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阿思本舰队
背景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英国、法国及俄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英国开始倾向加强与清室合作，希望协助维持清室统治，同时加强英国对中国之影响。1861年，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向恭亲王奕䜣建议清政府讲买英国船舰，用以进攻太平天国，“克复沿海失守各处”。同年冬天，太平军攻陷绍兴、宁波及杭州，威胁上海。同时  阿思本舰队又传出太平军亦可能购买外国轮船出海。于是清政府在1862年1月，决定和赫德商议购买英国战船及各种火器，募集外国水手军官。所需费用则按赫德之议，在各地海关税款中拨用。经过两广总督劳崇光的谈判，决定以白银六十五万两购买七舰，并委托时在英国之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Lay Horatio Nelson）在英国购买及招募人员。李泰国在英国得到政府的批准为中国成立舰队，并以曾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到华参战之阿思本上校为舰队司令。为避免引致英国国内的压力，向外称舰队是为清政府缉捕海盗，更称之为英中联合舰队。
成立及解散
舰队最终在1863年成立，并在同年9月12日到中国上海，18日抵天津。不过舰队在刚成立之前，双方便已出现矛盾。原来所定之六十五万两在成军前已两次增加，先加至八十万，后再追加至九十二万。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双方对海军的指挥、用人理解完全不同。清政府原意是由中国人为舰队统帅，英国人任副手，同时得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然而李泰国早于英国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私自签订合同，内订明海军由阿思本任司令，阿思本只接受由李泰国传递，直接来自中国皇帝的命令；舰上所有人员的任用赏罚，由阿思本全权决定；船上只用洋人；要求中国海关拨一千万两作海军四年之经费，交由李泰国调用。当朝庭得悉各条文后，一时哗然。加上阿思本提出舰队直接攻入天京，触动了湘军的利益。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等对李、阿二人亦甚为不满，曾国藩曾提出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厮役，倚门之贱客”，“水陆将士皆将引以为耻”，曾国荃亦提出：“长江水师帆樯如林，无须轮船会剿金陵（天京）。”9月底，李泰国及阿思本抵达北京，与总理衙门争辩二十余日。最终二人在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在四十八小时内接受其原来条件，否则“那就必需将这支部队解散”。清政府以“中国费数百万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权柄”，“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为由，拒绝其要求，并照会英国：舰队取消。英国驻华公使及美国公使蒲安臣曾尝试调停亦不果。曾国藩说：“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万之用款，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最后舰队解散，按负责调停的美国公使安排，各船返回伦敦拍卖[1]；清政府付各军官水手遣散费，在事件中金钱损约为七十万两。
舰队资料
阿思本舰队为军舰七艘, 另供应船两艘。整个舰队共装备火炮40余门，兵员400余人（清廷原预定各舰人员编制为中级兵轮洋员30人，华人100人；小级兵轮洋员10人，华人30至40人）。李泰国购买各舰时已按其意愿命名，后来按要求全被改名:
镇吴（原名江苏）：舰队旗舰，中级兵轮，排水量1269吨，木壳船壳明轮炮舰，68磅炮二门,18磅炮四门，9节，1863年完工，1217马力，编制138人 
金台（原名北京）：中级兵轮，排水量670吨，木壳船身，原英国炮舰，110磅炮一门，68磅炮一门,20磅炮两门，150马力 
一统（原名中国）：中级兵轮，排水量669吨，木壳船身，原英国炮舰，40磅炮一门,32磅炮六门,20磅炮四门，200马力 
广寿（原名厦门）：小级兵轮，排水量301吨，木壳船身，原英国炮舰，110磅炮一门，40磅炮一门,80马力 
百粤（原名广东）：小级兵轮，排水量552吨，铁壳船身，明轮推进，150马力 
三卫（原名天津）：小级兵轮，排水量445吨，铁壳船身，80马力 
得胜（原名奉天，亦名穆克得恩）：小级兵轮，供应船 
Ballarat：趸船 
Thule 
此外阿思本与李泰国在英国时，曾自行设计舰队旗帜。旗帜为绿底、黄线对角交叉，中央有黄龙，并请英国外交部在政府公报上公布。
结果
