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时栋
简介
生平酷爱读书，留意搜罗，建烟屿楼于月湖西，藏书6万卷(同治二年毁于火)。一生校勘文献甚多，尤致力地方文献，校刻宋元《四明六志》，考异订讹，著《四明六志校勘记》，使六志得以流传后世。又辑《四明旧志诗文钞》，著《烟屿楼文集》、《烟屿楼诗集》等。曾主四明文坛30余年，后起俊秀多出其门。同治七年(1868)，受聘主持鄞县志局，发凡起例，总持大纲。为利用自己藏书，次年移局于西门外新宅水北阁，并借阅城内卢址抱经楼、杭州丁丙八千卷楼的藏书千余种，仿照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明入志资料出处，排比成文。越5年，病重将殁，执董沛手，以志局事郑重相委，不语私事。十三年志成，3年后刊行。性急公好义，设义庄，兴义学，资助修东津浮桥、建三桥碶闸等。水北阁在花池巷，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移建天一阁南园，成为中国方志珍藏馆。博搜文献，刻《四明宋元六志》，称善本。同治七年（1868）开鄞志局，由他主持，自发凡起例、总持大纲，至编辑讨论，均和同仁分任。次年又将志局迁到他家中，充分利用家藏图书，又借阅于同乡名藏书家卢氏、杭州丁氏，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仿国史馆列传体例，注所征引文献，排比成文，费时达12年之久，成《鄞县志》。
人物生平
徐时栋，因排行十三，故又称徐十三，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又号柳泉，徐时栋与友书信往来或收藏书画时常用此号，故学者多以柳泉先生称之。浙江鄞县人（今宁波市区）。 
从徐氏家谱上看，其“先出偃王太末者，为大宗唐光化间自衢迁台，宋南渡后自台迁明，遂为鄞县人。”至于迁到鄞哪里，徐时栋自言“吾徐自天台来鄞明楼，明楼之宅勿可考矣，其余大敦天封桥、新桥诸遗迹今尚存。” 
其父徐太茂，人称桂林先生，以义行闻名于乡里，一生曾为地方修桥、修路、修庙有二十余处，故人有以义士呼之者，生六子，徐时栋为其第三子。 
徐时栋生嘉庆十九年甲戌岁（1814）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小聪明颖慧，曾作《小少集》四卷，卒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八日，享年60岁。清道光二十六年中举人，曾两次上京会试，均不得志，遂绝意进取，闭门不出，以输饷任内阁中书。其藏书楼多处，初为烟屿楼，藏书极富，“尽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⑴”“秦汉以至近代流传之本鲜不寓目⑵”，“手覃思精，诣直造古人，其论经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旁及诸子，引为疏证，无汉宋门户之习。⑶”善考据，精史论，“通六艺⑷”。 
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他“以古文名世⑸”，著有文集四十卷，“余事为诗人⑹”著有诗集十八卷，浩浩万千言，而他的说经之作《尚书逸汤誓考》六卷更是为学者所推崇，以至于后学者提徐柳泉时，必提他的这部绝笔之作。 
徐时栋曾就读于鄞大墩故里之崇本书院，颇喜书法，五体均能，尤擅草书，笔法精熟老练，下笔千言，能随心流转，卷面之清秀亦令人赏心悦目。现今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部分已被列为国家上等级文物。 
其友董沛说其：“天才亮特，学识兼优，明达事理，而长于议论，卓然自成一家。⑺” 
徐时栋一生酷爱藏书，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仅藏书楼就有三座。藏书时使用过的藏书印也有近二十枚之多，如“古明州烟屿楼徐氏收藏印”、“徐时栋手校”、“烟屿楼”、“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时栋秘籍”、“柳泉”、“柳泉过目”、“柳泉书画”、“水北阁”等等，不一一列举。 [1]
