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卢福坦
人物简介
卢福坦，又名李羿、李燕谋、李荣、李翼、阿格兰诺夫、老山东、韩振明、李明、鲁深；山东省泰安县（今泰安市）旧镇人；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1909年，卢福坦在华丰煤矿学徒。1923年在淄川煤矿当把头，曾组织成立工会俱乐部，为负责人，1925年9月至1926年3月任山东淄川煤矿工人俱乐部副委员长。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至1927年春任中共淄博支部书记。1927年春起任中共张店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至10月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7年10月起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书记，同月至11月，1928年2月至1929年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2月至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职委负责人。同年5月至1929年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青运负责人。
1928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至1933年）。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至1930年12月）。1929年5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书记。11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2月调中央。1929年6月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逮捕，后获释。1930年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和河南省委书记。1932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933年1月被捕后，叛变投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中统上海区情报股长、京赣铁路调查统计室南昌区区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5月24日在昆明被人民政府逮捕并在上海被长期关押，1968年因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出1930年代康生被捕叛变的经过，由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签署命令，将其于1969年11月秘密处决。[1]
人物生平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是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经山东党的负责人之一王尽美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总工会负责人兼组织部部长等，卢福坦在山东工作期间曾经领导了著名的山东暴动，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样的精神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而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看中，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1931年开始，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而该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叛变，政治局急于改选，卢福坦自告奋勇去向王明毛遂自荐，请求出任总负责，王明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周恩来对卢福坦的意见不置可否。在这个时期，王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中央政治局名单，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声、康生、陈云，其中博古、洛甫、卢福坦被指定为常委，博古负总责，从当时的情况看，王明是始终拉着周恩来的，在王明临行前还对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来是始终参与的，卢福坦要求担任总负责除了找王明谈话之外就找了周恩来，可见当时周的地位，虽则周没有进入常委会，但是，这并不影响稍后他进入事实上的常委会（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四人）。这段时期我党的领导机构非常混乱，所以，党史上经常出现总书记、书记、常委各种不同的名称，而根据后来党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进入书记处的成员才是真正的常委。而且有一段时间根本就不再提及常委，只用**处的名义。
不管怎么说，王明之后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三驾马车，这也是周恩来因此和王明的渊源以致于多年以后还要为这个政治包袱做很多次的上纲的检讨。下边我们再看卢福坦，卢福坦接替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总工会的负责人后，周恩来找他谈话，宣布卢福坦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实际的常委之一，王明走后，卢福坦的常委又用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随后，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都先后离开上海，卢福坦本人于1932年12月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根据后来的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叛变的很迅速，比之向忠发还要快，被斯大林看作铁一般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出身没有帮助卢福坦成为烈士，反而成就他为委员会中统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此人在委员会中统系统的最高职务是中央调查统计局京赣铁路调查统计室南昌区区长，相当于股长）。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事迹，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的被捕叛变。
康生在1930年的被捕后来是通过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历史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已经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台湾。
所以，康生被捕乃至叛变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的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给予答复。
六十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调阅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这些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于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并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这个交待材料和卢福坦被关押的情况——卢福坦是1951年5月被捕，以后一直异地秘密关押。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就被当时的蒯大富等人获悉，报告给了江青、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了一些三十年代的内容，并且上了简报。康生很快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的来由，康生并且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说：“如果我被捕了，我要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
康生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叛徒为什么一直从50年代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当时的回答具体如何已经无从知晓细节，不过从当时公安部清查文革时期三种人办公室负责人张××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康老签字就可以生效。
就这样，康生、谢富治先后签字同意处决卢福坦。而康生还是不知道谢富治还留了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中央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人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所谓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2]
说到康生的被捕一事这里需要说一点题外话，早在1924年5月22日，张国焘就被北洋的京师警察厅抓获，妻子杨子烈同时被捕，根据北洋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称：“据张犯国焘提训明确，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 《中华民国内务部档案汇编》第六册第52页，程总长照会京师警察厅密令1924年第一百五一号）
可见，如果一旦被捕之后暴露身份那是很难逃脱变节或者处死这两条路的，康生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像康生这种人也未必见得比之邓中夏、恽代英骨头更硬一些。当然，这都是猜测，因为毕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显示康生的叛变的经过，然而康生急急处死卢福坦是不是也说明了一点蛛丝马迹呢？
死亡经过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亲笔签字和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已经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将其灌醉后执行的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