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牛的印迹
内容简介
所谓“牛的印迹”，可追溯至十二世纪禅宗著名的“十牛图”。该系列画作以牛与牧牛人为主轴，生动描述了禅修的次第。画中，牧牛人代表修行者；牛可视为想吃路边欲望野草的烦恼心，同时也象征着开悟心或人人本具的佛性。“十牛图”描述了历经寻找、发现、驯服与骑牛归家的过程，其中的每一幅画代表了修行人所必经的阶段，其寓意是，我们能透过参禅，驯服不羁的心，并实现人的佛性。
《牛的印迹(禅修与开悟之路)》总集了圣严法师在禅堂教导禅修的课程内容与禅七讲话。内容完整，次第分明，理论与实践并重，如同指向月亮的手指、渡人到达彼岸的摆渡，无疑有助于习定修慧，走上开悟之路。
目录
序言
圣严法师简介
第一部分　导言：禅宗与佛教的修行
第一章　禅与“空”：禅与传统佛教的方法
禅宗与佛教的“空”观
对应不同修行阶段不同的修行方法
第二章　修禅与调摄身心的原则
有效禅修的先决条件：调身
有效禅修的先决条件：调息
有效禅修的先决条件：调心
修行进?的七阶段
第二部分　渐法中的三无漏学
第三章　佛教的戒律与禅修
第四章　五停心观
数息观
不净观
念佛观
四无量心观
因缘观
界分别观
第五章　修慧：四念处
四念处作为一种禅修的方法
四念处与四谛及不同层次空性的关系
第三部分　禅宗的顿法
第六章　禅宗与顿悟法门
顿悟与渐悟
禅宗
第七章　参公案与看话头
公案的用处
话头的用处
温和的方法?强力的方法
第八章　默照禅
默照禅的历史渊源
作为修行法的默照
修默照的先决条件与提醒
修默照的方法
有关默照禅的问与答
第九章　禅修的先决条件
顿法的基本先决条件
佛教的戒律与出家和在家之道
内在条件：取得进步四种必要的心理状态
第十章　何谓禅师
拥有正见
透过禅修获得开悟体验
在正统的法脉里得到传法
具有福德因缘
懂得观机逗教和适应众生的方便法门
第十一章　十牛图
《十牛图》
圣严法师简介
为时代发愿：圣严法师及其以“解行并重”实现人类潜能之使命。 
——丹·史蒂文森
佛法多彩多姿，适化无方，凡不能统摄总贯，不能始终条理，都会犯上偏取部分而弃全体的过失。这种家风，使佛教走上空疏贫乏的末运！
——印顺法师，《成佛之道》
圣严法师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两地传道授业迄今超过二十年。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佛教徒之间，他的名字是用不着介绍的。他撰写了大量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佛学著作，在中国佛教徒中拥有广大读者，他所创立的“法鼓山”是台湾三大佛教组织之一。他也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最近还包括了中国大陆）佛学团体邀访的常客。在西方国家，圣严法师的知名度也许还不是特别高，这部分是因为他行事低调，但更大原因似乎是，美国和欧洲的禅圈子都误认为禅宗在中国早已绝迹。
圣严法师自承，他本人和其教诲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面对巨大挑战与急需转型的时代。很多对他的价值观大有影响的人物，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僧人，其中包括了太虚大师（1890—1947）及其弟子印顺法师。然而，一些思想较保守的僧人，如禅宗的虚云法师（卒于1950年）和来果禅师，律宗的弘一大师，净土宗的改革者印光大师，以及天台宗的谛闲（1857—1931）与亻炎虚法师（1875—1936），对圣严法师都有着相同的影响力。尽管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但上述所有法师，都以献身于振兴佛教的僧团而驰名。
处在新旧两个世界的夹缝中，宗教革新对这些僧人来说是别无选择的。那是一种迫于严峻形势的需要，被殖民者、现代科技、战争和革命所翻覆的世界将此强加到他们身上。从古老的清王朝覆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既有令人沮丧的一面，也有令人雀跃的一面。它们让人沮丧，是因为一切熟悉的旧事物都濒临淘汰。社会与经济的动荡粉碎了佛教僧团习以为常的平静。由于失去了传统的经济来源，僧团被迫寻找维持其运作的新方法，根本无暇顾及能否维系繁盛时代的佛教传统于不坠。另一方面，现代化又让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僧侣产生再造世界的愿景，认为说不定这是一个可以让佛教脱离封建压迫、实现真正潜能的契机。
