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谭嗣同
个人简介
个人资料
谭嗣同（tán sì tóng），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出生日期：1865年3月10日 
牺牲日期：1898年9月28日电视剧谭嗣同形象(20张)
民族：汉族 
祖籍：湖南浏阳
故居：湖南省浏阳市大夫第
出生：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
父亲：清末湖北巡抚谭继洵
母亲：徐五缘
其他：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
北京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莽苍苍斋）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
著名维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代表著作《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谭嗣同相片及故居(20张)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据说此诗被梁启超“篡改”过，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证据不足，难以采信。
谭嗣同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澹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见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生平
  谭嗣同故居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谭嗣同致刘淞芙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 
  谭嗣同就义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碧血丹心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  梁启超谭嗣同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他又与唐  明夷待访录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 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光绪帝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文献资料
流传诗句诗选（“四万万人齐下泪”“我自横刀向天笑”）
有感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昊一哭休①。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②!
这首诗写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以后的一周年。
注: 
① 抵：抵销、抵挡。合：应当。苍昊：苍天。 
② 神州：指中国。 
狱中题壁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③。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③杜根：东汉安帝时郎中，因要求临朝听政的邓太后还政于皇帝，触怒太后，被命摔死，因执行人手下留情，邓太后不放心，派人来检查，杜根装死达三天，眼中生蛆。太后相信他已死，不再检查。杜根终于逃亡隐伏酒肆，邓太后死后，复官为侍御史。
说明：
望门投止看到人家就去投宿，形容在逃亡途中的惶急情状。
张俭东汉末年高平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营私，被迫逃亡。人们看重他的声望品行，都冒着危险接纳他。
这一句是设想逃亡中的康、梁等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救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这里作者以忍死的杜根自比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公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见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谭嗣同传 节选作者：梁启超 
（省略前五段）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翻译文章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已经下达，谭嗣同由于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光绪皇帝宣召，恰巧生大病，不能去。到七月，谭嗣同才带病进见皇帝，他回答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皇上破格提升他，赏赐四品卿的官衔，做军机处办理文书的官，和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预新政，当时号称“军机处四大臣”。参预新政的人，就像唐、宋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皇上想重用康有为先生，可是皇上害怕西太后，不敢实行自己的意旨。几个月以来，皇上有什么事情要询问，就命令总理衙门传达圣旨，康先生有什么事情要陈述启奏，就只能写在呈给皇帝的奏书里。自从四大臣进入军机处以后，皇上和康先生的意见才能略微沟通，皇上决心要进行大改革了。可是西太后和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的忌恨也更加深了，不到十天，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当初，谭嗣同刚进京时，有人同他说皇上无权、西太后阻挠变法的事，谭嗣同不相信。到了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要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令他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了历代皇帝的遗训给他，传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代皇帝都有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先例，要他查出来写在诏书中，原来皇上将要用这些材料于二十八日亲自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他退朝回来，就告诉共事的人说：“今天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到了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要开懋勤殿的事，认为今天圣旨就能下达，但终于设有下达，于是更加知道西太后与光绪帝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于是想给他密诏，上面有我的皇位将近不保，命令康有为与军机四大臣以及志同道合的人火速设法筹划营救的话。