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马教会
概述
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吩咐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门徒忠心的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便大有能力，放胆的宣讲基督为罪人受死、复活的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因著他们大胆的宣讲，受浸加入教会的人天天增加，耶路撒冷的教会便壮大起来，使犹太公会的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胁，企图用逼迫去遏止基督教的蔓延。当信主的人越发增加，他们对教会所施的压力便越大；初时只是将使徒收监，后来竟公然将司提反用石头打死。自司提反殉道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便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用历史的透视，我们看到神让逼迫临到信徒是有他的美意。初时信徒只忠心的在耶路撒冷工作，他们似乎没有望远一些，看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需要。神藉著逼害，将他们领到新的工场，为神收割。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腓力被圣灵领到撒玛利亚，因他的宣讲，撒玛利亚的人都受浸归信基督。随后腓力被圣灵领到旷野，在那里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然后为他施洗。对于当时的教会，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福音第一次被带到外邦人当中。就在这时候，神呼召保罗，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这样，福音便在外邦人中大大的广传，从巴勒斯坦及小亚细亚一带，到希腊以至意大利各城，福音的种籽撒下，教会便在这些地方萌芽、茁长。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在使徒时期，教会只是零零星星的散布于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及意大利各地，而每处的信徒仍是非常稀少，且限于低下层；但这样零星地散布的基督徒群体却在以后短短二百年间，使他们的信仰成为改造整个罗马帝国文化的重要动力。我们不妨在这里看看初期教会扩展的情况。
向东推进
谈到教会的扩展，很多史学家都以安提阿为中心，因为在初期教会，安提阿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基地，教会第一队向外传教的宣教队便是在这里组成的，那便是保罗和巴拿巴组成的宣教队。相传多马也是从安提阿出发，往东到达巴非亚王国（Parthia）传道，然后再往东到达印度。   
首先我们谈谈教会向东推进的发展。从安提阿向东北推进，福音传到伊德撒（Edessa）。伊德撒是当时从小亚细亚及叙利亚往亚美尼亚（Armenia）境的必经之路。大低因为它是贸易的通道，早在一世纪，福音已传到这里。相传伊德撒的国王当耶稣在世时，写信给耶稣，求他为他治病；而耶稣复活后便差一使徒前往为他治病，因而使全城归主。无论这传说是否真实，教会很早已在这里建立稳固的基础却是事实。在主后第二世纪末，基督教已在这里被奉为国教。按一位教父的记载，当时首先由王室接受基督教，然后人民跟著信主。由伊德撒再往东，福音传到米索波大米亚一带，直到波斯的边界。当时米索波大米亚境内的人民多信奉拜火教，但拜火教渐渐失其活力，故教会很容易在这里建立基地。在主后二百二十五年，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境界，教会已有二十多位主教，亦即建立了二十多个教区。然而再往东到波斯，福音便面对很大阻力。在这里，拜火教也是国教，但这里拜火教的组织非常严密，因而对基督教产生了统一而有力的抗拒。
传入亚美尼亚
从伊德撒北上，福音传入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境内，再由加帕多家传入亚美尼亚。在第三世纪时，一位名叫贵格利（被称为光照者贵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240-332 A.D.）的人从亚美尼亚往加帕多家求学，在那里信主，便毅然回亚美尼亚传福音；他本身是贵族，于是便首先向贵族传，忍受了一段时期的逼迫，终于带领亚美尼亚王信主，跟著更带领全国归主。时至今日，亚美尼亚的文化与基督教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亚美尼亚人的爱国情操与他们的信仰生活也是紧密相连的。
传入小亚细亚
