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顾天爵
生平介绍
顾天爵教授1923年出生于上海市奉贤县的一个务农家庭。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苦难时代，凭着家庭的支持和他本人的努力，好不容易读到中学毕业。20世纪40年代，他考入了上海医学院，在重庆歌乐山当时的上海医学院所在地攻读医学，为了支付学习费用，他还兼任过物理教研室的技术员。但这一人生经历也为他今后在生化研究中的仪器使用和维修奠定了基础，获得了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上海医学院迁回上海继续攻读，并于1949年毕业。由于他对仪器和实验的爱好，他没有去当医生，而选择了当时还处于幼年时代的生化科学。他在林国镐教授的带领和指导下，从用瓦博呼吸计（当时算是先进的生化仪器）测定胎盘组织切片的呼吸做起，进一步用当时刚发明不久的分光光度计测定血液成分，进行中国正常人血液生理常数的研究，一步步地深入到生物化学的科学殿堂。在他担任教师后，方才有资格坐在属于他自己的写字桌旁，读书备课。和别人不同，他的桌上总是放着一个化学实验的铁架，夹着一根倒置的滴定管，说明他对生物化学的热爱。在众多教师中，他最勤奋，晚上他的实验室常常灯火通明。加上他行政能力强，担任教研室秘书工作，有条不紊，是当时教研室主任李亮教授最得力的助手。他热爱生化事业，更热爱祖国。1950年他刚进入生化教研室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就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刚出生不久或幼年的孩子们，随抗美援朝医疗队赴朝鲜边疆（医疗队的总后方）从事生化检验工作，日夜紧张地为志愿军的健康服务。1958年“大跃进”年代，党号召“教育面向工农兵”，上海市卫生局在市郊嘉定办了一个卫校，他又被调去担任教导长，从事开天劈地的教学课程和设备的建设工作。因其成绩卓著以及他对党的事业的一贯忠诚，经卫校的党总支书记介绍，终于在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关入“牛棚”，随时批斗。在脱离“牛棚”后，和教研室同事一起到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他被派往最热、最脏、最累的车间，还常常值夜班。当时他的健康状态欠佳，因肾结石而多次发作肾绞痛，在中山医院接受手术取石期间，除了家属以外，没有一位同事和学生敢去探望他。但他不气馁，任劳任怨地劳动，直至彻底平反。工宣队进驻大学后，1972年开始招生，他取得了领导的信任，接任逝世的李亮教授担任生化教研室第三任主任，带领全教研室同志急流勇进，追回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而停止正规医学教学和科研所造成的损失，立即组织人员编写教材，恢复日常教学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成为全国重点学科和第一批国务院学会委员会批准的博士学位授予点，他本人也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和国务院医学基础学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还和全国生化界的科学家一起，为改变我国生化教育和科研的落后状态，恢复和发展我们的生化事业，缩短和国际水平的差距，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除了领导生化教研室以外，还兼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包括上海市生化学会秘书长、理事长和全国生化学会常务理事、司库等，还是校内外不少杂志的编委或常务编委，几个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行政和学术工作都十分繁忙。直至1988退居二线，1990年退休，旅居美国。他一直很注重自己的健康情况，常常进行体育锻练，喜欢游泳和旅游。人们本想他能继承他父亲的长寿基因，活到90岁以上，不料在2000年体检时发现胰腺部肿块，在国内和美国最终都诊断为胰腺癌，终于在2001年5月，在美国家中逝世。
主要论著
1.陈锐群，余竹元，张夏英，郑璟娟，顾天爵.《知母皂甙元是Na+，K+-ATP 酶的抑制剂》.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82，14：159～164
2.郭能华，顾天爵.《肝癌与鞘糖脂肝癌组织中的神经节苷脂》.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85，17：536～541
3.刘银坤，张夏英，高玉娥，顾天爵.《原发性肝癌病人的血清神经节苷脂的定量分析》.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93，25（3）：293
4.夏霞娟，顾天爵.《肝癌组织中GD3合成酶的纯化》.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94，26：351
5.夏霞娟，顾天爵.《肝癌组织中GD3合成酶的性质研究》.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94，26（4）：437，等等。
