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潘菽
书香门第
  潘菽潘菽，早年称潘淑，原名有年，字水叔（菽）。1897年7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的书香门第。其祖训为“耕读传家，不入仕途”。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分别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举人，两个伯父都是光绪年间的秀才。父亲秉性耿直、倔强，文采出众，是村上私塾的先生。潘菽有兄弟5人，姊妹4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潘梓年、四弟潘美年、堂弟潘汉年都先后参加了革命。
潘菽6岁时开始在父亲开办的蒙馆里读《四书》、《五经》。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在新旧教育制度变革时期，他几经周折，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为三年级插班生。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少年时期已阅读了许多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并深为先哲们的深邃思想所吸引。他尤其羡慕宋代哲学家朱熹的渊博知识，希望将来也能成为像朱熹一样的大学问家。他兴趣广泛，文章写得很好，还爱好书法、美术和镌刻等。在每学期末学校公布的红榜上，他的名字总是列甲等前两名。校长童伯章及后来他的大学校长蔡元培都很欣赏他的好学和多才，曾为他书写条幅相赠。
1917年潘菽中学毕业后，跳过两年的预科，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取了本科。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几年正是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又值“五四”运动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被捕的32名爱国青年之一。这场运动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之所以总欺负我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太弱、太落后了。而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1]
研究心理
1920年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加之此前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使他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决定去美国学教育。1921年到美国，不久，他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变化，感到美国的教育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用美国式的教育未必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基础科学既与教育有密切关系，又比教育更具有根本的性质。于是他决定改学心理学，并由此踏上了献身心理学的道路。
由于心理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又鉴于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六七十年来他在心理学上走过的道路，正像他自己所说，“并不是现成的康庄大道，而仿佛是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披荆斩棘。”晚年，他在一篇题为《我的心理学历程》的回顾中，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即十年定志，十年彷徨、十年探路、十年依傍、十年自强、十年播扬。潘菽是与中国现代心理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上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奋斗精神也堪称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劈波前进的一个典范。
潘菽开始接触心理学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他的第一位心理学老师是陈大齐教授。那时，中国心理学尚处于初创阶段。20世纪20年代，当他决定迈入心理学科学殿堂的门槛时，正是国际上许多心理学派别激烈纷争的时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使他感到，心理学还不大像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这不但没有动摇他献身于这一门科学的意向，反而更促使他立志要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名实相符的科学。潘菽在美国学习6年，先后读了3所大学。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一学期后转入生活费用较低的印第安那大学，在康托（Kantar）教授的指导下作了关于汉字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923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26年在H.卡尔（Carr）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The influnce of context upon learning and recall）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当时，中国现代心理学正处于创建阶段，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了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前身是东南大学，后来改称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50年代中期前他一直在这所大学工作。
30年代中国历经内忧外患，当时对心理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也还看不清楚，由此他陷入了彷徨，然而却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志向。那时，国内一些大学纷纷取消心理系，一些很有才干的年轻心理学者被迫纷纷改行。面对中国心理学可能夭折的厄运，潘菽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等为题，接连发表文章，竭力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并鼓励心理学的同仁知所奋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仍要认清心理学的价值所在，并要敢于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共同来开垦中国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半荒区”。
抗日战争期间，潘菽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在重庆的八九年中，他以很多精力积极投入抗日民主爱国斗争，同时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科学阵地。在此期间，他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十几位进步教授自动组织起来，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从中受到很大教益。尤其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对心理活动的精辟论述，使他耳目一新。他以自己学习、研究所得，为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理论心理学，试图用刚接触到的新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心理学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建国之后
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受命参预接管中央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任南京大学（调整后的中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他1952年参与了南京及华东地区的大学院系调整工作，主持院系调整时，考虑到仪器设备搬迁问题，没有把南京大学留在四牌楼原址，这也是潘菽本人认为的他生平办错的第一件大事。[2]  潘菽铜像 南京大学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心理学从专业设置到教科书，一切照搬苏联，形成了对苏联的依傍。为此，潘菽一心想了解苏联心理学是如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发展起来的。1949年9月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员之一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1957年他又率中国心理学家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往返都路过莫斯科。潘菽很珍惜这两次机会，本希望通过会晤苏联心理学家和参观，好好向苏联心理学界学习，但他所抱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这期间，中国心理学的专业机构也作了较大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南京大学保留一个心理系，另按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设立了一个心理学专业。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担任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心理学会于1955年重新建立，他被推选为理事长。这两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80年代中期。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被聘为学部委员，是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心理学家。　
60年代对潘菽本人，乃至对中国心理学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1963年他突发心肌梗塞病，几濒于危，住了一年多医院。出院后养病期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心理学被诬称为“伪科学”，要“彻底砸烂”，心理研究所和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也被取消。中国心理学面临灭顶之灾。昔日被人们誉为“活雷锋”的他，一下子却成了“牛鬼蛇神”。他虽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仍遭到各种迫害。就在这种连性命都难保的情况下，他想的还是如何使中国的心理学能够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一次砸烂心理所的批斗会后，他悲愤而坚定地对自己的夫人说：“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自强不息，奋笔著书立说，以写检查为掩护，偷偷地写下了50多万字的《心理学简札》初稿。他后来在回顾中写道：“通过写《心理学简札》这项工作，我自以为明确了不少心理学中的问题，较明白地认识到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的趋向，也比较明确了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基本上应该怎么办。我更加坚信中国心理学必须自力更生，自强自立，决不能再一味仰望于任何国家”。
