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江兆民
人物简介
中江兆民（Chomin Nakae ；1847～1901）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倡导自由民权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和醍醐忠顺、中井弘、田中正造被并称为“明治四大奇人”。原名笃介，出身于高知城下（今高知县）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学习汉学，特别爱读《庄子》和《史记》。幼名竹马，继而改名笃介，先后用过的名字有青陵、秋水、南海仙渔、木强生、火之番翁等，最后专门定在“兆民”两字上。“兆民”两字出典于《诗经》吕刑篇“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为“亿兆之民”，即“大众”之意。[1]  中江兆民从17岁起学英、荷、法等国语言，1865年，中江兆民以土佐藩藩费留学生身份去长崎，会见过维新志士坂本龙马。1871年被政府派往法国留学。潜心研究哲学、史学和文学，深受法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874年归国后即投身宦途 ，始任元老院书记官 ， 继任外国语学校校长；不久辞职，从事教育工作，开办法兰西学塾，讲授法语、政治、哲学等。前后受教育者达2000 余人。1881年参加自由党，投身于政治斗争，创办《东洋自由新闻》，开始进行理论活动。奋力抨击藩阀政治，对自由民权运动理论上的影响极大。1882年出版《政理丛谈》、《自由新闻》，宣传自由民权学说。这时他用汉文译出了J. -J.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译著发表后给日本社会以很大的影响，“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许多热血青年，都是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的。中江兆民也因此而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中江兆民反对君主世袭，公开鼓吹“君民共治”、 “地方分权”，甚至说“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头上钉上一个钉 子。当时的形势使明治统治者忧心忡忡。岩仓具视担心会出现类似的法国大 革命，连福泽谕吉也说：“民权论已完全变为颠覆论。”政府首脑有鉴于欧美先进国家的革命历史，对于自由民权运动怀有深刻 的危机感，并且制定了禁止集会的条例。同时，迫于形势，亦不得不考虑开 设国会。1887 年12 月日本政府在东京都部署了警察和军队之后，公布了《保安条例》，并立即在东京实行大搜捕，以“阴谋内乱”、“防害 治安”等莫须有之罪名，勒令片冈健吉、中江兆民等民间政治活动家 560 人 离开东京，否则予以逮捕。但他矢志不渝继续在大阪府活动。1890年中江兆民当选为首次众议院议员，但因在预算问题上民党与政府妥协，中江兆民在痛骂哀 求政府同意、唯其命是从的软派统治下的议会为“冷血动物的展览会”后愤而辞去议员职务。1901年 4 月患咽头癌，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年半，他在同恶疾苦斗中写出 《一年有半》和《 续一年有半》（一名《无神无灵魂》，由他的学生、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整理出版）两书。出版后轰动日本思想界。中江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他在1881年还是个唯心主义者，1882年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有长短，实际上仍然倾向于唯心主义。到1886年，他在《理学钩玄》（意即《哲学概念》）一书中把自由民权学说同进化论结合起来，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续一年有半》中，开始真正形成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且批判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学说特别是实证主义。断言世界是“唯一的物”，提出了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有区别的“纯粹物质”观点，认为空间和时间都是客观存在的，提出精神只是身体的一种作用，从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灭，批判有神论，肯定物质对精神的根源性以及精神认识世界的能力，并且由此展开他的认识论，声称观念是物质反映而成的，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生活轶闻
过火玩笑吓跑新娘中江兆民有个毛病，一喝醉酒就脱光衣服。那是他在政府任职的时候，他找了个华族漂亮小姐就要结婚。在举行婚礼前他已经酩酊大醉，踉踉跄跄来到接来的新娘子面前，一把扯下自己身上仅穿的兜裆布，两手捧着自己的生殖器对新娘说道：“今年冬天这样冷，可我却没有一文钱给新娘，只在这里有个“金玉”火盆，就给你这个吧！”。听到这话新娘羞得满脸通红，中江兆民的一位朋友也来凑趣，他拿来一块烧得通红的木炭说：“你那火盆没有火，给你这个好好犒劳犒劳新娘吧！”说着将红炭火硬放在中江兆民的“金玉”上，疼得他飞也似的逃跑了。于是，这个姻缘也就此告吹。
