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观澜
人物简介
  王观澜王观澜（1906－1982），原名金水，字克洪，临海市城关镇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杭武、汀涟县委书记，闽粤赣军区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军团地方工作部科长、中央工作团主任。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农委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副书记，统战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农业部顾问组组长。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生平
王观澜1906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农活，9岁才读私塾（北山小学）启蒙，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在那时改名观澜。他利用夜晚与假期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半工半读。1925年六师学生会成立，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学生党支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秘密活动。
  机关报《红旗》这一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初，转入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大学里，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分子”。后继入列宁学院、苏联红军总医院学习。1930年底奉党组织召唤，秘密回国。1931年1月，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并任兼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他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坚持面向工农大众办报的正确方向，创造性地发挥新闻事业党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职能，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开展批评和斗争，为开创苏区新闻事业的新局面、丰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和苏区精神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后任组织部部长，(上)杭武(平)县委书记、汀州市委书记（军区一级党总支书记）。
同年11月，负责筹备并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193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叶坪乡开展查田试点。不久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任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越雪山，过草地，历经饥饿、病患，坚持带队前进，到达陕北。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1938年，王明、康生诬称观澜是“托派”，毛泽东进行干预，认为王观澜经过他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肠胃病与严重神经衰弱症住院医疗。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他亲至江、浙农村调查，如实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将其报告批转全国，并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跃进”年代，王观澜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上书中央指出“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受毛泽东称道。
“文化大革命”初，王观澜遭残酷迫害。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仍积极至农村调查研究。1979年下半年，王观澜至陕北革命老根据地12个县调查。1980年春末夏初，他还到上海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会调查。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相关事件
主编特委机关报  《红色中华》王观澜从进入苏区到主持《红色中华》工作，亲历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新闻工作开创阶段的全过程，是苏区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直接领导者之一。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的王观澜担任组长，和王维之、许宏亮三人组成一组从上海市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三人经香港到闽粤赣苏区，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他到中央苏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事新闻工作。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红旗报》的驻地虎岗乡，是闽西苏区政治、军事中心。虎岗是其中一个较大的村落，约有300多户农家。王观澜除了负责编辑《红旗报》外，还经常到虎岗的村庄里了解情况。当他发现一些乡村政权仍把持在地主豪绅手中，农民敢怒不敢言时，便向特委做了汇报。特委经研究决定，帮助农民，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王观澜和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虎岗村，继续发动贫苦农民，让他们切实分得土地和财产，掌握政权，同时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曾对闽西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
正是由于王观澜能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疾苦和实际需求，因此他总能反映农民的心声，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他也因此益发对农民问题感兴趣，给予了不同于常人的关注，写下更多的报道。王观澜的这些报道，受到了同样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看后给予了赞扬。红中社第一负责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的叶坪乡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任命王观澜负责主编苏维埃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成立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应运而生。会后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为办好报纸不辞辛劳，《红色中华》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时的发行三四千份，很快就增加到了一万多份。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宁都暴动”后，毛泽东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
当时在临时中央宣传部给张闻天部长当助手的杨尚昆也是《红色中华》的撰稿人之一，当苏维埃政府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后，《红色中华》决定就如何既保障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发表一篇社论，杨尚昆为此走访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色中华》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它刊布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
