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土家女儿会
女儿会由来
石灰窑女儿会在离恩施自治州首府恩施市以东140公里的红土乡境内，在海拔1800米的高山上，坐落着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石灰窑镇。集镇由两条老街和一条公路形成的新街组成，占地450亩，居住着1500余人。集镇建在万山之中的一个平坝中央，四周拱卫着八座锥形山峰，人们叫它“八仙峰”，“八仙”相向而坐成合围势；中间一条小清河从集镇的吊脚楼下轻轻流过，好似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把似棋盘的小镇东、西分开，因而这个小集镇又叫“棋盘镇”。“八仙”围着“棋盘”，有的对弈，有的观棋，对弈者凝神，观棋者不语，这盘棋千年也下不完。
石灰窑原名不叫石灰窑，也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据传，明末以来，曾三迁集镇，前二次均因火灾毁弃，最后一次请阴阳先生测地后建于此地才保留至今。如今的石灰窑，公路通达，镇容改观，集镇经济文化得以繁荣。整齐、宽敞的街道取代了“茅草街”，钢混结构的平房取代了的竹楼茅舍。石灰窑原名“十个棚”。明末清初，这片土地还处于地远山荒，相传本无人耕种。时逢长江、洞庭湖滨、沅水、澧水一带发大水，人们苦于水灾，携家纷纷逃往高山。又值清政府对土司辖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止“汉不入峒，蛮不出境”，鼓励人们进山开荒，对开垦的土地可“永准为业”。因此，水灾地区的人们纷纷迁入石灰窑开拓田地、挽草为记，先后有张、薛、李、滕、杨、田、覃、曹、黄、王十姓人家在这里搭棚、落户、创业，故称十个棚”。据《施南府志》、《恩施县志》载：“邑民有本户客户之分，本户皆前代土著，客户则乾隆设府后，迁贸而来者”。另据当地石(应为“十”——编者)家坪立于1841年（辛丑年）的朱世太墓碑记载：当地为“湖北施南府恩施县东乡崇宁里十甲十个棚十家坪”。《恩施县志》又载：“编户三里：东曰崇宁里、南曰市郭里、西北曰都亭里。”十个棚即属崇宁里。县志又说：“石灰窑（关隘）地名，同治7年（1868年）既存，是东由鹤峰、长阳、长乐入施藩篱隘口之一（三隘口即眠羊口、锦阳关、石灰窑）。”可见同治年前，石灰窑就是重要集镇。县志又载：“石灰窑，一名十个棚，在红土溪之南60里，距县240里。”足见十个棚即石灰窑无疑。
关于十个棚的称谓，当地还有一说：清中期，反清的白莲教农民军路过这里，在恩施、宣恩边界砍树搭棚，以避风寒，共有十个棚，如大棚、二棚、么棚、曹家棚……现存的老棚在鹤峰县中营乡，头棚、么棚在宣恩县椿木营乡，曹家棚、石家棚、写纸棚在恩施市石灰窑境内。以上各棚都在方圆三、四十公里之间。
据《恩施县地名志》载：石灰窑原名“施鹤要”。据传石灰窑街上的小清河桥头于民国15年（1926年）立一石碑，上书“施鹤要”，一说“施鹤道”。施，即施南府，改土归流后，恩施撤县设府；鹤，即鹤峰州，改土归流后，在鹤峰废土司设州。但无论是施鹤要还是施鹤道，这里过去曾是一条府州（施南府——鹤峰州）“官道”无疑。石灰窑往西240里是施南府，往东120里是鹤峰州。施南至鹤峰的“官道”就从这个小镇中央的石板街穿过。古往今来，坐轿戴顶的、骑马拉兵的、出山赶考的、挑盐背力的无不在这条官道上奔来走去。因有“官道”沟通，石灰窑就成了恩施、建始、鹤峰、宣恩四县边区的物资集散地，也就为以经商为途径，进行寻情觅爱的女儿会创造了条件，于是，在石灰窑这块神奇的地方，土家族女儿会也就应运而生了。
“女儿会”作为一种婚恋节俗，它到底起源于何年，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起源说为研究人员所共识。即1952年，时任济安区（设在离石灰窑30公里外的双河集镇）人民政府统计助理员的齐书清先生(现市林业局退休干部)，到石灰窑乡开展查田定产、土改复查、填发土地证件等工作。同年12月6日，在石灰窑乡政府（设黄家坪）发现农民协会收缴的地主、富农、乡保人员的旧抄本、家谱、契约以及各种杂志堆积一角。当晚齐书清便一本一本地翻阅。在看到一本民国元年（1912年）黄氏《日用杂志》手抄本时，发现记述有《十个棚女儿会》。大意是说：石灰窑地带在明末清初还处于地远山荒时期，当地本无人居住耕种。时逢江河湖滨水灾频发，清政府鼓励开荒种地，于是灾区难民纷纷逃往高处，挽草为记，开荒种地，建家置产。当时来到石灰窑地方的主要有张、薛、李、滕、杨等十户人家，均在此搭棚建屋，故称“十个棚”。十个棚人家在这里繁衍生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开始选举头领，名曰“乡士”，来管理十棚事务，各棚经常聚集一起开会议事，因此这里有人又称“十会窑”。
