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同城墙
城墙概况
大同城  墙位于今大同市城区，因城墙遗迹依然明显，在绝大多数现代版的大同地图上仍有标注。大同城筑邑历史应该说相当悠久了，早在作为北魏拓跋氏的都城的时候，就已经修筑有规模宏大的城池。到了明朝初期，由于是京畿屏藩，军事位置十分险要，因此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在旧城基础上增筑，形成今天世人所看到的大同镇城。最后完工的大同镇诚呈大致正方形，边长达到1.5公里和1.75公里，周长6.5公里，面积2.63平方公里，以巨大的条石为基础，城墙内芯为三合土夯筑，外包每块重达17斤的青砖，城墙高14米，垛墙上又砌长5米、高0.8米、厚0.5米的砖垛，垛间距0.5米，共580对垛子，据说代表了大同当时所辖的村庄数。大同镇城设四门：东和阳门，南永泰门，西清远门，北武定门，每个门又各有瓮城。今只有永泰、清远两个名字被两座正好在该位置附近的建筑使用，至于这么多的城门，早已经是连个痕迹都找不到了。
在徐达的精  东城墙南段(北望)心筹划和严明督工下，大同城池的建筑达到了有史以来最精美的程度：城墙四角建角楼，西北角有“乾楼”，高大瑰丽，为“大同八景”之一。城墙四周伫立着54座望楼，96座窝铺。城墙外马面凸凹相间，排列有序。突出部分为城墙垛子，每边计12个，外加角墩4个，计52个。墩距113米，墩作梯形结构。四角墩外各建控军台一座，宽16.6米，纵约15米，与角墩间距6.6米，上架踏板与城墙相通。四门之外是瓮城，瓮城城门的门洞进深约30米，上建箭楼或匾楼。城墙外侧修壕堑，深约5米，宽约10米，俗称护城河，曾经波光涟漪，上设吊桥。城内有4条大街、8条小巷、72条绵绵巷，街衢规整通达。每条大街中段十字路口各建一楼，东有太平楼，南有鼓楼，西有钟楼，北有魁星楼。城中心为4座精美的牌坊，称四牌楼。如今这些建筑多毁于现代，只有鼓楼硕果独存，至今仍然耸立在街心，“四牌楼”则只成了一个名字，其附近地区是大同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历史资料中记载，大同城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并非一个单独的四方型堡垒状城市，大同城格局由四部分组成：主要部分为高大坚固的镇城，在镇城的南、东、北墙外另外各有一个自成一体的四边形小城，分别叫做南小城、东小城、操场城，而各个小城也有独立的瓮城和月城，均与镇城相隔不到两百米，用吊桥与主城连接。这样如果要进入大同镇城，必须先要通过三个小城中的某个，光通过的城门就至少需要过4到6个。就是进了外围的小城，主城的吊桥不主动放下，仍然进不到大同镇城里，这种防守措施使大同镇城真正成为了固若金汤的安全之地，为中国古代军事建筑中颇具特色的重镇名城。又因大同民间传说此地为凤凰降落的地方，因此这种四城有序排列的筑城格局被称为“凤凰单展翅”，今大同地图多只描绘大同城与操场城的故址，而从未见有用同样标志线标注东小城与南小城，实际上，这两个关城如今依然可以找到一些踪迹，只是，这些小城的修筑都在明朝中后期，并非徐达所为。
明、清  东门内景时期，特别是明代，大同是以军事重镇而扬名四海。由于它在北部边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多次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所谓“屏全晋而拱神京”。再加之其布防之严密，设施之坚固，建筑之高大，在我国古代城防建设史上也属少见。囚此，一直享有“巍然重镇”和“北方锁钥”之誉。
【城墙兴建】明朝刚刚建立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农历十月，明朝名将、副将军常遇春率领郭英、汤和、耿炳义、汪兴祖、陈德、谢成、郭子兴等攻打大同。当时在大同的元朝右丞相扩廓帖木儿闻风直奔甘肃，守将竹贞也仓惶弃城而逃，使大同不战而克。从此，大同纳入明朝版图。
