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镇五
教育家
高镇五（1880－1966年），男，汉族，河南省清丰县县城南关东辛街人。又名维岳，1904年中秀才，1908  高镇五－1911年在本县教书，1912年考入天津单级师范。1913年毕业后，高镇五到山东济南单级养成所任教。1914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1915－1920年，先后在开封第一师范、淮阳第二师范任教。1921年任教育山西国民师范学校。1926年春，他用自己多年积攒的500元银币，在清丰南关办起私立“维新小学”，自任校长兼董事，招收女学生和工农子弟入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抗日战争前，高镇五先后在河北保定第二职业学校、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汲县第五师范学校、清丰女子师范学校、清丰简易师范学校、大名第七师范学校等校任职、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高镇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与晁哲甫、平杰三、赵纪彬等人共同发起“冀南文化界救国会”，在清丰、南乐、大名一带四处奔走，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救亡斗争。1940年，高镇五协助晁哲甫在清丰开办抗日训练班（后改称抗日中学）。1946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高镇五历任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参议、行政委员，冀鲁豫第一师范副校长，并先后在冀鲁豫边区筑先师范、冀鲁豫边区建国学院、冀鲁豫边区第一师范任教。1949年9月他应邀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周恩来誉为“冀鲁豫边区的老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镇五历任新乡师范学校校长、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以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1956年5月1日，高镇五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翌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他遭到错误批判。直到1966年病故时，尚未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81年7月，高镇五的冤案得到昭雪。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他自1957年5月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物事迹
1880年2月12日，高镇五出生于清丰县城南关东辛街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祖父高登云是前清秀才。其父高缨很小就当了店员。高镇五出生时，全部家产只有二亩土地、三间破瓦房、二分宅基地。他父亲高缨决心节衣缩食供儿子读书，以求发家致富、光耀门庭。
高镇五自幼聪颖，5岁能背《百家姓》，6岁学完《三字经》，7岁进私塾，11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对书中的好篇章背诵如流。1891年，他在清丰关帝庙读私塾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冬天连棉被都没有，就睡在草堆里，饿了啃些结了冰的窝窝头。但他仍满怀信心地刻苦攻读，不肯辍学，并在书桌上刻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以此自勉。由于他刻苦向学，思维敏捷，奋发向上，17岁参加全县小考就名列榜首。之后，在府里考中清朝末期最后一批秀才。高镇五就是这样在勤奋好学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1900年，高镇五从师高逢鑫，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血气方刚的高镇五。他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非常不满，对落后贫穷的祖国受人欺侮，更是忧心如焚。
1902年，他在家乡教私塾，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想指导下，他积极接受“新学”，带头抛弃“八股文”，立志“教育救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为了追求新的知识，他于1906年考入直隶省大名初级师范速成班，1908年毕业后，回到本县创办“半日小学”。1909年5月，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热情，第一次到北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新式学堂。回县之后，他将半日小学改为师范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培养新型师资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高镇五受到极大鼓舞。他向往并崇拜“三民主义”，怀着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求，进一步深造，于同年底考入了天津单级师范讲习所。1913年毕业后，受聘于山东济南师范学校，教心理学和教学法。1914年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任班主任。他和邓颖超是前后任的教师。一年后，他离开北师大附中时，正是邓颖超接他的班。
