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粱矮花叶病
为害症状
田间症状分花叶型、坏死型和混合型3种。花叶型受害叶呈条状褪色，与正常组织黄绿分明，沿侧脉向上扩  高粱矮花叶病展，出现褪绿的小条点，后发展成条斑或成断续的虚线条状。后随病斑扩展，病叶呈淡绿色，夹杂有深绿色的条点或斑块，一般不变红，形成斑驳花叶。坏死型上述条纹变红即成为红条，褪绿斑变红或红条融合即出现红叶。红条部分最后失水坏死。有些品种心叶变黄，后变成紫红色或红色卷曲。有的品种心叶未见显症，仅下部叶片先变紫色或部分失绿，部分沿脉出现平行的紫红色条纹，呈红条状。混合型心叶出现红色枯死条斑或扩展成枯死条斑。最后病株矮化或枯死。[1]
病毒简介
Maizedwarfmosaicvirus-B简称MDMV-B，称玉米矮花叶病毒B株系，属病毒。病毒粒体长条状，国外报道大小750～825×12～15（nm），中国为625～850nm，其中750×13nm居多。在病叶超薄切片上观察到风轮状及束状内含体。钝化温度54℃，稀释限点1000倍液，20℃体外存活期3天。除侵染高粱外，还可侵染玉米、谷子、糜子、雀麦草、狗尾草、稗、虎尾草等12种植物。有专家测定，在所有寄主上都能引起花叶症的，是由MDMV-G病毒引起的；红条坏死型系由MDMV—B病毒引起的。南方的高粱受ScMV侵染后也能引发红条病。红条或红叶症状的出现与品种、受侵时期及气温等多因子有关，3叶期以前染病易形成枯心死苗。成株期多表现花叶，但若21℃以下低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就可能出现红条或红叶坏死，若气温升高病情不再扩展。[1]
传播途径
高粱品种954066B种子可带毒，但传毒率仅0.03%。在田间病毒主要靠麦二叉蚜、禾谷缢管蚜、桃蚜、玉米蚜等传播。华北春播高粱苗期主要传毒介体是麦二叉蚜，其次是桃蚜；夏播高粱苗期主要由禾谷缢管蚜和玉米蚜传播。因此田间传毒蚜虫发生量是影响高粱矮花叶病发生和流行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1]
防治方法
（1）选用抗病品种如千金白、粘高粱、河北-16等均表现抗病。农家品种和杂交高粱也较抗病。扫帚高粱高度抗病。
（2）建立无病留种田，防止种子带毒。间苗、定苗时发现病株及时拔除，减少菌源，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3）在保证高粱成熟条件下，适当晚播。
（4）及时防治高粱田蚜虫，发现蚜虫迁入高粱田时及时喷洒50%抗蚜威超微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或10%吡虫啉（一遍净）可湿性粉剂3000～3500倍液。
（5）必要时可试喷o．5%菇类蛋白多糖水剂（原称抗毒剂1号）300倍液或20%病毒A可湿性粉剂500倍液、15%病毒必克可湿性粉剂500～700倍液。[1]

简介
妙钦法师（1921～1976）福建惠安人，俗姓黄。名腾庄，别号白云，又号慧庵。五岁依厦门白鹿洞觉斌和尚披剃，十五岁于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先后于南普陀寺养正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深造。旋负笈江苏，入淮阴觉津寺，亲近大醒法师。抗战军兴，参加僧侣救护队。民国二十九年（1940），至四川就学于汉藏教理院，亲近太虚、法尊、法舫、印顺等大德。后受聘为汉藏教理院教师，编有中国佛教史略、初机佛学读本。之后，任教杭州武林佛学院，讲俱舍论颂。后赴菲律宾弘法。一九五三年入锡兰佛教大学，专攻南传佛教，然对维护大乘佛法仍不遗余力，屡次对南传上座部之非议北传佛法，予以辩正。此后仍以弘传大乘为志。一九五八年，法师受聘任法主。其后二寺创办能仁学校，法师代任校长，主持校政。并于此一期间，创办能仁中学。毕生致力于佛教之弘化及教育之提倡。
出家受戒
