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格林科恩
成长经历
我行我素格伦·科恩生于1952年，从小在纽约生活。15岁那年，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科恩9岁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出了一本有关其童年的书籍。科恩也弄到了一本，他用稚嫩的文字给总统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回应。结果，总统真的寄回了这本书，还在扉页上加了一个亲笔签名。
科恩很聪明，上小学时跳过级，收集硬币是他一生的喜好。此外，他很小就表现出极高的运动天赋：11岁时，他就获得乡间俱乐部的游泳冠军；他还是一个保龄球高手，经常可以打出200分以上高分。12岁时，他获得了一块沙纸板的乒乓拍，从此爱上了打乒乓。嬉皮青年15岁时，科恩赢得了好莱坞杯全美乒乓赛这个组别的冠军，这是他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获得两次全国少年冠军后，他一心想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后来在前日本世界冠军荻村（前国际乒联主席）的指导下，左手横握球拍的科恩有了长足的进步。
科恩长头发，喜欢戴一顶后檐很长松松垮垮的帽子，常常独来独往，用现在的话说，科恩很酷。不过，他球打得不错，当时在美国队里，至少是二号选手。
1971年3、4月间，科恩随美国乒乓球队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当时，他是加州圣塔·莫尼卡一所大学的非全日制学生。而且，他当时经常逃学，在学校外的时间，远比在学校内的时间要多。历史转折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缘于科恩的独来独往。那是名古屋世乒赛开始的第二天下午，科恩一个人跟着一辆组委会的小车，去了一幢七层楼的练习馆。
他进馆后，与英国球星泰勒打了好几盘。后来，中国队排着整齐的队伍也来了。不少中国队员一直冲着他笑，科恩也友好地向他们点点头。中国队开始练习时，他瞅准机会问梁戈亮，能否和他挥几拍。梁戈亮当年是中国男队三大主力之一。
梁戈亮欣然同意。科恩与梁戈亮练了15分钟球后，练习时间到了。
等科恩理好东西，走下大楼时，发现送他来的那辆车已经走了。正当手足无措时，他发现有一个中国人在向他招手（如果真如科恩所说，有一个中国人向他招手，那么这个中国人是谁，也许永远是一个谜），似乎是邀他坐中国队的车。反正也没车，他就径直上了车。
上车后，中国队员与教练都微笑地看着他，也许是因为长头发与这顶后檐很长的帽子，一些人在大笑。意外礼物“有没有翻译？”车子开了后，科恩站起来大声说道（科恩没有先前我们认为的，一个人很尴尬地坐在那里，直到庄则栋向他走过去）。找到翻译后，他用最简单的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衣服都看上去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我穿的一样，都和我想的一样。我们曾经被压迫，但通过革命，获得了自由。”
后来一位路透社记者采访科恩后觉得，当时科恩说这些话时，满脑子在想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如何让中国人获得自由。可见，当时外界对中国有多么不了解。
“你在我们国家有许多朋友。”当时坐在最后一排的庄则栋，起身走到科恩面前，笑着对他说，“我还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块杭州织锦，上面有一幅黄山风景画。
这真是个意外的礼物。科恩接过礼物后，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在自己的包里狂翻。他多么希望也从包里拿出一件礼物回赠给庄则栋啊。可翻了半天，也只有一把梳子是可以送人的，但转念一想，不行不行，这太丢美国人的脸了。于是，他对庄则栋说：“我也想送你礼物，可现在没有。”头条新闻??下车时，正好给候在门口的不少日本记者看到。记者们都看到了那件礼物，科恩则忙着解释，我还没有给庄先生礼物呢。他们交谈、握手的照片，都给记者们拍了下来，第二天就上了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头条。两人合影的图说明是这样写的：庄则栋难道与科恩是朋友吗？
世界媒体都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了。而且那次中国代表团来到名古屋后，表现出一种想广交朋友的姿态。但中美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友好举动，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科恩回到宾馆，兴奋坏了。他把上中国队车的事，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伴。他还憧憬地说：“估计要请我去中国了。”回赠礼物科恩从当晚开始，就在为回送给庄则栋什么礼物而犯愁。
送什么好呢？科恩开始在名古屋的地铁搜索，因为他发现那里有许多商店。当他看到一个日本男孩穿着一件红蓝白三色，上面写着“让它去吧”的T恤后，满眼放光。他激动地对那个男孩说：“把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卖给我吧。就现在。”
