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安事变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1]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
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1]
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蒋中正（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1]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牛元峰逃跑，但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将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将枪毙后，副将亦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2]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张学良出于公心，屡次向蒋介石提意见，遭拒绝。蒋介石后来又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事件过程
事件序幕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中正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事件经过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日本报道西安事变
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的中共，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中正。经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指示，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1]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
12月23日，双方在张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3]
据周恩来报告，12月24日，蒋中正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3，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5，蒋意开国民大会。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4]但蒋介石的回忆和国民党史料中并无这六点答复的记录。
蒋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5]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事件尾声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1]
舆论评论
（1）文化教育界纷纷表态反对张杨。 
12月1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张学良，宣称：“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申报》，1936-12-14 
12月13日，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陈裕光、吴贻芳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是“亡国之举”，提出“迅将蒋委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有所主张，悉听舆情取舍”。——《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规劝张学良电》，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P447－448 
12月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等致电张学良，强调“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如果“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迅予讨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平教育界纷电张学良（劝以民族危机为念）》，《大公报》，1936-12-16 
12月14日，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致电张学良，申言“国家统一，方见端倪，抗敌救亡，正在开始”，“噩耗传来，举世惊震。似此动摇国本，助长敌焰之举动，竟发生于国难严重之今日，同人等痛心之余，不胜愤慨。切望先生迅即恢复蒋公自由，以慰国人，事关重大，稍纵即逝，倘一意孤行，是自绝于国人，先生宜三思之。”——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P449 
各大学教职员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员、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会皆对事变表示痛心，并规劝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以平民愤。 
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称：“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全国声讨叛逆一致拥护政府（各界通电痛斥张学良）》， 《大公报》，1936-12-17 [1]
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扣蒋之举为“叛国祸国”，表示“同人慨愤之余，敬揭三事为国人告：（一） 讨伐叛逆为政府当然之责，国府讨伐张学良令，国人应一致赞助。（二） 万一张学良等能翻然悔悟，护送蒋院长及被困之官吏将领出险，约束部属听命中央，中央宜在振饬纲纪之中，许其自新，责以后效。（三） 全国国民应共同爱护统一之大业，援助政府，维持政治秩序，推进国防建设，勿因一时之捣乱，而减低国家民族长期之努力，谨此宣言。”——《北大教授对陕变宣言（赞助政府讨伐令）》， 《大公报》，1936-12-18. 
（2）全国新闻界空前反应，纷纷反对张杨。 
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100多家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列举了三项主张：第一，在此内忧外患时期，亟应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方针与政策。第二，张学良应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继续领导救亡复兴的工作。第三，全国民众应为政府的后盾，讨平叛乱。——《全国新闻界发表对时局共同宣言》，《大公报》，1936-12-16 
12月16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又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声称“近则统一大业方告完成，民族复兴，已露端绪”，张学良“突尔叛变”，谴责他“勾援外力，比附赤匪，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劫持统帅，动摇国本”，“虽经各方之严重告诫，仍执迷不悟”，“同人等誓以热诚，救护领袖，维护国策，并主张铲除奸贼，毋稍姑息”，“我全国言论界同人奋起共图之。”——《南京二百十七杂志社讨伐叛逆通电》， 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1册）重要函电（上）》. 台北：国史馆，1993. P294－295 
著名新闻记者王芸生指出：“我们尽可在精神上对张学良表同情，但要在客观上一定认为他的举动于国家有利，那真太危险了。”“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的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王芸生《寄北方青年（1936年12月22日）》 ，《国闻周报》（第14卷第2期），1937-01-04 
（3）全国各团体组织纷纷反对张杨。 
12月14日，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的97岁老人马相伯致电张学良，委婉表达对事变的担忧：“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马相伯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4日）》，《大公报》，1936-12-15. 
