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三川
人物简介
  王三川（1911～1945），原名顺芳，曾用王涅夫、王征夫、王玉田、陈一新、赵新民、王培良等姓名，三林乡人。父铁道工人。1925年（民国14年）就学于同济大学附设的艺徒班。
1926年，与同学到广州投身革命。次年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进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学习，与同学殷夫、陈元达等在校组成“潮声社”，编辑出版刊物《潮声》，激励人们的革命意志。1928年秋，又偕殷、陈两人到浙江象山县立女子小学任教。在校继续宣传革命，组织学生在街头演出进步戏剧。1929年春返沪，先后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沪宁和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任职，从事工人运动。1934年春，第三次被捕，判刑后被监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在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难民收容所联合办事处从事抗日宣传教育。1938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参加浦东盐仓一带的抗日宣传团活动。后历任南汇县抗日部队“保卫四中”和“抗卫二大一中”政训员、五支队四大队特派员、三大队大队长。击毙挪用公款，并图谋拉出部队投奔忠义救国军的“保卫四中”副中队长周毛纪，又率部击退“忠义救国军”的报复偷袭；偕同四大队副大队长林有璋部夜袭川沙青墩伪军据点，俘获1个排。1941年秋，先后到青浦地区和浙东镇海从事敌工工作，都因暴露身份而离开。次年秋，用王培良名，通过同乡伪余姚保安团团长张妙根关系，打入该团，任副团长兼特务中队队长。并安插中共浙东党组织10余入到该团和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任职，并建中共“姚保工委”，自任书记。向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提供日伪军事情报，又为新四军人员提供通行证，取得一批钢轨，运往山东解放区。新四军“三纵五大队”大队长蔡葵战斗负伤被俘，三川和张钞根设法密释。伪余姚县县长劳乃心，对三川和张的活动渐生疑忌，1945年5月1日，乘三川自余姚县城乘船往临山途中，派人秘密袭杀于太平桥，通讯员谢海忠同时被害。解放后，烈士灵柩自宁波四明公所移葬于余姚归胜山烈士墓。
人物生平
王三川，又名王顺芳，化名王涅夫、王培良。1911年2月24日生于浦东三林乡。他幼年好学上进，小学毕业后，得到他在同济大学工作的叔父的资助，进同济大学附中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殷夫、柔石、陈元达等同志，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1927年9月，他考进同济大学外文补习科，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后由党组织同他的祖父联系，通过关系由杜月笙担保释放。这时，王三川订婚不久，岳父顾嘉棠要求他不参加学生运动，由顾资助读书，给他花园洋房，否则解除婚约，不再来往。王三川不畏压力，毅然解除了与顾家的婚约。l927年秋，王三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他接受组织派遣，暂时离开上海，只身去广州，进广州电讯学校，从事学生运动。
1928年秋，王三川重返上海，和殷夫、陈元达三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同住一室，继续在同济大学和中国公学进行革命活动。他发起组织“朝声社”，创办《朝声》半月刊。殷夫被捕释放后，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指示他们转移到浙江象山活动。
在象山，他化名王涅夫，和殷夫、柔石、陈元达一起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领导当地码头工人同反动当局斗争，向师生宣传革命思想，创作进步剧目到街头演出。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为此，王三川、陈元达又先后返回上海。不久，王三川再次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后由党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王三川转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公司员工同英方资本家斗争。1931年，好友殷夫、柔石、陈元达先后牺牲，党组织被破坏。但他意志坚定，继续进行战斗。1934年6月因叛徒出卖，他又一次被捕入狱，并被押在国民党南京军人监狱达三年之久。1937年抗战爆发，在党的营救和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王三川和其他政治犯获得释放。
