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简介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  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1]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经过
刘青山，1914年生，河北安国人，雇工出身。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他们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  公审刘青山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但在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
1950年至1951年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1554954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  张子善被执行枪决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2]​
详细过程
1951年夏季，刘、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警觉。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11月间，省委向天津地委派出检查组。 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上术问题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向贪污行为坚决做斗争》，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推动着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张的问题。
1951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在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的，省委建议省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予以逮捕。
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2日别逮捕刘、张二犯后，又决定组成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以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关于刘、张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予以处分。
在披露刘、张案件的当天，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952年1月份，河北省直机关和团体两次召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和反贪污斗争大会，一次6000多人，一次近万人。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其罪，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被当场依法逮捕，予以严惩。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揭发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上，态度是坚决的，积极的；措施是果断的，有力的。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9天，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
逮捕刘、张的命令同时发下时，刘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参观、访问、联欢，到处受到欢迎和款待，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的身份置临这种场合，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代表团乘火车回国。12月2日，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觉到不对头。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却非常紧张。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话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刘青山仿佛受雷击一样，一切都明白了。
当晚，刘青山和张子善一起，被分别关押在保定河北省公安机关后面一排灰砖平房里。这地方还在，即现今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最后部，可惜导游员不清楚这段历史，也不向游人参观者介绍。
1951年11月29日，即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将河北省委的请示讨论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评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据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啊！”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之所以加“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周恩来将这些报告送交毛泽东，见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就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出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说：“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又是两个字：“不准”。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是黄敬叫你来的吧？薄一波只好说是。毛泽东说；人家不来，叫你来，你就那么老实。薄一波不好说什么，只好笑笑。毛泽东一脸严肃，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中，没有出现毛泽东、周恩来、簿一波等人的的镜头，一来是1992年时银幕上出现领袖形象还很少，动静太大，不好通过；二是因为当时有些史料还未问世，如薄一波回忆录等，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如主席曾说“人民要我斩马谡”等等，无处核实。档案馆有档案，但未解密，不让查；我们又不敢杜撰，所以就虚写了这一部分，现在看来是个遗憾。电影本身就是遗憾艺术。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中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的被处决。
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三反”运动的胜利，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廉洁奉公的教育，对防止干部的贪污腐败、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保证了我们党的干部十几年的清正廉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无政府状态中，虽然缺少监察和监督，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极为少见。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件教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有位历经沧桑的老干部感慨：“毙了两个人，党风好了20年。”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人讲，刘自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但需有吗啡针注入提神，否则便无精打采。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间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这样几句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而张子善则不同了，自被捕关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为今日留下为数可观的书面材料。虽然其中有的地方或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但毕竟是亲口所言，亲笔所记，仍可视作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忏悔录，一面警示后人的历史之镜。
我曾仔细翻阅过张子善的交代材料，钢笔字写得流利漂亮，毕竟是文化人。我曾想，这人知不知道他写的这些字将成为历史，他写时抽不抽烟，喝不喝茶，掉没掉眼泪。我甚至想仔细地从页面上辩认一下有没有泪水的痕迹。
据人介绍，二犯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在生活上远比通常的囚犯优待。元旦和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二犯吃、住均实行隔离。临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二犯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菜肴较丰盛，还有一瓶酒。
这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所以二犯一见这场合，脸就变了。
监管人员，也是省委一位负责人，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刘青山问了声这是什么意思，监管人员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二犯一听，全愣了。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领导。刘、张毕竟是多年的“高级干部”，了解党内情况，断定这等大案会惊动中央。确实，有中央领导人来到保定，但没有见他们的意思。刘青山见监管人员不应声，又催促转达。监管人员令二犯坐下，然后沉稳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什么决定？”张子善要问个明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犯惊呆了，在令人窒息的、可怕的沉寂中，二犯流下眼泪。
在神态正常后，张子善对监管人员留下遗言：我对判处死刑、立即立即执行，没有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我没什么挂念。我XX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这点请党注意。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上刑场我会做到，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吧，留下青山。
刘青山是个工农干部，高大粗实，说话办事大大咧咧，骂人训人时而有之，但又是豪爽直率的性情中人。在审讯他时他就说过：“反正我错了，省委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算了。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处理我来教育全党。南方北方的干部认识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最后一旦知错知罪，认账也就不再含糊。他表示伏法后，只提出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这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没有犯法。”
刘青山抹了一把泪，说：“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告诉我弟弟，把尸首取走。还有津市局（刘在天津住所）有大小皮包，那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刘青山、张子善是大贪污犯，罪有应得。但他们最后的表现，说实在的，我觉得是条汉子，用小品中高秀敏说的话：爷们儿，纯爷们儿。电影中这一段是用老房东送一碗饺子来表现的，非常感人。看看现在一帮贪官，平日花天酒地，作威作福，欺男霸女，不可一世。一但沦为阶下囚，哭得闹的，软磨硬抗的，装孙子的；听到最后审判，吓得尿裤子，装死狗，这都算什么玩意儿！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
保定市体育场坐满了21800多人，主席台上拉起巨幅，“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架起两台摄影机，记录了历史一幕，与此同时，唐山市组织了6.7万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万多人，全省各地近20万人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
中午12点大会开始，刘青山、张子善由民警押入会场。刘青山头戴水獭皮帽，身空藏青色呢子大衣，足蹬皮鞋；张子善穿一身板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脚下也是一双新皮鞋。二人从头到脚都是当地委书记，当专员时去开会或赴宴时的穿戴，只是手脚多一幅手铐，胸前多一块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这有照片为证。
张子善此时口中还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刘青山则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会议议程为由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二犯罪行，由宝抵县农民孙树林代表灾民进行控诉，由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判判决主文。而后，4名警察将刘、张用绳绑起，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刑执行枪决，刘青山自己走，走得挺稳；张子善则脚脖子发软，只能由民警架着走了。
刑场上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大棺材，格外刺目。
河北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交待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 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 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 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些决议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二犯听后，放声大哭。
两声枪响同时爆出，震彻长空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国都听到了。[3]
善后
共产党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履行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四条承诺。
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1961年刘青山之弟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老大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老二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老三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欠发998元，1981年省纪委查明后也予以补发。
在三个孩子中，刘铁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1970年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1975年调到廊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刘铁甲吃苦最大，“文革”开始时已上到了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便回农村务农，曾到东北编箩筐卖钱。1976年在哥哥刘铁骑的帮助下，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内蒙古二连输油公司工作。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因父亲的问题未能参军。他曾在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后又调回安国县工作。
在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老三刘铁兵刚几个月大。后来，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长大。刘恒山后来告诉记者：“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无儿无女，就把我哥的那几个孩子接了过来，是我给带大的。当然政府也没忘了刘家的后代，刘青山被枪毙之后，这几个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抚养金，‘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孩子的抚养金一度被中断，后来我找有关方面申诉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后来也都补发了。现在他们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留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如此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