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蔡邦华
蔡邦华院士生平简介
昆虫学家，江苏省溧阳县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现称鹿儿岛大学）动植物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对于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关系的研究，创立了一套害虫预测预报制度；对于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的研究，分析出其猖獗发生的最适度，解决了害虫猖獗长期争论的问题；关于五倍子的研究，查明了中国产的不同五倍子及产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种类和特性，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出了松毛虫及白蚁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了直翅目、鳞翅目、鞘翅目、同翅目、等翅目等5个目的分类学研究，发现了许多新属、新亚属、新种、新亚种。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二十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蔡邦华（1902－1983），江苏溧阳人。生于1902年10月6日，卒于1983年8月8日，享年81岁。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
蔡邦华于1920年东渡日本留学，考入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他毕业时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校长章士钊的邀请，聘请他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22岁）。1927年，他再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1928年，他拒绝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前回国。回国后，他曾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他被浙江大学派往德国进修。1932年8月，他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1936年后，他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浙江省昆虫局局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权）等职。1949年，他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光荣参加了开国大典。1953年后，他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等职。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学部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其他多种学术职务。198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蔡邦华既是一位可敬的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昆虫学多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巨大成绩。1929年，他开始从事螟虫生态学的研究。1930年在德国进修期间，他以米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了实验生态学的研究。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米象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即寿命最长、发育最快和繁殖最多，并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要因素。他得出的这一结论，使久经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引起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重视。后来，他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等方面，又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关于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他发表了专门论文，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前苏联著名蝗虫专家贝·比恩科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他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他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由于向阳山坳的山地生物群落极为贫瘠，因而这种地带容易促使松毛虫大量发生”的观点。
蔡邦华是中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强调各个目科要有各个目科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要列出与经济有关的种类或中国特有的种类。因此，他编著的《昆虫分类学》颇受人们的赞赏。关于物种问题，他认为应该要用新的观点来分析，人们认识物种不仅要从形态学上找出差别，而且还要从生态地理、生活习性方面来了解它的实际意义，进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探索物种的界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在昆虫纲5个目的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达150个以上。著名的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蔡邦华，1902年10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父亲是前清秀才，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跟兄长学习蚕体解剖，见到蚕体内部器官，感到极大兴趣。在南菁中学时，他用自修课桌饲养芋青虫，观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师见他对昆虫如此入迷，甚表赞扬。