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经武
人物介绍
张经武（1906-1971），又名张仁山。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13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在爱国名将樊钟秀创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就读，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会昌教导团团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军委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文革期间遭到“四人帮”迫害，1971年被打成重伤惨死于秦城监狱。
生平概况
张经武，湖南省酃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会昌教  张经武导团团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军委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的张经武在陕北
张经武又名张仁山，1906年7月生于湖南省酃县一个富户里。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但不善经营，富裕的  张经武家庭中道破落，但同一般的穷苦人家比起来，生活仍很充裕。张经武7岁时，被家人送到学校读书，10岁进高小读书。13岁时，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时，他家已经贫穷，与穷人没有什么两样。由于家境贫困，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干起农活。为了糊口，他学了一段裁缝手艺。这样的生活使张经武接触了穷苦人，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来，张经武在家族人的帮助下，重新回到省立师范学校学习。因为前后辍学的缘故，他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
1926年，刚满20岁的张经武借得路费，从长沙北上到北京，找到一位同乡好友。在他的帮助下，张经武报考了在北京招生的黄埔军校和河南的一所国军军校。由于他成绩突出，竟被这两所学校同时录取。1928年，张经武在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部队当了排长。不久，这个学校的校长当了师长，张经武随之被调到师部任参谋。
后来，这支部队被桂系军阀打败，他所在的部队被收编。这样，张经武又来到桂系部队。这支部队驻害湖北，张经武被调到驻湖北的警备军，由连长升任副营长。蒋介石为控制这支部队，以黄埔生将原来的河南军校生全部换掉。就这样，张经武和其他非嫡系人员一律被免职。他第一次对这位蒋介石的权术有了粗略认识。
1929年初，为谋生路，张经武来到驻守河南的湘军唐生智部队。通过同乡关系，他在这支部队补了个排长的空缺。但是，这支部队并非他想象的军队。部队内部黑暗腐败，他思想苦闷，既为国家前途担忧，也为自己的出路担忧。
1936年6月，张经武在红军大学校舍石窖洞前和第三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张纯清（又名张文彬）在自学  张经武在军校学习期间，张经武间或闻知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理论，感到新鲜。到唐生智部队后，他听说贺龙率领部队闹革命，领导穷人翻身，决心回到老家湖南，投奔贺龙。就在这时，张经武遇到了过去的好友、共产党人曾希圣等人，经过他的工作，张经武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党组织告诉他，河南那个军校的校长新办了军校，那里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可以利用过去的关系，到军校开展工作，壮大革命力量。
就这样，张经武来到新开办的军校，被校长任命为学生大队队长。在这里，他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经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里，张经武根据党的决定，秘密发展党员，联系同情革命的学生，从事革命宣传。不久，他发动士兵将标语贴到了反动军队的军部，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扣押审查。敌人因没有确实证据，审问了一阵后，将他释放。这样，张经武不得不辞去大队长的职务，到中共河南省委，当了一名交通员。
转战南北
1936年秋，张经武化名张金吾住在北平
1931年底，张经武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出身军校，当过军校学生队队长。上级派他来到红  张经武军学校任教员，主教政治和文化课。由于张经武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红军中属于有文化的指挥员。加上他教学深入浅出，很受人欢迎，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
红军长征，张经武在教导师任师长，师政委为何长工。教导师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机关，任务光荣而艰巨。机关老弱者多，行装沉重，是敌人重点袭击的目标，张经武与何长工身不负重望，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他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才干，也开始被中央领导认识。这是他后来任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办公厅主任的重要原因。
长征途中，何长工生病倒下。作为师长的张经武二话没说，与一名战士抬起担架就走，别人要抢，他说什么也不相让。师长的行动深深教育了广大红军官兵，对这件事，政委何长工永远难忘。
抗日战争前夕，张经武作为毛泽东、周恩来派出的特殊联络官，来到河北前线，向有抗日倾向的宋哲元所部做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使宋哲元对抗击日冠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先后战领北平、天津等地，其锋芒直指山东，为使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  张经武张经武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官，来到了形势严竣的山东。山东军阀韩复榘，面对日军的夹击，束手无策。张经武针对韩复榘的心理，向他讲明，只有对日军抗击才有出路，而抗日必须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光明前途。韩复榘无路可走，张经武的一番话打动了他。然而，谈到释放政治犯，韩复榘态度暧昧，不置可否。对此，张经武严词痛斥，据理力争，毫不相让。他对韩复榘的斗争有利有理有节，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央领导称他是对敌谈判的好手。经过张经武的斗争和争取，被韩复榘抓的6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铺保”的名义出狱，奔赴抗日第一线。
1938年8月，张经武（后排中）和徐斌洲（前排左起）、刘静海、华楠一行赴山东路上
