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穣姓
源于子姓 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出自商王朝时期穣祭。祭祀，是上古原始人类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被称为吉礼。“祭祀”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
古人通过祭祀，按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人们把这一人间的通则加于神灵身上，便成为祭祀的心理动因。所以，祭祀从本质上说，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
古代祭礼繁杂。环境和民族的不同，构成了各具风格的祭祀文化。纵观中国历代各民族的祭祀，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神灵的产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思维简单，富于幻想，对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天上的风云变幻、日月运行，地上的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视为有神灵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些神灵既哺育了人类成长，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人类感激这些神灵，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畏惧，因而对这众多的神灵顶礼膜拜，求其降福免灾。人类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幻觉梦境，也是难以理解的。古代先民相信，人死后其灵魂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人的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并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这种敬畏众神的心理便是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万物有灵形成多神崇拜，也使人们的祭祀对象繁多。中国古代宇宙观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天、地、人，《礼记·礼运》称：“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周礼·春官》记载，周代最高神职“大宗伯”就“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史记·礼书》也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人们把众多的神灵分为天神、人鬼和地只。天界神灵主要有天神、日神、月神、星神、雷神、雨神和风云诸神。地界神灵主要有社神、山神、水神、石神、火神及动植物诸神，它们源于大地，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人界神灵种类繁多，主要有祖先神、圣贤神，行业神、起居器物神等等，它们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享受了最多的祭品。
祭祀神灵，主要是以献出礼品为代价的。人们对神灵的归顺，可以跪拜叩头，可以焚香燃纸，但对神灵来说最实惠的祭祀方式还是献上祭品。人有七情六欲，神灵也是如此。人们既然对神灵有所祈求，理应舍得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祭献，以博得神灵的欢心。但人的喜好不一，不同的神灵也各有自己的口味，所以祭品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⑴食物：最初的祭祀以献食为主要手段。
在典籍《礼记·礼运》中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意思是说，祭礼起源于向神灵奉献食物，只要燔烧黍稷并用猪肉供神享食，凿地为穴当作水壶而用手捧水献神，敲击土鼓作乐，就能够把人们的祈愿与敬意传达给鬼神。研究文字的起源也会发现，表示“祭祀”的字多与饮食有关。在诸多食物中，又以肉食为最。在原始采集和狩猎时代，肉食是人们拼着性命猎来的。当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起来时，肉食仍极为宝贵。孟子构想的理想生活，就以70岁能吃上肉为重要标准，弟子拜师的礼物也不过是两束肉干，可见肉食的难得。正因为如此，肉食成为献给神灵的主要祭品。古代用于祭祀的肉食动物叫“牺牲”，指马、牛、羊、鸡、犬、豕等牲畜，后世称“六畜”。六畜中最常用的是牛羊豕三牲。鱼兔野味也用于祭祀，但不属“牺牲”之列。祭祀也有用人的，但人本身不叫“牺牲”，古书只说“用人”，不说“人牲”。作为祭品的食物除“牺牲”外，还有粮食五谷，称“粢盛”。鲜嫩的果品蔬菜在民间祭祀中也是常用的祭品，《诗经》中屡屡提及；佛教传入中国后，“斋祭”中果品更丰。另外，酒也是祭祀神灵的常用祭品。