王三川出狱后，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党组织派蔡辉回浦东，在奉贤县组织人民自卫团，蔡任团长。党派在难民所工作的20多名骨干去浦东，加强抗日斗争的力量。王三川在奉贤自卫团政训处工作，积极动员各乡人民组织抗日武装。
1938年1月，奉贤自卫团成立抗日救国宣传团，人员有从上海难民所来的，也有当地的进步青年，如张大鹏、王雪英等，共有30多人。他们到南汇县的三墩、大团，上海县的鲁家汇和奉贤县的泰日桥、青村港等处作抗日宣传演出。宣传团内数王三川年纪最大，知识也最丰富。他常把《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带在身边阅读，空余时间，给周围的同志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又组织学习《论持久战》等革命书刊，深受大家欢迎。4-5月间宣传团解散，王三川、张大鹏等又到学校里去当教师。王三川以泰日小学为阵地，继续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8月，王三川任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政训员，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部队的领导。1938年初冬，王三川、张培元、张大鹏等十多人再次组织业余抗日宣传团，在南汇县四团仓（今盐仓乡）西叶桥小学一带（保卫四中的活动区域）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到部队去教唱抗日歌曲，宣传进步思想。
1939年3月4日，保卫四中队副周毛纪，准备暗害中队长连柏生，然后把部队拉出去投靠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第四大队长胡镇海（周与胡是结拜兄弟）。一天，保卫四中住宿在四团仓西叶家祠堂内，中队长连柏生召集周毛纪、王三川、沈光中等开会，要周交清帐目。当时部队经济由周毛纪掌握，周从中贪污了不少款项，因作贼心虚，说连柏生故意给他难堪。周一把揪住连柏生的手，并以手枪逼连柏生出去。连柏生当即反抗，夺住他手中短枪，但周毛纪已扣动扳机，子弹击中站在旁边的王义生的脸部。王三川当机立断，拔出枪将周毛纪当场击毙。部队当夜冒着倾盆大雨转移到塘东长沟乡住宿。
经过长时间考验，王三川在党组织的关心下，1939年3月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隔不多久，保卫四中根据四团仓一带群众的要求，又转回到叶家祠堂附近，住宿在沈渭生家的更楼里。突然遭到忠救军胡镇海部的三面围攻。胡要为他的结拜兄弟周毛纪报复。发现敌情后，王三川立即指挥部队奋勇还击。在全体指战员的迎头痛击下，胡镇海败退撤走。
事后获悉胡镇海是利用当地一个姓李的地痞监视“四中”的行动，以便寻机挑衅。为确保“四中”站稳脚跟开展活动，决定打击顽军骚扰，由张大鹏、郁德祥等人组成临时流动队，开展锄奸反霸斗争，及时地处决了姓李的那个坏蛋，拔掉了安插在四团仓周围的一颗钉子。5月19日中共浦东工委书记陈静，召集吴建功、连柏生、王三川等举行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收缴忠救军许家鹏等人的枪支，并由忠救军李文元部的张席珍（中共党员）率部前来助阵。缴枪进行得很顺利，清除了保卫四中的一块绊脚石。6月，王三川任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大队第一中队政训员，秋季接任中队副。抗卫二大队宿营在长沟乡一带。1940年2月，日伪军纠集兵力，企图在2月5日对长沟乡进行扫荡。大队部获悉这一情报后作了部署。抗卫二大一中中队副王三川派张大鹏率一个班，埋伏在伪军必经的火烧桥畔，他自己率部隐蔽在侧面。战斗打响，部队与100多名伪军进行了激战。陈静率二大队二中队前来增援。敌军援兵也在增加。因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王三川下令迅速撤离战场。敌人遭到了伏击，而我方伤亡很少。次年10月，王三川调任淞沪五支队四大队特派员。
