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六畜
简介
如果没有马，则称“五畜”。《汉书·地理志》：“民有  牛羊五畜，山多麋鹿”[唐]颜师古注：“五畜：牛、羊、豕、犬、鸡。”《灵枢经》：“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六畜”一词，今天仍活在人们口头上，有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现代汉语词典》：“指猪、牛、羊、马、鸡、狗。”
六畜杂谈
六畜介绍我们的祖先早在远古时期，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和对动物世界的认识程度，先后选择了马、牛、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成为家畜，在《三字经·训诂》中，对“此六畜，人所饲”有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还有“鸡羊猪，畜之孽生以备食者也”。六畜各有所长，在悠远的农业社会里，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古人把六畜中的马牛羊列为上三品，马和牛只吃草料，却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人们生产劳动中不可或缺的好帮手，这理应受到尊重；性格温顺的羊，在古代象征着吉祥如意，人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羊又是第一祭品，当然会受到男女老少的叩拜，羊更有“跪乳之恩”，尊其为上品，乃顺理成章之事。而鸡犬猪为何沦为下三品，也只能见仁见智了，猪往往和懒惰、愚笨联系在一起，除了吃和睡，整天无所事事，它的一生，最终以死献身，供人任意宰割，仅有“庖厨之用”，猪的地位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鸡在农业时代的家庭经济中，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尽管雄鸡能司晨报晓，其重要性与牛马相比，也难争高下；狗给人的坏印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中，如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狗仗人势……几乎全是贬义的词句，犬忠于职守，是其优点，但六畜中常给人招惹是非的是它，古语有“尊客之前不叱狗”的说法，可见当时狗的地位是多么低下。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六畜中只有狗的饮食习惯和人相近，其智商也是最高的，再加上它又有灵敏的嗅觉和听觉，在主人的长期培养教导下，如今已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狗善解人意，更能逢场做戏，可为主人消除忧愁，增添欢乐。今昔非比，狗早已由畜类荣升为宠物，更是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能和主人平起平坐。可以说，犬类经过六道轮回的修炼，终成正果，其他五畜早已望尘莫及了。
尽管如此，六畜取长补短，为我们大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们全都选入人的十二生肖中，其他六位是鼠、虎、兔、龙、蛇和猴，后者有的虚无缥缈，有的是动物世界里的精英，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也有的与人相安无事，更有的却危害四方。实事求是地评价，还是六畜好，世世代代与人和平相处，已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好伴侣。
动物的种类成千上万，惟有六畜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的品种优化，有的一专多能，这都是人类的杰作；人类的社会进步，又离不开六畜的无私奉献，相辅相成，都在争取达到更新，更高的境界。六畜概说作者:易 华 
An Introduction to Liuchu in Chinese Culture
Yi Hua
Institute of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CASS.
Liuchu in China may divide two groups: pig, dog, chicken and horse, cattle, goat or sheep. Pig, dog and chicken closely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sedentism were often discovered in Neolithic Age sites; horse, cattle and goat or sheep in Bronze Age sites related to pastoral nomadism. Pig, dog, chicken and horse, cattle, goat or sheep developed together in Xia-Shang-Zhou signified mixture of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sedentism with exotic pastoral nomadism. Pi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domestic animal in East Asian Neolithic Age, is the symbol of agricultural sedentism; horse was the emblem/token of pastoral nomadism, become more important since the Bronze Age. The paper develop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history of the Liuchu in perspective. 
