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生平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他生于印度大城市孟买，[1]父亲曾是孟买英国艺术学校雕塑  学教授，后任拉合尔艺术学校校长和博物馆馆长。亲戚中有不少是画家，家庭环境对他绘画爱好和艺术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吉卜林6岁时被送往英国，在一家儿童寄养所住了5年，后来他把那里的可怕情景写进了《黑羊咩咩》（1888）。1877年，吉卜林进入“联合服务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英国培训海外军事人员的学校。条件比较艰苦，那里的情况后来被写进《斯托基公司》（1899）。他在这里除学军事知识外，还喜欢读丁尼生和斯温明的诗，开始进行诗歌创作。1881年，他的父母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他这时期的习作，题名为《学生抒情诗》。1882年17岁中学毕业返回印度，父亲为他在拉合尔找了份工作，担任拉合尔市《军民报》副编辑。他敏锐地观察印度的风土人情，把见闻写成小品文和轻快诗，发在他为之工作的报纸上。1884年9月，吉卜林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百愁门》，从此便不断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1888年，他出版了《山中的平凡故事》、《三个士兵》、《加兹比一家的故事》等七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清新自然，曾使当时英国读者耳目一新。
  丛林之书1889年，他作为《民政与军事报》的特派记者去英国，他乘船出发，取道中国、日本、美国，经历了一次“征服世界”的旅行，在途中写了许多札记，收集在《从大海到大海》等集子里。这使他一年之内就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散文作家之一。9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吉卜林创作鼎盛时期。他的诗集《营房谣》（1892）、《七海》（1896）以豪迈风趣的笔调讴歌英国军队在异国的征战，为诗人赢得“帝国诗人”的称号。1892年结婚后迁居美国，在美期间发表了《消失的光芒》、《勇敢的船长们》（1897）和被认为是儿童读物的经典著作《基姆》、《丛林之书》和《丛林之书续篇》。后将后两篇故事集中的8篇毛葛利故事加上1893出版的名为《许多发明》的短篇集中的一片毛葛利故事——《在保护林里》从三个小说集中抽出来，于1933年编成《毛葛利故事集》。《丛林之书》写的是有关印度原始森林中野兽的故事，其中叙述一只勇敢的母狼  作品集《野兽的烙印》从虎口救出婴儿莫格列并抚养了他。从此，小莫格列在莽林与野兽一起生活，长大后杀死了凶暴的老虎，作者写的是动物的故事，但充满了人类生活的寓意。《基姆》是作家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作品，被批评家公认为是吉卜林最出色的长篇小说，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1902年返回英国，定居萨塞克斯郡。该地为他后期的《普克山的帕克》（1906）、《奖赏和仙女》（1910）等作品提供了背景。晚年，吉卜林由于失子之痛和疾病缠身，创作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少作品涉及战争创伤、病态心理和疯狂、死亡的内容。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各种各样的人》（1917）、《借方和贷方》（1926）等。后来他在南非度过很长时间，和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得斯交往，加强了他关于白人使异教黑人开化的使命等帝国主义信念。由于被普遍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严肃作家的名声衰落。后来又享有较高的声誉。T.S.艾略特曾想恢复吉卜林在英国诗坛的声誉，但他作为诗人的地位将不会很高。1936年1月18日，吉卜林在伦敦去世，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坦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的一部未完成的自传《谈谈我自己》于身后出版。[1]
代表作品
诗集：《机关打油诗》、《营房谣》、《七海》等
短篇小说集：《山的故事》、《三个士兵》、《生命的阻力》、《丛林之书》等
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基姆》等
写作风格
由于吉卜林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殖民国家向其他国家疯狂地扩张，他的部分作品也被有些人指责为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各持一端，极为矛盾，他笔下的文学形象往往既是忠心爱国和信守传统，又是野蛮和侵略的代表。然而近年来，随着殖民时代的远去，吉卜林也以其作品高超的文学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敬。
