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郧阳民变
背景
元朝，荆州、襄阳上游为郧阳，郧阳是古代麋国，春秋时期为楚国的附庸，地多有山。元朝至正年间，流贼作乱，终元朝一代，竟不能制。明朝初期，朱元璋命邓愈以大兵剿除，空其地，禁流民不进入。然而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又多有空旷土地。山谷戹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1]。  明宪宗
正统二年，当年饥荒，百姓纷纷进入此区，之後聚众者多，所以无所约束，其中有巧黠的人并开始驱役他人。汉中府的官员上报，并称如果不尽早诛杀，恐怕为後患。明英宗称：“小民被饥寒所迫，奈何就派兵诛杀呢！”并命御史金敬赶往抚辑。金敬抵达后，贬数人戍边，其馀都听从抚辑，但是有为奸犯科的人则潜藏不出。之後再次出现，则势力有所扩张。有锦衣卫千户杨英奉使河南，推测其必反，之後上疏请派遣官员体恤饥荒，渐渐控制驱散这些流传之辈。但没有批准。而三省长官又多推诿此事非自己境内，於是按照旧例不去管理。
至此，河南西华的刘千斤（刘通）开始发兵作乱。成化元年（1465年），号称“石和尚”的石龙纠合冯子龙数百人，四散剽掠。於是众人在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伪号“汉”，建元“德胜”。署将军元帅，以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众至数万人，洗劫襄阳、邓州境内。当时王恕刚以副都御史出抚，悬榜晓谕，却未受分讨之命。贼狃为故常，不肯散去。王恕上报朝廷请求出兵平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
过程
刘通、石龙之乱成化元年（1465年）五月，明宪宗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合湖广总兵李震讨刘千斤，副都御史王恕会三师并进，直捣其巢[2]。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镇守荆、襄的王信猜测刘千斤会进攻房陵。於是率领数十骑往据之。调集民兵，不满千人。刘千斤率领四千馀人围攻，明军援绝，王信在多张旗举火，日夜不息，历四旬。其中派出敢死队在出城五六里举火礮，叛军以为援兵赶来，遂溃败。王信乘势追击，此後升为都指挥同知[3]。
同年三月，提督荆、襄军务兵部尚书白圭上奏，请求分四路：南漳、安远、房县、谷城，以犄角状并进，克期会剿。宪宗批准此议[4]。
同年五月，白圭率兵进入南阳时，与抚宁伯朱永由南漳入，遇到叛军，诱之到临城，一同击破。朱永有病留在镇中，白圭则与唐慎、李震、湖广巡抚王俭进兵潭头坪；林贵、鲍政自安远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挥刘清等亦自谷城进兵洞庭庙。叛军见到明军势力强大，刘千斤遂走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明军遂调兵赶往寿阳，截断其退路，刘千斤退守大市，与石龙会合。都指挥田广进至雁坪，击退叛军，追及於古口山。此日湖广部队与其他部队会合，一同进攻叛军。斩刘千斤之子刘聪、伪都司苗虎一百馀人，并乘胜进兵，贼退入巢穴。此时山险，又下雨，石圭遂身先士卒，至格兜，叛军凭险抵御。当时各路部队已会师两天，却久攻不下。士兵听闻主帅石圭亲来，更加奋勇。石圭於是命刘清率领千馀部队，从间道出现在敌军後部，焚烧其营，使其以为大军到来。石圭与李震、王俭攻其右路；王信攻其左路；鲍政冲其中路。敌军数万迎战，却回顾到其营地起火，遂惊走，蹂蹑死者无算，斩杀数万人。生擒刘千斤，献俘京师，与苗龙等四十人，皆行磔刑於集市。男子十岁以上者斩之，只有刘长子、石和尚逃到深山中。恰逢朱永病愈，更帅兵搜剩馀叛军。
六月，石和尚率众千馀人，焚劫四川大昌县，杀夔州通判王祯。宪宗命分兵讨之。
之後，石和尚、刘长子聚众于巫山，石圭遣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追击。叛军因计穷食尽而投降。石圭遣指挥张英诱之，刘长子遂缚石和尚送至喜信军营。继而并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其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馀人。事情上报后，宪宗命搜捕馀党，叛军遂平。诸将领忌恨张英有战功，於是在朱永面前诬陷，称其多获叛军贿赂。因此事，张英被捶杀，大军班师。
十一月，石和尚、刘长子受磔刑惩罚。后叙平荆、襄功，进抚宁伯朱永为侯，李震兴宁伯，白圭进为太子少保。
李胡子之乱成化四年（1468年）三月，宪宗改户部右侍郎杨璇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南阳流民
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刘千斤馀党李胡子纠合馀党小王洪、石歪膊，率领荆、襄流民聚众谋反。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明军屡次逮捕不获，荆、襄、南阳等地遂发生骚乱。十一月，宪宗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伐李胡子。  明朝襄阳
成化七年（1471年）正月，右都御史项忠抵达襄阳，看到士兵寡弱，请调永顺等土兵前往，宪宗批准。诸将请速进，项忠约束部队禁止滥杀无辜。兵部尚书白圭则反对调用永顺、保靖土兵，以免激化骚动。而项忠则称流民撤离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人，如果中止土兵，百姓听闻后仍然会生疑；况且贼首仍然潜伏，届时再调兵则为难。宪宗於是听从项忠主张，并约束其禁止扰民，用心安抚。
同年十一月，项忠派遣副使馀洵、都指挥李振率兵追捕，在竹山县遇到李胡子，被明军擒获。小王洪的五百余众，屯於钧州龙潭，亦被明军擒获。此後遣送还乡者有四十万人，俘斩二千人，编戍者一万馀人。当时流民从明初洪武年间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有为非作歹的人。军队进入后，死者枕藉山谷。其戍边湖广、贵州的人，又多死於路途中，弃屍于江浒。言论者谓项忠此役，实为多滥杀。
