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唐钱币
概述
十国之中以南唐的领土最为广阔，物产最为丰富，人口也最多，文明也最为昌盛，其制度对后世影响也大，为当时各国所望尘莫及。南唐创建者李昪是徐州人，战乱时为杨行密收养，后成为丞相徐温养子，改名徐知诰，是南朝李氏后裔。徐温死后，知诰专吴政。吴天佑三年，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十月，徐知诰称皇帝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建元升元，称国号为大齐。三年后恢复李姓，改国号为大唐，史称南唐。　　
李昪南唐钱币
李昪当政后，较重视农业生产，曾下诏，凡民种桑三年内达五千株者，赐帛五十匹，每垦田达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农田都免租五年。这是五代十国唯一奖励农桑的国家。此外他还改善内政，兴利除弊，陆续变更旧法，禁止买卖平民子女为奴婢，田租要按收成好坏定交租税额，为国而死的可领抚恤钱三年。而南唐也是十国中铸钱最多的一国。李称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国号钱与年号钱的区别爱好收藏古钱币者很多，初学者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常将国号钱误作为年号钱，在鉴别其年代早晚上就会出现差错。
历史上，凡一个新的国家或朝代诞生，都要另起一个新的国号，有的把国号铸在钱币上，钱币界称之为“国号钱”。例如，五代十国时，周世宗柴荣，曾于显德二年效唐武宗之法，销天下3336处寺院之铜佛，铸行“周通元宝”钱。“周通”之意为“周国通行的货币”，是一种很明显的“国号钱”。
公元937年，徐知诰在金陵（今南京）代吴称帝，建立国家，改国号为大齐，遂铸行“大齐通宝”国号钱。不久徐复姓李氏，改国号大唐，史称南唐，至李煜显德六年（公元963年）7月时，又铸“唐国通宝”及“大唐通宝”两种国号钱。
赵匡胤代后周称帝，建都开封，国号宋，史称北宋，铸“宋通元宝”国号钱。到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又铸行“皇宗通宝”国号钱，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还铸有“圣宋元宝”国号钱。
南宋时，宁宗嘉定三年铸有“圣宋重宝”当五铁质国号钱。宝庆年间和宝祐年间分别铸有“大宋通宝”、“皇宋元宝”国号钱。
清代太平天国政权所铸“太平天国”铜钱，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号钱。
年号钱，就是铸有当代皇帝年号的钱。最早的年号钱是在东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四川人氏李寿废其侄李期，改国号大汉，铸“汉兴”钱，是我国钱币史上最早出现的年号钱，可说是由“国号钱”到“年号钱”的一次新的改革。继“汉兴”钱后，又出现了南北朝时刘宋“孝建四铢”、“永光”、“景和”以至唐、宋、元、明、清的许多年号钱。在我国历代钱币中，年号钱要比国号钱多得多。
还有一种年号钱，皇帝以某种吉祥的词来纪年，如永安、政和，也是年号钱。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以“贞观”来纪念他开始统治的时期，“贞观”就是李世民的年号。有时，一个皇帝过不了一两年，就要更换一个年号，这种变更叫“改元”。女皇武则天在位22年17次改元，共有18个年号。凡铸皇帝纪年的钱均为年号钱。
