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旦华
简介
  朱旦华同志（青年时期）朱旦华（1911年12月26日—2010年5月29日），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政协江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朱旦华同志生于1911年12月，原名姚秀霞，浙江省慈溪县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历任延安陕北公学学员、新疆迪化女中教务主任。1946年9月历任延安中央党校休养员、中央妇委会秘书，1949年3月任全国妇联组织科科长。1949年7月历任江西省妇委会委员、省妇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1953年4月任省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4年5月任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5月任政协江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0年5月29日22时23分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
朱旦华同志的第一任丈夫是毛泽东同志的弟弟毛泽民同志，生有一子毛远新，毛泽民同志牺牲后，她在建国初期又嫁给方志纯（革命烈士方志敏之弟，曾任江西省省长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为妻。
生平
投身抗日运动大洪流  朱旦华与儿子毛远新朱旦华1911年12月26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父亲原来在上海当学徒，后来与亲朋一起做土布生意，于是全家迁到了上海。朱旦华的母亲生有三女七男，朱旦华排行老二。由于洋货充斥上海市场，朱家的土布店被挤垮了，生活艰难。朱旦华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不须缴学费的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师范科。她学习勤奋，成了学校的优等生。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当办事员，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养家糊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务本女中停办了。朱旦华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有一天，朱旦华收到了一位好友从延安寄来的信，非常兴奋。她把信交给了地下党办的《解放周刊》。该刊以“陕北来信”为题发表出来以后，吸引了许多上海进步青年与文化人士。朱旦华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向延安。东北抗联将领李延禄的女儿李万新立即资助了她七十元钱，作为去延安的路费。于是，她绕道浙江的宁波、金华，江西的南昌、九江，湖北的武汉……，终于在1937年冬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朱旦华到达西安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听说贺子珍也住在这里，江青也到过这里。这真是一种巧合，但她们那时并未见面。
陕北公学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成仿吾，教务长是与方志敏共同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邵式平。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等和许多著名的理论家都到这里讲课。生活虽然艰苦，但朱旦华对这里的学习条件很满意。有一天，有位正在马路上散步的长者，一见这群风尘仆仆的青年，立即迎了上来，亲切地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等大家回答完后，他说：“欢迎！欢迎！大家辛苦了。”后来才知道，那位长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朱德总司令。开学那天，毛泽东讲第一课，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在延河水、小米饭的喂养下，在马列主义的熏陶下，朱旦华像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茁壮成长起来。
1938年2月，朱旦华在陕北公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陕北公学毕业后，她听从党的安排，和28个毕业生一道，去了新疆。
新疆当时的统治者是盛世才。他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他提出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同意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并请共产党派干部去帮助他。
1938年7月，朱旦华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朱旦华到女中后，把学校当作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壮大革命力量、支援抗日前线的重要基地。她制定了“诚毅团结、勤肃紧张、敏活健壮、精勇创造”的十六字校训，并亲自创作了《迪化女子中学校歌》歌词，号召“姐妹们，努力，努力，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在教学中，她着重于讲“反帝、亲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使迪化女中的师生，开始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
朱旦华在迪化女中度过了四个不平凡的春秋，作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宣传部长，她组织学校师生业余歌咏队、话剧团，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上街宣传演出。她还编辑发行《妇声半月刊》、《新疆妇女》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妇女解放；介绍苏联，因而被称为“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新女性”。在新疆和毛泽民结婚  毛泽民与儿子毛远新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战斗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和有条件去考虑个人的婚恋问题。朱旦华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劲，但找对象的事还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找朱旦华谈话：“你的年纪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吧，”“女同志找对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邓发以长者的口气说：“周彬同志就是这种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朱旦华说：“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他不是结过婚吗？”
