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庆龄
人物介绍
  宋庆龄宋庆龄（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2]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读书中[1]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1]
生平经历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一)[3]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随后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设法从上海重返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为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她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
此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宁派来的特使进行多次交流，总结经验教训，磋商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继续同共产党紧密合作支持北伐。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抵达武汉。
1927年上半年，正当大革命蓬勃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反对“三大政策”，结成“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对此，宋庆龄义愤填膺，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者”决裂，“暂时隐退”。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她虽然不在南昌，但仍然与周恩来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继而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在苏联，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加里宁夫妇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严厉指出：“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并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和鲁迅、胡愈之合影(右一)[4]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经常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她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1951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宋庆龄经常为少年儿童题词和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健康成长。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她一生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5] 
  与加里宁夫人合影(右)　　宋庆龄从早年就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享誉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会议和工作。在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并将全部10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1952年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结交朋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建国初期，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如今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从英文一种版本增加到7种文字版本，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2]
大事年表
1893年
1月27日，诞生于上海。 
  在上海与家人合影(右三)1907年
赴美国留学。[6]
1908年
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
1913年
获文学士学位毕业。8月离美国途经日本。冬，任孙中山秘书。
1915年
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1916年
5月，随孙中山离日本回国，抵上海。
1917年
7月，随孙中山离沪赴穗，进行“护法”运动。
1918年
5月21日，第一次“护法”失败，随孙中山离广州，6月26日抵上海。
1920年
11月，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离沪返穗，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叛乱。勇敢的掩护孙中山脱险。翌晨转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于永丰舰。后转居上海。
8月23日，在上海寓所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等会晤，商讨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3年
2月，随孙中山再次赴穗。
8月，在永丰舰纪念蒙难一周年。
1924年
6月16日，随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
11月13日，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穗北上。17日经上海。28日途经日本神户，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
12月4日，抵天津。31日抵北京。
1925年
年初，孙中山病重，在病榻旁侍侯。
3月11日，接受孙中山遗嘱，并应允代孙中山访苏。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此后经常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遗嘱和三大政策。
4月，从北京回上海。
8月，对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深感悲痛和愤慨。
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率国民政府先遣人员抵武汉，筹备迁都。
12月，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
2月，在武汉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
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同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
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当局决裂。
8月1日，支持南昌起义。2日，被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8月23日，离上海赴苏访问
9月6日，抵莫斯科。
12月，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9年
5月，离欧洲回国，参加南京的孙中山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8月10日，以英文发表《与戴传贤的谈话记录》。同月，国际反帝同盟在德国开会，再度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9月21日，离沪赴法国。
1930年 
旅居欧洲，多在柏林。
1931年
7月，从德国回国。
12月19日，为邓演达被害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
1932年
1月，与杨铨、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为抗日救济伤病人员。
12月，与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
1月，在上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分会。
3月8日，在上海“国民御悔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团结抗日。
5月13日，到德国驻沪办事处递交抗议书，谴责法西斯恐怖统治。
6月18日，杨铨被暗杀。为此发表声明，抗议当局杀害进步人士，并亲自参加杨铨的葬仪
9月30日，在上海主持“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是年，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罗登贤、陈赓等人。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秋，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5年 
资助旅费给上海的共产党干部赴陕北联系工作。
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5月底，在沈钧儒等于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1月26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
12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
2月，同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
6月，同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7月5日，亲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并要求同服“爱国罪”。
7月，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拥护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
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
11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移居香港。 
  在香港和路易艾黎等合影(中下)[7]1938年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汉口成立。和蔡元培、吴玉章等被选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但未成行。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9月，参加保卫广州的斗争。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939年 
在香港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2月12日，在香港电台发表演说，支援抗战。
1940年 
在香港继续“保盟”的工作。
1941年
1月，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斥责当局破坏团结抗战，制造“皖南事变”。
12月，日军侵占香港。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赴渝。
当年，支持路易·艾黎等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
1942年 
继续“保盟”的工作。冬，在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等欢送董必武离渝返延安。 
  与保盟会部分成员合影(左四)[8]1943年
5月，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协会主席名义举办国际足球赈灾义演，将全部所得捐赠河南灾民。
9月18日，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呼吁大家继续支持人民的斗争。
1944年

人物名言
1．我的一生是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2．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3．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4．对儿童要恪守我们的天职是我们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
5．一切工作和努力的结果，归根结底，应该使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得到改善，这是适用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条规律。[11]
人物相关
宋庆龄一生酷爱读书。书，书，到处是书，证明了宋庆龄对知识的渴求。无论是参观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共同生活的故居，还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个人在北京和上海的故居，人们都会惊奇得看到这一事实。他们的藏书可以看出他们的现代化以及他们广泛的兴趣。
宋庆龄养鸽子不只是因为他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喜欢鸽子，重要的是鸽子象征着和平。
她爱鸽子，每天亲自喂它们、看着它们。她学会鸽子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就都飞回来。她去世后，这群鸽子还留在花园里，总共有100多只，常在过道上吃食，在天空中组成美观和充满生气的队形上下翱翔。
宋庆龄还利用工作之余绘制花卉、动物小品。宋庆龄喜爱音乐，尤其弹钢琴，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也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她从不在公众面前弹）一面哼着她小时候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作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同一些新的爱国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不少歌曲书，其中有《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身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歌》（1907年印制、上有“C．J．Soong，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签名）、《合唱及独唱歌曲集》（福音传教士艾拉·桑基作）。宋庆龄对烹饪情有独钟，宋庆龄的妈妈（倪桂珍）把做美国饭的窍门和乐趣都传给了她。在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宋庆龄有时系上围裙，照着国外朋友寄来的新食谱试制；在北京时她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是出人预料地是自己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它们。在北京的故居书架上至今仍然放着《纽约时报》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食谱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食谱。甚至有犹太食谱和在美国被称作“宾西法尼亚州荷兰菜”的食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