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谭平山
简介
谭平山（1886－1956），又名谭彦祥、谭鸣谦、谭聘三，广东高明人。1909年在两广优级师范  谭平山像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开始投身于反对清政府的宣传活动。1910年，于两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到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中学（前身为雷阳书院）担任数学教员。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谭平山在雷州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96个代议士之一，参加广东省临时议会的活动。不久，谭平山担任雷州中学校长。1916年，调到阳江中学任教。 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谭平山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组织。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曾被北京政府反动军警逮捕关押，后被释放。1920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发起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1923年，他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驻粤代表、老同盟会会员和老国民党的身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组织部部长。
1927年8月，谭平山与周恩来、朱德、贺龙、恽代英等领导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港澳。因他参加南昌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8月8日开除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同年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了一批党内干部，谭平山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武汉，投入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冬，在香港出席了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组织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初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前身）主任等职。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2月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号召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3月当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同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谭平山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知识分子之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著名政治活动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曾是湛江师范学院前身雷州中学校长。他在雷州中学工作过7年时间，为雷州半岛教育事业立过马汗功劳，是从我校走出去的杰出的革命活动家。[1]﻿[2]﻿[3]﻿[4]﻿
生平
谭平山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仍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努力团结和发展进步势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贡献，不愧为有民族感的革命者和爱国主义者。青少年时代谭平山，原名彦祥、鸣谦，别号聘三。1886年9月1日出生于广东高明县新元村一个贫寒的缝纫匠的家庭里。他的父亲谭恢世，原是高要县大乐棠村人，幼年逃荒到高明县为一寡妇收养为子，并替人当伙计，又做货郎，走村串巷摆卖绒线，后来在明城南街开设和生小布店，除了卖些绒线外，也代人裁缝衣服。母亲李氏在家里为人缝补衣服，增加经济收入。 
谭平山有兄弟姐妹五人，兄谭干祥，平山排行第二，三妹谭喜，四妹谭竹山，五弟谭君牧。他的父亲为了改变其下层社会的地位，让谭平山上学堂念书，争取功名，光宗耀祖。但父亲病逝后，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平山被迫停学。到明城教了几年私塾，弥补家庭经济不足。他一边教书，一边坚持学习。后来，其兄为了成全他的学业，曾以店中及家中一些财产作典押，向族人借了不少银两，供平山读书之用。 
谭平山在兄长的支持下，继续读书。他为人聪慧，勤勉好学，记忆力强，成绩常列前茅。他读完广肇罗实中学后，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当时广州有名的两广优级师范本科学习，成了这所学校的工读生。 
在广州读书期间，谭平山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不少革命 
  谭平山做报告道理，仇恨封建社会制度。他四年学习结业后，到雷州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后又担任校长之职。此间，他参加过同盟会，以后又加入国民党，曾当选为广东省参议会代议士(即议员)。组织中共广东党组织1917年，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区声白等一帮广东青年考上北京大学。此时，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谭平山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焕发出蛰伏的战斗热情。尤其是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下，谭平山参加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的“新潮社”，该社出版了《新潮》杂志，宣传新文化思想。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者强将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城，群情激愤，久已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 
5月4日，谭平山和同学们手执“拒绝和约”、“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等标语小旗，与北京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约3000人举行了示威游行，还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放火烧了赵家楼，因而被反动军警逮捕。5月7日，在全国人民的斗争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谭平山的爱国热情，他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政衡》小报，明确提出“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谭平山在《政衡》上先后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理论文章，这些理论观点，反映了谭平山正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 
1920年夏天，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谭平山担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和谭植棠、陈公博于1920年10月20日创办了《广东群报》，并利用这个刊物继续宣传“五四”革命精神以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促进广东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 
1920年8月，谭平山等在广州发起建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2月，陈独秀被陈炯明聘请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受聘请南来主要是为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与民主等新思潮，并创建广东共产党组织。谭平山即与谭植棠、陈公博登门拜访。讨论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问题。 