技术成就
20世纪70年代末，他恢复科研工作后，转向生物膜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并和美籍华裔生物学家耶鲁大学神经研究所的于宽仁教授合作，在生物膜的组成中，选定了糖脂作为研究对象。他在国内率先进行糖脂和肝癌关系的研究，把我国特别是启东地区高发的肝癌作为和糖脂研究的结合点，发现了神经节苷脂GM3 不论在大鼠亚硝胺诱发肝癌或人类肝癌样品中均明显降低，而GD3明显增高，进一步发现GM3降低而GD3增高的原因主要是使GM3转化为GD3的CMP唾液酸：GM3（α2→8）唾液酸转移酶，又称GD3合成酶的表达上调，提出GD3和GD3合成酶是肝细胞癌变的标志。他所领导的科研小组还从肝癌组织中纯化了GD3合成酶，研究了该酶的性质与其他唾液酸转移酶的不同。关于该成果发表了不少论文，并以“神经节苷脂GD3是肝细胞癌变的标志”为题，总结了这一领域的工作，获得1985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级奖。 
20世纪60年代初，他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号召，率先把分子水平的生物化学研究和中医理论结合起来，和华山医院的沈自尹医师（现已成为中科院院士）合作，进行中医脏象中“肾”本质的研究。中医的“肾”包括人类泌尿生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但谁也不清楚其内在联系。顾教授在带领生化师资班做毕业论文时就发现“肾虚”病人尿中雄性激素的代谢产物有所改变，进一步发现“肾阳虚”患者几乎都有尿中17-酮类固醇和17-羟类固酶（分别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和雄激素的代谢产物）较正常人明显降低，并且尿中这两类产物对垂体ACTH 的刺激不敏感，提出肾阳虚患者是垂体-肾皮质和性腺轴的调节失常的观点，这无疑是用现代科学解决古老祖国医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但肾阴虚的病人却并无尿中17-酮和17-羟类固醇的增高。说明中医理论中的“肾阳虚”和“肾阴虚”虽然病人症状相反，但并不一定是基于相反的生化机制。 那么“肾阴虚”的机制又是什么？“肾阴虚”的患者常见五心烦热，即胸口、两个手心和脚心都有发热的感觉，中医认为是阴虚火旺而导致内热，但“内热”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分子机制？临床医师还发现：晚期癌肿病人（如肝癌）也常见有阴虚内热现象，从生物化学热力学的观点，化学物质所释放的能量不可能全部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而肯定有一部分变成不能做功的热量散发出来，三磷酸腺苷（ATP）酶就是一个例子。它使ATP 水解后，高能磷酸键所释放的能量一部分可以做功，如肌肉收缩、物质吸收和离子泵等，另一部分就散发成热量。加上晚期癌肿病人常有电解质平衡失调，使顾教授首先想到癌肿晚期的“肾阴虚”是否来源于钠泵的升高，结果消耗过多的ATP，散发出较正常为高的热量，从而导致“内热”。从大鼠肝癌和临床肝癌样品的测定中，果然发现肝癌组织中钠泵升高。他进一步研究了钠泵升高的机制，发现可能和细胞膜的糖脂组成的改变有关，这就启发了进行肝癌和细胞膜糖脂关系的研究。有趣的是临床上用滋阴降火的方法治疗病人的阴阳虚内热后，其钠泵也随之下降。“肝癌与钠泵——肝癌升高钠泵的机制研究及其在临床与中医治疗中的应用”这一课题获得了1987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人物评价
顾天爵教授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表现他在领导和组织教研室人员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分配和完成科研任务方面均十分出色。在他担任全国生化学会的常务理事、上海生化学会的秘书长和理事长等社会工作期间，学会工作管理得卓有成效，曾接受国际友人资助，为上海市生化学会争取到两辆汽车，深得生化同人的好评，给他一个雅号称做a Man of Methods，即有办法的人。顾天爵教授的爱国思想不仅表现在他自己参加抗美援朝和农村办学上，他还经常教导他的学生要爱党、爱国，他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要盲目崇拜国外的科研成果，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跟着洋人走才是最没有出息的”。对一些要出国深造的学生，他谆谆教导“你们即使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但必须爱国，因为你们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你们到了国外后，可能会骂人，但你们什么都可以骂，就是共产党和中国不能骂”。顾天爵教授的逝世是我国生化界的巨大损失，但他留下的业绩、他的著作、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生化同人的心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