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訏
个人履历
徐訏(xū)[港](1908. 11.11—1980.10．5)　 浙江慈溪人。一位曾被称为“鬼才”的教授作家， 以写作传奇小说且高产而著称。
1908
1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东部洪塘（现属宁波市江北区）。 童年涉猎《三国演义》、《红楼梦》和《野叟曝言》等作品，也看了一些林译小说。
1921
到北平，就读于成达中学。
1922
因受堂叔影响，到上海转读天主教圣方济中学。
同年，因不满洋修士的伪善，一学期后重回成达中学。
1925
就读于北京潮南第三联合中学。
1927
9月进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大学期间，颇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同时涉猎康德、伯格森。喜欢周作人的文章。
1931
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
留校担任助教，并修读2年心理学，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有相当了解。
北大读书时发表短篇小说《烟圈》。
1933
离开北平，赴上海，从事写作。投稿于林语堂的《论语》半月刊。
1934
任上海《人间世》编辑，积极沟通京海两地作者，出版了42期，1935停刊。
1936
3月，与孙成合办《天地人》半月刊，至10期止。
秋天，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接受伯格森的生命哲学。
《阿拉伯海的女神》脱稿，写《鬼恋》。
1937
7月，抗战爆发，即筹备回国。
1938
1月底，返回已成“孤岛”的上海，致力写作，卖文为生。作品发表于《中美日报》、《宇宙风》、《西风》等。
5月，与冯宾符合办《读物》月刊，又办“夜窗书屋”，并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担任翻译工作。
1942
年初，经桂林、阳朔到重庆，主编《作风》杂志。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兼任教授。
1943
3月，《风萧萧》开始在《扫荡报》副刊连载，名声大噪。这一年被称作“徐訏年”。
1944
以《扫荡报》驻美特派员名义赴美国。
1946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整理诗稿，与刘以鬯办“怀正文化社”。
1948
开始构思并创作《时与光》。诗集出版。
1950
到香港。
1953
《幽默》创刊，担任主编。《彼岸》出版。办创垦出版社。
1954
在台湾与张选倩女士结婚。《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出版。
1956
《江湖行》第一部出版。
1957
担任珠海学院中文系讲师。《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出版。
1959
《江湖行》第二部出版。
1960
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学教授。《江湖行》第三部出版。
1961
《江湖行》第四部出版。
1963
兼任新亚书院中文系讲师。编辑《新民报》副刊。
1964
《时与光》脱稿。
1966
“文革”题材作品《悲惨的世纪》开始连载。
1968
创办《笔端》半月刊。
1969
担任浸会学院中文系兼职讲师。
1970
任浸会学院中文系主任。
1975
组织“英文笔会”。
1976
创办《七艺》月刊。
1977
兼任浸会学院文学院长。
1980
5月，退休。
7月，赴巴黎出席“中国抗战文学会议”。
8月，因病进香港律敦治疗养院。
9月20日，受洗礼为天主教徒。
10月5日，因肺癌病逝，享年72岁。
人物生平
多少年不见天日
蚌壳内珍珠才发出异光
如许的森林变成泥土
但埋在山深中都是煤矿
——徐訏《隐藏》
和张爱玲一样，徐訏在1949年之前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孤岛”时期完成的，如《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及《一家》四部长篇小说，成为当时上海的最畅销作家。之后，他前往重庆后方继续写作，宣传抗日，他创作的抗日小说《风萧萧》成为一代人的爱国启蒙。
徐訏的小说是“书斋的雅静与马路的繁闹融合的艺术”。所谓“马路的繁闹”是指他的奇幻故事满足东南沿海一带市民读者在悲琐繁杂生活中追求新奇和陌生的欲望；所谓“书斋的雅静”，是指他纯文人倾向，亦即他对理想人性的不懈追求等等。 
1908年11月11日，徐訏出生于宁波慈溪，原名徐传琮，笔名有徐于、史大刚、东方既白等，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转攻心理学，1936年赴法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法期间，徐訏创作了成名作《鬼恋》，这部中篇小说后来先后三次搬上大银幕。徐訏是一位关注都市生活的现代作家，特别擅长讲述都市浪漫爱情传奇，其作品在沦陷区和大后方都有广泛的读者。徐訏常常被认为是一位通俗文学作家，但他的写作结合了西方现代派的风格，擅长心理分析，将普通的爱情、婚姻与哲学思索奇妙地结合起来。
1950年之后，徐訏只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并另组家庭，重新写作。徐訏在香港和台湾安居了近30年，写了60余部著作，在香港、新加坡任大专院校教职，四处讲学，声誉遍及海外各地。1980年10月，徐訏在香港去世。
