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袆
人物生平
受授师承王袆先祖王彦超，五代吴越王钱镠时，任越州节度使，因避乱而从会稽（今绍兴）迁  王袆像[1]到义乌，居住于凤林乡。以后子孙渐多，所居村落就叫王村，其地在今义乌南部毛店镇朱店村。及王袆祖父时，已在义乌县城内居住。 
王袆祖父王炎泽，字威仲。致力经籍，业从朱子理学。历任东阳、常山教谕，石峡书院山长。以善教著称，学者尊为“南校先生”。王袆父亲王良玉，字怀璞，秉性高介，研访经史。亦为婺州路儒学训导，后至常山教谕。王良玉生有三个儿子：王裕、王袆、王补，王袆居仲。宋濂在《送王子充字序》中说，“袆”，就是古时候的“蔽膝”，即围裙。最早用兽皮，后来改用布帛制作，取名为袆是为了存古之道。 
黄溍觉得不能将王袆与一般弟子同等相看，以后跟王袆相交都不以师自居，而以同道相待。书信来往，则以先生相称。以后，人们都知道王袆受师命所嘱，代为撰文，凡有求于黄溍的，就都直接找王袆，一得王袆所撰，莫不欣喜，视如珍稀。王袆文名益发远扬，与同门弟子宋濂齐名。
北上大都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王袆目睹当时国政弊败，民俗衰微，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生。他写了一篇文章，纵论天下事势，对朝廷的选将、择相、建官、治民、取土、用兵等诸方面如何变革，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洋洋洒洒，长达七八千言。王袆北上京城大都（今北京），上呈朝廷。  王袆题跋像[2]　　王袆所呈之文，对弊政陋习，—一抨击；于救治之法，—一列示；既锋芒毕露，又言辞恳切。但当朝嫌其切直，忌其才华，置之不理。王袆的呈文，如泥牛入海，音讯杳然。由于看中王袆的才学，这以后，同在国史馆的危素等20余人一起推荐王袆，让他到国史馆来，但无结果。张起岩等许多朝臣又向上举荐，同样没有结果。此时，王袆的老师黄溍身居翰林，且极负盛名。但黄溍不愿自己的弟子由自己举荐。既然不被朝廷所用，王袆就在京都广交名士。公卿大夫中通晓文学的人，见王袆年少才瞻，都深为佩服。婺源人程文，平生清高不俗，精通文艺百家之书，时任礼部员外郎，年逾六旬，深学众望。他读了王袆所作之文后，不禁拍案叫绝。认为王袆出于黄溍之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当今之世，不可多得。当时以诗文擅名的宣城人贡师泰，时任吏部侍郎，已经年过半百，一见王袆就欢然相得，与其过往甚密，成为忘年交。两人一起切磋学问，有时选取古今文人的名篇，长为朗诵，有时则拿出各自的新作，品评得失。晚上燃以蜡烛，相互讨论，夜深拥被并坐，谈论古今，通宵达旦。 
后来，黄溍受命编修《后妃功臣列传》，为总裁官。王袆就在史馆中，侍奉老师，白天共讨论，同执笔，晚上则联榻拥衾，相与探究史学精蕴。《列传》编就，需奉表以呈，黄溍依然嘱王袆代国史院撰写《进后妃功臣列传表》。 
《后妃功臣列传》成书，虽无王袆列名，但其以布衣身份，佐助老师，同为执笔，功实非小。 
王袆在京都两年，广交文人学士，游历名胜古迹，见闻益博，才思更雄，名播大都。时天下用兵，南北离乱，王袆感到“所学非世所宜用”，决定南归义乌老家，著书立说，学问传世。得知王袆行将南归，程文特赋诗以赠： 
吾闻初平子，昔隐金华山。 
服食草与木，岁久成神仙。 
挥手叱白石，群羊来珊珊。 
至今山下人，尚想生羽翰。 
我非薄神仙，其风邈难攀。 
自有径十珠，色如紫金丹。 
月日让光彩，烟霞驻容颜。 
佩之可不老，千载游人寰。 
寄语王子充，因之奉清欢。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六日，王袆与绍兴人韩与玉离开大都。“朋友幸知己，祖道分缱绻”。京城文人名士依依不舍，纷纷前来饯行。王、韩二人经过两年的京都游历，“驾言驱我车，南还涉江汉”，携手同归浙东家园。
隐居青岩王袆回到义乌以后，居家读书。至正十五年（1355），元末兵事已起，为避战乱，迁居到县南十里的青岩傅。 
