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祝嘉
人物简介
  祝嘉(1899-1995)，字燕秋，海南文昌人，1948年定居苏州，毕生致力于书法事业，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先生为人梗直、质朴、随和、真诚，不求闻达，不附显达，孤清自守，清贫相随，却胸罗万卷，笔有千秋。他的书房常挂着一幅自书的对联：“笔有千秋业，胸无一点尘。”便可算是他一生为人为艺的写照。
艺术经历
祝嘉1899年出生在海南文昌清澜溪田村[1]一个文化人家庭，其父嗜书如命，爱好字画，每有所得必张于四壁，使祝嘉先生从小就受到读书、写字方面的濡染。1947年后定居苏州。自幼酷爱书法，八十余载不移初志，呕心沥血，成就卓著。42岁书发愤著成《书学史》一书，并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1940年受聘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主讲“金石学”、“文字学”等，并指导学院书法组。祝嘉先生除大量的书学专著外，其精湛的书艺亦倍受瞩目，多次在日本《学书大道》发表，在书法界已颇有名气，曾作为书法界名人代表，与徐悲鸿、吴作人诸名流一起参加中央政府组织的文化考察团。有感于书法教育状况，他撰写了《书法之高等教育问题》、《怎样复兴我国书学》等数篇论文，在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抗战胜利后，祝嘉先生随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因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撤消，祝嘉先生被调去市第二中学教国文。[2]后致力于碑学理论研究，写作不缀，著述宏富，共计七十余种三百多万字，是我国书法碑学理论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在二十世纪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论崇尚周秦汉魏六朝风骨，力倡悬臂中锋祝嘉先生(22张)、全身力到，阐扬蔡邕“疾涩”之说、傅山“四宁四勿”之旨，大声疾呼，不遗余力，以力矫时病，丕振书风为己任。
家学渊源
祝嘉大半生都为生活所迫，辗转于天南海北之间。1899年，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清澜溪田村（今海南省文昌市）。其父宝斋公为当地广文小学的校长，酷爱书画，每每得到墨宝，便张贴于家中四壁。可以说，家学的影响是他一生研究书学的关键。祝嘉出生的同年，河祝嘉先生墨迹(19张)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文。 祝嘉“有一方印章，雕刻着‘龟甲出生吾堕地’”祝嘉常将此印加盖于书法作品上，以示与文字、书法的缘分。 溪田村深藏于南国宁静广袤的椰林中，距海边不足一公里，祝嘉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在成长的环境中，良师益友对祝嘉的影响同样重要。1916年，祝嘉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广东一中)，师从胡仁陔教授学习古文、诗词。[1]祝嘉曾多次讲述自己的老师，“胡仁陔当时以诗词、书法名重岭南，并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兼授一中的国文课，为清末大收画家赵之谦的高徒，岭南著名学者，岭南大学教授。[3]胡老师喜欢祝嘉的好学，对祝嘉的诗词习作总是详加批点。之后，祝嘉曾将这些习作汇为一编，题为《学步》，终生未离书箧。
  祝嘉像（1935年）[4]”在广州求学期间，祝嘉在课余坚持学习书法。大字临颜真卿的《郭家庙碑》，小字学赵子昂的《洛神赋》。1921年，祝嘉回到故乡文昌，子承父业，在老家当小学教师、校长。工作过的学校有广文、智新、经正、县一高、强亚等。教学之余，祝嘉开始学习治印，并经常练字，以唐碑为主，间学何绍基，但常叹笔性不好，学无长进。文昌是著名的侨乡，1927年春，祝嘉往来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等地。从1930年起，开始在新加坡育英学校执教2年。教书期间，祝嘉深受同事张叔仁影响，重新坚定了他学书的信心。“张叔仁师法康有为学北碑，于《郑文公》造诣尤深，并且力诋笔性之说，鼓励祝嘉研究执笔方法，多临碑帖，多读书。此后，祝嘉接触并开始研究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这一时期，他还写了许多诗词，或抨击社会的黑暗，或抒发内心漂泊的痛苦及思乡的情感。”祝嘉之所以能成为碑学集大成者，精于北碑的张叔仁对他的影响非常关键，使他的灵根再发，兴趣又起。祝嘉自己也曾说过，自己真正研习书法是30岁以后的事情。他自认为30岁以前为‘笔性说’所误，且取法不高，3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的书法研究。现在看来，若无此间的困惑与对书法的思考，也就成就不了日后的祝嘉，成就不了他的书法与书论了。
