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洛克式建筑
起源
巴洛克艺术产生于16世纪下半期，它的盛期是17世纪，进入18世纪，除北欧和中欧地区外，它逐渐衰落。巴洛克艺术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它无疑与反宗教改革有关，罗马是当时教会势力的中心，所以它在罗马兴起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巴洛克艺术虽不是宗教发明的，但它是为教会服务，被宗教利用的，教会是它最强有力的支柱。
特点
巴洛克时代代表了17世纪的建筑风格．在意大利语中，巴洛克意指“畸形珍珠”。这种建筑的特点是重于内部的装饰．其全体多取曲线，常常穿插曲面与椭圆空间。放荡不羁，极尽奢华 是巴洛克建筑的主要特征，在巴洛克建筑里装饰满了壁画雕塑 。企图以丰富多变的风格炫耀人们的视觉，并用夸张的纹样形式．其代表人物是意大利雕刻家贝尼尼．他最终完成了圣彼得大教堂．这一时期的重要建筑有巴黎凡尔塞宫，路易十四广场，胜利广场．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巴洛克风格，也体现拥有雄厚财力的统治者好大喜功，唯我独尊的浮夸作风
代表作
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著名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维尼奥拉设计的罗马耶稣会教堂是由手法主义向巴洛克风格过渡的代表作，也有人称之为第一座巴洛克建筑。
罗马的圣卡罗教堂，是波洛米尼设计的。它的殿堂平面近似橄榄形，周围有一些不规则的小祈祷室；此外还有生活庭院。殿堂平面与天花装饰强调曲线动态，立面山花断开，檐部水平弯曲，墙面凹凸度很大，装饰丰富，有强烈的光影效果。尽管设计手法纯熟，也难免有矫揉造作之感。
17世纪罗马建筑师丰塔纳建造的罗马波罗广场，是三条放射形干道的汇合点，中央有一座方尖碑，周围设有雕像，布置绿化带。在放射形干道之间建有两座对称的样式相同的教堂。这个广场开阔奔放，欧洲许多国家争相仿效。法国在凡尔赛宫前，俄国在彼得堡海军部大厦前都建造了放射形广场。杰出的巴洛克建筑大师和雕刻大师帕尼尼设计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周围用罗马塔斯干柱廊环绕，整个布局豪放，富有动态，光影效果强烈。
德国巴洛克风格教堂建筑外观简洁雅致，造型柔和装饰不多，外墙干坦，同自然环境相协调。教堂内部装饰则十分华丽，造成内外的强烈对比。著名实例是班贝格郊[1]区的十四圣徒朝圣教堂、罗赫尔的修道院教堂。十四圣徒朝圣教堂平面布置非常新奇，正厅和圣龛做成三个连续的椭圆形，拱形天花也与此呼应，教堂内部上下布满用灰泥塑成的各种植物形状装饰图案，金碧辉煌。教堂外观比较平淡，正面有一对塔楼，装饰有柔和的曲线，富有亲切感。罗赫尔修道院教堂也是外观简洁，内部装修精致，尤其是圣龛上部天花，布满用白大理石雕刻的飞翔天使，圣龛正中是由圣母和两个天使组成的群雕；圣龛下面是一组表情各异的圣徒雕像。
奥地利许多著名建筑都是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如维也纳的舒伯鲁恩宫，外表是严肃的古典主义建筑形式，内部大厅则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大厅所有的柱子都雕刻成人像，柱顶和拱顶满布浮雕装饰，是巴洛克风格和古典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兴起于17世纪中叶，它的风格自由奔放，造型繁复，富于变化，只是有的建筑装饰堆砌过分。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为这一时期建筑的典型实例。
我国建筑
哈尔滨的中华巴洛克建筑
  开埠百年，包容、开放成为中国年轻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一以贯之的风格，成就了松花江畔小渔村到“东方小巴黎”的华丽变身。在这个曾经会聚36个国家多民族侨民的“中西建筑博物馆”中，中国人坚守的民族自尊与善学西方的智慧在建筑艺术中得到彰显——属于中国人和哈尔滨的“中华巴洛克”。 
位于哈尔滨靖宇街334号的亨得利钟表眼镜店是Ⅲ类保护建筑，属中华巴洛克风格。 
位于哈尔滨南头道街113号的纯化医院是Ⅲ类保护建筑，属中华巴洛克风格。 
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中华巴洛克”这一名称最初是由一位叫西泽泰彦的日本学者提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松福介绍说。巴洛克建筑艺术是17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艺术风格，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色彩强烈、装饰富丽与雕刻细致，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而“中华巴洛克”简单说来就是在中国的“巴洛克”，即在中国形成的有巴洛克风格的中国特色建筑。 
在道外区靖宇街一侧的南头道街113号，一栋现为纯化医院的建筑便是中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典型代表。这栋建筑建于1920年，为砖混结构，通体布满了抹灰做成的浮雕装饰。建筑采用L型平面，主入口设在靖宇街与南头道街交叉口处，两侧是两根西式爱奥尼柱头与中式鼓座式柱础相结合的双倚柱。蝙蝠和祥云图案在入口正上方的额坊中栩栩如生。再往上，两根装饰着中国结图案的单倚柱一直延伸至与拱券会合。在单倚柱和拱券包围的区域内，精雕细琢的菊花浮雕将纯化医院的牌匾团团包围。 