谭嗣同和康先生捧着密诏痛哭，但皇上手中没有一点权柄，没有什么办法。当时许多将领当中，只有袁世凯长期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强弱不同的原因，极力主张变法，谭嗣同就秘密上奏，请皇上拿优厚的待遇联络他，希望危急时刻或许能救助皇上，言词十分激昂迫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召见袁世凯。初三日晚上，谭嗣同直接到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直接问袁世凯：“您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贤明君主呀。”谭嗣同说：“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确实听到过一些传闻。”谭嗣同于是直接拿出密诏给他看，说：“现在可以救助我们圣主的，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救救他！”又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不想救，就请你到颐和园告发我，并杀了我，你可以凭借这得到富贵了。”袁世凯声色俱厉地说：“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和你同样受到非同一般的恩遇，救护的责任不仅在你。如果有什么指教，我自然愿意听的。”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于天津阅兵的举动，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受荣禄的指挥调遣，将要用兵力挟持皇上逼他退位。虽然这样，董福祥、聂士成不值得一提，天下的英雄豪杰只有你。如果事变发生，你用一支部队抵挡他们二支军队，保护皇上，恢复大权，肃清君主周围的坏人，整肃宫廷里的秩序，指挥起来镇定自若，这是当世无比的事业啊。”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快速驰入我的军营，传下号令来诛灭奸贼，那么我一定能紧随你们之后，竭尽一切力量来拯救。”谭嗣同说：“荣禄待你一向优厚，你用什么对付他？”袁世凯笑着不说话。袁世凯慕府里一个人说：“荣贼并不是推心置腹地对待慰帅，过去有人要增加慰帅的兵力，荣贼说：‘汉人不可给他大兵权。’他不过一向笼络慰帅罢了。就像前年胡景桂弹劾慰帅一事，胡景桂是荣贼的亲信，荣贼指使他弹劾慰帅，而自己来查办，洗清冤情来显示对慰帅的恩德。不久，胡景桂就委任宁夏知府，随即升为宁夏道，这是荣贼极其阴险奸诈的地方，慰帅难道不知道他！”谭嗣同于是说：“荣禄本是曹操、王莽似的人物。当代少有的奸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而视说：“如果皇上在我的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互相详细地研究了救皇上的打算。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的手里，而营、哨各宫员，也多属于旧党人员，事情紧急了，既然已经确定计划，那么我必须急送回营，另选将官，并设法准备贮存弹药，就可以了。”于是再三嘱咐袁世凯，就离开了。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天了。到了初五那天，袁世凯又被召见，听说也接到秘密诏书了。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谭嗣同的寓所拜访他，相对坐在榻上，筹划着救助皇上的办法，可是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忽然传到，不久，又听说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谭嗣同从容地告诉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已经无法可救。我已经没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虽然这样，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却要做它。您试着进入日本大使馆，拜见伊藤先生，请他发电报给上海领事来救护康先生吧。”我这个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馆，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我相见，劝我去日本，并且携带了他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信一箱，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谋取将来的事，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贤明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预料，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充当他们。”于是互相拥抱一下就分别。初七、八、九三天，谭嗣同又和侠士们商议救护皇上，事情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所以遭了祸。 
谭嗣同已经囚在监狱里，……在八月十三日这天，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达万人，谭君慷慨激昂，神情没有丝毫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喊刚毅上前来说：“我有句话……”刚毅走开不听，于是从容就义。啊！壮烈呀！友人评价梁启超评谭嗣同：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裒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仁学自叙》曰：“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罗网”，正其义也。《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此计划，吾不敢谓终无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以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而嗣同尤为悍勇，其《仁学》所谓冲决罗网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姑举数条为例。
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非实也”，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恶由名起”说，乃有极诡僻之论，曰：“恶莫大淫杀。……男女构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习谓为恶。向使生民之始，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诸朝庙，行诸都市，行诸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则孰知为恶者？戕害生命名杀，此杀名也。然杀为恶，则凡杀皆当为恶。人不当杀，则凡虎狼牛马鸡豚，又何当杀者，何以不并名恶也？或曰，‘人与人同类耳’。然则虎狼于人不同类也，虎狼杀人，则名虎狼为恶；人杀虎狼，何以不名人为恶也？……”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
