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巫文化
含义
  巫文化
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以巫咸为首的"灵山十巫"在以今巫溪宁厂古镇宝源山为中心创造的以占星术和占卜术为主要形式，以盐文化和药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地域特色文化。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璞《巫咸山赋》更载"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师，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封于是山，因以为名"。经考证，今巫溪宁厂古镇宝源山不仅因有宝源山盐泉可供古人类直接取食，而且古代这里还盛产"神仙不死之药"丹砂。因此，宝源山就是以巫咸为首的上古"十巫""所从上下"升降采药、采卤制盐的灵山，也就是真正意义的巫山。这里诞育了神秘悠远的巴文化之母文化---巫文化（盐文化、药文化），在唐尧时期就建立了巫咸国，形成了巫文化在三峡地区（大巫山地区）之滥觞。还从这里迁徙出巫诞一部的五姓巴人到湖北长阳钟离山，巫文化与楚文化等文化融合产生了一度繁荣的巴文化，孕育了"记神事之书"《山海经》、伟大的文学开篇巨著《诗经》、巫歌《楚辞》，并在天文、文学、文字、艺术、医学、地理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天仍然沿袭并广泛存在于巫溪大地的巴山夜唱、五句子山歌等文化事象都古风浓郁，而作为巫文化之历史遗存的"上古盐都"宁厂古镇，大宁河古栈道、悬棺"二谜"等则更是神秘幽古。
巫的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说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现了。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将巫字的演变归纳如右下图（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台北第一版）最早的巫字是两个工字的交叉，大概是行法术时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后加上两个人在跳舞，是巫用形体动作请神灵降临。
什么是“巫”
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是：“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
这个解释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还有三点需要补充：
其一，巫不仅存在于古代，还活动于当代。当代不仅在偏远落后地区有巫，在发达的城市亦有巫。 
其二，巫的活动不仅仅限于求福、却灾、治病，还存在预测谋划等事宜。
其三，巫往往自称自交通鬼神，与鬼神感应，趋吉避吉凶，从而骗取民众信任而获得财物。
概言之，巫是人类社会专事巫术，以祈祷、降神、感应等神秘行为为人驱灾、求吉、治病、表达心愿，并且为自己谋求生存的人。
巫的泛称是文化人，狭义解释是吃鬼神饭的文化人。  巫文化
巫字本义
巫，上古已有此字。在甲骨文、金文都有“巫”字。它应当是中国先民最早创造的一批文字。长江流域出土的文物上很早就有了“巫”字。有人考证江苏昊县澄湖出土的良诸文化陶罐上的符号，释其四个字符号为“巫戌五俞”。在安徽含山凌家滩4号墓出土刻纹木版也有“巫”字。字形解释中国上古创字是有规律的。先民把工和二个“人”字组合在一起，自有其用意。工，《说书》解释说：“工，巧饰也。象人有规规榘也。与巫同意。凡工之属皆从工。”宋代俆锴说：“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否则目巧也。”巫事无形，失在于诡，亦当遵规榘，解释故曰与巫同意。”工的原始意义至少有二点其一是巧饰，其二是曲尺。近人杨树达在《积微居小述林.释工》认定工象曲尺之形。工，借用古代文学家对“工”字的解释，上下二横分别代表天地。巫则是由二个人在其中。《说文》释“巫”：“象人两袖舞形”。今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认为巫字“象两玉交错形”。《汉语大字典.工部》的巫字条说：“《说文》‘筮‘筮巫以玉事神。从霝〈注：ling,古同“零”、“灵”〉声。灵〈注：ling,同“灵”〉或从巫。’古代巫师以玉为灵物。古以交错的玉形代表巫祝的巫。”因此，巫字的字形与舞形、玉器有关，上古没有贬意。注音解释中国古代创字规律，音义有微妙的联系。清代考据学家往往穷尽毕生精力研究音群和义群的关系。巫与乌、呜、污、诬、误、恶、雾、勿、忤、芜同声，大多是些晦暗之词。
巫与诬通。汉代杨雄《法语.君子》载有“不果则不果矣，人以巫鼓”。李轨《注》云：“巫鼓犹妄说也。妄说伤义，甚于不言。”汪云宝《义疏》云：“巫读诬。诬鼓，谓诬妄鼓扇。”
此外，巫与舞在读音上都是一声之转，这可能与巫的动作有关。巫最初的印象是手舞足蹈。
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人类在繁衍生息,推进社会发展中,创造的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文化,它也是人们对万物有灵崇拜时期的文化的通称,是人类远古的文化。巫文化融汇了天文地理,人文数理、医卜星相、五行八卦,祭礼娱乐的总和,它诠释了中国传统的道、哲、理、文、联姻,并渗透影响了阴阳学说、庄老思想、屈原诗歌、孔丘仁义。它构成了华夏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极大的丰富了华夏民族文学艺术宝库、宗教哲学、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成长。
