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约翰
个人简介
  马约翰，男。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大学读书期间，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1936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马约翰先生于1914——1966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等。在从事体育教学52年的实践中，研究了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国内外经验，编制出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近百套，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他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热情指导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受到国家的器重和人民的尊敬。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荣誉称号
马约翰（1882—1966），我国著名的体育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博得了人们的尊敬。他自己终生坚持体育锻炼，身体非常健康，年逾80，鹤发童颜，仍生气勃勃地工作，被誉为“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他毕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工作了52年，而且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又被称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从小酷爱体育运动
马约翰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与其兄过着孤苦伶何的生活。他幼时经常和其他孩子们在山上跑跳、爬树，钻山洞，在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为他的健康身体打下了基础。由于家境困难，他到13岁才入私塾读书。入学后，他左看右看全是些房子，一点草地也没有，没法跑跳，就跳凳子，跳木桩。总之，他是不愿意整天不动的。18岁时到上海读中学，22岁考入圣约翰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当时，有个一直没有透露姓名者，每月给他寄来最低的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大学毕业。1911年大学毕业时，他已经29岁了。
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七年期间，马约翰酷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项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精于田径运动的中短跑，曾获100码、220码、880码、1英里等项目的全校冠军，并且多次在校外竞赛场上取得优胜。1905年，上海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万国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中国人和各国侨民。一英里赛跑一开始就争夺十分激烈，有四个日本人一字排开跑在最前面，故意挡住其他运动员。紧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中国学生，马约翰在这个中国同学后面约10码的地方，其余的50多名选手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场上几百名日本观众站起来鼓掌呐喊。第三圈终了时，马约翰加快速度，赶过了前面那个中国学生。离终点约400码时，中国观众高呼“约翰，加油！加油！”他意识到该是最后冲刺的时候了，向那个中国同学说了一句；“跟上我”，就猛地从日本人的右侧冲过去。这时，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已由“约翰！约翰！”改为“中国！中国！”他终以领先50码的距离首先到达终点。他身后那个中国同学也越过日本人，第二个到达了终点。马约翰顿时成为运动场上的明星。在1910年南京的一次全国运动会上，他又获得880码赛跑的冠军。
由于具有突出的运动才能，1914年秋季，他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从这时起，他由助教逐步升为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直到1966年逝世时止，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为体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主要成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普及体育，让每个学生都参加锻或在马约翰来校之前，清华已经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时到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学生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这时的“强迫运动”只是一般号召加行政命令的强制，锻炼时间内仍有人躲在树荫、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而到操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认真地、科学地锻炼。马约翰来校以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到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经常按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编组，有计划地做些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英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他严格照章办事。著名的文学教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马约翰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彻底，1952年，学校中有一批结核病患者，集中住在一幢宿舍内，以不动或少动为主，有的是绝对卧床。长期的病房生活使他们精神很苦恼，有的人意志消沉。马约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校医院大夫联系，对病人施行“体育疗法”。他到病房对大家说：“肺不是纸做的，动一动撕不破的！”他每天和大夫一起来病房，根据不同病情组织不同的体育活动，逐渐加大活动量，后来有的人可以打羽毛球和托批球了。经过～段体疗，加上药物配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病人都有好转，有的痊愈后恢复了工作或学习。特别是在精神上，使病员们都建立了康复的信心。