1996年，陈逸飞将徐訏的小说《鬼恋》改编成电影《人约黄昏》后，徐訏这个名字才重新被挖掘出来，他的作品陆陆续续被重新出版。几年前，徐訏留在大陆的女儿葛原出版了回忆录《残月孤星》，记录了葛原和她父亲徐訏之间一段魂牵梦萦的悲惨回忆。不过对于这部回忆录，徐訏的大儿子徐尹秋昨天对早报记者说：“虽然这是妹妹的回忆录，但我觉得里面还是虚构的成分更多些，不能完全称为回忆录，可能她看父亲的角度不一样。”
徐尹秋15岁就去了台湾，兄妹四人聚少离多，“父亲比我晚一点去了香港，后来我俩就在两地相聚。” 徐尹秋对早报记者说，“其实，我这个老大对父亲的了解都不多。我只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与父亲重逢时，他指着他住的地方说，‘我家就在贫民窟’。” 谈到即将出版的首部徐訏传记，徐尹秋说：“就算我们几个子女对父亲的印象都是比较模糊的，这样一部传记可能还没有办法完整叙述父亲的每个生命阶段。”
徐訏最小的女儿徐尹白与父亲一起的时间最多。“父亲留学法国，我后来居然也去了法国。1980年4月，我陪父亲到法国参加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在那里遇到了父亲在上海时期的许多老朋友，我看到父亲非常高兴。可是，那年10月，父亲就去世了。” 徐尹白说。
在徐尹白眼里，父亲徐訏在香港时期精力非常旺盛，“他在香港办杂志，关一本就又重新办一本，从不放弃。” 
自外于香港的“上海情结”
徐訏1950年抛妻别女，由沪赴港。直到1980年因癌症去世，他在香港一住30年。这30年，对这位久负盛名的小说家而言，既有与大陆妻女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有与香港社会格格不入的矛盾，可以说心态极不平衡。
作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徐訏对赴港创作本来寄望甚深。他满以为香港会和上海一样，欢迎他、支持他、赞赏他，使他持续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大出徐訏意外的是，香港对他完全是一副冷面孔。从1950年抵港到1980年去世，徐訏离港外出时间加起来不过一二年，他基本上是在港岛度过的。然而，他的“专业作家”的愿望，30年间却始终只能是一个美梦。他首先必须就业挣钱，才能养家糊口。
30年间，他当过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办过出版社、杂志社，却连一天的专业作家也当不上。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徐訏的书卖不出去，很多出版社不约他的稿。如果不是台湾正中书局为他出了15巨册的《徐訏全集》，他至死这套书恐怕也未必能在香港出版。
种种的不愉快，种种的不平衡，造成了徐訏对香港的无法认同。身在香港30年，他却始终无法融入香港社会。他成了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外于香港的“香港人”。
徐訏对香港的无法认同，既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他居港30年，居然一句不学更不说香港话，他说的是上海话或者家乡话——浙江慈溪方言。他请客吃饭，一般要到由沪迁港的餐厅，如“红宝石”、“红星”、“温莎”或有上海厨师的餐厅。就连看京戏，也要看一些由沪来港的“票友”的演出。这样一种浓重的上海“情结”，正是他不愿认同香港的有力证明。这种情结，在其小说创作中也有突出表现。
社会评价
论徐訏的当代意义吴义勤 
引 论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又被湮没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徐訏全集》共十八集，其中小说十集，散文与文论四集，新诗二集，戏剧二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总计有二千万言，称得上著作等身。徐于一九五零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作家来说，一九五零年无论如何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年头。许多作家既为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欢欣鼓舞，又不能迅速调整自己的创作心理以适应这种变化，因而有时不免手足无措，出现了创作断层现象，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曾有过这种困惑。相反，徐訏大概由于身处香港，与“十里洋场”旧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反差不大，反而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创作高潮。就小说而言，他就有《彼岸》、《江湖行》、《时与光》、《悲惨的世纪》等长篇小说和《盲恋》、《痴心井》、《炉火》等一批中篇小说，此外还有《鸟语》、《结局》、《花束》、《有后》等许多短篇小说集。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上海印书馆出版了徐訏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已在香港的《祖国周刊》等几家大期刊上连载过，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欢迎。司马长风认为:“《江湖行》尤为睥睨文坛，是其野心之作。” ① 
