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序跋
基本信息
序跋作为一种文体，是叙述一书作意（包括宗旨、 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的文字。序，又称叙、叙文、叙言、序言、序文、引、引言、导言等。序在古代多放在书的后面，现在一般放在书的前面，而把放在书后面的序称为后序或跋。序跋的内容、体例大致相同，因而可合称序跋文。一般的书有序无跋，如觉得序意未尽，后面仍可有跋。
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自序偏于说明著作宗旨、撰写经过、编写体例等，还可就书中的重点和难点，作简要的阐述。自序有时也称前言。他序则常常要对作者、作品作介绍和评论，或对书中的观点作引申和发挥。自序和他序可以并用，不同的观点还可以展开争鸣。
一般的读者都有读书先读序跋的习惯。他们把序比喻为“游园的向导”，所以有的书也称序为导言。不论是自序还是他序，都承担着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图书内容的任务。因此，序的第一要义，应是坦率、诚实、中肯，要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为人作序者，要深入了解作者，认真地研究原著，不能凭道听途说的材料或浮光掠影的印象去敷衍成篇。大凡名家，总在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由名家作序，可以帮助读者深入堂奥，也有利于扶植人才。然而，只要有真知灼见，即使不是名家，同样也有作序的资格。序风是文风的一个方面。有少数人碍于情面，逢面作“序”，由于没有认真读过原稿，只好七拉八扯罗列琐事，或兴之所至地铺演轶闻，结果序和正文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序等于无序。这实在是一种不好的文风。
序大都是夹叙夹议。偏于叙的，有散文的特点；偏于议的，有论文的特点。散文也好，论文也好，都要言之有物。散文要以材料的丰富和文笔的多姿见长，论文则要以论点的深刻和分析的透辟取胜。在各种应用文体中，序是具有较大的文学价值或史料价值的。[1]
详细释义
序的体裁有的近似论说文，有的近似记叙文，后代有的还很像是抒情散文。例如《史记》中的书、表、传的序，都是在议论中夹着感慨，借以总结历史教训、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和对所记叙的人与事的态度。《战国策序》则历述从春秋至战国的转变，通过叙事表现作者的道德礼义观和对战国至秦之间君臣兴诈伪任刑法的看法，以及对纵横游说之士作品的评价。后来的“史序”便都是继承了汉代这类序文的传统，例如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其《一行传序》《伶官传序》等即是。至于读古代书籍文章而写的序，例如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更是以议论为主。
以叙事为主、夹叙夹议的序不多见，突出的典型为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这是作者读了李翰所作的张巡传后写在该传后面的，大半篇幅记载张巡的事迹，以补李翰传文的不足。而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却用了两大段文章发表议论，以批评“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的时弊。因此这篇文章虽然以叙事为主，但是并不是传记，还是序。
抒情成分较多的序，多半是为诗歌唱和的集子而作。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等。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和欧阳修的《释秘演诗集序》，虽然一个是为自己的《八愚诗》作序，一个是为某一人的诗作序，但也属此类。这种序的抒情，也都离不开议论和叙事。例如《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显然，这篇短文是桃花丛中欢宴的记实，抒情、叙事、议论融为一片，而人生短暂、需及时行乐的情怀是全篇的主干。
从唐代起，序又称为“引”。刘禹锡所作的序，都写作“引”，如《彭阳唱和集引》《吴蜀集引》等。苏洵也以引为序，如《族谱引》之类。这是作家的习惯问题。刘禹锡的父亲叫刘绪，绪、序同音，苏洵的父亲叫苏序，因为要避父名，所以二人改序为引。这本来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作家个人的规矩，但由于刘、苏的影响，后来也有人作起“引”来，那就与避讳无关了。跋的体裁跋就是写在书后、文后的序。最初书、文只有序。自从序固定在书、文的前边以后，作者如果还有要说的话，或者别人要把心得、意见、考证等内容写上去，就写在书、文之后，称为后叙（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题某某后（如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等，到了宋代，就把这种文章称为跋。例如欧阳修的文集中就有几十篇跋。跋与序虽然是一回事，但在语言上却略有不同。因为跋或后序、题后之类实际是对序的再补充，所以一般都更为简劲峭拔，不像序那样详细丰富。[2]
名文示例
《呐喊》自序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3]作品赏析这篇文章是鲁迅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写的序言。《呐喊》共收作品十四篇，起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迄于1922年的《社戏》。作品的选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当时的鲁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的，正如这篇自序所言，是人的“病态”的灵魂。因此，《〈呐喊〉自序》是鲁迅作品中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我们要理解鲁迅忧愤深广的思想和简括鲜明的艺术风格，都应该从这篇序文入手。
这篇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这篇序文里，“医病”的问题，成为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复一日的亡故了”。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求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上，看到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作者由关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进程。这一思想转化的进程，对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从艺术表现上，作者思想的这种转化，又仅仅是通过并不曾为他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这显示出作者准确、精到的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
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从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这篇序文的写作特点，突出地体现出作者的用笔素朴、简括，不事铺排。这种笔触，与他深沉冷峻的思想桴鼓相应；同时作者的素朴、简括，并不意味着作者思路的单调、狭促。作者在描述生活锁事的同时，总是把他的得寸进尺触，抵向我们的心灵和精神。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和忧愤深广的思想，给读者带来深层次的思索。作者简介鲁迅（1881年～1936年），浙江绍兴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姓周，名树人，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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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序跋史论》（石建初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1日出版）共选出各朝代的各种“序”、“跋”代表作180来篇。除逐一对这些“序”、“跋”的特点进行阐述外，主要是对“序”、“跋”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了概括总结：一是对“序”、“跋”初始阶段的不确定性进行简单阐述；二是对“序”、“跋”雏形阶段写作的单一性进行了扼要说明；三是对“序”、“跋”完善阶段写作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评论；四是对“序”、“跋”成熟阶段写作的灵活性进行了研究探讨。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序”、“跋”在各个文学发展时期所处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而展开的。
《中国古代序跋史论》以时间为经、以各朝代的各种“序”、“跋”为纬，“编织”中国古代序跋发展史；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几个高峰时期，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序”、“跋”进行了重点阐述。[5]
《中国序跋鉴赏辞典》（楼沪光、孙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词典的年代跨度，从先秦开始，一直选到2000年止，古代编从先秦到1918年，计179篇；现代编从1919年五四运动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计163篇；当代编从1950年到2000年，计118篇。[6]
《明代小说序跋研究》（王 猛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从整体上对明代小说序跋进行多维透视，先是追本溯源，探讨序跋在明前的发展状况、特点，和到明代如何一步步走向兴盛；接下来考察其文体风貌、内容分类、价值作用等各方面情况，并进一步研究明代学术思潮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接着从具体序跋作品入手，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分析和发掘明代各体小说序跋的发展规律、特点、价值。最后就明代小说序跋最主要的两方面价值——史料文化价值和小说理论价值，予以重点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