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双平
简介
基本介绍刘双平，湖北天门人，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6年毕业留校工作，武汉大学哲学硕士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校长秘书，中国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团长助理、中国歌舞团东莞刘双平生活照(8张)分团团长。2007年初加盟本山传媒集团，任集团总裁，现任本山传媒集团艺术总监、艺委会主任，兼华鼎奖评委会副秘书长、辽宁慈善总会副会长、北京前门商会副会长，2011年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刘双平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职业生涯多次大跨度转变。在武汉大学担任校长秘书期间，深得刘道玉、陶德麟等武大老校长的赏识；90年代“下海”浪潮席卷全国，刘双平投身商海，先后做过投融资、房地产和漫画产业；在文艺体制改革的时候，他又进入中国歌舞团，因成功组建自负盈亏的中国歌舞团东莞分团而享誉文艺界。
刘双平不仅具有文化人的敏感和激情、职业经理人的精明与隐忍，还有着学者一般的理性和深沉。他兴趣爱好广泛，学术功底深厚，在工作之余喜爱写作、研究。1988年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设立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学术专著出版》一文，获《光明日报》优秀征文奖。其研究的范围涉及漫画、相声、小品、二人转、喜剧、红楼梦、中国高等教育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受著名漫画家方成的影响，刘双平喜欢研究幽默，好写“打油诗”。正是因为对幽默的求索，让他与喜剧大师赵本山结缘，成为了本山传媒的掌门人。幽默人生刘双平经历过从政、从商、从艺等多次大跨度转变,人生颇具传奇色彩。1996年离开武大后，刘双平由从政变为从商，北上京城在商海大潮中摸爬滚打了几年，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吃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有幸的是下海之初他还得到过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指教。从效率与公平的经济学关系谈起，董教授告诫他不管从事啥工作都离不开哲学，辩证法在任何时候都是管用的，刘双平从中颇受启发。后来，他与同属武大校友的著名漫画家方成成了忘年之交。受方老的影响，刘双平与漫画结缘，喜欢上了幽默。熟悉刘双平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很诙谐、幽默，爱抖“包袱”，而在幽默中又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人生因幽默而丰富，幽默让生活更精彩，与幽默携手的人生是快乐的人生。”这是刘双平对人生的不懈追求，也因此使得幽默成为贯穿刘双平精彩人生的一条主线
  刘双平是受著名漫画家方成的影响喜欢上幽默的。方成是我国老一辈的漫画大师，曾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他本是在武汉大学学化学的，后来改行专攻“画学”，在《人民日报》这个特殊的“画坛”上工作了一辈子。作为晚辈的刘双平在武大是学哲学的，同为武大校友的机缘使他俩成为了忘年交。当方成妙语连珠地不断抖“包袱”时，刘双平在为方老乐观豁达的气度所感染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幽默的巨大魔力。
常与方成在一起，刘双平自然喜欢上了漫画和幽默，满屋挂的都是方成的大作。不仅喜欢方成的漫画，也喜欢上华君武、廖冰兄、丁聪等大师的作品，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方成心中的偶像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他与侯宝林生前交往很多，认为侯宝林是中国最杰出的幽默大师。退休后，方成画画渐少，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侯宝林的相声，写了好几本研究侯宝林相声的专著。方成对侯宝林的崇拜也感染了刘双平，刘双平也开始从漫画过渡到研究相声。
这种源于对“幽默”研究的兴趣，让刘双平不知不觉的跨入到了喜剧艺术领域，从漫画到相声，再到小品，以及后来的二人转，刘双平与艺术开始结缘。后来，刘双平在中国歌舞团工作时，时常与笑星邓小林等探讨相声。有了与方成交往积累的基础，刘双平在讨论相声时如鱼得水，也因此与邓小林成为了莫逆之交。两人常在一起探讨相声，还一起写过相声段子。两 人感叹相声昔日的辉煌和时下的低落，自然又不可回避地扯到小品，又开始研究小品。两人对赵本山的小品百看不厌，敬佩赵本山是继侯宝林之后最伟大的喜剧大师，把中国的喜剧艺术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机缘巧合，后来，邓小林参加了《马大帅》剧组拍摄，刘双平也因此得以结识心中的幽默巨星赵本山。
2003年冬，邓小林邀请刘双平去开原《马大帅》剧组探班，刘双平以“朝拜”的心态，在开原剧组待了好几天，白天看赵本山导戏、拍戏，晚上与邓小林去开原的小剧场看二人转。东北二人转的独特魅力将刘双平深深吸引，他即兴写了一首《二人转打油》：“夫妻二人台上闹，不由你不笑；丑角嘴似一把刀，旦角展风骚；观众兴奋如火烧，回家心要飘。”最让他兴奋的是与赵本山拍戏之余的  交谈，从相声到小品、从小品到二人转、从侯宝林到梅兰芳，从《刘老根》到《马大帅》，赵本山的独到见解让刘双平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开原结识赵本山之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又是天顺人意，2006年底赵本山邀请刘双平加盟本山传媒，他欣然应约，2007年初 离京“闯关东”，实现了四年前“变成东北汉”的梦想。
在赵本山老师身边工作，通过对二人转的深入研究，刘双平又进一步丰富了对幽默的认识，继续着自己的幽默人生路。从走进方成的漫画世界，到置身赵本山的二人转王国，刘双平在幽默中品尝，在笑声中享受，这难得的缘分让人感叹不已。
武大情缘
1982年，刘双平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大学时，就与同学合作编写《中国婚姻风俗》并因此荣获过哲学系的最高奖项——“李达哲学奖”。 1986年从武大哲学系毕业后，刘双平留校工作。在武大读书4年、工作10年，前后14年的武大生活是刘双平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精彩起点。
1、在刘道玉校长身边
1986年7月,刘双平从武大哲学系顺利毕业了。那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每到毕业的季节,来校要人的单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超过于生源数。由于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基本上由学校“包办”，因此，那时的毕业生从不愁找不到饭碗,只是担心被分配的“婆家”是否称心如意而已。