刘松福介绍说，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在装饰上大致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中国建筑的斗拱、台阶和栏杆与西方建筑的柱式、山花等构件交织在一起。如纯化医院西洋的柱式加上中国的斗拱，并把西方古典柱子做变形处理。柱式是西洋的，但装饰是中国的，这在西洋建筑上都是没有的。其二，浮雕装饰采用植物花卉，表达吉祥富贵，多子多孙的文化内涵。如葡萄、石榴象征多子(籽)多孙，牡丹、梅花、荷花和海棠等象征富贵吉祥，装有多种植物的大花篮象征五谷丰登。一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甚至在墙体浮雕中采用一个树根长出两枝树枝，一边结石榴，一边结桃，这充分反映当时老百姓希望家里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和延年益寿的朴实愿望。第三，使用象征福禄寿喜的动物图案，如蝙蝠、鹿和仙鹤等。目光所及之处，我们看到一处女儿墙墙垛上的浮雕图案便是一只梅花鹿站在一棵松树下，这象征着富禄延年。此外，有些装饰甚至直接用铜钱，表达出建筑主人期盼财源滚滚的心愿。 
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这些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在西洋建筑立面背后，几乎全部采用中式院落。往往几座建筑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落有门洞，或一进，或二进，穿越门洞，便进入豁然开朗的大院。大院中，外廊式栏杆、雕刻精美的楣子，这些中国传统装饰给人别有洞天的感觉。多组院落常在一起构成一个街坊。 
如今，走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街，仿佛进入一个中华巴洛克式建筑的集中展示橱窗。兴大兴超市、靖宇典当行、亨得利眼镜店、小月亮、新一代眼镜店、银金老照相馆、老鼎丰、大罗新古旧市场、玛克威商厦……经过岁月的冲刷，许多建筑虽已“老去”，但透过它们残损的外表，依旧不难想像它们当年的高贵与华丽。 
民族资本兴盛催生中华巴洛克艺术 
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式建筑集中在道外区。对于这类建筑何以在道外鳞次栉比？黑龙江省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历史编年》作者李述笑认为，这与哈尔滨特殊的历史经历密切相关。 
19世纪末，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通航使得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哈尔滨开埠吸引大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涌入。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之特殊的历史环境，哈尔滨迅速由若干个村庄发展成为远东大都市。当时，哈尔滨的南岗区和中东铁路西侧的道里区为沙俄附属地，外国人和外国资本流入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在这里兴起——新艺术运动、巴洛克、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和折衷主义等西洋建筑纷纷落户道里区和南岗区。 
在中东铁路东侧，与外侨集中的道里区相对的道外区由于未被划入沙俄势力范围，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兴起的摇篮。外资流入后，山东、河北两省的移民纷纷“闯关东”，来到旧名“傅家甸”的道外区，投亲靠友，合伙投资，兴办商业店铺。这些人不但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思想也比较开放，这为他们后来接受西方艺术奠定了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据《道外区志》记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哈尔滨成为俄军主要的后方根据地，军用物资和粮食的运输不断增加，一批与战争供给配套的各行业小工厂和作坊应运而生。这些工厂大部分为俄国人建立，战争停止后，生产出现过剩，一些俄国人建起的工厂倒闭，被中国人收购，中国民族资本家办厂范围逐渐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应付战争，道外的民族工商业者则借此获得长足发展。19世纪20年代左右，民族资本已经发展壮大，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家要求获得更高质量和品位的商住区。此时，面对铁路另一侧道里区内或恢弘、或精致的西式建筑，不少民族资本家怦然心动，受到启发。 
黑龙江省报业协会副主席刘德基说，当时道外区是哈尔滨繁华的民族商业区，巴洛克式建筑的热烈与繁华正好迎合了它作为商业区的特点。不过，民族资本家心中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又使得他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最能体现欧式建筑特色的尖塔、穹顶和大立柱等造型，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特色的饰物做改进。于是，中西合璧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诞生。刘德基认为，这些建筑不仅见证了老道外工商业者坚守民族传统的民族自尊，也反映出他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积极心态。“当然，这其中也含有一定的‘炫富’成分”，刘德基说。 
中华巴洛克里的“老字号” 
靖宇街上，老鼎丰前，顾客川流不息。在老哈尔滨人心中，这旧称“正阳大街”的靖宇街就如同北京的王府井，松软、酥脆的老鼎丰糕点则留存着几代人温暖的儿时记忆。 
老鼎丰，是哈尔滨有着百年历史的糕点老字号，坐落在靖宇街392号一栋始建于1915年的Ⅲ类中华巴洛克保护建筑内。自1911年在哈尔滨开业以来，老鼎丰的店址一直没有变迁。 
