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雾社事件
事件简介
1930年10月27日，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岛，发生了血腥的雾社事件。这场原住民与日本人之间大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此时台湾正处于日据时期。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让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于台湾，日本也算是苦心经营，1919年开始，日本政府在这一美丽宝岛上，开始建造各项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公路、铁路、医疗、教育等等，不过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来说，日本人的掠夺是多于建设。
台湾的原住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他们采用游耕，打猎的时候又跟着猎物跑，所以重视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而日本是个现代体制的国家，他们认为土地的资源如果认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为公有，这样一来，原住民生活的空间日渐狭窄。雾社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此前长愁短恨的多年积怨所致。
雾社位处台湾中部，风景优美，交通发达，曾经是日本的山地模范部落，也是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脉的重要基地，不过在日本人的眼中，雾社的赛德克族人无非是蕃族蛮人，化外之流。[1]
1930年10月27日，是台湾神社大祭典，雾社地方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运动会，赛德克族人认为这是起义的最好时机。第二天，赛德克族人利用运动会，升旗唱国歌为信号，冲进会场，发动总攻击，杀死日本人共计134人。
事件发生之后，日本人立即调动大批警察与军队，在日本正规陆军及警察的进攻之下，抗日雾社的泰雅人退守断崖绝壁，地形险要的山林洞窟。然而他们最终还是为日军所攻破。
雾社起义的六个社当中，能作战的壮丁共1236人，最后有644人死亡，其中290人自杀。
赛德克族人是以上吊的方法自杀的，从当时日本人所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吊了很多人，以至于树枝都弯曲下垂。有的妇女为了让男子没有后顾之忧而勇敢作战，就自己先自杀，十分地悲壮。
雾社首领莫那·鲁道看到大势已去，把妻子打死，也在山洞中自杀，他的尸体没有完全腐化，有一半变成了木乃伊。
1933年他的遗骸被日本人意外寻获，日本人将其送至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研究室作为学术标本。1974年，国立台湾大学在其族人和长老强烈的要求下，莫那·鲁道的骨骸，方返还雾社的“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下葬。
[2]
抗日英雄
莫那鲁道(Mona Rudao)1882年出生于雾社，是赛德克族马赫坡社人，为马赫坡首领鲁道巴伊(Rudao Bai)的长子，于1930年10月27日领导雾社族人起义抗日，爆发震惊岛内外的「雾社事件」，1930年12月1日，莫  莫那鲁道那鲁道持枪自尽。[3]
雾社概况
地理位置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它东有海拔3300多米的能高山，西南离风景秀丽的日月潭仅几十公里，是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
雾社一带世代居住着高山族中赛德克族谢塔喀的分支，共有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12社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口。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居住人民这一带原住民彪悍善战。1910年日本当局为征服这一地区，曾出动1000多警察并动用大炮才达到目的。
雾社高山族人民具有光荣的抗日斗争传统，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建立之初，他们就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助过徐骧、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义军。抗日义军失败后，他们又帮助过柯铁领导的铁国山抗日军。资源丰富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为掠夺这里的资源，殖民当局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这里是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聚居区进行统治的中心之一，设有能高郡警察课分室（相当于分局），下设18个警察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还设有邮电局、制药公司、物产交易所和蕃童公学（招收高山族学生的小学）等，还有日本人开的医疗所、旅馆、杂货店等等，住有日本人36户，157人。
事件背景
