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编辑学
简介
编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因此，有关其理论体系、基本内容乃至研究对象等，仍在讨论和发展之中。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文化典籍非常丰富，大致可以认为，在西周和春秋时代之间,已有正式书籍诞生。在这以前,可考的大量文字记录,就是古人在甲骨上的刻辞和青铜器上铸造的铭文。接着便是简策的产生,《尚书》上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简策即为最初的历史档案。《尚书》中的《金滕》，据传为武王病重，周公祈祷祖先神，愿以自身替代。史官把他的祷辞记录在简策上，存放于用金质绳子捆束的匣子里，这篇记录后被依其外观而题名。甲骨、简策经编联后入藏，演变而为书籍。后来便有国家图书馆，相传老子曾任周室保管图书的官吏“柱下史”，孔子晚年研习《周易》，阅读频繁，韦编三绝。墨子说他见过“百国春秋”。可知当时业已编订不少图书。再往后有缣帛卷轴形式的书籍。编辑成为人类古老的职业之一，甲骨、简策以及帛书，都是编辑选存编订而后成书入藏。有书籍就有编辑，有编辑思想理论，有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编辑事业。历代视其治乱盛衰，编辑工作有规模不等的开展，编辑理论也随之发展进步。编辑学的文献和素材，编辑工作的体制和实况，都是历史久远的存在。 
按照书籍构成的形态和内容观察,编辑学的含义,必早于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诸学而流布。若无编辑构想设计、整理加工编成图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均无处附丽，无从着手。书籍大批编成问世，方能审视版本之先后，而旁及目录、校勘、辑佚、整理诸大端。 
自来致力于编辑工作者，以其功力编纂书籍者居多，将其识见编写成专著者少。古典编辑家有关编辑学的见解，多写在书录、序言、题记、例言、缘起、书后及与友人论学书中，或见于进某某书表、请开馆校书折子、上史馆总裁书等奏议、文书中，或载见于自序、凡例、释名、辨伪、答问、文论、诗话、校勘记、人物论中。有关编辑学理论的探索，实践的设想，活动的安排，历代学者多有所申论，实绩俱在，可惜未成系统，有待爬梳整理，阐发总结。
编辑学的含义
根据近年的讨论，关于编辑学的含义，都认为是研究编辑工作规律的一门学问。因为编辑工作是一门专业，将此项工作积累的经验、方法加以总结、概括，提到理论高度，提示它的基本规律，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即是编辑学。论者因此强调：编辑学是一门具有学术意义、原则性、理论性、思想性的学问，不是日常种种编辑工作办事细则的大全，是和其他学科，如文学、历史类等的一门学问。 
从实际工作出发去探讨,编辑学是研究编印书籍、期刊、报纸和图录画册等出版物以及利用声音、图像等宣传手段的学问，特别着重于选题、组稿、写作、审核、加工整理及美术设计等环节。因而被认为是一门应用学科，主要是概述编辑过程诸环节的实施细则。它同文、史、哲、经、教、法等大学科相比，是一门从属社会科学的小学科。 
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是具有综合性、边缘性和应用性学科，它研究各种不同学科的书籍的编辑工作，这项工作本身又包含各门科学编辑及文字编辑、技术编辑、地图编辑、美术编辑等。它运用各种学科的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同一对象(编辑工作)，而其研究对象又同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交叉。编辑学是直接为图书生产和培训编辑人员而服务，对编辑工作的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图书生产而服务。编辑学虽然也使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主要还是使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宏观看来，编辑学既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又具有全面的应用性。这是由编辑学特定的研究内容所决定的。忽视编辑学的理论性及实践性，是对其丰富内容缺乏深刻的认识所致。编辑学既要研究编辑工作的对象、性质、任务、类型、作用及编辑的基本规律；也要研究编辑工作的各种方法、程序和整个出版过程。理论性和实践性构成了编辑学的丰富内涵。因此，编辑学不应仅限于编辑过程的陈述，编辑工作经验的总结，而且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上升到理论高度。脱离实践经验而谈理论，是于实际无补的空谈；同时，编辑学如忽视基础理论的探讨，具体的编辑工作也得不到科学的指导，难以求得不断的发展。 
编辑学还应着重研究各种出版物的编辑特征，从它的广博内涵看，有人认为编辑学是杂学，以吕不韦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为杂家的代表著作，并引《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叙》说:“杂之义广,无所不包。”固然编辑工作涉及的门类繁多，各类编辑所使用的表现手段相异，其出版物亦千差万别，然而，编辑的理论与实践，基本的原则和道理，是共同的、相通的，都是必须仔细钻研和一致遵守的。编辑学是一门专业学科，具有综合性，并非即是杂。这门专业学科，将因其实践活动的内容日益丰富而发展，同时又从而促进整个学术文化的发展，因为任何学科的研讨、传播和文化的积累都离不开编辑工作。 