同治元年，亦即1862年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向总税务司李泰国寻求帮助。通过李泰国的斡旋，清政府从英国购得7艘兵船，组成一支小型的“中英舰队”。总理衙门委任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为舰队统领。然而，英国人和中国人因为指挥权问题相持不下，结果双方都很失望。计划以失败告终。“阿思本舰队”事件，终以清政府损失38.2万两白银的高昂代价而结束。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列强企图控制中国的野心，同时充分说明，依赖外国军舰来巩固自己的海防是根本行不通的。
海疆问题
康乾盛世后，由于承平日久，清朝的海防逐渐被人冷落。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清王朝国势日趋衰微。伴随政治腐朽和经济落后而来的则是军事力量的空虚、海防的废弛。此时中国的海防千疮百孔，水师官兵腐化，纪律松懈，武备废弛，缺乏训练；水师战船规模小，火炮少，且年久失修，几乎无战斗力可言；各地炮台也是陈旧废弃，形同虚设；炮弹质量更是差不可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与迅速发展，尤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日益强大。当时，英军舰船最大者长33.5丈，宽6丈，分三层，安炮72门，每船可载7000余人；小船长27丈，安炮30门。英军大炮的射击距离可达10里以外，且可连续施放，准确率高。中英海上力量的差别可为天壤之别。当时一些讲求时务的官员，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海防废弛将带来的恶果，纷纷进谏呼吁加强海防建设。
与此同时，为了开拓国外市场，英国的魔爪伸向了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后一直被西方羡慕、憧憬、向往的东方大国，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鸦片走私贸易。鸦片的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造成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于是禁烟运动提上了议事日程，道光十八年（1838年）12月31日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并取得了虎门销烟的巨大胜利。
其实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罗尔·阿美士德”号借华使团之名，对中国近海航道进行侦察测量。他们看到清朝装备最好的广东水师，战舰仍都是旧式木帆船，最大的全长30多米，载炮30门，全是旧式土炮。考察广东海防重镇南澳时，他们看到78艘类似福建商船的战船，以及南澳总兵旗下似乎只存在于花名册中的5000多名水兵，于是宣称：“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并在1835年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只需一艘主力舰、二艘大巡洋舰、六艘三等军舰、三十四艘武装轮船和六百名陆战官兵，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
对华觊觎已久的英国为了满足其侵略的欲望，以清政府销毁鸦片为借口，于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凭借其坚船利炮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国门。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上的大规模侵略，给闭关自守的中国带来强烈的震动。战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战败中有所醒悟，朦胧地意识到来自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不再是散股的倭寇和海盗，而是日益向外扩展殖民地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提出了“建立船炮水军、固守海疆”的设想，堪称近代中国向洋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则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成为近代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
实际上，就在1839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后刚抵到广州时，便见识了西洋的坚船利炮。他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排水量1200吨的“甘米力治”号商船。并将其改为装有34门炮的兵船。而且林则徐还并仿造了一批西洋火炮。在发配新疆的途中，林则徐进一步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在签订《南京条约》前夕，道光皇帝也认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双方海军装备相差悬殊，造成“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的被动挨打局面。他诏令沿海各省赶造或购买大号战船，并要多安炮。
