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樊百全
人物简介
樊百全（1897-1960），原名浚源，字伯泉，
密县苟堂乡关口村人。1927年4月参加国民党，曾任国民党河南省密县县党部负责人，郑州市党派特派员及省参议员等职。1939年8月3日因叛徒告密，中共密县县委组织部长司树森被捕，至13日，28名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樊百全等及一批进步青年先后遭逮捕。席国光、尚寅宾、王东旭等被通缉。密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史称“密县事变”。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南京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所属交通委员会工作人员，二野驻宁办事处招待股长和重庆市招商局总务股长、重庆市仙桥浴室工作人员等职。1960年9月17日在四川省芦山县苗溪茶场，含冤病逝，终年63岁。
人物自传
我于一八九六年①（清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生于河南密县城东五十五里与新郑交界的关口集。乳名浚源，与伯泉，又名百全，现年五十六岁。从八岁起，在家庭及新郑土桥寨舅父家读私塾七年，四书与经书（《诗经》、《易经》、《书经》、《鉴略妥注》等）以及初小国文、算术、修身等均读讲完毕，《左传》也读讲了四分之三。当时家中约有旱地二百八十亩，是地主成份。但于三十年前已卖掉大部，仅剩二十九亩多。土改后有九亩多地。我家现有老妻、媳、女、孙各一，子二，（另有女二人均出嫁）共七口人。我早前的家庭是极其腐化污浊的。如吸鸦片烟、调唆词讼、殴打女人，压迫佃户，自幼已属司空见惯。即如兴讼一端吧，从我不记事的幼年时候起，我家中的官司就接连不断地打了二十六年，公庭对质的人有四辈（曾祖母、两位祖母、父辈兄弟四人及我这一辈许多人），总计田地耗云数百亩②。我的村庄共百多户人家，内中多系土豪劣绅、光棍、地痞、骗子、土匪，及吸鸦片烟的、游手好闲、坐享清福的老少掌柜等。至于其他的劳动生产分子，不是佃户，就是雇工，再不然就是很贫穷的很少土地的自耕农及小商、小贩。人性非常强悍、狡诈。此村又处于县之极东南角，故多官司，连年不绝，外号称之为“小梁山”。我幼年时，以为我舅父的家庭是往兴盛的路上走的，但是对于他家的一切虚伪习气（见面作揖、问候，过年磕头、有病问好、女人擦粉、裹脚、打牌……）及商人剥削行为，却深恶痛绝。十八岁时吧，我曾在他的钱铺中当过多半年徒弟。我是十六岁娶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德宣战时，我感到封建家庭束缚，社会黑暗，就想摆脱这些，报效国家。于是在正月十九日，由家动身赴郑，拟应募参加当时北洋政府所号召的对德参战军。不料因迟到一天而未能入伍。到二十二岁吧，考入县立师范，毕业后，在大隗镇初小学校（即该保的“义学”）教书。有学生十二名，虽膳食不够维持，但由家里补助，还能对付，勉强教至腊月底才放学。一九二三年春，因感于政治腐败，土劣（王滋靖等）横行，在乡村教书不易进步，于是毅然决然只身赴沪，找曹逸飞，想半工半读，以求进步。但我对于基本课程如英、算太差，而赋性迟钝，经济又无接济，到沪后举目无亲，大感恐慌。曾在敏体尼荫路南阳桥国语学校暂时安身（上课）。我对当时在沪出刊的《民国日报》之《觉悟》栏及《民国旬刊》等颇喜阅读。对于曹逸飞、王世颖等所创办的合作星期学校，也数往听讲，热心研究。旋以经济断绝，且家中讼事又起，遂仓促返里。总计在沪不过八十多天。