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刑讯逼供
概念
刑讯逼供罪，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含公检法、纪检、监察、及一切国家公  刑讯逼供职人员，总之，这里的“司法权”是“泛司法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1]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要件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秩序，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2]　
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  刑讯逼供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3]
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刑讯逼供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述不同动机只能影响量刑，不能影响定罪。
解释

2012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刑讯逼供
这部共24章、548条、7万余字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条文最多、篇幅最长的司法解释，将自2013年1月1日起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
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其中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法院院长可强制证人出庭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无法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延期审理或者重新鉴定。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人民法院应当通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
司法解释规定，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审判期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提出保护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审查；认为确有保护必要的，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保护措施。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补助。
未经许可不得“直播”庭审
新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纪律：服从法庭指挥，遵守法庭礼仪；不得鼓掌、喧哗、哄闹、随意走动；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
司法解释还规定，对未经许可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等  刑讯逼供方式传播庭审情况的，审判长可以决定暂扣存储介质或者相关设备。
刑讯逼供涵盖精神折磨
司法解释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司法解释规定：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继续法庭审理。
死刑复核律师反映意见最高法院合议庭应听取
对于死刑复核案件，司法解释还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将采纳情况及理由反馈最高人民检察院。
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更加完善，为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二审案件监督、纠错功能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对二审案件开庭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对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以及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二审应当依法开庭审理。
同时，司法解释还特别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没有上诉，同案的其他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应当开庭审理；对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即使被告人并未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有条件的，也应当开庭审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第二审  刑讯逼供开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
利益冲突同案被告人不得聘请同一辩护人
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有“利益冲突”同案被告人或者犯罪事实存在关联的被告人辩护。
司法解释还明确了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证据的程序，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随案移送，可以书面形式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调取。
司法解释对离任的法院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担任辩护人的回避问题进行了规定：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4]
处罚
犯本条所定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管理
公安机关建国后，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逼供。1953 年1 月30 日，公安部一份反映有  刑讯逼供两个县公安局长刑讯逼供、违法乱纪的情况简报送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亲自作了批示，并指示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收集关于刑讯逼供的例证，编印成册，发给各省市公安厅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随后，包括16个案例和导言的《反对刑讯逼供 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印发，全国公安系统内开展了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和斗争。1956年，彭真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反对刑讯逼供，禁止肉刑。1958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通过《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明确把“不准刑讯逼供”列为纪律之一。依靠我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公安机关的自律教育，反对刑讯逼供运动似乎已经初具成效。可惜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审判组织名存实亡，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代行使了预审职能，讯问成为镇压异己力量的一个途径。刑讯逼供现象在当时非常严重。文革时期的专案组还总结了一些刑讯方面的经验：一人供听，二人供信，棍棒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并在公安机关全国性会议上加以介绍，结果流害全国。文革结束后，公安机关的工作步入正轨。但是，刑讯逼供却如影形随。根据统计，仅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1979年至1989年答4000多件。而1990年全国公安系统严重刑讯逼供案件发案起数和涉及干警人数分别比1989年年上升28.6%和42.5%，1991年1至9月的发案起数又与1990年同期持平，居高不下。这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门的警觉。为此，公安部在92《决定》中对遏制刑讯逼供作出了如下规定： 