在这种全国上下议海防的热浪中，清政府摆出了积极进取的姿态，切责督促沿海各省制造船舰炮械、整顿海防工程，加强海防建设。其实，早在1856年，清政府就已经开始酝酿装备洋船洋炮了；但是武装到牙齿的英法侵略者为了“自由贸易”于1856年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的购舰计划暂时搁浅。在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中，英法侵略者凭借海军舰队的巨大优势，横行于中国的万里海疆，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直导京城。结果皇帝被迫撤离，京城被攻占，圆明园横遭洗劫。这种严酷事实和刻骨铭心的耻辱，迫使中国朝野再次关注海防问题。中国有志之士莫不义愤填膺，亟思筹海之策，如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左宗棠主张“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面对日益深重的海防危机，清政府采纳了他们提出的一些主张，开始了力图创建强大海军以御外侮的海防自强历程。
粉末登场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之后，西方各国纷纷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清政府也不得不在26岁的北爱尔兰人、中国总税务司临时代理赫德等的建议下重新考虑购买洋船洋舰一事。1861年7月7日，恭亲王奕欣向咸丰皇帝奏报赫德建议，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这样的话“兵贵神速、不容迟缓”；当天，咸丰皇帝即颁谕：“如能购买外洋跑船，剿贼必能得利”，同意，“速购”。皇帝能够如此神速的作出答复，原因是在于，清政府军与太平军作战不顺利，而不利的原因是在于舰炮不得力，所以应该从英国购买小火轮船十余艘，而这些船造价不过几十万两白银。对于财大气粗的东方大国来说并无不可。而事件的始作俑者赫德甚至为清政府拟定了一份诱人的时间表：如果1861年年底派人订购船只，次年9月，船只就可全部到华，再经过一段时间训练，1863年4月即可投入长江作战，6日之内可抵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一天即可攻破南京城。为急于摆脱危机，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大员被这样一份毫无根据的时间表冲昏了头。同时咸丰皇帝害下圣谕命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迅速筹款购船。但事实上购买外洋跑船一事进展十分缓慢。即便如此，事情还发生了变故。就在此事过后一个半月，咸丰皇帝便病逝热河，随即发生“祺祥政变”，购船一事也就暂时的放下了。
就在清政府朝政紊乱之际，太平军李秀成部连夺宁波、杭州，直逼上海。以议政王身份负责军机处的恭亲王奕欣得到情报说，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目的，是想从此购买一批火炮船。清政府此时对拥有一只“现代化”舰队的愿望更加迫切了，由于中国缺乏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专门人才，清政府决议政王奕欣值得紧急命令筹款向西方购买一支舰队。最后商定，此事由回英国休假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具体操办。一切准备就绪，清政府从上到下都期待着一支崭新的舰队开到中国。至此“阿思本”舰队粉末登场…
“阿思本舰队”事件，可谓1862—1863年中英政坛上的大事件，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大中国的慈禧太后，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外向罗素和其他内阁成员，到中国的议政王奕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诸多大员，从英国最活跃的对华外交官之一的李泰国及海军军官阿斯本，到中国最有实力的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都卷入了这一事件。
但是，购船的事情一直被拖到1862年2月，两广总督劳崇光才和正在广州的赫德进行协商，商定的结果为：由赫德代为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以及船上所需火炮弹药。3月14日赫德写信给已回英国的李泰国，委托他就近代为办理。
