西方的经验对照（林德伯洛姆取70年代的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还有当时的匈牙利为这一实验的范例）。逻辑和分析当然有时令人殚精竭虑，但教授在书中列举的大量饶有趣味、生动形象的事实证据以及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线索，想必会给勤于思考、择善固执的读者带来仔细阅读的兴致。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生长在美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林德布洛姆无论是政治价值观、或知识的背景，还是观察事物的立场、乃至词语的使用法，都与我们中国读者大相径庭，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偏见甚至谬误；这一切，相信明智而有耐心的读者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批判鉴定。　　作为政治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教授涉猎广泛且著述众多，主要作品有： 
《合并与资本主义》（1949年版）； 
《政治、经济和福利》（1953年版，与R．A．Dahl合著）； 
《决策战略》（1963年版，与D．Brybrooke合著）； 
《民主的知识》（1965年版）； 
《决策过程》（1968年初版、1980年再版）； 
《政治与市场：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1977年版） 
《可用的知识：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的解决》（1979年版，与D．K．Cohen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