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石苍舒醉墨堂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石苍舒醉墨堂 
创作年代：宋代
作 者：苏轼
作品体裁：七言古诗
作品背景
此诗作于宋仁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时年三十四岁。先是，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苏辙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苏轼所对入第三等，苏辙第四等次。告下，苏轼得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十一月赴凤翔，十二月十四日到任。在凤翔府任官一直到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十七日，罢签判作，自凤翔赴长安，访石苍舒。
治平二年(1065)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邸闻苏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韩琦限以近例。英宗欲召试秘阁，韩琦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治平三年(1066)春，直史馆。四月二十五日，父苏洵病逝于京师，年五十八，苏轼与弟辙同扶丧归蜀居丧。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除服，苏轼与弟辙还朝，携家经由成都，自阆中至凤翔，过长安至京师。三十日，苏轼于韩琦座上观王颐、石苍舒草书。熙宁二年(1069)五月，苏轼反对变更取士之法，议奏，神宗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轼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悦。神宗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以为轼议论皆异，别试以事。乃命轼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是年八月，作石苍舒醉墨堂。
由上可知，苏轼于凤翔府任内，往来长安，屡造访石苍舒家，即如王文诰案语：「石才美，本集作石才翁。公判凤翔，过长安，必至其家。」可见彼此情谊之厚。石苍舒，何许人也？据《王注》：「子仁曰：『苍舒，京兆人，字才美。善行草，人谓得草圣三昧。官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军，尝为丞相汲郡吕公微仲所荐，不达而卒。』」《査注》：「文与可〈石屯田墓志〉，畧云：『石君瑜世居关中。男一人苍舒，隽慧修爽，杂习可喜，工词章，善草隶，前为高陵县主簿。』」《合注》：「何焯曰：『石才美家藏褚登善〈圣教序〉真迹。』」可知石苍舒， 善行草隶，有时名，曾任官，家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苏轼与其定交，与石氏同有书法上的嗜好当有关系。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苏轼访石苍舒，曾为石氏书字数幅作跋，今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书自作字后〉：「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罢，过谒石才翁，君强使书此数幅。仆岂晓书，而君最关中之名书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轼书。」跋末可见苏轼自谦之意，至于跋语中，提及书法史上一桩公案，王羲之从背后拔举其子献之正在写字的笔管，世人以为善写者必如献之握笔之牢也，苏轼不以为然，并以此引出自己所认可的书法观，「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用意精至」，这两点看法始终贯串在苏轼的书法美学理论之中。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三十日，苏轼于韩琦座上观王颐、石苍舒草书，亦有跋语，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书王、石草书〉：「王正甫、石才翁对韩公草书。公言：『二子一似向马行头吹笛。』座客皆不晓。公为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马行头吹也。』熙宁元年十二月晦书。」可见石苍舒草书之妙。 醉墨堂为石苍舒之居室名，取其醉心于书墨之意。苏轼屡访於石苍舒，后石氏新取堂号，熙宁二年(1069)轼在京师，作《石苍舒醉墨堂》，寄题其上，王文诰案语：「熙宁戊申，公还朝，在长安度岁，与王颐、石才翁会于韩魏公座上。此诗乃京中寄题者也。」

作品原文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1]​
注释
⑴石苍舒——字才美，京兆（即长安）人，善草隶书。人称“草圣三昧”。 
⑵据载，项羽年轻时候，曾对他叔父说：写字只要能记姓名就够了，不必再学下去了。苏轼化用其语。 
⑶惝恍（chǎng huǎng）——模糊不清，这里形容草书变化无端。 
⑷瘳（chǒu）——病愈。
⑸至乐——与下句的“逍遥游”，都是《庄子》中的篇名，这里用其字面含义。至乐，最大最高层次的快乐。 
⑹柳子——柳宗元。 
⑺这两句说：这才知道柳宗元的话不差，只有得病的人才会把土炭当作美味。这里承上句谓石苍舒视墨汁如美酒而言。柳宗元曾说，他见过一位内脏有病的人，竟想吃土炭和酸碱之物，吃不到就很难受；凡是溺爱文辞、擅长书法的人，都像得了这种怪癖症。 
⑻这两句说：石苍舒书法造诣也达到了极致，他用坏的笔已堆成了小山，足见功夫之深。唐代草书名家怀素和尚，把用过的笔积埋在山下，称为“笔冢”。 
⑼这两句形容书写神速。 
⑽意造——以意为之，自由创造。 
⑾推求——指研究笔法。
⑿假——宽容，这里是作者的自谦。 
⒀这两句说：为什么我的议论（即“意造无法”、“点画信手”之论）独独受到你的赞同，我的书法作品也受到你的偏爱，被你收藏？言外之意，石苍舒与自己观点一致。 
⒁钟张——指钟繇、张芝，皆汉末名书法家。
⒂方——比。 罗赵——罗晖、赵袭，皆汉末书法家。这两句说：石苍舒的书法是可以与钟、张相比，我的书法也比罗、赵略胜一筹。
⒃这两句说：不必学张芝临池苦学书法；与其用绢素写字，还不如用作被单。据载，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家有帛绢，必先书写，后再炼制成衣。
完整译文
人的一生忧愁苦难是从识字开始的，因此，只要能写能认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更何况用草书来夸耀书法的神奇和快速，让人看了模糊恍惚令人发愁。我每每自笑曾经爱好草书，不想你也有这个“毛病”，不知道哪年才能病愈？还说这里面有什么最大的快乐，非常称心合意，和庄子的逍遥游没有什么不同。最近，先生建造了醉墨堂，就像啜饮美酒能消愁销除烦恼一样。看先生这个样子，我才领会到柳宗元说得不错：嗜好土炭的病人吃起土炭就像美味佳肴一样。先生在书法艺术也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用坏的笔堆在墙边像山丘一样高。兴致来时，挥动笔墨多少纸都用得完，就好像骏马一转眼就踏遍九州大地。我的书法都是凭借想象力创造的，本来就没有什么章法，一点一画随手写来，也懒得去仔细推敲琢磨。为什么我的随口议论独独被先生所容纳，就连只字片纸也会收藏起来？如果用“不低于钟繇、张芝”来评价先生，先生完全当得起；如果用“向下和罗晖、赵袭差不多”来评价我，我似乎还要好些。从今后，先生不用再像张芝那样临池苦学，池水尽黑了；那些未曾染色的白绢与其先写字后再染色做衣服，不如直接拿来做被褥床帐。
作品赏析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1]​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图片(3张)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