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书楷
生平
求学周书楷自幼聪颖好学，祖父周茀田在家设塾，聘请安陆名师分别教授国文、英文，奠定了日后国文、英文精湛的基础。16岁离开安陆考入位于汉口的湖北省立第三高中，三年成绩均名列前茅。18岁（1931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学习上更加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在当时教育部举办的东南十所大学国语和英语比赛中，均荣获第一名,一时被誉为中央大学的天才学生。[1]进入外交界1935年夏，周书楷大学毕业，经诸位师长推荐，担任“国际联盟中国同志会”工作人员，时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任该会理事长，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杭立武任该会理事。周书楷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特别勤奋，深获好评。1938年夏，经朱、杭推荐，周书楷等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主要任务是向各国宣传我国抗日战争形势，争取国际友人援助。在美国活动数周后，又受英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邀请，前往英国伦敦，直到1938年冬。1939年2月，前往德国柏林，一天深夜，正准备于翌日乘火车赴法国马赛再搭船返国，这时，突接杭氏发给周书楷的电报，称已洽获外交部同意，盼周速往伦敦待命。这封电报不仅改变了周书楷当时的行程，更决定了其终生从事外交职业的前途与命运。[1]仕途一帆风顺1939年3月9日，周书楷赶赴驻英大使馆报到上班，初为该馆“甲种学习员”。周书楷利用学习员制度，先在伦敦大学政治系就读，获硕士学位，随后又在剑桥大学从名师研究近代欧洲外交史。学习期满后，定职为大使馆随员，1941年被任命为大使馆专员。1941年7月，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出任驻英大使，周书楷颇受顾氏重视。1943年将其安排为身边秘书，先后协助顾氏接待行政院长宋子文，国民参议会主席王世杰等。1944年秋，顾维钧担任中国首席代表，与苏、美、英代表汇聚华盛顿，讨论筹建联合国问题，周书楷作为顾的助手参与了有关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 1945年8月，第一届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由外长王世杰为团长包括顾维钧在内共五名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王世杰并抽调周书楷为自己的秘书，参加会议。周书楷在短期内得以连续出席重大国际会议，又耳濡目染我国外交界前辈的卓越才干与风采，个人外交才能得到迅速提升。周书楷于1945年底奉调回国，任王世杰部长秘书。1946年至1947年初，抗战胜利不久，是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声望最隆，外事活动最繁忙的时期，周书楷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他经常连续工作16个小时以上，有的时候，他干脆把行军床搬进办公室，以免来来往往耽误时间。这期间最重要的外事活动是担任国（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代表周恩来）美（美国特使马歇尔）三方会谈中马歇尔的翻译，以及后来出席21国巴黎和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及发言人。由于周书楷工作勤奋负责，才华横溢，备受王世杰部长以及后任叶公超部长和主管司长的器重，仕途一帆风顺，由科长、秘书、专门委员继而升任情报司帮办，1950年任菲律宾“大使馆参事”，1953年升任“公使衔参事”，1956年调回部，破格升任“常务次长”。[1]入“阁”机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东南亚国家排华事件不断的多事之秋，台湾当局拟调整“侨务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备选人有三名，周书楷列在第三位。由于蒋介石瞩意之人，陈诚不赞同，而陈诚瞩意之人，蒋介石又不赞成，双方有些僵持不下。陈诚提出此时需一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来主政侨务，两人各作妥协而确定周书楷出任“侨委会”掌门人，从而打破了“侨委会委员长”过去由闽、粤两省人士担任的惯例。周书楷上任之初，即与“侨委会”全体同仁全力以赴为安顿数十万归侨而紧张忙碌。周书楷从归侨的住处安排、生活照顾、就业、就学到疾病伤亡者的抚恤等无一不亲自过问，甚获归侨好评。由于这次安顿扶植归侨工作成功，陈诚特在院会中对周书楷予以嘉奖。周书楷认为，侨务工作治标更需治本，他从改变华侨经济体制，改善华侨所处环境入手，制定一系列政策，并再三劝导侨胞融入当地社会，尽可能取得侨居国公民权，不断改进侨胞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并组成台湾专家技术服务团赴东南亚各国具体指导侨胞生产技术、工业投资、工商管理、产品改善等等，受到侨胞及侨居国的赞许。周书楷在“侨委会”任上虽有一定作为，但其内心仍希望回到他所热爱、所熟悉的外交工作。台湾当局也没有忘记这位外交干才，时常委任他参加一些重大“外交”活动。如1961年9月，蒋介石委派其为出席第十六届联大的“全权代表”，1962年8月，作为“总统特使”出席马达加斯加国独立庆典，1962年9月，再度担任出席第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全权代表”等等。1962年11月，周书楷在离开“外交部”两年半之后，被调回“外交部”，出任驻西班牙“大使”。[1]驻美“大使”1965年6月初，台湾爆出一条重大新闻：年仅52岁的周书楷将出任台湾驻美“大使”，成为双橡园新主人。由于驻美“大使”在“台岛”地位特为崇高，责任特别重大，工作特别繁重，消息一出，台湾舆论界哗然，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争相报导，一时掀起了周书楷热。众所周知，美国对于台湾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密切关系。尽管台湾在美设有许多机构，除“外交”系统之外，有“教育部”的、“经济部”的、“国防部”的、“新闻局”的等等，应有尽有，但驻美大使却是在美一切机构的总负责人。每个机构不仅要接受“大使”的监督，也要接受“大使”的指挥，因而其地位十分显赫。过去蒋介石派出的驻美“大使”，都是威望极高的著名外交家，如胡适、顾维钧、叶公超、蒋廷黻等等，可以说，除了“外长”之外，驻美“大使”要算台湾“外交界”的顶尖人物了。当蒋廷黻因年事已高，坚辞驻美“大使”一职时，台当局高层内定候选人亦为三名，周书楷当时排列第三。曾任“外长”的沈昌焕和刚刚卸任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广被外界看好。但由于宋美龄力荐周书楷，蒋介石也表支持，因为还可落个不拘一格起用新人的好名声。周书楷获提名出任驻美“大使”这一决定，当时在台湾朝野的确获得许多好评。宋美龄选定周书楷，自有她的打算，因为周书楷既年轻肯干，又听话，便于自己直接指挥对美
