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慧深
历史记载
慧深游历扶桑国及其东邻女国后做的珍贵记录部分地保留在姚察、姚思廉父子著的《梁书》之中，就这一部分也已成为古籍中对扶桑之地最详尽的论述了。关于扶桑国的地望，历来存有争议。为方便对照，《梁书》相关记载转录于下。《梁书．东夷传．序》云：“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南朝梁武帝年号520～527年）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并录焉。”《传》文云：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我个人认为，扶桑绝对是墨西哥。日本一衣带水，不可能跑到"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去．而且，我国历来史书上称日本为倭国，没有称扶桑的。日本那样植物是可吃可穿可作纸的"扶桑木"．
慧深的身世
根据山东省日照市涛雒镇石鳯寺重建碑记记载：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复兴。
先是，沙门慧深者，山下视饿殍而不见。殍曰：悯者，佛也。深大惊，知为佛祖点化。遂堆碎石为冢掩殍尸，化善缘建寺于冢侧，曰天台悯寺。后殍冢每显佛光，悯寺大兴。北魏肇始，佛门不幸，殃及悯寺，深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毁寺塔，逐沙门，悯寺败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罗僧智隐重建寺院，曰新罗寺，佛门再兴。然建文年间山火骤起，经书寺院毁于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门，世代相传。及至东海而海曲，回归赢氏故里，重续先祖香火，乃至子孙满堂，家业兴旺，实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产，重建寺院，再请高僧，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役始于仲春，毕于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凤寺。又值我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成道圣日，立碑为证，乃记。
嘉靖乙丑孟夏望日 
这是一篇明朝的碑文，文中提到沙门慧深，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碑文中此慧深很有可能就是《梁书》中彼慧深。
（1） 《梁书》中的慧深与碑文中慧深时代年谱一致。
（2） 《梁书》中慧深应该是齐鲁一带僧人，碑文中慧深在日照，属齐鲁之地。
（3） 《梁书》中慧深对《山海经》中的汤谷扶桑十分熟悉，天台悯寺就位于天台山中，天台山被考古专家认为就是《山海经》中的汤谷，主峰上有太阳神祭坛遗址。
（4） 《梁书》中慧深对高丽文化比较熟悉，日照在历史上与高丽的交往就多，到了唐代这里还有新罗村与新罗寺。
（5） 天台悯寺之慧深因北魏禁佛”愤而出海“，很可能就是为了寻找一方净土而到了美洲墨西哥。
慧深研究
日照天台悯寺与《梁书》慧深考证
（中国佛学院学员 弘法 妙真 向佛）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内心佛性的长期修持，会因佛祖的一个暗示而上升到全新境界。对未知课题的不断探索，会因黑暗中的一缕阳光而豁然开朗。最近网上发表一篇关于日照市涛雒镇“石鳯寺重建碑记”的碑文，使我们对佛教史上一个著名人物的研究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突破。
“石鳯寺重建碑”碑文的内容如下：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复兴。
先是，沙门慧深者，山下视饿殍而不见。殍曰：悯者，佛也。深大惊，知为佛祖点化。遂堆碎石为冢掩殍尸，化善缘建寺于冢侧，曰天台悯寺。后殍冢每显佛光，悯寺大兴。北魏肇始，佛门不幸，殃及悯寺，深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毁寺塔，逐沙门，悯寺败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罗僧智隐重建寺院，曰新罗寺，佛门再兴。然建文年间山火骤起，经书寺院毁于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门，世代相传。及至东海而海曲，回归赢氏故里，重续先祖香火，乃至子孙满堂，家业兴旺，实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产，重建寺院，再请高僧，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役始于仲春，毕于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凤寺。又值我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成道圣日，立碑为证，乃记。
