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际汉学
学术集刊
基本信息《国际汉学》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本综合性核心学术集刊，由已故著名学者任继愈1995年创办。其宗旨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世界各地汉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进展，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视域。同时积极推动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努力倡导国内学术界与海外汉学家的对话，使“汉学”和“国学”展开一种良性的互动，在一种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提升汉学研究的水平。 作者：张西平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现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1]
主要信息  《国际汉学》将于2013年进行改版，由原来的半年刊改为季刊，篇幅由每期305页调整至每期250页。《国际汉学》将增设栏目“批评的中国学”、“汉学与国学”、“欧美藏中国文献”、“世界的中国形象”等。在具体内容上，一方面，将增加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另一方面，将增加一些比较文化研究内容。
《国际汉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其宗旨在于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世界各地汉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进展，以拓宽中国文化研究的视阈。此外，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以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为主旨并持续出版的学术集刊，《国际汉学》已被收录为CSSCI 2012—2013来源集刊。本年度收录为CSSCI来源的集刊共有120余种，其中《国际汉学》是唯一一种研究海外汉学类的。 [2]
学术名词
简要介绍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二战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二战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引用网络资料）”。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基本确立国际汉学，由域外到本部学说的确立。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　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 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引用资料）”。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重视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主要表现国际汉学，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
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
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
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
“治中国学”1、目录学与藏书。
2、实物的收集。
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外国态度欧洲“汉学态度”：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国际汉学：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迭现，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
法国汉学研究所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兼该院与国家科研中心合辨的中国写本、金石图像研究组主任。法国汉学研究所IHEC创立于1920年3月，当时由法兰西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总统最高层赞助。它于1921年被承认为"公益"性组织之前，曾获得过普通民事社团的地位。它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保罗·潘勒维（Paui Painleve)部长。其目的是发展法中之间的多种文化关系，为此而要通过多种手段，包括组织对古代和近代中国的高等研究、创办一座汉学图书馆和出版重要的汉学著作。法国的这个社团也是借助出自中国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每年支付的庚子赔款为基金。法国汉学研究所最早由保罗·潘勒维主持，其第一任所长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直到他于1940年逝世为止。伯希和(Paul Pelliot) 继任了他，直到1945年为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在此后数年间，由于巴黎大学的资助，汉学研究所才得以运行。战后，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领导该所的工作。在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的帮助下，他力求获准将该所正式归并巴黎大淡。直到1959年，这种归并才被获准。该所享有一笔正常预算，当时设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nne，即巴黎大学），该所的领导职务被委托给了韩百诗 (Louis Hambis)。1968年，经过对法国大学的广泛调整之后，汉学研究所被置于法兰西学院的监护之下，设立在亚洲会馆那比较宽敞的场所。它与其他同类机构共享这一设施，诸如日本学研究所和印度文明研究所，它们同样也附属于法兰西学院；但那裹也有各种亚州研究机构，如法兰西远东学院。法国汉学研究所此后又相继由吴德明（Yves Hervouet）和侯思孟(Donold Holzman)主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9年，汉学研究所于这一时间与其他亚洲研究所一并被安置于它今天所处的新所址。当时由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主持到1992年，然后将其位置传给了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国汉学研究所自创立到60年代末，其主要活动之一便是在多种领域中教学，诸如语言、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汉学研究所获得了法国与中国最优秀专家们的协作。汉学研究在大学范围内取得了发展，先在巴黎大学，后在波尔多和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Aix-En Provence）设立专门讲座；汉学在重要的高级教育机构的范围内也获得了发展，诸如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或者是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这种发展导致了汉学教学活动向新结构的方向发展。汉学研究所的另一项活动是出版学术著作。自1934年以来，该所于其《汉学研究所文库》中，共出版了大批法文汉学著作，至今已出版29卷，其中列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白乐日（Etienne Balazs）、戴密微、戴何都或石泰安（Rolf·A·Stein）的著作。此外还有一套《通检和书目》丛书。自1975年以来，又出版了一套叫作《汉学研究所论丛》的丛书，旨在发表优秀博士论文或同等水平的著作，现已出版了6卷。现在的出版进度是每年两卷。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及以下几种。
《汉学研究所文库》中有：
《中国--名士族的轶事形象》，杰溺（Jean-pierre Diny）著（1983年）。
《敦煌的借贷文书》，童丕（Eric Trombert）著（1985年）。
