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景钺
简介
植物学家。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光化。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  1958年的张景钺教授央研究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在高等学校任教多年，长期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培养了大批生物学人才，特别是在植物形态学方面的许多专家，如严楚江、徐仁、王伏雄、李正理、吴征镒等都是他的学生，为中国高等学校生物学教育做出了贡献；对植物器官组织的生长、分化与发育进行过一些研究工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出生
张景钺，字岘侪，1895年10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江苏省武进县。他年幼丧父，家境不宽裕，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和勤奋好学的作风。
1916年，他毕业于安徽省芜湖市圣雅各中学。当年考入北平清华学堂，1920年毕业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学系学习。1922年又入该校研究生院当研究生，师从著名植物形态学家C．J．张伯伦（Chamberlain），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秋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生物系教授，次年兼任系主任。1928年，国立东南大学改名中央大学，张景钺任该校理学院生物系（后改为植物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到英国利兹（Leeds）大学深造，在著名的植物解剖学家J．H．普利斯特利（Priestley）指导下从事植物解剖学研究工作。同年，又赴瑞士巴塞尔（Basal）大学学习，在植物学教授薛卜（Otto Schoepp）指导下进行研究，这次出国进修，扩大了他的知识领域，提高了学术造诣和水平。
  1930年春，张景钺教授在南京1932年从欧洲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因为张景钺和原来的清华大学  1931年张景钺教授在巴塞尔大学留影生物系主任陈桢都较晚到校，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主任已由李继侗担任，所以陈桢和张景钺就没有再担任系领导职务。不过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从校领导到各校的教职工，都精诚团结，亲密无间，使西南联合大学在国内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1945年日本投降，各校准备分别复员返回平、津。张景钺在复员前已去美国加州（California）大学进行一年的学术访问。1946年回国后仍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并曾兼任理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景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
张景钺对党忠诚，一贯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他曾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文化大革命”时期，张景钺遭受迫害，1968年在病中还受到批斗，从此卧床不起，于1975年4月2日逝世于北京大学燕东园38号。
科学贡献
张景钺早年从事蕨的解剖学研究。蕨广泛分布在我国南北各省和世界各地，它的嫩叶可食，称为“蕨菜”，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1926年他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报告《Contribution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2卷4期上发表的《蕨茎组织之研究》一文，是我国植物形态学研究方面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
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蕨根茎组织的起源和生长发育》（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s in the rhizome of Pteris aquilina L．）（后来改名为Pteridium aquilinum L．）在美国《植物学杂志》发表。张景钺在论文中证明蕨根茎的中柱类型属于“多环中柱”，结构比较特殊。这篇论文发表后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重视，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9年，他发表了《河北新异木》（A New Xenoxylon from North China）的论文，表明他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大，从研究现代植物跨入了古植物学的领域。
1934年，他又在《中国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植物徒手切片法》一文。这虽然是一篇科学普及性的文章，不过从当时国内大学和中学的仪器设备情况来看，具备切片机和能够制备显微制片技术的学校很少，为了补救多数学校不能进行实验的缺陷，张景钺及时介绍和提出了徒手切片法，需要的工具只是一把中式锋利的剃刀或新的安全刀片。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很多大、中学的教师能够较快地掌握简易可行的切片方法，使学生在课堂实习或实验时能够看到显微镜下的细胞，这对当时我国植物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起了推动作用。
