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佛社
佛教
如果我们拿佛教和世界上现存的其他宗教相比较，很明显的可以发现佛教和它们之间，有著诸多的不同，为了解释的方便，我把它归纳为十点来说明，也就是说佛教最少具有以下十个特色。佛是人而不是神遍看全世界各个宗教，除了佛教之外，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以超人的‘神’格自居的。这个神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他主宰着人类的吉凶祸福，它操纵着万物的生死荣辱。人类只有匍匐在他的面前，赞美与讴歌，把一切成功与荣耀归于万能的神，信仰他的才能上天堂，反对他的只有堕入地狱，绝无抗辩申诉的余地。
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来到人间的第一句话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里要请读者们注意的是：‘唯我独尊’的‘我’字，并不是单指的释迦牟尼本身，而是指的全体人类的每一个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人在宇宙中是顶天立地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不必听命于任何人或任何超乎人的神。
释迦牟尼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自己的努力与才智。释迦牟尼认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成败荣辱，决定于自己的行为之善恶与努力与否。没有一个人可以提拔我上天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推入地狱。赞美与讴歌不能离苦得乐，只有脚踏实地去修心养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净化、升华，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
释迦牟尼也不能像变戏法似地点石成金。他主张“要收获什么，就先要栽种什么”。他不能使一棵莲雾树长出苹果来，你若想收获苹果，就先要播下苹果的种子。释迦牟尼只不过是告诉你如何栽培，以便来日有丰硕的收获，但栽培的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动手。
梁启超先生在《学问的趣味》一文中，不是也做过这样的比喻吗？他说冬天晒太阳的滋味舒服透了，但‘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次），无非是为我们指出一条‘成佛之道’——自己创造最彻底圆满的智慧与人格。但这一条路却是要自己凭着毅力、智慧、恒心去走完它。所以佛说：‘工作须你们自己去做，因为我只教你们该走的路。成佛没有捷径，修行是点滴功夫，‘不经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扑鼻香？’佛是真平等者我说佛是真平等者，并不是信口胡说的，我们先就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来观察：谁都知道释迦牟尼时代的印度，社会分成婆罗门、贵族、平民、奴隶四大阶级，而贵为太子的释迦牟尼眼见社会阶级的不合理，毅然树起平等的旗帜，主张废除阶级对立，倡言众生平等。 
请诸君好好地想一想，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卑贱低下的阶级要求‘提高’和显贵高上的阶级平等，绝对没有像释迦牟尼一样的，自己愿意‘降低’他的太子身份与平民、奴隶平等的。由于他这种大公无私，无所为而为的作风，所以我说他是真平等者。
同时佛教又主张‘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又把平等的意义推上更进一步的境地。
我想对‘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的意思，在这儿做一个简单地叙述：
（一）无缘大慈：佛教主张不但对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要慈爱，如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等；同时对跟自己没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慈爱，如跟我从不交往或素不相识的人，也一样地关怀爱护。‘无缘大慈’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礼运大同篇》所说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意思。
（二）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是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把宇宙间一切众生看成人我一体，休戚与共、骨肉相连。
儒家所说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可表现‘同体大悲’的胸襟。而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深心，更是同体大悲的极致。
