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圆券泄密案
事由交待
金圆券，是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金圆券的欺骗性和掠夺性之强，历史上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笔者亲眼看到金圆券发行、流通和崩溃的全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为了让读者了解金圆券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欺骗性和掠夺性表现在哪里？这是笔者撰写此书的初衷，同时，也想引起加强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的必要性。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这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注定了必然要失败的命运。1948年上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连连失败，损失惨重，统治区日益缩小。政治上危机四伏，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财政上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国内、国外负债累累，信用全失，举债无门，只有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差额，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工商业濒于破产的地步。农村凋敝不堪，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并不甘心于失败，遂作出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的决定。其目的：
一、把票面骤然缩小三百万分之一，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厌恶情绪；
二、定金圆券与法币的比率为一比三百万，等于发行更大面额的钞票，缓解一下现钞短缺的危机；
三、金、银、银元、外币禁止人民持有，并限期强行收兑，企图在逃离大陆前，彻底搜刮一次。
金圆券虽然规定有含金量，但是不能兑现，与法币无异，仍然是一个空头的价值符号。第一批发行的金圆券，就是库存中无法进入流通的小面额法币。金圆券的金属辅币除一分铜币外，其余都是旧铸法币的辅币，所谓之金圆不过是一场骗局。
金圆券的发行准备，名义上是五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空的，同样也是一场骗局。通过金圆券发行，各阶层人民金、银、银币、外币损失约二亿美元，间接的经济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由于国民政府崩溃迅速，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才幸免于难。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将库存的金、银和发行准备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有黄金296万余两，白银69000余两，银币5300余万元，外汇全部。
金圆券于1948年8月20日开始发行，8月23日正式进入流通，七十多天后的11月11日，宣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其他三个办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金圆券贬值百分之八十，实质上就是宣告金圆政策的失败。
1949年3月，市场上开始出现拒用金圆券，并迅速蔓延，4月份各地已普遍拒用（包括国营铁路、邮政、电业、交通运输、税务等部门），代之以银元、外币、铜元以及米、棉布等实物，也就是金圆券在事实上已彻底垮台。
金圆券从发行到垮台，时间并不长，却在货币史上留下不能忘记的一幕。
案件始末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溃边缘。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8月21日在报上披露，一神秘人士于币制改革宣布前夕，连夜从南京乘车抵达上海，8月19日一个上午就向市场抛售1000万股永纱股票，照20日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获利高达一千六百多亿元。这条消息犹如重镑炸弹，引起轩然大波，各界沸腾，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更是团团围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骂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眼看一场轩然大波就要发生。
8月26日，国民政府监察院签发通知，派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二委员火速赴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唐鸿烈、宋玉琳抵沪后，直奔京沪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眉头紧锁，在房中踱来踱去，一旁坐着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见唐、孙二人到来，蒋经国连忙把他们引入座，寒暄一番后，蒋经国单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这几天股市连续狂跌，情形极为严重，此案不破，金圆券改革难以继续执行下去，不知二位监委对此案有何眉目。”