胆大争得留学名额明治4年，中江兆民听说政府要往外国派遣留学生，便打算找到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将自己向他推荐，但想到自己一介穷书生，哪有接近人家堂堂大臣的路子？但是这并难不倒中江兆民，他设法和大久保利通的马车夫混得很熟，然后等大久保利通下班时，从马车后面偷偷跳上马车，待到了大久保利通的家里，中江兆民突然跳出来和大久保利通理论。他口气很大地首先批评政府派遣留学生政策仅限国立学校是错误的！紧接着便推销自己，强调自己如何如何优秀，日本国内已经无可求之师，无可读之书，务请派遣自己去海外留学。大久保利通说，既然是土佐人，你可以先和政府内同乡高官商量。中江兆民回答道：“我就是不想利用同乡关系，才来拜托阁下！”大久保利通微微一笑。不久，中江兆民得以跟随岩仓具视的赴欧使节团经由美国到法国巴黎、里昂等地留学。他的成功恐怕这是因为其做法天真无邪，说的话又合乎情理打动了大久保利通的缘故吧。
向丧主家借钱吊丧有一次，朋友去世，中江兆民立即怀揣黑水引（带金银丝的花纸绳，红白喜事送礼用）和白纸一张去人家家里吊丧。他先向未亡人说完表示慰问的话以后，悄悄低声把未亡人叫到另一房间说：“最近手头拮据，请借我二两黄金！”未亡人对这个不分场合就借钱的人很不高兴，但曾听丈夫说过中江兆民是个怪人，也就只好借给他。于是，中江兆民便从怀里掏出水引和白纸，将从丧主家借来的二两金往里一包，说了句：“这是香奠钱，请供到灵前去吧！”话一说完便扬长而去。
跳进防火水缸有一次三伏天里，中江兆民在四谷一带散步，可是天热得叫他受不了，他便穿着浴衣跳进附近一家陌生人家的防火用的水缸里，只露出个脑袋。恰巧一个巡警从那里经过，看到这个情景便不客气地对他骂道：“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裸体，非以违禁罪处罚你不可！”听到这话，中江兆民便猛地从水缸中站出来大喝一声：“你看我是裸体吗？你没看见我穿着浴衣吗？哪国有这种处罚的法律？”自讨没趣的巡警只好悻悻地走了。
谢绝法国人赞助回国中江兆民是明治4年去法国留学，明治7年政府财政紧缩，叫没有自费条件的留学生一律归国。这时有一位好心的法国人志愿为中江兆民提供学费，可是中江兆民谢绝而归国，据说是为了在乡下的老母。由此可见，中江兆民不仅是位孝子，而且，对升官发财没有兴趣。
中江兆民一生办过很多事业，，如“北海道山林”、“京都广角”、“中央清洁会社”、“实业农场”等等，但没有一样成功。川越铁路建成时，因为中江兆民为此作了很大贡献，别人认为他一定能得到相当数量的干股，可中江兆民却说：“搞那种事我最不内行，而且，我也根本不想要那东西！就这样被别人糊弄着干下去呗！”无私无欲正是他的特点。
中江兆民被政府赶出东京后，跑到大阪又办了个《东云新闻》，自己当主笔，他穿着印有报社名称的工作服来报社上班；在自由民权大会上，他也是工作服打扮进行演说，把听众惊得目瞪口呆。
明治8年，中江兆民被政府任命为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但不久他便提出辞职，又被任命为元老院权少书记官，但第二年年他又提出辞职。转而搞一些《英国财产继承法》的翻译。可见，中江兆民的确终生对仕途毫无兴趣。
当选议员三天就辞职  中江兆民明治23年第一次总选举，中江兆民没有花一分钱活动费便顺利当选为议员。这是因为他频频出入别人厌恶的部落，同情他们，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奔波。第一天上班，他精神抖擞地特意穿上猩红色的西装，胸前挂着金怀表，戴着纸花，坐在黄包车上到处打招呼，一付踌躇满志的姿态。然而，他很快就了解到土佐派的背叛行为，对那群党棍之间的丑恶交易深恶痛绝，便立即表示：“不能和这帮家伙为伍！”第三天，他便提出辞呈，辞职书上写的是“本人因酒精中毒碍难参加讨论请准辞职。”国会议员当了三天便愤而辞职，实属空前绝后。
“一年半，极其悠久！”中江兆民55岁时，被诊断为喉头症，医生宣判“只能活一年半，最多两年”。他被病魔折磨得夜不成眠，痛苦不堪。但是他一点都不绝望：“一年半，你们恐怕可能要说太短了，可我认为极其悠久。如果要说短，那么，十年也短，一百年也短！”他的著作《一年有半》就是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完全凭记忆，拖着病体每天一点点写出来的。当时，一贫如洗的家里已经穷得连最后一本书都卖光了。
理论思想
中江兆民在明治思想界的独特之处和可贵之处，[2]在于他不为当时风靡日本全国的“脱亚入欧”思潮所诱惑，能够用冷峻的眼光对本民族进行审视和展开深沉的思考。他感叹日本人缺乏“独创的哲学”，因此“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他指出：“从海外各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人，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然而他们浮躁和轻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一年有半》）福泽谕吉、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人正是这种“浮躁和轻薄”的文人，他们很能顺应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从本民族眼前狭隘的实利出发，不约而同地投入西欧国际体系的怀抱，而中江兆民高瞻远瞩，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认为，“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因此，“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理义的”。日本近代帝国兴衰的结局，完全证实了中江兆民的远见卓识。
发表于1887 年的《三醉人经纶问答》，是作者对日本国家“经纶”—— 国家前途的正确方向进行深沉思考的国际政治思想名著。此书满含浓厚的文学兴味，它设想三醉人——民主主义者“洋学绅士君”、侵略主义者“东洋豪杰君”及自由主义者“南海先生”，把酒畅谈天下大势，展示了明治时代日本民族探索前进道路时的真实心境和政治思潮。