一如同辈的许多佛教僧侣一样，圣严法师常常指出“发愿”的重要性。“愿”这个字，除了有传统菩萨“悲愿”的寓意以外，对圣严法师来说，它还具有社会实践的意涵。根据圣严法师的观点，世界不应该只被视为个人寻求解脱的场域，相反的，为了打造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建设一片“人间净土”，佛教徒必须伸出双手，去形塑周遭的世界。接下来要介绍的便是，圣严法师发现这个“愿”和追求实现这个“愿”的过程。不过，圣严法师一定会认为，那并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生平故事，因为他的命运，只是一个更大的命运的一部分，亦即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纪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这个故事又有其专属的意义，因为那是圣严法师交会过的无数人所共同形塑而成的。就此而言，圣严法师的生平，可说是求新求变集体精神的证言——这种精神，被二十世纪前半叶混乱的历史事件所唤醒，且已在当代的华人社会里，推动出了异常蓬勃的佛教复兴。
圣严法师出生于1930年上海外围一户贫苦农人家庭，在家里排行最小。长江的反复泛滥加上家里没钱租地耕种，所以几个兄姊都得出外谋生。圣严因为体弱多病，加上年纪尚小，所以继续待在母亲身边。小学时因家境恶劣，学业时断时续，最后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十三岁那一年，他家人偶然得知，附近狼山广教寺的方丈想找个小沙弥。父母征得圣严同意后，就让他到广教寺当小沙弥。他的师父名叫朗,,,慧，曾就读于安徽九华山的江南佛学院，而这表示，朗慧法师理应比广教寺的其他僧人更有前瞻性眼光。尽管如此，据圣严法师回忆，他在广教寺所接受的训练相当传统，除了背诵佛事用得着的经文以外（主要是《禅门日诵》），几乎没有关于佛理和修行的教育。
圣严法师发现背诵《禅门日诵》相当困难，不管他多努力，就是记不住内容。朗慧法师见圣严毫无进展，认定他业障太重，吩咐他对观音菩萨进行额外的礼拜，以减轻业障。但因为每天的杂务都是排得满满的，所以圣严只好比别人早起和晚睡，挪出时间早晚各礼拜观世音菩萨五百次。这样的修行持续了半年，然后有一天，当他正在叩头时，忽然感觉有一股滋润的甘露从天而降，浇贯他全身。“我感觉到通体清凉舒适，”他在《佛心》里回忆说，“似乎整个世界都不同了。头脑变得明澈清楚，记忆力增强，学习能力增进，背诵再不是难题了。我从此深信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被，更重要的是，心底生起某种承担佛法的责任感。”这个经验，让他对观世音菩萨产生了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也在日后帮助他突破许多不同的人生关口，包括了他想要闭关潜修却苦无资助者的时候，在日本求学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以及后来计划创立法鼓山经费不足的时候。所以，遇到面临困难的信徒向他求教，圣严法师常常会建议他们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1946年，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寺方派他和其他几个小沙弥到位于上海的下院大圣寺，透过佛事为寺方募款。接下来两年的大部分时光，十六岁的圣严法师都是日复一日忙着为付费的施主诵经、拜忏和放焰口。在其自传《归程》中，圣严法师以辛酸的语气回忆了这一段岁月。他当小沙弥已经几年了，但家里却因为太穷，买不起僧装供他穿着（广教寺原规定小沙弥在落发时应有这样的僧装），因此，圣严法师只能穿着补了又补的俗服（外披一件水红色的麻布七衣）去赶经忏。大圣寺的小和尚都会被派到施主家做法事，往往还得在两三户人家之间来回赶场。他们从不知道自己念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时间学习或修行。这段时间，大圣寺赚了不少钱，但寺方却从未想过要为圣严这些小沙弥提供适合的衣服与装备。这样的经历让圣严法师后来认为，这一类佛事乃是对佛教理想的最大贬损，并禁止他在台湾的佛寺因金钱理由从事这一类活动。