人物事迹
作为千千万万走出闭塞乡间，向外界寻求新知的寒门学子中的一员，祝嘉大半生都为生活所迫，辗转于天南海北之间。1899年，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清澜溪田村。其父宝斋公为当地广文小学的校长，酷爱书画，每每得到墨宝，便张贴于家中四壁。可以说，家学的影响是他一生研究书学的关键。祝嘉出生的同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文。 祝嘉“有一方印章，雕刻着‘龟甲出生吾堕地’”，祝嘉常将此印加盖于书法作品上，以示与文字、书法的缘分。 溪田村深藏于南国宁静广袤的椰林中，距海边不足一公里，祝嘉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在成长的环境中，良师益友对祝嘉的影响同样重要。1916年，祝嘉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广东一中)，师从胡仁陔教授学习古文、诗词。祝嘉曾多次讲述自己的老师，“胡仁陔当时以诗词、书法名重岭南，并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兼授一中的国文课。胡老师喜欢祝嘉的好学，对祝嘉的诗词习作总是详加批点。之后，祝嘉曾将这些习作汇为一编，题为《学步》，终生未离书箧。”在广州求学期间，祝嘉在课余坚持学习书法。大字临颜真卿的《郭家庙碑》，小字学赵子昂的《洛神赋》。1921年，祝嘉回到故乡文昌，子承父业，在老家当小学教师、校长。工作过的学校有广文、智新、经正、县一高、强亚等。教学之余，祝嘉开始学习治印，并经常练字，以唐碑为主，间学何绍基，但常叹笔性不好，学无长进。文昌是著名的侨乡，1927年春，祝嘉往来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等地。从1930年起，开始在新加坡育英学校执教2年。教书期间，祝嘉深受同事张叔仁影响，重新坚定了他学书的信心。“张叔仁师法康有为学北碑，于《郑文公》造诣尤深，并且力诋笔性之说，鼓励祝嘉研究执笔方法，多临碑帖，多读书。此后，祝嘉接触并开始研究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这一时期，他还写了许多诗词，或抨击社会的黑暗，或抒发内心漂泊的痛苦及思乡的情感。”祝嘉之所以能成为碑学集大成者，精于北碑的张叔仁对他的影响非常关键，使他的灵根再发，兴趣又起。祝嘉自己也曾说过，自己真正研习书法是30岁以后的事情。他自认为30岁以前为‘笔性说’所误，且取法不高，3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的书法研究。现在看来，若无此间的困惑与对书法的思考，也就成就不了日后的祝嘉，成就不了他的书法与书论了。[5]
坎坷人生1933年秋，经朋友介绍，祝嘉来到南京谋生。作为一介书生，他首先想到的是访随园故居、随园墓、游莫愁湖。其后，进入“首都新闻检查所”当事务员。这一段时光，祝嘉致力于读书、写作。书法学《张猛龙》《六十人造像》。《张猛龙》每晚临两通，用3个多月时间临满二百通。祝嘉曾说，在南京，他基本每晚坚持临二通，“有时朋友相约去夫子庙看戏，实在推不掉，回来后挑灯再练。那时夫子庙坊间碑帖很多，也有赝品，粗制滥造者，这要凭眼光购买。”1939年，祝嘉由广西辗转进入四川，在璧山一个图书馆工作，因酷爱书学而潜心阅读史籍，探索书法长河的源头。在璧山潜心书学研究期间，撰成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全书25万字，引用典籍五百余种。1947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拙政园。此后，祝嘉定居苏州。祝嘉一生坎坷，从青年时期广州求学开始，之后一直为生计奔波，足迹遍及海南文昌、南洋、广州、南京、武汉、长沙、湘潭、重庆、苏州等地。解放后，由于政治原因，祝嘉曾数遭抄家，内心困顿，生活清贫。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过对书法艺术的追求。
