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楚族
楚族的兴衰
楚人是祝融的后裔，这在《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国语·郑语》载祝融的后裔有八姓。“祝融八姓”说明此时祝融氏已形成八个氏族或部落，且分别有了各自的姓氏。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祝融的居地在郑(今河南新郑)。八姓中第六个叫季连，姓芈，从此楚人的后代都以芈为姓。以芈为姓自季连始，标志着楚族的初步形成，因此季连与祝融一起，后来受到楚族子孙的祭祀与怀念。由于中原部落或部落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季连后裔大约在夏代或商代前期被迫南迁。商末周初时，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楚族的首领鬻熊与众人合谋将之救出，成为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被封为子爵，楚国正式成为诸侯国中的一员。随着楚族的不断繁衍壮大，他们在河南西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带披荆斩棘，开山垦地，艰苦创业。   
楚族所建立的楚国后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曾一度成为霸主，其雄厚力量的积聚得益于他们对南方的苦心经营。在楚国日益强大的过程中，居住在南方的南蛮、百越等民族，逐渐成为楚国的庶民，被列入楚国的户籍，成为楚国的被统治者。其间，免不了民族融合与同化的发生。   
楚国对境内各民族平等相待的政策，使民族融合与同化的真正发生成为可能。在政治上，楚国统治者基本上采用了量才录用、任用蛮夷的政策。随着楚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新征服地区的各族“蛮夷”成为其境内的人民。由于楚国地广人稀，人口的增加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因而楚国总体上是善待这些“蛮夷”的。这主要表现在楚国对待这些“蛮夷”采取了任用蛮夷、以夷制夷的政策上。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载，都国的观丁父和申国的彭仲爽被楚俘虏后，被任为军率或会尹，进而助楚“大启群蛮”。   
在对待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楚国基本上实行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楚人与各族的语言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楚族语言，又不同于蛮夷话的“楚言”、“楚语”。楚人不仅说“楚言”，并且用“楚语”著书、写文章。“楚语”成为楚人与蛮夷各族思想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楚文化的形成本身吸收了长江南北众多的土著文化的营养，而文化的多源性主要由民族的多源性所决定。楚族的发展与汉族的发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与周边民族长期相处交融，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其中商周时期的苗蛮或南蛮，与楚的接触最多，其族人和文化因素融入和传人楚人及其文化的也较多。文化上楚文化受南蛮的影响最深，范围也最广，在宗教、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均有较深的涉及，而以文学艺术方面最突出，如神话、诗歌、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工艺图案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神话，多数神话学家认为这两个神话本是南蛮的神话，在楚与南蛮的文化交流中传给了楚人，后来楚人融入汉族后才得以广泛流传开来，成为中华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著名神话。境内的濮、百越、戎等民族的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从考古所见的出土文物看，在楚文化的考古学遗存中，保留或吸收了大量各民族文化的因素或遗物。
总体而言，楚族起始于中原偏南之地，随着其居住地域和统治重心的南移，以其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四方各族的人民，并融会了其文化。尤其是在楚国极盛时期，今华东、中南、西南的大部分省区，都受到楚的控制或羁縻。在这辽阔的地域内，几乎包括了当时南方的蛮、濮、越、戎等所有的民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楚实际上是中国南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堪称当时民族联结和融合的一个典型。   
楚族不断向东、向南发展，扩大了楚国的疆域，为以后秦、汉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夏商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楚人南下后通过兼并各周代封国和各原始部落氏族，使大量蛮夷成为楚国的庶民，经过长期繁衍，改变了地广人稀、人口不足的局面。并且帮助境内各族人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变社会生活，使蛮夷较快摆脱了落后状态，缩短了与中原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   
楚国灭亡后，楚人直接受到秦汉中央王朝的统治，加入到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大潮中，最终为汉族所同化。但楚族与华夏或汉族的融合过程，却并非始自秦灭楚之时，而是在楚民族形成之初就已潜藏了这种趋势。   
