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纸扎
简介
纸指纸冥 器 。旧时迷信，以为人死后进入冥国 ，随葬器物供死者在 间使用，于是  抬花轿〔纸扎〕有冥(明) 器 。冥器起初是生活日用品，自宋代起，纸冥器逐渐流行。人们用竹篾、芦苇、高粱秸扎成各种家具器皿人物，糊以色纸，饰以剪纸，为死者焚烧。颜色有单色的、衬色的、结合涂绘的，的广东佛山的“铜衬料”、“铜写料”等，颇为富丽。[1]
起源
纸扎，起源于古代民间宗教祀祭活动，以后逐渐成为庆祝节日的一种装饰艺术。明清时遍及城乡，每逢节日或喜庆之际，民间艺人则充分施展其技艺，扎制成高意诙谐的“老鼠攀葡萄灯”，喜得贵子的“麒麟灯”，望子健  纸扎洋楼康的“鸭（压）子灯”，祝贺新婚的“鸳鸯灯”，祈求丰收的“金鱼灯”，以及名种花草、鸟兽等。这些色泽艳丽、造型拙朴、寓意明快的各类纸扎品，均取竹、木、线、纸为主要材料。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缚部位，糊彩纸以装饰。为喜庆欢快的活动频添几份色彩，同时也为哀丧、祀祭场面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1]
中国的纸扎艺术最初起源于丧俗，它是将扎制、贴糊、剪纸、泥塑、彩绘等技艺融为一体的民间艺术。纸扎在民间又称糊纸、扎纸、扎纸马、扎罩子等，它是为满足民众祭祀信仰心理及精神需要的一种形式。[1]
纸扎的种类不外乎以下四类：一是神像，如入葬时焚于陵墓前的大件扎制品；二是人像，包括童男童女、戏曲人物、侍者等；三是建筑，如灵房、门楼、牌坊、车轿等；四是明器、包括饮食器皿、供品和吉祥用品以及瑞兽类。诸种纸扎作品取材巧妙，工艺精湛。[1]
为何常州人习惯称迎春桥为“行（音航）春桥”呢？相传古时每逢立春节日，地主官员全副顶戴仪仗列队，扛抬祭品及事前用五色纸由盲人扎糊成的春牛（纸分红、黄、青、白、黑，由盲人随意将色纸拼糊后，看牛身上的纸色，预测当年的年成丰欠，如红多主火灾，黄多兆丰年，青主风、白主水、黑为疫云云）和旁立纸扎的手持鞭子的芒（按《东京梦华录》：“立春前一日，开封进春牛禁中鞭春”。卢肇：《谪连州书春牛榜子诗》：“不得职因饥欲死，儿侬何用打春牛。”春牛的风俗由来已久，不过我处用纸扎春牛。）一起列入队伍、鸣锣开道，经过此桥到孔庙祭天，举行迎春仪式。清代在进入县衙大堂时，在鼓乐声中，将队伍所抬亭子中的画轴打开，并迅速收卷，在古时象征春已来临之意。由于迎春队伍通过街巷，万民争观，很象民间迎神行（音航）会，而又必须经过此桥，所以本地人都把迎春桥称为“行春桥”。[1]
渊源
迄今发现最早的纸扎实物，是1973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古墓群中发掘的纸棺。棺体骨架用细木杆扎成，从前至后，有五道弧顶支撑作支  纸扎 踩莲船架，再糊上废纸，外表为深红色。此棺长2.3米，前高0.87米，宽0.68米，后高0.5米，宽0.46米。纸棺糊制的废纸，大多是唐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753年～755年）的庭西、西州一些驿馆的马料收支帐单纸。根据考古现场遗迹分析，安葬死者时，先将死者放在一片糊有废纸的苇席上，然后再罩扎制纸棺。根据墓主人随葬品买地券上的记载，年代为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这具特殊的纸扎棺材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1]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纸扎称谓及主要用途不尽相同。北宋称为“装銮作”“打纸作”“冥器作”“纸铺”等。根据明人著《如梦录》所述，专门从事纸扎制作的人称为“扎彩匠”，其经营场所为“纸扎铺”“纸马铺”“纸马香铺”等。纸扎铺也卖“寸鸹扇子”，有扎彩匠扎“显道神”，其头约有五尺高、六尺围圆，这种纸扎是王府出殡时都要使用的。[1] 