编辑学的对象 概括地说，编辑学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出版物(包括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不仅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编辑工作为其研究对象，科技出版物编辑工作也是它的研究对象。这是从出版物学科属性的角度来探讨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具体的看法，是把出版物由书稿的规划、征求、选择、鉴定、校核、加工、整理，直至投入印刷生产之前的一系列工序中追加于作品本身的精神活动，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以出版物编辑工作本身为探讨的对象。 
或者认为,研究原始形态的精神产品(原稿),如何通过编辑工作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精神产品(或商品)，即是编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从出版物这一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探讨编辑学的研究对象。 
编辑学既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举凡一切依赖载体获得传播的出版物和视听工具,都离不开编辑活动,诸如图书、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音像出版物等，凡一切需要传播或贮存信息的学科，都应有自己的编辑活动和编辑学。各种门类的编辑活动都有它们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仅就图书编辑工作而言，探求图书编辑活动的特殊规律，则从图书的各种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手段中去探索，这就是图书编辑学的研究对象。 
编辑学所研究的对象，总的说就是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个编辑活动，不仅指著作物转化为出版物的过程，而且包括著作物完成以前及出版物产生以后的全部编辑活动；不仅指对著作物的内容进行编辑加工的活动，而且包括对著作物的形式进行编辑加工的活动 (如版式设计和封面设计等)。 
由此进一步探讨，则有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论述。其中一种意见，提出编辑学研究对象的组成是二重性的：一是编辑者(主体)，一是编辑对象(客体)；编辑活动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加工处理过程，它是通过编辑主体控制编辑对象运动变化的编辑工程来实现的。在编辑工程中运动着的书稿，就是研究对象的客体。关于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阐述，较上述意见更具体的看法是，所谓编辑客体，应理解为编辑活动或编辑工作所直接施于的对象。笼统地说，编辑活动是以人类的文化知识成果的著作物、出版物，以及与此有关的著作物的生产者和出版物的消费利用者，即著作者和读(听、视)者，都是编辑工作的对象，都是编辑客体。所谓著作物是指经过著作者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所产生的，以一定的物质手段如文字、符号、色彩、线条、光线、音响等为载体的一切精神产品，主要包括文字作品、艺术作品、图录表谱及视听资料四大类。所谓出版物则是通过编辑工作的创造性劳动，将各类作为精神产品的著作物转化为可供读 (听、视)者消费利用的具有一定物质形态的产物， 主要包括图书报刊出版物和音响出版物两大类。编辑活动的直接目的正是组织、促成著作物的产生，并将其转化为出版物，以适应社会需要。所以著作物、出版物应该是编辑客体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各类精神产品的著作者，是编辑活动的直接对象，也就是编辑活动的客体。所谓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不仅指各类书刊的读者，而且包括各类艺术产品和音像产品的观众和听众。编辑工作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满足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即满足上述精神产品消费者的需要，使读(听、观)者成为编辑活动的直接对象，即编辑客体，从而应探讨他们对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及其不同爱好、接受能力与批评意见。 
