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翰笙
个人简历
陈翰笙 (Chen Hansheng)，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中科院院士，国际问题专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1925年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被迫出走苏联。1928年回国后，曾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1933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该会成立后任理事长。1934年后，先后在日本、苏联、美国从事研究和著书工作，并在纽约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编。1939年回到香港，主编《远东通讯》，并帮助宋庆龄等创办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任执行秘书。1942年后，曾在印度作研究工作，在美国任大学教授和霍普斯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专长于世界经济史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要著作有《美国垄断资本》、《印度莫卧尔王朝》、《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国农民》、《四个时代的我》。
求学生涯
陈翰笙， 1897年2月5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城。父陈浚，前清生员，曾参加辛亥革命。陈枢幼年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后随父母到长沙，人爱国人士创办的明德中学，受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历史教师傅荣湘的思想影响很深。1915年母亲看他才智过人，变卖首饰送他去美国深造。
出国工读获得美国硕士和德国的博士学位
到了美国，先考入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种菜、养鸡等劳动。1916年夏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原想选读植物学科，因视力差看不清显微镜下的观察物，改学地质学，同样看不清地形地质图。一年后，接受导师卫斯特加德（后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劝告，改学欧美历史，并协助导师阅卷，假期出校打工得点收入。1920年毕业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那时，俄国10月革命震撼世界，陈枢很想找机会去看一看，便抓紧机会学俄文。这为他后来去第三国际工作准备了条件。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写成硕士论文，论述“五口通商”后，中国的茶叶主要由广州出口，而产地则分布在浙江、福建，从产地运到广州，主要靠人搬运，一般要由几批挑夫分段运输，在漫长的路途上，茶商、挑夫常年络绎不绝，因此，沿途的饮食业、旅店、商店和各种手工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论文一致获得好评，并授予他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国留美同学会的秘书长，编印《中国留美学生》季刊等一些社会活动。1921年冬美、英、法、德、意、日等国为对远东和太平洋殖民地半殖民地势力范围再分配，在华盛顿召开新的分赃会议，北洋政府派出以顾维钧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留美同学组成后援会监督和声援代表团，阻止他们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他是这项活动主要参加者。同年，有位无锡乡亲名叫顾淑型也在美国学教育，将要毕业，两人相识后，志同道合，遂结为夫妇。并因在报上发现有同名人，正式改名为陈翰笙。1922年春得奖学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东欧史。是年秋，因德国马克贬值，为使手中所有的少量美元能维持夫妇俩人较长时间的学习生活，遂改赴德国，他自己进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随奥托赫契教授研究东欧史，顾淑型攻读德文。1924年夏陈翰笙以《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为题的研究论文，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秋，蔡元培去欧洲考察，邀请他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出任教授
出任北大教授结识李大钊和第三国际取得联系 
陈翰笙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后又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时他才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实行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不同学派和政治观点都可以上讲台，陈翰笙是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参加胡适、王世杰等创办的《现代评论》，先后发表过55篇文章。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并与高仁山一起向李大钊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大钊告诉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就由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3月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领导了这次斗争，陈翰笙和他夫人顾淑型带领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受到反动政府军警的镇压，发生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学生47人，重伤300余人，他夫妇幸免于难，他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3卷68期上。
惨案次日，段褀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成员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陈翰笙仍经常与李保持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认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以及俄专教师格里湼维基。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李大钊还介绍他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并为第三国际在柏林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讯稿。1926年冬北伐军打到长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陈友仁部长，电邀陈翰笙、王世杰、周鲠生前往武汉任外交部顾问，协助政府办理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不久，应李大钊电召回到北京。1927年“4·12”事变后此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陈翰笙处境危险，遂偕同刚由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夫人秘密离开北京经由日本去苏联。抵达莫斯科后，就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刚成立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20年代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经济》（1928年莫斯科出版，有中文译本），把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中国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季亚尔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中国共产党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这次大争论使陈翰笙深深感到，由于对中国农村经济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讨论问题时没有确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说服对方，因而萌生要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责任感。
农村研究
阐明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1928年5月陈翰笙夫妇回国，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由于遭到王世杰反对，只好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稿。1931年商务出版英汉对照的《百科名汇》，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审定的。他还挤时间，就中国农民捐税负担问题，广泛搜集材料，加以统计分析，写成《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长篇论述，以充分事实，阐明中国的财政负担差不多都放在农民身上。这是他早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还根据西欧、东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分成赋役制、强役制、工商制，并具体分列出它们的异同，为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知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0年作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出版。
此外，中国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西北大旱，各种灾害频仍，豫、鲁、陕、甘等省农民大批向东北流亡，陈翰笙对东北的土地农民问题，也搜集材料写专文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刊出。