十个棚姓氏与当地居民世代相处，繁衍生息。当时薛家棚出任一乡士，称“薛乡士”。他经常外出做生意，下扬州，游洞庭，逛九洲。有一年薛乡士远游，于敬“亡人”之前一天即7月11日归家，妻女设酒宴相待。乡士忽唤九女（第9个女儿，名珍珠）道：“明晨（7月12日）你姐妹可理头善装，上街赶场，游玩一日，平时不可。”其妻当即表示不同意，说：女儿家赶场到商埠游玩，成何体统。乡士开导说：“江湖一带女子，当老板，当掌柜，做店员，经商是里手，水上会划船，饭店会厨师，服装会缝纫，能歌善舞，杰女之多，令我钦佩。我要女儿们上街赶场，商埠游玩，增添友谊，见多识广，大有益也。”妻子再无言。于是珍珠等姐妹第二天一早便梳妆打扮一新，上街游玩，顿令街上行人个个惊奇艳羡。自此，每年7月12，趁过月半节之机，“十个棚”的女儿们都学着薛氏女儿的做法，梳理打扮，穿着一新，相邀上街，游玩一日。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女儿家不可抛头露面，有伤风化的禁锢，便由此打破了。从此，当地青年男女，趁7月12这天，相约上街，无拘无束，眉目传情，互吐爱意，以结良缘。自此，7月12这天，青年男女趋之若鹜，上街赶场络绎不绝，经商贸易也从此兴旺起来，众口皆碑，一时风传开来，7月12的石灰窑集市，便成了“十个棚女儿会”。
大山顶女儿会大山顶位于恩施市板桥镇的西北边陲，离恩施市城区约60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响板溪是大山顶的中心地带，是鄂渝两省市的必经之道。
响板溪，街不过50米，老屋、新屋加起来不过10栋。一条古道从街心穿过，路面全是青石板铺成的甬道，凡挑担的、背力的、过骡马的、赶女儿会的走在上面，就发出“啪啪”的响声，因此名“响板溪”。响板溪街虽然不大，却有一些传奇的故事。数百年前，这里居住着肖家和赵家。肖家有个肖达宽是大山顶的龙头老大，他纠集一班人马，自称三省（边界）总兵。时遇神兵兰天尉，打富济贫，一把火把响板溪街烧了。肖家只有3人在混乱中逃生。以后，肖、赵两家重建响板溪，恢复集市。而这条街道，1976年以前的数百年间，曾是大山顶“女儿会”的发源地。
响板溪女儿会产生于何年，也无确凿考证，通过田野调查和资料显示，大山顶女儿会可以归结为三种说法。一说大山顶盛产党参、天麻等名贵中药材，过去为王、贺两大富豪垄断。因山大人稀，信息闭塞，商品往往积压，为改善经营条件，两家商定举行商品交易会。贺家定在5月初3，王家定在7月初9，这两天放宽男欢女爱的界限，以吸引各地客商前来交易。因赶场的人多为女人，故称女儿会。王家有个“王百万”，家大财大，他的药材销往上海等地，一路免检。田产也很多，他到恩施城不走别人田里过路。王、贺两家经营药材，商定场期，各路男女云集赶场，是为形成女儿会之一说。
一说大山顶肖、王、贺、李、赵五姓人家，为推销药材，商量建集，决定在响板溪兴修街坊，定于5月初3奠基，7月初9竣工。这两天大请宾客商贩前来祝贺，男女欢爱不禁，久之，则形成了这两个场期。为什么把集市建在响板溪？传说与这里的水和庙有关。街西头的石板路边有一股溪水，长年从长满百草药的山中流出，汇集于池，可治百病，尤其可治妇科病。因此，夏天的夜晚有不少妇女在池中裸浴。久之，响板溪女人裸浴治病就传开了。街的东头，有一座庙，人称“娘娘庙”，或“傩娘庙”(已毁)，是供奉女神的地方。丰富的女性文化，浸透着昔日繁华的响板溪女儿会，生意不好才怪呢？
一说响板溪街上肖、赵两家开有栈房，给恩施、宣恩、石灰窑等地入川背盐的行人提供食宿，方便附近过端午和月半节的人们购物，两家规定端午节前二天（5月初3）和月半节前三天（7月初9）为场期。场集的形成，为“女儿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赵家娶了一房媳妇，一直没有大名，小名叫夏大妹，现年己84岁。她说，16岁时，她从四川安坪逃荒到大山顶，做了赵家的媳妇，帮着赵家开栈房，接待背力的、赶骡马的过往客人，特别是遇到两个节日，生意更好。退休教师蔡元亨说，50年代，他下放到大山顶劳动，就在夏大妹栈房吃过饭。她是女儿会上的忙人。
