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田敬堂
抗日将领
田敬堂（1906－1986），王明口镇田庄人，与田镇南同宗而非近亲。他是抗战时期著名抗日将领，曾参加过娘子关战役、台儿庄战役；也是著名的国民党起义将军，1949年率国民党一个军起义。历任解放军补训师师长、项城县第一届政协副主席。英勇抗战他出身贫寒，祖父曾给地主当小把牛，到他父亲这一辈仍家贫如洗，无力供应田敬堂兄弟二人就学。1924年春，17岁的田敬堂带着一肚子忿懑，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没有文化，没有钱财，没有靠山，凭聪明才智，凭勇敢不怕死，在和东北军张作霖打仗时，在和阎锡山，蒋介石拼杀中，屡立战功，一次次受到上峰奖励，第三年当上了排长，不足半年又被提升为连长，在连长任上不到一年，再晋升为少校营副，两月有余再将提升为少校营长，时年21岁。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件变，从此中国人民陷入八年的战争深渊。西北军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的侄儿吉星文，率领他的团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10月，田敬堂在娘子关带一个营的兵力断敌后路，配合部队一举歼灭日寇李登联队1500余人。获奖金表一块。
第二年，国民党调集44万大军于徐州、台儿庄一线堵截日军，投入战斗日军二十多万人。田敬堂属田镇南的第三十军，是这次台儿庄大战的主战部队。田敬堂的营，被安排在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上，部队从农历二月初二进入主战场，直到麦黄稍才结束战斗。
台儿庄大战的实际情况，远比电影中场面惨得多。日本动用了他们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一个平方米的地面上，能落炮弹十几发甚至几十发，村落被夷为平地，平地又炸成大坑，参战将士伤亡的惨重可想而知。田敬堂深知，阵地能否守住，关键在他这个营长。他早已下定决心，无论战斗多么残酷，牺牲多么惨重，他都要带领官兵与日本血战到底。几天几夜连续作战，使田敬堂两眼红肿，满面灰土。他的腿被敌人的子弹穿透，血流不止，他让卫生员给他作了简单的包扎，又继续赤膊投入战斗。战后回漯河养伤，数月方愈。
1939年3 月，他被提升为上校团长，1940年5月又调任三十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上校团长。田敬堂是靠枪杆子拼杀出的一名团长，他对任何上级从不巴结奉承，就连蒋介石他也不甩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服从他（蒋介石）的调遣，但不听从他的召见。”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三十军团以上的军官，田敬堂竟没服从召见，可见他的性格非同一般。率军起义解放战争初期、西北军爱国名将高树勋，毅然在战场上树起了义旗。这对蒋介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原本对西北军就不放心，这次事件后，就在西北军中暗暗放入不少军统，监督西北军各部的行动。高树勋平时和田敬堂关系不错，起义后为了让田敬堂也在适当时候起义，就偷偷给田敬堂写了一封信。可是这封信没有寄到田敬堂手中，却被保密处（特务机关）查获。田敬堂被以叛军罪关押。田敬堂的全团官兵平时都十分爱戴自己的团长，自从团长被关押，大家情绪激昂。一名副团长带领全团官兵全副武装包围了保密处。迫于形势，保密处不得不交出田敬堂和大家见面。田镇南和孙连仲等高级将领见局势不妙，又深知田敬堂的为人和脾气，就联名出面为他担保，才幸免被害。
田敬堂被释放后，调到省城开封军官总队。那时已是1947年，共产党在他的家乡项城县建立了县区两级政权，虽然还处在拉锯时期，但大局已定。县大队联合军区独立旅在蒋桥打败末代县长王凤鸣，王凤鸣化装潜逃，项城县根除了国民党县政权。时任省城开封警备司令的三十军军长田镇南，为了竞选国会议员，串通省长刘茂恩委任田敬堂任项城县县长，但因形势所迫，田敬堂只挂了个虚名，并没有回项城赴任。
