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平和窑
简介
闽南平和境内。明晚期开始烧制。
主要生产青花及彩绘瓷，亦有部分色地贴化瓷及素胎印花瓷。[1]
福建省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欧阳希君先生近日考察了漳州平和洞口窑，收获颇丰，发现了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素三彩重要标本，为进一步研究探讨素三彩这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本报特刊登欧阳希君先生发现的重要标本图片及考察记要以飨读者。
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并帮助采集标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他们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笔者再一次感谢他们。
漳州窑是明末清初贸易瓷的主要产地，平和窑则是漳州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华南沿海明清时期一处重要的贸易陶瓷生产基地。在平和窑未发现之前，海外学者将漳州窑生产的青花瓷称为“汕头器”（SWATOW），日本则称之为“吴须”；将五彩瓷称为“吴须赤绘”，都归之为“华南窑系”或产地不明；将素三彩称为“华南三彩”，日本称为“交趾陶瓷”等。经文物考古部门的努力，部分谜底被解开。但尚有部分争议和未解之谜，需古陶瓷研究工作者及文物考古部门共同奋斗。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等已详尽阐明。
分类
这里主要介绍笔者多年采集到的一些未见著录的窑址标本、品种。
一、素三彩谈到素三彩，以往仅知它是景德镇明、清两代生产的。随着考古的深入，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的发现，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为海内外众多的各类素三彩瓷找到了归宿。
田坑窑以素三彩为主，兼烧青花瓷，也见极少的青瓷、白瓷及酱釉瓷。《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介绍较详，《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遗物と日本の伝世品特别展》一书中所见标本彩图及日本传世“交趾香合”也较全面。笔者无须多费笔墨。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田坑窑发掘出土和历次调查采集的素三彩香盒，未达到《形物香合相朴》序列表中的半数，并且出土的多为序列表中比较靠下列之物。
笔者也始终认为平和县境内确实还有烧造素三彩的窑址，花仔楼碗窑山窑发掘出土了部分素胎器，与田坑窑素三彩素烧件类同，五寨洞口陂沟窑发掘也出土了部分素胎器，其制法、形态都和田坑窑素三彩的素烧瓷类同。但因两处窑址发现的素烧器太少，只能说明这些窑口也可能兼烧素三彩品种。另外笔者在五寨粮站一居民处购得一件素烧印花盒，村民言采集于附近窑址。因此，可确定目前至少在四处窑场发现过素烧瓷品种。为此笔者曾一一核实，南胜镇花仔楼村共有2处窑址，一为花仔楼窑（发掘报告称碗窑山窑），已发掘；二为碗窑山窑（村民称呼），从花仔楼水电站上山，需步行1个多小时。两处均未采集到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碗窑山窑规模较小，品种单调，烧青瓷及青花瓷，为常见的生活用碗碟等，不见大盘等外销产品。
