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包森
人物简介
电影《剑吼长城东》中令日寇闻风丧胆的主人公鲍真，其艺术形象的原型，就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森，是一位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抗日名将。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1911年7月生，陕西蒲城县人，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立一师工作，任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东，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1939年4月下旬，包森指挥部下巧妙活捉前来捉拿自己的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一时震动日本朝野。1939年秋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0年2月，包森率部到达盘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14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首开冀东整连全歼日军战斗的先河。秋季冀东军分区13团正式组建，包森任团长。经一年浴血奋战，盘山地区建立了七个联合县政府，境内人口200多万。1941年春包森率部参加反“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秋，冀东军分区开展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包森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在他的指挥下，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其中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包森以七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当时在冀东一带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队长”“包司令”“包团长”。而敌人则把他视为克星，伪军们口角，经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
包森上百次地出没在与日伪军短兵相接的战斗厮杀中，不止一次地负伤挂彩，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坚守在战斗指挥的最前沿。1942年2月17日，包森所部在遵化境内野虎山一带与日伪一部遭遇，指挥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牺牲。[1]
人物经历
参加革命  包森将军故居[2]1911年7月21日，包森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妹6人，排行第三。父亲是个勤劳的农民，母亲是个贤良的农妇，家境虽然贫寒，父母仍勉为其难供他读书。包森幼年读私垫，喜读中国历史的各种演义，特别仰慕各种善谋略、能征战、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在这些历史人物影响下，他自幼形成了急公好义、慷慨豪放的性格。1927年，包森入蒲城县第一高小上学。当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人民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在学校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启发下，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和同学们讨论社会问题，探讨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逐步懂得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此，他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同年在学校进步力量召开的追悼李大钊的大会上，他走上讲台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斥军阀张作霖的罪行，受到广大进步师生的赞许。 
1930年，包森入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上学。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包森义愤填膺，联合学校爱国同学组成宣传队，在三原、泾阳等地举行示威游行，带头冲入泾阳县国民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在遭到拒绝后，他一怒之下将县党部牌子砸碎，回到学校发动学生举行罢课，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当时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抗日爱国是有罪的，最后被学校反支当局开除了学籍，后又遭通缉，他激情难遏，立誓“不达最后胜利决不罢休”。 
