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康有为
生卒年月
出生：咸丰八年（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
逝世：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31日[1]） 逝世于山东青岛
著作
  大同书《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卒年六十九岁。
早年
小时  康有为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上书光绪  光绪帝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入仕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康有为肖像(12张)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组织强学会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  强学会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创办报刊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  康有为的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酝酿变法  梁启超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反对变法的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戊戌变法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反对派发动“戊戌政变”，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前后一百零三天，又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2]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  谭嗣同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2]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道出了革命的残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人物生平
  康有为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  慈禧太后往法国，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康有为
康有为以其所处的时代，先行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为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
康有为一生中几遭清政府缉杀，数次流亡异域，中学西学在他思想内激荡。也因此，他身上折射出诸多矛盾，往往言与行南辕北辙。
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
在颠簸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康有为一共娶了六位太太，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华侨，一位是日本人。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结识了17岁的美国华侨何旃理。何不仅通晓四国文字，且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听了康有为的演讲后迷恋上他。康有为当时已娶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二太太梁随觉，但何旃理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康有为。
复辟失败后，康失意无聊，于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一天，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在六位太太中，康有为似乎格外疼爱何旃理。何于1914年病逝，此后每逢周年忌，康有为都要在其灵前焚香哭拜；清明时节，则亲临墓地祭祀，偌大年纪的人，在坟冢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
张建伟在《温故戊戌年》中说，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不过，康有为晚年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据人推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康家每年的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不过，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据其二太太梁随觉称，家中已无余钱，竟连棺木也买不起，无法入殓。军阀张宗昌送了三千元(有人说是三万元)，方能办事
人物思想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
思想定性
  康有为和光绪帝、梁启超对康有为以及对由他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定性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结果更是百家争鸣。这里引用《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王建辉著，安徽师范大学2008年度“学术月”论文一等奖）：“19世纪末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不能据此就套用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这个变革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给那个运动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更不能因为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不正视变革人物主观的落后性。带理论去分析历史是一种方法，客观分析历史得出新的理论是一种研究。制度的变革除了经济基础的推动，也需要文化上的适时更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有时并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层建筑的飞跃。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队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并且，之后在“一战”中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这个资本主义力量作为推动上层建筑的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氛围下，把戊戌变法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可疑的。作为这场革命指导理论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义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这里只作为一种参考。）
