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谷平
人物简介
吴谷平，男，生于1945年3月，浙江鄞县人，中共党员，高级编辑，曾用笔名“五谷”。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湖南日报总编室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新闻报党委书记、总编辑，东方网董事长，文汇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社长、党委书记。
2013年3月起，担任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1]  吴谷平
经历了十四大十五大召开，浦东开发，上海改革开放发展，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小平逝世，上海五国峰会，海湾战争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
曾在湖南的农场接受过“再教育”，在工厂当过新闻干事；1981年4月调入湖南日报，历任工商部副主任、主任、编委兼总编室主任。1991年9月底进入解放日报任夜班编辑，1993年11月被任命为副总编辑，分管夜班编辑部、国际新闻部、摄影部。1997年主持了解放日报编辑部的电脑工程，实现了记者编辑从笔与纸到电脑与网络的转换，并创办了解放日报网络版。1998年12月底，奉调到新闻报，后兼新闻报党委书记、总编辑。[2]
2000年初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3]。2001年4月，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委员，文汇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2001年9月后，兼任系列报党委书记，监管《新民周刊》、《上海星期三》、《上海家庭报》、《行报》、《文汇读书周报》、《文学报》、《新民体育报》、《新读写》杂志和文汇出版社。[4]20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为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5]
主要著作
《听听那风声》、《自己的嫁衣――吴谷平新闻作品选》、《吾爱吾友吾爱吾土》等
主要观点
媒体是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精神桥梁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的邻国比中国拥有的邻国要多。所以，和邻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保持外交稳定局面，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中国历届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重申睦邻政策是我外交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和“重点”。国家政策需要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媒体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媒体把人民的要求公开发表，传达给政府供制订政策参考，政府通过媒体把政策决定告诉人民，让人民了解政策内容，并听取人民的反馈。　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不但需要中国人民的了解和支持，还需要让邻国的人民了解和支持，才能达到促进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目的。因此，媒体还是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桥梁。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从而促使各自政府推进睦邻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吴谷平　中国-东盟合作 媒体还需努力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迅猛发展。1993年，中国首次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东盟部长会议，随后中国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无论在10加1还是10加3等各种场合，中国在地区问题、安全问题，以及经济合作问题上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但是，与各国政府间的密切磋商相比，中国和东盟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离现实相差很远。我一个朋友刚刚从大学读完研究生，有一家研究单位邀请他去做东南亚问题的研究工作，重点方向是菲律宾现状。他考虑几天后拒绝了这份工作。他认为，这个地方局势混乱，灾害不断，人民生活贫困。他不愿意为这个在国际上影响不重要的地区虚度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更担心在进行实地学术考察时会遭人绑架。凭我的学识，我知道他脑中对于菲律宾的这个印象显然与当地的事实不符。　因为我的报纸恰恰在马尼拉派有常驻记者。2002年我还去马尼拉看了我们的记者，拜访了当时一些媒体，他经常发回富有特色的当地新闻，以及长篇通讯，全面地介绍了菲律宾社会的各种情况。此外，我和菲律宾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旅游局等机构有经常性的联系，阅读这些机构发布的新闻资料，会见来自这个国家的有个性、有见识的各界人士。我想，我得到的这些信息比那些发达国家的通讯社通常发布的突发事件如灾难、动乱、谋杀、战争等信息更为客观全面一点。　那个研究生是如何得到这些扭曲的印象的？我认为，在国内的报纸、电视新闻中，尽管对东盟地区的报道是客观的，但是在报道的数量方面相对少了一点，他可能不满足于从国内媒体得到的信息，比较多地通过因特网阅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关于东盟地区的新闻报道。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离，社会制度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采集的信息被东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人士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实质可能发生扭曲。同时，这一事实还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多数媒体机构对本地区邻国情况的报道还不够充分。　