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汉城条约
背景
1876年，日本以武力轰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自此以后，日本便与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在朝鲜半岛展开争夺，这种竞争在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以后更加激烈。当时清朝和日本在朝鲜都有驻军，但清朝的势力明显占据优势。清朝的驻军数量为3000人，而日本的驻军只有500余人，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朝鲜君臣和百姓大多亲近中国而反感日本，朝中“事大党”占绝大多数。日本自然不甘心，于是以“文明开化”为诱饵，在朝鲜大力扶植亲日势力，“开化党”就是朝鲜亲日势力的代表。开化党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年轻士族为主，对日本非常崇拜羡慕，而他们对内打算进行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对外完全依靠日本。日本政府起初对开化党大力培植资助，但后来又有所顾虑，对开化党的援助渐露难色。正巧此时驻朝清军由于中法战争的吃紧而从朝鲜调走一半，开化党遂准备借助日本力量发动武装政变，清洗事大党大臣，夺取政权，他们找到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求助。竹添进一郎爽快答应，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却并不赞成协助开化党发动政变。但在日本政府的指令到达朝鲜前，开化党已经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了“甲申政变”，杀死6名亲清大臣和1名宦官，同时他们还强迫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给日本公使馆写求助谕旨，上面只有铅笔写的四个字“日使来卫”（一说“日本公使来护朕”）。竹添进一郎接到国王谕旨以后带了200名日军前来协助开化党夺权。12月6日，朝鲜事大党请来袁世凯、吴兆有率领的1500名驻朝清军进宫讨伐开化党。开化党和日军被清军打败，甲申政变被镇压下去。
甲申政变期间，朝鲜百姓认为开化党勾结日本挟持国王，窃取国柄，因此对开化党和日本人十分仇恨，排日风潮又起。数万汉城市民及部分中国侨民攻击日本商店和民居，3000多名日本侨民如潮水般涌入公使馆中避难。  甲申政变后中国人和朝鲜人攻击日本商店情形12月6日夜晚，开化党的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也跟随竹添进一郎和日军败退公使馆中。竹添打算带着开化党人撤退，临行前烧毁公使馆机密文件，却不料失火将整个公使馆烧毁。竹添带着金玉均等人仓皇逃走，在仁川搭上日本邮轮“千岁丸”号，才得以逃回日本。在甲申政变中，日本军人及“商民”有33人死亡，10多人受伤，死者中地位最高的是公使馆武官矶林真三大尉，他在撤退过程中被朝鲜百姓打死。
在甲申政变中，代表日本国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不仅违反日本政府指令，还嗾使并积极参与这次政变，图谋颠覆朝鲜现政权，以便从中渔利。谁知最后引火烧身，给日本造成严重损失。因此竹添的行为非但与日本国法不容，还严重违背了国际法。但是日本政府恬不知耻，反而对国民大肆宣传清国和朝鲜无故损害日本的权益和尊严，将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和朝鲜身上。于是日本朝野为之愤怒，农商务卿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对清国宣战。一些右翼团体组织许多日本学生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清国膺惩大会”，并且游行示威抗议中国的“暴行”。一些日本人甚至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和法国联合进攻中国。日本政府虽然如此宣传，但自知理亏，也深知眼下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便暂时不准备动用武力，而是以外交手段来争取损失最小化，并趁机扩大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
经过
当时，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通过外交途径，向汉城和北京两方面取得成果”。[1]他们先派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臣，以外务大书记官近藤真锄、农务大书记官斋藤休一郎、美国人顾问斯蒂文斯、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为随员，率陆军两个中队、军舰7艘，载3000士兵，借口“使馆被焚”、“侨民被害”而向朝鲜“问罪”。舰队出发前，先派外务大书记官栗野慎一郎赴仁川调查事件真相，并命令竹添进一郎返回任所进行预备性交涉，遣议官井上毅进行督办。
1884年12月29日，竹添进一郎与朝鲜外务督办赵秉镐、协办穆麟德（德国人）举行预备性会谈。竹添拿出“日使来卫”的谕旨来要挟朝鲜，将政变全部推给朝鲜国王，朝方代表则非常强硬，当面斥责竹添参与政变，拒绝了竹添关于会见左议政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和觐见国王的要求，坚持所谓“日使来卫”的谕旨是“凶党之临急矫旨”，还强烈要求日本引渡  当时的井上馨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竹添无计可施，预备性会谈竟毫无进展。是日，清朝政府也派吴大澄率兵500来到朝鲜，准备参与朝日会谈。