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请陈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为减轻阻力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接任后，鉴于所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就答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请，兼任铁道部顾问，以其兼职月薪充实图书资料。同时开展社会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生活，揭露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中国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他将调查材料写成小册子加以揭露，这就引起代表卖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某些人的不满，促使他转向农村经济调查，实现他在莫斯科工作时萌生的愿望。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从江苏无锡开始，再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能够彻底了解这3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为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1929年春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全团45人，采用挨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全县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在无锡县4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有1204户。调查人员分成4组，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个月，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其间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
这项调查，是中国最初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了解农村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从而有助于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无锡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通过调查了解到：无锡农村地权比较集中，地租剥削占农民租入土地净收入量的93.14%，贫农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农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当时无锡农村还流行高利贷，年利率一般为50%左右，多为实物借贷，借一石米，一年要还本利一石半。此外还有雇工剥削、捐税，以及商业剥削，在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很低（水稻亩产仅401斤，小麦亩产105斤），人均收入很少（中农47元，贫农25元；米价每100市斤8.4元，小麦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极度贫困，14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73.41%。
1930年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个农户的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进行挨户调查，并作了全县以及几个集镇的概况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但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式，则有分租、粮租、钱租，而以钱租为主。租额占产值的56.65%。保定地区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比较普遍，中农每户平均负债39.10元，贫农负债平均每户21.22元，雇农16.92元。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越来越重。
陈翰笙对这两次的调查材料，还聘请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等参加整理。但调查报告写出以后，中央研究院领导易人，未能正式发表，许多重要资料只有在陈翰笙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资料便保存下来。
调查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中指出：“根据无锡22村1204户调查，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有5种，邵巷一村就有20种，小的合2.683公亩，大的5.616公亩。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指出：“劳动力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15%，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丛书，反映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王寅生、张锡昌、王国高等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陈翰笙又从美国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于1939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大规模生产纸烟，垄断中国的烟草市场。陈翰笙通过烤烟产区的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以及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一般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烤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需要借贷，也不热心种那限价收购的烤烟。这是对中国烟草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1933年8月他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会上提出的论文，题为《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利用各地调查材料说明土地分配不均，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贫下中农无地少地，遭受地主富农残酷剥削，使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贫困现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认为《中国土地问题》是权威之作。
奔走救国
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1933年陈翰笙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务，为团结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者，并在原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便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宸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长。1934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持，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对当时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各种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发展会员500多人，并分头组织读书会，进行有关农村、政治时事讨论和抗日救国活动。上海沦陷后，《中国农村》在桂林出版战时特刊，被禁止出版后，便在重庆《商务日报》、上海《文汇报》出版《中国农村》副刊。对推动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反映农村实际情况，发动和坚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翰笙始终非常关心会务的发展，每个时期提出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以后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工作，于1951年在北京宣告结束。
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促进战时工业合作运动