5月初3和7月初9这两天，远至江西、陕西、山西、安徽、湖南、四川，近至建始、利川、宣恩、恩施的商人纷纷前往响板溪进行物资交换。山外的日用百货源源不断的运来，山上的中药材又源源不断的运走，长此以往，年复一年。凡女儿会场期这两天，本来就不大的街道往往挤得水泄不通，当地卖小吃的、卖土特产的满街都是。街上挤不下了，就把“街”沿石板溪无限延伸，一直接到山边、路边……当地风俗因商而开放不禁，山妹子可以在交易中寻找意中人，并“以歌为媒”，互定终身；过了门的妇女还可以与自己的情人幽会，约好这天带上粮食和锅碗，在街边三个石头搭口锅，一起卖小吃，做生意，然后在山里搭个棚子过夜，第二天各自回家。也有在街上现认识而中意的，也可进山幽会。据当地老人讲，这里过去还有男女幽会的“公房”。所以人们叫赶“风流场”，赶“野老公场”或“邀妹场”。这一习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被逐渐“打灭”，直到七十年代初，进山驻队的干部还看到街边树林的茅棚里有男女出入。1976年，大山顶由当时的乡转为公社，与县国营药材场实行社场合一，乡场从此搬到离响板溪3公里的公社所在地——堤场去了，场期确定为每旬3、6、9，但传统的5月初3和7月初9仍然比其它场期热闹。足见大山顶女儿会植根于人们心灵之中。
历史
早在明末青初，中国还相当封闭，恩施市海拔1800多米的高山，红土乡的石灰窑、板桥乡的大山顶更是地远山荒，由于外来户的入籍，该地出现了一种由青年男女自由谈婚论嫁的婚俗，由于这个活动是在每年农历7月12日，以赶集贸易、赶集途中对歌的形式来实施，整个过程是以青年女性为主来选择谈婚论嫁的对象，后来，当地老百姓便把这天称为“土家女儿会”。这一古老的婚俗被当地的土家人一直保留到今天。
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经历了3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清朝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和八十年代至现在三个阶段。“女儿会”为什么能在几百年间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表明它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是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不同的民俗事象。历数百年而不衰，表明她己成为土家族苗族地区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节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清朝至民国时期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3年），十个棚中张、薛二姓族长，倡议在石灰窑建集。约定7月12日这天，由张、薛两棚族长，主持开办酒席，召集十个棚族长集会，并邀各姓氏商户参加。席间，薛氏族长在大红纸上写上《开场吉日》公告，贴于石灰窑集中地点杨家棚处。在鞭炮声中，集市开张。这便是石灰窑建立集贸市场的最早记载。有了集市，人们便陆续上街赶场。最初，女人们，特别是年轻女子是不准上街的。若干年后，或许是由于薛乡士的开明，女儿们才开始抛头露面，上街赶场。青年男女借助7月12这天以物资交流为掩体，寻情觅爱，情人幽会。随着石灰窑建集，男女青年们开始活跃起来，女儿会也由此开始。以后规定每旬2、5、8赶集，于是“十个棚”男女老少逢集便上街赶场。随着物贸交流的扩大，石灰窑的中坪、小清河、黄家坪、曹家棚、文家铺均集中在石灰窑集镇赶场。以至后来，恩施、建始、宣恩、鹤峰四县边区以及外地客商也云集于此进行商贸活动，石灰窑不仅成为各地商贾云集的中心，更是十个棚女儿会的发源地。
从清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鄂西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元明至清初，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自清雍正开始，清政府鼓励山民上山开荒种地，谁开垦谁受益，可“永准为业”，无人认垦的荒地政府实行召民开垦政策，于是山外又有不少客户搬到鄂西地区来。石灰窑离城200多里，亦受改土归流之益，人口增多，农耕繁盛，物茂谷丰，人们的集市交流更加活跃了，一年一度的女儿会得以不断沿袭下来。