青岩傅是王袆祖母、岳母的家乡，位于青岩之西，傅氏世居于此，故名。青岩的山脉从东阳两砚峰婉蜒而来。到青岩以后，山脉分为南北二支，南支重峦叠蟑，北支崇岭峻峭，两支都分别向西延伸。在两条支脉所分之处，有一峰从中而出，叫作齐山。此处地势，南北两山，相环而护，左边高昂如虎，右边低伏似虎，而齐山则居中而坐。齐山之南，则为平地，宽约一里。平地中有双涧相绕，涧源出于南北两支山脉所分之处，夹齐山而出，到此则合二为一。涧水西流，约二三里，注入新塘，而塘又处于南北两山所会之处。塘外，又有一小山，如阻水流之冲。王袆雅爱此处双涧清流，两山拱卫，草树繁茂，空气清新。于是在青岩山下傅氏居旁，造房三间。右偏盖一小屋，辟为藏书、读书、著书之所。王袆曾撰《青岩山居记》一文，并赋《青岩山》诗一首，诗云： 
幽僻青岩中，结屋开荒畦。 
群山列左右，双涧鸣东西。 
萧然守岑寂，环堵蓬蒿齐。 
林泉幸清胜，吾将暂冥栖。 
王袆祖先，从十二世族祖王固开始，就以道学（理学）传家。到祖父王炎泽时又得朱熹的道学之传。朱熹在宋室南渡以后，与金华吕祖谦并起，均为大家。朱熹传至闽县黄于和义乌徐侨，黄干又传东阳许谦。徐侨则传本县叶由庚，叶由庚传至王袆的祖父王炎泽，王炎泽传至黄溍，黄溍又传至宋濂、王袆。从徐侨、何基以后，朱子道学所传都是婺州人，堪称朱学之世。朱熹是一代宗师，承传其学，理所宜然。但吕祖谦为婺州本地人，传其学者却绝而无继，而当年朱、吕两人为伯仲间。作为乡邦后人，王袆深觉于心不安，愧对往哲先贤，于是居于青岩时，奋然继其遗诸。 
吕祖谦撰有《大事记》，起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终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吕祖谦原计划止于五代，但因发病而辍笔。王袆继承吕祖谦的遗愿，从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开始续编，到宋德佑二年（1276）止，修成《大事记续编》100卷。 
王袆居于青岩，于经史百家，无所不究，作了大量笔记。尔后又删其琐碎，存其大要，成《丛录》一书。该书论述《易》、《书》、《诗》、《礼》、《春秋》、《乐》的受授承继及诸子百家的渊源流注，内容详备而言简意赅，为学者所称道。 
至正十八年（1358），战事日益逼近婺州。王袆因所居青岩山，虽为乡下，但离县城不远。于是暂迁到祖居凤林乡，借居于族人家中。王袆在凤林，读书著述，依然不辍。撰成《卮言》一书，该书为语录式，每段少则三四十字，多则一二百字，寥寥数语，而对治国安邦、处身涉世无不钩玄提要，统括无遗。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堪为至理名言。如其中一段写道：“千古在前，千古在后，吾身处其间，百年顷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后垂千古乎？亦日：自致于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百年人生，顷刻而过。欲要前承千古而继往，后垂千古而不朽，则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王袆身体立行，在其52年的人生中，立言、立功、立德，时时处处刻刻。
应征出山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9）十二月十八日，朱元璋率军来到婺州（今金华）城下。 
朱元璋莅婺以前，就已耳闻王袆之名。抵婺后不久就遣使到义乌征聘。王袆随使者到婺城拜见朱元璋，朱元璋一见大喜，打算以金华县令委之。当时群臣得知朱元璋意图后，都认为区区百里的县令之职，由王袆去担当，未免大材小用。以他的才器，应当留在行省，方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有益于国事大业。朱元璋觉得有道理，就授王袆为中书分省掾吏，并说：“现在安排在省幕之中，用以储备人才，文书簿册，不用分劳。待还京后，当另有重任。”于是置为左右，谋论要事，商略机务。王袆出身书香门弟，北游燕都时，就已文名斐然。隐居青岩，读书著述，益发饱满。因而使朱元璋极为遂意，称呼王袆不用其名，而以子充称之。并请王作四言诗以授太子。 