1937年，张经武回延安。后跟随周恩来到武汉，担任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山东抗日前线急需干部。毛泽东想到了张经武，就这样，张经武再次来到山东工作。长期以来，张经武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到山东后，他会见了国民党第6战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讲述毛泽东对他寄予的希望。对他以前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给予很高的评评价。范筑先对张经武的到来，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加强合作，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年底，日军重兵包围聊城。范筑先带领部队勇猛反击。他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不久，聊城失守，范筑先和许多抗日官兵壮烈牺牲。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被任命为总指挥。第二年3月，八路军70多名干部由经由鲁北，到延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暗中反共，得知共产党人路过太河镇，即派重兵伏击，70多名共产党人加上和护送的八路军官兵等200人，除数人逃出外，20多人壮烈牺牲，其余全部被俘。
作为山东纵队的领导人的张经武等，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严惩杀人的凶手。对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他们进行有力的反击。张经武、杨国夫、廖容标等果断指挥，派兵收复太河镇，救出被抓去的官兵。敌人吃了败仗后，派部队向八路军进攻。张经武指挥部队，周密布置，重创敌人，歼灭其大部，俘虏200多人。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1940年，张经武从山东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会议。以后。他被留在了陕北工作，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等职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联合组成了“北平军事调解执行处”，共同监督实现停战协定。这年，张经武作为共产党的代表来到北平。他的身份是第30小组的代表，为少将军衔。这是共产党在历史上，最早授予的军衔之一。
先后在北平军调处工作过的还有耿飚、许光达、李聚奎等。这是一场谈判的斗争，也是一场涉外的斗争，在斗争中，张经武受到了很大的锻炼。解放前夕，张经武为西北军区参谋长。1949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显赫的职务。
力劝达赖
1951年张经武在途中  张经武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刚刚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完字，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张经武，面授进藏事宜。毛泽东再三叮嘱张经武说：“经武同志，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当前最要紧的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回到拉萨。”交谈直至深夜。6月13日，张经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离开北京，途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到达西藏边陲小镇亚东。此时，达赖被西藏地方政府分裂主义分子挟持到亚东已达8个月之久，准备逃往印度。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只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作为难民对待。达赖无计可施，从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得住在一个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打发日子。
张经武在下榻的亚东下司马住室里，对前来迎接的西藏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提出，希望尽快见到达赖喇  张经武嘛。次日，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来到下司马，向张经武提出要用这样的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这种封建式的相见仪式，把中央人民政府摆到了属下的位置，对此，张经武的随行人员、十八军联络部长乐于泓严词拒绝。乐于泓还用事实说明了中央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他说：“这次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后来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和谈代表时，也是平起平坐。”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旁边的两位和谈代表：“这些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两位代表连声说：“是的，是的！”4位噶伦无言可答，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作法。为顾全大局，为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也作了一些让步。他曾对几位随行的同志说：“西藏推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7月16日上午，张经武在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噶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列队迎接。随后步入达赖喇嘛寝宫，达赖下座表示迎接，并按藏族礼节，向张经武敬过了酥茶和甜米饭。达赖和张经武分别在两把紫檀木椅上入座，张经武向达赖问候身体健康。达赖喇嘛也有礼貌地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张经武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右起：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张经武回答后，立即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及两份协议附件，并高兴地对达赖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达赖不识汉文，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是由张经武的藏文翻译彭哲翻译出来作为副本供达赖看的。达赖看完，显得很高兴。随后，张经武告诉达赖喇嘛：毛泽东主席赠送给您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员押运，不过数日即可到达亚东。张经武还向达赖介绍了和谈情况和《协议》的主要内容，谈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态度十分中肯。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话频频点头。达赖说，关于《协议》，要看看阿沛·阿旺晋美带回的正本，再由噶厦讨论一些问题。显然，他对《协议》没有表示态度。张经武也不着急。接着，张经武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希望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共同实施双方签订的《协议》；并十分关心地问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返回拉萨？”达赖喇嘛回答：“今日是藏历6月12日，我准备藏历18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8月17日，达赖回到拉萨，先行到达拉萨的张经武前往迎接。
广交朋友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