好说歹说，那个日本男孩就是不同意，这可把科恩气坏了。
幸运的是，后来科恩在地铁商店里，还是发现了这件T恤。他一下买了两件，一件给庄则栋，一件给自己。
两天后，科恩瞅准机会，在比赛场边把一件T恤回赠给庄则栋。短短10秒钟，便围上来几名摄影记者。“你好，这是我送你的T恤。”庄则栋笑着收下了礼物，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决定赴华有两名日本记者当场向科恩提问：“科恩先生，你想去中国吗？”
科恩这时暗地里对自己说：“不要谈到政治，不要谈到政治。”嘴里却说：“那当然，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的。比如，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他有意按英文字母的顺序，带出中国两个字。
“中国有什么特别吗？你难道不想去吗？”记者的提问步步紧逼。
“当然想去的。”科恩回答。
4月7日，当美国乒乓代表团接到中国方面允许他们赴华的申请后，科恩兴奋得瘫倒在地。所有的记者都围着他，因为是他促成了这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件”。
科恩坐在乒乓桌上，把头埋在两条手臂之中，久久说不出话来。入关前夜一行15人的美国代表团坐飞机到香港，再从罗湖口岸入关。入关前，当时的团长斯汀豪文一直告诫代表团成员，在中国不要表现出任何不满，“我们要表现得庄重一点”。据说，他还曾想让科恩把长头发剪短。
当时，整个世界都把目光放在这支美国乒乓代表团身上。美国各大报纸争相与他们联系，希望他们能“随时随地向国内发稿”。
4月9日深夜，不敢有丝毫怠慢的斯汀豪文，突然发现科恩不在房间里。这下他急了，他把副团长叫起来，大家一起找，也没有结果。
次日早上6时，在斯汀豪文已经急得快疯了的时候，科恩摸回了宾馆。原来，这小子晚上出去玩耍了。好在，他也知道这次出访不同以往，所以想趁着大家醒来前赶回来，不料还是被发现了。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斯汀豪文并没有责怪他。毕竟，两个小时后，他们就将踏上一片陌生的土地。
出尽风头从4月10日到4月17日，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科恩是这支代表团里最受欢迎的人物。
在清华大学比赛时，全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无球时转动球拍的方式，他发球前向球吹口气的动作，他把脚提在球桌上系鞋带的样子，他的长头发，他的大帽子，他的花衣服，他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中国观众发出笑声。
他的疑惑则是，现场一万多名观众，怎么能够同时鼓掌，怎么又能够同时安静。科恩与同伙们也看出来了，中国队员在比赛中，竭力避免使美国队员太难堪。
4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一行，并与之谈论了很久。周恩来总理自然又是和科恩谈得最多。科恩问周总理：“您怎么看嬉皮士？”他原以为周总理会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之类的训词，没想到，周总理说：“年轻人都会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分别时，周总理还拉着他的手说：“祝你天天进步。”
科恩在中国拍了许多照片。最有意思的是，大家在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横幅下合影。全美闻名回美国后，科恩与所有代表团成员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几乎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到处巡回演讲、接受采访、参加乒乓表演、拍广告，当然也赚了不少钱。
他还向美联社的记者拍胸脯说，他可以促成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对话。
科恩在1972年写了一本书——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书名就叫《如何打乒乓球》。至今，这本书还能在网上买到。
嬉皮士在美国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1972年，埃尔顿·约翰在美国进行巡回演出时，科恩作为嘉宾坐在第一排。唱到激动处，科恩把帽子也扔了上去。约翰戴着科恩的帽子唱完了余下的歌。不过，等到演唱会结束后，科恩方才想起约翰把帽子拿走了。
找到约翰时，他想想不好意思讨回帽子。于是，他说，我给你的帽子签个名吧。约翰这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科恩，约翰大叫一声：“哇，太荣幸了。”
不过，科恩之后再也没有参加过世界级大赛。一场“乒乓外交”，也彻底改变了他日后的生活轨迹。
科恩虽已去了天国，但有关他当年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前后的许多细节，至今读来还是颇有趣味。记者查阅了许多资料，尤其是当年代表团成员之一蒂姆·波根写的《乒乓轶事》一书后，从科恩的角度，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