圣严法师落脚于大圣寺的同一年，太虚法师的一些弟子在上海的静安寺创办了一所新的佛学院。由于佛学院有一个老师从前是广教寺的僧人，圣严法师在他的推荐下，接受入学考试并获得录取。这里课程的设计效法太虚大师不分宗派的精神，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方式，这种精神又可回溯至明朝的蕅益智旭法师（1599—1655）。静安佛学院大部分老师都是和太虚法师多少有点关系的人，其中包括了南亭法师、道源法师和仁俊法师。尽管静安寺的生活清苦，课程的设计也未尽完善，但在圣严法师的回忆中，那里的学生都因为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的历史和各宗派（华严、天台、唯识、中观、净土、律宗、禅宗）的学说而振奋不已。这都是他们很多人从前一无所知的。
修行也是静安佛学院的重要课程之一，而除了坐禅外，拜忏也是修行的重点。不过，静安寺的拜忏却有别于大圣寺。因为，追随太虚大师的改革精神，静安寺把拜忏的重点放在自我开发上，而不是为了施主或往生者服务。尽管如此，圣严法师还是认为，他所获得的训练未尽如人意。他在《佛心》一书里回忆说：
我们是有打坐，却不是很清楚正确的方法。因此，想从中获得任何真正的力量是很困难的。我们猜测，大概要花上好几年的工夫，才能够获益。我记得就连释迦牟尼也花了六年时间修行。我也记得，二十岁出家的虚云大师到了五十岁还在修行（当时他还没有大名远播）。
那些拥有深刻禅修体验的人，或者被认定已经开悟的人，从不说明自己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当他们彼此交谈时，使用的是奇怪的语言，意义飘忽，难以捉摸。我们的同学之中，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曾经在禅堂待过若干年。当我请教他们有关修行的事情时，他们会说：“哦，那很容易，只要盘腿坐着就行。坐到腿不会痛就表示有所成。”有时候，寺里的比丘会给我们一个公案去参，但总的来说，那里并没有系统性的禅修训练。
有一次我在学期中去打了一次禅七。我就是坐在那里，直到香板传来信号，要我们进行经行为止。没有人告诉我经行要怎么个行法。我们之间流传一个说法，除非一个人能够打坐到“漆黑桶底脱落”，否则是没有资格去见师父的。
有时在打坐中我会想：“打坐时我该做些什么？应该称名念佛吗？还是做些别的？什么才是真的打坐呢？”我反复问自己这些问题，只觉得满腹疑团。不过，在静安佛学院念书那段期间，我的疑团从未获得解决。
1949年，上海的僧团乱成一片。知名僧人靠着与高官要人的关系逃到了台湾，而年老和年幼的僧人只能自求多福。这时候，上海街头开始出现了募兵前往台湾的海报。在一些年长僧人的敦促下，圣严法师和很多同道脱下了僧袍，报名入伍。当年春天，他随部队到达台湾。接下来十年（1960年止），他都在军中服役，军阶逐渐往上升，并一直不放过任何可以进修的机会。
在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圣严法师对佛教一直念兹在兹。他与旧日的同道或老师继续保持联络，而且常常在佛教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也发现自己对佛理和修行的问题愈来愈关心，对出家生活愈来愈怀念。回顾这段时间的心灵状态，他形容自己是一个“问题人物”：
我过去的疑团一直没有获得解决，各种困扰纷至沓来。我觉得佛教教义中存在着很多矛盾，是我所无法解决的。这让我非常困扰，因为我对佛教有着很深的信仰，相信佛经里的话是不会错的。诸如“什么是开悟？”、“什么是佛性？”的问题一直压迫着我。我渴望可以知道答案。
潜藏着的疑问一直在那里。我在工作时，它们会消失，但在我修行时，这些叫人窒息的疑问又会去而复返。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二十八岁那一年才有所改变；当时，我遇到生平第一个真正的老师。
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58年。这一年圣严因缘凑巧，认识了灵源法师（1902—1988），他是著名的虚云法师（1840—1959）的法嗣，是个相貌堂堂而谜样的人物。有一天，圣严法师赴高雄佛教堂拜访，刚好灵源法师也在那里作客。晚上，他们被分配到同一个通铺夜宿。当圣严法师准备就寝时（他当时还是个俗家人），却看到灵源法师“挺着个大肚子”，开始打坐起来。这让圣严法师觉得自己也应该坐禅而不是睡觉，于是就坐到了灵源法师旁边。不过，他的心思却无法集中，各种疑问不断萌生。圣严法师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仍然被那些疑问压迫着，拼命想让它们安静下来而不可得。但他（指灵源法师）看起来却相当自在安详，似乎对这个世界一点疑问都没有，于是我决定向他求教。
他耐心聆听我诉说许多疑问和困惑。我滔滔不绝说了两三个小时，但他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一直只是说：“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见他不回答任何问题，我极为气恼，急着想要得到答案。但突然间，他叹了口气，大力用手掌打在床沿的硬木板上，说道：“你哪来那么多问题！放下来，放下来，我们睡觉吧！”
