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
生平简介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俄国女革命家。是俄国革命中一位有重大争议的人物，主张对俄国传统的社会习俗和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俄罗斯帝国军队中一名将军之女。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进行革命宣传。1906年加入孟什维克派，1908-1917年侨居国外，曾在英国、丹麦、挪威及其他国家居住，她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历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团，出席1907年在斯图加特、1910年在哥本哈根、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为《真理报》的女工栏撰稿，1915年受列宁委托，为俄国士兵和俘虏写一本小册子《谁需要战争？》1916年旅美，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回到俄国，参加由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所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受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委托在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彼得堡士兵间进行鼓动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的《女工》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1917年6月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齐美瓦得左派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是列宁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妇女。1919年任克里木共和国宣传与鼓动人民委员，1920年，她任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提倡自由恋爱，简化结婚和离婚手续，消除对私生子的社会和法律歧视，以及从各方面改善妇女地位。当时她已经发表了许多批判家庭关系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著作。她在这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往往袖曲解为一种“自由恋爱”的立场），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关系的自由意志论，后来由于一起爱情风波，她被指控犯有渎职罪，经列宁出面干涉后，才免于被判处有罪。柯伦泰后来（1920年11月-1921年3月）加入工人反对派——反对日益加强的官僚主义化、精英人物统治论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和工人在党的事务中有更多的决定权——这使她赢得了一般党员的欢迎，但却和主流越走越远，因此她必不可免地失宠了。
  1952年的柯伦泰由于她几乎掌握欧洲11国语言，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历任驻挪威公使（1923～1925）、驻墨西哥公使（1926～1927）、再度任驻挪威公使（1927～1930）和驻瑞典公使（1930～1945），成为正式担任驻外公使的第一位妇女。1943年后领大使衔。1944年主持苏联和芬兰停战谈判，结束了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敌对状态。1945年起，出任苏联外交部顾问，荣获一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劳动红旗勋章。[1]《A.柯伦泰选集》于1978年出版。
柯伦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但在苏联，她作为女性先驱主要表现在她个人成为世界第一个女大使，而不是她的思想。在西方，她始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热情地捍卫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迹和信仰，并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统治和官僚主义化的党的正统观念的殉难者。关于柯伦泰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至少是因为她对否定她的思想的党仍然保持忠诚，她宁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选择而不是继续支持其反对派立场。
革命元勋
从叛逆到革命  柯伦泰柯伦泰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担任正式大使的妇女，原先曾有一段漫长而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涯，他和斯大林都是原先布尔什维克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不同的是她出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父亲是沙皇时期的将军米哈伊尔·多蒙托维奇·德夫蒙特 (Dovmont) 亲王（立陶宛的道曼塔斯 (Daumantas)）的后裔。德夫蒙特是普斯科夫的王子，以在十三世纪时，抵抗条顿骑士团、保卫大诺夫哥罗德而驰名。她的父亲曾在1877年-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担任将军，也曾于1878年至1879年间担任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府的大使馆首长。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玛萨琳-穆拉汶斯基，则是芬兰木材富商之女。　柯伦泰的出世就是反叛的结果。她的母亲在和她父亲相爱后，因门第不相配而被自己父亲强迫嫁给一个工程师，生下三个儿女。十年后这对有情人重逢并怀上了柯伦泰，她母亲决定和丈夫离婚。柯伦泰出生于她母亲和前夫正式离婚之前。这有点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的故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和托尔斯泰设计的不同。柯伦泰父母的离经叛道并没有以悲剧收场：她父亲是军官，这场婚姻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象沃伦斯基遭遇的那样，而柯伦泰母亲也不象安娜那样受歧视，而是仍然容光焕发地在彼得堡社交圈里周旋。生活的逻辑比老托尔斯泰安排的要平淡。
柯伦泰小名叫舒拉，她继承了母亲的反叛性格。二十岁前她爱上了一个叫柯伦泰的年轻军官，但受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理由一是他穷，二是不如她聪明。他们甚至把女儿送到西欧去，想让她忘掉那个军官。家庭战争持续了两年。1893年，舒拉胜利了，从家中搬了出去，从此用柯伦泰的姓。她父母给了她一个佣人和一些旧家具，预言有朝一日她会痛定思痛，后悔当初没有听话。