人物成就
自幼聪慧好学，家有遗书千卷，读之不足，始自置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后两次会试均不第，以输饷授内阁中书。从此“视世俗科举之学夷然有所不屑”，发愤读书，专意著述。《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云：“四十年来畸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嗣鞘地”。“自妙时有志著述，两上春官，即家居不复出，湖西烟屿楼藏四部书六万卷，尽发而读之，丹黄杂下，彻夜不倦，对湖居人恒以五鼓望先生灯火，候晨旦灯灭，俄顷而天明矣。” 
咸丰四年（1854)，倾注其最大心血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工作基本完成，并开始重刻。同治元年(1862)，迁居宁波西门外，改藏书楼名为“城西草堂”，然而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遭大火，书楼及书俱毁。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新书楼名“水北阁”，陈劢书匾(已毁） 
同治七年(1868)，鄞县开志馆修志，被聘为主纂，”发凡起例，总持大纲，编辑讨论，则属诸同事任之。”次年，为利用自己藏书供修志所用，志局移至水北阁。自己又到宁波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广征博采，精考详核，“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排比成文，以是费日力十二年”。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60岁时，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翌年志成，光绪三年刊行，后人多称光绪《鄞县志》。 
徐时栋性急公好义，设义庄兴义学，修东津浮桥，建三桥碶闸，遇事能断，以义行得胜。
烟屿楼
现存，徐时栋最初和使用最久的藏书楼。因烟屿是郡中月湖十景之一，遂名其藏书楼为“烟屿楼”，藏书10万卷，尽发所藏而读之。多得自慈溪郑性“二老阁”，其次得自范峨亭、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藏书散出者。咸丰末年(1861年)因战祸，“烟屿楼”藏书被人盗窃、和烧毁，所剩无几。
发展经过烟屿楼初名恋湖书楼，由其父太茂公创建于清道光三年( 1823)二月，时年其父“更故宅，创五之轩，立恋湖书楼。⑻”徐时栋题诗纪之：“吾乡原自号文明，高阁临湖建柳汀。善写乡风吕中甫，绿杨丛里读书声。⑼” 
旧时宁波月湖曾有十洲（芙蓉洲、柳汀、雪汀、芳草洲、菊花洲、月岛、花屿、松岛、烟屿和竹屿），命名烟屿楼，是因为书楼座落于甬城月湖十洲之烟屿洲。 
恋湖书楼何时更名为烟屿楼，有学者认为是在1847年徐时栋第二次上京会试失利，自京城回甬后决意放弃功名，一心藏书和著述，就把书楼名称由“恋湖书楼”改为“烟屿楼”。然据我考证更名时间应该在清道光九年（1829）其父太茂公殁后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这几年间。其父生前未见任何更名记载，徐时栋21岁（即1834年）编制家谱时，好友徐孝墀给他作序时仍称恋湖书楼。 同年，徐时栋亲手编撰和刻印出版的家谱中已经看到有烟屿楼三个字。因此，更名时间绝不会晚于1834年，也不早于1829年，这与1847年更名还是有较大的时间差距的。 
烟屿楼现位于宁波市共青路48号，它坐东朝西，是一幢二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古朴而透着书香气。从《月湖徐氏家乘》所绘制的烟屿楼地图上看，当年藏书楼的北面有月湖书院、天一阁，东面有文昌阁，门前是风景秀丽的月湖，是读书人的理想之所。 　徐时栋在烟屿楼有一专用读书室名曰“神清室”，据传是得了一颗古铜印为 “神清之室”而命名的，好友何琳给徐时栋的《六十韵》诗中亦有：“登君烟屿楼，入君神清室”之句。 
