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冠宗
简介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六届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九届名誉主席，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名誉总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主席罗冠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2月13日3时在上海蒙召归天，享年91岁。[1]
罗冠宗生于1920年2月22日，广东高明人，194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校期间，参加基督教学生团契，进而接受基督教信仰，1942 年于上海救主堂受洗入教。大学毕业后，加入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历任学生干事、主任干事、副总干事、总干事，现任名誉总干事。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后，他积极参加工作，1954年至1980年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1956年至1981年任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1981年至1992年任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之后担任名誉主席。1980年至1997年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至1997年兼任秘书长），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2002年至2008年任中国基督教两会咨询委员会主任，2008年后任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1]
基督教爱国人士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罗老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与教会的同工同道及青年教牧人员一起，办讲座、开讨论会，提高信徒对三自爱国运动意义的认识。1951年，罗老被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常委，此后担任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咨询委员会主任和名誉主任，经历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每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在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后，罗老认真思考新形势下中国教会如何坚持和发展三自这一重大问题，为此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四个必须”，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爱国爱教，必须加强团结，必须落实三好(自治好、自养好、自传好)，理清了坚持三自原则与办好教会的内在联系，使“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具有了共同原则和实践内涵，为新形势下中国教会沿着正确道路前行指明了方向。在卸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后，罗老作为咨询委员会主任和名誉主任，仍为三自事业不懈努力，先后主编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专辑，成为教会进行三自教育的重要教材。[1]
履历
罗老特别注意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维护中国教会的主权。他在主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书前言中写道:“中国基督徒一定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地维护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和主权，因为它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经常谈到爱国与爱教的关系，强调爱国和爱教是并行不悖、相互一致的，所有基督徒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强调，没有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就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没有三自爱国运动，就没有中国教会日益兴旺、不断发展的今天。罗老的这些话语，像一副清醒剂，让中国基督教人士始终牢记历史教训，认清新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方针、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对我进行渗透活动的重大责任。罗老十分重视教会的团结。他常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章程都要求，必须团结全国的基督徒，只要大家都坚持三自，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爱国爱教，就一定能够增进主内肢体的相爱之心，同所有主内弟兄姊妹团结起来。对于如何做好团结工作，他分类提出了意见:对内部纷争，要警惕和抵制海外反华势力在我国教会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的企图，克服离心倾向，认真贯彻信仰互相尊重原则，维护教会内部团结；对一些与基督教爱国组织没有联系的聚会点，要努力争取他们，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做好对他们的团结工作；对海外反华势力突出“信与不信”相对立的挑拨离间，必须看到它们打的是宗教信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唆使基督徒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要按照圣经教导，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增强与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团结，这是关系到是否爱国爱教的大问题。罗老非常关心教会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说，教会人才培养非常重要，不只是目前实际工作的需要，更关系到中国教会将来的方向、道路和素质。他不断告诫年轻教牧人员，要认清三自爱国运动对中国教会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巨大成就，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保卫三自爱国运动的丰硕成果，要弄清为什么要按照三自原则才能办好教会，要研究怎样才能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同时，要对当前世界形势、国内形势和教会处境有正确的认识，作爱国爱教的榜样，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信徒，办好教会，做到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好公民。罗老作为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更好地恢复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罗老认为当时宪法中“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条文，不能全面、准确和完整地体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当予以修订，他与赵朴初等十几位全国政协宗教界委员联名提案，要求恢复1954年宪法中“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经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其中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作了较大修改，宗教界人士对此非常满意。新宪法还加上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条款，罗老特别高兴，他认为，把包括基督教三自运动在内的实践经验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光荣，说明我们的宪法是完全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2]
生平
《圣经》上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作为中国的一位基督徒，罗老深爱自己的祖国，深爱自己的教会，为中国教会坚持三自的原则和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方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罗老以他的言行，践行了他的信仰，丰盛了他的生命，成为中国基督徒效仿的榜样。愿罗老的灵魂安息主怀。 
逝世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六届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九届名誉主席；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名誉总干事；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主席罗冠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2月13日3时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国家宗教事务局致唁电哀悼罗冠宗先生逝世。以下是具体内容：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 国 基 督 教 协 会：