按综合实力排名,刘双平也属班上前几名。因为他既是全班为数不多的几名党员之一,还荣获过哲学系的最高奖项——“李达哲学奖”,刘双平对自己的分配情况比较乐观。某天下午,系里管分配的领导找刘双平谈话:“刘道玉校长要找一位秘书,校长办公室主任说哲学系学生素质高,要我们推荐,我想推荐你去,你有什么想法?”一听说要留校到刘校长身边工作,刘双平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刘道玉校长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头上有好多耀眼光环:新中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新中国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重点大学校长、新中国高等教育“学分制”、“导师制”等的首创者、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武汉大学,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独特气质,空气中弥漫着改革创新的气息,各项改革举措皆走在全国前列,媒体上充满着对他和对武大的正面报道,武大人洋溢着空前巨大的自豪感。在刘双平这些武大学子的心中,“刘道玉”三个字是英雄的代名词。
在经过校办牛主任和刘校长简单的面谈后，刘双平就正式到校长办公室上班了。校办领导交给刘双平的第一项工作是管理“红头文件”。有人说机关的特点是“文山会海”,的确如此。学校每天的“红头文件”也成堆,管理“红头文件”被认为是校办最基础、最繁琐的工作。这项在别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工作，刘双平却干得津津有味。通过“红头文件”，他不仅能及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学校各项工作进展，还明白了行政体系运转的基本规则。并且，通过刘道玉校长及其他校领导对文件的批示和对公文稿的修改，让刘双平的政策水平以及文字功底大大提高。
在武大工作时的刘双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刘校长以思想解放、鼓励创新、珍惜人才著称, 对于各种“奇思怪想”,刘校长总是从正面真诚鼓励,循循善诱。那时的武大被誉为“高校里的深圳”,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机关干部,思想都极为活跃,以追求“创造性思维”为时尚。在这种环境里，刘双平的才能也逐渐得到了施展和提升。1986年9月,刘双平获悉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坐船从重庆到武汉,马上想到能否请他来武大做一次讲座。那时的聂卫平如日中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屡获奇胜,已成为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的传奇英雄。如果能够把聂“棋圣”请来给全校学生做一次讲座,一定会大受欢迎。但要邀请到他,必须以刘校长的名义才有可能。刘双平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想法向刘校长说了,刘校长还没听完就说“赶快以我的名义去找省体委”。刘双平据此找湖北省体委出面协调,很快就落实了这事。这是他上班后经办的第一件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那天聂卫平在陈祖德九段的陪同下来武大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能容纳两万人的小操场人山人海,场面之火爆至今仍让刘双平难以忘怀。
2、破格提拔的“讲师团团长”
到了1987年夏天,刘双平留校工作即将满一年。当时正值中央和各地方给经济欠发达地区派支教讲师团。湖北省指派由武大牵头,6家省直单位和高校抽调二十多名青年骨干组建鄂西分团,到鄂西支教一年,分团团长由武大委派。而用人不拘一格的刘校长把这个机会给了还未转正的刘双平。
有一天,校办牛主任突然找他谈话说:“刘校长决定派你去担任讲师团团长,到湖北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改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锻炼一年。”刘双平毫无思想准备,一脸的迷惑,牛主任便带他来到刘校长的办公室。这次刘校长很重视,让两人坐下谈,他说:“对于身边的人,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做法。有的领导总是把自己喜欢的人留在身边,舍不得放出去；有的领导则爱把自己喜欢的人放出去锻炼后再调回。我属后者,准备把你派出去锻炼。”刘双平都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啥话,只记得牛主任说:“小刘工作未满一年还没转正啊。”刘校长皱着眉头说:“马上转正啊。”牛主任又说:“省里要求团长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刘校长立刻说:“马上给小刘提一个副科长啊!”就这样,刘双平很快就成了校办的一名副科长,又摇身一变成了“湖北省87届支教讲师团鄂西分团团长”。
  恩施州领导与讲师团成员,左五为刘双平讲师团团长这一特殊的岗位让刘双平脱胎换骨地“早熟”了。二十多人组成的年轻队伍,分成5个支队,分布在恩施、来凤、咸丰、宣恩、建始5个市县支教,大事小事都得他去张罗。他经常坐长途大巴颠簸在险峻狭窄的盘山路上,奔波五地检查指导工作,每天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工作的磨炼让他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成熟,更难得的是在支教的一年中，刘双平结识了两位知己。
到恩施后不久，经武大同事介绍，《湖北日报》驻鄂西记者站的记者赵洪松成为他在恩施的第一个朋友。赵洪松早他一年大学毕业，早他一年来恩施工作，也属下派锻炼性质。他俩属恩施为数不多的年轻“下派干部”，一个是团长，一个是记者，颇有几分招风。没过几天，赵洪松带刘双平认识了他的好朋友、《鄂西报》记者向东。向东是土生土长的鄂西人，跟单纯的赵洪松相比，向东可算少年老成。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工作外的生活非常单调。最大的享受，就是约上赵洪松去向东在《鄂西报》的单身宿舍聚会。棋艺水平差不多的三人总爱大摆三方围棋“擂台赛”，三人轮番上台手谈对弈。三人互有胜败，也算是棋逢对手，但总是互不服气。车轮大战杀得天昏地暗之后，他们总会大啖一顿绝对“绿色”美味的火腿炖土豆，喝几杯鄂西产的“遍山大曲”（因由漫山遍野的苞谷酿成而得名），谈古论今，畅谈人生和理想。在讲师团生活结束后，两位好兄弟后来也因刘双平而与武大结缘，向东考上了武大的插班生，赵洪松上了武大的研究生。
3、陶德麟的“李达情结”
1988年春节前后刘校长不再担任校长了，等刘双平返校后，武大校领导班子已经换届。著名哲学家、刘双平大学期间的系主任陶德麟教授担任了常务副校长，于是，他又十分有幸地在这位领导兼恩师的身边工作了多年。
陶教授曾在党的“一大”代表、武汉大学前校长李达教授身边担任多年的学术助手兼秘书,深得李达校长真传。他对李达校长的感情非常深,刘双平能感觉到陶教授心中总有“李达情结”。 李达老校长李达是中共元老中的“硬骨头”之一,他与毛主席是同乡好友,毛主席对他十分尊重,在武汉东湖宾馆长住时常约他去喝茶聊天。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与毛主席曾在东湖宾馆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口号的对错当面争论起来,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不欢而散。当红得发紫的“副统帅”林彪拼命鼓吹”顶峰论”时,他坚决反对,认为“顶峰论”违反了唯物辩证法。“文革”爆发后不久,他惨遭批斗,含冤去世。李达校长是武汉大学的骄傲,但因各种原因,学术界对他的贡献宣传得还非常不够,陶教授一直为此遗憾。  陶德麟校长与刘双平1992年底于香港1990年是李达诞辰100周年，武大积极策划推动在北京举办一次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通过座谈会弘扬李达校长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对他的贡献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按照陶校长的安排，刘双平和校办的两位同事多次跑北京筹办前期工作。通过积极协调，在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等领导的支持下，最终“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共同发起，由武汉大学承办，于1990年12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胡乔木同志参加会议并对李达作出了高度评价。
