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田业广
简介
山田业广是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汉方医学界最为著名的医学家之一。在其年轻时广读汉方医学经典著作，拜入伊泽兰轩、多纪元坚等当时著名汉方医学家门下，学习汉方医学和考据之学，最终成为当时学界的权威之一。其研究的范围广泛，包括医经、经方及《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相关著作，撰有等身之著述。明治之初，政府下令废除汉方医学，山田业广带领诸多门人奋起反抗，以求汉方医学得以为继。虽然没有止住汉方医学被废的步伐，但是其对汉方医学的热爱以及其所做的贡献都值得医学界永志不忘。
生平
山田业广，字子勤，通称昌荣，号椿庭，文化五年（1808年）10月出生于日本江户本乡春木町。他的祖先原姓业平，业平氏第4世孙师信为大和国山边郡山田岩挂城主，自此以后改姓为山田氏。
山田氏到第21代师美开始以医为业，其子秀宗被封为高崎侯，并且成为侍医。秀宗之子由之继承父亲的遗业，后为高崎藩的医长（见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山田业广为由之的长子，他的母亲为同藩深井氏的女儿。山田业广从小即在其父的熏陶之下学习汉方医学，待其稍长即通于汉方医学。文政七年（1824年），他的父亲罹患中风，出现半身不遂、语言蹇涩等症状，生活不能自理。山田业广继承父业，担任高崎侯医仕一职，当时他的俸禄为25口，用以供养全家7人生活之需。在他在担任医仕的余暇，仍然坚持读书自强，且笔耕不辍。文政九年（1826年），山田业广拜朝川善庵为师，修习儒业。朝川善庵是当时著名儒学家山本北山的弟子，对考据之学有着极深的造诣。在其影响之下，山田业广掌握了医学考据之法。之后，山田业广又随伊泽兰轩学习汉方医学，伊泽兰轩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汉方医学家之一，对汉方医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山田业广与森立之、涩江抽斋、冈西玄亭、清川玄道等5人，被后世尊成为“兰门五哲”，是活跃在江户末期汉方医学界最为著名的医家。 伊泽兰轩去世之后，山田业广又跟随多纪元坚学习医学和考据之学，同时还向池田京水学习痘科秘诀。天保八年（1837年），他在江户本乡春木町挂牌行医。山田业广号椿庭，其“椿”字就是由地名“春木”合字而成。天保十一年（1840年），著作《经方弁》草稿完成。
弘化三年（1846年），家乡春木町遭遇火灾，于是他搬到弓町继续行医。弘化四年（1847年），山田业广著成《伤寒论释词》与《皇朝诸家治验集要》两书，其中《伤寒论释词》一书的序文署名为椿亭主人。嘉永二年（1849年），《伤寒杂病论类纂》一书稿成，全书33卷，共3000页，此书历时4年才得以完成。这本书的稿本现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与内藤希哲的《伤寒杂病论类编》共为汉方医学史上研究《伤寒论》的名著。安政四年（1857年）3月，山田业广被幕府委任为江户医学馆讲师，主讲《金匮要略》。文久二年（1862年）正月，受到将军德川家定公的召见并面见将军。明治元年（1868年）4月，山田业广离开江户城移居到高崎。同年5月，被高崎侯任命为一等侍医兼政务参谋以及周旋局总裁，负责高崎侯的一切医疗事务。明治二年（1869年）始，山田业广任高崎藩医学校督学，总领学校一切事务。明治三年（1870年）11月，高崎藩政改革，山田业广被委任为医学大教授。明治四年（1871年）5月，高崎侯废藩令下，日本官制改变，汉方医学被废止。明治五年（1872年），《九折堂读书记》草稿完成。明治七年（1874年），山田业广搬回家乡居住。明治十一年（1878年）10月，他与门人相议，申请开办医院于神田五轩町，取名曰“济众病院”，并被推荐为院长。明治十三年（1880年）3月，创办“温知社”于医院内，山田业广为社长，负责宣传和拯救汉方医学。同时创办《温知医谈》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学习汉方医学的心得》一文，之后整理成《医学心得方大略》一书发行。温知社是当时汉方医学救亡的根据地之一，《温知医谈》则是复兴汉方医学者言论的载体，山田业广是当时汉方医学救亡运动领袖之一。是年10月，皇子明宫（即后来的大正天皇）病，邀山田业广为其诊治疾病，在他的精心治疗之下，历时一个多月，皇子渐渐转危为安。明治十四年（1881年）1月20日夜，山田业广忽然出现喘息不止等症状，经过治疗无效，于当年3月1日去世，葬于莲光寺，享年74岁。山田业广共育3男4女，其中长男夭折，次子业精继承家业。
