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马拒孙
“四马拒孙”战争概况
1933年冬，孙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大军进攻宁夏，志在吞并西北。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恐被各个击破，地盘难保，乃联合拒孙，史称：“四马拒孙”战争。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殿英军阀与马家军相互攻伐，两败俱伤。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经过4个月激战，以孙殿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从此，宁青两马集团，跋扈自雄，扩张封建军阀势力。
“四马拒孙”战前形势
战争起因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方振武等积极参加。其时孙殿英驻防沙城，冯派张允荣与孙接洽，争取他参加同盟军。孙殿  马步芳英早年依附冯玉祥，不久投靠蒋介石，后又倒向张学良。他在赤峰曾一度抗战，受到损失，退驻沙城时，百方补充兵力，借以自重。蒋介石派戴笠、刘健群等多次拉拢孙殿英，许其为察省主席，企图造成孙与冯之间的矛盾。但孙认为在察哈尔处境困难，他既不愿参加同盟军，也不肯担任省主席，蓄意保存其实力，作为别图发展的政治资本。
同年夏天，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领所部四十一军，开往青海。这次蒋之用意：一是调走孙殿英，可以削弱冯玉祥在察北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是马步芳集团决不容孙殿英插足青海，必会引起两虎相斗；三是待其两败俱伤，乘机遣兵，便可一举全灭。但何应钦认为：孙殿英与马鸿逵早结为义兄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宁青两马之间也有姻娅之谊，且四马一孙，均非中央嫡系，异地分驻，原无冲突。孙此次率兵西去，倘不触犯四马的地盘，则四马也有与孙勾结的可能。如果此势一成，孙必夺占甘新两省，恐西北又会出现冯玉祥第二，那时收拾就很为难了。嗣经朱绍良提出建议，蒋介石终于在明令孙殿英西进之后，又密电马鸿逵乘其不备，中途予以截击，自此宁夏战争随之发生。[1]
布防情况四马拒孙阵线的形成：孙殿英督兵西进，宁夏首当其冲。马鸿逵、马鸿宾自揣力难堵击，商定与马步芳、马步青联兵拒孙，以保安全。马步芳、马步青这时的势力，已从青海发展到河西地区，并控制了河州（临夏）一带。
青海久被封建军阀马麒所统治，他病卒后所任省主席一职，由其弟马麟继任。马步芳是马麒的次子，时任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青海  孙殿英省政府委员等职。孙殿英率兵来青屯垦的消息传至西宁，马步芳非常震惊，认为他家数十年的基业，将有被覆灭的危险。马麟也感到大难当头，一面授权给马步芳动员全省一切力量，积极准备作战；一面电谕马步青在凉州作好防卫布置，并抽派有力部队，协助马步芳拒击孙殿英。本来他们叔侄之间有争夺权利的矛盾，但迫于当前情势的危急，不得不同力合作。接着召开党政军首脑紧急会议，派马绍武、祁中道、谢士英3人为代表，赴南京呼吁；派马师融赴宁夏联络马鸿逵、马鸿宾，相约互为支援，一致拒孙。此外，马步芳假托青海蒙古族、藏族王公千百户的名义，电请蒋介石阻止孙殿英入青。同时，还强迫全省各界群众举行拒孙大会，游行示威，虚张声势。
孙殿英率军开抵五原、临河等地后，受到阎锡山的物质支援，整军扩兵，力图大举攻取西北，开创独立局面。