4、“李达秘书的秘书”
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正常是四年一届。到了1992年10月,武大的校领导班子又换届了,陶老师由常务副校长升任校长,成为国内重点大学中少有的“哲学家校长”,也是武大历史上继李达校长之后的第二位“哲学家校长”。过了不久,刘双平也被提升为副处级的“校长秘书”,成了被校友们戏称的“李达秘书的秘书”。
1993年是武大建校100周年,筹备“百年大庆”成了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刘双平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凭着对武大校史的兴趣，开始配合校庆活动编写一本通俗版的校史——《漫话武大》。他白天上班，晚上下  《漫话武大》（刘双平编著）班后就埋头撰写，用了半年多时间，顺利完成了20多万字的书稿。书中对武大校史做了很多考证，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校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考证，如“蔡元培与武大”、“胡适与武大”、“蒋介石与武大”、“李四光与武大”、“毛泽东与武大”、“周恩来与武大”等，第二部分主要是各界名流、武大的老校长和名教授在不同时期精彩的讲演和报告，包括胡适、陈独秀、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朱光潜、李达等，其中也包括胡乔木同志在纪念李达校长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书稿完成后，刘双平又请曾任中顾委常委的武大校友伍修权将军作序。该书于1993年11月29日武大百年校庆前由武大出版社出版，受到了校友们的广泛欢迎，刘双平也因此多了一个“武大校史专家”的头衔。
轰轰烈烈的百年校庆活动结束后,学校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刘双平不太习惯学校周期性极强的安静生活,总想折腾点有意义的事。他琢磨良久,终于找到了一件适合做的事———收回东湖边被部队占用了几十年的武大3亩多“失地”。
武大东湖露天游泳池边的这3亩多地，与毛主席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固定的住处是东湖宾馆的“梅岭”，“梅岭”是毛主席除中南海外居住次数最多、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控制东湖水面，8341部队便在与东湖宾馆隔湖相望的武大校园内设了一个流动哨，后来流动哨变成了固定哨，固定哨又变成了一个班，一个班又变成了一个排，一个排又变成一个连。部队的主管部门也先后由8341部队变成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警湖北省总队。毛主席去世后，警卫任务随之结束，但部队却在此安营扎寨了。
刘双平有信心做这件事的简单理由是：武大的校友伍修权将军对母校非常关心,对母校托办的事总是高度重视；“十四大”之后,与伍老同属湖北老乡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老将军又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伍老找刘华清副主席协调肯定有戏。果然，在陶校长的支持下，刘双平找到了伍修权将军，又通过伍老找到了刘华清老将军。在伍老、刘华清副主席的关心下，武警总部、湖北省政府、武警湖北省总队大力支持，又处处碰到热心校友帮忙推进，此事于1995年5月圆满解决，学校成功地收回了滨湖的这3亩多宝地。此后几年，武大在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支持下继续开展“收地”运动，收回了上百亩失地，刘双平可谓武大“收地”的先锋。武大后来为此专门发文对刘双平进行通报嘉奖，这也是他在武大工作10年期间获得的最高奖励。
中歌之旅
2000年千禧龙年，恰遇本命年的刘双平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大跨度的转变：在中国歌舞团张业生团长的邀请下，他来到了中国歌舞团，担任团长助理。 中国歌舞团原名中央歌舞团，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和“中国之最”，是五、六十年代规模最大的国家歌舞团，后来从中歌选派了许多优秀人员组建了东方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央乐团。改革开放后，中国歌舞团与东方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等11家文艺团体组成了文艺院团的“国家队”，属于文化部直管的“中直院团”。而刘双平在教育部直属高校——武汉大学工作过10年，对中直院团这类“国家队”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并不陌生，并且，几年商海闯荡的经历也让他具备了当时在“中直院团”非常欠缺的市场意识。
1、初试身手
文艺院团应以演出为中心，这在今天已成为共识。但在本世纪初，中直院团对此是有争议的，有不少人认为中直院团应以创作为中心。因为中直院团长期以来吃的是国家“大锅饭”，普遍没有市场意识和市场追求。中央歌剧院下大力气排演过一部歌剧《奥塞罗》，被专家普遍认为是精品，但只演两场就进仓库了。有学者曾形象地将中直院团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财政是主要经费来源，领导是基本观众，获奖是根本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后来国家有关主管领导定调，才把演出和创作同作为中直院团的两个中心。从商海“上岸”的刘双平深知市场的重要性。所以不管别人咋说，他始终认为中歌的中心工作是演出。在他看来中歌以歌舞乐为主，跟其它兄弟院团相比在市场上有艺术品种的优势，尽管明星大腕不多，但毕竟牌子大，开拓市场还是有足够的空间。
2000年夏天，中歌领导班子决定将近半个世纪的经典节目复排成一台精品晚会，取名为《辉煌·回顾》。刘双平刚到中歌不久，就投入到了这台大型晚会的筹备工作中。经过3个月的紧张排练，国庆期间晚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成功首演，受到各界好评。晚会的亮点是舞蹈，除了《红绸舞》、《孔雀舞》、《荷花舞》外，还有《花鼓灯》和一个藏族民间舞《马铃》。但晚会公演之后的市场推广，让刘双平感受到了市场化运作的压力。他先是通过老家湖北的朋友，在武汉、宜昌等地联系了十场演出。当时的演出费一场才5万元，但在中直院团已不算低了。在湖北轰轰烈烈十场演下来，中歌赚了50万。后来又到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演出市场最火爆的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各演了上十场。对于一台投资百万的新晚会来说，这就算是很好的业绩了。