从安提阿向西，那便是当日保罗传道最活跃的小亚细亚。在保罗所建立的基础上，教会发展得很快。从当时一位名叫皮里纽（Pliny the Younger）的巡抚在主后一百一十年写给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的信中，我们便可见福音的广传。他告诉皇帝，在他到任时，因为信基督教的人日渐增加，不少庙宇冷淡不堪，由此便可见基督徒的人数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会在各大城市被建立起来。不过在加拉太境内，福音的拓展相当缓慢。小亚细亚北部的本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抗拒福音；但到了第三世纪，因著一位被称为行异能的贵格利（Gregory the Thaumaturgos）忘我地传福音，几十年间便几乎全境都归主；相传他到本都时只有十七人信主，但到他去世时，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这传说固然不能尽信，但由此便可见一个人的热忱，有时可以产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热忱以外，贵格利还有一秘诀，就是灵活地运用当地的节期及庆典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使当地的风土人情基督化，信徒无需感到做了基督徒后就得与固有的文化断绝关系，基督教反而变得非常亲切。
传入北非
按早期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的记述，马可及亚波罗是最早到埃及传福音的人。他们开始在亚历山大港工作，到二世纪末，亚历山大港已经成为教会扩展的基地；第三世纪初，一间颇具规模的「门徒训练中心」也成立，用来装备信徒，以应付在信仰、生活及传福音上的各种挑战。主后二百三十五年，单就亚历山大港便已经有二十位主教。与此同时，迦太基亦成为基督教在北非扩展的中心。在北非，教会扩展的速度真是令人惊叹，约在二百二十年，教会在迦太基召开会议时，北非只有七十二名主教参加；三十年后，主教的人数增至九十多位，而三百年左右，主教人数竟接近二百位（即表示有二百多个教区），可见发展何等迅速。   
在意大利，教会的发展也很惊人，在一百四十年左右，全意大利只有十二位主教，而二百五十年左右，单单南意大利便已有接近一百名主教。在这时，罗马城约有四十间教堂，一名主教，四十六名长老，教会所收容的寡妇竟达一千五百名。有史学家估计罗马城当时信徒的人数在三万人以上。   
总括来说，在二百五十年左右，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依照这个形势，没有君士坦丁大帝在三百一十五年接受基督教，罗马帝国基督化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以上所谈是基督教的扩展，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样神速的扩展，其原因何在？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学？
初期教会成功的秘诀
十八世纪极负盛名的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 A.D.），写了一本史学巨著，就是有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这本书中，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发展，说明基督教在当时文化转变中的重要性。吉朋本人虽对基督教相当敌视，然而在讨论基督教的扩展时，也不能不惊叹初期教会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劲。他认为教会之所以能成功地将福音传开，有五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基督徒对于他们所信的有一种极度的狂热。基督徒一改以往犹太教的偏狭思想，不再坚持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将救恩普泽于万民，并且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然而，他们却绝不妥协、绝不放松地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执著连奥热流大帝（Marcus Aurelius, 121-180 A.D.）也觉得不能接受，他认为基督徒最为可憎，对社会、文化最坏的影响，乃在他们太固执。他们不留馀地的弃绝异教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在过去，信奉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宗教的活动（例如不时到庙里参拜），不一定对整个人的生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信仰完全改变、占据他们的生命，基督教信仰革了他们的命，叫他们重新再活过来。于是「悔改」（Conversion）的观念第一次在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出现。基督徒很清楚的表明他们是独特的一群，他们不怕与众人不同。亦因这缘故，他们信仰的内涵，生活的方式，便显得非常鲜明，绝不混淆。这样鲜明的信仰也迫使有心的人作清清楚楚的抉择。