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颜驯
生平
颜驯，字仁卿。泰州人，同治六年丁卯科江南乡试解元，鉴澄从子。颜驯贫而介，品学纯粹，诗清隽拔俗。年老无子，稿多散佚，余者由其弟子陈执戣（字冕父，宣统己酉优贡）于1921年编成《蠹余草》一卷附补遗，关于个人经历、时局变迁、乡风乡情的描绘构成了《蠹余草》的主要内容。颜驯品学清纯，诗亦清隽拔俗。有陈执戣手抄《颜仁卿诗遗》、古近体诗六十余首。[1]
颜驯与《蠹余草》

颜驯是个已经被人遗忘的人物，虽然他中过解元，也曾风光一时，但终其一生，只是个以授课为业的贫苦举人，又没有留下什么轶事趣闻，传世的只有薄薄一册诗集《蠹余草》，这样的人实在太容易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了。笔者深感泰州地方文化研究亦当“与时俱进”，多发现些新材料，少一些“炒冷饭”。近来灯下捧读仅十余页的《蠹余草》，略加梳理，对颜驯其人其诗有了一点认识。
跌宕科场路
关于颜驯的生平，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只能依靠对《蠹余草》的解读。颜驯自序作于1897年，而从诗中可知其父生于1798年，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他的生活年代。《蠹余草》以原稿编成，按时间排序，自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十三年（1874），历十五年，正是颜驯人生最重要、最坎坷的一段时间。[2] 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占南京，十月，曾国藩迅速恢复停考十年的江南乡试。颜驯第一次赴试，一路上“故国残山初识面，秋风客路此开头，击楫中流吾岂敢，倚篷聊听榜人讴”。可谓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江南乡试已停考五科，此次汇聚了一万多学子，只录取一百一十四名举人，确实是百里挑一。颜驯未能中举，不过他并未气馁，“济时卿相多黄甲，失路英雄有白头。笑我滥竽徒碌碌，且看山色一登楼”，自嘲中犹有卷土重来的豪气。
三年之后，颜驯高中丁卯科江南乡试解元。由秦淮河畔的“天下文枢”牌坊足见江南乡试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南解元意味着位列三甲，步入仕途似乎唾手可得了，此时的颜驯甚至可能做着连中三元、衣锦还乡的美梦呢。
同治七年（1868）春，颜驯赴京参加会试，可惜却名落孙山。眼看着不少乡试同年金榜题名，颜驯万分失意，从名倾江南的解元到落魄京城的士子，数月之内的巨大反差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他感叹道“醉梦一朝醒，幡然悟昨非”，“严亲地下如相问，为道孤儿下第归”。
“屠苏饮罢更离杯，三载光阴火急催”，同治十年（1871），苦读三年后的颜驯，再次踏上赶考之路。“那许黄槐无我踏，不知红杏为谁开”，又一次满怀希望，期待着蟾宫折桂、杏园游宴，却又一次失意而归，友人为他饯行时，他借酒浇愁，“坐客凄无言，主人樽有酒。愿得倾百壶，醉到船开后。”
同治十三年（1874）第三次落第返乡时，与他同年中举但三试终登科的同乡朱霈来送他，他不禁“泣下殊难为怀”，赠诗曰“又出长安去，因君复自悲，还家先有梦，下第久无诗。本自忘行迹，何堪话别离，青云好平步，切莫泪涟洏”。十年间连续三次会试落榜的打击，加上年岁的增长，彻底磨灭了这位昔日江南解元的意气，反倒劝平步青云的朋友不要为他落泪惋惜。
由于1874年之后的诗稿已不存，颜驯是否曾再次进京赶考，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屡试不中的解元，颜驯面临的人生尴尬与辛酸却是不难体会的。
诗韵具史笔
《蠹余草》收录了五十余首诗，绝少文人常见的应景、唱酬诗。颜驯自称“余少喜为诗，束于举业不多作”，“每有哀乐辄寄之诗”，正是这种不刻意为诗的态度，让颜驯的诗明白晓畅，直抒胸臆。颜驯并未曾亲历战乱，但他善于通过对战局的侧面描写，来反映战争进程、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痛和官员对百姓的苛政。他的诗继承了“诗可以观”的传统，具有“诗史互证”的独特价值。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此后战火曾数度烧至扬州。1860年5月太平军又进逼扬州，“昨日隔江来报警，长官今日罢歌筳”，“将军日报平安火，又闻营门闹鼓笳”。身处相对安稳的泰州，颜驯也时刻关心战局的变化，痛心于官员的醉生梦死。同治二年（1863），颜驯到达扬州，经历了数次战火的扬州城满目疮痍，“故垒高低路不分，好楼台处尽屯军”，“今日何人耕瓦砾，当时无地种桑麻”，相比之下，“故乡虽陋不须嗟”。他不禁为未曾遭受战火的泰州庆幸了。
