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泉州古牌坊
规模数量世罕
“从东岳山麓少林寺回望泉州古城”（见图一）拍摄于清末。背景高耸山峰为泉郡四大名山之一紫帽山，双塔之下，古东门城墙一线延绵，近处凤山山坡牌坊林立，坟头密布。清末正是泉州牌坊的全盛时期，晋江县城亦即泉州郡城，据道光《晋江县志》记载，晋江境内泉州古城内外先后共有牌坊399座，其中宋坊99座、明坊172座、清坊128座。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尚存195座，其中宋坊5座（均在城内）、明坊73座（城内49座、城外24座）、清坊117座（城内13座、城外104座）。道光、同治年间，牌坊数量剧增至200座以上。泉州城内和东门外仁风街便集中了牌坊140余座。 
泉州牌坊是一种文化载体，每一座牌坊不但雕刻精美，而且都有一段故事。其按作用  可分为界坊、功勋坊、学位坊、节孝坊等。界坊多立在街区、书院、寺院之前，对入口起到强调作用，如泮宫坊、镜山书院坊、朱文公讲院坊等；功勋坊、学位坊多立在城内或名人故里，也有立在事迹发生地，对人民起教化作用，如为宋绍兴三十年（1161年）状元梁家克立褒绣坊在东街县学口（今第一医院），为宋少师庄夏等立“忠敏流光，文献济美”坊在庄府巷，为李森立“急公尚义”坊在东岳山，为抗倭名将俞大猷立“昭代名将”坊在州顶旧卫署前；而节孝坊则多立在城外，县志载道光十年存节孝坊共116座，城外达101座。 
1926年底，厦门大学教授陈万里、张星?和德国考古学家艾克教授三次泉州访古。图二至图四为艾克教授当年所拍摄，图二中大榕树左侧为东门外石牌坊群之一部，右侧建筑为李公祠，远处高山为清源山右峰。大榕树阴处（参见图三）俗称“辞客”，因旧时送葬队伍到此停棺，亲友可拜棺先行辞去。榕树下弯道上牌坊林立，坊下石板路为泉州城通往洛阳桥的古官道。图四为东门外部分牌坊群，其中牌坊多数为节孝坊，背景高山为清源山，照片左侧牌坊空隙中可见远处泉州古城东北城墙挺立之雄姿。  
张星?在《泉州访古记》中写道：“街中石牌楼甚多，难以枚举，皆表旌妇女节孝、官吏功勋、士子学位，俱可以示游客地方文化事业之精进、人民财力之厚富也。”“驰车远望东门外石牌楼如森林状，诚壮观也。”陈万里在《泉州第一次游记》中写道：“往观东门外市梢牌坊，接二连三的约有数十。两牌坊间的距离，远的约有丈余，近的只有4尺，密度如此，为向来所未见。”
历经劫难毁几尽
从民国初年到“文革”时期是泉州牌坊群历经劫难的暗淡时期，古城牌坊群损毁几尽。当时，人们尚未认识牌坊群的文化价值，反而将其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和经济建设的障碍加以铲除。民国初期民国初期，拆毁黄培松状元坊和施琅将军坊
黄培松是清光绪六年武科状元，其状元坊（图五）在西街开元寺口。辛亥革命胜利后，泉州同盟会以黄培松曾经在广州参与审判并处决黄花岗烈士，愤而发动群众将其状元坊拆毁。 
施琅将军坊在南街教堂（施琅故居之一）口，坊额“上将能宣力，南纪尽安流”。泉州同盟会以施琅扶满反汉而议定拆除。因施琅后裔亦参加革命且有重大贡献者，准其族人自拆。部分构件今存开元寺。拆城拓路时期拆城拓路时期，城内主要街道多数牌坊被毁坏 
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泉州古城经历了为期十余年的拆城拓路时期，建成纵贯南北的中山路和数段支路，同时也拆毁了城内主要道路上的牌坊群。古城双门前至南门原有牌坊约20座（其中明坊17座），仅  存南岳后街俗呼“打枪坊”等3至4座牌坊（图六），其余牌坊悉数拆毁。拆下牌坊构件，较完整精美的被人收购，其余则敲碎充作铺路石子。 
1926年，泉州民办汽车路有限公司修建泉州至万安桥南公路，原方案需要拆除仁风街石坊群，后来技术人员提出填湖筑路的第二方案。经比较，仁风街在东湖边为一条弧线，线路较长，征地赔偿费用高，第二方案从东湖填土筑路（形成今曰东湖街的前身），线路较直，征地费用降低足以弥补填土增加的费用，从而使东门外牌坊群侥幸逃过一次大劫。 
此间曾掀起破除迷信运动，东岳行宫和元妙观首当其冲，后来导致“万山第一”坊塌圮，其坊额今收存于大开元寺内。破四旧时期1955年－1967年疏通道路和“破四旧”。1955年，公路部门以妨碍通车为由将东门外至仁风街头数座贞节坊拆除，此风一发不可收拾，殃及其他牌坊。当时，有关部门曾就泉州牌坊的处理问题报告国家文化部，1955年5月，国家文化部函示：“一、这些牌坊可选择少数雕刻精美、艺术价值较高的，适当保存，如有危险，可视具体情况及现有力量予以加固。二、艺术价值较低者，如有危险或妨碍交通时，可以测量照相后予以拆除。”此函仅要求对少数牌坊适当保存，实际上为大量拆除牌坊开了绿灯。此后，东门外牌坊被陆续拆除，图七为拆除前的东门外“劳绩懋著”坊。城内牌坊亦未加保护。东街原有石牌坊18座其中明坊15座，至解放初期，尚存“豸绣承恩”坊（图八）、“宫保提督”坊等4座跨度较大的石坊。 
