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任应岐
简介
任应岐，字瑞周，1892年生于河南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一个农民家庭。6岁入私塾，16岁到县城高等小学堂念书，18岁考入淮阳师范学校。 
  故居任应岐的青年时代，社会动乱，兵燹匪患，加之连年荒灾，民不聊生。鲁山县李鸣盛带领穷苦百姓揭杆起事。因仰慕任应岐才华出众，聘其为参谋。1913年，李鸣盛、任应歧被镇嵩军刘镇华部收编，任应歧先任班长，后任排长、连长。1918年2月，靖国军胡景翼部围攻西安，陕西督军陈树藩向刘镇华求援，任应歧随军前往，1920年7月返豫，1922年9月，被公推为河南自治军总司令。1926年9月，任应岐接受南方国民政府改编。任应歧部是从樊钟秀建国豫军中分化出去的，1926年吴（佩孚）岳（维峻）战争后，被吴收编，但任与樊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同吴若即若离。当北代军向武胜关追击时，由于早年好友是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刘觉民，所以在刘觉民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与策动下，任即在郑州宣布独立，反对吴佩孚，并派代表向樊请愿投诚，共同讨吴，得到樊的允许，同时派代表到武汉，与北伐军接洽。9月中旬，蒋介石任命任应歧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刘觉民任参谋长。 
1927年1月被任命为十二军军长，1928年3月，任应岐被特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刘觉民任中央监察委员兼晋、冀、鲁、豫监察使。 
1928年8月，日军增兵青岛，企图侵吞山东。任应岐代表十二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促蒋停止内战，北上抗日。任非蒋之嫡系，他的力量的扩大，加深了蒋的戒心。1930年3月下旬，任应岐部奉调赴安徽寿州，途经灵壁、泗县时，突遭蒋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任只身逃出。同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樊钟秀、刘觉民等联合反蒋，任应歧联络旧部，投身反蒋，任第二军军长兼第八方面军参谋长。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出兵入关，阎、冯失败。任应歧部退至新郑，被蒋军包围缴械，任应歧化装逃至北平。 
在北平，任应岐与中共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人刘仁相识，受刘启导，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当时斗争环境需要，被要求暂时隐蔽身份，（所以历史记载一直未知其是中共党员的身份，这是历史的谬误！）。是年冬，任迁住天津法租界。此间，他资助河南“同乡会”主办震中中学，亲任董事长。同时， 与冯玉祥下属，爱国将领、同样也一起加入共产党（任应岐介绍）的吉鸿昌，因他们志同道合，遂成为挚友加合作者。
就义
193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宋庆龄、冯玉祥、刘觉民、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任应岐等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联合全国抗日反蒋力量，组织抗日武装。“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后，全国爱国志士纷纷响应，并派代表到天津联系，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仇视和注意。1934年11月9日夜，任应岐与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二楼四十五号接待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时，军统特务突然闯入，连开数枪，刘当场被打死，任、吉受伤被俘，后转押到北平陆军监狱。 
在狱中，任应岐坚贞不屈。1934年11月24日，与吉鸿昌一同就义。临刑前，他态度从容，谈笑自若，遗书“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报，痛哉”！
履历
任应岐（1892年—1934年）
生于1892年11月5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六）。河南鲁山人，字瑞周。绿林出身。
1912年投入绿林。
1913年8月接受镇嵩军改编，历任正目、少尉排长、上尉连长。
