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杰克·凯鲁亚克
个人简介
  杰克·凯鲁亚克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城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1942年为《太阳报》的体育记者，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他在旧金山南太平洋铁路上当过搬运工，游历过美国各地和墨西哥，也曾去美国博物馆寻根。凯鲁亚克是美国五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的晚年生活也很不幸，终因酗酒过度而导致死亡。
主要作品
凯鲁亚克是美国五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18部小说，大多带有自传性质。他的第一部小说《小城镇与大都会》（1950）是一部按照风俗和历史事件的编年体例来描写家庭和社会的史诗，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注意。 《在路上》 （1957）则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写成的，以后几年没有再修改，小说结构松散，断断续续，描写一群年轻人的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凯鲁亚克的第三部小说《地下室居民》 （1958）叙述了一群“垮掉分子”在旧金山整日酗酒，纵欲、吸毒的所谓生活。 《流浪的达摩》（1958）题材与上一篇小说相似，但蕴含着某种高深的东方哲理。接着，凯鲁亚克又有两部小说闪电般地问世《萨克斯医生》 （1959）和《麦琪·卡西迪》 （1959）均包含着作者的自传成份，充斥着失去信仰的年轻人的苦闷，彷徨和消极对抗情绪。总之，凯鲁亚克的作品艺术性稍差，但对社会现实有独到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当今一部分西方青年的精神危机。
大事年表
1922年3月12日，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城，是加拿大法国移民列奥·凯鲁亚克和加布里尔的第二个儿子，排行老三。
1939年从洛厄尔中学毕业。
1939年～194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足球奖学金，在纽约霍雷斯·迈因预备学校读预科。
1940年～194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习。
1942年～1943年在美国海军服役，被以精神病为由除名；后在商船上当水手，随船队去英国利物浦。
1944年认识卢西·卡尔、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涉嫌参与卡尔杀人案；8月22日同第一个妻子埃迪·帕克结婚。
1946年～1948年写作小说《镇与城》；在纽约同尼尔·卡萨迪相识。
1948年同作家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相识，提出“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这一名称。
1948年～1950年开始写作《在路上》，第一次同卡萨迪以在路上》主人公狄安原型）横越美国，最后到达墨西哥城。
1950年《镇与城》出版，与第二任妻子哈维蒂结婚。
1951年2月～3月，阅读巴勒斯小说《贩毒者》以及霍尔姆斯的小说《走》手稿。4月，在纽约公寓内的一卷打字纸上写出了《在路上》。10月，提出“自发式写作”方法，开始修改《在路上》。
1951年～1952年在纽约和旧金山写作小说《戈迪的幻想》。
1952年在墨西哥城写作小说《萨克斯医生》。
1953年在纽约写作小说《玛吉·卡萨迪》和《地下人》。
1954年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开始研究佛学，在旧金山写成诗集《旧金山布鲁斯》。
1955年写作《墨西哥城布鲁斯》，在墨西哥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特丽斯特莎》。10月3日，同金斯堡等出席旧金山“六画廊”诗歌朗诵会，金斯堡朗诵《嚎叫》，大获成功。
1956年在墨西哥城完成小说《特丽斯特莎），在北卡罗来纳开始写小说《杰拉德·的幻想》，在华盛顿州和墨西哥城完成长篇小说《孤独的天使》第一部。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及其他》在城市之光出版社出版。
1957年3月到法国和英国作短暂旅游。《在路上》由纽约维京出版社出版；在佛罗里达开始写小说《达摩流浪汉》。
1958年～1960年写成小说《孤独的旅人》手稿。
1961年在新墨西哥城完成小说《孤独的天使》第二部，在佛罗里达写成小说《大瑟尔》。
1965年在佛罗里边写成小说《萨托里在巴黎》。
1966年5月同母亲迁往故乡洛厄尔，11月9日同第三任妻子斯特拉结婚。
1967年在洛厄尔写作小说《杜鲁阿兹的虚荣》。
1968年尼尔·卡萨迪死于墨西哥。到欧洲作短期旅行。
1969年10月21日病死于佛罗里达州圣·彼德斯堡。
与金斯堡
凯鲁亚克与艾伦·金斯堡同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而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十分密切。《光荣与梦想》里简要地概括了凯鲁亚克的经历：“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凯鲁亚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 
