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和龑
基本简介
  和龑社长在办公室
和龑 男，1950年出生，甘肃徽县人。国内知名出版家、编审。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曾担任中国民族法学会理事、北京写作学会理事、中国书刊发行协会社科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1985年后历任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民族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国社会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任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尚书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1]
主要经历
1978年至1982年，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获史学学士学位；1982年至1985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7年，中央民族大学留校任教，被评聘为讲师；1987年至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先后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发行部主任，1991年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评聘为副编审；1996年至2002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先后任社长助理、总经理、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副局级），1998年被新闻出版署评为编审；2002年至200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任副社长；2005年10月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2007年9月兼总编辑。是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政协常委，主席团成员、政治决议起草委员；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观察》杂志编委，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特邀监督员，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监督员；中联口述历史研究出版中心主任（筹）；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出版协会馆配图书工作委员会主任（筹）；中国编辑学会翻译编辑专业委员会主任（筹）、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评审专家（组长）、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评审专家（组长）、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工程评审专家（组长）、中共中央外宣办学术评审专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评审专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
出版业务及学术成就
和龑社长具备优秀的编辑工作者素质，独立策划图书300余种，获奖的《中国京剧艺术百科全书》、《未来中国三十年》等图书数10种，重版重印率超过65%。前后担任五个出版社的领导职务，长期从事出版社的经营管理工作，长于选题筹划、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等出版业务。进入中央民大出版社和中国社会出版社领导班子时，正值二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濒荒之际，临危受命，分管全社业务和经营工作，根据各社实际制定出一整套出版生产流程和配套的规章制度，抓住选题策划和市场营销两大主要环节，从经营理念和基本技能等方面强化对业务人员的养成教育，培养出一支基本能适应图书市场的编辑、营销队伍。着力开拓市场，建立销售网点1000余处，主发率达到90%，退货率长期控制在10%左右。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卓有成效地使两社的双效益显著提高。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后，力主对先前出版的高定价低折扣所谓“礼品书”在原版基础上重编修订，设计包装成全新的异型彩图版、图文版图书，并针对该类图书的市场定位多次赴京外实地考察，改装重新出版两百余种，较大规模地覆盖了全国多数市场，累计发行码洋逾亿元，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
  和龑社长在资料室在任中央编辑出版社长时，注重抓制度建设和图书质量管理，强调和谐立社的思想，重视出版社企业文化建设。经过六年的努力，在出书品种减少的情况下，利润连年大幅增长，回款增幅超过了来社前几年的50%以上。市场营销采取了地方店（主二渠道）、网络店、图书馆配书在销的立体营销模式，利用网络社区论坛营销宣传，从2004年的2000余万元、回款不足5000万元，到2009年上升到1亿元、回款4000余万元，2011年全社总收入已近6000万元；流动资金是以前的二到三倍，图书结构日趋合理，本版书比例从原来的不足40%提高到70%以上；账务结构和库存结构也渐趋合理。连续六年职工社保福利年递增20%以上，工资、奖金收入递增30%以上，由2004年的人均税前收入不足6万元，提升到2011年末的近16万元。同时，他注重品牌建设，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打造了一批双效图书，其中，《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香港史》、《美的历史》、《中国京剧艺术百科全书》、《未来中国三十年》、《政协委员书架》等一批图书受到中央和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的好评。积极倡导开拓海外出版市场，曾和包括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内的40余家国外同行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探索，中央编译出版社已建立起以“小众学术”和“品格大众”为根基的产品集群。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政党制度和精品引进版图书为特色的几大产品群，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协商民主译丛”、“英国学派译丛”、“后现代译丛”、“英文经典文库”、“经典大众译丛”、“经典图文译丛”、“中央编译学术文库”、“彩色图文馆”、“英文原版经典”、“国学文库”、“写作从阅读开始”等10数个产品群，并逐渐被读者和市场认可，提高了本版书的两个效益，强化了品牌特色。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在业内和读者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09年他所领导的中央编译出版社被评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和“一级出版社”，他个人也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才”和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
