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易水学派
一．易水学派的形成
易水学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金元时期，中国北方战火连年，人民饱受饥馑、劳役、惊恐之苦，内伤病发生较多，为脏腑病机研究提供了临床基础。魏晋以来至宋代，医学的发展一直处于经验积累的阶段，医学风气偏重于经验方的收集应用，忽略了医学理论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临床医学的经验积累，医学理论的总结提高已势在必行；脏腑病机的理论研究已成为当时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张元素整理总结《内经》，《难经》，《中脏经》有关脏腑辨证的医学理沦，吸取《干金方》，《小儿药证直决》的脏腑辨证用药经验，结合其临床实践经验，建立了以寒热虚实为纲的脏腑辨证体系。在医学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易水学派的开山。    
张元素，字洁古，金代易州人。著《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珍珠囊》等。张元素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他有感于当时医生执古方以疗今病的习俗．针对性地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主张从实际出发。强调根据脏腑寒热虚实辨证用药。在张元素注重脏腑病机研究的影响下，在易水学派形成过程中，一些医家逐步转向对特定脏腑进行专题研究，并各有创见。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代河北真定人，金元医学四大家之一。从学于张元素，尽得其传。在其师脏腑辨证说的启示下，探讨脾胃内伤病机，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悟出脾胃为元气之本而主升发，若因饮食劳倦所伤，脾胃不主升发，元气不足．乃百病发生之由，总结出“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制定益气升阳、甘温除热大法，创制补中益气、升阳益胃等名方，并详辨内伤与外感之异同。被后世又称为补土学派的代表、易水学派的中坚。所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其学术影响极为深远。李氏的亲传弟子有王好古、罗天益等。
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赵州人(今河北赵县)。初师事张元素，后从李杲学。得张、李二家之传；重视脏腑内伤阳气虚损的一面，发挥为阴证论，所著《阴证略例》为阐发阴证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的专著。在病因上他强调内因的决定作用，所谓“内已伏因”，即人的本气已虚，再“感寒饮冷”或“误服凉药”而发为阴证。在辨证上强调脉证合参，以面青黑、脉弦而弱者为伤在厥阴肝之经；面红而赤、脉细而微者为伤在少阴肾之经；面黄或洁、脉缓而迟者为伤在太阴脾之经。此即其所倡立的“内伤三阴例”。在治疗上，明确提出“三阴可补”，运用仲景通脉四逆、当归四逆、理中汤作为内伤三阴的主治方。
罗天益，字谦甫，元代真定(河北定州)人。从李杲学医十余年，得其真传，著《卫生宝鉴》，发挥李杲脾胃内伤学说。在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脾胃的生理功能，他指出：“《内经》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位在上，肾处在下，左右上下，四脏居焉。脾者，土也，应中为中央，处四脏之中州，治中焦，生育营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营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此说揭示了脾胃与其他四脏以及营卫津液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脾胃内伤诸证病机颇有裨益。李杲论脾胃内伤之因，虽有饮食所伤和劳倦所伤两个方面，但终是统而言之。罗氏则将饮食所伤分作食伤和饮伤，将劳倦所伤分为虚中有寒和虚中有热，则更为具体而条理
化了。在治疗上广泛采用历代名方，并自创新方，因而更加丰富多彩。其治疗脾胃病的特点，更突出甘补辛升。其云：“健脾者必以甘为主，……卫为阳，不足者益之必以辛；荣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营卫通。”其所创制顺气和中汤，即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加入川芎、蔓荆子、细辛、白芍药，成为治疗气虚头痛的著名方剂，足见其对东垣用药心法的继承与发展。此外，其重视三焦分治，可谓有首倡之功。
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罗天益诸家，师承授受，形成了易水学派，对明代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易水学派的发展
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研究在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医家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理论上发展成为以先天阴阳水火为核心的肾命理论。虽被后人习惯上称之为温补学派，实则为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的延续，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幼承家学，通晓各科，曾任太医院院使。其学术思想，悉以李东垣脾胃内伤论为中心，强调“人以脾胃为本”，“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若脾胃一虚，则其他四脏俱无生气”，“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发挥了东垣“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更强调了脾胃内伤与虚证的关系。在治疗上多以东垣补中益气汤为法，或出入于四君、六君之间。又主张若补脾不应，即求之于肾和命门之水火阴阳不足，若肾阴不足，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若命门相火不足，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此等理论实遥承于唐代王冰，而六味之用又效法于宋代钱乙。其对肾命的认识虽未脱离{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但其已明确指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故以六味、八味补之，使“阳旺则阴生”、“阴旺则阳化”。临床上崇尚温补，力戒苦寒，实为温补学派之先驱乙
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明·安徽休宁人。著《赤水玄珠》，《医旨绪余》等。其论命门学说的特点，是综合《难经》关于命门和肾间动气理论，并融人《易经》中太极生万物的思想，阐发为动气命门说，即以命门为两肾间动气，为人身生生不息之根。并以命门动气说用以指导临床，突出表现在注重保护三焦元气，对虚损诸证，多从下元不足论治，自制壮元汤，配合东垣补中益气汤作为三焦元气不足之主方。此外，注意保护脾胃，也是孙氏的临床特点之一，尝云：“治虚损之证，最吃紧功夫，只在保护脾胃为上。”此可看出孙氏宗法脾胃学说的学术渊源。
赵献可，宇养葵，号医巫闾子。明·鄞县人。著《医贯》，阐发命门学说，自成一家言。其论命门位居两肾之中，有位无形，为人身之君主之官，居于十二官之上，实为生命之主宰。其云：“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伎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献可以命门为君火，而先天之水火并居焉。其临床治疗亦特别重视先天之水火治疗。其云：“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息。斯大寒大热之病得以平矣。”其所谓“火中求水”，即用六味丸补水以配火，用治因真水不足所致之火有余证，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水中寻火”，乃用八味丸于水中补火，用治因真火不足而致的水有余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大大推广了六味、八味丸的临床应用。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著《景岳全书》，《质疑录》，《类经》等。张氏所论命门与赵献可略同。认为命门藏先天之水火，为元阴元阳所居之所。故“命门之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五脏之功能必赖命门始能发挥正常。若命门之元阴元阳亏损，则必变生脏腑阴阳虚损之病，所谓“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出，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创制左归、右归作为治疗命门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其命门之治实际上反映了张氏以阴阳互根理论为指导的辨证思路。他所大力倡导“阴阳相济”治法，完善了阴阳虚损治法。其阴阳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阳重于阴，反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针对性地提出。阳非有余论，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别号荩凡。明末华亭(今江苏松江)人，著《医宗必读》，《内经知要》等。其学术思想宗东垣、立斋，既重脾，复重肾，明确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为易水学派诸家脾肾之论作了精辟的总结。其论阴阳水火则重视阴阳的平衡与交济，并表现出明显的重阳抑阴的倾向，尝谓“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其在临床上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持论公允，又多有创见，如擅长辨治寒热真假、实虚疑似之证，倡言“大实若赢状”、“至虚有盛候”、“阳极反似阴”、“阴极反似阳”等，体现了较高水平的辩证法思想，颇具临床指导意义，尝为后世医家所称道。
以上温补诸家崛起于明代，决非偶然，盖自元末以下，丹溪之学风行于世，医人偏执滋阴降火之说而滥用寒凉，袭以成弊。温补诸家起而驳正之。其承东垣脾胃之学，而由脾及肾，深究阴阳理论与肾命病机，注重保护人体阳气，丰富了对脏腑虚损病证的辨证与治疗，成为易水学派发展过程中，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又一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