在楚族存在的大约七八百年甚至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其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上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楚族向外扩展融合蛮夷各族的过程，后一阶段则是楚族不断被融合到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的过程。楚族的渊源与中原民族有很大的关系，楚文华中本身包含有许多中原商、周文化的因素，因而较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前面我们主要提到了南方土著文化对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其实楚文化的形成的发展，更多的是受到来自商周时期中原各地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楚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早在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就已处于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状态中，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   
楚文化本身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它融合南方各土著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影响和融合的过程。或者说，在中原文化向南的辐射中，楚文化刚好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是中原文化扩大其影响的一个重要媒介。这为楚族最终融人汉族打下了基础。   
楚国灭亡后，楚族并非就此消失，楚文化因素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楚文化因素的最后消亡，才是楚民族最终融入汉族之时。秦灭楚后，广大地区的楚文化很快就和秦文化及其他文化混杂相处。到了汉代，楚文化又和逐渐形成的汉代文化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楚文化终于逐渐消失了，而楚族也慢慢融入新形成的汉族之中。原楚地的文化虽然还带有不少地域性的特点，但这已非原来具有自身传统的楚文化的特点，而是各种文化经过新的综合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楚族及其文化是汉族及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楚族融合到了汉族中，然而数百年里与楚族相处的南方少数民族，除部分与楚族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外，大部仍保留着其传统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今西南和华南地区的许多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是楚地的原住民乃至楚先人的后裔，后来才逐渐迁徙到边疆和偏远地区，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与楚文化存在着不少趋同现象不足为怪。
楚族的祖先
说到楚族的祖先，要记住三个名字：颛顼、祝融、鬻熊。
楚远祖：颛顼、祝融
楚族是中原地区华夏族集团的一支。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述了楚族的来源：“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注：卷章为老童之误），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之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命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楚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这样记述楚人的先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即祝融）。”
这就清楚地说明楚人以颛顼为始祖，以祝融为嫡远祖。颛顼可能是部落首领名，也可能是部落名。祝融也不是人名，而是执掌祭祀之职的酋长的称号，后来成为部落名。祝融部落以后逐渐扩展分裂为若干部落，其中最后分裂出来的是季连部落，这个部落以“芈”为姓，其中一支后来发展为楚族。季连部落并没有全部发展为楚族，其他部族后来成为越族、夔族、蛮芈等族，也是芈姓。楚开国先躯：鬻熊
真正开创楚国基业的先驱是鬻熊。鬻熊的事迹在历史文献中记载非常简略，但楚族的信史从鬻熊开始，他在楚族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鬻熊是商末周初楚部族的首领，与周人的关系较密切。《史记·周本记》称鬻熊为“贤者”，《史记·楚世家》中记有楚文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后人曾将鬻熊的言论编成《鬻子》一书，可惜书已失传，仅在贾谊的《新书》和《列子》中保存了一些鬻熊的思想言论。
楚人祭祀的“三楚先”
也有专家认为，颛顼与高阳并不是一人，颛顼并不是楚人的祖先，因为高阳属炎帝系统，而颛顼属黄帝系统，楚人的祖先只能从老童、祝融算起。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也比较符合楚人自己的看法。
近几年出土的楚墓竹简、帛书中大量记有楚人祭祀祖先时把老童、祝融、鬻熊列为“三楚先”，其中并没有提到颛顼。如：
荆门包山2号墓楚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爿羊。”
江陵望山楚简：“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爿羊。”
