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越南第三次北属时期
历史沿革
隋朝对越地的统治公元6世纪中期，中国南朝梁辖下的交州地区（在今越南北部），爆发李贲起义，并割据当地，越南史上称作“前李朝”。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越地则有李佛子势力的盘踞。602年，隋文帝派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兵南下，行军顺利，并向李佛子劝降。李佛子“惧而降”，于是将之遣送隋朝国都大兴城，越南地区遂受隋朝统治。[1]
其后，隋朝对越地的统治有所加强，这在稍后的唐朝政府亦沿袭下去。据中国大陆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论述，指出隋在当地，设置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地方军政机构，加强控制越地及防止林邑国（即占婆）的北犯，务求巩固边防。早在李佛子降后，身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的刘方便立刻在当地实行统治。604年，隋设立总管。隋炀帝时，605年，林邑国出兵北犯，刘方随即受任为驩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击败林邑。此外，隋朝把以往的州、郡、县地方三级制，改为郡、县二级制，精简了地方行政架构，以免叠床架屋。在越地，亦实行了此一模式，设置了六郡（包括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和平定林邑后，一度设置了比景郡、海阳郡及林邑郡）、三十六县。[2]
隋炀帝末年，中国全境陷入群雄割据之局，其中之一的萧铣据有荆州越之地，并与交趾太守丘和（原为隋廷派任）发生冲突。丘和曾致力加以抵抗，后来得知炀帝被杀，便归附萧铣。及至唐政权于621年消灭萧铣，丘和再归附唐。唐朝遂展开对越地的统治。[3-4]唐朝的军政建置621年，唐朝接管越地。622年，唐在当地设“交州总管府”，管治越地军政，任丘和为大总管。其后又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总管改为都督。628年，唐太宗对全国实行地区改制，把交州都督府划归岭南道。679年，唐高宗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命刘延祐任“安南都护”，兼任“经略招讨使”。其后，安南都护府曾有更名。757年，安南都护府改为镇南都护府。758年，升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768年，再改为安南都护府。[4]791年，唐朝在安南都护府设置“柔远军”。[5]
在唐朝晚期的唐宣宗、唐懿宗时，中国西南地区的南诏曾向安南都护府发动进攻，唐廷多次遣军与南诏交锋。866年，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高骈成功击退南诏军队，唐廷随即在越地设立藩镇静海军，由高骈任节度使。其后，又曾称为“安南节度使”。[2][4]一直到唐朝灭亡，静海节度使仍在越地进行统治。唐时的越人起事越南地区在第三次北属时期，曾发生多起民变。民变的形成与唐政府官员的素质有关。从唐初开始，遇上此一问题，正如台湾学者吕士朋指出，“交州终不能得良吏以治之，州政不举，贪利侵侮之风如故”[4]。这大大影响了唐地越南地区的民情，元代史家胡三省作这样的归纳：“史言蛮非好乱，苦于贪帅而乱。”[6]
