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连抗日放火团
简介
日本侵华期间，大连，因其战略位置而被日本侵略者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就在这个日本几十年殖民统治下的“无缝地带”，活跃着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国际特工队伍。他们在敌人的工厂、仓库、码头里神出鬼没，埋下了一个个火种。一时间，火光四起，日本侵略者大量的军用物资灰飞烟灭。[1]
根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从1935年到1940年，仅在大连一地，这支秘密队伍就实施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3000万日元。当时，一日元能买三公斤的大米，3000万日元，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1]
[1]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场特殊战斗
大连抗日放火团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连地区的抗日组织。[2]
1933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建立了由部分国家抗日青年参加的，以破坏日本占领区内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情报组织训练班。[2]
1934年，受训回国的中共党员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等人，在上海设立了指挥中心，并把大连作为战略破坏的重点区域。 [2]
大连抗日放火团1934年秋成立，先后在码头仓库、满洲油漆株式会社、陆军仓库等10余处成功地实施了放火破坏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连抗日放火斗争掀起高潮，从1938年2月至1940年6月，仅在大连港码头就烧毁了日本军用纸库一座，大豆300吨，120、124、126、228号仓库储存的全部物资，137、303、305号仓库存放的军用棉花和粮食，一架刚从意大利买来的飞机，37号仓库的砂糖，131号仓库的大批纸张，105号仓库的部分机器，102号仓库的杂谷。[2]
发展
1935年6月25日晚8时许，位于大连甘井子的日本“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满石)”仓库突然燃起大火，附近所有的消防机关闻讯纷纷出动，一时间，阵阵刺耳的警笛、警报响彻大连夜空。[1]
大火很快被扑灭了，损失并不算大，约为2500日元，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1]  日本“满石”大火[1]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这场火灾的失火原因尚未查明，离此不远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器材仓库又燃起了一把大火，大量建筑材料化为灰烬。[1]
半个月后，7月13日，日本关东军大连仓库又冒出了冲天火光，大量军队给养被烧毁。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日军损失物资价值6.1万日元。[1]
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3起火灾，特别是日军仓库的失火，让日本殖民统治者大为震动。[1]
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这事大快人心。
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已经遭受了日本3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国被日本侵占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1]
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比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更甚，他们连傀儡政权都不用，直接把北纬39度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划归日本版图，称为“关东州”。在华罪行累累的日本关东军即由此得名。[1]
神秘的大火在日本侵略者的工厂、仓库接二连三地烧了起来。没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人们就把这些火称作“天火”，民间神话色彩的传言四起，“火神爷来惩罚小鬼子了……”[1]  日本“满铁”仓库大火[3]
真的是自然原因引发的“天火”吗？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相信频发的火灾会如此简单。以火灾发生的密集程度和失火地点明确指向军事或准军事设施的特点来推断，人为纵火的可能性极大。
但若是人为，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可这几次大火，都是在夜半无人时毫无征兆地烧着，而且事后找遍火场，连半点人为纵火的痕迹都没有。日本侵略者甚至从国内找来了消防专家勘察火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1]
这可真是让日本侵略者头疼不已，乃至胆战心惊。[3]
因其辐射东北、拱卫京津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条件，大连已经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战略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日寇在大连建设了数目众多的工厂和仓库，东北大量的资源通过这里运往日本，日本又把无数枪炮弹药运到这里，送到侵华日军手中。[3]
一个当时在大连警察署任职的日本警察曾撰文记载:“当时，纵火事件经常发生，为此而头痛的关东局总长大津经常催促:‘抓到犯人了吗？’可是再怎么严厉训斥警察也不顶用，因此他十分着急。大津派出2000名警察把眼睛和捕绳对准中国的爱国者，并且悬赏500日元给提供纵火事件线索的人。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3]
