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花谷正
人物简介
1928年的花谷正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步兵第33联队大队长。1930年在奉天特务机关担任辅助官。在任上花谷正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一起，积极策划武装占领东北，是制造“柳条湖事件”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之一。“九一八”战后担任伪满洲国军事顾问。为了欺骗本国国民和国际舆论，为日军赤裸裸的侵略开脱罪责，《大阪朝日新闻》还派出记者采访了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3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企图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作出更加冠冕堂皇的说明。花谷正时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陆军少佐(即少校)军衔。
早年生涯
冈山县胜田郡广户村长花谷章的儿子。津山初级中学，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1914年5月陆军军官学校26期毕业，同年12月步兵少尉任官。步兵第54联队付。1922年11月陆军大学34期毕业。
参谋本部实习，参谋本部员，参谋本部付(支那研究员，驻郑州)，关东军参谋，1929年8月，晋升陆军少佐，步兵第37联队大队长就任。
九一八事变经过
  花谷正1931年，关东军司令部付(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的时候，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一起主谋柳条湖事件。成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当时他的上司土肥原贤二在东京，没有参与这一活动）。1929年7月，就在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刚上任的当天夜里，板垣、石原、花谷正三人便就“满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三个人每周都要聚会进行研究。到1931年春天，三人不但谋划了“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计划”，而且考虑到“制造战争借口显系轻而易举，可是问题在于处理善后难”的问题。为了争取日本军部内的实权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也有是在7月份一说），花谷正携带《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赴东京，与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次长二宫、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及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相见会谈。这些法西斯分子相互沟通、磋商，花谷正还委托重藤等人帮助筹措供日本浪人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的5万日元活动经费等事宜。 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率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以访问为名，驱车进入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进行侦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将他们迎入接待，双方闲谈约30分钟。而留在院内的化装司机的关东军嘱托筱田六三，不但“暗记于北大营的配置”，而且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从窗口对各处进行了快速拍照”。
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谷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说明了9月下旬要在沈阳柳条湖开始战斗行动。于是从那时起，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便开始物色作为骨干的人选，他俩颇费心机地挑选了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东北边防军军事顾问矢崎勘十少佐、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第一大队长名仓少佐、独立  花谷正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附儿岛正范少佐、该大队第一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第四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此外，还有甘粕正彦预备役大尉、和田劲预备役中尉。8月中旬，花谷正召集今田新太郎、三谷清等人在奉天特务机关召开研究“柳条湖计划”的秘密会议，确定了最后行动方案，进行了具体分工，最后还订立了誓约书，并在上面按了血手印。