为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红色中华》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同时注意及时报道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为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红色中华》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后，《红色中华》在第一时间加以刊登，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还用5期的不少篇幅连载了瞿秋白用“维嘉”笔名写的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的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的坚定结论。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红色中华》这张苏区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4开小型铅印报纸，以通俗生动见长。主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工作期间，王观澜始终以面向工农大众为办报的方向，坚持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他的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除了报纸和播发新闻，还编辑其它宣传材料。他设立了多种栏目，诸如《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同时还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一般出4到6版。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
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斗争环境中，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时，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发行量最多时达到4万多份，在当时中央苏区8万平方公里60多个县的区域内，每百人就拥有一份《红色中华》，其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内不可替代的主流媒体。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编辑部的小窗，常常彻夜透着小油灯的亮光。
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查田运动”1933年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后来，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同时还让他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叶坪乡，进行“查田”的试点工作。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出乎意料的是，连去了四次，乡政府的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碰上乡苏维埃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到时没有一个人来。这些情况，引起了王观澜的沉思。他想，为何这里的农民群众如此情绪低落呢？他去问乡苏维埃主席，得到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于是，王观澜又直接访问了村里的贫雇农，他们反映，“土地分配不公平，农民的粮食不够吃，过去收租放债、不干活的人，如今又钻进了农会，摇身变成了“贫苦农工”，而真正的贫农，分到的田地少而差，逃亡的地主却还保留了田地。所以农民的情绪低落，没有生产积极性。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他支持王观澜继续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并鼓励他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下，王观澜干脆把铺盖搬到了村子里，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并在村里组织了3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
一天晚上，王观澜告诉毛泽东贫农团要开会的消息，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们两人提着马灯，沿着田埂小路，边走边说，来到了会场外，听到农民们正在热烈争论“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问题。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查田运动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在王明“左倾”路线当道的时期，毛泽东也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在中央的处境很困难，但他依然支持王观澜的农村调查，并和他患难与共，经常相互切磋，相互鼓励。
王观澜在组织贫农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查田委员会”，动员农民通过查田，评议不同阶级，再由上一级组织综合群众提供的材料，审批成份的划定。“查田运动”给叶坪乡的面貌带来了变化，农民兴修水利、大搞生产的积极性高涨。乡里的扩大红军、征集粮食、做军鞋的工作也开展得很有起色。
叶坪乡查田试点的成果，在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广泛欢迎。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去指导，帮助开展“查田运动”。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时间，认真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一份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毛泽东看了很高兴，他以原稿为基础，进一步加工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1933年10月10日，这份文件由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机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正式通过并公布执行，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一个重要政策依据。这个文件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由于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政治逆境中患难与共、密切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经常向人介绍，《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他“和王观澜同志合作写成的”。参加长征1934年10月，王观澜在顺利完成了党交付的为红军筹集粮食的重任后，跟随红一方面军踏上了长征路。1935年6月，王观澜随先头部队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翻越了两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这时，部队要穿过千里茫茫的大草地，筹集足够的粮食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王观澜奉命筹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四处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边，严重影响走路。
一次他带队外出筹粮，自己的口粮却断绝了。他只得把一匹病马杀掉，煮食充饥。不料却感染上了痢疾，一昼夜拉了57次，人也虚脱了。但为了完成任务，他带病翻山越岭，日行百余里，三天后到达了目的地。他没有吃药，只是稍加休息，拉痢疾就自行停止了。可此后，他却患上了致命的肠胃病，身体虚弱无力。幸好途中巧遇了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
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来，王观澜提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我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感觉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深入陕北农村调查红军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即设立了西北办事处，王观澜担任土地部部长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上任后，把机关工作稍作安排，就带着有关人员深入到安定县的两个乡，了解经过土地革命后的农村实情，以及贫雇农的生活状况。王观澜仍像在闽赣苏区一样，走家串户，访问座谈，了解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在调查中他了解到，有的乡村受“左”的影响，把地主“扫地出门”，富农只分给坏的土地，还有的地方，把富裕中农错化为富农，扩大了打击面。他向农村干部们指出，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以生活出路，要让他们自食其力，得到改造。对错划问题要合理纠正。同时在农村中广泛宣传和贯彻中央关于《怎样分析阶级》文件的政策精神。
不久后，王观澜又参与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的制定和公布，有效纠正了农村土地革命中一些“左倾”行为。1936年2月，王观澜又进一步写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发表在中共西北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上。但随后农村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有的地方把豪绅地主轻化为富农，富农改为中农，有的地主恶霸还造谣说：“过去一切都搞错了”，企图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反攻倒算。