文革之后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心理学，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身先士卒，带头从事研究和著述，大力播扬。在他生命的最后10余年中，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种。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工作，还担任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会主任。10年中，他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1981年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他从事心理学科研和教学工作60周年暨90寿辰的活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要做的事还很多。因而总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一次，他的女儿专门写信给他，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劝。他回一张小小的字条，上面写道：“我专心一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寥寥数语，足见这位九旬老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潘菽这种高度的事业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中国心理学界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心理学界的圣人”和“一面旗帜”。正当他辛勤研究不断取得成果时，因患脑溢血病故，从而结束了他艰难而曲折的心理学界历程，时年91岁。
九三学社
1946年5月，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成员10万多人。创始人有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3]。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于1937年西迁陪都重庆，当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群众周刊》社也在那里，潘菽的哥哥潘梓年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兄弟俩的相聚导致潘菽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公开挂的牌子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认识，并在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授意下联络团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党的外围、统战组织。这些人定期聚会、座谈、学习，也参加《新华日报》社组织的一些活动。后来为了内部联系的需要，更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国民党的盘查，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始就打出“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即被周恩来首肯。后来，经黄国璋介绍，联系上了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京大学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另一个座谈会，并由潘菽邀请原“自然科学座谈会”的税西恒一起来座谈，后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几乎都陆续参加了进来，发展到30余人。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1945年9月3日，大家在开会时谈到座谈会的名称，潘菽等人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重大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第二年，为了参加民主斗争运动的需要必须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之所以取学社这个名称是因为潘菽考虑到“九三座谈会”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这些人有进步的要求，但又不愿沾政治的边，起名“九三学社”这个淡化了政治性的名称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沿袭当年“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传统。有趣的是“九三学社”的英文是JIUSAN (SEPT 3RD) SOCIETY，活脱是一个学术团体[4]。
人物著作
潘菽一生著作很多。个人专著以及主编、合编的书有10几部，发表心理学论文以及教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文章200余篇。他主编的大学教材《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和图文并茂的高级科普著作《人类的智能》（上海科技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3年）分别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和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心理学简札》（上下两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是他的主要代表作，可以说是他一生对心理学探索成果的一个总结。这部书从1964年他养病期间开始构思和写作，到1984年正式出版，前后历时20年，全书60多万字。在这部著作中，他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古今中外有影响的心理思想，对传统心理学中各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作了深刻的分析与评论。同时，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和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对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个人的设想。这部著作出版后在中国心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书评认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重大尝试，是促使中国心理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性思考”，“是一本心理学简要百科全书式的书”。该书1991年荣获“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荣誉奖，1992年又获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
主要论著
1　Pan Shuh．The influnce of context upon learning and recall．Journ Exper Pshchol，1926（9）：468―491．
2　潘菽．心理学的过去与将来．北新，1927（1）：1―21．
3　潘菽．心理学概论．上海：北新书局，1929（初版），1932（再版）．
4　潘菽．社会的心理基础．上海：世界书局，1930．
5　潘菽．心理学的应用．上海：中华书局，1935．
6　潘菽，吴照熙．教育心理学．上海：北新书局，1937．
7　潘菽．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科学新闻，1946（2）．
8　潘菽．关于心理学哲学问题的发言．心理学报，1959（1）：27―34．
9　潘菽．关于心理学性质的意见．心理学报，1959（3）：133―136．
10　潘菽．面临新时期的中国心理学．心理学报，1979（1）：1―9．
11　潘菽，刘范，章志光等．教育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2　潘菽．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心理学报，1980（1）：1―8．
13　潘菽．意识问题试解．心理学探新，1980（1）：3―6．
14　潘菽．近代心理学剖视．百科知识，1980（2）：48―52．
15　潘菽．对推动中国心理学在新形势下继续前进的意见．心理学报，1981（4）：373―379．
16　潘菽，王景和，陈大柔等．中国心理学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六十周年．心理学报，1982（2）：127―138．
17　潘菽．论所谓心身问题．心理学探新，1982（1）：1―14，（2）：1―11．
18　潘菽，刘范，李令节等．人类的智能．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3．
19　潘菽，高觉敷（共同主编）．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20　潘菽．心理学简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21　潘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心理学报，1984（2）：103―112．
22　潘菽，李令节．一门研究人类自己的重要科学――心理学．教育科学研究，1985，创刊号．
23　潘菽．论人的实质的自然方面――新三界说．心理学报，1985（1）：1―14．
24　潘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心理学探新，1985（1）：1―9，（2）：1―10．
25　潘菽．略论心理学的科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1986（4）：135―142．
26　潘菽．潘菽心理学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大事记
1897年7月13日　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1917―1920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21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
1921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
1923―1927年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1927―1949年　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教授，并两度兼心理系主任。
1949―1956年　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心理系主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
1956―1983年　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83―1988年　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1988年3月26日　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