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长短经
内容梗概
一部好书，犹如一个智慧的锦囊，它能带给人们深思、感悟与教益。在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反经》就是其中的一个瑰宝。
《长短经》是唐代学者赵蕤编写的一本纵横学著作，亦称[1]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作者赵蕤也因此显名于世，时人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全书分为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等多方面内容，对治国之术、任人之术、用兵韬略、权变之谋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
作品目录
原 序 前 言 
卷一 大体第一任长第二 品目第三 量才第四
知人第五 察相第六 论士第七 政体第八
卷二 君德第九 臣行第十 德表十一 理乱十二
卷三 反经十三 是非十四 适变十五 正论十六
卷四 霸图十七
卷五 七雄略十八
卷六 三国权十九 蜀 吴 魏
卷七 惧戒二十 时宜二一
卷八
钓情二二 诡信二三 忠疑二四 恩生怨二六
诡顺二七 难必二八 运命二九 大私三十
败功三一 昏智三二 卑政三三 善亡三四
诡俗三五 息辩三六 量过三七 势运三八  宋本《长短经》
傲礼三九 定名四十 
卷九
出军四一 练士四二 结营四三 道德四四
禁令四五 教战四六 天时四七 地形四八
水火四九 五间五十 将体五一 料敌五二
势略五三 攻心五四 伐交五五 格形五六
蛇势五七 先胜五八 围师五九 变通六十
利害六一 奇兵六二 掩发六三 还师六四[2]​
点评鉴赏
《长短经》全书集诸子百家学说，叙历代更迭史实，核心是“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作者揉合儒、道、兵、法诸家思想，汇集王霸谋略，形成这么一部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原书涉及君臣德行、任人用长，钓情察势、霸略权变等内容，夹叙夹议，史论结合。对那些胸怀大志，追求卓越的现代人来讲，无论奉上御下、结盟御敌，还是公关游说，为人处世等均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长短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长短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书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所引书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墨记》等。《长短经》集政治学、谋  中国书店版全注全译《长短经》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书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长短经》这本书兼具了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读《长短经》，以古为镜，慎察既往，以戒今失。春风得意时不会得意忘形，乐极生悲。穷途末路处也许正是柳暗花明时，得失之间，坦然淡定。
毛泽东也说《资治通鉴》是权谋，是阳谋，《长短经》是阴谋。是诡谋。不管评价是褒是贬，《长短经》的确深入地剖析了君臣谋略的利害得失，不失为官场学扬名立万的顶级范本。
作品出版
2013年1月初，中国书店首次以简体标点本的形式出版了南宋净戒院刊本《长短经》。《长短经》诞生之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这本书讳莫如深，秘藏深宫，社会上流传极少，大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刊刻复印的相对较少。到南宋，杭州净戒院刊刻发行了《长短经》，这是目前发现的《长短经》最早刊本，版本价值极高。而这一刊本，也成为以后《长短经》的母本。　[3]​
作品原序
原文赵 蕤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 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译文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
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4]​
作品前言
唐宋以降，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的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鸟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运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
郪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
《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
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漏，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
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
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
篇章赏析
大体篇识大体，弃细务，这是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要记住：为官。以不能为能。　经文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官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己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日某君某王之官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译文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  反经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
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象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