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简介
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青铜时代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闵锐
国家文物局于2007年12月批准对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项目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大理州、剑川县文化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8年1月8日起正式开始发掘，至5月25日发掘工作结束，共用时125天。共布5米×10米探方25个，5米×5米探方3个，5米×2米探方7个，完成发掘面积1395平方米，并将航拍、全站仪测绘、坐标布方法、数码照相制图、浮选、水洗、数据库管理等各种先进技术全方位运用于发掘和记录中，取得了较好的收获。
基本探清遗址的范围和面积

确定遗址范围的工作难度比较大，因为涉及到水多的原因。第二次发掘（1978年）期间，也做了这个工作，从布方地向北一公里范围内共布方12个，此范围内的情况如何，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我们在河东岸边布了一个5米×5米的探方，至深度310厘米处才到黑色淤土，不见遗物出土，从各方面判断，古河道的可能性较大，南部区为1978年发掘点，其南部60米区间均有木桩分布。北边的AT2115、AT2121内均有桩分布，这样其南北间的距离就达到350米；东部到海尾河的河道中部，西部已做的工作在环海公路东面的AT0303，探明了AT0303内地层和其它探方一样，也有木桩分布，东西距离目前已探明的距离达到约120米，公路以西区域因为水多，目前还未能进行工作，估计也会有木桩分布；有堆积而没有木桩的西部广大地区工作还未能开展。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计算，有木桩分布的范围为：西至环海公路，南北长350米范围，面积约20000-25000平方米。整个海门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应是：南至海河公路交汇处以北50米，北至烟站育苗圃北端，西至公路以西，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
理清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

目前已探明的近500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堆积层次基本相同，只是堆积的厚薄不同。统一地层后，遗址区共分为十个层位，⑩层下为青灰色胶泥生土，探方内堆积厚的达到320厘米，薄的地方也达160厘米左右。总的来说，靠海边和北部地区，③层较厚，堆积就厚，探方深度增加，其它地区堆积厚度差不多。 
第①层，现代耕土层；第②层为红褐色土层，含明清瓷片和瓦片、陶片；第③层为灰砂灰土层，含方格纹和绳纹陶片、管状网坠和少量铁器；第④层为黑色泥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第⑤层为灰白色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木器和少量铜器；第⑥层为褐色土，含大量木屑和陶片，还有石器、木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此层中出有完整的彩绘陶罐；第⑦层为青灰土，出有大量的陶片，有彩陶片，还出土有石器、木器、骨角器；第⑧层黄褐色土，层内出有陶片、石器、骨器、木器等物；第⑨层为黄灰色土，含少量黑陶片，有石器、骨器、木器等出土；第⑩层为灰褐色土，含少量陶片。
清理的遗迹
房子编号的房子两座，根据清理的结果和保存的状况分析，房子应是“干栏式”建筑形式。在清理中没有发现有活动面，其中一座房子的构架还基本保存完好，在地层中出土一些带木骨痕的红烧土块。F1的桩柱下段还保存完好，呈长方形，木桩成直线排列，转角处呈直角。F2也是一长方形房子，比F1大，构架呈“井”字形，这个构架没有榫卯技术，可能用绳子等捆牢加固，四壁为木骨泥墙，留有门，屋顶结构不清。火堆共发现三个，均为不规则形，烧结的红烧土成一整块，厚约5厘米左右，大的有约10平方米，最小的有约1平方米左右。火堆均出现在第⑤层下，推测其用途可能是露天烧制陶器时形成。木桩柱和横木发掘的探方中基本都有木桩和横木，共清理出4000多根，虽大部分的桩柱为房子的基础，但由于早晚关系等，使其变得密集，不能辨认出它们各自的单位。桩柱头出露的层位不一，桩柱底部在地层中也有高有低，木桩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柱身上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长的有约2米多，短的几十厘米，直径5-40厘米，有圆木的、剖成几块呈“三角状”的、多边砍成棱的、有特别粗的。桩柱间有掉落的横木，在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也在桩柱间发现了木门转轴和门锁等构件。灰白色石块在桩柱间的地层面上还发现一种现象，三块或四块灰白色的石块会在一起或稍有距离，仔细观察石块，容易掉白灰，可能是被火烧过，有的石块似被烧透。分析这些石块的规律性及被烧过的情况，极有可能是房内火堆旁的石块，起支撑作用，便于烧水做饭等活动。人骨坑在DT1802⑦层下有一圆形坑，坑被晚期木桩打破，坑内有人骨，但骨骸不全，无肋骨、趾骨、指骨和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人骨共有四个个体。其中一根股骨下端留下一重击痕迹。人骨坑的作用和性质不清楚，需对人骨做进一步测定。柱洞不多，这种柱洞是因为桩柱被后人拔出后形成的，多为圆形，最深的有70厘米，里面出有陶片和石块等。
出土遗物

