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方孝孺
人物综述：
方孝孺(1357～1402)， 明代散文家。  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今属浙江)人。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于是被杀，宗族亲友株连者数百人。[1]师从宋濂：方孝孺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正五品）宋濂，  方孝孺侧身画像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1392-1398），翰林侍讲（正六品1398-1399），侍讲学士（从五品，1399-1400），直至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将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皆为从五品）合并为文学博士，并升任文学博士（正五品，1400-1402）。建文年间（1399-1402）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
幼聪慧，6岁能诗，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15岁随父兄北上济宁，励志攻读。及长，承学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方孝孺，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上意。赐宴时，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喜其举止端庄，学问渊博，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厚礼遣回乡。由于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后政刑；而太祖则主张以猛治国，运用严刑峻法控制官民，所以他没有对方孝孺加以重用。[2]此后十年，居家读书写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岁时，仇家于叔争讼，词连孝孺，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朱元璋见孝孺名，特名释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荐，授汉中府学教授，深为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建文帝）继位，召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学士，次年，值文渊阁，尊师以礼，帝读书有疑，即召讲解。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孝孺任副总裁。后调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主持京考。思想主张：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个人作品：方孝孺说，他是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  ……而终身不知其非者”而作(《逊志斋集》卷六)。可见《越巫》是作者有感于明初“好诞”“好夸”的不良风尚，作之以为世戒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惯于装神弄鬼的越巫，被恶少装鬼而吓死的故事，鞭挞了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的越巫之流；也形象地揭示了骗人者始则害人、终则害己这一古训。叙事生动而简洁，立意正大而警策，作者虽不加议论褒贬，但倾向鲜明，让人领悟妄人欺人者“不自知其非”的可悲。这在“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的封建社会，具有警世作用。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由于永乐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传于世的诗文是由后人辑录的，因此其中难免杂有他人之作。据《南濠诗话》记载,《勉学》24首是陈子平作,《渔樵》1首为杨孟载作，《牧牛图》为元人诗。
简明传记：
方孝孺  ，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传。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尝卧病，绝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贫岂独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诛，扶丧归葬，哀动行路。既免丧，复从濂卒业。
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除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  方孝孺像[3]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籓。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
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方孝孺题跋像[4]
先是，朱棣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渠得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执笔愤而疾书“燕贼篡位”四字之后，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瘗聚宝门外山上。
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
