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钟阿城
个人简介
  阿城（男）（1949—）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图书》编辑。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7期），引起广泛关注，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有小说《树王》、《孩子王》相继问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0年代后定居美国，仍有不少杂感和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
1979年，阿城曾协助父亲钟惦棐先生撰写《电影美学》。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到中国的《易经》、儒学、道家、禅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阿城在与父亲的切磋研讨、耳濡目染中，博古通今，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
阿城不只是一个说故事的小说家，实在是借着小说来传布观念的思想者。他的小说有些情节虽然近乎超现实的描述，却紧紧地抓住现实严肃地透露出自己的人生哲学。
《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等
个人经历
  钟阿城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十二三岁时就已遍览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中外文学名著。中学未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去山西农村插队，此时开始习画。为到草原写生，转往内蒙，而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时，与著名画家范曾结识，两人超过“代沟”而成莫逆之交。“文革”后，经范曾推荐，《世界图书》编辑部破格录用阿城，作者重返北京。 
1979年后，阿城曾协助父亲钟惦棐先生撰写《电影美学》。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到中国的《易经》、儒学、道家、禅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阿城在与父亲的切磋研讨、耳濡目染中，博古通今，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 
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在处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小说一发表，便震惊文坛，先后获 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有作品接连问世，并写有杂论《文化制约着人类》。
获得荣誉
  钟阿城1992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1984年小说《棋王》获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1995年《威尼斯日记》获台湾“最佳图书奖”。
改编或原创的电影剧本有《孩子王》。《月月》、《芙蓉镇》（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书剑恩仇录》、《人在纽约》（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郑成功》、《孔子》、《小城之春》。
参与制作的电影有《中国日记》（旁白撰写及编辑）、《海上花》（艺术顾问）、《DAVID L.Wolper》（获1989年国际纪录片协会纪录片成就奖）。 
2008年参与策第1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项目。
个人评价
因为阿城的两部小说是在八十年代改编成电影《孩子王》和《棋王》  《棋王》，所以这里我综合了一点当时电影导演的说法。陈凯歌说阿城是不愿挂出勋章的军人。《孩子王》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阿城对孩子的爱是对新世纪的渴望。陈凯歌曾说起他和阿城同在云南农场时的生后。他说在那愿始森林里，他和阿城都用利斧砍倒过合抱在一起的大树，然后在旱季里点起漫山的大火。“当几百年的生命嘶叫着化为灰烬，我们却在望着自己的握斧过后的血手笑，自豪地挺起胸膛。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杀戮。后来，我从树想到了人。”滕文骥说阿城是一个道地的穷北京人，从他嘴里流出的故事难辨真伪。我要让下棋人王一生打出迷宗拳来，滕文骥问阿城写《棋王》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阿城说“参禅”。滕文骥从中体味到一片生活中深藏的禅机，他极力要想法让观众在看片时也有所顿悟，不知道这一点在他的影片中是不是真的达到了。严浩说阿城很象芥川龙之介，但阿城比他更有生命力，更有朝气。严浩理解的阿城与上面两位导演有点不同。他说看了阿城的所有小说，小说的精神与道教带给人的情绪气氛极其吻合。小说里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浪漫的感情色彩和瑰伟怪诞的意象。这些热烈迷狂的气质精神渗透在阿城的小说里，却因他高妙的文字功夫组合得毫不做作。因此他将阿城的小说比作顺乎天然规律而生长的大树，蓬勃又合乎天性。
