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伯斯庇尔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1758年5月6日，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生于法国外省一个律师世家。他出生的时代，法国处于“太阳王”的孙子路易十五的统治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如同种姓一般将法国分为一个阶层社会；第三等级的财富被特权阶级肆意诈取，上层的奢靡和黩武将法国一次次推向财政破产的边缘；“太阳王”为法国赢得的荣光的余辉不久后也在“七年战争”中消失殆尽；随着俄国和普鲁士的兴起，法国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欧洲大陆的优势。
罗伯斯庇尔的家族如同当时的法国一样衰落了，母亲过早因难产去世和父亲不久的离家出走给马克西米立安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也造成了他一生孤僻的性格。罗伯斯庇尔一直给人以不甘落后处处好胜，喜欢出风头，语言刻薄不留情面，妄自尊大自命不凡的印象。他有很幸运，11岁时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得以到巴黎路易学校学习，他生活窘困但学习刻苦，1781年获得巴黎大学法律硕士学位，然后回到家乡阿图瓦省法院当律师直到1788年，不可否认罗伯斯庇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1770年由阿拉斯当地神父给予奖学金名额，罗伯斯比尔来到巴黎路易大王学院学习。他在学校的好友中包括日后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学习勤奋，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优秀，得到“罗马人”的外号。1775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在登基典礼后经过学院，罗伯斯庇尔代表全校向国王背诵教师写好的拉丁文献辞。1780年从法学院毕业，1781年获得法学士学位。
巴黎的学习对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活跃的的巴黎带给他活跃的思想，活跃的思想点燃了他叛逆的火种。罗伯斯庇尔11岁开始接受法学的教育，深受洛克、孟德斯鸠及卢梭的影响，尤其是卢梭。卢梭向往一个维护私有制，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等级有充分自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能都是出生于资产阶级的下层，都经历过艰辛困苦的生活，使两者的思想更容易接近。后来罗伯斯庇尔在纪念卢梭的献词中写道:“我愿踏着您那令人肃敬的足迹前进，即使不能流芳百世在所不惜；在一场前所没有的革命为我们开创的艰险事业中，如果我能永远终于您的著作给我的启示，我将感到幸福。”从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言行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在实现两个人的平均梦。罗伯斯庇尔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的职业并积极帮助无助的普通人，这使罗伯斯庇尔对“法”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当看到法国的国王可以用“密札”对法律的神圣进行亵渎，当看到第三等级的得不到法的保护而被封建特权所欺凌时，罗伯斯庇尔深深感到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律原则，要维护法律神圣地位的迫切。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能得到保护的竞争环境，小生产者也迫切要求法律能够对弱者进行支持，法的作用不应当仅仅是特权阶层受益，它应该带有社会性。 法国和其他西方社会一样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是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们对人治是不信任的，所以西方人希望建立一种能约束人性“恶”的工具，于是建立了一中普遍的规范对人进行约束，最后这种规范进一步形成了“法”，罗伯斯庇尔也不会脱离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上，罗伯斯庇尔在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吸取了自然法的精神，于是他认定是法律精神规定了人生来而且是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是人生来的权利是无法剥夺的，因此他义无反顾地为自由平等能在法国得到实现而斗争。  罗伯斯庇尔
同年夏天，罗伯斯比尔回到故乡，年底被阿拉斯法庭接纳，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782年初被任命为阿拉斯主教法庭五名法官之一。他受卢梭影响很深，经常为明显受到不公待遇的人们辩护，胜诉率较高。1783年，在阿拉斯附近居住的德·维塞尔（de Vissery）因安装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引起邻居抗议，罗伯斯比尔在朋友及庇护人比萨尔（A-J. Buissart）的帮助下为其成功辩护，案件曾引起全国关注。 
罗伯斯比尔在阿拉斯的生活相对平静，不时与当地一些律师和学者来往，并参与当地文艺活动。曾被阿拉斯科学院接纳为院士，后来还当选为阿拉斯文学院院长。他在这一期间结识了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以及他日后在公安委员会的同事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