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洪武二十五年尝上书阙下，请减信国公汤和所加宁海赋，谪戍庆远卫，以军籍获免。孝复子琬，后亦得释为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孺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其门下士有以身殉者，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宁海人。
原质字希鲁，孝孺姑子也。由进士授编修，历官太常少卿。建文时，屡有建白。燕兵  方孝孺半身像[5]至，不屈，与弟原朴等皆被杀。
公智字叔贞；嘉猷名升，以字行。皆师事孝孺。孝孺尝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贤良举，为御史有声。嘉猷，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馆为编修。寻迁陕西佥事。尝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谋倾世子状。孝孺间燕之谋，实嘉猷发之。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荣县人。孝孺为汉中教授时往从学，蜀献王荐为县训导。建文初，与修《太祖实录》，授检讨。累迁至刑部侍郎。
郑居贞，闽人。与孝孺友善，以明经历官巩昌通判、河南参政。所至有善绩。孝孺教授汉中，居贞作《凤雏行》勖之。诸人皆坐党诛死。
孝孺主应天乡试，所得士有长洲刘政、桐城方法。
政，字仲理。燕兵起，草《平燕策》，将上之，以病为家人所沮。及闻孝孺死，遂呕血卒。法，字伯通。官四川都司断事。诸司表贺成祖登极，当署名，不肯，投笔出。被逮，次望江，瞻拜乡里曰：“得望我先人庐舍足矣。”自沉于江。
成祖既杀孝孺，以草诏属侍读楼琏。琏，金华人，尝从宋濂学。承命不敢辞。归语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辈耳。”其夕，遂自经。或曰草诏乃括苍王景，或曰无锡王达云。
——摘自《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方孝孺墓：
方孝孺墓是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孝孺生于1357年，卒于1402年，浙江宁海人。是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的老师。因为太子朱标死得早，朱元璋就把皇位传给了朱允炆，这就是建文帝。后来他的叔叔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取了皇位。要方孝孺写即位诏书。方孝孺坚拒不从，被灭十族（九族加门生共十族），遭难者达873人。 
明万历年间，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代表剧作《牡丹亭》）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后毁于战火，清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又重新为其修墓立碑，民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又重修，后来均遭焚毁。 
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特请东南大学丁宏伟教授设计修复方孝孺墓，2002年在方孝孺遇难600周年之际，方孝孺后人又捐款与雨花台管理局一道重新修整了方孝孺墓。
孝孺之死：
重新审视：明初靖难之变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论史者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近年来，对方孝孺的评说日见分歧，一种观点是秉承前说，将方孝孺定位为忠节奇儒，而另一种新出的说法却将其称作愚忠的典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义。
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用今天的术语而言，就是破坏了宪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诏而身死，我以为这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国历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个，其前有西汉文帝时的晁错，在其同时有黄子澄、齐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为出名，一是因为方孝孺案株连人数之多(达873人)，二是因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误，当然也是明显的，此节已被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论定为帝暗臣疏，在此也无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以身护法：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为一种存在，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一种名气，一种象征。真正有效地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乃是文官集团，乃是皇帝在“天子”名义下统率的文官集团。我们不能把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视作无限制的大，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权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专制二字抹杀之。美籍学者何炳棣曾花费数年时间，搜集了上万份明代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履历表，统计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由科举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团，其成员不仅经常变动，而且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亦即并没有形成垄断统治权的文官贵族集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论者说，中国自宋代以后无史，循环而已。