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成都空战
背景
武汉失守后，中国空军主力转移至内地，以战斗机大队驻守重庆附近各机场，捍卫战时陪都，以轰炸机大队驻守成都附近，以苏联志愿队驻守兰州，保证苏联援华物资的运输线。1940年重庆“九一三空战”，中国空军遭敌零式飞机打击后，又将全部空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在敌机空袭成都过程中，我空军曾多次升空作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祖国的领空。
过程
1938年1938年11月8日，敌机18架首次空袭成都，在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投弹百余枚，在南门炸死卫兵1人，伤3人，我空军曾起飞迎击。15日，敌机17架在成都外北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死1人，炸毁房屋1间。1939年1939年，敌机于5月8日、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轰炸了成都。其中，以6月11日轰炸造成的损失最大。是日下午7时30分，敌机27架从东北方向成品字形向成都袭来。早已接到情报在高空巡逻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在大队长岑泽鎏率领下扑向敌机群，与敌机展开成都上空的第一次大空战，击落敌机3架、击伤数架。由于空战发生在黄昏，我空军捕捉目标不易，乃使敌机窜进成都上空，并在市中区盐市口一带投下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引起大火。是日，成都市民被炸死226人，伤五人，损毁房屋 4 700多间。被毁房屋中，除平民住宅和工商店铺外，还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学等文化机构。
11月4日，敌重轰炸机54架分两批空袭成都。第一批27架，以纵队密集方式窜至我空军轰炸机基地——凤凰山机场投弹。第二批27架，以品字型密集的方式，窜至我空军战斗机基地——温江机场投弹。然后，两批敌机转向成都市中区投弹。是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分两批迎敌：第一批是第17中队、第27中队的苏制H－15战斗机14架，在成都至温江上空巡逻；第二批是第26中队的H一16战斗机6架，由副大队长王汉勋率领，在温江上空布防，第29中队的H－15战斗机9架，由队长马国廉率领，在成都上空布防。
当敌机第一批 27架轰炸机从 4 000米的高度进入我空军警戒圈时，被我空军第26中队的段文郁首先发现，立即发出攻击信号，率僚机石干贞从敌后上方的高空俯冲下去，作上下左右各方的猛攻。段文郁紧追敌机至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上空，终于击落敌机 1 架。段文郁也遭敌密集火力攻击，腿部负伤，因失血过多，昏迷于机中，以致坠落于金堂县附近牺牲。
第29中队在成都郊外，与从西北向东南飞行的第二批敌机遭遇。第29中队副队长邓从凯率先扑向敌机群的领航机，经激烈战斗，将其领航机击落于简阳县三岔坝的观音桥约10余公里的山坡上。事后，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派刘景轼前往敌机坠落现场对飞机残骸进行检查。刘景轼组织民工将残机抬运至仁寿县文公场，再由汽车运回成都，并将在机上检查到的文件、地图及3张图片亲自交给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有关部门翻译查核，证实邓从凯所击落的敌机为敌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奥田喜久大佐的座机。奥田喜久大佐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之王”，是被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击落的最高指挥官。邓从凯在攻击奥田喜久大佐的飞机过程中，亦遭数架敌机围攻，身负重伤，飞机撞在仁寿县向家场的一棵大树而英勇牺牲。邓从凯是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之一，生前曾创击落敌机3架半的纪录（另一说是5架人1940年初，日本为了迅速结束侵华战争，迫使中国人民投降，制定了代号为“101号作战”的陆海军联合空袭作战计划，妄图通过对我大后方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恐怖性轰炸，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1940年日寇对成都的大轰炸，主要集中在5、7、10这三个月中。5月18日和19日，敌机连续两次夜袭成都，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林日尊在18日空袭结束返航时，因夜色茫茫，坠落于成都东门外狮子山殉职。7月24日午后，敌机36架空袭成都，投弹135枚，轰炸区域为城东一带，炸死103人，炸伤114人，房屋被毁3425间。是日，我空军在空战中击落敌机1架。
