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壮飞
人物简介
  钱壮飞[1]
1931年4月25日晚，正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的特急密电六封，他当机立断拆译密电；原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这一情况令钱壮飞极为震惊，他知道顾顺章也了解自己的情况。
千钧一发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冷静地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26日早晨，钱壮飞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这些密电当面交给徐恩曾后，从容不迫地离开敌营。
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他还深情地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
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值得全党永远纪念他！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人物生平
钱壮飞  钱壮飞烈士塑像同志于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情报侦察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具有传奇经历的钱壮飞，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中情侦工作的楷模。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编写教材，认为共产党的情侦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 兴奋的、创造的精神”。而钱壮飞的成就，除了个人素质和献身精神外，主要归功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隐蔽战线领导者的方针正确。
中国共产党的情侦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此后二十多年间，从特科、军委二局到中央社会部，这一特殊战线上的同志们始终遵循周恩来早期确定的原则，即建设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隐蔽精干队伍，而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前些年国内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片恰恰因不懂这些，而有失实的地方）。
正是  钱壮飞靠政治信念指导下的奋斗精神，共产党才能以弱小力量一再打入中国国民党的要害部门。193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顾顺章（不久又将他处死）介绍的共产党特科情况，编写了一部名为《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的教材。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注：英文“中共”的缩写）的特务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五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  钱壮飞之墓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二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自知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钱壮飞同志墓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被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委、政府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  钱壮飞之墓最新解密的历史资料，顾顺章在1931年4月24日被捕叛变的经过，除周恩来外，当时在中共中央执掌大权的王明，也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之一。
王明夫人孟庆树曾撰写过《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一文，她对材料中称：顾顺章被捕的地点并非在武汉，而是在南京；此外，顾顺章被捕的消息也并非钱壮飞、李克农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而是一位称作“老鲍”的同志（他的真姓名可能只有周恩来知道，时任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秘密党员）；当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12个机关的命令时，立即把顾被捕叛变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过了不久，李克农和钱壮飞两同志从南京逃来上海，他们所听到的，和老鲍得到的消息一样。[2]
牺牲之谜
贵州金沙说对于钱壮飞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说法： 
一是空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 持此说法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贵州息烽说但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牺牲谜团
金沙县岩口村牺牲说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虽然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议，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
此说疑点：
一、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此说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黄布包、手枪、小皮包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有眼镜。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
二、时间不对。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一、六分队。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不大。
三、被害可能性很小。当时无线电营通常是24小时收报、译报。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中间。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该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且后山离渡口仅三四里地，几乎已到江边。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很小。
四、时间与事件不符。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没有找到。一直作为失踪认定，后来定为牺牲。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即1935年4月1日，而在3月31日12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遇空袭只能是过乌江后。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息烽境内遭轰炸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一处则是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可见钱壮飞应该是过了乌江后牺牲的。息烽县九庄镇牺牲说以上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
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1987年5月版）记载：1981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1935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息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红军南渡乌江后三天内的战事详情是这样的：1935年3月31日上午11时左右，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南渡乌江主要是从乌江上游黄沙河地段经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过的。
3月31日晚上，红五军团到达息烽县九庄镇，并在这里宿营。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红三军团于4月1日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而此时，毛泽东、朱德则在息烽县流长乡一带。4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的命令。
这时，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70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4月1日11时左右，敌侦察机出现在息烽县流长、新阳、鹿窝的老窝寨，再到九庄镇绕了一圈回到贵阳。15时左右，四架轰炸机出现在息烽境内。飞机轰炸发生在九庄镇的祖师观和鹿窝乡的报恩寺。在九庄镇，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后来根据县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还有鹿窝乡的报恩寺也受到轰炸，牺牲红军数十人。