清同治五年（1866年），石灰窑集市已形成一定规模。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石灰窑的薛氏、张氏、黄氏开始发展厚朴，大兴中药材生意。是年，石灰窑“易同兴”药号开张，湖北、湖南药商纷纷前往购货，同时雇请湖南常德中医毛世辉到石灰窑坐堂行医。药材市场促进了女儿会的发展。
民国初期，石灰窑成立了商会组织。为活跃商贸，促进社会交往，商会规定农历逢双日为热场，单日为冷场，7月12的女儿会仍逢热场。这一天，不仅宣恩、鹤峰、建始等县的人来赶“女儿会”，就是湘、川、黔等省的商贩也不少，尤以湖南最多。外地客商的加入，使小小石灰窑乡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生意火爆，买卖兴隆。据在该地当过联保主任的邓达三讲：每年“女儿会”都很热闹，平时有抓兵拉夫现象，到这天都没有了，因为乡保人员都赶女儿会去了，就连扯皮打架的也没有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石灰窑建立了乡政权（石灰窑乡政府）。集贸市场逐步繁荣，外商大增，常驻丁友财、邓达三、钟福全等家客栈，设立布匹、日杂、百货摊点，货摊摆满街市。同时换取石灰窑的当归、党参、天麻、厚朴等名贵药材，运销湖南、广东等地。因此每年参加“女儿会”的外地生意人日益增多。而石灰窑的女儿们在长期女儿会的薰陶下，也善于交际，十分好客，尤对外地客人特别友善，不少当地女子与外地客商在“女儿会”上一见钟情，结为终身伴侣，并落户当地。常令本地青年羡慕和妒嫉。土生土长的石灰窑人冯永德讲：“……石灰窑只发外地人，不管是娶妻生子还是做生意，凡是外地人在石灰窑安家落户的，一发人（子孙多），二发财（钱多）。”
大山顶女儿会的形成在时间上略晚于石灰窑。改土归流前这里人烟稀少，清政府鼓励垦荒，许多外地客户相继在大山顶落籍，开荒种植药材。据当地退休教师李传章介绍，他祖上迁到这里已有七、八辈人了，以药材种植为业。在响板溪附近，编者找到了李氏祖坟，墓碑立于“皇上光绪七年小阳月”（即1881年10月），墓主人叫李福全，是大山顶首批种药兴场的开拓者之一。推算起来，李家来大山顶至少有180—200年了。围绕药材的种植和外销，山上的主要几户人家商定场期，赶场的人多了，就逐渐形成了女儿会。
大山顶女儿会在建国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早些时候，这里的男女在赶集时相互看中，便邀约到不远的大楼门的独笋山下谈情说爱。如果几个后生同时看中一个女子，便要通过比武来决定谁拥有该女子。据传某年有三个男子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子。女子便提出条件：你们三人如果谁能上独笋岩采到“九龙盘”（传说是9条蛇守护 着的一种中草药），我就归谁。三位后生互不相让，争先恐后去爬独笋岩。独笋岩位于大楼门处，一岩突兀冲天，高数十丈，当地老百姓俗称“日天笋”(见彩图)。四周悬崖峭壁，非艺高胆大的人实难上得去，更何况还要采到“九龙盘”药了。比赛开始，只见一英武后生择隙攀援而上，只一顿饭功夫，便上得岩顶，采到了“九龙盘”，成为女儿的意中人，其它二位只好望岩兴叹了。自此后，凡女儿会上勇敢的小伙子，便是女儿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大山顶女儿会也便在这种神话和传说中逐步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初，随着药材的外销，女儿会便与药材贸易结下不解之缘。大山顶上的中药材质地优良，又兼有女儿会的吸引，使得外地药商纷至沓来，也有不少商人与本地女儿结缘。因此，解放前外地人落户大山顶成为普遍现象。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石灰窑、大山顶和各地农村一样，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发展生产、百废待兴。石灰窑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规定双日场期不变，“女儿会”较之以往更热闹了。
