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义考
简介
该书原名《经义存亡考》，只列存、亡二例，后分列存、阙、佚、未见四例，因改名《经义考》。其书将历代经籍分为御注救撰、《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家学、自述凡二十余类，下列书目。于每一书下，首列作者、卷数，若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明某书作几卷。然后考述该书存、佚、阙、未见各情形，并一一详载该书序、跋及诸家评论，若有己见者，则以案语形式附于卷末。另有原属某经但又自成卷帙的经籍，如《周易》之《系辞注》，《尚书》之《洪范五行传》、《大戴礼记》之《夏小正》等，均一并附于该经之后。全书搜罗广博，考证赅洽，资料丰富，对研究古代经籍及有关文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于“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但由于作者见闻以及资料方面的限制，该书所考一些经籍的佚、阙情形不尽确切，其后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一书，多所补充订正，可参考。[1]
该书主要有《四库全书》和《四部备要》本等。
理解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1]​
延伸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
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 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1]​
基本介绍
中国经学文献的专科目录。清朱彝尊撰，卢见曾编。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 （今嘉兴） 人。清代经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曾参与修纂《明史  《经义考》》，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
《经义考》是朱彝尊辞官以后据从前见闻，考察古今经学文献，于1695～1699年间撰成的。原名《经义存亡考》，1705年开始刊行，当时只刊行半部（至春秋类）。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在淮南朱彝尊的孙儿朱稻孙处见到《经义考》未刻部分的原稿，于是重新编纂校勘，增加凡例，于1755年完成，共300卷，改名为《经义考》。　
《经义考》首录御注、敕撰的经学书籍 3卷，再录经学文献27类297卷，其类目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考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家学、自述，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 4卷有录无书，当是撰辑未竟。所收经书均先著录撰人姓名、书名、卷（篇）数，注明存、阙、佚、未见和伪书。然后辑录原书序跋，介绍诸儒学说、经学派别及著者生平事迹。最后是按语，为朱彝尊自己的考订。　
清翁方纲依 《经义考》 体例撰的《经义考补正》（1792）12卷，可补该书不足。此外，沈廷芳撰有《续经义考》等。
问世原因
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 ，通考历代经义，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关于该书问世原因，一种观点认为，该书是朱氏晚年“著书自娱”的产物。持这种观点的有陈廷敬 、田凤台等。另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系朱氏惧经学遗编之放失而作。持此说者有朱稻孙、周中孚、翁衍相等。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均源于朱氏本人（见其《寄礼部韩尚书书》，参下文所引），而未免过于简单。如果把《经义考》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那么，该书之问世，既是经学、目录学发展的结果，也是清初征实学风影响下的产物，同时还与朱彝尊生平经历密切相关，是其一生治学心血的结晶。现对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加以论析。[1]​经学发展的结果在中国传统学术结构中，儒学居主流地位，经学则是儒学的中心。以《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为论述核心的经解著作，汗牛充栋，既是中国学术及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和社会制度等的基本典籍。　
两汉经师解经，或以口说，或以章句，而以名物训诂为主。又争立博士，群趋禄利之途，特重师法、家法。汉末，郑玄兼综今古，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魏代王肃亦遍解群经，与郑氏争胜。至南北朝时，则演为南学、北学，递有新解。笺注义疏等经解形式，渐次完备。至唐，出现了诸经义疏的结撰之作，即孔颖达等奉诏修撰并颁为范式的《五经正义》。所采传注 ，俱为名家之选。“孔颖达撰定诸经之疏，号曰《正义》，自是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于《正义》者，谓之异端。