《汉学研究所论文丛》中有：
《数学、星辰、植物与内脏》由魏丕信和伊莎贝尔·昂（Isabelle Ang）主编（1994年）。
《中国的变化观念和感受》，由艾乐桐（Viviane Alleton）和阿列克谢·沃尔科夫（Alexei Volkov）主编（1944年）。
汉学研究所的第三项重要活动（也可能是耗费精力最多的一项）是维持该所图书馆的运作。汉学研究所的藏书是自该所创建以来，通过逐渐获取而组成的。50年代，通过刚刚运回国内的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的特藏，该图书馆的藏书量大幅度地增加。从此之后，这两批特藏集中在一起了。现在，全部藏书共包括近10万部著作，也就是近30万册书。该图书馆向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和大学生们开放。此外，该图书馆利用与亚细亚学会图书馆相毗邻的有利地位。法国亚细亚学会是一个"被称认为是公益性"的学会，创建于1833年。亚细亚学会图书馆藏有大批汉学书籍，特别是由沙畹、马伯乐和戴密微遗书中的重要藏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每年增加近2000卷书，尚且不计偶尔出现的遗赠。例如，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一次就向法国汉学研究所赠送1000多部著作。法国或外国的私立基金会也时而帮助增加其藏书量。该图书馆共拥有600多名注册读者经常出入。如果说其古籍藏量不非常丰富的话（因为那裹未收藏任何明代之前的著作），那么其藏书中却包括相当多的一批方志。尽管预算有限，使它无法获得范围更大的系列图书，但法国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仍为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图书馆之一。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萧瑟，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在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隶属于东方学和古代文化研究学院的汉学系，是一个年轻的系科。它的古代汉学专业建立于1962年秋冬学期。根据德国的大学体制，教授是一切教学和行政活动的中心。任何一个系科专业的建立，均以教授职位的设置为标志。主任教授（C 4级）为当然的系主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首位主任教授为鲍吾刚（Wolfgan Bauer,1930）博士。它于1971年完成的、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的著作《中国人的幸福观》，已经在若干年前被译成中文出版。1966年，鲍吾刚应返回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慕尼黑大学任汉学教授，他的继任者为德博（Gunther Debon,1921）教授。德博以中国古典诗歌和《道德经》的翻译而知名。他于1986年退休。瓦格纳博士（R.G.Wagner,1941-）于1987年成为古代汉学专业的第三位主任教授。此前，他曾多年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研究和客座讲学。他的主要研究》（1982）、《中国当代新编历史剧--四个实例研究》（1990）和《服务行业之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92），以及即将出版的《正始时代的语言学、哲学和政治学：王弼与老子》；后者是他长达20年专题研究的成果，这一研究使他以"王弼专家"在西方汉学界知名。1993年，他荣获德国科学协会颁发的莱布尼茨奖金，在为获得这项德国最高学术奖的第一位汉学家，也为海德堡大学汉学赢得了荣誉和财源。1986年，海德堡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建校600周年庆典。巴登--符腾堡州政府作为大学的主管部门所赠送的礼物之一，是一个现代汉学的主任教授职位。1989年，赢得了这个新的教授职位的魏格林博士（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l,1955-），是第一位以现代中国研究为教授论文内容的德国汉学家、也是当时在德国人文学科领域裹最年轻的女教授。她曾有若干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20世纪中国文学和近代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关系。她以中共党史编纂的专家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其代表作为《当代中国的党史编纂学：类型，方法，主题和作用》（1984年），以及《"史"与"论"：当代中国的史学方法研究》（1988）。1994年，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又设置了一个关于社会和经济史方面的非主任教授职位（C 3级），由来自荷兰的汉学家田海（Barend J.Ter Haar,1958-）获得。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民间宗教和秘密社会，并撰有相关的专著《中国宗教史上的白连教》（1992）。最近，他又完成了一部新著《《天地会：事实和神话》，并正在撰写《食人主义》一书。至此，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已经成为德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设有3个教授职位的汉学系之一。建系34年来，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培养了20多名博士和百余名硕士，其中至少有4位已经在德国的大学中担任汉学教授。汇集海德堡大学的汉学、日本学和东亚艺术学研究成果的"海德堡东亚学丛书"，在西方汉学界颇具影响，魏格林教授为主编人之一。　
古代汉学专业所谓"古代汉学"或日"古典汉学"，指的是以上古至清末这一时间跨度为对象的中国研究。瓦格纳教授开设过的课程中，可以举出《文本与注释》、《（论语）的解读历史》、《"地狱"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等。他已经培养出了5名博士和30多名硕士，目前指导着4名正在撰写教授论文的博士和约20名博士/硕士研究生。1994年，在布拉格举行的欧洲汉学年会上，瓦格纳教授率领的阵容强大的"海德堡代表团"，提交了9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引起了与会者们的瞩目，显示了海德堡在欧洲汉学地图上的不可忽视的存在。　
现代汉学专业"现代汉学"这个概念为海德堡大学所首创，其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1840年至今。魏格林教授认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现代汉学专业的特点是：第一、在教学和研究中多方面地涉及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现象，而以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为重点；第二，在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对象的同时，也在各方面兼顾台湾和香港；第三，不仅研究国界线之内的中国，也注意到无时不处于与外国的各种关系之中的中国。
图书馆成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最大组成部分，配备了专职的馆长和馆员各1名以及若干兼职的学生助理，其工作被置于瓦格纳教授的直接领导之下。目前全系的室内面积共约3300平方米，图书馆占用了约2000平方米。全年图书资料经费10万马克，年均购书约8000册。目前，这一经费数额遥居全德30余个汉学系之冠，购书量居于海德堡大学各系之冠（全校各系年平均购书量50-500册）。截止1996年6月为止，海德堡大学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80000余册，西方图书26000余册，已进入全德各汉学系藏书量的前3位。此外，还订有450种现期期刊、18种中文报纸，并收藏有2500种过刊和700部左右的中国电影录像带，以上4项数据均列欧洲汉学界首位。　
