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秉德
出生地点
周秉德，是周恩来之弟周恩寿6个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来的嫡长侄女，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
  周秉德周家一直是男丁兴旺，女性稀少。以周恩来这一支而言，祖父亲兄弟5人，没有女性；父辈亲兄弟4人，又没有女性；到了周恩来自己这一辈是亲兄弟3人，还是没有女性。所以，周秉德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因此，她的降生，使整个周家的人都十分高兴。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居住天津，还特意请人帮她写信到哈尔滨，表示对这位孙女降临人间的祝贺；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八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可以说，她是当时周家人的掌上明珠。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之际，12岁的周秉德随父母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开国总理、也是她亲伯伯的周恩来身边。 
因为新中国刚诞生时，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所以，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各位领导人在身边的子女和嫡系亲属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贴不高，他要养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就把周秉德留在了周恩来身边。
初进中央
周秉德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举家来到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周恩来找到弟弟的领导，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父亲做的是工会、仓库的一般科员，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两间西晒、不通风的小平房，加起来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进了伯父周恩来的家，一直到1964年结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那是1949年6月她12岁的时候。她还记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兴地拉着她的说：“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把她安顿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下来后，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边的小书屋，也与毛主席一家毗邻而居。
有时候在外边玩，就碰到李敏，那时候李敏还叫娇娇，她们几个“海”里的同龄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后来，江青和李纳从苏联养病回来，带回两部小自行车，她们都用这两部自行车学着骑，很是热闹。周末春藕斋办舞会，她们这群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们一起跳交谊舞。“我跟毛、刘、周、朱都跳过，我伯父跳得绝对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着队地去找他跳，我也参与排队，但每次都跳不了一个整曲，跳一两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换人。”
她们在“海”边玩时捉到小鱼小虾，李敏、李纳说拿回去给我爸做汤吧，一起去“进贡”，毛主席高兴地吩咐拿去做汤。“汤做好以后，我们陪他吃顿饭，桌子上有红烧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从小没吃过苦瓜，我看着挺鲜绿的，就夹了一块吃，一吃觉得苦就不愿意吃。他说：‘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干革命。’”至今她还珍藏着“毛伯伯”写给她“好好学习！毛泽东”几个大字。
乘坐公交
  周秉德与伯父周总理周秉德称呼伯母邓颖超“七妈”，因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没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15年，邓颖超曾说：“秉德与我们的感情最深。”但他们姐弟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娇纵。周秉德平时住在学校，她上的是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学校里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的上下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七块钱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难得有什么肉，经常是炖茄子、炖白菜，有一点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袄，夏天有时候发条裙子那就是很高兴的事了。”
有时候周六要回家，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却得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得倒车。回去后小姑娘心情有点不平衡，就跟伯母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伯母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从小的这种“平民”教育，给他们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学校读书，平常给他们两毛钱，倒公交车上学。一旦嘴馋吃个冰棍把钱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学。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学生们要拆洗被子，他们看见别的孩子家里有车来接，就找老师要了个信纸、信封，给伯母邓颖超写信，信上写道：“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下午卫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找到他们后，把被子都驮起来，到校门口找了两辆三轮车拉回家。回去后七妈稍显自责说以后要惦记着去帮他们运回行李，但又教导他们说：“要车的口气还真不小！但车是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父看见后批评她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把书摆下来，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伯父很少批评她，这是让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从此，她便知道，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后来周秉德随夫到贵州，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曾经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后不相信，他们互相议论起来就说，她不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周总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如果是什么亲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最深记忆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伯父总是特别匆忙，走路快，吃饭快，难得能跟她们好好聊天。有时候伯母邓颖超会派“任务”给他们，让他们孩子们到二门去迎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下车和他们一起走上几百米路，活动活动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时候身体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到颐和园听鹂馆休养。“伯父一般是没有空去游园的，但因为伯母的缘故，他也去颐和园看她，有时我们会在傍晚时陪他去。”周秉德回忆说，“他进园前嘱咐卫士一定要去买票，进园也从来不清场，谁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长廊的时候，他还指着上面的画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长廊的每一幅画都不一样，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还不肯休息。周秉德说：“伯母想了个办法，凌晨五六点的时候，把我六岁的妹妹叫起来，扎好小辫子，到伯父办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园看花。因为伯父的办公室大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让小孩子去就好办了。对小孩子他也说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门一看，车子、卫士都准备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们一起去中山公园看花，和遛鸟的老头聊天。所以他经常上午睡几个小时，他的早饭就是我们的中午饭。”
谈起周总理在万隆会议逃过的一劫时，周秉德说：“参加万隆会议，他其实抱着不一定回得来的思想准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本来是冲着他去的，刚好缅甸总理临时约他到仰光会面，所以他才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毛巾睡衣服拿过来，我一看衣服上有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
总理伯父
  周秉德很多人好奇电影上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在他额头亲吻的镜头是否缘自真事。“他们俩好到什么程度？1969年胡志明去世，伯父亲自到河内吊唁，当时还在打越美战争，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都等着他回来。伯母在客厅里等着他，伯父一进门，伯母就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下。
来了。’紧接着又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跟那么多年轻的姑娘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你也要亲亲我，抱抱我。’伯父马上就跑过来搂着亲她了，当着护士、秘书的面。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样的镜头就不足为奇了。”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也曾跟侄女讲自己的恋爱故事。对她进行婚恋教育的时候，伯父讲到自己在巴黎的恋爱经历，原来与“七妈”结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叫张若茗，两个年龄相仿，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是男生学生领袖，一个是女生学生领袖，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张若茗被组织误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组织，专心读书。而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认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也必须得经得起考验。他对张若茗明确表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转而与意志坚定的战友邓颖超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他对我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周秉德说。
伯父去世