我国钱币史上，有些正用钱虽然也是一些吉祥词，但不是年号钱，也不是厌胜钱，更不是国号钱。因此，初学集币者一定要注意区别开，不可混为一谈。南唐“大唐通宝”钱铸时考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上又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北方军阀割据称雄，改朝换代如走马灯一般，在短短的五十四年间，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与五代迭兴的同时，在长江以南还陆续形成了诸多小的地方割据政权，谓之十国。其间争战频繁，社会动荡，变乱无常。史家欲将这段历史做一详尽地备述颇为不易，只能从史系以梁、唐、晋、汉、周为主体兼及十国。所以关于十国的历史史料，不但混乱且极其简略，就其地跨长江南北数十州，疆域领土最广，经济实力最强、统治时间最长的大国南唐而论，从其货币研究的视角剖析，发现许多史料真伪混杂，如不仔细推敲，难免以假乱真，导向误区。更不要说江南其它的小国了。
例如北宋薛居正等所撰《旧五代史》与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其中关于南唐开国者徐知诰，在复姓李氏之后，所建国号的名称上明显地说法不一，《薛史》《僭伪传》卷一三四载， “因还姓李氏，改名昪，国号大唐”。而《欧史》《南唐世家》卷六二则记， “复姓李氏……自认为建王四世孙，改其国号曰唐”。故此后史学家在其著述中，有引《薛史》称大唐者，亦有按《欧史》之说，谓齐谓唐者。由于史料记载上的差异，从而涉及到南唐“大齐通宝”、“大唐通宝”以及“唐国通宝”三枚国号钱的相互关系和归属，特别是“大唐通宝”钱的归属更是令人置疑。翻阅众多名家所编钱币谱录及著述，令人惊异的是绝大多数认为南唐钱币，除“大齐通宝”考证为南唐开国者烈祖李昪（徐知诰）所铸外，其余皆为中主李璟所铸。当然，国号钱“大唐通宝”及“唐国通宝”亦包括其中。如此结论究竟从何而出？
在不断查询有关南唐货币史料过程中，终于发现此结论的最初史料依据乃源于北宋马令编《南唐书》卷五，“及元宗即位，兵屡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铸唐国钱，其文曰唐国通宝。又铸大唐通宝与唐国通宝钱通用”一节恐怕这就是众多泉家推断“大唐”钱归于李璟所铸的依据。勿庸置疑，任何一种历史结论的得出欲想立存久长，至少应自圆其说，与当时历史发展轨迹相一致，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然而，北宋马令关于“大唐通宝”铸于“唐国通宝”之后的论述，有几多是确切可信，毫无异议的呢？笔者对此问题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析。
大齐通宝钱之归属与大唐通宝的关系
关于大齐通宝，至今仅发现两枚，即钱币学家戴葆庭得自江西的“四眼大齐”及清代著名书法家、藏泉家戴熙家传的“缺角大齐”在其归属问题上，过去颇有争议，旧谱多认为系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占领长安后，建国号大齐时所铸。后经泉界专家考证，公认是五代十国之吴国权臣徐知诰于937年，废吴帝杨溥即帝位，因吴帝曾封其为齐王，故国号大齐，改元升元时铸。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总论五代部分中，引用钱币学家张絅伯《五代十国货币考》有关《南唐》钱的一段记载“大齐通宝，制与大唐无殊，烈祖未复姓时，国号大齐，然未闻烈祖铸钱，此必铸大唐通宝时，工人私自摹铸”由此分析，张氏不但认为“大唐通宝”系李昪所铸，而且还含有早于“大齐通宝”之意。然随后又忙裰补曰“大唐通宝。此钱以制作考之，较唐国稍后”。这种前后矛盾模棱两可之语，其因为何？显然是为符合马令前述史料，惟恐与之相悖也。
孙仲汇等编《中国钱币简明词典》亦言“此钱真品仅发现二枚，因其文字形制与大唐通宝接近，所以定为南唐开国者徐知诰升元元年（937年）建国号大齐时所铸。”笔者对谱录所载之二品大齐与大唐通宝钱进行赏析对比，果然其言不谬，无论从直径、穿径大小、钱文书法以及边廓等方面观之，风格一致，气息相通。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泉家敢于以大唐通宝的形制去考证认同大齐通宝为徐知诰所铸，却不敢以大齐通宝去反证考定大唐通宝为李昪（徐知诰）所铸，其因何在？恐怕也是有碍于马令前述大唐通宝铸于唐国通宝之后的缘故吧！
