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锡龙
著名画家张锡龙
画家张锡龙从艺简介张锡龙，当代著名画家。1952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师承著名书画家孙其峰，爱新觉罗·溥佐等教授。  1982年进中央工艺美院，曾在张仃，白雪石等老一辈大师身边深造。 
1989年10月，应罗马尼亚共和国文化部的邀请，在其首都布加勒斯特达列斯国家级展厅举办个人画展，荣获了罗马尼亚文化委员会颁发给外国艺术家的罗马尼亚共和国最高荣誉证书，并被授予中国艺术家的称号。 
1990年5月，在希腊首都雅典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并在希腊几个大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 
200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出访欧洲六国时，将张锡龙先生精心绘制的《山城清幽》作为国礼由朱镕基总理亲手赠送给保加利亚议长索科洛夫;另一幅作品《国色天香》由欧盟总部收藏。 
2002年9月，张锡龙先生在东欧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基希讷乌举办个人画展，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沃罗宁、总理塔尔列夫先生亲临展会。在该展的开幕式上，中国驻摩大使徐中楷先生亲手将张锡龙先生的力作《漓江春色》和《天香图》两幅作品作为国礼分别赠送给总统沃罗宁和总理塔尔列夫，受到总统和总理的嘉奖。 
2006年12月，张锡龙的50幅花鸟、山水作品在法国巴黎诺曼底艺术展览中心展出，展出作品深受法国等欧洲艺术家、收藏家以及艺术爱好者的关注与喜爱。 
2007年5月，在日本名古屋胜川美术馆举办了“张锡龙个人画展”，此次画展引起了日本收藏家、书画爱好者的极大兴趣，中日新闻报对该展进行跟踪报道，并在其重要版面刊登了展览的盛况。 
2007年10月，应天津市高层领导的邀请，张锡龙先生为天津迎宾馆贵宾厅创作了巨幅牡丹图《群芳之首》、《宜富当贵》、藤萝图《紫色飘香》等，该贵宾厅为天津市最高层领导会见中外贵宾的地方。 
2009年10月，张锡龙先生的作品《荷塘情趣》由中毛投资合作发展局赠送给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先生。 
2010年9月，张锡龙先生的作品《金秋》等九幅作品由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收藏。画家张锡龙人物评价自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国画艺术家们纷纷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风采，让世界了解中国，张锡龙算是较早的开创者。早在八十年代末张锡龙就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达列斯国家级展厅举办了张锡龙个人画展，罗文委颁发了授予外国艺术家的最高荣誉证书。其作品令欧洲收藏家及书画爱好者倾倒。随后，在希腊首都雅典、东欧摩尔多瓦、日本名古屋、法国巴黎诺曼底等举办其个人画展。2000年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访问欧洲六国时亲手将张锡龙创作的国画作品《山城清幽》作为国礼赠送给保加利亚议长索科洛夫;2002年中国驻摩尔多瓦大使徐中楷先生在张锡龙画展的开幕式上将张锡龙创作的富贵牡丹和山水作品分别赠送给总统沃洛宁和总理塔尔列夫。2007年9-10月间为天津迎宾馆贵宾厅和春华厅创作了牡丹图——群芳之首、宜富当贵和紫藤图——紫色飘香。  自古以来，画家能否承前启后、功成名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传统功底是否深厚。张锡龙就是一位传统功底非常扎实深厚的画家，多年来在绘画创作上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使得他练就了一身娴熟的绘画技巧，他的作品暗藏着非常深厚而稳固的传统绘画基础，在创作上他既能够吃透古人，深入传统，又能博取众家之长。张锡龙的作品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立意新颖，营造着“天人合一”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和谐的美感，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品味。有人说：张锡龙创作的牡丹作品确确实实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无论是从其构图还是色彩的运用都追求“意韵”，欣赏者通过对他作品的联想会产生很大的共鸣，思想感情受到感染，还会激发起人们的斗志，带给人们一种生机昂然之感。可真正了解张锡龙的人却对他的花鸟作品叠叠叫绝。他的花鸟画生动而有神韵，勾点不苟，极尽其态。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明快温馨的格调。他作画注重写生，笔墨洒逸，赋色妍艳，清新爽人，独具风格。用笔灵动而准确，能生动地刻画大自然的生命，使人感到大自然的情趣和生命的勃发。用艺术资深的、著名的花鸟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孙其峰前辈的话说：“锡龙画花鸟画苍劲可喜，其勉乎哉”。 
张锡龙在他酷爱的艺术领域发展全面。除牡丹花鸟受人们关注外，山水画更受人们青睐。2007年5月在日本名古屋胜川美术馆举办的张锡龙个人画展引起了日本多家新闻媒体如报社、电台、电视台以及收藏家、书画爱好者和商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对张锡龙的山水画更加感兴趣。展览期间，日本美术界的泰斗，美术馆馆长田中先生曾边欣赏张锡龙的山水画边说：“张锡龙先生创作的山水作品洋溢着一种灵性和活力。他巧妙地运用了石线，青花及浓而不浊的墨色烘托出青山绿水的明洁意境。他的作品青新俊逸，扑秀多姿，题材广泛，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他的山水画以境取胜，注入了感人的空间意象，将感情自然融化于山水画之中，创造出一种迷人的独特画境”。画如其人，张锡龙为人朴实憨厚，不张扬，总保持一种寻常、中正、平和的心境”。 
就是因为具备了良好的心态，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够挥洒实际生活、淳朴无华、清雅质朴、简淡高逸，有着平淡恬静的生活情趣和无限生机。观赏张锡龙的画会从他的笔墨中体会到高旷的心怀和清新、淳朴、典雅的艺术享受，他的作品达到了艺术魅力与作者人格升华的良好结合。画家张锡龙作品评价张锡龙画作的人文精神秋仙 