当红三团在息烽县城牵制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时，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已经绕道向扎佐方向挺进了。在九庄镇的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部分红军也从九庄镇绕过息烽县城经石洞、猫场到了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这就是3月31日至4月2日，红一方面军在息烽的全部战事和情况。
从以上几次战事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牺牲于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钱壮飞在轰炸中牺牲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此说要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之间，应该有相隔4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五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息烽县九庄镇的祖师观。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是钱壮飞牺牲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么多红军没有被炸，却偏偏炸到电台队呢？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1935年4月1日，四架敌机轰炸九庄镇和鹿窝乡两地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之间。4月1日11时，有一架侦察机曾在乌江南岸鹿窝乡、九庄镇上空一带侦察。
据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是因躲空袭失踪的。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伤亡，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由此看来，敌机此次空袭并未丢炸弹，只是侦察。
根据《1935年中华民国空军史》等资料，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故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鹿窝乡的报恩寺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位于一个小山上的树林之中。笔者下乡时曾在此地当过代课老师，也曾带领学生到此地为红军烈士扫过墓。因此，钱壮飞牺牲于此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周恩来明确说是在躲空袭时失散的，应该不会有错。当时遭遇的飞机应该没有丢炸弹，那就说明，当时应该是与侦察机相遇，即在4月1日11时左右。走了一段后，周恩来曾让人回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如果说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应该可以找到；如与电台队在一起则不存在走失的事，如果牺牲，也应该有人知道。但是，无线电队的同志不知道钱壮飞的行踪，一直以失踪记载，后来才确定为牺牲。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
根据4月1日的战事分析，除去鹿窝乡的报恩寺，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九庄镇一处，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九庄镇。但是，九庄镇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此地呢？
根据周恩来叙述钱壮飞是在躲避空袭时失踪的这一线索，在这一天躲避敌机空袭的可能性有两次。一次是飞机侦察时，也就是1935年4月1日11时左右，一次是4月1日15时左右。从资料上看，周恩来并没有提到空袭时有人受伤或牺牲。因此可以肯定，躲避飞机空袭应该是第一次的侦察机。根据老红军邹毕照回忆，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的情况来看，更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根据躲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知，飞机出现在九庄镇的时间是4月1日上午11时左右。那么，由于鹿窝乡离九庄镇的路程是10公里，可得出飞机在两地上空的时间相隔不过几分钟，也就是说红军受空袭的时间也是4月1日11时左右。地点则可圈定在新阳到鹿窝之间的对门寨。这个地方正是翻过大岩头的一段路，而这个地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地呢？因为在流长乡和九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较高的山——西望山，红一方面军是呈人字形避过西望山的，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是从西望山的左面经流长到扎佐的，而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是经九庄镇过石洞，从猫场绕过息烽到达扎佐的。因此，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正是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空袭时摔伤（或摔坏了眼镜），由于没有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秘书长，在当时已没有较紧急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许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他可能打算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但是，当天15时来到九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流长，而现在却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九庄镇。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九庄镇红军中的一个。
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每次扫墓都要请当年的老红军来讲革命史。据老红军讲，飞机是从息烽方向飞过来的，四架飞机经九庄镇的求雨坡、棺山、烟登坡飞过九庄镇后向祖师观一带投弹。红军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曾从祖师观附近向敌机开火。
由于当时牺牲的红军被分葬三处，后来为了祭奠方便，当地政府决定将红军烈士的遗骸移往祖师山山顶。2006年12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127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
1968年左右进行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书。最近，看到《重庆晚报》登出的钱壮飞的一张照片，觉得钱戴的眼镜很熟，很像红军墓中出土的那副。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就是钱壮飞的，但这些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由于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成谜也未可知。
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笔者的经历来看，是否可作这样一个推断：
1935年3月31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这天的敌情应该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当夜，毛泽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4月1日，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11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侦察机。于是，大家忙到树林里躲空袭。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山岩下。待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流长与去九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然而，据党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当时红五军团还有三部电台。因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由于电台队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路走错了，但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应该会说服钱壮飞与他们一道从九庄镇走。因为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因为考虑到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在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来到了九庄镇。