广东在建立党组织过程中，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和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谭平山经常深入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理发工会的工人中，批判无政府主义各种谬论，鼓动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推翻旧世界，建立革命政权。谭平山并征得陈独秀同意，在《新青年》(这时《新青年》迁到广州)杂志第九卷第四号上，开辟了《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公开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 
1921年1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经过谭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大会。同年11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成立“区执行委员会”。谭平山被指定为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部南方分部主任，负责指导南方的工人运动。 
1922年3月，谭平山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1日，谭平山和邓中夏、张国焘、林伟民、史文彬等人在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5日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陈公博等人没有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联孙反陈的决定，依然与陈炯明保持联系。党中央严厉地批评他们“对待陈炯明的问题犯了严重错误”，还派张国焘、张太雷来广州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命令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离开广州。由于陈公博和谭植棠不执行上级的决定，被开除了党籍，刘尔崧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这时，谭平山离开了广东到北京警监学校工作，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由冯菊坡主持。直到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决定国共合作，党中央才决定让谭平山回广东工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郑重地通过了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 
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谭平山被委派为驻粤委员。10月，党中央决定派他作为我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 
10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 
谭平山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担当了相当繁重的组织工作。他和谢英伯、陈树人、林黄卷负责出版《国民党周刊》，还担任临时中央的书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据临时执委关于在广州、上海两地进行改组试点的决议，于11月上旬首先在广州区抓改组试点，对国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并总结了经验，在《国民党周刊》发表了《国民党改组中应该注意诸点》一文，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下旬，谭平山又同廖仲恺抵达上海，与北方各省区支部讨论有关改组工作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谭平山运用广州区改组的试点经验指导上海的改组工作，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廖仲恺、谭平山的共同努力下，改组上海国民党本部为驻沪执行部。 
这时，孙中山要求加速国民党的改组步伐，潭平山和谢英伯、杨庶椹在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使纲领草案体现孙中山的改组原则和革命精神，在廖仲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废寝忘餐，夜以继日奋战，终于在较短时间内，把草案写出来。由于草案写作采取论文式，一些很好的具体主张的概括，没有列出条文，在国民党“一大”前夕，李大钊谒见孙中山时，认为谭平山等人负责起草的党纲写得不错，建议修改成宣言形式，便于掌握和宣传。孙中山采纳了这一意见，立即嘱胡汉民、李大钊会同原起草人谭平山和廖仲恺参考民国12年《中国国民党政纲》一文，修改成后来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通过的宣言。 
鉴于谭平山在筹备国民党改组中所起的作用，孙中山在商定国民党“—大”代表名单时，专门指定潭平山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广州特别区代表。1924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特别会议，决定由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等人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中共党员。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21日上午，谭平山向大会作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孙中山及代表们均对报告表示满意。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章，选举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主持中央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工作。 
谭平山以组织部长的身份物色革命人材，发展进步势力。他先后选拔和推荐了共产党员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彭湃、罗绮园任农民部秘书；冯菊坡、刘尔崧任工人部秘书；高恬波任妇女部秘书，等等。 
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谭平山为中共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这样，他既参加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活动，又要负责统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国民党内的言行步调。 
国共合作形成后，以工农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这时，反动的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气焰十分嚣张。10月10日，当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死伤数十人；并构筑炮台封锁市面，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并四出捕人，发动武力暴乱。当时孙中山正在韶关筹划北伐，获悉消息后，即指示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并委派廖仲恺、蒋介石、谭平山等六人为全权委员，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负责处理商团问题；同时在韶关抽调警卫军及湘、粤军一部回师广州戡乱。 
