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北戴河会议
会议简介
  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号召1958年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8月29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运动的指示》、《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四十项决议。
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可以说是党犯经济错误及其后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各方面错误的重要一步。
一次会议
1958年8月17-30日会议背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由酝酿阶段进入全面开展阶段。成都会议后，搞“大跃进”的空气日盛，“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在经济建设理论上，批判了所谓“消极平衡说”，提倡所谓“积极平衡论”(实际上是不要平衡，人为地破坏平衡)，片面追求高速度，强调高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各项指标一再提高。1958年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两年把粮食亩产提高到1000斤到1500斤。同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今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6月21日，毛泽东批发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报告》。《报告》认为，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将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由于经济建设指标越抬越高，浮夸风也严重地刮了起来。农业上的浮夸风助长了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思想的发展。一些领导人认为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程度已不能符合早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就广泛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7月中旬，有的地方便形成了并大社的高潮。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南、山东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各地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有的地方还把办公社与试行“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
为了适应钢铁生产翻一番和农村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的新情况，研究解决这些新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举行扩大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在北戴河召开的，所以通称“北戴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会议内容一、会议讨论了工农业生产问题。
  毛泽东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业生产问题。会议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的生产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这次会议根据“大跃进”形势的要求，对钢铁生产的指标，又作了重新调整(1958年2月，第一次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定为620万吨，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增到800万吨到850万吨)，正式规定1958年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即达到1070万吨。
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会议认为，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农业的胜利，使省一级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大抓钢铁和大抓机械。当时1958年已经过去2/3的时间，但只生产了400多万吨钢，还差700万吨的任务。为了确保1070万吨钢的任务，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同时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上，不得不把除供铸件所需要的生铁外，全部拨给钢厂炼钢。还提出了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要求在工业战线上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要冷冷清清。
二、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通过了高指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
会议指出，1959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在最短时间根本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状态。会议提出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预计完成数增长18%，钢产量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粮食为8000亿斤至1万亿斤。
会议指出，“在1958年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62年)产钢8000万吨为第一方案，1亿吨为第二方案。产粮1．5万亿斤或者更多一点的“二五”计划指标。
三、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的问题，印发了《河南省遂平县喳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建立人民公社的历史条件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和估计。会议认为，当时农产品产量是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农村一部分劳动力要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还把农村出现的打破社界、乡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说成是共产主义的，是群众性的行动，加以肯定。根据上述脱离实际的分析和估计，《决议》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决议》对人民公社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过急的设想和要求。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虽然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但是又认为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如大协作、不要计件工资等。《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它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决议》对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上提出了过急的要求。《决议》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虽然说了人民公社建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却又提出了急于过渡的要求。说快的地方三四年，较慢的地方五六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决议》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决议》在经济政策的规定方面，强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并将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在一二年后也要变为公有。这实际上是侵犯社员的合法权益，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精神”推行，从而导致了“一平二调”的错误。
《决议》还规定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建立的步骤和办法。《决议》对公社的规模定得太大，认为一般一乡一社到数乡并为一社，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6000户或2万户以上。忽视了农业合作化后社大造成的弊病的经验教训。《决议》规定的办社步骤是：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办法是通过鸣放辩论。忽视了多年搞农业合作化的一条基本经验：群众自愿，通过试验，典型示范，逐步推广。实际上是以强迫手段实行“公社化”。
四、会议对计划问题、领导原则问题、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商业问题、文化教育卫生问题、军队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也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北戴河会议关于当年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高指标，及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等文件，反映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所有制上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在党内占了上风。为在实际工作中大刮“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提供了依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形成全局性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和混乱。会议通过文件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业方面的9个文件，财贸方面的10个文件，教育方面的1个文件，其他方面的9个文件。其中有《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 [2]
二次会议
1960年7月5日-8月10日会议背景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再次发生严重失误，国民经济出现困难。与此同时，连遭自然灾害。1959年受灾面积约2亿亩，粮食减产200至300亿斤；1960年受灾面积约3．7亿亩，粮食减产300至400亿斤。农业减产和农村的“共产风”，天灾人祸加在一起严重影响了粮食的供应，城市居民发生浮肿病。196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量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正当我国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对我施加压力，特别是6月底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回在华专家，撕毁合同。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使得中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扰乱了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当时的困难。会议内容为了解决国际问题和国内的经济问题，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主要解决了如下问题：
一、国内经济问题。为了集中力量把以钢、铁、煤、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搞上去，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两个文件，并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会议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的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二、国际问题。会上通过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针对苏联的行动，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他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规定下来。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留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
这次会议还初步讨论了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
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使党中央领导的头脑开始清醒，注意加强农业，计划不留缺口等。 [3]
三次会议
1962年8月6日-下旬会议背景1962年5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6月16日，彭德怀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请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同年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给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等责任制。会议内容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北戴河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首先说明，这次工作会议，是“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
为了便于讨论和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成员分为六个大组和若干小组。会议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再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23人。
8月6日，即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关于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的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接着又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又说，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一些部、委，办事不同中央商量，自作主张，事后不报告的作风。说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强调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北戴河会议，用部分时间讨论了毛泽东上述的讲话，并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4]具体介绍北戴河会议(1962年8月6日-下旬)
1962年5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6月16日，彭德怀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请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同年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给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等责任制。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北戴河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首先说明，这次工作会议，是“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
为了便于讨论和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成员分为六个大组和若干小组。会议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再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23人。
8月6日，即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关于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的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接着又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又说，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一些部、委，办事不同中央商量，自作主张，事后不报告的作风。说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强调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北戴河会议，用部分时间讨论了毛泽东上述的讲话，并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