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荣渠
人物概述
1927年8月29日生于成都。1941年春入成都县立中学（今成都七中）读书，1943年秋考入成都树德中学高中部。1945年秋考入西南联大。
1946年夏，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回迁原址，罗就读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9年秋毕业，就职于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1956年冬调回北大历史系任教员。随后主攻拉丁美洲史、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等，多年里既下过农村，受过批斗，编写过京郊某村村史，也授课不辍，苦钻学术。
1979年晋升副教授，1980年秋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进行学术研究，1982年初返京。1985年冬晋升教授，次年为博士生导师，而后兼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会长等。罗先生治学领域广泛，著述宏富，其中尤以现代化、美洲史、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见长。曾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等，著有《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美洲史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等。代表性学术论文有《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等。罗先生的文集《罗荣渠文集》（4卷本）正在编纂之中，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罗荣渠教授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曾任燕园书法会会长，是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他出身书香世家，其父罗文谟是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他自幼受到熏陶，在书法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和非凡的造诣。他的作品显示了一种学者型的书法特色。部分作品是他个人自赋的诗词，如《返乡吟》等，多幅作品曾选送到海外展览。
  
文化摇篮里的少年才俊
罗荣渠出身名门，父亲罗文谟乃刘海粟弟子，为当年四川书画界祭酒，与徐悲鸿、张大千等交友，母亲许子睿也出身新津书香门第。罗荣渠自幼有志于学，其胞弟罗荣泉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过这样一件趣事：在大哥满一周岁时，家里按风俗让他“抓周”，结果许多生活用品摆在面前，他只抓了一本书和一支笔。这事与他后来的人生似乎是巧合，但母亲认为，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家庭环境熏陶的结果，因为当时父亲经常看书备课，握笔写稿，使未满周岁的大哥对书和笔印象深刻。罗荣渠生于成都这座文化底蕴不薄的城市，上中学进的是成都县立中学与树德中学这类名校。读初中时，他便与另外两位同学出版手抄本刊物《劲草》，刊物请巴金过目后，巴金在空白页上题词：“好好学习”。罗荣渠进入高中后，即向胞弟推荐冯友兰、张东荪、钱穆、熊十力等人的著述。一天，他在西玉龙街旧书店购得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便如获至宝。他的这种志趣，既超越了他的年龄，也为他后来做一名良史，奠立深厚学养。1944年，罗荣渠才17岁，暑假中见重庆《中央周刊》以民族文化为题征文，竟从图书馆借来参考书咀嚼后，结合平时的文史知识，著文投去。征文揭晓时，第一名空缺，他获第二名，收到的奖金，不是用去吃喝，却买了一部钱穆的《国史大纲》。而且他在校中写一手仿米芾书法，被误为书家之墨；与同学吴兆民等演话剧《桃李春风》等，饰一老教授。在中学时期，罗荣渠受梁启超倡“少年中国学会”之影响，从阅读课外哲史典籍中，倾服北宋张载之说，也效先贤首倡一个学生社团，命名为“四为学会”，取张载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精神为旨意。这学会，是他们互励互助的纽带，这种精神境界，颇值得今日学子参照。
在学术自由的北大成长
1945年，罗荣渠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入学后，他便感到校园内浓厚的政治空气，标榜进步的与被指为反动的两派，经常打笔仗。这位志趣不俗的书生，也成了“反内战，要和平”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以文章、漫画、演讲参与“一二·一”学生运动，抗议对学生、教师的镇压，还将他撰写的《一切党团退出学校》的评论，寄与“四为学会”成员。假期返回成都，他将联大校园流行的歌曲带入成都县中与树德中学，教学弟们传唱，如《民主是哪样》、《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还鼓励“四为学会”成员，参加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的读书活动。在那激越时期，凡是热血青年，无不被这民主浪潮吸引，罗荣渠更难以置身事外了。