作家陈村和何立伟眼中的阿城陈村说那还是八几年的事，是在文坛大规模寻根的前夕，阿城和何立伟小住上海作协的小楼。我去聊天，不料聊到天明。我们轮流说话，一起抽烟，房间里满是白云似的雾气。那时他俩刚得了奖，于是买来洋烟。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阿城宣讲他“文化小说”的主张，令我获益非浅。他不笑时颇有仙风道骨，莞而一笑倒还妩媚。那晚上，我说要写大象。事后，阿城竟记得寄来说象的书，这样看，他又是儒家了。
何立伟说在文学圈，阿城早已被人炒得糊了，他再炒，出不了什么新鲜味尤自可，而且仿佛还有点惨无人道。不过，想了一想他还是说了：阿城现在洛杉矶，某某街某某号公寓的一间不大不小的房子里，继续戴眼镜，继续地不修边幅，继续地大智若愚，继续地在能不说英文的情况下奢侈地过着国语瘾，继续地热爱郑板桥、八大、弘一法师、沈从文、意大利歌剧、阿根廷足球以及他自己做的既不麻且不辣的号称川味的麻婆豆腐，因此，继续地祖籍四川。若是哪一位君子怀想起他来了，给他写信，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他给你的回雁，是拿电脑打的。
主要作品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文字；其作品集《棋王》，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出，共包括三个中篇《棋》、《树王》、《孩子王》和六个短篇《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中篇小说《棋王》获全国第三届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会餐》获首届《作家》小说奖。
北京燕山文化也出版了一本《阿城选集》， 还出版了《遍地风流》，特别是《遍地风流》系列里的少数作品，内涵尚欠丰富和深厚，但在他的优秀之作里，无论人或事，还是情或景，都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不动声色地流露出作者对今天和未来的重新审视和再造。
个人轶事
出国十余年，阿城现在已拥有了绿卡。在美国兴许少人惊动，见到蓉城这么多记者前来采访，阿城的感觉明显是“吃惊”，“我不是公众人物，读者见到我只会失望，并进而对我的作品失望。”一名读中文系的学生告诉阿城：“您有几篇文章上了我们的教材。”阿城并不惊讶，他平静地告诉自己的崇拜者：“一上教科书这人就死掉了。”四川情结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是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阿城的籍贯随父算江津，因而，他有着浓郁的“四川情结”，“除了吃川菜，我一般也对外称自己是四川人。我对四川有很多幻想，特别是美的幻想。”北京作为阿城的出生地，反而因为“太熟”，不再存有幻想。但与阿城熟络的同道中人却没有四川人，王朔、余华……当阿城“掰”完指头后，发觉自己基本上不认识任何一位四川作家。对东西方文化不感兴趣既有东方背景，又长在西方社会浸淫，阿城该熟谙东西方文化异同。谁知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认为：“说东西方时大家常犯错误。比如在法国，会有人问我，你这日本人怎么怎么。关于东西方的界定本来就不清楚，到底是地理上东西方，还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如何谈起？”阿城说到这里，拿出烟斗，并从一塑料袋中倒出杂混的中外便宜烟草，装好，点燃，悠然吸了一口。“人有多重人格，有的是艺术人格，有的是文字人格，有的是言语人格，不太统一。”问阿城以何种人格为主，他眼睛向上一翻：“我也不清楚。”知青岁月挺好的阿城的“文革”经历曲折复杂，他在云南当了10年知青，在内蒙古草原也放过马。回忆知青岁月，阿城竟心存甜蜜回忆。“知青岁月挺好的，一点儿都不苦，那些说知青苦、知青遭孽的书尽瞎说。苦什么呀？厂里常寄来包裹，还给点钱，可以探亲，当地人可一点儿都没有。”阿城还认为，当年的知青是生态破坏者，“有人乱砍乱伐，毁坏庄稼，快活得不得了。”写了本没用的书阿城最近出了一本随笔集《威尼斯日记》，他称“这是一本没用的书，但没用的书比有用的书好看。”阿城是这样举的例：养猪、养羊的书就实用，但它肯定没随笔耐读。由此，阿城引伸出了一个道理，“大家需明白，艺术是很奢侈的东西，不是必须品。生活当中，能维持生活的是必须品，此外便是奢侈的。”阿城在美国时，靠稿费能维持基本生活，但“无能力奢侈”。
说话时慢条斯理，阿城还在关键时刻“卖关子”，啜两口茶，抽两口烟，他告诉一旁有些不耐烦的记者：“你们没学会怎么炒作。真正好的炒作是今天抛一句，明天再抛一句，这样每天都有读者注意。不要一天就搞一大稿，谁看呢？”记者才猛地觉悟，眼前这位穿着像知堂（周作人），抽烟像语堂（林语堂），看来有点迂阔，但实际机敏无比的钟阿城，还是那个写《孩子王》时的阿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