诚学者之宗师，百世之所取信也。” 《崇文总目》卷一《毛诗正义》提要云：“诗学之家，此最为详。”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礼记正义》提要：“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硏莫尽。” 可见学林之推重。其后贾公彦又采郑注，成《周礼注疏》、《仪礼注疏》，虽继踵前业，以补未备，而其总结前代注疏之用心，与孔氏相同。盖由魏至隋，“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或焚烬于周师，或漂没于底柱，文化典籍，毁灭无算。《正义》、《注疏》之撰，对前代传注之保存，无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孔、贾等在撰述时，奉行“疏不破注”的原则，对前人注疏不敢议论其非，严重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陈寅恪指出：　
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又高宗、武则天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　
士子关注重心，不在发明经义，那些未经采录之注疏，则有递将泯灭之危险。是以考求散逸及刊落之古注义疏，即成为后世儒家之新责任。如就《易》而论，王注既用，汉《易》遂微。李鼎祚《周易集解》能采子夏以降三十五家之说，故被推为“可宝之古笈”。　
宋明理学兴盛，表彰《四书》，虽然也出现了三部《大全》，引领士林学风，但是，对经义的解释既然定于一尊，学者的创造性自然受到抑制。《大全》之内容，重在摘引理学诸儒之注释，对古注义疏则不复措意。其书之编撰，以抄撮为主。朱彝尊对此，曾予详考，结论道：“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 抄撮之外，又有割裂之弊。顾炎武曾有考辨 ，痛陈其书“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经学之废，实自此始”。至谓“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说亡”。既废古学，遑论对前此经义之总结。四库馆臣至欲“覆瓿置之”，以讥其陋。然而两宋及有明却是经学著述最丰赡之时期，就经学发展理路而言，势必要出现能考求历代经义的结撰之作。清朝定鼎之后，用以安抚、牢笼士子的手段，依然采用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表现在经典整理上，则出现了数部名为“御纂”、“敕撰”之书。但从其编撰及影响上看，也不过是《大全》之绪馀，难称总结之作。目录学发展的结果作为对某一时期文化典籍的著录与反映，中国目录之见重，不仅在甲乙部次，编类群籍；而尤在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映学术发展之概貌与趋势。章学诚、朱一新、汪辟疆、余嘉锡等，对此均有论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即反映了先秦至汉以来的学术流别，奠定了后世目录的基本体制。刘氏父子藉此构建起郡县制帝国的新王官之学，并使经学居于中国学术体系的核心地位。　
经学目录专录经学著作的性质，决定其最适宜于反映经学源流。但是，自汉迄明末，并没有一部真正能反映经学发展的学科目录的出现。有限的几部，也各有其不足。如郑玄《三礼目录》，虽有首创之功，但毕竟以三种礼书为主，不及他经；或仅被视为“一书之目录”。下及明代，朱睦㮮《授经图义例》之著述重心，在授经源流之图，后附仅为简目。其《经序录》一书，又重在简目下辑录之序文。姚名达谓此二书“非纯粹目录体裁”，不无道理。　
综上可知，由汉至清初，长达一千八百年左右，竟然没有出现一部能够反映经学源流的学科目录。虽然目录学对于学术的反映，常常有滞后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史学目录与文学目录而言，经学目录的稀少和粗疏仍然令人诧异。汪辟疆认为：“目录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书，而非疏通致远之儒，不足以膺此大业，宜乎旷百世而一遇也。”不得其人，或即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反映了经学时代来临之时及其前的学术源流，那么，在经学时代开始之后并经过漫长的发展，出现一部能够反映经学发展脉络的学科目录，无疑是符合目录学发展内在理路的。清初学风影响清初学风，崇尚笃实。溯其缘由，大端有二。
一为宋明理学内部实学倾向之发展。程朱理学一派，欲辟佛老，乃回归元典，重新阐释，思以有所树立；而考求经典之本来面貌，径求大义，无疑最为佳径。故自宋以降，疑经辨伪者，所在多有。这一辨伪求真的征实路向，经由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之努力，在经学、小学等方面得以光大。陆王心学一派，至晚明时，其内部亦有走向征实之动向，舍空谈而趋实践。如顾宪成、刘宗周等，均有纠偏之举；清初黄宗羲光大其学，在史学上开浙东一派。对于理学内部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即转入考证学的过程，余英时标出“内在理路”之说，加以阐释。
二为对明朝覆亡之反思。满清以关外异族，入主中原，给当时读书人以莫大刺激；而反思亡国之由，则归因于王学末流空疏学风之弊。这一点，尤以易代之际的遗民学者言之最切。顾炎武谓当时士人惟知“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朱彝尊也指出其时“士守绳尺，无事博稽，至问以笺疏，茫然自失”。至清中叶，政局稳定，学者心气，较为平和，然对王学末流，批评颇多。如全祖望云：“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 民初梁启超总结清初学风时说：　
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弊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
韦政通以晚明以降为儒学复兴之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重点，第一是重视经验知识，以后发展为典籍与文献之考证；第二是经世思想。对于第一点，韦氏认为是“乘王学末流之弊而起，由思想的内在理路转出”⑪。通过以上讨论，可知朱彝尊《经义考》之撰，正合斯旨。作者经历及治学旨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三《寄礼部韩尚书书》有云：　
