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余杞
人物简介
  王余杞（1935年在北平留影）[1]王余杞生于1905年3月9日，四川自贡市自流井区人。出身在一个家道中落的盐商家庭，父亲知书识理，受家庭影响，从小喜爱文学。
1924年王考入北京交通大学，读大学期间，已开始从事小说创作。1927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一部喜剧》，著名作家郁达夫读后十分欣赏，将其誉为“杰作”。不久，相继又在天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幺舅》、《老师》、《百花深处》等短篇小说。
1929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惜分飞》，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郁达夫作序，对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力的文学”。这年暑假，他第一次会见鲁迅和郁达夫，他们的谈话使之深受启示和教益。1930年初，由学校组织东渡日本实习，9月实习结束回国，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 
王余杞虽然学的理工科，但始终爱好文学创作，不断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1931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沉》，由北京星云堂书局出版。同时还在法商学院学生组织的一个学术团体的帮助下，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朋友与敌人》，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荒淫无耻，歌颂了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事业。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已从单纯的反映青年学生生活，转而触及尖锐社会现实问题，题材的深度与广度都有较大的扩展。“九·一八”事变以后，作家笔锋一转，开始了对日本侵略者愤怒的声讨和揭露。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紧逼，在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驱使下，大片国土沦陷，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当时天津的热血青年，组织各种爱国团体，展开抗日救亡运动。王余杞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参加中共北京市委地下组织创办的妇女周刊《异军》的编辑工作。他还以东北义勇军为题材，写了一部反侵略的长篇小说《急湍》，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署名隅棨。 
在一次回四川老家的船上，他亲眼见到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在川陕活动，当地地主老财狼狈逃窜的情景，而写出了短篇小说《在轮船上》，该文后来连同另外一个短篇《落花时节》合集出版。《在轮船上》曾刊登于天津《国闻周报》上，该报主编王芸生盛赞此文，并亲自撰写介绍评论。从家乡自贡回到天津后，根据自己搜集到的盐场办井烧灶材料，加上盐商家庭的片段回忆，乃至商业资本侵入盐业生产的情况，创作长篇小说《自流井》。《自流井》先在南京出版的《中心评论》杂志上连载发表，直到1944年才由成都出版的东方书社正式出版，署名曼因。现此书已被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33年，鉴于当时天津新闻出版业的“书检”，相对没有上海严格，王余杞接受上海左翼作家宋之的的建议，在天津创办了一个进步的大型文学月刊《当代文学》。这个刊物以“当代”定名，这更着眼于眼前的时代，刊登的是最新的作品，即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作品。  王余杞与夫人合影（1963年）1934年7月，《当代文学》创刊后，遵循“文须及时”的办刊宗旨，发表了大量密切配合现实斗争的文学作品。如发表宋之的、叶紫、聂绀弩、丘东平、夏征农、李辉英的短篇小说；艾青、甘运衡、魏照风的诗歌；澎岛、文殊、陈明中的剧本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动荡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侵略者的罪恶，歌颂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抗敌斗争。郁达夫、周作人、蒲风等也曾先后为刊物写稿。《当代文学》的出版，给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共领导下的北方“左联”组织，及时吸收了王余杞为“左联”成员，对他主编的这一刊物给予指示，并将《当代文学》作为北方左联的一份机关刊物。它联系了南北两地相当的“左联”作家，在三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反革命文化“围剿”下，成为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该刊越来越多的战斗色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天津检查机关误认为是鲁迅编辑的刊物，于是勒令取缔。