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封建职官管理制度
职官的任免铨选
战国时期中国从战国时起，就有国君任免文武官吏的制度，任官时发给印玺，免职时收回；同时建立了酬劳官吏的俸禄制度。俸禄的计算单位各国不同，卫国用“盆”，齐、魏用“钟”，秦、燕用“石”，楚国用“担”。
秦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封建官僚制度，官吏由皇帝任免，凡能辟地、胜乱和力农者，可以仕进为官。除皇帝择能任官外，官吏之间也可以荐举，但要负连带责任，“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列传》）。
汉汉代任官主要采取察举和征辟两途。察举是两汉选拔官吏的常设制度，始于高祖十一年（前196）求贤诏。惠帝（前195～前188在位）、文帝（前180～前157在位）也先后下诏求“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武帝（前141～前87在位）初令郡国举“孝廉”各1人。征辟始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除了由皇帝下诏征辟，公卿、州郡长官也可以征辟士人为官。但如举非其人，要负连带责任。此外，也有经过考试被任命为官的，如：翟方进、何武均以射策甲科为郎。公孙宏、董仲舒也以临轩对策，擢入高第，叫作“郎选”。至于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满3年可以保举子弟1人为郎，称为“任子”，苏武、刘向均以荫袭为郎。汉武帝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卖官鬻爵，又为大商、富贾“选为官”开辟了途径。
汉代中央、地方官吏都按品级由国家统一发给俸禄。官吏不仅享受俸禄，而且免除各种赋役。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除军赋外免除全家人一切徭役。汉代对官吏的任用方式有“守”，是试署性质；有“假”，是摄理的意思；有“行”，指尊官行卑官之事；有“领”，类似兼任；有“平”，助理之意；有“兼”，一身任二官以上；有“待诏”，即候补。
西汉铨选官吏很少籍贯限制，如朱买臣以会稽人任会稽太守。东汉实行“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交互为监临官。汉初官吏还有身份限制，如商人不得为官，宗室子弟不得担任公位高官。两汉官吏的任期没有限制，皆重久任，如于定国任廷尉17年，冯为郡太守27年。
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见古代职官考选制度）的选官制度。其制始于魏文帝（220～226在位）时吏部尚书陈群所立九品官人之法，就是在州设大中正，郡设中正，由他们按门第将本地人物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定其高下，报朝廷录用。凡出身上品的，可以任高官，因此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吏部虽掌铨选，却完全根据中正官评定的品第决定。但晋时任官比较重视基层工作经验，“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北朝初期还保留氏族选举制，没有确定的任官制度。不久也仿效南朝在州、郡设置中正，推行九品中正制。有时也兼行考试之法。如北齐时“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通考·选举考（一）》）。北周宣帝于大成元年（579）下令各州推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秀”者为孝廉。北周对官吏的铨选办法是，刺史的僚佐和州吏，由长官自署，府官则由朝廷任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制度，或者以石计算，或者就近给公田，比较混乱。
隋九品中正制经过360年至隋始废。隋文帝（581～604在位）废除郡县之辟和乡里之举，建立秀才科，令诸州每年选定3人。炀帝（604～617在位）时建立进士科，科举取士制度开始确立。
唐适应封建经济与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扩大了科举考试的选官制度。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定期分科考试，制科是皇帝临时设置的考取名士的科目。唐科举制度的实行，为中小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广阔途径。但唐时科举登第还只是取得出身，并不授予官职。授官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铨选。著名文学家韩愈，“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也”（《明夷待访录·取士》）。唐朝对于文官的铨选权，由吏部统一掌握，武官则归兵部。凡是科举及第取得出身者，须经吏部再试宏词拔萃入等，方可入仕，授予九品官。不应此试者，可由吏部按期召集试以“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辩证）、“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格者注授适当的官缺。除中央掌握铨选权外，地方州县长官也有任命僚属的权力，一经地方任用，吏部即给予铨选合格的待遇。此外，五品以上的京官和诸州总管、刺史，均有荐举人才的义务，但如“贡举非其人”，或“应贡举而不贡举”，要判处一至三年徒刑。
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基础，积极网罗人才，宋代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制度，不仅取录的名额较唐增多，而且一经录取便可为官，按名次的高下定官品的等级。宋初，仿唐制每岁一举，英宗（1063～1067在位）时起改为三年一举，自后遂成为常法。除科举外，还实行恩荫法。凡皇族宗室和高官的子弟、亲属都可以恩荫授官，数量多而滥。
宋朝对官吏的铨选，开始由中书省、审官院分掌，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文官铨选之权悉归于吏部，武官归兵部。
辽、金、元虽仍实行科举考试的选官制度，但主要是对汉人。辽、金对本族人实行世选、世袭制。元朝对蒙古人、色目人实行荐举制。蒙古人、色目人如参加科考，只考二场（汉人考三场），另立一榜，以示与汉人、南人有别。