进入10月，敌机对成都的轰炸达到高潮。4日，敌轰炸机27架，在27架战斗机掩护下，于9时左右侵入成都市上空，由北较场一直轰炸到新东门城墙，投弹33枚，炸死我平民32人，炸伤79人，损坏房屋 139间。由于 1940年9月 13日，日寇首次使用最新制造的零式战斗机与中国空军交战，致使我空军在重庆壁山空战中损失惨重。我空军为减少无谓牺牲，保存实力，不得不采取在敌机空袭时起飞避警的方法，避免与敌机正面交锋。 
是日，我空军本与敌机交战。中国空军第18中队飞行员王其在起飞避警时，因发动机故障，未能跟上队伍，遭3架敌机围攻，坠落于双流县境内的大腰塘殉职。石干贞在双流上空遭敌机两架攻击，交战中被敌击落阵亡。 
5日，敌机36架再次袭击成都，投弹48枚，轰炸区域为今成都剧场一带。炸伤47人，炸死50人，损毁房屋551间。
12日午后2时，敌机29架来犯，投弹101枚，轰炸区域为皇城暨西北城区，炸死 114人，炸伤 95人，损毁房屋 1272间。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
27日午后2时，敌机21 架来犯，投弹100枚，轰炸区域为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一带，炸死32人，炸伤26人，损毁房屋897间。市国立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王铭章上将的铜像基石被炸。
11月26日，敌机 53架分 3批空袭成都。中国空军轰炸总队和空军士官学校的飞机奉命疏散。战斗机则分3群飞向巩崃以西待命，途中与敌机群遭遇，发生战斗，我机被击落5架。飞行教官万应芬、分队长王自洁、飞行员刘文林、石大陆，轰炸总队军官附员李维强、邢达等牺牲。
至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剩下各式飞机65架，而日本空军在中国战场上继续保持数百架的绝对优势。中国空军实际上已无力抵抗日本空军的进攻了。1941年1941年3月14日，中国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据报敌机20多架已飞过沱江向成都侵来，遂令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的H－15战斗机11架、第五大队的H一15 战斗机20架起飞迎战。我机群与敌机群在崇庆、双流上空遭遇，当即发生空战。此役，由于情报有误，以为敌无零式战斗机护航。结果，在我机群向敌轰炸机编队发动攻击时，敌整整一个中队的零式战斗机突然出现。空战结果，我机被击落8架，第五大队大队长、归国华侨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飞行员任贤、林恒、袁芳柄、陈鹏扬等8人牺牲。是役，是中国空军自抗战以来，在空战中又一次最大的损失，仅次于“九一三壁山空战”。
至此，中国空军的主力飞行员 85%以上已经损失。事后，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无力被撤职。第五大队被撤消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带“耻”字臂章，以示不忘中国空军的奇耻大辱。
1941年7月27日，敌机对成都的轰炸达到抗战以来的最高点。当日，敌机分别从运城机场和汉口机场起飞108架飞机。分4批，每批27架，对成都进行连续轰炸。被炸区域主要为调堂街、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一带，中弹街道达82条。日机共投弹 358枚，炸死 575人，炸伤 632人，毁坏房屋 3 585间。这是自抗战以来，成都遭敌机轰炸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8月11日，敌机又利用月光两次夜袭成都。晨5时10分，敌侦察机1架、战斗机9架轰炸机7架侵入成都市区，并低空攻击太平寺、凤凰山机场。当敌机转至温江、双流机场扫射时，在温江附近与我无名大队第29中队的4架飞机和第四大队的1架飞机遣遇，发生空战。是役，我空军击落敌机1架，而自己损失惨重，被击落4架。副队长谭卓励、分队长王崇士、黄荣发，第四大队飞行员欧阳鼎分别在温江、华阳、新律、仁寿等地被击落阵亡。我机场上也有7架飞机被炸毁。
8月31日，敌机27架空袭成都。此后，日本大本营为了筹划对美作战，遂结束了1941年的夏季攻势。9月2日，敌海军第11航空队撤回原基地。9月12日起，敌陆军航空队也停止了对内地的攻击。
结果
敌陆军航空队停止了对内地的攻击。重要事件抗战时期,除重庆外,日本轰炸最多的就是四川的省会、西南重镇成都了。其间,在成都地区上空,中国空军和日军发生了多次空战。
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航空史研究会顾问陈应明先生,获悉了几次在成都发生的著名空战。