赋税思想
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  徐悲鸿作品《康有为妻妾成群图》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个人贡献
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研究过去100年宪法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上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中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重视。对宪法贡献康有为是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他的立宪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 ；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① 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② 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主张君主立宪
在康有为时代以前，中国只有朝代更替，从无政体之变。自康有为始，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体受到挑战。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③ 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康有为还分析说，（法国与日尔曼 ）两国之创同时，而强弱异形于后，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④ 
有人认为，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提倡君主立宪，是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维护封建专制。⑤ 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虽然主张君主立宪，但是所谓虚位君主，“名是皇帝，实非皇帝”，君主的权限由宪法规定，“宪法全由资政院起草决议，则全由民权共和至明”，并且宪法是“一国最上法、最高权”。⑥ 在这一设计当中，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反对革命派的共和政体，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同样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表现形式。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看，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肇始于英国，其主要特征就是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这种君主立宪制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直到今天，其历史意义是不应也无法否认的。因此，忽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特征而断言康有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思想的反时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视了其所处的时代特征，是一种以今人之观念强求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提倡权力制衡
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组织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⑧ 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就曾经明确提出 ：“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 ）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⑨ 他认为 ：“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 ：“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 ⑾ 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⑿ 
宪法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统治权按类别和职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分别由独立的机关负责，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分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从康有为后来的变法实践和政论看，他对三权分立专门的论述不多。但是，他倡导议会政治，实际上是分君主之集权 ；提倡地方自治，则是主张地方分中央之集权。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⒀ 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门、论人公法 ），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 （引说一条 ）中，他论述道 ：“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 ：“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 ⒂ 等具体设计。在当时，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规范，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
