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之修
简介
林之修，男，海南省昌江县海尾镇打显村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林开棠，晚清秀才，以教书为业，在各乡村设馆授徒，忠诚朴直，善得民意。林之修尚未成年时，父亲就己早逝，但他深受其父的教化较深，读过“四书五经”，精通天文历史，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民国初期，林之修己成为四村八乡的地方名士。他为人正直，洁身自好，对人民的疾苦富有深厚的同情心。他一身正气，为民办事，深孚众望。所以，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昌江县政府委任他为团董，成为周边村庄的“头人”。
生平事迹
一身正气为民办事　
团董是管理地方的小官，县政府按规定配给他二支毛瑟步枪和几百发子弹，允许他从本村青年农民中挑选三人充当专职团丁，以便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团董的人身安全。团丁薪金由村民负担，但他认为村民生活苦，不要增加农民的负担。因此，他平时把阉鸡油当润滑油，把枪擦干净，用纸或布包好，收藏起来，等到有事时，才临时请人来暂充团丁，事后又回家生产。有一次，林之修受白石村的邀请，到白石村查访，他向林呈昌借来一匹马，叫来两个同姓青年当团丁，带上林生桂当随员，前往白石村查访。他为了显示团董的威风，要求团丁在他下马和上马时，都要鸣枪三响。可是，这两个团丁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从未摸过枪。因此，他下马时团丁手忙脚乱，连子弹都不会上膛，怎么摆弄也无法把枪打响。急得他跳下马来接过步枪，亲自鸣了三枪，逗得迎接他的人笑开了怀，把他迎进了客厅!　　　　
林之修虽然身为团董，但他的心与贫苦农民的心连在一起，他从不以势欺压百姓，热情为民办事。他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妻子女儿劳动换工和自耕几亩土地的微薄收入，其次是他兼任本村私塾教师，收取学生家长作为束金奉送的一些粮食。他对人民的利益丝毫无犯，对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行为，则深恶痛绝，大义凛然，坚决抵制。1930年夏的一天，昌江县政府一个名叫钟美福的排长，身穿陆军装、脚登长筒靴，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个全副武装的侍卫前来打显村访问林之修。他俨然是“钦差大臣”出巡，官气十足，耀武扬威。假借县长恩准让林团董送钟美福一匹马，或由林团董向打显村民收取200一250元光洋给钟美福买一匹马，林团董识破其中有诈，凭着他的胆识和机智，斗败了这个横行霸道的钟美福，保护了打显村人民的利益。　　　　
林之修对于国民党县政府过往人员，不论何人，从不阿谀奉承，一律以清水粗饭招待。1931年，国民党政府为陈汉光渡琼镇压革命做准备，在县境内新修一条到儋县、海口的公路，公路从打显村西一公里处通过。一天，一位姓张的官员带着一名随员，前来打显同林之修商量修路建桥问题。他满以为林之修会端出大鱼大肉，好酒好饭相待。不料林之修端出的竟是半盆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半筐地瓜、一盘咸西瓜皮、一碗米糠糊。林之修说：“很对不起，我们这里很穷，没有山珍海味款待，只以家常便饭相请，望多多包涵”。这位张姓官员皱起眉头，很不乐意，但又不敢发作。饭后，他对林之修不知是同情还是嘲笑说：“林先生，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团董，为什么现在还那么穷酸!看你住的破烂房屋，吃的是地瓜米糠……”林之修未等他说完，便打断他的话说：“我虽然当了团董多年，但我没有权利侵夺百姓的财物，只能秉公办事，安分守已。尽管我家里贫寒，但我问心无愧，其乐无穷。”　
抗捐抗暴斗争豪迈坚决　　
1934年下春夏之交，昌江县大旱，滴雨不降，地壳干裂，农作物歉收。春节过后，许多人家无米下锅，断炊现象不断出现，饥民到处流浪乞食，吃树皮、吃野菜，过着非人的生活。村民为了度荒，卖掉耕牛，卖掉田地，甚至卖儿卖女。在各乡村的路旁，山里山外，经常看到饿殍，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真是“铁人无泪也牺惶”!　　　　
