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天津八大家
出现背景
实际上，八大家成为泛指天津地方富户豪门的一种通称。八大家的兴衰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天津的社会面貌，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天津八大家的形成，与明末清初天津的海运、粮业、盐务的发展具有直接关系。早在元、明两代，天津就成为漕粮北运的枢纽，并由此形成为华北、东北的粮食集散地。到了清代，海运和粮食贩运业都有所发展，天津的经济地位也日显重要。明万历年间，在盐务上实行“纲法”，将宋代以来的商人凭盐引销盐的制度，改为盐商垄断的引岸专卖制度，并准许世袭经营。清初，又将长芦盐运使署从沧州移来天津，从而天津又成为长芦盐纲(芦纲公所)的基地。因此，在天津，海运、粮食及盐务，就成为富商巨贾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
历史沿革
从清初特别是所谓康乾盛世以来，以盐务起家的富户，在社会上的声势日益显赫。如盐商张霖，发家后在北京和天津都建造了豪华的宅邸和园林。盐商安麓村以积聚的大量财富，收买了许多珍贵的书画，成为大收藏家，并著有《墨缘汇观》。盐商查日乾，在天津城西北建造了著名园林水西庄，乾隆皇帝南巡过津时，曾数次到水西庄饮宴，由此可见盐商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
乾隆、嘉庆年间，在天津已经知名的大家族，还有承办盐务的“东门里权家”、“南斜街高家”、“只家胡同董家”，从事海运业的“海下高家”、“东门外韩家”，粮商兼大地主的“杨柳青镇石家”，等等。富户豪门在社会上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便逐渐形成“十大家”、“八大家”的说法，并在群众中传播开来。
相传从咸丰初年(1851年以后)开始，流传着一个有关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口诀的流行，说明他们这些家族在当时已成为社会上公认的八大家了。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群众习惯地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点，也就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八大家之中，其发家主要依赖于盐务的有四家(高、黄、杨、张)，粮业的三家(石、刘、穆)，海运业的一家(韩)；其中身兼大地主的二家(石、刘)，其他家族在发家后亦有广置田产成为大地主者(如穆、杨、张等)。这些家族在财产膨胀之后，又根据自身的财势，广泛投资于其他方面，比较集中的行业是典当、粮食、银钱号、绸布、杂货等。如天成号韩家，除养海船数十艘外，还贩运粮食，开设当铺，长源杨家除包四个县的盐引外，把势力集中于典当业，在天津及外埠开设了二三十座当铺；穆家经营粮行发家后，主要以开设正兴德茶庄而著称，虽也接办过盐引，但在盐务上没有多大的发展。
八大家中声势最为煊赫的是益照临张家。创业人张锦文，早年曾在天津大盐商查家任管事，时查家已趋衰落，张为之排忧解难，出力不小，后查家资助其接办盐引，因而致富，成为天津的大绅商。
口诀中所列的八个家族，在咸丰、同治年间财势显荣，处于鼎盛时期，其后有的便开始败落(如益德裕高家)。同时，新的豪富又不断形成，特别是李善人家，及“益德王家”，承包盐引发家，异军突起，声势不在八大家之下。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进入八大家之列，但相沿下来的八大家称谓却仍维持未变。其中明确地去掉哪些家，递补哪些家，说法各异。关于补进的家族，社会比较公认的有：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这样，前后期的八大家就有所不同了。
民国以后，社会上又流行有“新八大家”之说，如“元隆孙家”、“敦庆隆纪家”、“同益兴范家”、“瑞兴益金家”等等。有的按行业区分，如“钱业八大家”、“棉布业八大家”、“电料业八大家”，等等。有的甚至把买办人物也包括了进去。这样，“八大家”的含义就不那么明确了。同时，现代工商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而被称为“大家”的，其财力又远不如原来八大家雄厚，故新八大家之说难以取得社会的一致公认，后来就不为人们所道及了。
老八大家
最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天津流传着这样的有关“八大家”的歌诀：“韩、高、石、刘、穆，长源、振德、益照临。” 
