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亨利克·易卜生
简介
  亨利克·易卜生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挪威戏剧家。他对写作主题的选择和创新的写作技巧和结构处理都使他成为了近代戏剧的先锋。易卜生为审视社会和心理问题方面提供了新的激发性方法，还摆脱了19世纪的写作传统，开始使用口语化散文体进行写作。曾长期担任剧院编导，1864年丹麦和普鲁士战争爆发后长期侨居罗马等地。
个人地位
易卜生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其突出贡献是在欧洲现实主义戏 
  亨利克·易卜生剧走向衰落，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学十分泛滥的时代，高举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并创造了以设疑性构思。论辩性对白和追溯性手法为基本艺术特征的“社会问题剧”体裁。其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也足可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媲美。 他共写了25部各种体裁的剧本。按其思想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50、60年代主要写富于爱国激情和个人“精神反叛”思想的浪漫历史剧；70、80年代主要写批判社会丑恶和宣扬个性解放的“社会问题剧”；80年代后主要写带神秘、象征色彩精神的探索剧。
易卜生的作品早自1907年起便开始译介到中国。它无论在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或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一直起着积极作用。
人物生平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在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参加了挪威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兰内所领导的工  亨利克·易卜生人运动,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安德里妈纳》。他还以《觉醒吧，斯约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1850)中,一翻旧案,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剧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现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这个剧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资出版。1851年秋,他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剧院创办人、著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的赏识,被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约定每年创作一部新剧本。1852年,他奉派去丹麦和德国各地剧院参观。他在卑尔根剧院创作的剧本有《仲夏之夜》（1853）、《勇士之墓》(1854)、《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5)、《索尔豪格的宴会》(1856）和《奥拉夫.利列克朗》（1857）。这期间易卜生参加编导的剧本不少于145部。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和莎士比亚、莫里哀媲美。 
1857年,易卜生转到首都剧院担任编导。翌年和苏姗娜.托雷森结婚。1862年,剧院破产,他不得不借债度日,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在这所剧院先后写 出了《海尔格兰的海盗》(1858)、《爱的喜剧》(1862) 《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的《爱的喜剧》,遭到社会上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他为此感到痛心。同时,1864年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引起他对整个半岛的独立前途的忧虑。于是他决定出国远行。就在这一年,他离开挪威到意大利；瓢泊异乡,疟疾缠身,又有家室之累,使他债台高筑,生活极为窘迫。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了一部诗剧《布兰德》 (1866),这是他旅居国外的第一个创作成果。以后又写了《彼尔.英特》（旧译《彼尔.京特》,1867）。这两部剧本都表现了“个人精神反叛”的主题。通过《布兰德》,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并提出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愤激地鼓吹精神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
1864年以后的27年间,易卜生一直侨居在罗马、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1873年,他写了《皇帝与加利利人》,在剧中提出了沟通情绪和精神的“第三境界”的概念。 
1874和1885年,他曾两度回挪威作短暂的逗留。 
《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 
  亨利克·易卜生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贼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剧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解决。《玩偶之家》演出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但易卜生并没有在责难面前退却,他继续创作问题剧,揭露社会问题
