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弱联系
强联系与弱联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沟通互动的频率来看，可以简单划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
  weak tie
强联系最可能产生于个人与核心家庭成员、挚友、工作搭档、事业合作伙伴和主要客户之间，表现为在生活和工作中有较多的互动机会。
与强联系相反，弱联系范围更为广泛。与同学、朋友、亲友、邻居之间都有可能产生，甚至曾经的强联系也会因为沟通、互动机会的减少而沦为弱联系，主要是由于个人的时间、经验和沟通机会造成的。
根据150定律，每个人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大约维持在150个左右，其中强联系约30个，弱联系约120个。
弱联系理论的发现
弱联系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于1973年提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他在寻访麻省牛顿镇的居民如何找工作以反映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发现，紧密的朋友反倒没有那些平时很少联系或不怎么熟悉的人更能够发挥作用。事实上，紧密的朋友基本帮不上忙，真正能介绍到工作的往往是陌生人。  Mark Granovetter
格兰诺维特描述弱连接的论文《弱联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问世之后，被当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拒之门外而无人问津，直到多年之后才得到认可，之后还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
格兰诺维特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构成了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即“强联系” (Strong Ties)现象；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中还存在另外一类更为广泛亦更为肤浅的社会认知，例如一个被人无意间被人提到或者打开收音机偶然听到的一个人。他把这种关系定义为“弱联系”(Weak Ties)。
格兰诺维特认为，在探究一些网络现象时，使用弱联系(Weak Ties)的概念比使用强联系(Strong Ties)的概念来得重要。其实与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往往不是“强联系”，而是“弱联系”。“弱联系”虽然不如“强联系”那样坚固（金字塔），却有着极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就像在著名的六度分隔实验中，正是层层叠加的弱联系将世界上原本毫不相关的人联系到了一起。
弱联系的力量
由于弱联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其分布范围较广，因此它比强联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同时，格兰诺维特提出了测量关系强度的四个维度：互动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感情力量（感情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他还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判断方法，即朋友圈子的重叠(overlap)程度。当两个人没有关系时，他们的朋友圈子重叠程度最小；关系强时，重叠程度最大[1]。
这个“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的断言，就是对欧美社会学界的社会网分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弱联系力量”假设。这种假设充分考虑到强联系多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间发展起来，而弱联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2]。个体间一旦建立起强联系，便意味着其朋友圈子的重叠程度较大，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群体内部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的相似性较高，因此通过强联系获得的信息的重复性很高。弱联系更多的发生在群体与群体之间，由于弱联系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联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结构与阶层的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这就是“弱联系的力量”[3]。
弱联系的应用
1. 从“弱联系”中可以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强联系关系通常代表着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在某些存在的互动关系形态上较亲密，因此，透过强联系所产生的讯息通常是重复的，容易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网络内的成员由于具有相似的态度，高度的互动频率通常会强化原本认知的观点而降低了与其它观点的融合，故认为在组织中强联系网络并不是一个可以提供创新机会的管道。越是关系紧密的朋友，提供信息的广度越小。而在友人之间，情况却恰恰相反，往往因为太过熟悉，在提供信息之前，就会主观地将一些自己判读为不合适的信息屏蔽掉，造成接收者信息缺失。  弱联系的信息传递