《当代文学》虽然出版时间不长，共发表各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和论著80多篇，但影响力很大。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其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中，把《当代文学》列为“刊有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当代文学》遭到停刊后，王异常气愤。1935年3月，他在《庸报》副刊上创办了周报《嘘》。在发刊词中，他写道：“情感在内心激动着，不能笑、不能哭，不能呐喊，就只有嘘。嘘，嘘是对鬼影的蔑视，嘘是对黑暗的抗争……到处嘘声发动时不也可以集成一声有力的呐喊么？天，这就快明亮了呢！”发出革命文学的时代强音。次年上海左联解散，成立文艺家协会，北方左联改组成立作家协会，王当选为作协执行主席。“西安事变”后，他的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在天津《世益报》副刊“语林”上连载发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犯下的累累罪行。其间他还参加了天津影响较大的革命文艺组织海风社，出版了天津一带颇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刊物《诗歌小品》。1937年5月他主持召开天津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天津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王在天津的活动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天津沦陷后，他被迫离津南下。 
王余杞来到上海后，任上海流亡演剧队的总务。后应叶以群之约，王与刘白羽率领救亡流动演剧一队，在八路军总部等地演出过程中，谒见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八路军将领，他与刘合作，写出《八路军七将领》一书，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一部有关八路军情况的传记小说。1938年，王余杞回到故乡自流井，担任《新运日报》主笔。1940年，参加自贡地下党领导的自贡抗敌歌咏话剧团，任团长。同年，因从事进步活动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成都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由同乡、革命人士王冶秋，托人请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重返天津，在天津市政府任职，主持出版《天津文化》。他积极从事戏曲尤其是话剧方面的活动，并试图改革京剧。此间，他还完成了叙事长诗《八年烽火曲》的创作。 
全国解放后，1951年任北京交通大学副研究员，次年任人民铁路出版社编审，具体负责编写《中国铁路史》一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派往青海铁路工段劳动改造，历时20年。
1978年，王的冤屈得到改正，受聘华中理工大学名誉教授。
1980—1982年，他和友人闻新国合作完成《历代叙事诗选》的选编，并撰写前言，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他还出版了个人旧体诗集《黄花草》。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王余杞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参加自贡抗敌歌咏话剧团的纪念活动。1989年11月因病辞世，终年84岁。
人物年表
1905年3月9日 

人物生平
王余杞是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左翼作家联盟盟员，自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即开始活跃于我国文坛，写出具有社会影响的多部小说，受到鲁迅、郁达夫等著名作家的关注。后在天津主编大型文学月刊《当代文学》，北方“左联”改组后，担任作协执行主席。他在川藉作家中颇负盛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激情创作王余杞生于1905年3月9日，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出身在一个家道中落的盐商家庭，父亲知书识理，受家庭影响，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喜爱文学。在自贡地区王、李两家是大姓，都是富甲当地的盐商，流传的顺口溜说：“不姓李，不姓王”。王余杞少年时期就读于树人学堂，这所学校为王氏家族自办，原一直不收外姓学生。此校实行新学，教师水平较高，过得硬。王在校刻苦努力，成绩优异。特别在文史知识方面，博闻强记，为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王余杞16岁时便离开故乡，随亲戚到当时的北平念书。1924年王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路管理学院，读大学期间，已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当时的旧中国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满目疮痍，激发了他爱国爱民的忧思，进而形诸于文字。他写文章来得很快，注重打腹稿，他利用闲暇和睡前，有时甚至在课堂听课，也在构思小说情节。 