一战的影响
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特定的时代，吉卜林亲身体验了欧洲文明国向全世界的凶猛扩张，也不可避免的经历了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吉卜林遭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痛苦，他的大儿约翰（John）牺牲在1915年的卢斯之战中，为此吉卜林自责地写下了“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死，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辈说了谎。”（If any question why we died，Tell them，because our fathers lied），这句话的来由可能是因为吉卜林送儿子参军时，为儿子很差的视力做了很多努力才获得批准。为了弥补心中的创伤，吉卜林加入了费边帝国战争治丧委员会（现为共和国战争治丧委员会），这个组织负责英国战争中牺牲人员的墓地建设，吉卜林对这个项目最大的贡献是为这个项目挑选了一句圣经中的“Their Name Live Forevermore”，刻在了几个较大的战争墓地的纪念碑上，同时他也记录了他的儿子所在的爱尔兰卫队的历史。以后，随着汽车的普及，吉卜林成为了大不列颠新闻报的驾车记者，并狂热地写下了他在英国和国外的旅程。1922年，由于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工程师的工作，应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教授的请求，参加土木工程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的毕业典礼，这个典礼被吉卜林命名为“召唤工程师仪式”（The Ritual of the Calling of an Engineer）。现在整个加拿大甚至美国部分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都要被赠与一个工程戒指，以示对吉卜林的纪念。同年吉卜林成为了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院长，直到1925年。1935年5月6日，吉卜林为圣乔治皇家学会作了一个演讲，曾警告德国纳粹对英国的威胁。
获奖
1907年，他终于以“观察的能力，想象的新颖，思维的雄浑和叙事的杰出才能”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文学奖。吉卜林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令人遗憾的是，往常的盛典在这一年却笼罩上了一片沉闷、郁虑的气氛。仪式举办得极其简单，到会者寥寥数人，整个授奖过程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原因是授奖的前几天，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去世了。吉卜林走进皇宫谒见新王。古斯塔夫五世国王满脸倦容，双目垂视，对他只问候了一两句话。皇宫内外充满着死一般的沉寂。后来吉卜林在他的自传体札记 《谈谈我自己》中称这次典礼为令人窒息的“庆典”。
但和这冷落的授奖仪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小学校代表队的儿童们，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个儿童代表队、来到吉卜林投宿的饭店，向这位曾为儿童贡献出许多迷人童话的获奖者，表示他 （她）们的敬意。其中一位小女孩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非常流利的“颂辞”。并为他表演了合唱歌曲。这一切使吉 卜林感到十分愉快和欣慰。
评价
吉卜林一生共创作了8部诗集，4部长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集和历史故事集，以及大量散文、随笔、游记等。他的作品简洁凝炼，充满异国情调，尤其在短篇小说方面，是无与伦比的。马克·吐温曾热情洋溢地赞美吉卜林的作品说，“我了解吉卜林的书……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由于吉卜林的“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其他作品还有诗集：《机关打油诗》、《营房谣》、《七海》　短篇小说集：《山的故事》、《三个士兵》、《生命的阻力》、《丛林之书》　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基姆》等。
万十字章
许多老版本的吉卜林作品封面，都有一个左向的万十字章  万十字章（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为了防止与德国纳粹党的右向万十字章的标志（卐）相混淆，吉卜林下令取消他作品上的所有的万十字章符号，以防止人们误以为他对纳粹党的支持。事实上，卍与纳粹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取自古印度的宗教符号，为祈求康健和好运之意。1935年，吉卜林曾作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预见性地警告纳粹的威胁。