初进西藏，沟通思想，联络感情，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必不可少的。张经武一到拉萨，就拜藏文藏语翻译  张经武彭哲为师，孜孜不倦地学习藏文藏语。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常挂着一块两尺见方的小黑板，天天写着一些藏文拼音字母和一些藏语词汇。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借来一些藏族书籍，了解西藏的天文、地理、历史。
一连两个月，张经武不断地穿梭于上层门庭。张经武在西藏最好的上层朋友要算阿沛·阿旺晋美。早在北京和谈中，张经武就十分赏识阿沛·阿旺晋美的爱国之心。特别是对阿沛·阿旺晋美确认的“西藏既是中国领土，就必须赞同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一原则立场，表示赞赏。回到西藏后，阿沛·阿旺晋美又积极帮助进藏部队解决粮食问题，代替达赖起草了致中央和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的电文。所有这一切，都深深留在张经武的脑海里，并由此和阿沛·阿旺晋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1月9日，张经武与进藏部队的几位干部应邀参加了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才旦卓嘎的家庭晚宴。
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全家一起曲膝盘坐在鲜艳多彩的毛毯上，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席间，张经武与阿沛·阿旺晋美全家频频举杯，相互祝愿，相互致谢，气氛十分融洽。张经武一生不爱喝酒，平时遇有宴会，总是要拖着酒量较大的郭锡兰一同前往，以便为他解围。今天他显得特别高兴，也和大家一样，喝了几杯。晚宴结束后，张经武等又应邀和阿沛·阿旺晋美一家举行了联欢。张经武还十分关心和尊重西藏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诚心和他们交朋友。
擦珠·阿旺洛桑是西藏的著名诗人和学者，曾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随达赖喇嘛进京朝见过清代光绪皇帝。但因不是贵族出身，遂被一些贵族所嫉恨，后因结婚娶妻，被噶厦免职，贬为平民，全部家产被没收，生活陷入困境。但他学识渊博，精通佛经和西藏历史，擅长写诗，弟子众多，仍受人敬仰。
1951年，张经武与噶丹池巴在一起
1951年，擦珠已是71岁高龄，但他很快理解和接受了《协议》和中央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参加了拉萨的各种爱国活动。12月8日，拉萨召开第一次文艺工作者联欢会，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邀请擦珠活佛一同出席联欢会。擦珠当场热情洋溢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即兴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张经武更是深受感动，他紧紧握住擦珠活佛的双手，表示感谢。
1952年元旦过后，西藏军区举办藏语文训练班，张经武聘请擦珠为训练班教师。当年西藏工委创办藏、汉两种文版的《新闻通讯》，张经武又请他负责藏文版的编审工作。1956年，《新闻通讯》改名为《西藏日报》，张经武再次请他担任藏文版的翻译工作，并任命他担任报社副总编辑。
1957年12月，擦珠病逝，张经武心情十分悲痛，当即指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登报表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噶丹池巴·土登滚秋也是西藏宗教界最有名望的人士之一，张经武和他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他多次来到布达拉宫的药王山上，看望噶丹池巴·土登滚秋，和他一起谈天说地。土登滚秋老人说：“一千多年来，中国就是保护、发展西藏佛教的大施主；几百年来，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就是一种隶属关系。”并从历史、宗教上论述这一问题。张经武深为感动，两次和他合影留念。后来，张经武要他担任了西藏佛教协会会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平息骚乱
1951年7月14日，张经武在下司马镇  张经武1951年冬，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给后勤供给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人进藏，需要8个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这给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四处捣乱，阴谋把解放军困死。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张国华司令员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协议》，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司曹鲁康娃却幸灾乐祸地说：“在昌都我们吃了败仗，可你们饿着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啊！”一些贵族也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此，张经武三番五次派代表与噶厦进行商谈，并对司曹的刁难进行了严词驳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实执行《协议》，同时号召部队大规模开荒种地，节约用粮，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沿海省市调粮，通过外交途径，从海路运抵西藏。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部队的粮食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希望用封锁粮食的办法把解放军饿跑的企图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随后又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3月31日，“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一万余人，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一股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了拉萨街头，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社会制度不能改变！”要求张经武立即作出答复。更严重的事态一触即发。当时，张经武住宅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少数工作人员。他临危不惧，一面布置警卫班和工作人员严格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要“人民会议”选出代表进入桑都仓，陈述意见。同时立即请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伦。张经武严肃指出：这次骚乱是分裂祖国的阴谋，是背后有人唆使操纵，参加骚乱的群众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张经武责成他们妥善、严肃处理这一件事。接着，张经武对“人民会议”选来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说服和说理斗争，要他们留下请愿书，听候答复。当天下午，包围桑都仓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次日，张经武分别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全体噶伦，指出这场骚乱的性质和危害，要求他们立即制止骚乱，迅速解散“人民会议”。根据张经武的指示，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充分磋商，联合发出了维护西藏治安的布告。然而，“人民会议”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幕后操纵下，不但没有停止其非法活动，而且更加猖獗。他们唆使一些人继续包围张经武住宅，扬言要攻打人民解放军，并把驻扎在江孜的藏军炮兵团调到拉萨，夜袭解放军驻地，偷抢解放军物资，向爱国人士散发恐吓信，割断电话线，哄抬物价……