唐鸿烈欠了欠身，极为自信地说道：“督导员，您不用太担心，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大公报》，我们不妨首先从这里入手，追根溯源，说不定能查出蛛丝马迹……”一旁的林崇墉打断唐鸿烈的话：“我和督导员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公报》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话，我们有什么对策？”蒋经国点了点头：“是啊！我看还是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这样吧，唐监委、孙监委你们二位调查《大公报》，我和林局长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对上海各股票交易所进行调查，核查19日的交易额，二位意下如何？”孙玉琳道：“这样最好不过，委员长要求我们迅速破案，事不宜迟，我们俩这就去。”
唐、孙二人直访《大公报》，道明来意后，李子宽经理只好告诉消息来自记者季崇威，并吩咐手下人把季崇威找来。不管唐、孙二人如何软硬兼施，季崇威就是不肯吐露实情，并有对簿公堂的决心，李子宽也表示爱莫能助。唐、孙二人碰了壁，怏怏而归。
正当唐、孙二人一筹莫展时，蒋经国邀请他们出席第二天市警局会议，会同上海市警察局共同破案。会议中，接到南京总统府限令7天破案的追加电令。蒋经国当即命令金管局与警察局抽调精干人员，组成8个行动组，分赴全市237个交易所，查寻19日交易额在300万股以上的交易所。行动组很快就在237家交易所中，查出有嫌疑的22家。8月31日下午6时，查出鸿兴证券交易所疑点最大，有大笔场外抛股的记录。鸿兴证券号是237号，来头可谓不少，其经济负责人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杜月笙是上海青红帮三大亨之首，蒋介石早年曾投靠过他，共同发动了反共的四·一二政变，为蒋介石占据上海立下过汗马功劳。
行动组感到十分棘手，唐鸿烈出了个主意，认为还是请蒋督导员亲自出面，可能比较合适，众人一致赞成，并由唐、孙等人直接向蒋经国汇报。
9月1日，蒋经国笑容可掬地把杜维屏迎进了私人住所，分宾主坐定后，蒋经国与杜维屏拉了一些家常，杜维屏不明就理，忍不住问道：“经国兄今天把我找来，只是为了叙旧？”蒋经国不露声色地道：“除了叙旧，倒还是有一事请维屏兄帮忙。”杜维屏连忙拍了拍胸部：“经国兄尽管吩咐，在上海，只要我杜维屏能办到的，一定在所不辞。”蒋经国见时机成熟，这才转入正题：“维屏兄，贵交易所在19日有二笔数额巨大的股票抛售记录，不知维屏兄是否知道这事？”“这，这……，”杜维屏一时语塞。“维屏兄，政府内部有人泄露币制改革秘密，有人利用这一消息进行股票黑市交易，从中获取暴利，引发股票市场大动荡，政府经济改革也难以进行，还请维屏兄助我一臂之力。”杜维屏欲言又止，面色十分尴尬，支吾着说，“经国兄，这件事我恐怕不能帮上大忙，请原谅。”杜维屏异常的神色和举动，自然没逃过蒋经国的眼睛。蒋经国顺水推舟地说道，“维屏兄，这事就暂搁一边，还有几位朋友想与你见见面。”接下来，唐鸿烈、孙玉琳、林崇墉等人轮流盛宴杜维屏。
杜维屏实在过意不去，终于向蒋经国透露了事情的真相：8月19日上午，李伯勤陪同两个女人来到鸿兴交易所，以“兰记”和“淑记”两个女人的名号开户，抛出300万股永安纱厂股票。
蒋经国如获至宝，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迅速查出李伯勤去向。经查明，李伯勤住在上海市延庆路9弄20号妹妹李国兰家，李国兰丈夫陶启明，两个月前进入财政部任秘书。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毛克刚派便衣人员潜伏在李家附近，李伯勤一直到晚上12点还未露面。专案组深夜赶赴李伯勤的挚友高祥生家，也徒劳而返。毛克刚当机立断，命令该组干将李吉光进入李家探虚实。
李吉光敲开李家的门，自我介绍道：“你是嫂子吧，我是启明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李国兰一听是陶启明的儿时朋友，连忙把李吉光引进屋内，热情招待。扯了一些家常后，李国兰对李吉光已没有任何戒心，气氛十分随意，李吉光漫不经心地说道：“本来十九日，我就要来找嫂子，请启明兄帮忙。上午敲门时，屋内没有人。”李国兰冲口而出，“上午我和另外二位朋友，去鸿兴交易所炒股去了，你当然找不到我了，不知你有什么事需要启明帮忙，我帮你转告。”李吉光依然不动声色：“想不到嫂子还炒股，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嫂子以后要多开导开导我，让我也有发财的机会。”顿了顿，又故作亲切地说：“最近我听说股票大跌，嫂子你这次肯定亏了。”李国兰得意地说，“这你就有所不知，别人都亏，我炒的永安股却赚了。”李吉光见目的达到，掏出警员证件，“对不起，你被捕了。”李国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是启明的朋友，原来你是……”李国兰吓得瘫倒在地，并供出同案犯杨淑瑶地址。
随后，专案组来到湖南路343号石油公司宿舍，逮捕了杨淑瑶，带回警察局。唐鸿烈、孙玉琳亲自提审了二人。李国兰供认丈夫陶启明让她与李伯勤、杨淑瑶出面抛股。另一案犯杨淑瑶是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所主任徐壮怀之妻。
陶启明由王云五的亲信、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介绍，两个月前进入财政部任秘书。徐百齐接到林崇墉的电话，得知陶启明泄密，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王云五。王云五立即通知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逮捕陶启明。当晚，陶启明在财政部宿舍被捕。在历时56个小时的审讯下，陶启明终于承认泄密罪。他于8月18日连夜从南京坐车返回上海，找到好友徐壮怀、袁柳安等，策划了狂抛永安纱厂股票事件。陶启明还供出了顶头上司徐百齐以及有关人员徐壮怀、袁柳安。袁不久被捕，徐壮怀早已闻风而逃。“隐名人”终于被揭开了面纱，随着审讯的进一步发展，震惊全国的这起金融泄密案也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