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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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诞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  已经大大突破了理论研究和可操作性批评术语的范围，它以其对文学传统的包容性、对文学研究视野的可拓展性，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注重将外在的影响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取代了传统，自主、自足的文学观念也随之被打破。互文性理论将解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的合理因素都纳入了其体系之内，从而也使自身在阐释上具有了多向度的可能。
理论优势
具体而言，互文性理论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由文本显示出来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而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和文本具有互文性的理论也成为了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文本分析策略，不过它结合了自身诞生于结构主义文论的特色，将之改换了文本和文本的互文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拓展。所以，互文性理论所遵循的思维模式也能清晰的窥见，它不是单纯地以文本来分析文本，否则它也将落入形式主义文论的窠臼。互文性理论以形式分析为切入点，最终让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即一个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的互文性（也可称之为“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逻辑模式。互文性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将众多的影响文学创作的因子纳入其关注的领域，从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单纯的形式研究的层面，而进入到多重对话的层面。而互文性理论的对话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下面本文就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互文性理论多重对话特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本网络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  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概念详解
概而言之，互文性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
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2]；
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3]。“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互文性”概念更偏重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层面，这正与它脱胎于结构主义是相一致的。在文本的层面，“互文性”强调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的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即“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以理解这个文本。”[4]所以对文本间的踪迹，即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关系的考察是互文性理论在实践操作中的第一步，文本的语词、修辞、题材、文体等都是文本间踪迹的表现，互文性批评也正是在文本的细节中获得批评可成立的前提条件。对于这种文本间的踪迹，从狭义的范畴学上讲，它是一个文本和另一个它进行吸收、改写的文本，二者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构成一种互文性；而从广义的角度看，互文性注重的是在文本的海洋中，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折射关系，罗兰·巴特贯之以网络学的新名词，“文本就意味着织物……主体由于全身在这种织物——这种组织之中而获得解脱，就像蜘蛛在吐丝结网过程中获得解脱一样。”[5]也就是说，互文性视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毋须其他的自我了，它们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们是在一个文本之网中确定自我。解构主义者米勒就此曾谈到，“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其他文本反过来又是与另外文本的关系——文学研究就是对文本互涉性的研究。”[6]这样，互文性批评最终就必须要在文本和文本间的关系中寻找可追寻的踪迹，从而获得对整个文本群的整体认识。
当然，这种文本踪迹的追寻似乎又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互文性批评如果不停地在文本的世界中寻找可能存在的互涉性，那么是否会在文本的海洋中造成自我的迷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互文性理论是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在文本的网络中，它必须由文本深入到更为广阔的影响文本的世界。而与文本的间性直接相关的就是创作互文本的主体，在文本的互涉性性中，读者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传续与变异，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的转变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样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文本和主体就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文学要素了。主体的创作活动由于无法逃离文本的网络，因此也必然被其支配和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要从文本的互射关系的分析中，获得文本网络对创作主体影响的认识，这也就进入到了互文性理论的第二个层面——主体间性的层面。
主体间性
文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互文性”理论之于结构主义的优势正在于它从纯文本的形式研究引入了更多的对创作主体的关注。文学本身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文学所面临的各种关系也集中表现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是双方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调节的批判功能。在此二者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主体间性能够清晰地体现出它在语言和传统的运作中所具有的历史性。
互文性理论对于主体间性的关注又是与以往的作者研究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互文性理论从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语言形成了人类对文学艺术的先在理解结构，主体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是文学具有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主体对语言先在结构的不同认可度正反映出了不同主体对传统的不同历史性选择，从中也可以见出主体间性在文学的沿革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文本作为最表层的证明，正是表现出了语言以及传统对作者的当代影响；同时，文本之间的互射关系和对话，其实就是更深层次的主体的对话。互文性理论以主体间性入手，将文学的理解、阐释、再创造的过程视为双向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文学史观，使文学交流实践同文本研究相结合，从而推动了文学研究走向更为开阔的境界。