十二月，都御史项忠献荆、襄俘李胡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书陆瑜等会奏，为其分别定罪。
成化八年（1472年）四月，给事中梁璟上疏弹劾都御史项忠偏听检讨张宽、御史刘洁、总兵李震，纵杀邀功。宪宗称：“荆、襄流民作乱，朝廷内外都以之为忧虑。现在已经荡平，就应该谈论以後解决方法，不这样的话就会激怒于天下。”兵部尚书白圭又称：“项忠所呈上的荆、阳功次文册，与李震前後比较有不同，请勘别。”宪宗亦没有听从。
同年五月，都御史项忠乞求致仕，宪宗慰留，召还都察院。
平抚馀事
自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邓之间，皆为长山大谷，绵亘长达千里，所以流逋的人能够藏聚，这是刘千斤之乱的原因。至李胡子复乱，流民人数甚至多达一百万。都御史项忠奉命捕逐，死者不计其数。国子监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称道：
昔日古人修天下《地理志》，看到东晋时的庐州、松州百姓，流落到荆州，於是荆江之南设置松滋县令众人侨居；陕西雍州的百姓，流聚至襄阳，应襄西之侧置南雍州令众人居住。其後松滋遂隶於荆州，南雍并於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这是前代处理荆、襄流民的方法，非常有用。现在应当任由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平抚，之後设置官员，编制里甲，宽其傜役，使其安居乐业业，则流民皆可为齐民了。
都御史李宾非常赞同此说，并援其说上疏，宪宗批准。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宪宗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
成化十二年七月，北城兵马吏目文会上疏道：
荆、襄自古为用武之地。宣德年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匿聚为非作歹。正统年间，百姓胡忠等开垦荒田，才开始入版籍，编成里甲。成化年以来，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继作乱，大臣处置失宜，终未安辑。现在河南歉收百姓饥荒，只能入山就食，势不可止，如何保护以後不成後患？所以我呈上三事：首先，荆、襄土地肥饶，皆可用於耕种，远年入籍的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体恤宽恕，而愿回籍者听由其原；其次，流民潜处的地方多出没不常，乞求皇上选良官担任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最後，荆、襄等地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应当在总隘地方，加设府、卫所、州、县，设立保甲，允许通货购买衣食物品，设立学校崇尚风俗，则其百姓自然会从善了。
宪宗表示赞同，并命都御史原杰采用此主张。
同年九月，都御史原杰上奏，得到了宪宗批准。
信阳、固始等州县，南抵蕲、黄，西接荆、襄，东连凤阳、霍丘，山势绵亘，河流四达，盗贼容易出没。况且凤阳、陈州，最近都在受灾，流民载道。强盗进入霍丘，抢劫物资，逮捕官员，百姓骚动，应该考虑防备措施了。现在请在汝宁所属信阳等十三个州县，令二司巡守官选壮丁，备器械马匹。委任二官总督缉捕盗贼。此外，信阳军民杂处，奸盗容易聚众，请调守备南阳河南都指挥官，得权专御盗贼，禁止开采银洞。此外，商城县南接六安州有二百馀里，四野旷漫，而金刚台巡检司则在县北，现在请在马头山置县。
同年十一月，宪宗正式下诏，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当时都御史原杰遍置诸郡县，无论深山穷谷均亲自前往。抵达后向百姓问疾苦并宣达朝廷旨意，百姓均愿意附版籍为良民。於是，湖广、河南、陕西等地的抚、按、藩、臬官员，入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馀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馀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馀户，许以各自占旷土，官方为其限给丁力，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并置郡县统一指挥。
因此设立：
淅川县，割内乡县重新设置。 竹溪县，于湖广割竹山地而成。 郧西县，割郧、津地而成。 桐柏县、南召县、伊阳县，为河南割南阳府、汝州、唐县等地而设置。 商南县、山阳县，为陕西分析商县而成；原商县升为商州。 郧阳府，在郧县城置，下辖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郧西县、上津县，并在郧阳设立行都司和卫所，以保卫其控制。 此外举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首任郧阳府知府。原杰又以所地涉及三省，没有统一指挥，於是推荐御史吴道宏代替自己担任郧阳抚治，统领八郡，兼制三省。宪宗遂升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代替原杰担任抚治；并驰马赐玺书，召还原杰，并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原杰为平抚殚精竭力，劳苦成疾，在南还途中竟死於驿舍。荆、襄百姓听闻后，无不流泣。此後宪宗以抚治郧阳大理少卿吴道宏为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著为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