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紧不慢
概述
词 目 不紧不慢 
发 音 bù jǐn bù màn 
释 义 形容心情平静，行动从容。
出 处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十九回：“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紧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紧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样才好！”
用 法作定语、状语；用于处事。
示 例
1、次局比赛,首局失利的墨菲有所调整,他不紧不慢的将自己的围球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杆轰出74分,以总分79比4扳回一局。
2、即便是面对数十个记者的重重包围,詹姆斯依然显得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地有问必答。
3、坐在我们面前的周老性格爽朗,精神矍铄,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件灰甲克,说话简练而精辟,语调平和而字句铿锵,条理清晰不紧不慢,娓娓叙述时,脸上始终挂着亲切的笑容。
4、这位数学教师不紧不慢地说:“我在数你脸上的小数点(雀斑)被吓跑了几个!”
相关文献
书名《中国人的性格》
作者[美]亚瑟·亨·史密斯
译者乐爱国张华玉
第十一章不紧不慢
第一段从“nervous”这个词的不同用法中，可以看出现代文明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面。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这个词的引申意思，也是我们今天经常碰到的，是“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有病的”。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各种专业术语，今天听起来像日常用语那样熟悉。现代的文明无疑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神经疾病也比前一个世纪更为常见。
但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这些人并非有疾病而健康状况不佳，相反，他们经常以各种方式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全身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说的是那些“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我们知道这也包
括所有我们的读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那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们，其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不同于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们。我们的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它是一个急匆匆的时代。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后果完全可以想像得到。
今天的商人有一种急切、不安的神态（至少在西方国家做生意的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其命运的电——他们事实上也经常是这样。我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之中。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一边谈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应该写些什么，否则就太晚了一样。我们搓着双手，好像准备干一桩需要耗费全部精力的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像野生动物那样迅速转过头去，似乎是担心有某些被忽略的危险事物。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做某件事，这样，我们必须先尽快完成手头上其他几件更为紧迫的要事，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中去。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诸如“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的紧张。无论就时间长度还是就休息的有效性而言，我们的睡眠都大不如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我们昏暗房间里的一丝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诸如此类，都会令人讨厌地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这样，就别想再睡着了。我们把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没有空闲，其结果是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在今天，有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家只能抱着银行睡觉才能成功。可见，在股东们获利之时，正是银行家倒霉之日。
在我们对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实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如果一个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人，那么他肯定会看到或感到有某种强烈的反差。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研究并非寻常之事，当然也曾做过，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高加索白种人的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与西方人的相比，正像几何学家所说。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却显然与我们所熟悉的大相径庭。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一个位置上无论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他可以像一台自动机整天地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地站在一个地方干活，编织、打金箔或干其他什么事，而且是天天如此，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根本没想过需要有任何变化。同样，中国的学生也是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变动；若这在西方，肯定会逼得小学生们发疯。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人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那样静静地躺着。稍长大一点，西方人的孩子会与猴子一起做各种滑稽动作，而中国人的孩子却往往是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第七段在中国人看来，活动活动筋骨对于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都爱外出散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像“猎犬追野兔”游戏那样你追我跑地打垒球，更是难以理解了。广州的一位教师看到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就问仆人：“她这样跑来跑去要付给她多少钱？”如果告诉说：“没钱”，他根本不会相信。在中国人看来，一桩事完全有能力雇苦力去做，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做？他对此根本不理解；若是有人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更是听不懂了。
就睡觉而言，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不同。一般说来，他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睡。搞得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的干扰，对他却不起作用。用砖当枕头，用草梗、泥土或藤做的床，躺在上面就可呼呼大睡，其他什么都不管。他睡觉时，不需要房里暗一些，也不需要别人安静。“半夜啼哭的婴儿”喜欢哭就哭吧，根本不会吵醒他。有些地区，在夏天午后的两小时里，所有的人都本能似地（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很有规律，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季节的午后两小时里，整个世界就像半夜后两点一样寂静。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睡觉的地方并不重要。横卧在三轮车上，脑袋像一只蜘蛛向下垂着，张大着嘴，苍蝇在嘴里飞进飞出；若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经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要招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这样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此外，我们肯定能看到的是，中国人对呼吸空气似乎不讲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算是空气流通的，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屋顶，或是一场饥荒迫使房屋的主人拆掉房子变卖木料。我们常常听说中国人住得过分拥挤，但是，中国人觉得这很正常，似乎不会有任何的不方便，即使有一点不方便，那也是不足挂齿。如果他们像盎格鲁一撤克逊人那样神经易于激动，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很不幸的。
中国人不会神经过于紧张还表现在他们很能忍受身体的疼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常常是面对疼痛而不退缩，有些疼痛还可能令我们外国的壮汉所望而却步。这一话题可以很容易扩展为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把它搁在一边，而去听一听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她说这句话肯定是由于她所不感兴趣的神学套话激怒了她。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使他们的感召与选择成为可信。
布朗宁夫人曾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无疑，这只是对像这位著名女诗人一类具有敏感大脑的人而言，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一件难做的事时更是这样。但是，中国人也许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外国人不常去的那些地方，我们的到来，会引出一大群中国人，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其实，他们只是不带任何情感地看，并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我们还是经常抱怨，若不把他们驱散，我们就会“发疯”。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本能的感觉完全不可理解。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若是有人对别人的观看表示强烈的反感，那么他会自然地怀疑那个人肯定有毛病。
