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洛索娃
人物生平

玛丽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原名里马·伊万诺夫娜·维诺格拉多娃(Римма Ивановна Виноградова)，常用笔名Елена Инсарова、Джунгар和Юржин。科洛索娃于1903年5月26日出生在俄国阿尔泰地区，后移居到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在哈尔滨，她结识了律师波克罗夫斯基(А. Н. Покровский，1898-？)，并结婚。 波克罗夫斯基是哈尔滨法西斯党的创建人之一，后来退出。至于科洛索娃的容貌，是“浅色头发，近视眼”。 二十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和丈夫随俄国流亡者离开了中国。1964年10月6日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去世，享年61岁。
人物概述
曾侨居中国二十余年的俄罗斯女诗人科洛索娃飘零一生，留下了大量凄婉隽永的诗篇。她在中国曾出版了五部诗集，为远东俄侨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她的诗多以祖国、故乡为题，透着思念、幽怨之情。她的诗清新淡雅，不拘泥形式。在科洛索娃去世多年后，她的诗回到了今天的俄罗斯。她的灵魂也因为她的诗回到了俄罗斯祖国。  
科洛索娃的创作生涯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曾引发了俄国二十世纪的第一次移民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离开祖国，背井离乡，流亡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哈尔滨、上海等城市就曾经生活过大约25万之多的俄国侨民。由于他们的远道而来，使得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生了根、发了芽，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在远东的重要分支。其中，主要的创作形式是诗歌。玛丽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МарианнаНиколаевнаКолосова)则是众多俄侨诗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她在中国出版了五本诗集，对远东侨民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玛丽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原名里马·伊万诺夫娜·维诺格拉多娃(РиммаИвановнаВиноградова)，常用笔名ЕленаИнсарова、Джунгар和Юржин。科洛索娃于1903年5月26日出生在俄国阿尔泰地区，后移居到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她来哈尔滨的准确日期和原因，已无从考证。但是，根据目前的资料，可以断定，她迁到哈尔滨的时间应该不早于1921年。[i]在哈尔滨，她结识了律师波克罗夫斯基(А. Н. Покровский，1898—？)，并结婚。波克罗夫斯基是哈尔滨法西斯党的创建人之一，后来退出。[ii]至于科洛索娃的容貌，是“浅色头发，近视眼”。[iii]
科洛索娃在哈尔滨写了很多诗，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诗作。《边界》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它把“使读者与俄罗斯文学创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视为自己的使命[iv]。同时，科洛索娃还向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报刊投稿。她如此勤奋的原由，探究起来令人心酸，是生活所迫。她在哈尔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几乎完全靠写诗来维持生计，而稿费又微乎其微。《边界》杂志向她支付的稿酬是每行4 戈比，别的报刊杂志就更少了。为了生活，她只好开办了一家收费的小型图书馆。几经周折，该图书馆的书流入苏联。时至今日，在莫斯科的一些旧书店里偶尔还能碰上带有科洛索娃印章的书籍。[v]
科洛索娃经常参加哈尔滨的俄侨文学组织“丘拉耶夫卡”的活动。虽然她本人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却与“丘拉耶夫卡”的许多诗人过从甚密。这里的很多人都知道她的爱情故事。早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位年少的女诗人曾深深地爱恋着与她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瓦列里安·古比雪夫。为了各自心中的理想，他们不得不天各一方。1929年，她在《边界》杂志第35期上发表了《军事委员》一诗，再一次回忆起她的初恋。在科洛索娃的诗集《迎着宝剑的撞击声》中有一首诗《致人民委员的信》，上面写着“献给古比雪夫同志”——“你我永远成了别人，我不属于你，你不属于我。你不要召唤我回家，回到你的苏维埃俄国。”
科洛索娃是神甫的女儿，父亲被“不信神的人”们打死了。也许，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抵触情绪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是，这种怨恨又丝毫没有影响她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在她的诗歌中，不难看到她的一片爱国之心。科洛索娃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写了很多作品，但是关于祖国题材的诗她总是署上自己的真名。又因为她在诗歌中丝毫不掩饰她的反苏立场，时人称其为“白军诗人”。[vi]科洛索娃却经常把自己称作“爱国的抒情诗人”，还常常在众人面前以此自诩。她对祖国温情地写道：蓝色的夜幕，越来越宽！鲜红的西方——这是罗斯！不爱笑的西伯利亚——我从中国这边向你微笑。
