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丰胄
简介
爱国民主人士、国务院参事张丰胄先生，因病于2005年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张丰胄，江苏江阴人，1907年6月出生，1929年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解放前曾任江苏东海县县长、陕西省政府秘书、潼关县、富平县、陇县县长、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少将研究员、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医学校总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参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工作，同年作为邵力子先生秘书兼“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联络员参加国共和谈。建国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政务院参事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法制局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7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社会联系委员会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学生领袖
张丰胄是江苏江阴长泾镇河北街杨树弄人，生于1907年。父亲是前清举人，进步开明人士，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后来加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父亲回国后做了法官，张丰胄从小便随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动而到处奔波。父亲开始时是在福州法院任院长，张丰胄的小学便是在福建模范小学毕业的，后来父亲到浙江温州法院任院长，他的初中学习又在温州完成，读中学时回到无锡，在荣家工商私立中学学习了两年。此时，受父亲开明思想的影响，张丰胄越来越向往民主与自由，感觉家乡难以适应自己的思想。当时，北有北京大学，南有复旦大学两所名校民主自由之风最盛，令张丰胄十分向往，1925年他终于如愿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系。 1929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曾接受冯玉祥将军委派，任陕西、甘肃等省政治考察员。1940年在重庆任张治中先生担任部长、周恩来同志担任副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少将研究员。1946年12月后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医学校总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9年随邵力子先生参加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任代表团秘书，参与了“国共和谈”的具体工作。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1950年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参事室秘书，1956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张丰胄任参事以来在社会活动方面比较活跃，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
学生时代的成就
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创办复旦大学学生军和倡议试办男女生同学，均开了全国先河
在这所具有光荣的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传统的高等学府里，从小  复旦大学校徽见多识广、思想活跃的张丰胄当选了复旦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并代表学生参加校务会议。为了真正代表学生的利益，他在校务会上提出对好的教授应申请表扬，对不好的则要求撤换，此举对学校里的教授们震动极大。同时，他还提出参加学生会的学生必须是优秀生，以对校务有所贡献。在这方面，身为会长的张丰胄积极带头，以身作则，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尤其是英、法、日文三科最优秀，身体又好，被称为“全才”。 
然而，在复旦大学的几年里，最使张丰胄引人注目之处却在于，他的两件开全国先河的创举。
一是创办复旦大学学生军。还在大学二年级时，深感学生身体羸弱、精神不振之现状，张丰胄向校方提出复旦大学虽非军校，但应增加军事课程，进行军事训练，使同学们既锻炼身体，又可保家卫国。得到校方许可后，他请来驻军团长做军事教练，从而开创了全国文校军训之先例。复旦大学学生军有统一的黄色军装，张丰胄还自己设计了军帽。他将传统军帽的圆顶改成方顶的，因为学生毕业时戴的学士帽是方顶的，学生们戴上这种方顶的军帽后，便有了双重身份：走在街上让人一看就是大学生，又让大学生们感到自己还是军人，从而达到约束言行、严明纪律之目的，受到各界好评。