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为《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社论强调说：“正确决定各个不同阶级的成份，与正确处理各个不同阶级成份的土地财产，是苏维埃的重要工作。” 社论还论述了正确区分土地斗争中“左”与“右”的界限，及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以引导农村土地斗争走向正确的方向。
1936年6月，王观澜随同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兼任土地部和中央工作团两方面的工作，他仍经常抽时间到农村去做调查。当时保安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区乡政府没有空余的窑洞和被褥，他常和大家挤在土炕上和衣而卧，没有菜吃，就在饭上洒点盐。有一次，他到了李村，发现有一个叫李成奎的贫农，妻子病重没钱医治，自己地里的庄稼也顾不上种，他立即找来乡干部商量，发动互助社帮忙，突击三天，帮李成奎把庄稼种上了。
这期间，王观澜对抗日统一战线形势下的农村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调查和研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土地政策的新规定，首先是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而一切抗日军人及一切献身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均不在没收之列。”同时还指出：“党的新土地政策，不但给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群众解除了封建剥削，而且同时推动了农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壮大了民族力量。”文件下达时，王观澜还为红军大学学院和机关干部作了有关宣讲报告，并在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发表了《关于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答复》文章，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
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的新时期土地政策的同时，王观澜还为发展陕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不仅随时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否被调动起来，还对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子、肥料以及劳动力等，花费了许多心血，认真研究解决。统一战线工作  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1937年末的一天，那时王观澜和徐明清刚刚结婚不久，毛泽东把王观澜找去，要他带上一封写给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与何绍南谈判，以解决战争中的土地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立即前往绥德。一到绥德他就提出，“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绥德民众的拥护。接着，他在谈判中迫使何绍南接受了中共的提议，成立了绥德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也维护了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观澜从绥德返回延安后不久，就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不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被免除了中共长江局书记，从武汉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这时，在如何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和“统战区”的区别引发的。
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是指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我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
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记得，有一次，王观澜回到家中，面有怒色。突然，他问妻子，“明清，你说‘边区’和‘统战区’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要么怎不叫一个名称呢。” 徐明清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时丈夫才说出了原委。“今天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时，王明居然武断地宣布‘边区’和‘统战区’没有区别，他还重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老调，我和他大吵了一通。”
“你们俩在苏联时就吵，现在到了延安还是吵，莫非你们是冤家对头？” 徐明清插了一句。“王明这人自高自大，在苏联时就目空一切，容不得别人的观点。现在又旧病复发，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投降主义的口号，如不加以反对，就会危害到全党，危害到整个解放区。”
后来，王观澜在起草《关于陕甘宁边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的提纲时，就明确主张，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一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上，王观澜为此作了三个小时的工作报告，王明也听了报告。不久，王观澜到毛泽东那里，正好王明也在场，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报告怎么样？王明只好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呢。”
王明对王观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公然和他唱反调，心里很不舒服。他伙同当时担任社会调查部部长的康生，想找王观澜的岔子整他。他们调来档案，没找到什么借口，便再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云云，向中央提出审查王观澜。王观澜怒不可遏，当面找王明、康生对质。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直截了当地对王明、康生说，“王观澜经过了我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毛泽东的评语，让王明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得王明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了。
这时，国民党在陇东、庆阳地区继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准备纠合保安队，进攻八路军驻防部队。王观澜以陕甘宁边区少将参议身份赶赴庆阳，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迫使国民党代表签订协议，撤退围攻我八路军驻防部队的军事力量，释放我方被抓人员，稳定了八路军抗日后方。1938年10月，王观澜从庆阳赶回安塞，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筹备会议，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
人物轶事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
就在在安塞参加党代会期间，工作的过度疲劳，让王观澜再一次病倒了。到陕北后这两年，王观澜因长征途中患肠胃病埋下了病根，身体一直很虚弱，再加工作繁忙，过度操劳，经常犯病。徐明清多次劝他住院好好治疗一下，可王观澜总说“一点小病用不着如此麻烦”，不顾病情不断加重，仍坚持工作。徐明清见状焦急万分，担心他虚弱的身体会彻底被拖垮，无奈中只好向毛泽东求援，请他出面帮助劝说王观澜。
毛泽东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呀？”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后劝道：“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夫妇深受感动。
继而王观澜患重感冒休克，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徐明清也听从组织安排，放下本职工作，全力照顾王观澜。毛泽东对老战友的病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傅连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涉过一条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长期严重的失眠，让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难以睡好觉，他面容憔悴，头疼难忍，痛苦无耐地躺在床上。毛泽东走到他的床边，坐在一张窄条硬木板凳上，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他还嘱咐医院领导要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放宽心。那次探望后，毛泽东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书到医院送去一封信。徐明清打开信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用毛笔为王观澜写的一幅题词，题词写道：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12月16日(1941年)
