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乙未事变
历史背景
在世界近代史上，朝鲜半岛一直是各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乙未事变也是朝鲜半岛大国竞争的必然结果和重要体现。1895年，朝鲜的原宗主国——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日本得以控制朝鲜。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将原先执政的亲华的朝鲜王妃——闵妃赶下台，扶植以金弘集为首的朝鲜亲日政权，实行甲午更张等“改革”，表面上是要帮助朝鲜实现近代化，实则加紧对朝鲜的控制，着手实施将朝鲜变为“保护国”的措施。[1]朝鲜的民族危机日益加剧。
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引发了俄罗斯帝国的不满。沙皇俄国早已对朝鲜垂涎三尺，而日本对朝鲜的觊觎妨碍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俄国开始行动起来，先是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将《马关条约》中清朝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朝，然后利用其驻朝公使韦贝尔开始了对朝鲜政治、经济的渗透，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对立和倾轧逐渐加剧。
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成为了日俄两国争夺朝鲜的前台戏。当时朝鲜虽然由亲日政权控制，但失势的闵妃并不善罢甘休。闵妃集团原来在清朝控制时期，就有亲俄的倾向，比如两次朝俄密约事件等，到了甲午战争中清朝  闵妃（明成皇后）势力被日本逐出朝鲜，闵妃完全对清朝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又看见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对日本的威慑力，便彻底投向俄国，准备引入俄罗斯的势力来牵制日本。闵妃在暗中成立了贞洞俱乐部，以召开宴会为名联络和拉拢俄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驻朝公使；同时纠合朝中的反日大臣，如李范晋、李完用、朴定阳、安駉寿等，重新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称为“贞洞派”，等待时机夺回政权。闵妃常对人说：“日本人和闵氏势不两立，就是丢失若干土地给其他国家，也要报日本这个仇。俄罗斯是世界的强国，日本不能相比，而且有保护君权的条件，可以依赖。”[2]1895年5月，闵妃利用亲日派内部金弘集和朴泳孝的不睦，支持内部大臣朴泳孝，迫使内阁总理大臣金弘集下野。随后，1895年7月6日（农历乙未年闰五月十五日），闵妃在俄国公使韦贝尔的协助下，以朴泳孝谋杀闵妃为由，发动宫廷政变，解散亲日内阁，赶走朴泳孝，建立了以贞洞派为核心的亲俄政府，又一次掌握政权。[3]
起初，在三国干涉还辽发生和闵妃势力抬头时，日本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怀柔政策（即所谓“文治主义”）。1895年6月4日，日本伊藤博文内阁决议对朝鲜实施“不干涉政策”，6月7日，在朝鲜不可一世的日本公使井上馨归国，研究对朝政策。他在日本滞留期间，做出两项重要决定，都与后来的乙未事变有着莫大的关联。第一件事是赠给朝鲜300万日元，借以收买朝鲜王室。7月2日，井上馨提出了这项建议并极力主张，但日本朝野均不赞同，井上馨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要求通过这项建议。7月11日，日本内阁终于同意井上馨所谓300万元“寄赠金”的主张，但必须付诸8月召开的临时议会讨论通过方可实行。[4]1895年7月14日，井上馨回朝鲜续任，7月21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4天后与其夫人谒见朝鲜君主李熙（朝鲜高宗）及闵妃，“骤改前态，以温言和气对遇韩人”。[5]井上馨采取“宫中政略”，给高宗进献了价值6000元的礼物，井上夫人给闵妃进献了价值3000元的礼物，并在高宗和闵妃面前大谈日朝友好，并承诺赠与朝鲜300万元，其中100万元归王室，其余钱用于铺设京仁铁路。闵妃似乎也缓和了对日本的态度，强调当年她主张对外开放、在签订《江华条约》前后穿针引线的作用。[6]但是，临时议会宣告取消，日本政府抛弃了寄赠金的计划，井上馨的300万元承诺成了空头支票，日本在朝鲜的处境更加尴尬。这也使闵妃更加亲俄排日，继续排挤鱼允中、俞吉濬、金嘉镇等亲日大臣，还准备赦免在甲午更张时获罪的闵泳骏等闵氏族人并委以重任，甚至计划将咸镜道某港口租借给俄国。[7]寄赠金计划的失败标志着日本对闵妃怀柔政策的彻底破产。