甲骨文时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中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据说他们能使鬼神附体，或用其他方式见到鬼神，总之是具有与鬼神沟通的功能而不同于常人。传说有个巫咸，能知人生死祸福；黄帝作战前，要找他用蓍草来占卜；还有记载说，他的儿子巫贤当了辅佐殷王祖乙的大臣。论起来，祖乙与黄帝年代相去很远，他们父子的寿命真够长了。但既是传说就不必那么较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是那时最有文化的人，又能将人间事向鬼神报告并把鬼神的指示带回来。但担的责任也大，譬如天不下雨，便将巫脱去衣服放在太阳下曝晒，甚至架起火来烧，以为这就可以惊动鬼神，下雨来救他，结果烧死了不少；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将用河神的名义诈骗钱财危害人民的巫，统统扔到河里去，说是请他们去通报河神，就是这古法的应用。 治病也是巫的专业，那时得病以为是中了什么邪。就找巫来驱邪。用唱歌跳舞，或口中念念有词及其他奇怪的形体动怍来行使法术；有时也给病人吃点药物。巫在表现鬼神附体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药以求得兴奋，因为他得表现出与平时不同的癫狂状态，这些药是他们一代一代靠经验积累起来的，只有他们才有和敢用；还有象占卜的时候需要将龟甲或兽骨烧出裂纹，一般人不会烧，而巫则能很快就完成，他们确一些有别人没有的本事，于是成了“招神，逐疫，禳灾，除不祥”的专业户，巫是他们的姓氏。
殷人特别崇奉鬼神，杀了许多牲口还有俘虏和奴隶去祭祀，但最后被周人灭了。比起来周人不那么信鬼神，治病也开始有专门的医生，巫不那么重要了。医是从巫分化出来的，传说巫彭是医的开山祖。儒家文化巫文化(5张)
儒家的兴起并成为正统后，子不语怪力乱神，巫的社会地位变得低下，加上有些巫（这时一般是女性了）出入宫廷，交通权贵，介入宫廷权力争斗，在政变失败后受到严厉镇压；而野心家用巫术来蛊惑人心，制造社会动乱，历代都有，皇帝对这种人也很警惕，从社会的表面看，以巫为职业的人不多了，但如从人的思想与行为来看，巫风实仍未减，而且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像旧时家家都有本黄历，里面什么时候出门、嫁娶、动土才吉利等内容，以及社会上扶乩、请神、看相算命等等活动，也都是巫风的流被。 
所以我用了巫文化这个词。以巫为职业的巫婆神汉也仍然有，可能因与巫蛊之类害人之事相关，名声不好，但人们实际上还是信的；而不用巫的名号，换个装束，以什么高人、大师的面貌出现，实际干巫的事，更是可以风行社会。宣称自己能与无形的神仙鬼怪沟通，能预知未来，致人祸福，总之是通灵不凡之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把握住这特征，要有科学的武装，识别他们其实也是不难的。可惜在中国信巫而不信科学，因无科学而更信巫，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要突破实在是太难了。
巫文化的发源地
说起“巫文化”的发源地，不是别处，正是巫咸国。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人们口耳相传广泛使用的“巫文化”、“巫术”、“巫师”等概念中的“巫”究竟是指的什么？对此，学界目前尚未做出严密定义，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毫无疑问，“巫”指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通灵的职业。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则被叫做“巫师”，他们是通达天地的预告者，也是执行者；他们所使用的通灵手段，主要包括占星、占卜等形式，这些都被统称作“巫术”。而与之相关的宗教也好，风俗也罢，还有艺术等等，通通都被视为巫文化。巫文化不仅反映了先民的思维方式、情感诉求，还间接地反应了远古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载体，它还开创了三峡流域后来的精神文明和群族文化。
可以说，巫文化是一种充满神秘的人类文明，它不仅渗透、影响了阴阳说、老庄思想、屈原诗歌，甚至还包含了禅、中医、宗教，而且还丰富了华夏民族的哲学、科技和艺术，极大地推动了华夏民族的成长。
既然如此，那我们所说的三峡巫文化又具体指的什么呢？有专家给出定义说：三峡巫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标准的地域性文化，它指的是西起重庆，东至宜昌，北靠大巴山脉，南临武陵山与大娄山，包括整个重庆市及湖北省的宜昌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长660公里，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范围以内的文化。主要以巴文化与楚文化为对象，其中，尤其又以巫文化为最大的核心文化。
提到巫文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尤其在科学文明已经春风沐雨般的今天，人们更是难以理解巫文化背后的积极意义了。然而，如果我们放下偏见，亲身走进巫文化滥觞之地的巫山巫溪等地，就会发现，事实上巫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明的早期印记，背后保存了许许多多华夏文明的母题，是人类童年时期的集体记忆中最为辉煌灿烂的部分。比如巫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又比如起源与盐、药文化的巫术，还比如巫歌、巫舞、巫戏等形式多样的艺术文化。
