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学
创始人
郑玄是东汉的儒家学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他曾  郑玄师事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先后研习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然后网罗众家之说，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通融为一。郑玄在经学上的重大成就，使他成为汉代最大的“通儒”，同时也是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站在“通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整”而“齐”之。根据史籍记载，郑玄曾注解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以及《中候》、《乾象历》；又撰写了《天文七政论》、《鲁礼褅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凡百余万言。范晔评价他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列传》)
郑玄的弟子数以千计，郑学也曾风靡一时。以后从魏晋至隋唐，郑学的流传始终很广。清代乾嘉学学派提倡“汉学”，对郑学十分重视，颇多发挥（参见本书“郑玄”条）。 
唐孔颖达《札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札是郑学”之称。
历史发展
魏初盛况汉末  郑玄魏初，郑氏门徒遍天下，经学界几乎成了郑学的一统天下，郑学大盛。郑门弟子超过万人，他们或在朝廷为官，或任博士，或从事著述，或于民间收徒讲学，共同传授郑氏经注，阐发郑学。田琼在汉魏之际任博士，时王粲对郑玄《尚书注》有疑问，撰《尚书问》4卷，田琼与韩益合撰《尚书释问》4卷，共同匡正其谬，答王粲之问以申郑义。宋均魏初任博士，他继承并发展了郑玄的谶纬学，遍注群纬，成就卓著。刘熙亦曾为博士， 发展了郑玄以音求义的训诂原则，专用音训，撰《释名》8卷，是一部汉语语源学专著。程秉，博通五经，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任嘏亦著书38篇，四万余言。如此等等，郑学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派。 当时，朝廷讲论经义均采用郑注，儒生、学者皆为郑学的博大宏通、无所不包所震撼，转而崇尚郑学，大批经生属意于郑注，不复更求各家，正如皮锡瑞所说：“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与王学的关系魏文帝以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已不以经术取士，选官重门第，看阀阅，经学开始衰落，然因士族最讲究礼，而郑玄对礼最为精通，故所注《三礼》受到重视，郑学仍有相当的地位。三国时期，已有人在郑学之外标新立异，如魏有王肃，吴有虞翻，蜀有李。王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习今文经，又善贾逵、马融的古文学，故兼通今、古文经。他亦遍注群经，为《尚书》 、 《诗经》 、 《论语》 、 《三礼》 、 《左传》等作注，又撰定其父王朗所作《易传》。他亦采今、古文说，然专与郑学对立：郑玄用古文说，他则以今文说予以批驳；郑玄用今文说，他则以古文说予以批驳。他甚至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根据《孔子家语》立论撰《圣证论》，假托孔子和孔子子孙的言论，以讥短郑玄，遂形成新的经学派别--王学。
但直至魏末，由于郑玄弟子众多，朝廷论讲经义仍用郑玄经注。高贵乡公曹髦亦主郑学，他常亲临太学，讲《易》 、《尚书》 、 《礼记》 。一次，讲《尚书》以后，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以示崇尚郑学。司马氏集团掌握朝廷实权以后，因为王肃与司马氏集团有联姻的关系，所以王肃所注诸经及其父王朗所作《易传》都被列为学官，皆设置博士。王学博士有政治势力作后盾，有恃无恐，连皇帝也敢反驳。甘露元年(266年)，高贵乡公到太学向诸儒询问经义，而博士不顾他主张郑学，竟以王学观点相对答。高贵乡公问：《尚书》中郑玄注“稽古”同天(《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注，《郑氏佚书》本。)，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王肃则注“稽古”为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回答说：依据《洪范》(按：此指《尚书洪范传》)“三人占，从二人之言”的古例，贾逵、马融和王肃都注为“顺考古道”，因此，王肃的注说是对的。高贵乡公又引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予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就在于效法天意，“顺考古道”不足以表达尧的德行。庾峻则以他“奉遵师说”为由，把皇帝的反驳顶了回去(《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这说明，郑学的地位在魏末受到王学的严重挑战。三国时期的崇信者三国时期，尽管王学因为有政治背景而地位抬高，但主张郑学、崇信郑学者大有人在，他们挺身而出捍卫郑学。这些人有郑玄弟子或再传弟子，也有郑学的爱好者。
