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宗汉
简介
徐宗汉（1876—1944），原名佩萱，国民党元老。生于上海，原籍是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北岭人。徐润的侄女。在其大姐徐慕兰等影响下，接受新思想。清光绪三十三  黄兴夫人徐宗汉（中坐）年（1907），徐宗汉应二姐徐佩瑶之邀，赴南洋执教，在槟榔屿加入同盟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归国，经香港时受香港同盟会分会派遣，与高剑父、潘达微回粤，组织广州同盟会分会。清宣统元年（1909）秋冬，同盟会南方支部筹备广州新军起义。清宣统二年（1910）初，宗汉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建立秘密机关，并任联络工作。2月，倪映典率新军起义，徐宗汉按计划在宜安里纵火以乱清军视线。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失败，徐宗汉逃亡香港。
清宣统三年（1911）春，徐参与筹划黄花岗起义，她与侄儿李应生等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制造炸弹，并率领亲友将枪械弹药秘密运进广州。临起义时，又将起义机关迁至广州溪峡，复将武器运至城内分发给敢死队员。4月27日，黄兴率队进攻督署，不幸兵败受伤，徐宗汉为其改装，并亲自护送乘轮逃至香港就医，悉心照料黄兴，出院后与其结成夫妻。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17日，黄兴偕徐宗汉离港赴沪，转道去武汉指挥作战。徐宗汉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工作；当清军封锁长江，黄兴被困汉阳时，徐宗汉与张竹君用红十字会渡船，冒险护送黄兴自汉阳渡至武昌江岸脱险。民国元年（1912）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徐宗汉积极参加女界政治活动，受孙中山接见和鼓励。北伐军从徐州前线回南京时，带回战时难童200余人，黄兴令陆军副官处予以收容，成立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从此，她把贫儿工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民国2年（1913），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赴日本、美国。因积劳成疾，肝病咯血。宗汉闻讯后赴美，料理其生活，并协助做接待、文书工作。民国5年（1916）6月，随黄兴归国讨袁。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徐勉力抚育遗孤。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徐宗汉参与领导上海妇女投入火热的爱国运动，并耗尽家产支持学运。之后；倾力将自己的爱心注入到贫儿教育中去。抗战时期，徐移居重庆，对国民党领导消极抗战深为不满，而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奋勇抗日则由衷赞扬，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多有接触。民国33年（1944）3月8日，在重庆病逝。
生活背景
  黄兴徐宗汉，原名佩萱，原籍广东珠海市北岭村，1876年（光绪二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北岭村徐钰亭、徐宝亭、徐荣村等兄弟自鸦片战争初期从珠海来到上海闯荡创业，由于他们目光敏锐，勤劳干练，精明过人，不久便成为洋行买办、商界巨子，继而以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超人业绩显达于世。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徐荣村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12包运到伦敦参展，由于丝质上剩，被评为“会中第一”而夺得金、银奖各一项，英国维多利亚女皇亲自向他颁发奖牌、奖状。徐荣村成为中国参加首届世界博览会并获得大奖的第一人。徐宝亭的儿子徐润是徐氏第二代中的商海奇才，他涉足广泛，由一个买办逐步成为李鸿章倚重的洋务官员和拥有多间企业的民族工商业家。
徐宗汉是徐氏家族的第三代。她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较少封建羁绊而更多的是开放进取的精神。徐宗汉18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为妻，生有一女一子。几年后，李晋一病逝，徐宗汉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大姐徐慕兰。
徐宗汉的大姐徐慕兰是李庆春的长媳，她不仅贤惠能干，而且具有革命思想。她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的身份作掩护，为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挑起运输、联络重任，是广州女革命党人的中心人物。她带动家中妹妹佩瑶、小姑佩书等11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两个儿子李应生、李沛基都是勇敢的革命斗士。武昌起义和广州光复后，徐慕兰又担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率领近百名队员与广东北伐军同时北上，在徐州对清军张勋部作战中，十分勇敢。
徐宗汉在大姐徐慕兰带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投身革命
徐宗汉年轻时就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经常外出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1901～1902年之间，在广州女医师张竹君所设的福音堂里，她经常参加两广志士胡汉民、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会，“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徐宗汉与张竹君私交甚笃，对张竹君兴办的医院和女学堂等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慷慨援助。
