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载明
孙载明-概述
  孙载明1953年毕业于北京市药科学校，1957年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历任主任药师、教授、厂长等职。从事天然药物研究开发工作50多年。近年更致力于天然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颇有成效。 
1986年9月随中国医学科学院用植物研究所所长、泛太平洋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著名植物学家肖培根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访问意大利、匈牙利、德国、瑞士等五国，并参加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国际药用植物开发大会。” 
1989年10月代表中国赴巴西裹约热内卢参加“第 32 届国际蜂产品博览会议”，其研究开发的《西洋参蜂王浆口服液》荣获国际金奖。 
1990年10月被评为全国科技实业家，并在中国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会，由政协主席李瑞环亲自颁发奖杯及奖状。 
1991年应美国“世界生命研究所”所长布鲁斯的邀请访问美国，并被授予“City of San Bernardino California ”荣誉市民，由该市市长亲自颁发荣誉市民证书。 
1992年10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政府特殊津贴第（92） 3610165号] 
1993年受中华人共和国卫生部的委派、赴叙利业大马士革执行授外任务（中国无偿援助叙利亚政府筹建一座药厂），孙教授任专家组副组长。经两年的考察、设计、筹备，直到圆满完成建厂任务，并得到该国政府的高度评价。 
1996年被国家授聘中国著名医药巨著《中华本草》编委，参加该书制剂部分的编制工作。 
1996年5月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高教）校办企业优秀厂长（经理）。（当时指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 
1997年6月被评为中国卫生先进个人，并参加在西安市召开的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孙教授研究开发并自行生产的十几个产品长期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销售额不断增长，海外市场迅速扩大。产品已进入马来西亚、美国、新西兰、德国、日本、香港、加拿大、俄罗斯、菲律宾等十几个国家。
孙载明-相关资料
秀才领军有一套1931年出生于浙江的孙载明本系一介书生。1953年从当时的北京药科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局工作。1957年，26岁的他因为仗义执言，险些被划为右派。命运还是眷顾这位正直的年轻人，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到卫生局招募技术员，一心想回归医药专业的孙载明立即毛遂自荐，他顺利地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所，重新拾起丢弃多年的专业。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药用植物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在研究所，孙载明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其间，他不仅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升为技师、主管技师，还被提拔为所属药厂的副厂长。在当时，“厂长”的概念与“商人”几乎没有交集，厂长就是抓生产。孙载明虽是“秀才”出身，思想却一点不僵化，相反走在社会的前面。当周围的人尚未树立市场观念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厂子要存活，不能只搞生产，厂长也不能只管生产，必须兼顾销售。同时，目光敏锐的他也看准了自身优势——背靠药物研究所这棵大树，产品的品质、权威都有保证，何不以此为根基搞生产，再通过销售不断促进科研创新呢？
就这样，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孙载明逐步确立了“研制——生产——营销”的办厂思路，实现了企业的良性运转。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丝毫不新鲜，可是放在当时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下来看，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孙载明的“野心”还不止这些：他并不满足于国内的销售渠道，暗暗决心有朝一日把市场拓展到海外。这在当时犹如天方夜谭，但孙载明敢想；之所以敢想，在于他坚信中药的价值和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而中国悠久的中医传统和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又从源头上确保了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出口”这条路一定行得通，只是要等待时机。
肖培根“八顾茅庐”孙载明在药物研究所的二十多年中，虽然锐意改革，但为许多条条框框所束缚，始终感觉天地太小。而他所期盼的打入国际市场的目标也一直没能实现。就在此时，一个人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转机。