凯鲁亚克与金斯堡是因共同的朋友巴勒斯相识的。杰克·凯鲁亚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结识了一群思想独立、放浪不羁的年轻作家，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他们互相交流阅读经历、评论对方的作品，一起出没于时代广场、尝试大麻和性爱，构成了“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这中间，艾伦·金斯堡就是与凯鲁亚克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凯鲁亚克橄榄球队员的身份令金斯堡感到好奇，金斯堡回忆说:“一天上午，我去拜访杰克，我对他既畏惧又惊奇，因为我还从没遇到一个大个子运动员对诗歌如此敏感、有悟性。杰克陪我穿过哥大校园，我们去宿舍楼七楼向我的房间说再见。我在离别之际，对着房门鞠躬、敬礼，又对着走道敬礼。就在一刹那间，我们突然有了某种默契，因为他说他在告别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当他对某个地方说再见，或当他从某个地方匆匆经过时，他经常感到这是一个伤感的、催人泪下的时刻。”
杰克和艾伦一起去拜访巴勒斯，巴勒斯向他们展示了他的藏书，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柯日布斯基的《科学与健全的思想》、让·科克托的《鸦片》、兰波的诗歌、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巴勒斯憎恶罗斯福，他想在新泽西的某个飞机场租一架飞机，装上马粪，飞到白宫顶上时把它全部倒下去。
从1944年到去世，凯鲁亚克同金斯堡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尽管两人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及性情不尽一致。金斯堡出生于新泽西州组瓦克的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父亲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母亲娜阿米思想激进，曾是美共党员。在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的情势下，她的精神几度崩溃，长期呆在疯人院，最后在那儿死去。金斯堡从小就从母亲那儿感受到社会所导致的“精神的疯狂”。在其代表诗作《嚎叫》中，亦如在凯鲁亚克以及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作品中一样，“疯狂”是共同的主题。“我看见我们的一代精英被疯狂所摧毁了的最好的思想……”（《嚎叫》一开始就这样声嘶力竭）。这种“疯狂”表现了“垮掉的一代”青年对现存体制的愤意、失望。他们和它的格格不入，是这种体制所导致的社会和人的异化的必然结果（比如《在路上》这部小说中，“垮掉的一代”伙伴们横穿美国，行为怪诞，寻欢作乐，疯狂至极）。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他们在创作观上的默契。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亦是金斯堡视为其写作原则的“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想”，强调写作时“心灵的顿悟、体验和启示”，亦即济慈所说的“反面感受力”——写作时“无须烦躁不安地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诗人应遵循的只是自然，“犹如风吹过树叶发出声响”。金斯堡承认他的写作受到惠特曼、威廉斯、奥尔森特别是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的影响。而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正感悟，贴近自然，“垮掉的一代”作家使用毒品、致幻剂，使意识进入混沌痴迷状态，在极度兴奋中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路上》、《嚎叫》都是这样写成的。
与垮掉派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与谑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克鲁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结在一起。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称谓才借助各种媒体流传开去。“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称谓来自美国著名作家斯泰因为《太阳依旧升起》题的一句辞——“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40年代的纽约，杰克·凯鲁亚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结识了一群思想独立、放浪不羁的年轻作家，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他们互相交流阅读经历、评论对方的作品，一起出没于时代广场、尝试大麻和性爱，构成了“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金斯堡把他的《嚎叫及其他》题献给了他的朋友卡尔·所罗门、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巴勒斯的小说《裸体午餐》，书名是凯鲁亚克建议的；《在路上》即兴创作的写法受的是尼尔长篇书信的启发；金斯堡信仰佛教则是受凯鲁亚克的影响。