2、戴爱莲---传奇的“中国舞蹈之母”
在筹备《辉煌·回顾》过程中，还有个收获就是让刘双平见到了“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戴爱莲与国画大师叶浅予有过10年的浪漫婚恋，叶浅予在画国画之前是一位杰出的漫画家。刘双平在与漫画大师方成交谈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时，方老也是满脸的崇敬，说叶浅予对人物动作神韵的捕捉极为准确，他的舞蹈人物画动感极强，成为画坛一绝，后人没法模仿。而漫画家丁聪与刘双平谈到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更是毫不犹豫说：叶浅予画的舞蹈人物就是戴爱莲。为此，刘双平对戴爱莲充满了好奇。  刘双平与戴爱莲在中国歌舞团排练厅为了排练好《辉煌·回顾》的舞蹈，团里把戴爱莲、金明等老舞蹈家都请来了。2000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刘双平在中歌五楼大排练厅第一次见到了戴爱莲，她是来指导排练《荷花舞》和《飞天》。她当时已84岁，但腿脚灵活，还不断给舞蹈演员跳舞示范，这给刘双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之后的排练中只要有空，刘双平便去排练厅观摩并向戴爱莲请教，从中也对这位老艺术家有了更深的了解。
3、发现“潜规则”
在《辉煌·回顾》的市场推广中，刘双平逐渐认识到了当时文艺团体市场运作难的症结所在。主要原因是晚会的演员队伍庞大，加上舞美队工作人员，总数超百人，还有两部12吨的道具卡车跟随，一出门真是浩浩荡荡。按惯例，演职人员的路费和食宿费由邀请方承担，对邀请方来说，接待一支上百人队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本团的明星演员都没有来，观众有些失望，邀请方也不太理解。团领导总要为此事解释半天，有些“家丑”又不便外露，只能顾左右言他，无法给对方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中间涉及到一个可笑又可气的“潜规则” ：团里的明星大腕基本上都不参加团里的演出，团领导基本指挥不动这些明星大腕。不仅在中歌如此，在整个中直院团都如此。这个“潜规则 ”团领导也不会轻易告之外人。
这种“潜规则”实乃中国文艺界的悲哀，这里有其深刻的体制性原因。“店大欺客”或是“客大欺店” 在人类社会古已有之，只是在文艺界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由于电视媒体的强势兴起，文艺院团一夜之间变成弱势“小店”。文艺院团的歌手要成星成腕，院团的资源平台有限，只能依靠电视台这个神奇的“大店”，于是满怀梦想的各路歌手大都不遗余力地围着电视台转悠。没有实力就没有魅力。既然院团对歌手的明星之路无能为力，歌手靠自身努力打拼成名后，自然也不会太在乎院团，就逐步变成院团高人一等的特殊演员。尽管明星大腕在院团领工资、分住房、评职称，但院团领导对其影响力极其有限，他们每年替院团演出几场，就算给院团领导面子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基本上忙于“走穴”赚钱了。院团领导可以把不听指挥的明星大腕开除，但刑不罚众，加之还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所以院团领导与明星大腕博弈时，大多只能满腔怒火而又无可奈何罢了。
4、首次带团演出
中歌的演出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商演，一类是慰问性、交流性演出。作为国家歌舞团，中歌每年都要承担一些非商演的演出任务，包括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基层进行“三下乡”慰问演出，代表国家到境外进行文化交流等。
  马万祺先生与刘双平、刘秉义亲切交谈马万祺先生与刘双平、刘秉义亲切交谈2001年元旦刚过，团里决定由刘双平带队去澳门慰问演出，庆祝澳门回归一周年。演职人员队伍共五十多人，包括刘秉义、刘玉婉、三加一乐队等。这是刘双平第一次带队演出，又是政治性慰问演出，他内心很有几分压力。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在澳门文化中心的两场演出效果都非常好。三加一乐队演奏“革命歌曲联奏”时掌声不断，刘秉义演唱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等四首歌，受到热烈欢迎。在澳门期间，刘双平还带几名主要演员先后拜会了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宗光耀，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
5、向生命极限挑战——难忘的西藏慰问演出
2001年7月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文化部决定以中歌为班底组建中央艺术团,跟随中央代表团赴藏慰问演出。由于西藏地区缺氧，一些高难度舞蹈动作无法完成，当时的中央慰问团团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审看节目时，就提醒舞蹈演员的技巧性不能太高，到西藏后要注意休息，千万别感冒。
中央艺术团到拉萨后，最重要的演出是7月20日晚上在西藏人民会堂的晚会。演出开始后，为了给中央代表团争光、表达对西藏人民的诚挚祝福，舞蹈演员个个超水平发挥，跟斗翻得比在北京排练时还高、各种技巧比北京时还难，有十多人次在后台因缺氧而晕倒。舞台上喜庆吉祥，后台却一片忙碌，医护人员忙于给演员吸氧抢救。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得到了西藏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胡锦涛同志的表扬，说“中央艺术团为中央代表团争了光，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争了光”。
在结束拉萨的慰问任务后，中央艺术团分成四个分团随中央慰问团到西藏每个区去慰问，刘双平带的是昌都分团。昌都邦达机场海拔43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机场。艺术团到达后，演员大多出现严重高原反应，歌手兼主持人戴滨当场晕倒，这种状况让刘双平心中充满压力。但经过短暂休息调整后，演员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演出中，相声演员邓小林主动请战，要求多安排他和白桦的相声节目并愿担任节目主持，这让刘双平非常感动，他俩也因此成为莫逆之交。7月22日晚，艺术分团在昌都影剧院举行了首场慰问演出。艺术分团的十名演员也个个超水平发挥，给昌都人民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晚会。中央慰问团领导非常高兴，连夜在昌都饭店主持召开了总结会。分团团长冯兰明、周永康都高度评价了这次演出。第二天下午，艺术团在昌都体育场又成功演出一场，昌都的慰问演出任务至此圆满结束。
西藏慰问演出的圆满成功，在西藏和中歌的历史上都谱写了辉煌篇章：它成为建国后规格最高、演员人数最多、演出场次最多、观众人数最多、行程最长、地区覆盖面最广的一次慰问演出活动。据统计，中央艺术团的总行程足足4万公里。2001年10月，文化部专门召开了表彰大会，给所有演职人员颁发了记功证书。2002年，中歌也因此而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状”，这是建国后中直院团第一次获此殊荣。
6、“中泰一家亲”——与泰国公主同台演出
