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范敬宜
工作经历
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  范敬宜务；
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
1984年调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长；
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2年-2010年，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1]
社会兼职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
中国范仲淹思想研究会会长  范敬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1]
生平简介
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57年年仅26岁时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沉痛打击，全家下放到辽西建昌县一个十分落后的山村。在这里除了白天和社员一身泥，一身汗一起下地劳动外，更加深入了解到农民质朴、善良、诚实、乐观的品质，对教育很大。晚上还在油灯下写作，虽然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仍然坚持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后被建昌县委书记发现其才华，调入县里工作。1983年调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1]
研究方向
报刊编辑、新闻评论。著有《范敬宜诗书画》，这本诗书画集，是他对祖国、对  范敬宜人民的赤诚之心和高尚情操的写照。正如他在《满江红·赠人》词中所云：“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种茹苦如饴、矢志不渝的精神，令人钦佩。[1]
主要著作
《总编辑手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
《敬宜笔记》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
《敬宜笔记续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范敬宜文集》（总编辑手记）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
人生经历
成长背景范敬宜，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他满怀才情、半生坎坷：幼年失怙、由母亲、姑母  敬宜笔记一起抚养长大；他自幼体弱多病，不能正常上学，却以一年的小学学历，神奇般考上大学，并达到了诗、书、画三绝的佳境；他20岁大学毕业瞒着家里只身前往东北，与夫人相遇并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26岁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到最贫困的山区，直到49岁时才回到热爱的新闻行业……跌宕起伏的人生，浓缩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理想追求。[1]
非常少年1931年，范敬宜出生于江苏吴县，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28世孙，祖父范端信是范氏义庄和文正书院的主奉，虽贵为当地名门，但仍沿袭着书香之家清寒素朴的传统。范敬宜小时候，没有多少奢侈的享受，但书是从来不缺的。可以说，他是在书香诗韵的浸润中长大的。
父亲范承达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与邹韬奋(当年名邹恩润)是同班同学，母亲蔡佩秋出身书香门第，曾师从章太炎、吴梅，她工诗词，擅音律，品格高洁。外祖父蔡晋镛是晚清举人，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是新式学堂——苏州草桥中学(今苏州一中)的首任校长，后来的文学家叶圣陶、俞平伯，历史学家顾颉刚，画家吴湖帆，都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出生在这样一个诗书世家，注定了他一生与诗文结缘。尽管祖上显赫的名分，范敬宜常常避而不提，可秉承的家族血脉中的基因与禀赋明白无误地在范敬宜身上显现出来，使年少的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少时的范敬宜天分颇高，却又体弱多病，是家人的宠儿。他7岁刚刚念小学一年级，抗日战争爆发，苏州遭日军空袭，在一片狂轰滥炸声中，范敬宜全家连夜逃至60多里外的光福镇，这个曾以邓  范敬宜尉山、香雪海闻名遐迩的世外桃源，一夜之间成了人满为患的难民避难所。
他们一家在棺材铺租到一间阁楼暂时栖身。不久，苏州陷落、家里被日军洗劫一空。大病初愈的父亲忧愤交加，吐血身亡。那一夜的情景范敬宜终生不忘：隔壁是鬼子烧杀抢掠后在茶馆庆功狂呼乱叫，这边是祖母和母亲搂着两个浑身颤抖的孩子，守着年轻父亲的遗体，不敢点灯，不敢哭泣。这样一直熬到天亮，才把39岁的父亲草草成殓。范敬宜将香雪海之夜的家愁国恨埋在了心底，自此，救国、报国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与信念。
1938年，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范敬宜跟随祖母、母亲与姐姐，一起迁往上海，与留美归来、终生未嫁的两位姑母住在一起。范敬宜即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心脏病和肾病而辍学，医生预言：这个孩子至多活到20岁，但绝不能上学。
范敬宜就此罢学。休学在家的日子里，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母亲向他传授中国古典名著，曾留学美国的姑母则当了他的英文老师，传给他西方文化的概要。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亦中亦西，通古贯今，潜移默化地培育出范敬宜的文学才质，13岁时就写出了这样的题画诗：“罢钓归来宿雨收，一溪绿水泛轻舟，诗情只在斜阳里，莫向云山深处求。”后来，母亲又为他请来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教他国画，伯炎先生家学渊源，不仅雅擅丹青，而且精于音律，此外还专于古书画鉴定。在他的熏陶下，范敬宜在山水书画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仅接受过一年的小学教育、初中与高中没读过一天的人，后来却成就了“诗、书、画三绝”的造诣。范敬宜说，这要感谢家学渊源和名师教诲。15岁时，他进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的都是当时的名师，如周谷城、周予同、钱穆、唐兰、朱东润、王佩诤、朱大可、顾佛影等。当年80多岁、双目失明的唐文治先生，经常在课堂上诵古文，声泪俱下，响震瓦梁，其忧国之情，令在场学生无不动容。无锡国专对学生一向要求甚严，每周必交诗词习作，期中期末考试当场命题做诗填词。经过严格的训练，到17岁时，范敬宜的作品不仅有古体、近体诗和长短句，还有了散曲，深厚的国学修养就此奠定。在国专学习4年间，范敬宜年龄最小、禀赋最高，因而备受同学推崇，有“神童”之誉。国专同窗、比他大9岁的冯其庸后来曾在《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的文章中评说道——“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1]
