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托马斯·罗贝尔·比若·德·拉比贡利
早年军旅生涯
托马斯·罗贝尔·比若·德·拉比贡利(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Thomas-Robert 1784-1849)一般简称比若元帅，奥尔良党人，1784年10月15日生于利摩日。1804年他参加法国军队当列兵，1805年战争时期是下士，1806年参加拿破仑的近卫军，在普鲁士和在波兰战争时期被授予少尉军衔。在1808年12月20日--1809年2月20日的萨拉戈萨及潘普洛纳包围战中表现出色、  比若元帅1808-1813年在半岛战争的反游击战中，其表现也出类拔萃。1811年参加列里达、托尔托萨和塔腊果纳围攻战时是少校军衔，在卡塔卢尼亚的奥尔达耳会战以后升为中校。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他站到了波旁王朝一边，上校毕若用蹩脚的诗歌颂白百合花，但是因为他的诗作受到人们很大的鄙视，所以他在百日时期又投奔拿破仑了。拿破仑派他去阿尔卑斯军团领导第十四基干团。波旁王朝复辟后他被免职，随后退休至其佩里戈尔庄园，尽力农耕。在昂古列姆公爵干涉西班牙时期，他表示愿为波旁王朝效劳，但因为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所以他就成了自由派，并且参加了最后促成1830年革命的运动。
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
1830年革命后，随着路易·菲利普的加冕，他再次开始其军事生涯。1833年，他被任为布累城堡司令，受命监视贝里公爵夫人；但是他执行这项使命所采用的方法使他很不光彩，因此以后他就被人称为“布累城堡的前任狱吏”。1834年1月16日，在众议院进行辩论的时候，拉腊比先生指责苏尔特实行军事独裁，毕若打断他的话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另一个议员杜隆先生嘲弄地问道：“要是命令他去当狱吏，那怎么办呢？”。这场冲突引起了毕若和杜隆之间的决斗，杜隆在决斗中被打死。这件事使巴黎人民极其愤慨，并且由于毕若参加镇压1834年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这种愤慨情绪就更加强烈了。镇压起义的部队分为三个旅，其中一个旅由毕若指挥。14日早晨，当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上几个还在坚守街垒的热情的起义者却遭到了优势敌人的残杀。虽然这条街不是毕若旅的活动地区，因而他并没有参与这次暴行，但由于人民的痛恨，还是把他的名字同这个可耻的事件连在一起，并且不管怎样反驳，还是坚决地痛斥他，给他取了“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的绰号。
反游击战的先驱
由于他在平暴中的不得人心，为了安抚政府人士的不满，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担任奥兰省司令，这个职位几乎不受总督管辖。这时他对阿尔及利亚冒险怀抱直言不讳的敌意，根本不去考虑担任那里的最高指挥官。1836年7月6日在锡尔打败阿卜杜·卡迪尔后。于1837年7月6日同卡迪尔签订了《塔夫纳停战条约》。没有列入条约正文的秘密条款规定偿付毕若将军3万布若（约12000美元）。他被调回法国以后升为中将，并成为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高级将领。塔夫纳条约的秘密条款被人知道以后，路易·菲利普准许毕若出资建筑几条公用道路，以提高毕若在选民中的声誉和保持他在众议院的席位。
1840年12月29日，他再次赴阿尔及利亚，任军政总督。他是西班牙战场的老兵，对当年法军在西班牙陷入游击战的陷阱记忆犹新。到达阿尔及利亚时，几乎被似曾经历的感觉压倒——法军在重犯它先前在西班牙犯过的所有错误。大部分法国官兵被束缚在固定据点的防守上，备受阿拉伯人的折磨，后者袭击他们的供应车队，并且“在战线后面”毁坏庄稼和补给品。发动报复性袭击的企图因为缺乏任何明确的目标而举步维艰。数千人的纵队，被大炮和辎重车队所拖累，在荒凉冷落和高低起伏的乡村艰难前行，搜索敌人。但是，敌人赶在他们之前撤退，拒不进行正面战斗，而是猛烈袭击法军侧翼、供给车辆和掉了队的士兵。就这样打了数周之后，法军筋疲力尽，无功而返。
