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桃渚城
概况
明正统八年(1443年)建。桃渚城是明代专门为抗倭而设置的千户所所城，周长1366米，城高4.5米，现除垛口外，城墙主体及三个城门(包括瓮城)均保持完好。特别是城内街巷至今仍保持着明清风貌，城内民居绝大部分为清代建筑，尤以郎家里、郎德丰、吴宅、柳宅、宗祠、关帝庙等最具代表性。
史料记载
此前的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活动在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一倭寇突然登陆福建祥芝的蚶江，开始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由于倭寇的不断侵入，沿海居民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明太祖朱元璋遂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明史》卷九十一）。汤和就此事就教于熟悉海上事务的方国珍从子方鸣谦，方鸣谦认为：“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明史》卷一二六）。汤和至浙江后，“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明史》卷一二六）。洪武二十年（1387年），“汤和还，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明史》卷三）。桃渚城就是此时所筑成的五十九城中的一城，隶属于临海的海门卫。《明史》卷四十四说：“……桃渚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明实录》亦谓：“洪武二十年……九月，筑台州健跳、桃渚土城，各置千户所以防倭”。但当时的桃渚城并不是现在的桃渚城，当时所筑的桃渚城坐落在距今桃渚城东南方向10·56公里的上盘镇新城村旧城山，距海岸仅1公里许。该城“三面滨海，东临圣塘门，接轻盈山，南襟海涂，北扼桃渚港”（民国《临海县志》），百姓称之为“下旧城”。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浙江卫所五，飓风骤雨，坏城漂流房舍”（《明史》卷二十九）。从地形上看，这里所说的“浙江卫所五”，桃渚城当是其中之一。因过于近海，既不利于防守，又濒遭台风海潮的袭击。桃渚城随后进行了迁移，内迁至今桃渚镇中城村，即所谓的“中旧城”。桃渚城的这次迁移，具体时间不详，估计是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朝廷“诏天下都司卫所修治城池”（《明史》卷八），此时应当是桃渚城内迁的最好时机。内迁后的桃渚城，虽然离海岸远了许多，但由于每逢涨潮，城之四周仍为海水所围，安全还是得不到保证。正统四年（1439年）五月，大股倭寇进犯桃渚，初为浙江佥事陶成所败。陶成“密布钉板海沙中。倭至，舣舟跃上，钉洞足背。倭畏之，远去”（《明史》卷一六五）。但倭寇毕竟人多势众，桃渚城最终还是被攻陷。致使“官庾民舍，焚劫一空”（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国朝典汇》），造成“城野萧条，过者陨涕”（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国朝典汇》）的悲惨局面。正统七年（1442年），朝廷遣户部侍郎焦宏、监察御史高峻备倭浙江。他们认为桃渚城“在临邑海崖之巅，势甚孤危，适足以饵寇，且潮汐冲激，弗克宁居”（明·黄淮《介庵集》卷九《桃渚千户所迁城记》）。因而主张再次迁城，“乃集藩宪及都司臣僚，佥议内徙十里许，地曰芙蓉，规划既定，召匠抡材，乃筑乃构，聿底于成”（明·黄淮《介庵集》卷九《桃渚千户所迁城记》）。这次的迁建至第二年结束，也是桃渚城的最后一次内迁，成为了初具现在规模的桃渚城的雏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二月，倭寇进犯“宁、台二郡，大肆杀掠”，致“二郡将吏并获罪”（《明史》卷三二二），而桃渚城则经受住了考验。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谭纶出任台州知府。同年七月，戚继光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书，司理屯田。次年，以足智干练升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并在谭纶的节制下，屡次领兵救援台州。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再次入侵，桃渚“被围七昼夜，城几岌岌，时千户翟铨膺是城守，羽书告急”（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戚继光自宁波“统大兵压境长驱，以破巢穴，城赖以全，活者数万”（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歼灭入侵的倭寇后，戚继光于桃渚“补弊救偏，兴革利弊，立体统，树勤职，谨斥堠，练士卒，坠者修，废者举，增城浚濠，靡不周悉”（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后又以桃渚城“东西一角为薮泽，蔽塞不通” （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因而用官府空基易价作为费用，建敌台二所。使桃渚城“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纤悉莫隐藏”（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秋季，卫指挥柳应时又以督造官的身份对桃渚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以功世袭（桃渚千户所）千户”（清乾隆《柳氏宗谱·鹤乔先生自序》）。此后，历经多次的修葺与增补，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桃渚城的软墙和垛口全部被拆，形成了现在了形制和规模。