马约翰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工作热忱，普及体育，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体魄健全的人材。他常引以为骄傲的是许多学有成就的校友在校读书时都是体育爱好者，如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在校读书时是三个中距离赛跳项目的全校冠军，清华大学教授施嘉炀在校读书时是跳高和高栏的全校冠军，现在年已八旬，仍精神摆蜂地工作着。赵访熊教授也是优秀运动员，现在仍担任教学工作和副校长的职务。……
良好比赛成绩
马约翰十分好学。他利用集中休假一年的时间，于1919年和1925年两次到美国春田大学学习，写有《体育经历十四年》、《体育的迁移价值》等学位论文。1936年，他又利用休假和担任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队总教练的机会，到欧洲和苏联考察和讲学，进一步充实自己。如何根据中国人的体质情况和特点进行训练，马约翰下了一番工夫，编了近百套的徒手操。这些徒手操的动作及编排有独到之处，动作连续而活泼，符合运动规律。关于田径和球类的训练方法，他也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清华早期先后成立的运动代表队有足、篮球、网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水球、长跑、游泳、滑冰、拳击等十多种，多由他担任指导。
由于体育普及，又有好的训练方法，清华的运动水平提高很快。从 1911到 1921的10年间，清华对外足球比赛 58次，胜44次，平7次，负7次。1916年，以3：0胜南方劲旅南洋足球队，以2：1胜威振东南亚的上海华东足球队。1929年底，他率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体育联合会第六次比赛大会。参加这次比赛的有许多实力很强的足球队，争胜之心很强烈，有的领队许诺队员取胜后去逛日本。比赛结果，清华战胜所有强队，夺得冠军。据当时校刊记载，消息传来，“全校象大海里波涛似地欢腾，每个人内心都是愉快的火焰在燃烧”，到处贴着大标语，“我快乐得要打滚”、“我愿为你们脱靴”。球队回校时，人们把马约翰等从学校大门一直抬进大礼堂（大礼堂正在开新年晚会），以示庆祝。体育运动已经成为清华学生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运动水平的提高更促进了学校对体育运动的爱好。
重视体育道德的培养
在旧中国，体育场上的秩序和运动员的道德风尚都不大好。清华代表队内，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的风气一度也有所增长。马约翰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对运动场上作风严格要求。他一方面要求运动员熟练掌握技术，在比赛中勇于取胜；另一方面又教育队员赢了球不骄傲，输了球不抱怨，不许弄虚作假，不许在比赛中压人、打人。1928年，马约翰率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次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哗然，眼看要闹事。马约翰力息风波，换人再战。结果输了这场球，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为体坛树立了良好的范例。二十年代，清华足球队有一名中锋，技术水平很高．但后来在社会上学了一套勾人、压人的坏作风，带到学校球场上来。马约翰狠狠批评了他，并警告说：“如不改掉，球队就开除你！”那个队员接受了批评，才被允许继续踢球。马约翰经常教诲运动员们：“球可输，体育道德不能输”，“对外比赛不必先把输赢放在心上，只希望把我们的技术全部施展出去。”马约翰还和当时在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体育会，共同提倡要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此后，比赛时的秩序很好，在社会上起了带头作用。有一年，由当时的足球名将李惠堂任指导的香港足球队来到北京比赛。因为怕挨打，没有人愿意担任裁判，马约翰冒着风险，自愿担任这场球的裁判。比赛结果，香港队输了。散场时，李惠堂走过来握着马约翰的手说；“裁判公正，很好。”
全面而独到的体育理论
马约翰学术基础渊博，再加之长期实践，因而具有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理论。上大学时，他学完几门主要的理学课程，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学。1928年，他利用清华较为完善的体育设施，同国内体育名流郝更生，张汇兰．董守义等一起，抱着“强国必先强种”的目的，几次创办“暑期体校”，自任主任，并主讲“人体解剖学”课程。他的体育理论，可归结为下列几点：
“动是健康的泉源”这是马约翰在早年提出的，并在1954年出版的《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一文中反复强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普遍的常识了。他认为要坚持天天动，但要科学运动，不能盲目乱来，一要有适当的运动量，不怕累；二要经常化，要持久；三要全面，锻炼多样化。另外在生活上还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有规律地工作和休息，以及适当的营养。
马约翰对于这一理论是身体力行的，直到晚年，他在日常生活上严格执行一套作息时间表。早晨六时起床，先作一套徒手操，再练几路太极拳或太极剑；上午课间操时到体育馆练拉力；下午四时后到同学们中去，一起锻炼并进行指导；夜晚临睡前定散步几分钟，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的身体非常健康，到了80岁时，还是白天工作八小时，晚上工作两小时；假日可以骑自行车远游香山，平日可以进行多种项目的训练，“俯卧撑”可以连续作40个。1958年，他已76岁，还和一位中年教师合作，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创造了七六老人达到一级运动员际准的事例。酷暑不怕热，无论室内室外，总是一件白布衬衫穿得整整齐齐，在太阳下晒几个小时，不头晕；严冬不怕冷，从来不穿棉衣，最冷的时候，在白布衫外加一件毛线背心，到室外时再罩上一件短外套。他的非常健康的身体成为他的理论——动是健康的泉源的最有力的证明。
他的观点他认为“运动场是培养学生品格的极好场所，可以批评错误，鼓励高尚，陶冶性情，激励品质。”刻苦的锻炼可以“培养青年们勇敢的精神，坚强的意志，自信心，进取心和争取胜利的决心”。他认为，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材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能使学生获得健康，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道德品质的锻炼和培养。1948年，他在一次接待校刊记者时说；“我觉得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在培养人格，补充教育的不足，教你们注意自己，培养一种‘干，干，干！’的精神，负责任，帮助别人。所以新同学一进来，我一直就跟他们讲sportsmanship, sportsmanship。体育是培养人格的最好的工具。”
