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程颢
生平简介
程颢北宋（1032年～1085年7月9日）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原籍河南洛阳，生于湖  程颢画像北黄陂。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8位。 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二程”早年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
其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卒于该县。父程珦年幼无力返乡，遂居于黄陂，曾任黄陂县尉，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黄陂县尉时所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称。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后，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
神宗初，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学《论语》、《孟子》则为“知道”，“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大学》、《中庸》亦不可不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总之，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  程颢全身像[1]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 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进儒为贤， 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理学主张
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 ，“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  程颢
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 “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河南程氏遗书》五)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 但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 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 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 产生弊端， 因而具有恶的因素。二程认为，性的本然状态，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则“人欲”灭, “人欲”盛则“天理”衰。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全盘否定。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名篇赏析
《游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
程颢与程颐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  《二程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在程颢的哲学中，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又说：“学者须知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进一步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用”（表现），后者才是仁的“体”（根本）。这一思想与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有相通之处。
在修养方法方面，程颢提出了“定性”的理论。所谓“定性”实际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他认为，要使内心平静，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就应该虽接触事物，却不执著、留恋于任何事物，“内外两忘”，超越自我。这一“定性”的理论，是程颢发挥了孟子的“不动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后而成的。
程颢和程颐的思想，人们一般统称为二程之学，实际上两人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程颢比程颐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有的学者认为，程颢的思想是后来陆九渊“心学”的源头，程颐的思想则后来朱熹“理学”的源头。程颢一生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他的讲学语录及一些书信，诗文，被后人与程颐的著作合编在一起而为《二程全书》，今有校勘标点本的《二程集》。
程颢、程颐兄弟，思想体系同中有异。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学术影响
程颢、程颐的思想及其洛学学派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 张载的思想学说，对二程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  程颢立像[2]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二程把“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
这样，张载以物质状态的“气”为宇宙本原的本体论就被否定了，精神性的“天理”就在理学体系中被确立了最高本体的地位。
二程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在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
二程在其“天理”论的基础上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他的认识论。二程还以其“天理”论发挥孔子“克己复礼”的命题，提出了自己的修养论。  二程
总之，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具体到二程各人，他们的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著作汇集
《遗书》(《河南程氏遗书》)25卷，系二程门人所记二程的语录，后由朱熹编定。《外书  程颢头像[3]》12卷，朱熹编是《遗书》的补编或续编，内容多系传闻杂记。《文集》12卷，为二程的诗文杂着，南宋张栻，朱熹等先后纂辑。《易传》又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4卷，是程颐注解《周易》的著作。《经说》8卷，是程颐以义理疏解儒家经典的著作，包括《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8种。其中《易》﹑《孟子》﹑《中庸》不一定是程颐手着。《粹言》2卷，杨时据二程语录撮要文饰而成，后又由张栻重新编次。其《遗书》﹑《外书》﹑《经说》﹑《文集》4种，在宋代均单独刊行，也有的合在一起刊行，称为《程氏四书》。明代末年徐必达汇集二程所有著作共6种，以《二程全书》之名刊行。清康熙间吕留良又加校勘，重新刊刻，后涂宗瀛又重校印行，此即为今本《二程集》所据本。其旧本《二程全书》，尚有1920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的四部备要本。
《二程集》是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书中第一次把“理”作为宇宙本体，阐述天地万物生成和身心性命等问题，奠定了以“理”为中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中，程颢的识仁﹑定性，程颐的性即理﹑主敬﹑体用一源等许多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为后来许多哲学家所沿用，对宋明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品欣赏
《游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
[赏析]这是一首纪游诗，也是一首理趣诗。作者在这首诗中，虽然也写了一些较为生动的景物，但其着眼点仍在于抒发自己的人生哲理。所谓“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多么闲静幽雅，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境界。因此他认为世上的事情，可以不必去计较。只要在佳节能约几个朋友相聚就是很大的快乐。诗抒写了随遇而安、不计较得失的淡泊情怀。
《秋月》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赏析]这是北宋大理学家程颢的一首七言绝句，细品之后，你会发现，无一处写月的诗行，竟处处浸染着月色。
请看，清亮的溪水绕着翠绿的青山，缓缓流来，瓦蓝的天空倒映于水中，是那样澄明、纯洁，两者融为一色，宛若桂林山水般浑然一体。如果没有天地间弥漫着皎洁、明亮的月光，诗人怎能在秋夜中欣赏到水之清，感叹到山之碧，寄情于空水之澄鲜?
