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於崇文
启蒙教育
  於崇文於崇文出身于一个寻常人家，父亲是纱厂的一名会计，母亲年轻时曾为纱厂女工，后来操持家务。1924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公历2月15日)生于上海，祖籍宁波市镇海区的大头镇横河乡(现在的镇海北仓深水港附近)。於崇文小学和初中时期是在一种宽松的环境(家庭、学校)下接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启蒙教育。在英国人办的公学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英语，接受英国式的教育。每周一次英国校长训话，上课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准迟到早退。嗣后在他同乡的教育家叶澄衷先生兴办的上海著名中小学——澄衷中小学里接受全面的启蒙教育，其突出的优点是：①学业、体育和劳作三者并重，其中任一方面的成绩不及格就要留级;②课程方面，包括国文、算术、英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劳作和公民等;③师资水平高，算术、动物、植物、音乐、美术和体育等课程的教师均为上海著名学者，用的是他们自编的经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出版的教科书。
国文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每次详细讲解完一篇古文名作之后，必定在课堂走廊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老师热爱祖国文化，全身心投入教学的身影，虽经六十余载，於崇文仍觉历历在目。算术老师是陈嵚先生善作画、治印，是上海著名画家，亲自教他们美术。於崇文教授在赣东北的著名道教圣地三清山进行野外工作时，发现钱先生在陡峭岩壁上的题词，勾起他少年的美好回忆。由于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得很清楚，他放学回家以后不需要复习，又没有课外作业，因此课外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自由自在，轻松自如。只要不越轨，父母也不加干涉。由此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他种过花，养过鱼，养过蟋蟀、蝈蝈和金铃子，也养过鸡、鸭。他曾打苍蝇喂小鸭，水池中放水让它们游泳，和它们和谐相处，做到他发出口令，它们就会跟着他到处走。他也打球、玩铃角、踩高跷、玩箜竹等等，做他喜欢做的事。於崇文深深感谢他的双亲，由于他们的厚爱，使得他的童年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和幸福。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深深印入他的脑海。1932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的飞机轰炸上海，他们全家回镇海老家逃难。那时他才8岁，他跟父亲去水塘边用竹筐捕虾。芝麻成熟时节，他又跟着父亲去收割芝麻。由于他搬运芝麻杆时不太经心而导致芝麻洒落，因而受到父亲的责备，告诫他凡是做一件事，必须把它做好。这件事和翁老师因为他楷书写得不好而打他手心一样，使於崇文终身记住，必须认真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
以上看来似乎琐碎的经历使於崇文终身难忘，因为这些经历反映了他的童年—少年所接受的全面发展的启蒙教育，西方称之为“liberal education”，亦即现在所谓的“素质教育”。在这一个时期里，来自多方面的教育，通过老师和家长的言传身教，在他身上融为一体，产生潜移默化。要求他明辨“真伪、善恶和美丑”，树立“真善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做到为人、处事必须认真、严格、求实和准确。
中学时期
高中阶段，於崇文接受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并重的扎实的中学基础教育。他在已有百余年历史的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学求学。其中的教师大多是南洋大学(即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的老校友。他们都是爱校如家，有数十年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还有当时交通大学的教授兼职。除国文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国文课的内容涵盖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现代文学。英文课的内容包括文法、修辞学、英国文学、现代英语、会话、作文和中、英文互译(包括中国古文的英译)，由两位老师任教。英文文法采用Lattimer的English Grammar，他还自学林语堂的英文文法。前者采用图解式教学法，对每一英语语句中的每一个词的作用逐字作文法剖析，使学者深入掌  於崇文 院士握英语的语法规律。后者则侧重在与中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对比、分析中理解并掌握英语语法规律。由此打下扎实的英文文法基础，使他终生受益匪浅。英文修辞学读本对英文写作大有裨益。英国文学名著读本又启发了他自学英国散文、诗歌和小说的兴趣。通过自学现代英语选集(葛传?编)打下了阅读英文报刊的初步基础。英语会话的学习使他养成了不厌其烦地查阅字典、严格要求对每一个生字掌握准确发音的习惯。观看上海放映原版英、美电影也提高了他听英语的能力。英语作文和中、英文互译提高了他的英文表达能力和写作速度。世界史采用Renouf的Outline of World History，并参考Hayes & Moon的世界史读本。