井上馨在日本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推荐右翼军人——三浦梧楼出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是一个坚定的“国权主义者”，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强硬派，同时他又是预备役陆军中将，是典型的军人作风，没有任何外交履历和朝鲜问题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日朝关系如此微妙的时刻被井上馨荐举为驻朝公使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是大大出人意料的。另外，日本右翼势力的呼吁也是三浦梧楼出任驻朝公使的一个重要因素。[8]三浦梧楼被荐举是在朴泳孝事件发生以后的事，开始他以“本人是一名军人，不懂外交”[9]为由推辞，其后在7月11日向政府提出了对朝三大方案，要求政府选择，第一是日本独自支配朝鲜，第二是日本与他国共保护朝鲜，第三是与日本与俄国分割占领朝鲜，并且他认为第一条方案“最公明正大”。[10]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于是他又拒绝出任驻朝公使，后来他与内阁达成了某种妥协，于7月19日接受了驻朝公使的任命。日本政府究竟采纳哪条方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发生的乙未事变来看，应该是第一条无疑。[11]而三浦梧楼任驻朝鲜公使，说明日本政府已经放弃怀柔政策，决定对闵妃采取强硬措施。
300万元寄赠金和三浦梧楼出任公使都是乙未事变前夕的重要背景，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从1895年9月5日井上馨向政府的一份电报中的一句话窥见：“本件（寄赠金之件）早就向朝鲜国王和王妃允诺过，如果此事得不到落实，将会使后任者（三浦梧楼）无立足之地。”[12]这句话暗示了如果日本的怀柔政策破产，那么三浦梧楼将可能根据事态变化采取非常手段。而这两个举措都是井上馨做出的，甚至在三浦梧楼抵达朝鲜（9月1日）后过了17天，井上馨才离开，这么长的交接时间是极不符合外交惯例的，而他走后仅过20天就发生了乙未事变。所以当代韩国史学界许多学者都认为井上馨与乙未事变脱不了干系，而崔文衡等韩国历史学家更是指出井上馨才是乙未事变的主谋。
准备工作
1895年9月1日，三浦梧楼来到朝鲜首都汉城，接替井上馨就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赴任前，就与玄洋社、熊本国权党等右翼侵略主义团体碰头，并带了两个精通朝鲜问题的右翼分子赴任，他们分别是武田范之和月成光，前者曾加入间谍组织天佑侠，在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期间进行阴谋活动，后来又在日韩合并时做出很大“贡献”；后者则是玄洋社的核心成员，也是朝鲜问题专家，后参加了乙未事变。三浦还带了一个右翼政客柴四郎作为幕僚前往朝鲜，此人也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
三浦赴任后，拜见朝鲜高宗和闵妃，对闵妃说：“外臣久在武职，驱驰阵马而无功。苟无陛下召见，将终年坐赏汉城的风月。况外臣信佛，自写经文以祈世之安泰，希望净写一部观音经，以供王后陛下御览。”[13]于是，闵妃对其左右戏称三浦为“金刚山一僧”，三浦本人对外自称是佛教之“参禅僧”，每日在公使馆闭门不出，读经诵诗，“读经公使”之名也就传开了。[14]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三浦上任后，便积极和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武官冈本柳之助以及《汉城新报》（日本驻朝公使馆机关报纸）社长安达谦藏等人密谋采取非常手段打开朝鲜局面的问题。当时汉城的公使馆、日本新闻记者一致把俄国影响的增长归罪于闵妃，认为靠通常的外交手段已不能阻止俄国势力的发展，“只有采取非常手段”，“除去王室的核心和代表人物闵后”，才能使朝鲜王室和俄国公使韦贝尔的联系“一刀两断”，三浦梧楼也“早已着眼于谋取除去这一祸根”。[15]
从9月20日开始，谋杀闵妃的计划开始具体制订。三浦梧楼等人在策划谋杀闵妃时，将这一计划称为“狐狩”，这一名称可能来自亡命日本的朴泳孝。[16]计划在1895年10月10日举事，暗杀闵妃。三浦的手下柴四郎和安达谦藏等人则负责四处纠集在汉城的日本浪人，作为暗杀闵妃的主力，而这些浪人（大陆浪人），基本上是玄洋社和熊本国权党等右翼团体出身。当时参与这一事件的日本人并非无赖之徒，许多还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比如冈本柳之助是日本的炮兵少佐，也是朝鲜宫内府的顾问官；国友重章是《汉城新报》主编；安达谦藏是《汉城新报》社长，后来还跻身内阁； 柴四郎甚至还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回国，作为撰写《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的作家声名远播。参与暗杀闵妃的其它日本人还有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日本陆军中佐兼朝鲜军部顾问楠濑幸彦、日本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等人，他们中许多人混迹朝鲜多年，所有参与者都希望能够击退俄国势力，  三浦梧楼（左）和《汉城新报》社的日本浪人恢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这些日本人参与者的心态可以这样描述：“俄国势力滔滔侵入朝鲜半岛的根源，实养成于宫廷中一女性闵妃一颦一笑之间。不知道可怕的东亚之祸源正培养于其处，此女一心驱除日本之势力，毫不介意可怕的将来之祸。救东亚、救朝鲜的眼前唯一之捷径就是埋葬闵妃。杀掉闵妃！埋葬闵妃！这是当时留居京城（汉城）志士的呼声。”[17]
