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阳明学
代表人物
  王守仁画像[1]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2]
时代背景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间，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规模越来越大，地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
与此同时，王阳明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因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自然经济的时期，王阳明的家乡江浙一带尤为突出。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正是在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3]
思想渊源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并无具体的师承关系，但从学术渊源上看是直接继承了孟轲和陆九渊思想的。正如《明史·本传》中所说的一样：“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王阳明学术思想理论基础的“致良知”学说，是把孟子的“良知”说拿过来而加以发挥的。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阳明的这些话与孟子所说的如出一辙。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王阳明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论断：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
王阳明的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人们破除片面迷信儒家经典，使思想有所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与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通。
在宋代诸儒中，王阳明是最为推崇陆九渊的。他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实际上王阳明学术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如“心即理”、“发明本心”、“求诸心”、“学是去人欲，存天理”、“六经皆吾心之记籍”等，都是从陆九渊那里来的。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以对抗程朱学派的“理学”，具有反教条、反传统的意义。他之所以一反“是朱非陆”的旧传统，并以巨大的勇气在《答徐成之》的信中宣称：“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而为陆九渊翻案，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学术思想争取历史地位。所以，学术史上把陆九渊和王阳明合称为陆王学派是很有道理的，同时也说明了两者在学术渊源上的密切关系。 [3]
形成过程
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王阳明自己也曾自述过：“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溺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朱子晚年定论序》）作为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王阳明，开始学习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曾“泛滥于词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封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把尊经崇儒、遵奉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明确指出：“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这就把纲常道德和儒家经典确定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
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曾记述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性理全书》，颁天下。”
在这种独尊儒术、推崇程朱的政治、学术气氛下，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墨守朱子旧说，无所发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穷理”、“修心养性”的思想学说盛行于当时。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就毫无奇怪了。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坐官署竹园中“取竹格之”，后由于格竹失败而致劳成疾。从此，王阳明由信奉朱熹之学，走向怀疑朱熹之学，成为后来他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契机。
王阳明深受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他自己曾说：“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
当然，王阳明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他说：“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满，并且反复申辩，但其禅宗色彩是无可否认的，乃至阳明学派日渐形成“狂禅”性格，走向“异端”，应该说是有其佛学思想渊源的。“心学”的基本形成由于明王朝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深感统治思想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和佛老思想于世无补，因此，他开始对理学和理学教育进行检讨、反省、批判。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否定，目的在于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实践的实处。所以他把“正人心”作为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王阳明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封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自觉地遵从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王阳明对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心学”是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的。《明史·儒林列传序》曾记载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这说明王阳明适应了当时明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抛弃“即物穷理”的理学模式，创立了一种进行内心主观的直接反省的“心学”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力图把儒学加以刷新和改造。阳明学的确立和传播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去世，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凡二十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远播海外，弟子门人遍布各地。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阳明将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改造得更为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便于传播和推行。这无疑为行将衰败、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提供了新的兴奋剂和麻醉剂。
阳明学派的形成自然与阳明学有密切联系。所谓阳明学派，实际是以王阳明为宗师和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个弟子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体系庞杂，势力浩大，影响久远的思想、教育流派。
阳明学派的崛起也与王阳明个人的声望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的：“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明儒学案》卷十八）