1918年2月所部投归陕西陆军第2混成旅（旅长曾继贤）骑兵营（营长樊钟秀），仍任上尉连长。8月骑兵营扩编为陕西靖国军第2路（司令樊钟秀），升任补充营少校营长。
1919年3月靖国军第2路改编为援陕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许兰洲）游击第1支队（司令樊钟秀），仍任补充营少校营长。
1920年6月游1支队改编为河南暂编陆军第1师（师长常得胜）第2旅（旅长林起鹏）第4团（团长樊钟秀），仍任补充营少校营长。
1921年4月第4团扩编为河南陆军第5混成旅（旅长樊钟秀），升任第3团上校团长。
1922年5月因所部战败，离职返乡。9月出任河南自治军（辖十二路）总司令。12月率所属一部改编为河南陆军第2混成团（团长樊钟秀）第2游击支队，改任中校支队长。
1923年5月所部改编为第2混成团补充第2队，改任中校统领。11月所部改编为豫军讨贼军（总司令樊钟秀）第2团，升任上校团长。
1924年6月所部扩编为第2旅（辖两团），升任少将旅长。9月混2旅改称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第2混成旅（辖两团），仍任少将旅长。11月升任留粤建国豫军总指挥兼第1师（辖两旅）中将师长、第2旅（辖两团）旅长。12月辞职赴豫。
1925年1月出任建国豫军独立第1旅（辖两团）中将旅长。
1926年4月所部改编为十四省讨贼联军第10师（辖两旅），改任中将师长。
1927年1月24日第10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辖五师四旅），升任中将军长。
1928年12月第12军缩编为第49师（辖两旅六团），降任中将师长。
1929年12月出任护党救国军第4路军（总司令唐生智）第15军（辖两旅）中将军长。
1930年4月出任第8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中将参谋长兼第15军（辖两师）军长。8月所部反蒋战败，避居天津。
1932年6月25日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中将参议。
1934年5月与吉鸿昌等人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当选常务委员。11月22日在天津被捕。24日在北平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被执行枪决。[1]​
故居
在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青松翠柏掩映着一处占地面积约1亩的墓地。墓地中央，一人多高的墓碑上镌刻着“爱国将领任应岐之墓”九个大字，墓碑背面，是长达千言的“墓志铭”，距此不远的刘河村，还保存有任应岐将军的故居。
详细信息
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他曾与吉鸿昌、宣侠父、南汉宸联络抗日人士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72年前，他与吉鸿昌一同被国民党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枪杀。他，就是家乡是河南省鲁山县的任应岐将军。
任应岐与吉鸿昌同时就义，为何人们只知吉鸿昌的事迹，而任应岐甚至从未被称为“烈士”？既然国民党反动派给他定的罪名之一就是“加入共党”，且他“供认不讳”，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既然他是一位著名爱国将领，为何鲜有对他的评价？半个世纪后，任应岐家乡的一个普通百姓执著地寻找着答案，作为民间研究者，他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把一位爱国将领鲜为人知的历史推进现代人的视野；他不仅要养活八旬老母和妻儿，还要在史学界、档案馆奔走，而他每月仅有五六百元的打工收入。儿时故事萌发探究愿望12月8日，天上飘着雪花。郑州市碧沙岗公园内的北伐军烈士墓碑前，一个身形瘦削、年约40岁的男子轻声念着一块碑的碑文：“……植松柏兮长青，英灵兮日月……昭示无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鞠躬撰文。”
这个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他这次来，是向园方再次了解一些任应岐的信息。他叫马昶红，鲁山人，今年39岁，中专毕业，在县城打工，每月有五六百元的收入。记者的第一个疑问是，这点收入，养活八旬老母和没有工作的妻子、抚育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已属困难，23年来为什么要如此执著地探究一个历史人物呢？
“我的爷爷和三爷当年是任应岐的勤务兵。小时候，听父亲和乡亲们说起任应岐，他们都是满口赞叹。其实，那时候我只是大概知道他的官职以及他和吉鸿昌一起就义。真正打动我、使我对任应岐感到肃然起敬的，是任秀霞迁葬的故事。”马昶红回忆说。
