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恒海法师
方志记载
恒海（？－1938），涞水县人，俗名阎海如，保定军校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旅长。因感世事不可为而遁入空门。削发为僧，法号清华。1929年曾在常州天宁寺任督监之职。1933年主持江南名刹兴龙寺池山澄光寺，举办佛学研究会，潜心佛学，在江南佛教界名噪一时。
1937年冬，江南沦陷。恒海当时在杨州，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便走禅房，返回龙池山，组织佛学研究社的青年学僧和逃难人中的爱国青年，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委任恒海为苏浙皖边区游击司令部参谋。恒海出谋献策，事先在山顶林梢悬挂青天白日旗，诱日军于深山密林中。日机误认为中国军队大本营，猛烈轰炸，日步兵死伤惨重。之后，日军轻易不敢进山。恒海下山，在和桥一役受伤后，退入太湖，出没于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淼之中，寻机袭敌。此时，马迹山人民因受国民党驻军田文龙的骚扰，恳切要求恒海利用其声望劝说田文龙改恶从善，参加抗日。恒海应人民请求，于1938年春来到马迹山。日军侦悉恒海入山，立即出动飞机三架、汽艇47艘、步兵1400人，包围、血洗马迹山。恒海在奋勇抗击日军中，光荣殉国。[1]
恒海法师
在近代出家僧侣中，有不少人是出身军旅，执掌兵符，官至将校，前途似锦；一旦憬悟世事无常，功名富贵如镜花水月，看破之后继以放下，皈依佛门，追求人生究竟。他们脱却戎装，换上袈裟，礼佛诵经，修持梵行，目的不是消极遁世，自修自了，而是上求下化，延佛慧命，度化众生。在近代高僧中，例如能海、清定、大严、律航等上人，尤为其中的代表人物。而此处介绍的恒海法师，他出家二十年后，暴敌侵陵，激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组织游击队，狙击日寇，保我国土，其事迹尤为感人。于此，介绍恒海法师生平行谊如下。
宣统二年（1910年）
自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分发至陆军新军任职，翌年中秋辛亥革命起义，恒海奉同盟会命，在淮北组织军队，参加革命。嗣後民国肇建（1912年），以参与首役之功，叙勋升任旅长。民国四（1915年）、五（1916年）年间，恒海目睹袁世凯窃国，帝制自为；继而袁氏病卒，各地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农村民不聊生。使他感於所谓革命者，无非徒增生民之苦难而已，因而壮志顿灰。继而又憬悟世事如幻，人生无常，功名富贵，无非过眼云烟。於是他急流勇退，弃官隐遁於江苏宜兴县境之深山中，日则采薪以易食，夜则露宿岩下，苦思人生之究竟。
日久之後，他隐遁深山之事，为山中寂照寺方丈琮鉴老和尚所知，老和尚欢喜赞叹曰∶“佛重苦行，此人所为，实合佛旨。”于是访他于山岩之处，邀他到寺中止宿，以此因缘，恒海得以亲近琮鉴老和尚，日闻老和尚开示，对於博大精深之佛学领悟渐深，至此因缘成熟，乃在琮鉴老和尚座下落发出家，法名清华，号恒海，此后即在寺中研习经典。时月霞法师曾至该寺讲经，他随众听讲，心领神会，颇有所得。此后在儒岭一小庵中掩关三年，礼佛诵经，粝藿自甘。
民国十年（1921年）
龙池山澄光寺悟深方丈，自琮鉴老和尚得知他的生平概要，深为赞叹，到他的关房前叩关，礼请他出任澄光寺监院。恒海为悟深方丈诚意所感，因而应允。既抵澄光寺，即集常住僧侣说∶“方外人，不耕不织，为世所讥，本山旷地千亩，如用以造林，我们在禅修之外既可藉以习劳，亦可增加生产。”方针既定，乃将山地分为若干区，每一区住若干僧侣，担任种植培育之责。数年之间，龙池山的山岭上茂林修竹，到过宜兴游览的人，都知道“龙池竹海”这一处胜景。恒海於植树种竹之外，在寺中提倡体育。他请一位精於击技拳术的秀庭和尚教授国术，于寺左的一条土冈下坡荆斩棘，辟为操场，他亲自跳木马，翻单杠以为示范，于是澄光寺僧侣人人习武，乐之不倦。
民国十三年（1924年）
澄光寺方丈悟深和尚退居，由恒海继任丈席。未几“江浙战争”兴起，是年9月，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军攻浙沪联军卢永祥部，双方战于昆山。时齐军师长白宝山率师驻宜兴。宜兴山民家家畜驴，用以负载山产之用，白军以军中运输困难，征用民驴以应军需，山民大哗。恒海与白宝山为故交，乃走访白氏，尽返山民之驴，山民感激不已。恒海个性豪爽，重然诺，讲信义，爱打抱不平。凡有所求者，他都衡量事之轻重缓急，分别处理。山民争执，多求恒海公断，他静听两造诉述，而判其曲直。遇有桀傲不服者，他可以挺身至官府代诉曲直，以此普受山民爱戴。