陈翰笙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不能在国内公开活动。1933年冬偕顾淑型东渡日本，参加《东洋文库》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用一年时间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分别于1936年、1946年在纽约出版，后者并出有日文版）。1935年4月回到上海，再度秘密去莫斯科，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并协助苏联出版社校订俄文中国地图。同年，经当时在第三国际任职的王明、康生证明，将组织关系由第三国际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纽约出版《太平洋事务》季刊，陈翰笙应总编辑欧文·拉铁摩尔之邀，与夫人取道欧洲去美任编辑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去加拿大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力量，通过各地华侨与华人组织，号召华侨与华人捐献支持国内抗日战争。1939年5月陈翰笙根据党的指示，由美国回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夫人及艾黎等友人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运动，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负责向国际宣传、接受捐献、转运物资，工合运动是在沿海及中部城市沦陷后，内地工业品极其紧缺的情况下，帮助各地建立起一些小规模的工厂，以安置难民和失业工人，生产各种紧缺的工业产品，解决战时人民迫切需要。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陈翰笙经澳门转到桂林，除继续进行工合工作外，发表了《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物价与中农》等论文，并与张锡昌、千家驹、狄超白、秦柳方等8人共同写成《战时的中国经济》一书。1944年3月重庆国民党政府密令桂林西南行营逮捕陈翰笙。他事先得到消息，秘密离开桂林前往印度。他在印度德里大学找到一份评论员的工作，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印度学者，并把精力用在撰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事迹，还将他和刘洪进、刘述舟在西双版纳对傣族原始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1949年纽约出版英文本，1985年国内出版中文本）。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陈翰笙等转到印度史学会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对印度进行经济区域考察，东至加尔各答，南到印度洋海岸，西到孟买，北到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信德，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使他对印度经济地理、社会状况、种姓制度、宗教等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1946年4月他和顾淑型离开印度前往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他在美国继续查阅1927—192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14巨册，补充在印度调查所得的资料，用英文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后来译成中文，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
陈翰笙这次在美国，正值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利用美国各地讲台进行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唤起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华人的同情和支持。
建国之后
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翰笙受周恩来总理电邀，于1950年1月回国。周总理原希望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可他只接受担任顾问，仍愿以较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后来被选为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组负责人。50年代他作为文化代表访问东欧及印度等国，并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和在原民主德国、芬兰、瑞士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2年3月，宋庆龄倡议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由他和金仲华等共同主持编辑工作，他还以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优美文笔，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受到外国友人欢迎。
“文化大革命”中，陈翰笙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1968年11月他夫人顾淑型病逝，他被监禁9个月后下放到湖南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才得到照顾回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翰笙虽已年过80，欣然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该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以及农业经济、南亚、社会科学情报等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并担任北京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的编委会主任，还为商务印书馆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与卢文迪、彭家礼为中华书局合编《华工出国史资料汇编》5辑，与薛暮桥、冯和法合作将30年代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件著作搜集整理编成《解放前的中国农村》3巨册，约100万字。第一册为党的文件和许多经济学家的论文；第二册为中国经济研究会会员的论文和农村通讯；第三册主要为调查方法、各地各个时期的农村调查报告，全书已由展望出版社于1985—1989年出版。30年代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原报告从未发表，也一直没有找到，1957年薛暮桥、孙冶方建议：将国家统计局保存的原始资料重新整理，并派人到原来调查的村庄，就1936年、1948年、1957年三个阶段经济变化情况进行对比调查。陈翰笙与薛暮桥、秦柳方就这两地重新调查材料编写成《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一书，得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赞助，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于1988年出版。
生平年表
1897年2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城内城头弄。 
1909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
1915年赴美留学，考入美国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
1916年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
1920年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助教，获硕士学位。
1922年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边工作边学习。
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1926年发表《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独立评论》1926年3月27日第3卷第67期）。
1926年7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
1927年10月任莫斯科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
1928年5月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籍。发表专着《中国农民负担的赋税》（《东方杂志》1928年10月10日第25卷19期）。
1929年主持制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7月由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组成调查团，进行三个月实地调查，写成调查报告，并发表专论《亩的差异》。
1930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兼铁道部顾问，发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研究报告。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
1933年对广东进行农村调查。发表《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提出英文论着《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与吴觉农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理事长。
1935年任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经王明、康生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在纽约出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英文版）。担任纽约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编辑工作。协助饶漱石在纽约创办《华侨日报》。
1939年在香港协助宋庆龄办工业合作运动，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 
1941年以后任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西南商专教授，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
1946年任华盛顿州立大学特约教授。完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在纽约出版。
1950年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月底受周恩来邀请回到祖国，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组负责人。
1952年与金仲华共同主持英文期刊《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
1978年以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农业经济、南亚以及社会科学情报等研究所学术委员。任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编委会主任。
2004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主要论著
1．陈翰笙．《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美国芝加哥，1921年．
2．陈翰笙．《瓜分阿尔巴尼亚的1911年伦敦使节会议》．德国柏林，1924年．
3．陈翰笙．《人类的故事》．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