洋学绅士主张日本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完全的文化、道义国家，成为“民主、平等、道德、学术的试验室”。他认为政治上必须遵循“进化的法则”，这就是由专制主义到立宪制度，再到民主政治。“啊！民主制啊！民主制！君主专制，愚昧而自身尚不知其过；立宪制虽知其过，但也仅改了一半；民主制光明磊落，胸中没有半点尘污。”“在君土专制的国家里，可称为人的只有王公贵族，余者百万生灵，均为精神不健全的酒囊饭袋而已！”
而在立宪制度下，人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由于设有君主和五等爵位，所以在一国的民众当中有一种更尊贵的东西，大大有别于其他东西，这就是在平等的大义上终究不免有所欠缺。”就这一点来说，天皇制不消说也是愚昧、未开化的制度。惟有民主共和制，实现了“政事的进化”。绅士君引吭高歌民主制：“你头上只有青天，脚下只有大地，心胸开阔，意气风发。要说时间的话，那无始无终，不知前后有多少亿的永劫就是你；要说空间的话，那无内无外，不知左右有多少亿万里的太空就是你。”这就是绅士君的理想——让日本走彻底民主化的道路。
从这一彻底民主化的立论出发，绅士君产生了第二个设想，即日本必须成为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绅士君认为，“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没有其他主人时，国名只不过是地球某部分的名称而已”，“我与他人没有区域的界限，不会发生敌对的意识”。因而，可以说民主制“把世界人类的智慧与爱情融为一个大的圆形整体”。绅上君引用康德的话说，要想得到一切国家停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好结果，除非各国都采用民主制，否则是不可能的。各国既已采用民主制，此时，人民的身体不复为君主所有，乃自己所有。假如人民归自己所有、能自己作主，岂有自相屠杀之理。
作者中江兆民借绅士君的嘴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19 世纪的今天，以武威为国家的光荣，以侵略为国策，强夺别人土地，杀害别国人民，一心想当地球的主宰者的国家，真是疯狂的国家啊！”
他认为日本不能、也不应加入帝国主义强盗队伍的行列，因为“疆土狭小、民众寡少的国家，如不以道义自守，则无其他可凭恃”。“诸如区区一小国的人民，如今仅仅出兵十万，遣军舰百十艘，运到遥远的国外去侵占土地，欲用以扩大本国经济的流通，那么，这不是愚蠢便是发狂。”日本的国家前途应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制度，把人身的自由归还给人们，拆除城堡，撤消军备，对他国示以无杀人之意。同时，示意相信他国也无此意。使举国上下成为道德的花园、学术的田圃”。进而“使地球上各国合而为一个大家庭”。
当绅士君谈到这里的时候，豪杰君冷不丁地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凶暴的国家，乘我们撤除军备之机，遣兵来袭，我将如何对待呢？！”
绅士君说：“据我所知，绝无如此凶暴的国家。如万一有之，那么我们只有各自为计。但是，我所希望的是，我们不持一件兵器，不带一粒子弹，从容他说：‘我们对你们没有做过失礼的事情，幸而我们也没有受谴责的理由。我们国内实施共和制，没有争执。我们不愿你们干扰我们的国事。你们赶快回去吧！’他们仍不听，荷枪实弹对准我们时，我们大声疾呼：‘你们为何如此无礼无义！’于是饮弹而亡，别无良策。”
豪杰君听后揶揄道：“绅士君数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论世界的形势，讲政治沿革，而最后一着只不过是让举国人民拱手在敌弹下送死而已。说得太轻巧了！有名的进化之神的效验果真如此吗？”豪杰君认为绅士君的意见不过是书生的空泛之论，在英、法、德、俄等国的百余万军队蚕食亚洲之际，“高唱区区的自由平等的大义，述说四海兄弟之情”，真是愚蠢之极。他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要求得富强，必须走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他的观点类似于福泽谕吉“杀鳅养鹤”的论调。他隐晦地暗示，像中国这样的邻国，“国土非常辽阔，资源极其丰富，但它又非常衰弱..虽有百余万军队，但杂乱无训练，一旦危急毫不顶用..这是一只极肥的上供用的大牲牛。这就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为什么不快去割取一半，或割取三分之一呢？..把该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割取过来为我国所有，我们将成为大国！物丰人众，加之施以政治教化，可建成城垒，可铸大炮，陆地可动员百万精锐之师，海上可排出百千艘坚舰，我小国一变而为俄国、英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
对这些观点，南海先生说：“绅士君的民主制度和豪杰君的扩张主义，都是由于对欧洲强国的形势过虑而产生的。”他否定了这些极端观点，认为现实的良策是，“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对待亚洲邻国，主张“我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动援助。妄图大动干戈，轻率以邻为敌，使无辜民众死于枪弹之下，那是下策”。
这个南海先生可以说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当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纷纷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加入西欧国际政治体系时，中江兆民却针锋相对地对西欧国际体系的“内部原理”和“外部原理”展开了批判。