从1937年起，张景钺又把研究工作向生理解剖学和实验形态学方面开拓。当年发表的《被子植物苗端原生韧皮部的分化》一文，对植物组织的起源和分化作了精细的观察和介绍，可以说是我国发育解剖学的早期研究成果。
1937年稍晚发表的《黄豆茎叶在不同光强度中生长与分化》和1938年发表的《光强度对白芥菜Sinapisalba L．茎干生长和分化的影响》（与巴塞尔大学薛卜教授合作）两篇论文，则是我国生理解剖学和实验形态学最早的研究文献。
张景钺科学论著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特别是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于这些学科在我国的开拓和发展树立了良好的开端，起了表率和示范作用。
热心办学培养人才
积极推动学会工作早在30年代初，张景钺就与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李继侗等老一辈的植物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该学会从1933年8月在四川重庆成立后，张景钺长期被选为书记、副理事长、理事长和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植物学报》主编等职务。他一贯认真负责，积极完成所担负的任务，在参与组织和领导学术交流、协调科研工作以及普及植物学知识方面做了许多坚实的工作，对中国植物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张景钺热心教育事业在他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的30多年时间里，总是兢兢业业，不顾辛劳，倾注主要精力于生物系的建设。他深切了解师资是办好教育事业的关键，因而经常重视并注意引荐、聘用和选拔优秀的生物学人才到系里工作。在他的诚心招揽和聘请下，国内不少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生物系执教。他为人谦逊，善于团结同行科学家，跟大家友好合作共事，同心协力办学，使生物系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科研工作也得到不断发展，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特别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生物系招生人数逐年扩大，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每年招生人数都超过100人，在他和全系师生的努力下，生物系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张景钺一生辛勤教学近40年，他诲人不倦、谆谆善诱的教育家风度，赢得了学校师生的广泛敬仰。在教学中，他既重视基础理论，也重视生产实践。尽量采用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符合本国实际的教材，并经常亲自带领师生进行野外实习和生产实习，注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1940年秋，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为学生开了共同必修课“普通植物学”，这是一门全年课程，讲授量较重。这一课程的讲授和讲义的编写是由李继侗、张景钺、吴韫珍三位教授分工负责的。李继侗负责植物解剖和生理学部分，张景钺负责形态学（或隐花植物学）部分，吴韫珍负责分类学（或显花植物学）部分，三位教授都如期执行了计划。编写出的讲义由听课学生分头用钢板刻写，油印成为第一本教材。后来，张景钺编写的植物形态学部分于1957年改名为《植物系统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由张景钺和梁家骥共同编写的《植物系统学》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又于1978年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重印发行，在全国广泛应用。他根据长年教学积累资料编写的《植物系统学》一书，文字简炼，概念明确，图文并茂，已成为植物系统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文献，并被评为优秀教材。
多年来，他已培养出一批植物学不同领域，特别是植物形态学、解剖学方面的人才。他的学生遍布我国的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有关产业部门，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力量和学术带头人。我国一些著名的植物学家，如严楚江、唐耀、徐仁、王伏雄、吴征镒、孙兆年、李正理等，都是出于他的门下。
简历
  张景钺1895年10月29日　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
1914—1920年　在北平清华学堂学习。
1920—1922年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系学习。
1922—1925年　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5—1931年　任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
1931—1932年　在英国利兹（Leeds）大学植物学系和瑞士巴塞尔（Basal）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32—1945年　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5年　赴美国加州（California）大学学术访问。
1946—1948年　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兼任理学院院长。
1949—1975年　任北京大学植物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为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75年4月24日　在北京大学燕东园逝世。