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爿羊。”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有“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楚人让之。” 《史记·楚世家》记楚成王三十九年“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夔也是季连部落之后，芈姓方国，与楚同祖。夔子居然不祭祀祖先祝融、鬻熊，在楚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因此受到楚人的严厉责备，后来干脆将夔国灭掉了。
楚族的形成和早期活动地域
楚族的起源地，通常都以隋唐以后的地名为依据，认为是江汉平原。但马世之先生等人经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缜密研究，认为楚族主体的季连部落起源于河南中部嵩山、新郑一带。颛顼、祝融部落活动地域颛顼部落所处的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及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阶段。颛顼部落的原始居地，据《古本竹书纪年》“生颛顼于若水”的记载，大体可以确定在河南中部以嵩山为中心、汝州至新郑一带，其后逐渐扩展，但始终以中原为活动舞台。
祝融部落所处的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距今大约3000—5000年。其原始居地与颛顼部落的原始居地大体一致，主要分布在河南嵩山、新郑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新郑），祝融之虚也。”《汉书·地理志》说：“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虚也。”
祝融部落联盟的其他部落为夏、商所灭，只有季连部落实力较强，得以保留下来并被迫从河南嵩山、新郑一带迁移。《史记·楚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氏。”季连部落传至穴熊时衰落了，其后裔分散在中原、蛮夷等地。季连部落活动地域远古时期，夏、商王朝将其疆域的南边称为“南蛮”，东边称为“东夷”，因为这些地域进入文明时代比中原地区稍迟。顾颉刚认为，夏代的疆域（不包括方国和依附于夏的部落）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河北省南部。商代的疆域在夏代的基础上增加了东北和山东西部。
夏末商初，季连部落的一支迁到地处中原的北楚丘（河南滑县东）、南楚丘（山东曹县东南）。这些地方到处生长着称为“荆”、“楚”的灌木。《春秋·庄公十年》孔颖达疏：“荆、楚，一木二名。”《说文》：“楚，丛木，一名荆也。”这些荆木与古人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居住在这里的原始居民便以荆、楚为本族的名称。大约从这时起，季连部落不再称芈氏部族，而以所居之地楚丘，改称荆楚部族了。这在商代甲骨文中都有反映。如：“甲申卜，舞于楚丘。” “于楚又雨。”事实上，夏商时期从陕西南部到河南南部一带，丘陵遍布，荆木丛生，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都被称为“荆蛮”。“荆”、“楚”二字虽然相通，但荆人并不都是楚人。
这时的楚人势力弱小，常受商人欺凌。《诗经·商颂·殷武》记述了商王武丁伐楚的事迹：“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武丁时期商代统治中心在河南安阳一带，北楚丘、南楚丘正处在商的“南乡”。商朝大军屡次征伐楚人，迫使楚人向西南迁徙，转投周人，大约在商代晚期到达丹水上游陕西商县一带。鬻熊部族始居丹阳《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但没有明确指出丹阳在何处。清人宋翔凤《过庭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最早提出楚鬻熊始居丹阳，其地在商州（今商县）之东、南阳之西，丹、淅二水入汉水处。宋翔凤的论断在楚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他从地理学的角度打破传统观念，首次将丹阳的地望从长江流域正名到汉水流域。石泉先生则进一步考证，楚丹阳先后有两处，鬻熊、熊绎“始居”的丹阳就在丹水上游今陕西商县一带，后来迁到丹、淅二水入汉水处，仍称“丹阳”。
丹水上游今陕西商县一带，水土肥美，气候温暖，宜耕宜牧，是丹水上游河谷平原中面积较大、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远古时期就是人类聚居地。几十年来在这里发掘出大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商县紫荆遗址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文化到商周遗址都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新发现了一批具有浓郁楚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其时代分属于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不同时期。
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见于巩家湾和东龙山遗址。遗址中以陶器群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与周文化差别较大，与楚文化则基本接近。例如，陶鬲与周文化陶鬲有显著差别，但与湖北襄樊真武山等遗址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楚式陶鬲则比较接近；圆肩深腹盆亦与周文化不同而与楚文化相近；圆肩浅腹盆和带箍的矮柄豆虽与关中地区的西周中晚期陶器比较接近，但此种器形也较常见于真武山等同时期的楚文化遗址中。