这幅题词，不仅对王观澜与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给予了很大精神力量，后来还广为流传，成为许多革命同志对待疾病，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座右铭。经过三年多的治疗修养，王观澜的病情渐有好转。1945年初春，毛泽东闻讯后赶来看望。他发现王观澜能下床走动了，极为高兴，热情鼓励王观澜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王观澜很受鼓舞，一心盼望能把身体养好，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参加“七大”。他天天坚持锻炼，从室内到室外，从平地到爬山，体力大有恢复。之后，他又开始拼命地看文件，读书学习，一心想弥补失去的时间。但由于体力、精力的消耗一下超过了负荷，就在“七大”召开前夕，王观澜的病症又一次复发，且比以前更为严重。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了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来，一连吐了二十多天，坐都坐不起来。肠黏膜脱落造成了肠堵塞，使他近两个月不能进食，输液输血也很困难，只能靠滴肛维持生命。后来又引发了严重营养障碍，双目失明，周身神经发炎，疼痛不堪，彻夜呻吟。这时他身体的许多机能丧失，除了心脏尚在微弱跳动，生命危在旦夕。
一位苏联派驻边区医院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苏联医生的话让徐明清万般伤心，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此时，为了应对国民党全面内战的部署，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他还是很快亲笔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4月14日(1946年)
毛泽东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死亡边缘，他依然没有惊慌和急躁，始终保持了镇静和乐观。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资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身体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等专家共同会诊，用中药和针灸配合治疗，使他渐能进食少量流质食物，又给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渐复明。
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医务人员尽心努力下，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微弱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复生，并一天天好起来。到1946年秋高气爽之时，王观澜已经能练习走路，练习爬山了。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他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
1947年春，国民党调动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安排王观澜夫妇先行一步，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一带的安全地区继续疗养治病。
组织上考虑到王观澜的身体虚弱，特别安排了担架，请4位青年农民轮换抬王观澜转移，每到一个村，再由村长安排人抬下一程担架。同时还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准备了一匹马，让她带着两个孩子和行李，先行安排食宿。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艰苦接力，王观澜全家终于平安转移到了山西的临县和兴县的张家湾。
那时，康生正在临县一带搞土改试点，王观澜一向关心农村工作，身体刚有些好转，就找来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左”得出奇，不仅对地主、富农搞肉体消灭，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一个地主的老婆，多次被斗争后，无奈跳黄河死了；晋绥分区参议会副会长、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们还强迫开明绅士的儿子牛荫冠(后为中共部级干部)，拉着地主成份的父亲游街……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造成恶劣影响。
王观澜听后感到气愤，立即把驻村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还要仔细学习《怎样分析阶级》，掌握好党的政策呀。”
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渡过了黄河，来到山西兴县，住在中央晋绥分局所在的蔡家崖。病弱的王观澜闻讯后，心情振奋。随即让徐明清借来一匹枣红马，骑着赶往蔡家崖，代他向毛泽东反映上述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窑洞里踱了几圈后，很生气地对徐明清说：“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之曰锻炼锻炼，实则是去害人！”
谈完工作，毛泽东转而又关切地询问了王观澜的病情。当听说他的病有好转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等病好后，才能让他工作，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徐明清感激地说：“主席，观澜说是你和战友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他只有为党多做事情，才能报答恩情。”毛泽东笑着说：“观澜同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战胜疾病归根到底还得靠内因嘛！”
据徐明清回忆：那天，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特意留她吃饭。正好周恩来也来了，留下来共进午餐。饭间，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王观澜的爱人徐明清。”接着，又说：“《怎样分析阶级》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观澜同志合作写的。”可见，毛泽东对当年在中央苏区和王观澜合作写《怎样分析阶级》之事，印象极深，看得很重，一直念念不忘。
饭后，毛泽东又提笔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去苏联治疗，并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苏联)交涉前往……”
徐明清的蔡家崖之行，让毛泽东了解了农村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实情。后来，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全体干部会议上，批评了土改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不久，《晋绥日报》还发表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王观澜夫妇感到非常欣慰。
1948年秋，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经河北时，得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都住在西柏坡，就和徐明清一道去看望毛泽东。当时王观澜的身体仍很虚弱，是坐着担架去的。徐明清记得，他们和毛泽东见面，是在他住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毛泽东和他们紧紧握手，然后亲切交谈起来。当谈到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征询王观澜的意见说：“划定富农，把其剥削率从15%提升到25%，你看怎么样？”王观澜说：“太好了，这样可以扩大我们在农村的团结面。”
毛泽东一向很尊重王观澜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他曾经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地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
“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春天，王观澜夫妇辗转到了沈阳，就要启程出国了。当时，王明正在莫斯科，在苏联仍有影响。王观澜考虑到19年前他在莫斯科时，曾因“托派嫌疑”问题和王明产生过矛盾，这次王明有可能再找麻烦，故而请求党中央对他的历史再作一文字结论，以防万一。