⑵玉帛：神讲究衣着饰物，祭品中少不了玉帛。
据史籍《左传》中记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在典籍《墨子·尚同》中记载：“其事鬼神也，圭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玉帛包括各种玉制礼器和皮帛，这是食物之外最常用的祭祀手段。玉，在祭祀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典籍《周礼》中记载有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之说。玉是贵族佩带的宝物。在缺少金银饰品的古代，玉是十分名贵的。佩玉，成为贵族特有的标志，在汉代有君子玉不去身之说，有用玉作符节、印信，十分贵重。玉的礼仪制度在这时候空前发展！人们把玉视为美好的代名词，连想象中天神的居处也称为玉台。帛，是丝织物的总称，是贵族用于御寒蔽体的生活资料。古代普通人仅能以葛麻为衣，因此在《左传》中，所记述的卫文公也不过以帛作冠，帛在古代是极为珍贵的。正因为玉帛的稀罕与贵重，古人祭祀时以玉帛为祭品。
⑶人：以人做祭品祭献神灵，古书称“用人”，后世称“人祭”。人祭，不仅在原始宗教中有过，而且在往后发展阶段的宗教中也有过，这是宗教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人祭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价值不能体现。战争中的俘虏，女性可以供人玩弄，儿童可能被收养入族，而成年男子都被杀祭神灵。商代的人祭之风炽盛，其用人之多，手段之残，不仅有大量卜辞记述，而且有考古遗迹证明。人祭的形式有火烧、水溺、活埋、刺喉沥血和砍头，甚至于把人剁成肉糜，蒸为肉羹。春秋初期的人祭现象虽不象商王朝那样触目惊心，残不忍睹，但也并不罕见。在史籍《左传·昭公十年》中记载：鲁国季平子“用人于亳社”，在《左传·昭公十一年》中也记述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了秦穆公“将以晋君祠上帝”，在《陈涉世家》中也记载：“为坛而盟，祭以尉首”。人做为祭品的另一现象是为男神提供美女。当青铜时代的厮杀开始后，妇女由于体力上的缺欠，失去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尊位，渐次沦为男性的奴隶，其生产、生殖能力也被贬到次要地位。相反，女性的美迎合男性统治者的需要被片面强调起来，面目姣好的女奴成为色欲的牺牲品。为了满足想象中的神灵贪恋女色的欲望，产生了以美女为祭品的习俗。不论杀死、活埋、淹死，都是以美色娱神的表现。名义上是让她们的灵魂去做神灵的妻妾，实际上是供神灵玩弄。古籍载，秦灵公时曾经用公主妻河，而战国时魏国邺地“河伯娶亲”的闹剧更是有力的证明。人祭中还有以童男童女祭神灵的现象。以童年人体作祭品，一是由于童体肉嫩，二是基于神仙喜欢儿童，儿童天真无邪，纯洁无瑕，这正与仙家凌空御风、长生不老的追求相关联。
⑷血：血，是一种特殊的祭品。古人相信，血是有灵魂的，血能维持人或动物的生命，一旦失血，就意味着受伤甚至于死亡，好像血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作祭品的血有人血，也有牲血。佤族有猎人头作祭品的习俗，猎头的血迹就有神秘的意义，猎头血掺以灰烬和谷种播进地里，认为这样能促进谷物的生长。锡伯族祭祀地神时，就把杀猪后的猪血洒在地里。一些彝族人祭地时，以鸡毛醮血沾在象征土地神的树枝上。
穣祭，是去邪除恶之祭的一种，开始时主要是企求神灵赐予粮食丰收，后来成为凡是企盼诸物丰盛皆曰穰，包括人丁兴旺、牲畜兴旺、农作兴旺、渔猎兴旺、商贾兴旺等等，如穣田(丰穣祭)、穣丁(旺穣祭)、穣猎(狩穣祭)、穣贾(宝穣祭)等，统称“穣祭”，就是将阻碍诸物丰盛的邪恶都祛除。
穣祭在殷商时期是极端残忍的，属于血祭，往往需要先猎取专职进行穣祭的祭司所指定的部落人头为祭品，俗称猎头，然后由穣祭司剥去猎来的人头头皮，在骷髅顶骨面上用牲血卜卦。直到春秋时期以后，人们才逐渐改用牲头。
穣祭司多为世袭，这种职业一直延续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居于云南省西盟、沧源、孟连三县及其周围山区的佤族人中仍有穣祭司。
在穣祭司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职业称谓为姓氏者，称穣祭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穣氏。