蒋介石在孙殿英开拔后，又行施缓兵之计，他借口“以顾全甘宁青民意为重”，电令孙殿英“暂驻原地，再待后命”。与此同时，蒋令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督饬马鸿宾、马步芳出兵宁夏，配合马鸿逵的十五路军，对孙殿英予以堵击，并令其就地歼灭。
马步芳接到电令后，在西宁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均为团长以上人员。在这次会议上，马步芳说：“拒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青海。但我们必须出兵到宁夏去，在境外作战比较有利。第一，我军可以就地取粮，不劳青海运输；第二，十五陆军在宁夏为主，守土有责，让其多打；第三，我军远去为客，兵源难济，补充不易，宁可少打，以免损耗力量。”这时，马鸿逵来电催请“迅速出兵协助”。马步芳即从甘州先遣所属第三旅和马步銮骑兵团，于11月初开往宁夏。马步青时任骑兵新编第二师师长，知大战难免，恐危及河西，亦由永登派出该师第一旅马禄部兼程驰赴宁夏，归马步芳直接指挥。马鸿宾的三十五师，早已由金积、中卫驰赴宁夏省城。从此，形成了西北四马联合拒孙的阵线。
宁夏拒孙兵力实况及其防御布置：马鸿逵所部十五陆军，原有3个独立旅、2个骑兵团、1个特务团、1个教导团、1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1933年10月间，马鸿逵以拒孙为名，勒令各县征兵，还增编2个警备大队（相当于团），隶属于省保安处，以马全良为处长，韩进禄为副处长。此外，还有马鸿宾所部第三十五师（原为新编第七师）。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十五陆军总指挥，并由马福寿（马鸿逵的伯父）任宁夏省垣警备司令，兵力共30000余人。
马步芳所部第三旅旅长韩起功，率马成龙、马德2个团；独立旅骑兵第六团团长马步銮率马正魁、韩有禄、马忠良3个营先到宁夏。接着马步青部骑兵暂编第二师第一旅旅长马禄率魏珍团的马秉魁、马福海、马长青、白生贵等4个营，驰抵中卫，其余1个骑兵团留驻一条山，待命前进。以上各先遣部队共10000余人。既至作战后，马步芳增援到宁夏的所部计有所属第二旅旅长马继融所率的马思融、马瑜2个团及独立骑兵第二团马忠义部、青海省政府手枪团马步荣部。此外，还有1个炮兵营和1个工兵营。马步青也增派了1个骑兵团，作为马禄旅的后备队兵力共达110000余人。合计四马宁夏拒孙联军的总兵力不足40000人。
宁夏城垣西距贺兰山，东距黄河，均约30里。纵展平原，近郊四周，多有堡寨；城西临唐徕渠，城东复连汉延、惠农两渠。四马联防部队，利用上述地形和堡寨，构成郊区防御阵地。城以南经王宏堡、阳和堡、大坝堡、广武城、石空堡至中卫县，计有360里；城以北经过谢家堡、李刚堡、平罗县、黄渠桥、石嘴子至磴口县，计有220里。马鸿逵用在北防御线一带的兵力约有10000人。派守主要据点的：磴口、石嘴子1个骑兵团，平罗1个步兵旅、1个炮兵营，李刚堡1个团。在西距宁夏城15里的宁朔县派有1个团的兵力，作为两翼防御线；在中卫等县亦均有部队驻防。此外，马鸿逵把十五陆军的主力摆在省垣附近，其唯一作用，在于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2]
孙殿英广求外援、兵力概况及其政治企图孙殿英以西进被阻，感到进退两难，局促不安。他为了摆脱困境，多方求取外援，力图壮大声势，挥兵西进。孙殿英是流寇式的军阀，惯会投机取巧，在其寻求外援的过程中，接触面很广，内幕异常复杂，活动变幻莫测。根据当时事实，主要是：（1）收编绥西骑匪杨猴小子等部，扩大其兵力；（2）联络晋绥统治头子阎锡山，争取军需用品以及粮秣方面的支援；（3）勾结汪精卫改组派和陈立夫的CC系分子；（4）拉拢广东国民党的东南执行部；（5）接受伪满执政溥仪所加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封号；（6）向福建反蒋联共的武装进行活动；（7）以李锡九为使，聘南汉宸并通过其关系，与陕北红军和西安杨虎城取得联络，要求在军事上予以援助。