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清咸丰十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邀他去北京商讨关务。他因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以伤病辞谢，请准给假去英国休养，没有应召上京。其实他所谓“伤病”，是发生在清咸丰九年7月，因英人掠卖华工，致40多人投江淹死，上海群众愤起谴责，他出来横加干涉而受伤。该年10月他早已痊愈，但恭亲王却于4月7日，准他请假，希望他去天津创办海关后，推迟半个月回英国，4月他回到英国。收到信后，李泰国于1862年6月16日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递交了呈文，请英国政府批准他为大清帝国在英办理购买军舰并招募海军官兵，以便成立一支“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他说，“这支部队不会在任何方面妨碍女王陛下政府，反而会使它在没有进行直接援肋时那些烦恼的情况下，享有一切好处。”
此时，英国外交部收到驻华公使普鲁斯的报告，报告正式建议英国政府支持李泰国的计划。罗塞尔在经过首相帕麦斯顿的同意后，又把李泰国的报告转到英国海军部征求意见，海军部不仅立即表示同意，还根据李泰国和外交部的要求，明确表示，同意让皇家海军官兵参加这支“欧洲海军部队”，但舰队的组建进展情况，要随时通报海军部。
其实，当时清政府购买这样一支舰队也是有双重目的的，可以说这支舰队是一把双刃剑，第一清政府要借助这样一支在当时来看非常先进的舰队用来剿灭为祸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解除统治者的忧患，因为当时太平天国势力已经非常猖獗，接连攻克清政府南方多个要地，并且兵围上海，在清统治者看来，上海一旦丢失，那么太平天国势力就有可能借助上海的优势地位，向西方各信洋教的兄弟国家们购买大量的先进武器，那将是对清统治者的最大威胁。，所以清政府需要尽快购买一批洋船洋舰来对付太平天国，这是双刃剑的一面。另一面是清政府在有意无意间吸收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以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来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在给西方列强予以还击，达到保卫国家的目的，虽然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但是在清朝末期的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这样的办法也许是统治阶级能够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结果却始终不如统治者们的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胃口太大了，不是一两个有心励精图治的皇帝、皇后们就能阻止的了的。
事与愿违，在李泰国与英国阐明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花钱买的舰队变成了“英中联合海军舰队”。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泰国为清政府选定的舰队司令竟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参加者——皇家海军上校谢立德·阿思本。
7月8日，英国外交部正式致函海军部，要求允许阿思本“担任中国政府军事职务”，并发给许可状。第二天，海军部就通知阿思本：“兹奉海军部各位大臣的命令通知你，他们乐意对你发给许可状，让你暂时担任中国政府的军事职务。”同时被批准的还有皇家海军的几名少校军官。李泰国自作主张地把阿思本的年俸定为3000英镑，少校军官的年俸为700英镑。
8月30日，英国政府颁布发一项不经过会议同意就能生效的特别法令，授权李泰国和阿思本为中国政府组建陆海军部队，并允许招募和雇佣大英帝国的臣民。9月，虽然清政府购买船炮的正式“委托书”尚未到达伦敦，但是李泰国却已从皇家海军买下了8艘退役舰只，又自作主张地为中国的海军设计好了军旗，招募皇家海军官兵600余人，组成了舰队。英国海军部立即向皇家海军军官发出训令，要求尊重李泰国为中国选定的海军旗帜。英国政府为表彰李泰国组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的功绩，特授予他大英帝国三等男爵勋章。
两人还参照英国海军章程，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程》：凡捕获船只、财货，三分之一归清政府，其余归舰船人员分配。李泰国强调：“我对中国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我帮助你们征税，只要外国人的质疑是对的，你们必须去做。如果你们不做的话，我就停止帮助你们……中国政府太腐朽了，不能依靠。我正努力要建造的结构的基础，得人工来创造。我的地位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雇佣来替他们执行某些工作，而不是受他们的差遣。我根本不需要说，一个高贵的人受亚洲野蛮人差遣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不是中国官员，而是一个没有头衔但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国顾问。因为我受到信任，受到尊重。”
