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蒙古族医学
形成与发展
古代蒙古族劳动人民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为辅，还有些相应的家庭手工业。他们劳动和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之中。信仰萨满教。在同自然界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他们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发明了最早的医疗保健方法。可惜传下来的史料很少。根据有关著作的记载，那时已经出现了适应当时社会生活条件的蒙古医药知识。如灸疗、外伤治疗与正骨、饮食疗法、民间用药等。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大举西征，建立起横跨亚欧的四个蒙古汗国。1271年，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并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沟通了国内各民族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同时也使中外医药科学有了更多的联系和交流。
元代医事制度除设太医院、御药院外，还在大都（北京）和上都（开平）各设回回药物院一所。太医院饮膳太医忽思慧著有《饮膳正要》三卷，为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回回药物院的《回回药方》（36卷）是一部以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和阿拉伯医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现仅存残书四卷。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医学先后吸取了藏医学及部分中医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既有独特理论又有丰富医疗经验的近代蒙医药学术体系。如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写了《瑞竹堂经验方》15卷，其中治疗风寒湿痹的方剂较多，所载方剂几百首，其中有些方剂实用而有效，至今仍被采用。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古代印度佛学巨著《金光明最胜王经》从维吾尔文和藏文译成蒙文，其中有古代印度医学--吠陀医学部分。由此印度传统医学书初次被引进蒙古地区。特别是在16世纪，随着西藏喇嘛教的传入，西藏《四部医典》和印度医学《寿命吠陀--八支心要集》等藏、印医学理论，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于是蒙古族医学家在传统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了印、藏医学之核心占星五元学说和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理论，并把它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渗透加以吸收。当时，许多蒙医药学家将汉、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理论灵活地、创造性地同本民族的生活、生产、疾病情况以及地区特点结合起来，编写了大量的医药学著作，为蒙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7世纪著名蒙医药学家占布拉著《医法海鉴》一书，记述了蒙医治疗各科疾病的方药，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方集。18世纪蒙医药学家松巴·堪布一伊舍巴拉吉尔著《甘露滴珠》、《甘露医理》、《甘露诊疗》、《甘露临证鉴别诊疗集》、《识药晶鉴》等一整套蒙医药著作。