妙钦法师法名腾庄，字妙钦，别号白云，又号慧庵，福建省惠安县人，一九二一年出生。俗家姓黄，为家  常惺法师中独子，在他五岁的时候，一家三口同时出家——他父亲带他出家，他的母亲到女众道场带发修行。五岁的妙钦，童真入道，在厦门白鹿洞，依觉斌和尚座下披剃，法号觉彻。
五岁就入寺院的妙钦法师，在寺中随著师父读书识字，诵经礼佛。十五岁的时候，师父送他到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到厦门南普陀寺，入佛教养正院受学。养正院是一所专门培育沙弥的学校，创立于一九三〇年，由瑞今法师担任教务主任，负责院务。妙钦法师在养正院受学一年，以成绩优秀，且已圆戒，翌年即升入闽南佛学院深造。
闽院的院长，由南普陀寺住持常惺法师兼任，教务主任是寄尘法师，课程有佛学、国文、日文、史地、论理学等，而以佛学为主。妙钦法师在校，与演培、圆拙、达居、白慧、达灵等五位同学最为投契，他们不愿白度一生，相约每人起一个以白字的别号，妙钦法师的白云别号，就是此时起的。一九三六年秋季，以养正院和闽南佛学院同在南普陀寺内，两院学僧素不融洽，时有冲突，因此妙钦法师等几个人决定转学。乃于一九三七年初，与演培、达居二师同赴江苏淮阴觉津寺，入觉津佛学院，依大醒法师受学。
七月，七七芦沟桥事变，佛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妙钦法师参加救护训练，然后到上海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抢救伤患。后来战事逆转，上海沦陷，救护队随军撤退到武汉。一九三八年，武汉外围发生战事，救护队解散，妙钦法师脱下戎装重披袈裟，辗转到香港，挂单弥陀阁，勤修不辍。在港期间，遇到了早先一同由厦门到淮阴，入觉津佛学院的同学演培、达居等人，他们时相聚会，讨论未来继续求学的问题。太虚大师在重庆创办汉藏教理院，教师都是学德俱优的法师，他们十分向往，相约同赴重庆求学。目标决定后，妙钦、演培、达居、白慧、文慧五个人积极准备行动。
远行学法
一九三九年初，妙钦法师五个人由香港动身。战时国内交通隔阻，交通工具也十分困难。他们由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再坐火车到越南首都河内，转车到河口，接上滇越铁路，坐了全长近千公里的火车，到了云南的省会昆明。他们在昆明等候汽车赴重庆时，太虚大师于二月中旬也由重庆到了昆明，驻锡翠湖的云南省佛教会，他们五个人去礼谒大师，报告他们要到汉院求学。大师对他们这种千里求法的精神十分赞许，给汉院的代院长法尊法师写了一封信，要院方对他们妥为安置。昆明到重庆的汽车票极难购买，还是大师请人代他们设法买票，才得成行。
抵达重庆，到北碚汉院入学，教务主任法舫法师要他们考试后，未把他们编入研究班及普通班，却命他们以旁听生的名义自由听课。他们以为考的成绩太差，后来才知道是太虚大师信中的意思，认为他们程度不错，要他们做旁听生自由听课，可以多学点东西。他们在院中听过法尊法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法舫法师的《俱舍论》等课程。一九四〇年冬，印顺法师也到了汉院，太虚大师写信给印师，令为妙钦等特别讲授一些启发佛学思想的课程。印师就专为妙钦、演培、文慧三人讲授《摄大乘论》，由他三人记录下来，就是现在《妙云集》中的《摄大乘论讲记》。
在汉院听了两年多课，演培法师奉太虚大师之命，到合江县法王寺去办“法王佛学院”。未久，妙钦法师也被教理院聘为教师，在汉院授课。他讲课时言词清晰，条理分明，深受学僧欢迎。他性好静，不喜交游，课余之暇，读经写书。《中国佛教史略》一书，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主持学院
一九四五年秋季，抗战胜利，政府复员，外省人也急于还乡。唯交通工具缺乏，买不到轮船票，磋跎到一  印顺法师九四六年春天，听说坐汽车由四川到陕西这一条路可走，妙钦法师乃与演培法师随侍印顺导师，由西北公路坐汽车东下，颠簸数日到达西安。在西安受到陕西佛教大护法康寄遥居士的款待，他们瞻礼了鸠摩罗什塔、玄奘大师塔，也参观了慈恩寺和大兴教寺。原本想到洛阳去参观白马寺和少林寺，但因买不到洛阳的火车票，所以直接到了河南省会开封。
