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平等的婚姻
“两寸象牙”
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一七七五——一八一七）曾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享誉世界文坛的《傲慢与偏见》（一七九六）便是如此描画出的杰作。作者通过描写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简与宾利、达西与伊丽莎白、柯林斯与夏洛特·卢卡斯——始终将婚姻问题置于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之中，使整个故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富于浓烈的现实主义气息，令我们不得不由衷地钦佩简·奥斯丁的“两寸象牙”的巨大容量。
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
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以鞭辟入里的目光向人们展示出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金钱交易、利益结合。达西与伊丽莎白的财产与门第悬殊，因而他们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因傲慢与偏见产生的疏远，以及后来的和解，直至最终的结合，并不表明作者企图以此来否定她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而是恰恰相反。
主题深化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结合如果是这个故事的终结，那么，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传统的大团圆式结局，这就不免将读者引入俗套，使其认识流于肤浅。伊丽莎白资质聪明、思想活泼、性情开朗、幽默感强，但正如贝内特先生所担忧的，“……要是嫁个不般配的丈夫，那是极其危险的。你很难逃脱丢脸和悲惨的下场。……”（见《傲慢与偏见》第十七章）婚后生活如何，可以从另一侧面折射出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揭示出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英国当代作家埃玛·坦南特在《傲慢与偏见》出版近二百年之际续写的《彭伯利》和《不平等的姻缘》，为“两寸象牙”的扩容做出了很有益的尝试。续集作者不仅为当代读者提供了生动有趣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达西和伊丽莎白婚后生活的描述，通过对财产继承人问题的探讨，深化了《傲慢与偏见》的主题，进一步揭示出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
《彭伯利》
限嗣继承法引发的矛盾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婚姻的缔结是《傲慢与偏见》的结局，也是他们在《彭伯利》新生活的开端；而“有钱的已婚男子总想要个儿子继承家业，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见《彭伯利》第一章）再次将伊丽莎白推向了矛盾的中心。根据传统的限嗣继承法，惟有男性后裔能够继承家业。因为此法，贝内特太太才在丧夫后不久就被迫搬出了朗伯恩，将家产拱手送给了笨伯柯林斯；也正因为此法，伊丽莎白是否能生个儿子，成了达西家族关心的焦点、四邻瞩目的大事。
鸿沟仍在“伊丽莎白眼望着老达西先生的慈祥面孔,觉得那面孔仿佛在要求她给彭伯利留根苗，让达西家族在他和他儿子这里不断线，能够安安逸逸地继续传下去。而那些隔得较远的先人包括詹姆斯一世时期达西家的成员，以及凯瑟琳夫人和已故安妮夫人所属的贵族世家的男男女女……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达西在有生之年掌管着彭伯利的房产、地产以及庄园外的农场、村庄和教堂，那他要求妻子给他生个继承人并不算过分吧?……”（见《彭伯利》第三章）达西并没有因为与伊丽莎白缔结了婚姻就忘却他们之间存在的鸿沟，忘却他们在财产和门第之间的差异。他从物质上满足伊丽莎白，使她得到的珠宝和漂亮的马车要比简·宾利多得多；他答应邀请贝内特太太和玛丽来度圣诞节；他派人去罗辛斯把她的亲戚接来彭伯利，如此等等，无一不在表现达西对伊丽莎白的温情的同时，显示出他对后者的优越和恩赐。