《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原及民治主义（文不具引），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
曰：“天下为君主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则俗则毳欲也。逞其凶残淫杀，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犹以为未餍。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其心思，挫其气节。……方命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
又曰：“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同盟会”、“光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日倡道者。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
历史评价
千古罕见真贵族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超前见识羞今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也就是说，二千年来，无非上面是强盗，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为马，下面难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唤奴才，奴才献媚主子。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也就是说，领袖也好、官员也罢，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也就是说，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只会是越强越祸害，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愤青”？勇气人格耀中华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1]
相关诗作
破阵子·题谭嗣同
——诗酒仙
书剑情怀家国，经纶抱负河山。 
纵马风尘磨侠骨，对策朝堂砺铁肩。兴亡谈笑间。 
碧血染红青史，丹心照亮郊原。 
但得兆民醒百世，何憾人生三十三。名随星火传。
纪念文章
剑胆琴心谭嗣同  谭嗣同（左2）与长沙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剑是英雄胆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于是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击剑。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七星剑”，剑身较长，上面镶嵌有7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7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乐”。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血见英雄色 谭嗣同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谭嗣同舍身赴难，慷慨就义。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从此不知下落。“残雷琴”长119.8cm，肩宽19.3cm，尾宽13cm，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残雷”，其下刻琴铭，款题“谭嗣同作”，腹款刻“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谭嗣同时年25岁（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就此不知下落。谭嗣同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不仅对于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还记得人间的佛陀吗？当他逃离王室，放弃权力与富贵之时，包纳他那颗心的，是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这种对众生的悲悯与爱，就是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号称尊大乘的中国佛教，其实千百年来，却多落于空谈却使人难以体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众生成为无可实现的一纸空言。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的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的彗星之路，并不在于他短暂的三十三岁的生命，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进入佛学之殿堂。1896年，谭嗣同三十一岁，这年春于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同年夏，在南京认识著名近代佛学家杨文会居士，从杨文会学佛。谭嗣同曾说道：“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才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谭嗣同学佛时间虽晚，然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虽然从杨文会学佛，总计不会一年有余，而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杨文会弟子，一代佛学宗师欧阳渐在回忆其师的文章中，列举杨文会门下有大成就的佛学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谭嗣同：“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 
佛学使谭嗣同学风丕然一变，然而早年所学，又使谭嗣同尝试将佛学引导向社会之路，成为近代佛学变革的急先锋。在学佛之前，谭嗣同以儒家为学，而以墨家为行；从年轻时代始，谭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吾自少至壮……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在《与唐绂丞书》中又说：“自惟年来挟一摩顶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诸说，长号索偶，百计以求伸，至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强聒不舍。”从墨子的“兼爱”到佛陀的“慈悲”、“众生平等”，宗教与大哲们从来不是关起门来大谈人生的终极之路，但历史却悄然使“慈悲”成为一句无关痛痒的空话，而不是一种事实上的行动，只是心灵上的安慰，而不是社会人生的大改造。谭嗣同决心来改变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极、与社会脱离的形象。 