赵聪也说:“《江湖行》是他来港后的巨构。据说曾构思三年，又经过五年的写作与修改，然后才定稿的，这部《江湖行》应是他的代表作，远远超过以前的《风萧萧》。” ② 陈纪滢则推崇它为“近二十年来的杰作” ① 。萧辉楷称它为“足以反映现代中国全貌的史诗型伟大著作” ② 。而徐本人对《江湖行》亦有偏爱，自称:“我最喜欢《江湖行》。……这部小说虽然缺点很多（原因是搁搁写写，不够统一，连笔触都不一致），但内容结实。” ③ 显然，长达一千多页的《江湖行》不仅是徐 创作生命的高峰，也是对他人生经验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它不仅对于徐訏个体的生命和文学历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比较同时大陆当代文学日益狂热的政治化倾向，《江湖行》这样的充满个人性、抒情性和艺术魅力的纯文学作品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馈赠。大致看来，香港时期徐訏的小说题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回忆为主，写大陆上的生活，以《江湖行》为代表;一类是写香港移民的生活，以《女人与事》、《结局》为代表。总的来说，徐訏香港时期的创作呈现出的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但同时，由于徐一直把香港当作一个漂泊地，他的怀乡情结使他对香港的现实也有了特殊的体验，这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他小说的现实性。比如他的小说中就有写江湖传统的《传统》;有借对神偷的描写暴露旧中国黑暗的《神偷与大盗》;有表现香港社会拜金主义、“文化沙漠”的《失恋》;有写人心势利、世态炎凉的《舞女》;有写在香港找不到职业，用玩具手枪行劫被捕的《手枪》等等，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现实意义和认识意义也仍然是巨大的。这里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作者写于一九六零年前后的收在短篇小说集《小人物的上进》中的一组直接反映大陆社会现实的小说。一般论者由于政治原因皆对其忽略不论，而我认为，公正地说，这些小说自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徐向来讲究写作“距离”和“情感过滤”，大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徐来说虽没有时间距离，但有着显而易见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站在今天的历史或艺术的高度审视当时大陆的当代文学作品，我们必须承认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违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的，而且还带有极浓的“伪饰”倾向。而徐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大跃进”乃至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以及大陆人婚姻状况的描写，却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按照现在评论界的分析，大陆文学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的认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才真正达到公正和客观的。如果我们把徐的《康悌同志的婚姻》与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作一比较，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两部小说虽然同样表现政治权力对于爱情婚姻的主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异化，但写作时间上前者却整整早了二十年。有人称徐訏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作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写于一九六六年，脱稿于一九七二年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纪》，以寓言的形式描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避开其政治偏见不谈，其最早用文学形式表达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思想，这无疑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在港台评论界徐 被视为是一个“世界级”作家，认为“徐 先生是文坛鬼才，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 ① 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徐訏作为“后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说声誉斐然。