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仕芳
人物简介
  杨仕芳，侗族，1977年9月出生，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广西文坛新势力代表作家。1997年毕业于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先后当过乡村教师、县委办秘书、报刊编辑等。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于《花城》、《星火》、《民族文学》、《广西文学》、《边疆文学》、《佛山文艺》等文学刊物，有被《小说选刊》选载，有入选《华语新实力作家作品十年选》、《广西侗族小说选》等文学选本，[1-2]著有中篇小说集《阳光穿过我们的村庄》，长篇小说《故乡在别处》被列入中国作协2012年重点扶持作品项目。2007年中篇小说《明天，我年满十六岁》获第五届广西青年文学奖，2008年中篇小说《阳光穿过我们村庄》获第六届广西青年文学奖，2009年中篇小说《最后的夜晚》获广西文学“最具潜力新人奖”，2011年中篇小说集《阳光穿过我们的村庄》获第四届广西少数民族创作“花山奖”。
现供职于广西柳州市某县文联，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级研讨班学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杨浦十六岁》，发表于《行报》2007年3月15日C13版。
中篇小说《明天，我年满十六岁》，发表于《广西文学》2007年第8期，获第五届广西青年文学奖。
中篇小说《我们的世界》，发表于《民族文学》2008年第6期。
中篇小说《阳光穿过我们村庄》，发表于《广西文学》2008年第10期，获第六届广西青年文学奖。
中篇小说《我们的逃跑》，发表于《花城》2009年第3期。
中篇小说《黎明挂在树梢》，发表于《星火》2009年第4期。
中篇小说《像彩虹奔跑》，发表于《民族文学》2009年第5期。
中篇小说《最后的夜晚》，发表于《广西文学》2009年9、10期合刊，获广西文学“最具潜力新人奖”。
中篇小说《致蔡先生》，发表于《广西文学》2010年第3期。
小说集《阳光穿过我们村庄》，2010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2011年获广西少数民族创作“花山奖”。
中篇小说《徒步上北京》，发表于《广西文学》2011年第3期。
短篇小说《游在岸上的鱼》， 发表于《广西文学》2011年第3期。
中篇小说《别看我的脸》，发表于《边疆文学》2012年第3、4两期合刊。
中篇小说《没有脚的鸟》，发表于《民族文学》2012年第8期。  小说集《阳光穿过我们的村庄》
长篇小说《故乡在别处》，被列入中国作协2012年重点扶持作品项目。
中篇小说《谁遗忘了我们》，发表于《广西文学》2013年第2期，并被《小说选刊》2013年第3期“发现”栏目重点推出。
相关评论
作家杨仕芳来自侗族聚集地三江，是我最看好的广西青年作家之一。从他历年发表的作品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叙事才智直追广西文坛的“三剑客”，然而，作出这样的预期和评判，是就其艺术潜质而言的。而要达到“三剑客”在国内的影响力，被纳入文学史家的视线，杨仕芳自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仕芳曾对我说，《谁遗忘了我们》这部小说是他在看了我对“三剑客”的评论后写下的转型之作。但从叙事上看，他没有模仿东西，也未步鬼子后尘，更无论李冯了。如果说他从前辈的创作中汲取到某种称之为“灵感”的东西的话，依我看，很可能是他在认知事物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上，有了更为宏大的审美诉求。《谁遗忘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杨仕芳区别于其他青年作家的某种另类的个性。看来，他已经厌倦于那种纯粹写实的笔调，而是代之以荒诞的形式。但荒诞形式并不能掩盖文学叙事中现实主义的再生力量。小说中的荒诞感，来自作者对生存的思考，对现实的发现。那种文字的穿透力，让读者感到，作者似乎看透了人生，也许对杨仕芳来说，只能借助一种变形的方式，才能足以呈现这种人生。
乡村教师是杨仕芳最为熟悉的人群。也许是因为作者自身的乡村教书生涯，使他更愿意把关怀的目光投向这个边缘的群体。《谁遗忘了我们》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我”也是一名乡村教师，身份之低微，让他与一切好事察肩而过。但作者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生存的苦难，而是对自我灵魂的追问。
掩卷而思，小说对自我的拷问，及其所引发的现实追问，不能不说还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在叙述的中途，摆脱与现实的“亲密接触”，转向灵魂的曲折与驳杂，或许，杨仕芳就会拥有另外一个世界。
—— 王 迅 （广西知名文学评论家）
人物访谈
阅读是一种心灵放飞
记者：在你眼里，怎样才算好的小说？
杨仕芳：我无法用某种标尺来衡量什么是好小说坏小说。对于任何一部小说作品来说都是仁者见智。我能肯定的是每个人的阅读期待值不一样，好小说和坏小说之所以产生缘由于此吧。我觉得对于小说的喜好是与个人成长经历和阅读经历有关。我相信宿命，死亡和悲伤在我的记忆空间中盘踞着很大的位置，所以我在阅读当中更多地选择那些带有悲情色彩的小说。我在这种小说中能够找到自己的经验和记忆，痛并快乐着。我无法判断这种小说是不是好小说，然而我喜欢这样的小说。它们将像一把刀具一样切开生活表层，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也就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