只有日本人参与杀害闵妃肯定是愚蠢的计划，必须要朝鲜人配合，一方面可以充当向导，另一方面可以替日本掩盖真相。关于这一点，三浦梧楼等主谋迅速想到了闵妃的政敌——她的公公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大院君原本是一个反日派，1894年日本曾扶植他摄政，大院君却暗中准备驱逐日本人，东窗事发后被井上馨废掉，因此有人对与大院君联手表示异议，但三浦梧楼却说：“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朝鲜就要逐渐被俄国夺去。大院君贪权反复，以后再研究制服他的办法，目前无暇顾及。”[18]联络的大院君的任务交给了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和与大院君私交甚笃的冈本柳之助。关于大院君是否主动参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大部分史料都说大院君复仇心切，欣然应允，沦为了日本的工具。当时大院君在1894年12月因为反日行径暴露而被井上馨赶下台，此后隐居在汉城南郊龙山之孔德里，门可罗雀，荒草萋萋。而他的孙子李埈镕则因为杀害法务协办金鹤羽以及图谋夺取王位的嫌疑而被流放到乔桐岛（是年六月释放）。闵妃重新执政后，更加虐待大院君，派20名巡检严密把守孔德里别墅，以保护之名行囚禁之实。三浦梧楼正是利用大院君这种绝望的心理，以推翻闵妃集团相诱，使其就范；同时又提防大院君掌权后再次反日，因此拟出了四项协议，对其软硬皆施。经过多次碰头以后，10月5日，三浦派冈本柳之助前往孔德里拜见大院君，携带着拟好的四项协议，正式向大院君亮出条件：大院君辅佐国王，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金允植等亲日分子组阁；将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安插在宫廷任宫内府大臣；李埈镕留学日本三年。他们请求大院君出面“黜退闵族、肃正宫廷”，以维持朝鲜的改革。大院君看完后“眉棱上喜气跃跃”，甚至还在承诺书上亲笔签名。[19]另一种说法是大院君是被迫同意的，比如朴殷植所著的《韩国痛史》就指出日本人前来引诱大院君，“大院君不肯者再三，终不克据义痛斥，而为彼傀儡”。[20]另外据事后俄国公使韦贝尔在对本国政府的报告中，也称大院君被日本军人绑架，直到闵妃被杀前一直处于监禁状态[21]，也说明大院君是被挟持的。不管大院君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都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这一事件中日本人的傀儡。
朝鲜训练队的解散成为乙未事变的导火索。井上馨走后，闵妃本就轻视三浦梧楼，更加肆无忌惮，朝鲜的局面也急速向亲俄的方向发展。朴泳孝主政时，创建了新式军队“训练队”，这支队伍共有两个大队（800人）的兵力，由日本人楠濑幸彦担任教官，计划以训练队来守护宫廷。闵妃对此感到不安，另外组织了“侍卫队”，由玄兴泽出任大队长，美国人戴伊（W. M. Dye）任教官，还任命自己的心腹洪启薰为训练队联队长，监视训练队。闵妃赶走朴泳孝、重新掌握政权以后，侍卫队明显占据上风，汉城已经开始流传训练队将要被解散的消息。当时的警务使李允用是“贞洞派”的骨干，他为了找到解散训练队的借口，不断挑唆手下的巡检与训练队发生冲突，10月3日，巡检与训练队士兵在汉城街头发生冲突，互有伤亡；10月6日，警务厅又散布训练队夜里要来攻击的谣言。于是，闵妃以训练队多次无理攻击巡检为由，下令解散训练队。另一个传言就是闵妃不满足于排挤亲日派，还准备将金弘集等亲日派全部刺杀，将闵泳骏等外戚安插进政府。[7]这些传闻都使朝鲜的亲日派人人自危。10月7日上午，军部大臣安駉寿奉闵妃之命，前往日本公使馆通报了朝鲜政府关于解散训练队和闵泳骏入阁这两个决定。三浦梧楼表面上反应平静，内心则十分震惊。安駉寿刚走，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就来日本公使馆求援。面对朝鲜国内亲俄和亲日两派斗争白热化的局面，三浦梧楼和公使馆书记杉村濬商议，下定决心将原定于10月10日的“狐狩”计划于10月8日凌晨提前付诸行动，并招来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将《入阙方略书》交给他，然后又找了安达谦藏和国友重章，声称“消灭这个国家二十余年来的祸根在此一举”，进行最后动员，终于引发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国际凶杀事件——乙未事变。
事件经过
闯入王宫除了兴宣大院君，日本人早已将对闵妃不满的军部协办李周会，训练队分队长禹范善、李斗璜、李轸镐及大臣俞吉濬、赵羲渊、郑秉夏等朝鲜亲日派一一收买，确保这些朝鲜人与日本合作杀害闵妃。三浦梧楼的计划是打着兴宣大院君的旗号，以即将被闵妃解散的朝鲜训练队为前锋入宫，以制造大院君和朝鲜训练队发动政变的假象；日军汉城守备队队长马屋原务本少佐指挥日本军守备队步兵第18大队（约450人）与朝鲜训练队（约800人）攻占宫门，开辟道路；然后数十名日本浪人冲入王宫景福宫，负责搜寻和暗杀闵妃的工作，时间定在10月8日凌晨4时30分。[22]而浪人们在入宫前也分头行动，一路在7日晚于汉城巴城馆（柴四郎寓所）举行酒宴，宴会完毕后在国友重章的率领下直接奔赴景福宫；另一路则在汉城新报社集合，在安达谦藏的带领下，由朝鲜人李周会等充当内应，加上公使馆警部荻原秀次郎率领的日本警察的配合，前往孔德里迎大院君入宫。当时为了掩人耳目，10月6日和7日，日本方面的两个核心人物冈本柳之助和楠濑幸彦分别伪称归国而前往仁川港，由于计划从10月10日提前到8日，所以三浦急命冈本和楠濑二人回汉城，其中冈本直接到孔德里引出大院君，与浪人们一起拥大院君进宫。三浦梧楼本人则静坐公使馆遥控指挥。
