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亨
生平简介
  高亨(青年时代)[1]高亨是中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成为20世纪先秦学术文化 研究的一座重镇。其治诸子，遵循乾嘉考据遗风，往往胜解精义，发前人所未发，真正做到了后出转精；其治《周易》，一改前人“以经解传，以传解经，经传互解”的旧习，首次经传分解，开创了中国现代《周易》“义理派”的研究新方法，为学界所推崇；其治《老子》与《诗经》，以传统文字训诂学为根基，在校勘训诂上创发新义；其砥砺基础，夯实根本，则有《甲骨金石文字通笺》、《文字形义学概论》和《古字通假会典》诸书。高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恭，他的学术成果为人信服，有些训诂成果被《汉语大字典》作为专门义项收录。[2]
人物年谱
1900年7月4日，高亨出生在吉林双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1910年春，入私塾读书，学名高仙翘。由于家境贫寒，学习不易，自知刻苦用功。所读经书，多能熟读背诵，心知其义。白日既没，继以灯火，夜色将分，犹不释卷，天方黎明，诵声又起，严寒酷暑，未尝间断。八年私塾，他读完了四书五经，初觉心地豁然，为后来专攻先秦学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五年中学习除学校课程外，还在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览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他这时已有志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并且对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3年春，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24年秋又考入北京大学。
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
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高先生以中国第一流学者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为导师。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先生的嘉许，曾对高先生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在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从文字、声韵、训诂入手，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
1926年夏，高亨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开始任教。初任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1929年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等。
1953年起任山东大学教授，1957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聘，兼研究员。
1967年以后不再任教，调至北京，专门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2]1986年2月2日，高亨先生病逝。[3]
学术贡献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书和研究的岁月中，时刻与读书、写书相辅相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读得多，而且要读得精，读得仔细认真。在治学上，他注重实事求是，从来一丝不苟。对于历代旧说，博览众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写出论文或专书，无不有根有据有经有纬，力求有所创见。坚持以文字的形音义及考据作为基础，来阐明发挥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蕴，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途径。他博通经子，淹贯众家。每作议论文章，必从实质问题探索底蕴，借助文字声韵之学，论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朴省净。故能言之有据，令人叹服。 
高亨先生毕生致力于“三书”，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从研究《说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数年的功力，写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笺》，稿本装订为十四册，凡几十万字，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参考书，不幸在抗战时期丢失，至今未能寻回。 
结合教学的需要，他最先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老子》一书，他对于其中字句的训释，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迹的考索，俱臻精到，为世所珍。以后又转入对《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的研究。由于《诗经》中“雅、颂”部分难点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无人继承，故不辞劳苦深入浅出地介绍给青年一代，完成了《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攻罢《诗经》，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国最难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数之说，带有神秘色彩，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熟练的文字学功夫，很难会通全书。高亨勇于负重，知难而进，常说：“我不攻此难关，将留给谁?”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坚，义无反顾。终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难，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周易古经》及《周易大传》进行考释与论述，写出了解析《周易》专书四种，把《周易》的研究构建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还有《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一些著作及论文。