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谭庆麟
谭庆麟-简介
谭庆麟，1922年9月7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律师家庭。其父虽然是律师，但家庭并不富裕。他1935年小学毕业要升初中时，由于经济的原因面临着是进一般中学，还是进当时昆明有名的私立“贵族学校”——南箐中学的选择。结果还是进了私立中学。谭庆麟在中学的六年中，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压力，还有来自同学，甚至老师的歧视、欺负乃至打骂，这造就了他倔强、不甘落于人后的坚强性格。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机械系学习。当年12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决定在省内招收一批公费赴美留学生，谭庆麟果断决定终止学习，去报考留美预备班。考上并学习1年后，为等待出国通知，又在联大复读了一段时间，直至1945年6月，才取道印度加尔各答，乘船到了纽约。从1945年8月起在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学习冶金工程，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贝利恒钢厂（Bethlehem Steel Co.）当了3个月的实习技术员，之后又考入普渡大学（Pudue University）研究生院，1949年，取得硕士学位。
谭庆麟在美国学习期间，分别参加了美国冶金学会，万国学生会以及云南同学会，并在1948年2月当选为中国同学会主席，任职一个学期。
1949年6月，谭庆麟取得硕士学位后，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报效祖国，他归心似箭，千方百计想回故土。7月6日他由旧金山乘船经日本到香港，于8月5日乘飞机抵达昆明。同年在云南大学矿冶系获得副教授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庆麟与众多回国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关怀和重视，他先后担任昆明工学院（今昆明理工大学）冶金系主任、院长，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副所长，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云南省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和党组书记等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努力学习前苏联的科学技术，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和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中勇于克服困难，大胆创新。谭庆麟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三、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他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况，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81年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他在与病魔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仍然关心和积极参与我国贵金属科学事业和云南省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担任省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期间，仍不辞劳苦，经常乘车到专州、地、县或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顽强拼搏的工作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被授予“抗癌斗士”的光荣称号。他的业绩分别被收入《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材料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和《云南100名技术英才》。他被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谭庆麟曾任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高级顾问，国家科委新材料专业组贵金属专业组组长，中国航空材料领导小组贵金属分组组长，原冶金部军工新材料贵金属分组组长，金川资源综合利用贵金属组组长等职。他是中国金属学会稀有稀土金属冶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相图委员会委员，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云南省有色金属学会名誉理事长，云南省科委冶金专业组顾问组组长，云南省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云南省热分析研究会理事长，《贵金属》季刊主编。
谭庆麟-简历
1922年9月7日 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
1941～1942年 在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学习。
1943～1945年 准备报考云南省公费留美预备班，在预备班学习及准备出国。
1945～1948年 在美国里海大学学习，在美国贝利恒钢厂任实习技术员。
1948～1949年 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冶金工程硕士学位。
1949～1954年 任云南大学矿冶系副教授。
1954～1958年 任昆明工学院冶金系系主任，副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副研究员。
1959～1962年 任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1962～1984年 任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1～1983年 兼任昆明工学院院长。
1984～1996年 任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1983～1989年 兼任云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党组书记。
1996年8月 退休。
2000年1月2日 因病在昆明逝世。
谭庆麟-科学成就
中国贵金属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中国金银的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而铂族金属的生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还是空白。至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贵金属材料，特别是新兴工业用贵金属材料全靠进口。
