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伯英艺术馆
张伯英艺术馆简介
张伯英艺术馆始建于2004年，是由徐州民营企业家王昌庆投资7800多万元建立的融收藏、陈列、研究与教学  张伯英艺术馆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场所，馆名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生前题写。
张伯英艺术馆以收集、整理、保存张伯英先生的书法艺术作品和文物资料，研究和推广其创立的彭城书派伯英书体为办馆宗旨，收集的藏品有张伯英书法作品60余件，刻石作品26块，还藏有张伯英先生大量的碑帖、文稿、信札及相关文物资料。另外，艺术馆内还收藏碑刻、石雕艺术品、汉画像石和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家具、陶瓷等近万件。为深入研究张伯英先生的文学艺术成就，艺术馆还成立了张伯英艺术研究会和张伯英著述编辑委员会，《张伯英文集》、《张伯英书法集》和《张伯英评传》目前在编辑中。[1]
张伯英艺术馆位于徐州著名景区云龙湖南畔，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张伯英艺术馆馆名由国学大师启功题写，馆内建有张伯英陈列馆、文昌茶馆、小来禽馆、文豪殿、墨缘阁、碑廊、桥亭、砚亭、天水池、碧澜砚、百佛堂、群羊坡等景点。艺术馆以收集、整理、保存张伯英先生的书法艺术作品和文物资料，研究和推广其创立的彭城书派为办馆宗旨。馆内收藏有张伯英部分作品、碑刻及文稿信札等资料，还保存各类民俗器物近万件，是国内规模较大、收藏较为丰富的同类艺术馆。[2]
张伯英先生生平简介
张伯英，原名张启让，字勺圃，号云龙山人，晚号东涯老人，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书法家、金石鉴赏  张伯英先生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绍兴，明代迁居徐州东南张集,出生于徐州三堡榆庄，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江苏省铜山县人。光绪时进士。少负异才.
先祖张胆(字伯量)为崇祯六年(1633年)的武举人。史可法镇守淮阳，授张胆为归德府(商丘)城守参军。清代康熙年间，张胆累官至督标总兵、副将。1654年张胆解甲归田，曾捐资26000两白银修造了徐州荆山桥。张胆的胞侄张竹坡乃评点《金瓶梅》的小说评论家。张氏诗书继世，斯文一脉相承。
更承其祖张达，其父张仁广(字溥原)，纳赀为通判，居河南达30年。仁广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管。伯英幼承庭训，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伯英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塾师张永传教导，又跟随其外叔祖陈逊齐研习书画，后师从徐南葵，桂中行，冯煦等。
1887年，金坛冯煦(清丙戌探花，翰林院编修)，应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伯英时年17岁，遂为冯煦入室弟子，受益匪浅，被誉为后起之秀。
1902年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试，张伯英与张云生赴金陵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佳话。是年，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开馆授徒，桂中行知府召伯英来彭城，假馆舍(徐州府学)，常于槐下读书。
1911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与徐树铮同寓，伯英曾南游广州，复返南京，设馆数年而北上。
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遂聘张伯英为秘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任副秘书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再不涉足政坛。而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以艺术劳动谋求衣食。1949年，在贫病中逝于北京“小来禽馆”中。
张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书斋号为“小来禽馆。”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追慕邢侗，故称小来禽馆。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
日军占领北京后，张伯英隐居不出，保持了民族气节，日本人曾以10万银元购买《十七帖》，张伯英视若粪土，坚决拒绝。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生活清苦，犹醉心于书画金石，节操高尚清雅。张伯英与海内名家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交往密切，且以精于品鉴金石书画闻名于京津。
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就是孙中山、蔡元培和张伯英题署书名的。张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方圆兼备，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内多劲力。行楷朴实秀逸，古拙自然。张伯英用笔万毫齐力，圆满峻发，点画所到之处，极具朝揖相让之法。笔笔中实，字字气满，凝重含蓄，不泥于古，不媚于今，富于创新精神。用笔能任情挥洒，意度自为高远。张伯英极擅书写碑志，数百字大楷不用划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
且张伯英能诗善文，风格清新俊逸。其诗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泛。晚年思念故乡之情甚切，诗中多乡愁离绪。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
张伯英对故乡的深切眷念之情，不仅倾注于诗文中，还表现在对乡邑文献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布的工作中。徐州博物馆藏阎尔梅的行书七绝条幅，即为张伯英收藏并由其后人捐献的珍品。
伯英留心乡邑文献，搜集最勤苦。最为人所称道者，乃是刊印《徐州续诗征》。早在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曾编印《徐州诗征》。该书成书匆促，颇有遗珠之憾。张伯英于1929年暮春始编，至1935年夏末刊印发行。5年辛劳成疾，偃卧病榻经岁不起。
张伯英不仅是书法家，而且是博古通今的学者。他能诗擅文，其诗文清新俊逸，学养深湛，卷帙浩繁的《黑龙江志稿》即由伯英主编。1929年黑龙江省长万福鳞聘请张伯英为修志局长，张伯英邀请张从仁、徐东侨、杨秉彝等铜山同乡与黑省人士共襄是举。越3年省志编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详备，全书62卷，约140万余字。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来徐州书法界人才辈出，形成彭城书派。彭城书派素来以北碑为宗，方劲古拙，蔚为风尚。张伯英秉承彭城书派传统，又植根汉魂而化以苏、黄，笔力凝重，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正而有洒脱之致，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紧凑严密。行书朴质秀逸，古拙自然，有夺人之效应。行草书亦能见其刚劲风骨。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行之于独创。遂以彭城书体名于当世，为彭城书派接武前贤之盟主。后又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精习《张玄墓志》等北碑，骨格自然超凡拔群，“笔阵曾教淮海惊”。
其又精于碑帖评鉴，曾仿《四库提要》体例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 种，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为我国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性耿介，重操守，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贡献颇多，为时人所敬重。
一时，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伯英书法矫然突出，引人注目，为世人称赞。清末民初，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至今，北京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的牌匾，皆为伯英所书，依然高悬门前。
先生一生正直，颇有节行。他不屑于和封建军阀同流合污，抛弃官位，卖字卖文为生。北平沦陷后，他隐居不出。并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莫做伪事。先生与清末遗老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却力主共和，反对复辟。他晚年怀着改良主义的理想而不得伸展。此外，他还与于右任先生、张学良将军及齐白石等私交深厚。张伯英尤为奖掖后学，书画界人不少都曾受其教益。
张伯英殁后，齐白石曾有诗赞之云：“写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影响及今，后学甚，启功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到：“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可见，得其真髓且归纳、综合、升华其特色者，代不乏人。开创了“彭城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