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漠西蒙古
简介
漠南蒙古、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是明朝末年蒙古各部落分裂成三部分之后出现的地域和部族概念，沿用至清朝末年。漠指的是蒙古高原的戈壁沙漠。戈壁沙漠，位于今蒙古国南部的东戈壁省，南戈壁省，戈壁阿尔泰省三省，以及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西部二连浩特一带。 [1]
明代末年，大漠以西各部称为漠西蒙古，即卫拉特蒙古（厄鲁特蒙古）[2]，其分布地区东自阿尔泰山，西至伊犁河流域。[1]清代厄鲁特蒙古，主要分布在东起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其具体分布的地区为：准噶尔部，分布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杜尔伯特，分布在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两岸；土尔扈特分布在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一带（天命元年前后，土尔扈特部迁往伏尔加河下游地方）；和硕特，游牧在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后又迁至青海、西藏一带。[3]
清初，在天山、阿尔泰地区，准噶尔部占据优势地位。[4]
蒙古各部大多逐水草而居，从事游牧的畜牧业经济，政治上处于互不统属的状况。各部落封建主之间，为了掠夺牲畜、土地和财产、争夺统治地位，常常发生矛盾，互相杀戮、征伐，他们为了凭借后金政权实力的支持，保护自己，壮大自己，免于为对方所统治和奴役，16世纪起就纷纷和后金政权建立联系。[1]
建立准格尔汗国
漠西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只有一个松散的联盟，和硕特部首领担任盟长。至17世纪20—30年代，准噶尔部强盛起来取而代之。引起其它厄鲁特部的领袖和部众不满，出现外迁内逃的形势。
17世纪中期，面对沙俄入侵的威胁和清军统一漠南蒙古的形势，漠西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的封建主意识到，维护封建统治，加强封建秩序，巩固和加强部落的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基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认识，1640年（清崇德五年）九月，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倡导和支持下，联合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厄鲁特和喀尔喀的蒙古封建主会议，有各部44位蒙古封建主参加，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以此作为维系内部统治、协调各部关系、加强封建统治、共同对外的基础，从而大大加强了准噶尔部的实力地位和蒙古各部的团结，使漠西蒙古地区出现了安定和稳定的局面。巴图尔珲台吉在厄鲁特地区，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建设，发展牧业生产，并在其首府今新疆北部和博克赛尔地区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建立固定居民点，使游牧经济逐渐发展到城镇经济，准噶尔部所在地逐渐成为厄鲁特蒙古的政治、经济中心。由于准噶尔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和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等族经常发生纠纷和战争。准噶尔由伊犁河流域迅速向西南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地区进军，经过无数次的争战，最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以准噶尔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包括厄鲁特各部和一些突厥部落在内的民族政权和地区的统一政权，故清代往往将准噶尔作为天山南北厄鲁特（卫拉特）诸部的泛称。有的史书又称之为准噶尔汗国。[5]
抗击沙俄侵略
与此同时，巴图尔珲台吉为保卫厄鲁特领土，与沙俄入侵者进行坚决斗争。
1640年后，沙皇政府曾多次遣使携带大批财物来见巴图尔，妄图对他们进行利诱拉拢，遭到了巴图尔的拒绝。他严正地向沙皇使者提出，要侵略军把原属其管辖的地区和布鲁特（柯尔克孜）人归还给他，并揭露了侵略军种种罪行。巴图尔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仍派人至被侵略军占领的厄鲁特属地巴拉宾地区征收实物税。侵略军见利诱拉拢无效，就向厄鲁特驻地进行军事进犯，遭到准噶尔等部的顽强抵抗。
1643年（崇德八年）侵略军的魔爪伸人准噶尔驻地亚梅什盐湖地区，大肆劫掠，受到准噶尔部2000人的围袭，侵略军遭受很大伤亡，以失败告终，这就是准噶尔著名的保卫亚梅什湖之战。[2]此后，巴图尔又组织力量袭击被沙俄占领的地区和全歼入侵的侵略军，取得节节胜利，有力地遏制了侵略者的野心。
