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N先生
头发的故事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啊，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夸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 
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三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⑻，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⑼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⑽，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⑾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九二○年十月。
赏析
1.《头发的故事》放在中国小说的长河中看无疑是最特殊的。它的特殊首先表现在形式上。它也是一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全文共二千三百余字，其中叙述语句总共只有二百五十余字（这个字数包括了对话前的诸如“他说”、“我说”等引导语），“我”的话才三十五字（包括标点符号），其余二千余字都是一个被称作N先生的话。 
二百余字的叙述语言，第一句讲“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我”讲了撕日历及一句随便的感想，接下来的叙事交待了N与我的关系：“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然后是最长的一段叙述，这段叙述交待了N先生的性格及我对他的态度：“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此后的叙述就只是对N谈话中表情、动作及“我”的动作的简略描写，诸如：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 
由上引文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这篇小说在两个人物“我”与N先生之间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情节，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是N先生因双十节而发牢骚，待到他发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告辞而去。小说中也没有通常的所谓人物性格描写，仅有的一段描写其实是“我”对于N先生的评论：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是对于中国古代传奇、话本小说传统的彻底决裂。中国传统的传奇、话本小说，故事情节无疑是它的生命，情节的发展就是故事的展开，故事的完成就是情节的终结，故事与情节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欧洲近代小说的纯文学传统也是要讲究故事情节的，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显然也不是对于欧洲近代小说传统的借鉴。《头发的故事》的兴趣既不在编织精巧的故事情节，也不在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它的中心指向一个人物的独白式话语，《头发的故事》显然是一篇小说传统之外的小说。 
这篇小说的构成依赖什么？ 
第一层次，显然是亲身经历的叙述样式，他叙述的是他的亲身经历，具有明确的时间、视点，而亲身经历这一点，为叙述提供了一个叙述的真实性的道德的证据。在叙述的第一个层次里，“我”与N先生形成一个对比：这是两种人的对比，一个有历史记忆，尤其是辛亥记忆，一个则无，一个通世故，一个不通世故，一个是有声而喋喋不休的，他正好是少数的，是不通世故者，虽然喋喋不休却无力，一个是沉默少言，他正好是多数，是世故的表现，虽然是沉默的，却是沉默的多数，是强大而有力的——正是他拥有对于N先生的评论的话语权，这两类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感受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是这篇小说的第一层次上的结构原则。[13] 
第二层次是N先生的叙述，N先生的叙述是《头发的故事》关注的中心。从第一层次看，N先生的话只是对话之一部分，是人物话语，但是这个人物话语其实是小说的主要部分，所以必须单独考察这个层次。 
N先生的话其实也是叙事。每个小说家都会在其小说中叙述其认为可叙述、值得叙述之事，这个可叙述之“可”，值得叙述之“值得”，也就是叙述性的问题。所谓叙述性在叙述学理论研究中不同的看法，罗伯特·斯柯尔斯从阅读反应角度理解，认为叙述性就是“释义者从任何叙述中介所提供的小说资料中构筑故事的过程。一篇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是叙述文本，它只能给我们提供引导，而要靠我们自己的主动的叙述性去完成形成故事的过程。”我们不妨从从阅读反应的立场仍回到文本立场，文本中介只有提供了这种引导，读者才能阅读解码，或者说，作者在编制符码时就有一个编码规则，这就是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在很多时候与读者一致，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与读者不一致，在文体发生变革的时期，这样的情形尤其普遍。 
N先生的叙述和叙述性首先在于其历史性，通过双十节的时间因素、北京的地点因素、历史人物、事件（中国古代的刑罚、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洪杨、长毛、辫子、《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等等），将其叙述锚定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其次，其叙述性在于人物，历史中的个人（“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尤其是关于N先生这个“我”的无发之灾的遭遇的叙述）遭遇，在历史、历史中的个人的叙述中，都隐含了一个时间点，只要有时间的点，就必然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他的叙述也就是从这一时间点向前的运动，这个时间与历史、现实、未来联系在一起，预置了一个读者解读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是语言结构表现的文化的结构。因此，N先生的叙述，其实质是对于历史的叙述，是他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出发的对于历史的叙述。 
