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贾拓夫
贾拓夫
原名贾耀祖，曾用名贾元、拓夫、红光、虹光、关烽、绍先，字孝先。陕西神木人。 
1926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贾拓夫[1]先后任团神木县第一高小支部书记、绥德县学联主席、团县委书记等职。
中共西北杰出建设者
  贾拓夫[2]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0年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10月一度被捕。不久，被中共派往渭南工作。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省委组织，宣传工作，为整顿和发展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遭敌人破坏，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使党的组织和红军得以免受更大的损失。年底，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1934年初，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长征领路人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陕北革命者中，贾拓夫是唯一从江西中央苏区走向陕北、又参加长征全过程  贾拓夫全家合影中的人。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并负责为部队筹运粮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地区，他受中央委托，担任与陕北党组织以及陕北红军的联络工作。后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长。1936年任中央特派员、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部部长等职。12月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各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1月19日，贾拓夫带领一个连红军攻占了遵义以北的桐碎县城，为部队的前进清除了障碍。7月，贾拓夫被任命为庐花城筹粮委员会委员。他和大家一起通过多方宣传，把该地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逃跑的藏民找了回来，帮助他们组织自治政府、煮盐巴、筹粮。在藏民送粮队  贾拓夫与习仲勋等[3]的支援下，贾拓夫很出色地组织完成了30万公斤粮食的筹集任务。
1935年9月，贾拓夫列席了中央班罗镇政治局常务会议。他向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情况，并建议中央到陕北去。10月中旬，贾拓夫在陕南受中央委派，率领先遣队带一部电台去找刘志丹、徐海东的红15军团。在延安以南的甘泉下来湾，终于见到了程子华、郭洪涛等领导，向他们介绍了长征情况，使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很快地会师了。[4-5]
特委、经济、民族等工作
1939年回到延安，在张闻天、李维汉领导下，主持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局局长。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边区参议员等职，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  （左五）贾拓夫与贺龙、习仲勋等[6]、统战工作做出了宝贵贡献。日本投降后，接替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他随同西北局的领导机关和边区人民政府辗转陕北，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支援前线。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西北全境解放后，他主持西北财经委员会工作。长征后，直到1949年，贾拓夫在陕西先后担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常委、统战部长、少数民族工委会主任、西北财经办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务。
毛泽东对贾拓夫一开始极为赞赏，说他是“党内贾宝玉”、“陕北的才子”。
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9月，他调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后又担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长、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等职，协助陈云、李富春编制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1956年，他出席了中共八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左五）贾拓夫与朱德、彭德怀等[7]1958年，当经济战线上出现浮夸风时，贾拓夫对许多经济数字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对当时的大炼钢铁和其它一些大项目，他要求不能只算政治账、技术账，还要算成本账。他不怕被人说成是“保守派”和“算账派”，对于小高炉土法炼钢，他认为是质量低劣，浪费极大。对当时的许多项目的组织生产和管理经济的做法，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意见。通过实际调查，他认为上级指定的4000万吨钢产量指标有很大虚夸成分，是完不成的。
1959年4月，贾拓夫在党的上海会议上，对钢产量达到1650万吨的指标仍坚持提出异议。他冒着“右倾保守”的风险，在计委内部布置测算了另外两个指标较低的方案，以供中央选择。他还在计委机关的一个干部会上，作了个“说老实话”的学习心得报告。他的一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认为是和党中央唱对台戏，并把他的那个“说老实话”的心得报告作为毒草来批判。
贾拓夫从1959年7月1日起就已上到庐山，他按大会的日程，除参加小组会，谈情况，摆问题，提办法外，还担负着起草编制1960年计划意见的任务。贾拓夫参加的西北小组中就有彭德怀、李锐等。贾拓夫以计委党组副书记的身份自我检讨：指标定得过高，计委有责任。而李锐则尖锐地指出：比例失调，问题严重。那天下午，贾拓夫下楼吃饭，迎面与李锐相遇，他给李锐作了一个长揖，说道：“讲得好！你帮计委说了话，应该感谢！”
后来李锐在会上受到批判，贾拓夫的这一揖、这一句话也成了罪状，就这样莫名其妙当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西北组上，讲话最为激烈的要数彭德怀，他不仅指出大跃进带来的人祸，同时指名道姓把毛泽东点出来：“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彭德怀在西北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党内真正懂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 
到了7月23日，毛泽东开始向“右倾”反击时，顺便不点名批判了1937年西安的党组织负责人（按：贾拓夫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离延安那么近，却不听延安，而是听武汉（时王明在武汉）。” 
“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9月，他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职务，下放到基层工作。 1962年，贾拓夫的“右倾”帽子在七千人大会上被摘除，但新的打击又来了。
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予备会议，解决农业、商业、工业、计划和党的团结等问题。康生为了打“西北山头”，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党中央已于1980年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正式平反）。为了“改造”贾拓夫，他被送到中央党校。经彭真提议，贾拓夫留在北京，安排在石景山钢铁厂工作。 
“文革”中，贾拓夫很快被造反派揪出来示众。造反派指着贾拓夫的鼻子说：“彭德怀那么欣赏你，彭德怀有问题，你当然也有问题！”康生便在1966年12月，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给贾拓夫定性：“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于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轻工业部、国家经委、计委乃至清华、北大、轻工业学院、地质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处的造反派，络绎不绝地杀上门来。
1967年5月7日，“文革”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对贾莉莉（贾拓夫的女儿）来说，这是一个凄楚阴暗的日子，“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卧倒在树下的爸爸！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贾拓夫的妻子（白茜）带着儿女要求见丈夫最后一面，茫然地站在阴雨里，凄苦地等到天黑，也没能见到自己亲人的遗容。直到了十天之后，他们才获得通知到太平间去见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伤痕的遗体。最终，贾拓夫的遗体也莫名其妙地永远消失！ 
（部分内容参照周维仁著的《贾拓夫传》）
任职
1952年8月，贾拓夫同志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副主任
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并兼轻工业部部长
1955年9月，任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监事会主任
1956年10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8年6月为中央财经小组成员
1958年9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协助陈云、李富春工作，对国家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执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他坚持财经工作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反对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
1959年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迫调离经济计划领导岗位，到基层工作。
1962年任抚顺发电厂厂长
1965年任石景山钢铁公司副经理
逝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7年5月7日不幸逝世。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追悼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
悼词中写道，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经济工作方面，贾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