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郑重宣告：“我们要正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中央前此的政策，我们且抛开不谈，而最近几个月内中央已经迭次宣言自主救国，绥远的抗战已经在事实上发动起来了。在这时候，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惟有督促中央坚持自主立场，联合各方，开放民众组织，扩大武装抗战，而绝对谈不到反对中央。所以张、杨诸将军的主张，如果是真心抗敌而不涉私见，那么一定能为全国人民所赞助；如果只是以抗日为名，借图私利，那么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并且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紧急宣言（1936年12月15日）》，黄德昭、王秦选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180-182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实业家杜重远，曾因办《新生》周刊宣传抗日被当局监禁，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朋友。但当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莫不痛心”，多方活动争取蒋早日获得自由。他先致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又致函杜月笙、黄炎培，称“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紧急宣言（1936年12月15日）》，黄德昭、王秦选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204 
一些妇女团体及学者也表明意见和态度。12月16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张学良，并致电张，劝其迅速觉悟。（《妇女同盟会通电全国一致讨张》，中央日报，1936-12-16. ）同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演讲《国难中所得之教训》，认为“近时国内外对于领袖拥护之热烈与关切，是盖由于国内之统一，国是日新，国家之未来，渐趋于自力更生之途径。因之国际间之地位亦渐确立之故”。——《为国祈祷》，《妇女新生活月刊》（1937年第3期） 
（4）著名学者反对张杨 
傅斯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公开发文说：“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有理智的人所共晓的；除非汉奸共党和不明大体的少数人，没有希望蒋公在此时失其为国家服务之机会的，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本是人人心中的意识。……我以为最有效的法子是坚定政府的立场，神速地用兵把先团团围住，然后方可有话对张逆说，然后说话方可生效。如以‘投鼠忌器’之故，并调兵也不肯积极，可真要坏事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置之于死地，再放开一条生路，蒋公必可脱险的。……张贼此番现行动，我不相信有若何国际背景为策动。因为我们相信，他这举动，俄国绝不会无虑。俄国现在决不愿绥远不守，以致影响整个我们的西北，以及外蒙，俄国现在决不愿中国大混乱，以增加他的最大敌人的势力，而且俄国近来正在拉拢英美，不惜制宪法保财产力、组宗教以媚之。英美又是决不愿中国混乱的，法美英俄之连锁性地渐对中国取一致态度，是明显的事实”。——《广州国民日报》1936年12月15日、16日 [1]
胡适（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坚决发对张杨发动事变：“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惟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混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16日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常，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得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胁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最近一年来共X产X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1，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2，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拥护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3，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现在）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种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胡适：《张学良的叛国》，天津《大公报》1936 年12月20日。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2月14日发表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16日，又发表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8日，张季鸾再发表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你们（指东北军西北军）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附和你们的……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的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大公报》12 月18 日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5）海外媒体反对张杨 
“蒋委员长为今日中国之瑰宝；民族之柱石；救亡复兴之明灯；四万万人民之灵魂与领袖。”——《民意之表现》，香港《东方时报》1936年12月17日。 
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西安事变应当和平解决》，《救国时报》1936 年12月30日。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9日转引《日内瓦日报》：“批评张学良叛变事，谓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中国统一将成，CCP将清之际，乃突出此变，使人疑虑莫释，晋陕残匪，在中央军队压迫之下，即可肃清，对日谈判亦已取坚强态度，中国在世界上，即可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不图竟以张学良之叛变，而致功亏一篑，张氏叛变目的，无非在争夺私利，张氏失败，则中国亦大伤元气矣。” [1]
