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章和进
人物简介
章和进，28岁，湖北孝感人，长期在汉口建筑工地务工，做过小包工头，因大包工头欠  章和进薪，他曾于2007年底，站在高楼顶讨薪，成功拿到欠款。如此讨薪奏效后，从2008年初到今年5月，他又帮助其他农民工策划多起“跳楼讨薪”事件，被当地媒体称为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章和进排斥“跳楼秀”的说法，在他看来，“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农民工讨薪求助无门，能怎么办”。他同时又拿不准，自己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1]
起源
2007年底，包工头拖欠章和进的工资，作为建筑带班，他又拖欠工友
章和进自己也有过跳楼讨薪的经历，那时，是真的想跳楼。
2007年年底的一天早上，在武汉中南路一幢30层高的楼顶，章和进就那么站着，一手攀着栏杆，一只脚踏着护栏边缘，瘦小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破塑料袋子”，被风吹得摇晃。
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张3万元的欠条，一张载有“武汉农民工工资已开始全面清欠”新闻的报纸，还有一份写在旧挂历上的“遗书”。
“遗书”上称，“我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辛苦一年多，一分钱没领到还负债累累，恨那些黑心的包工头将工人的工资卷走，我的死就是他们迫害的”。
1995年，因家境困难，刚上初中的章和进选择退学到武汉“讨生活”，当了两年厨师之后转行做泥瓦工，随后辗转北京、石家庄等20多个城市，也算见多识广。
2004年，章和进觉得在武汉做建筑带班能挣钱，便从村里喊来15名老乡，到一个姓马的包工头那里干活。
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马老板”失踪了。
章和进说，他去找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公司经理说工资已经让“马老板”领走了；他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说人家公司已经支付了工资；他去法院，被告知要交1000多元立案费；他给多家报纸报料，记者一听说“讨薪”，说太多了，没法报。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年多，那些跟着章和进出来打工的老乡，不断上门找他要工钱。
因为“不好意思”面对那些讨债的老乡，章和进说，他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我不是躲，只想有了钱再去面对那些老乡，他们出来辛苦打工也不容易。”
眼看就要到2008年春节了，三婶打来电话，说村里人老是去家里要账，他60岁的父亲被气得中风瘫痪在床，结婚不到4年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章和进记得，他站在30层楼上一个小时后，记者、区信访办主任、劳动监察大队的人、警察，都来了。
僵持了3个小时。
最后，武汉市劳动局协调建筑公司支付章和进3万元的工资款，同时支付了拖欠其他农民工的31万元工资。
讨了两年的工资没结果，一说要跳楼，三四个小时就解决了。
章和进说，他那时得出一个结论，“看来跳楼的确是讨薪的一个好办法，成本低，时间短，有效果”。[1]
成功策划
章和进带领4名被欠薪工友又一次讨薪，“不是真跳”。
章和进喜欢自己琢磨事情。初次跳楼讨薪成功，他说自己就开始“反思”为何能成功。
“记者是关键”，在他看来，只有记者来采访，关注了，那些部门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重视，去解决问题。他开始搜集报纸，有时候还上网，“找那些民工讨薪的政策和案子，来总结经验和教训”。初中没上完的他，知道如何搜索新闻，“用百度啊，打上‘民工讨薪’四个字，新闻和政策就全出来了”。
2008年1月21日，距离中南路跳楼讨薪不足一个月，章和进带着4名工人，爬上长途汽车站的楼顶，打出横幅“我要工钱，我要回家”。
这个主意，是他出的。
2007年下半年起，章和进在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的一处工地打工，年底结账4000多块钱，包工老板说暂时没钱，要等来年结算。
章和进找到几个工友商量，说只要跳楼就可以要到钱，“当时他们都反对，说不能为了几千块钱，连命都不要了”。
他开始现身说法，讲自己跳楼讨薪的经过，告诉他们只要做做样子，引来记者的关注，就能把钱要到手了，不是真跳。
最后，4名工友决定“试试看”。
这是章和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策划跳楼”。
先用公共电话给10多家报社的热线报料，称5名农民工因没有要到工资，准备集体跳楼；接着又分别拨打劳动局、110、119、120和市长热线的电话报料。