但  东城墙望楼是，明朝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北元蒙古就成为它的北边心腹要患。元裔及北万其它蒙古游牧部落的贵族频频入犯，迫使明王朝东起鸭绿江、西迄嘉峪关，沿长城边线陆续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委派将领，统兵守御。而大同就是九边之一。所以，大同府也称之为大同镇。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督率军民在辽、金、元土城的基础上“增筑”大同城。大同镇城的规制便于此奠定。
此  东南角楼时的大同镇城略呈正方形，东西边长约1．5公里，南北边长1．75公里，周长6．5公里，面积约2．63平方公里。大同城墙修建得高大雄伟，坚固险峻，各种城防设施齐备，自成一个防御体系。城墙一律以规整有制的石条、石板、石方、石柱等为基，墙体用“三合土”逐段逐层夯成，外围砌以青砖。青砖分大、中、小三种，根据部位不同分别选用。据实地考察，中等型号的城砖一般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重约18公斤，相当于现代常用砖重的七倍。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建城工程的艰巨。大同的城墙高约14米，最宽处约有16．6米左右。其中大墙的正墙高约12米，垛墙（亦称女墙）高约2米。垛墙之上又砌以砖垛，高约0．8米、厚约0．5米、长约5米。垛间距离约为0．5米，垛与垛之间称为垛口，这是守御将士的了望孔和射击口，借此可以较好地隐蔽自己、打击对方。据传，四面城墙共建有五百八十多对垛子，代表着当时大同所辖的村庄数目。在平坦如砥的城墙之上，共有六十二座雄伟的门楼、角楼、望楼，间隔而立。门楼亦称城楼，共有四座，位于四面城墙的中心，平面均呈“凸”字形，城楼均为重檐九脊歇山式屋顶。外有廊柱围绕，下临马道。其中南门城楼最为宽敞雄壮，为三层重楼，面宽61米，进深23．35米，与西门城楼同为明初北方典型的木结构建筑。城墙四角，雄峙着四座俊秀精巧的角楼，它们战时既能观察敌情和打击敌人，平时又可以供游人欣赏塞外的雄伟气象和秀丽景色，两者得以巧妙的结合。其中，以西北角楼尤为高大瑰丽。此楼因其位于八卦十二方位之首——“乾”位上，所以称为“乾楼”；又因它是城内最高的楼阁，作为“镇城之物”，所以又称为“镇楼”；还由于它呈八角形，也称为“八角楼”。因为平时游人常常于此登高览胜，所以又有“镇楼秋爽”的盛誉。明、请两代许多著名文人学士登临此楼时，写下了不少咏怀之作。
此外，还有五十四座望楼伫立在城墙的四面，并建有九十六座窝铺，颇为壮观。其中，“乾楼”之东的望楼——洪字楼，结构和造型颇为精美，为望楼之最。望楼的建造，这是我国其他一些著名古城的城墙建设中所少有的，是研究城垣建筑的珍贵实物。
诸多矗立于城墙上的楼台建筑物在战争中起到了观察、隐蔽、机动、射击、接应、制高和前线指挥所等重要作用。同时，它们也是一组极为珍贵的明代建筑艺术群体。
大同城墙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外轮廓并未采用通常的平直做法，而是象齿轮一样，凸凹相间排列有序。凸出的部分为城墙墩子。每一边计有十二个，外加角墩四个，共五十二个。墩距一般为113米。每个墙墩作梯形结构，底边长约23米，顶边长约20米，顶面积为400平方米。在四个角墩的外围，还各建有控军台（或称望军台）一座，宽约16．6米，纵约15米，与角墩的间距约66米，上架踏板与城墙相通。这在各地城墙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些墩台的设置，主要是从战争上需要考虑的，它可以很好地发挥侧射、策应和了望作用，防止“死角”部位的出现；并且还可以根据观察到的敌情变化，迅速采取应变措施，以增强城防的稳固和应变能力。
另一个特点是，在南城墙的东部，建有“雁塔”一座，俗称了望塔。这在我国城墙建设史上也是仅见的。该塔始建于明代天启年间，高度约17米，为八角七级砖构宝塔。其形制端庄稳重、秀丽玲珑，底部每面石碣上还镌刻着全城历朝举子姓名及其功名，以激励后人奋进。塔内设踏垛砖梯，可攀登至顶层了望城郊原野，也是战时重要的观察点。
