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贾若瑜
个人履历
贾若瑜，四川省合江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司令部参谋，军团司令部参谋，军团教导团军事总教，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干部指挥科科长。参加  贾若瑜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教员，第一分校编辑主任，第三支队支队长，军教科科长，胶东支校副校长、校长，山东纵队教导五旅参谋长，胶东军区参谋长，军区参谋处处长，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警备五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参谋长、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教纂处处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主任兼军事博物馆馆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教育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人物生平贾若瑜，1915年农历五月初八生于四川省合江县二里乡。幼年时期，母亲段氏不幸早逝，贾若瑜也先后过房给了长期守寡而又膝下无子的二叔祖母和尚未过门二叔母。幼年丧母是不幸的，所幸的  青年时期的贾若瑜是祖父和父亲送他读私塾和小学，奠定了坚实的诗书基础。后来，在表兄梁业广的安排下，贾若瑜成为红色种子的传播站文庙小学和平民夜校的第一批学生，从此开始接受党的启蒙教育。
1929年春，贾若瑜考入贵州省立第二中学。于成说，当时他一边勤奋学习，一边与党的赤合特别支部保持密切联系，在党的领导和具体组织下，同国民党赤水县党部和军阀的努力在二中校园内展开争取青年学生的工作，取得一些成果。1930年深秋的一天，梁业广找贾若瑜促膝长谈，肯定他为党组织所做的各项工作，并指出一个立志救国的青年还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那就是共产主义。1931年2月，经梁业广和汪荃江两位共产党员介绍，贾若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取代名为“晴江”。投笔从戎 戴上红五星1933年初，贵州军阀侯之担为扩充实力，在赤水开办了一个军事教导大队。党的赤合特支为了开展兵运工作，均定让贾若瑜放弃学业，从成都返回赤水，打入该大队，从事兵运工作。可这一次贾若瑜却有些不情愿。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连续几个学期都得到学校免交学费的奖励及合江县教育局的奖学金，实在不忍心放弃学业。同时，父亲贾训能也不同意他投笔从戎。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希望以工业救国，学好理工科，将来当个工程师，以科学技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表兄梁业广看出贾若瑜内心的矛盾，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暗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你的科学技术有何用处？在党的启发教育下，贾若瑜最终放弃学业，走进了军事教导大队的营门。
1935年8月3日，国民党八十五师在湖北来凤的板栗园与红二、六军团遭遇。贾若瑜所在的机枪连连长经商去了，临时让他负责指挥全连。盼望已久的时机来了，他借此机会把全连带到隐蔽的山凹，命令所有士兵不准开枪。同时，他立即派人与红四师侦察连的严昌荣同志联系，不费一枪一弹把一个完整的机枪连交给了红军。
从此，贾若瑜终于脱去了国民党的军服，戴上了向往已久的红五星，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当时，高中生和经过一定军事院校训练的共青团员在红军队伍中可谓科班秀才，于是他被分配到红四分校任军事教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火线办学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中央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此时的贾若瑜，担任第七大队队长兼教员。    1940年3月，贾若瑜奉命率抗大第一分校前往胶东，到掖县桑园与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组建抗大第一分校胶东分校。从此，贾若瑜在胶东大地留下了10年光辉的战斗足迹。指挥若定 驰骋胶东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贾若瑜、“蚕食”。为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贾若瑜所在的抗大第一分校调出数百名干部去加强作战部队工作。1941年7月，贾若瑜调任山东纵队第五旅参谋长，离开了生活战斗了6年的抗大。此后，他直接参与和指挥了五旅反扫荡、反投降的战役和战斗。
回顾起以前的战斗，于成说，1942年7月1日，胶东军区成立，贾若瑜任参谋长。在反击顽军游击第六纵队秦毓堂部的战役和粉粹日寇对胶东地区“拉网大扫荡”的战役中，贾若瑜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8月上旬，胶东军区在海阳留格庄歼灭秦毓堂第十七支队的战斗后，我东海军分区和军区第十七团合围了牟海县的滕甲庄据点。贾若瑜果断地决定以十七团为主攻部队，于下午5时半，以外部爆破的手段，从敌人东南角碉堡实施爆破进行攻坚战。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除了丁綍庭的第十三支队百余人逃往牟平县日、伪据点外，其余守敌全部被歼。这次战斗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来支，是当时胶东区在一次战斗中俘敌最多的一仗，也是胶东部队第一次使用炸药进行外部爆破攻坚的战例。秦毓堂部全部被歼，丁綍庭部主力被歼，驻海阳的第十四支队也各自逃散。仅我海阳独立营就收容溃散的投降派人、枪各数百。海阳城解放了，东海军分区辖区内的投降派全部肃清。  胶东军分区干部合影&nbsp;&nbsp;贾若瑜(前排右一)从此，胶东军区部队避免了两面作战之苦，能够集中力量同日、伪军作战。
