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彦虎
人物简历
白彦虎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他确切出生年月应该是18  白彦虎40年5月25日，去世的日子是1882年7月26日。他出生的日期是由白彦虎第2个孙子白彦虎·黑牙支那里提供的，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由于长年征战，过度疲劳，加上身上的枪伤（在青海、新疆与清军交战中白彦虎身上至少有5处较重的枪伤），还有过境后不久东干移民出现分裂，晚年白彦虎身体一直不好。从1882年4月起，白彦虎就一直在比什凯克养病，直至去世。到1882年7月，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最后是肺炎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去世时，白彦虎年仅42岁，正值壮年。[1]   关于白彦虎的出生地与籍贯争论最多，说法不一。1956年至1957年，西北大学马长寿先生曾带领助手，对陕甘两省十余县市回族各界人士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资料中，有关白彦虎籍贯及出身的说法很多：1956年2月24日，西安回民、59岁的惠登鳌说，白彦虎是长安首帕掌的农民；3月25日，西安洒金桥回民马实轩讲，白彦虎是长安叶护壕家的农民；1957年7月6日，平凉回民马长有对调查人讲，白彦虎是咸阳人；平凉回民苏梅轩讲，白彦虎是彬州白吉原人，农民出身；平凉拜长清认为白彦虎是西安人，屠户出身；甘肃径源县吴德正老人（时年96岁）提出白彦虎是西安自家湾人；径源另一回族吴姓老人又提出白彦虎是长安碌靖堰人，18岁就挂了帅。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长寿先生的调查中，多数意见肯定白彦虎是西安人，农民家庭出身。这是四十年前有识之士及时实际调查出的宝贵见解及史料。[1]
个人经历
出生地之争有一份资料十分可贵，即波雅尔科夫写的《东干起义后记》。该书出版年代大早，19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已无法找到原著作了；但可喜的是该书手稿现珍藏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中。白彦虎第6个孙子几经周折，才获得了这部宝贵手稿的复印件。手稿16开本，共计53页。尽管手稿中错字很多，有些地方也不清楚，但其价值却十分难得。因为波雅尔科夫是当年回族移民定居地七河省省长，他对东干人的历史及习俗十分感兴趣。当年东干人不识俄文，汉字也不会写，故波雅尔科夫的著作就是最早纪录东干人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史料了。该手稿第10页上第三部分专讲自彦虎。关于白彦虎出生地点，他这样写道：“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确定白彦虎的出生地。一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北京，一些东干人说他出生在西安府王集村。第三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陕西的城固县，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城固当过官。”“有趣的是白彦虎的儿子也说不清其父亲的籍贯。”根据波雅尔科夫的文字资料以及笔者对白彦虎几个后人的调查，白彦虎出生地就是西安府的王曲村。他的爷爷是农民，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小官吏。白彦虎的父亲在北京、城固县及西安府都做过官，这可以从白彦虎的青少年经历中了解到一点线索。而且，白彦虎兄长白彦龙曾做过清朝的武举人，年轻时白彦虎也曾在清军中当过兵，这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我与白彦虎几个孙子交谈时，他们只记得老人讲，他们老庄子在一条小河旁，河上有座小桥，他们故乡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塔。一百多年了，他们根本说不清白家的籍贯。[1]早期经历白彦虎·六娃到西安来过两次，他只有到别人说的泾阳去寻根了。关于白彦虎青少年时代的史料很少。波雅尔科夫讲，白彦虎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几年宗教学校，但识字不多。还有的东干老人讲，白彦虎根本就不识字，因为他小时候只爱习武，不爱读书。看来第2种说法有问题，因为他总归还是念了几年书，有材料证实，进入俄境之后，白彦虎还带着一些汉字书籍。 据查，白彦虎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1859年，19岁的白彦虎被选为北京一个大区的宗教主管。据白彦虎儿子回忆，当时白彦虎是以全票当选的，这足以证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该区宗教活动中，他已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才干。[1]镇压太平天国1861年，白彦虎被征入伍。这时，清军已对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军实行残酷的镇压，白彦虎为自己这段历史悔恨不已。60年代一份《苏联回民报》曾刊登一份资料，讲述了白彦虎这段经历。文中讲：白彦虎过俄境后，曾多次向人讲过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在清军中干得时间不长，他返回故地西安府，正好碰上陕甘回族反清叛乱，他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并坚持战斗到了最后，成为同治年间陕甘回乱中最疯狂的战犯、刽子手。[1]陕甘回乱1862年春，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陕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反清起义，年仅17岁的白彦虎起义之初就参加了战斗，在其兄“白状元”领导的部队里当一名战士，随着战争的发展，白彦虎的聪明才干和优秀品质很快显露出来。1864年，他成为陕西回民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清河镇集议后，陕西回民军十八大营盘并为四大营，白彦虎被推为四大营元帅之一。其后，他率领的部队逐渐成为陕西起义军的中坚力量。[2]