嘉靖乙丑孟夏望日
该碑文记载的“化善缘”建“天台悯寺”的沙门慧深，作者认为与文献《梁书》中记载的沙门慧深有诸多相似之处。现介绍如下。
慧深的事迹最早见于唐代姚思廉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可见，慧深之后《梁书》中还有从罽宾国去过“扶桑国”的僧人：“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罽宾国为古代西域国名，其具体地理位置史学界尚无定论，大约位于克什米尔一带。罽宾国之名见于佛教故事：“佛尝记曰：‘我涅盘之后，有末田底迦阿罗汉，於罽宾国安人弘扬佛法’。如来寂灭后五十年，阿难弟子有末田底迦，闻佛记大喜，便来此国，宴坐大山岭，现大神变。龙见而深信问所须，阿罗汉曰：愿於地内得容膝地。龙王缩水奉施，罗汉以神通广身，龙王纵缩水，池空水尽。龙翻请地於阿罗汉，於此西北留一池。龙王曰：五百罗汉常受我供，欲至法尽，若法尽后，还以此国为居地。末田底迦许之。见阿育王经七，毘奈耶杂事四十，善见律六，西域记三”。
后来，《梁书》中也有从中国去“扶桑国”的道人：“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也有民间人士有可能到达过扶桑国：“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
《梁书》成书之后的1000多年里，沙门慧深和扶桑国的记载并不为世人所重视。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却因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变成了世界关注的话题。1761年12月的《学人》（DesScarans）杂志上刊登了法国汉学家德·歧尼的论文《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亚洲极东部几个民族的研究》。德·歧尼在文中得出“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美洲”的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同时也引起了激烈争论。自此以后的200多年来，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争论的焦点在于《梁书》中“扶桑国”的记载是纪实还是杜撰。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朱谦之先生主张慧深曾经到美洲一说，但是罗荣渠先生却认为完全是古人杜撰。另外，慧深的身世还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争，扶桑国有中国，日本，墨西哥之争。
对于慧深是否到过“扶桑国”，“扶桑国”是日本或是墨西哥，本文作者资料有限，研究不多，不敢妄加评论。现仅就最近新发现的资料，对《梁书》中的慧深是否果有其人，石鳯寺碑文中的慧深是否《梁书》中之慧深加以探讨，请佛学界和史学界的前辈和学者专家指正。
据石鳯寺碑文的记载，天台悯寺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天台山。于是我们赴天台山石鳯寺遗址对碑文中提到的天台悯寺和沙门慧深的身世进行了走访调查。
天台山地处日照南部海滨，山虽不高，却有拔地而起之感，背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是一个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两个月之前刚刚在主峰发现3000多年前的太阳神祭坛，被国家文物部门命名为天台山遗址。另一侧山头上有被当地人顶礼膜拜的圆形巨石，叫太阳神石，还有几处反映古人太阳崇拜的石刻与岩画。据新华社报道，考古专家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人祭祀太阳神的汤谷（也叫旸谷）就在日照地区。而这个汤谷就是天台山太阳神祭坛和太阳神石之下的山谷，坐西朝东，面向大海，正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当地老百姓也将这条山谷称做望仙涧，据说是当年秦始皇到天台山求仙访道时所赐。日照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方仙道的诞生地，天台山史称“人间仙境”，有道家河上公和安期生修仙悟道的遗迹。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秦始皇离去后，安期生委弃金宝不顾，留书始皇：“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 始皇得信，“即遣使者徐市（音福）、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遇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并海边十数处”。天台山尚留有安期祠遗址一处。
