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龙子仲
个人简介
龙子仲（1963—2011.2.10），男，湖南人，
曾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
北京贝贝特公司编辑总监
广西师大出版社社科分社文化普及编辑室主任
职务经历
龙子仲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1985年毕业，因毕业论文特别优秀，被导师破格留校任教，但英语不及格，引起巨大争议，导师等人力排众议，坚决留下。  1983年，他发表的小说《老西墙上的钟》获文学杂志《漓江》的年度小说奖，发表的散文《半个月亮》再获《漓江》的年度优秀散文一等奖。
1987年参与创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获编辑职称，独立责编《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一书，获年度桂版图书一等奖，成为广西师大社专业辞书出版的开端。自此，以品味成就顶尖出版境界，开始了创造性的出版事业。
1994年到1997年，主持《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编辑工作，成广西师大社第一部大珍稀文献，开珍稀文献出版之开端。在主持《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抗战史丛书》《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丛书》大型丛书的编辑、协调工作，《科学家爷爷谈科学》获中国图书奖；《跨世纪学人文存》成为广西师大社从文教型出版社迈向科学型出版社的一次开端。 
1998年到2000年，龙子仲主要投入《郭小川全集》的策划、协调及具体编辑工作，直接编辑约550万字。《郭小川全集》的出版，被媒体誉为“历史主义态度的编辑个案”、“真正的全集”……反响巨大。此书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作家全集的开端，获桂版图书一等奖。
2006年策划出版《思考中医》一书，成为广西师大出版社近年双效俱佳图书的典范，开启中医文化热的奠基之作，中医问题成全国热议。同时，龙子仲还参与了大量文教图书的编辑工作，如《读书指津》、《名师随堂》、《澳门读本》等等图书。
个人格言
龙子仲：“一本书出版后，得了什么什么奖，是一种评价；而真正开启并引领了一种思潮，才是最高的评价。一个出版人，要想品味到出版的最高境界，必须有后一种经历。”
生平事迹
1985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参加工作，留校任广西师大学报编辑。
在大学期间，他发表的小说《老西墙上的钟》获文学杂志《漓江》的年度优秀小说奖，次年发表的散文《半个月亮》再获《漓江》的年度优秀散文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他是广西很有锐气的青年作家。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哲学，且进入出版行业，遂从文坛急流勇退。
英语不佳大学毕业时，他因为毕业论文特别优秀，被广西师大出版社党玉敏社长发现。但是，因为他一些考试科目成绩不佳（英语不及格，其他有几科也成绩平平），多有人反对他留校，而著名学者陈震寰、刘泰隆等教授则力排众议，才得以为未来的广西师大出版社留住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留校，当时曾引发广西师大关于教育的热烈讨论。
龙子仲1985年留校后的第一年是在广西师大学报工作。不久后，他追随党玉敏老师一起筹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成立后，旋即到出版社开始了他24年多的出版事业生涯。他的这24年多的职业生涯也是出版社历史的一部分。
创办出版社198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成立之初，当时的社长党玉敏把他从学校调过来，从此他一直供职于本出版社，成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元老之一。终其一生供职于一个单位，从事一个职业，这是少见而难得的，真可用“从一而终”来形容。在出版社，他历任文史编辑室主任、北京贝贝特公司编辑总监、社科分社文化普及编辑室主任。“广西师大出版社社科分社文化普及编辑室主任”是他终时的职务。任文史编辑室主任期间，实际指导并介入的《真理，您告诉我》一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因其出色的编辑成绩，中国版协授予他“全国第二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称号。
辉煌的出版人生涯龙子仲所策划、责编及参与责编的图书，屡获大奖，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22年间，龙子仲几乎做遍了文字编辑环节的所有行当。他于1992年获编辑职称，即独立责编《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一书。书稿原体例中“诗话”与“词话”两部分极不统一，他与作者磋商多次，将词话部分的体例重新打造，并在具体词条归类方面付出大量精力。该书获年度桂版图书一等奖。该书亦为广西师大社专业辞书出版的开端。
1994年到1997年，龙子仲主持《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的编辑、整理工作，这是广西师大社第一部大珍稀文献，共二亿多字，也是广西师大社珍稀文献出版之开端，为此后的珍稀文献出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出版社获取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广西师大出版社下设珍稀文献分社。）
