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精神病学家
精神病学家
精神病学是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分支，它主要研究精神障碍的病因、发病机理、病象和临床规律以及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有关问题。关于精神病学的理论和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这里主要介绍了世界精神病学创始人弗洛伊德、中国精神病学研究第一人粟宗华、精神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渔邨、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刘贻德教授、精神病学临床应用专家王文亮教授。
世界精神病学创始人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Freud Sigmund)1856年5月6日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学医，成绩优异。1883至1885年，对脑髓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任神经病理学讲师；还发现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在J·夏尔科的影响下，他的兴趣由临床神经病学转到了临床精神病理学。1895年与布罗伊尔合著《癔病研究》，开创了精神分析法。认为被意识所压抑的心理过程转换为躯体的症状而表现出来，则成为癔病，可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在技术上，他抛弃了古老的催眠术，代之以自由联想，也就是让患者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此发现隐藏的病因。他分析许多病例后确信，性的问题对神经症的发生起重要作用。发现不但父母常有乱伦冲动，这种冲动更多地表现在儿童，甚至在婴儿期，即所谓的俄迪普斯情结。他发现梦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性，认为“梦中概括了神经症的心理学”。  作为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一个涉及人类心理结构和功能的学说。他的观点不仅在精神病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论点已被后人所修正、发展。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性欲所支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格的形成、教养对本性也都起着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学说一再受到抨击，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他卓绝的学说、治疗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由他所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中国精神病学研究第一人粟宗华
粟宗华，精神病学家。编写中国第一本用本国资料介绍精神病知识的教科书。在国内第一个对难治性精神病患者施行额叶白质切除手术；提出较为切合当时实际的心理治疗模式；改进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和胰岛素休克治疗的方法；使用氯丙嗪、利血平治疗精神病；提出设立三级精神疾病防治网的设想。努力培养人才；在工作中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在极左思想统治的年代，医务人员常因对一些精神病患者的诊断、治疗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相符合而受批判、查处或追究责任，他总是挺身而出，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主要论著
睡眠之理论与失眠之原因及其治疗法.中华医学杂志，1940，26（1）：50～57.
精神分裂症之胰岛素休克治疗.中华医学杂志，1941，27（9）：527～544.
精神分析学.中华医学杂志，1944，30（4）：168～173.
全身麻痹性精神病之检讨.中华医学杂志，1944，31（1～2）：14.
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工作.上海卫生，1951，1（8）.
精神病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
氯硫二苯胺与精神病的治疗.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56，2（2）：209.
从精神病工作上来谈争鸣与矛盾问题.文汇报，1957年6月3日.第3版.
蛇草根治疗精神病的初步临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58，（1）：63.
十年来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工作的发展概况.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59，（5）：308.
和知识分子谈神经衰弱.文汇报，1959年8月7日.第3版.  
精神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渔邨
沈渔邨，女，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精神病学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7年11月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赴苏联留学攻读精神病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曾任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副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WHO/北京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卫生部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社长。
五十年代她率先改革精神病院约束病人的旧管理模式，创立人工冬眠新疗法，为控制病人兴奋，实行开放管理创造条件。
七十年代首创在农村建立精神病家庭社会防治康复新模式获得成功。获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成果已在国内推广。
八十年代引进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先进方法，组织国内六大行政区的12个单位进行了全国首次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使得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水平迅速与国际接轨，于1985年获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并对老年期痴呆筛查和诊断工具、发病率、患病率及发病危险因素进行研究，开展抑郁症病人的生化基础与药物治疗机理研究。 上述课题在1993年分别获得卫生部与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九十年代研究我国不同民族酒瘾的遗传学其他，首先发现我国蒙古族为ADH多态。
六十年代开始指导研究生。1984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我国精神病学专业培养出第一名博士研究生和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主编《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于1980、1988、1995、2001出版四版，分别获卫生部优秀教材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卫生部杰出科技著作、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正在进行第五版的编辑工作。主编卫生部规划教材《精神病学》第二版、第三版，主编的《精神病防治与康复》荣获中宣部颁发的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二等奖。发表论文百余篇，被SCI收录19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50余次。
1986年被挪威科学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
1990年12月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研究员。
