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基督教与明末儒学
基本信息
作　　者：孙尚扬 著
出 版 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4-12-1
版　　次：1
页　　数：261
字　　数：200000
印刷时间：1996-6-1
开　　本：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
I S B N：9787506004961
包　　装：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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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尚扬君《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一书，是一本颇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其特色为在平实中见功力，在迄今国内外有关此主题的论著中，我以为是相当出色的，而且可以说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基础。作者不作耸人的片面之论，不曲附于出自各种因素之偏蔽立场，很实在地站在当代的水准和需要的高度，去总结这段历史经验，认真从史料的梳理、发掘和思考中，全面把握这一错综复杂的事件，对各个重要方面及其演变一一作出清理和分析，并由现象求本质，作出了颇有理论高度与深度的讨论。就我所见，前贤们对此一段历史虽有若干论著，但多数是从天主教传教的角度所做的回顾，亦有从中国知识界吸取西方科学思想的方面所作之探讨，虽皆有重要意义，总觉尚窄，且大多叙述故事多而分析不足，深入到中西宗教与哲学对比深处之作似更缺乏。因此，人们期待有一部更好的作品问世。孙君之作可说满足了人们这一期望。这是同他长期好学深思的切实努力以及比较厚实的中西哲学根底分不开的。孙君是位非常年轻的学者，并不沾染流行的虚夸风气，埋头实干学问，我以为很值得提倡。 
明末这次中西文化交流，总的说来是和平的平等的，同清末时西方列强借武力，鸦片和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我所引起的交流，情形很不相同。前者属正常的对话，不同文化可以平等讨论，取长补短，纵有尖锐争议，只要处理得当，皆可促进中西双方之收益，利于文化之前进。而后者则为极不正常的对抗。现在我国重新独立强大起来，经济虽尚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亦已正在迅速腾飞，从而赢得世界的尊重，西方列强不能不改以往之骄横态度，对我刮目相看。此时我们再看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当可预见尽管仍不可避免会有不少对立甚至对抗(犹如明末及清康熙时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间关于伦理、礼仪之争那样)，但总的是步入了又一个平等、和平的交流时期。新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内容上、方式上、范围规模上都不是以往任何时期可比的。但为了使我们头脑更清醒，方针更适当，认真总结和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尤其是明末那段，将极有启迪意义。 
明末一段，虽交往人员不多，在上层教士与士大夫之间，但触及到中西传统文化之核心处相当深，此经验甚宜反复研讨，于今日亦甚有参考价值。孙君此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之要害处，进行了重点讨论阐发。在对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几位中心人物作具体分析中，有力揭示了各自思想核心中的优长及其间的差异，从而阐明了他们彼此尊重、吸取、互释与融通的原因和机制。又指出了各自出发点上的重大分别。无论如何，利玛窦将作为比较能够正确对待中国文化的一位极其优秀的西方思想家榜样，而长存于历史；而就中国学者言之，徐李亦堪称楷模。书中有关他们的评述，我以为对今天的中士与西士都会是有益的。尤其对徐光启“以会通求超胜”，对李之藻的“藉异己以激发本来之真性，始虽若戾，终则相生”的光辉思想，作者的阐发颇有力度，这确实是必须大力发扬的。 
此书末章亦颇有特色。作者在论及“拒斥”反应时，对其排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重点批评，但并不片面，相反，还揭示了这种排斥反应中也包含着极富洞察力的正当方面。这是全面的研究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上篇论及利玛窦对儒学的批评中，作者已抓住了“大伦与五伦”这一耶儒之学差别、分歧之关键问题；到最后一章，通过思想上强烈的突出对比，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要点，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为本的核心昭示出来，并提出了以往中国人伦文化有宗法性缺点这一本质问题。我以为这是很对的看法，点明了要紧之处，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进一步的研讨。 
我出于对中西文化与人伦的比较研究之关心，对明末这段往事很有兴趣，但自己尚说不上作什么研究。有感于本书对我的助益和启发，就谈点粗疏之见，聊充序言，供读者参考，亦有抛砖引玉之意而已。
内容简介
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由公元1世纪起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在此后长达一千年的历史中，印度佛教文化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次是由16世纪末传入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到今天也有四百年了，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经种种波折，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巨大，则是无可否认的。特别是近百年中，在中国文化史上“古今中西”之争已成为这一时代文化讨论的主题。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就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原有传统文化，如何吸收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而对此，可能有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急进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保守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可称之为自由主义派。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其中某一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益，而其他两派则是有害的。我认为，或许这种看法是可以讨论的，也就是说并不正确。照我看，在文化的转型时期，这三种力量毫无疑问是并存同一框架之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文化(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契机。 