源于妫姓 得姓于始祖之名
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大司马田穣苴之后，属于以先祖名之一字为氏。在田穣苴的庶支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穣氏、苴氏，世代相传至今。
田穣苴，生卒年待考，是陈厉公之子公子完(陈完、田完)的后代。春秋时期齐国人，是齐景公执政时期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称他为司马穣苴，是中国早期继吕尚之后的一位承上启下的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
田穣苴所在的齐国，是太公吕尚的封国，后来又灭掉了莱国，土地扩至千里，到了齐桓公小白在位之时(公元前685～643年)，国力强盛，曾经第一个成为中原霸主。齐桓公被饿死后，齐国内部矛盾加剧，国力稍减，失去了霸主地位。
周简王十九～二十四年(公元前553～前548年)齐庄公执政时期，田完的后代田桓子(田无宇)甚是得宠，位高权重。
周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齐景公即位后，田桓子又深受齐景公的信任，其家族亲信遍布朝野，在齐国形成了强大的家族势力。田穣苴虽然也属于田氏宗族，但并非田氏嫡出，与田桓子一支较为疏远，故而名为田氏后裔，却在田氏宗族中地位低下，实与一般平民无异。
齐景公执政时期(公元前547～前490年)，是吕氏齐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时期，齐景公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三年，他虽有王霸之心而无王霸之才，在位期间贪图淫乐，不恤民力。他为了满足享乐需求，对人民盘剥无度，农民的收成要上交三分之二的重税，以至民不聊生、众怨沸腾。
作为齐国邻邦的大国晋国、燕国见齐国政局日坏，皆认为有机可乘，遂先后入犯。周景王十四年(晋昭公元年，公元前531年)，晋昭公派军侵入齐国的阿(今山东东阿)、甄(今山东甄城济阴)地区，燕悼公也乘机派军队同时乘隙攻入齐国河上之地(故黄河南岸地区)，而齐国军队则屡屡败退，都城临淄顿时岌岌可危。
军事上的失利，使齐景公深为忧虑。为了扭转败局，急需选拔和任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当时担任相国的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穣苴。他建议起用田穣苴为领军大将时说：“穣苴虽是田氏的庶支子孙，但其人很有才能，长于谋划，且熟知兵法，文能服众，武能威敌，如以他为将，必能改变目前的形势。”
齐景公听了晏婴的介绍，立即召见田穣苴，请他谈了有关治军、用兵的方略和法则。田穣苴在军事上的杰出见解，赢得了齐景公的赞赏，遂拜他为大将，命他率军抵御晋国和燕国的军队。
田穣苴也知道，他虽出身于田氏望族，但属于庶出之子，毕竟不同于田氏家族中的达官显贵。而且，他从来没有带兵的经历，如今一跃成为三军统帅，肯定难以服众。作为将帅，如果部下不服，如何指挥作战？所以，对田穣苴来说，其当务之急不是带兵出征，而是立威以服众心。田穣苴自然有他的办法。他对齐景公说：“我的身份一贯卑贱，你把我从乡里中提拔起来，位在诸位大夫们之上，士卒还不拥护，百姓还不信任，人微权轻。我想请你选派一个亲近的大臣，又在全国享有威信的人做我的监军，这样才好！”
对齐景公来说，派个自己的亲信宠臣做监军，正中其下怀：一来可以作为国君的耳目，随时向他报告军队的情况；二来可以朝中权贵的身份助出身微贱的田穣苴一臂之力。所以齐景公不假思索便答应了。齐景公有个最宠爱的大夫叫庄贾，此人天天在齐景公身边，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满朝臣子都对他礼让三分，可谓“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于是，做监军这个使命便落到了庄贾的头上。
田穣苴辞别齐景公时，顺便与庄贾相约：“我们明天正午到军营辕门会面。”庄贾漫不经心地答应了。
次日清晨，田穣苴先到军中，集合部队，“立表下漏”以待监军庄贾。古时没有钟表，计时有两个方法，一是在室外的空地处立下标杆，根据日影来计时；一是用漏壶根据其漏水的量度来计时。田穣苴两种方法都用，就是为的看庄贾是否准时到达。他知道，像庄贾这样的花花公子，一向自由散慢惯了，哪里知道军中的法纪？再加上他正受齐景公宠信，又身为“监军”，必不会将田穣苴的话放在心上，岂会按时来会？他若能按时赶到军中，不妨就让他代表齐景公，帮助自己威慑军中将士；他若不能按时赶到，正好用他的人头来申明军纪。大敌当前，不行诛杀，便难以立威。
果然，庄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设宴为之送行，他喝了个不亦乐乎，早将田穣苴“日中会于军门”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午时一过，田穣苴立即下令，将标杆放倒，将漏壶撤掉，向将士们大声申明纪律，然后收军回营，坐等庄贾前来受死。