建筑尺寸
桃渚城的平面基本上呈方形，城池前有护城河，西南二面为一片旷野。根据《台州府志》和《临海县志》的记载，“城高二丈一尺，周围二里七十步”。今实测，城周长1366米；其中东城墙431米，南城墙350米，西城墙285米，北城墙300米。城的平均高度一般在4．6米左右，平均宽度5米左右，城基宽10米。城上原建有敌台十四个，敌台的城墙外壁均做成“马面”。现尚存十二个，具体分布为东面城墙三个、南面城墙二个、西面城墙二个、北面城墙一个，以及四角各一个。桃渚城有城门三道，东、南、西各一。东城门偏南而设，距南城墙98米，北城墙331米。门呈拱券形，高2．3米、宽2．15米、深3．15米。南城门偏东而设，距东城墙127米，西城墙221米。城门也是拱券形，高2．4米、宽2．8米、深3．2米。西城门与东城门相似，亦偏南而设，距南城墙93米，北城墙190米。城门还是拱券形，高2．42米、宽2．75米、深3．6米。三道城门外都有一道重门，以半圆形的围合空间构成里门之外的又一道防线，即谓之“瓮城”。东瓮城的重门为竖长形，南向，高2．44米、宽1．75米。瓮城空间东西14．2米，南北21．8米。南瓮城重门的结构同东瓮城重门，东向，高2．6米、宽2米。瓮城空间东西23米，南北11．6米。西瓮城的重门结构和朝向均同东瓮城，高2．6米、宽2．27米。瓮城空间东西13．15米，南北21．4米。可惜的是西瓮城在五十年代大跃进时，为方便交通而被拆开了一道宽3．6米的口子。桃渚城瓮城的筑造，一是战时为守城将士提供同倭寇迂回的绝好条件；二是借此以“避煞”；三是足以遮避郊外的风尘；作用非常巨大。
城内建筑
今日的桃渚城仍保存着明代的摩崖题刻和明、清历朝所修建的寺庙庵堂以及古建民居等和古迹数十处。其中题刻为明代所刻的“眺远”、“镇海”大字摩崖和《桃城新建敌台碑记》石碑；寺庙庵堂有明代始建的敬奉海神妈祖娘娘的“天妃宫”，也有“关帝庙”和清代所建的“观音堂”；古建民居有鼓楼、鹤峤书院，以及柳氏古宅、郎家里古宅、郎德丰古宅；古迹则有佛号柱等等。“眺远”、“镇海”大字摩崖位于城内后所山上。“眺远”刻在山之东北角的巨岩上，二字直排，字径分别为118×138．5、168×109厘米，左为“明楚将军胡海题”款，右有“民国廿九年（1940年）五月吉旦桃渚区长敖翔重刻”款。题字的楚将军胡海生平不详，估计即明弘治时（1488—1505年）的浙江按察使司佥事胡海。“镇海”摩崖刻则刻在山之中段半山腰的崖壁上，二字亦直排，字径分别为117×115、114×111厘米，原题款已无法辨别，仅见“民国廿九年（1940年）五月吉旦桃渚区长敖翔重刻”款。据《台州府志．金石考》及桃渚《柳氏宗谱》，可知原款为“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望吉古越鲍大谋题”。鲍大谋史志无载，生平亦不详。《桃城新建敌台碑记》石碑原立于西城墙与北城墙的转角处，现竖在后所山上，并建有碑亭加以保护。石碑由碑和碑座组成，其中碑高160、宽82．5、厚11．5厘米，四周饰以缠枝纹；碑座高40，上端宽同石碑、下端宽88、厚37厘米；碑面文字共18行，满行34字。碑文为嘉靖四十年（1561年）邑人何宠所撰，虽碑面已漫患无辨，但桃渚《柳氏宗谱》和《郎氏宗谱》均录有原文。天妃宫位于后所山山腰的高阜处，始建于明正统中（1436—1449年），为祭祀天后和保佑出海渔民而建。历代屡有兴废，现尚有庙宇三间。相传天后林默娘为莆田湄洲人，系唐未都巡检林愿之六世孙女，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廿三日。默娘自幼聪明好学、勇敢善良飞，能预知气象变化,有驱邪治病和泅水航海的本领。也经常给邻近乡民施诊、施药和出海救助遇难的渔船。后羽化成仙，白日飞升，民间因称之“龙女”、“神仙”，历代尊其为航海保护神。明成祖曾敕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清康熙皇帝又敕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后”，神号“天上圣母”，俗称“妈祖娘”。关帝庙在桃渚城内，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后为火灾所毁，清代重建。现存大殿三间，内供关公神像。房屋坐北朝南，柱础呈鼓形，柱头饰有斗拱，雕梁画栋，尚留有明式建筑的痕迹。关公庙巷口两边原竖有二根“无极大帝”旗杆。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关羽那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社会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关公的真实反映。