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说唱艺术
概述
说唱艺术是用来讲唱历史、传说叙事及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体裁，是音乐、文学和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其音乐以叙述功能为主.兼有抒情功能。由于我国各民族以及民族内部各地区语言的不一致，形成的说唱音乐也就有多种多样的曲调，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据调查，目前我国说唱艺术有341个曲种。除少数曲种(如评书、快板)只说不唱外，大部分说唱曲种或有说有唱，或只唱不说。
历史
我国说唱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荀子的《成相篇》就已经兼用韵文和散文，这是后来说唱文学的雏形。
汉魏的“相和歌”、南北朝的各种长篇叙事歌、唐代民间流行的“说话”以及佛教徒宜传教义的“俗讲”(变文)，都可看做是今天说唱音乐的前身。宋元时期，说唱艺术已趋于成熟。由于说唱音乐具有容纳长篇故事和表现复杂情节的特点，因而成为市民喜爱的艺术形式;并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即所谓“勾栏瓦肆”。在这里艺术家们云集演出，不断进行交流，大大推动了说唱音乐技艺的发展。同时，由于文人参与唱本的编  写活动，唱本文学水平得以提高。这时流行的曲种，有小型曲艺如‘’陶真”、“涯词”、“小唱”、“货郎儿”、“鼓子词”，也有集诸家腔谱而成的大型曲艺如“唱赚”和“诸宫调”。明清以来，说唱音乐的延续和发展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占老曲种，如“道情”、“宜卷”、“莲花落”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一直流传至今;有的曲种则因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停滞不前而自行消亡;还有些曲种，虽然作为独立体裁已不复存在，但其艺术成就却被其他音乐体裁所吸收，使其积累的技艺与传统在别的艺术品种的形式内得以延续。例如货郎儿，明代即已不流行，但其音乐却一直保留在昆曲里;宋元时期的唱赚和诸宫调自明代已衰，但其音乐却被元明杂剧、传奇剧大量吸收。还有一些说唱曲种在传播、散布过程中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从而派生衍化出许多新的曲种。如元明时期的鼓词，到清代中叶以后，在北方逐渐演化出各种大鼓，而在南方，则形成为多种弹词。
表现形式
我国说唱音乐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单口唱。由一个演员演唱，有自兼伴奏(如“陕北说书”、“浙江道情”等)和专人伴奏(如大鼓、单弦等)两种情况。歌唱者主要是故事的讲唱者，有时也模拟不同角色。2)对口唱。由二人担任演唱，有歌唱者同兼伴奏的情况，如弹词、山东琴书;也有由专人伴奏的情况，如河南坠子。两个歌唱者在必要时可作适当的角色分工，同时又具有充当数个角色的灵活性。3)帮唱。在单口唱或对口唱的基础上，伴奏人员参加帮腔。帮腔的作用有多种，有的唱些衬词、衬句以活跃气氛，有的则帮唱重要唱词，帮助刻画角色。4)拆唱。由三五个演员各自分担一定的角色，可以化妆，也可不化。这种形式有些类似于小戏，较容易表现出戏剧性效果。例如“四川扬琴”、“广东粤曲”、“拆唱八角鼓”等。5)群唱。由多人齐唱、轮唱。6)走唱。表演者一二人到三五人不等，边舞边唱，很像歌舞，但它以唱故事为主要内容，舞的作用只是烘托气氛与活跃场面。如东北“二人转”、四川“盘子”、湖北“三棒鼓”等。
唱腔分类
就唱腔结构而言，汉民族的说唱分为:
1.鼓词类
鼓词类说唱曲种俗称大鼓，主要流行在我国北方。如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唐山大鼓、京东大鼓、东北大鼓、胶东大鼓、上党大鼓等。此外，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等地也有大鼓流行，如长沙大鼓、温州鼓词等。大鼓以演唱者自击鼓板为特点，其他伴奏乐器还有三弦、二胡、琵琶等;曲调多来自各地的民间音乐。
北方的许多大鼓，多在当地民歌或集镇叫卖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早期鼓词多为长篇故事，如(三国志》、(杨家将》等，可连续说唱数十日。清中叶后，逐渐兴起了“段儿书”的形式，并大t减少了说的部分.而以唱为主。
2.弹词类
弹词是明清时期流行的说唱形式，后来流行区域逐渐缩小至江、浙一带。目前流行的弹词类说唱曲种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绍兴平湖调、四明南词以及广东的木鱼歌等。
弹词类曲种的伴奏以琵琶、三弦等弹拨乐器为主，由演唱者兼操。各种弹词曲种的曲调来像情况不尽相同，有艺人的创作，也有吸收民歌小调或南北曲曲牌及地方戏曲曲调的。弹词的音乐曲调性很强，搜长表现长篇故事，也有抒悄的“开篇”小段。3.道情类道情又叫渔鼓道情，源出于唐代道士在道观内传道时所唱的“经韵”，后来吸收词调和曲牌，演变为在民间布道时唱的“道歌”。南宋时已有说、唱相间的讲述故事的道情，在以后的发展中，流布于南方的道情多成为说唱曲种，流布在北方的道情则多发展为戏曲形式。目前流行的曲种有湖北渔鼓、湖南渔鼓、广西渔鼓、山东渔鼓、四种竹琴、河南坠子等。
