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德涵
简介
马德涵(1868～1958)回族。清光绪二十年(1894)去成都，入陆军军官学堂和高等美术学堂习。毕业后在四 
  马德涵川新军混成协任教练官。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幔橙参加四川民众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参军。他热心回民儿童教育，在成都办过一所清真小学。后转赴甘肃、青海任职，仍关注兴办教育。期间，他与马麟、马安良等甘肃、青海诸马结识，曾当过马步青的老师。1928年携眷返回西安以卖画维持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德涵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市人民政府委员。[1]
革命生涯
投身保路运动马德涵的父辈曾经做过太平军的军医，因此，马德涵从小就有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性格。为了改变本 
  马德涵民族贫穷落后的状况，他四处奔走筹办民族学校，开展慈善救济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回族的翻身解放只有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翻身解放中才能够实现。因而，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之中。早在1894年，马德涵已经是哥老会（反清秘密组织）会员，并于同年考进四川陆军军官学校。1906年经哥老会会员侯宝斋介绍，马德涵参加了同盟会。在担任四川东乡县新军把总（清军中的低级军官）期间，他在军界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马德涵立即投身到保路运动之中。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马德涵任交涉部副部长（罗纶兼部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发布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四川各族人民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中，各阶层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集会、演讲活动，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清政府不但不支持民众的爱国行动，反而血腥镇压请愿代表。马德涵同罗纶等人坚决支持“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保路救国”的战斗纲领，决心将保路运动进行到底。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采取了两面派手段：一方面收回铁路国有的命令，一方面却暗地配合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此时，四川总督赵尔丰已秘密逮捕了罗纶、蒲殿俊、张澜、马德涵等人。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的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2]营救红军战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传来红军西路军失败消息，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组织营救。周恩来拟派一名和甘、青马家军阀有关系的人去河西交涉，这个人就选中了马德涵。当他听说是共产党、周恩来请他去时，当即应诺，并说：既是周先生托付，当义不容辞。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虽年近古稀，此事没有什么 
  纪念好说的，我佩服共产党。莫说此行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拚上性命也值得! 
1937年3月底，马德涵、马宪民和张文彬三人飞抵兰州，又转乘汽车去凉州(今甘肃武威)见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讲了国共即将合作抗日的形势，劝他“先优待被俘红军，再候红军派代表商量善后”，“凡事都要向前看”。马步青疑马德涵是共产党。马德涵说：“我早年是同盟会人，现在是无党派人士。你若防我是共产党奸细，不听我的忠谏，你就把我杀了。”“咱们是宗教兄弟，你父子待我为知己，我才敢与你谈时务。”马步青有些心动，愿约时间再谈。翌日晨，《凉州日报》刊登了优待被俘红军的消息。随后，马德涵带马宪民、张文彬去见马步青，继续给马步青晓以民族大义；马步青答应如数释放被俘红军。并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由马德涵、马宪民带去见驻张掖的马军部下韩起功；另一封由张文彬带去青海进行营救活动。马德涵、马宪民赶到张掖，韩起功说：“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被俘人员都未加伤害，已送往青海去了。”马德涵、马宪民返回凉州再找马步青，马步青说他已给青海的马步芳打了电话，马步芳也表示愿释放被俘红军。马德涵、马宪民遂告辞回兰州，。在兰州与张文彬会合，飞返西安。积极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马立即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向回民群众慷慨陈词，痛斥日军暴行与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动回民群众组织西安回民救国同盟会(后改称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被选为会长。
