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求医
徐志摩作品
作品名称：求医 
创作年代：民国时期 
作者：徐志摩 
作品体裁：散文作品原文“To understand that the sky is every where blue，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travelled all round the world.”——Goethe。       
新近有一个老朋友来看我。在我寓里住了好几天。彼此好久没有机会谈天，偶尔通信也只泛泛的；他只从旁人的传说中听到我生活的梗概，又从他所听到的推想及我更深一义的生活的大致。他早把我看作“丢了”。谁说空闲时间不能离间朋友间的相知？但这一次彼此又捡起了，理清了早年息息相通的线索，这是一个愉快！单说一件事：他看看我四月间副刊上的两篇“自剖”，他说他也有文章做了，他要写一篇“剖志摩的自剖”。他却不曾写：我几次逼问他，他说一定在离京前交卷。有一天他居然谢绝了约会，躲在房子里装病，想试他那柄解剖的刀。晚上见他的时候，他文章不曾做起，脸上倒真的有了病容！“不成功”；他说，“不要说剖，我这把刀，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锈住了，我怎么也拉它不出来！我倒自己发生了恐怖，这回回去非发奋不可。“打了全军覆没的大败仗回来的，也没有他那晚谈话时的沮丧！    
但他这来还是帮了我的忙；我们俩连着四五晚通宵的谈话，在我至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我的朋友正是那一类人，说话是绝对不敏捷的，他那永远茫然的神情与偶尔激出来的几句话，在当时极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极深刻的意义，在听着的人的心上不易磨灭的：别看他说话的外貌乱石似的粗糙，它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璞。他是那一类的朋友，他那不浮夸的同情心在无形中启发你思想的活动，叫逗你心灵深处的“解严”；“你尽量披露你自己”，他仿佛说，“在这里你没有被误解的恐怖”。我们俩的谈话是极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时光是我占据的，他只贡献简短的评语，有时修正，有时赞许，有时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个理想的“听者”，他能尽量的容受，不论对面来的是细流或是大水。    
我的自剖文不是解嘲体的闲文，那是我个人真的感到绝望的呼声。“这篇文章是值得写的”，我的朋友说，“因为你这来冷酷的操刀，无顾恋的劈剖你自己的思想，你至少摸着了现代的意识的一角；你剖的不仅是你，我也叫你剖着了，正如葛德①说的‘要知道天到处是碧蓝，并用不着到全世界去绕行一周。’你还得往更深处剖，难得你有勇气下手，你还得如你说的，犯着恶心呕苦水似的呕，这时代的意识是完全叫种种相冲突的价值的尖刺给交占住，支离了缠昏了的，你希冀回复清醒与健康先得清理你的外邪与内热。至于你自己，因为发见病象而就放弃希望，当然是不对的；我可以替你开方。你现在需要的没有别的，你只要多多的睡！休息、休养，到时候你自会强壮。我是开口就会牵到葛德的，你不要笑；葛德就是懂得睡的秘密的一个，他每回觉得他的创作活动有退潮的趋向，他就上床去睡，真的放平了身子的睡，不是喻言，直睡到精神回复了，一线新来的波澜逼着他再来一次发疯似的创作。你近来的沉闷，在我看，也只是内心需要休息的符号。正如潮水有涨落的现象，我们劳心的也不免同样受这自然律的支配。你怎么也不该挫气，你正应得利用这时期；休息不是工作的断绝，它是消极的活动；这正是你吸新营养取得新生机的机会。听凭地面上风吹的怎样尖厉，霜盖得怎么严密，你只要安心在泥土里等着，不愁到时候没有再来一次爆发的惊喜。”     
这是他开给我的药方。后来他又跟别的朋友谈起，他说我的病——如其是病——有两味药可医，一是“隐居”，一是“上帝”。烦闷是起原于精神不得充分的怡养；烦嚣的生活是劳心人最致命的伤，离开了就有办法，最好是去山林静僻处躲起。但这环境的改变，虽则重要，还只是消极的一面；为要启发性灵，一个人还得积极的寻求。比性爱更超越更不可摇动的一个精神的寄托——他得自动去发见他的上帝。    
上帝这味药是不易配得的，我们姑且放开在一边（虽则我们不能因他字面的兀突就忽略他的深刻的涵养，那就是说这时代的苦闷现象隐示一种渐次形成宗教性大运动的趋向）；暂时脱离现社会去另谋隐居生活那味药，在我不但在事实上有要得到的可能，并且正合我新近一天迫似一天的私愿，我不能不计较一下。    