美国《民声讲坛报》12 月14 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引自《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 月，217 页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与张学良有私交，他曾在12 月21 日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湾《革命文献》第94 辑，中央文物供应处经销，1983年3月，540页 
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220页。 
苏联《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 
张学良发动事变后，密切关注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表示称颂和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自由。随着对国内外舆论的了解，中 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处置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绝对拥护事变，而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调解，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这样一来，张学良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局面。 
国内媒体中12月18日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其中的典型，在张学良和东北军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张季鸾他根据东北军及其家属从关外退向关内的痛苦现实情况，抓住他们的心理希冀，写得声情并茂，颇有感染力“你们（指东北军西北军）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附和你们的……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的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立即将公开信在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让《大公报》报社将此信加印了40 万份，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看了这篇社评，态度起了变化，张学良也同样如此。据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回忆，他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他们认为，后来东北军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与这篇社评有重要的关系。——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89-93页。 [1]
这其中，对张学良的打击是最大的要数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 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了。中 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和中 共与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473页。） 
勿庸置疑，中 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月13日，毛 泽 东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中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过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毛 泽 东、周恩来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平凉等问题给张学良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181页。） 
但是，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和保证完全相反，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宋黎在“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存全国政协。引自张魁堂：《“兵谏”枪声撼金陵──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和战之争内幕-二》，《文史杂志》1987 年第2 期。） 
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月17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时，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 共也有怀疑。 
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恩来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以往中 共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 共竟临阵抽脚，不兑现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478-479页） 
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 共也是有苦难言。之前12月13日中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据张国焘回忆，当毛 泽 东得知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这样向张杨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478页。） 
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竟也持反对态度，加大了对立双方力量的悬殊。 
新闻舆论给张学良的心理压力尤其大，使其行动束手束脚，顾虑重重，最后自己怀疑自己，怀疑起当初动机的正确与否，也使他意识到和平解决事变责任的重大，并决定要尽快付诸实际行动。张学良后来为什么要急于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人们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 
