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堂村
基本简介
三堂村[1]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东木镇西北部，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东木镇三堂村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东与焕古镇刘家河村交界，西与我镇汪家沟村相邻，南与我镇柏杨村接壤，北与原金川乡松河村毗邻。全村共有3个村民小组，170户726人，有党员 13人，村域面积11.5平方公里，全村耕地总面积为2682亩，农民的收入主要以种植和养殖业、劳务经济为主。
发展情况
2008年以前全村基本情况:三堂村属东木镇的一个偏远村, 经济底子薄、交通条件差、村容村貌陋是该村的显著特点。山大沟深,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有且只有一条通村公路,杂草丛生,凹凸不平,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与外界联系只能使用大灵通,但遭遇大雾或停电都无法接通.老百姓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自给自足,无法外销,村民到乡上办事需步行30余公里.早晨天不亮动身,天黑才能回家,需要整整一天时间.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无力,只想个人利益,不为老百姓办事。
2010年,三堂村被市上定为特困村后, 结合全县开展“升级晋档、科学发展”活动，乡党委政府立即调整工作思路,加强班子建设，提高民主管理水平，调整班子结构，下派党支部书记，由联村领导、武装部长担任支部书记。对班子成员也进行了相应调整。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选出了一批能干事，想干事，会干事人员进入到班子中。
首先把以公路建设为主的基出设施作为改变面貌的出发点入手。通过近两年党委、政府的组织发动，在“东金”公路硬化贯通的基础上，该村又组织群众新修通到组入户公路5公里，硬化通村公路1.7公里，接通了到乡、村之间的联心路，全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7公里，交通瓶颈基本打破。通过争取项目资金，修建了占地100平方米的村活动室，修建学校厕所一个。
二是从发展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为落角点，全村现有茶园500亩，桑园80亩，在新发展的一户年养猪50头以上大户的带动下，当地群众户均养猪达到2头猪以上，全村生猪存出栏总量达到400头，家禽存出栏达到1500羽，总收入达100多万元，畜牧业收入占据了当地群众产业收入的“半壁江山”。同时，我们充分利用该村的地理优势，新发展厚朴500亩，新兴产业异军突起。同时大力发展劳务输出，努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三是着力改善民生，不断提高群众生活质量。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建沼气池41口，新建便民桥1座，维修加固1座，硬化便民路1条，灾民建房29户。
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2009年争取到了地震灾后重建项目，新建了村级小学教学楼，成立了村级卫生室，当地群众看病难、上学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通过加大民政救助力度、及时兑现各类惠农惠民政策、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全村五保户、低保户等弱势群体生产生活保持正常，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人物简介
  朱幼棣1971年参加工作，历任黄岩城关第二中学教师，黄岩铅锌矿生产技术科技术员。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成为北京新华社国内部记者。之后历任编辑、工业编辑室副主编及副主任、教科文编辑室主任，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文采访室主任，新华社中央组组长，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等职。
朱幼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学里当代课教师，只学到高一数学的他，愣是教了两年的高中数学。后来有机会进国有企业当工人，他便离开校园去了浙江省205矿当技术工。主要的工作就是下矿进行测量放样，比如矿上需要打口斜井或者天井，那朱幼棣就要测量好给画好圈。这一画圈就画了四五年，画到了1977年。[1]
朱幼棣是1978年考上山东大学的。毕业的时候，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亲自到山大挑人，朱幼棣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已年过30的他从教室里一出来，就听到有人对南振中说：“这个就是朱幼棣！”山大那届中文系一共有4个人进了新华社，朱幼棣是其中之一。
社会兼职
中国环境记协副主席，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理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理事，希望工程监察委员会理事，国家软科学评审委员会委员，首届地球奖获得者，地矿部“荣誉地质队员”  朱幼棣照片
代表作品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温  《怅望山河》州大爆发》、《裂谷雪崩》、《中国大陆新富豪》、《中国：世纪大灾变》、《市场背后的世界》、《珠宝王国探秘》，中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高原》，通讯《唐古拉山的风云影子——陈金水》等。
朱幼棣先生所著《后望书》《大国医改》《怅望山河》[2]等图书，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2011年2月，因为出版了《大国医改》，朱幼棣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有媒体评论道，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为医改刮骨疗毒
最近刚刚退休的朱幼棣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其实早在2009年的夏天，朋友们就开始“怂恿”这位高级官员为医疗体制改革写点什  报纸报道么，可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医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专家就靠这个吃饭，哪个部门给他们课题经费，他们就帮这个部门说话，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领导。”他笃定地说，“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与这个国家十多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十多年。[3]
最后，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曾经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官员，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些连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称“看不懂”的“医改征求意见稿”，解剖那些晦涩拗口的文字中隐藏着的含义。最明显的就是，“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个“在中南海里天天写报告”的官员却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卫生部门指定配送商，垄断经营招标的药品”。
与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改革后，原有的事业编制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公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善意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这本书的推出也是一段相当艰苦的写作历程，“涉及的领域太多，要研究的东西也太多。”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