在主持《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编辑工作期间，龙子仲同时也参与《抗战史丛书》《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丛书》这两部大型丛书的编辑、协调工作，并具体协调布置《跨世纪学人文存丛书》的编辑事务。三套大书，每一套都在三四十册上下，龙子仲在每一套丛书中都独立承当了其中三四册的责任编辑工作。这三套大书的出版，获得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出版界的好评与肯定：《科学家爷爷谈科学》获中国图书奖；《跨世纪学人文存》则是广西师大社从文教型出版社迈向科学型出版社的一次开端。
1998年到2000年，龙子仲主要投入《郭小川全集》的策划、协调及具体编辑工作，直接编辑约550万字。在历时两年的编辑中，“没有援手，只有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中间还不免有些或大或小的骚扰”（龙子仲：《十年，以及九十年》），其间，龙子仲与作者家属通话无数，其后作者家属将电话录音整理出来，文稿足有一尺多厚。《郭小川全集》的出版，被媒体誉为“历史主义态度的编辑个案”、“真正的全集”……反响巨大。此书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作家全集的开端，获桂版图书一等奖。同时，龙子仲还参与了大量文教图书的编辑工作，如《读书指津》、《名师随堂》、《澳门读本》等等，全身心投入出版事业，可谓废寝忘食。
2000至200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贝贝特出版公司，龙子仲受命赴京，任公司编辑总监（这是他当过的最大的官）。在公司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龙子仲坚守职位，坚持图书质量为本的原则，对公司编辑环节作了既遵守原则性、又根据具体条件掌握灵活性的处理，使公司生产在品种与质量关系之间获得平衡，未出过什么事故。在此期间，龙子仲也直接做了一些难度较大图书的责任编辑工作，如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中国画论研究》，初时多家出版社在抢此稿件出版权，而王先生均未松口。龙子仲前往与王先生谈，试编了其中的六万字给王先生看，并答应亲自做此书编辑。王先生看过，当场答应交广西师大社出版。全书近80万字，均由龙子仲独立编辑，其考误、植字近二千处，由此深得作者信任，在本书序言中对责任编辑龙子仲颇多誉词。
2003年—2006年，龙子仲主持本社新课标语文教材的组织编写工作。从拜访课标组专家学者、跟作者班子深度沟通，到订出编写细致纲目，做出样章样书……诸事皆亲力亲为，深度介入，长期出差而无怨言。此项目虽因教育部一直未开启教材申报立项而暂停，但为我社的教材编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思考中医在投身教材编写项目期间，龙子仲也未忽视其他图书的选题开发。本来，主持教材项目后，子仲已无别的具体编辑任务。在此时，一部名为《伤寒论导论》的书稿到了龙子仲手里，他看了其中两章，觉得此书有振心醒目之效，认识到它的出版价值，随即与作者细谈，并利用所负责  项目之余的时间深度介入，充当责任编辑，从提出具体的打磨修改意见，到拟定书名，加工文字，再到具体版式确定、文字旁提，封面推敲……费时年余，出版了后来影响巨大的图书——《思考中医》。此书销售达二十四万册，成为广西师大出版社近年双效俱佳图书的典范。媒体评论说这是开启这一波中医文化热的奠基之作，中医问题，遂成全国热议。身在广西，能够出版一本引领全国思潮的图书其实是不易的。子仲常常谈到，一本书出版后，得了什么什么奖，是一种评价；而真正开启并引领了一种思潮，才是最高的评价。一个出版人，要想品味到出版的最高境界，必须有后一种经历。《思考中医》是有这样的效果的，而龙子仲，是这样一位品味到了出版的最高境界的出版家。
2007年春至2011年2月，广西师大出版社成立文化普及编辑室，由龙子仲主持。新部门草创，要对出版思路、具体策划及组稿落实进行奔忙。故在最近的这几年时间里，龙子仲各地奔走，结交作者，深度交流，与作者频繁沟通、碰撞，进行宏观打磨。他做事低调，从不张扬，等到拿出了成果时，大家才知道他最近的工作。在这两年多里，他策划出版了《戊戍前后的痛与梦》丛书，《中国古代茶文化全书》。更有500余万字的“汉字生命符号字族文化诠释”一书，这是他跟踪数年的大书，定为2010年与2011年的工作重点，去年，他已经做完了前期组稿工作，每每提起这部大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龙子仲也非常注重本地文化的研究与出版，这两年里，他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并实地考察桂林地理人文，写了非常可观的文字，计划了对桂林本地文化的整理出版。其中对桂林文场的研究整理就是成果之一。在他去世的前两天，还在为此书中的照片的使用问题而奔忙。
其他成果
他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也是一位学者。工作之余，他不废研究、创作。他的学术随笔，向为友朋看重。1998年，他写的《编辑与书评》，获年度广西出版论文一等奖。2000年，编完《郭小川全集》后，写了《解读革命》一文，发表在《南方文坛》，并获广西年度文艺理论一等奖，同时获《南方文坛》年度论文一等奖。2005年，长篇散文《樱飞时节说日本》，获广西青年文学奖——散文奖。2007年，专著《怀揣毒药，冲入人群——读〈野草〉札记》一书在本社出版。此外还写有较多散文、杂文，如《笑谈<论语>》、《随笔四题》、《关于思考中医的思考》、《中医招谁惹谁了》、《最后的诗情》（此为柳宗元研究），等等。他对王半塘的研究，当为国内权威，有文稿存世。
作品选录
《挽救中医》编余手记
龙子仲（本书责编） 