我与锡龙兄相识已二十年有余。受家庭的熏陶，1952年出生的张锡龙自幼就喜欢写写画画，还不满五岁就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步入天津美术学院是顺理成章的事。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到中央工艺美院进修深造，专攻花鸟、山水，尤擅牡丹。至今四十余年习画不辍，欣逢盛世。  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牡丹，因为它象征着繁荣、富贵、美丽和热情。锡龙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集中精力创作以牡丹为题材的作品，其画作独特，别具一格，使人看后流连忘返，浮想联翩。其花：用笔自如洒脱，花朵肥硕，艳中带水，馨香四溢，既讲究理性画面的构成，又充溢着热烈饱满的情绪；既有对中国笔墨传统的继承，又有对新时代精神的体现。其叶：叶中带风，迎风飘动，随风漫舞。施用浓重的赭墨色，辅以清淡的牙黄色和含灰色，叶筋挺健而活脱，使整个叶面构成墨色基调，加之含蓄而微妙的色彩变化，色调笔法和谐统一，显得格外清新高雅，明丽冷峻。其枝：枝干的穿插疏密有致，勾线劲健，有浑朴天真、风韵潇洒的意境，既讲究中国画的理性构成，又不逆自然规律，画面保持十分稳定的视觉效果，再配以蝴蝶或蜜蜂的灵动，以静衬动，以动补静，追求生动和活力。在色彩使用上，以灰色基调上，运用淡牙黄色和淡紫色为跳跃色，使画面显得既美丽又丰富。与此同时，他在各类题材的花鸟创作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山水画作在吸收了西画的技法成分后，也显得标新立异，在细腻鲜活中又不失空灵。  上世纪80年代末，锡龙兄的画作就开始在国外引起轰动。先是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达列斯国家级展厅举办个人画展，并接受了罗文委颁发的授予外国艺术家的最高荣誉证书，其作品《春夜》和《秋实》令欧洲收藏家及书画爱好者倾倒。随后，又在希腊首都雅典、东欧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日本名古屋、法国巴黎诺曼底等举办个人画展，引起强烈反响。2000年，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访问欧洲六国时，亲手将张锡龙创作的国画作品《山城清幽》作为国礼赠送给保加利亚议长索科洛夫；牡丹图由欧盟总部收藏；2002年，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纳乌举办画展时，中国驻摩尔多瓦大使徐中楷先生以大使的名义将其《富贵牡丹》和《漓江春色》作品作为国礼分别赠送给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和总理塔尔列夫，受到总统和总理的嘉奖。这些都为锡龙的国画作品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近几年，锡龙兄先后为国务院创作了多幅巨幅牡丹和山水作品；为天津迎宾馆贵宾创作了牡丹图——《群芳之首》、《宜富当贵》和紫藤图——《紫色飘香》；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作了《金秋》等多幅不同题材的作品，再一次展示了锡龙兄的国画创作实力。  自古以来，画家能否承前启后、取得成就，往往得力于传统功底的深厚。锡龙兄也不例外。多年来，他在绘画创作上艰苦的探索，练就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在创作上，他既能够吃透古人精神，深入传统意蕴，又能博取众家之长。他的作品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并立意新颖，总在营造着“天人合一”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和谐的美感，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品味。有人说：“张锡龙创作的牡丹作品，无论是从构图上还是从色彩的运用上都在刻意表现一种生机盎然之气象，且总能引起观者的共鸣”。在我眼里，锡龙兄的花鸟画更加生动而有神韵，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明快而温馨的格调。锡龙作画注重写生，他的画笔墨洒逸，赋色妍艳，清新爽人，独具风格，用笔灵动而准确，能生动地刻画出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命形态，并赋予它们情趣和诗意。用他的老师孙其峰先生的话说：“锡龙画花鸟画苍劲可喜，其勉乎哉。” 
张锡龙的绘画题材广泛，除了牡丹和花鸟受人们关注之外，他的山水画同样受到人们的青睐。2007年5-6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张锡龙作品展》引起了日本多家报社、电台、电视台以及收藏家、书画爱好者和商家的广泛关注，人们对张锡龙的山水画同样兴趣十足。展览期间，日本美术界的泰斗田中先生边欣赏其山水作品边说：“张锡龙先生创作的山水画洋溢着一种灵气和活力，他巧妙地运用了传统的皴法，花青以及浓而不浊的墨色烘托出青山绿水的明洁意境。他的作品清新俊逸，朴秀多姿，题材广泛，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他的山水画以境取胜，注入了感人的空间意象，将感情自然融化于山水画之中，创造出一种迷人的独特画境。” 画如其人，锡龙兄为人朴实憨厚，不张扬，总保持一种寻常、中正、平和的心境。 
欣赏锡龙的国画作品，你会从中感受到画家高雅的艺术情怀和深邃的艺术思想。正因为有了这些，锡龙兄的作品才有了今天这种艺术魅力和艺术效果，被人们所青睐，所推崇。这是画家在秋天经历劳作之后获得的金灿灿的收成！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锡龙画作的人文精神，那便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画家张锡龙媒体关注张锡龙：花开无语香自远在现实生活里，画家张锡龙绝对属于不善言谈的那种，甚至对待自己的画也很自谦，从不张扬。这在当今大多忙于“以名取利”的书画圈子里，他就显得格外另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画家，性格的内敛丝毫没有影响他声名远播。同行曾经送他两句诗——花开默默幽境远，传香天外谁可知。评论界甚至把他的成功说成“张锡龙现象”。无论是褒奖还是惋惜，我们都能从中品味出“大浪淘沙”的道理：在喧嚣的浮躁泡沫之下，淡定的实力是无法埋没的。
  “选秀”编织“宫廷情结” 
2006年，天津市最大的外事接待场所“天津迎宾馆”重新装修后，要对原先陈列的书画作品进行更新。由于作品的质量代表天津书画顶尖水准，甚至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天津形象，新任市领导嘱咐工作人员，对列为初选的画家要先送“小样”，通过层层筛选最终再由领导敲定。张锡龙的作品过关斩将，最终有三幅入选，且有两幅（藤萝图和牡丹）被陈列在豪华的四号房一层最大的贵宾厅，另外一幅（牡丹）陈列在二层春华厅。天津市政协的一位主要领导看过作品后感慨：“张锡龙画的牡丹不是作品，是活的植物……”。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对钓鱼台国宾馆的书画作品进行更换，又慕名到天津找张锡龙，选中了他的一幅《金秋》。灰色调的山崖背景上是金黄色的碎花，取意“辉煌”；而前景四只展翅的白鹭，被演绎为“四路通天”。同年，重庆市委书记薄希来陪同国家领导人到津，天津市领导特意将张锡龙精心创作的两幅《漓江秋色》作为礼物相赠。两幅作品，色调一红一兰，但同样在雅致中透出磅礴。此后，他又为国务院创作了多幅作品。《天香园》《暗香浮动》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赠送给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其它由国务院调研组赠送给山东、山西、江苏、广东深圳等省市。各省市要员来津，大都要问到张锡龙的画。于是，就常有朋友调侃张锡龙是“宫廷画家”。对此，无论是褒是贬他都只是报之一笑。 
