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失独老人
简介
随着“常回家看看”入法引发的热议，“空巢家庭”再次引起舆论关注。然而，社会中还有一种“空巢”，它们“空”的原因并不是子女外出工作学习，而是因为家中唯一的子女不幸离世，这样的家庭被称为“失独家庭”。他们无法期待子女“常回家看看”，只期盼这个国家和社会给他们多一些保障与关爱，至少不要再忽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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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数量庞大 “我们才是真正的空巢老人”
按照已有数据，有些机构做了样本统计：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  失独老人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中，基于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考虑，孩子不仅是血脉的延续，也是精神的寄托。但是对于数量庞大的失独家庭来说，他们的情感依赖和养老保障自然就成了一个越发凸显的社会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插队，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也遭遇过下岗。但是与同龄人相比，我们这群人唯一的孩子也没有了，现在面临养老，没人为我们着想。”孙英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空巢老人”。
失独者养老问题凸显 专家称政府应出台帮扶办法
中国社会正在快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传统来看，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的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是对于失独家庭来说，这“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失去之后，他们就只能依赖国家和社会。但是，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制度并不完善。
在2001年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涉及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条款为该法的第四章第二十七条：“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是有法律专家分析，这里的“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而且“给予必要的帮助”这个概念很模糊。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执行起来也有很大的伸缩性。
针对失独家庭，现行的国家计生特别扶助政策，对独生子女伤亡家庭进行补贴每月每人一至两百元，但在年龄方面要求女方年满49周岁时，夫妻双方才能同时纳入扶助范围。而这样的经济救助和年龄门槛对于数量庞大的失独家庭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刚刚过去的6月，施行1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迎来首次修订，中国的养老问题再次提上国家议程。而这份大规模扩容的修订草案并没有给予数量庞大“失独老人”特别的关注。
对于失独群体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伊密认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开展对失独家庭的调查，了解他们实际困难和诉求，政府部门要出台失独帮扶政策，只有政策才具有稳定性和普惠性。
伊密表示，失独家庭是整个中国老龄工作中的新问题，国家的老龄政策也应该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出台相应的帮扶方法。
“由于情感方面的受伤，很多失独老人并不愿意入住现有的养老机构，他们喜欢抱团取暖，希望有专门的失独者养老机构，失独者在一起生活，他们彼此心里才会消除芥蒂，但是具体怎么组织实施这就需要政府的探索和磨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原副会长苗霞说，如果把失独群体的养老问题研究好，解决好，对于中国的全民养老就有开拓意义。
迫在眉睫的精神慰藉：全社会要营造关爱的环境
其实，来随着失独问题的逐渐凸显，失独群体的养老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四月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养老保险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养老保障工作，积极探索为独生子女父母、无子女和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养老服务补贴和老年护理补贴。
但是，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楚，步入老年的失独者要重获生活希望，最关键的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记忆阴影。所以相比于物质帮扶，对于失独老人的精神慰藉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中国社会对于失独群体的心理救助机制几乎没有，甚至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对于他们的误解与歧视。
一场车祸让刘秀兰独子小伟英年早逝，然而让刘秀兰没想到的是丈夫在儿子去世半年之后就跟她提出离婚，分崩离析的家庭悲剧交织在一个中年妇女身上。
