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部之西
──关于西部之西的访谈
□唐中兴　□甘建华 
  甘建华《西部之西》获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　　“西部之西”这个名词，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力的延伸与地老天荒的镜像。但对于甘建华来说，那里的雪山、戈壁、盐湖、骆驼刺曾是他孤独的伙伴，那里的黄沙万里和刚劲漠风开阔了他的视野，陶冶了他的性情。
《西部之西》（甘建华著，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编者注）是一部厚实、凝重、具有独特叙述风格的作品集。在这里，生活的形貌既是曲折的变形的，也是瑰丽的雄奇的，时间的悠长和空间的深广组合成一种诡谲而幻象不断的生活景观。浏览之间，我们体验到的是人生的艰辛，回味的却是作者甘建华追求的永恒和理想的坚贞。激情和思想是这部作品集的两个翅膀。
当那些伟大而寂静的日子流淌过去之后，甘建华以近乎精美的爱情故事见证了一个时代。由此，西部之西成了一朵壮烈的花，一处永远的痛，一部被千百万人含泪吟诵的情书。
2000年10月底，香港《文汇报》记者唐中兴先生来到雁城衡阳，就西部之西及其文学主张，对甘建华进行了采访报道。在这篇长达7000余字的访谈中，甘建华谈及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他对于中国西部历史与现状及其将来的理解和思考。西部之西文学的发韧、三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五十年的改天换地，引起了港台及海外文化界的深切关注。
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唐中兴：最近集中看了你描写西部之西的小说和散文，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特别注意到了，它们都是你10年前创作完成的，发表之后即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你现在自己回过头来看，心里也一定有些感触吧？  甘建华2004年与原石油部部长王涛在北京　　甘建华：10年后的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了，我也已经人到中年。在南方的满目葱绿中回首往事，心中不由产生一种金庸笔下人物的感觉：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
10年前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却把它撂在了西部之西，唯一的收获便是这几部小说和几十篇散文。它们既是父精母血凝结成的另一个“我”，也是一代大学生去边疆建功立业的宝贵见证。
唐中兴：你的创作和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是应了一句话，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甘建华：我自幼生长在湖南，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突然到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好比看惯了彩色片，再看黑白片眼睛根本无法适应。我的父辈在那儿革命了多年，他们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让经济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一步跨进了电灯照明的现代社会，这个时间跨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然环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谓“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匆匆过客，参加去西部世界“黄金周的黄金游”，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都能让我们产生诗意的想象。但我当时并不是这样的，我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经历了那块土地上在同一时段发生的一切事情，既有豪情万丈，当然也就有愤懑不平。
唐中兴：这是否就是你自认为的──西部之西是你生命中壮烈的花，也是你心底里永远的痛？
甘建华：对。不妨这样说，西北地区历史发展的缓慢，自然条件的严峻，人民生活的贫瘠，文化娱乐的阙如，同它地理位置的重要，地下宝藏的丰富，发展前途的广阔，人民求生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形成了蕴含极深的潜在冲突。面对着广袤无边灼痛眼睛的赭黄色土地，你的灵魂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你不会为自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感到庆幸，你心理上的惶恐不安迫使你的情感备受煎熬。去内地开会出差时，许多人甚至羞于向人说起自己是大西北人。所以，陕西作家高建群对大西北的贫困落后的不公表示了他的忧虑和愤怒，他甚至写了一篇《西北狼在嚎叫》的文章。宁夏作家张贤亮也谈到了由于一些政策所造成的宁夏的贫困问题，青海本土著名作家王文泸在某次文学讨论会上语出惊人――“青海人既不勤劳也不勇敢，更别奢谈使命。”
所以，今年3月，一听到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步骤后，我也感到热血沸腾，西部再也不能错过这次绝好的发展机遇了。我个人认为，要赶上时代发展的快车，西部人首先要“洗脑”，要进行观念的革命，要学会“放水养鱼”，不能搞“竭泽而渔”。西部再不能重演人才“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了，失去了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
“西北风”刮起来了
