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甘培根
人物简介
  [1]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著名金融学家
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政协第七届常务委员
民革中央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委员会顾问
民革北京市委员会第九、十届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原主任。
人物生平
甘培根,1925年生。四川成都人。
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
1948～1949年系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研究生。
1950～1978年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参事室干部。
1979年迄今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副所长。
1981年被评为副研究员，同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
1991年起享受国家早期回国定居专家特殊津贴。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坚守信念——甘培根的心路历程“我这一生，直到年过半百才算真正开始工作。”1979年，可以说是甘培根人生坐标上的一个拐点。这一年，已经54岁的甘培根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升迁，因错划为右派刚刚才被彻底平反的他，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更没有料到自己的后半生，从此将与“老师”这个称谓结下不解之缘。
上任不久，甘培根有了新的任务———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兼任研究生部主任。
由于经费少时间又紧迫，人行研究生部打破常规，实行在当时少有的教师外聘制。1981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校舍就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一所原乡级卫生院的院址。甘培根说：“我们为第一批18名学生安排的导师，有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乔培新、刘鸿儒等好几位金融专家和研究员，专业课聘请外国知名学者授课，还聘请了陈岱孙、黄达、胡代光、历以宁4位著名经济学家为终身教授和顾问。就看这师资阵容，能不出高徒吗？”
这个毗邻清华、北大，被同学们称作“五道口”的人行研究生部，1987年在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中，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货币银行学专业全国第一名、国际金融专业全国第二名。
2001年，在人行研究生部成立20周年大会上，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20年来，研究生部在教学、科研、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为中国金融业输送了大批高级金融人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甘培根对戴相龙这段讲话仍记忆犹新。
甘培根说：“20多年里，中国金融改革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项实验，其中都有我们学生参与的身影，实践使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确，中国金融界的高层人物当中许多出自“五道口”，不少人还担任了研究生部的导师。特殊的师生关系给了这里的学生更多的参与金融改革与实践的机会，这或许正是“五道口”与其他高校金融专业之间最大的不同。
“事实证明，我们坚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人才的办学理念，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理念的直接效应就是大大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降低了人才培养的成本。”甘培根若有所思地说：“最近发生的中航油事件不能不令人担忧。我感到，加快培养实用型、操作型金融人才已经迫在眉睫。”
喜爱人才是做老师的天性。甘培根可以一口气说出一大串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名字，讲起中国富豪榜上的人物故事来也如数家珍，因为这里面都有他的学生。甘培根总说，自己这一生拥有的头衔不少，但都不如“甘老师”听起来感觉纯真、亲切。新中国第一批“海归”1925年，甘培根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家庭，他有4个分别以梅、兰、竹、菊为名的姐姐，作为甘家的“独苗”，父亲给他取名培根。
1942年夏，甘培根考上了刚从北平迁至蓉城的燕京大学。在燕大校园里，他与一位性情开朗、贤淑的新闻系女生康力产生了爱慕之情。康力出生于一个颇具声望的金融大亨之家，她的父亲就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康心之。康力的姐姐康岱沙青年时代接受了进步思想，1938年赴延安，1940年随周恩来回重庆工作。抗战时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及他们的家人，经常住在康心之家里，于是，中共地下党通过康家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康心之在解放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康力从小就读于女子学校，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她面前，甘培根总显得有点土里土气。经过几年的相处，有情人终成眷属，甘培根和康力在成都举行了中西式婚礼。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不久，甘培根到美国留学。
1949年10月，甘培根从美国乘船回国。他回到成都后，亲眼目睹了家乡的和平解放，内心感到欢欣鼓舞，对新中国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原本打算回来看看妻子就走的他，在与岳父康心之商量后，决定留在祖国。于是，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北京，在归国留学生招待所报到后，进入马列主义理论班学习。1950年8月，甘培根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处工作（从1991年起，他享受国务院发给的“建国初期回国定居专家特殊津贴”）。
从此，这位新中国第一批“海归”学生的人生轨迹，便与祖国的命运休戚与共。世纪之交的心灵袒露正当甘培根踌躇满志的时候，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