可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昌江县海尾区区长陈志棠，秉乘县政府的旨意，强加给人民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自治费、修路费、电话建设费、户口捐等层出不穷。陈志棠甚至猖狂地说：“现行的农业税太低，很不合理。政府决定重新丈量土地，增收农业税才行。”农民无法缴税，他们就采用高压政策和野蛮手段，对农民处以酷刑。打显村的李春琛(乳名兴保)保长(下称李保长)和区长陈志棠、镇长陈志香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天天派区丁来打显催命要钱要粮。农民已经断炊了，那来钱粮交税。于是，他们想出了鬼点子，决定杀鸡骇猴、惩一儆百。打显村符某，中年丧妻，双目失明，抚养三个儿女，家贫如洗。全家只靠一个大女儿拾野菜度日，他实在无力担负捐税3元光洋(当时每个光洋可兑换300个铜圆或3000个方孔铜钱)。区丁天天都上门逼“债”。符某十分愤怒，在村里见到人就骂陈志棠、陈志香、李保长是吃人肉的狼，是强盗，是奸贼。他骂出了人们敢怒不敢言的心里话，大家很佩服他。可是，气坏了国民党区政府那帮人。1934年农历二月的一天，陈志棠又派谢狗官(陈志棠的忠实帮凶，狗官是农民称他的绰号)等两人前来向符某收税，谢狗官勒令符某一定要缴清全部税金。符某说：“我全家快要饿死了，那来的钱。”谢狗官咬牙切齿地说：“今天，你符××就是瘪谷粗糠，我也要把你炸出油来。”说罢叫两个匪徒将符×捆绑起来毒打，丧心病狂地生起火来烧符×屁股。幸好谢万德、刘户才等一大批农民闻讯赶到，对谢狗官等匪徒大喝：“住手!你敢打人，我们就要你们的命。”符×才免于火烧之苦刑。然而，谢狗官还不肯放人，他们强词夺理地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刘户才又喝道：“谁欠你的钱?你们要是不放人，就出不了打显村。”这两个灭绝人性的野兽慑于群众的威力，给符×松绑，灰溜溜地走了。陈志棠以为对符×残酷施刑，就达到其压服村民的目的。不料适得其反，他们这一残暴行为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怒，同时也教育了广大农民，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要生存，要有出路就必要同这帮匪徒作斗争。　　　　
林之修先生对于符×惨遭迫害一事，怒不可遏。他到符×的家，安慰受害者，然后星夜赶到马地村拜见郑召明先生。他向郑召明先生慷慨陈述这件事情的经过，分柝了当前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黑暗统治的罪行，倾诉打显人民惨遭压迫之苦难。郑先生深表同情，他说：“惨遭国民党迫害的，不止一个打显村，而是遍及整个昌江县。”为了生存与自由，他们共同商量，决定要给国民党昌江县政府当头一棒，发动农民武装抗捐，反抗当局的暴政。于是他分头发动，定期碰头，研究斗争策略。林之修负责发动打显、老村以北各村，郑先生负责发动马地、林好以南各村。打显村民第一个响应林之修抗捐抗暴号召的是林生桂。他是打显村一个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作风正派，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林生桂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早已不满，听到林先生发动农民起来抗捐，他首当其冲第一个报名并积极参加活动。接着，林先生又发展谢玉臣、林呈昌、王世球等人作为武装抗暴的骨干。　　　　
1934年农历三月初的一天，在村西大石头山边，林之修先生主持召开第一次武装暴动秘密会议(史称暴动山会)。会后又发展了刘景芳、柏如俊、李春光、林之章、符上祥、刘景文等十多人，在村南海石坡召开第二次抗暴斗争会议。经过四五次的发动，村里青壮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报名参加。各村报名参加抗暴人员越来越多，抗捐暴动的条件基本成熟。　　　　