关于跨掉的定义，凯鲁亚克自己早有说明：“Beat并不意味着疲劳或疲惫等等，因为它如意大利文beato那样意思是天使般的快乐幸福；处于极乐至福的状态，如圣·弗兰西斯那样要热爱一切生命，要对任何人都坦率诚恳。”“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文学创作理念往往是自发的，有时甚至非常混乱。“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通常广受争议，原因是这些作品通常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和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垮掉的一代”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学者们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
《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一夜成名，他被封为“垮掉派之王”，但他成了一个经常被人灌醉的王。名声成了他很大的负累，他在书中说:“在尘世中默默无闻的人要比在天堂上声名显赫自由自在得多，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尘世？全是些虚无缥缈的想象。”他频频露面，接受媒体采访。乔伊斯·格拉斯曼认为:“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单纯，在接待记者时，他积极与对方沟通，自以为与对方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但是访谈报道出来之后总是变得面目全非。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醉方休。”
他不是吸毒成瘾，而是酗酒成瘾。他从来不认为致幻药或者任何毒品能解决什么问题。他目睹过毒品的危害。他不喜欢毒品，也不喜欢啤酒，他习惯喝托卡伊白葡萄酒。他只喝酒不吃食物，导致自己出现过幻觉，他想去看心理医生。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你好几天没吃固体食物，光喝甜酒。你只要往胃里填点食物，幻觉就可消失。”
豪饮开始时不过是轻度的自我麻醉，或者是在面对公众前用来壮胆。但是，很快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酗酒的凯鲁亚克一再声明，他不能去纽约，也不能去曼哈顿，他害怕自己喝醉之后会撞到人行道边的墙上，甚至会把头骨撞破。他曾在酒吧里喝醉之后跟人争吵，被人打倒在地。
1951年，就在他在写作风格上发生突变并完成《在路上》之后，凯鲁亚克突然结束了6个月的婚姻，并让已经怀孕的妻子琼·哈弗蒂自己去堕胎。当她追着他付女儿琼的抚养费时，凯鲁亚克逃到了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一带，时刻担心着会被警察逮住，然后被迫放弃写作去做苦工。杰克后来一直害怕用真名发表任何东西，唯恐他的前妻琼·哈弗蒂起诉他，让他抚养她的女儿，而他拒绝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
杰克的女友乔伊斯·约翰逊曾经说，在很多年当中，杰克都幻想着跟尼尔·卡萨迪以及其他垮掉派朋友一起分享某座自给自足式的大农庄。但当他的朋友们年逾三十之后，他们的生活都已经稳定了下来:吕西安·卡尔和尼尔·卡萨迪都结婚生子，要承担家庭责任；1955年甚至连艾伦·金斯堡都已经跟他的新情人彼得·奥尔洛夫斯基定居下来。只有凯鲁亚克仍然孑然一身，处于无根的孤独中。孤独难耐的时候他就给老朋友们打电话，一说就是两小时，很少有人能受得了喝醉了的人这么长时间的唠叨。因为喝酒，他的体型也变得臃肿肥胖。
1968年尼尔在墨西哥去世。“尼尔轻而易举地打发了时间，时间也终于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尼尔。”第二年杰克也去世了。去世前，除了妻子和母亲，再也无人和他交谈。他坐在房间里，拉下窗帘遮蔽阳光，看关掉声音的电视，留声机上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着亨德尔的《弥赛亚》。
杰克总是不停地在写，无论在做什么时——开车或旅行，乔伊斯·约翰逊说:“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经说，当他老了后，他绝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的所有冒险史。”凯鲁亚克自认为是一个“奔跑的普鲁斯特”，因为普鲁斯特写了《追忆似水年华》。《流放者归来》的作者、《在路上》的编辑马尔科姆·考利认为:“除了金斯伯格之外，沃尔夫对杰克的影响最大。他自己说是普鲁斯特对他的影响最大，可是普鲁斯特和沃尔夫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的作品都建筑在记忆的基础之上。他们都是最伟大的记忆能手。杰克像沃尔夫一样把他的生活当作一部多少相互联系的小说加以处理。”