1788年，法国面临经济政治危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不断。罗伯斯庇尔发表了《致阿图瓦人民书——论改革阿图瓦三级会议的必要性》(按当时的区划阿拉斯属于阿图瓦郡)，叙述中世纪以来当地三级会议历史，强烈抨击阿图瓦贵族强占了理应属于人民的权力，剥削压迫普通民众，呼吁进行制度改革。文章中提及路易十六仍使用了尊敬的语言。罗伯斯庇尔(10张)王室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后，他积极投入了竞选工作，成功当选为第三等级代表，1789年5月离开阿拉斯。在凡尔赛期间，他曾发言提议教会人士与第三等级联合，而在一位主教以救助饥荒为由劝说第三等级与一二等级合作时，他发言抨击教会生活奢侈。尽管他的演说不像米拉波等代表那样富于个人魅力，但他迅速提高演讲水平，在三级会议及制宪会议期间共发言276次，在代表中排第20位。他在演讲中支持男性公民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支持赋予犹太人民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死刑，反对新闻审查，但并未发言反对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并举行罢工的法案。他的提议很少被采纳，但迅速为他在全国赢得了极高声望，使他获得了“不可腐蚀者”(incorruptible)的称号。 
他当时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场所是雅各宾俱乐部。在这里他的影响更为明显，1791年3月31日曾当选俱乐部主席，导致拉法耶特愤而离开。1791年6月，路易十六和王室成员企图潜逃被发现，罗伯斯庇尔在制宪会议要求废黜国王，但表示并不支持建立共和国。制宪会议决定宣布路易十六无罪后，他起初支持科德利埃俱乐部在练兵场举行抗议请愿，但随后说服雅各宾俱乐部撤回支持。7月17日的练兵场惨案后，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雅各宾俱乐部彻底决裂，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Jacobins)的领袖之一。
1791年9月3日，制宪会议通过宪法，30日会议解散。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原制宪会议成员不能参加新成立的立法会议选举。他在制宪会议结束后返回故乡阿拉斯，直到11月才回到巴黎。在此期间，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法国。立法议会中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布里索呼吁惩罚逃亡贵族并直接向列强发起主动进攻。国王和王后希望依靠外国势力恢复昔日的王权，也同样积极支持法国表现出强硬态度。 
罗伯斯比尔返回巴黎后起先也拥护吉伦特派的好战立场，但随后改变了看法，从12月初起与布里索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除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讲外，他还创办了《宪法保卫者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声明自己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但指出法国并未做好战争准备，人民手中缺乏武器，而军队掌握在贵族手中，而宫廷阴谋推翻革命，真正的敌人其实在法国内部。他驳斥了布里索等人向欧洲输出革命的说法，指出外国民众不会热情地欢迎侵略者。他强调战争会大大限制自由民主，而很容易将国家政权引向军事独裁。 
尽管罗伯斯比尔继续得到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但当时的巴黎并不欢迎他的反战言论，他的声望一度降低，而法国最终在1792年4月20日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爆发初期，法国部队接连失利，而王室也和吉伦特派发生激烈冲突。罗伯斯庇尔起初仍然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制，反对通过起义实现共和，希望通过立法会议争取民主，但在7月开始逐渐向准备起义的科德利埃俱乐部靠拢，8月8日终于再次提出废黜国王。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入王宫并推翻了王政。罗伯斯比尔并未直接参与起义，随后也拒绝了审判阴谋者的法庭庭长职务。但以巴黎公社代表的名义对立法会议施加影响。9月2日，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民众担心监狱中的保王党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报复，闯入监狱私刑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称九月大屠杀。罗伯斯庇尔似乎并未煽动或设法阻止屠杀，但在此期间，他曾指控布里索阴谋与王室勾结。布里索在丹东和佩蒂翁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同年9月21日，法国成立新的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罗伯斯庇尔作为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国民公会。12月，审讯国王，他发言11次，强烈要求处死国王路易十六。[1]专政1793年5月，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国民公会通过了“粮食最高限价法案”，但国民公会开始迫害革命公社，逮捕马拉。5月26日，他号召人民进行起义，清除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6月4日，他当选为新国民公会的主席，主持通过新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的自由，有受教育和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规定如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起义。 6月8日当选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独裁官”（亦有狄克推多一说），次日宣布对保王党和欧洲反法国家宣战。