石鳯寺就坐落在汤谷的中部，其上部谷顶是太阳神石和太阳神祭坛遗址，下部是一个正在建设中颇具规模的水库。石鳯寺坐北朝南，背后有一个山头，古代叫扶桑山，据说因山上长满桑树而名。当地老百姓叫做鸡呴呴喽山，因山顶上有一巨石形成的引颈长啼的玉鸡而命名。村民说大羿射掉九日之后，剩下的一个太阳吓的钻到东海里不敢出来，是这只玉鸡每天早晨将太阳从东海里面唤起来。汉东方朔在他的《神异经。东方经》里面有记载：“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
石鳯寺遗址现仅存两个土丘，寒风萧瑟，荒草萋萋。其中一个较大的土丘下部有裸露的用石块砌成的墙基、散落的基石和大量残砖碎瓦，村民说这就是石鳯寺遗址。一侧另一个土丘较小，很少见到瓦片，估计这应该就是碑文中“每显佛光”的“殍冢”了。石鳯寺遗址周围因为开采山石而变得满目苍夷。村民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叫鞠志国的留美博士从2008年自费到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保护山上的历史文化遗迹。现在开采山石的活动已经停止了，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和感动。另外，鞠博士还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网站，介绍天台山的远古太阳文化，我们从他的网站上获得不少有用的资料。可惜鞠博士回美国探亲去了，没有见到。
天台山下有好几个村庄，均以秦姓为主，明洪武年间自东海（现连云港）迁徙而来。天台山在解放前一直是秦家大户的山场，他们在这里重建石鳯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村民带领我们参观了鞠博士从石鳯寺遗址找到的石刻菩萨造像。造像已经残破，仅存身躯，令我们这些善男信女无不痛心疾首。从佛像造型和雕刻手法来看，与唐代石刻造像极为相似。此外，村民还为我们讲述了清朝初年石鳯寺庙会上戏班子因“木刀杀人”而引起石鳯寺败落的故事，但对于新罗寺、天台悯寺和慧深和尚所知甚少。历史年代久远，加之当地比较贫穷，老百姓受教育水平低，造成文化的断代不足为奇。
为了更深入挖掘天台悯寺和慧深的资料，我们从网上又找到两篇与新罗寺和石鳯寺有关的短文。
一篇是由韩国人写的“我的远祖与圃隐先生”： 
“据祖上传说，我的先祖来自韩国永川市，新罗时期（唐朝）被贩卖到中国的东部沿海（日照县）作奴隶，后来在日照县的新罗村居住了许多世代。在唐宋期间，日照因为有盐场和盐官，成为琅琊一带富庶繁华之地，那里的新罗村人口也最多。明洪武年间，圃隐梦周先生出使中国到日照县。那时我的远祖任新罗村村长，圃隐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就住在新罗村里。由于长期汉韩混居，那时山东沿海这样比较典型的新罗村已不多见。新罗村情况不是太详细，只是说在日照县南面的一个大盐埠和码头附近。离码头不远处有一座小山，曾经是远古中国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新罗村就坐落在其中一条山谷之中，人们以晒盐捕鱼和务农为生。
据说圃隐先生曾为新罗村办了三件大事。第一，出资在新罗村对面新罗寺附近建设新罗书院，成为新罗村有史以来第一所学校；第二，到新罗村东侧小山顶上约800年树龄的白果树下赋诗，以“日照县”为名，诗文曰：“海上孤城草树荒，最先迎日上扶桑。我来东望仍搔首，波浪遥望接故乡”。抒发了新罗人怀念故乡的情怀。白果树为第一代新罗移民所植，是人们出海时的坐标，也是人们眺望大海遥望故乡的地方。后人将诗文刻碑置于白果树下以示纪念；第三，从新罗村带了几个年轻人回到韩国，我的远祖也有幸成为回到故乡省亲的第一人。
如今我在古稀之年有幸从海外回到日照来探访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但是新罗村、新罗寺、新罗书院都不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白果树也不见了踪影。经过反复考察，终于找到了那个盐埠和码头。这个盐埠和码头在日照县旧址南约20公里，叫涛雒镇，在明清时期因贩盐而成为一个繁华码头和重镇。镇南面有座小山叫凤凰山，山上的确曾经有一棵古老的白果树，此山不大，但是俯视大海，白果树的确是人们出海当坐标用的。但是白果树的树龄以及来历人们就无从说起了。遗憾的是，凤凰山因采石而满目苍夷，山上的白果树在文革期间被砍掉了，那块刻有圃隐先生诗文的石碑也无人知晓。在凤凰山的西侧有山叫做大寨山，山顶平台上似乎有石头垒的寨墙的遗迹，淹没在杂草丛中，十分荒凉，给人以有人居住过的样子。