10月1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电令驻广州各军，迅速“收缴商团枪枝”。15日凌晨，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下，政府军分五路向商团军发起总攻击，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广州商团叛乱被平定了，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粤军和黄埔学生军进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谭平山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一起，随同许崇智指挥东征。东征军英勇作战，锐不可挡，只一个多月就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获得大胜。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逝世。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分子趁机破坏国共合作，分裂革命队伍。谭平山团结左派力量，于4月9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整顿党纪。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决，对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非法活动进行处理，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谭平山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坚定贯彻三大政策。他在5月2日发表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一文里，无情地揭露了冯自由、马超俊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指出：“真正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国民党员，深知道党内不乏有反革命分子，深知道这种勾结帝国主义及军阀以达个人升官发财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始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这种假冒招牌的国民党员一日不肃清，党内的纪律一日不能整齐，党内的革命方略一日不能施行。”并且提醒“全国的人们要明白的认清楚国民党中，谁是革命派?准是反革命派?更加认清楚国民党员中的意见，哪种是革命派的主张?哪一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 
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北京两地分别设立临时委员会，广州临时委员会由谭平山和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鲍罗廷组成，负责处理紧急事宜。 
12月20日，谭平山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曾在广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的报告，他告诉与会代表，通过国共合作，国民党总的情况是“党的政策发生了效力”。一年多来，民众运动日益进步，究其原因是党的活动已渐渐深入群众，做群众的领导。他根据全国党务工作存在的问题，要求今后的工作应从不满意地方设法补救，首先要加强党的纪律，他说：“如党无纪律，只能成为乌合之众，不能成为党……如党员之行动应该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在党的政策未决定以前，不得胡乱公开发表个人意见；党的政策决定后，更应努力去实行等。”其次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每个党员对学习的兴趣。再是要健全各级组织，“革命的政党如一架机器，机器有一小部分不健全，便要使全部机器不能用。我们同志一方面要使自己不要致于不健全，同时又要监督旁的同志不致于不健全”。在这个报告里，除了总结宣传、工、农、青、妇运动之外，还特别对商人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前许多同志以为商人是革命的领导者，有人以为商人是不革命的。但实在观察起来，依两三年来的经验，中国的商人实亦国民革命群众之一。”原因便是“许多小商人，受军阀之抽剥，战争之损失，一切痛苦均与农工无异，且他们直接受军阀之压迫，间接又要受买办阶级之垄断抽剥，在买办阶级馂余中求生活，他们生活改良之要求即是革命之要求。”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谭平山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会议前夕，他建议由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4日，谭平山向大会报告了代表资格审查经过，接着他被选为七人主席团。7日，谭平山又向大会作了《党务总报告》。他在报告里，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国民党改组以来全国的党务工作。16日，大会再次选举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等要职。 
2月21日，谭平山和陈延年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这期间，蒋介石于3月20日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退让，助长了反动分子的气焰。4月29日，谭平山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从北京回到广州时，右派势力已占了上风。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占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央各部长不得由共产党人担任。会上，谭平山作了《关于南北政治的报告》，尽管谭平山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去反对蒋介石的分裂阴谋，但是这种局面已经无法挽回。谭平山只好离开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仍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进行各种活动。出席共产国际会议1926年7月中旬，谭平山在上海参加中共第四届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后，返回广州。由于国民党在第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其任务是审查跨党分子之违背纪律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协商有关两党的各种重要事件的处理方法。国民党方面参加联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吴敬恒、顾孟余，建议共产党方面推三名代表参加联席会议。因此，谭平山遵照党的指示，同瞿秋白、张国焘参加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这时，共产国际来电，要求国共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共中央决定谭平山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出席会议。国民党列席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的代表是邵力子。10月底，谭平山和邵力子从广东动身，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 
11月23日，克里姆林宫的公议大厅里，坐满了代表，谭平山向大会致贺词，他要求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议认真研究，做出更加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议。接着，邵力子也作了简短的发言。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主要是听取布哈林、斯大林、谭平山、罗易的报告。谭平山于29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向全会提交了一份长篇的书面报告，并在会上作了口头补充说明。12月 2日，谭平山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又作了题为《结束语》的发言。他说，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政治立场不能始终如一，因而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无产阶级虽然也较软弱，但它的力量是集中的。因此“中国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要保证民族革命的胜利，就要及时地加以解决土地问题，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在政治方面，应该让农民参加地方管理，武装农民队伍；在经济方面，尽力解决捐税问题，制止高利贷者剥削农民。 
15日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谭平山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也被选入中国委员会。谭平山代表这个委员会作了报告。他说，中国委员会再次确切估计了中国的阶级力量，并确认中国民族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目前的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最后，谭平山还恳切要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应给予比以前更加实际的指导，要关注和更加积极地支持我们的革命运动。 
1927年2月，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加强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指示，决定增派印度代表罗易赴华。邵力子要去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出席第三国际主办的反帝大同盟会议。于是，谭平山和罗易离开苏联，经海参崴抵达上海，然后乘船到广州。 