从东御街打到华西坝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空军主力撤退入川,最初主要将战斗机配属重庆,以保卫陪都,又将装备苏制图波列夫SB-2、伊留申DB-3轰炸机的我空军1大队及苏联志愿队轰炸机大队主力驻留成都,并适时出击,给予反击。
1938年11月8日,日机18架首次空袭成都,在凤凰山机场和太平寺机场投弹逾百枚。15日,敌机17架又空袭成都凤凰山机场。后因气象原因,停止了对成都和重庆的轰炸。
1939年5月3日,日以海军航空轰炸机进袭重庆为序幕,恢复了对四川的轰炸,5月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联空轰炸成都。6月11日,日海军第1联空第13航空队再次袭击成都,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此次日军首次选择了下午起飞,黄昏时节临空。当时遂宁、金堂方向最先得知,并发出警报,中国空军5大队尽数起飞27架战斗机爬升到4200米高度巡逻等待拦截敌机。19:30,17中队岑泽鎏队长率先发现敌机9架呈品字型编队飞临上空,当岑泽鎏俯冲占位后发现这是敌海军的三菱96陆攻轰炸机,便将编队中最前面的敌总领队指挥机咬住一阵射击,成都上空的首次大空战就此展开。等他完成第一轮攻击自敌机群中脱离时,发现敌总领队长机机体已经开始冒着白烟,知道敌机油箱开始漏油,他又拉起后再次攻击,追逐敌机达10余分钟后返航。与此同时,他的2架僚机也俯冲攻击敌编队最左侧的中队,其中飞行员叶惠强抓住1架敌机,从成都市区的东御街一直打到华西坝东南。经过20分钟的追击,眼见敌机已经冒烟下降,但此刻叶惠强却被敌右侧编队火力所伤,一弹穿过左肘,血流不止,只好返航。
经过5大队的轮番攻击,敌轰炸机难以支持,仓促间在盐市口一带投下部分炸弹,向东南方向逃跑。是役,敌机共炸死平民226人、伤32人,毁坏房屋4700余间。我击落敌96陆轰炸机3架,击伤数架,自己无一损伤。
击落日机“轰炸大王”
9月4日,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经回国休整和补充之后,再次来华,返回汉口机场。这样,汉口航空基地就集中了日本海军航空队第1、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的200余架各式飞机,日军袭击中国内地的飞机大部分也都是从这里起飞。1939年苏联志愿队轰炸机联队来华后,我远程打击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于是中苏空军决定联合行动,对汉口机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10月3日9时,事先进驻四川的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队由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9架DB-3型轰炸机,每机携带100公斤炸弹10枚,前往袭击武汉日据王家墩机场,日军对中、苏长途袭击能力估计不足,在王家墩机场上停放了逾百架飞机,且毫无准备。12时35分,机群飞抵汉口,恰在此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6架新到达的96陆攻轰炸机刚飞到机场。日本第一联空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等军官都在战斗指挥所门前迎接。恰在此时,我机群同时飞临并实施轰炸,由于事前准备了详细的机场资料,因此轰炸时仅作一次通过即投放了全部炸弹,机场立即成为一片火海。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中佐及士官5名当场轰死,冢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40多架飞机被炸毁,油库和航运器材库一部分也被炸毁。日军事后估计损失在2000万日元以上,而苏联飞机仅一架负伤。在轰炸中敌机数架曾强行起飞拦截,当苏联空军轰炸完毕后,日海军飞行员坂井三郎又找到一架完整的96舰战机升空追击,我机以严密火力阻击,敌虽尾追100公里,仍无功而返。9架轰炸机于下午15时40分悉数返航,降落成都太平寺机场。
10月14日上午8时30分,苏联志愿队航空队以20架DB-3轰炸机再次出现在武汉王家墩机场,此次各机根据上次轰炸的经验,除携带炸弹外,又追加50公斤燃烧弹和14公斤杀伤弹多枚;12时30分,第二批6架抵达,此战共炸毁日本轰炸机66架,战斗机37架,炸死日本飞行员60余人及陆海军官兵300多人,在当时,这是日本遭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日本海军为报复,11月4日,派出了在武汉的所有96陆轰炸机72架,由第13航空队司令“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指挥,直奔成都。中国空军的地面情报网得悉报警,5大队等部分两批出动拦截,17中队的7架法国制造道瓦丁D510战斗机和27中队7架伊-152首先起飞。在成都和温江间巡逻待战,随后29中队的9架伊-152也在成都附近待战。敌第一机群在成都市区正北的凤凰山投弹,第二机群则前往轰炸成都西面的温江机场(现黄田坝机场),我机分头应战,在凤凰山上空4000米高度处,27中队首先和敌机交手,由于防空预警给了飞机员足够的时间,机群得以事先爬高,从高处俯冲攻击敌机。