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尹沺
简介
尹沺（1882—1958），原名尹序沺，又名尹渔村，字渔村，后以字行。山东东平县大羊乡尚庄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者、中国同盟会会员。曾组织发动了任丘、滦州和天津等地多次反清起义。后参加了轰动全国的谋刺清监国大臣摄政王载沣和谋炸天津总兵指挥张怀芝的暗杀行动。武昌起义后，曾担任湖北武昌起义军代表办事处驻河北石家庄总指挥，是北方革命协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主要领导之一。
生平
先生生于清光绪8年（1882年）8月24日，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尚庄村人，祖籍山东平阴。他家世业儒，6岁启蒙，受业于其长兄序浩（清痒生），由东平州书院高等小学堂、省优级师范学堂而考取并毕业于清京师临第一师范学堂（原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在清京师临第一师范学堂，他秘密阅读了大量宣传反清、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步书籍，逐步认识到：要强国，就必须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实行新政。后来，他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校友泪》和《山东东平县的佃户》两篇文章，文章中充分体现了他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的革命思想。在师范学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经常听汪精卫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道理，并经汪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
1909年，年仅3岁的清宣统帝溥仪即位，朝政大权落在其父摄政王载沣手中。1910年旧历2月，汪精卫等人先后潜赴北京，在玻璃厂附近以“守真照相馆”为掩护，秘密组成暗杀团，准备刺杀载沣，以寒敌胆。尹沺同黄复生等人奉命执行任务，他们准备在载沣每日上下朝都要经过的摄政王府住地附近的一座拱桥下埋放炸弹。尹沺身材魁梧，体格强壮，负责搬运爆炸器械，但在埋放炸弹时不幸被敌人发现。事情泄露之后，汪精卫、黄复生等人被捕入狱，尹沺在同志和友人的帮助下，乔装打扮成商人，离开了北京，躲避追捕。据民国《东平县志》记载：“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之组织，肇于兴中会，当时东平无参加者。至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成立，邑人尹渔村、徐鸿策始行加入。庚戌年汪精卫先生刺摄政王一役，尹渔村与焉。是为东平人参加革命之创始”。这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我们东平人骄傲的一笔。
此后，尹沺一直在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保定是京、津、保地区进步青年学生的聚集地，他在保定与县立师范毕业生、保定盲哑学校教习薛成华、育德中学张在田、法律学堂许润民等人一起为革命运动奔走于河北南部各县。
1911年8月19日，武昌新军在同盟会党人的影响下，发动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迅速扩展为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在河北境内进行秘密活动的尹沺等党人积极行动，准备在畿辅重地起义。京津同盟会不久在天津成立，汪精卫、李石曾为会长，会员有数百人，遍布全国十几个省，鲁籍同盟会员加入京津同盟会的就有尹渔村。
为加快革命步伐，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同盟会党人胡鄂公北上，联络革命力量，统一革命指挥，在天津设鄂军代表办事处，并设京、津、保、滦、通、石家庄总指挥处。尹沺为石家庄指挥，耿世昌为任丘指挥。尹与耿世昌一起，组织发动了任丘、滦州起义，但起义最终受挫。此后，部分党人转变行动方式，由起义转为暗杀，目标之一就是清帮办直东防务大臣张怀芝。
1912年元月24日，革命党人在得知张怀芝“将于二十六日上午乘快车由京返津”后，决定刺杀张怀芝。尹沺、薛成华、樊少轩、周希文、张在田5人于26日上午守候在天津新军站附近。张怀芝走下火车时，薛成华“投以一弹，弹爆发于两车接触间，知不中，成华复于烟雾迷惘中再投一弹，而渔村、少轩、希文、在田等闻得枪声，亦开枪以助成华势”。张怀芝被震昏在地，军警立即开枪还击，薛成华知道可能逃脱不掉，于是与军警展开激战，最后不幸被捕，当晚被处以凌迟死刑。尹沺见寡不敌众，只身进入法租界，才幸免于难。
次日，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决定立即发动天津起义。尹渔村参与了吉祥里14号的起义布置，准备29日午夜12时发动起义。不料，29日夜，因负责发信号的人误将手表的分钟看作时针，提前两个小时发出了信号，致使仅有数百人仓促出击，孤军作战，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
袁世凯窃了取大总统位置后，大多数同盟会党人对其不信任，时有“倒袁”的呼声。在袁世凯当国期间，同盟会党人决定不受任何官职及荣典勋章。尹沺以北方革命诸烈士的血迹未干为由，辞去了山东武定道道尹之职，愤而返乡。
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民国元年，周茂生、孙鸿霖等奉上级党部派遣来县组织党部，当时入党者三百余人，成立国民党分部于劝学所，即举尹沺为理事长，杨安亭、贾方范、孙同甫、张瑞农等为理事，继续入党者千余人。至民国二年夏，二次革命失败，袁下令将国民党强迫解散，本县党务遂亦停顿”（《东平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重修）。尹沺在家乡期间，积极倡导剪辫子，妇女放缠足、创办实业。1920年，在任劝学所理事长期间，他动员其姐姐家（马代村吕姓）捐献城宅一处，扩大了东平县高等小学堂（今东平一中）校址。后又捐款、捐地、捐树，在尚庄村创办了有6个年级的东平县立尚庄小学，招收周围二三十里的青年128人，后扩建为县第二高小学堂。多年来，这所学校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干部，如原中共东平县委书记刘仲羽烈士、王相臣烈士，原贵州省农委主任王虎文等都毕业于该校。民国时期，曾在尹沺直隶任邱县和束鹿县县知事（县长）。在任期间，他竭力推行新政，为百姓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好事，深受百姓拥戴，离任时百姓送万民旗、万民伞以表赞颂。