1915年，高镇五受河南省立开封一师的邀请，任教育主任，直到“五四运动”爆发。
1919年他亲身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反对校方以封建落后的孔孟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主张多开新学课程，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技术，提倡自由民主思想，树立新的社会道德风尚。由于他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与教育当局矛盾日深。封建反动势力打击、排挤进步师生，高镇五等人被集体解职。1920年他回到本县创立改良私塾学校和师范讲习班，借此实现自己进步的教育主张。
1921年3月，高镇五受聘到山西太原国民师范任班主任。当时，年仅17岁的薄一波正就读于高镇五的师范班内。建党之后的1922年，山西青年学生的觉悟迅速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青年进步学生编写红色小册子，宣传马列主义，游行集会，张贴革命标语和传单，进行革命活动。一次，薄一波等在张贴革命传单时被警方发现，遂要到学校逮捕薄一波等进步学生。但碍于学校教务总长赵戴文是阎西山的老师，未敢轻举妄动。                                     
高镇五闻讯后，马上联合五名学校的骨干教师，直面赵戴文，为薄一波等申辩。高镇五手捋胡须严肃地说道：“学生无知，乃我之过也。彼等年纪尚轻，知之甚少，尚不能辨别世间良莠。他们踱步于街头，看见风将墙上的纸片吹落于地，遂顺手检起贴回原处，也许他们还以为是官方的告示呢！此举万不能列入扰乱社会之行。如其定要处置他们，那就先请处置无能的我等好了。我等情愿以辞职讨罚，您可另请高明！”
赵戴文听了高镇五这番软中带硬的话，沉思有顷。他深知高镇五不仅在学生中很有威信，而且治学有方，很有才干。高若离去，整个学校必会人心大乱。于是忙好言相劝，极力挽留，并说：“学生因无知而行错，鄙人也有责任。警方要是敢到学校抓人，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请高师及诸位放心，定无事可生。”
当天晚上，高镇五在宿舍里看了一会儿书，便披衣出门来到薄一波的寝室，悄悄走到他的床前。
薄一波因心中有事，当时正以臂代枕躺在床上，看到老师急忙坐起来。高镇五用手势示意让他躺下，然后弯下身子轻声说：“放心休息吧，没事了，以后再干什么，可要多加小心啊！”薄一波感激地点了点头，目送老师慢慢走出门去。一场风波便这样在高镇五的巧妙周旋下悄然平息了。
后来，学生运动不断升级，校方也一再对进步学生横加指责和刁难，还开除了一批学生。高镇五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一怒之下毅然辞职，拒绝了校方的一再挽留，离开了山西太原国民师范。走的时候，许多师生恋恋不舍含泪相送。
1923年，高镇五回本县创办师范讲习所并自任校长。1925年又受聘到淮阳二师任教。不久，因其父亲病故，返回家乡。1926年，高镇五用他多年积蓄的500块大洋，在本村盖房子、买桌凳、聘教员，创办“维新小学”，并自任校长兼董事。该校收学生100余人，穷家孩子可免费上学。学生家长们为表达对高先生的敬仰，乃集资送匾一块挂于他家门头，上书“教泽远播”四个大字。
自1928年9月到1935年底，他先后到保定职业学校、开封女师和卫辉五师任教。期间，他和一些满怀爱国热情的教师，为实现以振兴国家实业、发展科学技术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之目的，曾在暑假期间多次带领学生赴北京、天津及南方各省参观、考察和学习，以图实现其“教育救国”、“科学强国”的教育理想。但都因反动当局的干扰、封建势力的破坏及教育经费的拮据，其教学计划终难实现。
1936年春，高镇五回本县清丰简师任副校长。他对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深为支持。一次，简师教务主任平杰三（地下党员）秘密派人给在大名监狱收押的王从吾同志送钱，被敌人识破，追究不放。高镇五与敌巧为周旋，极力为其辩护，使平杰三得以脱险。
同年7月，高镇五受大名七师校长王振华及教务主任晁哲甫的聘请到该校任教。大名七师是所建党较早的进步学校。高镇五在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里找到了知音，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和晁哲甫、王振华等一起，废弃落后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制定新的教学方针、教育方案和规划等。正当他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民族的教育事业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高镇五无奈返回家乡，然而不久，家乡也成了沦陷区。
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具有民主思想的高镇五，抱着“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望和挚着热烈的爱国激情，足迹遍布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十几所学校洒下了他辛勤耕耘的汗水。他的教学方针和教育思想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广泛拥护与支持。他的信仰真理、扶持正义、执着追求、百折不挠的学识、品德和精神，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抗战爆发后不久，1937年12月25日，日军攻占了清丰县城，制造了亘古未有的“清丰惨案”。深重的国难家仇，使高镇五忧心重重，焦虑不安。当时他已58岁，应该如何为国家效力呢？高镇五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一段思想历程，高镇五曾在195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写道：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在清丰县看到毛主席号召全民抗战，就衷心拥护，热切要求参加。可是我听有人说八路军只要年轻人，自己年龄这样大，是否能吸收呢？思想有些苦闷。后来在街上看到八路军贴的标语：‘打日本不分男女老少！’就想，有‘老’字就行，我合乎条件，老头也能参加抗战。可是怎样抗法呢？应当做些什么呢？又很茫然。后又听到毛主席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我想自己虽然知识不深，但也上了多年学，教了多年书，一般普通知识还是有的，应该把这些知识贡献给抗日工作。”