唐中兴：中国西部是地球的至高点，是山之根，水之源，深含着恢宏博大的历史感、崇高感。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陡然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对此你怎么看？  甘建华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　　甘建华：当时我正在大学念书，首先是被路遥的《人生》震撼了一把，再就是电影《黄土地》、《牧马人》风靡一时，这是“西北风”乍起的潮音，我们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西北风”主要是以文学、电影、音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中国当代文坛艺苑雄奇神异的西部景观。
1985年1月，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新疆文学》这本杂志直接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再一个就是张贤亮在他的一本外文版图书中介绍了“中国西部文学”。后来，新华社向国内外报道：“一种以描写中国西部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西部文学，目前正在中国崛起。”同每一种口号或旗帜的出笼一样，“中国西部文学”也是西北地区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率先提出来的，我想他们是受湖南作家群（即“文学湘军”）的启发而自觉“守土有责”。
唐中兴：你前后在大西北呆了11年，亲身经历了中国西部文学从勃兴到繁荣那样一个大时代。在你的印象里，中国西部文学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
甘建华：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何况我说了也不算数。要说的话，也只能从一个见证人的角度，就其当时在文坛的影响盘点记忆。
由于商品经济浪潮强大的冲击力，当然，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中国西部文学在接近辉煌的时候偃旗息鼓了，这是我们当初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毕竟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产生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大湖断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王文泸的《枪手》，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以及贾平凹、周涛、昌耀、马丽华、赵光鸣、林染、唐栋、邵振国、柏原、井石等人的作品，都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征服了千百万读者，很难设想以后还会有这样一批人物出现。
  甘建华与香港《文汇报》记者唐中兴　　唐中兴：这些作家当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甘建华：大学时代喜欢贾平凹的作品，他的小说故事讲得非常好，散文更不用说，一部《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打败了八十年代所有其他的散文家，这样的人要多少年才出一个啊！但后来他就不行了，《废都》一出，他没救了。
我最喜欢的是张承志和周涛，历经二十年而热情不减。张承志的作品是真正的大家之作，每一篇都堪称美文，他写过的题材别人没办法再写。譬如《北方的河》，他写过之后，至今无出其右者，这叫不服不行。周涛原来是“新边塞诗”的代表性人物，号称“中国西部诗歌的三条河流（之一）”，我倒觉得他的诗写得一般。但他近年的散文可就不得了了，不但霸气十足，确有王者气象，许多文章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还有马原，一位技术性小说家，他把内地大学生在西部世界的生活写绝了。
西部之西在哪里
唐中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是生命向自己提出挑战的地方，是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一张身份证。是否可以说，西部之西是你的第二故乡？
甘建华：不能这样说。西部之西只是我精神成长的地方，她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但不能说她就是故乡什么的。故乡只有一个，她是祖先的血脉大地，无论好与坏，富裕或贫穷。
唐中兴：那么，西部之西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甘建华：说起来很偶然。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西去的列车上，我邂逅了一个甘肃酒泉的姑娘，她在湖南长沙一所大学读书，姓名我也忘了问，好像是就要毕业了回酒泉联系工作，但酒泉的单位没有她对口的专业，为此她感觉很苦恼。我告诉她，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有这个专业，但她听后坚定地摇摇头，“那儿太遥远了”。我心里一惊。在人们的印象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当属西部世界无疑，再西出阳关两千里，天哪，这不是西部之西又是什么？于是，“西部之西”这个地理指称就这么在我脑海中出现了。
唐中兴：“西部之西”具体指的是哪一片地区？
甘建华：一个作家所描写的地域，肯定存在着现实和虚构这样两种情况。我是学地理的，后来却搞起了文学，实际上一直从事着新闻记者这个行当。所以我在小说中所描述的地方，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它们又常常混淆不清，让我也一时无法分辩。这些地方都曾是我亲自到过，或者说亲身生活过。我的西部的岁月，似乎从未离开过这些地方。
具体说来，我的“西部之西”有着地理学上的明确界限。它应该是自玉门关以西，阿尔金山是它的北缘，沿着当（金山）─  茫（崖）公路或青（海）─  新（疆）大道一直西进，当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之间是它的东轴，将柴达木盆地一分为二，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巨大的三角形内，冷湖、花土沟、格尔木、茫崖、大柴旦，成为远荒大漠中的都市，也是我小说中的安纳尔兰。