南洋中学的教学传统是以数、理、化为重点。高二用中学课本，高三用大学教材，均为英文，所采用的教材都是当时西方国家久经考验的著名教科书。除平面几何是由老师自编的英文讲义外，其他教科书如三S的《解析几何》、Fine的《大代数》、Hall & Knight的《三角》、Black & Davis的《实用化学》、Duff的《大学物理》和Brinkley的《大学化学》等均为西方国家通用的著名教科书。此外，还设立画法几何课程，讲授立体透视和投影的几何原理与画法，以及工程字体的书写，为以后学习工程技术打下基础。
上海文化教育发展基础较好，半殖民地虽有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一面，但是也将西方文化教育较早引入中国，同时上海又是左翼文艺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因此，20世纪初，特别是抗战前夕，上海既是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又是左翼思想、文艺与国民党思想、文艺激烈交锋与斗争的战场。同时，介绍前苏联的政治书籍和文艺作品也纷纷输入上海。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氛围下，正在青少年时期的他当然谈不到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但是在课外的业余时间里自然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他既阅读过鲁迅、茅盾、巴金等老一辈作家的文艺作品及鲁迅的杂文和新月派的新诗，欣赏过古元等的木刻和绘画作品，也阅读过西方国家和前苏联的文学名著，艾思奇和胡绳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及来自前苏联的社会科学书籍。
总之，三年高中教育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使他奠定了广泛学术取向的基础和培养起自学成才的能力。
青年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轰炸上海，上海沦陷。1940—1943年的高中阶段，於崇文在沦陷区度过，在日本侵略军的卵翼下，精神上深感压抑和苦闷。思想情绪的波动一方面影响他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寻找一条出路，摆脱困境。1942年和同学共赴浙江金华的打算因金华沦陷而破灭。1943年因同乡去重庆的机遇，得到父、兄再三考虑后的积极支持而踏上了离开沦陷区的上海“孤岛”，转辗江、浙、闽、赣、湘、黔、川、滇诸省奔赴内地的长途跋涉之行，并开始独立生活。当时的直接目标是去重庆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但因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同时出发后，他又身患痢疾，带病步行，抵达浙江龙泉时已体力不支，只能在浙江大学的龙泉分校暂作休整。不料在此期间，龙泉突发鼠疫。不得已在分校逗留一个月，再继续前进，到达湘南零陵时，大学考期已过，只能在该地他二哥工作的“中国零陵耐火砖厂”找到一个耐火粘土成分分析工作，等待第二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在工作期间适逢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早期毕业生、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的靳凤桐先生应该厂之邀，勘查耐火粘土资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於崇文跟着他爬粘土矿的矿峒，从此播下了他以后学习地质学的种子。工作不到一年，1944年的上半年，日本侵略军打到湖南衡阳，逼近零陵。于是他只得只身从零陵艰难地逃难到重庆。居住在重庆的沙坪坝那炎热的“火炉”中，在汗流浃背、许多穷学生露宿廊沿的条件下，他投考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发榜后，被二校先后录取。当时他选择了西南联大，于是又从重庆转赴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1944—1946)——渴求民主，名师指引，探索求知