就在日本的军警宪特们为大火而焦头烂额、上蹿下跳之时，大连的火灾还在毫无顾忌地时不时着上一把，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且好像是故意羞辱日本侵略者，接下来的一年里，就在最先发生火灾的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又接连烧了四次。[3]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才意外获知了大连大火的线索。[3]
那一年的8月，受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的“北满国际情报组”在哈尔滨被破获，一名成员供认，在大连也有一个国际情报组织在活动。[3]
闻听此消息，大连警察署马上派人到哈尔滨听审，终于确知，大连的大火是一个针对日本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的国际特工组织所为。[3]
在日军的档案中，称这个国际特工组织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日语的“谋略”译成汉语有“诡计、计策”之意。而这个组织被中国人得知后，一般被简称为“抗日放火团”。[3]
倾覆
1940年6月下旬，抗日放火团被日本警察破获。很长时间里，日本在大连的殖民当局对此事秘而不宣，直到1941年上半年，“关东州警察部”确信已经抓获了全部抗日放火团的成员，才允许媒体公开报道。[4]
当时的日伪媒体《大连日日新闻》在颂扬日本军警宪特的“功绩”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搜查机关费尽了口笔难以形容的苦心。”[4]  被逮捕人士[5]
足足五年的时间，抗日放火团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一样，把日伪“搜查机关”折腾得苦不堪言。这份“苦心”确实是难以形容。而敌人最终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险恶伎俩，终于抓到了抗日放火团的马脚。[4]
这个措施就是在中国劳工中间雇佣特工人员，暗中搜集情报。日本警察署称之为“白片密探”。所谓“白片”，是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发现火灾的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大大有赏。靠着高额悬赏，日本警察署在中国工人中暗布了不少鹰犬。[4]
最先探听到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是一个叫牛嗣义的小工头。[4]
大连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宣教处主任周爱民介绍，关于牛嗣义是如何获知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来自日本法院对抗日放火团的审讯记录，说抗日放火团成员黄振先与牛嗣义喝酒，黄酒后失言。另一种说法则来自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日伪汉奸的审讯记录，这些汉奸供词提供的细节更为丰富，应该更符合史实。[4]
1940年5月王有佐、黄振先的身份暴露了，日本警察署却并没有当即抓人，而是对两人进行了数天的跟踪监视。他们已经料到王有佐背后会有“大鱼”。[4]  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内保留的当年日本刑具[6]
果然，6月24日晚，抗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与王有佐、黄振林在一座大桥的桥洞里接头，随即被隋云封带人抓获。[4]
赵国文被捕后抵刑不住，招供了。[4]
而当时，抗日放火团刚刚调秋世显前往奉天(沈阳)不久，邹立升则准备赴天津、北京开展活动，大连当地三个本没有横向联系的系统正好交由赵国文一人负责。赵国文将其和盘托出，直接导致了大连抗日放火团的倾覆。[4]
直到今天，包玉侠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被捕时的情形：“半夜1点多了，‘咣’的一声门被踹开了，闯进来几个人，把邹立升按在地上。警察问他是不是邹立升，邹立升说不是，‘我叫邹旭东(曾用的化名)。’警察就骂，说‘邹旭东是你，邹立升也是你！’”[4]  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内保留的当年日本刑具[7]
抓捕并没有在大连终止。7月28日，在天津已经月余未得到大连消息的黄振林来到大连了解情况，刚到联络点就被在那里“蹲坑”的日本警察抓获。[8]
8月15日，纪守先在上海被捕。日本警察原打算通过纪守先诱捕远东国际情报组总负责人A·鲍威尔。但纪守
先用假的联络日和联络地点几次愚弄敌人，成功示警，A·鲍威尔得以安全脱身。[8]
日本警察只好押着纪守先一人从上海返回大连。[8]
至此，抗日放火团除最高首脑A·鲍威尔和此前已经撤出大连的王金泰等少数几人外，丹东、沈阳、天津、北京、青岛等地成员悉数被抓。[8]
结果
这些接连不断的放火，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军遭受毁坏和损失的军需物资达2300万日元左右，并扰乱了日本在关东州的统治秩序，使得日本统治者谈“火”色变，加紧对放火者的侦察和调查。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在放火过程中表现得机智勇敢，技术高超，最初日本统治者一直以为是自然火灾，后来因从现场发现了化学药品引爆的痕迹，才开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应建立起一套防谍机构，大规模搜捕放火者。其机构主要有：①特殊警察队。1938年4月，关东州警察部组成一个专门对付抗日放火人员的特殊警察队。由警察部长任队长，各警察署长为班长，设有特别班，负责化学药品的检验，以及采用科学办法（如无线电搜索）侦破。②防谍委员会。1938年6月，为加强对重点设施、工厂的防备，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厂均成立了防谍委员会，除加强警备设施、防火设备等建设外，还对工厂和重要地点实行严密监视。③水上警察署。1938年关东州警察部设水上警察署，加强对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断绝大连与华北、华中等抗日力量的联系。④关东州劳务协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关东州”厅长官亲任会长。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劳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实行工人登记制度等，以此来侦察工人中的抗日动向。⑤外事警察课，由镇压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务组成，其任务是检举、取缔“侵害日本帝国利益”者，特别是外国人间谍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工厂、码头等重要场所，利用汉奸作为耳目，采取广布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图破获放火事件。[9]