白彦虎在陕甘回民起义的金积堡保卫战、西宁战役、肃州之战等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叛军败亡 关于白彦虎在国内战斗与生活的情况，史学界已有一些记述，但涉及到过境前后白彦虎情况的资料十分少见。这个时期是白彦虎一生的重要阶段，国内对白彦虎进入新疆之后的情况记述很少，清王朝官方纪录又很片面。我们在下边引用的俄文资料与我们实地考察获得的口碑史料将会弥补这方面的不足。[1]   据东干族学者姆·苏尚洛记载，1874年初，陕甘回族起义军实际上只留下白彦虎一支部队了。当时，左宗棠向北京报告：肃州大捷之后，在西安、敦煌、玉门、疏勒河一带只逃脱7000名回民义军。据俄国另一学者讲：“在肃州（今甘肃酒泉）8个月围困中，清军共杀害回民两万人，在西宁杀了9千人，在金积堡杀害国民5万人。”现存新疆图书馆的《伊米德史》上册第86页上讲：“回历1292年（公历1876年），有消息讲从兰州方向串来了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他们率领三万名骁勇的东干巴图鲁（英雄），进入吐鲁番一带。”③看来，进入新疆的仅自彦虎一支队伍无疑，人数在3万以上。据营盘老人对笔者讲，进入新疆的回民义军及家眷总人数在7万一8万。应该指出的是，这时候的白彦虎部队已经是陕、甘、宁、青及新疆回民起义军的联合部队了，还有一些不愿意留在关内受安置的回民赶到了新疆。[1]   西出阳关之后，回民义军十分困难。茫茫戈壁，水源极缺，人烟稀少，沿途死伤人不少。据东干老人回忆，当时为争夺一口水井，义军与清军要经过几番争夺，双方都要死人。沿途也有走不动而掉队的。至今，在酒泉、哈密、昌吉、清水、焉香、巩留、伊宁、霍城一带，仍有些操陕甘方言的回民乡庄，乡庄的人就是当年掉队的回民义军后代。 [1]  进入新疆境内之后，陕甘回民义军已无战斗力，只有择路逃生，而清军穷追不舍。清朝调集重兵准备将义军倾族剿杀。到1876年初，左宗棠已集结西北各路清军140个一150个营，计6万一7万人，投入一线兵力80个营，近4万清军，从凉州、兰州、海州、哈密四个方向向陕甘义军追来。这时，白彦虎的队伍拖儿带女作战，老女人孺皆有。据老人回忆，当年义军马背上一边是装娃的背篓，一边是做饭的铁锅。有时饭刚做好，追兵到了，义军将饭锅一掀，用湿泥土一冷却，驮上马背，拔腿就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转战几千公里，坚持了十余年。[1]   至今，中亚营盘老人中仍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义军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在灶房造饭时大发牢骚，埋怨自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白帅目的在 于稳住军心，表明宁死不屈，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其兄白彦龙在酒泉中弹身亡，过了不久他又杀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了三天。他后悔，但是 为了这批人的生存，为了民族整体利益，军心及军纪此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他这么 个统帅，这支特殊的部队很难坚持到最后，也许只能落个石达开式的全军覆没的下场。[1]  西退中亚1871年1月初，白彦虎率部退到了喀什西北中俄边境上。这时，前边是高山峻岭二异国他乡，过境去，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后边是数万追兵。白彦虎作了大难。1989年《苏联回族报》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回忆了这段往事。过境前，回军在一起商讨出路，人们彻夜不能入睡。白彦虎想去自首，以保全众人性命，但有前车之鉴，降清的马化龙、马文禄等人无一幸免于祸，此路不通。过境去前方，情况不明，吉凶难测，况且此时白彦虎部队伤兵甚多，老弱病残不少，再爬雪山过境，难度太大；不过境又难逃一死。在众人沉默良久之后，有一位妇人站了起来。她就是白彦虎正室夫人，人称白大妈，陕西同州人，是白彦虎部队女兵马队首领，一路征战到达此地。她对众人讲：众女兵及老弱病残留下断后，与追兵决一死战，以保精壮兵丁过雪山，再图发展。她的这席话使众人群情激昂，热血沸腾。[1]
最后，白彦虎决定；一、派人携带金银财宝赴俄境上以重金买路逃生，二、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断门绝户，其他人准备翻越雪山。白彦虎一亲侄白玉海（白彦龙之子）留在境内。直到今天，中亚营盘及新渠东干人多数在新疆有亲戚。 1877年12月初，白彦虎率众人翻越恰克马克山口。时值隆冬腊月，天气异常冷。据营盘老人兰阿匐回忆说，小时他听爷爷讲，当时吐痰成冰，地冻裂缝，山顶上风雪交加。义军们衣着单薄，腹中无食，饥寒交迫。人们是用刀砍脚窝子往山上爬的。这种行军对那些妇女儿童及老人更是苦不堪言。清朝妇女全缠脚，三寸金莲，走路时全靠双手往前摆，步履艰难。至今，中亚营盘妇女中还流传着“大脚蛮，不值钱。”的谚语。上山时，这些妇女是拉着牛尾巴，下山时是往下滚，连滚带爬地下了山。许多妇女滚下雪崖，再也没有起来。 新渠乡一位东干朋友讲述了他小时候听到的情况：“过雪山时白天好熬，夜晚难过。妇女、小孩子及老人都是爬在牛肚子下过夜。早上起来看不见人，只能看到一个个小雪堆。”“过山时，一位妇女抱的小孩要吃奶，可奶头冻实了，吸不出奶汁来；后来，在牛肚子底下暖了半天，又让几个大人用力吸，才喂了孩子。”这些逸事传闻东干人传了几代，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些艰难世事。[1] 