评价吉卜林先生
“（当我们）评价吉卜林先生，心情还不足以好奇，也不足以那么理直气壮，”T．S．艾略特在1919年如此写道。安德鲁·莱西特在其有关吉卜林生平的传记近著中指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影响对艾略特当时正在写作的《荒原》中表露出的“不同的声音”可说是显而易见。不过，虽然艾略特颇为钦佩吉卜林的诗文，但也明显十分反感吉卜林的个性——当时吉卜林声望仍隆——他是那种危害最大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象征。艾略特甚至把吉卜林作品的影响看成是孕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十年过去了，读完莱西特的这部作品人们对吉卜林的看法感受依然大致与艾略特相同——许多，也许绝大多数吉卜林的作品仍颇有魅力，奇怪地居然不受时间的限制，不过作为一个人，或者他已至少不折不扣地成为人们原本还持怀疑态度的那种最为保守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正如莱西特不那么自信地所言“他的确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更有趣的是，他又不是。”
紧跟哈里·里基特于去年一月出版的传记之后，莱西特是第六位吉卜林传记作家。莱西特的这部传记远比里基特的出色，但充塞着过多的事实及细节，而过于紧密的排字又令人倦乏难以阅读下去。尽管如此，吉卜林其人其事比之以前的任何一本吉卜林传记（包括安格斯·威尔逊和马丁·西摩——史密斯的）更清晰鲜明，还应该认为，更令人不快。
吉卜林迎合了他那个时代的种族歧视。作为在拉合尔（他的英国父母住在此地）初出茅庐的一个不到二十岁记者，吉卜林曾写道，他发现自己看见“一个褐腿东方人的儿子”穿着大学硕士服时觉得非常“滑稽可笑”。不过，他的早期短篇小说《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P1ain Tales from the Hills）以肯定的态度描写印度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年轻时他本人在印度似乎还有定期的性冒险——“不时在花园做风流事”一则典型的日记如此写道……，他也吸印度产麻醉品。小说《基姆》（Kim）第一版写的是一个在拉合尔开鸦片馆的爱尔兰老妇人的故事。
《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的成功使他得以跻身于英国文坛，在伦敦住下后，他找了一个代理人A．P．瓦特。瓦特告诉他如果写长篇小说就会发财。事实上，没多久，他就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几千美元，莱西特揭示出财富的获得及投资成为吉卜林和他与之结婚的一个美国女人嘉莉日后生活的主要动力。一旦离开印度，他的小说更加充满了商业味，《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所特有的那种明显煽动性的锋芒变得迟钝起来。例如，莱西特认为吉卜林写于二十年代末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具有一个传统意主旨——“年轻的人兽儿莫格利被告之务必恪守他的父辈一代所遵循的理性的以及早已根深蒂固的格言”，这正是“一个有阅读责任感的成年人应该告诫任何年轻人的”。甚至吉卜林的学校小说《斯托凯公司》（Stalky Co．，）也没真正意图要颠覆政府体制；班主任（以吉卜林实际生活中的上司为原型）就是一个几乎上帝般的智慧源泉。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吉卜林所写的长篇小说《基姆》。这本书历经数年在他三十五岁于1900完成，小说——莱西特说得正确——饱含同情逼真地揭示了东方式的忍耐服从和神秘主义。这些特点在那些栩栩如生的喇嘛的身上得以具体化，对于西方军国主义及行为方式而言那是与之相反的一种感召力。莱西特认为《基姆》这本书表明吉卜林“处于他最具有颠覆性理念的顶峰，把他的那些并不奇特的观点看法装进了小说人物中的头脑，肯定文化和知识多元化的好处，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权利，呼吁艺术家有固守自己精神守护神的自由，而且，如果必要，有持相反意见的自由。”
同样的信念也出现在短篇小说集《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中，例如，本书中大象的孩子被众所周知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所驱使，拒绝他的长辈业已接受的智慧，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访问鳄鱼），结果留下一个对于他的种类来说是有利的新标记——这个故事名叫《大象如何有了象鼻》（How the Elephant Got His Trunk）。吉卜林在坦率地重述英国历史时同样也流露出这些自由主义思想。《普克山的拨克》（Puck of Pook’s Hill，1906）。这本书传达的是至今仍不失意义的观念：在整个英国历史上，异族不间断的侵犯浪潮才使英国积聚了巨大财富，强盛起来，最初的定居者起而反抗，可后来容纳了异族人从而大获其利。