这也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备及其与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配套适应。靖难之变中还有一处历史细节，当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对方孝孺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辅成王耳。”作为文官集团代表的方孝孺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词穷，然朱棣能以马上得天下，终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护法的意义和效果，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两种方法，即显微镜目光和望远镜目光，亦即分析与综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团成分的构成是分析手法(显微镜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综合手法(望远镜目光)即是说: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历史框架内，较长的历史阶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义，有以对其正确定位。“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则要看远不顾近”，这便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由此而言，我们将某种似是而非的荣誉或责任推加到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即便这个人是皇帝，而对事件、制度背后深层的地理、经济原因(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明)视而不见，是于事无补的。
当我们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时，我们应当作出这样的评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克勤之子：官历文学博士，子希直。娶郑氏，诰授夫人。同治癸亥，旨准崇祀文庙。妣生于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申时。建文四年殉难，葬南京聚宝门外雨花台有碑。幸苍天不泯忠，不乏嗣，子彦祥年九岁，蒙金陵魏司寇效程婴故事，隐居兴国州鸿滨桥，生三子，省一.省二.省三，省一居兴国州守先人墓，省二.省三迁湖北罗田县石桥铺，见山水秀丽，肇基兹土而有家焉。迄今二十余世，人丁蕃衍，星罗棋布，丁男日盛，南北纵横五十余里，可谓义城望族。省三复迁回林家冲原籍。迁罗第一世省二公任六安州牧，擢江南粮储道。子四人：宗甫.衡甫.权甫.宪甫。宗甫长子维邦.维谷居方家山，（宪甫居匡家冲另谱）。维魁生添瑀祖，瑀生四子。长应松生三子：长曰钅录，开荣张户；次曰铅，开启先户.省二户.璟瑄 户；三曰钅鼎，开官武户。应株开均仲户。愿后嗣毋忠血统，当思水源木本之义。致于列祖分迁，亲疏夫子派不在此限，后嗣勿替之耳。《敦睦堂~方匡八修宗谱》
明蜀王赐正学公像赞：
绿鬓红颜，金精玉粹。聘束帛于山林，膺纶言于殿陛。身游乎蓬岛方壸之间，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潜溪之后学，名闻九重；元英之云孙，华间奕世。是所谓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孝孺之子 彦八公
正一评事，诰赠礼部主事。生于明洪武甲戌年正月二十日午时。原配饶氏，诰封夫人，生于洪武乙亥年二月初三日寅时。生子三：省一.省二.省三。继娶魏氏，诰封夫人。公卒于明宣德丙午年七月初六日辰时。妣卒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未时。公妣合葬兴国州南门外龟形有碑。
诛灭十族：
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死了，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家人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的亲戚朋友可都遭了殃。每抓到一个，都带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看，再行千刀万剐，一共杀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镇定自若，不为所动，还忙里偷闲，做了一首绝命诗，古色古香——“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论，诗做得很一般。当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时，他罕见地留下了眼泪。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绝告别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看来这弟兄俩还真是一样的驴脾气。八百多人杀完了，轮到方孝孺了，他被五马分尸处死后拆散骨骸弃之。他的学生也是高干子弟，德庆侯、廖永忠的两个孙子廖镛、廖铭，偷偷捡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随后这两个仗义的学生随即被杀。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被诛十族的人。
除去杀的人，此案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禁书，谁敢藏有，杀头。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残酷但是最露脸的杀人法杀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像牲畜一样被杀掉了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到万历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凶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
