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动物解放阵线
ALF成立
1974年8月，李和哥德曼因参与对比斯特的牛津实验室动物聚居区（Oxford Laboratory Animal Colonies）的一次袭击而被逮捕，他们也获得了“比斯特双人”（Bicester Two）的绰号。他们审判期间，法庭外天天有示威，其中还包括李当地的工党下院议员艾弗·克莱米森（Ivor Clemitson）。
他们被判入狱3年，其间李接着进行了运动的首次绝食抗议，为的是获得vegan式的食物和衣服。12个月以后他们被假释，而李却表现得比以前更积极支持使用武力。1976年，他组织起仁慈连残余的行动主义者，并团结起两打新成员，总共30名行动分子。
莫兰写道，在被李视为是一项革命运动的角度上，仁慈连的名字听上去不太恰当。李想要一个，莫兰写道，能使那些利用动物的人“提心吊胆”的名字。于是乎，动物解放阵线诞生了。
组织架构与目标
有38个国家活跃着ALF的细胞，包括北美和南美、大部分欧洲和北欧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马耳他、马来西亚、俄罗斯，以及土耳其。[4]该运动是彻底分散化的，没有正式的会员或层次系统，当涉及到法律责任时，这些东西的缺乏就担当了一条防火道的作用。“没有办公室，没有组织结构”，一个行动分子告诉《面具背后》，“那就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那么失败，因为他们是无法得手的。”
主持英国动物解放新闻办公室（Animal Liberation Press Office）的罗宾·韦伯（Robin Webb）写道，行动者是来自生活中的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和“各种信仰或无信仰”的人。
直接行动的哲学观
ALF的行动者相信，动物不应该被当作是财产，并且科学家和企业无权对生命行使所有权，它们每个，用哲学家汤姆·里根（Tom Regan）的话说，都是“一个生命的主体”。在ALF看来，若不承认这个就是物种歧视——只因物种的原因而认为它们具有不同价值——他们主张这与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有同样的伦理缺陷。他们不接受动物福利论者的立场，即动物需要得到更仁慈的对待；他们说他们的目标是空无一物的笼子，而非更大的。行动主义者认为，他们从实验室或养殖场带出来的动物是“被解放的”，而非“被偷走的”，因为它们最初未被正当地所有过。
虽然ALF拒绝物理暴力，但将动物实验室和其他机构的破坏与炸毁纳粹德国毒气室的抵抗战士相比，许多行动者拒绝把对财产的袭击算作暴力行为。他们为故意破坏给出的理由是，把动物从实验室带出只不过意味着它们会被迅速替换，可是如果实验室本身被毁了，就不仅仅是减慢进货过程，而且还增加了成本，可能达到使动物研究昂贵得不敢问津的程度。他们认为，这能够鼓励寻找替代品。参与针对亚利桑那大学的纵火袭击的一个ALF行动者在1996年告诉《绝不妥协》：“它很大程度上同与奴隶制作斗争的废奴主义者进入并焚毁奴隶居住区或拆除拍卖台是一样的…有时候，如果你只是带走动物而没干别的，也许那还不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主张，ALF的直接行动只有在非暴力时才能被认作是一项正义的事业，而且当ALF曝光其他手段可能无法揭露的虐待动物的证据时，是最有战斗力的时候。他说到1984年ALF袭击宾夕法尼亚大学脑外伤研究诊疗所的例子，当时研究人员拍摄的电影胶片被拿走了，显示的是他们嘲笑尚有知觉的狒狒，因为它们受到了严重的脑部损伤。大学回应说对待动物的方式符合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方针，但由于公众的注意，实验室被关闭，主任兽医被解雇，而大学则被判缓刑。从前是NIH的动物研究员、现在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的芭芭拉·奥兰斯（Barbara Orlans）描述道，该案件震惊了生物医学界，且今天被认为是对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的伦理最有重大意义的案件之一。辛格主张，若ALF能集中在这种类型的直接行动上，而不是故意破坏的话，它就会对“有理智者的头脑”有吸引力。与之相反，斯蒂芬·贝斯特（Steven Best）写道，企业和政府有太多制度上和财政上的倾向性差距来作为获胜的因素。
“第二次浪潮”：1996年至今