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虽然提倡地方自治，却始终反对联省自治，维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1920年，军阀混战，各地方纷纷独立，有人以美国、德国实行联邦制而富强，提出联省自治的理论。对此，康有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在于其建国之前,本为“久远分立之邦”，实行联邦制恰恰是为了统一。而中国自汉以后 2000年，皆以统一立国，采联省自治，实则分邦裂土，“非自治而冒名自治”，实则军阀专制、“只有割据之军治，而民治无自而生，故军阀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为的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后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宪法思想的局限首先，尽管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即生存问题。但是一方面，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熟，渐进的、调和的保守主义改革思想遭受更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战，尤其是满族官员十分担心丧失既得权力，而人数众多的汉族则不满于长期以来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非常深刻地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⒅ 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⒆ 实际上，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源于中国 1 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从而导致“新政”失败。戊戌变法之后，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维护旧体制。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 ；另一方面，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⒇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 ：民权传统和君权传统，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 (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时代 ）的宪法，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激进的潘恩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21 康有为虽然认识到民权的价值，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例如，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康有为说 ：“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学成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22 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立宪思想休?塞西尔认为，英国近代保守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即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撇开“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不论，分析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发展可以发现，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 ：孔教传统与“同治情结”。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1879年，康有为结识张鼎华（字延秋），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并“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23 光绪八年 (1882年），康有为自京应试返南海，“尽释故见”、开始“大讲西学”。康有为这一时期所接触的西学，仍然以游记和历史为主，并没有使他放弃儒家正统观念，而是对传统的儒教进行了“扬弃”，做《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汤志钧在评价近代经学在中国的地位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把封建经学进行改造，……冲荡了封建势力，促进了思想解放。……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中体’，也只能说要‘西用’ ；资产阶级由‘革政’到‘革命’，也和儒家经学有关。经学的改造，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而经学在近代中国还能起它‘改造’的作用，又说明它的传统影响还是很深。” 24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指出 ：“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 ：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深入于人心，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25 
不然，由今之法，不能一辛亥革命后，他更痛心疾首地谴责 ：“今之共和,非革清朝之命，实革孔子圣教之命，黄帝民族之命，故可惊可痛，莫此为甚也。窃惟方药不论补泻，惟在能起沉疴 ；政体不论君民，惟在足以立国。盖身有老少强弱之异，决无万应之单方 ：国有历史风俗之殊，，难全从人而舍己。若误行之，可以死亡。今中国群医之误，几以共和之方杀中国，成效已毕见矣”。26又说 ：“万国礼教主无不跪，中国民不拜天，不奉耶、会，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27 这和他后来“引孔入宪”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 92 7年 ）中，康有为称 ：“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28 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懋勤殿也罢，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29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动复辟，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后，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使康有为对共和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康有为曾感慨万千地说 ：“吾用法国责任内阁之制，则总统、总理日相争轧，黎宋卿、冯华甫、徐菊人之与段祺瑞，至于之战德国、战湖南。甚至于军事二十一条与日本为争具，前几亡国，后起争裂，幸而德败美胜，日本解约，否则中国亡之久矣。此法国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总裁制广东行之，岑、伍、孙、唐争祸至今，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来号称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共杀，以召共管而已”。30 因此，他认为民国是以“秦始皇专制之戮，而冒称共和，……。”31 本来就对君主制存有怀旧之心的康有为，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现实，再次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转而支持复辟帝制，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32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观，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33 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