邓发说：“他是结过婚。但由于两人性格差距，感情破裂，已经不在一起了。他和钱希钧同志是经组织批准分手的。”“周厅长身体不好，又没日没夜的忙于工作。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考虑，周厅长身边确实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
毛泽民原来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苏联治病的，1938年2月路经迪化时留在了新疆。毛泽东后来说，这是应盛世才的要求和他自己批准的。毛泽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省财政厅代厅长。朱旦华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知道他是理财专家，很能干，对他很尊敬。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不同，很多同志没有条件和时间自由恋爱，组织上也就必须关心干部的婚姻问题。组织部门给“做媒”，使很多有情人都成眷属。邓发作为中央派在新疆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找朱旦华谈话，其份量可想而知。
不久，毛泽民去苏联治病。邓发主持，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多炒了几个菜，邓发把朱旦华也请来了。席间，邓发突如其来地宣布：“今天的宴请，既是为周彬饯行，也是为周彬与朱旦华办的订婚酒。”
1940年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毛泽民与朱旦华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郎穿一件干净整洁的旧毛料西服，新娘穿的是来新疆后惟一添置的米色裙装。他们没有发请柬，但来参加贺喜的人不少。当时在新疆的名人沈雁冰、张仲实等都来了。他们一律以茶水招待，没有花公家一分钱。迪化女中的歌咏队为他们唱了一首美丽的赞歌：“贺新郎，贺新娘，你俩在同一条战线；纵海枯石烂，骇浪掀天，也毁不了你俩的贞坚；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为大众的解放，奋勇争先……”。他们就住在财政厅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没有什么陈设。他们的行李也很简单：毛泽民只有一个旧皮箱和一个旧藤条包。里面装的除了几件旧衣服、一双旧毡筒和一顶旧皮帽外，就是一堆马列主义书本。朱旦华只有一个从延安带来的背包和一台手摇缝纫机。
  朱旦华与丈夫毛泽民和儿子毛远新从此，毛泽民与朱旦华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第二年，他们的儿子降生。毛泽民中年得子，喜出望外。他给儿子取名毛远新，符合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谍序，也含有对生在遥远的新疆的纪念。
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建设新疆，毛泽民总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顾个人安危，日夜苦干。他严格控制预算外支出，整顿税收，合理增加了地主、牧主的赋税，减轻了农牧民的负担。他大胆改组银行，改革币制，从而稳定了物价，并使全省金融财政收支，达到了基本平衡。老百姓纷纷竖起大拇指，称“周厅长亚克西！”
为了宣传募捐，支援抗日前线，朱旦华找到当时在新疆的文艺界名流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方等人，请他们来迪化女中，辅导女中话剧团演出了《朔风》、《妇女解放三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剧目。通过她们的演出，募集资金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在新疆监狱中的斗争盛世才就像一条变色龙，哪个对他有利他就亲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改变了亲苏联共政策。他认为苏联打不过德国，中国共产党也靠不住了。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飞迪化对盛世才进行拉拢，给他八大要职。盛世才除了掌握新疆的党、政、军、财大权外，还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等桂冠，于是，他立即投靠了蒋介石。
这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妻室儿女秘密软禁于满城邱公馆，紧接着又把昔日他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所有共产党人及其家眷全部关押。这样，朱旦华就带着儿子毛远新进了牢房。
1943年2月，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第二监狱。3月，蒋介石面示：“对于共党重要人员应判极刑。对于其他重要人员也应严惩。”“务必肃清共党在新疆的力量。”
1943年4月，朱旦华等女眷和她们的孩子都被投入了第四监狱。朱旦华被指定为女牢党的负责人。当时狱中党组织称学习干事会，由张子意负责。张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条心”的口号，把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朱旦华和学习干事小组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目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和秘密工作。
朱旦华在狱中写了不少诗歌，鼓舞斗争士气。在一首《缝衣》诗中，朱旦华寄托了对亲人的思念关怀之情：小小的灯啊暗黝黝，夫妻被捕分开手。夏去秋来冬又到哇，要给他缝件衣裳温又柔。乖乖的孩儿别淘气，缝好衣裳妈妈陪你睡。你别叫别闹要听话哟，你爸爸回来一起回延安。