不过，也有人不同意将著作者和读(听、视)者都列入编辑工作的对象，都当作编辑客体。认为编辑实践的客体就是书稿。书稿经过一定的编辑程序(中介)，才能达到出版要求。而编辑程序就是一般所说的编辑过程,即编辑六艺。所谓编辑六艺，是指编辑所应掌握的编辑工作的主要工序，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原稿、整理发稿、读校样六项。也有人主张在选题一项之前，加上获取信息一项，称编辑七艺。至于编辑主体，就是编辑活动的实施者，或编辑实践的主动者，也就是编辑人员或编辑工作者，通称之为编辑。编辑主体是编辑活动的关键人物，在整个编辑程序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编辑主体的素质修养如何，工作实践如何，直接影响着编辑工作的进程和质量。所以编辑主体的研究也应成为编辑学的主要理论范畴。研究编辑主体则应探讨编辑工作者的职责、素质修养、主体编辑力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编辑队伍建设等问题。中国出版界开始讨论和重视编辑的主体性，主体活动的价值观，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研究。在漫长的岁月中，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围绕中心工作，配合各式政治运动，要求编辑充当驯服工具，无视学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抑制与抹煞编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真正有科学价值的著作难以诞生。编辑主体性的研讨，是发挥编辑的主体精神和解放编辑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按其劳动特点而言，编辑学研究的对象是精神生产的产品，是思想、理念的结晶，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果，是现实生动体察的升华。既是脑力劳动者个人劳动的实绩，也是它得以成型的特定社会的产物。因此，它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它受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社会诸条件的制约，经过编辑的寻觅、发现和中介，经过整理加工、设计印刷，成为物化的精神产品。它就是编辑学研究的对象。 
作品的物化过程,从精神变为物质,为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所决定，受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影响，经过编辑之手，最终形成图书、期刊、报纸、图谱、册页、影印本、音像制品(视听磁带)等出版物，其中最主要的出版物则是图书，一般探讨的编辑学，首先而最主要的是图书编辑学。 
编辑学研究精神产品的物化现象，研究反映和传播各种观念形态的方式和手段。编辑处理研究对象和劳动对象的过程，就是参与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对于编辑在精神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不能把编辑的劳动看作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无视编辑人员在物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公正的。 
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产品不但给人们以知识，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还给人以鼓舞和教育，去追求真理，革新生活。这种鼓舞和教育作用，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浸透在作品之中，以作品来启发和熏陶人们的心灵和气质。编辑是主体，但编辑的追求不能外于作品，而是在作品这个客体中去创造价值，发挥编辑思想，体现编辑方法，开拓编辑工作的新局面。编辑学所要探讨和阐明的正是这一系列问题。 
编辑学的研究范围 关于编辑学应该包括哪些基本内容，近年讨论中意见甚踊跃，有人主张以选题、组稿、审读、加工等一般图书编辑工作程序为中心内容，加上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社会地位和编辑人员的修养等,虚实结合而建立这门学科的框架。不少人以为编辑学有较深的内涵和较细的分支，强调应在“学”上做文章，提出了许多方案。有人认为编辑学可分为三部分：①编辑学概论 (或称普通编辑学)，②部门编辑学(文字作品编辑学、口头作品编辑学、艺术作品编辑学、图表编辑学、视听资料编辑学 )，③编辑史。有人认为编辑学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的研究：①编辑史的研究，②编辑基本理论的研究，③编辑队伍的研究,④编辑战略思想的研究,⑤出书质量的研究。有人认为图书编辑学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图书编辑学基本的理论原理、图书编辑史、编辑美学、编辑工艺学、编辑部的组织和编辑工作的管理、编辑人才学。有人概括为七个互有联系的方面：①理论研究，包括阐明编辑工作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编辑工作基本规律;②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借鉴;③编辑人才学的研究；④编辑管理学的研究；⑤编辑社会学的研究；⑥编辑心理学的研究；⑦有关编辑过程的研究。