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之命运
基本资料
作者：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封面
发表年代:1943年3月10日 
此书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全文共分八章：（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 (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文的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
内容简介
《中国之命运》的基调是强调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被破坏。书中“痛心疾首”的惊呼：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等等，这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情绪呢？其实是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下，所发出的一声叹息，是不甘旧的宗法制度土崩瓦解的“招魂曲”。
该书 提出“ 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抗日战争期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在该书中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等，据此，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张。书中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等，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该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反共摩擦的舆论准备。　
本书评价
民族问题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那里考证出来的？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记呀，这段历史曾经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历史问题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众历来创造一切幸福，们是他们自已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二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大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淮勇的成功，就是民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