1891年,易卜生以名作家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他后期创作的《建筑师》(1892）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是自传性质的作品。1900年中风。长期卧病后于1906年5月23日去世。挪威议会和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国葬。
相关评论
学者日不落在《简约解读世界性的戏剧大师易卜生》中指出：“西方世界在高速发展,而时间对于中国却好像是一只生了锈的钟,在停滞中腐烂着！如“元代大都，传来呜呜的号筒声，一列行刑的队伍穿过大街。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被押赴刑场。许多善良的人们慨叹这位 
  亨利克·易卜生女子的悲惨命运。临街酒馆里的刘大娘向关汉卿讲述了女犯朱小兰的不幸遭遇以及她的悲惨身世。朱小兰的悲剧激起了关汉卿对这个弱女子的无限同情之心和对官府衙门草菅人命的无比愤慨（引用网络资料--引用于姜方的博客）。”。关汉卿大约生活在1240--1310年之间，而挪威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易卜生（又译作：易仆生。他为世界文库留下了绚丽多彩的二十五部戏剧和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却生活在1828～1906年之间，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可以和关汉卿的《窦娥冤》同样在今天享誉世界。旧中国知识分子结构里，没有多少懂易仆生的,除了古希腊悲剧,仅知道点《窦娥冤》。“写作,既是坐下来判断自己”易仆生在自己的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如同他的剧作一样深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他，被被人们誉为“现代戏剧之父”。这位北欧文化巨人，以社会化性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生观，反映了挪威那个特定的时代。易仆生作品中的“娜拉”（《娜拉的出走》），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再或者说起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妇女从经济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争取权利、博得与男性的平等。无疑，易卜生的作品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子。如果说严复单单基于英格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保有理论的基本可靠性,而胡适以易仆生主义解说自由主义。因为新文化运动，胡适就文学革命发表理论文章，在“新青年”辟“易扑生专号”提倡妇女解放，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恐怕也如此。家易仆生曾说:“艺术家用生命铸造生命,用灵魂锻造灵魂,当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是的，人骨里的本能决定屈从群体的倾向，一个作家的笔必须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并非人云亦云，而是突出个人争取自由的天性，因此易仆生不愧为“伟大的问号”。《培尔金特》，挪威著名戏剧大师易仆生的经典之作。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 Hagerup Grieg 1843-1907），运用挪威民间音乐，根据易仆生同名诗剧，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配乐诗剧《培尔.金特第一组曲》和《培尔.金特第二组曲》。正如易卜生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他晚年作品，更是他人生的写照。易卜生，伟哉伟哉！。
现代戏剧之父
挪威首都奥斯陆南边的小城斯基思，是个保留着北欧中世纪建筑的城市。城中  亨利克·易卜生，那座塔楼高耸、气势雄伟的大教堂，更让人们惊叹不已。 一天，有个满头鬈发、相貌俊秀的孩子路过教堂时，突然吵着要陪伴他的女仆带他一起登上塔楼看风景。当孩子从高空看到自己家的房子、广场的车马、只有玩具一般大小的行人时，兴奋得拍手欢呼起来。这一刻，他从高空看世界的感觉，似乎影响到这孩子的一生。 几十年后，这个名叫易卜生的孩子成为著名的剧作家。他写出了好几部剧情紧凑，用人物遭遇生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剧本，剖析了人世间的虚伪和罪恶，突破了戏剧多年来以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的传统，不但震动了挪威，还影响了欧美。这些戏剧深刻揭露了假、恶、丑，正如他在《在高原》一诗中所说：“我从高处看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本性……”
1874年夏天，在丹麦哥本哈根，写了多部戏剧、已经成名的易卜生与朋友劳拉交谈时，劳拉告诉他，她因为一时筹不到钱支付丈夫治病的费用，只得伪造签名借钱。她万万没想到丈夫后来得知此事后，居然拒绝原谅她百般无奈之际的行为。她的家庭就此破裂。这个男人气量太小了，易卜生当时这么想，可他又想起前些日子读到的挪威女作家科莱特的小说《职业的女儿们》，书中流露出争取妇女自由解放的激情……
四年后，暂居罗马的易卜生开始用笔写下他的思索，那是一篇题为《关于一出现代悲剧的札记》的文章：“世界上有两种精神的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妇女的……这个社会纯粹是男权社会，一切法律都由男人制定……”
