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振汉
反洋教宣传
  谨遵圣谕辟邪附全图光绪十年（1884），周振汉告病假回湘，看到外国传教士的罪恶活动十分愤慨，遂于光绪十七年（1891）春，刊刻朱墨套印的通俗图画《天猪教》（天主教谐音）。书中将洋人（传教士）写成“羊人”，将“甘心充当内奸”的本国教士写作“猪羊鬼之子孙”。图画上绘有一恶形猪精，又一壮汉手持大刀作屠猪精形状，另一壮汉将《新约》、《旧约》投入火炉中焚烧，观者无不欢欣鼓舞。图画旁有对联云：“甚么天主教，妄称天父天兄，伤天理，灭天伦，何时遭天遣天诛，天才有眼；这般地方官，都是地棍地痞，拉地丁，抽地税，他日看地崩地裂，地也无皮。”周汉在长沙刊行反洋教宣传画《射猪斩羊图》。周汉以“羊”代指洋人，以“猪”代指“天主”。左右对联文字为：“万箭射猪身，看妖精，再敢叫否！一刀斩羊头，问畜牲，还想来么？”[1]
  周振汉《天猪教图册》此后的两三年间，周振汉还陆续刊印了《齐心拼命》、《谨遵圣论辟邪》、外附全图《鬼教该死》、《棘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教》等宣传品，其中仅《鬼教该死》在湖南便印了80万册，利用善堂作为发行机构，遍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内容来说均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世界上只有儒、佛、道3教为正教，此外再没有第四教了，因此，一切洋教都是“鬼叫”（叫、教谐音）或“邪教”、“妖教”、“天猪教”（天主教的谐音），煽感人心，应该加以诛灭。他还认为教会侵略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一样，是想来“谋中国的江山”，即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把卫道与爱国反侵略紧密结合起来。这些宣传品不仅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数量极为惊人，而且流传范围极广，不仅湖南各州县、长江中下游各省，甚至远到偏僻的新疆、甘肃都有人传阅、翻印，‘对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各省群众性反洋教斗争风暴产生了巨大影响。
洋人查办
  《天猪教图册》周汉以印制和散发宣传品为形式的反洋教斗争，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的恐惧和不安，“各国牧师为之胆寒。”外国传教士害怕宣传品流传会激起群众公愤，一面全力收购周振汉刊印的宣传品，送交各国领事，并寄往各自国家通报情况，一面在报上肆意诬蔑中国为“半教化之国”。[2]
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美国驻华公使首先联合其他列强“警告”清廷总理衙门说：“中国朝廷士大夫阶级中的反洋人和反基督教分子，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这些分子的大本营和中心是湖南，但他的宣传品传播到整个帝国之内。”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宣传品的来源，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于是，他们一方面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查处，另一方面则明查暗访。
  《天猪教图册》不久，他们发现“这次事件的中心是在湖南的长沙”。循此线索，传教士们陆续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3]1891年10月间，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又获得了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件副本，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德国驻北京公使曾亲自持周振汉的宣传品要挟总理衙门，要求惩处周振汉。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清政府总理衙门一再函电责成湖广总督张之洞处理周振汉并将结果上报。张之洞随即转知湖南巡抚张照。但是，湖南省当局对于查办一事并不怎么积极。他们逮捕了长沙刻字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3人，旋又释放，对周汉更没给予什么处分。周汉也只是将所有反洋教的图书版本转移至宁乡家中而已，并没有停止活动。
  《天猪教图册》对此，外国领事十分不满。12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强硬地要求清政府严办周汉，并以武力威胁。面对强大的压力，总理衙门屈服了，再次饬令张之洞将周汉等查明惩处。湖广方面对拿办周汉顾虑重重。周汉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敌报国为辞，查办周汉理不直，气不壮，此其一；周汉在湖南的名气太大，长沙的几家书院对他既推重又佩服，拿办周汉有妨政体，此其二；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深得广大民众的喜爱，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有人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拿办周汉，人民不答应，此其三。张之洞对参办周振汉有所顾忌，故建议总理衙门将周振汉调赴总理衙门差委，然后仍旧发往新疆军营，这样便“自无教堂可闹”。正在张之洞左右为难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调查周汉的“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朝廷希望张之洞雷厉风行处理周汉，张的抗拒态度却非常地坚决。1892年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这时，总理衙门又接到清朝驻英使节薛福成的报告，说英国政府也看到了周汉的《书图歌说》，想要借端要挟。总理衙门慌了手脚，急忙致电张之洞，要他立即处置，不能拖延。然而总理衙门不允，张乃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来湖南提讯周振汉。
入狱
