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园文学
概况
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是梁孝王刘武、司马相如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出现。
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的刘氏宗亲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刘氏子孙以文学见于历史记载者有多人。
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孝王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最亲；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于是，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前140)、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背景
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朱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杨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杨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的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人物
梁园文学群体的中心人物首推梁孝王刘武。刘武(?~公元前144年)，汉文帝嫡二子，汉景帝同母弟，母窦皇后。前178年被受封代王，前176年改封淮阳王。前168年，梁宣王刘揖薨，无嗣，刘武继嗣梁王。前161年就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 
七国之乱期间，曾率兵抵御吴王刘濞，保卫了国都长安，功劳极大，后仗窦太后疼宠和梁国地大兵强欲继景帝之帝位，未果。前144年十月病逝，谥号孝王，葬于永城芒砀山。自受封至去世，共为王三十五年，为梁王二十四年。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为其五子封国。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的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
代表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枚乘，西汉辞赋家。字叔。淮安(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故居座落在淮城肖家湖畔.。曾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七国之乱前，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吴王均不听。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因此而显名。景帝时，拜为弘农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之，因年老，死于途中。枚乘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七发》、《柳赋》、《菟园赋》三篇。后两篇疑为伪托之作。 
《七发》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八段文字。首段为序，借吴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缘由：贪逸享乐、荒淫奢侈的宫廷生活所造成，指出这种病非药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写吴客以七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病。前六种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舒心，结果都不管用。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文学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贵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应进用文学方术之士的主张。《七发》辞采华美，气势壮观。其中“观涛”一节写得繁音促节，气壮神旺，令人怵目惊心，如临其境。《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并影响到后人的创作，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近人辑有《枚叔集》。
作品
《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九篇，其《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同时，与其所讲述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文选》卷三十四)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吴客在陈述贵族子弟腐化享乐生活的害处时，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概括：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命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吕氏春秋?本生》篇也有极为相似的话语：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把上述两段文字加以比较，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七发》中吴客用以劝谏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七发》借鉴了《吕氏春秋》。其实，《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论多是养生全性之事，从那里可以找到《七发》的理论渊源。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