1951年10月18日，张经武和18军先遣支队同志一道在色拉寺发放布施四千七百余份
拉萨形势越来越严重，张经武忧虑重重，坐立不安。他深深感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会议”将会闹出重大的乱子，西藏人民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他当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4月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反攻（即实行协议）。” 4月16日至18日，张经武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噶伦、仲译、堪布等参加的会议，严肃指出了这次骚乱的性质，传达了中央对处理这次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和两位司曹操纵的“人民会议”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策划武装骚乱，破坏《协议》，破坏祖国统一，决不能原谅。我们要求达赖喇嘛撤销这两个人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胁从人员和不明真相的参与者一律不予追究。对于两位司曹，我们要采取教育的态度，他们愿意接受改造，转变过来后，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服务，还可以送他们去中央学习。会上，一些噶伦为两位司曹说情，张经武一直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帮助大家统一认识。其中不少同志都为张经武既坚持原则又宽宏大度的品德所感动。4月19日，张经武又召开了工委和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汇报了三次噶伦、仲译、堪布会议的情况，提出亲自上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力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布达拉宫肯定藏军密布，戒备森严，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位司曹也时刻守在达赖身边。张经武此时提出前往布达拉宫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工委和军区的同志都为之担心。但如果不去，问题又难以和平解决。为了实施《协议》，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张经武已下定决心。他对同志们说：“不论出现任何情况，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教育西藏上层人士，也有利于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他沉着果断、临危不惧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大家。为防止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孤注一掷，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命令军区部队和炮兵营全体指战员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4月20日上午，拉萨上空一片晴朗，张经武率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部和一个警卫班，向布达拉宫出发了。布达拉宫内外，果真藏军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经武镇定自若，毫无畏惧，他把警卫班留在布达拉宫山下，独自带着一名翻译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长长的石阶，走进了布达拉宫。
在达赖喇嘛住的宫殿里，张经武向达赖汇报了这次骚乱的情况，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制止骚乱的方针策。  张经武他说：“由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高度克制和严密的军事防范，才避免了这一场流血事件。但这次骚乱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怀有重大阴谋的个别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幕后支持，这种非法组织及其非法活动，不仅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拥护‘十七条协议’的诚意和搞好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愿望，并且是破坏《协议》，反对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若不立即制止，势必给西藏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接着，张经武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求达赖喇嘛立即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态扩大。达赖从张经武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和政策的英明，当场答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两位司曹和解放军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样，裂痕无法粘合，目前很难和解。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见，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保留其官衔和薪俸。”张经武见达赖已答应中央的要求，便起身告别达赖，回到了桑都仓。军区首长、战士们见张经武安全回来，犹如放下千斤重担，脸上浮现出了胜利后的喜悦。
4月26日（藏历水龙年3月2日），噶厦政府根据达赖喇嘛命令，终于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随后又发出命令，取缔了“人民会议”。
创办教育
1952年2月11日，张经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大会上讲话
西藏一直没有现代化教育，只有极少数贵族子弟私塾。国民党统治时代，勉强在拉萨办起了一所小学，可10年之间仅培养了12名学生，便中途夭折。由此可见，在西藏要办一所学校是何等艰难。
1952年2月，张经武两次召开工委会议，专题讨论创办拉萨小学问题，并和噶厦协商，成立了办学筹备委员会，14名委员中，有10名是藏族上层人士。此后，筹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校舍、教材、教师、校长、课程等事宜，一些藏族委员提出能否设立“讲经课”和学生毕业后能否当喇嘛的问题。为此，张经武请示中央，中央复电说：“西藏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反映再作决定，学生毕业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本地课本只供参考，编审后要征求噶厦同意。”3月中旬，张经武再次主持工委会议，他说：“西藏办学只能慢慢来，主要靠中央出钱，不要搞地方政府筹款和贵族捐助。”接着又召开筹委委员会议，听取上层人士意见。在讨论教材问题时，张经武说：“目前还谈不上正规，讲一般常识就可以，重点要讲西藏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讲17条协议、国旗、国徽和阿沛在北京的讲话，要讲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通过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再回家向父母、兄弟宣传。”