在抗战时期的后方，西南联大号称“民主堡垒”，同时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北方三大名校南下联合办学，名家荟萃，因此，是青年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政治民主的薰陶和众多名家的指引下，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了像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优秀的国家栋梁之材，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於崇文有幸在西南联大丰富多彩的校园环境中度过了虽然时间短暂然而影响深远的两年学习生涯。他刚到西南联大的当天晚上就聆听到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前辈张奚若先生批评国民党的“国是前途”报告。此后他又多次出席闻一多、费孝通、钱端升、周炳琳和王铁崖等教授的政治讲演。平时他也常在文林街泡茶馆，听同学们畅谈国家大事。“一二·一”运动发生时，他身临其境。国民党军人攻打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时，他正在吃午饭。同学们闻讯都立即冲向大门前，有的从教室中搬出桌椅顶住大门，有的从宿舍里拿起垒球棒守候在门旁，有的捡起石块扔出墙外打击敌人，群情激愤。墙外国民党军人见久攻不能得手就转而到附近地点，闯入师范学院学生宿舍，投掷手榴弹行凶，当场有4位学生牺牲。嗣后又相继发生闻一多和李公朴被暗杀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的残暴本性。当时，他和多数同学一道，参加抗议示威游行和街头演出等活动。“一二·一”运动震惊中外，对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
在学业方面，由于上海综合工业基地从小对他产生的影响及父亲对他的愿望和要求，去重庆投考大学时，原来打算报考造船系或纺织系，但由于内地大学阙如而转报机械系。入学第一年尚未分系，按照解放前中国大学教育采用西方国家“通材教育”的教育体制，放宽专业范围，加强基础学科教学，因此一年级基础课教师阵容很强。华罗庚、陈省身、杨武之、吴大猷、王竹溪、吴晗、陈岱孙、潘光旦、闻一多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亲临教学第一线授课。当时他们班上的微积分就由申又枨教授讲授。名师授课对于学生学习并掌握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於崇文只身远在边陲，举目无亲，抗战时期又和家里不通音讯，经济来源断绝，只能靠少许助学金度日。虽然环境艰苦，40人同住一间土坯茅屋，粗茶淡饭，然而生活在集体之中，不觉其苦。有时也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发放的衣物和豆浆等补助。后因斑疹伤寒而休学，经人介绍，进联大工学院土木系教授经营的清华服务社锯木厂“打工”。该厂为美国盟军提供建造招待所所需的各种建筑木材。由于他英文基础较好，厂长(教授)就委派他担任重要的发料工作，接待美军各机构派来的各级军人，供应所需各种规格的建筑木料。厂长对他的工作比较满意，因此除了得到较好的待遇外，年终还分到较高的红利。“打工”一年以后，经济上略有积余，于是复学。但因受在湖南零陵时陪同靳凤桐先生勘查耐火粘土矿的影响，复学后转入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6年上半年西南联大北上分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全体学生自由填写志愿，复员北上。考虑到北大地质学系享誉国内外，因此他志愿入北大地质学系，选择经香港到上海转秦皇岛的海运航线进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
北京大学(1946—1950)——兼容并包，独立思考，自由探索
青年时期，他兴趣广泛，思想不稳定。复员进北大以后，又想转医学院学医，但因学校规定只能转系一次而作罢。从此就决定了於崇文终生从事地质工作的前途。尽管这是违背当时他本人意愿的决定，然而这也使他在无人指引和开导下取得自调整、选定学术取向的经验。北京大学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传统。蔡元培先生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优良校风。他在北大期间，马寅初校长就是这种传统的典范。他特立独行，自知寡不敌众，宁可倒下，决不屈服。这种坚持真理的浩然正气是真正的北大精神。这种精神传统和优良校风培养出一种兼容并包和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思想和作风。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这种兼容并包和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思想和作风是由于具备五项条件：
(1)蔡元培、胡适和马寅初等著名教育家作为一校之长的倡导并身体力行。(2)名师教诲和指引。在基础课方面：向申又枨和王湘浩先生学习初等微积分，向庄圻泰先生学习高等微积分，并自学Osgood教授在北大讲学期间撰写出版的初等和高等微积分。向郑华炽先生和霍秉权先生学习普通物理学，向马大猷先生学习电学，向张龙翔先生学习普通化学，向孙承谔先生学习物理化学。向卫德明先生学习德语。在地质学方面：自学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力学，向黄汲清先生学习构造地质学，自学Grabau先生的地层学原理，向孙云铸和王鸿祯先生学习古生物学，向斯行健先生学习古植物学，向顾功叙先生学习地球物理学，向余瑞璜先生学习X光结晶学，向阮维周先生学习矿床学。同时张炳熹先生的博学、董申葆先生的求实和马杏垣先生的活跃，也都曾对他的学习产生影响。(3)大学图书馆和地质系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为青年学子打开了引人入胜的知识宝库，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为他一生进行地质学研究，充分利用各级图书馆和文献情报机构丰富多学科的知识和掌握最新国际学术动态奠定了基础。