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于会泳
于会泳
人物简介  于会泳，1926年生，山东省威海乳山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
成就及荣誉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个人履历
1949年8月，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因学习成绩优异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
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
1956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1962年9月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此期间，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先后发表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著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撰写的《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的论文，提出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并提出了“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先后发表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
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以全部精力投入《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设计的唱段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后又参加了《杜鹃山》、《龙江颂》等京剧的音乐创作。“文化大革命”中因多次发表激进文章，受到江青等人赏识。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
1975年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
1977年8月31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人物生平[1]于会泳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其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1946年9月，他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山东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就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风毛麟角。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比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妇婿》。这出由他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1950年，在音教班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于会泳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又系统地学习作曲技术课程，同时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等专著。然而他为了在音乐学院站稳脚跟，太急于出名了。在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的多部著作中，他于封面上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重要位置。为此党内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正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1958年春，为帮助他改造思想，特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于会泳一下子就蔫了，下放劳动因严重胃出血才3个月就回到学校，但他原担任的本科教学任务却已被别人替代，另安排他上进修生的课。这一惩罚性措施使他对政治活动更加疏远，于会泳借口身体不好，时常请假逃避，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然而殊不知于会泳因此进入了一个怪圈。随着“突出政治”的空气日渐浓郁，怕挨批的他越是逃避政治学习，专业上发表的研究和创作成果越多，就越受人注目，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就越容易受到批判。 1960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丰富的积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很大关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方面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1962年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竭力推荐下，于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一个“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由于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江青问：“于会泳是什么人？”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就在这年，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椐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考。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6月初，一次江青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尽快搜集了有关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及评《红灯记》音乐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送到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文章，江青喜从中来，大有想见恨晚之慨。不久，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在这次召见中，介绍于会泳时江青握着他的手，喜悦地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江青对这位老乡更热情了。从此之后，凡江青到上海，总少不了要召见于会泳，倾听他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看法。对这位被自己称为“名副其实的专家”，江青颇为器重。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还特地送他两瓶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剂。
第一夫人的器重和呵护，使本来在上音校园受惯批评的于会泳受宠若惊。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从此，于会泳踏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就是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但于会泳又从不居功，无论是“三突出”理论，还是其他“样板戏”的点滴成果，他都归功于江青。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忠尽力，江青也对这位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以厚报。几年间，各种头衔和官职令于会泳应接不暇 ：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十大代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此期间，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先后发表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著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撰写的《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的论文，提出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并提出了“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先后发表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
[2]
于会泳自杀之谜多年心病 
1946年9月，在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约了两个伙伴，从家中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3天，赶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驻地，加入革命文艺队伍。 
1947年9月，前敌指挥部决定，为了战略行动，每个团员都分到了一大包东西。 
于会泳拿到这包东西，不禁想到了孤苦的母亲，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他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道：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结果，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发现并没收了。 
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就在这时，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被送到胶东文化协会领导面前，于会泳的字条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 于会泳从那次受批评之后的表现是好的，文工团和同志们也谅解了他。 
1949年6月，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学习。但是，尽管如此，他写的那张字条，仍然被留在他的档案袋里，由山东送到上海，这始终成为他难以清除的心病。 
平步青云 
1969年1月初，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楼上208室，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的头头，在拟定参加“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 
深知江青、张春桥垂青于会泳的徐景贤，在整理“九大”代表材料时，隐瞒了于会泳那张小字条的情况，然后上报中央。 
“九大”期间，《智》剧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帷幕中间拉开了一条缝隙，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一反不善辞令的常态，在他的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江青闻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在这公众场合江青对于会泳所表现出来的亲昵，自然使于会泳更为得意。 
当“九大”结束，于会泳从北京载誉归来到上海作报告时，一些“造反派”竟设计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欢迎仪式”：他们让原校党委书记钟望阳在校门口跪迎于会泳，当于会泳下汽车时，他们又在钟望阳头上搁上“高升”炮仗，然后点燃，以示庆贺。对于这种下流恶作剧，于会泳居然心安理得。 
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上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人间地狱。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江青！由此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先后有3人被逼疯，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两人被关押入狱。 
“十大”筹备期间，中央组织部要调审于会泳的档案。徐景贤断然把那张字条从于会泳的档案中抽掉。于是，在1973年8月“十大”会上，于会泳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挡箭牌”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影片《创业》。江青蛮横地嚷嚷道，“这是部什么东西？片子中的油田党委书记就是‘走资派’余秋里！歌颂他？还有，给石油工人送《矛盾论》、《实践论》的是谁你知道吗？是刘少奇！你们是不是要为他翻案？”最后她又说，“回去后他们文化部先讨论一下，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叫他们赶快修改。你们也要好好检查一下！” 
心惊胆战的于会泳，只得起草了一份书面检查，并经文化部核心组讨论，对《创业》作出了“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台电台停止转播”等决定。 
然而，仅过了半年，因《创业》作者张天民写信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没几天，江青和张春桥忙把于会泳叫了去。江青色厉内荏地对于会泳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张春桥也阴笃笃地说：“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此片无大错，错还是有的嘛。” 
面对毛泽东的批示，江青和张春桥显然在暗示于会泳做“挡箭牌”，对此他是心领神会的。因此，他在硬着头皮给毛泽东的检讨中，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而在公众面前，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只是，于会泳万万没有想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也随之被隔离审查。 
走向毁灭
怀着悔恨和惶恐，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9个月间，写下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在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这种不无侥幸的心理源于他觉得自己是奉命办事，跟着江青不办也不行，有错误，没大罪，何况自己多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至少他搞的几个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是喜欢并肯定的。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即使不当部长（这部长他本来就不想当了），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总还是可以的吧。 
然而他所怀有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在1977 年8 月22 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3]华国锋做了政治报告。报告中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像马天水、于会泳……这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于会泳脸色惨白、涕泪交结，嘶声痛哭：“华主席点了我的名的，我是反革命了？我该怎么办呀！ ” 
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那一夜他彻夜未眠，第二天，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期望这位驻文化部工作组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然而那几天正值部领导无暇顾及，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不想活的动态报告，也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于会泳彻底绝望了。28 日上午，他在院子里散步时，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来苏水”的瓶子，并趁看守人员暂短离开的片刻，将它挪到了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于会泳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杯中，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间。 
晚6点多，他用那支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 
晚8时，于会泳缓缓揭开覆盖在杯子上的毛巾，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