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保王党暗杀，26日公民公会授权公安委员会逮捕可疑分子，27日罗伯斯庇尔参加公安委员会，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称“恐怖统治”，许多无辜的人都被诬告并杀害，成千上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国王的亲属和大部分贵族，有人批评这种政策为“诛九族”和违反人道。 
公安委员会新组建革命军，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击败外国干涉军，先后击退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荷兰的联军。1794年2月，颁布“风月法令”，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配给爱国者。公安委员会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的埃贝尔派和主张宽容、放松镇压的丹东派之间保持平衡，将两派领袖均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在抨击天主教会的同时也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怀疑无神论者的动机。1794年5月7日，他在国民公会提交《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体现了卢梭的影响。最高主宰日的庆典活动在6月8日举行，由画家大卫设计安排。当时担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焚毁了象征无神论和虚无的偶像。[1]热月政变  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1794年7月初，他开始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7月26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四小时的演讲，暗示将清算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阴谋家和骗子。7月27日(热月9日)，圣鞠斯特准备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虽然批评国民公会，但并未提出逮捕要求，具有妥协精神。但他的发言刚刚开始便被粗暴打断，国民公会随即通过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但罗伯斯庇尔等人随即被公社解救。革命公社调集武装，但迟迟未接到明确指令，在夜深后开始解散。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公会卫队前往逮捕他，他的下颚被子弹击中，次日下午和圣鞠斯特、库东等追随者一起被送上断头台。是为热月政变。[2]死亡罗伯斯比尔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革命家，更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悲剧在于:相信人民的力量，但不相信人民。罗伯斯庇尔在几次巴黎人民武装起义中认识到资产阶级要取得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就要依靠人民的伟大力量；但由于当时广大普通的法国劳动者素质过低，罗伯斯庇尔又认为广大人民根本无法承担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任务，根本无法理解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根本目的，因此资产阶级要紧紧抓住领导权避免人民的盲目性而打乱了反封建的正常进程。最后罗伯斯庇尔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而人民也被看似双重性格的罗伯斯庇尔带进了彷徨和观望之中！[2]
罗伯斯庇尔没有料到自己也是法国大革命的过渡者，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无法满足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在蛋糕尚未做大时就讨论蛋糕较为平均的分配问题，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很快抛弃了罗伯斯庇尔。这些他没有认识到卢梭的思想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严重威胁，当然他也无法认识到，也就更不可能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1794年7月28日清晨，也就是热月10日，已成孤家寡人的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库东等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们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国家剃刀”前的那一刻，罗伯斯庇尔再一次感到了个人生命的脆弱，他的生命就这样被结束了。和布利索、丹东、埃贝尔以及数万法国人一样，罗伯斯庇尔也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殉道者。
雄壮的《马赛曲》在法兰西大地上回荡了两个多世纪，这催人奋进的旋律很容易将人们带入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回想中。大革命是法国最为津津乐道的历史，它使“法兰西万岁”成为法国人的信仰，而这信仰真正的确立是在雅各宾派的达·芬奇说:历史是真理的女儿。罗伯斯庇尔的形象勿容置疑的应该跻身于法兰西资产阶级民族英雄的行列。他和其他大革命的殉道者们一起用鲜血写下了一个永不褪色的口号:法兰西万岁！[2]
历史评价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对他的评估也往往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 
