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仁增旺杰
人物简介
仁增旺杰　(1936-2008)
1964年12月至1971年8月在西藏自治区隆子县新巴区列麦乡先后任党支部副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1971年8月至1974年10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常委、隆子县委副书记。1974年10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常委、隆子县委书记。1977年10月至1983年1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常委、隆子县委书记、隆子县革委会主任、隆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1月至1984年5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隆子县委副书记、隆子县县长。1984年5月至1991年5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隆子县委书记、西藏自治区隆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91年5月至1993年6月任西藏自治区隆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隆子县列麦乡党委书记。1993年6月至1998年5月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隆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西藏  自治区隆子县列麦乡党支部书记（1996年3月起按副省级待遇）。1998年5月后任西藏自治区隆子县列麦乡党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2008年8月25日18时20分在拉萨逝世，享年74岁。
光荣事件
老骥伏枥年届67高龄，却不言退休，依然在山沟沟里奔波,而且不怕辛苦；享受副省级待遇，却偏要当个七品以下的乡党委书记，为2200多人的大事小事操心。
他，就是现任西藏隆子县列麦乡党委书记的仁增旺杰，中国目前行政待遇最高、年龄最大的乡干部。
农奴出身的仁增旺杰是西藏和平解放50年沧桑巨变的直接见证人。“以前的日子和现在没法比，”仁增旺杰说。西藏和平解放前，他一直是列麦乡大农奴主的奴隶，每年要背着五六十公斤重的糌粑徒步到数百公里外的拉萨送货二三次，其余时间则为主人放牛羊和种田，干些粗重的杂活。“那时候，我们奴隶是会说话的牲口，主人怎么说就得怎么做，吃的还不如牲口。我住的房子更是小得可怜，刚好可以够我躺下。有时几个人到屋子里聊天，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仁增旺杰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1954年和1956年，仍然是奴隶身份的仁增旺杰被派去修筑川藏公路。在高寒缺氧的高原筑路，其艰辛可想而知，但仁增旺杰却认为这两年是他当奴隶以来最快乐的日子。“一天有四块大洋拿哪，干活给工资，还有很多吃的，怎么会苦？”仁增旺杰眯起眼睛，笑容浮在脸上，仿佛昔日的快乐时光重又回到眼前。
决心跟着党1959年4月17日是仁增旺杰永远忘不了的日子， “当时我因为长期跑拉萨腿坏了，卧病在床。其他的奴隶劝我一起逃走，说解放军如何如何可怕。可筑路时我和解放军打过交道，我知道他们是好人。”仁增旺杰第一次见到了平叛的解放军，一位和蔼的战士居然请他这个“会说话的牲口”喝茶，他心里涌起阵阵暖流，从此下决心一辈子跟定了共产党。
发展列麦乡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仁增旺杰在列麦任农会主席，1962年入党后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始了他40多年的从政生涯。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当选过中央候补委员和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过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此外，他还在隆子县、山南地区和自治区担任过领导职务。然而，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 中，他最难以割舍、任职时间最长的还是列麦乡党委书记这一头衔。1992年，离开列麦乡6年后，时在山南地区任要职的仁增旺杰再一次要求到列麦乡当书记，他说： “按我的知识水平只能当个乡干部，还是让我回乡里吧，当什么都行。”从那时起，这位仅离开列麦6年的老人怀着改变列麦、发展列麦的雄心，乐滋滋地回到了乡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仁增旺杰守在列麦乡的“根据地”。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吃点糌粑，喝上一壶酥油茶，就开始走家串户，看看群众新的一天有什么要求、希望，有没有不如意的事情需要乡里解决。
发展教育“列麦发展既缺钱又缺人，但最关键的还是缺人才。” 仁增旺杰说。为此，他把发展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目前全乡有5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他在乡里时三天两头都要往学校走走，看看学生、老师或讲讲课。 “和平解放前，列麦全乡仅有25人识字，都是贵族或喇嘛，劳动人民识字的一人都没有。现在全乡18岁至40岁的80%以上有文化，”仁增旺杰说，“西藏的发展关键也在培养人才，不抓好教育，西藏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
列麦环境列麦山高沟深，地处偏僻，长期以来缺粮缺水又缺草。仁增旺杰却认为“山高沟深是列麦发展的好条件，”他说， “沟深所以气候好，野桃多，可以嫁接水蜜桃，发展经济林木。可以搞蔬菜基地，我准备请内地农民到这里种大棚蔬菜，农民增收又多了一条途径。”
列麦改造变化多年来，在仁增旺杰的带领下，列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去年，列麦乡农民的人均收入超过2000元，农民手头现金有三四百块钱。做木匠的巴桑有20间房子，妻子织氆氇，孩子跑运输，光存款就有20多万元，他家的存粮可以吃五六年。强巴是个牧民，有200多头牦牛，13万元存款，5000克（1克等于14公斤）存粮…… 说起这些，仁增旺杰显得异常兴奋，而在旧西藏，列麦只有800头牲畜，除了农奴主，没有不靠借债过日子的。在和平解放前的20到30年时间里，列麦逃跑的奴隶有55个，饿死的有28个，而当时列麦全部人口只有667人。
对于列麦乡的数字，仁增旺杰如数家珍。谈到列麦未来发展，仁增旺杰双目炯炯有神，一只手有力地在空中比划着列麦未来的宏图。“石头多，可以办石材加工厂，成立自己的基建队呀。我们山上有药材，贝母、虫草、红景天、雪莲花，哪样不是宝？再说，山里的矿也很多，锑矿、铅锌矿……我们还有自己的水电站，老百姓用电解决了，还可以卖一些出去。”