作为一个至今影响仍没有衰退的时尚和公众人物，凯鲁亚克的命运同其他已被符号化的著名人物一样，在重重的文字和影像传播的过程中已被异化和剥削殆尽。“虽然《在路上》为凯鲁亚克赢得了巨大的知名度，但是，它却没有给凯鲁亚克带来他所期望的承认，作为一名‘严肃’作家所应该受到的承认，或许，这是在凯鲁亚克生命里的一个致命的情结。……其实，在他1949年给作家艾伦·哈林顿（Alan Harrington）的信中，凯鲁亚克就写道：‘我不再beat了，我有了钱，职业，我感到更加孤独，比我从前凌晨三点在时代广场“漫游”或者身无分文深夜在高速公路上挡顺风车的日子还要孤独。这是件怪事。我从来不是一个“反叛者”，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害羞的、笨拙的、真心诚意的傻瓜，并且我还会一直是。或许尽管他已成为了许多人的偶像，或者甚至是一个波普文化的icon。真正的凯鲁亚克从来没有被人接受过。他们盗用的是他的外表和他的智慧，并且仅仅这些而已。或许凯鲁亚克本人知道这一点，在群体中，他只是扮演着一个角色，真实的他，一直是一个不合群的内向而孤僻的青年。”
在路上
从1951年4月2日到22日，20天的时间里，杰克·凯鲁亚克用一部打字机和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完成了《在路上》的初稿。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1947年萨尔同伙安在纽约相识，第一次开始从东到百横越美国大陆的旅行。此部分记述他一路上的经历。其中，萨尔同墨西哥姑娘特丽的浪漫爱情以分离告终，最感动人。这部分中“狄安”其人其事不时介入，“我”与伙伴的谈话已让读者感受到此人在“垮掉”伙伴中的特殊地位，暗示了其后一连串事件的发展。第二部分：萨尔回到纽约姑妈家中。1948年圣诞节，狄安开着破车带着女友玛丽露突然来访。然后他们一伙人再次到西部，又返回纽约。第三部分：1949年，萨尔再次到达丹佛，同狄安的友情渐至高潮。他对狄安以“自我”为中心的疯狂行为及其同几个女人的关系更为了解。又一同横越大陆回到西部。第四部分：记述狄安和萨尔前往“旅途终点”墨西哥的“伟大旅程”。第五部分：狄安把萨尔留在墨西哥，然后萨尔独自返回纽约，回忆同狄安的最后一次见面，以一长段感伤怀旧的话结束故事。萨尔·帕拉迪斯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实际上是凯鲁亚克本人；狄安·莫里亚蒂即尼尔·卡萨迪；老布尔·李即威廉·巴勒斯；卡罗·马克斯即艾伦·金斯堡。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路上》可以当做作者自传来读，完全同真实人物一一对应。其实，在狄安、萨尔身上同时可以找到作者本人的投影。 
以上只是对《在路上》故事“情节”的粗略概括。但由于作者遵从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手法，任凭思绪闸门打开，读者若是试图在小说中寻求完整意义上的情节，只能是徒劳无益。小说中的“故事”抑或“情节”、“事件”可以被认为是超越时空的自发性思绪的拼接或混合。总体说来，乍看似混乱，每一“事件”仍很清晰，从而构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的奥德赛传奇，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生活方式和情感的忠实记录。
《在路上》是凯鲁亚克的自传性代表作，小说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迪安、玛丽卢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同时，书中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技巧――思绪的自然流动，反情节，大量使用俚语、俗语、不合评语法规范的长句，并广泛涉及美国社会及文化习俗；另一方面，书中又展现了美国辽阔大地上的山川、平原、沙漠、城镇……如一幅幅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路上》1957年一经问世即令舆论哗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被公认为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经典。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种“垮掉”分子，一种是所谓的“热派”：这种人自甘堕落，不可救药，在“硕大的当今世界”中尽情纵乐，直至自身的彻底毁灭。另一种是所谓的“冷派”，他们试图在东方的禅宗和与之有关的哲理中寻求慰藉，以修身养性，默念互爱等更为精神方面的东西来代替西方文明的实利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迪安似乎是属于这两者之间的过渡人物，他迷惘过，也沉论过，但毕竟没有一垮到底。从作品的结局看，他完全有可能走上健康的劳动者的道路。小说的核心人物是迪安，没有他就没有在路上的一切，在他的带动下，萨尔等人找个借口就上路了，他们搭车赶路，结识陌生人，放纵性情，随心所欲，在聚众旅行的狂欢中，几乎没有道德底限，即使落魄如乞丐，但只要“在路上”就是惬意的，萨尔曾经由衷地感叹：“啊，美好、温暖的夜晚，月光如水，搂着你的姑娘，喝喝酒，说说话，啐啐唾沫，简直是天上人间！”在这种混乱、亢奋而筋疲力尽的得过且过的状态背后，《在路上》的主题远没有它的语言那样轻快。书中的人物不停地穿梭于公路与城市之间，每一段行程都有那么多人在路上，孤独的、忧郁的、快乐的、麻木的……纽约、丹佛、旧金山……城市只是符号，是路上歇息片刻的驿站，每当他们抵达一个地点，却发现梦想仍然在远方，于是只有继续前进。