不管世间风云际会、人事倾轧，凭借手中之笔，书写人生百般际遇。晚年的祝嘉非常关心、思念家乡。若遇有海南人拜访他，他的心情格外高兴，并总要写些作品托来访者带回海南。1980年代后，他的许多书法作品往往也盖一枚‘文昌祝嘉’的印章，由此可见他对故土的思念。1994年，祝嘉执意要在海南出版他的著作《逆耳集》。祝嘉在给黄承利的信中写到：“我的许多著作，没有一本是在海南出版的，我希望这本能在海南出版。” 1985年，87岁高龄的祝嘉回海南省亲讲学，现海口市书协副主席戴文曾在海南大学近距离聆听祝嘉先生教诲，“先生书学理论精深，在海大演讲之后，现场挥毫，其所倡全身力到理论，令人印象深刻。每遇有人请先生留字，他也爽快应允，所留字句无外‘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之言，意在与大家共勉。”戴文还告诉记者，祝嘉晚年虽客居苏州，但每有家乡后学拜访，他都热情接待，1990年代，有一海南书法同道去苏州购买碑帖，祝嘉得知有如此好学同乡，十分高兴。在自己家中热情接待这位同乡后，还托这个年轻人带回7幅墨宝，无偿赠予海南省博物馆。当时，全国各省博物馆大都收藏有祝嘉的书法作品。祝嘉赠字家乡博物馆，浓浓乡情尽显其中，一时间在海南书法界传为佳话。海南文宝斋总经理黄小鹏，因仰慕同邑乡贤祝嘉的书艺，十数年间，屡赴苏州，拜望祝老，亲聆教诲。在苏州祝嘉的书房内，常年悬挂着一幅由海南画家所绘海南风物的画作，祝嘉每有思乡之时，常念画中景物。每周搜集齐全《海南日报》，通过邮局寄送给他。能定期看到家乡报纸，了解海南新闻时事，也成为先生晚年的一大乐事。
清贫的物质生活，没有阻止住祝嘉先生对书学研究的热烈追求，倒是“愈穷而嗜之愈深”。六十至七十年代经历天灾人祸，尤其是老年丧子，后妻又亡，可他不但硬挺了过来，更是化悲痛为力量，将无限哀思寄于笔端，以数百万字的著述告慰亡灵——“历尽却波好汉，一帆风顺属庸人。”（《八十初度书怀》）。90岁后又书一联“笔有千秋业，胸无一点尘”以表心迹。[3]
字如其人祝嘉一生坎坷，热情耿直。热情使祝嘉对事业全身心投入，耿直使他得以在书法作品直抒胸臆，天机勃发。祝嘉是一个性格坦率，不会巧言的人。有什么话，他一定会直说，从不加工修饰，也让很多人听了不大舒服。祝嘉曾直言，“现在不少‘书家’，全是捧出来的，不是苦学出来的。什么碑帖都未用过苦功，而且唯利是图，满纸江湖气。不论名怎样大，也是站不住脚的。懂得书法的人日多，也就是他们失败之时。可以拭目以待，‘不幸而言中’的时候总会到来。”“但在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偏偏又这么多不用功的‘大书家’。书不读，碑不临，不读《说文》，一条书家条件都拿不出来，而偏偏是‘大书家’、‘著名书法家’！”。祝嘉为人坦荡，直言之口，对书坛乱象针砭时弊，也得罪了不少人，自己也吃过不少亏，但他始终难以改变。祝嘉一生淡泊名利，清贫自居，始终与高官厚禄无缘，其内心常能体恤百姓甘苦。晚年的祝嘉在自己家里设堂授徒，远近学子慕名而来，他从不收取一分学费。王渊清是祝嘉的弟子，他告诉记者，“‘文革’后，书法热开始升温。一些学院、培训班请先生去上课，他虽年事已高，却从不推辞，也不计较报酬，常常是免费讲座。一次，无锡书法艺专请先生去讲课，他整整讲了一天，学校领导很感动，付给他200元课金，他执意不收。最后，他只收了50元交通费，将剩下的150元退还给学校。并对校领导说，讲一天课付200元，太高了。学校应该节省开支，降低学生的学费，以便让更多的学生能接受书法教育。” 祝嘉人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祝嘉，这位青年时代离开海南文昌故土的寒门学子，毕生为弘扬书法艺术做出巨大贡献。他在国内率先对古代书法史料展开全面整理，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书学史》，一生临过百回以上的碑帖超过一百二十种。七十余种著作，三百六十万字的著述规模，为现代书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当之无愧的近现代书法研究第一人。[6]
艺术特色
书法喜秦汉之质朴，六朝之丑拙。曾精临一百三十多种碑帖。其书真草篆隶行俱善，书风雄强老辣，高古拙厚，浑厚古拙，内蕴丰富，[7]举笔横扫，直开胸意，无雕琢之习，无酸腐之气，一如其人。
艺术成就
祝嘉先生的书法与其理论紧密结合，诸体具精，一生临摹百遍以上的碑帖130余种，并力主“全身力到论”，故其书法碑帖交融，老辣苍润，高古拙厚，内蕴丰富，举笔横扫，直开胸怀，无雕琢之习，无酸腐之气，一如其人。晚年融合汉魏开创了独特的章草书风。
书法教育
提出书法高等教育问题无论是在文昌故乡，还是定居苏州，祝嘉都将教书育人，尤其是书法艺术的传承视作人生一大责任和快事。面对登门求学者，无论长幼，他都循循善诱，乐此不疲。祝嘉曾撰文指出，“我国自古书画并称，以现在观之，书虽不像画效用之大，但书较画之应用为广，亦为美术之一种。现图画已有专校教授，书则仅于中小学有教授，且多不重视，学校当局随便委一教员担任，多没有书学的学识，敷衍时间，即有亦等于无，这实为不可解之事。”传统的书法教育都是私塾式的教学模式。直到1960年代，高等院校才开设书法课，但在学科建制上书法仍隶属在国画系下，属三级学科。早在1943年，祝嘉就在《书学》杂志发表过《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讨论书学高等教育问题的论文。同年，他在当时的教育部主办的《读书通讯》杂志上发表《怎样复兴我们的书法》等一系列论文，在书学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祝嘉1961年退休后，在家免费收学生教授书法。他的学生从5、6岁的孩童，到70多岁的老者都有。祝嘉还撰写了《怎样写字》《书法三要》《临书丛谈》《〈笔法探微〉疏证》等，共有10多部书学基础理论著作和书法教育著作。祝嘉还非常关注中国书法的发展进程，对中国书法怀有深厚感情，体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1957年他在《争鸣》杂志发表《我国书法的前途》一文，谈到，“我国书法，成为高超的艺术品，与人民的精神生活有关，可以培养人民的爱美习惯，乐观情绪，宁静深沉的性格；这个文化遗产教育青年，也是一个很有力的爱国教育。到了人民文化普遍提高，生活日臻幸福，工作时间缩短，学文化的时间延长，这是书法发展的最有利条件……”[8]
