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虞美人·枕上
作品原文
虞美人
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⑴，剩有离人影⑵。一钩残月向西流⑶，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注释译文
作品注释⑴晓：拂晓，天快亮的时候。
⑵离人：指作者的夫人杨开慧。1920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一说指罗一秀，作者的第一任妻子。
⑶残月：拂晓时形状如钩的月亮。唐代白居易《客中月》诗：“晓随残月行，夕与新月宿。” 宋代柳永《雨霖铃》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代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作品译文我躺在枕上，成堆而来的愁闷让我愁成了什么样子？离别的愁绪，就像江海里翻涌的波浪一样难以平静。黑夜正长，天色总是很难亮起来，寂寞无奈之下，我只好起床披上衣服，独自坐到屋外去数天上的寒星。
等拂晓来临的时候，我的万般思念都已化成了灰烬，身边仿佛只剩有妻子的影子仍在陪伴着我。抬头望见一钩残月正在向西边沉落，面对此情此景，我不抛洒眼泪也没有理由！
词牌格律
中平中仄平平仄（韵），
中仄平平仄（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平平（韵）。
中平中仄平平仄（韵），
中仄平平仄（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平平（韵）。
注：标“中”字处可平可仄。[1]
作品赏析
这首词写于1921年，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翌年春夏间毛泽东外出考察，此词写的是新婚初别的愁绪。枕上，取首句中语词，表明写枕上思念之情、乍别失眠之苦。
上阕写惜别之愁。一个“堆”字，形象地表现了愁闷之多；一句“愁何状”的设问，自然引出“江海翻波浪”。以流水与离愁关合，是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方式。“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化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都是借东流之水来比喻绵绵不断的愁思。这里诗人推陈出新，“江海翻波浪”以形象的比喻、强烈的夸张，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可谓是写愁的又一经典。如果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一比较，本句在状形、摹声、绘色方面，则更突出、更鲜明地写出“愁状”。诗人因愁闷而失眠，更感长夜难明，于是只好披衣起坐，仰望夜色苍穹，寂寞无奈中查数夜空中的寒星。那夜空中的“寒星”正像是离人的眼睛。这里，景与情完美融合，充分显示出诗人寂寞孤独的情怀。在毛泽东的手迹上此句原为“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后改作“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遣词造境上的改动，使此句的意蕴和色调更深更浓更富感染力。
下阕抒伤别之苦。开头两句，直抒胸臆，一个“晓”字点出是彻夜未眠；一个“影”字写出若即若离的别样之苦，“烬”与“剩”的鲜明对比写出伤别的深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捱到破晓，百念俱毁，只有离人的影像浮现眼前，拂也拂不去，唤又唤不来，令人十分的伤痛和无奈。望月思友，见月怀人，明月最能牵动离愁别绪。“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写出了柳永的寂寞无奈，而诗人遥对着西流的一钩残月，此时的情状和心情可想而知，以至两行酸泪汹涌倾斜出来，这是诗人不停的在心中涌动的无法抑制的情感的波涛。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也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读者至此，也会同样受其感染。
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首词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藻饰，但句句如感慨之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种纯真质朴情感，读后动人心肠，令人难忘。[2]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有两首涉及对杨开慧的情感，一是《虞美人 枕上》，一是《蝶恋花 答李淑一》，一写于革命成功之前，一作于革命成功之后；一是诉燕尔新婚的离别之苦，一是叙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两词对照而读，使人感怀至深，潸然泪下。
相关争议
一、重述发表时的故事
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正是党内“左”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时刻。几乎就在《诗刊》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同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他著重考虑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外的矛盾问题。随著“整风运动”的开展， “阳谋”也开始出笼，接著，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便在全国展开。那时，他发表的诗词，大都是“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和抒发革命胜利喜悦之情的“政治抒情诗”，尽是黄钟大吕，“铜琶铁板”之作。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一九五七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不经意地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事情是毛的一位战友的遗孀引起的。曾经在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任过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早在红军时期就英勇牺牲了。他的夫人李淑一是一位在诗词上很有造诣的女教师，也是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在读过毛氏这些大气磅礴的诗篇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她想起了一九三二年在洪湖战斗中牺牲的丈夫，想起了自己当年思念丈夫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兰闺寂寞翻身早，醒来触动离愁了……”由此，她又想起了昔年在开慧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的一首词。岁月悠悠，她只依稀地记得开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九五八年，这位饱学的女教师想到这些，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一为叙旧，将自己的旧作寄给领袖一阅；二则想请毛氏将那首词写给她，作个纪念。毛不忘旧友，亲自给她回了信，并写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赠她。留下了诗坛一段佳话。 
