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放
简介
余放女士于2000年加入安利（中国），现任安利（中国）公共事务副总裁，负责公司政府  余放女士代表公司领取“中华慈善奖”事务、媒体事务、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传讯工作，同时兼任安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在主管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期间，余放女士积极推动公司的儿童和环保公益事业，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工作，截至2011年6月，安利（中国）累计开展了7,000多项公益项目，并在全国拥有6.5万多名注册志愿者，积极投身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赛事，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以及各种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40万小时。2011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安利公司出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安利公益基金会，余放女士兼任基金会理事长，致力于推动中国儿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工作之余，余放女士亦积极投身各种社会及公益事务，担任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常务理事等社会公职，并获得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慈善大使”、“全国少年儿童食品安全行动特殊贡献奖”等殊荣。
积极助力安利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安利公司创建于1959年，总部位于美国，目前业务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销售营养保健食品、美容化妆品、个人护理用品、家居护理用品及家居科技产品等450多款产品。安利（中国）于1995年开业营运，目前经营区域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是安利全球最大市场，业绩连续9年位居安利全球之冠，2011年达到267亿元人民币，纳税70亿元人民币。安利（中国）生产并销售纽崔莱营养保健品、雅姿美容化妆品、个人护理用品、家居护理用品、家居科技产品共五大类230多款产品，以卓越品质赢得了广大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和信赖。 
作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品企业之一，安利认为造福社会、回馈社会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并将“共享美好生活，共创卓越未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安利的价值观中，衡量成功的标尺不是仅仅谋求利润，而是赢得社会大众的尊重与信任。
进入中国以来，在余放女士等公司高层的积极助力下，安利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路上始终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安利希望通过不懈努力，为消费者营造高品质、丰富、温暖的生活，为人们创造一个和谐并且永续发展的世界。安利的企业社会责任范围涵盖各个利益方，包括打造卓越治理、提供卓越产品、培养卓越员工、成就卓越伙伴、建设卓越社区，以及倡导卓越环境。
努力推动安利公益进程　搭建企业公益平台
公益是安利公司最重视的内容之一。余放女士这样介绍安利的公益模式：“公司做公益是需要有策略、有方向的。目前我们的公益战略格局是以志愿者为主体，涵盖儿童和环保两大公益主题。公司会围绕两大主题，结合社会切实需求和热点，与各种志同道合的机构合作，策划组织各种公益活动，然后再组织我们广大安利志愿者参与，这就形成了公司出钱、志愿者出力的公益资源整合模式。”
有人曾经问及，如何评估安利的公益结果？如何看待安利在公益方面和其他企业的比较？余放女士这样回答：“在做公益的道路上，我们从不与别人比捐赠数额的大小，不去追求某笔捐赠产生的震撼效应，我们看的是实效，看安利的投入是否真正帮到了我们希望帮助的人，是否能够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到达，是否能够对他们产生真正和持久的影响。”
关爱儿童 受益者超过180万
儿童是安利在全球一致的公益主题，余放女士介绍：“儿童是安利一直以来就关注的群体，所以在这个领域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特别是在中国，迄今为止我们通过各种儿童公益项目已经帮到了122万名孩子。”关于为何选择儿童这个群体，她这样回答：“儿童是希望，是未来，决定着社会的明天，哪怕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和改变他们的人生。我们愿意帮助这个群体，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爱，为他们带来正面积极的改变和影响  余放女士向“彩虹计划”支教人员授旗，甚至可能创造奇迹。”
这些年来，在余放女士等公司高层的努力推动下，安利（中国）开展和参与各类儿童公益活动超过2,300项，包括捐资兴建或援建15所希望小学，4,000多名学生受益；设立救助孤残儿童的“安童基金”，受益人数1,200多人，救治病残儿童250多名；开展帮助城市打工子弟的“阳光计划”，受益儿童达65,000人次；资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儿童发展项目”，基金会根据项目撰写的政策建议“为贫困农村寄宿生增加生活补贴”被财政部、教育部采纳；开展“名校支教”计划，资助研究生支教志愿者为西部留守儿童提供教育支持，受益儿童达40万人。目前，安利（中国）的各类儿童公益活动已让180多万儿童从中受益。
致力环保 为世界打造绿色家园