(4)地质陈列室中系统成套的岩石、矿物、矿物晶体和古生物化石标本。成套岩石标本配有相应的薄片，矿物和化石经过准确鉴定，矿物晶体展示各晶系的晶形。丰富的地球物质和地球历史的实物记录为青年学生打开走向自然界的大门。(5)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及岩矿与地史古生物实习室向学生开放。努力学习的学生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反复验证实验结果或扩展实验范围，有利于培养动手能力，并通过联系实际提高对理论的认识和掌握。周口店地质教学实习基地建设于解放之前，是地质学的野外实验室，西山是培养地质工作者的摇篮。它为国家培育了大批地质工作的骨干[1]。
工作初期
工作，虽然也经历过不少曲折，然而几十年生活经历的磨炼，使他建立起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选定了一条道路，不管风云变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直到今天。於崇文院士回顾往事，深感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尽力而为，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他说：算不上什么贡献，然而扪心自问，还不致愧对祖国和人民。
(1)通过教学实践养成系统全面并按逻辑严密思考的思维习惯，并锻炼出於崇文院士用深入浅出、准确而又简明清晰的语言与文字表达的能力。来老校友(学生)返校时多次听说他们还保存着於老师四十余年前讲课的笔记。
(2)於崇文毕业刚3年就晋升为讲师，开设“结晶学”与“矿物学”课程。实行“自导、自编、自印、自演”。所谓“自导”是自行选定教学内容，“自编”是自己编写教材讲义，“自印”是自己刻写钢板、自推油印机印讲义，“自演”是自己讲课自己辅导。当时中国向前苏联一边倒，从教学体制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一概向前苏联学习。白天工作，晚上突击学习俄语，他一腔热情，短期内基本掌握语法和专业词汇，并尽力将前苏联的地质专业知识吸收到教学内容中去。在开课的一年教学期间，他常常是在通宵不眠、开夜车中度过的。一夜未睡，凌晨刚印完讲义，就从端王府夹道登车赶往沙滩地质馆讲课。回想当年，一个人竟有如此之大的潜力，於崇文自己也感到吃惊。
(3)20世纪50年代初，於崇文在国内高等学校第二个开设“地球化学”课程，填补中国地球化学学科的空白。当时学校请来前苏联基辅大学的Латыш专家来校讲授“地球化学”课。他边学边教，一边向前苏联学习，一边向西方学习，在教学内容上将两者结合，兼容并包。后来有人告诉他，当时在国内向前苏联一边倒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做法是冒一定政治风险的。
(4)50年代，於崇文因学习前苏联和“向科学进军”曾受表扬，继而又在“红专辩论”中因“走白专道路”和“知识资本论”而受批判，并在1958年被“拔白旗”。正反对比引发他的思考，建立一种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信念。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所作出的抉择，从此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文革前夕
50年代初，於崇文通过开设“地球化学”新课，取得了两点重要的认识：
(1)发展地球科学必须走地球科学与基础学科相结合、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由此确定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取向和终生奋斗的漫长道路。
(2)这是一条从事基础研究的道路，比进行传统研究不知要艰难多少倍。走这条路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有锲而不舍、坚忍不拔、攀登高峰的自信、勇气和毅力。此外，从事基础研究还必须顶住传统习惯势力认为搞基础研究是脱离实际的强大压力。高等学校应该从事基础研究和搞基础研究就是脱离实际这两种思想的斗争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高教六十条”之中。
地球科学有两大分支，即地球历史科学和地球物质科学。当於崇文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学习期间，高年级已大体分为以上两个方向，他选择了后者。50年代初，在地球化学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培养起他对于地球化学的兴趣，并且也打下了初步基础。因此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之前)大致10年期间，他就从地球化学学科起步，下定决心，从头学起，打好基础。进入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必须从国际主要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的经典性著作入手。地球化学通过地质学和化学的结合，在两者结合的生长点上于20世纪之初诞生了现在已发展成为固体地球科学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的地球化学。