柯伦泰父母的预言没过几年就被验证了，但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柯伦泰的婚姻不过是她反叛精神的一种满足，一旦婚姻成为现实，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就变成了枷锁，反叛的对象也由父母转移到丈夫。弗拉迪米尔·柯伦泰是个军事工程师，对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兴趣索然，从来没有耐心听太太的幻想和思辩。于是柯伦泰开始写作，处女作就是对维多利亚式道德－－即对男女采用双重道德标准－－的反抗，说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子去西欧，当一回旅行情人的故事。
幻想的反叛很快就变成现实中的偷情。柯伦泰周围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对她的创作才华表示赞叹的异性朋友，她很快就和丈夫的一位叫佐亚的同事好上了。佐亚相貌平平，但却有她丈夫所缺乏的趣味。（这段文字显然是错误的，左亚不是男人名字，而是俄罗斯女性的名字，通常翻译成卓娅，在亚历山德拉的青年时代有两位好友都叫左亚，其中一个是中尉军官的妻子，另一位则是她的革命同志，她在国内时就住在革命的卓娅那里，一直到20年代她被派到国外做外交官为止——观澜堂主8808注，参见《科伦泰夫人》传记）
然而除了情人，其他人都觉得柯伦泰的小说一是太过分，二是太抽象，象论文而不象小说。于是他们鼓励她写作其他类型的作品，主要是社会和文化批评。这样，柯伦泰就走上了差不多所有19世纪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从文学创作或文化评论到社会批评，最后变成革命家。
和这些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一样，柯伦泰起先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主义“太浅薄，太消极，在很多方面太缺乏力量。”她需要的不但是观念，而且是行动。于是她渐渐被彼得堡激进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社会主义者所吸引，参加了他们的地下活动。1898年她决定离开俄国去苏黎世大学，参加那里的政治活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她把这次出走看作是又一次争取自由，当时她丈夫正在外地服役，她在出国途中写了封信通知他自己不会回到他身边了。虽然她和丈夫分手了，但她后来一直没有改掉柯伦泰这个姓。这个姓氏也将由于她而青史留名。激进的女权主张从1898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柯伦泰由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又从其稳健的孟什维克一端最终转到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尤其是妇女解放的文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出名的女活动家（除了她就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情人印涅莎）。她对妇女问题的基本看法来自恩格斯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认为妇女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女人被当作男人的财产。她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婚姻，二是卖淫。前者充满虚伪，后者则是毫无遮掩的买卖关系。二者不过是同一种奴役的不同表现罢了。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平等。但这种象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级算术那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不能使柯伦泰这样智力水平和情感需要的女人满足。柯伦泰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又有自己的和现代女权主义相近的观点。
她是俄国妇女中最早为妇女应该从两性关系中和男人一样获得精神和生理满足而大声呼吁的。她所理想的“新妇女”是这样一种类型，对于她们，和男人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当她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她决不虚伪地用女性美德的破烂外衣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她将紧抱她的所爱，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无论它有多深，直到自己满足。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柯伦泰认为现代社会的男人和女人都比过去更孤独，更需要异性的交流和关爱，但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去爱。只有在将来的理想社会，人们才能学会真正的爱。在她那里，两性之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爱将成为未来人类的宗教。”
1908年他被放逐出俄国，与其说是妇女工作，不如说她攻击了沙皇俄国对待芬兰的政策，她在国外继续进行活动，1911年在巴黎领导了一次罢工，后来又在意大利波伦亚演讲，1912年又在比利时的波林内奇的煤矿工人中进行工作。往后在1912年，柯伦泰夫人又在瑞典参加青年运动，1914年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下在斯堪的维亚为争取和平而工作，1916年她被监禁，继之获释以后，曾与1916年在美国旅行，就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讲演，后来她拜访了每一个有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举行群众大会的中立文明地区，唯有德国例外，在那里她是一个公敌。
柯伦泰起先把实现这个未来社会的理想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身上，后来发现这个党的妥协折衷性和党的领导人身上浓厚的自由主义不合她的口味，于是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在海外期间，柯伦泰有过好几个情人。经济家马斯洛夫是其中之一，他年长她五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吸引柯伦泰的是他的智力、学识和成熟。但柯伦泰渐渐发现他对自己的兴趣仅仅是生理上的。她的另一个叫斯里亚普尼柯夫的情人则是不同的类型，他比柯伦泰小十多岁，究竟小多少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出身贫苦，父母都不信教，出身时没有登记，只知道是1880年代中期。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就受尽歧视，长大后又因参加工人运动而受尽迫害。但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出色活动家，强壮、镇定、和善，和柯伦泰过去身边的那些知识分子类型的男人相比，他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正是情人斯里亚普尼柯夫帮助柯伦泰最终转向布尔什维克，也是他第一次带柯伦泰去见列宁，时间是1916年十月。当斯里亚普尼柯夫问列宁是否可以带柯伦泰来见他时，列宁说：“如果柯伦泰同志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列宁的女性盟友柯伦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后带来了她的活力、干劲和声望。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成了列宁的盟友。二月革命前，柯伦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游说，宣传列宁的变世界大战为国内革命的主张。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国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要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为退出战争不惜和德国媾和。这个主张被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是异想天开。
