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扬子饭店旧址
历史
﻿扬子饭店，是英国人柏耐登于1912年建造的一座西洋式建筑，其墙面遗有“1912—1914”年代铭文字样，是南京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对外开放后最早的一家西方人开办的宾馆。南京解放后，1950年饭店闭歇，柏耐登携妻子李张氏移居上海，房屋由南京市政府交际处租用。1954年柏耐登死后，产权归其妻李张氏（已入英籍）所有。1965年李张氏死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未见有人持合法证件前来继承。1968年经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为绝产，由南京市房管局接收，现为南京市公安局下关分局办公处所。1992年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结构
﻿扬子饭店的建筑，为方底台式屋顶及斜面屋顶，凸显防雨小屋面式老虎窗，其建筑风格明显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城堡式府邸建筑的影响，外观宏伟朴实，内部则豪华奢侈。同时，扬子饭店又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它摒弃了费工耗料的大屋顶，采用西洋建筑的构图方式，又在局部点缀中国式的构件和修饰，这种建筑方式，在建筑学界称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或者称之为“现代化的中国建筑”。
建造扬子饭店的主要建筑材料明代城墙砖来自浦口。据曾经居住在下关宝善街的卢裕财老人回忆，他家几代都是船民，盖扬子饭店时候，他的父母给洋楼运城墙砖。砖是从浦口点将台那里拆下来的，有专人验收，不合适的砖一律不要。饭店建成后，不仅是下关地区最好的饭店，也是为数不多的高档饭店。1929年，国民政府举行奉安大典时，扬子饭店与国际俱乐部等处称为外交部招待各国专使的定点饭店。
这幢旧式洋楼里发生过许多故事，留下了不少近代中国历史的烙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伴侣宋庆龄女士曾在此下榻，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尘封往事营救陈赓、罗登贤等4人
陈赓、陈藻英（谈同辅的化名）于1933年3月24日被捕。他们5人都是因叛徒告密而在上海陷入虎口的。宋庆龄得知后，立即于3月30日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建）中央执行委员会商讨营救办法，决定委托吴凯声律师负责出庭辩护。当天，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发表宣言，提出：“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者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允许，苟无特别行动，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章，为吾民所必争之权利。”“在此国难期间，欲言御悔，国人必有反对帝国主义之自由，不应对于努力此项工作者反愈加压迫，致伤元气。吾民应速自觉悟，奋起力争，而要求罗、余、廖及一切政治犯释放，尤是第一要图。……为民权保障之奋斗也。”
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开始审理陈赓、罗登贤两案，并判决将陈赓、罗登贤引渡给中国国民党当局。4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发布《告中国人民书》，呼吁中国人民起来保护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和一切爱国者。她说：陈赓、罗登贤等5人没有犯罪，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5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去被引渡了。就凭了这么一个‘证据’，他们5个就被移交过去受酷刑”，这是陷害人民，这充分标明他们5人不是“反动分子”，而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国民党当局不顾宋庆龄的呼吁和声明，一意孤行，于4月1日将陈、罗、陈、余等4人押往南京（廖承志已被营救出狱）。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继续营救陈赓、罗登贤等4人，1933年4月2日，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打电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严正指出：3月31日“沪特二法院判决移提共产嫌疑罗、余、陈、陈4人，1日晚，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勿忘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伫候电复。”