这就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即海张五）。 
这八家的发家，靠盐务的有高、杨、黄、张四家，靠粮业的有石、刘、穆三家，靠海船业的有韩家。这说明当时的天津已成为长芦盐业的基地，漕粮转运的枢纽，海上运输的口岸。由于盐行的专利，粮行的垄断，海船的独占，再加上官商勾结，这就有可能出现“八大家”新暴发户。 
天津估衣街上的老八大家，就剩下穆家的正兴德茶叶庄，其余的七家，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说起这天津卫民族资本家的巨富，那就得数社会公认的“八大家”：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这是从咸丰初年(1851年)开始，天津城里流传的一个民谣。具体指的是： 
“天成号韩家”（海运业） 
“益德裕高家”（盐务） 
“杨柳青石家”（明代时起便以漕运粮食为业） 
“土城刘家” （粮食业） 
“正兴德穆家”（茶叶业、粮食业起家） 
“振德黄家” （盐务） 
“长源杨家” （盐务） 
“益照临张家”（盐务、钱庄）
新八大家
到了同治、光绪以后，老“八大家”中有的已经败落，为新崛起的豪富所替代，社会上又出现了新的顺口溜。“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窑胡同李善人。” 
这里一共提出了卞、韩、穆、黄、王、张、杨、华、李九家。新增的四家，卞家是靠进口纱布起家，王家是以开钱庄起家，李家虽是盐商，但后来主要也是开钱庄、商号和在开滦、启新等大企业投资并广置房地产，扩大了家业。华家除靠盐务和书法家华世奎出名外，也还经营了油坊、茶叶庄。这都说明天津这时已成为通商口岸兼工商业城市，商业、金融业有了急剧发展。 
到二、三十年代，天津的纱布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绸布纱商号赚了大钱，都又投资开办了许多家钱庄、工厂和其他商号，在天津又出现了新的豪富，形成了“新八大家”。他们是金、潘、孙、胡、卞、范、乔、纪八家。即瑞兴益棉纱庄的金桂山、潘耀庭，元隆绸布店孙烺轩、胡树屏，隆顺棉纱庄的卞润吾，同益兴棉纱庄的范竹齐、敦庆隆绸布店的纪慰瞻、乔泽颂。 
华家
基本概述天津八大家"并不只是豪门巨贾，也不只以财力论英雄，华世奎便是因为名望位列"八大家" 
华家祖籍江苏无锡，系当地名门望族，明末由江苏北迁，清康熙三年（1663年）定居天津旧城鼓楼东。因 门前的青石台阶九级直伸大街，故称"高台阶华家"，也由此可见其不仅有财，而且势力非同一般。 
清咸丰年间，华家接办了河北定兴、新城两县的盐务引岸，很快致富。后陆续开设了油坊、茶叶店等商号。与其他"八大家"不同的是，华家身兼官僚和盐商。 
华世奎曾任八旗官学教习、内阁中书行走、万寿庆典撰文、文源阁军机章京领班、三品章京会议政务处帮提调、政编查馆行走、政治官报局局长等要职。但华世奎在天津出名，更在于他写得一手好字。 
华世奎自幼习书法，其父华承彦科场不利，而对其子便寄予厚望。华世奎从四岁起便每日读书习字，练字时其父要求非常严格，偶见华世奎稍有懈怠，就拿烟袋锅往脑袋上敲。为了给华世奎校正执笔，其父还独出心裁地在他笔杆上放一个铜钱，写字时只要笔杆稍微倾斜，铜钱就会从笔杆顶头掉落下来。据说，华世奎后来可在笔杆上放10个铜钱，仍能运笔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华世奎因"字"绝而仕途通达，而清朝灭亡之后，华世奎也因字而日进斗金。
一匾两题华世奎题写"天津劝业场"时，已是民国17年（1928年），那时华家早已不住东门里，自打宣统逊位，华世奎就在租界买下一幢构筑别致的小洋楼。 
据华家后人华泽咸回忆：求字当日，华世奎正在给弟子董凤桐和自己讲授孙过庭的《书谱》，这时仆人徐升走上楼说：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求写"劝业场"牌匾，并求见老爷一面，不知老爷见与不见。华世奎听了，略作沉吟，淡淡地说："请！"时至今日，这声淡淡的请，依然特别刺耳，因为按照当时惯例，凡有登门求字者，皆与账房负责人谈妥价钱即可，华世奎从不接见求写匾额的客人。但因高星桥在天津势力非同一般，华世奎却也不得不破了这条规矩。 
功夫不大，高星桥派来的"使者"走进书房，来者简明扼要说明"劝业场"牌匾的尺寸大小后，遂叫人端来300块现洋，非常客气地说："区区润笔，不成敬意，馈赠先生一茶耳。"华世奎淡然一笑，颔首将此事应允下来。 
不料事隔几日，华世奎刚把"劝业场"牌匾写好，那位"使者"便不期而至，他又送来200块现洋，面带难色地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烦劳华先生为'劝业场'再题'天津'二字。"华世奎听罢，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吩咐仆人徐升，当即铺纸研墨，挥笔题写"天津"。 