丹青传递中国形象 
其实，早在1989年，37岁的张锡龙就应罗马尼亚文化部的邀请，并受中国文化部的指派，赴布加勒斯特举办画展。作为“中国文化日”活动的一部分，张锡龙展出的三十余幅作品传递的异国情调引起参观者极大兴趣。罗马尼亚国家机关报《火花报》两次予以专题报道。至今，他的一幅山水还悬挂在布加勒斯特的长城饭店中央大厅，成为中罗友好的象征。同年，张锡龙的作品又被国家文化部选送大希腊，在该国各大城市巡回举办《张锡龙中国画展》。 
2000年夏天，前任国家总理朱容基出访欧洲六国，将一个一米长的紫红色锦丝礼盒亲手赠与保加利亚议长索科洛夫，那是张锡龙精心创作的一幅山水《山城清幽》。 
2002年9月，张锡龙在东欧摩尔多瓦举办个人画展。2006年12月，张锡龙的50幅作品在法国诺曼底艺术展览中心亮相，引起轰动。2007年5月，“张锡龙个人画展”在日本名古屋胜川美术馆举办，同样受到关注，《中日新闻》报进行了跟踪报道。  张锡龙的画能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据说，张锡龙从天津美院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丝绸印染厂从事图案设计。一次，美国客户来厂订购产品，特别要求设计室的十几名设计人员拿出各自设计方案，从中选优。张锡龙的两幅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作品被选中，其中就有一幅柔和了西画手法的《牡丹》。头一炮打响，不仅成为了他专注艺术的动力，同时也使他得到暗示：艺术的生命不仅源自生活，更需要不同民族不同品类的融合杂交。在之后的创作中，他有意识地在突出表现民族气质，展示水墨画写意风韵的同时，借鉴西画的手法，将水彩、水粉甚至油画的用光技巧与水墨结合，强调“以墨求气，以线求骨，以色求韵，以光求动使画面立体感更强，更加饱满生动。 
可以说张锡龙的绘画不仅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搭建了桥梁，而且，他的作品以艺术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民族的恢弘大气和兼容并蓄的胸怀以及与世界所有民族分享和谐、美好的愿望。
勤奋打造“新牡丹张”传奇 
张锡龙1952年生于天津，1975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天津美术学院工艺系染织专业，在著名国画艺术家孙其峰、溥佐的指导和精心调教下，他很快掌握了中国画的基本技法，对中国传统画及其创作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为他日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2年，他又作为天津市选送的一唯一一名颇有艺术潜质的青年画家，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在张仃院长和白雪石教授等著名前辈国画家的调教下，他的国画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但他从未止步。正如孙其峰老人在为张锡龙画册作序时讲到的——他为人忠厚，做事牢靠稳重，习画三十余载，逆水行船，从不收帆。其治学精神为当今中青年画家之佼佼者。 
有人说，张锡龙的画艺来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来源于对生活的思考，对艺术的领悟以及对大自然独特的艺术感受。而他自己总结，最大的秘诀是勤奋。为画好牡丹，他每年都要去“牡丹之乡”山东菏泽去写生。忆起第一次去菏泽写生，张锡龙感慨万千。1976年，还是美院学生的他在孙其峰先生的带领下首次到“牡丹之乡”。“住在一所小学里，地上铺稻草当床，铺盖是自已从家背来的。那时候孙先生已近60岁，可还和我们一起起早儿去写生，一画就是一天。孙先生教我们的不仅仅是勤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懂得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这一点令我终生受益。”  近30年他“逢时必到”，使当地也许多村民都成了张锡龙的朋友，张锡龙也成了当地的“名人”。那里的500余种牡丹都被他反复观察，细心端摩过。在他笔下，牡丹花瓣的层次感，在风中的动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人们称呼他“新牡丹张”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牡丹只是个代表。为画好山水花鸟，他跑遍了众多的名山大川和江南水乡，积累了大量的写生和摄影资料……但多年来他也因此推掉了许多商业性“笔会”，谢绝了众多画院、学校和企业种种名目的任职邀请。 
2006年7月，他的作品《春意》与我国当代众多美术大师一起，入选了标志中国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最高水准的《中国现代美术大系》，意味着他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行家们说，对于张锡龙而言，所有的一切，都不如“新牡丹张传奇”本身更耐人寻味。我们期待着张锡龙在艺术的道路上续写新的传奇；同时也祝福他的牡丹花在更大的空间“随处开无语，迎风送芳香”！ 
(作者/许步广: 天津求贤杂志社)画家张锡龙作晶欣赏            
红军高级将领
张锡龙（1906－1933），又名张希铭，庆符县（今高县）瓜芦乡人。红军高级指挥员。宜宾叙联中学、重庆中法大学、武汉黄埔军校留下了他的革命斗争史迹，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被我党送到苏联学习。曾任红十三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等职。他的丰功伟绩将永留青史。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锡龙从小参加劳动。九岁开始读书，后入庆符县中城镇高等小学堂就读。1925年春考入宜宾叙联中，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返家务农。
1926年春，张锡龙考入重庆中法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川招生，张锡龙报考被录取。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军校解体。张锡龙赓即离武汉去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排长。后随军打到汕头，起义队伍受挫。
