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曹魏兵制
总述
     
曹魏的中央军，分中军和外军。“‘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别形成于汉建安时代（196至220年），到黄初年间（220至226年）都督制成立，中外军的区分及中外军的名称也就正式成立。建安以前，曹操集团不过是当时割据局面下的群雄之一。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是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取得冀、并、青诸州以后，他的统治区才渐具国家的规模。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虽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即留一部分军队在那里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这种情形，发生于曹操打败袁绍占有冀、并诸州之后，到赤壁战后，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渐渐固定为一种制度，而且发展为后来的都督制。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汉宫。武卫营的统帅最初是许褚，官职为武卫中郎将，后迁武卫将军。曹魏作武卫将军的，都是皇帝很亲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垒、中坚二营，归中领军统帅，魏明帝又置骁骑，游击二营。《历代兵制》只提到武卫、中垒二营，有所疏漏。“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四征四镇，是指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陈傅良说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了中军与外军，曹魏政权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帅。”州郡兵以守备本州郡为职，必要时也应调出征。州郡兵地位比中军、外军低，“州郡都督不与中外军同……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晋书.段灼传》），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三国志.魏志.杜恕传》）。
曹魏兵制，还有屯田兵值得一提，但陈傅良对此又疏漏了。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是汉代官田出租办法及边郡屯田的推广。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郡的民屯，典农都尉负责一县级单位的民屯，屯司马负责一生产单位——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获上缴政府。屯田客不服兵役，但实行军法部勒式管理，应该纳入兵制研究的范围。建安初年开始的屯田，本是为了束缚流民于土地和为政府提供大量租入以充军需；到魏末晋初，统治者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经常分割屯田，瓜分屯田客，屯田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兵屯的开始晚于民屯，一般是保持原有的军事编制，设立在与吴蜀两国对峙的边境，让士兵且佃且守。东吴也有与曹魏大体相似的兵。
曹魏兵制的变化与州郡领兵制
募兵方式的出现两汉时期实行征兵制,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普遍义务兵制组成军队的方式是征发,即由应服兵役者集中于郡,然后编成部伍,赴京或边。但征发的兵老幼不齐,战斗能力不一,故在征发的基础上而有交钱代役的措施。西汉武帝时,开始有募兵出现,只是当时尚未形成为主要的集兵方式。汉武帝所置八校尉,“大抵即募习知胡、越的人来充任。此后有事,即常常募兵”。汉武帝以后至西汉末,募兵仍然只是个别的非主流的现象。直到东汉光武帝时,才于建武七年(公元37年)三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从此,意味着废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遍进行军事训练的制度,使征兵制失去了基础,不得不代之以募兵制。由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就发生了由义务兵到职业兵的巨变;还逐步萌发了太守、刺史掌握兵权和兵将之间隶属关系的固定化;从而为州牧制的产生、州郡领兵制的出现和兵士私家化的过程准备了条件。曹魏兵士的来源与世兵制的初步确立汉末三国之际,召募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集兵方式。曹操之兵,更主要由召募而来,其部下将领之兵,也几乎全部为募兵。 如前所述,募兵制下的集兵方式主要是召募(或曰招募),而不再是征发。召募这种集兵方式,自西汉武帝时开始萌芽以后,到了汉末、曹魏之际,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集兵方式。如果说《后汉书·皇甫嵩传》所载他所统帅的用以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军队,还是“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的征发与召募相结合的方式的话,那么大将军何进的兵,就主要是通过召募而来的。他先后曾派鲍勋之父鲍信到东方诸郡“所在募兵”;派张辽“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派张杨“归本州募兵,得千余人”;派都尉毋丘毅“诣丹阳募兵”。其他如吕布之兵,系由杀丁原“并其兵众”而来;董卓之兵也有不少原是何进、何苗的部曲,由于二人死,“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
至于曹操之兵,更明显主要是由召募而来的。
史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太祖(指曹操)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董)卓”。然而曹操的所谓“义兵”是怎样来的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曰:“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太祖兵少,乃与夏侯忄享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　、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同书又云:“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青州黄巾百万人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这里的“青州兵”,虽然是打败了农民起义军以后强制收编的,却不同于征发方式来的兵,本质上应属于召募类型。从曹操后来对青州兵不解散其原来的编制系统和多方给予优待的情况来看,曹操在收编这支“青州兵”时,多少贯彻了自愿的原则,故不同于征发义务兵。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云:“(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曹仁最初的兵,是自愿组合的,显系召募而来,不过是私人性的召募而已。后来这支军队汇入了曹操的军队,自然增加了曹兵的募兵数量。同书《曹洪传》云:“扬州刺史陈温与洪善,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阳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
同书《曹真传》云:“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注引《魏书》曰:“邵以忠笃有才智,为太祖所亲信。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
同书《乐进传》云:“(进)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遣还本郡(阳平)募兵,得千余人,还为军假司马,陷阵都尉。”
同书《张辽传》云:“汉末,并州刺史丁厚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师。何进遣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还,进败,以兵属董卓。卓败,以兵属吕布,迁骑都尉。布为李所败,从布东归徐州,……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