1934年农历四月初五日，在里仁桥召开海尾地区武装抗捐抗暴会议。打显、老村、甘塘、木曲、乌高、北方、里仁、马地、林好、永安、新村等十三村，选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林之修、郑召明两人主持。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关于举行农民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昌江县反动政府暴政的决议。选举林之修为武装起义总指挥，郑召明为副总指挥。行动的宗旨是：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废除反动政府当局重新丈量土地增加农业税收的作法。行动的目标是：打到二区区公所，活捉区长陈志棠;打到昌江县政府，活捉县长何凯贻。
会议做出六项重要决定：　　　　
l、组建抗捐抗暴队伍，做到全民皆兵。由各村自治，成立连排机构，做好暴动的准备。务必有枪拿枪、有刀拿刀、甚至拿扁担铁锄，也要同官兵拼命到底。2、团结一致，互相援助。不论哪村遭受官兵袭击，各村抗暴队伍都要立即前往救援。3、从即日起，不论何村何人，不得给官府交纳税金，如果陈志棠派区丁到村里抓人，村中的抗暴队伍要将他们缴械严惩。4、各村要严密监视国民党保长的行动，如果他们胆敢破坏抗暴斗争，则严惩不贷。5、通过由林之修、郑召明署名的“告昌江县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这是一篇声讨国民党昌江县政府黑暗统治的檄文，它历数了国民党昌江县反动政府压榨人民的滔天罪行，倾诉了人民群众武装抗暴的心声。　　　　
本来，昌二区人民对昌江县政府横征暴敛的愤怒情绪，早已像一个火药桶。经林之修、郑召明一点火，抗暴熊熊烈火便在昌二区许多村庄燃烧起来。各个村庄的抗暴活动，变成了公开的行动。当天晚上，打显村召开抗暴群众大会，林之修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高昂的演说：“乡亲们，官府现在不让我们活下去了。昌江县政府犹如洪水猛兽，正在吞噬着我们;贪官污吏像一条条毒蛇，正在咬着我们;苛捐杂税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正在刺杀我们。他们收了自治费、修路费、电话建设费、户口捐等等还嫌不够，现在陈志棠又宣布要重新丈量土地，加倍增收农业税。农民负担不起就绑人，打人、烧人、还要杀人。乡亲们，我们活不下去了，与其坐着等官兵来杀死，不如我们同他拼命，死里求生……”。接着，他传达了里仁桥会议的有关决定。群众听后，精神振奋，个个摩拳擦掌，好像恨不得要咬贪官污吏一口才解恨似的。当即按甲(10户为一甲)分段围寨，挖壕沟。村民积极响应，行动迅速，一部分村民拉牛车到山岭砍木料围寨，一部分村民负责挖战壕、高陷阱、布竹签(时称栽创)。同时加紧组建抗暴队伍。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全体村民推选林生相作为林之修的助手。林生相是个刚满20岁的青年学生，他身材魁梧，力气过人，机智勇敢，富有反抗精神。他曾经机智地斗败了想向他家敲诈勒索的李保长，深受群众的信赖。林生相不负众望，积极协助林之修组建抗暴武装队伍。打显村人为了防盗和打猎，大多数农户都有粉枪，这次集中起来的粉枪就有70多支。少数没有粉枪的人，则拿出筒刀(筒刀即尖刀，尾部打成筒形，配以一米多圆柱条木作为柄的一种打猎工具)、渔叉等。总之，打显人对贪官污吏，同仇敌忾、除李保长和他的亲属外，其余的男女老少，都投入紧张的抗暴斗争活动中。经过汇报，海尾各村庄都为抗暴斗争做了准备工作。　　　　