直到傍晚，庄贾才醉醺醺地来到军中。
田穣苴问：“你为什么迟到？”
庄贾醉意朦胧地说：“我的亲戚朋友们设宴为我送行，所以我就留下喝酒了。”
田穣苴大怒，道：“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说完，田穣苴召执掌军法的军正问道：“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意思是“按军法，对迟到者该如何处置？”
军正大声回答道：“当斩！”
田穣苴立即喝令将庄贾推出斩首示众。
庄贾万万想不到田穣苴会来真格的，顿时酒也吓醒了，冷汗也出来了，吓得浑身筛糠。庄贾的手下见庄贾性命悬于一线，知道能救庄贾的唯有齐景公，遂飞驰入朝，向齐景公报信。齐景公闻讯也大吃一惊，急忙遣使者持节杖到军中特赦庄贾之罪。然而，等使者赶到的时候，庄贾早已人头落地。
三军之士见田穣苴毅然砍下了齐景公的大宠臣庄贾的头颅，并将庄贾的脑袋挑在竹竿上示众，均吓得“两股战栗”。
齐景公的使者乘坐三驾马车到来后，传达齐景公的旨意，田穣苴威严地回答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使者还想啰嗦，田穣苴顿时厉声问军正：“军营中不能跑马。今使者在军营中奔驰，该当何罪？”
军正用更大的声音回答：“当斩！”
使者闻言，生怕自己成了庄贾第二，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田穣苴却摆摆手道：“国君的使者不可杀之。”乃令将使者的马夫斩首，将马车左边的马杀死，并砍下马车的左驸(马车左侧的立木)，算是代替对使者的处罚。使者保住了性命，狼狈而逃，回朝向齐景公复命去了。
三军将士见状，皆领教了这位田穣苴将军的厉害，不禁对田穣苴肃然生畏。
田穣苴整军之后，齐军面貌立刻改观，成了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令行禁止，悉听约束的能战之师。然后，他立即率师出发，奔赴前线。在军旅中，他对士卒们的休息、宿营、掘井、修灶、饮食、疾病、医药，都亲自过问和安抚，把供给将军的全部费用和粮食，都用以搞赏士卒，自己与士卒吃一样的伙食。对体弱士卒特别亲近。很快就取得了将士们的信任。
三天后部署调整军队时，连已经生了病的将士们都要求出征，大家都争着要奋勇参战。
晋军统帅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就撤兵走了。燕军得知这个消息后，也赶紧取消了攻齐计划，回渡黄河。
田穣苴率齐军乘势追击，歼灭部分敌军，全部收复了已失去的齐国城邑和土地。然后率兵回来。未到国都就解散军队，废除军令，誓盟之后进入城邑。齐景公和诸大夫都到城郊迎接，举行慰劳部队的仪式后回到住所。随后接见田穣苴，提升为掌管全国军事的大司马。田氏家族从此在齐国也日益受到尊敬。
田穣苴挟大胜之威，率精悍之军，而且军卒皆唯其号令是从、唯其马首是瞻，这肯定会令齐景公心生忧惧。田穣苴早就料到这一点，故而在临淄郊外便“释兵旅，解约束”，与三军将士盟誓要忠于齐景公，这才只带几个随从进入临淄城。
这下齐景公放心了，对田穣苴的表现颇为满意。为了表彰田穣苴为齐国立下的大功，齐景公特意率朝中大臣们迎出都门，拜田穣苴为大司马。如此一来，田穣苴不仅掌握了齐国军队，而且还是“大司马”，由此可见齐景公对田穣苴的倚重。
田穣苴任齐国大司马后，人们遂以司马穣苴称之。
齐景公虽然荒淫无度，却也有一样令人称道之处，即能任用贤才。他执政四十余年，文有晏婴为相，武有田穣苴为将，竟使本已日趋衰败的齐国颇有振作之势。内外政事有晏婴和田穣苴撑着，齐景公整日便琢磨着怎么吃喝玩乐。可惜他最宠信的庄贾被田穣苴杀了，一时竟找不到像庄贾那样陪他玩乐的“狎友”，玩起来未免觉得有些不能尽兴。一天，齐景公在宫中饮酒取乐，一直喝到晚上，意犹未尽，便带着随从来到相国晏婴的宅第，要与晏婴夜饮一番。齐景公的随从前去敲门，向晏婴通报：“国君来了。”晏婴忙迎接出门，问齐景公：“国君为何深更半夜来到臣家？”齐景公说：“酒醴之味，金石之声，美妙得很，寡人想与相国一起享受一番。”按说，国君亲自跑来找臣子喝酒，这是臣子莫大的荣耀，是求之不得的事。不料，晏婴却不领情，他板起面孔，对齐景公说：“陪国君饮酒享乐，您身边自有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份，臣不敢从命。”
在晏婴这儿吃了闭门羹，齐景公不免有些下不来台。没办法，国家大事他还要倚仗晏婴，也只好忍气吞声了。离开晏婴的府第，齐景公又想起了田穣苴。于是，君臣一行又来到田穣苴的家中。田穣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忙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急问：“诸侯得无有兵乎？大臣得无有叛乎？”齐景公笑嘻嘻地说：“没有。”田穣苴佯装不解，又问：“然则昏夜辱于臣家者，何也？”齐景公说：“寡人无他，念将军军务劳苦，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乐，思与将军共之耳。“田穣苴接下来的回答却与晏婴如出一辙：“陪国君饮酒享乐，您身边有的是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份，臣不敢从命。”