1928年科洛索娃在哈尔滨的第一本诗集《歌之军队》问世。之后，每隔两年出版一本。1930年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上帝，救救俄罗斯!》，1932年第三本《我不屈从!》，1934年第四本《迎着宝剑的撞击声》。科洛索娃的倔强性格和坚定的立场可以从这些诗集的名字上窥见一斑，“军队”、“挽救”、“不屈从”、“宝剑”，带着火药味，充满了反抗精神。除此以外，科洛索娃还有一部分诗歌只是刊载在文学杂志上，而没有收入到她的诗集里。科洛索娃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高产的诗人。据统计，哈尔滨俄侨作家出版的诗集总共有六十多本，[vii]而科洛索娃一个人就出版了四本。科洛索娃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远东俄罗斯女性诗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哈尔滨的俄侨诗人中间，回荡着震撼人心的女性声音。
1935年，科洛索娃和丈夫离开了哈尔滨，来到上海。此时，诗人经常在《帆》杂志和其它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在哈尔滨、上海出版的俄文报纸和杂志大量刊载侨民作家的作品，对侨民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viii]1937年，科洛索娃的第五本诗集《铜的嘈杂》问世了。
在上海由于经济困难，杂志一般不付稿费。女诗人科洛索娃得不到稿酬，又操起了经营 图书馆的行当，勉强养家糊口。据有关资料表明，该图书馆的图书至今还保存在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像众多俄侨一样，充满了爱国热情。甚至还在1945年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不久，上海俄侨文学界就得到了佐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批判、被开除作家协会的消息。女诗人因苏联国内文学创作上的不自由而感到压抑，留下了眼泪。科洛索娃在报刊上公开声明退出苏联国籍，其他的侨民文学家们也纷纷效仿她的做法。
二十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国流亡者离开了中国。他们中有一些人回到了苏联，而另外一些人则到了别的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南美，法国，捷克，奥地利，菲律宾等国。至于科洛索娃，很长时间都杳无音信。由此，产生了关于她的大量猜测和传闻。有人说，她也乘船去了某个地方，不过，在途中遇到了风浪，被卷走了。
1990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附近的公墓，人们偶然发现了她的墓碑，上面写着她去世的日期——1964年10月6日，享年61岁。原来，她和丈夫在二战后离开了中国，先到菲律宾，又到巴西。在1957或1958年间来到了智利，仍然靠开办图书馆度日。也许，她还在继续写诗，但那时已经没有发表的必要了。在智利全国的俄侨人数，大约只有300人。[ix]
女诗人就这样悄悄地毫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漂泊的一生。她所眷恋的祖国也永远留在了她的诗歌中。她所憎恨的那一方水土，正是她无法割舍的热爱。侨民的生活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使她倍受煎熬磨难。诗人的一生，是悲是喜，是胜利的逃亡还是失败的反抗。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成为了20世纪那段特定历史的一个碎片。
注释：
[i]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Деятели русского книжного дела в Китае в 1917-1949 гг. –Хабаровск, 1998. С. 34.
[ii]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 А. По странам рассеяния. Ч. 1. Русские в Кита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ВГУЭС, 2000. С. 343.
[iii]Лазарева С. И., Сергеев О. И., Горкавенко Н. Л. 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6. С. 90.
[iv]Бузуев О. 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17-1945). –М.: Прометей, 2000. С.46.
[v]Сестра моя – ненависть. // Рубеж.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5, №2–№864. С. 215.
[vi]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Китая: Антология / Сост. В. П. Крейд, О. М. Бакич. –М.: Время, 2001. С. 679.
[vii]Агеносов 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1918–1996). –М.: Терра. Спорт, 1998. С. 53.
[viii]Сюй Гоху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Китае (1920–1940-е годы). Автореф. дис. канд. наук. М., 1996.
[ix]Драгуленко Н. Л. Мари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олосова — Харбинская поэтесса. //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практ. конф. –Хабаровск, 1998. С. 261.