一九二四年春，同张书印（字信符，密县人，当时他在开封商业中学上学）③互相联合互应。我在关口张小寨一带任国民小学教员。在二十里之范围内，极穷困中，创办平民教育（办法及课本等，均由张书印在汴供给）。在众志成城之下，努力奋斗一年，平民学生毕业者有三百人之多，初小学生受教育者，约有二百人。总计员工薪资、大会费用等一切开支均计在内，全年不过三百元。事后回思，感为奇迹。一九二五年受土劣压迫，虽欲不取束修，由尽义务在外教书，亦不可得。无已，退至家中教自己子女读书，兼作农事劳动。由阅报得知孙中山先生逝世，大受震惊。不久“五卅”事起，举国震动。县中留汴诸友好，如侯清华、张书印、蔡德安等回县宣传，我也加入，奔走呼号。当时对于孙中山先生所号召的三大政策，深信无疑。对于共产党所出的《向导》及《中国青年》也看了许多。一九二六年农历正月，在县城组织密县青年学社，在汴留省学会，出《密县青年》一厚册。和县中一切封建腐朽恶劣势力作坚决的反抗搏斗，革命旗帜鲜明，阵容亦为扩大巩固，相激相砺，而反动封建的贪污土劣集团，亦反抗愈凶。一九二七年土劣愈施压迫，同志（李秀起、丁书堂）被押，我即逃亡在外，和一班当时的革命志士如张之朴、郭安宇、袁强斋、孙万桢、郭静宇、周同海、周幼宋、王子明等，在豫西分别联络庙道会、红枪会及杂牌军队，响应北伐军，推翻曹、吴军阀，麦前导引冯玉祥西北军东进。秋后我到郑州入陕甘农村组织训练处爱训。当受训开始，曾在数百人大会上，提出我祖父辈压迫佃户之情形，因而遭到马伯援（多天之后，才知道他是襄阳一带的大地主和基督教徒）之驳斥。（马硬公开说，中国社会仅系大贫和小贫，不能制造阶级斗争。）因此我屡被认为有“赤化”嫌疑，几被禁闭。盖当时我的脑筋实不知“国”“共”应分为两家，觉得都是革命的。（但对西山会议派，则极感不满。）在受训期间，在需全体均参加国民党，我亦参加。（据我所知，当时尉氏县人石文卓等也都参加了。）就在这一期间，许多共产党人（如薄化人汪赓远等）多数被捕或逃跑。一九二八年春，我被任为密县新农村指导员，贪官关鸿庭、徐德铨、土劣王滋靖等联合将国民党密县常委张书印镣押开封。我奔走宁豫，拼命搭救，张于腊月底才脱囹圄。一九二九年正月，我因救张书印有功，被选为国民党密县县委（自此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被捕，才为离开）。曾与张书印合谋聘请张之朴谷效颜（系夫妇，张于日本投降后，被恶霸王殿臣枪杀于嵩山，当时张任我方豫西义勇军总司令。谷于解放后任开封市妇联会常委，去年才病故）、李子纯、杨春芙（亦系夫妇。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任开封救济院院长，四九年春还见过面）、刘芳亭、胡殿生、楚润之（时均系共产党）、李干僧、郑粹明、陈春藤、赵幼甫、张顺卿等到县中各机关各学校任职，继续与贪劣进行斗争。到了秋季，贪劣联合，将我左腿用枪击伤，又送押县府。同时张书印也被押于开封，年底才又出狱。就在这一年吧，为对抗陈立夫的凶横，被农村训练处同学杜振（？）介绍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当这人时间，一方面在表面上作了些改良社会的工作，如兴办教育（学校发展了约九倍，共四百多处）、禁止烟毒、放足、架电话、修公路、组训农工青年、创办合作社……以俟反蒋时机到来，即为大举，另一方面仍和贪劣搏斗。至一九三〇年吧，张书印被暗杀，随后孙万征又离去，我才被推出继任应付表面的“演员”⑤。后于某年又被郭安宇拉入忠义会（该会是蒋方的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当时改组派已解散，仍是为了与陈立夫CC派对抗，故加入。此种办法，当时张之朴同志亦深为赞同）。