大同城墙很高，所以站在城墙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俯瞰全城。东、南、西、北四条主街成“十”字形，将城区划分为四片，每片又由次十字街将其分为四块，每块再由两层十字街分为若干小块。因此，以四条大街为主干的规整十字路，是大同城街道格局的主要特色。俗云：“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就是指这种格局而言。四大街的中段各建有一楼，诸如钟楼、鼓楼、太平楼、魁星楼等等。在城中心四条大街的交点，树立着一座由四个牌坊连成一体的牌楼，称作“四牌楼”，是木结构建筑，颇为精美。据说是大将军徐达在“增筑”大同城墙竣工之后，为玄耀其功德而树立的。每条大街都通至城门。东门名和阳、南门名永泰、西门名清远、北门名武定，四条大街都按城门名定名。四门之外是瓮城。每个瓮城的建筑面积约为17600平方米，与城墙成“凸”字形。瓮城旁辟有偏门，门洞一般进深约30米。瓮城之外，又修有一道弧形城墙，将瓮城圈在内，称作“月城”。月城又辟有城门。这样，出城或入城必须经过三道门卡。在各门之上还建有“箭楼”或二层“匾楼”。
为了更加有效地防御，还在城墙外侧修有壕堑，深约5米，宽约10米，即护城河。每当夏、秋之际，护城河象一条彩带似的围绕着大同城，波光潋艳，荡漾着城墙的倒影。它的壮美气势和秀丽景色，足以使人忘却军事重镇的战争硝烟，而作长日的观赏留连。
大同城内除设有府、县两衙负责地方行政、司法、财务以及治安外，主要守御任务由“行都指挥使司”承担，最高军事长官为总兵，兼挂征西前将军印，职衔可达正二品，姓高级武职。总镇署设于城内西北隅，今之帅府街北端，统八卫、七所、额军十三万五千，驻军总数达到全国兵力的十二分之一。
洪武  东城墙望楼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十月，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大同一线的防卫力量，同时监督大同镇、府的军、政、财务，将其第十三子豫王朱桂改封为代正坐镇大同。代王实际上是大同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和指挥者。他上马管军、下马管臣，代皇帝行使职权。富丽堂煌的代王府巍峨屹立在城内东北隅。
代王府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为十五万平方米至二十万平方米左右，共辟有四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后宰门、南曰端礼门。端礼门为王府的正门。现今皇城街、东华门、西华门、后宰门四条街皆缘此而得名。王府四周围有土夯砖砌的高大围墙，使它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独立大地，当时老四姓称之为“皇城”。现在还残留有一段皇城的北墙垣。皇城的平面轮廓基本是正方形，城内主要建筑沿三条轴线铺开，分为左、中、右三组。其中，中组的建筑规模最为宏大，从南向北依次为端礼门、承运门、承运殿、崇信门、存心殿、长春殿和北门。左边一组依次为广瞻仓、长春宫、望亲楼、清署殿、宗庙、燕居之殿。右边一组戟门之内东西两侧屹立着社稷坛和风云雷坛，其后为大成之殿、谨德殿等。今之主殿街便是当年的“银安殿”（古时王府的主殿，俗称银安殿）的遗址。王府前有金碧辉煌的照壁——九龙壁，极为威严显赫。
综观大同城内的军事布局和守备设置，无疑是一座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布防周严、协调得当的坚城固垒，在我国历代军事重镇的规划建设中，可以说是最杰出的典范之一。这些众多的城防设施浑然一体，好象一盘棋局，井井有条，是我国历史上罕有的“巍然天镇”。
城墙扩建
明英宗时，蒙古族瓦刺部逐渐强盛起来，并乘势南下。明王朝开始实行“羁縻之策”，开放马市拢络蒙古贵族；继因太监王振干政专权，指使官员削减给瓦刺的贡马价五分之四，而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刺部在太师也先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大举南下，也先亲统中路大军直扑入同。明军仓猝应战，屡战失利，边陲告紧，形势危殆。七月十六日，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挟持下，贸然亲征大同，于是酿成震动朝野的“土木堡”惨败。明军五十万人全军覆没，英宗朱祁镇被俘蒙辱，随行大臣百余名被杀戮殆尽，瓦刺铁骑深入北京城下。