这是一本注定属于年轻人的书。作者曾经借书中迪安之口对萨尔发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我想这也正是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提问，它以无与伦比的诱惑吸引着无数人上路，如今，“在路上”已经成为一种追逐精神自由飞扬的符号，它穿越了几代人，具有了普遍意义。背起行囊激动地上路，探求不可预知的旅途，似乎就可以“掌握开启通向神秘的种种可能和多姿多彩的历练本身之门”，“在路上”更像是一种自我标榜的仪式。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在路上》一经发表，即刻吸引了当时美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少年，几乎人手一册，成了“垮掉的一代”青年的“生活教科书”。对于凯鲁亚克——这位生活放浪，行踪不定，最后走向毁灭的传奇式人物，批评界的褒贬不一。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说法，他的一生本身就象一件艺术品，一幅动作画和一首爵士乐。凯鲁亚克的一生和“垮掉派”对性生活的体验，吸毒的试验，对精神秩序、社会秩序的惊人的蔑视以及对美国生活包括创作所提出的大胆而往往是幼稚的希望——很少得到批评家的一致看法。不论动机如何、出发点如何，凯鲁亚克及“垮掉派”的行为方式是一种颓废的表现，是消极的，因此也是不可取的。然而，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凯鲁亚克在美国文学史或思想史上均具有相当的影响。
凯鲁亚克因为《在路上》成了美国名人，并且在电视谈话节目中露面。当他在1969年死去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商标，被人用来贩卖无数的生活姿态和时尚。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前嬉皮士，使东方信仰为美国所接受的精神先导，和最早的公路狂欢的先驱。《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现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内容概要
  艾伦·金斯堡迪安·莫里亚蒂是一个集魔鬼与英雄于一身的汉子。他20岁刚出头，就已经有了一位名叫玛丽卢的妻子。他是一个不愿有固定住所的人，到处游荡，无所事事。迪安带着玛丽卢纽约游玩期间经朋友介绍与作家萨尔·帕拉迪斯偶然相识。最开始迪安与萨尔的一个朋友卡洛·马克思关系更好，在卡洛离开后萨尔与朋友相约在旧金山汇合，从此他开始了在路上的人生，在于两伙针锋相对的朋友双双闹翻后在美国游荡，遇到心爱的姑娘特雷，在对方丈夫的潜在压迫下游荡回到了姨妈家，这些也就是《在路上》第一部的主要内容。第二部讲述了一年多后萨尔再次见到迪安，并与后者再次开始穿越美国的旅行的事情——他们带着玛丽卢居住在朋友家——最开始是帕特森家；然后找萨尔纽约帮的朋友，并住在卡洛家；再前往加利福尼亚，途中住在老布尔家；到了奥克兰以后赊账住在宾馆里，在那里迪安发现玛丽卢是个职业妓女，便找到另一个女伴卡米尔，回到旧金山后萨尔和迪安吵翻了，萨尔决心离开，回到了纽约。在第三部中，萨尔攒了一点钱去往丹佛，他受不了“成为美国中西部孤家寡人”的滋味，不顾一切去找迪安而迪安此时落魄极了——大拇指骨折，治疗的医生技术很差，迪安因此得了慢性骨髓炎；手术失败，切除了指尖；坏手总是骨折，并再次感染；‘烦躁不安，我被列为3A级，拇指发炎，他老婆每天给他注射青霉素，过敏反应引起了荨麻疹，......腿上囊肿发了炎’，早起洗牙去；每周两次去足病大夫那里接受治疗；经常擤鼻子，因为以前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引起鼻梁下方塌陷......两人出发后在旧金山寻欢作乐，迪安包括萨尔被艾德的女朋友及其带领的一群哥们的妻子女友训斥——‘因他帮助她们养成的性兴趣和生活而数落他’，在酒吧偶遇卡洛后像东部进发，到了丹佛萨尔被迪安惹生气却因迪安真诚的眼泪懊悔万分；他们被凯迪拉克的车主要求代驾到芝加哥，迪安喝醉了，将老凯迪拉克撞得不成样子后丢在车主的修车厂后两人搭车公车去往底特津，最后到了纽约。此时迪安和卡米尔离婚了，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第四部是萨尔和迪安，带着斯坦·谢泼德去了墨西哥，在那里经人介绍在当地妓院挥霍掉了身上的钱，之后在新奥尔良的丛林里睡了一夜，醒来后三人发现了一身死掉的虫子。在墨西哥城萨尔得了痢疾，病倒了，彻夜高烧，Stan留在这里照顾他，迪安继续回去‘应付他的两个妻子和烦恼’。而第五部非常短，几乎简要概括了一下萨尔病愈后从墨西哥城回到美国，与迪安再次相遇，迪安向萨尔讲讲萨尔病时自己的生活，最后以一段怀念老迪安·莫里亚蒂的伤感文字结束整篇小说。
作品鉴赏
发表于1957年的《在路上》是凯鲁亚克的成名作，也是整个“垮掉的一代”的奠基作。它集中体现了“垮掉的一代”文学流派的特点。全书共分五部四十二章，主要写“我”（指作家萨尔）同一个狂热的“垮掉”分子迪安·莫里亚蒂以及其他几个“垮掉”分子三次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的穿梭旅行。他们失去了精神生活的土壤，失去了灵魂的故乡，长期漫游、浪迹天涯，企图在节奏强烈的摇摆舞，狂热的爵士乐，酗酒吸毒，偷窃纵欲的生活里，寻求自我，把握自我。小说主要描写了两种“垮掉”分子，一种是所谓的“热派”：这种人自甘堕落，不可救药，在“硕大的当今世界”中尽情纵乐，直至自身的彻底毁灭。另一种是所谓的“冷派”，他们试图在东方的禅宗和与之有关的哲理中寻求慰藉，以修身养性，默念互爱等更为精神方面的东西来代替西方文明的实利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迪安似乎是属于这两者之间的过渡人物，他迷惘过，也沉论过，但毕竟没有一垮到底。从作品的结局看，他完全有可能走上健康的劳动者的道路。
