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于龙淮
事业的起点

1931年2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于龙淮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一家七口人中，于龙淮排行老四。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毕业于南开大学，母亲则毕业于师范学院。迫于时局的动荡与生活的压力，1931年到1933年，于龙淮一家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活。一家人从东北走到北京，父母一路上靠辗转做教员来挣取微薄的收入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已是共产党员的于龙淮的舅舅组织两家人一起去延安。由于战争的阻碍，他们被迫在绥远滞留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全家人种地备粮。终于在1937年，两家人到达了延安，那一年于龙淮6岁。到延安后，两个哥哥参加了剧团，于龙淮则到距离延安约45公里的安塞县延安保育学校去上小学，小小年纪的他每次放假都要在漫长的小路上走回家去。1944年，他升入了延安中学。离乡背井多年，直到1946年初，于龙淮一家才随共产党干部团回到东北，而他则在牡丹江继续完成他的中学学业。
1947年，于龙淮中学毕业后，哥哥介绍他到哈尔滨外语学校学习了两年俄语。1949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空军沈阳第四航校做翻译。那时候中国的空军力量很薄弱，于是苏联派了一个空军团来支援保卫大上海。于龙淮凭借着熟练的外语被选中，在1950年去了上海，成为上海空一师翻译。
抗美援朝时，于龙淮成为青岛第十四师翻译，之后随大部队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由于国家需要，1951年他被派往苏联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1958年回国时正赶上建设老五院一分院，从此他投身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开始建一分院的时候，只是在云岗建立了几个研究室，专门研究仿制由苏联提供的两枚P－2近程导弹及一些设计、工艺等资料，于龙淮作为翻译来到了这里。1958年底，来到南苑开始建设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那时候，没有办公的地方，大家都在大机库里工作。此时，于龙淮不仅是一名翻译，还成为了一名设计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在发动机室主任任新民的带领下，开始了仿制“1059”的历程。
1959年，于龙淮去了沈阳，到工厂试制“1059”发动机。
1961年，于龙淮任东风二号发动机主任设计师。“东风二号”于1962年发射成功。
1962年3月21日，于龙淮任试验队发动机处处长，带队去了发射场。第一次发射失败了，导弹在发射出几十米后掉了下来，大家心里非常难受，都哭了。这时候，聂荣臻元帅前来慰问大家，他说失败并不可怕，科学试验失败是难免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气馁，继续奋斗。根据这次失败，大家得出一条结论，即一切试验必须先要通过地面试验，地面试验成功后才可以进行上天试验。从此，这条结论成为航天型号研制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从1964年到1965年，“东风二号”取得了发发成功的喜人成绩。而就在1965年，于龙淮从设计部调到研究院科技部。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很多型号工作，主要做指挥、计划、生产、调度等工作。
良好的开端

于龙淮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早在莫斯科留学时，他那铿锵激扬的男高音就蜚声校内。但是，他说最让他揪心、最让他激动的，还是“长二捆”火箭。为了这枚火箭，他几乎付出了全部心血。
1985年，中国航天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后，向世界郑重宣布：将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这意味着一个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国家将向强手如林的高科技竞争领域挺进。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由于长征系列火箭令人信赖的可靠性、较低的发射费用及保险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公司对我国长征火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86年，被视为世界航天的灾难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72秒钟就发生了大爆炸，震惊了全世界；紧接着，美国的大力神火箭和德尔它火箭也相继失事，美国航天活动几乎陷入瘫痪。同年5月31日，已经赢得世界半数以上卫星发射合同的欧洲空间局阿里安火箭，又因第三级未及时点火而失败。接连发生的失败，使一次性运载火箭市场出现了用户排队等待发射卫星的局面。
