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简介
斐迪南大公[1]（Franz Ferdinand von &Ouml;sterreich-Este，1863年12月18日生于奥地利帝国格拉茨（Graz）－1914年6月28日卒于奥匈帝国萨拉热窝（Sarajevo），终年50岁），奥匈帝国皇储，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之侄。1889年皇太子鲁道夫自杀，他被立为哈布斯堡王朝皇储。1898年任奥军副总司令。1908年，他极力主张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深了俄与奥匈之间的矛盾，导致波斯尼亚危机。他极力反对南斯拉夫独立，主张把奥匈二元帝国，改组为奥地利、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三元国家。1914年6月，在塞尔维亚边境参观军事演习后，访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首府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枪杀，此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1914年与其夫人苏菲视察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身亡。“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由于他和苏菲的婚姻属于贵贱通婚，他们的子女没有皇位继承权，他的皇储之位传给了他的侄子，后来的卡尔一世。
生平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列强对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激起塞尔维亚族的极力反抗，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签名被奥匈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企图摆脱奥匈控制，同塞尔维亚合并，组成南斯拉夫，对此奥匈帝国力图阻止。1908年，奥匈帝国乘土耳其革命之际，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该两地长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1878年该两地被奥占领，但名义上仍属土耳其），激起塞尔维亚的极大愤怒。塞尔维亚在边境部署力量，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奥匈帝国也在边境集结军队，双方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德国支持奥国，于1909年3月21日向俄国发出通牒，并威胁说，俄国干涉不仅意味着要对奥匈作战，还要对德国作战；德国还要求俄国承认奥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地的吞并，否则就对塞尔维亚开战。俄国由于日俄战争（1904～1905）中战败，力量大大削弱，又得不到英、法的支持，无力同德、奥匈抗衡，不得不暂时让步，承认奥匈对上述两地的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占领。1912～1913年和1913年，曾发生过两次巴尔干战争，推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们要求和塞尔维亚合并，建立大塞尔维亚国。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扩大，图谋吞并塞尔维亚。奥塞冲突成为两大军事集团斗争的焦点，巴尔干成为欧洲火药库。 
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府。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在其吞并不久的波斯尼亚邻近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6月28日是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联军在1389年被土耳其军队打败的日子，演习选定在这一天是具有挑衅意义的。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亲自检阅了这次演习，演习结束后，斐迪南大公返回萨拉热窝市区时，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击中毙命。这就是著名的萨拉热窝事件[2]。德、奥匈帝国立即以此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事件遂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奥匈决定以此为借口挑起战争，吞并塞尔维亚。德国坚决支持奥匈的行动，俄国表示支持塞尔维亚。1914年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通牒内容极其苛刻，要求制止一切反奥活动，惩办进行反奥宣传的官民，由奥匈派员共同审判萨拉热窝事件的“凶手”等。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家7月25日，塞尔维亚复文，除拒绝会审外，全部接受其余条件，但奥匈仍不满。当天奥匈即与塞尔维亚断交。7月28日对塞宣战。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8月3日，又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借口德军破坏了比利时中立，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向俄国宣战。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卷入了战争。意大利出于自身利益，战争初期宣布中立，后来又转向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日本为了夺取德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通牒，8月23日向德国宣战。土耳其于11月参加到同盟国方面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刺杀事件
