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教寺
简介
明教寺风景（一）(18张)明教寺初建於南朝梁武帝年间（五○二～五四九年），初名「铁佛寺」，在兴建一百  多年後，毁於隋末兵变。唐朝大历年间，在废墟中挖得铁佛一尊，高丈八，庐州剌史裴休奏告朝廷，代宗皇帝李毅诏令重建，定名「明教院」。明朝以後改称「明教寺」，沿用至今。後历代屡加修葺，後毁於兵乱。清清咸丰三年复毁於战火，太平天国将领袁宏谟於天国失败後，慨叹「英雄气短，佛海春长」，便遁入空门，隐於肥西紫蓬山西庐寺，取法号通圆；清同治九年（一八七○年）重建。现存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是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所建。明教寺景色（二）(16张)
明教寺是西庐寺的下院，属禅宗临济派，远代祖师谱已失无稽，通圆驻锡明教寺後，寺宇破残不堪，立愿重修旧观。他浪迹天涯，经过十多年的苦行募化，於光绪十一年（一八八六年）夙愿终偿。现存的大殿和後殿，仍保留原建筑风貌。在出土的石碑上载有教弩台和明教寺的史况，唐人吴资诗曰∶「曹公教弩台，今为比丘寺。东门小河桥，曾飞吴主骑。」这是对教弩台历史演变的写照。教弩台上有屋上井、听松阁诸名胜。屋上井在大殿左侧，以井口超出地面屋脊得名，原为魏军汲水用井。晋朝整修，井口石栏刻有「泰始四年殿中司马夏侯胜造」隶书十二字，为西元二六八年遗迹。在石栏沿口可见到二十三条被汲水纯磨成的深沟，堪为漫长岁月的见证。听松阁在台的东南隅，昔时这里松木成荫，松涛有声，寺僧建阁，取名「听松」，於是有「教弩松荫」之誉，被称为「庐阳八景」之一。阁上撰有楹联∶「教弩耸高台不为炎刘消劫难，听松来远客谁从古佛识真如。」登监其上，心旷神怡，令人不禁发怀古之幽情。
据清嘉庆《县传城郭图》载∶「合肥城郭有寺院四十馀所，明教寺规模宏伟，为众寺之冠，明教寺为明朝院式建筑，山门朝南，从两侧拾级而上，循序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地藏殿，西侧有法堂、方丈室，後殿两翼为寮房、藏经楼及齐堂（原禅堂、客堂已由改建的客厅取代），布局严谨，错落有致。 明教寺俗称“曹操点将台”，在市内淮河路东段北侧，距淝水、津水和逍遥津都不远  明教寺。史载，三国鼎立时期，魏主曹操四次到达合肥，临阵指挥，筑此高台教练强弩兵将，以御东吴水军，迄今为止已有1700多年历史。教弩台高4.3米，面积3800平方米，呈正方形。台上有屋上井、听松阁两处古迹。屋上井以超过民房屋脊得名，为当时曹军将士饮水之源。听松阁史曹操“望敌情、运筹帷幄、纳凉休息”之所。周围松柏挺拔，浓荫蔽日。后被誉为庐阳八景之一的“教弩松荫”即此。
梁武帝时又在台上建有铁佛寺。唐大历年间又重修扩建，定名明教院，至明代改为明教寺。后毁于战火。明教寺，耸立台上，雄伟壮观，乃清光绪十一年太平天国遗老袁宏谟云游募化，按原样重建而得。明教寺现为全国重点寺庙，由佛殿、藏经阁、西厢院三部分组成。殿分正殿和后殿，有佛像三十多尊。大雄宝殿飞檐翘角，风铃叮铛，殿脊高耸一巨大锡葫芦，银光闪耀，直刺云天，显示了我国佛教寺院威严庄重得建筑特色。寺内钟鼓齐鸣，梵音缭绕，充满了神奇得宗教色彩。[1]
历史
明教寺位于合肥寺消遥津公园边上的明教台上，相传此台曾是曹操的点将台  明教寺。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明教寺初建于南朝梁武帝年间(502-549年)，初名铁佛寺。唐代重修，定名“明教寺”。后历代屡加修葺，后毁于兵乱。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现存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建。过去，寺周围广植松树，“教弩松荫”为古庐州八景之一。
1984年明教寺由文物部门移交给佛教团体管理使用，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这些年来，明教寺的大雄宝殿等殿堂、僧舍、亭阁都修缮一新。
