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卢心远
简介
卢心远(1911～1985)，民国12年(1923年)入福建省立九中读书，受进步青年的影响，逐渐接受革命思想，4年后毕业回到家乡，适值共产党人正在组织革命团体“太平里青年委员会”，便积极协助组建，正式成立时被推荐为总干事，兼任会刊《奋斗》的主编，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为组织群众抗交军阀陈国辉部摊派的马路捐，遭到搜捕，遂逃往广州。秋季，考入中山大学，民国22年毕业，到上海从事著译，五年间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讲话》、《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书，还写了不少批判托派分子叶青的文章，在知识界颇有影响。
民国26年(1937年)上海陷于日本侵略军，他南渡新加坡侨居。先为《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撰写国际时事专栏，后来担任《南洋商报》主笔，大力宣传中共坚持抗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活动，激励海外侨胞支援抗战。为此，受到英殖民当局传讯，被迫改行在中正中学任教。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他举家逃往马六甲山林中，开设“六合造纸厂”，同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进行“地下”反日斗争。日本投降，他重返新加坡，复办中正中学，组织“新加坡华侨教师公会”，创办《华侨经济》半月刊。1946年2月25日，马共组织群众大集会，次月，他即遭英殖民当局拘捕，经华侨舆论界、教育界强烈抗议，才在3月6月获释。其后执教于华侨中学，同时创办《南洋经济》半月刊，主编华侨教师公会会刊《新教育》。1948年，英殖民当局又以“马共分子”将他关入棋樟山集中营，8个月后，“驱逐出境”，企图押送他以当时还是蒋管区的上海，幸而经香港时得夏衍等人帮助，才辗转到达北京。时为1949年4月。
到京后，他先安排在全国人民政协筹备会新闻处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调华侨事务委员会，历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第三司副司长；此外还担任全国侨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以及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其间广泛联系侨胞，为侨务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1985年4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1]
生平
卢心远于1911年5月23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3岁时，父亲卢云岚为生计所迫，即背井离乡，先到广州受雇当店员，后去南洋，从此杳无音讯。心远由祖父卢海坤抚育，十岁时，祖父又辞世，祖母把他拉扯成人。
1920年代中期，他在龙岩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读书，深受语文老师温闽仙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创造周报》、《响导》等进步刊物，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7年中学毕业后，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中共福建省委陈祖康到坎市开展活动，他便协助陈祖康联系了三四十个思想倾向于革命的青年，组织起一个半公开的团体——太平里青年委员会，并被推举为总干事，主编一份油印刊物《奋斗》（半月刊）。同年，经陈祖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党领导人江德贤，张鼎丞、林一株、邓子恢等人过从甚密。
1927年冬，永定反动当局向群众摊派马路捐二万银元，一时民愤沸腾。卢心远被选为永定县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委员，经组织批准，广泛组织群众进行抗捐活动。反动当局极为恐惧，便以“共产”，“赤化”分子的罪名，四处搜捕他。陈祖康觉得他已无法在永定继续工作，指示他离开水定去广州。他抵广州后，先在舅父店里帮记账，并按陈祖康交待的联络方式，发信去厦门与党组织接头，由于形势险恶，未能接上关系。
1928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因为经济拮据，他只好半工半读——白天上课，夜晚帮人记账。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与党组织联系，只身前往厦门，按原定地址去寻找陈祖康，未遂。迫于生计，他转往漳州。以后，他用原先的笔名在漳州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杂文，由此意外地接到陈祖康的来信，并约他相见。但与陈祖康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察到陈祖康对共产党的态度跟过去已有所不同，于是应辛垦书店邀请，离开漳州，到上海去从事著译和编辑工作。
在上海，一住五年。他在亭子间里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著译，相继出版了《方法论讲话》（上海思想出版社）。《政治经济学体系》（上海辛垦出版社，下同）、《斯宾诺莎哲学批判》、《世界原始社会史》《精神分析学批判》、《辩证唯物论》等专著和译作。