(一)魏国 魏国崇信郑学者，主要有王基、孙炎、马昭、张融等。 王基(? -261)，字伯舆，魏东莱曲城(今山东莱州东北)人。青年时曾入琅邪界游学，崇尚郑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擢中书侍郎。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他据持郑氏经义，常与之抗衡。后作《毛诗驳》1卷，据持郑义。 孙炎，字叔然，魏乐安(今山东博兴西南)人。曾受学于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王肃集《圣证论》讥短郑玄，孙炎驳而释之，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今存有《尔雅注》和《礼记注》佚文。其书皆为驳王卫郑而作。郑玄虽未对《尔雅》 作注， 但对《尔雅》很有研究。孙炎为郑玄《尔雅》之学的继承者，其《尔雅》注承绪师说，又发扬光大，深得郑玄之旨。其《礼记注》对《礼记》篇目次序有调整，其注仍宗郑玄，故《旧唐书?元行冲传》说：“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扶玄义，乃易前编。” 马昭，曾为中郎，信守郑学，王肃规玄数十百件，昭“上书以为肃谬”。他指斥《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孔颖达《礼记?乐记》疏引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 张融，曾为博士，王肃改郑68条，融核之，将定臧否，“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未有纬于玄者”(《旧唐书?元行冲传》。)。 
(二)蜀国 蜀国崇信郑学者，主要有许慈、姜维。 许慈，字仁笃，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师事刘熙，为郑玄再传弟子，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宗郑说。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与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 姜维(202-264) ，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人。《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云“好郑氏学”，然不言其何所师受。维“乐学不倦，清素节约，一时仪表”，为蜀汉奉义将军、辅汉将军，封当阳亭侯。姜维远处天水，与北海相去甚远，而好郑学，足见郑学影响之大。
(三)吴国 吴国崇信郑学者，主要有薛综、徐整。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今安徽宿县北)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为郑玄再传弟子，是郑学崇信者。仕吴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　太守。后官至尚书仆射、太子太傅。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 徐整，字文操，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人。吴太常卿。《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所撰《毛诗谱》 3卷，而《经典释文?序录》云：“郑玄《诗谱》二卷，徐整畅，太叔裘隐。”卢文　《释文考证》云：“畅谓畅明郑旨，隐谓诠发隐义。”说明徐整于郑氏《诗谱》有申衍畅明之功，并非别撰《诗谱》。
产生原因
郑学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由经学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决定的。社会历史原因郑学，就是以古文经为主的今文、古文的合流。郑学产生于东汉末年，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摆脱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的需要。
东汉后期，外戚专权，宦官擅政，中央政权内部的倾轧与斗争愈演愈烈。到东汉末年，中央政权严重削弱，危机四伏，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经学，其内部今、古文经严重对立，甚至出现了“异端纷纭，互相诡激”(《后汉书·郑玄列传论》。)的混乱局面，这不利用中央集权的巩固。因此，实现经学的统一，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强化封建统治的当务之急。但是，东汉末年的统治者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已经没有能力运用政权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尽管灵帝曾颁布熹平石经，“使天下咸取则焉”，然而实际上只能改变一下“文字多谬”(③《后汉书·蔡邕列传》。)的状况，未能解决经义分歧的问题。于是，经义的统一，就只能由那些忠心维护封建统治的大儒自下而上来完成了。
从东汉末年的情况来看，今文经学衰败，古文经学兴盛。今文经学派的儒者不可能承担这一任务，所以只能由古文经学派的学者来完成。而郑玄是东汉古文经学派的最后一位经学大师，有条件、有能力承担这一任务。他慨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③正表明了他维护汉室封建统治的抱负；他发愿“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正表明他以统一经学为己任；他年轻时在外求学近20年，遍访名师，遂精通今、古文经，正表明他为统一经学做了长期的准备。郑玄遍注群经，是他采取的自下而上解决经义分歧的一种最为可行的办法。  有关《三礼注》的专著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加剧，还在客观上为经学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党锢之祸使经学的派别之争相对缓和，出现了今、古文合流的可能性。党锢之祸给学界带来的后果，是大批学者无心仕途，纷纷退居书斋，潜心学术研究。郑玄就是在被禁锢的十四年间，“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完成《三礼注》的。自身发展内部规律汉代经学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过程，郑学的产生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完成。西汉经学强调守师法，儒生们大都各抱一经，很少撰述。