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登高必自
简介
“登高必自[1]”嘉靖甲子仲春之吉，古相弘斋翟涛题，青社载玺顿首书  。
此碑位于泰山登山起点孔子登临处石坊前碑刻，为明嘉靖39年济南府同知翟涛题。语出《中庸》“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意思是登高一定从低的地方开始，远行一定从近的地方起步。
【说明】
此碑高246厘米，宽82厘米，字径60×47厘米，楷书体。系明嘉靖甲子年(公元l564年)仲春之吉日，古相弘斋翟涛题，青社载玺书。
【含义】
泰山的“登高必自”石碑有双重含义：
1、碑文字面意思指从泰山脚下往上“登高”必须要“自”此经过。“自”是从、经过的意思。 
2、“登高必自”加上石“碑”作“卑”的谐音，切合《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之句，是古人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3、“登高必自”同为驻泰高校"山东农业大学"校训。
由来
登高必自”语出《中庸》“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王克煜认为，  孔子登临处全貌“意思是登高一定会从低的地方开始，远行一定要从近的地方起步。其实这是儒家典型的践行之道，与道家所言“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登高必自”昭示人们干事创业既要有“登高”的目标，志存高远，敢想敢干，又要“自卑”处开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集中体现了努力攀登、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民质朴务实、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
既然要从低的地方开始，我们就自一天门而上，介绍一下孔子登临处，位于一天门北，为四柱三门式跨道石坊。古藤掩映，典雅端庄，额题“孔子登临处”五大字。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始建。柱联曰：“素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坊两侧分立两碑，东为明嘉靖间济南府同治翟涛题“登高必自”碑；西为巡抚山东监察御史李复初题“第一山”碑。北侧为两柱单门的“天阶”坊。孔子登临处坊，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巡抚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等建，嘉靖状元罗洪先题额并联：“秦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联语于1967年被凿毁。坊的东侧是明嘉靖年间济南府同知翟涛题“登高必自”，此语源于《中庸》，意思是说，千里之行或攀登万仞高山都要始于足下。西侧为巡抚山东监察御史李复初题书“第一山”大字碑；碑阴有明代人书道家秘文符篆“入云有路”。相传道人带着它可驱鬼怪、治百病。西边还有清代嘉庆初年泰安知府金撰书的《泰山种柏树记》碑，记载他于嘉庆初年率领各县官民从红门宫至升仙坊，共植柏树23000株。在坊前台阶之上的两侧，放置着形似碌碡的圆柱体大石磙，还戴着一顶荷叶帽，传为“泰山镇”，是镇山之宝。
孔子登临处坊在一天门坊北，为四柱三门式石坊。额板上书“孔子登临处”，落款“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万安朱衡、钦差总理河道都察院右佥督御史南昌胡植、巡抚山东监察御史襄阳刘存义同立，嘉靖三十九年岁次庚申冬月吉旦罗洪先谨书”。坊宽6.8米，通高6米，侧顶高5.25米。中门宽3.17米，高3.15米；侧门宽1.1米。方形柱上部有额枋、额板和门楣。柱下施两层条石，柱侧有滚墩石，上立内向雕狮；滚墩石鼓面上浮雕忍冬、云气、宝相花、凤凰、鹿、马、麒麟、人面兽等纹饰。门楣额枋上置斗，中门上四个大座斗，大座斗上浅浮雕一斗三升，斗上置五脊石顶，石浮雕瓦垄、勾头、滴水。勾头上饰莲花纹，滴水上饰宝相花纹，正脊上有螭吻剑把。中门的额枋下施雀替，两侧门额枋下为半臂拱形雀替，门楣上施二斗，斗上施仰莲瓣纹，斗上浅雕一斗三升。
在缆车上俯瞰泰山自是别有情趣，但毕竟少了攀登的苦趣和乐趣，王克煜认为，泰山之美尽在登攀中，孔老先生“登高必自”的谆谆教诲，犹如一剂振奋人心的“强心针”，敦促着人们一鼓作气向南天门迈进。抬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紧十八盘仿佛一架长长的天梯搭在天街。再向上攀，石级越来越窄，台阶越来越陡，开始体会东汉应劭在《泰山封禅仪记》里为此描述：“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捏石扪天之难也。” 