往下看吧。诗的第三句写诗人在静观秋光月色之中油然而生的超尘脱俗、心旷神怡之感。尾句，“白云”、“红叶”，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幻景，又是诗人在秋月下所见的山林实景。从象征意义说，这“白云”的任意浮游，“红叶”的飘逸自得，不正是诗人悠闲清静心境的写照吗？从实景的角度看，在夜中居然能看到云之洁白，枫叶之红艳，也足见月色是何等明亮！
想一想，有郁郁葱葱的青山，有清澈的小溪叮咚叮咚地流淌，或者还能听到几声轻脆的鸟鸣，路旁有红艳的枫叶，天上有洁白的云朵，漫步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路上，还有皎洁的月光柔和地照在身上，多美的感受。
全篇无一笔写月，而处处见月，写景抒情朴素自然，称得上司空图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不过，想起当年程颢在我们南安拜周敦颐之师，求学也有一段时间，竟没留下半篇美文佳作，只空得宋理宗为当时南安的“周程书院”亲赐“道源书院”匾额。此为后话，不提。
《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译文：将近中午，春光明媚，云淡风轻。我在花丛柳林间穿行，走过了前面的小河。人们不知道此时我的心里是多么快乐，还以为我是在学着年轻人的样子，趁着大好时光，忙里偷闲去玩耍呢！
[赏析]这是一首即景诗，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写理趣的诗，作者用朴素的手法把柔和明丽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融为一体。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繁花垂柳，一片大自然的郁勃生机；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他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全诗表达了理学家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
人物评价
二程故里：追寻旷世大儒的踪迹
著名作家阎连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走近两程使人如仰望星空，感受到嵩县虽偏，但却星辰明亮，不仅在历史上曾照亮过中国大地，而且至今还在繁星备至的中华民族的上空闪烁着明丽深邃的光。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的名人不在少数，但是如程颢、程颐一样，共同成为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如此兄弟齐名光耀千古的，恐怕无人可以相提并论。旷世大儒这段碑文虽然是程颢死后程颐对哥哥的评价，其实也是自己的真实写照：“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辩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 两程所开创的理学，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之后，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700余年，这都和两程有着直接的联系。
能使儒家的学说在古老的中国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说明两程确有旷世奇才。一  二程故里种学说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备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肯定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坎坷人生
两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两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程颢程颐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程颐生于公元1033年。程颢自幼聪颖，幼年习诵儒家经典，10岁能写诗作赋。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小官。由于程颢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颢，但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颢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同司马光等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每日以读书劝学为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颢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程颐“幼有高识，非礼不动”，18岁时写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之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处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如此“名声在外”的程颐，26岁时竟然考进士未中，如此挫折想必对他打击不小，于是从此绝意仕途，长期以“处士”的身分潜心于孔孟之道，从事讲学活动。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等人掌握了政权，程颐也有了出头之日，并被推举做了皇帝的老师。但没有过多长时间，由于他在皇帝面前“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程颐自公元1088年起，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  程颢故里
尽管如此，到了公元1096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公元1100年才被赦免而回到洛阳。公元1103年，又有人参他著书诽谤朝政，皇帝命人审查他的著作，驱散他的学生。在此境遇下，古稀之年的程颐只好从洛阳回到程村居住，并于公元1107年病死家中。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不可谓不凄凉。故里虽然两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其实，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帝毁去“党人碑”，才使两程“平反昭雪”，于是在其故居立祀。宋理宗封程颢为河南伯，封程颐为伊阳伯。元文宗则又分别加封为豫国公和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诏命其故居为“两程故里”，并诏以颜孟例敕修规制，总面积4592平方米，坐北面南，整体布局为五节大院。