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其门下士有以身殉者，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宁海人。
原质字希鲁，孝孺姑子也。由进士授编修，历官太常少卿。建文时，屡有建白。燕兵至，不屈，与弟原朴等皆被杀。
公智字叔贞；嘉猷名升，以字行。皆师事孝孺。孝孺尝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贤良举，为御史有声。嘉猷，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馆为编修。寻迁陕西佥事。尝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谋倾世子状。孝孺间燕之谋，实嘉猷发之。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荣县人。孝孺为汉中教授时往从学，蜀献王荐为县训导。建文初，与修《太祖实录》，授检讨。累迁至刑部侍郎。
郑居贞，闽人。与孝孺友善，以明经历官巩昌通判、河南参政。所至有善绩。孝孺教授汉中，居贞作《凤雏行》勖之。诸人皆坐党诛死。
孝孺主应天乡试，所得士有长洲刘政、桐城方法。
政，字仲理。燕兵起，草《平燕策》，将上之，以病为家人所沮。及闻孝孺死，遂呕血卒。
法，字伯通。官四川都司断事。诸司表贺成祖登极，当署名，不肯，投笔出。被逮，次望江，瞻拜乡里曰：“得望我先人庐舍足矣。”自沉于江。
成祖既杀孝孺，以草诏属侍读楼琏。琏，金华人，尝从宋濂学。承命不敢辞。归语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辈耳。”其夕，遂自经。或曰草诏乃括苍王景，或曰无锡王达云。
练子宁，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工诗。洪武初，官起居注。以直言谪外任，终镇安通判。子宁英迈不群，十八年，以贡士廷试对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丁母艰，力行古礼。服阕，复官，历迁工部侍郎。建文初，与方孝孺并见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贤否进退为己任，多所建白。未几，拜御史大夫。燕师起，李景隆北征屡败，召还。子宁从朝中执数其罪，请诛之。不听。愤激叩首大呼曰：“坏陛下事者，此贼也。臣备员执法，不能为朝廷除卖国奸，死有余罪。即陛下赦景隆，必无赦臣！”因大哭求死，帝为罢朝。宗人府经历宋徵、御史叶希贤皆抗疏言景隆失律丧师，怀二心，宜诛。并不纳。燕师既渡淮，靖江府长史萧用道、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论大计，指斥用事者。书下廷臣议，用事者盛气以诟二人。子宁曰：“国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诟者愧而止。
燕王即位，缚子宁至。语不逊，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边。子宁从子大亨，官嘉定知县。闻变，同妻沉刘家河死。里人徐子权以进士为刑部主事，闻子宁死，恸哭赋诗自经。
子宁善文章，孝孺称其多学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遗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学副使李梦阳立金川书院祀子宁，名其堂曰“浩然”。
徵，不知何许人。尝疏请削罪籓属籍。燕师入，不屈，并妻子俱死。
希贤，松阳人。亦坐奸党被杀。或曰去为僧，号雪庵和尚云。
茅大芳，名誧，以字行，泰兴人。博学能诗文。洪武中，为淮南学官，召对称旨。擢秦府长史，制词以董仲舒为言。大芳益奋激，尽心辅导。额其堂曰“希董”，方孝孺为之记。建文元年迁副都御史。燕师起，遗诗淮南守将梅殷，辞意激烈。闻者壮之。
周璇，洪武末，以天策卫知事建言，擢左佥都御史。燕王称帝，与大芳并见收，不屈死。而大芳子顺童、道寿俱论诛，二孙死狱中。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除户科给事中，耿直无所避。时制度未备，诸王服乘拟天子。敬乘间言：“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帝曰：“尔言是，朕虑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与同官见，适八十一人，命改官为“元士”。寻以六科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复称给事中。历官户部侍郎。
建文初，敬密疏言：“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问。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事竟寝。
燕王即位，被执，责以建议徙燕，离间骨肉。敬厉声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犹怜其才，命系狱，使人讽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贽，有死无二。先皇帝曾无过举，一旦横行篡夺，恨不即死见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犹不忍杀。姚广孝故与敬有隙，进曰：“敬言诚见用，上宁有今日。”乃斩之，诛其三族。
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谈论，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成祖尝叹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万历初，用御史屠叔方言，表墓建祠。
同时户部侍郎死者，有郭任、卢迥。
任，丹徒人，一曰定远人。廉慎有能。建文初，佐户部。饮食起居俱在公署。时方贬削诸籓，任言：“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日储财粟，备军实，果何为者？乃北讨周，南讨湘。舍其本而末是图，非策也。且兵贵神速，苟旷日持久，锐气既竭，姑息随之，将坐自困耳。”燕王闻而恶之。兵起，任与同官卢迥主调兵食。京师失守被擒，不屈死之。子经亦论死，少子戍广西。
迥，仙居人。爽朗不拘细行。喜饮酒，饮后辄高歌，人谓“迥狂”。及仕，折节恭慎。建文三年，拜户部侍郎。燕兵入，不屈。缚就刑，长讴而死。台人祀之八忠祠。