第一次冲击后,27中队又从后方在同样高度再次攻击,接着17中队装备机炮的D510登场。这一次,他们采用平飞状态迎头方式攻击日机,以发挥20毫米机炮的强大火力。数发20毫米弹便立即使其右翼起火,并扩展到机身油箱,该机爆炸。17中队飞行员见状大喜,又翻身从后面攻击日机,敌机群中四处起火,这边,29中队的副中队长邓从凯率先冲入敌机群,咬住敌代队长机不放,只可惜伊—152仅有762毫米机枪4支,火力不足,邓从凯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南面的仁寿与简阳交界处才将敌机击落,而他的座机也中弹多处,迫降时在仁寿县向家场撞树牺牲。26中队飞行员段文郁在激战中腿部中弹2发,仍追击敌机,将其击落于中江县境内,段文郁也因为失血过多昏迷,飞机失控坠毁在金堂县境内牺牲。
事后,根据现场调查,在简阳击落的敌96陆攻正是号称“轰炸大王”的敌13航空队奥田喜久司。
悲壮的3·14空战
1941年3月14日,日军得悉中国空军换装成新型的伊-153战斗机后,派出12航空队12架零式战斗机从宜昌出发,护航10架97航攻(B5N1)水平轰炸机再次前来成都寻战。恰中国航委会也想试验一下寄予很大希望的苏制新机的战斗力,5大队遂奉命会同3大队28中队共出动31架伊-153出战,迎击零式。是役,中国空军从上到下都很重视,由黄新瑞大队长率领9机编队、副大队长岑泽鎏编队11机、28中队周灵虚中队长率领11机前往迎敌。与敌机12架零式战斗机在双流机场附近相遇,随即展开激烈空战。起初,我挟以逸待劳之势在高空待战,占据了高度优势。敌机初到,正全力向地面双流机场搜寻我停留的飞机,未及注意我机群奇袭,因此一开始我占据了主动。但是,在随即的战斗中,由于敌零式战斗机的格斗性能良好,水平盘旋半径、爬升率和最大速度等性能都远在我伊-153之上,因此,日本零式战斗机居然很快从遭奇袭、高度低、被咬尾的一系列不利局面中摆脱出来,利用其远胜于我的机动性反超。混战中,敌击落我机多架,岑泽鎏被当场击落在双流机场边,人机同殉。黄新瑞也负伤迫降于苏码头,虽经地面人员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此外,支持5大队的3大队28中队周灵虚队长和飞行员袁柄芳也在空战中牺牲。在这场空战中,中国空军被击落8架伊-153,连带迫降损失共计16架。至此,空军主力飞行员85%以上已经损失。成都上空的鹰也许说重庆上空的鹰更合适。二战时期,重庆就曾被誉为亚洲伦敦,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及韩国流亡政府临时总统府驻节重庆,塔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中苏文化友协、美国援华飞虎队等几十个反法西斯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就像德国法西斯轰炸伦敦一样,重庆也遭到了日寇最频繁的空袭。
但就只听说过伦敦上空的鹰而没有听人用重庆上空的鹰来形容过这段历史。因此,编辑《抗战时期的成都空战》这篇文章时,我的眼前便总出现成都上空的鹰的画面。
作为一个四川人,我过去一直以为抗战离我们相当远,没有沦陷、没有地道战、没有决战。提到抗战,我会很快想到东北抗日联军、平型关大捷、太行山根据地、东江游击纵队、台儿庄大战、黄河花园口、长沙大火、湘桂大撤退、滇缅公路等。
其实,如果我们对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会发现,八年抗战,四川(包括重庆)子弟三百余万奔赴前线,中国军队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将士占五分之一。我曾看过很多资料,作为大后方,从1941年到1945年,四川(包括重庆)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八千四百四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三分之一。十万青年十万军,各阶层民众献金献银,就如樊建川讲的,四川是背负抗战的“壮汉”。而今看到1939年6月11日,成都上空首次大空战,中国飞行员叶惠强抓住1架敌机,从成都市区的东御街一直打到华西坝这样的历史细节,就更觉得这段历史离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近。
这并非是要特别强调四川在抗战中的作用。只是想说,那些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每个人、每个细节,都令我们感动,都值得我们铭记。
今年欧洲隆重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国人感慨之余,也在思考用什么方式来纪念我们的抗战60周年。说伦敦上空的鹰,而不说重庆上空的鹰,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一样,是欧洲中心思想在作怪;而怎样纪念我们的抗战胜利则由我们自己决断。
□胡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