1863年4月4日，舰队起航驶向中国。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这支中国英裔舰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帝国的权威——如果太平军有生命力，南京也许会成为新帝国的首都。但十年的经验证明，南京是一个“强盗”的大本营。因此，阿思本上校收复南京，对起义军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诚实的商人是很有利的。第二个任务，是重新打通大运河的航道并勘探内河，在主要通道上建立电报网，教中国人使用蒸汽和电。第三个任务，是镇压流窜在通商口岸的“强盗”。
舰归谁手
清政府内部也有反对使用洋船的政治力量，但是更多的是，各个洋务集团为夺取该舰队的控制权开始角逐。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曾国藩集团。
曾国藩集团是当时清王朝内最大的实力派。对控制该舰队，曾国藩翘企之至。他除持本集团的实力地位，还运用其他的狡猾手腕，与奕欣等斗法。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坚持三条对该舰队的期望，其一：轮船驶至安庆、汉口；其二：配用楚军水师之勇丁；其三，有关事宜由“臣与胡林翼商定”。其实曾国藩的三点期望都是有很大目的性了，第一条驶至汉口是假，但汉口在曾国藩的实力范围却是真，他想借助舰队驶至汉口，对奕欣和洋人来一个既成事实，把舰队的控制权纳为己有。后两点中，也有含糊其词、欺上瞒下的意思。总之曾是准备把该舰队收归己有，“称霸”一方。
奕欣则反对舰队上驶至安庆，他则要求该舰队驻守在上海，用于袭击南京之用。而曾国藩硬说“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长海上，势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据陈奏。”好笑的是，曾国藩从1861年1月起就强调“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  曾国藩，以后又不断重复此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该舰队已不乏掩耳盗铃之拙。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清政府对此事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另外一股势力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一方，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与上海的买办官绅结合，羽翼渐丰，上海相对优势的条件是他颇为踌躇。从筹够该舰队起，至该案结束，上海到处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掌握了上海这个财赋重镇，并同曾国藩联系密切，结成“湘淮一家”式的联盟，上海当时号称“月收百万”，仅海关税收就占全国海关税收的一半以上。
李鸿章“当暴富之名”，奕欣不得不对他折腰请助。不错李鸿章则对曾国藩特别照顾，常拨银饷接济，奕欣这股势力则敬而远之。就这样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一个求势，一个要钱，又谁都想控制这支舰队，故而能心志不一地联合起来对付奕欣集团。
而奕欣集团也想得到该舰队。奕欣身为先帝咸丰的弟弟、当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议政王之尊，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为臣者无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军事以至皇室事务都归其秉持，可谓军国枢纽在握。
奕欣集团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顺地控制该舰队。而且慈禧太后颁发的上谕也与奕欣为此事的凑请完全一致。其实慈禧太后也是在利用恭亲王这个人，才在很多事情上顺着他。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在不久前的“麒祥政变”中，奕欣帮了嫂子慈禧太后的大忙，慈禧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感恩戴德。其次，当时时值清朝末期，满洲大员当众有能力的人已经不多，能够有恭亲王这样一个办事得体的人也确实难得，所以在很多事上两宫太后也不得不多想着小叔子。
然而，“周室式微，诸侯称霸”，在可能当舰队主任的名单上奕欣集团之可排到第四位，根本不是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以及英国人的对手。甚至连奕欣内定为舰队统治者的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道光二十九年举人。1861年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后创设北洋机器局，曾在天津组织洋枪队，与捻军对抗。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中法关系紧张，任出使法国大臣，赴法“谢罪”。1878年，伊犁交涉事起，被派赴沙俄谈判。次年，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仅索还伊犁，却丧失伊犁之外的大片领土。受到舆论谴责，旋被逮捕入狱，定斩监候。后释放。)甚至都没又胆量出来较量一番，就旋即退场。