西方国家媒体新闻价值与亚洲价值观有差异　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声称新闻自由是他们的生命线，但是事实上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新闻机构愈益集中于少数几个媒体大亨手里。他们根据顾客的需要出售信息，只要能赚到利润，什么都卖。所谓“坏消息就是新闻”，是他们一条重要的判断新闻价值的原则。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般是忽略不报道的。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外国记者出发前，公文包里装着想好的提纲，到了一个国家，拼命寻找线索，根据能证实他的提纲里所列出内容的新闻素材，然后发出长篇报道。我相信，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是尽努力向外界传达他所看到的真实的生活景象。但由于受新闻价值观和偏见的影响，有些报道与事实相距甚远，报道中夹杂的议论更是不着边际。　比如在8月5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上，刊登了路透社发出的一篇评论中日关系的新闻分析。作者罗列了在亚洲杯足球赛中中国球迷种种反日情绪的发泄，从而认为这将在日本引起反华潮流。但是作者在这篇700字的报道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引用一位名叫俞杰的中国政治评论员的话，称中国球迷之所以在球赛上大肆反日，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律公正，老百姓对很多社会问题不满，但没有地方发泄，所以在球场上借日本人出气。　中国是否有新闻自由与中国球迷为何大肆发泄反日情绪，是两个毫无关联的命题。我对中国的舆论环境很熟悉，我在中国的各种媒体里从没听到过这种把两者联系起来的谈论。我也没听说过俞杰这个政治评论员。我相信路透社没有造假，但如果这位作者到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街头去询问任何10位行人有关中日关系的问题，大概没有人会把反日情绪与新闻自由这个命题联系在一起，他就不会再认同俞杰的评论了。　问题在于，这位路透社的作者先入为主判定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一听到俞杰的评论，即认为言之有理，也不再采访其他中方人士，大笔一挥，一篇扭曲信息实质的新闻报道发表了。路透社在国际新闻界有重大影响，这篇报道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很大的损害。　国际会议是记者交流的盛会 新闻共享是可行的合作方式　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机构由于经济实力不够，很少有向国外派出常驻记者的，无论是地方性媒体还是国家级媒体，都只能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讯社等媒体机构。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公众获取新闻的来源非常狭小，丧失了新闻来源的多样性。尽管我们指责发达国家新闻媒体机构的报道有偏见，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在财力上是无法与世界性媒体机构竞争的。　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机构，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的媒体机构如何加强合作，联合自强，以实现平衡报道？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阅读了不少有关材料，并进行思考。最近，在听取我报国际部主任工作汇报时，我得到一点启发。　他今年6月份前往越南首都河内参加了“第5届亚欧首脑会议”亚洲媒体情况介绍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众多新闻记者。越南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介绍了将于今年10月份在河内召开“亚欧首脑会议”的准备情况。正在建设中的会议中心和新闻中心成为各国新闻记者关注的热点。　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记者很快成了好朋友。在会议的空闲时间里他们频繁交流各自所在的新闻机构的工作经验。我的那位同事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上海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晤的官方组织情况和新闻发布、媒体报道经验，引起在场各国记者的热烈反应。越南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表示他们要向上海学习，把“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当作一项提升河内国际形象，促进各国媒体加强合作的大事来抓。　由此我想到，随着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逐年提高，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地区各国内举行国际性会议的情况越来越多，各国记者在对各种国际会议进行采访时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当他们成为好朋友时，他们所代表的媒体机构之间互相了解就越深，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在此我郑重建议，今天与会的媒体机构，派出资深记者参加今年10月份的“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进行一次联合采访的尝试。同时，也可趁此机会探讨新闻共享、图片交换、人员培训和相互提供采访方便等方面的合作。不必额外支出大笔经费，就能赢来一个合作伙伴，何乐而不为。　中国和东盟地区各国都是近邻，各国发展水平也相差不多，同时又具有相同的亚洲价值观，各国媒体机构完全可以在客观报道本地发生的事件、弘扬亚洲价值观以及促进互相间的有效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其积极后果是亚洲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将大大加强。
 　吴谷平说，新媒体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即时，要发出“短、平、快”的最新消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硬件技术的发展，每一次硬件技术的变革都会带动我们新闻的变革，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乃至最近的移动媒体，都是如此。我们的新闻学教育，要着重于培养出能够同时发出文字、录音、照片、视频等多媒体报道的记者，要能够培养出具备外语、驾驶等多种能力能“上天入地”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