次年，恽祖翼到长沙，周振汉早经回避，便将长沙3户替周振汉刊印书册的刻字店永行封禁。其中除一户主因早置身政外，其他2人各杖80枷号3个月。“查周汉并无刊布传播反教揭帖、伪造公文等犯罪情节，惟该道员系返乡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为乡里楷模。平日里反乐衷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谣言煽惑。请旨革去周汉陕西补用道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恽随后赴宁乡传来周振汉亲属邻保，出县保结；宁乡知县出具印结，务将周汉“查传到籍管束，不准再来省城”。又饬令长沙府、县派差长途追缴周振汉各种宣传品的版本。陆续缴到各种木刻31面、25块，一并携回汉口，由张之洞委令销毁。张之洞本来就不想深究，只是将周汉革职了事，所获图版予以销毁，并勒令3家刻字铺永远关闭。然后将以上处理办法上报清政府，并通报了各国驻华公使。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周汉反洋教案第一阶段至此基本结束。[4]
周汉受到革职处分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仍然在长沙，不但刊刻原书，而且还撰写新的揭帖，广为传播。南方各省区几乎都有这种小册子，有的省份还有人翻刻。“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澄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澄。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在这一时期的反洋教宣传中，周汉较多地注意了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号召人民“悉将耶酥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根再发”。 对周汉再次进行的反洋教宣传，帝国主义极为不安，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抗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俄国则以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为借口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其余各国相继跟进，是谓“瓜分中国狂潮”。周振汉听到消息处，立刻从宁乡来到长沙，又刊印大量揭贴、歌谣，劝人速将“耶稣妖巢”（指教堂）焚烧。周汉在长沙再度发布反教文告，号召湖南人起来驱逐外人，烧毁“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次年初，英国领事就此照会湘抚陈宝箴，要求“刻即赶紧将造贴之人周汉拿押究办，免生意外之虞”。陈宝箴命宁乡知县将周振汉查传来省，当宁乡知县朱国华等到达他家中时，他从揭贴堆中选取教纸对朱说：“此皆我自撰自刻，不累他人。”周振汉被拘离宁乡后，宁乡县试生罢考，要求朱国华上书巡抚立即开释周汉。“童生千余人哄县堂，以罢考胁知县朱国华。”朱即以禀请巡抚准予保释周汉。陈宝箴虽对禀文进行了驳斥，但深感“湖南民情激昂”，不敢在长沙审判，便电告张之洞，要求解鄂处理。张之洞也不愿意惹麻烦，恐怕引起“打毁教堂之事”，督抚相互推诱。最后，陈宝箴只好令长沙、善化两县审讯。
辩护
周振汉在长沙候审时，将陈设器物打毁一空，又将候审委员扭住关闭一室，不许外出，以示反抗。面对各方舆论声援，陈宝箴深感不易应付。周振汉在狱中书有供词3件，自狱中寄出，群众即为刊印。题名“天柱地维”，注明系“湖南七十六厅、州、县绅士庶民公刊”，为自己鸣冤叫屈。不仅认为自己无罪，还要求平反旧案。
1897年，周振汉在供词中如此陈述自己“反教”的思想基础：
“大清未定鼎中国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称大清臣子。今我大清虽受各邻国侵欺，然一日未灭，我非大清臣子，何国之臣子哉?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万国万世所共恶；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尤万团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守自立哉!”
“各邻国之教，我不之知。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大清皇帝身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于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立自守哉。”[5]
满清国教圣谕“黜异端以崇正学”。雍正《圣谕广训》云：“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广训衍》解释到：“就是天主教，谈天说地，无影无形，也不是正经，只因他们通晓天文，会算历法，所以朝廷用他造历，并不是说他们的教门好，你们断不可信他。”[6]周汉将自己的“反教”行为与维护帝国的儒家意识形态（“忠义立国”）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清廷无法从正面对其进行批判，故而只能将他“被精神病”。
当局对周汉在狱中的表现，极为恼怒，而对他的辩护又无法反驳。适值张之洞来电，陈顺势请求将周汉移往湖北处理，张不答应，陈再度以湖南民情激昂，不便处理为由，把包袱推给张之洞。张急复电表示：“若周振汉解鄂，断无人敢审”，“务望速在湘省了之”。陈宝箴势成骑虎，只得借张之洞之词，只好仍旧沿用当年“查访别项劣迹”的办法，给周汉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例”留按司狱长期监禁了事。 
  义和团周汉入狱两年后，义和团运动爆发。翰林科道左绍佐等在北京议将他释放，称他为湖南义师，但未被采纳。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员宁调元被捕入狱，和周振汉同羁一室。周汉为宁作书云：“余年六十，一生为虾戏达欺，不绝灭外来侵凌，余死不甘心。”次年，湖南巡抚岑春蓂允将周汉释放，他拒不出狱。宣统二年（1910）重病狱中，为亲属强行接回家中，不久逝世。
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追忆周汉一案，文章说：“（周汉）积以张揭帖攻泰西教煽乱，为湖广总督落其职，而海内多奖为忠义，尤为乡人所信重。至是（1897年）复刊帖布乡县。府君（陈宝箴）方痛胶州事，大罹，传毁其帖。周汉殴传吏，益横。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揪然曰：非然无以全大局，亦无以曲全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