1906年，徐宗汉应二姐许佩瑶的邀请，到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协助桥校教学。这年8月，孙中山委托新加坡华侨陈楚楠、林义顺等在槟榔屿筹建槟城的同盟会分会，由爱国华侨吴世荣出任会长，黄金庆为财政员。这时，徐宗汉“闻而善之，亟投身为会员。时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扩张党务，深资得力”。1908年秋，她回国路经香港，拜访了冯自由，介绍了几位亲友加入同盟会。以后，她又接受同盟会组织的委派，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在广州组织同盟会分会，发展党务。他们设立“守真阁裱画店”作掩护，先后介绍女医生梁焕真、陈瑞云、罗道膺、杜乐汉等多人加入同盟会，后来还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为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来到香港冯自由家。她与孙眉（孙中山的哥哥）、杨德初、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卢桂屏（冯自由的庶母）、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等、用缝纫机制成青天白日旗百余面，准备在起义时使用。起义前夕，她与陈淑子、李自屏携带军火由香港乘船到广州。她们在行装中塞满子弹炸药，被褥里还夹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李二人生怕出事，坐卧不安，徐宗汉却保持镇静，怡然入睡，使清吏不起疑而未予检查，顺利到达目的地。
1910年2月11日，同盟会会员、广东炮一营左队三排长倪映典率领新军起义，遭清军围攻、捕杀，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当时，徐宗汉与其侄李应生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命令，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设立机关，相约于举义之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军耳目，与大塘乡李福林部联络策应。徐宗汉按约定在宜安里纵火，但很快被清军扑灭，机关内藏在被褥里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汉为探听信息虚实，托庄汉翘到警署去领取，警吏传言须物主亲自前往领取。宗汉知道事情暴露，与庄汉翘赶紧逃往香港。
辛亥年（1911年）三月，孙中山、黄兴在广州策划武装起义。起义前，徐宗汉率同一批亲友，其中有其侄儿李应生、李沛基和女友庄汉翘、卓国华、卓国兴、黄悲汉等，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里制造炸弹，并将起义需用的枪械弹药秘密运到广州河南的溪峡。她们以溪峡的一间颜料商行为铺面，门外贴上大红对联，假装娶亲办喜事，将武器弹药分别运到小东营各起义点。这天，由徐宗汉扮作主妇，卓国华扮作新娘，热热闹闹地“乘坐花轿，身穿红袍”，轿内“尽是大小炸弹之类”和当晚起义所需的武器。大姐徐慕兰也在组织接应等方面作了周密的布置，出色完成这次明办嫁妆，暗运军械的任务。
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府，与清军血战，身负重伤，脱险后回到溪峡机关，正好遇见徐宗汉，徐宗汉急忙为其裹敷伤口。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与女医师张竹君一起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进入雅丽氏医院治疗。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怂恿下，以妻子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黄兴与徐宗汉两人志同道合，从此成为革命夫妻。
黄兴出院后与胡汉民等移居九龙，在香港组织“东方暗杀团”，策划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以配合武昌起义。徐宗汉与李应生、李沛基兄弟等积极参与其事。10月25日，李沛基时16岁，他在广州执行任务时，代其兄李应生以重磅炸药炸死了凤山及其随从多人，名震一时。
是年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义并获成功。黄兴接宋教仁急电，于10月17日由徐宗汉等陪同离港赴沪，前往武昌指挥革命军战斗。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复，清军查验极严，难以通行。他们到上海后，徐宗汉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开往武汉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黄兴扮作医疗员，徐宗汉扮成护士，随行的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他们于10月28日到达武汉参加指挥战斗。
徐宗汉到武汉后，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红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这时，上海已光复，江浙革命联军正进攻南京，催促黄兴前来主持大局。11月28日，黄兴即与徐宗汉等离开武昌到上海。随着南京的光复和孙中山的回国，12月31日徐宗汉随黄兴到达南京，参与筹建民国临时政府。
从政经历