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里现珍藏着东干人李科库写的几篇日记，详细记述着当年东干人翻越雪山的情况。李科库是当年白彦虎队伍中的一位秀才，他写的日记被译为俄文，其片段被收进《东干起义后记》一书中。他写道：“1877年12月初，我们的队伍到达恰克马克山口，这时，大批清军已经追上来了。山口很小，没有退路。”“这一带很少有人冬季翻越，即就是在夏季也只有20多天里没有暴风雪。因此，越境走这条路的人很少。”“1877年冬季特别寒冷。这一年，中亚许多地方都遭受暴风雪袭击，牛羊冻死不少。”“山上的雪齐腰深，几乎每天都有暴风雪。有些深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许多人掉下去再也不可能上来了。”“这段山路大约有40俄里（1俄里一1．06公里），对这批东干难民来说，每一俄里都是一座坟墓。”“特别是在翻越海拔1．4万英尺（1英尺一30．5厘米）的多伦山时，困难更大，多数带孩子的妇女、老人及伤病员都没有翻过此山。就在此地，至少有3/4（也有人讲80%）的回民及喀什人折在雪山上了。”“过山后95%的人手脚都冻坏了，一些老人手脚指头都冻掉了，一些人的冻伤感染化脓，用烂布裹着。”“过境后，东干难民中男人和女人分不清：衣服一样脏，头发一样长。许多妇女穿的是男人的大裆裤。”[1]
1993年7月，新渠乡乡长苏古拜对笔者讲：直到今天，夜过恰克马克山口时，老远就能看见片片磷光，俗称鬼火，那都是当年过山义军留下来的遗骸。其景惨然，其情悲壮！隆冬腊月翻越雪山，是东干族形成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最感人的一章。这批人与严寒等残酷的自然条件做斗争，表现出超人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及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拯救了这个移民群体，而白彦虎是这次过境活动的组织者及领头羊。波雅尔科夫在谈到这点时说：“东干人翻越雪山时，许多人都无法坚持下去了，但是出于对自己领袖白彦虎精神及意志的崇拜与尊敬，人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走向了困境。”“白彦虎经常出现在最困难的时刻、最危险的地段。他一出现，人们都感到力量倍增。”“白彦虎胸襟开阔，处事果断。他每次都先考虑妇女、儿童及老人们的安危。东干人很尊敬他，都愿听他的指挥。尽管他不是阿匐，但他实际上是这批东干难民的精神支柱及领袖。”②过境后，中亚人都称赞东干人过雪山是一次英雄的壮举，称赞白彦虎是纳伦英雄。 [1]  没有过境、留在中国一方的义军一部分逃离了，他们四散隐居，有人甚至说自己是汉民，但还是有一部分人被清兵抓获。据喀什老回民回忆，当年清军在喀什街头摆了200多口铡刀，把抓获的数百名义军将士全杀害了，史称“喀什屠杀”。血的事实证明白彦虎当时作了正确的选择，他是当之无愧的中亚东干族之父，是义军余部的救星。 [1]  过境后的义军情况也不顺利。当年的吉尔吉斯是个游牧民族，十分落后。过境后的回民义军队伍沿纳伦河北上。有一个晚上，当义军在一个小山洼里休息时，吉尔吉斯人包围了这批不速之客，并开枪打人。数十名义军被击伤，一些财富及妇女被抢走。疲惫不堪的义军实在无力还击，陷入困境。这时，义军队伍中有个英雄小名叫铁破子，左脚有点跛，可身体健壮，力大无比。他见状脱掉上衣，在冰天雪地里光着膀子上前迎敌，吓退了吉兵,吉兵还以为是天兵下凡。退敌后，白彦虎连连夸奖铁跛子，并将其爱女许配铁破子为妻。其后代现在住在距托克马克仅一河之隔的新渠乡庄，已发展为数百人的大家族了，仍以铁跛子为其父姓。1997年7月，他们讲述了铁跛子赤身退敌的故事，讲述带有近代中国说书的韵味，十分亲切感人。据他们讲，过境后陕西回民中有几个以说书为职业的说书人，把白彦虎率部过境前后一些趣闻逸事都编成小段子，在冬季到处传唱。一些东干老人也给年青人讲述当年的苦难经历，有些孩子在摇篮里就听到过母亲唱的有关白彦虎事迹的儿歌。没有这些说书人，东干移民的最初情况很难传到今天。这些说书段子及口歌儿歌都是些难得的口碑史料。 《白彦虎杀嫂》 、《铁跛子退敌》及后边的《青龙驮白虎》、《白虎扎营盘》等都是当年的说书段子。为说书方便，他们都把白彦虎称为白帅。[1]   当年曾经见过白彦虎的波雅尔科夫这样描述白彦虎：“他是个中等个子，宽肩膀，身体十分健壮，目光炯炯，反应机敏。他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有几道伤疤，好几处伤疤互相交错着。这些伤疤不但没有影响他的美观，反而使他更加威武。”“白彦虎穿的是亮黄色丝绸衣衫，属地道的中国款式。他的体形、他的步伐反映出他很有自信心。”“他的目光透出了一种智慧，他的整个外表是典型的中国汉子。他的脸型也很有特点”。 [1]  波雅尔科夫从文字上描述了白彦虎的外貌及气质。现在住在营盘的白彦虎第6个孙子六娃家中珍藏着一幅白彦虎水粉画像。从画像上看，白帅膀阔腰圆，浓眉大眼，身披大斗篷，留一长辫子，头戴小白帽。营盘人都说，现任营盘中学校长的白彦虎第3个孙子酷象其祖父。这幅珍贵的画像是家住北京的一位清朝官吏后代保存下来的，1993年由北京一位回族作家转赠给了白彦虎·六娃。六娃从北京返回时，全营盘人都出来迎接白帅的遗像，场面十分隆重感人。据说，这幅画像是当年清王朝通缉榜文上的画像。笔者当时看到这幅画像时也十分激动，并翻拍了这幅画像，可惜的是拍得不清楚。[1]   笔者在营盘及新渠想收集一些白彦虎的遗物。白彦虎第2个孙子白彦虎·黑牙文家也只保留下几件遗物：一双象牙筷子，一幅石头眼镜，几块玉石坠子。据黑牙支回忆，他小时候白彦虎的遗物还有许多，但陆续被许多人讨要去了，很难追回。其中有一把宝刀是白彦虎十分心爱的兵器，他死后，宝刀由其大孙子收藏。到1938年肃反时，大孙子胆小怕事，把宝刀深埋了，后来也没找到。说起此事，黑牙支十分惋惜??博物馆也没要去。[1]   1877年12月66日，白彦虎率部来到纳伦。当时，该地是仅有数百人的小镇。直到1985年，纳伦总人口 10600人。回民义军到达此地后找不着粮食，他们用金银也换不来食物，一些东干人只有煮树叶、树皮吃，晚上在露天地里过夜。