1940年4月至新中国诞生，10年之中，贾若瑜参加了胶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部战役和战斗，并且参加了建设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斗争。他从战争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为胶东部队的建设和作风的培养贡献了一份力量，为山东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解放青岛
在纪念青岛解放60周年之际，笔者的眼前总是闪现着贾若瑜将军鹤发童颜、昂首挺胸的硬朗身影，耳畔依稀回旋着他那铿锵有力、带着浓烈四川口音的坚毅声音，脑海里回味着他对解放青岛所做的高屋建瓴、条理清晰的概括和回忆。那是2004年5月16日，在一场大雨后的上午，我和同事来到国防大学103楼采访贾若瑜将军，请他回忆解放青岛的历程。面对摄像机镜头，已是89岁高龄的老将军目光炯炯有神，凭着记忆侃侃而谈，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回忆了解放青岛的详细过程。
作为青即战役的高级指挥员，贾若瑜将军把这一战役概括为“我军以劣势之兵向美军庇护下的优势之敌筑有比较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进攻”，并归纳了五个战役特点：一是兵力对比上敌多我少，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而且我参战部队都没有大规模作战经验；二是青岛地形依山濒海，无法进行合围和封锁；三是青岛驻有美军第七舰队作战军舰二十余艘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一万余人，这是当时全国战场所没有的情况，解放青岛具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特点；四是上级规定的作战方针不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保卫青岛人民，保全青岛城市为主要目的，必须里应外合保卫人民、保全城市；五是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军队进入大城市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纪律的要求更  贾若瑜高。    
在谈到敌我兵力对比时，贾若瑜将军讲，1949年初，国民党在青岛的守军第十一绥靖区刘安琪所部，辖有两个军及一个师、四个旅和海军第二军区、空军第五大队等部队，共五万人左右。而我军在胶东地区的作战部队为1949年2月胶东军区第五、第六师组建的华野第三十二军（这是胶东军区组建的第四个野战军），胶东军区直属两个旅和军区特务团、炮兵团，以及相当于师的五个军分区，共约五万人。但参加青即战役时，胶东军区只能抽出警四旅（三个团）、警五旅第十五团和军区特务团、炮兵团以及三个独立团协同第三十二军解放青岛。我军投入的部队都没有参加过大的作战，所以在敌我对比上，敌人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当5月3日我们发起青即战役时，当时南京已经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行将终结，敌军的士气低落，虽然占有兵力优势，但士气是不高的。
对青即战役的我军部队作战方向，传统说法是我军兵分三路，即我三十二军九十五师为西路，沿胶济铁路攻击敌军，九十四师为中路，攻击即墨城北烟青公路以西的敌军，警备四旅配属警五旅十五团为东路，攻击即墨城以东沿海一线之敌。对此，贾若瑜将军特别提出，应该将滨北军分区两个独立团进击薛家岛作为一条进攻线路，该路部队经激烈战斗解放黄岛、薛家岛，从海西配合了主力攻占青岛。对青即战役的关键战斗情形，贾若瑜将军出口成章，过人的记忆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印证了贾老对戎马生涯中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战的特殊感情。
贾若瑜将军认为，解放青岛意义重大。随着青岛的解放，中国人民收回了神圣领土和港口的主权，结束了德、日、美三代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此地的统治权，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巩固海防，开辟海上交通运输线，发展生产，支援全国大进军，夺取更大的胜利，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对我军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条件下进行组织与指挥战役和战斗，取得新的经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谈到接管青岛，贾若瑜将军提到青岛的一个特殊情况。他讲，为接管青岛，1949年2月胶东区党委抽调3000名干部在莱阳集训，培养城市管理人员。5月，成立中共青岛市委。同月，根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决定，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青岛的全面工作和管理驻青岛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贾若瑜兼任军管会参谋长。但是，上海和南京的军管会是由市委领导军管会，在青岛则是军管会统一领导进驻青岛的党政军单位。这是青岛军管会的特点，两个军级的单位，一个是胶东军区，一个是三十二军，由军管会统一管理。因此青岛市军管会既是军管会，又是管军会。贾若瑜将军特别强调，军队在执行党的纪律和政策方面是很严格的。他记得入城后，指挥机关刚刚住下来，给军区发电报报告我们解放青岛了。毛主席来电指示：部队主要领导进入青岛市后，不得进驻洋房和坐小轿车，要把所接管的花园洋房和小轿车一律上交，由上级统一掌握，作为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青岛疗养和接待由海外回国的爱国民主人士之用。遵照党中央和军委指示，胶东军区主要领导干部同机关干部一起住在广西路一号，贾若瑜自己住一间房子为卧室兼办公室，军区主要领导乘坐的都是作战指挥用的吉普车。这些，当时对于军内外都产生很好的影响和作用。