据村民讲，山下的山谷叫望仙涧，是秦始皇到这里祭祀太阳神和求仙祭祖时赐名。望仙涧中有一佛教寺庙，叫石凤寺，因凤凰山而命名。如今石凤寺已经不在，只有部分石头墙基埋在泥土里，大量的破砖碎瓦散落在草丛中。根据砖瓦的年代判断，有的砖瓦可能在宋明之间，有的较为滞后，属于清朝产物。据村民说，石凤寺曾经发生过一件怪异的故事。当地人有一在石凤寺赶庙会的习俗。据说清朝时期有一年，庙会上演戏的演员用木刀砍下一个人头，从此石凤寺就败落了。这个石凤寺是否就是原来的新罗寺呢，值得考证。山谷的谷顶上有一块圆形巨石叫太阳神石，是远古先民祭祀的宝石，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破四旧打掉了一块，残石仍然可见。
这一切都似乎说明，这里应该是我的先祖居住过的地方，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但是望着这面目全非的模样，我心中又充满了悲伤。使我不禁想起美国的一部叫做“根 ”的电影，那电影叙述的是美国黑人追寻先祖踪迹的历程。而我的先祖有谁来追溯呢，他们的尸骨或许就埋在这里的泥土里呢。唯有写下这份永恒的记忆，使我的子孙记得，尽管中韩两国的血液在我们身上流淌，但是脚下的这片热土是我们的新罗祖先曾经居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梦想，经常来看看，永远不要遗忘”。
可见，天台山下的确有个新罗寺，并且与新罗人有关，这与石鳯寺重建碑记所描述的一致。
另一篇是居住在台湾的老家为天台山附近上元村人写的“日照教案与秦氏国宝”。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吾海曲秦氏，自明初迁至照邑，落脚团岭埠，迨明朝末叶，传至五世祖嘉祥公字肖东者，独善经营，拥有田产五百顷，遍及日照北乡与南乡，于是财产益丰，乡望尤隆。吾涛雒一支，独居上元，下元一带鱼米之乡，远祖祀日之地，更是人丁兴旺，书香传家。无奈其后战火连绵，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天各一方。余携妻儿孤居海岛，天各一方不闻乡情乡音，沦落天涯唯有海上望月，思乡情节，苦不堪言。
年间友人来访，谈及故乡故人，其情也切，其意也浓。尤念及日照教案与秦氏国宝流失海外，每每心痛。然世人知情者甚寡，恐吾辈百年后无人续之，乃记。
日照教案乃清光绪年间之事件。初为乡民与德天主教会个别教友之争，后为教会与乡民之冲突，乃至德人派兵镇压，使我乡民和地方政府惨遭损失。此次教案史料多有陈述，然教案期间，德国士兵对日照地区文物之破坏与掠夺，未见记载。友人在国府外交部任职多年，期间出访德国，曾见日照家乡之文物于皇家私人博物馆。友人回国后委派专人调查，但适逢战乱，不了了之，甚为可惜。
赴台之际，族中老祖曰：秦氏国宝者，古人碑刻也。吾涛雒秦氏世居上元，下元风水宝地。经祖上几代悉心经营，村西山场尽属秦氏。说来也奇，此山场竟与秦氏宗族有不解之缘。山场原名柴山，古时山颠堆柴为火以祭天为”柴”，取此意而名之。山上有圆形巨石，人称太阳石，四时祀之，风俗古来有之。山涧有洞甚深，曰老母洞。洞中祀女娲，羲和，香火不断。洞口立一碑，字体甚古，传为莒国君所立，文称照邑乃远古一崇日部落之领地，赢姓始祖少昊伯益在此立国，莒国乃赢姓之脉。老祖又曰：秦皇东巡琅邪，三上柴山而祭祖求仙，太阳石下之山谷望仙涧之名乃秦皇所赐，山上尚留秦皇望仙台遗迹。望仙涧老母洞下尚有一寺，文曰该寺初名新罗寺，为唐代新罗人所建。寺一侧有新罗书院，为明初高丽大儒郑梦周所建。然寺与书院于建文年间毁于山火，经秦氏重建，取名石凤寺，香火甚盛。石凤寺庙会一年一度，为涛雒一大盛事。无奈某年庙会上戏子以木刀杀人，石凤寺从此一蹶不振。时至清末，石凤寺与老母洞几成废墟，然莒国君祭祖碑，石凤寺重建碑，郑梦 周所题”日照县“之碑犹存。
据老祖所传，涛雒自汉代设盐官，历代为繁华商埠与重镇。清末德传教士在下元建有教堂教区。日照教案发生，下元教堂亦遭破坏。德国兵驻下元，撤离之前动用马车数辆，运走望仙涧之莒国君祭祖碑，石凤寺重建碑，郑梦周所题“日照县”之碑三块。友人在德皇室私人博物馆所见之文物乃此三碑刻也。其后下落不明。
岁月无情，转眼已是风烛残年，光阴日短也。愿吾秦氏后人，莫忘秦氏国宝尚魂游海外，寻之索之，使其回归故里。秦氏幸甚，民族幸甚。切切”。
显然，文中新罗寺和石鳯寺与前面的“石鳯寺重建碑记”是一致的。因此，天台悯寺、新罗寺、石鳯寺确有其事，沙门慧深确有其人，史料和遗迹俱在，不容置疑。
那么，天台悯寺之慧深是否就是《梁书》中之慧深呢？答案似乎是比较肯定的，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从年代上讲，《梁书》中的慧深与天台悯寺之慧深的年谱一致。《梁书》中的慧深在齐永元元年（499年）来至荆州。此前的行踪有《高僧传》可提供一些信息（《高僧传》为梁朝僧人慧皎编撰，他与慧深几乎是同代人，因此记载比较可信）。书中载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高僧传》还记载，慧基“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496年，上溯八十五年，慧基的生年为公元411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应该是公元431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431-452之间的事情。慧深无疑也是在这个期间在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弟子。
