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沈诚
出生
  青年时期的蒋经国沈诚先生1921年出生于浙江，受家庭的影响，自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就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曾出任国民党陆军少将，后来又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并与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为他后来充当两岸信使埋下了伏笔。
离开大陆去往台湾
1949年他随着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往台湾，从那时起其内心就有了一种飘零之感，思乡的情愫从未间断。祖国虽近在咫尺，但却因两岸消息闭塞，他也只有雾里看花的份儿。 沈老的一生都在奇遇里打转，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到报社给沈诚送来了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隔海对峙
在当时的环境下，两岸还是“隔海对峙”的形势，收到这样的一封邀请书，沈诚心中有些纳闷，隐隐还有一些不安。经过了一番周折，他了解到，这一次盛大庆祝“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嘉宾是全球统请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还有其他四位年逾80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新问题
这让沈诚在受宠若惊之余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由于他当时还是预备役的陆军高级军官，不能任意自由行动。如果要到北京参加活动，他必须对台湾官方有个交待。于是在接到请柬的三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
“蒋经国对我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尝不可’。后来他又嘱咐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待给我一个私人任务，他希望我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重返故乡
19  浙江81年的9月25日，对于沈诚来说是一个值得终生纪念的日子。那一天，秋高气爽，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 沈诚回到祖国后不久，叶剑英在9月30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 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谈起那一次走进祖国的经历，沈诚仍能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1981年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他和叶帅在抗战胜利后，北平“军调部”时期(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部，其职能是专为调停国共两军军事冲突）有过接触。叶剑英是第一位接见沈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他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2年7月24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以私人身份致信蒋经国，希望国民党“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这封信在海内外华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台湾方面对此却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响应。
第二次来到北京
1982年10月6日，沈诚第二次来到北京，专程约访了邓颖超。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沈诚家的座上常客。那天，他们谈了一些别离后彼此的家事。她又问到了台湾的一些旧友，也谈到了两岸的一些问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结论，但却伏下了三年后沈诚将为两岸奔走的引线。
19  蒋经国与夫人86年夏天，沈诚写了一份数千字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分送给了两岸的领导人——北京的邓小平先生和台北的蒋经国先生。这一份“国是建议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六点： 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着；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让沈诚没想到的是，这份“国是建议备忘录”竟在两岸间引起一阵政治“旋风”。在台北，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关系，蒋经国十分谨慎，他仅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约沈诚面谈过一次。蒋经国主要是求证这份“备忘录”是否已送到了北京，以及北京方面有何反应。在那时，“备忘录”是同时送出的，可是北京还没有做出反应，蒋经国对此也就采取了保留态度。