有一种意见认为，编辑学的研究，除编辑史外，还包括四大部分：编辑战略学，研究编辑工作的性质和任务、社会作用、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等。编辑社会学,研究编辑与读者、编辑与作者、编辑工作与印刷发行、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诸关系。编辑人才学，研究编辑人才的培养方法、人才应达到的标准 (含思想修养和业务修养) 。编辑工艺学，研究编辑工作的具体工艺操作过程及方法，不仅研究各类编辑工艺过程的共同规律，还要研究其特殊规律。有人指出，明确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编辑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比较容易把握。从而认为其范围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①编辑史。②编辑工作的性质、方针、任务和意义。③编辑工程及其规律，包括编辑设计与编辑工艺的理论原则和方法。④编辑队伍建设与编辑人才培养。⑤编辑工作面向社会，广泛团结和组织著作力量，建立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⑥编辑工作的组织管理。⑦编辑比较、编辑未来、编辑工作现代化等课题。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编辑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编辑主体能动地作用于编辑客体产生的编辑创造性劳动的实践形式。研究编辑主体主要是探讨编辑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和心理意识三要素，即对编辑能力的研究。研究编辑客体要把编辑过程作为系统工程来考察，设计和制定实施编辑工程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研究编辑创造性劳动形式,建立一套理论原理,使编辑工作规范化，为充分发挥编辑主体的创造性提供方法。 
编辑学是研究编辑和编辑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应从理论上去进行探讨，若将具体编辑活动称为“编辑工艺”，编辑过程叫作“编辑工艺流程”，研究这一过程的学问就得称为“编辑工艺学”。编辑学是科学，也是艺术，但艺术不等于工艺。不宜把“工艺”和“工艺流程”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范围从工业生产扩大到创造精神产品的编辑工作。因为用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选题、组稿和审稿的根本问题。编辑加工包括内容加工、文字加工和技术加工三个方面，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使稿件达到投入生产的工艺要求。每一本书稿的内容和文字都不一样，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主要靠学识和文字修养，而不是靠技能和印刷工艺知识。如果要用编辑工艺这样的字样，只能限于与印制工作有关的那一部分加工技术，如批注字体、字号和版式等。把研究整个编辑过程的学问称为编辑工艺学会使人误会编辑学属于技术科学。 
关于编辑学体系的构筑，编辑学研究范围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项：①编辑理论，这是研究的中心，着重探讨编辑工作的性质，特点及其内部活动的普遍规律。研究对待各类原稿的特殊工作规律。书籍的编著，体载与体例，编次和标题，议论与命意，空间时间与文辞记载，引书与注释，各项附件的编体，以及宪法、法律的遵守，政策、方针的考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文化积累，观念更新，中外比较，等等基本问题，都在研讨之列。②编辑工作发展史，这是编辑学研究的纵观。整理总结前人所做的工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引出规律性的事例，为创建编辑学铺底，以供继承和借鉴。③编辑业务，这是编辑学研究的落实。研究编辑实践的各个环节,全部过程;探讨各种专门业务的进行;编务活动,版权保护，特别是设计、规划的开拓，都要放在改革旧例陈规、增强编辑活力的背景下考虑。④作者、读者、编者三角结构的掌握，这是编辑学研究的横观。编辑要发现和联系作者，要理解和服务于读者。艺术的创造，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同理可知，作者、读者、编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编辑是中介，是桥梁，构成了有活力的三角。编辑学从理论和运用诸方面研究这个三角，使之活跃、紧密、沟通和相互促进。⑤版本、校勘、目录、辑佚等学问的研讨，这是编辑学研究的伸延，也是提高编辑人员文化素质的手段之一。⑥宣传、评论与推广的关注，这是编辑学研究的继续，也是编辑活动的延长与检验。 
在有关编辑学理论建设的讨论中，还接触到其他不少论题，如编辑美学、发展战略、培养人才、作者工作、出版自由、文责自负、编校合一、审稿制度等等，还提出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及法学、经济学等角度来研究编辑理论，认为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编辑工作历来与时俱进，服务于所处的时代,编辑学研究的范围,将随着改革的要求和实践的跃进而日益明确与扩展，不至局限于上述领域之内。 
