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咏史
作品原文
其一咏史·弱冠弄柔翰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其二咏史·郁郁涧底松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1.[郁郁]茂密的样子
2.[涧底]谷底 [松]喻英才[1]
3.[离离]下垂的样子 [苗]初生的草木
4.[以彼～尺条]意思是：柔弱的山上苗遮蔽了高大的涧底松。彼，指山上苗。径寸茎，一寸粗的茎秆。荫，遮蔽。此，只涧底松
5.[世胄(zhou)]世家子弟。胄，后裔
6.[蹑]登
7.[下僚]低级官吏
8.[地势～一朝]意思是：甲胄和英俊所处情况，正与松、苗相似，是地势是他们如此，非一朝一夕变成这样。然，这样，如此
9.[金张～汉貂]意思是：金、张俩家子孙凭借祖先的功业，世代都做大官。金张，指西汉金日（mi）磾（di）和张汤两家的子孙。金家从武帝到平帝七代担任内侍。张家子宣帝、元帝以来，子孙相继有十多人为侍中、中常侍。藉，凭借。旧业，祖先的功业。七叶，七代。珥，插。貂，貂尾。汉代凡侍中、中常侍等大官都带貂尾以验明其身份。
10.[冯公]冯唐，汉文帝时人。他才能出众，但直到老年仍屈居低微的郎署
11.[伟]奇伟出众
12.[不见招]不被重用的意思其三咏史·吾希段干木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 
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其四咏史·济济京城内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 
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 
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 
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 
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 
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 
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其五咏史·皓天舒白日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 
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1.[晧]明亮。 [舒]舒展。
2.[灵景]日光。[神州]指中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3.[紫宫]本为星名，亦称为紫微宫，喻皇宫。
4.[云浮]形容屋宇高浮于云中。
5.[峨峨]高峻的样子。
6.[蔼蔼]众多的样子。
7.[攀龙]喻趋附豪贵之徒。此句说自己本不是攀龙附凤之客。
8.[歘]（xū ）迅疾的样子。
9.[褐]粗布短衣。阊阖，洛阳西门。
10.[振衣]整衣，抖去衣服上的尘秽。仞，八尺为一仞。
11.[濯足]洗足。第二句说要去掉尘世的滓秽，远离尘世，做隐遁高士。[2]其六咏史·荆轲饮燕市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1.[哀歌]悲歌。[和]唱和。[渐离]高渐离，燕国侠士，善击筑。荆轲被杀后，高渐离变名姓逃匿。后为秦始皇所得，曤其目，命击筑。因以铅灌于筑中扑杀秦始皇，不中，被杀。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2.[殊伦]殊不相等。是说荆轲、高渐离二人虽无壮士节，但世人与之殊难相比。伦，等、类。
3.[眄]斜视。[邈]轻视。
4.[豪右]豪门右族。
5.[陈]述，道。[3]其七咏史·主父宦不达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 
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 
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 
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3]
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其八咏史·习习笼中鸟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 
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 
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 
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 
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 
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 
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 
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 
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4]
作品评析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5]​
作者简介
左思
西晋文学家。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生卒年不详。他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公元272年（泰始八年）前后，因其妹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公元303年（太安二年），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左思作品旧传有集5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14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左思的作品收录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6]  左思

作品原文
咏史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1]
注释译文
【注释】
⑴“尚有”两句：绨袍，粗丝绵之袍。范叔，指战国时魏国人范雎。这两句讲述了一个典故：魏国派须贾、范雎出使齐国，齐王重范雎之才，赐给他银子，而没有给须贾。须贾诬范雎暗通齐国，范雎被迫害而逃往秦国，改名张禄，拜为丞相，使秦国称霸天下。后来，须贾出使秦国，范雎穿着破衣拜见须贾。须贾看他可怜，送给他绨袍。当须贾知范雎是秦国丞相时，大惊失色。而范雎念他赠绨袍一事，免其一死。
⑵天下士：天下豪杰之士。
⑶布衣：老百姓。
【译文】
像须贾这样的小人尚且有赠送绨袍的举动，就更应该同情范雎的贫寒了。现在的人不知道像范雎这样的天下治世贤才，把他当成普通人看待。[1]
作品评析