主要论著
1　Chang C Y．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s in the rhizome of Pteris aquilina L．Contr Biol Lab Sci China，1926，2（4）：1—8．
2　Chang C Y．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s in the rhizome of Pteris aquilina．Bot Gaz，1927，83（3）：288—306．
3　Chang C Y．A new Xenoxylon from North China．Bull Chin Geol Soc．1929，8（3）：243—255．
4　张景钺．植物徒手切片法．中国植物学杂志，1934，1（1）：90—93．
5　Chang C Y．Differentiation of protophloem in the angiosperm shoot apex．New Phytol，1935，34（1）：21—29．
6　Chang C Y．Resin cells in a pine．Bulletin of the Chinese Botanical Society，1936，2（1）：43—44．
7　张景钺．黄豆茎叶在不同日光强度中生长与分化．科学，1937，21（4）．
8　Chang C Y，Otto Schüepp．Der Einfluss der Lichtintencita auf Wachetum und Differenzieiuing des Sprosses von Sin apis alba L．Verhandlungen des Naturforschenen Gesselschaft in Basal，Band49，1938：（49）．
9　张景钺，孙兆年．天南星营养苗叶的形态与发育，（特别有关芽鳞和营养叶的发育）．北京：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48：109—182页．
10　张景钺．植物系统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7．
11　张景钺．梁家骥．植物系统学．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
12　张景钺．梁家骥．植物系统学．北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
怀念
作者：陈阅增，陈德明
我们的老师张景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和蔼可亲的音容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工作稍有成果时我们想到他，因为是他给我们的教导和鼓励使我们得以进步；在我们工作遇到挫折时我们更想到他，因为想到他工作的锲而不舍的毅力，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就会油然而生。
1932年，张先生到北大担任生物学系主任。从此以后，张先生就把他的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学系，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工作中去了。他以他的高尚品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教育了他的学生，现在他的学生已经遍及祖国各地，我国绝大多数有成就的植物解剖学家，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学生的学生。说他桃李满天下，说他是我国植物形态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决不过分。
笔者之一是1933年考入北大生物学系。当时生物学系小的可怜，只占老北大地学楼的一隅之地，设备陈旧，教师只不过区区8、9人。张先生一切从头开始，从改装实验室、定购图书和仪器药品，到聘请教师、组建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等一切繁重复杂的工作都是张先生亲自带领一位年轻助手一件一件的完成的，1937年笔者毕业时，生物学系已大大改观：增聘了专职教授，开出了很高很高水平的课程。图书室，实验室，也相继建立起来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植物形态学实验室和动物生理学实验室完全是从无到有建成的。张先生和徐仁先生领导一位年轻的实验员经过几年的努力制成了一整套植物形态解剖切片，直到现在这些切片在教学中还在发挥作用。我们刚入学时，生物学系还没有动物生理学教师，实验室就更谈不上了。张先生先派当时还是助教的李落英老师到协和医学院张锡钧教授的实验室进修，然后又请张锡钧教授来北大给我们讲课，同时又请林可胜教授作学术报告，同时做示范实验。听报告的人很多，挤满了老北大二院的一个最大的阶梯教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张先生的努力在北大掀起了一个学习生理学的小高潮。一年过去之后，一个小巧玲珑的、然而却是设备相当齐全的生理学实验室建成了，生理学的实验教材也出版了。
张先生对教学从来是重视的。他给我们讲过普通植物学、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植物显微技术等多门基础课。他给我们讲的普通植物学课十分生动活泼。他把讲课和实验结合在一起，以看活材料为主，以看标本制片为辅，从种子结构和萌发讲起，一直讲到新一代种子成熟时结束。在课程进行中及时插入植物园实地学习，学习植物分类。学生一面听课，一面做实验，不但学到了植物学基本知识，也初步知道了如何采集标本、如何做简单切片、以及绘图应注意的事项。我们是和地质系同学一同上这门课的，觉得这门课程太棒了。有一次张先生说要增加一堂课，同班一位同学立刻说增加几堂课都可以，上这门课是享受，不是负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生物学的各课都能刻意改革，达到这门课的水平，生物学就不会再被讥讽为“死物学”或“名词术语学”了。