包森被学校开除后回到家乡。结婚后，他不留恋新婚生活，立即四处奔走，寻找革命同志，联络爱国同学，到处宣传抗日救国。1932年2月，在蒲城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包森入党后不久，进入西安高中上学。 这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西安视察，在陕西省教育厅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大放厥词，宣传反共，为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作辩护。包森带领一些爱国学生当场对戴季陶进行质问，痛斥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把戴问得张口结舌，十分狼狈。在“打倒戴季陶!”“打倒国民党!”的怒吼声中戴季陶匆匆溜走。随后军警赶来镇压，愤怒的学生徒手与军警搏斗，并烧毁了戴季陶乘坐的汽车。 
1932年8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西安各中学学生集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国民党政府反动政策。西安反动当局派了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逮捕了大会领导人包森等32名学生。在被关押期间，包森与难友互相鼓励，继续宣传抗日救国。后来西安学联发动全市学生进行抗议，才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将包森等人释放。
包森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参加过学生政治运动，领导过农民的游击战争，作过军事工作，又从事过政治工作，经受过两次敌人监狱的磨炼和考验。他始终以炽热的革命热情，党指到哪里就在哪里战斗，无私无畏，勇往直前，这一切，为他在冀东抗日战场上创造出无数英雄业绩打下了甚础。包森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八路军独立一师地方工作队工作。先在涞源、唐县、定县工作，后随军挺进平西开辟平西根据地，以后又担任八路军邓华支队三十三大队总支书记。
1932年，陕甘边区在农民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了新苏区。冬季，党派包森到泾阳苗嘉祥游击队大红军，不久又调他到三原武字区领导游击战争。1933年春，又调他到新宇区开辟工作。当时新字区属于白区，环境非常恶劣，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经过短期的艰苦努力，不但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成立了游击队，并建立了新的区委，开展了游击战争，扩大了渭北革命根据地。 
1933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党组织又派包森赴西安恢复党的工作，他毫无畏惧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到西安不久又被敌人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监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仍然痛斥国民党的反动罪行，组织难友发动绝食斗争，为此被敌人定为“首乱分子”，隔离监押，加以重镣，坐监三年多，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获释出狱。出狱后，正值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密切合作，党派他到西北军任特务营二连指导员，从事政治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又派他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冀东斗争1938年6月，冀东人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冀热边特委领导下，正在准备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中央决定邓华支队与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6月底，四纵主力一部抵达兴隆县东南，准备进入长城与冀东暴动队伍会师。行动前，四纵首长决定包森率四五十人的队伍留在兴隆澈河川活动，作为主力部队前进的支撑点。当时大暴动尚未全面爆发，这支小队伍成为深入敌后的孤军，而且人地两生，情况不明，困难很多，包森毅然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
包森曾在渭北领导过农民游击战争，他深知孤军深入敌后活动，必须将自己队伍隐蔽在群众之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方式主动寻找战机，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他们经常是夜里居住在一个村里，天亮前佯称转移远处上山隐蔽，晚上再换个村庄宿营，天亮前再向山上转移。如此活动，使敌人始终找不到部队的踪影。不久通过侦察，首先攻克了佛爷来(村)伪警察局，打开粮库，给贫苦农民放粮，同时采用伏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俘虏70多名伪军，使这支小部队名声大振，保证了主力部队的进军。7月中旬，冀东抗日大暴动全面爆发，包森又将队伍拉到长城沿线洪山口一带活动，攻占了龙山口金矿，缴获了矿警的全部武器，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抗日部队粮食被服。并广泛联系同情抗日的上层人士和地方帮会组织头目，争取多助，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使这支四五十人的小部队壮大到200多人，开辟了兴隆东南，遵化东北的游击区，有力配合了冀东人民抗日火暴动。 