陈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贤，明初，从征有功，世抚州守御百户，因家焉。迪倜傥有志操。辟府学训导，为郡草《贺万寿表》。太祖异之。久之，以通经荐，历官侍讲。出为山东左参政，多惠政。丁内艰。起复，除云南右布政使。普定、曲靖、乌撒、乌蒙诸蛮煽乱，迪率士兵击破之，赐金币。
建文初，征为礼部尚书。时更修制度，沿革损益，迪议为多。会以水旱诏百官集议，迪请清刑狱，招流民，凡二十余事，皆从之。寻加太子少保。李景隆等数战败，迪陈大计。命督运军储。已，闻变，趋赴京师。
燕王即帝位，召迪责问，抗声不屈。命与子凤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既死，人于衣带中得诗及《五噫歌》，辞意悲烈。苍头侯来保拾其遗骸归葬。妻管缢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潜置沟中，得免。八岁，为怨家所讦。成祖宥其死，戍抚宁。寻徙登州，为蓬莱人。洪熙初，赦还乡，给田产。成化中，宁国知府涂观建祠祀迪。弘治间，裔孙鼎举进士，仕至应天府尹，刚鲠有声。
黄魁，不知何许人。为礼部侍郎，有学行，习典礼。迪及侍郎黄观皆爱敬人。燕兵入，不屈死。
有巨敬者，平凉人。为御史，改户部主事，充史官，以清慎称。与迪同不屈死，夷其族。
景清，本耿姓，讹景，真宁人。倜傥尚大节，读书一过不忘。洪武中进士，授编修，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见，命署左佥都御史。以奏疏字误，怀印更改，为给事中所劾，下诏狱。寻宥之。诏巡察川、陕私茶，除金华知府。建文初，为北平参议。燕王与语，言论明晰，大称赏。再迁御史大夫。燕师入，诸臣死者甚众。清素预密谋，且约孝孺等同殉国，至是独诣阙自归，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绯怀刃入。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独著绯。命搜之，得所藏刃。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初，金川门之启，御史连楹叩马欲刺成祖，被杀，尸植立不仆。楹，襄垣人。
胡闰，字松友，鄱阳人。太祖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题壁诗，奇之，立召见帐前。洪武四年，郡举秀才，入见。帝曰：“此书生故题诗鄱阳庙壁者邪？”授都督府都事，迁经历。建文初，选右补阙，寻进大理寺少卿。燕师起，与齐、黄辈昼夜画军事。京师陷，召闰，不屈，与子传道俱死。幼子传庆戍边。四岁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长识大义，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还乡。贫甚，誓不嫁。见者竞遗以钱谷，曰：“此忠臣女也。”
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经为监察御史。建文时，戮力兵事。成祖闻其名，与闰同召，欲用之。翔丧服入见，语不逊。族之，发其先冢，亲党悉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
王度，字子中，归善人。少力学，工文辞，用明经荐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建文时，燕兵起，度悉心赞画。及王师屡败，度奏请募兵。小河之捷，奉命劳军徐州。还，方孝孺与度书，誓死社稷。燕王称帝，坐方党谪戍贺县，又坐语不逊，族。
度有智计。盛庸之代景隆，度密陈便宜，是以有东昌之捷。景隆征还，赦不诛，反用事。忌庸等功，谗间之，度亦见疏。论者以其用有未尽，惜之。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累官侍讲。太祖谕之曰：“翰林虽职文学，然既列禁近，凡国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监察御史。建文时，改左拾遗。燕王入，召见，不屈，死之。德彝死时，兄弟并从京师。嫂项家居，闻变，度祸且族，令阖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毁戴氏族谱，独身留家。收者至，无所得，械项至京，搒掠终无一言，戴族获全。
时御史不屈死者，有诸城谢升、聊城丁志方。而怀宁甘霖从容就戮，子孙相戒不复仕。
又董镛，不知何许人。诸御史有志节者，时时会镛所，誓以死报国。诸将校观望不力战，镛辄露章劾之。城破被杀，家戍极边。
而给事中死者，则有陈继之、韩永、叶福三人。
继之，莆田人，建文二年进士。时江南僧道多腴田，继之请人限五亩，余以赋民。从之。兵事亟，数条奏机宜。燕兵入，不屈，见杀，父母兄弟悉戍边。
永，西安人，或曰浮山。貌魁梧，音吐洪亮，每慷慨论兵事。燕王入，欲官之，抗辞，不屈死。
福，侯官人，继之同年生。燕兵至，守金川门，城陷，死之。
《关于诛十族及其他》
第一版《明史》中记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十五字。
而在“四库”版《明史本纪》中则改为了这样的叙述：“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
很显然，无论是原本还是四库本的《明史》，都没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记载。
（关关这里插一句：永乐帝登基的日子是己巳日，之后隔了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整整七日才是丁丑，永乐帝都当了七天皇帝了，又怎么会在七天后逼着他奸佞榜上第一人的方孝孺给他写登基诏书呢？《明史》四库版替前版增加的这个情节，可疑乎？）
《明史》从头到尾都由满清皇帝终审定稿。清廷的几位皇帝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地就每个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让书写者照办。
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蒙元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史书）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惟独满清，修一部明历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也可见一斑。
清人修完《明史》后毁弃了大量明朝史料。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再次修改《明史》。过程中对明朝的皇帝和人事进行了改编和丑化，更刻意贬低了对明朝皇帝的评价。
