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崇德
基本信息
崇德（元年：1636年—末年：1643年）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二个年号。清朝使用这个年号共8年。
改元
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后金为清，建立清朝，同时改元。
出生
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爱新觉罗·皇太极，清朝皇帝
崇德六年——皇太极攻锦州。 
逝世
崇德八年9月21日——爱新觉罗·皇太极，清朝皇帝。
生平经历
加强集权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多次对外掠夺，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他虽继承了汗位，但实际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政务。权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虚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极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打击、削弱分权势力，提高汗权。天聪四年，皇太极以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将其终身幽禁。五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皇太极借机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衔。至此，四大贝勒，仅剩他和代善两人。六年，皇太极终于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改成自己南面独坐，取得了汗的独尊地位。另外，皇太极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三年，建立了由满汉文人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为皇太极推行汉化运筹帷幄。五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十年，又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稍后，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国内改革
在经济上，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奴隶制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生产凋敝，后金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皇太极执政伊始，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把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隶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拓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四面结盟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努尔哈赤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他认为要战胜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鲜，这既可以解除后顾之懮，又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共同对付明朝。天聪元年一月，皇太极不宣而战，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三万大军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1636年，皇太极又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由，亲率十万大军入侵朝鲜，包围南汉山城。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沈阳为人质。对蒙古，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天聪二年，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经过几次征战，林丹汗势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一万人渡黄河西进，至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子额哲及其部众一千余户，统一了漠南蒙古。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 
统一漠南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比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意，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入赴归化城（今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纳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衷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
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
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同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
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开科取士
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天聪三年，首次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名汉族文人。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五年，大凌河战役后，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天聪七、八年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明朝将领纷纷自愿来投，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沈阳称帝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从此全力以赴地对明朝发动侵略。是年秋，他命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崇德三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五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指挥作战，后明军因塔山粮草被夺而决定分成两路突围。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松山副将夏承德密约降清，以为内应。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 
猝然长逝
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清宁宫中猝然病死（“端坐无疾而终”，应是心肌梗塞或脑溢血之类的疾病），葬沈阳昭陵（通称沈阳北陵）。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人物简介
崇德天皇（1119-1164）（在位1123-1141）
崇德天皇名义上是鸟羽天皇的长子，实际上是白河法皇的私生子。他即位时只有5岁，白河法皇仍然垂帘听政。直到1129年，白河法皇死去，鸟羽上皇才开始自己的院政时代。鸟羽照搬乃祖的老一套，“政天下者上皇一人”，把失去白河上皇保护的崇德天皇牢牢攥在手里。1139年，他把自己与藤原得子所生的儿子体仁亲王送给崇德天皇做养子，三个月后立为太子。1141年，鸟羽上皇出家为法皇。他唯恐日久生变，半年后，在妇人藤原得子的嗾使下，废掉崇德天皇，立3岁的体仁亲王为近卫天皇。而且在崇德天皇的让位声明上面写着“天皇让位于皇太弟”，这样，崇德天皇失去以天皇之父身份监护年幼天皇的资格。鸟羽法皇与崇德上皇的矛盾日益激化，深刻地影响着以后的宫廷政治。1156年，鸟羽法皇去世后因继位问题引发的“保元之乱”就是这一矛盾的结果。
院政制度到堀河、鸟羽、崇德三朝变得格式化。可是院政和摄关之间的矛盾也愈加尖锐起来。几个权势巨大的寺院，如京都的延历寺、奈良的兴福寺的干预其中，更使这种矛盾激化。皇室的利益日益依赖于地方的“国”，因为需要他们维持地方政权的运作，提供皇室私人禁卫武士，所以导致权力的下移。 
院政时代藤原氏的势力受到抑制和排挤，皇族出身的源氏逐渐从藤原氏手中夺回被篡夺的权力。院政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的中下级官员和寺院僧侣的势力，他们和摄关政治争斗的结果，不过是把庄园从摄关家族转移到院政方面而已。太上皇作为院政的代表，一样的腐化堕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终于酿成保元、平治之乱。
大魔缘——崇德上皇

这里说的崇德皇帝并不是天聪汗皇太极，而是在“八百万神”的日本号称第一怨灵的第75代天皇崇德，退位后号“崇德上皇”，世称“日本第一大魔王”。崇德是白河与待贤门院乱伦所生，因白河当时已是太上皇，而待贤门院是其子鸟羽天皇的妻子，崇德从一出生便要称自己的哥哥为父亲。崇德5岁登基，23岁时父兄将其废黜，另立新君（既后白河天皇）。1156年鸟羽上皇去世，崇德上皇与后白河天皇之间为争夺政权发生冲突，二人各自与藤原氏、源氏、平氏等诸家族势力集团结成同盟并爆发战争，史称“保元之乱”。同年7月11日凌晨后白河突袭白川殿，崇德上皇战败被俘。藤原赖长在逃亡奈亮途中箭伤发作而死，死后被掘坟抛棺。崇德的追随者被全部斩首，这是日本350年间首次恢复死刑。
崇德被流放到讃岐（今香川县），历时三年血书五部大乘佛经，希望借此赎罪，并恳求朝廷将佛经送往京都纳于寺中，可这个要求也遭到拒绝，天皇还说他“活着已没有意义”。崇德终于在被流放八年之后精神彻底崩溃，从此不理发不剪指甲，“变成天狗的模样”。崇德在自己血书的经文上写道：我抄写佛经是为了积累善业而赎罪，既然不被宽恕，就让那些业力投入三恶道，助我成为日本的大魔缘，“为君戮民，为民弑君（皇を取て民となし、民を皇となさん）”。 写罢将经文沉入海底，咬舌自尽，享年四十六岁。
崇德死后日本灾祸不断，朝野上下无宁日，朝廷畏于其愿力而修庙宇供奉，甚至在永万元年（１１６５）将崇德上皇灵位与大物主神合祀，但这似乎并未平息崇德的怨气，于是一场朝廷的灭顶之灾----“平氏专权”降临了。日本从此陷入了长达七百年的战乱中，直到明治天皇在即位前派特使去白峰御陵将崇德灵位接到京都的白峰神宫里供奉，日本才算迎来短暂的和平。人们畏惧崇德的咒怨，称其为“日本国大魔缘”和“祸崇神”，传说中崇德上皇的形象是金色的大鸢，酷似佛教中的护法神，手执钢杵，身插双翅，率众天狗镇守白峰。
据《雨月物语》记载，一位行者遇到崇德的亡灵，亡灵说道：“近来世道之乱，乃寡人所为。在世之日，寡人深信魔道，死後要继续为后继的朝廷留下祸殃。天下不久又将大乱，天下将永无宁日。”问及崇德政变之事时，崇德说道：“帝位乃人中之极位，若天子做出违背人道之事，臣下则应上达天命，下顺民意，予以讨伐。不以德才选人，将天下大事由后宫决定，这本来就是父皇的过错。尽管如此，父皇在世之时，朕仍坚守孝悌之道，直到父皇驾崩，朕始崛起雄心，如昔日周武王以臣伐君，应天命，顺民望，开创周朝八百年基业。朕本是执政国君，当取代牝鸡司晨之乱世。”
不管是在神道、鬼道还是世俗信仰中，崇德上皇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延续近千年的咒怨使他与崇道天皇（早良亲王）一起成为最令日本君臣和平民敬畏的邪神。每逢君王无道，崇德上皇的怨灵便出来令天下大乱，江山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