Keywords: Liuchu, Horse, Pig, Ethno-zoology
六畜概说
综述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提要：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马、牛、羊和猪、狗、鸡。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表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游牧文化的混合。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显贵的家畜；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文献，猪和马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长。本文系统考察了六畜渊源，并试图窥视中国民族文化的形成轨迹。 
关键词：六畜、猪、马、民族动物学引言《周礼·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郑玄注曰：“六畜，六性也。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后来牲畜或畜牲联用，泛指家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杜预注曰：“马、牛、羊、鸡、犬、豕。”宋王应麟《三字经》：“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从此六畜家喻户晓。
关于六畜起源动物考古学家和农史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周本雄研究了一些重要遗址的动物骨骼认为磁山文化时代己驯化了狗、猪、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牛骨、羊骨、马骨零碎可疑，马、牛、羊都是龙山文化时代出现的家畜，马可能还要更晚一些[1]。陈文华系统收集了考古文物中六畜资料认为猪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为六畜之首；商周时期畜牧业特别发达，马已成为六畜之首。[2]《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肯定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养鸡的国家；犬又名狗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家畜；马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役畜之一，被奉为六畜之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马的国家之一；牛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包括黄牛、水牛、牦牛三大类；羊也是中国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包括绵羊和山羊，中国是家羊起源地之一[3]。这代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农史学界对六畜起源的基本看法：猪、狗、鸡是中国最早驯化的，马、牛、羊也不是外来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袁靖系统考察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人获取动物资源的手段和方式[4]。他们重点研究了猪和马的驯化或来源问题：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家畜，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本土驯化的[5]；确凿无疑的家马见于青铜时代，很可能是外来的[6]。
六畜的起源或分布并不局限于中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动物考古学、驯化地理学、动物遗传学、民族动物学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7]。DNA研究揭示了动物驯化的复杂性，中国学者亦加入了这股研究潮流[8]。张亚平等对狗、猪、驴等进行了分子遗传学研究，认为猪、狗是东亚本土驯化的，驴肯定来自中亚、西亚或埃及[9]。
每一种动物的驯化过程都很复杂，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已确定。大体而言犬和猪的驯化在东亚和西亚均可追溯到近万年，牛和羊西亚明显早于东亚数千年，鸡则东亚更早，马的最早驯化地是中亚。概言之猪、狗、鸡是东亚本土起源，而马、牛、羊则来自中亚或西亚。本文根据最新动物考古学和遗传学成果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系统考察六畜的来源以及中国历史上六畜相对重要性的变化过程，从民族动物学窥视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变迁轨迹。马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76]。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77]。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78]，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79]。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80]。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81]。 马具常见而马骨罕见，朝鲜半岛[82]和日本列岛[83]古代遗址很少发现马骨，但出土了不少马具，表明历史上骑兵曾起过重要作用。马形埴轮和威武雄壮的武士表明骑马文化进入了日本列岛。
马的驯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Carles Vila等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mt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84]。但是Y染色体非编码区14.3kb序列分析没有发现任何多态位点，这可能是由于仅有极少数的雄性种马参与繁育有关。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尽管家马的野先祖先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子遗传学研究亦将普氏野马排除在家马的祖先之外[85]。
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与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家马的mtDNA序列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显示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一个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86]。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
此外家驴亦来自中亚或西亚，其源头在非洲。通过对12个品种126头本土驴的mtDNA分析表明中国家驴可分成两系，称之为Somali系和Nubian系，均来自非洲[87]。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88]，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李特尔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89]。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90]。另外高加索地区出土了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的青铜马车模型，支持马车近东起源说[91]。
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林已奈夫[92]、夏含夷[93]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94]。