武后当政时，唐廷任刘延祐为都护，兼任“本管经略招讨使”。刘延祐到任后把原先岭南“俚户”的旧输半租，改为输全租，导致俚户不满，并由交州人李嗣仙领导谋反（《大越史记全书》作“李嗣先”，《旧唐书》、《新唐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均作“李嗣仙”），但被刘延祐所诛。其后，李嗣仙余党丁建、李思慎率众起事，攻破安南都护的官府，击杀刘延祐。唐廷遂派桂州司马曹玄静率兵入安南讨伐，最终擒杀丁建、李思慎等起事者。事件发生在687年。[6-7]
722年，安南人士梅叔鸾与林邑国、真腊国联络（《新唐书·宦官传·杨思勖传》又作“梅玄成”、《资治通鉴》作“梅叔焉”），攻占安南都护府，自称“黑帝”。唐廷遣内侍兼骠骑将军杨思勖前往征讨。杨思勖到当地，招募“群蛮子弟”，加入人数达十多万，于是平定梅叔鸾势力。[6][8]
791年，安南都护高正平增加赋敛，遭到当地民众反对。农历四月，安南地区的“群蛮酋长”杜英翰起兵进攻都护府（一说领导人物为冯兴），高正平忧愤而死。七月，唐廷任赵昌为安南都护，成功将起事者安抚下来。[6]
803年，安南地区的长裴泰铲去交州城中的沟地，引起民众的不满，[9]州将王季元驱逐裴泰。唐廷任用熟悉安南事务的赵昌再任都护，到任后，当地民众庆贺，乱事平息。[10]关于王季元起事的始末，《资治通鉴》则有另一说法：“安南牙将王季元逐其观察使裴泰，泰奔朱鸢。明日，左兵马使赵匀斩季元及其党，迎泰而复之。”[6]
唐宪宗时，出身“酋豪”的杨清，因不满安南都护李象古行为“贪纵”，加上自身从驩州刺史迁任“牙门将”，于是郁郁不快。819年农历十月，因有黄洞蛮作乱，李象古命杨清率兵三千前往镇压。杨清在途中倒戈相向，进攻安南都护府，杀李象古。唐廷便命桂仲武任都护，意图安抚杨清，授任为琼州刺史，但杨清不从，在安南境内肆行“刑戮憯虐”，导致当地“人无聊生”。桂仲武便联络安南各地酋豪，逐步壮大实力，数月后聚集起七千余人。其后，唐军收复杨清据地，并杀杨清。事件遂平。[11]
828年，峰州刺史王升朝反唐，旋即失败伏诛。[12]据《安南志略》，平定王升朝的安南都护韩约，后来又被乱军所逐。[10]
843年，安南经略使武浑命将士修筑城邑，但引来将士叛乱，烧城楼、劫府库，武浑逃奔广州。其后，监军段士则成功抚平乱局。[6]
唐宣宗大中年间，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强令以盐一斗，交易牛或马一头，又杀当地的“蛮酋”杜存诚，引来民众怨怒，因而联络中国西南地区的南诏进攻安南都护府。中国史家司马光就认为，安南民众对唐朝官吏的不满情绪，“导南诏侵盗边境”，亦即是说与后来南诏长期进攻安南都护府，有一定的关连。[6]越人自主及建国中国踏入唐末五代时，越南地区人士亦开始进行自主。交州人曲承裕自称静海军节度使，控制越地。[13]到曲颢继任节度使时，与盘踞中国岭南地区的刘隐（南汉政权）对峙，“志在相图”[14]，双方因而发生冲突。到曲颢之子曲承美继位后，于930年遭到南汉进攻，曲承美被擒。[15]
南汉铲除曲氏后，便委任爱州人杨廷艺（一作杨延艺）继续管治越南地区，并派军驻防，以备当地人士反抗。但在931年，杨廷艺发难，成功击败南汉驻军，自称节度使，统治越地。937年，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羡（一作皎公羡）所杀。杨廷艺的另一位牙将吴权征讨矫公羡，矫公羡于是向南汉政权求援。南汉君主刘龑遂派皇子刘洪操（一作刘弘操）率军入越。南汉与吴权军队在白藤江爆发战事。结果，南汉战败，吴权在越地建立新政权，是为吴朝。[14-15]
对外关系
与占婆国的关系中国隋朝在602年，派将领刘方率兵南下，把越南北部地区并入版图后，位于印支半岛的占婆国（中国文献里又称为林邑国），便成为隋朝南邻。604年，刘方获任命为驩州道行军总管，与司马李纲、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等，从越北地区出发，进攻占婆。605年，刘方率军到灵江口，与占婆王范梵志交战，隋军得利。其后深入至阇黎江，刘方击溃敌军，渡江后又再攻破占婆象阵。此后刘方行军甚为顺利，最终攻进占婆国都，范梵志奔逃。隋廷便在占婆国境设置比景郡（初称荡州）、海阴郡（初称农州）、林邑郡（初称冲州）。不久隋军撤退，占婆王范梵志返回故地，遣使到隋廷谢罪，其后朝贡不绝。[16]