（1）孙殿英所部四十一军，原有3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1个炮兵团。亲信将领有谭松艇、刘月亭、丁某、刘广德、于世铭、高霞轩及夏维礼、杨干卿、孟庆典、卫曰功等。高等顾问，先后聘有李锡九、南汉宸。孙在1933年2月热河一度抗日期间，曾用阴谋诡计，吞并了张学良所部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1个步兵团和义勇军李纯华的部队；移防沙城时，又利用抗战换来的名誉，召诱爱国青年入伍，壮大了实力。当其离察西进途中，到处强拉壮丁，用以扩军，并在绥西收编杨猴小子等骑匪，作为游击部队，共有兵力70000余人，号称“十万之众”。
（2）孙殿英初到绥西时，本拟对宁夏行施“假道灭虢”的诡计，但因四马严阵以待，所谋不得而逞。孙为了打破当前难关，开辟西进道路，重行决定计划：首先攻占宁夏，然后下甘肃，入青海，进取新疆，统一西北。为实现攻占宁夏的第一步计划，孙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在战术上采取“猛攻硬打”，其作战要求是“歼灭敌军主力”，作战目的是“争取全部胜利”。此外，孙殿英还为了进一步利用所部将领效命，曾许杨干卿为宁夏警备司令，刘月亭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丁某为青海省政府主席，而以西北总司令自封。
（3）宁夏作战前夕，孙殿英对四马内部进行分化宣传，他派便衣人员潜入宁夏，散发许多传单，有油印的《告西北同胞书》和《告西北将士书》两种小册子，由于好奇，默记了其中一些主要词句。
孙在《告西北同胞书》中，对马鸿逵、马步芳集团大加抨击：“彼辈把持地盘，残暴不仁，用人行事，专尚四同：一要同姓，即马，非马不喜；二要同族，即回，非回不亲；三要同河，即河州，非河不同；四要同教，即回教（伊斯兰教），非教不信。”
《告西北将士书》中，孙曾骄矜自夸：“本军不分种族，不重地域，不论亲疏，不问宗教，任贤用能，一本大公。”还说：“吾率十万雄兵，所向无敌。今观朔方于掌上，取陇阪若探囊，投鞭黄河，指日可渡，饮马青海，为期不远。”其野心之大，用计之深，可谓暴露无遗矣。[2]
“四马拒孙”战争经过
宁夏作战第一阶段：1933年11月闽变爆发，以十九路军为主的国民党反蒋联共派，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与南京蒋政权相对抗。孙殿英乘此时机，于同年12月11日，由绥西大举进攻宁夏，即于1934年1月12日夜1时，首先袭占磴口。马鸿逵急电令石嘴子防守部队，堵阻孙军前进。
石嘴子濒黄河西岸，贺兰山耸立西北，地势颇为险要，有利军事防御。时正值隆冬，大雪封山，坚冰结河。孙军分兵两路：一路直趋石嘴子正面，猛攻马鸿逵部阵地，另一路从河东夜渡冰桥，向石嘴子突行侧击，迫使马鸿逵部放弃险隘，纷纷溃退，孙军即乘胜追击，一拥而包围了平罗。
平罗在宁夏城之北，距有120里，城小而坚，居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马鸿逵早派1个步兵旅和1个炮兵营，由师长马宝琳为指挥，防守北城。马宝琳在十五路军中素负勇名，他知孙军颇有作战能力，且以平罗距石嘴子不过70里，在军事防御上居于重要地位，故激励所部以死力严守。城内储备了较充足的粮秣、弹药等军用物资。还在保护当地洋行商人和富户的名义下，索得巨款作军饷，使兵卒冒死听命，未致生变。同时，他又让清真寺的大小阿訇，向回民群众进行鼓动：孙殿英到处纵兵掠民，甚至挖盗清朝乾隆、慈禧的陵寝，将大批宝物偷卖给洋人。今率兵西来，不但要攻城掠地，而且要杀回灭教。