五寨乡陂沟窑亦未再采集到素烧器标本。《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报告所言素烧瓷中，仅一件模印鹿纹盒内施青灰釉，其余内外无釉，可能部分非素烧瓷，也许是青瓷或白瓷的生烧件，如大口罐胎色灰红，内外未见釉。笔者采集的素烧罐壶瓶类，均见内施青釉或白釉。
五寨粮站附近为考塘村，有一处窑址，村庄建在窑址上，经笔者调查，考塘窑并未见到素三彩器物。寄希望于今后的继续探寻。
近日经笔者多次走访村民，打探素三彩的情况。工夫不负有心人，终有村民庄龙金相告说：岩内海水电站附近的一个窑址发现有这种未上釉的瓷片。岩内海水电站附近的窑址即洞口窑，窑址位于寨河村城迹自然村西约2公里处。笔者从2002年起即多次考察，确也采集到数件素烧件标本。经不断的调查，发现洞口窑共有5处堆积，A处堆积位于新水电站北约250米处的小山坡上（采集到素三彩标本），B处堆积在新水电站西约500米处的窑仔（地名）山坡上（采集到素三彩标本），C处在新水电站溪对岸的溪坡上，D处在老水电站后约100米的山坡处（即陂沟窑，已建棚保护），E处在离陂沟窑西南约50米。5处窑址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因开荒种树、水电站（包括旧水电站）、山道修建等，很多窑址已被覆盖在1 2米的土下。几年间，采集到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百余件。也采集到不少模印白瓷盒，与素烧模印盒图案纹饰及器型相同。因此可确信洞口窑也是一处素三彩专业窑场，而且烧造时间要早于田坑窑，窑场规模大于田坑窑。洞口窑采集的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有盒、罐、瓶、笔架、香炉、军持、塑像、碗、盘、方碟、耳饰、莲花座、印模、不明器等。现摘录部分标本图片如下：
从总体看，洞口窑面积较大，烧造素三彩的地点有三处（包括陂沟窑），烧造品种较全面，许多田坑窑不见的品种在该窑却较多发现。烧造时间应早于田坑窑，延续时间也较长，是一处外销为主兼及内销的大窑场。许多品种都不见传世品，日本传世的多数形物香盒（包括白瓷、青瓷、青花瓷等）在该窑都见有烧造，因而再次破解了日本茶道上的一宗悬案。以上仅是个人多年调查所采集的地面或断面表层标本。目前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记载的很大一部分“形物香合”虽然还未在窑址采集到标本，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愈来愈多的新品种将被发现与证实。同时笔者确信，平和县五寨乡还有烧造素三彩的窑址未被发现，被覆盖在1 2米深的筑路土下的洞口窑还有大多数品种未被发现。期待能进一步加大科学发考古掘面积。洞口窑素三彩的发现意义重大，不仅扩大了我国素三彩瓷窑场的分布地域，而且丰富了学术界的认知思维，为我国明清素三彩的烧造工艺、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对中国陶瓷外销、陶瓷技术传播及与各国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五彩瓷平和县明清时兼烧五彩瓷的窑口很多，笔者采集到五彩瓷标本的窑口主要有：五寨的洞口窑、田中央窑、狗头窑、考塘窑、大垅窑、内窑仔窑、后巷窑等及南胜的窑仔山窑等。器型主要为盘、碗、炉、盖等。平和县的五彩瓷已有不少文章介绍。本章主要是介绍首次发现的青花五彩标本。