当时曾决心离开这反动污浊的密县及反动政权的旋涡。但占有全县农民户数三分之一强的，已有组织的两万余户的农工大人，因我在县尚有保护其利益的消极作用，经友人商议，决定不遽离开，而自己也不忍遽为舍去。从一九二八年至“九一八”那几年，每年差不多都有一次领导中农（内中自然也有些地主、富农）及穷苦人民大众，向封建富户土劣作激烈的斗争。现能记忆者，如：一派“飞机捐”，坚决主张派给三至五个大户，其他户都不出；二鼓动团队包围县府，拟将贪官沈述仁镣解郑州；三组织群众，将县长的岳父绑送至城内团部；四领导侯沟烧瓦盆的穷苦弟兄，向勒增税捐的贾介眉示威反抗；五率领学生和人民⑥请愿，驱逐县保安团队队长丁中一，后又利用各种关系，把丁中一枪毙；六荒年发动饥民数千人向富户强制借粮，富户武装反抗⑦；七领导全县小摊贩向大商人开展斗争，争取税捐的合理摊派。蒋政府曾有两三次派兵到县来剿办我们，均以利用各种关系，设法消弭，人民才免被烧杀。这样一来，穷富斗争愈演愈烈，而我就被贪污豪绅视为眼中钉，常欲除之以为快。我之参加各种反动组织，其出发点均非欲危害人民，而是为借其招牌，保护人民利益。这些并非现在捏造，至今不少同志多有知者，并有很多事实可以查证。“九一八”后，鉴于亡国之祸，迫于眉睫，知自己此生责任之重大，更努力于地方事业的加强，积极准备抗日。“七七”战起，更决心牺牲一切财产和家口，以冀报答人民和国家。当时我兼任密县自卫团副司令及河南省临时参议员。深觉非实行统一战线，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实不足以应付这空前大难。当时（即一九三八年）除授意张致远⑧、刘福、牛国治、王九令、尚寅宾、司树森（后化名陈鉴，现任东北军区后勤兽医处科长）等多人，前往陕北及确山受训，或加入共产党外，又联合赵吉甫⑨、陈伯瑾、陈瑞图（上三人均长葛县人）、赵艺文（洧川人）、陈芝山（曾任秦皇岛玻璃厂军事代表）、张葆和、胡剑华、刘瑞符（上四人均新郑人）、李泰安（?）（登封县人）、刘潇然（当时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当时是登封县国民党区长），又在登封县组织五县（即长葛、新郑、密县、洧川、登封）联防，准备日寇到豫中时，与之作游击战，并聘请及设法联系萧子平、吴熙武（现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主任）、冯汝为（现服务于重庆西南交通部计划处）、邹励贤、郭岚、季方、陈春藤、南西光等多人，至密县作抗日准备工作。（以上情况均未向国民党方面透露过一个字）。并又利用国民党县长陆建堂掩护工作，以便深入扩大地搞下去。当时全县人民，均被发动，抗战情绪，异常高涨。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本县形势随之突为逆转。至八月二日，因共产党由洛阳向确山竹沟运书一担，路经密县牛店，不慎被反动派发觉扣押。于是全县同志（如司树森、郭岚、张民权等），多被逮捕弄讯。这事是国民党县长孟祥霖与中统特务王寿山勾结起来搞的。我在县中，从大革命时代到该时的十几年中，与豪绅（如李家、胡家、牛家……）结有深仇大怨，他们都结合起来，乘机报复，向我攻击。当时王、孟把我的勤务兵张合全交给他们审讯。张合全是二十多年我方郑州市的常委，因当时组织被破坏，领导人被杀害，剩下了他，后来一直跟我好多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他交给特务和贪官们去杀害。因此形势紧急，我就出走郑州，拟先见国民党党务专员张雨生（一怕他吃醋，说我不先见他，再则看他有什么意见）。不料张雨生留我住在专署。后于九月初一，张合全偷来看我，他们一发现即鸣枪捕捉，张合全逃脱，我被送押于郑州国民党行政专员公署狱内。