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甲午更张
背景
内部背景朝鲜自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被迫打开国门后，在内外部刺激下形成了开化党。开化党要求学习欧美日本进行近代化改革，使朝鲜实现富国强兵的效果。从此以后，朝鲜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一条改革之路。1884年12月，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企图藉此使朝鲜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次政变由于清朝驻军的介入而失败。守旧的闵妃外戚集团把持朝鲜政权，朝鲜开始进入停滞时期。主张改革的不仅是以开化党为代表的朝鲜早期资产阶级，朝鲜的农民阶级也提出了他们的改革要求。1894年，朝鲜爆发甲午农民战争，朝鲜政府在与农民军领袖全琫准等人谈判时，全琫准便提出了带有鲜明反封建色彩的12项改革要求作为停战条件。当时重镇全州已被东学军攻陷，朝鲜政府处境危急，不得不接受了这12项改革要求，达成了“全州和议”。
在这种状况下，闵妃集团不得不考虑实施内政改革来纾解困局。当时，不少朝廷大臣都呼吁进行改革，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痛感时弊，要求大臣参酌外国制度进行改革。1894年7月8日，国王高宗正式颁布了教旨，下令“更张”，称“苟非大更张、大惩创，莫以矫积久之弊”。[1]7月13日，朝鲜政府设立校正厅，承认了“全州和议”的12项改革要求并打算付诸实施。此时朝鲜的政局也发生微妙变化，闵妃集团的统治地位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改革呼声的高涨而发生动摇，闵泳骏等闵姓外戚成了众矢之的，金弘集、俞吉濬等开化派人士开始得到重用。这些因素都推动了甲午更张的发生。
外部背景当然，甲午更张并不只是内部因素才得以进行的，外部的干涉是甲午更张发生的重要原因。原来当时朝鲜为了镇压东学党起义，请来宗主国清朝的军队进入朝鲜。日本认为发动中日战争的绝佳时机已至，亦悍然出兵朝鲜。他们开始的理由是保护使馆和侨民，但是随着“全州和议”的达成，农民起义已经告一段落，清朝和朝鲜都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为了使它的大军赖在朝鲜不走，同时也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便公然于6月26日向朝鲜政府提出内政改革的“劝告”，同时“邀请”清朝和日本同时“协助”朝鲜改革内政。日本完全无视朝鲜内部的改革倾  朝鲜改革谈判图向，企图以自己的“劝告”来掩盖当时朝鲜政府准备改革的企图，就连日本“劝告”的改革方案，按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话来说也只是“抽象的项目罗列”而已。[2]
日本的无理要求自然遭到朝鲜和清朝的拒绝，当时高宗就在召见时原任大臣时就日本的“劝告”指出：“外侮如此，国事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3]表示决不接受日本的“内政改革”要求，要自主改革。但日本仍一再要求朝鲜进行“改革”，7月10日—15日，朝鲜内务督办申正熙与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在老人亭举行3次会谈，朝鲜代表指出朝鲜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希望日本不要介入，并且撤兵。事实上，日本提出改革的真实目的是“如果提出这些在期限内无法实施的改革条款，如被拒绝，或是在期限内未能付诸实现，就可以此反诬朝鲜政府没有内政改革的诚意，为日本人能以行使武力、颠覆朝鲜政府、由他们自己独立着手进行‘改革’制造借口”。[4]就这样，朝鲜在自主改革和在日本压力下“改革”之间艰难徘徊，最终在日本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后者，“甲午更张”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经过
第一次改革1894年7月2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照会（实际上是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废华约、逐华兵，并让朝鲜政府在两天之内予以答复。朝鲜政府不予理睬，最终使日本决心对朝鲜动用武力。1894年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袭击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之景福宫，与守卫宫廷的朝鲜军队交战。王宫内部早已有内奸被日本人收买，亲日派大臣安駉寿假传王命，制止了朝鲜军队的反击行动。于是日本人得以攻占景福宫，挟持朝鲜高宗和王妃闵妃；同时，日军还攻占云岘宫，与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达成协议，扶植他上台执政。高宗被日本人挟持以后，被迫下令封大院君为“国政总裁”，将所有朝政交给他；同时闵妃集团的事大党政权也再次垮台，金弘集出任领议政并组织了以亲日开化派为核心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对外完全成为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工具，它宣布废除对清朝的一切条约，“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并签订了《朝日同盟书》，正式加入日本阵营；而对内则于1894年7月27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五日）成立了军国机务处，设在景福宫的修政殿内，作为改革的决策机关，正式启动近代化改革，史称“甲午更张”。
