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英恺
个人简介
吴英恺，满族，著名医学家，中国胸心血管外科奠基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任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
个人履历
1926年毕业于辽宁省新民县立中学。
1927-1933年于辽宁省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学习并毕业，获内科、外科双学士学位。
1933-1935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实习医师。
1935-1936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研究生。
1936-1941年先后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助理住院医师，外科总住院医师，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学系助教、讲师。
1941-1943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胸外科进修。1944-1946年组建重庆中央医院外科并任主任。
1946-1948年组建天津中央医院外科并任外科主任。
1948-1950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学系教授。
1950-1956年任中国协和医学院外科学系主任教授。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56-1958年组建中国第一所胸外科专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任院长兼外科主任。 
1958-1980年组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并任院长兼外科主任。
1962-1980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1980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1年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外科教授。
1981-1987年组建北京市心肺血管医疗研究中心并任主任。
1984-1987年组建北京安贞医院并任院长。
1987年任北京市心肺血管医疗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生平详述
1910年5月8日，吴英恺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一个满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县师范一位清贫的教书先生，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懂事的吴英恺从小就帮着家里做家务，童年的生活造就了他一生中吃苦耐劳、勤奋简朴的品格。由于祖母体弱多病，县里几位有名的老中医和教会医院的院长都曾被请到家里来为她治病，这些登门的医生给童年的吴英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医生是一项被人尊重的职业。于是，作一名医生成了吴英恺很早就拥有的梦想。1926年，吴英恺考入沈阳北陵的省立第三高中，由于对理工科缺乏兴趣，次年他还没等毕业就投考了沈阳小河沿医大，童年的梦想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所医学院是苏格兰人创建的，完全遵照英国式医学教育的规格，医风、学风非常严谨。在这里，吴英恺养成了学习循序渐进、工作认真负责的好习惯，同时，他的视野不断开阔，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决心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要学好技术，为病人、为大众服务。他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学业，而且还秘密地加了抗日工作。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去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在吴英恺的自传中，他提到在协和学习生活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岁月。 
1933年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他在那里起初是做实习大夫，由于评定出色，不久就被选作外科研究生。36年到38年之间，他担任助理住院医师，在普外、泌尿、肿瘤外科之间轮转。38年6月底，他成为了总住院医师。在这期间，吴老博采众家之长，成为外科主治医师后就已经能够完成许多大手术。30岁那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结束了中国医生不能作食管癌手术的历史。当时这个手术本来应该由外科主任美籍专家娄克斯来做，因为娄克斯生病而临时 
  吴英恺决定让他上阵。手术成功之后，吴老笑称自己是“新手交好运”。其实这“好运”都是通过他自己的艰苦努力来创造的。
1941年，吴英恺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巴恩医院进修。他本来是去学习整形外科，结果不到三个月，由于协和的人事变动，他转到了闻名世界的外科权威葛兰姆教授领导的胸外科。这一转变使吴英恺非常高兴，因为胸外科是他的兴趣所在。在巴恩医院进修期间，吴英恺工作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当时葛兰姆教授也在试做食管癌切除术，但一直没有存活的病人，而吴英恺做过11例这样的手术竟有6例病人的生命得到了长期延续，这使葛兰姆教授非常欣赏。在这段时间里，他把从协和学到的手术技术和从巴恩医院学到的整形外科包扎方法应用于胸廓成形术中，改进了无菌操作，取得了120例次无化脓感染的成绩，在40年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美国同行们都对他刮目相看。