在地球化学诞生之初，国际上有三个主要的学派，即以F.W.Clarke为代表的美国经验统计学学派，以В.И.Вернадский和А.Е.Ферсман为代表的前苏联地质历史演化学派和以V.M.Goldschmidt为代表的欧洲晶体化学和热力学学派。嗣后又出现了以H.C.Urey为代表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宇宙化学方向。
这些代表性人物的经典著作成为於崇文首要的地球化学知识的源泉。在此基础上，他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在地质学、晶体化学和热力学三个方向上拓展并深化。在地质学这一个方向，他选择了著名的成矿区、带和代表性的大型和超大型矿床。在晶体化学这一个方向，他以W.L.Bragg的矿物的晶体结构和R.C.Evans及Г.Б.Бокии的晶体化学经典性著作为重点。在热力学这一个方向，则以北欧的H.Ramberg和P.Niggli以及前苏联的Д.С.Коржинский、А.Н.Заварицкий和В.С.Соболев的经典性著作为重点，并且以交代作用作为切入点，以点带面。1980年於崇文在西德出席国际会议期间顺访高等学校，有机会参观访问世界著名学府——G.ttingen大学及当年V.M.Goldschmidt进行地球化学教学时曾经使用的元素周期表大挂图和光谱仪。30年代他创建的分析实验室所完成的稀土元素定量分析数据，时至今日其准确度仍然经得起严格考验。德国学派的科学严谨性给於崇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革时期
20世纪70年代
(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四年(1969年)，军宣队宣布全校大部分教职工下放干校劳动，声称从此知识分子扎根农村，并限定几天之内收拾停当，全家奔赴江西峡江县仁和镇干校劳动。一声令下，於崇文一家立即行动起来。最令人踌躇不决的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财产”——大量俄文原版和英文翻版专业书籍如何处理的问题。想到今后扎根农村体力劳动，书籍已成多余的无用之物，因此他下狠心将这些外文专业书籍装了十六七个麻袋当废纸卖掉。“扫地出门”，轻装上阵，奔赴农村。可惜，这些被革了命的“文化”，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2)到了干校，於崇文老老实实地从事体力劳动，改造思想，并无怨言，因此还让他数次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自改造。参加劳动，安排什么就干什么，其中包括砍柴、挑粪、种菜、插秧、打土坯、砌墙盖房和催芽等工种，来者不拒。当泥瓦工时，向工人师傅学习“横平竖直”的要领，打土坯砌墙造住房，取得了经验。在砌砖窑时他被师傅指派与另一同事对砌技术难度较大的圆形拱顶，获得成功。在被指派完成稻谷的催芽工作时，向农民学习“干根湿芽”的要领，经过科学试验和不断改进，取得了将发芽的周期从35小时缩短至24小时的佳绩，并被选入插秧队插秧。
(3)1971年因工作需要，於崇文被抽调至福建教改小分队，参加教育革命。在此期间，他在闽南地区主要矿山进行地质调查和考察，并搜集实际资料，结合理论整理编写成结合闽南矿床实际的矿床学教材，和闽南地质队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传授有关矿产资源的地质知识。
(4)1972年於崇文从干校返校不久就为冶金部的化探工程师在广西桂林举办地球化学高级短训班。一方面是为生产部门的技术干部进行在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尽了力；同时对于他来说有着从干校归队，走上正常工作轨道的意义。经过一个阶段对国外学术动态的调查研究以后，他敏锐地觉察到气象学中对多元统计分析应用的关注和应用数学中多元分析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同时电子计算机已在许多研究单位被广泛应用。考虑到地球物质由多种元素组成，他预见到地球科学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进行研究，并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的地质科学定量化时代必将到来。因此决定选择地质数学(亦称数学地质)作为下一步探索研究的方向和领域。
数学地质学在中国又是另一门新兴学科，於崇文必须从头学起。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他们选定陕西略(阳)—勉(县)—阳(平关)地区的煎茶岭镍矿床为研究对象，从野外地质、室内鉴定分析、数据处理直到实现地质学和数学相结合的地质数学研究。为了搜集国外的最新文献资料，他在北京从北海北京图书馆、甘家口地质图书馆、中关村中科院图书馆和数学所图书馆到和平里中科院科技情报研究所，骑着自行车巡回往返，几年时间里，累计不下六、七百公里。真可谓风雨无阻，冬天路面“冰穿甲”，即使滑倒，也决不稍有懈怠。文化大革命期间图书馆门可罗雀，读书的人寥寥无几。没有复印设备，他就连续去图书馆数十次，将重要的专著，用手书抄写成几厚册。野外的标本样品，他亲自动手，从碎样、光谱摄像、显影、读谱直到取得定量数据的第一性资料，完成全部过程。为进行数据的计算机处理，他们奔走于北京各单位和河北正定之间，从编制地质数学的计算机程序到实现运算，一气呵成。完成研究成果、总结经验之后，又立即着手在保定为冶金部开办化探电算训练班，培养出一批用数学地质方法处理化探数据的技术骨干，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然后以於崇文为主，又将这些成果和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拓宽和深化。用了4年时间，其间历经唐山地震，即使在余震间隙也夜以继日地终于完成了篇幅多达942页、145万字的《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专著，系统、全面地将地质数学引入中国，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定量化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时期
