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登辉
个人简历
  李登辉1941年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
1943年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
1946年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义读书会”，1949年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46年9月经中共台湾支部组织部长张志忠介绍入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而脱党。
1952年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翌年回台，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
李登辉(3张)1957年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
  李登辉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总“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总统”，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1]​
2000年3月24日，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2]​
2000年5月20日，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家庭情况
李登辉父李金龙，母江锦，李登辉为次男，上有年长两岁的长男李登钦。[1]​
重要经历
以“大腕台独分子”为友为“师”
  李登辉与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辉和“台独教父”彭明敏谈论他俩“友谊”的事，在李登辉上台前后的几年里，是台湾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而且“彭明敏在说到李‘总统’时，总掩不住心情的喜悦”。从他俩的口中人们了解到：台湾在日据期间，彭明敏读东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长崎的路上，被盟军飞机炸断左手臂，李登辉则读京都帝大。战后回到台湾为台大同学，在学生宿舍，二人于焉认识，因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时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学帮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辉也常助彭一臂之力。两人在宿舍里，“总彻夜长谈聊个没完没了，久而久之结成莫逆”。后来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誉国际，身份地位远远超过李登辉，但彭还是对老友以礼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辉深感友谊的可贵。此后两人“友谊之树，常绿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制“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还和李登辉在一起吃过饭。
彭明敏外逃后，虽然李登辉成了通缉彭明敏的“党和政府”负责人，但俩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台湾媒体指出的那样：“李登辉彭明敏貌离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辉接见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会长、彭明敏信徒杨黄美幸的丈夫杨次雄时，杨向李耳语说：“彭先生向您问好”。刚上任不久的李登辉却毫不避讳地说：“现在不必这样神秘兮兮了，请你转告彭先生，请他好好研究，如何来对付那一边（指中国大陆）。”
  李登辉1988年1月李登辉“荣登大宝”，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个“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运”，“希望他能排除万难……让台湾和平地完成体制的转变。”还不无吹嘘地说：“在台大时，我们常接触，彼此很谈得来，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里聊天，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以后彭明敏就总不时地称赞李登辉“学识渊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湾和平实现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还间或有书信往来，彭明敏曾就台湾问题“写过几点意见托人带给李登辉”。在1990年春台湾围绕“总统”选举展开激烈政争时，彭明敏以“亚太民主协会”主席之身，毫无顾忌地公开支持李登辉，说什么我“大胆在特殊的处境中为李登辉背书，是因为台湾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当‘总统’。”
和刘庆瑞“相濡以沫”。民进党人办的《民进》周刊，1989年2月刊载一篇文章说：“认识李登辉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辉具有相当清楚的台湾人意识，尤其在尚未与国民党的政治圈接触之前，李登辉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对酒时，出现极为激昂的台湾人意识。”那时，李登辉和刘庆瑞、郭婉容夫妇“相濡以沫”。台湾大学的学生戏称他们的这三位老师是‘铁三角’。”
文章指出“刘庆瑞不但是个知名的‘宪法’学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领悟到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台湾人……早期台大法学院有一个很普遍的传言说，当时彭明敏和他的学生所发布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其实还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个时间里，据说刘庆瑞已经完成了一部‘台湾新宪法’，倘若发表，将是独步全球的台独经典之作。”《民进》认为刘庆瑞是“台独”分子的判断，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谢聪敏所证实。刘是谢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谢在1992年回忆说，“经过和彭明敏、刘庆瑞、殷海光几位老师的讨论，我已经认识到：如果国民党不变，这样下去，台湾是一个悲剧。”于是就投入了“台独”的行列，“才有了后来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李登辉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国创办的“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是“海外五大台湾人社团”即五大“台独”组织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时的同学、“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们返台探亲时，李登辉在日理万机之中，拨出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台独”老同学叙旧、聊天，而且让他们大门进大门出，丝毫不在意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师”。李登辉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奉行“入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在岛内“台独”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人权宣言》等三个东西，被认为是岛内“台独声音发皇的根基”。《人权宣言》宣称：“面临中共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它还提出“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宣言”就是在翁修恭当“长老教会”总会代理议长期间，炮制出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岛内公开倡言台独主张的前锋人物”。
