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北回民起义
时间
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
地点
西北陕、甘、宁、青广大地区活跃着许多支回民反清起义军。
内容
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西征部队进入陕西，各地回民纷纷起义响应。十九日，伊斯兰教阿訇任武聚众起义于渭南，与洪兴同被推举为元帅。任武曾参加过咸丰七年至八年（1857－1858）云南回民起义，回陕西后，藏匿于渭南仓渡镇清真寺，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军机旗帜，准备武装起义。同治元年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强迫回民抽拔壮勇，又在华州虐杀回民，任武遂率领渭南回民杀张芾，攻克华州等地，围攻西安，占领渭河流域，屡败清军。后由于西安、大荔一带数十县汉、回群众相互仇杀。死亡达数十万人，削弱了反清力量。同治二年初，清廷以多隆阿为钦差大臣，西上攻回，相继攻陷回民军后方基地羌白旗、王阁村等地，并借口“护汉”，在史家河一带屠杀回民，使六十里内尽成白地。任武等于同治三年率部退往甘肃。其时，甘肃、宁夏、青海广大地区回民也纷纷起义，并逐渐形成四支主要力量；以马占鳌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南部；以马化龙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宁夏南部；以马文义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青海东部；以马文禄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西部。其中以马化龙部力量最强，成为整个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中坚。同治七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西上攻回，在陕甘交界处招降了以董福祥为首的散兵游勇，成为回民军凶恶的敌人。同治十年左宗棠攻占回民军马化龙部活动中心金积堡，次年又在太子寺击败甘肃南部回民军，并打败了青海回民军马文义部，占领西宁。同治十二年，甘肃西部回民首领马文禄向清军投降后被杀，白彦虎率部逃往新疆，清军占领肃州。至此，坚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回民起义全部失败。
社会背景
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经过长年累月走访陕甘等地，获取一手资料，著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对于西北回民起义起因、经过、结果做了深入调查和研究：
第一，清朝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起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平余”，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　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1]　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着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准备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起义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1]；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2]　1762年，清政府颁布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法令，当时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于终身戴枷，汉民犯同类案件时只判笞刑。在回疆地方清政府分建回汉二城，二城之间的交通受严格限制，规定回汉间不得通婚。此外，在公文书中常常“民回”连称，把回从民中分开，又常用回贼，回匪的名称，并在回字上加反犬旁。这样不仅在回民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而且也无意中使本有的民族矛盾更具复杂化，当然这样又加剧了清政府同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矛盾。而当时汉民生活日益贫困，更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回汉矛盾及由此而引发的事件中官员对汉民的偏袒使得回民对清政府的仇恨进一步加强。[3]
第二，当时各方面抗清势力相互联合：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装与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结为联盟；同治五年，张宗禹、张禹爵率领捻军进入陕西；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运动以及陇东董福祥领导的农民运动，都与陕甘地区有着密切联系。　
第三，由回民地主阶级和宗教上层人物领导的民族运动，归根结底是回族农民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　
由回民地主阶级和宗教上层人物领导的民族运动，归根结底是回族农民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回族的地主阶级，如代表地主阶级的陕西大荔青池村的温氏家族，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大荔禹家庄的禹氏家族和咸阳茶商木士元等，还有宗教领袖阿訇这一阶层，都在回民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回汉地主之间素有芥蒂，自唐代郭子仪率领回回征史思明后，沙苑地区被官府赏赐给回民做农牧区域，但是自明代开始，外省的汉族地主不断向沙苑东西两侧发展，回汉地主之间由于竞买土地经常发生纠纷，同时回汉商贩之间、高利贷者之间为争夺利益也经常发生冲突。沙苑本来物产丰富，商贸发达，但是被地主阶级垄断之后，地主生活逐渐富庶，农民生活逐渐窘迫，如沙苑东边的赵渡镇、西边的孝义镇、西北的八女井镇，都是汉族地主官宦的发迹之所，如山东巡抚阎敬铭、河南湖北巡抚严树森、富豪赵渭南，都是利用沙苑剥削回民致富。同治元年，清军多隆阿到大荔，军饷断绝，从汉族地主李素福银窖里一次就抢走一百万两白银[4]，可见沙苑附近是如何富庶。