当也先亲自率军直扑大同之时，大同的将士死伤惨重，到后来，“士卒可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新任大同副镇守参将郭登（后为大同镇总兵）以“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的忠勇之志激励将士，使全城军民同仇敌忾，协力守御，在半年之内连续击退也先六次大规模攻击。其间郭登还不断出击，在沙窝、北水头、栲栳山等地接连重创也先，“军气为之一振”。由于大同的有效抵御，使也先时有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牵制了也先的兵力，致使其不能全力攻取北京。在这次抵御瓦刺的入侵中，大同充分发挥了屏障三晋、藩卫京师的犄角作用。景帝朱祁钰感慨地对于谦说：“大同，吾藩篱也。”这是很确切的评价。大同将士屡败也先，挫败了瓦刺“欲取大同为巢穴”的野心，也先才“始有还上皇意”。对于英宗的回归明廷，大同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当时的大同镇享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土木之变”的前前后后，更加显示出大同在抵御北方“边患”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大同城也随之进一步扩建起来。在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巡抚年富首于城北筑起一座小城，名曰操场城，即北关（分东、西两部分，本地人谓之东、西营盘）。该小城城墙周长为3公里，高12米以上，东、南、北各辟一门。东曰长春门、北曰元冬门（又称玄冬门）、南曰大夏门，与主城门相对。南、北二门之上皆建有门楼，四角也筑有角楼。接着是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巡抚韩雍续筑东小城、南小城，周长各为2．5公里；并围以护城河，深约5米。东小城即东关，辟有四门。东曰迎恩门、北曰北园门、南曰南园门，西门连接吊桥与主城相通，东、南、北三门之上都建有楼阁。南小城即南关，辟有四门，门洞进深约13米。东门名迎晖，西门名永丰，南门名永和，北门与主城之月城门合一。其后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巡抚李文进加高南小城2．6米；到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巡抚刘应箕又将城墙增高3．3米，增厚2．6米，“石砌砖包”，并建起四座门楼。这时的南关城墙也颇为雄壮了，高达三、四丈。后来，南小城的北门楼改建为文昌阁，东、西门楼也易名为四仙阁和三星阁，南城墙东西两角也各建角楼一座。
北、东、南三关象卫星城一样环列在大同主城的三面，互成犄角之势，然而没有建西关，因此从大同城的外形看，便产生了一段有趣的神话：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美丽的凤凰降落于大同一带，羽毛美丽，光华灿烂。一位勇士用弓箭射折了凤凰的右翅。凤凰受伤落地后就化作大同城。所以，大同又有“凤凰城”之称。南关像风头，北关似凤尾，东关类凤之左翅，唯独没有右翅——西关，人们形象地把大同说成是“凤凰单展翅”。
兴建了三关之后，又因“镇城孤峙，旁无辅卫”，所以又于天顺时，分别在城东和城西修筑了聚乐、高山二堡。聚乐堡位于城东30公里处，宏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复加扩展。该堡呈正方形，堡墙周长1．5公里、高10米余、厚5米多，辟二门，并建门楼。这两个堡城作为左右两翼，与大同城作犄角之势。至此，大同周围不仅筑起了“三关”，而且又插上了“两翼”，使其军事布防较明初就更加严密了。
城墙强化