这些话让我恍如遭到电击。我通体流汗，感觉就像一场重感冒马上获得治愈。我感到压在身上巨大的重量忽然离我而去。那是一种非常舒服和有安抚性的感觉。我们坐在那里，不发一语。我快乐极了。那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夜晚之一。第二天，我继续感受到无比的快乐，整个世界变得焕然一新，就像我是第一次看到它似的。
这时候我体认到两个对修行来说不可少的要点。第一就是必须等待因缘。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完全掌控的，其中包括你自己的业、其他人的业与环境因素等等。你必须等待它们以某种方式聚合在一起，才可期待此次修行会有所精进。想要在修行上能有一跃千里的进步，你必须等待这个业缘的出现。
其次，要达到有效的修行，必须运用有效的方法，并接受一位够资格老师的从旁指导。从出家开始，我已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修行。我觉得太长了。过去，当我请老师指引我时，他们只会说：“你努力用功就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我现在明白了，努力固然很重要，但要让努力得出成果，得先符合两项前提：有好方法和好老师。
圣严法师与灵源法师的这场会面，对他重返佛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后，他一直与灵源法师保持联络，并从灵源法师那里继承了临济宗的法脉。不过，就在同一年，圣严法师也遇到了生平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和农禅寺的主持东初法师（1907—1977）。在1960年的新年，东初法师授予圣严沙弥十戒；翌年，接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比丘。
从许多方面来说，东初法师都是位不同凡响的僧人。他既是太虚法师的学生，也从智光法师（1889—1963）那里传承了曹洞与临济二宗的法统。智光法师是江苏焦山定慧寺的监寺，曾受学于杨仁山所创设的祇园精舍。因此，东初法师除了身受传统的禅学训练以外，也得到佛教改革派的精神熏陶。不过，初遇到东初法师时，圣严对他的个人背景所知甚少，就只是被他那不同流俗的风度和谈吐所吸引。
东初法师于1977年12月在台湾圆寂，当时圣严人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大觉寺。圣严回忆起东初圆寂当晚的情形，他的叙述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圣严就寝前都会禅坐几小时，那是他每日例行的功课。但那个晚上，他却发现自己的心神无法安定下来。他反复想到自己所属法统的问题。一种强烈的力量驱策他，第二天一早便前往藏经阁，搬出许多书籍，想理清晚近曹洞宗略显隐晦的法统传承。那之后不久，他就接到来自台湾的电话，告诉他东初法师圆寂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挂单在东初法师位于台北近郊的农禅寺时，凑巧从一些老比丘尼身上得知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部分。东初法师圆寂当晚，他沐浴后换上干净的袍子，并交代寺里的女尼明天早上不必费事为他准备早点。第二天早上，她们发现东初法师以坐禅的姿势直挺地坐着，却已经断了气——和我们在古代高僧的传记里读到的一模一样！
总而言之，圣严法师从两年亲炙东初法师的生活中深获教益，虽然同时也吃尽了苦头。当中华佛教文化馆和农禅寺的比丘尼回忆起圣严法师当时所受的训练时，都耸耸肩、摇摇头说：“苦，太苦了！”圣严法师自己则回忆说：
跟随他（东初法师）的两年间，是我生平最难熬的时光。他不断找我麻烦，让我联想起密勒日巴从他师父玛尔巴那里受到的对待。例如，他会叫我把所有行李搬到一个房间，稍后，又叫我搬到另一个房间去。再过一会儿，又叫我搬回原来的房间。有一次他叫我把一面窗给封起来，在另一面墙开一扇新的窗。如此一来，我就得跑到位于佛寺上方很远的砖窑去搬砖。寺里煮食都是用瓦斯炉，但师父却常派我去收集一种特殊的木柴，供他泡茶之用。他经常因为我把柴劈得太大块或太小块而责备我。这一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在修行的事情上，他给我的指导同样反复无常。当我问他该怎样修行时，他叫我坐禅。但过了几天，他又会引用一位著名禅师的话说：“你是无法靠打磨一块砖头而获得镜子的，而你也无法靠坐着而成佛。”然后他会吩咐我改坐禅为礼拜，但过几天以后又说：“你这样做跟狗吃屎有什么分别！去读佛经吧！”我读了两星期佛经后，他又讥笑说，禅宗的列祖认为佛经这东西只是用来慰藉伤心的人。他会说：“你不是很聪明的吗？写篇文章给我看看吧。”等我把文章写好，交到他手上，他却把文章撕掉，说：“里面的想法全是抄袭来的。”然后他会用挑衅的语气，叫我用自己的智慧，写些有创意的东西。
