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湖广填川
简介
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1]﻿
“湖广填川”之谜
发现墓碑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笔者在大英县隆盛镇石门办事处采访时，在崇音寺檀木湾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四块古墓碑。远处看是一块玉米地，墓碑被包围在玉米杆中，据农民讲这里原来是一块老坟山。六几年此地方园五、六亩地的范围内有很多雕刻精致、色彩艳丽的墓碑群，学大寨、改田改土的时候，上级强令村民们将一块块墓碑和墓群推掉，用来做土埂。当时推的时候，有一位老者出来阻止说：这是郭家近代的几块祖墓碑，上面刻有郭家的辈分，不要推掉了，将来娃儿取名字也有个依据。于是，就保留下了这四块墓碑。郭振华很是惊奇，拂去上面的蜘蛛网和滕蔓，仔细瞧这四块碑，发现上面刻有很多书法秀丽的楷体字，并雕刻有“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等图案，仔细读上面刻有郭家五大房人郭世俊、郭世美、郭世蓉、郭世茂、郭世伦等的名字。原来据传说这里是唐代爱国名将郭子仪后裔聚居的老祠堂，笔者想这几块墓碑与此有不有关系呢？ 
考证迁移证据经过二个多月的考证，走访了当地村民，发现当地聚居着上千户郭姓村民，崇音村８社（檀木湾）整个社全是郭姓家族；并且在这些村民家中香盒正额上写有“汾阳家风”，村民们说他们的祖宗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现居大英县卓筒井镇原檀木湾的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发现了清朝秀才郭庭范书写的郭氏香盒上用渡金额刻有“点颔流徽”四个大字，与史书记载的郭子仪晚年“颔之而已”的典故相同；之后又在当地８８岁高龄的郭秉才家中找到了一本“郭氏家谱”，上面明确地记载了郭氏家族从黄帝到郭子仪及其后裔几千年的族姓发展史，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官至鸿芦卿，谪守江右庐陵，由山西汾阳举家迁往江西，在宋端平元年甲午由江西迁往湖广，大明弘治二年入川落业檀木湾之谜。从“郭氏家谱”中可以看出，郭子仪长房后裔一脉由陕西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 
一代爱国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简介郭子仪生于唐中宗十三年（６９７年）丙申八月十五日，卒于唐德宗二年（７８１年）辛酉一月十日，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亲郭敬之，历任五州刺史。郭敬之生五子，郭子仪排行第三。郭子仪身高七尺，体貌秀杰，生八子七女。少年时的郭子仪因武举成绩优秀，补左卫长史。郭子仪一生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渡过了六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其中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达二十余年。肃宗皇帝赞扬郭子仪：“国家再造，卿力也！”德宗皇帝尊称郭子仪为“尚父”，郭子仪被赐封为太尉中书令、汾阳忠武王。“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大战安禄山，名垂青史，其史料收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爱国名将。 
乱世立功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率十五万叛军从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大举南下。叛军所到之处，百姓远遁，户舍为墟。玄宗皇帝见形势危急，匆匆忙忙丢下长安，带着杨贵妃逃到四川，长安成了空城。 
郭子仪受命危难之际，慌乱逃跑的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率兵东讨叛军。 
郭子仪出兵首战告捷，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两郡之后，兵出井陉，会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部队，一举攻战了史思明坚守四十天的九门（今河北槁城县西北），槁城两县。 
郭子仪战边关，内地潼关失守，肃宗至武灵即位，图谋收复两京。肃宗大阅六军，虽有收复河山的决心，但没有驾驭战争的本领。结果趋兵南下，亲征失利。收复失地的重任落在郭子仪的肩上，郭子仪不顾个人安危，率儿子郭旰挥师潼关。在攻战陕郡永丰仓时，郭旰阵亡，郭子仪强忍失子之痛，大战潼关，恢复了潼关与陕州的信道。 
在洛阳称大燕皇帝的安禄山如坐针毯，其子安庆绪趁机杀死安禄山，继父位逐派十万兵马赴陕州，负隅顽抗。郭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兵登山乘其背，于陕州城西的新店击败叛军，进而一举收复洛阳。 
肃宗闻讯，亲迎灞上（今西安郊外），对凯旋而归的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在“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出身入死，许身报国。肃宗临终前，托咐郭子仪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代宗即位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并以第四女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第六子郭暧，拜郭暧为驸马都尉。岁时赏赐珍玩，不可胜纪。代宗驾崩，留下遗诏，嘱咐太子李适在即位之后，仍“以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摄冢宰（即宰相）。”唐德宗李适即位后，诏（郭子仪）还朝，摄家冢，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计二千户，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食料。诸子弟、婿拜官者十余人。 
郭子仪驰骋疆场，戎马一生，平叛御边，勋高一代。他与唐代宗君臣之间相处二十四年之久，权倾天下而天子不忌，功盖一代而君主不疑，不愧为忠心报国，一代楷模。郭子仪“再造邦家，维新庶政；臣虽陨越，死所无恨”的爱国之心和“寇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无宁处”忧国忧民意识是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 
考证檀木湾是郭子仪后裔聚居地