1854年，徐时栋刻印了他所精心收集的《宋元四明六志》，这套方志集现已成为宁波流传下来最早的地方史料，该书刻印时初次出现了这样的牌记：“咸丰甲寅甬上烟屿楼徐氏开雕”，版心下方题：“烟屿楼校本”。 
烟屿楼建阁初期，书不甚多，其父太茂公殁后，也仅仅只有一万二千八百卷，而绝大部分为其父太茂公所置。太茂公生前藏书非常实在，常言：“藏书何补哉，能读书，书不在多；不能读书，多书何益？徒饲蠹鱼食耳。⑽”徐时栋继承了其父的藏书意愿，曾言：“钱氏敏求记载宋刷元抄甚多，秘不示人，奉为奇货。呜呼！何见之陋哉！岂不以珍宝书籍差胜于蓄珍奇异宝。书为务奇僻之书，虽宝无所宝也。⑾”故“余所有书皆布帛菽粟。⑿”他藏书的最大目的是“非以侈世以便检阅而已。⒀”对于徐时栋的藏书数量，《鄞县志》、董沛及部分弟子皆言烟屿楼藏书六万卷。其实不然，徐时栋自言“余自弱冠即好购书，二十余年，亦将十万卷⒁。”十万卷才是烟屿楼藏书的顶峰，徐时栋是不可能将六万卷藏书说成“亦将十万卷”的。 
徐时栋常“惧书籍之散佚⒂”，为便于管理，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各种藏书目录，如《新故书目录》、《烟屿楼书目》，还制订了严格的藏书管理条例——《烟屿楼藏书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人，勿久假他人。”尤其是最后二句“勿出示俗人，勿久假他人”显示了他对藏书难管理一种担忧。 
烟屿楼虽然制定了严格的读书和藏书管理条例，但它实际对读书之人是很开放的，其弟徐子舟每天泡在他的书楼里，好友董沛更是读遍了他的所有烟屿楼藏书还不知足，又跑到天一阁和杭州文澜阁到处借书看。如友人徐士堔有诗云：“忆昔丙午岁，读书烟屿楼。执经亲问业，半载相句留。”而像陈励、陈鱼门、叶鸿年等等几十位地方名士均有到烟屿楼读书的经历。
藏书损失清咸丰年间，烟屿楼藏书经历了两次最惨重的损失。其一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徐时栋全家避寇躲入建岙山中，将著作和部分藏书藏在寺庙旁边的金岩山洞中，当他正沉醉于“山中何所有，好景不胜收。若更载书中，何须万户侯”的诗境中时，没想到：“一僧宿洞中，不戒于火，意为灰烬。⒃”居然把他的书当驱寒用的材料了，只留下“香山僧寺稿，无故忽成灰”的无奈之句了。其二是，清同治元年（1862）二三月间，太平军乱尚未结束，盗贼泛滥，乘机偷盗甬城各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而烟屿楼亦不能幸免，大部分藏书被窃掠，而更有甚者，将从烟屿楼窃取的藏书当作烧饭用的引火材料，又烧掉不少。 
烟屿楼的藏书被掠之后，好友陈鱼门（时任宁波太守）曾经在宁波江北岸花费巨资收赎了很大一部分，徐时栋给陈鱼门的弟弟陈树珊写信时说曾与其兄“乱平相见，尝许见还。⒄” 而徐时栋对陈鱼门所购书籍“虽复丛残，然而慰情聊胜无也，故属君一问之。⒅”，盼书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有无相还，无从查考。部分流散书籍被地方藏书家收藏。
城西草堂
徐时栋的第二个居住地和藏书楼。
藏物被掠有些学者认为，徐时栋居城西草堂的时间为烟屿楼大劫之后的第二年，即清同治元年（1862）。其实不然，徐时栋在《烟屿楼诗集》中说：“咸丰五年（1855）三月，余始居城西门外，名之曰城西草堂，童丈萼君为余题户册，宅边有高柳，相传不由人植，初时但见短枝，数年遂大树，下有泉适合吾号（注：柳泉为其号），岂有谓因缘者邪？”又云：“所居城西草堂地近北斗河宅。”另外，好友周棻给徐时栋的诗中有云：“十年城西住，魏然一草堂。⒆”从上种种可以看出，其实远在七年前，徐时栋就开始在草堂居住，到烟屿楼出事也已经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这可能也是导致烟屿楼疏于管理、最后被掠的原因之一吧。 
烟屿楼被掠之后，徐时栋一面在城西草堂整理剩下的残帙，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失散的书籍，并将本县汤耕吾和慈溪郑简香两个藏书收藏家的大部分藏书收归到自己的藏书楼中。仅仅一年，藏书已蔚然可观，达到近六万卷。