正当抗暴斗争“战备”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忽然来了两位“说客”，一个是李马成，他原是打显人，后来迁居海尾。另一个说客是从打显村迁到塘坊村的李文华。他们游说官兵好比父母兄弟，所持武器精良，劝百姓不要反抗政府，被打显村的林生桂、符上祥、林呈昌、林生相、王世球等抗暴中坚分子反问辩驳得哑口无言，林之修更是站在前列，申明正义，表示抗暴决心。李马成、李文华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走了。此时此刻，打显人的抗暴决心十分坚定，他们排除了一切干扰，严阵以待、准备战斗。　　　　1934年农历五月初二日，国民党昌江县反动政府派一个连的兵力来进攻打显村。那天，村民像往常一样，早上六时左右出工，当一些妇女走到村西红泥坑时，发现官兵大队人马正向打显村跑步前进，妇女们就赶快转身往村里跑。官兵向妇女开枪射击，枪声大作。这时，林之修一面叫人吹螺、鸣锣、发出警报，本村抗暴队员闻风，立即按原定计划进入阵地，抵抗官兵。另一方面，马上派人到老村求援。林之修、林生相都亲自到前沿指挥战斗，林之修手持一支短枪，腰挂一把大刀。他的短枪约有30多公分长，结构同粉枪完全一样，但这是厂家特制的原装货，造型特别精致，小巧玲珑，枪柄还镶有黄铜做装饰品，非常漂亮。林生相用的是粉枪。官兵到达打显村时，不出所料，他们自恃武器好，大模大样地向神山庙西前开阔地冲锋。当他们冲到粉枪射程内时，有一个人掉入陷阱，中了竹签。刘户才像瞄准打靶一样，一枪便结束了一个匪徒的狗命。官兵以密集火力为掩护，冲上来把这具死尸抢走，改向寨门冲锋，又被郭元瑞打伤一人，再冲锋又被林生相、林生桂、林呈昌等各击伤一人。这时官兵己死伤四人，攻不下打显村，于是不得不吹号撤军。打显抗暴队伍立即乘胜追击，追赶官兵到村西公路时，老村、甘塘、北方、木曲、里仁等村的抗暴援军陆续赶到，给打显抗暴队伍以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士气旺盛，杀敌心切，对官兵穷追不舍，官兵边打边撤退。当抗暴队伍追赶官兵至沙地村时，打显青年柏发华不幸中弹负伤(抬回村里后，翌日死亡)，符安成也被打断一个中手指。因此，抗暴队伍只好撤回。　　　　
各村的抗暴队伍撤回到打显公路时，在林之修的领导下，不顾疲劳饥饿，一鼓作气奔赴海尾攻打陈志棠巢穴——昌江二区区公所。区公所不费一枪一弹被攻下了，陈志棠与其区丁们逃走了，只抓到海尾镇长陈志香。陈志香被押到打显神山庙时，双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大麻子脸上泪如雨下，口中念着：“我过去错了，今后不敢再欺压老百姓了，希望留我一条生路，永远感谢。”装得很可怜。很多人气愤，要求把陈志香杀掉，但林之修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莽干，先把他监管起来，以后再说。”晚上，林之修、林生相派人把他押到打显面前岭上去，用二条防盗锁，把他锁住，每天派两人看守，还轮流送饭给他吃。　　　　这次抗击官兵的战斗，打显村虽然死伤了两人，但抗暴队伍打死打伤官兵四人，而且打退了官兵的进攻，攻下了昌江二区区公所，活捉了海尾镇长陈志香，取得初步的胜利。所以，抗暴队伍士气很高，斗志昂扬。战斗过后，林之修布置大家抓紧加固防御工事，大量配制火药，还要发动大家买枪。符上祥向纳凤人买了一支九响步枪，刘景文向岭村人买一支七九步枪，王世球也到塘坊村向朋友借了一支粉枪。一些原来不参加抗暴的人，也参加到抗暴活动中来了，人多了、枪多了、村围得更固了，与昌江县政府当局血战到底的决心下定了。　　　　
农历六月，正当林之修、郑召明购买几箱煤油，准备攻打昌江县政府时，昌江县政府上书要求派出以何守范为营长的正规军再次进攻打显村。他们以沙地村张庆清为向导，以打显村的李保长为内应，避开了防御工事方位，从防御较为薄弱的东北角，秘密穿过大公木子树山，对打显村进行突然袭击。林之修迅速调动抗暴队伍进行抵抗，激战四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打显村被官兵攻破。林之修、林生相为了保护群众撤退，战到最后才撤离村庄。　　　　官兵进入村庄后，烧光林之修、郭西凤(林之修的岳父)、林又氏(寡妇)、李保长等四户人的房屋。