二是倡导男女生同校、同学。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在文明之风渐起的大学里也不例外，虽然反封建喊了很多年，但男生女生还是一定要分开，甚至不能同课。然而，这样的陈规陋习却在1927年的复旦大学被打破了。张丰胄向校务会提出复旦要男女生同学，并拿出了一整套自行管理的监督保证措施。当时一向较为开明的校长李登辉(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13年至1937年 
  复旦大学任校长。此实属巧合，非后来台湾的那位同名同姓者——作者注)对此事却极为慎重，只答应“试办”。然而，张丰胄却带领学生会做得很好。当时，女生和男生分住东西宿舍，他要求学生会担负起责任，每天派人在女生宿舍外巡逻，遇有行为不轨者立即抓获并惩治。当然，对于正式恋爱的男女生们，只要不伤风化和违反校纪，他们还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不管是创办学生军的“尚武”之举，还是倡导男女生同学的文明之举，在当时的学校和社会上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济大学和上海大学等沪上其他大学纷纷效仿复旦的做法，也办起了学生军，也有了男女生同堂而学的新风。而张丰胄在上海各大学校更是名声鹊起，后来他又同时担任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三长”集于一身，风华正茂的张丰胄雄心勃勃，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中青年时期
穿着旧布衣服，剃着光头来到南京，一心要投奔冯玉祥的西北军，被委任为豫陕甘三省政治考察员
1929年，张丰胄从复旦大学毕业了，以他的才华和声望，无论是在十里洋场的沪上，还是熟悉的家乡江苏，要找个体面轻松而又薪水丰厚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但他宁愿放弃这些生活优越的地区，立志跟随冯玉祥，决心到西北边疆去锻炼自己。 
其实，早在复旦学生军去南京军政部请愿时，张丰胄就认识了冯玉祥，并为他从严治军的胆略所吸引，有了毕业后献身边疆的志向，只是当时冯玉祥并没有把这位年轻人的话当真。
那时，复旦大学学生军办起来后，张丰胄不满足于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要“真枪真刀”地干，于是提出要增加实弹射击方面的训练，以使学生真正感受枪林弹雨的考验。为了取得有关方面的首肯和支持，他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的身份，联合其他大学的学生军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军请愿团，到南京找国民党军政部长和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一是申请学生军正式备案，二是要求发给步枪。张丰胄明白军方不会给学生们好枪好弹，心里想就是仓库里的旧枪也行。没想到，冯玉祥对他们的想法大加支持，对他说：“只要好好干，是可以的。”这样的回答让张丰胄欣喜若狂……就这样， 
  冯玉祥南京之行，以他们带回1500枝步枪及一批子弹而结束，到上海后，他们立即将枪支分发给各大学的学生军，开始了实弹训练。不久，他们又专门搞了次“军事行动”，到杭州西湖安营扎寨，张丰胄始称总队长，后改称“司令”，威风凛凛的“张司令”还因此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风光一时。离开南京之前，张丰胄趁机还向冯玉祥表达了要跟随他的愿望，没想到冯玉祥却对他大泼冷水，说道：“你穿着西装，头发光光，在上海生活，吃的是鸡鸭鱼肉，跟我们去西北，连米都没有，你受得了苦吗?”
直到大学毕业，张丰胄始终没忘记心中的愿望，更没忘记冯玉祥的话。
冯玉祥
他决定再赴南京求见冯玉祥。为了取得冯司令的好感，这天，他特意脱下西服，换上一套旧布衣服。更绝的是，他知道西北军将士全都是光头，因而也把自己满头黑黑的头发剃尽，光着头来到冯玉祥的办公室。然而，费尽心机的一番打扮，张丰胄并没有马上见到冯玉祥，原来冯玉祥存心要考验考验这个年轻人。几天后，冯玉祥才见了他，心想你张丰胄西服脱了还可以再换回来，但年纪轻轻还没有成家，却把头发剃光了倒是不简单，但嘴里还是说道：“当军人是很苦的，不知你到底能否接受得了？” 
张丰胄一听急了，马上回答自己完全能够接受西北军的要求，并立即背出了西北军士兵胸牌“拼命章”上的16字军诫：“烟酒必戒，嫖赌必戒，倘有故犯，军法从事。”其实，冯玉祥对这位名闻上海滩、颇有才干的年轻人还是了解一些的，至此已完全被他的决心所打动……后来，他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颁发委任状，任命张丰胄为豫陕甘三省政治考察员，到上述地区考察，并直接向他汇报考察情况。
作为冯司令的“钦差大臣”，张丰胄考察的第一站是开封。到开封后，他并不急着去见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而是来个“微服私访”，不暴露身份，随便找个小旅馆就住下了。此后连着二十多天，他大街小巷、城镇乡村，日夜跑个不停，详细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军事以及百姓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早出晚归的张丰胄，竟引起了警察的疑心，他们不知道这个住在小旅馆、光着头、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整天在忙些什么，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于是把他带回警局查问。这时，他才拿出委任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警察一看，恍然大悟，忙赔不是。但感到不解的是，这位冯总司令的要员为何不去省府报到、去见韩主席呢？最后，警察便替张丰胄往省府打电话，韩复榘得知后马上派人派车来接走了张丰胄，并给以贵宾待遇……后来，张丰胄给冯玉祥详细撰写了此次开封之行的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并没有给韩复榘留面子－－对韩的施政情况如实列出，好的、坏的都有，同时还给韩留了一份，以督其“提高”。而冯玉祥在看过报告后，对他的才干和作风大加赞赏，并当即给予了200块大洋的奖励。