10月7日夜晚，朝鲜王宫正在举行晚宴，彻夜灯火通明，而日本浪人们则蠢蠢欲动，日本驻军也准备突袭王宫。1895年10月8日（农历乙未年八月二十日）凌晨0时，20多名日本浪人从麻浦的《汉城新报》社倾巢而出，风驰电掣般地齐聚于汉城郊外孔德里之大院君别庄，还有荻原秀次郎率领的6名穿便服的警察也来了。当时守卫大院君别庄的巡检都已入睡，于是浪人把他们迅速制服，囚禁在南屋。此外，日本警察还夺了朝鲜巡检的衣帽，伪装成朝鲜人。[23]关于迎大院君的记载又有分歧，一般的说法是：从仁川赶来的浪人头子冈本柳之助进入里屋迎大院君，不久大院君满面喜色而出，并说：“今日之事，只在护卫而已，勿于宫中行暴举。”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并高呼“朝鲜万岁！”[24]，于是簇拥着大院君的轿子朝王宫进发，迎接过程十分顺利。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据时任日本驻汉城领事的外交官内田定槌的回忆，当时大院君非常犹豫，根本不愿从屋子里出来，一直拖延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是冈本动员壮士把他强行拖出来塞进轿子里，然后走向王城的。[25]日本官方文件也透露冈本在大院君的居室里待了两三个小时才出来。[23]从后面的行动时间比三浦原定计划（4时30分）推迟了1个小时来看，大院君拖延不出的记录是更可信的。大院君出来时已经是3时许了，4时30分抵达汉城西大门（敦义门），并与禹范善指挥的朝鲜训练队第二大队汇合，谁知按计划早就应该在此等候的日军守备队主力却没有踪影。原来他们搞错了位置，在南大门（崇礼门）等候，直到5时许才赶到西大门汇合，这时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路上开始出现行人，无不投来诧异的目光。日军守备队和朝鲜训练队在西大门整队以后，同载着大院君的轿子急速向景福宫挺近。5时30分左右，大院君一行抵达景福宫，在景福宫正门光化门前遇到了国友重章率领的从巴城馆赶来的一队浪人，以及骑马赶来的陆军中佐楠濑幸彦。人员全部到齐后，日本人正式开始“狐狩”行动。
  乙未事变日军大举进攻景福宫之光化门，由伪装成朝鲜人的日本警察翻墙，朝鲜的训练队联队长洪启薰和军部大臣安駉寿率侍卫队一个中队的兵力（约200人）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日军击溃，洪启薰战死，安駉寿逃走，日军和浪人们冲入景福宫，这时是5时50分左右。此时日军的一个小分队护送大院君到康宁殿；其余人在安达谦藏和冈本柳之助的率领下直扑闵妃居住的乾清宫。乾清宫位于景福宫的后部，由长安堂、坤宁阁、玉壶楼等建筑组成，之间以走廊相连。当时闵妃和她的丈夫高宗李熙、王太子李坧都在乾清宫中的长安堂，早些时候闵妃也得到了日本人将要取她性命的风闻，询问近臣郑秉夏是否该出宫躲避，郑秉夏回答说：“日兵之入阙，欲为保护圣躬，臣已揣知，少无疑惧。”[26]闵妃轻信了他的话，便离开高宗和太子，前往自己居住的坤宁阁了。日军和浪人在攻打乾清宫时，侍卫队大多数四散奔逃，但仍遭到美国军事教官戴伊指挥的20名侍卫队的抵抗，不过很快被打败。日军突破乾清宫后，杀向闵妃所居的坤宁阁，其间杀死了前来阻挡的朝鲜宫内府大臣李耕稙。日本人在乾清宫中，遇到宫女、宦官就揪住他们的头发，问他们：“王妃在哪里？”他们回答不知道以后就痛打一顿，有的还被一刀毙命。一名俄国建筑技师士巴津（Середин-Cабатин）也被日本人抓住，逼问闵妃所在之地，差点就送了命。日本浪人身着西服，在冈本柳之助一声令下“抓狐狸”以后，就开始袭击殿堂内部。杀害闵妃关于闵妃被杀的过程，概括性的描述就是：日本人在乾清宫杀了闵妃，然后将她的尸体移到后园烧毁。具体的过程则头绪比较复杂。日本人侵入乾清宫以后，闵妃化装成了宫女躲起来。日本人闯入乾清宫内殿，搜遍闵妃居住的坤宁阁中的各个居室和每个角落。坤宁阁内顷刻间乱作一团，充斥着宫女们的惨叫声和日本人的咆哮声。入侵内殿的日本人有中村楯雄、藤胜显、寺崎泰吉（又名高桥源次）等人，其中一名叫中村楯雄的浪人在坤宁阁内发现一个正在躲避的女人，她就是闵妃。中村抓住闵妃的头发，把她拖出来，顺手就是一刀，另一名浪人藤胜显也向闵妃一阵猛刺，杀害了闵妃（一说是寺崎泰吉或田中贤道下手的）。[27]此外还有两名美貌的宫女被当做闵妃而被害，三人被放置在一处，这时国友重章从屋内拖了个宫女出来，他左手拽着这个宫女的头发，右手用刀指着她的胸部，逼问她谁是闵妃。宫女听不懂日语，只能哀嚎。荻原等人劝阻了国友的暴行，后来他们从宫女那里得知闵妃的太阳穴部位有麻痕，结果一检查，三名被害者中果然有一人有麻脸，而其他两人没有。其后有数名宫女指认那人是闵妃。[28]随后，日本人在闵妃腰间发现了一个麝香扑鼻的锦囊，里面装着两封闵妃以国王名义亲笔书写的国书，准备寄给俄国沙皇，当时闵妃听说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可能调任墨西哥后很着急，所以写信请求挽留韦贝尔。[29]事后日本凶手们都得意洋洋，寺崎泰吉赋汉诗一首，写道：“宫中暗澹云深处，不斩雠敌斩美人”。[30]藤胜显后来将自己刺杀闵妃的“肥前刀”捐给日本福田的栉田神社，刀上写着“一瞬电光刺老狐”，神社的介绍是“斩韩王妃之刀”。[31]这成为日本杀害闵妃的重要物证。