历史上通常将甲午更张（或称甲午改革）分为3次，第一次甲午改革为1894年7月27日到1895年12月16日，第二次为1894年12月17日到1895年8月23日，第三次为1895年8月24日到1896年2月11日（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第一次甲午改革是在金弘集的主导下进行的。第一次甲午改革名义上是在日本的“劝告”下进行的，实际上基本是军国机务处自行决定的，因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忙于进行中日甲午战争，无暇顾及朝鲜的内政改革。陆奥宗光已经清楚地说过了：“对于改革朝鲜内政，我最初就认为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是没有其他用意的。……所谓朝鲜内政的改革，毕竟不过是为打开中日两国间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我从开始就对朝鲜内政的改革，并不特别重视。”[5]日本的“不重视”，让这次改革有了相对自主的可能。
军国机务处在7—10月的三个月间，先后发布了208项“内政改革”法令，涉及朝鲜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改革官制，推进行政制度的近代化。军国机务处首先宣布停止使用清朝年号，改以朝鲜王朝开国纪年，即改“光绪二十年”为“开国五百三年”。然后，他们对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废除六曹（吏、户、  军国机务处礼、兵、刑、工），改为八衙门（内务、外务、军务、度支、法务、学务、农商、工务），议政府首脑改称“总理大臣”，各衙门首长称大臣，次长称协办；将捕盗厅改为警务厅，废除义禁府，设立会计审查院，并将官员的品级由九品十八级变为11级。同时，实行宫府分离，专门设立宫内府管理宫廷事务，而政府事务归军国机务处。另外，他们还废除科举考试，改由“国文、汉字、写字、算术、国内政治、外国事”来铨选官吏，并且革除了文尊武卑的惯例。
经济上，主要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并开始实行产业化，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首先，统一国家财经，实行一元化管理。军国机务处规定全国财政和税收统归度支衙门管辖，这样就避免了过去王室、户曹和宣惠厅等多个机构分别收税的弊端。其次，废除实物税，改由现金交纳。并设立地方银行和米谷商社，以活跃经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统一度量衡。第四，颁布《新式货币章程》，整顿货币，实行银本位制。而最后一项措施是最能体现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渗透。因为当时朝鲜还无法大规模制造新式货币，在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指示下，军国机务处允许日币和新币混合使用。这就使日元在朝鲜的流通范围由通商口岸扩大到朝鲜全境，从而威胁朝鲜的经济安全。
社会生活上，开始触动封建旧习俗和封建等级制度，逐步引入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在废除缘坐法，废止公私奴婢法，严禁贩卖人口，破除嫡庶之分、门第之别，不分贵贱登用人才，简化朝服，改革养子制度，禁止早婚（男子20岁、女子16岁），允许寡妇改嫁，严惩贪官污吏，改善贱民待遇等等。另外，军国机务处中的俞吉濬等官员提倡使用国汉文，即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将朝鲜文（国文）和汉文混合使用，这是朝鲜文字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甲午改革总体来说是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的，而且自主性也相对较强。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次在日本的阴影下实施的改革措施，而且改革措施本身或是实施力度都很不彻底。政治改革虽然涉及到限制王权，却没有地方制的改革，经济改革反而有利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军事改革更是只字未提。就实施力度而言，由于当时南部处于东学军控制，北部又是中日酣战的战场，所以改革法令的实施范围很小，正如当时一名军国机务处官员金允植所言，“朝令所及不外十里之遥”。[6]再加上兴宣大院君内心并不支持改革，他让自己的孙子李埈镕任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处处与军国机务处抢夺权力，甚至在当年11月派人暗杀了法务协办金鹤羽。对外，大院君秘密联络平壤清军，又暗令东学党起兵反日。除了朝中的掣肘，广大老百姓也认为军国机务处是在日本的指令下进行改革的，因此普遍抵制改革法令，许多改革措施沦为一纸空文。但第一次甲午改革作为一次开化派主导的资产阶级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推动了朝鲜社会的进步。