在此期间，即7月下旬到8月中旬，关东军开始调查因从事间谍活动的中村震太郎等人被东北军处死一事。在此过程中，花谷正曾以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身份同奉系官员谈判，他自述：“越是反复交涉，问题越是纠缠不清，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实力发动。可是不知中央军部究竟有什么意见，想再一次弄清情况。”于是，花谷正在8月下旬再次赴东京，他对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及建川美次郎提出要求：在“中日两军冲突”时，“不要干涉过细”，得到两人明确保证：“尽量努力贯彻贵军的主张”后，又会见了桥本欣五郎和根本博，并直言不讳地告知：“事到今日，更待何时，箭在弦上，唯有一发。”
回到东北后，花谷正进一步布置今田新太郎大尉担当柳条湖现场爆破任务；发动进攻则交给驻奉天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的中队长：川岛大尉、小野大尉，以及日军驻奉天第二十九联队的小岛少佐、名仓少佐等人，“辅助作业”由预备役军人甘粕正彦、和田劲负责。9月1日，花谷正还特意去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他不管东三省方面态度如何，均应采取积极态度。
而板垣、石原、花谷正等人已经预定在9月28日发动事变。花谷正在其回忆录中所记：之所以选中9月28日，因为从日本秘密运来的两门重炮“虽说9月10日就已安装完毕，但还要教会临时炮兵的操作技术，因此仍需花费时间。而且割倒高粱后才适于作战，高粱繁茂就难以发现躲藏的敌人。”
9月5日前后，关东军要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的消息传播出来，花谷正承认风声走露：无非是自己借酒兴说出；或是他用钱收买的日本浪人酒后狂言，而为外界所知。这样就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及日本国内的关注。为此，板垣等人大为恼火，板垣曾与花谷正气势汹汹地去责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为了掩人耳目，石原与板垣商定后，对花谷正等人放风：“9月下旬的‘柳条湖计划’不搞了。”  
9月15日晚，板垣、石原、花谷正、三谷清、今田新太郎、川岛、小野、儿岛、名仓等人再次聚集奉天特务机关，先由花谷正宣读了桥本欣五郎从东京接连发来的三份电报，内称：“败露，建川去前动手。”三谷、今田等人强烈主张断然行动；而花谷正则主张：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另找时机。他还表示：“等看到建川后再决定吧。”结果多数人同意了花谷正的意见，而早已下定决心发动事变的板垣、石原却笑而不语，蒙在鼓里的三谷清、今田新太郎、川岛、小野等于16日凌晨2时愤然离去。
可就在几小时之后，也就是9月16日早晨，今田新太郎、川岛等人又被石原叫去，告知最后决定于9月18日动手，今田闻讯兴奋不已。因酒后吐真言及一度主张中断行动，而被石原视为“危险分子”的花谷正，还不知道18日动手的新决定，他沮丧地对片仓衷说：“不行了，延期了。”
直到17日，今田新太郎才跑来告诉花谷正18日动手的新决定。花谷正立即开始活动进行布置。早在9月10日，就在宪兵队长三谷清的机关宿舍里，河本大作给了甘粕正彦3万日元，也给了花谷正一些钱。现在，花谷正便马上与执行现场任务的“游击队”成员及和田劲等人取得联系。
9月18日晚7时零5分，花谷正前往沈阳火车站去迎接建川美次郎和板垣，并将建川安排在“菊文”高级酒店。随后，板垣借故离去，只留花谷正作陪。10时20分左右，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24小时后，板垣、石原、花谷正、片仓衷等人在沈阳馆二楼客厅与建川美次郎会谈。建川主张吞并中国东北应分三步走，而石原则主张一步到位，即“满蒙占有论”，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在9月22日，终于达成一致：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亲日傀儡政权，即实施“满蒙独立论”。
成立满洲国
以下是花谷正的回忆
关东军基本上占领了南满之后，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开始拉出溥仪。虽然事前并没有决定拥戴溥仪为满洲元首，但在事变前，我们就已经瞩目于溥仪，并与住在旅顺的清朝旧臣罗振玉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认可以担当独立政权首领的条件是：一。为3000万民众所景仰，出身名门而又德高望重；二。家世方面属于满洲系统；三。不论同张学良或蒋介石都不能合流；四。能够同日本合作。根据以上的条 件，溥仪自然被显露出来了。[1]