明朝中  大同城墙望楼叶以后，蒙古族鞑靼部逐渐兴起，成为明王朝北方的又一“边患”。鞑靼贵族时常骚扰，大同地区人民深受其害。其中鞑靼小王子、俺答为害尤甚。据《大同县志》记载，从成化（公元1465——1488年）至嘉靖（公元1522——1567年）年间，蒙古贵族骚扰大同地区就达二十四次之多。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小王子率兵大举入犯，直抵大同城下，大肆掳掠，焚毁代王别墅。总兵许宁与巡抚郭镗在代王的胁迫下冒险出战，结果大败而归，“死者千余人”。其后数月之内，小王子又先后两次进犯大同，明军每战皆失利，损伤严重。嘉靖十三年正月（公元1534年），吉囊青把都以五万精骑兵入犯大同地区，明军坚守城池不敢出战，饷道被断，大同几乎被陷。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又以数万骑入犯，巡按御史胡宗宪轻率迎敌，督派大同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出战，深陷重围，全军覆没，二人也皆战死。嘉靖年间，俺答还数次深入大同邻近的浑源、灵邱、怀仁、应县、朔州等地，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鉴于大同地区的紧张局势，明王朝又一次不得不破费巨资，大兴土木，以加强大同镇的防务。其中，主要采取了两项较为得力的强化防御措施：一是在大同城的西北部，大力修筑长城（即外长城）和屯兵堡；二是实行“召军佃作”，以解决戍守军士和军饷的不足。
在修筑长城和屯兵堡中，主要有这样几次大的行动：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负责大同、宣府军务的兵部尚书余子俊奏请修筑长城，东起大同中路，西迄偏头关，长达三百公里，并修建了井坪堡。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修建“边墙五堡”，即大同西北部外长城沿线的“镇边堡、镇川堡、镇鲁堡、镇河堡、宏赐堡”。其中镇川堡位于东北25公里处，北距长城2．5公里，面积0．5平方公里，高8米，厚5．3米，设门楼一座。五堡由东南向西北逐次延伸，绵长52．5公里，每堡设守备一员率兵驻守，分段戌卫。接着，又陆续修建了得胜、镇羌、拒墙诸堡。得胜堡位于城北40公里处，距长城1．5公里，面积1平方公里，高8米，厚5．3米，筑门楼二座。并设得胜路，驻参将一员，统领附近诸堡。镇羌堡位于镇城41．5公里处，距长城500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厚5．3米，筑门楼一座。拒墙堡位于城西北40公里处，面积0．5平方公里，高8米，厚503米，筑门楼一座。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抚詹荣修筑东路长城90公里，城堡七个，墩台一百五十四个。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三月，又增修长城150公里，增筑保安堡，并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秋，兵部尚书杨博组织军民整修长城，筑牛心堡（右玉县牛心村）等大小寨堡九座，烽堠二千九百多个，形成一条东起宣府、中经大同，西达右卫（石玉县）的军事防线，并于冲要处深挖壕沟，长达五百余公里。
在翟鹏总督宣（宣化）大（大同）期间，还挑挖大同壕沟一道，长195公里，深、宽各6．6米，而且把壕沟的出土垒以为墙。同时，添筑新墩二百九十座，护墩堡十四座，添设守备、操守十四员。另外还盖起营房一千五百间。
翁万达总督宣大时，又修筑了宣大边垣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
嘉靖年间，明政府又在边墙冲口等处，添设了空心砖台三百座。
就这样，几经修整，使大同西北边垣地带的防务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据统计，明代大同镇所管辖的边墙，东自冀晋两省分界起，西至大同市西北一带，长达323．5公里，城堡五百八十三座。这条带形的防御线，蜿蜒于大同北部丛岭沟壑之间，真有如道道重障，严紧地护卫着大同。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爱国将领于谦在诗中曾对此赞叹道：“百二连营秦壁垒，五原封锁汉封疆。”诗人李贽游览大同后，在诗中也感慨地说：“此城真与铁城同。”实在不为过誉。