1925年后，尹沺先后在山东省济南农林事务所（隶属农林部）、青岛市李村师范、东平县立初级中学任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初，山东省第六专员公署专员范筑先委任尹沺为肥城县县长。他立即动员亲友组成一支有20余支枪的队伍，奔赴肥城。至肥城后，他邀请地方人士共商抗日大计，筹集枪支，组建抗日武装。日军侵占肥城时，从北门攻入，尹沺指挥部队从南门撤出，转入山区游击。后因给养不足，他派人回家卖地7亩，用以维持县政府人员的生活。此时，共产党领导的泰西人民自卫团逐渐壮大，成为肥城县抗日的主力，尹沺遂率部转至东平县与四区区队会合。当时有人不同意离开肥城，尹沺开导他们说：“保卫国土，人人有责；自卫团在肥城抗日，打击敌人，受到人民的拥护，比咱们强得多。咱们回东平不是同样能抗日吗？”尹渔村在肥城坚持抗日近一年，从未和自卫团发生过磨擦。
1939年底，东平抗战形势恶化，同他合作的东平四区国民党区长尹鼎祚对抗战发生动摇，打算投降日寇，并同尹沺商量。尹沺回答说：“投降日寇当汉奸，是背叛祖国的可耻行为。我宁战死也不投敌。”后见尹鼎祚投敌之心已定，便遣散所属，离开四区去济南经商隐居。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得知尹沺在济南，曾诱劝尹渔村去南京任职，被尹沺断然拒绝，他回答来者说：“我以前参加革命，为救国救民，如今，我不能去作丧权卖国的汉奸，如（汪精卫）非派人来不可，就请带上一具棺木。”此时，山东省日伪教育厅长郝书暄与尹沺既是同乡、又是好友，交往甚厚，闻尹渔村至济，便请他到伪教育厅任职，尹沺婉言谢绝。后郝闻尹渔村生活拮据，派人送去大米、白面各一袋及伪钞若干，并附信敦请尹沺出任伪职，言辞相当恳切，其中又暗含威胁之意。尹沺复信说：“鉴于昔日情谊，米面颜收下，钱退回；至于任职一事，弟才疏学浅，不堪重任，实难从命。”从此主动与郝断绝来往。后来，尹沺五弟尹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尹沺三弟尹浦托郝营救，郝说：“只要渔村前来，此事好办，否则五弟性命难保。”尹沺知郝的用心，始终未出面求情，尹济最终被敌人杀害。此事充分显示了尹沺崇高的民族气节。
汪精卫被拒绝后仍不死心，曾密令伪山东省长唐仰杜将尹渔村强行押送南京。此事被唐仰杜的世叔侯延爽（尹渔村的同乡、亲戚）闻知，急告尹沺。尹沺立即逃离济南去鲁中山东省政府沈鸿烈处，逃脱了汪精卫的魔掌。
1941年，尹沺出任山东省临沂专区参议员，后转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鲁中形势恶化，他随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转移至安徽省阜阳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他随参议会回济南，仍任省参议员，兼任成通纱厂厂办平民小学校长，直至济南解放。尹沺在国民党政府从政数十年，始终是居官清廉、刚正不阿，被誉为“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支清莲。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日益腐化，贪污成风，尹沺对此非常痛恨，在会议上不断进行抨击。1947年，他在一次省参议会会议上发言，对贪污行为严辞指责：“现在政府中贪污受贿成风，真所谓官无不贪，吏无不污，只不过有虎头（贪污多）与蝇头（贪污少）之分罢了。当务之急，应先惩虎头，再办蝇头，不能只惩下吏，不整上官，不然，贪愈甚，政愈乱，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建议，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内根本无法付诸实现，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公开发表如此言论，实属难得可贵。
尹沺对子女要求严格，经常教育他（她）们要自食其力，尤戒勿入仕途。他常对子女们说：“为人在世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因此，他的子女初中毕业后皆考入职业学校，学有专长。长子学汽车驾驶，次子学染织，三子学机械。小女儿最受疼爱，初中毕业后，尹沺要她报考卫生学校。女儿不满意地说：“以你的资历、地位，就不能在省政府给我找个好工作吗？”尹教导她说：“当医生或是护士，是救死扶伤的高尚事业，受人们的尊敬。”女儿从命，考入济南护士学校。尹沺子女4人皆未涉身政界，安心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的第三天，尹沺遵照济南市军管会的规定，到军管会报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愿投身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他在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说：“渔村年近古稀，安能再有作为！然解放之喜讯，领袖之英明，唤醒了中华大地，也唤醒了渔村之枯心，愿在有生之年，为新中国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赎前愆。”之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安排他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1958年秋，尹沺病重，知已不起，嘱其子女说：“跟着共产党走，好好做人。”不久病逝于济南，享年77年。[1]
评价
尹沺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亲眼见证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独立富强的艰辛历程。他本人也从一个晚清的爱国儒生成为一名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三民主义的信仰者，一直到解放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一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苦苦探索，矢志不移，不愧为东平县近代史上的一位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