第十二段西方人不仅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如果他平时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他现在病了，可以要求不受噪声的干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相互配合确保这一对治好病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果病人得的病已是无可救药，那么病人更是处于一种最安宁的环境之中。中国人的习惯与外国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都强加于病人身上；而且病情越重，干扰就越多。此时，谁也没想到需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也没人要求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大闹一场。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这种场面，还不如死了更好。那位著名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者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对此没有不抱同感的。而在中国，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世界里，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和焦虑。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这些邪恶的影响，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只要雨水稍微减少，
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只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会冲毁他们的家园。中国百姓很难幸免于官司的纠缠；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清白，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些灾难不仅说说而已，而且可以感到正在不断地俏然降临。对我们来说，最恐怖的莫过于等待一场不可防止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中国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也许是因为它的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去忍受”，这正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那些亲眼目睹灾荒年月成百上万百姓默默地死于饥饿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要全面了解中国人，就必须去看，但无论看到什么程度，西方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我们将不断地去理解他们，直至我们终于相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有。这一含义复杂的说法会对这个民族未来与我们民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很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增强——我们不想冒昧地作出猜测，但我们至少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最适应者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不急不躁的中国人呢？
图片介绍
图文-[世锦赛]巴拿马57-101西班牙纳瓦罗不紧不慢  

单位简介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是贵州民族大学2004年9月调整内设机构后的科研机构之一。研究院现任领导为：杨昌儒教授任院长，谢定国教授任常务副院长。现有科研及管理人员9人。其中，教授3人，副研究员2人，副译审1人，助理研究员2人，专职图书资料管理人员1人；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包括在读）3人。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是民族研究所和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研究所建立于1984年9月，柏果成任所长，史继忠、庹修明任副所长。
1989年，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文化研究所，与民族语言文学系系所合一，潘定智兼任所长，庹修明任副所长。
1992年民族研究所恢复原独立建制，庹修明、李锦平先后任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1999年6月，彝文文献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合并，仍称民族研究所，下设民族研究室和彝文文献研究室。
2001年石开忠教授任所长，李锦平教授任副所长。
2004年组建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后，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任院长，石开忠教授任常务副院长，李锦平教授、龙耀宏教授任副院长。
2009年底学校干部重新聘任后，现院长由副校长杨昌儒教授担任，常务副院长由谢定国教授担任。
建所后，开展了民族史、民族经济、民族文学、民族人口等学科的研究工作，拍摄了大量的民族风情照片，出版了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贵州瑶族》、《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等著作，编印了《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民国年间未刊县志十二种》等资料集，承担了《贵州省志·民族志》中《布依族志》、《瑶族志》等志书的撰写任务，参加了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六山六水”调查，部分科研人员还承担《贵州民族史》、《方志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从1992年恢复建制到2000年9月的八年中，全所共承担了各级科研课题20多项，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研究、民族经济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彝文文献研究、傩戏傩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民族教育研究成果较为突出，承担的课题就有6项，涉及民族教育与民族经的互动关系，民汉双语教学、民族职业教育、 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体制模式、民族地区外语教学语种结构优化组合等各个方面。彝文文献研究和傩戏傩文化研究是民族研究所的强项与特色。彝文文献研究出版了《中国彝史文献通考》等著作多部。傩戏傩文化研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先后与台湾清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完成了《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中国西南民间仪礼与艺术》等课题，出版了调查报告集多部。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为了适应教学科研的需要，集中全校的人力、财力、物力、更好地开展民族研究，多出成果、多出精品，促进贵州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扩大贵州民族学院的科研知名度，落实“三讲”教育整改措施，2000年10月，学校决定以民族研究所为基础，组建民族研究中心，杨昌国任主任，李锦平、潘朝霖任副主任。
组建民族研究中心后，由于研究队伍壮大，财力、物力得以集中使用，因而科研成果大为显著。据统计，2001—2003年，民族研究中心承担科研项目4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社科基金项目14项，省教育厅社科项目10项；出版著作45部，发表论文254篇。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共16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8项，其他奖3项。 民族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显著，2004年4月29日被贵州省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是全省高校中唯一受表彰的基层单位。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目前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全体科研人员一如既往地致力科研，2004年仍取得显著成绩，出版著作6部，发表论文10多篇，承担科研项目7项。副院长李锦平教授编著的《苗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于2005年2月获首届贵州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办公室主任李天元助理研究员撰写的论文《贵州彝语地名与生态环境》 2005年5月获贵州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副院长龙耀宏教授2005年5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随着学校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办公条件已大大改善，现有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数码摄像机、数码照相机、传真机等科研办公设备，有基本满足科研需要的图书资料。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将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下属机构，抓紧完成民族博物馆筹建工作，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继续致力科研，努力把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建设成为省内知名、国内有一定期影响的民族研究机构。
现任领导
研究院院长：杨昌儒 教授
1956年生，男，布依族，民族学（人类学）教授，享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政治学专业。现任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长期致力于民族理论、民族文化研究。曾任干训部党总支副书记、学生处副处长、处长、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旅游系主任、旅游学院院长等职和贵州省青年联合会第四、六届委员。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贵州省民族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旅游协会副会长、贵州省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先后承担了《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出版了《民族理论概要》、《民族学纲要》、《民族政策学》、《民族理论论纲》等学术专著。任《布依学研究》系列论文集和《中国布依儿女名录》主编、副主编。参与《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编写与修改工作。承担过多项省和国家级课题，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有不少论文被权威期刊转载，论文《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曾获得贵州省政府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四等奖，著作《民族政策学》曾获得贵州省政府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著作《民族理论论纲》获得贵州省政府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998 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被贵州民族学院、贵州高校工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谢定国 教授
中共党员，硕士。历任贵州民族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校团委书记、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等职务。先后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