“当时甚至想过自杀，因为我觉得周围都是歧视的目光。”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是提起自己的遭遇，54岁的刘秀兰还是泣不成声。
从事近十年失独群体研究的苗霞说，在她接触到的案例中也出现过很多失独者遭遇社会歧视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失独妈妈”甚至会被戴上“克子”、“克夫”的迷信帽子。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失独群体中的个体差别性无疑增加了精神救助工作的复杂性，所以，在对失独者进行精神救助前，怎样保证救助工作科学有效就更显重要。
“很多失独者不再愿意接触社会，他们的心理变得脆弱和敏感，甚至选择自我封闭，所以要对失独者的心理进行研究，对失独者进行科学的心理干预，同时还要编写这方面的教材对基层社区工作者进行培训。”
苗霞认为，国家的政策不可能细致到对每个个体给予针对性的关怀，所以一方面学术界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和社区工作者要针对失独者不同的境遇进行个性化的志愿服务。
“失独，已经不仅仅是哪一项政策的问题，它是个社会问题。”苗霞说，整个社会要去关注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给他们营造一个关爱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关怀才能让这个悲伤的群体走出阴霾，重获阳光。[1]
调查
“别人过节，我们过劫”　又一年的中秋节将至。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几天，家住雁滩的李雪华分外难熬，对节日的恐惧使54岁的她寝食难安。每天晚上她都要上网，在一个失独群里和同命相怜的姐妹们聊到深夜，qq个性签名每天能换十几次:
“女儿，自从你走后，别人过节，我和你爸爸却在过劫。”
“女儿，中秋节快到了，妈妈好想你，妈妈想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饭菜，你要来啊。”
“女儿，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逢，但你一定要在那个路口等着妈妈。”
……
2008年3月6日，李雪华上大学的女儿遭遇意外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
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女儿的点点滴滴，李雪华和丈夫陈海生还是忍不住会放声痛哭。她说，她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
“女儿刚走那阵，我就像疯了一样，感觉她没死，只是出了远门。她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一直保留着原样。每天我会做一大桌菜，不停地给她发短信，喊她回来吃饭。”李雪华说，有时间我还常去花市给她买她最喜欢的百合。
“孩子走了，我们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着。女儿生日、忌日，我生日、老公生日，还有节假日最难熬。”李雪华说，“每年春节，单位放假8天。从年三十晚上一直到初七，我都在没日没夜地喝酒，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因为不上班，闲着就会想女儿，实在太痛苦了，甚至好多次都想过要自杀。”
中秋将至，无尽的思念再次飘向了那块令李雪华牵挂不已的女儿栖息之地。
“我很长时间没去‘看望’女儿了，自那次趴在她的坟头哭晕过去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去那里了。我老了，心脏已负荷不起超载的悲哀了。”在QQ空间日志里，李雪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她还写到，“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犹如横在我生命中的一座大山，无论我怎样努力，绕来绕去还是绕回了原点，这是我这辈子永远都绕不开的日子。”
“今后谁走得早，谁就有福”
“与死亡俱来的一切，往往比死亡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亲友的哭泣，丧服与葬仪……”这是弗兰西斯·培根《论死亡》中的一段话。这其中的悲痛，家住火车站附近的58岁的冯安平比谁都明白，“真的不敢想这些，不然我的头发一夜就白了。”
九月17日，记者来到冯安平家。一进家门还没坐稳，就听到冯安平和54岁的老伴陈玉因为家庭琐事吵架。电视机一直开着，新闻频道正在播放关于钓鱼岛的新闻，他们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吵架声淹没了电视的声音。
“这么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心里太烦躁了，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都很容易生气。”冯安平说，“我和老伴现在就像太阳和月亮，永不相容。”问起儿子，冯安平沉默了，陈玉哽咽了。
2005年，他们惟一的儿子小飞因病去世，当时才20岁。“要是孩子还活着，现在都27岁了，应该工作了，说不准还结婚了呢。现在孩子没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冯安平说，“本来想再生一个，可是她年龄大了，生育机会太渺茫了。就这样吧，过一天算一天。”
孩子走后，陈玉不是撕心裂肺地哭，就是极度压抑地哽咽，内心总是无法抹去这诸多的无奈和难解的凄苦。“开始几年里，我几乎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恐惧别离、恐惧伤心、恐惧朋友……”陈玉说，“心就像玻璃一样脆弱，一碰就碎，实在没办法上班，我50岁就办了退休，每天将自己锁在家里，小心翼翼地活着。”
陈玉止不住泪水往下流，她说，有时候半夜醒来睡不着，为了让自己不去想儿子，她就爬起来搞卫生，“总之要使劲分散注意力”。“当时独生子女政策十分严格，如果超生，我们俩都会丢掉工作。”冯安平无奈地说。