1949年10月后，前苏联帮助我国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有关的一些原材料也主要从其国家进口，其中包括贵金属材料。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贵金属材料等的供应中断，使我国的军工和部分民用工业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党和政府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在1959年9月国家科委冶金组保定会议上，冶金工业部（简称冶金部）领导传达了聂荣臻副总理要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中心所需的材料，重点发展铂、镍、钴的精神。根据这个精神，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领导让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考虑是否把工作重点转向稀贵金属和镍钴的研究。谭庆麟作为主管科研和行政工作的专职副所长听到这个消息后异常激动和兴奋，认为研究所发展的机会到了。他表示，国家的需要，就是研究所的研究方向。1960年初，他对全所各室的研究方向作了大调整，如第一研究室要以铂族金属分离提纯为主攻方向，并安排了练兵性质的研究课题。在谭庆麟的积极推动和领导下，加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所各方面都得到充实和加强，在四个研究室均已转向以贵金属科研、试制任务为主的情况下，经中科院批准，1962年底，该所正式更名为贵金属研究所（简称昆贵所）。
研究所更名后，谭庆麟在贵金属冶金和材料研究、开发试制方面亲自指导和主持了许多项目，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1963年，谭庆麟担任化工部及有关工厂委托的铂-铑-钯硝氨催化网的再生试制研究项目总负责人。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项目，研究内容包括废网的分离提纯、合金材料的熔炼、热处理与加工以及丝材的织网和中间产品及产品的分析测试等。这些工作，过去全都在前苏联进行。对于这项系统工程，由于科技人员在该领域都是初涉者，所以谭庆麟调动全所有关的科技骨干和其他有关力量，亲自领导，精心研究技术方案，分工负责，协同作战，于1964年完成试制任务，并提出了尽快推广生产和建立生产厂的建议。1966年3月，化工部确定在太原化肥厂建立铂催化网生产车间。铂网生产厂确定后，谭庆麟又派出科技人员到工厂指导工作，工厂也派人到昆贵所学习，1968年，铂网再生正式投产。从此全国化肥工业用铂催化网的再生开始集中在太原化肥厂生产，从而改变了依赖从前苏联进口的被动局面。这是我国第一座贵金属废料再生生产厂，年产值超亿元。这个车间的建成和投产，谭庆麟和他所领导的昆贵所功不可没。
正值昆贵所1960年开始转向贵金属研究之时，从西北传来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在甘肃永昌（今金昌市，后成立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发现含铂镍矿。谭庆麟得知后，如获至宝，当即派人去北京了解情况，并作出要求参与开发研究的决定。由于我国当时既没有铂矿资源，又缺镍少钴，所以冶金部和中科院对这个矿区的工作都十分重视。当年末，昆贵所即与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合作共同对金昌矿中金、银、铂、钯、硒、碲等的含量进行分析评估。在他的积极组织和参与下，1964年，第一次从我国的矿产资源中提炼出铂和钯，正式提出了从硫化镍电解阳极泥中提取铂族金属的报告，并协助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铂族金属生产车间，其所用“二次电解流程”，在20世纪60年代应视为世界上处理低品位含铂硫化矿较先进的流程。
在副总理方毅亲自领导金川资源综合利用后，谭庆麟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仍继续关心和支持后来的流程改造与提高工作。如在高冰镍的吹炼和铜镍合金单独处理工艺的技术决策和研究中，他都起到了一名高级科技专家应起到的作用。因此，方毅多次在金川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会议上对他作出高度评价和表扬，谭庆麟还被评选为对金川资源综合利用做出贡献的专家。
谭庆麟是我国贵金属新兴应用领域的积极开拓者。1979年11月，国家科委、冶金部组织昆贵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和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组成贵金属技术考查团，一行12人，由谭庆麟任团长赴英国和联邦德国进行考察。并与联邦德国贵金属及金属化学研究所签定了长期技术交流协议。考察回国后，从70 年代初开始，谭庆麟选择了具有生命力的微电子厚膜浆料、铂族金属抗癌药物、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和净化装置、金属焊膏系列和金属玻璃等高新技术为昆贵所新的主攻方向，使该所成为我国最早开展上述新兴科技领域的研究，并最早取得相关重大成果的单位。目前，这些领域都已具备一定产业化规模，为国家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贵金属生产和应用的特点，1962年和1965年，谭庆麟分别在所里组织建设了两个贵金属废料再生、分离提纯和贵金属合金的扩大试验及生产车间。这两个车间到现在不但发展壮大了，而且还代表了一个方向，对国家和昆贵所本身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谭庆麟实施的把昆贵所的科研成果就地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为国家急需提供产品的思想和作法，在20世纪末，虽然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在60年代有这种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
创造性地开展有色金属冶金物理化学研究 
我国的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云南又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因此，在云南进行有色金属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962年至1980年间，在谭庆麟的指导下，昆贵所较系统地研究了高铁富锡炉渣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其成果分别在《金属学报》和全国冶金过程物理化学第一届至第四届学术会议上发表。他们首先提出了高铁富锡炉渣的粘度与锡在渣中的损失有关，并指出降低渣中氧化亚铁的活度及相对增加氧化亚锡的活度是降低渣含锡的主要途径，随后又详细研究了金属锡和SnO·SiO2二元系熔渣间的反应，测定了炉渣的粘度和导电率，测定了SnO-FeOSiO2三元系的挥发性能以及SnO-FeO-CaO-SiO2四元系中SnO的活度和CaO对SnO活度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是锡冶金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1960年至1964年间，谭庆麟领导了以低品位含铜钴土矿为对象的物理化学系统研究。这项研究提出了以硫酸作为硫酸化剂的“两段硫酸化焙烧”新概念，研究了一批重有色金属硫酸盐的分解温度，金属氧化物对硫酸钴分解过程的影响以及氧化亚钴与硫酸蒸汽之间的反应等，这些研究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结论却具有普遍意义。 
云南省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的重要咨询专家