长篇小说《风萧萧》一九四三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大后方”，有人因而称这一年为“徐訏年” ②。林语堂曾指出，徐 与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的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氏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徐訏为惟一的中国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西方汉学家伯图西奥里（Gillian Bertuccioli）和帕里斯特莱（K·E·Priestly）也有同感，认为徐 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 ③ 司马长风甚至把他与鲁迅和郭沫若相比:“环顾中国文坛，像徐訏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从未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无论诗、散文、小说、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的作品相比，也许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质的方面，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④ 
虽然这样的评论不见得就很公允，我们也很难完全认同，但它们至少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徐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徐这样一位作家却一直以“通俗作家”、“反动作家”或“逆流作家”的名义被排斥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之外，直到八九十年代徐的价值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徐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价值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但是对于徐 的当代意义，以及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价值似乎还重视不够。本文对徐 香港时期小说创作现代主义特征的研究就是试图在此领域做初步尝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文思在孤独中发芽稿源： 宁波日报 编辑： 陈佳
读徐訏抑或写徐訏的时候，脑海里不时会冒出梵·高的《向日葵》的形象，那一圈一圈的葵花籽芯多像人的眼睛，像徐訏思念的眼睛，孤独的眼睛，那是遥望家乡、思念母亲的眼睛。
中间的小半圆，不就是孩童的眸子吗？像五六岁时小徐訏的眸子，那小白点正是他孤独的泪水。那时的徐訏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母亲，住读在乡间的学校，由一个男人教他读《论语》。这情形仿佛让时间倒退近百年，让我联想到在英国约克郡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亦有一个男人带领一群孩子读书识字。徐訏在陌生的环境里，他的“稚弱而胆怯的心灵是孤独的”。那群孩子亦在饱尝着失去母爱、没有布娃娃、没有小手枪的童年的孤独。
大凡孤独的人会不停地吸引，又会不停地释放。那群孩子中有孤独的三姐妹，她们后来分别创作了《简爱》、《呼啸山庄》、《阿格尼丝·格雷》的传世杰作，从而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勃朗特三姐妹”的美谈。而徐訏呢？他去了上海、北京那些热闹而繁华的都市，也去了梵·高画《向日葵》的法兰西。远离家人，等待他的只有书本，正像等待梵·高的只有白色的画布一样。但徐訏在与书相伴的过程中，在与书中人物交流的过程中，在几乎与书中人物同喜同悲的过程中，渐渐成为孤独的讲故事人。
从勃朗特三姐妹到梵·高，从梵·高到徐訏，他们的人生虽是寂寞，他们的心灵也似乎不停地被孤独煎熬着，但他们却能让孤独发芽，让思绪奔放，终成了大家。也许孤独是培植文艺家的土壤。
(晓草)
宁波江北籍作家徐訏被誉为“文坛鬼才”，他因创作小说《鬼恋》而成名，这篇小说先后三次被搬上银幕，其中就有陈逸飞执导的电影《人约黄昏》。
徐訏的《风萧萧》成为一代人的爱国启蒙书籍，出现“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的情景，1943年堪称“徐訏年“，时评称其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巨擘”；
1972年，徐訏被香港中国笔会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文学界评价他是精通新诗、散文、戏剧和文学评论的全才；
1967年，海外出版了18卷960万字的《徐訏全集》，40年后，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再版《徐訏文集》，并开设徐訏网站专题，刊登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评论。
今年，正逢徐訏诞辰100周年。
关注与发现
