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词
清代词
通常将明末与清代词统称为清词。词从南宋之后开始进入衰微期，元代、明代除了张翥、刘基、杨慎等少数
词人外，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一直无法与诗和曲相提并论。
明代末期出现云间词派，以陈子龙等词人为首的明末文学家正本清源，恢复词的正统地位，提倡“比兴寄托
”，对衰微的词艺起到至关重要的振兴作用。进入清朝之后，填词的风气一直蔓延，出现广陵词派、西泠词派等
词派。到康熙年间，出现王士禛、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纳兰性德等重要词人，清词进入鼎盛时期。此后的
一百多年，清词进入衰退期，除了厉鹗等人之外，没有出现重要词人。到了晚清，随着张惠言、周济、项鸿祚、
蒋春霖、谭献等著名词人的出现，清词再次进入繁盛期。清末又出现了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文廷
式、王国维等著名词人，其中王、朱、郑、况被称为清末四大词人，朱祖谋又被称为“清词殿军”（殿军：此处
指“最后一位杰出人物”，不是指“最后一名”或者“第四名”）。
明末词和清词整体成就虽然不及宋词甚多，但是也涌现出陈子龙、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项鸿祚、蒋
春霖、谭献、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文廷式、王国维等著名词人以及陈子龙、张惠言、周济、陈延
焯、谢章铤、王国维、况周颐等著名词论和词评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云间词派
清代词的中兴不是起源于清代，而是起源于明代。历史上政治史断代与文学史断代往往并不符合。明末清初
的文学就是一个例子。 
词在经历元明二代近四百年的衰微之后，在明末突然焕发出耀眼光芒。以陈子龙、宋征舆、李雯、、
夏完淳等优秀词人为代表的云间词派扭转了明代词衰微的局面，为清词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况周颐在《蕙风
词话》中说“明词不尽纤靡伤格”：“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
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若祝希哲、汤义仍、〔义仍工曲，词则敝甚。〕施子野辈，偻指不过数家，何
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夏完淳）、陈忠裕（陈子龙）、彭茗斋（彭孙贻）、王姜斋（王夫之）诸
贤，含婀娜於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国初曾王孙、聂先辑百名家词，多沈著浓厚之作，明
贤之流风馀韵犹有存者。词格纤靡，实始於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
王阮亭（王士禛）、邹程村（邹祇谟）同操选政，程村实主之，引阮亭为重云尔。而为当代钜公，遂足转移风
气。世知阮亭论诗以神韵为宗，明清之间，计格为之一变。而词格之变，亦自阮亭之名始，则罕知之。而执明人
为之任咎，讵不诬乎。 ”点明云间词派在明末清初的重要地位，并认为词格堕落始于康熙中叶，而不是始于明
代。著名词学家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 
因此，清词中兴的历史，实由明末开始。云间派早期词人中尤以陈子龙、宋征舆、夏完淳最为杰出。陈子龙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晚号大樽。明末杰出的诗人、词人、散文家、骈文家。 
陈子龙是明代杰出的婉约词名家。词在南宋灭亡之后的四百年左右时间内，逐渐进入衰微。陈子龙扭转了这
个局面，开创云间词派，成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词派，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 
陈子龙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词境的成功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
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
熠熠生辉，并为清代词的中兴开辟了道路。他的词风影响了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对词坛回归南唐、花间、北宋
风格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大词学家之一的龙榆生先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
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著名学者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评价：“子龙之词，则直造唐人之奥
宇。……陈子龙之《湘真阁》、《江篱槛》诸词，风流婉丽，足继南唐后主，则得于天者独优也。观其所作，神
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言内意外，已无
遗议。”清末著名词人、词评家谭献更是对陈子龙倍加推崇，认为他是明清两代第一词人：“有明以来，词家断
推湘真（陈子龙）第一。”这个说法难免过誉之嫌（因为清词尚有其他名家可与陈子龙抗衡，而未必是陈子龙第
一），却也可以看出其词成就之大。陈子龙词集有两部，分别为《江蓠槛》和《湘真阁存稿》，后世以“湘
真”代称陈子龙，即因此而来。宋征舆宋征舆(1618—1667)，字辕文，号直方，上海松江人，词人。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云间三子”。明末诸
生，明亡后先后考中清朝举人、进士，开始仕清。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诗文稿》（含《海闾香词》等
等）。《四库全书提要》云： “征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赡见长，其才气睥睨