高适在仕途辉煌时，曾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诗名远播。一些优秀的边塞诗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了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高适的为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在少年时，相当落魄，其诗歌大多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这首诗则写于未入仕途之时。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这两句歌咏历史上范睢的一段故事。诗中的“尚有”，还有；“绨袍”，用一种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做成的袍子。“范叔”，指范睢。范睢字叔，故称。《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战国时范睢事魏大夫须贾，因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赐他金十金和牛酒。须贾怀疑范睢通齐，告诉魏相。魏相派人凌辱范睢，几欲置之死地。范睢装死得以逃到秦国，游说秦昭王获得成功，被拜为相，封于应（今河南省宝丰西南），称“应侯”。“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后须贾知范睢已为秦相，前往谢罪，范睢没有处死他，说：“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放须贾回魏国。诗中的“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寒冷，而应有贫寒、穷困潦倒的意思；“尚有”与“应怜”相连接，说明须贾虽然曾得罪于范睢，差一点置范睢于死地，但他对故人还有一点同情、怜悯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就是这样的同情、怜悯之情，救了他的命。这说明，为人不可太势利，太刻薄，要宽容，要大度。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这两句写须贾并不知道范睢已贵为秦相，还把他当成平民看待。诗人在这里是在借题发挥，意在讽刺须贾徒有怜寒之意而无识才之眼，竟然把身为秦相，把天下所重的范睢看成是布衣寒士，实在可悲可叹。诗中的“天下士”，即国士，杰出的人才。“布衣”，代指平民。古时一般平民穿布衣。平心而论，这两句议论与须贾不识范睢为宰相相衔接，有些牵强附会。范睢被魏相羞辱、鞭挞后，世人都以为魂归地府了；须贾使齐，要拜见的是秦相张禄，不可能知道范睢改名换姓。范睢布衣往见须贾，装作一副穷酸相，没有人会把他与威风八面的秦相张禄联系在一起。因此，说须贾不识国士，不以国士待之，是有些强人所难；而须贾在那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他吃饭，赠以衣服，应当说是做得不错的，说明他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这与他当初向魏相报告范睢受齐人之金，范睢受到凌辱，奄奄一息，而他不加丝毫劝阻相比，不知要胜过多少倍。也正因为如此，范睢才留他性命，让他回国。但是，诗人是有感而发，向诗人这两句中所说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诗人少年落魄，晚年才发迹，少年时虽然没有范睢那样的遭受奇耻大辱，但也没有少遭达官贵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没有人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把他当作人才来看。因此诗人借范睢之事批判了这种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间接地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天下士”，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首诗叙事和议论结合，充满情感。诗人在诗中发古之幽情，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中几个连接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上两句的“尚有”、“应怜”，写出须贾赠袍时的那种怜悯心态，并不以为范睢能够发迹，更没有看出范睢已经发迹，看出须贾只是一个平庸之人；下两句的“不知”、“犹作”，看上去是心平气和借事说事，而实际上是充满激情，对这种把人不当人看待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心高气傲，让世人为之瞻目。[1]
作者简介
  高适像[2]高适
（700～765）唐代诗人。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蓝（今河北沧县）人，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早年曾游历长安，后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都没有成功。后客居梁、宋等地，曾与李白、杜甫结交。安史之乱爆发后，任侍御史，谏议大夫。肃宗时，历任淮南节度使，蜀、彭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大都督府长史等职。代宗时官居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高适为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有《高常待集》。[2]

作品原文
咏史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1]
作品评析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1]​
作者简介
戎昱 
戎昱，(744～800)唐代诗人。荆州（今湖北江陵）人，郡望扶风（今属陕西）。少年举进士落第，游名都山川，后中进士。宝应元年(762)，从滑州、洛阳西行，经华阴，遇见王季友，同赋《苦哉行》。大历二年(767)秋回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府中任从事。后流寓湖南，为潭州刺史崔瓘、桂州刺史李昌巙幕僚。建中三年(782)居长安，任侍御史。翌年贬为辰州刺史。后又任虔州刺史。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流寓桂州而终。中唐前期比较注重反映现实的诗人之一。名作《苦哉行》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羁旅游宦、感伤身世的作品以《桂州腊夜》较有名。 

作品原文
咏史
【其一】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其二】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
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1]
作品评析
刘禹锡在仕途上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政治上、人格上，却是一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个硬骨头。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是诗人春风得意的时候，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触及了一大批权贵人物的利益，他们疯狂反扑，仅五个月后，“永贞革新”遭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召回长安，诗人看到一批趋炎附势之徒，不可一世，提笔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讽刺诗，又触怒了权贵，再度遭贬，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又过了十四年，到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才被召回，又挥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宣称“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敬佩。