书法“全身力到”论在书法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祝嘉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且大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后学有很大指导意义。祝嘉注意书法作品用笔的力度，他在挥毫时，注意用笔的疾与涩，让自己全身发力，进而使得书法作品尽显力到，苍古雄浑。1985年祝嘉返乡省亲讲学，戴文曾亲眼目睹先生挥毫展墨的神采，“先生所倡全身力到论，令人印象深刻。先生讲，落笔要有如老鹰扑小鸡，一笔下去，力到尽显。”祝嘉的“全身力到”系统总结了古人零星的实践经验，他在教学中反复向学生强调古代书法家全身用力到笔端的思想。在日常临习过程中，祝嘉身体力行，从坐姿、执笔、运笔中，练就了一种书法习作的独特功夫。祝嘉十分重视“力”的  感觉，他反复强调笔抓紧、抓低，全身力到，他的著作中提及，“玩古碑上字，常觉其‘笔力惊绝’，这是抓笔的问题。笔抓紧，则力劲，笔抓低，则力沉。”祝嘉“在教学时告诉学生，为了能让全身的力度传达到笔端，第一步应先安两足，脊背挺直。悬臂，使筋骨通畅，力易达毫端。即使右手执笔，左手也应踞案出力，两脚出力，肩背出力，使得全身之力聚集笔端。笔悬空，笔锋容易中正。腕悬空，以逆势入纸，自然能达到涩进的效果，能涩则步步停顿。笔画既长而实短，以短画连成长画，则强弩到末力终不减。” 祝嘉的“全身力到”说，一直贯穿于他的书法基础理论始终。先后有《全身力到论》《还要谈全身力到》等专门论述。在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祝嘉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在书法理论、书法实践、书法教育等方面，倾注了毕生的心力与智慧，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在近一个世纪的书法生涯中，祝嘉共著有七十余种三百六十多万字的书学专著，其中已经出版的有一百五十多万字，如此鸿篇巨著，在书学界堪称罕见。[8]
个人著作
《书学史》继1935年出版《书学》、1937年写成《愚书话》后，1941年在四川壁山一图书馆工作期间，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励下，仅用四个半月的晚上时间，在油灯下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书学史》。经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主任汪长炳之邀，出任图博系教师。一个中学生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
《书学史》以朝代为序，上起夏之前的唐虞时代，下迄清末。于书学源流、书体变迁、书家作品叙述论列甚详，所列书家达1938人。于书学之微言精义，亦网罗且尽了。当代书法宗师于右任先生见面礼到手稿后高兴地为之作序：“《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仅此一遍，可免于搜检之劳，而于文字改良，谋犹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余亦深知整理文字之艰难者，故乐为之叙。”
在近一个世纪的书法生涯中，祝嘉共著有70余种360多万字的书学专著，其中已经出版的有150多万字,如此鸿篇巨  著，在书学界堪称罕见。早在1930年代，祝嘉就有《书学》一书问世，1940年代著成的《书学史》，更是填补空白的扛鼎之作。谈起祝嘉著写《书学史》的背景，苏州祝嘉书学院院长叶叙玄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939年，祝嘉由广西辗转进入四川，在璧山一座图书馆工作，潜心阅读书法史籍，探究书法长河的源头。他在42岁时，想到要全面了解书法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加深对书学研究的力度。“先生当年因研究书学，欲寻书学史一读，但查遍图书馆，从《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到商务印书馆的30多种文化史书等，均未找到‘书学史’，倒是发现一本日本学者写的《中国书道史》，先生为此深感愤懑。”叶叙玄说。 