各级公安机关要……结合普法教育，对干警深入进行增强法制观念、禁止刑讯逼供的教育。各公安院校和有关的培训班，要把依法办案、文明办案、严禁刑讯逼供列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公安部刑侦、治安和预审等部门要根据办案实际，编写实用性、针对性强的办案基本知识材料和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供干警学习。有条件的要制作录像带，运用形象教育，以增强效果。新干警都必须经过办案程序、办案基本知识和严禁刑讯逼供的教育方能上岗。要在执法办案的干警中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边干边学活动，认真总结交流侦查、审讯工作中好的做法，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办案人员具体传授侦查、审讯方法，不断提高干警的办案能力和工作效率。
92《决定》还对如何制止刑讯逼供作出了以下部署：“整顿的重点是派出所、刑  刑讯逼供警队、治安队、收审所、拘留所、看守所和预审部门。要在深入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查出存在的问题，就事论理，议后果，论危害，并针对存在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对干警中发生的一般刑讯逼供行为，要通过自我检查、自我教育，自觉纠正；对造成严重后果、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刑讯逼供案件，要领导负责，组织专人，限期查处。对问题较多、自身又不认真检查、纠正的单位，上级公安机关要帮助整顿。”由此可以把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主要措施纳为教育警察、整顿部门、自我检查、领导负责，这是一种通过自律来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此项运动进行三年后，由于“刑讯逼供问题仍比较严重”，公安部又发布了《关于集中开展制止刑讯逼供专项教育整顿的通知》（以下简称95《通知》）把教育活动又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地位。这次活动专门就刑讯逼供开展了分阶段式教育，并要求组织领导，“一把手亲自过问”，甚至规定于1996年3月底向公安部写出专题报告。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公安部先后制定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3），对禁止刑讯逼供进行了强调。在2002年1月的全国公安厅局纪委书记会议上，公安部指示，今后省级公安机关一年内发生两件刑讯逼供，或两件滥用枪枝警械致人死亡案件，或各发生一件致人死亡案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必须到公安部检讨和接受检查。]在2003年，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进行清理整顿，已将33761名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调离执法岗位，并清退、解聘了10940名素质较低、不适合公安工作的有关人员。 [43] 2005年，可能由于佘祥林案的触动，公安部在全国公安系统展开了群众信访接待活动，重点查处群众反映的公安民警刑讯逼供问题，据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地方上，很多地区的公安机关，为了强调文明执法，在全省或者全市范围内实行了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举措。例如，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出台了“三项措施”，为犯罪嫌疑人免费提供律师在场，对审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者全程录像；浙江省公安厅在浙江省公安机关留置、审查场所实行全程监控，全面实行留置措施网上报备制度；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项责任追究规定”，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政委或分管政工的领导一律就地免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处、分县局长、支队长一律就地免职；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实行领导包案、挂案制度，今后凡是发生重大刑讯逼供案件，都必须由纪委书记亲自组织力量进  刑讯逼供行调查；2005年下半年以来，各省公安厅还开始了定期接访的大行动，重点处理刑讯逼供申诉问题……这些努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舆论效果，让民众看到了执法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心。其中，有些规定倍受舆论好评。例如，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2003）规定：对直接参与民警和指使、授意民警刑讯逼供的领导均予以开除处分。同时，有关办案单位或发案单位的领导和主要负责人要一并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如果刑讯逼供隐瞒不报、弄虚作假或者在查处中包庇袒护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办法还根据不同情节，制定了纪律处分的具体规定。处理办法还明确规定，县（市、区）公安机关当年发生两起致人轻伤以上且情节恶劣的刑讯逼供案件，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因刑讯逼供而造成冤假错案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公安局主要领导应当引咎辞职或予以免职。[5]　
存在问题在社会学看来，一种现象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除了它的严重性、持续性以及深刻性之外，还在于它的“过多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也会触动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在解决方案上很难达成一致。