1952年4月28日，张经武和班禅
几经周折，8月15日，拉萨小学终于正式开学，600余名学生中，有10余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张经武亲临学校参加开学典礼，当听完校长赤江·洛桑益西（达赖的副经师）的汇报后，张经武当即指示说：“凡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贫苦学生，除和一般学生实行免费外，他们的衣、食、住和生活用品，一律由国家负担。”在张经武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各地都先后办起了小学，1957年，西藏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又得以创办。1959年平叛改革开始后，拉萨又相继办起了西藏师范学校和西藏民族学院。
在办学过程中，张经武还根据青年的特点，于1953年1月批准成立了拉萨青年文化联谊会，组织青年开展政治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成立大会上，张经武把一面写着“为热爱民族和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锦旗赠给联谊会，勉励广大青年为建设新西藏作出贡献。接着又分期分批组织他们到祖国各地参观学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增强与各民族的联系。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还高度评价了拉萨青年文化联谊会这一组织形式及其开展的各种活动。在活动中，张经武还善于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才旦卓玛随第一批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她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随后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西藏第一代优秀歌唱家。还有不少优秀青年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学习，成长为西藏的各级领导干部。
民主改革
张经武与西藏劳动人民在一起
1952年那场骚乱平息之后，西藏局势化险为夷，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1955年7月，毛泽东任命张经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但要他继续主抓西藏工作，继续留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迅速被人民解放军平息。5月，张经武回到拉萨，领导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同于内地，遇到的问题很多很多：谁种谁收的问题；赎买政策问题；划分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叛乱界限问题；牧区政策问题；发动群众问题；培养藏族干部问题等等。张经武多次召开工委会议，学习传达毛主席的几次讲话精神，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并决定以拉萨、山南、塔工等地区为民主改革试点，摸索经验，指导全面。
西藏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张经武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要考虑全盘工作，还经常下到农村、牧区  张经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决策。9月，张经武和工委副书记周仁山一同来到雅鲁藏布江旁的曲水县，整整3天时间，他和周仁山走田间、穿牧场，不断找干部、积极分子、朗生（奴隶）、贫苦农民座谈，向他们问寒问暖，征求对改革工作的意见。
寺庙工作是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一些地方发生了拆寺庙、打佛像的行为，群众有意见。张经武找来部分干部开会，他说：“寺庙工作要慎重，千万不能着急，绝不能在一次运动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搞三反，首先是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把政教分离。对寺庙的政策一是不拆庙子，二是不打佛像，留下的寺庙由寺庙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一个寺庙只要还有一个喇嘛，寺庙就要留下，可让群众监督，一方面劳动，一方面念经。”11月，张经武前往林芝县调查，他来到一位基层干部家里，听取干部和贫民汇报那里的民主改革情况。3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高原缺氧，张经武晕倒在地，经随行秘书取来氧气袋输氧，才苏醒过来。
1956年5月，张经武（左起）与达赖喇嘛、陈毅、班禅额尔德尼出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典礼
在林芝县，张经武发现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赎买政策不理解，他们说，农奴主的耕地和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应该给钱赎买。张经武给他们作了耐心解释：“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耕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后交大家分配，这样做，可以减少一些人反对和破坏改革，能够团结更多的人，这样有利于民主改革工作，更有利于打击、孤立反动分子。这样做，国家花钱不多，也不会妨碍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短短一席话，说得干部心悦诚服。
1960年2月，张经武又到山南地区的乃东、贡噶、穷结、扎囊等县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乃东县结巴乡桑嘎村共产党员次仁拉姆把全村10户最穷的朗生（奴隶）组织起来，成立了朗生互助组，他鼓励他们：“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雄狮，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过高山。”在他的带领下，朗生互助组顶住各种冷嘲热讽，经过两年努力，终于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地上麦浪滚滚，草场上绿草如茵，牛羊骡马成群结队。张经武到这里视察，一位朗生紧紧握着张经武的手说：“共产党胜过自己的生身父母，父母被迫送我们去当朗生，共产党帮助我们翻了身，我们深深感谢共产党。”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张经武心中，他看到了西藏的新生，看到了翻身农奴对共产党的一片深情，同时也看到了藏族干部的成长。