文化背景为了同化“蕃人”，日本人将当地的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正因为如此，当局将雾社视为“模范蕃地”，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高山族雾社起义的领导者莫那鲁道是一位抗日的老英雄。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特别是他年轻时自己亲眼看到过抗日义军英勇奋战慷慨牺牲的悲壮场面，内心深处很早就萌发了复仇的思想。长大以后，他曾一度离开台湾，出国参观，增长了不少见识。回到台湾后，受民主运动的影响，思想更逐渐成熟。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时机，准备发动新的抗日武装起义。发生背景1895年后，以武力控制台湾的日本人，并未依循清治时期“擅入番界则死”的互不侵犯传统政策。而为了矿藏、樟脑与木材，在山区大肆开发。并从樟脑采集中获得大笔财富，且成为台湾总督府的重要财源。同时，日人积极的推行柔刚并济之“理番”政策。于柔的方面，雾社设置蕃人公学校或蕃童教育所图消弭出草等原住民习惯。刚的方面则是为了开发山地资源，修筑道路派驻军警等。此处，所谓的“柔刚并济”仅是日本人单方面的认定，原住民并不认同。原住民积年累月的被压迫剥削，强制劳役、迟发工钱及日本人诱奸山地妇女而后遗弃。 [2]时代背景1915年日本对台湾原住民强力镇压后(1910年~1915年日本实行「五年理蕃计划」)，雾社即成为山地模范部落。雾社位于南投县仁爱乡，终年气候凉爽，山翠水碧，交通发达，是一个世外桃源，是日本人控制中央山  雾社事件脉的重要基地。日本人在此设立学校、邮局、警察局、旅馆、医疗机构、樟脑会社等。 
日本人认为台湾既归属日本，土地及森林资源当然亦属于日本，所以限制原住民的生活空间及狩猎空间。在雾社一带大兴土木准备充分开发山林资源，并且利用原住民从事各种劳役工作，劳役工作非常辛苦，比如要求原住民把砍下来的树扛回来，以避免损坏树枝，而劳役工作未能配合原住民农耕及打猎期，使其农耕活动及狩猎活动受到影响。日本人又故意到原住民发源圣地「西仔希克」去采伐建筑用材，如此种种是故，让原住民对日本人埋下仇恨。 
另外，日人为了防止原住民抗日意识，并且加强对原住民的控制，所以鼓励驻在山地的日本警察和原住民头目的女儿结婚，也就是「和蕃」政策；然而日本警察对原住民妇女常有始乱终弃的情形，例如莫那鲁道的妹妹即遭此不幸，莫那鲁道因此痛恨日本人。还有，日本人极不尊重原住民妇女，时常玩弄原住民妇女，甚至欺骗原住民妇女至日本从事卖娼工作，使得原住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更是加深。
事件起因
远因日本人将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蕃人”，视其为“野蛮人”。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即开始制定对这些原住民的征服计划。从1906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隘勇、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逐步在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建  雾社事件立起统治，并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起来的完全是警察政治。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尽管凶恶，但多少还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文明统治”的法律限制。而在山地的警察则不必接受什么训练，更没有什么限制，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警察对于“蕃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警察随意强迫他们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苦役。对于受雇从事伐木、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警察还要从中克扣工钱。一些好色的警察，更是随意欺侮、奸淫原住民妇女。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一旦调任，即将其妻抛弃。这些警察被称为“草地皇帝”，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1930年雾社事件的爆发，正是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残酷统治所造成的。[2]近因雾社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他们的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何况山高路险，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鲁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1930年10月7日上午，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没想到，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人。达拉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莫那·鲁道曾去过日本“观光”。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鲁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鲁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莫那·鲁道知道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选定在10月27日正式发动。