因平和县窑址只采集到一件青花五彩标本，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斗彩瓷。但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在广义上可称为斗彩。在明宣德以前，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的工艺虽都早已成熟，但它们都是单独存在的。
福建省虽发现不少明清古瓷窑，特别是漳州地区更多。但一直未见到斗彩瓷器，故东南亚一带收藏的很多沙足青花五彩瓷虽胎釉、纹饰等与平和窑特征相同，但无窑口标本可以佐证，目前尚不敢断定窑口。虽窑址只采集到一件青花五彩标本，却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古陶瓷学者的东南亚沙足青花五彩瓷的窑属问题。为平和古窑业写下了辉煌的一章，留下了重要的彩笔，对于漳州窑的研究，意义重大。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有一定位置。
三、色釉瓷平和县绝大多数窑址都有发现，有白瓷、青瓷、酱釉瓷、蓝釉瓷、黄釉瓷。但为数都不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
1、青瓷（包括青灰釉）
平和窑青瓷种类较丰富，是仅次于青花瓷的第二大瓷种。基本上每处窑场都有烧造，釉色青绿温润，为仿龙泉釉。器型有碗、盘、碟、杯、洗、瓶、罐、小瓶、香盒、香炉、灯盏、砚台、砚滴、笔架、塑像、烟嘴、瓷拍、鸟食罐、不明物等。择要介绍。
碗、盘有大小几类，各有多式，均为拉坯成型，胎体厚实，胎色白中泛青灰。多数光素无纹，碗的纹饰多数为刻划，盘的纹饰有刻划和印花。如碗外口沿有刻划回纹，部分外壁见弦纹和刻划花，也见浅口碗内壁底阴刻龙纹、鱼跃纹等。如碗以厚釉取胜，器身遍布开片。盘的纹饰有阴刻花鸟纹、龙纹、凤纹、鱼跃纹等，也见盘心印动物纹。
瓶有双耳盘口瓶、供瓶、小瓶等，这几种款式也见于青花等瓷种。供瓶胎体厚重（厚1.8厘米），足部上应有座脱失。小瓶高约3厘米，小敞口，束颈，鼓腹，饼足，与白釉小瓶的造型不同，用途不明。
香盒中的萎角方盒及鱼跃纹盒多见于白瓷，可能是为白瓷配釉不严格，配釉中残存一定的铁含量而白瓷成青瓷、青黄釉瓷。
香炉有大中小多种，每种又见多式，如八卦纹炉、竹节炉、双耳炉、鼎式炉等。大者口径达30厘米，小者口径不足10厘米。
砚滴中有一款龟背形砚滴较有特点，模制成型，龟背上回纹各不相同，而龟头部却为圆管状，这款砚 滴也见相同的白釉瓷。还见一龟头状物，有眼及小口，亦为砚滴的流口部位。
笔架多为山字形，有三峰及五峰。曾见田坑窑出土一件青白釉五峰笔架，笔者在窑址也见到一件五峰笔架，是青釉器。我认为福建省博物院这件被定名为“青白釉五峰笔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青白釉，发掘报告称灰白釉。笔者认为应该是青釉，为日本所言的饼花手青磁笔架，上面有白彩“五点梅花纹”，与日本收藏的饼花手青磁双龙文大皿（盘）、饼花手白磁双龙文大皿（盘）白彩装饰工艺相同。福建宋代烧造青白釉的窑口较多，至明末至清初已不生产青白釉瓷，特别是平和县以青花为主，青瓷仿龙泉，白瓷白度不够，部分泛青，有枢府釉的感觉。早已有学者指出：福建建白瓷和白瓷的分类尚属混乱，运用术语和表述方法上还不能一致。如笔者采集到两件凤耳瓶的残耳，初看似青白釉，实为白釉。
瓷拍，多件，造型相同，多生烧，上小下大，中空，部分中束腰，施青釉，内及拍部无釉。福建博物院曾在洞口窑发掘过生烧件，误为是素烧件。笔者采集十余件，其中一件为青瓷，一件拍面光滑有磨损痕迹，均为施釉器，而非素烧件。