我跟他同住的那段岁月，他禁止我在房间里放毯子，并说比丘晚上应该是要打坐的。如果累了，可以打打盹，却不应该享受床或毯子的舒适。这就是他训练我的方法。我做的任何事情——哪怕是他所吩咐的——他都认为是错的。虽然很难将他对待我的方式视为一种慈悲，但那确实是慈悲。如果不是受过这样的锻炼，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我也从他那里体会到，学佛是很严格艰苦的，而且人在修行时应该凡事靠自己。
跟随东初师父两年后，我就到山中闭关潜修去了。离开前，我告诉他我发愿要艰苦修行，无负佛法。他却回答说：“错了！什么是佛？什么是法？最重要的是无负你自己！”
有一次东初师父告诉我：“师父与弟子的关系就像父与子，就像老师与学生，但也像朋友。师父也许可以指导、批评和矫正弟子，但弟子必须为自己的修行负责。师父是无法像母亲一样，事事为弟子操心的。师父只能把弟子带到路上，弟子必须靠自己的双脚走完全程。”
最后，东初师父告诉我，一个修行者必须福慧双修。一个人独自修行，固然可以修得定与慧，但他必须谨记，还有其他有情需要佛法的滋润。他说：“控制好你自己。当你控制好自己，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与大众和谐共处。”
师从东初法师两年并从他那里获得传法以后，圣严法师决定闭关潜修，以加深自己的修行。早先，1961年重新剃度后不久，圣严法师曾在高雄附近的朝元寺住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那里的环境相当优美。不过，会选择朝元寺附近作为闭关之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之前住在那里的时候，他经历了生命中第二个最奇妙的体验，并从此深印脑海。
初到朝元寺每日的功课是早上拜《净土忏》，下午拜《大悲忏》，晚上再坐禅。圣严法师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于安顿自己的身心很有帮助。不过，体力劳动也是朝元寺每天的例行功课之一。有一次，身体并不强壮的圣严被分派到一项工作，就是把十大箱的书搬到二楼藏经楼。当他搬着搬着的时候，一个问题突然从脑海里冒了出来：“谁在搬书？”听到这样一问，圣严法师骤然感到那个正在搬书的人消失了，连带着提出这问题的自我也一起消失了。圣严法师在几小时后回过神来，发现书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全部上架，而且排列得井井有条。
对于一个有心闭关的人来说，朝元寺四周的山脉看来是一个上上之选。那里不只风景极优美，而且人迹罕至，环境清幽。然而，因为才刚受戒成为比丘，所以他找不到信徒出钱资助他去盖闭关的小房子和准备生活起居的必需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每天都拜《大悲忏》和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过不了多久，智光法师的一位俗家弟子向他伸出了援手，再加上朝元寺的支持，圣严法师闭关的基本需求就齐备了。
1963年，三十四岁的圣严法师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闭关（他一共闭关两次，各为期三年）。这期间，他把修行的重点放在拜忏（他形容这种修行的方法犹如“晾干肮脏衣服”）。每天起床后，他会先拜《大悲忏》，整个早上的时间，都用来礼拜。下午，他会拨出两小时读《大藏经》。他第一部读的是《阿含经》（这是效法印顺法师），其余的时间则是继续拜佛（阿弥陀佛）。晚上的功课是坐禅。若干年后，他说明了这种安排的用意。他指出，闭关潜修的人承受很大的压力，哪怕在展望或动机上有最微不足道的偏差，都有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人过度沉迷坐禅，却没有先净化自己的愿，以及靠着持戒奠定稳固的基础，就会产生障碍。如此一来，不但无法达到开悟的效果，说不定反而会生病、发疯，甚至死亡（中国有关僧尼闭关时走火入魔的记载比比皆是）。
圣严法师这样描述了他的闭关生活：