第三次发掘共出土编号小件2000多件，有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陶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八大类，其中以石器最多，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陶。陶色以红褐和黑灰陶为主，还有黄褐和黑陶及磨光黑陶，纹饰有波浪纹、乳钉纹、圆点纹、方格纹、梯格纹、弦纹、堆贴纹等；火候中等，特别硬的陶不多，火候不高的也少；④层及以下出土的陶片均为手制陶，③层中出土的陶器均为轮制；器形有单耳罐、双耳罐、钵、盘、杯、盆、纺轮、网坠等。本次发掘还出有红色彩绘陶罐，目前可知的上彩器均为双耳罐。石器有斧、锛、刀、凿、镞、锥、针、磨盘、环形器、砺石、圆饼形器，并有玉刀、锛、珠等。其中最多的是石锥和石针，其次是石箭镞，之后是锛和斧，砺石也特别多，石磨盘和圆形研磨器也出土了几件。石器中出了一件石范，青灰色砂岩制成，模的形状似一斧或钺，出在第⑤层中，为合范的一半残块。木器数量也不少，有木勺、拍、杵、刀、铲、耜、耙、桨、楔子等，其中木桨有10件，木耜也不少，木耙有两齿、三齿和四齿。还出了两件门锁和一些榫口较多的木构件及木转轴，这些木器的木材均是红褐色且质硬。骨角牙器数量较多，有骨锥、匕、铲、镯、簪，有角凿、矛、抿和牙饰件。骨器多用动物的大骨块磨制而成；角器多用鹿角磨制而成；牙饰多用动物牙在根部钻孔而成。骨铲、骨锥加工精细，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精美的艺术品。铜器本次发掘共出土了十七件，均为小件器物和铜块。器物有箭镞、锥、针、凿、镯、钻、铃、饰片和铜料。十七件分别出自⑥、⑤、④三个层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钻、镞和铃。动物骨骼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以猪骨最多，从猪牙（獠牙）上分析应有家猪和野猪之分，其次是鹿骨，还有不少的牛骨及少量的狗骨、鸟禽类骨等。铁器只在③层中出了几件，其中一件是铁刀，一件是铁镰，保存状况较好。农作物有炭化稻、麦、粟、稗子，还有不少的桃核和野栗子出土。
收获和价值

剑川海门口遗址通过第三次发掘工作后，我们基本清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面积及有木桩柱的分布范围和面积。在海尾河西岸，南至河和公路交汇处北约50米处，北到育烟苗圃北界，南北距离约400米；西至环湖公路以西，东西最宽处约120米，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木桩分布集中区面积也达到20000-25000平方米。保存之好，面积又如此之大的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对遗址的堆积进行仔细工作划分之后，使我们清楚知道了每个层位中所伴出的器物，将第一、二次出土的许多文物的价值重新体现出来，为将来遗址考古年代学的构建打下坚实基础。 
三次考古发掘工作共出土文物约3000多件，有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八类。其中陶器最多，⑧、⑨、⑩层中出土的泥质和夹砂的磨光黑陶、镂空圈足器为云南早期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在周边已发掘的早期遗址中没有出现过。⑦、⑥、⑤、④层中出现的彩绘陶在云南的遗址中也是第一次发现，且这些彩绘陶大多为双耳器上施红彩，至晚期地层中红彩颜色更红，似施红色陶衣。这种风格显然是受到了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影响。石器中以石锥最多，石斧的形体较大，为长条形和梯形；石锛有大有小；石箭镞也不少，石器基本上是澜沧江上游的风格。铜器三次共出土44件，前两次的测定结果，以锡青铜为主，还有铅青铜，两件红铜器，铸造技术以单范铸造为主，有合范铸造，但部分器物还是锻打而成。遗址上没有发现陶范的使用，还只是在使用石范，且出在第⑤层，说明对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掌握还处在早期时段。木器的数量也不少，主要是生产和生活工具，特别是木耜的出土，最早出在第⑦层，这是一种北方的生产工具，木耙也出有几件，从木制工具上看，在早期，这种农业文化就已经交流到剑川。种植最早的农作物是稻谷，在第⑨层中就有出土，在上面层位中均有发现，麦和粟最早出在⑧层中，上面的层位中都有出。稻作文化最早开始，后传入了麦和粟作文化，三种作物的耕种一直延续至今。铁器和管状网坠共出于③层中，应为宋、元、明时期的器物，因地层关系的不明，致使第一、二次的报告将管状网坠写入了早期的出土物中。 
遗址的年代，虽然第三次发掘的年代数据测定工作还未做，但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作初步的分析。⑩、⑨、⑧层出的磨光黑陶片为云南第一次发现，周围没有可以比较的同类文化，但在⑨层出土了几片周边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云南）纹饰陶片，⑥层开始出铜器，遗址上未出过陶范，④层的年代应早于下游的鳌凤山墓地的早期年代，鳌凤山墓地的早期测年数据为距今2420±84年，树轮校正后为2450±90年，结合前两次的两个年代测定数据，可以得出遗址的大概年代范围：起于距今约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经铜器时代初期至中期，到铁器时代。遗址是目前云南已发掘的最早的铜器时代遗址之一，为云南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大量猪、鹿、牛等动物骨骼的出土，以及稻、麦、粟、稗在地层中的发现，再结合大量箭镞的出土，说明当时遗址上的人的生活以种植、狩猎、打渔、捞蚌壳为主，有采集，还养有一定数量的猪。数量不少的牛骨，是否为水牛，需专家做进一步的研究。 
依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将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和价值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 
2.海门口遗址的文化堆积清晰，延续时间较长，文化遗存丰富，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铜器时代，这为建立滇西地区史前文化的序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海门口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与大理银梭岛遗址的时代基本同时，但其文化面貌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现象说明，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对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很有帮助。 
4.海门口遗址所出土的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稻、麦的共存现象，则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农业技术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5.海门口遗址本次发掘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以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了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6.海门口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和人骨遗物，以及众多的其它种类的文物，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必将为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界提供更多的信息。（闵锐） 
专家点评
海门口遗址过去做过两次发掘。2008年的发掘，面积大，出土遗迹、遗物丰富，地层叠压关系丰富，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青铜时代的大型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以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遗址中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共出的现象为研究粟作农业向南传播和稻、麦轮作技术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而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结果而建立的该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分期、年代标尺，对于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贵高原考古的深入开展更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