待到朱元璋离开婺州，将回应天府（今南京）时，欲让王袆同行随从。而王袆因父母双亲年届花甲，需要奉养而请留不往。当时胡大海以江南分中书省参知政事镇金华，素仰王袆的才气。又因他是本地人，了解风俗习  王袆半身像[3]惯，熟谙地方掌故。于是向朱元璋要求将王袆留在身边，得到朱元璋的谕允。在胡大海的幕僚中，王袆与王剀二人，卓然鹤立，杰出群伦，与胡大海气义甚为投合。胡大海亦倚重二王，凡重大决策都要听计于他俩。 
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朱元璋率军征讨江西，胡大海委派王袆到朱元璋处，禀报事宜。江西平定以后，王袆写了一篇《平江西颂》。朱元璋阅后大喜，对王袆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清；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待王祥归婺，胡大海与王恺均已在苗军叛乱中遇害。胡大海被害后，由李文忠接替驻镇浙东。李文忠亦素闻王袆的才学，专辟馆舍，延聘王袆，并待以贵客礼。凡有疑难之事，都必事先听取王袆的意见。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朱元璋召王袆入应天府，次年二月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至正二十四年（1364）五月初五，王袆父亲王良玉在义乌家中去世。按照当时礼制，儿子应该居家守孝一年。但朱元璋刚称吴王，不愿王袆远归义乌，强留应天府守制。王袆虽不胜哀痛，但难违朱元璋之命，强忍悲伤，仿屈原《离骚》而作《九诵》以自谴。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王袆服孝期满，授侍礼郎兼引进使。当时为朱元璋创国之初，其中礼乐建制，多由王袆所为。这一年底，授起居注职。起居注的职务是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
辅佐康漳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江西平定，王袆被升为南康府同知。南康府位于南昌府与九江府之间，府治星子县，辖星子、都昌、安义三县及建昌州。宋朝时为南康军，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朱熹都曾先后在此地任过知军。境内有庐山、鄱阳湖，并有名满海内的朱熹讲学处白鹿洞书院。堪称山水佳处，人文胜地。但因元朝末年的弊政所致，再加多年的兵事所扰，已是满目疮痍。“荆榛猛兽处，瓦砾悲虫吟。道院存古号，公庭蔽荒阴”。王袆以仁恕之心治民，以廉平之举理事，百姓顺服，诉讼降少。于是修公署，兴学校，重建“六老”堂，重造“二贤”祠，使累积数十年的凋弊得以复苏。朱元璋特授王袆黄金带以示表彰。 
六老堂，位于府署西院。朱熹任知军时，名为武观堂。嘉定年间的知州赵师夏取庐山五老峰的五老，再加他自己一老，改名为六老堂，欲使自己与五老峰齐名而永存。王袆最为讨厌自我标榜者，因此在六老堂重建竣工，撰文为记时，将赵某人一笔勾销。而将六老堂的“六老”，用五老峰配朱文公朱熹。朱熹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巨子，也为南康历代名宦之最，名实相当，人心大悦。 
当初，建昌知州自以为自己的品级高于知县，高于通判，而傲慢无礼，知府屡召不肯至。王袆到任以后，将其所失—一举出，并声称要给予处治。建昌知州得知消息，不敢怠慢，急急跑到府署，向王袆叩头请罪。王袆对他说：“我是府佐，你应该到知府大人处谢罪。”知州跑到知府处，知府则说：“这是同知大人所定，你还是应该向他谢罪”。王袆与知府相互礼让，而知州颠来倒去，东奔西跑。最后王袆笑着对知州说：“你当初的傲劲哪里去了？要知道做人做官都要讲道理、讲礼义，这是最起码的。只要你能真心改过，这次也就不追究你了。”知州畏服，拜谢而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准备正式当皇帝了。改朝换代，要有一整套的礼仪，而王袆精通此道。于是，朱元璋将王袆从南康召回应天府，参与制订即位的相关礼制。但这一次不知王袆发表了什么意见，惹恼了即将登基的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为大明的开国皇帝。王袆则被谪贬到漳州府任通判。 