为了解决戍守军士的军需、粮饷困难，大同在明初时便开始实行了军屯和商屯的办法。所谓军屯，就是号令戍守军士开荒种田。其办法是根据明初制定的“军事屯田则例”规定：戍守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五十亩，由朝廷供给其耕牛、农具、籽种等，三年内免税，其后每亩纳税一斗。后来，朝廷又屡次放宽和修改“屯出赋税条例”，更加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所们商屯，就是让商人募民屯垦。当时有规定：商人运粮一石交大同粮仓，发给领淮盐的凭证“一小引”（合二白五十市斤），然后凭此“引”赴产盐地领盐，再运到指定地点销售。这样，道途艰远，运费昂贵，商人就设法在大同地区募民屯垦，就地生产粮食以换取凭证。实行军屯、商屯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同戍守军士的粮饷、军需以及代王的食俸。
但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横行不法，大同军屯趋于崩溃，商屯也因明政府政策的变更而随之衰废。
嘉靖年间，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些有见识的总督和巡抚向皇帝上书，建议在大同地区实行“召军佃作”。据《大同县志·关隘》篇载：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抚詹荣“以近边宏赐诸堡三十所，延亘五百余里膏腴田，奏诸召军佃作。”所谓“召军佃作”，实际上也就是军屯。《明史·翟鹏传》说：当时曾将修筑长城“得地一万四千九百余顷”“以地募军”，“每军给地五十亩，”被招募者，免除租赋、徭役，春夏农耕，秋冬戍守。采取这些措施，曾经在巩固大同的边防，解决大同卫所军的军需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明史·翟鹏传》中说，因此而“得军一千五百名，事半功倍，省费数十万计。”
城墙衰落
明末，烽火连年的大同古战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穆宗皇帝接受了右都御史、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学士高拱的建议和主张，封俺答之孙拔汉那吉为三品职衔的指挥使，并与蒙古鞑靼部重行“互市”（互相往来贸易），从而打开了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的新局面，化干戈为玉帛，变敌对为睦邻。大同便是“互市”点之一。此时，象征着刀剑、战火的千里边垣，化作通往西北各少数民族，以及中亚邻邦的友谊彩虹，这种可喜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五十多年之久。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长城、屯兵堡、烽火台等大同西北部的许多防御设施，因失去了其原有的防御作用，或遭到人为的毁损，或年久失修，而受到严重破坏。
1644年农历正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五十万，从禹门口渡过黄河，挥师北上。农历三月一日，大同总兵姜（王襄）射杀永庆王，开门迎接闯王入城。义军在大同休整六天，杀死了代王朱传（火齐）及其全家。大同巡抚卫景瑗自缢身亡。义军占据大同镇城，从而打开了通往明朝都城的门户，使义军得以长驱直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公元1644年5月，清王朝派恭顺侯吴顺华率兵进攻大同，姜（王襄）看到难以为守，便投降了清军。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江南七省先后燃起了熊熊的反清烈火。姜（王襄）看到清王朝对他并不信任，同时也在这熊熊的反清烈火的推动下，于这一年的十二月宣布反清，归附明桂王。