在老师和兄长的影响下，使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20年蔡邦华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间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专研，就主动为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蔡邦华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1924年正当蔡邦华毕业，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电邀，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1927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专家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写出“中国蝗科三新种”论文。1928年蔡邦华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他受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9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年，蔡邦华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1936年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当时蔡邦华对国民政府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与几十位农学院教授愤然离校，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发表专著和论文十余篇。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1937年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38年后，蔡邦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40年开始他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其艰苦，学校几经搬迁。蔡邦华除了忙于搬迁和教学外，还争取一切时机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行了不少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病虫知识》期刊，以资交流。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从贵州省的湄潭县返回杭州。蔡邦华受当局派遣，赴台湾参加接受台湾大学的工作。不久又回到浙江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受到军警围攻。蔡邦华不顾个人安危，于1948年1月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处，使学校暂解危急。他这种声张正义，敢于面对逆境，赴汤蹈火的高尚情操，深受后人敬仰。解放后杭州解放后，由于竺可桢校长离校在外，蔡邦华被推任为学校校委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奉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1962年动物所与昆虫所合并，蔡邦华任研究员、副所长。1983年8月8日因病逝世于北京。参政议政蔡邦华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一、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农业组组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植保农药药械组成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
蔡邦华1929年在浙江昆虫局工作期间，就开始了螟虫生态学的研究。1930年发表了《螟虫对气候抵抗性之调查并防治方法试验》的论文。1930年后在德国受爱雪立希教授的指导，以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实验生态学的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谷象在不同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第一寿命最长；第二发育最快；第三繁殖最多。其中哪一个是在生态学上对于昆虫大量发生起主导作用的呢？他经过不断的对比和思索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导因素，使这一久经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观点深得爱雪立希教授的赞许。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视，美国昆虫学家曾详细加以介绍。
此后，蔡邦华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的研究上，又做了大量工作。从1930年到1936年数年间发表论文10余篇，如《三化螟猖獗与气候》、《害虫研究上温湿度之调节方法》、《螟蛾预测及气候观察之办法》等等。不仅在生态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为我国防治螟的危害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上，发表了《中国蝗患之预测》、《竹蝗与蛗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例证》等数篇论文。受到了苏联著名蝗虫专家贝·比恩科的重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了蔡邦华的材料，认为这些工作很有实际意义。
50年代蔡邦华对松毛虫发生规律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认为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正确地探明害虫的发生规律，并且要求用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他根据松毛虫的数量变动，提出松毛虫发生有一个虫源带。经过长期的野外观察，于1960年正式提出松毛虫的发生基地，认为向阳山坳的山地，由于经营不当，种植纯松林，再加上幼林成长郁闭过度，使林下寸草不生，生物群落极为贫瘠，这就是松毛虫发生基地的基本条件，这样地带容易促使松毛虫大量发生。松毛虫猖獗是向四周扩散的结果。他这一观点，后来在山东昆仑山、牙山、崂山各林区调查松毛虫发生情况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在他工作中还发现由于大量使用六六六农药，引起松毛虫抗药性的提高，而且林内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显著减少，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局面。为此，他提出加强经营管理，改造发生基地生态环境，提倡营造混交林等措施，借以控制松毛虫的大量发生。他的建议受到林业部门的赞赏。这方面所发表论著有：《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马尾松毛虫的发生与寄主植物受害程度的关系的初步观察》、《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等10余篇。
