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来新夏
简介
当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史研究学者。字弢盫。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  来新夏《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来新夏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
1946年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天津担任中学教师。天津解放后，被选送到北京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同年9月，分配至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在范文澜、荣孟源等人直接指导下，完成了《太平天国的商业政策》论文，并参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不久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谬教授之邀，赴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1980年代同时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情报系主任、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一生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时在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方志学、鸦片战争史、北洋军阀史、图书事业史以及清人笔记研究等领域，均有专著问世。自称“享受寂寞”、“学而不厌”，对古代图书馆事业史、藏书史、目录学史等专业，研究成果斐然。编写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浅说》、《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所撰《中国藏书文化漫论》一文，从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藏书文化的基础、藏书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等，阐述和总结了历代藏书家与藏书文化形成的规律性和普遍性。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书史研究论文20余篇；历史学、方志学领域有《河北方志提要》、《方志学概论》、《北洋军阀》资料丛刊、《中国地方志纵览》、《中国近代史述丛》、《北洋军阀史》、《林则徐年谱新编》等，晚年编著随笔有《三学集》、《学不厌集》、《邃谷文录》、《结网录》、《出枥集》、《只眼看人》等。[1]
生平简介
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2-1946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
1946年毕业于辅仁  来新夏大学历史学系。
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
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
1979年在南开大学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学专业。
1983年秋，来新夏教授又在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次年正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并于1984年秋公开招生。
讲座
《来新夏访谈录》、《北洋旧事》、《共享阅读乐趣，丰富美好人生》
主要职务
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  来新夏等职。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及《寻根》杂志编委，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社会兼职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
背景资料
一、家学渊源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祖父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的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鲁迅当时也在那里。留学期间祖父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还担任了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在日本的时候，他读到日本人写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要自  来新夏己写一本，回国后他潜心四年写了《汉文典》，还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
祖父来裕恂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但革命成功以后没有谋取官职，过着清苦的生活。来裕恂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钧儒、马叙伦，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时候，马叙伦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让他去绍兴县做知县。但来裕恂不大会做官，做了半年，反而把自己一些积蓄给赔进去了。因为一些公家的活动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到了六个月以后他就挂官辞职走了。他一辈子就干了这六个月的绍兴县县长。当地人给他的评语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
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来新夏影响都很大。来新夏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祖父指导其读了很多蒙学读物，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来新夏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他应该读什么书。
二、辅仁求学来新夏的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和天津度过的。在天津读高中时，得到著名史学家谢国桢之弟谢国捷的指点，并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这篇文章后来经陈垣指导修改，成为来新夏的大学毕业论文。
来新夏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候的辅仁正处在一个高峰时期，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良烺、朱师辙都在学校任教。辅仁是个小而精的学校，校舍并不大，但是学风很朴实。当时每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学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亲自教授，师生关系很密切。辅仁的史学特别强。校长陈垣先生就是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都亲自给学生授课。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社会经济很差，家里也比较困难，来新夏在辅仁是连续四年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奖金可以维持生活。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就靠着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的资助而坚持了下来。
三、得遇名师陈垣先生亲自指导来新夏的毕业论文。他当时虽然是校长，但还亲自给学生上四门课。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布置的作业不但必定亲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写一篇，然后和学生的一块儿贴在教室里，让学生自己体会：你写得如何，老师写得如何。
张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专家，那时候做辅仁的历史系主任，长得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据说他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四十岁的时候坐火车去青岛，张宗昌的兵看他头发那么白，居然给他让座。他苏北口音很重，对学生很亲切的。