就是这个“台独前锋人物”翁修恭，却在1988年底，就是说在蒋经国逝世的当年，却被李登辉聘请为“家庭牧师”。
  陈水扁和李登辉与黄彰辉是“教友和旧识”。黄彰辉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是该教会“本土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时有联系”，在彭因“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被捕之后，离开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美国先后发起组织“海外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和“台湾人自决运动”，成为海外“台独”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黄彰辉于1987年7月回到台湾，获得“李登辉‘副总统’的茶会邀请”，见面时，当李登辉邀请黄彰辉上座时，黄彰辉一语双关地说道：“时阵（候）一到，该你坐的位子，不要迟疑，尽管就座吧！”俩人还就“变更台湾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充满智慧与爱心的对话”之后，黄对李“颇有好感”，当即对李期许道：“有你在位，我们就放心。”
  李登辉1988年1月13日20点08分，“时阵到了”，李登辉在“‘总统’的位子”“就座”，黄彰辉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台湾人：“我们应该给李登辉一个机会，让他完成理想，因为李登辉知道掌握变更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辉的交友、择“师”，十几年前台湾媒体指出：“这是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于台湾独立运动一个悠远而深沉的表态，表示他从未忘记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朋友。”这话点中了要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李登辉“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靠“反台独”当了蒋经国接班人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问，这样一个李登辉，怎么让坚决反对“台独”的蒋经国选中当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辉就是靠“反台独”被蒋经国看中的。这是“追随经国先生左右16年”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在一篇题为《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之我见》的文章中披露的。
这位“追随者”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生活起居甚为简朴”。但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的，是李登辉的“反台独”。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将文章有关部分原文照录：张文写道：“上述几件事情，固然都为当时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较有利的地位，不过，真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优势，则在于李的另一表现。因为经国先生在考量搭档伙伴条件时，除了前面说的各项要求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李登辉按照这样的条件，李登辉怎么被蒋经国选定的呢？文章紧接着说：“而就在民国73年10月间，台湾省李主席向第7届省议会提出施政报告，并接受省议员对省政的总质询，于经过连续若干次会期答复质询之后，轮到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的联合质询，贸然提出‘台湾独立’问题，要求省主席表示态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轻，省主席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主席却面对问题，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两句话明朗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鲜明显示了他正确而坚强的国家意识。次日经国先生于阅读此项剪报之后，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这一经过，距离7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12届2中全会，通过蒋主席提名李登辉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不到二个月。毫无疑问，（蒋经国这样做）那段省议会的答询词，有了极大的关键作用。”
很显然，李登辉这个“台独”分子，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1994年他和司马辽太郎倾心交谈时，在“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一节中，坦承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 [1]​
主要著作
著有《台湾农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台湾农业成长的过程与型态》、《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水准》、《农业发展的初期条件与政策》等。[1]​
被告出席
2012年8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安全密帐案”，李登辉首次以被告身份出庭。他说，本案起诉后等了一年多，终于有机会出庭说明。
李登辉以闽南语表示，为了出庭很早起床，昨晚也睡得很饱。媒体询问他是否自认无罪？他说要看法官如何认定，本案起诉后他等了一年多，今天终于有机会出庭，等开完庭后会说明。
2011年6月以李登辉、台湾综合研究院创办人刘泰英等涉嫌侵占密帐公款779万多美元，透过洗钱后，购买台湾综合研究院办公室及支付开销，依贪污、洗钱等罪起诉两人。
李登辉过去曾因台当局前“国安局”会计长徐炳强被控“安全密帐案”，以证人身份到台北地院作证。刘泰英被控“新瑞都案”，李登辉也被法院传唤作证。[3]​
