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启蒙的精神
基本信息
作者: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译者: 马利红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9
页数: 167
定价: 28
装帧: 精装
丛书: 巴黎丛书
内容简介
上帝死了之后，乌托邦坍塌之后，我们还能在怎样的知识和道德基础上建设共同的生活？如果今天我们想在启蒙思想中找到应对当前困难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形成于18世纪的所有主张，这不仅因为世界已然改变，还因为这种思想是多元的，不只有一种。我们需要的毋宁是启蒙思想的重建，它将通过批判性的审视，通过清晰地比较其令人向往和令人失望的后果，从而把这笔过去的遗产加以保存。如此，我们就不会歪曲启蒙思想，甚至反过来才是对的：正是通过批判启蒙思想我们才能始终忠实于它，才可能发挥它的教益。 [1]
作者介绍
茨维坦·托多罗夫，1939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索菲亚，1963年移居法国。自1968年起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托多罗夫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叙事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其论著涉及文学理论、思想史以及文化现象分析等诸多领域。[1]
译者介绍
马利红，法国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译著有《我是一块石》、《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堡垒》（合译）等。2012年出版专著《法国副文学流派研究》。
目录
译序
1. 设想
2. 摈弃与曲解
3. 自主
4. 政教分离
5. 真理
6. 人性
7. 普遍性
8. 启蒙运动与欧洲
致谢
试读章节
要确切说出启蒙运动的设想由什么组成是不容易的，这有双重原因。首先，启蒙运动是一个结束的、概括的、综合的年代而非彻底革新的年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在18世纪找不到根源；如果它们不是来自远古时代，也具有中世纪早期、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的痕迹。启蒙运动吸收和表达过去有争议的见解。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者经常指出应该消除一些习见的形象。启蒙运动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经验论的，同时继承自笛卡尔和洛克。启蒙运动接受泥古派和崇今派，普遍论者和本位主义者，钟情故事和永恒，细节和抽象，自然和艺术，自由和平等。成分是旧的，但组合是新的：不仅成分间彼此配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正是在启蒙运动的时刻从书中走出来过渡到现实世界中去。
第二个障碍在于启蒙思想波及数量甚众的个人，他们觉得彼此意见远不统一，并时常投身到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尖锐争论中。此后流逝的时光帮助我们进行分拣，的确如此，但只是直到某一个点：过去的分歧生成今天仍然相互抵牾的思潮。启蒙时代更是一个争论不休而非意见一致的时代。可怕的多样性，因此，但也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们不用太费劲就能辨认出那个被人们称之为启蒙运动设想的东西的存在。
三种思想以这个设想为基础，其难以计数的推论也滋养着这个设想：自主，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最后还有普遍性。由此出发该说些什么呢？
启蒙思想的第一个建构特征在于给人们自主选择和决定的东西以优先权，全然不理外部权威强加给我们的东西。这种偏重因此包含两个面，一面是批判的，一面是建设的：必须摆脱从外部强加给人的任何监管并让自己听任那些针对人类又为人类自身所需的法律、标准和规则所导引。解放和自主代表两个时代，也是同一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词语。为了能够投身其中，就必须拥有一种完全的自由去审视，去询问，去批判，去质疑：不再有任何信条和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选择的一个间接的但终极的后果就是置于一切权威特性之上的限制：任何权威必须和人是同一的，也即是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产生出一个“祛魅”的世界，任何部分都服从相同的物质规律，或者，揭示人类社会里相同的行为机制。