1941年4月5日，五支队四大队在林有璋和王三川的率领下，深夜突袭，一举攻入驻川沙县青墩伪上海市警察第七大队第七中队一分队驻地，俘获全部伪警察30余人，缴获日式步枪27支，短枪2支，五支队四大队无一伤亡。自缴获这批武器后，淞沪五支队决定以常备第三中队为基础扩建为五支三大队，由王三川任三大队大队长。6-7月间王三川去浦西工作；朱亚民回浦东时把浦西工作移交给王三川。
1941年，党决定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对敌策反工作由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领导。而余姚地区的敌伪军工作和情报工作对整个浙东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党决定派一部分有经验的党员隐蔽在敌人内部。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伪军改造为抗日武装，积极配合党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王三川受浙东区党委敌工委的指示，打入伪镇海警察大队担任大队副，做策反工作。党组织根据王三川与伪余姚县保安团（简称“姚保”）团长张妙根同乡、同学的关系，决定调王三川到余姚深入敌人内部，负责搜集情报，组织策反工作。王三川到余姚后，逐步取得了张妙根的信任，担任了“姚保”的团副。王三川通过各种机会，向张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启发他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忱，使他有了弃暗投明的思想。后来张主动提出，希望与我党、我军在浙东的高层领导进行接触。1943年冬，浙东区党委敌工委书记朱人俊作为我党代表与张妙根进行了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
1945年初，地下党在“姚保”内秘密建立了“姚保”工委，王三川任书记，何午初、方琼任委员。工委的主要任务是灰色隐蔽，长期埋伏，侦察敌伪动态，搜集情报，营救我方同志，筹运物资，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王三川在“姚保”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收集敌伪军情况，日寇扫荡动向，为我军进行反扫荡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可靠情报。王三川通过关系使一名党员同志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当密探，另一位同志当了日军的翻译官，还有好几位同志到“姚保”任职，以加强对“姚保”的控制力量。他对敌工委派出担任政治交通的几位同志都尽力掩护，保证了这些同志的安全，并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他又尽力营救被捕同志。1943年冬，我原上自卫大队与敌人遭遇，战斗激烈，弹药用尽，大队长蔡葵受伤被俘，关押在日军宪兵队里。在王三川和张妙根的巧妙掩护下，使蔡接受治疗，并安全地回到浦东。王三川为根据地购买许多禁运物资，如布匹、药品、纸张等。浙东游击纵队迫切需要钢材，在“姚保”团部，他在日伪眼皮底下搞来了铁路钢轨，锯断后再送到根据地。1943年我党得悉驻庵东的日伪中央税警团将进驻临山一带，企图封锁海口，切断我方海上交通。王三川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妙根一起，带领“姚保”抢先占领泗门临山海口，保证了我方海运交通线的畅通。
王三川在“姚保”期间，为了灰色隐蔽的需要和工作的方便，将妻子王友菊和一个小女儿也带到余姚，在余姚安下家。他的家实际成为党的联络站，许多地下党同志在他家来往，或者住在他家。他的弟弟王联芳先在“姚保”任军需主任，弟媳陈全娟也在。王友菊他们当时还不是党员，但都能听党的话，为党保守机密，并在王三川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完成任务。
1945年上半年，随着“姚保”工作的深入开展，党对部队控制逐步加强，但是王三川的真实身份也有所暴露。铁杆汉奸敌伪县长劳乃心，仰仗日寇鼻息，屡次破坏我方组织，杀害革命人士，无恶不作。劳乃心对张妙根素来明争暗斗，一心要搞垮张。而对王三川更是处心积虑，布置密探，设下埋伏。1945年4月，张妙根为其老母做寿，带领独立中队从庵东坐船回浦东，临行前宣布由王三川代理团务。劳乃心打电话给王三川，要他自临山返回余姚，说有要事商量。王三川临走之前，向组织作了汇报，但没有充分估计劳的阴谋，1945年5月1日上午，王三川带警卫员谢海忠雇一条小船，按事先约定自临山回余姚。船至太平桥，被劳乃心预先设伏的便衣队拦住。王一上岸，即被枪杀，谢海忠进行抵抗，也被打死。王三川就这样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