一世 ，而精练不及子龙 ，故声誉亦稍亚之云。”。 
宋征舆词作也有不少精品，如《踏莎行》：“ 锦幄销香，翠屏生雾，妆成漫倚纱窗住。 一双青雀到空庭，
梅花自落无人处。 回首天涯，归期又误。 罗衣不耐东风舞。 垂杨枝上月华明，可怜独上银床去！ 
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家谭献在《箧中词》中评曰：“何减冯（冯延巳）、韦（韦庄）？” 
宋征舆是云间词派中最先填词者，对促进云间词派形成有重大影响，虽然此后陈子龙的填词成就超过他而成
为盟主，但是宋征舆的开创之功却不容忽视。夏完淳夏完淳 (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是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事败
殉难于南京，年仅十七岁。他在国变之前的词作也不外“晓风重楼人未归”“东风轻薄误多情”之类，而一旦国
难家仇当前，他的词便勃发出沉郁凄清之气，如《一剪梅·咏柳》： 
“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余红。金沟御水自西东。昨岁陈宫，今岁隋宫。 往事思量一晌空。飞絮
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蒙蒙。才过西风，又过东风。”
清初词人
云间词派在入清四年后烟流云散，陈子龙、夏完淳均于这一年殉难，李雯病逝，宋征舆和宋征璧在顺治四年
的倡和之后就极少有佳作出现。云间词派的第二代人物影响甚微，清词进入了“遗民时代”。清初诗人和词人，
多是明代遗民和“贰臣”，如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宋琬、彭孙遹、尤侗、余怀、徐釚、曹贞吉等都有词
集；而以吴伟业的《梅村诗余》、王士禛的《衍波词》传诵较广。彭孙遹与王士禛齐名，词集《延露词》等，另
有《金粟词话》。这些人是清代第一批词人。而稍后的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人为清朝第二代词人。 
遗民词人中，王夫子和屈大均尤其出色，龙榆生在《跋钞本湘真阁诗馀》中将二者与陈子龙并列为具“起衰
之力”者：“明季词人，惟青浦陈卧子子龙，衡阳王船山夫之，岭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风力遒上，具起衰之力。卧
子英年殉国，大节凛然，而所作词婉丽绵密，韵格在淮海、漱玉间，尤为当行本色，此亦事之难解者。诗人比兴
之义，固不以叫嚣怒骂为能表壮节，而感染之深，原别有所在也。” 
“贰臣”词人中，以吴伟业为一时领袖，其词婉约、豪放兼有，虽然整体质量并不如人意，但是也有不少篇
章有高妙之处。陈延焯评价“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评其
《贺新郎〔病中有感〕》：“悲感万端，自怨自艾。千哉下读其词，思其人，悲其遇。固与牧斋不同，亦与芝麓
辈有别。” 
清初词坛，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所谓“前七家”，即宋征舆（辕文）、钱芳标（葆馚）、顾贞观（梁汾）、
王士禛（渔洋）、沈丰垣（遹声）、彭孙遹（羡门）、纳兰性德（容若）；加上李雯、沈谦、陈维崧，被目为前
十家。王士禛、彭孙遹上面已简单提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曹贞吉并称为“京华三绝”，为北京词人之代表。
宋征舆和李雯为云间词派早期重要成员，钱芳标与未被列入“前十家”董俞并称“钱董”，为云间词派后期代
表，这些词人在清初影响颇大。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汉族。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
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词人。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
者”。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著作有《周
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词作279首，其词虽音律多疏，而芳悱缠绵，怆怀
故国，风格遒上。晚清著名词人朱孝臧题云：“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
楚骚心。”（《彊村语业》卷三）二十世纪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先生评屈大均词：“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
《离骚》之嗣响也！”屈大均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汉族，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词人，与陈恭
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诗有李白、屈原的遗风，著作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
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词集有《骚屑
词》，其词多“香草美人”特征，表明其对屈原《离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
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
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屈大均词小令、长调皆工。晚清著名词人朱孝臧题其词集云：“湘真老，断代殿朱明。
不信明珠生海峤，江南哀怨总难平，愁绝庾兰成！”（《彊村语业》卷三），朱孝臧于所举清代诸位名家，以
屈大均冠首，足见屈大均词之地位。
康熙三鼎足
陈维崧康熙年间两大词派为阳羡派与浙西派，分别以陈维崧和朱彝尊为盟主。 
陈维崧骈文为清初一大高手，有转移坛坫之概。其文词藻富丽，发而为词，才华横溢，倜傥豪迈，接近苏
轼、辛弃疾。陈维崧，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名阳羡，世称其词为“阳羡派”。但清初的社会情况与南宋不同，而