如今，"天津劝业场"牌匾原件存放在该商场顶楼，已作为国家文物供人们欣赏。
比当民国总统强华世奎任内阁中书行走时，与翰林徐世昌同拜户部尚书祁世长之门。祁世长晚年得一幼子，生前十分喜爱，曾拜托华世奎、徐世昌日后照料。 
1930年，祁世长"幼子"贫困潦倒，特由家乡来津门求助。华世奎感念师恩，赠其200块现洋，又亲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可徐世昌对于华世奎说："你今年卖字日进斗金，我也卖字，但赚钱不多。这样吧，我照你给他的钱数，减赠一半吧。"事后，华世奎又赠其100块现洋，并以此对后人谕讽徐世昌："你们可要好好地练字呀，字练好了，比当一任民国总统还强呀！" 另外，华世奎还有一事值得一说。"伪满洲国"初立之时，溥仪想通过罗振玉跟华世奎的关系，拉华世奎下水。罗振玉曾为溥仪四处延揽人才，他曾因与华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华家，劝说华世奎辅佐溥仪，最后华世奎碍着老友情面，才对罗振玉说："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罢。"可私下里告诉家人："现在的皇上是满洲国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国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结日本，背叛祖宗，我作为大清旧臣，绝不能背叛先朝，与其同流合污！" 
华世奎始终对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发易服，无论家里外头，总是穿长袍马褂，布袜子，两道脸的缎子鞋，脑后拖一条小辫。虽然华世奎一生终于清室，抱残守缺，但是从人品、气节方面，绝不像袁世凯、徐世昌那样胸怀野心，见风使舵，既做清朝旧臣，又当民国总统。更不像郑孝胥、罗振玉之流，为复辟大清基业唆使溥仪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因此纵观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其人品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颂的。
耳聋归乡华世奎年老患重听（即耳聋）。有一次皇帝召见。华世奎跪拜之处距皇帝甚远，皇帝的问话如何应对发了愁。因此华世奎在听到转天皇上的召见后，便贿赂买通了太监。太监站在华世奎附近，皇上问话，都是由太监小声转告，他再回奏。召见退下来，内衣都湿透了。在封建王朝，回奏出了差错，不知会惹下什么大祸。如果太监转告错了，或自己听错了，那可不得了。伴君如伴虎！华世奎越想越后怕，不如及早辞官回乡吧。于是华世奎就归故里了。
王家
益德号王家捐助建南开
王家原籍山西，创业人王益斋精于生意，代为盐商们收购苇席、麻袋，从中获利，还被人称做“麻袋王”。后来，在城西永丰屯一带放印子钱(高利贷)，并开设了益德号钱铺。他善于经营，逐渐跻身“八大家”之列。 
王益斋的儿子王奎章很愿意让子弟们读书，以改变门风。看到严修（严范荪）开设家馆、聘请张伯苓教子女读书，把私塾办得有声有色，一向重视子女教育的王奎章立刻抓住时机，礼聘张伯苓来自己的家馆教书，严、王两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1903年，严范孙被袁世凯提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成为直隶地区管辖教育的高级官员。次年六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严、张二人还结识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讨有关学校建设及教科书编纂等问题。严范孙与张伯苓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筹备建立新式学校的工作。 
1904年八月，严修、张伯苓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他们强烈意识到教育振兴是日本富强的主要原因，要救中国，就必须从教育着手，要办新式教育，就必须建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在内的一整套教育体系。此时，严馆、王馆的规模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教学设备和教学方法也不完备，于是严修有了创立中学的想法，但是他还需要更多像张伯苓这样的志同道合者。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便是益德号王家的第三代传人王益孙。 
