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国勇
人物生平
陈国勇父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离乡背井，出外谋生。他年幼时  陈国勇，由于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全靠其父亲陈德独力维持家计，因此，家境并不富裕。读小学时，他知道难得有读书机会，立志锻炼好身体，多学本领，将来以实力立足社会。他在学校期间尊师好学，与学友团结互助。少年的陈国勇，性格活泼好动，十分热爱运动，尤其爱好足球，最喜欢学习数学。 
小学毕业后，因生活拮据，陈国勇无法再上学读书。他深受父亲刻苦耐劳的影响，决心走向社会，创一番事业。1964年，年仅14岁的陈国勇就加入建筑行业。万事开头难，建筑工作犹如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陈国勇的肩上。当时凼仔人口约万人，建筑工的工资日薪8元，虽然待遇低工作生活辛苦，但是陈国勇咬紧牙关，挺起腰杆，在建筑工地日晒雨淋，爬上爬下，肩挑用铲，可谓哪里需要那里去。当年他参与过多间炮竹厂以及现时凼仔最著名的“新陶陶饭店”的混凝土工程及模板工程。 
1972年，陈国勇最敬重的母亲不幸因病逝世。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母亲对其影响甚为深远。母亲生前常训导他，做人处事一定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因一时之贪念而自毁前途。要经得起成功与失败的考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时至今日，他仍不忘遵循这些原则去创业办事。母亲的去世，陈国勇一直处于缅怀之中，每当想起母亲一生历尽艰辛，把他们兄弟姐妹10人带大成人，而甚少有过风光享受，现在却离儿女们远去了，陈国勇深感不安。他想转换一下工作生活环境，求得一些解脱，于是只身前往香港发展建筑业。陈国勇生性好强，不易求人，虽然当时生活环境较为艰苦，住在工棚吃在工地，每天工作10多小时，但他没有投靠在香港工作的两位哥哥，独自干起了天面防水及地牢防水工程。现在位于尖沙咀的喜来登酒店的天面防水工程，以及多个大型屋邮的工程，他都参与兴建。 
1976年，由于在香港举步艰难，发展有一定局限，陈国勇只好重回澳门继续做其熟行的建筑业。当时连接澳门与凼仔的澳凼大桥已经通车，陈国勇分析了市场，决定将凼仔沿海的砂石运往澳门销售，开始干起了沙石生意。 
1979年，陈国勇在澳门建筑业打下了坚定基础，取得了澳门政府发出的个人建筑商牌，生活环境也有很大改善。但陈国勇没有满足现状，他要在建筑业上再迈上一个台阶。于是创办了“陈国勇建筑公司”。当时适逢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善于洞察时势的陈国勇意识到，东方巨人已经苏醒，经济建设将会崛起。他决心回家乡施展举脚，把资金投向国内建筑市场，在珠海做起了沙石生意。可惜，因缺乏经验以及种种原因，生意陷入困境。所有投放资金化为乌有。陈国勇内心痛苦之时，他想起了母亲的教诲，挣得起也要亏得起。面对现实，他没有心灰意冷，决定从头做起。1980年，他返回澳门再干建筑本行。当年很多地盘的地基工程，逸园狗场的下水道工程及离岛多条公路，他都参加了兴建。1987年，陈国勇初做地产生意。经由他接手的有黑沙环9号、凼仔土10号及15号等地段。此时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这一年他认识了美籍乡亲张牛顺，两人一谈即合，觉得有必要寻找机会携手合作，在内地干一番事业。1989年，因大气候的影响，楼市及地产生意一度陷入了低潮，但陈国勇能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适当时候，把手上掌握的地产全部转让出售，此举使陈国勇在建筑业上“奇峰突起”。 
1990年，陈国勇再行扩充业务，购置了新的办公楼，正式命名为“陈国勇建筑公司”及“富盈发建筑置业公司”，从此，陈国勇这个名字逐渐为澳门人所熟悉。 
1993年初，陈国勇看准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发展机遇，在江门五邑地区兴办实业。他与美籍乡亲张牛顺首次合作开办“新美景置业有限公司”。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首先在江门市里村桥头投放了6000万港元兴建“国顺酒店”。这家酒店楼高9层，内设旅业、中西餐厅，内外装修豪华，气派非凡，现已顺利开业。同年，陈国勇看好侨乡改革开放的前景，继续投巨资上大项目。在江门耗资8800万港元，购入东湖公园附近一块面积7600平方米的旺地，用于兴建一座30层高的综合商住楼――远辉广场（即现在的中远大厦）。
人物贡献
陈国勇事业成功后，不忘桑梓，热心支持公益事业。他觉得身为炎黄子孙，力所能及应为祖国出点绵力。而祖国要振兴，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关键在教育。因此，他为家乡教育事业尽心尽力。1991年以来，他在百忙中先后深入江门、开平等地了解乡情，与当地政府确定兴办教育项目。首先他捐资15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江门幼儿师范学校音乐大楼。该楼楼高3层，建筑面积1900多  陈国勇平方米，融音乐授课、排练、表演于一体。一排整齐别致的钢琴风琴练习室，摆设着几十台教学用琴，宽大美丽的表演大厅，明亮舒适的课室，正厅矗立着音乐家冼星海塑像，摆设上红绿有致点缀清雅的花草，使人一走进音乐楼，就感到心旷神怡，豁然开朗。不久，他回到家乡开平市苍城镇，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出大力，他和夫人商定捐资280万港元，兴建“陈国勇中学”。其夫人陈邝碧玉也是开平人，她一贯支持丈夫的善举。他们还决定在江门市捐资1300万港元兴建“陈国勇职业高级中学”。当他们知道江门市成立维护社会治安基金会时，觉得这是维护社会稳定，支持见义勇为的好事，于是捐资30万元港币给基金会。同时向新会市残病人福利基金会等慈善机构捐款。