1937年5月初，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马步青、马步芳之叔父)朝圣路过西安。经吴鸿宾、马德涵与张文彬商议，由马德涵出面，在西安市西羊市71号(现为77号)马德涵的家中设宴招待马麟，并请周恩来出席。席间，周恩来向马麟等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们回到青海能阻止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屠杀，并将被俘红军尽快送还，参加抗日。经过多渠道努力营救，西路军数千被俘红军终于回到革命队伍。周恩来对马德涵营救西路红军的功绩深表满意。1938年夏，马德涵偕次子马毅前往武汉看望周恩来。因他耳聋，周特意赠送他一副助听器；毛泽东也托周恩来转赠马德涵毛毯一条、粗毛呢布料一块，对他为抗日救国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马德涵将自己的书画托周恩来转赠毛泽东。 
1938年9月13日，马德涵等参与筹备了在西安召开的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发布《告西北回民书》外，还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随后，《新华日报》以“西北回民昨开抗战献旗大会，拥护中央抗战”为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盛会。中国共产党对回族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组织救亡团体及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他们不仅在国内参加抗战，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马德涵、马图轩、马存祥等人组建了“西安回族青年救护服务团”，开展战时救护、侦察、警卫、宣传、防空、掩埋等项工作。青年服务团号称“八百青年”，其中回族青年很多，不仅有西安本地人，还有许多外地人。有一次敌机轮番轰炸，西安市香米园地区简易的防空洞中弹塌陷，服务团员们紧急赶往抢救时，敌机又飞临上空投弹，团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一边抢救生者，一边妥善处理死者。建功西安解放在西安解放前夕，马德涵四处奔走，号召回民群众不要听信谣言，积极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1949年5月 
  纪念20日天刚亮，他便“呼回民大众烧水欢迎”解放军。他号召“回汉同胞都团结起来参加欢迎大会”，并在庆祝西安解放暨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大会上作为代表发言，坚决拥护“进军大西北，解放大西北，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表达了回族人民的心声。西安虽然解放了，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当时的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马鸿逵等人到处散布谎言：“解放军是汉人的军队，西安回民将全部被他们杀死，回民鲜血成河，白骨成山……”马德涵等人深入到各家各户做工作，告诉大家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支持回民同胞和兄弟民族加强团结、安心生产的，不要上“伊布利斯”（魔鬼）的当。为了支持大军东征，马德涵发表了“回族各界异口同声，要求我军东征”一文，用铁的事实痛斥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如何取消了宗教、毁灭清真寺的谎言，并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保护宗教自由的。为了促使民主政府成立，同年7月，马德涵发表了“希望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文。在文章中，马德涵严正声明：“马鸿逵、马步芳所代表的是他们的私人利益，非我们回族大众利益，……二马和我们教虽一、道不同，他俩是胡宗南的走狗，一切为了个人发财。祝贺共产党推行民主主义，早日普及全国。”
马德涵与周恩来
近读晚报《终南》版登载的《白石遗作润古城》一文，称当年西安市文化局“在考虑鼓楼开放的陈列布置时，就产生了求一些齐白石的作品以纪其盛的想法，后来文化局文化科干部马毅（已去世）因父亲认识周恩来总理，便承担了赴京联系齐白石为鼓楼陈列馆作画的任务”，读者不禁要问，这位马毅同志的父亲是何人，他又是怎么认识周恩来总理的呢？马毅的父亲叫马德涵（1868年~1958年），是一位回族爱国民主人士，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1912年）赴兰州从事教育工作期间与甘、青诸马如马麒、马麟、马安良等相识，马麟之子马步青曾受教于德涵先生门下。时至1928年，先生双耳失聪,携眷返回西安，以卖字画维持生计。1936年12月16日，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到西安，为了营救此前陷入蒋、马军队重围的河西走廊一带的西路红军，就派在他身边工作的张文彬同志去找住在北广济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吴鸿宾同志（回族）。见面后，张让吴在西安回民中找一位关系可靠，又能和马家军说得上话的人，去营救西路军。1937年5月，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去麦加朝觐回国，途经西安小住，德涵先生经取得周恩来同意，在他的住所（西羊市49号）宴请马麟，周恩来同志到场。席间经德涵先生介绍，周就团结抗日救国和被俘红军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事后马麟给人说：“周先生是共产党了不起的人物，有远见，很健谈，我很钦佩。”解放后，德涵先生先后任省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周总理对先生的生活、健康一直很关心。1954年，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后返回，途经西安，曾在人民大厦亲切接见了德涵先生，并将他营救西路军的事迹，向当时的省长赵寿山作了介绍。1958年5月20日，马德涵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0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