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辅礽
个人履历
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1950--1952年 武汉大学经济系助教。 [1]
1953--1957年 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 
1957--1958年 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 
1959--1976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 
1977--1978年 经济研究所业务领导小组组长。 
1978--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85--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1979--研究员。 
1982--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1979--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1988--1993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3--1998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1991--兼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国家环境保护局顾问。  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2]
1987年法国政府授予军官级学术勋章。 
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3]
2004年7月30日下午，董辅礽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享年77岁。[4-5]
【个人履历资料来源】[6]
人物生平
早年董辅礽的祖父是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万家桥人。1927年7月26日，  年轻的董辅礽董辅礽出生在宁波市江北区新马路的外婆家。他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0年毕业。 　[7] 
大学生活，对董辅礽影响最大的是“求真读书会”（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团体，  董辅礽与夫人要求读书务必求真）。求真读书会给董辅礽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机会，两位台湾的学生胡连城和陈锦华由于接受日文教育，给董辅礽带来大量的日文版书籍，如《资本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后来又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而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通读了《资本论》，更让他从理论上、科学上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他的自己话说：“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中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第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第一步。”[7] 中年1953年秋，董辅礽赴苏联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读研究生。4年后，他的论文《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通过答辩，取得了副博士学位。不久，告别莫斯科回国，在武汉大学工作。1959年，董辅礽将留苏学位论文中的前半部分整理成一本名为《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的专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为他日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 [7] 
董辅礽在苏联学习期间，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他的明师，这就是  苏联经济学家布列也夫、图列茨基和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其中孙冶方更是对董辅礽赏识和提携，这又为董辅礽成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契机。 为了学习和了解苏联的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1956年夏天，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率统计工作考察团到苏联考察，临时向中国驻苏使馆提出需要配备俄语过关、专业对口的翻译。使馆决定让才华出众的董辅礽和另一学生王积业担当这一任务。董辅礽出色的翻译水平、谦逊的为人给孙冶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孙冶方离开苏联时，对董辅礽说，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因为有你们。代表团回国后，一些成员念念不忘这位勤奋学习的留学生，给他寄去了一些研究材料，为董辅礽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帮助。 1958年上半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B·A·索波里到中国讲授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时，孙冶方又指名借调董辅礽到北京工作，由于董辅礽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工作，使孙冶方感到很满意。[7] 
1959年2月，孙冶方点名把董辅礽从武汉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专业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的孙冶方把董辅礽作为他的助手，任命他为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组长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坚白）。董辅礽在孙冶方直接领导下工作，同时也参加了孙冶方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诸如“双周座谈会”等。这为董辅礽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迈出了坚实的步子。董辅礽对自己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有很深的感受，他说：“在经济所工作，使我在经济学上得到许多长进。孙冶方同志给了我许多教诲，也为我创造了许多获得长进的机会……。我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同时也参加了他的或他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包括他主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活动。他的人品和学问都给我以很大教益。”[7] 
正因为与孙冶方走得近，使董辅礽在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地被挨批受斗。1964年，孙冶方被错误地戴上一顶“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遭到批判，董辅礽作为孙冶方的得意弟子，也就成为孙冶方的“八大员”干将之一，随后12年之久的时间里陷入了政治运动之中，远离了经济学研究。[7] 晚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董辅礽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创造了条件。[7]
董辅礽曾多次同一些年轻的同志谈过，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地，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成果，产生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他紧密联系  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实际，不断地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应有的、合理的和科学的经济体制的本质和形式进行探索。1978年7月29日，董辅礽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能用小生产的方法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一文，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在全国率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精辟论点，大胆地提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观点。同年9月，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作报告，又发出“改革国家所有制”的“政企分开”和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呐喊。次年1月，他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在《经济研究》中发表，可以说这是一篇关于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经典性论文。　[7] 
经济理论研究是探索未知，贵在创新。1983年9月，董辅礽写就《价值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文，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调节、杠杆和核心”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的根本性观点。[7] 