自1959年在美国诞生开始，安利就把环保视为自己的天职，并延续至今。在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安利始终将对环境因素的考量纳入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和运营的每一环节，致力于实现企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十多年来，在余放女士等公司高层的大力推动下，安利（中国）也秉承总部这一优良传统，在打造企业“绿色全链条”的同时，还积极投入环保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百万安利林”项目发动安利营销人员及员工在全国31个省区市累计植树超过100万株，“清扫名山大川”活动通过在全国多个名胜景区的环保志愿行动促进景点环境改善，连续四年赞助“地球第三极珠峰环保大行动”，连续多年赞助“雪龙号”极地科考……
2009年以来，安利公司更是以倡导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合作，在全国38个城市开展“环保嘉年华”活动，以主题乐园的形式传递环保知识，这一全国首创的“环保互动教育主题乐园”，累计受益人数近百万。2010年，该项目还获得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社科院联合颁发的“最佳低碳公益案例”奖。在看待这个项目的成功时，余放女士有其独特的思考：“我想，每个人心中都蕴藏着环保的种子，环保嘉年华的作用就像催化剂一样，来激发大家心中的环保观念，让这颗绿色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这些年来，在余放女士等公司高层的积极助力下，安利（中国）的环保实践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包括“环保行动先锋”、“低碳中国·领军品牌”、“最具责任感企业”、“最佳低碳企业”、“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奖”等多项殊荣。
推动志愿服务 利用自身优势凝聚企业力量
作为全国最大的企业志愿者团体，安利（中国）已建立了193支安利志愿者服务队，拥有6.5万多名注册志愿者，除了在国家发生重大事故时第一时间贡献力量，还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等提供了专业的志愿服务，并因此荣获了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颁发的“中国百个优秀志愿服务集体”、“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贡献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正如余放女士所描述的那样：“安利的志愿者可以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大的志愿者队伍就是安利做公益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可依靠的力量，能够把这么多人的点滴平凡爱心汇集起来，为社会发光发热，也是我们在公益事业上的一项成功之举。”作为企业的高层之一，余放女士也希望通过公益活动带动更多安利人：“从企业自身来讲，公益活动也具有很强的内部凝聚作用。我们希望从正面引导庞大的营销队伍，引导他们成为积极负责的社会公民，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越来越和谐，这是我们很朴素的想法。”
积极开拓 推助公司成立安利公益基金会
在余放女士等公司高层的积极推动下，安利基金会于2011年5月成  余放女士在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致辞立，余放女士兼任基金会理事长。安利公益基金会是由安利（中国）捐资1亿元人民币设立的，也是国内第一家由民政部主管、有跨国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主要帮扶对象为农民工子女，通过“春苗营养计划”、“彩虹支教计划”、“阳光成长计划”三个主要项目，分别从身、心、智三方面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其中，“彩虹计划”与团中央合作，以小额资助项目形式支持在西部支教的研究生志愿者实施改善教学设施、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农村扶贫开发等项目；“阳光计划”与儿基会合作，为打工子弟学校捐建图书室并开展流动儿童素质教育、心理疏导等项目；“春苗计划”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合作，为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捐建营养厨房。
截至2011年底，“春苗营养计划”已经在广西、重庆、陕西等地农村贫困学校建立了300所营养厨房，让十多万孩子吃上了营养健康的丰富伙食；“彩虹支教计划”资助的首批156个项目已在全国19个省区的96个贫困县开始实施，为当地农村改善教育设施、为失学儿童提供助学金，并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阳光成长计划”11月也在杭州滨虹学校正式启动，透过捐建“阳光文化活动室”、组兴趣课堂、设立“阳光奖学金”，全面提升流动儿童的素质教育水平。2011年全年，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帮扶40多万儿童。
2012年3月，安利（中国）与中华志愿者协会共同成立“中华志愿者基金”，该基金将由中华志愿者协会与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同管理运行，这也是国内志愿者领域第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基金，基金规模1,000万人民币，主要致力于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推动志愿者队伍建设，提升社会志愿服务水平，促进志愿服务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正如余放女士所说：“商业通过创造财富，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到这份成果。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基金会，让商业财富的福祉惠及更多人，使更多人拥有同样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这是公益的命题，也是安利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在思索和实践的使命。”
简介
余放（1933.01～2013.02.19），辽宁省辽中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13年2月19日，余放同志在中国北京逝世，享年80岁。余放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1]