另从泉界名家据史推断，丁福保编《历代古钱图说》中引著名学者，古钱收藏鉴赏家罗伯昭言“十国春秋，吴帝（杨溥）改元天祚（935年），加中书令徐知诰尚父、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以升、润、宣、池、歙、韦、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知诰辞尚父丞相，殊礼不受。后三年（937年），知诰乃篡吴位，立国称帝，国号大齐，改元升元，大齐通宝，必铸于此时”。此种推断是符合历史的真实发展。尽管史料中无铸钱明文记载，却已雄辩地证明大齐通宝为南唐开国者徐知诰所铸，实非旧谱所云系黄巢进长安建国号大齐时所铸。关于大唐钱的归属如前所述，徐知诰建立大齐国的次年，复姓李氏，更名昪，改国号大唐，史称南唐。在当时争战不息，天下久乱的情况下，李昪实行“保境息民”及和平睦邻政策，在其统治的六年间（937——943年），南唐社会安定，呈现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景象，笔者以为大唐通宝当铸于此时。其因有六：
其一，国号“大唐”与国号钱“大唐通宝”两者名实相符，说明《薛史》所云南唐国号“大唐”是可信的，这绝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兹因薛居正（912——981年）乃五代宋初人，生于后梁乾化二年，后唐清泰进士，历仕后晋、汉、周。入宋迁户部侍郎，后拜参知政事，太宗时位进司空，死后追赠太尉、中书令。因其大半生历经五代之全过程且身居高位，多晓当时史事，在奉诏监修《五代史》（即《旧五代史》）时，绝不至于误录和更改江南大国南唐之名称吧？
另据[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三》中载：“（已亥）四年春二月……是月，伪齐徐知诰改姓李，名昪，僭称大唐”。钱俨何许人也？乃吴越开国者鏐之孙，文穆王钱元瓘十四子（937—1003年）。吴越时守衢、湖二州，归宋后历随州、金州观察使，出判和州。晚年颇以整理吴越文献为己任，修《吴越备史》，其根据吴越本国史档，详实记载十国之吴越钱氏创业始末及五王在位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举措和人事兴替。作者不仅是王室高官，又几乎是经历五代十国全过程的当时人，且为史学家，他的记载更进一步证实南唐国号为“大唐”无疑。
其二，徐知诰复姓李氏后，国号随之由“大齐”改为“大唐”，虽史无明文铸大唐通宝之记载，但其认祖归宗改国号“大唐”后，国势更强，其国号“大齐”仅存年余，尚且铸有“大齐通宝”，难道正值盛世为时较长的“大唐”，岂能不铸象征其政权存在的国号钱“大唐通宝”？而“大唐通宝”（图1）钱的存世，即已雄辩地证明了此点，试想李昪在改国号“大唐”之后，不会仅光使用改国号前铸量有限的“大齐通宝”吧！
其三，徐知诰之所以复姓李氏，改国号“大唐”绝非偶然，从其在“唐”前加一“大”字分析，不仅含有与前唐相区别，而且还有旨在以复兴前唐旗帜相号召，所谓“南唐”仅是历史上的称谓。若如《欧史》所称“唐”又与前“唐”相重袭，故称“大唐”至为恰当。由此联想到李昪不仅铸“大唐通宝”，同时亦铸有“大唐镇库”（图2），更有“大唐重宝”（图3）等钱，从而说明李昪在钱币的铸造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大唐”货币体系，从而又进一步说明，不但其怀有恢复前“唐”一统天下之志，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昪在位时货币经济之繁荣。