1985年，董辅礽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他与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交谈了半天，在交谈中他们形成了一些共同看法，即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混合经济。1987年，董辅礽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又写到：“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相结合的经济。”此后，董辅礽以此为基础拓展出一系列的新颖思想。他提出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曾多次以“八宝饭”作为比喻，认为“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份，此外，有红枣、莲子等成份。社会主义经济就像一盘“八宝饭”，没有公有制经济固然不成其社会主义经济，但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同样不成其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7] 
董辅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国有企业积弊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国家所有制未能解决生产资料的合理管理和有效使用等问题。他最早提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产权主体虚置和产权关系模糊的问题。不改革国有产权制度，就不能使企业与市场机制兼容。要顺利进行国企改革必须首先解决公有制属性的认识问题。1995年提出要按照企业的功能，分类改革国有企业。1999年他提出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改革国企。而董辅礽最大的担忧，就是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很紧迫，时间拖得越长，困难越大，损失也越大，如思路不当，可能会拖延改革的进程。[7]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董辅礽也是有贡献的。在党的十四大以前，他在不同场合中多次使用过市场经济的概念。比如，1989年1月，他在《经济形势、发展战略与改革目标》一文中就提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硬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说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1992年，党的十四大集中了董辅礽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正确意见，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董辅礽主张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995年他在《从企业功能着眼，分类改革国有企业》一文中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理解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因此“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以达到高的经济效率。”在这里，董辅礽指出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他看来，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效率，特别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7]
主要论著
1.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195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2.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人民出版社再版 
3.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4.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随后再版。1985年日本不二出版社日文版
5.董辅礽 选集，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6.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7.中国农村改革、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村现代化（英文），1988年 
8.世界银行工业化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英文），1992年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9.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共二册），199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10.改革与发展－－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1995年，香港华南经济新闻社 
11.中国经济纵横谈，199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12.经济发展研究（共二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书籍来源】[6]
人物评价
经济学家韩志国评价：“一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三句话———甘于坐冷板凳、肯于坐硬板凳和善于坐热板凳。三条‘板凳’后面蕴含着三股气———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股锐气。”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称董辅礽是经济学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8]
经济学家邹恒甫：董辅礽先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9]
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
董辅礽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便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6]
“一代经济学大师”
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些瞩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6]
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
有人这样评价他的一生：“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被认为属于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6]
所有制改革的先行提出者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仅仅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所有制改革，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当时，他因为这个理论提得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改革的实践却验证了他理论的深邃和独到的洞察力。[6]
私营经济的护航人
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新兴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及创业板的建立，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各个方面，他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被称为是“私营经济的护航人”。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苏浙这块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沃土，不但从理论上分析了“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优劣，并且一再为私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6][10]
理论上的先行者，积极的实践者
他一直以冷静理性的目光分析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事实上是一个新兴而尚未转轨的市场，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股权分置问题、股份不能全流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时期必须尊重国情，把保护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6]
董辅礽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先行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正如经济学家朗咸平的评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关注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一，作为人大代表，每年“两会”他几乎都会就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交自己的议案。[6]
在他逝世的两个月前，还拖着病体从美国向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发来函电，履行他作为一名理事的职责和义务。他牵挂着大商所期货新品种的最新进展，鼓励其继续努力争取，并为自己不能做事而表示“惭愧”。[6]
突出贡献
第一，董辅礽在多个领域有开拓性贡献。他不仅在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有引领时代前进的开拓性创见，而且具有把脉宏观经济的能力。不仅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大的各个问题上都有前瞻性的、富有远见的独特理论，而且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也有许多新的贡献。[11]
第二，董辅礽的许多重大主张在提出时大都不是那个阶段的主流思想，但多年之后再回头来看，当年的主流大多被实践无情地淘汰，官方文件里的概念和大众的观念却与他多年前的思想相当吻合。所有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混合经济、非公经济的理念、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和市场经济的要件等等莫不如此。[11]