有些人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或思想僵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抓住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批评者称他自我中心、疑心过重、不通人情，支持者则称赞他廉洁正直、目光敏锐，以国家和革命为重。一些人批评他见风使舵，不断改变立场，但也有人认为他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始终未变，只根据形势选择达到目标的不同手段。一般认为他在热月期间表现失常，引起国民公会恐慌，造成自己的失败。一些人猜测他当时对革命丧失信心，因此采取自毁行为，也有人批评他愚蠢无能，自作自受。 
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才导致后者与右派联合，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些支持者认为法国当时内忧外患，实施恐怖专政不可避免，但批评者则认为恐怖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得不偿失。 
整个罗伯斯庇尔研究的文集就是一个摆满镜子的大厅，对他的评估也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写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而同时代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索布尔不无同情地说“罗伯斯比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牺牲品”。
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19世纪很多欧洲革命家都对他怀有敬意。一些批评  者则认为雅各宾专政是从法西斯独裁专制政权及共产党民主专政的前身。罗伯斯庇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鉴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庇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对罗伯斯庇尔做出客观评价仍然遥遥无期。
罗伯斯庇尔认为“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一个人无权随意剥夺另一个人的权利除非它享受了超越“法”规定的限度，而这种剥夺也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有如此思想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冷酷无情的，绝对不可能在短的时间内成为暴力的支持者。而罗伯斯庇尔就是一个“珍爱人类鲜血的人”，一直以来他就是恐怖的反对者。罗伯斯庇尔没有参加巴黎人民第二次及第三次武装起义，没有参与“九月屠杀”，尽管人们都认为在这几次实践中他扮演的是鼓动者的角色，是他在积极激起人民心中的愤怒，是他在唆使人民犯罪。但是在1792年9月2日的“九月屠杀”中丹东是司法部长；吉伦特派的重要人物罗兰表示对此事的遗憾但又认为是无能为力的。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无行政职务的人，他无力阻止群众的自发行动，除了表示遗憾还能做些什么？罗伯斯庇尔在群众中所谓的“煽动性宣传”，只是为了让群众知道事实的真相，只是尽一个议会代表对选民负责的义务，他无法控制如此众多的群众的思维。罗伯斯庇尔没有违法他一贯的法制主张，在这次行动中人民针对的对象是封建的反动势力，他们正是危害社会公共规范的人应该受到制裁，虽然罗伯斯庇尔无法使他们在法庭得到法的制裁，不过人民执行了这一权利表现的是公共意志。罗伯斯庇尔之所以避免卷入此事，主要是血腥的行为毕竟是不人道的，他当时还没有勇气去面对。但这一次使已经深知群众力量的罗伯斯庇尔对人民的力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感到了人民力量中的危险因素，他应该把这中危险转移到反动势力的身上。而罗伯斯庇尔对两次人民武装起义的漠视，主要是担心内部的斗争会削弱同盟的力量和加速同盟的分化，且他也不希望将法国一次次推进鲜血之中。
然而如此一个亲善的人却由于外界的重压而被迫走上恐怖道路的。当1792年8月开始执政的吉伦特派虽然竭力推行稳定法国的的措施，他们积极对反法同盟作战但没有对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内企图继续打击保皇党势力并推行斐扬派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拒绝人民要求最高限价的呼声而力图维持自由经济政策，但一系列措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法国依旧在贫困和外敌入侵之中。吉伦特派无力挽救社会危机，人民只能再去寻求一个统治者，于是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到了法国革命的最前沿。
雅各宾派执政时情况是极为危机的。由于王党分子和吉伦特派的都希望夺回失去的政权而导致全法国的83个郡有60个发生了叛乱，尤其是旺代的王党分子挑唆当地的农民进行的起义一直得不到控制；不甘失败的反法同盟一面继续支持流亡得法国王党分子一面又攻入法国境内，英国则在海上对法国进行了封锁；同时法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极为恶化，失业人员激增，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极为匮乏，物价飞涨，纸币不断贬值，人民为了迫使当局实行最高限价不断进行武装示威，激进的忿激派、巴黎公社以及内部的埃贝尔派都要求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以罗伯斯庇尔、丹东为首的雅各宾派领袖们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恐怖的统治政策，那么法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必将失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必将失去，吉伦特派和斐扬派的的政策都暂时无法满足革命形势的需求，那么在非常时期就只能采取非常的手段。不是雅各宾派选择恐怖，而是恐怖选择了雅各宾派！