敌人对毛泽民等用尽了“打手板”、“老虎凳”、“坐飞机”、“挂炸弹”、“站铁刺”、“站火炭”、“灌辣椒水”等等酷刑，威逼他们承认盛世才捏造的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人始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1943年9月27日的深夜，毛泽民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刽子手用大棒把他击昏，再用绳子勒死，装入麻袋，偷偷地埋入荒郊。同时遇难的还有陈潭秋、林基路两位烈士。
直到1945年2月，朱旦华才从男牢得知这一不十分确切的噩耗。像晴天劈雷一样，把朱旦华和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林基路的夫人陈文瑛（陈茵素）击昏了。把女牢的同志都震懵了。 
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极为关怀，并多方设法营救。中央电告周恩来说：“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陈潭秋的化名）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1945年6月，林伯渠向国民党当局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的《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再次指出：“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并点出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的名字。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三区人民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向新疆省政府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包括八路军在押人员”的谈判条件。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急电蒋介石，称“事态严重，前途不测”。蒋介石派张治中来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武装进行谈判。在张治中赴新疆前夕，周恩来亲自到张治中家里，嘱托他查清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一百多位干部及其家属的下落，并无条件释放，送回延安。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也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周恩来拿出了一个被关押在新疆男女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家眷的名单。这份名单是朱旦华等人为了要让党中央了解新疆监狱的人员状况，用浆糊写在一块白布上的。尔后，朱旦华又想方设法通过她在迪化女中的学生张玉贞，冒着生命危险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魏传统。这份《转给周恩来的信》，至今仍珍藏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朱旦华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党中央提供了确切证据，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张治中先生是周恩来的好朋友，也是重庆谈判的国民党方面代表，他曾亲到延安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他深明大义，对“释放政治犯”一事在周恩来面前打了包票。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很快就履行了诺言。两个多月后，即1946年6月10日，在党中央的营救、新疆人民的呼号及张治中先生的支持与协助下，131位男女老小，登上八辆苏制十轮大卡车，向延安出发了。7月11日，终于实现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誓言，回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然而，毛泽民等革命烈士，却冤死在遥远的新疆，长眠于祖国的大西北。南下前夕“双喜临门”  第二任丈夫方志纯同志转眼到了1949年。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就在组织和动员大批干部南下。时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戌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在南下前夕，去全国妇联看望朱旦华。他们原来在新疆认识，后来又一同坐牢，一同坚持狱中斗争，一同回到延安。方志纯原妻娄曼文在狱中生下女儿时，朱旦华对他们精心照料。娄曼文后来因患癌症而去世。
全国妇联的几位大姐看到方志纯来看朱旦华，十分高兴，便主动地当起红娘。“我们妇联有好几个寡妇，其他人年纪大了，你还年轻，应带头打破封建”，全国妇联组织部长帅孟奇单刀直入，劝说朱旦华与方志纯成家。杨之华、康克清更是积极，两头奔跑、撮合。“不要再等了，毛泽民是等不回来的了。”蔡畅一再开导她。接着，大姐们又去劝说方志纯。
1949年6月1日，大姐们叫朱旦华打电话把方志纯找来了，说要给他俩办喜事，方志纯说：“我还没有向组织上打报告。”几位大姐说：“嗨！打什么报告，我们都在，大家都可以证明。”这样，由帅大姐作为介绍人、邓大姐作为证婚人，全国妇联喜气洋洋地为朱旦华与方志纯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恰好那天又是农历端午节，大家都说是“双喜临门”。
6月中旬，方志纯率六七十名干部一起南下江西，途经上海。方志纯和朱旦华等先去拜访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畅谈十多年来的阔别之情。第二天朱旦华领着丈夫去看望阔别12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母女见面之后，抱头痛哭。母亲以为她会留在上海工作，朱旦华说：“我还要去江西。”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是婉惜地说了一句：“秀霞呀，侬比花木兰还花木兰哟，把姆妈想死喽。”
方志纯南下江西工作时，中央组织部还给他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从天津接贺子珍、贺怡姐妹一道南下。贺子珍拟任浙江省妇联主任（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怡任江西省吉安地委组织部部长。三妯娌就这样巧合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奔向新的战场。