还有蒙医药学家洛布桑·索勒日哈木著《脉诀概要》、《巴莎木制药法》、《药物识别》等著作。19世纪蒙医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著《蒙药正典》一书，共收集了879种药物，并附有 576幅插图。还有著名蒙医药学家罗布桑·全普乐，通过一生的临床实践，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著有《实用蒙医药学》一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蒙古医药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先后涌现出许多医学家和蒙医学专著：如著名蒙医药学家伦日格·丹达尔著有《诃黎勒·晶珠医药学鉴》、《增补医疗解释》等。库西卡编著了《蒙医验方集》，并附有蒙、藏、汉、满四体合璧的蒙药名录；伊希·丹森旺吉勒编著了《红珊瑚方剂》；吉格木德·丹森扎木莎编著了《普乐方》；敖斯尔编著了《医方与手法》；阿格旺隆日格·图布丹尼玛编著了《珊瑚珠方》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蒙医药学日趋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北方民族医药特点和地域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为保障北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及蒙古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民族医）政策，促进了蒙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内蒙古广大牧区及部分农区，普遍建立了蒙医医院，使蒙医药在医疗保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及疑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内蒙古自治区和部分盟市先后建立了一批蒙医药科研机构，在系统理论、药物、临床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自治区还建立了蒙医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新型蒙医药人才，使蒙医药学的发展后继有人。近年来，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广泛地搜集各地的蒙药方剂，对全区各地的蒙药资源进行了普查，开展了采、种、制、用的活动，并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现代化蒙药制药厂，以满足区内外的需要。
基本理论
五元学说蒙医学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理论为指导，贯穿了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内容包括三根、 七素的物质基础，辨证施治的基该方法等。据蒙古古代史以及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记载，古代蒙古人称苍穹为“父天”（阳），称世界为“母地”（阴），并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的运动与变化所构成的，因而称之为“五大要素”，亦称“五行学说”。《白琉璃》一书中认为土、水、火、气、空为构成一切物质的本基，俗称“五元学说”。蒙医学中认为父精、母血是以五元为基因，经复杂的量和质的变化聚合而成，人体的本基是“赫依”、“希拉”、“巴达干”三根。赫依属气，希拉属火，巴达干属土和水。三根蒙医以“赫依”、“希拉”、“巴达干”三根的关系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所谓“赫依”，是指各种生理功能的动力。