为了考察四百年来西方文化的输入，以及中国人对它作出的种种不同的反应，我曾考虑写一本书叫《西学输入史论》，打算对西学输入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些研究。198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论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刊于台湾《中国论坛》中)，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要深入下去有相当大的困难，必须掌握大量文献材料，并要细心阅读已有的研究成果，这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要较好地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趣，认真地系统地研究四百年来西学输入中国史将是不可缺少的。正巧这时我招收了一批博士研究生，于是我就让他们中的三位分别对西学输入中的一些问题，作比较充分和系统的研究。孙尚扬选择了四百年前西学开始输入作为他研究的范围，写成了这本书。另外两位同学)一位选择了“由张之洞到胡适”(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学输入)为题；另一位的博士论文是《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即20世纪中叶的西学输入，特别是关于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我打算今后将继续招收一些博士研究生，希望他们对西学输入的关键性问题逐个进行研究，以期最后能有一全面系统的看法，并作出相应的成果来。我发现，我所招收的这批青年人有着敏锐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非常勤奋，并对学术研究有极大的兴趣，如果他们能坚持不懈地认真研究，一定会取得可喜成果，孙尚扬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例。
目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上篇　利玛窦研究
小引
第一章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一　争取士大夫的同情
二　“利玛窦规矩”
三　学术传教
附：《辨学遗牍》作者考
第二章　解释与调和
一　利玛窦的儒学规
附：利玛窦的中国文化现在欧洲的影响
二　调和与附会
（一）退化史观
（二）神·灵·天堂与地狱
（三）人性与道德
第三章　对儒学的批判
一　太极不能为万物本质
二　万物不可为一体
三　三教合一——“哲断天下之心于三道”
四　入世与出世——“吾尝笑且惜彼径国之士”
五　“大伦”与五伦——“人有三父”
下篇　明末士大夫对“天学”的理解与反应　
小引
第一章　士大夫与传教士的结交
一　“咸与晋接”　
二　宗教的整合
三　疑怪者的宽容
第二章　理解和接受
一　综合与竞争
二　从科学真理到“启示真理”
三　虔信者的迷失
第三章　拒斥和批判
一　“纵巧何益于心身”
二　“用夷变夏”
三　“反伦”与“裂性”
四　“诬天”
简短的结论
后记
部分章节
在开始对利玛窦的研究之前，我们不妨先作如下的假设：如果明末沟通欧亚两个大陆的只是一支没有遭到明帝国拒绝的和平商队，那么，这支商队带来的也许只是可供商人们牟取暴利的西洋奇货，如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等等，而他们带回欧洲的则可能是中国瓷器、丝绸等工艺晶。好事者也许会印行几部满足欧洲人好奇心的游记。在这种情况下，中西两大文明中深层的文化思想之间的隔膜也许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但历史却选择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来沟通中西两大文明。商人的基本性格是谋利，耶稣会士的使命则主要是从事“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iii即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他们将这种使命自称为“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念”，“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的“万里长征”，iv这种使命后面的背景则是欧洲的扩张及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但当时欧洲扩张的实力决定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精神狩猎”尚不能像19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在中华帝国广袤的土地上，挥舞着利剑，任意驰骋田猎。相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备受海盗、倭寇骚扰之苦，因而不无理由地戒备森严，国力虽在衰退，但还要维持半个多世纪专制统治的明帝国。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工作只能是处心积虑地采取各种方式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进行和平对话，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们的“福音书”争取听众和信徒。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之所以将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利玛窦，正是因为利氏最典型地反映了上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