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杜润生
人物生平
基本资料
  杜润生杜润生，男，1913年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杜润生是中国共产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建国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认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1]
土地革命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33年到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 “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和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中共太行山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润生(19张)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1953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1956年后，历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共中科院党组副书记，1961年主持起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14条意见》。197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五个一号文件，提倡小城镇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2]中国民生研究院（北京四海昌信咨询中心）高级顾问。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
人物成就
杜润生是公认并具有深刻影响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对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功不可没。
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
主要著作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
《现代科学领导大全》，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1988年5月[3]
《中国农村的选择》，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1月[4]
《思考与选择：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研究》，合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
《中国的土地改革》，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8月[5-6]
《杜润生文集：1980～1998》，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12月[7]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杜润生自述 :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9]
《杜润生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10-12]
《改革忆事》，人民出版社，2009年[13]
早年经历
参加进步社团
  杜润生杜润生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读书，该校向有革命传统。时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青年们大失所望。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大暴露。经过冷静地观察，他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因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动组织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太原国民师范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学生们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是学生代表之一。军警当场开枪，打死一人，伤十余人，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他认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参加革命
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即遭到镇压，杜润生被通缉，他只好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3年来到北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1936年夏季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
土改后
土地改革运动
  杜润生题字从学生时代起，杜润生就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和思考，在领导岗位上，他更重视用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党组织为杜润生作的鉴定中，就有“领导能力强，思想敏锐突出，有理论素养”这样的评语。
解放战争中，1947-1949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毛泽东主席肯定了杜润生所提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组织农业合作化
由于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润生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于1953年初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部长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主席决策的变化，彼此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后来的会议和文章中则称“小脚女人”）走路”。当时，大规模合作化运动，还处在发动阶段，受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他俩都作了检讨。这检讨不是违心的，他们由衷地承认主席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当时党内有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邓和杜的责任，毛泽东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毛泽东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审校，写出按语，表现了重视调查研究，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这也使杜润生深受感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给予评价，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不实之辞，予以推倒，邓、杜旧案得以平反。
科学规划
  杜润生作品按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是应该调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是，一个与科学有关的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下设个办公室，要几个具体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
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张劲夫担任秘书长，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长江和杜润生为办公室副主任。
张劲夫登门拜访了杜润生，请他抓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从此，杜润生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要而言之，杜润生为规划的制定做了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12年科学技术规划追赶先进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规划开始时，大家议论纷纷，与会科学家各自就比较熟悉的科学领域，提出大批课题。作为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要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科技工作与经济结合，选择什么发展战略，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齐头并进，可能费力大而收效差。
第二，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制定规划的构想。
参加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有几百名，研究所和大学主张按学科规划，产业部门则主张按任务规划。双方争论不休。杜润生对此潜心研究，他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制定有关科学计划的资料。他认为，组织科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学科组织，这是多数国家的做法；一种是按任务组织，这是政府参与科技事业许多做法中的一种选择。哪种较好呢？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凡是能够迅速发展某些新兴技术领域的，都是按任务组织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的科学进步最快。美国最初表现在原子弹研究上，这是以任务组织的。苏联的导弹技术人造卫星也是以任务组织的。打破学科限制，合力完成一个任务，取得政府强力支持，这是以任务组织的好处。中国适于选择后者，但要保留前者作为补充。
第三，杜润生主笔起草了科学规划纲要的“草案”，并组织起草了任务说明书。
纲要草案共分9节，除前面的序言和后面的结束语外，其他6节的题目是：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对57项重要任务，又组织科学家分组编写了详细的“任务说明书”，涉及任务的意义和预期结果，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解决任务的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工作的协调与监督等内容。纲要草案与任务说明书，共有600万字。
十二年规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当中，这个规划也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最好的规划：第一，推动中国的科学走上现代科学轨道；第二，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其中，科学院把“四项紧急措施”，纳入院的行动计划；第三，对于各个大学和生产部门加强科学研究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此，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具体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以致此后十多年时间就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由此带动了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新型材料、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
承包理论
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  杜润生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在北京一条破旧的胡同里，95岁的杜润生双耳失聪，虚弱迟缓，他为改善农民地位付出了一生气力。
27年前的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正在执笔起草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
在此之前，高层争论激烈异常。一位亲历者回忆，“文革”虽已结束，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1955年，因为对农村合作化心存疑虑，杜润生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解除了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文革”中杜润生成为右派，被喻为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在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被开除党籍的他，“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
或许这段政治遭遇帮助他练就了“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在贫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言同时得到了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来自安徽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二十余年后的2008年，百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向杜润生表达集体敬意。他们认为，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杜润生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在安静的个人世界里，他独自思考了更多，最终总结成一句话，中国的改革要过两关，一个市场关，一个民主关。没有了听力和交谈的能力，但“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忧患的目光始终投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