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年自然灾害
原因
  宣传画：坐着花生过黄河
  饥民在捡食菜叶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两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
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
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
重要数据
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2]，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3]，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4]》，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陈述于下。
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摘录研究时段如表1）。
表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干旱时段、地区和降水距平 [5]
年 代
月（旬）
地 区 
负 距 平 %
干旱种类评 估
一
九
五
八
1~5
云南西部
40~80
重旱
3~5
云南大部、川黔南部、两广大部、福建南部
30~85
部分重旱 
5~8
黑龙江中部、吉林大部、辽宁西部和中部
30~60
部分重旱
6~7
长江下游地区
50~85
同上
6~9
湖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35~70
同上
一
九
五
九
3~5
黄河上游大部分及河北北部、内蒙大部、辽宁南部
25~50
旱
4~5
黑龙江北部
30~50
部分重旱
4~6
吉林中部
30~50
同上
7~9
渭河、黄河下游以南——南岭地区
30~80
大部重旱
10~12
华南大部地区
30~85
同上
一
九
六
○
59.10~60.2
华南大部地区
40~90
同上
59.10~60.4
广东西部、中部与海南岛
50~70
重旱
59.11~60.5
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
45~80
大部重旱
3~5
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
50~70
重旱
3~6
渭河、黄河中下游、海河地区
25~80
部分重旱
7~8
长江中游地区
45~85
局部重旱
一
九
六
一
3~6
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山东北部
30~60
部分重旱
4~8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
40~65
重旱
6（中）~7
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0
旱
6（中）~8
贵州北部、四川东南部以及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5
重旱
一
九
六
二
1~3
两广北部、湘赣南部
50~80
重旱
1~4
广东沿海、海南岛
40~80
重旱
3~5
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和北部、甘南和黄淮之间
35~80
重旱
3~6
内蒙中部、山陕河北北部、京津地区
65~90
重旱
3~7（上）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50~90
重旱
4~6
黑龙江大部、吉林西北部
30~55
旱
7~8
广东大部、湖南中南部
45~75
旱
7~9
湖南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
35~65
旱
8~10
华北地区，东北平原西部
50~80
重旱
从农业、水利部门统计，以及民政、统计部门汇总数据看，当代研究和出版的资料数据基准，业已完全统一。地面反映的灾情，与气象部门的记载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7-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6]》认为，“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7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2省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5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断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12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8条断流。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3-6月平均流量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去冬以来，南方湘西北、粤北、川北、苏北、皖中地区雨雪稀少，2月约有100万公顷呈旱象；3月，旱区扩至豫、鄂、黔、陕等省，共计360万公顷……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伦贝尔和乌兰察布地区、晋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区，旱期长达200-400天，甚至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年内，旱灾波及北方为主的24个省区（市）2174.6万公顷农田，成灾面积878.4万公顷。”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1958和1962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二、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在建国初期干旱灾害序列里的地位 
  1950-1990年全国历年受旱、成灾面积序列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2.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国初期（1949-1961年）旱灾灾情统计序列中，1959-1961年时段，各项统计指标的平均数值，大大高出前10年的平均值：
表2 建国初期平均旱灾灾情统计指标比较
​受旱面积 hm
成灾面积 hm
成灾率 %
受灾人口 万 
粮食减产 万吨
1949-58年
848.32
271.87
32
1824.94
339.7
1959-61年
3659.30
1533.46
41.9
5748.13
1177.1
3．可见，尽管1952-53、1956-57年部分省区也有严重的灾害，但建国初期，成灾率大于20%的极旱省区和成灾率在10-15%的重旱省区分布，时间特别集中、且旱区十分广阔的，是在1959-1962年期间。
  部分流域1949-1990年因旱灾粮食减产率图4．文献《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研究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1950-2001年）变化，归纳认为：“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献在对近500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结论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来，“与1959-1963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3812.5万公顷最低值。” 
从资料和分析看，1959-1961年干旱灾害都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表 3 1959—1962年累计成灾100万公顷以上的省市逐年统计 单位：万公顷
省市
1959
1960 
1961
1962
累 计 
河南
100
210.5
434.5
86.3
831.3
河北
64.7
331.3
61
93.3
550.3
四川
100
125.3
266.7
53.3
545.3
湖北
166.7
113.3
172.8
70.6
523.4
山东
226.7
26.7
174.5
​427.9
山西
18
170
61
93.3
353.3
内蒙
​72.8
90.8
100
263.6
陕西
46.7
63.3
72.9
​182.9
浙江
145.3
​26
​171.3
黑龙江
​​28.2
102.1
130.3
表中前5名均为我国的农业、粮食大省，干旱灾害的威胁与后果可想而知。