在昆虫分类学上做出卓著贡献
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直翅目、鳞翅目、鞘翅目、同翅目、等翅目5个科目的研究上，都有突出贡献。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达150个以上，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昆虫分类学》（上、中、下）专著。他早年对螟虫、蝗虫分类上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螟蛾类概说》、《中国蝗科新种报导》等论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同翅目中五倍子蚜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经过几年的调查，不仅查明了不同五倍子和不同倍蚜的关系，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各种倍蚜的形态特征及其中间宿主，为人工培养五倍子探索了一条途径。这项工作曾由英国李约瑟博士推荐发表于伦敦《昆虫学报》上。50年代对鳞翅目中松毛虫做了大量工作，查明我国松毛虫类共有78个种和亚种，其中隶属于7个属，发现了20多个新种、新亚种，其中为害严重的有6种，即马尾松毛虫、赤松毛虫、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等。
60年代蔡邦华研究的重点是白蚁。他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开始，对我国各省所发生的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进行了调查。
  蔡邦华(右三)1970年摄于广州60年代后蔡邦华集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白蚁进行了研究。曾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1963）、《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1964）、《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及其发展》（1965）、《西藏察隅地区白蚁一新种》（1975）、《中国的散白蚁调查及新种描述》（1977）、《广西木鼻白蚁属四新种》（1978）等数十篇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和主编《白蚁志》。在我国已知的百余种白蚁中，近半数以上是蔡邦华等定的新种。除此之外，小蠹分类的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点，在我国已知的500多种小蠹中，有100种是蔡邦华等定的新种。（本段图片说明：中国等翅目（白蚁）志，编写筹备会议专家合影（1970，广州）。从左至右：袁昆、平正明、李桂祥、黄复生、蔡邦华、孙仲康、夏凯龄）
蔡邦华在分类学研究上，强调要密切结合生产实际，主张各个目科要有各个目科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列出与经济有关的种类或我国特有的种类，所以他编著的《昆虫分类学》颇受到人们的称赞。关于物种问题，蔡邦华认为应该要用新的观点来分析：由于生物界不同类群有不同的特点，人们认识物种不仅要从形态学上找出区别，而且还要从生态地理、生活习性方面来了解它的实际意义，进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探索物种的界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积极倡导害虫的综合防治
蔡邦华早在30年代就注意到了害虫的综合防治问题。1935年发表了《解决农业害虫问题之途径》，1936年发表了《齐泥割稻以治螟患之例证》，1937年的《秋化稻苞虫之天敌性别及其他几种性状之考查》，1950年的《提高农业生产运动中对于冬季治螟的意义和应有的认识》等等提出了利用农业措施、利用天敌进行治理害虫的思想。1962年美国著名的女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有关环境科学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她严正指出，防治害虫必须要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过去由于滥用化学农药，人们在杀死害虫的同时，无意中也破坏了生物间的平衡，并且还导致更加严重的虫害。害虫对于农药产生了愈来愈大的抗性，而天敌都被消灭了，因此害虫就会失去控制而大量发生，危害也就更加严重了。而且滥用化学农药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的健康，对于社会影响也很大。这些论点一方面证实了蔡邦华以往在害虫防治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新的启示。他结合松毛虫研究，明确指出过去我国防治松毛虫上长期过度使用六六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报告，指出因不适当地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不但大大破坏了生物群落的关系，同时还会引起害虫大发生的机会，而且对于人或高等动物的生命和健康产生影响。他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严防滥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发挥生物的潜能，促进自然界的自控能力。他建议农林害虫的防治应以发挥生物潜能为基础，结合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用，选择抗虫优良品种，合理施肥和栽培管理，发挥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等生物因子的作用，即综合治理措施。他这一倡议得到了充分的重视。首先，林业部根据蔡邦华的意见，下达指示，通知各有关林业系统，在防治森林害虫时应以综合治理为基础。与此同时，蔡邦华亲自带领助手在安徽滁县、皇甫山等地，探索马尾松毛虫综合治理的途径，采用营造混交林、改造纯松林林相，强调自然状态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求是精神”的典范
蔡邦华在近60年间，除了教学之外，在昆虫学多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主要学术论文和著作已经发表的有100篇。他在工作中和在处理学术上不同意见，都能发扬民主。他主张在学术上，无论老少亲疏，人人都有发言权。他能容纳不同的观点，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一旦发现别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绝不会由于自己是师长而拒绝。关于松干蚧学名的争论一直是很激烈的，他认为我国沿海的松干蚧雌性成虫触角为9节，与日本桑名伊之吉鉴定的不同。但他的学生杨平澜教授却认为两国松干蚧是同一种。1980年蔡邦华亲自从日本带回原产地松干蚧的标本，重新进行检查，才发现桑氏记载确有错误，结束了这场争论。1981年初，蔡邦华在云南昆明召开的森林昆虫学术讨论会上，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并且宣布杨平澜先生的论点是正确的。这一行动给了在坐的同志很深的教育。