根据“石鳯寺重建碑记”，沙门慧深在日照市天台山下见到饿殍，受点化而建天台悯寺的时间应该在北魏（386-557年）之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的禁佛行动（444年）之前。而慧深“愤而出海”的时间为444年之后。
如此说来，在年代上看，《高士传》之慧深有可能就是《梁书》之慧深也就是天台悯寺之慧深。如果属实，慧深的行踪应该是这样：431年之后444年之前这段时间内在江南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学生，444年之前到日照天台山建天台悯寺，444年之后“愤而出海”。考虑到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行动不会立即殃及到比较偏远的日照地区（当时叫海曲县），慧深的出海时间很有可能在450年之前，直至499年来到荆州，期间有近五十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海外之时。而罽宾国的比丘游行至扶桑国的时间是458年，比慧深稍晚。可见德·歧尼提出“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美洲”的观点不虚。
但是仅凭这一条尚不能说上述三慧深是一人，因为我国僧人众多，重名的情况比比皆是，历史上巧合的事情也有。
第二，从地理上看，《梁书》中慧深应该是齐鲁一带僧人，日照属齐鲁之地。
对《梁书》“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其国”为扶桑国，文法上讲得通。这样慧深就成为扶桑国人，非中国人。但这一说法与大量的事实相左。另一种解释是“其国”为“齐国”的谐音，暗指慧深为齐国人。深层的意思可能是梁以北魏为外族伪朝而不加以承认，所以《梁书》也不好提及北魏，只能含糊地以“其国”代之。
说慧深来自齐鲁之地，更重要的是因为慧深对“扶桑国”的命名说明他对中国古籍《山海经》等文献很熟悉。在《山海经》中，扶桑与汤谷的联系十分密切“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而汤谷又与天台山有密切联系，““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天台悯寺位于日照市天台山中，天台山主峰上有远古太阳神祭坛遗址，有扶桑山，被考古专家认为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汤谷。可见这一带应该是中国远古时期的“扶桑古国”。这进一步说明《梁书》中慧深为齐鲁之人，乃天台悯寺之慧深。
对于学术界关于慧深是否到过“扶桑国”，扶桑国是中国、日本、墨西哥的争论，作者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愿意从佛界的角度，为探索这一课题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第一，佛家不打诳语，这一点是连俗人都清楚的事实。从慧深的师承和佛性修养来讲，他没有编造谎言的可能，同时也没有编造谎言的必要。因为499年距离北魏太武帝禁佛（444年）已经过去多年，况且荆州也不属于北魏管辖，时过境迁，慧深有何理由编造谎言呢？
第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死于452年，慧深自海外归来时（499年）太武帝仍在位。他不回属于北魏辖区的日照天台悯寺而到属齐的荆州，说明慧深仍然心有余悸。
第三，学术界有人以《梁书》中扶桑国有“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的记载，提出慧深所说的“扶桑国”纯为杜撰之说。理由是“对卢”为高丽官名，怎么会出现在扶桑国的官职中？但是仔细阅读《梁书》关于扶桑国的记载，‘对卢’一说并非慧深原话，而是《梁书》作者的叙述。《梁书》在引用慧深原话时非常慎重，都是用引号标注出来的。如果是杜撰，也只能说‘对卢’一职是由姚思廉所杜撰，或者是姚思廉听他人所讲，不能加在慧深的头上，更不能否定扶桑国的真实性。相反，南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原著居民与我国的东夷人在文化上，特别是太阳崇拜习俗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慧深用他所熟悉的“汤谷扶桑”的故事命名一个遥远的但是在文化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度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 
