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期权腐败
基本简介
期权腐败是当前腐败的新特点，是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挑战。期权这一概念是从经济学的期货概念引申而来的。在经济学中，期货意指交易双方不必在买卖发生的初期就交收实货，而是共同约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交收实货。简单地说，期货就是一种合约，一种将来必须履行的合约。所谓期权腐败，就是腐败分子运用职权给他人办事，他人给予腐败分子金钱或其他好处的回报不是在行为的发生期，而是约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显然，腐败分子之所以选择期权这种形式进行腐败活动，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期权腐败的最大特点是行为隐蔽，交易时间长，发现查处难。 
在政治领域，期权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卖官期权化。卖官者先给买官者以官职，买官者不必立即向卖官者送去钱物，待到卖官者认为风险已过，或风险很小的某个时候再收取。政治领域中的另一种期权腐败形式是腐败分子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自己今后谋取私利做准备。 
在经济领域，期权腐败主要表现形式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期权化。这类期权腐败现象范围广泛。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审批权，为企业老板牟取利益，退休以后，企业老板以各种名义予以“回报”，或钱或物或股份。这种期权腐败现象在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土地征用、重大资金进出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虽然期权腐败被发现的风险相对小一点，但正像期货风险很大一样，搞期权腐败对腐败者来说，最大风险之一就是期权利益不能兑现，使腐败者“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期权腐败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和警惕，中央也对惩防期权腐败做出了工作部署，如《公务员法》中的一些规定。因此无论期权腐败多么隐蔽，只要我们不懈地开展斗争，期权腐败现象终将被遏制。
权力期权化
期权腐败是权力期权化，是指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一些从事商业和其他行业人员达成的，现在利用权力给其谋利，而在未来某个时期得到巨额回报的权钱交易合约。这些合约不像商品期货交易合约那样，有文字电子合同，而是达成的一种心照不宣或者口头承诺的约定。这个“未来某个时期”，一般是指权力人退休或者离职下海的时期。 
领导干部“期权腐败”现象是新形势下腐败出现的新动向，是腐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那种公开地收受贿赂、公开地索贿、即期的权钱交易现象将会逐渐有所收敛，最终会得到彻底遏制。但是，一些惟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寻找其他途径，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而“期权腐败”有可能就是他们的选择。实际上，“期权腐败”问题在全国已经有了一些苗头。正像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金士希所说的：“这样的现象，可以断言几乎各地都有，只是情节轻重不同，涉及金额多少有异而已。”因此，警惕和防止“期权腐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显著特点
一、隐蔽性强。由于期权腐败是在权力人使用权力后，在未来某个时期受益。而不像即期的权钱交易，你利用权力给我办事，我马上送金钱给你；或者我利用金钱买通你的权力。因此，“期权腐败”隐蔽性十分强。就像报道所说的，某县级市一位房改办负责人在位时通过各种关系及精心策划，将市区黄金地段的大片土地出让给某房地产商，该房地产商开发成小商品市场后日进斗金、发了横财。而那名房改办负责人退休后则被那家房地产商聘用，待遇是年薪30万元加高级住房一套，一辆红旗轿车，并有每年几万元的请客送礼签字权。这个负责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退休以后，从目前的法律法规看，没有违法犯罪事实。
二、危害性大。其危害大就大在，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比如：期权腐败一般都发生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建设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及政府采购中，这些都是国有资产的重点部门，一旦发生期权腐败，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使国家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三、查处难。由于“期权腐败”隐蔽性强，给司法部门查处带来了巨大困难。这里面有两个难点：目前还难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来对“期权腐败”进行界定和规范；查处环节多，定性难，没有现成司法案例。
防止遏制
1、从法律上必须对“期权腐败”行为进行立法，杜绝法律空白，使惩治“期权腐败”有法可依。 
2、从党纪上进行一些具体规定，对离职、退休领导干部的去向和行为进行一些操作性强和必要的限制。虽然中纪委2001年曾出台了廉洁自律规定，设置了一个“新职隔离缓冲期”来防范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但此规定执行起来难度较大，一些干部在自愿辞职时，往往会以没有考虑好为借口，拒绝透露此后的去向。应该对此进行必要的修改，作一些硬性规定。 
3、惩治腐败特别是惩治期权化的腐败，需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政府官员时刻都被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无论他是在任职期间腐败还是在辞职以后期权化的腐败，都能够被新闻媒体曝光，并且都能够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才能够收到成效。 
4、“期权腐败”是一个新动向，惩治“期权腐败”没有现成的做法可循，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经验，例如：新加坡、德国、美国等。 
法律和制度不仅要规范在职官员的公权私用行为，也要对离职尤其是对那些下海经商或离退休后经商办企业的领导干部严加约束，实行跟踪监督，看看这些官员的资产增值究竟是怎么来的，是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关系网、人情链，还是利用了“余权”、公权的“剩余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切实防止“期权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上海新规
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局正在酝酿出台全市性《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公务员离职后从业行为的若干规定》，以规范公务员退休或辞职后的从业行为，遏制官员“期权腐败”。 
上海市纪委正在酝酿中的新规定为官员的“下海”行为设置一条“红线”：公务员退休或辞职后，副处级（含副处级）以上干部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社会中介机构等营利性组织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或其他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活动。 
近年来有些领导干部主动辞职“下海”，或在退休后投身于市场经济，但有些人利用原来的职务影响拿高薪，少数人直接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社会中介机构等营利性组织投资入股、任职，或从事、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利用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谋取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还有个别干部更是利用“下海”来“变现”原来在位时的权力，从而产生“期权腐败”。如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原副局长殷国元，退休后担任上海市土地协会会长，此后直至案发仍然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仅2005年全年他就向江某某一人索贿、受贿2800余万元，比在位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政治学教授刘昀献说，上海市正在酝酿的新规定源自于国家《公务员法》，2006年起实施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刘昀献认为：“上海市的规定明确了领导干部的级别为副处级及以上，使之更具操作性。” 
上海市闵行区环保局局长刘家欣说，公务员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掌握了很多普通公众无法掌握的资源。越是如此，越是要加强对公务员的约束。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法治化手段严格公务员管理。 
上海将出台新规限制官员“辞职下海”行为的消息迅速在中国的互联网和媒体中引发强烈反响。刘昀献说，一个创新程度并不太高的规定之所以引来如此高度的关注，说明“期权腐败”行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与传统的腐败方式相比，“期权腐败”并不是一种新的腐败形式，而是腐败收益的“期权化”，它可能给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上海市委已要求市纪委和有关部门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照《公务员法》等有关法规制度自查自纠。干部人事部门负责对退休（辞职）公务员从业情况进行登记，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对从业情况进行甄别，对于违反规定的，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公安、工商等垂直管理的单位按照组织关系在所在区县登记。对违规行为提出退职、退股、退款等处理意见，责令限期改正。 
上海市纪委负责人介绍，纪委、监察局和公务员局将在年底前对上海各地区、各系统贯彻落实这项工作的情况联合开展检查，同时将这项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纳入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类似规定中央已经出台过，并正在逐渐细化各项内容，只是各个地区尚乏具体操作的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