事后，《西藏日报》记者到这里采访，把文章送给张经武审阅，张经武将文章标题改为《百万农奴的榜样》，并挥笔在文章前写上了“工委批示”：“这是一个由十一位朗生组织起来的‘穷棒子’互助组，他们给朗生的真正解放树立了榜样，指明了道路，反映了贫苦农民‘人穷志不穷’、‘硬骨头’的英雄气概和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雄心壮志。这个材料也说明，把这些‘没人要’的旧社会奴隶组成互助组，引导他们走向互助合作的道路，就是走向了真正解放的光明大道，他们的生产会搞得很好，生活过得很不错，驳倒了非依靠富裕户搞不好生产的错误论调，破除了迷信，那些‘朗生难解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第一，在生产互助方面也是如此，见物不见人的思想是错误的。”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张经武的辛勤工作，西藏全区民主改革一直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1965年，全  张经武区粮食产量达到5.8亿多斤，牲畜量发展到1800万头，与1958年相比，分别增长88%和54%。公路里程达到1.5万公里，90%的县通了汽车；厂矿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70多个；中小学发展到826所；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全区少数民族干部也发展到16000余人。全区群众都把这个时期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当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奴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无疑包含着张经武进藏14年所付出的心血。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张经武奉调回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7年春，林彪、“四人帮”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强加在张经武身上，非法逮捕了他。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含冤去世。
1976年10月，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8月27日下午，党中央在首都全国政协礼堂为徐冰、张经武等隆重举行追悼会，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中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后，张经武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其“一生革命”得到充分肯定。
人物性格
在山东时，张经武有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一次和敌人遭遇，他被突然出现的一伙敌人围住了，拼杀中他负  张经武了伤，是这匹战马把他从乱阵中驮了出来。从此，他对这匹马就像对自己的战友一样，精心饲养，百般爱护。要是马儿生了病，他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怜爱它。他说，这匹马对我有恩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匹马跟着他从山东到了晋绥。在1942年那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人都没有好吃的，更何况马？恰在这时，枣红马像是知道人们的困难，不吃也不喝。张经武找了兽医，多方调治，它就是不张口。终于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马儿呜咽着去了。他好不悲伤。坐在屋里，什么也干不下去。这时有人说：“这匹马死了，正好解解馋。”张经武一拍桌子吼道：“谁敢！”第二天，他和警卫员一起，把枣红马安葬在黄土高原上。———他就是这样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坐车前往日喀则的一个公园时，突然发生了车祸。路上有砍伐过的树墩子，被落下的树叶覆盖，前面的车底盘高，过去时没有事，陈毅坐的吉姆车底盘低，撞在一个树墩子上，陈老总哎哟一声，却没有伤着；同车的班禅的堪厅主任计晋美没有吭声却翻了个大跟头；同车的副师长韩林撞了车顶篷…消息传到了派车的兰州军区，这就成了一件大事———这不是拿陈老总生命开玩笑吗!还有人怀疑司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几天的气氛相当紧张，看来那个司机挨处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人们都那么说。这时候，张经武出来说话了：“这不是一件什么政治问题，谁保证不了永远不出事故。我看这情况比较特殊，不能太责怪司机同志了。” 有他出来说话，司机的问题自然就很快解脱了。人们也从此得出了一看法———张代表真是个宽厚的人!
人物评价
“张经武同志政治上坚定、工作负责、积极完成党的任务，‘山纵’对他的信仰很高,是党的优秀干部。”——徐向前
张经武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在延安时，他总穿着一套褪色的旧军装。管理科叫他按规定交  张经武旧领新，他笑着说：“衣服能御寒就行，不必换新的了。”最终，坚持不换。他在西安当警备司令时，部队每人发一顶蚊帐，他却把自己的送给了一位起义将军。后来，警卫员又为他领来一顶，他批评警卫员违反制度，结果照价付了款。在西藏开展统战工作期间，收到的珍贵礼品很多，他从来一丝不沾，全部交公。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是，这些模范行为却教育着许多入藏干部。由于张经武领导西藏全面建设成绩卓著，刘少奇曾经一语双关地说过：“张经武同志是经过‘武’，当然是经武之才；可是他在西藏搞过‘文’，更是经文之才啊！”
人物故事
毛泽东选定张经武为特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
地处世界之巅的美丽神奇的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人民解放战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日子里，解决西藏问题已经是毛泽东战略思考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反华势力勾结西藏分裂势力，准备趁中国内地政权更替之时，制造“西藏独立”。
1950年1月2日，远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正在部署解放西藏的方略。他给中央和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等人发去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月24日和3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分别下达了进军西藏的指示。
在中央人民政府部署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51年4月26日，由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以噶伦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札萨，即藏军司令）、土丹旦达（堪仲，即四品僧官）、土登列门（堪仲，即四品僧官）和桑颇·登增顿珠（藏军第二代本）等五人为全权代表的谈判小组齐聚北京。以李维汉（首席代表、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张经武（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国华（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孙志远（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为全权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班子也已组成。
4月29日，双方开始谈判，就一切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讨论，历经20多天，经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或“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等人的主持下，双方全权代表庄严地举行了签字仪式。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暂居西藏亚东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希望他和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履行协议，尽力协助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在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