2001年8月，应泰国朱拉蓬公主的邀请，受文化部委派，中歌精选了五十名优秀演职人员，代表中国政府赴泰国进行了友好交流演出，刘双平也参加了此次高规格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2001年8月12日是泰国王后69岁生日，王室和政府精心筹备庆典，与以往不同的是：庆典音乐会由朱拉蓬公主操办。朱拉蓬公主是国王的小公主，音乐修养很深，举办过个人音乐会，创作过《追思》等作品。她酷爱中国，醉心中国民族艺术，对古筝情有独钟。朱拉蓬公主将这台庆典音乐会定名为“中泰一家亲”，并邀请中歌艺术家来泰与自己同台演出。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还没先例。
  2001年8月，泰国公主朱拉蓬接见刘双平一行8月7日晚，“中泰一家亲”音乐会在曼谷安蒂妮酒店宴会厅隆重举行首场演出，泰国王室和各界名流300多人出席宴会。上半场由中歌开演，精彩的节目赢得了在座宾客的热烈掌声，原定节目演完后，又加演了十几首曲目。下半场由朱拉蓬公主主演，公主身穿中国旗袍，优雅喜庆地走上舞台，先后用古筝表演了多首中泰名曲。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公主古筝领奏、泰国海军军乐团伴奏伴唱的《中泰友谊情》，将晚会推向高潮，观众无不被中泰一家亲的浓郁氛围深深感染。随后，“中泰一家亲”音乐会又在泰国文化中心、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以及泰国南部海滨旅游圣地普吉续演。半个月的访泰演出，中国艺术家与朱拉蓬公主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
7、改革先锋——组建中歌东莞分团
2002年下半年，中歌上下在全力打造由陈维亚副团长担任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晚会《秘境之旅》，同时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6月27日，中歌与广东东莞市政府达成了合作协议，在东莞组建自负盈亏的中国歌舞团东莞分团，刘双平任团长，全面负责东莞分团的筹建工作。
东莞在创造一系列经济奇迹后，将打造“文化新城”作为城市发展战略。东莞市政府深知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办成一家高水平歌舞院团，所以选择了与中歌强强联合、创新体制的方式。东莞拿出两千万元资金，负责解决演员宿舍、排练厅、办公楼及首场晚会的创作排练经费，购买灯光音响器材、交通工具等，中歌负责人员选拔、队伍组建。分团编制80人，全部纳入中歌统一编制。分团全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背靠政府，面向市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珠三角地区文化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分团成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陈维亚总导演主持研究分团新晚会创作思路。分团没有明星大腕，仅靠中歌的品牌优势和东莞的经济优势是不够的。刘双平反复思考后觉得只能打美女牌。通过招聘一支青春、靓丽的舞蹈队，首先将分团的舞蹈队和舞蹈节目打造成“中国之最”。还有一个分团艺术风格如何定位的问题。中歌总团以民族民间为主，分团是否也必须如此？有人说分团不能脱离总团的艺术风格，否则就不是分团了。最后还是陈维亚一锤定音：分团是改革的产物，在艺术风格可以不拘一格，市场欢迎什么我们就排练什么样的节目。陈团长给予分团很大支持，尽管《秘境之旅》的排练工作非常忙，还是兼顾两头，亲自担任分团首场晚会《南国之夜》的总导演。2002年8月28日，分团首批歌、舞、乐演员抵达东莞，分团开始正式运转。
8、红绸飘舞火东莞——“美女歌舞团”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排练，分团首场晚会于2002年11月28日在东莞体育馆成功首演，在东莞一夜成名。专程前来观看演出的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整体达到国家一流水平。分团舞蹈的优势非常明显，很快赢得了“美女歌舞团”的美誉。刘双平为此曾写下一首《东莞打油》：“体制改革下岭南，创办美女歌舞团；激情燃烧不畏难，红绸飘舞火东莞；南国之夜真不凡，不做第一不为男。”
首演成功后，分团一路凯歌，商演预订不断，很快占领了以东莞为主的珠三角市场。单场商演费达到10万，每月演出近10场，全团上下一片繁忙，演职人员的收入普遍超过总团，很快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成为东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分团全新的办团模式和运行机制还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关注，2003年4月1日，张书记专门到分团视察并观看了演出，称赞节目非常精彩，演出很成功，分团大有希望。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接见东莞分团演员东莞分团的成功振奋人心，但面对来之不易的成绩，分团上下也不敢有丝毫松懈。《南国之夜》演出近一年后，为避免观众出现疲乏感，分团果断决定投资一百万，再创作一台新晚会，继续邀请陈团长担任晚会的总导演。分团边演出边排练，于2003年10月28日成功推出了第二台新晚会《南国恋歌》。由于紧紧围绕市场搞创作，《南国恋歌》的节目也深受市场欢迎，分团马上又进入商演高峰期。分团的创作和演出互相促进，发展迅猛，在南国和文艺界的知名度愈来愈高，与中歌总团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在《南国恋歌》成功上演后，刘双平还通过相声演员邓小林结识了幽默巨星赵本山。东北二人转的独特魅力将他深深吸引，他对表演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他能更娴熟地调整创新分团的表演节目，紧跟市场潮流。通过《南国之夜》和《南国恋歌》两台新晚会，分团已经积累了包括《西班牙之火》、《尼罗河之恋》、《打工谣》、《恒河之舞》、《巴黎梦幻》等一大批保留节目，其中《西班牙之火》在2004年文化部晚会上精彩亮相，好评如潮。
在分团步入良性循环阶段后，经中歌领导同意，刘双平于2004年调回北京。离开东莞时，东莞领导高度评价刘双平为“东莞文化建设的功臣”。遗憾的是，之后，分团因缺乏经营管理人才，没多久就开始走下坡路，这颗耀眼的明珠逐渐失去了光彩。2005年7月28日，中国歌舞团与东方歌舞团整合重组为新的“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歌舞团），中国歌舞团作为法人实体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2009年11月13日，“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歌舞团）又整体转企改制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承载着中歌血脉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在国家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成为首批国有独资的中央文化企业，被正式推向了市场。
刘双平谈
雅俗共赏逢俗必反是罪过
2010年7月23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7月23日发表文章，对中国小沈阳走红现象进行了了介绍和解析，文中指出“小沈阳以粗俗表演出名”，更是以“最低俗的中国人”作为标题来吸引眼球。由此也引发了国内对于“二人转”表演俗与否的讨论。刘双平于7月31日在人民网发文《逢俗必反是罪过》，代表本山传媒正式回应此事，也同时阐述了他对雅俗文化的观点。其文章如下：