唐中兴：“安纳尔兰”是什么意思？
甘建华：尕斯库勒湖是西部之西最大的一个湖泊，湖的西侧上源是一片辽阔的牧场，有几十户蒙古族牧民在那儿休养生息，阿拉尔河是他们生命的河流。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遐想阿拉尔》，那是一次半途而废的采风。直到两年后，我临离西部之西的前夕，才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阿拉尔，蒙语“岛”的意思。我把它作了技术性处理，变成了“安纳尔兰”，是不是有点“巴塞罗纳”的美感？  甘建华1990年在西部之西　　“中国的得克萨斯”
唐中兴：提到西部，人们总是很容易联想到美国西部，牛仔、传教士、冒险家、投机商和印第安人等，这些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英雄群像。你在描绘安纳尔兰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秩序，看到爱情、事业悲剧后面的文化沦丧的悲剧。对于这种状态，你似乎抱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是这样的吗？
甘建华：同美国西部一样，中国西部也是一片广大的待开发地区。早期的西部文学充满了开发者的浪漫主义气息，作品洋溢着昂奋向上、勇敢正直之气。随着文学向其本质的日益逼近，在高山峡谷和大漠戈壁的宽阔舞台上，后来者无法回避荒凉萧杀的宿命意识，崇尚敢爱敢恨的硬汉强者性格。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根”的地方，当理想境界的价值毁灭后，血腥与拚杀成为生存的必然。所谓“亚文化状态”，其实就是文化荒漠上的无序状态。
西部之西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得克萨斯”，都是没有“文化的根”的地方。无论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及其开发史，还是其文化结构、生活品味、人的素质，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那里，酒量最大的就是英雄，拳头最硬的就是好汉。畅销不衰的白酒与枯燥的文化生活，为野蛮与暴力、自私与封闭、愚蠢与偏狭、无耻与不义，还有那不可救药的夜郎自大，提供了一种不文明少见识的温床。在貌似憨厚和诚恳的背后，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看到别人的难处禁不住幸灾乐祸，乡亲们拉帮结派打压异类，对官本位九死不悔的追求，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是令人遗憾的。
但就是这么个地方，她的不好你可以说上三天三夜，甚至有些事情能让你恨得咬牙切齿，由于你毕竟在那儿真真切切地生活过，爱过，恨过，拥有过，失去过，她与你的关系好比血缘，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离开她之后又让人牵肠挂肚，让人想起来一往情深地落泪。在那块与月球表面没有多大差别的地方，近50年时光里，由于主义与号召的鼓舞，人们像夸父逐日一样，以一种献身的精神向戈壁宣战，向大漠进军。如果缺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你可以坚持几天，坚持几年，但绝对坚持不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更不用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悲壮的崇高，崇高的悲壮。什么叫英雄？这就是英雄！
唐中兴：这就难怪你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英雄情结”，还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西部之西的生活给你留下的印象可谓刻骨铭心，对不对？
甘建华：不仅仅是刻骨铭心，简直是恍若隔世。西部之西海拔3000多米，位于地球的第三极，阳光开得很灿烂，紫外线辐射特别强烈，氧气只有东部沿海的三分之二，许多人到了内地居然发生“醉氧”现象，高原性心脏病和肺气肿夺去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沙尘暴刮得你看不到房间对面的人。出门见不到绿色，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昼夜温差几十度，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80─200倍。辛辛苦苦攒了点钱，回家一探亲，就给铁道部和旅社、饭店作了贡献。我刚去时，每个月只有两斤大米的定量供应，馒头因碱性大都开花了，蔬菜从南方运到那儿都脱水了，带着泥腥味的冰冻鱼都散刺了，甚至连腊肉都发臭了。到了冬天，每家每户都用小板车去买大白菜和萝卜，然后藏在地窖里，慢慢享用。水果一买一筐，鸡蛋一买一筐，大（猪）肉一买半边，错过了就买不到了。那时最吃香的是小卖部和食堂的师傅们。那些年，我把鱼肉罐头和水果罐头都吃腻了，以致于现在见到罐头都头晕。后来，多亏了黄静波从广东调到青海当省长，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就是在如此严峻的生存条件下，我们却搞出了一个年产百万吨的大油田，这算不算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创举？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部之西的人生，是一种永远的奉献者的人生;西部之西的孤独，是一种永远的文化上的孤独。特别是随着东西部文明差距的拉大，这种孤独还会进一步加深。所以，必须有一种生活，来演绎观念的魅力；必须有某种声音，来呼唤诚信和良知。    
西部之西文学三代人
唐中兴：你作为“西部之西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在你的旗下麇集了一批作家和大批文学爱好者。如果倒退回八十年代，说不定你们就会像“文学湘军”一样成了气候。
甘建华：这是一种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的说法。考察中外文学史，一个流派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要有前卫的理论引导，要有风格基本相近的作家群，要有一批真正打动人心并给予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的优秀作品。最重要的一点，要有宽容时代适宜的氛围。很不幸，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而已。