彝尊……见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而以通说终焉。……近又辑《明诗综》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欧阳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录》，虽草创而未成也。所撰诗古文义，取辞足以达，未尝有模范于胸中而后下笔，聊以自娱而已。……泰山孤生之竹，峄阳半死之桐，一遇赏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赖矣。　
这篇书信，为朱氏罢官、亡子之后所写。朱氏一生，颠沛流离，颇多磨难：青年受业，不务时艺；中年落魄，奔走江湖；晚年入仕，两度罢官；暮年归隐，用心著述。从早岁抗清之志士 ，到寄人篱下之幕客；从欲有所为之官僚，到失意而归之老儒，可以说，这篇书信，显示的是经历了失意归隐及丧子之痛的苍凉心境。“孤生之竹”、“半死之桐”，斯喻何其沉痛与凄凉。细绎其文，则“聊以自娱”之说，实针对所撰“诗古文义”而言，当是自陈心迹的谦逊之辞。同样，所谓仿《经籍考》体例而作《经义考》之说，也是朱氏谦辞，并非的据。　
朱彝尊撰《经义考》，在上述表征之外，还应归因于他对六经的醉心与尊崇。在朱彝尊看来，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及遗泽所在，因此，他宁愿做一个躬耕墓田而能读圣人之书的林户。他赞叹道：“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 又自陈云：“彝尊不学，狃于章句，六经之所无者，不敢遽定其有。” 一切以六经为依归，因而极力主张在《明史》中设《儒林传》，以涵包《道学传》：
……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　
除论史外，复以论文：“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 “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 朱氏以六经为文章之源，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历代创作，指导作文之法。可以推论的是，在宗社倾覆、抗清无望的情况下，搜辑遗逸，网罗放失，撰成集历代经义之大成的著作，不失为一种有所担当的明智选择。朝代可以更迭，圣人之道、六经之教，绝不可废，当是朱氏坚守不渝的信念。　
此外，朱彝尊本人之治学旨趣，既崇六经，又尚博学，而且交游极广，聚书能达八万卷之巨，客观上为《经义考》的编撰提供了必要的文献条件。　
综上所论，可知《经义考》得以问世，并非仅仅是朱彝尊“缉学著述自娱”或惧“先儒遗编失传”的产物，实为经学、目录学、清初学风、朱氏经历及其治学旨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学术结晶。
（以上文字，采自南京大学张宗友《朱彝尊〈经义考〉问世原因析论》一文。）
相关资料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经学家、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入选，授官翰林院检讨，参与修纂《明史》。博学多才，康熙曾赐“研经博物”匾，予以褒奖。
康熙二十九年（1690），朱彝尊乞假归里，隐居林下，著书立说。
《经义考》分二十六类，首录御注、敕撰的经学书籍三卷，再录文献二百九十七卷其类目为：易类七十卷书类二十六卷，诗类二十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礼记二十五卷，通礼四卷乐类一卷，春秋四十五卷论语十一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三卷、群经十三卷、四书八卷、逸经三卷、毖纬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五卷、宣讲一卷、立学一卷、刊石五卷、书壁一卷、镂版一卷、著录一卷、通说四卷，末附家学、自序二卷，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四卷有录无书。所收经书均先著录撰人姓名、书名、卷（篇）数，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明某书作某卷；并注明存、阙、佚、未见和伪书等字样，以便考知图书流传情况；然后辑录原书序跋，介绍诸儒学说、经学派别及著者生平事迹，且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最后是按语。对于各书的有关考证，为朱彝尊自己考订。该书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影响波及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作“为目录学辟一新大陆”。该书原刻本刊刻未毕，乾隆二十年（1755）德州卢氏雅雨堂补刻完成。另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书局刊本，四部备要本等。
《经义考》是中国经学文献的专科目录。现存很多版本，常见的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等。至于校点本，目前仅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于1997年出版的补正校点本《经义考》。此书由中研所的经学研究大家林庆彰先生任编审，由许维萍等人校点，全书共有八大册，精装本，字体大而清晰。该书亮点在于吸收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清人研究成果加以订补，应该说是目前为止《经义考》最好的校点本。不过仔细拜读后，该校点本的缺陷也不少。就《诗经》著述方面，此校点本用力实在不是深，朱彝尊所遗留下来的不少错误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校订，这是很可惜的。其中关键的原因大概是此部分的校订者并非诗经学研究方面有专长的人，像陈乐素先生《宋史艺文志疏证》这本研究宋代文献叙录方面较为优秀的成果。
