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春秋文学
春秋文学概述
时代春秋  孔子像　　 春秋时期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  春秋文学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春秋文学内容特点《左传》是中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是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也是探索春秋时代文学演进状况的基本文献，还是世界上第一本百科全书。从语言上看，先秦汉语经过了从甲骨文、金文到《尚书》、《诗经》的语言演变，已经能够胜任文学语言的功能。从创作者来看，虽然王公贵族还是作家的主体，但是下层士人和民间的歌手也以他们的创作成绩而成为重要的文学作者群体。从文学理性和文学情感来看，历史理性在春秋时代有强化的趋势，而世俗的情感也在春秋时人的情感世界中起着重要作用，用对史官演变的历史考察与对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可以说明。春秋十二公，每四公一期，可分为三期。即沉潜期、发展期和繁荣期。每期的政治与时代背景、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以及体现在赋诗与辞令中的文学活动的面貌，以及各期的基本特征都很明显。春秋文学修辞特点春秋时代完成了先秦时期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转变，与商周以来的古体文言相比，春秋时期的“新文言”呈现出表现方法自由灵活，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特征。新体文言的成熟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各种文体逐渐完备，文学创作出现繁荣局面，“建言修辞”成为时代风尚，独立的文人阶层趋向形成，文学理论表现出体系性成熟。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全面成熟和自觉的历史时期。
春秋文学文学形态
  春秋　　 春秋时期的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春秋时期楚国的观射父所说巫、祝、宗等职务，其职责范围还难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职事，显示了巫史不分的状况。史学和哲学散文根据《尚书·洪范》，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体系，编定于周初的《易》卦爻辞，已经具备了“阴阳”的观念。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观念，在周代得以发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时期，文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了诸子百家出现的现象。于是，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和关注社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开始出现了。这些史学和哲学散文具备相当强的文学性。《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内容丰富多彩，写作中动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基本具有了叙事文学的特征，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大多数说理散文也不是抽象地进行哲学思辨或枯燥地讨论政治、人生问题，而是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带着浓郁的情感，具有丰富的形象，文学价值很高。春秋诗歌春秋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语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这些诗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时政，或吟咏性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春秋文学作者流变
巫觋衰殁春秋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觋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远比在周代的地位高。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造者。春秋以后，巫觋的地位或职业有所变化，巫术祭祀歌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但它并没有绝灭。《诗经》中一些祭祖的诗歌，如《大雅·生民》等，都是宫廷巫师的作品。总的说来，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史家散文的高峰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的经书，多为他们旧藏的典籍。这些经书的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史官所记录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直录周公口语，辞风质朴，不加文饰。史官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等篇，都显示出条理比较细密、文思比较清晰的特点。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文质并胜，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官颂民风  春秋文化圈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当时官学的内容，据《周礼·地官》记载有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类官学，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才能进行文学创作，所以召公云：“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国语·周语》)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贵族。他们所献、所箴、所赋、所诵之诗，即《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用以美、刺王政。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周朝同时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学价值很高。诸子百家春秋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当时诸子开始出现，代表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议论时政，阐述哲理，“百家争鸣”的盛况即将到来。
春秋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春秋文学代表作品
“礼乐”新建  《论语》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这些礼仪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史书兴盛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历史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代，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教训。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所谓“史官文化”也因此而成熟。《周书》中的“诰”、“誓”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西周初年征服商人的历史，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而以鲁国之《春秋》为代表。现存鲁之《春秋》是经孔子修订的，它的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然，孔子是通过修史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在春秋末年，还出现了《左传》和《国语》，此二书继承并发扬了《春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国语》以记言为主，其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左传》，也为后世所推崇。
除了历史著作外，春秋时期一些杰出的文化巨匠还将目光直接投向现实社会和人生，构建出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说理散文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论语》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热切的关怀，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一书有见于社会的混乱和罪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直接导致了道家学派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该书散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春秋文学精神
春秋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这一特点表现在各种文体之中，如《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书法”，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段，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刘勰概括道：“《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文心雕龙·宗经》)。这就是说《诗经》采用了比兴手法，文辞优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这种美学倾向为后代其他文体所宗尚，所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文心雕龙·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