解放后，妯娌们有时会谈及人生的悔恨。1958年，贺子珍到南昌休养，曾与朱旦华谈及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她说：“主席在延安经常接见一些外国记者，有男的也有女的。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子，哪里见过男女在一起长谈、握手、碰杯的场面。有一次，主席与一个外国女记者碰杯。我火气一来，上去就把那个酒杯打掉了。事后，主席要我写检查，我就是不写。我说‘我走，我去苏联学习，我又不靠你。’开始主席以为我说说而已，没有理我。后来见我收拾包袱动真格了，便来劝我。这时，我已下了决心，不管他怎么劝，我是四条牛也拉不回来了。”说完，她酸楚地笑笑。她的人生悲剧就从此开场。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说，他想和贺子珍在庐山见一见面。当时，贺子珍还在南昌休养。于是，杨尚奎立即安排水静（杨尚奎夫人）和朱旦华下山，把贺子珍秘密地从南昌接上了庐山。此事水静和朱旦华一直按照组织要求，保守机密。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对个别来访的党史学者谈及。
人生的聚合离散，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毛远新是朱旦华和毛泽民烈士的骨肉，朱旦华把对泽民的爱，全心倾注在远新身上。远新从小就气度不凡。在南昌虽然只读过两年书，但天资聪慧，总以种种理由要求回北京。1951年9月，朱旦华到北京全国妇联开会，顺便把毛远新带到北京。康克清见到远新很高兴，对朱旦华说：“你开会带着孩子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主席那里去。”这样，远新就被带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身边。那时，毛泽东因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不久，心情不大好。但毛泽东一看到毛远新，就很喜欢。当朱旦华开完会去领毛远新回南昌时，毛远新不愿回。毛泽东笑着劝侄儿说：“在我这里是温室里的花朵，跟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毛远新回答：“我不住在你这里，我住学校，怎么是温室里的花朵呢？”侄儿一句话，把半年多没有笑容的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于是，高兴地把他留了下来，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从此，毛远新有了日后升腾的条件。
朱旦华从1949年7月南下到江西以后，历任省妇联的宣传部长、秘书长、副主任，在妇女工作岗位上三十七年。1983年任省政协副主席。方志纯与朱旦华同时南下，历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长、省委第一副书记兼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第一副省长、江西省省长并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1993年7月31日，方志纯病逝。朱旦华老泪纵横，沉湎在一幕幕的回忆之中……方志纯一家满门忠烈，至亲中有七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纯的堂兄方志敏烈士留下的名言，也是方志纯、朱旦华一生的座右铭。方志纯常说：“革命的胜利是那么多战友们牺牲的身体垫起来的，我们活下来的革命者没有丝毫享受、奢侈的权力。”朱旦华对笔者说：“方老将补发的‘文革’期间的工资几万元钱，全都捐献给家乡弋阳县办水利用了。”
方志纯去世后，朱旦华遵照他的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老家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落叶归根。
1995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举行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2周年大会，朱旦华带着儿子毛远新应邀出席了大会。当朱旦华被请上主席台就座时，成千上万的人们向她致意，她向人们频频招手微笑——当时她是毛泽东三兄弟和毛氏妯娌中，仅存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人物轶事
一次火灾引发的心灵震颤——回忆朱旦华老人
200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全面整修的江西省政府大院一角，一座三层住宅的一楼突然起火，当时家中无人，大门紧锁，现场施工人员不得不破窗而入进行灭火。好在救火及时，只烧毁朝北的一间书房，但其它房间由于浓烟弥散及消防液体的浸泡，墙壁和天花板都变成了黑色，地板翘起，家具和被褥都被烟尘及污水浸染。
据了解，这家的主人就是早已退下来的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现已98岁高龄的老人——朱旦华。幸亏失火当时老人住在医院，不然的话，仅是有毒的浓烟雾汽对她都可能是致命的。据现场调查，这次火灾的原因，责任完全是省政府房管处负责的楼上装修严重违章作业，电焊火花掉到一楼所引起的。
我在读高中时，就多次从这个院子的大门外展览路骑车经过，只听说是省长大院。望着高高的围墙，红漆的大门，威武的哨兵，总给我一种既神秘又好奇，还参杂着某种莫名的，想说又说不出的感觉。这大院里住的都是省级高官，想必里面环境优雅，设施豪华，是我等南昌草民绝对可望不可及的殿堂。
由于朱旦华老人的家已无法居住，她的亲属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得将家中的物什收拾到一些废旧纸箱中，准备搬到附近一间空房临时存放，以便对房间进行必要的重新维修。这次被迫不得已的搬家，省里并没有派人帮忙，应好心朋友的要求，我单位的老总亲自率领十来个人赶来帮助搬运。我也就第一次跨进了这座神秘的大院。
走进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电视机（据说是她儿子的一位朋友刚刚送给老人的98岁生日礼物），再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沙发、桌椅、橱柜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早已破旧不堪，加上烟薰水浇，即使扔在马路上都不会有人捡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确凉蓝布拼轧起来的，上面居然还有不少手缝的补丁……
难道这真是1937年只身奔赴延安并被党中央派往新疆工作，后被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受尽磨难，文革期间又被诬为叛徒嫌疑，接受批判审察下放劳改，最后从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朱旦华老人的家吗？就连我单位一个小小科长的家都比这里强得多了啊！