钓鱼岛言论
李登辉在2012年9月12日上市的日本《周刊文春》杂志中，告诉日本女作家阿川佐和子说：“钓鱼台(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直还是日本的领土。”　
李登辉称，他自认很了解台湾和日本的历史，所以才这样说。他还称，从他当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始，就如此明白对外表示。　
李登辉与媒体茶叙时，虽未再说“钓鱼台是日本的”，但他表示，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为，“跟我们没有关系”，就像“别人的儿子要娶什么老婆，我管不了”。 [4]

简介
李登辉（1872-1947），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老校长（1913~1936年），字腾飞，福建同安人，出生于荷属爪哇岛(今印尼)，印尼第七代华裔，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他为复旦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多学有所成，其中担任大学校长的至少有二十六人，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极为罕见，他被世人誉为“人伦师表”，为维持和发展复旦大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登辉平生最得意之快事，就是有众多学生循着他的足迹，孜孜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建功立业，其中有二十六位弟子先后出任大学校长，他们是：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安徽大学及浙江大学及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持志大学校长何世桢、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及英士大学校长吴南轩、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国立南宁师范学院院长黄华表、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国立劳动大学及江南大学校长章渊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 以及安徽大学及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北洋大学及青岛工学院及武汉测绘学院院长金通尹、燕京大学副校长郭云观（正校长由美国人担任）、岭南大学及暨南大学及中山大学正副校长陈序经、西北农学院院长周伯敏、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广西大学校长陈剑翛、英士大学校长许绍棣、复旦大学校长张志让、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俞大绂、第五军医大学校长蔡翘、陕西师范大学校长陈立人、上海城建学院院长巢庆临。 
生平
1883年，赴新加坡读书，1891年，赴美入威斯雷阳大学，旋转入耶鲁大学，1899年，得文学士学位。  复旦大学其后李先生回南洋任教，于1905年返国来上海，他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并且积极筹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了会长超过10年。1906年，他出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兼授英、法和德文等科目。1908年，他去北京应考，中选为举人。1912年，因复旦公学的吴淞校址毁于战火，遂迁入上海徐家汇的李公祠。次年，校董事会成立，董事孙中山先生等推选李先生为校长。1917年，复旦正式改组为大学，设文、理、商三科。但当时复旦开办未久，基础未奠，尤缺基金，又因李鸿章后裔屡兴词讼。想把复旦逐出李公祠，为此李先生在是年冬以复旦大学校长的身份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捐。时南洋侨胞景慕李先生盛名，群遣子弟入学，因而李先生很快在南洋募得巨资，次年回国后，就开始在江湾购地 ，以期另辟校址。到1920年，购得土地七十余亩，次年开工建筑，到1922年建成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各一幢，于是复旦大学正式迁往江湾（今校址），徐家汇原校址改为中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北碚黄桷树，部分师生因困于环境不能成行，李先生就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坚持教学。1947年11月19日，李先生因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当复旦大学校长23年（1913年—1936年）　
李登辉初到上海时，还不会讲普通话（华语）。他34岁才结婚（1906年），妻子海伦·汤佩琳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比他小15岁。汤佩琳不但是他的中文老师，她也通过长期的教育和熏陶，让丈夫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夫妻很恩爱，李丧妻后没有再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多位学校董事亡命海外，由于经济来源断绝，复旦陷入存亡关头。李登辉转到《共和西报》担任主笔，兼任中国公学教授；后来又出任中华书局的英文主任。1913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时，他负责到南洋各地募捐办校基金，前后半年。 　
后来，他当上复旦大学校长，长达23年，相信这是个世上少有的纪录。前前后后加起来，连同在复旦公学和实验中学在内，他总共在复旦校园内服务了约40年。 　
李登辉任复旦校长的初期，董事会的主席是唐绍仪（广东省香山县人）。唐绍仪曾任袁世凯时代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也是本地橡胶业巨子李光前的亲家 ——他的一个女儿嫁给本地李氏基金会主席李成义（李光前的大儿子）。另一个女儿嫁了中国的外交大官顾维钧（Wellington Koo），顾夫人早逝（1918年），他续弦娶了印尼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李成义的元配也在近30年前过世，现在的夫人是来自印尼棉兰的张治华（父亲张国富）。当地《联合早报》前年曾经报道：成义先生的儿女元士和汉士等人为了纪念他们的母亲，于前年合捐了100万元给本地南洋女中。 
李登辉与人言及复旦前途，每每提到牛津、剑桥、耶鲁、哈佛，他的目光紧紧盯住这些欧美名校，  复旦大学老校门要与它们并驾齐驱。他借鉴人家的办学方式，但绝不会全部照搬。例如，耶鲁是一所极具宗教色彩的学校，李本人亦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他绝不要求学生信教入会。 
他恪守马相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信条，创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所以被邀请来校为学生开讲座的，有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 