最后我要加以说明的，也就是最能表现佛教‘真平等’精神者，就是佛教平等的观念，并不只局限于万物之灵的人，佛教反对“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都是被创造来给人饱享口腹”的论调。一切动物临死时的悲鸣哀号，真是惨不忍睹，恸不忍闻，连孟子都要慨言：‘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佛教更进一步地肯定，这些被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所滥捕乱杀的动物，无不具有佛性——一种来日可以成佛的潜能，纵使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在形体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在求生存的权利上，在佛性上却是平等的。就像一个穷凶极恶或是愚蠢无知的人，他亦具有‘人性’一样，我们要以‘人道’来对待他，用‘人道’来教育他、感化他。古人说：‘天有好生之德。’又说：‘万物与我并生。’都是一种视万物为一体的平等思想。只是没有佛教说得如此透彻罢了。佛不是生而知之者释迦牟尼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他姓乔达摩，名叫悉达多，西元前六世纪生于北印度，亦即今天毗邻尼泊尔南方国境，卡德曼多约二百公里处伦明丽的地方。
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舍弃了即将可以继承的王位，出家学道，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六年后，也就是三十五岁的时候，释迦牟尼在尼连禅河旁的菩提树下证得了正觉，正确而透彻地觉悟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我简单介绍佛陀修行的经过，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各位，释迦牟尼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他能够藉修行而悟道，所有千千万万的人类也都可以群起仿效，依照他所垂示的教法修行而证果。
释迦牟尼——他祗是人类无数的先知先觉之一，而我们是后知后觉者。佛与我们的不同，不是在人格上、地位上的不同，只是在一个‘觉’字的不同罢了。即韩愈说的：‘闻道有先后。’没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依照其他宗教的说法，他们的教主或万能的主，在百般威迫利诱之后，或苦口婆心、谆谆教诲之余，如果仍然不知幡然觉悟，投靠到神的旗帜下，忏悔、承认自己是个迷途的罪人，可怜的羔羊的话，那么一旦最后的审判到来，一律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古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世上做人父母的，永远敞开着大门，盼望着浪子能够回头，尽管他们的子女是个罪恶满盈的强盗。从来没有一对父母，希望或忍心自己的孩子永远在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受苦的。
佛教承认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佛更认为真正的‘犯人’不是罪恶，而是无知，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无知（佛教叫‘无明’）所引生出来的。因此苦口婆心地、日夜不停地开导、启发众生，就变成佛的责任了。佛关怀众生，‘如母忆子’，不但不忍心众生身受地狱之苦，而且广发‘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誓愿。（菩提是‘觉悟’或‘正道’的意思，证菩提就是得道或成佛之意。）这是何等的慈心！何等的悲愿！这才是真博爱！这才是真怜愍呀！人人皆可成佛。在前面第三点里，已经提到过佛与众生，只是在于觉悟时间的先后而已。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正可拿来做辅助说明。
‘佛’只是对一个觉悟者的通称而已。就像我们称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为‘教师’一样，教师不只一位，人人可以做教师，处处可以有教师。同样的道理，佛不是单指释迦牟尼一个人，人人可以成佛，处处可以有佛，就像安明居士在《论佛》中精辟的点到：“佛为自然，自然为佛。人在佛中，自然成佛。机智的辩证出了佛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万万千千，包括花草树木，人鬼禽兽，即便纵然是魔，只要放下屠刀，也可成佛。而人若想成佛则需自然，万万不可急于求成，要心如止水，要破除贪，嗔，痴三毒。只有这样就会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立地成佛。其外，不只这个世界有佛，宇宙中无数个星球上都可以有佛。（当然也有众生。）
这一点也是佛教同他教根本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只能承认他们‘独一无二’的神，而尽力地攻讦、否定他教的神，称他教的神为‘假神’。 
同时在他们的教义下，人类无论如何地努力奋斗，永远不能与神并驾齐驱，同处于平等的境地（永远是主仆关系）。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人只不过是神所造的‘物’之一而已。没有创造万物的神依照某些宗教的说法，宇宙万物是由万能的主所创造的，他们的证据是旧约中的‘创世纪’。
其实稍为有点思想的人，马上就可以会意‘神’也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人类凭着自己的观念和形像造神。而人类创造了‘神’，目的之一是在解释‘宇宙人生的起源’，佛家称它做‘第一因’。但‘神’本身从何而来？外教徒不但不肯去追究，而且十分肯定地说：‘神是万能的，他是自然存在的。’
亲爱的朋友呀！如果神能够‘自己存在’，换句话说他不用被别人创造，就可以自己存在，那么‘神创造宇宙人生’的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同理宇宙人生也可以自然存在了。）
这里我们列下一个数学式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不十分恰当，但多少可以帮助同学们了解：
假设宇宙人生的起源为X。求X=？
外教徒的解答是这样的，他们不必引用定理或已知的假设，直接就写了答案：X=神
然而神是从那儿来的呢？请看下列的式子：X=神=Y