明教寺山门建在一梯形台阶上，山门为单檐歇山式卷棚顶，粘土筒瓦，屋角发水戗，单椽，无斗拱，饰挂落。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粘土筒瓦，屋角发嫩戗，无斗拱、柱廊。大雄宝殿旁有屋上井亭、教弩亭等名胜，均为钻尖式屋顶，粘土筒瓦，嫩戗屋角，下设鹅颈椅。整座寺院轴线基本对称。殿堂内重塑了佛像，金碧辉煌，成为合肥市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佛教圣地。
1989年6月11日，明教寺隆重举行了佛像开光暨妙安方丈升座典礼。这是建国以来明教寺的首次开光法会，寺内僧尼、居士和各地市的寺庙住持共400余人参加了这一盛会，寺内钟鼓齐鸣，妙安法师在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九华山抵园寺方丈仁德法师护送下登上法座，荣膺明教寺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方丈。妙安法师，是安徽巢湖市人，18岁在巢县指南庵出家，后到句容市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回巢县担任指南庵监院。建国后任巢县中庙住持，是位爱国爱教的佛教界人士。 
1986年春到明教寺担任住持。他在升座仪式上表示，今后要搞好寺庙管理，弘扬人间佛教，为振兴中华多做贡献。  明教寺1989年农历九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明教寺举行了迎请五佛和《大藏经》法会。所迎玉佛高1.2米，玉质洁白细腻，雕工精湛，造型优美，是缅甸华裔僧人证通法师等赠送给明教寺的。《大藏经》是由台湾净空法师发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筹资影印，赠给明教寺收存的。明教寺自开放以来，接待了大批港澳台同胞和东南亚各国人士，成为合肥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1994年，明教寺举行了“祈祷护国息灾法会”，
1992年11月，又举办了“祝愿社会稳定、家庭祥和”为弘旨的佛七法会。妙安方丈宣讲了《阿弥陀经》，法会隆重热烈。[2]
建筑艺术
明教寺坐落于教弩台故址。教弩台是曹操所建的一个军事堡垒，它高5米，面积近4000平方米，台基壁峭，俨如城堡，既可捍卫合肥城的安全，又可用以训练强弩手以拒东吴。三国时，合肥为曹操管辖之地，他曾多次来合肥部署对吴国孙权的战事。教弩台就是曹操所建的一个军事堡垒，它既可捍卫合肥城的安全（离城仅4公里），又可用以训练强弩手。南距淝水仅5米，东距津水约百米，  明教寺北距逍遥津百余米，均在强弩射程之内。到南朝梁武帝时（503一548），据说因掘得一尊高一丈八的铁佛，于是在教弯台上建一佛寺，名铁佛寺（一说在唐大历年间掘得铁佛）。教弩台台边种有许多松树，清风袭来，松涛阵阵，于是“教弩松荫”旧是为庐州八景之一，“听松阁”也由此得名。
明教寺始建于南朝梁时，原名铁佛寺，明朝改称为现名，至清代，该寺居合肥城众寺之冠。现存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地藏殿、客堂、寮房等，为光绪年间所建。明教寺前殿为天王殿，殿东厢为“三国文物陈列室”，陈列着当年魏、蜀、吴三国军队的旗帜，战场上用过的刀枪剑戟及与教弩台有关的强弓硬弩；墙壁上有书法名家刘夜烽先生手书的绝句：“貔貅百万举刀弓，誓夺江东气似虹。横槊高歌雄一世，骑兵无奈遇东风。”
由天王殿绕过三只古雅朴拙的大香炉就到达了大雄宝殿，殿门上方悬挂的泥金大匾为赵朴初先生题写，而红墙上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则是弘一大师墨宝；殿内两侧是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塑像，正中则供奉着明教寺的镇寺之宝——五尊由北京请回的佛像。大殿左侧是清道光年间铸造的大钟，钟声悠扬清远，撞击时声音可传遍老城。大殿东面是卧佛殿，后面是地藏殿，东南角为花园，花园虽不大，但却因为屋上井和听松阁两处古迹位于此而极其吸引游人。