4月6日，毛泽东指示党中央发去回电，电文说：王观澜同志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曾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同志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为党、政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观澜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接到中央回电，王观澜夫妇感到十分欣慰和喜悦，也完全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个月后，他们即与陪同人员一道，顺利到达了莫斯科。苏联医生通过检查，发现王观澜的病情严重，立即把他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治病期间，只要身体稍好，王观澜便翻阅报刊，从中了解国际和中国的形势。当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他兴奋地说，“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就像毛泽东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建设，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上去。”
他更有感慨地说：“现在的苏联，变化太大了！和我19年前来学习时大不一样了。苏联的不少建设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接着，他便打算亲自到苏联的一些工厂和农庄考察学习，吸收人家的建设经验。徐明清非常理解丈夫的心情，但她也担心外出考察的劳累，会让体质虚弱的王观澜旧病复发。后经医生批准，王观澜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除了参观工厂，王观澜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他要徐明清陪他到莫斯科郊外的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去考察。徐明清却顾虑去农庄路途遥远，怕他的身体经不起颠簸，劝他先不要去。但王观澜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常密集，但耕作手段十分落后，基本上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如果农业不能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命脉就难以维系。过去，解放区也办了不少农场，但由于缺乏经验，一般都采取了供给制方式，给投资、给机械、给人员和物资，甚至还讲排场，但很少引入经济核算的观念，再加经营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总结。
王观澜还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现在有机会来亲自考察苏联的农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我怎能轻易放过呢。
徐明清深知丈夫的脾气，拦也是拦不住的，于是就陪同他一道去了。在农庄考察时，王观澜看得很仔细，并有意识地和农场的管理人员、工人交谈探讨。但王观澜对苏联农庄的一套经营方法，并不主张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王观澜认为：“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1日那天，王观澜夫妇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用湖南方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心情异常激动，渴望能马上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就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后，早在苏联待不住的王观澜夫妇，经党中央同意，迅速启程，回到了祖国。
高级干部和上访农民谈心
回国后，王观澜先被安排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后来，中央安排他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会同年迈的民主人士、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开展工作。他热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后来又参与起草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
由于在苏联治疗时，并未除掉病根，工作的繁重和过度劳累，让王观澜的旧病又复发了。这次，中央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为他动大手术，彻底根治。当时，周总理每天都要看医院送去的病情报告。手术后，有一次，医院把体温数字写错了，总理发现不明情况，马上打电话询问。总理的如此细致关心，让王观澜和家人非常感动。后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王观澜曾动情地说：“我的身体之所以还能起来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少奇、恩来、陈云、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关心帮助，感谢中央保健局长傅连 和他直接领导的医务界的积极负责的设法治疗，使我最后一次动了大手术，彻底根治了疾病。”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棺材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54年秋天，王观澜完全康复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积极支持邓子恢副总理稳妥地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但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三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了客观规律，脱离农村实际，使得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群众一拨接一拨。
王观澜身为党的农业部门高级领导，对于农村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极为关注。他不摆什么官架子，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亲自来到上访的农民当中，了解他们的真实困难和意愿。上访的群众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式的干部谈心。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高官。
带着农民遇到的实际难题，1956年4月，王观澜亲自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为428斤，比前年的452斤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随即批转全国各地。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王观澜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一封鲜为人知的信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特别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一时。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什么“小麦亩产达到7300多斤”，“水稻亩产达到3.6万斤”等等，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这些消息，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祸国殃民，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跃进”的新闻讲给爸爸听。没想到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反问了她一句，“这些新闻可信吗？”女儿海燕这下被弄糊涂了。她疑惑地悄悄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点“右”。徐明清告诉女儿，爸爸从来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就在这年秋天，王观澜家种的花生丰收了。为了以实际教育孩子，他让儿子女儿把花生都挖出来，称一称，然后算算亩产多少斤。算完后，王观澜问海燕，“你看，如果一亩地真能产上万斤，不是要在地上铺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吗？”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不能用良好的主观愿望去代替实际的科学知识。你们今后切忌不要浮夸，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冷静，老老实实地做人。”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王观澜说，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来往并不多。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曾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让王观澜的内心难以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但又感到不是合适的场合，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里，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于是他和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并执笔，他俩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王观澜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
