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养国
养国概述：
养国稽考难在先秦文献缺载，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导致行政区划版图频繁更易，小国兴废、邑名沿革多变，治史确考不易。春秋时期著名的将军养由基，因其射箭百发百中，故有百步穿杨成语问世。养由基之养姓是最早见诸史籍的人物，其故里史书仅载楚国人。那么神箭手养由基的故里在哪里呢？ 经近几年来稽古钩沉，确认安徽临泉的杨桥镇就是古代养国，而养由基故里即今天临泉杨桥镇。
养国历史：
养国为春秋时期封国之一，“养”在金文、简帛中有“羕”（《包山》简107、襄城金版铭）、“ 漾 ”（《包山》简177、184）、“漾”（曾姬无恤壶铭、《包山》简126）三种写法。（1）在今天不仅有文献资料，还有出土的养国铜器文物可证。养国地望在今河南沈丘以东和今安徽临泉以东说最为争论不休。因临泉明代以前曾称“沈丘”之名，史学家混淆了河南沈丘与临泉沈丘，忽略了临泉明代之前称沈丘之事实。但养国到底在当今何地，依然未能定论。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出土文物、养由基后裔及族姓、地望等问题作实地考证，认为养国在“沈丘以东”是正确的，但不是河南沈丘，而是今阜阳市临泉县以东。临泉县，春秋时周文王第十子聘季载被封于沈，为沈子国。后称沈丘，明代向西迁移30公里？至今天的河南沈丘。如果养国在今河南沈丘以东，地望不符《读史方舆纪要》等史书所载。 《左传》载：昭公三十年（楚昭王五年，公元前512年）记楚子封吴公子掩余、烛庸居“养”，养地名始现史载。“论者考索养国地望所在及兴灭衍变拘于史缺而旁搜侧求、辗转间证，由此多说并起、歧义迭出，远者如杜预、王符、邓名世、顾栋高、梁玉绳、杨伯俊，近者如何浩、黄盛璋、刘彬徽、吴良宝、徐少华、雷英、董全生等先生均对古养国相关问题多有论及”（2）。
“安徽临泉杨桥说”论证主要是依据《左传》昭公三十年所记：“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此系迄今所见先秦文献中 “养”地称与吴楚兵争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最为明确具体的一处记载，城父、胡田地望据文献记载均可考实，胡田为春秋胡子国故地，《春秋》昭公四年杜注：“胡国，汝阴县西北有胡城。”《左传》昭公三十年杜注：“胡田，故胡子之田。”其地在今安徽阜阳城区一带。城父即《史记·楚世家》“使太子建居城父”句下《正义》引《括地志》所云之亳州城父县，春秋早期本为陈之夷邑，后为楚割取。（3）楚子所封吴二公子之“养”邑在吴、楚边界，又从城父与胡子国故地割取部分“田地”以增益充实“养”之封邑，此“养”考定于今临泉县东的杨桥境符合春秋晚期吴、楚兵争淮域的历史地理环境，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主此说。
养国地望之争
养国，西周时期为嬴姓小国，伯爵，国君称养伯，故址在汝南郡沈丘县东一带。有关养国的详细情况，历史文献资料基本失载，仅记 “养国与淮域上游的江、黄、樊等国同族，皆东夷少昊族的后裔”。据传世西周养史尊铭上的铭文记载：“养史作旅彝。”养史，即诸侯史官，说明在西周前期已立有养国并拥有自己的史官。（4）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地区的一座春秋中期墓中曾出土一件“养伯簋”，说明此时周王室所封之养伯国尚存。此簋是养伯为其元妹外嫁所作的媵器，出自楚墓，是楚、养两国通婚之证。
据《左传》载，在周敬王姬丐八年（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已将养国故地封给了吴国公子掩余、烛庸二人，时称养邑，或称养城，可见此前养国已经亡国。亡国后的养国人成为楚国人民。而在降归楚国的养国人中有在楚国任要职者，例如在春秋战国之际，楚国贵族中就有养氏，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有以善射著称的神箭手养由基。
关于养国的地望，即确切地方，史学界众说纷纭。养国地望所在今天有四种争论：一为养国河南沈丘以东说，认为古养国地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后楚灭以为县，即《左传》昭公三十年楚子使吴二公子烛庸、掩余所居之“养”邑；二为养国安徽临泉以东杨桥说，其佐证史料与河南沈丘以东说上同；但还引《读史方舆纪要》主此说为证；三为河南宝丰说，认为养国地在今河南襄城鲁山北、郏县西南的宝丰县境，即《后汉书·郡国志》所记颍川郡下的“养阴里”；四为河南桐柏说，即位于桐柏县月河镇左庄墓地附近。
养国河南沈丘以东说推证的主要是依据《左传》昭公三十年所记：“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见先秦文献中 “养”地称与吴楚兵争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最为明确具体的一处记载。
