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育英
简介
  林育英林育英（1897—1942）化名张浩，字祚培，又名林仲丹。林彪的堂兄，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
人物生平
抗战前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北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长期在上海等白区工作，曾两次入狱，两次赴苏联。193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张浩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张浩”就是他回国时用的化名。张浩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张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2月底，瓦窑堡会议刚结束，张浩就向中央请求分配新的任务。中央决定，由张浩作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 卓木碉另立的“中央”，没有经过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更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组织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知道，张国焘比较听共产国际的话，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是最合适的。张浩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为配合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个决定，张浩致电张国焘和随四方面军行军的朱德，称“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一时期，张浩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另立“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8月3日、9月3日，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又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并说为“注重目前团结，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还说，张浩同志将亲自到前方去接他们。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张浩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的团结立下了大功。对张浩争取张国焘北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有党史记载和有关老同志的记述外，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也说，他对张浩“极为看重”。
抗战爆发后张浩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不久改称政治委员。后因病离开前线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工委副书记，曾主编《中国工人》月刊。1942年3月6日，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张浩的葬礼，毛泽东亲自抬棺。
“林氏三兄弟”指的是林育南、林育英（张洁）和林育蓉三人，三人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同一个高祖，林育南、林育英都比林彪大10岁，也是他们带林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下设115、120、129三个师，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张洁）任129师政委，毛泽东当时曾同他们开玩笑的说:“如果林育南还活着的话，八路军这三师就由你们林家全包啦！”。三兄弟中林育南最帅气也最有魄力，但却在1931年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被开除出党，后被国民党杀害。林育英办事谨慎认真，素有“钢人”之称，1931年至1932年间，林育英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被关进了日本抚顺监狱，数九寒冬，日本人撬开他的嘴巴，向肚子里灌冷水，然后用大头皮靴猛踩他涨大的肚子，水渗着血从鼻子、口腔、肛门向外涌，他却一字不吐，以致于日本怀疑他是个“疯子”，后经组织营救后出狱，在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期间，由于在狱中饱受摧残的原因，他百病缠身，最后由邓小平接任他的政委职委，1942年3月6日，45岁的林育英在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执拂、抬棺为他送行，毛泽东还亲自为他提写墓碑。
林育英：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为之执绋抬棺的人
毛泽东：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
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有一个人享受过他执绋抬棺的高规格礼遇。此人便是林育英。湖北黄冈的林氏家族，出了3位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林育南、林育英(又名张浩)和林彪(原名林育蓉)。他们三人为堂兄弟，都在党内担任过要职。林育南是三兄弟中第一个参加革命的，并引导林育英、林彪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是卓越的工运领袖，与恽代英齐名，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1922年，林育英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3年，在长沙组织大罢工。1924年5月，林育英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1929年出任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1933年1月，赤色职工国际决定在苏联举行一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出席这次大会，并担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考虑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懂俄文，又曾去过苏联，便决定派他与会，同时担任中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莫斯科期间，林育英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他广交朋友，积极工作，并多次与季米特洛夫、斯大林一起交谈，讨论有关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肩负共产国际指示重返延安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促成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中国是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与世界各国一道尽快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迫在眉睫。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那时，从苏联回国有新疆、东北、蒙古3条路线。由新疆到延安路途太远，东北又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从蒙古入境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要通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危险性很大，且关卡重重，不能携带文件，只能记在脑子里。鉴于此，共产国际认为，回国人员只能走蒙古这条路线。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一定的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林育英在莫斯科买了皮大衣、箩筐和一峰骆驼，然后将一些玩具、衣服、帽子及其它生活用品装在箩筐里，装扮成商人模样。他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一路上，他俩爬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11月初，他俩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他，甚至对他还有些怀疑。为了弄清情况，定边县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了这封电报后，与李维汉等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个“张浩”很可能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张闻天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到定边去接林育英。邓发在定边与林育英见了面，并代表党中央欢迎他回到国内。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送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闻天一见到林育英，马上迎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张闻天才松开手，对林育英说：“你辛苦  林育英相关书籍了，欢迎你回来！”林育英顿觉身上的病痛与疲劳全消了。他含着热泪对张闻天说：“总算找到中央了，终于见到领导和同志们了！”张闻天得知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时，很高兴，对林育英说：“林彪正与毛泽东同志一起在直罗镇指挥作战。不久，他会回来的。你们兄弟二人就可以见面了。”11月20日至12月26日，林育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8日，张闻天邀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很少有机会与毛泽东会面。[1]