尽管如此，奕欣集团也是颇费心机。连出恶招，为此还想出了几个利己损人的办法。一是拟拆开舰队，把舰队一分为二：北洋、南洋各半。奕欣奏请：舰队运到后，酌分数只，驶赶天津，以备北洋防守之用。上谕马上得到皇帝，实际上是太后们的同意。二是名与器不假人，裁夺之权不放，尽量不让曾国藩集团得益过多。三是借重洋员，颇有宁付客卿、不托家臣的味道。奕欣由此遗祸无穷，他给李泰国的信件中有行乎不清的“一手经理”字样，也有曾国藩统一阿思本“综理一切”。在这方面，奕欣走的最远的是在该事件的关键时刻同李泰国签订了《轮船章程五条》，沾沾自喜于该战争中规定的空洞的统帅权，对出让最重要的实际指挥权却不以为然。
在该事件中，拉拢李鸿章是奕欣集团的最重要措施。奕欣告诉李鸿章，经费上“自不能专令江海关一关支应”，行政上要李泰国、赫德“均着听候李大人预为酌定”，“此船板就，驶赴上海听候拨用”。奕欣还私下通知李鸿章：“带兵十数人或数十人，与该轮船到时立即商船，皆阿思本版是，以分其权”。
奕欣暗中扬李抑曾并不是真要把校对交给李鸿章，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挑起曾、李之间的斗争，着眼于促使李鸿章作出有利于将该舰队的船只转送北洋的行动。
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上述大肆角逐之时，阿思本舰队尚未离开英伦三岛。清政府欲构建现代化海军，好不容易与洋鬼子“串通一气”，可连他的汽笛声还没听到，清政府内就已经悄悄地龙争虎斗起来。
1863年夏天，这支“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由6艘驱逐舰、1艘炮艇、1艘供应船组成，分别“中国”号，“江苏”号，“北京”号，“广东”号，“厦门”号，“天津”号，“遐荒”号，“巴拉莱特”号，它们从英国利物浦港启碇，驶过当时还需绕道好望角的漫长的欧亚航线，到达了上海。而当时清政府则命名其中的7艘为“一统”号，“金台”号，“广方”号，“得胜”号，“三卫”号，“百粤”号，“镇吴”号。
在这支舰队到上海前几个月，李泰国由伦敦回到北京，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身份私自与阿思本签订的“合同”等文件，说他在英国订造的8艘舰只共支出银107万两；招募英国海军军官兵600余人，议定以4年为期，并订有合同共13条。李阿合同的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做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做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二）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便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
（三）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须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四）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
当总理衙门见到李阿合同时，总理衙门诸公目瞪口呆：“其意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国外。”
按照这个合同，大清帝国花了100多万两银子买来的舰队，完全成了挂外国旗，听命于外国人外国舰队。而且阿思本不仅是这支舰队的司令，还成了中国海军的总司令。总理衙门原来希望的是让英国人帮助购买船炮，聘请外国官兵来组建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但事权——指挥权归自己。但在接到这份合同后，奕诉却大吃一惊：“原来英国人想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夺走。”消息传出后，朝廷内外立刻一片哗然。
但因急于用舰队镇压太平军，总理衙门仍做了极大的克制和让步，与李泰国再三谈判，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另行议定了《火轮师船章程》五条，规定由中国人充任舰队的“汉总统”，阿思本降为“帮同总统”，作战时必须听从地方督抚大员的指挥调遣。同时，双方还订了攻打太平军的分赃协定：攻占南京后，所得财物“以三分归朝廷充分，以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兵弁，以三分半归中国兵弁作赏；如果阿思本率舰队独占南京，则“七分阿思本充赏。”这个《章程》一签订，立即被认为直接威胁到湘军的切身利益。湘、淮系实力派人物一致反对。
舰队破产
当经过多路清军经过十年浴血奋战，已经屯兵南京城下，大功告成之际。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等，都对总理衙门与李泰国的协议大为不满。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李更明确表示：“金陵已成合围之势，可勿庸外国兵船会剿。”  阿思本
曾国藩致函总理衙门说:“购船的人把所购的船看成是自己的东西，中国得到的不是船而是指挥船的洋人。”他还抱怨说，“轮船和湘军水师的长龙、舢板相比，大小已很悬殊，速度也有天壤之别，如果都停泊一处，轮船好比华岳高耸，湘军的船则象众山之上，低列像似儿孙一般。”