新闻情缘从禀赋来说，范敬宜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季羡林先生甚至以“四绝”称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但范敬宜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是画家，  范敬宜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这虽是谦言，却也道出了新闻在他心中的分量。对于他后来一连串的人生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他自己则解释说，弃画而从新闻，是缘于自己从小对报纸的热爱，他的新闻情结竟能追溯到60多年前。说来话长，当时他休学在家，为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他学着《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合，不过是“秘密发行”的。这份报纸给一个病困家中的少年，带来了许多快乐和希望。当一名记者，去深入社会，感受现实中鲜活的一切，成了他的一个最大心愿。即使后来下放劳动时，范敬宜仍痴心不改，最大心愿就是当一名墙报编辑。1949年，18岁的范敬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一一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鉴于他的实际水平，学校特准其直人三年级。在圣约翰的日子里，范敬宜更喜欢到新闻系上课，所以新闻系的同学都认识他。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新闻系主任黄嘉德先生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命题作《我最喜欢的报纸》中范敬宜得了90分的最高分。新闻系主办的校报，还破例聘请中文系的范敬宜为编辑。
这份对新闻的热爱，竟使他后来放弃了名师看好的绘画前途。著名画家王个喉先生对范敬宜17岁的习作曾有这样一个评价——“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但王先生没有想到，“此生”后来非但席没有夺成，甚至连它的边都没有沾上。3年后范敬宜投身党的新闻事业，从此紧张的采编工作、不断的政治运动，既无作画的环境，也无作画的心情，“夺画人一席地”遂成泡影。1951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声中，范敬宜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受魏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影响，强烈的爱国热情使这个志在报国的年轻人“把诗情画意都轻放”，毅然投身于烽烟弥漫的白山黑水间，进了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即 《辽宁日报》前身)，开始了党报编辑的生涯。由于他才华出众，工作4年即被提拔到行政16级，这在同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待遇。没有想到，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把他一下子打入深渊。
在此后长达20多年的生活磨难与精神煎熬中，范敬宜对新闻九死而不悔的挚爱与忠诚始终不曾动摇。在劳动改造中、在下放插队时，尽管已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范敬宜还是不间断地写作，不能用真名发表，就用化名，不能用化名，就不署名。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工厂或者农场当一名墙报编辑。即使这样一个愿望，在当时也是可望而不可及。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没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时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夜的报纸。当他望着报社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触万分，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
范敬宜没有想到，18年后，自己竟然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此工作。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新闻生涯能延续半个多世纪，而传道授业成了最后的新闻归宿。几年前范老曾做客“传媒沙龙”回忆说，2002年的一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等三位校领导前来找范老，说清华大学要办一个新闻传播学院，想听听范老的意见。“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来考察我。”后来他们请范老过去当院长，范老挺高兴，他谦虚地说：“过去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从事过新闻教学，但新闻工作我没有做够，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新闻)平台。不管怎么说，我有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有甘有苦，有些经历可以更多地向年轻一代传播，应该说也是一种贡献吧。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范老担任院长期间，学生们学新闻评论课，都是请《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米博华挨个点评习作，写得好的还拿到《人民日报》上去发表。 