王益孙不仅在商界，在其他各界也结交广泛，祖上传下的家业在他手上日渐兴盛。深受父亲王奎章的影响，王益孙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比起父亲来，他对新鲜事务的接受能力更强，希望子女和家人能得到更加系统正规的新式教育。接下父亲创办的家馆后，王益孙除继续聘请张伯苓教授家馆外，又聘请一位英国人教英文、一位德国女士教德文，还聘请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教师来教他本人，和他夫人及姨太太们学习。同时他还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先进科学仪器，订阅了大量的外文书刊杂志。 
王益孙对严修办学的努力早已认同，所以当严修与王益孙会面，说明将严王两馆合并，创办中学的想法时，二人一拍即合。严修十分诚恳地告诉王益孙，创办中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设备不全。王益孙深深理解严修的不易，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这一年的秋天，严馆与王馆合并，定名为私立中学堂。 
私立中学堂的校址选择在严家的私宅偏院，改建费及学校用具由严修捐助，王益孙不仅为学校捐助了理化仪器、书桌、书橱等，还把国外订阅的外文书刊、杂志一起捐助出来。严修与王益孙商议后决定，两家每月各出银100两作为学校的常年经费。但是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到处都捉襟见肘。此时已改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的学校又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为了让这株幼苗坚强地生长下去，严修和王益孙商定每月两家各增加出银100两，后来为了给师生联合组织的军乐会购置乐器，两家又各捐银500两。 
1904年底，按照严范孙的意见，张伯苓将学校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学校名称必须表明它的资金来源和性质，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 
1906年，学校在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建立新校址，严修又开始为筹募经费四处奔波，王益孙这回更是鼎力相助，出银10000两，在他的带动下，天津盐商纷纷慷慨解囊。通过天津各界的共同努力，学校共筹得经费26000余两白银，教室、办公室、宿舍、礼堂等很快建成。 
1911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把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因此，原本拨给这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了过来。由于接受了公款，所以私立第一中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所谓南开，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 
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时，王奎章游说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还一次捐出白银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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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八大家之一 "李善人"家族捐私人花园
在睦南道28号的院外围墙上，一直挂着“李叔福旧宅”的牌子，旁边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李叔福的简介。因此，很多人一直认为这里是天津“八大家”之一“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曾经居住的房子。直到我们采访到李家后代——李叔福的侄女时才弄清楚，这座小洋楼从前确实住着李家人，但他的主人不是李叔福，而是李叔福的父亲李赞臣。