东汉时期，随着师法的被打破，出现了大规模的撰述活动。随着注经的盛行，出现了日趋繁琐的现象，正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②《后汉书·郑玄列传》。)。所以，经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就简削繁。郑玄适应了这一要求，“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②，注经极为简约。郑注出现以后，经生景从，其他诸家经注遂废。更重要的是，郑玄的经注兼融今、古，择善而从，冲破了家法的束缚，遂使今、古文经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经义的解释上统一起来。郑学的产生，正是突破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相互交流的产物。学者通经奠定了学术基础在郑玄以前，已经有一大批精通数经的通儒出现，他们对群经的注释，为今、古文的融合和郑学的产生打下了学术基础
西汉时，经学家大都只通一经。到东汉，才出现了学通数经并且兼学今、古文的潮流。这种潮流的出现，是和统治者的要求分不开的。如汉章帝就曾下诏，要求学今文经的也要学习古文经。这不仅提高了古文经的地位，也对儒生兼学今、古文经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至学者通经成为普遍现象，贾逵、马融等就是这样的古文经学大师。
郑玄正是在这种博通今、古文经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通儒。他既学今文经，又学古文经，并求学于精通古文经的大师马融，遂成为精通古文经、并对今文经有很深造诣的经学大师。这种兼通今、古文经的有利条件，使他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故能“发一义无不贯穿群经”(《郑氏佚书·序》。)。郑玄以前的古文经学家注经，已经出现兼容今、古文的现象，但因受到今、古文学派的限制，不便在注中公开标明哪些出自古文经义，哪些出自今文经义。郑玄则敢于冲破今、古文学派的限制，广泛地全面地融合今、古文经，并在注中明确标明哪些是今文经义，哪些是古文经义，正如贾公彦指出的：“郑注礼之时，以今古二字并之……或从今，或从古，皆逐义强者从之。若二字俱合义者，则互换见之。”(《仪礼·士冠礼》疏。)阮元也指出：“郑注迭古今文最为详该。”(《仪礼注疏·校勘记》。)由于郑玄遍注群经，又能兼融今、古文经，加上他高节、硕学、高寿、高誉，故为天下学者归宗，遂形成郑学。
特点
兼容并包郑玄是汉末通儒，所创郑学，可谓通学。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  兼容并包是郑学的最大特点经说以及谶纬之学注经，不守门户之见，从而创立郑氏家法，建立起郑氏经学体系：“于《易》先通京氏，后传费氏；于《书》传杜林古文；于《诗》先通韩氏，后尊毛氏；于《礼经》本传小戴今文之学，兼习淹中古文；《周礼》采杜子春及二郑(郑兴、郑众)；《礼记》依卢(植)、马(融)之本；《春秋》则有评论略说，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肓》、起《?梁废疾》；其余《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有注解，由其于两汉经师之说，综括靡遗，而又网罗百家，博稽六艺，证其同异，辨其是非。”(胡培?《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在郑玄之前，儒者各守师法、家法，壁垒森严，少有会通。自郑玄遍注群经，使今、古文经合流，成为一种新的经学。形式灵活郑玄博通今、古文经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学问，在创立郑学的过程中，除遍注群经，采取多种训诂形式之外，还在经学研究中，在与论敌的斗争中，采用了灵活多样的体式，有“论”，如《六艺论》；“谱”，如《毛诗谱》；“议”，如《鲁礼议》；“赞”，如《书赞》 ；“驳”，如《驳〈五经异义〉》；“难”，如《答临孝存周礼难》；“发”，如《发公羊墨守》；“针”，如《针左氏膏肓》；“起”，如《起梁废疾》等。简明扼要在郑玄之前，博士说经，往往繁琐寡要。郑玄博洽经传，长于训诂，其注经，“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郑志》郑玄答张逸语，《诗·周南·螽斯》正义引。)，故经注简约，用字往往少于经文，遂使儒家经典有了能为后学所取正的注释。郑玄的著述，遵循“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毛诗谱·序》，《郑氏佚书》本。)的原则，故学者用力少而功多。
成就
郑学主要通过经注表现出来，内容虽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教育、历史、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机械制造等多种学科，但就其体式而言为训诂，其成就是：
(一)重视古今词义的对比研究，强调以今语释古语，使古文献中的词语的本义得到正确解释。
以今释古，先秦训诂已常见，然至郑玄注经这一原则才得以广泛应用  郑学对训诂学、经学、文献学有影响，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存词之古义，郑玄在经注中还十分重视以复音词训释单音词，这不仅缩小了词义距离，而且使古代文献词义解释得更加明确，也反映了当时词语变化
的情况。
(二)经注尽量说明古代文献在词语方面所保存的古今音变的轨迹。
郑玄深知古今语音随时间、地域的转移而不断变化的道理。经注中因声求义，说明通假的例子甚多，后世训诂家多据以研究先秦两汉的古音古义，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信息资料。如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正是沿着郑玄开辟的路子，吸收历代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古音系统，并运用于经学、文献学、训诂学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三)通过注释，广泛解释属于百科性的语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