明于吴元年（1364）定“文武科取士之法”，洪武十五年（1382）定制每3年开科取士，考中进士即授与官职。明朝取士虽严，但任官却较宽，除科举外，荐举和充当吏员，都是任官的途径。但从明初起就强调举非其人连坐。至仁宗（1424～1425在位）时下诏：“中外举贤才，严举主连坐法”。此外，文臣有功可以任子，武官亦可世袭。从明代宗（1449～1457在位）起，捐纳草、粟亦可得官。至穆宗（1567～1572在位）又实行纳银入监，即所谓“例监”，使得吏治大坏。明朝对官吏铨选，也按文武职分属于吏部和兵部。由皇帝直接任用叫“特简”，吏部铨注叫“听选”，由推官知县补授科道叫“行取”，举、贡、推官、知县考科道叫“考选”。适用于三品以上大臣的还有推举，如廷推和部推。官员任用有资格限制和籍贯限制，吏员虽可升为官，但从永乐七年（1409）便禁吏员为御史。郡县守令一般不得在本地为官。任官的方式，除实授外，有署、试、兼、摄、理。兼职者亦可兼俸禄。
清仍以科举为选任官吏的“正途”。正科之外，有时增加特科， 如“博学鸿词科”、 “经济特科”等。有些官职如詹事府、翰林院、吏部、礼部各司郎官，必须科甲正途出身始能充任。清代凡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叫“特简”，由大臣互推任用的叫“会推”，功臣或殉难官员的子弟可以袭荫得官，贤能廉洁之士也可经荐举入仕。乾隆（1736～1795）时曾多次下令命廷臣密举贤能，荐举有时须回避，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谕：“九卿荐举、毋得保举同乡及现任本省官吏”。有时不须回避，如雍正二年（1724）谕：“令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县以上举品行才猷，备佐使，亲戚子弟不必引避”。但荐举不实，荐主负连坐之责，所谓“得人者优加进贤之赏，舛谬者严行连坐之诛”。
清朝还实行捐官制度。康熙十三年因平“三藩”叛乱，实行捐纳制度，以补军费之不足，3年内捐纳的知县500余人。为防止冗官扰民，规定：“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清史稿》卷87选举志七），但在实际上无法贯彻。雍正（1723～1735）时，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纳，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捐官制度虽然为清政府补充了一项临时财政收入，但是使封建官僚机构恶性膨胀，成为招致清朝吏治败坏的一大弊政。
清朝官吏任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①署职：初任官试署2年（后改3年），称职，再实授。②兼职：大学士例兼尚书，总督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③护理：低级官兼高级官。④加衔：于本官外另加品级稍高的官衔。⑤额外作用：是皇帝特殊的优遇。
在任官时，为了保证满族官员的优先权，创制了“官缺制”，分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根据固定的官缺任用各族官吏。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钱粮、火药、仓库和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均属满官缺；地方知府以下，多由汉官充任。汉人不许补任满官缺，但满人却可补任汉官缺。同时，禁止本省人在本省为官，即使不同省，离原籍500里以内者，也须回避。地方官员中不归吏部铨选者，由督抚选拔，报请批准。清代内外官可以相互升转，并有一定的任期。
职官的考课奖惩
战国时代从战国起便以“上计”来考核官吏，就是将一年的赋税预算收入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时臣下至国君处报核，由国君亲自考核，即所谓“上计”。考核的优劣决定官职的升黜。战国虽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初创时期，但已开始形成了一套职官考绩制度。
秦奉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思想，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强调严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毕至，“必有大赏”。“五失”（夸以，贵以泰，擅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犯一，则予重罚，甚至处死。特别是要求官吏奉法守法，官吏断案不当或有意失轻失重，分别为“失刑”罪、“从囚”罪和“不直罪”，各“致以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曾 “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 记·秦始皇本纪》）。
两汉对官吏的考绩，仍以上计为主，“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通典·职官·县令》）。每3年考课治绩1次，以定黜陟。官吏的升迁，有循序而升的“平升”，有等而升的“巨升”。中央官吏多由地方官升任，宰相多由御史大夫升补。考课中没有治绩的官吏，轻者申诫，重则罢降。汉代对于枉法受赇的官吏惩罚也较严，郡县守令贪赃枉法常处死刑。九卿一类高官，犯重罪虽可处死，但不加捶扑，小吏则不在此限。
魏晋时期对官吏的考绩，大体因袭汉制，而有所变通。如改3年考课为1年。《晋书·杜预传》说：“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考课由尚书、侍中负责，所谓“掌建六材，以考官人”、“综理万机，以考庶绩”（《艺文类聚》卷48，引王昶考课事）。至南朝战乱纷离，士族擅权，考课之法成为虚文。
南北朝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改革，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六品以下，由尚书重问，五品以上，由孝文帝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魏书·帝纪》）。
唐对于官员的考绩，按功过分 9等，流内官考核的标准是“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四善”之外还有属于公务方面的“二十七最”，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等等。凡属“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新唐书·百官志一》）。流外官的考核分为4等：“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文献通考·选举考》）。考核之后，依照等级，或进阶加禄，或保留原阶原禄，或予解任。唐负责考绩之官有处分权，但如“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依“贡举非其人”法减一等论罪（《唐律·职制律》）。