其四，通过众泉家以“大唐通宝”的形制考证认同“大齐通宝”的事实，然又为何不能反之以“大齐通宝”来考证认定“大唐通宝”为李昪（徐知诰）所铸呢？无论“大齐”钱也好，还是“大唐”钱也好，不但皆为国号钱，更重要的是两国之开创者皆为李昪一人，无论在取国号和在钱币的形制、书法等方面，都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其五，烈祖李昪病危时，嘱其长子李璟曰：“德昌宫泉布万缗，以给军用，吾死善修邻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由此不难看出，所谓 “泉布”绝非指古代货币泉布，而是泛指当时所铸的货币“大齐通宝”、“大唐通宝”“开元通宝”等。“万缗”，系指当时南唐货币库存之丰。其子李璟即位后改元保大（943——957），其15年间仅铸“保大元宝”年号钱，从该钱币谱录标为无价推断，所铸年号保大元宝钱甚微，又因背铸“天”字，恐系该钱仅作为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十一月伐楚取得胜利的一种象征而已，其间所需军饷无疑大多来自其父德昌宫遗存之所谓“泉布”——“大唐通宝”等钱。
其六， 虽然“唐国通宝”与“大唐通宝”均系国号钱，显然在名称的气势上有微妙变化。据史所载，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死，其子李璟继位改元保大，次年李璟便一反其父既定之国策，大兴干戈，东灭闽，西亡楚，虽占地二十余州，但因战争连年，更加内政腐败，国库空虚，特别是后周世宗柴荣屡征南唐江北淮南之地，这是对南唐政权致命的威胁和打击，正如《旧五代史》《僭伪传》135卷所载，公元958年去帝号“自是始行大朝正朔，上表称唐国主”划“江北淮南二十四州之地归于后周”岁贡十万。从此国势日衰，961年留太子于金陵监国，移都南昌小城，不久忧郁而死。“唐国通宝”即铸于李璟去帝号改称唐国主向周称臣的第二年（959年），试问，如若马令所言，“大唐通宝”钱铸于“唐国通宝”之后，哪么，此时李璟自身尚且难保，还有铸“大唐通宝”的胆略和勇气吗？如果马令所言成立，岂不自遭对抗大周妄图复辟“大唐”之罪名？李璟绝不会愚蠢到自取灭亡的地步，此中利害不言而喻从有关唐国通宝史料看大唐通宝之归属为开阔视野揭开马令造成这一扑朔迷离的钱币历史疑案，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中主李璟在位时的有关食货方面的史料，为此，特别需要参考其他书籍及有关史料。 
① 在《十国纪年》中引刘恕之言曰“元宗以周师南伐，及割地岁贡方物，府藏空竭，钱货益少，遂铸唐国通宝。钱二当开元钱一。余按此五钱，制度大小各殊：有径九分重三铢者；所径七分重二铢二 者；字文并类大唐钱……”。
② 又据陆游编之《南唐书》卷二《元宗本纪》“显德六年959年，又铸唐国通宝钱，二当开元泉之一”。
③ 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关于唐国通宝的条释曰“五代南唐元宗时所铸，有铜、铁二种，铜钱铸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凡五品，制度大小各殊。二当‘开元（通）钱’一”。
④ 又据《说郛》卷三十九《江表志》云：“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日，十数年间，经费将匮。建隆初，始申铜禁，铸泉货当十；又铸唐国通宝泉，泉二文当开元钱一文”。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举有关唐国通宝铸时的多种史料，从中不难看出如下问题：
A在这些重要史料中，除马令《南唐书》提到“大唐通宝”铸于“唐国通宝”之后外，其它各史料均未提及铸“大唐通宝”的片语支言。
B其中刘恕在铸唐国通宝中提到“有径九分重三铢者；所径七分二铢二 者，字文并类大唐钱”之语，无疑说明“大唐通宝”铸于“唐国通宝”之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汉铭著《简明古钱辞典》中有关“大唐通宝”释条中亦提出“大唐通宝与唐国通宝钱，在铸造年限的先后诸说不一，存疑待考”。特别是薛冰先生在《钱神意蕴·钱面上的大国》一文中，对南唐钱币之归属、铸时亦提出了如下置疑：①“如将南唐三种小平钱都归于元宗李璟，那么，烈祖李昪当政的六年间，使用的是什么钱呢？”；②“但是李昪就在国号齐那短短的一年（937年）多时间里，已铸有大齐通宝钱，那么，他在改国号为唐后即铸制大唐通宝，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钱币学家）当初就是根据这一点将大齐通宝划归南唐钱系的，不知为什么就没能更进一步，推翻马令《南唐书》的旧说，将此钱定为李昪所铸钱。”由此可见，对“大唐通宝铸于唐国通宝之后”，持怀疑态度者并非笔者一家。