改土归流后，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着儿女婚事。鄂西大部分地区儿女婚嫁全由父母包办，婚前男女不得见面。年轻后生，正头腊尾，携带礼品，到岳父家拜年辞岁，婚前男女盼望见面心切。相传有个后生到女家拜年，来了几天还见不到未婚妻，临别心生一计，故意把鞋带扯断，假装到室内找针线缝鞋带，才在闺房中见到女方一面。而在石灰窑、大山顶的青年男女就幸运得多了。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男女青年婚姻自由了，待字闺中的女儿，盼望娶媳妇的后生，更加希望“女儿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因此，“女儿会”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女儿会”了。建国初期，外地来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成了“女儿会”上的“俏货”，他们入乡随俗，赶“女儿会”，对歌传情，相约终身。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女儿会上传为美谈，当时“革干”毕业的建始籍青年干部小石，从县委调到济安区工作，就在石灰窑女儿会上认识了他现在的老伴，成为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1953年农历7月12日，是建国后石灰窑十分热闹的一次自发性的女儿会。早晨的太阳照在初秋的高山上，给人温暖而凉爽的感觉。一位刚满18岁、扎着辫子的施姑娘起了个大早，收拾打扮一番，便来赶女儿会了。她找了个位置，放下装着梨子的花背篓，等待有人来买。不多时，只见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笑盈盈地向她走过来。姑娘听人说起过，眼前这位青年就是乡里的石同志，不禁心中窃喜。石同志和施姑娘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把梨子买到了手。两人在回家的路上谈得投机，英俊潇洒的石同志让对方心花怒放，聪明漂亮的施姑娘让小石一往情深。一天，施姑娘约石同志拜见丈母娘。石同志一进屋，施姑娘和她母亲便高兴地出来迎接。又是烧苞谷托，又是捧出核桃板栗，让小石吃。小石心里一阵暗喜，他听人说，初次拜见丈母娘家，如果把高山出产的核桃板栗都端出来了，就说明丈母娘喜欢这个女婿了。后来她们相约到子母潭边、八仙峰下，对歌恋爱，感情日深。第二年5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们喜结良缘。一晃50年过去了，2004年5月，他们的同事、朋友都来庆祝他们的金婚。如今，老石逢人便讲，是女儿会使她遇上了心上人，是自由恋爱使他们白头偕老。
五、六十年代，女儿会主要以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为主要内容，同时也以集贸市场物资交流为主。到了7月12这天，各乡村以及边区乡村组织的唢呐队、花锣鼓队、摆手舞队、板凳龙队依次上场献艺，还有老艺人演出的被窝戏、猴把戏，有几十号人演出的傩戏，真是应有尽有，异彩纷呈。据65岁的退休教师周兴普回忆：1963年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组织了文艺汇演，建始县官店区铜钱乡自创的节目叫《十唱石灰窑》，唱出了石灰窑解放后的变化；石灰窑创作的一个话剧，周兴普演张铁匠，其妻朱秀珍也在剧中担任女主角，石灰窑小学教师张汉卿担任小提琴伴奏。
“文革”期间，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大跃进的冒进，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辛，本来就给人们心里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加之文革“破四旧”，自然会冲击到传统的女儿会。然而，女儿会的思想意识毕竟深深扎根于人们心里，女儿会人们还是照赶不误，只是形式和内容不同罢了。由于农副产品成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导致物资匮乏，人们几乎无东西可卖。但在大一统的集体供销经济体制下，县乡组织紧缺物资到女儿会乡场上去卖。这一天，人们可以不凭票证，一户可买到1斤酒、1斤肉或1斤糖、1条肥皂。农民们交了山货，能抢购到这些计划物资，也成为一大幸事。这段时间，女儿会上则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榜戏中的李铁梅、小常宝等政治艺术女性形象，代替了人们心中的女儿形象。真正的女儿会也被迫转入“地下”。男女青年不便在公开场合谈情说爱，便用人们习惯相称的“钓鱼”办法来获取爱情。当时政府干部下到各村搞“运动”，农村女青年参与排演样板戏，开展文艺活动，与一些驻队干部混得熟了，就以色钓人。在精神和物质同样贫乏的年代，未婚的青年干部经不起诱惑，往往上钩，有的成为美满夫妻，有的干部有家室，也铸成一些时代的错。此时期的女儿会属于凋零期，民族婚俗之花几乎被夭折。