1885年1月3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井上馨来到汉城。他曾经是《江华条约》签订的日本代表，对朝鲜的底细比较清楚，知道要对朝鲜来硬的。1月6日在昌德宫之乐善斋谒见朝鲜高宗，寒暄数句以后，井上馨要求明天立即举行会谈，高宗被迫同意。之后他又要高宗屏退左右，进行“密奏”。[2]他们私下密谈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根据后来情形来推测，应该是将“日使来卫”的谕旨出示给高宗，对高宗进行威胁。而高宗则害怕担负政变责任，不得不对井上馨屈服。所以此后日本的谈判过程就顺利得多了。
同日，高宗任命左议政金宏集为全权代表，负责与井上馨谈判。金宏集的委任状中有“京城不幸有逆党之乱，以致日本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馆焚民戕，事起仓促，均非逆料”之语句，井上要求删除“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之句，高宗作出让步，下旨删除。[3]这个细节表明日本志在必行，一定要将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并趁机夺取新的权利。而高宗的让步则表明朝鲜实际上放弃了追究竹添责任的要求，注定了朝鲜将在这次谈判中失败。井上馨的方针是：以独立国对待朝鲜，不允许中国参与朝日谈判；不追究政变责任，只谈善后。[4]据此，日方提出条件5条，要求补偿日本损失，杀日本人者偿命，并胡说什么公使馆是被朝鲜人焚烧的，要求朝鲜替日本重修公使馆。1月7日到8日，朝日双方代表在汉城议政府举行会谈。会谈上金宏集据理力争，并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人，但井上馨只顾强调自己的要求，完全不理会金宏集的争辩。[5]会谈上清朝钦差吴大澄亦出席，“微露干预之意，但经井上拒绝即罢免”[6]，吴大澄竟然一筹莫展。日本也作出一定让步，削减了“驻兵1000人”的要求。就这样，在井上馨的软硬兼施之下，朝鲜政府也屈服了，很快就结束了会谈，并同意了日本的条款。1月9日，日本和朝鲜正式签订了《汉城条约》。这个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朝鲜的主权和尊严。
内容
此次京城事变，所系非小。大日本大皇帝深轸宸念，兹简特派全权大使伯爵井上馨至大朝鲜国，便宜处理。大朝鲜国大君主宸念均愿敦好，乃委金宏集以全权议处之任，命以惩前毖后之意。两国大臣和衷商办，作左约款，以昭好谊完全，又以防将来事端。兹据全权文凭，各签名钤印如左：　
第一条朝鲜国修国书致日本国，表明谢意事。
第二条恤给此次日本国遭害人民遗族并负伤者暨填补商民货物毁损掠夺者，由朝鲜国拨支拾壹万圆事。
第三条杀害矶林大尉之凶徒，査问捕拿，从重正刑事。第四条日本公馆要移新基建筑，当由朝鲜国交附地基、房屋，足容公馆暨领事馆。至其修筑增建之处，朝鲜国更拨交贰万圆，以充工费事。
第五条日本护卫兵办营舍以公馆敷地择定，照壬午续约第五款施行事。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特派全权大臣左议政金宏集
大日本国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
特派全权大使从三位勋一等伯爵井上馨
另单一、约款第二、第四条全圆以日本银货算，须期三个月，于仁川拨完。
一、第三条凶徒处办，以立约后二十日为期。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特派全权大臣左议政金宏集
大日本国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
特派全权大使从三位勋一等伯爵井上馨[7]
评价
《汉城条约》是日本又一个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在朝鲜甲申政变中违反国际法、图谋颠覆朝鲜政府的阴谋破产的利状况下，巧妙采取外交手段，充分利用朝鲜和中国的软弱，竟然反败为胜。透过《汉城条约》，日本不仅完全推卸了自己责任，还将罪责转嫁到受害国朝鲜身上，逼迫朝鲜政府赴日谢罪，赔款13万元，惩办杀死日本人的“凶徒”，并加建兵营，将一个新兴军国主义国家的霸道蛮横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日本的督促下，朝鲜政府于《汉城条约》签订后12天抓获了杀死日本陆军步兵大尉矶林真三的朝鲜百姓金大兴、元汉甲，并于1885年1月28日将他们斩首示众。[8]2月5日，朝鲜又派徐相雨、穆麟德前往日本谢罪，此时朝鲜政府唯一的要求就是引渡金玉均等“逆贼”，但遭到日本拒绝。《汉城条约》也充分显示出朝鲜作为一个弱国的悲哀，所以当时的朝鲜政府官员金允植对此评论道：“盖十月之变（指甲申政变），出于日使竹添及我国玉均等。然其实日本政府阴主而暗助……既而举事不成，情状渐露，井上馨自顾有内缩处，故谈办之际，讳言曲直，只索数件事，草草磨勘，以存其国之体面而已。我国若有气力，当责其欺侮邻国，围宫逼君，匿庇罪人，遂非文过之罪，可以兴兵，可以征赔。奈委弱已甚，自顾亦缩，故不能声张，辨其曲直。惟幸无事妥帖，反输十万元赔银，俯首钤约，不亦辱乎？”[9]
在《汉城条约》签订稍后的4月间，日本与清朝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即“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以后出兵朝鲜须相互通知。这是日本外交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并从事实上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对等的地位。《汉城条约》和《天津条约》一道构成了甲申政变后朝鲜的格局，并为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