获得荣誉
陈国勇如今家大业大。他身在澳门，心怀桑梓，不忘乡亲，兴学育才，热心公益，兴办实业，贡献甚大，其情可感，其义可嘉。1993年11月，江门市人大常委会授予他“江门市荣誉市民”光荣称号；1994年，江门、新会、开平等市先后选他为政协常委，以表彰他的贡献。

人物简介
陈国勇，男，号清瘦客，1948年生，重庆丰都人。陈国勇1977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7  8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攻读山水研究生，1980年毕业后留西安美术学院任教。陈国勇现为西安美术学院“陈国勇工作室”主持、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协会员，陕西省文史馆馆员，第十二届西安政协委员。社会兼职为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艺术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艺术鉴定顾问。
艺术成就
30多年来，他一直着力于中国山水画的探索和创作，作品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内涵，讲究传统笔墨技法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1980年，山水作品《巴山郁秀》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获二等奖。1986年―1996年，山水作品六次入选“中日书画联展”。1992年，分别在西安、广州、巴基斯坦举办个人画展。1993年山水作品《卧云图》入选“全国第二届中国山水画展”。1994年，山水作品《云横图》入选“当代中国陈国勇画作(26张)画邀请展”。1996年，应法中友协邀请访问法国、荷兰、比利时，并在法国拉比轩艺术博物馆举办“法中文化艺术交流展”。1997年，25幅作品入选“陕西当代中国画展”，并分别在西安、北京、南京巡回展出。1998年，三幅作品入选“回首长安――现代水墨收藏邀请展”。2000年，入选“新中国画大展”，分别在上海、南京展出。2001年，《金色狂舞》、《共生共荣 和谐共存》入选“西部?西部国际水墨邀请展”。2003年，《山野幽居》入选西安美院赴法国文化艺术交流展；《春《夏《秋《冬》参加西安美院赴韩国文化艺术交流展；《高山流云》参加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今日中国美术大展》；《家山晨雾》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十所美术院校教师作品展。2004年，在《艺术界》发表现代水墨、山水作品。《家山晨雾》北京瀚海拍卖。2005年，《山野幽居》嘉德拍卖，《白云追日》瀚海拍卖，2006年，应邀参加浙江大学110周年活动书画展。并参加长安――临安书画展。2007年，《峡谷幽静图》入选第四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 
陈国勇不仅参加了海内外的许多重要展览和艺术活动，大量作品还发表在国内权威、重要的专业刊物。出版个人画册三部。其中，《巴山郁秀》、《高山流云》等作品入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美术图鉴》、《中国当代山水画集》、《今日中国美术》等重要大型画册，《终南山瑞雪》、《少陵塬下》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荣宝斋》、《美术观察》、《艺术界》、《画刊》、《中国书画》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2006年末，由“中国画收藏导报”组织评选为“当代最具升值潜力的国画家”。
相关评论
山色烂漫 文/李小山
二十年前，我发表关于“中国画穷途末路”文章后，国勇亦写了一篇与我观点相似的文章，发表在同一刊物上，这算做是一次神交。五年前，我主持“新中国画大展”，邀请国勇参展，他拿出了几张大篇幅的力作，在展览上引起了关注。前年我去西安，到陈国勇的画室看画，发现国勇的画风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我考虑，这种变化是  由于复杂的因素促成的。 从当下的普遍现象看，许多比较前卫的水墨画家不约而同回归传统，是值得思考的。按一些评论者说法，水墨画家回归传统是迷途知返，说明在西化风气下产生的实验性的水墨没有前途，而传统水墨则万寿无疆。我不想参与这样的无聊争论，我只想指出一点，以前我们所称的中国画也好，现在所谈的水墨画也好，其面貌都是依据于产生它的实践背景，比方说，当我写“中国画穷途末路”时，指的是它在文化封闭、保守环境中的窒息和黯淡，当我看到画家心甘情愿“回归”传统时，我发现原先的文化生态已面目全非，所谓传统只类似于店铺的招牌，它非常顺从地服从一个原则，即市场的原则。