就在这一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酝酿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为适应国际卫星市场的新形势，决定研制运载大吨位卫星的捆绑火箭。他们画出了3张原理草图——在发射成功率很高的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加长箭体作为芯级，再在原有的一级箭体上捆绑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构成一个新的两级液体火箭。
1984年，澳大利亚拟花巨资建立新一代卫星通信系统，包括澳星A1、A2、A3三颗卫星。这三颗卫星分别用于转播电视、广播及语音和数据通信。
1987年9月，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向美国休斯公司购买了两颗商业通信卫星。这种卫星是最新研制的高容量、大吨位、长寿命的新一代通信卫星，代表着当今世界通信卫星的先进水平。这次澳大利亚向休斯公司购买的澳星B1、B2，将使澳大利亚的电视、广播、语音、数据、海外市场、移动通信（含电话、电报、专业网络）等业务得到进一步满足。
卫星成交后，奥赛特公司在悉尼进行发射招标。当时世界航天界有四大集团参加投标。美国开价7000万美元，法国开价5600万美元，日本开价5000万美元，而中国长城公司开价3600万美元。当时，考虑到长征火箭在国际上尚未建立较高的威信，要与实力雄厚的美国、法国火箭竞争不太有利，而且在这四个实力雄厚的宇航集团中，只有休斯公司在运载方案中列入了中国尚无实物的“长二捆”火箭。为了打入国际航天市场，实现全体航天人的心声，因此我国开价较低。
1986年，中国航天代表团赴美，与20多家卫星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洽谈。十多天的活动掀起了一个中国航天热。卫星老板争先恐后与中国代表团签订了多份发射意向书，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对于澳大利亚卫星公司来说，这么便宜的发射服务费，当然不会放弃。为使竞争公平，奥赛特公司要求各集团必须同时列入中国运载火箭进行第二轮招标。竞争结果，奥赛特公司选择了中国“长二捆”火箭。这令西方人大吃一惊。
1988年，于龙淮带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代表团和长城工业总公司以黄作义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美，与美国休斯公司进行谈判，过程非常艰苦。发射“澳星”必须拥有高可靠的大推力火箭，然而当时我国的运载火箭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只有1.45吨。要使中国航天跨上一个台阶，必须尽快拿出大推力火箭来。在谈判的时候，于龙淮他们还只是拿着一张图纸去谈。面对此种情况，美国人一直表示怀疑，谈判局面始终僵持不下。有一天，谈判中，看到局面僵持不下，于龙淮对美国代表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吧，下午我们还要去和其他公司谈谈。”听到这话，本来一直不松口的美国人终于松口了。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人真的不和他们合作了，中国开出的低价位与可靠的航天基础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很大。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了发射澳星的服务合同。但是合同文本要求繁杂，条件苛刻：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否则，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发射或没有充分理由表明自己能够按时发射。用户有权终止合同并罚款100万美元。
中国航天人面临的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于龙淮一行回国后，谈判结果被上报国务院，得到了批准。自批准日计算只有18个月，要研制出一枚具有世界水平的大推力火箭，这在中国航天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航天史上也没有先例。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全国支持这项工作。得到了祖国的全力支持，航天人一定要研制出适合市场需要的大推力捆绑火箭。
严峻的考验
为了能在18个月内拿出新研制的、高质量的“长二捆”，当时在研究院里，随处可见航天人忘我攻关的情景，于龙淮感动不已。