2、白瓷
平和窑白瓷生产较少，器型也不算多，几乎全是青花瓷。其原因就是，它釉层较厚，白度欠佳，无法与景德镇白瓷相比。如窑址中的白瓷盘残件，应该是五彩瓷的半成品，因烧残而废弃。另外洞口窑发现各式白瓷小瓶，有方有圆，高约2厘米，推测可能是与盛贮香料有关。也见圆饼形白瓷砚台、暗刻花卉双耳瓶、盒、砚滴、围棋子、高足杯、塑像、小盖罐、鸟食罐、不明物等，釉面光洁莹润。
洞口窑白瓷印花盒的发现，不但解决了不少悬而未解的海内外传世品窑口谜案，而且对这烧造时代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日本传世的著名“白吴须台牛香合”、“白吴须荒矶香合”等一直不明窑口，笔者则认为它们与“交址香合”（素三彩）都是平和窑生产的。为此，笔者经细致的调查，终于在洞口窑发现二处堆点，采集到包括这两个白瓷品种在内的数种模印盒标本。证明日本茶道界的白瓷香盒（明晚期）多数产自平和窑。“白吴须台牛香合”、“白吴须荒矶香合”与排在《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第二名的“关胁色绘台牛香合”及“前头三段目七位荒矶香合”纹饰、造型一致。因此，可推测“交趾台牛香合”、“交趾荒矶香合”等的产地为洞口窑。一件白瓷蛙香盒暂未见传世品，可知尚有不少香盒品种未被发现。洞口窑的寿纹白瓷香盒与日本传世的“交趾寿字香合”相似，都为模印成型，田坑窑未见模制寿纹盒，只有刻划纹香盒，因此可认为日本传世的“交趾寿之字香合”是洞口窑产品，且洞口窑已采集数种素三彩模印寿字香盒。白瓷寿之字香盒的发现，丰富了香盒的瓷种品类，作为实物标本，为海外收藏的这类瓷盒寻找窑口将提供依据。
洞口窑砚滴有多种，有双鹅形、三鸭形、兔形及龟形等。小巧轻灵，多属模制，龟形砚滴上部分龟身为模制，器身小罐为轮制；三鸭形砚滴，中间一只较大，嘴、背有开口，两旁小的鸭为实心装饰，福建省博物馆曾发掘一件同类的无釉件（笔者按：是否为生烧或素烧），下有扁球腹，腹下圈足；兔形水滴为模制，一种稍高的微短，另一种稍矮的略长，眼珠似为青花点彩。
塑像采集多件（包括座），但均残失，未见头部。一款鸡形物，鸡冠褐黑色彩绘，背上有一小孔，鸡翅上后点9个和14个小孔，座为圆柱实心体，两侧各刻一足爪，施釉不及底。这件鸡形器的作用不明，可能是笔架。
另外还见几种模印的香盒及模印瓜形白瓷小罐等，仅见模印瓜形小罐有素烧件，推测也有素三彩器。其他几款印花白瓷暂不见素烧品，推测也可能会有部分烧素三彩器。不知日本等东南亚国家有否传世品。
3、酱釉瓷
酱釉（包括黑釉）瓷所见不多，器型却较丰富，装饰较特别。现摘录部分标本图片如下。
酱地白花盒，内施白釉，外施酱釉，盖面釉上饰白色折枝梅花。盖与盒身刻竖条纹。酱釉瓶，残，白胎较薄，烧结度好，内外施酱釉，釉色纯正。
总观平和窑酱黑釉器，尤以色地白花（日本称饼花手）最具特色，海外特别是东南亚收藏较多，如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赛拉伊博物馆藏酱地白彩双龙赶珠大盘、日本大和文华馆藏酱地白彩双龙赶珠大盘等，盘内用白色泥浆绘双龙，龙头见刻划纹，四周绘花环，有火焰宝轮6 7个，轮内有蓝圈，均在花仔楼窑见有相同标本出土。日本传世的饼花手还有柿地麒鳞纹盘、柿地福字纹盘、柿地草花绞盖壶、柿地云鹤草花纹瓢瓶、柿地花卉纹柑子口瓶等，比对标本，除柿地草花绞盖壶、柿地云鹤草花纹瓢瓶、柿地花卉纹柑子口瓶与平和窑纹饰、造型等特征有出入，其余可确信为平和窑产品。
4、黄釉瓷
黄釉瓷（包括低温紫褐釉瓷）亦为低温釉品种，这也是笔者调查发现的新品种之一，目前只有洞口窑见该品种出土。黄釉瓷品种不多，仅采集标本数十件。主要有双耳瓶、军持、香炉、杯、盒等。