比如，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经改修后的“英宗赞”则这样评价英宗说：“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
再如，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的评价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
就是这样不断修改黑明的清编明史，尚且没有诛十族的说法。明史是清朝人所修，为了某些政治需要，明史对明朝的皇帝多有贬损，可是，就在这样一部史书中竟然没有任何关于方孝孺被株十族的记载，想象一下，如果方孝孺真的被诛十族，那么明史的编纂者怎么会放弃这样一个描绘明朝皇帝“暴虐”“残忍”的情节？
有关明朝的正史有两部，一个是清朝人修的《明史》，还有明朝官方自己修的《明实录》，明朝人的官修正史《太宗实录》里面的记载：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
跟《明史》一样，没有任何关于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试想一下，当时成祖刚刚打下南京，如果方孝孺真的被诛十族，此时应该大书特书，用来威慑降官，巩固统治，可是明朝官修的实录却和明史一样，在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上全部哑火。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成祖本纪中的记载，方孝孺的死期能精确到丁丑日，方孝孺传中不具备如此精确的时间概念，也只能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定一下位，即南京城破以后，永乐登基以前。
再看这两段行文。成祖本纪简单，直接，明了，甚至近乎流水帐。方孝孺传则曲折，生动，渲染力强。两相比较，不论辞彩，只说记述事情的笔法，明显方孝孺传的文学性更强。比如说，先是姚广孝交待云云，做一伏笔，然后，就要正面描写方孝孺与永乐帝之间的冲突了，这一段极富戏剧效果。
于是，我们不难从其中发现问题。第一，为何成组本纪可以精确地以六十花甲日来定位时间，方孝孺传中却含糊带过？第二，既然姚广孝交待过不要杀方孝孺，而且还要厚待，燕王也答应了，为什么永乐还要钦定他为奸臣？钦定的奸臣，不杀，还要厚待，还要令其草拟登基诏书，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如果真有姚广孝交待，燕王答应这件事，那么，方孝孺就不会被钦定为奸臣，并一进南京就索要。
方孝孺什么时候死对于永乐帝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总之无非是一个钦定奸臣，早死晚死都没关系。但是对于方孝孺来说，就影响大大了。因为，南京城破，殉节自杀的大臣不是没有，而且也不只一个，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方孝孺。那么，做为江南士人精神领袖的方孝孺，如此份量的一个人，怎么可以不殉节呢？在某些人的思想意识里，他是不应该活到永乐帝登基以后的，他们无法容忍这个事实。
此外，民间资料里，《玉堂丛语》里，只写到方孝孺“不屈死”，连那段对话都没有，“成王安在”倒是也有，不过那书里写的是练子宁说的。被“灭十族”的方孝儒，其堂兄和嫡长子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永乐年间及之后的地方志上面，方家还有侄子华丽丽的出现在仁宗朝！方孝复方琬被赦是官方文件！还有《史迹考》说方克浩改母家姓得免。（令人疑惑，如果真的诛了十族，他母舅家不算十族里面的？）
在后面，明史中有“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只是说了方孝孺本族的人被杀的信息，并没有提到方孝孺母族，妻族等人被杀的任何消息
更搞笑的是，明史后面竟然还有方孝孺第十族－－－门人和朋友的信息：“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可见，方孝孺的门人和朋友在永乐年间并没有被杀，至少在正史－－－明史中没有任何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
还有，“明朝万历年间，万历下诏为方孝孺平反，并赐给祭田，将孝孺公次子中宪后人从松江府华亭县寻回，世居浙江宁海至今。该支系以克勤公（孝孺父）为一世祖，传今约25世，后裔约500人。此事明清两代《宁海县志》均有记载。
据《松江府志》载，方孝孺的挚友原刑部尚书魏泽不但没被杀，反而收留了方孝孺的九岁儿子方德宗。
方孝孺刚死，其门人廖镛、廖铭、王稌在方孝孺被杀后，偷偷收了方孝孺的遗骸，并将其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东麓）。
民国《鄞县志》述：方孝孺长子中愈之后方九成，自明万历年间，由慈溪迁至鄞县，居于白岳乡方家。在慈溪时姓朱，到鄞县后复姓方，方九成为此始祖。
方孝孺有一嫡亲叔叔，叫方克家，其子方孝复于洪武二十五年被流放到庆远（今广西宜山一带）充军，以军籍获免。方孝复的儿子方琬，后来也得释为民。
既然这样，那么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出自哪里呢？据我的考证，最早记载方孝孺被诛十族的着作不是在永乐年间建文遗臣书写的文章中出现，也不是仁宗宣宗年代为靖难翻案之后文人的作品出现，而是在靖难发生100多年后的正德年间，由祝枝山所着的《野记》中第一次出现!
首先，通过野记的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本书主要是通过民间渠道记录的一些杂文野史，里面记录的内容也非常符合野史的定义，经常出现什么神仙下凡，皇帝微服之类的没有一丝历史价值，但却有着强烈的八卦意味的记载。
最可笑的是，祝允明在野记一书的开头就说：“允明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门友席，崇论烁闻，洋洋乎盈耳矣。坐忘无勇，弗即条述，新故溷仍，久益迷落。比暇，因慨然追记胸膈，获之辄书大概，网一已漏九矣。或众所通识，部具它策，无更缀陈焉。盖孔子曰“质则野，文则史”，余于是无所简校焉。小大粹杂错然，亡必可劝惩为也，大略意不欲侵于史焉尔。”
可见他写此书的意义就是“可劝惩为也”，资料来源也不过是“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门友席，崇论烁闻”的内容，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到了清朝初，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在严肃史料中还是没有，比如民间史学家谈迁的《国榷》