上述分析说明，《梁书》中慧深就是天台悯寺之慧深。他在431年之后在三吴之地求学于慧基门下，于444年之前到天台山并建天台悯寺，444年之后因迫于北魏太武帝的禁佛“愤而出海”，到过大汉国、扶桑国、女国等许多地方（尽管这些国家到底在哪里还不确定，也可能是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有待于专家考证），在外弘扬佛法约50年之后于499年到荆州。
从石鳯寺碑文上可以看出，慧深在北魏禁佛期间“愤而出海”的主要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寻找一方净土，弘扬佛法。他在公元444年前后踏上了东行弘法之路，比唐僧玄奘贞观元年（627年）西行求法早了近200年，比鉴真唐天宝二年（743年）东渡日本早了近300年。有人把慧深比作中国的哥伦布。如果慧深到过的“扶桑国”的确就是墨西哥，那么慧深与哥伦布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哥伦布于1498年8月发现美洲大陆，比慧深晚了1000多年；其二，哥伦布出海的目的是开疆拓土，追求经济利益，是经济之旅。而慧深的目的是寻找一方净土，弘扬佛法，是精神之旅。《梁书》写到：“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应该说，致使扶桑国“教令出家，风俗遂改”的先驱者当是来自天台悯寺的慧深大师。
佛法无边，历史的长河并没有淹没慧深大师的真迹，时间愈长，弥现珍贵。尽管当年的佛教圣地现已面目全非，能有留美多年的博士回到深山对圣地加以保护，仍然使我们感到万分感动。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见到这位博士，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佛慈悲在这里彰显无疑。衷心希望我们的调查报告能够引起佛教界、学术界和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妥善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希望哪位同门高僧能够接过慧深大师的衣钵，使天台悯寺佛光再现，实乃佛门之大幸。
慧深与扶桑国研究
在 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数不清的历史疑难问题吸引着人们去钻研探索。“扶桑国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百多年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分歧很大，流派很多，存在日益复杂难解的趋势。对“扶桑国”的研究探讨，自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提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亚洲极东部几个民族的研究》报告后始为世人瞩目关注。①但实际上西方学者小范围的研讨争论则从1752年8月28日德·歧尼与在北京的科贝尔神父书信讨论《文献通考》时便开始 了。同年10月30日及11月3日科贝尔神父的信都提出了反对德·歧尼的意见。②当德·歧尼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在同年12月的《学人》（DesScarans）杂志上登出后，科贝尔神父的支持者慕拉便依照科贝尔的意见写信给巴黎文史研究院院长表示公开反对德·歧尼之说：“我相信这航行是无稽之 谈。同时我写了一封信给德·歧尼本人，以我的理由答复他其中一封来信，那来信他曾把他的发现详尽告诉了我的。现在，德·歧尼要违反科神父，把他的意见公诸 于世，希望得到人们的支持，那是他自己的事了”。③ 但是，当1761年德·歧尼正式向法国文史研究院提出其研究报告后，这就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成了西方汉学界都关注和感兴趣的事了，并且后来东方包括中国的学者都陆续投入了这个问题的研究争论。两百多年来，法、德、英、意、俄、日、美、荷、印度及中国不断有学者发表论文和专著。综合各派意见，大体可概括为三大 说： A.扶桑国在美洲。 B.扶桑国在亚洲。C.扶桑国是游僧编造的海外奇谈，世上并无此国。 这三说中，A说到目前仍最流行，其源流派别有：（a）最初由德·歧尼提出在北美洲西岸的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一带。④ （b）其后来的支持者如艾·维宁（E.P.Vining,又译文宁）于1885年写成的《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来自阿富汗的佛教僧团于五世纪发现美洲的新证据》一书主张扶桑国即今墨西哥国。