古典经验的总结 中国的编辑工作历史源远流长，古代编辑史上有姓名可考的第 1位编辑大师公推孔丘。而《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要经，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鲁国大贵族季孙氏飨宴士人时，孔子前往参加，随身携带着书籍，系在腰间。《史记》又说，孔子晚年喜钻研《周易》。相传孔子出游得观“百二十国宝书”，都是列国的史籍。可见在他之前已出现了不少编辑工作者。这第 1位大编辑家才读了许多他人编成的书籍。孔丘又是大教育家，《史记》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他既教育这许多学生，必须有课本，司马迁说他“编次其事”，是指做了不少整理编辑工作。 
孔子的功绩，就在于整理古代的文献，他自称“述而不作”，通过编辑整理工作，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司马迁写《史记》时，对上大夫壶遂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中国古代的典籍，按其内容资料分析，不外 3类：著作、编述、抄纂。“述”和“作”在古典编辑学中是有区别的。王充在《论衡》中很严谨地说明他自己的书，“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在“作”、“述”之外,他提出了“论”(论)。“论”的本字为“仑”, 从“亼”与“册”,“仑”即集字,是集合若干简册，加以排比辑录之意。《论语》的命名, 《汉书·艺文志》解释它的取义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班固《汉书·叙传》也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采篹前记,缀辑师闻,以述《汉书》。”“篹”是撰述的意思。从这些叙述中可见古代编辑工作如何着手，古典编辑学对各类典籍所下的界说，对于处理今日的编辑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 
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年统一了中国，在文化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推行统一的文字,“书同文”,小篆之外,还作隶书，改变了文字异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另一是焚书坑儒，使先秦古典遭受一场空前的劫难，大量珍贵图书因此灰飞烟灭。不过秦王朝还保存了秦国史记，着博士官收藏图书。《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刘邦攻入咸阳后，“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大多指地图和文书档案材料，也会有王朝所藏的一些书籍。而且，官修本朝历史的传统，在秦汉时期是被继承下来的。 
西汉惠帝时,取消了秦代颁布的禁止民间藏书令,过去的学者及百姓藏在墙壁与洞穴中的书籍开始陆续出现。到武帝继位， 第 1 次由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汉书·艺文志》称：“汉兴,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由于国家的关注，百年之间，通过各级政府之力征集到的图书，已“书积如山”。这些图书分别存放在太常、太史、博士等中央政府部门的官署和皇宫中延阁、广内、秘室，表明国家对文化积累和学术发展的重视。 
汉武帝时政治的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这就需要整理古今历史，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状况，因而促进了编辑工作的发展。太史令司马谈次第旧闻,裁翦论著,展开了这项繁重的工作。他自身虽未能完成,但是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业,“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写成了不朽的《史记》，吸收编年、纪事等体裁的长处，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成为其后两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模式与规范，表明了编辑工作的伟大成就。以后不少大编辑家，对于推动各类文体的形成与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古代图书写在简策上，既笨重，又易散乱，甚至朽坏缺失。据《史记》称，秦始皇读到的韩非作品为《孤愤》、《五蠹》两篇，还未标明何人所作；司马迁读的《管子》是《牧民》、《山高》、《乘马》等篇。许多不同的本子流传着。