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
简介
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建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为东西长方形，现存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两座城门缺口。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城址面积17650平方米,最高处达十六米，最宽处达四十余米。周围环绕护城河南河，宽34至90米不等。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此处原为低洼地带，筑城时为扩大面积，不惜调用大批人力物力、垫土夯墙基，最深处达10米，墙基宽度多在60米至100米之间，再加大地面之上的高大城墙，其工程之大，在中国早期筑城史上极为罕见，其中已清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且与城墙的方向一致，为南北长方形，长28.4米、宽13米，面阔7间，南、北、东三面有回廊。据介绍，这座古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同时也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全中国城墙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专家认为该城的建造是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的，不仅反映出当时城建规划、夯筑技术和土木建筑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使用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龙山时期的晚期遗存是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对象，河南古城寨城址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增添了重要资料。
考古发现
新密古城寨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北垣长460米，南垣长345米，东垣长345米，西垣被溱水冲毁，复原长度为370米；存高约7－16米，墙基宽约42－102米。南城门缺口因西侧城墙被起土破坏，宽18.7米，北城门缺口宽10.7米，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壕沟宽34－90米，深约4.5米多。城西是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城内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发现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153座、陶窑4座、水井8眼，房址4座，墓葬5座。
一号房址（F1）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北处，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有回廊，为夯筑高台建筑，方向281度，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米，面积369.2平方米。
四号房址（F4）位于一号房址以北7.4米处，是一座廊庑式建筑，由三道墙基槽、门道、门卫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房址方向281度，现已发现长60余米，基宽4米，三道墙基槽南北并列，每道宽30－50厘米不等。
根据城垣和遗迹的地层关系及出土文物判断，古城寨城址为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其年代和地望来看，均与古史传说中的祝融时期相近或大体一致。今本《竹书纪年》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此“郑”系指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而言。清嘉庆七年（1802）黑峪沟白衣观《创建火神庙碑记》云：“密本古郐地，高辛氏之火正祝融旧墟也。”清道光九年（1829）原密县老城南关《重修火神庙碑记》谓：“密，故祝融墟也。”由此看来，古城寨城址似与祝融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城内宫殿建筑遗迹的规模来看，其规格甚高，很有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登封王城岗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西北约500米的岗地上。北距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约10公里，南去箕山北峰约7公里，西有王岭尖，东为卢医庙坡，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颍河流经南侧，五渡河从其东南注入颍河，形成一处小型的河谷盆地，王城岗就处在这个盆地的中央。其东南因被五渡河常年冲刷，已成为北高南低的断崖，而岗的西面地势却比较平坦开阔。
王城岗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西垣就是西城东垣。东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现存南垣西段残长约30米，西垣南段残长约65米，南垣与西垣的交角为88度，近乎直角。由于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将东城大部分城垣冲毁。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南垣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29米。西垣与南垣的交角为90度，直角相接。两座小城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曾发掘出多处龙山文化夯土基址遗存。其中分布在中西部较大的两处：一为长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一为方形，面积约70平方米左右。在夯土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10多个奠基坑，坑内填埋有数量不等的人骨架和零散人骨。
外城亦称大城，其北垣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城外有城壕，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4－2米，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垣与城壕已被毁坏。大城将小城包括在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共分五期，  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根据内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头测定的年代数据，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一期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为公元前2090－前2030年。一期是内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内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与内城相当或略晚。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则王城岗城址始建年代应早于夏代，在五帝时代的积年以内。
王城岗城址位于嵩山南麓，同历史上夏部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传说中鲧是夏部族的首领。《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太平御览》卷115引《帝王世纪》说：“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伯即一方之长，在此指部族首领或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曰崇伯鲧。《山海经·中山次经》云：“萯山之首……南望蝉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指的就是鲧。鲧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他的早期居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谓：“禹都阳城。”从其方位判断，禹所都的阳城应为登封王城岗古城。王城岗城址的始建年代稍早于禹，可能就是禹父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于五帝或与五帝时代关系密切的古城，为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恩格斯主张，“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筑；夏鼐先生认为，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安志敏先生说：“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刘庆柱先生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从考古学研究讲，最早‘国家’的物化形式或载体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等。上述种种物化形式或载体，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很难界定，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它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它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等”。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
考古价值
这座古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同时也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全中国城墙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专家认为该城的建造是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的，不仅反映出当时城建规划、夯筑技术和土木建筑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使用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龙山时期的晚期遗存是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对象，河南古城寨城址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增添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