全国政协
1987年3月，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政协”邀请沈诚到北京再次进行会晤。离开台北之前，沈诚再次密见了蒋经国。他和经国先生谈了很多，关于两党、两岸问题，沈诚力主突破“三不原则”，经国先生没有反对他的建议。 
蒋经国表示在当时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民间的接触、交流，台湾当时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先生这个决定，无形中对于“三不政策’有了新的改变，这对两岸形势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到达北京以后，在中南海军委会的一个会议厅，沈诚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对沈诚说：“我们党中央对于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领导们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我们认为两党之间，已经差不多有40年没有接触对话了。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沈先生，你很热心两岸、两党的事，往返奔波，主要也是为两岸交流搭桥。” 沈诚听了杨尚昆的话，觉得十分中肯，便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蒋经国的想法。
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来看，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前途。” 
关于国共和谈的问题，沈诚提出由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随后，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两岸进行谈判的几条原则，既具体又重要。 沈诚向蒋经国做了汇报，几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198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不过，直到这个时候，沈诚还是“志愿兵”，连蒋经国先生的私人代表也不是。当时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不给人以口实。但是这样做，除非深为蒋经国信任才可。否则，谁也不堪胜任。所以，这一次的“两岸沟通”。在总体上说，只有纵的领导，而没有横的关系。
沈诚怎么也想不到事情的发展如此神速，像这样一件不但影响两党今后前途，更影响两岸十几亿人民命运的历史性大事竟落到自己的肩上。
“在离开大陆的几十年里，我天天盼望‘和平统一’，但在我的潜意识中，好像‘和平统一’就像擦燃一根火柴那么轻松。而在另一个角度上，我所祈求的‘和平统一’又好像中彩票那样有一种无力感。”再次遥想当年，这段话成为当时沈老内心的真实写照。 
1987年3月29日，沈诚带着杨尚昆写给蒋经国的“密函”离开了北京，辗转香港，于两天后到达台北。大约在早上6点钟，沈诚早早来到了蒋经国的官邸，官邸侍从刚刚起床。见到急匆匆赶来的沈诚就知道有事，便问他有没有预先电话通知，沈诚习惯性地回答：“是大先生（对蒋经国的称呼）召见。”
侍从一听，立刻将沈诚带入客厅，并通报蒋经国。沈诚进入书房，见到蒋经国坐在一张高背椅上，他叫沈诚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并告诉我，特别通知我在7点以前赶来，为的是秘书们还没上班，可以和他密谈。
沈诚向他汇报了在北京的经过，告诉他“杨先生为了郑重并使我安心，还亲自交代我，信未封口，准许我过一下目  杨尚昆，再封上。这是由一个黄色牛皮纸封套着的‘函件’，封套上横列‘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10个红色简体字，信纸也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公笺。”
沈诚一面向蒋经国报告，一面便将那封密函，从公文包中取出呈给他。蒋经国从沈诚的手中接过“密函”，并满脸笑容地握住他的手说：“则明（沈诚先生的号）弟，你辛苦了。”
这一句“辛苦了!”让沈诚感动得热泪盈眶。整整7年的时间，做了义务的两岸“空中飞人”，他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这封密函对促进两岸关系互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促使蒋经国于当年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并在后来决定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继而陆续向大陆做出适度“开放”的积极姿态。
两岸同根
1987年12月7日，蒋经国生前最后一次约见了沈诚。那时，国民党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派代表团访问大陆。蒋经国告诉沈诚：“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作决定”，并委托沈诚，“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然而，就在台湾派往北京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定出的时候，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当天晚上，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