如对中国，福泽谕吉视其为“恶友”，作者则借南海先生之口，表达了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如像中国，无论从其风俗习惯来说，抑或从其文物风格及其地势来说，作为亚洲小国的我国，应该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到了我国特产日益增加、货物丰富的时候，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在是我们的一大市场，是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不考虑这一点，而按一时发扬国威的念头，以一言不合为借口挑起争端，我看是最坏的下策。”
面对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严峻情势，南海先生主张日本及其他亚洲人民奋起自卫：“假如他..果真敢于狡猾地来侵犯的话，我们只有全国皆兵，竭力抵抗，或据守要地，或突然进击，进退出没，变化莫测。因为他是客，我是主，他不义，我是正义。因此，我国军队，不论将校兵卒，同仇敌忾，士气旺盛，有什么不能自卫的道理呢？！”“我们亚洲各国的士兵，想用他们征伐时则不足，用以防守时则有余。所以，平时要加紧训练、演习，养精蓄锐，那么，为什么要担忧不能自守呢？！为什么需要按绅士君的计策束手待毙呢？！为什么需要按照豪杰君的策略招致邻国的怨恨呢？！”
《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逼真地表现了日本民族在近代青春期的理想与苦恼。从对外观的角度来看，在西风东渐的形势下，是“亚洲连带”、共同抗击殖民侵略，还是通过脱亚入欧而加入西方国际体系、与西方列强共同侵略亚洲？对这一重大课题，本书着力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严峻性和日本人民选择历史前进方向的艰难性。书中的绅士君主张将日本建成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无疑体现了作者的美好理想。但作者不得不承认，“人类进化过程决不是按几何学所规定的直线前进”，绅士君的理想只能是“尚未实现的思想上的灿烂瑞云”，而“瑞云是未来的祥瑞，只能以远眺为乐”。“绅士君，绅士君，思想是种子，大脑是田地。你真正喜欢民主思想的话，可以口述，可以笔书，把种子播撒到人们的脑髓中。这样，几百年后民主思想也可能在国内茂盛地生长起来。现在帝王贵族的花草正扎根于人们的脑髓中，只有一颗民主的种子在你脑髓中萌芽；如果想由此一下子收获民主的硕果，岂不荒谬吗？！”这段话，既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表现了作者对理想难于变成现实的无奈及苦涩的心境。书中的豪杰君是近代日本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在西方列强紧逼东亚的情势下，为了使小国日本不被吞灭，而提出小国变大国、变强国的对外征伐的政策。他的思想继承了幕未吉田松阴等武士的衣钵，以牺牲弱小的邻国以求得民族的自我拯救。作者中江兆民认为豪杰君的对外侵略主张不符合人类的“正义”，但豪杰君那种对邻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的咄咄逼人言论，比起绅士君“我国人民不持一枪，不携一弹，希望死于敌寇之手，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化为一种活的道德，成为永垂后世的模范”的迂腐之论，更具煽动国民心理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者通过南海先生，批判了西欧国际体系，否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道路，这是全书进步的基调。但南海先生的见解也略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安排他终日饮酒浇愁而已，这正是因为作者在当
时“有理者无力，无理者有力”的历史大环境下，深感历史二律背反逻辑捉弄人智的威慑力。
警句名言：
1.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同在古人的田地里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2.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3.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4.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
后人评价
中江因为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等条件限制，他的唯物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他虽然坚决主张世界的物质性，但忽视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因而在认识论上未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以致提出所谓“主客相即”说；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他的号“秋水”二字由在他家看过门房、后来拜在他门下的幸德传次郎（即“大逆事件”中被处死的幸德秋水）继承。这是明治26年4月的事，中江兆民时年47岁，而幸德秋水只有23岁。 幸德秋水对中江兆民的评价是：“先生自幼聪颖，通经史，善诗文。然其性情极为温良恭谨，却又颇为称奇。”因为他待在中江兆民身边，耳濡目染的全是中江兆民毫不留情地向权威开战的事例，和温良恭谨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