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曾卓
基本信息
笔 名： 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  曾卓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22——2002.4.10
民　族： 汉族
生平介绍
原名曾庆冠。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 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
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手的歌》等，其中《老水手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所著  曾卓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
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曾卓抒情诗选》；散文集《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1994年，出版《曾卓文集》3卷。原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2002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他临终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没有被打败！”
大事年表
1922年生于武汉，祖籍黄陂，是抗日救亡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之一。
14岁开始写作，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正式发表作品。
流亡重庆时，与邹荻帆、绿原等人组织了在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诗垦地社”，出版过《诗垦地丛刊》。
1947年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汉口大刚报编副刊《大江》。当时有人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
解放后，曾任《长江日报》社副社长、市文联副主席。
1958年卷入胡风案，1979年平反。
融入时代
曾卓祖籍黄陂，1922年3月5日生于汉口，四岁时，不到25岁的母亲遭遗弃，曾卓随母亲和祖父母一起生活。母亲的不幸，早早便给曾卓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6岁时上汉口“六小”  解放前的汉口码头，开始接触中外儿童读物，小学期间在老师的帮助下发表了几篇作品，从此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并狂热地喜爱文艺，加入了由高年级同学和进步青年组成的读书会，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浪潮和鲁迅的思想开始影响他。
1936年，年仅14岁的曾卓写作了他的第一首诗《生活》，他在诗中写道：“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漩涡。” 15岁时抗战爆发，曾卓立刻被时代的洪流吸引住了。他参加读书会，投入“一二九”运动的浪潮，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后被学校开除，被迫离开故乡，又辗转到重庆，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火一样的青春，火一样的斗争，熔炼了曾卓火一样的诗情。1939年到1943年，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成为当时靳以编的进步刊物《文群》的经常投稿者，并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民族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曾卓在重庆的八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终生影响。一是在战火离乱之际，母亲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不知所终。母亲遭逢的双重不幸，使曾卓一生对母亲充满了怀念；而他的性格、情感也因之深受影响。一是在重庆结识了邹荻帆、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青年，自筹资金创办了在时代特征、艺术追求上都与胡风编的《七月》、《希望》相近的诗刊《诗垦地》，并在邹荻帆陪同下两次拜见胡风。“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这个影响，是使曾卓的诗歌创作摆脱了臧克家、何其芳的影响转而深受艾青等“七月派”诗人的影响，同时接受了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的诗风转变，写出了一些为时代而歌的优秀诗篇，如《门》、《来自草原的人》、《母亲》、《铁栏与火》、《有赠》等等。
赞美生活
曾卓说过：“我知道，读者是不能欺骗的。他们首先区分真诗和非诗，然后才区分好诗和不好的诗。”
曾卓诗的感情是真挚的，形象是鲜明的，并且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都融合着一种坚强、无私无畏、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
曾卓不仅仅是一位卓然有成的诗人。他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笔、充沛的激情和丰富  曾卓笔迹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成为一位独具一格的散文家。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后，他陆续出版了几部散文集，这些集子体现了曾卓的美学理念和艺术追求，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听笛人手记》。在这部书中，他着眼现实生活，以诗人的眼光选读外国文学作品，以诗的语言复述那些令他感动和深思的故事，敞开胸襟展示他的读后所得，并将之提炼成启人心扉、充满诗意的哲理。有人这样评价这本书：“你读着书，仿佛总有四个字如森林精灵扇动两翼：热爱生活”。
曾卓对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尤其推崇有加，他对巴氏的评价是可以移用来评价曾卓的：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
《听笛人手记》也被视作一部风格独特的诗化的书话，在文体的创新上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这部书也一直是藏书爱好者追捧的目标。
人间大爱
哲人说“风格即人”，曾卓的作品与人也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体，一点没有违拗和相悖，他的作品总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与曾卓熟悉的人都知道，曾卓正是常常使朋友们感受到温暖和美感的。他宽厚，胸怀博大；他温情，待人以诚。他跟谁都谈得来，因此他有许多朋友。知名不知名的文艺圈中人就不说了，武昌青龙巷待业在家的藏书爱好者、汉口常码头汽运公司的普通职员、滨江蔡锷路开书店的年轻老板、鄂西北新华书店的员工，都可登其堂入其室，跟他促膝而侃。
对老年作家的后事包括子女的事，他也总是给予无私的帮助。老朋友邹荻帆身后留下一部小说《苦涩的罗曼史》，也是他四处张罗销售。
一个并非文坛中人的习作者，有意采访全中国健在的“七月派”诗人，追寻历史的烟云，曾卓热心地介绍联系并指导。而这个习作者不论走到哪里，曾卓的朋友对曾卓的称道都是一致的。曾卓及其朋友们的帮助，使他完成了“七月书旅”的系列采访并形诸于文字，得到了好评。
曾卓在确诊病情之后，仍以近八十岁的高龄西登武当、南游海南。病魔摧残从未使他低头，前往探视的人总听得到他的笑声甚至歌声。只有曾卓这样对世界充满爱意的人，才能在弥留之际说：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也只有曾卓这样对世人满怀情谊的人，才会在人生谢幕的时候说：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诗评家张永健教授认为，在众多有影响的老诗人之中，曾卓不以高产著称，却能写出让人百读不厌的优质诗篇。“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
曾卓2002年4月10日去世后，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
主要作品
文集
《曾卓文集》（三卷本，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诗集