义军到达第2天，市场物价一下子上涨了好多，头天一普特粮食才卖7卢布，第2天一下涨到78卢布。当时，纳伦地区遭受暴风雪袭击，口粮、饲料及燃料奇缺。纳伦人对数千名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地方居民不明真相，当地政府不清楚他们的来历。多数纳伦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东干人。纳伦镇政府向托克马克县报告，托克马克县长向七河省总督报告。最后决定，扣留东干人的全部武器，就地安置。有些东干人的金银财宝也被没收了。这时，白彦虎命令部属，当地人的命令都要无条件执行，不得发生任何冲突。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人交流，矛盾冲突不少。但这种情况证明，纳伦不是这批移民的久居之地，白彦虎决定向托克马克前进。 [1]  1993年6月，笔者访问营盘时，一位老人讲述了东干难民抢渡纳伦河时的情景。纳伦距托克马克160俄里，途中有条纳伦河。义军到达河边时，白彦虎派一名探子前去查看河上是否有桥。探子查看后，讲无桥。白帅大怒，杀了探子。第2名探子查看后，又讲河上有些薄冰，无桥，也被杀。到了第3位，他心里琢磨，无桥也得说有桥，否则难逃厄运。他回报河有桥后，白帅立刻命令部下人马踩桥过河（实际是踏冰过河），并且命令队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退回纳伦只有等死。现在看，没有白彦虎这种大智大勇，这支队伍很难支撑到最后。为了保护历尽艰难的难民幸存者，白帅的行为有其合理性——再艰难也得往前行，爬不动也得爬，否则难逃活命。河水时深时浅，冰薄站不住人，一些人被激流冲走，下流就有捞人的，河滩上一片捞人声。《白帅抢渡纳伦河》的故事一直传到今天。至今，东干人仍把纳伦河叫“拿人河”，取其谐音。到纳伦后，由于生存条件太差，仅在几天内，义军就死了十数人，他们死于饥饿及伤病。[1] 中俄交涉沙俄一边谈判，一边使白彦虎和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并公然威胁说，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不合理要求，但崇厚竟然签了。左宗棠怒向朝廷奏道：“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
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摄政的西太后被左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左宗棠雄踞新疆，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在中国北方海域游弋。
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时间，大力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在哈密大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在战争中，回民对陕西、甘肃两省的汉人进行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西北回民对汉人的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回民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馀，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汉族民众和地方团练武装对叛军的野蛮屠杀进行了抵抗，并一定程度上予以报复。同治二年（1863年）元月，清廷命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入陕后，不断的向大荔、渭南、化州、华阴的回民军发起攻势，攻陷王阁村、仓头镇、乔店、孝义镇等回民据点，屠洗回民。“尸山积、血流成川”（《平回志》卷一）。定居沙俄 1878年1月下旬，东干移民到达托克马克。东干人领袖白彦虎率几名亲信及他7岁的小儿子提前到达托克马克，并带重礼去拜见托克马克县长。县长看到他们衣衫槛楼、疲备不堪的惨状，决定赠给他们四大车粮食。这是东干难民过境后获得的最宝贵的援助。对这批历尽千难万险到达此地的难民们来说，这简直是救命物资。[1]   这里要说说东干移民的朋友、吉尔吉斯人头目萨不旦·江达耶夫。当年义军过境后，曾受到中亚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的热情帮助。过境后的东干移民蓬头垢面，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男人长袍短褂，留有长辫，女人小脚，面黄肌瘦。文化差异太大，生存条件太差。此时若无中亚穆斯林民族的同情与帮助，东干人难有今天。萨不旦·江达耶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1]  1840年出生的江达耶夫当年任比什凯克行政长官，他很有正义感与人情味。他对与他同龄的白彦虎很尊敬，正是他把白彦虎叫“纳伦英雄”的。他了解到东于移民的艰难历程后，亲自向七河省长官汇报，请求援助这批难民。江达耶夫对白彦虎及东干移民很有好感，认为东干人勤劳能干，经过磨难与苦难的东干人一定成熟。白彦虎到晚年时患重病，江达耶夫曾多次前去探望。他号召吉尔吉斯人向东干人学习。江达耶夫还把一位陕西籍回民青年马贵（马老五）认了个干儿子（马贵系现任营盘乡乡长的老五·伊斯哈尔的太爷）。江达耶夫还任命马天佑·溜溜子（第2批过境东干人领头人马大人之子）当了比什凯克的长官，任期长达20年。东干移民到托克马克后，都在大路边挖窑洞居住。东干移民总算有了自己的落脚点，许多难民脸上才有了一点笑容，可白彦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为一路上惨死的同胞痛心不已，为这批人以后的生路忧心忡仲。这时，白彦虎仍然是这批人的核心与灵魂，大伙仍在等他拿主意。[1]   托克马克原称波克洛夫卡，1867年时才建镇制，人口不足1000人。