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广东博罗县游击队借据事件
事件简介
2011年8月16日一条泛黄的借条图片“收据 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洞黄观荣七九步枪两条子弹两百粒手枪一条子弹五十粒稻谷一千多斤生猪两条 此致 (打出江山来算账) 经收人 中队长李汉辉 四七 八月”，在微博上猛烈转发。  8月8日，黄苏强在网上发帖称，他爷爷博罗县公庄镇地主黄观荣曾经在1947年8月把两条七九步枪、一条手枪、250颗子弹，还有一千多斤稻谷、两头生猪借给当时的东江游击队，当时的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写有借据，并注明“打出江山来算账”。 目前他爷爷病重，现借据在他的手上。由于黄家人多年希望兑现这张借条而无果，他不知道该找哪个政府部门，希望大家能帮助他爷爷。黄苏强随后也上传了借据照片。 
记者联系到黄苏强，看到了借据原件。借据只有巴掌大小，有些泛黄，但保存完整。借据上写着：“收据　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洞黄观荣七九步枪两条子弹两百粒手枪一条子弹五十粒稻谷一千多斤生猪两条此致(打出江山来算账)经收人中队长李汉辉四七　八月”。
8月15日，博罗县民政局救灾救济股股长温向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接到黄苏强的反映他们也很重视，专程去黄家里去看望了黄海洋，并给他提供了困难救助表让他填写申请，按规定可以一次性救助2000元，一年可以救助两次，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再向上级申请。 
温向红说，据他们调查，解放前游击队确实有过从地主富农那里借枪借粮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游击队条件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对于黄海洋家的借据真伪，她也不敢确定，因为游击队当事人李汉辉都不在了。国家对于这种情况也没有相关政策规定，之前他们也没有接到过类似问题反映，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目前，他们只能针对黄海洋的家庭情况进行困难救助。
借据由来
黄苏强告诉记者，借据上的黄观荣是他曾祖父。他们老家在博罗县公庄镇李洞村，当时他的爷爷黄海洋才14岁，就是他，把这些粮食和枪支弹药送去给游击队的。现在他爷爷已经78岁了，前几天到医院检查，发现肝、肾都有问题，但家里没钱治疗。无奈之下，黄苏强想起了家里这个借据，就上网求助，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补偿。 
78岁的黄海洋戴着一副黑框老花镜，穿着白色T恤，显得干净整洁。老人耳聪目明，说话思路清晰，只是有点消瘦。他告诉记者，他家祖上是地主，到了他父亲也就是黄观荣的时候，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结果家道中落。到了快解放时，家里还剩下七八十亩田地，就靠收租生活。 
为了保家护院，黄家买了一些枪支弹药。黄海洋说，当时枪支很贵的，一支左轮手枪需要150担稻谷，一支步枪也要100多根水桶粗的杉树。当时他们家就买了两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还有一些子弹。为了抵抗土匪，他12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枪了，被环境所迫，倒也不觉得害怕。 
当时驻扎在黄家附近的是东江游击队东山支队黄虎大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是李汉辉。他们从1946年冬一直待到1948年，其间也经常去周围的山区骚扰国民党驻军。“他们当时条件很艰苦，连鞋子都没得穿，可怜啊！”黄海洋回忆当年，不胜感慨。当年游击队装备也不好，几个中队才有一挺机枪。听说黄家有手枪步枪和子弹，李汉辉就提出要借用，并写下收据说将来偿还。 
黄家让才14岁的黄海洋带着枪支弹药和粮食送到游击队，把枪从房间拿出来，一边肩膀上挂一条长枪，腰里插着短枪，肩膀上还扛着一箱子弹，几十斤重，到走廊里当着李汉辉的面交给他手下一个班长。子弹是我一粒一粒点的，小手指头粗一粒，一共250粒，我自己还留了10粒。黄海洋记得很清楚，游击队只要先进的七九步枪和左轮手枪，农村的土枪鸟铳都不要，所以他家还剩几杆土枪。 
1948年底，李汉辉带着队伍打出去了，黄海洋后来就再也没见到他。 
黄海洋说，解放初期，李汉辉曾经给他的父亲黄观荣写过两封信，当时他在东莞粮食局工作，邀请黄观荣去东莞。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黄家又被评为破落地主成分，所以他家就没有去东莞。1962年黄观荣去世，以后就没人提起这件事了。 
1977年，“四人帮”已被打倒，黄海洋觉得时机来了。他拿着借据，在当时博罗县交警大队同乡黄添发的陪同下，去县民政局申请解决借据问题。但当时县民政局回函说，这种情况在当时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最后不了了之。 
黄海洋说，此后借据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直到5年前，他们拆除老房子，在房梁下又发现了这张借据。2009年，在当时一位老游击队员黄兆明的证明下，黄海洋又给县民政局写了报告，要求解决借据的事情。县民政部门这次回复说，事情过得太久了，双方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人作证不够，又把他们挡回去了。 
他们多方打听，也没有李汉辉的下落，很多人都说他早就去世了。去年黄兆明又去世了，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了，能够找到当年的证明人更是难上加难。[1]
老兵认定借据是真
记者8月13日在博罗县城见到了仍健在的东江游击队老队员黄达超，今年86岁，也是公庄人，当年在东江游击队东山支队白虎大队任中队长，与黄虎大队的李汉辉是战友，李汉辉是博罗麻陂人，彼此也熟悉。 
虽然年近九旬，但黄达超老人双目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回答反应也迅速。黄达超介绍，他1947年参加游击队，第二年做了中队长，他们当时经常在博罗、龙门、河源、新丰等山区的地方活动。他也是李洞人，知道地主黄观荣家里有几条枪，他也打过主意，想去借来用。 