不过，在创作这些杰出的思想宽容的作品时，已经是公众人物的吉卜林在他的书信中却大肆倾泻出其种族歧视废话。“我对你们那儿患此病表示祝贺，”1903年他在写给南非的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时在约翰内斯堡印度人社区突遇一场淋巴腺鼠疫。“像在他之前的父亲那样，拉迪亚德·吉卜林认为在南非的印度人预示着麻烦和骚乱。”
从青年时代起，吉卜林就是共济会成员，他居然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道德的沦落而这种沦落本来是共济会可以阻止的。
他指责俄国对犹太人的革命，可又散布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怀疑，因为爱因斯坦“无疑是希伯来人”
吉卜林的儿子约翰在这种情势下一事无成。1914年八月十七岁生日那天，在父亲的陪同下，约翰步入征兵办公室，不久因为极度痛苦而死于战壕，对此事父亲冷漠地说：“众多人同我们站在一起，不管怎么样，总养育出一个士兵”。同里克特写的吉卜林传记中特别突出了吉卜林因儿子死亡的悲痛相比，莱西特的这部传记似乎并不着重写情感，更像是事实的记事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从容居丧的吉卜林。
不那么令人惊奇的是，吉卜林的晚年（他生活到1936年）笼罩在失望中，情绪相当沮丧。他把这归咎于没能诊断出的肌体病症所致，不过，如果亨利·詹姆斯仍然健在，他准知道真相。1901年，就在读过《基姆》不久，詹姆斯回到英国就曾试图把吉卜林拉入正轨：“扔掉公共事务，那可是乌合之众的场合，回到你的画布和颜料盒旁边吧……其它都是骗人的鬼话。去请教喇嘛。”
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子信找到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约稿，我们2个月就给他出了一套外国短篇小说选，没多久又出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集和四大本的文学作品提要。因为大家10多年都没有工作了，工作热情极其高涨，他提出什么要求、想出什么书大家都支持，而且效率出乎意料地高。
金子信想出一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丛书，我们一起商量选题的时候，觉得应该每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选一本书出版，尤其是把最早得奖作家的书当作第一卷推出，其中吉卜林就是英国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但是过了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出了译文等好几个出版社，译文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打官司”，因为上海文艺一般是出版中国人写的书，而翻译的书应该是由译文出版，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应该由译文来出。
就这样，那套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计划就搁浅了。
过了不久，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来找我们，也是约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我们一篇一篇地商量选题，吉卜林的代表作其实是一部名为《基姆》的长篇小说，但男主角基姆为情报部门工作，有间谍的嫌疑，这样一个长篇小说不太合适在当时译介。因此，我主要还是翻译他的短篇小说。
翻译绝不是一气呵成的，我翻译吉卜林的小说费的力气三倍于其他译作。吉卜林写的关于印度丛林的小说，对于我来说好比一个陌生的世界。书中有很多语言属于印度方言，查很多字典和资料也不见得查得到。
翻译他的小说时我查了大量的资料。吉卜林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人不太可能脱离他出生与成长的环境，他还担心英帝国主义走下坡路，十分讨厌颓废派和自由派，他给社会的建议就是“好好干”。
吉卜林在前苏联受欢迎的程度超过狄更斯，他的书在苏联销量超过1000万册，但是中国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帝国主义鼓吹者。到现在为止，吉卜林也还是国际上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一方面他的确吹捧大英帝国，一方面他写了不少好的作品。我在选择他的短篇小说时，着重翻译那些描写下层印度人民苦难的篇章，而那些流露出高傲与扩张思想的作品就不选了。
吉卜林是一个艺术手法很多样的作家。他的《丛林故事》可以说是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小说集之一，但是在中国，吉卜林的诗歌、长篇小说、部分短篇小说以及他的自传、游记翻译得不多，愿今后能有年轻人不怕艰苦，翻译更多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