C直到宋太祖建隆年间，南唐再铸“唐国通宝”，亦未提及“大唐通宝”铸行之事。
从上述诸多疑问中，不禁想起陆游再撰《南唐书》之缘起，他认为“马令之书未尽善，体例、内容均欠完备，因著此编。”在《中国历史大百科全书》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中认为陆游之书 “叙述简赅有法”，“史料多经考证，”“并有颇多史料增补”“于马令琐细、荒诞之事，皆行删除”故极为后人推崇，通过上述对陆游《南唐书》之评价，说明马令之书确实存有诸多不实待考之处。从另一角度分析南唐三枚国号钱之归属从另一角度看三枚国号钱，尚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从价格高低，断铸时之先后
就一般而言，钱币谱录所载价格之高低，不仅仅传递价格之信息，而且从价格高低中亦反映出钱币的多寡及铸造时间的长短。由此推之，钱币存世量越多，则铸造时间必长，其价格则越低；存世量少，铸造时间短，其价格必高。所以从钱币价格高低之剖析中，即可判断出钱币铸造时间之长短。就钱币谱录所载南唐三枚国号钱之价格而论，“大齐通宝”价格高于“大唐通宝”，“大唐通宝”之价格又高于“唐国通宝”，即说明了三枚国号钱的多寡和铸造时间的长短。
从存世量多寡，断铸时之先后
“大齐通宝”系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立为帝，改元升元，国号“大齐”（937年10月——939年2月）时铸。大齐政权仅存一年零四个月，因其存世量极少而价格最高。
次年徐知诰复姓李氏，更名昪，改国号“大唐”（939年3月——943年2月），“大唐通宝”当铸于此时。改国号大唐后，李昪在位近五年，所以其存世量比大齐略丰，其价格必低于大齐通宝。
“唐国通宝”虽亦为国号钱，确是在南唐国势衰微，李璟去帝号向后周称臣，改称唐国主（958年5月——975年11月）时铸，其铸时长达十七年零六个月，这与《说郛》中“十数年间，经费将匮”相一致，因其铸时长而存世量较“大唐通宝”更丰，所以其价格远低于“大唐通宝”。
笔者上述对南唐三枚国号钱的多方面分析，印证了“大唐通宝”钱非李昪所铸莫属，此乃是笔者个人据史料及历史的发展分析推断，望方家指正。
评鉴
中国的钱币体系中，自古以来，方孔圆钱的金属货币跨越了近三千年的历史，以国号而入钱的似凤毛麟角，委实并不多见。但若勉强言之，最早给予后人这种感觉的，差强可以提及战国时的齐刀。齐刀品类众多，以被简称为三字刀的“齐法化”为例，这是战国中期齐威王、齐宣王为统一币制而铸行的大型刀币，属齐国造，又是法定货币，那是可以算为国号钱吧？其实不然，经考证，“齐”非指其国号，而是指齐都城临淄。今天可见的同时代圜钱“东周”、“西周”之类，也当如此。
巨人不需要刻意显摆自己的肌肉来宣告强壮。道理相同，强大的朝代很少在钱币上使用国号。秦通行“半两”钱、汉通行“五铢”钱、唐几乎全部在通行“开元通宝”钱，均未刻意在钱币上强调自己的国号。似乎只有为了虚张声势、强调正统、另有隐情之时，极少的朝代才能够想起在在钱币上迎风招展地狂打自己都为之心虚的国号。
其它的暂且不论，进入方孔圆钱体制后，现在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枚国号钱，当属“大夏真兴”钱。此钱乃十六国时夏国霸主赫连勃勃（ 381年—425年）于还都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并改元真兴元年（419年）时所铸。钱文中的“大夏”为国号，“真兴”为年号，如此国号、年号合璧，历史上实为空前绝后的一例。