1940年6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汉奸工头得知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活动，报告给了关东州警察部外事课，于是日本统治者开始了大逮捕。至8月，相继在大连、沈阳、上海等地逮捕了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显等13人，以及受牵连群众100余人。[9]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了残酷的刑讯。在审讯黄振林和赵国文时，警察将黄的手拷在桌腿上毒打，并用竹棍毒打赵国文，以至棍子都打断了。在残酷的毒打下轻者全身浮肿、出血，重则被打成残疾，甚至惨死。灌凉水是又一种折磨人的手段，日寇将受刑者衣服扒光，绑在长凳上强行将自来水灌入腹中，日寇称之为“请喝啤酒”，受刑者大都因此得了胃肠病和肺病。还有一种吊刑，即将受刑人反绑架吊起来悬在半空，然后进行毒打审问。还有一种称之为“皮衣”的刑具，给受刑者穿上勒紧，可以将人活活憋死。此外还有火刑等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6页。[9]
日本侵略者对国际情报组成员秋世显，进行毒打和灌凉水之后，又用烟火烧炙，使其面孔被烧烂，还用刑夹断了十指。邹立升也遭到了同样的刑罚，手皮都被剥掉了，痛得死去活来。在日寇的酷刑折磨下，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等人被折磨致死。[9]
国际情报组的成员虽然受到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的折磨，但他们大多数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痛斥敌人。当法官问纪守先“你们为什么放火？”纪守先严正反问道：“你们为何侵略中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东北？为什么杀害我们同胞？”驳得敌人哑口无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7页。[9]
最后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审讯之后，日寇于1942年3月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死刑，李泽民、周文礼、丁兰盛等17人被判处7～10年徒刑。纪守先等人面对死亡，仍然继续斗争，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旅顺监狱绞杀了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等9人（其余秋世显等3人已被折磨死于狱中）。[9]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在破坏国际情报组之前，日寇就以“放火犯”的罪名，大肆抓捕平民百姓，并进行残酷迫害。1937～1940年间，日本宪兵警察就进行过几十次大搜捕，迫害百姓达千人以上。例如，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会社着火，日寇便将工人集中起来，调查放火者，抓捕嫌疑者100多人，将工人李境、吴学金等人以放火罪名各判处徒刑15年，工友卢某在刑讯时被活活打死。由于日寇滥捕过多，以至于拘留所内过于拥挤，造成伤寒等传染病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治疗，被迫害致死。[9]
大连放火团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又一个血证。[9]
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从1935年第1次在大连实施放火爆破开始，到1940年5月约计进行了57次放火行动。其中较大的放火行动有: 1938年4月，由秋世显带领3人，对大连甘井子日本石油会社第15、16号仓库实施放火，将日军储存在那里的6万桶石油及石蜡全部烧掉，其损失最低估计约在70万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显、邹立升带领数人，放火焚烧了大连港日军的4个军用仓库，使日军大量布匹、糖、纸张、罐头、水银、机器等物资全部被烧毁。[10]
据1941年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统计：“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从1935年6月开始对日本在华军事目标进行放火、爆破等谋略破坏活动，至1940年6月被破获，5年时间里成功地在大连放火57次，在安东(丹东)爆破铁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破铁路6次，在北平爆破铁路1次，在青岛放火3次，总计78次。这些谋略活动，使日本在华后方基地遭受到严重的打击。[8]
在日本旅顺监狱留存下来的通报中有记录：“纪守先在狱中作了很多诗，内容都是对日本人的顽强不屈。”这些诗句被幸存的狱友隐藏保留了下来。其中有半阕《满江红》这样写道：[11]
“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来了，反抗巨浪、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抵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久，决死战！”[11]
评价
为铭记抗日放火团的事迹和精神，在老港区东部322仓库原址竖起一块记录他们事迹的铁牌，供市民和游客缅怀。随着东港区搬迁改造，那里夷为平地，他们的精神留在了人们的心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