肖培根院士是我国药用植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为合理开发、利用我国中草药资源，促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肖院士在医科院药物研究所与孙载明有过一段共事之谊。1983年，医科院为了加大药用植物研究力度，专门成立了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后改名为药用植物研究所），被任命为首任所长的肖培根一下子想到了孙载明。他看准孙载明秀才与企业家兼备的素质，特别是孙载明的国际化思路与他的研究计划十分相投，于是他决定将他招至麾下，担任所里实验药厂的厂长。孙载明这边也是心向往之，因为从事天然草药的研发更符合自己的志向。纵然你情我愿，但由于孙载明之前在药物研究所已经做出不小的成绩，所里一直不愿放他走，僵持了有一年多才最终放行。多年之后，肖培根在一本书中谈到自己这次“挖墙脚”的举动，戏称刘备是三顾茅庐，而自己是“八顾茅庐”才请得孙载明出山，足见他对孙的信赖。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的将帅之合，无论对各自事业的发展，还是对我国中草药的国际化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正是从这里开始，孙载明着手研发西洋参蜂王浆，并且一炮打响。时至今日，孙载明还念念不忘肖培根的知遇之恩。
因为两把椅子成“被告”来到崭新的舞台，孙载明自信满满。正待施展拳脚之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犯了难。这个厂的状况甚至比自己原来的厂还要糟。一没资金，二缺人才，现有的十六名技术员，全部是搞兽药出身，与他一心研发中成药产品的初衷相去甚远。心里没底的他跑去找肖培根院士，肖培根院士反倒底气十足，乐呵呵劝他回去放手干。其实，肖院士心里也没底，但他对这位他亲自相中的厂长深信不疑，他相信再大困难，这个有头脑有韧劲的浙江人也能搞出点动静。
肖培根院士的信任让一无所有的孙载明索性豁出去了，冒着无力偿还的风险，一下贷了30万元，这在八十年代中期不是小数目了，周围的人都盯着他，看他拿这30万元搞什么名堂。众人瞩目下，孙载明先去买了两把红色的折叠椅。有人不满意了，如此困难的境况，不把钱拿去购买设备，也不拿去聘请专家，倒先把办公室弄得舒舒服服，漂漂亮亮。很快有人向纪委告状，说孙载明搞腐败，纪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面对纪委书记，孙载明很坦然，改善环境绝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而是要腾出一个稍微像样点的会客室，否则给客户的第一印象就不好。签不下第一单，所有的投入都打水漂。说到这儿，一向谦谦君子的孙载明激动了，对着纪委书记说：“你的意见我不接受。等着瞧，我不光买椅子，年底我还要买沙发！”
类似的事件不止一次地发生，纪委领导也不止一次地找孙载明谈话。这一切，孙载明默默承受，他知道声辩是没有用的；他更知道，在改革过程中，观念的阻力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依靠事实去改变。他所能做的就是拿出成绩，让各种猜测不攻自破。
西洋参打响第一炮“椅子事件”把孙载明逼到了悬崖边上。必须尽快签下第一单，不仅为证明自己，更为了给企业注入一针强心剂，使职工树立信心。那么选择什么类型的产品呢？由于资金匮乏，投入成本成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时所里正在进行美国西洋参的大面积引种研究，并且有望引种成功。有心的孙载明立即看中了这一点，他想，如果能研制一种以西洋参为主料的产品，一旦引种成功，就可以实现原材料的自给自足，这就能大大降低成本，为企业盈利创造条件。
这个想法让孙载明很兴奋，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在孙载明的带领下，实验药厂于1986年成功研制出了“西洋参蜂王浆口服液”，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接着，事情又一步步朝着孙载明预先设想的方向发展。1988年，好消息传来，药植所引种成功的西洋参获国家卫生部中药一类新药证书，并获准与进口西洋参同等入药。这就意味着，孙载明可以自己给自己提供原材料而不需要花大血本购买了。之后，药厂开始大规模生产“西洋参蜂王浆口服液”。产品面世后，市场反响果然很好；更始料未及的是，以引种成功的美国西洋参为主要原料的西洋参蜂王浆，竟然在美国大受欢迎，继而又热销马来西亚。孙载明心中埋藏多年的“出口梦”，就这样不经意实现了。看似不经意，其实是水到渠成。1989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32届国际蜂产品博览会上，孙载明的“西洋参蜂王浆口服液”一举夺得金奖。
凭借西洋参蜂王浆，孙载明盘活了药厂，不仅当年就还清了30万元贷款，还为企业净挣70万元，为国家创汇达250万美元。医科院上下震动，院长亲自给他个人发了45000元奖金，这在当时还比较少见。孙载明把这笔钱拿出来，分给了与他共同创业的全厂职工，最后自己只分到了五六百元。此前关于他风纪问题的种种传言也随之烟消云散。
如今，西洋参蜂王浆已在海外热销了二十年，它还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瑞草”。在马来西亚，提起“瑞草”二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漫步马来西亚街头，随处可见“瑞草”的宣传广告。有人做过统计，在马来西亚，瑞草的人均占有量达到每18人一盒，这对于中药保健品来说，实属不易。为此，国家科委、外经贸委授予医学科学院“全国科研院所科技产品自营出口先进单位”称号。
回顾“瑞草”的历史，孙载明感慨万千。他涉足药用植物这一行时不过一个毛头小伙，等他在海外打响第一炮时已是年近花甲。这固然属大器晚成，但绝对是厚积薄发。
马来西亚总理当“军师”199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孙载明从试验药厂退休。但已经打开的海外市场始终召唤着他继续战斗。于是，他以70岁高龄与夫人陈月明副教授在不要国家一分贷款自筹资金同甘共苦的情况下，创办了浙江新昌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继续搞产品研发和出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由于瑞草在马来西亚的热销，总理对孙载明也是早有耳闻。言谈中，总理提及马来西亚当地一种在明间被普遍采用，具有抗疲劳、滋阴壮阳功效的植物，东革阿里（Tongkat Ali），建议孙载明可以研究研究。