原文选载
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世祖章皇帝御制序曰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凖至矣哉诚无以加矣然其广大虽包乎无外而其渊源实本于因心遡厥初生咸知孺慕虽在颛蒙即备天良故位无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与知而与能是知孝者乃生人之庸徳无甚玄竒抑固有之秉彝非由外铄诚贵乎笃行而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降衷之理固根于凡民之心而觉世之功必頼夫圣人之训苟非著书立说以廸天性自然之善抒人子难己之情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日用之恒行即为大经大法之所存而敦行不怠以全其本始夫亦孰由知孝之要尽孝之详以无忝所生也哉此孔子孝经之书所由作也朕万几之暇时加三复自开宗明义迄于终篇见其言近而旨逺理约而该博本之立身以行道推之移风而易俗爱敬所著公卿士庶皆得循分以承欢感应所通东西南北罔不渐被而思服诚万世不刋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自天子以至于庻人不可一日阙者夫子所谓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良有以也自汉以来去圣日逺诠释滋多厥旨寖晦孔安国尚古文郑玄主今文互有异同各矜识解魏晋而降诸儒羣兴析疑阐奥代不乏人源流攸分不无繁芜迨及开元更立注疏亦既萃一代之菁英垂表章于奕世矣而详畧或殊讵云至当宋之邢昺元之吴澄辈标新领异间有发挥然揆之美善或未尽焉至于明季著述纷纭或拾前贤之绪余文其謭陋或摘古人之纰缪肆彼讥弹不知天怀既薄问学复疎因心之理未明空文之多奚补其于作经之意均未当耳夫亲恩罔极高厚难酬徳至圣人犹虞未尽同为人子孰不佩至教而兴永锡之感乎然则训诂未确渐摩弗力欲其相观而善厥路无由朕为此虑爰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订其得中而窽綮者采辑之其妄逞而臆说者删除之譬诸沙砾既披美镠始出稂莠尽剪嘉禾乃登至若浏览之余时获一是或足以补未发之蕴者輙为增入聊备参观总以孝之道甚大而平故不必旁求隐怪用益高深夸示繁缛徒滋复赘惟以布帛菽粟之言昭广大中正之理虽未知于作者之旨能尽脗合可无枘凿与否然而前代诸儒之书瑕瑜难掩与夫近代羣言之失淆乱不稽者于兹正之庶几发蒙启锢四方亿兆咸知效法而允廸共底于大顺之休焉夫如是将见至徳要道由此而广和睦无怨由此而成矣
臣谨按尚书孝经均有古今文鲁国三老所献刘向所录卫宏所校此古文孝经也卫文侯所受颜芝所藏唐石台所勒此今文孝经也
御注孝经因石台本注经
世祖章皇帝亲自删定文简而义该顺治中镂板印行而民间流传甚少臣同里礼部尚书杜臻购得寳藏臣谨录之以弁经义考之首
勑撰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皇帝御制序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綂之传即万世治綂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葢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徳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逹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着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綂在是治綂亦在是矣歴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歴寒暑罔敢间辍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用校刋用垂永久爰制序言弁之简首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庻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1]​
臣谨按四书解义总裁官二人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一级教习庶吉士资政大夫喇沙里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通议大夫陈廷敬分撰官十一人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沈荃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三级通议大夫色冷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叶方蔼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级蒋弘道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一级奉政大夫库勒纳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食正四品俸张英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张玉书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加一级奉政大夫牛钮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承徳郎韩菼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董讷儒林郎日讲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王鸿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