供奉纸扎与民间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其形成是原  纸扎-楼台始社会以来墓葬殉葬俑的发展和演变的结果，用丧俗艺术形式来悼念死者，对世人来说能起到安慰和调节伤感的作用。最初的殉葬品，可能是用活人活物来充当的。奴隶社会，贵族死后盛行以活人殉葬。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意识到这种行为过于残酷而逐渐被废除。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成的草人，孔子称之为“束草为人形”的“刍灵”。后来又发展为用木偶人陪葬，大体上可以看出有些像人形，古代统称为“明器”。[1]　
作为明器的俑有各种形态，据《古明器图录》记载，“介士”为主人守卫，“奄竖”可以为主人“随侍”，“侏儒”可以为主人“作剧”。秦汉以后，由于制陶业的发展及普及，陶制俑又逐渐代替了牛、羊殉葬品及木俑。从陪葬俑的逐渐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手工业的不断进步，推动人类文化不断发展，并使一些陋习被废除，丧俗艺术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革，因而便出现了像秦始皇兵马俑那样壮观的随葬规模。[1]
汉代实行“举孝廉”，在政治、伦理、道德诸方面，都以孝  云南永平纸扎为标准。为倡导孝道，提倡厚葬，俑及其他明器的制作规模之大、样式之丰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宋之际，随葬明器及俑仍有一定规模，丧俗文化又融入外来文化的因素，加上中国道教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灵魂升天的“生命二元论”信仰更加普遍，与之相关的丧葬及祭祀用品也出现了新的形式。造纸术发明并成熟以后，纸被运用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到北宋时期，烧纸俑、纸马开始盛行，纸扎成为宋代以来丧葬习俗艺术的主要类型之一，遍及中国各民族。纸材料的诞生和普及是纸扎艺术发展的首要条件。随着宋代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丧俗纸扎形成一个专门行业，京城有专门经营纸扎的“纸马店”。 [1]
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曾提到杭州繁华市场的“舒家纸扎铺”“狮子巷口徐家纸扎铺”。明清之际，纸扎成为丧俗和鬼节的主要用品。从一些地方志记载来看，明清纸扎工艺之精湛远远超过宋元，应用也更广泛，成为当时各个阶层丧俗和祭祀活动的主要用品。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以来，丧事必需供佛，或请僧道为死者祈祷祝福，到元明清直至近现代一直延续这种风俗习惯。丧祭过程中要用纸钱、纸人、纸马、纸房子、纸供具。[1]
考古发掘及有关史料表明，唐宋之前，绝大部分俑和明器是  云南永平纸扎用不易腐烂的硬质材料制成，如石器、玉器、漆器、青铜、陶器、瓷器等等，宋代之后，随着佛、道文化对民众的影响，焚香、烧纸、焚烧纸人纸马便随灵魂升天的“生命二元论”意识而逐渐兴起。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丧俗艺术形式也在演变，对鬼魂的崇拜更倾向世俗化、功利化，更注重人情。人们或因表达对死者的哀思，或利用悼念形式减轻对死亡的退避、恐怖之情，或者出于相信死者的灵魂存在而彼此转生，死者家属都要尽其义务，按当地风俗习惯，进行各种丧葬活动。[1]
意义
在长期对自然和为生活的抗争中，人类创造了一种能安慰悲伤、调解  云南永平纸扎消极感情的方式，即用祭祀来供奉先人，用丧俗形式来悼念死者。近代民间，“喜丧”的形式较流行，这是人们对丧事处理的又一新的样式，它不象以往的只是单纯信仰鬼魂，而更多注重人生观念和情感表达。百姓对鬼魂有了多种解释，有时认为鬼魂可有可无，有时又使之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把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说成是“出鬼”，又把某些疾病说成被死者鬼魂所缠而致。这种迷信观念是原始鬼魂观念的发展和衍变，人们的鬼魂意识也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1]