民国成立后，徐宗汉积极投身妇女界的政治活动，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参与政事。孙中山接见了她，给以鼓励，并聘她为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南北和议”后，广东北伐军征战徐州后回到南京，带回难童二百多人，黄兴通知陆军副官寻找民房为之收容。之后，成立了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该院工作。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未几，黄兴因讨伐袁世凯失败，经由上海逃往香港，继而避难日本，第二年避居美国费城，此时患上了肝病。徐宗汉闻讯赶赴美国照料黄兴并协助其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暴卒。7月8日，徐宗汉随黄兴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候，黄兴已病魔缠身，加上回国后工作操劳过度，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徐宗汉与黄兴有二子。黄兴去世后，徐宗汉一度住在沪滨，抚养遗孤。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徐宗汉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她被推为该联合会会长。不久，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刘清扬等人抵达上海，她们呼吁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得到徐宗汉等人的热情支持。徐宗汉以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资各爱国团体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许多有志青年为追求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徐宗汉也尽力资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间，耗尽家财，不得不变卖住屋，生活陷于困境。
苏俄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连年的内战、灾荒，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经济困境。1921年，上海成立了“俄灾赈济会”，徐宗汉担任该会的演讲部主任，到各处去呼吁捐资救济苏俄难民。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达，准备在《新青年》刊物之外，再创办一个《妇女声》杂志，以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王剑虹、王会悟（李达夫人）等找徐宗汉商量，希望此杂志能作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出版。徐宗汉表示同意和支持，使《妇女声》杂志得以顺利出版。
1922年2月李达和王会悟受党组织的委托，与徐宗汉合作创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平民女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对外称女子工读学校，由王会悟任该校理事兼任徐宗汉的秘书。平民女校每天上半天课，专设课程，分别由邵力子、陈望道、张守白、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美籍，女）、李希贤、范寿康、周昌寿、陈独秀等讲授。为区别于贵族女校，平民女校强调“专为平民女子设立”，其宗旨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术，以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该校除专设课程外，每周还有两小时的演讲课，由教员轮流讲演，内容都是关系到平民女子的切身问题。徐宗汉不仅为平民女学资助部分经费，还为办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女学不设校长，采取民主办学的方式，由李达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教员、学生和校工代表担任。女学设高级和初级班及校务工作部。第一批共招收31名女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鼓舞下向往民主自由的爱国青年，如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会悟、王一知等，还有从封建包办婚姻束缚下解脱出来的童养媳。陈独秀对这所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女学十分重视，不仅经常过问学校的情况，还担任社会学课程，多次到校讲授政治时事。当时中共中央局指示，从苏联回国的、到上海汇报工作的、或在沪短期停留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女学去作演讲报告。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复亮），都到女学作过时事政治报告，深受师生欢迎和好评。这所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是与徐宗汉的努力分不开的。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徐宗汉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中的左派，真诚地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徐宗汉又去接办她于1912年创建的贫儿教养院，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解决数百贫苦儿童的温饱与教育问题。她还在安徽创办了一所农场，以作为贫儿劳动的实践场地。1931年，为了筹措贫儿教养院的经费，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为了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她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收复东北而奔走呼唤。以后，她又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各地华侨募捐，疾病染身仍四处奔波，几致不起。她向华侨演讲，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表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感，使华侨们深为感动而踊跃捐资，仅在墨西哥一地就募捐到45万比索。她以个人名义，募捐到一架价值2000美元的教练机，让人带回祖国作为航空学校教学之用，以弘扬孙中山“航空救国”精神，激励国人为航空事业献身，奋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宗汉又带着有严重心脏病的病弱之躯，率领部分贫儿到暹罗募捐，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回国后，她在云南鸡山创办贫儿院，但因经费不足，又不得不将那些流亡的贫儿送回安徽贫儿农场安置。