2001年春天，以展现慈城地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古镇慈城》改版出刊，其中九旬老人秦思娄所撰《文坛鬼才徐訏的二三事》把鲜为人知的宁波江北籍作家徐訏推到了家乡人的眼前，也引起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关注，由此引出一连串的疑问：徐訏的故乡在哪儿？徐訏的亲戚今何在？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如何？
因为关注，笔者发现徐訏和他的作品有一个“内冷外热”现象，即了解徐訏作品的海外读者多，内地读者少，宁波的读者更少。研究徐訏和他的作品亦是如此。
徐訏研究的“外转内”全因一个学生的偶然发现。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因写毕业论文走进该校图书馆的特藏室，发现一大排《徐訏全集》并放在《鲁迅全集》旁边。“什么样的作家其作品会比鲁迅还多？”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这位学生从中拿起一本书册来读，这一读不仅让这位学生在特藏室发现了徐訏，而且还让他成为大陆研究徐訏的第一人。因为关注和发现，这位学生完成了毕业论文《徐訏论》，1993年，苏州大学出版了他的专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这位学生就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吴义勤。之后，包括宁波大学在内的诸多院校纷纷将徐訏和他的作品列为研究对象。去年，就读复旦大学的一位宁波女博士生亦因选择了徐訏而来函征询并共同探讨这位姚江水哺育的大作家。
因为关注徐訏，笔者从收集的1980年10月16日的《香港时报》中发现：徐訏曾在1972年被香港中国笔会推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2007年底，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三联书店共同策划、出版《徐訏文集》，目前文集已经付梓，在今年徐訏百年诞辰之际将举行首发式等纪念活动。据上海市作家协会臧建民先生介绍，《徐訏文集》将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的“海上文库”第一套入库作品。
因为关注，就有了许多的发现，而这些发现的重中之重就是，徐訏是我们宁波人，是江北区洪塘人。
哺育与成长
1908年深秋的一天，徐訏诞生在宁波母亲河姚江北岸一小村的一幢老式两层楼房里。这个小村名曰：竺杨，1954年前隶属于慈溪县洪塘乡，今隶属于江北区洪塘街道宅前张村。
竺杨曾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自然村，村不大，几十户人家的几十幢农家小院躲藏于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茵间，然而那是个富有诗意的村庄。“小城外有青山如画，青山前有水如镜，大路的右边是小亭，小亭边是木槐荫，木桥边是我垂钓的所在，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桥下第三家是我的故居，破篱边青草丛中有古井，传说有大眼长发的少女，为一个牧童在那里殉情。最后请就站在那里远望，看马鞍山上是否有微云。”这是徐訏晚年所作的诗作《幻寄》中描述的。
小村原是竺杨两姓人家居住，后徐氏迁移而居并渐渐兴旺，竟成了慈溪徐氏望族的居住村，青瓦白墙江南风格的屋群错落在绿色的田野中，屋群中有一座徐氏祠堂和一座竺杨庵。据徐氏后裔回忆：“徐訏的祖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式两层楼房，与楼房垂直的还有一明轩间，明轩的后楼又连着一幢洋房。”
徐訏的父亲徐荷君，又名徐曼略、徐韬，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文，后师从于“四明四才子”之一、慈溪县著名学者冯君木，清光绪三十年中了举人。
徐父生有三女一子，中年得子的他取儿名为伯訏，乳名叫传琮。可能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望子成龙。所以在徐訏刚牙牙学语时，他就请了老先生教儿子四书五经。后又怕儿子会被宠娇，徐父又把6岁的徐訏送进离家半公里多的承裕小学住读，因年龄小，他不是随班上课，而是跟校长翁老夫子读《左传》。翁老夫子是当地很闻名的旧式教育家，许多要读古文的人都来跟他，但都是大人，徐訏是唯一的小孩子。承裕小学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比较正规的乡村完小，对于童年的往事，徐訏曾有如下的回忆：我喜欢到学校读书，可是不愿意住宿，那时乡间没有电灯，厕所远在校外，有几次逃学回家，可是每次被送了回去。有一次，在学校的楼上看到家里着火，我想回家，可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在那儿干着急。
两年后，徐訏随父亲离开宁波去上海，转而又随父亲去北京，但不知什么原因，12岁的徐訏又被送回洪塘，成了承裕小学二年级的一名学生。尽管年龄小，尽管没有家的温暖，但学校的集体生活、老师还是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以至成名后他以承裕小学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责罚》，并在回答读者提问时，写下了以“我上学的第一个小学及其他”和“我小学生活里的人物”为题的回忆录。
创作与成就