地主压迫回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每遇诉讼，必然贿赂官府、串通讼棍，污民为盗，严刑强迫回民认罪，甚至在华州、大荔县的公文中，可以找到“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判词；在渭南，有一位讼棍，为打官司的回民农夫和汉民地主同时写了两个状词，给回民写的是“十冬腊月天，地冻如同砖，镢锨铲不下，羊蹄怎能搬？”，但同时又给汉民地主写的却是“一冻一消，松得像马勃，羊蹄一拨，连根带稍。”因此回民是打不赢官司的；在蓝田发现有“汉人从前衙进，从后衙出”的行贿；在渭南孝义镇发现污民为贼的碑文。在清军讨伐回民义军的过程中，各地汉民乡绅踊跃出资，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回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沙苑地区彻底垄断起来。　清朝乾隆时代起首先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门宦组织，是维系整个回民的一种宗教组织系统。门宦制度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派生出十分复杂的内外矛盾。清政府对门宦势力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清政府自乾隆以后竭力企图取缔回民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回民族的歧视和排斥。这种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的野蛮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这样很自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政府，使回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反抗目标。[3]
第四，地方势力（团练）的肆意妄为、抢劫杀人是激起回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地方势力（团练）的肆意妄为、抢劫杀人是激起回民起义的重要原因。陕西回民起义是由于当地团练杀害回民刺激而成。陕西的团练，是地主武装，其头目张芾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惨败，被革职回乡，此人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者，主张对陕西境内回民“根除净尽，永葆无虞”。同治元年，“圣山砍竹”事件后，他故意将原本准备剿灭捻军和太平军的陕西团练引至回民所在的秦家村，放火抢劫杀人。兹引当时华阴县绅士李启讷所记华州、华阴两县团练激起回民起义一事，足以供我们参考：　“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华州回汉砍竹跶架之事，因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匪贼。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华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必先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执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团众此时，心满意足，饱载而归。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最也，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处，绝无生理，拼命相争。”[5]张芾的狭隘思想和杀戮平民的罪行是激起民变的重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因果循环，他后来被回军的将领任武斩首。
第五，门宦之争与哲赫忍耶的传播：
李松茂先生说过“宗教和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门宦来源于汉族的“宦门”“门阀”一词，是中国穆斯林的特有组织。它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明末清初，随着甘肃回族聚居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回族内部矛盾的激化，甘肃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三大教派（格底目，依黑瓦尼，西道堂）和四大著名门宦（虎夫耶门宦，哲赫忍耶门宦，嘎的林耶门宦和库不忍耶门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清王朝腐败的统治都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回族门宦制度的发展是以回族社会组织化的方式来完成的，而这个方式是从宗教领域发展起来并以宗教形式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社会内部的竞争导致了回族内部教派与门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从争夺教徒到争夺清真寺及其他各个方面，最终导致一系列大规模的械斗与仇杀事件。因此，清王朝对西北回族教派门宦矛盾斗争的利用、分化与打击，使西北回族社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迫，导致了西北回族与清王朝之间严重的矛盾对立与惨烈的流血冲突。1781年，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的弟子苏四十三领导了反清起义，但其教派争权的错误思想导致了起义迅速被清廷瓦解。1784年田五、张文庆等为首的石峰堡反清起义；1862年以马化龙为首的宁灵反清起义。
经过和结局
西北回民大起义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6]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其首领是白彦虎等18人。起义军曾包围西安达3年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在周至，则有与杜文秀及太平天国有联系的蓝大顺据守。陕西回民起义不久，即与甘肃西南部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潮。甘肃回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起义。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胜保屡次打败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 战争互有胜负，起义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清统治者于同治六年（1867）抽调更多军队来对付回回起义军，并任命左宗棠作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受命后，于翌年六月将捻军镇压下去，其后便制定了所谓三路平回之策。