欧美文献的记载提供了日本杀害闵妃的更多的细节，当时英国驻朝总领事禧在明（Walter C. Hillier）根据4名现场目击的宫女和医女的证词，于1895年10月11日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Conor)作了如下报告：“……王后跑到了（坤宁阁外的）院子里，但被抓住，摔倒在地。凶手们朝王后胸口踩了几脚，并挥舞日本刀反复刺向王妃。凶手为万无一失地把王后杀死，同时还杀了几名与王后长得像的宫女。此时一名医女走过来，用手帕盖住了王后的脸。”[32]当时在朝鲜的英国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曾与目击宫女交谈，她写道：“从刺客手中逃脱的王后被追上并被刺，跌了下来，好像死去了，但有人说，王后稍微恢复以后，她问道：‘王太子安全吗？’一个日本人跳上她的胸部并反复用刀刺向她。”[33]上述记录显示，闵妃是有所反抗的，可能是她在被中村楯雄拖出去的过程中挣脱出来，逃到坤宁阁外的院子里，但被追上抓住后才被刺死的，还被日本人踩了胸部，而且她临死前还在呼唤她的儿子李坧。另一位目击者俄国人士巴津当时被日本人控制，他的证词中有这样一段：“两个日本人抓住一个宫女，把她拉出房外，将她拖在他们身后走下台阶。”[34]这个“宫女”很可能就是闵妃。他还在现场目睹了40名朝鲜训练队士兵，把武器放在地上，列队乖乖站着，日本军官看着他们。但禧在明却推测这些所谓的朝鲜士兵其实是日本人装扮的。
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政府重新调查乙未事变，并由法部协办权在衡（后改名权重显）撰写了报告书，于1896年5月公布。在这份报告书中这样描述闵妃被杀过程：“日本士官令其军伍整列环围，把手阁门，以助日本刺客之搜索凶弑。于是刺客二三十名，从其头领一人之引导，挺刃突入殿堂，寻觅至密室。遇宫女辈，辄捽发殴打而寻问王后所在。……刺客寻搜各房，毕竟寻出王后于稍深房里，刀刃斫下，当场被弑。裹以缎属单衾，奉安松板上，移出殿庭。”[35]朝鲜野史《梅泉野录》记载说，当时一个叫做小村室的日本人来到朝鲜，他的女儿非常聪慧，很受闵妃喜爱，经常把她召进宫中一起看戏听歌。三浦梧楼听说后，重金收买了小村女，让她在闵妃看戏时偷拍了十几张闵妃照片，分给各浪人观看。日本浪人进宫以后，很快就在小村女的带领下来到坤宁阁。闵妃仍在宴乐，“宫中火炬通明，蝼蚁可数”，日本人的行动非常顺利。闵妃“逃壁衣中，倭捽之出。小村女审之，后（即闵妃）连乞命，倭众刃交下”。[36]另外，关于闵妃被杀的地点，过去长期认为是玉壶楼，这是根据当  乾清宫玉壶楼时参与乙未事变的日本人小早川秀雄所著的《闵后殂落事件》（1946年在汉城出版时改称《闵后弑害事件真相》）中，小早川在连着坤宁阁东侧的小房间——玉壶楼室内见到了闵妃的尸体，所以韩国光复后认定玉壶楼是闵妃被害地，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还题写了“明成皇后遭难之地”，刻在玉壶楼外的石碑上。但是日本机密文件显示，闵妃被杀害的地点不是玉壶楼，而是坤宁阁和长安堂之间的院子里，这也和欧美资料吻合，而玉壶楼只是暂时停放闵妃尸体的地点。[37]
乙未事变过程的各种说法中，“奸尸说”很引人注目。“奸尸说”见于《石冢英藏报告书》，最早于1964年被日本历史学家山边健太郎在他的论文《关于闵妃事件》中披露，后来流传到韩国，2001年韩国作家金辰明以《石冢英藏报告书》为题材，创作了小说《皇太子妃绑架事件》，使其更加广为人知。石冢英藏被日本派到朝鲜，做朝鲜政府的内阁顾问，这是他对长官末松谦澄的报告，作于1895年10月9日。这份报告书中对闵妃之死描述得异常残忍，其中写道，在围观的日本人中，有人“把王妃拉出来，用刀刺了二三次，又剥光她的衣服，作了局部的检查”。[38]所谓的“局部的检查”其实就是“奸尸”（一说闵妃当时一息尚存，她其实是后来被烧死的）。当然，怀疑这份报告书的也大有人在。韩国著名历史学家慎镛厦对此评论说：“当时的状况是非常紧迫的，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干这种事”“这是出于好奇心而对历史的润色”。[39]也有日本人怀疑这份“报告”是杜撰的。因此，很难断定闵妃被浪人轮奸的真实性。
在闯入坤宁阁、杀害闵妃的同时，日本还控制了朝鲜高宗和太子。当时住在乾清宫长安堂的高宗见日本人入侵，想吸引日本人注意，以便闵妃能有机会逃脱，于是便打开长安堂中所有窗户，自己站在前面，一些日本人便入侵长安堂，有个日本人还扯住高宗的肩臂，更有甚者在高宗身边开枪，还“行打宫女辈于御前”。[35]王太子李坧被日本人捉住，“牵捽头发，脱毁其冠，拟刃迫问王后处所，而幸不被伤”。[35]高宗和太子吓得面如死灰，战战兢兢。这时冈本柳之助闯入长安堂，将早已拟好的《王后废位诏敕》丢给高宗，要高宗在上面签字，高宗拒签。随后大院君由康宁殿前往乾清宫，与高宗见面，这时是6时10分左右。毁尸灭迹闵妃死去时大约是6时许，已经到了黎明。按照三浦梧楼的计划，此时他要与书记官杉村濬进宫向国王问安，而闵妃的尸体则交由日本守备队焚烧以消灭证据。他们将闵妃的尸体转移到景福宫东侧鹿园的松林中，浇上汽油后烧毁。闵妃被焚尸之前，参与乙未事变的浪人小早川秀雄曾这样描述道：“我进入房间，一个女人躺在地上。她好像刚从床上起来，上身披一件白色小褂，下身穿一条白色短裤，膝盖以下露出雪白肌肤，胸脯和两侧的臂肘以上都裸露着，平躺在地上，已经死了。仔细一看，那女人细长的身材，柔和的面容，加上雪白的肌肤，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的  日本人在松林中焚烧闵妃尸体样子。她与其说已经死了，毋宁说还保持着美人鱼般优美的姿态永远睡着了。她就是王妃，那个用纤细的手指拨动着朝鲜八道，治理着三千里江山的王妃。可是眼前的尸体，怎么也不会让人想到是她。英魂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房间里守灵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情景实在太凄惨了。王妃额头上两条呈交叉状的刀痕似乎是致命伤，不知是谁下的手。”[40]