在萨拉热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由于刺杀了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加夫里洛·普林齐普至今仍被视为一个烈士和国家的英雄。作为纪念他的纪念馆，他的坟墓是一个朝圣的去处，人们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桥，他的足迹被镶嵌在水泥地里，在一面墙的纪念板上刻下了这样的语句：在这个历史性的地方，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是自由的策划者，1914年6月28日，圣维塔日（day of ST. Vitns）。当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后来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地域，属于奥匈帝国。普林齐普是如何成为英雄的，也是一个用来讲述萨拉热窝复杂历史的典型事件。  斐迪南大公的预想：“大奥地利合众国”[3]刺杀1913年，奥斯卡·博迪奥雷克将军作为奥地利派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督，为了对付正在发展之中的塞尔维亚民主主义者而采取了暂时延缓省一级议会，对新闻进行审查，并增加了警察的措施。  大公夫妇遇刺地点附近的拉丁桥他然后邀请了大公，也是哈普斯堡皇室的继承人、奥地利军队的检查长，在1914年6月28日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并在一天的访问中参观阅兵仪式。其所选择的日子是非常不吉利的一天，因为在1389年的那一天，在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在被土耳其人大败后丧失了近五百年的独立地位。
由于从来没有就大公的刺杀事件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恐怕很多关键的问题永远都不能得到回答了。圣维塔日的访问是否本身就是有意挑起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事端？那些激进主义分子当然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博迪奥雷克在发出邀请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当然有理由憎恨大公，因为大公曾经两次拒绝给他升职。至少博迪奥雷克未能在如此不稳定的局势下提供充分的保卫就足以够成犯罪了。
报上大公将要来访的消息提示了年轻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决定刺杀大公，并且邀请内德利克·查布里诺维奇加入。当时他们是在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普林齐普和第三个谋反者特里夫科·格拉贝日都是在被他们的波斯尼亚学校赶出来以后到那里去学习的，而查布里诺维奇则是由于参与了印刷工人的罢工而从萨拉热窝被驱逐出来的。  奥匈帝国发行的纪念斐迪南夫妇的邮票这三个人从黑手会（其通常的名字是“联合或死亡”，是一个秘密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那里得到了手枪和炸弹，接受了使用方法的训练，并且帮助将武器跨境运到波斯尼亚或是通过中介机构运回萨拉热窝。这个激进的塞尔维亚恐怖组织是由陆军上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领导的，他的塞尔维亚同谋们称呼他的代号为“蜜蜂”，他是当时塞尔维亚军队情报部门的头。当普林齐普得到武器后，他写信给达尼洛·伊里克，以期在萨拉热窝再找到几位同伙。伊里克是一个激进知识分子，具有民族主义、俄罗斯革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方面的兴趣，又帮助他们招募了另外三个人：穆罕默德·巴斯克（一个穆斯林木匠，曾经密谋杀害博迪奥雷克）、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和茨维特克·波波维奇，都是高中学生。
当时间临近的时候，伊里克作为首席技术负责人，开始对刺杀计划表示怀疑，并且试图劝阻普林齐普和格拉贝日，但是没有成功。“蜜蜂”也派遣了一个代表试图阻止这个计划。伊里克形成了最终的计划。  斐迪南夫妇遇刺时乘坐的敞篷车有一份报纸公布了大公访问的行程，伊里克将密谋者们安排在河边的一条叫作艾普尔码头的路上，皇室的军队将两次经过那里。前面两个年轻人将用他们的炸弹袭击；如果他们失败，接下来的两个就将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也失败了，最后的两个就会一试身手。伊里克分发了手枪和炸弹，同时还指导他们如何使用。密谋者们混进了等候的人群，但是前面的两个：穆罕默德巴斯克和丘布里洛维奇在车队经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做，普林齐普和格拉贝日也没有袭击车队。只有查布里诺维奇行动了，他向大公的车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是只炸到了折叠起来的后檐上，然后在后面的车下爆炸了，炸伤了12个人。大公的车立即离开了现场。查布里诺维奇试图用一个氰化物的药丸结果了自己，却没有成功，他又跳进河里，并在那里被抓住了。所有其他密谋者都逃跑了，除了普林齐普，他决定留下来等待第二次机会。
在访问了城市礼堂后，大公和他的妻子出发到医院看望被炸弹炸伤的一个副官。在路上，领头的车拐错了一个弯，不得不慢下来在艾普尔码头调头，而普林齐普仍然等在那里。  斐迪南大公的血衣这样一来，第二辆车就在普林齐普面前停了下来，他立即举起手枪向大公和他的妻子开枪。两个人都很快死去了。普林齐普当即被抓住。调查他们在庭审前对普林齐普和查布里诺维奇进行了审问，警方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奥地利军队还发现了塞尔维亚海关的文件，这些都导致了另外23名嫌疑人被捕。只有穆罕默德巴斯克逃到了黑山地区。
7月13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收到萨拉热窝一名副官的秘密电报，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了评价：
犯人的陈述毫无疑问地表明被告人在贝尔格莱德就决定要采取这一暴行，而这一暴行的准备阶段得到了塞尔维亚官员的支持……他们还获得了炸弹（手枪）、弹药和氰化物……毫无疑问普林齐普、格拉贝日、查布里诺维奇在塞尔维亚海关的帮助下进行了走私……然而，没有证据证实塞尔维亚政府的部长直接下达了刺杀的命令或是提供了武器……