恐怖统治包含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即政治上的的恐怖政策和经济上的“统制经济”。罗伯斯庇尔作为一个中下层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深知自由经济对于资产者、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他反对的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但是因为“祖国在危急中”，雅各宾派领导人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尽可能的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尽可能的满足人民的限价要求，才能对内镇压封建反革命，对外打败反法同盟，否则当封建势力反攻倒算时很多资产者将一无所有。至于政治上的恐怖是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这在当时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完全是必要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宣判自己的死亡。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清楚恐怖是形势所逼的暂时行为，所以他们才敢大胆的同意恐怖的开始，一旦形势好转恐怖就会停止，因为恐怖的目的在于恢复秩序和营造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并实现《人权宣言》中的承诺。他们对于恐怖唯一要做的是控制恐怖的发展，使恐怖不要超过资产阶级的控制范围。例如，1793年9月人民的起义迫使雅各宾派实行全面恐怖后不久，代表下层人民的忿激派领导人雅克？；卢就因为提出了过分激进的主张被罗伯斯庇尔扔进了监狱，同时忿激派也被镇压。
1793年9月15 日法令重申了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9月29日法令又规定了对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价”以及工资的最高限价。但救国委员会只是迫于需要才推行统制经济的。资产阶级对于限制经济自由的国营化充满了敌意。统制经济对救国委员会来说只能是一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权宜之计。
同年9月17日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这成为了恐怖政策的代表性法令。此法令的颁布的确使反革命分子心惊胆战，但内容含糊不清使人在理解和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打击面不仅限于嫌疑犯而且包括可能是嫌疑犯的人，法令中不仅打击反革命分子而且还要牵连家属，加上形势危急处理难免草率难免会出现扩大化。到1794年5月，全国被捕的嫌疑犯总数超过30万。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法国拥有如此众多的反革命嫌疑犯，封建势力没有复辟成功！
雅各宾派似乎一开始就无法控制住局势了，巴黎的断头台似乎格外的忙碌，每天都有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的反革命叛国者被送上断头台，这个法庭只要一经宣判就不得上诉，在这个法庭上被告失去了一切的权利像一只羔羊一样任人宰割。罗伯斯庇尔、丹东对此都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能尽可能少使人在巴黎上断头台，为了安抚民众，征得他们的支持牺牲人类的鲜血是必要的。在恐怖一开始就有如此多的鲜血，人民的疯狂是重要的因素。从一开始，群众的惩罚行动中便夹杂着公报私仇的成分。5无可否认，当人民看到过去骑在自己头上的老爷夫人们在自己手中结束生命无疑是一大快事，也使他们产生了雅各宾派是他们的救世主的错觉。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从一个温和派在经过四年革命的洗礼后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者，那么至少在一开始他的心里还存有对人类生命的珍爱。1793年10月国民公会被清洗了，有136名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其中不少人可能会以叛国通敌的罪名处死，但罗伯斯庇尔据理力争认为只应该处死首恶分子，从而挽救了63条生命，但这却成为埃贝尔派指责罗伯斯庇尔对革命动摇的口实。当然在这一事件中罗伯斯庇尔也表现出冷酷无情、残忍以及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处死玛丽？；安东内特是为了取悦人民的话，那么把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巴伊、巴纳夫等一大批法国大革命中的卓越领导人推进断头台则属杀害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如果这些领导人的罪名成立，那么法国人民是在一群叛徒、反革命、卖国贼野心家的领导下开始并取得了法国大革命的极大胜利！难怪丹东从一个兴奋万分的农民那里得到布里索等22人被处死的消息时会感到双重的悲哀。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布里索的命运就降临到丹东和埃贝尔等人的头上。从肉体上进行消灭无疑是最简单最彻底的，当然罗伯斯庇尔也免不了成为断头台下的主角。