“我被错划为右派后，妻子康力经受住了各种压力，承担起家庭和教育子女的责任。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这一生中欠她的实在太多、太多。”提起已于1999年去世的妻子，甘培根眼里流露出深深的忧伤和眷恋。
1960年初，在艰苦的劳动和北大荒零下40℃的严寒中，甘培根冻伤的左腿得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他躺在北大荒医院简陋的病床上，病情越来越重。得知丈夫病危，妻子康力冒着严寒只身赶往北大荒，用担架护送丈夫回北京治疗。手术后，甘培根的命总算保住了，可是一条腿却永远残疾了。
“俗话说，祸福相倚。”甘培根慨叹道，“正因为毁了一条腿，我才得以留在了北京，也算不幸中之万幸。”
更让甘培根想不到的是，又过了40年，一次聚会上，一声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道歉”，把甘培根深深地打动了，令他终身难忘。
2000年9月的一天，北京西交民巷17号院，甘培根参加50年代曾经在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工作过的老同志联谊会。会上，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当听说曾被错划为右派的归淇章已经去世时，眼圈立刻红了，他走上台情不自禁地说：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时代的火花撞击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我也有过错，曾经伤害了一些同志，譬如甘培根等同志，他就曾经被错划为“甘归集团”（指甘培根和归淇章右派小集团）的头头。这个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也早已得到了平反，但我作为参与人，思想上总有不安。趁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志见面畅谈的机会，我要向甘培根等同志正式赔礼道歉！请你们原谅！
尚明这一席话，使甘培根感动得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
“五七年的事是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谁也怪不了谁。何况尚明同志本身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尚明同志，我感谢您！”甘培根激动地说。
世纪之交，两位耄耋老人如此真诚的心灵袒露，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动不已。
时至今日，甘培根回想起这件事仍感喟至深。他说：“在我们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正是这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高尚品质吗？”
学生是我最大的财富
“只有品尝过酸甜苦辣的人，才能真正领悟人生，才能吸取教训。”这是甘培根的人生感悟，这也促使他不仅教书，更担负起育人的责任。
甘培根的学生不仅有硕士、博士，还有成千上万的金融电大学员。早在1983年，为适应改革开放对金融人才的迫切需要，人民银行与中央电大合作创办了电大金融专科，甘培根、林志琦等人被电大聘请编写《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教材，并被聘为主讲老师。20多年来，金融电大为金融行业输送了30多万名大专生，大大优化了金融队伍的人才结构。甘培根可谓桃李满天下。
改革开放的阳光沐浴，使这棵历经半个多世纪风吹雨打的老树，到了开花结果的时期；或许是由于生活在盛世，这颗饱经风霜的心，又平添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志趣。自改革开放以来，甘培根作为民革老党员，开始活跃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他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曾任过两届民革中央常委、两届民革北京市副主委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他曾荣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颁发的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优秀个人奖。
可以说，甘培根是一辈子研究钱、后半生教赚钱的老师。当然，他也获取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引以为豪的众多弟子。
“逢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学生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卡和打来的慰问电话，每当听到学生叫我一声‘甘老师’，我就很满足。”甘培根动情地说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作品一览
著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991年)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汇丰银行百年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
《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79年)
《国际金融与外汇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
1985年担任中央电大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课程主讲教师，与林志琦合著教材《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1989年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全国金融类优秀教材一等奖)。
金融人甘培根
甘培根30岁被打成右派，32岁腿部致残，54岁才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他于1952年加入民革，60岁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论他的经历多么坎坷，在逆境和顺境中，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他积极建议并参与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组建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金融管理人才，这些当年的高才生至今仍是活跃在金融第一线上的高级管理人才。
为了促进我国由计划经济的大一统银行制度向二级银行制度转变，他通过中央电大向全国宣传普及银行知识；他还主持编写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外国银行和金融市场；作为全国及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针对我国各个时期金融发展情况，多次发表可行性建议和意见……
