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学主义
提出背景
文化背景随着应试教育体制的逐步深化，求同排异、力求统一、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在各大初、高、大学愈演愈烈，导致学生、老师、家长三方的压力空前加大，并产生极大的对抗性情绪。在以“帝王之术”为指导前提，霸控人心为目的，专注于牛毛茧丝、象征意义、不切实际为内容的应试教育下，老师无法大展骏足，寓教于乐（因为考学要看成绩，学校要看升学率，因此老师只能服务于应试，否则则要丢掉饭碗）父子母女之间无法敞开心扉，互相谅解（父母大都一心想令子女考上好学校，来符合学历制社会的需求，而子女另有思想，欲图另辟蹊径，双方的沟通因子女成绩不高而出产生壁垒，难以进行）。更有甚者，部分学生因压力过大，进而走向仇杀斗殴、浸淫网络、盲目早恋的不归之路。[1]
为全面贯彻“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之道，摒弃各大高校着重比拼论文数量、考试成绩的歪风邪气，一改校园中惟上是从、不能学以致用的状况，新青年学社社长赵丹阳、秘书长徐东特提出逐步促进教育体制改革、转变师生读书理念的“知学主义”，以期先行治标，徐图治本。政治背景古来就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说法，诗人曹松在《乙亥岁》中也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二者所述的现象，于今为烈。
为了警惕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贼所做的防守戒备，就是应捆紧绳索，关紧绞钮，这是世俗上所说的聪明。但是大盗一来，便背着柜子、扛起箱子、挑上口袋而走，唯恐绳索、绞钮不牢固呢。以前认为的聪明在大盗面前不是显得很愚蠢吗？如此看来，一家独大的统治，有不替奸贼大盗做积蓄的吗？如果为了党派利益，罔顾百姓困苦，凭着高压手段与舆论导向，颠倒黑白、混淆美丑、指鹿为马，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长久。惟有民主理念与共和理念的贯彻与实施，才能保证政权对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东西方官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均已固步自封、山穷水尽，治乱周期与金融危机已成为双方舌桥不下的阶段性灾难之时，迫切需要我们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以古鉴今，科学发展。
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疏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堕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如此看来，若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就必须要坚持实践第一，求真务实的方法论，即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古今中外的任何学说，只能成为适应当时的、救弊治残的一家之言，不足以长久的统御天下。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可以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但同时必须以本国的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因素为基础，移风易俗、因地制宜的进行发展。生搬硬套往往适得其反。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学说的建立，必须以尊重本国的历史和国情为原则。
具体体现是，对于政权的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作为历时尚短、励精图治的西方国家，可以适当以东方的权变理论为鉴，但同时不能忽视自身固有并延续至今的自由、博爱、民主、平等，尤其注意的是对于东方的文化糟粕（厚黑权谋）要去芜存菁，从而做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作为历史悠久、依文奉法的东方国家，同样可以以西方的学说为参教，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但绝不能将西方的主义，根植于本国的立政之基，否则便是塞流求源、伐根求茂。更不能对西方（泛指英国、美国、约旦、摩洛哥、德国等国家）已故之人的学说不加权变，来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中华民族要有自己固有的一套政治经济文化理论，这种文化理论必须以“以华治华”为核心，即以华人的思想治理华人。
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列宁、斯大林是西方的政治文艺理论巨匠，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且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虽大相径庭，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不容置喙的却是，他们所提出的至理明哲，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如今，有的人以他们之中某个人的观点来断章取义，讥讽东方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民主变革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
理论内涵
知学主义内涵广袤，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施教人员及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令其通过对《八观六验》、《三禁四不纳》、《五图四不谋》、《七正九不善》、《六义七不振》及“不求全备，不看门第，不计仇怨，量才授课，因人而异”的理论的学习，循序渐进的达到“知人善任”、“知人论世”的水平，在教育教学中，要时刻以“知行合一”为第一要务。
“知学主义”首次把“知人善任”、“知人论世”、“知行合一”三种政学理念与“学以致用”、“学以立德”、“学以致富”三种经世致用的读书哲学加以融合，这在提法和内容上，都是第一次。知人善任这四个字，源出于“子产从政”之事，据说郑国大夫子产参与执政，选择贤能的人来任用他。冯简子能够决断国家大事；子大叔貌美俊秀而有文采；公孙挥能够知道四周邻国诸侯的行动，还能辨别它们大夫的种族姓氏、官职高低、尊贵卑贱、贤愚与否，并且还善于做外交辞令；裨谌善于谋划计略，在野外谋划就能获得成功，在城邑内谋划就会失败。每当郑国要有诸侯之间的外交事宜的时候，子产便向子羽询问四周邻国的情况，并且让他跟他们多做一些外交辞令。之后便与裨谌驾车来到野外，让他看谋划计略是否可行。等到回去再告诉冯简子，让他来作出决断。如果决定这件事可行，子产就会把任务分配给子大叔让他去执行命令，来应酬对付各诸侯派来的宾客。因此子产执政时很少有失败的事情发生。
以古鉴今，对教育人员的选拔与任用也需要知人善任，在岗位上尸位素餐、蝇营狗苟的人不应委以“教师”之重责，为人师者，应该尽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应该具有“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理想，更应具备寓教于乐的文化素养，而不应以贯彻“照本宣科”、“形式主义”为能事。更不能以自身急功近利的态度，促使教育产业化。知人论世《知人论世》出自《孟子》的《万章章句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译文：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就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如果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吟咏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可以吗？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知行合一1、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从道德教育的角度上看，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
2、 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学以致用即提倡为了为了实际应用而学习。学以立德学以立德，就是要求仁人志士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思想理论素养、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平，坚定理想信念，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为民主大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学以致富源出西方彼得·林奇、约翰·罗斯查得的《学以致富》，这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那段慷慨激昂的文字：“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中“少年富则国富”的思想特别吻合。读书是为了富国强民。而富国强民的首要条件，即是要通过读书来达到自身的富裕。
这其中，学以致用是安身立命、报效国家的前提，学以立德则强调自身发展的手段与途径，学以致富则是最终目的，即通过读书来利己富国，完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三者一以贯之，缺一不可。[1]
知学主义的意义
知学主义以“反经”、“宋明理学”、“明夷待访录”、“世要论”等89部中国古典文化书籍为理论基础，以“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精英人才代表大会制”为事实依据，是一种因事制宜，以变应变的政治文艺理论。
它的强大生命力在于“授人以渔”，引导国家、企业、个人因时制变的发展适合自身的救弊长策。
知学主义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鉴，兼收并蓄。在政治和哲学路线上，做到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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