1653年（清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由其第五子僧格于1664年即位。僧格即位后，一方面加强了和清政府的密切联系，另方面，对外仍继承其父政策，和沙皇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沙皇政府企图利用准噶尔内部权力交替之机，对僧格进行威胁利诱。从1664年至1670年之间，曾先后派遣5个“使团”到准噶尔地区进行游说活动，要僧格为沙皇效力，归还其臣民捷列乌特人，并故意制造事端，提出所谓“礼仪程序问题”，遭到僧格严正拒绝和斥责。他坚决要求侵略者释放被扣属民，表示要攻打被侵略军占领的属地。
1667年（清康熙六年），僧格率领4000人包围红岩（今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挫败了沙俄进一步入侵厄鲁特的阴谋活动。[5]
噶尔丹的统治
1670年（康熙九年），僧格为其同父异母兄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所害，正在西藏当喇嘛的其弟噶尔丹得知后，立即返归，进行了一场争夺准噶尔统治权的斗争。
噶尔丹，为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生于1604年（清顺治元年）。他早年在西藏为僧，深受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结嘉措的器重。在他们的支持下，弃僧回准噶尔部，以替僧格报仇为号召，在僧格旧部和鄂齐尔图的帮助下，击败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自立为首领[3]，掌握了准噶尔的统治权。
噶尔丹在取得准噶尔领导权，巩固了实力地位后，首先对厄鲁特各部和邻近的蒙古部落，发动了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1673年（康熙十二年）和1676年（康熙十五年），噶尔丹两次进攻曾支持他为汗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并杀其子。
1677年（康熙十六年），噶尔丹击败曾经帮助他的联军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并占有其地。[2]在兼并内部后，进而欲东犯青海和硕特蒙古，由于清军严加防范，只好中途折返。
1679年（康熙十八年）领兵3万，又进兵天山南路，占领哈密与吐鲁番，遂以“西域既定，诸国咸赖奉为汗……及请命达赖喇嘛，始行博硕克图汗事，额鲁特雄长于西”[3]。1681年（康熙二十年），噶尔丹又西向扩张，征服哈萨克、诺盖等部，兵锋直抵两河流域。
噶尔丹经过十余年征战，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欲为蒙古霸主的野心暴露无遗。他一方面与沙俄互相勾结，遣使到莫斯科效忠，欢迎沙俄向其属民收税，甚至煽动沙俄发动入侵我国黑龙江，以取得沙皇对他的确认和支持。另一方面，又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喀尔喀蒙古。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配合沙俄，率军3万侵入喀尔喀地区特穆尔，大肆烧杀虏掠，使喀尔喀蒙古两面受敌。噶尔丹打败察珲多尔济汗，进攻额尔德尼昭哲布尊丹巴，又出兵克伦河劫掠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喀尔喀蒙古各部惨败，受到空前浩劫，其封建主率部南下附清。
噶尔丹以追逐喀尔喀为名，更进一步入犯当时已为清朝所统一的内蒙古乌珠穆秦地。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向驻守在当地的清军进攻，乘胜长驱而南，深入距北京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又打败清军，从而构成了对清朝和中原地区的巨大威胁。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圣祖在外交、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作好一切准备后，对噶尔丹进行第一次亲征，兵分两路，大战于噶尔丹军驻地乌兰布通。噶尔丹带领军队2万人，严阵以待，布下骆驼阵，将1万多只骆驼背负箱垛，盖上湿毡，排列为栅。清军则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坚。初，双方以大炮火枪互轰，继而两军展开肉搏战，几经厮杀，噶尔丹的骆驼阵被清军炮火彻底摧毁，清军乘机出击，迫使噶尔丹窜向科布多，清军大获全胜，是称乌兰布通之战。[2]1691年（康熙三十年），圣祖亲至多伦诺尔（汉名七星潭，在上都河与额尔屯河之间），举行会盟仪式，漠南蒙古49旗王公、漠北蒙古各部之王齐集，圣祖宣布喀尔喀蒙古实行旗制，漠北蒙古正式隶属于清朝。[3][5]
清朝统一
噶尔丹惨败后，退居科布多收集残兵，重振旗鼓，伺机卷土重来。1694年  平定准噶尔图卷(局部)（康熙三十三年），噶尔丹拒绝清朝出面调和其与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拒绝前往参加会盟，重新进犯喀尔喀蒙古地区。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率军2万人，进攻外蒙古巴颜乌兰地区，并声称借俄罗斯炮手乌枪数万至。[6]率军侵入克鲁伦河。