学术著作、工具书代表作有任副总主编、著作权代表（戴逸任总主编）的《二十六史大辞典》获首届五个一工程奖（1993年吉林人民版）；任《资治通鉴大辞典》（1996年吉林人民版）副总主编、《毛泽东选集词语典故辞典》主编、《白话战国策》主编；《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1993年今日中国版，合著者为《古兰经韵译》译者林松）中独立撰著内容达50%以上；专著《马鸿宾传》（1995年华文版）；译著《支那省别全志中的宁夏史料辑译》（1995年北京燕山版）；撰写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有《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考》、《关于明代回回的移向问题》、《西域番国志中的穆斯林社会》、《明代丝路贸易中的回回》、《明代入附回回姓氏考》、《明代西域入附回回人口及分布》、《明代西域入附回回的职业结构》、《关于明代西域蒙古族伊斯兰教信仰的几个问题》、《明代瓦剌社会中的回回》、《明代伊斯兰教识微》，《规范·引导·共赢·繁荣——关于出版社与民营图书公司合作的几点思考》、《中央级出版社改制的有关思考》、《入世后中国出版业的走向及其对策》等先后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千龙网》、《人民网》、《光明网》等转载。
  和龑社长在政协会上他在任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第十一届常委期间，认真做好各项社会工作，经常在群众中进行调研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先后提出《关于中央级出版社改革的提案》、《关于改进书业营销环境的提案》、《关于加大支持力度，推进北京地区出版机构走出去的提案》、《关于扶持民营书业的提案》、《关于出版体制改革中人员安置的提案》、《关于建立社科人文数字内容平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提案》、《关于北京市建立应对突发事件常设机构的提案》等有关国计民生及出版业发展的提案10余个，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有些问题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尤其是于2008年5月13日提出的《关于保护汶川地震遗址，建立地震博物馆的提案》引起了政府高层及社会各界的关注。[1]
主要荣誉
和龑社长独撰的《出版社与民营书业合作的几点思考》2008年获第一届中华出版物政府奖；2008年他评为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并连续三年被评为局先进个人；2009年获“建国60年100位优秀出版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称号，他所领导的中央编译出版社也被评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和“一级出版社”；2011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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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在出版工作上取得了一点成绩，更多是得益于对产品和市场的把握。而要做好出版人，最重要的是对工作的激情。”这是《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办公室采访时和龑社长所说的话。他敏锐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对出版工作的激情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给记者留了下深刻印象。
追求图书恒久生命力 和龑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社长。1985年，他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2年后调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从一名普通编辑一步步做到副社长、副总编辑，并先后担任三家出版社社领导，主管过编辑、发行、经营等工作。2005年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在20多年出版生涯中，除了财务和办公室没有做过，出版社所有部门的工作他都干过。
这样的经历让和龑对图书和市场的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产品和营销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不可偏废一方。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书，不做营销推广也不行。相反，图书质量不行，再好的营销手段也经不起市场的考验。因此我们的产品战略是打造常销书，追求产品的恒久生命力。”
2005年，和龑履新社长时，中央编译社库存3000多万码洋的图书，年发货2000万码洋，如今6年过去了，该社每年新增库存不超过1000万码洋，而去年的销售码洋已达到1.35亿。对取得的成绩，和龑一共念了3本经。
第一本经是理清产品结构，即小众学术著作和大众品格图书齐头并进的战略思路。小众学术图书以中央编译局的学术科研成果为根基，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政治、哲学、法律等学科的前沿和经典著作。大众图书则注重分众市场，做有助于人的精神成长和社会进步的有品格的常销大众读物。
第二本经是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选题原则，一个中心是指图书内容、质量一定要过硬，无论小众书还是大众书，必须是好书和常销书。两个基本点是小众书要能够铸造出版社品牌，大众图书要追求品格和社会担当，能够提升出版社经济效益。经过五六年努力，中央编译出版社已经打造了一大批品牌书系，小众品牌如《社会主义体制》、《领导干部参考译丛》、《协商民主译丛》等。
第三本经是抓市场细节管理。要求发行部门从选题策划阶段前置进入市场策划程序，参与产品整体包装；印前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出书后，抓好征订、发书、到货、开包、上架、陈列、店面沟通等一系列工作，尤其是狠抓与书店之间的信息及反馈工作。
树立整体经营理念 对市场的关注，和龑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88年出版界第一轮承包时，和龑就承包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成了一名独立“出版人”。因此，编辑出身的和龑笑称自己不是编辑人，而是出版人，“不懂选题、不懂编辑、不懂市场，绝对做不好出版人。”和龑说。