中央军委派张锡龙去苏联深造，先入苏联高级步兵射击学校，继又转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夏，爆发中东铁路战争，苏联红军战胜中国东北军，生俘8000多人。张锡龙、陈林等被派去教化这批俘虏，经过教育，将俘虏全部遣返回国。
同年9月，张锡龙回国，被分配到南方局军委工作。同年底调中央苏区。次年在苏区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兵团作训育主任。1932年3月，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参谋长。同年底调任红七军军长。次年6月，中央军委对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整编，军团直辖师，张锡龙改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彭雪枫、黄克诚先后任师政治委员。
1933年7月，中央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以红三军团指挥部和红四师、红五师、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在红三军团军团长（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的率领下，向福建方向进军。第一仗是消灭宁化县泉上、土堡之敌。张锡龙带领红四师奉命在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7月9日，敌旅长张兴隆率第三0九团增援泉上，进入红四师的伏击圈，张锡龙率领红军全歼了这个团。又乘胜进击，全歼泉上敌军。延祥和泉上两战毙敌四百余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及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
7月28日，红四师、红十九师分别包围朋口、营溪，守敌四六七团丁荣光部和所属黄康营部全部被歼。敌军区寿年师尚存的四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刚撤至连城县的姑田镇时，张锡龙率领红四师与兄弟部队火速追上，区师大乱。红军续追到小陶，再歼区师一个团。这一仗，张率红四师与兄弟部队共消灭敌区寿年部七十八师一个旅三个团，生俘官兵二千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二人，缴获各种枪支二千余支，军粮一千五百石。收复连城、新泉苏区，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数百里的新苏区。
8月16日，东方军奉命北上。9月3日，张锡龙率红四师第十团从闽江上游渡江，红五师第十三团一部就地渡江，迅速强占对岸山头，以猛烈的火力夹攻敌人，消灭一个营。敌余部窜逃，张率红四师尾追到福州北四十里之水口，又击溃其两个营，共缴获重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汽车二辆，汽艇八艘，子弹四轮船，食盐七万斤。
10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5日，东方军从福建撤出，回师黎川。6日于黎川县城东北二十公里的洵口与敌吴奇伟师遭遇。7日彭德怀发出《东方军攻击洵口之命令》，红四师、红二十师为右翼纵队，由红四师师长张锡龙、政治委员彭雪枫指挥，由北向南进攻，并阻击硝石、资福增援之敌。经过激战，洵口之敌一部被击毙，一部被俘，残存之敌急向黎川逃窜，又被红军左翼部队堵死，至下午一时，红军全歼了敌十八旅的三十一、三十四两个团，活捉敌旅长葛钟山。
红四师在张锡龙率领下接着又参加硝石战斗、资溪桥战斗、浒湾战斗。
12月中旬，国民党集中六个师于黎川县城，其中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三万余人在黎川县南约十五里的团村与红军四个师约一万二千余人激战。红军将士将敌击溃，毙敌千余，生俘三百多，敌败龟缩黎川县城。在团村战斗中，张锡龙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二十七岁。香炉山雨露育英才香炉山因状似香炉而得名。此山高耸，山顶常隐于彩云烟雾间，山中岩石峻峭，古庙遗迹尚存。往昔，这里是川南佛教圣地，来此山朝佛者络绎不绝 ，现在，这里满山苍松翠柏，珍禽异兽栖息奔跑其间。若攀上峰顶，风光神怡：南有园秀如贯珠，被誉为七宝连珠的七宝寺在雾中翻滚，西南有朱砂似的红岩山和白玉似的白岩山在天际奔腾，西山脚镶嵌了庆符八景之一的白马池，东北角还时隐时现着被群山环抱的蜀南明珠七仙湖，香炉山以她独特的自然风姿吸引着众多游客。若到香炉山，只要出高县城，沿古时巴蜀通滇要道，过被清人林肇元叹其“层山塞其前，湍流绕其右；西蜀天下险，此险复何有”的叙南石门关，便可闻到飘自香炉山沁人心脾的清香了。
山毓水秀冶情操，河山壮丽育英才。红军高级将领张锡龙将军就出生在这风景如画的香炉山下。
张锡龙又名张希铭，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生，兄妹四人。父张朝用，母胡通祥，务农为业，靠种三石薄地难以生存，又附加编织竹器。张锡龙自小职颖，被亲友视为张家出人头地的希望。那时山里人常说：过于聪明的娃娃长不大。父亲爱子心切，不惜花钱米把锡龙送到香炉山庙子拜寄给玉皇菩萨，庙里和尚给锡龙取名皇树全，于是家乡父老又叫他皇二娃。
因家境贫苦，锡龙九岁才上学。他先后到张正国、张四安、许工虎等老师处读私学，后转到庆符镇高等小学。张锡龙深知父母送他读书的艰难，因此，读书特别用功，成绩很好，家乡父老都以锡龙作为教育孩子的楷模。庆符高小毕业后，因家里无钱送他继续上学，张锡龙只好回家务农。张锡龙为失学痛苦不已，成天闷闷不乐，父亲不知他何故如此，有天在大门口问他：“皇二娃，啥事惹得你整天愁眉苦脸？”
张锡龙叹气说：“唉，为了惜钱不读书嘛。”老人家不懂啥叫“惜钱不读书”去问当地有点文墨的张炳成，张炳成左右推敲，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大约讲因为家里无钱，他不能读书，感到钱太珍惜了吧。
老人听了张炳成的解释，心疼不已，接连不断地说：“就是卖地方我也要送皇二娃去读书，就是卖地方……”为了送儿子读书，张朝用果然将维持全家生计的三石租地卖给了香炉山和尚。附近的人们无不为张朝用此举而惊愕。
张锡龙读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二五年春，他考入宜宾叙联中学。这年五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宜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张锡龙在赵一曼、郑佑之等同志进步思想影响下，怀着满腔义愤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他积极参加叙联中学学生会主持的各种革命活动，在《毛笔周刊》组织开展的宣传中大声疾呼抵制“仇货”，参加共青团宜宾特支领导的反仇油斗争，投入痛打英轮“老蜀通”号的爱国行动。在斗争中，张锡龙慷慨激昂，奋勇当先，因而为反动当局不容，学校以“参加闹事”为由将其开除。