大名鼎鼎的赫连勃勃原名刘勃勃，本接受了汉朝皇帝赐姓为刘的匈奴南单于后裔，其父刘卫辰在淝水之战后，占有朔方之地，因之曾被前秦皇帝苻坚彰任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部族。前秦瓦解后的391年，铁弗部受到北魏的攻击，刘卫辰被杀，年幼的刘勃勃逃奔薛干部，薛干酋长将其送给没弈干，没弈干收其为婿，此后寄人篱下，一直从属于后秦的姚兴。407年羽翼丰满的刘勃勃背信弃义，杀没弈干，并吞其部众，自立为天王，大单于，建国号夏，改元龙升，定都统万城。凤翔元年（413年），弃刘姓而改姓赫连。凤翔六年（418年），乘东晋将领刘裕灭后秦急于南归而攻取长安，在灞上（今陕西蓝田县）称帝。赫连勃勃是十六国后期最残暴的统治者，他不仅仍实行胡汉分治，而且施政暴虐。他发汉人及匈奴人十万筑都城，“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载每征一地，赫连勃勃往往大肆屠城和坑杀战俘。可见其统治是透过军事征服而实现的，因此政局很不稳定，因此他死后短短三年，夏亡。
其实，夏国的统治区域有限，“大夏真兴”，于名于实，都殊为可笑。
以国号入钱，其钱又弥足珍贵的，当为“大齐通宝”。这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国主徐知诰(李升)所铸造的。李升曾为徐温养子，故名徐知诰，曾被徐温封作齐王。杨吴天祚三年(937年)，李升废吴睿帝自立，国号大齐，铸大齐通宝。旋即恢复李姓，改国号“唐”，史称南唐。因铸期短，行世量少，故近代世间仅发现两枚。即被钱币界称之为“缺角大齐”和“四眼大齐”者。
时过不久，南唐又铸造了“大唐通宝”和“唐国通宝”钱，具体时间约为南唐元宗（中主李璟）保大元年至十五年间，即943年至957年间。元宗初年国势较强，不久转弱，那时，在大量铸造“开元通宝”、“保大通宝”年号钱的同时，还铸造了“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国号钱钱。致使不少后世之人误以为它们是雄视千古的大唐帝国的钱币。其实此时想起铸造“大唐通宝”的“大唐”，实在是在拉大旗做虎皮。
千年烟雨，连连绵绵，朝暮更迭，一时繁盛的南唐小国早已迅疾融入了中国历史的长河大潮之中，大浪淘沙，涤荡了一切。能够给予后人品味的，只有千古些许的骄傲、梦中的辉煌、沉痛的教训和凄婉的绝唱。这些铸造者意欲寄托强国万载愿望的钱币，却无奈地印证了一个王朝灭亡的历史，在中国钱币史上写下了凄凉哀绝的一笔，任后人随意评鉴。
在同样的心态下，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铸造了“汉元通宝”、后蜀铸造了“大蜀通宝”、后周也不甘人后的铸造了“周元通宝”。
宋代立国艰辛，又终生遭虎狼之国环绕和欺凌，如当代的韩国一样，民族的自尊极度膨胀，国号钱也由此多次出现，竟也一时为盛，轻易拔了历朝的头筹。
大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承后周之制，于建隆元年开始铸造“宋元通宝。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仁宗于宝元二年始铸“皇宋通宝”，徽宗于建中靖国元年始铸“圣宋元宝”、“圣宋通宝”。可惜那些虎狼之国并不为所惧，从不曾在钱上铸有国号的金国，一举陷京城、虏二帝，风云而归。偏安一隅的南宋却“衣带渐宽终不悔”，不但于宁宗嘉定元年铸造了“圣宋重宝”，进而于理宗宝庆元年至三年铸造了“大宋元宝”和“大宋通宝”，犹为不过瘾，仿佛力求回光返照，更于理宗宝祐元年至六年铸造了“皇宋元宝”。
可笑的元人，在统治力不从心时，毫不顾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复哀后人”的告诫，竟也玩起了这种文字游戏。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起，铸起了“大元通宝”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不但使用了汉、蒙两种文字，仿佛为表示一发不可收拾的决心，铸造的版式竟然特别繁多。同时，还铸造了“大元国宝”，为自己的造神祭起了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