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雍裕之
雍裕之-生平简介
雍裕之，中唐诗人，存诗一卷。他的所有作品：杂曲歌辞·自君之出矣，游丝  雍裕之，柳絮，残莺，江上山，听弹沈湘，芦花，豪家夏，冰咏，农家望晴，了语，折柳赠行人，题蒲葵扇，赠苦行僧，两头纤纤，早蝉，秋蛩，江上闻猿，不了语，宫人斜，曲江池上，宿棣华馆闻雁，江边柳，剪彩花，春晦送客，四气，四色，大言，细言，山中桂。
雍裕之-作品

柳絮 
自君之出矣  雍裕之自君之出矣， 宝镜为谁明？思君如陇水， 长闻呜咽声。 江边柳 
嫋嫋古堤边， 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 留取系郎船。 
柳 絮 
无风才到地， 有风还满空。缘渠偏似雪， 莫近鬓毛生。 
农家望晴 
尝闻秦地西风雨， 为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立， 麦场高处望云开。
雍裕之-鉴赏辞典
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宝镜为谁明？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是乐府旧题，题名取自东汉末年徐干《室思》诗句，《室思》第三章云：“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自六朝至唐代，拟作者不少，如南朝宋代刘裕、刘义恭、颜师伯，陈朝陈后主，隋代陈叔达等，均有拟作，唐代作者尤多，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凡所拟作，不仅题名取自  雍裕之徐诗，技法也仿照徐诗。雍裕之这首诗（《吟窗杂录》载辛弘智《自君之出矣》与此诗同，并收入《全唐诗》），模仿的痕迹尤为明显。这首诗表现了思妇对外出未归的丈夫的深切怀念，其手法高明之处在于立意委婉，设喻巧妙，所以含蓄有味。
自从夫君外出，思妇独守空闺，成日价相思怀念；平日梳妆打扮，都是为了让他看了满意，而今他走了，便不必再去对镜簪花了，这宝镜为谁明呢？意思是宝镜既不为谁明，也就自然不明了，是“明镜暗不治”的进一层说法，比李咸用《自君之出矣》“鸾镜空尘生”说得更为委婉。这种表达方式，不只是徐干《室思》的继承和发展，其源可上溯到《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妆扮美容，只是为丈夫；丈夫不在，何必梳妆？这就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女为悦己者容”，正表现了女子对于丈夫的忠贞。《室思》思念夫君，就象陇头的流水，长流无极；听到陇水呜咽的流声，真叫人肝肠断绝，感伤悲泣。在徐干《室思》中，只是说“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是一般化的说法；雍裕之则将“流水”具体化为陇水，这就使人联想起北朝无名氏的《陇头歌辞》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四野  雍裕之。”“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的形象。“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因为暗用了《陇头歌辞》，便使所思念的夫君在外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即在外过着凄凉漂泊的生活；这个“思”字，便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简直要声泪俱下了。除了“陇头流水”的联想之外，这里还保存着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这一巧妙的比喻。这种比喻是将感情物化，即以有形的物体的形象来比喻无形的内心的情思。以流水喻思君之情，可以兼含多种意思：第一，以水流不断，比喻日夜思君，如“无有穷已时”即取此义；第二，以水流无限，比喻思妇情长。如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以流水之长比喻情意之长，即取此义；第三，以流水呜咽，比喻情意凄切。如果说前二义可以在流不断与思不断、水无限与情无限之间直接找到“相似点”，那么水流呜咽与情意凄切便很难直接找到“相似点”，必须加以联想，由流水联想到水声，由水声联想到呜咽哭泣之声，由呜咽声再联想到感情之凄切。这是超越“相似点”的比喻，是不似之似，修辞学上称为“曲喻”。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即属此类比喻。由于《自君之出矣》后两句的比喻十分巧妙，不仅化无形为有形，增加了诗的形象性，而且具有多种含意，这就提供了广阔的联想天地，使人读了感到余味无穷。江边柳嫋嫋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此诗也不脱离情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嫋嫋”、“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之色，冼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之轻盈和春之秾丽，这里径以“一树烟”称之，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经人道过语，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道人之所未道，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  雍裕之一特定情景。试想，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是何等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自是不言而喻的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亦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堤上柳》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盖在于作者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我们就更感觉到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确是匠心独运、高出一筹了。
《全唐诗》无风才到地，有风还满空。缘渠偏似雪，莫近鬓毛生。 翻开《全唐诗》 ，咏杨花、柳絮的篇章甚多，这首《柳絮》却与众不同：它既没有刻意描摹柳絮的形态，也没有借柳絮抒写惜别伤春之情，而是以凝炼准确的语言，概括出柳絮最主要的特征，求神似而不重形似，简洁鲜明，富有风趣。
柳絮“似花还似非花”，极为纤细、轻灵，无风时慢悠悠地落到地面，一遇上风，那怕是和煦的微风，也会漫天飞舞起来。它的这种性状是很难描述的。薛陶说：“二月杨花轻复微”，并没说清是怎么个轻法。雍裕之从风和柳絮的关系上落笔，并对比了柳絮在“无风”和“有风”时两种不同的状态，只十个字，就将柳絮的特征给具体地描绘出来了，这不能不说是状物的高手。
诗的第三句写柳絮的颜色。柳絮不仅其轻飞乱舞之状象雪，而且其色也似雪。所以东晋谢道韫早就以柳絮喻雪花，赢得了“咏絮才”的美名。可见要描绘柳絮的颜色，还是以白雪为喻最为恰切。但如果仅指出其“偏似雪”，那就是重复前人早就用过的比喻，显得淡而无味，所以诗人紧接着补上第四句：“莫近鬓毛生”。这一笔补得出人意表，十分俏皮。自来人们多以霜雪喻白发，这里因为柳絮似雪，遂径以柳絮隐喻白发，这已不落窠臼；不仅如此，诗人又从咏物进而表现人的情思：人们总是希望青春永驻，华发迟生，而柳絮似雪，雪又象白发，所以尽管柳絮似乎轻盈可爱，谁也不希望它飞到自己的头上来。这一句在全诗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也可以说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又一格吧。
这首诗通篇无一字提及柳絮，但读完全诗，那又轻又白的柳絮，似乎就在我们眼前飞舞，它是那样具体，那样鲜明，似乎一伸手就可捉摸。全诗二十个字，如同一个精心编制的谜语。由于准确地道出了柳絮的特征，那谜底叫人一猜就着。于此可见诗人体察事物之细，艺术提炼功夫之深。
雍裕之-朝代背景介绍
讨伐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军讨吴元济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商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 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