我们都是在生活的蜘网中胶住了的细虫，有的还在勉强挣扎，大多数是早已没了生气，只当着风来吹动网丝的时候顶可怜相的晃动着，多经历一天人事，做人不自由的感觉也跟着真似一天。人事上的关连一天加密一天，理想的生活上的依据反而一天远似一天，仅是这飘忽忽的，仿佛是一块石子在一个无底的深潭中无穷尽的往下坠着似的——有到底的一天吗，天知道！实际的生活逼得越紧，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你这空手仆仆的不“丢”怎么着？你睁开眼来看看，见着的只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们这倒运的民族眼下只有两种人可分，一种是在死的边沿过活的，又一种简直是在死里面过活的：你不能不发悲心不是，可是你有什么能耐能抵挡这普遍“死化”的凶潮，太凄惨了呀这“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乐”！那么你闭上眼吧，你只是发见另一个悲惨的世界：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经验，你的理想，有哪一样调谐的，有哪一样容许你安舒的？你想要攀援，但是你的力量？你仿佛是掉落在一个井里，四边全是光油油不可攀援的陡壁，你怎么想上得来？就我个人说，所谓教育只是“画皮”的勾当，我何尝得到一点真的知识？说经验吧，不错，我也曾进货似的运得一部分的经验，但这都是硬性的，杂乱的，不经受意识渗透的；经验自经验，我自我，这一屋子满满的生客只使主人觉得迷惑、慌张、害怕。不，我不但不曾“找到”我自己，我竟疑心我是“丢”定了的。
曼殊斐儿②在她的日记里写——    
我不是晶莹的透彻。    
我什么都不愿意的。全是灰色的；重的、闷的。……    
我要生活，这话怎么讲？单说是太易了。可是你有什么法子？    
所有我写下的，所有我的生活，全是在海水的边沿上。这仿佛是一种玩艺。我想把我所有的力量全给放上去，但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前这几天，最使人注意的是蓝的色彩。蓝的天，蓝的山，——一切都是神异的蓝！……但深黄昏的时刻才真是时光的时光。当着那时候，面前放着非人间的美景，你不难领会到你应分走的道儿有多远。珍重你的笔，得不辜负那上升的明月，那白的天光。你得够“简洁”的。    
正如你在上帝跟前得简洁。    
我方才细心的刷净收拾我的水笔。下回它再要是漏，那它就不够格儿。    
我觉得我总不能给我自己一个沉思的机会，我正需要那个。我觉得我的心地不够清白，不识卑，不兴。这底里的渣子新近又漾了起来。我对着山看，我见着的就是山。说实话？我念不相干的书……不经心，随意？是的，就是这情形。心思乱，含糊，不积极，尤其是躲懒，不够用工。——白费时光。我早就这么喊着——现在还是这呼声。为什么这阑珊的，你？啊，究竟为什么？    　　    
我一定得再发心一次，我得重新来过。我再来写一定得简洁的、充实的、自由的写，从我心坎里出来的。平心静气的，不问成功或是失败，就这往前去做去。但是这回得下决心了！尤其得跟生活接近。跟这天、这月、这些星、这些冷落的坦白的高山。    
“我要是身体健康”，曼殊斐儿在又一处写，“我就一个人跑到一个地方去，在一株树下坐着去”。她这苦痛的企求内心的莹澈与生活的调谐，哪一个字不在我此时比她更“散漫、含糊、不积极”的心境里引起同情的回响！啊，谁不这样想：我要是能，我一定跑到一个地方在一株树下坐着去。但是你能吗？
注：①葛德，通译歌德。 　　
②曼殊斐儿，通译曼斯菲尔德（1888—1923），英国女作家，代表作为小说集《幸福》、《园会》、《鸽巢》等，其作品带有印象主义色彩。[1]作品赏析这篇文章原刊于1926年9月6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自剖文集》。  　
这篇《求医》仍然是徐志摩“自剖”的继续，仍然是他“感到绝望的呼声”。既然是“呼声”，便有宣泄的意义，就像病人的呻吟能缓解一下病痛一样。而作者的期望不仅在于呻吟，更在于医治。    
如同他的散文《自剖》、《再剖》一样，徐志摩不仅剖的是他自己，而且剖的也是同时代的人和那时代的社会。这一点在前面两篇里表达得比较含蓄，在《求医》里则表达得比较显露。在文章之始，徐志摩就引用了歌德的话：“要知道天到处是碧蓝，并用不着到全世界去绕行一周。”
如同在同一种背景上的图画，会携带着这背景的色调，在同一环境中的人，也带有这个环境的烙印，或深或浅。而艺术家有一种特殊的敏锐，他能感受到外界的任何压力，把握那些微弱的异动。真的艺术，就是敏感的艺术家发掘自己内心的灵感得到的。    
在烦嚣的生活中，人们需要思考，静静的思考，否则就会丢掉造物主赋予的灵性，变成只知道吃和睡的充满私欲的丑恶动物。如果人失去了灵性，就会变得空虚和心无所托，如同活在“死的边沿”上一样，不完全甚至完全不是因为自己而活。虽然传统的文化早已加给他们一种内化了的感情——为爱他们和他们爱的人而活，但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却会扼制人的性灵。    
在烦嚣的生活中，人们做着原本没打算做的事情。生活本来有它的脉络，人们正是按这条脉络来走的，而人的爱好、思想早已被现实消磨，诚实的劳动也被否定和掠夺了。这是挣扎不了的，因为人脱离不了现实生活。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在生活的蜘网中胶住了的细虫，有的还在勉强挣扎，大多数是早已没了生气，只当着风来吹动网丝的时候顶可怜的晃动着，多经历一天人事，做人不自由的感觉也跟着真似一天。”很多人都在为别人的虚荣而活，不管这样的生活是累还是枯燥。