《旧唐·音乐志》记载当时制作一种偶人，称为“窟磊子”，也叫做“魁磊子”，用以“嬉剧歌舞”，是一种“丧家之乐”。宋至明清丧事期间，搭台演戏，乐队鸣奏。棺罩上扎制戏出，主题为人或动物，其目的是取悦于鬼魂，以庇佑死者家族。在丧葬用品中，从俑、冥器到纸人纸马的衍变，表明了民俗艺术的沿续和发展，是生存在民间社会的“活化石”。  云南永平纸扎[1]
种类
福建梧塘
纸扎，又称糊纸、扎纸、彩糊等，融剪纸、绘画、草编、竹扎和裱糊于一体，是  云南永平纸扎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广义的纸扎包括彩门、棂棚、戏台、店铺门面装璜、匾额及扎作人物、纸马、戏文、舞具、风筝、灯彩等项。狭义纸扎主要用于祭祀及喜丧习俗活动中所扎制的纸人、纸马、摇钱树、金山银山、牌坊、门楼、宅院、家禽等焚烧的纸制品。这里的“纸扎”指与祭祀活动及民间喜丧相关的纸扎。纸扎文化包括纸扎品的制作技艺和相关的祭祀、喜丧习俗活动等内容。
在长期对自然和生活的抗争中，人类创造了一种能安慰悲伤、调解消极感情的方式，即用祭祀来供奉先人，用丧俗形式来悼念死者。供奉纸扎的形成，是原始社会以来祭祀、墓葬殉葬俑的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奴隶社会，奴隶主往往大批杀害活人，用于祭祀和殉葬。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尧虞舜时期，人们认为以活人为牺牲过于残暴，便束草拟人，名曰“刍灵”，经巫师念咒作法，以示具备人性，然后焚化。因而凡祭天地、神祇、先祖等，杀人祭祀的野蛮迷信逐渐被“刍灵”替代，佐之以牲畜，沿例成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活人殉葬逐步被废除，改为木俑殉葬；秦汉以后，制陶业的兴旺和普及，陶俑又逐渐代替了木俑。丧俗艺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自汉代有纸之后，纸扎艺术应运而生。纸的特性软、坚韧、有拉力、纸扎假以中坚枝骨、外涂色彩，造作便捷、造价低廉、造型美观、造化神速，欲佛欲神、欲人欲兽、欲物欲宅，随心所欲，实非他物所能比拟。于是，纸扎正式登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的历史舞台，大显身手，蓬勃发展，形成纸扎文化，其作品琳琅满目，无所不为，上可登国家宗教之大雅之堂，下可融入民间习俗之活动。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到宋代时，祭祀、喜丧俗纸扎已成为专门经营的行业，京城专门有纸扎纸马店。北宋称扎纸为“装銮作”、“打纸作”、“冥器作”、“纸铺”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七月十五中元节的前几天，市井街坊里开始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缎带、五彩衣服等，这些都是扎好架子糊上纸制成的。其中还记载：“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书中描述每年从九月下旬开始卖冥衣靴鞋、席帽衣缎，为的是在十月的朔日（每月之初一日叫朔日）祭祀之用。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喜丧俗艺术形式也在演变，对神明鬼魂的崇拜更倾向世俗化、功利化，更注重人情。到北宋时期，烧纸俑、纸马开始盛行，纸扎成为宋代以来喜丧习俗艺术的主要类型之一，遍及我国各民族。
明清之际，纸扎成为喜丧俗和鬼节的主要用品。明清纸扎工艺更胜于宋元，应用也更广泛，成为当时各个阶层喜丧俗和祭祀活动的主要用品。清代于敏中曾在《日下旧闻考》记载了京城办丧事出殡的情形以及纸扎的情景。书中描述的大意是:当时办丧事出殡的花费很大，参加出殡的人多达500人，有丧车、铭旌。铭旌高达5丈，上面缠绕着帛布，一次丧事要耗费100多匹帛，还有香亭幡盖仪从等。另有用纸扎糊的供奉物品，仅是纸糊扎的房屋就有数十间；出殡的路上，还有专门在死者棺木旁歌舞的优童，一路上跳竿走马，表演一些戏曲。《帝京景物略》也有记载，十月朔日，民间有这样的习俗：纸扎作坊用五种颜色的剪纸做成男子的衣服，有几尺长，称为“寒衣”，几乎家家要在夜晚祭奠，在家门前将寒衣焚烧掉，称为“送寒衣”。明末“三一教”教主林龙江（兆恩）为超度死于倭寇之祸的大批无辜亡魂，设醮迎神，也更是以纸扎作为祭奠之物。各种文献的记载说明，历史上纸扎的样式是多样的，在民间喜丧或祭祀活动中的使用非常普遍。