1917年四月四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一部分孟什维克的代表在塔夫里达宫举行会议，当列宁摊出他的方案时，他得到的不是讨论和反驳，而是震惊。其他领导人没有想到他们朝思暮想盼回国的最高领袖会提出这么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方案。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柯伦泰气得满脸通红，走上讲坛发表支持列宁的讲话。
她后来说：“我当时太气愤了，甚至一点都没有通常在这种场面下讲话时的紧张，虽然我看到下面那些恶意的眼光，听到那些轻蔑的喧嚣。在第一排坐着克鲁普斯卡娅和印涅莎·阿曼德。她们朝我微笑，仿佛鼓励我说下去。弗拉迪米尔·伊里奇（列宁）坐在讲坛上，当我讲完后，我走过去和他坐在了一起。”
然而，柯伦泰的支持在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那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们更加觉得列宁的主张是异想天开，因为它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女流之辈狂热的拥护。一个与会的孟什维克后来回忆说，柯伦泰的发言引起的只是窃笑和喧哗，会议马上解散了，因为“任何严肃的讨论都不可能了。”后来一个笑话说：“不管列宁叽叽咋咋说些什么，只有柯伦泰在帮腔。”当柯伦泰再要发言时，人们会朝她嚷道：“列宁主义者，我们知道你要说什么！下来吧下来吧！”
然而当列宁的主张终于被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柯伦泰的处境就不一样了。1917年七月她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在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中名列第五，排在列宁，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之后。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十二个成员表决以十比二通过了列宁（他本人躲在芬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柯伦泰也对这个历史性提案投了赞成票在那段时间里柯伦泰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演说，为布尔什维克争取群众。当时俄国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乱，彼得格勒就象一个喧闹的政治集市，各种党派都利用一切机会兜售自己的主张。谁的嗓门大，谁有更具吸引力的演说家，谁就占有优势。作为一个女性演说家，柯伦泰的热情和演说才能在很多场合下压倒了她的男性对手。有个叫索罗金的社会革命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一次演说中败给了柯伦泰，羞愤之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至于那个女人，很清楚，她的革命热情不过是她色情狂的一种满足。虽然她有数不清的‘丈夫’，但柯伦泰－－起初是个将军的老婆，然后是一打男人的情妇－－从未满足过。她在寻找新的性虐待的对象。我希望她能成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其他心理学家分析的对象。她倒确实有可能提供他们一个罕见的案例。”母亲宫的幺折十月革命后，柯伦泰被列宁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她成了布尔什维克内阁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政府部长。这个职务使她觉得自己可以在妇女选举和参政、妇幼保健和社会福利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也是她革命前为之呼吁了多年的。
象布尔什维克的所有革命家一样，柯伦泰也迷信政治权力和自己的超人智慧，觉得一切社会弊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现在自己手中有权了，什么社会改革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和习惯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普遍适用的那一方面；社会的黑暗面和弊端是否都由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所造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自己除了有本事把旧制度打个稀巴烂外，是否对管理社会有最起码的经验和了解；以及少数知识分子觉得既完美又公正的、用政治权力推行的改革是否一定胜过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制度和惯例，所有这些是他们从不考虑的。
柯伦泰上任后一个重大的也是最具体的举措是：宣布取消所有“资产阶级”的妇幼保健和福利设施，把它们全部归并到她这个部里面。她在命令中说：这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气氛中创造精神和身体都强健的新公民。
为了给这项改革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她宣布建立一个免费的妇保医院。这个医院取名为母亲宫，地址就利用一个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会育婴堂。这个鸠占鹊巢的决定受到了育婴堂嫫嫫和护士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这里一直收养弃婴，她们都以它的历史和善举为荣，现在布尔什维克凭什么下一纸手令就要将她们扫地出门？但柯伦泰置之不理，把士兵和工人派去接管。结果这个历史悠久的育婴堂几天后在一个晚上被大火夷为平地。在审问育婴堂人员时，她们有的说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无法无天和反上帝的报应，有的说是进驻育婴堂的士兵目无规定晚上抽烟引起了火灾。尽管柯伦泰本能地觉得是育婴堂的嫫嫫故意纵火，但最后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而作罢。