2月，谭平山、罗易到达广州。这时国民政府已随着北伐的胜利发展，迁往武汉。谭平山在广州逗留三个多星期，才动身赴汉口。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谭平山未能赶到出席会议。但大会继续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兼农政部长。4月8日，谭平山以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参加武汉同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大会通过“为应付目前严重时局，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南京案”。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1927年4月27日，谭平山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有关指示精神。潭平山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和休伯渠一起讨沦了农民运动问题，又到武汉一些乡村进行考察，并将情况电告斯大林。不久斯大林复电指示必须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行为。 
5月26日，谭平山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国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扶助农民，以求解放。但又说，本部职司农政，实负有领导农民、奖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自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方面的唐生智部下何键和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谭平山和鲍罗廷、陈公博、谭延闿开会研。究对付办法，最后确定由谭平山牵头，由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鳌山、邓介松等人组成国民党中央查办代表团赴湘。谭平山于5月25日从徐家棚乘火车出发，到岳州正值深夜l时，当谭平山等人到达岳阳时，当地驻军第一师副师长兼一团团长周磐到车站迎接。他一面在岳阳楼设宴款待谭平山等人，一面电告长沙张翼鹏。张立即与正在开会的仇鳌、彭国钧、许克祥、余湘等人商量对策，随即成立“清共委员会”，以特急电报．指令周磐将谭平山等人就地枪决。周磐因当时两湖地区革命仍在高涨，武汉政府尚未最后公开反共，不愿冒此风险，乃将电报出示谭平山。这样谭平山等人便离开了岳州，返回武汉。 
6月13日，谭平山和谭延闿、邓演达、毛泽东、陆沉等人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发布了《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指出了“马日事变”的真相，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制止许克祥等人屠杀革命人民的叛逆行为。 
但是汪精卫等人反共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召开中央会议也不通知谭平山等共产党人参加。后来，还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在国民党及武汉政府各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同时还宣布禁止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工作。 
7月13日，谭平山和苏兆征根据鲍罗廷的指示，辞去农政部长、劳工部长之职，并发表了《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策划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7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利用叶挺、贺龙部队暴动，以对抗蒋、汪背叛革命的问题。19日谭平山同李立三一起奔赴江西省九江。他们到达九江后，立即展开了活动。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座谈会。会议认为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党行动一致，实行南昌地区武装暴动，尽快解决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以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革命政府来重新领导革命。并商定由李立三负责综合会议情况，书面报告党中央。 
会后，谭平山马上去第二十军军部找贺龙军长谈活。为了争取贺龙参加起义，他把暴动的意图征询贺龙的意见。贺当即表示武汉政府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决心跟随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汪。谭平山及时地将同贺龙淡话的洋细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党中央接到谭平山、李立三等人在九江会议提出的暴动计划后，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这次暴动。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离开九江到达南昌，接着到达的有谭平山、李立三、吴玉章．林伯渠、彭湃，恽代英、刘伯承、聂荣臻、徐特立等。即日成立前敌委员会，并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了起义的部署，并确定了起义的具体时间。 
正当起义将要进入行动阶段，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先后给前委发来了两封密电说“暴动要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需征得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意，方能进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起义未能按期举行。 
31日晨，继续开会讨论起义问题，在辩论中，周恩来非常生气地拍着桌子，责问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次暴动，你的意见与中央派我来的意见不符。”谭平山主张不管什么人的指示，事到如今一定要暴动，于是便和张国焘在会上大吵起来， 并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怒斥。前委经过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了。经过战斗，至6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整个南昌。上午9时，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在南昌原省政府西花厅召集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由宋庆龄、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七人组成主席团。由于列名主席团的成员有些不在南昌，谭平山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代主席，主持工作。 
5日，谭平山随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部队到了瑞金，前委开会决定：(一)批准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二)部队到达广东后，先补充第九军和第十一军，后补充第二十军。这两点由贺龙的入党介绍人谭平山、周逸群找贺龙谈话时讲清楚。会后，谭平山和周逸群立即找贺龙谈话，随即在瑞金小学内，为贺龙入党郑重举行仪式。 
在南下途中，因溽暑远征，又遭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起义失败了。谭平山参加在普宁流沙召开的会议后，转移到香港。谭平山到了香港后，曾再三要求到莫斯科学习。当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对他采取了冷落的态度，并于11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了大批党内干部。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其原因是谭平山曾说过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周恩来同志后来说：“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迎接新中国诞生谭平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象一条在大海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但是，他对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决心是坚决的。1928年初，他从港澳返回上海，寻找党的组织，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党籍。谭平山再也不能参加党的任何工作，成了党外人士。 