一是派刘松山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这是北路。二是派周开锡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这是南路。左宗棠和刘典，亲督大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入甘，这是中路。和这种进兵计划相配合的，是招抚活动于陕北和甘肃合水、宁州和正宁等地的董福祥起义军，并举办军民屯田，以减缩动荡的范围，安定清军后方。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　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奇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起义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回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　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率清军主力直接进攻河州马占鳖领导的回回义军。马占鳌占太子寺作据点，环营掘成长壕，联络数十里，凭山依水，护以长堡。并分兵断清军粮运，迫使清军不得不宰骡马为粮。又在除夕，乘清军宴飨，连夜筑起3座堡垒，阻断了清军的联络，使他们前后不能相顾。翌年正月，马占鳌发动反攻，把清军打得大败。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副将卢才华、王福昌，参将吴明胜、陈东海都被打死了。起义军大获全胜，但马占鳌却乘着大胜的机会要求投降。这完全出乎左宗棠的意外。河州算是在战后没有经过屠杀和移民。西宁等地，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被完全镇压下来，领袖们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是被脔割而死的。　肃州马文禄领导的起义军，成为陕甘回回义军最后汇合的堡垒。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进军肃州，后又加派队伍。肃州周围100多个堡垒尽被破坏，肃州被围困起来。清军日夜用炮轰城，城随坍随垒。清军掘隧道，马文禄则从城内截断。清军整整攻了18个月，肃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亲自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在其他根据地尽皆覆灭的情况下，肃州是处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其孤立无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间，马文禄被迫放弃了战斗，向左宗棠请罪。结果，他和另外8名领袖被磔，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着者不准移动外，从甘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来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杀。夜间清军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 5400余人也全部屠杀。起义军唯一逃脱血腥屠杀的，只有白彦虎所率领的队伍。
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族在河州战役结束后，同当地回族、撒拉族结成联军，为了民族的生存，恃险拼死抵抗，给进犯清军以不断的打击。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两月有余，大小50余战。十一月十九日，刘锦棠进驻西宁后，白彦虎深知左宗棠的残忍刁诈，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党羽约2000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彦虎率部通过仅容单车行走又有5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但由于清军截击，白彦虎不愿进驻肃州，而是率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由敦煌奔向哈密。后在左宗棠的追击下，白彦虎部又由新疆转道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他们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称东干族。[7]
仇杀贯穿始终
西北回民对汉民的屠杀，以及汉民对回民的报复式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回民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华州乡土志》记载：“当年五月庚寅（初九日），渭北回民军渡渭攻华州，焚杀一空。八月，据赤水镇，清军胜保西行，战于赤水镇，败绩。回军势力大振，在高塘等原〔州西南五十里）战争甚烈。”《华阴县续志》记载：“同治元年九月，回匪扰乱同朝杨村、羌白等处。回屡渡河而南。戕杀人民，烧毁房舍。十六日又焚华岳庙之颖灵殿及五风楼”《大荔县续志》记载：“六年（1887)正月十五，庚午黎明，回贼突至八女井，烧毁多公祠，杀伤乡民颇多，随至潘驿镇”《临潼县续志》记载：“新丰东北姚家堡，地势迁曲，民多被难其中，贼围七昼夜不克。会城陷，男妇闻变堕岸投井死者千佘人，无一生降者。”《续修蓝田县志》记载：“五月，同、华回匪起。九月，回匪大股犯县境。境内西寨、大梁、黑沟、草坪、嘴头等村回民一时并叛。贼纵飘忽，来往无常，烧毁各乡房屋殆尽。乡民老弱妇稚，杀害无算，惨不可言。”《三原县新志》记载：“虽孤城无虞，而县旧隶五百余村，俱遭残破，仅存东里、菜王二堡。乡城及难民共被害二万六千三百八名”《重修泾阳县志》记载：“十二月初四日，风霾四塞，赤黄修目。五更时，闻喊杀声，贼已由城东北角麻虎巷攀城而登。绅民男妇死者七万余人。初十日，焚衙署屋舍，光彻数里。贼昼来夜去，城中空无一人。”《续修礼泉县志稿》“回思壬戌七月七日，蹂躏晏村铺后来城西驰者无应日。葵亥五月二十三日攻城始，九月十一日宵遁，计一百零九日。居乡之人，令其存者十无一二焉，而在城者，以有城独存。” 当事人的回忆录、笔记比较著名的有刘东野所著《壬戌华州回变记》，临潼知县谢恩诰所著《再生记》，何明皋所著《述同治壬戌之乱》、《述野峪焚杀之惨》等“诸回蜂起，各据州县一隅为巢穴（若高陵之仓头镇、泾原之李家塔、咸长之苏家沟、野鹊嘴等处，其余鹜远，不暇悉知）。日肆屠戮，黄耆赤婴，不留噍类，我汉民亦劫数临身、望风披靡，杀虏之惨，不可阐述。”“总计自五月初九日以后，原下各里惟梁家老堡坚守经年，贼百计进攻，崇墉屹然。南沙涧以降贼得免。原上惟清凝、广秀二里贼踪未至，此外村堡庙宇，焚毁几尽。男妇被难有籍可稽者两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平复后，检封谷口散骨，除房屋焚烧，狼犬食失外，计头颅一万九千有奇，掘墓四家。三月二十五日，远近男妇老弱，焚化纸钱，哀声震野，孝衣如林，予不禁感伤前事，遂吟一绝云： 　会年今日屠城中，烈焰血光相映红；　到此翻成一片白，纸钱麻孝哭东风。