达西的敏感而且，“他仍然有些自负，他的权势引得众人尊崇他，不管遇见什么人，都要阿谀奉承他，使他一直很骄傲。”（见《彭伯利》第三十一章）他是彭伯利的主人，处于众星捧月的地位，对此他有着强烈的意识。这种中心意识导致了他的极度敏感。当他发现伊丽莎白以妻子、彭伯利女主人的身份向他提出打开那些旧保育室时，“他却脸色阴沉、默不作声、目中无人……”，致使伊丽莎白感到愧疚；她“怎么能这样自以为是，居然吩咐彭伯利的主人如何分配卧室”。（见《彭伯利》第五章）在继承人问题上，达西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了。在赫斯特太太谈到“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让孩子围在四周，房子立在背后，这样让人画像总是好多了，这样的作品……意味深长地表明，传宗接代有了保证，遗产将有人继承！”时，达西的敏感神经得到了触动，他“忽地立起身来，满脸阴气沉沉”。（见《彭伯利》第十二章）
闹剧的结束伊丽莎白在嫁给达西九个月后未曾怀孕就担心会绝嗣并为此感到愧疚，这就足以显出伊丽莎白在这不平等的婚姻中所处的地位。正是因为达西的态度，彭伯利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罗珀式的闹剧,而最终闹剧以“达西家快要增添人丁”的消息而结束。它不仅印证了卷首的那句“举世公认的真理”，而且强化了伊丽莎白的地位只有在生下继承人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这样的事实。
失败的教育《不平等的姻缘》将笔触指向彭伯利的继承人爱德华·达西少爷。虽然达西少爷通篇没有出场，但是作者通过不同人物之口描述了爱德华成长中所受挫折，他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遗憾的事”，一方面折射出英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伦理教育的失败，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发掘出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婚姻的不平等。伊丽莎白成了众人尊敬的彭伯利的女主人，儿子的诞生巩固了她的地位。她的妩媚动人，她的聪明才智，她的平易近人，无不向世人展示出她无愧于彭伯利女主人的称号。但由于她出生不那么高贵，陪嫁不那么丰厚，母亲、妹妹等家人的表现不那么具有大家风范，人们头脑中这种不平等婚姻的意识便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儿子爱德华少时便被剥夺了童趣，天性受到压抑，“与其地位和财产相称的达西先生并没有送他去上学”，（见本书第二章）他只在福尔克先生辅导下为入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贵族学校伊登公学做准备。生活在枯燥乏味环境之中的八岁的爱德华，玩一盒玩具兵士游戏时用稚嫩的声音宣布站在拿破仑军队一边，竟震惊了所有的绅士淑女，受到众口一致的谴责。
压制的恶果压制的结果使爱德华憎恨达西这个姓，曾经试图更名换姓。他十三岁开始酗酒，以后又狎妓，赌博；不足十六岁就输掉了威尔士庄园，被高利贷者扣为人质。但这一切的一切，达西却归咎于伊丽莎白的溺爱，凯瑟琳夫人则归咎于伊丽莎白的卑微出身，宾利小姐也认为爱德华的母亲“教育无方”。一句话，造成爱德华一切过失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这桩不平等的姻缘。
结局续集作者没有简单地以大团圆结局（事实上也无法大团圆），而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再次和解、达西偕妻同游威尼斯作为补偿，同时又让年老的福尔克先生见到了“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走在彭伯利的大道上”，（见本书第三十四章）向读者暗示出彭伯利的继承人委实无法让人乐观。
引发思考埃玛·坦南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在《不平等的姻缘》结局描写了达西如何保住威尔士的庄园，使彭伯利的财产免遭损失,同时又谋求另一条保全彭伯利利益不受侵害之良策，即对限嗣继承提出挑战，试图让女儿米兰达与爱德华共同掌管这份家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结局更深化了主题：真正重要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的情感；这里的一切都与财产意识密切相连。当彭伯利的财产可能后继无人时，达西先生那温文尔雅的体面外表之下存有的却是一份冷冰冰的清醒，有时竟冷到无法保持绅士风度；在财产可能会因儿子的不成器而受损时，他那不顾一切的举动（无视他“最亲爱的伊莱扎”可能会受到的巨大伤害而毅然决然出走伦敦，为保护财产而奔走），更揭下了蒙在他脸上的那一层薄薄的面纱，露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有产者的真实面目。爱情在财产面前黯然失色，幸福只有与财产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实现。财产保住了，“爱情”复归了，但这复归的爱情究竟能否再经受任何风浪、任何挫折?埃玛·坦南特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她追寻着简·奥斯丁的思路所做的努力，拓展了“两寸象牙”的容量。