稍有数学观念的人都知道，Y也是一个未知数，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照样没有得到解答。
佛教根本否定‘神创造万物’的假设，根本就不承认宇宙有第一个‘开始’。所谓一件事的‘开始’祗是前一件事的‘结束’而已。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中，一件事物的消逝就构成另一件事物生起的条件。
张澄基博士在他所著的《什么是佛法？》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曾经做过如下的解释：“‘开始’这个观念，是因人类‘有限’的心理（所产生的），不能涵括万千的因果关系。”
所以说‘开始’这个概念，只是对某一特定事物而言才有意义；对整个错综复杂、因果相续的宇宙而言，就没有意义了。时间是流动不息的，谁能从中找出停止不动、所谓‘现在’的一点来？然后说这一点就是‘开始’呢？
其实佛教对于讨论这一类对人生没有利益的问题，（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并不感兴趣，因为宇宙是无始的，也是无终的，人们殚精竭虑去追求‘宇宙的第一因’，将是枉然的，徒劳无功的。当你千辛万苦寻求到‘第一因’时，你势必发觉在它之前还有一个‘因’。如此循环不息，周而复始，你永远寻求不出一个固定不变的‘第一因’来。
同时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如果你还是要钻牛角尖，那么当你还没有追求到‘宇宙第一因’的答案时，你可能已经死了。
现在我们来谈佛教反对宇宙万物是由神所创造的观点，而认为万物都是‘因缘聚合’而成的。比如我们眼前的一座山，它是土石之积；湖泊是凹地积水而成；再看教室的桌椅，则是木匠用木头做成的。如果把土石散开则不复成‘山’；把湖泊的水抽干则成凹地，哪来‘湖泊’的影子？再把木板一片片地拆散，请问‘桌椅’在哪？
这些有形体可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简称它们叫‘色’，因为它们只是‘因缘暂时的聚合’而已，并不是真实不变的，所以我们说它们是‘空’的——没有永存不变的实体。这就是佛经上‘色即是空’的简单道理。
然而，佛教说‘色即是空’，这‘空’字并不是‘空空如也’的‘空’，也不是‘一无所有’的‘空’，而是一种含着‘妙有’的‘真空’。这句话怎么个说法呢？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懂得化学的人，都知道水是氢氧的化合物，换句话说‘水’不过是氢和氧暂时的化合‘物’而已。水经过电解以后，又会变成氢气和氧气了。依此类推宇宙万事万物，没有一件不是因缘暂时聚合生成的，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因缘合则生，因缘散则灭，哪里有创造万物的‘神’？哪有被创造的永恒不变的‘万物’呀？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佛对众生说法，都是针对不同的根机，随着时空的不同而设教。佛因为教化的对象不同，就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对于智慧高的人，佛就告诉他能够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当下即悟的道理；对于智慧稍低的人，佛就告诉他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去修行。
又如：对于热衷名利的人，佛就告诉他‘名利皆空’的道理；而对于消极悲观，认为人生毫无意义，生命全是虚无空幻的人，佛就告诉他‘人生是难得的，生命是宝贵的，人可以藉努力以获致幸福和快乐。’来鼓舞他的勇气和信心。
同样的道理，由于时空的不同，佛就有不同的比喻和说明：例如：台北的人问佛说：‘台中如何去法？’佛的答案是：‘南下，’至于回答高雄的人则说：‘北上。’依此类推，因为众生所处地方不同，所以佛的回答也就不一样了。
佛法有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个法门（法门就是修行的方法）。这些修行的方法都是为适应众生的根器，为对治众生的烦恼而创设的。如果没有众生也就不需要有佛法了。佛法如‘药’，众生没有烦恼的‘病’，药就不需要了。
佛法传世逾二千五百余年，能适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众生，这就是他能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所致。而这种教育方法，正是佛教的特色之一。佛法是入世的佛教讲的道理，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出世’的，但它和‘入世’的精神并不抵触。（所谓‘出世’并不是脱离、逃避世间，而是改造这个世间，重建这个世界。）
佛经上所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就是说明修行要在人间，觉悟也要在人间，每一个有心向道的人，他不可能厌弃这个世界，逃避这世界上的人类，而‘独善其身’地修成正果。因为一个人要想成佛，他除了具备聪明智慧之外，还要有广大的誓愿悲心去普渡众生。要以这两种‘悲’和‘智’交互运用，相辅相成，做到彻底、圆满的境地才能成佛。所以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从修行一直到成佛，既没有‘入世’，也没有‘出世’，因为一直是在这个世间进行的呀！
而佛经上虽然有所谓‘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等净土，劝人念佛往生彼国，但稍微了解佛法真谛的人都知道，这是诸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的一种权宜方便，佛教最后的目的是在于‘化人间为庄严净土，变地狱为极乐世界。’这才是佛教的真正宗旨，并不是要人逃避这个世界而躲到西方净土去享福。佛教没有排他性世界上大部份的宗教，都只承认他们自己所信的宗教教义才是唯一的‘真理’，而排斥他教教理为‘邪说’。