由于缺乏对恐怖执行者的限制，恐怖特别是在政治上逐渐变得疯狂起来。大权在握的特派员随心所欲的主持恐怖。1793年11月7日富歇和科罗。德布瓦来到里昂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处死1667人，断头台不够，还辅以步枪排射。7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处死刑约占1/4。8在1793年的最后三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于巴黎个监狱的囚犯有1500人，到10月2日增到2398人，到12月21日有猛增到4525人。9尽管恐怖出现了扩大化，但恐怖政策的确起到了严厉惩治敌人，震慑反革命势力的作用。这正如圣茹斯特所说的:“……但是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去宝剑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于那些不能用正义来管理的人，必须使用铁棍来统治。”尽管死者中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正如勒费弗尔说的:“但我们应该理解，在这场斗争中，背叛者比原来的敌人更难得到宽恕。”
伯恩斯和拉尔夫认为:“虽然他（指罗伯斯庇尔）在发起恐怖统治中只起了很少或者说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要对它的扩大它的范围负有责任。”对于恐怖政策罗伯斯庇尔认为革命是为了实现宪法，革命只是实现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的手段，恐怖是消灭人民公敌，保护善良公民的合法权益。尽管罗伯斯庇尔坚持认为在对待嫌疑犯上要进行甄别，要严厉打击首恶之徒而不是惩治一片，但是如果不出现恐怖的扩大化就不能称之为恐怖。在恐怖的执行中会有一批人成为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恐怖本来就是突破常规的措施，缺乏限制的机制；恐怖中有一大批无套裤汉参与其中，群众的热情很容易转换成政治上的狂热，而恐怖又无法离开人民；再则实现恐怖为的是达到保卫脆弱的共和国的目的，恐怖在当时是一种责任因此恐怖的控制问题就十分的棘手，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丹东对此都无能为力。因此在这个非常时期由此而对罗伯斯庇尔加以非难，显然有失公允。
在经济方面，1793年10月初组建了征粮的革命军，迫使农民交出粮食。国民公会于11月12日授予食品供应委员会武装征用一切工场和全部农业收成的权利。食品供应委员会严格按照限价法令规定物价，制定了各地生活必需品的价目表。典型例子，特派员圣茹斯特在在只有四万人的斯特拉斯堡下令征发了五千双靴子、一千五百件衬衣和两千多张床。征发主要是针对富人进行的，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派汇报圣茹斯特执行任务的情况时指出:“你们看，它为穷人的生计搞垮了富人。这种做法唤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贵族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恐怖统治的成效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法国国内由于有效抑制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实行生活必需品的征发配给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问题得到了控制，在巴黎再也不见排长龙买面包和抢购生活必需品的现象了。由于惩治嫌疑犯条例的公布处死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军队，充分的后勤保障及一批优秀军官的涌现，鼓舞了军队的斗志增强了法军的实力。对内，在年底基本上镇压了保王党和吉伦特派的的暴乱，特别是平定了旺代保王党煽动的的农民起义；对外，1793年10月16日儒尔当在瓦迪尼战胜了奥地利，1793年12月19日拿破仑收复了被英军占领的土伦，1793年12月26日奥什和皮什格律打败了普鲁士军队，到1794年初法国的领土上不再有战争，战争的胜利保证了法国的安全，捍卫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公正地说，是恐怖使得法国从危急中走出来。
恐怖统治恢复了国家的权威，用强制力克服利己主义和服从纪律，使他们能自觉的团结对敌。15恐怖赋予了革命政府无限的权力，无限的权力保障了恐怖政策的顺利实行，恐怖的成功又极大的增强了革命政府的威信，也将罗伯斯庇尔的威望推向了顶峰！
当敌人远离法国境内的时候，法国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恐怖也应该渐渐的逝去。索布尔认为“向往和平生活的人、向往经济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国委员会放松约束、削弱权限。然而，还在持续的战争和春季重新发动的战役却仍然需要这些保障胜利的条件。如果救国委员会向日益公开的宽容派攻势退让，他还能保持无套裤汉的信任这一胜利的基本条件吗？革命政府刚刚站稳脚跟就受到了反对派的两面夹攻。”
罗伯斯庇尔清醒认识到自己不属于无套裤汉，自己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中上层，雅各宾派得执政是因为得到了无套裤汉的支持，得到了下层资产者的拥护。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还必须继续执行统制经济，还必须牺牲农民们的利益，在广大农民看来还在受剥削；尽管广大的市民阶层欢迎限价法令，但是当限价落到自己头上时又会产生不满；资产阶级由于被限制了价格和利润，无法实现他们希望的自由贸易，对统制经济极为不满。如果取消限价，自己的同时就失去了最可靠的基础，如果继续限价择优违背了本阶级的利益。最后罗伯斯庇尔选择了中间政策。无套裤汉对放松物价而不取消工资限价的行为极其不能理解，资产阶级对不能对统制经济进行根本上的调整而对罗伯斯比尔失望至极，这样埃贝尔和丹东就有机会跳出来同罗伯斯庇尔较量。
刘宗绪认为恐怖统治是大革命中的非常措施，其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同他革命的目的相违背，也不符合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在恐怖基本完成历史使命后应该迅速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把革命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会符合发展生产力上来，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最有力的条件。于是丹东就竭力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实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统制经济的原则，同时要求结束政治上无原则的恐怖实现社会的法治。这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的发展要求另外一种政策。同时埃贝尔派所代表的无套裤汉等下层人民要求继续统制经济继续限价。罗伯斯庇尔派被夹在中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既不能违背自己的阶级利益，又不愿已失去统治的最有效的力量——下层人民。