风格在续集风格上，埃玛·坦南特刻意追求与简·奥斯丁保持一致。简·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时便以简·奥斯丁笔下人物为例。简·奥斯丁描写的人物群像伊丽莎白、贝内特太太、柯林斯牧师栩栩如生，读者仿佛可以听到伊丽莎白那爽朗而调皮的笑声，贝内特太太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在续集中如何使这些人物群像不相形见绌，简单模仿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埃玛·坦南特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理智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刻画伊丽莎白这个人物时，注重表现婚后的伊丽莎白“这一个”典型，在不排除姑娘时的伊丽莎白特征的同时，强化了作为彭伯利女主人的伊丽莎白这个形象，在不失活泼的同时表现出她的聪明智慧、她的沉着自信、她的练达得体、她的宽厚体恤。读者在读完两本续集后不由得会惊奇地发现，伊丽莎白这个人物在埃玛·坦南特笔下变得更加丰满厚实，同时也会由衷地感到续集中的伊丽莎白与E.M.福斯特所推崇的“立体人物”更加贴近，也更加可信。伊丽莎白从来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她身上有着以上提到的各种优点，但她同时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她会嫉妒（当她发现达西从街头的一座大房子里大步走出来,旁边跟着六岁左右的男孩时）（见《彭伯利》第二十五章），她会记仇（如对宾利小姐和赫斯特太太），也会有荒唐的时候（当年在梅里顿碰到民团的军官韦翰就曾被韦翰一副“讨人喜欢”的仪表迷住，以致与其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见《傲慢与偏见》第十七章）为此她竟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而在埃玛·坦南特的笔下，伊丽莎白不仅与达西的表弟菲茨威廉旧情未了，而且与小格雷沙姆先生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见本书第十二章）坦南特在娓娓道来故事情节的过程中，采用喜剧手法和嘲讽语调，对其人性的弱点作出了似乎不经意的展示。作者善于躲在幕后，让情节自然发展，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这倒与简·奥斯丁的笔法相同。如此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
续集中贝内特太太的絮絮叨叨丝毫未减，其言谈举止之荒唐依旧跃然于纸上，但其荒唐之中又不时冒出智者没有意识到的生活哲理。彭伯利的圣诞聚会提供了一个展示其愚蠢的场所。她试图与基钦纳“上校”联姻（见《彭伯利》第二十四章）以及设法恢复与哈考特夫人的亲戚关系，（见本书第七章）虽显得荒唐可笑，但读者掩卷之余可能会发现，埃玛·坦南特在表现这个人物浅薄的同时，也揭示出妇女的命运。贝内特太太在丧夫九个月后便意欲再婚，嫁给基钦纳上校，主要是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两个没出嫁的女儿；据说等基钦纳上校去世以后，她们可以继承八千英镑（当然那不过是场闹剧而已），而八千英镑对她的两个女儿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贝内特太太死后，她们不太可能指望得到梅里顿宅院，甚至会无存身之处。而她企图与哈考特夫人拉关系，倒是为了“将祖先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一世”，因为那样就可以证明“她与哈考特家族一样具有诺曼底血统，并且有权使用这个名号”。（见本书第七章）这样,贝内特太太的荒唐之举就被赋予了社会现实影响的内涵。读者在觉得她可笑的同时，不免对她产生出怜悯。埃玛·坦南特无意使这个漫画式人物复杂化，正如她对柯林斯牧师的处理一样，但是，正是这些人物形象的鲜活表现，更加衬托出主要人物的丰姿。
成功之处埃玛·坦南特以自己对简·奥斯丁作品的透彻研究，对《傲慢与偏见》的独特认识，成功地续写了《彭伯利》和《不平等的姻缘》，再现出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后生活，极为自然地完成了作品的衔接，在深度开掘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过程中，从财产私有、财产地位的继承等敏感而实质的问题切入，使原作主题变得更为丰赡厚实。同时，坦南特在保持原作形象特点，保持原作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上所做的尝试更增加了续集的魅力，使简·奥斯丁的“两寸象牙”的容量得以扩充，令人欣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