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活里，人的个性被阉割了，各种各样的病象也随之出现。种种病象作用于个体，个体也会染上一些慢性病症。这样的发展势头会让人偏离正常的生活道路越来越远。    
人的思想有迟钝也有敏锐，徐志摩避不开现实，在他身边的世界里，“见着的只是一个悲惨的世界”，他距离他所梦想的平等、健康、文明的社会太遥远了；在他的心灵里，“只是发现另一个悲惨的世界”，没有一样是谐调的和让人安稳的。人们在生活里过于小心谨慎，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已经不存在了，说话、行事总有“被误解的恐怖”。在这种生活里，作者很难遇到知音，而原来被他视为知音的人也无法和他交流了。
但作者认为，医治这种不谐调是有药可寻的——“上帝”和“隐居”，这是徐志摩“求医”的药方。但他对“病症”很有主见，他计较的是“隐居”。不管是“上帝”还是“隐居”，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作者是在“沉思”，是在做着寻求自我和光明的深沉思考。《求医》以及《自剖》、《再剖》就是徐志摩要在生活中找回失去的自我、找回谐调的生活而积极沉思的结果。    
文章里说：“时代的意识是完全叫种种相冲突的价值的尖刺给交叉住，支离了缠昏了的。”这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时代的潮流有很多，他没能选择打破旧世界再创新天地的潮流。
这篇文章所揭示的意义是：作为主体的人，对生活、对环境不仅是机械的适应，也应该对它们有一个积极的适应过程；作为现实的人，不能要求环境来适应人而不是人去适应环境，也不应该失去对生活的敏感；作为精神的人，不应该在现实中不留痕迹地生活，也不应该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去伤害甚而残害同类。不管社会怎样，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都不应该偏离人的性灵太远，而应该以热情待生活，以博爱待生灵。[1]作者简介  徐志摩[2]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0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11月19日在济南附近因飞机失事身亡。 
徐志摩的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3]　　
韩寒作品
《求医》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胜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 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日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 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 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 “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 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 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 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 “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 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 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 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 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 
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摘　　要:韩寒这篇文章显得非常成熟、老练。他采用讽刺的手法，记下了求医过程所目睹的可笑、可憎的一幕幕，揭露了社会生活的某些弊端，让人看完、笑完，陷入思考。韩寒在文中引用了很多文学作品的情节来跟医生的行为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