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安徽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简介
垓下遗址相传为秦末楚汉战争的垓下之战所在地，遗址主体地貌为一台地。城墙内圈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过历时3年的钻探和发掘，发现城墙外有壕沟，城内有台形基址、成片红烧土堆积、窑址、水井、沟槽等。发掘证实，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汉代增筑的城墙，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窑、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沟；汉代开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出土各时期文化遗物共计约400件。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收获，而建于北城墙顶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间排房、东城墙上的史前地震迹象、汉代的沟槽和其上的车辙等为发掘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
垓下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遗址，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其遗存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看，它具备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具有自身特点，与同区域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发现有较多类似之处，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个类型。垓下城址作为淮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虽然面积不大，却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中最无疑义的一个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出现在远离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南部边缘更是带来诸多学术上的问题。
专家点评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城墙与壕沟
经过东城墙的2条探沟和北城墙的1条探沟解剖得知，城墙结构基本一致。东城墙墙基宽约24.7米，残存高度最高达3.8米，系堆筑而成，主体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筑造，汉代可能有所增筑或补筑。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为平地起建，先使用比较纯净、粘性较好的棕色土间杂沙性白土块和由黄、褐、浅灰色沙性土等各种土混杂而成的特征明显的花土平堆成上窄下宽的山坡形，再以其为核心，在上面顺坡逐层堆筑，使墙体加宽增高，根据堆积结构和遗迹的打破关系，可以分辨出至少三次堆筑过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的内侧，发现一组用黄花土筑成的堆积，对史前城墙进行了简单的加宽增高，与史前城墙之间有一层均匀细腻的灰白色土截然隔开，在堆积内发现了零星汉代陶片，因此疑为汉代对史前城墙进行的增筑或补筑。
北城墙相比东城墙保存略差，解剖所见城墙基宽约22.5米，残高约2米。同样采用堆筑法建造，平地起建，先用灰白色纯净细沙土掺和少量的焦黄色黏土堆成墙芯，再于其两侧逐层堆积进行加宽增高，形成墙体。从堆积结构上也可以分辨出三次堆筑过程，但没有发现疑似汉代增筑部分。
城墙堆积内出土的遗物以残碎陶片为主。陶质多夹细砂，泥质较少。陶色以红、褐色陶为主，其中外红内黑陶最多，有一定数量的灰陶。器表多饰有纹饰，流行横、斜篮纹，极少量饰有绳纹或方格纹。可辨器型有鼎、罐、鬶、觚形杯、高柄杯等，器物形态具有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较为典型的特征。如鼎足主要为侧装凿形足和足面略宽、饰1～2道竖槽的凿形足，另有少量足面饰3～4道凹槽的横装宽扁足。高柄杯多是厚胎，圆柱状柄。
由于在07、08年解剖东城墙时未能发现直接叠压在城墙上的早期文化层或足够明确断代的遗迹，因此保守起见将城墙的建造年代初步推定为不晚于龙山文化早中期。至2009年发掘北城墙时，在城墙内侧发现了叠压城墙的丰富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堆积，并在城墙顶部发现一组应属于大汶口文化末期的排房，因此确定了城墙的始建年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
城墙外侧发现有濠沟。经解剖得知濠沟紧挨城墙外侧，有新石器时代和汉代之别。东城墙外的濠沟只解剖了近墙体的局部，详情未知。从北城墙的发掘看，新石器时代的濠沟被汉代濠沟打破外缘部分，根据沟底的走势宽度约在15米左右，深约5.5米，沟内淤积以灰褐色土为主，含有少量烧土块和大汶口文化陶片。汉代濠沟在新石器时代濠沟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宽，其外侧已被沱河冲刷，可能宽达25米以上，深约5米，沟内淤积主要是深灰色土，包含较多汉代陶、瓦片。
排房与台基
在北城墙偏西的城墙顶部，发现了一组东西向排房，系顺城墙走向建造。建房前可能用了质地较细的淡黄色土对城墙顶部铺平，再于其顶部下挖形成浅穴式房屋。排房由5间连间房屋和1间独立的附属性房屋组成，各间房屋均为长方形，五连间房屋共长约16米，每间房屋面阔2.3～3.3米不等，进深约 4.45米，房屋间设有隔墙，隔墙宽度约16～32厘米。仅有3间房屋残存有墙壁，高度20～45厘米。房屋地面受到不同程度破坏，残留的地面及墙壁皆抹有白灰面，地面与墙壁交界处皆绘有红色线条，可能是一种装饰。排房南端残缺较多，北端也仅F1、F2残存边壁，皆发现北向门道，门道很窄，仅容一人经过。其中F2的门道有改造迹象，显示出多次修整门道的过程。