因为他是一个自食其力者，要靠劳动谋生，养家活口，再加上他周围的追随者也开始对其生活方式提出规劝和责难，所以他最终会变得对生活严肃起来。凯鲁亚克在其所涂抹的一片阴霾中还是给我们透出了一丝晨曦，对迪安·莫里亚蒂这个人物，作者始终抱有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人道主义的感情，感伤主义的情思再加上全书洋溢的一股浓烈的抒情气息，可能就是《在路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这部小说确有一点想追求什么的朦胧的愿望，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浪漫主义的理想或激情。我们反复阅读《在路上》就会发现，隐藏在作者的象征主义手法背后的是深深的悲观主义。“垮掉的一代”青年只能够在美国的大地上从东到西，从两到东徒劳无用地奔波，就象蜘蛛在星星之间盲目地结网，最终必然要彻底垮掉。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出路。尽管作者是从唯心角度出发作出这种宿命论似的预见，但是凯鲁亚克在“垮掉”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就客观地反映了它必然失败的历史趋势，是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我们说《在路上》这部小说虽然是按照现代主义方法创作的，却不失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小说在艺术结构上，则属于一种“即兴式”，作家随兴之所至，并不顾及什么构思，布局，情节，只是漫无章法地记叙几个人不停的流浪，写他们的生活和见闻，属于垮掉派文学武库中典型的“自我表现”型作品。另外，全书结构松散，人物形象隐晦不明，充分展示了该流派所崇尚的反英雄、反情节、反结构等反传统的特点。小说的语言丰富多彩，或轻快流丽，或激烈狂热，或哀怨忧切，把叙事、议论，抒情融注在一起。书中的叙事主人公又始终怀着某种感伤主义的情思在幽幽地独白，往往使读者的心弦不自觉地被拨动，为之回肠荡气，为之扼腕痛惜。作者本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对于事物的自发的印象具有无比的价值”，于是，他把这部小说称为一种“自发式散文写作法”，作为他极力提倡的“快速写作法”的试验。所以，《在路上》一经发表，即刻吸引了当时美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少年，几乎人手一册，成了“垮掉的一代”青年的“生活教科书”。对于凯鲁亚克——这位生活放浪，行踪不定，最后走向毁灭的传奇式人物，批评界的褒贬不一。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说法，他的一生本身就象一件艺术品，一幅动作画和一首爵士乐。凯鲁亚克的一生和“垮掉派”对性生活的体验，吸毒的试验，对精神秩序、社会秩序的惊人的蔑视以及对美国生活包括创作所提出的大胆而往往是幼稚的希望——很少得到批评家的一致看法。不论动机如何、出发点如何，凯鲁亚克及“垮掉派”的行为方式是一种颓废的表现，是消极的，因此也是不可取的。然而，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凯鲁亚克在美国文学史或思想史上均具有相当的影响，值得我们有所了解。
虽然死去已有35年，但杰克·凯鲁亚克仍旧是全世界众多青年的精神偶像。最近，凯鲁亚克的早期日记选出版，对于那些渴望了解其思想 的人们来说，这是多年后的一个惊喜.
仍然很难将杰克·凯鲁亚克这个名字和他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分开。那时他成了美国名人，并且在电视谈话节目中露面。当他在1969年死去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商标，被人用来贩卖无数的生活姿态和时尚。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前嬉皮士，使东方信仰为美国所接受的精神先导，和最早的公路狂欢的先驱。
出版商把他当作一株摇钱树，任何能找到的凯鲁亚克留下来的未发表文字都被包装出版。这本新出版的名为《风吹的世界》的凯鲁亚克早期日记选，由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编选。万幸的是，不像其他一些使他死后名声受损的出版物，这本书很有可读性。
奋斗
本书开始于这位作家25岁的时候。那时他还是无名的小说家，仍在为死去的父亲感到悲伤。夜晚坐在他母亲在纽约皇后区寓所的厨房里，正沉思着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幻想着自己的成功，并每天以强制性的定额要求自己写作：“今天用几个小时就写了2500字，这也许将意味着自由，还有对文字的掌握！这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拒绝着我，在我漫长悲哀的经年劳动中……”这是个孤独的场景，预示着他巨大的野心将会实现，但是这并不会使他感到快乐。它们会使他痛苦。他在22年后的47岁时就死去了。