在一定意义上，夭折的母亲宫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即使人们假定布尔什维克的动机都象柯伦泰那样善良，但他们狂热的自信、对传统盲目的破坏和对他人意愿的无视，已经决定了他们社会实验的灾难性后果。新的情人十月革命不但给柯伦泰开辟了改造社会的天地，而且为她提供了选择新情人的机会。这次是一个名叫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的男人，是布尔什维克海军人民委员，也相当于部长。这人是红色舰队的偶像，曾经把涅瓦河上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从喀琅斯塔特开到彼得堡，在11917年11月的革命时向临时政府的总部冬宫开炮，第一届政府的照片上，他和柯伦泰都紧挨着列宁。他更年轻，比柯伦泰小17岁，农民出身，身高肩宽，胡须浓密，革命前是个水兵。十月革命中，他所领导的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最有组织的武装。柯伦泰是在1917年春天去德边科所在的海军营地演说时和他相识并堕入情网的。　和柯伦泰的前一个情人斯里亚普尼科夫一样，他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她和德宾科相识于十月革命前夕在波罗的海舰队发动水兵革命时期，当时德宾科是舰队中央委员会主要领导，她是党中央派去的代表，直接领导德宾科。一直到卫国战争以后，苏联海军都对科伦泰抱有很高的敬意，把她看作苏联红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伊萨科夫海军元帅在二战胜利不久后的回忆录里还专门提到这位传奇式的女革命家。——观澜堂主88-8注））
  两个部长的婚姻他吸引柯伦泰的是“热情，坚定，有魄力”，是“水兵的灵魂”。柯伦泰自和丈夫分手后就一直保持自由，拒绝任何情人结婚的请求。但这次德边科不干，他要和柯伦泰成为布尔什维克婚姻法颁布后的第一对新人。柯伦泰过去的情人听到后纷纷吵嚷起来，但他们的醋意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藉口：柯伦泰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妇女独立的旗帜，“难道你现在要为了他而收起这面旗帜吗？”可是德边科取得了胜利，因为他说如果柯伦泰不愿意和自己结婚，就是看不起他的农民出身。1918年一月他们正式结婚。
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不但在俄国，而且在欧美也成了新闻：两个革命家结了婚，一个是大知识分子，一个是大字识不了一筐的水兵，女方差不多可以做男方的母亲，而且这个女的一直把独身视为妇女自由的前提。
  德边科与柯伦泰当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使得世界眼花缭乱时，柯伦泰的婚姻成了一个花边新闻。美国纽约晚邮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写道：“我们一觉醒来，被多才多艺的柯伦泰和一个水兵结婚的消息惊呆了。”法国驻俄国军事代表团（当时俄国还未退出大战，协约国在俄国有代表团）的团长说：“自从创世纪以来头一次，人们看到两个政府部长结了婚。”
布尔什维克的同僚们虽然嘴上没有公开嘲笑这对新人，但他们很多人暗地里都把这个婚姻看作是柯伦泰的任性放纵，一味追求感情和性欲的满足。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男人和比自己年轻得多、家庭背景也差得多的女性结婚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就成了笑柄。斯大林当时就取笑过柯伦泰的婚姻。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粗鲁和藐视妇女的。1922年当他和列宁夫人争吵时，曾经在电话中对她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自己不敢告诉病中的列宁，但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告诉了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后者再婉转地告诉列宁。列宁立刻写下了一纸便条，要斯大林向自己老婆道歉，否则和他断交。斯大林只好照办。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自己十月革命后不久，和一个同志的女儿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先同居再结婚，当时女方只有16岁，比他小20多岁。斯大林这样的婚姻在双方的年龄和社会地位上同样不相称，然而不但没有人觉得奇怪，更没有人说三道四，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还在于：要是刚刚颁布的苏维埃婚姻法（规定合法婚姻的年龄是18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话，斯大林这个政府部长应该下狱。
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使得她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陷入一种微妙的孤立：没有人公开批评她，但人人都觉得应该和这个女人保持一点距离。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怀疑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当时有个传说：柯伦泰婚后放下工作和德边科跑到克里米亚去度蜜月，政府其他部长到列宁那里去告状。列宁说：应该罚他们五年之内不许离婚。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根据，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倒是真的，它也成了柯伦泰政治生涯的转折点。革命不再浪漫  1921年的柯伦泰1918年春，当布尔什维克为布列斯特和约而分歧时，柯伦泰没有站在列宁一边。她认为德国的条件过于苟刻，如果接受无异于背叛革命。
当时德边科在彼得格勒前线率领水兵和德军作战，他没有陆战经验，但却一意孤行，拒绝莫斯科派来的军事特派员（前白军将领）的指挥，当总部命令他服从特派员时，他大怒之下离开前线回到了彼得格勒，结果以擅离职守的罪名被带到莫斯科，关进了克里姆林宫的监狱。柯伦泰闻讯立刻去给丈夫送饭，并四处奔走为他说情。她认为丈夫没错，是列宁和其他人对德边科和她乘机报复。德边科手下的水兵也发生了骚动。
最终列宁同意将德边科假释出狱，但必须时刻报告行踪。不久人们发现这对夫妇失踪了，社会福利部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们的部长到哪里去了。过了几天他们在彼得格勒露了面，柯伦泰说他们俩太疲劳了，想休几天假。不用说，这对夫妇的目无法纪在政府中引起了骚动，最后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受到理应得到的惩罚，但柯伦泰辞去了人民委员的职务。这次风波标志着革命作为一个浪漫的阶段，在她已经成了过去。
柯伦泰辞职后，1922年又遭受了另一次政治打击。她参加了党内的工人反对派，主张实现革命前工人自治的诺言，反对日益强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集权和党机构的官僚化，要求党内不同意见和派别活动可以合法存在。当这个派别被压制时，他们在国外出版了《工人反对派》的宣言。
1922年已经不是1917或1918年，列宁已经不能容许这种性质的党内不同声音了，他把这种活动看成是在瓦解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战斗组织，他警告说：“当这种性质的退却发生在真正的军队中时，机关枪就会在前面架起来了。如果有组织的退却变成混乱的溃退，枪手就会立刻接到开火的命令。”布尔什维克中央组成了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为成员的调查小组整理柯伦泰等人的材料，柯伦泰曾经是孟什维克的历史也成了罪名之一。柯伦泰发挥了她在十月革命之前为布尔什维克演说的热情和才能为自己辩护，说如果当过孟什维克也是罪名，那党内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清除出去。最后，这个派别中的两个加入布尔什维克较晚的人被清除出党，柯伦泰等幸存了下来。