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正月，姜（王襄）以大同为基地，派出大军南下，攻克朔州、交城、文水，很快克复晋中各县，使反清烈火燃遍全省。清王朝对此十分惊恐，摄政王多尔衮急忙调兵遣将，派端正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率领大军攻大同。在坚城固垒面前，博洛、尼堪屡次受挫，不得不向清廷求援。于是多尔衮亲自出征，严令精兵四面围攻大同。“红夷大炮”和枪弹的爆炸声震撼山岳，但由于大同城高池深，布防设施齐全而严密，众多的楼台、窝铺、壕堑，一道道的纵深防线，加之军民的坚决抵抗，清军围攻了长达九个月之久，也没有攻下这座坚城，使多尔衮一筹莫展。最后因城内粮尽矢绝，部将杨振威临危叛变，刺杀姜（王襄），开门降清，清军才得以进城。当时的清军统帅英王阿济格曾因“久攻大同不下”，而一度被罢除过统帅之职。为此，当他进城后，便把一肚子的羞怒倾泄在大同军民和大同的城防上，他强令清军把原来的城墙一律削掉五尺（名为“斩城”）；同时又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名为“屠城”）。除去一些寺观的僧人道士以外，将城内的军民几乎全部杀光斩绝。使整个大同城陷入了一片血海之中。姜（王襄）的住所被掘盈丈，后成为臭水池塘，今称兰池。大同镇府治也就东移到30公里外的阳和卫（今阳高县）、县治移于西安（大同郊外）。四年后，才由总督马之先、总兵彭有德，以及知府曹振彦（曹雪芹的高祖）等人，上疏朝廷，又复城移治。经过这次洗劫，大同城便元气大伤，容光大减了。
二百年后，直到清道光年间，尽管中间几经修葺，大同的城防包括东、南、北三关，仅存四座角偻、十座城楼、二十一座望楼、八座窝铺，主城墙也只有十一、二米高了。但由于大同重要的战略地位，炽热的宗教气氛，其后，大同城又逐渐繁华起来，仍然不失为北方的一座军事重镇。
其他信息
  大同南城门民国以来，大同地区屡经战乱，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军攻占大同、解放战争中大同集宁战役，大同城池均有不同程度之损坏，一九一四年，晋北镇守使张汉杰，拆毁北门楼和零散望楼残屋，用于建私人住宅和兰池戏院
，后来在原址重修了不伦不类的欧式城楼，梁思成评其为“恶俗不堪”，近现代战争对大同城池破坏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发生在大同的攻防战，从当年7月31日到9月16日一个多月的攻城战中，中共军队攻克了除主城之外的北、东、南三城，但终止于大同主城坚固的城防下，战役中城墙、城门、城楼、望楼、角楼等均遭不同程度之损坏，一九五二年拆钟楼前后，北城门、东城门、西城门也被拆除，这几个门洞渐成为豁口，唯有南城门楼保存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被“落架保护”。同时残存的瓮城、望楼等相继被拆除、城墙砖几乎全被剥离掉，仅城墙东南、西南角台基部、南城门城台北面西侧、部分城墙段落底部（从东、南城墙修复前的基础挖掘来看，保存基础条石和底砖的段落较多），从此剩下了绵延城市四周的土城墙，以至于70年代之后出生的大同人认为大同原本就是土城墙，主城门最后一个城门洞南门洞在一九八一年市政公司拓宽南街及南关道路时拆除。虽然遭受了上述破坏，耸立了近四个世纪的城门楼、望楼、城门洞、钟楼、太平楼等城市标志性建设虽都不复存在，但在80年代之前，大同古城任然呈现出一派中世纪城市风貌，土城墙内低矮的四合院建筑，完整的街区里坊结构构成了大同古城独特的风景，这时的大同古城风貌完整程度不逊于西安。
大同作  大同北门(武定街内望)-恶俗不堪的城楼为北方不可多得之古城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就专门为大同制定了新旧分开、功能分离的城市建设规划，强调保护大同古城的历史价值，但这个规划从来没有被实施过。建国后，大同成为重工业城市，北方煤炭工业中心城市，城市古迹和它所包含的内在历史价值长期被忽视，城市建设缺乏长期规划，城市建设混乱，功能庞杂。但大同虽然作为工业城市，但城市建设并没有协调发展，八十年代之前城墙内任然存在着大量的农业用地，拆除城墙（特别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土城墙）的愿望没有其他城市那样强烈而迫切，这是大同土城墙能够遗存的主要原因。