要真正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应当首先找到问题的根源。我国刑讯逼供的最主要根源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述，是公安机关不受限制的侦查权，是讯问制度的非合理性。当然，这与侦查的条件和当前的控制犯罪任务息息相关。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会对制度下的人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过于强调侦查成效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提高侦查人员的士气有所助益，但是长期来看却可能有很多负面影响。首先，在现有侦查条件下，对破案率寄予过高的期望，可能会促使侦查人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造成违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其次，过于强调侦查的结果而忽视程序，将在整个侦查机关内部造成程序虚无主义。再次，过于强调破案成效并以此作为奖惩依据，将使得各地侦查机关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我国公安机关认识到这一点了吗？应该说部分认识到了。公安机关在92《决定》中就明确承认：“干警侦查、审讯能力不高，办法少，加上案件多、任务重、心情急躁，为尽快弄清案情，往往求助于刑讯逼供。”因此，在不改变现状的  刑讯逼供前提下，92《决定》和95《通知》试图通过教育整顿治理刑讯逼供的举措，可能收效甚微。因为要讯问人员通过自律，来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有悖于“人性”。于是，整改措施中加入了很多“人性化”的手段，例如，对于一般的刑讯逼供，要“自我检查，自觉纠正”，“只要主动检查的，一律不予追究；对问题严重的，只要自己主动交代，也要从宽处理”。因此，这种运动式的教育实际上对刑讯逼供仍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追求的还是一种部门内的秩序。
在这种部门利益主导下，即使规定所谓的责任追究和领导负责制，也并不一定实现所欲的目的。例如，省级公安机关一年内发生两件刑讯逼供案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必须到公安部检讨和接受检查，这种措施表面上看似决心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但过于严苛的连带责任可能适得其反。象《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规定的制裁措施，在形式上虽然实现了刑讯逼供责任追究制度，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担心涉及刑讯逼供行为的连带责任，公安机关的领导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刑讯逼供的发生进行隐瞒或者包庇袒护，使得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的严重刑讯逼供案件“努力”降低到两件以下。而且，由于严重刑讯逼供案件的认定，参照了“造成冤假错案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这样的一个“结果正确”标准，使得刑讯逼供的正当性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打击。规定“参与刑讯逼供者开除”，在刑讯逼供的处理上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严肃处理违法违纪的讯问人员。然而，对于直接参与刑讯逼供致人重伤或轻伤的民警，规定仅仅给予“开除”处分，就显得处罚偏轻了，并且与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相矛盾。讯问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故意的伤害他人身体行为。刑讯逼供到了致人重伤或轻伤的程度，不仅违反了有关行政管理制度，而且明显触犯了刑法，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行政处罚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免除法律制裁，仅仅将其开除实际上还是放纵了刑讯逼供者。
信访接待可以说把部门内的遏制刑讯逼供活动向社会进行了敞开，似乎加入了群众监督的因素。但是，根据有关规定，上访人首先应按《信访条例》的规定到有管辖权的市、县（区）一级公安机关上访，信访人没有首先向市、县（区）一级公安机关上访，不能出示经过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出具的答复意见书的，省公安厅将转由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带回处理。实际上，很多的上访问题都是因为在当地司法部门得不到妥善处理，才会到上一级机关申诉，省公安厅再转由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带回处理”，这对于上访人来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笔者并不否认，上述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制度层面上说，上述措施并非刑讯逼供的对症良药，因为其改革思路依然是期待通过系统内部的自律来减少刑讯逼供，仍然无法绕开部门利益。无视利益取向和人性的弱点建立的约束机制，或许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5]
角色理论
角色理论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米德（G.H.Mead）引入到社会学中。美国人类学家林顿（R.Linton）是角色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此后帕森斯、默顿、达伦多夫、戈夫曼等社会学家也不断完善该理论。林顿把“角色”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在他看来，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 社会学中的角色与身份、地位等概念有联系又明显不同，它是由一定的文化价值体系所决定的、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行为的依据，是社会交往的基础，特定文化下的人们对于既定角色总是有某种期望，如果某人的行为有别于其所扮演的角色，社会就会视之为异类。因为社会场景切换，人们的角色经常处于变动当中。例如，在家里我是乖顺的儿子，但到学校我成了活跃的学生，现在又开始为人师表，如果我仍然保留着前一种角色，即使不被指责为不正常，也会被认为不成熟。因此，只要生活在社会中，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角色化”  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职业化、格式化的社会角色，警察的身份无疑具有一定的模式化。刑事警察担负着除暴安良的社会责任，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在人们眼里有着威武的形象和果断勇敢的作风。刑事警察在日常工作中，要制止突发的犯罪活动、拘留甚至是逮捕危险的犯罪分子、执行严厉的刑罚，这都需要一定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因为带有正义色彩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它们很容易地被自我肯定并保留下来，并潜移默化成为一种习惯或带有倾向性的行为方式。同样，在人们的期望中，讯问人员也绝不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文明之士，而是作风硬朗、掌控有力的斗士。面对那些“令人厌恶、充满敌意和挑衅”的犯罪嫌疑人，讯问人员应当有能力掌握审讯全局，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人们期望讯问人员总是能在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时候取胜，而不是无功而返。