王袆抵达漳州后，以治南康的方法治漳州。此地处于福建东南，“漳州南边郡，闽乡到此穷”，但穷归穷，风俗依然竞奢华、重排场。“杯盘萧鼓里，灯火绮罗中”，“良宵上元节，纨扇已摇风”。每逢时节，地方土人都要循例向官吏送礼，而且礼物甚丰。王袆带头严拒。漳州地方产绣，而王袆则一袭素衣，不着绵绣，不尚奢华。在他的影响下，地方风俗也随之一变。 
在漳州通判任上，受到贬降左迁的王袆，向朱元璋上奏了一篇《祈天永命疏》，建议“均徭薄赋”、“藏富于民”。王袆在奏疏中说，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业，在于帝王修德。修德最重要的是“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不能过于劳民，需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人君视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体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节，则民生遂而得其所”。现在“浙西既平，租税既广，科敛之当减，犹有可议者，此臣所以愿陛下之顺人心也”。朱元樟开国登基，他人歌功颂德不已，独王袆虽也言祈天永命，万世无疆，但在奏疏的字里行间，却处处流露出忧民之心，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次年二月，王纬奉诏归京，任《元史》总裁官。漳州百姓依依不舍，道路为之堵塞。王袆一再谢免，但送行者依然跟进不止。王袆无奈，只得对送行者高声说：“有再进者，非吾民也。”这时送行的人又说：“以前到此地来当官而有善政者，临走时，一定要请他留下一二件衣物，写上他的官衔与姓名，放在府署里面，以表遗爱。大人到此为官，刚满一年，就使此地积年的疮痍—一去除，善政颇多，因此敢请有所遗留。”王袆说：“感谢漳州父老对我的隆情厚意，为官的善与不善，全在百姓心里，留物于官舍，沽名钓誉，我不愿为。”
总裁《元史》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克大都，并改大都为北平府，宣告元朝灭亡。大将军徐达在占领大都后，得元《士三朝实录》，悉数运送南京，朱元璋即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成立元史局于天界寺。以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汪克宽、胡翰等16人为纂修，正式开始编纂。 
李善长是行政长官，政府首脑，编修一代之史，不过依惯例领衔，实为虚名。宋濂与王袆同为总裁，正是天造地设，最佳配合。两人既是同乡，又均为柳贯、黄溍的门生。早在八年前，朱元璋就曾称誉两人为“浙东二儒”。如今两位老友，一位六十初度，一位四十有八，为编纂一代正史，又双双受命总裁重任，一时朝野传为佳话。 
宋濂、王袆主持元史局以《十三朝实录》、《皇朝经世大典》等历史文献作参考，从二月初一开始编纂，到八月十一日告一段落，成书除顺帝朝外的纪、志、表、传共159卷。由于元顺帝时，史官职务被废，没有实录可证，因而缺乏顺帝一朝36年的史事材料，《元史》编纂无法继续。为此，朱元璋又命儒土欧阳佑等12人到北平及全国各地采集顺帝元统、至元、至正年间的遗事，以供元史局续编。 
欧阳佑等人采撷返朝以后，在洪武三年（1370）的二月初六，元史局重新开局，仍由宋濂、王袆任总裁。又命赵埙、朱右等14人为纂修，其中除赵埙第一次即已参加外，其余13人都是新征。这一次编修到七月初一结束，续成纪、志、表、传共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为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计《元史》全书共210卷。 