当记者问到未来的养老问题时，冯安平说:“没想过，也不敢想。家在8楼，年龄再大点爬不动怎么办?生病了没人陪护怎么办?买了米提不上楼怎么办?如果每天想这些问题，估计死得快。我们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天黑想天亮的事，天亮想天黑的事。我给老伴说过好多次了，今后谁走在后面，谁就给殡仪馆打电话。谁走得早，谁就有福。”
“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步入老年，浇花弄草，逗弄儿孙，享受天伦之乐，是老人们的梦想。但是，对78岁、家住皋兰路附近的徐世清老人来说，这个梦随着惟一的女儿因尿毒症离开人世后就彻底碎了，原本幸福快乐的家庭，转而出现了难以承受的孤独和伤痛。
徐世清介绍，他和老伴李秀芬在同一家工厂上班，他是油漆工，老伴是厂里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1958年8月他们结婚，1970年2月女儿小月出生。不幸的是，2004年10月24日，患了多年尿毒症的女儿终归还是走了。为了给女儿看病，此前他们借了好多债。
九月14日，记者来到徐世清老人家里，40多平方米的房子虽然简陋，但却收拾得很干净。徐世清说，现在最大的难关是思想上的负担。
女儿走后，徐世清老两口就很少出门，也很少与院子里的其他老人打牌、聊天、下棋，甚至亲朋好友孩子的婚礼、孙子的满月等都不参加，总觉得与其他老人相比，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有严重的自闭感。“老人们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儿孙，而我们一听到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李秀芬沉默了半天说，“他们一提到孩子，我立马就转头走了，或者背过身偷偷地抹眼泪。”
徐世清和老伴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五泉山。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他们都要去那里烧香拜佛，有时候还帮着庙里的师傅分发贡品，只图个心灵上的慰藉。
徐世清说:“这么多年，很少有人关注我们，我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家庭式养老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对“失独家庭”来说，这一养老方式随着独子的离世而变得毫无意义。“失独老人”的暮年将于何处安放?为此，记者在兰州市展开了调查。
老无所养的明天
除了一个QQ聊天群，兰州“失独老人”王雪几乎和外界没有任何交流。王雪24岁的女儿因车祸去世，这一变故彻底改变了王雪的生活轨迹。
女儿去世之前，王雪一度认为自己很幸福。失去女儿后，她瞬间觉得天都塌下来了，除了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她总是喜欢待在家里。
经朋友介绍，王雪加入了一个失独父母的QQ聊天群，此后，这成为她聊以慰藉的惟一地方。在QQ群里面，他们之间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命人”，“同命相连，抱团取暖”。
“我们除了倾诉对子女的爱和思念之外，大多时候还担心老无所养的明天。”王雪说，“行动不便，谁来为我们购置日常生活用品?生病了，谁来陪护我们?楼层太高，爬不动怎么办?这些都让我们焦虑不已。”兰州“失独老人”冯安平说，“我今年58岁，家住八楼，平时做饭需要液化气罐，我只能花钱雇人扛到家。年龄再大些，上下楼都有问题了。”“居家养老难，去养老院同样也不能回避一些困难。”王雪说，前几天，他们群里的一位李大姐便遭遇过这一幕———失去独子后，李大姐希望能找到一个养老院生活，但却被拒绝，理由是:必须由子女签字做监护人才可接收。
连日来，记者走访兰州市多家养老院了解到，监护人问题是“失独老人”最棘手的难题。
记者以远房亲戚的身份咨询兰州市多家养老结构时，工作人员均表示，必须有监护人的签字才可入住，若没有亲戚，社区服务人员或其他人员愿做老人的监护人来签字也可以。然而，由于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极少有人愿意给老人做监护人。
“我们接收这样的老人时比较谨慎，万一将来老人出现什么意外，或者说缴费续不上我们怎么办?”上述机构工作人员表示。
能否跨过养老院的门槛只是众多挑战之一，“失独老人”还要面对经济上的压力。记者了解到，兰州民办养老机构根据房间大小和入住人数不同，每月收费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老人行动不便时，每月还要额外再收6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护理费。相形之下，2011年包括兰州五区在内的一类地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仅684元。
“我是一个下岗工人，每个月退休工资仅800多元，老伴好点，但也不过1000多元。养老院我们想都不敢想。”冯安平说。
缺乏精神寄托和慰藉
“‘失独家庭’经历了精神和心理的双重打击，不少‘失独老人’心理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失独家庭’甚至可能会遭遇社会歧视，迫切需要精神寄托和安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有发说。
王雪所在的QQ聊天群中，不乏“失独父母”对内心痛楚难以修复的各种感慨:“一阵痛苦袭来，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心揪到了一起。这么多年了，好不了了。”“只要大脑有思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儿子。就像电脑的浏览器，每天不知道要点多少次。我究竟还要持续这样的痛苦多少年啊。”
……
“失去孩子的那种伤心、绝望、愧疚等负面情绪，像蛀虫一样每天吞噬着我们原本健康的身体，随之而来的是癌症、心脑血管、精神抑郁等重大疾病。”王雪说，“我们这些人，100%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上、心理上的各类疾病。”
此外，走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失独老人”在经历失去孩子的重大打击之后，人际交往范围日益缩小，每逢节假日，一些“失独家庭”为了避免触景生情带来的伤痛，往往躲亲避友。