然而，挂在客厅墙上，已经被浓烟薰得黑糊糊的两幅照片，却说明了一切：一幅是毛泽民烈士和朱老抱着两岁儿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长方志纯同志的遗像。这两个人曾经是朱老一生中最亲密的战友和革命伴侣。毛泽民烈士是毛泽东主席的弟弟，1922年入党，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他参加了长征，负责保管运送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全部钱财，红军到陕北后，他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手握共产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的全部家当，却从来没有为自己多花过一分钱，194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新疆。方志纯同志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5年的党员，方志敏烈士于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南昌。方志纯同志继承了堂兄那篇历史名篇《清贫》所述的真正共产党人的作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据说1993年他去世时，全家的积蓄只不过四万元人民币。
再想想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我和帮助搬家的同事们的心都为眼前的景象深深震颤！
“同志们幸苦了，来喝点水吧。”一位高个子満头银发的老人提着一大包矿泉水走过来。向我们老总一打听，此人是这个家庭年约八十的老司机，他是这次搬家的总指挥。
我主动靠上去和老司机攀谈，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又从我们老总的嘴里，我得知了有关朱旦华老人更多的情况：
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在风景优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干部的别墅楼房，给朱旦华老人分了一套省级干部的别墅楼，老人家只需花10万元左右，就可买下属于自己的别墅楼，而这套别墅目前就价值270万。在许多干部都争着购买别墅楼时，朱旦华老人给当时的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写信，说感谢省委对老同志的关心，但明确表示自己不要，还说把这个指标分给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省里曾派人来作朱老的工作，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劝她还是买下来。朱老却回答说：我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生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据说，孟建柱同志要求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
朱老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曾说过：从报刊上看到，一些过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后，他们的子女为了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了法庭，真给他们的父辈丢脸，也给我们共产党脸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辈人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给自己子女弄这点财产？实在太令人寒心了！
朱旦华老人在给省委的信中还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这次起火烧了的房子）是公家的，等我死后，全部交公。我在银行还有点存款，等我死后全部用于我的后事花销，不要给组织再增加负担。
我问老司机：“朱老的子女能接受她的决定吗？”老司机笑了笑，指着旁边一位正忙着指点保姆在捆好的旧纸箱上做标记的人说：“你去问他，他就是朱老的儿子老李。”
我没有当过记者，始终没敢直接去向老李问这个问题。
当老李帮我们放倒一个三合板钉的大立柜，准备抬出门时，我问他：“为什么整个大院所有房子都在重新整修，唯独你们家不整修呢？”
老李说：“能住就行了，老太太说不愿意浪费国家的钱。要不是这把火……”他摇摇头，没再往下说。
我说：“价值二百多万的别墅不要，老房子整修又怕浪费国家钱财，这样的干部现在打着灯笼都没处可找！”
一个同事说：“这把火烧的，不重新整修也不行了。我看呐，恐怕是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抬立柜另一头的同事大声嚷了句：“应该请那些贪官们来帮助朱老搬家，要他们看看，共产党的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老李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一句话，又去忙别的了。
回到单位，我就从网上查找朱旦华、毛泽民、方志敏、方志纯的相关资料。
当晚，我失眠了。下午在朱老家里的情景，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从我眼前闪过，虽然我从来没亲眼见过朱老，但又好象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还是在自己的家里，她心里只有国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这样既普通又伟大的人。
从朱旦华老人，我想到了毛泽民，想到了方志纯。又从毛泽民想到了毛泽东，从方志纯想到了方志敏。正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共产党，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我小时候，在课本上就读过方志敏的《清贫》，那是他牺牲前，在敌人牢房里亲笔写下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秘密托人经鲁迅先生之手转给了党组织。文中最后一段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曾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朱旦华老人不正是这种作风的优秀代表吗？[1]
特别遗嘱
2010年5月29日，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朱旦华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走完了她近100岁（生于1911年）的人生旅程。