该镇位于楚河右岸，周围全是沼泽地。当数千名回族移民到达后，该小镇象过节一样热闹。该镇直到1868年才改为县。当年，这儿是一个重要驿站，有四条邮路及一条公路连接此地。[1]   陕西回民移居此地后不久，白彦虎的一匹战马折了，白彦虎难过了好几天。此马系宁夏马化龙所赠，全身青色，无一根杂毛，人称“白虎骑青龙”、“青龙驮白虎”。此马通人性，在过戈壁滩时，只要此马一停并用蹄子不停捣土，白彦虎即令人往下挖，土下必定有水，此马不知救了多少义军的性命。白彦虎对此马十分疼爱，有两名马夫专门管理（此处说法与马长寿先生调查记录是一致的，看来是条可靠史料）。[1]   至今，营盘人中还流传着青龙救白虎的故事。西宁兵败之后，清军追赶义军，白彦虎亲自断后。在撤退时，路遇两丈宽的大沟，众人过去后，白帅一人仍在挡敌。待追兵围上来之后，白帅对青马耳语道：“你是我的良驹驮我过沟，若不是我的良驹我们一块完。”说完，连抽几鞭。没料到青驹一跃而过，吓退了追兵。白彦虎的第2个孙子黑牙支在讲这个段子时还常带出“来将报名”、“满门抄斩”等说书词语，听起来十分亲切耳熟。这匹马死后，东干移民曾隆重祭奠了一番。为纪念此马，移民们将它称为“托虎的莽”。当地人少，移民势众，故后来俄罗斯称此地为“托克马克”（音译），沿用至今。也许这就是波克洛夫卡改称托克马克的由来吧（只是口头传说，没有文字记载入 。[1]  在1878年11月建立营盘乡庄之前，东干移民在托克马克住了10个月。托克马克地处交通要道，当年兵荒马乱，路口住不得。东干移民已转战十数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在1878年10月底，义军居住地确实出了事。有支俄国军队路过此地，一个俄国军官看见一位东干妇女的小脚，十分好奇，上去就用手摸，边摸边问：“这是什么东西？”当年，对东干妇女多看几眼已属非礼，再动手动脚那里容得。几个东干小伙子上去就把这位俄国军官打了个半死，差点引起一场武装冲突。此事促使白彦虎下定决心另选地盘，以休养生息，远离是非。[1]   这时，中亚政府已批准东干移民自己挑选地方。白彦虎亲自考察选择地盘。在距今托克马克8公里处，白帅看到一块荒草滩，水蛇不少，屎壳郎成堆。白帅认为，有水蛇的地方，地下水资源一定丰富，屎壳郎成堆的地方，土壤必定肥沃。此地还有一条楚河支流——卡拉孔努斯河，水利条件很好，而且，此地北边有小北山（天山余脉），东边有小东山。白帅认为此地十分理想，随即将自己的宝刀插在这儿，并称此地为营盘，史称“白帅扎营盘”。正是这块宝地养育了几代东干人。此地为东干人最早的定居点，全住的是陕西籍回民后裔，故笔者称其为“中亚陕西村”。1878年一1926年，东干移民称其为营盘。哈萨克人称其为卡拉孔努斯（哈语），俄罗斯人称其为尼右拉耶夫卡（以沙皇名字命名）。1926年一1938年，该地称马三成乡庄（以内战时东干英雄马三成名字命名。马三成是马家第3个儿子。有人误译为马山青，不对）。1938年马三成在肃反中被害，该乡庄在1938年一1965年中又称营盘。到1965年马三成诞辰80周年时，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决定为马三成平反，并决定将营盘再次称为马三成乡庄，沿用至今。不过，许多东干人仍喜欢把该地称为营盘，至今，散居在中亚各地的陕甘回族移民后代仍然把营盘看成是东干族的大本营及根据地。这里边就有白彦虎的历史功迹及影响这一要素。新渠是1912年才从营盘划分出来的。新渠乡庄在哈文中叫朔尔一提别，译过来为盐碱滩。新渠人经过几代的艰苦奋斗，硬是在一片盐碱滩上开垦了良田。新渠正位于楚河左岸，与托克马克隔河相望，相距仅1公里。新渠距营盘有7公里左右。新渠成立与东干移民内部分裂有关，涉及到对白彦虎的评价。到营盘定居后不久，移民中发生分裂，一部分移民起来反对白彦虎。他们认为白彦虎与当地俄罗斯人、吉尔吉斯人及哈萨克人关系过于密切。还有一些人认为白彦虎偏袒自己的亲信，有偏心。这样，在东干移民中出现了两派：拥护白彦虎的一派叫亚克什派（哈语，意为好），“反对白彦虎的一派叫亚曼派（哈语，意为不好）。这次分裂对积劳成疾、身带枪伤的白彦虎打击很大。营盘老人至今仍讲：一口气气倒英雄汉，白彦虎大口大口地吐血。此后，白彦虎就移居到比什凯克去养病，直到去世。这两派对立情绪一直持续了好多年，最后导致部分人移居新渠。在白彦虎去世后，两派对立情绪才有缓和。1992年7月，在纪念白彦虎去世110周年时，新渠乡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朔尔一提别乡名改为白彦虎乡庄，以纪念这位东干族之父，也为了了结这段恩怨。[1]   到营盘之后，这批移民才算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多数东干人已能够安居乐业，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开展生产自救了。但是，过境后的白彦虎并没有解脱。到白彦虎余部进入俄国七河省定居之后，西北地区反清的回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白彦虎的个人悲剧并没有结束。清政府及左宗棠曾四次向俄国政府及七河省总督提出引渡白彦虎的问题。[1]   1882年7月26日，白彦虎在比什凯克去世。这一重大事件引起巨大反响，两派移民都对年仅42岁的白彦虎突然去世感到十分悲痛。这一事件使两派对立情绪缓和了许多，两派群众都参加了白彦虎的葬礼。此后，两个乡庄的陕西籍回民后代互相通婚，连畔种地，互相支持。东干移民结束了这场争论，并把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上，为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白彦虎去世能使激烈对立的两派联合起来的这一事实，再次证明白彦虎在东干移民中的影响与地位。[1] 
历史评论