同年1月21日，距蒋经国逝世仅一个星期之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以“意图非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为由将沈诚拘捕，并移送台湾“高等法院”法办。
沈诚这个案子，从开始到“高院”宣判，前后差不多拖了8个月。在这期间，海峡两岸形势、时空上的变化均非常大。首先，台湾继续在开放，政治空气也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三不政策”也比较松动了，两岸互动也较活泼，人民对于“统一”也公开认同了。沈诚的心情也自然平静了许多。　
沈诚在监狱里度过了200多个日夜之后，1988年11月26日，台湾“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宣布沈诚无罪，一场“叛乱”闹剧终于落下帷幕。沈诚先生一直认为大陆才是我们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根，我们怎么能数典忘祖。有一小撮人，他们反对和平统一，所以说沈诚“叛乱”。究竟谁才是中华民族的“叛徒”，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就是沈老，一个为了两岸和平统一而无怨无悔的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沈老一颗心仍然系于海峡两岸。

简介
沈诚，男，1960年生，安徽淮南人，瑙鲁共和国国籍，捕前曾任淮南奥尼斯达路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4月5日在北京市二中院的法庭上，检方指控沈诚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两项罪名。
在安徽省中部的淮南市，外商并不多见，但沈诚却早早拥有瑙鲁共和国国籍，并且拥有香港一家公司即香港奥尼斯达路桥建设开发公司的，“衣锦还乡”的沈诚，2001年6月还在淮南成立了淮南奥尼斯达路桥建设开发公司，注册资本达1600万元。但沈在淮南“赫赫有名”的原因不仅仅是其外籍华人、港商的身份，更因为他出手阔绰，多次捐款“资助”公益性活动，这为他赢得了“亿万富豪”的美称。同时沈也是当地政府的“座上宾”，在当地政界和警界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特殊的照顾”。 
瑙鲁“外商”、被誉为“能人”沈诚的金融神话开始崩溃，演变成一场连环诈骗案，包括沈诚在内的10人已被检方推上法院，涉案金额仅北京就高达1.38亿元。2002年12月初，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娄底警方将沈诚等犯罪嫌疑人移交北京市公安局侦查起诉。2004年4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经过多方调查取证，连同农行北京丰台科学城分理处系列票据诈骗案合并提起公诉。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6年至1997年期间，沈诚在北京与农业银行丰台支行科学城分理处副主任畅广志等职员勾结，以在科学城分理处存款可获得20%的高息为诱饵，先后骗取崇文区民政局、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等14家单位1.38亿余元存款。就在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公司存入第四笔存款时，却收到一份是否将款项转出的通知，引起公司疑虑前去验证，才使这一特大金融凭证诈骗案浮出水面。
沈诚还勾结农行淮南分行八公山办事处职员张应怀，先与农业银行涟源市支行订立合同，然后以收取汇票贴现业务保证金的方法，诈骗1600万元。有消息称，这一骗案在全国涉案金额已达5个亿。
露出马脚
2001年12月5日，对沈诚来说是他这辈子最倒霉的日子，以涉嫌诈骗农业银行湖南娄底支行5000万票据款，被湖南娄底警方在淮南抓获。
2001年，沈诚成立的淮南奥尼斯达路桥建设开发公司从淮南市政府接到了一笔大单——合肥至徐州的“合徐”高速公路淮南引线工程项目，奥尼斯达承接这个造价4亿元人民币的淮南重点工程，经营期限为30年。这是一块巨大的“肥肉”。但淮南奥尼斯达公司这个空壳公司无钱可投，于是“空手道”高手沈诚将目光投向了银行。
2001年8月，沈诚的“马仔”奥尼斯达董事杨琪和李传富找到了千里之外的农业银行娄底涟源支行，声称手头有一笔5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因投标开发“合徐”高速公路急需贴现。杨向涟源农行表示愿意借款5000万元，并返还6个点的“好处费”即300万元作为娄底银行的赢利。
涟源新城贸易公司在预扣了300万元的“利润”之后，汇出了4700万元现金，却没能如约从对方手中拿到5000万元的承兑汇票，至此，农行涟源市支行钱票两失。
北京市检察院提供的多方证据证实此款项属农行涟源支行，只是通过新城贸易公司账上汇出而已，奥尼斯达一直与涟源农行洽谈以票据融资，而今奥尼斯达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承兑票据，显然构成恶意欺诈。
2001年12月，另一案犯李传富在河南郑州落网，此时他正带着沈诚交待的一项重要任务——处理一笔在郑州的8000万元的票据业务，这个更为惊人票据诈骗被警方中途截住。
