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宝志
简介
宝志[南朝·梁]（418～514）僧人。俗姓朱氏，金城（今甘肃兰州）人。齐宋之稍显  宝志像[1]灵迹，梁武帝尤深敬事，俗呼为志公。工篆书，南唐保大（943～957）中伏龟山屺，得石函中有铭云：“天监十四年（515）秋八月，葬宝公于是。”铭有引曰：“宝公常为偈大字书于版，用帛幕之。其字皆小篆，体势完具。”著文字释训。天监十三年（514）卒。《唐书·艺文志、江淮异人录、传灯录、南史·隐弘景传》
宝志禅师少年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修习禅业。到了宋太（泰）始年间（465－472），宝志禅师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变异：他“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
出家
宝志禅师七岁时，追随僧检出家，善于修习禅观，集三论宗大成的嘉祥吉藏的师父法朗，就曾经向宝志禅师学习禅法。在刘宋泰始初年，宝志禅师的行迹忽然僻异，居无定所，饮食也无定时，经常长发赤足，手执锡杖，上挂剪刀、拂扇、镜子等物，游行于街头巷尾间。
齐建元年间，宝志禅师更是屡现神迹，几天不进食，也不觉得饥饿；又常讲一些他人不能理解的话，但事后发现他所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了，所以江东一带的官员、百姓都很尊崇他。可是齐武帝却认为宝志禅师妖言惑众，于是将他囚禁在牢狱之中。神奇的是，人们仍旧见到他在街市上游走，前往探监时，却又看见他的确是在牢狱中。一日，宝志禅师对狱卒说：“门外有人用金钵盛饭来，你赶快去取！”狱卒犹豫地走到狱外一瞧，果真是文慧太子送饭来给宝志禅师。当这件事传到齐武帝的耳中，他才将宝志禅师迎入宫中，居于后堂，但仍然禁止他自由出入。
直到齐亡，梁武帝即位，立刻下诏：“大士宝志，迹拘尘垢，游甚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之上；谈其隐伦，则遁仙高者，岂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使宣化。”在两位武帝之间，地位截然不同的宝志禅师，从此悠然自在，游化世间。他与梁武帝之间的事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
“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这是形容佛教法服海青缝合的广袖。据说广袖的缝合，便是宝志禅师的杰作。梁武帝信佛虔诚，然而夫人郗氏却是生性忌妒，不信佛法。某日，郗氏准备了许多肉包子，请宝志禅师及其弟子们前来应供，心想：“和尚们若吃了肉包子，便是犯戒；若拒绝不吃，便是违逆后旨。”想要陷僧众于两难之中。宝志禅师早已知晓郗氏心怀不轨，在临行前，要众僧将海青广袖的袖口缝合，袖筒中暗藏馒头。当入宫应供时，一手把包子放进空袖筒内，一手取出馒头来吃，终使郗氏的诡计无法得逞。
梁武帝曾经藉由志公禅师的神通力，见到地狱众生的种种苦相，宝志公告诉他，钟声可使地狱众生暂免受苦。武帝于是下诏天下寺院，击钟之时，要舒缓其声。又梁武帝在即位之初，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政，宝志公透过神通力，让梁武帝亲眼见到先王在地下受苦的怵目惊心惨状，终于废除锥刀之刑。这无非是以宗教力量影响君王，令行仁政，以发扬佛教慈悲的宗旨。
入狱
齐建元中（479－483），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共事之。”对于宝志禅师的这些神异事迹，一般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齐武帝萧赜认为他是在惑众，于是将他收入了建康的监狱之中。但在收狱的第二天早上，人们又见宝公出现于市，待到有司查验监狱时，宝公却仍然收检如故。尽管如此，齐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仍十分尊敬宝公，尝送食物到狱中以饷宝公。也因为宝公的灵异事迹依然如故，于是建康令吕文显将之奏禀齐武帝，武帝闻之，将宝公延入后堂，但仍禁止其出入，可是宝公的出入依然如故。到梁武帝即位（502）后，才解除了对宝公的拘禁。《景德录》卷二十七曰：
梁武帝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神闻以上，谭其隐沦则遁仙高者，岂以俗士常情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勿得复禁。
宝志禅师”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恭事者不可称“，梁天监十三年（514）冬，宝公密谓门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举体香软。“宝公圆寂后，梁武帝礼葬他于钟山独龙之阜，并在其墓侧建开善精舍，敕陆倕为他作墓志铭、王筠为他刻碑于寺门。
灵异
宝公一生有不少灵异的事迹传世。首先是他在被拘禁时，曾分身多处，或在市肆，或登景阳之山。有一次，僧正法猷派人送衣给宝公，到龙光、罽宾二寺询问，并云：”昨宿旦去“，又至厉侯伯家寻他，伯曰：”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可见，宝公在当晚是分身三处而住宿的。其次，宝公的许多言谈，皆可逆知来事。例如他在齐宫后堂时，”忽一日重着三布帽，亦不知于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继薨。“又如齐卫尉胡谐病，派人去请教宝公，宝公疏曰：”明屈。“第二天，宝公没有去看望胡谐，而胡谐也果然在第二天就死了，人们这才意识到”明屈者，明日尸出也。“还有，宝公曾借神力给齐武帝，让他看到了高帝在地狱之中受刀锥之苦的情形，从而让齐武帝废除了刀锥之刑，也属于这类的例子。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此外，宝公对梁武帝也有所开示，但多为隐语。《景德录》卷二十七颇有记载，今谨录如下。