⑤此墨西哥国在今中美洲，与德·歧尼所说的属于北美洲美国的新墨西哥是不同的。此说直到目前仍属占优势的大派。 B说有三派： （a）日本的松下见林早在德川时代就提出扶桑在日本国更东的地方。 ⑥后来科贝尔神父与德·歧尼争论时提出“扶桑在琉球之东，日本东部之北，附近有古国”⑦之说就是与此相承的。其根据是元明时的一些中国古地图所标扶桑的方 位是在美洲以西、日本以东的一个海岛。 （b）日本的平田笃胤于1830年以前写的《大扶桑国考》主张扶桑国即日本。 ⑧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洛特（H.J.Kleproth）于1831年发表《中国文献中所载的扶桑国被误认为是美洲一部分之说的研究》，也主张扶桑国在日本 东南部。扶桑国在日本或即日本之说，在后来的研究中成为与扶桑国在墨西哥或即墨西哥说对立的一大派。（c）荷兰汉学家施勒格（G.Schlegel 或译施古德）《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卷一《扶桑国考证》主张扶桑国在桦太岛（日名桦太岛，中国名库页岛，欧洲人或误作萨哈连岛）。 C说为我国清末地理学家丁谦提出。他在1902年以前成书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梁书夷豹传地理考证》说：“以上四国（指文身、大汉、扶桑、女国）皆荒诞 不足信。……揆其说所由来，皆出于游僧慧深之口，一时士大夫为其所愚，遽行传播”。⑨日本白鸟库吉从日本明治四十年（公元1907年）起先后发表了《关于 扶桑国》等论文及演讲提要四篇（后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九卷），开始也认为扶桑国是实有之国，最后亦主张扶桑国是作伪虚构的产物。除了A、B、C三说 外，在中国还出现了独特的B、C二说混合的罗荣渠说。 1962年，罗荣渠发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⑩认为扶桑国只是外国游僧编造的海外奇谈而已，又认为如果说外国僧人果真到过中国以东的某个扶桑 国，那估计这国家的地理方位大致是在北界不超过库页岛，东界不超过日本，西界不超过贝加尔湖这个地区范围之内。但其最近发表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11)虽然仍坚持扶桑国的存在只是一种猜想，但关于其所在位置的猜想则大大修正了上说。首先他推测扶桑国“应在大陆而不在海上。”其次，他认为把 扶桑国“的方位推测在东北亚恐怕都太远了。”最后他说：“目前我倾向扶桑国是在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域内某个地方。”这一提法，是我国七十年来研究扶桑国问题中唯一独树一帜的。我国研究扶桑国问题起步较迟，在丁谦之后，1913年出版的《地学杂志》所载公兴的《寻获美洲者非哥伦布说》，是中国较早对扶桑问题作出有价值论述的论文。此后陈汉章在1920年《地学杂志》4月号发表《美洲为古蟠木地说》、陈志良于1940年《说文月刊》第一卷发表《中 国人最早移殖美洲说》，都是属于持A说的。次年朱谦之出版了131页的专著《扶桑国考证》，这是我国七十年来唯一的一部关于扶桑国问题的专著，是持A说（b）派的。此后韩振华于1947年《福建文化》上发表《扶桑国新考证》一文，全面否定了朱谦之的论点，竭力论证倭国即扶桑国，扶桑国即日本，倭国为扶桑所灭后即统称日本为扶桑国。
新中国诞生后，扶桑国问题一直无人顾及，直到六十年代初始出现一次争论，1961年3月27日《解放日报》登载的《我们的祖先在拉丁美洲》，同年《知识就是力量》第八期译载了以《比哥伦布早一千年》为题的俄文资料，9月《北京晚报》连续发表了马南邨（即邓拓）的《谁最早发现美洲》、《扶桑小考》、《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三篇文章，都是属于持A说的。此后一年来报刊共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扶桑的文章和报道，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兴趣重新兴起，但大多数是把外国人已研究争论了二百年的老问题当作“非常新奇”的新问题来处理。(12)真正能够以继往开来的姿态投入研究争论的，可以说 只有1962年《北京大学学报》第4 期所载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考》及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两篇论文。朱谦之是重申其旧作《扶桑国考证》的观点，而罗荣渠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B、C混合的新说。此后，我国对扶桑国问题的探讨长期沉寂，到七十年代末始重新活跃。1979年《世界历史》发表了张志《慧深和扶桑问 题》。到目前（1983年6月）为止，多种报纸和杂志发表的有关论文、报道、述评共有三十多篇。