张锡龙被学校开除后又回家务农。香炉山依然如故，历代在这里居住的穷苦百姓仍然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宜宾叙联中学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张锡龙，面对父母的劳累，家庭的贫困，痛感做儿子的未尽到责任；纵观整个社会黑暗，亿万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又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劳动时神不守舍，沉思着做人怎样才能做到“尽忠尽孝”。
张锡龙被学校无理开除，成了当地土豪劣绅、地痞恶霸讥笑、攻击的话柄。有一天，张朝用到附近黄沙潮赶场，偶然碰到近邻的恶霸张××，平时，这人横行乡里，地主豪绅为了收买他做鹰犬，选他儿子当国民党保民代表。此时见了张朝用，当众大声嘲笑说：“朝用，你不是又借钱又卖地方盘娃儿读书吗？怎么到头来屁都没有放一个呢？看我的娃儿，没有读啥子书，我也没有花啥子钱，还当了官，哈哈哈……”
恶棍口沫横飞，洋洋得意，地痞也迎合着打哈哈，善良的人们却向朝用投以同情的目光。耿直的张朝用被激怒了，但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穷人敢怒不敢言，他忍气吞声地回到家里，把满肚子气发泄到儿子身上。父亲的心情做儿子怎不理解？地主恶霸的欺压，使张锡龙进一步认识到：不打倒反动的黑暗统治，穷苦百姓是翻不了身的。他决心投奔革命。
一天，锡龙对弟弟张立群说：“幺哥（即弟弟），尽得忠来难尽孝，哥哥要出远门找饭吃，找到了饭吃才回来，找不到饭吃就不回来了，你在家里要好好孝敬父母。”临走时家里穷得找不到一口饭吃，母亲急得到处翻，找了半天，摸到两个梨递给儿子，母亲的眼泪唰唰直往下滴，哽咽得连嘱咐儿子的话也说不出来一句。张锡龙就这样饥肠辘辘、衣袋空空地出了家门。儿子腰无半文，父亲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狠心将家里多年积存的二十一个压底铜元取出来，交给女儿张锡珍去追张锡龙，张锡珍在香炉山新庙子追上了他。张锡龙将二十一个铜元放在手里掂了又掂，他深知每个铜元都凝聚着全家的血汗，每个铜元都在述说全家的贫苦，他望着面黄肌瘦，穿着破烂衣裤，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妹妹，难过地拣了三个铜元放的妹妹手心里，要妹妹拿去买针缝补衣服。张锡龙就这样拿着两个梨，带着十八个铜元，告别了亲友，离开了生他、育他的香炉山。赴山城出夔门投奔革命一九二六年春，张锡龙奔赴山城重庆，进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重庆中法大学是我党开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校长是吴玉章，教师有杨道庸、赖正声、漆南薰、冉钧等，他们有的是进步教师，有的是共产党员，学生大多数来源于各地因闹学潮为当局不容的进步青年。张锡龙在这里，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得了革命道理。
中法大学经常组织学生讲演队到街头、工厂和附近农村宣讲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帝国主义炮击万县城，打死打伤我同胞近千人。张锡龙积极参加罢课和“雪耻会”发起的五万余群众举行的水陆两路大游行。在面对面的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张锡龙的表现深得同志们的称赞和党组织的信任，经组织考察后，张锡龙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冬，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到四川招生，当《新蜀报》公布了录取名单后，被录取的张锡龙、赵一曼、罗瑞卿等兴高采烈，互相祝贺。一九二七年初，张锡龙同赵一曼、罗瑞卿、徐彦刚、游曦、陈德芸等登上“其春”号客轮，离别四川沿江东下，前往武昌参加复试。不久，船过万县在云阳靠岸，一行男友同学相约游览著名的张飞庙。在庙中，张锡龙等热血青年聚集在相传为岳飞手笔的石刻《出师表》前吟诵了这篇名垂千古的文章。为了亿万穷苦百姓的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他们决心发扬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当时实际主持军校工作的是恽代英。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央派陈毅任军校党委书记，军校成了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张锡龙在军校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张锡龙同军校同学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第二次北伐时，夏斗寅乘武汉空虚叛变革命偷袭武汉，张锡龙加入了击溃夏斗寅叛军的战斗行列，当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张锡龙又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愤怒声讨其反共阴谋活动。在军校严格的军、政训练和实际斗争中，张锡龙不仅提高了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而且学到了宝贵的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经验。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与蒋介石搞“宁汉合流”，公开叛变革命，张锡龙即离开武汉赴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时任排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张锡龙同周国千、唐泽英、陈中、钟湘、刘汉升等人辗转到香港，与陈林等人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末搭船去上海。中央军委认为这些人都是起义下来的同志，安排他们去苏联学习。当时的上海，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白色恐怖充斥弥漫，白天到处搜查，只有半夜十六铺一带才没有岗哨。十二点以后，张锡龙同陈林等人渡河到浦东去寻找苏联船，恰好遇到吴玉章、刘伯承，他们三十多人在杨树浦江心上了船，于十二月底抵达莫斯科。
中央军校和第三国际认为：刘伯承、张锡龙、陈林等人绝大多数是从部队中来的，而且多数是南昌起义的军官，为了把这批人培养成有足够军事知识的指挥员，为中国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因而决定送他们到军事学校学习。先到高级步兵射击学校，学习一年后，因为刘伯承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分配到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张锡龙、陈林等被分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张锡龙在班里虽然年龄最小，却是学兵连的骨干。由于他学习勤奋，深钻各科知识，所以成绩优良。有次战术演习时，战术教官当众夸他野战中的战术动作熟练。张锡龙在射击方面尤有特长，对轻、重机枪的直接或间接瞄准均能操纵自如，打中目标。在政治方面亦不落人后，深得教官的重视和同志们的称赞。
