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左南屏
简介
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左南屏（1882--1945），字国栋，又名良翰，太平镇灯柱子塆人。幼年读私塾，十八岁赴武昌入新军。不久被选送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后派充陆军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排长，处事果断，外柔内刚，体格魁梧而面貌羞涩若女子，平时说话慢言语少，待士卒宽缓不苛，士卒亦敬畏。生平简介宣统初年，鄂北患匪，随军往剿，各部每以斩获多少定奖赏等次，士卒贪图报赏，不分善恶，争相杀掠。他独反其所为，告诫部属：“毋妄杀毋掠夺，违者以匪论。”  抗日烈士墓辛亥武昌起义率部首先反正，攻下藩署，藩库存银甚多，有他部士兵意欲行劫，一卒抢先夺走一锭，奉命立斩之，余皆震慑。作战中，他冲锋在前，屡建战功。鄂军政府初立，清军夺取汉口，革命军数攻不克。十一月总攻汉口，调陆军第二镇第七标担任前锋，他是七标管带，率部渡汉水进驻汉口龙王庙码头，敌以精锐抗拒，短兵相接，几进几出，敌终不能御，号称铁军，旋以革命军其他各路失利，敌乘隙夺取琴断口、美女山各要隘，直逼汉阳城，乃引兵相救，夺回美女山，身中七弹。创愈，调任军务部人事科科长。以后，任过旅长，驻军湖南长沙。        1912年经过好友李翊东介绍，加入同盟会。1913年讨伐袁世凯密谋响应，事败，逃至上海。直至抗日战争前夕，奔走于广东、湖南、四川、湖北等地，流离颠沛，艰难险阻备尝。国民党政府对他弃置不用，穷饿愁困，闲居武昌。1938年，日机轰炸武汉，携眷回灯柱子塆。
抗战初期，争取国民党二区中队长谢金安携一百多条长枪和一挺机枪投入新四军许金彪部，后与新四军一直保持密切的统战关系。新四军五师和安应县的领导同志经常出入他家。豫鄂边区参议会成立，被选为参议员，又委之为“豫鄂边区招抚专员。”安应县参议会成立时当选为参议长。1945年11月16日病逝。豫鄂边区和安应县在赵家棚开了追悼会。
人物革命故事
左南屏，字国栋，又名良翰，于1882年6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水市（原应山县）太平乡淌子湾村灯柱子湾。1900年，左南屏离家赴武昌参加了张之洞创练的新军，旋即因文艺优异被遴选到陆军特别小学堂，两年后毕业，以最优等被派到陆军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当排长。南屏治军严谨、多谋善断、外柔内刚，初任排长，整顿军队，纪律客观公正，铁面无私，上下级俱敬重，威名震全营。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左南屏率军响应，义军很快攻克藩署。当时藩署库存白银不下四百万两，其它部队的士兵窥觎欲打劫，其中一士卒抢先夺走一锭白银，左南屏奉命就地处决，其余欲图谋抢劫的士兵均被震慑。每逢作战，他皆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屡建奇功。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左南屏积极响应，后来隐秘被人泄露，其遂流亡上海，以后奔走于广东、湖南、四川及湖北沙市、来凤等地。举凡革命战争，他都参与，但国民党政府对他排斥打击，他空怀报国之志，不能大展宏图。经过流离颠沛，穷困潦倒，饱尝人间苦辣酸甜的左南屏北伐后一直寄居武昌。抗日战争爆发  江桥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屏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报效祖国。此时恰逢友人推荐他到后方重建国民党军队，由于他早已识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的卖国伎俩，他坚决予以拒绝。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武汉。7月，闲住武昌的左南屏携眷回乡，带回一个镜框，镶嵌着孙中山大本营发给他的证件，他将镜框悬挂在家里的墙上（后被国民党应山县大队长左松亭以“照顾”为名骗走），乡亲们尊称他为“辛亥革命老人”。 
南屏耳闻目睹应山县抗日救亡宣传队第二队在共产党员邹亚农的领导下，深入太平镇（即太平乡）宣传发动群众，深受教育。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非常敬佩，并认识到：中国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国家才有希望。当国民党溃兵排长谢金安向左南屏讨教今后打算时，他含义深沉地说：“新旧更替自古常理。”劝导谢金安留在地方，联合人民抗日，伺机弃暗投明。 
1938年冬，许金彪带领湖北抗日游击大队拟攻打土顽王寻兰部。但是许部只有30多人枪，而王部却有300多人枪，王部兵力多许部十倍。许金彪问计于左南屏。左说服了国民党应（山）南二区中队长谢金安，在高店打了一个里应外合的漂亮战，一举缴获100多条长枪和!挺机枪，许金彪于第二天在太平镇宣布成立了一个营。1939年5月9日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省竹沟南下，来到豫鄂边区的安陆县赵家棚，积极实施统战工作。5月 15日在赵家棚召集了安陆、应山、孝感等县区长以上的国民党党政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谋求抗日统一行动。国民党应山县第一区长兼国民党应山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长王寻兰，第二区长兼第二支队长李仲珩，国民党兵团长熊源泉，国民党李店联保主任卢耀寰、祝亚东，开明士绅左南屏、朱左汉，安陆县有第二区长兼支队长杨弼卿，第一大队长梁叔和，第二大队长杨雄欧，赵棚联保主任樊筱亭，崔新街联保主任叶德余，两鹤联保主任杨明曾，会接（会家寨和接官厅）联保主任杨润生，知名士绅周遗直等到了会。