不用仔细研究就可以看到，在N先生的叙述中，作为叙述单位的，不是行动的序列，“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这是关于革命者的叙述，在这个叙述中，重要的不是革命者自身的事迹，而是“我”的观点，同样的，关于“我”的没有辫子而遭遇的事件的叙述重要的也不是故事自身，而是“我”关于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说，推动叙述前进的并不是故事情节，也不是人物性格，而是“我”的关于历史的独特的观点。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在“我”的叙述中被普遍使用的各单元的关系就与传统的小说大异其趣，既非故事的进展，也非人物的性格的结构，而是对比这一散文、诗歌中常用的结构原则。前面已经指出，第一层对比是“我”与N先生的对比。 
第二层对比是N先生话语中的各种对比。 
N先生的话语中第一重对比是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与大众记忆中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一般群众中已经忘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但是历史上辛亥革命其实是无数烈士用生命、鲜血换来的：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社会记忆中的辛亥革命，它在一般群众中已经成了听令而挂一天的“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一场革命与“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烈士的献身与平塌的坟墓，对比触目而诡异。 
辛亥革命的纪念形式与辛亥革命中的牺牲者的被忘却这两段叙述中没有叙事上的连续性，它们在小说中的连续性依靠的是对比原则。 
讲完辛亥革命后，接下来一下子跳到头发的事件，先讲历史上的刑罚，再讲到满清入关的“拖辫子”，然后讲到洪杨时的辫子的遭遇。满清入关为了辫子曾经有过激烈的反抗，而待到“顽民杀尽了，遗老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留定了就形成习惯。待到洪杨一来，百姓的辫子与生命相连，真是欲做奴隶而不得。待到洪杨平定，他们又得到留稳辫子的时代，他们又要辫子了，成了辫子的守护神，形成一个无名的包围圈，迫害率先剪去辫子的革新者、革命者。群众对于满清的辫子的接受是由于暴力，对于辫子的守护则出于遗忘与习惯。通过辫子显示的正是群众的守旧与善忘。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的辫子谭，与上文辛亥革命的被忘却是呼应的关系。 
接下来是“我”的“无辫之灾”谈。“我”在革命前因为没有辫子而到处受到包围：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我的遭遇与前面讲的历史上的辫子的事件正构成历史与个人经验的对比、对应。“我”对付群众的手段与日本人本多静六的手段又是一重对比、对应：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日本的本多静六如何对付中国人与南洋人？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然后讲到“我”革命前的对于辫子的态度，“我”自己的剪去辫子与不同意学生剪辫子的矛盾，这也是对比。 
最后归结到现实：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归结到对于改革者的诘难与劝告：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从结构形式看，是对于传统传奇、话本小说的全面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与传统的决裂，但是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世说新语》这样的作品，考虑到《世说新语》中许多“记言”片断，或许可以说是传统的一种继承创新。知识者的“震 
2.《头发的故事》通篇流动着愤激的情绪。n先生在纪念双十节时大发感慨：“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民众为什么忘却了对辛亥革命的纪会呢?而那景象又确实让人觉得痛心：到了十月十日这一天，“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时，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推翻帝制的革命付出了多少烈士的鲜血，何以民众对革命节的纪念会如此冷漠呢?n先生是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一位民主主义者，在这时，他不免要为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故人们而深感悲凉了。他们中，有的虽尚年纪轻轻，便“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有的“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有的“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这场革命使n先生感到唯一“得意的事”，便是早就在留学期间剪了辫子的他，“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然而最让n先生悲哀的也是，民众除了革去头上的辫子外，没有别的收获，社会状态是换汤不换药，没有实质性的变化。n先生的感慨让我们想起《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革命后的情形：“……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并未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也没有给民众实际利益，难怪民众对革命节的纪念十分冷漠了。如n先生所述，再进一步追溯，其实民众并不了解什么是革命。这样，他们与革命十分隔膜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革命党人并未在国人中进行思想启蒙、唤醒民众，结果，民众只是头上去掉了一根辫子，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占据着他们的头脑，同时也顽固地统治着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日后的改革也就举步维艰了。无怪乎n先生对现实十分失望、感慨万端。《头发的故事》还用了不少篇幅，描写n先生回忆起当年因为没有辫子遭受人们嘲骂的磨难，这就更强化了对民众的愚昧、麻木进行启蒙的思想意蕴。《头发的故事》内容的深刻性在于，它通过n先生的回顾与思考，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面对今天的现实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致力于象剪辫子似的那种“革命”了吧!作品结合历史教训，沉痛地把尚未完成的思想启蒙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向社会提了出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