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汉字六书
六书的历史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解释。  说文解字[1]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慎为核心。
六种解说
象形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艹”（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指事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汉字构成的&amp;amp[2]形声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会意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转注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假借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语里有的词，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于是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他的含义。例如“自”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借作“自己”的“自”。[3]
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凼”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六书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也由于形声字在创造新文字方面十分有效率，甲骨文时代约仅有一半不到的字是形声，但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字。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3、 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 符为纲的。[3]
说文解字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 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 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 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 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 “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 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 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六书是汉字的创造办法指事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 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这是 “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会意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 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①）、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 ”等。假借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是误解了许慎。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 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 ”，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 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 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汉字的六书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 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 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 ”、“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 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 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 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做“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 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3]
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 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 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说文解字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 ”。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 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结构。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构字之前并无原型）。这是历时观点。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 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再说“假借”。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 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 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 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 到了它的特点。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 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包括引申）”（其结果是一字多义） 之繁多。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