甘培根用三个阶段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事业成就，第一个阶段是1925年至1957年，那是一个人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第二个阶段是从1957年至1979年，这是甘培根一生中最坎坷的时期，是他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阶段；改革开放到今天，则是甘培根最感欣慰的第三个阶段。新中国的“海归”金融家1942年夏天，17岁的甘培根在成都同时考上了武汉、重庆、燕京等五所大学，因为对燕京大学这所刚刚从北平迁往成都的颇具盛名的学府慕名已久，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燕京大学经济系，成为该校在成都复校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对于一直在相对闭塞的四川盆地接受小学、中学教育的甘培根来说，燕京大学的英文教学法，是一种全新的学习过程。天资聪颖的甘培根不仅很快习惯了新的学习环境，更在郑林庄、赵守愚、唐炳亮、陈志让等一批优秀教师的讲授下，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和当时南迁的许多名牌大学一样，燕京大学也聚集了许多中国著名的教授、学者，师资力量很强。甘培根在学习经济学以外，还选学了陈寅恪、吴宓等老师的国文课，这为他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基础。几十年后，当甘培根回忆起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时，他说，燕京大学不仅给了我接受东西方教育和文化的机会，更使我得到了结识终生爱人康力并缔结美满姻缘的机会。
1943年读大学二年级时，甘培根认识了同在燕京读书的康力，那时她从金陵女大刚刚转学到燕大新闻系。康力的出身颇为显赫，她是当时四川一个很有声望的民族资本家的千金。其父康心之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康力在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女大接受的都是西方的教育，她开朗、漂亮，在燕大校园里颇为抢眼。大概是甘培根的聪颖以及朴实又俊秀的形象吸引了这位大家闺秀吧，在众多同学中，康力唯独对甘培根产生了好感。几年的同学生活，他们都朝夕相处，彼此相爱日深。甘培根说，受过多年“洋”教育的康力与自己这个土生土长土气十足的青年恋爱，曾引起周围一些人的惊诧和不解，可是年轻的康力根本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动，她坚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觉。不仅康力与自己真诚相爱，她的家庭也没有过多地为难这对相爱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他们就在成都举行了中西结合式的婚礼。
1948年，甘培根考上了政府派出的自费留学生，来到美国加州的太平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9年10月，还没有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的甘培根，因思乡心切踏上了据说是最后一艘免费运送留学生回香港的客轮。
本来打算返回美国完成答辩后再回国工作的，可是祖国处处洋溢的那种建设的热潮感染着甘培根，他热血沸腾，决定留下来。就这样，甘培根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人士。那个年代，“海归”的年轻人不多，学习金融的更是少见。1950年8月，甘培根被分配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从事外汇管理业务和国际金融业务，25岁的甘培根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真是如鱼得水。
当时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货币没有中文译名，这给工作带来困难。甘培根与同事徐静波一起翻阅资料，编写了《世界货币手册》。这本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当时出国人员人手一册，他们所翻译的多国货币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充满活力的甘培根喜欢打球，排球场上，羽毛球场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跳舞，在50年代风靡一时的交谊舞会上，甘培根的翩翩舞姿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逆境中白手起家 编纂金融史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甘培根的激情，正在他充满热情地投入在自己喜爱的工作时，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给了他当头一棒！甘培根万万没有想到忽然间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甘归集团”（指甘培根和归淇章右派小集团）的帽子。这场反右运动给了甘培根铭心刻骨的“教训”，他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
甘培根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的右派分子，与几百个同样罪名的人一起，从北京双桥农场，被送往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北大荒853农场接受监督劳动。每当北风刮来，北大荒几乎转眼间就会变得白雪皑皑。在茫茫荒原、瑟瑟寒风中，心里充满委屈的甘培根苦熬着岁月。甘培根说，自己在那时能够坚持活下来，靠的是信念。他说，想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想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就能往前看，挺得住，不绝望。
1961年春夏之交，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幸的是他患上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病倒了！偏远的853农场医院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生对这样疑难的病人几乎束手无策。当时北大荒条件恶化，伤病人员增加，中央决定把这些仍在853农场劳动的“右派”调回原单位或另行分配工作。
但甘培根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因病情严重，只得继续留在医院，发着高烧、孤单一人躺在病床上。远在北京的康力得知情况，独自一人乘火车赶往北大荒。看到甘培根躺在农场小医院的病床上显得那么无助，她心如刀绞。第二天，在康力的要求下，甘培根被人用担架抬着乘火车转到北京医治。甘培根的生命保住了，但他的一条腿却落下了残疾。那一年甘培根才36岁。
1963—1977年间，甘培根被安排到人民银行参事室搞史料，在妻子的鼓励下，“坐冷板凳”期间，他静下心来翻阅了大量书籍，从自己在燕京大学时所学的一点点货币学入手，潜心搜集、整理，研究起了中国近代货币史料。
甘培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要做得最好。虽然整日拄着手杖，拖着病残的腿；虽然一天天埋头在充满尘土味的资料室里，甘培根居然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感情！每当他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都会喜出望外，细心地抄录下来，有时还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文章来发表。