平罗地当要冲，倘一旦失守，大家必遭其祸害。只有军民合力，才能保护城池，不受屠杀。当地群众即给马宝琳一定的支持，这是平罗始终未能失守的一个主要原因。也牵制了孙军进攻宁夏的一部分兵力，使其作战计划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孙殿英攻打平罗不下，乃留3个团的兵力继续作包围，他于同月26日，率大军迅行指向宁夏城。原在北线一带作防御的四马联军，大受孙殿英优势兵力进击的威胁，怕被围歼，节节后退。马鸿逵为了巩固宁夏外围防御线，严令后退部队转入李刚堡一带的防守阵地，配合原有驻兵，对前进中的孙军，予以坚决的阻击。
在这一阶段，马步芳率军事顾问安立绥、秘书长姚钧、旅长马元海、卫士队队长韩有文等，由西宁乘汽车驰赴宁夏，受到马鸿逵、马鸿宾的欢迎，并举行军事会议。马步芳知此次作战规模较大，孙殿英是个拥有10万兵力的劲敌，而且看到马鸿逵以亲谊长辈自居，便推他担任拒孙联军总指挥。马鸿逵也傲然自夸：“我前跟冯司令，后随蒋委员长，参加过多少次大战，实际经验不少。我的部下大都是鲁、豫、皖从征的健儿，现在打孙殿英这股土匪队伍，是有必胜把握的。”马步芳本来好自己吹牛，也爱受别人恭维。那知马鸿逵吹牛比他吹得更大，心里很不服气，便对马鸿逵说：“我早敬仰总指挥是党国的柱石，西北的名将。这次打孙殿英同打落水狗一样，十五陆军确实是一支铁军。至于我所带的新九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战，这次开到宁夏，只能起一点摇旗呐喊的作用罢了。”马鸿逵又对马步芳说：“你的军队勇敢善战，早在河西赶走马仲英，威名远扬。今天你亲身来这里助战，使孙殿英闻而生畏，可称得起一员虎将。”他们互相恭维，也是互相利用。
当孙军占磴口、破石嘴、围平罗，直逼宁夏省城之际，马鸿逵大为惊惶，想把十五路军主力撤到灵武、金积、中卫等县去，而以三十五师和马步芳部队留守省城，并向蒋介石打电报告急，俟乞得援兵后，再行全面发动反攻，以求达到驱逐或消灭孙军的最后目的。但他又考虑到，倘十五陆军主力向后移动，马步芳怎肯留守，将会乘机退兵，去保青海地盘，反而对宁夏防守不利。要是不先撤自己的主力部队，深恐遭受孙军的大围攻，而且后方粮道也有被截断的危险。因此，疑惧满腹，退守难决。在召开军事会议时，马鸿宾主张以全力坚守宁夏，既可稳定军心，也可反守为攻。马鸿逵听了，便对其所部师长卢忠良等说：“马宝琳以数千之兵，尚能固守平罗，我亲率精兵数万，保宁夏实有余力。孙殿英冒险深入，后无援兵，只要我们坚决打下去，就有取得全胜的希望。”他的实际用意，在于鼓励部下，效其死力而已。
马步芳因情势紧急，终日呆在自己的司令部里，不敢到前线去作指挥。有一天他十分愁闷，蹲在寝室门前，双手捧腮，低头不语，侍从人员立即摄影，并题“忧国虑民”，马感到满意，将其相片分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作为战时纪念。但有些人背着马步芳说，看了照片，与其题上“忧国虑民”，不如写上“想妻思子”才对。一时传为军中的趣闻。
第二阶段：1934年1月下旬，孙军约有两师之众，由刘月亭指挥，向宁夏西北郊区一带的防御线进攻。当时四马联军，防守西郊阵地者有马英才师、马德步兵团、魏珍骑兵团；防守北郊阵地者，有卢忠良师、马成龙步兵团、马步銮骑兵团。双方激战两天，马英才等部首先将进攻西郊的孙军击退。北郊应战中，省保安处处长马全良左肋负重伤，副处长韩进禄阵亡，其部下损失惨重。由于卢忠良、马成龙等部坚决抵御，使防御阵地未被突破，只有一小部分堡寨，落于孙军之手。其时马步芳令韩起功旅防守满担桥一带。韩旅第一团团长马成龙率谭成祥、孟全禄、马全义3个步兵营，扼守满担桥第一道防线；第二团团长马德同独立骑兵旅第一团团长马步銮，各率所部布置为第二道防线。这时候，刘月亭用1个师的兵力，攻破第一道防线，马成龙中弹殒命，所部伤亡甚多。马步銮团乘夜救援，使谭成祥、孟全禄等脱离险境，退往八里桥。