一九三〇年夏，张锡龙、陈大等接到命令，到远东去做俘虏工作。因为这年上半年，蒋介石政府单方面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爆发了中东铁路战争，苏联红军战胜东北军，共俘八千多人。张锡龙等同志到远东，针对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出身，耐心地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了俘虏兵的认识，当这些俘虏兵被送回国时，一再感谢对他们的教育和照顾。
一九三〇年秋，第三国际来电说：“中国革命需要人才，可即送返中国。”张锡龙等三十余人接电要求立即返回祖国，为避免敌人注意，他们以三人为一组。打扮成工人或商人，分别从绥芬河、满洲里到哈尔滨，一九三〇年九月达上海，随后张锡龙到武汉党的军委机关工作，同年底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驰骋疆场 战功卓著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瑞金红军学校办到第三期时，张锡龙任学兵团训练主任。他工作积极负责，办事很有条理，搞军事训练本事较高。伍修权回忆时说：“他（张锡龙）在步校第三期步兵团时，张经武任团长，何长工任政委，张锡龙任训练主任，我任政治主任，大家生活在一起，关系密切。当时我感到他工作很有秩序，效率高，我自愧不如。”张锡龙同志待人和气，接近群众，同志们都喜欢接近他，张震同志讲：“他由上海带有小口径步枪，我也常去与他一起打着玩。他工作积极，训练部队有办法。”这期间，张锡龙努力工作，紧密团结同志，为红军培训出大批优秀军事干部。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红军各军团所属军的序列作了调整，张锡龙继刘耀曾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参谋长。十三军是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江西宁都起义组建的，张锡龙到该军任参谋长，加强了我党对这支起义部队的领导，增强了该军的战斗力；一九三二年底，张锡龙继龚楚后任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红七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行整编，所属军的番号全部撤销，军团直辖师，张锡龙任红军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后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翼（后叛变）任参谋长，李井泉任政治部主任。
大整编后，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红三军团（缺第六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东方军政治委员到福建作战。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以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省首先胜利的产物，但是，东方军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正确指挥下，张锡龙率红四师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许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大大扩充了苏区的地盘，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延祥伏击、攻克泉上。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东方军向福建进军，第一仗便是消灭宁化县泉上之敌。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是宁化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泉上土堡墙高约二丈五尺，厚也二丈多，相当坚固。土堡里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这里不但驻有国民党军阀卢兴邦部第三〇七团，而且还有宁化、清流，长汀等县的残余地主武装数百人，既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又阻碍着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计划。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消灭泉上之敌，拨除这颗钉子。
七月四日，彭、滕经朱德、周恩来同意，根据“围点打援”战术，除令红五师包围泉水，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张锡龙率红四师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延祥小道两旁高山峻岭，一条狭长的洼地被夹在两山之间，这里正是打伏击的理想之地。七月九日，卢兴邦部三〇九团在敌旅长引兴隆的枪口胁迫下，鬼鬼祟祟的向泉上窜来，敌人刚进入伏击圈，张锡龙立即发出攻击的命令。
“叭！”张锡龙的指挥枪打破了沉静的山岭。顿时，爆炒豆似的枪声响成一片，飞啸的子弹从两侧山上射向惊慌失措的敌群，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东躲西藏，战士们在一片喊杀声中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群。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索地全歼了敌人这个团。接着，张锡龙率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了清流东北的嵩溪，红三十四师进占了清流西南的雾阁地区，从而切断了清流与泉水敌军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泉上敌人。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也乘胜东进，歼灭了归化守敌一个营，解放了归化。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十四日，盘踞清流的卢兴邦主力三个团慑于我军威力，弃城向永安撤退，张锡龙率所属第十团、十一团和独立七师则乘胜占领了清流城。七月十九日拂晓，围攻泉上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完成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炸开了土堡围墙，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全歼守敌一个团。至此，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毙敌四百余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迫击炮、机关枪、驳壳枪众多。