1943年，国内抗日高潮迭起，久居国外的吴英恺深深感到不安，他热切盼望着回国参加抗日事业，他对热情挽留他的导师葛兰姆教授说：“我很感激您的好意，但是当自己的国家遭受别国侵略的时刻，国内迫切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我又怎么能久居国外？”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吴英恺启程回国，并且带回了许多著名专家赠送给他的论文单行本，还有美国医药援华会资助1500美金购买的医疗设备及手术器械。 
在航行途中有过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一个船上的美国人指着他们说：“没有我们美国的支持，中国很快就要被日本灭亡了”，吴英恺十分气愤地当场驳斥：“谢谢你们美国人，你们还是把珍珠港保护好吧，中国人自己会救中国，不要别人的恩赐。”许多年以后这个场面他还记忆犹新。 
抗战结束后，吴英恺回到了北方。1946年，他在天津中央医院建立胸外科，在这里，他完成了我国首例慢性心包炎切除术。1948年5月，吴英恺重新回到协和。51年协和被新中国政府接管，吴英恺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并且是最年轻的外科主任。 吴英恺一生创建过三家医院：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 
1956年，吴英恺主持创办了全军，也是全国第一所胸科医院，半年之后，医院的改组和建设就基本成型了。1958年8月，胸科医院转入由协和医学院改组成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一所正在筹备中的医院合并成阜外医院，吴英恺担任院长。 在阜外医院工作期间，吴英恺组织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一市的食管癌科研大协作。当时随他一起去到各地普查治疗的阜外医院病理科研究员吴遐讲到了当时的情况。 
吴老曾经在59年、64年和79年三次到河南林县食管癌高发区调查发病患病情况，结果发现当地的居民们喜好热食，而且食物粗硬，缺乏维生素。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吴英恺提出了预防食管癌的方案。在基层，他还带领医务人员积极开展普查和手术，使得许多早期患者得到生命延续的机会。当地群众常常说起：“要不是那位穿中山装的吴院长，我们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罪啊。” 
通过长期不断的实践和组织四省一市大协作，他初步阐明了食管癌的自然病史、流行特征及发病机制。在此基础上，他结合临床表现和X线诊断特点，提出了食管癌病理分型的概念，此后又提出了在国际上也属于创新的四期分类法及多点来源的病理学理论，大大推动了食管癌防治科研工作，使我国的食管癌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四省一市防治科研协作组不仅带动和推进了全国各地食管癌的治疗研究，也为多省市多单位科研大协作积累了经验。 
安贞医院是吴英恺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所医院，他倾注其中的心血也最多。现在的安贞在心胸外科、心血管流行病学以及人群防治研究都有着优秀的业绩。吴英恺对亲手创建的安贞医院有着这样的评价：“体制先进，环境优美、设备精良、人强马壮、成果初现、还要发展”。然而在建院之初，吴英恺得到的仅仅是一张“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批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要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医院，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文革后期，吴英恺已逾耳顺之年，再上手术台已经力不从心，但是强烈的事业心和对医学科学发展的敏感，促使他开创了我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事业，并称它为自己的“第二专业”。 
1982年，吴英恺带领一批专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莫尼卡(MONICA)方案，组织领导专业队伍对北京市6个区的73万人口，以及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550万人口，开展了堪称世界最大范围人群的心血管病监测，取得了我国人群心血管发病率、死亡率、危险因素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国和国际心血管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室研究员周北凡曾协助吴英恺开展高血压普查。吴兆苏也随吴英恺在北京石景山区开展心血管病人人群防治工作。 
吴老一直从事外科工作，对流行病学是门外汉，但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于是就从头学起，虚心向流行病学家何观清教授和统计学家高润泉教授求教，很快工作就搞得很有起色。1979年，他以非凡的气魄组织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90个城市及208个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普查，总计普查15岁以上人口共4百多万。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有计划并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的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工作，其中的成果到现在还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证。吴老还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研究室，以北京石景山区为基地，开展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亲自下现场组织调查，培养干部，总结经验，指导全国的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工作。