在中国历朝正史的编纂史上，编纂起始距前朝灭亡时间最短的是《元史》，仅隔半年左右。成书时间最快的也是《元史》，先后两次相加才331天。《元史》体例整齐，本纪仿《汉书》、《后汉书》，志仿《宋史》，表仿《辽史》、《金史》，列传则据历代史而参酌变通。全书文字浅显，明白易懂。《元史》编纂，忠实依据元朝的国史，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如《十三朝实录》、《皇朝经世大典》、《大元大一统志》等书，今天大多已经散失，而赖《元史》得以保存了许多内容，弥足珍贵。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袆又受诏任教大本堂，为太子授学。在这段时间里，王袆既要为编修《元史》而用心，又要为起草诏诰而措意，还要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职，不避劬劳，鞠躬尽瘁。编修《元史》，王袆力肩重任，自不待言。起草诏诰，王袆文才卓著，在所不辞。当时的大诏，大多出于王袆手笔，如《封诸王诏》、《开科举诏》、《免租税诏》、《招渝扩廓帖木儿诏》、《诫谕中外百僚诏》等等。这些诏令的发布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袆的文辞也进一步受到人们的推重。教太子学，王袆通经达理，学识渊博，开导训谕。教法严正，诸太子受益非浅。朱元璋深知王袆既有学问功底，又勤奋肯干，因而对王袆赐饮赐馔，时有所惠。 
王袆为文，词畅意达，早负盛名。而此时身份不同，既为正史总裁，又为大诏手笔，求其文者接踵而至，但王袆却不肯轻易许人。如所求墓铭之类，不知其人所行所为，王袆决不阿谀乱书。当时，有一宰相为其亲人来求撰墓铭，王袆得知其人事迹无状可书后，坚决回绝。 
王袆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与人交游，也处处显示义乌人的耿直之气。遇权贵，不愿低头；遇知交，倾心相投。因此王袆的友人很多，同时忌恨的人也不少，或忌他才，或嫉他直。此时，朝廷需派人出使吐着（今西藏）。朝中当政而与王袆相忤者，就乘机进谗，使远遣西行。 
《元史》的续编工作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初一刚刚结束，王袆就接到了出使吐蕃的使命。 
在离别南京这一天，他写了一首排律《庚戍七月十五日离南京作》，对出使吐蕃泰然处之。其中写道：“方期竭鄙能，忽尔蒙严遣。左迁责已轻，西迈程颇远。得灾或无妄，止谤在不辨。”深信时间会证明一切。“行矣复何言，赐环谅非晚。”期待回到京城，再展宏图，一伸抱负，自信这一天应当不会太晚。 
行行复行行，洪武四年（137）初春，王袆已过兰州，忽得返程诏令。当初来时，有任在身，行路匆匆，不能逗留。如今归返，自在轻松，于是游名山，访古迹，就道从容。
王袆东归之程，一路访古。闰三月二十五日，归抵歧山。第二天，到离县城西北15里的周公庙拜谒。四月四日至兴平，又拜谒了汉武帝茂陵及卫青、霍去病墓，“抚盛衰之无常，叹年运之徂往”，瞻仰既后，感慨良多。过了兴平，就到长安。长安自西周开始，数代在此建都，为中国古都之最。王袆逗留长安时，写下了《长安杂诗》10首，回首历史，世或兴或衰，人或穷或富，对长安及周边之遗迹一发慨叹之情。 
千载思悠悠，千里路漫漫。东归，东归，王袆终于又回到了南京，但是一个新的派遣又已在等着他。 
殉国云南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接受明升的投降，消灭了大夏国，平定了四川以及现在属于贵州省遵义一带的地区，接着就谋划如何解决云南问题。 
云南地处偏远，道路险阻，进兵困难。因此，朱元璋打算派使者谕降。当时正好北平俘获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一个使者，押送到南京，名叫苏成。朱元璋就决定派出使者，由苏成带路，前往云南招抚。 
洪武五年（1372）正月初五，朱元璋下诏由时任翰林院待制的王袆持节出使云南。由于云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原因，此行凶多吉少。因此，在诏令下达之后，朝廷大臣多为王袆担忧，而王袆则义无反顾，昂然就道。 
王袆自年初从京都南京出发，经过五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六月到达云南昆明。 