且文网严密，陈维崧不可能直接抒写和辛弃疾词一样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其词
多至1600余首，外加补遗200多首，总数超过1800首，被称为“词富无双”。陈维崧词题材、笔法比较广阔多样，
特别是他的〔贺新郎〕《纤夫词》，用词直接描写人民的具体苦难事件，打破词的传统题材和手法的限制，结尾
的人物对话，暗效杜甫《三吏》、《三别》的神理，很有特点。〔蝶恋花〕《六月词》其四，写农民入城的情
态，也颇别致。他的词有时倾泻过甚,但如《题钟山梅花图》的〔沁园春〕词,却不愧“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
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的评价。朱彝尊与“阳羡派”词同时崛起的，有浙派词（亦称“浙西派”）。“浙派”的开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兴)朱彝
尊。而秀水前辈词人曹溶著有《静场堂词》，家藏宋人遗集颇富，朱彝尊编选《词综》,多从其家假录，并常与唱
酬,同以“崇尔雅，斥淫哇”为尚，可称“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诗、文、词兼工,但在文坛的影响,却以词为最
大。清初词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从所好,不拘一格;为了避免元明词的浮靡猥杂;朱专门提倡南宋姜夔、张
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词风。他自己说：“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所谓“恨”，有寄托沧桑之感的，
也有属于艳情和其他的。在写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务归于醇雅，有独特的成就。但是遗憾的是，朱彝尊
的一些咏物词颇为庸俗，例如咏美女的身体各个部位的词，备受诟病，与其提倡的“归于醇雅”，难免相悖。其
弟子及浙人为词受有影响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张及史达祖、王沂孙、蒋
捷诸家为依归。 
然继起“浙派”词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塘（今浙江杭州）厉鹗。厉词内容较单薄，誉之者谓为：“生香异
色，无半点烟火气。”（《艺蘅馆词选》张徐紫珊语）幽淡有过于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时期，“浙
派”在词坛上占统治地位。此派词存在的缺点是境界不够开阔,语言有时流于纤碎。谭献《箧中词》评“阳羡
派”和“浙派”词的利病和影响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
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是符合
事实的。纳兰性德至于当行出色，以“词人之词”著名的，首推纳兰性德，其次有顾贞观。纳兰性德词善以白描手法，直写性
情，真挚动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为多，亦以小令为最工,哀婉缠绵,感染力很强。他的〔长相思〕词
写“夜深千帐灯”,〔菩萨蛮〕词写“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表现塞外风光，题材新颖，超越前人，尤为可
贵。长调如〔金缕曲〕《赠梁汾》，一气直说，真切如话，结构浑融无迹，个性跃然纸上，是不可多得之作。谭
献评价纳兰新的《蝶恋花》四首深得冯延巳、欧阳修、陈子龙小令之妙：“势纵语咽，凄澹无聊，延巳（冯
延巳）、六一（欧阳修）而后，仅见湘真（陈子龙）。”施蛰存曾在《花间词新编》中辑录宋代和清代“花
间”风格婉约词，清词人中以纳兰性德入选最多，词后附按语曰：“容若情真性厚，小词声色窈丽，哀乐无端，
非晏欧所能限，况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火昆耀，亦不当屈居李重光下。谓为唐五代来一大家，可以无忝。云
间词派，方当消歇之时，忽有满清华胄，远绍弓裘，陈卧子地下有知，亦当蹙额。”亦将纳兰性德（容若）与李
煜（李重光）、贺铸（方回）、陈子龙（陈卧子）等婉约名家相提并论。 
王国维对纳兰词真切自然的特点极为赞赏，赞曰：“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
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但是这句话常被后人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为“纳兰
词成就，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实际上王国维所称誉的是纳兰词的清新自然风格是词人中少见的，而非认为其词
成就为“北宋以来第一”，事实上王国维认为自己的词是欧阳修以来最好的（实际上当然完全不是）；另外纳兰
性德父辈是初入中原的满族贵族，而纳兰性德出生于北京，并无“初入中原”这一事实，纳兰性德出生后就接受
纯正的汉文化教育，这为他之后轻松中进士以及填词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所谓“未染汉人风气”也只是王国
维的片面之词。王国维的评价影响很大，必须加以辨别，避免断章取义，更勿挟王国维的一己偏见以自重，以免
贻笑方家。须知纳兰词在清代的崇高地位并非因为王国维的赞誉而得以确立。
顾贞观作品最佳的，是寄给谪戍在宁古塔的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它用词代替书信，别开生面；缠绵悱
恻，字字皆血泪所成，风格感情，都与纳兰性德《赠梁汾》一词相似,故纳兰性德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
友之传，得此而三。”（《弹指词》自注）
清后期词人
清后期著名词人主要有张惠言，周之琦，谭献，项廷纪，蒋春霖，龚自珍等人。谭献曾经列举了“后七
家”和“后十家”，所谓“后七家”即：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廷纪、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上述七人