来自于社会对于警察以及讯问人员的角色期望，使他们承受了比其他角色更多元化的刺激。他们既有社会普通人常遇到的压力（来自个人的生活或工作方面的挫折），又有由职业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刺激（如自己面临生死考验，面临战友受伤、牺牲、大量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警察角色所特有的危险性和紧张性使得他们总感到自己被一种敌对的力量所包围，而长时间的工作和轮班使得他们失去了正常社交以及娱乐，显得孤独而冷漠。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警察出现攻击性行为。例如，明明知道某人有犯罪嫌疑，但就是抓不到证据，由此积累的情绪往往会在某个时间或者在某个人身上宣泄出来，造成违法施暴。因此，使用暴力（暂且不问程度）获取口供的行为与其说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或行为的失范，毋宁说是在职业工作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反应方式、态度和习惯。刑讯逼供是讯问者“过度角色化”的一种表现。以杜培武案为样本，我们似乎可以初步发现刑讯逼供的产生与社会角色的一些关系。杜培武在案发前是一位警察，与刑讯逼供者秦伯联、宁兴华算是同行和同事，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私人恩怨。造成刑讯逼供的根源是某些讯问人员的道德品质问题？教育程度不够？抑或是内心某种无形力量的驱使？如果是道德因素，何以解释一些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到了侦查机关后同样会产生打人的冲动？ 如果是教育不够，那么为何每当我们满怀信心地在侦查队伍中注入新鲜血液，用不了多久，他们便会消磨自己的锐气，萎缩、同化、合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否与特定的社会角色对讯问人员的消极作用有关？我们是继续纠缠于讯问人员的素质、品格和观念，还是反思一下讯问人员的社会”角色”以及角色背后承载的社会期望？
防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刑讯逼供的产生和久禁不止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实践方面的原因。虽然说刑讯逼供的存在固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但这些因素不能成为刑讯逼供合理存在的藉口和理由。为了保障刑事追诉者和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不仅从法律上要严禁刑讯逼供，从其他相关制度上、体制上也要消灭刑讯逼供的生存土壤和环境。
如何才能减少、最终杜绝刑讯逼供，以往很多学者们提出过诸多的意见。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项对策，力求为我国从思想、制度、实践层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提供些许借鉴。
(一) 从观念层面矫正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首先要清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要使公安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刑讯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权的产物，是与封建纠问式诉讼有罪推定相伴生的一种副产品。刑讯逼供是违反现代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前，从法律上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无罪的，公安司法机关完全无权对其施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其次要想减少、杜绝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就必须清除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程序工具主义观念，把程序看成是有其自成体系的程序组成要素，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独立的程序权利义务和程序法律后果。即程序特别是现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自身还有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具有独立的作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优秀品质。也就是应该树立起程序和实体并重的法律价值体系，没有程序就不能谈实体的正义。
再次要消除长期左倾思想的残余。法律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保障人权。要让公安司法人员认识到，绝大多数犯罪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刑事诉讼法更是保障公民权利(当然应包括犯罪人)的规则。因此，一切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采取刑讯的方法逼取口供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进行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
首先基于保障人权、与国际刑事诉讼法发展潮流相符合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废除“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我国政府继1997年10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于1998年10月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中所确认的权利中涉及刑事诉讼内容的在整个公约中占很大比重，他们构成了有关刑事诉讼的基本的国际准则，其中有一项即为沉默权制度。《公民权利公约》第14条第32项规定：“如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当然由于我国侦查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确立沉默权将给犯罪调查带来难以承受到的冲击，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沉默权的理由，只要我们加大对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提高刑事侦查的技术含量，我们就可将沉默权可能给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也是我们迈向法制民主、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次确立无罪推定的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项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精神，但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因为我国官方一直未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因而在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理念在广大公安司法人员心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这就为现实中有罪推定的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因此我们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的原则，以次来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并在实践中确实贯彻这一原则。