在唐代前期，与占婆国的邦交处于友好状态，占婆曾多次遣使到唐入贡。[16]但到唐朝中叶，占婆国踏入第五王朝（中国典籍又称为环王国）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而唐朝治下的越南地区亦首当其冲。803年农历一月，占婆王诃梨跋摩一世的军队侵入驩、爱二州。数年后，809年，占婆再度入侵安南都护府辖地，但被安南都护张舟所击破。[16]824年农历十一月，占婆联同黄洞蛮入侵陆州（在今越南谅山省一带），陆州刺史葛维在战事中阵亡。到唐朝晚期，安南都护府因与南诏国发生战事，未暇顾及占婆。而占婆国在第六王朝时的君主因陀罗跋摩二世，则曾于877年遣使到唐廷入贡。[16]爪哇盗寇的侵扰在中国唐代时，爪哇地区的诃陵国（又称阇婆），与中土之间有着通商和邦交的关系。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一批来自爪哇的“昆仑阇婆”盗寇，入侵安南都护府地区，在767年更攻陷安南地区州城。唐廷调度军队，由安南经略使张伯仪与武定都尉高正平联手，成功击破昆仑阇婆。其后，张伯仪修筑大罗城（又称罗城，即现时越南河内），以作防卫。此后，安南未再受其侵扰。[4]南诏国的侵扰南诏位于中国西南，与唐朝为邻，与安南都护府所辖的越南地区亦亦互相接壤。自唐朝中叶起，南诏与唐多次在四川地区相攻，势成水火。唐朝在安南的治理又时有失当，南诏便计划攻取安南。唐宣宗大中年间，安南都护李涿（一作李琢）贪暴，强令以一斗盐交易马牛一头，并杀害“蛮酋”杜存诚，惹起当地民众不满。李涿又把峰州戍兵裁撤，使原本为唐廷作防御工作的七绾洞蛮孤立无缓。七绾洞蛮酋长李由独在南诏的利诱之下，遂改投南诏，入寇安南。[17]858年，南诏进攻安南交趾城（即大罗城，为现时河内），但因该地原有严密的防御设施，“树芀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选教士卒甚锐”，南诏军队见无法进攻而撤去。[4][6]
其后，唐廷任李鄠为安南都护。李鄠上任不久，就杀害“蛮酋”杜存诚之子杜守澄。到860年农历十月，李鄠对南诏用兵，收复位于黔中道的播州，但杜守澄的宗党却联合南诏，合共兵力三万，攻陷安南交趾，李鄠逃到武州（位于现时中国广西）。唐廷在861年正月，发邕州军队抗击南诏。[6]同年六月，李鄠率武州兵击退南诏军队，但唐廷追究他的“失守”及“杀守澄之罪”，而加以流放。事后，唐廷起用当地名门杜氏家族，“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6]
861年七月，唐、南诏双方战事不断，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邕州、巂州等地互有攻守。[6]862年二月，南诏再攻安南，安南经略使王宽向唐廷告急，唐廷派蔡袭代任经略使，在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各道调兵三万准备反击。南诏军见唐军势盛而撤退。[6]
蔡袭统率各道军队驻守安南，却引来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忌恨。蔡京向唐廷奏称“南蛮（指南诏）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荒陬路远，难于覆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还本道”，要求撤回各道军队。蔡袭多次向朝廷上书，极言“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又作“十必死状”，表示军情危急，应挽留驻兵。