记者：小说家应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杨仕芳：说到社会责任感，我觉得更应该归于政治家身上。诚然，小说家自然也该有自己的责任，应该站在思想的前沿，铸造民族精神和灵魂，以艺术的形式承载着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思想。
记者： 有理由相信你的创作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还很深，你怎么看待在创作中模仿与超越之 间的关系。
杨仕芳：我的创作受不少作家的影响，尤其是余华、马原、莫言等作家。我是从模仿开始，那如同看到别人在建设房子，也跟着建，结果却发现怎么建都不如意，也就是说结果发现自己建设的房子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因为建得再好也只是别人的模仿品。终于明白模仿的结果只是在用别人的语言写别人的小说，唯独没有自己。于是我开始想到了区别，构建区别于别人的房子。于是我重新审视自己，挖掘内心里的期待和渴望，以自己的目光去看世界，理解世界，解剖世界，把自己的观点树立起来，终于有了自己的文章。诚然，我是无法用超越这个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写作。
记者： 一般年轻作家在写作之初，习惯从切身经历入手。从你的作品当中却看不出多少你个人生活的痕迹。仿佛 你更多是从自己热衷的命题引发开去进入某种写作状态的，这种写作方式势必更有赖于你的想象能力，你是怎么处理经验与想象这样一个在写作史上恒久的命题的？
杨仕芳：事实上，我的小说写作也是从切身经历写起的，只是我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么的一个点、一个片段，然后就以此为支点向纵深、横向不断延伸，努力抵达事物的内核。也就是说我创作的想象是站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当想象推至某个层面时，会引发二次经验提醒。我没有刻意去掩蔽切身经历，只是从经历当中引发出来的想象，把我的思想和叙述引向了遥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经验和想象的融合，也就看不出明显的个人生活痕迹。
记者： 你写了不少“少年”的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历史似乎从未出现过，有的只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展现， 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是真实的。应该说你非常巧妙地弥合了历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隙，这样微妙的处理是否隐含着你某种独特的历史观？为什么关注少年？
杨仕芳：在创作中，我的好几部小说选择以少年的视角来推进叙述，是因为那样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我觉得世界在少年的眼里是单纯的，生活在少年的眼里是平和的，而历史在少年的眼里是明亮的。正因为如此，那些隐藏在生活表层下的阴暗和陷阱就能产生更大的阅读诱惑。读者的目光可以穿越少年的叙述身份而看到那些事物的表层之下的种种美好或者丑陋的本质，从而进入了自己的审美渠道。这种阅读效果能够唤醒读者的某种经验，使之体味到另一种真实和记忆。这是我在努力偏离历史的重荷，但事实上，在那些单纯的少年叙述者身上却暗藏着种种历史隐喻。
记者：你已经从学校走出这么多年，你如何了解当代学生的变化。你如何写出这种变化的真实？
杨仕芳：我离开学校已经五年多了，也许是因为当过老师的缘故吧，我一直关注着教育，关注着学生成长，尤其是农村的学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给农村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荣誉感、成就感等等带来的种种冲击，书本上的说教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使他们陷入了迷茫和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乡村老师也一样陷入了迷茫和困惑。这种迷茫和困惑，事实上是一种精神缺失。我是通过这种缺口进入关于学生题材的写作，努力逼近真实。
记者：读你的作品，能感受到八十年代“先锋派”的影响，你如何看待他们之后的写作转向？这种转向对你目前的写作是否有某种提示作用？
杨仕芳：曾有一段时间，以马原为主的八十年代先锋派小说作品让我着迷，我也尝试过那样的写作。后来，先锋派小说家基本转向写实，形成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趁势。诚然，于我来说，这种转向的提示作用是明显的，我一样在努力回归写实，回到踏实的地面上或者厚实的记忆里，努力让作品接近我内心里的真实。
记者：读过你的《最后一个夜晚》这篇小说，写得很好，能谈谈吗？
杨仕芳：这个故事缘于我的一段亲身经历，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有我很大的影子。那是我刚从学校毕业到山区里教书，城市和山区的巨大落差向我劈头盖脸而来。在这个被山梁围困的村子里，文明和落后、现实和向往、善良与无奈等等在无尽上演。这样的村子在山区里存在着千千万万。很多时候善良的人们面对生命和生活感到无比无奈，终于使他们变成另一种无知和无情。而这种变化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又似乎是那样无懈可击。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拯救生命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在寻求一种精神的突破口。这是一直困扰着我，而最终写下这个故事的初衷。