在这次激战中，马步銮腹部中弹，抬到宁夏医院去养伤。他的3个营长马正魁、韩有禄、马忠良均怕受孙军的包围，连夜退守杜家寨一带，后又遭到孙军两个团的攻击，所有堡墙、房屋，悉被炮弹摧毁，守兵挖地下坑道，继续抵御，韩有禄左肩受伤，与马正魁等合兵在一起，支持到第3天夜里，始退往北塔，与韩起功旅取得联络。当满担桥失守时，孙军还包围了甘草厂，马步芳所部工兵营600余人及其营长马登云等，被俘缴械，刘月亭后来把他们一律释回，使马步芳又想哭又想笑，因为失去了600余支枪，烦恼得要哭，但看到1个营的官兵都放回来了，所以又想要笑。他知道他的部下们均认为这次是最丢脸的事情，为了作掩饰，他曾这样说过：“刘月亭不愿意惹青海军，才放回了工兵营，这实际上是顾全了我们的面子。今后，我军避免同刘的部队打硬仗，只要守住阵地，不致再发生工兵营那样戒备不严的事情就好了。” 
马鸿逵以孙军日益近逼，严令所部加强宁夏省城城防，并命其子马敦静率兵一团，监督防务。在城头四面，均挖设交通沟和掩蔽部，特别在北城上装置有炮位；城垣四周，每夜用铁丝悬挂成排的照灯，并在城头配制监视哨。此外，沿着北城墙根一带，还勒令居民挖设地道，在总指挥部内（省政府所在地）也筑有地下室，作为马鸿逵及其眷属避弹藏身之所。
2月初，春节将至，马鸿逵、马步芳等，看到前线沉寂，认为孙军在休整中，不会妄动进攻，因而放松了戒备。其实孙殿英以静为动，早作伺窥，他一见有机可乘，便派出3个师的兵力，命刘月亭为总指挥，利用大风黑夜，分3路暗袭宁夏省城，中路军由刘兼任指挥，向北城进袭；左路军由丁某为指挥，迂回到东郊，扑向城垣。这时，天刚拂晓，孙军中有200余人，首先爬上城头，即被1名司号兵发现，他连忙吹起紧急军号，惊动防守部队，从两头用大刀截杀，互相搏战，血肉横飞，登城孙兵寡不敌众，无路可逃，全被杀死。但宁夏省城三面受攻，情势很是危急。马鸿宾冒险督战，士卒不敢后退，拼力抵御了一昼一夜。孙军爬城受挫，乃调集重炮，猛加轰击，炮弹射落城内，民房多被炸毁，死伤100余人，哭声四起，凄惨欲绝。马鸿逵身驱肥大，平时行动迟缓，这天受到大炮的震慑，吓得不能举步，只好由卫士扶持，避入地下室。马步芳早存戒心，他在拂晓时，一听到紧急号音，便知风色不妙，立即乘汽车，从南门逃往后方马禄驻防的地区，待至孙军攻势暂缓后，才悄悄地从夜里返城，但他仍准备好汽车及马匹，以便随时逃走。
当孙军攻城猛烈之际，四马骑兵军心大为动摇，马鸿宾也惊恐异常，情势颇为严重。正在这时候孙军忽然退去，大家莫名其妙，反惊疑不安。其实孙军忽退，是别有一种原因的。在攻城前夕，孙殿英面许杨干卿为宁夏警备司令（另一传闻是宁夏省政府主席），孙的亲信团长卫曰功，闻而不服，攻城之日，杨奋勇前进，卫率部后退，以致牵动全线，孙殿英恐引起内讧，急忙收兵，巩固阵地。
由于此次攻城未能得手，孙殿英非常气愤，他将大部分兵力调集在宁夏省城附近，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城。
在这一期间，孙军盘据各村寨，大肆搜索财物，掠夺粮食和牲畜，乡民不堪其扰，纷纷逃奔贺兰山，冻饿而死者，满谷盈坑，惨不忍睹。
第三阶段：由于宁夏省城处在被包围的形势下，马步芳电调第二旅马继融部和独立骑兵第二团马忠义及1个炮兵营迅速增援。马麟也派长子马步荣率青海省政府手枪团同时出发，并致电马鸿逵：“孙殿英目无中央，抗命西犯，吾兄率先加讨，屡挫凶锋。弟令儿辈负弩前驱，援兵接踵，旌旗相望，仰仗虎威，必奏全胜。”
马鸿逵看到青海援兵已至，为了对马步芳表示信赖，就将宁夏城防交由马继融担任。马步芳至此，才面有喜色，即派该旅参谋长王剑萍率马思融团防守西、南城；派马步荣率手枪团和炮兵营防守东、北城，由旅长马继融负城防指挥总责。
宁夏省城城周15里，东西纵长，倍由南北，城门有六，昼夜紧闭。双塔耸峙建筑宏伟。在城内者为西塔寺，8角11层，青砖砌成，极其坚固。马鸿逵将许多珍贵杂物，移藏入西塔内，派兵守护；在城外者为北塔，距城垣10余里，此处地势重要，十五路军作为防御据点，派驻1个团。孙军攻城期间，北塔成为被攻击的一大目标。