这位部长级院长曾被人怀疑只被大学借个名头，但实际上却给学生开《评论与专栏写作》等课。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他常给学生留作业，还会认真批改点评。有同学说，“部长级老师的评语，应该留住，以后这可是文物啊。”
当繁华落尽，古稀之年的范敬宜站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台上，面对台下一张张稚气的脸，他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2]
新闻人生1951年，当意气风发的范敬宜坐在驶往东北的列车上时，绝没有想到，他的人生将会遭遇大挫折，20多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去《东北日报》报到的第一天，范敬宜就被拿了个下马威，报社领导对这个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说，“你是洋包子，我们是土包子，但是洋包子未必能干得过土包子!”还让他摘掉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戒。
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中，范敬宜一直努力缩短与大家的差距。用范敬宜自己的话说，他是诚心诚意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57年，26岁的范敬宜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辽阳种马场接受艰苦的劳动改造。一介文弱书生，却要做最粗重的农活，而且一干就是两年。两年超负荷的劳动锻炼，没有消磨掉范敬宜的意志，也没有搞垮他的身体。他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改造自我，把和农民打成一片看作是转变世界观的机会，因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愉快的心态。体弱多病的范敬宜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反而变得越来越健康、结实。谈起这段往事，范敬宜幽默地说，当年名医预言我最多活到20岁，不成想，经过这一番劳动改造竟然能活到了今天，这倒是始料未及的意外收获。
但厄运才刚刚开始。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30多岁的“右派”范敬宜，再次受到冲击，被流放到辽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插队落户，这一次的下乡，不但艰苦程度超过了辽阳种马场。而且一去就是l0年。多年以后，在回忆这段外人看起来不堪回首的经历时，范敬宜却如实说道，当年自己是高高兴兴地去的，只是连累了妻儿。
范敬宜的下放地是建昌县一个非常贫瘠的偏僻山村。村里人都知道从省城下来一个“右派”，不敢轻易接触，山头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他的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完全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电，冬季天一黑一家四口就早早上炕，屋内天寒地冻，屋外朔风凛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范敬宜依然顽强地生活下来。他天天和农民们一起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担粪挑尿样样都不落下。渐渐地，农民们和基层干部那质朴、善良、乐观、求实的精神强烈感染着他，不知不觉间融人到他们之中。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锄》中写道：“一袭轻衫锄一张，清风拂面槐花香，燕山脚下麦初黄。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在他的眼里，举步维艰的下放生活成了悠闲的田园别居，充满了劳作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1]
主要事迹
与《人民日报》当地一位县委书记，偶尔路过范敬宜所在的公社，发现了这位颇为“面善”的年轻“右派”，就千方百计地把他借到县里农业办公室去工作，发挥他的长处。这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大队。县委许多重要的报告、文件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这段工作经历，使范敬宜对基层的了解远比一般人更深刻。
1978年初，全国政治形势开始好转，但“右派”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县委鉴于范敬宜的实际表现，在全国无一先例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大胆拍板，吸收他入党。为此，县委慎重地征求了全县所有公社党委和县委各部门领导干部的意见，最后由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成为全国“右派”入党第一例。在讨论范敬宜人党问题的县常委会上，县委书记明确表态：“我认真看了范敬宜的档案，研究了他10年的实际表现，我认为他不是‘右派’。我们吸收他人党，不违背党章。如果将来有一天形势发生了变化，认为我们做错了，我甘愿戴上高帽，挂着牌子去游街挨斗。那时希望你们都能跟我去陪斗。”直到今天，他每念及此事，总为这些正直、朴实、敢于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基层同志感佩不已。
和中国大多数人一样，改革开放成为他事业新的起点。范敬宜在近天命之年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1984年，组织上将他调京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不久，又转回本行，当上《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当他已是63岁的时候，又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老总，至此可谓达到他新闻事业的巅峰。然而，当我们问起几十年来他从事新闻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他只是动情地说了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范总是位与人为善的好人，颇有君子之风。”据介绍，范总是个特别平易近人的领导，经常在食堂排队买饭，然后跟大家挤在一起，在饭桌上聊选题。 