康有为书学思想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事实上，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  袁世凯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当今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象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综合来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藏书
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宣传西方政治文化，又多聚书，多为普通之书及西学书籍。与梁启超倡导维新变法。戊戌之变，其家被抄，其藏书移广雅书院。《广雅书院藏书目》对其所藏书均有著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日本亦搜集图书，撰《日本书目志》15卷，分15门，每门各分子目，数项至数十项不等。自海外回国后，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曾与张勋一道策划复辟帝制。其学术成就颇高。所藏书初贮于“云衢书屋”，后移至“万木草堂”、“万木楼”中。民国后，在上海又建有“天游阁”藏书楼。据《南海珍藏宋元明书目》所载，计有宋刊14种，428册；元刊9种；明刊232种，共5万余册。又收有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旧藏及新购新学、西学之书，数逾万册。藏书印有“御赐天游阁”、“南海康氏万木草堂珍藏”等。去世后，所藏书大部分分别归于广西大学图书馆、镇江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3]
婚姻状况
康一生共有6位妻妾：
原配：张云珠，生下5个女儿，1922年去世。 二太太：梁随觉（生有3女1子）。 
三太太：何旃理。 四太太：市冈鹤子。 五太太：廖定征。 六太太：张光。
6位妻妾共生育12个子女；真正长大成人的有二子四女；
长女：康同薇，元配张云珠所生，嫁与麦仲华，共生育子女十一个，次子伟曾与女倩曾早殇，长子麦健曾，三子麦僖曾，十女麦像曾，十一女麦任曾（任职北京医学院）。 
次女：康同璧，元配张云珠所生，嫁与罗昌，子罗荣邦，女罗仪凤。 
六女：康同复，嫁与潘其璇，共生八个子女，长女潘庆端，长子潘庆贽，次女潘庆慧，三女潘庆昭，次子潘庆亮，四女潘庆乐，三子潘庆光，四子潘庆圭。 
七女：康同环，嫁与何永乐，育有子女三人，长女何康德，次女何康仪，幼子何康乐。 
八女：康同琰（殁）。 
长子：康同篯，妻岑德静，共育有二子一女，长子佑德，女佑宁，幼子佑明。 
次子：康同凝（继与弟有溥），妻庞莲。
康有为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又南辕北辙，妻妾成群。尤在晚年，他与几位中外妙龄女郎，谱写了一曲曲浪漫的黄昏恋。
美国：何旃理 1907年，康有为到达了美国西部的非士那（FRESNO）。当时，海外五百万华侨报国无门，只要康有为出现在何方，他们无不趋之若鹜，去追寻一代爱国者的萍踪。当地华侨热诚地请康有为演讲，消息一下传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种植园。园主是老华侨，生有十个子女，其中最聪颖美丽的何金兰（英文名LILY），又名何旃理，从小在一位博学儒生的严格教育下，不仅通晓四国文字，而且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更兼有一颗赤子之心。何旃理久闻康有为叱咤风云的传奇色彩，立即约了几个小姐妹，风尘仆仆地赶往目的地，去聆听启蒙大师的救国宏论。康有为在华侨领袖的拥戴下，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他目光炯炯，环扫一圈无边的大海，声若洪钟地讲述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创办实业等拯救祖国的主张和蓝图。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会场寂静肃穆。人们仿佛看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鲜血中摸索光明、摸索幸福……康有为话锋转向他朝思暮想的大同世界，劈头就讲男女平等：“同胞们，人都是天生的，有其身必有其利，如果谁侵犯人权，就是侵犯天权……男女虽然性别有异，但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解禁变法，实行男女平等！”台下掌声如雷。康有为深吸一口气，将手猛力挥向天空，厉声道：“我以为解放女子，实在是今日中国一贴良药啊！” 何旃理被康有为的儒雅气度、救国衷肠、深刻思想所折服，激动得热泪盈眶。待康有为演讲结束，她趋步上前，恭敬地行大礼：“南海先生（康出身于广东南海，故人们尊称其康南海），您讲得太好了！我还想……听一遍……维新变法的道理呢。”“好吧。”康有为凝视着面前的美丽姑娘，从哥白尼的日心说讲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文艺复兴讲到法国启蒙运动，从孔子改考制讲到戊戌维新。这些宏论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何旃理情窦初开的春心。以后数日，康有为神思恍惚，不知不觉去华侨那儿了解了何旃理的底细。那时的康有为已娶了原配夫人张云珠（生有五个女儿），二太太梁随觉（生有三女一子），但他的心依然似年轻人一般，被爱情燃烧得如痴如醉。不久，康有为离开非士那，周游美国各地，他心中不时浮现这位年仅十七岁，有着白皙瓜子脸儿的少女倩影。心想：自己要在各国华侨中组织保皇会，宣传君主立宪，办实业，多么需要一名懂外文、知书达理的红颜知己啊。于是，康有为投石问路，发函给何旃理，此举正中已坠入情网的何旃理下怀。
他们通过书信交往，共结同心，短短的日子里居然写了上百封情书。许多年后，这批情书落到二太太手里。就在庞莲嫁到康家前夕，一天她去探望康同凝（何旃理所生），二太太捧出一札信件，对同凝说：“这是你爸爸和妈妈交往的情书。”庞莲见到何旃理写的信中夹了不少英文。这年夏天，康有为接到欧洲弟子来信，敦请他去处理一大笔捐款。临别之际，一对老少恋人在如洗的月夜依依不舍。何旃理偎着康有为柔声说：“南海先生，我要跟您去欧洲考察，我离不开您哪。”表示愿意以身相许。康有为一阵亢奋，不觉浑身颤抖。但转念一想，双方年龄相差30多岁，结合恐怕有阻力，便叫何旃理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自己则推迟行程。果然，何旃理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万万没料到如花似玉的旃理，会爱上一个50多岁，被大清王朝通缉的头号“钦犯”，个个激烈反对。何旃理据理力争：“你们知道什么？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变法救国思想是多么振奋人心哪！”她说罢泪流满脸，头一仰，嚷道：“他现在需要我，你们不要反对了，我非他不嫁！” 两人婚后漫游世界，何旃理开展夫人外交，使康有为如虎添翼。康有为老来交桃花运，格外疼爱这位三太太。