中央代表赴藏，代表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涉及西藏的有关国防和外交等重大事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从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四位代表的身份看，党中央选定张经武作为全权代表是有特殊考虑的。历史曾清晰地记录着这一页：
1936年在全国民众一致要求抗日的形势下，我党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14日这天，毛泽东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呼吁地处华北抗战前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商讨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张经武肩负毛泽东的重托，由西安绕道上海，经山东，然后前往北平。在青岛，他先后与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和青岛市长沈鸿烈会晤，又在济南与韩复榘会谈，然后去天津面见张自忠。在北平，他推心置腹地与抗日名将宋哲元交谈，共商抗日大计。1937年7月7日，为阻止日寇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进攻，宋哲元率领的第29军37师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
然而，“十七条协议”刚刚签订，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即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操纵下，企图诱使年仅17岁的第十四世达赖逃到国外，阻挠西藏解放。眼下，达赖滞留亚东，一日之内便可越山出境。劝说达赖返回拉萨、早日宣布拥护协议，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总理亲自向张经武交代了赴藏任务。张经武离京前夕，毛泽东在丰泽园住所又单独接见了他，促膝长谈，对西藏工作作了详尽的指示。
在交谈中，毛泽东谈古论今，看得出，西藏这块广袤、古老的国土，在共和国领袖心中的分量！
毛泽东在分析“协议”签订后西藏的形势和动向时说：“从达赖带给我的信看，他不会很快就逃亡国外。但达赖年幼，他周围有一些反动分子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日前（5月25日），中央军委已经下达了进军西藏的训令，但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十八军，从昌都入藏还有一些准备工作，抵达拉萨要在两三个月以后。”毛主席指示张经武，由香港转道印度，直接进入亚东，尽快与达赖接触，敦促他早日返回拉萨。临别时，毛主席把写给达赖的亲笔信交给张经武。
被称作世界屋脊的西藏是多么神秘而陌生，要在进藏部队进入西藏之前，单枪匹马地进入几乎全无汉人的西藏，在原封不动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开展工作，且语言、生活习惯完全不同，气候恶劣、高原缺氧，张经武面前是一条荆棘丛生、虎狼出没的凶险之路。身经百战的张经武欣然受命，义无反顾。 
张经武成功敦促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6月13日，即“十七条协议”签订10天后，张经武一行14人，登上南下的火车，经停广州来到香港。同行的还有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和桑颇·登增顿珠等人。
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迅速成行，受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新华通讯社的电讯不断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同时，《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布详细报道，并配有大幅照片。然而，张经武一路的经历远比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在广播里听到的要复杂和艰辛得多。
从香港去印度，可以乘飞机，也可以乘轮船。乘飞机需要几次中转，不便携带为统战工作准备的70多箱礼品；乘轮船时间较长，万一达赖出走，将错失良机。张经武果断决定，联络官乐于泓、机要译电员郝广福、内勤警卫员李永柯和藏文翻译彭哲四人与他先行，其余几人携带物品随后赶到。张经武不顾途中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以及自己年近半百的瘦弱身体，拒绝医护人员随机同行。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亚东！
7月10日下午，张经武与西藏和谈代表一行，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的咽喉要道——噶伦堡。张经武即约见有影响的西藏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协议”精神，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向达赖喇嘛传递信息。
次日下午，张经武冒雨离开噶伦堡，在锡金首都甘托克过夜后，又骑上马，翻越中锡边界的喜马拉雅南侧群山，于7月14日，抵达秀丽幽静的边境小城亚东，下榻下司马镇。一到亚东，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厦，希望尽快会见达赖喇嘛。达赖身边的几位噶伦则提出，会见达赖喇嘛要举行“升座”仪式。对于封建式的君臣相见仪式，张经武当然不能同意。他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代表，宗教上要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会见仪式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关系。
那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噶厦，下设4位噶伦。17世纪中叶，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先后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1727年，清政府开始派遣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行政。随后，清政府又调整了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建立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政教合一”体制。
7月16日，张经武骑马，前往距下司马镇10里外的东噶寺，会见达赖。他献上哈达，问候达赖喇嘛身体健康。张经武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非常高兴。”说着，他向达赖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协议”副本和两份很重要的协议附件。
谈话中，张经武介绍了和谈情况，以及“十七条协议”和两个附件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谈话频频点头。他说，阿沛不久即可返回拉萨，那时再由噶伦们讨论一些问题。对于“协议”，他始终没有表态。
张经武问：达赖喇嘛何时返回拉萨？
达赖答：准备于藏历6月18日（即公历7月21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
达赖如期离开亚东，返回拉萨。启程之前，他特地从马厩里选了两匹枣红马，送给张经武和联络官乐于泓骑用。张经武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心情不觉轻松了许多。两天后，张经武一行也向拉萨进发。
此时，达赖一行尚在返回拉萨途中，接受沿途各界顶礼膜拜，为僧俗人民摸顶。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即将抵达千里之外的夏贡拉雪山脚下。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第十八军机关、军直属队主力，还在两千里外的昌都做着进军前的准备。