出版是一个需要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这就需要有更强的经营理念，书要能卖出去，钱要能收回来，这样出版社才能生存。和龑很注重细节管理，他说，在十五六年前刚开始主管经营工作时他就开始抓终端客户，研究营销运作的程序，从宣传、推广到发货、上架、退存等，社领导都要尽在掌握。现在，和龑仍然坚持着审阅报表的习惯，要求相关部门本埠销售情况每周一报，外埠1至3个月一报。
正是这种品牌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出版和管理理念，让中央编译出版社在短短几年中一步一个脚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举贤用人不问出身 出版是创意产业，人的作用是其他行业不能比拟的。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和龑是一个敢为人先的实践家。他倡导并建立了人才孵化机制，注重培养年轻的编辑和营销人员，使出版社的人才结构更趋合理、人才梯队连绵不断。现在的中央编译出版社，80后的年轻人占了一半以上，有一些人已走上重要的业务岗位，已成为出版社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实现人尽其能，和龑举贤不问出身，提拔了几个有思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做部门主任。目前，这几个人都已成长为出版社的骨干，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作出了突出成绩，成为出版社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
谈到中央编译出版社未来的发展，和龑充满信心：“现在出版社改制已基本结束，中央编译出版社目前基础良好，发展思路清晰，我们在做强主业的同时，正在积极向数字出版迈进，并已经酝酿与几十家中小出版社共同组建股份制的社科学术中盘公司——北京部委图书发行公司，为发行力量薄弱的中小出版社代理发行业务。在后改制时代，如果在中小社中涌现出一批黑马，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央编译社应该是其中的一匹。”[2]
社会评价
和龑社长，爱阅读，惜人才，眼光独到，审时度势。几十年如一日，“积累经验，丰富出版理念”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相信阅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生活需要和生活状态，机遇也只会留给那些有准备和敢于创新的人。
在他接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8年之中，该社华丽变身，从默默无闻到业界称道。中央编译社不仅给读者带来了视觉的盛宴，也拥有了一支精壮的人才队伍。中央编译出版社在北京车公庄大街鸿儒大厦的3-5层办公，无论你到其中哪一层，只要一出电梯，就能深深感受到中央编译社浓厚的企业文化。橱窗里的一本本精品图书，外加一面大大长长的字墙，都会让你有种“文风”扑面的感觉。这种浓厚的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发展起来的，这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证明。中央编译社在不断发展壮大，不断顺应读者的需求，开发了诸多新的项目来适应市场的多样化，还专门建立了图书馆配书部，受到社会好评。[3]
和龑社长有较强的出版经营管理能力，尤其是长于市场营销管理，多年来积蓄了丰富的选题策划和经营管理经验，尤其是擅长市场营销管理，先后被选派担任四个出版社的领导职务长达16年之久，共策划组稿编辑出版图书300余种，其中获奖图书近30种，组织编辑的图书重版重印率达65%以上。他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的《入关以后的中国出版业走向及对策》、《图书库存积压及根治对策》、《选题策划务实》、《中央级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思考》、《规范整合 互利 繁荣——对合作出版的几点思考》等出版专业论文近百篇，也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长期享誉国内编辑出版界。
“作为一个出版人，其社会责任首先就是要让他的产品具有文化传承、教化社会的作用。”在和龑社长的带领下，中央编译社逐渐明确了产品定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该社的选题根基。“一个中心”指的是要始终追求出好书出精品的出版宗旨；“两个基本点”指的是不出亏心书争取社会效益，不出亏本书争取经济效益的出书原则。他总结出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图书可以分为大众图书和小众图书两大部分。一是学术小众优势：中央编译出版社是一家以出版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名著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社，以沟通东西方思想学术文化前沿，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学术、经典、翻译、版权是该社的特色。依托中央编译局的学术、翻译、版权优势，中央编译社近年已逐步形成政治学、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生态文化、公共行政等几个优势品牌板块。2006年，中央编译社从英国引进了西方协商民主系列图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中央编译出版社承担了重要的图书出版任务，陆续出版了数百余种图书，而且通过图书馆馆配书和行业直销、网销等，使市场覆盖准确有效。所出的这类学术、理论、包括外文原版图书等小众图书首版平均印数都在4000册左右，相当部分图书当年就可重印，在小众图书的销售中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二是品位大众：“突出品位、突出格调、有益社会”是和龑社长对中央编译社在出版大众图书中追求两个效益的概括。他领导中央编译社出版的《美的历史》、《岁月无痕》、《民国那些人》等热销图书，以大众读物的文化品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还有《诸子智慧书系》、《神州文化图典》等图书尚未面世就已引起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三是市场意识：和龑社长做了20年的出版工作，对于出版产业和出版市场了如指掌。担任中央编译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后，带领编译社从求生存阶段逐渐进入了奔小康创品牌求发展的阶段。同时，他注重以人为本，在生活、学习等方面为社里的编职人员提供便利，鼓励员工不断学习，并每年从编辑、出版、发行等部门中，选拔优秀员工去高校甚至国外培训深造，还在社内建立了对优秀员工给予高聘、破格提拔等一系列激励机制，激发编职人员的工作热情，推进出版社不断创新发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