由此可见,曹操起兵之初,其兵士除青州兵非直接召募而来以外,其余全部是由召募而来的。即使张辽的兵是由投降而来,但究其最初来源仍是召募而来的,青州兵的收编也属于召募类型。这就是说,曹操的军队几乎全部是召募而来的。可见这时募兵制,已基本上取代了征兵制而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兵制,召募成了主要集兵手段。世兵制的确立及影响曹魏的世兵制度,就是把召募来的职业兵(包括受降和收编的军队),另立户籍,以其家属集中居住作为人质,并令其世代为兵的制度。世兵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为兵民分离和兵户世代为兵。曹操在初平三年收编青州兵之后,使其以单独编制的面目出现,到延康元年,仍有青州兵的名称存在(事详《臧霸传》),这就表明在青州兵中必然实行世代为兵的制度。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家属应是在官府的控制下进行屯田。因此,世兵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在初平三年收编青州兵之后已经产生,标志着世兵制的初步确立。
世兵制的实行,给整个兵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兵士身份的变化,服役期限的变化,兵户和民户关系的变化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兵将关系和兵士指挥权的变化。征发而来的义务兵,由国家统一调度,服役期满则还复民伍,兵将之间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不宜产生稳定的依附关系。在世兵制下,兵士长期隶属于某一固定将领,久之,这种上下级的关系便发展成了兵士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甚至成了将领的私兵、亲兵与家兵。因此,国家和将领之间,将领和将领之间必然要发生争夺兵士指挥权的矛盾,为了协调兵士指挥权的分配与再分配,必然要产生一系列在军事组织系统和将领权限等方面军事制度的变化。州郡领兵制东汉末年,各地豪强大族乘黄巾起义之机,纷纷建立地主武装,小者筑坞自保,大者参与角逐。豪强武装的成分或是“宾客”,或是“宗族”,还有“招募”而来的,实际上是被威胁而来的破产流亡农民。这些豪强摇身一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而他们的宗族,佃客和破产农民则沦为隶属于他们私人的家兵、部曲。二者的关系既是豪强地主和依附民的关系,又是军事首领和家兵的关系,依附性很强。后来,北方的豪强武装大多归附曹操。当时,曹操无力打散和整编这些为数众多,力量甚强的豪强军队,只得承认现状,任命豪强为将军,仍然使他们指挥原有的军队。这样做有利于笼络豪强,以免其离心哗变。
但是,这些分割于诸将之手的军队不相统属,各自为政,不利于统一调度。为了使这些军队直接统帅于州刺史与郡太守之手,间接受中央的节制,曹操便在消灭群雄的过程中逐步实行了给刺史、太守加军号或以将军领刺史、太守之职的制度。于是州郡领兵制在曹操擅权的建安年间产生了。《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云: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后)迁元城令,入为丞相主簿……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建安二十二年……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司马朗的建议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恢复井田之制,二是实行“州郡并置兵的制度,即“州郡领兵制”。稽之上下文意,应是指恢复井田之制的建议未被采纳;“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似乎是说司马朗的主要意图,在乎实行“州郡领兵”制,从而暗示出这一建议是实行了的。
最早此制只在曹操的亲属中进行。《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云: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守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复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太祖平河北,为大将军后拒。邺破,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夏侯惇以将军兼领郡太守,又以郡太守加军号以及最后到都督诸军的经过,就反映出曹操早在建安之前及建安初年,就开始了把州郡兵置于郡太守统治之下的过程,可见“州郡领兵”制的萌芽此时已出现了。曹操以其亲属将领兼领地方官的作法,并非限于夏侯惇。
《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渊传》云: 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迁陈留颍川太守。
由此可见,夏侯渊也是以将领兼领郡太守。同书同卷《曹真传》还说: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还应变都,以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
这种开始只限于曹操宗族成员以将军兼领地方官的作法,后来逐步及于非曹氏宗族将领。
《三国志》卷18《魏书·吕虔传》云: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不久)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郭)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名冠州郡。……太祖使督青州诸郡兵以讨东莱群贼李条等,有功。……举茂才,加骑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数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将军,……迁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
曹操以吕虔“将家兵守湖陆”,后领泰山太守,最后督青州诸军,并加骑都尉领泰山太守等事,均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以前,因为他任泰山太守十数年后才是“文帝即王位”。由此可见,开始只限于曹操宗亲将领可领地方官的作法,在建安十三年之前已扩大到了非宗亲将领。《三国志》卷18《臧霸传》也说: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太宜之讨吕布也,霸等将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见而悦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观兄康等,皆诣太祖。太祖以霸为琅邪相,敦利城、礼东莞、观北海、康城阳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后以军功)拜扬威将军,假节。……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    这里所说的青、徐豪霸集团人物,均以将领而兼领太守,且均发生于建安十三年之前,可见“州郡领兵”之制,在建安十三年司马朗向曹操建议实行“州郡领兵”之制时,此制已在一些地方推行。臧霸作为领兵刺史以后,又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即位之时,“迁镇东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结合《臧霸传》注引《魏略》所载臧霸所率徐州兵以太祖崩而“鸣鼓擅去”一事考察,可知曹丕此举在于安抚臧霸,但从都督诸军事之职已及于非曹氏宗亲这一点着眼,更见此制之制度化是在“州郡领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
此外,还有《三国志》卷18《魏书·文聘传》载,曹操灭刘表后,“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加讨逆将军。”显然也是州郡领兵的反映。
如上所述,表明曹操在建安年间,确已在曹氏与夏侯氏宗亲中实行了以将军兼领地方官或地方官加军号领兵的制度,而且逐步发展成了都督制,故司马朗于建安十三年之后所提出的“州郡领兵”之制的建议,只是将此制制度化而已。因此,“州郡领兵”之制,始创于曹魏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