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了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信写好后，他郑重地把三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王观澜说，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来信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知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夫妇这才放了些心。特别是王观澜，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徐明清记得，大概是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的前夕，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毛泽东打电话来，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王观澜回来说，主席那天站在门口迎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王观澜夫妇目睹了毛泽东胸襟坦荡，重视老战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对未来愈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96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新成立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王观澜被任命为农林办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由于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工作，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和农民，王观澜逐渐在农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和有效工作方法。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流传一种说法，在领导人当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最后心系的事业
第二年春天，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王观澜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这时，王观澜仍没有忘记在“文革”中被迁去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农大师生。他不仅前去看望那里的农大师生，还通过写信和向上打报告，极力促成农大的尽快回迁。
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8000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的任务很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他还说“‘文革’中，都不愿要大学。不要把大学当包袱，要让大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学，一定要与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当时那样的历史环境下，王观澜连自己的党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还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却因所谓江青问题遭捕入狱。王观澜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坚持工作。他多方设法反映农业大学在河北涿县办学的困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得以迁回北京原校址办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观澜退居二线，担任农业部的顾问组组长。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到陕北老根据地，沪、浙、闽、赣、苏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国等县农村调查。每次外出前他都要草拟调研大纲，回来后，认真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反映农村实情和问题，还为中央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村献计献策的作用。
作为一名数十年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退下来，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民运动的资料，以为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这项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工程还在继续，王观澜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虽然，王观澜最后心系的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事业未竟，但他的英名，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在了现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中[1]。
历史评价
国内最早的“三农”问题专家
综观王观澜一生，自幼出身于贫苦农家，从青年时代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农村和农民当中搞调查研究，和毛泽东合作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撰写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等多篇文章，为创建和实施中共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做出了很大贡献。建国后，王观澜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农业领导岗位上工作，后又任国家权威农业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农业大学的领导职位。数十年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为己任，深入调查研究，讲求实事求是，从不跟风看人，一心只为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致富的理论和光明出路。他在农业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使他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新华通讯社”第一任负责人
临海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观澜是新华通讯社前身红中社的第一任负责人，是《红色中华》的第一任总编辑。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的缩写，1937年1月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红中社”是中共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构，是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单位。内设编辑部、材料部和发行科，并组建了列宁室，后建立了《红色中华》编审委员会。“红中社”最初的两项任务就是充当“喉舌”和“耳目”，一是对外播发宣传中共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期间，《参考消息》先后以《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名义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它与苏维埃政权同时诞生，最直接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进程。《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红色中华》还能直接聆听党和政府领导人领导和指挥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和想法，有许多的文章还是领导人的亲自写的。这就能直接反映他们对工农大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也是《红色中华》能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的本质特点，直接传达苏维埃政府对苏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视和关心。
1931年11月7日，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而王观澜在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就任“红中社”负责人，是新华通讯社名副其实的第一任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