李保长是官兵的走狗，是陈志棠的死党，是官兵在打显村的内应、内奸，为何官兵要烧他的房子?善良的人们是无法知道的。原来是县府的钟美福排长事先对李保长安排“通气”。官兵攻入打显时，要烧掉他的房子，避免村里人识破他私通官府，要他赔偿村里的损失，甚至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如果烧了他的房屋，则证明他同官兵攻破打显事件毫无关系。这样他就万事大吉。至于李保长房屋烧掉的损失，钟美福同意要用叛乱头目们几倍的价给他暗中赔偿。正是如此，李保长的房屋也被官兵化为灰烬。　　　　至此，林之修、郑召明领导的昌二区农民抗暴队伍自动瓦解，再也无法集中起来抗暴。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暴斗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不少善良人，为了生活，为了自由，而参与抗捐抗暴，这是十分正义的举动。但已被县府诬蔑为叛乱罪，被关押、被吊打、坐牢狱，哭泣满村，乌云密布着整个昌二区农村的上空。
走出绝境见曙光　
打显村被攻破后，何守范营长率领的国民党正规军当天下午撤离村庄，留下钟美福带领的地方武装负责对抗暴“匪首”进行围剿和对人民群众进行所谓“治安抚慰”的工作。　　　　
第二天，国民党昌江县反动政府对所谓的“打显暴乱”事件，做出了一系列处理决定：　　　　
一、打显村要立即无条件释放陈志香。　　　　
二、通缉 “匪首”林之修、郑召明。通缉令中说：凡活捉或击毙林、郑者有偿;凡窝藏或接济林、郑者同罪。　　　　三、限令参加第一次秘密山会的林生桂、谢玉臣、林呈昌、王世球等人，在三天内投案自首，听候处理，违者用兵剿灭。　　　　
四、全村民众，不论男女老少，限令三天内一律回家生产，违者以匪论处。　　　　
五、收缴打显村的全部枪支弹药。
经过官兵几天的搜山，全村群众都回家来了。这时，钟美福排长、李保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林之修、林生桂、谢玉臣、林呈昌、王世球等人。当时，林之修独自逃难他处，而林生桂等四人在打显前面岭一带避难。王世球单独躲藏在村北的山马沟一带。由于李保长的亲兄弟告密，一天早晨，钟美福带领几十个官兵突然包围了王世球避难的住处。因山大林密，王世球侥幸脱险。钟美福、李保长并没有就此罢休。王世球是个心纯善良的贫苦农民，天天披星戴月，辛勤劳动，他与人为善，从未同邻居动过气红过脸。然而，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毅然参加了这次抗暴斗争。失败后，身处绝境，但没有后悔，他对妻子说：“这个世道暗无天日，我们被迫反抗没有错，可是我们打输了。现在，我随时都有死在官兵刀下的可能，希望你把3个孩子养大成人，告诉他们记住这血海深仇!”其妻如万箭穿心，悲痛欲绝。十几天过去了，王世球找到了林生桂、谢玉臣、林呈昌等人，几个难友相聚一起，感到非常亲切，他们决心与官兵血战到底。林生桂年纪虽然小一点，但他镇定、乐观，大难临头也有说有笑 (林生桂于1938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成为一名坚强而出色的地方领导)。一天，官兵围困他们在山架岭上，他对战友说：“天那么大，地那么宽，那里不是我们落脚的地方，尽管你钟美福、李保长天天张牙舞爪，一口想把我们吞掉，不那么容易。你们看，这几十个王八蛋在岭脚底下跳来跳去，有啥用呀，有种的请进山来同我们喝酒吧。”逗得几个人哈哈大笑。　　　　
钟美福、李保长天天出动搜捕，策略用尽而不济于事，又提出了经济讹诈的手段。钟美福传讯他们四人的家属兄弟姐妹来到神山庙面前说：“你们是林生桂、谢玉臣、林呈昌、王世球的亲人，你们知道吗，县府已定论他们四人是打显暴乱的元凶祸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是如果他们能幡然悔悟，改过自新，给李保长赔偿房屋被烧的损失，政府将宽大为怀，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倘若执迷不悟，继续顽抗，那么就不要怪我们啦，我们一定要用兵剿灭。”林生桂等四人听到这话后，火中添油，气得肺都要炸出来。林生桂说：“李保长的房屋是官兵烧的，要赔叫官兵赔，谁烧掉谁赔，天经地义。我们没有烧李保长的房屋，为什么要我们赔?天理何在?”二十多天过去了，官兵仍然没有收队，而天天出动搜山，形势天天恶劣，他们四人被迫天天转移，家里人偷着送饭也很困难，经常联系不上。李保长安排他的耳目，跟踪家属，经常向官兵报告四人藏身的地点。　　　　