如果由于战时的继续统制经济还有进行下去的必要的话，那么在法国国内继续实行恐怖政治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连罗伯斯庇尔也承认:“革命政府所以需要非常的行为，那时因为周围的环境是动荡不宁和变化无常的，特别是因为，为了对付新出现的和严重的危险，它必须不断采取新的迅速的手段。”18也就是所这时恐怖政治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但正是由于雅各宾派内部反对派势力的迅速兴起，使罗伯斯庇尔感到了威胁。五年的革命斗争是他充分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是如此具有吸引力，谁掌握了它，不仅能牢牢掌握自己的的命运，也能主宰他人的命运。只有拥有它，罗伯斯庇尔才能实现他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小康共和国的梦想。罗伯斯庇尔看到是恐怖实现了法国从危急中走出来，那么恐怖也可以是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在法国成为现实。他沉浸于一种想象之中，但埃贝尔和丹东成为他获得至高权力的障碍，他只能用大革命中人们能普遍接受的方式处置他们，那么他就愈加不会放弃恐怖政治。罗伯斯庇尔不容许有人侵犯他的权威，他认为自己是法国大革命原则的唯一最好的执行者，谁违背了他的意愿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他已经陷于个人中心的黑洞。于是他将两派都送上了断头台。革命统一战线彻底崩溃了。接下来就是大恐怖。
罗伯斯庇尔从埃贝尔和丹东派的反对中产生了反革命势力依旧强大，而且不仅存在与外部还存在于革命政府的内部的观念，这样他就积极支持并促成了库东提出的牧月法令在1794年月10日的通过。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制度和预审制度，在没有证据的时候可以用推理判案，大恐怖开始了。从1794年3月—6月10日巴黎有1251人被判死刑，而6月11日—7月26日有1376人被判死刑，其中原第一二等级占5%，原第三等级占74。5%，其余是军政官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雅各宾派后来是把恐怖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这是法国革命的悲剧。
人们在恐怖后期见到的是一个矛盾的罗伯斯庇尔。一方面罗伯斯庇尔竭力赞同牧月法令，一方面又召回一些恐怖时期的主要滥杀无辜的特派员，要求建立甄别委员会，没有将埃贝尔和丹东派杀绝。他的内心又反对恐怖又要求恐怖就连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的国民公会上也承认:“如果在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力量是美德；在革命时期，这种力量就既是美德，又是恐怖。没有美德，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是无力的。”20他到底还是主张有节制的恐怖，他和丹东的主张没有本质的冲突，但是他也是人，他有自己的缺陷，这种缺陷会在一定条件下暴露出来，恐怖成就了罗伯斯庇尔，也埋葬了罗伯斯庇尔。用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看似有理，但事实上同样是违背大革命原则的。[2]​
轶事典故
1794年7月27日，巴黎的天气炎热得令人窒息。正午过后，国民公会的会场里，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筹划着掀起新一轮的风暴。1793年，他和他的激进派战友们彻底摧毁了温和的吉伦特派并将他们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几个月前，与他同一条战壕但渐行渐远的战友丹东、埃贝尔也被他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一心要把祖国打造成一个纯洁无瑕的乌托邦，狂热的使命感使他容忍不了任何与现实的妥协、任何道德上的污点。任何人，只要是阻碍了他的崇高目标，除了死亡没有其它选择--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进步无需顾忌什么牺牲和代价，罗伯斯庇尔坚信这一点。断头台上的4千多颗头颅还远远不够，今天，他将再一次纯洁自己的队伍，把一批败类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出去。
罗伯斯庇尔忠实的同志圣鞠斯特要求发言。如果是往常，整个议会都会在沉默中颤抖，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牺牲者是不是自己，但今天却不一样。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极限，反而变成抵死一博的勇气，议员们大声吼叫，会场一片混乱，圣鞠斯特根本无法说话。罗伯斯庇尔站起身想控制住形势，但声音完全被压住，一瞬间，这个口若悬河的独裁领袖脸色苍白，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一个议员冲着他大吼："暴君，是丹东的鲜血噎住了你的喉咙！"
终于，一个人们等待了很久的声音响起："我要求起诉罗伯斯庇尔！"会场顿时一片寂静，几乎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议员们似乎被自己的勇气惊呆了，但他们很快明白已没有退路，随之而起的是同一个声音："逮捕！逮捕！"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一党的动议立即通过，宪兵把被起诉的雅各宾领袖们带出会场。离开会场时，罗伯斯庇尔只说了一句话："这帮恶棍得手了，共和国完了。"