1927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一部喜剧》，著名作家郁达夫读后十分欣赏，他在上海出版的《大众文艺》第3期上撰文，将这部小说誉为“杰作”，这给王以极大的鼓舞。不久，天津的《国文报》改为《国闻周报》，内容仿照上海《东方杂志》，刊后附有小说，而且提倡新型。王将短篇小说《幺舅》投去，很快得以发表，受到编辑何心冷的好评。后来这篇小说传到家乡自流井，被当地刊物转载，这是家乡刊载王作品的开始。后来他又发表了《老师》、《百花深处》等短篇小说。这两篇收入王和朱大楠、翟永坤的合集《灾梨集》，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以后他在《国闻日报》上陆续发表了《第一》、《妈妈》、《W、F、P》、《TO》等系列小说，1929年他将这些小说汇为一集，题名《惜分飞》，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郁达夫作序，对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力的文学”。这年暑假，他第一次会见鲁迅和郁达夫，他们的谈话使之深受启示和教益。以后，在与鲁迅的文字交往中，还发生过一次重发稿酬的趣事。《鲁迅全集》十一卷699页上，有鲁迅致王的信：“余杞先生：函并大稿均受到。《奔流》稿费因第五本由我寄发，所以重复了。希于便中附笺一并交与景山东街未名社李霁野收为感。”1930年初，王余杞由学校组织东渡日本实习，9月实习结束回国，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 
王余杞虽然学的理工科，但始终爱好文学创作，不断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1932年，他就读北师大的未婚妻彭光林，过春假来天津，并与之结婚。这时他正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浮沉》，后由北京星云堂书局出版。此书由于作者对社会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只是对国民党新官僚的贪污腐化，作了一些揭露，全书显得有些稚嫩。郁达夫读后批评道：就说在地毯上跳舞，那是事实上所没有的。与此同时，王还在法商学院学生组织的一个学术团体的帮助下，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朋友与敌人》，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荒淫无耻，歌颂了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事业。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已从单纯的反映青年学生生活，转而触及尖锐社会现实问题，题材的深度与广度都有较大的扩展。“九一八”事变以后，作家笔锋一转，开始了对日本侵略者愤怒的声讨和揭露。他以东北义勇军为题材，写了一部反侵略的长篇小说《急湍》，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署名隅棨。“西安事变”后，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在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上连载，小说通过对天津海河浮尸案及进步青年奋起抗日活动的描写，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对天津正在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在一次回四川老家的路上，当轮船抵达万县，正是徐向前率领红军，震慑两开（开江、开平）之时。他亲眼见到恶霸、老财们狼狈逃窜的情景，四川的土皇帝刘湘和他的军师“刘神仙”，已招架不住。据此见闻，他写出了短篇小说《在轮船上》，该文后来连同另外一个短篇《落花时节》合集出版。《在轮船上》曾刊登于天津《国闻周报》上，该报主编王芸生盛赞此文，并亲自撰写介绍评论。王在故乡自流井，见景况日非。农民终年劳累，不得温饱；商业资本抬头，封建家庭没落；工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不断罢工。回到天津后，他根据自己搜集到的盐场办井烧灶材料，加上盐商家庭的片段回忆，乃至商业资本侵入盐业生产的情况，当然包括办灶经营，封建崩溃，勾心斗角，两极分化等等，创作出长篇小说《自流井》。《自流井》先在南京出版的《中心评论》杂志上连载发表，当他离开天津时，全书已刊登完毕，稿子留在家里，在日机轰炸中他们全家逃难。过了两天，王妻才冒险回家清理，拣得这分存稿。直到1944年才由成都的东方书社正式出版，署名曼因，出版后颇能行销，很受读者欢迎，现此书已被美国华盛顿国家图书馆收藏。