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艺坛奇葩，书法历史的梳理，却要让外国人来续写，祝嘉深以为耻，遂发愿著写《书学史》。经过8个多月时间，祝嘉整理了500多种文献资料，写成25万多字的《书学史》稿。书完稿后，得到“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博物馆系主任汪长炳青睐，遂请祝嘉担任金石学、文字学、博物馆学教师。书稿完成后，深得民国元老、书法大家于右任认可，于右任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王君德亮函示祝嘉所著此书，阅之甚为兴奋；且欲请其于历代草书作家，再为加详，而竟未获讨论之机会，亦憾事也……《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手此一篇，可免搜检之劳；而于文字改良，谋猷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 
祝嘉所著《  书学史》，解放前后曾有多种版本。海口市书协副主席戴文案头摆放的《书学史》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首版本，32开，封面有吕凤子行书题名，“全书共分14章，上自唐虞以前，下至晚清末年。史料翔实，搜罗详尽，不但有‘史’之特征，而且具备通史的结构体系，是中国书学史上的开山之作。”经戴文详解，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祝嘉所著《书学史》是一部记述从原始社会至清代末年的书法通史。每一朝代均先有总论，再详列本朝书家，擅帖与擅碑者，并无偏废。《书学史》以记述与评论相结合的方法编写，难度较大。同时，书中史料丰富，罗列广泛细致，所列书家2000余人，引用书目500多种，搜罗详备。
作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近代论书法之著作，以祝嘉最为宏富。”艺术大师刘海粟在《读郑道昭碑刻五记》中说：“祝嘉同志称郑道昭为北方书圣，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可谓大胆而有见地。”[6][9]
出版著作一览《书学史》[10]
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单行本 
中国书店再版
成都古籍书店再版
兰州古籍书店再版
《书学》
1935年前正中书局出版5万字.[10]
《书学格言》[10]
1944年前上海书店出版
1947年前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成都古籍书店再版
《愚庵书话》
1948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10]
《怎样写字》
1948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10]
《书法三要》
1948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10]
《祝嘉书学论丛》
1948年5月前上海教育书店出版[10]
《祝嘉书学论丛》
1948年5月前上海教育书店出版[10]
《愚庵书话、碑话合刊》
1948年7月前上海教育书店合刊出版[10]
《书学简史》
1975年5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0]
《临书丛谈》
1975年7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0]
《书学新论》
1975年10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0]
《书学格言疏证》
1978年7月香港中华书店出版祝嘉先生著作书影(30张)[10]
《艺舟双楫疏证》

人物年表
●1899年，出生于海南文昌清澜镇溪田村。 
●1916年，考入广雅书院。 
●1928年，  与其弟漂泊马来半岛及新加坡之间，受同事张叔仁影响，重新奠定书学信心。 
●1933年，到南京，进“首都新闻检查所”当事务员。 
●1941年，撰写中国第一部《书学史》。 
●1947年，随社会教育学院迁到苏州，同年8月《书学史》在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于右任作序，吕凤子题签。 
●1951年，苏州二中任教，直至1961年退休。 
●1968年，《书概疏证》脱稿，六万字。此外，在家中义务设帐授徒。 
●1985年，《行草论》脱稿。12月，应邀赴北师大讲课。同月，《全身力到论》脱稿。 
●1993年，祝嘉书学院在苏州成立。 
●1995年10月1日凌晨病逝于苏州，终年97岁。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