位于最东的一间房屋，因与5连间房屋存在宽约0.5米的间隔，所以形成独立的一间，但与5连间在同一条直线上分布，宽度较窄，仅1.6米，长约 4.2米。地面呈由西向东略凹，抹有白灰面但非常粗糙，室内残留陶器较多，有鼎、器座、瓶、石支架等，鉴于上述特征判断，此房间应非居住所，更可能是附属性的建筑。
在城址西北角，城内靠近城墙处发现一座台形基址，西北—东南走向，推测可能是一座毁弃的建筑基址。台基东西未发掘到边缘，已揭露部分宽约7.5 米，长超过14.5米（根据走势和钻探情况，台基长度可能在15～18米左右），高约1米。台基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四缘呈漫坡状，其北侧使用较纯净的黄黏土平整铺垫在台基与城墙之间。台基上发现有几条残存的基槽状遗迹，在台基顶部和漫坡周边发现数座瓮棺葬。经对台基解剖发现，台基存在两次堆筑过程，每次堆筑后在其北侧坡脚皆用黄黏土铺平，可能作为活动场所。台基北侧坡脚叠压在北城墙第一次堆筑的城墙坡脚上。从台基表面到北城墙南侧第一次堆筑的墙体表面存在一层相连的含炭灰层，推测可能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代表了一定的共时性。从打破台基的瓮棺葬内出土的遗物推断，台基至少不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墓葬
共发现墓葬15座。能判断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有4座土坑墓、7座瓮棺葬。土坑墓都为单人葬，墓向基本一致，皆朝东略偏南，仅一座有随葬品。瓮棺葬以将一件器物打碎上下铺盖为主，也有两器扣合和陶器倒置的形制，用来随葬的陶器有瓮、罐、鼎、甗等。另有宋墓2座，皆为小型砖石混合垒砌的北宋平民墓，出土一件黄釉瓷碗与一枚“咸平元宝”铜钱。其余2座墓年代不明。
其他
除上述重要遗迹外，还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灰坑，平面形状主要有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以红烧土碎块作为坑内堆积的灰坑占有相当比重。
在北城墙现有的缺口处，发现一条汉代挖成的大型沟槽，长40余米，宽约5.8米，深约3.7米，从城内延伸至城外，直通沱河，或可能在汉代时作为水门使用。沟槽内淤层较厚，多数土质较硬，土色暗褐或发青，并有少量黄沙薄层。沟槽东西两壁除因长期积水或流水冲击致使局部坍塌外均较陡直，走向明确，明显为人工挖成。沟废之后，可能曾作为陆门使用，在汉代淤层板硬平整的表面上发现两道清晰的车辙印，车辙与沟槽方向一致，间距1.3米。其后，在汉代淤层表面又被较厚的一层陶片、瓦砾所覆盖，可能是水流冲积和人们有意铺垫共同形成的出城道路。从其中出土的瓷片可以看出，陶片、瓦砾层可能形成于宋代。而介于瓦砾层与汉代淤层之间的车辙印究竟是汉代还是宋代产生的却难以判断。
秦汉时期的其他遗迹以灰坑、水井为主。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多数较大的坑内皆包含有大量筒瓦、板瓦等建筑垃圾，还有残碎的陶瓮等生活用具。如H35为圆形坑，直径4米，深度达到2米以上，坑内出土大量的筒瓦、板瓦残片，并成层地见有残碎的陶瓮等，还出土了几件铜镞和较多的铁器。水井皆为圆形，深度在2米以上。
出土的秦汉时期遗物中陶器以泥质灰陶占绝大部分，也有少量的黄陶，器表多饰有绳纹、瓦楞纹、弦纹和交错绳纹等，器型以筒瓦、板瓦最多，其次有瓮、盆、罐等陶质生活器具。其他遗物有铜箭镞、铁质兵器和生活用器等。
西周、战国以及宋明遗存有零星发现。如瘪裆鬲、蚁鼻钱等。
地震迹象
在探沟解剖东城墙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处奇怪的现象，探沟西段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墙体堆积出现明显的断裂错位，经安徽省地震局专家多次现场考察并取样分析，认为可能是一次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强烈地震活动留下的迹象。
城墙堆积断裂错位现象发现于2008年5月12日，当时城墙发掘至一层灰黑色灰烬层，发现灰烬层出现断裂错位现象。根据这一线索对这一片的土层又仔细刮光辨认，确定了堆积断裂错位的范围。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以及地震局专家对错位位置的取样切片分析，从第二次堆筑的墙体开始向下包括生土层都发生了断裂错位。错位处在平剖面上均可见宽约4毫米的裂痕，其两侧土层厚度对称，完全相合。位错高差较为平均，裂痕以西比裂痕以东高出约3.8厘米。
垓下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遗址，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其遗存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看，它具备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具有自身特点，与同区域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发现有较多类似之处，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个类型。垓下城址作为淮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中最无疑义的一个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出现在远离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南部边缘更是带来诸多学术上的问题。建于城墙顶部门向朝北、内部装饰讲究的大汶口文化末期排房是一种临时性建筑，还是一种特殊的居住形式？长条形台基与城墙和瓮棺葬有怎样的联系？地震迹象是否与城的兴衰有一定关联？发掘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又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