汉族民众和地方团练武装对叛军的屠杀进行了抵抗，[8]并在最大程度上予以报复。同治二年（1863年）元月，清廷命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入陕后，不断的向大荔、渭南、化州、华阴的回民军发起攻势，攻陷王阁村、仓头镇、乔店、孝义镇等回民据点，屠洗回民。“尸山积、血流成川”（《平回志》卷一）。回族巨堡羌白镇被攻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 [杨毓秀：《平回志》卷1。《回民战争》Ⅲ，第68页]　《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黄正林，《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中记载：　在清军镇压回民的过程中，成百上千乃至数万回民被杀戮，在《平回志》、《西征纪略》、《平定关陇纪略》及《左文襄公奏稿》等文献中多有记载，仅举数例说明之。同治三年四月辛卯，清军“于平凉近城米家沟，复追至太和沟、纸坊沟，共毙贼七八千，生擒百二三十人”；八月，清军“攻克张家川贼巢，毙贼万余”[白寿彝．回民事变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13、114)；同治八年，左宗棠攻击回民集结在甘肃董志原的十八大营，回民军及家属死亡数万人。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追杀悍回实一万数千名……由白马铺越蔡店，追杀至庆阳府，沿途贼尸枕籍，人马之坠崖倒毙，粮尽饿死者不可数计’’[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1，《追剿逆回荡平董志原贼巢果军叛勇戕害统将业经歼除大略情形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又进行追杀。两次大规模追杀，“杀毙、饿毙之贼及坠崖而死者，实不止二三万人”[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1，《追剿逆回大胜荡平泾董志原庆各属一律肃清折》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同治九年，在平远县“自夏徂秋，攻土回堡寨殆尽。虽穷乡僻壤，如篦如剃，杀戮尤掺。土回之凋敝以此”[光绪，平远县志．陈日新纂修](卷10)。同治十年，清军在宁夏王家疃“歼毙逆酋多名，悍贼八九千名”[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8,《上谕》同治十年正月初二日）。清军不仅在战场上杀戮回民，对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回族平民也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在宁夏金积堡回族首领马化龙乞降后，清军将领刘锦棠以在金积堡内搜获“洋枪洋炮千二百余杆”为口实，不仅杀了马化龙本人，其亲族、党友八十余人，部众一千八百余名“盖予骈诛，无一漏网”[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8，《平毁金积各巢首要各逆伏诛宁灵肃清折》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肃州城后，回军首领马四“亲诣左宗棠大营，泥首乞命”。左宗棠要求马四“宜缴马械，造土客各回户口清册，听候审辨安插，并令各将悍目赴大营听谕。马四唯唯听命。于是陆续款营，呈缴枪炮刀矛二千有奇，战马大半饿死，或宰充食粮，仅缴七十余匹。于是点验各回，于附近废堡安置”。也就是说回民已经投降了。但夜晚有数十名回民从北门逃跑，于是清军“将各凶悍客回千五百七十三人悉数骈诛。城中土回，拨出老弱妇女九百余人，其壮丁五千四百余人，夜中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剿除尽净，肃州遂平。其老幼男女递解兰州设局留养，俟择地安插”[白寿彝．回民事变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93)，清军一次就屠杀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平民达七千人。这种屠城式的杀戮和在战争中的残杀，是回民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多隆阿的军队到达陕西大荔县之后，与回军交战，在羌白镇大败回军，屠尽堡内所有回民。当地汉民曾排演戏曲《打羌白》，描绘当时战事：　第一出，多隆阿上台，道白四句，表明身份，指挥士卒在八里店驻扎；　第二出，回军头目马盛和四名将军登台，马盛道白是“家住沙窝在马家，地畔相争动杀伐”，令四将云“多家娃子统兵前来，众兄弟围定，莫叫走脱”；　第三出，两军交战，回军勇猛，多隆阿抵挡不住，便抬出大炮，回军败退，多隆阿命“追过洛河”，最后交战于羌白镇，清军用炮轰城，回军败退。在各出前后，穿插了回民逃难和清军淫杀的故事。多军追回民，追到男的便杀，追到女的便强暴。有的男女不堪凌辱，投井自尽。回民一孕妇逃难，遭遇清兵，不得已藏匿在古坟墓中，清兵入内非礼，后用刀割破其腹，取出胎儿摔死，惨不忍睹。整出戏剧中充斥很多污言秽语。解放后，此剧被当地文化部门禁演。[9]
战时人口损失
回民起义对汉族的大屠杀，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陕西。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　回民起义爆发的前一年，陕西峰值人口数大约在1394万左右。短短的17年内，全省人口从1394万口锐减至772余万口，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16.3%。战争期间，大都是失去理智的相互杀戮，渭南各地饥民则东出潼关或南下四川觅食求生，也是人口流失的途径之一。需要说明的是，人口损失的数字是包含汉民和回民人口损失的总数，而不是回民屠杀汉人的数字。请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偷换概念。以上数据见于：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十三章第二节《回民战争及大旱灾对陕西人口的影响》，568页—601页。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46页—49页。　