当柯伦泰好不容易逃过了被开除出党的厄运，前往克里米亚的奥得萨寻夫时（德边科当时驻扎在那里），她发现丈夫已经有了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情人，他们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使柯伦泰痛心的并不仅仅是德边科的薄情，而且还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因为现在自己不再是布尔什维克的女斗士，而是一个众所侧目的人物。她在给德边科的信中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帮助了你，使得你的路变得好走多了。现在，帕弗尔，你成长起来了，变得强壮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你路上的障碍。”
1922年夏，柯伦泰写信给党总书记斯大林，向他要求一份工作。不久，她被派往挪威担任贸易代表，作为一个前政府部长，这是变相的流放。从此她永远离开了布尔什维克权力的中心。她对革命已经不再有浪漫的幻想和乐观的期待，有的只是旁观和困惑，并从政治转回到文学去。
女权先锋
1923年的苏俄正是大乱甫定[2]，人心思春的时候，一个短篇小说忽然引起了上自列宁、下到青年团员的注意。它的题目是《三代人的爱》，主人公是一个叫热尼娅的年轻姑娘，她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甚至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她那旺盛的情欲也在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于是她便不分对象地和男人睡觉，甚至和继父上床。　当她怀孕后，为了革命她准备把孩子打掉，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热尼娅把自己的苦恼倾诉给一个比自己年长的女布尔什维克听，想从她那里得到指导。这个女布尔什维克听了也十分茫然。她固然不赞成热尼娅的乱交，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这个姑娘摆正投身革命和满足感情需要的关系。革命颠覆了一切，包括男女之间专一而持久的爱情。
但渴了总要有杯水喝，没有爱情的性欲也可以在革命中有一席之地。因此她对热尼娅既怜悯又同情。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街谈巷议，不但因为热尼娅的感情苦闷和性放纵所象征的“杯水主义”是对“革命解放了妇女”这一神话的质疑，而且因为那个无法回答热尼娅人生难题的女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小说作者、布尔什维克政府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
但象柯伦泰这样的人，只要还有说话的机会，就注定不会默默无闻。很快她就再度引起了争议。她发表了一些文章，对被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出正面评价，甚至说阿赫玛托娃对妇女在工作和爱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独立和依附）之间的矛盾有真正的理解，她的作品应该被新妇女看作一种指南。然后就是那篇以热尼娅为主人公的小说。柯伦泰想说的是投身革命的妇女无法在革命中找到个人爱情，对性要求只能采用杯水主义的态度。
但不幸的是，柯伦泰的这篇小说受到了双重曲解。热尼娅的无可奈何被很多人解读成肆意为之，柯伦泰对这个人物的同情也被视为她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欣赏。对革命的质疑于是成了变态的女权主义，先锋得走了调的妇女解放。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有人喜欢有人愤怒，“杯水主义”一词于是不胫而走，随着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介绍传到了西方和中国。其实，柯伦泰是最强调性爱应该以真正的感情交流为基础的，妇女的独立和解放离不开真正的性爱。如果妇女没有得到男子真正的尊重和关爱，家庭制度在她看来就是变相的奴役。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柯伦泰的被误解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为什么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使得人们把这样一个文学形象误读到“主义”的高度？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旧制度，包括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列宁看来，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阶级的道德。
过去继承下来的规范和习惯都是虚伪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以阶级关系为基础，而家庭制度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是列宁的名言。既然如此，当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热尼娅这样一个在性道德上“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的形象时，人们误以为她是布尔什维克的青年榜样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现实生活中，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有了性自由的借口。20年代初，很多青年革命者用“资产阶级道德”指责那些不愿和自己上床的异性。由于避孕措施的缺乏，很多象热尼娅这样的女青年都在胡里胡涂中怀孕，然后去堕胎，而她们的男伴却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
实际上，《三代人的爱》只是柯伦泰一系列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在其他小说中，人们还看到革命后妇女仍然失业，贫穷，很多人靠卖淫为生，男人仍然把她们当作物品去占有。她有一篇题为《姐妹》的小说，写的是布尔什维克官员召妓的故事。她把这位官员的妻子和他找的妓女比作是姐妹，意为她们虽然表面上有区别，实际上都是男性的奴隶。
这些故事决不是捏造，因为当时只有政府官员和红军士兵才有稳定的食品和生活物资的配给，因此也只有他们才召得起妓女。艾玛·戈德曼（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来到她心目中妇女被解放了的苏俄－－要知道法律上苏俄妇女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包括选举权的获得－－她同样被妇女仍然在卖淫、而且嫖客是苏维埃官员和士兵的丑恶现实所震惊。
柯伦泰的这些小说很快就受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官员的批判。她被加上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罪名。“柯伦泰同志用极大的热情向着共产主义扬帆远航，但推动她这只船的风帆是性问题”，“她一直是个小资产阶级”，“她是个吞下了一大堆女权主义垃圾的共产主义者”，“她怎么能够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不但被当作俄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领袖呢？”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夫人娜塔里娅·谢多娃此刻也要和她划清界限了，她们通过纽约时报对柯伦泰展开批判，在西方消毒，为俄罗斯共产主义正名，抹掉柯伦泰泼在苏俄新妇女形象上的污水。