这首《咏史（其一）》就是诗人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这两句充分肯定任安的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诗中的“骠骑”，古代将军的名号。指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非无势”，并非没有权势，意谓权势显赫；“少卿”，任安，字少卿，曾任大将军卫青的属官。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终不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将军）。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对举的方法来叙事。上句写霍去病，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姓，说明霍去病的官位显赫，接着用双重否定的词句，进一步写出霍去病的权势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可任安却不是这样。下句写任安，称其字而不呼其名，字里行间有一种亲切感，充满着敬重之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年轻时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后来独自领兵出战，取得赫赫战功，深得汉武帝信任，跟随他出征的军官都封侯拜将。后来，汉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诗人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事实。一般人读《史记》，一般都不太重视这一段的记载，都注意卫青、霍去病的立功封侯以及他们的贵幸，所谓“将军不败由天幸”。可诗人对这一段记载却十分在意，十分感慨。可以说，任安身上有诗人的影子在。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两句是诗人的感慨。诗人说：如今的世道有如流水直下，只有我的心像中流砥柱一样，毫不动摇。句中的“剧”急剧，厉害的意思；“颓波”，大河决堤时从堤口奔泻而下的洪流；“砥柱”，山名，在黄河三门峡中。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山。”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上更是如此，落井下石，互相倾轧。诗人的两次遭贬，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任安情有独钟，任安的这种行为，如今更是难能可贵。诗人把任安视为知己，他不向权贵屈服，永远不向邪恶势力低下那高昂的头。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是坚强。“我心如砥柱”，是诗人的真心表白，是诗人与邪恶斗争的宣言。着实可佩可敬。
这首诗借史说话，抒发感慨，将叙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史记》中短短的一句话，诗人撰写成一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既赞扬了任安，又表明了心志，感情强烈，志向坚定，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2]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的《咏史》（其二）别出心裁，让人有深远的回味与联想。晚唐时宦官擅权皇权旁落，朝廷用人唯宦官之喜好，明于治乱之士无不痛恨，宦官亦忌惮正直之朝臣，所用之人大多无能之辈，戏嘘之人。这首诗是他的早年之作，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庭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叹。[3]
作者简介
  刘禹锡像[4]刘禹锡
（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为匈奴族后裔。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刘禹锡出生于嘉兴（今属浙江）。公元793年（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一同参与永贞（唐顺宗年号，805～806）革新，结果一同贬谪远郡，历尽坎坷。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后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其诗精炼含蓄，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今都不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4]  

作品原文
咏史
【其一】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其二】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1]
作品注释
⑴北湖：南京玄武湖。《金陵志》：“南埭，水上闸也。”北湖南埭，统指玄武湖，是南朝操练水军的场所，也是帝王游宴之处。此言水漫漫，意谓昔日之水军、帝王皆不复存在，唯湖水漫漫矣。
⑵一片降旗：刘禹锡《金陵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乃指东吴孙皓降晋。
⑶三百年间同晓梦：南京为六朝古都，三百年间，王朝更替，降旗屡树，非但孙吴一回。
⑷龙蟠：徐爰《释问》：“建康东北十里，有钟山，旧名金山，后更号蒋山。诸葛亮以为钟山龙盘，即蒋山也。”张勃《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乃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2]
作品评析
【其一】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是六朝帝王寻欢作乐的地方。可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同一个“北湖”，同一个“南埭”，过去曾经看过彩舟容与，听过笙歌迭唱，而此时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诗人怀着抚今感昔的情绪，把“北湖”“南埭”这两处名胜和漫漫湖水扣合起来写，表现出空虚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诗人是把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之终。在此“一片降旗”成为六朝历代王朝末叶的总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来和石头城有关，但诗人写了“降旗”不算，还用“百尺竿”作为进一步的衬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见其辱。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者是从“百尺”的高度来看历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是一个转折，诗人囊括六朝三百年耻辱的历史。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龙蟠，形势险要，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钟山即紫金山。