治学特点
山田业广是江户末期最为著名的汉方医学家之一，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汉方医学理论的理解极为深刻。不仅如此，他还有着丰富的文学以及经学知识，并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考据学方法对医学古籍进行校勘和训诂研究。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和他的治学方法有着很大的联系，总结其治学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1、刻苦勤奋  严谨认真 
山田业广出生于世医之家，在其父指导之下，幼时即通读医学典籍，尤其是对《内经》、《伤寒杂病论》、《外台秘要》、《千金要方》等用功尤勤，这也为其之后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岁之时，由于父亲的疾病使其在未成年之际就继承父业，并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负担。即便如此，他还于工作之余，读书、笔耕不辍，由此可见其治学之刻苦。山田业广一生治学十分复杂，除去医学典籍之外，他还要通读儒家经典以及从清朝传入的考据学著作，这就要求其不仅要有刻苦的精神，还要有勤奋治学的态度。山田业广治学不仅刻苦勤奋，在其读书之时还要求自己要严谨认真。正如森立之评价山田业广：“其为论说也，不好奇说，专以正大明确为旨。如仲景六经病与《素问》同为经府两病者，适与余宿考符。其言曰：仲景序中已引《素问》，而其书中六经与经义乖，则序文为非仲景笔而削之乎？若以序为仲景笔，则云仲景六经与《素问》不同者，有何确据而言之耶?是洵为千古不朽之论。其他医案弁论，不遑枚举。”(见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由此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认真。 
2、广学博取  不泥于古 
山田业广一生治学颇杂，这与他广学博取的治学方法有关。山田业广先后随朝川善庵、伊泽兰轩、多纪元坚等学习汉方医学和考据之学，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学到不同的知识，最终使得其既精于医学又通晓考据之学。从《医学心得方大略》一书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所读的书包括医经如《素问》、《灵枢》等，儒家经典包括《论语》等，其他医书如《儒门事亲》、《辨惑论》、《脾胃论》等，以及当时传到日本的清儒的著作和江户时期汉方医学家的著作。如此广泛的知识结构是其后来在各个方面均有所建树的保证。山田业广治学广博，但他并不拘泥于先贤的成说，相反还勇于创新，且纠正先贤之短。山田业广虽然继承了多纪元简等医学考据学家的衣钵，但对其学问的不妥之处，绝对不会一味的顺应。如《素问次注集疏·例言》中所述，考证折衷之学，注释条句，权可立论。而通编贯帙，系统理论的形成更为重要。在此一书中，他还明确指出其师多纪元坚等的错误之处，并且在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很注重对古注的理解与阐释。在他的著作中，多收载古注全文，并进行总结与分析，其不足之处补入诸家及自己的见解。他以同样的态度对《素问》、《伤寒论》和《难经》等古医籍进行研究。如他的《素问次注集疏》是在王冰、林亿注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伤寒论义疏》是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底本；《难经本义疏》以滑伯仁《难经本义》为底本。另外，《千金要方札记》、《外台秘要札记》、《证类本草序例笺注》等一系列著述中亦贯通着同样的研究方法。山田业广认为古注本身即是准古典，必须予以尊重，主张不可对古注断章取义，任意删引。由此可知其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方法。
成就与贡献