2月17日，北塔阵地由新编第九师第二旅第二团接防。马步芳以团长马瑜年轻，恐有疏失，命马继融前往指挥。刘月亭侦知此种情况，派出两个旅进行夜间攻击，炮火至为猛烈。马瑜惊惶失措，伏在战沟里不敢抬头。马继融命全团坚守阵地，并派团副马效融赴城内向马步芳请援，乃令由韩起功旅进攻孙军的右翼，马步銮、马忠义两团合击孙军的左翼。马鸿逵也派步炮兵配合作战，孙军遂受创而退。
在这一阶段，孙军力求速战，而不能速决，形成了胶着状态。孙殿英企图截断四马联军的粮道，命杨猴小子率所部骑兵旅，向宁夏省城后方进行扰乱。马步芳令马禄旅在阳和堡一带，严加戒备。但马禄旅与杨猴小子早年结义为兄弟，1925年马禄在后套一带活动，交识王英、杨猴小子，加入哥老会。他3人结为义兄弟，王为老大、杨为老二、马为老三。在此一期间，马禄主要给青海的马麒集团，购运枪支、弹药等军用物，他后来又当了马麒所部骑一师的旅长，驻防永登、与王英、杨猴小子始终保持联络。在宁夏作战期间，仍暗取联络，互不相犯。孙殿英知杨游而不击，又加派两个骑兵团，督促杨旅袭击王宏堡。
马步芳认为马禄疏于戒备，致有王宏堡之失。但他是马步青的“爱将”，未便直接斥责。马鸿逵以后方粮道大受阻扰，急与马步芳面议，决定派马忠义团配合马禄旅，由马元海为指挥，限10日内夺回王宏堡。此外，还由马鸿宾亲率所部炮兵，联合作战。这次战斗，共进行了3天，兰州绥靖公署派来轰炸机1架，第一天，向朱家寨孙军主要阵地，投弹数枚。第二天，又飞到王宏堡，进行俯冲轰炸，杨部用步枪仰射，驾驶员右臂被击伤。飞回宁夏省城后，因流血过多，当天殒命。第三天，马鸿宾、马元海各督所部，猛力攻击，杨旅大受损失，且以军粮告罄，无法盘踞，先将伤亡兵员一律驮走，支持到第四天夜里，杨猴小子亲率骑兵退去。马禄、马忠义等于次日早晨，始进入王宏堡，并搜查附近村寨，只见断墙残壁之间，遗有马尸数匹而已。
王宏堡之战甫告结束，孙军又向北塔发动了一次进攻。临战前孙殿英将随军带来的大批瓶酒，分赏给作战兵员，命其痛饮，然后出击，横冲直撞，气势颇勇。北塔防守部队全面展开白刃战，搏斗至为激烈。马鸿逵所部3个旅配合马鸿宾所部三十五师，从城内分两路出兵，一路向接近东郊的孙军阵地佯攻，使丁某受到牵制；另一路直援北塔，向刘月亭师加以猛击，获得胜利，夺回了八里桥以北的十数个堡寨。
孙殿英屡攻受挫，只好深沟高垒，固守阵地。他计划到初春天暖，总攻宁夏，毫无知难而退的打算。
马步芳的部队，大都参加郊区防御线，因天寒无煤取暖，即将初埋地下的阵亡士兵的棺木，挖出作燃料材料，若遇宁夏红十字会的掩尸队，他们也夺棺弃尸而去。马鸿逵闻知后，及时对马步芳进行劝阻，这时马步芳也考虑到长此挖用棺木，会引起十五陆军更多的不满，所以组织了一个“新九师司令部巡察队”，派往郊区，但巡而不察，启墓行为，较前更加增多了。[2]
孙军的崩蒋介石为了对孙殿英施加压力，一面命何应钦停发四十一军的饷项给养，一面电令庞炳勋、胡毓坤等劝告孙殿英解甲归田。孙至此更加恐慌了，但又不甘心退走，仍令所部作战到底。蒋介石以孙“一再抗命，阻绝劝告”，乃命令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蒋还令驻防天水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派移防兰州的该师第二旅赴宁夏助战，但该旅到达中卫后，只遣第五团向前方移动，并未参加实际战斗。
其实朱绍良，已与四马取得妥协局面。马步芳在出兵宁夏之初，曾派政客谢刚杰用黄金贿朱，请其向蒋介石代为陈词，阻止孙殿英入青。朱原想坐观成败，后以孙军攻入宁夏腹地，一旦击败四马联军，势必危及甘肃，对自己的地位颇觉不利，故决意援马拒孙，他电请蒋介石收回孙殿英屯垦青海的成命外，并接受了马鸿逵等的要求，派出轰炸机两架，配合攻孙，使四马联军士气为之一振，也敢于反守为攻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已电令阎锡山由晋绥出兵，配合马鸿逵等所部，对孙军进行夹击。