他还安排人尽量多拉些农民工在楼下围观制造紧张气氛，楼下留有专门的讨薪工人代表，以便给记者介绍情况及与相关部门谈判。
随后，章和进与其他4名工人爬上楼顶，扯开横幅，静等相关人员到来。
一番谈判后，章和进和其他4名“跳楼者”领到了各自的工资。[1]
策划心得
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成功的几率太小
章和进出名了，在农民工的圈子里。
“许多农民工来找我，请我吃饭，讨教如何讨薪，甚至请我帮他们讨薪，有些农民工就叫我‘保护神’”，6月3日，章和进向记者提及此事，挥了一下手，微微一笑，“我去哪个工地，都没有人欺负我，随便一吆喝，就能喊来五六十民工兄弟，这可能就是江湖地位吧”。
帮忙讨薪收钱吗？
章和进称，“我每次都是无偿帮忙，他们也都很穷，民工哪里有钱”。
2009年1月9日，沌口某小区，5农民工跳楼讨薪，当日要回工钱3.5万元；5月16日，光谷步行街康桥小区，4农民工爬到33层楼顶翻越护栏，号称“不给钱便跳楼”，顺利要回1万多元。
这都是章和进的“作品”。
“他怕我担心，从不跟我说跳楼的事情”，女友何燕（化名）说，她一直劝章和进，无权无势的，不要瞎给自己惹事，不要去帮那些农民工讨薪，但他总是不听，“每次都热衷为他们出谋划策”。
在何燕的印象中，有时候受助者会请章和进吃个饭，喝点酒，也会给他充几十块的手机费，最多的一次报酬是沌口那次，几个农民工给了他七百块钱，“章和进过意不去，又让弟弟从老家给他们捎了些特产”。
在《长江商报》热线记者沈右荣看来，武汉跳楼讨薪的很多，还有跳桥的，但失败的居多。
对此，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没有记者和警察到，没有相关部门出面，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他还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跳楼心得”：要选在闹市区的一些楼顶，分别混进大楼，不然保安不让进；“跳楼人数”要以4到5名为准，多了有人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一起跳，少了又引不起重视；要有横幅，得到相关承诺后再下楼。[1]
策划失败
“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
5月27日的跳楼讨薪开场后，章和进感觉有些不妙。
他打完报料电话后，来了一辆警车，“一名警察下了车，问围观的农民工苏五能怎么回事，然后说了句‘跳啥子楼，这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着’，就钻回车里走了。”
这是章和进没有预想到的局面。
他让同来讨薪的苏五能给苏幼能打电话，让他们下楼。苏幼能拒绝了，“我干了两年的活，一分钱都没拿到，今天不给钱，我就不下去”。
下午1点，风大雨疾，楼顶的苏幼能等5名农民工，已经坚持了4个小时。
章和进感觉紧张，“打电话都不下来，一不小心失足，肯定会出人命，如果他们出事了，我肯定脱不了干系。”他说当时自己掉了眼泪，为楼上的农民工，也为自己。最后在章和进和苏五能的苦苦劝说下，苏幼能等人才下楼。
东西湖区信访办的人带走了章和进和苏五能，后来告诉他们，问题正在解决中，回家等消息吧。
“到现在，还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6月5日，苏五能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提及当天的讨薪失败，“跳楼越来越多，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除非真的会出人命”。
他又假设，如果自己是苏五能，身背着6万多的债务，“我不选20层，我选2楼跳下来，反正又摔不死，那样的影响就不一样了，事情肯定会引起关注，顶多腿折了，一两千就能治好了”。[1]
反对“跳楼秀”说法
章和进觉得，农民工在拿命来讨回自己应得的，跳楼秀的说法感觉委屈
虽然这次没成功，但章和进的知名度更高了。
5月28日，武汉当地媒体报道，章和进承认自己自2007年以来，策划多起农民工“跳楼讨薪”，他也被称“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
至今，章和进还对报道他的记者耿耿于怀，“电话里，我就那么随口一说，我组织导演了9次民工跳楼，5次成功，4次失败。但实际上，我只组织了5次，只有最后一次失败了。结果他对我录音了，还写了出来，现在我不敢乱说了”。
他承认，之所以多说了自己的“导演”业绩，是为了让记者报道，“不说多些，他不会重视我，不会报道我的”。
在章和进看来，多报道，“会让那些包工头觉得我认识很多记者，如果我被欺负了，可以找记者曝光，他们就不敢拖欠我工资了”。
网友一度将章和进与“把讨薪人陈富超推下桥的广州老伯”相比较。
章和进说，如果他是陈富超，就会主动从桥上跳下来，反正下面有气垫，这样一不会形成太长的交通拥堵，二可以真正引起关注，能解决问题，“理智上，我能理解那推人的老伯，但感情上，我接受不了，毕竟讨薪的农民工很可怜，需要很多人的同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