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朦胧诗派
诗派简介
朦胧派诗人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关注
朦胧诗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最值得关注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诗歌后来被统称为“朦胧诗”。
诗派命名
朦胧诗的命名来自于历史的误会，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赋予这一群诗人的一个有意义的称谓。1980年第8期的《诗刊》上登载了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在这篇文章里，章明指出，当前有些诗歌“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诗歌被章明命名为“朦胧体”，文章中引述的诗歌例子尽管是“九叶诗人”杜运燮的《秋》和李小雨的《海南情思夜》，但谈及的现象主要是针对“新诗潮”探索者的，“朦胧诗”的名称就此确立下来，并随着以后对有关诗歌朦胧、晦涩等问题的争论而被广泛使用。对这批有独特意向和新颖文风的年轻诗人大肆批评，甚至艾青、李英、臧克家等老一辈作家也对他们冷嘲热讽，然而支持朦胧诗的声音始终不断，尽管它们时起时伏，但是对于推动朦胧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地位
“朦胧诗”历史地位的被认可，得益于“三个崛起”的理论支持，这“三个崛起”分别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
产生背景
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派”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派”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派”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派”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诗刊》朦胧诗无疑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最值得关注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概念争议
朦胧诗这一概念，事实上自产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它来自评论家章明的一篇评论的题目《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但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不过，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可以说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历史功绩
朦胧诗的历史功绩及艺术成就是无法忽视的，在一篇回顾当代汉语诗歌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文章中，我曾这样评价朦胧诗：当代汉语诗歌最具实质性影响的努力有三次，即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其中，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确实，由于朦胧诗人大多经历了“文革”导致的精神危机，出现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背景，因此，朦胧诗人迅速被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所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向前跳跃了好几步，并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即使现在读起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当年称得上传诵一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自然好评如潮。如今读来虽然已无当初震撼，但还是不错。有些甚至可以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些诗作，不乏概念化、简单化甚至口号化的痕迹。
杂志
朦胧诗自《今天》杂志始，当时被誉为代表性诗人的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五人”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如今这五人各自东西，北岛仍然是重量级的，却主要改写随笔；顾城惨死异国他乡；杨炼还在到处漂泊，诗作却已很难引起兴奋；江河隐姓埋名，离群寡居，与外界很少来往；只有舒婷一人功成名就，在诗坛的影响力却与日俱下。其他当时活跃的朦胧诗人，如今更是不见踪影。[1]
发展史
总体在这世纪之交，人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对80年代的“朦胧诗派”冲击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学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来，这一话题又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论。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派”作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新诗潮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析出其作为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诗歌的精神实质，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做到穷理与资料的充分结合，以期获得学理上的周密与历史的真相相一致，从而对“朦胧诗派”做出合理的评判。意见  朦胧诗派人们在对“朦胧诗派”的认识、态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另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认为，“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说：“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最后，他总结说：“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接着他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一文中进而认为它是“作为五四新诗运动整体的部分进入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领域”，“它带着明显的修复新诗传统的性质”。老诗人臧克家则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孙绍振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程代熙则认为它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而是“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是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脚迹；与程代熙竭力贬斥“现代主义文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敬亚却公开为“朦胧诗”这种“现代主义诗歌”喝彩，他宣称：“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毋庸讳言，在六、七十年代那段“极左”的时期，人本主义思想是受到严酷压抑的，但这并不是说人本主义文学也就此消失殆尽，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朦胧诗派”便是其生命的延续。不过这类诗歌作品在当时无法得到公开发表，它们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从六十年代末直到1978年，这是“朦胧诗派”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也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萌芽时期，谢冕先生后来曾把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喻为运行在地下的“地火”。由于当时的社会处于“极左”思潮的专制统治之下，历史条件不允许人们对“朦胧诗派”的公开倡导，因而这一时期新诗潮诗歌在理论上还处于空白阶段，新诗潮诗歌是首先以一批有力的作品而宣告其诞生的。
“文革”时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的文化恐怖时期，大批的进步文化思想及其优秀成果都被当做“毒草”而加以无情地摧残和蹂躏。之所以人本主义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延续，之所以“朦胧诗派的朦胧诗”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产
  朦胧诗派生，其原因在于，首先，人本主义作为人的精神现象，并不会因为某种异己力量的压抑而消失，相反，压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顽强地凸现出来，并使之形成一股思想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潮诗歌就是这种压抑激化的产物；其次，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和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滋养了当时的那一批青年诗人，尽管当时绝大部分进步文学书籍都已被列为“禁书”，但正是那些被查禁的“黄皮书”却在70年代初的一些青年中引起了“地下阅读”热潮。情感对人的美好情感，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爱和关怀的需求、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向往，是人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主题。十年动乱，使人的美好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无情的破坏，人的权利与自由受到恣意的践踏，人们长期为一种当时所谓的“革命激情”所欺骗。最早从那种“革命激情”中觉醒的，是一部分知识青年，而催促他们觉醒的，则是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属于“朦胧诗”的那一代人的写照。这样的诗篇在新诗潮诗歌中数不胜数，它们所体现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和精神，向上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统，同时，它们也成了推动70年代末文学界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初文学启蒙思潮的有机力量。
