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聘娶婚
简介
聘娶婚自古以来是中国婚姻形式中最广泛、最持久、最正宗的婚配。最初，这种婚态表现为男方送一定的礼物、金钱给女方家里，女方若是接受了男方送的礼物，婚约就算成立。传说这种聘娶婚起始于伏羲氏，当时”以俪皮为礼“，即以雌雄一对鹿皮作为婚姻的聘礼。此后，聘娶婚的内容和程序逐渐增多，除预备聘礼外，还有接待应酬媒妁，听从父母意旨，祭告祖先等形式。
如：《礼记·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斋戒以告鬼神。” 
《礼记·文王世子》：“娶妻必告(庙)。” 
《诗经·齐风·南山》：“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孟子·滕文公下》：“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战国以后，文人们把各地的流风遗俗以及散见于前人著说中的记载收集、编撰成《六礼》，并逐渐成为统一的聘娶形式，历代流传。
形式
纳采男家使人纳其采择之礼送给女家，表示想和女家提亲议婚。女家如果不承受，便不能进行第二步。 
问名主人具书，请媒人到女家，问清女子的出生年月日、时辰以及名字。
纳吉男家问得女子的生辰八字后，就问卜算卦，或上宗庙求决于祖先神灵，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求问如两姓结合是凶是吉，如果卜算不吉，便终止婚姻，另择一家。如果卜算得吉兆，则请媒人通知女方，确定婚约。
纳徵卜算得吉兆后，由媒人正式代表男家向女家送聘礼，至此，已算正式定婚了，女方不能再另许他人了。
请期就是定婚期。男家定下婚期吉日，备好礼物，带上书信，告诉女家，如果女家受礼，便是答应，否则，还须更改日期：
亲迎结婚的日子，男子承父命先往女家，女父拜迎于门外，此时，女婿拜女家之祖，完毕后，新郎迎女入车轿，一起回自己家。 
至此，整个聘娶婚仪式结束，迎亲以后，便可“合牢而食，合卺而饮”了。聘娶婚的具体内容和程序，历代均有所变更，或繁或简，但是，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这种婚姻形式的实质却大同小异。
弊病
嫁娶失时因不堪承受巨大嫁资、聘金，使许多男女青年嫁娶失时。为标榜门第，嫁女娶媳，极尽奢华。富家世族不敢菲薄，贫家庶人亦竭力铺张，以增门庭光彩。但费用过重，不少家庭经济上难以承受，导致当嫁当娶的子女不能适时嫁娶。为此，历代统治者也曾颁令“嫁娶从俭，勿为财币稽留”，但仍有不少男女为此而嫁娶失时。就是现代社会中，因经济上无力担负婚嫁巨大金额而造成大男、大女的，也为数不少。
早婚门第相当，唯恐失机的，纷纷早婚。凡等级门第相当的，为标榜门第，不失去理想的婚配，或为了本氏族血统的清正，纷纷早早定下儿女亲事，甚至指腹为婚。
溺女的悲剧由于婚嫁奢侈，贫穷人家多不愿多养女儿，时时发生溺死女婴的惨剧，因为养女出嫁，是“陪钱货”，如陪不起钱，父母只得养女一世。如唐代时聘娶婚姻重门第，重钱财，致使不少贫家女子难以出嫁，老死家里。
婚嫁重钱财聘娶婚既是以礼联姻， 自古就较重视钱财的厚薄。据郑玄《仪礼·士昏礼》注解上说，除金钱外，彩礼中有雁、玄、束帛、俪皮，还有羊、舍利兽、受福兽、凤凰、鸳鸯、鱼、乌鸦等动物；有清酒、白酒、粳米、嘉禾等食物；还有蒲苇、卷柏、香草等植物，以及丝线、胶漆、合欢铃、九子墨等杂物。此后，聘娶时既重门第，彩礼便争多争少，又由彩礼争多而使婚姻愈重门第。因为门第高的人家富有，而寒门很少有富户。所以，婚嫁重门第与重钱财成为议婚的两项先决条件。《颜氏家训》中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又说：“世有痴人，不识仁义，不知富贵并由天命，为子娶妇，恨其生资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蚰虺其性，毒口加诬，不识忌讳，骂辱妇之父母，欲云教以妇道……”这种情景，代代相传。有的女子因嫁妆微薄，门第低寒而在婆家备受歧视；有的女子因嫁资丰厚，门第甚高而在婆家傲慢无礼。为此，无论嫁还是娶，都拼命讲究财礼的丰厚、排场的奢华，以炫耀门第。
表现形式