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林育英同志刚从共产国际回来，与林彪还是堂兄弟呢!”毛泽东握住林育英的手说：“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林育英见到毛泽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毛泽东说：“你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将林育英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询问了一下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情况。林育英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马上与闻天、恩来、稼祥他们几个人商量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这一天，林育英还见到了林彪。兄弟二人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林育英得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打了许多硬仗，很高兴，鼓励他今后多打胜仗。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专门听取了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与会人员认为：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是十分正确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党也应适时制定新政策。中央几位主要领导还商量决定，马上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政治路线、策略和方针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路线和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代表中共中央力劝张国焘率军北上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争取张国焘率军北上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就林育英今后的工作问题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林育英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我已传达了。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畅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请求中央给我分配工作。我是共产党员，中央让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乐意。”毛泽东对林育英说，目前有两件大事需要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而这项工作在当前又特别重要，希望他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一职担当起来；另一件事，则是帮助解决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团结问题。接着，毛泽东介绍了张国焘长征途中率左路军南下的错误行径。说到这里，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说：“特别严重的是，10月5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反对，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革命的  林育英故居道路。目前，左路军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想办法将他们拉回来。你现在回来了，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毛泽东接着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都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你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听。”
林育英感到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很重。但为了党的事业，自己应尽力帮助中央和毛泽东多做工作，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他对毛泽东说：“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当时，中央办公厅安排林育英住在张闻天、刘英夫妇的隔壁。张闻天也找林育英谈过几次话，希望他全力配合中央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 　　12月5日，张国焘公然致电中共中央，称他已成立“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要陕北的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林育英看到这封电报，气愤地说：“不知天高地厚，什么东西！”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一份电报。电文中说他奉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红军一、四方面军发生的分歧，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密码，可与共产国际通电。收到了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不愿带部队北上，因为他已另立“中央”；如果北上，则被他称为“北方局”的又要领导他这个“中央”了。中共中央不见张国焘回电，又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取消“中央”。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的问题。与会的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极为愤慨，纷纷发言谴责张国焘。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国焘、朱德二同志：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林育英1月24日同日，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表示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张国焘看到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张国焘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从心里讲，张国焘很难接受林育英的这封电报。只是由于林育英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林育英的意见。他若再一意孤行，带部队南下，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受阻。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林育英发了3封电报。在这3封电报中，张国焘的气焰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林育英或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电报，要求取消“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张国焘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政治上，毛泽东得到了林育英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左路军南下作战接连失利，形势日益紧张；就连一贯支持他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开始反对他。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3个行动方案：第一，北上陕甘；第二，就地发展；第三，南下转战。林、张二人指出：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这样，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中央”，并同意北上。1936年8月3日、9月3日，林育英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又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欢迎他率领部队前来会师，并指出“注重目前团结，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9月27日，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意见，决不再改变。10月19日，林育英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宁夏同心城迎接红军二、四方面军。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红二、四方面军于11月3日抵达同心城。林育英在关桥堡会见了张国焘、朱德，并在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向广大干部介绍了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意义。又过了几天，张国焘回到保安。根据中央的指示，林育英又赶到保安，代表中央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随后，林育英与张国焘一同回到瓦窑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林育英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出任一二九师首任政委1936年10月下旬，原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由于这次西渡黄河作战是战略上的失误，战术上起不到大的作用，加上部队准备不足，环境生疏，没有后方，补给困难，西路军陷入困境。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地区后，曾连续给中央发电，请求中央派部队救援。