现况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
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人还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改善人性的思想，并进一步突出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的呼唤。梁晓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的内心进军。”所谓“向人的内心进军”，就是要唤起人们的理解、关怀和爱，以达到心与心的沟通，它们修复了我国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的诗歌传统，并开启了我国新诗的健康运行。
审美转变
“朦胧诗”在“文革”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20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而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但当代文学中由“朦胧诗”而开始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新诗潮的消隐只是当代人本主义文学中英雄主义诗歌思潮的消隐，因为到了80年代中期，英雄主义思潮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人本主义思潮则被传递到了后来的“新生代”诗歌之中，并突出了它的另一倾向，即诗歌中的平民主义倾向，“朦胧诗”这一英雄主义诗歌思潮，至此便为适应新的时代课题的“新生代诗”这一平民主义诗歌思潮所取代，诗歌开始沿着“后新诗潮”这一轨迹又向前继续发展了。新诗潮诗歌运动在经过它的高潮之后，已经告一段落，它的产生与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一价值体现在它的功利性上，便是打破了当代文学在思想上的禁忌，成功地跨越了当代文学史的禁区，实现了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并推动了这一优秀文学传统的发展，使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也使当代诗歌的美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完成了人们在审美心理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代表诗人
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北岛原名赵振开，笔名有“艾珊”、“石默”等。原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北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69年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建筑公司，在那里当了11年的混凝土工和烘炉工。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也写过小说《波动》、《幸福大街十三号》等中篇和短篇小说。1976年参加“天安门运动”，并作有诗作《回答》等。1978年12月23日，与诗友芒克等人共同创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创刊，任主编（《今天》于1980年底终刊，共出9期，同时还编有《今天》文学丛书和《今天》文学研究资料等）。1979年在《诗刊》发表《回答》，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从此成为当时最有影响、也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青年诗人之一。  北岛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是朦胧诗最引人瞩目的时期，也是北岛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这时期的创作，最突出地表现出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精神，被看作是这一诗歌流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也是当时最有争议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创作有过一个时期的中断，这与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有关，也与他自己的创作由于观念的变化而方法也有所调整有关。
1980年到《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1981年到《中国报道》社任文学编辑，后辞职。这年，他的小说《波动》在《长江》第1期上发表，但因其存在主义倾向受到批判。此后，他还发表有小说《稿纸上的月亮》，出版有诗集《北岛诗选》（1986）、《五人诗选》（1986）等。其中，《北岛诗选》获得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
80年代末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欧美，并继续编辑文学刊物《今天》，出版有《太阳城扎记》（美国康耐尔大学出版社）、《北岛顾城诗选》（瑞典好书出版社）等诗集，以及《归来的陌生人》等。20世纪90年代后，在欧美流浪，现居美国。舒婷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6月6日生于福建泉州石码镇，长于厦门市鼓浪屿。1966年（14岁），因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在作文中有抒情表现而受到批评。1969年（17岁）初中未毕业即下乡，到闽西北山区的上杭县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并得到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福建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其诗也在知青中流传。1972年回城，在厦门当过泥水工、浆纱工、挡车工、统计员、讲解员、焊锡工等各种临时工。
1977年，认识了北岛等北方的诗人，并成为《今天》的撰稿人，她的诗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1979年4月，在《诗刊》上发表《致橡树》，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1980年，《福建文学》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为题，围绕着舒婷的作品开展长达一年多的专题讨论，虽然她的《流水线》和《墙》等作品也受到批评，但仍将她推上了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地位。1980年调福建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诗集《双桅船》，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新诗（诗集）评选的“二等奖”。同年，还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后，随着北岛的停笔，她也有一段时间的停笔。三年后重新执笔，创作数量有所减少，出版有《会唱歌的鸢尾花》（1986）、《五人诗选》（1986）等，但兴趣已逐渐转向了散文创作。顾城原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其父是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工。“文革”开始时才10岁，两年后，便随父亲下放山东北部某农场，在放猪的同时喜爱采集昆虫标本，并在那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无名的小花》，还编有一册格律体的诗集《白云梦》。1973年（17岁）又随父亲返回北京，当过一段时期的木匠、搬运工、借调编辑等临时工。  顾城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因《远与近》、《弧线》等引起争议，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主要作家之一。1980年，以《小诗六首》参加“青春诗会” ，再次引起争论，从而引发了长达六年的“朦胧诗论争”。1981年，因《抒情诗十首》获“《星星》诗歌奖”。其诗集除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岛顾城诗选》和《五人诗选》外，还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银》等。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作文化交流。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于新西兰的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同年9月，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杀妻子谢烨（诗人雷米）后自杀，身后出版有长篇小说《英儿》（与雷米合著）、《顾城诗全编》等。
代表作品
诗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
《北岛顾城诗选》诗作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赠别》
舒婷《致橡树》
顾城《一代人》
江河《星星变奏曲》
北岛《回答》
北岛《习惯》
北岛《红帆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