包办婚姻早自五帝时代起，除“以俪皮为礼”外，还有一条“必告父母”，婚娶首先要征得父母同意，否则“国人耻之”。在婚礼上，必定要先拜天地、父母。后来，儿女婚姻干脆由父母一手包办，成亲前，男女双方均被剥夺自主权，“揭去盖头巾，才知对方是丑还是俊”，更不用说双方了解人品、性情了，全凭父母们按自己的喜好和择婿、择媳标准议婚、定亲。有的子女尚在娘肚子里，父母亲就指定了婚姻，即所谓“指腹为婚”。《后汉书·贾复传》中写到贾复沙场战伤后，光武帝刘秀说：“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这是较早的指腹为婚记载，南北朝时，民间也多有指腹为婚记载。梁朝名将韦睿之子韦放，与吴郡张率私交甚笃，当两人的侧室怀孕时，指腹为婚。后韦放履行初约，不顾张率亡故后家境贫寒，仍将子女完婚。民间多流行这种完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或因为两家友情，或因为门第相当，子女尚未出世，或仅仅在襁褓中即已定下终身大事，这种婚姻除传宗接代、遵从父母外，根本无爱情可言。
等级观念门当户对，是封建婚姻的主要条件，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等级的男女是禁止通婚的。早在奴隶社会，国人野民，君子小人，士与天子、诸侯、卿、大夫既各有别，不能匹配。秦汉以来，贫富、良贱之间禁止通婚，自唐代起，法律明文禁止。凡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诸杂户与良人为婚者，杖一百；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者，准盗论。《疏议》曰：“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不仅良贱不能通婚，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等级门第观念也是极深的。 
魏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取人，为中正者，分别高下，任意尊卑，惟计门阀官资。世族尊贵，压抑寒门，世族为士，平民庶人，两者不准通婚，如果士人与庶族通婚，群以为耻。南北朝时更重门第等级，有士庶通婚的，要“置以明科，黜之流伍”。而北朝时，曾诏令：“皇族师傅百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公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重宗族延嗣聘娶大礼中，有“纳吉”一项，男方在宗庙里占卜问吉凶，这就意味着婚姻必须得到列祖列宗的认可。因为婚姻被认为是关系到男方继承香火，传宗接代的大事。《礼记·昏仪》中认为：“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之目的首先在于传宗接代，次则沟通异姓间联系。男女成亲的第二天，媳妇拜见舅姑(公婆)，如果舅姑已殁，则成婚三月后，行庙见礼，并祝词告列祖列宗：“某氏来归。”据《曾子问》，女未庙见而死，尚不能作为成妇，是“不迁于祖，不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由此可见，婚姻关系只是旧家庭的联续，并不是新家庭的创始；是姑舅取了个媳妇，不是男子得了个妻子；是两姓之间的事，不是两人的事。因此，女性婚后的责任便只能是传宗接代，成为繁衍子孙的工具。 
女子在家长的意愿下婚配后，便成为男子的附属品，不管夫妻感情如何，都得容忍下去。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女子出嫁，就等于和自己的家族脱离关系，即“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们随丈夫的姓氏，丈夫的家是自己唯一的家。《谷梁传》说，嫁来的女子不能随便离开大家所处的本乡本土，只有“归宁”和“大故”才能回娘家。即一年中只能有两三次回娘家问候自己的父母，这叫“归宁”；“大故”是指给父母办丧事。一旦父母去世，就不能随便回娘家了。此外，出嫁后的女子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传宗接代了，婚后女子没有能生儿子承继夫家香火，那么，不论是女方原因还是男方原因，都会怪罪于女子，就有可能被逐出家门，即使勉强留下来，也会受尽凌辱，抬不起头来。 