日本：市冈鹤子 康有为在世界各国流亡的过程中，前后三次客居日本，住了三年时间。
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梁启超的敦请，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天，搬至须磨“奋豫园”，此行又播下一颗爱情的种子。“奋豫园”依山傍海，坐落在遮天蔽日的古树群中，空气清新极了。康有为住定后，经常参加当地华侨举办的爱国活动，去各地浏览，不觉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发生了兴趣，遂经人介绍雇了一名十六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鹤子怀着神秘感来到了康家。康有为仔细打量鹤子，只见她细眉小眼，嘴唇微翘，额头高耸，虽貌不惊人，但那副羞答答的神情，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他便通过秘书兼翻译阮鉴光对鹤子说：“姑娘，请坐下，你不要拘谨。日子久了，你就会产生宾至如归之感了。” 鹤子与康有为相处久了，发现这位长者很慈祥，从他那儿她知道了中日交往的绵长历史，以及鉴真东渡、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鹤子见来康家的客人都是气度不凡的中国人和日本名流，他们坐下便谈笑风生，出语惊人，而她却始终不知道主人是什么人物。她对康的好感与日俱增。
1913年早春二月，鹤子随康有为、何旃理去须磨海边散步，忽地长空一声雁叫，康有为举目仰望，想起自己远离故土已十五个年头了，如今还在浪迹天涯，眼中竟涌出一层晶莹的泪光。他放眼大浪东去的太平洋，再次忆起了戊戌维新的悲壮画卷。鹤子这才知道，主人居然是在中国能与清朝皇帝对话的数一数二的人物，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对大海那边的文明古国充满了憧憬。康有为夫妇对这位充分体现日本女性温文、柔顺和善解人意的少女，表示了彼此间水乳交融的深情。康有为归国之前，正是心绪极为复杂之时，他既为逃离祖国，与母亲生离死别而悲伤，又为能重新踏上故土而欣慰。为了平息心中奔涌的情愫，便由鹤子陪同，去参拜“奋豫园”附近的净土真宗现光寺。在这座飞檐翘角的大庙上空，覆盖着楠树、松柏、银杏等树，绿油油、黑森森一片。寺内的钟声伴着海涛悠悠地飘来，使人产生空灵之感。
他们从大雄宝殿下来，默默地向前走着，康有为从日本的这座寺庙联想到中国净土宗的发源地———庐山的东林寺，不禁喟然长叹：“唉，1889年我上匡庐，去参拜东林寺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啊！”“大臣，这儿不是也有寺庙吗，”鹤子尚不知康有为将回国，便柔柔地宽慰他，“您老为何叹息呀？” 康有为捏须仰首，望着蓝天碧云，良久才答道：“老夫想到归国在即，却拿不出一贴救国救民之良药，不像年轻时有那么一股豪情，故而叹息。” “什么，大臣要……回去啦？”鹤子闻言泪如雨下，“我可舍不得你们离开呢。我非常喜欢同凝、同亻炎，还有……还有……”鹤子脸上飞起一朵红云，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中。康有为一眼看穿了鹤子的用心，他何尝舍得与这位典雅的日本姑娘分别呢。他注视着局促不安的鹤子，斩钉截铁地说：“鹤子啊，我和三太太都需要你，孩儿更离不开你。等我们回国，一定会请你来的。”鹤子这才破涕为笑。康有为迁回上海，念念不忘鹤子，便修书一封，邀请她来上海做客。鹤子接信后欣喜若狂，马上与父母商议，其家因十分贫困，父母见康家厚待女儿，遂欣然允诺。鹤子赴沪，不出数月，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康有为的四太太。
最宠幸的太太：张光。 康有为的第六任太太叫张光。张光成了康有为生命旅程中最后几年最宠幸的太太。他精心培养这位没上过学的浣纱女，特意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自己又亲手教她书法。等张光有所长进，他大笔一挥，赠她对联一副：惩忿窒欲改过迁善；仁民爱物知命乐天。这儿反映了康有为拖着封建尾巴的三从四德和天命观。可是，他们结秦晋之好后，多年无小孩，康有为不免若有所失，张光也深感愧对康家。最后经他俩商量，在康有为去世那年，张光抱来了出生才三天的亲侄女，取名康静谷（今为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适逢北伐军东进之际，于21日抵青岛，感到周身不适。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康有为吃饭，未终席而腹巨痛，急回家请日本医生就诊，断为食物中毒。次日黄昏，康猝死于“天游堂”居室，终年70岁。据康有为之女同环回忆：“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酒楼的食物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康有为猝死对张光的打击尤深，因为她年纪轻轻守寡，在旧时代不允许再嫁人的。她将康有为留下的一箱字画视作生命，每当怀念康有为时，就打开箱子看他的字画。久而久之，张光的秘密露了眼。1945年那箱字画不翼而飞。她打开箱盖后当场晕厥，从此一病不起，命归黄泉，追随夫君而去。
进入北极的中国第一人
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的提文凤女士告诉记者，“康有为是19世纪末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国行世界之路最长的思想者。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间，他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风俗进行考察之余，还展开了跨文化对话，创见颇多，缘此而形成的文化史观博大精深，对今天仍然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认知价值。”
提文凤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是有史可考进入北极的中国第一人。”1908年，康有为与北极光有过一次梦幻般的邂逅。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遭遇的奇景：“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如非亲眼目睹，一个封闭国度之人难以如此生动地描述“午夜时分，却日如正午”的极光美景。
1904年，康有为还在瑞典买下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搭建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北海草堂”。据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考证，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7999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
时至今日，当年草堂遗迹已荡然无存，这个小岛也早已被瑞典人收回。但当地的华侨仍习惯性地称这个小岛为“康有为岛”。[4]
影视形象
  《建党伟业》里的康有为修宗迪饰 康有为（《戊戌风云》，又名《帝妃爱情》）
孙宁饰 康有为（《走向共和》）
其中《戊戌风云》正是围绕康有为这条主线将故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