再次，在法律上应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文已介绍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文件虽然已确立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但它还没有作为刑事诉讼法中一项原则得以采用。并且，它也是仅仅涉及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而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我国并没有排除它的证据效力，在实践中它也一直被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在美国，有一种“毒树之果”理论――对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一律予以排除。这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我国不应再为了追求案件的实体真实而回避这一问题，而应该从法律上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6]
理论
社会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们通过随机掷硬币的方式被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处于看守角色时，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很快就行为怪异，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 这个实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发现， 这种角色模拟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真实监狱可能发生的情形，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的互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惊奇地发现，普通的志愿者一旦进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为判若两人——看守的专横、敌意以及权力欲望，与囚犯的消极抵抗、屈从乃至丧失自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常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专横残酷呢？看守的这些行为与其本身的道德品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受试者都是随机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就是角色和规则的作用。社会角色（social role）是指一个人在给定情境或小组发挥作用时，人们期待他作出的一套由社会界定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规则（rule）则是以外显或者内隐的方式传达给行为人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是社会对角色行为的期望。在该实验中，九名受试者从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成了专横的看守或者消极的囚犯，这种角色的差异主要在于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认同不一样，看守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为，以权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认为是失去自由、服从管制、丧失自主性的一类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因此，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社会期望也不一样，人们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为，维持监狱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志愿者们显然自我认同了这些期望。
这种关于社会角色互动的模式，在我国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中，得到了相应的验证。极端的例子是，讯问者与被讯问者之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同事（甚至是朋友）转而成为敌对的双方（如佘祥林案）。个人的道德以及素质的重要性被角色身份的象征性所取代。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内，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是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扮演着迥异的社会角色。尽管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还不能称为犯罪分子或罪犯，但在很多普通人看来，犯罪嫌疑人只是等待判刑的犯罪人，是社会的“败类”和“敌人”。而讯问者被当然地认为是处于维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的权力阶层，他们的使命就是打击和惩罚破坏他们阶层利益的”异类”。因此很多讯问人员根本不把他们当作“可能的无辜者”，他们的厌恶和憎恨多于同情、憎恨多于关心、威慑多于认同。实证调查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发泄欲，很难把被讯问者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主体看待。他们认为被讯问者应当顺从，老老实实交代全部犯罪行为，真诚悔罪而不是辩解。如果犯罪嫌疑人有异于该角色期望的表现，就是故意抗拒，就是认罪态度不好。在这种角色认同下，讯问者对于被讯问者的惩罚，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和正义性。
为什么社会角色的转变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差？为什么讯问人员的身份可以使人变得如此专断和蛮横，被讯问者的身份却可以使人变得如此无助和脆弱？究竟是什么主宰着这种地位的落差？从讯问者与被讯问者的社会地位对比中，基本上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遭受刑讯逼供的被讯问者，基本上都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当然，也有例外），他们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整个司法制度甚至社会就会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并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国家必须借助强制的权力控制他们。什么是权力？在社会学上，权力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他人贯彻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之所以在警察的角色扮演中成为必要，是因为它是安排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讯问者高于被讯问者的身份和心理优势通过赋予的权力得到体现，并在角色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在讯问者潜意识下，权力大小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当一个卑微的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弱势马上可以转化为强势，旋即可以操控他人的命运于股掌之间。社会也给予了支持和期望。的确，讯问者维持秩序和掌握讯问结局的力量，需要强有力的权力支持。越是不受监控的权力，对于被讯问者的威慑越大。期望角色扮演者个人的自律来加以改变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将违背其已经定型的心理模式。唯有法律赋予被讯问者有条件的抵抗权利，并通过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及相应的奖罚机制方能消减这种落差。那么，我国的讯问制度是否赋予了讯问人员这种强大的不受监控的权力？被讯问者是否被剥夺了抵抗的权利？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是否没有建立？答案是肯定的。下文将通过分析讯问情境以及社会容忍，剖析这种权力运作的基本态势和潜在的危险。[5]