蔡邦华对祖国怀有强烈的感情，热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1983年他病重住院，当听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以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时，心情十分激动，命家人寻找在台湾亲友的地址，并亲自写信呼吁，以表老一辈科学家的赤子之心。
蔡邦华先生简历
  1902年10月6日　生于江苏省溧阳县。
1917年　毕业于溧阳县立小学。
1920年　毕业于江阴县南菁中学。
1924年　毕业于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现称鹿儿岛大学）。
1924—1926年　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1927—1928年　第二次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
1929年　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
1930—1936年　赴德国，在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在此期间考察欧洲九国。随后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研究实验生态学。
1937年　回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1938年　在浙江大学任教。
1940—1952年　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
1953—1962年　任中国科学院原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62—1983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83年8月8日　逝世于北京。
蔡邦华先生主要论著
1　蔡邦华．我国当设植物检查所之管见．中华农学会报，1923，29．
2　蔡邦华．螟蛾类概说．中华农学会报，1926（50）：1—11．
3　蔡邦华．鳞翅目幼虫研究纪要．中华农学会报，1927，58：39—52．
4　6　蔡邦华．应用昆虫学最近的趋向．昆虫与植病，1933，1（1）：5—12；1（2）：40—44；1（3）：58—62；1（4）：87—93．
7　8　蔡邦华．害虫猖獗之预测．农报，1934，1（7）：158—161；1（8）：182—184，1934．
9　11　蔡邦华．本年浙江省扑灭松毛虫实施步骤．昆虫与植病，1937，5（15—16）：314—317．
12　蔡邦华．竹蝗与蛗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例证．病虫知识，1941，1（1）：3—9．
13　蔡邦华．米象猖獗受营养之影响．病虫知识，1941，1（2）：26—31．
14　蔡邦华．五倍子之研究（二）共栖倍之观察．广西农业，1946，6：46—47．
15　16　蔡邦华．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工作．科学通报，1955，4：43—45．
17　蔡邦华．昆虫分类学（上册，278页）．财经出版社，1956．
18　蔡邦华．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科学界访问记（1—50页）．科学出版社，1957．
19　蔡邦华．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昆虫学集刊，1959，118—149．
20　蔡邦华．中国三化螟预测预报研究现状．昆虫学集刊，1959，150—170．
21　蔡邦华．害虫根治策略的商讨．文汇报，1961，5，4；遗传问题讨论集，1961：171—177，复旦大学．
22　蔡邦华，殷惠芬，黄复生．小蠹科分类系统的修订和我国产两新种的记述（小蠹研究之一）．昆虫学报，1962，11（增刊）：1—18．
23　蔡邦华，刘友樵．中国松毛虫属的研究及新种记述．昆虫学报，1962，11（3）：237—252．
24　蔡邦华，陈宁生．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昆虫学报，1963，12（2）167—198．
25　蔡邦华，陈宁生．中国经济昆虫志（第八册 等翅目 白蚁）．1964（1—7）：1—141，科学出版社，1964．
26　蔡邦华，黄复生．华北稻区灰稻虱的研究．昆虫学报，1964，13（4）：552—571．
27　蔡邦华，黄复生．中国锉小蠹属的二新种（小蠹研究之六）．动物分类学报，1965，2（2）：121—124．
28　蔡邦华，侯陶谦．松毛虫的种间杂交及杂种生物学的初步观察．昆虫学报，1965，14（4）：347—359．
29　蔡邦华，殷惠芬．中国四小蠹属的研究及新种记述（小蠹研究之七）．动物分类学报，1965，2（4）：323—332．
30　蔡邦华．昆虫分类学中册（Ⅰ—Ⅺ，1—303）．科学出版社，1973．
31　蔡邦华，侯陶谦．中国松毛虫属及其近缘属的修订．昆虫学报，1976，19（4）：443—454．
32　蔡邦华，侯陶谦，黄复生．我国森林害虫“松毛虫”综合防治的实践及展望．昆虫学报，1979，22（1）：45—52．
33　蔡邦华，黄复生．中国白蚁．科学出版社，1980．
34　蔡邦华，侯陶谦，黄复生．森林害虫的综合防治．林业病虫害通讯，1980，2：1—5．
35　蔡邦华．昆虫分类学（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蔡氏《昆虫分类学》纵谈
作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蔡晓明
蔡邦华院士以刻苦、奋进、执着的敬业精神，完成了《昆虫分类学》的出版[全书三册：上册（31万字，1956年）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中册（40万字，1973年）和下册（40万字，1985年）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阐明了分类概念、理论，建立了新分类系统，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是我国几十年来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昆虫分类学专著。
该著作主要有三个特点：创建了昆虫分类学的新系统蔡氏早在上世纪20年代执教大学时就开始了昆虫分类学工作，几十年来总览世界昆虫分类学发展历程和学科前沿，以其渊博的学识，审视了中外昆虫分类所有重要著作，科学地创建了昆虫分类的新系统。这一系统将昆虫由低级到高级分为四级序列，即：两个亚纲（无翅亚纲和有翅亚纲）、三大类（非变态类、不全变态类和全变态类）、十类（原尾类、蜻蜓类、蜉蝣类、蜚蠊类、直翅类、半翅类、鞘翅类、脉翅类、长翅类和膜翅类）、三十四目（古生昆虫除外）的分类系统（亚纲—大类—类—目）。
新分类系统一经提出，学界广泛重视。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五所高校合编的昆虫学教材中就积极采用蔡氏的昆虫分类学系统。内容系统详尽、具开创性全书对34个目（order）的种类、分布及在系统分类学上的位置以及各目昆虫外部形态、内部解剖特征、生活史等都有说明，列有科（属或种）的检索表（key）。