他对于社会的堕落状态感到着迷，并且为他自己被误解的高贵而歌唱。他指责那种最普遍的中产阶级人群，认为他们在“一无所获的日子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当他察觉到自己是在向“厌倦”屈服时，他用自己的方式鼓舞了自己：“今夜我将努力去写，并努力去爱，并扼死那些荒唐的念头。我正在抓住血肉中这些该死的变化，满手是血，把它们扔到风中，就是这样。”
这些热忱的歌剧式誓言，本质上是唐吉诃德式的，产生于深刻的情感疏离之中。看起来，他常常感到除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之外找不到其他可以谈话的人，同时：“似乎在突然间，我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转变即将在人类和世界中实现。不要问我是如何意识到这一点的，而且看起来既简单又真实，人类将向前迈出巨大的一步。”
穿越乌托邦的幻梦
工作是他的堡垒。日记记录了在彻夜写作的同时，他经常性地中断，以进行彻夜性的阅读或者与金斯堡进行彻夜的讨论，这需要顽强的意志。他是自己的评论家，为自己写出的段落而喝彩，细致地研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逐行分析《哈姆雷特》，并且在打字机上敲出了自己1100页的手稿。
他发明了一种数字化的“平均成功率”来计算自己写作的进展。“17页的平均成功率是0.329，我向上帝发誓，我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结局。”为了激励自己，他想像自己买了一个农场，那里他可以与家人和朋友安顿下来，并且在太阳下劳作。在他对这个西部微型乌托邦的幻想中，有一块巨大的托尔斯泰式的田产，充满了他的众多孩子的欢笑，而他的情感也在一位深爱他的妻子那里得以安顿。虽然他那时仍没有遇到自己的妻子，但他知道自己一定会的。对于读者来说，这一切很明显了。如果他真的试图实现这一梦想，那么这一切只能使他感到失望。但是当时，这一切都使他十分着迷。
194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终于出版了，得到了令人愉快的评价，但销量甚低。日记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些失望，但是以一种平静、克制并且比日后更为抒情的方式。虽然他一直被人贴上自我放任的标签，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沉思的、警醒的艺术家，不断有意识地希望克服自己的局限。“我将会发现一种方式”，他写道，当他结束《小镇与城市》并展望《在路上》的时候，“能够保存在我和所有诗人体内的巨大而旺盛的生命急流。”这就是他后来的“自动写作”。
日记显示出，朝着自己的目标他几乎每个月都在取得进展。苦行的、内省的凯鲁亚克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了洗礼，并且成为一个更为宽广的、更为强大的艺术家。将先验的头脑与对特定事物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包括困倦的小孩在内，丹佛体育场内拥挤的人群从黎明就开始等待焰火；但是焰火开始之后没有多久，这些闷闷不乐的人们就在演出结束前走上了回家的道路，看起来他们太不快乐，以至于无法欣赏那些他们一直等待的事物。”这种富于穿透力的素描，在日记中随处可见。
黑色土地中的信仰
虽然凯鲁亚克是某种柏拉图主义者，能够把几乎所有他遇到的现象都转化为广泛而永恒的主题，比如：“没有人曾经认真地意识到美国周末的重要性，从自豪的星期六晚间无数胜利与幸福的前兆，到黑暗的星期日晚间那甜蜜而恐怖的孤独。”但是更大的地理学层面上的事实对他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在20世纪的美国作家中，将真实的地点、生活、场所的精神进行神圣化的才能，只有福克纳能与他相比。不同的是，凯鲁亚克漫游得更远、更广阔。  杰克·凯鲁亚克这里是他所描述的明尼苏达州的“双子城”：“比起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更小更古老也更为佝偻，那里有一种压抑阴沉的匹兹堡般的烟熏气氛……即使是在欢快的有雪的冬季。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向四处蔓延的黑暗城市，白人聚居区在单调的公寓中间穿过。这里的唯一能够对美起到补偿作用的是密西西比河……”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地图绘制者，一个城市到另一个，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一条河到另一条河地描绘出一幅战后美国的精神地图。
那些希望把凯鲁亚克偶像化的特定文化团体忽略了他旅程的个人性，以及他无法忍受任何正统观念的本性，这其中就包括高级的波西米亚主义。他最希望的，正如这本日记所揭示的，是如同他的英雄马克·吐温和惠特曼那样，深入到美国的黑色土壤中，挖掘出他自己的真理。他最终相信的是他自己的能量，而这一能量是从最好的资源中所获得的：伟大的书籍、富于冒险精神的朋友、高尚的道德目的以及广泛的体验。“文字并不能说明什么”，他写道，“它展现出的急流才更为重要。”
人物评价
