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德峰
个人履历
学生时期1901年至1909年在家乡私塾读书。
1909年2月至1911年10月在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读书。
1911年11月至1912年12月在湖北省学生军当兵，后当班长。
1913年3月至1914年1月在老家养病、读书。
1914年2月至1918年2月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和董必武有师生之谊，参加并组织发动学潮。
1918年3月至1919年11月在家乡读书。
抗日时期1919年12月至1921年秋任湖北省长公署第一机要股科员。
1921年秋至1922年夏任中共湖北区委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
1922年夏至1927年任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监（至1923年冬）。
192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同年夏至1925年底任督办湖北官矿公署工程处考工股股员。
1924年9月被选为中共武汉地委委员兼军委书记。
1925年2月根据党的决定开办崇实中学，自任校长，并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实社”，担任主任干事，团结教育和培养青年参加革命斗争。这期间曾领导主持武汉各社团举行沪汉粤案死难烈士同胞追悼大会、汉口惨案周月纪念等革命活动。
1925年夏经党组织同意加入中国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军事部部长。
1926年5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代理军委书记。10月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兼公安局局长。11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委。同年冬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长。
1927年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常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曾参加主持领导武汉三镇举行的湖北全省国民外交大会集会抗英侵略暴行反动政府投降媚外水陆大游行。大革命失败后，受命组建中共湖北省鄂南特委，
1927年8月至9月任特委书记。9月至10月任鄂南土地革命委员会主任、鄂南农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军部特派员，组织领导鄂南秋收起义，发动湖北全省武装暴动。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等职。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赣西南特委书记。
1928年1月至6月任中共江西省赣北特委书记，领导发动赣北农民武装起义。同年5月因河南省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被急调河南，5月至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10月兼任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同月至12月任河南省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协助重建党的组织。
1928年7月至1929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
1930年4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补审查委员。
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2年1月至1933年4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32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政治保卫局局长，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参加红军西征。
1934年7月至10月任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同年10月至1936年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肃反委员会主席，参加红军长征。
1936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9月至10月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12月到达陕甘宁边区，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公开名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
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5月任中央交通委员会委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2月至5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武汉执行组顾问。
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等职。
1947年秋到河北省阜平县领导土改工作并兼任县委书记。
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
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任郑州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解放以后1949年5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汉市[1]委常务委员、武汉市市长，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至 1949年8月）。
1949年6月至1952年2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任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0年9月至1952年2月任市财委副主任。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
1950年至1951年兼任武汉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
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兼任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
1951年11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52年4月至1954年9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
1954年11月至1959年6月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
1956年起担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兼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
1959年6月至1960年12月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副主任。
1961年3月至1966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961年4月至1966年5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吴德峰生平照片选(5张)
晚年生活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　吴德峰的革命资历久，毛泽东、周恩来等尊称他为“吴德老”。吴德峰曾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任弼时曾是他的顶头上司，领着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陈云是老黄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2年吴德峰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但是吴德峰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吴德峰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吴德峰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年迈的他问：“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死？”吴德峰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1976年“四人帮”刚被打倒，吴德峰就病逝了，临终前留下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吴德峰，解放后武汉市首任市长。他曾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使是对子女，直到其夫人戚元德病逝前，才向子女口述了他们的谍报经历……其女儿吴持生等人将这些宝贵资料整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满怀坚定信仰、不该被今天的人们淡忘的历史人物。[2]
地下工作生涯
简述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吴德峰自己没有想到，他会以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是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的“大人物”。他的谍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
智逃智逃：“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临时政府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决定，时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军事委员会书记（秘密）、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公开）、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通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当选武汉国民临时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
吴德峰利用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屠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后，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公开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主张讨蒋，被蒋扣上“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通缉，吴德峰也被列入免职铲除之列。
但反动派顾忌吴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未敢贸然行事，设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吴德峰交权后密捕除掉。
吴德峰识破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同意了吴德峰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的提议。吴德峰当即利用敌人不愿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布置共产党的同志和“亲信”、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
开会前，吴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新局长在会上看到这阵势顿感不妙，在交接仪式上也不敢轻举妄动逮捕吴德峰。会上，吴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辞告别，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他向大家挥手告别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在一片鞭炮锣鼓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喧嚣声中，在前呼后拥的欢送人群中，吴德峰安然归宅化装乘小划子过江到汉口，自此吴德峰就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政治生涯。
智斗智斗：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
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吴德峰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西安情报处的秘密情报工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吴德峰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吴德峰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搞情报工作的人，应变能力要相当强，当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从谈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错。那时，吴德峰的手下于忠友刚从苏联回来，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吴德峰让他说话做事一定不要穿帮。于忠友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他因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吴德峰知道后非常生气：“《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穿？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吴德峰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才搬家。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戴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解放后，张治中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