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士英
个人履历
宋士英1927年1月，被选为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秘书股长。北伐军到达芜湖后，他和学联的同学打开原孙督府粮仓，赈济贫民，深入郊区农村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奔赴武汉并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8月，因参加南昌起义受阻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遵中共无为特区委的指示，在杏花泉小学担任教师，组织并领导了无为中学的“择师”运动；利用宋家庙庙宇开办“改良私塾”，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同年底，建立了宋家庙农民协会和中共宋家庙党支部，任书记。
1928年夏，任中共无为县临时县委书记。9月，调任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秘书长，并兼管中共芜湖市委工作。1929年4月，赴上海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并指定为安徽小组组长。5月，学习结束。根据中央决定，省临委被撤销，安徽成立四个中心区，归中央直接领导。被任命为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誉为“安徽的恽代英”。10月23日，芜湖中心县委机关遭敌破坏，其妻儿亦囚于狱中。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沪西地区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8月，被党中央派至东北参加中共满洲特委工作。后因特委被敌破坏，多数同志被捕，他只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饱受风尘之苦，到上海后即生病住院，10月在上海病逝。[1]
人物生平
第一部分宋士英，又名俊生，字敬德，1905年出生于无为县宋家庙一个农民家庭，汉族。由于幼年丧父，家境日渐不支，10岁以前，他常协助兄长沛生捕鱼，以补家用，曾因划船而累得吐血，后其祖父见之不忍，又看他天资聪慧，便让士英就读于家乡私塾。
宋士英深知家庭供他读书不易，所以学习格外刻苦。几年之后，便考近了无为县城内的兢存学校。中途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数次。但他总是设法自修补课而跟上原班，并在班上始终保持优异成绩，常受到老师的夸奖。
当时无为县城的地方封建势力极为雄厚，人们受旧文化、旧道德的影响也较深。自“五四”运动以后，许多进步书籍、刊物像春风一样吹进这个封闭的县城。同时，一些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也常回到家乡宣传、演讲。因此，兢存学校的师生们也开始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宋士英在兢存学校通过几年新旧并蓄、中外兼收的奋发学习之后，结合自己在农村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亲身感受，他逐渐有一个普通学生而成为一位新文化、新思想的坚决拥护者，这个时期的学习为他后来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士英早年不仅在思想上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深恶痛绝，而且也身体力行地和兢存学校的进步同学一起从事着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唤醒民众的工作。在兢存学校的学习期间，他写了很多通俗易懂、反映贫苦大众生活的白话文，在学校里逐渐树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1924年春，兢存学校学生刘笑贤遭推销日货的“盛和”广货店老板殴辱，反帝情绪日益高涨的兢存学生获悉后，立即捣毁了这家商店。后因警察干涉，宋士英带头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奸商！”的口号，率众冲进县衙。县长见学生如此“冒犯”，命令警察关押了宋士英、张昌万（张恺帆）等8位同学。这一镇压行为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他们立即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由于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深得进步人士的同情支持，经过几天的罢课、游行，最后县长不得不释放学生，奸商也被迫具结不卖日货，宋士英等8位同学在一路鞭炮声中凯旋返校。“五四”运动以后，无为虽亦有过几次声援外地安国运动的游行，但如此直接与奸商、县衙冲突而爆发的学潮还属首次，这对无为爱国学生运动地开展，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好的先例。
1924年，宋士英从兢存中学毕业后即考取了芜湖市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五卅”运动前后的芜湖市，是宫乔岩、钱杏村、李克农等同志在那里从事秘密建党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亦是工运、农运、学运活动蓬勃开展的城市，五中也是学运开展的较早、较好的学校。宋士英在芜湖的学习生活，不仅是他新学业的开端，而且也是他一生道路的转折点。是他从一个爱国学生而转变成为中华民族谋取自由解放的战士。