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赫依”在发挥作用。凡是思维、语言、动作及各脏器的功能活动，皆受“赫依”支配。如果“赫依”的功能失常，则会导致脏腑功能减弱，表现为神志异常、失眠、健忘、疲乏、眩晕、麻木、抽搐、瘫痪等。“希拉”有火热之意，在脏腑中与胆的关系最为密切。机体的体温、各组织器官的热能及精神的振奋等都是“希拉”在发挥作用。“希拉”偏盛，则可发生各种温热病，如黄疸、口苦、吐酸、 烦渴、神情狂躁等机能亢盛的表现， 都属于“希拉”的失常。“巴达干”是指体内的一种粘液状物质，具有寒性的特征。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巴达干”能滋润皮肤，濡养组织器官，滑利关节，化为唾液、胃液、痰液等分泌物。“巴达干”的功能失调，除表现为一般寒性征象外，还易导致水液的停滞不化而出现各种分泌物增多的现象，如浮肿、胸水、腹水、痰多、吐清水、妇女白带多等。此外，中医属于痰浊蒙蔽的嗜睡、痴呆及湿困脾胃的消化不良等病证，在蒙医中也属“巴达干”的病证范围。在正常生理情况下，“赫依”、“希拉”、“巴达干”三者协调一致，保持相对平衡；如果三者的平衡关系失调，则产生各种病理变化。若以“赫依”与“希拉”的关系失调为主，则产生阳热亢盛一类病变；若以“赫依”与“巴达干”的关系失调为主，则出现阴寒及水液不化一类病变。蒙医学中的“赫依”含有气、风、神经、经络之意，属中性，助阳则阳盛，助阴则阴盛；“希拉”含有火、热、胆之意，属热性；“巴达干”含有津液、寒、痰之意，属寒性。“赫依”、“希拉”、“巴达干”三根为人体之本基，概括为阴、阳、气。七素蒙医以“七素”作为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包括水谷精微（透明液体）、血、肉、脂、骨、髓、精液。“赫依”、“希拉”、“巴达干”与“七素”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蒙医的辨证方法主要有病因辨证、病位辨证及论病辨证等。此外，尚有探查性服药的辨证方法，多用于疑难病证。施治的主要内容包括立法、处方、手术等。十法蒙医有清、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十法；还有燥“希拉乌素”（黄水），杀“粘”（病菌、病毒），导热、升温等独特的治疗法则。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蒙医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与疾病的关系。特别是蒙古民族以肉、乳、炒米为主食，多见消化道疾病，故蒙医认为胃为人体后天之本，饮食起居适宜尤为重要。在诊治内科疾病时首先注意消化系统有无异常，新陈代谢有无障碍，把提高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放在治疗的首位。因此，蒙医对于胃肠疾病的诊治有丰富的经验和很好的疗效。
此外，尚有“脏腑说”、“白脉说”、“黑脉说”、“四季发病规律”、“南北人群发病差异”，以及瘟疫、热病的独特理论学说和治疗方法，指导着蒙医临床实践。
诊断方法
随着蒙医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理论体系的充实和发展，采、种、制、用野生药材的扩大，医疗技术的提高，以及医药著作的编著和出版，蒙医的医疗实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大约在唐代就已有蒙医外科、正骨科、内科、妇科、儿科等专科医生，广泛行医于农牧区和城镇，至元代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明末清初蒙医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完善与提高，临床分科也越来越细，如眼科、针灸、术疗、按摩推拿、温泉、药浴、食疗、养生等各专科日益兴盛起来，名医层出不穷，他们写下了数十部蒙医药著作，流传于后世。近代蒙医各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大内科又分出脑系、温病、肝病、肾病、血液病、胃病、心血管病、肺病等科；骨伤科发展成专科医院，眼、儿、妇、五官、皮肤、五疗等科都有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果。　
