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魏碑
概述
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碣、摩崖、造像、墓志铭等石刻文字的总称，其中尤以北魏的书法水平为高，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清代中期倡导“尊碑抑帖”，冲破“馆阁体”的束缚，碑学兴起，书风为之一变。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有许多摩崖石刻，并不是先行书丹上石，而是直接在石面上雕凿的，临写时要注意不使刀痕夸张，免生习气。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魏碑
应用历史
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时南北分割，书法上形成南北两派不同风格。两派共祖钟繇、卫瓘，但南派以王羲之为宗，承江左风气，比较疏放，多以书牍见称；北派以索靖为宗，继中原古法仍存隶意，以碑板见称。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说的“魏碑”。著名石刻有《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以及云峰山诸石刻、《石门铭》、《张玄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代表书家有索靖、崔悦、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等。
分类
主要有四类：造像记、碑碣、障崖、墓志铭。造像记是佛教兴盛的产物。北魏时代，鲜卑贵族和亲强地主大兴佛教。于是，寺院郁起， 造像迭生。造像者发愿的记录一一造像记则应运而生。[1]造像记北魏时期造像记最受后人推崇的是《龙门二十品》。康有为说：“龙门造像 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他又把其书法风格析分为四体： “杨大眼、瑰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 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 体”〔《广艺舟双楫丨余论第十九》〉。造像记虽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但其风貌都反映出那个时 代的审美风尚和追求。
北魏时期造像刻石行业当是极其发达，仅从北魏立朝一百多年竟留下二千多方造像记中 可见一斑。二千多方造像记中许多与《龙门二十品》迥异，有的与晋唐书法近似，这说明以造像 刻石为业的多是汉人。从《龙门二十品》多为鲜卑贵族造像记这一情形可以看到，镌刻者是受 到贵族青睐的、行业之中的佼佼者。《龙门二十品》出于何人之手，是刻手自书自刻，还是与行 业中的书手合作而成，多数已不得而知。但刻工于其中的创造是明显的：棱角分明、斩钉截铁 的笔画，纯为铁刃大刀阔斧、不加修饰地凿出的。这些叮裆凿成的斩截利落的粗犷线条，有游 牧民族栗悍之气，反映出时代的审美风尚。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刻工们的创造，写下了中国书法 史上瑰奇的一页，给书法艺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石门铭》[2]碑碣北朝打破『西晋的一切成规，不仅大立碑碣，而且无字体规范，故碑碣书法丰富多彩。除 《广武将军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岳华山庙碑》（名片设计公司〉等为不规矩的隶书外，都是 楷书碑。著名的有《大代华岳庙碑》、《中岳莴高灵庙碑》、《晖福寺碑》、《吊比干碑》、《高庆碑》、 《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根法师碑》、《高贞碑》、《元苌温泉颂》、《程哲碑》、《高盛碑》、《敬使君 碑》、《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赵君王修寺颂记》、《曹恪碑》（图录97—104〉等，其中最享盛名的 是《张猛龙碑》，备受后人推崇。康有为说:“《张猛龙》犹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结构精绝，变 化无端”，“为正体变态之宗”(《广艺舟双楫》〉。墓志铭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 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中著 名的如《张黑女墓志》、《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莛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 《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 (图录91 一95〉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 时名手，镌刻者亦非平蹐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 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瑰 书法的慨貌。  《崔敬邕墓志》[3]
可以说，墓志书法与造像记的典型《龙门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晋楷书的遗貌，较 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 形，透出楷书发展演进的消息。摩崖摩崖为北朝书法的又一奇观，在山崖岩石上刻下的书迹称为“摩崖”。其中著名的有《石门 铭》、《云峰山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
《石门铭》为王远所书，笔画开阔恣肆，结体奇纵，字势飞逸。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 其列为神品，赞其书法“若琼岛散仙，骖鸾跨鹤”（图录74〉。
云峰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种，分布于山东天柱（平度〕、云峰、太基（掖县〉三山，其中以《郑文 公碑》（上、下八《观海童诗》、《论经书诗》、《此天柱之山》诸题字最为著名。这些 刻石相传为郑道昭所书，笔画遒劲雄强，冈中有方，结体宽博飘逸.“有云鹤海鸥之态”〈清包世 臣《艺舟双楫》〉。诸刻石风格不尽相同，《郑》碑端穆严谨;《论经书诗》潇散跌宕；诸题字或雄奇 茂密，或瘦劲疏朗，无不与所书内容相吻合，充满『“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的意趣。清人叶 昌炽对云峰山刻石及郑道昭推崇到了极点：
郑遒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 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钊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丨初欧虞褚薛诸家，皆 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巳。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 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 圣也。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匡喆刻经颂》诸隋崖（图录78.79〉意趣与 《瘗鹤铭》、云峰山刻石迥异，可谓是佛家书迹的代表。尤其是《金刚经》用笔浑厚丰满，结体端 庄宽博，浑穆简静，大有容天下万亊的雍容气度。
北朝石刻书法艺术特色，康有为曾作过十分精彩的概括，计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 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 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盛赞北碑“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 并说:“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众美”(《广艺舟双楫》〉。清人的实践证明了康氏所 言不诬。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4]
北朝也有写经墨迹传世，由此可见写经体的演进及其与南朝写经体的一致。
艺术特点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郑文公碑》[5]
存在形式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这些作品良莠不齐，经过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
龙门
龙门二十品“龙门二十品”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首先提出了龙门二十品的篇目：  龙门二十品《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
《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题记》
《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北海王元祥造像题记》
《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
《云阳伯郑长酞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
《高树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
《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
《齐郡王元佑造像题记》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6]
龙门石窟造像记数量多达数千方，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流传还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说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和《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也合称“龙门四品”。《郑文公碑》这件摩崖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历来为书家所重。清朝学者叶昌炽认为：“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张猛龙碑》《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这件石碑也是备受书法家们的推崇。清朝学者杨守敬评论说：“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认为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于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据学者赵函则指出：“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认为唐朝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响。
影响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孙伯翔书法[7]
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书法著作
媿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收获甚丰。主要有《四体书势》〈卫恒撰〉、 《隶书体》（成公绥撰〉、《草书状》〖索靖撰〉、《行书状》（晋王珉撰〉、《草书陚》〖杨泉撰〉、《飞白书 势铭》(：刘邵撰，以上为西晋〉，《笔阵图》（传卫夫人撰〉、《书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 十二章并序》〔传王羲之撰，不可靠，以上为东晋〉，《采古来能书人名》〈羊欣撰〉、《论书表》(瓒龢 撰八《论书》、《笔意赞》（王僧虔撰〉、《文字志目》〈王愔撰〕、《论书表》〈江式撰〉、《与梁武帝论书启》（陶弘景撰\《古今书评》〖袁昂撰〉、《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梁 武帝撰〉、《论书》（庾元威撰〉、《书品》（庾肩吾撰〉、《题右军乐毅论》（僧智永撰，以上为南北朝〉 等。这些著作在书法理论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蒙汉良书法[8]
媿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和书法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为唐代书法的昌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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