在数个倍受瞩目的活动成功关闭了许多被发觉虐待动物的工厂以后，针对财产的暴力开始大量增加——繁殖用于动物试验的米格鲁猎兔犬的Consort Kennels、繁殖猫的Hillgrove Farm，以及繁殖豚鼠的Newchurch Farm，都在成为动物权利运动（似乎包括ALF在内）的目标后被关闭了。在英国，1991-1992财年有约100辆冷冻肉运输货车被纵火装置毁坏，损失约五百万英镑。屠宰商的锁被强力胶水粘住了，用收缩薄膜包装的肉被刺穿孔了，屠宰场和冷冻肉运输货车被焚烧了。
1999年，为了关闭欧洲最大的动物试验研究室亨廷顿生命科学（Huntingdon Life Sciences，HLS），ALF行动分子投身于国际性的停止亨廷顿动物虐待（SHAC）运动。
监控着美国国内极端主义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曾将SHAC的“动作模式”描述为“与那些反堕胎的极端主义分子类似的、明显的恐怖主义策略。”例如，ALF行动者唐纳德·居里（Donald Currie）在2006年12月被判犯有在与HLS有关系的商人的门阶上安设自制炸弹罪后，就被处以监禁12年，缓刑终身。HLS总裁布莱恩·卡斯（Brian Cass）于2001年2月遭到挥舞着镐柄的人群攻击，严重得以致于剑桥郡警察局的总探长汤姆·霍布斯（Tom Hobbs）说，他们着手调查的不是谋杀案，绝对只是运气使然。戴维·布伦金索普（David Blenkinsop）是该次攻击的那些罪犯之一，是个过去曾以ALF的名义实施过行动的人。ALF在它对公众的声明中，毫不隐瞒它参与了SHAC运动，2005年5月它明确表示，受SHAC委托给予警告：那些向虐待动物者投资和为他们融资以用于谋杀动物的人，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已渐露端倪。你，也被列在暗杀名单上：已经警告过你了。要是你资助，或者为任何与亨廷顿生命科学有关的公司筹集资金，我们就会追捕你，袭击你，然后将你的财产付之一炬。
—ALF代表停止亨廷顿动物虐待所作的陈述
2006年6月，ALF宣称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研究人员林恩·费尔班克斯（Lynn Fairbanks）所遭受的燃烧弹攻击负责。动物解放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Fairbanks正在对猴子进行“痛苦的成瘾实验”。费尔班克斯说她研究的是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没有实施创伤性的研究。燃烧弹被放置在费尔班克斯70岁的邻居及一房客的住处的门阶上；按照FBI的说法，装置给点燃过了，且其威力足以杀死居住者，可是它没能着火。UCLA的代理校长认为袭击有助于动物企业恐怖主义法案（Animal Enterprise Terrorism Act）的形成，当执法人员应对动物权利行动主义时，在美国国会提出的该法案将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ALF发言人杰瑞·夫拉萨克（Jerry Vlasak）在谈起对费尔班克斯的袭击时说：“暴力是个糟糕的第二选择，可如果它是唯一有成效的行为…那当然就有合乎道德的理由了。”2008年7月夫拉萨克称，他说过他不鼓励任何一个人去实施谋杀，但“要是你不得不伤害谁或威胁他们或杀了他们，那从道义上说是无可非议的。”
在2008年，该组织对研究人员住所的抗议渐增。使用的手段有高声辱骂和在研究人员的财产上写标语。有一个组织网站列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的个人信息和对所谓工作的生动描述，但同时又说“我们不参与或鼓励非法活动”。杰瑞·夫拉萨克（Jerry Vlasak）说，袭击是“必不可少的”，还说没料到有这样的后果是毫无道理的。
逆火行动（Operation Backfire）
2006年1月20日，作为“逆火行动”（Operation Backfire）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宣布控告据说是自称“家”的九名美国的和两名加拿大的行动分子，指控他们以动物解放阵线与地球解放阵线的名义参与直接行动。司法部称之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的实例。环境与动物权利行动主义分子把该场诉讼叫做绿色恐慌（Green Scare）。
事件包括针对肉加工厂、木材公司、一条高压输电线和一个滑雪中心的纵火袭击，地点涉及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时间横跨1996年至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