加上张琦、姚燮、王拯三家，即“后十家”。谭献虽然出于自谦而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但是其《复堂词》却不
逊色于上述数人作品，词学影响力更是持续三十多年，为清末一大宗师。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了以张惠言（江苏常州人）、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词坛的
地位。它的影响,历清中叶而直到近代,比“浙派”来得深远。“常州派”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以
推尊词的地位，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发扬《诗》、《骚》的比兴之
旨；周济说：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词人要“见事多，识理透”，“诗有史，词亦有史”，说王沂孙
词是“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等等。他们为了要矫正“阳羡派”末流词的过度粗犷，“浙
派”末流词的轻弱琐碎，提倡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词选序》），质实厚重。他们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
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然而他们在创作上，最宗奉的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彦，又不免偏囿于“婉
约”、秾艳的形式；他们评论古代词人的“比兴”之作，也多流于附会，不过这种“附会”并不是他们的首创，
而是从南宋的鮦阳居士解读苏轼《卜算子》等作品时就已经存在，张惠言等人也直接从鮦阳居士那里继承了这种
解读方式，不仅为稍后的王国维等人批评，也被同为常州派的端木埰等人委婉反对。
张惠言、周济之外，这派作家还有张琦、董士锡，及作风相近的周之琦、谭献等。早期“常州派”词人，上
无清初明室遗民之恨，下少接触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惊风骤雨，所以他们词中的“比兴”，主要还是个人生活和感
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风格比较厚重，虽能做到“深美闳约”，但形式的绵密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他们对词的艺术有新的认识和尝试,有新的成就，但却很少挖掘到新意境。这是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
限，使得他们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不能充分地体现他们的理论要求。倒是鸦片战争之后，在时代起了大变化的
情况下，有些继承他们的创作倾向的词人，作品的内容和寄托却较他们丰富。这类词人，可以谭献、庄棫、王鹏
运、朱孝臧等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劲。 
当“常州派”主盟词坛的时期，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自为清真哀艳、接近纳兰性德的项鸿祚（后改名廷
纪）的《忆云词》；自为疏隽秀雅，接近“浙派”的郭麐的《灵芬馆词》，也各有其特色。谭献曾推纳兰性德、
项鸿祚与近代的蒋春霖，为清代词中“三鼎足”(《箧中词》)。而龚自珍本其为文为诗的新奇瑰丽的思想文
采，以为词“绵丽飞扬”（谭献《复堂日记》）“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箧中词》），不囿声律，不拘宗
派，更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现了他们愤时疾俗、厌旧迎新的精神。项廷纪项廷纪原名继章，又名鸿祚，字莲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壬辰（一八三二）举人，（一八三五）卒,年仅三十
八岁。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四卷。其自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连峰巉
巉，中夜猿啸，复如清湘戛瑟，鱼沉雁起，孤月微明；其窅敻幽凄，则山鬼晨吟，琼妃暮泣，风鬟雨鬓，相对支
离；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矣！”（《甲稿序》）又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
迁，结习不改，霜花腴之剩稿，念奴娇之过腔，茫茫谁复知者？”（《丙稿序》）又云：“当沉郁无憀之极，仅
托之绮罗芗泽以洩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丁稿序》）于此略见作者之情趣。朱孝臧题云：“无益事，能
遣有涯生。自是伤心成结习，不辞累德为闲情，兹意了生平。”（《彊村语业》卷三）亦约廷纪自序言之也。谭
献评曰：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
蒋鹿潭，二百年中，分鼎三足。蒋春霖蒋春霖(1818～1868) 近代词人。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籍大兴（今属北京市）。幼随父蒋尊典，在荆门知
州任所读书。父死后，家业中落,奉母归京师,屡试不中。咸丰二年(1852)，署富安场盐大使。七年，母死去官，
移家东台。咸丰十年，先后入乔松年、金安清幕。后又做过六、七年的小盐官。
蒋春霖早岁工诗，风格近李商隐。中年，将诗稿悉行焚毁，专力填词。据说他由于喜好纳兰性德的《饮水
词》和项鸿祚的《忆云词》，因自署水云楼，并用以名其词集，这个说法因为没有蒋春霖留下的文献证据，受到
一些研究者怀疑。他重视词的内容和作用，认为："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偎薄破碎，失风雅之旨。情至韵会，溯