1927年，徐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4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又在同校研修两年心理学。在北大读书时，他发表了诗作，当时学校的一杨姓教授读了他的诗作，评论：徐志摩的诗，其感情流于轻浮，而徐訏的诗感情比较凝重。现在，我们从这一评论或许很难说出有多少价值，但这对于徐訏，一个刚刚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文学青年，是何等的重要！
10年后，徐訏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鬼恋》，这是徐訏留法时期的作品。一举成名之后，又连续发表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系列化的中篇传奇小说，从而确立了徐訏在小说界的地位。
徐訏的小说大都冷峭孤僻，让人读来真有毛耸发立的感觉，人们便戏称他为“文坛鬼才”。“鬼”字不太好听，可“鬼才”则是褒词，而且也是对徐訏小说的形象描述。
1943年，他的代表作《风萧萧》连载后，“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风萧萧》迷住了当时海内外的华人，这一年堪称为“徐訏年”。而且以后两年间，此书连出五版，成为一代人的爱国启蒙书籍。
在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时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处于双峰并峙的状态，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前者即开始呈现衰退的趋势。20年以后，徐訏再次举起浪漫主义大旗，《风萧萧》等一大批小说重振浪漫主义的雄风，同时小说中揉进了现代主义的成分。这样，徐訏的很多作品既充满浪漫、唯美色彩，又具有现代主义的深刻性，为此，仿效他的作家很多，最有名的是无名氏，以致当时文坛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有人称之为“后期浪漫派”。显而易见，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史上，徐訏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这是徐訏对现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徐訏自1939年发表小品集《春韭集》以来，笔耕不缀，陆续创作2000多万字作品。纵览徐訏的全集，我们可将他的作品分为三大类：一是小说、小品与剧作，二是新诗与诗剧，三是散文与评论。
写小说是徐訏的绝活，“鬼才作家”、“徐訏年”是这位孤独的讲故事人的极高荣誉。然而人们对徐訏的诗与散文的评价也不低，林语堂称赞徐訏为“唯一的中国新诗人”。也有人说徐訏的散文和评论虽属于理性的文章，但每篇文章都说理深刻，显示作者的人生观，这在别的作家书籍中很难读到。
徐訏的许多小说曾被搬上银幕。他的成名作《鬼恋》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几年前，陈逸飞也将它改编为电影《人约黄昏》。
孤独与乡思
1933年起，徐訏应林语堂之邀担任《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编辑，3年后，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抗战爆发后即弃学归国。
徐訏生性坦率、耿直，“似乎是一个落落寡合、孤高自处的人。”他一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常常来去匆匆，寻无踪影，为此人们戏称他为“野猪”。1950年，徐訏前往香港。
1966年初，台湾作家苏雪林著文大骂鲁迅先生。在香港的徐訏实在看不下去，便写了《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一文，以自己的切身体会，驳斥了苏女士的信口开河，为鲁迅仗义执言，他写道：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既不会说“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的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
他还说：“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徐訏举出了两点：一是直接印象，即在他结婚前，曾向鲁迅求字，鲁迅很爽快地给他写了两幅。而他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仅仅是《论语》的一名小编辑，除了曾经约稿外，他和鲁迅毫无私人交往。二是间接印象，即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特别是由东北流亡关内的青年作家的慷慨帮助与支援。
定居香港的30年间，徐訏创作颇丰，其作品在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中，至今拥有不少读者，部分小说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即使如此，他的心情是“我本是自由的天鹅，每天在天空中翱翔，自从我飞进了你的围墙，我再无处徜徉”。因为这种心情，徐訏无法认同香港，无法融入香港。由于一直认为自己是香港的客人，所以30年来他从没有改变浓重的乡音。偶尔在异乡碰到老乡，当用乡音交谈时，沉默的他才喜出望外，滔滔不绝。