闭关的前半年，我把重点放在忏悔和礼拜，以除去身上的重业。智光老和尚教我先拜《法华经》，后拜《华严经》。每读一个字，我就念一句经题和拜一拜。拜《法华经》时，我念的经题是“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意谓“皈依于法华会之诸佛与菩萨”），拜《华严经》时，我念的是“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意谓“皈依说出《华严经》时数量如海之诸佛与菩萨”）。我就是这样拜完整本经的。我每天礼拜五小时，然后打坐，有时候也会称名念佛。
从闭关一开始，我的心就是平静稳定的，没有波动起伏。我感到非常快乐，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我一天只吃一顿，吃的菜经常是山上种的番薯嫩叶。我住的是间带个小院子的房子。屋后靠山壁，屋前是个人工砌成的断崖，可以远眺。虽然我只能在小院子里活动，但从来没有被禁锢的感觉。
到后来，我减少拜忏的时间，花更多时间在打坐和读佛经上，这期间也写了不少东西。那六年过得非常快，几乎是不知不觉的。
据圣严自己描述，他用于坐禅的方法与佛教典籍所提倡的修行技巧相当不同。他没有修习观心和观身的方法，没有参禅（即钻研禅宗公案），也没有念佛或观佛。事实上，他认为这些传统的方法无一适合自己的处境。他采取的是“只管打坐”，修的是没有方法的方法：“无念法”。在进行这样的打坐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多年以后，他体认到这种方法“疑似曹洞默照禅” 。
圣严法师把他闭关时的这种修行归于传统佛教的理想：“解行并重”（或“定慧双修”）。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在修行以外每天辅以读经，慢慢把《大藏经》里最重要的经和论都读过一遍。在所有读过的佛经中，他觉得最有启发性的是《阿含经》和《般若经》。
在第二次闭关期间（1966—1968），圣严法师开始大量写作。他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戒律学纲要》，是对佛教戒和律的概览。此书是以现代的论述与分析风格写成，反映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一种新的、严谨的治学风气已经在台湾佛教界蔓延开来。这个发展，部分是由印顺导师等有进步思想的改革派僧人所促成的（印顺导师被很多人公认是台湾光复以后最有影响力和原创性的佛教思想家）。圣严本身就是印顺导师的景仰者，不过，他在谈到自己的思想发展时，却特别推崇日本佛教学术界的影响（他透过作家杨白衣、张曼涛和师父东初法师介绍而认识到日本的佛学研究）。
意识到日本的学院训练有可能是复兴中国佛教的契机，东初师父力促圣严结束潜修，到日本的佛教大学留学。1969年，三十九岁的圣严向东京的立正大学申请攻读佛学研究的硕士课程，获得接受。他的指导老师是日本研究中国佛学最德高望重的学者气本幸男。圣严两年内完成了硕士论文，研究的题目是《大乘止观法门》——一本被认为是天台宗的慧思（515—577）所撰写、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著作。东初师父本来是希望圣严在取得硕士学位后马上回台湾，但气本幸男因为欣赏圣严的聪慧与宗教热忱，劝他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圣严也同意了。
遗憾的是，气本幸男在圣严作出读博士班的决定后不多久就过世了，让圣严顿失一位扶持者。“这时期我面临了经济困难，好几次都打算回台湾去。但我的导师却慰勉我：”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听到这话以后，我就开始每天礼拜观世音菩萨。奇怪的是，没多久就收到一位来自瑞士匿名者的赠款，足够让我付学费和生活开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位捐赠者是谁。”最后，圣严的博士论文在金仓圆照和野村耀昌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研究对象是明末清初有影响力的天台宗革新者蕅益智旭。圣严选择研究这个题目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除了相关的研究相当少以外，蕅益智旭也以其前瞻性的兼容并蓄精神，受到太虚大师和虚云老和尚等有革新倾向的僧人的推崇。
留日的七年间，对修行兴趣浓厚的圣严主动接触了很多主流与非传统的日本佛教组织，其中包括了像原田祖岳系的禅、法华信仰系的孝道教团、立正佼成会和灵友会这些“新兴”的团体。他参加过真言宗的密法、日本本土的禅道教，也参加过在曹洞宗和临济宗的本山或地方性禅寺举行的摄心与禅修训练。在日本接触过的佛教人士中，他最难忘的是伴铁牛禅师（原田禅师的弟子，以禅法严厉著称），日后，他语带感激地回忆说：