八十年代至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政策深入人心，传统的“女儿会”又恢复了。但其涵盖面已不像往日那样狭窄，而是逐步发展成为融物资交流、文艺汇演、体育比赛、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民族盛会了。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石灰窑和大山顶等高山农村摆脱了吃粮靠供应、穿衣靠救济的局面。基础建设日新月异，交通条件大为改善，集镇旧貌换新颜，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思索着如何把自己的传统节日——“女儿会”恢复起来，把她办得更好。当地政府也把“女儿会”当作促进物资交流、丰富文化生活的盛会来办。1976年，大山顶成立人民公社，公社所在地设在离响板溪3公里的堤场，响板溪女儿会也从此搬到堤场召开。1979年，红土乡开始恢复“文革”中断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农民组织文娱体育代表队，开展传统比赛活动。主要文艺活动是吹锣鼓、傩戏和自编自演节目，体育比赛加入了扳手劲、抵下巴劲、举杠铃、踢毽子，集体项目有拔河、篮球比赛。1984年8月8日（农历7月12），石灰窑乡举办了建州（1983年12月1日）以后第一个“女儿会”，鄂西（后改为恩施）自治州的州长李辉轩（地道的石灰窑人）、副州长田寿延率领州市机关干部前往石灰窑赶“女儿会”，使这次“女儿会”盛况空前。并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使山内山外，甚至海外都知道了石灰窑有个“女儿会”。许多外地生意人因女儿会而来这里安家落户。20多年前，市政协委员王兴凯还是沔阳一个走乡串户卖服装的小青年，他在汉正街听说大山顶有个女儿会，便进些服装于1981年来大山顶赶女儿会。一来二去，天长日久，在一次女儿会上结识了大山顶女青年林春花。他学着当地后生寻找意中人的做法，最后把妹子恋到了手。现在夫妇俩成了大山顶远近闻名的反季节蔬菜营销大户。
1989年石灰窑建立区公所，成为全市22个区、镇、街道办事处之一，石灰窑集镇为区公所所在地。区委区公所对石灰窑“女儿会”，极为重视，在筹备建区阶段就成功举办了1989年规模空前的“女儿会”。这天，州、市政府及其各部门、八方客商、周边地区青年男女约3万人云集石灰窑参加女儿会。街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物资丰富，人流涌动，各路文艺健儿更是大显身手，山边、潭边、路边青年男女对歌声此起彼伏，把传统“女儿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995年，州、市政府高度重视“女儿会”，首次把“女儿会”搬进州府所在地恩施城召开。这天，恩施市民族路、航空大道人头攒动，恩施城万人空巷，十万群众同赶“女儿会”。当时参会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纯煊感慨地说：“什么叫万同民乐？这就叫万民同乐！”这次女儿会已成为融节庆、文化、旅游、招商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把生长在乡里的女儿会，搬进城里开，标志着州、市人民已把女儿会当作土家族地区人民的共同节日，女儿会已成为土家民族的象征。
2000年，随着恩施旅游事业的兴盛，市政府为了推促清江闯滩、梭布垭石林的发展，把“女儿会”又从城里搬到离城54公里的梭步垭石林风景区召开。这次盛会加入了不少土家族特色的文艺节目，伴随千奇百怪的石林风景，土家族的婚俗表演，傩戏、耍耍、莲香、板登龙一起登台亮相，使省内外游客和国际友人一饱眼福，流连忘返。这无疑是一届现代气味很浓的“女儿会”。