兰州“失独老人”李雪华说，“路过学校都是学生放学时的身影，看哪个都像我的宝贝，可哪个又都不是，心马上就痛了;和姐姐聊天，姐姐说好几天儿子心情都不好，只为一个抛弃他的女孩，我听了心又抽到了一起;好多次门口有敲门声，我突然想，要是一开门还是我的宝贝站在门口那该多好啊。”
根据研究，“失独家庭”许多人会出现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由于缺乏心理专业人员的帮助，他们往往很长时间走不出来。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社会功能受损，远离人群，害怕与人接触，任何细小的情节都可能引发其痛苦回忆。
亟待建立专门的社会救助制度
计划生育政策持续30余年，其为我国减少了人口爆炸的风险，但也为我国家庭增加了生活风险，“失独家庭”正是如此。
业内专家认为，这里的“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而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在法律上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执行起来也有很大的伸缩性。
在兰州市计生委记者了解到，兰州对“失独家庭”的救助主要依据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针对的是兰州市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女方年满49周岁以后，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10—135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为止。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失独群体“面临的已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形成合力加以解决。
李有发认为，首先，我们要建立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门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加大社会救助力度，减轻“失独群体”，特别是老人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其次，加快社会管理创新。要尽快改革和完善医疗、养老等相关制度，如就医住院、入住养老院需要监护人签字等相关制度，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保障他们能够优先就医和养老，给他们营造一个关爱的社会环境。最后，社区和社会组织要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分类指导和服务，开展心理辅导、义务巡诊、临终关怀等多元化服务，构筑起帮扶“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
九月20日，民政部表示，“失独”家庭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当参照政府供养“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的政策，由政府为失独家庭提供充分的保障，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失独老人”，期待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明天![2]
政府对策
失独老人政府养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春节假期今天结束，有一些特殊的家庭却因为永远等不到子女回家而黯然神伤，他们被叫做“失独家庭”。人口学家预计，我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民政部表示，失独老人将参照三无老人的标准，由政府来供养。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国家计生委表示，将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扶持。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谈到，民政部将统筹研究相关问题。
窦玉沛：按照现有的政策法律，如果这个家庭一个孩子，失去了孩子，到老了之后，就应该比照现有的“三无”老人。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说，《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已经关注到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未来居家服务机构将为失独老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尤其是“长期照护服务”将对失独老人有所倾斜。
党俊武：首先是解决服务费用来源问题，失独老人的服务费用的来源基本上就应该是国家来承担的。但是长期而言是建立长期照护的保险制度。既包括社会保险也包括商业保险。失独老人不是今天才有，将来可能还会有，长期照护保险应该加快进程。
在国家建立服务体系的同时，公共管理学家、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丁兆林认为，每个人凝聚成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样不可或缺。
丁兆林：这种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是民间自发的，通过一些非盈利组织的运作，对失独家庭进行心理和经济各方面的安抚，确确实实的服务。这方面国家和企业很难做到，必须由非营利组织在互相竞争中、公开透明地执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