从11时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15时便来到九庄镇。　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从九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房最好的选址。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四架飞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九庄镇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祖师观。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因此钱壮飞牺牲在九庄镇的情况就没有记载（所有牺牲红军都没有留下姓名）。但我认为红军牺牲减员一般都会有记载，这个记载应该在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内，但由于后来红五军团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几乎全部牺牲，故未留下资料。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钱壮飞临时跟随红五军团，也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故未记载。而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主力还在，若钱壮飞随红三军团牺牲，应有记载。根据以上分析，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
钱壮飞墓
  钱壮飞烈士墓地解放后，原反动民团头目受审时交代，当时他们捉住一个手拿雨伞自称文书的中年人，认为是红军干部便杀死投尸山洞，所说的外貌特征与钱壮飞一样，烈士的最后结局才终于明了； 1935年3月29日牺牲于贵州息烽一带，时年39岁。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
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建国后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他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钱壮飞同志墓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
2002年4月后山乡作为钱壮飞牺牲地定论后，后山乡得到第一笔实惠就是贵州省拨款1050万，加上市县的500多万配套资金，为后山乡修了一条20公里长的出山公路。然后国家安全部拨专款兴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及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
现在位于后山乡的钱壮飞烈士陵园及事迹陈列室分别系国家安全部、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命名的“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贵州省委宣传部确定的贵州省16个重点建设和“改陈布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全省50个红色旅游精品景点之一。
2005年至2007年两年的参观人数达2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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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金陵之夜》  电影：《金陵之夜》（1985）
导演：钱江
编剧：曹硕龙、钱江 
摄影：付靖生 
美术：陈晓霞、郭巨海 
录音：董秋新 
作曲：金湘
制片主任：孙庆吉 
制片：刘长安
主演：孔祥玉、朱德承、张明子、王铁成、孙飞虎
上映：1985年 
地区：中国大陆 
颜色：彩色 
类型：剧情片 
制作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
剧情简介
  电影《金陵之夜》剧照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地下党员钱壮飞化装成张医师离开北京平安里的家，转移上海。 　
钱壮飞一家人到了上海以后，他本人与党失掉联系，心急如焚。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只好考进无线电训练班。在这里，他受到同乡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的表弟。 　
陈立夫接受蒋介石的密令，要在南京组建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他委托徐因曾负责招兵买马，徐推举了钱壮飞。钱不便推辞，表示考虑。 　
1931年夏天，钱壮飞在杭州主持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在会上认识了陈立夫。他在这里偷听到出卖彭湃等同志的告密者叫白鑫，很想把这个情况告知党组织，不久，他在龙华寺的一次游行集会上见到过去与他联系的地下党员胡北风，终于又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中央批准了钱壮飞要求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的计划。钱壮飞首先设法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当上了徐的机要秘书，又安排巧计，弄到了徐从不离手的密电码。 　
  电影《金陵之夜》剧照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何成俊、蔡孟坚逮捕了负责共产党中央安全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此人原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失职造成澎湃等七位同志被捕，周恩来同志批评他之后，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更加放荡，终于被捕。 　
何、蔡二人为了争功，分别往南京拍发急电。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周末，四封电报被钱壮飞收到。他连夜破译，从中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他趁徐回来之前，亲自坐火车到上海找党组织汇报。 　
徐恩曾回到南京时，钱已转回，亲手将密电交给徐。徐向陈立夫汇报后，通知上海方面进行大搜捕时，共产党中央机关已安全转移，钱壮飞也已撤离了。 　
钱临行前留给徐的信中说：“行色匆匆，不及面辞，政见之争勿涉及子女，否则我将您的秽行公布于世……”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他无力地倒在桌边。 　
钱壮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告别妻子，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后在长征时在贵州乌江壮烈牺牲，时年40岁。[3-4]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电视剧《敌营十八年》
导演：王扶林
国家/地区：中国
对白语言：汉语普通话
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由导演王扶林执导，张连文、张甲田等出演，该剧融戏剧性、惊险性于一身的惊险大剧，主题歌《曙光在前头》更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被广为传唱。
电视剧：《虎胆雄心》（《敌营十八年II》）（2008）
导演：桑华
主演：杜淳、王鹏凯、阿斯茹、朱虹
国家/地区：中国
对白语言：汉语普通话
本剧以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国共对峙十年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江波如何在国民党军中经过漫长的敌营生涯，历经风险、逐渐成长，为党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成为了一名高级红色特工的故事。展现了江波与国民党敌工人员何昆紧张的殊死较量，及与三位女主角之间丰富细腻的多层次情感。电视剧《江南锄奸》编剧：张法纯、皇甫宜川
出品人：丁泽兴、张法纯
制片人：张法纯、杨智杰
总监制：梁志祥、张法纯、倪新宇、周莉、赵树清
总策划：张法纯、李海渊、刘英魁、景志刚
监制：张彦、江红、于婉琴、张小林、陈明秀
主演：刘劲、于震、徐僧、邢宇菲、李玉峰
国家/地区：中国
对白语言：汉语普通话
剧情背景
1927年对共产党来说是血雨腥风的一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中共武装反蒋后把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建立在上海。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且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国中之国”的这种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在这种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大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下的首脑机关，成为中共中央一切工作重中之重。于是，由周恩来首倡，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筹建了“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 
电视连续剧《江南锄奸》正是以此为背景，表现了那个年代中共特科在党中央领导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清除内奸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