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创作年代：清代 
作者：龚自珍 
作品体裁：散文
作品原文
天地，天所造（1），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2），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3），非道非极（4），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5），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6），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7）。
众人也者，骈化而群生（8），无独始者。有倮人（9），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翘人（10）。毛人、羽人、角人、肖翘人也者，人自所造，非对造，非天地造。其匹
（11）也，杂不部居（12）。倮人之不与毛、角者匹，其后政，非始政（13）。后政也者，先小而后大。五人主为政，十人主为政，十十人主为政，百十人主为政，人总
（14）至，至于万，为其大政。有众人，已有日月；有日月，已有旦昼。日月旦昼，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对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声（15）。声为天而天名立，声为地而地名立，声为人而人名立（16）。
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万人之大政，欲有语地人，则有传语之民；传语之人，后名为官（17）。或以龙纪官（18），隶
（19）天之龙为首，不咸之水龙次焉，咸水之龙次焉，隶畜之龙次焉。或以云纪官（20），隶上天之云为首，隶天之云次焉，隶名山大川之云又次焉。或以鸟纪官（21），隶天之鸟为首，隶畜之鸟次焉。龙、鸟、云，天所部，非人所部。后政不道，使一人绝天不通民，使一人绝民不通天（22）。天不降之（23），上天不降之，上天所天，又不降之。诸龙去，诸鸟不至，诸云不见，则不能以纪。比其久也，乃有大圣人出，天敬降之（24），龙乃以部至，鸟以部于，云以部至，民昂首见之者，天之藉（25）也。众人以为天，大政之主（26）必敬天，名日月星为神，名山川为祗（27），名天之人（28）亦曰神。天神，人也；地祗，人也；人鬼，人也。非人形，则非人也（29）。
民之初，寿（30）无纪，官（31）不能纪远，寿不能如初（32）。传纪（33）之极有言寿，卑（34）矣，曰三万岁，曰万八千岁（35）。[1]
注释译文
作品注释（1）这篇文章在作者自刻本又题为《壬癸之际心书第一》。壬癸之际：壬午年与癸未年之间，即1822年（道光二年）至1823年（道光三年）。胎观：孕育在心里的初步看法。
（2）造：创造，也可引申为认知。
（3）对立：相对而存在。
（4）宰：主宰者。
（5）道：天道，指程朱理学所宣扬的主宰万物的理念。极：太极，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程朱理学所谓“理”的总称。
（6）变：变化差异。毛羽肖翘：指以毛、羽、肖翘为标志的氏族。肖翘：飞空的虫类。
（7）气造天地：《绎史》引《博雅》：“太初，气之始也。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气：这里是指一种动着的物质。
（8）伦纪：人伦纲纪。这一段，作者提出了众人主宰自己和认知、创造天地万物的观点，表现了作者非圣非道的思想。这对道光皇帝所宣扬的“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的谬论是大胆否定对程朱所鼓吹的“万物皆是一个天理”的胡言是有力的批判。但这种观点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仍有本质的区别。
（9）骈（pián）化而群生：两人配偶而生殖繁育出众人。骈：两马并列，这里指成双。
（10）倮人：指人类最初阶段的裸体人。
（11）“已有毛人”四句：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许多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如此美洲易洛魁人各氏族，即其一例。我国古籍《论衡无形》载：“海外三十五国，有毛民羽民”。又《吕氏春秋·求人》、《淮南子·地形训》及《山海经》，也有关于中原地区和周围氏族以动物命名的类似记载。龚自珍在这里指的毛人、羽人、角人、肖翘人，都是指我国各原始氏族的人。已：时间副词，表示“不久接着”的意思，往往用在第二件事情发生在第一件事情不久之时。
（12）匹：配偶。
（13）杂不部居：配偶杂乱无序。
（14）“倮人之不与毛、角者匹”三句：指有了氏族组织后的配偶习俗，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由原始杂婚到氏族组织后对婚姻的规定。
（15）总：聚集，汇合。
（16）各以其人之声：意思是各自根据人们对事物发生的声音来称呼。
（17）这一段阐述了人的产生、进化和远古人类社会的发展，再次强调众人认知、创造一切的观点。
（18）“人之初”十三句：阐述了远古时代天、人、官三者的关系，说明天与人是相通的，官只不过是“万人之大政”的“传语之人”。实际上是说天并不是人的主宰者，官并不是众人的统治者。
（19）以龙纪官：以龙的名号来称他的官属。《绎史》引《三坟》：“《太昊》因龙出而纪官。合降龙氏介率万民，命水龙氏平治水土，命苦火龙氏炮制器用。天下之民，号曰‘天皇太昊伏羲有庖升龙氏’。”
（20）隶：隶属。