1949年初，黄达超的父亲被国民党的炮弹爆炸吓死了，黄达超回家奔丧，顺便去地主黄观荣家借枪，黄观荣却告诉他，枪早就被李汉辉借走了。过了几个月，东江游击队在官山上坪围歼了国民党一个营，打了一个大胜仗，黄达超和李汉辉的大队都参战了，那一次他们也见面了，黄达超询问李汉辉是否借走了黄观荣家的枪，李汉辉承认了，并说给黄观荣留了个借据。 
前几天黄苏强将借据拿给黄达超看了。黄达超向南都记者证实，当年游击队确实从黄观荣家借过枪。他说，解放的时候，他的游击队被编入了粤赣湘边纵队第6团第5连，都在珠三角各地打仗，他也没见过李汉辉了。黄达超老人解放后在广州市政府警卫连给时任广州市长叶剑英做过警卫，“文革”中受冲击，后来回到家乡公庄镇利山铁矿厂工作，1993年离休。 
记者8月18日联系上了当年同在东江游击队的刘彪，他如今离休住在广州林和干休所。刘彪1927年出生于惠阳淡水，1941年参加曾生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游击队中队长、大队长、东江第三支队独立第一营营长、粤赣湘边纵队主力三团三营营长。建国后调任珠江军分区水上大队长，1969年任梅县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提升为正师职，后经组织批准离休。 
他告诉记者，当年他是东江游击队东三支队猛虎大队大队长，与李汉辉、黄达超都是一个队伍的，黄达超是白虎大队，李汉辉是黄虎大队，所以也认识他们。当年游击队条件确实艰苦，所以有过向地主富农借粮借枪的历史。对于李汉辉借黄观荣的粮枪和写的借据，他就不太清楚了。他也听说李汉辉后来去东莞工作了，多年前李汉辉就去世了，一直没有联系。 
今年82岁的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离休干部曹直，看到南都周二的报道后，也致电南都称其当时就是该部队的人，该部队1949年后全称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下属第一团，所以应该简称东三支队，而不是东山支队(南都此前报道为东山支队)。他也承认当年确实有借地主粮食枪支弹药的事情，现在既然有借据存在，就应该偿还。 
他向记者介绍了仍健在的原东三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陈光。85岁的陈光表示，他认识李汉辉，看了南都的借据照片，认定是真的，不会作假。当年他们向群众借了不少粮食等物资，也都写了借据。 
为什么后来没将借据兑现呢？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没收了地主的田地、粮食和枪支弹药，地主受批斗，谁还敢拿借据去找政府兑现呢，那要被说成是反攻倒算的。当时写借据的干部也不敢提出此事，那就会被批成是立场有问题，帮地主说话。 
陈光说，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借枪借粮给游击队支持革命，这个是有贡献的，现在应该对他们有困难的后人进行照顾和救助。当然，如果照借据上的来算账，照价补偿的话，也不可能，应该由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助。[2]
专家称真假难辨
1947年的借条，怎么用简体字啊？”昨日，一张据称是东江游击队李汉辉于1947年打的借条在微博上大量转发，这张借条引起网友们的兴趣，在追问兑现结果的同时，也有网友对这张借条提出了质疑。这张借条真是东江游击队李汉辉打的吗?“为什么借条上李汉辉的‘汉’字是简体而不是繁体？”“在1947年，当时一般都称民国三十六年吧，怎么写上了公历一九四七？”
这张充满传奇色彩的借条是真是假？记者就网友们的质疑采访了相关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
关于简化字 成都本土学者袁庭栋在看过借条照片后，提出：“借条不是一个简体字，共有‘观’‘条’‘据’‘汉’四个简体字。”袁庭栋称，实际上从唐宋以来的石碑上，就偶尔有简化字出现，民间也一直在用。他同时指出，一张小小的借条同时出现四个简化字，引发网友的质疑是正常的。关于署公历 对于用“一九四七”而不是“民国三十六年”的写法，袁庭栋猜测，广东一带是沿海地区，博罗县与香港澳门毗邻，是否更“洋气”呢？但是，他不敢肯定。
有记者联系上致力于广东地方史研究的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杰，他称，当年广东民间更多使用旧历纪年，但“有些人或者留过洋，或者受西方文化影响，习惯使用西历也是可能的”。[3]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
三大纪律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八项注意第三条“借东西要还”。
2005年4月27日《金华日报》的一篇报道说：湖南汝城胡运海在维修其祖父胡四德遗留下来的三间老土坯房时，发现一张70年前红军写的借条，时间是1934年冬。于是，市、县两级老区办举行了一个替当年红军兑现借条的仪式，由县民政局老区办向胡四德的惟一继承人兑现了折合的人民币，由此传下一段佳话。
广东博罗县黄苏强因生活穷困，持60年前江东游击队借枪借粮的借据向当地政府寻求补偿。但当地民政部门表示无法赔偿，且国家没有相关政策，不知该如何处理。
以“国家没有相关政策”为由拒绝兑现，并不妥当。兑现承诺，不仅关系着诚信，更关系着对当年军民鱼水深情的维护，关系着那些佳话的延续。那些借条都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法律和政策不可能溯及既往，但契约精神和诚信品质是超越这种实体法律和政策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无论是从情理还是法理上，今天都该替先辈们兑现承诺。[4]
最新进展
8月17日下午，博罗县民政局局长林湛经、副局长张常伦就游击队借据一事约见黄苏强。 
“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政策依据，但如果借据是真的，按道理也应该补偿。”林湛经说。 
昨日一早，在博罗县民政局、司法局工作人员陪同下，黄观荣的曾孙黄苏强携借据原件赴广州进行鉴定。博罗县民政局承诺，如果鉴定借据为真，定当照价补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