以下是甘肃部分县大屠杀的情况。　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一次被杀十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人口约17．1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94%．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90%．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固原县。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同治二年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据中国人口史，庆阳府战争中损失128．7万，占战前人口的91．3%．汉民基本被杀光．　宁夏府。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150万，战后仅存10多万．当时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时赴义，数十万人，尽罹锋镝，天降鞠凶……“　花马池（现为宁夏盐池），原有10万人，战后只留下5947人．人口损失94．1%．汉人基本上被杀完。　陕回入甘经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杀甚惨。由于当时农村杀得很惨，能逃的则涌入县城，借城墙保命。然而城破之后，则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另一记载：“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渭源人口损失90%，人民基本被杀光。十年后才设官府，招民种田，原有住户只余十余家。　狄道。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八月，回民陷狄道州城，居民十余万被屠。　靖远。同治五年，“陕回陷靖远县城，陕回结靖远回为内应，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1则称，靖远破，“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余万”。　损失最惨的是临潼县，人基本被杀完。　临潼县。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2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　泾阳县。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战前一年的1861年人口17，7万，战后6。7万，战争中损失11万。　兴平县。战前1861年18。4万，战争三年人口损失7。9万。　户县。战前16。2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高陵县战前8万，损失4。8万。　富平县，战前31。8万，损失20。3万。　三原县，咸丰十一年（1861）三原县人口21。6万人，损失12。3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回民起义前的1861年高陵县人口8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损失4。8万。　大荔县（旧制），战前22。4万，三年后仅余72679人。损失67%。　合阳县，战前29。9万，战后余14。6万，损失57%。　澄城县，战前20。6万，损失60%。　蒲城县，战前32万，损失64%。　华州（现华县），战前17。8万，战后不到9万。　以上回民起义死亡人数的资料均有据可查，主要是《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当朝廷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转身来对付西北和西南的“回变”，在西北左宗棠的大军所向披靡。由于回民错误的指导思想，使得他们的斗争被很容易孤立为弱小的回回群体对抗以汉人为主的实力强大的清军。清军所到之处完全不见对付太平军时期的尴尬（没有群众基础），相反陕甘各地汉族百姓竞相支援，并且配合朝廷组成地方民团一起投入到对回回的疯狂报复之中去。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汉族的“秦不留回”的口号下也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回回。“秦不留回”——汉人幸存百姓在朝廷大军的鼓舞下对回回民族行疯狂报复之举。随着回回形势的不利，他们在陕西、甘肃被杀戮的几乎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
《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黄正林，《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中记载：　在清军镇压回民的过程中，成百上千乃至数万回民被杀戮，在《平回志》、《西征纪略》、《平定关陇纪略》及《左文襄公奏稿》等文献中多有记载，仅举数例说明之。同治三年四月辛卯，清军“于平凉近城米家沟，复追至太和沟、纸坊沟，共毙贼七八千，生擒百二三十人”；八月，清军“攻克张家川贼巢，毙贼万余”[白寿彝．回民事变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13、114)；同治八年，左宗棠攻击回民集结在甘肃董志原的十八大营，回民军及家属死亡数万人。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追杀悍回实一万数千名……由白马铺越蔡店，追杀至庆阳府，沿途贼尸枕籍，人马之坠崖倒毙，粮尽饿死者不可数计’’[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1，《追剿逆回荡平董志原贼巢果军叛勇戕害统将业经歼除大略情形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又进行追杀。两次大规模追杀，“杀毙、饿毙之贼及坠崖而死者，实不止二三万人”[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1，《追剿逆回大胜荡平泾董志原庆各属一律肃清折》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同治九年，在平远县“自夏徂秋，攻土回堡寨殆尽。虽穷乡僻壤，如篦如剃，杀戮尤掺。土回之凋敝以此”[光绪，平远县志．陈日新纂修](卷10)。同治十年，清军在宁夏王家疃“歼毙逆酋多名，悍贼八九千名”[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8,《上谕》同治十年正月初二日）。