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张锡龙率红四师得胜之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直接指挥下，又参与围攻朋口战斗。这次战斗不仅使国民党号称第一流的军队十九路军区寿年师惨败，而且还使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以来受到最大一次打击。东方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了一度被敌军占领的连城、新泉等苏区，并乘胜追击，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等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八月中旬，东方军又挥师北上、佯攻顺昌、延平，消灭增援之敌，进入第二阶段的作战。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继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又调集五十余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九月二十八日，北路军周浑元率三个师由江西省南城向黎川进攻。黎川，地处中央根据地东北，有根据地国门之称，又是闽赣省省会所在地，国民党军以此为进攻重点在所必然。当时黎川城内只有省军区司令部一支七十多人的教导队和部分游击队，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为免遭敌军包围肖劲光主动撤出了县城，国民党军遂进占黎川城。
为了保黎川这个“国门”，东方军奉命撤出福建，火速回师黎川抗击敌军。回师途中在洵口不期与国民党军遭遇。
洵口位于黎川县城东北二十公里，是闽赣两省交通要道之一。十月六日，这天太阳被灰白色的浓雾遮盖了，东方军在浓雾中穿行，战士们一路笑谈入闽作战的胜利，热烈讨论着当前消灭周浑元的战斗任务。中午，前哨部队进至洵口东的飞鸢，突然听到一阵激烈枪声，原来是国民党军向飞鸢红七军团阵地进攻。枪声就是命令，战士们立即抢占高地向敌人侧翼运动。不久，主力部队赶到，几十挺机枪扫向敌群，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战斗至黄昏，敌军丢下几百具尸体，窜进密林逃向洵口地区。
决不能让这股敌人逃脱！彭、滕发出《东方军攻击洵口之命令》：张锡龙、彭雪枫担任右翼纵队指挥，率第四师、第二十师自北向南攻击，并阻击硝石、资福增援之敌。红五军团为左翼纵队，第五师为中央纵队，第六师与红七军团第十九师为总预备队。七日晨发起总攻击，红军指挥员冲锋陷阵 ，所向披靡，至下午一时左右，红军全歼了敌十八旅的三十一、三十四两个团，活捉了敌旅长葛钟山，敌五师二十七团也被歼一部。周浑元急忙从黎川、硝石调出增援部队三个团，也被我左、右纵队击溃，其中一部被歼。至此，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团，俘敌官兵一千二百多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我军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围剿”的嚣张气焰。
团村战斗。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了六个师，由陈诚率领向黎川南部地区发起猛烈攻击，企图进占黎川南部的东山、德胜关。其目的一是为了保障进攻福建部队的翼侧安全，防止红军向东支援第十九路军（因为十一月二十日，驻福建省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排除异已的政策，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为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慌忙从“围剿”的北路军中抽调部队进攻第十九路军）；二是为截断红军退回福建泰宁、建宁之归路。团村位于黎川城南约八公里处，是黎川城到东山德胜关必经之地，敌欲占东山、德胜关，必先攻占团村。
十二月十二日晨，正当红日东升，朝霞映红德胜关之际，国民党第八纵队主力部队开始向团村推进。在国民党军向团村推进之前，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一部早已埋伏在团村周围各主要山头，红七军团指挥所设在华盖峰，彭德怀军团长带病指挥。近午，敌军各部到后即抢修工事，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正面分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钳制敌人，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约五、六里处，敌未发觉。
当敌军第一梯队展开一半兵力，第二梯队正筹划做碉堡时，张锡龙率红四师同红五师、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一万余指战员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从各个山头向敌军猛烈攻击，敌第一梯队大乱，波及第二梯队两个师亦乱，我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遂全军大混乱。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与我四个师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复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在指挥所带病指挥的彭德怀，当时正打摆子，冷透骨髓，看到战场上人马翻天的情景，忘却了寒冷，有感而发念道：“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这里大哥指一军团）。在前几次反“围剿”中，一、三军团总是并肩作战，打了不少漂亮仗，如果这次团村战斗也把一、三军团集中起来，攥起两个有力的拳头，从东西两方狠狠砸向敌人，就有可能把敌人的三个师歼灭。