相反，弱联系则较能够在不同的团体间传递非重复性的讯息，使得网络中的成员能够增加修正原先观点的机会，即联合其它网络位置的人来减低社会结构的限制以取得结构利益。正因为是弱联系，沟通相对较少，信息提供者对当事人的信息往往了解的并不是很全面，提供者对当事人只是有某种能力上的模糊印象，所以在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能力的评估是基于正向基础之上或者是“粗加工”。
全球著名猎头费洛迪认为，最好的“弱联系人”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弱联系人是职业的，而不是社会化的联系人，只有这样他们给你提供的信息才可能是与职业发展相关的。其次。这些弱联系人的“联系链条”非常短，这意味着他们要么认识你，要么认识你的某一位熟人，一般来说，从消息提供到接收者之间，关系链不超过两层，一旦超过两层，信息的准确性就开始出现变化。
2. “弱联系”是合伙创业的最佳选择
从弱联系那里获得想法,乃至于与弱联系合伙创业，有利于提高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社会学家马丁·吕夫(Martin Ruef)问卷调查了766个在美国西部某个大学（其实是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且至少尝试过自己创业的“企业家”，试图从中发现弱联系和创新的关系。吕夫统计了这些MBA们所创办公司的人员构成和信息来源，并且使用各种办法评估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
吕夫发现,创业想法来自与家人和朋友这些强联系讨论的，只占38%。而来自与客户和供货商这类商业伙伴这些弱联系讨论的，则高达52%。另有人则是受媒体或专家启发。可见好想法来自弱联系这个定律从创业之初就管用。
虽是如此，大部分创业团队仍然由家人和朋友构成。强联系团队和弱联系团队的数目对比差不多是5:3。而吕夫使用一个创新评估模型发现，弱联系团队的创新能力差不多是强联系团队的1.18倍。更进一步，如果这个团队成员在此之前从来不认识，那么这个团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更高一点。
3. 弱联系的集大成者：社交网络
作为一种普及范围极广的网络应用，网络社交承载着非常重要的信息分享功能。传统社会中，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自己交往密切的亲人、朋友、同事，彼此之间互动频繁，因此他们相互间拥有和分享的信息、知识等是经常重复的；与之相对应的，通过那些更为广泛和浅层的社会关系，我们可能更容易获得此前陌生的信息。这些关系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弱联系”。有研究表明，“弱联系”是不同社交人群之间分享信息的重要渠道，其数量与质量也是衡量一个社会信息开放和活跃程度的重要标志。
相对于“强联系”来说，“弱联系”更像是将整个社会串联起来的虚线。它并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关联，而是通过信息来把人联系起来。与“强联系”的实线相比，尽管“弱联系”的虚线没有实线明朗，但虚线的广泛度远在实线之上。SNS以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作为实线，把人与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建立起一个熟人的“强联系”。这种“强联系”可以方便的让用户知道自己的好友最近在干些什么，但是相对起来比较封闭，信息传播速度也比较缓慢，传播的范围也不会太广。毕竟许多SNS网站用户只限于把自己圈子内的好友加进去，在信息的量上难以得到保证。  社交网络
而Twitter类的微博网站是以信息作为虚线，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弱联系”，通过信息建立联系，这种方式可以让信息传递得更加快捷和广泛。从这点我们不难看出，“强联系”的主体是人，加强的是人与人间的关系，而“弱联系”的主体则是信息，加强的是信息间的交流和传递。如果更深入一层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媒介，那些对某些信息有共同兴趣喜好的用户，通过信息这个媒介联系起来，并逐渐形成一个特定圈子，那么社会化网络就能真正搭建起来。
互联网提供了让原本素不相识、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都很遥远的陌生人互相结识和交谈的机会，非常适合“弱联系”的建立和增长，对于强化整个社会的信息共享精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应进一步挖掘网络社交在信息分享上的潜力，通过强化网络诚信等手段积极为各种网络“弱联系”的建立创造条件，并对那些有利于帮助网民开展网络社交、构建各种新的社会联系的网络平台、网络工具，给予政策、资金、技术上的支持。
对弱联系理论的批评
1. 强关系假设
与“弱联系力量”假设针锋相对的是边燕杰提出的“强联系力量”假设[4]。边燕杰根据天津1988年的调查研究指出，社会网络的作用不是传播和收集职业信息，而是待分配的择业者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门和分配决策人的照顾[5]。换言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信息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边燕杰通过对中国和新加坡职业流动的对比研究，初步证明了这一假设。对新加坡人来说，社会生活中强关系较多；此外，职业流动中强关系意味着较高程度的信任，弱关系意味着不太信任和缺乏义务[6]。