1983年，谭庆麟已年逾花甲，并且身患绝症和心脏病。当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正式委任谭庆麟出任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简称中心）总干事，党组书记。对此，谭庆麟感到很突然，万未想到，因为对社会经济学缺乏必要的知识。当时的省委书记对他说：“不熟悉的东西可以学嘛，时代已经提的新东西、新问题，人人都有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谭庆麟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除了服从党的决定之外，我已无法再推却了。
谭庆麟在1983年5月至1987年12月任职期间，把“勤奋、求实、创新、奉献”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在中心的领导工作中，针对大部分人对政策咨询研究都是“半路出家”的实际情况，采用了从头开创，学中干，干中学，摸索中前进，前进中摸索的方法，他在中心编辑的《决策咨询研究十年》（1983～1993）一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总结了决策咨询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5条经验。
谭庆麟除了担负中心的繁重领导工作外，作为课题负责人，他主持完成了国家和省政府下达的15项政策咨询研究任务，并亲自执笔撰写或修改、审定研究报告，许多研究成果被省委，省政府采用，并已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洱海水资源开发及其综合利用研究，过去省领导都曾多次出面调研过，但由于存在工业和农业争水、小区域和大区域用水、经济和社会、当前和长远的等等矛盾，从未根本解决。经谭庆麟主持研究论证后，认为洱海水资源应用的实质是个利益分配问题，在应用定量定性分析的技术经济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按水量的丰水、平水和枯水年的不同调度方案，保证各方面的利益。1984年经省政府批准实施，现在工程已顺利完成，受益人口达20万，1996年的人均收入比1980年翻了三番。
又如，建设滇南重点林区的设想是1984年7月完成的。该设想经过试点，现已取得相应的可观效果。烤烟与卷烟的发展战略系统研究成果，已使两烟发展成为云南的支柱产业。云南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在认真分析全省重点产业现状及前景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三大产业群的建议，形成包括农、林、烟草、茶叶、蔗糖、食品、橡胶、医药、畜牧及其他生物资源的生产和加工工业的生物资源产业群，包括电、煤、冶金、磷化工等的矿电结合产业群和以旅游为重点的外向型产业群，该项建议正在实施，并已开始显现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完成上述研究任务，谭庆麟不顾年事已高和身体多病，经常带领有关项目研究人员爬山涉水，到农村下工厂实地调查。如他在到滇南调查时，途中心脏病突发，但他稍事休息后，又与大家继续前进。如在赴兰坪铅锌矿考查时，因海拔高达2300米，突发心脏病，但他仍坚持工作。再如，1989年他虽已病重住院，但他仍想到工作，把有关人员叫到医院去研究问题，并在病床上为《云南省专门人才需求预测》一书写了一篇令中心的同行和其他专家都十分称赞的序言。他这种对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时刻感染、影响、教育和激励着中心的每个同志。 
又如，建设滇南重点林区的设想是1984年7月完成的。该设想经过试点，现已取得相应的可观效果。烤烟与卷烟的发展战略系统研究成果，已使两烟发展成为云南的支柱产业。云南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在认真分析全省重点产业现状及前景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三大产业群的建议，形成包括农、林、烟草、茶叶、蔗糖、食品、橡胶、医药、畜牧及其他生物资源的生产和加工工业的生物资源产业群，包括电、煤、冶金、磷化工等的矿电结合产业群和以旅游为重点的外向型产业群，该项建议正在实施，并已开始显现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完成上述研究任务，谭庆麟不顾年事已高和身体多病，经常带领有关项目研究人员爬山涉水，到农村下工厂实地调查。如他在到滇南调查时，途中心脏病突发，但他稍事休息后，又与大家继续前进。如在赴兰坪铅锌矿考查时，因海拔高达2300米，突发心脏病，但他仍坚持工作。再如，1989年他虽已病重住院，但他仍想到工作，把有关人员叫到医院去研究问题，并在病床上为《云南省专门人才需求预测》一书写了一篇令中心的同行和其他专家都十分称赞的序言。他这种对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时刻感染、影响、教育和激励着中心的每个同志。 
严谨治学 桃李满天下
谭庆麟从美国回来后的首选职业是在云南大学任教，并从1952年开始担任兼职副研究员，可见他当年对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执著。在他古稀之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则进一步表明了他的心声：“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是我本人一生的志向。”
1983年以前，谭庆麟的事业是在科研和教育战线，从事的是自然科学。可以说，这30多年养成的严谨学风和积累的学识以及领导经验，对于后来接受省委的重托，转到高层次的社会科学领域决策咨询研究是大有好处的。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工作生涯中，都以其严谨治学精神，传帮带出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对此，他的“晚辈”们受益匪浅，无不深表敬意。
谭庆麟在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任教和任职先后长达12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我国的冶金界和社会各界，桃李满天下，其中有的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无论教学、科研还是行政管理，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工作热情，成绩卓著。他工作认真负责，坦诚待人，艰苦朴素，富有献身精神。他光明磊落，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为人师表，授课认真，深受师生员工的爱戴。
谭庆麟的科学研究和领导工作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但无论在哪里，他总是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严格的要求去影响、帮助和教育他的学生、同事。他自己写的研究论文或报告，总要反复修改几遍才出手，而且对于数据的处理十分严肃认真；以领导身份的讲话稿几乎都出于自己的手笔，措词总要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注意其准确性和严密性，十分注意推理的合理性；对他的学生或下级从来不吝指教和严格要求，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甚至开会时你不做笔记，他也会不留情面，提出批评；你如果写好一篇文章请他提意见，他会很认真地与你交换观点，并逐字逐句认真修改，包括标点符号。由于他的这种要求、帮助和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及有才能的干部。因此，凡是与他接触较多或一起合作共事的学生、朋友或同事，都很敬重他的治学精神、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