常州天宁寺，与宜兴澄光寺法系深久。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天宁寺住持惟宽禅师，礼请恒海为天宁寺西堂首座。这时是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常州乡民受人煽动，群起抗缴天宁寺的田租。天宁寺田产数千亩，为寺中常住一千数百人的道粮所出，乡民抗租，常住有断炊之虞。惟宽禅师计无所出，与恒海法师共议，恒师曰∶“乡民多善良，善喻之可也。”他乃驻往各乡，乡农聚而鼓噪说∶“现在实行耕者有其田，还缴什么租？”恒师笑曰∶“这只是一种政治口号，自古至今，世上那有耕田不缴租的道理呢？何不维持旧草，安居乐业呢？”他耐心为农民剖析利害得失的关系，抗租之风潮由是渐息。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南京警备司令部某职员卷款潜逃，该部以圆光术侦得有寺宇形象，而潜逃职员是常州人，警总人员就到天宁寺搜索逃犯，搜索不得，就将该寺监院钦峰、西堂职司学渊二人捕去，意欲该寺赔出卷逃之款。这时天宁寺住持为证莲和尚，证莲是老实修行人，应付不了这种场面，乃商之于恒海。恒海乃到镇江，谒江苏省建设厅长王柏龄居士。王柏龄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毕业，是黄埔军校创校元老之一，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军校参谋长、代理教育长，北伐成功後转任文官。他是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信佛颇为虔诚。恒海向王柏龄居士敍述天宁寺拘僧事件经过，王居士乃在省府委员会提出，称∶“南京警备司令部越界捕人，目无省府。”听的人不以为意，也有人说∶“寺庙也不见得尽守清规。”王居士乃到金山寺访住持霜亭和尚，探询天宁寺道风如何？僧侣们戒律如何？霜亭说∶“居士何不亲自去看看？”于是陪同王居士到天宁寺住了一宿，发觉寺中规矩严肃，王居士乃亲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交涉，该部主事者初仍不准释放，王居士厉色曰∶“你们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出家人，意图向寺院勒赎，如再不释放，我当面报蒋委员长。”主事者惧，二僧乃因此获释。
由以上因缘，王柏龄与恒海成为知交。
时江苏多数丛林规律废弛，王氏坚请恒海住持扬州重宁寺。这时的重宁寺瓦破垣残，金像剥落，香火冷落，几近颓废。恒海晋山後，发愿中兴，初步则亟谋恢复旧观。他决定先赎回质押的寺产，乃和王柏龄共同筹资，方期兴颓举废，翌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战争爆发，继而日寇进兵淞沪，三数月後陷苏州、常州，将及宜兴。这时恒海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乃驰返龙池山，集众宣告曰∶
“我达摩祖师创拳法以自卫，可见佛门戒斗，而不疏防御。现在全国抗战，凡是中国人，不分僧侣，都应该卫国保土。我们这里是入浙、皖的要道，山多易守，我们要守在这里，尽国民的一分责任，阻止日寇前进。”
这时适有军官谢生标，自松沪战场撤退，有部下数百人相随，途径宜兴，恒海劝他们留下来共御日寇，乃推举谢生标为游击司令，并号召脱队的散兵及山民参加，旬日之间，得众一千馀人，龙池山遂成为一个游击基地。日寇得报，派队来攻，恒海以散兵诱敌深入，日寇以山路岐错，进退失据。恒海与谢生标分头出击，把来犯的日寇歼灭。日寇乃再派大队入山区扫荡，这时横泾地方的另一股游击队，不敌日寇，退入太湖，并派一小首领田文龙者，带人到马迹山祥符寺索粮。祥符寺监院中庸和尚，是恒海法师的剃度徒，他责田等不应扰民，田怒，劫持中庸和尚而去。山民走告恒海，请他入湖救中庸和尚，且相机招抚田文龙等。
恒海驾轻舟入湖，临发前有人劝他说湖中情况不明，不可轻往。恒海以救中庸为义不容辞之事，并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能招抚得田文龙等，亦可厚植抗敌力量。於是乃不顾危险，单身独往。田文龙迎之于湖滨，阳为恭顺，诿言其大队长在某岛相候，恒海法师不疑有他，田文龙以舟相送，法师登舟而去，自此失踪杳无消息，时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间事。事後民间传言，法师已在湖中遇害，年仅五十岁。
恒海法师戒行精严
修道诚笃，他除了研读经典外，尤好博览群书，於世学无不通达。不意於春秋壮盛之年，为宵小所害，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