危难时刻担任援西军政委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组建援西军问题的指示。军委决定抽调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及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林育英任政委。
援西军组成后，毛泽东专门与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这个任务很艰巨。长征途中，许多干部、战士在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危害下，曾三过草地，吃苦甚多，牺牲了不少人。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很重，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去不行，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军事上，伯承同志很强。这样，援西军里的文武两将都是硬角色。”“伯承同志很强，我向他学……”未等林育英说完，毛泽东大笑起来：“你也很  林育英（中）与毛泽东（右）行啊!你是湖北人，不是有‘惟楚有才’的说法吗?你也是‘楚才’嘛!” 　　又谈了一阵，毛泽东对林育英说：“西路军情况危急，时间紧迫。你赶快与伯承同志商量一下，先把陕北的部队带出去，再在甘肃省镇原县将部队集中起来，然后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第二天，部队从三原、淳化出发，日夜兼程西进。经过半个月的急行军，部队到达镇原县时，收到西路军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说，他们经过数次血战，迭遭挫折，干部、战士大部分牺牲、被俘，余下人员被迫上了祁连山上的康隆寺，已经弹尽粮绝。援西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必渡河。党中央也来了电报，要求援西军暂时屯兵镇原，一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进行整训。西军在镇原待命期间，收留了数千名失散的西路军官兵。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也是刘伯承、林育英派人接到镇原县城的。对于收留的西路军人员，林育英指示政治部对他们作了较好的安排——有的到随营学校或延安学习，有的则就近编入了援西军。
不久，任弼时受中央委派，到援西军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援西军随即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行为的批判。批判一开始，援西军的部分干部思想上就出现了偏差。有的认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在党中央，还有的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将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混在一起，似乎整个红四方面军中没有好人。许多连队、机关开会讨论时，不同意见的人常发生争论，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林育英很快发现了这些倾向。为了统一全军的认识，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引入正轨，他深入到各军、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向干部、战士作报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基层官兵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并按照党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林育英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使援西军的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还肃清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 
抗战时期担任129师政委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刘伯承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林育英任师政训处主任(10月改任师政委)，徐向前任副师长。8月22日至25日，林育英出席了党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就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作了发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11人中央军事委员会，林育英排名第8位。
9月1日，林育英与刘伯承一起回到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一二九师师部。第二天，刘、林召开了全师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9月3日，林育英又与刘伯承一起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林育英过去从未带过兵，要带好这支万余人的部队，是很不容易的。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林育英与刘伯承紧密配合，在部队中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运动。他数次召集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并多次作报告。他反复向干部讲：一二九师的全体干部要在认识张国焘分裂主义危害性的同时，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中央出现的这次分裂，责任在张国焘，不在下面。下面的同志只要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提高了认识，总结出经验教训就行了。他还教育大家，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人有多少，也不能与中央对抗，更不能同中央闹对立，要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林育英的报告，对增强一二九师干部的团结和统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部队改编后，党中央要求八路军各师在抗战中要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以游击战为主。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一二九师一开拔到辽县，刘伯承与林育英就商量决定办一个游击训练班，培训军队和地方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开学后，刘伯承、林育英亲自去授课。干部们分期分批地到训练班学习后，就带队到各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开展游击战时，既要反对只游不击，又要反对只击不游，坚持游而避实，击而就虚。由于刘伯承与林育英在战略战术上的超前工作做得好，一二九师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屡屡获得胜利。如在打阳明堡飞机场时，他们就用了奇袭的办法，一次击毁敌机20余架，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按计划，一二九师要在9月6日召开全师“抗日誓师”大会，但这天却下起了倾盆大雨。陈赓和李达一再向林育英建议：雨天在外面站久了，干部、战士恐怕会得病，是否将誓师大会改在晴天进行。林育英不同意改期，他说：“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不要轻易变更。我们是军队，如果朝令夕改，将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情绪。誓师大会照常进行。”在誓师大会上，林育英代表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授予一二九师指战员“红军十年纪念章”。这次大会虽是在雨中进行，但因准备周到，指战员情绪高涨，会议开得极为成功。誓师大会后，部队一边学习，一边整训，为开赴抗日前线作准备。
因脑病时常发作，林育英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工作。后来，由于病情加重，他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鉴于此，刘伯承特地向党中央报告了林育英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林育英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名政委到一二九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继任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对林育英在一二九师的工作，李达将军在《发扬老前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一文中，作了如下回忆和评价：“张浩(即林育英)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调回中央。他在部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当时正是我党我军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即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由反‘围剿’变为抗日。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新任务，这需要强有力地引导和有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张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适应了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张浩同志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坚决和认真的，因而对一二九师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风建设贡献很大，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