人类在启蒙运动之前所受的监管首先是宗教性质的；其根源因此既是先于当前社会的（这种情况下人们说“他律”）也是超自然的。最大多数的批判针对宗教，旨在使得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可能。不过，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批判：人们所摈弃的，正是社会或个人对戒律的服从，而这些戒律唯一的合法性就来自传统把它们赋予神明或祖先的事实：该来指导人类生活的不再是过去的权威而是人类对未来的设想。相反，宗教经验本身，超验思想以及一种特定宗教蕴含的某个道德教义只字未提；批判瞄准的是社会结构，而非信仰的内容。宗教出自国家，然而也离不开个人。启蒙运动的伟大洪流依靠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自然宗教、自然神论，或它们的众多变体之一。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对全世界信仰的观察和描述并不是以否定宗教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导向一种宽容的态度和对意识自由的保护。
解除旧的枷锁之后，启蒙思想家借助纯人文的方式确立他们崭新的法律和准则——这里不再有魔法和启示的位置。从人到人传播开去的多数的光明将代替从高处降下的可信的光明。第一个取得的自主就是认知的自主。认知的自主来自任何权威都不能免受批判的原则，无论这权威多稳固和多有威望。认知只有两个来源，理性和经验，且二者人人可得。理性作为认知的工具而非人类行为的动机发挥作用，理性反对信仰，而非激情。激情相反则从来自别处的限制中释放出来。
认知的解放为科学的繁荣开辟康庄大道。所有人因而都想受到一位名人的庇护，这个名人不是哲学家而是学者：牛顿在启蒙时代的角色可与后世的达尔文相比拟。物理学取得惊人的进步，随后是别的学科，化学、生物学甚至社会学或心理学。这种新思想的倡导者们想为所有人带来启蒙，因为他们深信启蒙将有益于所有人：认知是救星，这就是公设。因此，从学校到由学者组成的研究院，他们鼓励各种形式的教育并通过专业的出版物和针对大众的百科全书促进知识的传播。
自主的原则扰乱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意识自由把宗教选择交给每个人，为此进行的斗争并不新鲜，但必须持续不断地反复开始；这种斗争在对舆论自由、表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需要中得以延伸。承认人是其自身法律的起源，也就是对人完整的接受，人原本就如此，而非应该如此。然而，人是精神肉体、激情理性、感知思考合一。只要稍微观察一下真实的人而不是拘泥于一种抽象而理想化的形象，我们就会意识到他们也是无限多样的，无论从国家到国家还是从个人到个人，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以个人为关注点的新体裁——一是小说，一是自传——比任何学术价值高的文学更好地道出的正是这个东西。这种体裁不再渴望揭示人类行为永恒的规律及每个举动的典范特征，而是表现卷入特殊情境中的独特的男男女女。这也是绘画所表达的内容，它放弃神话和宗教的宏大主题，表现极其平凡的人类，捕捉他们共同的生活和最日常的行为状态。
个体的自主延伸到他生活和创作的范围内。个体的自主导致对由不服从于几何学要求或实用目的的森林、湍流、林中空地和丘陵构成的自然界的发现。它同时也给艺术家和他们的实践一个崭新的位置。画家和音乐家，演员和作家不再仅仅是逗乐者或装饰匠，也不再仅仅是上帝、国王或主人的仆人，而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深受欢迎的活动的化身：艺术创作者就是那样的人，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作品的内容并准备使之为纯人文的享受所用。这两方面的开发同时表明感性世界被赋予新的尊严。
对自主的高度要求还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社会；它延长并完成了政教分离。在启蒙时代，自主的需求产生出一种早期的行动形式：进行自由研究的发起人竭力把他们的成果转给善意的统治者，以便让这些统治者改变他们的政治：这正是人们对柏林的弗雷德里克二世(Frédéric II)、圣彼得堡的卡特琳娜二世(Catherine II)或维也纳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期望。除这种培养君主身上的理性自主但又让人民继续顺从的开明专制主义之外，自主的需求导向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主权原则，已然古老的原则在这里获得一个崭新的内容：任何权力都源自人民，没有什么是高于普遍意志的。第二个是个体自由的原则，即在一个适宜于个体的范围界限内，相对任何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国家权力而言的个体自由；为了确保这一自由，人们要保证权力的多元化和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在任何情况下，宗教和政治的分离都被认为是完美的：政治今后将依据自身的标准来制定。
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倾向成为非宗教的，即便个人仍是信徒。这个规划不仅涉及政权也涉及司法权：不法行为，即针对社会所犯的过错，是唯一要被制止的，但应将它与罪恶区分开，后者是从传统来看的道德错误。还有学校，注定要摆脱教会权力的掌控，成为普及启蒙思想的地方。学校向所有人开放，因此是免费的，同时对于所有人又是义务的。还有期刊，公众辩论可以在上面找到空间。还有经济，应该免除垄断的限制并允许物资的自由流通，应该建立在劳动价值和个人努力价值之上，而不应被来自过去的特权和等级制度所束缚。全部这些转变最适宜的地方是大都市。大都市有利于个体的自由，同时给予他们碰面和共同商讨的机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