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录
简介
经录，即佛教经籍的目录。称众经录、内典录、释教录、法宝录等。经录的起源甚早。自后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经典的翻译随之而兴，其后译籍日富，部帙增多，于是弘道之士，为了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因而有“经录”的创制，并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而后纲举目张，使佛教典籍昭昭可考。
详说
历代经录之制作，可依其发展的历史区分为四个时代述之。一是两晋时代，[1] 此为经录创始时期。依《历代三宝纪》(简称《三宝纪》)卷十五，晋代以前已有三部经录：即《古录》一卷，谓“似是秦时释利房等所赍来经目录”；《汉时佛经目录》一卷，谓“似是迦叶摩腾创译《四十二章经》目即撰录”；《旧录》一卷，谓“似是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但秦和前汉佛教尚未传来，自然不能有目录出现，迦叶摩腾译经亦有问题，故所传三部目录显然是不足为据的。《三宝纪》还载有魏沙门《朱士行汉录》一卷，并且引用三十处，但东晋释道安和梁僧祐的经录中均未引此录，而此录记载又到晋代沙门康道和所译的《益意经》为止；故其书恐系后人所依托，也不足为据。
只有西晋时，译师竺法护撰《众经目录》一卷，纪他自己所撰各经，当是最早的经录，但久已散佚。惟聂道真记竺法护的译经年月很详，或即据此录而来。
其次，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一卷，记载汉、魏、晋的译经，则是通录各代，不限一朝，而且注重译出经典的时间，笔受的人和经名异称，这些都影响到后代的经录。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和《别录》各一卷，前者似是总录，后者似是分类目录，但因早佚，它的内容无从知悉。此录就《三宝纪》所引用的来看，恐有后人增入的部分。
石赵时有《二赵经录》一卷，但记载不仅有前赵和后赵时代的译经，而且有刘宋时代的译本，或是以二赵的地域为范围的经录。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还只是处在草创阶段。
到晋武帝时，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出现，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下良好的基础。道安自述说：“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以来，迄今晋康宁(应是‘宁康’之误)二年(374)，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见《出三藏记集》卷五。)它的内容共七部分：一、经论录、二、失译经录、三、凉土失译经录、四、关中失译经录、五、古异经录、六、疑经录、七、注经及杂志经录。这样的分法，是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而又有所发展，一方面以有译人的按时代排列，使佛学的派别和演变有线索可寻，一方面把失译人的和摘译别出的分开，以便于了解考察。对于疑伪的经严加区别，不使真伪混淆，自撰的著作则附之于末。此外作者还对古代的译经有些遗失译人的，都“校练古今，精寻文体”，就其译语和译风比较研究，查勘为某人所译，或非某人所译。并对译人的译笔优劣，也有所评定。这些评语是适当中肯的，故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多加以引用。僧祐也说他“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出三藏记集》卷二)他把经录从内容到形式，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使经录得到比较完整的定型，作用因而大显。此录重要内容自被《出三藏记集》收入后，终至佚失，只面貌在《出三藏记集》中还可以见到而已。
姚秦时僧叡撰《二秦众经录》一卷，以苻、姚二秦时代译经为主，间及吴和北凉的译经。
其后，晋释道流创撰《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伪录》四部，未成而卒，他的同学竺道祖继续完成之，共四卷，断代的经录即始于此。
南北朝时代，为经录组织渐备时期：南朝刘宋有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二卷，为分类体裁，上卷载　一、大乘经录，二、三乘通教录，三、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　四、小乘经录，五、(篇目本阙)，六、大小乘不判录，七、疑经录、八、律录，九、数录，十、论录。宋道场寺释慧观立五时教，中有三乘通教，此录以三乘通教为类，当是受慧观的影响。又从此录的分类看，以经律论为类，经中又以大小乘划分，疑经则另作专篇。这比它以前的分类法，要更为通宜。此录又有一特点，即在每经之下，用简明的辞句标明一经的宗旨，并标出文、质等字样，作为对译本的评价，这正是当时人重视译文的反映。此录现有敦煌卷子写本，仅残存上卷一部分。
南齐释王宗撰《众经目录》二卷，通纪各代，分大小乘。
又释道慧撰《宋齐录》一卷，专纪宋、齐译经，尤偏重宋代。