各方评价纵观白彦虎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他在西北回民起义中的历史影响和历史地位。我们认为：白彦虎是西北地区反清起义后期斗争的实际领袖，是十八大营元帅中斗争最坚决的一位骨干人物；白彦虎为拯救回民义军余部上万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没有他的大智大勇，没有他这个意志刚强、处事果断的领头人，就没有今天的中亚东干族；他是位名副其实的中亚东干族之父，是位当之无愧的、不屈不挠的反对封建压迫及民族歧视的勇士。[1]   我们认为，白彦虎一生最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有两点：一是他对坚持西北反清回民起义后期斗争所做出的努力，二是他对保护义军余部、对中亚东干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贡献。[1]   在陕甘回民起义的领袖中最有胆略、最有血性、最有影响的当属白彦虎。1866年，白彦虎被推选为回民义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1868年3月，回民十八营改编为四大营，分别由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崔伟率领。1866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1867年又出任钦差大臣，亲率12万清军入陕，并动用了12个省的银饷、5个海关的关税共计白银40000万两，还向英国洋行借了220万两白银，购置大量洋枪洋炮镇压回民起义。此后，与左宗棠斗争最坚决的就是白彦虎。双方人力财力对比悬殊，绝非一个档次。从1867年8月左宗棠入陕至1873年11月清军攻占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据点，在这6年中，18位元帅里有7位战死沙场（马正和、杨文治、张四明、王明章、沙学德、赫明堂、冯君幅），有9位投降清朝就抚（禹得彦、崔伟、余彦禄、蓝明泰、阎兴泰、邹保和、陈林、马生彦、毕大才），马长顺随白彦虎出嘉峪关之后下落不明。可见，1871年12月肃州失守后，18元帅中只留下白彦虎一人了。1873年4月，白彦虎亲率陕甘回民义军余部进入新疆，这4年便是他一人率军作战。[1]   白彦虎被推选为统帅时年仅26岁，到1877年底被迫离国出境时，他直接与左宗棠官兵抗争了11年。离国出境时，他才37岁。在诸多回民统帅中，他立场坚定，年轻有为，思想成熟，从未动摇。1873年西宁失利之后，为了民族生存，崔伟、毕大才、禹得彦等实力很强的几支回民义军纷纷投降了清军，有些人甚至成了镇压回民起义的帮凶；但白彦虎却决心抗争到底，不怕孤军作战，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据史书记载：“西宁、陕西回之就抚也，白彦虎独迁延观望。”“陕西回军领袖崔伟等人降清后，唯白彦虎一起狡黠异常，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军所容，虽亦托词乞抚，而责其呈缴马械，则迁延发展，观望不前。”这段史料证实白彦虎在西宁失利之后的斗争策略及坚决态度，但其中有一句分析不对，即“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兵所容”。应该说，白彦虎忧虑的是整个回民起义的事业，忧虑的是他部下的那些广大妇孺老幼。据马长寿调查资料，“在西出嘉峪关之后，有人劝白彦虎投降，他就表示过：“我的头可断，可这些广大老幼将如何？”可见，白彦虎决心血战到底不是只为个人安危，而是为民族生存及移民群体的安危而着想。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就没有他那种超人的意志与胆略。[1]   再者，西出嘉峪关之后，回民义军所碰到的困难与回民起义前期相比要大得多。应该是难度最大的斗争，也最艰苦。首先是在兵力对比上，左宗棠清军都是正规部队，且装备精良，人数近8万；而白彦虎部“除老弱妇女外，能战者至多不过千”。其次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乱满地走，”缺水无食，风吹日晒。没有顽强的意志及超人的精神，这支特殊队伍本本无法保存下来。在西逃路上不知病死饿死了多少逃亡者，流落散失在他乡的义军及家眷也不计其数。可以这样说，白彦虎率部西逃求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万里长征，而且是一次特殊形式的万里长征（拖儿带女，马驮车拉，妇孺老幼者多，负伤体弱者众），也是一次特殊条件下（进入边远地区，历史条件十分复杂，新疆多种政权混杂）的万里长征。难怪到达中亚定居时，中亚各民族都为东干移民的征战精神及受的苦难所感动。这批人大难不死，难以想象的磨难使这批移民的幸存者百炼成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回民反封建斗争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斗争是近代中国农民起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主流不容否定。[1]嗜血屠夫  或许，是由于难免一定的阶级局限、地方民族局限及时代局限性，并且年轻而缺乏经验吧。或许，是因为汉回的矛盾已经深入其心，以及个人品质的低劣。他一生最突出的错误有两条：一是回民起义失败后、西撒时，白彦虎部队对汉民村镇的烧杀抢掠；二是在新疆与阿古柏政权的合作问题，后者史学界评论甚多。关于白彦虎部队西撒时的汉回仇杀问题，至今，陕西关中一带民间仍有传言，甚至把回民起义称为“回回乱”。[1]   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由于汉族人在军事上协助清军，因此回汉两族在陕西、甘肃两省互相仇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 [1]  同治年间的动乱，对回汉两族都是大灾难，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同战前全省的175万的峰值人口数相比，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其实在同治之前，《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均记载过乾隆“根株净绝，永保无虞”八个字的上谕，自此之后清政府一直在伺机清洗宗教信仰浓郁的西部地区，直至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之后，左宗棠彻底确立了满清在西部的统治地位。