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
基本简介
概述deyizhi minzhu gongheguo wenxue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
文学作品赏析安娜·西格斯的《死者青春长在》(1949)、维利·布雷德尔的《儿子们》（1949～1952）、斯蒂芬·赫尔姆林的短篇小说集《同生死的时代》(1950)等，均以德国或欧洲现代史的重大事件为背景，展示了德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的斗争。西格斯的小说《死者青春长在》结构宏伟新颖，具有雄辩的政论式的艺术效果，是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小说创作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第三帝国时期隐居在国内的汉斯·法拉达的《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1947），凯勒曼的《亡灵舞》(1948)，描写自发的反法西斯斗争，暴露了希特勒的残暴统治。
沃尔夫的剧作《种豆得豆》(1945)和《好似森林里的野兽》(1948)，批判地表现了法西斯主义在人们思想中的流毒。布莱希特的《公社的日子》(1948～1949)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题材，试图为德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提供历史经验。
库巴的长篇组诗《人之歌》(1948)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自由体的形式，描述了一部“人类社会的诗体传记”。布莱希特在《建设之歌》(1948)、《背时的游行或自由与民主》(1947)等诗歌中，以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表现了德国人民战后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贝希尔在流亡期间创作的《德国诗集》于1946年出版。他还在文化界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团结各种倾向的人士共同工作。
文学发展前期
文学新发展背景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文学的发展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级。暴露德国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惨无人道的统治，批判它的罪恶和反动的道德观念，歌颂反法西斯战士的献身精神，仍是这个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阿诺尔德·茨韦格的《停火》(1954)、《时机成熟》(1957)，博多·乌泽的《爱国者》(1954)，弗兰茨·菲曼的中篇小说《战友们》(1955)，赫伯特·奥托的《谎言》(1956)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作品。布鲁诺·阿皮茨的长篇小说《赤身在狼群中》(1958)，则以反映集中营囚犯斗争的题材和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了广大读者。
工厂文学产生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后来被称为“工厂文学”的小说，重要的有爱德华·克劳狄乌斯的《站在我们一边的人》(1951)、汉斯·马尔希维查的《生铁》（1955）、鲁道夫·费舍的《四号马丁炉》(1955)、玛丽娅·朗格纳的《钢》(1951)、卡尔·蒙德施托克的《灯火通明的夜》(1952)。这些作品描写了工人为建设新生活而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以农村土地改革为题材的作品有奥托·戈彻的长篇小说《深深的垄沟》（1949）、瓦尔特·波拉切克的《土地的主人》(1951)、维尔纳·赖诺夫斯基的《小脑袋》(1952)、本诺·弗尔克纳的《卡文布鲁赫的人们》(1955)与《卡文布鲁赫的农民》(1959)等。在描写农村题材方面成绩卓著、表现了鲜明艺术个性的是埃尔温·施特里马特，他的长篇小说《丁柯》(1954)充满德国农村的乡土气息，富于想象，语言幽默。
戏剧方面成就在戏剧方面，布莱希特组织的柏林剧团在表演艺术上进行的实验，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弗·沃尔夫的《托马斯·闵采尔》(1953)，赫达·青纳的《伪证》（旧译《魔鬼集团》，1953）是战后戏剧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尤其是施特里马特的《猫儿沟》(1954)，继承德国民间戏剧传统，第一次把现代农村阶级斗争搬上德国舞台。
诗歌成就这个时期的诗歌，大多表达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感受，歌颂建设的成就。50年代的诗人，除贝希尔、布莱希特、菲恩贝格、赫尔姆林、库巴外，又涌现了一批新人，如毛勒尔、菲曼、库纳尔特、博布罗夫斯基、维因斯等。贝希尔晚年还撰写了4卷关于诗的理论著作，总结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阐述了文学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文学多样化局面50年代的文学，在体裁、题材等方面开始呈现多样化局面。然而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形式主义倾向，引起了作家、批评家的注意。195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届中央全会批评了文艺中的 “形式主义”倾向， 同年成立由威廉·吉尔努斯等人组成的国家艺术事业管理局，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文学的任务。随着关于文学艺术的风格和文艺思想问题的争论的展开，特别是1957至1958年对卢卡契、汉斯·迈耶文艺思想的批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学队伍逐渐失去了初期那种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1956年以来开展的对于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的批判，促使作家、艺术家思想活跃，提高了在选材和艺术方法方面进行新探索的热情。作家在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性、同人民休戚与共的原则下，开阔了艺术活动的视野。1959年和1964年召开的比特菲尔德作家会议，在促进文学艺术及其创造者同劳动人民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开辟文艺创作的源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年轻一代作家的出现与成长，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经验，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些都对50年代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繁荣发展时期