他放下笔，又想到现在的家庭，几乎与封建时代一样，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仍然是男人的玩偶。易卜生思考着。又过一年，他写出了剧本《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剧本出版两个星期后，就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
大幕拉开，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的是奥斯陆一个银行经理海尔茂的家。快到圣诞节了，这个家庭多么温馨啊，圣诞树送回来了。海尔茂温情地称呼妻子娜拉“小宝贝”、“小鸽子”。他爱自己的妻子，从不在外寻花问柳、酗酒闹事。娜拉好像也挺幸福，她结婚八年，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好几年前，因为海尔茂患病要去疗养，娜拉手头没钱支付，百般无奈只得背着海尔茂假冒自己父亲的签字，向银行借债送丈夫去看病。这些年来，她省吃俭用积钱还了这笔债。
眼下，升任经理的海尔茂要解雇职员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是当年娜拉冒名借款的知情者，他不愿失业，写信向海尔茂告发此事，威胁他。海尔茂看信后居然对娜拉大发雷霆。当柯洛克斯泰听人劝说后，写信表示绝不再提此事时，海尔茂又对娜拉亲热起来。这番周折让娜拉终于看清丈夫海尔茂的虚伪本质，也明白自己在家中只是海尔茂的玩偶和消遣的东西。她愤然离开了这个家。
《玩偶之家》形象生动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市侩气和虚伪，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它的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这出话剧的结局，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
这种种用“道德”来否定《玩偶之家》意义的言论，使易卜生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易卜生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写出《群鬼》、《人民公敌》等戏剧，用作品反击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伪君子的恶毒攻击。在《人民公敌》中，那位坚持揭露有毒水质污染环境真相，而被竭力掩饰真相、制造虚假繁荣的官员、绅士们宣布为“人民公敌”的人物——斯多克芒医生，在舞台上大声说：“难道我就心甘情愿地让舆论、让这些多数派和这些牛鬼蛇神把我打败吗？对不起，办不到！”“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被消灭干净！” 这些台词正是易卜生的心声。 
《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出走之后向何处去？是个问号。《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也是个问号。易卜生这类揭露现实的戏剧，没有走传统戏剧在剧情高潮中解决问题的老套路，而是提出问题，激发观众去思考。因此他被称为“伟大的问号”。
易卜生在一些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戏剧中，同样注入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培尔·金特》中，他写了一个富于幻想、终日懒散生活的青年培尔·金特流浪闯世界的经历。培尔·金特遇到过妖魔，后来又贩卖黑奴发财致富，干了不少坏事，最终破产潦倒，回到了家乡。《培尔·金特》公演时，观众看到戏临近结尾，舞台上的培尔·金特在剥一只洋葱，他剥去一层又一层，剥完了所有的皮，什么也没有找到。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突出了全剧的哲理：自私、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终是一无所有。
易卜生七十八岁时在奥斯陆逝世。他留下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成为世界各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作品，他的创作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作品及影响
易卜生的创作生涯达半个世纪之久 ，以1849年的处女剧作《卡提利那》为开端，以出版于1899年的自称为戏剧尾声的《当我们死而复醒时》为结束，共创作了26部剧本。题材上，有的取自北欧神话、谣曲，有的采撷自历史、传奇故事，有的则直接来自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形式上，有诗剧、散文剧和只供阅读的文学剧本。内容上，体现了一种对真正自我的追求和对现存的习俗、伦理、道德的抨击。在艺术表现风格上，早期富浪漫主义色彩，有着寓意的表现形式，代表性作品有《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布兰德》、《彼尔· 英特》又译《彼尔·京特》、《彼尔·金特》等。中期的主线是现实主义，但有自然主义成分，这也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相继完成了他最重要的4部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又译《社会柱石》）、《玩偶之家 》（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群鬼》、《人民公敌》(又译《国民公敌》)。在这几部作品中，易卜生猛烈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国家、宗教、家庭、婚姻、道德、伦理。他痛恨社会的弊端，憎恶人际间的伪善及现存秩序的腐败。1884年完成的《野鸭》是他进入晚期创作的一个标志，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代表性作品还有《罗斯莫庄》、《海上夫人》、《海达·加布勒》、《建筑师》、《小艾尔夫》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等。在这些作品中对社会和现实生活问题的批判减弱，代之的是用象征的表现手法对抽象的人生意义进行探索。 易卜生是挪威民族戏剧的创始人，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戏剧都有深远的影响。