《新闻周刊》以“最低俗的中国人”这样的标题来表述小沈阳，显然已经取得了轰动的眼球效应。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表述到底准不准确，不论其立场是否客观，也不论其报道中出现的多处事实性错误。我想，作者起码应该花点时间去多了解一下小沈阳本人和他的表演，多花点时间了解二人转近300年的历史，了解5000年以来中国艺术雅俗互动的历史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
话又说回来，多少年来，雅俗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们中国人，“逢俗必反”就像“重男轻女”一样深深地印刻在许多现代人的大脑。然而，随着社会的更加开放，那些跟观众那种做最自然沟通的艺术，也就是“俗艺术”，渐渐能够浮出水面，人们也渐渐敢于表达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之情。这也说明在我们这个传统而保守的民族，她的文化包容度在扩大，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上升。在我看来，不仅二人转应该发扬光大，散落在中国大地无数个乡村各个角落的民间艺术都应该拿出来亮亮，接受人们的选择，让那些有生命力的艺术盛开它们的第二春。
时至今日，“逢俗必反”这种偏见已经严重地遮蔽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受她养育，受她恩赐，但是我们却恨她、抱怨她，我们走向城市之后洗头换面，西装革履，生怕跟这片土地再有半点瓜葛。这片土地上孕育我们生命和灵魂的文化被我们抛弃甚至唾骂。
俗不是罪，它孕育了人，孕育了包括雅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我想，什么时候我们正视“俗”，敢于表达我们对于俗文化的喜爱，我们才真正有了文化的自信，我们才能真正认清了民族的文化，从中总结出民族文化中那些正面的价值，才能有力地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
下面谈谈我对雅与俗的一点浅见。
在艺术的审美追求上，重雅轻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求“雅”在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主流，很多艺术门类和艺术家为求“雅”而不遗余力。“俗”在中国是有原罪的，似乎总是与低俗、庸俗、粗俗、媚俗等联系在一起，很多艺术门类和艺术家视之为洪水猛兽而不齿。但历史的规律是：俗艺术是艺术大家族的江河源头，高雅的艺术总是与“俗”有着不解之缘。
事实上，“俗”与人类的发展和演变紧密相联，古人喻之为“下里巴人”；“雅”则被喻为“阳春白雪”。俗主要体现在柴米油盐、吃饭睡觉等“食色”层面；雅则体现在梅兰竹菊、高山流水等精神层面。从哲学的角度看，俗和雅很明显是一对矛盾：俗是大众的，雅是小众的；俗是低层次的，雅是高层次的；俗在乡野，雅在殿堂……故有“曲高和者寡”之说。但俗和雅又是辩证统一的，俗是雅的基础，雅是俗的升华；雅和俗的边界是相对的、不清晰的，往往是雅和俗相联相通，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如八卦之“阴阳鱼”（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白互生，形成圆满）,故而有生命力的艺术皆“雅俗共赏”。
按照通常的理解，以雅俗作为标准，可以将艺术门类大致分为两类。交响乐、芭蕾舞、歌剧、舞剧、话剧、油画、国画等属雅艺术，相声、小品、二人转、魔术、杂技、评书、漫画等属俗艺术。但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今天看来，《诗经》无疑是我国古代雅文学中成就最高的典范之一，但其中的《风》和《雅》在当时却分别是俗和雅的极致；唐诗宋词同样是雅的典范，但唐宋时代的诗人、词人也有雅俗之分，杜甫、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等是雅派诗词大家，白居易、柳宗元等则为俗派诗词大家。白居易写诗，最求通俗，“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因通俗易懂而成为千古绝唱。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其中的经典名篇，无论是雅还是俗，能流传至今的，无一不是“雅俗共赏”的典范。
在演艺业并不算发达的中国，本山传媒旗下的“刘老根大舞台”连锁剧场“天天有演出，场场都火  本山传媒与北京崇文区签订合作协议爆”，创造了中国文艺界的一个传奇，一跃成为中国演艺产业的领头羊，成为中国文艺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不少人在探究其中奥妙，并找到很多原因，如赵本山个人巨大的品牌效应；“刘老根大舞台”的“绿色二人转”把搞笑做到了极致，让观众有笑破肚皮、笑岔气的“颠峰体验”；富裕起来的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差钱”，但“差”的是快乐；文化产业有“口红效应”，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可以逆势而上，等等。这些说法都颇有几分道理，但我觉得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赵本山先生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
赵本山的“绿色二人转”、“赵氏小品”和“赵氏影视”，无疑都是从“俗”起步的。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赵本山在审美追求上“崇俗”的趣向。农民出身的他对俗有着天然的情感，不仅不“恶俗”，反而“崇俗”，常为“俗”高唱赞歌。他有很多“崇俗”的“口头禅”，如：“二人转演员美在天然，贵在野生”；“二人转如果脱离了俗，就如同树木挣脱了泥土，获得的不是自由而是死亡”；“二人转如猪大肠，臭哄哄不能吃，洗得太干净也不好吃”；“民间艺术必须接地气，脱离了土地和民间就是死路一条”等。他清醒地认识到：单纯的雅和单纯的俗一样，都是不完美而有局限的；艺术从俗上升到雅后，停留在雅的层面睡大觉，必然是“曲高和寡”，肯定是“小众”而非“大众”。 所以他既没有躺在俗的“火炕”上睡大觉，也没有在雅的层面孤芳自赏，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努力把俗提升到雅，最后让雅再回归到俗，他认为这就是艺术的最高、最完美境界，也就是大俗，就是雅俗共赏。
这让我联想到伟人毛和邓。为什么毛和邓的话让人念念不忘，那么深入人心并产生巨大影响？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俩在语言上的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他俩是“高人低语”的楷模。毛留下了大量精辟、精彩的语言，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语言“老妪能解”，让人不禁产生“一句顶一万句”的感叹。邓也是雅俗共赏的语言大师，“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是最具代表性的“邓氏语录”。就这么几句通俗易懂的“邓氏语录”，句句堪称经典，改变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富裕了曾经是“一穷二白”的中国，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由此看来，艺有雅俗之分，言有雅俗之别。须知雅人也做俗事，俗人也有雅举。刻意脱俗而求雅，往往不是真雅。唯有雅俗共赏，才是真高度、真境界、真智慧和真力量，才能产生巨大的生命力和超常的影响力。辩证法感悟辩证法的智慧