4．陈翰笙．《国际新局面》．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
5．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
6．陈翰笙．《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
7．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
8．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
9．陈翰笙．《中国的地主和农民》（英文版）．美国纽约，1936年．
10．陈翰笙．《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英文版）．美国纽约，1940年．
11．陈翰笙．《中国资本与内战》．美国纽约，1946年．
12．陈翰笙．《中国农民》（英文版）．印度孟买，1946年．
13．陈翰笙．《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英文版）．美国纽约，1947年．
14．陈翰笙．《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英文版）．美国纽约，1949年．（1985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15．陈翰笙．《美国垄断资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
16．陈翰笙．《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17．陈翰笙．《印度莫卧尔王朝》．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再版．
18．陈翰笙．《陈翰笙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19．陈翰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3辑（与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
20．陈翰笙．《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与薛暮桥、秦柳方合编）．农林渔业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研究所，1988年．
擅长领域
（1）他是革命家，曾赶写了《三一八惨案目击记》，揭露了段祺瑞军阀政府枪杀学生的罪行
他生于江苏无锡一位秀才之家。17岁念完高中，满怀兴邦富国之志到美欧留学10年。1924年到北大任教时才读到《资本论》，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实际上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为共产党工作。他奉李大钊之命，在五卅惨案后，到上海发动英租界的印度巡捕罢工。李大钊还介绍他加入了第三国际，为第三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撰稿并为第三国际做秘密情报工作。随后又在1926年李大钊领导的3月18日北京群众爱国示威游行中做具体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并且及时赶写了《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4日《现代评论》上，揭露了段祺瑞军阀政府枪杀学生的罪行。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陈翰笙被迫流亡苏联，在第三国际的农民研究所工作一年多后回国。1929年到1934年他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艰险的秘密工作，为营救革命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而奔波。从1934年到1939年他又被迫流亡日、苏、美、加四国，为人民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他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做了九年秘密工作之后，才于1935年在莫斯科正式转入中共。1939年5月按党的指示回国，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工业合作运动和宣传、教育工作，其间还一度流亡印度。本书第22章、23章写到他于1946年奉周恩来之命再次到美国工作，广交天下朋友，积极影响美国政治。1951年初奉调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总之，从1925年到1951年，他为人民革命事业奔走大江南北和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国，艰苦冒险秘密奋斗了25年之久。[1]
（2）他是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顾问，同英国政府办交涉，迫使英国签署同意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无条件归还中国管理的协定
由于他精通英语、德语、俄语，法语也不错，又熟悉洋务，1927年1月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聘请，与王世杰和周鲠生一起就任外交部顾问。陈翰笙走马上任后立即同英国政府交涉，迫使英国签署同意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无条件归还中国管理的协定。他在武汉只就任两周，即奉李大钊急电赶回北平，李告诉他蒋介石正密谋叛变革命，嘱他要严密隐蔽，切勿暴露自己。1932年汪精卫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时，有人劝说他到外交部任职，却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这时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坚决反共，如果他到外交部工作，就难以隐蔽为党做秘密工作了。1951年他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曾经要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他自认为不合适当大官，坚决辞谢，但仍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依然为人民外交做了许多工作。如多次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国际经济会议和亚洲国家会议等等。[1]
（3）他是社会活动家，曾得到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机密文件后，立即通过宋庆龄转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从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起，他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芝加哥大学中国留美同学会秘书，开展拒签卖国的《九国公约》的活动。后来他长期以合法身份掩护自己做秘密工作，更是大量开展社会活动。本书第10章写他与宋庆龄有长达半个世纪的莫逆深交。他在宋庆龄身边协助她为营救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和爱国人士杨杏佛做了很多工作。他还经宋氏介绍结识了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进而与德国情报专家佐尔格成为知己，并且从佐尔格处得到蒋介石如何“围剿”红军的机密文件后立即通过宋庆龄转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他还协助宋氏重振工业合作运动。“工合”运动本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以合作新形式促进我国小型工业发展的国际性群众性组织。后因遭到国民党高官孔祥熙等人控制陷入困境。1939年陈翰笙被宋庆龄任命为“工合”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秘书，他积极从国际友人处募款，尽力帮助解放区合作工业的发展。他还创办过《远东通讯》英文刊物，对外传播中国真情。1951年回国后还协助宋庆龄创办英文版《中国建设》，到93岁高龄还创办国际文书院，并亲任院长。他还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总之他的社会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调查、社会公益事业等众多领域。[1]
（4）他是社会科学家，曾主编两套历史里程碑式的文献资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和《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如本书第22章所说，他是公认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他的著作有18种，其中有6种是用英文写成在国外出版的。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几百万字著作等身，学科涵盖面广且深；第二学贯中外古今，通晓四种外语；第三，资料翔实，注重实地调查。为此，1955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评选学部委员时，他作为大学问家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8年他担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到1964年他又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改革开放后，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暨外国历史卷编委会主任和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他邀请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代表参加编委会。这样我就有更多机会在参加编委会议时聆听他的教诲。上世纪80年代还出版了他主编的两套重要历史里程碑式的文献资料：其一是《解放前的中国农村》5卷本，汇编了他于上世纪30年代担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长时坚持6年之久实地调查组织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和论文；其二是《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十卷本。这也是他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精心思考的。这两套书各有300多万字，有重要社会价值。[1]
（5）他是教育家，年方27岁被雅称为“娃娃教授”。曾自愿在家办外语补习班，随后招收研究生，培养了300多位在各种外事机构工作的骨干[1]