媒体报道
近代报刊《申报》详细记载了整个事件的经过，相关报道和评论有数百篇，部分报道标题如下：[2]
市场证券昨日停拍1936.12.15申报10版引
一致电劝保蒋1936.12.15申报10版引
沪陕汇兑照常1936.12.15申报9版引
发表重要谈话1936.12.15申报9版引
制裁叛逆挽救国运1936.12.15申报9版引
访高宗武1936.12.15申报4版引
交换意见1936.12.15申报4版引
冯玉祥发表谈话1936.12.15申报4版引
对张学良声讨1936.12.15申报4版引
劝速还蒋自由1936.12.15申报4版引
林居报告西安事变1936.12.15申报4版引
各地当局力维治安1936.12.15申报4版引
端纳昨午飞抵西安1936.12.15申报3版引
今晨报告时局1936.12.14申报9版引
各界纷电劝告张学良1936.12.14申报9版引
中国还是整个的中国1936.12.14申报5版引
拥护中央1936.12.14申报4版引
拥护政府维持治安1936.12.14申报4版引
宋哲元召僚属会谈1936.12.14申报4版引
对陕变力持镇静1936.12.14申报4版引
愿与全国人民共勉1936.12.14申报4版引
陇海交通被阻（附图片）1936.12.14申报4版引
为军委会常委1936.12.14申报4版引
蒋委员长安全无问题1936.12.14申报4版引
日外务省重要协议1936.12.14申报4版引
西安城内情形极混沌1936.12.14申报3版引
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1936.12.13申报3版引.........
结果影响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抢关东”，毛泽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国民党方面，有人建议重新启用张学良。与此同时，中共却首先正式提出要求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由于张氏父子在东北的声望很高，国民党中央曾经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介石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介石此举被很多国民党内部官员视为蒋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国民党的大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共全歼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中国。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
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张杨书信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1]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1]
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
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那党那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
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
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各方评价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张学良自我评价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在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谦虚又兼客套的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啊……”
历史悬案
  张学良和蒋介石一度是结拜好兄弟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共：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共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共产党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共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实际上，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剿共统帅。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恐防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不知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极大的压力下，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还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共产党有更实质意义。带斯大林的话给蒋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
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
张学良还说过：“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根据当时监管张学良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沈醉的说法，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的时候，蒋介石要杀掉所有他在大陆痛恨的人，于是对政敌，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异议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但张学良已经被移送到台湾，所以幸免于难。与他同样命运的杨虎城当时还在大陆，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组织执行的人是毛人凤。 
根据宋家的说法，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国民党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没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杀我的。”张称，曾经有人把美国公使（Johnson)写的一本书抄给张看，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东北军情况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方做工作，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征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另外，马占山还在张学良的劝导下，决定再次起义抗日，还受蒋介石命令组建了东北挺进军。