写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李肇增《水云楼词序》)所作词如〔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算子〕"燕子
不曾来"等，多抒写仕途坎坷、穷愁潦倒的身世之感，悲恻抑郁。其咏时事之作，如〔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
定"、〔渡江云〕《燕台游踪，阻隔十年，感事怀人，书寄王午桥、李闰生诸友》等，虽被誉为"倚声家老杜"，但
内容大都抒写太平军扫荡江南时，士大夫流离之感以及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哀叹。 
他的词讲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炼字炼句,在清末颇受称誉。谭献称其“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
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卷五）。 
蒋春霖生前刻于东台,后收入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中。蒋卒后，他的好友于汉卿搜集未刻之词,与宗源翰
所藏，合刻《补遗》1卷。缪荃孙也重刻过他的词集。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又发表其未刻词9首。
总计蒋春霖词今存170余首。诗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丛书》，题为《水云楼剩稿》。谭献(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
(1867)举人。谭献治学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清
史稿·谭廷献传》）。二十五、六岁后,潜心经学,倾向今文学派，重微言大义。他的骈文，规仿六朝，高出时
人，诗亦“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吴怀珍《复堂诗叙》)。但以词与词论的成就最突出。 
谭献的论词主张，本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较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之论，更趋具体。他称赞常州
派兴，"而比兴渐盛"（《复堂日记》），极力推尊词体。他认为，词“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洁行芳，而后洋洋乎
会于风雅”（《复堂词录序》），不应当视为“小道”；强调词要有“寄托”,自谓早年读词，即“喜寻其旨于人
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选清人词为
《箧中词》今集6卷，续集4卷，“以比兴为本，庶几大廓门庭，高其墙宇”（《复堂日记》），并详著其流别；
又曾评点周济《词辨》，皆意在阐发自己的论词主张，影响甚大。叶恭绰说他“开近三十年之风尚”（《广箧中
词》）
晚清四大词人
清末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晚清四词人”。王、郑、朱、况、文诸家词内容多涉及清
末时事，寄兴深微，风格柔弱，继承了常州词派的传统。诸家论词，也主要崇尚常州词派的基本观点。所谓“沿
常派之余波”，“未能别辟户庭，独树一帜”(龙榆生语)。朱孝臧称王鹏运“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
真之深化。”赞扬他实现了周济的理论。王鹏运则称朱孝臧是六百年来独得梦窗神髓者。 王鹏运王鹏运（约1848～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年自豪鹜翁、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今桂
林)人，原籍浙江山阴。王鹏运初嗜金石，20岁后始专一于词。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
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成就突出，在词坛声望很高，向被尊为"晚清四大家"之冠。他力尊词
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琢中来”等，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
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朱孝臧评
王鹏运的词作，“导源碧山（王沂孙）,复历稼轩（辛弃疾）、梦窗（吴文英），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
化”（《半塘定稿序》），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其早年词与王沂孙为近，多写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题画
像》等。甲午至辛丑间(1898～1901)身为谏官，并与文廷式等唱和，颇有伤时感事之作，词风近辛弃疾。如〔祝
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谒金门〕"霜信骤"、〔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等，苍凉悲壮，饶有
壮夫扼腕之概。他同朱孝臧、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也不乏对国势衰微的深沉悲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
的还是反映了对清廷江河日下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哀叹。有的词用典过多，不免流于晦涩。王鹏运用了30年的时
间，校勘《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又校刻《吴梦窗
词》。他用汉学家治经治史的方法以治词，校勘精审，向为学者所称道。朱孝臧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谋，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别署上彊村民。归安(今湖州)埭