他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亨先生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课前都写成详细的讲稿，堂上声调爽朗，语言稳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学生之耳。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虽文辞古奥哲理深邃的先秦经典诸子之文，一经他的讲解分析，取譬论证，便可使学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贯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过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学问人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2]
周易研究
以经观经、以传观传20世纪40年代之初，高亨先生就立意坚持了一条重要的注《易》原则：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两千年来传世的《周易》一般包括两个部分：《易经》与《易传》。自汉以后一个影响甚广的传统观念认为，《周易》经文与《大传》十篇（即“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是“先圣所制、后圣所续”，二者之间存在着有神秘意味的必然联系，因此，很多人研读《周易》，总以经、传为一体，既“依传解经”，复“牵经释传”，从而把《周易》经传的研治引向了一个很大的误区。
高亨先生认为，“《易经》作于周初”而“《易传》成于晚周”，两者的产生前后相去达六七百年。后者对于前者的注解，尽管有很多正确的、有参考意义的内容，却也存在释义错误、附会经文甚至借题发挥之处。他还认为，《易经》文字质朴，记事简单，往往并不完整，而《易传》则分明已经具有了较多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观念，有一定的体系，就此而言，其与经文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有鉴于此，他明确提出了“讲《易经》不必受《易传》的束缚，谈《易传》不必以《易经》为归宿”。《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两部著作全面体现了高亨先生的这一主张。前者着重以阐明古经内容为限，力求就文论文，虽广征博引以考释词义、句义，却有意不牵涉《易传》、不援用《传》文的资料。后者注解《十翼》，则把“经意”与“传解”各立条目，相依并列，意在两者对照，以显示《经》之原意与《传》之理解所存在的异同。
讲《易经》不谈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周易》是上古的一部筮书。但高亨先生认为周初并无象数观念，象数之说实起于《易经》形成之后。而《易传》纵论卦象、爻象、爻位的象征意义，则代表了晚周的意识。对于如何正确阐明《易》学中的象数问题，高亨先生采取了科学和慎重态度。表现如下：
其一，对于《易经》卦辞、爻辞的注解，高亨先生尽扫象数之说，而专意于具体阐明经文的初始意义。在他看来，经文筮辞与卦、爻象数之间的联系，今人实已无法究诘，一味致力于这种联系的探究，难免治丝益棼，甚至会走向巫术迷信的歧路。因此，他对于卦爻辞所作的说解，断然抛开象数，全不牵扯象数说，而只是根据“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断占之辞”等不同类别，一一释明其本义，至此为止。
其二，对于《易传》的注解，凡《传》文并未言及象数者，同样尽扫象数之说，而只如实说明其本义。高亨先生认为，《易传》多谈象数却并未处处讲象数，如《谦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六诸爻《象传》，以及《噬嗑》初九、九四、上九诸爻《象传》，就都无象数可言。因而对于这一部分《易传》，他同样只是随文释义，绝不附会象数说、更作添枝加叶之举。
其三，对于《易传》中确然存在的各种象数说，高亨先生所持态度是力求“以朴释玄”，实事求是。他在《周易大传今注》中，专门写下《易传象数说释例》一篇，以供一般人识其通例，掌握规律。在所有各条传文的具体注释中，则注意结合卦形、卦名以及爻之性质、位次、奇偶之数等，以阐释《易传》解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根据。同样并不由此引申推演、不作主观凿空之论。
《周易》训诂学示例例一，《汉语大词典》“衢”字下，列第四义为“庇荫”。举《易经·大畜·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衢疑当读为休，古字通用……休即庥字，谓受天之庇荫也。此云‘何天之衢’，即‘何天之休’也。”这里，高亨先生识破了一个关键的通假字，揭举“衢”有“庇荫”一义，三千年古经文字遂由此而豁然贯通，也为此字的训释别添一义。
例二，《汉语大词典》“康”字下列“康侯”词条，举《易经·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称康侯或康叔。”按“康侯”旧解为“康民安国之侯”，属望文生义；高亨先生以其为武王之弟，鲜见于其它古籍记载，而于史有征、兼符文意，同样足以订正旧说而自有发明之功。
例三，《汉语大词典》“守”字下，列第十二项词义为“操守，节操”。举《易传·系辞下》：“失其守者其辞屈”，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云：失其操守之人，附声附和，不敢坚持己见，故其辞屈服”。旧注训“失其守者”为“失其所守之志”，殊亦费解。高亨先生训“守”字为“操守”之意，订正了旧注，理顺了文意，能够与《系辞》本章主旨相合。这是在《易传》文字训诂中又一个有突破于前人的例证。
古《易》筮法研究《周易》是一部上古的筮书，记录和反映古人的占筮活动，后世习《易》、言《易》往往涉及筮法。筮法是迷信活动的产物，但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在流传中又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古代筮法给予必要的考索和总结，当属传统文化之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然而往古邈远，载籍不足，长期以来，人们尽管对于中国现存最早一批重要文献资料（如《左传》、《国语》）所记诸多筮事，以及《系辞》所载之筮法，陆续有过不少考订与诠释，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存在“其虑有所未及，其察有所未照”之处。后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晚周筮法的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明于成卦而昧于变卦，得之成卦而失之变卦。”这一点已经形成为《易》学研究中长期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高亨先生在自己一系列的《易》学著作中，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周易》“成卦之法”的详尽步骤，而且，更结合《系辞》并《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就其“变卦之法”作出了充分而合理的说明，第一次突破了自汉以来《易》学研究上的一个难点。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筮法新考》一文中，具体回答了《易经》占筮中“何以有变卦”与“怎样识别所变之卦”这些长久滋人困惑的问题，并在推演、计算的基础上总结出“求（所变之卦）宜变之爻”的具体方法，甚至列表以明其事。由于他把《系辞》与《左传》、《国语》中的文献资料熔合裁度、反复推究，一举揭去两千余年“变卦之法”的玄虚外衣，显露出上古巫术的本真面目，从而为古筮法之更加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重要的门径。