而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大概要数“巫术”了，然而，这恐怕也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巫文化误解最深的内容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三峡地区自古就有崇尚巫术占卜的传统，其中，尤以巫山、楚地为主。这里巫风弥漫，历来就有“信鬼巫、重人祠”的习气风俗。在民间，人们的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巫术占卜活动。无论是造屋铺桥，还是修堤筑坝，先民们往往都习惯于求神问佛，占卜问卦。甚至连生老病死，丧葬嫁娶，也都离不开巫师鬼神的指引和帮助。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当巫溪巫山等地的土家族人建房时，从动土，到奠基，再到竖柱、上梁、钉大门，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人们都会向巫师问卦，每一道工序都得选择黄道吉日，并且还要专门去找一些能言善辩的工匠来说吉利话，那阵势简直是大动干戈，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等到上梁、安门的时候，还得请专门的贺梁礼官来家里念《上梁礼词》和《彩礼词》。人们相信，只有通过以上的种种方式才能实现娱神、祈福的功效。有趣的是，在上梁前，人们往往会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退煞”仪式。所谓“退煞”，简单地说就是上梁前人们首先得杀鸡撒血，等梁上好以后，还得向梁上抛“屋梁粑粑”的一种巫术仪式。人们相信，这些巫术都具有一种神秘力量，能确保自己得到神的祝福和庇佑，能让家人获得安宁和吉祥。
甚至，当家中有人生病患疾时，人们往往也不急于投医问药，而是摆上祭坛，献上牛羊，宴请巫师，“击鼓卜筮以祝”。一般来说，巫师的治疗方式大致被分为两种———咒术疗法和药物疗法。其中，咒术疗法是巫师向病人施以催眠、暗示和激发，使病人内在的防御技能充分诱发出来，达到治疗病症的目的，它主要包括歌舞降神、征兆、招魂、占卜、祝咒等方式。药物疗法则主要采用丹砂（即硫化汞）配以三秀（灵芝）、瑶华、白芷等中草药来实施治疗，祛除病症。[1]
由于受到佛、道轮回思想的影响，巫文化中对于人死后的灵魂归属问题也格外重视。于是，在巫溪巫山等地就产生了著名的丧葬风俗：悬棺葬。先民们之所以采用将棺木置于高山悬崖之上的丧葬方式，不仅是因为这些生前世代居住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少数民族，感念山神庇佑的恩典，而且还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将先人安葬于此，让死者继续与大山为伴，并目睹崖下子孙生活，已经去世的人的灵魂就能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他们保佑自己的子孙健康平安。
不仅如此，关于人死后灵魂归宿这个问题，人们还发明了很多别的巫术形式。即便是到了现在，在巫溪等地的民间也还零星地保留着跳端公、告阴状、赶白虎、化九龙水、请七仙姑、请桌子神等巫术形式。比如，其中比较常见的“跳端公”，它常常又被称作“过刀桥”———这是一种专门为超度死者所做的法事。根据习俗，作法事之前，首先得扎好“刀桥”。而所谓的“刀桥”，其实是将两尺长的刀每隔一两尺远缚在两根竹竿上，共绑十多把刀，并需要将两尺长的刀以每刀一两尺的间距捆缚在两根竹竿上。然后，用桌椅扎成一两丈长的桥头，将用竹竿做好的刀梯平放做“桥身”，刀口向上放置。最后，便是在阵阵锣鼓声中，由端公一边在口中念念有词，一边赤脚踩着刀口走过，而死者的亲属们则一律披麻戴孝，跟随在端公、灵幡、灵牌之后不断地作辑，以示躬送。
还有一种类似于巫蛊的“告阴状”也别具特色，这是一种将仇人姓名、生辰八字、地址等写在一张纸上，揉成团塞进即将下葬的死者口中，让死者带到阴间，请求阎王受理诉状的巫术。人们相信，这样一来，即使到了阴间，此人也会被阎王绳之以法，永世不得安宁……如今，在巫溪的宁厂镇长桂、万古一带，还流传着一种类似的暗害巫术，它是在生辰八字不容易收集到，政府机关查户口又不方便的情况下流行起来的。据说只要收集到仇人的毛发，指甲或脚印泥土等，然后将收集起来的东西盛于小竹筒内，边念咒语边涂上鸡肉(防止灵魂外跑或污灵)，再用树叶包裹，偷偷投入危险之地，受术者就会逐渐痴呆乃至死亡。除此以外，巫溪地区流传的巫术还有很多种花样。比如为了驱鬼辟邪、还愿请神之类目的而采取的巫术则更是数不胜数，层出不穷。虽然这些巫术难免带有迷信色彩，然而，如果将它们放到远古人类历史上来关照，也许你就会穿过纷繁的巫术现象，站到人类和人性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人们对幸福、对健康、对丰收的深切渴望，并且进一步理解无论是先人还是作为后代的我们，人类所共有的渴望得到外力帮助和保护的这种人性深处的普遍愿望了。
追本溯源，在对巫术活动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人们往往会对巫术的起源之谜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就好比“木有根，水有源”一样，当然，巫术的产生肯定不会是凭空而来。只是巫术的胚胎，竟然是貌似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盐、药文化，想必这结果，不仅让人不易想到，甚而至于，简直是叫人疑窦丛生，不肯信服了。
但是，只要跟你提起一个词，你也许就会豁然开朗，这个词就是———“盐巴”。很难想象，我们早已熟视无睹，日常所说所用到的东西，竟然会与貌似深不可测的巫文化起源联系起来。没错，根据古书记载，远古时期，在巫溪、巫山一带，巴人确实是靠盐兴旺、发达，乃至到了后来又兴邦立国……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巴国当然也难逃其宿命。相传，盛极一时的巴国在享受了因盐带来的丰实富余之后，紧接着又因盐而引来了邻国的嫉妒，并最终引发了楚、秦相争。巴国于是由此遭至战祸，直到最后灭亡。不难看出，在这里，盐是巴文化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与此同时，巴人又是盐这种远古时期的新兴产物的重要开拓者。于是，从此以后民间就有了“巴不离盐，盐不离巴”的说法，然后又有了“盐巴”一说。虽然时代久远，但盐作为一种再珍贵不过的资源，在三峡地区是确有其事的。现已发现的上古三峡地区自流盐泉就有三条之多，它们分别是：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以及湖北宜昌市长阳县西的盐水。[2]