《门》（1944年诗文学社）；《悬崖边的树》（198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老水手的歌》（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曾卓抒情诗集》（1988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给少年们的诗》（199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散文集
《痛苦与欢乐》（笔名柳江，1951年武汉通俗读物出版社）；《美的寻求者》（198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让火燃着》（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听笛人手记》（1986年上海文艺  曾卓散文集出版社）；《在大江上》（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美的寻求者》（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笛之韵》（2000年武汉出版社）；《曾卓散文选》（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诗论集
《诗人的两翼》（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听那美丽的笛声》（1999年湖北少儿出版社）
文学短论
《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1951年武汉通俗读物出版社）
儿童小说
《小鲁宾逊的一天》（1945年重庆建国出版社）  曾卓文集戏剧
独幕剧《同病相怜》（收入《处女的心》戏剧集中。1946年上海文光出版社出版）； 改编话剧《莫扎特》（1980年先后发表于《长江戏剧》和《广州文艺》）；多幕话剧《江姐》等。
作品欣赏
大森林有一个大神秘
踏着枯枝、落叶、青苔走进一个原始大森林  曾卓我的心轻轻颤栗起来
——呵，走进了一个大神秘高高树梢上流动的风声烘托出沉重的寂静
浓荫中漏下的闪闪烁烁的光点衬显出幽深的黑黝
参天的粗壮的大树
低矮的交错的小树
狰狞的怪石
野兽的足迹
偶然一滴水珠落在头上忽然一声巨鹰的长唳
……惊愕中，又沉醉于树木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满目杂乱
又多么和谐
时间凝固
又处处布满生气
它古老而又年轻
经历过多少世纪
经历过多少风雪雷电
它永远屹立
我走着，不知道
是在走向原始还是走向未来我站住，不敢走进
森林的海的漩涡深处
一切浮躁被洗净
一切哀乐被抛置
肃穆、宁静、庄重……种种感觉从胸中升起
我却难以表达
那使我的心颤栗的大神秘
读者评注
本段为读者对《曾卓文集》的书评，编者注
曾卓先生的《听笛人手记》里，有好几篇文章是谈前苏联老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其中在《美的寻求者》一
文里，曾卓说道： 
他不以艺术为神明，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只是，他如此的善良而温情，以至血与火、人世的纷扰和苦难，似乎是他柔和的心所无力承担的，因而往往为他所无视或回避。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寻求美、发现美和歌颂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内。  曾卓在这篇文章里，曾卓还写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却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如对生活的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永远的激情……
曾卓曾多次坦率地承认，他对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有所偏爱”的。他认为巴氏的作品帮助我们加深了对于生活的爱。当然，曾卓也十分喜爱那些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它们往往也达到了诗的高度，但比较起来(这或许也与个人的气质有关)，他是更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形式的诗篇”，如《一篮枞果》、《夜行的驿车》、《雪》和《雨蒙蒙的黎明》等等。他觉得，正是由于巴乌斯托夫斯基有着美好的心灵，而又将自己的激情融合在作品里，再加上他的美丽清新的文笔，因而他的作品便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读后使人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一种轻微的心的颤动……
我读曾卓的作品，总会联想到他所偏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曾卓称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位“美的寻求者”，其实曾卓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生履历和艺术追求，也正是不停地探索和寻求着美，以及美的孪生姊妹真与善的过程。曾卓曾引用过《一篮枞果》里的主人公、挪威著名作曲家爱德华·葛利格对那个守林人的女儿达格妮·彼得逊那番心声的表白，认为它：“正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向年轻的一代说的话，从这中间既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也可以看出他的风格”。其实也不妨视为曾卓的心声：
你像太阳，像柔和的微风，像清晨一样，你心灵中开放出一朵白色的花，使你身上充满了春天的芳香……我经历过，见识过，而且也懂得生活；不管谁对你讲什么话，永远要相信生活是美妙的珍贵的东西。我是一个老人，但是，我把我的工作，我的才能，我的生命都献给了青年……我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一切，因此，也许我比你更要幸福一些。
是的，毫不吝惜地献出一切，把自己的青春、壮年乃至老年的工作和才能，真诚地、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的生活着和热爱着的时代与人民，这也正是老诗人曾卓毕生的原则和一贯的风格，同时也是他在年老之时感到“也许我比你们更幸福一些”的原因之一，即便这幸福和欢乐是用无数的痛苦换来的。
友人回忆
刘绪贻
在近期的阅 读和写作中，曾经几次涉及我和著名诗人曾卓的交往情况。缅怀故人的深切情怀，难以忘却的愧疚心情，促使我禁不住写下这篇回忆文章。　(一)
曾卓原名曾庆冠，是我黄陂县的小同乡。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北乡农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汉口，彼此原不相识。虽然解放前我们互有所知，但见面与接触却是在解放以后。
曾卓4岁时，他的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他认为极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从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势者的正义感。6岁时进入武汉市第六小学读书，曾在老师帮助下，在当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热爱文艺。1934年考入武汉市男一中就读，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激愤。中国共产党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还在原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在广大学生群众中迅速扩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并于1935年掀起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种火热浪潮中，一向正义感很强并已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曾卓，很自然地结识了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并于14岁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生活"一诗，认为"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15岁时，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学校除名，转入黄岗正源中学就读，并在当地抗日热情的感染、鼓舞下，经地下党人介绍，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6岁。