王袆听后，哈哈大笑，对梁王说：“当初陈友谅占据荆湖，张士诚占据吴会，陈友定占据闽关，明玉珍占据巴蜀。他们或以为有崇山峻岭，或以为有长江天堑，似乎固若金汤，而且兵强马壮，粮充草足，战将如云，谋士满庭。为何不能称雄天下，与天地同久，却在不到四五年的时间里，就一个个都丧命于刀剑之下了。你们的君主，逃到北方，死于荒漠。而你们总兵扩阔帖木儿的部属，或逃窜，或投降，都已崩溃四散。”此时，满庭寂然，人们屏声静听。王袆继续说：“往事历历，具在可鉴。你们自己对照衡量一番，勇狠强悍不能与陈、张相比，地域兵将不能与中原相较，道德仁义不能与天朝相当，生死存亡不能与天命相抗，而想以区区一隅之地，逆天而行，背时而动，如此谋划，岂不大误！”言及到此，座中有声诺诺，点头称是。王袆乘势破竹，高声朗朗：“当今之势，唯有速奉版图，归于一统，才是明智之举，并是道义之行，也是唯一之路。不然，皇上派遣一位将军，率领百万天兵，会战于昆明池，你们将同锅中之鱼，必定自取灭亡。”梁王与其属臣，听了王袆一番侃侃之言，相互对视，骇然而服，心有所动，萌生降明之意。 
但把匝剌瓦尔赛毕竟是忽必烈的嫡系后裔，当年忽必烈自北而南，取大宋江山为一己天下。如今虽时移境迁，风光不再，可是要将云南地域，拱手相送，又未免于心不甘。同时又觉王袆所言理据充足，字字铿锵，事实诚然如此，难以回避。但事关国体所变，又不肯轻易允诺。或降或守，难以定夺。于是梁王设馆安顿王袆，厚礼相待。 
王袆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只能再三以理相服，耐心等待梁王思想彻底转变。同时，王袆又尽量对梁王的属臣做工作，当时司徒达里麻，参政喻金闾、高抚慰等人都对王袆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深表钦佩，王袆则不失时机地对他们晓之以国家一统的大义。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逃出大都后，死于应昌，其子即位。应昌被明军攻破后，奔走和林（今蒙古境内），苟延残喘，但仍以“朝廷”自居，历史学家称之为“北元”。“北元”偏处荒漠一隅，只有遥属的云南尚称相对富庶地区，因此派使者前来征粮饷，同时也不自量力，打算与云南联手，抗拒明朝大军的进攻。 
梁王明白，必须对脱脱封锁明朝使者王袆已在昆明的消息，不然，自己将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把王袆的居住地从报国寺，移至民间春登杨氏家。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脱脱过了一段时间后，还是知道了王袆已在昆明，并得知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存有二心。脱脱对梁王严加责备，要他杀害王袆，以断其降明退路，促使效忠“北元”。梁王在王袆的感召下，已有投明意向，同时又倾慕王袆的儒雅之风，不愿加害。脱脱对把匝剌瓦尔密大为恼怒：“你既身为朝廷大臣，又系世祖忽必烈的嫡系后裔，当今国家危难时刻，不图救治，而欲投降敌人，日后你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说罢，拂袖而出，欲跃马而去。把匝剌瓦尔密被脱脱所吓，只得请出王袆与脱脱相见。 
脱脱妄想以死相威胁，逼王袆屈服，投降“北元”。王袆大义凛然，慷慨激昂，放声大骂：“元亡明兴，这是天意所定，人心所向，蒙无已如火把余烬，怎能跟我大明日月争光。我堂堂天朝国使，奉大明皇帝诏命而来，岂能为你区区余孽所屈。我唯死而已，有何可惧！” 
脱脱恼羞成怒，而又无语相对，只得图穷匕现。司徒达里麻等仰慕王袆儒雅雄才之风范，感佩王袆凛然不屈之气概，从旁劝解：“两国间互派使者，自古皆然，如若不从，则可以礼送，何况王公的文才品行，当今天下无双，岂能加害？”但脱脱为除心头大患，此时已决谋害之意，咬牙切齿：“当今之际，即使孔孟之圣，也当杀不存。”梁王惧怕脱脱，不敢相抗。王袆功败垂成，慨然而叹：“我死何惜，然云南之祸，自此始矣！”洪武六年（137）十二月二十四日，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血洒云南，慷慨就义，终年52岁。 