他参与编纂并出版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二、三辑，这套书集中了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对研究我国的金融、货币和银行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运用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甘培根与人合译并出版了60万字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和《汇丰银行百年简史》，为今后撰写在华外资银行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甘培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绝不是一般的史料整理工作，对于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是对货币银行档案资料的一次历史性抢救，它为中国近代货币银行史填补了一块巨大的空白。不遗余力 推动金融体制改革1979年，甘培根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不久，他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一名一等行员提升为该所的副所长（1980—199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1981—1994）、名誉主任（1994—2001）、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1987—1992）、中国金融培训中心主任（1987—1991），在这期间他还先后7次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修、考察与讲学。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曾一度造成了银行资金短缺、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作为从事了几十年金融工作的“老金融”，甘培根心中十分着急，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根据金融方面的客观规律，提出一些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因为当时我国的许多观念、制度还一直受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甘培根他们提出的建议，起初从上到下都有很多人不理解，也就更谈不上接受了。随着改革的步步推进，中央逐步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中间甘培根不遗余力地做了很多理论宣传和推动工作。
第一次讨论银行法时，初稿还是《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在后来的银行法定稿会上，甘培根提出应该把《中央银行法》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法》，因为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这个法第一条赋予它的权利，法律规范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人民银行是根据这个法律来成立的，因此不能叫《中央银行法》。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
改革开放不久，为了制订有关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一些制度法规，甘培根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不断向社会介绍西方银行制度的情况。他们编写了《中央银行比较研究》一书，对美、德等国中央银行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介绍了西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的监管与财政的关系，如何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内容。
在关于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国内一直有争论。甘培根认为，应该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央行不宜与政府财政部门距离太近。因为银行是发行货币的机构，财政部是花钱的机构，如果它们之间“不分彼此”，那财政部门随便花钱就太容易了。这就是在许多国家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促进我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甘培根与人合编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商业银行的理论、业务范围、资产负债管理以及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该书不仅作为中央电大金融系的教材，而且他还与林志琦等人亲自作为该课程的电大主讲老师，给辅导员讲课。1993年初，他和林志琦、唐旭合作汇编“漫谈西方商业银行”的文章，在《中国城市金融》杂志上连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我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做了舆论准备。创建研究生部，即声名显赫的“五道口”说起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甘培根总认为教书育人是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说最喜欢听别人叫他甘老师，因为能在中国最急需金融人才的时候，他有幸承担起了为金融系统培养中高级人才的工作，其中包括20年来为中央电大与人民银行总行合作创办的电大金融专科培养出成千上万名大专生和本科生。