后于十月初又被他们押离郑州，途经新郑、许昌、叶县、方城、南阳各县监狱，解至镇平县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因该室主任李敬斋，恨我以前在汴大选时不选他，而选萧洒，故又把我押至镇平县监狱内。至此我才知道王寿山、孟祥霖是以“包庇共党”、书写“摧毁各级政府组织纲领”来陷害我的（关于“纲领”问题，是我当时痛恨蒋政权专横独裁，急于实行民主而写的。因我出走，他们在我家查获的。至今仅记得有一条是：“联合甲长，反击保长；联合保长，反击联保主任；联合联保主任，反击区长；联合区长，反击县长，反击省府”）。我对这个纲领，只承认是为反对“日”“汪”政权而写，坚决不承认是为反蒋而作。因此李雅先，李敬斋对我无法问罪，但又不愿放我。于是又用“危害民国”的罪名，把我解押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至洛阳，得悉我县十二位同志（即司树森等），被长官司令部宣判无罪，释放回家。至阴历腊月我也被宣判无罪，回至家中。一九四〇年正月十二日，天快明时，又审被贪劣派大批团队，包围了我的住宅，枪起四起，枪杀我二十三岁长子樊浩。并声言我思想“谬误”，应即勒送洛阳劳动营受训，当时我拒不开门，死守屋中，声言：“没有保人决不出屋，即令烧房，也不出去”。相持一天至多半夜，保人陈鹿秋、杨杰臣由城到来，我的生命有了保障，才开门出来，被押送洛阳劳动营受训。初到营中，谷效颜同志曾冒极大危险，到营中来探望我。张之朴同志也曾竭力奔走营救。后来又听谷同志谈，齐子久同志（当时任中委）曾叫袁胖子送给我一百元钱（？）因袁叛变，钱未送到，但我闻此却很受感动。在营中所接近的进步人士有：鲁桐、刘江凌、周南上、李林黛夫妇、王乃诺、刘回、黄河旋（后三人均系华侨）。在营中住了半年，因洛营改制（成了转送机关），又把我和全营的人转送西安劳动营。在营中经过许多曲折，我看“公开脱险”形式很难争取，便毅然决然于腊月某日晨，溜出劳动营，至城内南四府街二十四号（？）我的姨甥王学曾处（王现住西安北关东新巷三十号菜园），丢掉拄了十多年的拐棍，带起行李，坐上洋车，跑出西安，直奔秦都。这才算脱离了残害进步分子、爱国志士，训练人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万恶深渊——西安劳动营。去到距西安西南约二十五里的郭杜镇，国民党某补充训练团，找到前密县国民党县委蔡德安，暂求掩护安身。至次年（一九四一年）正月初，闻日寇西来，又微服东返，拟与周旋，不料至洛阳后，忽闻日寇停止西进，便想进城去找张之朴同志，因自己是逃犯，恐被人识破，不敢进城。又跑到嵩山北边张的圣水煤矿找张。走到水车圆（？），闻知张不在矿上，无奈，才往许昌石固，投入萧洒所办的游击实习第二团内潜伏。不久，随该团至陕西华州，因该团被编散，我又潜回洛阳、许昌、长葛、新郑、禹县一带，常和陈春藤、南西光、陈伯瑾、赵瑞符、胡建华、周悦然、王国钧、蔡鸿业、郑瑞生、郑建中（小名成勋）等来往联系，直至一九四二年末（当时大旱灾已形成）。一九四三年春，大旱灾情严重，甚之形成人吃人。我既系逃犯，无处藏身，又无处吃饭，无奈，跑到鲁山县避难就食于杨式灏家中。杨被暗杀后，我又到鲁山城北十八里段店开煤矿，借以掩护同志和群众（王乃斌、李星五、罗晗成）。后托原改组派赵守枝⑩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委邓飞黄关说，潜入该党部合作社供职，兼办煤矿事业。这一阶段，和谷效颜、赵宜人两同志均过从频密。一九四四年春，日寇至鲁山，随国民党省党部逃至内乡县赤眉城⑾。至秋季，讨得国民党省党部及三青团河南支部的任命，和赵吉甫东返。（当时一切公务人员，多不敢去沦陷区，故我才能讨得这种任命）。