朱旦华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新疆工作。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投蒋反共后，她被捕入狱。经党中央营救，于1946年回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1949年7月南下江西，历任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4年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曾任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朱旦华革命阅历非常丰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40年在新疆与中共中央派驻新疆做统战工作的毛泽民结婚。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盛世才由联苏联共转向投蒋反共，将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秘密逮捕，后又加以杀害。朱旦华和被派赴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全部被捕。朱旦华在狱中团结难友，坚持斗争，“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终于取得胜利。1949年南下前夕，她与新疆监狱难友、刚任命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方志纯结为伴侣。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闽赣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常委、团特委书记、赣东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信南分区区委书记、闽赣省省委委员兼黎川中心县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红三十一师政委等职。1941年由苏联学习回国，滞留新疆。1943年被捕入狱，直至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获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等职，1993年去世。
方志纯、朱旦华以方志敏为榜样，廉洁奉公，生活简单朴素。他们的接待室和卧室连在一起。客厅不到10平米，里面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紧靠北面墙摆着一张四方饭桌，两张长方形木板凳，一张长条沙发，一张木茶几，还有一张老人自用的藤椅。饭桌上端的北面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主席的标准像，客厅西面墙上挂着方志敏烈士的《清贫》。朱旦华在江西省妇联工作时，经常深入群众，和妇女姐妹心连心。20世纪50年代，她还经常下乡调查研究，和妇女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妇女半边天”的口号，就是她最早在江西修水县和妇女们一起劳动时总结出来的。汇报上去后，首先得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称赞，后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她德高望重，许多老同志都尊称她为“朱大姐”。
朱旦华逝世前后，各级领导都非常关心，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和悼念。
2010年6月4日，在南昌殡仪馆举行了“沉痛悼念朱旦华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厅里摆满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和机关单位及个人送的花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省政协主席傅克诚等领导亲临告别，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厅局长不顾年事已高，前来见朱大姐最后一面。中青年同志更是络绎不绝而来，整个大厅挤满了人。这折射出人们对朱大姐的深切怀念之情。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们，都拿到一份《朱旦华同志生平》。《生平》介绍了朱旦华的革命经历和优良品德，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吸引人，也非常令人感动：“2005年10月，她给省政协党组亲笔写信，对省委照顾解决老同志新住房，表示衷心感谢，请求组织上把自己的住房指标留给更需要的老同志。”
此事传开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民群众对朱大姐更加敬佩。有的说：“朱大姐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有的说：“朱大姐了不起！”更多的人说：“现在像朱大姐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多见。”有的评论说：“千古绝唱。”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由于笔者曾多次访问过朱大姐及其家人，因而有幸看到朱大姐写的这封信的复印件。信的原件已存入江西省政协的档案。朱大姐去世后的第二天，省政协主席傅克诚叫人从办公厅的档案柜里，找出5年前朱大姐写给省政协并转省委的亲笔信，并复印给其家属子女。信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10月15日。
那时，朱大姐健康状况良好。头一天，省委、省政府为纪念方志纯同志诞辰100周年举行了座谈会，这引起老人感慨万千。她想到自己年事已高，有些事情必须早作交代，并向组织上表明态度。她在信中写道：
我一九三七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也是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榜样。我已九十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我死后，房子交公。我还有一点存钱，交给我的大儿子，全部用于我的后事开销，尽量不要再给组织增加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和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信中还特别谈道：“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价格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并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时，也请领导监督，不许任何亲属打我的旗号，利用这个指标。”
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吧。”