等到清朝一统天下之后，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顿时出现，比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在本书中，忠臣孝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形象彻底饱满了。此公好像是顺治年间人士，即至雍正年间修《明史》的诸位末学后进、张献忠屠戮四万万人都写得活灵活现的诸人，都不敢继承此公的学说。
到后来那个“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的清朝学者赵翼不厚道地把诛十族和其他正史并列收入他的《廿二史札记》，由于《廿二史札记》流传较广，一些大学者如鲁迅等人深受影响，于是，诛十族的故事慢慢流传开来，以致现在几乎每本关于方孝孺的书都记载了“诛十族”一事，今日作者费了一些心思对其进行考证，希望能够还历史以真实面貌，揭露对明朝的污蔑和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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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铁铉女儿入教坊司的故事，到处都传得很热闹，可根据建文旧臣茅大芳的说法，他压根没女儿，就一个老婆，还自杀了。茅大芳是建文忠臣，铁铉的好友，他记载的东西应该比《国朝典故》之类的可信一些。
《国朝典故》中的一本：《立闲斋录》。书里是这么写的：“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还有，《南京司法记》：“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洪国公转营奸宿。又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妇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又奏，黄子澄妻生一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都由他。”
《奉天刑赏录》引《教坊录》，记载和这个差不多。这些笔记故事十分猎奇，宣传效果明显，什么淫贱材儿啊，着狗吃了啊，语言新鲜而且生动形象，但是否真实？
在这些故事里面，甚至提到了铁铉的两个女儿沦落妓女后做的诗，铁铉长女写的是“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
经考证，此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诗作，范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
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皆好事伪作。
再说这乐户，乐籍制度始于北魏，犯罪者妻女为乐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惩罚制度，明代沿袭传统作法，籍没犯罪者妻女入教坊，明太祖朱元璋便“禁锢敌国大臣之孙妻女，不与齐民齿”，可见这是一种传统制度，并非成祖首创，也不能说明他特别无耻。
其次，教坊司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门。在上面引用的笔记记载中，我们仿佛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一个“妓院”的结论，但明代的教坊司，实际上是掌管宫廷礼乐的官署。《明史。志第三十七乐一》中记载：“太祖……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
明代对于宫廷宴乐和戏剧的重视当然来自于元代杂剧的繁盛，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受其影响，明代戏剧和宴乐都有极大的发展。教坊司作为国家礼乐机关，“统一负责天下乐籍的调配、教习与审核。明代以礼部祠祭司辖教坊司，以教坊司辖天下乐司及所在乐户，从京师到藩国到地方，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教坊司也正式成为朝廷上宣下化的礼乐机构”。（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概述》）
而教坊司中的女性，主要的职能是“女乐”，而非娼妓。经后世演变，“妓”和“技”，“倡”和“娼”概念上渐渐开始重合，使得后人对教坊司的看法掺杂了一些想当然的成分，其实当时，此“倡”非彼“娼”。
明初官妓其实并不归教坊司管理。刘辰《国初事迹》中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员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而直到永乐十九年，富乐院失火焚烧，才又重新起十六楼安置官妓，官妓的管理才又移回教坊司（徐子芳《明初剧场及其演变》）。由此可见，永乐初年的教坊司还比较单纯，应该只是宫廷掌管礼乐外加唱曲演戏的机关，承办各种宴会演奏。此外，禁止“文武官员”入院的法律规定，也不禁使人对“转营奸宿”、每日“二十余条汉子”轮奸的说法大为怀疑一般研究戏剧和教坊司历史的学者们也多半认为，罪臣妻女入教坊，是作为“在官”女乐存在的，只是卖唱而已，在当时看来当然比较羞辱了，尤其是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多年的良贱制度之下，但和那些**强暴之类的恐怖故事还是有区别的。
而且，明朝的乐人也并非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地位低下，比如成祖就经常召“京城名倡”入宫表演（《坚瓠集》：“齐亚秀者，京师名倡，常侍长陵宴”），宁王朱权也得意洋洋的描写“良家子”演戏的情景（《太和正音谱》）。
就算是明初，教坊司中的乐工队伍也应该比较庞大，如果每个女人的事情朱棣都要亲自批示，他未免也太闲了一些。尤其是时间分别在永乐二年和永乐十一年，都不是靖难发生的时候，过了这么久了皇帝还要关心这些，实在是匪夷所思。再说黄子澄妻生了孩子，干嘛早不报晚不报，一定等到十岁了才报呢？
而且，就在那个“淫贱材儿”记载的几乎同一时间，《明通鉴》上却有一条完全不同的记录——“永乐十一年正月……是月，倭寇昌国卫，诏宥建文诸臣姻党”。几乎在同样的时间里，难道朱棣会一边写着赦免“建文诸臣姻党”的诏书，一边又批什么“依由他”？实在很难想象。由此可见，关于建文旧臣妻女遭遇的故事，其实并不完全可信。