齐景公万万想不到在臣下的家门前竟两次吃了闭门羹，不由意兴索然。左右问他是否回宫，他说：“还是到梁丘大夫家吧。”梁丘大夫名据，是个像庄贾之类的阿谀奉承之徒。听说齐景公来找他饮酒，顿时乐得手舞足蹈，慌忙左操琴、右持竽，口中唱着歌，跑出门来迎接齐景公。齐景公大喜，于梁丘据相携入室，把酒欢呼，喝了个通宵达旦。
次日，晏婴与田穣苴都上朝进谏，劝齐景公不应该深夜到臣子家饮酒。齐景公说：“寡人无二卿，何以治吾国？无梁丘据，何以乐吾身？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职，二卿亦勿与寡人之事也。”话虽这么说，敢让一国之君吃闭门羹，齐景公心中毕竟不快。因此，一些善于揣摩君主心思的佞人便抓住时机，开始向齐景公进谗言了。
本来田氏已经权倾朝野，如今又有个田穣苴一跃而成为掌管齐国军政的大司马，这就不能不让一直敌视田氏家族的鲍氏、高氏、国氏三大家族如芒刺在背。齐国的田氏、鲍氏、高氏、国氏四大家族互有矛盾，以前只是在国君面前争风吃醋，后来是争权夺利，而且日趋激烈。这几大家族中，田氏的势力最为强大。田氏的代表人物田桓子是个有心人，在齐庄公时就开始发展家族势力。至齐景公时，田桓子趁齐景公对民众盘剥无度之机，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来收买人心，赢得了齐国人民的交口称赞。鲍氏、高氏、国氏三大家族见田氏甚得人心，势力迅速臌胀，纷纷向齐景公进谗言，欲驱逐田穣苴以削弱田氏势力。齐景公似乎也预感到田氏势力太盛，便采纳了鲍氏、高氏、国氏的意见，将田穣苴辞退了。
田穣苴无辜被免职，非常委屈。他之所以成为齐国的大司马，并非凭借田氏家族的势力，而靠的是自己的才能和军功。如今，他却成了四大家族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田穣苴离职后一心撰写兵书战策，然心情抑郁，不久即病了，可怜一代卓越的军事家，竟就此一病不起了。
田穣苴抱恨临终之后，田氏家族与鲍氏、高氏、国氏的矛盾益发不可调和。田穣苴被罢黜，晏婴的态度如何史无记载。可以推测，晏婴对此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爱惜田穣苴之才略，一方面又对田氏势力的尾大不掉而忧心如焚。他也曾向齐景公进谏，请齐景公限制田氏之权势。由此可见，田穣苴被罢黜，晏婴大概没有表示反对。晏婴出使晋国时，与晋卿叔向私下谈起各自国家的政事，晏婴慨叹道：“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之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晏婴的论断。
田氏家族的田乞、田豹等由此极端怨恨高子、国子等人。而且齐景公罢免田穣苴，更加激化了田氏家族与鲍氏、高氏、国氏的矛盾，迫使田氏一族加速了夺取齐国政权的步伐。后来，鲍氏、高氏、国氏以及晏氏先后均被田氏所灭。
到了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田齐太公田和将齐康公迁于东海之上。五年后的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诸侯，吕齐遂变为田齐，史称“田氏代齐”。
到了田和的孙子齐威王执政时期，他命大夫们追论古时的《司马兵法》，并将先辈田穣苴的遗著和军事思想集中附在其内，称作《司马穣苴兵法》，后世称之为《军礼司马法》，简称《司马兵法》或《司马法》。
在史籍《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中记载：“《司马法》旧题田穣苴撰。今考《史记·田穣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穣苴于其中，因号曰《田穣苴兵法》。然则是书乃齐国诸臣所追辑，隋、唐诸《志》皆以为穣苴之所自撰者，非也。”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班固在史籍《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其为一百五十篇，魏徵寿在史籍《隋书》、沈昫在《旧唐书》中，都记载为三卷。可惜的是，今本只留有五篇，即：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到北宋神宗时期，将《军礼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司马法》正如司马迁所说说：“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就是说它博大精深，即使夏、商、周三代的征伐战争，也没有完全达到它所阐明的道理，也没有完全做到它所制订的法则。