当了恩师邵力子的秘书，坐专机到北平，再到西柏坡见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国共和谈的地点和条件
1932年，张丰胄结束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政治考察，回到南京。以 
  邵力子后他担任过江苏省政府视察员、江苏东海、陕西潼关、陕西富平、陕西陇县四县县长等职，抗战时期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少将研究员。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国防医学院少将训导处处长，后学校迁往台湾，他坚决不走，应母校上海复旦大学邀请，任法学院教授。1948年12月，应曾任复旦大学教授、校董的邵力子之邀，张丰胄来到南京，任他的机要秘书，并住在恩师的家里。
时年66岁的“国府委员”邵力子是著名的“和平老人”，他和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将军都推崇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思想，一直不主张“剿共”。还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时，张丰胄就对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做法很有好感，并对国民党表面合作、实际上暗中要消灭共产党的野心十分不满，而张治中、邵力子是真正主张国共合作的人，为国家统一做好事，因而他很同意他们的看法。 
1949年元旦，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提出愿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行政院长孙科电邀邵力子具体商谈。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大条件：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李宗仁就任代总统，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张丰胄随李宗仁、邵力子两次飞往上海商议和谈事宜，从和谈的动议、前往解放区打前站直到和谈的正式开始，张丰胄参与了国共和谈的整个过程，成了这一段历史的主要见证人。
1949年2月13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乘专机飞往北平，实则为国共正式和谈打前站。当时，张丰胄任秘书和联络处处长亦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国民党通邮、通航代表。到北平后，与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董必武、聂荣臻先行接洽并协商有关事宜，然后去石家庄转西柏坡前往中共中央驻地，专访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主席亲口对邵力子他们说：“你们来了就好，如果是想真正的和平，我们也可以派正式代表组团进行谈判……”毛主席还让带给李宗仁一封信。得到这一结果，看来和谈有望，和谈代表立即经西安飞返南京、上海。在机场，张丰胄先后两次代表四老宣读了和谈代表们的书面发言，当讲到“和谈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已告终了，因此南旋”时，全场掌声雷动，尤其是上海工商界及资本家们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怀疑得到了消除。
1949年3月23日，何应钦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院长，他也以国共停战谋和为号召。次日，行政院即通过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章士钊和李蒸5人为代表（后又加派刘斐），卢郁文为秘书长组成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丰胄被派为秘书兼负总务和联络之责。
3月28日，张丰胄在行政院院长室接受了何应钦的单独询问，何要他谈谈“上海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的一些情况。
4月1日代表团一行19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离南京到达北平，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欢迎和热情接待。接着代表团即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派聂荣臻)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平商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进行国共和谈。
4月14日和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双方讨论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并商定4月20日为签字日期。4月16日，还推定两位成员乘飞机带“和平协定草案”飞往南京请示。没想到在4月20日晚，代表团接到南京李宗仁、何应钦回电：“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其实，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划江而治”。张丰胄等人行前，被交待“只要解放军不过江， 