同年武汉沦陷前，曾卓流亡到重庆，考入复旦中学，参加了进步同学的组织"吼声剧团"和"复活社"，并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他为即将前往延安的同学写了一首题为《别》的诗，发表在进步文学家、复旦大学年轻教授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赞赏这首年轻人的诗，发表时还写了短文予以评论。此后，靳以还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宠若惊。1940年，曾卓结识了著名年轻诗人邹荻帆。他们和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人组织"诗垦地社"，出版《诗垦地丛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将《文群》的版面让给"诗垦地社"发表诗作。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文群》坚持出版了4年500余期，而且常刊载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艺界声望卓著。曾卓的诗作屡见于《文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诗"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诗的主旨在于说明进步文学之门决不会为叛逆者打开。《大公报》记者谢贻征对此诗倍加赞赏，并撰文称赞作者为"少年雪莱"。自此以后，曾卓声名鹊起，开始尝试诗歌以外的多种文学形式，投稿范围也逐渐扩大，。1940-1943年间，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及其他文艺作品，并于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门》。这一时期，是曾卓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人评价，曾卓和一批与他共同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形成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积极组织"桔社"、"中大剧艺社"，定期出墙报；参加过艾青、田间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契诃夫的《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还于1944-1945年编辑《诗文学》。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市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刊登进步作品，有人称这份副刊为"武汉的一点亮光"。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于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并当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协副主席。
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卷入胡风案，同年6月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极度艰难和孤寂的牢狱生活。1957年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曾卓才得以调任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刚恢复创作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闲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几年后，他调回武汉话剧院(注：武汉人民艺术为剧院1968年改称武汉话剧院)做勤杂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在1955－1979这漫长的25年中，曾卓虽然处在极端屈辱与艰难、苦涩而无奈的困厄环境中，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尊、真诚、坚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评价曾卓，说他"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有负于他的人)"。同时，他并未被命运扼杀，心中的波涛仍然汹涌翻腾，创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进行着各种隐蔽和公开的创作。
比如，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狱中口占了30余首怀念童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诗作。1961年，他写了很成功并获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肯定的话剧《江姐》和著名情诗"有赠"。1970年《悬崖边的树》一诗，更是好评如潮。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话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和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等。
1979年平反以后，曾卓重返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4届理事，第5、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从1981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包括诗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听笛人手记》（1986）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1987）在内的10余部作品。
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到老年仍不懈地进行创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练自然，富于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挚"的文艺作品。他的诗作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浓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又饱含着"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民的爱"以及"对诗（艺术）的爱"。他的散文也独树一帜，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感情充沛。虽然曾卓见证了母亲和祖国的苦难，也亲历了离合无常、蒙受冤屈、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里难见消沉和绝望，却始终充满面对命运时无所畏惧的坚强信念和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这些作品直达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联想和共鸣。曾卓的创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他的《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1983年，《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诗集奖；1988年，《听笛人手记》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后，曾卓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
人们对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张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
（二）
