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简介
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限  大致断至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
标示错误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  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版本著录错误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  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
遗漏之处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纂，该编委会任命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冀淑英女士、潘天祯先生为副主编。此书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齐全。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该书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书《后记》中所说，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由此书的正文和所附录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简称“检索表”)可将中国大陆现存的任何一种古籍的善本的馆藏、卷数、作者等细节情况很方便地检索出来。此书的出版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此书难免有不足之处。笔者考辨《吴越备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时，就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的记载颇多井误和遗漏。其中的井误主要属于馆藏情况的记载，其次属于作者和序跋人的著录。现先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各版本的记载抄录如下，然后用按语对其中的井误予以纠正。最后，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收的《吴越备史》的版本予以补充，并仍以按语的形式将各图书馆目录卡误载或漏载的内容予以修正或补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吴越备史》的版本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误和纠正: 
1,《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编号二四一九。检索表云，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沪图”)。 
按:藏地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沪图所藏为此本之清抄本，且沪图目录卡著录此本时将正卷五卷和补遗一卷合起来，称此本卷数为六卷。又按，此本共二册，国图书号:SB5783。此本有七人跋，依次为:王遴、赵握清、钱岱;钱达道、姜性、刘敕、谢肇淛。 
2,《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抄本，(清)朱锡庚跋，编号二四二零。检索表云，现藏国图。 
按，国图书号: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为:朱锡庚、益津王遴、真宁赵挹清、二十五世孙钱岱;二十二世孙钱汝锡、二十五世孙钱达道、巴陵姜性、历下后学刘敕、晋安在杭谢肇淛 . 阙里门人孔贞祚。比原万历本多出朱锡庚、钱汝锡、孔贞祚三人之序跋。
两种著录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别集号9944的《郑中丞公益楼集》四卷《郑氏家乘》一卷《三代遗真录》一卷，清康熙世德堂刻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号12458的《维扬兵宪郑公棠荫纪》二卷，明黄光斗辑，明崇祯黄廷询刻清康熙重修本。 
查阅了善本目录卡片，发现原有的著录也是将上述两种书分入不同部类并分别著录的。但在核对书籍时发现，上述两种书合装在一个函套中，纸质、开本等相同，且函套上有书签题为“郑中丞益楼集附家乘郑中丞棠阴纪”。经鉴别，该书签应系当年刷印书籍者所印制、粘贴。由此认为，上述两种书虽然是不同朝代的刻版，但却是同一时间印制的。两种书虽然在版式、行款、字体等方面均有不同，但却应该当作一种书籍著录。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书名编号 
郑中丞公益楼集四卷郑氏家乘一卷 9944 
三代遗真录一卷 
清康熙世德堂刻本 
维扬兵宪郑公棠荫纪二卷 
明黄光斗辑 
明崇祯黄廷询刻清康熙重修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不应再著录“维扬兵宪郑公棠荫纪二卷”。
书目完善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书问世后，伴随着不断地被查阅使用，它也不断地在被确认和检验，人们在信服着它的权威性的同时，又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不足，并试图用各种方式去完善它、补充它，这便先有了天津图书馆编、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稿本中国古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随后又有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翁连溪编校、2005年线装书局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前者是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征求意见稿》的油印本编制出索引，将《征求意见稿》影印后作为附录；后者则是经过校核后，将《征求意见稿》予以“翻印”（见傅璇琮先生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撰写的序言）。 　
作为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队伍中的一员，对于《中国古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心存敬仰的，借助于工作和研究的机遇，又借助于《稿本中国古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书的便利，在此将一些发现或心得公之于世，其中有的观点和看法纯属“一家之言”，并未经有关专家或团体认定，故而肯定有不足和错误在里面，实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指点和批评。 　
分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存在上述失误的原因，这当中既有编纂出版过程中的过错，也有藏书单位自身在著录工作中的错误，还有人们对于书籍的认识上的欠缺等等。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古籍的编目是一项极为不易的工作，对书籍分类的认识，对书籍版本的鉴定，对书籍完整或残缺的认定，对书籍卷数的认定等等，都需要不断的发现和认识。有时候，一个长期困绕的难题或许会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得以解决，而这个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近些年来，随着许多珍稀古籍的影印出版，就为一些单位对所藏古籍版本的重新鉴定和判断提供了参照依据，前面所述河南省馆的“御制诗三集”一书即是一例。 　
明代郑樵在其《通志·校雠略》中曾对古人编目中的缺陷和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有“编次失书论”、“见名不见书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编书不明分类论”等等，这些缺陷和问题也反映出编目中的种种困难和编目之不易。清人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一书中有言：“藏书四库，编目最难，非明于典籍者不能为之。”或可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河南省图书馆藏书著录的几处错误中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