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桓谭
个人简介
  桓谭桓谭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哀帝、平帝间，位不过郎。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因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后被贬，出任六安郡丞，道中病卒。他把烛干比作人的形体，把烛火的精神，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有名论点，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之不能脱离烛体而存在一样。王充称道他的著作是“讼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发展有所影响。著作有《新论》二十九篇，早佚 。现传《新论·形神》一篇，收入《弘明集》内。《新论》以清严可均辑本较好（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另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今存《仙赋》、《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等文（见《艺文类聚》及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五卷，已佚。传见《后汉书·桓谭传》。
多才多艺
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
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  桓谭任用贤人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而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重农抑商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统一法度他说：“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此书呈送上去，没有受到光武帝重视。桓谭著《新论》的旨趣在于“兴治”。他提倡“霸王道杂之”的治道，并对王霸之道作了阐释。何谓王？“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王何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何谓霸？“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霸何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他认为，现实需要王霸杂用：“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霸之道对时政一定有利：“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按他所论，“霸王道杂之”的大致内容是这么三个要点：一是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二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换句话说，就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这在两汉之际百姓遭殃、政权不稳、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批判谶纬
  刘秀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
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形神明论
桓谭于《新论形神》篇，专论形神关系，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严肃地进行了批判。
当时统治者幻想长生不死得以永久统治人民而尽享荣华富贵。方士投其所好，宣称只要“寡欲养性”、“服不死之药”，就可以“长生不老”。桓谭认为，人的生长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无可改易。他指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意思是，人的生长老死乃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所谓“长生不老”只是迷信和妄想。  桓谭方士宣称精神独立于形体之外，而且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故人“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与此论针锋相对，论说精神依赖于形体，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就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至于养身，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也不能使人长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寿极亦独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坚持己说
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主要著作
所著《新论》，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史籍记载
后汉书 卷二十八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桓谭研究》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番。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廉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居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已，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得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桓谭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孤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后世影响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弹琴遭罢
桓谭对民间音乐很有研究，平时公开称赞先秦时期的“郑声”，因此他弹奏的也都是一些根据民间曲调创作的新曲。
桓谭把民间风味很浓的琴曲拿来在宫中弹奏，刘秀听惯了宫中的乐曲，听到桓谭的新曲，感到新鲜，大为赞赏。
宋弘得知此事，很不满意。在他看来，民间乐曲都是低级趣味的。宋弘找了个机会，派人把桓谭叫到家来，特地穿上朝服，正襟危坐在堂上。一见桓谭进来，怒冲冲地劈头就是一顿训斥。
事隔不久，刘秀大宴群臣，在宴会上让桓谭鼓琴。桓谭看到宋弘杀气腾腾地用眼盯着自己，不由得心中发怵。在这种场合下，他只好耐着性子奏了一首宫中日常所奏的雅乐。由于心不情愿，弹出来的琴音断断续续。
刘秀觉得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宋弘马上离席跪在皇上面前，越俎代庖答道：“陛下，臣荐桓谭，是希望他以雅乐引导陛下。没想到他却终日弹奏亡国之音给皇上听，今天是因我在场，他心中有愧，所以弹雅乐也不成调了，这是为臣我的罪过。”
刘秀听了宋弘的话，方知平日所听桓谭弹奏的原来是“亡国之音”。宴后，桓谭就被罢了官。
藏书故实
相传他早年他曾向班嗣借书时，被班嗣拒绝，并说绝不把书借给不懂庄子教义的儒生。遂留心刻意蓄书。专辟有藏书室，后称为“桓君山藏书室”，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1975年由安徽大学中文系等单位在相山南麓，发掘出明崇祯时所立的“桓君山藏书处”石碑。清人王岩写有《过桓君山藏书处》诗，诗称：“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图书插架犹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1]
桓谭及其《新论》
桓谭（公元前40年- 公元32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生活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曾在农民起义的更始政权中担任过太中大夫。他好音乐，善鼓瑟，遍习五经，精天文，主张浑天说。因宗弘荐拜议郎给事中。桓谭的主要著作《新论》早已失散，现在见到的本子是后人辑录的。
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 奇怪虚诞之事 ，并非 仁义正道 ，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他指出，谶纬预言虽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但完全不足凭信。他说，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符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 为政不善，见叛天下 ，并非什么天意。所以，在桓谭看来，唯一 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后汉书·桓谭传》），从这种观点出发，桓谭反对一切的灾异迷信，他说 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 （《新论·谴非》）也就是说，灾异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批判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连孔子都讲不清楚 天道性命 ，后世的 浅儒 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桓谭公开对刘秀说自己不读谶，对谶纬表示轻蔑。刘秀非常恼怒，说桓谭 非圣无法 ，要杀他的头。结果桓谭被贬为六安郡丞，在赴任途中病卒。
桓谭还反对方术士所宣扬的通过服 不死之药 ，达到 长生不老 、 羽化成仙 的神仙思想，桓谭认为， 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异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新论·形神》）他把人的生死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对秦皇、汉武以来，方士之流所宣扬的长生不老 是有力的批判。
神仙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是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如果 养神保真 ，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用蜡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形神》），脱离形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
桓谭的思想直接受到杨雄的影响，在其著作中，桓谭曾多次高度赞扬杨雄及其《法言》和《太玄》，甚至把杨雄比作孔子，《汉书·杨雄传》记载桓谭评论杨雄说： 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好者尚以为过于五经。……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杨子之书 指的就是《法言》，可见他对杨雄和《法言》的推崇。
当时，除了杨雄、桓谭外，就连在斗争中动摇不定、比较温和的贾逵，也曾历数谶纬之说的弊端。这说明了思想界反对谶纬之说的广泛性。这种反对谶纬迷信的思想斗争，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桓谭，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