会上，李先念分析了抗战形势，阐明了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号召与会人员认清大局，共同抗日，并共同商讨了合作抗战的有关事项。这次会议，稳定了人心，缓和了内部矛盾，团结了抗日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当时，在我新四军武装尚处于弱小力量的情况下，这次会议，为我南下的新四军在这里立脚、壮大和发展，争取了时间，并使我党政人员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身分，在广大农村做抗日群众工作和秘密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应山县的王寻兰、安陆县的杨弼卿以及一些国民党联保主任，都帮助过我军筹集抗日经费和给养。抗战时期工作左南屏从抗战初期开始，作为鄂豫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为抗日做了艰苦卓越的工作。1942年3月，鄂豫边区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左先生参加会议并被选为参议员。 1942年8月，安应县临时参议会召开成立大会，南屏被选为安应县参议会参议长。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还委任其为“豫鄂边区招抚专员”，并向他颁发了由李先念师长亲自签发的证书。他与陈少敏等鄂豫边区行署委员会成员合影的照片，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他在大悟山与李先念、刘子厚、杨金储等)位领导的合影，现珍藏在中央档案馆。
我党领导的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面展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给左南屏极大鼓舞，我党干部亦主动与左南屏联络，共商抗日大计。由于他在安（陆）、应（山）、孝（感）地区威信高，名气大，得到了各派敬重，在当时敌情复杂的情况下，是我党抗日干部极为可靠的保护人，文敏生、刘子厚、唐亥、汪立波、邹亚农、方略、胡山等都是左家的常客。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和安应县的领导同志，经常出入左南屏家，他家成了共产党稳固的联络站、疗养点和供应处，为革命事业在应山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积极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对社会各阶层有很大的号召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其影响和带动下，樊筱亭、艾福阳、卢耀寰、熊吟生、杨润生等一批民主人士被团结在我党周围，壮大了抗日救国力量。左先生热心抗日救亡事业，积极参加共产党、新四军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他多次到大悟山、京山县八字门等地去参加有关会议，无论路程多远、风险多大也不缺席。他从不顾及年老多病，行走困难，总是行装整洁、兴致勃勃地拄着拐杖出席。为了他的安全和不让他过于劳累，共产党地方党委每次都派一个班的武装人员随行，并且用轿子来回接送。每次参加会议后，他都不顾旅途疲劳，迅速向各界人士和农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动员各方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抗战，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国土。
先生尽自己的职责，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减租减息，劝购救国公债的工作。1943年，应山县参议会通过了关于彻底减租减息，取消向佃农索取麦租和反对逼租逼佃的决议案。在麦租的问题上，新四军第五师侦察科长唐亥用法律依据驳斥地主石木三等人提出的反对取消麦租的提案。左南屏对此予以支持，他还不辞辛劳深入乡村宣传决议案，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敌伪统治区劝说群众认购救国公债，为解决安应县的经济困难做出了杰出贡献。  与李先念等革命志士1940年1月16日，我（革命讲述者）应山县新兵大队教导员张锡云带领十余人在李店街上宣传抗日，国民党鄂东第八纵队第九支队长李仲珩出动全部武装，包围李店，将张锡云等人全部抓捕。第二天，又在四乡将我新兵大队长吴应龙等捕捉，两次共捕捉我抗日干部战士23人，分别在 17日和19日2天全部屠杀在袁家河，一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袁家河惨案”。之后，李部逃往路东。我军既往不咎，1943年5月，李先念同志亲自委派有声望的开明士绅左南屏同我新四军五师侦察科长唐亥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爬山涉水，去做李仲珩的统线工作。左南屏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李仲珩是应山县李店人，在1939年曾与我党有过短暂的统战关系，后来与我党分裂。左南屏和唐亥一起到大悟县阳平口，向李陈述历代爱国名将精忠报国的事迹，以启发李的爱国良知，可谓用心良苦，情真意切。然而李仲珩顽固不化，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把左南屏和唐亥二人扣押，幸被同乡左如章暗中将!