这时，不少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云集上海。谭平山等人决心以孙中山先生曾经用过的“中华革命党”的旗帜，号召全国革命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由邓初民等负责起草政纲，出版《思潮》(一说《突击》)、《灯塔》周刊．进行宣传活动。 
1930年春，谭平山和回国不久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个省区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 
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谭平山虽然没有赴闽，但积极支持福建政府的活动，推动李、蔡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福建政府失败后，谭平山退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仍坚持反蒋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步步进逼。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号召各党派联合一致抗日。颠沛流离、东躲西避的谭平山积极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抗战爆发后不顾个人安危，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谭平山突然在武汉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鉴于他原来的地位和影响，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取他。叛徒特务张国焘获悉谭平山回到武汉的消息后，千方百计要和谭平山见面，受到谭平山的拒绝。陈独秀也在这时被蒋介石释放出狱来到武汉。谭平山在汉口的南京饭店与陈独秀相会时，因政治观点不一致，不欢而散。 
不久，谭平山便参加了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时，谭平山恢复了国民党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周恩来为该部副部长)。国民参政会成立，连续担任历届参政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武汉政府迁往重庆，谭平山也随往重庆。这时，谭平山已察觉到蒋介石正在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取消了抗日初期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谭平山终于看穿了蒋介石的所谓抗日救国言行。从此，他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进步民主人士的接触来往逐渐多起来。 
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看到谭平山的思想正朝着人民革命方面转过来。1939年冬，谭平山也卷入了国民参政会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常到谭平山家，对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将我党对形势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及时告诉谭平山，终于使他下定到延安解放区的决心，要求党重新审查考验他，希望早一点回到党的怀抱。周恩来认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更能发挥作用。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了。 
1941年春，谭平山听到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也毅然拒绝参加会议，还特地把家从重庆搬到成都居住。1942年返回重庆，于1943年初，同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1944年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1月“民联”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特园正式开幕，通过了“民联”的纲领和章程，谭平山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 
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回到上海，对蒋介石卖国、独裁的真面目看得更加清楚，他坚决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因此，蒋介石想方设法要杀掉谭平山。在这种情况下，谭平山在各方人士的善意劝告下，于1947年四五月间离开上海，出走香港。这时，不少民主人士相继离开国民党统治区抵香港，潭平山继续举起反蒋的旗帜，领导“民联”的同志进行革命活动。他和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商议，要把国民党内的几个反蒋民主派别组织起来，一致反蒋。决定由谭平山和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冯王祥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新政协1948年元旦，谭平山被选为民革中央的常务委员。5月1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号召，决定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谭平山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9月13日，谭平山化装成商人，乘船离开了香港，30日到达哈尔滨，中共中央立即指派李富春等人拜望谭平山、蔡廷锴等人，共同商讨有关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以及代表名额分配等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达成了共同协议。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发丧了《关于时局的声明》。22日，谭平山等55人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推翻南京独裁专制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26日，谭平山参加了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政委会、东北军区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的欢迎爱国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的大会。2月1日，谭平山等人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2月25日，谭平山和沈钧儒、李济深等人从沈阳乘火车到达北平，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4月3日，谭平山等人和毛泽东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英、法等十二国政府签署北大西洋公约。6月15日，谭平山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被选为常委会委员。此后 
  谭平山先生之墓，经过了三个月紧张的筹备工作，于9月21日召开了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谭平山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务院委员以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0月1日，谭平山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登上了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人典。他亲眼看到毛泽东主席升起了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之后，谭平山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2月谭平山再次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 
谭平山一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综观他的全部历史，谭平山做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