蒙医诊断包括问诊、 望诊、 触诊三种方法，简称三诊。这是蒙医观察和诊断疾病的基该方法。通过三诊得来的临床症状及体证，运用蒙医的理论指导，结合病人的体质、性别、年龄及发病原因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从而作出对疾病的诊断。蒙医诊病中，很注意对病人粪、尿等排泄物的观察，从排泄物的色质、性状、气味等情况，判断病变的性质，提供诊断参考。在诊断中，还可能会遇到的“四种误诊”和“五种假象”等复杂情况，这时必须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方能作出正确的诊断。望诊通过医者的视觉诊察患者全身及其有关部位的情况，以了解疾病体征和健康状况的方法。蒙医认为，人体内部的三根、七素以及脏腑发生异常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体表。因此，可通过望诊来帮助判定疾病的性质。望诊主要观察患者的精神、面容、体型（蒙医把人的体型分为赫依型、希拉型、巴达干型、合并型、混合型），形体的浮肿或干枯，以及五官、舌质、舌苔、痰液、呕吐物、血色、二便、妇女带下的色泽等；三岁以下的小儿还看指纹、耳纹以辅助诊断。问诊三诊中较为重要的诊察方法。通过有目的地询问和听取患者及其家属亲友的讲述，了解患者的发病经过和症状进行诊断。问诊内容主要是一般情况、病史、现病证等，着重于探求与辨证施治有关的资料。根据“三根”理论要做到29种问诊。如询问患者的寒热情况，生活习惯，饮食嗜好和对病情有害及有益情况，二便有无异常反映，睡眠及精神状况，妇科经带胎产，出汗情况，患病的规律和患病时的季节气候，周围环境的过冷、过热、过湿等情况，以及是否接触传染源等。触诊医生用手直接接触患者身体的一定部位以探索病情的方法，包括切脉和按诊。
①切脉。切脉在蒙医诊断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为医生所必须具备的技能。分辨三根及寒热，以及脏腑的变化，气血之盛衰等，均以切脉为主。切脉通常是在病人的腕关节掌面桡动脉搏动处进行。将这一段动脉分作三部，称寸部、干部、查嘎部。切脉时患者手臂平伸，掌心向上平放，医生先以食指放在寸部，然后把中指放在干部，无名指放在查嘎部，一般指间以麦粒为隙。切脉时需要用不同指力仔细候测，寸触皮、干按肉、查嘎重按骨。寸、干、查嘎三部分分别诊察不同脏腑的病症，且左右不同。医生右手寸部诊察心脏、小肠，干部诊察脾、胃，查嘎部诊察左肾、精；左手寸部诊察肺、大肠，干部诊察肝、胆，查嘎部诊察右肾、膀胱。如果患者是女性，则医者左手寸部诊察心、小肠，右手寸部诊察肺、大肠，其他均同上。对脉象的特点可以脉位的高低、脉搏的频率、节律、强弱、大小、势态等方面来认识。正常的脉象是一次呼吸（一息）平均脉跳4～5次（相当于每分钟72～80次），不浮不沉，不大不小，往来均匀，节律一致。但这是相对的，由于人的体型、性别、年龄不同，以及机体内、外环境的影响，可出现一些生理差异。关于临床常见的异常脉象，历代蒙医所积累的经验极为丰富，对脉象的辨认非常细致，可细分为47种脉象，一般以12种脉象为基础，又归纳为寒、热两类，作为临床诊断的一个重要方面。蒙医认为，赫依病之脉象洪而中空，按之即绝；希拉病之脉象细、数而有力；巴达干病之脉象沉、缓而无力。此外，还有绝脉、怪脉，以及对脉象的几种误诊等方面的论述。
②按诊。医生用手直接接触按压病人的体表或病变部位的诊察方法。按诊主要用以分辨病证之寒温、润燥、肿胀、疼痛及包块，并观察病人对按压的反应。触按四肢关节诊察有无骨折、脱臼；循脊柱触按可了解有无病理反应等。
治疗方法和手段
蒙医学将疾病分为阴性病、阳性病两大类型。进而分为“赫依”、“希拉”、“巴达干”病三种病质。这三种病质又可分为4门，404病,1116证。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将这些病证归纳为20种基本性质。“赫依”（诸风）病的性质是糙、轻、寒、细、强、动等 6种；“希拉”（火、热）病的性质是脂、锐、热、轻、臭、泄、湿等7种；“巴达干”（痰、寒、湿）病的性质是脂、寒、重、钝、柔、固、粘等7种。针对这些病质，蒙医采取多种治疗方法和手段。