比若着手改造他手下情绪低落、士气不振的指挥体系。他向他的部队宣告：“我们必须忘记那些在文明民族之间经过精心组织的激动人心的战役，认识到非常规战术是这场战争的灵魂。”比戈的改革基于四项基本原则：机动性、士气、领导和火力。要塞防御一直是法国控制农村的主要方法，但现在比戈强调的却是侦察小队的价值，连同确定敌人兵力所在的情报的重要性，以便能迅速部署部队来打击它们。机动纵队的兵员从几百人到数千人不等，摆脱了大炮和重型供给车，从而能在乡村呈扇形展开，从不同方向朝事先选中的目标集结。用这种方法，比戈能够渗入到先前无法攻击到的地区，将战斗打到能在卡比利亚山区的心脏地带，并且让敌人疲于奔命。  
然而，要是没有恰当的心理准备，这么一种战略就将是不可能的。士气低落的军人难得会有进攻精神，而比戈在1840年时统率的部队处于最为低落的士气状态。法国的军装和武器装备不适应非洲的气候。由于被限制在疾病充斥的防区以内，并且不断受到阿拉伯袭击者的骚扰，大多数士兵宁愿吃狗肉猫肉和根块，而不愿吃部队供应的过期的面包、质量很差的大米和腌肉，因为这些常常造成剧烈的腹泻，能导致因脱水而死亡。对伤病员的处理也很原始，被指派送往医院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的确，军队医院的条件如此可怕，以致士兵有时自杀，以避免在那里慢慢煎熬地、肮脏地死去。
比若开始向士兵逐渐灌输一种新的乐观主义意识。他手下的人几乎一迁出他们疾病流行的驻地，健康情况就有了改善。做出了照顾伤病员的新规定，而他们先前在战役期间经常被丢弃给阿拉伯人任意处置。永久性医院取代了不比停尸间好多少的小木屋。装备得到重新设计，士兵徒步行军的负荷被大大减轻。补给改由骡子驮运，而不再用人力或马车运输。小股机动部队现在开进山里，依靠掠夺储粮地窖或者袭击阿拉伯人的畜群生存。对他手下人的福利的关心，加上士兵们对他领导才能的信任，为军事行动注入了新生气。比戈的榜样逐渐感染了整个军官团，导致全军有了信心和干劲。到1843年，他已经使军队重新转入进攻，并且能够仅仅稍有夸大地宣称：他已经使他的部队“比阿拉伯人还阿拉伯人”。  
驻留阿尔及利亚期间，比若关于火力的想法经历了某些变化。起初，他批评法国人组成大型方阵来打仗的做法，它多达3000人，纵深达好几列阵线。阿拉伯人很少尝试以优势兵力攻打这些方阵，而方阵里面的几排纯属浪费，因为他们不能开火。与此相反，比戈提倡采用一些小型方阵，它们有互相重叠的火力区，以便互相给予支援。举枪齐射应当是规则的，开火时间则尽可能往后拖，以便让敌人靠得够近而真正予以重创。但是1836年以后，规模大得足以威胁法国方阵或据点的阿拉伯军队显然已不存在了。小冲突而非阵地战成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常态，因而方阵和火力规则不再被那么强调了。
比若肯定是19世纪最能干、最富想象力的战争技术家之一。他塑造了一支有进攻能力的军队，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谋求使敌人在他手下部队的纪律和火力让他占优势的地方投入战斗。当他无法使得阿拉伯人投入战斗时(这在1836年以后愈益常见)，他就打击他们的资源。通过毁了他们的生路，比若迫使阿拉伯人屈膝投降。  
在非洲，劫掠或曰袭击源远流长。法国人到来以前，非洲战事的特点是谋求战利品，而非在冲突中杀死对方。激战难得一见，没有章法的小冲突则司空见惯，在其中人们追求的是用震耳的喧闹声吓倒对方，而不是大量消灭敌人。  
然而1841年时，比若将劫掠战法提升到总体战层次。在此以前，法国人只是偶尔才焚毁庄稼和砍倒树木。无疑，比若对阿拉伯人拒绝立定战斗感到沮丧。而且，尽管他大肆吹嘘法军的机动性，但他的部队常常抓不住四散躲避的敌人。因此，他在米利亚纳附近的上谢利夫发动了他的第一场毁灭性战役。不久，法国部队在阿尔及利亚所经之处，无不留下被烧焦的天地、被摧毁的果园和被夷平的村庄。在这个时期访问过阿尔及利亚的卡斯特拉纳将军为劫掠战法辩护。“在欧洲，一旦(你)主宰了两三个大城市，整个国家就是你的了”，他写道，“然而在非洲，你怎么对付那些与土地的惟一联系就是帐篷外的木桩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夺走他们赖以糊口的粮食，夺走为他们提供穿着的畜群。正因如此，我们对地窖开战，对畜群开战，这就是‘劫掠’。”