人放走。左南屏回家后，痛骂李仲珩不识好歹，觉得对不起党，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一气之下竟病倒了。李先念闻讯后，亲自到左家探望，坐在病榻前对左南屏说：“您辛苦了！干统战工作也是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党和政府相信您，人民需要您继续为抗日救国工作。”一席话说得左南屏热泪盈眶，披衣坐起，表示振作精神，为抗日不遗余力地工作。伪军策反工作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做伪军的策反工作。日伪十一师四十二团团长刘文光，积极反共，危害地方，影响我部队活动，左南屏多次找他晓以大义，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日伪军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后刘文光团有7名士兵携枪向民主政府投诚，因事泄，被追回’人，另外2人仍坚决地回到人民怀抱，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8月的一天，国民党应山县第二区李仲珩部偷袭太平镇南的左家岗，捕捉到我安应县汉中乡一个送信的通讯员，即将他绳捆索绑，由其中队长左玉章押送到太平镇，途中恰遇左南屏。左严厉地斥责左玉章：“还不快给我把人放了！”左玉章是左南屏的远房族侄，不敢狡辩，只得松绑放人。事后那个通讯员逢人便说：“左南屏是我的大恩人！”1943年4月，我汉中乡公所文书左培仁提着竹篮和5个乡自卫队员在太平镇被日伪十一师刘文光团的人捉住。后来，5个队员混在老百姓中逃脱。左培仁因所提竹篮里放有红布包裹的我汉中乡公所两枚公章、一些粮券及纸等办公用品，暴露了身分，被押往应店乡。我方得知此情报后，派出100多名战士从新屋湾尾追太平镇实施营救。部队经过马家畈时，与刘文光团后卫部队接火。伪军有 400多人，敌众我寡。一阵激战，我方牺牲了一个排长，营救没有成功。左南屏闻讯后，火速给刘文光书写了一封信让人送达。当天下午天还未黑，左培仁就被放回来了，篮子里的东西一件也不少。上述二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
人们赞叹道：左南屏的声望真大，连“小日本”（伪军）、国民党二区“土顽”都买他的帐。当时，伪十一师及国民党军慑于他的威望，都不敢到他家里来。由此，我们的干部战士经常得以住在他湾里及他家里，大家都说：“在左先生家里最保险。”新四军战士每次住在他家，他都象接待亲人一样地欢迎，周到地安排食宿，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左家三间厅屋是我党干部研究工作的所在，一个大院是我们堆放武器、粮食
、军鞋的地方。我们自卫队员经常这里休息学习。同志们擦武器时，他总是微笑地告诫：“小心别走火！”他经常与战士们一起说笑，讲述辛亥革命的峥嵘岁月，指导他们学习文化。战士们视他为良师益友。我党干部们也都很尊敬他，常和他促膝谈心，找他商量工作，征求他的意见，称他是值得信赖的开明绅士、知心朋友。五师领导多次委托他到敌占区传递信件，作统战工作。他的进步举动，在地方富户、绅士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些顽固的分子也逐渐有所转变，开始拥护我党的抗日政策。影响家庭左南屏的老伴黄慧华（1986年病故）是我汉中乡妇女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她带头制作军鞋，而且动员各村妇女多 为我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军鞋做好后，她亲自收集上交。同志们住在她家，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到门外观风。一次，日军突然窜到湾里，她急忙发出信号，让同志们从后门阳沟撤退。接着，她进屋将未收拾干净的文件塞在鸡笼里。在卷稻草（同志们睡地铺使用过的）送往楼上时，被一日本兵从梯子上拉下来，说她家住过新四军，将她带往日军兵营。后几经周折，她才被释放回家。有一次领导交给她一封重要信件，要求她及时送达四望山。她与侄女左培芳打扮成走亲戚的样子，步行100多里，越过敌、伪、顽重重岗哨，摸黑走了整整一夜，终于完成了任务，受到新四军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 
左南屏10岁的小儿子和20岁左右的侄女，在他的教育影响下，积极上进，做了大量有益抗日的工作。战士们夸左家是“革命家庭”、“战士们的家庭”，是我军值得敬佩和信赖的“堡垒户”。左南屏密切联系群众，待人宽厚，群众到他家串门，他总是以礼相待，客人到他家很随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群众中流传他的许多传奇轶事，至今仍传诵在广水市的千家万户。抗日胜利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左南屏虽年老体衰，仍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反内战、要和平的斗争中去，呼吁各界人民制止国民党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由于长期操劳，积劳成疾，1945年11月16日，左南屏不幸病逝，享年63岁。为表达左先生对革命事业做出卓著功勋的缅怀之情，豫鄂边区和安应县政府在赵家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大会由安应县长李雨膏主持，中原局、中原军区首长李先念、许子威等赠送挽联，到会群众1000多人。解放后，由李先念主席亲自撰写序言的《中原英烈》还将左南屏的事迹收入第一辑，以永远怀念这位卓越的爱国抗日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