开封的名刹铁塔寺，住持净严老法师，毕业于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是河南佛教界的长老，对印顺导师热烈欢迎与招待。这时，曾在汉藏教理院读过书的续明法师也在铁塔寺，对他们照应得十分周到。印顺导师因旅途劳顿，身体不适，留在铁塔寺休养，妙钦法师和演培法师先离开封赴上海。
太虚大师驻锡上海玉佛寺，他们二人谒见大师，大师命二人到杭州灵峰寺，去主持刚开办不久的“武林佛学院”。武院是灵峰寺住持若瓢和尚所创设，请太虚大师派人主持。杭州古名武林，所以命名为武林佛学院。院中有学僧三十余人，程度参差不齐，经他们二位的努力，年余之间，武院声誉日隆，成为一所颇受人重视的僧侣学府。这时印顺导师想在西湖成立“西湖佛教图书馆”，作为安心讲学之处，他二人负起了筹备的责任。地点选在西湖香山洞，已有几部藏经和若干佛书，后来以时局变化，未能实现。
那时是胜利还乡期间，妙钦法师离乡十年，尚未回去过，福建厦门方面不断函电催促，希望他回去看看，他乃于一九四八年回闽礼祖探亲。这时，适逢南普陀寺前任代理方丈，在菲律宾弘化的性愿老和尚回厦门传戒，召妙钦法师襄助。传戒圆满，妙钦法师建议性老，在南普陀寺设立“大觉讲社”，请印顺导师前来主讲。讲社成立，印老到了厦门，后来演培、续明二师也到了厦门，免于他们后来在战乱中逃难的危险。一九四九年，国共战火延及福建，他们三位到了香港。
海外传法
性愿老和尚传戒后回到马尼拉，函召妙钦法师赴菲襄助弘化，妙钦法师于一九四九年飞抵马尼拉，在信愿寺协助性愿、瑞今二位老和尚弘扬佛法。在这段时间，菲律宾佛教之得以蓬勃发展，信佛人士日渐增多，妙钦法师的弘扬之力功不可没。一九五三年，他感于东南亚诸国，除菲律宾及星马地区外，盛行南传佛教，为一  信愿寺窥南传佛教的真貌，远赴锡兰（斯里兰卡），入佛教大学攻读四年，对于上座部教义颇能有得于心。在锡期间，有人非议北传大乘佛教者，他都予以指正解释，维护大乘，不遗余力。学成返菲，仍驻锡信愿寺，担任弘法部主任，法筵屡开，讲说不休。
信愿寺住持性愿老和尚，早在一九四七年曾协助刘梅生居士创办普贤学校，办得颇有成绩，妙钦法师曾在普贤学校授课，并为学生编著了一套四册的《初级佛学读本》。一九六〇年，性愿、瑞今二长老，感于社会教育之需要，乃由华藏、信愿两寺出面，约请普陀寺、宿燕寺、宝藏寺、观音堂等寺院共议，决定创办一所包括中小学在内的能仁学校。学校成立，敦请印顺导师为校长，实际上是妙钦法师以副校长名义负责校务。自此以后，在他的有生之年，把全部的精力时间奉献于能仁学校，使这所草创的学校，由小学部开始，增设幼稚园、初中部、高中部，由二、三百人逐年增加，数年后增加到一千数百人，在佛教的教育史上，可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妙钦法师尽瘁于能仁学校先后十六年，学校日益成长茁壮，而他自己却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一九七五年初，他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是肝病，治疗的三个原则，一要节劳休息，二要控制饮食，三要按时用药。医生说“肝病”是保留的说法，后来医生告知法师的病是肝硬化，百分之四十的功能已经丧失，若控制得住，可活三、五年，控制不住，就很难说了。医生所说的三点，妙钦法师只做到了两点，他按时服药，吃白水煮菜，但完全休息这一点也做不到。养病期间，最初他仍每天到学校工作一、二小时，后来病情恶化，不能到校，在病床上批阅学校文件。他一生中，与印顺导师及演培法师二人情谊最为深厚。事实上，印顺导师在香港那几年，妙钦法师初到马尼拉，他自己生活也十分辛苦，但他为了师友，以微薄的单银汇到香港去。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农历丙辰年二月三十日，妙钦法师灯油干竭，他圆寂之前，犹以菲律宾将实行侨校菲化案，能仁校长须由菲籍人士担任一事为念。他生于一九二一年，世寿仅得五十六岁，僧腊五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