山田业广医术高超，由于其医术高超被幕府统治者敕封为医仕等职，至明治时期又被封为一等侍医兼政务参谋以及周旋局总裁等职务，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巨。森立之在其墓碣中记载其在当时的影响时说：“先生屡遇诸侯聘，每奏伟勋，以故小诸、福山、棚仓三侯赏赐月俸。”（见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然由于山田业广所处为德川幕府将要倾倒之时，汉方医学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干预以致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山田业广带领众多弟子以及同仁奋起反抗，并且创办“温知社”作为挽救汉方医学的据点，他也成为当时支持汉方医学的一杆旗帜。山田业广可谓是为了汉方医学而奋斗了一生，在其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明治十六年（公元1883年），随着医师免许规则的施行，汤液、针灸等传统医学被全面否定，就这样汉方医学在日本逐渐走向了灭亡。虽然山田业广的奋斗没有挽回汉方医学在日本没落的一幕，但是其为汉方医学复兴而奔走呼号的事实将被历史所铭记。
在学术方面，他继承了多纪家族以及伊泽兰轩等人的遗志，促进了汉方医学考据学的发展。进入明治时期之后，山田业广将考据学派的成果加以继承、总结、发展。他对《内经》、《伤寒杂病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进行了细致的考据研究，著成了诸如《伤寒论义疏》、《千金要方札记》、《外台秘要札记》、《素问次注集疏》等不朽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完全继承了江户时期医学考据学家的学术精要，还对他们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改善。他认为，对医学典籍的考证不仅要求做到字斟句酌，还要能够通贯全篇，只有这样才能够系统地理解医学典籍的要义。经过山田业广的发挥使得汉方医学考据学派的贡献更为巨大。在他的一生中著书达一百多卷，包括医经、经方等多个方面，这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一笔不朽的财富。他的门人有三百多名，均是当时汉方医学界的精英。
附录
《素问次注集疏》序
山田业广先师《素问次注集疏》不日将点校出版，为日中两国读者所共飨，身为致力于倡先师硕学于世之一介小生，不胜欣喜。先师业绩遭明治废绝汉方之祸殃，蒙岁月之尘埃，湮没于后世久矣。值此书在中国梓行之际，僭赘数言，以遂吾侪尊师之夙愿。
1982年春，我在北京中医学院留学时，承蒙矢数道明先生（1905年－2002年）之托，调查中国所藏日本传统医书的现况。那期间，我每天到图书馆，或利用《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进行调查，其结果已发表于《汉方之临床》杂志。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医研究院发现了业广（1808年－1881年）《金匮要略集注》和《难经本义疏》的自笔本。《金匮要略集注》一书，森立之（1807年－1885年）在所撰业广墓碣文中赞誉为《金匮要略》研究之白眉，其后大冢敬节先生（1900年－1880年）尝多方寻求而未得。于是，恳请畏友小曾户氏，将台湾故宫所藏森立之《神农本草经考注》复印本赠送中医研究院，作为互换，《金匮要略集注》获允复印，于1983年夏带归国。这是在业广此本书搁笔之后，历经120余年的回归故里。通过此次调查，我对业广的业绩作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并撰写了“幕末考证学派的巨峰，椿庭山田业广”一文，附载于《山田业广选集》书中。（此书影印收录了山田业广《伤寒论札记》、《金匮要略札记》、《金匮要略集注》等书。东京，名著出版，1984年。）
业广与森立之同被誉为伊泽兰轩（1777年－1829年）门下“五哲”之成员。尝在江户医学馆讲授《金匮要略》。明治以后，汉方存续运动中，挺身出任“温知社”初代社主。门人约集300余名，著书约达三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大多是对医经及经方进行全面性研究之作，而未见入门或概说类著作。由于业广淡泊于著书的问世，声誉的博得，因此，生前在弟子的再三陈请下，仅刊行了《经方弁》一书。
