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若飞
简介
  王若飞王若飞（1896年10月——1946年4月08日）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说：“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的唾弃，那活着还有意思？”
王若飞生于1896年10月，贵州安顺人。
1903年迁居贵阳。
1905年，王若飞随舅父黄齐声入贵阳达德学校学习（现为贵阳达德书院旧址，位于贵阳市商业中心大十字南侧）。
1915年在舅父黄齐声的带领下，参加“反袁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在黄齐声的带领下留学日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月七日成为中国的国耻纪念日，看着日本人举行庆典，王若飞等义愤不已，愤然离日回国。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
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名字由来
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原名王运生，自幼崇拜民族英雄，当他从《木兰辞》中读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名句时，十分向往那种奋战缰场、马革裹尸的战斗生涯，遂改名若飞，表达了他不畏艰难，奋通直前的豪气与救国救民的迫切心情。[1]
人物生平
  王若飞王若飞，1896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运动。
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6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
1923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3月回国，先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
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革命。
1931年11月21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6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37年5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8月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1938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1940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若飞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
1944年5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11月起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工作。
1946年1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因天气原因，能见度很低，飞机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所谓坠机“真相”“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
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其“真相”揭秘本文作者：秦铁（秦邦宪之子）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 
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治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飞庙里的秦桧夫妇一样。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找写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应该说，“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2005年的时候，我专门重访了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找到了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老人家向我回忆：那天天气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紧贴着树梢飞了过去，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飞机斜躺在一块凸出的巨石前约20多米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被烧光。飞机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飞机的碎片，还有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当天晚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此事，因为分不清敌我，大家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尸体掩埋掉。会议开到一半，有干部匆匆赶到，告诉大家有一架载有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正在寻找。黑茶山的民兵们得知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庆幸没有掩埋掉那些遗体，否则就出大问题了。 
原来，4月9日凌晨，美军观察组来电话：C-47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做了汇报。中共方面给所有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们协助查找飞机。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个民兵们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被烧得一塌糊涂，但是依稀能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除此之外，还捡到了两枚印章，一枚写着“秦邦宪”，另一枚是“黄齐生”。 
贵州籍的黄齐生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就随王若飞去了重庆，没想到一起遇难；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临行前还问我父亲：“需要我也同去吗？”父亲想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这句话，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了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当天延安气候恶劣，飞机准备返回西安。由于能见度差，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比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误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山爆炸坠毁。 
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7个人。可据老人回忆，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3具。晋绥分区陆续来人辨认遗体，当时也没有先进技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辨认。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确定为博古；还有一个脸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确定为年龄最大的黄齐生；剩下的一个是叶挺。 
老乡们回忆，黑茶山地势很陡峭，他们费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为怕白天温度太高，他们就在晚上搬运灵柩，有时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并行，一个人背着棺材爬着前进。 
灵柩运到岚县机场后，当时美国方面要求先运送那4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但被中共方面拒绝；后来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了两架飞机，一架运送中共方面的遇难者，另一架运美国人；第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延安机场，第二架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到重庆。
荣誉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王若飞，1896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运动。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3月回国，先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11月21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6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937年5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8月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1938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1944年5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11月起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工作。1946年1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4月8日，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被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控制方向的设备做了破坏，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
大历年事
1896年10月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9岁时随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舅父到贵阳读书，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从1918年春天起，王若飞先后赴日本、法国和苏联留学。
1922年6月，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4月，王若飞和赵世炎等旅欧党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他们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并联系实际，经常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 
1925年3月王若飞回国。不久他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在中原地区大力发展党团组织，积极开展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为推动中原地区的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 
1926年5月，王若飞赴上海任中共中央首任秘书长，参与处理了党内大量的日常工作，并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起义。党的五大后，王若飞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和宣传部长。党的八七会议后，王若飞根据革命的紧迫形势，克服重重困难，多次在江苏各地组织农民暴动。1928年6月，王若飞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留在苏联，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7月回国后，王若飞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组织领导西北地区的农民解放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这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包头被捕。在狱中，王若飞大义凛然，在敌人的法庭上据理力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大谈马克思主义。敌人曾将他押赴刑场，玩弄假枪毙的伎俩恫吓他，他仍不屈服。他还在狱中写下了2万多字的长信，劝国民党绥远主席傅作义站在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的立场上，坚定地动员民众和军队抗战。 
1937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营救下，王若飞结束了5年零7个月的牢狱生活。1937年9月到达延安之后，他风尘仆仆，竭尽全力地投入工作。1938年秋，他担任中共华北华中工委秘书长，并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44年4月他赴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主持南方局的日常工作。1945年8月，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飞机行至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险失事，王若飞与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机遇难，时年50岁。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是王若飞当年临别重庆时向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名言成了他对人民、对党的最后遗言。在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队伍里，王若飞是全党当之无愧的楷模！
名言
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的唾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