据说，省里是按正省级（因方志纯曾任江西省省长）分配给朱旦华住房。但朱大姐没有要，也不让她的子女亲属要。她原住的房子也交公。在和平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如同战争年代牺牲的英烈们一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革命前辈的高风亮节！
朱大姐的信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时任江西省政协主席的钟起煌读了这封信后，写道：“一名为党为人民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高风亮节给我以深刻的教育，被她那种无私精神所感动。”她的这种大公无私、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学习和敬仰。[2]
人物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江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朱旦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29日22时23分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
朱旦华同志生于1911年12月，浙江省慈溪县人，1937年11月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至1942年7月被派往新疆工作，任新疆迪化女中教导主任。盛世才叛变后被捕入狱，在党中央营救下，1946年7月回到延安，历任延安中央党校休养员、中央妇委干事、山西临县土改工作队支点小组长，1949年3月任全国妇联组织科科长。1949年7月南下江西工作，历任江西省妇委委员、省妇联宣传部长、秘书长、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4年5月任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5月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1997年2月离休。
朱旦华同志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她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她非常注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至在患病住院期间仍然非常关心国际国内形势，关注民生，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朱旦华同志积极投身革命。在延安陕北公学参加短暂学习后，到新疆迪化女兵新兵营服役，然后被派往迪化女子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她把学校当作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壮大革命力量、支援抗日前线的阵地，参与制定“诚毅团结、勤肃紧张、敏活健壮、精勇创造”的十六字校训，并亲自创作了《迪化女子中学校歌》歌词，号召“姐妹们，努力，努力，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她为了支援抗日前线，积极组织募捐活动，邀请当时新疆的文艺界名流，辅导迪化女中话剧团演出《雷雨》、《屈原》等剧目，并通过演出募集资金，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
1942年8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将她和我党派往新疆协助工作的全体人员一起逮捕入狱。在狱中，她始终立场坚定，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显示了共产党人坚贞的革命气节。为了让党中央了解新疆监狱人员的状况，朱旦华等同志用浆糊把关押在新疆男女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名单，写在一块白布上，想方设法通过她在迪化女中的学生，送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着重地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拿出了朱旦华等同志从监狱里秘密送出的这份名单。经过党中央的多次交涉，被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获得释放，朱旦华为此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6年出狱回到延安后，朱旦华同志在中央妇委工作，经常深入农民家中，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参加地方土改。1949年7月南下到江西工作以后，长期致力于我省妇联工作，认真制订我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完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妇女儿童受教育的程度；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水平；着力研究解决妇女儿童工作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促进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我省的妇女儿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朱旦华同志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后，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要求，为发挥人民政协在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心竭力，为促进我省各界人士的团结合作作出了贡献。
朱旦华同志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服从组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立党为公，以坚定的党性维护真理、坚持原则；她坚守清贫，反对奢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仰，2005年10月，她给省政协党组亲笔写信，对省委照顾解决老同志新住房，表示衷心感谢，请求组织上把自己的住房指标留给更需要的老同志。作为一名为党为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老一辈革命家，她的这种大公无私、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爱戴。
朱旦华同志的一生，是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