业广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自1834年至1846年为前期，1847年至1859年为中期，1866年至1875年为后期。前期偏重于学习笔记整理、修改，中期主要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诸方面进行研究。后期为古医籍研究的完成期，第一是《素问》、《灵枢》、《难经》等理论研究，第二《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等方书研究。这一时期，并将研究过程中所撰述的丰富多彩的考证论文加以汇编。
1866年，业广首先编集了《医经声类》，该书网罗了《素问》、《灵枢》中重要语句，其特点是不单记载了语句的所在，而且引用了该语句的前后关连内容，现今对我们的研究仍有极大裨益。1869年《医经训诂》着成，本书广泛汇集了日中两国学者对《素问》、《灵枢》、《难经》重要条文具代表性的注释，以及古典书籍相关训诂内容。《素问次注集疏》二四卷，堪称内经研究之渊薮，集大成之巨帙。其特征是全部收录王冰及林亿的注文，并对其亦加以注释。另外，大量引用马玄台、吴昆、张景岳三家注，及多纪元简（1754年－1810年）、元坚（1795年－1857年）以来考证学医家的注释。又利用《医经声类》、《医经训诂》等研究成果，记述自己的博识卓见。
业广的著述与当时考证学医家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参考古注本基础上，加以研究注释。业广虽然继承了元简以降考证学医家的业绩，但对其学问的不妥之处，绝不苟同，正如《素问次注集疏，例言》中所述，考证折衷之学，注释条句，权可立论。而通编贯帙，系统理论的形成更为重要。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收载古注全文，其不足之处补入诸家及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对《素问》，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对《伤寒论》和《难经》等古医籍进行研究。如他的《伤寒论义疏》是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底本，《难经本义疏》以滑伯仁《难经本义》为底本。另外，《千金要方札记》、《外台秘要札记》、《证类本草序例笺注》等一系列著述中亦贯通着同样的研究方法。业广认为古注本身即是准古典，必须予与尊重。主张不可对古注断章取义，任意删引。
多纪元简以后的考证学医家们，不仅对内经医书、仲景医书、本草进行深入研究，而且相继发现了《太素》、《医心方》、《新修本草》等贵重文献，并对古医籍善本进行了复刻，创下了辉煌的业绩。从业广与这一派学者的师弟与交友关系考虑，理所当然参与其中，但他却未参加。顾其历史背景，或可臆测其缘由。当时，学者们多热衷于研究新发现的文献，而业广则果敢地另辟蹊径。面对倍受重视的《太素》，他选择了王冰注；虽有令人新奇的《医心方》，他更青睐《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纵使《新修本草》、《神农本草经》诸古本草辑佚热潮起，他笃信《证类本草序例》之真。即至今日，翻阅古代医学典藉，业广的研究仍如引导我们前进的路标。
最初，我目染山田业广业绩，并向学界作了全面介绍。可是，当时已被影印出版的仅有四、五部非代表作而已。二十年后的今天，包括此次本书在中国翻字出版，其主要著作业已面世。汉方医学濒临灭亡的危机中逝去的业广先师，其在天之灵，或许稍受慰藉吧！
我的恩师矢数道明先生，笃敬江户时代之先学，为汉方医学的复兴、发展而奋斗终生。若有奇缘，此文搁笔之日，正逢矢数恩师一年之忌辰。此时此刻，不由使我忆起将北京带回的《金匮要略集注》，与恩师拜供于业广先师墓前的情景，永远缅怀培养、扶掖吾辈后学的道明先生和业广先师之学恩。
在此对同志于我，为本书的翻字、刊行倾注了极大热情的郭秀梅、冈田研吉、加藤久幸三位硕学，致以崇高的敬意，兹作此序以志夙愿克遂。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茨城大学教授　真柳　诚　谨识
（郭秀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