史学家顾栋高、杨伯峻、熊会贞多主河南沈丘以东说。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都邑表”记：“今河南陈州府沈丘县东有养城，春秋时楚养邑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养当在今河南沈丘县，今治南沈丘城之东，临安徽界首境。”熊会贞《水经注疏·汝水注》：“今沈丘东有养城，当是吴公子所居。”（5）此养地当时西周、春秋之际嬴姓养国故址，楚灭养后置县，仍沿以旧地称。
“河南宝丰说”的主要文献依据见于《水经注·汝水》：“汝水又右迤为湖，湖水南北八九十步，东西四五百步，俗谓之东长湖，湖水下入汝，古养水也。水出鲁阳县北将孤山北长岗下，数泉俱发，东历永仁三堆南，又东迳沙川，世谓之沙水。历山符垒北，又东迳沙亭南，故养阴里也。司马彪《郡国志》曰：襄城有养阴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郏县西南，养水名也。”（6）此记养阴里在鲁山北、郏县西南的今宝丰县境、古养水（古汝水上游支流）南岸。又今河南襄城曾出土一块窖藏“羕陵”铭文的金版（金饼），此窖藏点与《郡国志》所记古养阴里约略一地或相距不远，有论者以文献与出土文物互证推定古养国应在宝丰境的养阴里一带。
养国地域论证
西周至春秋之际，汝颍上游的河南宝丰境、即古养水流域亦同样不存在一个嬴姓养国，除前文所论昭公三十年吴二公子所居之“养”不在此域，进而间证春秋嬴姓养国、战国楚之养县不在此域外，何浩认为周代于鲁山县东封建有姬姓应国，宝丰县境的古养水一带距应国很近，应属应国所辖领域，这里不可能再有一个嬴姓养国存在，由此西周至春秋之际“宝丰养国说”是不成立的。今研究者将嬴姓养国认指于河南鲁山县北、郏县西南的宝丰县境，除《水经·汝水注》所记这一地域古有“养水”、汉有“养阴里”外，还有一个间接证据就是近世在襄城县出土了一块自铭“羕陵”地称的金版（金饼）。汝颍上游古养水流域战国至汉代集中出现诸多关于“养”的地称应是有历史地理原因的，我们推定这一带较早的时候应存在一个史籍缺载的养国，以故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养”地称，其立国时间至迟亦应追溯到殷商时期，西周时期位于沈丘以东的养国可能即由此养国东南迁徙后所建。（7）
“河南桐柏说”的主要依据是桐柏月河左庄春秋墓地出土一件有铭文的铜器。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桐柏县月河镇左庄附近多次发现有养国铭记的青铜器。1993年底，这里又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养国墓葬，一件青铜器上有“养之伯受止铎”铭文。发掘者认为该墓规模大、规格高、保存完整、出土器物丰富，有铭铜器“子”铎即可证墓主身份就是养国之君。（8）
为此，史学家董全生、赵成甫认为：“养国以养为名当与羌水有关，《说文》载：‘漾，水出陇西相道，东至武都为汉。’西汉水上游有漾水，在四川，又地名有洋川，即汉之定远，在陕西。考虑到养与秦国同为嬴姓，为同一祖源，所以养国的得名应与陕西境内的漾水有关，至迟在春秋早期养已迁徙到今河南南部地带。历年来在河南、湖北发现的大量养器证实了这一点。此次发现的月河一号春秋国君墓，为养国的地望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因此有史学家提出，养国应在今桐柏及其附近地区。
“河南桐柏说”仅凭一件“ 子”铭铜器判定月河春秋晚期大墓墓主为养国国君、进而推定月河一带为春秋养国所在地的论断证据薄弱，且证据本身源出疑点颇多，相关问题值得推敲、斟酌。桐柏地望与传世、出土文献所记“养”、“养水”、“羕（ ）陵”等地称所在相去甚远，与《左传》昭公三十年所记补予吴二公子“居养”之地的“城父”、“胡田”更不相涉，因而从文献材料方面“桐柏养国说”是解释不通的。铜器的后世出土地与器物原铸造使用者所属地并非一处的例证不胜枚举，如沈子它簋出土地不在沈国古城址、息子行盆不出在息国故地、曾国诸器不出在曾国故地、番子成周编钟不出在番国故地等。没有其他相关文献、出土材料互为佐证落实，仅靠一件有铭铜器孤证墓主身份，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不仅如此，从桐柏月河墓地春秋晚期一号墓的形制、葬俗及出土器物及其组合特征看，该墓呈现的春秋晚期楚文化主题特征是极鲜明突出的，据此完全可以确证月河一号墓就是楚墓，墓主亦只能是楚国人。由此亦表明养国地望不会位于桐柏一带。
养国的结论