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宋元明清社会中，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和普及，甚至超过了被人们盛赞为“千古一圣”的孔子。早在明代，王世贞就惊呼：“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祠庙几与学宫、浮屠等。”而清代的赵翼，则更加惊叹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关公）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鼓楼位于城内主街道与通连衙门和南门主巷道的交叉点，是古代预报敌情的场所，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楼由三间二层楼房组成，明间主楼巍耸高峨，楼下为过道，左右扶以翼楼，酷似展翅飞翔的金翅大鹏鸟。主楼今存，由于年代久远，原楼之飞檐翘角和雕梁画栋已不复见。观音堂座落在城内后所山南麓，处于苍松翠柏和古樟修竹的怀抱之中，环境极为幽绝。庵堂由三间大殿，南北二间翼楼和南北三间二层厢房组成，始建于清乾隆中（1736—1795年）。整座建筑坐东朝西，造型古朴典雅。殿堂内陈设的各种佛像雕工精湛，栩栩如生。今遗迹尚存，惜大殿已毁，北翼楼和北厢房被改建成民居。鹤峤书院在城内后所山东麓，因所在山坡隆起似峤，且常有于此栖息，故名鹤峤。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此当临海“两痒闹学案”余波未尽之时，意义很大。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失之于火，里人郎正斋重建。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毁，同治中（1862—1874年）里人郎继虞再次重建。光绪三十年（1904年），辛亥志士杨镇毅出任书院山长，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学生。现代著名教育家林迪生年少时就读于书院，曾在这一带从事过地下革命工作。今书院虽已废圯，但遗址尚存。仍可见古枫侵空，翠柏森森之静谧清幽景象，只是不闻当年朗朗的读书之声。柳氏古宅建于明朝末年，为柳氏第五代后裔所造。清同治中（1862—1874年），其第十二代后裔柳子翰曾考取了“武举”，风光一时。现存古宅占地1800平方米，为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台门三进，大台门中开，分上下二层，设有外障屏风，内有堂号，北、西建有屋套。台门两旁原竖有二根顶部设星斗的旗杆，今已毁。东、西各开台门，东台门上方原悬挂有“武魁”二字匾额。宅内柱子均呈鼓形，柱头装饰斗拱；梁枋、窗棂、廊柱上的木雕，形态逼真；屋檐、照墙的砖雕，技法细腻；墙上的石漏窗，古朴大方；天井地面的石板，图案别致。无论是从建筑构造，还是木作雕刻上看，都留有明代的遗风。郎家里古宅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为郎氏第八代后裔郎昌滁所造。古宅为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有二进台门，东、西、北均建有屋套。房屋宽敞高大，前庭开阔。大台门为临街二层楼房，门上饰以四根门簪，距大门2米处设内障屏风；小台门上则建有过街楼。整个院子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显得古朴庄重。建筑构件上，窗棂、梁枋的木雕，手法细腻灵活；柱头的如鹿回头、飞龙、走狮、麒麟等高浮雕，则更为纯朴洗练。石漏窗和照墙屋檐的砖雕技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半圆雕、圆雕等等。此外，在偏门的槛石两旁都设有门枕石，既牢固方便，又雅致气魄。郎德丰古宅始建于清光绪中（1875—1908年），为郎氏第九代后裔郎子恒所建。宅院亦为四合院形式，占地面积3200平方米，规模宏大。共有楼房30间，平屋22间，屋套环绕东、西、北，呈U形。临街照墙高大壮观，给人一种古朴庄重的感觉。大门中开，院内东厢房与扦翼楼房契合，回廊与天井道地相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如人物、鸟兽、花草、鱼虫等木构件和各式镂空石窗花，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图案富于变化，赋予了古建筑一种全新的生命。佛号柱在城内后所山山腰，传为元末明初所立。柱由柱体、顶端石块等组成，柱体高280、边宽20厘米；柱顶端石块高15、边宽45厘米。柱体四边分别刻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等四佛号。此柱应为寺院庵堂大殿前的佛号柱，不知何故徙立于此。亦有人认为，此柱为石柱天灯，它暮时点燃，彻夜通明，专为商贾、渔民航海定向之用。
此外，桃渚城还完整地保存着明代的街巷古道格局。主街道宽3米，东西走向，连接东、西两城门，并与连接南城门和原左营衙门、校场的南北向主巷交叉。主街以北还有一条与主街平行的次街，依傍由西向东穿城而过的化龙渠。以主街道为干，有10余条古巷与之垂直相向，分别为主街以北七条，主街以南四条。又有一条古道环绕东南西城内侧，与城北依山势而建的蹬步道连接成为城内的环路。这些道路构成了层次分明，有中心、有边界的街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