但东北义勇军、东北挺进军和由苏共与中共联合指挥（主要由苏联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行为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与承认，至今为止，在台湾实际控制的台澎金马地区的历史教课书仍然称“八年抗战”，而实际上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是从1931年11月的江桥抗战就开始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倒戈，投奔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马占山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国获胜利勋章，抗日战争期间，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与贺龙、彭雪枫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行辕参谋长，但因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职。1948年5月后长期在杭州养病。1949年他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9月15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何柱国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干、江潮、张学思（张学良同胞弟弟，早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
吕正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1990年，国际网联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
密件拍卖
2013年3月20日，一批和西安事变有关的秘密文件在纽约拍卖，其中两件毛泽东署名  有毛泽东署名的致张学良秘密信函的信函和文件以百万美元的价格拍出。有毛泽东署名的致张学良秘密信函，以45.8万美元拍出。
拍卖行介绍，该信由毛泽东与彭德怀以红军领导人身份共同署名，“可能是(中共与张学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6]

基本信息
  电影海报《西安事变》为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西安电影制片厂1981年摄制。
编剧：郑重、成荫
导演：成荫
摄影：高洪涛、郑煜元，陈万才
主要演员：金安歌、辛静、王铁成、孙飞虎、赵登峰、路希、朱可心、胡诗学（古月）。
该片以中国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为题材，歌颂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影片以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纪实性的表现方法，真实地反映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其中人物的真实活动和思想性格，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均有严格的史料依据。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典型化的关系。编导者注意把广阔的历史背景与细致的性格刻画结合起来，成功地塑造了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
该片获得中国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获1982年第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孙飞虎）、最佳化妆奖（王希钟、李恩德）。
剧情简介
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将军被迫“剿共”，因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于是急于寻求出路。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期间，他与杨虎城将军分别通过进步人士杜重远和  胡军扮演的张学良将军田文浩与我党有所接触。 
从南京回到西安后，张学良通过被我军放回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举行了会谈。张将军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杨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给他送来的亲笔信。但是，他们的活动早就被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头子李达权、郑广清注意并对南京有所密报。 
为了反击特务的猖獗活动，张学良下令抄了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此事促成了张、杨共同携起手来，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决“两广兵变”的蒋介石的震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多次对蒋“苦谏”，均痛遭拒绝。蒋介石限他三天内答复是否继续执行“剿共”的命令，否则将他和杨虎城的东、西北军调离陕西。张、杨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实行了“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受张、杨二位将军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从民族存亡的大局出发，说服了张、杨并使得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西安事  电视剧剧照变”得到了和平的解决，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获奖情况
1982年电影《西安事变》获得第二届金鸡奖最佳导演：成荫
1982年电影《西安事变》获得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孙飞虎
1982年电影《西安事变》获得第二届金鸡奖最佳化妆：王希钟、李恩德

演员表
角色演员备注张学良胡军----杨虎城刘交心----毛泽东唐国强----周恩来刘劲----蒋介石郑玉----宋美龄姜南----赵一荻霍思燕----谢葆真郭柯宇----宋子文王大为----端纳舒孝民----何应钦金鑫----戴笠叶大鹰----陈诚许健----李青山王建军----孙铭九白琳----高福源王宁----
基本信息
出品：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摄制：西安电影制片厂
导演:叶大鹰。
主演：胡军，霍思燕，郑玉。
片头曲：《生命如花》
