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青绘画书法史
早期绘画
郑燮 《竹石图》 竹子作为独立的画种出现很早。唐、五代纯以浓墨画竹，至北宋文同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苏轼及后朝的赵孟頫、王绂等皆以此为宗，以写实为主：竹竿较粗，竹叶较细，结构比例准确。至清代郑燮为之一变，独创“板桥竹”，造型削繁就简。竹竿细挺有韧性，而叶肥如柳、桃叶，具不似之似妙，而且竹子虚心自强、劲直向上的品性，被赋予坚贞高洁的寓意。 《竹石图》修竹数枝，秀石几块，形简而意足，是板桥六十二岁的作品，‘总观全局，气势俊朗萧散，卓然不群。竹自姿致疏落，顾盼有情，石则拔地直耸，瘦硬秀拔，笔致灵动疏爽，竹浓石淡，浓淡辉映，妙趣横生。题画行款独具特色，大小、正斜、疏密、浓淡灵巧有致地排列起来，使诗书画和谐地融在一起，增强构图的形式美，并通过题跋，表露出自己的思想及创作动机。 “昔东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无竹，则留然无色矣，余作竹作石固无取于枯木也，意在画竹，则竹为主以石辅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渐老年兄属，乾隆甲戌重九日板桥郑燮画。”钤“七品官耳”、“丙辰进士”印。
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 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吴宏、叶欣、谢荪、胡□，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张风等人。
王翚《秋林图》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渐江 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4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道人)并称“二□”。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 
王原祁《华山秋色图》
中期绘画
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彩。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见清代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
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诸□、张锡宁、张□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
汪士慎《镜影水月图》
晚期绘画
任颐《苏武牧羊》 
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李鱓《芭蕉萱石图》是李鱓绘画风格成熟的作品．受徐渭、石涛影响，用笔挥洒自如，豪爽奔放，泼墨酣畅淋漓，将水与墨结合，并参以书法用笔，形成自己“水墨融成奇趣”的风格。他曾自题水墨花卉云：“八大山人长于用笔，而墨不及石涛。清湘大涤子用墨最佳，笔次之。笔与墨作合生动，妙在用水。余长于用水，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甚矣。笔墨之难也。” 
民间绘画
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
金农《佛像图》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衣纹用笔粗犷古拙，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劲道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
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
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
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 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
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恽寿平 《牡丹图》 这幅《牡丹图》，造型典雅，牡丹雍容华美，枝叶舒展婀娜；神情骨秀，色泽润藉，笔法俊逸，意境幽淡， —派明丽清新的感觉。秦祖永评价恽寿平的画“花卉斟酌古个，以北宋徐崇嗣为归，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 “比之天仙化人，不食人间烟火，列为逸品”。中国画分品第论画，以逸品为最高，可见恽氏在历代所受评价之高。 
断代画史方面
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 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
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奉□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中国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 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 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 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 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 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 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 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 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 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 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 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 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 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 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 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 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 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 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 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 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 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 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 《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 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傅山：草书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 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 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 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 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 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 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 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 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 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学 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 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 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 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 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 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 《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 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 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 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 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 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 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 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 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 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 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 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 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 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 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 依靠卖书为生，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 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 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 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 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 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 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 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 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 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 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 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 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 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 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 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 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伊秉绶：隶书
晚期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 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 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 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欧阳询的书法盛行 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 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 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 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 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 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 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 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 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 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 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 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 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 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 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 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 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 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 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 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以写行、楷 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 用笔极为凝练。
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 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 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 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 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 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 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 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 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 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 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 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 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 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 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 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 有客观原因的：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 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 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 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 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 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②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 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 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 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 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