但必须指出一点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文学在那块“生命的禁区”曾经呈现出伟大的力量。西部之西的文学拓荒者是李若冰，他是丁玲的学生，一个八九岁就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五十年代初，他从中国文讲所第一期一出来，就毅然奔向柴达木，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勘探队员，讴歌“山谷中飘动的红旗”。他的《柴达木手记》鼓舞了几代人，对西部之西后来者的影响常常让人心存感激。他应该有一座雕像，这座雕像不应该只矗立在人的心中。  李若冰在柴达木盆地　　唐中兴：我注意到了，你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这位文学前辈。
甘建华：是的，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在他之后，徐志宏应该算作西部之西文学的第二代中坚人物。他是江苏人，六十年代末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地老天荒的一角。他很聪明，是个性情中人，如果不是身处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他在文学上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他给那个地方留下了一本《油海情》、一本《大漠与人》，然后在八十年代末打道回府了。他走的时候，我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好像叫《蓝色的骊歌》。还有一个张同聚，笔名开南，也是江苏人，在油田医院作牙科医生，写过不少作品，我印象较深的是一部叫《沉砂》的中篇小说，是描写戈壁滩上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梁泽祥本身是一位摄影家，五十年代就进了盆地，做了几十年新闻记者和宣传干部，在这一代人中资格最老，人品也是有口皆碑。他出版过两部摄影作品集，还有一部叫作《岁月的歌》的文学作品集，其中的几篇散文和回忆录写得很有生活情趣，堪称西部之西早期开发史的宝贵纪录。
再就是我们这批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了，我曾经跟他们日夜在一起，不断地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办”。刚到西部之西那几年，我基本上没写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劲儿地读书，作笔记。后来受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影响，我开始有意识地创作了“西部之西”系列散文和小说。为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我当时还写了《柴达木的魂与我们的梦》、《系列构图与文学战略》这样带有指导性的文学理论文章，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就像马原经常说的“留在西藏的那帮兄弟”一样，凌须斌、邹筱荃、徐继成、魏德章等人是我那个时代的文学挚友。凌须斌也是江苏人，不仅文章写得漂亮，做人也有情有义，他在朋友当中有着很好的人缘。须斌以他的两部著作《西去路漫漫》、《圣火高原》，奠定了他今日西部之西文学主将的地位。徐继成是个会计师，说话很风趣，作文很机智，著作《洪荒岁月的风》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和浓厚的思辨色彩。魏德章现在干着我以前干的活儿，为《青海石油报》编辑文艺副刊，酒喝得好，小说也写得好。他的小说集干脆取名《柴达木人》，真实地描写了那个遥远的地方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邹筱荃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很深，中篇小说集《高原的旗帜》是他这些年心血的结晶，原先充斥在他作品里的原始而野性的力量，现在被锻炼成了一种感人的精粹。他是我见到的对文学最为痴迷的信徒，他曾给我多次说过他“生命的全部就是文学”，他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的劲头，至今犹在我的眼前晃动。
  甘建华与西部之西的文学青年（《年轻人》）　唐中兴：我前不久去了一趟青海，听那边的朋友说，你当时在那边点了一把火，燃起了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作家梦成为一种流行病。是不是这样？
甘建华：没有这么严重吧。只是由于偏居一隅，文化生活格外单调，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需要一个渠道，而文学本身就具有一种教化的力量，一种启人心智的魅力。虽然大家都在嚷嚷着“热爱文学”，但绝大多数是功利性世俗化的，也就是要达到一种个人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想借机换一个好的工作岗位，从野外、基层小队混进机关，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总比不思进取好。再说了，当时的风气不是太好，反文学的势力很顽固。但油田党委宣传部长张佩荣是个很好的人，他很支持我们。再就是后来做了油田党委书记的周铭涛，湖南人，他也经常写点诗词，无形中给了大家以鼓舞。
唐中兴：西部之西的岁月，你感到最幸运的是什么？
甘建华：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唐中兴：你最遗憾的是什么？
甘建华：是我根本就不应该到那儿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不应该在10年前离开那个地方。
唐中兴：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甘建华：《故乡与远方》。 
（《西部之西》，甘建华著，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