1924年他刚从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就被独具慧眼的蔡元培校长聘任为北大教授。其时他年方27岁，被人们雅称为“娃娃教授”。他讲欧美历史等课程，重点突出、生动活泼，备受学子欢迎。北师大、燕京大学等校闻讯都争先恐后聘请他去兼课。他还帮助一所中学进行教学改革，即采取美国启发式以讨论为主的道尔顿教学法。194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聘教授，直至1950年他还到美国多所大学授课。他在美国讲中国历史，都要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为难得的是在“文革”后期，他为了批判“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自愿在家办起外语补习班，随后招收研究生，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300多位在各种外事机构工作的骨干。记得1980年春天中美正式建交之时，我还约请他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给全体师生做一次关于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的报告。直到2002年他已经105岁病重住院时，他还对人表示：“我是北大的教授，我可以给你们讲课，而且不收任何学费。”他是执教78年的教龄最长的人民教育家。他不仅授人以知识，而且更注重育人以理想和品德。 [1]
纪念文章
陈翰笙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顾问陈翰笙同志，因病于2004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陈翰笙同志1897年2月5日生于江苏无锡。他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四个时代，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反对黑暗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以及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不辞辛劳，不畏险阻，献出了毕生精力。
陈翰笙同志1915年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赴美国勤工俭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结交苏联友人，研读《资本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李大钊同志介绍，1925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北方局的宣传、联络工作。次年，参加了北京“三·一八”运动，反对段祺瑞军阀统治，并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为共产国际创办的《国际新闻通讯》撰稿，及时报导中国革命动态，宣传中国革命。
1927年李大钊同志遭奉系军阀杀害后，陈翰笙同志被迫前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创办的国际农村经济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1928年回国。1929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主任，组织大批有志青年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1933年他参与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会长，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说明农村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论证改革封建制度的必要性，有力地支持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并培养了我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陈翰笙同志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5年，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捕，先去日本，再赴苏联，并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约研究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陈翰笙同志根据我党的指示前往美国纽约，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研究员、《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同时为党创办的《华侨日报》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号召爱国侨胞抗日，争取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底抵达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业合作运动”，任“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秘书长，并负责“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募捐，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42年香港沦陷后，他转赴广西，受“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委托在桂林办了工业合作研究所，在此期间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革命同志。1944年春，为躲避国民党缉捕而前往印度，从事抗日工作。
1946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陈翰笙同志再度前往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并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纽约亚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他撰写文章，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城市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政权的黑暗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
1950年冬，陈翰笙同志应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回到祖国。担任《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副主任，他为办好这一英文刊物倾注了心血，从组稿、撰稿、翻译，到出版、发行，几乎每个环节都亲自过问，每篇稿子都亲自审改。他强调文章要用事实说话，严格要求每一位编辑和记者，耐心细致地指导、培养每一位年轻同志。他本人为《中国建设》撰写多篇文章，内容实朴，文字优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陈翰笙同志先后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出访过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德国、芬兰、瑞典和东欧诸国，对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作出了贡献。
1955年，陈翰笙同志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陈翰笙同志受到严重迫害，被下放湖南茶陵外交部干校。粉碎“四人帮”后，陈翰笙同志以惊人的毅力和过人的精力继续领导和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中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长、世界经济学会顾问、中国经济团体联合会顾问、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暨外国历史编委会主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顾问。
陈翰笙同志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倡导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学识渊博，研究工作覆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种学科，撰写专著和论文达400余种。他的许多论文和著作对于推动各有关领域深入开展研究起着重大的作用，他的一些经济学、史学论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前瞻性。20世纪30年代他所组织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和论文，于80年代编辑成《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共3辑，300多万字），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1985年编辑出版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10辑，300多万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陈翰笙同志毕生与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和北京外交学院等多所学校任教。他还极其重视中等教育和幼儿教育，尤其关心学生的道德教育。1925年他与其他同志在北京创办的艺文中学，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早进行教学改革，实行道尔顿制的学校。他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工作多么繁忙，处境多么困难，都坚持做教育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他也甘冒风险，在家里为上门求教的青年开设英文学习班。
陈翰笙同志一生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淡泊名利，追求真理，潜心钻研，坚持科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优秀品质；他关爱学生，诲人不倦，时刻以培养青年为己任，表现了一个教育家的崇高风范。陈翰笙同志不愧是革命前辈、学术宗师、教育先驱。
陈翰笙同志为革命、为学术、为教育，鞠躬尽瘁，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缅怀陈翰笙同志，要以他为榜样，勇于开拓，善于创新，为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