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上的成功，为社会普遍承认，因此他成为明中期封建统治阶级的企望而实际又满足了这个愿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弟子对宗师崇拜和爱戴，四处讲学，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亦为明代空前未见，有力地促进了阳明学派的形成和确立，使阳明学成为一代之学，王阳明成为一代名师，并奠定了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3]
思想体系
简介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心即理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知行合一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如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致良知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而成的。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4]
传播与分化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与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在明中、后期的思想界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此外，他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不小影响，而且传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阳明死后，其学一度受到排斥，其思想也一度受到攻击，但是由于其弟子的不懈努力，其学依然风行天下，辉煌一时，而其时谨守程朱藩篱者，几复无人，可见阳明学的势力影响之大。至于阳明后学，据《明儒学案》所列，计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案。其他受王学影响，并以其为宗者也不在少数。
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因而所谓浙中学派实际上受到王阳明的直接影响。这一源的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一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
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王的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至于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著名弟子。其学术思想除了上述与王畿的争论外，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认为，充塞天地之间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只此知之精粹也。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曾说，"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动。"其学宗旨与王畿从心体上顿悟明显不同。
王学浙中学派的另一重要传人是黄绾。黄绾早年师从谢铎，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学，后笃信王阳明良知之说，以为简捷直接，圣学无疑，遂以阳明为师，称门弟子。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学，以为王学是禅学，其空虚之蔽，误人非细。于是对王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从天性人情之真出发，反对王阳明去欲去七情的说法，认为情与欲皆不能去，因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发挥得其正，而不能强去之。他又反对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传统思想，主张圣人之学既要探讨义利如何统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观点是利义并重，二者皆不可轻。"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因此从黄绾的思想倾向里，不仅透露出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危机，而且预示着与心学、理学相对待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勃兴。
王阳明的思想影响除了在他的家乡形成势力巨大的浙中学派外，还在他长期做官讲学的江右(即江西，地区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江右学派。江右学派的主要代表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他们因坚持王学致良知的正统观念，往往被视为王学的正宗。
邹守益的从学经历与黄绾差不多，也是先宗程朱，后师阳明。只是后来他并没有像黄绾那样背叛王学，而是谨守王学传统。故而黄宗羲称其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而不失其侍者。其学以主敬为根本特色，以为"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一有障蔽，使与扫除，雷厉风行，复见本体。"他主张"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如称名与字。然称名而字在其中，称字而名在其中"，反对分知为内，物为外；知为寂，物为感，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的观点。认为这分明是破裂心体，是害道。在谈到良知问题时，邹守益认为，良知虚灵，昼夜不息，与天同运，与川同流。以独知为良知，以戒俱慎独为致良知的主要修养方法，并尽力身体力行，可谓有功师门不少。
聂豹原本并不是王阳明的弟子，他只是在研究了王阳明的学说，并与之辩难之后，才开始信服其学说，并在阳明死后始称阳明之弟子。聂豹之学以主"归寂"为根本特色。据《明儒学案》卷十七，"先生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日，此未法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比，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以为良知是末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之说乃是王阳明所谓致良知思想的精髓。故而主张求学要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以为养本体是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对于聂豹的归叙说，王畿等人坚决反对，纷纷指责他与师门有背，类似于禅学之语。
在当时，只有罗洪先赞成聂豹的归叙说。罗洪先认为，聂豹所言，真是霹雳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至于罗洪先个人的学术思想倾向，则有一复杂的演变过程。他始致力于践履，中归于寂静，晚年才彻悟于仁体。开始认为知善知恶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后来体会到，如果中无所主，善恶交杂，而依此行之，岂能无乖庚于既发之后，能顺应于事物之来了因此，必须经过枯稿寂寞之后，消除一切杂念，使天理炯然。这就是他的以"收摄保聚"为功夫的主静说。在江右学派中，另一重要学者是欧阳德。他青年时代师从王阳明，服膺致良知之学。以良知为世界的本原，由良知产生万事万物。"夫人神发为知，五性(即喜怒哀乐视听言动等，感动而万事出”；"视听言动之外，更有何物乃进而他反对罗钦顺斥陆王以知觉为性，强调良知与知觉、良知与意的区别，认为视听言动皆知觉，不全是善；意有妄意、私意，有害恶。知觉和意不可谓之性、理，知觉与良知，名同而安异。在动静关系上，欧阴德主张良知无动无静，认为学贵循其良知而动静两忘，然后为得。对于格物致知，虽认为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但主张践形然后可以尽性。
阳明后学除了上述浙中学派、江右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外，真正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还要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阳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出身灶丁，家贫不能竟学，后师从王阳明，颇得阳明思想的精髓，然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出入于释道二教。王艮的学术特征是发挥百姓日用之学，讲说儒家经书时颇多自己的独到心得，不拘泥于传统的传注。他的传道与传统儒者一直囿于知识分子的小范围中明显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层民众说法，即所谓"入山林求会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鉴于这种特殊的传道对象，王艮在发挥阳明的学说时，更注意结合百姓的实际情况而发议论。他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人性之体就是天性之体。天性之体是活泼泼的，如鸢飞鱼跃。因此，人性也就不假安排，而是顺着天性去做就是了。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至于他所说的良知，也只是百姓日用。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这样，王艮便自然地将原本神圣的儒家道学的外衣扯了下来，使之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艮的学说不仅预示着宋明理学危机的加深和崩溃，而且其思想体系中确实闪耀着某些近代理性因素的火花。当然，这些因素已与乃师王阳明的思想相差甚远。