[1]   中国历史学家马长寿曾经评价说：“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民历史来说，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在此变动发生以前，陕西各县，特别是渭、泾、洛三河流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地，但自这一运动发生以后，清代统治者把陕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内的回民以外，整个驱逐出境或屠杀了。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变动，改变了历史上陕西人民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见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 对此一切的一切，白彦虎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1]  正面观感 但我们应该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清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压迫及民族歧视等历史大角度来看待1862年一1877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民族仇杀并不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与实质。[1]  因此，这两个错误并不能否定白彦虎的一生功迹。从他一生主要经历及政治活动来看，他不愧为一位坚强不屈的反封建斗争的勇士，也是当之无愧的中亚东干族之父。[1]  王震评价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负面观感 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 清朝回民起义甘肃被杀1455万人?近日刚看到的回民起义甘肃被杀1455万人,人口损失74.5% 回民起义是在驻陕清军到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回民借防务空虚进行对汉民进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起义第一仗不是杀清军，而是血洗汉民村庄八女井，将全村一万余口不分男女老幼集体屠杀。回民起义不是针对清军、针对清政府，说他反清是为掩盖回民起义大屠杀的事实，美化回民起义。回民当中3000人找不出一个识字的，缺少文化教养，根本不懂什么是反封建。后人说回民起义是反封建，纯粹是为了美化回民起义，用阶级斗争历史观给回民起义扣的红冒子。[1]   陕西回民领袖白彦虎带领的陕西回民杀人最疯狂。此人起义时只有22岁，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一点教养，后以杀人多而成为领袖。在宁夏，他掘了皇家坟墓。在其它回民起义领袖投降得以安置后，他自知罪孽深重，面对不可能的胜利，不顾回民的死活胁迫他们继续死拚。他杀了嫂子，以威胁不愿跟他再死拚的人。最后他投靠国外分裂势力，分裂中国。就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谓他为民族英雄。[1]   可叹的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历史学家，只让人知道清朝镇压回民起义,却不告诉你,回民当时做了什么。以致于，今天很多人将左宗堂当成民族罪人，白彦虎当作民族英雄。张承志写书误导回民，歌颂屠杀，宣扬圣战，而很多人把他的书看成是有血性的小说。把杀人的刀当作艺术品去欣赏。 [1]  可悲啊，中国，你为何让你的后人视大屠杀为起义，将恶魔当亲人，视英雄为罪人，将屠刀当玩具啊。回民起义对汉族的大屠杀，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陕西，在陕西杀了约500万人。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疯狂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在甘肃，回民一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回民起义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200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1]   以下是甘肃部分县大屠杀的情况。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1]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一次被杀十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1]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人口约17．1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94%．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1]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90%．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1] 固原县。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同治二年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1]  据中国人口史，庆阳府战争中损失128．