双耳白彩瓶，喇叭口残，颈部对称饰双龙耳，溜肩，圆鼓腹，喇叭高圈足。内外施黄釉，足尖无釉。颈、腹、足各饰一组釉上白彩（呈灰白色）。
军持，口沿残，细颈，溜肩，腹部凹剔竖条纹，内施化妆土浆，外施黄釉。颈部釉上对称饰白彩蓝花，肩饰白彩梅枝。为海外收藏的该类军持找到了窑属。
三足炉，残，外满黄釉，内底无釉。内口沿施高温酱釉素烧，上沿及外再施黄釉低温烘烧。可明显看出其烧施釉及烧造工艺。内沿下尚见白彩6点，外为开光“福”字。是一件较珍贵的标本。
杯3件，敞口，直腹弧收，圈足较小，内施白釉，外施黄釉，足尖无釉。其中一件外腹釉上对称饰白彩折枝梅，另侧对称饰白彩圆圈。一件釉上白彩书“独占春魁”，另一件釉上白彩书“万古长青”。
这批低温黄釉瓷标本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漳州窑的内涵。洞口窑曾发掘出部分酱釉瓷，其中可能就有低温黄釉瓷。由此可知洞口窑不但烧造青花瓷，也烧造多种低温釉瓷（素三彩、黄釉、紫褐釉瓷）。从装饰风格看，孔雀绿（蓝）白彩黑花瓷的烧造窑口极有可能产于洞口窑。也可肯定五寨、南胜窑还有低温瓷窑口尚未找到。
5、蓝釉瓷
蓝釉瓷较少见，华仔楼、田中央、洞口、后巷、狗头等少数窑址见烧造。主要品种有大盘、香炉、碗、围棋子等。蓝地白彩独具特色，仅在洞口窑等发现蓝地白彩标本，也见蓝釉刻花香炉。田中央、洞口、后巷、狗头等窑为蓝釉刻划花大盘及蓝釉碗。
洞口窑的蓝地白花较特别，不同于蓝地白彩（泥浆彩），是在施有蓝釉的器物上，将蓝地刮去，形成蓝地白花。蓝地白彩，白彩凸于蓝色釉面，外罩透明釉；蓝地白花，白花凹或平于蓝釉，外罩透明釉。
蓝地白彩和酱地白彩、黄地白彩（低温釉）的装饰技法相同，均属色釉泥酱彩瓷。马文宽先生曾论证桂林博物馆收藏的3件泥酱彩瓷梅瓶属漳州平和窑产品，以往的窑址调查中，虽有酱釉白彩标本出土，却未见蓝釉白彩标本报道。笔者最近在洞口窑采集到不少蓝釉白彩标本，但平和窑未发现梅瓶标本，随着调查的深入，也许有泥酱彩梅瓶标本浮出水面。
以往将海内外一些色釉泥酱彩大盘拟归入漳州窑，是因为花仔楼窑址发掘中出土了数片酱釉白彩火焰宝轮及火焰珠纹标本，但大部分纹饰不见出土，因此不敢确定。笔者在洞口窑终于采集到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蓝釉白花大盘纹饰、造型等相同的标本，这种纹饰、造型等相同的酱釉大盘在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均有收藏。因此有实物标本对照来确定它们的窑口在平和洞口窑。为海外这批蓝釉白彩瓷找到了窑口归属。
但见海外收藏中还有一批蓝地（日本称“0璃地”）白彩黑花大盘，如城阁纹大盘（口径39.8厘米）、双龙纹大盘（口径40.2厘米）等从整体风格观察，可能是平和窑产品，但平和窑址中尚未见到标本实物。还有一种蓝地黑花城阁纹大盘（口径39厘米），无白彩装饰，与白彩黑花城阁纹大盘整体风格一致。尚未采集到实物标本，但整体风格相同（仅末施酱或蓝地）的还有白釉地白彩双龙纹大盘（口径39.4厘米）、青釉地白彩双龙纹大盘（口径42.3厘米），可认为是平和窑产品，田坑窑已发现青釉白彩笔架。蓝釉黑花盘标本目前笔者采集到一片，酱地、黄地、蓝地白彩标本数十件（片），这些标本应该可以证明日本的“饼花手”柿地白彩、“0璃地”白彩、“0璃地”白彩黑花、“0璃地”黑花等器物的产地为平和窑址。