养国就在安徽临泉县杨桥镇，虽然先秦史料缺无从得知嬴姓养国所在地历史真相。然而，根据现存的《左传》、《读史方舆纪要》等史籍进行考证分析，杨桥镇颇符合嬴姓养国所在地的记载。根据查阅史实及实地探寻考证，我认为佐证史料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杨桥镇历史上符合《读史方舆纪要》、《左传》史料所记春秋时期淮河流域的地理因素。“沈丘县，东至南直颍州百二十里，北至南直太和县八十里。古沈子国……养城，在县东北。春秋时楚邑。昭公三十年吴二公子掩余、烛庸奔楚，楚使居养，取城父（今亳州）、胡（今阜阳）田以与之，盖其地近今亳、颍二州界。又今城址犹存”。（14）根据清代顾祖禹史学家所记，当时的沈丘县就是现在的临泉县，养城在临泉东北地理方位符合现在的杨桥镇。“取城父（今亳州）胡（今阜阳）田以与之。”《左传》所载这句话也符合现在杨桥方位。砖城，即今天的界首市砖集镇，临泉县与砖集镇目前的方位符合《读史方舆纪要》所记的“砖城在（沈丘）县东北四十五里”这句话。
二是根据《左传》、《战国策》、《临泉县志》等记载，养由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养由基楚人，由此推知，当时楚国已经灭亡沈丘和养国，养由基故里就在杨桥镇。而在公元前688年，最早出现养姓的就有一个叫养甥的楚人出现。“庄公六年（前688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左传》）而这个养甥是楚国的一名大夫，比养由基早出现85年，有可能是养由基先祖。
不仅如此，今天养由基后裔还在杨桥镇居住。“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潘党既逐魏锜，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 （《左传》）以上这段话是最早记述养由基出现的史料。“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过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养由基曰，能教子左屈右。夫射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己善息，杀焉气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战国策·苏厉谓周君》）“养由基，杨桥集人（临泉县），楚国名将，有百步穿杨神箭手之称……”。（《临泉县志·古代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姓氏辞典》、《万姓统谱》、《养姓渊源》、《中国姓氏起源》等姓氏学书籍史料都载，养姓始祖源自养由基。（15）既然养姓是以国得姓，其始祖是养由基，养由基故里又在杨桥镇。那么，养由基本人必然是以养国的“养”为姓而起，其养国地望又焉能离开养由基的故里呢？
在杨桥镇向阳村居住，今年76岁的养洪昌老人系养由基后裔。养洪昌老人告诉笔者，其先祖系养由基，解放前曾有家谱，后在文革中丢失。临泉县文化馆已经通过调查考证确认他的身世，就是养由基后裔。在今杨桥镇老岗西北角，有养由基坟墓，养洪昌老人每年清明去上坟烧纸。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养由基坟墓被平。
三是杨桥镇现有一座古老的养桥，当地老人世代相传为明代修建。从明代至清、民国时期一直称养桥，后在建国后改为杨桥。史学家董全生、赵成甫曾认为：“养国以养为名”。（16）养桥桥址经历代修葺仍存在，但已不再使用。因为在其南不远又建了一座新的大桥。同时，《读史方舆纪要》曾记载有养城，而杨桥镇历史上称养桥，其桥名必然与所在城市名相符。因为历史上所在桥梁建筑物大多与当地城邑名称有关。由此推知，养桥来历必然依据先有养城而称。
四是杨桥镇有一处费子街遗址。“费子街遗址位于杨桥集西，呈长方形台地，面积2.21万平方米。采集有残石器、侧扁三角形陶鼎足、陶纺轮、瓦当等。属于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代的遗址”。（17）20世纪80年代，被省考古专家列为夏商周三代史文化。2010年3月，我与阜阳史学家胡天生、阜阳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进行探寻考证，发现不仅有夏商周文化层，还有唐宋元明清文化断代层。同时，费子街遗址位于泉河边，符合古代历史上部落或城邑的选址。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养姓始祖养由基诞生于杨桥镇，其养姓得名于养国，春秋时期的养国所在地就位于今天的杨桥镇。同时，根据以上论证，本人分析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的嬴姓养国在阜阳以西的杨桥镇。嬴姓养国立国时间可能早至夏、商之际，立国初居地应在汝、颍上游的古养水流域，即汉代之养阴里、今之河南宝丰县境，周初为周王室所伐而被迫沿汝颍流域东南迁至今天的杨桥镇立国，以故在汝颍上游的古养水流域为后世留下与“养”相关的名称。