药物治疗在临床实践中，主要是利用药物的17种功能（柔、重、温、脂、固、寒、钝、凉、和、稀、燥、淡、热、轻、锐、涩、动）去克制病证的20种基本性质，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大致情况是：克制“赫依”病质，柔→糙、重→轻、热→寒、脂→细、柔→强、固→动；克制“希拉”病质，淡→脂、钝→锐、寒凉→温热、和→轻、稀→臭燥、燥涩→湿泄；克制“巴达干”病质，淡→脂、热→寒、轻→重、锐→钝、涩→柔、燥→粘、动→固。符号“→”表示克制，前为药物功能，后为病证性质。饮食疗法蒙古族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病之始，始于食不消；药之源，源于百煎水”。诸如奶食、肉食、骨汤之类，只要食用适当，都可以起到滋补强身、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古代人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饮食疗法的前身。在《蒙古秘史》中，就有用马奶酒救治受伤大出血昏厥病人的记载。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用汉文编著的《饮膳正要》中记载了各种食物、有关验方和蒙古族的大量饮食疗法、营养保健膳食等内容。第三卷中按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品、菜品以及料物共7类，收载了常用食物计203种，对这些极易得到的普通食物进行整理、归纳、阐明了每一种食物的性、味、有毒无毒以及效用，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并附有170 幅插图。书中还介绍了关于“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等专题。此外还阐述了“服药食忌”、“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问题。此书一直在蒙医饮食疗法中使用。外伤与正骨疗法据史书记载，蒙医伤科形成较早。由于蒙古族人从事畜牧业和狩猎，骑马射箭，经常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创伤。因此，自古以来就积累了正骨、治伤方面的经验。对于各种兵器创伤，也有不少医疗方法。如在《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中，就有用烧灼疗法来治疗流血不止的伤口；用蒸气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牛羊草结的退烧疗法、热罨疗法；用驼鲜血治疗箭伤等。明清时期的著名外科医生和正骨师绰尔济·墨尔根，擅长外科手术和正骨、按摩、罨疗、药浴、涂法等外治术，曾采用冰冻麻醉方法进行正骨手术。一位叫伊桑阿的医师，他的正骨术很出名。这些医家的医术代代相传，对蒙医正骨术的继承和发展有贡献。正脑术在蒙医典籍《甘露四部》中有详尽的记述。据记载，治疗方法有四种，无论何种方法均应用“以震治震”的原理。适用于牧民落乘、跌伤等外伤所致的脑震荡。治疗用具有布带、碗、筷、小锤、沙子或米。方法是先用布带将患者的头部紧紧围裹一圈，然后装满沙子或米的碗用布蒙住，倒置在患者头顶，令患者将一只筷子横咬在嘴里，医生用另一只筷子敲打所咬筷子露出的两端，作为预备性（或诊断性）治疗，然后再用小锤隔着布带在患者脑后枕部震敲3～9次即可。灸疗蒙古灸疗是在热敷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1000多年前藏医《四部医典》中就有“蒙古灸”的记载。蒙古灸是一种将炒黄的小茴香包裹在白净的羊毛毡中，进行烧灼、温熨；或将一小块白净的羊毛毡浸泡入黄油中煎煮后取出敷置于应灸部位。灸草用广泛生长于蒙古各地的白山蓟草。还可采用西河柳灸、火把灸、温针灸等方法进行灸疗。放血疗法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切开或刺破进行手术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多用于由血、希拉引起的热性疾病，如伤热扩散、骚热、疫热、疖肿、疮疡、痛风、索日亚（包括结核）、丹毒、黄水病等。