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魏郑公传
作品原文
书魏郑公传
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①，而魏郑公之徒②，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③，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④，而益知郑公之贤焉。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⑤，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⑥。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⑦，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⑧，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⑨，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或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1]​
作品注释
①太宗：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
②魏郑公：魏征（580—643），字玄成，唐朝著名政治家，封郑国公。
③谏诤：直爽地说出人的过错，劝人改正。
④恨：遗憾。
⑤灭：灭绝，杜塞。掩：掩盖，遮没。
⑥怠：疏慢。忌：避忌，讳饰，掩盖。
⑦辽东之败：唐太宗进攻辽东，损失惨重。辽东战役后，太宗怅然于魏征辞世，无人谏阻其远征。
⑧伊尹：名挈，商初大臣，助汤灭桀，汤去世后又佐继位者。周公：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辅武王伐纣，统一天下，又佐成王开创盛世。
⑨太甲：成汤孙，即位三年间暴虐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成汤葬地）；三年后悔过反善，被接回复位。见《史记·殷本纪》。成王：武王子姬诵。让：谦让。桀：夏末代君主。纣：商末代君主。幽：西周末代君主。厉：即周厉王即姬胡。始皇：秦始皇（前259—前210），嬴政。前221年统一全国。《春秋》之法：春秋文字简短，每于一字间寓褒贬，后世即称此为春秋笔法。《春秋》，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整理修订而成，载鲁隐公元年（前722）—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计二百四十二年史事。戾：违反，背叛。小亮：小聪明。亮：亮察。孔光：字子夏，鲁人，孔子十四代孙，西汉末年大臣。庸讵：反诘之词，难道，哪里。造辟：朝见君主。诡辞而出：用假话敷衍，不泄露实情。令：即令，即使。杜：断绝，阻碍。[1]​
作品译文
我看到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这些人为碰上了好时代而高兴，感激太宗知遇之恩，因此事情不论大小，没有不直言进谏的，虽然这是由于他们的忠诚，但也是因为能遇上圣明的君主的结果！那么，我想唐代之所以是太平盛世，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君，前代的君主之所以比不上太宗，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啊！能够知道这些，是因为相关历史有记载。等我看到郑公把谏诤的事记录下来交付给史官，太宗因此大怒，减轻了对他的恩宠礼遇，丧失了始终如一的群臣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惜，遗憾太宗不慎重思考，而更加理解郑公的贤良了。 唐太宗君王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王的理解是什么呢？只是遵循公正罢了。公正，不是抹杀别人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过失，不博取小信而讨好自己的君主，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还有更不可以做的是，认为谏诤是应当掩饰的，这是把谏诤当做不好的事情，那么后代谁还会去当面谏诤呢？况且前代的君主有纳谏的美德，可是后代看不见，那就不只是掩住一时的公正，又将使后代的君主误以为前代没有谏诤的情况。这是开启引导了惰怠和忌讳进谏的风气。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了他掩盖进谏之事，于是不说，使得太宗慢慢地不知道天下的得失利害了。一直到了辽东战事失败，才开始憾恨郑公已经不在人世，还不曾知道他悔恨的萌芽就产生于这件事情上。 那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伊尹、周公对君主恳切地劝谏，言辞极其深刻，事情又非常紧迫。这些保存在《尚书》里，不曾湮没。到现在，人们还称颂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是因为他们的谏书还见得到。假使当时就把谏书删减毁弃，成就小小的谦让的名声，那么后世依据什么来谏诤，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们的贤能和杰出呢？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秦始皇灭亡，他们臣子的谏词就看不到，不是当时史官遗漏没记，而是天下人都不敢进言的结果。那谏诤之事没有载入史册，这更加使这几个国君的恶行显露于后世。 有人说：“《春秋》记史的原则是为君主、父母、贤德之人掩饰隐瞒过错，与你的说法正好相反。”《春秋》里所掩饰、隐瞒的都是缺点，接受谏诤怎么能说是缺点呢？又说：“既然如此，是焚毁谏稿的人不对吗？”我说：“焚稿的人是谁？这不是伊尹、周公做的，而是近世的人为了博取一点点忠诚而干的，这种事情又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焚稿当做替君主掩饰过错的美德，又在世上流传。这就使得后世看不到谏言奏章是否正确，一定认为过错通常在君主，而美德常常在焚稿者身上，怎么能说是爱他们的君主呢？孔光删去他奏章的内容，究竟是正直还是邪僻，已经不清楚了；而那些用焚稿来迷惑后世的人，又怎么知道不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个人私利呢？又有人说：“到君主面前说的话，出来不把实话告诉别人。这也与你的观点不同。”我说，这不是圣人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是说君臣之间，议论国家大事，不想对当时的人泄漏他们的话语罢了，怎么会是禁止告诉万世！ 唉！用忠诚守义要求自己、侍奉君主，而且也不欺瞒万世的人，就是郑公啊！我在前面说过“更加理解了他的贤良”这样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作品评析
文章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说起，提出君与臣之间应以“大公至正之道”为行动准则，认为君主不应“灭人言以掩己过”，臣下不应“取小亮以私其君”。同时以史实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把诤谏之事载入史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然后逐条批驳隐瞒君主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在君臣关系上提出“诚信”二字，在撰述历史上主张“不欺万世”。文章见解深刻，议论晓畅，确实可称“杰作”。[1]​
作者简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