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虞
新文化运动人物
百科名片  吴虞吴虞（1872-1939）〖又有（1871-1949）一说〗，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新都区)人。启蒙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著有《吴虞文录》等。[1]
人物简介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新都）人。字又陵、幼陵，号爱智。早岁肆业于成都尊经学院，戊戌  吴虞日记维新时始求新学，在成都以教学馆为生，曾参与创设溥利公书局。1905年赴日求学，入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任成都府立中学等校教员。一度主编《蜀报》。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共和党，兼《四川政治公报》主编，后著文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后在《新青年》撰文对封建礼教予以严厉抨击，因而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917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南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1933年被迫去职。此后隐退，卒于成都。著有《吴虞文录·别录·日记》《秋水集》，编选有《国文选录》《骈文选读》。吴虞少时曾从吴之英学诗文，从今文经学家廖平习经，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以后与父亲的关系破裂，被逐出家门。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担任成都中学教习。一度主编《蜀报》。辛亥革命后，任《西成报》总编、《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1920年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晚年任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1933年因遭尊孔复古派的排斥打击，被迫辞职。
生平简介
吴虞，（1872年－1949年），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四川新都（今属成都市）人。清朝及中华民国学者。
吴虞生平早年在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开始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1905年，他赴日就读东京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先后担任成都府中学堂、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
1910年，吴虞与父亲发生冲突，被舆论斥为“非理非法”逆子。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召开会议，将他逐出教育界。
1919年11月，吴虞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吃人与礼教》，大力攻击“吃人的礼教”。胡适称他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曾任《西成报》等报纸主编。但吴虞本人却抱怨女儿长大后就开始不肖。
1920年，他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
晚年，他任教于四川大学。1949年在成都病逝。[1]　
反封建思想吴虞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张男女平等,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虞还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
吴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学，揭露吃人的“礼教”。他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为起点。”考的范围统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不孝也；战阵无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 
他认为，中国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除去君主专制与家族制度，而儒家伦理学说、社会组织上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必须加以批判。吴虞反对以礼为准则的等级观念，揭露儒教以礼杀人的本质。他在鲁迅《狂人日记》的启发下，以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揭露“吃人的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他认为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礼，学礼、复礼、传礼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动的主线。孝是维护封建道德的主要内容，礼则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现形式。吴虞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家道统”的作用，就是思想专制。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被定于一尊，孔子也成为“至圣”，结果形成中国长期来思想学术专制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他指出：“自孔氏诛少正卯，著‘侮圣言’、‘非圣无法’之厉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他坚定地认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于“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等文章，大胆冲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被称为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他的思想在当时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吴虞文录》目录：《吴虞文录》序；卷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  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卷下：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明李卓吾别传；《四川法政学校同学录》序；《松岗小史》序；《圆明园》序；墨子的劳农主义；附录：女权平议；孽缘；致陈独秀；致胡适；致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先生墓志铭；编后记。内容简介：这本“文录”，是吴虞力作兼精品的原文照录 。吴虞，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与陈独秀和胡适齐名，而独享“只手打孔家店”之胜誉。读《吴虞文录》，是阅读一个时代，是阅尽一派风云，是感受那时代风云中一位大师的热血和灵犀。《说孝》《礼论》《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一批不可不细细一读的吴虞上品。笔锋犀利，论证缜密，文采斐然，大师之谓也。附录吴虞夫人曾兰的《女权平议》等，兼有吴虞同陈独秀、胡适、青木正儿的往来信札，也都富有资料价值。《吴虞文录》最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可以看做吴虞早年的思想报告。本书选目基本参照亚东版《吴虞文录》（1921年10月初版，1929年4月六版），但“附录”部分有较大的变动：原版只附有《吴曾兰女权平议》《吴曾兰孽缘》两文；其《致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作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的附录载于初版《吴虞文录》卷上，《致陈独秀（一九一七年六月）》作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的附录载于卷下，这次一并归在本书“附录”部分；同时，本书新增加《致胡适》《致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先生墓志铭》亦为“附录”，以期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吴虞及其思想。本书录入排版是以《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为底本的，“附录”中新增的文章也来自于此。为尽可能保留文献原貌计，本书所辑各篇内容一仍底本，只对个别用字做改动。
吴虞通假良渚文化  吴虞（BC3000－1700）为有虞文化。高辛父曰乔极，表明其居“乔”。乔在今湖南，即楚国南部，《水经注》中的“五岭”即五个峤山，《墨子·鲁问》也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峤亦属吴地。如炎帝臣吴权，黄帝母吴枢。黄帝母娶自“有虞氏”，故名吴枢。〔26〕又帝舜祖父桥牛，亦吴地人。吴指洞庭湖到南岭及其以东地区。今江西修水的山背文化（约BC2335－2810），当为乔极及高辛的文化。因此，从高辛开始，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控制。河姆渡文化原为有巢氏文化，但从高辛时起，颛顼的后代吴回，有虞之祖虞幕及后来的舜皆受封于吴，因此，东南的良渚文化（分布在江淅、江西及福建广东等地）当为高辛时的吴文化。虞本作吴，吴地大致在江苏、安徽南部、湘江以东至江西、浙江、上海一带地，其中心在江西至太湖一带。舜之祖为末代颛顼（又曰幕），生穷禅，七世至舜，皆受封于吴。舜几经迁徙，即帝位于今湖南。良渚文化的突出特征是精美玉器和饕餮纹。饕餮者《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舜迁四凶族之一，或曰即三苗（平民），平民造反的最早领袖为蚩尤。蚩尤作乱，故后世画其像于尊彝，以为贪者戒。罗苹注《路史·蚩尤传》（后纪四）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状率为兽形……”，颛顼平定九黎之乱，有虞氏是颛顼后代，故良渚文化多此兽面纹，三代亦多作此纹。此又一次说明早在夏代以前，黄河、长江流域确为神农、黄帝一姓之天下。否则，蚩尤之影响不会如此之广。(本节详《有虞氏地望考》)
男女平权1917年6月1日，吴虞以妻子吴曾兰名义发表文章《女权平议》。他在文中说，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专制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专制时代之妇女  吴虞，出则听命于夫，入则听命于翁姑，幽闭闺阃，不能自主，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六畜无异，只知饮食，只知养子。以此辈无知无能之人为群男之母，则举国男子当幼稚之时，不受其害者鲜矣。吾国专重家族制度，重名分而轻人道，蔑视国家之体制道德法律并为一谈，礼刑所出，其义根本于儒教。孔氏常以女与小人并称，安能认为主张男女平等之人？且吾人所争平等，为法律上之平等；所争自由为法律内之自由；非无范围之平等，无限界之自由。而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正不必曲为之说也。他呼吁：吾女子当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呜呼！良妻贤母，固为妇女天职之一端；而生今之世界，则殊非以良贤母为究竟。
他人评价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做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耻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1911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200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玉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
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即使这样的人也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
今人吴虞
吴虞(1989-?)江苏镇江人。现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2000年曾在福州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吉他大赛上获得重奏组第一名及在第三届全国吉他大赛上获得少年组独奏三等奖；又在2002年10月亚洲音乐艺术节暨“保嘉杯”第四届全国吉他大赛少年组获得独奏第一名；被誉为“中国吉他乐坛的新星”；正在准备报考美国音乐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