4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与上海分会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如何继续营救罗、陈等4人的问题，宋庆龄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4月4日，宋庆龄与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伊罗生等5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乘车亲赴南京为营救陈、罗等政治犯之释放而奔走。他们一行于5日抵达南京，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选择了由英国人经营的、相对安全的扬子饭店。汪精卫、罗文干到饭店会见了宋庆龄。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名义书面提出4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宋庆龄还指出：当外患日迫之时，释放政治犯与国家元气脉脉相关。惟有释放中国反帝运动的男女斗士，才能增长中华民族的革命力量，如若囚禁或杀戮他们，无异于自伤元气。中国当前民气消沉实与这种政治压迫有关。对此，汪精卫、罗文干不得不同意将陈、罗两岸提交国民党、罗文干不得不同意将陈、罗两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当晚，宋庆龄一行前往南京卫戌司令部探望了陈、罗、陈、余等4人。当时陈赓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他向宋庆龄等人揭露了监狱的严刑拷打以及恶劣待遇。这时，宋庆龄把中国共产党秘密转交的一张字条交给了陈赓。然后，代表团又转到了陈藻英的牢房，这位十几岁的女孩对宋庆龄说：“英捕房打我，当局又打我。可是我不怕！”罗登贤与余文化关在一起，余被折磨得没有力气说话。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罗登贤坚定地对代笔团说：“我始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我愿为这一斗争贡献我的生命，什么也不能动摇我。”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不久，听到蒋介石对陈赓诱降不成而欲杀之的传闻，她又立即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蒋介石慑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终于释放了陈赓，但罗登贤却未能幸免，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惨遭秘密杀害。
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原名保罗.鲁埃格，波兰人，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官员。1930年3月由莫斯科经哈尔滨、大连到上海。其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即“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的秘书，1931年6月与其夫人范路易丝在上海租界被捕。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动员各方面力量紧急营救未成，被引渡至国民党当局。8月14日解赴南京，处境十分危险。7月23日，宋庆龄母倪桂珍病逝。24日，宋庆龄由德国回国，给营救牛兰夫妇的国际活动以新的希望。各方面恳请宋先生能予以援救，使牛兰夫妇“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所以，宋庆龄办完其母丧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1932年夏，在当局对牛兰“公开审讯”时，发动了一次广泛的要求释放牛兰的活动。1932年夏，在当局对牛兰“公开审讯”时，发动了一次广泛的要求释放牛兰的活动。7月11日，宋庆龄出面邀请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斯诺、伊罗生、史沫特莱等32位知名人士，组成了“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被推为主席，领导营救工作深入开展。1933年4月5日，宋庆龄在亲赴南京营救陈赓、罗登贤等5人之时，下榻在扬子饭店。她专程去南京大石桥江苏第一监狱探视慰问了牛兰夫妇。
被折磨得身体孱弱的牛兰关在第九病室，他的夫人被单独囚禁在女监的一个号子里。他们的生活很悲惨：饮水是污浊的，囚饭难以下咽，医疗得不到保证。活动更受到层层限制，在每天仅有的半小时放风时间里，也不许与其他犯人接触。牛兰夫妇告诉宋庆龄一行，他们要求移押到上海或苏州监狱，以便跟他们留在上海的孩子靠近一些，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司法当局的拒绝。牛兰夫妇悲愤地控告说，这所“模范监狱”对他们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实际上是对他们慢性地谋杀，使他们承受着说不出的痛苦。宋庆龄对牛兰夫妇的处境深表同情，对他们的斗争精神极为感佩，并以“同盟”的名义，表示将继续对他们大力营救。在牛兰抗议绝食期间，宋庆龄多次函电国民党当局及汪精卫、罗文干、居正等要人，要求释放牛兰夫妇，但均无复电。顽固的南京政府一意孤行，始终拒绝释放牛兰夫妇，并且下令国内报刊一律不得刊登宋庆龄与“同盟”的抗议、宣言和声明。于是，宋庆龄与“同盟”将他们的文件发往国外刊登，在世界各国掀起了更为广泛的抗议浪潮，使国民党政府不敢轻易挥动屠刀，从而保住了牛兰夫妇的生命。
牛兰夫妇被关押南京监狱近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11月间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国民政当局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了牛兰夫妇。1938年他们在上海乘苏联客轮回国。
宋庆龄住在扬子饭店期间，经常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研究营救措施。扬子饭店俨然成为宋庆龄在南京期间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往事如烟，历经世纪风风雨雨的扬子饭店，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