2002年8月，再次出现在淮南的沈诚被娄底警方抓获。然而，一石击破千层浪。沈诚的归案却带出了沉寂多年，金额更为巨大的系列金融凭证诈骗案。
5亿元系列大案这一次是发生在北京。
沈诚供认说：“1994年北京市边防局和海关找我商议办一家外资公司，当时公安机关不能从事文化娱乐活动，借用我的泰森公司用一下，让我一边经营一边还账。” 
这一年，中外合资格陵兰公司宣布成立，1995年开始经营。沈诚声称自己1996年初开始调到格陵兰工作，沈并非公司董事会成员，但他却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格陵兰公司章程显示沈的妻子即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沈诚的到来，为格陵兰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做资金”成了主要业务。他认识了中国农业银行丰台区支行科学城分理处的畅广志（分理处副主任）、温庭泉和贺旭昌，麻将桌上的交情让他们走在了一起，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在哗哗的搓麻声中孕育成熟了。 
这个内外勾结、一条龙的伪造定期存单骗取存款单位支票和存款的行动于1996年5月开始实施，沈诚幕后指挥了这一个个骗局。
骗局的设置充满诱惑。首先为存款者开出了20%的年利率，比当时的法定存款利率要高10个百分点，“并且还是存入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风险几乎为零。”受骗的北京利达汇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证言中写道。不过这只解决了“做资金”第一步，如何拉到资金成了关键。沈诚制定了激励计划，谁需要资金，就先找一些单位到科学城分理处存款，然后存单金额的70%用于贷款，贷款由格陵兰公司和拉存款者均分，即各获得35%。 
中煤建设开发公司成为第一个“倒霉蛋”，1996年5月他们经介绍将400万元的存款存入了科学城分理处，存单为定期一年。        1997年1月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步其后尘，存入300万定期存单。        1997年4月北京利达汇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存入1001万，定期一年。        1997年4月华润集团公司用于哈尔滨公司的1500万装修存入科学城分理处，定期一年。        1997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存入5000万元，定期一年。        1997年1月、4月、6月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区支公司分别存入三张1000万元的定期存单。
然而，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区支公司发现了端倪。为方便帮助他人贷款，中保朝阳支公司在农行科学城分理处开设了一个户头，又存入1855万元，不久他们却接到通知，问是否将款项转出。这引起了中保财险朝阳分公司的疑虑，他们拿出此前的三张定期存单，到其他银行网点进行验证，结果却令他们目瞪口呆，三张存单均系伪造。 
一系列金融凭证诈骗案由此浮现，但此时大多数资金已经被格陵兰公司转移，并弥补此前诈骗资金链条上的一个又一个窟窿。
早有前科
经娄底警方查证，除北京外，沈诚团伙还在吉林、山东、河南等地诈骗约2亿元。而据警方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01年5年间，沈诚等在全国各地的总涉案金额就超过5亿元。
1988年7月，因涉嫌诈骗上海一家公司100余万元，沈诚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收审；1991年10月，因涉嫌诈骗南京熊猫电子有限公司300台彩电，沈诚被南京市公安机关收审；1994年，在长春市电信局的一笔外汇业务中，因涉嫌诈骗对方1200万元美金，沈诚被长春市公安局刑拘。 
不过，他都没有在铁窗之中度过几天，每一次他都匪夷所思的成功脱身。当时负责抓捕沈诚归案的娄底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查员李放感到不可思议，“（当地）公安机关抓了他，他从另一个地方骗点钱还了，损失追回来了，就放了，使他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
内外勾结
农业银行科学城分理处部分工作人员与格陵兰公司的诈骗手法如此简单但却骇人听闻：存款不直接进入农行账户，为存款者填制假存单，并加盖假的公章，资金在农行体外循环，一部分款项打入格陵兰公司账户进行资金运作，一部分直接转给拉来存款方作为贷款。 
经北京警方查证，1996年，沈诚与农行科学城分理处畅广志、温庭泉等人密谋之后，给了格陵兰公司职员郭孝军2万美元，派其前往福建找郭的妹夫陈鸣放购买农业银行假存单，并伪造了农行科学城分理处的各种公章。郭孝军“不负使命”，不日之后带回了所需的一切造假工具。
他们分工明确。涉案的格陵兰公司徐明和北邮华宇通讯技术公司总经理叶小新，负责在外拉存款，并将存款户带到科学城分理处。而格陵兰公司的葛雷则几乎坐班于科学城分理处，每到存款客户到来时，葛雷便稳坐于科学城分理处主任室冒充分理处主任，而畅广志（分理处副主任）此时就会自动离开办公室，不过仅有此仍然难以行骗成功。因为进账等手续还需要到柜台办理，而身为科学城分理处出纳组长的贺旭昌和会计温庭泉将操刀办理这些手续，这样一条龙的造假手续便毫无接缝的完成了。
这些既能为农行科学城分理处拉来存款，又为个人带来好处的“操作”，不久便超出了畅广志等人的预料。交由格陵兰公司运作的款项出现了愈来愈大的窟窿，但此时他们已无法收手，他们在通向深渊的道路上愈走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