当时与日本合作的朝鲜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也参与了对闵妃尸体的毁灭工作。最后闵妃的尸体被烧得只剩下几块骨头。禹范善命令他的部下尹锡禹将这些骨头全部丢进香远亭的池塘中，并说是宫女的尸体。尹锡禹察觉事情有异，又听到传言说闵妃被杀，因此怀疑，便没有按照禹范善的要求做，而是将其埋在了宫中五云阁附近的西峰下。
三浦梧楼在乙未事变发生前夜，参加了日本驻汉城领事内田定槌（此人并未涉入“狐狩”计划，后来负责调查乙未事变）主办的晚宴。乙未事变发生时，内田听到事变风声，赶到公使馆，只见三浦不断向床头的不动明王像磕头。内田说道：“出了件很头疼的事。”三浦却说：“不对。如今朝鲜终于属于日本了，现在可以放心了。”[41]6时5分，三浦离开公使馆前往景福宫，7时谒见高宗和大院君。在这过程中间三浦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余裕，因此有学者推测三浦梧楼曾到过现场查看闵妃尸体，并当即指示荻原秀次郎湮灭证据，将闵妃尸体火化。[42]
日本驻朝人员最早给本国报告乙未事变的是公使馆海军少佐新纳时亮于10月8日6时32分发给日本海军方面的电报，称朝鲜发生了大院君和训练队攻入王宫的政变；同日9时20分，日本军方又受到了新纳时亮发的“国王无事，王妃杀害”的电报。[43]而楠濑幸彦则于10月8日8时50分给陆军参谋川上操六拍电报，报告了大院君入阙的时间和洪启薰被杀的事实。但是作为驻朝公使的三浦梧楼却迟迟不给外务省报告事件，甚至阻止内田定槌向本国政府发电报。[41]直到10月8日午后1时，日本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发电报询问此事情况及日本人是否参与，三浦才回复“大院君入宫，王妃下落不明”，对于日本人是否参与，三浦承认有日本人参与，但是纯属民间层面的，而日军入宫则是“为镇抚出兵，决非帮助彼等”。[44]这说明三浦等人开始了对事变真相的掩盖工作。
善后处理
三浦梧楼一心想把“乙未事变”掩饰成朝鲜大院君和训练队引发的宫廷政变，日军不过是奉了国王和大院君的旨意才入宫护卫的，闵妃本人则在“政变”中失踪。而其真正目标则是杀死闵妃，肃清宫中的亲俄势力，重建亲日政权。因此闵妃被杀以后，三浦梧楼谒见高宗时，要求罢免朝中的亲俄派，扶植已经失势的亲日派执政。于是，重组以金弘集为首的内阁，原内阁除了金弘集和金允植仍任总理大臣和外部大臣以外，其余均被撤换：俞吉濬为署理内部大臣，赵羲渊为军部大臣，郑秉夏为署理农商工部大臣，张博为法部大臣，鱼允中为度支部大臣，徐光范为学部大臣，李载冕为宫内府大臣。这个新内阁表示乙未事变全系朝鲜人所为，其中的日本人也是朝鲜人假扮的，同时照会俄国、美国等国公使，帮助日本人隐瞒闵妃死讯，掩盖事实真相。同时，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鲜高宗于事变后两天（10月10日）颁布了《王后废位诏敕》：“朕临御三十二年，治化尚未普洽，而王后闵氏，援引其亲党，布置朕之左右。壅蔽朕之聪明，剥割人民；浊乱朕之政令，鬻卖官爵。贪虐遍于地方而盗贼四起，宗社岌岌危殆。朕知其恶之已极而不能斥罚者，诚由朕之不明，亦顾忌其党与也。朕欲遏抑其势，于上年十二月宗庙誓告文有曰：后嫔宗戚勿许干政，以冀其闵氏之改悟。而闵氏犹不悛旧恶，与其党与及群小之辈潜相引进，伺察朕之动静，防遏国务大臣之引接。又矫朕旨，欲解散朕之国兵，激起是乱。及其变出，离朕而避其身，  《官报》上登载的废后诏蹈袭壬午往事，访求而不为出现，是不啻不称于壸位之爵德而已，其罪恶贯盈，不可承先王宗庙，朕不得已谨仿朕家故事，废王后闵氏为庶人。”[45]
从“诏敕”的内容可知，日本人并不想宣传闵妃已死来刺激朝鲜百姓和世界舆论，而是让她永远“失踪”下去，并透过“废后”来将此事平息下去，以期永久掩盖真相。废后诏颁布次日，王太子李坧上疏请求退位，于是高宗便下诏说：“顾念王太子诚孝与情理，庶人闵氏，特赐嫔号。”此后，日本人又指使亲日政权为高宗上“皇帝”尊号，并拟定于10月22日（阴历九月二十日）举行登基大典，以此为契机另立皇后。这样一来，日本的阴谋就彻底得逞了。
但是纸包不住火，日本的阴谋和行凶最终还是暴露了。俄国和美国对事变反应强烈，10月8日晨7时，三浦梧楼进殿拜见高宗，俄国公使韦贝尔、美国代理公使安连（霍勒斯·艾伦）闻变，也准备进宫，但被阻止。两国公使很不爽，认为只许三浦进宫，不准他们进宫，事情一定有异。于是三浦梧楼被迫同意他们进宫。俄、美两国公使进宫时，均目睹了宫中的日本浪人和日军守备队，并在殿廷上质问三浦。三浦解释说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日军只是奉国王命令前来护卫而已。至于浪人是日本民间人士，与日本政府无关。他还反复强调：“关于日人的事，有身为日使的我处理，决不许第三国容喙。”[46]俄、美两国对日本不信任，先拒绝承认废后诏，随后将调遣军舰上的官兵登陆（俄国21人，美国14人），驻屯汉城，并竭力劝阻高宗不要称帝，局势一时十分紧张。当时，《纽约先驱报》记者考克里尔（Conlenel Cockerril）作为驻汉城的特派员，透过多方途径了解事变经过，而且采访了亲身经历乙未事变的美国教官戴伊和俄国技师士巴津，将日军和浪人行动及逞凶的真相透过《纽约先驱报》向全世界披露，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三浦的掩盖工作就这样很快破产了。
