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阿巴·埃班
生平
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阿巴·所罗门·埃班1915年2月2日出生于南非的海角镇，父亲是从立陶宛移民过来的商人。当埃班7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全家又坐船去了英国。不幸的是，在伦敦待了还不到一年，父亲亚伯拉罕·所罗门得癌症死了。几年以后，为生活所迫，妈妈爱琳达·所罗门改嫁给了内科医生艾萨克·埃班，埃班随的就是继父的姓。他那时叫奥布里·所罗门·埃班，很英国化的名字。他后来所用的希伯来名字阿巴是在下决心加入到以色列的独立斗争时取的，主要在公共场合用。在私人通信中，埃班仍自称奥布里，因为许多朋友感觉叫他新名字很不习惯，阿巴在希伯来语中是爸爸的意思。 
幼年的时候，埃班就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妈妈爱琳达当时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伦敦办事处的秘书兼翻译。1917年的一个晚上，上司给了她一个任务，让她把《贝尔福宣言》翻译成法文、俄文。《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来说可是个不小的胜利，英国在宣言中承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一个犹太人的家园。埃班对这段故事一直记忆犹新，“翻译一个文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埃班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但它却把我们家与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犹太复国主义征服了我的内心世界”。     每个周末，外祖父都来教他希伯来语、犹太经典。在经历了正统的英国教育后，埃班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女王学院，主修中东语言与文学。在大学里，埃班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与出色的组织才能，他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领导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运动，接受了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观点。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埃班积累了渊博的知识，锻造了自己的演讲风格，“每次他张开嘴，就能听到他在引经据典”。     1938年，埃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剑桥大学当了一名讲师，教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了英国军队，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干预下，他被派往埃及做翻译，同时负责审查阿拉伯语的邮件与报纸。1942年初，英国人担心德国人会在埃及取得大胜，于是组织了一个秘密行动，派军官到巴勒斯坦训练犹太人做游击战士，埃班就在其中。英军在阿拉曼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在巴勒斯坦的行动成为多余，但这次训练产生了一个令英国人意想不到的后果：许多培养起来的犹太战士在后来以色列的独立斗争中，用他们学到的本领对付英国的殖民官员。     正是在这个时候，埃班改变了自己对阿拉伯人的看法。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宣称，贫穷的阿拉伯大众会接受犹太移民带给他们的经济繁荣，埃班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那种认为一个国家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自己独立的想法绝对是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幻想”，埃班写道。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埃班一直坚信这一点。虽然为了国家利益，他一直是巴解组织与它的领导者阿拉法特最猛烈的抨击者，但他同样不顾个人得失，多次批评那些延缓、停止与巴勒斯坦谈判的以色列领导人。精彩演讲帮助以色列立国德国纳粹横扫中东的危险过去后，埃班又被派回了开罗，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一个从巴勒斯坦流亡到此的犹太商人的女儿苏西。两人结婚后，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二战结束后，小两口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埃班在一个阿拉伯中心上课。在还是一个英国军官的时候，埃班就开始为《巴勒斯坦邮报》撰写匿名文章，抨击英国限制欧洲犹太人移民的政策。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早就看上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多次表示希望埃班能投身于他们伟大的事业，但埃班一直犹豫不决，直到1946年夏天，反对英国的暴力活动日益升级、英国人开始抓捕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官员的时候，他才下定决心，退出了英国军队，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的一名官员。     当英国被拖得筋疲力尽，不得已将巴勒斯坦的未来问题交由联合国解决的时候，埃班参与了犹太人方面与联合国的联络。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一个计划，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两个区域，这对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个胜利，埃班是当时的犹太人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还想方设法安排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与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谈，几个星期后，杜鲁门承诺，以色列独立后，美国将予以承认。