1696年（康熙35年），圣祖发兵十万，分东、中、西三路，亲率中路，直奔克鲁伦河，夹击噶尔丹军。噶尔丹军全线崩溃，主力军受严厉打击，遭到惨败，史称昭莫多之役。
噶尔丹在昭莫多之役失败后，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无力与清军相抗争，他想“北投鄂罗斯（即俄罗斯），而鄂罗斯拒不受”[3]，而受其统治的各部，也相继离去，噶尔丹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圣祖决定进行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走投无路于1697年（康熙66年），走死阿察阿穆塔台[6]。
噶尔丹败亡后，由其侄策旺阿拉布坦统治西蒙古地区。策旺阿拉布坦是僧格次子。清朝将噶尔丹重要部属及准噶尔部旧游牧区赐给他，使之实力大为增强。不久征服回疆。
1698年和1699年（康熙三十七、八年），相继出兵哈萨克，夺取额尔齐斯河两岸及哈萨克草原的大片地方，势力伸张至锡尔河下游（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准噶尔达到最盛时期。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沙皇派遣以布赫戈利兹为首的一支3000人的侵略军，侵入准噶尔亚梅什地区，建立军事要塞。策旺阿拉布坦闻讯后，即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二月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率领1万人队伍，将侵略军团团围困，进行猛烈攻击，敌人伤亡十分惨重，由侵略据点托穆斯克派遣的增援部队亦被卫拉特军捕获，最后只剩下700人狼狈而逃，是为著名的亚梅什湖之战。[2]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又率领两万军民，击退了入侵斋桑湖一带的利哈列夫沙俄侵略军。[3]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他借故袭击哈密驻地，被清军击退，与清朝关系破裂。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十月，派大策凌敦多布率6000人进军西藏，袭杀拉藏汗，肆意杀掠，破坏寺庙，使当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因而很不得人心。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向西藏进军，兵分三路攻入拉萨，把策旺阿拉布坦所遣军队逐出昆仑山，进驻西藏，[6]并于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完成重新统一西藏的事业。
1727年（雍正五年），策旺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
1731（雍正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以少数军队拖住西路军，并散布流言，制造假象，迷惑清军，将主力埋伏山谷，设计诱清军深入，使西路军傅尔丹等遭到伏击，在和通淖尔又遭准军袭击，伤亡惨重，败退科布多，史称和通淖尔之战。
1732年（雍正十年），他在侵犯哈密塔勒纳沁失败后，令小策凌敦多布以3万兵力，大举进犯察罕瘦尔喀尔喀蒙古游牧地，并偷袭喀尔喀蒙古亲王额驸策零牧地，掠夺其妻孥和牛羊数万。额驸策零复仇心切，乃连夜间道而行，以雷霆万钧之势，突袭准部，使其猝不及防，尽弃驼马鞍和军需品，逃窜至杭爱山东鄂尔浑河畔额尔德尼召地区，又遭额驸策零伏兵，在背水而阵的满军与河北伏于山侧的蒙军的袭击与配合下，准军四散奔逃，损失惨重，死伤近万人，准军的有生力量和牲畜、财产丧失殆尽，部众怨声载道。
1733年（雍正十一年），噶尔丹策零在大势已去，无法与清相抗争的情况下，不得不向清朝求和，①要求与喀尔喀蒙古划分游牧界限，表示各守地界，互相修好。
清朝自噶尔丹以来，连年用兵，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弄得精疲力尽，国库空虚，元气大伤，亦不愿再争战下去、而急于谋求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关内经济，故同意和解建议，并接受噶尔丹策零的要求，遣使至准噶尔部，商订与喀尔喀划分界约。经过多次商谈，终于在1739年（乾隆四年）冬，正式达成协议。协议具体规定了双方交界处各自的游牧地，大致上以阿尔台岭为界，厄鲁特人在山后牧放，喀尔喀蒙古在山前游牧。自此，准噶尔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相安无事，他们又恢复和加强了互相之间的贸易，密切了经济联系，商队和使节络绎不绝。
1745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病故。准噶尔内部为了争夺统治权，又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讧，各封建主互相倾轧，内战纷起。
噶尔丹策零卒后，其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因“母贵”继位。1750年（乾隆十五年），部众拥戴噶尔丹策零庶长子喇嘛达尔札为首领。他在位期间，对内和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和沙俄相对抗，成为沙俄继续南侵的障碍。