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无疑也是一门极为深奥的学问。如果说哲学代表着人类最为深邃的智慧，那么辩证法则是生长在哲学这棵智慧之树上最绚丽的花朵。我在大学期间，算是较为系统地学习过哲学，学习过辩证法，但今天看来，当时所学的主要是一些概念、原理，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对哲学特别是对辩证法基本停留在书本层面的粗浅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对辩证法的感悟和体会也由浅入深，进而让我对辩证法的智慧产生了“五体投地”的敬佩。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读于武汉大学时，国门打开后的思想解放大潮，如洪流般冲击着我们这群刚刚迈进大学校园、满怀理想且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谈论理想、改革、自由、民主、人权等成为一种时尚。在珞珈山已经夜深却并不平静的晚上，同寝室的八位同学总会躺在床头就当时最流行的话题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常常争得天昏地暗、脸红脖子粗。或许是“少年疏枉”、年轻气盛的缘故，几乎每一次讨论，八位同学最终都会分成观点对立、甚至“势不两立”的两派。大家白天在课堂上学的是辩证法，但晚上争论问题时却把它忘到九霄云外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全民经商”的热潮中，一直在大学工作的我追赶时髦“下海”了。从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走进五光十色的复杂社会，从白云黄鹤的江城武汉来到红墙黄瓦的首都北京，对于非经济专业出身的我来说，每天都面临经济学知识短缺的压力，我有时甚至感到过去所学的哲学和辩证法在市场经济时代已无用武之地。于是，我便“恶补”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获取知识有多个途径，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有机会得到“高人”指点可能是一条“捷径”。幸运的是，我在“下海”之初有缘得到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学长的指教。被誉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武大的一名杰出校友，对晚辈校友十分爱护。他告诫我：不管从事啥工作都离不开哲学，辩证法在任何时候都是管用的。比方说，人类社会总是在追求“效率”或“平等”的理想中摇摆，“效率”与“平等”之间用哲学的话讲就是辩证关系。传统的社会主义只追求平等，资本主义早期只追求效率，都有失偏颇，平等与效率的和谐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各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是追求效率就是追求平等，万变不离其宗。经济欠发达时，国家重视的是经济发展速度，追求的是效率，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也会调整政策追求社会平等、和谐。看透这一点，就可以高屋建瓴地把握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董老师的一番教诲，真是让我豁然开朗，使我在商海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时，第一次感受到了辩证法的巨大威力。 
后来，受著名漫画家方成学长的影响，我喜欢上了漫画。我与方老在京城常聚时，谈论最多的自然是幽默，进而涉及到滑稽。方老常感叹：滑稽很容易，幽默太难；要把人弄哭很容易，弄笑很难；很多相声、小品之所以不搞笑，皆因有滑稽而无幽默。正是看准了“幽默”之灵魂作用，方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耗费大量心血研究幽默，并以其丰富的实践和真知灼见成为国内公认的幽默大师。按照方老的妙解，滑稽与幽默是一对“亲兄弟”：滑稽是幽默的“童年”，幽默是由滑稽长成的“壮年”，两者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滑稽大多是由不相称、不协调引起的，幽默则是有思想内涵、有创造性的滑稽。滑稽让人一笑了之，幽默则让人笑有所思，获得启迪。方老尽管不是哲学家，但由于有丰富的幽默实践，他对滑稽与幽默的理解非常辨证，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方老的这番高论妙解，成为我后来解读所有喜剧艺术的一把“金钥匙”。 
2007年初，我离京“闯关东”，正式加盟本山传媒。在赵本山老师身边工作，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喜剧艺术，脱离不了对雅与俗的思考。本山老师从1990年在央视春晚舞台闪亮登场，至今已二十年。有趣的是，本山老师的小品火爆了二十年，以他为焦点的雅俗之争也就持续了二十年。由本山老师打造的“绿色二人转”尽管深受观众欢迎，但也不断受到“俗”的指责。 
在俗和雅的争论当中，精彩、辩证的论述十分少见，但偏颇的观点铺天盖地，有的不仅有违事实和常理，而且逻辑不清、自相矛盾。其实只要讲点辩证法，就知道俗与雅虽是一对矛盾，却并非水火不相容。俗被称作“下里巴人”，雅被喻为“阳春白雪”，俗是雅的基础，雅是俗的升华；雅和俗的区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往往是俗中有雅，雅中含俗。单纯的俗或单纯的雅并不难，雅俗共赏最难，而这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事实上，本山老师长期的艺术追求正是雅俗共赏，他能不断打造辉煌的“秘诀”也在于此。雅俗共赏是从俗上升到雅后最后再回归到俗，也就是“大俗”或“大雅”，这正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艺术领域的生动体现。 
由此看来，辩证法本来并不神秘深奥，中国古人曾以“阴阳”二分来描述。毛主席他老人家告诫我们凡事要讲“一分为二”，说的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最起码告诉我们：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都要一分为二地去分析和看待。只看到事情的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就是片面性，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导致错误。 
我的体会是，辩证法讲起来不难，掌握运用却不容易。“事非经过不知难”，辩证法要在一个人的内心生根、开花、结果，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丰富的人生历练，光靠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记得有位哲人说过：同样一句富有哲理的格言，在饱经沧桑的老者口中说出，与少不更事的青年人口中说的，其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的确，辩证法的其中三昧，需要我们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去体会、去品味，掌握了辩证法的智慧，无疑会帮助我们不断提升人生的境界。漫坛四老我与漫画的结缘，源于著名漫画家、与我同属武大校友的方成先生，也因此有幸结识“漫坛之首”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在京城的世纪之交，受方老的影响，我一度对漫画十分“迷恋”。方老与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先生关系密切，经方老介绍，我与廖老生前有过少许交往。方老所在的《人民日报》社是新中国漫画的中心，旗下的《讽刺与幽默》报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漫画界最重要的阵地。通过方老的“纽带”，我与《讽刺与幽默》报主编、漫画家徐鹏飞成了好友。特殊的岗位、超常的灵气和真诚的为人，使徐鹏飞不仅成为中国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漫画家，在漫画界享有极好的人缘和口碑。经徐鹏飞的热心引荐，我终于有幸结识了备受人们推崇和景仰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和丁聪先生。