近代民间，“喜丧”习俗的形式较流行，这是人们对丧事处理的又一新的样式，它不象以往的只是单纯信仰神祗鬼魂，而更多注重人生观念和情感表达。 “喜丧”风俗对丧亡的理智而达观的态度显然受到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人们认为在殡尸期间，对于刚离开人世的亲人应给予一种慰藉。一切哭丧、吊孝、祭祀、守灵、送纸钱、烧纸马等都不外乎是为取悦于鬼魂而安慰亲属的具体做法。丧俗的所谓“颂鬼”，实际上是安慰人，所以丧葬扎俗发展为“喜俗”形式，使祭祀更体现为深厚的人情味。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强烈的感情色彩，带有人类最朴素、最纯真的感情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因破除封建迷信一刀切的历史原因，民间纸扎一度销声匿迹。直至1977年，因宗教政策的逐步宽松而得以恢复。此后，纸扎文化与时俱进，日新月异，宇宙飞船、别墅、电视、轿车等新时代的产物也进入纸扎艺术，纸扎艺术日臻完善，规模蔚为壮观。纸扎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是对民俗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莆田黄氏纸扎即是传承了民间这一艺术，从清道光年间黄玉贤开始开设纸扎铺传承至今已愈六代，在莆田民间颇具影响。
江西铜鼓
张氏纸扎工艺至今已有数年，祭过程中要用纸钱、纸人、纸马、纸房子、纸扎灵屋，纸供具，以礼待鬼神。祭祀丧俗主要目的在于厌胜、巫术、符咒、兆验、占卜等。由于人们迷信灵魂，便出现了各种招魂、拘魂、礼魂、送魂的丧俗形式。从史前时期陪葬的石器、玉器、陶器，到后期的青铜、漆、木、瓷类的明器和俑，以至宋代之后出现的纸扎祭灵，表明丧俗活动也通过种种样式表达人类的情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当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还处于模糊阶段时，对尸体的处理很简单，其情境为，《易·系辞传》中记有：“古之葬者，原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种埋葬方式近乎于对待野兽。随着社会礼仪、伦理观念及感情因素的加强，人们便把丧葬列入人生中重要的礼仪之一，这源于生者希望故去的亲人在冥世也占有更多财富，生活得更好的心理。随着丧俗规模的不断扩大，丧俗艺术也根据土葬、火葬、水葬、天葬等不同的葬俗形式而发展起来。 
如常见的丧舞、哭丧、扎台唱戏、鸣放鞭炮，制作各种明器及武俑、乐俑、伎俑、侍从俑和纸糊马车等，或将死者的生平和相关的民间故事、鬼魂传说、宗教活动刻画在墓室、棺椁、棺罩上，或建造陵墓、塑像、立碑等等，这些丧俗活动，都采用了丰富的艺术样式。 不管是工艺品还是几十用品都经过历史考验。
山东曹县
一般的纸扎是供丧葬祭祀用的明器，从纸人纸马、纸器纸物，直到  纸扎的房子，最后焚烧，以示对死者的供奉。这种迷信，由来已久，但纸扎则形成了一种行业。山东曹县纸扎，除以上明器外，最有特色的是戏文。人物头部用泥模印，以彩纸作为衣饰，并加以彩绘。一般是两三人组成一出戏，如杨家将、水浒戏等。人物有动作，人物之间有呼应，已经与丧葬的内容无关了。
湘西
湘西纸扎又名凤凰纸扎,凤凰的纸扎工艺,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一百多年以前,这一民间工艺就已经繁荣起来,清末至民国初期,县城有10多家纸扎铺子,散在大街、虹桥、东正街、十字街等处。 纸扎工艺的主要材料是竹块、篾条、木棍等, 扎成各种人物、动物、花草、虫鱼、用具等形象, 糊以皮纸,施加彩绘,形象逼真,维妙维肖。以前南门外的向哑子,标营的侯应龙能制作各种纸鸢、飞鹰、蝴蝶、虾、蟹、蟆蛤、美人、戏曲人物物, 工艺精湛。正街的滕老叫、十字街的刘棒吾、聂方俊等都是纸扎的高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