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他们抽调大批军队进行疯狂反扑。四纵首长鉴于参加暴动的抗联队伍形成不久，政治索质不高，战斗力较弱，而且供给也有困难，决定将抗联队伍随同四纵主力转移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同时留下少量八路军建立了3个支队，在冀东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其中将包森率领的200多人编为第二支队，由包森领导在遵(化)兴(隆)迁(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包森接受这一艰巨任务后，在敌人反复围攻和“扫荡”中，紧密依靠群众，巧妙运用奇袭、奔龚、强攻和迂回作战等多种游击战术，率领二支队转战在长城内外。半年左右时间，先后攻克迁安、遵化、兴隆、玉田等20多个敌据点，歼日伪军数百入，缴获枪支数百支。将游击区范围扩大到遵化全境，兴隆东半部，迁安西北部和玉田边界，创造了全冀东之冠的战绩。在此期间，抗联队伍向西转移中，由于敌人围追堵截遭受了严重挫折，大量抗联战士离队，有的潜回家乡。为了集结这部分抗日力量，包森大力开展了收容工作，收容后编入自己的支队，使第二支队由200多人迅速发展壮大到七八百人，并编为四个总队。
  歌颂包森的长篇章回记实小说《凝血砖》[3]1939年青纱帐季节，第二支队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了，队伍发展到千余人。9月，冀东大部地方干部和一、三支队调赴平西整训，上级决定只留下第二支队和少量游击队在冀东坚持斗争。成为冀东战场的主力部队。 
1939年秋，冀察军区和分局决定建立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将冀东部队统编为十三支队（后改为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在一年来艰苦奋战中显示出卓越指挥才能的包森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包森在冀东抗日战争中的卓越才能，受到上级党的极大倚重和关怀。1940年元旦，在冀东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区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为适应日后斗争发展的需要，李运昌在遵化阁老湾主持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冀东建立起统一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决定包森到盘山去，主持冀东西部的军事工作，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当时盘山是冀东和晋察冀、平西往来的必经之地，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过去三支队曾在这里开展过游击活动，但收效不大，而且地方土匪横行，正不压邪。包森勇敢地承担了这项开创性的任务。智擒赤本1939年以后，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保存实力，包森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派到遵化执行特殊任务的宪兵队长赤本，认为八路军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寻思能找到心腹之患包森劝其投降，为此他找来了刚刚俘获的八路军战士王振西。
“你知道包森在哪儿吗？”赤本问。
王振西心想：“要我带着你们去抓包森是妄想，不过可借机逃跑，若凑巧遇到八路军，或许能把赤本逮住，即使自己牺牲了也值得。”
“我是他的警卫兵，还能不知道他在哪？”王振西说。
赤本说：“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和他面谈。”
于是，1939年4月26日，王振西带着赤本来到遵化东北的孟子院村附近。在临进村前，王振西对赤本说：“你带这么多部队，包森看见还不跑？再说，你也不能穿这身衣服。”赤本一听有理，便和翻译换上了礼帽、大褂，并将部队留在了村外。赤本认为经过春季扫荡、烧杀抢掠，包森一个人东躲西藏，找著他应该是手到擒来。
其实，王振西并非真正答应赤本，其目的是为了趁机逃走。整个戏剧的导演者包森，在接到密报后，在村口化妆埋伏了六七个侦察员，帮老百姓打土坯。干活的地点在一个坝台上，坝台前就是过村的小道。当押解著王振西的赤本和翻译走到侦察员跟前的时候，突然，王振西指著后面的两个人说：“这是日本司令，这是翻译。”等待已久的贾振华、年焕兴、马兰田等人立即从坝台上跳下，将枪口对准了赤本和翻译。这位日本裕仁天皇的表弟还未回过神来，便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由于鬼子大队就在后面，众人急忙拖著两个俘虏前行。由于赤本极不配合，还“叽哩哇啦”地乱嚷嚷，眼看日本大队快到跟前，万般无奈的战士们在释放了翻译后，从老乡家里找来斧子，对著赤本的脑袋连砍三下，结果了这位侵略者的性命，并草草掩埋。当敌人来到的时候，几位八路军战士已分散隐蔽了。