这四人的家属为了不让官兵伤害自己的亲人，请李广安去与钟美福谈判，解决赔偿李保长房屋被烧损失的问题。最后，钟美福要求由抗暴“头目”家属每户120元光洋，全村每户5元光洋。全村人遭了殃，逼得林生桂等四人家庭倾家荡产。　　　　
林生相仅是一个二十岁的年青人，群众选他担任林之修的助手。但李保长对他有宿怨，抗暴斗争失败后，李保长诬蔑他为“叛乱匪首”之一，要求县政府严惩，以报私仇。但经县政府调查，认为林生相没有参加秘密山会，不是“暴乱”决策人，并且年较小，只不过是“被人利用”，不同意按“匪首”论处，使林生相幸免于难(后来林生相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中共琼崖特委党校学习时，在“美合事变”中不幸牺牲)。在这事件中，打显村的林谢成是个无辜受害者，他对打显这场抗暴斗争，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是个中间人物。官兵攻下打显后，他第一批听官府“招抚”回村。不料他的脚刚踏入家门，便被官兵五花大绑，押送到昌江监狱坐牢了。原来，李保长对他有私仇。1934年农历2月的一天，李保长的马吃了林谢成的庄稼，林谢成极为愤怒，于是他操起扁担打了马一棍，并且声言要李保长赔偿损失。李保长闻讯后，暴跳如雷，大叫大嚷道：“这还得了!”于是马上登门问罪，他对林谢成说：“你为什么要打我的马?马吃了一点地瓜，有什么了不起!你打我的马就等于打我本人呀，该当何罪?”林谢成说：“保长也是吃人食的嘛，你做保长更应体恤人民。你放马吃了我的地瓜，我靠什么来度日?我用什么来养活一家大小?”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发生了口角。李保长便记下了这一私仇。这一次，李保长乘着“暴乱”之机，诬陷林谢成是“暴乱”事件的操纵者，是“叛乱匪首”之一，因而被捕下狱。1938年农历二月，林谢成被释放出狱时，昌江县法院仍无法作出定罪判决，因为林谢成没有罪，所以昌江县法院无法定罪，就无法向打显村人作出交代。这是李保长为报私仇的一起地地道道的冤狱事件，这已经成为历史。林谢成由于受到长期的铁窗脚镣的生活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打击而伤痛成疾，出狱后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　　　　
1936年的一天，林之修秘密潜回打显村他外甥的遗孀家住下，但不久风声就漏了出去。一天夜里，昌二区区公所的几名区丁，突然包围外甥家搜捕林之修。好在外甥是打显有钱人家，房屋坚固，地形复杂，他外甥的大儿子刘户林急忙把他从后门送出，然后跳过围墙，躲入邻居刘户亨家方得脱险。从此以后，林之修一直逃难于深山大岭之中，穴居露宿，过着野人生活。他的生活来源，原先是靠亲属兄弟接济的，但因官府爪牙常常跟踪，接济很不正常，后来中断了接济，他只好靠野菜、生地瓜等过日子。林之修在外村本来有很多亲朋好友的，有时他也去投奔拜见这些朋友求助，但他又怕去多了，被人发现株连别人。1934年农历六月，林之修先生被官府作为“匪首”通缉抓捕时起，至1940年6月取得自由时止，历时整整6年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过着极其悲惨的非人生活，打显村民对林之修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的，无奈村中有官府的凶恶鹰犬，使他在打显无立足之地。