作为万人敬仰的通灵使者的巫师，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一方面他们是与神灵最接近的，负责传达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一个时代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知识的特权阶级。因此，除了上面提到的制盐技术，他们往往还掌握着制药本领。而他们所采用的药，不是别的，正是“丹砂”。巧的是，这种珍贵的物质的产地不是别处，正是古时候的巫山———于是巫山在古代又被称为“丹山”。
由此可见，巫术最初的含义并不是指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而是指巫咸国的巫师们通过占星、占卜知识的运用，练就的独特土法制盐、制药之术。而拥有了盐、药文化的巫溪巫山等地，很自然的，便由此人丁兴盛，并产生了重要的巫文化。
接下来，随着原始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巫文化得以深入发展：巫咸古国被巴国兼并成为巫郡后，巫楚文化开始融合，产生了一度繁荣的巴文化。到秦汉统一后，这个以巫文化为母体的巴地族群文化，又开始融入了华夏文化共同体，巫文化因此成为托起华夏文明的伟大巨石之一。
了解了巫术文化的“来龙”之后，接着我们还应看看它的“去脉”。
历史上，随着西南各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巫文化逐渐开始了以巫山之地宝源灵山为中心，向华夏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巫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积淀，而带上了一定的地方色彩，如：湘西的赶尸，晋北的“看闯客”，南夷的巫蛊等等。
事实上，在巫术的整个演变历程中，它逐渐开始分化，并形成了黑巫术和白巫术两条大的支脉。其中，“黑巫术”是指嫁祸于别人时使用的巫术；“白巫术”又称吉巫术，指的是祝吉祈福时用的巫术，例如湘西赶尸便是白巫术之一。
要说“赶尸”巫术，还得从一个传说说起：相传几千年前，苗族祖先有个叫阿普蚩尤的人率兵在黄河边浴血奋战，与敌厮杀，在战争结束后，阿普蚩尤因为感念与士兵的兄弟情谊，不忍将士兵弟兄的尸首曝于野外，于是，他便和军师一起施法，将战死沙场的士兵尸首“赶”回了故里。而后，湘西地区的人们便有了赶尸的风俗，只要有居于异乡的亲人过世，便会邀请“赶尸者”将亲人尸体赶回故土安葬。从这里不难看出，湘西巫文化背后，实际上是与当地人们极重乡土观念紧密结合的。
另一方面，中国巫文化自古以来便受到佛教轮回学说的影响，二者相互融合就形成了系统的鬼神文化，加之地域间民俗文化的差异，这就使得巫文化形成了一种共性群体下的个性趋势。比如，在山西北部盛行着的一种“看闯客”的驱鬼方式———所谓“闯客”，指的便是鬼魅。据说，在山西民间，人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在于鬼魅缠身，因此，一旦有人生病，信奉者便会到纸铺里去“看闯客”，以寻求驱鬼的方法，送走鬼魅保得安康。
还值得一提的，也是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是巫文化中大名鼎鼎的“巫蛊”。据说，早在秦汉时期巫蛊便已出现，主要包括诅咒、射偶人、和毒蛊等内容，属于黑巫术的一种。而现今盛行于南夷等地的巫蛊之术，又主要以苗族巫蛊为主。这里的苗人好养蛊，他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是着了蛊，需要解蛊才能恢复健康。而苗族的蛊，传说也是天下最难解的“奇毒”，谁要是中了苗族巫蛊，就必须请下蛊之人或是请族中最有威望的巫师解蛊，如果被没有能力之人随意解蛊，则很有可能遭到反噬，中蛊者与解蛊者皆会一命呜呼！
很显然，这些奇异诡秘的巫术，正是源于三峡腹地的巫文化与不同民族间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后的产物———-当巫文化中存在的神话和信仰渗透于民俗文化仪式中时，就会形成不同种类的仪式语言，维护着人类的情感和精神。
因此，虽然在人们以往的看法里，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摇篮，其他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而事实上，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原并不是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相反像巫文化这样的地方文明势力倒是显得不可小觑。所以说，若是将巫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合情合理的。[3]
军国大计的影响
巫风所及并非尽限于市井，往往高层还更热中，由此直至可以影响军国大计的事件屡有发生。随手拾来，就有：
南北朝时南齐的末代皇帝萧宝卷，信奉据说是死后成为钟山之神的蒋子文，还有个宋徽宗，相信妖人林灵素，都是因此误了大事的昏庸亡国之君。
令曹操叹羡“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到了晚年相信一个名叫王表的神，这位神，“不见其形”而是靠一位名叫纺绩的婢女沟通，孙权把这位无形的神封为辅国将军罗阳王，在都城修建馆舍迎去请教。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这句名言就是后人孙盛对此事有感而发的。
近在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荒唐的事。那是在鸦片战争后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因主张抵抗英军而皇帝想和，早已被撤换，但这时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打内战很内行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这位果勇侯一到广州，马上下令“广收马桶，排列沿河”，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种种设施，不一而足，其捍患御侮之法可谓良且尽矣。”（广东军务记，收在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Ⅲ，神州国光社，1954）须知这不是在武侠小说或仅供消遣的影视中，而是面对英军入侵的备战行动！结果可想而知，英国人不吃这一套，这位钦差参赞大臣也下台了。