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之前两个星期，为了反对用联合国的托管取代英国的委任统治这样一个提议，埃班做了充满感情的处女演讲。在演讲中，他宣称犹太人家园必须在纳粹大屠     杀的废墟上升起，以道义的力量来赢得人们的支持。他的这次演说很成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或许是由于他的这次出色表现，以色列独立后没几天，埃班成为了以色列驻联合国的首位代表，那年他才33岁，为联合国又创造了一项纪录。在随着以色列独立而来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正是他在联合国的纵横捭阖为重压之下的以军赢得了宝贵的停战，使他们得以重新集结、补充弹药。两次战争立大功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时，埃班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同时兼任驻美国大使（这在外交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在以色列攻占西奈半岛的过程中，为了从埃及手里重新夺回苏伊士运河，英国、法国也参加了行动。美国对这两个北约盟友未与自己商量就自做主张很是生气，在美国的压力、苏联的威胁下，英国、法国被迫撤军。此时国际形势对以色列很不利，不仅面临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谴责，就连一向支持自己的美国也因英法事件而迁怒于以色列。在这个危难之时，埃班又立大功。经过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来回回的多次艰苦谈判，埃班终于得到了美国认可的以色列撤军原则：如果埃及再次利用西奈半岛干涉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红海，以色列有权自卫。  阿巴·埃班在联合国发言此后，埃班又作为外交部长经历了第三次（1967年）、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967年，埃班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有些紧张，埃班一直与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保持着密切联系，最终化解了以美之间的矛盾。6月19日，在以色列击败了它的3个邻居，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戈兰高地，控制了耶路撒冷老城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埃班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指责正是埃及的封锁以及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鼓动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的做法导致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这篇演说，充分展示了埃班的风格，充满激情、引经据典、滴水不漏，一下子就让人觉得那场战争是整个世界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战争。埃班拒绝了恢复到战前状态的所有提议，他建议阿拉伯人接受现状，眼睛向前看，“中东已经厌倦了战争，现在这里已经具备了人类活力重新复兴的条件，不要让机会与我们擦肩而过。”1968年，埃班还策划了以色列与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的最初接触。     一次又一次，每当以色列面临着生存问题的时候，联合国就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在这里，埃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能。会下，他流利地运用六七种语言与各国外交官“套近乎”，向他们解释以色列的政策；会上，他总是高傲地用纯正的英国贵族式英语舌战群雄，时不时引用历史上的典故，巧妙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抨击以色列的敌人。当然战斗之外，他也不忘用丰富的想象力为中东和平勾勒一个美好的前景，以免国际社会丧失对中东问题的信心。回到国内不受重视埃班在外交舞台上占尽风光，深得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推崇，而在以色列国内他却并非一帆风顺。埃班曾开玩笑说，如果让外国人也来参加以色列的选举，他肯定能当选总统。而在现实生活中，埃班虽然当过以色列的不管部长、教育文化部长、副总理、外交部长，但他从来没有成为以色列的总理。     埃班为以色列的利益费尽心机，但在以色列他却从来没有过完全在家的感觉。这里的人们豪放、粗鲁，即使是在议会大厅里也不例外，而他冷淡、学究气的性格，永远都是一本正经的穿着与做事风格使他不能完全融入到这里。渐渐地，以色列人觉得埃班华而不实，最后把他孤立在了政治主流之外。20世纪70年代，埃班所在的工党领导人大变动，更加强硬的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埃班逐渐被冷落。1988年，埃班失去了议会中的席位。随着在政治上的失势，埃班慢慢将精力投入到了写作、教学上，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很长时间的客座教授。     在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随着以色列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道德、军事挑战，埃班称自己慢慢从乌托邦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1987年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埃班表达了对当时以色列政治上右倾的不满，他说：“现在我到了国外，仍会自豪地称赞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近40年前以色列建国之时我在联合国做演讲时满怀豪情，现在让我重复当时的话我却不敢，那时的措辞太理想化了。”     埃班一生得过不少奖，而最让他珍惜的还是2001年获得的国家最高奖———以色列奖，只是那时他已经虚弱得无法参加颁奖典礼[1]。
精彩演讲