时隔一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起用闲置军官，田敬堂东山再起，担任了127军310师少将师长。这个师是个加强师，归桂系军阀白崇禧指挥。田敬堂始终没有忘记高树勋劝他起义的那封信，所以虽奉命南下追击李先念部，但并没有真追。当李先念让他撤兵二十五里时，他还真的将部队和解放军拉开了距离。田敬堂感到奇怪的是，部队走到哪里，总会有个乞丐跟到哪里，起义后才知道，这名乞丐是李先念派来联系他的张建民，改编后任他那个补训师的政治委员。
127军留守处住在四川万县，后迁钟县。田敬堂的爱人带着孩子们也住在那里。留守处处长张开轩，是项城人，他当处长也是田敬堂向军长推荐任命的，所以对田的家属照顾得无微不致。西南频临解放，国民党当局看到末日来临，都争相逃窜，少将以上的家眷，都可以乘飞机空运台湾。他们这部分人也不例外。张处长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田敬堂，赵军长也动员他，他爱人也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这是蒋介石耍的手腕，把家眷运往台湾，表面上看是对下属关怀，实际是要掌握人质。他决定让爱人和孩子就留在万县等他的消息。
1949年初冬季节，127军进驻南江县境。田敬堂师的政工处陈丹亭处长主动找他聊天，二人东扯西拉，谈古论今，从宁都起义谈到高树勋起义，从他被保密处关押审讯，到蒋介石怎样排斥异己……直至他们部队眼前的处境和寻求生路的打算等等。陈丹亭处长毫不隐瞒的点破：“师长是否想和共产党联系？”俩人的密谈很快达成一致。田敬堂决定以请吃饭的名义，作军长赵子立的工作。
他请赵军长到他的师部后，餐餐有肉食，天天有酒饮。二人同榻共寝一个多星期。赵军长也正为几万人的生命、财产、前途发愁！俩人促膝谈心，从全国谈到西南，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谈到127军的绝境。赵军长让田敬堂找出路，想办法，并表态说：“敬堂兄，心里咋想就咋说，不论说到哪里，兄弟我决不见怪。咱弟兄在这里说话怕啥？”田敬堂就借故去厕所，到室外巡视了一遍，安排勤务兵，不论任何人都不准打扰。一切布置停当后，他就向赵军长揭了底牌：把部队带过去，投靠共产党。
赵军长非常赞成走起义这条道路，并指示田敬堂想法与解放军取得联系。田敬堂把陈丹亭叫来，共同商量，最初提出用电报联系，但不知道对方的密码，若用明码，被其他师、团收去，要出大差错。为了安全，决定派人前去，人选问题又是个难题。陈处长自报奋勇亲自前往，赵军长也决定派他的心腹赵寿山（一峰的同乡）与陈处长一同前去。因为赵寿山加入了三番青红帮。四川地方最大的势力就是胞哥（红帮），这个有利条件要利用。
解放军61军183师，是进川的前卫部队。陈丹亭在去汉中的半路上就碰到了前哨部队，接待他的是该部副师长张介民。陈丹亭说明来意。张副师长详细询问了情况和军师长的姓名，当陈提到奉师长田敬堂的指使来联系时，张介民副师长问：“你们的田师长是否参加过西北军？”陈说：“是的”。张副师长兴致勃勃地说说：“我和你们师长是老朋友了。我要知道是他，早就派人把他请到我们这里来了”。原来抗日战争时期，田敬堂从宁夏到西安，住在城防司令部里，张介民在司令部里任书记官，从此他们俩就熟识了，又很谈得来。张介民想到延安去上学（大概是抗日军政大学），是田敬堂找司令批准的。
田敬堂听陈丹亭汇报说解放军的负责人是张介民，心里更踏实了。当天晚上，他就与赵子立军长联名，发出了反蒋通电，宣布“从即日起与蒋贼介石脱离一切关系”。次日凌晨，他们的电台也收到了蒋介石通缉赵子立和田敬堂的悬赏电。
解放军183师的前卫部队，已从两侧山上来到他们的防地外围。为防备其他师出现反对起义的行动，田敬堂对防地又作了新的部署，把他的西北军老底子、师警卫营布防在要道口。
为了避免意外，他提出先不要告诉另外两个师长，只是让部队集结到正直坝，把武装交给解放军。手中没有枪，谁想作乱也作不成。赵军长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向接收起义的解放军183师首长说明情况。事实证明田敬堂的考虑是有根据的，就在当时十分严密的情况下，还出现了抗拒起义的事件。军政工处长兼930团团长田中田在起义过程中，带一个营逃跑了。田得知情况后，非常恼火，亲自带兵追击，追到嘉陵江边，一边命令炮击，一边用无线电话喊话，那位受蒙蔽的营长明白了真相，才又带着兵跑回来。那个田中田，带了十多名亲随向西逃窜，没出四川就被解放军消灭了。