任应岐的老家在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他一生娶了四位夫人，原配夫人秦氏，终生不育，1950年病故；二夫人孟氏，离婚；三夫人刘兰芳，生下任少岐后病故。任秀霞是四夫人刘玉贤1933年所生。任应岐就义后，棺椁被友人运回鲁山县，临时葬在县城东关的一块菜地。日军轰炸鲁山县时，墓被炸开一个洞，种菜人知道这是任应岐的墓，又把洞封上了。生活在家乡的任秀霞每年都要为父亲上坟。1952年，19岁的任秀霞认为，父亲娶了4位夫人，可临终没有一个陪伴他，一定要让父亲和秦妈妈合葬。可她身无分文，怎么办呢？
农历“十月一”前后是农村的迁坟时节。一天中午，村里人都在树下吃饭，任秀霞边哭边向村民们磕了一遍的头。在农村，这叫“转圈响头”，没有特殊情况，没人这样，意思是求大家帮忙了。村民们得悉，当时就凑了一笔钱。迁葬那天，送灵的人山人海。任秀霞见有烧纸的就磕头答谢，从东关到西关，1公里多的路程竟走了6个多小时，任秀霞的膝盖上磨得流着血，嗓子都哭哑了……
“宣传部的人最近把此事考证后收入《鲁山文史资料》。小时候我听说这个事后就在想：任应岐为什么这么受人尊重？我一定弄清楚。”马昶红告诉记者。家人节衣缩食支持研究12月5日，马昶红家。这是4间旧平房，他一家4口和母亲及哥哥一家合住在一起。“客厅”的旧茶几上，堆着任应岐的研究资料。马昶红80多岁的母亲专注地看着儿子一边跺脚取暖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
记者问她知不知道儿子在干啥事情，老人家眼泪下来了：“知道，是在干好事。”马昶红看见母亲流泪，眼睛也红了：“我另一个哥哥原来有工作，去世后，母亲每月能领到百十元钱的抚恤金。母亲知道我挣钱少，出门调研又要花钱，经常给我个十元八元的。哥嫂、姐妹，都给过我钱。”
马昶红的妻子说，她一开始不赞成他这样研究，但看他为了省钱搞研究，烟酒都戒了，又心疼他，转而支持。马昶红也很知道心疼妻子，过年时，总是拿出省下的一点钱要她买件新衣服。“可我在市场转来转去，就是舍不得买。因为他说过，将来打工挣钱多了，他还要去上大学呢！”马昶红的妻子说。
“有关任应岐将军的史料太少了。即使发现了一份研究资料，我还要尽可能地求证它。”有一次，马昶红打听到仓头乡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曾是任应岐的老部下，就急匆匆地前往拜访。拜访结束后，马昶红想让照相馆为老人拍些照片资料。找了几家照相馆，任他怎么请求，人家死活都至少要25元。但他身上只装了30元钱，除去来回路费6元，就差一元钱……
一本装订整齐、复印有资料、图片，16开本、厚达403页的《任应岐资料汇编》摆在记者面前。这只是马昶红从1983年起正式搜集的任应岐将军资料的一部分。为弄清细节八赴天津“随着资料的搜集，我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发现了一个问题：个别文艺作品描写吉鸿昌将军就义时大义凛然，而描写任应岐时却说他对着吉鸿昌哭了。这是事实还是虚构？任应岐是懦夫还是大丈夫？”马昶红说，历史既要对后人负责，也要对得起历史人物。
为了弄清楚这个细节，马昶红8次赶赴天津，几经周折找到天津《今晚报》的老报人王慰曾、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方兆麟、任应岐外甥刘世如等人；他找到在北京的任应岐的亲属，多次联系北京市档案馆等方面的研究专家，终于从各方搜寻、汇集来的旧报刊资料中发现了旁证资料。
1934年11月9日，任应岐、吉鸿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天津行动站逮捕。不久，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判处死刑。当时的《实报》在报道吉任等人“解抵北平”时的副标题是“出站时吉作微笑，任亦自若”。当时的《全民报》说：“二人遗嘱毕，均为捆绑，即就该狱后院，令二人坐于地下，各饮一弹身亡”。《新天津》详细报道了“枪决情形”：“两氏阅（死刑）判决后，面容突变，但仍力持镇静，当向陆军监狱当局索纸笔，各立遗嘱一纸，致其家属……各中一弹即毙命。”当时的《大公报》在“行刑经过”中记载：“两人仍矜矜自持，与人谈讲过去历史，言语之间多魁梧慷慨之词……”
国民党元老刘人瑞之子、北京市退休干部刘绍涛珍藏有任应岐刑前写给夫人刘玉贤（任秀霞之母）的遗嘱：“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
而马昶红在天津又是怎样食宿的呢？记者读到去年9月21日他的一篇日记：这是一处鸡毛小店，破袜子、脏衣服到处都是……光线极暗，看书困难，住宿费一夜10元……出门在外，吃住都无所谓，把想办的事情办好我也就满意了。查找资料损失百元“巨款”鲁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党史办、平顶山市政协的有关领导对马昶红都很支持，凡是他需要到档案馆、文史馆等查找资料，一律向他开绿灯。有一次，平顶山市政协的一位同志的话给了马昶红很大启发：“既然任应岐是一位爱国将领，我党的高层应该有评价，只要评价过，就应该能够找到。”
