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汪晖事件
开端
2010年今年3月，文艺理论研究刊物《文艺研究》刊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长文，引述例子指汪晖1988年的博士论文兼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抄袭了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等中外学者的专著。，称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多处存在抄袭。
3月25日，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以及北京《京华时报》同一天分别以全文转载和摘录的方式，报道了王彬彬对汪晖抄袭的指控。
因该博士论文以鲁迅为主题，《京华时报》同时采访了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认为其“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京华时报》也采访了汪晖本人，得到汪晖的简短回应：他在国外，尚未读到王彬彬文章，手头也没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汪晖在《联合早报》的采访中谈到：该期《文艺研究》出版前他已获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发表。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托人找《文艺研究》主编要求看文章并同时作出回应，遭到了拒绝。
媒体跟进
王彬彬文章在媒体转载后，更多媒体跟进，如厦门大学在媒体做通俗文史知识介绍的易中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退休教授林毓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等认为应独立成立调查委员会。
学者钟彪[1]与三联书店学术编辑部主任舒炜则发表了两篇反驳王彬彬的分析长文，但这些就具体材料进行分析的文章并没有在媒体得到重视，在媒体得到广泛传播的仍是一些个人意见。
就此问题，著名学者李陀发表公开信回应林毓生，称：
“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
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相当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
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大批判（文革结束以来，这样的场面已经十分罕见），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
匿名信与公开信
匿名信从四月开始，有人向国外翻译、评论和出版过汪晖著作的译者、评论者、刊物和出版社广泛寄送匿名信，一些与汪晖合作过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也成为这些匿名信的目标。这类以匿名信方式对学者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引起了收信学者与单位的关注。第一封联署公开信有鉴于此，这些学者开始收集并研究有关“汪晖事件”的各类文章和讨论，并将相关情况向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们通报。6月9日，国际学者致信清华大学校长陈述了他们的看法。
海外学者联署信的突出态度，是“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海外学者联署信的发起人、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和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副教授卡尔（Rebecca Karl）表示，他们从3月开始关注汪晖被指抄袭的问题，他们以及其他学者连续收到指控汪晖的匿名信，到后来林毓生的介入，引起他们对事件的狐疑。卡尔表示，他们原来并不愿意在公开媒体上讨论这个问题，信早已在6月上旬邮寄给清华大学，后来信的内容泄露了出去，他们才决定将信完全公开。她也表示谴责媒体“在冷静的学术讨论上造成敌对氛围的作用”，也谴责由激烈争议所引发的、不断针对汪晖以及其他人的敌意。
信中说，“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给您写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首先，汪晖教授被指责抄袭。这个指控已经在钟彪、舒炜、魏行和其他学者的严谨分析文章中被辩驳，它是不足信的。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也有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他们无疑是最熟悉汪晖教授的写作的。每位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第二，我们之中有许多中国研究和亚洲专家。我们可以证明汪教授的学术诚信以及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2010年春天，他被亚洲研究协会邀请在年会上做基调演讲，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来自中国的亚洲研究学者。这份荣誉源自汪教授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可信度，以及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所吸引的学者、追随者和有原则的批评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中，这是最高层次的承认。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同时与这两个群体对话，并且在我们之间搭建了交流的桥梁。
第三，在社会和经济的激烈转型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中的很多人见证过媒体攻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研究的不屑，并且丝毫不理解大学的学术研究是怎样在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社会生活。当媒体文化针对一个特定的学者发起无端的攻击时，大学作为机构就被削弱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
最后，当大学内部正常的文化政治被判为非法的时候，学术、高等教育、实验艺术和人文科学的正当性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机构的功能实际上就被取消了。
我们—这封信的签字者—很熟悉这个事件中已经公布的事实，并曾读过、在教学中使用过、友好地分析批评过或者翻译过汪晖教授的著作。”
这封信件公开发表时，联合签名者已达90多人，领衔者为9名汪晖著作译者。签名学者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高校及研究机构，也有多名香港和台湾学者参与其中，其中有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杰出访问教授罗宾·布莱克本；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古斯塔夫 ·F·斯威夫特和安· M· 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布鲁斯·柯明思、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系主任、教授迈克·哈特、霍尔伯格国际纪念奖获得者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等人。[2]
7月9日，由于种种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这份文件的努力都遭遇了挫折，此信不得不在凤凰网发表。
