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际均
人物简介
  [1]　　李际均，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陆军中将，现已退役。荣誉之路1934年5月生于哈尔滨，后迁居黑河、齐齐哈尔、锦州，定居长春。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师、团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陆军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论战略》、《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科研思考与学术对话》、《中国军事思想传统与防战略》（单行本，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等）。
传奇人生
人生事迹“兵马未动，学术先行”的解放军老将[2] 　　李际均，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陆军中将，现已退役。1934年5月生于哈尔滨，后迁居黑河、齐齐哈尔、锦州，定居长春。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师、团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陆军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李际均
军旅之路野战部队军事主官兼博士生导师
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隐退”前，他在美国陆军学院发表了一次精妙绝伦的演讲，引得全场起立鼓掌。这次演讲，被美国军方视为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现阶段防御战略的最好阐释；演讲全文还以单行本的形式被收入美国陆军学院的“莱特奥特论集”系列。外电称，李际均是真正博学又具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军方“儒将”。
1934年，李际均出生在哈尔滨，9岁时随家人迁到长春市。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国的私塾先生。李际均的童年饱受家父深厚学养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1950年正在读高中的李际均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那时他刚16  李际均岁。
在朝鲜战场，无论是在坚守防空洞的时候，还是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只要一有时间，他就翻开他那随身带的《四角号码辞典》，认真学习，积累知识。在艰难困苦中，他把一本《四角号码辞典》“通读”了好几遍，还记下大量的战地笔记。在志愿军中，他有“军中秀才”的雅号。
1953年，李际均从朝鲜回国，上级领导看到他有较好的文化基础，便将他直接调任某军司令部参谋。这期间他主要从事战史研究工作。他对工作十分投入，几年的研究整理工作使他对解放军和古今中外的战史及军事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的军事生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965年，他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
李际均在军科院一待就是17年，先后担任研究员、研究处长、研究室主任等职，成为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儒将”。
李际均刻苦的治学精神令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钦佩。在军科院，人们看到他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加班到天亮，匆匆吃过早饭后再回到办公室。有一次，为了查阅资料，他干脆让图书管理员在下班时把他反锁进书库里，肚子饿了就用随身带的两个馒头充饥。即使是在“文革”中他也没有停止学习和研究，后来人们发现他除了读书和科研，什么娱乐都没有，俨然一个“书呆子”的形象。至今他仍不会打牌、不会下棋、不会跳舞，总之凡是“玩”的东西他都不会。也正是因为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在军科院的17年里，李际均为了研究战争计划问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近代以来的外国主要战争计划，逐一进行了梳理；把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与战略的高度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从而提出了大量极富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见解，诞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军事战略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受到中央军委的关注。
1982年，李际均回到阔别10多年的野战部队，出任某师师长。同年他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中唯一一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198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又在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连任，直到1997年十五大前才从中央委员的位置上卸任。1988年李际均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1年李际均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并于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期间，他亲自撰写了《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战略思维》两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军事理论文章数十篇；同时主持编写了《中国军事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等5部著作，在军内外乃至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虽然1997年李际均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只不过是职位的退让，他们幕后智囊的角色仍不会改变，他们的智慧将在军中产生强大的影响。李际均现仍任战略学博士生导师，也是军事科学院中唯一一名曾在野战部队担任过军事主官的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设计并建成第一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使中央军委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发展技术兵种和进行诸兵种合成编组的必要性。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这时中央早就看好既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又具有实战指挥能力的李际均。李际均被直接从师长职务提拔担任新改编的集团军军长一职，接受了具体组织将野战军改编为集团军的重任，又一次成为全军瞩目的焦点人物。
李际均接受任务后，意识到仅仅把诸兵种 “组合”在一起并不能达到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科学的理论，合理配置诸兵种，以提高部队的“合成”作战水平。这对李际均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近60年的历史中也没有先例。为了更快地找到对这一课题的答案，李际均号召全军将士对“组合”进行科学论证，设法找到一条最大限度发挥集团优势的“组合方案”。所谓“兵马未动，学术先行”。
李际均提出的命题是“集团军的编制体制与作战能力论证”和“集团军战役行动研究”。他称这是两大“军事学术工程”。为此，李际均和将士们在查阅上千份现代战争、合同演习和兵器实验资料的基础上组织部队进行实兵实车演习，获得了大量数据，形成了150万字的文字材料。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集团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行动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战原则和战法。这些成果，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陆续改编成集团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86年，李际均带领该集团军组织了一次近似实战难度的合成作战演习，获得成功。《解放军报》将这次演习评为“标志着我陆军已结束单靠步兵决定胜负的历史，跨入合成作战时代”。李际均在这次战役演习中，充分展现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
李际均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的把握和与中国军队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使他进一步受到军方最高层的肯定。
2000年的某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中国战略意图及战略目标听证会。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的军事发展及目标为题目举行的听证会。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前海军将领以及学界人士应邀在听证会上作了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本斯说，美国在冷战时期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比今天还要好，他希望找出相关的答案来。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朋友，还是美国的敌人，或是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在这次有意思的听证会上，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陆军武官的伍泽尔，与中国军方的一些将领有过私人交往，特别称赞了李际均中将，因为“这位将军帮助中国军方设计并完成了第一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
李际均是1987年上调中央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的，同时兼任负责为军委决策机构制定军队总体改革方案的重要机构——军队改革办公室的主任。
李际均担任的这一职务，使人想到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3年后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1806年参加普法战争，后在普军总参谋部任职。1808年后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他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 、古斯塔夫二世战争、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内容的许多军事历史著作。他在著作《战争论》中提出“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得到了列宁的极高评价。
