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漏桶效应
漏桶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庇古最早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在分配问题上无为而治的传统，面对着庞大的社会财富和大众严重贫困的对比，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对经济平等的关注，1920年他出版的名著《福利经济学》，把平等和效率同时纳入了经济分析的视野。在庇古看来，争取效率就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增加国民收入；而争取平等则是将富人的一部分收人转移给穷人，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只有二者兼顾，才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庇古描述的这种富足而又和谐的社会无疑令人向往，但问题在于，平等和效率在现实中往往是矛盾的，对于这个问题，奥肯曾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富人和穷人分灶吃饭，富人那里人少粥多，许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费掉；而穷人那里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饱，已经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肿。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平等现象。奥肯认为，政府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个桶，下面有个洞，是个漏桶。这样，等它把粥送到穷人那里，路上就漏掉了不少。意思是说，政府如果用税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转移一部分收入给穷人，穷人实际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比如富人的收入减少了1000元，穷人可能只得到了600元，其余的400元就不翼而飞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追求平等损害了效率，从而减少了国民收入。奥肯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这里所说的蛋糕变小，实际上就是效率的损失，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税收削弱了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奥肯在他那本著名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如果税收对于储蓄和投资具有重大的和有支配的影响，那么在总量数字方面的证据将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是明显的。1929年，尽管美国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但由于当时的税率很低，投资还是占了国民收人的16%；在此之后，联邦税的税率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到了1983年，尽管当时的经济处于复苏时期，但投资率仍没有超过14%。”二是税收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不仅影响富人，而且影响穷人。比如一个失业工人，由于得到了一份月薪并不算高的工作，而失去了政府所有的补贴，他自然也就对找工作不热心了。这样，由于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减少了，结果就必然与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一样，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穷人得到的少。
漏捅原理意味着，平等和效率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相比，孰轻孰重呢?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乃至哲学家就此开始了他们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在平等和效率的抉择问题上争论不休，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是不平等的。富人害伯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对平等；穷人想不劳而获，因此支持平等，批评效率。人们都戴着“有色眼镜”进行讨论，很难得出一个符合人性本来面目的结论。于是，美国哲学家劳尔斯便在他的《正义理论》一书中作了这样一个假想的试验：将一群人带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的生活。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穷还是富，是成功还是命运不佳。现在，让他们在一起进行协商，去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那么协商的结果是什么?肯定是追求经济平等，而不是允许贫富分化。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入，会处于金字塔的什么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们就得承受忍饥挨饿的风险。劳尔斯就此得出结论说，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应该让平等优先。
然而，很多人对这个假想试验在现实中是否具有意义提出了怀疑，他们认为，劳尔斯极端平等的立场，不一定是这个试验的必然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些人天赋很高，他们却被迫获得与白痴一样的收入，那么这种收入的平等，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现。密尔顿·弗里德曼则担心，追求平等会损害神圣的自由。他说：“以‘公平’来取得‘自由’这一现代倾向，反映了我们已经多么远地偏离了合众国的缔造者们的初衷。”由于公平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他完全取决于仲裁者的主观看法，因此，“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自由的权利就都处于危险之中了”。
在劳尔斯和弗里德曼之间，奥肯采取比较折衷的立场。在他看来，效率诚可贵，平等价也高，因此，二者谁都不能偏废，只能寻找一种折衷，既促进平等，又尽量减少对效率的损害。比如缩小补贴范围，降低补贴标准，就可以控制收入分配对穷人的劳动积极性的影响；调低所得税税率，提高消费税税率，就可以减小收入转移对富人的损害等等。奥肯特别指出，贫穷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和训练，而要打破这种贫穷——不良教育——贫穷的恶性循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贫穷的人口敞开教育的大门。“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提供免赞的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
阿瑟·奥肯
简介阿瑟·奥肯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城人。195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经济  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1928—1980[1]学。1961年，他得到肯尼迪总统及其经济顾问委员会海勒教授的垂青，被邀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他又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而且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他倾向于凯恩斯主义派，长期以来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预测的研究，并且从事于政策的制订及分析。奥肯的著作甚多，但大多是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学界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 “可能产出额”的“奥肯定理”。 
奥肯定理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操作实务
可以用以下公式描述这个定理： 
失业率变动百分比 = -1 / 2 ×（GDP变动百分比－3%） 
根据这个公式，当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时，失业率保持不变。 
当经济扩张快于3%时。失业率下降的幅度等于经济增长率的一半。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增长5%（高出正常水平2%），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下降1%。 
当GDP下降，或增长不到3%时。失业率上升。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下降1%，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上升2%。 
奥肯定理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为防止失业率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与潜在GDP增长同样快.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奥肯所提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只是对美国经济所做的描述，而且是特定一段历史时期的描述，不仅其他国家未必与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国的经济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轨迹继续运行。因此，奥肯定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 
经典案例
奥肯定理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例如，美国1979年～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理，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 
代表著作《繁荣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 
《平等与效率》 
《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 
《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报告》（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是与George L. Perry合力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