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毕列爵
人物简介
毕列爵先生，我国著名藻类学家、  我国著名藻类学家：毕列爵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194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生物学系，终生从事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9年至2004年，他着重从事中国淡水藻类的区系和分类学研究，主持或同饶钦止教授、黎尚豪院士等合作编著了《中国淡水藻志》5个卷册。[1]﻿
印度洋海啸大灾难发生的前4天——2004年12月22日清晨，毕列爵老师在武汉与世长辞。他是湖北浠水县人，享年88岁。当天晚上，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胡征宇同志用电话传来这一噩耗，令我悲痛不已。
相关轶事
我同毕老师交往60多年，除“文革”的一段时间外，我们师生之间几乎未曾断过联系。那还是抗日战争的1943年，我就读于昆明五华中学高三班，他是我的班级主任。当时，西南联大一些师生在这所学校任职或兼课，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朱自清、潘光旦、吴征镒等教授，还有王瑶、汪?、张澜庆、毕列爵等联大各科系的研究生，后来他们都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教授。毕先生是学生物学的，他讲课认真、有趣，往往把活的动植物标本（如蚯蚓、青蛙等）搬到课堂，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待人特别亲切，既是老师又是兄长，大家因此敬重他、喜欢他。五华中学那时有一个规定，学生每周要写一篇周记，把自己的生活情趣、学习心得、社会见闻以及个人的思想活动写在周记上。这是一个可以让学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场所，也是锻炼写作能力的好机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毕老师在学生周记后面的批文，往往要写好几页纸，比学生的习作要长出许多，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启示，互相切磋，使师生之间的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了。我的父亲每周都要看我的周记，当他发现毕老师的批文写得那么认真，那么热情洋溢，那么入情入理，真使他感动了，他为我有这么一位好老师而由衷地高兴。一天晚上，父亲专门来学校拜访毕老师，他们恳切地谈了好久好久，从此之后也成为几十年可以交心的挚友。兴趣爱好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虽然在两地工作，但书信往来不断。他到北京参加学术性会议，总要打电话通知我去见见面，有时还到我家住一两天。我去武汉或河南采访，也总要找时间去看望他。每次见面，聆听他的教导，总会有收益。一般说，他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话题的范围很广，除了他的专业自然科学以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中外历史诸多方面，是一位十分博学而又健谈的人。他十分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动态，对某些官员的不正之风深表不满，特别是痛恨那些贪官污吏；他还多次谈及中华民族当前最需要的是“忧患意识”，应当时刻恐惧自己在国际竞争中被甩下，那种陶醉于取得的成就是全然没有根据的，言谈间充分表露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操。研究生涯毕先生194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即西南联大）生物学系，终生从事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藻类学家。解放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要调他去担任水产处处长职务，他拒绝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岗位是学校，是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他一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同志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假期和周末，他的工作室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足迹遍及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的山川和湖泊，对我国的动植物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写有大量的调查报告。1983年在《武汉植物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从19世纪到建国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植物资源调查》一文，是他参阅了83种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后写成的，这说明了他做学问的严谨和刻苦。在他年近古稀之时，还坚持给湖北大学生物系的学生讲课，带领学生深入神农架和三峡地区做藻类作物的标本采集和研究。从1979年直到去世之前的25年间，是他从事藻类学研究工作最重要也最出成果的时期。这段时间，他主持或同饶钦止教授、黎尚豪院士合作编著了《中国淡水藻志》五个卷册。毕先生倾注全部心血和他自己的财力搜集和整理了中国藻类分类学和有关文献资料（现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套资料是目前我国最为完整的一套藻类分类学文献资料。为此，朋友和学生们称他为“藻大王”，这是一个多么亲切和适合他的称号呵！
我同毕老师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最近几年间，我有意把他写给我的信保存下来。他去世后，我清点了一下，竟有65封之多。一般说，他写给我的信都比较长，内容丰富，很多话充满着哲理，而我比较疏懒，信写得比较简短。我们之间还把自己欣赏的文章或书籍寄给对方，以分享在读书中的喜怒哀乐。2004年初，他把作者谢泳送给他的《思想操练》一书寄给我阅读。这是一本阐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书，涉及的问题有历史、教育、中国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他在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页上，都批注着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可见他读书之用心和细心。他的这些批注都能给我以启示，往往也把我带入沉思，说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虽死犹荣2004年11月8日他写给我一封信，距离他去世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摘抄其中的两段，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诲人不倦”的大师，他是真正把教书和育人紧紧结合的教师楷模。
“多年来，我对你这种嫉恶如仇，对不合理的事总是深感忧愤的性格，一方面深感钦佩，一方面也颇有点担心。”
“我上次的信，只是想劝你要超脱一些，要站在更高一点的位置上去对待这些问题，更要冷静一些去分析这些问题，而不要动感情。这需要两个条件：一要高一点的理论修养，二要多懂一些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用前者可以将问题分析清楚，用后者可以较为正确地理解何以这些问题会发生在中国。——其实这些事绝大多数是中国历史的反复和重复。如此，则自己便多少会冷静地对待这些事绝大多数，而又不是无动于衷。”
与这封信寄出的同时，还附来他在2001年5月写的一篇《悼周基?好友》的文章（注：周先生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生，解放后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2001年3月去世。此文曾刊于西南联大校友通讯上）。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周先生在开始对一些官场不正之风，也是十分生气，但后来他能做到‘不动感情’，而会去冷静观察和分析。周先生曾说：‘按照中国的历史，那些欺压群众、贪污腐化的事，是一定要发生的，要躲也躲不掉。’并为我寄来很多材料，解释这些事情发生的缘由，所以他后来从不生气，我也就慢慢地不生气了。他之所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是因为知道国内外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尤其是哲学和历史。”这些话，充满了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无限的关怀和爱护之情，信中的言辞，又是那般的诚挚和中肯。什么叫“诲人不倦”？我看这就是吧。
也就是这封最后的来信中，他第一次跟我谈到了他的病情：四五月间，发现口腔牙龈长了肿瘤，7月份做了手术，原以为无事，上个月被确诊为口腔牙龈癌，已转移到了左颈部（近距离）。信中说：“往下情况如何，我会及时告诉你，对老朋友们，不必故意保密，也不过分宣传，听其自然好了。人总有那么一天，能平淡对待，比背包袱要痛快些。”“将近90岁的人，再多活或少活几年，算不了什么大事。”“我的日常生活自我感觉，一切如常，没有多大变化，每天仍可工作几个小时。”多么安详的心态，多么敬业的精神！
这段时间，我心里老是惦记着他。12月初，我给他家里打通了电话，当时他正准备去住院治疗，可见病情恶化了。我只同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想不到，半个月后，他就远行了。这次的通话竟成了最后的诀别！在我们以往的通信中，也曾多次谈及生与死的问题。记得他曾对我讲述了一则动人的故事：在一片森林中，有人来伐木，小树见了十分害怕，大树告诉它，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应该的。凡是树，都要为人们（世界）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虽死犹荣”啊！而森林永远不会被消灭的，它还会有下一代来接续下一代。小树想通了，等它长大时，以愉快的心情接受砍伐。显然，毕老师就是以这种认识来接受死亡的挑战。在他看来，死亡就是生命的归属。这种在死亡面前具有安详的心态，也许就是他终生研究生命科学的结晶吧。 　　毕列爵老师对于“死”的看法和态度是那么的自然和平静，没有思想包袱，就像一片树叶落下来。我想，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是痛苦的，但精神上是安宁的。我祝福他的灵魂安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