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文弼
人物简介
黄文弼（1893.4—1966.12），男，字仲良，湖北汉川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史  黄文弼地学家。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八(4月23日)生，1966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
人物生平
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19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于1927～1930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  黄文弼在野外考古内蒙古、新疆考察活动。 
1934～1937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
1935年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进行整理碑林等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又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
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主要成就
黄文弼4次去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贡献。他曾在吐鲁番附近  黄文弼[2]考察高昌古城遗址和交河古城遗址，发掘雅尔湖的麹氏高昌墓地，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进行调查。1957～1958年的考察，足迹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库车及阿克苏、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区。
黄文弼在考古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判明了麹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茔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更为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个人作品
  著作代表作《高昌陶集》(1934)、《高昌砖集》（1951增订）、《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83)、《西北史地论丛》(1981)等。
人生经历
从1927年夏天首次进新疆起，到1966年冬天离开人世，39年间黄文弼四进新疆，总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3]行程38300公里，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长征。
近些年来，西部考古和西部探险掀起了一股热潮。黄文弼的名字还时常被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们挂在嘴边，他的“三记”、“两集”仍然是人们进入戈壁前的必读书。第一次考察黄文弼是中国解放前惟一到过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在读书和执教的年代里，他就对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一次又一次在我国边疆发掘、搜掠大量文物珍品，使之流散国外的行径感到十分气愤，立志要去边疆考古，为这一带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迹免遭破坏作出自己的贡献。
1901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北发现了“楼兰古城”，轰动世界。中外学者相信，楼兰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繁盛一时的古楼兰国目前被发现的最重要的历史遗迹，它对研究新疆以至中亚的古代史、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直到1927年，中国科学家才到楼兰考察。从此，楼兰地区的古代文明在中国学者的手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那一年春，斯文赫定率一个大型远征队第5次来华，准备去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并与北洋军阀政府达成了不平等协议：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往国外。消息传来，中国学术界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由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徐炳昶任团长，采集品全归中国所有的协议。
黄文弼作为北大学者，参加了考察团。这是他第一次赴内蒙、新疆考察，历时3年多，行程18830公里。尽管当时考察环境极其艰苦，但黄文弼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宝贵时间。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日记，大半是经一天艰苦跋涉后，晚上在蜡烛或月光下写成的，有些线路图甚至是在零下10多度时迎  《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着风沙骑在骆驼背上绘就的。当他结束考察，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齿脱落”。他在楼兰城东北发掘遗址所获得的70多枚写有明确西汉纪年的汉文木简，至今仍是楼兰研究中的珍品。
在考察团与斯文赫定相处的日子里，他既热情地予以合作，也严肃地反对其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1930年去楼兰遗迹考察时，斯文赫定竟将瑞典的国旗插在沙丘上，黄文弼当场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他一边说着一边拔掉瑞典国旗，插上了中国国旗。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长征记》中，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
1934年，黄文弼风尘仆仆，第二次进新疆复查高昌、楼兰故地及天山南麓许多古址。第二次考察这两次考察是最为困难的。那时到新疆，不要说铁路，就连公路也没有，交通主要依靠骆驼和毛驴，通过沙漠戈壁还要带水、带粮食和燃料。黄文弼不畏艰难，每次外出身携用来装水的新疆土产葫芦和拓写碑文的笔墨纸张，这种习惯一直到1943年交通干线通了汽车仍保持着。l929年春，为了探寻埋藏在荒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文明和地理变迁，黄文弼用重金购置了10头骆驼，以1个月零3天的时间穿越了“日出沙深口冒烟，日落石冻马蹄脱”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此外，考察中政治恶劣和自然险阻给黄文弼带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困难。
1927年入疆时，新疆省长杨增新把考察团设在内蒙古额济纳河的气象仪器当做大炮，于是  黄文弼手迹[4]如临大敌，派出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线。当他弄清考察团的团长不等于军队的团长时，才准许考察团有条件地进入新疆。
次年夏天，黄文弼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进行考察活动时，杨增新被刺杀了，新上台的金树仁对考察团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密令沿途道、县监视黄文弼的行动，阻挠他的考察。幸亏沿途的一些老于世故的道、县官僚要为自己留后路，所以金树仁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考察团几经周折才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第三次考察1943年，黄文弼已年过半百，但他对考古事业、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丝毫没有减退。就在这一年，他第三次赴新疆。途中他感慨地对同伴说：“斯坦因和斯文赫定这两位外国人，面对浩瀚戈壁的恶劣气候，在死神的威胁下，在死去许多随从后，仍不放弃掠夺中国文化的野心，一再深入到新疆境内许多古代文明遗址。我们中国人难道无动于衷吗？小伙子，你还年轻，要为中国人争气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是斯坦因雇用印度人测绘的，我们身为中国人难道不引以为羞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新疆考古多做一些工作吗？”
这次实地考察使黄文弼考察到了斯坦因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所没有测到的空白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黄文弼当年9月底转向南疆，翌年返回内地。这次较前两次有利的条件是，有汽车作交通工具了。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力争多做些工作，废寝忘食，不知倦怠。行程将转至巴里坤的时候，黄文弼患了严重的痢疾，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加上多年来受沙漠恶劣气候的折磨，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同车从事综合考察的专家们，都劝他在哈密稍事休息，养好病再前进。但他鼓足勇气仍坚持工作，带着一葫芦水和笔墨纸张到天山庙去拓印汉碑。他又利用考察的间隙，在乌鲁木齐给各族人民讲解新疆的历史地理知识。第四次考察1957年，年过花甲的黄文弼第四次进新疆。一年里，他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西北史地论丛》同事共调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并在焉营、库车做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
漫长岁月里，支撑着黄文弼在新疆考古的长征路上顽强跋涉的精神动力是对祖国深沉的爱。1960年2月，当获悉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合同”，企图以展览为名，大规模地掠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的消息，黄文弼万分愤怒。他与尹达、夏鼐、徐炳昶、郭宝钧等人共同发表抗议文章《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揭露出美帝分子偷窃、盗买、巧立名目骗取我国文物的罪恶行径，并且警告“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无耻的盗劫行为”，并且严正声明：“这批文物无论运到哪里，势必追回！”
1966年，黄文弼已是风烛残年。早年在西北大沙漠中度过的时间太长，体力消耗太大，但他依然抱病执笔，想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心血，献给祖国文化事业。然而“文革”爆发后，禁闭、抄家、游斗、戴高帽子，使这位正直的老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12月18日，他与世长辞，终年73岁。据其子黄烈讲，老人家临终前还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继续他所未完的工作。
社会评价
在后人印象里，黄文弼是个干瘦老头儿，揣着手，驼着背，气喘吁吁，总是踯躅独行。他和家人关系并不密切，而只热衷工作。但是只要有年轻人向他请教学问，他便从不吝惜时间，不知疲倦地长谈。
他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甚至有人认为，在黄文弼之后，中国的考古学才“逐渐发展形成为一门学科”。作为自学考古学的传统知识分子，黄文弼的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关于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
时至今日，有研究者慨叹，当西方考古学在中国建立流水线、“批量生产”科班人才时，他的这条将考古、历史、地理、宗教等学科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显得有些“不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