在拉萨，仁增旺杰有西藏自治区政府分配的一套很舒适的住宅楼，但他很少在拉萨住，最多每个月回来一次，呆不了几天又走了。今年藏历年间，他还拖着他那不太灵便的双脚，奔波在列麦的地头田间，访贫问苦。“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待遇，我只有多做工作来报答，”他说， “我在乡下吃得香、睡得好，与老百姓打交道最舒服。”
至于什么时候退休，仁增旺杰笑笑说：“再贡献几年吧。”
社会影响
“我们奴隶是会说话的牲口”如果没有民主改革，仁增旺杰的命运将和百万农奴一样悲惨。 
1935年7月出生于西藏隆子县的仁增旺杰，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一直是奴隶。他每年要背着五六十公斤重的糌粑徒步到数百公里外的拉萨送货两三次，其余时间则为主人放牧牛羊和种田，干粗重的杂活。仁增旺杰曾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奴隶是会说话的牲口，主人怎么说就得怎么做，吃的还不如牲口。我住的房子更是小得可怜，刚好可以够我躺下。有时几个人到屋子里聊天，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西藏的和平解放，使仁增旺杰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1954、1956年，仁增旺杰两次参加了川藏公路的建设。艰苦的劳动丝毫没有使仁增旺杰感到痛苦，反而将其视为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后来，他总是笑眯眯地面评价自己当时的生活：“一天有4块大洋拿呐，干活给工资，还有很多吃的，怎么会苦？”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日子发生在1959年4月17日，“当时我因为长期跑拉萨腿坏了，卧病在床。其他的奴隶劝我一起逃走，说解放军如何如何可怕。可筑路时我和解放军打过交道，我知道他们是好人。”仁增旺杰对这个细节终生难忘。很快，他再次见到了前来平叛的人民解放军。一位和蔼的战士居然请他这个“会说话的牲口”喝茶，他心里涌起阵阵暖流，从此下决心一辈子跟定共产党。
民主改革后，仁增旺杰和广大农奴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幸福的日子像做梦一样来到身边。仁增旺杰一家分到了田地和牲畜，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财产，他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把奴隶主的借据和账本一一烧掉时，欢呼雀跃的翻身农奴们不停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59年10月，仁增旺杰担任了西藏隆子县新巴区列麦乡农会主席。如果将仁增旺杰一生担任的职务排列出来，会是一条很有趣的弧线：隆子县新巴区列麦乡党支部副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隆子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几乎是把从乡村到县级的干部职位完整、反复地履行多遍。
1971年8月，仁增旺杰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进入省级干部行列。同时，他还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代表，参加过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待遇，我只有多做工作来报答”　在西藏，农奴出身的革命干部中，仁增旺杰的职位并非最高，但他却创造了另一个纪录：他是行政待遇最高、年龄最大、从不退休的“乡干部”。 
1992年，已经拥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资历和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职位的仁增旺杰，毅然“自贬官职”，回到家乡——隆子县列麦乡担任党委书记，由此，所有高于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反成“兼职”。这其中没有任何高深莫测的理由，仅仅是出于建设家乡的朴素考虑。由此开始，直到逝世，他就再也没有离开生养他的这块土地，虽享有副省级干部待遇，却实际做着乡干部的工作，成为带有传奇色彩的基层干部。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仁增旺杰都守望在列麦乡这一“根据地”上。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吃点糌粑，喝上一壶酥油茶，就开始走家串户，拖着他那不太灵便的双脚，奔波在列麦的地头田间。看看群众有什么新要求，有没有不如意的事情需要乡里解决。他说：“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待遇，我只有多做工作来报答。”他对自己的乡官职位非常满足，甚至十分得意：“我在乡下吃得香、睡得好，与老百姓打交道最舒服。” 列麦乡生态环境恶劣，乡政府所在地海拔3850米，“十座大山三条沟，八个山坳十六村”，“山高沟深耕地少，缺粮少水又没草”。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仁增旺杰的带领下，列麦几十年来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家家户户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房子，田里麦浪滚滚，乡村公路四通八达，很多列麦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仁增旺杰为“阿爸”。 在西藏还流传着仁增旺杰5次搬家的故事，从另一侧面展示了这位优秀基层干部的卓越品质。民主改革时，身为农会主席的仁增旺杰分得一间较好的楼房，但在看到翻身农奴扎西分得的房子破旧时，仁增旺杰认为“当干部的好马不先骑，好鞍不先用”，就与妻子赤列搬到桑钦寺的庙堂里。随后，因在乡里办小学找不到房子，仁增旺杰又与妻子商量道：“培养翻身农奴的后代是大事，这庙房挺宽敞，让给学校吧！”他们又一次搬到庙房旁的一间破屋子里。但是没过多久，仁增旺杰又把自己的房子无偿让给了无力翻修房子的达娃卓玛一家。仁增旺杰在担任乡党支部书记时，他把家由全乡收入分配最高的二队搬到三队。在三队收入逐渐好转后，已经担任县委书记的仁增旺杰，再搬到一队，并根据实际情况，带领大家把原来勉强种粮的“桑钦坝”改种饲料，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历史评价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生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标志，更是改变了百万农奴的命运，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的里程碑。
仁增旺杰，一个“中国最高行政级别的乡干部”，既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辉煌历史所创造，又以其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出色地诠释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