本篇是阿巴·埃班1955年1月11日在圣母大学的演讲，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文献。同时，他的演讲辞也反映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努力为自己在世界上寻找定位。他所构想的未来以色列，在经济和军事上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发展前景并不是无限的，然而，在文化、宗教、知识和科学方面，它却应该具有无限的潜能，也正是在这方面，它的存在对于人类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也为它与其他文明的沟通创造了条件。 
从以色列的第一次建国，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她重新为自己赢得自由，历史已经跨越了四千年。无论以哪种严肃的历史眼光来看，摆脱埃及人的统治，在人类进步史上都是一个真正的顶峰。就象乔治·亨利所说：“从斯芬克斯的利爪之下，人类渴求自由的天赋得以迸发；在出埃及的号角中，我们听到对人类权利的大胆宣言。” 
这些雄辩有力的话语并非夸张。正是在跨越红海和西奈半岛的这次逃亡中，为人类保存了在法老的异教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发展的革命性观念，这就是关于上帝，关于这位宇宙的统治者，万能、惟一而不可分、正义之化身、一切造物之源泉的敬爱的天父，关于他的最高权力的观念，而从这一观念中，又衍生出了主宰人类幼年生活的那些信条和禁忌。我们，作为这些逃亡奴隶的子孙，一直把这一事件视为我们真正命运旅途的起点，所以，在随后的所有世代，都始终铭记这段久远的传奇。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传统要求每个犹太人在一年某个特定的时节都要背诵《出埃及记》中的这段故事，以便他能对这段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有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 
这段讲述人们如何在一种无可替代的观念的监护之下反抗偶像崇拜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更为世俗的方面来看待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出埃及是人类民族解放史的最初一幕，也是经典一幕，以色列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一直鼓舞着后世争取民族独立的各种运动，给了它们希望。当有人征询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未来的美利坚联邦应该采用何种象征物时，他们立刻都想到了以色列子女从红海两边分开的水流中逃亡、踏上自由道路的图景，建议按照它的样子来设计美国的图章。有一句希伯莱格言敏锐地揭示了它的实质：“抵抗暴政即是顺从上帝。” 
我以为，设想未来的人们会以同样的尊重来记住以色列在当代的复兴，设想以色列的历史会继续保持其坚韧的品质，这并非狂妄自大。确实，自四千年前的那次救赎奇迹发生之后，在我们历史上还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变化相比，我们经历了殉难而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从痛苦的深渊突然爬上了新的充满机遇和尊严的顶峰。在犹太人的意识里，七年前以色列的独立绝非一起单纯的政治或者是世俗的事件，这个日子必定会进入这个民族的节日，——这个民族一直以一种罕见的执着保存着自己各种矗立在尘世的纪念碑。 
我来到这个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希望告诉大家的是，应该从人类历史的最高级维度来看待以色列的再生。它对于人类各种精神动机的本质，从自己过去的历史中——对未来时代也许同样是一种警示——引申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而这一事件在当代的思想和写作中所引起的重视本身就足以说明，它内部包含了某种特殊的性质。显而易见，如果以色列的再生能够永远为人铭记的话，这并非由于它所包含的任何物质方面的维度，而就政治意涵而论，以色列国也不具有什么全球的、或者是重大的意义。我们新近赢得独立的那片领域，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非凡的，而从地理上看却那么渺小。确实，它在古代世界里是三个大陆往来的桥梁，见证过这条大道上反复上演的人群迁徙、兵戎相见的各种历史盛剧，然而，在今天这个原子的世纪，按照这样的战略眼光看，这里不过是地球上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桥梁并不稳固，道路也并不宽敞，在今天可以空中运输的时代，它已经不再横亘在大国征服与扩张的必经之路上。 
这里的人口只有不到两百万。我们可以揭示这一数字的实质意义，它已经是犹太民族史上所曾达到的最大人口数字。即使如此，这些在为以色列的复兴而行动的人们，在整个人类大家庭里只占极小的比例。所以，显然，如果我们把现代以色列看作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事件，那一定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如果现代以色列包含了任何伟大的因素，这种品质一定是在精神王国里才能找到。 
我们这并不是要否认，以色列所取得的某些物质成就让人难以忘怀，有的甚至非常感人。犹太人作为一个集体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其他也有很多民族，他们在入侵者的铁蹄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然而，没有一个民族象以色列那样，虽然领土尽失，却表现了如此顽强的反弹力，从而，在不断的殉难与流散之中却能保持维系其统一和身份的各种要素，包括它的语言和传统，它对孕育了自己的那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对未来复归故土的不灭的希望，等等。很多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无论流落到何方，他们始终珍视自己内在的生活，将它与一片遥远的土地联系起来，作为它的根，而与此同时，他们中却极少有人能够亲眼看到这片土地，甚至没有什么人会存有这样的奢望。这种联系，对从前的很多代人来说，不过是一种神秘的信仰，而在今天它却克服了各种物质上的算计，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政治现实。无数世代以来，以色列一直与国际社会隔绝；而今天，自由以色列的旗帜再次骄傲地在这个家庭中飘扬。 