这样，高镇五就以年近花甲之躯，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用他的话说是“俯首甘为宣教牛”，在宣传、教育战线上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初期，高镇五先是与晁哲甫、平杰三、赵纪彬等共同以清丰县为中心，联络大名、南乐、内黄、濮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成立了“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发展并组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春，高镇五、王照临等参加了晁哲甫同志在六塔集召开的抗日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清丰县的抗战教育工作，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举办教师培训班，先把学校恢复起来；第二步，组织人员编写抗战教材。
1938年5月，清丰县乡村教育工作团（简称“乡教团”）训练班正式开业。学员大部分都是因日寇入侵而被迫失学的爱国青年学生和原来的小学教员。在训练班里，晁哲甫亲自上课，向学员讲授《抗战理论》，阐述抗日救国和持久战的道理。其他教师，有的讲《抗日民运原则》、《游击战术》；有的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有的讲《救亡教育》。高镇五分工向学员专讲《教学方法》。每次上课他总是满腔热情又耐心细致地以自己的丰富经验，用生动的事例，向学员深入浅出地教授教育学理论，提倡“启发式”，批判“填鸭式”教学方法。那时是上大课，几百人集中到一个大厅里听讲。高镇五先生讲课时，大家都是聚精会神地听讲和作笔记。他用那幽默生动的语言，亲切的教态，调动起每个学员的学习热情，很受大家欢迎。
训练班结束后，学员返回农村，在小学尚未开学之前，一般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组织农村抗日团体的活动。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在清丰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当时最活跃的是青年农民、妇女和儿童。他们每晚集合操练、学唱歌，有时几个村的知识青年和农民还联合起来编演抗日救亡文艺节目，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响彻大地，在全县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高潮。
1938年9月，清丰县的抗日小学全部开学了。晁哲甫召集高镇五、王照临、杜学海、刘文阁等，组成了抗日小学教材编委会，高镇五任主编，晁哲甫、袁慎之任顾问。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清丰城里编教材。后来丁树本知道了，为了标榜自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要编委会搬到濮阳县城，又充实了部分人员。
小学课本在当年10月编成，石印后发至数县。在付印前，高镇五认真审阅教材，并亲自编写了不少课文。高镇五先生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的革命热情，凝聚在所有课文的字里行间。他热爱地大物博的祖国，痛心于祖国的锦绣山河被敌人侵占、践踏，所以不少课文都是先讲述祖国的经济地理情况，然后则进一步控诉日寇杀我同胞、掠我财富的野蛮罪行。
1943年秋，高镇五离开了秦家，经冀鲁豫行署研究，安排他仍回冀鲁豫竹先师范学校任教（原抗日中学与竹先师范合并）。高镇五满怀激情走上了渴望已久的工作岗位，仍从事他心爱的教育事业，并继续编写一些宣传抗日的戏剧、唱词、快板、活报剧，如《争平等》、《瞪眼瞎》、《送子参军》、《新旧斗争》、《日本妇女哭五更》、《火烧张村》、《公审张裕元》等，通过演出，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岁月里，高镇五为祖国的抗日救亡和教育事业奔波操劳、尽心竭力，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他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编写节目，宣传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斗争。他尽情地讴歌人民、讴歌中国共产党；对敌人则口诛笔伐、揭露鞭挞，把斗争的锋芒直刺敌人的心脏。他把全部心血浇灌在冀鲁豫平原的土地上，把全部知识奉献给抗日救亡的教育事业，在冀鲁豫边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和文化侵略中，起到了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俯首甘为宣教牛”的誓言，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年过花甲的他光荣地当选为冀鲁豫行署参议员。肩负着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高镇五满怀豪情迈上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