但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建设大兴土木，原本绵延完整的土城墙也变得断断续续。到本世纪初时，大同城墙除个别地段外均毁坏严重，现存主城墙约为原城墙长度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城墙四角夯土大体保存，东城墙北面（原东关街心公园北）有两个缺口，该段城墙六个马面均留存，南面毁坏严重，留存的三个马面也残缺不全，南城墙共留存四个马面，有的地段城墙遗迹不存，北城墙东段（武定门以东）保留了五个马面，该段城墙可以说是遗存城墙中最完整的，西面原本有两个马面，其中一个也于近年来毁掉，西城墙是大同城墙中毁坏最严重的，长约1800约米的城墙被分割成几小段，无完整马面保存（有两个残马面），墙体也被销薄。总体而言，城墙遗迹依然明显。 
2008  大同东城墙全景年开始，由于耿彦波市长的到来，大同市古建筑、城墙在内的古迹命运突然峰回路转，原先改造旧城的规划等被推翻，城内的各种古迹开始大规模修缮、复建，连只剩一个塔的法华寺也被复建，南城墙善化寺段内侧在2008年做为试点被修复，2009年5月东城墙开始修复，该年底主体工程近于完工，较真实复原了城墙的辉煌，2010年5月，大同市开始大规模修复南城墙，在该市的长远规划中，北、西两面的城墙也将整体恢复。但在古迹恢复、房屋拆迁等方面该市争议较大，城墙能否完整恢复令人担忧，特别是在西门位置的展览馆，和西城墙水火不容，这也让地方当局和市民在两者之间难以取舍。大同城墙的恢复是重建还是古迹修复难以整体定性，大同主城城墙八十年代开始成为该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虽有建言修复者，但倡议整体修复者绝无，盖因城墙毁损严重，城墙址周边布满了房屋，墙体除夯土外其他设施都无，就连土城墙也不完整，特别是西、南两面被道路、大体建筑物阻隔得七零八落，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墙砖北剥离以来，城墙附属的海曼、散水的设施也没有了，这样城墙夯土除人为破坏外，雨水破坏也极为严重，西城墙前几年还发生过因下雨而垮塌的事件，因此夯土不加以修缮的话，土城墙会面临毁灭，因此对夯土保存保存较好的地段进行包砖实有必要（特别是城墙的东北部分），对这一类应视为文物修复，而不存不存，建钢筋水泥框架结构，外包青砖的部分，因属复建，在2009年5月开始的东城墙修复中，和阳门以北的城墙（包括六个马面）除和阳北门一小段（原址为房屋）、佛殿庙街口（道路豁口）外全为内外包砖修复，和阳门为原址重建（水泥框架结构、外包大青砖），和阳门以南的大部分城墙修复除东南角楼开始到第三个马面这一段外，几乎都是水泥框架加外青砖式的重建（需要注意，这段城墙的墙体有相当规模的遗存），这种复建方法也许和缩短工期有关。
南城大同城墙遗址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墙修复方式从目前的已知的报道来看，除东段被人为加高1米外，其他修复模式同于东城墙，即夯土保存较好的地段修复遗失的夯土层，外侧墙基用大青条石垫底然后砌砖，砌砖方式为外砌两层大青砖，内铺于三层普通机制红砖，间隔一段距离用红砖砌甲墙，之间用夯土填充，在夯土不存或者保存较差的地段都为水泥框架结构，外贴大青砖，整个南城墙夯土损毁极为严重，因此，这种很多地段都用这种方式修复，即永泰东门、永泰西门地段全部为钢筋水泥框架结构，外贴大青砖，永泰门也是按这种方式进行复建，复建的永泰门瓮城和月城似乎并没有按终于历史的原则建设。而南关的的重建也完全没有了历史原貌，因南关没有按原规制、原址建设，这种复建有多少价值，它会给历史传递多少错误的信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2010年的卫星地图看，南关城墙遗存仍然丰富，部分保存较好，特别是小东门、小西门以北地段，而南关东北、东南角台也大体还在，不知今后这些遗迹做何处理。 
今年北城墙，今后西城墙采取何种方式修复或者复建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