牛羊是游动的财富,是游牧民的衣食之源；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牛、马、羊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与猪、猪、鸡不同，牛马羊均可挤奶，而奶或奶制品使游牧生活成为可能。游牧民族横跨欧亚大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胡儿十岁能骑马”，汤因比认为游牧民就是一种半人半马怪。马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或游牧民族的标志。牛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59]，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60]。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61]。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62]。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很可能起源于西亚[63]，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64]。更具体的研究显示日本[65]、韩国[66]黄牛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自西亚；而20%蒙古黄牛受到了印度黄牛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还发现了不见于西亚、非洲和欧洲黄牛的T4，可能来自Bos primigenius[67]。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68]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69]，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约5%）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不到10%，其他地区界于两者之间[70]。就中国而言，成年人（14—66岁）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71]。人类遗传学研究表明乳糖酶的产生与乳糖酶基因（Lastase gene）有关，是基因点突变（Point mutations）和重组（Recombination）的结果[72]。人类以牛奶为食可以有选择性地引起人与牛的基因改变，称之为基因文化共同进化[73]。有图像证据表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西亚已经开始挤奶。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谢拉特提出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74]亦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75]，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羊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最近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39]。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早前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西安半坡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40]；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表现羚羊，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41]。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42]。这说明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难题。山羊[43]和绵羊[44]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欧洲，非洲，南亚和中亚的绵羊和山羊可能来源于西亚。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45]。土耳其[46]、巴基斯坦[47]和印度[48]、老挝[49]山羊都表现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山羊完整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50]。有人在B系中发现了一个东亚特色的分支，并由此推断中国西南地区亦可能是B系山羊的起源地之一[51]。韩国养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山羊具有相对单纯的遗传特性，均属于A系[52]。
现在世界上的绵羊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色体研究表明至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53]。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54]。这三个亚种的绵羊在中国均有分布，通过对东亚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土”绵羊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55]。东北亚地区是东胡或东夷故地，“无羊少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养羊业一直不发达。没有发现东亚绵羊与欧洲绵羊有明显不同，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如巴基斯坦被公认为山羊或绵羊的原始驯化地或次级驯化中心。有人宣称在中国绵羊中发现了新的母系基因，并试图提出中国绵羊起源的新看法；[56]实际上是常见于西亚、中亚绵羊的C系。二里头遗址绵羊骨骼mtDNA分析表明与小尾寒羊、湖羊、蒙古羊、同羊相同，均属于A系；盘羊、羱羊并不是中国藏系绵羊和蒙古系绵羊的祖先[57]。分子遗传学亦不支持东亚特别是中原、东北亚作为山羊或绵羊的起源地。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58]。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猪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的传统，无“豕”不成“家”。南起甑皮岩[10]北到兴隆洼[11]，西自仰韶东到龙山，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12]，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13]，说明猪在东亚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14]，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文化玉猪合二为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格局到青铜时代才改变：青铜礼器和马分别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猪的地位[15]。
野猪(Sus scrofa)与粟一样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遗传学研究表明欧洲和东亚家猪有明显的不同，分别起源于西亚和东亚[16]，欧洲和南亚亦可能是家猪的起源地之一[17]。西亚是公认的家猪起源地[18]。东亚家猪源于东亚野猪[19]，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以确定。通过来自中国、东南亚、印度的567只家猪和155只野猪的mtDNA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家可追溯到同一世系D，其中包含多个支系D2、D3、D4、D1b和D1a2；根据系统发育地理图可推断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心，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布[20]。