得知王袆被害的消息，昆明父老男女都为之悲伤哀痛，暗暗垂泪。司徒达里麻虽与王袆政不相同，但深为王袆的才学与节操所折服，亲作祭奠。随后命左右把王袆遗体盛之棺木，以厚礼送至地藏寺北漏泽园火化。 
魂归故里由于云南地处偏远西南，交通阻隔，音讯不通。因此，王袆被害的消息，朝廷并不知道。 
朝廷见王袆出使，久而未归。在他被害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派已经投降明朝的原元朝威顺王一个名叫伯伯的儿子，前往云南，向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劝降。伯伯到昆明以后，非但没有向梁工劝降，反而又投向了梁王。 
朱元璋见云南方面还是毫无动静，在王袆被害的第三年，又派湖广行省参政、宜兴人吴云出使云南，并释放梁王派往和林出使而被明朝军队所俘的铁知院等20余人，随吴云一道前往。可是吴云一入云南境内，就被铁知院等人所害。 
梁工把匝剌瓦尔密在杀了王袆，害了吴云后，跟明朝的关系已经覆水难收，只能死守一隅，苟且偷安。 
明朝一而再、再而三的谕降，云南地方拒不相从。在王袆殉国八年后，也就是洪武十四年（138）九月，朱元璋下诏令讨伐云南。云南梁王军大败，把匝剌瓦尔密出昆明城自杀而死。明朝最终平定云南，统一国家，实现王袆遗愿。 
洪武二十五年（1392），王袆之子王绅受知于蜀献王朱椿，应征四川成都府学训导。在得到父亲被害云南的消息时，王绅才14岁，就萌发寻找父亲遗骸，来归故乡的愿望。但因路途遥远，不能成行，一直未能了却宿愿。此时到了成都，这个愿望益发强烈。蜀献王对王袆大义凛然、慷慨不屈的气概深为感动，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特出川资，以助王绅成行。 
王绅于当年十二月初一从成都启程。经过将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1396）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昆明。此时距王袆被害已经23年。 
王绅到云南后，首先拜会了西平侯沐春和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张纪等地方官员，受到当地文武大臣及绅士士人的大力襄助。在昆明，王绅会晤了年愈七旬的人画家何仁可，原司徒达里麻的门客、临安儒士贾宽以及其他知情人金刚保、苏奴等，详尽了解了王袆持节云南、招抚梁王及被害的经过。二月二十五日，王绅到地藏寺北漏泽园祭奠，一连两日，并夜宿地藏寺内，以伴其先父之灵。 
至于王袆遗骸，据何仁可、贾宽说，由达里麻派人葬于地藏寺旁。王绅抵滇距王袆被害相隔23年，其间云南改朝换代，地已今非昔同，面貌全非，难辨依稀。又据宜良人李铉所说，王袆墓大略在兀儿躲东门外百步左右，但王绅到那里一看，坟墓累累，成百上千而且多遭挖掘，更不知所在。 
王绅在昆明，访先父遗骸不得其所，捶胸顿足，哀嚎大恸。于三月二十二日离开昆明，奉神主而归故里义乌。 
英名永传中国古代典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王袆学于经，而成于史，成于子，成于集。他说，学问无穷，岁月有限，虽有绝伦之资，或也莫能究其本，因而为学，以切乎六经为最要。经明，则道明；道明，则天下之事措之不难。他身体力行，学通六经，而为之于史有《大事记续编》，为之于子有《重修革象新书》，为之于集有《王忠文公集》。清乾隆年间修撰的《四库全书》，有王袆编著三种，分别列于史、子、集三部。一人三种著述，录于《四库全书》三部之中，可见王袆学之渊博。 
王袆之文，同辈师友交口称赞。宋濂评说，其幼时为文幅程宽而运化宏，光焰烨烨起于诸公间；弱冠以后则波浪涌而鱼龙张，风霆流而雨电集，五采竞明而十日并照；年逾四十其文浑然天成而条理弗爽，使人拒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每读其文，心醉神融，如饮甘醇。 
王袆既死，朝野尊崇。建文元年（1399）二月，建文帝下诏，赠王袆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赐谥号“文节”。不久朱棣抢其侄皇位，于是建文帝的赠官、赐谥，人们不敢再提。 