天津办刊王余杞非常喜爱写带有时代气息的文章，可在国民党统治下，稍有时代感、民族性的却根本发表不了，即便是发表出来，文章已是面目全非。为此，王余杞 曾相当苦恼，他多么希望有自由写作的空间，以及能有自由发表的阵地。“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天津作为华北的前哨，反响更为强烈。当时天津虽有“左联”小组活动，但很快遭到特务的破坏，天津的革命文学活动一度进入低潮。面对白色恐怖，王余杞毫不畏惧，仍然积极从事革命文学活动。鉴于当时天津新闻出版业的“书检”，相对没有上海严格，王余杞接受上海左翼作家宋之的的建议，在天津酬办一个进步的大型文学月刊《当代文学》。宋之的不断来信催促，并将一大包稿子寄给王 。王余杞找到当地仅有的一家大书店——天津书局，它是夫妇二人的家庭组合，想让他们印行。一谈倒很热心，但一核计，便脸上出现难色。王眼看事情要黄，就给两口子打气。举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为例，以《语丝》起家，现在成了上海滩上的大老财，——借此让他们眼红。后来，王余杞不断给书局老板协商，甚至将稿子抱去给夫妇俩看。介绍这些稿子都是人人喜爱的狗不理包子、东站饭摊上的饽饽熬鱼和煎饼果子摊鸡蛋，提起来就要叫人流涎水。总之，他认为天津这个地方，实在太需要匕首、投枪、尖刀、响箭、暴雨、惊雷……这些摧枯拉朽的力量了。残酷的现实终究教育了这对年纪还轻的夫妇，国家危亡、民族覆灭的忧惧威胁着他俩，使他们终于接受了作家的建议。 
这个刊物以“当代”定名，这更着眼于眼前的时代，刊登的是最新的作品，即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作品。1934年7月，《当代文学》创刊后，遵循“文须及时”的办刊宗旨，发表了大量密切配合现实斗争的文学作品。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王余杞指出了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下，许多进步的、革命的，带有时代感的刊物，“不遭流产，必也夭折”的现实，同时提出《当代文学》的使命：应当以广大读者为对象，应当合乎广大读者的需要，使刊物成为读者们一个公开发表作品的处所。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反动当局书刊检查的一个公开对抗。但正是这一点，《当代文学》创刊后，立即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创刊号上刊登董秋芳的一篇翻译论文和徐盈的一篇小说外，大多是宋之的从上海寄来的稿子。其中有聂绀弩的小说《金无爹》，艾青的诗《ADLEU》，以及王余杞自己创作的小说《母与子》等。当创刊号编排发印时，王余杞专程去了趟上海。其时，宋之的已被捕，王与聂绀弩、紫叶、欧阳山、草明、杨骚等人见了面，他们鼓励王好好干，一定要坚持下去。王余杞由上海返津后，更是全力投入编辑工作。其实，该刊编辑部仅有他一个人，约稿、看稿、编排，甚至连封面都要自己设计。用他自己的话讲，即为“匹马孤军，单丝独木，忙的晕头转向”。 
王余杞回忆时曾说：“文学作品虽然不是新闻报道，但也需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尽快地反映现实：对《塘沽协定》，就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屈辱投降，对察绥抗日同盟军就要表扬人民的英勇抗日，对江西的“反围剿”就要歌颂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对南京藏本的寻获就要指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阴谋……如《当代文学》发表宋之的、叶紫、聂绀弩、丘东平、夏征农、李辉英的短篇小说；艾青、甘运衡、魏照风的诗歌；澎岛、文殊、陈明中的剧本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动荡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侵略者的罪恶，歌颂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抗敌斗争。郁达夫、周作人、蒲风等也曾先后为刊物写稿。创刊号上启明老人的《再论吃茶》和第三期上郁达夫的《故都之秋》，都被评论家誉为名篇，分别被选入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当代文学》的出版，给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北方“左联”组织，及时吸收了王余杞为“左联”成员，对他主编的这一刊物给予指示，并将《当代文学》作为北方左联的一份机关刊物。它联系了南北两地相当的“左联”作家，在三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下，成为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该刊越来越多的战斗色彩，封面变成可怕的鲜红色，内容虽有些老头儿作掩护，但其火药味还是很浓。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天津卫虽然没有设期刊检查机关，但蓝衣社的耳目到处都有。书刊检查不能，邮电检查则可。到第6期时，书局通知王，邮局不接受投递了。刊物无法发行，这样只好被迫停刊。《当代文学》虽然出版时间不长，共发表各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和论著80多篇，但影响力很大。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其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中，把《当代文学》列为“刊有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当代文学》遭到停刊后，王余杞异常气愤。1935年3月，他在《庸报》副刊上创办了周报《嘘》。在发刊词中，他写道：“情感在内心激动着，不能笑、不能哭，不能呐喊，就只有嘘。嘘，嘘是对鬼影的蔑视，嘘是对黑暗的抗争……到处嘘声发动时不也可以集成一声有力的呐喊么？天，这就快明亮了呢！”发出革命文学的时代强音。次年上海左联解散，成立文艺家协会，北方左联改组成立作家协会，王当选为作协执行主席。其间他还参加了天津影响较大的革命文艺组织海风社，出版了天津一带颇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刊物《诗歌小品》。1937年5月他主持召开天津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天津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王在天津的活动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天津沦陷后，他被迫离津南下。（接2楼）