作品简介
著作影响易卜生通过不提供答案的提问来暗示某些真理，以及在现在时态下重塑过去的手法强烈影响了诸如契诃夫、萧伯纳和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等人。他捍卫个人独立的自然权利，看到了揭露社会伪善和虚假的必要性，并指出自以为是的危险。
大部分其早期的剧作均是用诗体写成的历史剧。《布兰德》（1866年）和《彼尔英特》（1867年）是他最有名的诗剧。他的第一部散文剧，《青年同盟》（1869年），是对当代政治的讽刺作品。
他的“社会问题剧”对于近代戏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些现实主义戏剧都是关于小镇生活的，暴露了狭隘社会的偏执和卑鄙。《社会支柱》（1877年）中逐步揭发了执政官博尼克的阴谋，和其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事业。《玩偶之家》（1879年）主张妇女自由的权利。当女主人公娜拉最后为了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抛下丈夫和孩子们摔门永远离家而去时，观众们很震惊。在《群鬼》（1882年）中，一个过于注重自身形象的母亲给所有人带来了灾难。由于剧中一患有梅毒人物的设定使该剧在英国禁演。最初，上流社会由于其剧作主题及其对待上流社会的态度而感到气愤。
《野鸭》（1884年）标志着易卜生的兴趣从社会中的个体转向了个体寻找新体验的历程，孤立无缘的状态。在《罗斯默庄》（1886年）中，理想主义者与现实发生了痛苦的冲突。在《海达·加布勒》（1890年）中，讲述了一位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摆布他人并作茧自缚的故事。
易卜生晚期戏剧的特点是脱离现实，倾向于更实验主义的戏剧。他运用象征主义探索人类普遍的主题—青春和老年、社会中的艺术家，及爱的方法。《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900年）是他对艺术家与生活和真理之间关系的最后声明。厄斯特罗斯的英格夫人《厄斯特罗斯的英格夫人》是一出民族历史剧。英格出身罗摩尔家族，罗摩尔家族是不肯屈服于丹麦统治的最后一支力量。英格决心为拯救挪威而奋斗终身，因此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民族的英雄。英格与从瑞典来的斯都吕伯爵相恋，生下了私生子尼尔，尼尔被秘密送往瑞典，由斯都吕抚养。后来瑞典发生了起义，英格起先答应挪威人民也发动起义，共同反对瑞典王和丹麦王。但当她得知瑞典有好几个人在争夺王位时，她改变了主意。她反对武装起义，并把注意力转移到瑞典王位的争夺上。她认为，尼尔才是瑞典王的真正继承人，她是瑞典王的母亲。结果，在混乱中她派去杀其他争夺王位者的人误杀了尼尔，英格悲痛欲绝晕倒在儿子的棺材上。青年同盟《青年同盟》的主人公是青年律师史丹斯戈，这是一个投机政治家。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不择手段。他在当地组织了“青年同盟”党，以此作为他向上爬的阶梯。同时，他遵循一切从他的政治需要出发的原则，一方面在公开场合用激烈的言辞大谈革命，大肆攻击旧势力，一方面又在暗地里与旧势力勾勾搭搭。为了他的政治目的，他甚至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他的婚约，把婚姻也作为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一部分。在全剧中，史丹斯戈耍尽了政治手腕，平步青云。易卜生在这部戏中，把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国会议员”、“部长”、“人民领袖”的真面目揭示出来，描写这些政治家们如何利用善良的人们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部剧作一出版，立即遭到某些人的激烈反对。当然，易卜生是绝不会因为有人反对而改变自己的创作原则的，8年以后，易卜生又一部相同题材的作品问世，那就是《社会?支柱》。《社会支柱》也是一部揭露挪威现实社会、抨击政客的作品。主人公博尼克是个船厂主，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贤慧，儿子聪颖。博尼克精明能干，事业发达，道德高尚，受人尊敬，被公认为当地的“社会支柱”。其实，博尼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一个道德败坏的小人。他的轮船公司从事货物运输工作，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不造新船，而是从邻国买旧船，然后油漆一新后出航。这样的旧船危险性非常之大，常常要发生翻船死人的事件，不过博尼克是不管的，因为他能得到巨额保险金。与史丹斯戈一样，婚姻也是他达到个人私欲的一部分。为了获取钱财，他解除与未婚妻的婚约，转而娶了未婚妻的姐姐，因为姐姐获得了一笔遗产。他勾搭女演员生下一个私生女后，又让妻弟约翰承担责任。15年后，约翰从美国回来，博尼克害怕丑事被揭露，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他竟设计毒害约翰。易卜生在他的剧作中，又一次揭露了所谓的“社会支柱”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与《青年同盟》相比，《社会支柱》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更大一些，触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家庭伦理道德，法律，美洲新大陆开发等诸多方面，说明作家的视角越来越宽，目光也越来越深刻。 语录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就像你一样。
年轻的一代将会来敲我的门。
岁月如流水，不断地逝去却又源源而来，惟有青春一去不复返。
每一个生命都有责任，我们的过咎，不在于所为之恶，而在于未行之善。[来源请求]（3月20日名言）
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