如保皇派的康有为，逊清王爷项俊卿，国民党的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于右任、胡汉民、戴季陶、陈立夫、陈布雷、陶希圣，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邵力子、恽代英、萧楚女，托派的叶青、李建芳、邓学稼，国家主义派的曾琦、左舜生、李璜，“玄学鬼”张君励，社会党党魁江亢虎，以及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马君武、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经济学家马寅初、国学大师柳翼谋、唯识论学者熊十力、乡村教育派晏阳初，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叶圣陶、丁玲等。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李登辉智育思想的反映。他认为，培养学生的智力，不是要求学生将书本中所记载的、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一一记牢，而是要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之具有独创的见解：“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独立”是探求科学真理的保证，学术不应受功利的驱使和权力的羁绊，要营造一种鼓励独立思索和笛探究的氛围，使之有利于对真知和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创新。 
任职期间复旦开始招收女生　
李登辉在领导复旦时，印尼糖王黄奕住（Oei It Tjoe，1868-1945）在1921年捐了一万元给复旦盖一栋楼。这座1922年落成的“奕住堂”如今还在，也就是今天复旦大学校史馆的所在地。我在去年10月前往参观，资料丰富。 
黄奕住是本地华侨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的发起人和大股东之一。在上海，他在著名报人史量才的鼓励下，开办了中南银行（China & South Seas Bank）。黄财力雄厚，在厦门鼓浪屿的豪华别墅，昔日风华依然在，目前在大装修，是外来游客的参观景点之一。最近我刚去了，导游说：蒋介石和邓小平都在这别墅住过。 　
《复旦百年志》也纪录了在1919年8月20日，为在江湾购地建筑新校园，复旦总共筹得32万元。其中南洋的华侨和上海的商人总共捐出总数的三分之二。
复旦大学是在1927年突破旧传统，开始招收女生。1928年，印尼的另一个商人陈性初捐了白银二万两，兴建复旦的女生宿舍，但是，它后来在战争中被日本人轰炸而全部毁掉。 
忧国忧民的海外华裔知识分子　
复旦大学和南洋华侨的关系非常密切。1929年，到南京出席孙中山奉安大典的  百年复旦南洋华侨领袖都应邀到复旦大学参观。此外，复旦的足球和排球队都曾经到新加坡和菲律宾进行友谊赛，或为大学筹款。 　
李登辉于上世纪初在槟城已经认识了林文庆医生。1905年再度访问槟城时，又结交了伍连德医生、辜立亭医生（跟出生马来西亚吉打州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有亲戚关系）等人。这些优秀的海外华裔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忧国忧民。古语所谓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军阀割据，内战爆发，日本入侵等等因素，几次都使到复旦几乎完蛋，国民党政府甚至一度想封闭它。但是，在李登辉的领导下，复旦屹立不倒；战时复旦曾迁到陪都重庆去，但李登辉却坚守在上海分校。
据英华书院前校长Mr. Earnest Lau的分析，李登辉在新加坡的三年中学教育，学习英文、科学和数学，加上圣经课，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最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毕生坚信：“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慷慨，绝对博爱”。 　
1905年，34岁的李登辉在上海青年会演讲时，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外国人办得好的事，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不一定要外国人来办。但我们要吸收外国人的长处，发挥中国人的智慧。” 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很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 　
跟随李登辉一生的季英伯就是受到他这篇演说的影响，从20岁起就开始担任李登辉的中文秘书，直到1947年李先生过世为止。
64岁抗日在复旦被警察殴打　
李登辉前前后后在复旦公学和大学服务了40年，始终不愿离开复旦。二战结束后，许多学生和他在上海的和平饭店聚餐叙旧，请他谈生平所得。但他只讲了一句话：“我归国后，一生旨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此外，他什么都不讲。有人想为他立传，但都被他拒绝。 
我所看到的文字资料，可以看出这位李登辉是反抗日本侵略和热爱中国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身为校长的他积极动员复旦学生参加这项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抗日。1936年，李登辉已经64岁时，竟然在自己的校园内被警察殴打。事缘有一晚，南京政府三更半夜出动600名警探和特务到校园内围捕学生，他听到一片混乱声，便起身出来营救学生而被殴打。
由于他非常爱护学生，支援他们的爱国运动，以至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威逼辞去校长之职。在日本占领时期，他坚持“三不”：不与敌伪来往，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可停办。维护了复旦的声誉。 
高风亮节 埋名多年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  复旦校训正色答曰：“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复旦学者钱益民教授说，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才让李登辉姗姗来迟。作为刚出版的《李登辉传》的作者，钱益民不无遗憾，因为传记的执笔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传记本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不过，虽未有皇皇大传，但李登辉的同代人对他从未吝惜过最高的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的学生回忆，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原有文理两科，新增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 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进，但他在情感上却是极恋旧的人。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妻子生前遗物，一衣一巾，莫不保存得好好的，如她仍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阳好时，他一定把妻子的皮衣一件件取出来晒，睹物思人，必会又伤心一场。
从复旦走出来的这些毕业生们，秉承李登辉的办学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建设披肝沥胆，百折不挠，勇攀高峰。有人说，复旦是大学校长的摇篮，李登辉是复旦的保母，此话确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