昆虫分类学是研究昆虫的分类、鉴定并按其亲缘关系远近归纳成为一个有序系统的学科。蔡氏在书中特设“研究史略”，简介本目的产生和发展，并介绍深入的研究隶属关系变动、不同学者研究结果的显著差异；研究历程中的来龙去脉也作了梗概说明。例如鳞翅目昆虫约有10种以上，系统分类很复杂。早期通俗分为蝶类、蛾类，也有分为大鳞翅类（Macros）和小鳞翅类（Micros）；后来有以口器、翅等形态分类，或以卵、幼虫、蛹等作为依据的十多种分类方式。但蔡氏根据物种生殖隔离的原则，以鳞翅目生殖孔作为分类依据，将鳞翅目分为钩翅亚目（Zeugloptera）、单孔亚目（Monotrysia）及双孔亚目（Ditrysia），共3亚目83科。
蔡氏在研究松毛虫时又以雄蛾外生殖器为依据，命名了多个松毛虫新种。全书引经据典地向读者介绍分类方式的缘由、起因，给人们以关键性的启迪。读者可由此展开对昆虫分类学更深入、更广泛的学习研究。这部著作将历时数百年的昆虫分类学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归纳成类，并对其中没有定论而不断变动的提法、观点，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述，令分类方法和分类结果一目了然。研读这部专著，还可依据书中的分类原则举一反三，指导昆虫分类。这部著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
将基础研究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
在昆虫分类学基础知识中常列入“我国重要属（种）”、“我国产举例”项目，将我国重要害虫、经济种类加以介绍并适时引入新成果。例如纹翅小蜂科中赤眼蜂（Trichogramma）是我国农业害虫的重要天敌。不同种类，产生的效益不同。识别分类是个大难题。蔡氏在书中记述了我国赤眼蜂分种的检索表，并附有相应赤眼蜂雄性外生殖器图，提供参考。等翅目白蚁（Termites）是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害虫，破坏力很大。广东人称它为“无牙老虎”。书中对白蚁类型、多态现象的缘由、栖住环境、生态危害、肠道原生动物及存在意义等都作了深入讨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筑、土壤、消毒以及搜索蚁巢等10条防治法。同时，直翅目、同翅目、鞘翅目、双翅目、鳞翅目……等均有类似处理。特别是竹蝗（Ceracris kiangsu Tsai）、倍蚜（Eriosomatidae）、蠹虫（Scolytidae）、以及松毛虫（Pine lasiocampids）等有关部分，蔡氏都深入研究并鉴定了许多新种。当年抗日时期，在贵州湄潭的艰苦条件下，蔡氏还到红麸杨上找倍蚜虫瘿，晚上在桐油灯下进行研究，发现了五倍子蚜的生长发育规律和鉴定了许多新种，从而推动了五倍子的研究与开发利用。作者将昆虫分类学知识与消灭害虫、利用天敌资源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昆虫分类学》这部著作充满了蔡邦华院士对科学的忠诚、热爱和对国家、社会的强烈责任，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这部著作上、中、下三册出版的时间间隔很长，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蔡邦华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作者：蔡恒胜
  今年是家父蔡邦华诞辰105周年。我这是第一次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拿起笔心情就很沉重。有人讲父亲似高山，母亲如流水。我眼中的父亲确是需要仰望的高山，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的一生，伴随着我的成长，教导着我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同样，他那脚踏实地、注重科学实践的意愿与信仰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人们。
最近读到2006年5月7日《人民日报》“用一生做好一件事——记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陈剑平”的文章，该文叙述了一位年青的植物病毒防治专家陈剑平的先进事迹。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985年，陈剑平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老教授唐觉的临别赠言改变了他留校的主意。唐教授送给他的4个字“学以致用”，是唐教授1941年毕业时，当时的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先生送给他的，这4个字影响了唐老一生。也因为这沉甸甸的4个字，让陈剑平决心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来到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也正是这沉甸甸的4个字，让陈剑平成为在植物病毒领域作出突出成绩的青年专家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者。
家父蔡邦华的“学以致用”影响了两代农业科学工作者，这也正是他一生追求科学实践的缩影和写照。求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1902年10月6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跟兄长学习蚕体解剖，见到蚕体内部器官，感到极大兴趣。在考入江苏江阴南菁中学后，他用自修课桌饲养芋青虫，观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师见他对昆虫如此入迷，甚为赞扬。在老师和兄长的影响下，使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所瓜分的危险。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再也不受外国人的凌辱。“求变”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追求的目标。为此，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1920年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了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即今鹿儿岛大学的前身）。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 ”（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专研，就主动帮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1924年父亲刚一毕业，就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电邀，聘任他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成为二十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2岁）（注1）。