余嘉锡那时候是中文系主任，学贯中西，讲课的时候英、德、法语的词都会出现在黑板上。来新夏选修了其为一年级开的目录学，上他的课。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但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对学生很严。有一次期末考试他给了来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新夏一个B，来新夏很不满意斗胆跑去问余老师。结果他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后来来新夏得知，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
启功跟来新夏关系是最密切的，他们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他那时教国文和绘画。来新夏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启功老师就叫他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生活，每次去都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吃饭。有时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启师母也帮他们补补钉钉。来新夏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是唯一一个关心他的人。1996年有一次，来新夏去启功家看他，他忽然问来新夏，“你几岁了？”来新夏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我73了。他忽然哈哈大笑地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这不值得大笑吗？”
四、研究北洋军阀史辅仁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随后被选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至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在做范文澜研究生期间，来新夏得以参与整理大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此跟“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专攻北洋军阀史，五十年内先后写了三本相关的书，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
最初写北洋军阀史的时候来新夏就有过顾虑。因为人家说军阀史是黑暗的历史，恶人的历史。但在来新夏看来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没有恶哪有善。北洋军阀一共写了三本书，1957年，在荣孟源先生推荐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翻译为《中国の军阀》，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到了80年代，来新夏又补充了很多史料，写成《北洋军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阀史稿》，增加到34万字。2001年，增补大量资料，又出了第三部《北洋军阀史》，105万字，两厚册。一次比一次详细和全面。
五、“文革”受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新夏就作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进了牛棚。之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劳动。在长期劳动改造的年代里，来新夏成了一个劳动好手，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直到现在还会赶大车。而且也是在下放期间，他安心地写了好几本著作。
“文革”当中，来新夏与穆旦成为一对难友。他们一起劳动、聊天，一起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这一段经历使来新夏对穆旦的个性和“文革”厄运有深刻的了解。他说，穆旦近年来日益被研究者关注，但很多文章却不提及穆旦的坎坷遭遇。他在《怀穆旦》一文中说“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则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
学术贡献
来新夏教授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并有独特的见解。他在图书馆学的课程设置中。  来新夏《学不厌集》发现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的分设，就有数见刘向父子的繁复，于是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而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他将这一构想立即付诸实践，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应用于课堂，不仅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得到同行所首肯。 来新夏教授从考察图书馆学教育和信息时代到来的实际情况出发，非常注重图书馆学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他曾以坚定的毅力于1979年在南开大学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学专业。他的办学方针是，不仅要学习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有关技能性操作课程，还要求学生能植根于博，于是开设各种人文和自然学科方面的主要课程，培养一批有学术根基和掌握管理技能的人才。后南开大学分校划归天津师范大学，这个系改名为信息产业系，至今犹在。1983年秋，来新夏教授又在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次年正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并于1984年秋公开招生。当时的办学方针确定为“二材(才)”建设，即编写教材和招揽人才。经过一年多的拼搏，编写了《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等近十部教材，不仅获得了多项有关奖励，还得到其他一些院校有关专业的采用。同时，教师队伍也已从筹办时的二三人发展到十余人，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于次年即获得硕士授予权，另有进修班、大专班等不同层次的教学单位，现隶属于南开大学商学院。来新夏教授在五年之内，先后创办了两个图书馆学专业和系，对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一定的贡献。
治学心得
首先，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研究目录学，首先读的就是《书目答问》，一字一句的念，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  来新夏《三学集》其次是要注重积累。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害死人。这是新八股的余毒，方便了评审，危害了学术。要积累就要抄书，做笔记，要做到四勤：脑勤，眼勤，手勤，耳勤。
第三点是一定要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决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点，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但这样的“为己之学”只是学术的一部分，“为人之学”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
最后一点，做学问不要赶风。你只要做好你这块领域就行了，不要什么热潮都去赶。作为学者，要经常保持一个“冷”字，求学时，要坐得起冷板凳，干事业时，要经得起冷遇，观察事务，则要保持冷眼。这里的“冷”指的就是沉着、平静、淡然。
主要著作
一、学术著作《清人笔记叙录》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古典目录学》
《林则徐年谱新编》
《北洋军阀史》
《结网录》
《中国近代史述丛》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中国地方志》等。
二、古籍整理
《史记选注》
《阅世编》
《清嘉录》等。
来新夏《出枥集》
三、随笔集
《冷眼热心》
《路与书》
《依然集》
《枫林唱晚》
《邃谷谈往》
《一苇争流》
《出枥集》
《学不厌集》
《且去填词》
《来新夏书话》
《不辍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4月）
所获荣誉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获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奖和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荣誉奖。
《北洋军阀史》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特评选授予来新夏先生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