当时日本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面临巨大压力；朝鲜国内的儒臣如李建昌、崔益铉等纷纷上疏，称“日本人虽异于廷臣，外臣亦臣也，果有其犯，独不可以伏我法乎？”并要求诛杀那些与日本合作的朝鲜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和朝鲜亲日政权为挽回局面，收买人心，不得不做出让步。1895年10月10日，日本政府派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村寿太郎赴朝鲜“调查”真相，在感到事情已经彻底泄露、无法再掩人耳目的情况下，日本于10月17日解除了三浦梧楼的公使职务，以小村寿太郎为代理公使，并于10月18日和22日对三浦梧楼、冈本柳之助、楠濑幸彦、杉村濬等56名日本浪人和公使馆职员下达“退韩”命令，利用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将他们逮捕并押回日本审判。由于这些浪人绝大多数出身九州，因此由广岛地方法院以“谋杀”、“暴徒聚众”等罪名对三浦梧楼等48人其提出公诉，楠濑幸彦等8名军人则由广岛军法会议收审。日本又以井上馨为慰问使，于10月底访问朝鲜。在日本的指示下，朝鲜金弘集亲日内阁不得不取消了高宗的称帝及立后的计划，并于11月26日（阴历十月十日）将闵妃复位，5天后将隐瞒了近两个月的闵妃死讯公诸于众，准备举行国葬。另外，为了给日本人开脱罪名，并缓解国内外压力，亲日政权假惺惺地对几个朝鲜人作了审判。朝鲜人重要合作者禹范善、李斗璜等闻讯后逃往日本，因此亲日政权只能抓几个边缘人物做替罪羊。1895年12月30日，朝鲜高等裁判所对前军部协办李周会、日本公使馆通译朴铣、训练队参尉尹锡禹进行审判，查出李周会指挥暴徒作乱，朴铣刀砍闵妃，尹锡禹擅自埋闵妃尸骨且不报告，均被处以绞刑。[47]而日本方面则以朝鲜已审出主谋为朝鲜人，且三浦梧楼谋杀“证据不足”为由，于1896年1月20日将凶手们全部判无罪释放。三浦等人被释放时，还受到日本国民如凯旋将军般的欢迎待遇。[48]
尽管日本人和朝鲜亲日政权用尽各种办法缓解舆论、收买人心，但已无济于事。朝鲜国内已经动荡不安，1895年11月28日发生亲俄派企图夺取政权的“春生门事件”，随后又有许多百姓喊出“为国母报仇”的口号而掀起义兵运动，金弘集内阁摇摇欲坠。1895年12月30日所颁布的“断发令”更是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日反政府的怒潮。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分子见形势急转直下，已对日本十分不利，于是请来的俄国的援助，于1896年2月11日诱使高宗李熙逃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同日，高宗以涉嫌谋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金弘集、俞吉濬、赵羲渊、郑秉夏、张博等“逆贼五大臣”，并下令重新调查乙未事变。俄馆播迁以后，日本慑于俄国威势，不得不有所收敛，其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朝鲜也重新出现亲俄政权。乙未事变虽然使日本暂时拔掉了闵妃这个眼中钉，但其最终结果并没有使日本如愿控制朝鲜，反而是使日本丧失了甲午以来在朝鲜建立的优势地位，导致俄国趁虚而入，扩张势力，日、俄两国在朝鲜的争夺复杂化，并埋下了日俄战争的种子。
1897年10月12日，高宗正式称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闵妃被追封为皇后。11月6日，定闵氏谥号为“明成皇后”。11月21日，为明成皇后举行国葬，厚葬于洪陵。
双方观点
朝鲜半岛针对乙未事变的认识和观点，日本和朝鲜半岛长期以来存在巨大分歧，尤其是主谋者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这也是整个事件的根本性问题。朝鲜王朝在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重新调查乙未事变，受到国内政治斗争和顾忌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其调查结果《权在衡报告书》中得出了金弘集等“逆贼五大臣”是主谋，日本人是直接行凶者的结论，事实上金弘集根本就没有参与乙未事变，这显然是掌权的亲俄派对亲日派的清算，所以《权在衡报告书》的影响仅限于朝鲜统治阶级，而民间则普遍认为日本人及其政府才是乙未事变的幕后真凶，而不仅仅是三浦梧楼，正如朴殷植所指出的那样：“三浦者武官退职而非外交家也……三浦者不过代表其国而牺牲其名也”。[49]举例子来说明问题，乙未事变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后来在1909年被韩国“义士”安重根刺杀，安重根在受审时列出了伊藤博文所谓的十五项大罪，其中第一项就是“弑杀明成皇后罪”。而乙未事变又是朝鲜近代史上全国性的反日义兵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亦可看出当时的朝鲜人普遍认为日本是乙未事变的主谋。