孙军的将领丁某、杨干卿、李纯华、孟庆典等，以饷糈断绝，士无斗志，且孙殿英的本兼各职，已被免去，在全军中失掉了发号施令的作用，故各率所部共约20000人，退出战斗。此外，于世铭早与何应钦有勾搭，他力图驱孙，想把四十一军的残部接管在自己手内。从此，孙军瓦解之势已成，富占魁在何应钦的授意下，面劝孙殿英离开队伍。孙知败局无法挽救，先送走南汉宸、李锡九，并组织炮兵，归由刘月亭指挥，向宁夏省城射击，掩护其余部队退却，孙殿英潜赴太原，后又转往晋祠居住。
3月19日夜，大风怒吼，黄沙昏暗，孙军全部溃退。马步芳派马元海率韩起功、马禄2个旅，和马步銮、马忠义2个团兼程追击；马鸿逵也遣骑兵旅猛追，一夜之中，孙兵被俘者达6000余人，晋军时已进抵磴口、石嘴子一带，对溃退的孙军约20000人，并未截击，反而掩护到绥远去，都被阎锡山所收编。
孙殿英进攻宁夏期间，在石嘴子设有军械库多处。后来孙军一败涂地，晋军乘机抢走了石嘴子所存藏的大批军械和其他物资。马元海率兵急追，也从石嘴子捞到六五步枪6000支、三八马枪200余支，高射机枪2挺、大炮6门、炮弹5000余发。马步芳只给马鸿逵送去1挺高射机枪，其余枪炮弹药都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因此，马鸿逵大为不满，他说：“宁夏好像赌场，他们赢了钱都拿去，我们的炕被跳塌了，就没有人来管。”由于马鸿逵怀恨之故，借口战争结束，对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一律停发给养。马步芳也气愤地说：“孙殿英捣坏了宁夏的门，跳塌了宁夏的炕，你们几乎立不住脚！我们帮助宁夏，打走了孙殿英，还没有坐下来休息，就想排去有功劳之人，连一口饭不让吃，太没有道理了。”他先令大部分部队撤回青海及河西，紧接着又命马继融同马德团撤退到中卫，计划分批调走。但在这一期间，当地县政府对青海军的给养，仍不供应，团长马德非常恼怒，把县长董天祥（原为马鸿逵的参谋处处长）诱至团部软禁，一杯水也不让他喝。马继融恐怕问题闹大了不好办，叮嘱助手劝说马德，才送走董天祥。董为了和缓对立状态，很勉强地支应了半月军食。但第一师第二旅派驻在中卫的罗团，虽未参加战斗，却受到充分的给养。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马步芳认为马鸿逵太挖苦青海军了。他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离开宁夏。路经靖远城的时候，被李贵清所部的守兵，突然开枪射击，打伤马步荣的左臂，马步芳不敢冒进，急行后退，到马鸿宾所部驻防区，始渡过黄河转返西宁。马步芳还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曾利用政客谢刚杰、谭克敏、马绍武、郭学礼等分赴兰州及南京活动，主要用黄金贿通朱绍良、何应钦、陈立夫，允其向蒋介石转报宁夏“奏捷之功”。因而马步芳被任为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所辖新编第九师亦改编为第一百师，和两个独立骑兵旅。马步青也通过与朱绍良等的勾搭的关系，改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
战争的结局
经过4个月激战，以孙殿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这场战争中，人民群众受到极惨痛的蹂躏，庐舍田园，半为废墟，造成了严重的兵灾区。根据当时有关记载：“夏、朔、平、磴4县，被灾75000余户，灾民45.8万余人，炮火打伤以及冻饿而死者5384人。此外，牲畜、农具、米粮、财物、房屋等项的损失，总计已达2000余万元；无籽种、耕畜，耽误农业生产的土地，计有97万余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