演唱：中央乐团合唱队
片尾曲：《风雨虹》
演唱：叶林
指挥：黄立杰
演奏：亚洲爱乐乐团
  电视剧《西安事变》剧照
分集剧情
分集查询收起查询1集2集3集4集5集6集7集8集9集10集11集12集13集14集15集16集17集18集19集20集21集22集23集24集25集26集27集28集29集30集31集32集33集34集35集36集 第1集 　　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封为陆海空军的副总司令。不料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命带兵撤出东北，使东北沦陷。在北平休养期间张学良得知自己被民众称为“不抵抗将军”，决定觐见蒋介石并提出要求抗日的请求，但狡猾的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避抗日不谈。在得知长征中的几路红军均已会师后，蒋介石决定调张学良的东北军进入陕西，建立“西北剿共指挥部”，协助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共同剿共。张学良无奈，只好率部开拔进入陕西。第2集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不欢迎不抵抗将军”的辱骂声中进入西安城，参加杨虎城为其举办的接风宴会。因初到西北，流亡的东北军受到了西北军的蔑视，两军军官在接风宴上斗酒滋事，张学良、杨虎城为了体现各自军队的纪律严明，将两军的闹事军官施以鞭刑的处罚。在“西北剿共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上，因十七路军对张学良拟定的战略划分不满，两军军官的矛盾越发激化。第3集 　　东北军六一九团奉命接管十七路军驻守的煤矿，十七路军军官冯钦哉下令炸矿泄愤，遭到杨虎城的训斥。杨虎城前往张学良处道歉，并得知中央宪兵团在其中阴谋挑拨。此时，中央红军也已到达陕北，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即刻向陕北进攻。不料遭到红军的猛烈反击，损失惨重，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兵败欲逃，摔下山崖，后被红军俘获。原东北大学的学生为追随张学良校长，乘火车前往西安。第4集 　　抗日将士遗孤赵文青也随火车来到西安找干爹杨虎城，并在一次打架事件中偶然结识了日本特务钟笑天的养子钟本鸣。张学良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其部下王以哲擅自派兵增援被困友军。张学良得知后，为了扭转局势即派重兵增援。而在陕北，红军治好了高福源的伤，倍受感动的高福源愿意协助红军一同研究如何防御张学良的进攻。第5集 　　信心百倍的张学良在南京等待胜利的喜讯，蒋介石与众官员也盼望此战告捷。为了“迎接”东北军的先锋军，毛泽东观察直罗镇地形后，决定放弃原来的作战计划改打歼灭战，但是遭到博古等人的反对。东北军先锋军师长牛元峰好大喜功，谎报军情，最终被红军完败。张学良受到极大打击，请求政府给予阵亡人员抚恤金，被蒋介石驳回。杨虎城得知后决定要帮助张学良渡过难关。第6集 　　杨虎城来到张学良住所与其促膝长谈、互诉苦衷，二人关系得以改善。蒋介石密令戴笠盯住张学良的举动。张学良继续为抚恤金奔波，又被军政部何应钦拒绝，备受挫折。张学良郁郁寡欢，与赵一荻前往上海散心，在与上海青帮杜月笙会面的晚宴上，张学良痛诉苦衷。杜月笙请来算命先生为张学良算命，张学良对其深感怀疑。第二日张学良前往医院看望旧交杜重远。第7集 　　在杜重远的建议下，张学良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深感触动，并悟出了算命先生话的意思。回到西安后，在阵亡士兵的追悼会上，杨虎城雪中送炭送上抚恤金，两军关系进一步改善。“一二·九”运动爆发，蒋介石打算接触苏联及中共方面，并请宋子文代其联系宋庆龄，让宋庆龄替国民政府出面与中共接触。同时，又秘密命令戴笠继续监视宋庆龄，并命戴笠前往西安监视张学良的动向。张学良来到西安复建的东北大学视察，受到东大同学们的欢迎。第8集 　　戴笠来到西安与中央宪兵团长雷剑邦会见，命令特务“嫦娥”与“天狼”见面。宪兵团与东北军的机要处均以接收到未知间谍的密电码。特务“嫦娥”与代号“天狼”的钟笑天见面，“嫦娥”要求“天狼”向南京戴笠发报。在钟笑天的书店，赵文青再次见到了钟本鸣，钟笑天也得知赵文青的干爹就是杨虎城。中共中央决定派红26军代政委汪锋前往西安向杨虎城转交毛泽东的信件，不料，经过长武县时被稽查队捉获，并转交给中央宪兵团的金德奎押往西安。第9集 　　汪锋已经被押往西安，长武县长突然发现了那封毛泽东的亲笔信，遂打电话向杨虎城请示。杨虎城为了不让戴笠知道，命县长自行解决，把汪锋救回。县长贿赂土匪才把宪兵队的车截住，救回汪锋。张学良秘密会见了杜重远推荐的共产党员刘鼎，他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杨虎城在确认了汪锋身份后会见了汪锋，并与其签订了与红军的停火协议。东北大学的激进学生柳叶儿、徐世良决定在学校开学典礼时让校长张学良难堪。第10集 　　送书途中的钟本鸣见到赵文青在冰面上翩翩起舞，心中油然生出爱慕之情。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在陕北，周恩来与高福源谈话后，将高福源与其被俘的士兵放走。阎锡山闻红军入晋，大为紧张，深感不安。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并派中央军入晋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来到山西，为阎锡山祝寿，三人围绕着是否停止剿共转为抗日进行了讨论。第11集 　　高福源带领部下返回东北军驻地，张学良得知消息后立刻飞抵洛川前线，高福源向张学良详细传达了在陕北的所见所闻，使张学良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遂又命高福源返回陕北，转达邀请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的消息。东北军机要处确定了未知电码是由一个双重间谍发出，继续排查。日本间谍钟笑天也开始接触刘鼎，并险些暴露自己的间谍身份。第12集 　　东北大学开学典礼，柳叶儿、徐世良等人的计划未能实施，但是他们的爱国心震撼了张学良，使张学良更加坚定自己“抵抗倭寇、复土还乡”的愿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参加会议，会后蒋介石与其谈心，暗中试探张学良剿共决心。东北军军长王以哲在前线与红军达成停火协议，并打假仗向红军赠送武器弹药。张学良返回陕西，与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第13集 　　与李克农的谈判不欢而散，张学良进一步要求与毛泽东亲自谈判。李克农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转达张学良的要求。经过慎密考虑，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去谈判。杨虎城得到东北军打假仗的消息，但不敢确定张学良是否通共。特使董建吾前来向张学良借专机飞往陕北，并向中共中央转交了国民政府的信件，并将毛泽东的回复信带回南京。同时，蒋介石依旧不放弃武力进攻陕北。张学良得到周恩来要来谈判的电报，即前往肤施准备谈判。第14集 　　周恩来携李克农等人前往肤施。剿共前线军事考察团的记者会上张学良中途离席，自驾飞机前往肤施。张学良与周恩来带领的中共代表团围绕是逼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等问题上进行了彻夜会谈，同时张学良为了支持共产党抗日提供了经济支援，毫不知情的杨虎城也开始觉得近期张学良的举动有所异常。