为什么李淑一点到的一首现成的“堆来枕上愁何状……”不写，而另写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回赠故人？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当时大概没有人去仔细揣摩，也无从揣摩。但隐约之间看得到的，毛氏似有两层深意。一是对李淑一和她的丈夫的怀念和尊敬：“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二是他明白无误地说了一句： “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体味得到的。而毛氏的另一层面的心语，又几乎是所有的读者和注家（尤其是权威的注家）都忽略了。“开慧所述那首”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党魁，毛泽东的生活是神秘的。而作为诗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后来却是尽人皆知。他不仅喜欢李白，喜欢苏轼、陆游、稼轩诸家，也爱读李贺，李商隐，李清照……好事者每称主席喜欢“三李”，真是将一位博览群书的诗人简单化了。即使所谓“三李”，长吉与李商隐和李白的诗风，也是迥然不同的。其实，感情丰富的诗人毛泽东对诗歌爱好的广博，是远远超过权威注家们的想象的。他不仅对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佳句击节称好，甚至在一九五七年听到一首题为《吻》的新诗受到非议时，还以惯有的幽默去打抱不平，说：《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看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的心灵深处，也是和常人一样充满著浪漫情调的。儿女情长，何尝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据此似可断定，他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绝不是因为这首词涉及了他和开慧的个人感情，而不愿书赠李淑一，或由此而公诸于众。 
到了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已经八十高龄了。不知是因为怀旧，“夜来忽梦少年事”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竟然在“文革”形势最混乱、最严峻的时候，却又意外地将这首《虞美人·枕上》连同那首《贺新郎·别友》一起，凭记忆写下来，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这些事，当时外人是一无所知的。这首词，在他老人家辞世以前，仍是云遮雾障，难窥全豹。 
直到毛泽东逝世十三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湖南广播电视报》才将这首词透露出来。当时该报发表的原文是：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恁。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说此词是赠开慧之作，大约起于此际。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正式将此词发表。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全文如下： 
《虞美人·枕上》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两稿相较，除了下阕的“剩有离人影”一句的修改外，其它如“无奈披衣”与“寂寞披衣”；“皆”与“都”两处的改动，并无太大差别。重要的倒是确定了此词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二一年”。后来正式编入《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就是此稿。我们研读此词，当然应以正式发表的文本为准。至于几处改动的“编校”和确定写作年份的过程，倒可略而不计。 
二、“开慧所述”便是赠开慧的吗？
毛泽东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句话怎么理解？看来，编校者是拿它作为“赠开慧”的根据。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将这句话作为这首词是赠予开慧的根据，是很值得怀疑的。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这首词不像《贺新郎·别友》那样，当年连开慧都无缘一见（参见拙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载《书屋》二OO一年第二期）。开慧当年在看到或珍藏这首《虞美人》词时，和同在福湘女中读书的女友“述”些什么，我们当然无从寻觅了。大概她当时很受感动，至少是觉得毛润之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儿，因此才和闺中好友述说此词，并让女友分享她的感受与激动。数十年后，毛泽东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在热恋中或新婚后写下的这首词，有什么 “不好”呢？他为什么婉拒了李淑一的这一请求，另作新词相赠？既然“不好”，为什么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又如此郑重地将它抄写下来，交给身边的人保存呢？ 
为什么？因为这首《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写于“一九二一年”。 
毛杨的爱情，始于何时，成于何时，都丢下不论。他们是一九二O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婚的。在整个一九二一年中，他和她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之中。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这一年毛泽东一直以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为依托，向他理想中的自由王国冲刺。从元旦那天新民学会集会，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共同目标开始，毛泽东就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行动，为建立湖南的共产主义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头脑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从家庭的角度讲，父母均已去世，这一年他回韶山过春节时，作为长子，他已经把家里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弟妹都跟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房子让给人家住，田地典给人家种，债务一次还清，债权一笔勾销—他已经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生活上呢，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特别是心仪已久爱慕莫名的开慧，已经成了他的妻，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一个那留在记忆中韶山南岸上屋场七弯八拐的“老家”所无法相比的新家。应该说，他心底里满盈盈的幸福感，恐怕是他二十八岁年华中的珠峰。而杨开慧呢，自从她把自己的爱情献给心爱的毛润之后，她就走进了心灵的天国。他的理想就是她的理想，他的欢乐就是她的欢乐。她一面读书，一面帮助毛泽东在文化书社和新民学会开展工作。他和她这一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心、浪漫、充实、幸福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 