对于这种主体间的理解与接受问题，解构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著名的“影响即误读”理论中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本文；只存在本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7]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本文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不过是误读而已。布鲁姆从心理学角度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心理依据。他认为：互文性阅读的产生源于一种“影响的焦虑”，即当代诗人或作家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在受前代伟人影响与压抑的焦虑中，只能采取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方式来贬低前人或否定传统，达到树立自己形象的目的，他说，“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8]。受这种影响之下的主体在文学创作时会极力突出个体在文学流变中的地位，而刻意忽视或者反叛诗的传统的影响，在他们的印象中往往会形成这样的错觉——仿佛某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在摹仿“我”。由此，影响意味着误读，误读又产生了互文性。
可以发现，互文性理论在主体间性这一问题上，不仅看到了主体间接受与传承的一面，更突出了创作主体对先在影响的反叛效应。当然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接受与反叛是同时存在的，不然文学也就失去了前行的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交流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也即主体究竟采用何种姿态去面对文学史上的交流，这也是互文性理论在文本层次之外关注的另一个层面。
文化视野
从文本到主体，显示出了互文性理论已经开始逐渐放弃了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而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在对文本和主体的研究中，互文性理论关注无所不在的文化传统通过文本对主体和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9]罗兰·巴特一方面是强调从文本的形式层面探讨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而另一方面则暗示出文本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意体系而存在的，文本间的互文性也恰恰就是文本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不同的文本内容得以形成。互文性所关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两个层面的：即“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前者更偏重于历史的维度，从历时的角度抽理出跨越时间的文化对该作者创作产生的影响，包括不同时代对文化传统具有什么样的认可程度、采取何种接受方式等；后者则更偏重于现实的维度，从共时的角度分析跨越空间的、与此文本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其他民族文化文本对此文本的影响，所以它更偏重于跨地域性的文化交流问题。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系统中，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作为一种显性的存在）、主体（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和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存在）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强调文本影响研究的文学理论，也必然会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文化影响主要表现为当代文化与前代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从统一面来讲，互文性理论注重研究当代文化蕴涵的前代文化的影子，反映出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延续性；而对立面则反映出了不同时代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在时间的层面则为文化的背离与叛逆，也即与文化传统的冲突。文化冲突一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后现代强调削平深度、消解传统正是一种文化叛逆的表现。这一点互文性理论将其吸纳进来，通过对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寻找出其间内藏的文化变异的因子。不过，尽管诞生于后现代的背景之下，互文性理论在强调文化冲突面的同时，也尽力避免后现代过度激进所带来的文化虚无论的缺陷，它将文化的延续性也纳入其理论体系之内，使历史性表述成为可能。文本被置于一个非文本的历史框架之内，与历史文献、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形成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历史和文本进入到了一种互文性的运动之中。这样，互文性理论将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观点的合理性吸收进来，使文本与历史的交流得以重建。
从横向的空间角度看，互文性理论主要是关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性问题，而当下文化霸权影响日益增大，强势文化如何影响并改变着弱势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文化体系，第三世界文化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强势文化审美趣味的同时，又葆有自我独立性，是构成文化互文或者说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意识也明显地体现在当下的写作之中：一方面是异域文化的移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建构整体性生存背景；另一方面是本土文化的建构，以民族文化资源为本位，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一套与西方话语相对峙的民族话语体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指出，写作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互文性理论与后殖民主义一致，就是要从文字中找出不同文化系统中权力关系的支配状况，在文本的支配性与文化的支配性这两个层次上寻找到契合点。所以互文性理论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出的倾向无外乎以上两种，它将一个文本与影响该文本的他文本置于文化交流的语境之下，在寻找文本互文性的同时，也试图寻找出文化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在文化层面的深入，使文学话语在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生存空间上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文本结构在更多层次上也具有了多重复合的统一。这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所提出的“文学的狂欢节化”，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10]这种“全面对话”的小说使文学与非文学话语、宗教传统、民俗文化等等相互指涉变为可能，而“互文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文学创作具有了一种多声部对话的“复调”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