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知青运动
历史
历史上的上山下乡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1]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区别
两次“知青运动”无法类比，“上山下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新知青运动”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
政策
由自发涌现的微观现象上升到国家计划，新知青的战略意义，无疑来自新农村建设、基层政权巩固、就业压力缓冲等多重需求。
  到西部去由政府推动的一揽子计划正掀起新一轮知识青年“下乡”热潮。2009年4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将此前各部委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特岗计划”“西部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整合”。
此次统一的政策包括：按岗位统一生活补贴标准，统一各项保险，统一各项计划的服务期满就业的政策等。决策者希望借助此次“统筹”形成一股政策“合力”，拓宽出口，推动大学生服务基层工作的进展。
下乡计划
尝试在一个向往城市的年代，将人才拉向农村的道路并不容易。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试从没有间断过。
2003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毕业生就业问题时，由共青团中央建议的“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被正式推出，当年，中央财政支持500万，选派6000名志愿者赴西部农村，同时也鼓励各地制订地方的西部计划项目。
西部计划“到西部，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003年，200多名首批志愿者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出征仪式。培训，学唱志愿者歌曲《到西部去》，以及宣誓和出征仪式，使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带有“理想”色彩。
从2003年至2009年，西部计划的分项目已达到11个，为农村输入各种知识人才10万人次。2009年，团中央将派遣到西部基层服务的计划上升到1.5万，志愿者服务期也由1至2年调整为1至3年。
共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侯宝森说，早在1996年，团中央联合有关部委实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集中选派、定期轮换的方式，选派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显然，西部计划的探索，为后来一系列“知识下乡”政策提供了借鉴。
三支一扶  新知青运动2005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国家鼓励青年到基层就业。随后，多个部委陆续出台“下乡”项目：教育部牵头组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
2008年，中组部牵头组织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计划”将“知识下乡”推向高潮。该计划提出，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度，各部委的下乡计划总数已达到十几万人。
相对于中央的强力推出，地方的尝试更早一些。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研究课题组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说，早在1995年，江苏省最先开始招募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南通市如东县为解决大学生资源闲置与农村建设亟需人才矛盾，公开招考了88名大学生村官。同年，海南和浙江省也相续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
据《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13万人以上，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80%的县与县级市。北京市实现了村村两名大学生村官。
胡跃高认为，地方的试点冲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农村的另一个渠道，但仍未摆脱其实验性质。各部委的分项计划将知识青年下乡由“星星之火”推成了“燎原之势”。
就业
现实背景就业压力与农村精英流失的“剪刀差”成为新知青政策的现实背景
2008年底，教育部在连续多年作出“就业形势严峻”的判断后，再次发出了“2009年更严峻”的重要提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而在4年前，这一数据只有338万。
早在2003年上半年，大学毕业生就超过了200万，加上SARS的影响，学生就业压力骤增，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
“当时团中央给中央领导提建议，由中央财政给予支持，从2003年起，在毕业生中招募一批志愿者去西部乡镇一级服务，树立到西部去的导向，并借此推动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侯宝森说，中央决定实施该计划，并在随后几年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计划。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在连续实施了10年的教育产业化之后。政府开始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尝试用行政、财政的手段，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解决就业难题。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和鼓励自主创业，成为最时兴的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的一份对应届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超过57%的人认为“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就业压力下的选择，17%的人把农村当作磨练自己的舞台，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扎根农村的有24%。
现状与就业压力相对的是农村精英匮乏的现状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展认为，一方面大学生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农村急需人才，轮流下乡显然为解决就业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对“三农”投入的增加，也为“新知青”创造了客观需求和起码的资助条件。
出路
2006年，正当北京的大学生摩拳擦掌欲在农村一展身手的时候，较早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省却在这项计划实施7年之时宣告失败。
海南省1999年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定安县、临高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文昌市、儋州市、三亚市等市县都先后组织招聘过一批“大学生村官”。但由于地方财力不支、少编缺编、缺乏配套机制和社会保障，至2006年，选拔计划工作已陷于停顿。
出生于80后、90后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具有了明显的利益驱动因素：待遇吸引、优惠政策等。余展说，“经济利益的考量成为了他们行动的源动力。”
作为中央机关的下放干部，余展在农村当过两年生产大队长，他说，当年知青下乡是靠着行政命令和政治理想鼓舞下的被动流动，并未给农村带去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并以知识青年几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终。
余展认为，海南村官计划的破产，一方面有财力支撑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还有退出机制的不健全。知识分子下乡多有服务期限，一般规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机制和通道建设，往往决定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决定可持续性的来自合理的激励机制。”余展认为，在紧张的就业压力下，新知青“下乡”更多是一种被动选择，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对服务期满后工作前景的预期。
2009年4月底下发的《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09年起，到乡镇事业单位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满1年后，在现岗位空缺情况下，经考核合格，即可与所在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的聘用合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及县以上相关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应拿出不低于40%的比例，聘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
显然，中央已试图拿出更多的行政资源解决新知青的“出口”问题，但在行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未为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