关于铁铉妻女的故事，清人写的明史中也只有这样一句：“燕王即皇帝位，执之至。反背坐廷中嫚骂，令其一回顾，终不可，遂磔于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并安置海南。”
几个版本之后，就变成了割其肉、下油锅，人都死了在油锅里照样翻不过他身子的神怪故事。《鲁迅全集》第六卷《病后杂谈》中写到，“俞正燮《癸已类稿》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
看起来，认为铁铉妻女都挂掉了的，有一个出处，认为铁铉没女儿的倒有两个出处，《国朝典故》里也只提到铁铉的妻子杨氏，并没提到他有女儿。而这个杨氏，在茅大芳《希董集》说的又是张氏。
另考，铁铉后人于永乐元年（1403年）避难至山海关，隐居今锦州地区，成为沈阳铁氏的祖先。如今，铁姓已成为辽沈地区望族。明末清初铁姓迁到沈阳的有铁福、铁仲、铁魁、铁桂、铁元等祖辈几代。有六人为官，其中铁奎、铁桂及其子铁范金，皆为清代较为显赫的军政官员。现存东北最大清真寺——沈阳南清真寺，为其后人铁魁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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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黄子澄的处理，逃过满清篡改的《国榷》是这样写的：“家僇六十五人，戍姻党四百余人”（《国榷》卷十二，第854页），翻译成白话就是：家里被抓了65人，亲戚被流放了400多人。
有人会说“僇”是杀的意思，是指杀了65人。“僇”这个字确实有“杀”的含义，但通常是指惩罚、逮捕的意思。在明朝史书中，“僇”的用法有严格的规定，与表示杀头的“戮”字有明确的区别。
如《国榷》在讲黄子澄下场时，对黄子澄本人用了“戮”字：“及被戮，彦修（黄子澄儿子）解役至京，收骸骨”，而对黄子澄被抓的家人则用了“僇”字：“家僇六十五人”，可见是有明确区别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僇”字在明朝史书中的用法，我还可以举出袁崇焕的例子。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下狱后，其部将祖大寿率关宁军出走，阁老孙承宗派人追上关宁军，想把他们劝回来，《崇祯实录》记载当时关宁官兵的回答说：“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
而在《国榷》中，亦有“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的记载，这里的“主帅”，当然是指关宁军的主帅袁崇焕，按袁崇焕被杀是崇祯三年，祖大寿出走时才刚刚抓起来，但明朝史书就已用“僇”字来描述袁崇焕的遭遇，可见“僇”这个字在明朝史书确实是指逮捕，而并非杀头。
那黄子澄的家人被抓后，有没有被杀呢，很可能是没有。首先、如果其家人被杀，那史书中应当有明确记载，而不会仅仅用一个表示逮捕的“僇”字。
第二、今天黄子澄嫡长子黄升的后人已经公开站出来，证明其祖先没有被杀，同时他还证明黄子澄次子黄旭也没有被杀。（按黄升21代后人黄修刚已公开站出来，拿出家谱证明黄子澄长子、次子都没有被杀。并指出现在江苏丰县范楼镇黄坝村几百口人，都是黄子澄的后代。）
三个典故：
姚广孝美誉“读书种子”首先，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这一美誉是明成祖朱棣的高参姚广孝的创意。
姚广孝了解方孝孺，破城之前，曾请求朱棣，称看重气节的方孝孺不会轻易归顺，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列传》记载：
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当初是应允的，但在金銮殿上，由于方孝孺的极不配合，嗜杀成性的朱棣最终违背了诺言，残暴地灭了他的十族。
说到方孝孺，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心情都会非常沉重。惟有“读书种子”这一美誉，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知识改变命运，不管改朝换代，沧海桑田，读书求知永远是人间真理。暴君朱棣“灭十族”第二个典故是“灭十族”。历史上只有“灭九族”的酷刑，有史以来，“灭十族”惟方孝孺一人。 
朱棣篡位后，请“读书种子”、第一大儒方孝孺为他起草登基公告，当然为思想正统、极端忠于前皇的方孝孺所拒绝。《明史·方孝孺列传》有这样记载：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因为有求方孝孺，当方孝孺批驳朱棣将篡位辨解为“法周公辅成王”时，朱棣还是保持耐性说是皇室家事，意为让方孝孺回避。偏偏迂腐的方孝孺顶真到底，宁死不屈，暴君就露出了本性。
也许是《明史》主编张廷玉等人对暴君朱棣有恻隐之心，《方孝孺列传》只是说他被凌迟磔杀，并未记载被灭十族，株连坐死847人（一作873人）等字眼，但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明末乡贤大家黄宗羲的《方正学孝孺》、《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等大量文献都记载他被灭了十族。另外，崇祯年间编篡的《熹宗实录》也记载了方孝孺被夷十族的故事，而且还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故事。
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6]
除了死去的800多冤魂，更有数千人被流放、充军，其中不少被折磨致死。“灭十族”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创举，人们在惋惜方孝孺迂腐愚忠的同时，更应谴责朱棣的残暴。但他的残暴是针对他的敌人，对于百姓和臣服他的人还是很宽容的鲁迅创意“台州式的硬气”第三个典故是现代文豪鲁迅给予的，他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为“台州式的硬气”：
古代宁海隶属台州。这一点评颇为经典。方孝孺作为封建皇族内部争斗的牺牲品，他的愚忠不足为取，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为后人所敬仰。当代宁海人、台州人都非常认同并赞赏这一评论，宁海还将其中的硬气评选为宁海精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