体育的价值可以迁移他说：“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他早在1926年，就写成《体育的迁移价值》一书，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被评为美国春田大学的主要硕士论文之一。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他又于1950年发表了《我们对体育的应有认识》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体育的科学基础，运动对生理的影响，以及体育和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化学、音乐、艺术、哲学等的关系问题。
经常考虑祖国的荣誉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跟；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二、三十年代，曾有一些外籍人来中国搞体育工作，起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作裁判，马约翰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但有个外籍人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的骂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马约翰跑过去，用英语对那个外国人讲，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也客气点。那个外国人仍坚持错误，而且继续骂人。马约翰就掏出英文规则给他看，并斥责他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说得那个外国人哑口无言。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北京解放前夕，很多体育界人物到他家里来寻求“对策”。他说：“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会存在，体育也还是会存在”。有人问他，共产党来了，有没有什么危险，他意味深长地说：“金子终究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还有个别人拉他出走，被他拒绝。他反而去劝别的要走的人留下来。
一面旗帜
马约翰毕生致力于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真正做到了“忠贞不渝”，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很早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到清华三个月后，即1914年11月，即被学校推为北京体育协进会的代表，并被该会举为评议员。后来，他又担任过华北和全国体育协进会委员。从此，几乎每次华北和全国性的运动会都有他参加组织、训练和指导工作。
1919年5月，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曾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马约翰分别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五次和第八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后一次会上，任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委员会和运动法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马约翰担任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作为中国田径总教练，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到苏联和欧洲各国考察。1949年前后，马约翰还曾任美国体育研究会会员。 1925—1936年，他曾担任美国春田大学在中国的委托介绍人。
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马约翰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他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体育工作者要加强对人民的责任心。我们要好好学习政治，提高觉悟，努力钻研体育科学，改进业务，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党和人民信任他，尊重他，委托他担任了更高的职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49年10月和1952年6月，他先后两次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9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十年动乱前的两次全国运动会，他都担任了大会的总裁判。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同他会过面和谈过话。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朱总司令还特约他合拍一张照片留念。在建国初期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总理告诉他说，体育运动对国防和生产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当时他坚决表示：“我要献出全部精力，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而奋斗！”
早在1939年9月，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就曾聚会庆祝马约翰在校服务25周年。会上除许多热情洋溢的祝词外，还赠他“五十年不坏”的金表一块，希望他再在学校服务“如表之恒，如日月之升”。1961年，清华大学师生曾聚会祝贺马约翰八十寿辰。校长蒋南翔代表学校向他祝贺说：“半个世纪来，马老始终如一地服务于体育事业，并身体力行，在全校年纪最大，精神最好。”国家体委代表荣高棠说：“马老以80高龄还能有这样的身体，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健康，马老是一个活的证明。” 1964年，清华师生又曾聚会祝贺他在校工作五十年，蒋南翔校长又一次作了长篇讲话，代表全校向他祝贺说：“鹤发童颜，步履矫健，精神奕奕的马约翰先生，本身就是提倡体育运动的一个活榜样。他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气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和清华大学前进的步伐而不断进步，这就使他能在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成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初稿载《体育史料》1980年第一辑，1982年10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