但唐廷最终接纳了蔡京的建议。[6]862年十一月，南诏派军五万入侵安南，蔡袭（时任都护）告急，唐廷急忙从荆南、湖南、桂州等地调兵数千，但又有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请先守卫邕州，阻挠援救安南。唐廷令蔡袭退守海门镇（位于中国广西。元代史家胡三省认为这等同是“弃交趾”），蔡袭却坚守交趾城（大罗），并继续要求增援。南诏大军包围交趾城，到863年正月城陷，蔡袭战死，唐军溃败，南诏遂据有安南，由将领杨思缙驻守，又设安南节度使，由段酋迁任职。[4][6]同年金月，唐廷废安南都护府，在海门镇另设“行交州”，不久在行交州复置安南都护府[6]，积极从事收复安南。
864年，唐廷任高骈为安南都护及经略招讨使。865年，高骈拣选士卒五千人先行出击，命监军李维周稍迟出发。高骈在邕州（位于中国广西）击败南诏的援军“林邑兵”，又在龙州屯击败南诏军，南诏军烧毁物资及畜口，狼狈而逃。唐军开进越地，在峰州击破敌军，安抚降众，获取物资充当军用，然后向交趾城步步进迫。866年六月，唐军包围交趾城，战况顺利，但李维周在这时向唐廷进谗，称高骈“玩敌不进”，唐廷听信谗言，改派王晏权代替高骈。但王晏权未能胜任军职，李维周又性格凶贪，军中将领不服。到唐廷得知真相乃高骈破敌，便令高骈复职。高骈鼓舞士卒，到十月，攻破交趾城，歼灭南诏军三万余人，斩其将段酋迁。南诏战败后，安南地区仍有两个峒蛮依附南诏，唐军将之击破，恢复对安南的统治。战后，唐廷设静海军于安南，任高骈为节度使。[4][10]
社会文化
宗教发展佛教在越南地区，渐成重要信仰。中国唐朝时期，禅宗中的毋言通一派，于9世纪传入越南，其中心地区在现时河内城郊扶董一带的建初寺（另有毗尼多流支派，在6世纪后期，即第二次北属末期传入越南）。当时安南都护府更大力鼓励佛教，在各地兴建寺院。[2]
此外，据越南出土的唐代文物青梅社钟铭文所显示，越地佛教在中唐时期，与中国一样，传统的“社”与“法社”渐相结合，形成一种融合式的“民间社”。此外，该钟的铭文上记载的人物名字，既有佛教信众，也有道士，他们均是铸造社钟时的捐施者，此一情况，与今日越南儒释道三教融合，大概有一定程度的关连。[18]中国文风的南被中国的唐代为文化发展蓬勃的时期，在文学上取得突出的成就。越南地区在第三次北属时期，亦受到唐代文风的薰陶。在该时期，中国内地文人，因事被贬到越地，或受命到当地任官的有不少。被贬到当地的有王勃、杜审言、沈佺期等等，到当地任官而精通诗文的则有晚唐时的高骈，他们都留下关于在当地生活及工作的作品。与此同时，中国内地有不少人士，与越地朋友以诗文互赠，如杨巨源的《供奉定法师归安南》、贾岛的《送安南惟鉴法师》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内地和越地文人之间，有频繁的文化交往，并从而带动越地文风发展。[4]
在越地亦有凭著文才，入仕唐廷的文人。较著名的是爱州人姜公辅。姜公辅在唐德宗时参加科举，登进士第，因而入仕，曾官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为德宗一朝的重要历史人物，并与朝中名臣陆贽友好。他的作品《白云照春海赋》及《对直言极谏策》，在后世被收录到《全唐文》，反映他为具有文才及见识的安南文士。[4]字喃的萌发越南古时使用的语言载体字喃，其最初的萌发，据中国学者罗长山认为应在8世纪至12世纪（即第三次北属至李朝期间）。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越南史籍记载，于791年“冯兴起义”当中，出现“布盖大王”的称号，而“布盖”的喃义为“父母”。罗长山分析认为，这是字喃早期出现的一种假借字形式。到13、14世纪，字喃便以形声字与假借字的形式出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