当时他的学生都和他年龄相仿，有的甚至年龄都比他大。如1949年12月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农业大学首任校长的九嶷山人乐天宇，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父亲对昆虫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昆虫生态学和病虫害的防治上。蝗害是历史上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虫害，但对其分布状况和发生环境一直缺少详尽的调查研究。1927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专家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在论文“中国蝗科三新种及中国蝗虫名录”中（注2）记载了当时已知的52属112种，其中有他发现的三个新种。这是二十世纪在蝗虫研究上中国人发表的最早论文。1928年父亲拒绝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他受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德国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9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年还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父亲和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1）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的八年
（2）浙江大学西迁，在遵义、湄潭的岁月
（3）赴台接收台湾帝国大学
（4）抗战胜利后在浙江大学的六年半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的八年家父是1928年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命名成立的一年。1930年他受浙江大学派送到德国进修，前后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和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研究昆虫学和昆虫生态学。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因对当时的郭任远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1933年与梁希、金善宝等60多位农学院教师一起愤然辞职，离开浙大，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这期间家父主要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曾应用气候图法对三化螟和飞蝗的发生分布区域进行了预测。发表专著和论文十余篇，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他于1937年又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浙江大学西迁，在遵义、湄潭的岁月  蔡邦华(右)摄于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前1938年，家父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8月浙大西迁到宜山时，由于战局紧张，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家父已经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果断决定，任命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并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他还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前往贵州选址，并上重庆将竺校长的西迁决定告知当时的教育部长以取得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实际当时竺校长曾得到党国密令，浙大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拒绝了电令，最终决定浙大西迁贵州遵义办学，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理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三学院组成的。当时学校的核心领导为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张绍忠、三院院长，文理学院院长是梅光迪（文）、胡刚复（理），工学院院长是王国松，农学院院长是蔡邦华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到贵州后，学校总部、文理学院的文科各系及工学院设在遵义，而学校分部，有农学院和文理学院的理科各系设在湄潭。竺校长负责学校在遵义的大小事务（竺校长有事离开时，由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代理），家父和胡刚复则负责学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务。竺校长和家父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和电文来往。（本段图片说明：蔡邦华（右）、江恒源（左）摄于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前）
我是1943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龄的有苏步青之子苏德新，卢鹤绂之子卢永亮，还有王国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寿恒之子李福遵等，从名字上可看出后二人是在遵义出生。因当时年幼对于湄潭的状况已没有多少印象，但经常从父辈们及哥哥姊姊那里听到湄潭的往事，特别是阅读到竺可桢日记的片段和浙大西迁的回忆文章后才有了更深的感受。
