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教育文存
章节介绍
第一卷论述有关学制、教育宗旨及教授管理的文章共17篇。即：《教育主义》(1919年)、《论教育本义当定为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1920年)、《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1913年)、《国民教育的疑问》(1920年)、《缩短在学年限》(宣统元年)、《减少授课时间》(宣统元年)、《改用阳历》(宣统二年)、《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宣统元年)、《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1912年)、《敬告民国教育总长》(1912年)、《民国普通学制议》(1912年)、《新学制之要求》(1912年)、《新学制之批评》(1913年)、《论中央教育会》(宣统三年)、《论各国教科书制度》(宣统二年)、《采用全日二部教授》(宣统二年)、《论今日学堂之通弊》(宣统二年)。
第二卷论述有关修养的文章共13篇。即：1915年写的《敬告中等学生》、《实业家的修养》，1918年写的《论学》、《灵魂与教育》、《修养论》、《除国民盗性论》、《论我国宜振兴佛教》、《学而时习之解》、《必有寝衣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解》、《孝道正义》、《格物解》，及1919年写的《基督教之罪恶》。
第三卷论述有关国语的文章共7篇。即：《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1921年)、《国语国音与京语京音》(1921年)、《小学国语教授问题》(1918年)、《普通教育当采用俗题字》(宣统元年)、《整理汉字的意见》(1921年)、《论设字母学堂》(光绪31年)、《论日本废弃汉文》(光绪31年)。
第四卷论述有关女子教育及性欲者共7篇，即：《女子教育的急务》(1920年)、《女子教育问题》(1913年)、《欧美之女性研究》(1920年)、《男女共学问题》(宣统二年)、《饮食男女与教育》(1918年)、《论近日风化之坏及其挽救之法》(1913年)、《色欲与教育》(宣统三年)。
第五卷包括7篇杂文，分别是：《我之童子时代》(1914年)、《内庭趋侍记》(1919年)、《学界风潮感言》(1919年)、《世界教育状况序》(宣统三年)、《中华大字典序》(1915年)、《宁鲁燕晋一瞥》(1919年)及《港粤一瞥》(1920年)。
作者简介
陆费逵(1886—1941)，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原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早年入南昌熊氏英文学塾附属日文专修科学习。1902年与人合办正蒙学堂，自任堂长兼教员。1904年转至武昌开设新学界书店。1905年春在武汉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任评议员，并主编《楚报》，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旋至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1906年冬，入上海文明书局当职员兼文明小学校长；同年发起创办上海书业商会，负责起草章程，兼任书业商会补习夜校主任。1908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后曾担任国文部编辑、出版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习社主任、讲义部主任。1910年中央教育会在京成立，为该会章程起草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预料共和民国必兴，遂暗中与戴克敦、陈寅、沈知方等策划，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民国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准备自行建立新出版机构。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当日，中华书局宣布成立，陆费逵出任局长、总经理，他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大口号。1913年参与主持在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后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并以中华书局为推行机构，编著国音教本。1921年创设国语专修学校，灌制国语留音片。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1930年上海书业商会更名为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被推举为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两度受聘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又设厂制造国防工业教育器材。1941年逝世于香港。
陆费逵在文明书局时曾与人合编《文明国文教科书》、《文明修身教科书》、《文明算术教科书》等。当时所编著的《高等小学商业教科书》出版后风行全国，不到一年再版多次。创办中华书局后，除手编多种教科书如《新学制教科书》、《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等之外，还主持创办了《解放与改造》、《中华英文周报》、《心理》、《学衡》、《国语》、《少年中国》、《小朋友》等报刊杂志，并先后纂、著、印行《四部备要》、《中华大字典》、《辞海》、《古今图书集成》等要籍，凡2.5万种以上。重要著作除《教育文存》外，还有《学校管理法讲义》、《世界教育状况》、《国民修养杂谈》、《青年修养杂谈》、《妇女修养杂谈》等。
陆费逵服务社会近40年，而服务于书业达38年，任中华书局经理达30年之久并长期担任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主席，其一生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贡献颇多，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教科书革命和教育近代化有一定积极作用，是近代教育界、出版界知名人士之一。
主要内容
（一）关于教育作用、教育方针或宗旨
陆费逵是一个教育文化救国论者，所以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教育发展与国势强弱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进而又强调指出：“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盛矣。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矣。然则欲救危亡而强盛无他，亦求教育得道而已”。(《今日学堂之通弊》)他还认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风俗习惯良，而国家以立矣。”(《论改革当从社会始》)陆费逵还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存、并重，以改变国家之落后面貌。
中华民国成立后，陆费逵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对当时教育改革建议颇多，并得教育部采纳、先后施行。主要建议有：速宣布教育方针、颁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颁定教育行政权限。教育总长蔡元培曾到上海与陆费逵、蒋维乔商讨教育改革，并嘱陆费逵代拟一电通令全国，此即后来由教育部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
蔡元培上任伊始曾就教育方针问题征询陆费逵意见。当时蔡元培认为，共和时代应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所举教育方针为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端，而侧重于后二者。陆费逵指山。实施国民教育，德、智、体三者既然不可偏废、各种主义自无不包含之理，则兼采多数方针，实际上等于无方针。所以，他认为，蔡元培的新教育方针并非兼采五端，而实际上是以世界观及美感二者为教育方针。
