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老之术
简介
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观念。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在  老子画像世界各国学者眼中中国的道学文化无疑是属于“过去”的，这种过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时代“未来”吗?“道”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寄托全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关切？这些问题令人深思[1]。
生活中，我们有时总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而思想又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重要问题。至今为止，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注重对于老庄，黄老学，玄学等个别研究，道教基本排除在外，而处于道家和道教的分水岭“黄老道学”却被思想界长时间忽略了。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道学"，顾名思义，应是关于黄老道的学问，是黄老道的理论学说（黄老道之学--黄老之术）。然而我们以往研究黄老道时，只考察它的宗教信仰或宗教祭祀活动，而没有涉及到它的理论学说，视黄老道只是一种社会上流行的宗教信仰活动，只是一种打着黄帝与老子之名的方术（神仙方术）。
黄老道学的提出，则不仅把黄老道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而且认为黄老道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在社会上曾经流行过两次有关黄帝与老子学的热潮：一次为西汉初年的黄老学，一次为发端于西汉活跃于东汉的黄老道。汉初的黄老学主要是用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学说（所谓黄帝之书，实也是用黄帝之名宣传老子思想而已）。之后的黄老道则与黄老学有着很大的不同，黄老道是黄老学与神仙学相结合的产物，属于神仙学范围，是道教的前身。
自秦统一  黄帝画像中国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相应发生巨变。法家（秦）、道家（汉初）、儒家（汉唐后）文化相继成为中国大一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发展模式在政治领域的伟大试验，这段历史往往被人忽视。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流变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定如后来的两千年那样，中国人未必一定要经历儒家文化那种灰暗而沉沦的社会生活，中国未必一定会在以后的发展中落后于西方。
缘起
传统道家思想给我们的观点都是形而上的，着力探索宇宙万物和终极价值，这对道家思想的发展利弊兼半。劣处当然人所共知，时值乱世，实力为尊，这种形而上的思想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可，即使有部分人认同，也是消极避世，这样的道家难有发展。但它的优势却也正在一个形而上。
战国后期、秦汉之初，是一个思想融合的时代，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要形成一个包容各派理论的鸿篇巨制，必然对形而上有较高的要求，这样才能有机的容纳各派理论。而道家的“道”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是黄老之术的代表作品。（这点在以后的道教发展史上也很明显，如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出来之前，包容典籍最多的就是道家的作品——道藏，诸子百家无所不包。）以淮南子为例（淮南子比吕氏春秋要更为成熟），在道的太上地位基础上，又将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空间（天象、地形）与时间（时令、立法）、宇宙与人类的对应、天地人关系、社会问题等等作为道在自然、社会、人类的呈现加以论述，博采众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言。即使后来的董仲舒，其立论宏远，也是要借助黄老之学的宇宙支持系统确立自己学问的最终依据。
政治基础
一种政治思想如果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对政治无疑作用不大。但黄老之术在秉承道家思想的同时，发展成为具体的政治手段，这就给黄老之术被倡导提供了可能性。
黄老之术的兴盛还离不开政治人物的倡导，比如窦太后干政数十年，结果景帝、武帝、诸窦氏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还有，就是教科书里讲到的当时百业待兴，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就显的比较有吸引力。
政治思想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 上述主张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初社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  黄老之治:西域形式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2]，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两汉时期，方术和儒术之间也远非相互融合的倾向，方士和儒生之间高度的紧张和对立关系仍然根深蒂固。这些矛盾在西汉中期开始表面化。尽管儒生对方术的批判不绝于耳，方士的影响力丝毫都不受影响。儒生的不断攻击，反倒是推动了方士们对于零散存在而隐私传授的方术的整理和整合，方术的理论思想结构因此更加完备和体系化。
虽然黄老道致力于养生治身，但治身并不是黄老道思想的全部。黄老道在治国就是治身的文派中阐述其独特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治身为治国的根本；第二，以治身方法治国；第三，正确的治世有助于治身；第四，治国和治身的目标相同，既与道合而为一；第五，治身与治世都要顺应自然秩序。
社会影响
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之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 
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汉初由于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汉高祖曾接受娄敬建议，以和亲通关市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时，匈奴势力更为强大，“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长驱南下，“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证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宁？汉文帝在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又接受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耕作结合的建议，积极组织起大批垦戍部队，从而既方便了汉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内部工作，又减轻了内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汉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以后大规模的反击匈奴铺平道路。黄老之术中的“因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道德律的核心黄老道认为生命既是贯通天地和人事的最高价值，又是道德律的核心。黄老道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理想是"致太平"。根据《太平经》，“太平”就是万物无一受伤的状态，其具体内容也离不开黄老道的世界观。太平就是实现三合相通而阴阳中和之气保持完美的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的方士们还充满了救世之责任感，冒着一切风险积极干预政治，期望实现“致太平”，但这不仅仅是政治行为，其目标在于阴、阳、中和三气和谐统一。“黄老道”着重批判了背离以协调、平衡、统一为基本原理的自然法则的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比如执着权力或者名誉等社会价值，施行有暴力性的制度，无节制地独占资源，轻视和破坏生命等。而“黄老道学”则以天人合一与可持续相结合为情怀，物质享受但求节制有度等作为追求的目标，实在是难能可贵。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其次，由于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受到时代的局限综上所述，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他们的批评预示了汉代历史上统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在当时，对于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巨变中的汉武帝来说，他怎能容忍一个闻名全国、影响极大的“黄老道学”的主张者？因此，黄老道学被统治阶层扣上了“不合正统”的帽子，长期被“打入冷宫”，几近湮没在冰冷的历史长河中。但他总不会消失。纵观我国古老的历史，无论是“善通机巧”的科学巨匠张衡，还是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甚至治国安邦、叱咤风云的文臣武将，都无不通晓此道。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忧心重重地付出代价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重重地付出代价。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术领域就愈加需要挣脱政治与宗教的枷锁，重新焕发出光彩照人的力量！以此促进“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的进程。我们推测，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的，远不止“四大发明”，更有可能是比西方早无数年的“科学体系”的诞生，并与“黄老道学”相关联。
最后结局
黄老之术将道统放在政统之上。道家之学，以道、自然为思想的最终依据，又把人即个人生存的合理性上通于天。（吕氏春秋这里比较有意思。包含百家，当然也含养形贵生之说。它把个人的价值取向放在了社会之上或者至少是平等，因为二者都是取法于天，并列关系。）这无疑对世俗权威产生消解意味。在君主政治和社会规范之上存在一个价值更高的天道，而这个天道又是由知识阶层来把握，当然君王会不爽了。况且知识分子以天道为凭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游离专制王权之外，确实是要被体制消灭的对象。黄老之术中还有一些比较自由的观念对抗着体制思想，最典型的就是老庄并举。庄子是个典型的反体制人物，如逍遥、如齐物，使淮南子有很明显的反中心、反一尊、追求自由的思想。特别是主张因时而异，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将天下一统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置于何处。最后，淮南王的结局无疑象征着黄老之术的最终没落。前122年，刘安自杀，王后、王子徙诸所，与谋反者皆诛，国除为九江郡，列侯、两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儒学代替黄老之术何尝不是一个血腥的过程。自此之后，黄老之术就离开了意识形态的中心。
黄老之术有它的用武之地，但很快君王就湮没了它的终极价值依据。天取代了道，而天很快又被天子放在了幕后。人们在不经意间放弃了追问其合理性来源的思想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