达赖终于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班禅回到迫离29年的日喀则
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是张经武进藏后的首要任务。根据中央指示，他慎重稳妥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几次拜会回到拉萨的达赖喇嘛，逐个走访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噶伦、札萨等主要官员和几个大寺庙的活佛、堪布，给他们赠送礼物，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解释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加深了相互理解，团结了一些上层爱国人士，一些中间分子向共产党、解放军靠拢，顽固分子亦开始分化。当时的西藏上层普遍对中央政策、对“协议”不了解，顾虑、怀疑较多。以鲁康娃·才旺绕登、本珠仑·洛桑扎西为代表的一些人受帝国主义挑唆，则公开反对“协议”，反对解放军进入西藏。面对困难局面，张经武一边了解情况设法开展工作，一边还关心着进军中的部队。他根据来到西藏后了解的情况，致电中央转发第十八军及先遣支队，提出先遣支队入城十条注意事项，为指导进藏部队正确执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处理好民族关系和军民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西藏地方政府和谈首席全权代表阿沛返抵拉萨后，向达赖呈交了“协议”正本。噶厦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争论和反复协商，仍旧未达成一致。
9月29日，张经武代表毛主席向达赖喇嘛赠送礼物。礼物中有毛主席画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伟大的祖国”全套照片，以及许多精致的象牙雕刻、玉器、瓷器、湘绣等珍贵物品。达赖喇嘛高兴地接受了毛主席的礼物，并向毛主席画像行礼致敬。张经武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关怀，再次督促达赖对“协议”表明态度。达赖喇嘛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对西藏僧俗人民的关怀，但对“协议”仍不表态。
与达赖上层集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藏广大的僧俗人民。10月1日，回到祖国怀抱的西藏首邑拉萨，僧俗人民及解放军先遣部队6000多人，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集会，热烈庆祝国庆节。会场上飘扬着五彩缤纷的彩旗，会场四周围绕着写有藏汉两种文字的巨大横幅：“坚决实现和平协议”，“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中国各民族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在阳光的照耀下极为醒目。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拉萨城的上空冉冉升起。中央代表张经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西藏民族团结平等已获良好开始的今天，首次在拉萨庆祝国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到会的西藏僧俗群众兴高采烈，载歌载舞，直至暮色苍茫，仍然歌声不断。
10月24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十八军主力到达拉萨河，就地休整。在张经武多次督促下，达赖喇嘛终于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发去拥护“协议”的电报。达赖在电文中说：“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感谢达赖喇嘛对实行“协议”的努力，并向他表示祝贺。
这一天，拉萨各界人民两万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中央代表张经武和张国华、谭冠三将军以及西藏地方政府6位噶伦和代理噶伦在郊外检阅了进藏部队。会后，进藏部队举行了雄伟庄严的入城式。大街上人山人海，争相目睹跨越万水千山进入雪域高原的英雄们，锣鼓声、口号声震动全城。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班禅入藏问题相继提到日程上。“协议”的第五条明确指出：“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西藏上层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于1923年被迫离开西藏日喀则，避居内地，一直不能返回西藏。1949年6月十世班禅继任后，仍留居青海等地。
为了更好地贯彻“协议”和促进西藏内部团结，中央指示，俟达赖表示欢迎后，再行班禅入藏为宜。经过张经武多次耐心说服，十四世达赖终于接受这项协议。1951年9月19日，达赖通过张经武亲自致电十世班禅，欢迎他返藏回寺。 
12月15日，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从西安抵达西宁，代表毛主席、中央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欢送班禅启程返藏。班禅一行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52年4月24日抵达拉萨东郊的吉日。
而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会面时的仪式程序怎样安排？两位活佛的座位高低如何摆平？经过张经武从中反复协调，最后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 
4月28日是十世班禅进入拉萨市的日子。噶厦在拉萨市东郊搭了欢迎帐篷，由首席噶伦然巴带领全体噶伦，还有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的僧俗官员依次向班禅献上哈达。班禅坐在一张高床上，为每位官员摸顶。中央代表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按藏族礼节向班禅献了哈达，班禅也回赠了哈达。
在这天，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举行了第一次会见。这是自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以后，经过29年才由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实现了两大活佛的会面，在西藏民族内部大团结的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随着第十八军主力和西北进藏部队（第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入拉萨，人民解放军已进驻西藏各边防要地。按理说，张经武作为中央驻藏代表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曾两次向中央、西南局建议“经营西藏应以十八军为主体结合西北地方干部实行一元化领导”。为了加强西南、西北进藏部队的团结，1952年3月7日，中央电示：张经武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代表中央，统一领导西藏党政军诸方面的工作。张经武在西藏担任党、政最高领导职务长达15个年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中央代表张经武带领西藏各族军民，经历了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完成了西藏从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跨越，迎来了新西藏历史上一个欣欣向荣的崭新时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