这之中的某些东西，一定会引起某些研究民族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的重视，然而，这些成就之所以醒目，决不仅仅是就世俗的层面而论的。这里，可以看到种种开拓的工作和牺牲，最终使荒野呈现出古时的富饶气象；这里，可以看到一段大规模移民的时期，把数以百万踏上归途的人们接上它的海岸；这里，可以看到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时还伴随着严重的后果，从而使得各种工农业资源迅速增加；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新型的文化正在慢慢成型，它把各类移民的传统、语言和经历，根据古代希伯莱所留给他们的印记，织出了一幅单一的文明图景；这里，可以看到人们为了战胜瘟疫的肆虐和风沙的侵蚀——这一切，曾经极大地损害了这片土地的物质环境，损害了它在历史上得到的美誉，过去，它曾被誉为“美的极至，整个地球的乐园——所做的斗争；这里，可以看到一次伟大的探索，在一个布满专制和独裁政体的地区，它尝试着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统治原则；这里，可以看到文学、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进步，这些虽然还没有能够实现古代先知的启示，但如果考虑实现这一切时的时空环境，那么它依然可以称得上前途光明，意义非凡。在提到以色列所取得的这些积极的成就的同时，我无法略过不谈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人数稀少的民族，它的国土的四周都被持续的敌意笼罩，它为了获得安全而不得不投身到一场场战争中。它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却成功地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国际承认，这也是以色列取得的一个醒目成就。 
如果我们略过这一切成就不论，更愿意把眼光投向以色列精神方面的成就和命运，其中的原因，绝非我们认为政治、经济、生活、乃至军事史无足轻重，不屑一评。首先，这些方面的成就，了不起的军事胜利，意义深远的经济变革，土地灌溉计划，物质力量的展示，等等，永远举不胜举；进而，即使是这样一些成就，从其外在的维度来看属于政治、经济或者社会方面的内容，然而，它们首要的意义，仍在于它们展示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是人类意志力量的见证，在人类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成就比它遭遇了更严重的不利挑战，所有的时空环境都在考验它的成功。仅仅几十年之前，在人们眼里，设想未来将在祖先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家，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念头，去做这种努力的人几乎与疯子无异。一战之初当政治家、外交官接触到这种想法，简直目瞪口呆，以为是有人异想天开，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是通过正式的途径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而绝非玩笑。一位英国驻巴黎大使，在我们的首任总统哈伊姆·魏兹曼博士向他详细介绍了复国方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他有一个无法释怀的谜团，为什么一个取得过杰出科学成就、也拥有敏锐的逻辑分析能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这样丧失理智？在伦敦，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看到内阁中一位有犹太教信仰的成员，一个在日常方面极为理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几乎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不禁大为惊讶。 
今天，第三犹太共和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我们容易看出是这些怀疑论者、这些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判断出现了错误。然而在当时，这些怀疑的论调却让人觉得非常站得住脚，毕竟，犹太民族分散各地，不能团结，他们中形成了众多的小派别，看不到任何可能形成政治统一的作用因素；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住地距离他们梦想的民族复兴地都有数千公里之远；而那片土地本身看来也好像被汲干，再看不到它早先的生命力，看不到任何顺利定居的指望。不仅如此，糟糕的是，这片土地并非空无一人，伸手可得，它一直在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下，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在垂涎它，而所有这些国家，比起那个散居各地、政治上没有任何身份的民族而言，都更有机会成为它的占有者。就民族国家的法理而论，所谓的犹太国家权利，进而，所谓犹太民族和它祖先土地存在的联系，都是不被认可的。当时看来，犹太复国计划要克服这种种的敌意以及自然环境上的不利条件，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很快我们就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无法设想独立以色列的存在，到无法设想它的不存在，仅仅过去了一生的时间。我几乎不能看到历史上还有比这更真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意志力量的无限，它克服了一切物质上的阻碍使自己得到实现。对于那些希望信仰得到维护的人们，这也许是以色列获得再生的最大价值所在，他们可以以此来对抗各种宿命论和历史决定论，因为，在后者看来，人不是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因，而是它毫无依靠的附属物。所以，以色列的再生固然可以放在犹太民族的编年史中看待它的意义，但脱离这种背景，它依然具有它的历史意义：信仰论和否认人类意志对世界命运有任何关键作用的各种学说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现在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面对以色列的复兴，任何试图仅仅从物质或者经济条件加以解释的唯物主义学说都会拙于应付，无法解释其因果。 