莫那·鲁道在周围各社颇有威望。在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鲁道的起义决定。起义还得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被录用为“蕃童教师”和乙种巡查。他们本非兄弟，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同化”蕃人的成绩，被改了名字。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一起。由于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2-3]
第一次雾社事件
事件爆发日军的各种压迫，终于让原住民同胞忍无可忍，决定在1930年10月27日起义。1930年10月27日，日本政府为纪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明治天皇的弟弟)死于台湾而举行「台湾神社祭」，雾社地区照例举行运动会，赛德克族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于是莫那鲁道率领6个部落的族人，趁着清晨破晓时分，山地警察及其家眷尚在酣睡之时，首先发难，其后兵分多路，分成数队陆续袭击日本人所在据点，并切断所有对外交通及通讯设备。 
此一抗暴事件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紧急调派台湾各地之警察与军队进攻雾社，镇压起义山胞。29日，日本人攻克雾社，抗日原住民分成两线退守部落，莫那鲁道率领其中一线于31日在马赫坡社与日人对决。到11月2日马赫坡社被日人占领后，起义原住民退入山中苦战；为了避免消耗粮食，并且让勇士无后顾之忧和日人对抗，妇女们更带着幼童一起上吊自杀。12月初，对日作战已经超过40天，勇士们陷入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窘境，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遂于妻儿死后，在断崖上持枪自杀。 
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认为其祖先诞生于巨木之中，故在面对死亡煎熬时，选择上吊于巨木之下，让灵魂回归祖灵。从当时日本人所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树木吊死了很多人，悲惨不已。 
莫那鲁道尸体没有完全腐化，一半变成木乃伊，在雾社事件4年后，被狩猎的山胞发现，日本人将其送到台北帝大当作人类学标本。民国62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其遗骸恭回雾社安葬，并建有雾社起义碑，以供世人永远缅怀。事件综述日本昭和5年（1930年）10月27日，殖民地政府为纪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而举行台湾神社祭。于雾社地区举行联合运动会，此时日人警备松弛。赛德克族雾社群（即德奇达雅群）之马赫坡、荷歌、波亚伦、斯库、罗多夫、塔罗湾等6部落抗日的赛德克族等共约1,200人（战斗人员仅300多人），趁雾社地区晚秋季节之破晓时分，由雾社群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首先发难，分数队袭击附近的警察分驻所十三处，并同时袭击雾社警察分室、学校、邮政局、日本人宿舍等，切断通往外地的电话线，此次行动获得枪支180挺和弹药23,037发。共杀死日本人134名（包含妇孺)、及误杀2位著日人服装的台湾人，并杀伤215人。担任日本警察的赛德克族人花冈一郎，选择全家自杀没有参加起事。日本殖民政府竟以“以夷制夷”的方式，驱使其他原住民担任第一线镇压武装部队。双方交战此事件爆发后，震惊日本人，殖民地政府立即进行军事行动。下令紧急调派台湾各地之警察队与军队进攻雾社。除派屏东第八飞行连队之飞机，到雾社山区实施侦察和威吓飞行外，并调派台中州、台南州、台北州、花莲港厅之驻军往埔里、雾社前进，进攻发起事件之原住民。 
抗日六部落族人退回各部落后，分成“塔洛湾”及“马赫坡”二条战线。塔洛湾战线由荷歌社头目“塔达欧·诺干”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1930年10月31日与日人军警部队对决后，除马赫坡社外其他部落都被日人占领。抗日主力退到马赫坡社，其余散在各溪溪谷。11月2曰马赫坡社被军警占领后，起事原住民完全退入山中，大部份退至马赫坡、塔罗湾两溪溪谷，利用悬崖绝壁的有利地势与日方作战。 
1930年11月5日，日军台南大队在马赫坡社东南方高地附近，死伤颇重。遂增派部队配备机关枪、飞机，并以飞机投掷违反国际公约之“糜烂性毒气弹”（路易斯毒气弹），对躲藏在密林中的抗日原住民进行攻击。在粮食弹药皆有限的情况下，抗日原住民退守马赫坡岩窟，不是战死就是在巨木下自缢。最后莫那鲁道眼见大势已去，持枪自杀。而在内山岩窟的儿子塔达欧莫那不接受招降，与被迫前来招降的妹妹诀别后自尽。伤亡人数事件结束后的统计：遭日军攻击致死者364名，自杀者225人，被拘禁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日人出动包含台湾军司令部、守备队司令部、台北步兵第一联队等等军队，约1194名，另外还有1,306名警察部队。根据事后日方战报显示，军警共战死28名、受伤26名，协助日军的原住民战死22名、受伤19名。在进行了为期四十余日的大小战斗后，事件才算结束。[3]
第二次雾社事件