第二次改革第二次甲午改革是从朴泳孝与金弘集联合组阁开始的。朴泳孝是著名开化党人士，是甲申政变的重要人物。甲申政变失败后，朴泳孝逃到日本。到1894年10月时，由于东学党再次起义、亲日政权处境困难，大鸟圭介由于在朝鲜干涉不力而遭到日本朝野的谴责，并辞职归国。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具有处理朝鲜问题丰富经验的内务大臣井上馨被日本政府任命为驻朝公使。井上馨于10月25日赴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逼大院君下台。他在11月中旬以煽动农民暴动和在平壤战役期间给清军提供情报为由，强迫大院君引退。然后，他派兵镇压了东学党起义。他对于军国机务处的自主改革十分不满，于是又让流亡多年的朴泳孝回到朝鲜，并在12月17日将他安插在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第二次甲午改革便拉开了序幕。
第二次甲午改革实际上完全是在日本的指使下进行的。朴泳孝和金弘集联合组阁以后，就以官制改革的名义废止了军国机务处，另设中枢院代替其职能。11月21日，井上馨向朝鲜政府提出了《内政改革纲领20条》。金弘集和  甲午更张中的政治改革示意图朴泳孝的联合内阁便以此为蓝本，制定了《洪范十四条》，并由高宗于1895年1月7日率文武百官在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其中特别提到脱离中国独立以及禁止后宫和宗亲干政。《洪范十四条》已经具有宪法的性质，就内容而言比第一次甲午改革的内容更加彻底。因此，《洪范十四条》是第二次甲午改革的目标。
政治上，导入内阁制，进一步实现对君权的限制。同时，将八衙门改为七部，使其更符合西方近代文官体制。其次，缩小宫内府编制。然后，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朝鲜八道，改为二十三府，收回地方官的司法权和军事权，加强中央集权。此外对司法制进行改革，依据将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宣布司法独立，设立各级裁判所，培养法官。他们还对警察制度、外交官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的政治体制不断朝近代化迈进。但是同时也规定各部聘用日本人为顾问，这就使改革的自主性大打折扣，便于日本对朝鲜内政的全面干涉与渗透。
社会和经济方面，完善了新的税收制度，同时兴办新式学校，如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学校等，并派遣两班子弟114名前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留学。
军事方面，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联合内阁开始启动军事改革。主要包括：训练大队由2个大队扩大到6个大队，首次编制工兵、辎重兵等特科队，设立士官养成所，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招收学员不问身份。
第二次甲午改革表面上比第一次更加进步，但实际上却使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尤其是聘用日本人为顾问，实质上使朝鲜各部为日本奴役。而亲日内阁内部的倾轧也愈发激烈。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联合内阁内部的矛盾从朴泳孝一回国便出现了，金弘集和朴泳孝一直就不是一个派别的，此后两人的对立日甚一日。金弘集一派包括金允  金弘集和朴泳孝植、鱼允中、俞吉濬等人，朴泳孝一派包括和他一起归国的法部大臣徐光范，以及李周会等人。朴泳孝在日本公使井上馨的指使下，不断就人事问题与金弘集一派争斗，并不断攻击金弘集，其中在对李埈镕的处理问题上达到白热化。当年4月，大院君之孙李埈镕由于暗杀金鹤羽的嫌疑被捕。朴泳孝、徐光范要求将李埈镕处以死刑，而金弘集则要求宽大处理。这年5月4日，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在俄、德、法的压力下被迫将《马关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朝。这使日本在朝鲜的威信大大降低，完全依靠日本人上台的朴泳孝立场更加困难。最后对李埈镕作出宽大处理，将他流放到乔桐岛，而他的同谋金国善、朴准阳等人则被处死。朴泳孝在李埈镕事件后加紧对金弘集的攻势，终于在5月21日迫使金弘集下台，由内部大臣朴泳孝署理内阁总理大臣，后朴定阳出任总理大臣，并在6月11日成立了朴定阳与朴泳孝的联合内阁。
