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印光法师
出世修道
自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以来，在佛教的缁素两众间，提起印光法师的大名，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一部《印光法师文钞》风行天下，教化亦几偏及于全国。在他入寂五十年后，印老的《文钞》，仍是台湾印行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门宝典。这固然是由于法师的文字言言见谛，字字归宗，深入显出，妙契时机；但主要还是他身体力行、老实念佛的功力所感召。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绍伊，出家后法名圣  量，字印光，别署常惭愧僧。他是陕西省　阳县人，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父名秉纲，有三子，长名从龙，次名攀龙，法师居幼。他自小从长兄读儒书，也犯着许多读书人的毛病，即“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说。”后来病目，几至失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到了目疾渐痊，批阅释典，研究有悟，乃发心出家。光绪七年（时二十一岁），他由西安到终南山，在南五台的莲花洞寺出家，道纯和尚为他剃度。据印光法师自己写给邵慧圆居士的信中说，他出家未及三个月，他的长兄曾找到寺中，假说母亲病重，要他回家看看。回家后就逼他换下僧装，不准他外出。后来他再度逃家，回到莲花洞寺，对他师父说∶“弟子在这里住不得了。”他师父给了他一块龙洋，让他离寺去行脚参访。初到湖北竹溪莲花寺挂单，为寺中打煤炭烧水。光绪八年四月，到陕西安康县的双溪寺，从印海定律师受具足戒。之后就到终南山太乙峰结茅潜修。在终南山一住五年，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十月，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修净土的道场，于是他就到北京西北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挂单念佛。翌年，向资福寺告假朝五台山，然后仍回到资福寺。他在寺三年，曾充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工作之馀，研读大乘经典。到了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他又到北京龙泉寺，任行堂职，翌年又住北京圆广寺。
讲经布道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岁。到了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 陕西人的性格，刚劲坚毅，木讷质朴，而不自我表现。印光法师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一住数年，后来由于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他推辞不掉，乃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不已，这是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年）的事。
  印祖五色舍利讲经毕，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一闭两期六年，而学行倍进。出关后，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过了两年，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光绪三十年（一九○五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印光法师协助，他陪着谛老去了一趟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老。宣统三年，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老见面，印老阅太虚的诗文，深为赞许，曾和太虚唱和，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这一老一少，于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十馀年后，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印老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整顿僧伽制度是“新花样”。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印老圆寂，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并作诗悼念。
品行高洁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光法师由此相识，以后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老。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老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  后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后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年（一九一六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老，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后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后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钦仰者矣！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前，印光法师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印老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老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老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光法师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着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  印祖墨宝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老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 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后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光法师于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老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老一一谢却。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印光法师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后，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老“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老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后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老座下，为印老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老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老。印老板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后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薄己济民
自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以后，印光法师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于没有落脚的处所。后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后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于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兰若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一九二八年）、八年（一九二九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后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  印光法师遗墨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于各种初机佛书，前后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絅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明只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了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访，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后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来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于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后，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后，存折余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折款维持，他认为赈灾事急，余事均可从缓。
印光法师由上海迁到苏州后，一直闭关潜修，但请求皈依的不断，各界的书信也如雪片飞来，这就增了他不少的精神负担。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推代表到苏州，请他出关说法，他推却不掉，出关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社址的觉园－就是早年简照南、玉阶兄弟的私宅南园，后来捐出来做为净土道场－说法。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法会。当时他闻说绥远灾情严重，他立将法会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计两千九百多元，全部捐出来。回到苏州，下火车即先去提款，把仅存的印书款千元再汇去。第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争，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得已，应妙真、了然、德森等的请求，迁到城外木渎灵岩山去住。