相信巫术并以国家的名义用它来与科学创制出来的物质力量较量，还发生过更大规模的一次，大家都会想到，那就是义和团的行为。
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巫术较量的结果，中国方面一败涂地，于是也想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了，但是当时的当权者以为洋人比我们强的，无非是船坚炮利，想要的仅是西方的技术，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精神世界中还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也就是后来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最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这样认为：
“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物质救国论》，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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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洞女落花洞女(5张)
  巫文化湘西的“落花洞女”则是部落中有一些未婚的女子，能将树叶哭下来；到山洞不吃不喝，几天不死，回来后也不饮不吃，几天后就死去。部落人们认为她去和树神、井神结婚了，因而这些女孩生前没有结婚，但人死后，别人去办丧礼，而落花洞女的家人给他们不但不办丧礼，还要办婚事，以示婚礼之喜.　落花洞女进入痴迷状态，她的面色灿若桃花，眼睛亮如星辰，声音如丝竹般悦耳，身体里发出一种馨人的清香。她每天不停地抹桌擦椅洒扫厅堂，把一个原本破败的家收拾得纤尘不染。进入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按照当地的说法，这个女孩子已经把自己许给了神，她整天生活在幸福的幻想里。她的心上人是不食人间烟火却救人于水火的神，因此她不再为世俗的任何男子动心，只需小心地保护好自己的美丽娴静，等着她的神选好了吉祥的日子来迎娶她。这就注定了她的一生将不再有姆妈经历过的一切生儿育女盼夫心切又妒怨煎熬的烦恼，也不会有世俗的男子想到要用自己的婚姻去解救这个被神的幻象所诱惑的女孩。固然当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幸福中的女孩含笑而逝，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持了自己的姣好容颜，直到今天的传说与记载中.
至于落洞，实在是一种人神错综的悲剧。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的形成，由于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军人因职务关系，必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必使这种道德观增强，方能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因此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女子不贞，男子听妇女有外遇。妇女若无家庭任何拘束，自愿解放，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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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娘(2张)仙娘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 指的是能言善辩的妇人，先发狂病，后成女巫，进行行巫。行巫不必学习，无从传授，只设一神坛，放一平斗，斗内装满谷子，插上一把剪刀。 有的什么也不用，就可正式营业。执行巫术的方式，是在神前设一座位，行巫者坐定，用青丝绸巾覆盖脸上。重在关亡，托亡魂说话，用半哼半唱方式，谈别人家事长短，儿女疾病，远行人情形。谈到伤心处，谈者涕泗横溢，听者自然更嘘泣不止。 
执行巫术后，已成为众人承认的神之子，女人的潜意识，因中和作用，得到解除， 因此就不会再发狂，初执行巫术时，且照例很灵，至少有些想不到的古怪情形， 说来十分巧合。因为有事前狂态作宣传，本城人知道的多，行巫近于不得已，光顾的老妇人必甚多，生意甚好。行巫虽可发财，本人通常倒不以所得多少关心，受神指定为代理人，不作巫即受惩罚，设坛近于不得已。
行巫既久，自然就渐渐变成职业，使术时多做作处。仙娘还可以行使点小法术，埋在地下，放在枕边，使“仇人”吃亏。或更作媒作中，弄一点酬劳脚 步钱。小孩子多病，命大，就拜寄她作干儿子。小孩子夜惊，就为“收黑”，用个鸡蛋，咒过一番后，黄昏时拿到街上去，一路喊小孩名字，“八宝回来了吗？”另 一个就答，“八宝回来了，”一直喊到家。到家后抱着孩子手蘸唾沫抹抹孩子头部， 事情就算办好了。行巫的本地人称为“仙娘”。她的职务是“人鬼之间的媒介”， 她的群众是妇人和孩子。她的工作真正意义是她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代理人后，狂病即不再发。当地妇女实为生活所困苦，感情无所归宿，将希望与梦想寄在她的法术上，靠她得到安慰。这种人自然间或也会点小丹方，可以治小儿夜惊，膈食放盅放蛊是一种古老的黑巫术，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左传》中就有关于蛊的记载。宋人郑樵所著《通志六书》里甚至记录了制造蛊毒的方法，大意是说，将各种毒虫集中在同一器皿之中，任其互相袭击与吞食，最后存活下来的就是蛊，即毒虫之王。历朝历代官府都针对制造蛊毒行为有非常严厉的刑律，故放蛊巫术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历代志书史记，关于蛊毒的记录数量虽然不少，总是廖廖数语，并且语焉不详，这就使蛊婆(草鬼婆）与蛊毒变得更加诡秘。《乾州厅志》记：“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蛊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皋，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 