1961年一个夏夜，东街行春门附近的为史朝宾等立明嘉靖丁未进士坊被台风刮塌，次曰晨便开始拆除。 
1962年，台湾海峡关系紧张，泉州城军队调动频繁，以疏通道路为由，将东街和东门头牌坊悉数拆除。牌坊部分构件由泉州文管会收藏于开元寺。至“文革”前夕，泉州仁风街数十座牌坊所剩无几，石坊构件被当地民众挪作他用，雕刻精美的石构件成为猪圈的窗户。 
1966年的“破四旧”旋风席卷全国，泉州古城内外牌坊亦遭厄运。最令人痛心的是，位于新门街关刀埕石狮王之古朴庄重的宋坊———曾从龙状元坊亦毁于一旦。到“文革”末期，古城内外已见不到成群的牌坊，城内仅存立于第三医院内的朱文公讲院“小山丛竹”坊，此为宋坊，原为三间四柱冲天式，今仅存一间二柱，坊额“小山丛竹”为朱文公手书；泉州城东门外数十座牌坊只剩下立于东岳行宫口为李森立的“急公尚义”坊（图九），原为明坊，清康熙年间，宰相李光地重修，坊额为康熙帝御笔，重修后为三间十二柱五楼，保存尚完善。城外仍可见个别幸存牌坊，往往沦为他用，面目全非。石狮镇原属晋江县境，其城隍庙后不远有一处二层民房，将施琅将军坊夹建其中，这座重要的牌坊为三间四柱五楼，康熙帝赐额“南邦寄重”，虽屈于檐下，却藉以幸存至今。
文物重现逢盛世
泉州牌坊群之所以会不断遭到破坏，原因是多方面的。表层原因是人们将其作为封建遗毒的代表，或者作为妨碍经济建设的绊脚石，深层原因是人们对牌坊群的文化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 
千年积累而成的泉州牌坊群是名城泉州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泉州石刻建筑艺术的露天博物馆和研究地方史的石刻档案馆，它的轶毁是泉州地方文化的巨大损失。在一定条件下抢救和恢复古城牌坊景观，是当代建设者的历史责任。20世纪最后10年，迎来泉州牌坊恢复光大的时期。 
1992年建设东湖公园时，在湖心主景区修建了11座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岩贴面牌坊，这是当代建设者恢复泉州牌坊群景观的初次尝试。然而只有抽象形式，缺少文化内涵。 
1995年，在泉州东北郊外施琅将军墓园和施世纶墓园各复建“钦赐御葬”仿古石坊和数座石亭，在俞大猷公园建造4座仿古石牌坊，均为四柱冲天式，形制古朴。 
1997年在东街拓宽改造同时，以恢复古城牌坊为主要景观，规划建设了步行街———状元街。状元街在东街南侧，长约300米，自东而西建造了7座牌坊。第一座是“豸绣承恩，内台执法”坊，原址在东门街，此次采用原坊构件，不足部分根据照片档案依原样重建于南俊巷北清白源井西侧。第二座是状元坊，上镌刻六位文科状元的大名和科年，显示泉州历史上人文的鼎盛。接下去是“太康永肇，见龙在田”、“白云古地，北辰垂象”、“四门学士”、“岳献海邦”、“海滨邹鲁”等牌坊，自东向西错落分布。坊额和对联继承泉州历史文脉，如“海滨邹鲁”语出紫阳朱公，其坊联“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原为泉州州署官衙门联，系南宋状元、泉州名宦王十朋所撰；图十四为“岳献海邦”坊，其联对“清紫葵罗钟间气，蒙存浅达有遗书”，系探花黄贻楫为北京泉州会馆撰；“四门学士”坊柱联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为唐文学家欧阳詹故居撰题。状元街牌坊群在建造工艺、观赏价值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均超过东湖公园等处的牌坊群。新建牌坊多为界坊，如清源山、灵山圣墓等风景名胜及百源寺、崇福寺等寺院入口处。 
1999年，泉州中心市区美食街南北端新建2座清式石木结构牌坊，精巧华丽，坊额“温陵美食街”为施永康市长亲题。这些牌坊的建造，美化了环境，营造了相应的历史文化氛围。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终于迎来了恢复其古老牌坊文化的春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