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代表团，协助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明确规定：“……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这时，林之修曾向国民党昌江县政府上书申诉，要求撤销对他的通缉令，恢复他的自由。但没有得到答复。以后，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又被迫履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的“六项协议”，释放大批政治犯。林之修再次向昌江县政府上书申诉，要求撤销他的通缉令，恢复他的自由，让他参加抗日，但国民党昌江县政府没有批准。1939年初，日寇侵占昌江县后，国民党昌江县政府先逃到大洋基(保平附近)山中避难，继后陈明栋县长离职逃亡到白沙县。1940年初，日寇占领海尾前夕，国民党昌江县二区区长史秉彝、海尾镇长陈光辉、副镇长王凤金等一批反动派逃亡打显村。他们名为“避难”，实则以打显村李保长的势力为依托，以打显村为立足点，暗中同日军相勾结，破坏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围剿我昌江二区革命同志，对我昌二区抗日民主革命运动危害甚大。这时躲藏在打显山中的林之修更为艰难。1940年6月，中共海尾特支率领驳壳班潜入打显村，打死国民党镇长陈光辉、打显村李保长，摧毁了国民党对打显村的反动统治，把打显村建成我党的抗日民主地区。这时，六十五岁的林之修先生才重见天日，获得了自由。　　　　
林之修先生的房屋，早在1934年6月就被官兵烧毁，妻子长期寄居于同族兄弟林臭屎家。林先生获得自由后，到林臭屎家与其妻儿居住。林之修是个长者，思想倾向革命，所以，王昌恒、林生桂等同志都很尊敬他，经常与他接近，向他宣传抗日政策。1943年冬，桂树魁区长等同志到打显进行革命活动时，主动要林生桂陪他去专访林之修先生。林先生见到桂区长时，十分感动地说：“承蒙桂区长厚爱，亲自前来问候，我实在不敢当。桂区长革命重任在肩，尚且前来看望我这个老朽真是不胜荣幸，万分感激!”桂区长热情地同他谈话，赞扬他当年不畏强暴，敢于发动农民武装抗暴的斗争精神，夸奖他死里逃生，最后争得自由的坚强毅力，向他宣传我国抗战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道理，希望他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林之修先生激动地说：“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很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日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林先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矛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深为不满。最后他说：“我老了，不可能同你们并肩战斗了，不过我有一个小孩，今年十七岁了，我想让他跟随你们革命，为抗日救国尽些义务。”不久，他儿子林景儒参加了我昌二区抗日常备队当战士。1945年初，成立昌白边区，又转到昌白边区当常备队战士。1945年8——9月间撤销昌白边区，成立白沙第三区，林景儒调到白沙三区常备队当战士。林景儒是林之修四十多岁才生的唯一的一个儿子，遗憾的是1946年初，林景儒牺牲了。林之修先生夫妇万分悲痛。但林之修又十分坚强，经常劝慰妻子说：“既然是革命，就要有牺牲，不付出血的代价怎么会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久，林之修先生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