柯伦泰这时明白自己走得够远了，她的这些作品是最危险的踩线。她选择了继续留在布尔什维克的阵营。革命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个婴儿不管多么丑陋，总是她自己的。这就是那些以自己的生命和热情投入一个政治运动的人和那些只从理性和政治观点出发选择党派的人的区别。
1922年以后，她不再公开发表关于女权问题的独立见解，除了在1926年修改婚姻法时提供过一些意见外，她只专心于自己外交官的工作。感谢1920年代早期布尔什维克内部残存的宽容，只要不发展到派别活动，议论和意见的出格，其后果取决于当事人在党内的地位和各方面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柯伦泰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最活跃的女领导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妇女运动中都是某种象征。布尔什维克仍然需要她，把她象一个大号花瓶似地放在对外展示的橱窗里，作为苏维埃妇女和男子平权的象征。这也许是柯伦泰度过个人政治危机的关键。
外交生涯
当苏联政府1923年5月指派柯伦泰夫人担任驻挪威公使和贸易代表的时候，这一任命在全世界女权运动斗士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但也仅此而已，柯伦泰作为一个革命家和女权主义者的生命在20年代中期之前就基本结束了，此后她和苏联普通的外交官僚没有什么区别。同挪威建交当时的挪威政府在法律上还没有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对世界第一个赤色政权进行外交封锁的乌云还没有完全驱散。然而，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额却在悄悄地增长，柯伦泰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悄悄地工作着。1923 年柯伦泰开始为苏、挪建交而奔忙，首先去拜会挪威的著名政治家弗里特约夫· 南森和罗阿德· 阿蒙森，这两位政治家无论对议会和外交界， 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南森已经明确地发表了同情苏联，希望挪、苏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而阿蒙森还有些犹豫，他不主张在西方大国与苏联建交之前，过于向苏联流露这种倾向。柯伦泰把争取的重点着眼在阿蒙森身上。“ 我想，关于斯皮茨伯根群岛的归属，可能会在挪、苏建交中形成障碍。” 阿蒙森对来访的柯伦泰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担忧。斯皮茨伯根群岛靠近北极，荒芜狭小，早在沙俄时期就在归属问题上形成一个历史悬案。柯伦泰花了很长时间，查阅了中、外地质、历史方面的记载。发现无论是英国、德国或挪威的文献资料上，都记载了最早的史实： 俄国航海家首次登上该群岛，俄国地质学家最先到该岛从事资源调查。她引经据典地把这些情况介绍给阿蒙森，然后轻松地说：“ 阿蒙森先生，我希望您能从挪、苏两国根本的、长远而共同的利益出发，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您的努力。这并不妨碍今后斯皮茨伯根问题的解决，相反，斯皮茨伯根问题会更加友好和公正地得到解决。”柯伦泰的见解无懈可击，两国关系正常化对解决问题有好处，阿蒙森想了想，心悦诚服地点点头。突然，无线电广播里传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逝世的消息。顿时，柯伦泰像遭到电击一样，脸色苍白地愣住了。柯伦泰记不清她是怎样离开阿蒙森府邸的。一连几天，她神情忧郁，悲痛欲绝。意外的打击，几乎使她差点垮掉。由于列宁的逝世，挪威政府已经准备承认苏俄的决定，又被搁置起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告诉柯伦泰,苏英建交近在眼前。柯伦泰重新振作起来。她曾利用苏英将很快建交的信息，来证明资产阶级在挪威的宣传夸大其词，她要趁热打铁。柯伦泰将英国即将承认苏联的消息，先以非官方的形式透露给奥斯陆的新闻媒介。
柯伦泰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挪威议会和政府中同情苏联的人士，他们纷纷发表措辞激昂的讲话，尤其是弗里特约夫·南森和罗阿德·阿蒙森，就政府在对苏联关系上反应迟钝提出了质问。于是，挪威外交部长很快召见了柯伦泰。1924 年1 月，英国政府宣布承认苏联政府，2 月15日，挪威政府宣布承认苏联政府，首相米谢莱特和柯伦泰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文件。一年之后，柯伦泰又代表苏联政府，同挪威签订了确认苏联商务代表处的地位，承认代表处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柯伦泰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于商人斗智一次，她和挪威商人谈判购买挪威鲱鱼。挪威商人要价高，她出价低。挪威商人深谙贸易谈判的诀窍：卖方喊价高得出人意料，买方往往不得不水涨船高地调整出价，再和卖方讨价还价。柯伦泰懂得这一点"生意经"，只肯以低价成交，因为在谈判不致破裂的情况下，往往会有很好的收获。她坚持出价要低，让步要慢的原则，以取得挪威商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买卖双方在激烈的争辩中，都企图削弱对方的信心，谈判终于陷入僵局。后来柯伦泰说："好吧，我同意你们提出的价格，如果我的政府不批准这个价格，我愿意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差额。但是，这自然要分期支付，可能要支付一辈子。"　挪威商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谈判对手，等他们明白过来，便一致同意将鲱鱼的价格降低到最低标准。墨西哥插曲1926年，当她被调任墨西哥公使时，美国国务院说她是一个革命者拒绝她过境，墨西哥政府对她也不怎么礼貌，根据卡尔斯·比尔斯的说法：“在她还没有到之前就出现一阵关于她以往爱情生活和大量巴黎式衣服珠宝的艳闻，珠宝中还有些说是偷来的皇室珠宝，至少关于衣服珠宝的传说后来被证实为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比尔斯见到她所穿的不同服饰的衣服从没有超过两三件，一般都是黑色的，而且从不带珠宝，那时她是一个五十岁左右，保养的很好的妇女，又朴素有极为动人，她和墨西哥的一切阶级都厮混的很好，但她那高傲的态度却是她受到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当她受到墨西哥政府许多刺耳的闲话以后，就在一年之后，被调到挪威去了，在她为友人举行的临别集会上，警察攻入了苏联领事馆，带走了她的全部客人，后来的解释是听到了歌唱，以为是一次不合法的宗教集会，关于这次侮辱和破坏国际法的行为，柯伦泰夫人并没有得到道歉，临别时甚至连一般的习惯告别都没有举行。北冰洋事件1927 年6 月重返挪威，复任苏联驻挪威大使。1928 年5 月23 日，意大利的“ 意大利号” 飞艇，载着包括飞艇设计人翁伯特、诺比勒等16 名飞行员到北极探险。5 月25 日飞艇发回电报： 到达北极，抛下意大利国旗和罗马教皇十字章，向斯皮茨伯根群岛飞航。这是飞艇最后的电讯，从此再也没有回音……全世界的报刊都在呼喊：“ 诺比勒探险队在何处?”“ 16 名飞行员的下落在哪里?”挪威政府派出了几艘船前往出事地域搜索，英国、法国、美国、瑞典和芬兰纷纷派出轮船和飞机，但毫无结果。更令世界舆论震惊的是： 6 月中旬，挪威民族英雄阿蒙得森在两个法国人陪同下，驾驶“ 拉塔姆号” 飞机寻找遇难者时，也失踪了。消息传来，挪威举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苏联政府出于国际主义道义，派出两艘破冰船和船载飞机前往救援。尤其是苏联“ 克拉辛号” 破冰船把一切船只抛在后面，冒着随时有灭顶之灾的危险，向北极纵深冰川艰难地前进。