有人说，徐訏的孤独是依于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虽说徐訏于13岁始离开宁波，离开洪塘，但此后多次回老家，因为他的母亲、女儿曾一直住在老家。他一生三次婚史中的两次婚礼是在故乡举行的，其中第二次婚礼由沙孟海先生做的证婚人，婚房就设在徐訏和他的妹夫合买的老屋，一个当时门牌为小沙泥街45号的宁波老墙门。其长女回忆：“爸爸第一次回到宁波的新家，就动手做了一张用四只啤酒瓶当桌脚的茶几，还动手做饭菜，当用简陋的炊具煎一条鱼时，油锅燃起了大火，吓得我惊慌不已，而爸爸将锅盖一焖，没事。后又一次来宁波，当得知我病愈仍借口赖在家里不上学时，被狠狠训了一顿，见我仍不走，就提起脚踢我出门。后在上海碰到爸爸，他命题《从宁波到上海》让我作文……”
此前的徐訏也曾多次回到故乡洪塘。1947年还专门回母校看望老师，只可惜教他读《论语》的老校长已经故去。1949年，为躲避飞机的炸弹，徐訏又回竺杨，对此，其堂弟传明有这样记忆：已经蜚声文坛的堂哥没有与众不同，只是特别喜欢吃砂罐饭，每顿一罐，顿顿要新蒸的。当年的徐宅门多，墙门、里门、房门，他说不便逃难，就建议拆除老屋的边门，说若是飞机来，逃难的人好跑得快些，他边说边动手拆卸门板。
也许童年于一个人是深刻的，也许故乡于一个人是永恒的。因为童年的记忆、故乡的记忆，徐訏创作的小说、诗歌如《私奔》、《责罚》、《滔滔》中，描写江南农村景色时，几乎都存有洪塘竺杨的影子。徐訏的诗作大多是乡情诗，“倒是窗外的步声使我心头怔忡，因为我想知道那陌生的脚底，是否带着我故土的泥沙？在泥沙上我要知道故土的耕种，靠那荆棘编成的短篱，豆棚架上可延上了南瓜？”而当诗人在“街头踯躅”，见到“少女埋头写信”，他即幻想着她能“寄我故乡的山色水音”。
就那么执著地热爱和牵挂故乡，故乡也几乎成了支撑徐訏漂泊人生的精神支柱，而这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一直保留着，直到临终。徐訏晚年还写下了《幻寄》：“小城外有青山如画”，“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徐訏笔下的故乡，一个魂牵了半个多世纪的小村是多么优美，又多么令人神往。
1980年10月5日，深深怀念着故土、想念着亲人的徐訏魂断香港。一位友人送了一幅“风萧萧兮慈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挽联。慈水是徐訏的故乡——老慈溪的别称，由此可见这位姚江水哺育的大作家在生前是如何思念故乡、思念亲人。这种思念，我们读着徐訏的诗便可一一感知：“最可爱是春天里燕子飞来，寄居在堂前的旧梁，他们唱我们童年的歌曲，赞美我朴素的家乡。多年来我流落在海外，久久没有见我家乡，我的家乡远在江南，寄存着古旧的音响”。
如今，江南依旧，故乡依旧，然屋顶的炊烟不见了。此时，马鞍山上的草木随风摇曳着，可喜的是堂前旧梁下的雏燕已长丰了羽毛，它们叽叽喳喳还是唱着我们童年的歌。现代作家——徐訏作者：李荫远
徐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知名的作家，1950年抛家弃子，只身去了香港，并另组家庭。他在香港期间，一直在中文大学任教，教学之余继续创作，成绩斐然。他六十年代还为鲁迅先生打抱不平，对苏雪林的《鲁迅传论》进行批驳，仗义执言，光明磊落。徐訏及其作品应引起大家的关注，我们不能遗忘这位独具一格的浪漫主义小说家。 
全文约4.2千字 　 内容摘要： ………… 徐訏一直注视着台湾的文学，他称赞女作家三毛为时代潮流的叛逆者。三毛辞世后，在其遗物中发现被她呼为干爹者除漫画家张乐平外，还有徐訏的书。台北出版界也未忘记徐訏其人，1976年正中书局策划出版《徐訏全集》编为十八卷，由于经济上的亏损，仅出到第十五卷。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徐訏为鲁迅打抱不平的一段公案：解放前去了台湾的原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苏雪林1966年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上发表了《鲁迅传论》，全文长三万多字，对鲁迅进行泼妇式的谩骂： 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
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
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
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就连鲁迅对贫困的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她骂为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这样毫无理智的言论投合了蒋氏父子当时的政治需要，故在台岛无人敢置一词。可是，远在香港的徐訏先生看不下去了，他写了《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一文（收入《场边文学》），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为鲁迅大鸣不平： 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即不会说“我的朋友……”也谈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圣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点，鲁迅自亦难免俗。 又说： 鲁迅不是我的偶像。