辛垦书店人员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机会主义分子叶青是书店的头目之一。在逐步认清了叶青的庐山真面目之后，卢心远便义正辞严地针对叶青的盲论撰写了不少的批驳文章，其中长达数万言的《辩证法呢，还是折中主义?》便是一篇著名的专文。
“八一三”以后，日本占领了上海，上海亭子间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了。卢心远想去延安，但叶青扬言要在途中加害于他。不得已，改往新加坡，开始了十余载的侨居生涯。
初到新加坡，由于得到未婚妻江先女一家的资助，生活比较稳定。但此时德、日法西斯的侵略正日益疯狂，全球烽烟四起。出于对世界大局和人类命运的关切，他便专心致志地投入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和评析，为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担任专栏撰述，发表了不少有关国际时事的评论和杂文，拥有广泛的读者。
1939年1月，他出任《南洋商报》的主笔，专写社论和短评，大力鼓吹坚持抗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抨击消极抗日乃至媚日投降的谬论，激励民心，因而遭到反动文人的控告，被英国殖民政府法院传讯。在法庭上，卢心远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最后以反动文人的败诉告终。在报坛笔阵中长期紧张艰苦地作战，致使卢心远心力交瘁。经友人一再敦请，他才转入新加坡中正中学高中部执教。但与此同时，仍不断为《南洋商报》撰稿，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日寇入侵马来亚，卢心远携眷逃入马六甲山林中，一为生计，二为掩护革命工作，他变卖贵重器物并邀友人一起集资，创办了六合造纸厂，暗里为马来亚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卢心远步履匆匆地重新返新加坡，为复办中正中学而努力，并联合教育界同仁，发起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教师公会，被推举为首任主席。目睹英国殖民者在南洋肆意进行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他义愤填膺，在执教空隙提笔撰文予以揭露和抨击。他还创办了《华侨经济》（半月刊），专对华侨经济这一课题进行研讨。因经费不足，该刊只出版了七期便停刊了。
1946年2月25日，马来亚共产党举行集会，警察出动镇压。次日，卢心远被捕入狱。十余日后，殖民当局迫于华侨舆论界、教育界的反对及学生游行示威的压力，不得不把他释放出狱。以后，他见中正中学已混入一些国民党特务，难于立足，便转往华侨中学任教。同时，与中国民主同盟新加坡支部，新加坡职工总会等社团合作，积极推动反美反蒋运动。继之又与友人合办《南洋经济》半月刊；新加坡华侨教师公会会刊《新教育》（季刊），也由他主编。他的学生，至今已有许多在国内外成为知名人士。
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所谓“紧急法令”，卢心远突然被捕，并遭到参与其事的国民党特务的严刑逼讯，要他供认是“马共”分子。卢心远宁死不屈，横眉冷对。英国殖民当局和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最后把他关入棋樟山集中营达八个月之久。
1949年2月，殖民当局对他下达驱逐令，限期出境。在警察的押送下，卢心远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船抵香港，押送警察却不准他上岸，要把他押往蒋介石统治下的上海。卢心远明白这是借刀杀人之计，便写了几封密信托人交给在港的共产党人。次日，在夏衍、饶彰风，赵风，邵宗汉等人营救下，由一只小船引渡到一艘开往天津的海轮。四月，他终于抵达盼望已久的解放了的北京。
一到北京，卢心远立刻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被安排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闻处担任编辑工作。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后，他由周恩来总理任命，到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第三司副司长，全国侨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并连续担任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逝世前不久，他还壮心不已，计划把多年来从事侨务工作的经验整理撰写成书，之后再写几本有关华侨经济和逻辑学等方面的专著。不幸，心脏病突发，竞致不起，1985年4月20日，他在北京与世长辞。[2]
评价
卢心远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发了唁电。《人民日报》五月三日发布讣告时，对卢心远一生作了概要评价：“卢心远同志1927年在国内参加革命工作。侨居南洋时，他长期致力于华侨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投身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活动，支持祖国人民解放战争。在海外的这段时间里，他曾两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后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卢心远同志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事业。他怀着对华侨的深厚感情，在长期从事侨务工作中，广泛联系侨胞，为侨务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就是在病重住院时，仍关心侨务工作，关心祖国统一和四化建设事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