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商县过凤楼村发掘出一处保存较好的西周时期小村落，遗存的总体文化面貌与关中地区差别很大，而与丹水下游的楚文化遗存有明显的演变发展关系，为楚丹阳在商县、楚族起源于商县一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石泉先生认为，将鬻熊“始居丹阳”的地望定在陕西商县一带建立，有三个理由：
第一，《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出土于陕西周原的甲骨文“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周成王时，西周内部纷争，周公曾“奔楚”，即逃到楚地避难。这些记载都说明楚部落与周人关系很好，而且在上古交通条件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必定彼此邻近。丹水上游的丹阳离周原很近，过秦岭就是关中腹地，是与关中平原联系最近便的地带，符合这个条件。
第二，按照古人对地名的命名规则，“丹阳”当指丹水之北岸或丹山之南，陕西商县（古商州）正在丹水上游北岸。其他被认为是丹阳的地方既无丹山，也无丹水。
第三，商县一带有楚水、楚山（也称荆山）、荆水七八处，这些名称早在魏晋六朝时已见记载，如《水经注》记丹水时说：“楚水注之，水源出自上洛县（今商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据记载，商县西南有秦望山，又名楚山；商县东南有商山，又名楚山；商县南有楚山；从以上三座山发源的河流都称为“楚水”，都汇入丹水。丹水主流发源地的黑龙峪山也称楚山；丹水上游主要支流中，又有荆水，分为大荆川、西荆川。古代荆、楚通用，故楚山也称荆山。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只能说明楚先民曾在这里长期居住过。
史称熊绎“居丹阳”、“辟在荆山”，只有商县既在丹水之阳，又与荆山相邻，两个要件都相符。
楚族形成
商末周初，在部族首领鬻熊的率领下，楚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了创立楚国基业的艰难历史进程。楚人吸收了先进的商、周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楚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创造出包含中原文化因素，但又与中原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其语言、文字、风俗、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都有明显的特点，标志着楚族正式形成。楚族的主体是芈姓季连部落。这是因为楚王族、公族以芈姓季连部落后裔为主，其中又以鬻熊家族为核心。当地的荆蛮居民成为楚族的组成部分，但多是庶族。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楚族起源于丹水上游河谷提供了证明。
这个时期，汉水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荆蛮、濮、苗蛮等原始民族杂居，东周以后逐步被楚人征服。因此这一带不是楚族起源地。
从楚族形成的过程来看，楚文化的性质也不是独立于炎、黄文化系统之外的单独的体系，而是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周时期的楚器，铭文可以代表楚国的文字风格，与中原各国文字相比,楚文字在字形与笔划的增减上有所不同，但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字系统。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可以从一个方面了解楚文化的渊源。文化的认同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楚器铭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传承关系。风俗和礼仪同样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楚国礼器保留有明显中原文化风格，楚贵族大体上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表明其对于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认同。熊绎封于丹阳鬻熊建立了楚国，但担任国君的时间不长，《史记》称“蚤卒”，即很早就过世了。此时楚国尚处在初创时期，地域狭小，国力薄弱。他的曾孙熊绎继承祖辈基业，继续为周天子效力，同时致力于稳固楚国的根基，壮大楚国的势力，逐步沿丹水河谷向东南发展。《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对话时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此处所说的“荆山”就是指商县一带。楚国周边早以存在不少方国，楚国是处在夹缝中新建立的方国，不“荜露蓝缕”则无法生存，不 “以事天子”则无法立足。
楚对周的忠诚、楚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终于得到周王朝的认可，终于在周成王时受到封偿，由方国升格为异姓诸侯国。《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当然周成王并没有另外划地给楚国，而是在楚人原住地扩充并划定疆界，加以封号。熊绎成为第一个被周天子封爵为“子”的楚君。
楚势力的增强，与周公有很大关系。周鼎铭文曾有“佳王于伐楚伯在炎”的字样，“炎”即“郯”，在山东。《逸周书·作洛解》记述周公东征居住在“炎”的熊盈族（这是一支没有西迁的楚人）十七国，俘回九国。这些楚俘很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丹阳定居的楚人，壮大了丹阳楚人的力量，使楚人的国家具备了受封的条件。
由以上分析可知，楚人起源于河南嵩山、新郑一带，迁移到南北楚丘才有了“楚”的名称。楚人西迁到丹水上游今陕西商县（丹阳）一带，与当地居民和当地文化融合，才形成楚族。因此可以说楚族起源于商县（丹阳）。楚人在丹阳建国，楚国早期以丹阳为活动中心，楚文化从这里开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