两程祖籍安徽，出生于父亲任官的湖北黄陂区，后来随父亲迁居洛阳履道坊公元1082年，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去了一封信。文彦博回信称“龙门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颐广授门徒的“伊皋书院”。广为流传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程颐和其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
此后，程颐的大部分时间都往来于洛阳和鸣皋之间，并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直至最后终老在此。死后，他被埋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即今伊川县县城西1公里处的两程墓。是程颢程颐兄弟两人一起奠基了程朱理学，共同对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人们往往并称两程。
黄陂二程故里
前川，原黄陂古县城关，始建于公元579年，乃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出生地（今前川街文教巷中段），其遗迹有十余处。为秉承二程文化，根据程颢“傍花随柳过前川”的诗句，改前川为前川街道办事处。以二程遗迹命名的主干道有：双凤大道、前川大道、鲁台街、流湖街。里巷有二程里、二程祠巷等。
千百年以来，在黄陂前川这块土壤中，二程夫子的形象和影响，已经深深融入、绵延不绝。至今保存完好的双凤亭碑石。据《黄陂县志 二程志》记载，此亭原名清远亭，到南宋年间，取“双凤投怀之兆”，改为双凤亭。据说这里是二程兄弟的祖父程通任县令时的寓所。历代在这里建程乡坊，以示陂人景仰思慕之情。现程乡坊虽不存，2004年底人们在遗址处立了“程乡坊遗址石碑”。
双凤亭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汉口城北43公里处武汉市黄陂区鲁台镇鲁台山上。占地36平方米。为纪念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兄弟而建。因程氏兄弟生于黄陂，宋代即在黄陂县城内建亭。明天顺七年(1463)复建亭于鲁台山麓二程祠内。现存双凤亭系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建，三层檐，六角攒尖顶，青筒瓦面，琉璃宝顶。亭中立方形石碑。亭西面悬挂郭沫若题写的"双凤亭"匾额。
在鲁台山南脚下的二程祠内有一池，清同治年间编《黄陂县志》记载：“二程兄弟，在此凿潭喻道，池中筑亭”。两兄弟常至此亭攻读，所读之书，过目不忘。故，将此池称“聪明池”，池中亭叫“涵虚亭”。 为尊崇和祭祀二程夫子，历代乡人修建“二程祠”于鲁台山下，祠中设有二程书院，曾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齐名。 程颢、程颐少年时，对孔圣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颇有兴趣，他们常在一湖边习武射箭，至今仍存的流矢湖，就是源于对二程的纪念。[4]  武汉市黄陂区双凤亭
洛阳二程故里现存的古迹中，一是“两程故里”石坊，二是两程祠。石坊在程村东一公里处，是明英宗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敕建，上书“圣旨”，下书“二程故里”，当路矗立，蔚为壮观。明清时期官吏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步行而过，以尊旨敬程。 两程祠自明代宗时期修建以来，历代都有修复。其中人为破坏最严重的是明末战乱，李自成一部将于少鲁在此放了一把大火。正因为此，当地程氏流传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司马不通婚，程于不结亲。因为程氏和司马氏同出一族，故不能通婚；于家和程家有历史怨仇，所以不能结亲。两程祠第二次遭人为破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将24箱《两程全书》木刻版付之一炬，如今只有数本存世，还是有心人当时悄悄珍藏才得以流传下来的。
来到两程祠，看到棂星门三个大字时，让人未进大门先生敬意。据程传石介绍，古时传说天上的文星即棂星，大门坊额上刻写此名，足以体现后人对两程旷世大儒的尊重之情。封建时代，棂星门每年只有二月、八月举行大典祭祀两程之日，或者皇帝和钦差大臣前来祭祀时才开中门。穿过第二道门坊诚敬门，就来到了道学堂。这里是祭祀两程的正殿，入门便看到两程的塑像和牌位，上挂宋理宗敕封的“理学亢宗”匾额，以及康熙钦赐的“学达性天”匾额。东西两边分别悬挂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书写的“伊洛渊源”和“希踪颜孟”两块匾额。
两程塑像中，哥哥程颢黑发黑须，弟弟程颐白发白须。传说程颢“生而知之”，不费吹灰之力就满腹经纶，而程颐是“学而知之”，刻苦读书，学白了头发，故才有了渊博的学识。其实，程颢虽然是哥哥，但死时才54岁，故黑发黑须；弟弟程颐死时75岁，当然白发白须。如此传说无非是告诉后人，不论具有什么样的天资，只要刻苦努力，终能获得大学问成就大事业。
智慧故事
程颢妙破讹诈案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8 年）担任监察御史的洛阳人程颢，在当山西晋城县令时，曾以寥寥数语破了一件讹诈案。
当时，有一个姓张的财主得急病死了，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一早，有个老头来到他家门口，对着财主唯一的儿子说：“我是你父亲，现在我年纪大了，无依无靠，来和你一起生活。”接着，老头一五一十向财主的儿子说明了来由。财主的儿子非常惊讶，于是拉着老头一起到了县府，请求县令判断。
老头先说，“我是个郎中，因家中贫困，四处流浪，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儿子，无力抚养只得狠狠心肠把儿子送给张财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邻居阿毛亲眼看见。”
“事隔那么多年，你怎能把事情说得这么详细呢？”
老头说：“我是从远地方行医回村后才听说的，当时记在处方册的背后。”说着从怀里掏出处方册递给程颢，上面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儿抱走，给了张三翁。
程颢问财主的儿子：“你今年多大岁数？”
财主的儿子答道：“36 岁。”
程颢又问：“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76 岁！”
程颢对老头说：“听见了吧，这人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才40岁，这样的年纪，别人怎么会称作张三翁呢？”
老头听罢，惊恐异常，承认了自己妄想讹诈财主家的钱物，夺人田地，才来冒认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