南下救亡王余杞是一个爱国者，对日本侵略者抱以极大的民族仇恨。早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晨，王余杞到北宁铁路局上班，即知道这一惊人消息。当时消息封锁很严，事变爆发，日军首先进占电报电话两局，使当地消息不能传播。但却没有想到北平到沈阳铁路沿线，都安有电线和长途电话，消息最终还是传出来了。此时王余杞悲愤难忍，浑身热血奔涌，用颤抖着的手，提笔写下讨伐侵略者的檄文：“日本侵华是三十年来是一贯政策，这次事变非济南惨案所比，我们的对策，唯一的只有战！战！战！……”文章写完后，坐在对面的同学兼同事潘凫，将稿子拿去看了一遍，然后摇头说出了三个字：“登不出”。后来果然如潘凫预料的那样，稿子送出后如石沉大海。当天虽有新闻记者跟踪采访，但报纸上却去一字刊登。到了20日，报上才在不显眼的地方有则简短新闻，其内容含混：“前夜沈阳城内发生事故，情形不明。”到了21日，报上才将铁路局得来的消息大量刊登。原来那时是宣传“不抵抗”，只信赖“国联”来华“调解”、“主持公道”。王余杞愤然写出的爱国图存的文章，自然无法见报了。 
这次《当代文学》停刊后，“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失陷。王余杞感到“残暴的铁蹄爪更踏上了我自己的头顶，财产已然失去了，生命仍是毫无保障，我们真实像在地狱了苟活着……”这时风声很紧，他一同编《海风》的青年诗人邵冠群、曹镇华，在日本人的指使下，被国民党便衣抓去，很快就押解到日本宪兵队，折磨了几年后，惨被敌人杀害。一位在铁路局派给日本顾问当翻译的同事，偷偷告诉王余杞，说日本顾问曾打听过他，希望认识，并劝王趁早离开。得到这一消息后，他便抛妻别子，冒着不可知的危险，于1937年8月12日，挤上了一只海船，南下流亡，同行的有李辉英、刘白羽、陈荒煤、金兆野等文化人士。由于船上人多，拥挤得实在无法插足，他们饿渴了一整天。13日船过烟台，传来上海战事爆发的消息，眼看上海不能去，只好到青岛上岸分手。王余杞随即由青岛转济南，直到南京，加入正在预备出发的上海救亡演出队一队，和队友一道，途经汉口去了西安。这期间，王应叶以群之约，与刘白羽在八路军总部等地演出过程中，谒见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八路军将领，二人共同写出了《八路军七将领》一书，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一部有关八路军情况的传记小说，影响较为广泛，也使抗战前线的将士受到极大鼓舞。 
1938年，王余杞回到故乡自流井，自贡《新运日报》社长于去疾，聘任王担任该报主笔。王余杞在报上开辟专栏，连载《我的故乡》，内容涉及热爱祖国、团结抗日的方方面面。如在给前线将士的慰劳信中，就切望他们一心一意打“小鬼”，决不能放下手中的枪，大后方的兄弟姊妹，在全力支持他们。王余杞还发起编写《自贡市志》，邀请热心此事的进步人士参加，他们在釜溪公园“好园”召开自贡市文艺工作协会，研究编写工作，由王余杞担任总编辑。撰写了有关自贡盐场的历史沿革、增产赶运支援抗战、自贡市容、抗敌救亡运动等许多文章。书稿送国民党中宣部注册，其批复为：内容涉及国防机密，暂停出版，结果一腔心血化为乌有。以后，王余杞参加了自贡抗敌歌咏话剧团，并继李石锋后担任团长，这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剧团每逢节假日和星期天，就整队到市区周围的工厂、集镇、农村宣传。他们写出标语、传单、口号，进行张贴和散发。并举行歌咏、话剧演出和示威游行等活动。在歌咏上，大多选用聂耳、冼星海、贺绿汀、黄自谱写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等。在话剧方面，主要演出《保卫芦沟桥》、《我们不做亡国奴》、《扬子江风暴》、《国仇》等。剧团的活动的确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对团结自贡和周边地区人民的一致抗敌，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外，剧团还通过出版发行进步报刊、举办抗日书报流通、开办战时民众夜校、接待救亡组织人员以及慰劳出征将士等，把敌后的救亡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剧团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恼怒，便采取种种手段疯狂进行压制。他们一方面将团长和一些骨干用“充军边陲”的办法调离自贡，一方面对继任的负责人进行监视、盯梢。1940年初，在王余杞等人的组织下，剧团排演出丁玲的名著《河内一郎》，准备春节公演。但演出前却接到伪警察局的通知“剧本有问题，停止演出”。市面上又传出“演《河内一郎》者是汉奸；看《河内一郎》者是准汉奸”的谣言。剧团全体同仁万分激愤，但也只好停下。随后报载，成都五大学联合公演《河内一郎》，适逢当时的省政府主席王瓒绪来自贡，住在川盐银行，剧团派员持报面请王同意公演《河》剧，终于3月下旬获准公演三天。自此剧演出后，鉴于当局白色恐怖的压力，剧团公开的救亡活动就被迫停止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王余杞因从事进步活动和领导抗日歌咏话剧团，在成都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成都行辕监狱。 