4.牌子曲类
这是一种将许多曲牌联级起来讲唱故享的音乐形式，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例如宋代的诸宫调。牌子曲类曲种往往各自拥有众多曲牌，多者可达数百个。常用的曲牌一般有数十个。艺人们将这些曲牌按表情功能分成几类，例如欢乐的、悲伤的、哀怨的、愤怒的、平静的、激动的、雄壮的等等。在表现故事情节或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时，曲牌的联级有一定的程式。该曲种有河南大调曲子、单弦牌子曲、四川清音、青海平弦、扬州清曲、广西文场、湖南丝弦等。这些曲种所使用的曲牌，有许多是共同的，如[寄生草〕、〔马头调]、[剪靛花]、[登断桥〕、〔罗江怨」、[满江红]、〔太平年〕等。某些共同的传统曲目还大都以手鼓为伴奏乐器。流行于北方的此类曲种多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流行于南方的则多以琵琶或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
5.琴书类
琴书是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而得名的说唱曲种，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云南扬琴、贵州琴书等。除扬琴之外，有的还有加用筝、三弦、椰胡等弦乐器或打击乐器的。这类说唱音乐的风格比较抒情。
在少数民族的说唱形式中，音乐类型各有不同:蒙古族主要有”好来宝”。在蒙语中，好来宝的意思是“申起来唱”。其表演形式有四种:l)荡海好来宝。演唱人数不定，内容广泛;2)乌勒格日好来宝。以问答形式咏唱历史故辜和典故;3)代日拉查好来宝。为对歌形式，内容多带讽刺、幽默性质汤)胡尔仁好来宝。自拉胡琴自唱，内容以赞颂为主。好来宝的篇幅短则数十行，长则二人可对唱数日。艺人常根据演唱场合即兴编词。演唱时以木棍击节，或以四胡伴奏。好来宝有数十种曲调，演唱中很少变换曲调，往往是一个曲调反复唱完为止。
藏族有(格萨尔王传》说唱。这是一种以专门说唱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而得名的说唱曲种。其说唱文体为98散韵结合，讲述故事用说白，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或独白则用歌唱来表现。
维吾尔族曲艺以“达斯坦”为代表。“达斯坦”意为叙事长诗或史诗，是维吾尔族的弹唱曲种。由一至三人演唱，主唱者兼操热瓦普或独它尔、弹拨尔、萨它尔等乐器，助演者或持上述乐器伴奏，或持手鼓、石片等打击乐器击节，或不持乐器帮腔助唱。歌唱曲调为古老的木卡姆选段或其他民间音调，唱词散韵结合，具有叙事性和抒情性。
朝鲜族为“判捎里”。判捎里以唱为主，辅以说白和表演。演唱时，演员自己击鼓，伴奏乐器为伽耶琴或奚琴。唱腔为巫现歌和旧民歌的融合，曲调幽雅动听，唱法上有很大的难度。
白族的“大本曲”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传统的表演形式是二人分坐于高台上的桌子两旁，一人说唱，另一人弹三弦伴奏，并有手帕、折扇和醒木为道具。后来又有了对唱与合唱的形式。唱词有白语和汉语两种。唱腔音乐有“三腔九板十八调”之说:“三腔”指南腔、北腔、海东腔三种不同的流派;“九板”指大本曲中几种具有不同表现功能的基本曲调，如〔平板]、〔高腔〕、〔大哭板〕、〔边板」等;“十八调”指基本曲调之外的杂曲，如(麻雀调)、(螃妞调)等。
傣族有“赞哈”。傣语称歌手为“赞哈”，该曲种也因此而得名。赞哈的演唱内容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喜庆节日中的颂词、教谕等。演唱时或一人独唱，另一人以吹管乐器“单”伴奏;或二人盘膝而坐，执纸扇掩面对唱。还有一种即兴编词的对歌形式，听众席地而坐，听到精彩处，便发出“水、水、水”的欢呼声。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说唱曲种还有赫哲族的“依玛堪”、壮族的“末伦”、布依族的“布依弹唱”、撒拉族的“巴西古溜溜”等。
音乐类型
说唱音乐一般分为板式变化体、曲牌联套体、单曲体和主擂体四种类型。
板式变化体以上下句结构为墓础，采用板式(即节奏、节拍)变化的手段来组织唱腔结构。在骨干音、落音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旋律因场合、情绪、唱词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变化，同时在节奏节拍上亦有散板、4/4、3/4、2/4、1/4等形式的变化。这种结构，能够表现比较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情感变化。