石原最初是满洲殖民主义者，主张占领论。然而，自从板垣到任以来，又倾向于独立国家论了。那时我们之间，经过大约一个月期间议论这个问题。石原最初对我们的独立国家论持有异议，他认为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即使叫他们从事政治，也只能导致政治腐败的结局，而毫无办法，与其那样，还不如依靠清廉的日本人。实行“哲人政治”更为适宜。我们认为他这种主张也许会伤害民族感情，而且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日本人中恐怕并没有“哲人”的人。人类有神性，也有魔性，我们主张培植现实人性的政治。当石原一经赞成我们的意见以后，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独立国家主义者。[1]
当时在满洲的日本人中，很多人是在日本内地无法谋生的浪人，从道理上讲，这些人也不足成为满洲人的指导者，只有后来成为协和会核心人物的满铁人员中和其他青年之中，才有许多情操高洁，心地无邪，真正响往实现五族共和，王道乐土的人。满洲国初期，日本以他们为中心，颇为活跃，充满着清新的空气，后来权益主义横行，日本内地的资本家和官僚接踵而来，我们的理想完全破碎了。最初我们甚至建立“不准财阀进入满洲“的公告牌。但是由于在一纸调转命令下，使建国时期的同志离去，以后被追逐权利的成群“蚂蚁”们完全占据，而把满洲国搅乱了。[1]
9月22日，把罗振玉找到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他们把溥仪拉出来，他马上访问了清朝复辟派的实力人物吉林省的熙洽，接着又会见了在洮南的张海鹏，而后转道天津。跟旧臣一起隐居在天津的废帝溥仪，因为不了解关东军的意图而不安，不肯轻易行动，接着，驻天津日军的三 浦参谋前来联络。他谈话的大意是：“宣统皇帝认为，如果有民众和关东军的支持和厚望，即使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以目前的形势而言，可否考虑立即拥立溥仪“ 这时期的工作内容被一点一点地泄露出去。中央军部向满洲发来了命令,不准参加建立新政权，特别是拥戴宣统皇帝的运动。我们考虑如果我们 老是踏步不前，就不会有所作为，因此关东军接着派遣浪人 上角，同天津的步兵队长酒井隆大佐接头，想挟持溥仪。可是因为驻天津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不让动手，结果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又改派土肥原贤二大佐去天津。10月末，出现在天津的土肥原，迅速着手进行拉出溥仪的工作，但他的行动很快被中国方面和外务省派出机关发现。[1]
外务省也有人想让张学良出马，不管怎样，日本在南满强行扶植傀儡政权，从对付国联来说，这样做也是拙劣的，主要还因为当时把清朝废帝拉出来，乃是时代的错误，应当期望自然而然地诞生一个政权，土肥原按着预定计划，在天津挑起暴动，以便在人荒马乱中，把皇帝劫持出来，中国方面探听到了这次暴动的消息，制止了参加暴动的中国人，使暴动未能扩大。在此次骚乱中，溥仪于11月11日，从天津逃出，乘船到营口，不久局势稳定下来，若槻礼次郎内阁在年末下台，中央军部最后也同意抬出溥仪，第二年3月1日发表独立宣言的同时，溥仪以执政的名义，登上满洲国元首的宝座，这样，中央军部虽然反对关东军的行动，可是结局还是被关东军拖着走，中央军部因为丧失信念多次表露丑态。[1]
下一阶段的企图是把占领线延伸到山海关。为此，再一次在天津挑起暴动，并以此为理由，出兵长城线。但因驻天津日军不上圈套，又失败了。根据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命令，军队在进击途中，在辽河线上即中止了行动，结果在第二年7月占领了锦州。另一方面，在北方由于禁止进攻哈尔滨，乃稍微改变一下进攻方向,进军齐齐哈尔，每一寸土地的占领，都要打破“停战线“的限制，终于在11月19日进入齐齐哈尔。[1]
好不容易攻取的齐齐哈尔，又是因为参谋总长的命令，不得不陷入撤兵的窘境。中央军部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动向，认为把手伸向北满是件危险的事，似乎不能置之不理，后来二宫治重参谋次长接受天皇委任的一部分大权，即把“临时参谋本部委任命令“拿过来，达到了实行压制关东军的地步。就是这样，为了事变的进展，历尽了千辛万苦，到12月犬养毅内阁上台，荒木贞夫出任陆相开始，满洲问题才得以畅通无阻。特别是十月事件的阴谋，在政界中泄露之后，给政治家们造成了“反对军队，就有生命危险“的恐怖感。使他们丧失了以往那种控制军队行动的热情。我认为，在那个时期发动满洲事变是切合时宜的。除了劳神费力去说服日本内地没有主见的一伙人以外，在国际上，对于事变的进行，并没有受到干扰。[1]
赤裸裸的侵略言论
此后历任参谋本部员，步兵第35联队第1大队长。在1933年时带领大队私自攻击了批判军部的北陆一家公司。同年8月，作为参谋本部付成为驻济南武官。
1935年8月，成为关东军参谋，经过参谋本部付，第2师司令部付，留守第2师参谋长等，1937年8月，晋升陆军大佐。作为第五师团第21旅团步兵第43联队长参与侵略中国。39年1月31日满洲国军队顾问，指挥满洲军在诺门坎作战。1940年3月，晋级陆军少将。 这个九一八事变的干将，自诩伪满“建国功臣”，1939年到沈阳伪满训练学校视察时，召集全部伪军官讲话。他站在伪满军训练学校本部的高台阶上，声色俱厉地说：“满洲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绝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请他自便，另投地方，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满洲的土地上。我在济南时曾从广播里听到郑孝胥国务总理的讲话，郑说满洲国是个小孩，需要日本抱着走，但是，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脱离怀抱了。他说的这是什么话？这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满洲国可以脱离日本的怀抱么？我听了很气愤，当即打电话给关东军司令部，把郑撤职了，这就是前车之鉴（此事发生在1935年）。满洲国皇帝的‘后见人’（即监督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任何一个满洲人，要想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再重复一句，有这种想法的人，就请他自便吧！”在场的伪军官目睹了其长相：长脸大嘴，满脸横肉，煞像凶神一般。