“力道无边天做界，山登绝顶我为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汗流浃背地爬上了南天门。登高一呼，百音和鸣；驻足四望，美不胜收。这时才能深切地领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真正含义，同时也真切地体验到了“登高必自”的况味和胜境，这不能不让我思忖乃至反思：古代的将相王侯，近世的文人墨客，恐怕没有一个是带着游玩的闲适来登高望远的。他们强调的“必自”，阐释的是努力攀登的一种过程，是情绪排遣的一种方式，是绝对化了的生命之音散发的最佳办法。要知道，古人登高的条件是比较恶劣的，不像现在有了平整的台阶，可以乘坐便捷的缆车，他们手中助力的不过是一根三尺的拐杖，因此历经千辛万苦，一步一个脚印地攀至山顶，需要的不仅仅是无畏的勇气，更多的是坚毅的信心和向上的精神。无怪乎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极点之处，会把自己看得很小，把天地看得很大，从而能够洒脱地放达一切，透彻地了悟一切，不再为眼前营蝇苟苟的小事趋心入怀，不再为身外熙来攘往的名利斤斤计较。 
从这种意义上说，“登高必自”所称的并非表象上的爬山，其实质早就决定了登高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从黄口稚童到古稀龙钟，这是生命意义的演变发展；从懵懂无知到学富五车，这是文化知识的提高升华；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是思想境界的转化进步……诸如此类，客观上都应该属于“登高”的过程———原来登高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只是各自的形式和目的不同，只是许多人没有真正地用心体会罢了，所以，真该记住：“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
考证
登高必自碑立于明嘉靖甲子年（1564年），翟涛题，青社载玺书。最新考证，登高必自碑[2]到底谁书？按照中国书法的书写传统，作者落款一般采用籍贯加姓名字号的形式，籍贯地名在前，名号在后。具体到“青社载玺”四字，青社应为地名，载玺则为人名。那么青社究竟为何地呢？据王克煜介绍，青社原指祭祀东方土神处，古人还常用来借指青州，辖境在今山东潍坊、益都一带，为齐故地。如《汉书》记载，汉武帝封自己的儿子刘闳为齐王，诏曰“呜呼！小子闳，受兹青社”。北宋著名政治家富弼曾任青州知州，时值灾荒，他赈灾救民，救活灾民50余万。富弼把在青州实施救荒的文牍记录，题称为《青社赈济录》。元代于钦《齐乘》记：“盖古者以太社五色土随方封国，使立社，故齐有青社之称。”由此看来青社载玺便是青州载玺，这位载玺到底是谁呢？通过研究证实，他就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青州衡王府新乐王朱载玺。
朱明一代，曾先后有三位宗室亲王分藩青州。其一为齐王朱榑，明太祖朱元璋第七子，其二为汉王朱高煦，明成祖朱棣第二子，都先后被废。衡王则是明代封藩青州的最后一个王爵。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见深封其第七子朱祐楎为衡王，弘治十二年就藩青州，共传六世七王，他们是恭王祐楎——庄王厚燆——康王载圭、安王载封——定王翊镬——宪王常氵庶 ——末代王由棷，前后共历140余年。清兵入关，末代衡王朱由棷降清，顺治三年以私藏金玉银印、欲行谋反等罪名被处死，青州衡王至此完结。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就有“天子之众子必封为王，诸王之众子必封郡王，世世相传”的定制。据记载，历代衡王共封过十四个郡王，新乐王朱载玺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首位衡王朱祐楎之孙，嘉靖三十六年袭爵，万历二十一年去世。《明史·诸王传》有衡府三位郡王的记载，其中就说到朱载玺，称他“博雅善文辞，索诸藩所纂述，得数十种，梓而行之。又撰《洪武圣政颂》、《皇明政要》诸书，多可传者。”朱载玺著述之宏富，不仅为衡藩诸郡王之冠，在整个明代宗室中，也屈指可数。据《明神宗实录》卷十三，万历帝曾因山东巡按及礼部奏称新乐王朱载玺“敦伦好学”而对这位远房叔叔予以褒奖。
因喜好文学艺术，朱载玺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徐渭、李开先、吕时、徐来复、梁辰鱼等都有来往。李开先《闲居集》卷二有《送东野吕中辅自浙回携新制词册再赴新乐王之招》，徐来复《徐民上先生集》卷二有《新乐王始生世子寄贺一首》，梁辰鱼《鹿城诗集》卷一有《初秋新乐王殿下内苑宴应教十韵》，这些记述和诗作都是朱载玺和他们结下深厚友谊的明证。 
有明一代的泰山崇拜和碧霞元君信仰辐射全国，泰山吸引了各地无数游客，以皇帝为首的皇室宗亲对碧霞元君的崇信程度与普通百姓相比也毫不逊色。据田承军讲，正德以后的诸位皇帝以及封藩河南的周王府、封藩山西的沈王府、封藩济南的德王府以及青州衡王府等都在泰山留下了许多修建宫庙或祭祀碧霞元君的遗迹、遗物。新乐王朱载玺与翟涛怎样共同创作了这通“登高必自”碑，其中的过程已不得而知，此碑为证实明代皇室与泰山的密切关系又增添了新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