无论支持劫掠的军事理由是什么，它的长期效应大为有害。当士兵被允许放火、抢劫和强奸时，军纪便很难维持。不久，法军就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彻底破坏之外的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在无节制的暴行之中荡然无存。这场战争的愈益加剧的野蛮在1854年7月达到了顶点，当时阿马布勒·珀利西埃上校将一群阿拉伯人围困于谢利夫以北沿海山区的达赫拉山洞里。在敷衍了事的谈判之后，珀利西埃命令在洞口里面点火。500名阿拉伯男子、妇女和儿童窒息而死。  
珀利西埃以耸人听闻和沾沾自喜的文字描述这场暴行的报告传到贵族院，法国立即爆发抗议浪潮。但是，比若非但没有谴责其下属，反而赞扬珀利西埃，甚至示意这样的行为可能重演。是年8月，圣阿尔诺上校活埋了试图在一个山洞里避难的大量阿拉伯人。他咆哮道：“那里埋了500名土匪，他们再也不会残杀法国人了。”在此后两年里，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大规模屠杀事件。 
必须说，法国人在海外的行径不比其他殖民列强更残暴：俄国人在高加索、英国人在印度士兵大叛乱期间和德国人在世纪之交至少都是如此。然而，这些大加报道的战争暴行将有长期性后果，其中首要和最明显的便是阿拉伯人经久不绝的敌意。比戈认为没有必要姑息和抚慰其敌手，声称只有通过战争铁拳，他们才会“接受征服的枷锁”。对比戈来说，阿拉伯人的敌意是无法改变的，因此要控制他们就必须压垮他们。 他还试图在战略要地建立退役士兵村，以保障农村安全。然而没有几个殖民者迈出这一步，结果这些计划被放弃了。  
完全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后，一些官员逐渐将军队视为使阿拉伯人免遭法国殖民者的贪婪和种族主义危害的保护者。然而，仇恨和这些年的征服造成的不信任从未消散。法国军人每时每刻都意识到防范耿耿于怀、敌意不消的阿尔及利亚大众可能有朝一日揭竿而起，将他们抛入大海。因此，他们对于伊斯兰宗教复兴的最轻微的迹象都极端敏感，神经质地害怕这可能激发阿尔及利亚人造反。  
比若的战争方式的第二个后果，在于激怒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从军经历太明显地扭曲了法国军人的价值观，在法国关于给非洲带去文明秩序的宣称与征服的惨痛现实之间掘开了一条大鸿沟。1846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从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满怀那里的法国军政权暴行留给他的惊骇感。后来，他将阿尔及利亚军队的军官们描绘成“愚笨不堪”。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他们甚至在对待欧洲平民时也表现出来的对于最基本的自由观念的藐视，促进了法国国内的反军主义，那同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加在一起，将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  
最后，比若的战争方式疏远了军队与法国的关系。从欧洲被派到一个伊斯兰地区，军人们的离乡背井感已经相当强烈。他们以自己在为祖国的更大荣耀而战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然而，当他们的艰难困苦在国内被忽视时，他们便感到迷茫困惑，而当他们在非洲的目的遭到质疑时，他们更是心生愤懑。最后，当他们的战斗方式受到谴责时，他们终于暴跳如雷。他们感到，法国既不理解、也不欣赏他们：“我们在非洲这里，损害着自己的健康，玩着命地打仗，为法兰西的光荣奋勇努力，而那些最无知的旁观者却能侮辱我们，诽谤我们的目的是向我们灌输一种既非这个世纪、也非一个军人可有的犯罪感”，阿尔芒·雅克·勒鲁瓦·德·圣阿尔诺怒吼道。“滚开，骂街者！” 这种遭受了“不公正对待和歪曲”的感觉促使驻非军队在心理上离群索居，从他们是一帮离乡背井的手足兄弟、放逐国外的职业军人这一事实寻求慰藉。对他们来说，法国是个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可理解的国度。他们陷在两种文化之中，既不能成为非洲人，又回不了祖国[1]。  