帝一日问师曰：”弟子烦惑何以治之？“师曰：”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师曰：”旨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师曰：”安乐禁。“识者以为修习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
廋辞隐语，意在言外，是宝公的行教特色，但在他的那些隐语之中，却包含了人生解脱的至理。
传闻轶事
相传一位朱姓妇人听见鹰巢中婴儿啼哭声，从树上把他抱下，扶养长大，所以经中描述他的长相说：“面方而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此外，志公一生的事迹也充满着传奇色彩，例如以丹青驰誉于南朝的张僧繇，曾受梁武帝的诏请，为宝志禅师画像，宝志一时兴起，以指端轻轻地朝面门一剺，竟现出十二面观音像，妙相殊丽，或慈或悲。使素有第一佛像画家之称的僧繇，竟无法成笔。世人除了称宝志为禅师外，因为他的种种神迹及慈悲行，亦尊称他为宝志公、志公或宝志大士。
禅学
宝公禅学思想集中在他所留给后人的那些偈颂。《景德录》卷二十九收有宝公的《大乘赞》、《十二时颂》、《十四科颂》等作品，
禅学。
一、破斥分别法，显彰平等性。在宝公的偈颂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旨在破斥分别之法，以见平等之性。这一宗旨本来就是佛法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后世禅宗所极力强调与提倡的。
二、破语言文字，见诸法实相。禅宗对待文字语言的破斥是十分彻底的，后世的禅师乃至于标榜”不立文字“之教。事实上，文字语言对于人们的见性悟道来说，毕竟是一种方便的阶梯，但上楼者切不可见梯不见楼，上得楼后更不必执持此梯了。对此，《金刚经》中的”筏喻“，实在是恰当不过了。宝公更加强调内心的证悟，是沙门的解行相应，这对于杜绝佛学与禅学界重义学而轻证悟的偏颇，自然大有裨益。
三、对佛性的召唤。早在道生法师时期，便对佛性作过精辟的论述，也提出了划时代的佛性理论。虽然，后来的刘宋人也极力扶植生公之学，顿悟成佛义仍盛行于江左，但我们仅从生公的遭摈与后来沙门僧弼难宋太祖顿悟义一事，即可见出佛教中滞守文句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大的。
四、即心即佛的提出。对于”即心即佛“理论的提出，学术界一般都将之归功于马祖道一，其主要依据是《景德录》卷七中大梅法常传的记载。今谨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大寂闻（法常）住山，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遮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其实，马祖的开示学人，主要是”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至于”即心即佛“理论的提出者，还应该是宝志禅师。
五、提出苦行无益。宝公在《大乘赞》第九中说：”头陀阿练苦行，希望身后功德；希望即是隔圣，大道何由可得？譬如梦里度河……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来不识。“事实上，以头陀行来苦其形体，虽然可以磨砺一个行者的意志，但对于开发其内在的智慧，毕竟不是究竟的途径，以故宝公并不主张这种作法。另一方面，宝公也不主张厌苦求乐，他认为：”见内见外总恶，佛道魔道俱错。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厌苦求乐。生死悟本体空，佛魔何处安着？“（《大乘赞》之第六）不自苦其形，也不厌苦求乐，任运随缘，见自本性，这无疑是契于禅之中道的。
六、道不假修，但息知解。”道不假修，但莫污染“，这是后世禅师们所津津乐道的开示语。在宝公的《十四科颂·菩提烦恼不二》中说：”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佛性天真自然，亦无因缘修造“。这已经明显地早于后世禅师们所提出的”道不假修“的观点了。宝公认为”佛性天真自然“，因而”无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无余“（《十四科颂·佛与众生不二》）。诚然，这一禅学主张是基于佛性皆有、顿悟成佛的观点加以阐发的。唯其佛性皆具，又何假修为？因而，学人但息知解，则可识得自性，顿见真如。由于宝公的首倡，后世禅师们则极力倡导自识本心、顿悟成佛，遂使这一主张成了唐宋禅宗的一种时代精神。