曲牌联套体由多种不同的唱腔组成。根据作品内容、情节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曲牌联缀演唱。在众多的曲调中，往往有一种或数种主导曲调，作为这一曲种的主调，用在唱段的头或尾，中间联级若干其他曲牌。这些曲牌大部分原是各地的民歌小曲，吸收到说唱音乐中后，被斌予说唱化的风格，成为曲种中的专用曲牌。各个曲牌除曲调不同之外，在节奏、结构、风格上也各有差异。
单曲体的唱段由一个基本曲调无限变化反复构成。这些曲调多来源于民歌小曲，且与民歌相比，变化不大，所以只适于演唱写景、抒情的短段。
主擂体是在板式变化体的基础上，加用其他腔调。如京韵大鼓中加进京剧的西皮、二黄腔，梅花大鼓中加进单弦曲牌.苏州弹词中加进苏南民歌小曲和昆曲曲牌，形成“主曲插曲体”的唱腔结构。由于擂曲的选用都是从唱段内容需要出发，因而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
说唱音乐素有“南词北鼓”的说法。“南词”指南方的弹词，“北鼓”即北方的大鼓，二者均由“词话”发展而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弹词长期在江南地区发展，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了许多演唱名家，在南方的说唱音乐中具有较大影响;因语音接近的关系，鼓词主要传播于北方，且发展得相当兴盛，形成了数十个曲种，成为北方说唱音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曲类。而在“南词北鼓”的数十个曲种中，又以江南的苏州弹词和北方的京韵大鼓为艺术发展最成熟、流派最丰富的代表。
苏州弹词产生于明代中叶的苏州地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出现了名家王周士，嘉庆、道光以来又先后出现了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等名家，形成三大流派。王周士是苏州弹词兴起时的代表人物。他以说唱(游龙传)、(白蛇传)著名，因曾为乾隆皇帝表演而受到同业拥护，并在苏州倡导成立了同业组织“光裕社”。他在艺术理论方面也颇有造诣，他的著作《书品》、《书忌》对后世弹词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在后来的三大流派中，陈调苍劲浑厚，宜于表现悲壮慷慨之情;俞调速度徐缓，旋律曲折激越、流畅委婉，有“三回九转”之说;马调质朴爽利，韵味浓厚，吟诵性强，尤其搜长于叙事。
在这三大流派的墓础上，苏州弹词的流派不断发展，以后又出现了蒋(月泉)调、丽(徐丽山)调等著名流派。
京韵大鼓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天津、北京两地，流传于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清代末年，出现了刘宝全、张筱轩、白云鹏三位演唱名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张筱轩的演唱京音纯正，气脉贯通;白云鹏的演唱唱腔柔美，朴家自然;而刘宝全，对京韵大鼓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鼓界大王”，成为京韵大鼓中最主要的艺术流派。
1930年以后，京韵大鼓界又出现了白凤鸣和骆玉璧两位演唱名家。二人早年都宗法刘宝全的唱腔，后来他们根据各自的嗓音条件，综合借鉴其他各派所长，创造出了以苍凉悲壮的“凡字腔”见长的“少白派”和音域宽广、抒情色彩浓厚的“骆派”。
特点
l)叙述与抒情相结合为了能将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叙述清楚，说唱音乐以叙述性曲调为主.采用半说半唱、似说似唱、唱中有说、说中有唱的曲调讲唱故事。同时，它的许多曲调又兼具抒情的弹性功能;速度较慢、曲调装饰较多时，适于表现委婉的性格或悲哀的情绪;速度中等、曲调简洁时，适于表现平静的心情和客观叙述故事的发展;速度很快、曲调起伏跌宕时，适于表现欢快、激动或愤怒的情绪。由于这个特点，说唱音乐在叙述性与抒情性的转换中既方便又协调。
2)叙事和代言相结合说唱音乐采用一人多角的表演方式。在讲唱故事的过程中，既使用第三人称的叙事体，又使用第一人称的故事人物的代言体。前者从客观的角度讲述故事情节的发展，后者则模拟故事中人物的口吻、表情、姿态、性格，将人物的音容笑貌准确地表现出来。
3)音乐与语言相结合说唱艺术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说唱脚本首先以声调、语调、遣词、造句等形式来刻画人物的形象.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用音乐来突出和夸张语言。说唱音乐继承了传统声乐的艺术成就，在腔词关系的处理上有许多方法，诸如依字行腔、字正腔圆，腔随字转、字领腔行，以字行腔、寻声达意等等。同时.在腔词不能相协时，又有“换腔就字”、“换字就腔”等一套补救办法。此外在语言的节奏方面，汉语语言节奏的多样性为说唱音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说唱音乐又进一步丰富了语言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