安详坐逝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印光法师时已七十九岁，他似预知时至，于是年十二月，在一封致德森法师的信上说： 德森法师鉴：凡上海所有之款，通归印《文钞》，不必一一报明。光大约不久了，故将已了者了之，不能了者亦了之。光死，决不与现在僧相同，瞎张罗、送讣文、开吊、求题跋，敛些大粪堆在头上以为荣。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春天，他覆章缘净居士的信上说∶“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到了是年冬天的十月二十七日，身体不适，略示微疾。二十八日午后，他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到关房会谈，对众人说∶“灵岩住持，不可久悬。”他命妙真任之，众人咸表赞同，就订十一月初九为升座之期，他说∶“太迟了。”改为初四，他亦说∶“太迟了。”后来改为初一，他点头称可。
初一举办过妙真的升座典礼，到初三晚间，他吃了一碗粥，然后对真达等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此后就精神逐渐疲惫，体温降低。到了初四早晨一点半钟，他由床上坐起来，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到两点十五分，他索水洗手，洗手毕，站起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往西方。”说过，移坐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点多，妙真到了，他嘱咐妙真∶“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之后就不再说话，只嘴唇微动念佛。到了将近五点钟，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坐逝。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祖手书《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印光法师一生，由儒入释，主张儒佛融会，学佛由做人学起。故他平日以儒家伦理及念佛法门教人。他认为，佛法包括世出世间诸法，故应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他说∶“欲学佛祖，需先取法圣贤，倘躬有玷，伦常乖舛，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
印光法师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后，受在家弟子皈依，二十馀年间，皈依弟子十馀万人。他的著作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印光法师嘉言录》等。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他的弟子辈及上海缁素，在上海净业社的觉园，成立了“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刊印他的遗著，发行《弘化月刊》，宣扬净土宗念佛法门，并且尊他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
印光大师行业记
印光大师（1862[3]-1940）：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孔孟之道为自 任。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  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因为眼疾，乃悟身为苦本。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佛法门为是，即于闲时。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 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便往亲近善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 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佛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  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 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 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 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这种名 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 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  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前后三、 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著名专修道场。民国二十六年冬（1937），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 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 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世寿八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1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世间之慈航。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
勘定五经一论
印光大师于1933年正式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往生论》勘定为《净土五经一论》，作为后人持诵的范本，充分体现了祖师良苦和深远的用心。
而其中的《无量寿经》乃“曹魏康僧铠”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并非“民国夏莲居”所会集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简称:会集本、夏会本)。[4]
在《夏会本》会集流通时，印祖尚住世，虽未直接评点夏会本(祖师厚道故)，然由对王、彭、魏三种会本的评价中，亦可推知印祖对会集本的基本态度。印祖对王日休、魏承贯的会校本有过多次批评。有一书信在指出王氏会本几点缺失后，写道：“违经失理，竟成任意改经，其过大矣…王氏尚有此失，后人可妄充通家乎？既有《无量寿经》，何无事生事…书此一以见会集之难，一以杜后人之妄。魏默深，更不必言矣。胆大心粗，不足为训。”印祖从弘护佛法纯正性着眼，对《无量寿经》的会校，基本上持不赞成的态度，深恐后人开启擅改经文之弊而断绝佛法慧命。由此，印祖楷定的净土五经，以康僧铠的《无量寿经》译本列入，印行流通，亦具护法之深意。印祖敏锐地指出：“翻译经论，皆非聊尔从事，故译场之中，有主译者、译语者、证义者、润文者，岂敢随自心裁，传布佛经？王龙舒《 大弥陀经 》，自宋至明末，人多受持，由云栖（莲池大师）以犹有不恰当处，故此后渐就湮没。魏承贯之学识不及龙舒，其自任过于龙舒。因人之迹以施功，故易为力，岂承贯超越龙舒之上耶？莲池尚不流通王本，吾侪何敢流通魏本，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及辟佛之流，谓佛经皆后人编造，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对此，吾辈净业行人应有清醒的认识。[5]
印光法师语录
佛法要义。在无执着心。若预先存一死执着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便含魔胎。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别无一念可得。则庶几有得矣。  印光大师墨宝
·古人修行。皆能证道。今人修行。少见明心。岂人根之不等耶。抑亦敬慢之所致耳。历观传记高人。咸皆视经像如视活佛。其敬畏之迹。虽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何能仿佛一二。因其恭敬之极。故能断惑证真。超凡入圣。
天下无二道。圣凡无两心。举古今中外。莫不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为立身行道。治国安民之本。良以此种事理。皆吾人性分中所固有之常彝。无论智愚贤否。悉皆具备。其所作所为。或有符合悖戾之不同者。乃由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及迷心逐物。肆意纵情之所致也。
人在世间，不能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者，皆由妄念所致。今于念佛时，即作已死未往生想。于念念中，所有世间一切情念，悉皆置之度外;除一句佛号外，无有一念可得。何以能令如此?以我已死矣，所有一切妄念，皆用不着。能如是念，必有大益。
持佛号时，杂念纷飞，此是多知多见，心无正念之现象。欲此种境象不现，唯专心痛念自己将欲命终，唯恐即堕恶道，励志念佛，了不起他种念头，久则自可澄清。
念佛，心不归一，由于生死心不切。若作将被水冲火烧，无所救援之想，及将死将堕地狱之想，则心自归一，无须另求妙法。故经中屡云：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此大觉世尊最切要之开示，惜人不肯真实思想耳。地狱之苦，比水火之惨，深无量无边倍。而想水冲火烧则悚然，想地狱则泛然者，一则心力小，不能详悉其苦事;一则亲眼见，不觉毛骨悚然耳。 —— 印光大师名句
念佛欲得一心，必须发真实心，为了生死，不为得世人谓我真实修行之名。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能如是，则妄念无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契矣。
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习气少一分，即工夫进一分。有修行愈力，习气愈发者，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当于平时，预为提防。则遇境逢缘，自可不发。倘平时识得我此身心，全属幻妄，求一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得。既无有我，何有因境因人而生烦恼之事。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如不能谛了我空，当依如来所示五停心观，而为对治。〖五停心者，以此五法，调停其心。令心安住，不随境转也。所谓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瞋众生慈悲观，多散众生数息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多障众生念佛观。印祖相册(4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