……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 这个“印象”何所从来？徐訏举出了两点：一是直接印象，即是他在《论语》当一名编辑时，除到周家替林语堂约稿外，和鲁迅毫无私人交往，他向鲁迅求字，鲁迅很爽快地给他写了两幅。二是间接印象，既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特别由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青年作家的慷慨帮助与支援。 基于这两点，他尖锐地批评了苏雪林： 台湾《传记文学》上曾有苏雪林写鲁迅的文章，刻薄阴损。特别是关于鲁迅在金钱上小气一节，我觉得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在前辈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够慷慨的帮助青年的作家与教育界人士的，据我所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鲁迅相比的，我虽没有和鲁迅有什么金钱或其他往还，但耳闻的实在太多，许多从内地以及从东北来的流亡年轻作家，求鲁迅帮助的，或多或少，总没有失望过。而鼎鼎大名的诸公比鲁迅富有的则往往是一毛不拔的，有人说，这是鲁迅的想有群众，是以小惠笼络青年的手段，但许多事实是鲁迅有时并不要别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觉得鲁迅对于弱者贫者的确是有更多同情心。其实即以对人施惠以笼络人心来说，世上有多少人一心想有群众而不肯对人施小惠多着呢。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 应该补充的是鲁迅晚年因政见的分歧与老朋友林语堂反目了，而徐訏与陶亢德二人正是林语堂主编《论语》的助手，他们被鲁迅说成：“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鲁迅这封信，收信人曾公开发表过，徐訏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却不计较鲁迅先生的奚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足见其为人。 …………
个人作品
《鬼恋》(短篇小说)1938，夜窗书屋 
《海外的鳞爪》(散文集)、1939，西风杖 
《春韭集》(散文集)，1939，夜窗书屋 
《吉布赛的诱惑》(中篇小说)1940，夜窗书屋 
《一家》(中篇小说)1940，夜窗书屋 
《生与死》(话剧)1940，夜窗书屋 
《西流集》(散文集)194O，夜窗书屋 
《成人的童话》(短篇小说集)1940，夜窗书屋 
《月亮》(话剧)1940，珠林书店 
《契约》(话剧)1940，成都东方书店 
《海外的情调》(短篇小说集)1940．夜窗书屋 
《孤岛的狂笑》(话剧)1941，夜窗书屋 
《荒诞的英法海峡》(中篇小说)194l，夜窗书屋 
《月光曲》(话剧)1941，夜窗书屋 
《野花》(话剧)1942，成都东方书店 
《鬼戏》(话剧)1942，成都东方书店 
《兄弟》(话剧)1942，夜窗书屋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长篇小说) l943，光明书店 
《母亲的肖像》(话剧)1944，成都东方书店 
《风萧萧》(长篇小说)1944，成都东方书店 
《盲恋》(中篇小说集)1945(出版单位不详) 
《鸟语》(中篇小说集)1945，怀正 
《阿拉伯海的女种》(短篇小说集) 1946，怀正 
《旧神》(中篇小说)1946，夜窗书屋 
《烟圈》(短篇小说集)l946，夜窗书屋 
《蛇衣集》(散文集)1947，夜窗书屋 
《灯屋集》(话剧)1947，怀正 
《潮来的时候》(话剧)1948，夜窗书屋 
《黄浦江头的夜月》(话剧)1948，怀正 
《进香集》(诗歌集)1948，怀正 
《待绿集》(诗歌集)1948，怀正 
《借火集》(诗歌集)1948，怀正 
《灯笼集》(诗歌集)1948，怀正 
《鞭痕集》(诗歌集)1948，怀正 
《幻觉》(短篇小说集)1948，怀正 
《炉火》(中篇小说)1952，香港大公书局 
《期待曲》(中篇小说)1952，香港大公书局 
《轮回》(诗集)1952，香港大公书局 
《彼岸》(中篇小说)1953，香港大公书局 
《杀机》(短篇小说集)1953，香港大公书局 
《痴心井》(中、短篇小说集)1953、香港大公书局 
《有后》(短篇小说集)1954，香港大公书局 
《百灵树》(短篇小说集)1954，亚洲 
《结局》(短篇小说集)1954，亚洲 
《传统》(短篇小说集)1955，亚洲 
《婚事》(长篇小说) 1955，亚洲 
《父仇》(短篇小说集)1955，亚洲 
《花束》(短篇小说集)1956，亚洲 
《私奔》(短篇小说集)1957，亚洲 
《太太与丈夫》(短篇小说集)，1958，亚洲 
《时间的去处》(诗集)1958，亚洲 
《灯》(短篇小说集)1959，亚洲 
《女人与事》(短篇小说集)1959，亚洲 
《神偷与大盗》(短篇小说集)1959，亚洲 
《江湖行》(长篇小说)1960，香港大公书局 
《徐訏全集》( l—15卷)1966—1970，台.正中(未出齐) 
《三边文学》(散文集)1973，香港上海印书馆 
《大陆文坛十年及其他》 1973，香港大公书局 
《花神》(短篇小说集)1977，黎明 
《悲掺的世纪》(长篇小说)1977，黎明 
《巫兰的恶梦》(长篇小说)1977，黎明 
《原野的呼声》(诗集)1977，黎明 
《传薪集》(散文集)1978，台.正中 
《传怀集》(散文集)与丽明筹合集，1978，台.正中 
《时与光》(长篇小说)1979，黎明 
《小说汇要》(理论)编选，1974，台北集成图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