宋士英除了认真学习功课外，还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和刊物，追求新的理想。他的床头枕边，自修桌上，进步书刊琳琅满目，他主编的每周一期的校刊，同学们都争相传阅。宋士英思想敏锐，倚马成章，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写了不少讴歌革命的诗稿，也写过不少针砭时弊，犀利泼辣的时评。宫乔岩、钱杏村、李克农等同志当时虽在民主中学工作，但宋士英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而且过从甚密，经常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学运工作。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革命者受到了极大地鼓舞，芜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学运更加风起云涌。1927年1月，宋士英担任芜湖市学联秘书股长，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利用自己流畅的笔墨，起草了许多布告、文件，积极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开展。北伐军到达芜湖后，宋士英更是欣喜万分，激情满怀。他和学联的同事们打开原孙督府粮仓，赈济贫民，他们还带领学生深入郊区农村调查，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2]第二部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之后，芜湖地区也掀起了一股反动逆流。宋士英为之奔走呼叫的“国民革命”却换来了一片白色恐怖，他感到痛心疾首，也感到困惑不解。这时，他想到了原先在芜湖工作的李克农诸位老师，想到他们向他讲解的革命道理。于是，宋士英便毅然决定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去寻求革命真理。
5月，宋士英到达武汉进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不久，因身患重病，无法再过军旅生活，地下党组织便建议他暂时回家乡从事革命工作。8月底，宋士英经九江到达无为，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按照中共无为特支的要求，留在城内担任杏花泉小学教师，以合法的身份在无为地区从事学运工作。
当时无为中学是全县仅有的一所中学，也是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校长金唤狮却俨然以封建家长式的方法统治学校，他排斥和迫害进步师生，禁止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大部分师生深为不满，一场斗争正在孕育之中。为了占领这块阵地，10月，中共无为特区委（特支改称）决定由宋士英去领导、组织无为中学的“择师运动”。
宋士英接受任务后，以插班读书的名义进入无为中学，他深入学校师生之间，秘密召集“反金”的学生开会，研究斗争方法，利用学生会的名义进行合法活动。恰逢此时消防队学生进行突击考核，学生们坚决抵制，反“金”情绪激昂。宋士英立即抓住这一时机，由学生会出面，发动了一场驱逐校长金唤狮的斗争。开始时，学生会组织了全校总罢课，提出“择师运动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唤狮薄学无能贻误青年”、“金唤狮不走决不复课”的口号。学生们走上街头宣传演说，揭露学校的腐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金唤狮见罢课斗争日趋激烈，便请县长张正纯带领警察到学校操场给全体学生训话。在张训话时，学生故意大声喧哗，频繁走动，秩序一片混乱。接着学生们冲出警察所设的岗哨，一哄而散，张正纯站在讲台上呆若木鸡，无可奈何。罢课斗争进行了几天，金唤狮见复课无望，只得以 “身染沉疴不能干”、“受人牵制不能干”为托词而辞职。这时，中共无为特区委通过学校师生推荐进步人士吕惠生当校长。至此，在宋士英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轰动全省的无为中学 “择师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吕惠生任校长后，撤换了一大批反动教师，聘请了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刘方鼐、张泰康、葛辰白、查舒生、朱子帆等到校任职，无为中学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学潮中表现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刘更如、杨从虎、方后鲁、钱光胜等加入了共青团，学校政治空气浓郁，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择师”斗争是无为县党组织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尝试，从此揭开了无为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7年底，宋士英按照特区委分工，和马玉满（字中骥）到宋家庙开展农运工作。他们利用庙宇开办了一个“改良私塾”，名义上是教书，实际上是开办夜校，提高入学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宋家庙的宋族势力相当强大，地主宋少章收租千亩，吃尽佃农的果实，侵吞族产和本族的公积金，农民们敢怒而不敢言。宋士英回到家乡后，为了打开农运局面，便组织宋兴余、宋兴照、宋兴仓等人和宋少章清算族产，书写诉状，率众上告到县衙，并打赢了这场官司。连当时国民党县长高寿恒也在一次庭审是公开对宋少章说：“你们宋家出了个英俊少年，你想侵吞公产是不可能的。”这话虽有意挑拨他仇恨宋士英，但也表明宋士英在宋家庙一带贫苦农民心目中的威望。自此以后，宋家庙的农运工作开展迅速，很快就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也是全县最早的三个农协之一。潘笑痴、宋沛生、宋兴余、宋兴照等农运中的积极分子也都被吸收入党，并成立了宋家庙党支部。
1928年春荒之际，无为特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农村广泛地开展了“向大户借粮”的活动。在宋士英的组织下，宋家庙一带的农民协会组织贫苦农民携箩带筐，有组织地向大户借粮。土豪劣绅见此情景，只好忍痛借出。全县借粮斗争的胜利开展，不仅使贫苦农民从饥饿线上得到了解放，而且也使他们更加信任和靠拢农协组织，从而为今后开展政治斗争打下了组织基础。