万，占战前人口的91．3%．汉民基本被杀光．[1]   宁夏府。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150万，战后仅存10多万．当时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时赴义，数十万人，尽罹锋镝，天降鞠凶……”[1]  花马池（现为宁夏盐池），原有10万人，战后只留下5947人．人口损失94．1%．汉人基本上被杀完。  陕回入甘经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杀甚惨。由于当时农村杀得很惨，能逃的则涌入县城，借城墙保命。然而城破之后，则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另一记载：“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渭源人口损失90%，人民基本被杀光。十年后才设官府，招民种田，原有住户只余十余家。 [1]盖棺定论回汉本一家，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鼓吹歪理邪说，为满足个人欲望而进行妄图分裂中华、破坏民族团结的白彦虎将同洪秀全黄巢之流永远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864年10月，白彦虎在屠杀了合水的汉人之后，进攻陕北，打算烧毁黄帝陵。但在陕北遭到当地反清的“饥民武装”董福祥的顽强抵抗，最终溃退。1869年，白彦虎再度派人烧黄帝陵，被北路清军击退。这次事件拉近了饥民武装与清军的关系，1868年，董福祥归顺了左宗棠。黄帝乃中华民族之祖先，黄帝陵乃华夏民族的神器所在，白彦虎身为回民军领袖，竟欲作此天人共愤之事，实为不应，只能加大了回汉人民的仇视。还有传言，穆斯林民兵在各处摧毁佛教寺院，杀戮佛教徒和道教徒，并计划摧毁华山的建筑群，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彻底毁掉汉族的佛道文化，转而强迫汉族人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如此言论的真伪实难判别，事实上这些都是与穆斯林教义相违之事，若实为白彦虎所为，那么他真的对不起起义之初共同抗清的回汉民众。 同治年间的动乱，对回汉两族都是大灾难，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同战前全省的175万的峰值人口数相比，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其实在同治之前，《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均记载过乾隆“根株净绝，永保无虞”八个字的上谕，自此之后清政府一直在伺机清洗宗教信仰浓郁的西部地区，直至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之后，左宗棠彻底确立了满清在西部的统治地位。 
中国历史学家马长寿曾经评价说：“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民历史来说，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在此变动发生以前，陕西各县，特别是渭、泾、洛三河流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地，但自这一运动发生以后，清代统治者把陕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内的回民以外，整个驱逐出境或屠杀了。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变动，改变了历史上陕西人民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见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 对此一切的一切，白彦虎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1、阿古柏于1865年从浩罕汗国率领私人武装侵入新疆。1867年，他在喀什宣布成立“毕条斯特汗国”，正式建立了侵略政权。此人的性质无须多说——是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的侵略者”。 2、白彦虎于1873年离开陕甘地区进入新疆，在北疆地区落脚。他与阿古柏达成了什么协议目前不清楚，但考虑到他接受了阿古柏的军事援助并与之建立了军事同盟，以及阿古柏在1873年后就没有再对北疆地区发动进攻（此前他发动了三次入侵北疆的战争）的事实，可以认为，白彦虎以阿古柏为他提供军事援助为条件，充当了阿古柏在北疆地区的代理人。 3、1876年春天，左宗棠率领90营西征军正式进军新疆，讨伐阿古柏。在这场战争中，白彦虎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坚定地站在阿古柏一方，充当阿古柏抵抗西征军的前哨。经过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几次战役，白彦虎的军事力量被彻底击溃，率领数千残部逃入俄国。 4、白彦虎残部逃入俄国后，投靠沙俄，充当了沙俄入侵新疆的工具，多次入窜骚扰。1878年9月，白彦虎残部数千人在俄国经过休整和重新武装后，兵分三路侵入新疆，被左宗棠麾下的西征军刘锦棠部全歼。这是白彦虎残部入窜骚扰规模最大的一次。直到1881年清政府与沙俄就伊犁问题达成协议后，由沙俄指使的白彦虎残部入窜才告结束。 白彦虎作为叛军的领导者和屠杀的积极参与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有人指责白彦虎罪行远甚希特勒、谷寿夫，是犯下严重反人类罪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