不错，这一年，毛泽东确有几次离开过长沙。《毛泽东年谱》载，一是二月上旬他和弟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是六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四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是十二月去安源煤矿考察。五次离别，以六月底去上海那次时间较长，至八月中旬才回。似乎毋需更多的解释，读者诸君不妨试想一下：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晓来百念都灰烬”、和“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情境？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年近而立。作为那一个时代造就的精英群体中的杰出的代表，毛氏在思想上的成熟，也是走在同辈人前列的。这一年，他在思想、信仰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自从一九一八年北京之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之后，他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门槛，随后又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湖南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洗礼。曾经在他的思想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逐渐淡化了。克鲁泡特金、杜威、罗素的巨大的身影，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渐渐淡漠，模糊。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已经自觉地在为自己的信仰奋斗，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试问，一九二一年，除了上述不足挂齿的婚后小别外，还有什么事能让二十八岁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有什么事能让他“晓来百念都灰烬”？又有什么事情能叫他“不抛眼泪也无由”？ 
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一九一九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 挽易昌陶》，写于一九一五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一九一八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所流露的那种 “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对有著养育之恩、自己无限尊敬的亡母，他说的是“必秉悃忱，则效不违”；对即将远赴异邦的同学，他说的是“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对早逝的挚友，他说的是“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幛，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成年（比如二十岁吧）以后的毛泽东，似乎真的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垮下来擎得起”的坚强性格。从他走进社会之门起，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何曾见过他有过哪怕是一瞬间的“万念俱灰”？更何况是新婚小别呢。 
开慧大概是见过这首词的，她与人“述”过此词也许是实。但由此就断定它是“一九二一年”赠开慧之作，却是荒唐得很。倘硬作如是认定，则“一九二一年”的毛泽东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三、实事求是的解读——答客难
下面记录的，是彭明道和一位挚友讨论此词时的一段真实的对话。 
客曰：你说，你是“实事求是”地解读，请试言之。 
彭答：要论述一件事物“是什么”，首先最好搞清它“不是什么”。我已经论述了两点：不是赠开慧之作；不是作于一九二一年。 
客曰：毛泽东的手稿摆在那里，他老人家写的明明白白是“一九二一年”啊。 
彭答：美国有个哲学家说过，“记忆有时是会骗人的”。请不要忘了，毛氏的那份手稿，是他一九七三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作"。这显然错了。（作者按：此手稿见河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九九一年版，臧克家主编；新华出版社的画册《毛泽东》，一九九三年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后来大概发现确实是错了，故此后这份手稿在各种出版物中，通过技术手段将这几个字去掉了）。 
客曰：还有“充足理由”吗？ 
彭答：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一九一五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等几首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著字，似乎稚嫩得多。整首词的意境，率真，直白，作者的愁苦悲痛的情绪，一览无余。这与作者一九一五年（成年）以后的诗词，以及他晚年的诗论，相去甚远。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一九一五年。但毛氏一九一五年以前的诗作，现在有些出版物中收入的如“孩儿立志出乡关”、“独坐池塘如虎踞”等几首，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考证，均为他人之作，而少年毛泽东只略改其中一句，用以明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非他的作品。笔者认为，只有这首《虞美人·枕上》，才真正是毛泽东的早期诗作。 
客曰：早到什么时候呢？ 
彭答：他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即一九一O年春夏之间。 
客曰：尔越说越玄矣！一九一O年以前，毛氏就有相思之作？ 
彭答：如果将《虞美人·枕上》视为单纯的“相思之作”，恐怕有“简单化”之嫌。这应是大悲大痛，大愁大惑之作才对。 
客曰：一九一O年，毛泽东十七岁，何来你说的“四大”？ 
彭答：所以，倘如现在一般的解释，说此词是与开慧小别后的“相思之作”，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我们不妨将此词与《贺新郎·别友》作点比较。这首词与《贺新郎·别友》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词中，在作者的面前有一位女“友”，作者的描写有三个层次。一是送别的情状，二是对方的神情，三是自己的感情。而此词写的完全是诗人自己，是自己混沌、模糊、痛切而又纷乱的思绪。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淡如云中星月的“离人”的身影，给予诗人的除了“百念都灰烬”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离人”两个字的准确含义。作者自己是此词的主体，而“离人”则是此词的“诗眼”。词中的一切悲、痛、愁、惑，皆由“离人”而发。不弄清这个“离人”的真正含义，是无法读懂这首词的。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作者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这里看起来好像讲的是远去的张生，作为“男儿”的张生在离别时望红叶露珠有如血泪，那么娇弱的莺莺呢？所以，王实甫就将这句改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人都流泪了。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魏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一九二一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客曰：你似将“不是什么”的道理占尽。能否就“是什么”言之？ 
彭答：这首词，恐怕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也。写这首词的时候，罗氏大概刚去世不久。所以，与其说《虞美人·枕上》是“相思之作”，倒不如说它是“自哀之作”更为确切。[3]
作者简介
  毛泽东画像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195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