及从杨文会学佛，谭嗣同也正逐渐地构筑其理论的大厦。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记录了谭嗣同为学上的勤奋：“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良师益友与自己深思精进，谭嗣同开始构思并写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学》。 
谭嗣同写作《仁学》，正是他学佛最精进的那段时间，此书粗看时，甚觉揉杂，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杂烩一样，孔、孟、老、庄、墨，礼、易、春秋公羊，周、张、陆、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诸科学，几何算学还有基督教等等，一时间让人眼花了乱，其实细看时，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谭嗣同英年早逝的话，那么他的学术成就，绝对不会在康有为与梁启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这部《仁学》，谭嗣同亦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更重要的是，《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浏阳河与谭嗣同浏阳河，一本古老的书，一幅沧桑的画。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们漫步浏阳河畔的谭嗣同祠，闻着墨香，贴着文脉，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脚步轻叩历史先贤的名河之踪，万般情思随波荡漾。祠中梁启超手书的“民国先觉”横匾，令人肃然起敬。两侧乃康有为的挽联，其间为谭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峻目，闪闪似电，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凛然正气。
浏阳河带着远古精魂奔腾着。也许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酿就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惊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面对万人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闪，血光如炬，直冲九天，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一道气壮山河的彩虹。
浏阳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谭嗣同生命的意义，有如这万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红偎翠，行乐市井，可有着浏阳河“变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矢志变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谭嗣同深思精进撰成5万字巨著《仁学》，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传维新思想。谭嗣同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康有为从谭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挥毫留下“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的咏谭绝唱。欧阳中鹄感慨万分：中国有救了，自己的学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复兴的曙光吗？
然而，救亡图存是一条血腥之路，就像故乡的浏阳河，要弯多少道湾？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谭嗣同受光绪帝召进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捕杀新党。梁启超力劝谭嗣同出走，谭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京师大侠王五复劝谭嗣同改变初衷，谭掷地有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谭嗣同因袁世凯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绝唱：“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二十八日就义，由浏阳会馆长班李凤池收留遗体。次年魂归故里，葬于浏阳牛石乡翟水村，墓联云：“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谒谭嗣同墓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愿以颈血刷污政22日，谭嗣同被捕入狱，在狱中，谭嗣同泰然自若，题诗于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行刑时，他仰天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被清政府杀害时年仅33岁，闻者莫不痛惜落泪。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 谭嗣同也被杀,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后人永远去敬仰。
人物故居
  谭嗣同故居谭嗣同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故居原为周姓房产，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清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大夫第”。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8年，时值谭嗣同就义100周年时，浏阳市政府组织力量对故居残存建筑进行了修缮，并重建门楼，同年9月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历史原因，1994年在浏阳旧城改造中，有关部门拆除了故居北面、南面的建筑和门楼，并在北面建了一栋7层居民住宅楼。2000年，浏阳举办第二届中国特产文化节，有关部门将故居南面房产部门拆除后留下的空地加以清理和整治，建成了现在的公共绿地。所以现在建筑占地面积只有780平方米，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故居北面部分墙体已经上硝、起霉、变形，何春平说，这主要是因为北面居民楼附属的煤棚紧贴故居墙体造成的。