遏制措施
遏制刑讯逼供不能做表面文章，而应当触动传统的围绕讯问的权力配置状况，改变造成刑讯逼供的情境以控制角色扮演，重新组合刑讯逼供背后的力量博弈。这种情境的改变不能满足于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或者措施，而需要打破讯问者与被讯问者的天然不平等状态，使得讯问朝着更加有利于理性控制讯问权的方向发展。这种改革从宏观方面讲，将涉及到司法机关的政治体制、人事体制、机构设置等复杂的问题，需要有全局性的统一部署；但是从微观方面讲，刑事诉讼法就是规范刑事侦查权力的法律规范，只要从诉讼程序上进行制度性改革，解决问题就要相对简单得多。按照这种思路，让我们审视一下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程序改革，寻找可能的出路。笔者主要从事先预防措施和事后追究措施两个方面进行评析： 　
事先预防1、全程录音录像。该措施借鉴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力图保障讯问的透明化和公正性，避免在完全封闭环境下造成刑讯逼供，这实际上是从限制侦查权的角度作的制度设计。这项措施已经在浙江省公安机关、江苏省检察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等单位实行，并在2005年底陆续扩展到全国。 该措施的优点在于，强化了讯问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注意讯问方式的意识，提高了讯问过程的透明度。现在一些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卷中开始附随讯问录像，供庭审播放，以证明口供来源的合法性。这样一来，一旦发生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行为，录像不但是查处的重要证据，也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随意翻供、办案人员被诬告的有力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司法权的介入或者监督，侦查机关自行实施的录音录像并不能完全遏制刑讯。讯问人员有可能在讯问录像开始前后阶段予以刑讯。在杜培武案中，控方提交给法庭的“审讯录像”都做得天衣无缝，没有发现刑讯逼供。因此，国外实行的录音、录像的监控制度，嫌疑人的关押与提讯分属两种不同部门，嫌疑人一旦从关押场所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在时间上不得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交被告人一份留存。这样才能真正使刑讯逼供有据可查。而且，还规定了侦查机关违反程序的一系列救济措施。我国现在实行的一些录音录像，实际上只是“表面文章”，很难说对于刑讯逼供的监督起什么切实作用。事实上，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讯问地点，对留置人员进行刑讯逼供并不一定要在留置或审查场所进行，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考虑到重大案件侦查过程的持续性，事无巨细地录像也不是很现实，而有选择地录像则更难实现监督作用。在没有司法权力介入的前提下，目前在我国试行的留置、审查场所安装全程录像监控系统来防止刑讯逼供，所起作用有限。而且，全程录像增加了侦查成本，对硬件设施有比较高的要求，经费不足的基层公安部门实施有困难。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经费投入都是各自为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不具有可比性，所以目前该措施推广也存在一定困难（除非由中央财政统一支持）。[5] 
2、控制讯问时间。这是从控制讯问权的角度出发作的制度设置。正如前述，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人民警察法》规定的盘问留置的时间完全可以把刑诉法的时间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合理规避”。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并规定切实可行的讯问时间。关于讯问时间，各国都要求逮捕或拘禁后迅速进行，而且还规定警察不能持续进行长时间讯问。例如，俄罗斯刑诉法规定，一次讯问时间不得连续超过4小时；至少间隔1小时休息或用餐后才允许继续讯问，而且一天内讯问总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讯问过程中，嫌疑人在任何24小时内必须允许享有连续8小时不受讯问、转移或来自警察人员打扰的休息时间。另外，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规定，除非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讯问不得在夜间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十二个小时之限，已经是新刑诉法的一大进步，问题在于没有与盘问留置的时间进行区分。留置盘问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拘传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只能适用于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传唤不到案，或如不拘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逃跑或走漏消息的情形。因此，应当在法律中明确区分留置盘问与刑事拘传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时间。而从保障基本的人权角度出发，禁止夜间讯问，更是应当列入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中。[5] 
3、改进讯问地点。这是从改变讯问情境出发作的一种制度设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实践中，大多数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还是被传唤到公安机关所在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很少在其住所或其他地点进行。大多数的刑讯逼供案件，发生于派出所的刑警大队、办公室以及留置室。这些地点完全由公安机关掌控，具有高度封闭性。对于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我国《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规定继续盘问在公安派出所讯问室进行，但讯问是完全由公安机关控制的封闭场所，甚至连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都有侦查人员在场。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目前我国大部分看守所提审室设施基本符合有关规定，提审者与被提审者中间设置了隔离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安人员应该很难进行刑讯。但是，我国的讯问和羁押虽然分别由刑侦大队和看守所负责，但实际上是一个机关，都是公安机关。而且关押和侦查之间，各自的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是很明确。所以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提出来讯问并非易事，甚至在看守所进行刑讯逼供也时有发生。羁押与讯问分离、保证看守所的中立性，可能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5]