巴达干与赫依引起的寒证，如果与血和希拉合并时，亦可采用放血治疗。放血疗法时机的选择和把握因疾病的不同而各异。如体腔出血侵及脏腑、扩散热、骚热、食物中毒等，易在发病初期及时放血施治；而身体沉重麻木，但无恶寒症状者，则宜于在疾病中期放血；当疾病因血和希拉热邪，病血漫布于脉道，易转化为其他疾病时，则在应用其他方法引发其余热后，施行放血疗法。放血方法分为术前准备和正式放血两个步骤。术前准备又分为远行和近行两种。远行即热病未成熟时，在放血前先服三天清血汤药，促使其成熟，使正血与病血分离，然后再放血施治。近行即放血前不服药，但通过晒太阳或烤火取暖驱凉、祛寒。正式放血，又包括放血前的结扎，部位选穴，具体操作，观察血色、放血量和辅助治疗等内容。体质虚弱、孕妇、产后衰败等寒性疾病患者忌用放血疗法。儿童和老年人，用泻下法、催吐法、鼻药及灌肠法施治之后，亦禁用放血疗法。除上述疗法外，尚有阿拉素疗法、瑟博素疗法、灌肠疗法、烫沙疗法、油脂疗法、罨敷疗法等。
蒙药药物方剂理论
主要内容包括：五元、六味、药力、药性、药物功能。五元蒙药学以古代朴素的五元（土、水、火、气、空）为理论基础。认为植物发育生长与“五元”有密切的关系。土是植物的基础，是植物吸养之源，生命之根本。水是植物所需养料的溶媒，也是植物体内运化因子，有滋润营养植物、促进其生长的作用。火在植物内为能量、动力因子；外界的阳光、温度，使植物生长成熟。气在植物内为生化因子，气具有养育植物、促其生长的作用。空在植物内为间隙因子，是物质形成管腔孔道之因素，外界是一切物体所存在的空间。六味药物有不同的味道，这些味道，是五元在药物形成的过程中，经过复杂作用而造就的，概括起来可分为甘、酸、咸、苦、辛、涩六种。甘味，在五元中以土、水含量为主，其他元素为辅。酸味，在五元中以火、土含量为主，其他元素为辅。咸味，在五元中以水、火含量为主，其他元素为辅。苦味，在五元中以水、气含量为主，其他元素为辅。辛味，在五元中以火、气含量为主，其他元素为辅。涩味，在五元中以土、气含量为主，其他元素为辅。除单一味道外，还有两种以上的味结合而产生的“中性味”，以及由于味的转化、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苦中苦、甘中甘等结合成复杂的“复合味”，尽管变化复杂，仍可归纳于基本六味的范畴之内。药力　药物品种虽然繁多，但不外寒热两性，即阴性和阳性两大类型。热性药物多生于热处及向阳处，获得了充足的阳光，阳性药物药力充沛，才有完备的热性药力，有升阳、消食、祛风寒、除痰湿的作用。应用过量则引起头晕、头痛、发烧、烦渴等症状。寒性药物多生于寒处及阴凉处，获得充足的月辉，阴性药物药力充沛，才有完备的寒性药力，有镇静安神、健身泽肤、祛瘀、降火的作用。应用过量则引起胃阳衰弱、抽搐等。再据药物寒热两性的程度差异，阴阳二性又分为中间型、复合型等，并有热中热、寒中寒、寒、热、温、凉等进一步的区别。治疗阴性病（寒性疾患），则用阳性药（温热药）；活疗阳性病（热性疾患），则用阴性药（寒凉药）。这是一般准则。药性药物的性能或药理作用。蒙医用药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蒙药的性能调整机体内部的“赫依”、“希拉”、“巴达干”的偏盛偏衰。若三者保持平衡和协调，就健康无病；如果三者失去平衡，便会产生各种病变，甚或导致死亡。古人在临床用药中，将药物性能总结为重、脂、寒、钝、轻、涩、热、锐等八种。其中，重、脂二性克制“赫依”病证，寒、钝二性克制“希拉”病证，轻、涩、热、锐四性克制“巴达干”（痰、寒、湿）病证。再者，轻、涩、寒三性生“赫依”（风）；热、锐、脂三性生“希拉”（火）；重、脂、寒、钝四性生“巴达干”（寒）。药物功能有柔、 重、温、脂、固、寒、 钝、凉、和、稀、燥、淡、热、轻、锐、涩、动等17种。
蒙医根据药物的寒热两性，派生出8种药物性能，最后又发展成为药物的17种功能。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这17种药物功能去克制疾病的20种基本性质。常用药物蒙医用药很广泛，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及化学制品，但绝大部分还是取自野生植物。据文献记载，蒙药材约有2230多种。经调查考证的蒙药材，属于植物种子、果实类的有203种；根及根茎类231种；全草类256种；枝叶类54种；花类83种；皮类35种；藤木类36种；菌藻类14种；树脂类14种；植物的其他类28种；昆虫类30种；动物类260种；矿石类98种。共计1342种。当地产蒙药材有香青兰、沙前胡、播娘蒿、角茴香、牧马豆、腺茎独行菜、沙棘、莲座蓟、文冠木、杠柳、蒙古山萝卜花、白龙昌菜、山刺玫、金莲花、冷蒿、梅花草、花锚、扁蕾、齿叶草、手掌参、蒙古芯芭、火绒草、紫花高、乌头、唐松草等。