而佛教认为一切宗教，祗有教义深浅的区分，很少有好坏邪正的差别的。任何一种能够存在世上千年以上的宗教，一定对世道人心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的，否则这个宗教早就被人类的‘智慧’所唾弃，同时也被时间的浪涛所冲失了。
问题只是在于某些宗教只能给人以短暂的、少数的快乐；而有些宗教则能予人以永恒的、多数的幸福。而佛教正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后者之一。
在佛法传世的近二千五百年中，佛教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历史上为了传教而与其他宗教发生流血冲突的事，在佛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这里我要请朋友们看印度阿育王（西元前三世纪），遵照释迦牟尼的宽大慈悲、兼容并蓄的遗教，有一段至今原文尚存，被雕刻在岩石上的诰文：‘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应如理尊重他教。这样做，不但能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而且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反过来做，则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也伤害了别的宗教。’ ‘因此，讲和谐才是最好的。大家都应该谛听，而且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谛听即留心听。）从这一段文字看来，这种宽容和诚意，正是佛教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真理’在佛教看来是没有国界的，它不须任何宗教的‘商标’。它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或属于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佛所说的真理，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因为佛只不过是一个‘真理的发现者’而已，就像牛顿所发现的‘地心吸引力’，并不是牛顿专有的一样。因此佛教认为一切合理的、具有永恒不变的道理的都是‘佛法’。
‘你要爱你的仇敌。’虽然出自于圣经，但佛教毫无疑问地承认它是具有美德的真理。（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相同。）
佛法像浩瀚的江海，它能容纳地球上的一切大小河川。所以佛经上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佛教是民主和自由的在其他宗教里，教主所说的话就是不可抗拒的‘命令’，就是不容怀疑的‘真理’。谁要是不服从或稍微表示怀疑，那么必遭天谴神罚。
在外教的经典里明白地记载着：人类的始祖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而永远地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他们的子孙——也就是千千万万的人类，包括以前、现在和未来的，也因此而莫名其妙地跟着受苦。
依外教的解释，这叫做‘原罪’的遗传。‘原罪’说简单点就是放弃与上帝智慧的连接拥有自己的智慧，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一代代的人类都是这样的，自然“罪”也就遗传了。
而佛教主张：佛教认为一人做事，一人承当，父亲杀人，儿子是下不了地狱的。儿子也不能代替父亲受罪。这里的“罪”仅指触犯国家法律而受审判后定的“罪”。与“原罪”不是一个概念，仅是“原罪”在现实中展现的一小个极端的现象。
在佛教经典里，可能找不到佛会发怒的记载。在佛四十九年的教化中，弟子们所看到的他们的导师，总是和颜悦色，慈悲安详的，他对好人如此，对坏人也是如此。
佛对自己所说的道理，绝不强迫弟子们接受，他还鼓励他们怀疑发问。一直到他八十岁在婆罗双树间即将临终时，仍然谆谆地教诲，反复地询问弟子们还有没有疑问。
佛说：‘大疑才有大悟，小疑只有小悟，不疑就永远不悟。’
佛也在最后的教诲时说：‘我没有想过你们弟子是我的，众生是我的......我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常常和你们大家在一起。......我从不压迫别人，也不会要人来服从我。’这是多么慈祥，多么感人的遗教啊！
佛教这种准许以及鼓励信徒对教主本身所说的道理，自由怀疑发问，进而深入探讨的精神，我想是举世无双的吧？
朋友们，真理是不容许强迫别人接受的，勉强人去接受他所不了解的，或他所不喜爱的，那是政治而不是宗教。真理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下，反复地思辨，才能更加地显出它的精神和价值。
而在全世界的宗教中，只有佛教的教主与经典是允许被怀疑、讨论和追究的。
佛社
什么是佛社
这种佛教组织在民间得到发展，其功能又兼及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事。其规模亦颇为可观。如武定元年(534年)八月完成的河南登封府的佛像，在缘起碑文上有“邑义五百余人”的记载。 
对佛社首领的称呼很不一致，有称“像主”的，有称“维那”的，有称“邑主”的，并且有的结社也不只一个首领。僧尼在佛社中做占比例很小，但一般都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地位也较他人为高。 
南北朝前佛社的大致情况即如上述。据考，在东魏时，还出现了女人结佛社。这种女性结社的主要目的是同性之间方便互助，而以造像之事为辅。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社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为了造像、建塔而临时组织起来的佛社，此类佛社组织较松散，像、塔完工后即自动解散，基本上承袭了其早期组成形式；一类是在造像同时主要从事其他佛事活动，如念佛、讲经等，这类佛社存在时间较长，组织也较严密。 