在西南联大时期，张先生还和李继侗先生、吴韫珍先生共同给二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植物学基础课。我们常看见他们三位在开课之前，聚在一起讨论课程内容、深度、分工和教材等问题。三位有名的植物学教授共同开设一门基础课，这是一个创举，这说明当年的老科学家对学生的基础训练是多么地重视。
  1934年秋，张景钺教授与夫人崔之兰合影张先生对学生和年轻教师要求严格，但是他的态度却总是和蔼可亲，与人为善的。他说的话在学生心中很有份量。记得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前夕，北平人心惶惶，和日人勾结、甘心为虎作伥的宵小之辈蠢蠢欲动。张先生和我们另一位老师，即张先生的夫人崔之兰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作为一个人，不能做没有backbone（脊梁骨）的事。在我们进入四年级开始作论文之前，他还告诫我们说，做学问的人要竞争，也要礼让，要讲sportsmanship（运动员风格）。张先生的这两句话直到现在还牢牢地记在他的一些学生的心中。就在半年以前，北大的一位老毕业生回到北京时还用张先生说的作人要有backbone这句话教训他的子弟。张先生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有力量，不是因为词句有什么新奇，而是因为张先生身体力行，他自己就是以这句话作为他行动准则的。他和崔之兰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疾恶如仇。他们藐视当时已经腐败的国民党当局，从不与他们为伍。他们对学生寄以厚望，鼓励帮助学生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初到西南联大时，我们几个因图书设备缺乏做不了研究，再加上生活困难，有一点灰心丧气，张先生和崔先生说：“至少还有显微镜可用，就地取材，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工作。”他们还鼓励我们：“时间宝贵，你们应该尽快超过我们，要一代比一代好才对。”他们胸怀之宽广，使人钦佩。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情绪稳定了，劲头也上来了，从此我们才各自确定了研究方向，开始了研究工作。
当时张先生正在给学生上植物显微技术课，所需试剂如二甲苯、枞胶、各种染料等都无法买到。张先生没有因此而不做或少做实验，而是和肖承宪先生等一同研究，以当地盛产的桉树油代替二甲苯、以松香代替枞胶，以云母片代替盖玻片，以紫苏木提取物代替苏木精，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也使全系的切片工作得以进行。后来实验室被敌机炸塌，张先生又带领一部分师生从废墟中把残存的盖玻片等一一拣回来。这些事对全体师生都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看到张先生这种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深感惭愧，也深受鼓舞。
1952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生物学系合并成北大生物学系，张先生继续担任系主任。在以后几十年的批判摩尔根、学习苏联，以及多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中，张先生从未放松生物学系的建设工作，也从未忘记培养祖国需要的高水平人才。他熟知国外生物学的发展趋势，也常和国内同行交换培养人才的意见。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就告诉我们生物学系应尽快建立微生物学专业。他认为：1.微生物在生物中是一大类群，把细菌等放在植物界很勉强，它们和植物相差很远；2.微生物生长快，易培养，是研究生命规律的好材料；3.微生物和农、工、医都有密切关系，开设微生物学专业易于联系实际。当时生物分类的五界系统还没有正式提出，张先生这一见解反映了张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对问题的洞察力。在张先生的努力下，生物学系和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了微生物学专业，可惜好景不长，大跃进、社教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教学秩序，微生物学专业几起几落，终于没有建立起来。现在想起来，我们努力不够，很惭愧也很遗憾。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张先生因病行动不便，不能经常到系工作，但仍念念不忘生物学系的建设发展。在制订教学计划时，他指教我们，要多看些外国的教学计划，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学生的培养。即坚实的基础，知识的宽度和所学专业的深度。张先生的意见切中要害，防止了片面追求高精尖，削弱基础训练的偏向。五八年大跃进之后，张先生讲话写字已经很困难了，但他仍约我们到他家中，问我们能否尽早开出生物学史的课程，还告诉我们应该让各门课程都增加一些本学科的历史内容。张先生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教学，他常常提出一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想到但是却没有想到的。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惜张先生这些主张由于那些年政治运动太多而未能实现。
晚年
十年动乱期间，张先生已经卧床不起了。但是当他知道笔者之一遭“红卫兵”野蛮殴打受伤后，还托人送来他保存多年，并亲笔写上标签的云南白药。不久，张先生自己和崔先生竟然也被拖到生物楼批斗了。我们当时都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没有行动自由，但笔者之一曾几次于傍晚月色朦胧之际潜入张先生和崔先生家中向二老慰问。然而也只能慰问，没有别的办法帮助二老了。
今年是北大生物学系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张先生的诞辰一百周年。张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北大生物学系的建立和发展供献了全部力量。他是我们的好老师，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