传说放蛊的手法有三到四种，以手法的不同可鉴别法术的高低：伸一指放，戟二指放，骈三指四指放，后果各不相同。一二指所放的蛊，中蛊人较容易治愈，三指所放就较难治了，倘若是三指四指所放，几乎属于不治之症，中者必死无疑。
中了蛊的人在将死前一个月左右，能见到蛊婆的生魂掩着面前来送物，行话谓之“催乐”。此后如果病家不能得到有效治疗，一个月内病人定会死去。治疗中蛊的病人，轻者郎中草药或还可以奏效，重者非放蛊者本人来解才有生路可求。
对于蛊婆旧时有多种方法识别真假。按《永绥厅志·卷六》的记录，真蛊婆目如朱砂，肚腹臂背均有红绿青黄条纹，没有就是假的；真蛊婆家中没有任何蛛网蚁穴，而该妇人每天要放置一盆水在堂屋中间，趁无人之际将其所放蛊虫吐入盆中食水，否则就是假的；真蛊婆能在山里作法，或放竹篙在云为龙舞，或放斗篷在天作鸟飞，不能则是假的。所有的真蛊婆被杀之后，剖开其腹部必定有蛊虫在里面，若没有就是假的。清嘉庆之前，苗人捉到蛊婆格杀勿论，后来不知何故，不敢再杀而是卖于民间，放蛊之术得以流传。
一般说来，蛊术只在女子中相传，如某蛊妇有女三人，其中必有一女习蛊。也有传给寨中其他女子的，如有女子去蛊婆家中学习女红，被蛊婆相中，就可能暗中施法，突然在某一天毫不经意地对该女子说：“你得了！”该女子回家之后必出现病症，要想治疗此病，非得求助于蛊婆，蛊婆便以学习蛊术为交换条件，不学则病不得愈。因为一切在暗中进行，传授的仪式与咒语，外人无从得其详。
每个蛊婆都设有自己的蛊坛，藏在山涧、溪流或家中的隐蔽处，蛊婆需要非常谨慎地保护它，因为蛊坛一旦被外人发现，蛊婆自己命将不保。传说曾有蛊婆设坛在家，某天趁无人时用热水给神偶沐浴，不料被自己的小儿子看见。第二天，蛊婆上山砍柴时，孩子不知利害仿效母亲给神偶洗澡，结果因水温过高将附有蛊妇之魂的神偶烫死。再说那蛊婆在山中劳作，猛然间感到心促气短力不能支，心下明白定是蛊坛出了问题，不敢有半点延误，赶快回家沐浴更衣，收拾停当静卧床上，不过一个时辰已经气绝。
相传蛊妇放蛊中一人，可自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如不放蛊，蛊婆自己就要生病，连续三年不将蛊放出去，蛊虫不得食就会伤害蓄蛊人。动物之中唯有狗不能放蛊，蛊婆怕狗也不吃狗肉。
巫与占卜
占卜(3张)占卜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国外亦有各种各样的占卜形式，但是，此处所进行的关于占卜问题的探讨，主要以中国古代占卜为观照的焦点，使用材料大多为中国古代文献。然而，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星占、筮占、龟甲占，还是古巴比伦时期流行的脏卜，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的占星术，都具有一种相通的思想基础和行为方式。 
占卜之术曾经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量的甲骨卜辞即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卜筮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显著地位，"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商代王室崇尚迷信，凡是祭祀、征伐、田猎、出入、年成、风雨、疾病等等，事无巨细，一切都求之于鬼神，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龟甲兽骨等占卜吉凶，占卜以后又会在龟甲兽骨上刻下占卜的时日、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的结果等，迄今安阳殷墟发现了约十五万片甲骨刻辞，除开极少数是商王室、贵族记事之用外，绝大多数是殷人占卜的结果，即卜辞，卜辞反映出殷人几乎无事不卜的习俗。 
不论是使用龟甲兽骨，还是使用动物内脏进行占卜，古今中外占卜的主要行为目的大致相同。由于它萌生于原始文明的土壤之中，与原始思维的关系非常紧密，古人常常借助于种类繁多的星占、筮占、式占、择日历忌、龟卜、占梦等等千奇百怪的手段，来研究他们身边的奇妙世界。在占卜者的队伍里，既有操纵"鸡骨卜""牛骨卜"等的民间巫师，也有深谙易学，实施繁复的预测之术的易学大师。它是巫术的近亲，还是巫术的子女？
异同点
首先，因为占卜与巫术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原始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特定条件下的现象无限制地推广，因此形成对客观世界的错误联想。在此认识基础上，客观世界被人为地镀上一层神秘之光，被赋予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拥有非常的操纵能力。按照顺势巫术来说，世间的万世万物都可能具有某种特性，因此顺势巫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这种特性传递给人类。而基于接触巫术的原则，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经相互远离。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充当了巫师角色的占卜实施者们，凭借虔诚的心态和高超的技艺，一厢情愿地与想象中的鬼神世界保持了某种联系，当然这种联系需要通过神秘的仪式、咒语祝辞等特殊方式获得。占卜者作法的目的在于沟通人神以探寻未知世界，这是占卜与其他巫术形式的显著区别。 