至荥阳、郑县、密县、禹县一带，和挺进军王国然联合干游击队。（当时和郑建中密谋，先在王国然部下成立二十支队——我们又名之为“双十军”，由任新治担任队长，然后再和皮定均同志的部队联合。）我和王拉到密县南山后，又和王决定向国民党省府方面要个大名义，并领取大批款项、子弹，以便东返后公开拉归共产党方面，于冬至日动身往赤眉城。一九四五年正月至赤眉城。结果王既没讨到大名义，也没弄到大批款项，子弹也弄得太少。东返至禹县后，见王这势力日小，不惟丁营、王光亮支队以及赵营等都叛变了他，或被解决，而荆乃桐支队也拉走了。同时岳狗头（名德功）也坐大，不听王的指挥，而任新治的二十支队，又公开拉归共产党方面，王的基本人所剩无几（只有几十人）。于是王以事不可为，决定回豫北。而我对当时形势认识不够，估计错误，以为不带武力，而公开跑往共党方面也贡献不大。同时看着汉奸、反动团队势力还大，不易战胜，于是没有再和郑建中、赵吉甫等取得联系，就在禹、郑、宝、临各县潜伏并联络活动，以备后举。（后悉，当时赵吉甫任共产党荥阳县长，郑建中任密县南县长，任新治任密县北县长。）夏天又到卢氏县朱阳关国民党省党部，复被派至西坪镇至丁河一带，担任服务团名义，办理设茶水站工作，仅一月又回朱阳关。不多天，日寇就投降，我一心争着单独东返，先到郑州。当时国民党省党部代主委刘锡五，以我一人来往沦陷区，不无微劳，不好意思不给我以应付，故特给我以郑州市党部第三特派员名义（第一特派员是王寿山，系我们的直接对头，没到差；第二特派员安国钧也是中统，负专责）。我当时不惟不能见到被他们所疑指为共产党的名册，连汉奸的名册也不能见。且我的特派员名义，既不对外，连勤务员也呼唤不动。干有两三个月，即被调到开封省党部文书科供职。一九四六年夏，被该省党部载退，即到郑州开煤厂。于一九四七年后季起，就又积极工作，受赵宜人同志的领导，和王国然进行“郑州起义”事情。至一九四八年第一次解放开封时，王曾放枪起义（当时曾蒙唐亮司令员口头夸奖），无奈，因岳得功索要大名义（如给孔从周同志那末大的军职名义）未遂，私自逃跑，王又受其牵扯，同为逃出，以致未能与组织取得密切信任的联系。后来王虽拉归我方，但“郑州起义”终未表现出来。在郑州这一段时间，我掩护过的同志，有郑建中（是共产党方面原密县县长，密县人，是我培养起来的，被人枪杀于平汉路官亭车站附近）、郑宜亭（密县人，现任我县超化区区长）、吴缄三（密县人，现任开封省立妇女干部会计学校教导主任）、张合全（他目下大约仍在新郑西南柳庄）、申良、李末、张顺卿等。多年以来，由我在密县所领导的同志及群众，被杀害的约有数百人，这也是我此生常引以为愤恨难忘的一件心事。一九四八年郑州解放后，我仍在郑州公安总局作秘密工作。至冬季，中原军区运输司令部设郑州，李静宜、谷效颜等同志陆续到郑，多劝我从军。我于一九四九年春，南下到舒城赶上李静宜同志，即正式参加解放军。旋即随军至南京，在南京交通接管委员会任秘书。后于约六月至南京公安部二外鼓楼站担任外勤，至十月又到二野驻宁办事处招待股任股长。于一九五〇年春随军来渝，经西南军区分配我到招商局工作。约于九月，往交通职工消费合作社城区分社任负责人。一九五一年春，又回招商局，嗣后招商局被合并于重庆航务局，我就于四、五月间又担任航务局合作社副主任兼经理到今天。一九五二年元月一日，航务局合作社扩大为航运合作社，我担任主任兼经理。六月底，本航运社被合并于民族路合作社，我被调到那里服务，但未到职。我的自传暂写至此为止。至于较详细的历史材料，在航务局，在重庆市联社，都写有数千字的材料，特此附明。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樊百全亲笔书于重庆航运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