张学良与周恩来会面后，直接前往阎锡山住处，说服阎锡山同自己一起与共产党联手北上抗日。第15集 　　在得到阎锡山的默许后，张学良向中共转达了阎锡山的建议，促成了中共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陕北由于被严密封锁，医药等物资供应不畅，中共决定动用刘鼎这条暗线向陕北输送药品。“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开始警惕地方势力的扩张。中共北方局委托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联系杨虎城转移医药物资，运输途中被张学良的卫队营抓获，张学良带着被抓的军官到杨公馆与杨虎城对质。第16集 　　关于打假仗、送药品等事，张学良与杨虎城相互进行了解释，并相告都与中共高层领导人联系过，从而打破了二人之间的隔膜。张学良决定按照大学的模式开设一个军官训练团，并成立抗日同志会。戴笠以及日本大使川樾茂均已收到特务密报，将张学良动向递交蒋介石。东北军机要处的处长李青山发现了钟笑天书店的异常，并发现“嫦娥”，跟踪未果。高崇民向张学良庆祝生日并请求印刷宣传抗日的刊物《活路》一书，杨虎城将《活路》的印刷工作交给自己的军需工厂。第17集 　　张学良和赵一荻一起欣赏生日礼物，宋美龄送来的一幅兰花手卷，使赵一荻尴尬万分。印刷《活路》的军需厂一名工人向宪兵团的雷剑邦告密。金德奎带领宪兵队查抄了军需工厂，并严刑拷打军需处长王维之，逼他交代幕后指使人。杨虎城来到雷剑邦宪兵团当面对质，王维之为了不说出幕后指使者，跳楼自杀。张学良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第18集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演讲，使中共中央看到逼蒋抗日的希望。张学良继续说服蒋介石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日，但是蒋介石依旧不放弃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张学良无奈返回西安。中央宪兵团继续追查《活路》一案，抓获了参与策划《活路》杂志的刘鼎和东北大学学生柳叶儿、徐世良，东大学生在十七路军警备司令赵寿山的解救中脱险，刘鼎却被带回了省党部宪兵团的地牢，严刑拷打。张学良得知后，深夜派重兵查抄了省党部。第19集 　　伤愈后的刘鼎来见张学良，张学良决定拉出一部分队伍跟红军一起抗日，并要刘鼎带给中共一封亲笔信。刘鼎将张学良的信交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先让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东北军机要处和省党部宪兵团均已锁定双重间谍的位置，宪兵队随之进行搜查，经过钟笑天伪装的发报机逃过了宪兵的搜查，但逮捕了袭击金德奎的钟本鸣。赵文青得知后，请求干爹杨虎城解救钟本鸣。第20集 　　被解救出来的钟本鸣在家宴谢赵文青，钟笑天要求面谢杨虎城。众将领为蒋介石贺寿，五十架新型战机被作为贺礼充实国防。阎锡山随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劝谏，依然未果。杨虎城向正不知所措的张学良建议“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不为心动。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捷报传来，张学良再次以请战书的形式向蒋介石请战，结果又被蒋介石以时机尚未成熟的名义退回。第21集 　　东北军机要处破译了密电码，已查实电码是发给日本特高课的，并在钟笑天的书店找到可疑的公文袋。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张学良再次前往洛阳行宫劝诫蒋介石放了“七君子”，并要求让东北军抗日打回东北，最后又不欢而散。蒋介石随即乘火车入陕亲自督促张学良剿共。狡猾的蒋介石先安排与张、杨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打麻将，套出张、杨军队的实际情况。第22集 　　随蒋介石入陕的众中央大员入住西安城的西京招待所，谨慎的蒋介石则住在了临潼的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前往华清池参加剿共军事部署会议，会议上宣布如张、杨二人不愿剿共，就调出陕西，由中央军入驻。蒋介石继续盘问张、杨军队中的军官，并伺机拉拢。在蒋介石的最终通牒下，张学良更加苦恼。这时军官训练团的团员送来了请愿血旗，在众多官兵的期望下，张学良决定再去劝谏一次委员长。不料，蒋介石依旧无动于衷。第23集 　　杨虎城陪蒋介石游览华清池，也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答应剿灭红军之后才能亲率部队前往抗日前线。回到军官训练团的刘桂五将刺杀蒋介石的消息告诉了同在训练营的拜把兄弟潘建山和郑富贵。不料，潘建山、郑富贵向中央宪兵团雷剑邦告密。12月9日，以学生为主的请愿队伍上街游行，得知刺杀消息的中央宪兵团和蒋介石的卫队营保持高度戒备。第24集 　　戒备的中央宪兵团和蒋介石卫队营并没有等来刺客，气得雷剑邦返回省党部询问告密人。游行队伍围住了省政府大楼，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省长邵力子无法做出答复，游行队伍向临潼蒋介石驻地方向进发。随后到达华清池的张学良以自杀来威逼蒋介石就范，但仍未起到作用。苦恼矛盾的张学良只好用掷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是否扣押蒋介石。第25集 　　在华清池、止园、剿总司令部，三个会议同时在进行，蒋介石与中央大员在华清池讨论将张学良、杨虎城调离陕西;杨虎城和张学良把13日要扣押蒋介石的决定告诉自己的部下。杨虎城假借西安城全城演习进行先期布防。张学良畅想着逼蒋抗日成功后，各界都会鼎力支持。赵文青请钟本鸣来家做客，钟笑天为了答谢上次杨府的救命之恩，特意为杨虎城准备了一瓶日本清酒，让钟本鸣带去杨府。第26集 　　几名伪装成卖炭人的东北军军官进入张公馆，张学良给他们下了行动命令。并带领白凤翔、刘桂五前往华清池，为的是识相、觐见蒋介石。回到书店的钟本鸣得知送往杨家的酒中被钟笑天下了毒，慌忙跑杨家察看，得知赵文青喝了这瓶酒，并毒发身亡。依据在书店发现的线索，李青山查实张学良贴身副官罗世民就是那个为钟笑天提供情报的特务。同时，罗世民在书店揭穿钟笑天日本特务的真实身份以示威胁，被钟暗算致死。钟笑天欲逃被李青山捉获。第27集 　　12月11日晚，张学良应蒋介石邀请，到华清池赴宴，同时杨虎城也在自己的公馆宴请中央大员。晚10点，张学良、陈诚等人由华清池返回西安，并继续到杨虎城公馆赴宴，并秘密通知杨虎城晚上12点半到杨的指挥室集合。蒋介石的卫队营营长蒋孝先收到戴笠密报，要蒋介石连夜离陕，蒋介石速将李青山招来询问张学良的情况，张学良害怕走漏了风声，并焦急等待李青山归来。随后令起事军行动，西安事变正式爆发，经过层层突破，起事军终于攻到蒋介石的住所五间厅，进屋搜索后发现蒋介石已经逃走。第28集 　　与华清池的起事军同时，赵寿山带领部下突入省党部宪兵团，宪兵队长金德奎逃走，最终同雷剑邦一同被俘获;宋文梅带领部下包围西京招待所，将所有住在此地的中央大员扣押。远在上海的宋美龄刚刚结束一场晚宴，心里油然有些不安。搜山部队找到了蒋孝镇并在其指引下找到藏在山洞中的蒋介石。冯钦哉并没有执行杨虎城要其驻守潼关的命令，背叛杨虎城;东北军驻洛阳炮八旅穆远亭竟向中央军警备司令告密，背叛张学良。经过讨论张学良决定冠以此次军事行动“兵谏”称谓，并通电全国。第29集 　　张学良宣读了“八项主张”，被扣押的中央大员均在“八项主张”上签字，以示支持。蒋介石被带到杨虎城绥靖公署扣押。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即刻护送他返回南京，均遭拒绝。