另一篇《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是对于《左》《国》中有关《周易》记载（二十二条）的逐篇疏解，揭示其象数和义理，也兼及筮法的说明。此文发表于1962年，而其雏形与基本结论实已见于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周易筮法新考》中的《东周筮法之实征》一篇。按与《易传》（十翼）有所不同，《左》《国》中的记事，不仅讲本卦的卦象、卦名、卦辞与爻象、爻数，而且讲之卦卦象、之卦卦名、之卦卦辞，以及本卦变爻爻辞、之卦变爻爻辞。因此，不能通晓古代筮法，则难以识别其中变卦之何以有变，也就不可能通晓古籍载事的原原本本。其中，如《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以及《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等，究竟含义为何，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于此作出精辟的阐释：前者因其“五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多于不变之爻”，所以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后者则因“三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相等”，是“贞悔相争之卦”，故而以两卦辞占之。巫术迷信力图制造神秘，而科学的考索则能够对古筮法作出合理和明晰的说明。这是高亨先生以科学态度研究古代筮法并获得空前成绩的又一实例。[4]
与伟人交往轶事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毛泽东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附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毛主席给高亨的回信[5]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
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发表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由于气势恢宏，一度被误传为是毛泽东所自作；同时，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与读者见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先生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6]
著作
简介  《高亨著作集林》[7]《高亨著作集林》共分十卷，收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杂论》、《老子正诂》、《老子注译》、《诸子新笺》（含《墨子新笺》、《庄子新笺》、《荀子新笺》、《韩非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商君书新笺》六种）、《庄子今笺》、《商君书注译》、《墨经校诠》、《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与《上古神话》（与董治安先生合写）、《文字形义学概论》、《文史述林》、《文史述林辑补》等专书或自选论文集。高亨先生的学术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称，《集林》除把亡佚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笺》和《古字通假会典》作为存目处理，囊括了高先生其他所有的著作。
作品评价高亨先生把大量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和国学研究，留下了总计约五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涉及《周易》、《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文字学、上古神话等诸多领域，享誉学术界。高亨先生的学术生涯长达六十个春秋，他的著作的写作与出版，跨涉漫长的岁月，有的因出版较早而流通未广，如今已不易求索，《高亨著作集林》的出版，解决了其著作搜寻难的问题，对全面地了解、评价其学术成就，学习其治学精神及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集林》共计汇收专书十五种，又辑散见论文为一种，共十六种，分为十卷。在编排上，内容相似、相近的专书，置于同卷。新辑论文十七篇的编排顺序，则完全按照发表时间先后为准。所收十六种论著，每种均设“本册说明”一篇，或点明原作主旨，或简介成书过程，或说明版本的演化，或交代整理的情况，为读者了解本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编末“附录”部分，收列《高亨先生传略》与《高亨先生生平年表》两种，向读者提供关于高亨先生及其学术成就的必要的参考资料，颇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为人治学，加深对其著作的理解。[8]
第一卷周易古经今注
（含《周易古经通说》）
周易古经今注
重订自序
旧序（摘录）
述例
本书引用周易书目
周易古经今注卷首
周易古经通说
提要
第一篇周易琐语
第二篇周易卦名误脱表
第三篇周易卦名来历表
第四篇周易筮辞分类表
第五篇元亨利贞解
第六篇吉吝厉悔咎凶解
第七篇周易筮法新考
周易古经今注卷一
周易古经今注卷二
周易古经今注卷三
周易古经今注卷四
周易杂论
小序
《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
《周易》卦爻辞的哲学思想
《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
《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第二卷周易大传今注
第三卷诗经今注
第四卷诗经选注
楚辞选
上古神话
第五卷老子正诂
老子注译
第六卷诸子新笺
庄子今笺
第七卷墨经校诠
商君书注译
第八卷文字形义学概论
古字通假会典（存目）
第九卷文史述林
第十卷编外论文辑存
附录高亨先生传略
高亨先生生平学术年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