1752年（乾隆十七年），沙俄派人欲收买和硕特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3]和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来推翻喇嘛达尔札[6]，妄图使他们取而代之，建立傀儡政权，阴谋未能得逞。后达瓦齐和阿睦尔撤纳叛逃至哈萨克，喇嘛达尔扎即派兵前往擒拿，同年底，阿睦尔撒纳唆使达瓦齐“铤而走险”，暗选精兵1500名，昼伏夜行，由达勒奇岭山路间道赴伊犁，采取买通内奸和突然袭击的手段，杀死喇嘛达尔扎，篡夺了汗位。
达瓦齐为汗后，为表彰阿睦尔撒纳所立汗马功劳，将塔尔巴哈台牧地赐之。对清朝则采取归附态度。但他是个平庸无能之辈，终日饮酒作乐，荒淫无度，不理政事，使得准噶尔人人嗟怨，故归降的纳默库济尔噶乘机起事，进行攻伐，欲取而代之。达瓦齐在阿睦尔撤纳的帮助和策划下，粉碎了夺权活动，杀害其政敌。但阿睦尔撒纳亦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对准噶尔汗位早就觊觎，因其非准噶尔直系，得不到贵族支持，故以拥立达瓦齐为名，积极培植个人势力，抢夺地盘，妄图取而代之。
1753年（乾隆十八年），阿睦尔撒纳公开向达瓦齐提出要求与他划分厄鲁特诸部，遭拒绝后，即掠夺伊犁北部鄂毕特鄂托克3000户。达瓦齐曾多次出兵征讨阿睦尔撒纳皆为所败。
1754年（乾隆十九年），达瓦齐亲率兵马3万直至额尔齐斯河，继续进行征伐，阿睦尔撤纳不敌，陷于绝境，被迫投向清朝。
1755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军兵分两路，北路由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命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北路军由乌里雅苏台、西路军由巴里坤向伊犁地区进发。两路拥军5万，马14万匹，声势浩大。清朝政府顺利统一西北。
清朝论功封赏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1755年夏，他唆使同党袭击清军台站哨所，围攻驻军将领，占据伊犁，树起叛旗，使西北已经统一的形势又遭破坏。
阿睦尔撒纳叛清后，清政府一方面重新策封厄鲁特四部汗位，另方面兵分两路，向阿睦尔撒纳发起进攻，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地区，在哈萨克首领阿布责追捕下，只身带了七八人逃入俄占区谢米巴拉丁斯克要塞，于九月得痘身亡。
[5]
土尔扈特部归属清朝
土尔扈特部归属清朝的过程，大体经过了通使、册封、归附到最后编旗设盟几个阶段。土尔扈特部自从迁往伏尔加河起一百五十多年就一直驻牧该地。1646——1757年间，尽管土尔扈特部与清朝相隔万里，但仍然艰难地与清朝保持着表贡、通使关系，1655、1657、1696、1712、1756——1757年都有明确的遣使清朝的记载。平定准噶尔部后，土尔扈特余众偕同台吉舍楞到伏尔加河该族聚居的地方传达准部情势，敦促东归。1770年渥巴锡汗敬慕清朝尊崇喇嘛教决定返回故里，1771年6月底抵达伊犁。
最初清朝对土尔扈特部返归的意图不是很了解，但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部的返归意图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并对舍楞等人确定了合理的处置方针。对回归的土尔扈特部采取了因俗而治、优恤和安抚的政策：
（1）优待上层贵族，承认其原有地位。“自斯凡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自当赐予封爵，以示渥泽”，将其首领均赐以爵位。为了照顾土尔扈特部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没有取消渥巴锡的汗号，封其为卓里克图汗。
（2）众建以分其势。在分配土尔扈特部游牧地和封赏渥巴锡等人时，清朝的基本原则是分而治之，以瓦解渥巴锡之势。“指地安置伊等时，若使伊等相隔而住。我之将军、大臣等驻于其间，致使伊等断然不能互通音讯方善。其中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三人，更不得住于一处”。依据上述指令，清朝将渥巴锡汗的部众称为旧土尔扈特部，分东、西、南、北四路，编为十旗，分牧于准噶尔盆地南北和西部，归伊犁将军管辖。将舍楞所属称为新土尔扈特部，编为二旗，分牧于科布多，归科布多大臣管辖，由定边左副将军节制。这样，原先是一个整体的土尔扈特部完全被清朝分割控制了。
（3）提倡和扶持黄教，从思想上加以约束和控制，是清朝统治蒙古族的基本国策。为此，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也实行了这一政策，在土尔扈特驻牧地区大兴黄教。
（4）在乾隆皇帝的直接过问下，清朝官员组织全国力量进行赈济。为了帮助土尔扈特人安家落户，进行生产维持生计，据统计，发给土尔扈特牧民，计有库银二十万两，羊裘五万一千余裘，布六万一千余匹，棉六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
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土尔扈特人从苦难中被解救出来，安抚了上层贵族，使部落全体民众效忠于中央王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