关注的重要主题的变化60年代以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学出现了繁荣局面，并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由于德国的分裂引起的个人生活道路与两种社会制度的抉择， 成了作家们关注的重要主题。 这个主题最早表现在菲恩贝格与库巴合写的《世俗赞美诗》(1958)和赫尔姆特·拜尔的教育剧《确定》（1957）里。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最早在读者和批评界引起强烈反响。安娜·西格斯的姊妹长篇《抉择》(1959)与《信任》（1968），是同类作品中的佳作。沃尔夫和西格斯对主题的开掘比较深，他们的笔锋深入到包括家庭、婚姻、爱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家让人物在两种社会制度上做出抉择，从而抓住了德国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矛盾。 此外， 象赫伯特·纳赫巴尔的《莱奈肯的婚礼》(1960)、贝恩哈特·泽格的《秋烟》(1961)、马克斯·瓦尔特·舒尔茨的《我们不是随风飘荡的尘埃》(1962)、迪特·诺尔的《维尔纳·霍尔特历险记》（上下集，1960，1963）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对于两种社会制度的抉择，肯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制度。
表现新的精神风貌第二，作家们从日常生活中摄取题材，描写和探索随着社会变革而来的新人的成长过程与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着力表现普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布里吉特·赖曼的小说《生活的归宿》(1961)、卡尔—海因茨·雅科布斯的《夏天的故事》(1961)和海尔曼·康德的《大礼堂》(1965)都表现了这个主题。赖曼被认为是沿着“比特菲尔德道路”成长起来的新作家，她生前未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弗兰齐斯卡·林克汉特》(1974)，表现了青年一代敢于向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挑战的勇气，被批评家誉为7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君特·德·布隆的小说《浦里丹的驴子》(1968)和《授奖》(1972)，从婚姻、爱情、友谊的角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风貌。
对坏思想的批判第三，作家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压制民主、不负责任、瞎指挥等现象进行锋利的批判性描写，其中两部公认的优秀小说—施特里马特的《奥勒·毕恩科普》(1963)和埃里克·诺伊奇的《石头的痕迹》(1964)，都描写了基层干部、生产积极分子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领导人的冲突。此外，福尔克·布劳恩的短篇小说《未完结的故事》(1975)、剧本《翻斗车工人》(1967)和布劳恩、库纳尔特、毕尔曼等人的政治讽刺诗，也属同类作品。
这个特点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学中最为突出，但这类作品在出现之初，就引起争论。而正因为这些作品切中时弊，它们的社会效果也随着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大，从而更加引起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弊端的注意，同时在理论上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异化”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艺术表现手法的突破第四，随着新题材的开拓，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有了新的突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经克服了50年代多数作品那种简单化的倾向，作家常常刻画复杂的、不寻常的人，表现他们的各种侧面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施特里马特的剧本《荷兰人的未婚妻》(1961)、赫尔姆特·拜尔的《弗琳茨大娘》(1961)、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尔夫的《少年 W的新烦恼》（1973）等，都塑造了成功的典型形象。在表现手法上，多层次结构、内心独白、蒙太奇等，得到普遍应用，如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小说《回忆克里斯塔·T》 (1968)和康德的《大礼堂》(1965)等。
纪实文学的产生第五，70年代以来，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一种追求事件客观真实性的“纪实文学”。作家利用现代技术提供的录音器材，把采访来的材料加工整理成文学性的人物传记或小说，如萨拉·基尔施的《驯豹女郎》（1973）、卡尔—海因茨·雅科布斯的《采访者》(1973)。这类作品虽然强调客观真实性，但又不完全放弃文学的虚构，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具有浓厚传奇和幻想色彩的作品，也引起了批评家与读者的注意。代表性作品有安娜·西格斯描写果戈理、霍夫曼和卡夫卡在布拉格邂逅的《旅途相逢》(1972)、克里斯塔·沃尔夫的《一只公猫的新生活观》(1974)。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发掘和借鉴传统（特别是德国浪漫派传统）来丰富艺术手法和创造独立的个人风格方面，表现了更大胆的实验与探索兴趣。
参考书目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d. 11， Literatur der DDR， Berlin，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