虽然凯鲁亚克是某种柏拉图主义者，能够把几乎所有他遇到的现象都转化为广泛而永恒的主题，比如：“没有人曾经认真地意识到美国周末的重要性，从自豪的星期六晚间无数胜利与幸福的前兆，到黑暗的星期日晚间那甜蜜而恐怖的孤独。”但是更大的地理学层面上的事实对他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在20世纪的美国作家中，将真实的地点、生活、场所的精神进行神圣化的才能，只有福克纳能与他相比。不同的是，凯鲁亚克漫游得更远、更广阔。  杰克·凯鲁亚克纪念邮票这里是他所描述的明尼苏达州的“双子城”：“比起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更小更古老也更为佝偻，那里有一种压抑阴沉的匹兹堡般的烟熏气氛……即使是在欢快的有雪的冬季。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向四处蔓延的黑暗城市，白人聚居区在单调的公寓中间穿过。这里的唯一能够对美起到补偿作用的是密西西比河……”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地图绘制者，一个城市到另一个，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一条河到另一条河地描绘出一幅战后美国的精神地图。那些希望把凯鲁亚克偶像化的特定文化团体忽略了他旅程的个人性，以及他无法忍受任何正统观念的本性，这其中就包括高级的波西米亚主义。他最希望的，正如这本日记所揭示的，是如同他的英雄马克·吐温和惠特曼那样，深入到美国的黑色土壤中，挖掘出他自己的真理。他最终相信的是他自己的能量，而这一能量是从最好的资源中所获得的：伟大的书籍、富于冒险精神的朋友、高尚的道德目的以及广泛的体验。“文字并不能说明什么”，他写道，“它展现出的急流才更为重要。”
霍尔姆斯在凯鲁亚克的葬礼上说：“要了解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确如此。凯鲁亚克在世时，其作品大都受到贬抑，认为不合正统文学口味。马库斯·坎利夫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他只是陈述，而不是传达，是闲谈而非写作。一如过去像他们那样过流浪生活的人，他们在创作上的努力都消耗在努力冒充创作上。这就像烹调术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当天就吃掉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股淡淡的香味。而且他们重视自然，流露出这种差不多毁掉惠特曼大部分诗作的风气，使严肃的创作难于有成。他们的文体可能有助于美国日常语言的发展，却不能对美国文学有所贡献。它既艰涩又不清楚——是一种个人的、散漫的、愤世嫉俗而感伤的文体。”
坎利夫这里所指出的是凯鲁亚克（也包括“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创作“缺陷”，同时也是针对自发性写作而言的，但显然很不公允。首先，自发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写作方法，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效仿的。其初衷是顺其自然，离不开意识的参与，可同时又是无意识的，意在冲破传统文学的语言规范，但又并不完全脱离。从凯鲁亚克作品中表露出的对经典作家的熟悉程度，正可表明这一点。再者，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实际上是继承了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尤其是爱默生的主张：“语言直接依赖自然的这种属性以及它把外部现象转化为人类生活中某一部分的能力，永远也不会失去它感染我们的力量……那种诗情画意的原始语言同时又有力地证明，它的使用者是一个与上帝相通的人。”在《论自然》中，爱默生还认为追求思想意识中的这种自然就叫做“真理”。可见，凯鲁亚克在一个半世纪后重新提出这些主张并加以实践，使之合法化，只不过是在追随先哲的教导罢了，实际上这已经在冲击美国文坛的正统文学语言观念并持续影响到二战之后至今的一些作家的创作。最后一点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凯鲁亚克的文学地位是同“垮掉的一代”相联系的。普遍认为，对“垮掉的一代”尤其是对凯鲁亚克的看法，从二战以来就一直是检验美国文学气氛或政治一社会话语的一块试金石，“只有‘麻木不仁’的50年代，由于信守繁文得节和政治上安于现状，才会视垮掉运动为一种全无社会或学术意义的道世文化”。的确如此。
《在路上》出版后，因其离经叛道的主题，也由于凯鲁亚克即兴式的自发性写作手法，招引了少数批评家的抨击。凯鲁亚克被指责为真正的神经错乱、综合性病症的牺牲者，鼓吹欺骗、犯罪，作品毫无意义，犹如垃圾，等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垮掉的一代之王”的凯鲁亚克其人其作，特别是《在路上》，已愈来愈受到公正的评价。由于其自发性写作手法，批评家们习惯于把《在路上》归入现代主义作品。其实，一部文学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最新出版的一部堪称权威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在涉及美国50年代重要作家时，把凯鲁亚克列入其中（其他还有弗纳里·奥康纳、威廉·巴勒斯、约翰·巴恩、纳博柯夫、马拉默德，等等）。它这样写道：“（他们）惊世骇俗地反传统文化，针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思潮，表达了一种同社会准则及社会情势相对立的疏远异化意识（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等等），而正是这种情势削弱了语言的力量及其丰富性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