曾任WHO总部精神卫生专家组成员。卫生部精神卫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科学评议组成员，《中华精神科杂志》总编辑。1959年被北京市授予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九十年代是北京医科大学首批8位名医之一。2002年8月由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卫生部、民政部、财政部、公安部、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6年荣获中国医师协会首届杰出精神科医师奖。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刘贻德教授
刘贻德教授，字永善，191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市。193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1940年获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博士学位。194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留学。1947年回国，曾任上海普慈疗养院（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医务主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浙江医学院教授等职。1951年在上海同济医院首创了神经病专科病房。1960年以后，组建了安徽医学院神经精神科及安庆地区医院神经科，先后受聘于南通医学院、安徽医学院、皖南医学院等高等医学院校，并担任皖南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省分会副会长等职。担任《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编委，《临床神经病学》、《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临床误诊误治》等杂志顾问。1978年作为科技界代表应邀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大会，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精神病学临床应用专家王文亮教授
王文亮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海军医院精神疾病治疗中心特聘专家，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国内著名的精神疾病诊治专家，从事精神疾病临床工作20多年。曾赴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进修精神疾病，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德国Mainz医科大学神经外科中心研修一年。擅长失眠、焦虑、抑郁、神经官能症等神经内科常见病，尤其在抑郁、神经官能症的治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有多项课题分获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和优秀论文奖。长期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于睡眠障碍、癫痫和神经系统老年病的诊断与治疗。  　 医学成就：

精神病学面临的尴尬：
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起源上是两个方向，在方法学上是两种取向，在理论构建上是两个系统，在学理上各不相属。如果说它们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正如墨菲所说：“精神病的史话主要属于医学史而不属于心理学史的领域；但是医学和心理学两者都反映着西欧理智发展和现代研究精神喧阗兴起的共同根源。从人类最初觉察到‘病’，医学就是一种应用职业，它的不可避免的迟滞不前和新心理学的实验方案与理论设想对于实际应用的不大注意这两个方面从一开始就必然会形成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弥合的巨大罅隙。” 
墨菲敏锐地看到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巨大罅隙”，不过他所说的原因：精神病学的迟滞不前和心理学对实际应用的不重视，却是大可商榷的。
也许社会的需要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有可能是从属于医学的缘故，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应用的道路，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道路。他们一门心思集中在怎样让自己可怜的兄弟姐妹们尽快摆脱心灵的痛苦上。
这就是克雷佩林所建立的精神病学的基本模式。在这个基本模式的框架内，建立起了精神病临床学，包括精神疾病的病因学、病理学、分类学、症状学、诊断学、治疗学、康复学、转归学等。自克雷佩林时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精神病临床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进步，当然不是墨菲所说的“迟滞不前”，但在基本的方法学上、学科的基本架构上，仍然和克林佩林一脉相承，今天的精神病学家，都是克雷佩林的再传弟子。
正是由于这种真正的实用精神和由此产生的真正的实用方法，使得精神病学家成为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和心理学家相比，他们既不企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对自己所观察到的临床现象只是老老实实地描述，不作任何超越现象本身的解释（学科本身的性质让他们不期做了现象学的追随者，虽然还不能把他们叫做现象学家），也不做深奥的哲学思辨，更不企图对心灵的实质进行探讨。因此，他们就不会像心理学家惯常的在“一己之见”（his own standpoint）和“心理事实”（mental fact）之间“下陡坡”，也就不大会有詹姆斯所说的那种“心理学家的谬见”。
但现实主义者有现实主义者的问题。精神病学家固不会有“心理学家的谬见”，但至少有两个问题是他们难以克服的：一个是精神病学系统缺乏具有严谨逻辑性和思辨性的理论体系；第二个是精神病学家在固守“医生”的职业规范时，又常常难免于不假思索地向心理学家“借用”一些观点来点缀自己、充实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像”一个心理学家。同样不期而至的是，他们部分地丢失了自己。其结果是，使自己游走在“精神科医生”和“病理心理学家”之间，使他们既不像医生，又不像心理学家。
第一方面的问题在精神病疾病的诊断和分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精神疾病的诊断和分类，是精神病学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合理的诊断系统，没有系统的分类，就没有精神病学学科。我们之所以说克雷佩林对精神病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原因就在于，他给后来的精神病学家提供了一个分类系统的模范，虽然这个模范并不理想。
对疾病进行诊断和分类必须有标准。照理讲，标准只能有一个，但摆在精神病学家面前的标准却有多个。
一个是病因学标准，这被认为是最为理想的标准。毋庸置疑，一个疾病按照它的病因来进行分类，对疾病的治疗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现今的精神疾病的病因几乎没有一个是清楚的，因此这个标准只好放弃。
第二个是症状学标准。根据病人的各种不同症状和据此做出的疾病诊断，再根据诊断来进行疾病的分类，这看起来不仅合理，而且切实可行。克雷佩林当初划分“早发痴呆”和“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两个疾病时，采用的就是这个标准。但是，使用症状学标准最大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的表现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同一种疾病亦经常表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来。
既然精神疾病的病因不清，精神病学家手中又没有客观的检查工具可资利用，诊断所依靠的就只有这些症状表现了。而精神症状却是千差万别，精神病学家了解症状的手段又只能靠对症状的描述。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仅仅靠此就要对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其困难可想而知，其诊断的不一致也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