我与曾卓都是黄陂县人，家庭背景大同小异，1929-1938年间，除很短的时间以外，都在武汉市生活和学习；1940-1944年间，都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为什么彼此毫不相知，毫无接触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异，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学读书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后来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的熏陶和制约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孕育而成的。曾卓进小学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七年，在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相当的深刻，曾卓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无缘相知相识，合乎常情。
从1946年起，因各种原因，我已逐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执教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的主编。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彼此已逐渐相知，甚至同气相求，同心相励，但仍缘悭一面。大约是在1953年4、5月间，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汉市党员代表会议。曾卓作为正式代表，当时已有15年党龄，但他却不以老资格自居，积极热情地、谦和诚恳地和我这个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虽未明言，心里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后，我作为武汉市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作为武汉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虽然在工人文艺运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在毛泽东煽起的"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大都是有些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曾卓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不良传统的影响，胡风就曾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并被全国、省、市各级媒体转载。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有上述两点原因，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污蔑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我却称之为"阴谋"；强词夺理地攻击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破坏文艺团体之间的团结"等等。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乃是为了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倾心地与我相交，我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机会向他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以致一再耽搁。
时隔40余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1997年，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我的这种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地以我的名义，将此书赠与曾卓。曾卓不了解内情，获书后写信感谢我，并告诉我说："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接到他的信后，我又惊又喜。除暗中感谢康惠农君外，立即给他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公案，坦言40余年来我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却未能如愿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写道："50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后，我的心情比以往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从以后我们的交往中，从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诚的，是值得钦佩的。自此以后，我常想以某种方式对曾卓的大度与宽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虽才疏识浅，却是一个不易以言语许人的人，久久未能如愿。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们两人朋友并了解我们关系的《长江日报》罗建华编辑，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意邀请我和曾卓同时参加，使我们久别重逢，互倾积愫，彼此十分高兴，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后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偶读陆游诗词，觉得两位诗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赋七言律绝一首：
心有灵屏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
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
2001年6月5日，我将诗作抄寄曾卓，并拜托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转赠给他。6月8日，曾卓复信说："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
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给我的绝笔。
（三）
现在回忆起我与诗人曾卓平生的交往，真是感慨良深。青少年时，虽然我们感受着不同的时代脉搏，浸染于不同的社会思潮，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无缘相识。但是，我们的家庭教养和社会关系颇多相似之处，因而陪养成一种十分接近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我们都反对专制独裁、贪污腐朽的统治，同情弱势群体，热望社会公平公正，甚至认为全人类都应该互爱互助，消除压迫、剥削、侵略、欺骗等等非人道行为；我们热爱自由，但反对妨碍、干预他人自由；我们都钟情于写作生涯，借以抒发自己美好的感情，阐明高尚的理念；我们都勇于坚持真理和正义，都醉心于通过为社会、人类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为此敢于藐视权势，不怕坎坷生活，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了上述这种相似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作为粘合剂，我们只要有机会接触，便会逐渐成为心灵相通的知己与挚友，享受温馨的友谊，互相促进学识、情操、理想以至整个人格的升华。解放前后，我们幸而有了从间接到直接的接触。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55年的一场严冰恶雪，摧折了这朵含苞欲放的友谊之鲜花。
1998年上半年，我们终于在好心友人多情而巧妙的安排下，在迟暮之年重逢，彼此惊喜不置。此后，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重新培育出那朵1955年被摧折的友谊之鲜花。我思考着和曾卓一同去磨山公园赏梅，在冬天仰望春天；想象着和他去武昌东湖植物园欣赏郁金香、杜鹃、玫瑰争鲜斗艳，尽量体验爱花、惜花的情怀；在中秋之夜一同赏月论文；在重阳节一同持螯对菊吟诗。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探讨人类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然而直到2002年，我一直在忙于完成人民出版社六卷本《美国通史》约稿任务，未能使这些美好的设想"心想事成"。而曾卓则天不假年，过早地离我而去。
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