对于社会网络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边燕杰和张文宏提出了四种假设：一是市场化假设，即作为信息桥的关系使用频率上升，作为人情网的关系使用频率下降，弱关系可能逐步代替强关系作为职业流动的调节机制；二是权力维续假设，即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的使用频率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不是弱关系将替代强关系，二是强关系仍将保持其优势地位；三是机制共存假设，即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和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将共同发挥作用，强弱关系的使用比率将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四是体制洞假设，即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将提高使用频率，而作为信任和规范约束的人情关系网络也将提高使用频率。运用对天津1999年就业过程的调查，他们证明强关系假设继续有效，弱关系假设的解释力不强；同时体制洞假设得到了证明[7]。
2. 对弱关系理论的批评
除弱关系理论外，格兰诺维特于1985年提出了“嵌入性”概念。他认为，信任来自社会网络，信任嵌入社会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8]。嵌入性的概念暗指，经济交换往往发生于相识者之间，而不是发生于完全陌生的人际之间，同弱关系假设相比，“嵌入性”概念强调的是信任而不是信息。而信任的获得和巩固需要交易双方长期的接触、交流和共事，实际上嵌入性概念隐含着强关系的重要性。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9]。
在边燕杰看来，格兰诺维特为了分析和讨论的简化，把关系假定为积极的和对称的，忽略了关系的不对称性，只关注能给分析带来方便的对称性。边燕杰认为，“关系”在字义上指“联系”或“关联”，但它本质上是促进人们之间恩惠交换的一组个人间的联系[10]。
李继红指出，强、弱关系假设这种争议和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格兰诺维提出弱关系假设以来，后来研究者基本上都沿袭了格兰诺维特对关系的定义和界定关系的四个标准，而忽略了格氏提出的关系概念本身是可以商榷的。实际上，强关系假设的缺陷是简化了社会网络和假定了在多元社会中并不存在的高同质群体；弱关系假设的缺陷则是先验地断言存在着两个或者更多没有任何交集的群体。社会网络研究的强、弱关系假设面临方法论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分析层次的选择上，面对面的互动太过微观，整个网络则太过宏观[11]。
弱联系理论的学术发展
（1）社会资源理论
林南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假设，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分层体系中，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方面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连接高地位人的通道，进而获得社会资源[12]。
根据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须结合关系人的阶层地位来权衡关系强度的效应。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关系人本身的社会地位都是决定关系所能涉取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变量。社会资源理论把关系人的能力引入了关系的效应分析，显示关系纽带的作用最终由关系人的能力与意愿的合力决定。因为根据强、弱关系的定义，最弱的关系没有用，因为这种关系根本产生不了交换的动因，而最强的关系，虽然其涉取资源的范围很受局限，但这类关系所激发的帮助意愿和寻找其他关系的努力，对个体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关系意味着承诺、信任和义务，因而帮助的动机最强[13]。
（2）“山脊状结构”概念
弗里金提出的“山脊状结构”(ridge structure)概念是对格兰诺维特理论的发展。在格兰诺维那里，社会空间被想象为由诸多离散性的群体组成，这些群体的内部是一系列的强关系，在群体之间则是弱关系，弱关系充当“关系桥”，把不同的群体链接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弗里金的山脊状结构修正了格兰诺维特的结构想象。所谓山脊状结构，是由社会空间中分布密集而又相继交叉的区域组成。由于发生人际情感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空间中行动者的临近性的增加而增加，山脊状结构意味着一连串彼此相交的凝聚性的亚群落，而这一结构本身把相距较远的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连接起来。弗里金指出，虽然在对不同区域的行动者之间的连接上，关系桥的纽带作用不可否认，但宏观联系的更强有力的基础是山脊状结构，它渗透进社会空间的不同区域，同时涵盖了相对大量的行动者。山脊状结构而不是关系桥，构成了宏观层次上的传递性的一个关键结构基础[14]。
（3）对关系强度的细分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关系强度的进一步细分，来超越强、弱这种二元分立的局限。刘林平认为关系的划分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动态的过程，应该站在两个时点（过去和现在）来区分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关系类型组合表”，并把关系区分为四种：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15]。邹佳青把关系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中关系，中关系是对资源拥有者和需求者进行资源调配的中等强度的社会性的平衡力量[16]。汪和建把关系纽带构建为由强关系、次强关系、次弱关系和弱关系构成的连续体，并强调了作为中间性关系的次强关系和次弱关系的特殊优势，提出这两者最适于作为个体实现其物质利益或商业活动的工具[17]。