溪渚上彊村人。工书法，宗颜褚，擅行楷。精词学，为清末四大词家之一。朱孝臧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黄庭
坚，陈衍称其为“诗中之梦窗（吴文英）”，可以乐“枵然其腹者”（《石遗室诗话》）。光绪二十二年
(1896)，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 方专力于词。所受鹏运影响指教甚多。他将自己生平所学抱负，尽纳
词中，颇有关 系时事之作。如〔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
赋落叶词见示感和》、〔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夜飞鹊〕《香
港秋眺》等表现对维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绪帝珍妃的遭遇，抒发壮怀零落、国土沦丧之感，悲惋沉郁。晚年虽词
境更趋高简浑成，内容除偶及军阀混战情事外，多为遗老孤独索寞情怀或流连海上歌场之作。他的词取径吴文
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勘探孤造”(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
朱公墓志铭》)，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讲究审音，有“律博士”之称。所以被时人尊为“宗匠”，乃至被视为
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人间词话》)。著有词集
《彊村语业》3卷，诗集《彊村弃稿》1卷。郑文焯郑文焯，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尝自称山东人。出生于世代仕宦之家，青少年时期曾随其父宦游山西和陕
西一带，享受过富贵公子的生活。大约在其20岁前后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的急剧转变。其《己卯重九》云：“十
载繁华一梦收，及时行乐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闲恨，满目青山忆旧游。翠袖空沾知己泪，黄花须抽少年头。一年
一度逢佳节，忍赋新诗断送秋”。 
光绪元年(1875)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因多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弃官南游，旅居苏州。曾为江苏巡抚
之幕宾。喜与文人名士交游。喜鹤，人见之，常一琴一书，一鹤舞于其间。人民国，以清朝遗老自居，先后谢绝
过清史馆和北京大学之聘，而以行医卖画自给。 
郑文焯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懂医道，而以词人著称于世，人称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俞樾曾对其词给予
颇高评价。著有《大鹤山人诗集》及词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笤雅余集》和词论《词源
斟律》等。其大部分著作曾合刊为《大鹤山人全书》。况周颐况周颐(1859～1926),近代词人。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
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50年，为晚
清四大家之一。20岁前，词作主"性灵"，"好为侧艳语"，"固无所谓感事"（赵尊岳《蕙风词史》）。光绪十四年
(1888)入京后，与当时词坛名家同里前辈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为之一变。
稍尚体格,词情也较沉郁,如〔齐天乐〕《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战争时,愤于外敌入侵,写下一些伤时感事、
声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
作》、〔摸鱼儿〕《咏虫》、〔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骑还骄，栖鸦难稳"的现实和"壮怀空付，龙
沙万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则是对清室的兴衰、君臣的酣嬉,深致忧思,如〔三姝媚〕的"红楼依然，玉容歌舞"、
〔莺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泪"等。 辛亥革命后，况周颐与朱孝臧唱和，受朱影响，严于守律，于词益工，
但大都是"故国"之思，抒写封建遗老情绪。
况周颐尤精词评。著有《蕙风词话》 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
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
《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刊出版。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
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
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
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
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
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 词律、 学词途径、
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
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龙榆生《词学讲义附记》引）。
