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印
中国印产生
中国印的民间和神话传说关于中国印的起源，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字记载是在汉代编写的纬书《春秋运斗枢》和《春秋合诚图》。《春秋运斗枢》说：“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描绘的更是绘声绘色：“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上述两种说法，显然把中国印的起源归之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了，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谬的，但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说法大家还是笃信不移。
此外，还有把中国印说成是起源于殷墟甲骨的契书和青铜铸造的铭文，这就比较现实一些。把中国印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刻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中国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从材料的制作、镌刻一直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这样说，没有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就没有中国印。但这仅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阐明作为一种独立形式出现的中国印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此外,还有诸如中国印起源于“徵识图腾”，起源于“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诸说，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此问题。中国印的产生年代考古证明，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如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中国印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陶玺应该有两种涵义。其一指玺印的质地为陶，由粘土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结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压泥陶上文字或徽记的经印。这些文字或徽记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称或标记。
最早的中国印是印玺，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印玺的形成与货物、与属于私有财产的奴隶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显然是私有制出现后的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以证明物归谁主的中国印便应运而生。殷商时代的经印就仅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西周，随着“工商食宫”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即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领土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由于商品经济不发展，当时独立经营的手工业和商业极少）的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才有了凭信的作用。
中国名印
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两家博物馆，藏着两方最珍贵的印章，一方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印，一方是清王朝的御玺。新中国开国大印  新中国的开国大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珍藏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与金铸玉制、炫耀家天下威权的封建王朝的御玺相比，这方材质普通的印章彰显了共和国权力归于人民的现代国家信念，其设计、锲刻者是当时名震京城的篆刻大师张樾丞。
张樾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一家图章墨盒店“同古堂”，名闻遐迩，京津地区的名人都以能拥有张氏刻印为荣。北京大学授学位用的章、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上面的“中央银行总裁印鉴”，均为张樾丞所刻。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集体元首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刻制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印是筹建新中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设计、锲刻国印的工作最后交给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张樾丞。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筹备会副秘书长齐燕铭拜会了张樾丞。之后，张忙着翻阅资料，找印谱。几天后，他画出了四张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样本，送到了北京饭店。周恩来亲自策划审定，毛泽东确定了印鉴的字体。后经参加筹备会的代表们讨论、常委会最后研究确定用宋体字的印样。张樾丞知道这一消息，很是激动，说：“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真是念着老百姓的。”
两天后，国印锲刻好了。这方新中国的第一方国印是普通的铜印，印面方形，方9厘米，厚2.5厘米，圆柄长10.9厘米，比政务院、中央军委、高检、高法等印都要大。按照特殊规定，不许打样留底，而且印章的四个角都留有高台，待正式使用时磨平，即开封。国印的印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背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949年11月1日第一号”。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印与其他数百枚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规定上交了新的中央政府—国务院，并于1959年成为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第一届人代会之后，国务院及其他国家部委、人大、政协的章统一改采中间带国徽的圆形章。
革命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季如迅介绍说，第一方国印以铜为材，新中国这股朴素之风由来已久。1933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章，就是用当时江西出产的普通白银刻制，印章把还是木制的，外面覆着一层银皮。长征时毛泽东把这枚印带在身边，为了行军方便，把木头把也给撅了。清宫御玺象征着当年清廷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威仪与气势的御玺，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珍宝馆原名皇极殿，位于由乾清门广场出发的故宫内廷外东路景区。参观珍宝馆在故宫门票40元之外还要单独买10元门票，并穿上泡沫鞋以免磨损地面。
与一般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御玺并不是一方，而是由25方印章组成的25宝玺。25方宝玺中，有23方是玉制，包括青玉、白玉、碧玉、墨玉，另两方一为檀香木，一为金制。历经百年岁月，宝玺不失尊贵厚重。只是上面系着的黄色丝绦已不复当年尊贵的明黄，甚至有些破损。
秦代实现大一统之后，“书同文，车同轨”，规定“天子之印独称玺，又独以玉制，其余皆用铜称印”。汉武帝时才规定了官印的等级制度，诸侯王用金印驼钮，称玺；列侯用金印龟钮，称印；丞相、大将军金印龟钮，称章。到武则天时，这位聪明的女皇认为“玺”谐音“息”，从此改称宝。清代的25宝玺是乾隆11年时钦定的，其中只有用于文教的“钦文之玺”称“玺”，其余都称“宝”，所以号称25宝玺。方斌介绍说，“25宝”是中国历代王朝遗存下来的惟一一朝代表皇权的御宝，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25宝之中，“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等4方是入关前皇太极时期所制，其余是定都北京之后所制。印章材质不一，其钮制也不一样，有交龙钮、盘龙钮，蹲龙钮。玺文左满文右汉文，玉箸篆书体庄严肃穆，这种字体每个字起笔末笔都是平齐的，像筷子头一样。当时这些印章并不经常使用，而是保存在故宫内廷中路的交泰殿内，交泰殿西南不远就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养心殿。
25宝的用途是政务文告，其中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是跟随皇帝出行“以肃法驾”的“皇帝之宝”。这方檀香木质的宝玺，玺面边长15.5×15.5厘米，通高16.6厘米，有一个专门的掌玺太监背上跟着皇帝跑。墨玉制的“广运之宝” 形体最为硕大，玺面边长19×19厘米，通高15.6厘米。金制的“大清嗣天子宝” 形制最为小巧，7.9厘米见方，高7.2厘米，最为精致，却几乎是最闲的。康熙末年，因争夺皇权，皇太子被废黜，自雍正以后采取秘密建储的方式，即将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名封存在建储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待先皇驾崩后，取下匣子由秘密指定的皇子即位。所以这方入关前锲刻“以章继绳”的金印基本上是一方闲章，意在保持皇权的完整性。
在故宫所藏2万多方各式印章中，有一方外表不很起眼，却见证甚至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国运的印章，地位不输国印，那就是“同道堂”玺。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携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及皇子载淳等逃往热河行宫。次年7月，咸丰病逝于热河，临终前遗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同时将“同道堂”、“御赏”两方平时使用的闲章分别赐给载淳和皇后纽祜禄氏，作为即位后下达圣谕的符信。由于载淳年幼，通高8cm、印面2×2cm、青田石质的“同道堂”玺便被其生母慈禧控制在自己手中，代子钤印，从而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慈禧从一方小小的印章，开始了其长达48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