传说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经为下文的“龙盘”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竖起在石头城上，则更证明地险之不足凭了。“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用反问的形式，加强了否定的语气，真是一针见血的快语。这一快语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带着形象来判断的。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六朝的山，扣合着历史上的“一片降旗”，还扣合着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着某一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沧桑。他的“王气无凭论”，实际上是“三百年间”一场“晓梦”的绝妙的艺术概括。诗作熔写景、议论于一炉，兼有含蓄与明快之胜。诗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层层揭示与深切意蕴的层层吐露相结合。他描写了一幅饱经六朝兴废的湖光山色，而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则是“龙盘”之险并不可凭。“水漫漫”是诗人从当今废景来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来揭示意蕴。“三百年来”则是把“一片降旗”所显示的改朝换代，糅合为“晓梦”一场，浑然无迹，而又作为导势，引出了早已盘旋在诗人心头的感慨“钟山何处有龙盘”的沉着明快之语，形成了诗的高潮。看来“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是如此。[1]
【其二】
李商隐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创作了占他全部诗篇七分之一强的史诗，它们扩展了传统咏史诗的涵义，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探索了咏史诗新的手法，将其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臻于和谐统—，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咏史诗不仅咏古况今，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而且借古讽今，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借题寄慨，委婉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相对于一般诗人对时政的深沉感慨，李商隐的诗作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说，回顾以往的朝代，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
第二句是两个典故，第一个是琥珀枕，南朝一个皇帝在四处征战的时候得到一个非常名贵的琥珀枕，但他将琥珀枕捣碎了给战士敷。第二个是齐桓公，当年齐桓公和另一个君主相遇，那个君主有很多车，每一俩车都有一颗非常大的珍珠，那个君主为此非常自豪视之为奇珍，但齐桓公说他有人才，那才是他的宝物。这一联是说明人才的重要性。
第三句也是两个典故。青海马是指能担当军国大事的人才，蜀山蛇指亡国的祸胎（当年蜀国因为五壮士拔蛇而蜀路开，导致了蜀国灭亡），这两句话其实有种国家灭亡也隐隐有天意的意思。义山其实很矛盾，他虽然知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但当时是唐文宗很有雄心壮志的，可惜被家奴所制，抑郁而亡，所以义山也无法解释为何国家会走向衰败，所以他只能将其解释为天意。
最后一句的南薰曲是当年舜唱的《南风歌》，一唱而天下太平，几人曾预南薰曲的意思就是没人再听到舜的《南风歌》了，意思便是天下将打乱。苍梧是舜埋葬的地方，翠华是皇帝仪仗中顶上的华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如此衰败，不复当年尧舜之风了。
这首诗，诗人根据历史兴亡的史实，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在兴亡系于何人的问题上，尽管李商隐受时代的局限，还只能将理乱的命脉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诗中，大都是指责他们败乱国家的。因此这种揭露更有进步意义。[3]
作者简介
  李商隐像[4]李商隐 
（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进士及第。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郁郁不得志。诗歌成就很高，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在内容上，有的抒发自己政治失意的痛苦心情，有的反映晚唐的政治生活，有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之作，还有一类描写爱情生活的无题诗，最为后代读者所喜爱。在艺术上，构思新巧，词藻华美，想象丰富，格律严整，风格婉转缠绵，文学价值较高。但有的作品伤感情调较浓，用典过多，隐晦难解。有《李义山诗集》。

原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诗歌简介
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在内容上咏赞了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免父亲刑罚，请求没身为奴的故事。
相关故事
绽萦救父的本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刘向《列女传》等典籍。仪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指淳于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堤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裨，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作者简介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
班固乃史家之巨擘，作诗则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因为他在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乃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第一人。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
诗作赏析
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所以班固于开笔之际，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历史：“三王德弥(终也)薄，惟后用肉刑”。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之文王、武王，据说他们均以“文德”治天下，“至于刑错(弃置不用)而兵寝(收藏)”，被誉为“帝王之极功”(《汉书·刑法志》)。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刑罚滥施了。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条款竟多达三千余项。这两句思接千载，于历史追述中表达对任用“肉刑”的深沉感叹。