兵祸初止的同治三年（1864），首次参加乡试的颜驯仍然有“闻道南天烽更举，几时寰海得休兵”之叹，看到劫后的南京只剩下“西风枯柳白门桥”，他只得感慨“终是六朝金粉地，残山剩水也魂销”。
同治七年（1868）春，颜驯会试不第返乡途中，恰逢李鸿章率清军在河北、山东一带围剿捻军，他不得不绕道而行，作《德州兵阻迂道故城途中杂述》四首、《自茌平入山抵泰安复归故道去贼差远矣，忆来时过此始闻贼警追感往事不能无言》等诗记之，而从叙事诗《豆坊屯》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杜甫《三吏》、《三别》的影子：
“豆坊屯，但空村，村中十户九闭门，一户不闭惟媪存。客肠饥火如雷奔，谁复进食哀王孙。停车四望官道左，望见一庵有灯火。趋而叩之门下锁，扣门大呼呼不开，仆夫软语前告哀，始呼问客何处来，此时官军安在哉，那得不逢兵抓差，开门傫然五丈夫，与客半饼浆一壶，投钱不受嗔客迂，但令急去无趑趄，客出门，门复锁，贼来犹可兵杀我。”
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时候还能“与客半饼浆一壶，投钱不受嗔客迂”的百姓是多么淳朴善良，但一句“贼来犹可兵杀我”石破天惊，道尽了百姓在战乱与暴政双重压迫下的艰辛与无奈。
同治十年（1871）颜驯再度赶考，时北方战乱已平，“且喜所行得安稳，如今兵已偃灵台”的诗人，已经有闲情“小睡犹贪襥被温”了。
桑梓总关情
身为泰州人的颜驯，笔下自然浸透着对乡亲、乡土的深情。咸丰、同治年间江淮屡遭水患，颜驯先后有 《湖决荷花塘》、 《湖决清水潭》等诗记之，这些诗均可补正史之缺。1866年，高邮湖清水潭决，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千村万落成浮沤，高树出没栖鸟愁”，颜驯感叹道 “东南兵革廿年止，泽国众生欠一死。不死以兵死以岁，赫赫皇天怒未已”。当目睹 “流民纷纷渡江去，提儿挈女牵耕牛”时，颜驯却想到 “流民流民尔莫去，忍待明年水东注，有田无农谁纳赋，长官更比皇天怒”。
《耕牛叹》一诗则深刻反映了灾民的困境：“长官有禁宰耕牛，耕牛色喜农夫愁。一家沟壑恐不免，三冬刍牧谁为求。此时倘得千百缗，大开牧厂储茭薪。秋典春赎约半价，便可活物兼活民。吁嗟此事今无人，儿童牵向屠门走，耕夫迤逦尾其后。借问儿童尔牛至何许，儿童逡巡不能语，惟见耕牛长跪不起泪如雨。”林则徐在江苏发端的“典牛法”是为了防止灾民因无食而杀耕牛，影响来年耕种，让灾民把耕牛典给官府喂养，次年再还给耕农，以便恢复灾后农业生产，实在是用心良苦。而如今的长官只顾考虑“有田无农谁纳赋”，却不能为百姓的休养生息做些实事，难怪颜驯 “吁嗟此事今无人”了。
晚年的颜驯，授徒为业，又时常奔走于泰州 （海陵）与泰兴、黄桥、溱潼、淤溪之间。远离战乱，放下功名， “除却乡心更无累，性情久已似驯鸥”，他的笔墨又集中到乡风乡韵上。在他眼里，故乡的水是 “纡曲可爱”的，“但有清泉可流恶，应无土壤不宜禾”；水边的村庄则有 “幽绝”之意， “村从远树疏边见，路向鸣蛙乱处行”；乡人也是友善可亲的， “榜人似解吟诗意，笑指渔舟聚晚晴”；行走在如此恬静而惬意的乡间，诗人也不禁向往 “有地倘能容寄傲，无田也合事佣耕”的农家生活了。
颜驯在 《蠹余草》自序中曾说： “异日者空斋泬寥，残书狼藉，犹有人焉从蛛丝鼠迹中搜剔而出之得如今之蠹而余也，幸矣！”也许作为书生的颜驯是不幸的，但作为诗人的颜驯却是幸运的，他的诗精炼而富有内涵，值得后人细细品味，足以在泰州历史文化长卷中占有一席之地。
颜氏后来的考试并不顺利，终生困顿。他也是处在科举考试的最后阶段，太平天国后，清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颜氏一介书生，除了考试，他选择别的生路也是很艰难的。他虽然爱好诗，但因为要应试，作诗也只能是偶尔为之。最终因为屋漏、虫蛀，所剩残稿不多，1897年，他收罗诗稿后很凄凉地写了一篇序。还好，他的学生陈执戣终于在20多年后帮他印了出来，以至能保存至今。但在1921年印书时诗稿已经又散失不少，故陈氏在序中很有感慨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人事难知，时局靡定，惧辗转迁徙并此仅存者或亦不复存也。”是啊，如果不是陈氏及时付梓，我们今天也就无缘读到这些诗歌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