活捉赤本的消息传开后，极大鼓舞了冀东抗日军民的士气，震动了日本朝野。他们专门组织了“赤本营救委员会”，派出臭名昭著的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进行营救未成，又派人送信要求和包森谈判，许以重金、武器装备赎回赤本。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必须无条件投降，全部撤回驻华日军，不准再侵犯中国国土。图穷匕首见，敌人营救赤本无望，便调遣数千名日军对遵化进行近一个月的残酷“扫荡”，但均无济于事。[4]　田各庄战斗  包森将军历史照片[5]1940年2月中旬，包森亲率200人从遵化南部向盘进发，黎明前到达了与蓟县隔河相望的田各庄。驻蓟县日军闻讯赶来堵截，日军飞机也前来助战，战斗进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日军渡河而来，包森见时机已到，立即率部队撤出战斗。乘着夜幕初降甩掉敌人渡过南河，进入蓟县境内。在向盘山进军中，敌人到处设伏，再行堵截。为避开敌人伏击，包森率队伍首先地南行深入敌占区，夜晚再转向东北向盘山挺进。在敌人迷乱之中，两日后，包森率部胜利抵达盘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师。包森到达盘山后，在蓟县党领导人李子光密切配合下，首先整顿了原有游击队，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然后向当地土匪开展了政治工作，凡是改邪归正愿意抗日的，一律既往不咎，编入抗日队伍。
为了减少八路军抗战的阻力，包森还坚待贯彻了党对敌军的争取政策。他得知敌驻蓟县警防队第四区队长董雄飞原系东北军张学良旧部，对东北失陷常怀感伤之情，对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国国土耿耿于怀，便下决心争取他。通过党的地下关系，约定亲自与他见面，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使董雄飞深受感动，表示今后决不再打八路军，不再破坏抗日政权，并答应今后有重大军事行动，及时通报。此后警防队每次出城行动，都事先向我军写信，说明敌军兵力和行动路线，让我方作好准备，免遭破坏，从而使盘山地区获得相对安定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包森在盘山地区建立了八路军政治处，作为冀东西部地区抗日战争的最高指挥部，同时建立了小规模的随营学校，训练军政干部，形成稳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门草洼战斗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冀东西部地区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也引起敌人的极大不安，1940年6月以后，他们调离了董雄飞的警防队， 集中大批日军对盘山进行疯狂“扫荡”，山中庙宇尽被焚毁。包森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头部中弹，伤及下颔骨，经过曾在北平医大学习过的蓟宝三联合县县长王少奇的精心治疗，月余痊愈，又投入战斗。 
1940年7月下旬，日本骑兵窜入盘山，声言要踏平盘山，这是日军精锐武岛骑兵中队。这个骑兵中队是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牌军国主义分子组成，武器装备精良。包森在冀东抗日战争中，待敌分散后再一口口吃掉的游击战术。他组织四个连队设伏于白草洼附近山头，居高临下，待敌军闯进白草洼时，他一声令下，八路军机枪、步枪、手榴弹向敌群猛烈开火。打得敌人鸡飞狗跳。鏖战了14个小时，终于将武岛中队长及其70多名骑兵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创造了冀东抗日战场全歼整连日军的首例。打击“治安军”1941年春，日军调集日军、伪“满洲队”、“治安军”共万余人的兵力，对冀东西部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妄图变我根据地为敌占区。当时我军由于连战连捷，麻痹轻敌，在“大战红五月”的门号下主力集中在丰、玉、蓟平原怍战，处于不利位置，敌人大军压境时仓促应战，未能迅速跳出包围圈，遭受严重损失，许多新开辟地区被敌人占领，冀东东西两部游击区又被分割。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决定由伪“治安军”代替日军控制冀东，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抽调部分日军开赴太平洋战场。他们先后调入“治安军”3万多，先以团、营为单位占领点线，再以连、排为单位逐步散开，配合地方伪军伪警实现面的占领，以“确保冀东治安”。8月，中共冀东分委和军分区召开了大张屯会议，总结了反“扫荡”失利的经验教训。统一了领导干部思想，确定了今后的斗争任务和工作方针。10月。针对敌人部署的变化，中共冀东分委在青龙县王厂沟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在“治安军”来冀东，足未稳之际，开展一个打“治安军”的战役，粉碎敌人的图谋。随后，军分区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1941年12月15日，打“治安军”战役首先在遵化四十里铺揭开。李运昌、包森、曾克林率十二、十三两团各一部，在四十里铺附近布成一个长10公里的袋形阵地，伏击自三屯营向遵化进驻的“治安军”第三集团第六团。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全线出击，只用几十分钟的战斗便歼其团部，毙俘敌40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300多支，首战告捷。
  包森雕像[6]12月26日，包森率十三团三营、特务连和遵化游击队，向“治安军”第五团一营新建的东双城据点发动进攻。战斗从奇袭开始，由于奇袭队员进村被伪军检查发现，敌人死守待援，战斗呈胶着状态。包森分析敌人死守，主要等待援兵，若断其援兵，集中力量对其打击不难攻克。于是派出三个连分头设伏阻击可能来援之敌，然后亲临村内指挥三个连向东双城据点之敌发起总攻，逐院逐屋进行争夺，激战数小时，迫使敌人全部缴枪投降，毙俘伪军3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在冀东创造攻坚克敌的首例，使八路军军威大振。 