同样，国勇画风的改变也凸现了这种化学反应般的特征，从他最初颇为激进的姿态，过渡到兼顾传统和创新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水墨画创作的新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实践背景的制约关系。其实在任何时候，画家都会面临某种选择，优秀的杰出的画家并非只有凡高一种类型，达利便公然宣称：我的画笔是开凿金矿的镐斧。画家的成就取决于他所有条件的综合，正如袁枚论诗时所说的，好的诗人才、力、识、胆四者缺一不可。就是说，艺术的高度是倚赖于多种因素，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环境和氛围的制约几乎是致命的。我看到我身边那些曾经才华出众的画家身陷欲望的泥沼，被日益高涨的名利心所拖累，完全偏离了画画的轨道，成为不折不扣钞票印刷机。我想指出，画家在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参与其中，获得应得的份额，是合情合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即使是才华卓著的画家一头钻进钱孔，而对艺术本身失去热情，我们就应该鄙视他，唾弃他。真正有作为的画家，需要按艺术史的视野来对待，因而不是由一朝一夕的贫富、声望和地位来决定。
国勇郑重其事对我说过，他成不了第一流大师，但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第二流的位置。我看到、听到另外一些比国勇差得远的画家动辄以大师自居，以此招摇撞骗，相比之下，国勇的品格便显示出来。在一个大师满天飞的时代，自封的和册封为大师，是没有任何荣誉而言的。正如每个省都在按照号令推出十个所谓的国画大家进京  展览，几乎是一场闹剧。
近几年来，水墨画的发展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向，即前面所讲，朝传统回归。所谓的“回归”，实质是实践背景发生变化后的逼迫，也就是说，由于受众的原因，更由于市场的原因，审美和欣赏的惰性占了上风，画家普遍趋向于创作“雅俗共赏”的作品，以博取自己的地盘。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水墨画实践的自律在起作用。很多年前，我曾把“中国画”当作“保留画种”来论述，前提是保留它的边界和特点。我与国勇谈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没有更深入的交流，但基本的想法是一致的。国勇以他的耐心而艰难的实践，证明了水墨画的空间和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观念、技巧、表现力和视觉效果上，都有潜力可挖。这让我相信，我们对于水墨画前景所抱的悲观态度和乐观态度实际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深入的实践，说到底，作品本身是胜过言谈的，反过来说，一切言谈的基础都是依据于作品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勇似乎是一个山水画家，这是不错的。国勇目前的确把主要精力放在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上，不过，从他的整个创作实践看，前面各个阶段所积累的经验，都对他非常有益。国勇曾经迷恋水墨画的革新，在某种思潮的催动下，对陈规陋习发起过强有力的冲击。但是他的理性告诉他，水墨画的革新并非按照一种范本亦步亦趋，即使西方的现成经验可以作为自己的参照，也只能是众多元素中的一种。所以，国勇及时获得了与自己实践相适应的认识，把传统的元素考虑进来，将其当作丰富画面表现力的手段。
与别的画家对待传统笔墨程式的态度不同，国勇没有把程式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他强调的是笔墨的表现力。例如，在用笔上他力求将力度和韵味结合起来，力求变化和节奏感，并着力夸张它在画面中的骨架作用，使其产生类似金属感的效果。在用墨及用色上，国勇的方式颇有点“西画”味道，当然，这样的表述不准确，我是指，由于国勇的整个观念已经脱离了传统窠臼，自然而然获得了一种自由。他把墨和色交融在一道，墨是色，色也是墨，但画面给人的感觉却是色彩烂漫，——尽管他的用色并不特别绚丽。
国勇喜欢画云，换句话说，云彩在他的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下画坛，许多画家都采用以画云彩来渲染气氛的方法，显然是对传统水墨的颠覆或补充。传统水墨的“空白”代表了以往绘画的自然观，无论山水、花鸟还是人物，“空白”所蕴涵的“虚”是相当有讲究的，“虚”与“实”之复杂关系，是传统画中的要素之一。当代画家与此拉开距离，目的性显而易见，就是要突出自身经验的符号意义，从而取得自己的制高点。国勇的云彩富有神秘感和想象力，但是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优点，因为云彩的“实”可能会堵塞观画者的思想空间，仅仅作为一个视觉的内容，我认为这是处理“虚、实”关系的关键所在，优点即是不足，正是最好的说明。
另外，国勇的山水画注重对形象的刻画，山貌、树木、岩石、流水、飞鸟和动物等等，表露出勃勃生气，远远高出了那些闭门造车的画家一头。我注意到，国勇虽长期生活在西安，却没有过多地受到周围画家的影响，与“长安画派”不发生联系，这是件好事。地域和地域文化往往对一个画家影响至深，犹如“金陵画派”、“岭南画派”一样，这些地区的画家都是交叉感染的，优点是共同的，缺点也是共同的，这不免令人遗憾。国勇画自己的画，追随自己心灵的足迹，一步步向前探索，他已走过的路大家有目共睹，他前面的路包含着大家的期待。我想补充一点，国勇尽管超越了地域性限制，对各种资源和养料都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但他仍然需要进一步跨入当代文化的开阔地，眼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国勇的爆发力是足够的，能够跨越各种障碍，获得一种真正的艺术的自觉，摘去他的理想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