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猪骨骼有争议。李有恒等认为不太可能是狩猎的结果[21]。野猪也是可以牧养的，甑皮岩的猪可能是驯化初期的猪。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野猪特征明显，可能也是正在驯化中的动物。新石器时代人类陪葬或祭祀一般用家畜，绝少用野兽。跨湖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部分被确认为是家猪，也是中国最早的家猪实例之一[22]。大约八千年前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猪骨可以确定是家猪[23]。日本和朝鲜半岛亦有野猪分布，与家猪亲缘关系密切[24]。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均表明东亚诸民族具有养猪的传统[25]。狗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不仅是人类天生的朋友，也是肉食来源之一。家狗源于野狼已经得到公认[26]，但驯化的时间和地点仍在争论推测中。Savolainen和张卫平等通过对世界范围内654只家狗的mtDNA研究发现其中95%可归为三群，而东亚狗表现出更大的遗传多样性；由此推断家狗源于大约15000年的东亚[27]。作为旁证有人发现新大陆[28]和澳洲[29]的狗源于东亚或旧大陆。另外一群科学家用类似的方法发现犬与东南欧狼有亲缘关系，并且推断至少欧洲犬起源于欧洲狼[30]；有12000－17000年的化石作为证明，支持犬狗的多地区独立起源说[31]。通过来自欧洲、西南亚、西伯利亚、东亚、非洲和美洲的10只公狗Y染色体研究表明世界上的犬源于至少五个不同的狼群[32]。狗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布异常广泛，还可以和狼回交，不大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33]。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犬跟随印欧人进入了东亚，因此现代东亚犬或狗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34]、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与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35]太平洋沿岸地区流行龟祭和犬祭风俗。[36]
在东西方文化或游牧与农耕民族文化中犬或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语言学研究亦可得出类似的结论,犬是印欧语和阿尔泰语中对狗的称呼。农耕与游牧民族对狗或犬的态度明显不同：直到最近狗仍然是部分日本、韩国和中国人的肉食来源之一，这在游牧民族或印欧人看来无异于吃人肉。鸡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等有鸡骨出土，可能是家鸡，是目前世界最早记录。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常有鸡骨或陶鸡出土，鸡可能是唯一家禽。甲骨文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殷墟发现有作为牺牲的鸡骨架，鸡为六畜之一。
家鸡（Gallus domesticus）源于红原鸡（Gallus gullus）。红原鸡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达尔文提出家鸡是由红原鸡驯化而来，这已被线粒体DNA研究证实[37]。一般认为西亚或西方家鸡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2500-2100 B.C.）。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驯养鸡是可能的。
2004年多国科学家公布了红原鸡基因组图谱[38]：鸡的基因组规模相对较小，相当于人类的1/3；基因总数却相近，为2-2.3万个，有60%的基因相同。将红原鸡与肉鸡、蛋鸡和中国乌鸡的基因组对比发现家鸡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严重地近亲繁殖，有较大的遗传多样性。
猪、狗、鸡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人类的自我驯化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人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云鸡头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是信德。东亚民间将鸡视为吉祥物，可以避邪除害。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没有鸡狗难成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鸡、狗和人的关系异常密切。孟子的治国方略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鸡豕狗彘”或“鸡狗猪彘”与东亚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讨论与结语人类在驯养动物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驯化。人类与家养动物实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在帮助动物生存的同时充分利用动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假如没有家养动物，人类将长期处于史前或原始状态。家养动物史实质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缩影，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进程。正月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六畜排完了，才轮到初七的“人日”。这也大体反映了家畜出现的次第及其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民族动物学研究民族与动物的关系，探讨不同民族对动物有不同利用方式和认识，是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视角。
东亚新石器时代是相对单纯的定居农业文化时代。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标志着东亚新石器文化的顶峰。尧天舜日、玉帛古国是古人对远古的回忆。桃花源是文人陶渊明的想象。猪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不仅是最重要的肉食来源，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玊猪龙是红山文化的象征；大型玉猪可以作为凌家滩文化的标志。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渐齐备的时代，青铜与马、牛、羊的到来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马、牛、羊是东亚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否则东亚很难出现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朝。黄帝金戈铁马，蚩尤铜头铁额，两军交战，血流漂杵。炎黄之战，干戈碎玉帛，象征玉帛古国进入王国乃至帝国时代。商周时代牛、羊、马常用用于祭祀活动。《礼记·王制》云“大夫无故不杀羊”。《礼记·曲礼》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大夫虽是贵族仍属于食豕(猪)族，没有权利无故宰杀牛、羊[95]。
六畜中的马、牛、羊被列为上三品，鸡、犬、猪沦为下三品。姓名中牛、马、羊常见，罕见猪、鸡、狗。姓大多形成于春秋战国以后，《百家姓》中有马、牛、羊，还有司马，巫马、羊舌、公羊等复姓，但不见猪、狗、鸡。马后来居上，独占鳌头；猪一落千丈，永难翻身。这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关系史的缩影。