2004年，随着恩施市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以魔芋、烟叶、党参、茶叶、当归、干鲜果等为龙头的产业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恩施市被评为全国魔芋第一县(市)。为庆祝这一盛事，结合传统“女儿会”，恩施市又把“女儿会”从乡里接到城里开。7月12日这天，扩建的民族广场彩旗飘飘，欢声雷动，一派盛大节日景象。会场上方《首届中国魔芋节暨2004年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相约女儿会》会标十分耀眼。这次盛会，通过对歌比赛，决出了“歌王”、“歌后”、“歌师”。中国魔芋协会名誉会长、83岁高龄的刘佩英教授为全国受表彰的恩施市等8个魔芋大县（市）颁奖；各种文艺节目异彩纷呈，土家女儿会风情尽情展示，招商引资签约活动频频举行……整个恩施城洋溢在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喜气中。此时的女儿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全盛时期。
总之，现阶段的女儿会已成为一个融节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民族盛会了。其主办者、参与者、空间、形式、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活动空间看，女儿会经历了由发源地（石灰窑、大山顶）到州城（恩施市），又由城到旅游景区（梭步垭石林风景区、龙麟宫），再从景区到城（恩施市）的空间转换过程；从主办者的角色转换看，女儿会已由民间自发组织，到区、乡政府主办，再到州、市政府主办了；从参与者来看，女儿会由原始的薛家姐妹、乡民、生意人发展到各界人士参加的综合体，他们中有普通市民、商界老板、政府官员、文艺体育人士、研究工作者，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世界各地的朋友慕名而来，一赏东方的情人节——女儿会。从内容来看，女儿会己由单纯的以物资交流为媒寻找意中人发展到文艺表演、体育竞技、旅游观光、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功能集会了。从形式上看，女儿们不再穿着“三叠水”、绣花鞋、背着篾背篓赶乡间女儿会，而是穿着时髦衣裙和高跟皮鞋，手拎小巧精致的坤包，胸挂款式新颖的手机来赶女儿会了，她们不再把女儿会当作寻找意中人的场所，而是来品味昔日女儿会的文化函义，观看热闹场景来了。
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石灰窑地远山深，男女之间是没有拘束的，他们在劳动中唱歌跳舞，倾吐爱情、私订终身，尽情地过着自由自在的田园牧歌生活。后来由于张、薛、李、滕、杨、田、覃、曹、黄、王，等十姓人从山外攀藤越崖，登上海拔1700余米的石灰窑，他们分割居地，挽草为界，搭棚建屋，立户创业，号称“十个棚”。到了明代末年，薛姓中有一人被推为“乡士”（有学问、能号令一乡之众的人），薛姓多女少子（今石灰窑薛姓已绝），膝下有九女，薛姓教女，严守闺门，平时不许外游。儿女婚姻多由父母包办，女发男纳八字庚贴。无见面之机，只等适龄，拜堂后方能相见。
有一年，薛乡士到山外远游归来，全棚为乡士大办筵席庆贺，薛乡士很高兴，一边饮酒，一边畅谈沿途见闻，介绍山外男婚女嫁的自由幸福婚姻。酒酣兴尽之时，把他最钟爱的幺女珍妹唤至身旁，吩咐道：“明天是月半节，你和姐姐们都可以穿上新衣服，上街玩一天，观赏秋景，只能一天，平时不得离棚”。听罢，九姐妹感到喜从天降，三更起身，五更打扮，头缠印花折叠帕，身着红绿花边衣，腰围黑色金线绣花巾，脚穿镶花鞋，手戴亮闪闪的玉镯，打扮得花儿一样。出得门来，山寨的小伙子远观近望，不离左右，以山歌相追，以眉目传情，九姐妹均在这天相中了如意郎君，直至踏月才归。尔后，每到七月十二这天，她们就梳妆打扮，穿着一新，偷偷溜出家门，与邻里姊妹相邀上街，连续数年如故，积之成习，人们便称农历七月十二日为“女儿会”。 
后来，每年这一天，劳累了一年的女儿们都不邀而同戴上首饰，穿上镶边衣裳，里长外短，层层翻新成笋壳状，这叫“节节高”，表示富有和美观，并用花背篓背点土特产上街赶集，女儿云集，争奇斗妍，吸引着众多的年轻后生，后生们在集市上装作一副闲散悠然的模样，一双眼睛却滴溜溜地转，暗中寻找着心仪的小阿妹。
“土家女儿会”被人们喻为“东方情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