“高台阶，黑大门，冰窑胡同‘李善人’！”在老天津卫，身为“八大家”之一的“李善人”一家可谓大名鼎鼎。记者此次寻到的是李赞臣的二孙女，由于个人原因，老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她非常热情地讲述了李家的一些往事。她告诉记者，李家祖上原籍江苏昆山，清代来到天津落户，住在北门里户部街，繁衍了李氏家族。到李春城时，李家显赫一时，因李春城及后代爱做善事，故清政府赠予了“李善人”的称号。
那么李赞臣是谁呢？据介绍，李春城共有四子十孙，李赞臣(1882年—1955年)是李春城的孙辈，是“李善人”第三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1921年李赞臣担任长芦盐区纲公所纲总，兼任纲商所办天津殖业银行经理。他除经营本家族所办和与本房弟兄合营的企业外，还独资开设了一些商号，如：“新光皮货店”“万和堂药店”。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提出重新清查长芦盐案，他与郭少航、王君直等五人同时被蒋介石下令逮捕，押解南京候审，在押一年余，查清了事实无罪释放才回到天津。
如今有很多资料写到李叔福是李赞臣的侄子，曹锟的侄女婿，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李赞臣有三个亲生儿子，长子李伯福是曹锟的亲女婿，二子李亚福在国外，幼子为李叔福。
李赞臣二孙女介绍，李家搬到睦南道时已经家道中落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李赞臣父辈四房分家析产，各立门户，大家族从此瓦解。李赞臣和同胞兄弟三人全家老小搬到睦南道上的这栋小洋楼。该洋楼为李赞臣三兄弟所建。
因为世代做盐业生意，李赞臣的一家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盐商世家”，但受当时局势影响，李家盐务生意受到影响，继而导致整个家族的衰败，天津“李善人”家族的兴衰史也折射出了一部天津近代史。
说起爷爷的为人，李赞臣二孙女认为，他除了聪明、正派、勤奋、性格刚直外，还秉承了“李善人”的做善事的家风传统，“1939年天津发大水，那时候水没过我家台阶，爷爷把家里全部佣人的家属都接到家里了，让他们在侧楼里住着，还有很多难民也都被我爷爷收留下来，等大水退了，爷爷给每家发了一袋洋面才让他们走”。此外，李赞臣也比较有民族气节，“抗战后日本人到天津要开采李家的煤矿，可爷爷坚决不让开采，说条件不成熟，他对家里人说不能让日本人挖中国的东西”。
作为富贵人家，他们的日常生活自然也很考究。据介绍，全楼家具一应俱全，除西式客厅外，各房均为上等紫檀木或红木家具。平日，李赞臣严格要求子孙吃饭不要挑食，每日一餐米，一餐面，家中设有大厨房，设施齐全，厨师一流，有的厨师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天津有名饭店的主厨，各个房头还设有自己的小厨房，各房每餐除四菜一汤由小厨房自己做之外，还可以向大厨房点菜送到各房，每日上午小厨子都要向各房报菜单，以便点菜。平时，各房头自己吃饭，过年时全家才集中在一楼大客厅聚餐，此时菜肴更加丰富，山珍海味样样均有。据李赞臣孙女回忆，每年过年，中午必备什锦火锅和一条大鲤鱼，还有李家名菜——全家福(海鲜类)、清蒸鸭、野鸭扒肉、鱼翅，味道特别的熏鱼，又酥又香甜；晚上有水饺，实际上还是以各种菜肴为主，菜的品味基本是南北混合型。
在孙女眼中，住在睦南道时的李赞臣与晚辈有一些距离，平时从不与儿孙一起说笑，但孙辈们经过爷爷的房门前一定要站住叫声爷爷。倒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家搬出睦南道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时，一家人都和爷爷一起吃饭了，才渐渐亲密起来，“爷爷很注重孙辈的学习，期末的成绩单一定要拿给爷爷看。大孙女考上了清华大学，爷爷非常高兴，二孙女考上了天津唯一的省立女一中，爷爷还给了奖励。”
李赞臣虽生于大家，但思想却很开明。新中国成立后，他辞退了家里的众多佣人，并联合李姓家族把花园(现人民公园)捐献给了国家。他对孙女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1955年，李赞臣去世，他的孙女觉得，在爷爷的心中，家族的成败是他一生最看重的事情。[1]
天津八大家的顺口溜
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
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
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
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