惊悉中国基督教两会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原主席罗冠宗先生不幸病逝，不胜哀悼。罗冠宗先生一生爱国爱教，无私奉献，长期以来与党和政府真诚合作，风雨同舟，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为促进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维护基督教领域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去世，使我国基督教界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希望基督教全国“两会”继承罗冠宗先生的遗志，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请代向罗冠宗先生家属转达我们诚挚的慰问，望节哀保重。[3]
怀念
去年罗冠宗先生因病住院，我到上海瑞金医院探望，记得当时罗老身体虽然虚弱，但精神尚好，神态很轻松，说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抓紧时间去做，只等病情一有好转就回去工作。去年11月中旬，罗老病情恶化再次入院治疗，我的心就一直揪着。今年2月13日，噩耗从上海传来，尽管有一定心理准备，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从此，中国基督教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尊长。[4]
从1998年我负责联系基督教工作开始，就与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的罗老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他告诉我，要了解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先要认真研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这本文选是由罗老精心选编的，收录了1950年至1992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资料，由于书皮是黄色的，大家称作“黄皮书”。我反复研读“黄皮书”，果然获益匪浅，于是“黄皮书”成为我从事基督教工作的一部入门书。此后凡是有关基督教工作方面的讲话和文章，我常送罗老征求意见，罗老总是非常认真，逐字逐句修改，而且说明修改的理由。只要是罗老审改过的稿子，我心里就踏实了，没有了讲错话的担忧。工作中，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之间也有看法不一致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从不回避，会坦诚交换意见，反复进行讨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会因此心存芥蒂。我做基督教工作从生疏到熟悉的过程，也是我与罗老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罗老立场坚定、信仰虔诚，待人谦逊、心胸宽厚，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4]
罗老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忠诚的拥护者和坚定的支持者，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教会的三自事业。吴耀宗等基督教爱国人士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罗老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与教会的同工同道及青年教牧人员一起，办讲座、开讨论会，提高信徒对三自爱国运动意义的认识。1951年，罗老被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常委，此后担任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咨询委员会主任和名誉主任，经历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每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在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后，罗老认真思考新形势下中国教会如何坚持和发展三自这一重大问题，为此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四个必须”，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爱国爱教，必须加强团结，必须落实三好(自治好、自养好、自传好)，理清了坚持三自原则与办好教会的内在联系，使“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具有了共同原则和实践内涵，为新形势下中国教会沿着正确道路前行指明了方向。在卸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后，罗老作为咨询委员会主任和名誉主任，仍为三自事业不懈努力，先后主编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专辑，成为教会进行三自教育的重要教材。[4]
罗老特别注意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维护中国教会的主权。他在主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书前言中写道:“中国基督徒一定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地维护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和主权，因为它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经常谈到爱国与爱教的关系，强调爱国和爱教是并行不悖、相互一致的，所有基督徒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强调，没有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就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没有三自爱国运动，就没有中国教会日益兴旺、不断发展的今天。罗老的这些话语，像一副清醒剂，让中国基督教人士始终牢记历史教训，认清新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方针、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对我进行渗透活动的重大责任。[4]
罗老十分重视教会的团结。他常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章程都要求，必须团结全国的基督徒，只要大家都坚持三自，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爱国爱教，就一定能够增进主内肢体的相爱之心，同所有主内弟兄姊妹团结起来。对于如何做好团结工作，他分类提出了意见:对内部纷争，要警惕和抵制海外反华势力在我国教会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的企图，克服离心倾向，认真贯彻信仰互相尊重原则，维护教会内部团结；对一些与基督教爱国组织没有联系的聚会点，要努力争取他们，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做好对他们的团结工作；对海外反华势力突出“信与不信”相对立的挑拨离间，必须看到它们打的是宗教信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唆使基督徒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要按照圣经教导，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增强与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团结，这是关系到是否爱国爱教的大问题。[4]
罗老非常关心教会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说，教会人才培养非常重要，不只是目前实际工作的需要，更关系到中国教会将来的方向、道路和素质。他不断告诫年轻教牧人员，要认清三自爱国运动对中国教会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巨大成就，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保卫三自爱国运动的丰硕成果，要弄清为什么要按照三自原则才能办好教会，要研究怎样才能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同时，要对当前世界形势、国内形势和教会处境有正确的认识，作爱国爱教的榜样，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信徒，办好教会，做到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好公民。
罗老作为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更好地恢复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罗老认为当时宪法中“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条文，不能全面、准确和完整地体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当予以修订，他与赵朴初等十几位全国政协宗教界委员联名提案，要求恢复1954年宪法中“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经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其中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作了较大修改，宗教界人士对此非常满意。新宪法还加上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条款，罗老特别高兴，他认为，把包括基督教三自运动在内的实践经验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光荣，说明我们的宪法是完全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
《圣经》上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作为中国的一位基督徒，罗老深爱自己的祖国，深爱自己的教会，为中国教会坚持三自的原则和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方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罗老以他的言行，践行了他的信仰，丰盛了他的生命，成为中国基督徒效仿的榜样。愿罗老的灵魂安息主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