是年夏，根据中共安徽省临委指示，中共无为特区委在白茆冒新洲吴锦章家召开党员大会，决定成立中共无为县委临时县委，宋士英以他的组织才干和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与会40余位党员的信赖，被推选为县临委书记。[2]第三部分1928年9月，宋士英奉调到中共安徽省临时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长，并兼管芜湖市委工作。这个时期党的地下工作十分艰难，由于省委交通站被破坏和党内出现叛徒，因此芜湖市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活动处于低潮。为了便于掩护，宋士英将爱人邹玉英接到芜湖市。当时的省委书记尹宽（化名宋雨亭，称大哥）和宋士英（化名宋雨堂，称老二），刘方鼐（化名宋雨斋，称老三）等省委机关人员，组成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宋士英此时不但要维持省委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到下属县委指导、巡视，还要在特务、叛徒到处盯梢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直接领导芜湖市委开展工作。当时党内经费十分有限，为了支付那“一家人”的费用，宋士英还通过私人关系，多次向家境较好的无为党员高士林等私人求援。他在芜湖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五六位无为的党员先后送钱到省委机关，竭力支持党的活动。
1929年4月，宋士英和安徽各地的党、团骨干到上海参加中央干训班学习，他被指定为安徽小组组长。宋士英才华横溢，工作勤恳，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安徽的与会同志和中央负责人都夸他为“安徽的恽代英”。干训班结束后，根据中央决定，二届省临委撤销，安徽成立四个中心区，归中央直接领导，宋士英被任命为芜湖中心县委书记。
同年10月，驻芜湖市的国民党石友三部队发生内讧，败者抢劫后逃散，胜者又借搜查散兵为名复又抢掠，23日上午，宋士英正与刘方鼐编写、油印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材料时，国民党军队闯进屋内搜查。刘方鼐见势不妙，立即将准备油印的蜡纸涂上重重的油墨，一边高声问来人是干什么来的。士兵见油印机，便追问刘方鼐干什么工作，刘说是当教师，谎称买烟招待，便出门而去。宋士英在屋里听见喧嚷，匆忙将一些文件塞进夹墙，快步从后门出走。当敌人搜出《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告芜湖市民书》等宣传材料出门追捕时，两人已不见踪影。于是，他们便将邹玉英及刚满四个月的孩子解送市公安局。
在此险恶的环境下，宋士英并没有为了个人的安危迅速离开芜湖，而是与刘方鼐碰头后，布置刘方鼐立即通知本地党员注意隐蔽，然后回无为筹款给他，准备适时向中央汇报。他自己则隐蔽到人力车工人住的棚户区内，写信给所属的各县县委与中央，用“我因病外出就医，请暂勿来”，“货已告缺，不要徒劳往返”等暗语，通知他们不要来芜，以防不测。几天后，无为县党员马玉满按刘方鼐的要求，从无为送款到芜湖。当马与宋士英谈及国民党部队逮捕了邹玉英和仅仅几个月的婴儿时，宋士英说：“她终日忙于家务，其他活动并不了解，也不会说。我认为敌人再疯狂，也无法从她口中捞到什么，最后还得要放他们。同志们可以放心，不必再为她花费人力、物力。”马玉满望着他那因熬夜未睡而红肿的眼睛，听了这公而忘私的话语，不禁泪水涔涔而下。第二日，马玉满送宋士英安全地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大轮。
邹玉英和孩子若红（现名若宏）被捕以后，先是作为要犯解往南京，后则送到安庆的省政府监狱关押。邹玉英虽然是个一字不识的乡下妇女，但在宋士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一直支持丈夫所从事的工作，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她一直矢口否认宋士英是共产党员，只说丈夫是教书先生，也没有说出任何一位与丈夫来往的人。尽管她脚脖上带着镣铐，怀中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地和孩子一起忍受了种种磨难，历经10个月的狱中生活，最后由组织营救出狱。
宋士英到中央汇报情况后，党中央考虑到他身份暴露已不适宜到芜湖工作，就将其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市的沪西地区从事工人运动。
1929年12月，宋士英因事回皖，途经家乡无为时，适遇无为县委正在领导农民开展了一场禁粮外运的斗争。他在实地考察、了解后，对这场禁粮外运的斗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当时与县委同志交谈外，在回上海后，他给中央写了《关于无为县分米斗争运动的领导问题》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洋洋万言的报告中，他既从理论上阐述了“分米斗争”的政治意义，也直率地指出了县委在领导这场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未经过县委很好地向各级党组织，尤其是支部提出讨论，经过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使普遍的群众有彻底的了解。”《报告》分析精辟，意见中肯。这份《报告》充分显示了宋士英不仅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而且也有较强的政策水平，读后令人叹服。同时，《报告》也展现了宋士英的坦荡胸怀，他虽在外地工作，但他仍关心家乡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他虽然向中央报告无为分米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但也不是全盘否定县委的工作，《报告》结尾仍强调“至于其它错误不是非常多”，只是“望中央做一指示寄给他们，一边改正他们一切错误的观点和行动。”
1930年8月，宋士英奉派到东北参加满洲特委工作，后因机关破坏，多数同志被捕，宋士英只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饱受风尘之苦，回上海后即生病住院，1930年10月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2]
社会评价
宋士英病故时才二十六岁，尽管他在人世间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但却象太空中的流星一样，在那划破夜空的耀眼灿烂的光芒中，为革命事业释放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