清词的特点
近人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以为清代诗文皆趋衰落，独词“驾元明而上”；朱孝臧以为清词“独到之
处，虽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词钞序》引)。
有些学者认为：“清词特点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作者多。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黄燮清的
《国朝词综续编》等。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的专集 100种；叶恭绰编《全清词钞》，
入选的词人有3196人。词人之多，大大超过前代。更重要的,不仅词人数量多,而且作品确有较高质量的也不少。
第二，立论高。“常州派”在词的创作和批评方面的理论都是眼界较高的，较诸前代有发展。其他清代词人的论
词文章或词话，也不乏独到之言。这对于近代几部精彩的词话的出现，有直接的影响。词的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对
清词的创作有促进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词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体会的总结。第三，功夫细。清代词
人，无论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参约取，用功细密；不以模拟为满足，力求出新变
化，有所创造。他们在词的意境上受到种种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细微功夫,在词的发
展史上,不愧是后来居上的。”
清词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于明末云间词派影响，清初文人填词蔚然成风；其次，明清鼎革，文字
狱横行，文人写诗作文动辄得咎，大量文人就将才学转投入填词；第三，宋代之后，词乐失传，填词成为案头文
学，使得文人所受束缚大大减小，填词自由大大增加。第四，康熙皇帝利用一些词人声望，将填词也纳入正统文
化，使得词的地位在官方认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虽然因为这些原因使得词人和词作大增，但是数量不能决定一切。清词人虽多，但是能与宋词名家相媲美者
屈指可数，这中间还有个别词人大量因袭前人诗词成句，使得词艺地位更受动摇。相比宋词，明末词和清词数量
上的优势丝毫不能挽救质量上的劣势。清词功夫虽细，但是却流于琐碎，与宋词相比，亦无回天之力。立论虽
高，却也只是眼高手低，试图推尊词体，却力不从心。 
综合而言，清词虽然号称中兴，总体成就却只能是二流，高过总体成就三流之明词，却低于成就一流之宋
词。 部分清词研究者将宋词作为词的开花期，将清词作为词的结果期，这是没有文艺上的依据的。
以上只是总体上的比较，若从个体上分析，明末词与清词中婉约词一派，尚有明末陈子龙与清初纳兰性德、
清末蒋春霖可媲美宋词婉约名家。尤其是陈子龙后期词集《湘真阁存稿》更是当行本身，含刚健于婀娜，深得李
煜词与北宋词之精髓；纳兰词中精品之作哀感顽艳，韵格在“花间”、北宋之间，这两大高手算是明清词人中罕
见的亮点。至于陈维崧主盟的豪放一脉与朱彝尊主盟的清空一脉之成就，后世争议教大，但不管是称赞者还是贬
低者，均认为他们逊于苏轼、辛弃疾与姜夔。晚清词坛领袖谭献（1832-1901）总结明清二代词坛，最推崇者恰也
只有陈子龙和纳兰性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饮水（纳兰）次之。”其次则推崇蒋春霖
与项廷纪：“阅蒋鹿潭（蒋春霖）《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阅项莲生（项廷纪）
《忆云词》，篇旨清峻，托体甚高，一扫浙中喘腻破碎之习。莲生仰窥北宋，而天赋殊近南唐。丁稿一卷，遍和
五代词，合者果无愧色。”其他人俱被谭献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评价均见于谭献《复堂日记（戊辰年）》，
后谭献关门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词评和词序，合为《复堂词话》，谭献晚年审阅定稿。） 
后代对清词之识见，难超谭献。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境界说”等方面价值虽大，但在评价明清词人时，
却难免义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个人偏嗜而任意诋毁一些词人，有失大家风范；梁启超并非评词专家；朱祖谋
为常州派后劲，在填词和校勘典籍方面贡献不小，但是门户之见较深，以学问评词，脱离文本解读，胡适全盘否
认明清词，更是武断粗暴。他们对清词的认识均不及谭献清醒。但由于谭献逝世于1901年，因此对清末民国初重
要的几位词人朱祖谋（朱孝臧）、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文廷式、王国维等人无法进行客观评价，只是在
《复堂词话》中偶尔评论其中数位，却并未对他们的地位进行评价，而且谭献去世之后，这些词人中的创作还延
续了长短不长的时间，谭献无法为他们“盖棺定论”，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此外，谭献的评价无法避免门户之
见，虽然他并未过分推崇常州派先辈的地位，但是却否认了阳羡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词人之地位，认为他们“俱非
上乘”，似难服众。但是，后代著名词评家也大多没有对阳羡派和浙西派进行高度评价。明末词和清词整体不如
宋词甚多，是不争的事实，高手也仅限于婉约派屈指可数的三四个，且无法超越宋词相应高手。
清丽的词句
清词：清丽的词句。
南朝 梁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 唐 芮挺章《
序》：“取 太冲 之清词，无嫌近溷；得 兴公 之佳句，宁止掷金。” 清 龚自珍《西郊落花歌》：“先生读书
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序》：“先前是在
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