比若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督：统率了足以执行自己面临的任务的军队，拥有对所属下级将领的绝对的权力，并且长久地担任这个职务，以致可以按照一个需要多年才能实现的计划来进行活动。他组建了许多轻型机动部队以摧毁敌方的基地。1844年8月14日，他以劣势兵力击溃在伊斯里摧毁了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摩洛哥同盟军，他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他在谈判结束的前夜不宣而战地对穆斯林进行了突然的袭击。毕若在1843年7月17日，就已获得法国元帅的称号，在这次会战以后，他获得了伊斯利公爵的封号。1845年9月，为报西迪-布拉西姆之仇，经短暂离开后，又重返阿尔及利亚。迅速地镇压了阿拉伯人的起义。他不顾内阁命令，远征卡比利亚，1847年4月-9月，因其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殖民计划未受重视，愤怒之余，辞去职务。结果他被奥马尔公爵接替，并且按照基佐的说法，他“获得了回到法国和享受荣誉的机会”。
在革命风暴中下台
  1851年树立的比若元帅纪念碑[2]1848年革命爆发后，由于基佐的秘密的建议，路易·菲利普于1848年2月23日夜间召见了毕若，并任命他为全部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军和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24日早晨，毕若在吕利埃尔、贝多、拉摩里西尔、德·萨尔、圣阿尔诺以及其他将军的陪同下，到土伊勒里宫的总参谋部隆重地接任奈穆尔公爵的最高统帅职位。他对在场的军官们说，他这个将要带领他们去镇压巴黎革命者的人，“无论在战场上或在镇压起义的时候，是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的”，他保证这一次也要迅速除掉“暴民”。然而任命他的消息一传出，情况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国民自卫军对任命他担任最高统帅尤为不满，他们高呼：“打倒毕若！”，“打倒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国民自卫军坚决表示，他们将不服从他的命令。路易·菲利普被这次示威吓破了胆，只得收回成命，并花了一整天时间进行了没有结果的谈判。2月24日毕若成了路易菲力浦的顾问中唯一坚持不惜牺牲继续进行斗争的人了；但是国王已经认为，只有牺牲元帅才能同国民自卫军取得和解。因此统帅权转入他人手中，而毕若被免职了。两天以后，毕若表示愿为临时政府效劳，但是没有被接受。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他任命毕若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毕若同时在下夏朗德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6月10日卒于巴黎。毕若发表过一些主要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1852年8月，在阿尔及尔城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另一个纪念碑建立在他出生的城市。
评价
比若是一位殖民军人。在他的精神激励下，产生了约瑟夫·加利埃尼及其门徒路易·赫伯特·利奥泰。他虽然在出身和政治倾向方面属于保守派，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阿尔及利亚农民的同情，并努力设法减轻他们所受的法国当局的盘剥。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主要以第一次成功的镇压游击战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