在谈到解放青岛期间的外交斗争时，贾若瑜将军讲，青岛是国际城市，有个别国家在旧中国设立的“领事馆”，有19个国家的侨民，还有美国军事设施和士兵。入城部队严格执行党的外事政策和外事纪律，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所建立的旧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凡外国驻华旧使节只当作普通外侨对待。在谈到青岛解放后美国领事馆仍然拖延不走，还驻有一个班的海军陆战队时，贾若瑜将军特别提到，军管会拒绝了美国驻青岛“领事”以“外交代表”身份要求同军管会“洽谈公务”的无理要求，通知他们凡需要与军管会接谈或有他们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可直接找军管会的外国侨民事务处联系解决。还采取断然措施，迫使美国关闭了驻青岛的“领事馆”，收回了美军在广西路一号、东海饭店、沧口机场、团岛海上机场、大港军用码头和美军军官在八大关的别墅等营房、住房和军事设施。同时，严肃认真地执行了保护各国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政策，还与他们之间进行了正常友好的交往活动，这些做法得到各国侨民的拥护和赞誉。
建国后
投身军事教育1964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对曾经在胶东军区、山东兵团和山东军区给他当过近10年参谋长的贾若瑜非常欣赏，专门请求中央军委调任贾若瑜到南京军区，继续当他的参谋长。可是，军委在征求贾若瑜意见时，贾若瑜将军却在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就个人问题向军委打了报告：“新中国军事教育百废待兴，以我的性格和经历，我更愿意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就这样，贾若瑜将军从总政代秘书长的岗位转向了军事教育战线，担任军事学院教育长，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
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研究工作，使贾若瑜将军养成笔耕不缀，勤奋写作的生活习惯。每天吃过早饭，贾若瑜将军就开始了他一天的写作生活，常常伏案到吃饭时间才肯停笔，多年来由于长时间写作，握笔的手指头都已经变了形。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贾若瑜将军出版发表的《军事课教学法》、《春秋时期军事思想初探》、《孙子探源》等各类书籍、文章达500余万字，由他主编的《游击战》、《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辞典》、《中国军事教育通史》等多部书籍被评为全军级优秀科研成果。其中，长达30万字的《孙子探源》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深刻的溯本求源，在《孙子》军事思想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张震副主席专门为此书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系统地阐述《孙子》军事思想的源流，是前人还未做过的事情。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北京落成。贾若瑜是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他讲述了军博陈列品背后的政治风云。军博的陈列，力求真实地反映我军成长的过程和领导人的作用。如当时展示的领导人的文物和辅助品：毛泽东520多件；刘少奇和林彪各28件；周恩来和朱德各20件，其他元帅都不足20件。这些文物，除了强调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外，对其他领导人的文物，主要是从当时所能征集到的文物进行陈列，因而数量不一。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当了中央副主席。有一天，我与馆内一些同志讨论关于军博陈列的修改问题，主要是增添些什么。当时我强调的是要突出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的  少将礼服标准照统帅地位，没有提到宣传林彪副统帅的问题。就在不久前，新华书店给总政（当时我任总政治部代秘书长兼军博馆长、党委书记）来函说，当前林彪的地位变了，原来由总政编辑的《林彪同志论政治思想工作》一书销售可能会有增加。对此，总政对这本书的内容是否有增加？我把这封来信送给了肖华主任，他就交给政工研究处办，又增加了林彪对政治工作论述的一些文章，并要我送林彪审查后交给新华书店。 　　
我把这部书稿送到“林办”，时隔两天，林彪批回来了。原文是：“现在要集中宣传毛主席，不要宣传我。”（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林彪曾说：“贾若瑜很坏，他要我林彪批准宣传林彪，我才不上他的当。”）当时我认为林彪很谦虚，这就是我强调要突出宣传毛主席而没有提宣传林彪的根据。在会上，军博陈列宣传处处长张云程提示我在一个多钟头的话中没有提到林彪应该如何宣传。我说在馆里陈列的文物中，他仅次于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同志并列各28件，已经超过了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我看够了后来就有人向林彪反映说，贾若瑜说了不要宣传他之类的话。 　　