但是，他毕竟有着文化精英的素质，有别样的儒雅情趣，与同学们述志时，倾慕的仍是胡适、赵元任、冯友兰这些从美国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学者，常自诩要出国拿几个博士回来，让大家刮目相看。他在联大读历史社会系，有心从史入哲，还去旁听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讲《西洋社会思想史》，听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讲《西洋政治思想史》，一个大一的学生，就感到所修课程不能满足了。他甚至对向达教授的《中西交通史》也听得极为专注，还登门去请教。上二年级时，他即有学习收获，撰写了《中国古代文化西来说略述》和《从克罗齐的历史学看几个问题》，这些并非教授布置的作业，而是他自己求索探究的读书心得。老一辈史学家邓嗣禹先生在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后，写《北大舌耕回忆录》时，提到聪明用功，读西洋史学名著不怕翻字典的学生，其中就有罗荣渠。在北大这学术精英荟萃的学府，只要你有强烈的求知欲，几乎周围全是良师益友，罗荣渠在成都家中就见过父亲宴请朱自清与朱光潜，朱光潜在课堂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时，他也去旁听。他去听裴文中教授讲甘肃的考古报告，听明史专家王崇武演讲万历东征，日记中，极赞佩他们证据缜密，据理充实，他认为：中国史学家除了死硬狭窄的抄书派和公式主义的海外派，到底还是有真正讲科学的史学家。当他听了张东荪教授演讲“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理学”，又读了冯友兰的《新理学》后，给张教授写了三千字的商榷文章，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没有西方文化背景而只输入西方理性是无济于事的。他这种尊重权威学者，又不盲从的独立思考，是那“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具体体现，遗憾今日大学校园里这种学生与老师共同探索的学风已式微了。
放寒假，他也会抱一大堆名著究读，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周亦同《史料与史眼》及容庚《商周彝器考略》等。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与薪火传承之地，罗荣渠传承了“五四”的文化学术血脉，故他的学术成就受到北大珍惜，如今北大不惜费资出版他的多卷本文集，并请离休在贵州的胞弟罗荣泉教授编撰了《罗荣渠年谱》附于文集后，足见文化学术的真实业绩，总是受到珍惜，有长远的价值。  
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先驱
罗荣渠以他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及近现代史学积累，进入美国文化和美洲史的研究，就比今日某些只知一些洋教条的学者，具有更“博”更“专”的文化底蕴，其学风之严谨，视角之广阔，逻辑之严密，探究之理性，堪称今日学术界的楷模。
日前，媒体报道了一张中国较早的手绘世界地图，掀起一波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的猜想。这浪漫的假设，数百年来可谓一直层出不穷，媒体借此来炒作，其谬大矣！其实，不仅早有胡适之文指其谬误，而且罗荣渠也早在1962年，就进行了广博考证，发现这假说根本不能成立，写成《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的著名论文。
这是他的成名之作，与1983年发表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研究》，被公认为“脍炙人口，传世之作”。学界评价他不只是考证文章，而是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从地理到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考核名物到穷究心理……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实际揭示了中国长期落后的深层原因，预示非走现代化道路不可。“这样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实在不多见。我们要继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史学传统，就要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引自李慎之评语）
在世界史尤其美洲史中驰骋思想的罗荣渠，看世界的眼光，自然与众不同。他考证了近代洋务派眼里的世界，闭关守旧派眼里的世界，从郭嵩焘到梁启超，从陈独秀到胡适，由正与反等方面来加以总结。他不仅从历史与文献去探究，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亲临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进行考察与探索。因此，他的世界眼光不是浅薄与片面的，而是有广度与深度的。他认为，如果大批留学生远渡重洋只求科技，而不学习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知识，那只能算重复洋务派运动，与当年去学“船坚炮利”何异？
1986年，出于对祖国与学术的责任感，想到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和东方，需要有适合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罗荣渠毅然放下尚未完稿的专著《美国历史与文明》，决定开拓一个新领域———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研究。他研究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后来更特别以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为研究重点，著有《现代化新论》、主编的《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的论争文选》等接连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1988年，61岁的他招收了中国首批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3人，研究生1人。
罗荣渠在北大先后开过9门课程，教师与学生评价他的讲课特点是：观点新、材料新、研究方法新，且常推出新的课程。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这一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观点，在今日仍具现实意义。他一再主张从世界角度去透视中国与认识世界，这是多么可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