檀木湾人以前一直据说是郭子仪后裔，但苦于没有史实证实。发现墓碑以后，笔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空白点。 
在考证墓碑记载的一些史实走访檀木湾群众时，笔者和当地人郭清学、郭甫成三人首先走访了郭氏家族年龄最长的金元乡８９岁的村民郭秉才。郭秉才身体硬琅，红光满面，四世同堂，其２个儿子都７０多岁了。在郭秉才家发现了一本郭氏家族手抄本，据郭秉才介绍：“手抄本是他于解放前在蓬溪中河街郭氏祠堂抄写的。当时的郭氏祠堂规模很大，正厅供有郭子仪座相，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历代凡过往的朝廷官史都要在郭子仪座相前朝拜，祠堂每年要花费一大笔招待费，民国七年修订郭氏家谱花费了３６５两白金，白金贵于黄金，就按黄金现价折算，折合人民币２５０万。郭氏家谱原件有一寸厚，封面有红绸布布衬包裹。当时每年清明节郭氏家族族首都要在蓬溪聚会一次，并分别在金元、蓬莱、大英、红江等地召开清明会，可见人员之广，但遗憾的是保存于蓬溪郭氏祠堂的郭氏家谱原本解放后因祠堂被改建，家谱原件便不知去向了。解放后清明会逐渐消失，郭氏家族逐渐失去了联系，以至于后来没见过家谱的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郭子仪的后裔。” 
檀木湾人没见过家谱，但在当地郭氏村民家中，发现有写有“汾阳世家”的香盒，而与家谱中记载的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的史实相一至，这证明了香盒是为了纪念郭子仪而设。之后笔者又从檀木湾移居大英县卓桐井镇居民郭清跃家中香盒两侧楹联上刻有“功封虢叔家声远，威重汾阳世泽长”，这与家谱中记载的周文王封虢叔为虢姓，而“郭”实乃“虢”之转音。后又在卓桐井镇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保存完好的一个清代木质香盒是由清代秀才郭庭焕撰写的，香盒正额雕刻有镀金木刻字“点颔流辉”，楹联书有“祖德问安犹点颔，我裔继烈要留心”，这与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史实相一致。这段史实旧唐书记载道：唐德宗时，郭子仪被封为宰相，尊称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册封２千户，给皇粮１５００人，马２００匹；建宗２年，郭子仪得病，德宗派舒王去探望郭子仪，郭子仪不能起床，只能在床上叩头谢恩。旧唐书还记载，郭子仪８个儿子７个女儿、孙和外孙数十人，每年未向郭子仪拜年问安时，郭子仪认不完这些孙子和外孙，只能点颔作答。这二段历史即谓之为“点颔流辉”。 
之后，在石门办事处一郭姓村民中发现了民国七年修订木刻的郭氏家谱，据主人介绍，这本家谱一直被其放于木箱底层保藏，侥幸躲过了文革“破四旧”中的焚古书运动，但从未对外人出示，也被其淡忘了。这本保存完好的家谱清楚地记载了郭子仪后裔迁移至檀木湾的历史。郭氏家谱中“郭氏受姓本源考”中记载，华夏民族族姓始于黄帝，黄帝孙子名叫轩辕，以熊氏为姓，又因熊氏出身姬水，所以以姬为 姓，后以玄嚣、云阳、昌意、舜、尧、稷、公刘、王季，直到西百文王开始封姓， 封虢叔为虢姓，后以郭为姓，到唐朝郭子仪一代“虢”姓一律改为郭，“郭” 是“虢”的转音。郭氏家谱中记载了炎黄子孙五千年姓氏的来龙去脉，其完整性 堪称一绝，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个姓氏家谱，为考证华夏姓氏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重要史料。
３个多月的艰辛考证，所有的史料终于证明了檀木湾人后裔，而檀木湾古墓群是郭子仪后裔古墓群。 
古墓群揭开湖广填川之谜
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之一郭干元墓碑记载郭干元祖籍湖北麻城，墓碑立于嘉庆２０年，距今近２００年，这块墓碑不同于其它墓碑，墓碑前有一个全封闭的挡风敝雨的花形石隔层，将碑文罩在隔层里，隔层雕刻精细，中间有一朵五瓣形的花朵，透过花孔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的文字。由于有隔层的保护，墓碑上雕刻文字的蓝色油漆虽经近２００年日晒雨淋却未剥落。 
墓碑是立于嘉庆２０年，而郭氏家谱修订于民国七年，墓碑是揭示湖广填川的重要史料。据家谱记载，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任鸿芦卿，谪守江西右庐陵。举家从山西汾阳迁往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一直到郭子仪第二十六代孙郭弥都世居此地。因当时族繁人广，郭弥都于宋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举家迁往湖广（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落叶沙子场郭家嘴狮子岩几子湾。元末明初，四川盆地战乱不止，蛮匪横行，民不聊生，土地荒芜。老者饿死于沟渠，少者逃往他乡。眼看四川人口越来越少，弘治皇帝下诏移民。郭子仪第三十六代孙郭谟格由保甲推举奉诏于明弘治二年（１４９０年）弃湖入川，落叶檀木湾。这便是民间流传的“湖广填川”的一段史实。史料虽记载有：“元明之际四川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十四年皆自别省流来”，但无详实文字，郭子仪后裔的迁移，正好给“湖广填川”一个具体说法。同时，郭子仪后裔由陕西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研究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笔者也见过不少墓碑，但能象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这样追根求源的实为罕见。一般的古墓碑只记有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入川前地名；一般的家谱也只能大概追踪到湖广近十几代，而“郭氏家谱”可追溯到上下数千年。况且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不仅记载详实，而且与“郭氏家谱”互相印证，使其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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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川”是多久以前的事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第一种说法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何谓湖广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第二种说法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