事后林彪便派一位上将率领工作组到军博检查，军事博物馆被宣布有两大错误：一是博物馆的陈列中朱毛并列，如客厅悬挂一幅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他们互相握手的国画，必须撤去；二是林副统帅不突出，从红军馆到现代馆都很少见到林副统帅的陈列，因此必须调整。我反驳说：“军博根本不存在朱毛并列的问题。在文物陈列中，毛泽东同志有520多件，而朱德同志仅仅20件。在陈列布置上，毛主席用的是通栏贴金标题，朱德同志没有。陈列部位，毛主席均在显著的地方。进门大厅中有一尊毛泽东同志的汉白玉雕像，各分馆均有毛泽东同志的雕像，这些朱德同志都没有。至于井冈山会师图画所反映的内容，那是历史。至于林副统帅不突出，那是因为红军时期他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不是，抗美援朝他没有参加，现在才是副统帅。他陈列的文物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朱德同志了。” 
这位首长十分生气，一下子打断了我，拂袖而去。我礼节性地送走他后对军博与会同志说：军事博物馆的陈列是经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批准的，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三道四就要作修改。又是上面所提的那位首长，把开会的情况向林彪报告了。林彪说：“此人对我有刻骨仇恨，要逮捕法办。”这句话令我陷入了囹圄之灾。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才被抹去反对林副统帅的罪状，释放出狱。恢复军衔制1983年，中央军委成立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开国上将杨得志、萧克等5人为小组召集人，意味着军衔恢复工作正式启动。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军衔办），办理具体事务。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贾若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兼任办公室主任。
贾若瑜回忆，当时，全军恢复“军衔办”设在山西军委招待所办公，负责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条例》。
到上世纪80年代，在战争期间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不少已经离世，在世的年事也已高，不在授衔挂帅之列。当时在位的军以下干部大多都是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军功无法与战争时期的将领相提并论。因此起草《军官服役条例》时，许多人不主张设高衔，也就是不设元帅和大将。
当时，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1955年的开国元帅还健在，1955年本该授元帅军衔的邓小平还在军委主席的岗位上。起草《军官服役条例》的人在最初的草稿中还是写上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方案，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和平时期的军衔等级要设得简单一点，最高设到上将。”
于是，新起草的军官军衔条例对1955年军衔等级设置作出调整：取消元帅、大将和大尉军衔，军官军衔设置变成3等11级。
地方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军职是否授衔在当时也成为争议焦点。贾若瑜记得，在讨论军衔问题时，军委接到一位老将军的电报，建议凡是地方党委书记，如省（市）委、地（县）委第一书记兼军职的都应该着军装，“言下之意亦可授军衔。”
这立即引起了军委领导的重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召开在京各大单位（总部、军兵种、院校）等负责干部会议时说：我们要考虑到地方干部流动性大，省（市）委、地（县）委的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常有变动。例如，把他们从省委、市委或地委第一书记改任党的某一部门或政府机关工作时就不兼任军职了。他能把军衔带到这个部门吗？对这个问题，经党中央、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从现在起，地方党委书记不兼任省区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县武装部的政治委员，只担任同级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县武装部的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党委会议解决当地党、政、军、民的协作问题。
“因此，地方党委第一书记不穿军装，也不授衔。”贾若瑜说，这个规定改变了我军从战争年代建立的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区政治委员的制度。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位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随后几天，全军各大单位相继举行授衔仪式，1452人被授予将官军衔，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终于，时隔23年之后，人民解放军结束了没有军衔制的历史。
根据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不授予军衔，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