  北京饭店什么要求都好谈”，企图“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而达到“守江谋和”的目的；而共产党的立场则是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至此，双方已无法达成一致，和谈破裂已无可避免。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正式下达总攻击令，彻底打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借英、美甚至苏联的力量“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梦想。当天，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特地给张治中、邵力子打电话，告知解放军胜利渡江，并代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请代表们能留在北平。当晚代表团成员进行了深谈，都认为要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为和平努力，为祖国做贡献。最后取得一致意见，通过了全团留下不返南京的决定。24日，由上海来接代表团的中航专机，经周恩来的关怀和周密安排，张治中首席代表全家九人被秘密接来北平。第二天返航时，只载送了通邮代表等二人和邮件等，其余则无一人回去。
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后半生是张丰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对共产党组织倾慕已久，郑重要求入党，周总理却说还是不入的好南京代表团留在北平后，张丰胄便随邵力子从六国饭店迁往北京饭店。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经常与中共负责人及各界民主人士、知名人士往来联系，如傅作义、邓宝珊，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等。在这里，他们还先后欢迎了胜利回国的世界和平代表团的郭沫若、洪琛、田汉、徐悲鸿、李德全、王昆仑、马叙伦；民盟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欢迎了从国外回来的钱昌照和华侨代表陈嘉庚先生等。期间，周恩来及毛主席曾来与他们交谈，除对他们的生活予以关心外，更对他们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之后，张丰胄申请参加学习，被批准到华北大学的政治研究所学习，曾任组长、班委会主席、研究组总干事等。
让张丰胄终生难忘的是，10月1日下午，他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行列，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用电钮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并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他不禁激动得喜泪满腮……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84周年诞辰。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饭店召开代表会议，确定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并选出了以李济深先生为主席的45人中央委员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均参加了这次会议，张丰胄还被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大会结束后，张丰胄在全体茶会上应邀致词，表达了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喜悦心情。
1950年6月，张丰胄提前结业奉调，走进了中南海，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每天在饭厅午餐，张丰胄都能看到也来用餐的周总理。总理  开国大典平易近人，总是随意入座，与大家打成一片。有一天，周总理坐到了张丰胄旁边，亲切地询问他：“张秘书，你留下参加我们的工作，感想如何？”张丰胄十分激动，对他说：“我是从旧社会、从国民党政权中过来的人，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深感幸运，我一定会努力工作和学习……”周总理微笑着边听边点头，最后还让张丰胄代为问候张治中、邵力子两位先生。 
其实，张丰胄与周恩来应该算是“老相识”了。早在抗战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一厅人事行政的少将研究员，张丰胄就对担任副部长的周恩来十分钦佩。周副部长说话总是委婉而深刻，在立场问题上从不让步。那时，周恩来对以“清廉能干”而出名的国民党少壮派军官张丰胄很欣赏，而张丰胄也常常把心里的郁闷和烦恼向他倾吐。从这位共产党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周围其他人的高尚品格，从而对共产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又把这位曾做过“联络官”的国民党政府的旧官员留在了自己身边的秘书厅——政务院秘书厅工作，表现了对他充分的信任与器重。