楼用性质清同治二年（1863）奉化一制纸作坊的商人花费数千金收购了由天一阁流出的珍贵藏书，专僻一室收藏，想不到于该年十一月初书楼被一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而其它住所居然无恙，徐时栋为此事还叹息不已，想不到仅仅过了几日，他的城西草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也意外着火，而此时徐时栋本人恰好在慈溪作客，大火之后也剩下几间容身的住所，而且下雨还四处漏水，与住处相连的书楼尽毁。 
三年之内二座藏书楼遭到的损毁程度是不同的，比起烟屿楼的被掠来讲，对于这次灭顶之灾，徐时栋倍觉凄凉，他把它当成烟屿楼之劫旧痛未复的“新伤⒇”，面对着眼前的“劫灰十万卷(21)”，徐时栋感悟到人生无常，他在给好友陈励的诗中云；“万事有定数，人谋非能藏。(22)” 
草堂的焚毁，不仅使徐时栋的近几年苦心收藏的古籍五六万卷毁于一旦，而且他新写的“说经之作(23)”,亦“荡无所存。(24)”，而其它“副稿本又尽失。(25)”徐时栋的《逸汤誓考》初稿仓促中被无赖所撺夺，“或即弃之泥涂，掷之河中。(26)”后复收拾时，只得部分文稿和杂记苦干篇。由此可见，书楼的焚毁对一个藏书家的打击是巨大的。 
所幸的是，“谓学诗记者幸传钞他氏尚存大半(27)”。当年，徐时栋在建岙山中所写的《山中学诗记》原稿虽然也被大火烧毁，而在老友周楚堂处却有部分副本， “在山之时，与老友周楚堂为邻，每成一记，周君必先睹之，成书数卷则携以去命伯子甫缮写之，所钞存四卷。(28)”后又经过回忆，复成五卷，于清同治年间刻印出版。
水北阁
现存，徐时栋生前使用的最后一个藏书楼。 同治元年(1862年)迁居宁波西门外“西城草堂”，重新整理旧编，访求散失，又得书4万卷，惜同治二年(1863年)遭火灾，藏书付之一炬。次年，在西城草堂故址重建新宅，书楼设于北面洞旁，取名“水北阁”，再三收集藏书，经几年苦心收聚，计798种，9 815册，44 000多卷，编列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渐渐恢复旧观。殁后，遗书售于上海书贾，少量流入“天一阁”。编撰有《烟屿楼书目》和《烟屿楼藏书志》16卷。
可能是读书人的习性，城西草堂的焚毁并没有让徐时栋因此失去藏书的信心，痛定思痛，他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草堂故址上重建了新的藏书楼，继续他的藏书收集工作。他在《谢陈树珊驾部送书》一诗中说，“客岁吾庐下祝融，图书收拾去勿勿。范卢已断千秋望，汤郑同付一炬中。本以网罗遭劫火，莫将呵护问天公。故人怜我平生志，架上新来幸不空。”不愧是一位执着的藏书家。聪明的是，徐时栋这次将藏书楼与住宅分开而建。 
本年七月，他整理完成了草堂焚毁时，儿子仓促中带走的经书《逸汤誓考》零散页，后又陆续在同治十年完成了这部著作的三稿和最后定稿。
布局水北阁是一座二层三开间木结构建筑，命名“水北阁”，有人说徐时栋是吸取了以往“烟屿楼”、“城西草堂”命名中有“烟”“草”是易燃之物，不吉利的缘故，而带“水”字则能避邪防火。书楼朝向采用坐南朝北，北方是北极星星位所在，北极星按道家说法，是个水星。以水克火终不至于被火烧了吧。是否其然，值得探讨。可是有一点，徐时栋对搞迷信是极不赞成的，尤其是那些整天只知吃斋念佛的人更是讨厌。这从他撰修的家谱和《烟屿楼笔记》中可以看出，先生多次对搞封建迷信的人和事作出批评，家谱中就有记载，若父母过世，子孙叫和尚来超度，岂不是等于双亲犯了过错。还说和尚要是能超度别人，自己早就成仙了。《烟屿楼笔记》中徐时栋云：“先府君家教不许妇女入寺烧香念佛。常曰：‘少年妇人入寺门此与倚门卖笑者相去几何哉？’近时，大家士族无不纵其家室拜经礼忏，风俗之坏深可痛悯！(29)”又言：“僧道愚惑平民，妇女无知，相沿成俗。(30)”
工作性质徐时栋虽然反对搞迷信，并不拒绝佛道家书籍，曾言：“吾不佞佛而颇喜其文字。(31)”自居水北阁之后所编的《烟屿楼书目》中就有佛家和道家书籍近五十种，如《佛经》、《宝藏论》、《道德经》、《神仙传》等等。 