(13)从数目上已超过了“文革”前的文章总和，显示了我 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讨正处于一个所未有的高潮。然而，有必要看到，这几年的文章虽多，在个别具体的问题上不乏一些新见解，但基本上可以说是陈陈相因，局限于前述外国学者所提出的A说（b）派及B说（a）派。因此，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在扶桑国的研究中只存在扶桑国在或即墨西哥与在或即日本的分歧对立。而且，所有文章（包括专题论文和综合报道述评），在提到研究史及流派概况时，都存在一个重大的遗漏，就是忽略了C 说和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对罗荣渠的B、C混合说的特点也没有注意总结说明。至于A、B两说，虽然很多文章都曾罗列过不少其人其 文，但从未有人对其源流派别作认真细致的划分，不能精确地分出每一大说中都可以分出两、三派。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术界长期忽视了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流派。朱谦之对研究史的介绍主要是依据法国汉学家戈尔逖（Henri Cordier）所著《中国学书目》（Bibliotheca Sincia或译作《西人论中国书目》）第四册2654至2658页、 3218页，第五册4247页所录关于慧深与扶桑问题的三十多种重要论文和专著。朱谦之认为，“在戈尔逖书目以外，还可以数到中日文关于扶桑问题讨论的文 献，不过都是无关紧要的介绍文罢了。”(14)其实，日本方面的研究不仅起点相当早，而且专著论文相当多。据日本昭和四十五年（公元1971年）版的《图 书总目录》第七卷载，自1169年以前成书的《扶桑略记》之后，以扶桑、扶桑树及扶桑国为题的文史地书籍便有一百多种。这些书大都以扶桑为日本之某地名或即日本。虽然日本的研究争论没有如西方学者的研究那样引人注目，但是，日本学术界关于扶桑国的分歧讨论比西方有更悠久的历史。据白鸟库吉介绍，早在德川时 代便开始了有关考究争论，如松下见林主张扶桑国在日本国更东的地方，而平田笃胤以《大扶桑国考》为题的专著广泛引用日汉书籍，论证扶桑国即日本，对松下派意见进行猛烈的辩难攻击。此后日本学术界就一直存在这两派的争论，直到大正六年（公元1908年）才由白鸟库吉明确提出扶桑国为伪造说的第三派意见。 (15)由此可见，日本学者研究扶桑国问题不仅比德·歧尼早半个世纪，而且产生值得注意的独具一格的白鸟库吉说，把丁谦提出的C派观点充分发展了。纵观近 三百年的扶桑国问题研究史，可以讲是众说纷纭，派别繁多，问题越搞越复杂，牵扯到谁最先发现美洲、美洲文化起源等等重大问题，而卷入研究争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笔者也是其中的一个探索者。在对研究史作了基本了解，对上述各派各说作了对比分析之后，加上自己对中外史料的新探索、新挖掘，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见 解：对A说不敢苟同，对B、C 两说及罗荣渠的混合说则取其所长而弃其所短。笔者认为，《梁书》所说的扶桑国应在中国东北至朝鲜半岛一带及其附近的海岛范围内，既不会在这一地区以西的内陆，也不会在对马岛以东的日本，更不会在美洲。对此，笔者将另撰专文论述。
注释： ①④⑤参考《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62页。 ②参考朱谦之《扶桑国考证》卷一2页。③参考并转引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211页。 ⑥⑧参考《白鸟库吉全集》第九卷15页。 ⑦转引《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卷一5页。 ⑨此书虽载于1915年出版的《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但原书有1902年陈汉章所作之序，可证成书应在1902年以前。 ⑩载《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11)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12)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及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149页均对此提出了批评指正。 (13)据赵淑凡《“扶桑”考证在中国》的统计，见《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84页。 (14)见《扶桑国考证》11页。(15)见《白鸟库吉全集》第九卷7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