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巡讲话
时代背景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倾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今后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 
  邓小平南巡讲话面对这些世界性的历史难题，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相继登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些实际上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向光明的彼岸。
主要内容
谈话的内容主要有六点：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3、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
时代内涵
1992年一月末，载着伟人邓小平的专列开出北京，向南方大地驶去，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由此拉开帷幕。
当我们多年后重温这段历史，参照1992年之前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南巡讲话的伟大意义变得更加深刻。可以说，那一次南巡讲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  南巡讲话的崭新篇章，其中的理论精髓，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首先，南巡讲话充满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急迫感。
小平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他还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19年前，小平同志有急迫感，16年后，我们仍然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19年间，中国不仅加入了世贸组织，连入世的5年过渡期也过去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我们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我们遭遇的问题也更加复杂。时不我待，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发展良机。
其次，南巡讲话清晰地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小平说，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
邓小平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一锤定音，不但解放了思想、加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也加速了对内开放、对民企开放的步伐。从那以后，中国的民营经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到2005年国务院出台支持非公经济的若干意见，民营企业的发展展现出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三，南巡讲话赋予了发展以全新的科学的时代内涵。
小平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纵观小平南巡讲话中关于发展的阐述，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科技教育及各类文化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等的全面进步。这样的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这也同样昭示了今天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
伟人已逝，精神永存。1992年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到了各方面因素的干扰，正是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消除了杂音、把整了方向，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果。我们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谈话要点
(一)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三)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讲话章程
1992年12月，邓小平被英国《金融时报》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这份殊荣之所以授予邓小平，是因为他已88岁高龄，而且没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却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金融时报》说，今年1月，邓小平亲自到华南创建的经济特区视察，“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它还说：“邓小平赞扬经济特区取得的成绩，主张加快发展速度，结果使全国出现经济繁荣局面，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年来最快的。”
“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也被党史专家评价为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概括和总结。
1992年，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了。但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国家前进的步伐有可能慢下来。
南巡一路讲话不停
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对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理论做了系统阐述。
一向寡言的邓小平，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几乎没有停止过讲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讲了一个钟头。
官方文献记载：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
1月23日从蛇口港乘快艇抵达珠海。离开深圳前再次叮嘱市委负责人：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1月25日，视察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听取情况介绍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我相信这是正确的。
1月29日，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南巡讲话全面解决了困扰国人的姓“社”姓“资”问题，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本质问题解决后，计划和市场的优劣问题也有了明确答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解开姓“社”姓“资”的死扣。
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主要依据南巡讲话，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5年后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1999年，邓小平理论被写进宪法。
1992后的中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介绍，十四大以前，我国商品的市场度，以价格放开不放开为标志，以商品的价值量计算，大概只到一半左右；十四大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消费品95%进了市场，生产资料85%左右进了市场，基本解决了商品市场的问题。
南巡讲话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知识经济，使学者、专家成为高收入者，彻底扭转了延安整风以来知识分子被打压的局面。
关于留学生“都可以回来”的表态，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诞生一个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海归派”。
门户网站网易的创始人，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丁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考上研究生后，最后还是放弃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下，我觉得机会很多，不如到社会上闯一闯。
南巡过后，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下海经商也随之风起云涌。一批批人从体制内移身商海。这些人后来被归为“92派”。
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数字显示，1989年到1991年，中国GDP每年的增幅只有5%左右，而在1992年当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12.8%。此后，中国保持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称号，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万亿人民币，约合1.08万亿美元，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1]
讲话原文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邓小平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一）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 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
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三）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 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 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四）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 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发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
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六）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
外界评价
“南巡讲话”让中国社会热血沸腾
提起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烈云教授感慨良多。
丁烈云说：“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放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内容时，我是专门赶回家收看的。才听到一半，我就感到心中有一股热血在沸腾，激动之下，我不由自主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就这样一直站着听完了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等，这些既实在，又精辟的话，让我听出了这位老人决心，也让我感觉到了国家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导伍新木教授认为，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邓小平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最珍贵的思想遗产。在讲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改革的本质、社会先进制度的标准、如何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与方式作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分析。我们今天要加快中部发展，实现中部崛起，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就是在这次南巡途中，邓小平同志用非凡的气魄胆识，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他说：“要注意济经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的话，为当时及后来的改革家们指明了方向。
丁烈云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一次稳定了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局面，加快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这番讲话给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太多了，对高校而言，就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才供给型高校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需求型高校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