在甘培根为国家培养金融人才的故事中，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创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坐落在北京西郊五道口的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原东升公社卫生院的旧址上。那是铁道旁一座工字型的二层红砖楼，占地仅16亩，简陋而寒酸。1982年初，它迎来了第一批共18名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教学设施也非常简陋，教学资料更是严重短缺。但甘培根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教学、科研、业务三结合的道路。为了使学生们的学习不与国际金融发展脱轨，人民银行总行专门聘请了北大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担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顾问和教授。经过甘培根多方联系，研究生部还找到许多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学校友担任导师或帮忙讲学。如：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靖、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林志琦、费近仁，匹兹堡大学教授周舜莘，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为研究生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来专家讲学，并长期聘请美国专家。由于教学上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许多国内外报刊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誉为“中国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哈佛商学院”。
1986年11月，被称作“华尔街老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来到北京，参加中国证券市场研讨会第一次会议。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并接受了他赠送的徽章。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回赠范尔霖先生一张淡绿色的“飞乐音响”的股票。这个被称作“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历史镜头揭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迈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则报道，但他们或许还不了解就在此前一天，约翰·范尔霖先生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那些貌不惊人的中国学生用英语连珠炮式的关于股票和期货的提问让他惊愕不已，他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未来的金融家必将出现在这里！”
不出约翰·范尔霖先生所料，从这里走出的96%的毕业生在金融系统工作，21%在银行系统工作，更有三成活跃在证券市场上。许多活跃在金融一线的精英人才都曾是甘培根的学生。如：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第一任班长；胡晓炼，新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魏本华，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刘自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监事会主席；穆怀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金琦，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20多年过去了，如今桃李满天下的甘培根提起他的学生，仍然如数家珍，脸上浮现着欣慰的笑容。甘培根记忆最深的是研究生院的第一批毕业生。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各个机构。那时正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启动的时期，没过多少年，这些学生就碰上了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在金融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1987年，刘自强成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1993年，夏斌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事实上，如果把视野再放宽，可以发现中国金融领域的很多“第一”都是“五道口人”写就的：刘渝（82级）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廖熙文（82级）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戴志康（85级）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王令芬（82级）担任中国第一家外汇经纪交易中心的总经理；万建华（82级）组建了中国银联推出“一卡通”……
1995年4月9日的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上的一段话，可以证实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价值：“在美国，如果研究生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张通向商业成功的通行证；而在中国，这个通行证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硕士学位证书。”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20多年里先后培养出800多名硕士生、50多名博士生。从“五道口”出来的我国金融界精英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创办时的艰难，更不会忘记他们可敬的老师们。 无论他们如今已经做到了多么高的职位，当年与同学们同吃同住，探讨金融话题至深夜的老师那和蔼的面容，常常浮现在眼前……在一次由历届毕业生发起组织的校庆上，同学们自豪地在黑板上写道：欢迎你回到中国的哈佛——金融的黄埔——中国金融企业家的摇篮！如今的“五道口”——研究生部早已蜚声海内外，并且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助。大胆抒发观点，积极建言献策自1988 年起，甘培根的社会职务逐渐增多，他先后当选两届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民革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在参政议政上，他发挥自己的业务所长，积极建言献策，他的许多提案与意见，受到有关单位的重视。
1995年4月，王宝森等人长期隐瞒财政收入，挥霍浪费国家资产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被揭发。此案不仅暴露出法律和权力监督存在的缺陷，而且也表明北京市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有着比较大的漏洞。
当时，北京市政协正在召开大会，会上，委员们要求加强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的呼声很高。而市政协能不能在民主监督上迈出步子，采取措施加强对市财政预算展开民主监督，也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甘培根在与多位北京政协常委交换了意见后，认为在当时北京市财政预算严重失控的特殊环境下，应该进一步发挥市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加强对市财政预算收支情况的监督。他们建议北京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实施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