重姻缘“六礼”中，“纳吉”是颇为关键的一项，“卜若不吉，便止婚”，对“天作之合”、“姻缘天定”十分重视，后代也十分信奉“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千里姻缘一线牵”。 
历代关于姻缘天定的传说更使这种迷信变得确凿有据，影响深远。 
晋代有一个“东床坦腹”的故事，说的是郗鉴派门生求婿于王导，王导叫他到东厢去看众子弟，门生回来对郗鉴说：“王家子弟都很出色，但听说这个消息后，都很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坦腹吃东西，好像无动于衷。”郗鉴说：“这正是我的佳婿啊!”一问，原来是王羲之，于是，成就了这门亲事。 
唐代姻缘天定的故事更多，自有了这些故事，人们把婚姻大事看作是天命，不论遇到什么挫折与不顺，或极不情愿的凑合，都认为是前世注定的，妇女们则更乐天安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都有定数，那就只有顺从、认命。 
这种姻缘天定的传说，与“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等说法以及佛教中轮回思想等，都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安分守己，顺从任人摆布的命运的依据，也是生活于苦难屈辱中的人们聊以自慰的精神平衡剂。至今，信奉姻缘天定的人还是不少，甚至贺新婚也常用“天作之合”、“佳偶天成”、“天赐良缘”、“缘定三生”等贺词，并且，以“命相不对”、“属相互克”等理由活活拆散情侣的事也时有发生。
媒妁制度
媒妁制度是包办婚姻的必然产物。中国东周时即有媒妁制度，唐代成为一项法定制度。媒妁奔走双方，从中渔利，代表的仅是双方父母，而不是男女本人。宋代的袁采在他著的《世范》中指责媒妁说：“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复，绐女家则曰男富，绐男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甚。绐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出嫁遣之资。绐男家则原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宜谨察于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历代以来不知葬送了多少青年男女。五四时期，反对旧式包办婚姻的声浪一度铺天盖地，就像蓄积了几千年的火山爆发一样，然而，数千年的旧式婚姻根基是何等坚实，现实中仍顽固地存在着。有人因反抗而殉葬，有人因屈从而苦痛一世，也有人为此而逼迫成为罪犯。
近代事件
鲁迅和张恨水都是中国知识界的名士，但也难逃包办婚姻之网。1906年，在日本学习的鲁迅忽然接到母亲从国内发来的电报，催他回国省亲。回到家里一看，才知道母亲是叫他回来结婚的。新人是一位亲戚的女儿，名叫朱安。为了不违母意，他接受了这门亲事，但他们的婚姻只是长辈之意，朱安像影子一样，守了鲁迅一辈子，始终没有感情可言。又如张恨水，他一生中仅长篇言情小说就写了一百多部，他笔下的男恩女爱和新的婚姻观念使不少青年男女如醉如痴，而他自己却经历了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他和元配夫人徐文淑婚前未曾见过面，洞房之夜，亲友散去，新郎掀开新娘的盖头一看，他惊呆了，新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姑。 
鲁迅、张恨水这样的学士名流，无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何况普通市民百姓，这种悲剧至今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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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有多少青年男女在包办性质的聘娶婚的喜乐声中呻吟、挣扎，又有多少家庭失去欢乐和谐，多少夫妻同床异梦，拴在强差人意的包办铁锁上。因此，聘娶婚既是中国最正宗的婚姻形式，也是给中国女性造成诸多厄运的一种婚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