柯伦泰关心着这次国际救援的消息，几乎天天看报收听广播。她终于被挪威几家仇视苏联的报纸激怒了,愤然地把报纸摔在地上。报纸上是这样喧哗的： “ 布尔什维克让自己人去送死，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而缺乏诚意。” 苏联人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自信。北极容忍不下布尔什维克……”7 月中旬，苏联“ 克拉辛号” 破冰船在北极浮冰上，救出了还活着的“ 意大利号” 飞艇探险队队员。消息传来，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赞扬英勇的苏联人和见义勇为的苏联政府，敌视苏联的报纸立即变成哑巴了。看到大使馆工作人员激动、欢呼的场面，柯伦泰也兴奋得流下眼泪。欢迎会上，柯伦泰面对一百多名“ 克拉辛号” 船员，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并且深情地对同志们说： “ 你们的英勇行为帮了苏联驻外代表的大忙，尤其帮了我们驻挪威大使馆的大忙。”
挪威的省长斯梅德斯鲁德和市长米得尔顿，邀请全体苏联船员到市内参加盛大的欢迎宴会，并在阳台上请柯伦泰率领全体船员接受市民们的欢呼。柯伦泰被从欧洲各国来的记者包围了，记者们纷纷请柯伦泰发表讲话。第二天，欧洲各国报纸在显著的地位上发表了世界第一位女大使的讲话，有的标题直接写着，“ ‘ 克拉辛号’带回来苏联外交”。
此时，挪威首都奥斯陆正在举行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一批流亡国外并对新政权充满仇恨的旧俄国历史学家，在会上向苏联政府派来的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展开了政治上的攻击。在整个大会过程中，波克洛夫斯基都很孤立。柯伦泰冷静而清晰地对自己的学者说： “ 在这次大会上，反动势力攻击我们‘ 科学垮掉了’，‘ 科学服从于政治’。您用‘ 克拉辛号’ 船的事例，好好想一想： 苏联的科学敢与发达国家较量，在北冰洋上已经较量过了，苏联人救意大利号上的意大利人难道是为了政治? 如今意大利政府还是苏联的政敌呀！ ”这一席话，使波克洛夫斯基茅塞顿开。在国际历史学会的发言中，他按照柯伦泰的办法，充分运用“ 克拉辛号” 在挪威的影响，反击了仇恨苏联的势力,获得了热烈的掌声。驻瑞典大使1930年，柯伦泰夫人担任苏联驻瑞典公使，这个国家在18年前还曾监禁过她，宣布永远驱逐她，当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会见她时，显然没能记住这一点，国王请女大使做在右边的椅子上，问道：”夫人，希望用什么语言交谈。”时，柯伦泰夫人表明可以用陛下喜欢的语言交谈，国王惊讶的说：“连瑞典语也行嘛”“陛下，我瑞典语不如挪威语说的好，我希望我能很快掌握好瑞典语。”那么，我们用法语交谈把“国王显然十分喜欢这位使者，当第二天早上，报纸翻出18年前的驱逐令时，老国王马上签字撤销了这一法令。逃脱大清洗如果说她余下的人生中还有值得人关心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她竟然逃过了30年代大清洗的劫难而寿终正寝。这是一个奇迹：斯大林放过了这个历史上有无数把柄的、自己曾经嘲笑过的女人。
作为十月革命中列宁的忠实盟友，柯伦泰对斯大林当时“反”列宁的表现可以说了如指掌，包括斯大林作为党报主编，和加米涅夫一起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批评性评论的事。当然她早就学会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叙述历史，强调和忽略、必要时甚至捏造某些情节。她1927年对十月革命前党内各领袖对武装起义的态度的描写就和1937年的版本不同，在后者中斯大林成了列宁唯一最热情的支持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叛徒，而托洛茨基“这个未来盖世太保的间谍”居心险恶地企图推延起义的时间。
当然，在1937年，任何联共历史都必须如此叙述，但柯伦泰是当时除了斯大林以外唯一幸存的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革命后第一届政府的部长，因此她的说法就具有了证词的性质。
柯伦泰在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情人－－斯里亚皮尼柯夫和德边科－－都是大清洗的牺牲品。前者曾经和她一样是“工人反对派”的成员，1935年被捕，两年后死于狱中。后者和她离婚后仕途顺利，1937年甚至还是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军事法庭的成员，但数月后自己也被投入狱中，次年被处决。
  新圣女公墓塑像柯伦泰虽然逃过了劫难，但很多时候那种提心吊胆的煎熬却也是生不如死。就在这段时间里，她两次奉召回国述职（当时她在瑞典当大使），每一次她都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给自己的友人阿达·尼尔森留下了遗书。其中有一封这样说：“亲爱的、亲爱的阿达，我的朋友。请代我好好保管这些笔记、日记和其他个人材料，直到1947年（就是说，如果我不幸成为牺牲品的话）。我要求你，在我死后十年，把这些材料交给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它们将会在合适的时候在苏联出版。”
柯伦泰没有想到，在斯大林的天平上，保留她这个苏维埃政权的花瓶，还是重于在死刑名单上增加一个叛徒和间谍。可以想象，当每一次柯伦泰从莫斯科平安无事地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都会加倍珍惜这莫名其妙的生还所带给自己的每一天。
到了今天不知明天的时候，妇女解放、两性真正的爱和新妇女等等理想，恐怕早就成了恍若隔世的呓语了。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的时候，其他一切人权确实都是空话。停战谈判柯伦泰夫人的工作虽然没有大肆宣扬，但却和1940年的芬兰-俄国合约大有关系，从哪个时候起，她的活动就成为报纸上经常推测的目标，1943年6月，有一则电讯说她正在从事一项苏德停战谈判，柯伦泰夫人当然否认了进行任何这样的谈判，并且通知瑞典首都消息灵通人士和外交和政界人物，这一消息无疑是已经过时的愚人节玩笑。但10月份她被提升为大使时，和芬兰的停战谈判的已经是不容怀疑的事了，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外交老手，她通过瑞典最大的工商业巨头瓦伦堡家族成功的拆散了芬兰和德国的同盟，使她母亲的国家芬兰和她的祖国签订了停协定。昨晚这一切之后，她回到了莫斯科。死于七年之后的1952年3月9日。死后被埋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作品影响
苏联女作家、政治活动家柯伦泰[3]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却因她写革命的恋爱道德与题材的小说译介到中国而名噪一时，成为苏联性文学的代表。