（21）或以云纪官：或者以云的名号称他的官属。《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22）或以鸟纪官：或者以鸟的名号称他的官属。同上书：“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以鸟，为鸟师而鸟名。”
（23）“后政不道”三句：原来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天人是不相通的，天人相通，要经过中间人。据《国语·楚语下》：“古者民神不杂……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这是常规。到了政事衰败的时候，才会出现人神混杂的现象。《国语·楚语下》说：少皞氏衰弱的时候，九黎打乱了常规，以致人和神混在一起。颛顼继位，就叫南正（官名）重，专管天和神的事，又叫火正（官名）黎，专管地和人的事。因此天人隔绝，叫做“绝天地通”。这是儒家编造的神话。龚自珍在这里一反儒家的观点，认为天人相通是常规，天人隔绝是衰世的事，表现了他对儒家传统的批判精神。后政不疲乏：后来的政事败坏了。
（24）天不降之：指天不降下龙、鸟、云。
（25）天敬降之：天恭敬地把他降生。
（26）藉：凭依，寄托，引申为外围的东西。
（27）大政之主：指“万人大政”的统治者，即帝王、君主一类。
（28）祗（qí奇）：地神。
（29）名天之人：即大政之主。
（30）“非人形”二句：意思是说，没有人的形迹，才不是人。这一段，作者拆穿封建统治者尊敬神祇，进而自居为神的欺骗伎俩。他在上文否定了“圣人”的超人作用，这里对天降“大圣人”采取的也是讽刺手法。
（31）寿：年岁，历史。这里指史籍。
（32）官：指挥官。
（33）寿不能如初：史官记载的远古史，不能如远古的实际状况那样。
（34）传纪：传下来的历史记载。
（35）卑：指短暂。
（36）“曰三万岁”二句：《绎史》引《始学篇》：“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又《路史》引《三皇经》：“天皇、地皇、人皇，开治各二万八千岁。”这里“三万岁”是约词。这一段暗示出远古人类社会的历史，后代史官并未记载，所以作者撰此文加以阐述。[1]
作品译文天地的名称，是人所创造的，是众人自己所创造，并不是圣人创造出来的。所谓圣人，是和众人相对立而存在，而且和众人一样将永远存在下去的。主宰众人的，不是天道，不是太极，而是众人自称的我。我凭认知日月，我从劳力认知山河，我从各种差异认知毛人、羽人、肖翘人，我凭理智创造言语，我从气认知天地，我从天地又认知人，我分别亲疏而规定人伦纲纪。
所谓众人，是一对对大群繁殖，绝无孤独开始的。有了倮人，接着有毛人、羽人、角人和肖翘人等并存于世。毛人、羽人、角人和肖翘人，是众人自己所认知，不是圣人所创造，也不是天地所设。他们之间配偶，是杂乱而没有什么界限的。倮人和毛人、角人等不相配偶，是有了政事组织以后，而不是在有政事组织以前的事。有了政事组织以后，也是由小到大的。先有掌管五个人的政事机构，再有掌管十个人的政事机构，再有掌管百人的政事机构，再有掌管千人的政事机构，人逐渐汇合，达到万人，掌管他们的就是庞大的政事机构了。有了众人，接着定出日月时间；有了日月时间，又接着定出早晚时间。日月早晚，是人所定出来的，并非圣人所创造出来的。于是众人又创造名字，名字的原始，是由人们以自己的声音，发出天的声，天的名称便成立了；发出地的声，地的名称便确立了；发出人的声，人的名称也建立了。[1]
人类初时，天和人是相通的，人早上天，晚上天。天和人早有谈论，晚有谈论。可是到了万人大政的时候，主政的有话要向大家说，就需要有传话的人，传话的人，后来就叫做官。或者以龙的名号来称他的官属，隶属于天的龙为首，淡水的龙次一等，咸水的龙又次一等，隶属于畜养的龙又次一等。或者以云的名号称他的官属，隶属上天的云为首，隶属天的云次一等，隶属名山大川的云又次一等。龙、鸟、云，是天所统率，不是人所统率的。后来政事败坏了，一个人阻截了天和人的交往，另一个人又断绝了人和天的往来。于是天不降下龙、鸟、云了，上天不降下，上天所顶戴的天也不降下。龙走了，所有的鸟也不来了，云也不见了，想用名号来称官属也无可引用了。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有所谓大圣人的出来了，天恭敬地把大圣人降下来，于是龙统率部属来了。鸟统率部来了，云也统率部属来了。其实，民众仰头所见到的，不过是天的外围的东西，并不是天。众人既以为天，于是居万民之上的统治者跟着也必然敬天，他称日、月、星为神，称名山大川为地神，他自己也居然自称为神。其实，所谓天神，是人：地神，是人；人鬼，是人。没有人的形迹的才不是人。
人类原始，年代无考，史官无法记述远古，就是记述了也不能真实反映人类初期的情况。传纪谈到最远的年代，有限得很，仅仅说三万年，或者说一万八千年。[2]
作品赏析
《胎观》是龚自珍九篇哲学论文的总称，写于1822年至1823年（道光二年至三年），是作者的重要著作。这篇文章是其中的首篇，阐述了作者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些观点。[2]
作者简介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于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中举人；1829年（道光九年）中进士。一生只任过内阁中书等微职。1839年（道光十九年）辞官南归，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在丹阳云阳书院去世。《清史稿》卷486、《清史列传》卷73均有传。
他生在鸦片战争前夕，对清王朝由“治世”转为“衰世”的迹象有清醒的认识，著有不少政论文，指出清王朝制度的弊病，并提出改革的建议，笔锋犀利，议论精辟，震动人心，开创了士大夫“慷慨议天下事”的政治风气。著有《龚自珍全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