那时候，于龙淮每天都连续工作到晚上才回家，在1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没有在9点以前吃过晚饭。他的精神始终都是高度集中的，因为他深深知道，火箭研制是绝不能出任何错误的，任何一个小错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世界上由于一点点的瑕疵造成火箭事故的例子很多：1978年，美国大力神导弹试验时由于一个小弹簧失灵而造成了灾难；1983年，美国三叉戟导弹，因黄豆大小一块绝热层剥落未进行修补，高温火焰烧穿金属壁造成发动机爆炸；1982年，欧洲发射阿里安火箭时，由于涡轮泵齿轮箱中一个齿轮润滑不良，间隙变小，造成火箭坠毁。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都说明火箭研制承担着高风险，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尤其是正在研制的“长二捆”顶着巨大的压力立了军令状，这个挑战是非常严酷的。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中国航天人经过努力拼搏，奇迹真的出现了。1990年的6月底，人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在昔日碎石遍地、杂草丛生的山沟低谷，耸立起了一座高达97米的活动勤务塔和70多米的固定发射塔。昔日仅仅是草图一张的“长二捆”火箭，比合同规定的苛刻时间竟提前了一天，真真切切地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塔架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美国休斯公司技术顾问史密斯先生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说：“这次在西昌，我终于看到了奇迹！”
1990年7月16日9时10分，随着“点火”、“起飞”口令的下达，“长二捆”火箭首飞成功啦！它把搭载的巴基斯坦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是有实力进入国际市场的，技术先进的长征三号火箭和发射成功率很高的长征二号丙火箭，曾把十多颗各种类型的卫星送入不同的轨道。“长二捆”火箭发射成功，又使中国的火箭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可贵的是,中国有一支思想过硬、技术过硬、作风过硬的航天技术队伍,这是值得国人自豪的。
“长二捆”火箭发射成功，成为当时中国火箭家族中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实现了从串联组合的多级火箭向串联并联组合捆绑火箭的转变，为大幅度提高运载能力开辟了新的途径。理想受挫
1992年3月22日，那是个星期天，“长二捆”火箭将要托举第一颗澳星上天。人们凝神注视着火箭顶部的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火箭整流罩上印着的中、美、澳三国国旗，有着特殊的意义。美国休斯公司负责人曾说过休斯公司在以往的任何发射中，从不将国旗印在整流罩上，但这次破例。为什么？首次启用的大型火箭如将首次研制的新一代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将成为世界航天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因而，美方认为，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人们仰望着五星红旗，静静地等待着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群山苍翠，野花吐香的大凉山也在凝神等待着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时刻。
进入80分钟准备，发射场上的活动塔徐徐开走了，乳白色的巨型火箭“长二捆”露出了它的雄姿。它像整装待发的勇士，威武地挺立在那里。下午3点多，曾为这枚火箭付出巨大心血的人们早早来到了发射场对面的山沟，心在激烈地跳动，他们期待着那辉煌的一刻。
于龙淮望着卫星整流罩，脑海中又出现了航天人拼搏的情景。这整流罩高10.5米，直径4.2米，像一座塔。承担研制任务的研究所，当时要求工期至少给4个月。但能分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0天。这又是多么苛刻的要求。为了扬国威，研制人员家也不回，有人生病了也不上医院，昼夜不停地拼命干。一天，贴软木隔热层，原材料刚到火车站，他们一边派车去提货，一边在大罩上涂了胶，软木一到，开箱就贴，没误一分钟，最后提前一天交货。
18点40分，牵动亿万人心弦的巨型火箭点火后却出人意料地没有上天，依旧留在原地。看到底部冒着火焰，纹丝不动的火箭，于龙淮恨不得用双手把它托举起来。他站在离火箭仅几百米的地方，脑海里一片空白。最后，伤心地哭了。他说，那次，眼泪是往肚子里流啊！
在场的领导脸色都变了。这刻骨铭心的一刹那，给他们的打击是何等巨大啊！这个难以想象又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不少人在啜泣。整个指挥大厅笼罩在悲凉的气氛里。
发射塔下仍冒着浓烟，几分钟后，几位领导一起急速赶到发射现场。顾不上空气中还弥漫着浓浓鱼腥味的有害气体，顾不上随时有可能爆炸的危险，只有一个念头，要保住卫星，保住发射设施！
抢险队迅速赶赴现场，合拢固定塔平台，断掉箭上电源，取下引爆器，消防灭火。
经过39个小时的紧张抢险，终于保住了澳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塔台。