1940年，徐宗汉移居重庆。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赞佩，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愤恨和谴责。在重庆期间，她经常接触到中共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她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常有往来。她真诚爱国、坚持革命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行动，博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
个人事迹
徐宗汉与宣城茆市冲农场
徐宗汉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农、林、牧业亟待发展，迫切需要这方面的建设人才，遂决定创办农场，为教养院学生提供生产实验基地，把教学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从而达到勤工俭学，以场养院，培养人才的目的。1932年，徐宗汉女士通过与安徽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宣城县长周君南（黄兴的学生、同乡）的关系，在宣城县境内寻找场址。周君南选择了县内茆市冲为场址，建议徐宗汉女士前往考察。徐女士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地势开阔，气候温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宜农、宜林、宜牧、宜养殖，有发展前途，遂接受周君南意见，决定在此建场。
农场的人事安排，周君南又向徐宗汉推荐当地名医、全国红十字会会员章祥斋先生参加建场事务。章祥斋乃当地宿儒，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在地方上深孚众望，利于开展工作。徐宗汉女士立即前往宣城县新河庄章家拜访，经过长时间访谈，章先生被其忧国爱民行为所感动，表示愿意效劳，并捐助大洋三千元、山地16亩作为创办的经费。后来，徐宗汉女士特邀章先生到南京作客，并参观了“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章先生回到宣城即受聘为教养院的院董，协助院教导主任兼农场场长蔡乾九先生主持场务。
农场创办还经过一段曲折过程。首先是征用土地相当棘手。茆市冲土地大都集中在当地富豪手中，他们又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土地很难征用。后来周君南以县政府名义发出布告：“凡在茆市冲内的私人山地、湖泊必须持所有权契据，向政府机关登记，凡无所有权契据的土地、山场、湖泊一律收归国有，由农场经营”，经过清查契据，征收了一大片无契据的土地、山林和湖泊。对失去土地的佃农，农场吸收他们为场员，给他们生活出路。对成片土地中的私人土地、山林、水面，采取赎买和调换方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农场下设农、林、牧三个专业组，其中以林为主，采取大片封山育林，栽种果树，并不断改良技术，引进新品种。果树嫁接，引进外地名产，如兰州瓜、葡萄都试种成功，还有马尾松、法国梧桐等皆有种植。在畜牧业中，如引进杂交猪、乳牛、西北绵羊都获得成功。农林牧副业，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徐宗汉女士每月拨款资助，并将教养院技术专业学生分期分批来场实习，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得到真知，既能勤工俭学，造就人才，又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了贫儿教养院的规模扩大。1934年，农场又在茆市冲附近的猫子湖筑堤、围湖造田，增加水稻面积，发展了藕、芡实、菱等多种水面生产。经过蔡乾九、章祥斋等人艰苦经营，两年多来，宣城农场已经呈现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山清水秀、硕果累累的喜人景象，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誉，徐宗汉女士对此也嘉勉备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宣城，乡亲父老纷纷逃离家园。徐宗汉女士避居重庆，蔡乾九先生去了云南，章祥斋避难于双桥。为了支撑农场事业，徐宗汉女士又派黄兴先生旧部陈冶青先生来到宣城农场主持场务。不料日军再次占领宣城，人心惶惶，农场无法恢复。徐宗汉女士1944年去世后，宣城茆市冲农场一直无人问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机关复员，徐宗汉之子，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黄一美先生，遵母遗嘱，从南京来到宣城农场，意欲重振先人事业。当时由章祥斋后人章永年、章永中两人陪同察看，久经战乱，农场荒芜，但田园、山林、湖泊的旧迹仍在，面对这种物故人非的荒凉景象，一美先生叹息不已。回到南京以后，拟将农场的土地、山林、湖泊移交给政府部门管理，继续造福于社会。后来社会部门派人前来察看，认为农场荒废太久，没有人力物力去开发利用，拒绝接收。黄一美先生只得另行委派原教养院孤儿出身的卢绳圃先生来场主持恢复。直到1949年4月，宣城解放以后，卢绳圃先生才离开农场。建国以后，宣城县人民政府将这一带地方辟为国营高山洪林场，继续造福社会。
人物评价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女性挣脱了封建桎梏，走向社会，投入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洪流。徐宗汉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她追随孙中山革命，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女杰，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是著名革命家黄兴的伴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晚年，她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倾力支援抗战，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