对阎锡山工作的失败
1940年8月1日任驻华中信阳地区的第三师团步兵第29旅长，41年7月31日调任关东军第29师团步兵指挥官，12月1日成为驻山西的第1军岩松义雄的参谋长。花谷正接任之后便派出陆军航空兵轰炸阎锡山的藏身体克难坡，以及晋绥军在黄河渡口小船窝附近修建的钢丝木板桥。但是由于精锐都以调往太平洋战场，所以二十几架飞机，三次投弹百余枚，只炸毁两股钢丝绳。阎锡山则是一面准备进行“大保卫战”，一面又派出亲信到太原去再和日方商谈。希望可能缓和局势。
但此时花谷正对于阎锡山的拖延早已失去了耐心，对于阎锡山所派来的亲信—赵承绶说他以战胜者自居，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他对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阎锡山吗？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都骗遍了，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阎锡山要想从日本军手里得到‘汾阳协定’中规定的东西，必须先通电脱离重庆，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阎锡山才折尊屈贵的前往安平与日方会谈。会议开始之后，阎锡山首先发言，大讲其所谓“相需”的谬论，最终令日方极不耐烦，花谷正拍案而起说：“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讲演。”：“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花谷正说话时，气势更凶，口说手比，旁若无人，弄得阎锡山十分难堪。阎锡山不辞而别，安平会议没有达成预期妥协，日方亦不得不承认"会谈终于破裂"。安平会议"破裂之后．日本方面决定改变对阎锡山的招降手法。
花谷正在其5月8日给日军方面军参谋长的《乙集伯电第80号》"观察及意见"中，对阎锡山的态度作出如下"判断"："1．阎百川有合作的意向，但只是考虑其所谓利益，而没有以诚意迅速同我合作、参加大东亚战争一翼的意向。2．阎百川为了躲避我军的锐利锋芒，在继续私通蒋介石的同时，也假装同我方合作，且利用我方不能实行的合作条件，拖延交涉，以缓兵之计，继续维护自己。3．阎百川对日、苏关系的发展，非常关心。他在看清这个时机以前。欲采取观望态度。"花谷正认为："1．同阎百川的交涉，假若不强行武力压迫，经济封锁，难以实现目的，只以和平手段进行交涉，将会中他的缓兵之计。2．阎百川以基本协定为挡箭牌，要求我方履行基本协定，而不服从我方的提案。而基本协定有利于他，有害于我，特别是不能适应大东亚战争的继续和迅速实现合作的现状。因此，有必要迅速废除基本协定。"5月17日，在经过日本方面军司令部核准后，花谷正在其《乙集伯电第85号》中通知其部属："1．日本决定废除基本协定、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细目，17日已通告阎锡山。2．今后的态度是对阎锡山采取严肃对立的态度，促使其反省。"
坏事做绝的人物
1943年6月，晋升陆军中将。同年10月到缅甸任第28军樱井省三属下的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参加第二次若开战役。 被英军打的大败。
这个家伙是人格方面极为有问题的人物，在当师长的时候经常无理打骂属下将校，同时仗着自己是陆大毕业生，欺负那些无天组的中级军官，整个部队从将军到小兵没有一个不讨厌他的，许多人连杀他的心都有了。另一面他也很怕死，在行军休息的时候也要部下挖自己专用的防空壕。 1945年7月，任驻泰国的第39军队参谋长，6天后，39军原地升级为第18方面军，他也就成了方面军参谋长，迎接了战争结束。1946年7月复员。战后靠军人养老金组织了一个叫「曙会」的右翼团体。
1955年在采访中还叫嚣满洲事变是自卫，不是谋略。可是其他人的证词可以证明他说的是彻彻底底的谎言。在1957年因病倒下。片仓衷号召为他的病捐钱，不过，由于他坏事做完了，旧日的部下没有一个去捐款。他同年死去时。旧满洲有关人员列席盛大的丧葬仪式，不过，他的部下也是谁都没去。
公然撒谎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06年9月19日“支那方面的暴拳是起因――花谷少佐谈话”(奉天特电19日发)奉天陆军特务机关，花谷少佐谈话如下：
日支之间，突然产生了开战火的惨状，感到实在是遗憾，这事是起因于北大营的青年士官们轻视日本军阀，为牵制中村事件而爆破满铁铁路之结果。我军采取的行动是属于平时授权的范围之内，绝不是按关东军司令官命令下的行动。
揭露事实
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头目花谷正后来在《文献昭和史》中说了实话：“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晚上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