汉语预备班由魏格林教授主持创辨并直接领导的汉语预备班，配有5名专职语言教师和4名来自中国的语言教师，对学生实行为期1年（含假期）的现代汉语强化教育；其间伴有关于中国概况和汉学资料检索等基础课程。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汉语预备班，已经以及高质量的教学效果而名扬全德。1994年，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向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颁发了"大学教育大奖"，以表彰汉语预备班在教学形式上的创造及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汉语预备班不懂是汉学系所有新生们的必经之路，而且也为日益增多的只打算学汉语、不准备日后成为汉学家的人士们提供了机会。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及其汉学研究。在西方的汉学研究机构中，那不勒斯东方大学（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的历史最为悠久。其前身是意大利传教士Matteo Ripa建立的中国学院（Collegio de Cinesi），1732年4月7日得到教皇克莱门七世的正式确认。起初的中国学院，主要致力于招收和培养中国青年，向他们讲授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教义，以便进一步在中国传教，并加强商业联系。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一直被视为意大利的汉学研究中心。她设有人文学院、政治学院、现代语言学院和伊斯兰研究学院，承担主要教学工作；此外还有一些系所，承担研究工作。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考古学及艺术史、地理学、政治学、外国经济、以及数十种东西方语言，是其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在该大学任职的几位著名汉学家，如高察（Filipo Clccia,1934-1997）、兰契奥蒂（Lionello Lanciotti）、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等，不仅为西方汉学界所瞩目，也与中国学者有着密切的联系。1992年，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与罗马的"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合作，创办了汉学研究学刊《明清研究》的主旨是对前现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进行深层研究，并由此贯通汉学与西学的研究领域。《明清研究》的主编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史华罗教授，他的同事兰契奥蒂教授（Lionello Lanciotti）和威尼斯大学的萨巴蒂尼教授（Mario Sabattini）为副主编。史华罗教授出生于1943年，1966年在罗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历史专业教授，并兼任《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第五卷主编，欧洲汉学研究学会理事。意大利汉学研究学会理事。他的主要研究是15-19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已出版十几部专著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其中《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等，曾在港台被译为中文。从《聊斋志异》的二、四两卷入手，并对其中有关情感表达和情感评价的语汇进行？尽性的归纳和分析。这项研究将通过一种多视点的读解，有助于人们去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明的情感世界，重新审视这一"靶式化"了的私人生活和精神过程。史华罗教授已多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学者进行合作。关于《聊斋志异》的素材整理结束以后，这项成果的出版，将在总体上代表目前意大利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日本汉学日本的中国学学会，较具规模的有三个。
1、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包含文学、语言学、哲学三大部分，现在会员总数超过了2000人。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它作为中国学学者交流的场所，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同业帮会"的作用。目前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中国学学者也有所增加，不过年会的论文宣读和每年一期的《会报》所载论文，仍以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
2、现代中国学会：1951年10月创建。80年代以后，思想文学的研究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会。
3、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前身是设在东京大学本部的"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在1986年经大幅度改组而成。此外，尚有"中国语学会"，它以语言学和中国语教育问题为中心开展活动。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1997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日文名称为"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同时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日本的当务之急。古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曾经对日本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大学。1946年11月15日，经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原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爱知县以原东亚同文书院为基础成立了爱知大学。日本的大学中，爱知大学还是为一个与中国的大学签订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学校，目前已与中国八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定，即南开大学（198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4年），上海外语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爱知大学拥有精通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辞典》。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辞典。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以霞山（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衡？磨，号霞山）文库为代表，涉及古典、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中国杂志219种，其中有些珍贵文献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在筹建现代中国系时，还购入了大量文革时期的宝贵资料及战后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贵个人藏书。现代中国系为学生安排了日本大学中从未实行过的以下三个教学内容：一、当地汉语教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们赴南开大学，在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建的"南开爱大会馆"，学习汉语及中国情况，时间为8月到12月。二、中国教授直接用汉语授课：从中国聘请知名学者为专职教授，并由他们给从南开留学回来的学生们上课。这种做法可以使学生掌握中国的最新知识并提高专业汉语水平。三、当地社会调查：从报名学生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与上述中国？妹校合作，在年级暑假时，去中国进行当地调查研究。通过接踵中国的产业、文化风土及生活习惯，使学生们真正了解中国，为中日友好做贡献。调查地区设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大城市及近效的产业、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