事实上，当时失势已久的闵妃一直蛰伏待机，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三国干涉还辽发生以后，闵妃倒向俄国，并联合朝中朴定阳、李范晋、李完用、李允用等人，重新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企图藉由俄国等西方势力击退日本。而朴定阳出任总理大臣，正是出自闵妃的提议。朴泳孝对闵妃非常不满，日夜与其党羽申正熙、李奎完等人和一些日本人商议杀死闵妃，夺取政权，而紧接着又发生日本浪人佐佐木出雄将朴泳孝的“叛逆阴谋”泄露、并被闵妃集团大臣沈相薰得知并报告给闵妃的事件，闵妃便于7月6日联合俄国公使韦伯发动宫廷政变，将内阁中的亲日分子全部驱逐，成立了以朴定阳等“贞洞派”为首的亲俄内阁，同时高宗下旨逮捕朴泳孝。[7]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到8月24日，金弘集担任总理大臣，但实际上阁员都是闵妃亲信的“贞洞派”分子，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有所下降，第二次甲午改革也告一段落。
第三次改革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这次改革是在日俄激烈争夺朝鲜半岛的复杂背景下展开的。自从朴泳孝逃亡日本、闵妃解散亲日内阁以后，日本不得不对朝鲜实施非常措施，以保住这块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获得的肥肉。当时，井上馨公使就已经在对日本外相陆奥的电报承认自己的朝鲜政策的失败，请求政府“赐暇”回国。井上馨在闵妃夺权后对闵妃采取怀柔政策，他先同意删除《洪范十四条》中关于严禁后妃干政的条款，又准备将贷给朝鲜的三百万元分一部分给闵妃。谁知闵妃将井上的笼络视为日本的软弱，她不但拒绝了贿款，还准备将咸镜道某港口租借给俄国。随着俄罗斯帝国在朝鲜的影响与日俱增，在日本右翼势力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政策，准备剪除朝鲜亲俄派领袖——闵妃。9月1日，日本右翼军人三浦梧楼就任驻朝公使，他一上任就积极谋划暗杀闵妃的行动。终于，闵妃废除了朴泳孝所设立了训练队，易以西式训练的侍卫队，由自己的亲信洪启薰掌管。三浦梧楼收买了训练队联队长、亲日分子禹范善，并将大院君拉入刺杀闵妃的行动中，终于在1895年10月8日发动“乙未事变”，在景福宫中暗杀了闵妃，强迫高宗将她废为庶人，同时肃清了亲俄势力，由金弘集重新组建包括俞吉濬、赵羲渊、鱼允中等亲日派的新内阁，并开始了第三次甲午改革。
第三次甲午改革没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内容，主要侧重于社会改革，这完全是在日本人的策划下进行的。其内容主要包括小学令、种痘令、开设邮局等，金弘集还将自己的家腾出来，让池锡永等人在他家为朝鲜人民种牛痘。但由于后来乙未事变的曝光，日本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压力，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也达到顶峰，朝鲜的亲日政权也自然不能长久维持。金弘集内阁在日本的指示下，开始实行一些收买人心的措施，恢复了闵妃的王后之位，审判并处死了一些和日本合作杀害闵妃的朝鲜人[8]（但参与乙未事变的日本人被带回日本审判并无罪释放），并准备为高宗上“皇帝”尊号。但金弘集内阁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统治阶级内部也危机丛生，1895年11月28日发生的“春生门事件”说明金弘集内阁实际上已是摇摇欲坠。而接下来公布的“断发令”更是为金弘集内阁和他们自己的改革掘好了坟墓。
1895年12月，金弘集内阁宣布建立年号“建阳”，并使用公历（太阳历），即改“开国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建阳元年一月一日”。紧接着，他们发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男子剃去发髻，改为西式平头。高宗率先断发，内部大臣俞吉濬出动大批巡检、军警或把守道路、渡口，或手持剃刀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强制断发，激起人民的反感和愤怒，以致“终日风霾，哭声满城”。[9]断发令颁布后，朝鲜人郁积已久的反日反政府情绪终于如火山爆发一般，引发了社会的大骚动，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的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爆发并蔓延，全国局势一发不可收拾。金弘集亲日内阁的末日也来临了。
1896年2月10日夜，在俄国公使韦伯和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的精密部署之下，不堪忍受日本人和亲日内阁压迫的朝鲜傀儡君主高宗李熙率王族终于逃离了景福宫，来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次日晨，高宗宣布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亲日内阁至此倒台。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巡检携高宗谕旨，前往景福宫捉拿亲日内阁大臣，最终，金弘集、郑秉夏被民众杀死并暴尸，他们的尸体最后被无数汉城市民践踏、劈砍、生食，很快成了一堆碎骨。[10]鱼允中在流亡回乡途中被群众所杀，俞吉濬、禹范善等30多名亲日分子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甲午更张终于以失败告终。
评价