20世纪80年代
经过30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於崇文根据切身体验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度一般可分为四个层次，由浅入深顺序为：①将观察所得的经验事实进行总结；②将基本现象进行归纳和演绎，并形成唯象理论；③上升到具有普适性和包容性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④抽象为数学的形式体系和哲学思维。
他对30年来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自评估，认为还在第二层次上。同时审视国内外的地学研究，认为大多也在这一层次。许多研究成果在观察的经验事实方面较前人工作可能有所补充或更新，然而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上并无创新，因此只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多次重复，本质上还是徘徊于必然王国之中。
鉴于以上考虑，於崇文决定自己的下一个努力目标就是力求使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从第二层次提高到第三层次，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50年代至60年代初他在建立自己对地球化学学科认识的理论框架时，在热力学方面当时在国际上还是以经典的平衡、不可逆过程热力学为基础的。但那时他已注意到非平衡、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在50年代中期刚刚呈新的生长点悄然兴起，尚未引起国际地学界的注意。50年代末，他和他的早期研究生在北京怀柔地区首次对矽卡岩体的交代作用过程进行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的探索性研究，并完成学术论文于1963年在中国矿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首次全国会议上宣读。可惜1966年这项研究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80年代初就以此为契机，接力棒式地从不可逆过程热力学起步，然而他并不以之作为终极目标，而是通过非平衡、不可逆过程热力学而进一步直接向动力学跨越式发展。
于是他在Prigogine继承比利时De?Donder学派发展起来的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的基础上，吸收比利时Prigogine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德国Haken所创立的协同学理论，在地球化学中提出“广义地球化学动力学”的新定义和命题，并在其中发展出“成矿作用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静态上升到动态，开辟了矿床学的崭新领域。
世纪之交
於崇文从“六五”期间(1981—1985)开始在率先从事“成矿作用非线性动力学”研究，历经“七五”和“八五”时期，15年间，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可以理论概括为“矿床和成矿区带是复杂成矿动力系统的自组织，成矿作用是一种自组织临界动力学过程，成矿作用的物理场和化学场具有时间和空间分形结构”。这一理论概括的实质是巨大成矿系统组成单元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结果使系统整体的性状、结构与动力学行为涌现出与组成单元不同的复杂性。由此将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为“固体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与自组织临界性”的命题，提出了固体地球系统的基本问题、三大基础理论及其相应的方法论。应用这一理论与方法，总结在南岭地区和扬子古陆周缘六大矿集区的二十余年研究成果，取得了“大型矿床和成矿区(带)形成在混沌边缘”的研究成果。这是矿床成因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发现。鉴于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他曾于1998年底至1999年底的一年内在两次国际会议和4次全国性会议上宣读了上述论文，发现迄今国内外尚无他人提出这一命题。