有一次，吴老到石景山区石槽村走访病人，突然一场暴雨袭来，瞬间地上的积水就没过了腿肚子，人在水里直打晃。吴老拄着根棍子，继续朝前走。我们跟着他，顶着风雨，挨家挨户量血压，送降压药，询问病史、登记病情。我从心底里为他那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所折服。在这一年多艰苦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努力，吴老创建了我市乃至全国第一个心血管病人群防治点，采用了村卫生所、区卫生院和市属大医院三级互动的防治模式。实践证明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心血管病防治模式。从那以后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成效。五年后防治点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了13%，其中脑卒中(中风)死亡率下降了23%。 
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在全球四大洲2000多万人群中首次开展大规模的心血管病趋势和决定因素监测。简称莫尼卡方案。得知这一国际性研究项目后，吴老亲赴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中国请缨。在他的争取下，中国成为莫尼卡方案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莫尼卡方案刚开始的时候有20多个国家参加，亚洲只有中国和日本，世界卫生组织考核特别严，日本很快就被淘汰了，但我们每次的评分都是A和A+。那时候吴老管我们特别严，翻译的方案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他老给我们加码，这事还没干完呢，他那事又来了，大家都很累，不过一看到那些成绩，又特别高兴，那些苦呀累呀就全没了。2003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迄今为止最大的全球心血管协作研究的全部结果。在研究资料汇总册中刊登了吴老的一幅照片，称他为资格最老的研究员，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和赞扬。吴老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但为国家争了光，也为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吴英恺十分赞赏《黄帝内经》中的“上医治未病”的哲学思想。为了  吴英恺手术前这个崇高目标，他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老百姓的健康教育。1995年5月2日，北京市卫生局北京晚报启动了健康快车活动，吴英恺成为了“健康快车”的列车长。《北京晚报》的记者关春芳因此与吴英恺成为了忘年交，回忆起吴老为老百姓健康所做的一切，关春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健康快车”缘于吴老带领北京心防办的医生，用了八年的时间获得的一份对高血压的调查结果。1994年底，我在“市情简报”上看到了这份调查的摘要，不到100字的简报，赫然写着北京有“200万个高血压患者”，换句话说，北京人每五个里面就有一个高血压，发病人数在全国高居首位。市领导也颇为震惊，吴老非常着急，他拿着自己写的一份《北京市高血压防治的新策略》，找到卫生局领导说，“北京的健康教育搞得实在是太晚啦。”他的语气很不客气。“没有别的招儿，惟一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人群教育”，这样我们就成立了健康快车，吴老成为了我们第一任列车长。他当时已经是近90岁的高龄了，参加了很多科普活动。我总觉得像他这样的大专家居然去搞健康科普，这是连好多小大夫都不愿意干的事。他曾说：“高明的医生首先是防病，然后才是治病”，85岁高龄时他曾亲赴密云爬上五层楼为农民讲“健康科普”，有一次，他在马路上看见一个胖子，他就停车去劝那人减肥。他对吸烟喝酒深恶痛绝，在他身患重病作治疗时他还要去劝一个素不相识的吸烟者戒烟。 
我至今记得，健康大课堂开课的那一天，真是盛况空前。人们从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成群结队地 涌向公园里的科技馆。300人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连门外的东广场都站满了人，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市民，专家只好破例改到广播室去讲课。许多人索性坐在地上，把本垫在膝盖上记录。这足有1万多人前来听课的壮观景象，被新华社记者用相机拍摄下来，一张“槐柏树下大课堂”的照片被英美等国 十几家报纸争相登载。外国媒体惊奇地称赞到：“这就是中国式的健康教育”。 吴老去世前的一个月，我去医院看望了他。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的健康快车出的一本书，叫《登上健康快车》发生量特别大，100多万册，他就是说这个做得特别好，搞医学科普就应该把医学和科普结合到一起，把专家和群众结合到一起，把政府和百姓结合到一起。这是中国的21世纪的健康科普的方向。他的头脑特别清楚，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永远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健康快车还要搞下去，这是我一生特别想做的一个事业，我做不了你们还要做下去。 
吴英恺是当之无愧的大医，医学成就大、行医观念大、人格之伟大。 
1995年，吴英恺写下一首歌作为遗嘱：“行年八十五，提前立遗嘱，死后做尸检，火化不留骨，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式，如得不治病，我宁安乐死。我死心平静，亲友莫悲伤，人生总有死，活时当自强。” 
2001年9月30日，吴英恺“后事先办”，立下遗嘱：“我已91岁，生命即将到尽头，后事必须从简。倘如发现不治之症，不必积极治疗，尽量减少痛苦，让我自然归去。死后作病理解剖，与病历对照，有教学作用的标本由病理科保存。请安贞医院联系火化，不保留骨灰，不化妆，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 
在吴英恺去世后的第六天，按照他的遗愿，安贞医院没有为他们的老院长举行追悼会，只是打算在一个小范围内与他告别。然而，那天不约而同来为吴英恺送行的却有上千人。8名年轻的心外科医师抬着老院长的灵柩，从他生前最想看的心外大楼前将他送上灵车。 
人们在雨中伫立着，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着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祖国医学发展和人民大众健康的世纪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