从前线回延安治病1938年1月，林育英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间，林育英一面治病，一面负责有关工人运动的工作。3月中旬，林育英任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大队长，曹瑛任教导员。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林育英是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也列席了大会。由于林育英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与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林育英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后排。毛泽东拉着林育英的手说：“来，我与你在一起。”这时，林彪走了过来。毛泽东又把林彪往林育英右边一推说：“你们是堂兄弟，更应站在一起。”这样，六届六中全会的合影照片上，林家二兄弟第一次同毛泽东在一起合影。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议开始后，先由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林育英发表讲话。林育英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走到台前，发表庆祝五一节重要意义的演说。讲了不到10分钟，他突发脑溢血，警卫员迅速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因抢救及时，林育英无生命危险，但却无法站立起来，更无法再为党工作。
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林育英的半身不遂始终未能治好。他虽然卧床不起，心里却时刻想着中国革命，想着党的事业。 　　住院期间，毛泽东亲自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林育英同志，我总想来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能来成。”毛泽东的关心，使林育英深受感动。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是老病号。你太忙，不要再来了。”毛泽东在林育英床边坐下，又说：“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康复。”林育英说：“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保养也无益。革命事业正需有人去做，我却躺在床上起不来，心里非常难受。”“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对你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让身体早日康复，病好了接着干嘛！”
1941年8月，日军战机飞到延安上空，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住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后，炸弹如雨点般的倾泻下来。一颗炸弹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窑洞被震得不停地颤动。巨大的爆炸声，使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刺激。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接着，他的身体出现水肿。他的秘书、警卫员及妻子等人见他生命垂危，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名医何穆对林育英的病情进行了彻底检查，结论是：心脏大了3倍，肝脏、脾脏扩大，还有肺水肿，肾脏亦有毛病。
毛泽东指示中央医院全力抢救。经过何穆、金茂岳等名医一段时间的悉心治疗，林育英的病稍有好转。躺在床上，林育英时常回想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路线斗争，怀念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战友恽代英、李求实等人。一天，他与一同住院的原一二零师政委关向应谈起王明把持中央领导权期间，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巨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情况，引起关向应的同情与关注。他俩决定一起向中央和毛泽东上书，建议党中央重新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作政治结论，肯定他们勇于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英雄业绩。很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林育英的病情又突然恶化。
1942年2月，林育英得知林彪已回到西安，心里很高兴。此时，林育英很想念林彪。恰巧，林育英的一位老部下因事要去西安。临出发前，他来看望林育英。林育英得知老部下马上要到西安去，拉着他的手说：“麻烦你给林彪带个口信，我快不行了，希望他早日回延安，我们见见面。”2月14日，接到林育英口信的林彪回到延安。吃过午饭，林彪先到交际处看望了父亲林明卿后，连忙去看林育英。林彪仔细询问了林育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林育英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的病情很关心，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我的病太重了。”他俩谈了好一阵。当医生查病时，林育英见时间不早了，便对林彪说：“育蓉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托，你要好好记住。”林育英接着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后，最早去世的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曾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组织上应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作个结论或肯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下转第48页)(上接第34页)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又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育南说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林彪说：“这件事我记住了。”
毛泽东题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情日益恶化。3月5日，林育英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等人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深以为憾。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4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
当天下午，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遗体移入中央大礼堂。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本来，治丧委员会通知8日开始吊唁，但7日各界同志自发先期前往吊唁者就达500余人。许多人泪流满面地说：“我们得知林育英同志逝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等不到明天了。”3月8日，延安细雨纷纷。上午4时至9时，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林育英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为林育英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朱德、任弼时都表示同意。上午9时，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念祭文。在公祭仪式上，中央领导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党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仪式结束，万余人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安葬林育英当天，《新华日报》发表了《悼张浩同志》的社论，对林育英一生的贡献和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张浩同志是职工运动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在艰苦奋斗的一生中，学习和掌握了革命理论，领导了职工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优秀的战士之一。”
照片集萃  毛主席等中共领袖们为林育英抬棺送行  张浩(中)和领徐海东(右)、郭述申(左)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