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察哈尔·林丹
人物资料
在史籍《明史·靼鞑传》中，记载察哈尔·林丹则取谐音为“虎墩兔憨”，是满族对他带有轻蔑的意思。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黄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
察哈尔·林丹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察哈尔蒙古大汗位，时年十三岁，后驻帐广宁(今辽宁北宁)以北。十二年后，比察哈尔·林丹年长三十三岁的佟·努尔哈赤登上后金政权的可汗位。后来继承汗位的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与察哈尔·林丹同岁，他成了蒙古察哈尔·林丹的致命克星。
其时，蒙古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在史籍《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林丹汗有“帐房千余”，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自称全蒙古大汗。
察哈尔·林丹自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因而，察哈尔·林丹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
历史政绩
察哈尔·林丹即位后，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察哈尔·林丹极力争取黄教僧侣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又下令将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继而编纂蒙古文《大藏经》，并兴建了著名的寺院“察干召”(白寺)。在察哈尔·林丹的积极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左翼诸部传播开来，寺宇林立，僧众遍地，每个家庭都派一子出家为僧，喇嘛教迅速为蒙古贵族和民众所接受。喇嘛们用千金铸造嘛哈噶喇金佛。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经被视为三大法宝。不过，在察哈尔·林丹改奉红教后，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与林丹汗逐渐有所疏远。
由于漠南蒙古东介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后金与明朝的争夺对象。在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之间鼎立的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赏”。明朝政府则每年给林丹汗的赏银先为四千两，后增至四万两，再增至四万两，尔后增至十四万两。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大臣王象乾与袁崇焕共商对策。在《明史·鞑靼传》中记载：“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就是明朝政府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银为抚金，换取察哈尔林丹汗不犯边，而求得西边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后金政权。
察哈尔·林丹接受了明朝的抚赏，显然妨碍了后金攻明的大政方针，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首先征抚察哈尔·林丹。因此，后金天聪汗与林丹汗之间的争战根本就不可避免。结果，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后三次出兵进攻蒙古，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最终死在青海。
察哈尔·林丹对明朝索要抚赏，忽即忽离。而对待后金政权则由轻慢而迅速转为畏惧。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农历10月，察哈尔·林丹遣使至后金，狂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云云。后金的诸贝勒大臣见了察哈尔·林丹来书，皆勃然大怒，要将其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劓鼻馘耳放归。当时佟·努尔哈赤说：“使者无罪，暂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后再做处理。”随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遣使赍书报察哈尔·林丹。察哈尔·林丹把后金使臣也关了起来，并对佟·努尔哈赤的国书做出了傲慢的回答。
佟·努尔哈赤误闻自己派遣的使臣被察哈尔·林丹所杀，怒斩蒙古使臣，但后来，后金使臣却却买通了蒙古看守，逃回了后金。不久，在佟·努尔哈赤成功地攻占了明朝的沈阳、辽阳后，后金政权同察哈尔蒙古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察哈尔·林丹在蒙古实行错误政策，加速了察哈尔内部的分崩离析。他自己掠土地、劫牛羊、穷奢极欲、暴虐无道，“炰休悖慢，耳目不忍睹闻”。察哈尔·林丹自恃士马强盛，横行漠南，破喀喇沁，灭土默特，逼喀尔喀，袭科尔沁。史载察哈尔部属五路头目的妻子，被林丹汗重臣贵英强占，受害头目含愤投巴林部首领炒花，“炒花不能养，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广宁”。因此，察哈尔蒙古的许多部落因对察哈尔·林丹不满，逐渐背离而转而依附于后金政权，与后金盟誓。例如科尔沁等部在后金军队的及时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军事进攻。
之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凭借有利的形势，开始向漠南蒙古发动军事攻势。在此次战役中，后金大军扫击巴林、巴岳特、乌济业特三部牧地，俘获五万六千多人畜。这是后金政权大规模进攻蒙古的开始。此后，又有许多蒙古部落依附于后金政权。
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开始重点进攻蒙古诸部，并直接威逼到察哈尔部。据史籍《崇祯实录》中记载：后金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6月，察哈尔“拔帐而西，骚动宣、云，已逾半载”。察哈尔·林丹率察哈尔部开始西迁到宣府、大同塞外。
察哈尔·林丹西迁之后，明朝中断了抚赏，因此其内部困难加剧，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连续发动了两次军事进攻。
第一次，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农历9月3日，爱新觉罗·皇太极亲率大军，会同归附的蒙古诸部征讨察哈尔部。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统率蒙古诸部军队向察哈尔·林丹发起进攻。9月6日，皇爱新觉罗·皇太极率领大军离开沈阳，西征林丹汗。9月8日，联军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时，敖汉、奈曼等部兵来会。尔后，喀尔喀、科尔沁、扎鲁特部、喀喇沁各部兵来会。随后，爱新觉罗·皇太极指挥满蒙联军，乘胜前进，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爱新觉罗·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大军，于农历10月15日回到沈阳。是役，为后金政权第一次由天聪汗亲自统率，会集蒙古诸部兵马，共同进击察哈尔部林丹汗。爱新觉罗·皇太极通过对察哈尔部的第一次进兵，确立了对漠南蒙古东面诸部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政权的臣属关系。察哈尔·林丹在受到爱新觉罗·皇太极威逼后，再次西迁，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发动了第二次征伐。
第二次，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农历4月1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发动了第二次对察哈尔部的进军。4月9日，大军到西拉木伦河时，沿途蒙古各贝勒率所部兵来会，共同大举进攻察哈尔部。据史籍《天聪朝臣工奏议》中记载，这次满蒙联军出征的目的：“一欲为我藩国报仇，一欲除却心腹大患。”察哈尔·林丹闻警大惊，“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察哈尔部众散处黄河河套及套西一带。
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关于皇太极第二次亲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役，是历时四十天，仅斩一人、获六人，又获马一匹、骆驼一峰。满蒙联军始终未同察哈尔部的军队相遇，无果而还。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深入察哈尔境地后，遇到的主要困难一是缺水，其时，以一只黄羊换水一碗，可以看出水之珍贵。二是缺粮，大军“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察哈尔·林丹抗清失败，自己也“发痘”病死在青海的打草滩阿拉他拉。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拥众过万，仍驻扎在河套地区外围。
经过后金政权两次大的打击和西迁，察哈尔部人心离散，势不可为，“食尽马乏，暴骨成莽”。为了逃窜，舍弃故业，西奔图白忒部落，牲畜死得很多。许多部民没有吃的，彼此“杀人以食”。察哈尔部的许多部众已经不愿再随察哈尔·林丹继续西迁道吐蕃、青藏一带地方，许多部落首领纷纷投归后金政权，就连他的一位妻子也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归降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鉴于形势发生变化，谕率兵诸贝勒大臣曰：“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撄我军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回返，趋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满蒙联军经宣府、张家口等地时，大肆抢掠，饱欲而返。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7月24日，爱新觉罗·皇太极率军回到沈阳。
爱新觉罗·皇太极征蒙古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察哈尔·林丹的传国玉玺，他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于是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改“后金”国号为“大清”。
察哈尔·林丹，这位成吉思汗以降的最后一位蒙古大汗，成为了满清王朝爱新觉罗氏族立朝统世的最大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