清军不仅在战场上杀戮回民，对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回族平民也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在宁夏金积堡回族首领马化龙乞降后，清军将领刘锦棠以在金积堡内搜获“洋枪洋炮千二百余杆”为口实，不仅杀了马化龙本人，其亲族、党友八十余人，部众一千八百余名“盖予骈诛，无一漏网”[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8，《平毁金积各巢首要各逆伏诛宁灵肃清折》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肃州城后，回军首领马四“亲诣左宗棠大营，泥首乞命”。左宗棠要求马四“宜缴马械，造土客各回户口清册，听候审辨安插，并令各将悍目赴大营听谕。马四唯唯听命。于是陆续款营，呈缴枪炮刀矛二千有奇，战马大半饿死，或宰充食粮，仅缴七十余匹。于是点验各回，于附近废堡安置”。也就是说回民已经投降了。但夜晚有数十名回民从北门逃跑，于是清军“将各凶悍客回千五百七十三人悉数骈诛。城中土回，拨出老弱妇女九百余人，其壮丁五千四百余人，夜中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剿除尽净，肃州遂平。其老幼男女递解兰州设局留养，俟择地安插”[白寿彝．回民事变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93)，清军一次就屠杀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平民达七千人。这种屠城式的杀戮和在战争中的残杀，是回民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究竟有多少回民在这次变乱中丧生？清代没有资料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民国时期一些零星的资料来估算回民在事变中损失的数量。1934年青海有回民11．8万人，1938年12.1万人[青海省编写组，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宁夏“回民散居各县，而以河东金积、灵武两县为中心……总数在十五万以上”[叶祖灏．宁夏纪要](p33)。又根据近人对甘肃伊斯兰教寺院及教徒的调查，信仰伊斯兰教人口在一万以上的县份包括皋兰1．6万人，康乐3．6万人，平凉2．7万人，固原5．1万人，隆德2．6万人，化平2．4万人，秦安近1万人，清水4．1万人，临夏9．9万人，宁定6．4万人，永靖2万人，和政3．7万人，海原3．9万人，包括其他县零星分布，共有57．4万人[甘肃省图书馆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p145～158)。从这几种资料来看，民国时期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民总共仅有85万人左右。这时离同治回变结束已经有五六十年的时间，黄河上游区域的回民仅及同治事变前的九分之一。通过民国时期这一区域回族人口数量来看，我们认为清同治年间的事变，黄河上游区域至少有650～700万回族人口丧生。
负面评价
1862年，回民任武曾参加咸丰七年至八年云南回民起义后回陕西，藏匿于渭南仓渡镇清真寺，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军机旗帜，同治元年（1862)三月发动武装起义。同年五月，张芾受陕西巡抚瑛棨之命出面安抚回军，五月初七晚上的谈判中，回军方面提出条件：立即解散各地团练，保障回民生命财产安全。张拒绝回军的要求，勒令交出回军首领任武。回军随后又说在张的轿内发现镇压起义的传帖（事实上当时清廷疲于应付太平天国运动，全国军队多参与围剿太平天国，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根本无力在中原腹地陕西再起战事）。五月十三日，张芾被杀。回民起义对于反抗清廷压迫以及地方政府处理汉回事物过于偏袒汉族一方具有一定正义性，但是回民起义军在起义后错误的把矛头指向一般汉族，满族等百姓，占领城池后采取屠城的粗暴方式，回军迅速丧失民心，导致各地汉民抵死反抗。逐渐演变成一场祸及西北诸省的战乱。
1862年7月初起义军攻克了六村堡，回民军挥师猛攻西安，陕西提督孔广顺等部约7000人死守。1863年1月中旬，多隆阿部开始与陕西回民起义军作战。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合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上层分子手里，个别回民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军与西捻军之间的互相攻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这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民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未能对清军实行有效的打击。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回民军的某些做法，如强迫汉民随教，也影响了回汉民族关系。在民族矛盾紧张而又长期化的情况下，改随伊斯兰教确实使相当的汉族群众免遭杀害。在宁夏、灵州、河州等地，许多材料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但这毕竟不是出于自愿，因而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而且，对于随教的汉族群众而言，有时也会飞来横祸。史学家马培清曾在《马占鳌的反清和降清》一书中提及[10]，同治六年（1867)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退河州。马占鳌令分驻四乡，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 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到北原上开会，表面 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 汉人听到消息，相率逃亡，结集到烟囱山，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纠集回军四 万多人，围困烟囱山，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马培清，马占鳌的反清和降清，（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
正史中关于宗教和民族矛盾的描述
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1864年11月1日），河州被围十一个月后，马占鳌指挥起义军一举攻克了河州城。城破以后，马占鳌下令没有杀清朝的文武官员，除“千总魏智勇、崔永禄等开城逃遁”外，其余文武官员均被马占鳌派人“护送出城”[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第67页]。马占鳌为了使汉民在战乱中不被滥杀，命令凡愿投诚随为回民的挂出白旗，头戴白号冒，一律免杀。这样大多数汉民为了自保，头戴白号冒，随了回民，称为“随教”。