4、规定律师在场权。这可能是对讯问者与被讯问者“权力－权利”配置模式最大的冲击。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不但限制律师在侦查初期介入，而且对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权利作出种种限制，使得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不能很好实现。目前，海淀公安分局以及河南、甘肃三地公安机关合作已经正式启动“三项侦查讯问试验项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试验的实施者认为，该措施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一是律师在场对规范民警依法办案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二是律师在场对提高民警讯问水平和办案能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是律师在场可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恐慌心理，杜绝发生刑讯逼供，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四是律师在场同样起到对民警文明执法的保护作用，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为逃避打击而诬陷民警和翻供。笔者对此类实验抱着有限的乐观。律师在场权是很多国家保证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必要手段，但这种做法是以非常完善的律师制度作为必要条件的。我国刑事案件中70%的案件没有辩护律师，这是一个事实。况且，在我国律师权利保障不力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证参与的律师不会因为“生存”而屈服于违法的公安人员？在未对讯问时间更加规范之前，我们如何防止律师不会因为讯问人员的传唤而疲于奔命？此外，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受制于律师资源等原因，实行律师见证讯问过程在很多地区都存在现实的障碍。何况，由于刑事辩护的风险，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逐年下降，法律援助尚且捉襟见肘，值班律师更如缘木求鱼。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行配套的律师强制辩护制度，尚待观察。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介入时间是“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这项试验显然突破了刑诉法的规定，这就牵涉到了刑诉法的修改问题。一旦提到立法高度，我们似乎应该更多考虑律师在场应承担的权利义务以及其他可操作性的规定，考虑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是否会与侦查机关产生冲突等一些具体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而设置的律师权利（如会见权、阅卷权）需要进一步强化。相较于前几项措施，设置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成本相对较小，却可能带来遏制刑讯逼供方面最重大的效果和收益。[5] 
因此，承认一些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或“准则”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意义，但是这些普适性的制度需要一些具体的规则设计。上述措施都从某一个方面对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只有互相配合，才可能发挥最大的功效。有人可能疑惑，为何上述讨论不包括被一些学者普遍推崇的沉默权？笔者一直怀疑，学界对于“沉默权”的呼吁以及某些地方对于“零口供”的迷信，到底是一种遏制刑讯逼供“釜底抽薪”之策，还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远景或为博得某种赞誉的作秀之举？在笔者看来，没有对侦查权力限制的相关背景，不注重讯问程序的公正性保障，沉默权只是一种奢侈的制度。很难想象，没有律师在场权，我们如何期望一项孤零零的沉默权来救世？如果非要提沉默权，倒不如先从改变“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入手。因为对认罪口供的迷信和依赖，是刑讯以及变相刑讯成为获取口供的最大动因。 [5]　
事后追究1、实行“严格体检”。该措施也是从监督讯问权的角度出发设置的，它的做法是，在看守所接收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提出控诉时及时体检，从犯罪嫌疑人伤情入手倒查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这是一种较好的外部监督思路，很多刑讯逼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揭露。但该措施致命的缺点在于，它仅仅对于那些简单的暴力逼供，一旦刑讯翻出新花样，就明显无能为力了。例如包着棉被殴打（孙志刚案就是一例）、低压电击、不让睡觉、挠脚心、往肛门里打气等等，很多恶劣的折磨方式给犯罪嫌疑人造成巨大痛苦却很难在医学上被查出。即使是粗暴的殴打，可能也是发生在最初的侦查阶段，等到检察机关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审判时伤痕可能已经痊愈，不一定能作出明确的认定（例如戴手铐脚镣也能造成伤痕）。此外，体检时证据的保全方式以及事后的调取方式如果完全由控方所掌握的看守所或者检察机关决定，那么在证据的调查也会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在杜培武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向法庭陈述了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情况，并将手、腿和脚上的伤痕向法庭作了展示。被告人还向法庭告知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已经驻看守所检察官验证（体检）并拍摄了照片，法庭于是责成公诉方就此调查取证。但是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公诉人却称有关照片“没有找到”。 所以，不给予犯罪嫌疑人保全证据的参与权，再严格的体检也会走样。在笔者看来，与其实施什么严格体检措施，不如从权力配置上下手，将羁押和讯问机关分立，即实施羁押部门与进行讯问部门相对独立，羁押部门从侦查部门分离出来保持中立，归属司法行政部门，割断羁押人员与侦查人员的利益纽带，使羁押人员有能力防止侦查人员在羁押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侵害。同时，为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刑讯逼供案件应当视情况分属于各辖区重大犯罪案件，由涉案单位的上级人民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不应由现在的基层检察机关或者纪委、政法委负责侦查。[5]