这次战斗，我军以一万二千人击溃三万余敌，可见战斗之激烈和我军将士的勇猛善战。仗虽打胜，但只击毙敌军千余人，俘敌三百多，余敌逃回了黎川城，算是打了一个胜利的击溃仗。彭德怀司令在回忆中说：“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军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我军不能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敌人，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将军忠魂 与世长存出师未捷身遭难，常使英雄泪满巾。团村战斗中张锡龙师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在指挥战斗时，张易龙同黄克诚（浒湾战斗中政委彭雪枫不幸负伤，黄克诚继任政委）并肩站在前沿阵地指挥，黄克诚的眼镜被敌人子弹打掉，而张锡龙却不幸被打中，子弹从他的太阳穴穿进去，红军优秀将领张锡龙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十二月十三日，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在《朱周关于集中兵力在东山、得胜关间同敌决战的请示》中，为纠正分兵作战、短促突击的军事错误，以张锡龙等同志的牺牲作为沉痛教训，向当时左倾机会主义代表项英提议：“立即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因不如此，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证以前昨两日干部损伤之大（张锡龙、周振国阵亡，吴皋群重伤，陈光轻伤）可知”。
张锡龙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他的牺牲无疑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十二月二十三日，《红星报》第二十二期发表编委《悼张锡龙同志》一文，悼词写道：
“张锡龙同志……不幸于最后的团村战斗中牺牲了。
“张锡龙同志一贯的工作努力负责，作战英勇沉着，而且能积极参加政治工作，深入下层群众，在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锡龙同志的牺牲，不仅在革命战争中损失了一个很好的红色指挥员，而且损失了党的一个很好的干部。
“追悼锡龙同志，应该学习锡龙同志的英勇斗争的精神，踏着锡龙同志的血迹前进呵！”
张锡龙虽然牺牲了，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更没有忘记他。
黄克诚在《回忆在闽赣苏区的部分战斗》中写道：团村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第四师是主攻部队，那时张锡龙是师长，我是政委。我们指挥所设在前沿阵地，张锡龙和我都上阵指挥，打得敌人狼奔豕突，消灭了大量敌人，只剩下一个寨子没有攻下来。值得怀念的是，在团村战役中，我们四师的张锡龙师长壮烈牺牲了。他是一个好同志，肯学习，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张锡龙的牺牲，确实是损失了一个好同志。
伍修权回忆起张锡龙的牺牲伤感地说：张锡龙在反第五次国民党的“围剿”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并在这次作战中不幸牺牲，为这次作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此长眠了，但他的英勇精神，永远活在他的战友们的心中，他的牺牲，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对他的牺牲，我们至今感到悲伤。
王平同志怀着十分痛惜的心情追叙了张锡龙给他的深刻印象。他说：一九三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张锡龙任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我是四师十一团政委，这期间我们因工作而认识。十二月，他到我团阵地前沿察看敌情不幸中弹牺牲。我们认识虽然不久，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艰苦朴素，对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要求严格，又很关心爱护干部战士。他为人很有气量，善于团结同志，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和领导干部。他的牺牲是个很大损失，使人十分痛惜。
陈林同志一九八四年给高县党史办来信，内心无限歉疚地写到：“据说张希铭（张锡龙）尚有父母在家，久望儿子不归，不知是否属实。解放后，我去宜宾工作期间，未能及时寻找安慰，至今思至实为抱歉，如能顺便告之，实为感激。”
还有张震、吴信泉、欧阳文、何能、许凤翔等曾与张锡龙战斗、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对张锡龙的牺牲无不深感痛惜。
安徽主任医师
张锡龙 , 皖南医学院医学技术系医学影像学教研室主任、弋矶山医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兼任安徽省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皖南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弋矶山医院放射科工作至今，临床工作重点为骨骼、呼吸、消化道疾病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具备较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业务技能和理论知识。在国家及省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与编著教材3部。
上海普陀教具厂任党总支书记兼厂长
张锡龙(1923～1984年） 江苏无锡人，幼年在家乡求学、务农。民国26年（1937年）来沪，入普陀路立美丝袜厂做工。上海解放前，工厂解散，回家务农。1950年人中蚕公司第三丝厂做工，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2～1954年在勤丰丝厂、北京纺织工业部工作。1958年调回上海，任华东纺织工学院基础部总支副书记。1963年任华东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1977年调普陀教具厂任党总支书记兼厂长。该厂是一个仅能修补课桌椅的工场。张到职后，致力于振兴企业，及时提出教具厂的发展方向。决定开发用于外语教学的语言实验室设备。1978年下半年与交大一起设计、研究语言实验室主控台。1979年第一台海光牌AACI型语言实验室主控台问世。1982年语言实验室设备被市教育局评为优良产品。1983年参加市经委主办的新产品展览，获上海市优秀新产品二等奖，后送北京参加全国新产品展览，荣获经委颁发的全国优秀新产品证书。张的改革精神也体现在人事工作上，大胆起用有作为的年轻人，同时搞活奖金分配。提出改革奖金制度，坚持奖勤罚懒的原则，超产有奖，欠产加倍扣奖，由此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教具厂已发展成为生产语言实验室等电化教育产品的专业企业。张被评为1982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职工。1984年5月，张因积劳成疾冠心病发作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