我到他位于北陆的佛寺打过好几次冬季禅七。因为地处日本北部，所以四周的环境非常严苛。另外，那位禅师好像是故意找碴似的，不断叫助手打我。但在日本，他们却是让我受益最多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学者都是我执和烦恼很多的人。你的业障很重。”
最后，伴铁牛禅师授给了圣严法师“印可”，并鼓励他到美国去传法（到美国传法成了愈来愈强烈的念头）。
1976年，圣严法师在沈家桢和美国佛教会的邀请下到了美国，住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大觉寺接引信徒。他停留了两年，直到1978年东初师父圆寂，需要他回台湾接掌中华佛教文化馆和农禅寺为止。自1978年迄今，圣严法师每年都会把时间平均分配给台湾和纽约两地的信众，两地各轮流住三个月。他在两地进行的活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包括了主持禅七、初级和中级的禅修班、定期的周末法会、佛教教义的特别班，以及主讲为周遭小区开设的讲座。不过，台湾方面的僧团要比美国的禅修中心更强调佛教教义和礼仪，而且会举行许多一般美国佛教中心所没有的活动，如念佛的禅七法会和拜《大悲忏》与《梁皇忏》等。
虽然过去二十年来圣严法师都把他的时间平均分配给美国和中国台湾，但他始终特别关怀毕生的计划：“复兴中国佛教和提升中国人”。为了找到并教育可以落实这个愿景的人才，圣严法师和其他几位僧侣在1981年于台北华岗的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了佛学研究所。四年后，他获得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核准，在北投重建这个研究所，成为独立的中华佛学研究所。目前，中华佛学研究所提供的是三年制的硕士课程。杰出的毕业生可获得资助，前往欧洲、日本和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以准备日后回台湾负起教育后进的责任。
1990年，圣严法师购买了一片可以眺望台北市北方海岸的山坡地，并重新命名为法鼓山。法师的心愿是把法鼓山发展为一个集佛学院（包括大学部和研究所）、国际会议中心和国际禅修中心（包括提供想要闭关的人适当环境）于一体的佛教根据地。组织的建立以及课程的筹设，可说是圣严法师本人一生经验的结晶，是他不同人生阶段——在中国大陆当沙弥、在东初法师门下当弟子、在南台湾闭关潜修、在日本念研究所——所见所思的反映。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台湾，圣严法师所追求的都是同一个“愿”：利用佛法来提升人类，实现“人间净土”的理想。他相信，这样的和谐是不能透过强迫统一和泯灭差异而产生的；它来自一种草根性的努力，透过发现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而获得。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则是佛教所说的“定慧双修”或者“解行并重”。
大体上可以说，“慧”指的是对自己和周遭世界的深入了解；“定”指的是坚守我们最珍惜的价值与真理。透过开放性的“行”与“解”，每个人理论上都可以发现自己的“愿”，而无须接受由国家、种族、性别和宗族所外加的价值观。“解”可以带领我们过一种反省的生活，扩大对自我和周遭世界的知解；“行”可以把这种知解深植于内心，让我们达到言行合一。透过这样的“解行并重”，就可以找出一条与世界互相贯穿的生命道路，负责任而睿智地实现自我。
在圣严法师看来，这样一个实现自我的旅程，乃是佛教对世界性人本思想的了解与沟通所做的主要贡献。圣严法师和其他亚洲思想家对西方人本主义的主要批判在于，它太过于强调个人，因而流于自我中心主义——这个弱点具体表现在继承笛卡尔或康德的遗风，相信有一个与世界分离的“自我”。以佛教的观点，这个所谓的“我”以至世间的一切，归根究底都是“因缘所生”（即缘起），这表示个人对意义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无法离开全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善而获得的。这就是一种“人间”的人本主义，也是体认“净土就在人间”的一种表述。在圣严法师看来，这正是大乘佛教菩萨道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