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应熙
生平简介
金应熙生于1919年。是“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是港人公认的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时，师从许地山、陈寅恪两位著名学者，因成绩优异，时任文史学系主任的许地山对他十分赏识。
  金应熙合照，后排左起：金应熙(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5岁的金应熙回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
1953年以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系主任，暨南大学教授、系主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主席、省孙中山研究会第一任会长。1958年用大字报的方式批评老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1958年，听到上头放出批陈的风声，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张贴大字报，指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反动”。唐把它抄录下来，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从此，金被刻上“背叛师门”的红字，尽管金后来负荆请罪，跪地求饶，但陈只淡淡道：“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决然将其逐出师门。
金应熙教授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他研治中国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两位老师许地山和陈寅恪的影响甚大，在这种师承的直接影响下，就形成其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钩稽贯穿和考辨分析，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探求历史的沿革变化、因果关系，并重视探讨周边民族史的治史特点。他对中国王位继承法的研究，别开生面，而又视野开阔；他对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开拓性意义；他对国外学术成果的评价，至今仍具启迪作用。金应熙教授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香港史研究领域亦颇有建树，是香港史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
金应熙先生逝世15周年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应熙史学论文集》三卷(古代史卷；近现代史卷；世界史卷)，共83万字，为学术界研究金应熙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提供了很充分的成果。
人物评价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学术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 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把他列为陈寅恪三大弟子之一。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为其主编的《香港今昔谈》所写的序言中说：“应熙是一位凝重宽厚的学者，彬彬有君子之风，他对待工作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待学问是那样谨严勤奋，锲而不舍，他多才多艺，中外古今，无不涉猎。他具有清晰的思辨，卓越的才干，真挚的情谊，体现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华与美德。”
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P176-7）描述道，拨乱反正后在京西宾馆开“史代会”，金应熙前来串门，“我端详了来客的模样，真是仪表非凡，确是南国的才子。我感谢他的下顾，但听说此公也於1992年下世去了”。事实上，二人曾有过节——金应熙文革中发文批判陈寅恪，附带把赵俪生带上，以证明天底下的反动派都是沆瀣一气。此番主动与赵俪生客套，料是前来聊表歉意，但“也未明示歉意”。
业余爱好
象棋
金应熙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就是著名的象棋迷。有个关于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学机会的趣事。金应熙不修边幅，经常和街边“摆棋”的职业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时间。他是寄宿的，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门已关。他在校园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没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门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来，要不是发现得早，几乎踢着他，教授大不高兴。本来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规定应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学英国的资格，由于该教授的反对，遂作罢论。
诗词
一九五八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问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出版。）因每有学生问其唐诗出处，他都可把整首诗念出来，解释其中僻典，被赞为“懂得加记得尤其难得。”唐代诗人中，他又似乎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
诗词方面，金应熙是古人今人同样对待。只要是好诗，他都爱。鲁迅和郁达夫的诗，他几乎都能够背诵。还有他的老师陈寅恪的诗，他熟悉得不仅止于背诵。
梁羽生说：“每有学生（包括梁羽生自己在内），来问金应熙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但金应熙能够背诵那么多诗词，却从未见过他的诗词作品。”
学术道路
金应熙治学领域涉及甚广。学术生涯的前期所发表的论着，主要是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此后虽曾一度转而研治近现代史，但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仍又把古代史作为主要致力的一个领域。故综观金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古代史的研究实居于最主要的地位。
金应熙研治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两位老师许地山和陈寅恪的影响甚大。许地山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对新文学、宗教史和民俗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他教导学生治史须求真实，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考证那些“偏僻不甚为人所知的”史实，而得出独到的见解。陈寅恪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家，善于利用本国和域外多种文字史料，采用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语源学、比较研究、民族一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治学观念和方法，通过钩稽阐释史料，从比较和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性的大事。陈先生于1940年秋至1941年底年曾在香港大学任教，金应熙亲得其授课和指点。且曾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撰写书评，发表于1946年《南风》杂志第1期上，称“统观全书，几为创见所充满”，特别强调其在研究方法上对学者的两项良好启示，一为“治史之要旨，不徒在事实之考证，事实间关系之理解，尤不可忽。事实犹如散钱，而理解则是贯穿散钱之绳线也”；一为重视应用新史料，研治唐史，须运用敦煌史料，方为“预流”。从其书评所作的概括，可见对陈氏史学方法体会至深。