得到消息的中共中央因事发突然，不知事件详情，暂未发表任何意见;国民政府在何应钦的操控下决定武力讨伐张、杨。第30集 　　张学良回到公馆，赵一荻已经焦急地等待多时，餐桌前两人回忆起美好往事，张学良表示愧对赵一荻。被扣押的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要来纸笔写下了“以死殉国”的遗书。张学良、杨虎城得知穆远亭和冯钦哉叛变的事情后，大发雷霆，重新排兵布阵，以防中央军进攻。赵文青失踪后，杨虎城派人寻找依然一无所获。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事变后的情况会是如此不堪，随后来到蒋介石处，请求蒋介石答应自己的“联俄、联共、一同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仍然避之不谈。第31集 　　被关押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大员同样为南京方面担忧;为了更好地维护西安城的秩序，张学良放走了雷剑邦、金德奎。中共中央也得到苏联的不支持反应，毛泽东异常气愤。阎锡山也发出了谴责张学良的“五乎”电报，西安局势更加孤立。端纳抵达西安，了解了蒋介石安好的情况后，回电南京。南京方面，何应钦欲以保护夫人的名义武力软禁宋美龄，在戴笠的及时营救下化解危机。第32集 　　宋美龄特意前往军政部，“感谢”何应钦，并转达端纳在西安所见的情况，告诫何应钦不许武力讨伐西安。何应钦不顾宋美龄警告，公然举行白衣誓师，并任讨逆军总司令，即日开始对西安的讨伐。张学良得知后即发电报同样警告何应钦，不可妄动干戈。为了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决定要请中共前来商谈。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此时雷剑邦和金德奎开始了营救委员长的行动。第33集 　　雷剑邦、金德奎在毒倒护卫蒋介石的士兵后，潜入绥靖公署，但被宋文梅发现，并将二人击毙，随后，杨虎城命令将蒋介石转移到高桂滋公馆关押。南京方面，何应钦接受3日内不主动点燃战火，并由宋子文以个人身份前往西安了解情况。第34集 　　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立刻见到了蒋介石，并转交了宋美龄的信，并向张学良承诺尽快让宋美龄到西安进行谈判。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戴笠、端纳的陪同下飞往西安。当日晚宋美龄同周恩来彻夜谈判，以求尽快解决事变带来的危机;并决定次日与张学良、杨虎城等进行三方会谈。与此同时，陕北的窑洞里贺子珍为毛泽东产下一名女婴。第35集 　　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周恩来等人在张学良公馆进行正式谈判，谈判达成改组南京政府、释放七君子等五项协议，但蒋介石仍未在协议上签字。圣诞前夜，周恩来提出要求要面见蒋介石，宋美龄答应了这个请求，安排了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十年后的重逢。为了不再生事端，张学良决定圣诞当日下午离开西安，虽遇到孙铭九等人极力阻拦，但仍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第36集 　　孙铭九阻止张学良未果，继而前去通知周恩来，载着周恩来前往机场。到达机场时，只剩杨虎城一人，周恩来悔之晚矣。张学良被军事法院判处有期通行十年，宣判两小时后，蒋介石便特发赦免书，并将张学良软禁起来。　　杨虎城应蒋介石命，出国考察，后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软禁55年。1-10集11-20集21-30集31-36集查看全部剧情分页查看剧情
基本信息
诗名：西安事变
作者：廖仲安
体裁：五言律诗
创作背景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亦称“双十二”事变。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与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将军联合向蒋介石实行兵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扭转了中国历史方向，铺平了全民抗日的道路。[1]
作品原文
西安事变
四海呼抗日，西安事变时。桓桓双将怒①，咄咄一夫危②。远见筹全局，衷怀释众疑。周公风范在③，千载令人思。[2]
注释
①双将：张学良与杨虎城两将军。②一夫：指蒋介石。③周公：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代表，说服张杨二人，释放蒋介石回南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1]
作者简介
廖仲安，1925年生，四川西昌人。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杜甫全集校注》等。[2]

专辑信息
表演者: 黑撒  
流派: 民谣
版本特性: 专辑
介质: CD
发行时间: 2011-12-18
出版者: 时音唱片
唱片数: 1
条型码: 9787886126444
专辑简介
无论是融合了雷鬼风的专辑同名歌《西安事变》，或布鲁斯味道浓郁的《这事你不管》，还是校园小清新的《流川枫与苍井空》，都让我们从音乐上听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黑撒，而在《你是个实在人》、《我的相亲故事》里，黑撒独有的幽默调侃式的批判依旧犀利。《滚来滚去》中，黑撒摇着滚着继续弘扬“理想大于现实”的美好希冀，而在《拙劣的抒情》、《蓝调情歌》、《西万路上的雨》中的温情细腻，却又塑造了方言歌曲的另一种可能。黑撒仍在展示把玩各种曲风和驾驭文字的能力，而这张唱片的确不啻是一张超越之作。
黑撒乐队主唱——夜晚的骑士在序言里写到：
很多东西你渴望改变，但发现却始终无法更动
很多东西你不想改变，可发现还是无奈的逝去
而这，正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
生命就该如此，总在新鲜和永恒之间穿梭
并一直幻想着下一段日子会更加美好
我们因这期盼，而全情投入
愚蠢的付出，贪婪的索取
无论是理想或是爱情
好吧，让这种状态继续
管它是摇滚还是流行
管它是说唱或是民谣
请你相信，音乐永远不会欺骗你
所以，我们还在路上
怀抱吉他，心存热爱
我爱这个城市
我爱我的生活
我爱你　 
专辑曲目
1、西安事变
2、拙劣的抒情
3、这事你不管
4、你是个实在人
5、玩民谣才是王道
6、蓝调情歌
7、西万路上的雨
8、我的相亲故事
9、滚来滚去
10、流川枫与苍井空
11、她为你流过眼泪
12、西万路上的雨（REMIX）

​影片信息
类型: 历史 人物 社会 
制片国家/地区: 香港 
语言: 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1
片长: 30分钟/集，共5集[1]  
影片简介
中共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统帅。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人，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并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
凤凰卫视纪录片《西安事变》解读西安事变的幕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