据调查全区可资利用的蒙古野生药材达800余种。除自产自用当地产的药材外，中蒙药、蒙藏药也大量交叉应用。如肉苁蓉通用于滋补强壮，而蒙医还多用于治疗胃病；中蒙药通用草乌，而蒙医不仅用乌头，还用草乌茸（地上四横，指嫩苗或加工的草与芽）、草乌叶、草乌花等，且用于湿热病、半身不遂、五官科疾病等；如诃子中蒙医通用，但蒙医更为广泛用于各种疾病；广枣，中医用它的树皮治疗烫伤，蒙医则用其果实治疗心脏病；肉豆蔻，中医煨用于暖脾胃，涩汤，下气，蒙医用生肉豆蔻治疗心脏病，并用其假种皮“肉豆寇衣”（药名为玉果花），治疗风、气、白脉病。
蒙藏药交叉应用更为普遍，如三棵针、山川柳、山刺梨、土木香、小叶莲、冬青、毛瓣绿绒蒿、双色龙胆、乌奴龙胆、白花龙胆、石榴、红景天、纤毛婆婆纳、橐吾、伞梗虎耳草、卷丝苦苣苔、波棱瓜子、雪莲花、船盔乌头、翼首草、囊距翠雀等。方剂蒙医方剂一般由二味或数味药所组成。蒙医常用成药，很少开方。蒙药临床治疗的根本原则也是辨证施治。配方分气味、性能二类。药物分主、辅、佐、使。一般成药有 400余种。已知蒙医传统配方、单方、验方共有1500多首，绝大多数为复方制剂。
蒙成药剂型有10种。即汤剂（煮散）、散剂、丸剂、膏剂、酒剂、油剂、灰剂、搅合剂、草药剂及金石合剂。
汤剂（煮散） 按着一定处方研为粗末，备用。煎汤去渣取汁服用，或沸水沏服。汤剂因其吸收较快，故一些急症及发病初期，多用汤剂治疗。如“查干汤”（土木香15克，苦参12克，珍珠干9克，山柰6克。每服3～5克），治疗感冒，头痛，温病初期均有良好效果。
散剂　是将药物按处方配制，碾研成细粉，混合均匀，寒凉药加白糖二分之一；湿热药加红糖三分之一，备用。白开水或调引送服。散剂有内服与外用两种。并有便于服用、携带、制作简便、节约药材、不易变质等优点。应用较广，但吸收较汤剂为慢。
丸剂　将药物按处方配齐，粉碎成细粉，混合均匀，以蜜、水或面糊、药汁等赋形剂制成药丸。一般为黄豆或绿豆大小的颗粒，外用朱砂或银朱研细粉挂衣、晾干贮藏备用。一般应用于慢性、虚弱性的疾病，以及某些不适宜用峻猛药者。此外，丹剂中有内服、外用两种。大多为金属化合物炼制而成，一般用于顽症、痼疾。
膏剂　分内服膏剂和外用药膏两种。内服膏剂又分流浸膏、浸膏（干浸膏和稠浸膏）及煎膏剂（膏滋）。外用药膏分硬膏药和软膏药。如：沙棘膏、文冠木膏、驼蒿膏、泡囊草膏、山黄柏膏、紫草软膏等。
酒剂　以酒为溶媒，浸取药材中有效成分，所得的澄水浸出液供内服和外用。此剂多用于体虚，风湿疼痛及跌打扭伤和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如菱角酒、沙棘酒、苁蓉酒等。
油剂　先将药材精选，加工炮制处理后，按处方调配、浸煮、浓缩到一定程度，按比例加鲜牛奶溶和，并加一定量的奶油、蜂蜜、蔗糖、白糖等，浓缩到无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或黄黑透明时，即成油剂，密闭于瓷器内贮藏备用。一般用于老人、妇女、体虚者的浮肿、湿痹、肾虚等。
灰剂　蒙医认为寒疾经久不愈则用灰剂治疗为上。分为急、中、缓三种配剂，根据病情选择使用。
搅合剂　按处方调配,研细粉，混合均匀，逐渐加入适量炼蜜、奶油、红糖、冰糖等，反复搅合而制成，密闭于瓷器内贮藏备用。此剂分为湿热、寒凉两大类型。一般用于慢性、虚弱性疾病，如对妇女及五官科疾病、老年病应用较多，而且服用方便。
草药剂　草药剂是蒙医因地制宜地采集野生药草，将单味或数味药煎汤服用。或将采回的药草置于清洁凉爽通风处阴干，制成粗末，煎汤给患者服用。这种原始的剂型叫做草药剂。一般用于湿热病和外感的治疗。
金石剂　金石剂亦称珍宝剂。它以珍宝类药物，如金、银、珍珠、玛瑙、玉石、红珊瑚、松石等以及金属矿物类药物，如赤铜、白锡、铁、寒水石、月石、金精石、银精石、水银、硫黄、黄丹等为主药，适当配合动、植物药而制成化合剂备用。本剂的特点是毒性较强，药用量小，药效持久，吸收较慢。本剂一般不轻易应用，经多次服用一般药物治疗无效的顽性恶疾和疮疡痈疽等，才考虑用本剂治疗。当病症一除，立即停药，勿多服。
（武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