金应熙天资过人，又刻苦勤奋，对文史典籍根底深厚，在这种师承关系的直接影响下，就形成其重视对第一手材料的钩稽贯穿和考辨分析，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探求历史的沿革变化、因果关系，并且重视探讨周边民族史的治史特点。他于1947年发表的《中国王位继承法之初步研究》(发表于岭南大学《社会学报》1947年第2期)，即依据大量史实，论证“异族文化之入侵，于中国君位继承制之发展有重大之影响”这一问题。其后又相继撰成《孙权之遣使辽东》(1946年)、《吐蕃之兴起》(1947年)，同样具有探讨周边民族与中原历史发展之相互关系的宏观视角，以敏锐的眼光选择了很有学术价值的新颖题目，作层层深入的论述，在史料上则多方发掘，阐幽发微，发前人之所未发。
新中国成立后，金应熙自觉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使他的学术达到新的境界。这既表现在他致力于中国工人运动史领域而取得的成果，同时突出地表现在古代史领域。他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互相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并且提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的研究课题。金应熙对于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这一指导思想有明确的表述，他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变化和发展，史籍浩瀚，丰富多彩。”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历史的真谛”，才能“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认识，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研究”。对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他都作过探索和阐发。
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研究
他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这一理论问题较早进行阐述的学者之一，早在1959年，他便撰着了《略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论文，发表于《理论与实践》该年第4期，提出从春秋、战国之际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此后他又对此继续进行思考，特别是在1975年至1978年他负责主编《简明中国通史》期间，经过与参加编写工作的讨论，再作了一些调整，形成了如下四段或两期四段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划分为四段：第一段，秦至西汉；第二段，东汉至唐；第三段，五代至明中叶；第四段，明中叶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总的可以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和阶级斗争的变化来考虑上述四段的划分。”四段分法大体上反映了封建社会上升、发展、走下坡路及没落的历史。
对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
长城
金应熙对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新课题。《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一文，是他1985年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提交的论文，其成果受到学界的关注。他指出：“实际上，各个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它们对修筑长城的重视程度亦有差别。即使同一个王朝，前后也常有变化。”汉、唐两朝初建立时，都因国力尚未充实，分别受到匈奴或突厥的严重威胁，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同时致力于筑城掘堑以加强防御。而后来汉武帝、唐太宗在位时，国力强盛，以强兵破敌。明初，因蒙古贵族刚被赶到漠北，力量虚弱，明朝虽也增修居庸关、山海关等处重要关隘，但并没有必要兴筑长城全线。至15世纪后半叶以后100年中，蒙古族力量已有很大恢复，而明代社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内政不修，兵无斗志，此时就唯有主要依靠全线修建长城来防卫了。（中国文人往往缺乏真正的军事素养，因此经常得出一些违反军事实际的结论）
通过分析，金应熙得出结论：视长城的会聚线作用和障碍物作用为一对绝对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观念，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反，它们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在汉、明两代，长城作为遏阻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内地)农耕定居区的军事防御线，曾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障碍物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生活上的要求，中原(内地)人民和游牧民族人民又总在长城内、外进行私下的、哪怕是中原王朝所严厉禁止的贸易，所以长城又带有经济、文化会聚线的作用。两种作用同时存在，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则要由具体的政治斗争形势来决定。”
金应熙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所掌握的丰富史料，放在各时期经济发展、政治措施、军事战略、民族关系、社会状况等项的互相作用之中，进行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获得证明“古代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应当与各时代的经济、政治状态结合起来作具体评价”、“不仅是军事防御线，同时又是文化会聚线”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结论。1986年，金应熙还撰写了《古代史上长城的军事价值》一文，着重于军事史进行研究，是对其长城研究课题作进一步的拓展。
主要着作
外文专着《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论着《十九世纪前半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两次起义》等；参与翻译《澳大利亚简史》、《东南亚史》等；主编《菲律宾史》等；参与撰写、编写一批着作，另外，还发表了《吐蕃的兴起》、《陈寅恪先生评传》、《从“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运动》、《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等学术论述论文一批。
其它相关
广东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广州市人（1919～1991）。
金应熙同志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职工运动史、东南亚史、思想史、香港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均有较高学术成就。主要著作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论著《十九世纪前半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两次起义》等；参与翻译《澳大利亚简史》、《东南亚史》等；主编《菲律宾史》等；参与撰写、编写一批著作，另外，还发表了《吐蕃的兴起》、《陈寅恪先生评传》、《从“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运动》、《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等学术论述论文一批。
曾兼任学术职务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