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阿尔希波夫
阿尔希波夫的故事
阿尔希波夫被斯大林派遣来到中国担当总顾问，正值北京人欢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满街的鞭炮声好像在欢迎他的到来。他的住处是东交民巷的一个拐角处的小楼，小楼外观是中国民族样式，古色古香，内部则按西式装修，各种设备　应有尽有。办公室与寝室在二楼，还有一个会议室。
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专家约有100多人，另一批集中在东北。阿尔希波夫初到中国，首先从各部门苏联专家那里了解中国情况，他特地召开了一次专家组长会议，听取先他而来在中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汇报。专家们对阿尔希波夫说，中国同志非常真诚，从不提供假的数字，但对统计工作很生疏，各部、局提供的数字常常不一致。有的专家说，中国当时流通几种货币，如何统一？很多机关是供给制，连保姆也由国家供给，如何处理？钢铁厂由于缺乏设备，不能生产，怎么办？专家们还谈到自己不懂汉语，全靠翻译帮助，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不少。阿尔希波夫从专家们的汇报中感受到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和中国同志打成了一片，他望了望在场的专家，兴奋而又深情地说：“很明显，问题很多，需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中国同志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人才不够，所以请我们来支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游山玩水，不是夸夸其谈，而是为了工作，工作！
要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人民！”他看了看大家的反应，又接着说：“中国朋友完全信赖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在提出每一项建议时，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切不可粗心大意，匆忙下结论，我们的工作不允许我们犯错误！”阿尔希波夫觉得3天的会议开得很顺利，开罢会后他忽然想起每个民族大概都有类似的一句谚语：“万事开头难”，他知道，以后的工作对他来说并不轻松。
历史回忆
摘自阎明复“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刊载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我和阿老第一次接触是五十年前的事。1956年6月，我作为俄文翻译跟随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阿尔希波夫同志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都要来看望富春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同志，当时觉得他很友好、热情、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于1950年亲自选派到中国来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据师哲师老回忆，1950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毛主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总顾问的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老处处为中国着想，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方面，他主动帮助我们考虑，聘请什么领域、什么专业的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最为需要，而在物色援华的专家、顾问方面，他也是想方设法保证来华的专家都有真才实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他也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阿老为了保证苏联援华项目的顺利实施，同中苏两国专家一起跑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视察过很多工矿企业和重大工程，亲自过问，具体指导。阿老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尔希波夫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人，联系密切，精诚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1995年夏天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拜访阿老，畅谈阿老同我们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亲如兄弟的友情，回忆起当年中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也谈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种种原因和事件。阿老专门回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情况。他说，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派去担任总顾问的通常是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往往是副部长或苏联有关部门的部务会议成员。在工厂里，仿照我们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
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工作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最后接见了他们。事后阿尔希波夫从中国同志那里知道此事。当他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阿老说，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他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他奉召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他再未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他政府会议的文件。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方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阿尔希波夫将此报告给了斯大林本人。因此，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由此以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
阿老说：中方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用下述一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因此，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来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人每年向我们提供1～1.2亿美金现钞，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了，他们便向我们供应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出售，从而弥补了我方外币之不足。
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而言又是何等重要。
阿老也经历了中苏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阿老回忆说，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撤退苏联专家。
阿老说，一些苏联作者写文章说，1960年撤退专家是由于给专家创造的工作条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听取他们意见引起的。这种看法有一点对，但并不是全对。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困难是从1958年中国人采取“三面红旗”的方针开始的。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建设现代化企业的速度大大放慢，决定使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群”炼钢法。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无疑给苏联专家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在“大跃进”时期抛开了一切经济规律，认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物质利益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热情，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此外，中国人还取消了一长制原则，实行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制。企业经理、厂长是党委成员，必须服从第一书记的决定。