科洛索娃的诗歌特点
“祖国”和“异国”的题材在女诗人科洛索娃的诗歌中交织着，充满了惆怅和孤独，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宗教色彩。女诗人为祖国点燃蜡烛，向上帝祈祷，祈求祖国获救。“在法国，在智利，在中国，回响着我们的好听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向往着家园，对异乡谁都不能习惯。任何时候谁都不能决定，把俄罗斯永远忘怀。不要用别人的方式祈祷，和把别人的生活喜爱。圣诞夜的教堂里，屈从于痛苦和不幸的我，弯下疲惫的双肩，在角落里小声哭泣……俄罗斯妇女只剩下，一处静静的避难所——教堂！我把自己的疼痛和疲倦，带到这里献上。‘上帝呀，——心灵发出的声音，——请听我的祈祷！给男人们——故乡的事业，给女人们——教堂和家庭！’神像前燃着蜡烛……今天曾诞生基督！但是我们在这个高兴的夜晚，不能抑制泪水的流出……”（《异乡的圣诞节》，1934）
因与亲人离别的伤痛，诗人大声呼号：“我从这里呼唤，‘还我兄弟！’”；而另一边：“放了我，让我到姐姐那里！”（《将要》，1928）。失去祖国和亲人的痛苦是所有俄罗斯侨民诗歌的一种基调。只有回忆能够帮助他们活下去，忍受一切苦难，克服一切困难。“阿尔泰的金色湖泊，高傲地耸立在原始森林上的群山——这是我亲爱的故乡，这是我最宝贵的地方！”（《赠乌利肯》，1937）
在科洛索娃对祖国的回忆中，包涵了所有的情感“热爱……背叛……颓丧……”。生活在异乡的逃亡者们真的是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吗？恰恰相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祖国。对俄罗斯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心灵。在他们与祖国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对苏维埃制度的不接受和背叛。爱祖国，却回不去。恨苏维埃，却推不翻。对故乡的亲人情深意重，对不同立场的人仇深似海。女诗人科洛索娃就在爱、恨、情、仇之间被撕扯着，煎熬着，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因此而颓丧。“从前的俄罗斯不是我们的，苏维埃俄国也不是我们的。我们生活在异乡——是外人，我们的女皇——贫穷努日达。”（《新人》，1934）
科洛索娃痛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制度，在诗歌中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字里行间，总在自问“我为什么失去了祖国？”。她清楚明白地知道，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然而她又是那么想回家。“在这里，在别人的冰冷的世界，我控制不住，突然大喊：‘哎，离西伯利亚还远吗？快点赶，车夫！我想回家！’”（《在大车店》，1934）
在现实生活中，诗人是痛苦的、苦闷的。只有置身大自然，融于大自然时，她才能得到一丝的安慰，心灵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像当时的许多诗人一样，科洛索娃为了逃避心灵上的痛楚，从大自然中汲取着创作的激情和力量。“烟在山谷上空像带子似的蔓延，尖顶的帐篷呼吸着烟。太阳在马群上面……高兴地讲那爱人的故事！……在永恒的孤寂中群山欲睡，古老的雪松在月光里幻想。”（《赠乌利肯》，1937）
逃避只是一时的，现实总是要去面对。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诗人从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环境中捕捉创作的灵感，用心灵去感受外部的世界，用诗歌来表达细腻的感受。“绿色的新年枞树在这里闪烁，忧郁的灯发出温柔的光；……就是说，世上还有真理，如果神圣的节日没被忘记！俄罗斯的孩子们，让不灭的新年枞树在你们心中闪光！”（《异乡的新年枞树》，1930）
从上面所引的几首诗中，我们不难发现，科洛索娃的诗音乐性强，朗朗上口，韵律很有魅力。用词不追求艳丽，不矫揉造作，不抽象模糊。科洛索娃的诗不受形式上的拘泥。虽然当时的侨民诗人有象征派、超现实主义派、阿克梅派、未来主义派，而科洛索娃的名字不在任何一个流派之列。女诗人更应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她的诗中隐喻恰当，节奏感强，韵脚清晰，作品形象鲜明易懂。这些都是自普希金时代以来的俄罗斯诗歌的特点。“在遥远的平静的天际，有人叫去教堂祈祷，踩着星星——清晰的小石子，灵魂向彻夜祷告走去。”（《夜晚》，1935）
许多年之后，科洛索娃的部分诗歌被选入《回到俄罗斯——诗……》[1]（1995）一书。这本文选介绍了200名二十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最优秀的侨民诗人。入选本身就说明了科洛索娃在俄侨诗坛上的地位，以及后人对她的公允。侨民诗歌，对于俄罗斯诗歌创作的整体而言至关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它，俄罗斯诗歌将显得贫乏无味，逊色得多。
[1]Вернуться в Россию – стихами... :200 поэтов эмиграции : Антология / Сост. В. Крейд.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本文所选诗歌均选自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Китая: Антология / Сост. В. П. Крейд, О. М. Бакич. –М.: Время, 2001. С. 227—247.
（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