第二封联署公开信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封63名中外学者签名附议的公开信。在这封写给清华大学及汪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中称，“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我们联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成员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
签名附议的63名学者中，有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等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陆谷孙等。　
汪晖接受采访
汪晖在2010年7月底，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此事的采访。这也是他在三月表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简短表态后，对此事件再次表态。
在采访中，他表示：该期《文艺研究》出版前他已获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发表。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托人找《文艺研究》主编要求看文章并同时作出回应，遭到了拒绝。《文艺研究》面市后，《南方周末》与《京华时报》针对抄袭事件的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见报了。此后，“抄袭门”迅速上升为舆论热点，报道在大量网站上被转引转贴，多家平面媒体跟进报道。在第一时间内，舆论界就出现“挺汪”与“倒汪”两种声音的对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表示对“抄袭说”的质疑，他们基本都认为《反抗绝望》被指出的多数为引文不规范的技术问题，与具有道德内涵的剽窃、抄袭是不同概念。学者钟彪与三联书店学术编辑部主任舒炜则发表了两篇反驳王彬彬的分析长文。
另一方面，北大哲学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当年《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严家炎则对《中国青年报》说，王彬彬对汪晖的批评“有点夸张”，但“觉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对汪晖而言是“硬伤”。他认为，虽然事过20年，讨论这类问题对于纯洁中国学风有好处与必要性。
谈到此，汪晖强调：《南方周末》在3月25日与4月8日两次大版面地报道“抄袭门”，过程中全没有联系他。舒炜的8000多字长文最初投递给《南方周末》，却被告知最早两周后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删节。舒炜最后将稿件转投《北京青年报》，在4月3日刊出。
4月13日，《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电邮汪晖，表示“王彬彬文章确有不够稳妥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但汪晖认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问题，媒体就应该为之前的严重指控，包括编者按语和小标题公开道歉。
在汪晖准备回复的同时，4月14日，他被告知刘小磊群发邮件附清华大学公示获政府特殊津贴名单，情势看来是向清华大学施压质疑汪晖入列，汪晖对该媒体的公正性与动机产生了强烈怀疑，他没有回应刘小磊，这也成为在抄袭争议中《南方周末》与他的唯一一次联系。
受访时，汪晖总结他这一阶段的回应方式：“作为学者，我反对学术不端行为，也倡导学者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作为当事人，在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的时候，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是最终的，个人辩解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有错就得承认，如果举报不实，学术界也会有公论。”
他提出，钟彪、舒炜以逐条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实，但在媒体中没有受到重视。他又补充说，3月下旬，《中国青年报》记者写信要求采访，他建议该报暂缓报道，表示愿意在回国后与该报记者逐一核对原文，做出全面的回应，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混乱，但媒体不愿意等待。汪晖在4月11日回国后，将有关资料交给有关方面进行核查。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相关规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细致的查证，才能说明问题。
汪晖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我从不拒绝真正的学术批判！”
问：您自己如何回应关于“抄袭”的批评？为什么至今不公开回应？
答：关于对我的所谓“抄袭”的批评，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来。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是要认定抄袭的标准，其次是要认定抄袭的事实；前者需要研究相关的规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为据，详细比对和研究各条指控。很不幸，虽然媒体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累积了数十万字，但在抄袭标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讨论却很少见。坦白地说，我在阅读了王彬彬文章后，的确感到很惊讶。根据研究，王文对于《反抗绝望》的指控共计十条，其中六条原著提供了注释，但他忽略或掩盖这些注释，或者将所谓参见式注释曲解为抄袭。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发现。有两处原著提供注释，但重版时由于编辑分段，而将原注释与分段后的引文脱节，但注释仍然存在，属于技术性的失误。另外的例子则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来指控，有很强的随意性。我对《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见是：在发表这类文章时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之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
《反抗绝望》是22年前的著作，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如果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批评，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欢迎态度，并在再版时吸纳这些意见。但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用莫须有的定义对早期作品进行攻击和构陷，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我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将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很大伤害。这类问题在媒体中很难说明，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澄清，作者个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由于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从当时的学术规范出发研究相关的例证，才能全面客观地说明问题。
4月回国后，我将相关资料交给专门研究和处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机构进行研究。相比于在媒体中炒作，我觉得只有对相关法律、规章进行研究，对具体指控进行核实，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学术规范问题？