1945年光复以后，乙未事变是日本主谋的观点在韩国得到确立。韩国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乙未事变这样解释道：“明成皇后被认为是妨碍日本侵略朝鲜的人物，因而日本公使动员日军和日本恶棍侵入宫阙，犯下了弑害明成皇后的蛮行，是为乙未事变（1895年）。”而且日本政府主导乙未事变的观点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而越来越深入人心，即乙未事变是作为日本政府对朝鲜侵略政策的一环而导致的结果，并非三浦梧楼的个人独断而偶然发生的。尽管日本政府是杀害闵妃幕后真凶的观点在当代韩国已经常识化，但是目前并未发现日本政府参与的直接资料，因此韩国学术界也只提出了三浦主谋说和井上馨主谋说这两种观点[50]，但是仍在努力寻找日本政府介入乙未事变的证据，并偶尔找到日本政府介入的蛛丝马迹，韩国方面认为这是由于日本隐瞒资料所致。[50-51]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乙未事变的观点与大韩民国基本一致，也认为日本是乙未事变的主谋。2010年10月7日乙未事变115周年之际，朝鲜历史学会发表文章，谴责“乙未事变是侵害朝鲜自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日本国家恐怖犯罪”，指出日本政府是杀害闵妃的主谋，并形容乙未事变是“极恶无道的”、“野兽的”、“反人伦的”犯罪行为。[52]总之，乙未事变无疑是朝鲜半岛的国耻，不管闵妃生前功过如何，她是朝鲜王朝的国母，而堂堂一国国母竟在自己宫中被外国人残忍杀害，这给朝鲜民族留下的伤痕是难以磨灭的。日本日本在乙未事变后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参与了乙未事变，并将三浦梧楼等56名日方涉案者进行形式上的审判，结果是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这说明日本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承认日本人是乙未事变的主谋。在日本当事人留下的著作中，几乎都把乙未事变的责任转嫁给朝鲜的大院君和训练队，自己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已。时任日本公使馆书记的杉村濬坚持认为三浦没有策划暗杀闵妃，并说：“因为当时一般人的感情，是对王妃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的……所以一旦起事，壮士们的怨愤集中到王妃身上是不可避免的。……杀害只是伴随着主要事件乘势发生的附带事件而已。”[53]参加过乙未事变的《汉城新报》记者菊池谦让说：“依大院君的指挥命令所行之朝鲜政变，由日本人负其全责，是完全没有理由的。”[54]三浦梧楼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说他与大院君联手为朝鲜“改革”发动政变，但只字不提闵妃被杀的事实，还说：“我辈行为之是非，恐唯上天照临而已！”[55]
除了歪曲事实，日本还长期避免在公众场合谈及乙未事变，比如在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朝鲜史》中，写到乙未事变前夕就截止了。而田保桥洁编著、朝鲜总督府出版的《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也没有涉及乙未事变。日本历史教科书也长期回避乙未事变，致使许多日本人对乙未事变非常陌生。这甚至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状况，直到1988年日本作家角田房子的纪实文学《闵妃暗杀》一书问世，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角田房子在这部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公使三浦梧楼为首的日本人才是杀害闵妃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详细记录了闵妃被杀前前后后的经过。角田房子说：“在韩国谁都知道的事件，在加害国日本却不被知晓。”《闵妃暗杀》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掀起了很大争议，超出了事先有心理准备的角田本人的预料；另一方面给日本人民普及历史真相，乃至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都产生一定影响。[56]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知道那段历史的真相，一些反思活动也出现了。2005年，有乙未事变凶手子孙来韩谢罪。[57]2007年，由日本教师组成的“思考明成皇后之会”来韩国，表示：“为了给日本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让他们知道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历史真相，我们成立了这个聚会，还是为了向韩国人表达谢罪之意。”[58]2009年，日本朝日电视台破例播出关于乙未事变的新闻报道，并在日本网络引发了很大争议。[59-60]目前“大院君主谋说（或大院君与三浦合谋）”和“三浦主谋说”是日本关于乙未事变的两种主流解读，但即便是日本的“三浦主谋说”，也与韩国主流观点有较大差异。因此乙未事变是日本和朝鲜半岛遗留的历史争议话题，双方达成共识还有很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