总理“献策”让孙载明如获至宝，直觉告诉他，以这种植物为原料研发产品，有可能突破他以往的生产和销售模式。一方面，有西洋参的成功案例在前，将来东革阿里的出口应当不成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东革阿里是马来西亚当地特有的植物，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很陌生，这本身就孕育着巨大的商机，如果研发成功，加上宣传得力，很有可能迅速占领国际国内市场。
与此同时，多年的生产和销售经验也提醒孙载明保持谨慎。市面上类似的保健品太多了，且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消费者对它们已经产生了拒斥心理。倘若没有彻底搞清东革阿里的药理作用，消费者使用后感觉无效或效果不明显，很可能造成被动的局面，自己前期的投入也将付之东流。于是孙载明决定第一步先广泛搜集马来西亚市面上能买到的各类以东革阿里为原料的药品和保健品。孙载明不仅对这些产品做了科学分析，还在自己的身上一一试用。结果证实了此前的担忧，东革阿里的药效并不显著。
陷入困境的孙载明并不甘心就此放弃，他想，既然它能在马来西亚明间世代相传，又有总理的热心推荐，马来西亚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它的研究成果，那么它的科学性一定是存在的，关键是要做进一步的成分分析。经过深入分析，他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马来西亚人是把植物的根拿来直接入药，没有经过提炼故而药性不大；而经过他对有效成分的提取，效果的确是比较显著的。这个结果使他最终下决心开发这个产品。
从2003年至今的五年时间里，孙载明研制的以东革阿里为主料的保健品“龙顶胶囊”行销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德国和意大利两国还对孙载明的提取物做成分化验和临床实验，证明其有效率达到78%，这对于纯草药的保健品来说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同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对东革阿里提取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国际市场对该产品的发展前景普遍看好。
“智力强桂工程”，不能停下的脚步2008年，77岁高龄的孙载明教授又有了新的任务。他作为专家受邀参加中国工程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明政府联手打造的“智力强桂”工程。他的任务，就是把几十年积累的研发、销售经验与资源带到素有“亚洲第一药园”美誉的广西药用植物园。虽然是驾轻就熟，但在孙载明的心里，这个项目有着不同以往的意义。广西的天然中草药资源极为丰富，但与此同时，它的中草药生产基地周边的地区都在贫困线以下，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恰恰就是最贫困的地方。这样一来，一方面，这些地区的中草药产业化程度和科技含量普遍较低，一旦注入高科技，实行产业化，会给它们带来极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是大有可为；更重要的是，如果能通过资源开发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明生活，那才是最根本的，因此这件事在孙载明看来又是必须为之的。在孙载明几十年创业的历程中，他感到，这一次使他最有使命感，最愿意为之倾其所有。
现在，孙载明已初步搭建起了经营植物园药厂的构架。他看重植物园所在的南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通向南亚的便利交通，决定重点将其推向东盟各国市场。他还打算在这里引种东革阿里，像当初打造自己的拳头产品“龙顶胶囊”那样为这块土地树立起属于它的品牌。
记者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为什么他创业的每一步似乎都能按照他预先设想的轨迹运行？而他从未学习过什么管理和经商的知识。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吗？老人笑了，不置可否。想了一会儿，他说：“也许我身上真有浙商的基因。”虽是戏言，却让记者恍然。那赫赫有名的宁波帮，义乌帮，温州帮，哪一个不是凭借敏锐的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看似平静的环境中冲杀出一片涌动的江湖。很少谈什么理念，却处处有判断；没有玄而又玄的经营策略，却有许多朴素的认知。外表随和让人误以为不坚定，其实胸中早有蓝图。在你不看好的时候，他正一点一滴逼近成功。这也许就是典型的浙江商人吧！
77岁，早该是尽享天伦的年纪，但孙载明在中药产业化道路上的脚步依然不断向前，这一方面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中药情结，另一方面也许还要归功于他这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助手——那就是他的夫人陈月明副教授。陈月明副教授今年已经75岁，但与孙载明一样，她从不服老，心情开朗，她不仅是孙载明的生活伴侣，也是孙载明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最亲近的工作伙伴。原本她的专业是科学绘图，公司成立后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一直担任董事长一职，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从厂房基建、购置仪器设备、装修等等都亲自参与，孙载明有了更多时间从事新产品的开发工作。在全厂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于2006年初就通过国家GMP认证，博得国际友人的好评。屈指算来，孙载明与夫人已经携手走过了五十一年的人生旅程，多年来，他们的配合非常默契，不管是当年在研究所，还是目前共同开办公司，孙载明开发新产品，产品包装则由她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