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诏令刘向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校阅和编订，这是中国编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刘向担任总编辑的整理编校藏书工作，其义例大致为:①广收众本,仔细勘对；②相互补充，除去重复；③校勘讹文脱简；④厘定篇章目次；⑤题定书名。刘向和他的同事们，将许多纷乱无序的简策，整理编辑为有系统的书籍。后日人们能读到先秦、汉初的著作，应感谢他们的编辑劳动。每一书整理编订完毕，刘向均写出叙录，其内容大致为：①著录书名和篇目，②叙述校勘经过，③介绍著者生平，④总说书名含义，⑤辨别书籍真伪，⑥评论书中思想、史实，⑦叙述学术源流，⑧对全书作出评价。每一书的叙录，都放在该书之后。梁阮孝绪《七录》序云：刘向写的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竞奏上，皆载本书”，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编辑报告。所有这些叙录的总集，编为《别录》20卷。刘向去世后，其子歆继续从事编校工作，整理宫中天禄阁藏书，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内容是：①辑略，②六艺略，③诸子略，④诗赋略，⑤兵书略，⑥数术略，⑦方技略,共约3.3万余卷。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体例，很象《七略》。它和《别录》均有解题，不同之处在于只有分类。同类书籍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流别或体裁歧异分类。《七略》删《别录》为 7卷。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又删《七略》为一卷，并自注云，采用刘向、刘歆父子旧文，参以己见,略加解释。根据刘氏父子编辑报告编写的《汉书·艺文志》,是先秦至西汉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也可看作中国第1部古代编辑史。章学诚《校雠通义》论“互著”称,“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竞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古代编辑工作的义例准则从中可得窥见，是今日探讨编辑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刘氏父子之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编辑工作又有发展,由于社会上注重人物的识鉴,政治上设官选才，要考核名位，因而推动了文论的开展，文体的辨析，促使别集正式出现，文学从历史、哲学著作中独立出来，文章繁富，历史、地理著作增多，总集、类书、字书及宗教书籍相继产生。很多书籍已写在纸上。编辑类书《皇览》的王象、缪袭等,编《文章流别志》的挚虞,编《文选》的萧统,编《玉台新咏》的徐陵,编《出三藏记集》的僧祐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大编辑家。以后隋、唐政府都很注意搜集图书和编辑整理图书。唐朝中央政府特设史馆,树立了官修国史的编辑制度。 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概述历代编辑的典籍，不但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也是中古编辑工作的概览。 
编辑运思选题，辛勤撰辑，对于书林的兴旺起了重要作用。《隋书·经籍志》分析总集的出现，具体地说明了编辑劳动的价值,其《总集后叙》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这就将古典编辑家的工作经过及其对学术文化的贡献简明扼要地阐述清楚了。《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序》更概括其后编辑工作情况，而加以发挥道：“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由此可知,探索古典编辑家活动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编辑业绩、学术影响，对于进行编辑学研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编辑家，为传播和积累中国灿烂的文化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编辑的辛勤劳动，就没有《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文献通考》、《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等。 
不论著作、撰述或编录，古典编辑家对于书籍的体裁凡例严格注意。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后来便将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称为凡例。书籍的凡例，既是论述的纲领，又是编纂的细则。凡例放在书的前面，又称例言、发凡，揭示全书的通例、大要。《四库全书》卷首列《凡例》二十则，说明编辑的宗旨与方法,“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次”,“特创新规,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有时体例亦与体制互用， 《文心雕龙》称： “夫裁量学文，宜正体制。”一部书编写纂辑的优劣成败，体例制定恰当与否，具体执行情况如何，是个关键性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大大丰富编辑学的理论。 