  蔡邦华(右)摄于文庙前家父生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遵义、湄潭的岁月，他于1939年8月被竺校长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开始，长达13年之久。这段经历是从1939年8月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起和1940年初浙大由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湄潭，在黔北办学的六年半，及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即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农学院校园，直到1953年调往中国科学院为止的第二个六年半。在抗战前后，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家父作为浙大西迁和黔北办学时竺可桢校长的主要助手，除了把大量精力忙于搬迁、建校和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争取一切时机身体力行，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行了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病虫知识》期刊，主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湄潭的艰苦条件下，他和唐觉开创了我国五倍子的科学研究，查明了中国产的不同五倍子及产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种类和特性，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参见蔡邦华（P．H．Trai）和唐觉（C．Tang）在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发表的论文——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h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aitan Kweichow　贵州湄潭五倍子蚜虫的分类附三新属和六新种的描述）（本段图片说明：王漠显（左）、胡刚复（中）、蔡邦华（右）摄于文庙前）
他和李学骝的“西南各省蝗虫之分类”进一步扩展了中国蝗虫分类的研究，和陈效奎的“马铃薯蛀虫初步研究”及和张宗旺的“稻苞虫之猖獗与插秧期之关系”等（注3）学术论文，切实解决了当地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家父一贯倡导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也深深地教育我们后辈在做学问、搞科研上，要脚踏实地、不浮夸、不空谈，扎扎实实做到真正实际地解决问题。
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七年，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家父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学术上得到蓬勃发展，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甚至被来访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赴台接收台湾帝国大学  蔡邦华(右一)在台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家父与罗宗洛、陈建功和苏步青伯伯等人一起，赴台湾接收台湾帝国大学，时间应是抗战胜利日本受降时的1945年秋天。当时知名文人江恒源曾写下送行诗：“秋风飒飒天气凉，送客携手上河梁。三子有行忽万里，为歌一曲湄之阳。南雍声华重回浙，三子俱是人中杰。树人已感百年功，更待琼花海外发。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遗恨满蓬莱。河山还我奇耻雪，战云消尽祥云开。三子之行何快哉，台澎学子乐天涯，乘搓使者天边来。”罗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1940年曾应竺可桢之邀到湄潭任教，1944年刚离开浙大，他和我父亲都是学生物的，陈建功和苏步青都是浙大数学系教授，而他们均是留日的。我看过他们在台湾的照片，后来也听家父讲过他们的台湾之行，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湄潭到重庆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台湾又是一个星期，但他们十分兴奋，终于盼来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他们在台湾工作十分辛忙，罗宗洛负责全面工作，是接收后的台湾大学的首任校长，陈建功是教务长，苏步青负责理学院，家父负责农学院事宜，他们分别成为台湾大学首任的理学院和农学院院长。从现在台湾大学的网站上可查到这些史料。（本段图片说明：蔡邦华（右一）在台湾与罗宗洛（左二）、陈建功（左一）和苏步青（右五）等人一起）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家父说他们差点回不来，一方面台大要留他们，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不让他们回。而他们归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获准，但搞不到船票，后来遇到在空军工作的浙大毕业生的帮忙才得以回来。1980年家父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时遇到台湾大学的年轻的后辈同行，当提及接收台湾大学此事时，他们都亲切地叫家父为爸爸。后来台湾方面曾通过美国索取家父的照片。大陆台湾血浓于水，台大浙大有此渊源，应该加强交流，发扬光大。抗战胜利后在浙江大学的六年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于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倒。醒来后就嘱咐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家父和李医生在现场查看后都认为于子三不可能自杀，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而玻璃片也没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被家父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1948年1月4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家父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二千多军警、特务、流氓和打手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学生们进行了反击，抓获了10多名打手，受到军警围攻。正在讯问时，竺校长约家父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让家父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而出，连夜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家父说：“可以发表，但不要署我名字。”次日（1948年1月5日）《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家父回答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处，使学校暂解危急。