2、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这是从程序规则上改变讯问者与被讯问者地位的制度。虽然最高司法机关以及一些地区的法规规定了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不予采信，但是刑讯逼供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目前通常的做法是让侦查人员出具有关书面证言，这种与虎谋皮的方法其实是给侦查机关进行防御准备提供方便。在杜培武案件中，杜培武虽然拥有曾经遭受刑讯逼供的诸多证据，但是依然被检察机关一一化解，预先承担的举证责任使其一直处于进攻无力、防守疲软的地位。由于信息的垄断性和不对称性，让被讯问人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显然难度太大。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方式让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无力收集证据的犯罪嫌疑人承担了过多的举证责任，对于刑讯逼供的证明往往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有人建议，如果改变一下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将举证责任转移到控方，或许情况会大大改观。 按照很多国家的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指出警察有刑讯逼供行为，那么供述的自愿性成为待证事实，控方（即警方）应负有举证责任，重新证明证据的可采性。控方如果不能通过必要的证明方法来证明口供的自愿性，所取得的证据将被排除，直接责任人也会受到处分。目前，四川省正在试点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但仅仅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明确最初的证据保全由谁承担，证明到什么程度，同样会使侦查机关以表面上无瑕疵的证据过关。因此，该项规则必须结合证明过程必要的律师在场、身体检验、全程录像以及侦查人员出庭等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一切，只有落实到刑诉法修改当中，才有意义。[5]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最为严厉的程序性制裁措施，莫过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规定了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供述应当排除，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存在绝对排除和相对排除之别，但都是以违法程度之轻重为标准，而不是以证据种类为依据。也就是说，只要是严重违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而获得的证据，物证也应当排除。如果法律为此网开一面的话，机会主义者难免会以口供为线索获得相关物证。佘祥林案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只要非法证据有利用价值，刑讯逼供的动力之源就没有被切断。在确立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下，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有人可能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排除有证明力的证据，妨碍事实真相的发现，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侦查条件下，可能会对打击犯罪造成较大的障碍。其实，二十世纪以降，随着物证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主要依靠人证定案的时代正逐渐被科技证据时代所取代。我国也在这个变化趋势中不断进步，从口供中心主义到物证中心主义是侦查工作必须转变的方向。笔者认为，在当下的认识能力和科技条件下，人们获得证据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依靠口供才能破案的时代在今后应该离我们渐行渐远。在诉讼民主、文明的国际大环境影响下，保障人权的呼声日隆，刑讯逼供存在的合理化基础遭到沉重打击。如果仍默许或者纵容通过刑讯逼供获得口供，来维持一定的破案率，不仅容易造成侦查人员的依赖心理，也容易引发更多的错案，造成更加难以挽回的损失。以这种短视的行为作为权宜之计，无异于“饮鸩止渴”。[5] 
4、完善程序性裁判。为了解决诉讼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争议，并且实现对刑讯逼供的惩罚，必须强调程序性裁判的概念。当前程序进行中对刑讯逼供的处理一直没有明确规则，不仅影响了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也严重伤害了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以及实体性合法权益，阻却了刑事诉讼走向法治化的进程。因此，国内有学者提出了完善程序性裁判的建议。 按照这种设想，在案件进入一审之前，辩方应当就排除某一非法证据问题提出申请，审前法官就此举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如对某项证据的证据能力仍有争议，特别是被告人启动关于刑讯逼供的程序性申请，实体性裁判活动即告暂时中止，裁判者应举行专门的司法听证会，就此作出裁定。法官也可以主动要求控方提供证据证明证据的法律效力，被告人供述笔录可采性之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对于裁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上级法院重新审查。通过这种司法裁定，实际上法院确立了对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机制，也树立了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威。然而，这种制度设计的现实困难也是存在的。一方面的障碍来自于我们尚没有审前法官来对证据开示程序进行独立的裁判，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审判法官的独立性不能得到保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仍然会通过体制内的权力影响法院进行这种程序性裁判。而要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公安机关的权力地位，并不是刑事诉讼法可以解决的。但笔者并不因此而持悲观的看法，因为如果按照前文所述加强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构成有力的制约和监督，达到一种力量的均衡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5]
类似的建议我们还可以开列更多，更为丰富的国外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都可以作为我们改革的参考。但是，面对中国的刑讯逼供，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当下司法制度的客观环境，考虑到一些制约改革的现实因素。如果不顾及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急功近利地采取“休克疗法”，遏制刑讯逼供的壮举只能昙花一现；如果拘泥于个别措施的变革而忽视被刑讯逼供牵动的整个司法制度以及背后的权力结构，同样会使得这种努力泥牛入海。上述制度性改革虽然单枪匹马不足以成事，但是如果联合起来，互相配合，互相弥补，则制度的变迁仍然可以逐步实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