  周书楷陪同宋美龄访美
“外交”。果不其然，周书楷于1965年6月上任，宋美龄即于8月赴美，而且在美停留长达14个月，周则必须每天忙着安排并陪同宋出席各种演讲会、招待会，各种参观、访问，会见美国政要、朝野名流等等，忙得不可开交。[1]二度入“阁”1970年11月第25届联大首次以51票对49票的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18国提出的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案，蒋介石深感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危在旦夕。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决定接受年事已迈的原“外长”魏道明退职辞呈，于1971年3月31日任命周书楷为“外交部长”，周书楷二度成为台“行政院阁员”（时由“副总统”严家淦兼任“行政院长”）。周书楷出任“外长”后日子很不好过，挫折接踵而至。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天平越来越向北京倾斜，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翌年春天访华，使世界为之震动。周书楷接任“外长”不足6个月即有8个国家与北京建交，同时传闻不少国家正与北京进行建交秘密谈判。1971年9月中旬，周书楷率团出席第26届联大。周书楷等虽使出浑身解数，也难挽败局，美、日为保蒋介石政府在联大席位而提出的“（逆）重要事项”案，投票表决被否决（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3票不在场），眼见阿尔巴尼亚驱蒋案表决即将成为现实，周书楷为保住蒋介石政府的一点脸面，在表决阿案前，匆匆上台发表简
  第26届联大，周书楷(右)
短声明，宣布退出联合国，以表示不是被驱逐出局的。台湾代表团退出联合国后，大会继续进行阿案表决，以75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和“立即驱逐国民党代表”。此事虽历史潮流所致，非个人可以左右，但对蒋介石政府打击极大，对周书楷个人而言，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声望大打折扣。周书楷返台即请辞“外长”一职，为蒋介石所挽留。[1]三度入“阁”1972年5月，蒋经国经过37年历练后，蒋介石决定让他正式出任“行政院长”，“副总统”严家淦交卸“行政院长”兼职。蒋经国组阁时，初意仍由周书楷任“外长”，然遭到宋美龄反对，仅保留“政务委员”头衔。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后，对于未能保留周书楷“外长”一职甚感歉意，遂在“行政院”设“外交”和“经济”两个小组，以统筹协调有关“外交”、“经济”重大决策。蒋经国安排周书楷任“外交”小组召集人，成员有陶百川、连战、王纪五等，每周一次例会，研究有关“外交”重大课题，形成意见后，由周书楷报告蒋经国参考，是蒋经国实际上的首席外交顾问，在台湾甚至有人称周书楷为“太上外交部长”。不仅如此，蒋经国下乡或出访等多邀周书楷陪同，在蒋经国的办公室有一特定的沙发，专为与周书楷谈话之用，人称之为“周政委椅”，可见蒋经国对周书楷之宠信有加。周书楷这段时间的“外交”重点是尽量拖延美国与中国建交。其他的，一是开展“弹性外交”，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拓展经贸、文化交流；二是设法阻止与台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与中国大陆建交。然而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中美双方经过30年的曲曲折折，双方于1978年7月在北京正式就两国建交开展谈判，并达成有关建交协议：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无可奈何花落去。台湾的“外交”终于走进死胡同。周书楷的声望也再次受挫，1977年12月被台当局外放，出任驻凡蒂冈教廷“大使”，这一外放竟长达14年，直到1991年春，方获准其卸任“大使”一职，返台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外交部顾问”，周书楷的职业外交生涯终于走近尾声。[1]猝然病逝1991年5月，周书楷卸除教廷“大使”职务返台后，再也无心介入任何外交事务。他常与亲友谈及日后的打算：要多用点时间陪伴夫人玲玲（周书楷夫人屠雪贞的昵称）；要像顾维钧“大使”那样，整理出版个人回忆录等等。而他最大心愿是能够回到魂萦梦牵的故乡湖北省安陆县，为无限疼爱自己的父母双亲祭祀扫墓；要到南京钟山脚下、玄武湖畔、六朝松前，寻梦就读中央大学时的美好时光。令其感到欣慰的是，先后于1990年8月及1992年6月两次与分离40余年的在大陆的胞妹、四个儿子在香港团聚。他还想看看在大陆的众多的亲人、故友，那些未曾谋面的儿媳、孙子辈、曾孙辈等；他还要让在美国的儿女一起回到大陆，来个全家大团聚…… 1992年7月31日下午，他感到胸痛、呕吐，急送台北荣总医院检查发现主动脉变宽，心包膜积水，即安排手术。他仍然十分安详、自信，不知死神已经来临。临进手术室前，他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诸多至亲好友幽默地说，没有关系，等会再见！进入手术室后心跳停止，经急救一小时许无效，于当晚9时50分离开人世。“等会再见”是他留给亲友的最后遗言和遗憾，因为还有太多的事要办，所以他“等会再见”的愿望是那样强烈。[1]
评价
周书楷早已走进历史。撇开政治观念，周书楷从一名实习生，在国民党的官场倾轧中，在无特别家庭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能够三度入“阁”，升至“外交部长”高位，应自有其过人之处。当然，也有不少机遇。人们对他的评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理念，特别是他晚年赞成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以及他个人严以律己、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坦诚待人的品格应该可以得到多数人的肯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