另有不详作者的《始兴录》一卷，始兴即今广东省韶州，故此录多纪南方所译经论，也名南录。梁代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其中《铨名录》部分即佛经目录(详见《出三藏记集》条)，乃据道安的目录加以增补扩充，其著录方法创例颇多，但需和其他三部分对照参看，才能全面。此录为现存经录中最早的一部。天监十四年(515)，梁武帝敕释僧绍撰《华林佛殿目录》四卷，纪录宫廷所藏的佛经。僧绍即据《出三藏记集》目录部分，分为四科，加以增减。因不合梁武帝的意旨，所以十七年(518)又敕释宝唱重撰。“宝唱乃因绍前录，注述合离”(见《续高僧传》卷一本传)，“显有无译，证真伪经”(见《三宝纪》卷十一)。成书四卷，名《梁代众经目录》，其分类为：一、大乘有译人多卷经，二、大乘无译人多卷经，三、大乘有译人一卷经，四、大乘无译人一卷经，五、小乘有译人多卷经，六、小乘无译人多卷经，七、小乘有译人一卷经，八、小乘无译人一卷经，九、先异译经，十、禅经，十一、戒律，十二、疑经，十三、注经，十四、数论，十五、义记，十六、随事别名，十七、随事共名，十八、譬喻，十九、佛名，二十、神咒。所分甚为详细，把譬喻、佛名、神咒等各自为类，并注意到注经和义记，这更扩大了所录的范围。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在藏经的整理上，也有一定的便利。
北朝元魏永熙中(532～534)命舍人李廓撰成《魏世众经录目》，它分为：一、大乘经，二、大乘论，三、大乘经子注，四、大乘未译经论，五、小乘经律，六、小乘论，七、有目未得经，八、非真经，九、非真论，十、全非经愚人妄作十类。其中大乘未译经论目录当是指菩提流支所携来的经论梵本而言。而有目未得经目录，以便征求佚亡的典籍，也是很好的体例。至非真经、非真论、全非经愚人妄作目录，则是指的疑伪经而又加以细分。
北齐武平中(570～576)释法上撰《齐世众经目录》，分为：一、杂藏录，二、修多罗录，三、毗尼录，四、阿毗昙录，五、别录，六、众经抄录，七、集录，八、人作录，以杂藏居首，与修多罗分列，为它录所无，这已启经部再分细类的先声。后面四类也与以后经录以影响。以上各录，大都注意于分类。
隋、唐时代为经录大成时期。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命释法经等二十大德撰大隋《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前六卷为别录，后一卷为总录，凡分九录四十二分：一、大乘修多罗藏录，二、小乘修多罗藏录，三、大乘毗尼藏录，四、小乘毗尼藏录，五、大乘阿毗昙藏录，六、小乘阿毗昙藏录(以上六录均各包括众经--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分)，七、佛灭度后撰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德抄集二分)，八、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抄集二分)，九、佛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诸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法经在上表中说：“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名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见《法经录》卷七)它的分法已撷取前代经录分类之长而加以整齐系统，这是一大进步；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有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都是缺点。智升也指出它的一些错误(见《开元录》卷十)。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十五卷，凡帝年三卷，代录九卷，入藏目二卷，总目一卷。其中代录为全书的重点，收罗繁富，译人附有小传，在体例上又有所创造。入藏目是据《法经录》增减而成，颇为潦草，但大藏经即从此开始。仁寿二年(602)，释彦琮奉命撰《众经目录》五卷，分：一、单本，二、重翻，三、圣贤集传，四、别生，五、疑伪，六、阙本六类。乃以《法经录》为基础加以补充而成。单本、重翻之下分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别生也分大小乘，下又分别生、别生抄、别集抄等。分类简明而不如《法经录》的细致，《开元录》卷十曾指责其中错误六处。彦琮又撰有《昆仑经录》五卷，这是大业中隋平林邑所获的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是用多梨树叶昆仑文写的，有命付琮执笔，并使编叙目录，渐次翻译。此录分：一、经，二、律，三、赞，四、论，五、方，六、字，七、杂书七类，是一部专记昆仑文经典的目录。此时，又命释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一、经，二、疑经，三、论，四、戒律，五、记，经、论、戒律中每类又分大乘、小乘、杂经三类，共十一类，与法经、彦悰二录颇相近。
唐代贞观初年，释玄琬撰《众经目录》五卷，乃就彦悰录补入唐代译经而成。麟德元年(664)，释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十卷，分为十类：一、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按代纪人，即是代录。二、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内分大小乘及西梵圣贤集传，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即单译和重译互勘的目录。三、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分类与上同，即入藏的目录。四、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是为了便于诵读的举要目录。五、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即阙本目录。六、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即中国僧俗所撰有关佛教的注释和著述目录。七、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即大小乘别生目录。