推测蓝地白彩黑花和孔雀绿黑花大盘这种低温釉产品的窑口可能是平和县烧造低温釉的窑口，如洞口、花仔楼、田坑窑等烧造素三彩、黄釉白花等低温釉瓷的窑口就很可能烧造孔雀绿（蓝）釉白彩黑花器或孔雀绿（蓝）釉黑花器。花仔楼窑见少量素烧瓷及酱地白彩标本；田坑窑目前已发现刻纹填黑彩的素烧大盘，也许成品是点白彩孔雀绿（蓝）釉器；洞口窑目前见酱釉白彩器、蓝釉白彩、黄釉白彩器不少，工艺与孔雀绿（蓝）釉白彩黑花盘相同。当然，在仅见一片蓝釉黑花器实物标本的情况下，这也只能是“推测”。相信，通过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后，问题当可获得真正解决。
四、青花瓷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采集到数件青花形物香盒，对研究日本茶道中的形物香盒产地判别将起到重要作用。如：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柘榴香合”，却不见青花石榴香盒，笔者采集到这件洞口窑青花石榴香盒却未见到传世品。青花菊形香盒与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的“交趾菊梅香合”、“交趾菊牛香合”，造型一致，不同的是交趾菊牛盒盖上是牛，交趾菊梅盒盖上是梅，青花菊形香盒盖面是荷。另外还见一种帽形香盒也较有特色，所绘图案为常规扁圆形盒中常见，盖尖顶绘菊纹，周边四开光绘鱼鳞纹。
椭形盒见两种，一种为印竖条纹，盒中隔断，成二格，盖面绘花卉或螭龙；另一种亦为椭形，盒中隔断，盖面绘螭龙，盖壁及盒身绘飘带菱形纹。大盒较少见，笔者采集到一个青花大盒，口径达27.5厘米。而最小的口径仅3.6厘米。日本曾出土青花白兔盒及莲池水禽纹盒，被定为万历年景德镇窑产品，实为洞口窑所产。洞口窑常见这类白兔纹，盒身亦为蓝釉白棱，器物造型也相同，而莲池水禽纹盒更是该窑的常规品种之一。
洞口窑的萎角方碟亦习见，笔者采集到两件较特别的萎角方碟。一为“魁”字碟，初看似无特别，特殊之处是足为圈足。另一件为印花碟，内为青花骑马图案，外面四壁模印，其中一面完整，为鱼乐图。采集到二件六角碟较少见，一件内底为蓝地镂花“魁”字；一件内底凹印八卦纹饰，再在纹饰上用青花填色，工艺较特别。八角盘碟套件也在洞口窑发现，纹饰有牡丹、八仙等。
青花大碗或大钵标本较特殊，内底印花，外绘青花。青花章纹瓷盘标本亦采集到一片，海外收藏的部分青花章纹瓷的出处为洞口窑可获确定。
各式青花瓶在洞口窑也能见到，有玉壶春龙纹瓶、细颈胆瓶、带座瓶、盘口双耳瓶等。细颈胆瓶、带座瓶的纹饰以梅花居多，也见龙纹，画工较娴熟，构图错落有致。
各式青花香炉也是洞口窑的特色之一，因发掘报告多有介绍，这里仅介绍一件以往未报道的窑址出土的完整开光香炉，笔者在村民家中见到，筒式炉，平沿内敛，斜直腹，平弧底中心凹圆，三兽足。纹饰分两层，上层开光内绘花卉，下层开光内绘麒麟，开光外绘波浪纹等。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指出：“被命名为漳州窑的窑址群中，仍有未被发现的吴须。即在茶道界传存并被珍重至今的吴须青花的茶陶类。器种为香合、茶碗、小盘及大碗等食器类、火入等……所谓十七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香合，即指以被推测为景德镇窑所烧青花香合（天启年间的青花瓷）与此次明确为田坑窑之作的交趾香合为核心，其他尚有被推测为景德镇窑所烧祥瑞香合（崇祯年间的青花瓷）和吴须青花、吴须赤绘的香合等。”这些标本的公布，对于日本茶道界传存并被珍重至今的吴须青花的茶陶类器的窑口归属将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收集的平和窑标本较多，以上介绍的仅属很小部分，更多的将以《平和窑》一书完整报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