其次，占卜需要巫术实施者的介入。实施者并不一定要求非得是专职人员，当然，有一个必要前提，这些实施者（包括求占者、代占者）必须都对超自然力的存在毫不怀疑。易学大家、民间巫师，以及那些非专业的笃信占卜，或者偶尔为之的人，构成了占卜者的庞大队伍。占卜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能够恣肆蔓延，并且能够世代传承，这支队伍起到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周易》占筮系统的发展历程上，虔诚追随者的参与功不可没，他们抱着至诚至信的心态钻研琢磨《周易》，使其得以高度发展，成为古代显学之一。 
第三，占卜所反映出的仪式化特征相当明显。占卜前必须遵从一套严格的仪规，占卜者要向神鬼表达其虔诚的心迹，奉行占卜中必须遵守的程序，包括认真地叨念祝辞。在易占中，从占卜之前的准备到占卜中的挂、扐、归奇、揲等动作，以及占卜中所使用的祝辞都有特殊的规定，尤其到后来易占逐步成熟，在形式上越发讲究，对占卜仪式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系辞》程序严格完整，每一步每一环都融入了精心的设计，包含了浓厚的仪式化特征。 
第四，占卜的目的在于认识或者改变世界。巫术目的在于"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所谓的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正好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在巫术观念下所产生的巫术行为的宗旨。占卜者的目的正在于认识世界，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认识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当然，如果以客观态度对事物进行科学的认识推测，那就不是巫术，而是科学的预测。但巫术所反映的世界是被歪曲了的，因其是在巫术观念的支配下得以产生，人们实施巫术，希望借助神鬼等的力量探寻到世界的奥秘，虽然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荒唐可笑的，但错误的结论并不能掩盖巫术行为中涵盖的以认识世界为目的这一事实。在千奇百怪的巫术中，是有以判断为主要目的的巫术的，巫术的功能应当包括判断和改变、了解和改造的双重目的。 
似占卜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文化现象，它的复杂性有目共睹，复杂的事物总是不可能以一种单一的状态存在，而正是因为它的复杂性引发了它组成的多元性。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变化，占卜形式已经发展得林林总总、千奇百怪，使人眼花缭乱。尽管占卜文化包容庞杂，仔细分辨仍然可以从那些"羊骨卜""鸡蛋卜"与"易学"之间摸索到它们的不同特质及其共性。
巫之分流
巫师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出于职业需要，巫师大多较一般人掌握了更多的文化技能，古代的大部分官方文书工作均由祝宗卜史系列的官员们来承担，这类官员稔熟于各种祭祀仪典、天文历法、史籍谱牒、占卜记录等，这样一些人无意有意中凭籍手中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成为记录保留古代文化的中坚力量。 
虽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巫术逐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巫的地位在不停地下滑。但是由于巫是上古时代文化的掌握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仍然以"宗""祝""史"等身份充任着朝廷的代言人、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记录下灿烂的古代文明，使其得以生生不息。 
巫师的分流有以下几种：辅佐君主《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士，谋及卜筮。"祭神、占卜在古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司巫、男巫、女巫均有不同的施职范围，主持比较大型的、专门的巫术活动，如此精细的区分，反映出巫在其分化过程中职权逐渐缩小的趋势。由于统治者对巫术的笃信，巫师的地位尽管较从前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技艺超群者在统治者的优宠下仍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巫师们设坛作法，希望通过玄妙的法术通神，他们还能"准确"地测算过去与未来，从而赢得了统治者的信任，并且籍观星占筮等"绝技"参政、辅政，干预国家大事。这样，一部分巫因为继续受到宫廷的重视而得以承担一部分朝廷的事物，成为统治者的辅佐，他们实际上已经沦为御用巫师。服务百姓因为人们还有无尽的愿望，还有数不清的恐惧，有被人类学家们称作"集体无意识"的对神鬼的敬畏，看似琐碎零散的巫术活动，犹如春天的草籽，在民间生活中肆意蔓延。"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众多巫师参与到如此广泛的祭神活动中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民间巫师由于同世俗生活保持着亲密的接触，因此不管时局如何动荡，政权如何更迭，各种力量如何打压，他们却一如既往浮现或者潜伏于广泛的世俗生活中，奔走在民间，凭借光怪陆离的巫术形式--祝祷、占卜、祈禳……，出没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场景之中，成为奉神事鬼的骨干。成为艺人实际上巫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用歌舞来降神娱神，因此巫师尤其是女巫大都善歌舞，这一点在《九歌》和《诗经》中有许多描写。因为在原始人的心目当中，艺术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在最初的艺术发展阶段，含有巫术性质的艺术是最早、最普遍的文化形式，最原始的艺术形式往往是作为辅助实际生活的一种巫术才得以产生。 