这个评价还真让马昶红找到了，尽管他为此失去了100元“巨款”，但他为这一重大发现高兴得一夜没睡。去年7月底的一天，下雨，他在打工的间隙又来到鲁山县图书馆，付100元押金借了两本书，他用塑料袋装好放在自行车前的篓子里准备离开时，突然想到：听说除了《毛泽东选集》，还有《毛泽东文集》。文集里会不会有关于任应岐的评价？他为这个灵感激动起来，忘记把借的两本书从车篓里拿回来，便又回到图书馆阅览室。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内找到了有关内容——在1939年6月毛泽东《反投降提纲》一文中，毛泽东讲道：“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然而，还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蔡廷锴……有吉鸿昌、任应岐，有张学良、杨虎城……”书中关于任应岐的注释记载：“与吉鸿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在北平遇害。”
当马昶红兴冲冲地走出图书馆后才发觉，他放在车篓里的两本书不见了，100元押金自然也无法退回。研究结果得到专家肯定去年11月23日，为纪念爱国将领吉鸿昌和爱国将领任应岐就义71周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吉鸿昌任应岐史料研讨会”，鲁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向泉带领有关人员赴会，马昶红作为唯一的任应岐民间研究者与会。他的发现，成了研讨会的亮点。与会前，当时还在世的马昶红的父亲取出200元为儿子买了套西装。
会议认为，目前任应岐研究相当匮乏，虽然国民党反动派给他定的罪名之一就是“加入共党”，且他“供认不讳”，但他是不是中共党员还有待考证，不过，他反蒋抗日的事实毋庸置疑。会议提出，有关部门应考虑追认任应岐烈士称号。“人们很少知道任应岐事迹，也许跟至今无法确定他的党员身份有关。县里很重视这点，会后我和组织部的同志已去南京等地调研了多次。”马昶红说。
专家们被这个靠打工挣钱研究爱国将军的汉子感动，他们纷纷题词鼓励马昶红。其中，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主任刘苏题道：“存真求实，爱国敬业。”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方兆麟为他的困境所感，曾让他捎信给平顶山市政协有关领导，建议让他到市或县的文史单位协助工作，好使他的生活“安定”，但马昶红怕给有关部门添麻烦，这封信一直自己保存着。
鲁山县委宣传部长张向泉告诉记者，县里对任应岐研究非常重视和支持，申报追认任应岐为烈士的工作正在进行，“昶红打工搞这项研究让我们非常感动”。任应岐的女儿任秀霞现居住在平顶山，她和北京的任应岐的亲属都曾要赠送马昶红路费，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人们并不知道，北京会后，马昶红把会议主办方订的硬卧车票卖掉，坐硬座又去了天津调研。任应岐将军生平任应岐，1892年生人，曾在陈州（淮阳）师范读书，后投笔从戎。1922年9月豫西成立河南自治军，公推任应岐为总司令。同年12月，河南自治军被吴佩孚招抚，任部归樊钟秀，编为游击支队，任应岐任支队长。
1923年，任应岐随樊钟秀追随孙中山先生，任“豫军讨贼军”团长，在平定陈炯明叛乱中因战功升任旅长。1924年6月，任应岐在东征陈炯明时任“豫军讨贼军”前敌总指挥。11月，他又被任命为建国豫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二旅旅长等职。1927年，任应岐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1930年，他率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战败后化装潜回北平。
在北平，他结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刘仁（解放后任北京市委书记），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1930年冬，他寓居天津，结识吉鸿昌并成为挚友。1934年5月，任应岐与共产党员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主要任务是联合抗日反蒋军队，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武装，任应岐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此间，任应岐将仅存的四五万元捐出充作军需，以至于1934年11月24日，42岁的任应岐和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被枪杀后，当时的报界发出感叹：“至于任之身后，家无恒产，均为可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