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开富
个人生平
罗开富，　　1913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35年8月—1940年9月，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后历任该系助教；长沙私立国民学院讲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助理研究员；1940年9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
1942年2月—1944年9月，转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并获博士学位。
1944年10月—1946年2月，美国战时情报局地图处地理员。
1946年9月—1949年10月，回国后就任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代所长。
1949年10月—1951年4月，南下任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 
1951年4月—1962年10月，调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1962年10月调入广州地理研究所。
1968年11月—1972年10月，为广东省永和“五七”干校学员。 
1972年10月—1978年10月，为广东省地震局资料翻译。 
1979年6月—1992年9月，任广东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80年6月起任所长，1983年12月以后，任名誉所长。是广东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常委。
1992年9月26日在广州逝世。
广泛涉猎
罗开富青年时代在中山大学地理学系读书，师承著名地理学者吴尚时教授，其时的兴趣是地貌学；后来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兴趣偏于气候学，在该校连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均在中国气候方面，获得美国地理学界的好评与重视。回国后，从事水文学方面的工作，逐渐发展到综合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罗先生曾谈到，个人的学术方向转了数次，并不是”见异思迁”，始终还是在地理学范畴内活动。多部门的涉猎，开阔了我的视野，扩大了知识领域，领悟了自然界诸要素内在的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性，为后来从事综合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打下了基础。故自己有“精于一门，触类旁通，未尝不可”之说。
50年代初，为适应工农业建设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组织多学科的大批科学家进行中国自然区划。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对罗先生甚为赏识，委以主持自然区划工作之责。在这项工作中，罗先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与组织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得力于其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和探索求新精神。由其主持编成的《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以及随后发表的有关论文，均给人以耳目全新之感。其主要论点直到如今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罗开富的卧室兼工作室，满满几架子的中外文图书。写字台上，三分之二的桌面也堆满各种书刊资料。他的藏书除大部分为地理科学及有关学科的专着外，文、史、哲、艺等方面的书籍也不少。这使不难悟到，他的广博知识，来源于博闻强记，好学多思。难怪写起文章来，立论严谨，资料丰富，旁征侧引，立意常新。而文笔之流畅，文风之精练，外文之娴熟，也为业界所称道。
治学经验
罗开富认为，“地理学”的性质，法国地理学者J.BRUNHES曾经提出两个原则，即相关原则和演进原则。就是说，研究地理事物，不应该离开它的演进变化和有关现象。这个观念固然正确，但犹嫌不足，还应该加上一个分布的原则。谈现象而不涉及它的分布，终究缺少地理意味。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过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的工作中，往往忽视地域分异的规律，一哄而起而未能因地制宜，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其缘由就在于此。  广州附近野外考察终身与地理学结下不解缘的罗开富，对地理学的理论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类本身对地球的认识，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知识和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可以发展为理论，而理论则可按工作性质的不同，分为创造理论、验证理论、发展理论三个方面。从事地理研究，必先搜集事实，包括观察、调查、访问，尤其是野外实地考察绝不可或缺。事实充分了，再作总结和说明，说明本身就是理论。不论是专业性理论、综合性理论，还是区域性理论，只要能代表当地独有的或其他特殊性的现象，只要是一得之见，就属于创造理论。现象和理论往往有地方性，且莫不受地方性限制。需要多方核实，反复对照，异地交流；思考越周，立论越确，这就是验证理论。事物经过对比，最易显出异同。例如，各地气候的比较，山脉走向或体系的对照，河水涨退的说明，土壤特性的阐述，生物变化的追求等等，无不含有无穷的隐秘，值得探索。能对已知现象或理论加以增改或补充，就是理论的发扬和发展。地理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毫无例外地要通过这个途径。