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大公报》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以上经过我多次听父亲讲叙过，竺可桢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杭州临解放前，因竺可桢校长秘密离校，家父再一次临危受命，被推任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任命公告贴在学校大学路的布告墙上，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为保护浙大、稳定师生员工的情绪、迎接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加强安全，学校成立了应变会，由教授会主席严仁赓担任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我记得家父曾与梁希、马寅初在家中商谈“应变”事宜，如果竺校长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马寅初来接任校长职务。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军管会于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军事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注4）家父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处理竺校长离后的校务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家父参加了7月13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到会的除285名筹委中的205名外，还有党政领导、各民主党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等近百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出席了会议。家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的十五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问家父，是愿来北京工作，还是仍回浙大工作？父亲说，他与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还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家父见到了竺可桢，校友们纷纷发言，恳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为感动，回答时几乎不能言语。1949年7月27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19人组成，由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刘潇然任副主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李浩培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长。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家父终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参加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继续工作。对于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包括原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只能很无奈地告诉竺可桢先生，竺感叹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注5）。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决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强的文理学院基本整体转往复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而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了一所仅留四个工科系的工科大学。此时家父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家父对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学子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喜爱杭州，更热爱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国深造，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也在浙大度过了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岁月。
  浙大校庆题字-蔡邦华，1982年4月1日1982年4月1日，在离开杭州近三十年后，他应母校的邀请参加校庆。刚到西子湖畔、孤山脚下，触景生情，他突然晕厥。我们陪伴着他，深切地理解他的感情。最终他还是坚持出席了大会，写下了“巍峨学府，东南之花。工农肇基，文理增嘉。师医法学，雍容一家。求是为训，桃李天下。东方剑桥，外宾所夸。民主堡垒，争取进化。美哉浙大，振兴中华。”的校庆题字（注6）。在浙江农业大学朱祖祥校长的陪同下，开车绕行华家池校园一圈；他回忆起1946年抗战胜利后，农学院迁回华家池，当年他作为农学院院长曾领导规划的“四面楼群，一池碧水”的远景，他亲自督建在池南的品字形的后稷、神农、嫘祖三馆，及附属的温室、西斋、学生宿舍等建筑，在战后艰难的条件下，恢复教学和科研。当时他和竺校长之所以名之为后稷、神农和嫘祖，是鉴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化，绝非任何外力入侵所能摧毁的。后稷和神农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历史悠久的农耕创始之神，嫘祖则是传说中神农之妃，教民蚕桑的发明者。农桑代表衣食之本，所以三馆含有深刻的农耕文明承先启后、绵绵不绝的精神。华家池东北部有实验农田，包括水稻田、旱地作物、果园、蔬菜圃、桑园，与池周景物组成一个花园式的校园，鸟语花香，四季异香，是一个难得的生态循环良好的校园，读书求学的理想环境。曾有教授为华家池的优美环境作对联两则，其一云：三面楼群一池水；五千桃李满园春。其二云：碧水风光，堪比西子；读书求学，此是天堂（注6）。望着他当年规划的“四面楼群，一池碧水”远景，现在的碧波荡漾、草地如茵、花草芳香、树木葱茏、垂柳依依、新楼矗立、优美典雅的校园，他内心欣慰了。是啊，他比竺校长幸运，还能在有生之年，踏上养育过他的母校的土地，回母校看一眼，也为自己能在浙江大学工作过而感到光荣。第二年他就驾鹤西去了。备注注1、中国农业大学　[百年学人之四十二]　蔡邦华：二十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005年07月28日报道）
注2、　注3、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
注4、竺可桢全集　第八、九、十、十一卷
注5、浙大校史馆
注6、华家池的园林和农耕文化　吴玉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