司马迁在《史籍·田穣苴列传》中写道：“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穣苴于其中，因号曰《田穣苴兵法》。”明确指出《司马兵法》自成书之日起，便叫《田穣苴兵法》。后世所谓《司马法》，只是对《田穣苴兵法》的省称。司马迁读过《田穣苴兵法》，他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穣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穣苴之列传焉。”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穣苴能申明之，作《田穣苴列传第四》。”
《司马法》的核心思想是治军以“仁、义、礼、让”为本。书中论述了统率军队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指挥员应具备的条件。同时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些军事制度和战争观点。它是中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早期兵法理论的继承和总结，历来为兵家所重视。
在《司马法》中，集中体现了田穣苴的军事思想。应该说，在现存的兵学经典中，《司马法》是很有特色的。
第一，作者开篇先说“以仁为本”，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铲除邪恶，争取和平。所以，《仁本第一》中说：“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并认为发动战争应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并指出，作为仁义之师，占领敌国后，不可烧杀抢掠，要善待战俘。“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第二，《司马法》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强调居安思危，要时刻备战，但不可穷兵黩武。
第三，《司马法》最早提出了“法治”的思想，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治理军队要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对于将帅，则提出了“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
第四，《司马法》还对军容军貌的作用、战略战术的运用、武器装备的建设等问题作了论述，言简而意赅。
两千多年来，《军礼司马法》一直为谈兵者所重视，如班固、马融、郑玄、曹操、杜预、杜佑、杜牧等人，都曾引用过《军礼司马法》中的文字。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任秩比博士”，可见在西汉初期《军礼司马法》即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到了宋朝，在《武经七书》中，《军礼司马法》位列第三，成为兵家的必读书。
后来，《司马法》辗转流传到了国外。日本天明七年(公元1787年)正式刊刻了《司马法治要》；而法国在刊行法文版《司马法》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法典”，其核心思想“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在十九世纪军事理论体系中，被著名的法国军事理论家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多次引用。
源于地名 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出自战国时期秦国宰相魏冉的封地，魏冉，楚国人，随姐姐芈八子嫁给秦惠王时到秦国，芈八子是楚怀王的女儿，秦惠王给魏冉的原封地在穣邑(今河南南阳邓轴)，故号穣侯。在魏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故封邑名称为姓氏者，称穣氏，与芈姓熊氏、魏氏同宗同源，世代相传至今。
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去世。秦武王无子，由异母之弟公子稷继位，是为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在位五十五年，逝世于秦昭襄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51年)。三十年后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由其孙子统一了中国。