答：学术规范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有其复杂性，离开历史的脉络和学科格局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规范对以往的论著加以判断往往会造成很大问题。以注释的体例而言，不同的领域与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惯例，引注的严格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历史条件的约束和一些出版惯例。八十年代当然是有学术规范的，但由于时代氛围不同，整个学术风格与今天不一样。这只要拿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与今天的著作做个对比就很容易了解。中国对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始于20年前《学人》丛刊创刊之际。我是这场讨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倡导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曾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方式做过深入的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拒绝批判和自我批判——但这个批判应该是真正的学术批判，也应该是从历史的观点展开的学术批评。
问：您对这次争论的评价？
答：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大转变中，有争论是好事情，但如果为了达到打倒论敌而采取捏造证据、向国内或国外大规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这样的争论就会走向反面。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如果媒体工作者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林毓生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实的例证作为指控的根据，就不合乎规范。他对我的思想观点展开批评，我也很欢迎，但他既没有引证，也没有上下文的关联，近于无的放矢。以这种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发言除了起到“动员”作用外，很难引起有意义的争论。
8月2日，汪晖向王彬彬发出律师函，要求“停止失实指责并书面道歉”。
相关单位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宣传部宣传科表示：“学校一直高度关注这件事情，我们也注意到了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还在继续争论之中。我们将继续对此予以关注。”社科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办公室表示：“国家是有规定的，我们会按规定去做。”但具体什么规定，并未解释。社科院纪检组张老师表示：“我们是有专门的部门对这些进行具体管理的，有程序的。应该是由信访处来处理。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9月10日下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的带领下，社科院近三年来500多名新入院人员庄严地宣读了学术道德誓词。社科院监察局局长王延中指出，优良学风建设不仅需要广大科研工作者提高认识，加强学术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学术习惯，同时也需要科研管理机构加强对优良学风的宣传教育，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改进科研组织方式，严格处理和惩戒学术不端行为，打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3]
“抄袭”事件争论文章
       周少明：《王彬彬式"私律"对学术的危害－－驳《再说〈兴起〉的剽袭问题》
白露：《时代周报专访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露》：这本来不是一封公开信，而是写给清华大学同仁的私信。它的起因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四月开始收到一些无端的、内容一致的匿名信，要求我们注意“汪晖的剽窃”。一位署名 “Kev”或“Kevy”的人，自称是此类信件的作者之一，联络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多次给他写信，问他是谁，还希望知道他有些什么证据，他都没有回答。这个事件标志着我们介入的开始，我们同时越来越怀疑一场有组织的活动可能已经把我们当做对象。所以当某位不知名人士把我们给清华校长的信泄露给了中国媒体后，我们最终决定自己发表该信，以驱除对我们的怀疑、表明我们的意图。
郭世佑：《事实评判与职业伦理》 
程广云：《学术打假何以为继？》 
姚新勇：《错位的学术反腐——“汪晖抄袭门”之中国学术界症候分析》 
陈青：《从法律角度看汪晖事件》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摘要》 
张耀杰：《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从马叙伦到汪晖》 
奚密：《关于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一位美国学者的六点质疑 》 
郑也夫：《比抄袭更恶劣的学术丑闻》 
邓晓芒：《浑沌的学界》 
郑也夫：《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 
周泽雄：《沉默权的边界》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耿硎：《中国学者要有气派》 
汪晖：《我从不拒绝真正的学术批判》 
韩咏红：《“汪晖抄袭门”当事人接受本报专访：不回应是坦荡面对学术批判》 
姚鲁：《汪晖是抄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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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我为什么参与维护汪晖权益的联署》 
白露：《汪晖没有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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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法眼看剽窃——波斯纳、汪晖及其他》 
王彬彬：《读汪晖教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 
靳大成：《文风、规范与八十年代学术思想氛围》 
吴良：《驳汪晖新罪之“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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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汪晖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 
杨念群：《学界批评之乱象》 
赵勇：《“汪晖剽窃事件”的警示意义》 
肖严：《是“学风问题”还是“历史的错位”》 
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 
肖鹰：《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 
钟彪：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 
报道： 
冰点周刊编辑部：《愿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共启学术转机》 
李怀宇：《汪晖“抄袭事件”海外学者：争论多是聋子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