【注释】：
（1），《包山楚简释地三篇》，《简帛网》，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3）、（5），何浩：《羕器、养国与楚国养县》，《江汉考古》1989年第二期；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4）、（7）、（9）、（13），杨玉彬：《羸姓养国族源、地望及兴衰史考察——兼论与界首古养国的几个相关问题》，2009年第1辑《皖北文化研究集刊》，黄山书社。
（6），黄盛璋：《 器与 国地望及与楚之关系考辨》，《江汉考古》1988年第一期；《新发现的“羕陵”金版及其相关的羕器、曾器铭文中诸问题的考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8），董全生等：《从金文羕、永看古代的养国》，《中原文物》1996年第三期及《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1997年第四期；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年第四期。
（10），详参《临泉县志》，临泉县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阜阳地区志》，阜阳地区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古沈风貌》，马家敏编著，198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清乾隆编纂《颍州府志》，清·王敛福编纂，阜阳市地方志办点校整理，2006年，黄山书社；清道光《阜阳县志》，清·李复庆编纂，阜阳市地方志办点校整理，2009年，黄山书社；《阜阳通史》，张宁等著，1998年，黄山书社。
（11），明嘉靖《沈邱县志》，上海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12），《沈丘县志》，沈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3），太和古为豫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一度是秦、楚、魏三雄争斗前沿阵地。春秋属宋，战国属魏，苏秦说魏襄王“南有新郪”，即指太和。太和赵庙镇城孜村于清末曾出土新郪虎符，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间物。”此符系战国末年秦攻取魏地新郪后所铸。新郪虎符，证明了太和早在“共和”行政（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时期就有了一座古城。《读史方舆纪要·颍州》载：“新郪城……谓之郪城。魏安厘王十一年，秦拔郪丘是也……后汉为宋公国。”《后汉书·郡国志》载，“宋公国，周名郪丘”。《太和县志》载：“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使太子建居城父（亳州）守边；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楚灭胡（阜阳）。胡与城父皆属于楚，而郪丘居其间，当亦为楚攻占。战国中期属魏。苏秦游说魏襄王合纵抗秦时说，‘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偃、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史记·苏秦传》）‘新郪即郪丘’。”（《史记集解》）
（14），《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2000年，中华书局。
（15），《左传》，蒋冀骋/标注，1988年，岳麓书社。《春秋左传译注》，鲁开泰/译注，1998年，武汉出版社。《战国策全译》，王守谦、喻芳葵等译注，199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姓氏起源》，史国强/著，1990年，山东大学出版社；《万姓统谱》，明·陈士元/著，武乐泉/今译，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国姓氏辞典》，陈明远、汪宗虎/主编，1995年，北京出版社；《临泉县志》，临泉县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
（16），《临泉县志》，临泉县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
（17），《阜阳通史》，张宁等著，1998年，黄山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