巫术活动中所搀杂的强烈的情感、执着的信念、神奇的幻想等等简直就可以被当作史前艺术的部分组成。因此，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绘画、雕刻等作品，和一些原始部落保留的歌舞，被当作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证据。音乐的产生也具有几乎相同的原理，故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巫师是最早的舞蹈音乐艺术家。舞蹈音乐这类极富表现力的独特艺术形式在他们的"巫舞"、"巫歌"中形成并被发扬光大，所以把舞蹈音乐艺术原创的一部分功绩记到原始巫师们身上一点也不过分，这也是上古巫师们值得自豪的地方。安贫乐道《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璞注称"巫咸"等人皆是神医。在古代人的认识里疾病乃是因为鬼神所致，因此医生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向鬼神祭祀祈祷来消灾灭病，通天达地的"巫"理所当然地担当起替人消除疾病的重任。但是随着知识的积累，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古代医学逐渐艰难地从巫术中分流。对那些"信巫不信医"的人，扁鹊提出不予治疗，明确了"巫"与"医"之间的分野。虽然中国古代医学一直留有"祝由科"的痕迹，但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巫""医"的逐渐分离已是大势所趋，"医"以理性的态度朝着科学进发亦成为必然。 口播文学，小说始祖巫师作为古代一个人数众多、队伍庞大的社会阶层，对创造和传播神话故事以及古小说的创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巫师的神话传说越丰富，人们对巫术的信仰就会越发坚定，然后由于这种信仰的坚定，对神话传说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厚，同时对巫术的崇信更加执着。巫术思想的泛滥，对巫师的迷信，奠定了古小说中巫术故事盛行的广泛的社会民俗基础。巫的作用对于中国文艺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关系，这种对于巫的信仰在民间十分流行。战国时代以来兴盛的还有方士。方士，是主张人通过修业成神、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神仙说者。秦始皇追求长生的传闻是有名的。这些巫和方士，利用民间的风俗信仰，提倡鬼神灵异，编造神异之书。这样，神怪的传闻便兴盛起来，在人们之间流传。这种风潮就成为产生六朝时代志怪小说的母胎。对于小说这一独特的文体而言，巫师们信巫还要传巫，所谓的"传"除了一般的口传之外，在文字产生之后，叙事文学就成为巫师们传播巫术的最佳载体，巫在自觉不自觉之间为小说的产生及其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国时期流行的各种巫术是小说兴起的源头之一，关于巫术的故事在唐前志怪中俯拾即是，类似于《列异传》《搜神记》《幽明录》《博物志》《玄中记》《拾遗记》等等小说中都有关于巫术的大量记载。当我们从小说产生的源头上反推小说的创作者的时候，不难发现小说最初的创作者与巫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
巫师﹒巫术﹒巫思
现代科学向两极发展，一是探究过去，一是前瞻未来。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点一线之间，立足服务现在。近年来央台播放的历史长剧《成吉思汗》、《康熙王朝》、美国科幻大片《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都是人文学者们艰辛工作的结果。
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人类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些人文活动的因子承袭了，一些信息却被舍弃。因而历史是复杂的，重构重述历史又是难的。比如，巫山乃至全国全世界的先民们如何生产与思考？实在难于探寻。重述巫文化，是何等不易！正因如此，《巫峡潮》从2期到10期，连载8篇巫文化溯源系列文章，奇文雅正，旁征博引，科学论证，学风严谨。仔细研读，不能不深有感焉。
总观"系列"，澄清了当代人们对巫文化理解上的许多混乱，是我县第一个言说"巫文化"的系列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奇文八论，共三部分。巫师其一，巫师，叙述变化脉络。"巫之变迁"探索巫文化发展颠峰及必然滑落之原因，巫师也每况愈下，指出其历史的进步性与现实的落后性。"巫之分流"谈其文化急剧衰落后巫师的五大分流，巫师们走进官场，混迹宗教，充当艺人，成为医生，口播小说，从单一走向多元。巫术其二，巫术，叙述行为方式。"何为巫术"则从宽泛意义上剖析其五大要素，为众说纷纭的巫术界定了明确含义。"巫术之术"解疑其与方术、法术、魔术、数术的区别与混杂，在浩大庞杂之网络中给人以清晰印象。"巫与扶乩"评析其神秘特殊的表现形式，故弄玄虚，问天地，卜前程，其术程序化、规范化。巫思其三，巫思，叙述思维特征。"巫与咒术"则从口语的的特殊功用与咒语的特殊形态入手，诠释其诡谲力与人们善良愿望之间的关系，夸饰语言魅力。"巫术意象"探求其形象思维过程，阐述其典型性、神秘性、象征性与各类艺术的渊源，夸饰了物象魅力。"巫与占卜"介绍巫术也用易学占卜这一形式加以神秘化，与"易学预测"的思维形式同。
总之，八论奇文，俯瞰式全方位解释了巫文化。一言以蔽之：巫曾有用，影响很大，却很荒唐！诚然，巫文化是远古文化，时空间距太大，加之其神秘性与封闭性，本已造成人们理解的必然障碍；且要探究它，必须严肃科学，必须考证引典，其较多的抽象思维与学术语言，又造成了人们的阅读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系列文章，为眼花缭乱、一片混乱的巫文化，划了一道清晰而精准的线条，令人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