并非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国民公会抛弃了罗伯斯庇尔，但掌握市政大权的巴黎市自治会仍然忠于他，并立即鸣响警钟，召集起市民义勇军准备与国民公会对抗。就实力而言，巴黎市可动员的兵力远远超过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等人先是被押送到市内各处监狱，但没有一处监狱打算收留这些犯人，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们明天是不是重新回到台上。负责押送的宪兵们不知所措，加上拥护雅各宾派的群众的鼓动，最后干脆把犯人们送到了市政厅，而正是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市民义勇军们枪炮俱全整装待发，正等着罗伯斯庇尔来发号施令。
罗伯斯庇尔有整整三个小时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拯救自己的乌托邦，但他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应该用超出法律之上的暴力手段，来对抗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罗伯斯庇尔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决心，对于他来说，这等于用自己的手摧毁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理念和信仰。在周围同志的竭力劝说下，罗伯斯庇尔一度改变了主意，接过呼吁人民起义的文件准备签名。但是，写下了自己姓名开头的三个字母"Rob"之后，罗伯斯庇尔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扔下了笔。人们催促他写下去，他环视了众人一眼，反问道："以谁的名义？"
罗伯斯庇尔的命运就这样由他自己决定了。这时，国民公会罢黜雅各宾一党的公告已经传到市政厅广场，加上市政厅内迟迟没有命令传达下来，市民义勇军们开始动摇。渐渐有人离开了队伍，先是一个两个，再是一群两群……。当国民公会派遣的宪兵队到达市政厅时，广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宪兵们便冲进了雅各宾领袖们聚集的房间。随后是一场大混乱，绝望之中有人开枪自杀，也有人跳窗摔断了腿骨。罗伯斯庇尔的下颚被手枪击碎，昏死过去，众人将他抬到一张大桌上放平，草草地包扎好伤口。过了一阵，罗伯斯庇尔清醒过来，挣扎着爬下桌子，坐到椅子上，弯下腰想把袜子重新穿好。看他摇摇欲倒的样子，身边的宪兵扶了一把，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谢谢，先生（Monsieur）--Monsieur这个温文儒雅的称谓，早已被国民公会视作旧时代的残余而宣布禁用，提案人正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并非陷入昏乱状态说漏了嘴，他非常的清醒，借着这个字眼表达出大势已去的无奈和自嘲：他所竭力缔造的乌托邦大厦已经轰然崩塌，他所否定的一切即将复活。
天亮之后，罗伯斯庇尔等一干人犯被移送到门房监狱。罗伯斯庇尔的单人牢房，就是关押7个月前被他送上断头台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的牢房[1]，他所得到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安托瓦奈特：已经无法说话的他不断打手势希望得到纸和笔，但没有人理睬，不要说为自己辩护，他甚至丧失了留下一份遗嘱的权利。审判在匆忙中开始，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审判，法官不过是花了三十分钟来宣判22个被告的死刑，执行就在当天。
5点过后，运送死刑囚的马车离开门房监狱，缓缓驶向革命广场。犯人的大部分都已经在昨夜的冲突中受伤，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被绑在囚车的栏杆上，被迫直立着示众，押送囚车的士兵时不时用剑背支起犯人的下颚："看，这个就是圣鞠斯特！那个就是罗伯斯庇尔！……"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死刑囚，受到过如此残忍和粗暴的侮辱。群众的咒骂声如潮水一般，特别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顾被碾死的危险，死死抓住囚车栏杆不肯松手，声嘶力竭地叫喊："进地狱吧，你们这群恶棍！记住，在地狱里你们也别想摆脱所有不幸的母亲和妻子们的诅咒！"
囚车经过圣托莱诺大街罗伯斯庇尔家门口时，故意停留了片刻。门窗紧闭，罗伯斯庇尔的房东迪普莱一家--他们都是罗伯斯庇尔热烈的崇拜者--不是逃亡便是被捕，只有一群无赖汉在门前又唱又跳。罗伯斯庇尔闭上了眼睛，不知他是否想起走上刑场的丹东经过这里时所说的那句话："下一个就是你！"当天晚上，暴民冲进监狱，强迫狱卒打开牢门，活生生把迪普莱太太吊死在窗帘杆上。
在一个多小时的行进中，罗伯斯庇尔始终保持着一如往常的威严和冷峻，对咒骂和嘲笑充耳不闻，目光凝视远方。用来包扎下颚的白色绷带浸透了一层又一层鲜血，已经完全发黑，当他走上断头台俯身在刀刃之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复仇的渴望，充满恶意的刽子手狠狠撕下绷带，剧痛和愤怒击溃了这个意志坚强如钢铁的男人，他歇斯底里地咆哮，像一头绝望的野兽。
刀刃落下，欢呼声持续了整整15分钟！一切都结束了，或者说，一切又重新开始：从大革命恐怖政治的血污中摇摇晃晃站立起来的法兰西，在不远的将来，将一脚踏进"500万人的坟墓"（历史学家米什莱语）--拿破仑战争。
罗伯斯庇尔死后，有好事者为其写了墓志铭：
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罗伯斯庇尔墓志铭
对应英文原文：
1796.2 
Robespierre's Epitaph 
Anon 
The Tomahawk(January 9, 1796) 
WHO'ER thou art who passest, pray 
Don't grieve that I am dead; 
For had I been alive this day, 
Thoud'st beenherein my ste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