七、对持戒的看法。戒律对于维护僧团的清规，防止僧侣的行为违背教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面对森严的戒律，若只在行为上具有约束性，而不能从心性上认识到持戒的内涵，往往不能真正达到解脱的目的。对此，宝公认为：”律师持律自缚，自缚亦能缚他。外作威仪恬静，心内恰如洪波。不驾生死船筏，如何度得爱河？“（《十四科颂·解缚不二》）持戒若不斋心，若不能做到内心持戒，外在的行为束缚往往还很容易使人产生烦恼。对此，宝公认为：”勘嗟二乘狭劣，要须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见看他饮咀。“宝公的这一看法，对于六祖以及后世的禅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祖认为：”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16]便是对宝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八、对坐禅的看法。坐禅的目的，无非是要了却心头的疑情。因此，宝公在《十四科颂·事理不二》中说：”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又云：”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十四科颂·善恶不二》），又云：”三毒本来解脱，何须摄念禅观？“（《十四科颂·生死不二》）可见，宝公认为禅修的要点在于除却学人心中的尘翳，而不在于坐禅的形式，若外执坐相而心地不明，自然反成障道因缘。这一思想对六祖及后世禅师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六祖在《坛经》中对坐禅是这样解释的：”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又曰：”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17]这种提法显然是在宝公《十四科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于彻底打破后人执着外在的坐禅形式，而忘却内在的证悟这个根本大事，何尝不是良有裨益的。
九、提出”触目会道“的禅修主张。”触目会道“的禅修主张，在宝公的《十四科颂》中则已提出，他认为：”法身自在无方，触目无非正觉“（《善恶不二》）。若果值此境界，人们便会”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色空不二》）。宝公的这一见地，对后世青原禅的石头希迁影响尤其大，希迁在《参同契》的结尾处明确地指出：”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18]自然，我们完全应当把希迁的理论的源头，归结到宝公这里来[2]。
著录
宝志禅师圆寂后，梁武帝为他兴建开善寺，并在锺山立塔纪念。宝志禅师留下许多赞颂诗偈，收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分别是：<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志公和尚十二时颂>十二首和<志公和尚十四科颂>，其中<志公和尚十四科颂>中的菩提烦恼不二、持犯不二、佛与众生不二、事理不二、静乱不二、善恶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断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缚不二、境照不二、运用无碍、迷悟不二等，最能显示这位神异禅师洒脱自在的本地风光。
附：《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
（一）
大道常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
若欲悟道真体，莫除声色言语。
言语即是大道，不假断除烦恼。
烦恼本来空寂，妄情递相缠绕。
一切如影如响，不知何恶何好。
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
若欲作业求佛，业是生死大兆。
生死业常随身，黑暗狱中未晓。
悟理本来无异，觉后谁晚谁早。
法界量同太虚，众生智心自小。
但能不起吾我，涅盘法食常饱。
（二） 
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
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虚。
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
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真理相疏。
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烦恼 因心有故，无心烦恼何居。
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
梦时梦中造作，觉时觉境都无。
翻思觉时与梦，颠倒二见不殊。
改迷取觉求利，何异贩卖商徒。
动静两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
若言众生异佛，迢迢与佛常疏。
佛与众生不二，自然究竟无余。
（三）
法性本来常寂，荡荡无有边畔。
安心取舍之间，被他二境回换。
敛容入定坐禅，摄境安心觉观。
机关木人修道，何时得达被岸。
诸法本空无著，境似浮云会散。
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热病得汗。
无智人前莫说，打尔色身星散。
（四）
报尔众生直道，非有即是非无。
非有非无不二，何须对有论虚。
有无妄心立号，一破一个不居。
两名由尔情作，无情即本真如。
若欲存情觅佛，将网山上罗鱼。
徒费功夫无益，几许枉用工夫。
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
一切不憎不爱，遮个烦恼须除。
除之则须除身，除身无佛无因。
无佛无因可得，自然无法无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