以军事理论见长的李际均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正与一百多年前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德国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类似。于是李际均被外界称为解放军中的“克劳塞维茨”。
战争是两种哲学、两种智慧、
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
1997年7月，李际均作为中国军事战略专家应邀访美，在美国陆军学院的演讲中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同时真诚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广交朋友的美好愿望。
他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中华民族基于对自己文明的认识，不可能产生侵略的欲望。数千年来对和平的追求，已融入我们民族的性格之中。而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无论何时何地，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明（中华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中国）的高度认同。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民族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
李际均的演讲获得美国同行的热烈鼓掌。
李际均又说：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注重防御的民族，万里长城就是这种防御思想的物化标志，而不是国界的标志。因此，中国现行的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不仅符合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
在演讲结束时，这位行将退休的63岁的中国将军向世人宣布：“我的军事生涯以与美军打仗开始，以访美结束。”
听到李际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台下全体起立，对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950年，李际均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时才16岁，在行军的途中，他总是边走边打瞌睡，好像还是走在上学的路上，直到被隆隆炮声惊醒。
残酷的战争场面很快使李际均成熟起来，成为当时部队中文化最高的勇士。他所在的部队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那段记忆使他永生难忘。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首先，李际均认识到，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他说，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尽管当时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气魄，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李际均提醒大家设想，当时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再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那中国就会面临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其次，李际均总结出一条战争哲学，即：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
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当时他看到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却把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在战争爆发前，中国再三向美国发出警告，可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出兵抵抗，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毛泽东抓住麦克阿瑟狂妄自大，又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判断美军将在仁川登陆，便果断决定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李际均称如果当时没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就没有后来的胜利。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相反的是，麦克阿瑟仅凭想像和直觉，在“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破产。
亲历朝鲜战场的李际均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战略艺术记忆犹新。比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当时有两个主张，一个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另一些人主张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已出现物资供应的困难和军队疲劳的征兆，为防南进过远，为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立即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结果收复大片土地，歼敌10多万，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
李际均深有感触，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同时他也意识到，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这一点在后来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得到充分证明。
李际均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使他经受了锻炼，而且也使他感悟了很多的道理。
1951年夏天，部队在朝鲜战场完成连续5次战役作战任务后，从“三八线”以南回撤到成川地区休整。有一天宿营在半坍塌的防空洞里，他发现一本被人丢弃的、撕掉了封面的小说，里面有些书页已经缺损，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来是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恐惧与无畏》。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怎样在战争中成熟起来的故事。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带着这本书返回祖国，至今仍珍藏着。
50多年过去了，他从这本书中，也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悟出：在生活的道路上，或许要经历从恐惧到无畏的三次升华，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当一个人初上战场时，在枪林弹雨中，不论阶级立场多么坚定，那颗未经战阵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随着战争经历和血与火考验的增多，一个战士成为英勇无畏的人。他称这是人生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一次升华。而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二次升华，“恐惧”已经不是生存本能的反映，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从最困难的方面准备，向最好的方面努力。从个人来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三次升华是到了人生的冬季，能积极而坦然地对待生命的凋谢。
如今李际均完成了三次升华，使得他对抗美援朝“遗产”的剖析更为深刻和新颖。
李际均有关抗美援朝的“遗产论”引起中外军事家的关注，许多国外的军事科研单位在转载他的文章时都加了“编者按”，认为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有“非常深刻”的把握，其作品不得不读。
孙子兵法“柔武”战略应得到发扬
2002年8月，李际均的《论战略》作为“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的一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思维论”，引起全球军事界的关注。
在这部专著中，李际均以战略思维的规律和特点作为研究对象，把战略文化、战略遗产纳入研究范围，通过纵横比较，研究古今中外的战略文化和战略遗产，揭示战略思维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外战略思维的差异，为研究战略指导及其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填补了我军战略学中“大战略”的空白。
李际均称，他的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怀着强国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
李际均认为，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而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危险的思 维；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与邪恶、社会进步或倒退，都取决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
新军事革命带来战略思维的变革，随着以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美国实际上主导着这场新军事革命，它的优势在历次战争中得到体现。这使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在思考：中国的军事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与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战略家的卓越代表，李际均认为，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发展，但它不能决定一切。从特定的意义上说，新军事革命也是一柄双刃剑，是飞去来器，它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却可能使世界更加安全。