王的逮捕令是由国民党自贡市党部、三青团部、内井警备司令部，三家联合发出的，这时王余杞正在成都，消息最先在自贡透露出来，王的八弟即刻赶赴成都报信。谁知，正当王余杞送弟弟上车返回自贡时，被国民党特务认出，兄弟二人在车站被秘密逮捕。凶信传来，王余杞夫人彭光林忍着悲愤，一方面打听消息，一方面设法营救，并急着去找王余杞的一位地下党朋友王冶秋，商量办法。王冶秋曾在自贡蜀光中学教国文，以后去了延安，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1938年前后王冶秋在蜀光执教，正好王余杞这时也回到自贡。两人通过书信往还，建立了友谊。他们思想都倾向革命，常常喝茶聊天，无话不谈，遂成莫逆之交。彭光林没有找到王冶秋，却遇到他的一位亲戚，才说王冶秋去了重庆，在冯玉祥处任秘书。不如让他和冯谈，由冯出面保释。彭光林给王冶秋写了信后，自己又带着七岁女儿赶往成都。特务在王余杞家四周包围了三天，其时，彭光林母女已先期去了内江。到成都后，王冶秋的回信到了，并抄了代冯玉祥写给“行辕”主任贺国光的保释信稿。有冯具名的信，表明事件已经公开，又找不到“犯法”的证据，不能任意黑办。保释是采用的双重铺保，并不准离开成都。至此，王余杞100多天的牢狱之灾，终于宣告结束。（接3楼）
苦难新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中，王重返天津，在天津市政府任职，主持出版《天津文化》。他积极从事戏曲尤其是话剧方面的活动，并试图改革京剧。此间，他还完成了叙事长诗《八年烽火曲》的创作。1949年1月天津解放，因王在伪市政府里工作，接受地下党的委托，利用工作之便，保存了部分政府档案，解放后他愉快地办理了移交手续。1951年，经孟用潜介绍到铁道部工作，任北京铁道学院副研究员，次年任人民铁道出版社编审，具体负责编写《中国铁路史》一书。当时政治运动不断，他所在的文艺和出版部门，又是处于“风口浪尖”地带，加之他历史上多系和旧文人打交道，故自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厄运便紧紧追随着他。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划为极右派。之后，带着脓血不止的痔疮，有时甚至是脱肛，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历时一年。在第二年临近春节时，被勒令立即前往青海修建兰青铁路，后又参加修建鹰厦铁路，这是两条地理条件极其险恶的铁路。那时恰巧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食不果腹。一年四季，不论是赤日炎炎还是大雪封山，都要露天劳作，凭着手挖肩挑，每天要完成七立方土的任务。“右派分子”更是要派往最险峻的地段（如兰青线上“人怕攀登马不前”的老鸦嘴）。在此期间，王曾三次病情危重，一次因骨折住进医院，当时无助的状况，可以想见。一次，王的儿子到采石场探望双亲（其母亲在工地上为工人煮饭），只见他戴顶散了圈的草帽，穿一身破旧的劳动服，在用铁锤吃力地打着石头，面容黝黑，而且瘦骨伶仃，几乎认不出是自己的父亲了。 
在政治上，王余杞可以说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但是他竟与工人师傅们交了朋友，代他们写家书，为他们讲古。工人们凭自己的感觉认识人，大家都尊称他为“王老师”。不堪重荷的政治压力，并不能泯灭作家的良知和做人的准则。他利用空闲时间，以旧诗的形式，吟咏自己的见闻和所思所感。面对拍桌瞪眼的外调人员，王不卑不亢，坚持实事求是，从不冤枉好人，故此，他吟道：“不夸不缩求真实”；王自青少年时期就恪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即使自己身不由已，仍为国家财产的浪费而心痛。他为由于无计划砍伐，木材常年堆积如山而呼吁：“供求调配待安排”；又为生态平衡惨遭破坏而痛惜：“斧头丁丁满山谷，林木稀疏已不闻”；他抨击时弊，揭露“大炼钢铁”中的形式主义：“废铁捡回近两吨，自己拾来自己扔。”文革期间，武斗频频，政府瘫痪，“造反派”夺权坐天下。王余杞居然敢指责“造反派”组织的“卡车三百大游行”，呐喊“究竟算谁挑武斗，人民眼里是非明。”他在福州西湖公园，眼见一场革命风暴，摧毁了亭台楼阁，铲尽了奇花异草。“公园”已不复存在，叹道：“圃拔闲花栽玉米，园屠动物喂肥猪。”作家还认为，美丽的自然和人文风光都应开辟旅游景点，为人民大众服务：“大地风光归掌握，不教服务又何为”，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历经20年非人的劳动改造，终于从炼狱中走了出来。
1978年，王的冤案得到改正，从此获得了新生。他痛惜失去了的岁月，恨不能时光倒流，他一面四处寻找失散的书稿，想重新开始创作；一面又加紧复习英语，想搞一些翻译工作。
1980—1982年，他和友人闻新国合作完成《历代叙事诗选》的选编工作，并撰写前言，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受聘华中理工大学兼职教授。还出版了个人旧体诗集《黄花草》。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王余杞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参加自贡抗敌歌咏话剧团的纪念活动。1989年11月因病辞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