但是当时建立市政协财政监督小组的难度很大。在既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也无史可鉴的情况下，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越位，甚至像人们所说，给政府添乱。但是，出于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大家仍然热情不减。在北京市政协第27次主席会议上，经科委提交了《关于对本市财政收支情况加强民主监督的设想》的报告后，得到了第26次常委会的批准，“财政预算协商监督小组”正式成立了，其中有民主党派成员4位，无党派人士2位，小组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税务和法律工作的委员。甘培根被推选为财政预算协商监督小组组长。这个小组在十几年里发挥了积极作用，准确地行使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1996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培根就当时我国金融形势问题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问题和建议。他说：通货膨胀问题，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15%，老百姓还是承受不了，要继续治理下去，靠行政手段和财政补贴的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去年老百姓存款增加了8000亿元，目前广义货币供应量（现金+企业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共达6万多亿元，是我国年财政收入的10倍。这样大的潜在购买力虎视眈眈地瞄着商品市场、股票、房地产和国债市场，是很危险的。“八五”期间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还相当大，因此“九五”期间必须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出现经济上的大波动。现在各省市都感到资金紧张，企业也感到资金紧张。但实际上去年信贷总量并未减少，为什么企业还感到资金紧张呢？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自有资金，全部流动资金都靠银行贷款，有的企业贷款几千万、几个亿，利息负担就不得了。二是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了“泡沫经济”，使大量资金都陷到里面去了。不少企业也把资金拿去炒股票和地皮，结果泡沫经济一破产，资金全被“套”在里面了。三是有的企业产成品不适销对路，卖不出去，资金积压在仓库里了。以上情况说明，治理通货膨胀是必要的、应当的，但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张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否则可能出现大的波动。因为现在有的工厂基本无法生产了。
自从1993年5月与民革中央的有关专家一起调查研究如何治理当时已经十分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以来，甘培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已分析了解得很透彻，他的这一番话当然是有的放矢。
接着，甘培根又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第一，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我们已经治理两年多了，再治理一年还可以，如果“九五”期间5年都用来治理通胀，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国家只有在通胀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采取“双紧”政策。一般是半年、一年，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随时采取放松或松紧搭配的政策。像我们这样长期执行适度“双紧”政策，可能带来较大的副作用。因为现在各省市和企业对这5年经济到底怎么上，心中无数，有些人会感到经济与金融市场繁荣是没有盼头了。第二，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力度”是一个关键问题，多少才算是“适度”？中央一定要慎重考虑。第三，在控制货币和信贷总量的前提下，应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进行不同的支持。在信贷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该支持的一定要大力支持，实在扶持无望的，就让它们破产或改组。第四，今年之内，或下半年开始，对外可仍继续执行适度“双紧”政策，但对内应当是紧中有松。不然，长期在资金上绷得太紧，对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第五，除了货币发行和信贷控制以外，还可以通过大量商业票据的贴现，或对商业票据的担保等办法，向企业提供资金。第六，“九五”期间，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应当逐步加大。现在我们强调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有人说，日本经济起飞就是靠间接融资。日本跟我们不一样，它们的银行、企业都是私有的，有自我约束机制。我们的银行与国有企业都是公有制，大量间接融资只能使企业过于依赖银行，三角债、银行债务将进一步加深。我认为，“九五”期间可在加强监管之下，把我国的证券市场扶植起来，使之规范化。现在股票市场长期低迷不振，老百姓已对股票失去信心，中国的证券市场一旦崩溃，要重新建立就很难了，老百姓已经没有信心了。这样的话，整个经济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就不太可能，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搞公司，真正的股份制公司的最大好处不仅仅在筹措资金，而在于它能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甘培根的这个发言被全文刊发在两会的《简报》上，一位政协委员的发言占用了刊登整个民革小组个人发言“简报” 篇幅的一半，这在政协简报史上是破天荒的。
甘培根就是这样一位敢于大胆抒发自己观点，积极建言献策的政协委员。在我国治理第一次通货膨胀时期，民革中央的一份建议曾多次受到国务院领导的表扬，那份建议就是由甘培根亲自执笔写就的。甘培根戏称自己是老金融，他尽职尽责地发挥着老金融的作用，他真诚地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他先后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合作，提出了建立京津大金融区、建立环渤海发展银行等建议。据2005年1月17日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在天津组建渤海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