127军全体官兵，在军长赵子立和田敬堂率领下，于1949年12月27日在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坝起义。起义后，部队在川北南部县进行整编，全军三个师和一个军管区，编为四个团，纳入解放军建制，为六十一军补训师，田敬堂被任命为补训师师长，张介民任政委。赵子立调往南充，任61军副军长。解甲归田全国解放后，田敬堂于1950年2月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直至1952年月1月学习结束后，又调入中国人民解放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官。1953年，他又走进西南军区高级干部训练班，上级安排他再次学习，目的是想让他担任某军分区司令员。可田敬堂惦念远在家乡的双目失明的老父亲，决心解甲归田，回乡务农。
临走时，胡耀邦设宴为田敬堂全家送行。一再嘱咐田敬堂，回乡遇到什么困难就找他反映。1954年11月，田敬堂回到家乡，开始过上了从将军到农民的大起大落生活。由于他长期从军，土改时当然不会分给他土地，这时突然回家当农民，没有土地全家就无法生活。当时土地都已分到一家一户手里，而且地里都已种上了麦子，要想得到土地必须从农民手里挤出来，挤谁的地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还要包赔青苗钱。田敬堂不得不拿出自己得的复原安家费，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解决之后，还必须盖房，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复原费已基本用光。
大家都知道田敬堂是国民党的旧军官，在那个特殊年月，受委屈是常有的事，但他从不把起义证拿给政府和干部看，甘心忍受不公的政治待遇。夫人栗跃华终于忍不下去了，向河南省民政厅去了一封信，大致反映了田敬堂的情况。民政厅接信不久就回信，让栗跃华到民政厅去一趟，详细汇报一切。栗跃华去了，民政厅领导热情接待了她。她把田敬堂的起义证书交给了领导，领导当场表态说，像田敬堂这样高级起义军官，又当过我军的高级干部，按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他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这是地方上执行政策的问题，并告诉她很快就会改变。
栗跃华回来后不久，省民政厅来了一位科长，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去了田庄，向干部做了工作，从此，改变了对他的待遇。三年困难时期，田敬堂也和广大社员群众一样，过着食不饱腹的生活，连又霉又苦的红薯干也是吃不上时，只好吃野菜树叶树皮充饥。那时候生产队的牲畜，也是饿得东倒西歪，换了几任饲养员都没改变这种状况，眼看着牲畜要饿坏，大家都愁着没办法。一生从没养过牲畜的田敬堂，自报奋勇当上了饲养员，在他精心饲养下，骨瘦如柴的牲畜，竟慢慢肥壮起来，从此，昔日的将军成了地地道道的称职牛倌，一干就是七八年。
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信，是从北京寄来的，拆开一看竟是老军长赵子立的亲笔信。读罢信方知老军长的后半生也十分坎坷，因某种原因被监禁，直到文革后才和杜聿明他们一起被特赦。信中邀请田敬堂前去相聚，共叙友情。在北京期间，他不仅和老军长赵子立畅谈了惜别之情，还意外地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接见。
回来不久，县统战部长袁同贤同志代表县委去了田敬堂家。田庄的干部见小汽车去了田敬堂的家，知道是上边的大干部来了，立即用自行车带一袋白面给田敬堂送去，并说先吃着，没有了再送，以示地方上对他的照顾和关怀。