另有记载说：冬十月“贼陷河州城，自赵必达[知县]失利，河州援绝粮尽，人相食，至是城陷，众犹力战，死者逾万，官吏将弁俱殉难，惟总兵丁希凤、知州喻祥、都司马映宗逸去。”[《甘肃通志稿》纪事六]关于城破后“死者逾万”的事，吴万善先生研究说：“有的记载说马占鳌攻破河州后，大肆屠杀，死者一万余人。这无疑是夸大其词。在河州一带，盲目仇杀的现象是存在的，起义首领往往难以约束。但更多的汉民，在当时的情况下或出于得到保护，‘随教’者很多。马占鳌采取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汉民，应当说是事实。”[《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01页]河州攻克后，因一些人不听军令，擅自杀害北塬汉民，马占鳌曾一度辞去大帅之职返家。
影响
黄河上游区域人口锐减我们先来看这次回民事变前的甘肃人口情况。乾隆年间是甘肃人口的发展高峰，乾隆十四年（1749年）达到570．9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达到1153．7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1506．8万。此后，甘肃人口增长出现了低迷或停滞，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回民反清事变前夕甘肃的人口为1547．6万[1](p135、136、150)。曹树基的研究对此进行了修正，他“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为基础，根据2．5‰的速度回溯”，所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为1591．8万（比清朝政府统计数字多了85．2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1781．6万（比嘉庆二十五年的户部清册多了248．7万）。按照曹氏的修正，同治元年甘肃的人口达到1945．9万[2](p431～433)。本文涉及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数字仍然以清中央政府的统计或地方志的记载为参考。发生在同治年间的回民反清事变，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甘肃人口锐减。同治年间西北的回民事变和东南地区的太平天国起义不同，它夹杂着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因此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回汉民族之间的大屠杀，即在同治期间黄河上游区域发生了许多回汉民之间报复性的屠城、屠堡、屠村事件。平凉城位于甘肃东部，是著名市镇，有甘肃“旱码头”之称，也是回民集聚区。陕西回民事变后，在籍巡抚团练大臣张芾被杀，其孙子张某在平凉任职，趁机报复，“他借口御回，就调动左近团练。而团练惑于‘见回不留’之谚语，于是就大杀没罪的回回”[3]，导致了回汉民族在乎凉的大规模冲突。回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后，平凉回民投靠了宁夏回民领袖马化龙。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再次攻破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4](卷47)。这次劫难后，“平凉数万户仅存百四十七户”[5](正编卷20)，死者既有回民，也有汉民。固原位于平凉至宁夏的交通要道上，是一个回汉杂居的地方，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被屠城。事变发生在大年初一，回民将城内“汉人全行杀尽，尸皆以火烧化”[6](p374)。这次屠城，固原“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5](正编卷20)。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晚，宁夏府城被屠[7](p112)。这次屠城，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8](卷31)。在回民军被镇压后，宁夏地方乡绅调查在回民事变期间宁夏府“前后殉难官绅商民人等约有三十万之多”[5](正编卷23)。这样的屠城事件在甘肃各地都有发生，特别是清军进入陕西后，迫使数万陕西回军及家属进入甘肃，加剧了甘肃的回汉民族冲突，许多府、州、县城被屠。同治二年八月，狄道城被回民攻破，“居民逃避不及，多被残杀”[7](p111)，有资料表明，被屠居民达十余万之众[4](卷47)。陕西回民起事后，华亭当地回民“尚爱家乡，不甚残毒”，但“同治二年十一月……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残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同治七年（1868年）春夏期间，回民军“北来攻城四次，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9](卷3)。同治二年十月，马化龙率回军攻打灵州城，“城回内应，城遂陷，屠戮二万余人”[8](卷31)。同年，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6](p366)。同治四年，肃州“士民遇害者万余”[5](正编卷21)。同治五年八月，回民军攻陷巩昌府城，“大肆焚杀，而陇西十余万生灵尽作釜中之鱼”[5](正编卷21)。同年，陕西回军与靖远回民里应外合，攻陷县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5](正编卷21)。同治六年四月十二日合水县城被回军攻破，“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是年七月十二日城又陷，贼由东城壕人，人民逃尽，止余空城。八年七月知县廖绍铨到任，多方招集，城内只有二三十家”。[10](卷下）在回民事变中，一些乡村民众到县城避难，在城破后一同被屠杀，如在渭源，回民曾两次攻掠渭源，但都没有敢攻打县城，老百姓以为县城是安全所在，“可徙居之。城中骤增居民万千，市巷充阗”。同治三年二月，县城被破，“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11](卷6)。同治七年，镇原“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人城避难，其守城最得力，其历时亦最久，久则怠矣”。三月初九日，县城也被回民军攻陷，“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12](卷17)，城内逃难人口大部被杀戮。除府、州、县城外，凡被回民军攻陷的市镇、村堡，也无不遭到杀戮，同时一些地方汉民也进行报复性杀戮。皋兰县羊寨、贡马营、新营、甘草店等处为交通要道，被回民军控制后，“其间村堡自三年来，尽遭焚毁”，如同治四年九月，陕西回军马士彦攻陷“镇虏堡，杀千有余人，遂据堡为窟穴，四出劫掠”[13](卷17)；次年四月，陕西回军攻陷皋兰县红水堡，“士民殉难者二千一百四十余人”[4](卷7)。