在八月份，欧洲列强就这一事件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并于9月19日在萨拉热窝的初步调查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战争。控告是在9月28日开始的。当博迪奥雷克考虑推迟审判到战争结束时，贝希托尔德在10月1日的信中表示了反对，他还给出了法官和检查官应该遵守的程序。主要目的在于奥地利想要塞尔维亚承担引发世界大战的道德责任。审判对25名被告人的审判是于10月12日在军队监狱的房间里进行的。没有陪审团，审判是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进行的。奥地利想要的审判结果也决定了指控的罪名。尽管谋杀是死罪，而谋杀的从犯却不是死罪。而且，除了伊克里，另外5名谋杀者都是19岁或者更小的“男学生”——这样一来，根据奥地利刑法典，就不能被处决。案件的严重程度要求不只一个死刑。于是，指控的罪名变成了叛国罪，因为叛国罪的从犯也可以被判处死刑。
这实际上是一次公审——仅仅11天的时间无论是用来彻底地查清这个复杂的案子或是进行充分的辩护都太短了。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公共事件，但是能够进入到法庭的只限于极少数有特别邀请的人（只有奥地利的支持者才有资格得到）。只有六名记者出席了庭审——三名来自萨拉热窝，两名来自布达佩斯，一名来自维也纳；持反对意见的新闻记者一个都没有。审判是以克罗地亚语进行的。
直到审判结束，辩护律师实际上都在保持沉默，而检查官则就被告人的出身、教育、职业、政治意见，尤其是他们参与秘密革命组织的细节严加盘问。控诉主要针对“国家防卫”，一个合法的“文化”组织，散布民族主义的宣传，控方显然将他们与黑手党搞混了，因而在审判中并未提到黑手党。控方尽力想要将塞尔维亚扯进来的努力失败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检查官：你们是否支持塞尔维亚宣战，然后从奥地利手里重新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查布里诺维奇：如果可能的话，我更希望没有战争，因为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我不希望流血。
他对奥地利的意见也很明确：
检查官：在开庭前的听证里，你说奥地利糟透了？
查布里诺维奇：一个帝国却不是民族性的，还压迫其他民族，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没有凝聚力，只有纪律。只有刺刀的威力。
普林齐普则激动地宣称了他刺杀的动机：
普林齐普：我是一个南斯拉夫人，我相信所有南斯拉夫人的统一，不管是以什么形式，那就是独立于奥地利。
检查官：那是你的愿望。你想怎么样实现它？
普林齐普：用恐怖的方法。
检查官：那意味着什么？
普林齐普：总体来说就是摧毁以上所说的那些，除掉那些挡路的和作恶的，还有那些阻碍统一的。
审判进行的方式很是随意。瑞贝卡·韦斯特在她的书《黑色羊羔和灰色猎鹰》中评价说：“法庭程序惊人的混乱。从来不提日期，律师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不是按照任何符合逻辑的顺序。”
在审判结束时，缺乏热情的辩护律师们试图以贫穷的出身、坏伙伴的影响和支持塞尔维亚的宣传来为他们的客户开脱。只有鲁道夫·斯特勒博士进行了热情的辩护——他对叛国罪指控的有效性进行了质疑。1908年合并法案说并入奥匈帝国需要双方的同意。而匈牙利至今没有同意。由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独立的国家，所以叛国罪的罪名不能适用。法庭就他这种自大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并认定叛国罪成立。
在10月28日，法庭作出了判决：16名被告有罪，其他9名因缺乏证据被认定无罪。有罪者被立即执行——他们中没有一个属于谋杀小队——执行绞刑，尽管其中两个人因上诉而减刑。
被告人：
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特里夫科·格拉贝日、达尼洛·伊里克、瓦索·丘布里洛维奇、茨维特克·波波维奇、内乔·凯罗维奇、米什科·伊万诺维奇、雅科夫·米洛维奇和其他16名被告。 
被指控罪行：叛国罪或叛国罪从犯，被指控帮助密谋者隐藏或走私武器或/和在听说刺杀计划后未能向当局汇报 
主要辩护律师：
马克思·费尔德鲍尔博士、文第尔·马列克、斯雷奇科·佩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里希奇、康斯坦丁·普雷穆日奇博士、弗朗茨·施特鲁普尔、鲁道夫·斯特勒博士 
主要检查官：
弗拉尼奥·什瓦拉博士；助理：鲁道夫·撒尔克 
法官：
首席法官留奇·冯·库里纳第；助理波格丹·诺莫维奇和迈克·霍夫曼博士 
地点：波斯尼亚，萨拉热窝 
日期：1914年10月12日-28日 
认定：16名被告有罪，其余9名无罪释放 
判决：
绞刑：达尼洛·伊里克、 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内乔·凯罗维奇、米哈耶洛·约万诺维奇、雅科夫·米洛维奇（在上诉中，凯罗维奇的判决被减刑为20年，米洛维奇被减刑为终生监禁）。判处普林齐普、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20年劳役；判处瓦索·丘布里洛维奇16年劳役；判处波波维奇13年劳役——每年6月28日，上述5人应被禁闭在单独的牢房里。其余6人被判处三年监禁至终生监禁。结局普林齐普、查布里诺维奇和贝拉格日被判处20年劳役，他们被带到了波希米亚的特莱森塔。三人都死于1918年4月28日，表面上是死于肺结核，一种由严寒、饥饿和恶劣的医疗条件造成的疾病。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慢性处决。在战后和奥匈帝国解体以后，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将几位烈士的遗体送回了南斯拉夫。
经常被人们遗忘的是萨拉热窝戏剧的第二个行动。它于1917年4月2日发生于萨洛尼卡，那时在奥匈帝国的控制之下，当时对黑手党头头“蜜蜂”进行的审判开始了。他是在亚历山大塞尔维亚摄政王的命令下被解除了职务并被捕的，因为担心他会密谋刺杀这位摄政王。同时被捕的还有穆罕默德·巴斯克。在这次被非法操纵的审判中，“蜜蜂”被迫承认了他在刺杀大公案件中的作用，以为他会被释放。然而，他却在1917年6月26日被认定有罪，以合法但不公正的形式被执行死刑。斐迪南大公的三个子女(3张)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关于谁应该最终为萨拉热窝刺杀案负责，人们提出无数的主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是最高阶层的阴谋。看起来仍然是一群理想主义的热情的民族主义青年自发的行为。他们在整个行动中表现得非常不专业，他们的看法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运气好。而他们的这种运气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为整个20世纪剩下的时间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爱娃·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