古代书籍的书名，也有值得思考之处。先秦的书籍，常不题书名，多为后人收集整理时所加。例如，韩非的著作，初无总名，只有单行的篇名。到西汉时，陆贾的《新语》，司马迁的《史记》，仍然如此。后来书籍题名的类型也不相同，取名方式相当复杂。有的根据书的内容题名，有的取该书首句二三字命名。有的以作者姓氏或字号为书名，有的则以官衔、谥号命名。有的以籍贯名书，有的又以曾经居住之地为书名。有的用王朝年号，有的则含某种寓意。有的命名说明著作方式、订正、批注或插图，或说明刻印与藏版情况，或有帝王参与编写工作等等。有的以义名篇，用词朴素，有的在文字上却很讲究。名目之繁，非经说明，不易理解。研究古代书籍的书名及其演变，也能对今日编辑工作有所启发。 
古典编辑家的丰富经验，考研的体例，严肃的态度，明澈的识见，都要加以认真的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今后建立现代编辑学的参考。 
外来文化的引进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外来文化的输入是一个重要方面。汉唐盛世，印度佛教文化东来，佛经的翻译事业是中国编辑史上的盛举。明末徐光启主持编译《崇祯历书》，吸取了欧洲上帝会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历算科学知识。在晚清，中国先进人士从西方及日本引进了科学文化思想，揭开了中国进入近现代的帷幕。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其教学着重于译书训练，是中国政府第1个西方语言学术的教育和翻译机构,打破了文化上的闭关锁国状态。以后上海、广州相继仿效，并有少数民间机构产生。外来文化的引进，除表现为兴起了大规模的留学运动外,编辑、翻译事业的空前发展,欧洲印刷技术及机构的输入，近代化出版机构的成立，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编辑人员的活跃，亦成为新颖的文化现象。因此，不仅扩大了出版物的类别、品种和数量，丰富了出版物的内容，而且相继产生了期刊、报纸，进而出现广播、电视以及音像读物，在编辑体例和方法、技艺方面也有显著的改进和创新。 
从傅兰雅的《译书事略》(1878)开始，翻译书籍的目录有《西学书目录》(1896)、《东西学书录》(1899)、《译书经眼录》(1904)。 
各类知识的输入，大致为由兵工、格致到社会科学、哲学、文学,既反映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历程,也表现中国编译出版事业的发展。其中严复与梁启超对编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主持《国闻报》编辑工作，不仅发表论文，要求变法维新，又翻译《天演论》，对当时思想界发生很强烈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致力于译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著作,并加按语,抒发己意。梁启超出亡日本，先后在横滨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编辑工作，经过吸收日本明治文化成果，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使读者大开眼界。 
但是，从中国当时整个翻译界而论，社会科学哲学引进最晚，对于高层次抽象思维书籍的译介迟缓，说明中国输入西学过程的曲折，也是中国现代编辑工作中应予注意和反思的问题。 
在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热情地引进外来的有益文化，研究和吸取国外出版界编辑工作的经验教训，仍然是编辑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与此有关的，是毕升和J.谷登堡都想象不到的印刷技术革命在展开。科学技术的发达，印制材料和技术的日益改进，接受、储存各种资料、文稿的终端机的使用，电脑照排代替烦嚣的排字房，录音机、打字和复制的方便，将大大便利编辑劳动的进行。电子计算机的工作改变了印刷厂，同时也影响着编辑部。电脑会谢绝为散漫无能、缺乏活力的编辑部服务。有声读物、缩微出版物、录像、卫星照片等，各种新型出版形式，都有特定的工作规律。 
因此，在编辑学研究中要大量收集国外编辑出版信息，了解其动态，考察其发展，重视其编辑经验和成就。特别是通过比较研究，观察中国的编辑工作比国外有哪些不足，思索如何吸取外来文化的有益部分。视而不见，故步自封，不利于编辑事业发展，不利于编辑学研究的深入。 
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新时期，编辑学理论处于创建过程中。在编辑出版事业需要革新的情况下，一时尚难出现成熟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也正因为这样，在编辑学的理论建设中，由于人们踊跃提出各种设想和论见，突破框框，已表现出良好势头。将如章学诚所说:“后人之学胜于前人,乃后起之智虑所应尔。”对此，有理由怀抱着诚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