宋实行三年一考核，并改唐时“四善”为三等，但宋代考课一般重视年资，官员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以升迁。因此，官员大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唯恐承担责任，以致腐朽的官气暮气笼罩整个宋朝政府。
明明初，鉴于元末官吏贪渎，危害百姓，促起民变，因此强调吏治。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课朝觐官，“称职而无过者为上……有过而称职者为中……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明代考课分考满与考察。前者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分为三等：称职、平常、不称，以定黜陟。后者按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察内外官吏。京官三年一察，四品以上官自陈政之得失，以候上裁。五品以下分别优劣或降调，或致仕，或闲住，为民，具册奏请，叫作“京察”。州县外官由布政司考核，每3年册报吏部，以定去留，谓之“大计”。地方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盐运司五品以上，任满黜陟，也由皇帝裁决。因大计而受处分的官员，永不叙用。明朝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主持考绩，结论不当者可以辨白，任情毁誉失实者，连坐。
清“京察”和“大计”均仿明制。考核的方法是：京官三品以上和地方总督、巡抚自陈政事得失，以下由吏部、都察院考核。考核的标准为四格：守、 政、 才、年；八法：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考核一等加一级，二、三等照旧任职。罢软无为、不谨者革职，年老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者降三级调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大计则由藩、臬、道、府、州、县逐级查其所属，申报督抚。大计分卓异与供职两种。卓异者自知县以上，引见候旨。犯八法者或劾或特参，因大计而受处分不得还职，在考课中如有冒滥徇私，按保举连坐法治罪。清朝对官吏的处分，一般由吏部或都察院拟定，特殊的由皇帝降旨裁决。最重的处分是交刑部治罪，或斩、或遣戍边疆。初遣戍者经一定时间可以释回起用其次是革职，其中较重的加“永不叙用”4字，轻者加“留任”2字。再次是降职调用，自一级至五级不等。督抚对属员可以随时参劾、调动。
职官的监督弹劾　战国时，御史便握有监督百官的职能，《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说：“执法在旁，御史在后，”不敢放量饮酒。至秦汉，监督弹劾制度初具规模，《通典·职官一》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又置御史大夫，秦、汉为纠察之任”，并以“御史监郡”。汉代由御史中丞（后改为御史大夫）执掌监督弹劾权。汉武帝划分全国为十三部作为监察区，派御史负责监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地方豪强势力，京师地区设司隶校尉执掌监察。东汉时期，每逢朝会，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相当于宰相的尚书令各据一席，被称为“三独坐”。至唐代，监察机构的规模更加扩大，以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组成，而统辖于御史大夫。台院侍御史负责弹劾纠举违法的官吏，“大臣为御史对仗弹劾，必趋出，立朝堂待罪”（《新唐书·宗楚客传》）。殿院侍御史负责纠弹殿庭供奉中违反仪式礼节的事件。察院监察御史“分察巡按郡县”，并可处理地方狱讼等事务。由于御史“临制百司，纠绳不法”，“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唐会要·御史台》），所以唐睿宗说：“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唐大诏令集·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明时，朱元璋以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认为“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明史·职官志》）。明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并设置十二道监察御史，清袭明制，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清史稿·职官志》）。
封建时代对官员进行弹劾的形式主要有面劾、奏劾、复劾、案劾、重劾、共劾、覆劾、自劾等。如涉及重大事情，允许被弹劾者与弹劾者“于帝前争论之”（《汉书·百官公卿表》）。但对于弹劾是否有效，由皇帝掌握决定权。或者“严旨谴责”、或者“有诏勿劾”，一般说来，在政治开明时期，御史行使弹劾权的阻力较小，敢于对不法官吏进行弹劾。御史的监察弹劾权是附着于皇权的，它所起的作用大小，都取决于皇帝，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职官的休致
史书中关于官员休致的记载，略于官员的铨选、考绩和弹劾。从汉朝起，官吏的致仕、休假开始形成一定的制度休假曰“告”，有“预告”和“赐告”。至于致仕，一般官吏和高官均可致仕。唐时关于官员的养老、致仕制度进一步完备。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官员年七十应退职，叫“陂土”。五品以上官退休可得半禄。六品以下官退休虽不拿禄米，但额外赐永业田。对于陂土官一般由皇帝特加官阶，以示优崇褒奖，功臣也可以赐全禄。明初洪武元年（1368）令：“官员年七十者听令致仕，其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洪武十三年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明史·太祖纪》）。致仕者仍名列官籍。继续享受免徭役的特权，但如削籍为民，则不得享用，明朝致仕不纯因年龄，亲老亦许归养，但从万历（1573～1619）时起，十官九缺，致仕制度陷于废弛。
清朝致仕的官吏，无论满汉大臣或以原品休致，或晋秩，或乘传还乡，或官其子孙，或给原俸，均出自特恩，不为定制。四品以下官告休，则以原品休致。但年老有疾恋职旷官者纠参，勒令休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