1942年1月3日，包森侦悉伪“治安军”十团一个营来犯刘备寨，立即率部进行迎击，歼其大部，并击毙其日本教官。1月5日，又侦悉该团三营将再犯刘备寨，为日本教官收尸。包森立即率部设伏于附近亮子河一带，翌晨敌军果然前来。我军将其放过，然后前后夹击，将其全部歼灭。该团余部闻风丧胆，丢下据点仓惶逃窜，又被游击队击溃。至此，“治安军”十团全部被歼。
1月12日，包森率部宿营于玉田黄家山，侦悉驻玉田城伪“治安军”第二集团所属三、四两个团，准备翌日进犯燕山口进行“扫荡”，他立即率部急行军，设伏于燕山口内果河北岸进行伏击。拂晓，敌后续部队进入包围圈，包森命令吹起冲锋号，向敌军进行猛扑，毙俘700人左右，有300多人奔上别古寺死守待援。我军在处理俘虏时，得知该部为伪“治安军”第四团，其集团司令部正率第三团储备进入东面界山口，与四团合围玉田东新庄、平安城，方知玉田之敌已倾巢出犯。此战已取得基本胜利，但尚未全胜。包森分析敌我兵力相当，只要战术得当，取得彻底胜利是有把握的。于是分出部分兵力准备阻击援敌，然后对别古寺的敌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发起猛烈冲锋，顷刻之间，惊恐之敌打死日本教官举起白旗，全部缴械投降。此时伪“治安军”笫二集团司令部和第三团于清晨已进入界山口。他们听到果河沿的枪声，以为第四团正在战斗，认为该团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会吃亏，便停在界山口休息等待，中午时分炮声和枪声继续不断，才命令第三团向四团靠拢。下午3时听不见枪声了，传来了四团被歼的消息，恐惧的心理立即笼罩了全军。下午4时许，其先头部队向我军进攻，我等待阻击援敌的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恐惧的敌人唯恐重蹈四团的命运，丢下山炮等重武器掉头狂跑，仓惶逃命。出于时间已晚，八路军未予追击。
此战历时16个小时，全歼伪“治安军”第四团，毙俘敌军千余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26挺，长短枪700余支，弹药10余万发，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 这个胜利不仅在冀东是空前的，在国内战场上也是少见的。
晋察冀军区接到战报，大喜之下惟恐失实，令重查再报。然而经核实再报，战果与原电无误，方确信无疑。日军二十七师团长官铃木启久少将对此战果都感到奇怪：“不知怎么？八路军忽然有这样大的力量，把治安军打得溃不成军！”果河沿大捷严重挫败了日寇“以华治华”的政策。
不幸牺牲
  包森牺牲地纪念碑[7]包森此刻确认为“该压压关外的鬼子了。”又立即率一、三营奔向长城以北去打满洲军。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遵化野虎山同敌人相遇。在战斗中，当他上北山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敌人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包森自知伤重，为稳定军心，他镇定地说：“我负伤了，队伍由一营长指挥”，当警卫员背着他行至战场东侧小山时，这位威震敌胆的抗日民族英雄，已经停止呼吸。
包森牺牲后，为防止敌人趁机反扑，消息被严密封锁，就连他的战马和警卫员也被安排在一个偏远山洞四十天，造成包森正在执行其它任务的假象。包森的遗体也在秘密安排下悄悄掩埋。
包森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整个冀东党政军民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日军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一反常态，在所有报纸的宣传报导上，都去掉了污蔑攻击之词，作了“包森司令长官战死”的郑重报导，反映了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在敌人心目中的地位。
包森烈士的遗体后来又转移至“万人愁”的偏远处，直到解放后由河北省人民政府移至石家庄烈士陵园。
为纪念包森，学习他为民族、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1984年清明之际，原曹家堡乡野瓠山村青年、民兵在包森烈士牺牲地树起一座纪念碑。碑为正方形，正面镌刻着“包森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
建国后，除石家庄烈士陵园之外，在遵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玉田县烈士陵园、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盘山烈士陵园、冀东烈士陵园里还都修有包森的陵园或悬挂著包森的遗像。
历史评价
包森在冀东的四年，主要有下列功绩：支援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冀东游击战争；开辟了以盘山为中心的西部游击根据地；打治安军战役中立下了突出的军功；建立了一支能打能拼的部队——十三团。[8]​战友的评价“中国的夏伯阳”——叶剑英评价包森
“作战最勇敢，执行任务最坚决，立的战功最大，创造了以少胜多、成营成团消灭敌人的奇迹，充分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包森在冀东是打天下的” ——李运昌评价包森在敌人中的影响日伪军惧怕他，日军听说包森的军队到了，便会有人摸著脑袋：“死了死了的”；伪军们口角，便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就连冈村宁次也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