柯伦泰虽出身于一个沙俄将军的家庭，但很早就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曾经加入社会民主党，致力于社会改革，后改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后来长时期在外交部门工作，出任过几个国家的大使，是苏联第一位女外交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的作品以表现性解放为主题，她本人对待性关系也持自由的观点，是“一杯水主义”的倡导者，因而在苏联受到正统批评界的攻击，1927年以后，她的小说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以后，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流行一时。1928年沈端先（夏衍）翻译了她的中篇小说《三代的爱》和《姊妹》，合编为《恋爱之路》，由作新书社出版，1929年同一本书又有温生民译本《恋爱之道》。她的长篇小说《赤恋》1929年也由温生民译出，同年杨骚又从日译本重译，到1934年经过立先重新编译，还出了节译本。周起应（周扬）也曾翻译过她的《伟大的恋爱》，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同年李兰也翻译了这一作品，并收入《姊妹》和《三代的恋爱》合编出版。至此，柯伦泰以“恋爱之路”为题名的三部曲《赤恋》、《三代的恋爱》、《姊妹》全部出齐。 最能代表柯伦泰妇女观的是《赤恋》。主人公华茜丽莎是一位典型的女革命家，为了革命胜利和社会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与丈夫分居两地，又因过度劳累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但她的丈夫却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堕落为一个贪污腐化分子，并与另一女人有染。当华茜丽莎去探望丈夫，发现了这一切以后，面对丈夫请求她留下来的苦苦哀求，还有自己已经怀孕，最重要的是对于丈夫仍割舍不了的感情，陷入痛苦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终于听从了她正从事的“共同住宅”事业和她要为之献身的工人们的召唤，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生下孩子，经过犹豫和彷徨，重新走上了独立自主，为人类为社会尽职尽责的妇女解放之路。柯伦泰通过华茜丽莎形象的塑造，申明了自己对于女性的价值观，即恋爱婚姻家庭的领域只是“私事”，判断一个人的真价，在今天，不仅男人，女人也“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为所可评定，而该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对于国家社会的有用性以判断的”。华茜丽莎正是怀有“恋爱只是私事，工作更重要”这一信念的革命新女性。正是这种观念打动了中国的译者，温生民在他翻译的《赤恋》译序中说：“恋爱不过是有闲的老爷，太太，小姐们制造出来的神秘的名辞”，我们是被压迫者，哪有机会、时间和精力去恋爱，“我们还有比‘恋爱’更重大的任务啊！”“我们要享受美满的‘恋爱’，我们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变革社会的工作－－－才可能。”“赤恋便是暗示这种‘恋爱之道’的有意义的小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本书的一切主张，可是，华茜丽莎从两性关系的囚笼超脱出来，勇敢地对着现实做一位社会人这一点却是值得赞赏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把它翻成中文，并不是为了本书已有十余国译本的虚誉才动手译的。” 柯伦泰最惊世骇俗的小说是《三代的爱》。这篇不长的小说叙述了祖母、母亲、女儿三代人的不同恋爱观。这三代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而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不同时代的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祖母不能满足于安稳的联队长夫人的生活，与“契可夫式的英雄”私奔，开始了她创立巡回图书馆启蒙民众的事业。但她的恋爱观仅是以恋爱的权利否定婚姻的义务，在性的道德上，严格得与道学者一样。所以，当她后来发现这位革命的丈夫背叛了她，她尽管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却仍然决意一生为他保守贞洁。母亲最初和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居，但因当时的白色恐怖，她不得不躲避在技师M的家里做家庭教师。他们之间尽管政治主张完全不同，却萌发了热烈的爱情。但这并未影响她对流徙中的丈夫的爱情，她陷入同时恋爱两个异性的矛盾之中。母亲与祖母的不同在于，祖母认为爱是唯一的，二者必择其一；而母亲则听凭感情和机运的驱使，即使和M生下一个女儿之后，也不时在两个情人之间周转同居，她认为自己处于“和常人一样地能够理解感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间”。后来，她又听凭相互之间感情的消弭，而与两个恋人先后分手，与比她年轻很多的廖勃柯夫结婚。就是这样一位解放的女性也不能理解她女儿对待爱情和性的态度。大革命后因住宅不足，她与女儿，和丈夫同住了一个房间。但不久，她就发现女儿怀了孕，女儿却不知道孩子是廖勃柯夫的，还是其他同志的。而且，女儿不承认对自己母亲造成了伤害，因为她并不爱母亲的丈夫，甚至从没有恋爱过。女儿还振振有辞地宣布，“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那么，“这种事件究竟怎样解释才好呢？这是一切道德律所不能容许的淫荡呢？还是由新生活所招致而从新兴阶级的任务中所产生的见解－－－就是新道德？”这个问题正是母亲和作者留给我们去思考的。 
柯伦泰的《恋爱之路》三部曲，还有《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等，当时被统称为“苏联的性文学”，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确是引起了“吃惊”和“混乱”。夏衍译《恋爱之路》中收入了林房雄作、默之译的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柯伦泰夫人的恋爱观，这篇文章的观点就认为柯伦泰夫人在“三代的恋爱”中所想指示的并不是“过渡期的淫荡”，“实是有着新生活，新感情，新概念的阶级中的新道德”。这种认识在当时恐怕是起到了不好的影响，成为反苏联宣传。所以，夏衍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些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他强调，柯伦泰所描写的“只是革命过程中间的少数前卫分子适合于当时客观条件而遂行着的非常态的性的行动，而决不是表明着新兴普洛塔利亚阶级对于性爱问题的理想”。是特殊的，一时性的“过渡性的事实”，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倾向，并用列宁对于性爱问题的观点批驳了这种杯水主义的行为和理论。（沈端先：《〈恋爱之路〉〈华茜丽莎〉及其他－－－所谓“苏联性文学“问题》，《文艺讲座》第1册，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当时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和柯伦泰的《恋爱之路》被称为“两本现代青年男女的必读书”（《两本现代青年男女的必读书》，《开明》第2卷第8期）。 恋爱问题和性问题本来就是当时“最盛的”话题，更何况柯伦泰的作品是以苏联新女性为主人公，其过激的性观念和行为不仅让正人君子震惊，即使在生活和思想上都享有着相当自由的最进步的女性也“全然吃惊了”。柯伦泰本人认为她的动机是“把大战后文明国所现出的两性关系的变化，来试作新的性的关系的心理的研究的”（林房雄着，默之译《新〈恋爱道〉》，《恋爱之路》，第89页），所以她反映的未必是苏俄特有的，而是“世界底的事象”。出于她对于女性评价标准应从家庭的义务转移到社会的义务的一贯主张，所以她特别强调不要从“家庭道德”来否定她的人物，而要从她们对于自己的阶级、国家和人类全体的贡献来“奉献着充分的尊敬”（柯伦泰夫人着，杨骚译：《赤恋·序》，上海北新书局印行，1929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