目前浏阳市旅游部门正和规划部门联手，提出关于谭嗣同故居及其周边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设想。根据这个设想，周边不合适建筑将在拆除之列。在浏阳市规划局副局长金先林看来，恢复原貌没有政策性的障碍，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0米之内都不能有建筑，得知有关部门想将谭嗣同故居恢复原貌的消息后，谭嗣同的第四代孙、湖南株洲海联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谭志宏很欣慰：“明年是谭嗣同殉难110周年，作为后代，也在打算做一些事情，比如准备请中央美院的教授雕一座铜像，立在故居旁边。”
现在是最好的实施时间，“近年来保护历史建筑已成共识，有很好的民意氛围；其次恢复故居和建设广场所要拆迁和占用的房产多是政府部门所有，拆迁并不复杂。”[2]
关于《狱中题壁》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说谭嗣同的《狱中诗》是梁启超伪造的。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声称找到了证据——一本小说《绣像康梁演义》，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距谭嗣同牺牲十年整。
《绣像康梁演义》：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历史不容篡改。
黄彰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1995年，他发表了《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

影视作品
电影：谭嗣同
演职员表
摄制：长春电影制片厂
年代：1984年（彩色片） 　
摄制：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刘耕路 　
导演：陈家林 　
摄影：安治国 　
主演： 　
达式常 饰谭嗣同 　
宋晓英 饰李闰娘 
王玉梅饰慈禧太后　
王志华 饰光绪皇帝 　
王洪生 饰康有为 　
王洪涛 饰大刀王五
马盛君饰珍妃 　
颜彼得 饰袁世凯 　
刘江 饰刚毅 　
马连冀 饰 杨深秀 　
郑榕 饰荣禄 　
牛呈立 饰怀塔布 　
顾岚 饰翁同龢 　
朱艺丹 饰李莲英 　
辛辛 饰隆裕皇后 　
胡奇 饰张进喜 　
李耀华 饰文悌 　
巢萍 饰瑾妃 　
王文祥 饰小太监 　
赵淑兰 饰怀塔布夫人 
剧情简介：公元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决心变法维新。召见康有为，电召梁启超、谭嗣同赴京。慈禧太后闻讯命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拱卫畿辅。
谭嗣同应召路上看到黄河岸边哀鸿遍野，深感不变法不足以强国。谭嗣同来到京城与康有为、杨深秀等维新派相聚，他们感到皇上下诏变法以来，总觉步履艰难，慈禧太后处处阻挠，王公大臣阳奉阴违，而一般小民更有不问是非，妄想借变法以自肥的。守旧与维新势同水火，光绪的政令根本无法实施。新旧两派为了扩充实力又都瞄准了新军阀袁世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八面玲珑，两边讨好，不动声色。
1898年9月光绪帝召见谭嗣同，君臣二人一言一行都被左右太监密报慈禧太后，刚毅、怀塔布等旧臣更从中阻挠，架空光绪，更有光绪皇后等人不知国家危难，一味陷害翁同龢、珍妃等变法的支持者。谭嗣同等为推行新政，革除积弊，抓住礼部六堂阻挠维新派王照奉折事，奉请皇上，罢免了怀塔布等6大臣。维新派初战告捷，满朝大臣则如丧考妣，状告到慈禧那里，慈禧悲叹：这天下乱了！保守势力开始调兵谴将，伺机反扑，荣禄奉西太后令暗调董福祥、聂士诚部进驻天津，调袁世凯进京，密谋借9月天津阅兵之机废掉皇上。
光绪实际被软禁了，他传出密诏：“今朕位几不保……设法相救……”
情况紧急，谭嗣同决定亲自出面力劝袁世凯起兵勤王，拯救变法，背水一战。谭嗣同冒雨会见袁世凯要他率兵杀掉荣禄，对西太后实行兵谏。袁世凯表示：一定竭尽死力，诛除奸贼，保护圣上。谭嗣同以为乌云散走了，袁世凯却飞驰京城将谭嗣同此行密报慈禧，慈禧、荣禄等火速由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
光绪被幽禁，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清兵开始满街搜捕维新派人士，大刀王五想保护谭嗣同杀出京城，谭嗣同却要他先救出皇上，王五告诉他力量微小，难以成事，谭嗣同长叹一声表示放弃逃出，要取义成仁，梁启超也劝谭嗣同随他出走日本，亦为其拒绝。
谭嗣同最后拒绝了刚从家乡赶来的妻子的劝阻，终于将机会变成永别，被清兵押走。
菜市口刑场，临刑的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赴刑。
血水和雨水一起洒满了菜市口。

同名话剧
话剧信息话剧《谭嗣同》基本信息：
艺术指导：胡雪桦
出品人：孙绍瑞
监制：潘文牙
导演：李英安
编剧：肖瑾
剧情梗概现代，湖南谭嗣同墓园来了一位女孩，她给看守墓园的老者讲了一个故事……
清末，甲午战败，民不聊生。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等待谭嗣同进京一同变法。
谭嗣同初到京城，在酒楼遇到袁世凯以及微服私访的光绪。三人意气风发，把酒言欢。第二天，谭嗣同进宫面圣，惊讶地发现光绪就是前晚所遇之青年，君臣二人惺惺相惜，决心一同变法。不料，变法触怒保守派，慈禧要逮捕谭嗣同等人。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好友王五前来营救谭嗣同，谭嗣同不愿单独离开，两人大打出手，忽然电光火石之间，谭嗣同消失。
原来，谭嗣同竟然来到了现代。他遇到了大学生卓拉和胡克，惊讶过后，两人决定帮助谭嗣同回到清朝，可惜百试不得其法。与此同时，谭嗣同得知了变法的结果是失败，自己也会死去，开始怀疑自己变法的意义。最后，现代的大学生让他明白，自己必须要回去赴死，为青年人作出表率，因为自己所代表的斗志正是青年所需要的。
回到清朝的谭嗣同不顾自己的安危，寻求袁世凯的帮助，却遭出卖。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抓，可是谭嗣同不愿逃走，慷慨赴死……
故事讲完，女孩已经离开，她就是卓拉。只剩下老者空自惆怅······
活动背景
“中国·志”活动全称“中国·志”大型校园励志活动，以“华夏心，中国志”为主题，包括“斗志” “商志” “艺志”“军志” “心志”5大核心内容版块，题材范围覆盖广泛、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具有长远的发展前景，是梵谋传媒有限公司几大品牌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该活动旨在以灵活新颖的活动形式进入校园，为当代大学生奉上一份文化励志大餐，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中国大学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同一首歌”。
《谭嗣同》话剧隶属于“中国·志”活动斗志版块，是中国·志活动的首场活动，是中国首部同时以历史题材、大学校园为背景，结合了历史剧以及校园轻喜剧的大型青春励志话剧。这部话剧构思独特，在展现戊戌变法恢宏的历史场景的同时，融入了一段谭嗣同穿越历史时空，现身于现代大学校园的小插曲。剧本综合现代叙事与清末史实，重点刻画谭嗣同在现代语境下的种种荒诞表现，尤其是当他站在今天的视角上提前知道了戊戌变法失败的结局之后所面临的艰难抉择，等等。剧情设置既感人肺腑而又趣味横生，剧本制作在保证立意高远、主题深刻的同时，又融入了很多现代喜剧元素，颇为时尚，在启发和感动大学生的同时，也会不断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