奖掖后辈是范老留给大家的另一深刻印象。范老经常拿着年轻记者的稿子推荐，读者来信、照片甚至经常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雪峰阿尔泰，战鹰解危急》是一张读者发来的照片，福建有个30多岁的小伙子写了篇《再也不能挥霍公款大吃大喝》，还有个叫何刚的读者来信也登上头版头条…… 
26岁被打为右派，30多岁被下放到辽西建昌县的贫困山区，直到49岁才回到新闻行业。说起这些外人难以想象的坎坷遭遇时，范敬宜的眼里没有怨恨与委屈。他说，个人的恩怨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段经历成全了他，使他真正与人民联系在一起。[1]
与总理的通信后来他在《满江红.赠人》一词中写道：“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种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与茹苦如饴的精神境界在他后来执教清华时，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就是加强实践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范敬宜鼓励青年学生多了解历史、社会和国情，珍惜今天的生活，以高度的责任感去记录历史、反映现实。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些过去思想存有误解的学生逐渐转变了观念，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与日俱增。2005年，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二年级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到农村社会调查8天，写出了三万余字的《乡村八记》，通过对一个家庭收支状况的剖析，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的现状和政策的落实情况，体现了一个大学生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范敬宜看后，震动很大，当晚就写了1000多字的评语，推荐给全院老师。为了如实反映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范敬宜还把李强的《乡村八记》寄给了温家宝总理。[1]
没想到总理百忙中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对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寄予了殷切希望。总理在信中说：
敬宜同志：
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你的几封信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深为感谢。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温家宝
2005年4月28日
总理的回信和批示，在清华大学轰动一时，还引出了一场热烈讨论。《乡村八记》折射出的教育理念，使这个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范爷爷”的范敬宜再次广被社会关注、为学界推崇。对于外界的评价，范敬宜处之淡然，他说：“过去说我是资产阶级的黑笔杆子，现在又说我是大师、权威，其实过去我没有那么坏，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我还是范敬宜。”
缅怀学者
沉痛悼念范敬宜同志(2张)
胡书记敬献的花圈(1张)
2010年11月13日，著名报人范敬宜病逝。
“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这是范老生前说过的话。老人驾鹤西去，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让人称赞、让人敬佩。
范老之前姓范的著名记者，还有个叫范长江。范长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奔赴延安地区，采写出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而范敬宜老人，则是经历了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他用自己的新闻作品记载了改革开放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变迁。
笔者作为新闻界的晚辈，每每为范敬宜老人生出尊敬之心、崇敬之情。他先是在辽宁农村采访报道，用细腻的笔触对比农村生活的变化，后来先后成为《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退休下来后，他又成为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开始奖掖后进。
长在红旗下，沐浴着新中国的光辉。范敬宜的一生，波折坎坷，跌宕起伏。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可以说是饱受磨难。然而，借助下放农村的机会，他能亲身体验农民大众的疾苦。淳朴、善良、诚实、乐观，这些都是农民大众的美好品德。范敬宜在农民大众美好品德的感召下，没有颓废，没有消沉，在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前提下，继续坚持用笔名发表文章。
先生曾说，五种人不适宜当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热爱新闻工作，耐得住苦难，受得住风险，经得住诱惑，再加上那颗聪明、睿智的大脑，才能写出好的新闻作品。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妙笔生花的范敬宜，遇上了自己的伯乐，从此人生步入辉煌时期。先前积累下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他后来的发展，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文化底蕴决定了审美品位，也决定了老人对于完美的执着追求。
回顾范老的一生，有利于新闻界的后辈从中汲取养分，进而反躬自省，改善新闻工作。
世界语者
范敬宜（1931－） 江苏苏州人。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历任《东北日报》助理编辑，《辽宁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新闻委员会主任。同情世界语，多次出席世界语者集会，支持在我国大力宣传、推广世界语，后当选为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