陆费逵发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提出了自己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认为，“教育方针当与国是一致，尤当合世界之潮流”，并不是全部超轶政治的。中国的大患在于贫、万事的根本在于财。一旦民穷财尽，国与民都不免破产。国家破产，外侮立乘；国民破产，盗贼愈甚，都免不了灭亡。陆费逵又进而分析了中国人的习性，认为，下等社会虽能耐劳，而知识缺乏，生活之力薄弱；上等社会文弱优柔，既无耐劳筋力，又无谋生能力。长此以往，“恐全国皆游民，皆饿莩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指出，“今日教育方针，亟采实利主义以为对症之药，效果如何尚难予必，安可更益以优柔文弱之媒哉？”
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否为“人”。实以“自立”为标准。所谓“自立”，陆费逵认为应该是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人。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采用实利主义为方针。世界观、美感二者，可作为养成文学家的方针，可作为文科大学的宗旨，“非普通国民教育所当重也。”
所谓实利主义，并不仅仅指实业、手工、图画，“盖此特其形式也。”实利主义的精神是勤俭、耐劳、自立、自营，“举凡一切为人之德义，实利主义之教育无不含之。”人人能勤俭、耐劳、自立、自营，则民智、民德、社会、国家必能进步。英、美、法、德、日诸国，其教育都有注重实利主义的倾向，陆费逵认为，应该学习外国的这个长处。“质言之，则人之维持生活，既为人生第一要事，教育人人使能维持其生活，或更从而进步之，斯教育之目的达矣。”陆费逵严肃地指出，中国“若不急施实利主义之教育，而欲与英、德、法、美诸国竞，其不贫且弱者殆无天理也。”
陆费逵极力强调，“民国教育方针宜以实利主义为标帜，勤俭耐劳为学风。”普通人民应使具有生活之知识技能，俊秀之士宜应备指挥、监督之才或使注意于研究发明。他认为，“人人有谋生之力，生活稍裕，则可以为军国民，可以为公民。其上焉者可以研究哲学，求出世间之知识，养美丽尊严之感情。”如果“欲泯人、我之差别，去幸福之营求，窃恐利未睹而害己随之。”作者指出，“此种思想讲学则可，定为全国教育方针似非所宜，愿蔡君及教育界同志同研究之。”
陆费逵认为，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教育本义当定为培养国民人格以发扬民国精神，其议论、思想新颖独特，富有革新精神，在上海乃至全国倾动一时，对民国初年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直接的影响。
（二）关于学制及教学改革
陆费逵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教育文存》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他关于学制及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学制改革是教育进步的重要内容，陆费逵始终坚信这一点。他指出，朝野上下呼喊重视教育已有多年，而教育普及仍“渺不可期，人材缺乏，尤堪浩叹。”造成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其原因何在？作者认为，“殆制度不善、方法不精之咎!”(《世界教育状况绪论》)
陆费逵认为：“学所以致用也，而致用之期必在壮年。过幼则稚，过老则衰。”他针对当时学制弊习，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当时的学制很长，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三年，大学堂三~四年。七岁入学，即使从不留级，非二十七、八岁才能大学毕业，“出以任事，将三十矣。”他主张仿效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体制，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指出，今日学制，当改为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五年，大学预科一年，本科三或四年。“如是七岁入学，二十一、二岁可卒业于大学，出以任事矣。”(《缩短在学年限》)陆费逵的这些意见是1909年提出的，是针对晚清“癸卯学制”而发的，这些主张开我国新学制改革之先河。
陆费逵批评前清时代教育无方针、无方法，制度不精，非以诱民、实以愚民；非以教育儿童实以残害儿童，办学愈久离教育原理愈远，所受批评愈多。作者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新学制比前清进步得多，但新学制也有缺点，也有不断改进、完善的必要。如他建议在新学制实施时增加初小第四年算术时间；增加高小第二年算术教材，第三年则减少；高小应以英语为必修课，否则则毋宁不教。(《新学制之批评》)
陆费逵还主张初小男女共学、全日制二部制教学、中学师范改为四年、中学文实不分科、废止旧奖励出身、小学废止读经。他还主张统一国语、续一读音、改革文字、提倡白话文、在教学中采用俗体字、改用阳历、注重实利、手工教育。作者指出，要以宗教学说及精神用于教育工作，教育人的灵魂，所以，他参与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他还准备用著《家庭教育浅说》、加强学校管理、演讲生理卫生课、提倡优美、壮美的游戏、改良社会来挽救社会风气。
（三）关于教科书的编辑、出版
陆费逵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他所主持的中华书局把出版教科书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教科书出版的重要基地之一，为我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陆费逵在自己起草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其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为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整体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认为，要想改革教育必须以改革教科书为突破口。
清廷学部组织图书局，所出教科书，大半模仿商务印书馆及文明书局的编辑体例，并且加入许多不合儿童心理的古董材料，陆费逵曾多次撰文批评。他认为，当时教科用书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他主张，教科书决不可国定，要仍任民间编辑，再由学部督、审、定，“自无逾越范围之患也。”他接着列举了教科书由国定的危害，认为，“吾国人之心理，最信服政府，苟一国定，则无人敢言其非，而全国风行。虽有民间善本之编辑，亦也无用。国定而善也，吾人受其福，设有不当，其遗害系何所底止哉。”(《论我国教科书》)
作者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有益，定非浅鲜；反之，若编辑出版诲盗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陆费逵特别强调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书业商之修养》）
陆费逵认为，著作家的责任十分重大，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家是赖。”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著作家之宗旨》)认为，出版业“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发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
陆费逵还写有探讨古今中外编辑、出版教科书之经验、教训的专文，如《论各国教科书制度》，《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等等。
评价
陆费逵的《教育文存》主要反映了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教育大变动时期作者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作者以他自己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对发展教育慷慨陈辞，除了涉及教育功能、宗旨、方针、学制改革及教科书编辑、出版外，陆费逵在国语教育、女子教育、性教育、道德教育、修养方法等方面也有许多精到的论述。陆费逵的《教育文存》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教育论著，其缺陷在于只收录了作者1922年以前的教育文章且收录的不太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