教驽台高5米，面积近4000平方米略呈正方形。三国时，合肥为曹操管辖之地，他曾多次来合肥部署对吴国孙权的战事。教弩台就是曹操所建的一个军事堡垒，它既可捍卫合肥城的安全（离城仅4公里），又可用以训练强弩手。南距淝水仅5米，东距津水约百米，北距逍遥津百余米，均在强弩射程之内。
明教寺僧人二十名，在方丈妙安法师带领下，制定了寺院管理的各项  明教寺规章制度。妙安法师鉴於佛教事业继往开来的长远需要，从一九八二年起先後输送僧徒十多人到各级僧伽培训班和佛学院校深造，提高他们的素质，充实了佛教的僧才资源，如今，明教寺的设施和体制已初具规模，佛、法、僧三宝齐备，千年古刹，又现辉煌。
现任方丈妙安法师，八十馀岁，一九三○年出家为僧，师从心定法师，毕业於安徽句容县宝华山律学院，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合肥市佛教协会会长，并同时兼任明教寺、相隐寺、忠庙、西庐寺等数座寺庙方丈。现任监院法持法师，六十馀岁，安徽省巢湖人，一九八四年出家，师从妙安法师，毕业於九华山全国寺院执事进修班，兼任安徽省合肥市佛教协会理事。[3]
趣闻轶事
据说当时经常有500名左右弓弩手在此比武、操练，胜 者赠以红袍以示奖  明教寺励。百步穿杨，锣鼓声起，曹操哈哈大笑。为了使士兵们夏日不受日晒，台边种有许多松树，风来松声如涛，教弩松荫，为庐州八景之一。台上除有听松亭外，还有一口古井，因井口高出街道平房屋脊，称屋上井，水味甘美，四季不竭。井口石栏拙朴古老，现出23道提水绳沟，绳沟石质光亮如玉，栏上镌刻“晋泰始四年殿中司马夏侯胜造”字样，是供士兵解渴用的。经长年累月提水，井口石盘上现有23道绳痕。井栏上还有“晋泰始五年”（269）字样。 
到南朝梁武帝时（503一548），据说因掘得一尊高一丈八的铁佛，于是在教弯台上建一佛寺，名铁佛寺（一说在唐大历年间掘得铁佛）。唐大历年间改名明教寺，后毁于兵火。现庙为太平天国遗老袁宏谟所建。袁于天国革命失败后削发为僧。清同治年间重新修建。寺内共有佛像30多尊，有大雄宝殿、地藏殿等建筑。登临台上的听松亭，可以俯瞰合肥全城景色。前人诗有“登临收楚豫，吞吐尽江淮”之句。已全面修葺，成为合肥市文物旅游的主要景点。[3]
寺内法师
明教寺继通圆法师之後，有学道、赛陀、精慈、三根、梦东、藏印、妙友等和尚住持，对寺院建设和弘扬佛法均有诸多贡献。
  明教寺学道法师，浙江省湖州人，其文才出众，佛学造诣精湛，为求悟增慧，曾多次赴名山大刹参学。据浙江普陀山文史馆保存的《光绪皇帝御批碑文》记载∶「光绪二十五年（一九○○年），安徽省合肥县明教寺住持僧人学道，请领藏经，维时因龙藏经无存，其版片在柏林寺，尚属全备尼衙门奏明，由请经人自赴柏林寺刷印。」据传明教寺最早收藏的一部《康熙龙藏经》即为学道从北京柏林寺拓印的版本。辛亥革命期间，学道感於人间佛教旨在弘扬佛法，於是离开明教寺去南京栖霞寺拜谒曼殊大师，经推荐到金陵刻经处担任编撰工作，刻印佛学书籍，广为流传。
赛陀法师，湖北黄石人，师从通圆法师；驻锡明教寺，做苦行僧，浪迹天涯，十方募化，三年归，筹资甚丰，为完善庙设施，惨澹经营，先後为全堂佛像装金，增置钟鼎法器，兴建禅堂甫定，於一九一五年再次北上募化，在化缘於皖系军伐段祺瑞时，陈述寺院建设事，因段祺瑞本为合肥人，且信佛虔诚，遂赠与功德银洋五百元及日本大正《大藏经》一部。自此，明教寺在建制规模上，佛、法、僧三宝齐备，千年古刹，更见庄严。
梦东法师，安徽省岳西人，他在任朝间先後举行过三次传戒，一次为幽冥戒，一次十戒，一次五戒，三次受戒的四序大众共五百馀人，堪称为一代法事活动的宗师。
藏印法师，安徽省亳州人。一九三八年春，日寇进攻合肥，国民党不战而逃，城内死於炮火的黎民百姓，尸横街坊，惨不忍睹。藏印法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避艰险，会同红十字会，组织人力，收尸掩埋，据统计在半个月内共埋尸千馀具。合肥沦陷後，一九三九年日军派「日莲宗」和尚衙藤春海进驻明教寺，成立所谓「新亚佛教会合肥支会」，自命为会长，对合肥地区的佛教进行奴化统治，采取威胁利诱手段，挟藏印法师出任傀儡副联，藏印法师激於民族气节，不甘屈辱，遂以身殉国殉教，消息传出後，全城有识之士义愤填膺，纷纷组织悼念活动，激起敌後抗日怒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