经过17个日夜的故障分析、试验和故障复现，终于真相大白。专家评审组认定：导致发射失败的“祸首”是一根像头发丝粗细的铝质多余物。多么惨痛的教训啊，这在广大航天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为了这次发射，参加火箭设计、研究、生产、试验和发射的航天人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苦自不必说。然而，科学是无情的，一枚火箭由几十万个零部件组成，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发射的失败。
这次事故之所以没有造成灾难，是由于火箭本身自动紧急关机系统的作用，点火后7秒钟全部发动机关机。事后查知这时火箭起飞触点已接通，按顺时针方向转动了约1.5度，4个支点中的3个已离开原位，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3月24日，奥赛特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联合发表新闻公报，指出澳星计划不会受实质性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长征火箭仍充满信心，无意使用其他火箭。
圆满的成功

失败没有压垮中国的航天人，他们深深地知道我们不能再输了，否则就要被别人挤出世界卫星商业发射市场。
1992年的5月4日，我方专家组赴美国洛杉矶向休斯公司通报了故障分析结果。美方表示满意。根据对方的要求，第二次发射的时间定在8月中旬。
于是中国航天人立即摆开了赶制一枚新“长二捆”火箭的战场。研制人员又投入到100天重新造一枚火箭的拼搏中去了。
8月14日晨，西昌卫星发射场，凉风习习，朝霞灿烂，火箭整流罩上的五星红旗更加鲜艳夺目。人们期待着“长二捆”雄风的展现。
可是临发射前两个小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细心的中国技术人员发现，休斯公司的技术人员从整流罩窗口进去作最后检查，已近一个小时仍未出来。原来，他们将文件夹落在里面了，却怎么也找不着，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中方派了一名老工人进舱，很快就找到了那只文件夹。休斯公司技术人员连声称赞“OK！OK！”并当场把这只夹子送给了老工人作留念。这一小插曲，使于龙淮他们又紧张了一阵子。
早上7点，“长二捆”火箭携带着澳大利亚通信卫星腾空而起，直刺苍穹。
“成功啦！成功啦！”这激动人心的喜讯从指挥大厅传来。刹那间，整个大凉山沸腾起来了，人们跳跃着，欢呼着，挥舞着双手，让幸福的泪水尽情流淌。
压抑了几个月的沉重的心终于轻松了，于龙淮高兴得哭了起来，总设计师王德臣也不住地用手擦去脸上欢笑的泪水。抑制不住心头激动的人们把于龙淮、王德臣等人抬了起来，一起高声呼喊：“长二捆！长二捆！” 
指挥大厅外，“长二捆”技术总顾问屠守锷与老战友黄纬禄长时间紧握双手，喜泪湿润眼眶。
在场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们则放着鞭炮大大地庆贺一番。
澳星发射成功，在中国航天史上写下了两个“最”，即3月22日发射失利是最理想的失败；8月14日澳星入轨精度最高，它创造了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
美国的火箭专家称誉说：这次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香港《文汇报》称：在重型运载火箭技术方面，中国仅次于美国、苏联，与法国并列第三。这是中国人顶着巨大压力完成的一个伟大壮举。
4年多的合作，美国一流的火箭技术专家对中国航天专家有四点评价：一、技术水平高，难不倒；二、工作效率高，有能力；三、经验丰富，处事果断；四、修养好，有耐心，容易合作。他们对中国的航天“布衣”们更是大加赞赏：谦虚，肯吃苦。
美好的展望
“澳星”发射成功后，老院长钱学森给研究院寄来一封信，向干“长二捆”的同志们表示了衷心祝贺。当钱老看到《解放军报》的报道中介绍于龙淮业余爱好音乐、唱歌，还翻译过俄罗斯民歌时，他在信中写到：“对于龙淮同志我要道歉！这么多年来，我还不知道他还是一位音乐家、艺术家！而我一直在提倡科技工作者要有文艺修养！将来他离休了，又可以在音乐领域大干一场了！”字里行间充满着诙谐，充满着感情，流露着一个师长对晚辈才能的赞誉。
钱老院长的信让于龙淮、王德臣等欣喜万分，激动无比。作为中国火箭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的风范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航天人。
中国航天的成长历经坎坷曲折，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航天专家梁思礼的话来说就是“一无设备、二无资料，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中国的航天事业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航天人的奋力拼搏、奉献才在这颗种子的基础上生根、发芽、成长起来。
如今已经白发丛生的于龙淮仍心系航天，说起中国航天，他期望很多，虽然前方道路依然漫长，但他坚信，顽强的中国航天人会在未来不断地去创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