2001年於崇文又将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成矿理论：“成矿动力系统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一种新的成矿理论与方法论”。它是对传统矿床成因理论和成矿规律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他又根据“矿质局部活化”导致“成矿的发生”的科学论断，正在从事“成矿的发生”的系统研究，旨在对该理论作进一步的延伸、深化和发展。於崇文在应用复杂性理论研究基础地质作用和现象时，还发现成矿系统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的规律具有普适性和普遍意义，可以将其推广到广义的地质系统。他将自组织临界性、瞬态混沌、混沌边缘和弱混沌四者的相互关系演绎和整合成一种广泛适用于地质系统的地球科学的复杂性理论，并名之为“地质作用的自组织临界过程动力学——地质系统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於崇文这一阶段的主要收获和体会是：①复杂系统的研究要求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和融合，只有通过多学科大量知识的集成和整合才能走上创新之路；②新思维往往来自凌晨初醒时突然产生的灵感。灵感本身就产生于神经网络中由于持续思考而触发的各种已有信息之间的交互作用，因而不是唯心而完全是唯物的。
在55年的研究生涯中，在中华民族这块拥有得天独厚地质瑰宝的大地上，於崇文矢志报国，辛勤耕耘，用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和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精神，攻克了一座座科学堡垒，成就突出。他曾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元素地球化学、区域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全国委员会委员，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顾问，现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顾问。
获奖研究成果
主要有：①《广东一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研究》，获1985年度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②《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获1987年度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③“南岭地区钨铅锌等有色稀有金属矿床的控矿条件、物质成分、分布规律”，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④《云南个旧锡多金属成矿区内生成矿作用的动力学体系》，获1990年度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⑤中国地质大学地球化学研究所被评为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1990年度全国高等学校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学术带头人之一)；⑥1991年获第二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⑦《成矿作用与耗散结构》，获1992年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地质学报》1982—1992年优秀论文奖；⑧《热液成矿作用动力学》，获1997年度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於崇文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术成就
长期从事理论地球化学研究，先后开拓出五个创新的学术领域：
地质一地球化学中的多元分析。用多元统统计分析研究多组分系统的数值和几何学特征，并用随机过程和随机场研究地质过程和地质学场过程和地质学场。
区域地球化学用非平衡、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研究成岩、成矿过程，并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提出区域地球化学理论。
地球化学动力学和成矿作用非生性动力学将矿床形成机制研究提高到非线动力学的水平，使矿床成因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静态上升到动态
成矿系统的复杂性。提出新的成矿理论和方法论一“成矿动力系统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在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方面将常规矿床学提高到非线性和复杂性科学的层次。
地质系统的复杂性提出“地质作用的自组织临界过程动力学一地质系统在混池边缘分形生长”的地质科学新理论，将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研究提高到非线性和复杂性科学的层次。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