我不知道中医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大约两年前，在北京见到吕嘉戈先生，聊起中医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话题，在座者心里都有些忿忿。当时我曾约他，应该把这些问题编成一本书。否则，我们外行人光觉得中医现状存在着大问题，只从文化上去思考原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却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向觉得，宴谈文化本身其实是一件挺虚的事情，因为在文化观念实施成组织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过程中，已经没有纯文化的东西了。是各种权和利的杂质，左右着这个过程……
到今年元旦，收到吕先生的来信，说书编出来了，让我去北京取。我即去了一趟北京。取回来一看，可谓编得颇详实，而我也看得渐渐地有些义愤了。
过年耽搁了半个月，过完年，拿到校样，又更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觉得它其实是一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都有启发性的书。
这里面展示的中医与资本、与观念、与制度、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一种传统如何在“现代性”的挤压下披枷戴锁、气喘吁吁、灵魂出窍的个案。这样观察起来，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资本阴谋吧，其实由马列主义武装过的我们对它并不陌生。马克思毕生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揭露这种阴谋。但我们往往会忽略它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资本制造出来的，或者说，资本最大的制造其实是文化。而且这种制造，还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它会使资本的吞噬变得更隐蔽、更文雅。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探讨的一个主要命题其实就是这个。
资本的文化制造成功之后，历史就开始变得吊诡了。
这种吊诡体现在中医遭受的两次制度性的打击上。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初，民国政府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后来也有点不了了之。这里面有意思的是，它还有过一个跟语言有关的细节，那就是“旧医”这个名称的确立。当时对中医究竟该称为“国医”还是“旧医”，有过讨论。国粹派主张称“国医”；科学派主张称“旧医”。结果科学派占了上风。这一字之差，透出了很深的历史意味。——“旧”意味着它是不新的、过时的。因此也就是应该被否定的。把“过时”跟“否定”等同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观念中的一种基本迷信。这种基本迷信跟“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只是在时间矢度上有所区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都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但是迷信泛滥开来，就一发不可收，发展到后来，就是极端化的所谓“破四旧”运动了，它们是一脉相连的。这种一脉相连，甚至超越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历史清算。
于是，第二次打击就发生了。这是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卫生会议。那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完成了一套对中医的管理制度。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分析那套制度，可以看出，那样实施下去，中医是必死无疑的。因为那套管理制度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消灭“人”。——消灭什么人呢？就是要消灭以“中医”作为生存身份的人。这一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在一手那么去做的时候，嘴巴里还可以高呼“要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一点也不得罪人的样子。……可是，人没了，遗产搁哪儿呢？保护，其实是一种权力。有权力才会去保护。人没了，遗产没有了具体的产权归属者，那么实际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去保护它。所以人的问题很重要。孔子当年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说完兴灭继绝之后，还专门加了一句“举逸民”。我看，中医最后恐怕也得弄到“举逸民”的地步不可。这事儿也挺吊诡的。
中医混到这步田地，剩下的，也只好是一副花架子了。
这就是这个个案给我的某种启发。
我觉得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医教育的问题涉及太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恰好涉及到“人的问题”。如果说，今天的大学教育大多在生产来料组装的产品的话，那么中医教育生产的也许就可以称作组装的伪劣产品。说它“伪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学习模式出了问题，而它的学习内容本身也已经变味儿了。许多中医学院的教授自己就说：中医学院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些资料我也是在这本书里看见的，可惜内容还是太少了。
中医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