第三，董辅礽的创造力持续时间长。许多经济学家只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有创见，但董辅礽教授自步入经济学殿堂以来，在能够从事正常研究的每个阶段都有贡献。第四，他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多种渠道上都有突出贡献。他不仅通过发表大量的文章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而且利用在人大和政协的独特地位，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五，他的理论自成体系，以一贯之，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他的所有制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是其中的灵魂，他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发展理论和证券期货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前述理论的应用。[11]理论贡献在改革方面：
1978年，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所有制改革问题。提出要实行“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12]
1980年，在中国第一次把所有制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改革一开始，就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主张由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从1980年开始就明确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反对把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捏在一起的“双重体制”，他最先意识到传统公有制及所有制结构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引入市场机制必须改革公有制。[12]
1985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作了著名的论证。[13]
1987年，不赞成用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来论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必然性，认为多种经济成分之所以共存是因为各种经济成分各有强点和弱点，只有共存才能强化强点、弱化弱点。 由此认为，发展多种所有制不是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11]
在80年代，董辅礽教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最清晰、最超前、最彻底，最终确立的经济体制目标与他在80年代的主张最吻合。第一，他不仅彻底否定传统计划经济，而且不赞同当时主流的计划与市场的各种结合模式，旗帜鲜明地主张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的主要调节手段、主张建立商品经济。他所说的商品经济是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的代名词，因为他把市场放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而当时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计划与市场的某种结合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国家所有制改革使市场、经济有了赖以确立的微观基础。这更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性内容，这是当时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他在80年代关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认识仍然是超前的，因为，他主张的是公有制为主导，而21世纪主流观点仍是公有制为主体，虽然对“主体”的解释不断变化，已经接近“主导”的含义，但毕竟没有正式放弃。[11]
90年代初。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11]
1993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他指出，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会出现调节的真空地带。论述了市场经济的有序与无序问题，指出了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条件和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11]
1995年，系统提出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企业功能出发，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的主张。即国有企业原则上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只在非竞争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11]
1997年，进一步提出，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改革国有企业。并提出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理论，认为二者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11]
在发展方面：
50年代在苏联留学期间，董辅礽教授曾提出了著名的“董式模型”。[11]
1980年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若干方面。[11]
1986年在一片非难声中，积极捍卫“温州模式”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的发展看成是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他关于传统在发展中的意义、发展的代价、二元经济结构的例外、国家的大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差异等问题的论述，发展了发展经济学。[11]
1986年，主张超越梯度发展理论，提出向西开放，加快西部发展。[11]
1993年，将他的所有制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证券市场，极力主张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明确提出培育机构投资者的主张。[11]
1993年，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方面做出了独特的阐述。[11]
1994年，作为中国《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组长，认为期货市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主张从期货市场的不可替代功能来论证期货市场存在的必要性。[11]
2000年，提醒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高度重视利益关系问题。[11]
在宏观经济方面，董辅礽教授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另起炉灶提出了新的宏观经济理论，而是表现在他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把握上。正如有医学知识的人很多，但医术高明的人并不多。1992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董辅礽教授擅长中国宏观调控，在几个关键时期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在上一轮宏观调控中，他在1996年4月的全国人大财经委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就指出已经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要增加流动资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防止经济惯性下滑。有人当场批评他，说这是实行罗斯福的“新政”，会使宏观调控前功尽弃。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到1998年2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审查1998年的经济计划、财政预算和货币计划时，当时经济下滑的势头已经相当严重了，但为了防止宏观调控失败，当时的计划、预算和货币政策仍是从紧的取向，计划投资增长10%，财政预算计划减少100亿元的赤字。董辅礽教授明确指出政策取向不对、预算的方向不对。他说应该加大投资的增长率，计划投资增长10%保证不了8%的GDP的增长率，投资起码应增长15%。同时，为了增加有效需求，应实行扩张性的预算，而不应实行紧缩性预算，应增加财政赤字，而不应减少100亿元财政赤字。虽然国家计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向全国人大报告经济计划时加了“以上”两个字，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但他关于预算的意见未被采纳，全国人大通过的预算仍继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结果经济迅速下滑。到了8月份不得不修改预算，全年增加了500亿元财政赤字，增加发行1000亿元的特别国债。[11]立法实践董辅礽教授在理论上有创新，而且在立法实践上也表现了他的远见。从1988年至1998年，他连任两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了大量的经济立法工作，特别是在八届全国人大期间，他是财经委员会内具体分工负责经济立法工作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是《期货交易法》的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在厉以宁教授转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具体分管《证券法》起草的后续工作。当时，有关部门打算将厉以宁教授主持起草的《证券法》推倒重来，另外提出一个草案，要它从属于《公司法》，只管股票的交易等等。董辅礽教授从中国证券市场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坚持《证券法》原草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