一直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张丰胄对这个革命组织倾慕已久，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想加入共产党。”周总理笑着对他说：“不是我们不要你，你不参加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的立场上为人民、为国家工作影响会更广泛、作用会更大……”
后来，张丰胄又调任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并兼任国务院法制局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经国务会议通过，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如今，张丰胄在国务院工作已有半个多世纪，他说做参事工作没有退休一说，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参事要参与国家大事”，他决心不负使命，总是认真学习国家政策，并参与审议国家法律、编写文史资料等工作。还经常去各省市视察、调查研究。近年来不断介绍国内外专家、亲友到大陆讲学、访问、投资。作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委员，张丰胄的录音录像材料还多次向海外侨胞、台湾同胞播放，以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在他看来，同是中华儿女，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担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因此他把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曾获得“为四化服务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表彰。
婚姻家庭
半个多世纪的传奇姻缘，好一对“龙凤呈祥”的世纪老寿星。身体健康、多做事情、争取两岸能够早日统一，这是张丰胄晚年最大的心愿。
在张丰胄近百年的传奇生涯中，如果说回到新中国的怀抱是他一生中最正确和最幸运的事，那么，有位相濡以沫达半个多世纪的老伴和温馨的家庭则是他的另一件幸事了。
还在复旦的四年学习生活中，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张丰胄就吸引了众多异性的目光，但他发誓立事前不谈婚姻，因而拒绝了不知多少倾心于他的女生，直至年近三十才完婚。他的夫人名叫陶元琳，字湘霞，也是位复旦学子，专业是国际贸易。婚后不久，张丰胄即被时任陕西省主席的恩师邵力子调去，于1939年担任了陇县县长。在这里，他与驻地军队的长官刘恩荫往来频繁，刘恩荫对张丰胄传奇的经历和政界的业绩十分敬佩，两人一见如故，常常携夫人互访。就此，张丰胄结识了自己生命中第二个女人，更没有想到竟会从此相伴一生。
这位女人就是刘恩荫夫人张元荪的小姑姑、张丰胄如今的老伴张荃昌，她比张丰胄小了整整10岁。当年的张荃昌小姐，品貌双全，其父张扶万是康有为的弟子。在爱好考古与收藏的父亲影响下，张荃昌从小习练书画，后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那年，她是借到西安举办个人画展之机，专程到陇县来看望张元荪的。在刘恩荫与张丰胄两家往来的过程中，张荃昌也与张丰胄一家三口熟悉起来，常常和湘霞姐姐有说不完的亲密话。
当时，张丰胄夫妇已有一个3岁的幼子元祥，而湘霞又有了身孕，加上对西北的气候、环境多有不适，她的身体极为虚弱，张荃昌便常常过来陪伴或帮助湘霞姐姐。这年春天，湘霞历经苦难生下了女儿和祥，却因大出血而濒临死亡。此时此刻，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常常在外忙碌的丈夫张丰胄，家里没有个女人照料这一切的话，自己真是难以瞑目。她想到了亲如姐妹的张荃昌，便把张荃昌叫到床前，对她说：“荃昌好妹妹，我把他们爷仨都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答应我啊……”一时，张荃昌不知该如何作答。由于张丰胄此前还在陕西潼关、富平当过县长，身为富平人的张荃昌从内心来讲，对这位颇有口碑的“县太爷”早有好感，但是从未往这方面想过，平时看到他们夫妇恩爱幸福的样子还十分的羡慕。如今，面对湘霞姐期待的目光，她想作为一对好姐妹、好朋友，在这生离死别的关键时刻，自己不能抛下他们一家，思考良久遂慎重地点了点头。湘霞笑了，“我会在天国为你们祝福的……”
1939年5月，湘霞夫人病逝于陇县，被葬于北郊药皇洞，亲人们还在她的墓旁立碑、建亭，人称“忆霞亭”。次年2月，张丰胄、张荃昌在西安完婚，为了全力抚养湘霞姐的两个孩子，她决定终生不再生育。六十多年来，张荃昌在工作之余还要照料全家，付出了很多，两个孩子都视其为生母，一家人和睦美满，如今他们已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张丰胄一家先后两次获得北京市“五好家庭标兵”的荣誉。1999年10月，分别为92岁和82岁的夫妇二人更是被评为“龙凤呈祥”世纪老寿星！
张丰胄的视力极好，可以不戴眼镜看书、写字，老伴说他“爱写小字，而且越写越小，旁人都看不清楚了……”另外，他的睡眠也好，不吃安眠药即可在一刻钟内熟睡。几十年来，经历了各种艰辛与磨难，晚年还有如此好的体力和精力，他坦言并无什么“秘诀”，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张丰胄对故乡的感情也非常深厚，经常与家乡保持着联系。1996年4月，他还将自己在江阴长泾镇的祖宅郑重捐献给了长泾镇人民政府，现已辟为张丰胄陈列馆，成为长泾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作为一位一生致力于祖国和平事业的人，他说自己是个爱国者，为国家多做点事情心里才满意，如果两岸能够早日统一，这将是他心中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