这种对人类意志力量的信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以色列民族性中有一个最醒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一直坚定地拒绝承认想象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别，这既导致它的柔弱，也是它伟大力量的源泉。在古希伯莱语中，并不象现代语言的语法，将事实如何和应该如何常常采用截然不同的表述方法。这种有意混淆理想和现实、意志和事实的做法，从我们历史上存在的许多国家可以得到证明。1918年，魏兹曼博士登上可以俯瞰耶路撒冷全城的斯考普斯山，为一所大学主持揭幕典礼。就其外在的形式而论，这次典礼与世界其他地方大学的揭幕典礼没有不同：同样的形式，同样的演说，同样丰富而又空洞的陈词滥调，在无数的这类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切在不断重复。这次仪式惟一的与众不同之处只在于一点，那就是，举行揭幕典礼的这所大学实际并不存在，甚至都没有一块石碑来代表它的存在。人们没有实际准备建立这么一所大学，甚至也无法确定，那些内心渴望建立这所大学的人，他们是否可能回到这片土地生活；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学，这是我们太殷切盼望的事情了，物质条件的缺乏并不能打掉我们的念头，不能阻止我们采取一些仅仅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和姿态。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这所大学就成为现实了，上述的仪式也就不再显得滑稽可笑。这种对想象和现实有意地加以混淆，正是我们所有宗教和民俗的特征。 
正如从以色列的建国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无可战胜的力量，而这一总体进程中的许多具体行为，也揭示了同样的主题。 
这里，最生动的例子无过于我们的移民运动。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犹太共同体，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物质生活方面差异极大，比如，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语言背景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在精神的归属上才存在着一致和团结的纽带。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让人信服的试验，它所比较的正是物质和信仰相对力量的强弱：如果物质因素是决定作用，那么，各种分裂、疏远的倾向就会占据上风；而精神的统一则需要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需要克服各种物质方面的离心力量所造成的累加效果。最终，精神胜利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自己的移民响应了以色列国家的号召，这一事实证明，统一压倒了分裂，它所需要的条件就是，只要这种统一是在精神方面，而分裂只是物质上的。流亡的犹太人重新集合到现代以色列，这也意味着圣经的预言以最准确、最实在的方式得到了实现：“我要带他们离开这些人民，从各地把他们聚集，带他们重回自己的土地，我要用以色列的大山和溪流、以那地方所有可居住的土地喂养他们。”——这些预言，对所有信仰圣经、信仰它的允诺所蕴涵的真理的人们，都是适用的。 
这里，我把以色列国的成立看作了精神力量在一般意义上的一种胜利，然而，我们同时也需要关注一番以色列精神历史所具有的独特谱系，它现在已经繁衍出了新的支脉。这一种精神传统几度濒临灭绝，最终又都走出了险境，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就其对人类精神演化的作用而言，绝非一般的角色可比。可以说，现代的各种有神论，它其中包含的所有本质的、真确的成分，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可以从赢得民族独立的以色列人所取得的成就和洞见那里找到它的源头。人们都意识到希伯莱思想对人类产生的强大影响，由于这个缘故，数不尽的人们在看到犹太国家可能建立、这一思想传统可以在自由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得到庇护、再生时，都欢呼雀跃。在过去，这个民族曾经和那片土地有过结合，这种结合，通过它的独一无二的语言做媒介，为人类贡献了自己最深刻的启示经历：古代以色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个人道德，什么是社会正义，什么是普遍和平。从前的辉煌，它所赖以出现的条件就是民族和土地的结合，现在，这一切条件又将齐备，这或许预示了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未来又会到来。 
由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同时也是一个不同文化、文明构成的社会，这种差异，现在我在联合国，只要往桌子四周看看，就可以注意到。其中，很多现代国家，不论它们和教会正式关系如何，都是基督教文明的范例和化身，虽然其形式或有不同；还有十五个国家，尊奉伊斯兰教的精神遗产；在远东，有三个国家、也许还有更多，是在佛教传统中塑造的。还有很多国家，对此我们都很熟悉，他们所赞同的是现时代的各种唯物主义哲学。然而，一直到七年以前，还有一种文化，也仅仅只有这种文化，在这个国际家庭中并没有得到表达，以地球之大，却没有这种文明的容身之地，可以使它们面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挑战，以自己的反应来检验它的各种理想；在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成为希伯莱传统的代言人。一旦我们回想一下，这一传统曾经对历史的进步做出何等重大的贡献，那么不得不承认这之中有一个让人难以信服的反差。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自从提图斯的军队征服耶路撒冷以来第一次，希伯莱传统通过自由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所有其他国家一起生活在人类家庭之中。可以说，经过了这种补救，这个由世界上各种自由文化组成的大家庭才实现了真正的团聚，而联合国也成为了由人类各种传统和文化共同参与其中的一个大型交响乐队。 
其实，即使是犹太王国覆灭之后，希伯莱的观念，一方面经由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同时也在众多民族的国民传统中，继续发挥着它创造性的功能，这一点没有疑义。如果我们把希伯莱思想的发展历程，仅仅局限于国家独立时期所走过的那些道路，这样的目光未免太过短浅，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希伯莱精神正是在以色列土地上有自己的国家时，才达到了它在流亡和散居时所不能达到的高峰。希伯莱文明的溪流抚育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条大河，然而，它自己每年总是在不同的水域里流淌。今天，希伯莱精神已经克服了无家可归带来的巨大阻碍和责难，我们再也不必痛苦地默念圣经中的语句：“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