自“太仓令有罪”以下，诗人笔凌百世，直叙汉初淳于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太仓令”即汉初名医淳于意，他曾担任齐之太仓(官仓)的小吏。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书告发他触犯刑律，遂被逮捕押往长安。五个女儿急得直哭，他大骂说：“生女真不如生男，缓急之时谁能帮我办事！”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孤独之状)”之意。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异常悲伤，痛感于“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赎”，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书诣阙下”四句，描述的就是缇萦到宫廷上书的情景。“鸡鸣”、“晨风”，均为《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名篇。前者抒写后宫催促君王上朝之情，后者歌咏女子“未见君子”之忧。据《文选》注引刘向《列女传》，缇萦伏阙上书时，曾“歌《鸡鸣》、《晨风》之诗”。班固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抒写缇萦忧急断肠、歌号阙下的景象，读来令人怆然泣下。正是缇萦舍身赎父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文帝。“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终于赦免了她的父亲，并在诏书中感叹说：“夫刑者，至断支(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之父母哉？”并作出了“其除(废除)肉刑”的重大决策(见《列女传》)。促成文帝作出如此重要决策的，竟不是众多的须眉，而是这位临淄的民间少女。诗人有感于此，在结句中不禁长声吁叹：“百男何愦愦(愚笨)，不如一缇萦”！
初看起来，班固的这首《咏史》，纯是对缇萦救父事迹的歌咏，似无更多的题外之旨。但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人甚多，班固何以不咏他人，偏偏想到了这位女子？这就得联系诗人自身的遭际来考察了。在班固的一生中，曾有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在早年，被人告发私撰国史(《汉书》)而入狱。幸亏他兄弟斑超诣阙上书申辩，才被释放；一次是在晚年，由于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了洛阳令种竞。种竞利用大将军窦宪事败之机，捕系班固。最后因无人救援，死于狱中。《咏史》一诗，大约正作于晚年系狱之际。也许他有感于其子不肖，累及自己下狱而不救，才触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首歌咏缇萦救父的诗？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班固就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在诗中寄寓了自身的现实感慨了。他之称颂“三王”以及文帝的不用肉刑，岂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任用肉刑、诛戮大臣的贬责？他之感叹于“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不更包含了对诸子不肖、累及其父的凄怆？从这一点看，这首诗正是开了“借咏史事以抒己怀”的“咏史体”之先河。
评价历来评论班固此诗者，总要用钟嵘“质木无文”一语，以贬斥其艺术成就。其实，作为一首早期的文人五言诗，此诗虽然“质木无文”，但能在短短十数行间，如此凝炼地抒写缇萦救父事件的始末，其概括力并不下于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等诗。而且在叙事之中，也时有“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声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寄慨，不乏唱叹之致。钟嵘《诗品》称其“有感叹之词”，将其视为“东京二百载中”所不多见的五言代表作，正是承认了它艺术上的成功，而不是失败。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咏史诗》不失为五言创制时期的杰作。

作品信息
【作品名称】《咏史》
【创作年代】清末
【作者姓名】龚自珍
【文学体裁】七言律诗
作品原文
咏史①
金粉②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③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④。 
避席畏闻文字狱⑤，著书都为稻粱谋⑥。 
田横⑦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1]
作品注释
①此题虽为“咏史”，实为揭露社会现实，作于清道光五年乙酉（公元1825）。
②金粉：妇女化妆用品，用作繁华绮丽之意。
③牢盆：煮盐器，代指盐商，此诗中实指主管盐务的官僚。
④踞上游：指占居高位。
⑤文字狱：反动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以文字犯忌，罗织罪名。
⑥稻粱谋：只考虑维持生计。语出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⑦田横：秦末群雄之一，原为齐国贵族，在陈胜吴广起义后，田横与田儋、田荣也反秦自立，兄弟三人先后占据齐地为王。后刘邦统一天下，田横不肯称臣于汉，率门客逃往海岛，刘邦派人招抚，田横被迫赴洛，在途中自杀。[2]
作品鉴赏
龚自珍这首《咏史》诗写出了清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情。清前期曾屡兴文字狱，大量知识分子因文字获罪被杀。在这种酷虐的专制统治下，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敢参与集会，言行十分谨慎，唯恐被牵入文字狱中。他们著书立说，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弄口饭吃，不敢追求真理，直抒自己的见解。作者是清代后期的一个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对这种现象十分愤慨，因而以婉转之笔出之。 
对于当时日趋颓废的社会风气，诗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此诗以东南一带上层社会生活为背景，对这一现象作了充分的揭示。首联以概括之笔，渲染东南名流们纸醉金迷的生活，暴露其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颔联写市侩小人、虚浮之徒把握权柄、占据要津的不合理现象。颈联则反映处于思想高压下的文人们，已成为一群苟且自保的庸俗之辈。尾联借田横五百壮士杀身取义的故事，感叹气节丧尽、毫无廉耻的社会现状。此诗从现实感慨出发，而以历史故事作为映衬，具有强烈的批判与讽刺效果。
“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淫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 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作者简介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  龚自珍像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