在50年代，罗开富应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之约编写《长江的水文》一书。长江自河源起，每一支流的加入，必在水量、沙量及其季节变化有所反映。他本着穷根逐末的精神，将变化情况及原因，逐段追索，又对沿江湖泊逐个分析。终于发现好些在过去从未有人提出的现象，并由此对长江的特性得到较为完整的不同寻常的认识。而由他主笔的《中国水文区划草案》及对中国主要河流湖泊的深入研究，对全面认识中国水文地理特征与规律，以及开展河道与流域整治，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9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地学方面的中外学者到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作为中国科学院高级专业翻译兼顾问，罗先生以年近古稀高龄，不顾血压高达190的身体状况和可能产生的高原反应，婉拒别人的劝阻，坚持两上高原。按他自己的话说，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许多地理现象还是一个未知王国。此行得以领略青藏风光，体验高山环境，结识中外同行，交流学术经验；更重要的是探索地球隐秘的愿望强烈扣击着他的心胸。考察途中，同行者艾夫斯教授(prof.J.Ives)曾出示几张照片，照片上可以见到几个侵蚀面。罗先生原以为是艾氏对着喜马拉雅山拍摄的，因为这几个侵蚀面与在藏南雅鲁藏布江及科西河一带所见酷似。后来才知道，照片竟是在美国落基山脉所照。落山与喜山相距万里，地貌上的相似程度竟至于此。罗先生对此印象深刻，历久不忘。联系到此前的“十年动乱”期间，罗先生和许许多多科学家一样被剥夺了科学研究的权利。他利用一时偏安于地震资料室的机会，广泛接触了国际上板块运动的各家学说，进行分析比较，写出“板块理论的发展与问题”一文，精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这篇颇有见地的论着只能束之高阁，但这种至老仍健的探索求新精神，对也是很好的启迪。
提携后学
罗开富曾向谈及另一个使他难忘的印象。美国克拉克大学颁发学位，历来由校长主持。1944年，罗先生在该校接受博士学位时，可能由于他在两年半时间内相继完成硕士、博士两个学位，也由于他勤奋好学深得校长赏识，此际接受学位后即将离校，故校长致词时依依之情溢于言表，以至感情冲动，泣不成声。  地理研究罗开富虚怀若谷，与人为善，感情真挚，乐于助人。他一生虽然走着一条颇为坎坷的道路，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研究生涯被迫中断。但他豁达大度，不计荣辱得失。在地理科学园地上耕耘不辍，甘为他人做嫁衣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甘为人梯，提携后学的精神。研究所内外科研人员的研究报告、论文着作，乃至一篇译稿，只要送到他手上，就总是不惮其烦地评点修改，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炼的文风，为后学者指点迷津，铺砌阶梯。对青年人学外语，更是孜孜不倦地辅导指点。对无名无利的事，总是甘之如饴，从不推脱。?
1980年，罗开富第二次到青藏高原考察归来后，留在北京修改和编译各项考察报告，包括中外文种两大巨册，终毕其功。旋又由京飞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地理代表大会及在鹿儿岛召开的联合国大学“水陆相互作用研究”工作会议，促成了广州地理研究所与联合国大学的合作。9月中旬返抵广州后，稍休息数天，即带领研究所科研人员到珠江三角洲基塘地区进行野外调查，为即将开始的与联合国大学合作项目做准备。终因疲累过度，积劳成疾，在调查途中发生脑血管意外。留医数月，虽略有康复，但体质及精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中度偏瘫的后遗症使右手完全丧失提笔能力。这一切并没有稍减他在事业上的进取，也没有影响他对中青年的帮助。仍然埋头案首，自强不息。右手不能执笔，就练习用左手写作和批改文章。白天，他总是拄着拐杖来到办公室；晚上工作至深夜。
主要著作目录
“中国自然地理的分区问题”，《科学通报》，1954年，第5期。
《中国水文区划草案》（与李涛合作），科学出版社（自然区划草案），1956年。
“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建设”，《热带地理》，1983年，2期。
“天然堤和它的伴生湖”（第二次中国海洋湖沼科学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
“广州附近村落及其有关现象”，《热带地理》，1988年，2期。
“藏南印象”，《地理知识》，198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