在当今的中国漫画界，不管是按年龄还是按艺术成就论，“漫坛四老”均属德高望重的大师级漫画家。这“四老”分别是华君武、丁聪、廖冰兄和方成。“四老”之中，除廖冰兄居广州外，其他“三老”皆居北京。华君武是“四老”之首，曾任《人民日 报》美术组组长、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中国美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尽管当时已离休，但由于他长岂但任美术界重要领导，自然成为漫画界一言九鼎的领军人物。丁聪当时担任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主任，由于他一生不愿、也不会为官，担任该职务完全是挂名性质的。廖冰兄是南国漫坛的一面大旗，担任广东漫画学会名誉会长。方成担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也就是“中国漫画研究会”，之所以挂“新闻”二字，主要是因为中国漫画家大多在报社系统工作。  方成漫画：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漫坛四老”之中，华君武属漫画界当之无愧的“核心”，漫画界习惯有事就“请示华老”。丁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每天只顾作画，与世无争，不爱管事，见谁都是满脸笑容，对啥问题都难有太明确意见。廖冰兄与方成关系密切，情投意合，二老友情如此深厚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方成祖籍广东中山，与廖冰兄有同乡情谊；二是两人思想观念一致，即便发点牢骚，也能引起共鸣。“四老”的人生经历都充满坎坷，华君武在“文革”期间挨过整，靠边站多年。丁聪和廖冰兄都因漫画惹祸被戴上“右派”帽子。方成说自己差点被划成“右派”，因在《人民日报》社有华君武保他，才躲过此劫。
“漫坛四老”个个都有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的漫画史上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不少作品都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华君武是漫画家中的“革命家”，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战斗性，如匕首刺向落后和腐朽；廖冰兄是漫画家中的“思想家”，他的作品都有深邃的思想内涵，让人的灵魂颤抖；丁聪是漫画家中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充满童心，画工精细，线条优美；方成是 漫画家中的“幽默家”，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诙谐机智，让人捧腹。
在“四老”之中，我交往最多的是方成。与方老探讨漫画，自然离不开华君武。方老对华老极为佩服，他说漫画造型最难，但华君武漫画的造型最好。审判“四人帮”时，张春桥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死不认罪，他在家看电视直播时气得不得了，很想画一幅漫画讽刺张春桥，但想了一晚上就是没想好。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上华君武漫画“死猪不怕开水烫”时，激动得拍案叫绝，觉得画得太精彩、太解恨了。
作为哲学晚辈的我尽管与廖冰兄生前交往不多，但对廖老的敬佩可谓五体投地。在我眼中，廖冰兄不仅是大艺术家，更是大思想家，是百年中国漫画史上伟大的漫画家。廖老一辈子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早在1946年就在重庆举办过揭露国民党腐败《猫国春秋》画展，轰动一时，受到过周恩来、郭沫若等的赞扬，解放后，他的《打油词画》组画、《生肖打油》组画、《噩梦录》组画和《自嘲》等都令人震撼，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廖老晚年对自己的漫画有个精辟总结，称自己的漫画为“悲愤漫画”，他的解释是：“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
我与华老的交往一度颇多，华老给我的感觉是庄重威严，令人敬畏，又受人敬重。在中国的漫画家中，华老的名气无疑是最大的，毛主席1942年就在延安参观过他与蔡若虹、张愕一起举办的漫画展。抗战胜利后他创作的《磨好刀再杀》等作品把蒋介石等的丑恶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解放后他的作品《决心》、《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井底之蛙》、《死猪不怕开水烫》等也广受好评。早在我的大学年代，我第一次看到华老的四格漫画《决心》时，就对这幅充满睿智的作品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华老除擅长政治讽刺漫画和社会讽刺漫画外，还擅画动物，常借动物来讽刺世事。华老笔下的猪八戒、老鼠、青蛙等都栩栩如生，造型幽默。华老画的动物，最多的可能是猪、老鼠和龙。华老“文革”挨整时到乡下养过猪，熟悉猪的习性，他的猪八戒漫画系列据说画了250张。华老的作品《老鼠吹牛》广受青睐，他喜将此画送给求画者。
  华君武赠刘双平龙画华老画龙则与我的折腾有关。世纪之交是千禧龙年，属龙的我请华老画一幅龙画，华老不仅给我画了一幅，并在画上题识“双平属龙，事业腾飞”，这让我十分感动。我师兄寇勤看此画后，建议我请华老画系列龙画纪念。我斗胆请华老画，华老面露难色，说自己过去没画过龙，给我画的那幅也不满意。但在我的一再请求下，华老终于答应试试看。华老不愧是艺术大师，没多久就进入佳境，创作出了字画合一的“龙腾新世纪”，让我爱不释手。
我担心华老画得太累，有一次专门去他家看望，客气地劝他注意身体，千万别太累，哪知他竟一本正经地说：“你这是猫哭老鼠，又要我画，又要我注意身体”，这话让我满脸的尴尬，也让我见识了华老真实、直白、犀利的性格。
时光飞逝，“漫坛四老”之中，廖冰兄、丁聪先生已离开了我们。最近，华老驾鹤西去，漫坛痛失巨擘，是漫画事业也是中国艺术的重大损失，这让我悲恸万分。目前，硕果仅存是方成，好在方老身心健康，写书的计划已排到100岁之后，我衷心地祝愿方老健康长寿！也殷切期望华老等“漫坛四老”最为挚爱的中国漫画结出新的硕果！
治安民警
刘双平，男，1986年2月1日出生，户籍：泉州市安溪县蓬莱镇鹤厅村，1992年-1998年在鹤厅小学就读小学，1998年-2001年在安溪八中就读初中，2001年-2004年在陈利职业学校就读高中，2004年-2007年在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就读大专，2007年1月份至8月份在安溪茶都交警中队工作，2007年9月份在三明市将乐县水南派出所就职，2010年7月份至今在三明市将乐县城关派出所就职。 奖惩情况：
2008年获“优秀公务员”
2009年获“最佳治安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