在另一方面，初期的基督徒在传福音的热忱上，也是使人惊叹不已的。在新约，我们看到使徒领著一些信徒东奔西跑的去传，传福音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在《十二使徒遗训》中，我们看到当时很多平信徒放下他们的产业，成为巡回布道者，完全以传道的事为念，生活则完全倚靠其他信徒的供应。第三世纪中叶的教父俄利根说：「基督徒尽他们所能，将福音传遍普天下。有些弟兄更以此为他们的事业，从一城到另一城，一村到另一村，领人归主，……许多时候他们连最起码生活所需的供应也拒绝接受。」当时很多的教会领袖，本身就是很成功的布道者，例如玻雷卡（二世纪一殉道主教）便是很出色的传道者；又如爱任纽主教，为了更有效的向不同的人传福音，他竟毅然学习多国语言。鲜明的信仰，以极度的热忱传出去，其感染力必然很强，因此初期的教会便增长得很快。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基督徒对主耶稣再来的等待，极度的恳切。这种生命态度在当时非常重要。当时政治动荡，罗马帝国内部分裂，政治暗杀频生，而外敌的侵扰也越来越多，因此，当时真是人心惶惶，有朝不夕保的感觉。但基督徒在一心等待主再来的心态中生活，一切的动乱，反成为主再来的一些徵兆，叫他们更殷切期待。正因他们生活在盼望中，一切人间的苦难，他们都能坚忍。因此，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的生命力，真是强得惊人，就是面对死亡，他们也不惧怕。他们在等待将来的审判和将来的奖赏中生活，叫他们生活得更有活力，更有劲，于是在与其他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便显得有极大的生命力，这对非信徒是一个很大的吸引。 第三个原因，他们仰赖圣灵的能力，在世人当中行神迹奇事。先知的讲论，方言的恩赐，治病、赶鬼的能力，在他们当中是非常真实的。连敌视基督教的吉朋也觉得，失去这种神迹奇事的体验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损失，他带著讽刺的口吻对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说：「初期教会的神迹异能，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在教会中确定地位，但在最近这些年代，却备受攻击；虽然信徒中仍有不少坚信神迹异能，我们的神学教授却视之为基督教信仰的绊脚石。」这段讽刺的话对于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四个原因，初期的基督徒要求自己过著极度圣洁严谨的生活。这种生活的见证，对于他们的邻舍真是既直接又具体。当时教会对于申请受浸加入教会的人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从《十二使徒遗训》，我们看到他们对慕道的人的教导，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操练上。慕道者的操练课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除旧恶；第二阶段是学习在社交生活及政治参与的活动上，完全顺服基督的教训；第三阶段则操练守望、警醒、祷告；第四个阶段操练站立稳固，抵挡试探。在希波律提主教领导的教会中，一位慕道者要经过三年这样的操练课程，才被接纳加入教会。由此可见初期教会对信徒的生活持守著多么严谨的态度。第五个原因，便是基督徒相爱的团契生活，对未信的人真是很大的吸引。当时的教会没有什么有形的组织及架构，但信徒们却紧密相连，彼此相顾。在他们中间，一切社会制度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极贫寒的都能一同坐席，分享爱筵。在彼此扶持、鼓励中。他们更能抵受外来的种种压力；反过来，外来的压力只会叫他们更加团结。
舍己与关怀的力量
除了以上五点原因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原因，例如信徒对邻舍的关怀，是很有力的见证。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将一切的产业变卖，分给贫穷人；教父巴西流和安波罗修都是极富有的人，他们为了照顾受饥荒灾害的饥民，便将自己所有家业变卖。有些信徒为了照顾一些极度贫穷的人，竟愿自己禁食，把所馀的分给他们。这样对别人舍己的关怀，就是敌视基督教而企图复兴罗马异教的罗马皇帝朱利安（Julian）也感到惊异；因此，他认定，基督教成功的秘诀是在于基督徒对人舍己的爱，而罗马异教的失败，乃在于对人缺乏关怀。他写信给他手下的大祭司亚撒基雅时说：「那些不虔不义的加利利人，不单餧养自己的穷人，竟也餧养我们的穷人，而我们自己的穷人竟得不到我们的照顾。」他于是吩咐亚撒基雅带领他的属下信徒效法基督徒爱人的榜样，以求扩展异教。为此目的，他赐下三万斗谷粮给亚撒基雅，作为周济穷人之用。   
在这里我还可用一件事例来表明初期基督徒如何实践舍己爱人。史学家优西比乌记录了狄尼修对主后二百六十三年亚历山大瘟疫一段感人的描述：「一场瘟疫随战争而来……我们大多数的弟兄表现了极度的仁爱。他们互相鼓励，勇敢无惧地探望病者，照顾、服侍他们。他们甘心染上邻舍的疫病，受他们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顾病者时得病死去……反过来，外邦人便很不同，他们撇下那些初现病症的人，就是至亲，他们也弃而不顾。」基督徒如此仁爱的表现，对于未信的人的确有很大的感染力。