（4）关系与信任的嵌合
鲍磊认为，研究关系尤其是中国的人际关系，很难离开对“信任”这一重要维度的考察，关系与信任是互相嵌合在一起的。在特定的社会中，行动者通过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源的考虑，选择自己究竟是运用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并评价这种关系带来的信息的可信度（信任程度），最终才做出相应的行为。在此过程中，行动者面临四种情况：强关系、强信任，强关系、弱信任，弱关系、强信任，弱关系、弱信任。因此，强关系与弱关系和强信任与弱信任不是一组相互对应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假定不同。前者理论的重点是设定任意一个个体，如果他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来改变其处境，他能从哪里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样推导出来的关系是弱关系，他能够通过信息桥传递较有价值的信息，这里的信息没有真假之分；而后者的重点是设定一个天生处于关系中的个体，如果他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他需要相信和依靠谁[18]。
（5）强—弱关系理论的文化视角
李斌认为，汉语中的“网络社会”实际上可指代三种形态——关系社会、赛伯社会和网络社会[19]。第一网络社会即关系社会由零散的强关系簇构成，在这一社会中格兰诺维特关于关系的“强—弱”划分是可以立足的，在关系簇内部形成的是强关系网络，它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而在关系簇之间存在的是弱关系，并且弱关系的维持需要制度保证。第二网络社会即赛伯社会(cyber-society的音译)是以技术为中轴的虚拟空间。当赛伯社会作为一种外力介入关系社会后，网络的“内卷”和“外张”共同促生了第三网络社会。“网络内卷”是针对关系社会中的网络簇（强关系）而言的；“网络外张”在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产生后成为可能，个人的弱关系边界扩大，人们可以与网络中的任何个人生成关系，现实社会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关系簇或普遍网络。
这种社会的微观关系结构是新“差序格局”。它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差序格局”的区别在于：第一，决定差序的标准有别。传统“差序格局”是以亲缘和地缘来决定差序，是一种先赋格局；新“差序格局”则是基于业缘和友缘，是一种自致格局。第二，圈层中的组成不同。第三，在传统“差序格局”中，个人能调动的关系有限；但在新“差序格局”中，根据“六度分割”理论，可调动社会资源的空间和范围扩大。第四，传统“差序格局”是相对稳定的，而新“差序格局”是不稳定的。
李斌认为，由传统“差序格局”向新“差序格局”的演变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既是一种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可以被用来阐释“强—弱关系”的流变，并且可以作为解决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分歧的文化视角。中国一直以来是传统“差序格局”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强关系”（亲缘和地缘）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是强调先赋性关系的重要性，并排斥“弱关系”。而新“差序格局”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特征，产生的是一种“弱关系”（业缘和友缘）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内涵是强调自致性关系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包含着传统强关系的衰落和弱关系的兴起。
高红艳也认为，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并不是对格兰诺维特理论的反驳，而是一种补充。因为在二者的研究中，强、弱关系起作用的领域和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在格氏的研究中，弱关系起作用主要是在信息的流通方面，在边燕杰的研究中，强关系的力量则在于获得权力机关影响方面；格氏的研究揭示了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交往和联系的情况，边燕杰的研究则是对儒家文化背景下华人社会联系状况的一种描述和解释[20]。
李林艳则从“弱关系的弱势”这一论题出发，着眼于把中国式“关系”阐释为由弱关系向强关系转化的一种文化实践。这种转化既包括对强关系的动员，即通过“关系”桥的疏通与“关系”目标建立起简介的强关系；也包括在既定弱关系的基础上，借助频繁的和实质性的直接交往来迅速改变关系的弱性质。“关系”艺术，或者弱关系强化的实践，其实质是通过客服弱关系的弱势以充分利用它的强势，它的本意是提高关系人的帮助意愿，而不是把弱关系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强关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