甲午更张和开化派领导的前一次改革——甲申政变一样，也是朝鲜近代史上的一次颇具争论的历史事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史学界在1960年代以前对甲午更张一般持否定态度，称之为“在清日战争过程中主要因日本人强制而进行的所谓‘甲午改革’”。但又认为其改革案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朝鲜下层人民的强烈要求”，“客观上符合当时朝鲜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人民所向往”，“具有部分值得肯定的意义”，“不过本质上，归根结底是日本侵略者为便于侵略而搞的计策”。[11]到1960年代以后至今，朝鲜史学界对甲午更张的评价趋向肯定，朝鲜著名历史学家金锡亨、全锡淡所著的《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认为“1894年改革，是朝鲜社会发展合乎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进步的施策”，同时认为改革的承担者（指金弘集等人）是“作为朝鲜人民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朝鲜人民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以及日本侵略者和朝鲜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的调节者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不能排除日本侵略者的干涉”、“不能给反动势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总体上来说，甲午更张被他们划定为朝鲜“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事件。[12]
韩国史学界则一直对甲午更张持比较客观的评价，变化相对较小。韩国历史学家白钟基认为虽然甲午更张的内容“是日军占领下被强制执行的产物，但不少方面是我国社会发展应实施的条项”。然而，“即使说这类的改革是符合国民利益的进步政策的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就其实际效果而言，也实在过于勉强”，“因为我国国民并不把它看成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福利制定的，而是具有破坏作用的侵略性产物”。[13]姜万吉教授在其著作《韩国近代史》中这样评价道：“甲午改革，从远的方面来看，反映了实学论者的改革论和‘民乱’农民的要求；从近的方面来看，则是把甲申政变的势力、甲午农民军等不断要求对旧的朝鲜王朝统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作为基础所进行的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怀着侵略目的的日本力量起了作用，使它没有能够成为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改革。……它在制度改革方面帮助日本侵略的性质更为突出。”[14]
综上所述，甲午更张是在日本的压力和要挟之下进行的改革，它的主导者是朝鲜的亲日派，幕后则是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井上馨、三浦梧楼、小村寿太郎），因此其中的许多措施有利于强化日本队朝鲜的内政干涉和经济侵略，进而加速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进程；许多措施虽然表面上代表近代化的先进趋势，但由于朝鲜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朝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些措施必然被朝鲜人民普遍抵制，并没有真正实行，而是一纸空文，执行力度最强的“断发令”竟直接导致亲日内阁的垮台；就改革内容来说，虽然有君主立宪制的倾向和类似“殖产兴业”的经济政策，但根本没有触及到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注定了这是一次不彻底和失败的资产阶级改革。但是从总体来说，甲午更张初步在朝鲜建立了近代国家体制和军事制度，首次在朝鲜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引入西方近代文明；这次改革的不少政策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与甲申政变的政纲和甲午农民战争中东学军的改革要求是一致的，因而推动了朝鲜社会的进步；同时，甲午更张确实使朝鲜社会焕然一新，促进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甲午更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接下来的“光武改革”被认为是甲午更张的延续，进一步发展了朝鲜的资本主义。另外部分开化派在甲午更张失败后所掀起的“独立协会”运动，更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直接推动了朝鲜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