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线
概况
1964年到1980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从行政区域看，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向内地收缩，划两个圈，形成三个带。一线地区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的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1]
国际背景
当时，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出现了严峻的局势。在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地包围住，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他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东、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
在北部和西部，我国又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1956年之后，中苏由于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引起了苏联的极大不满，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备所欠下的债务，并且苏联还策动新疆分裂分子举行武装叛乱。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7300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在苏、美二国的唆使下，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
当时，我国的工业、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形势十分紧迫。
1962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战争升级。
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
1964年8月5日，美国悍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将战火引近了我国南大门。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969年，中苏边境陈兵54个师、近百万人，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
决策确立
当时三线建设决策不仅凝聚了毛泽东等中国决策者应对复杂战略形势的思考和筹划，而且还和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国家安全有着深层的关联。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
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就此中断。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
（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
（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将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参加专案小组的各个部门负责人负责相应的工业、国防、农业、教育、铁道、城市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纳入明年计划和“三五”计划。报告还建议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周恩来任主席。同时，恢复北京地下铁道建设筹备处，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并考虑上海、沈阳两市地下铁道的建设，通由铁道部负责。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9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成就
从1965年中国开始进行了长达15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大批沿海企业和技术管理人员迁移到了山沟里，其中进川的就有40万人。通过新建扩建、迁建、改建，先后建成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修筑了10条总长8000公里铁路干线。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工为先导，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
其中包括：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10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三线建设也培养了一批干部：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曾在甘肃刘家峡工地工作13年，温家宝曾在甘肃酒泉工作14年，李岚清、王兆国也曾在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工作。
1、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和资源开发程度低下的历史状况。
2、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技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3、三线地区的机械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优势产业，三线地区机械工业的建设，是按照与军事工业配套、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装备的原则进行规划的。
4、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以前是荒山野地，如今成了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的工业城市。
失误
1、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和判断有失误。
2、对三线建设的进程要求过快、过急，造成了盲目上马、建设工程缺乏科学论证、事故多等严重后果。
3、对备战强调过了头，而忽视了客观经济建设规律。
4、为了突出战备，一大批现代化工业远离城市、远离交通要道、分散地建在深山沟里，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了重复建设、布局不合理等现象。
5、由于过分强调隐蔽，不少建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到了开山、筑路、打洞等设施上，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和施工难度，影响了建设进程。
虽然，三线建设出现了一些主观上的失误，但它的成就与历史意义是主要的，它紧密把握住了我国当时的国内、国际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为我国西部地区、内陆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与保障。
改造方案
1983年，针对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策，对三线建设中企业布局、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造。
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83年12月成立，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初至今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设在成都）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 201项，三线建设调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经过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槃。它们许多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用企业，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有些已经面向国际市场，如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如今，酒泉航天基地又实现了中国人邀游太空的梦想。[2]
历史评价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那么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工业发展所起的“加速器”作用或许会更明显些。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三线建设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和大调整。西部某些偏远乡村至今尚未有电、公路、自来水、学校等，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水平与东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已经相差50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没有大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投入，更多的西部地区至今还会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会更大，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国家在20世纪末期进行西部大开发、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战略任务将会更艰巨。
反过来看，改革以来，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没有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及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东部沿海地区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