记者： 有评论文章提到你的作品体现了当下写作的一种趋势: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你的作品更多揭示了人们隐秘的生存状态。之所以有这种感受的差异，恐怕涉及到对现实生活的认知问题，你是怎么理解现实或者说日常生活的？
杨仕芳：是的，我的写作更多的是关注人们隐秘的生存状态。我常常在那些最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会引发我向更远处思索。这些思索使我看到生活的另一种现实真相，其结果有时候是幸福，有时候却是痛苦。这些幸福和痛苦是我对于现实和日常生活的理解所至。也就是我的理解是建立在那些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
记者：在我看来，戏谑和解构构成了你作品的总体面貌，加之酣畅淋漓的语言表达，这使得读者在阅读你作品过程中充满了快感，但读后又不免觉出一种虚无和茫然，还有很多读者说看到最后还是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的写作姿态是不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杨仕芳：在所有的小说创作中，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去书写作品，很少在意读者的阅读感受，或者说很少因为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改变自己的写作初衷，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姿态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是的，这个说法很正确，我也乐于接受。我的努力就是为了走向生活的厚度和深度。很多时候，生活应该怎么样，谁也没有答案，而很多读者又往往喜欢在作品里寻找到这样和那样的答案，寻找生活的答案。那是一种阅读习惯，但是我走了回来，在更多的时候把生活的原本展现出来，也许是疼痛，也许是无奈，也许是无望和绝望。这是一种残忍。但是我没能说服自己在小说中写下生活的答案，生活没有公式，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发现自己想得到什么，应该得到什么，怎样去得到什么。这也许是我的小说与别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我的小说难以让更多人接受的原因也在于此吧。
记者：说说你心中的文学语言？
杨仕芳：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小说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对于小说来讲，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的质量。我更愿意阅读那些充满张力而富有节奏的语言。我的小说语言也是努力往这方向走向远方，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我的创作。
记者：以前，一个人很爱读书，是件很平常的事，但现在说一个人爱读书，会让人觉得很不合时宜，你怎么看？
杨仕芳：是的，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代，读书很难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所以读书已经是不合适宜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丧失了读书功能是件很可怕的事。我无法想象一个丧失了读书功能的民族是什么样子。
记者：你觉得读书对一个人的一生很重要吗？怎么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你喜欢看什么书？你经常看的有哪几类书？
杨仕芳：关于读书，我能肯定的是对于一个写作者的一生是十分重要的。读书习惯的养成是建立在喜好基础之上的。我是喜好文学作品的，也多半阅读文学作品。在我并不丰富的阅读中，我更多的是阅读现当代小说。
记者：一直以来，人们说读书是求知。而现代人更多地强调读书是消遣，是休闲，是娱乐，你认为读书是什么？
杨仕芳：阅读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需求是不一样的。现代人更多地强调读书是消遣，是休闲，是娱乐，促成了快餐文化的兴盛。这是无可厚非的。对于阅读者来说，如果阅读快餐文化能够使他（她）感到快乐，就没必要去阅读那些让他（她）感到深奥而难受的文学作品。阅读是自由的，是一种心灵放飞。我认为让心灵在宽广的陆地上、大海上飞翔，远比在一堆垃圾上自娱自乐幸福百倍。
记者： 看你的作品一篇又一篇地推出，并且很多都是精品，作为作家的你同时还身兼三江县文联副主席，你如何处理工作、写作与生活间的关系？
杨仕芳：我于2007年才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写了十来个中篇。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太大，没能找到释放的地方，后来就学会用小说来减压。在某种意义上，小说成了我平稳生活、工作和写作之间的支点。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