曾国荃也上奏说：“湘军已包围南京，兵船入江无用武之地，而且各船都由洋人指挥，未必肯受地方督抚节制。”曾国藩甚至还说：“以中国之大，区区170万之船价，每年90万之用款，简直可以视之秋毫，了不介意。或者干脆将这些船分别赏给各国，不要别人给钱，让李泰国失去其依靠而杀杀他的骄气。”
其实在湘淮系实力派人物中，李鸿章是与阿思本舰队打交道最多的人。在这舰队到达上海前，李鸿章就同李泰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1863年5月，在阿思本舰队到达前几个月，李泰国从伦敦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找李鸿章要钱。当李泰国来到江苏巡抚衙门时，不料李鸿章却外出视察他兵工厂去了。李泰国只得在巡抚衙门里苦等了两个时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衙门里，李泰国从来还没受过如此冷遇，正当他要大发脾气时，突然巡抚大人回来了。
争吵的起因就是李泰国找李鸿章要购买舰队的欠款。经过二李激烈的辩驳后，李鸿章说了一句“本巡抚握有重兵10万，自进驻上海以来，扫平周围的长毛，攻占无锡、宁波、扬州等地，从来没有求过别人帮助。如果你一定要为买船的欠款要挟我，一旦激怒了我手下的将士，那么，我们两个干脆各自带兵决一死战。”而李泰国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巡抚衙门。虽然最后李泰国还是跑到总理衙门去告状，但是李鸿章就是坚持不给一两银子。这也表明了李鸿章虽然想控制舰队，但又不打算自己掏一分钱的心理，李鸿章所想的事交朝廷出钱购买舰队，自己对舰队有控制权。
在没有要到一两银子的情况下，气急败坏的李泰国竟然出尔反尔，向总理衙门又提出了他的十三条，并坚持以十三条未办事准则，而他竟说自己与奕欣等议定的《轮船章程五条》和他毫不相干。
10月15日，阿思本向奕欣提出了最后通牒，扬言若不同意《十三条》各项规定他就拒绝从事任何活动，如果不在四十八小时内，收到他想得到的一种希望的答复，那么他就将这支舰队解散，阿思本希望以此来威胁清政府，令清政府作出让步。而这一事件就是在该案中著名的“一字不可更易”照会。
事情到此，已经非常明朗，清政府连最后一点虚名都保不住了，最肯让步的奕欣也是进退两难。为此各怀鬼胎的清政府个股势力在“撤退阿思本舰队”的目标下结成松散联盟。
原来，曾国藩集团和李鸿章集团已协同行动，10月15日后奕欣也说该舰队“有害无利，已属显然，若或勉强从事，中外将恐不能相协，将来胜责彼此争功，败则互相推诿，设一旦激发声辩，于大局关系匪轻”。
11月16日，在各派支持下，奕欣主持的总理衙门又几经周折，终于了解了“撤退阿思本舰队”一案。当日，清朝政府变法了上谕答复了奕欣等人的奏折。而奕欣也亲自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谢其“惠书详论轮船办法，足征成竹在胸，荩谋宏远”。而宗国藩给奕欣的回信里也恭维他“尊处博采公议，委令撤退”。事件期间，左宗棠集团虽然与阿思本舰队一案关系厉害不大，但也与曾、李二人抑制联系此事，协调行动。
若将“撤退阿思本舰队”之功归于清政府，无疑有点辱没英国以外的列强们。“阿思本舰队事件”推出了英国妄图独霸中国的殖民主义底牌，它告诫列强，难以在夺取中国海军的计划中再分一杯羹。因此这个阴谋被曝光后国际舆论哗然，美国、法国强烈反对，在华的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李泰国等过于狂妄。赫德说道：“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上述的斗争结果就是“阿思本”舰队寿终，最终在清政府“博采众论”后，痛下决心，“将轮船撤退”，并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取得“辉煌”成果。1863年11月23日，阿思本上校带领被遣散的舰队从上海驶回英国。此时，清政府已为这支舰队支付了9个月的薪工银，为了遣返舰队，又支付了37万多两的遣散费，还额外送给阿思本1万两，送给李泰国14000两，以后只陆续收回106.8万两。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谈判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得上是外交方面的成功案例。美中不足的是，斡旋其中、对达成协议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并不是宣言“分赏各国”的曾国藩，而是另一个英国人，二十九岁的赫德。他在中、英政府间上下其手，藉此挤走一心要为中国海军做“贡献”的李泰国，自己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任总税务司。此后，他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八年之久，极为深刻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而阿思本上校的舰队为此也在西方的史书上留下了一个级不光彩的名称：“吸血舰队”。
最终，大清帝国极有气度而不明不白地扔掉了67万白银之后，大清水师的全部家当还是只有800多艘木制风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