个人履历
1933年1月出生，1950年12月参加工作，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解放军东北军区机要干部训练队学员，吉林省委机要员、机要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助教，国家安全部外事局局长，国家安全部办公厅主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等职。退休后，出任国家安全部影视领导小组组长，并担任多部谍战题材影视剧的总顾问。[1]
社会评价
余放同志在60多年革命生涯中，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为党的国家安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
余放谈谍战剧
余放，一位在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原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担任多部谍战剧的总顾问，也负责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审查。北京西郊一个树木葱郁的大院内，余放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情报职业需要献身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以《潜伏》为代表的谍战剧热播，你作为国家安全部门曾经的负责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余放：《潜伏》的主题还是好的，这部电视剧要展现的是英雄人物在隐秘战线上的工作。但是有些情节不合情理，不符合国家安全工作的专业常识。比如最后一个情节，党组织已经知道了余则成妻儿的消息，并将他们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却不告诉余则成，又给台湾的余则成安排了一个女情报工作者配合工作，最后结为夫妻。这种情节在我们的系统里是绝对不允许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伦理道德底线不允许被打破。像这种情节就比较荒诞，虽然(它)比较好看。现实中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组织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你的爱人找到了，受到组织的照顾和保护。但是你要接受组织的安排，继续潜伏。如果他不同意，组织不会强迫，会考虑到他个人意愿调他回来。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情报系统的权威专家，从你的角度，谍战片应该有哪些需要把握的原则？ 余放：我们对谍战片的要求，第一条是重大基本事实、人物有历史依据。这叫大事不虚。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要戏剧化，好看。这叫小事不拘。再就是要符合间谍和反间谍系统工作的行业规律和职业规范。据我了解，多数的谍战剧主题还是不错的，旨在宣传隐秘战线的英雄人物对国家的贡献。问题在于情节，主创人员不了解隐秘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规律，出了不少笑话。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保证主题的前提下，怎样避免在情报和侦察的细节上出现笑话和常识性的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潜伏》里的余则成，他弃军统转向延安有爱情的因素，也有对军统的失望。有一种说法，似乎去意识形态化是谍战片重获市场的要因？ 
余放：对余则成这个形象的描写的确是个性化的，不是脸谱化。这在实际生活中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更多投身到我们的事业里的人还是出于信念和信仰。有的人开始是为了爱情离开了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工作中也是有的，但和我们接触之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间谍和反间谍，是不同国家、民族、政治团体交锋、对抗最激烈的领域。说到底，这一领域还是信念、理想、价值观的交锋。 
中国新闻周刊：事业的成就和家庭的美满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我们的情报人员如果工作和生活上有冲突，一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余放：遇到这种情况，组织上会尽量协调、妥善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我们会有特殊措施调整安排。毕竟这个工作是不能强迫的，否则会很危险。比如他的家庭特别困难，他实在去不了外面工作，我们会给予照顾。总的说来，我们国家情报部门的传统还是人性化的。 
举个例子，像余则成那样被派到台湾的情报人员还是有的。也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些情报人员暴露，被国民党杀害了。后来，两岸开始沟通后，好多他们的子女就回来了，找到了主管部门。他们子女的要求，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我们的情报人员有很好的保护 
中国新闻周刊：一般来看，情报人员这个职业相对缺乏安全感，实际情况如何？ 
余放：安全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的情报人员有很多安全保护措施。从我的观察、经历来看，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情报人员，由于保护工作做得不好，而出现危险。被境外间谍机关抓住，或者被绑架，这些还没有发生。 
从我们党开展情报工作到现在，我们都是有很周密的保安措施，虽然情报工作给人的印象很危险，但到现在还基本没有遇到过意外。对情报人员家庭的照顾也是我们的既定政策，组织对家属的照顾，有特别的安排。我们派出人员的家属有专门的保护和照顾。 
这在我们系统是有着很好的传统。我国情报系统的元老李克农老部长，在他晚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以伤病之躯查访烈士遗属，要求妥善安排在情报系统作出贡献的同志的生活。他还给中央政府打报告，要求“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中国新闻周刊：挑选情报人员的标准是什么？哪些是你最为看重的素质？ 