三、干旱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表 4 1959-62年主要粮食减产省的减产幅度统计 单位 万吨
省 市
53~57年
平均产量
59~62年
平均产量
两阶段比较平均减产量
减产幅度
甘 肃
364
213（60~62）
151（60~62）
41.4%
辽 宁
642
408（60~62）
234（60~62）
36.4%
安 徽
1040
668（59~61）
372（59~61）
35.8%
黑 龙 江
763
530（60~62）
233（60~62）
30.5%
河 南
1226
870（60~62）
356（60~62）
29.0%
四 川
2082
1498（60~62）
584（60~62）
28.0%
山 东
1300
950（60~62）
350（60~62）
26.9%
贵 州
444
343（60~62）
101（60~62）
22.0%
吉 林
534
425（60~62）
109（60~62）
20.0%
湖 北
955
766（59~61）
189（59~61）
19.8%
仅仅从主要产粮省的减产幅度（这里既有干旱灾害的影响，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估计到当时由于减产给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们调出粮食所遭遇到的严重困难了。
当然，和以后的旱灾灾情相比，这几年还不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表5 1959-1990年重大旱灾对全国粮食的影响
年份
全国人口
万人
粮食
总产 
万吨
人均
产量
公斤
受旱人口
万人
粮食减
产量
万吨
人均减产
公斤/人
灾区减产
公斤/人
减产
比例
%
1959
67202
17000
253
4703.4
1080.5
16.0
229.7
6.0
1960
66207
14350
217
6107.4
1127.9
17.0
184.7
7.3
1961
65859
14750
224
6433.6
1322.9
20.0
205.6
8.2
1972
87177
24050
276
7825.1
1367.3
15.7
174.7
5.4
1978
96259
30475
317
7905.3
2004.6
20.8
253.6
6.2
1981
100072
32500
325
9385.8
1856.5
18.6
197.8
5.4
1986
105721
39150
370
11666.9
2543.4
24.1
218.0
6.1
1988
108654
39408
363
13229.9
3116.9
28.7
235.6
7.3
1989
110356
41442
376
11820.8
2836.2
25.7
240.0
6.4
平均
​​​​​20.73
215.52
6-8
综上所述，1959-61,78,86,88-89年，灾区人均减产粮食的绝对值和减产比例是十分严重的，将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威胁。虽然，建国前期的灾区人均减产数额比70年代以来要小一些，但是当年人均产量并不高，当地的减产幅度相当大，国家粮食储备力量相对薄弱，没有调剂周转粮食的更多余地。1959-1962年，是因旱灾减产幅度严重的第一高峰期。以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的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每年多减产粮食达838万吨，减产幅度达15%，按以前口粮平均消耗水平，大约空缺了2800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是高于50年来同等受灾率条件下的减产幅度的。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一百多万，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相关损失数据
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 ，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
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
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阿玛蒂亚·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
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
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争议综述
1960年－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1959年－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中国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官方对死亡人数一直保密。
目前，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认为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共同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内人口数据出现巨大缺口，该推测同其他的人口减少数据等争议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统计而无法得到验证。灾害责任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
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很多人当时强烈质疑政府初期回避国际援助和在困难时期还外债的正当与必要性。另外，当时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根据历史发明家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国政府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年、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205.12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1
6.63
+265.41
合计
2500.14
90.16
+2409.98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
学者们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不过，这些数据长期被列为绝密级，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公布。
今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官方数据表明，1959年－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年－1958年和此后的1962年－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中国官方生死统计数据（单位：万）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6－1958年
6048
2124 
1959－1961年 
4225 
3602 
1962－1964年
8143 
2152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来自曹树基。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地区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辽宁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931.0 
33.0
1.71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黑龙江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564.0 
19.0
1.21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吉林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280.9 
12.0
0.94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
山西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21.1 
6.0
0.37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