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咸有一德
简介
《咸有一德》，《尚书》篇名，作者据传是伊尹。内容为伊尹对太甲说的话。
原文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1]
评论
这篇经文的主题就是“一德之事”。伊尹讲话的大意是：天命无常，只有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停止修德，就会失去君位。夏桀不修德，上天感到不安，于是重新寻找道德精纯之人，以之作为天地百姓之主。当时，只有自己和商汤具备纯一之德，因此接受天命，率领九州民众，革除了夏桀的暴政。我们商家取代夏桀，不是因为上天偏爱我们，而是上天要保佑纯德之人；也不是我们乞求民众支持我们，而是民众始终会归向纯德之人。倘若道德精纯，则无往而不胜；倘若道德不纯，则危机四伏。现在你接受天命，一定要更新自己的德性，要始终如一，才能长盛不衰。你选官员，一定要选贤才；你选左右，一定要选忠良。大臣奉上布德，向下训民，其事甚难，其事须慎，只有在大臣们一心一意的协助之下，你才能达致美善之政。德无不变之法，以善为主；善无不变之法，以纯为主。因此，天子应当修德，以扬名于后世。君民之间相互依赖，君主只有虚心待人，众人才可能尽其力，帮助君主成就盖世功业，云云。
这段临别赠言的内容，与《伊训》、《太甲》所见之伊尹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强调了德性是政治的基础，德性是执政者执政的依据，等等。但是，这篇经文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一德”。所谓“一德”，按照经书上的解释，是这么一个东西：它的源头深藏于人的心灵深处，它的原理体现于人的外在行为，只要掌握了它的基本原理，就会坚定地身体力行，绝不会受到其他歪理邪说的冲击。这就是“一德”。与“一德”相对立的是“二三德”，“二三德”是指：有些平庸之人，不能看到事物的全貌，没有决断的心志，性格狐疑不定，跟智者在一起还可能有些谋略，跟愚者在一起只好一事无成。简而言之，“一德”就是专心专意地恪守圣王之道，信念之坚定可以移山，经得起诱惑，抗得住冲击；“二三德”就是三心二意，没有定准，意志软弱，根本就拿不定主意。从后果来说，如果坚持“一德”，自己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掉进了“二三德”的漩涡，那就会险象环生。
因此，伊尹所说的“一德”，其实就是一个信念问题，目的在于以坚实的信念，约束天子犹豫不定的心志。
在后来的儒家义理中，伊尹首倡的“一德”概念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这个体系，“一德”就相当于正心、诚意，这是第一步，它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心灵境界，把蒙昧、无序的心灵打造成纯净、有序的心灵，去除其中的享乐成分，譬如物欲、色欲、嬉戏、惰怠之类的倾向，强化心灵中的刚健成分，特别是献身公共事务、追求永恒事物的愿望。在此基础之上，第二步就是格物致知，它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理性精神、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亦即认识世界的能力。第三步就是“修齐治平”，它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在这三个步骤、三个环节中，如果第一步着眼于“内圣”，那么，第二步、第三步则着眼于“外王”。然而，在逻辑上，如果没有“内圣”作为基础，作为起点，是无法迈向“外王”这个宏大目标的。伊尹所讲的“一德”，虽然也兼顾了“外王”，但核心还是“内圣”，亦即心性方面的修养。
从思想影响来看，伊尹对太甲的临别赠言，开启了传统中国的心性之学。从子思、孟子到陆象山、王阳明的心性儒学，都可以视为伊尹“一德”观念的延伸与拓展。与庞大的心性儒学体系相比，制度儒学、政治儒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当代学者蒋庆等人提出了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的主张。这种思想主张所针对的症结，从源头上说，正是伊尹告别政治之际所提出的“一德”。
心性儒学尽管有它偏颇的一面，譬如，它带有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强调精神、意识对于存在、现实的规定性——极端性的说法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按照现在的知识分类，心性儒学在人文性质的知识生产方面成果丰硕，但在社会科学性质的知识生产方面则相对不足。但是，这种指责没有体现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同情式的理解”。
事实上，伊尹对于“一德”的强调，以及它对于“内圣”的引导，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传统中国人在彼岸世界的需要。一般来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性的存在，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同时还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西方早期的大学，主要设置了三个学科：医学、法学、神学。这样的安排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医学对应于人的生物性存在，法学对应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神学则对应于人的精神性存在。如果说，人的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都属于人的此岸世界，那么，人的精神性存在，则属于人的彼岸世界。人的彼岸世界就是人的意义世界。在西方文明中，人的彼岸世界是由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所提供的教义来安顿的。但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犹太教、基督教式的宗教，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彼岸世界，主要就是靠心性儒学来安顿的。孟子善于培植的浩然正气，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的惊心动魄，以及由此所获得的“良知”，是一种知识，一种观念形态，其实何尝没有宗教的成分。心性儒学中的这些精粹部分，其实就是传统中国人用来养心、养神、养志的“宗教”。它取代了西方的上天，充实了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
当然，在伊尹生活的年代，还没有出现后世所谓的心性儒学。但是，伊尹的“一德”，就可以视为心性儒学的胚芽。虽然，伊尹在述及“一德”的时候，较多地考虑到了“一德”的现实收益：被上天所接受，被民众所认同，君臣齐心协力，共建美好未来。然而，仔细体会伊尹的“一德”，未尝没有寻找精神家园的追求。
在本篇经文中，伊尹开口就说：“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寥寥八个字，表达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对于天命无常的一声浩叹：天命无常，天命难信，天命是靠不住的。这种失望情绪，与孔子在临终之前感慨的“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几乎具有同样的幻灭感。
本来，在夏商交替之际，对于商汤、伊尹来说，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天命，他们正是凭着天命之承担者的名义来展开革命的。但是，在经历了商汤死亡，特别是在经历了流放太甲、规训太甲的政治波折之后，伊尹对于天命的信心明显减弱。也许，在这个政治老人的眼里，贪图享受、资质平平的太甲似乎不太像天命的承受者；也许，在这个政治老人眼里，已经看到了商王朝即将到来的衰败。无论怎么说，在天命无法指望的情绪中，伊尹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那就是“一德”。经过自我修炼得来的“一德”，就成了伊尹试图重建的一根新的精神支柱。
从依赖“天命”到依赖“一德”，这样的转向，对于早期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意义，简直就是一场风暴：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由外在的天命来安顿的，天命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但是，由伊尹的这段临别赠言所表达的关于“一德”的诉求，表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期待着由内在的“一德”来安顿。以往，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是天命；现在，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是“一德”。从求助于外物转而求助于内心，由内心的秩序来引导、主宰外在的秩序，从“内圣”延及“外王”，由“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内在逻辑，就是这样“炼”成的。[2]
关于伊尹
伊尹，名伊，一说名挚，商初大臣。生于伊洛流域古有莘国的空桑涧（今山东曹县）。因为其母亲在伊水居住，以伊为氏。尹为官名，甲骨卜辞中称他为伊，金文则称为伊小臣。伊尹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中华厨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