猪在新石器时代非常重要且神圣，夏、商、周青铜时代受到排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进入帝国时代猪就难以翻身了。汉民族图腾龙最初包含猪形象，新石器时代没有比猪更重要的家畜。中国西南傈僳、哈尼、珞巴等曾以猪为图腾。叶舒宪认为猪崇拜可能是母神信仰的产物，红山文化猪是家神即主管大自然的母神化身[96]。
射猎野猪是商代贵族的主要活动之一，“逐”表示追杀野猪；“彘”在卜辞中也指野猪。商代早期偃师商城遗址祭祀区猪仍然是数量最多的牺牲，总共超过300头；这是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的延续。《豳风》为《诗经》十五国风之一，“豳”意为猪山。甲骨文、金文中豕、彘并无贬意。《辞源》中“豕”部“家”、 “豪” “奎” “象”等有褒无贬；“该”、“孩”、“骇”、“咳”等以“亥”为声部，并无恶感。《庄子·大宗师》中狶韦氏是开辟大神。《山海经》中黄帝之孙颛顼之父韩流嘴巴象猪，脚似猪蹄。《山海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 
战国时期秦国变法以耕、战为国策，尚武好战文化占上风，霸道盛行而王道衰微，猪的地位下降成为必然现象。秦汉时代牛耕普及，猪在农业生产上不如牛，在战场上不如马，地位明显下降，猪崇拜逐渐消逝。野猪比家猪更受崇拜。野猪驯化成为家猪后多被阉割变得平庸，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春秋时晋大夫先毂号“彘子”，刘邦大将陈豨，汉武帝刘彻本名刘彘，左将军荀彘；汉代以后名字中就很难见到猪的踪影了。
猪自惭形秽，甚至以死为解脱。《符子》曰：“朔人有献燕昭王大豕者，车夫膳之。豕既死，乃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今仗君之灵而化，始得为鲁津之伯也。” 唐朝猪龙已成贬称，玄宗说安禄山“此猪龙，无能为”。宋代猪崇拜犹存痕迹，但猪肉已极低贱。陈师道《后村谈丛》云宫中养猪厌胜避邪：“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熙宁初罢之。后有妖人登大庆殿，据鸱尾，既获，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盖彘血解妖术云。”《东坡诗话》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水，小着火，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元代定居农业文化受到了打击。周密《癸辛杂识》云：“至元癸已十二月内，村落后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价极廉。”游牧的蒙古族重视马和牛、羊的养殖，禁止养猪便有可能在民间流传。吴承恩《西游记》中“天蓬元帅”变“猪八戒”反映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97]。
马是游牧民族的象征，无“马”不成族。四千年前的东亚无马亦无游牧。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牛、羊、马陆续传入东亚，西北（河湟地区）、北方（蒙古草原）、东北（西辽河流域）游牧才有可能。黄帝传说与游牧有关。《列仙传》和《古今医统》云黄帝时代马师皇擅长医马，被认为是十大名医之一[98]。南北各地有马神庙，大都祭祀马师皇。游牧民族养马的盛况从“白登之围”可略见一斑。中原养马与游牧文化传播有关。
《竹书纪年》云：“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都于商邱。”《世本·作篇》亦云：“相土作乘马，迁都于商邱。”殷墟车马坑和人马合葬墓的发现表明马在商代非常重要。商代中期以后逐步演变为主要用牛、羊和马进行祭祀。祭祀用动物的多样化与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大量马、牛、羊作牺牲比起单纯用猪作牺牲更能反映出等级制度，有助于区分献祭者的身份[99]。《史记·殷本纪》云：“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太公六韬》亦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与散宜生以千金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马，毫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鸡斯之乘，以献商王。”良马来自西方，是商、周公认的珍宝，在周灭商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周代养马盛况空前。相传西周已有《司马法》管理养马用马事宜。《周礼·小司徒》郑玄注：“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周官校人“辨六马之属”：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竞相养马，纷纷突破“邦国六闲四种”的规矩，变成千乘或万乘之国。楚威王时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惠王时战车万乘，天下之雄国。秦国祖先非子养马出身，又位于适合养马的西北地区，战车与骑兵遂成优势，嬴政凭此统一中原建立秦帝国。游牧文化占了上风，马雄居六畜之首。
穆天子西游，造父驾车，八骏奔腾。先秦时代有相马出名的伯乐，《相马经》已失传，《齐民要术》可能保留了部分精华：“马头为王欲得方，耳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肋为城廓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马八尺以上为龙。龙马或天马信仰源于先秦，盛行于汉唐。《周礼·夏官·庾人》：“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来，六尺以上为马。” 《华阳国志·蜀志》云：“（会无）县有天马祠，初民家马牧山下，或产神驹，云天马子也。”汉武帝想借助天马升天。天马来自中亚大宛，又以汗血马著称。《史记·乐书》载汉武帝时《天马歌》列为郊祀之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杰作，表现了天马行空的境界。《后汉书·马援传》伏波将军马援是杰出的养马家：“夫行天莫为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宋书·符瑞志》：“龙马，仁马也，河水之精。” 河出马书，洛出龟图，河书洛图是河洛文化的象征。天龙地马，龙马并称；真龙天子必有骏马相随。唐代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相辉映的朝代。昭陵六骏是唐太祖李世民的爱马，都来是塞外。玄奘过龟兹见一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恢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白马驮经广为流传，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根据地。《司牧安骥集》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兽医专著，《元亨疗马集》集中兽医之大成，均以马为主要医治对象，亦从侧面表明马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家畜。
何为六畜之首曾出现过有趣的争鸣。一些人认为马为六畜之首理所当然，而另外有人认为马为六畜之首是儒家的影响，六畜之首是猪。中国是第一养猪大国，猪肉一直是主要肉食来源。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政治文化中心，天气炎热潮湿一直不适合马的繁衍生息。历史上无数骏马以不同方式进入中原，至今没有培育出中原特色的良马品种。养猪大国，贫马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亦反映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
以马为象征的游牧文化几度或长期占上风，以猪为底色的定居农业文化一直没有大的改观。《荀子·王制》：“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六畜兴旺是中国人的企盼，亦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从青铜时代开始是一种高度混合的文化。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六畜兴旺：马牛羊占上风，猪狗鸡仍然存在。中国文化就是此类混合文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