阿老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找对中国人施加影响的新途径。说中国人是尽量有意识地为我们专家制造令人无法忍受的困难，未必是妥当的。
阿老说，撤退苏联专家是我们方面施加的压力，是对中国人桀骜不训的一种惩罚。撤退专家是苏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专家的。
赫鲁晓夫要求一周内撤完专家。为此，成立了由下述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铁道部长和航空部长等。当时，在华专家大约13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将近5000人，他们分散在中国各地。撤退专家用了一个月。
这种“火速”撤专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会舆论的消极评论，当然，尤其受到中国人方面的非常不好的反应。我们撤退专家的主要理由是说我们当时国内自己迫切需要这些专家。中国人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但他们请求推迟撤退。例如，周恩来就曾要求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然而，我们未予同意。
阿老回忆说，1960年夏，阿老奉命到中国安排撤走苏联专家的事宜过程中，在北京周恩来同志会见了他，周总理建议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在成都，陈云同志会见了他。两位老友相见，心情都很沉重，谈话坦率、真诚。陈云同志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苏联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决裂，要修补好两国关系上已经出现的裂痕尚为时不晚。阿尔希波夫指出，问题不只在苏方，必须双方做出努力。
阿老说，关于同周恩来、陈云的谈话，当时毫不拖延地用密电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在他的请求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他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他讲完后无一人发言，无一人表态。他也曾想单独同赫鲁晓夫本人谈谈，向他转达陈云、周恩来谈话时的真情实意，以及他们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决裂地步的诚意。为此，他曾请赫鲁晓夫的助手安排这个会见。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阿尔希波夫说：赫鲁晓夫得知阿的请求后，他调阅了由中国发来的所有密码电报，看完电报后问道，阿尔希波夫想要作哪些补充汇报。阿尔希波夫说，他想汇报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过了几天后助手打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阿老在苏中关系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虽然无法阻止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他为了苏中团结的大局，不顾个人仕途的安危而坦诚直言，阿老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同志永远牢记。
阿老接着说，撤退专家还只是个局部问题，我们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要比这严重得多了。1959年，我们提议中国重新审定同我们签订的全部经济协议。1958年贸易总额为1.8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价计算，如按当前兑换价则为40亿卢布)。重新审定协议的结果，1959年贸易额降低35%。我们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厂提供设备。1960年，由阿尔希波夫和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组成的代表团赴华。他们访华的目的是撤销同中国人已经签订的合同。这样，我们就采取了国际惯例上没有先例的行动，因为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如爆发战争，才能中止国家间签署的协议。1961年，我方主动撤销了先前商定了的合作项目。此后，我们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了设备，其总量不超过原定水平的10～20‰。
原则上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满可以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1961年，周恩来在谈话中讲：“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赔，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状。”
在中国实际上同外部世界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同苏联间的联系大大缩小，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阿老说，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中国人的说法：是我们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间的关系上。在中断同中国的联系上，赫鲁晓夫的逻辑是与中断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逻辑一模一样的。
在后来苏中关系恶化期间，阿老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中国的事。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80年代初，阿尔希波夫同志终于克服重重阻力，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他的老朋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签署了中苏两国的贸易协定，为改善苏中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关于这次访问，阿老对我说，当时苏联方面就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中国外交部答复说，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我们不欢迎；我们欢迎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来中国访问。阿老说完这个故事爽朗地大笑起来。我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正陪同二十几位人大代表在四川、湖北视察，在途中两次被召回北京，一次是陈云同志，另一次是彭真同志，两位老领导都要会见20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都要我介绍阿老的近况。彭真委员长会见阿老时，我有幸在场，两位老战友久别重逢，相互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催人泪下的动人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80年代末，阿老受苏联领导人的委托组织苏联专家学者研究了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同邓小平先生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做了准备。
在90年代，阿尔希波夫以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成员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多次访华，受到中国同志们的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为表彰他五十多年始终如一致力于维护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感谢他对中国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在庆祝他80华诞的时刻，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节”的荣誉称号。1998年阿老走了，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永恒的友情，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坚定信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阿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