这时上层社会也掀起了结佛社之风。最为著名者即东晋高僧慧远创立了庐山白莲社。一时文士名流趋之若鹜，开辟了僧俗交游的独特途径。但这类法社的组织极其正规，相应地普及性不够，远非民间结社可比。其组织正规首先表现在对于人社人选要求很严格，甚至连谢灵运这样的大家也一度被拒之于门外。 
大体说来，两晋南北朝时的“邑义”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一般按村邑或宗族组成，在僧人参加或指导下，结集人众，聚集钱财，从事各种佛教活动，参加者多为下层民众。“法社”则兴于南方，以僧人为核心，侧重讲经、说法、修行，参加者多为上层社会中人。 
中国古代民间的社会组织在强大的封建专制权力压迫下总体说来呈现萎缩状态。但是中古时代的“社邑”却是一个例外。唐宋笔记中都记载了中原内地的佛社组织，房山石经在雕刻中也有社邑的活动，但是记载都很简略，不足以了解其全貌。而目前所掌握的敦煌文书中，却保存了丰富的社邑资料，各种社条、社司转帖、社历、社文、社人状帖等展现了忙碌的社邑活动和多采的民间结社形态；社邑组织具有提供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慈善事业等功能。研究社邑组织的内部形态，进而探讨它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古时代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到了隋代，“社邑”、“邑义”和“法社”的区别已逐渐缩小至无。这期间中国暂时取得了统一，佛社组织也相应地较前代发达。据载当时有的邑义成员多达二、三千人。并且此时群众结社的目的亦发生了较大变化，其重要活动内容不单是造经塑像，更主要的是营葬救济等慈善福利事业，所以说：“夫邑仪(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这就淡化了佛教色彩而成互助性质的团体组织了。 
这些民间组织的规章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社邑一般都立有“社条”(章程)，设有“社长”、“社官”、“社老”及“录事”等职，有入社、退社手续，有“社历”即财务账目与“义聚”即公共积累，每逢活动则向社人发出“社司转帖”通知其参加。这些参加的社人多属同一地域，但不同宗族的社人可以通过捐助与纳赠筹集财力，用于一家一户难以应付的丧葬、社交仪式、宗教仪典、水利建设与维护，以及民间的信贷合作等等。 
纯粹民间的社团大多规模很小，如唐大中年间的儒风坊西巷社有社人34人(内有12俗姓，3僧户)、景福年间某社有社人13名(9个姓)、后周显德六年的女人社有社人15名等等。但是这种民间互助活动与寺院之间仍保持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僧尼仍然参与其活动，并且佛社与寺院之间亦发展成为一种经济上的互助关系：佛社社员附属寺院从事耕地、收租、造像等劳动，寺院也在财务上资助佛社。 
入唐以后，“社”、“邑”、“法义”更无严格区分。一些从事佛教活动的“邑义”也常以“社”为名。这时的佛社以从事一种佛教活动为主，也兼行一些其他与佛教有关的活动，不少佛社即以所从事的活动为名，如燃灯社、行像社、念金刚经社、修窟社、修佛堂社等。 
这时的佛社从成员数目上看似乎不及前代。其社员在十几人与几十人之间，多者达数百。如《续高僧传》卷二八《释宝琼》：“每结一邑，必三十人。”。卷二十《释智聪》之智聪所结之社成员达三百人。但这种组织仅指以僧人为主所结的团体。 
从中国净土信仰史上来看，从东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五代，弥勒净土信仰一直是主流。基于此，便有人聚众发愿上生兜率，间或组织类似于当今“居士林”性质的“义邑”，类似于“佛学研究会”性质的“法社”等等。这种以在家佛教信徒为主的信仰团体，自北魏时代开始兴起至隋唐达到高峰，涌现出各种名目的邑社团体。于是作为深入民间的弥勒净土信仰思潮，也便有了与之对应的邑社组织，如“上生邑”、“兜率邑”、“弥勒邑”等等频频出现。我们从现在的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等的“造像铭”中，便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 
唐五代时期民间私社的主要活动内容亦是互助营葬济贫、从事佛事或两者兼有之。王梵志有诗记曰：“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生死，合村相就泣”。即是对民间佛社营葬活动的形象描述。另外，《唐会要》卷三八《葬》条，载长庆三年(823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曰：“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人户贫破，抑此之由。”可见佛社对民间贫困人家的营葬起了很大作用。 
在唐代，有时寺院主动发起组织社邑，并定期举行斋会诵经等活动(如上面提到的释宝琼等僧人)。但此时这种比较正统的佛社活动比起隋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其大致情况是：初唐时的佛社以造像修窟事业为中心任务，中唐以后则以斋会、念经、抄经为中心任务。至于民间私社，如前所述以互助营葬等慈善事业为中心任务。 
到了唐代，弥陀净土也逐渐兴起而与弥勒净土相抗衡。俟至五代，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信仰还呈胶着状态。自宋朝以后，因永明延寿、天衣义怀倡掸净合流，给弥陀净土信仰团体增加了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遂使弥陀净土信仰取代了弥勒净土信仰的主导地位，而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此时净土法门在平民中开始流行，民间私社大盛，其结社规模更远迈前代，明时甚至多至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