坚定的信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基督徒愿意为信仰忍受迫害，甚至舍弃生命，这种坚贞的信心，使不信的人不能不严肃的考虑他们所信的是否真实。一个愿意以生命来坚立信仰的人，是任何人也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的，他们所信的一定有使人折服的地方。如此，很多人便被这种以生命作保证的信仰所感动，归信基督。   
在护教学上所下的工夫   
除了生命的表现外，初期教父为信仰争辩的睿智也是福音扩展很重要的因素。异教人士不单以权势、武力镇压基督徒，更厉害的武器便是思想的围攻。犹太和希腊的思想家联成一阵线，对基督徒的信仰问难质疑。但各方面的攻击反而刺激起基督徒不懈地思索，以最清晰并富创意的思想及意象表达信仰。初期教会的「护教运动」（Apologetic Movement）便这样兴起，其中不少的护教者可算是当时一流的思想家。最初期的护教者有雅典的亚里斯德（Aristides），比尔拿的亚里士图（Aristo of Pella）；他们情词恳切地上表于罗马皇帝，陈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并为时下对基督教的误解力辩。第二代的护教者有撒德市的米利都（Melito of Sardis）及犹斯丁（Justin, 约100-165 A.D.）等，其中以犹斯丁的雄辩最为著名。犹斯丁可算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学家。在接受基督教前，他遍寻智理，对希腊哲学认识很深，特别是当时的柏拉图主义。因此他日后所写的两卷《辩道》（Apology）不单对当时对基督教的攻击有效地处理，更将基督教的信仰清楚并具哲理思辨地表达出来。他第一卷的《辩道》是写给罗马皇皮雅斯大帝的。他向皮雅斯解释，一般人认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并以为他们不道德，完全是一种误解。他向这位皇帝陈述基督徒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的信仰比当时民间的迷信如何更合乎理性。同时他更以基督徒严谨清洁的生活，以表示基督徒在道德上实高于非信徒。他针对犹太人而写的《与犹太人德理夫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使人惊异他对旧约圣经深邃的掌握。犹太人德理夫表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两大原因，乃在于基督徒不守摩西的律法，更有甚者就是他们竟以一个人--耶稣--作为神来尊奉。 
犹斯丁于是以旧约圣经为基础，向德理夫解释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讲论如何在基督身上成全，并且以基督的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为总结），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与犹太人德理夫的对话》的确极具说服力。犹斯丁以后，他的学生达提安（Tatian）继承他的护教工作。与他同时期的有雅典纳哥拉（Athenagoras）及荷玛斯（Hermas）。他们都是初期教会重要的思想家。
第三世纪教会两大思想家
在第三世纪初，教会出现了两大思想家，一在西方，一在东方。在西方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 160-220 A.D.），以拉丁文写作；在东方的为俄利根（Origen, 182-254 A.D.），以希腊文写作。特土良的《护教学》(Apologeticum)首先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继而请求罗马政府尊重基督教，公平地对待基督教。他仿佛以律师的身份，为基督教要求法律的保护。接著，他更以基督徒的人格，对国家的贡献，以示基督教的优越。他另一卷书《灵魂的见证》（On the Testament of the Soul）显然比较哲理化。在其中他极力揭示人心灵对罪孽的体会及其超越提升的渴求。以此为基础，他力证基督教的信仰如何有效地回应人类心灵的渴求。   
俄利根的护教工作比以前的教父更为出色，也奠下了基督教哲学开展的基础。俄利根受业于当时哲学名师撒加斯（Ammorius Saccas），根据新柏图主义哲学家波弗里（Porphyry）对俄利根评论，俄利根广泛采取柏拉图及卢孟尼雅（Numenia），高尼雅（Cronius），亚波乐芬尼（Apollophanes），聂哥马赫（Nicomachus）等当代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去支援基督教的信仰。俄利根最著名的辩道著作当然首推《反施尔撒克论》（Against Celsus）。他以施尔撒克的哲学论据为起点，并赞同他对拜偶像及将神人化的宗教的攻击，但对于施尔撒克对基督教的误解却有力地驳斥，并进一步以哲学睿智确立基督教的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