八、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即疑经和伪经目录。九、历代众经目录终始序，即唐以前经录的目录。十、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所记都是一些关于经的感应事迹，或引自古籍，或出自当代，但与经录则并无关系，反成疣赘。此录大体根据《三宝纪》和《法经录》撰成，但是不似《三宝纪》中记录的真伪杂糅，也不似《法经录》分类的琐碎，而综合二录的优点于一处，使经录在记录上和形式上更加全面。但也有一些小的缺点，智升虽曾举出它的九误和八不然，仍称赞它为“类例明审，实有可观”(均见《开元录》卷十)。不失为一部较好的目录。麟德年间释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五卷，乃据《彦琮录》增补唐代译经而成。释静迈又撰《古今译经图纪》四卷，因大慈恩寺翻经堂中，壁画有古来传译的缁素，于是据《三宝纪》撰成此书，从后汉迦叶摩腾起，至唐代玄奘止，按时代先后排比，以译人事迹为主，附列所译各经于传后，可以说是经录的别裁。
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释明佺等奉命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分为：一、大乘单译经，二、大乘重译经，三、大乘律、大乘论，四、小乘单译经，五、小乘重译经，六、小乘律论贤圣集，七、大小乘失译经，八、大小乘阙本经，九、见定入藏流行目，十、伪经。此录虽名为刊定，但内容杂沓，不少繁秽，所以智升评它：“当刊定此录时，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亲览；但指撝末学，令辑撰成之，中间乖失，几于太半”(《开元录》卷十)。颇中其弊。
开元十八年(730)，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分《总括群经录》和《别分乘藏录》二部，前者包括后汉到唐十九代的译人译经。后者包括一、有译有本录，二、有译无本录，三、支派别行录，四、删略繁重录，五、补阙拾遗录，六、疑惑再详录，七、伪妄乱真录。其下都再分子目，末为大小乘入藏录。此录体例完善，条理清晰，而且分类细致，考证精详，勘正前人的误处很多，后来经录很少超出它的范围，为经录中集大成的著作。智升又有《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即《开元录》第十九、二十卷见定流行入藏目，但标明部类，注有千字文次第，是藏经排架的目录。智升另撰有《续大唐内典录》一卷，仅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续以从麟德元年到开元十八年所译的经典，但现存此书已不是智升的原本，而是《内典录》的残卷。智升又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增补唐代译人自智通到金刚智等人。另有释玄逸撰《开元录·广品历章》三十卷，记历代经典，尤详于唐代，每经的下面具列品，分子目，译经起讫年月、口传、笔受的人，可以和《开元录》相辅而行。稍后，有毋照奉命撰的《开元内外经录》十卷，为释道二教的经目，有序述其大旨。
德宗贞元十年(794)释圆照奉命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纪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译经，并载有上表、制诏、赐赉、碑文等，保存了当时很多有关佛教的史料。贞元十五年，圆照又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除把《开元录》全部收入外，增加特旨承恩录于总集群经录之前，另外补充开元十八年以后六十五年间新译入藏的诸经和译人事迹，并据《续开元录》载入奏议，诏谕等文字，体例和《开元录》殊不一致。
南唐释恒安于保大三年(945)撰《续贞元释教录》一卷，又补充新编入藏的唐代译经和著述一百四十部。
宋至清代为经录变化时期。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赵安仁等奉命撰《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天圣五年释惟净撰《天圣释教录》三卷，景祐三年(1036)吕夷简等奉命撰《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都是变更从前经录体裁，只记录当代的译经，而对于译人、教乘、部别、梵本来历、译场和翻译情况，及表奏、诏谕等记得很详细，给译经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元代有《弘法入藏录》，记载当代译经的入藏者。至元二十四年(1287)释庆吉祥等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以经、律、论、圣贤传记分类，而大乘经中分显教、密教，则为以前经录所无。每经又以藏文译本对勘其有无，并注出音译梵文名称，为研究西藏佛教的重要著作。明代之后，乃无全经录著作出现。
此外，历代刻藏编目，等于经录中之入藏录，亦可视为经录之类。现存之目，有福州开元寺板《大藏经目录》、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经律论等目录》，元代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明代《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清代《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嘉兴藏目录》等；又清代有《如来大藏经总目录》，《御译大藏经目录》等，则为汉文翻译的藏文本版甘珠尔，满文版甘珠尔的目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