英宗正统六年（1441），重新赠王袆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赐谥“忠文”。后世遂以“忠文”称王袆。 
云南地方为纪念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而捐躯的事迹，在昆明曾建有王袆专祠，并派专人护祠。后增吴云，称为“二忠祠”。 
在故里义乌，明成化年间王袆后裔在青岩傅建王忠文公祠，奉王袆为百世不迁之祖。嘉靖年间义乌地方在县城建有“四贤祠”，后改为“忠贤祠”，祭祖王袆等人。昆明、义乌分别建有王袆衣冠冢。 
王袆有二子，长子王经，遵父嘱助母持家。次子王绅，字仲缙。10岁时，与父亲分别后，父子再未有机会能够相见。以后跟从宋濂受业，与年长三岁的宁海人方孝孺为同学，两人互为知交，相与友善。王绅一同其父王袆，有志于学，为了追念父亲，继承遗志，特将居室命之为“继志斋”，并用为自己之号。他不负师友厚望，刻苦求学，卓然超群，文章学问著称于时，为一时同流之辈所不及。 
王袆有孙子五人，以王除最称杰出，师从方孝孺。后来方孝孺不屈燕王朱棣之威而死难，并遭株连九族。王除自此绝意仕进，隐居青岩山下读书著述，自号聩樵。曾孙辈有王汶，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 
王袆一生，其位不显。继王袆以后又不屈而死的方孝孺评价他说：“崇位重禄之荣，高车驷马之饰，虽不及当时之权贵，然身没之后，彼绵澌尽腐灭而无遗”，而王袆则“节行之传，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俨如超世而登仙。” 
在王袆所拟古文中，有一篇《麒麟阁苏武颂》。苏武出使，19年乃归，“表里纯忠。始终全书”。1400余年以后的王袆对苏武深为敬佩，特作辞以颂。日后其出使云南，不屈而死，千载之下，又一苏武，高风义节，同贯天日，文养气充，文气相通。王袆之文，为巨观之文，王袆之气，为浩然之气。 
王袆为国家一统，慷慨不屈，殉国云南，迄今已600余年。诚如前人所言，文章节义，两者俱兼，千古不朽，英名永传。清末著名的文献学家胡凤丹赞曰：“吾儒读圣贤书，欲以辅世翼教，楷模人伦，则文章节义二者均不朽。而兼此者，或代不数人，或数代不得一人，盖其难也。吾于忠文见之矣。”
明史文载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长岳立，屹有伟度。师柳贯、黄溍，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危素、张起岩并荐，不报。隐青岩山，著书，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见，用为中书省掾史。征江西，祎献颂。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李文忠荐祎及许元、王天锡，召置馆中。旋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坐事忤旨，出为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明年修《元史》，命祎与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还。
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祎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龙骧鹢舻，会战昆明，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祎。王不得已出祎见之，脱脱欲屈祎，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祎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祎子绅讼祎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