提及老鼎丰，有一段老哈尔滨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传说清朝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时候，在古城绍兴寻访，品尝一家果匠铺的点心时，觉得风味独特，便欣然提笔，钦赐“老鼎丰”三个大字。意思是说，锅里总是有许多好吃的。此后，老鼎丰点心成为贡品，老鼎丰商铺也开始在中华大地散布开来。 
1911年，老鼎丰在道外开业，名为老鼎丰南味货栈，出售南味干鲜食品以及自制南味点心。据《百年道外》记载，当时，老鼎丰前店后厂，一切全靠手工制作。烧木炭，用烤炉烤，点心数量虽少，但制作精细。加工的蛋糕、长白糕、蒸糕松软，用手掰开呈细蜂窝状，饼干薄如纸，入口即化。尤为特别的是，老鼎丰做“三糕”用的鸡蛋，不是搅动，而是用扫帚抽打均匀，进店的学徒往往就从打鸡蛋学起。地处繁华路段，商品优质可口，老鼎丰因此在哈尔滨深得“民心”。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进入19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民族危亡，加之伪满当局对民族工商业的剥削限制，老鼎丰不得不关闭店门，空留老屋矗立在那条奢华建筑林立的商业街里。直至解放后，老鼎丰才最终得以重回旧址，经过公私合营，规模扩大，1978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华老字号”。现任老鼎丰厂长的徐玉铎，便是哈尔滨老鼎丰的第三代传人。 
与老鼎丰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靖宇街334号的亨得利眼镜店。在始建于1925年的一栋Ⅲ类保护建筑内，亨得利眼镜店也正在续写自己的历史。 
如今，老店亨得利的主入口开设在靖宇街与南大六道街交叉口，上方装饰着印有“亨得利”和“1923”字样的方形表盘。老店容身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为两层砖木结构，天蓝色与乳黄色相间，欧式窗户周围装饰着各样浮雕。尽管横跨6扇窗的女儿墙已色泽斑驳，植物、花卉浮雕已被风雨侵蚀，但建筑当年的风采依旧不难想见。 
据《道外百年》记载，清朝末期，国门洞开，英商在沪杭等地经营亨达利钟表眼镜店，一时生意兴隆。国人应启霖、王光祖、庄鸿皋三人决定合资经营中国人自己的钟表眼镜店，与外商竞争，字号“亨得利”。由于经营得法，声名大振，招致英商不满。英商后以亨得利效法亨达利字号，影响亨达利声誉为名，诉诸法院。由于当地法院屈从英商势力，判决亨得利败诉。不过，亨得利没有妥协，上诉到高等法院，获得胜诉。打赢官司后，亨得利决定选派职工分赴各地经营分店，1923年，浙江宁波人周彭年来到哈尔滨，开设了哈尔滨分店。 
当时，正值钟表行业大发展之际，建店伊始，亨得利就坚持经营高、中档名牌钟表眼镜，以质取胜。为让顾客放心，他们与生产厂家订有合同，在商品商标下刻上“亨得利”字样。保修期间，见字即修。兴盛时期，亨得利有职工20多人，经营商品近千款。人们多以购得“亨得利”钟表眼镜为耀。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亨得利也难逃压迫和盘剥。为保存力量，亨得利把部分职工转移至上海，哈尔滨老店则濒临倒闭边缘。直到建国后，周彭年的次子周东汇重返哈尔滨，在政府帮助下重新恢复亨得利字号，老店才“住”进老屋，再次开门迎客。 
老街保护工程今启动 
如今，在历经近百年的沧桑后，哈尔滨老城区道外旧时的富商宅邸多已成为数十户百姓共同居住的杂院或是挪作他用。中华巴洛克式建筑虽然基本保持原样，但由于年久失修，砖木结构的外墙墙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有的墙体已经出现断裂和局部塌陷。 
面对这群坐落在城市一隅的历史看客，哈尔滨市政府决定尽可能地保护修整，试图还原它们过去的面貌。2007年，哈尔滨市将“中华巴洛克街区”保护更新列为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对中华巴洛克建筑群地区进行修复。在建筑区域腾迁工作结束后，工程将以“修旧如初”为目标，修缮建筑，并对街区环境进行改造。 
常怀生说，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很严谨，除了必须要有的图纸外，更将几何学完美地运用其中，而“中华巴洛克建筑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由工匠自己进行的一种临摹性创造。这种风格的建筑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更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与智慧，应当永久保护。” 
刘松福坦言，在近代中国，存在着中外建筑交融共生的大环境。哈尔滨虽然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仍未脱离其巨大影响。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顽强的表现欲望，中国工匠不自觉地完成了将外来新体系建筑“本土化”的尝试。而在同期的中国其他城市，这种尝试是由专业建筑师来完成的。 
“建筑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保护它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刘德基说，“不过，我们在保护这些建筑的时候，不能动不动就轻易拆除，否则容易给后代造成极大的遗憾。” 
研究哈尔滨地方史多年的李述笑认为，“中华巴洛克”不仅仅是一种建筑风格，它已经深深融入哈尔滨的血脉，成为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与一种记忆。保护中华巴洛克建筑也已经不单单是一项工程，更是哈尔滨人肩头的责任和义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