事件起因第一次雾社事件之幸存者，被安置于“保护蕃收容所”。在日本警方“道泽驻在所”鼓励下，再次有216人不幸死于非命。  第二次雾社事件1930年11月10日道泽群总头目泰目·瓦利斯被抗日的原住民杀死，让道泽群怀恨在心。更由于雾社事件日人利用各部落之间的敌对，使用“以夷制夷”策略，利诱胁逼此二部族组成“味方蕃”袭击队，投入战事，造成雾社各族群之间的仇怨扩大。但是因日本政府决定从轻处分雾社事件的参与者，造成道泽群愤恨不平，4月25日，道泽群的壮丁组成袭击队，攻击雾社事件余生者居住的容所，被杀死及自杀者共216人。达到报仇目的的道泽群袭击队员，共砍下101个首级，提回道泽驻在所向日警“缴功”。此保护蕃收容所袭击事件被称作第二次雾社事件。后续迫害事件前雾社是总督府理番政策的重点地区，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因此总督府修正了台湾原住民的歧视政策，并且加速皇民化教育，对原住民做思想(洗脑)教育。并将原住民强制迁移到平地定居，过农耕生活。但到了1939年，日本人兴建了万大水库，原住民耕地遭到淹没，心血付诸流水。日本人又将原住民族人集体迁到北港溪中游台地，取名为中原社。而原居于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人，全部被移居到北港溪流域。
日本当局对于他们还不放心，又强迫他们迁离雾社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岛，继续进行持续的压迫。1937年这六社残众只剩下230人。
事件意义
自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殖民当局采取了所谓“威抚并用”的“理蕃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是通过建立最为野蛮的警察制度，使用最残忍的屠杀手段来迫使原住民屈服。即使是所谓“教化”，也同样是通过高压手段来实现的。所以像雾社这样的所谓接受殖民当局“教化”的“模范蕃地”爆发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雾社起义是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参加起义的诸部落只有千余人，却敢于起来反抗殖民当局。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精神。日本当局为了尽快地镇压起义，不惜动用包括毒气弹在内的武器对付只有非常简陋武器的起义民众，更加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残暴。雾社起义对殖民当局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当局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岛内岛外的同声谴责。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发表声明、传单谴责使用毒气是非人道的行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
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现在，雾社已重建为“大同村”（原赛德克族谢塔喀群已被灭绝），成为台湾全省重要文史遗迹之一，村中多有纪念建筑供人访古凭吊。
在雾社入口公路左边斜坡有一座“观樱台”，是春天赏樱之极佳眺望点。观樱台畔竖起一座高大石坊，名为“褒义坊”，额题“碧血英风”，坊柱刻对联两副，其一曰：
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
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
褒义坊后建一座巨大的“雾社起义殉难纪念碑”，即400位烈士埋骨之所。纪念碑四周遍植松、杉和樱树，已郁然成林。[4]
后人追思
国民政府将日本人殉难纪念碑拆毁，改立原住民纪念碑。现在的雾社（属南投县仁爱乡）当地设有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台湾公共电视台曾于2004年制作电视系列剧“风中绯樱”，即叙述这段故事；另长期关怀原住民的作家钟肇政亦著有长篇小说《马黑坡风云》描写此事件。  雾社事件纪念碑为纪念奋勇维护家园的原住民英雄，发扬日治时期原住民反对日本政府殖民暴政的英勇气节，台湾中央银行在2001年7月发行以莫那鲁道为肖像的硬币以兹纪念，面额为20元。正面图案为台湾原住民抗日英雄莫那鲁道半侧面肖像。2008年末，台湾史上最卖座自制电影《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新拍摄的纪念影片《赛德克·巴莱》已于2011年9月9日在台湾上映。 该片已于2012年5月10日在内陆上映。
台史学者张炎宪观察，台湾人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反抗运动，是以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分界。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是武装抗日运动时期；后期自1915年至1945年，是政治抗日运动时期，如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赴日请愿设立台湾自治议会。据总督府统计，殖民时期，台湾当地的武装抗日行动共有14起；与朝鲜所发生的五百多起的情形相比，差距颇大，甚至朝鲜人更将曾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暗杀于中国哈尔滨车站。长期研究台、朝鲜殖民史的中研院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婉窈认为，朝鲜是个国家，台湾不是，所以朝鲜人有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因而各地群起反抗，台湾没有。 
但也有学者论及，官方只言及反抗日本统治求生。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只是如此，也是一种希望能与祖灵结合的求死事件。当莫那·鲁道动手将妻子打死时，是希望将妻子送回到了祖灵的家。当众人自杀之时，心中并没有对敌人的恨意而是平静迎向祖灵。与其说是自杀，倒不如说比较类似殉道。[4]
最新观点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