近代藏书家冯贞群先生收集了由徐时栋亲手编订的《烟屿楼书目》稿本，共四册，详细记载了自徐时栋居水北阁以后的藏书情况，该目录依传统目录分类体系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无丛部。在这部目录中徐时栋对子部道家与释家的传统排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家当在释家之前。夫老氏之学早于周代，而释氏其后起也，且夫子尝师老聃。(32)” 
从清同治三年（1864）以来，徐时栋为收集藏书做大量的工作。买书，刻书、抄书基本上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在清代浙江藏书家中，徐时栋与朱彝尊、丁丙等藏书大家都是以抄书闻名于世的，与其它藏书家一样有藏书盖印鉴和做笔记的习惯，同治年间刻了一枚“鄞徐时栋柳泉甲子以来所见书画藏在城西草堂和水北阁中”的朱文方印以区别以往的藏书，可是由于所抄书籍数量众多，有些书籍居然忘了盖上印鉴，只能从它所采用的纸张上看出是烟屿楼后期抄本。徐时栋为了恢复以前写的文稿，还进行记忆性书写，好友周棻曾对徐时栋说：“君自谓不能强记，然如前后蚱蜢篇凡三千言而亦皆追忆出之。(33)”到同治八年（1869）徐时栋已收集到近四万四千余卷书，基本上接近城西草堂的规模了。 
清同治七年（1868），徐时栋应邀参与《鄞县志》的文修工作，除了编制凡例、总持大纲，编辑讨论稿等日常工作外，还于同治八年（1869）将志局迁移到水北阁中，尽出所藏，以供需求。一时间水北阁成了名人学士出入重地，成为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心。据董沛后来回忆，徐时栋临终之时还牵着他的手，“语不及私(34)”地委托董沛完成自己十几年未竟的修志心愿。 
徐时栋卒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他一生使用过三个藏书楼，烟屿楼在书劫之后早以弃而不用，城西草堂焚毁，只有水北阁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然而水北阁的藏书虽然避免了被火烧、虫蛀的天灾，却躲不过人祸，时隔三十八年之后，全部藏书于清宣统三年（1911）尽售于上海书贾，少量流入宁波藏家之手，如藏书楼伏跗室就收集了大量古烟屿楼藏书，其中徐时栋撰写的《逸汤誓考》初稿、二稿、三稿和定稿，就极为珍贵，另处，像朱氏“别宥斋”、杨氏“清防阁”、董氏“六一山房”、孙氏“蜗寄庐”等等藏书楼均有收藏。 [2]
1994年鉴于楼内居民杂居，出于对水北阁的保护和加强管理，将阁移建至天一阁藏书楼群中，这对于保护这样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藏书楼是很有好处的。[1]
藏书印有“烟屿楼藏书约曰：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水北阁”、“柳泉”、“弗学不知其善”“古明州烟屿楼徐氏收藏印”、“徐时栋手校”、“烟屿楼”、“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时栋秘籍”、“柳泉过目”、“柳泉书画”等。[3]
结语
自宋以来藏书已成为一种时尚，清代以浙东学派闻名的宁波，藏书家和藏书楼辈出，如黄宗羲的“续抄堂”、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抱经楼”、姚燮的“大梅山馆”、董沛的“六一山房”等等，有名气的就有六十多家。然时过境迁，能保存下来的藏书楼已屈指可数，而徐时栋就独有两座，这对于宁波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很有贡献的。
近来，读了一本范凤书先生编撰的《中国私家藏书史》， 对全国历代知名藏书家和藏书楼作了较为详细地介绍，而提及徐时栋的藏书楼和藏书仅有寥寥十余字，未作过多说明，这对于一位“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35)”的著名学者和对藏书有执着追求的藏书家我觉得远远不够的，未免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