余放：我们首先看重的是他的政治素质，就是指他的信念，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现在来讲就是对祖国的忠诚，这方面最重要，思想品德要好。一个人对事业、对国家的态度在平时工作中可以观察到，有的人很明显吊儿郎当，没有事业心，这种人员不大适合情报工作。情报人员必须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对祖国忠诚。还有遵守纪律，这个也属于政治素质。 
中国新闻周刊：请说说你的幸福观。 
余放：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这实际上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不一样，幸福观就不同。我们的情报侦察人员不论遇到多大曲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始终坚信自己是幸福的。这一点在电视连续剧《誓言永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新闻周刊：现实中也有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家关露这样的情报人员，她的晚年很悲惨。她的遭遇是个特例吗？ 
余放：关露的确是我们很杰出的同志。她是个诗人，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就是她所写的。后来她参加到了我们的工作，打入汪伪政权内部，获取了很多情报。她是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她解放后和晚年的不幸，是那时不正常的扭曲的情况下造成的。 
解放前很多打入到敌人内部的同志，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单线联系，解放后，他的上级去世了、牺牲了，因此他们中有些人就被认为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这样的人由于环境特殊，找不到证明人，因而被误解。但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只要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认真查对，核实之后，要给予纠偏、平反。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被地方当做敌特分子处理的，我们发现了，会从各方面核实事实，然后给他平反。
这是个智力密集行业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些反映间谍战的影视剧中，你最喜欢哪一部？为什么？ 
余放：经过我们审查的谍战片，好的还是不少的。我最喜欢讲述我党杰出情报英雄阎宝航情报生涯的电视剧——《英雄无名》。阎宝航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和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人员、装备情报等三大重要战略情报。这个片子对重大事件的叙述符合历史真实。阎宝航接触的上层人物，包括于右任、陈诚、何应钦，特别是宋美龄，这都是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符合真实历史。 
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戏剧性强。这也是我帮他们出的主意，我跟编剧商量，就是要“写活”阎宝航搞情报的过程，比如阎宝航怎样受怀疑，比如军统千方百计地阻挠阎宝航的活动。编剧最后把这个写活了，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大量生动情节，这就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还有一部我喜欢的就是现在正在播出的《誓言永恒》。 
中国新闻周刊：《誓言永恒》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 
余放：《誓言永恒》讲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进入关键阶段。这时，台湾的情报机构竭尽全力想掌握和破坏中国大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海峡两岸的情报机构开始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殊死较量。 
《誓言永恒》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在上世纪60年代的背景下，我们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斗争非常复杂激烈，那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它的人物原型都是多多少少实际存在的。《誓言永恒》在谍战片里很有深度，我说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安全部门自己参与组织编剧和拍摄隐蔽战线的很多影视剧里，《誓言永恒》是我最欣赏的。《英雄无名》属于情报，而《誓言永恒》属于侦察保卫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潜伏》热播，被观者解读出很多“办公室哲学”，比如挑拨、陷害等。谍战片希望带给观众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什么样的价值？ 
余放：对“办公室哲学”不宜过分渲染，一些谍战片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对一些情节、细节的扭曲、夸张。观众看完《誓言永恒》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尽管历经苦难、曲折和误解，他们都矢志不渝，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再就是充分体现了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一个智力密集行业，是一个高智商的斗争，要斗智斗勇。最后，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提到的根本，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