王艮死后，其子王辟继承其讲席。其学以不犯手为妙，即一切听任自然，所谓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袭，"至道无其蕴矣"。他强调，"学者所以全其乐者也，不乐则非学矣"。
从传学系统看，王艮之学除了传其子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韩贞、李贽。徐樾的弟子有赵贞吉、颜均。颜均的弟子有何心隐(罗汝芳。在这些众多的及门及三传、四传弟子中，像李贽、颜均、何心隐等人均具有极强的叛逆性格和异端思想，故而他们的学术传承系统虽仍属于王学一系，但其思想资源自非王学一孤立的系统，而是具有似儒、似道、似禅，亦儒、亦道、亦禅的复杂特征。实际上是晚明特殊社会背景下一股强劲的异端思潮。
这股异端思潮当然在阳明学说的本身即已存在，然而真正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势力，无疑是在他这些弟子所处的时期。他的三传弟子颜均，为学力主一任自然，宣称性如明珠，原无尘埃，有何睹闻?著何戒俱?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并公开批评说，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这无异是向儒学所称道的先圣先贤公开挑战。
颜均的弟子何心隐(即梁汝元）走得更远。他以《大学》先齐家的观念为原则，建立"苹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颇具有乌托邦的意味。而且，他竭力反对宋儒的元欲主张，以为人心不能无欲，寡欲则可，无欲则不可。
颜均的另一个弟子罗汝芳，其学主要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纯任自然，当下现成。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是非。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其不受传统束缚的叛逆性格跃然纸上。
罗汝芳的弟子有周汝登。其教人重在此心之自得和当下承当。　宣称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圣贤，一日自得便是一日圣贤，常常如是便是终身圣贤。强调当下受用得着，以为这是学问的下落去处；如果只是悬空说去，便是无下落。其学具有浓厚的禅学特征，其主观意图似也有意会通儒释。
在王学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中，最具有异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还要数李贽。他实是泰州后学中的"异端之龙"，因而被当时最高统治者视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洪水猛兽，并下令逮捕入狱，将其迫害致死。
李贽的叛逆性格主要体现在对宋明理学正统的批判上。他从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竭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他认为，宋明理学家所推崇的孔子已远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真实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实的孔子人人可学，而被宋明理学家神秘化了的孔圣人，则不可学，也不必学。因此，他竭力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对孔子不切实际的迷信。对于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贽认为，多半并不出于那些圣人之口，因而并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而应根据这些话语的具体背景进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假借圣人的语言以治人的把戏。他称这些理学家为假道学，为"穿窬之盗"，为欺世盗名者。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恶、可恨，甚切可杀、可剐。由此可见，李贽对那些假道学家是如何的憎恨。
李贽对假道学的憎恨，按理说并没有涉及到儒学的整体和真正的儒家精神。事实上，在没有新的资源作凭借的历史条件下，他所向往的也只能是那些所谓的真儒学、真道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贽的叛逆性格和异端思想只是对宋明理学正统有效，他所呼唤和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儒学或称之为早期儒学。[4]
阳明学研究
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进行研究活动和出版研究专著。台湾早年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和出版了近60本研究专著。香港地区有不少学者发表过论文和出版专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列为《持廉守正》公务员实务守则，其中“三‘知’策略”之一是“知行合一”。要求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推广诚信。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达170多种。
在国外，《阳明全集》在16世纪初就传入日本。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将阳明学在日本传播，使之兴盛 。后来继续有三轮执斋、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传播阳明学。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在18世纪中叶就设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出版阳明学刊至今。九洲大学、东京国士馆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都有专门从事阳明学研究的教授。1971年，日本为纪念王阳明诞生500周年，出版了空前巨著《阳明学大系》12卷，并设立阳明文库。1988年3 月，为了纪念阳明学传播的有功之臣中江藤树，在滋贺县建成中江藤树纪念馆，又接着建阳明园纪念其学说思想对日本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阳明先生。1997年8月在日本京都举行国际阳明学京都会议，在京都建阳明书院，定期开展讲学和研究活动，研究内容非常丰富。2000年2 月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创办会报《姚江》。日本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多达90余种。一些企业、财团及个人还捐资对修文阳明洞、浙江绍兴王阳明墓和余姚瑞云楼进行维修，表达对阳明文化的景仰。
阳明学在16世纪初传入朝鲜，17世纪系统翻译出版阳明学书籍。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成为进步势力的思想武器，对朝鲜实学的产生，对甲申政变和农民运动的掀起，对饰新政治、维新变法及革新起了到开路先锋的积极作用，其主要学者有李啐光、郑齐斗、朴殷植、南彦经等人。韩国于1995年4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并于1997年创办《阳明学》会刊，出版《王阳明哲学研究》、《韩国江华阳明学》、《江华阳明学研究》等书籍。并修整了阳明学者郑齐斗的墓地，修复了江华学派代表李建昌的故居。
美国在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并请中国和日本的王学专家指导研究生研究王学。在美国编印的《哲学百科全书》、《美国哲学百科全书》都增设王阳明一项。1965年，美国学会联会中国思想委员会举行了明代思想会议，专题讨论王阳明哲学思想。1972年，美国夏威夷举办王阳明诞生500 周年纪念活动，召开以阳明哲学为主题的东西方哲人会议。
英国在1913年就编译王阳明生平及其哲学著作在国内传播，1916年编译的《王阳明哲学》一书，是王阳明著作中最早的英文译本。1960年出版的《大英国百科全书》中列有王阳明一项。法国在1936年就出版王学专著《王阳明道德哲学》一书。英国、法国现在仍有一些学者从事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
除以上国家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有学者从事阳明学研究活动，并发表论文和出版研究专著。近六十年来，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在欧美各国逐渐展开，欧美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逐渐增多。这主要归功于欧美华人学者的努力，老一辈的有如陈荣捷先生，张君劢先生等，当今的如杜维明先生等。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日渐扩大，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学术气氛日益浓厚，王阳明及王学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并产生更大的影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