随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给她打电话，说伯父约她去中南海吃饭。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去跑过去，但那天她一见到伯父便觉得他跟往常不一样。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却穿着睡衣睡裤。伯父说：“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当时她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这一次，他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坤表，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终于在中南海西花厅再见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个衣服架子，但眼睛还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伯母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淡薄名利
周秉德回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对父亲的工作安排，伯父曾专门指示他的领导对其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我们的父母先在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后改为六十平米的楼房里住到过世，他们多年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我们姐弟六个人，我曾离开北京去了三线陕西，在贵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弟秉钧、四弟秉华按照伯父的精神、放弃了青年们首选的考大学的机会，都去当了兵。而文革中，总理又支持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去了陕北、内蒙古插队。后来，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兵，那时青年们最佳出路是当兵，总理知道后，又严令他们俩脱下军装，回到了上山下乡的农村和牧区。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了二十六年才被调回北京。
周秉德说，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周秉德说，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小康了，我们兄妹六个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生活得很幸福，知足常乐。除六妹外，我们五兄妹都退休了。我退休也闲不住，经常到各地学校、团体奔走呼吁，传承红色传统、宣讲周恩来精神。
我时时在想，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一掷万金，受贿数以百万计，他们对得起那些为新中国抛头洒血的烈士吗？对得起伯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吗？
我们做为红色后代，更感到红色传统不能丢，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面对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我们多么需要有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呀！我认为，周恩来精神就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周秉德说。
离职太太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 
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离职。
在61岁高龄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如今，在北京复兴门一个普通红砖楼小区里，周秉德和很多中国老人一样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她育有两子，大儿子下海搞文化，二儿子在温哥华做电脑高工。
现在的周秉德，是一位时髦的老太太，珍珠项链配祖母绿戒指，绿衣云鬓。她已到古稀之年，但步态轻盈，谈笑风生。 她坦言，因为从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她至今出行还坐公交车。 
  周秉德她一生受伯父伯母影响至深，也在不断回忆他们中缅怀他们。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大学、单位常找她去讲课，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说，怎么也得六七十场了！[1]
回忆生涯
红墙大院里的青春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的大女儿。1949年夏天，12岁的周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她鼎鼎大名的伯父周恩来，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而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更疼爱万分，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红墙内似水年华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了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都得一溜小跑跟着他。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
50年代正好逢上留学苏联的热潮。刚初中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完全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干部子女所走的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而初三时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秉德热血沸腾，当下小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她要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日后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还只有15岁。  周秉德[2]“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吃惊，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却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她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点独立思考。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这件事情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我伯伯其实心里肯定还是想让我读完高中念大学，或者能留苏也很好，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跟我说，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是也在观察我到底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但他从来都是要求我要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秉德被分配到离城20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区里就把她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她搞宣传、做文秘，以致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都全部都在运动里度过了。”[3]
参加展览
  周秉德在开幕礼上致词2011年6月28日下午，由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香港友好协会、香港佛教文化产业、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国养老基金会、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总会等18个团体主办的《一代伟人周恩来》大型专题展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揭幕。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周恩来四位亲属等出席主礼。
展览通过大量历史图片、珍贵文物及纪录片，以“寻求救国真理　致力中华崛兴”“扩大爱国阵营　筹划开国大业”“指导香港工作”等九个主题立体展现周恩来伟大一生及贡献。
展览中周恩来“精研业务，提高效率，反对浪费，严守纪律”的手迹引得众多观众排队合影留念。“指导香港工作”板块也吸引了很多参观者，其中展出了1956年周总理会见香港大学师生、香港工商界、影视界、文化界的照片原件以及对“东江水供港”计划安排的文件等珍贵文物。此外，还展出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辑原件、周恩来指示制订国徽和国旗方案原件等珍贵历史文物。
展览展示了周恩来从青少年时期到逝世前的历史图片、文物、手迹等，反映其在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其中周恩来穿过的睡衣、用过的笔袋和垫子都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突出展现周恩来与香港的密切联系，包括在1927年辗转香港治病的照片，1956年会见香港大学师生的照片，1957年发表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上世纪60年代初对“东江之水越山来”计划的安排等。
开幕礼云集香港各界嘉宾逾700人，出席的周恩来亲属除周秉德外，还有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及侄子周秉和、周秉钧。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詹永新，解放军驻港部队周伟军大校，周恩来总理贴身卫士、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将军，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儿李紫阳女士，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廖心文女士等也专程从北京来港参加活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致辞时表示，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辉煌历史的卓越领导者，他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为促进香港繁荣、增进香港与祖国联系作出过历史性贡献。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展览内容丰富，很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我看有很多青年人参观展览非常欣慰，这能使他们加深对祖国近代史、老一代革命家的认识，意义深远。”在香港回归祖国14年纪念日之前举办这个展览，对港澳同胞了解中国近代史、了解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与港澳的历史渊源非常有意义。她指出，周恩来在建国后关心香港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为后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
主办方之一的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杨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14周年，祖国和香港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作为民间团体，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次展览引导人们探寻这些成就从何而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对香港和祖国做出的积极贡献。
展览于6月26日至29日一连四天在港展出。据悉，首日的展出已吸引超过2500人入场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