超级大国从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图谋霸业的观念。他拿科索沃战争作例子。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以航空兵和导弹对科索沃实施了“外科手术”，使美军几乎是“零伤亡”而取得胜利。他质问道：“在科索沃战争中，如果北约不袭击南联盟的非军事目标、不破坏人民的生存条件，北约能取得胜利吗？如果死伤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居民、被摧毁的许多是民用设施，这场战争能算是人道的和合法的吗？”
李际均意识到，从历史上来说，军事革命能使战争手段与规模升级，但对胜负却没有根本影响，甚至往往走向军事革命之设计者的愿望的反面。而信息战虽使其领先者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它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导弹就可进行越洋攻击的新思路和手段，为不对称作战的样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挑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认真研究和准备对付高技术战争。对现在的中国而言，我们就必须在加快国防科研步伐、努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兵器的同时，努力创造一些符合“等效威慑”和 “不对称作战”要求的新的作战方式和手段，而绝不能硬性模仿对方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仅在对方占优势的领域作“狭路相逢”之硬拼。
他还认为，面对新的军事革命，我们的战略思维的基本原则也必须有相应的变革。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和战略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那么面对新技术战争的出现，21世纪的战争和战略应当接受《孙子兵法》的基本思想。
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孙子兵法》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获得尽量避免流血而又达成战略目的的智慧，建立“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
李际均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会长，一直对《孙子兵法》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认为《孙子兵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军事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20世纪的战略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略应当受《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启发，建立一种“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中国的“柔武”思想，是对单纯“尚武”的超越。大国之间应当良性互动，合作而不挤压，竞争而不对抗。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这种不对称作战理论方面，《孙子兵法》的谋略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思想仍有启迪作用。
“战略思维论”还告诉我们，在各种强度的冲突中，为了有限目的而实施有限的战争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消耗，而尽可能地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地点、范围、手段和强度上。这种数学中的“不等量减不等量其差不变”的原理，对降低战争对抗而达到同样的政治目的具有实用意义。
他指出，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根本的战略利益和稳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战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它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其内涵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科技与文化安全等等。
一直以来，李际均将军就被海外视为坚决主张维护祖国统一的“强硬派”将军。1997年6月26日，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祖国统一高于一切》的署名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他在文中写道：“历史比个人伟大。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不论家居何地、所操何业、奉何信念，都认同一个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这正是中华文明不朽的奥秘所在。”“谋求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是中华文明的最高体现和理想追求。”“不论是谁企图分裂祖国，都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中国历史上凡是挟洋人以自重，认贼作父，包藏祸心的独夫民贼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作为一名战略家，他明确指出，战略思维所要寻求的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国家利益是战略的出发点与归宿。从战略的立场看，国家和民族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战略研究必备的思想境界。缺乏这个前提，或者这个情结不浓重，就根本谈不上研究战略问题。因此，维护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和神圣职责。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又是战略的首要问题，必须以寸土必争、寸土不让的态度处之。
他建议中国高层在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既要避免被战略误导而陷入恶性军备竞赛，又必须抓紧发展自己必备的高技术武器设备，还要创造出以等效威慑手段为后盾的不对称作战理论与战法，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为一个军人，李际均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尽管他早已从军界隐退，但军人的气质和思想仍未有丝毫改变，热爱祖国，保卫国家的心仍没有改变。“战略思维论”就是这位将军对他行为的最好注解。
李际均在美国陆军学院发表演讲时，最后有一位美军女上校提问：军人的信念是什么？
“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精通军事指挥艺术，具有勇敢和献身精神。”
李际均的声音是那么铿锵有力。
附录
抗美援朝的战略遗产
李际均
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穿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冲撞而激起的战争巨浪，能够推动历史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弄潮儿，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
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军队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也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全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况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
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迫不得已又是义无反顾的。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三个世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统计，在过去1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胜利，可以说达到了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素质表现的最高境界。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一位凭“想像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我军的计划难于实 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朝鲜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此时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的第4、5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我军按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3万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破产于我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朝鲜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惊天地、泣鬼神。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材料上所说，“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美军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战，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是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我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著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毋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战争证明，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场战争使我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我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我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西方的习惯观念认为，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