在秦州（天水）“自杨家市至口河镇，破堡三十余所，人民死伤无数”[4](卷47)。在渭源“清同治初迭遭回变，搜括财物，惨杀人命，动辄数万，言之发指”[11](卷3)。这样的事例多不胜举。有的回民乘机对结有梁子的汉民村庄进行了报复性屠杀，如狄道洮河沿“有甘崔二姓，家口数百，好强武庄，当回出入要冲。每河州大东乡回行劫归，两家辄率佃丁邀截。回畏其强，不敢抗。至是乘陕西回乱，阑入陕境行劫，过洮河沿，二家复劫夺之。回遂约大东乡回数百来复仇。二家不能敌，遂攻破其庄，杀男女数百口”，此事发生在同治元年十月。次年汉民也对其进行了报复性杀戮，“六月甲午夜，狄道州民围放心，烧城内礼拜寺及回民屋宇五百余户，家小四千余口，焚杀尽净。于是各乡回众麇集城外，意图报复”[7](p108、111)。同治二年，“丹噶尔南川1营等处花寺回子，复勾结撒拉并米拉沟奸回各数千之众，烧杀洮较及汉民各村庄”[14](卷68,同治二年癸亥五月己巳）。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古浪“大堡民团夜屠回且尽，于是，古浪、永昌、山丹、甘州继之”[4](卷42)。同年三月，“丙申朔，高台县马家庄回聚众烧汉民村庄……是时，抚彝厅黄家湾回起事，焚杀汉民”[7](121～122)。同治十年十月，回民军攻击高台黑泉堡，“堡内男妇死者三千一百余人”[15](卷5)。这种回民村庄与汉民村庄之间的杀戮或回民军对汉民村堡的洗劫在史志中屡见不鲜，造成整庄、整社、整堡的回汉民族人口死亡。回民事变发生后，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各种福利设施如义仓、常平仓等遭到了毁坏。如西宁府“自同治元年以后，兵燹屡起，城乡社仓，为贼焚掠，迄今盖无一存矣”[16](卷9)。凡回民军所到之处，府、县基层政权的官吏或逃跑、或被杀，行政系统完全瘫痪，甚至处于真空状态，如隆德县“城空无主者五年”[17](卷4)。社会经济的破坏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政府和社会都失去了救助能力，使许多人口在饥饿、瘟疫、自然灾害中无法自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甘肃向来是个贫瘠之区，地理环境恶劣，大多数地方农作物只能一年一收，农村人家没有隔年之粮，经济与社会保障十分脆弱。回民事变发生后，不仅回民攻城掠地，抢掠民食与财物，而且前来镇压回民军的清军及溃勇也参与了抢掠，与民争食，出现了“甘肃之民，初困与贼，继困于兵，居不能安，逃无可人”的局面[7](p32)。在固原、平凉等地镇压回民的清军“借口无饷，奸掠烧杀。而溃勇窜扰东路，自隆（德）静（宁）至省六七百里，居民日夕屋惊，仓皇奔徙，文报梗塞”[7](p27)。因此，凡是回民军或清军攻略之地，都发生了饥荒，如同治六年回民军攻略镇原后，“七年，岁大饥，人相食，斗麦价三十余串”[12](卷18)。同治三年六月，兰州变乱发生后，“粮价昂数倍，饥民至杀人而食。携持子女投黄河死者，不绝于路”[7](p28)。另一文献记载，兰州“粮价益贵，斗至三四十金无粜者，道瑾相望。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携持男女赴河者，官至不能禁。城中生灵存者不能十一二”[7](p126)。回民事变期间各地不同程度发生了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根据袁林的不完全统计，1863年（同治二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年甘肃18个州县发生了瘟疫[18](p1517～1518)，每次瘟疫都伴随着大量人口死亡。如同治五年五月，永昌“疫大作，死者无算”[18](p1517)；同治六年，合水“兵乱虏抢殆尽，人有相食者，加之瘟疫甚行，十死三四”[10](卷下）；镇原“时疫大作，伤人甚重”[12](卷18)；崇信“瘟疫流行，城乡传染殆遍，棺木俱穷，多以芦席卷埋”[19](卷4)。天水、泾州、秦安、通渭、甘谷、武山、临泽等地都有瘟疫发生和人口死亡。另外，战争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战争本身也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总之，回民事变期间发生的冲突、战争、饥饿、瘟疫、自然灾害造成了甘肃人口的锐减，所谓“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虎狼”[20](卷18)。据人口史专家的推算，甘肃人口“1862年到l874年每年平均减损九十万，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战争较烈，估计减二百万，其余各年均减八十一万”，到回民事变被镇压的次年即1874年甘肃人口为466．6万[21](p414)，比事变前减少了1081万，即有69．9%的人口在这次战争中消耗①。各地出现人烟断绝的景象，如隆德“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17]。宁夏因灌溉农业发达，人口稠密，自“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回变，十室九空”[8](卷9)。经过这次战争的消耗后，黄河上游区域人口直到1953年都没有恢复到1862年（同治元年）的水平，表1反映的是1861年到1953年甘肃（包括原属甘肃的青海和宁夏）的人口发展状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同治回民事变甘肃（包括宁夏、西宁两府）丧失了多少人口，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石志新的研究认为“锐减绝对数为1173．9万余，减少了77%”（石志新：《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曹树基认为“人口损失1455．5万，损失比例为74．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635页）。本文采用的是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结果。从表1来看，经过同治回民事变之后，直到民国建立的1912年经历了40余年，甘肃人口尚未突破500万，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突破l 000万；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甘肃（包括宁夏、青海）的人口还未赶上同治元年的数量，足见这次事变对甘肃人口生产影响之大。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资料来源：甘肃省档案馆：《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第150、158页；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414页；侯杨方：《中国人口史·1910～1953》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