不久，县里通知田敬堂，已经为他安排了工作，让他到县图书馆报到。从此，田敬堂结束了二十年农民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又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1981年，田敬堂当被选为政协项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加入民革。1986年在家乡去世，享年80岁。
伪顽“鲁北剿共司令”
田敬堂(1905～1945)，原名田座彬，又名田经元，商河城里人。他祖父就是“杨四困城”事件中的大地主田玉成。其父早丧，兄弟三人，排行末，诨名“田三秃子”。
田敬堂自幼入学读书。保定军校毕业后，在洛阳某军阀部队充步兵连长。“九一八”事变后，返商闲居。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商河县长石毓嵩弃城南逃，杂牌武装蜂起。田以“抗日”为名，联络其好友、本县匪首王同殿和伪“自卫团”团长王业福等，拉起了队伍。1939年春，日军侵占商河城，设立伪县政府。田投靠伪县长李干城，任七、八、九区“清乡主任”。期间，以“清乡”为名，逼枪抓人，扩充队伍。逼迫民众按地亩负担?役，每13亩地要出枪1枝。群众叫苦不迭。他以“私通八路军”为名，向乡民张干、展中忱等4人勒索8000元。以搜查八路军为名，洗劫五寨子村，火烧住房，村民赵景泉等4人被抓住连砍数刀后，推下猪圈。1940年，伪县警备队成立，田初任大队副，后任大队长。在殷巷、白集、展家、龙桑寺、高安、绳家等村相继设立据点，扩充伪军近千人。他有恃无恐，一方面效忠日军，一方面暗中与国民党勾结，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抗日民主政府八区区长范吉仁、六区潘兴孝等4人被杀害，并在城内悬头示众，其惨状目不忍睹。1943年9月，在佟家道口村枪杀8人，其中一个15岁的儿童亦未能幸免。1945年春，在商河城北一次又砍死群众12人。同时，田以巧取豪夺不义之财，广置产业，掠买土地十几顷，购筑瓦房百余间，在城里开有布店、酒店等。在北京有楼房40余间，济南黑虎泉西街有公馆两处，堪称商河大富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德平、临邑、济阳各县伪匪麇集商河。在国民党方面授意下，田将伪县警备队改编为挺进队，自任纵队长。日军投降后，蒋伪合流，被第五战区收编为鲁北剿共司令。伪匪武装约万人，在城区突击挖战壕、修碉堡、设鹿寨、架电网，加强防御，妄图据城顽抗。9月，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部东歼敌伪后，回师西进，到达商河。同二军分区曾旭清、萧锋、何郝炬、辛国治等指挥全军，攻打商河。总攻前，中共县委书记叶尚志请城郊昝魏村开明绅士魏明庵进城送信，向田晓以大义，劝其投诚。田幻想援军将至，守城待援、拒不归降。9月24日总攻开始后，田逆率伪匪顽抗，并狂叫“商河城就是我们的坟墓”。激战至26日，突破东门，全歼守敌。田身负重伤。被俘后服毒自毙[1]。
古代人物
田雨公（1808—1876），字敬堂，号杏轩，清朝盂县香河村人。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考取进士，后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得真才颇多。后升任大理寺少卿。此间，每阅案卷，夜不成寐，遇到疑难案件，筹思查访，必得实情，方才作罢。
田雨公在朝廷为官期间，常被道光皇帝召到便殿对谈。交谈中，他引经据典，论政颇深，许多奏议为皇帝采纳。道光三十年（1850），他针砭时弊，上书振纲纪，肃吏治，尖锐地指出了总督、巡抚官吏有四习，即：“好谀、苟安、掩饰、取巧”；政治废弛有五因，即：“仓库、漕运、盐法、兵利、河工”四习不除，则五政不举。对督抚应赏罚严明，此乃当务之急。咸丰中期，他又上书“用人、行政、得失”等政见，颇得皇帝称道。官级为三品顶戴。
田雨公辞官归里后，先后在平定冠山书院、榆次凤鸣书院和太原晋阳书院讲学，学生以能取到该书院读书为幸事。光绪二年（1876）逝于家中。崇祀晋阳三立阁。著有《杏园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