魏冉是秦昭襄王的生母芈八子的异父之弟，即秦昭襄王的舅舅。在秦武王暴死时，秦昭襄王年纪还小，当时王位争夺激烈，是魏冉采用了铁血手段，残酷诛杀了所有政敌，才使他的外甥得以即位。之后，芈八子成为秦宣太后，主持国政，魏冉被封赐陶邑(今山东定陶)。
影响和支撑秦昭襄王政权的最重要三栋梁，就是舅宰魏冉、大将白起与丞相范雎。
从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开始，魏冉数度担任当秦国宰相，掌握大权。魏冉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天才，对秦国开疆拓土有很大的贡献。是他大力推荐白起当秦军大将，向南攻取鄢城、郢都。而自己采取向东与齐国和解的策略，使周边诸侯国君屈服归附。秦国所以迅速强大，魏冉功不可没，人们可以在《战国策》中看到他杰出的军事才能。
在秦昭襄王执政前期，国家大政基本上由秦宣太后把持，由魏冉、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这四人掌握实权，秦宣太后通过这四人径自号令天下。
但是，魏冉为人独断专横，就连出使外国回来后，也从不向秦昭襄王汇报。他仰仗着扶持秦昭襄王的功劳权势，随意压制各附属诸侯国，甚至任意使用秦国的国书，随意调动秦军攻击一国或任何地方，一时没有哪支军队敢拒绝其调置。每当秦军战胜时，战利品都先送到他的封地陶邑去。有这样的宰相做榜样，华阳君、泾阳君也都横行专断、肆无忌惮，高陵君甚至来去自由，对秦昭襄王也不理睬。
应当说，魏冉的一生是真正效忠秦国、总是为秦国利益打算的，对秦国的强大有盖世之功。然而，再大忠心和贡献都不能允许“专权横行，骄傲贪暴”，而魏冉的这一致命伤误恰恰被秦国另一位重臣范雎抓住。
这时的范雎已取得秦昭王的信任，由原来的客卿地位转为逐渐掌握了实权。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范雎向秦王痛诉魏冉“专权横行，骄傲贪暴”罪过，并严肃剖析臣权过重的后果：“臣僚如果受到过分的依赖，享受特权，君王就变得非常卑下……现在，从最低级的官员到中央各部门首长，以及大王你的左右侍卫，几乎全是宰相魏冉的党羽，每每想到大王在政府中那么孤立，便禁不住替你汗流浃背。一旦你不幸死亡，主宰秦国的恐怕不是你的子孙。”
秦昭襄王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开始采取了削弱魏冉权力的举措。周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5年)，秦宣太后芈八子逝世，魏冉立即被全部解除朝堂职务，返回他的封地陶邑去养老。之后，秦昭襄王立即任命范雎当宰相，封为“应侯”，采用其“远交近攻”之策，为秦国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
源于地名 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出自战国时期楚国穣邑，在史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穣邑，战国时楚邑，秦置穣县，为南阳郡治。”
穣邑、穣县，就是今河南省的邓县。战国时期为楚国城邑。
当时，楚国西与秦国毗邻，虽屡遭秦国侵犯，国势日衰，但至战国末年尚占有江淮广阔地区，是秦王赵政统一事业的极大障碍。因此在秦国攻取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后，即移师向南，还是对楚国作战。
秦王赵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军大将王贲一举夺取了楚国十余城。之后，赵政觉得挺容易，遂不听王翦应以六十万大军全力攻楚的建议，只遣大将李信、蒙武率军二十万攻楚国。
秦王赵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李信、蒙武兵分两路深入楚国境地，企图围歼楚军。楚军名将项燕隐蔽主力，寻隙反击。李信所部未能捕捉楚军主力决战，遂回军与蒙武会师。项燕则率楚军暗中尾随三昼夜，出其不意地攻击秦军，李信大败而回。秦王赵政这才明白楚军实力仍然十分强大，遂复起用老将王翦为将。
秦王赵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王翦率楚军六十万，经陈(今河南淮阳)之南屯军扫平舆(今河南平舆)。楚国倾全力迎击秦军。王翦令全军坚守营垒，持重待机。楚军求战不能，遂回师东撤。王翦乘楚军调整调动之际，突出全军攻击，大败楚军，杀了项燕。
之后，秦军乘胜一鼓作气连续攻占楚国城邑，到秦王赵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攻破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事业至此基本完成。
楚国灭亡后，故楚穣邑被秦王置为穣县，纳入南阳郡，成为南阳郡治。在故楚穣邑之原楚民中，有以原邑名为姓氏者，称穣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