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河洛文化
简介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  河洛文化代表人物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河图洛书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历史依据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  河洛文化旅游节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
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早期河洛文化述略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由于该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开始，河洛文化长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
黄河中游的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乡木岔沟，先后流经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洛阳市区瞿家屯、下园分别与涧河、瀍河相会后继续东流，在偃师市杨树村与伊河汇流后经巩义市神堤注入黄河，全长410.1公里。伊河，发源于河南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闷顿岭，先后流经嵩县、伊川县、洛阳区、偃师市注入洛河，全长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内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这些支流南北错开，均匀注入，为其下游流经的伊洛盆地提供了丰足的水量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大约8500-3000年之间，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世界性气候回暖，称为“全球世温暖期”2。1972年，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时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3当时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温暖湿润，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比现在多出200毫米以上；年均气温为16℃，大约比现在高出1-2℃。当时的河洛地区，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5。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国的建立，亦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实的经济基础。
二里头文化有发达的经济。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种植的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相符，说明夏代河洛地区已是文献所说的“五谷丰登”。当时的畜牧业亦属发达，据洛阳皂角树遗址提供的鉴定资料，猪、牛、狗都属家畜，其数量占鉴定动物总数的52%，依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当时人们肉食以家畜为主要来源6。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出土的鲤鱼、蚌、鳖、鸡、鼠、兔、猪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骨骸以及骨镞、刮削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多种渔猎工具，如骨镞、陶弹丸、蚌镞、骨鱼钩、蚌鱼钩、铜鱼钩、骨鱼镖、陶网坠和骨网坠等等7。都说明当时人们经常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不足，采集和狩猎依然还是重要的辅助经济。
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有许多门类的王室手工业。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认的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且都非常发达、现依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所归纳的考古资料略举二三，予以论述8。
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发现铜渣、熔炉碎块、陶范等青铜冶铸作坊的遗物。其中在遗址东南部的冶铸作坊遗址，估计面积近万平方米，经发掘发现了由几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南北排列组成青铜器浇铸现场，在其工作面上发现红烧土硬面、铜液泼撒形成的铜渣层和散落在地的熔炉碎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被推测为烧（烘）陶范的窑和可能用于预热陶范的房子。在遗址内发现大量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遗物，如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出土陶范，多为破碎外范，均系细泥制作经培烧涛工艺，如浇铸工艺，如浇铸一件铜爵需用外范5块，一件铜盉需用外范7块以上，一件铜斝至少需要12块外范等等。此外根据二里头出土铜器成分的测定数据，当时铸造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铅占微量），也有铜、铅合金（锡占微量）和铜、锡、铅三元合金。
二里头遗址的制玉产品，主要有刀、璋、钺、圭、戈、柄形饰、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玉器和绿松石质料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据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的玉工不仅善于制造长度可达40-60厘米大型的礼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还发明了先进的工具，用旋转的“砣子”来雕刻玉器上的花纹，其纹样线条笔直，非常规整。此外，他们还运用高超的镶嵌技术，在玉器或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如1987年VI区M57出土的兽形铜牌饰，出土时绿松石片还悬空镶嵌在铜牌上，完整地保持原来的图案，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以丝绸为衣饰，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麻和丝制品一般都附着在玉戈、玉刀、铜铃、铜表面。据观测，麻制品，麻制品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8根或各10根；丝制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32-36根，最细的可织到50X50根。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平纹为主，个别织物是斜纹，似是“绞经”。
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它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犹如东汉傅毅《东都赋》所描述的：“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崤之崇山。”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阳地处崤（崤山）函（函谷关）古道，为东西之中；位黄河、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居南北之中。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尧汾河谷地，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关中盆地和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洛阳居中央而应四方，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裴骃《史记集解》）。正因为此，洛阳作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为之都，商、周袭之，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神书》）。中国历代王朝“言必称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视为古之圣人明君，今之为君者的楷模。由此，洛阳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里”（左思《三都赋》）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后世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从夏代开始，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建都历史累计1500余年，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最长，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期，洛阳是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历史地位犹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这种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的居险制险的战略地位，以及洛阳自夏代以来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建都1500年的历史，赋予河洛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它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认为，这就是河洛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历史渊源。统河洛文化发展史，我们以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并对尔后的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夏代，第一阶段夏代是早期河洛文化的第一阶段，在这时，河洛文化的内涵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当时河洛文化的核心载体。
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约5000-3500年期间，生活在中原地区，具体地讲生活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被称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地层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淮河支流汝河、颍河的中上游。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当时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既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的6个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9。中原文化区位居中央，与四邻的5个文化区密切联系，其地域优势使它汲取四邻文化精粹，迅速发展自身文化，在诸区域文化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最终率先跨入文明社会。这个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3500年期间，该区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及其后裔与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建国之初禹都阳城、阳翟，启都夏邑，地域在颖河上游的现郑州市所辖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带，距洛阳仅百里之遥。启子太康继位，就把都城迁到斟X，以后的夏桀也定都斟X，如《竹书纪年》：“太康居斟X，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对魏文侯说的一段话：“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在这里，“河济”指济水入黄河处，在今荥阳以北；“泰华”即华山，今陕西华阴县；“伊阙”为洛阳南的分水阙口；“羊肠”指黄河北岸太行山上的崎岖羊肠小道；“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无疑就是洛阳，就是伊洛盆地。
1959年四五月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先生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河南省西部进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命名为“二里头遗址”。现在学术界已就二里头遗址即夏代中、晚期都城达成共识。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即丰都斟X之墟。
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资料，确认生活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汝、颖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文化。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纪年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 范围推定为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前16世纪中叶，约300年。
夏代是我国第一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强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伊洛盆地目前已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50余处，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村落星罗棋布的聚落群。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内，中部是宫城，宫城北面和西北一带是祭祀区， 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宫城的东北与西北，小型建筑基址则分散在宫城以外的四周。都城与村落，王室、贵族、平民与奴隶，阶级分化、等级森严，这就构成了夏代的王畿社会。
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是宫城，宫城呈长方形，四周围以夯土城墙。东、西、南、北城墙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295米、292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墙墙体上宽1.8-2.3米，底宽可达3米。东墙上发现宫门2处。宫墙外均发现平行于城墙的大道，如东墙外的大道已探出近700米，宽度可达20米。宫墙内分布着数十座夯土基址，已探明的有34座。一般的长宽为40-50米，最大的长、宽各100米，最小的仅20-30米10。其中最大的两座宫殿（宗庙）基址已经发掘。
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形状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度。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8米，东西、南北长宽各约100米，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台基夯土纯净，夯印密集，质地坚硬。台基之上建有主体殿堂，南面大门，四周回廊。长方形主体殿堂建筑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处，夯土殿基高出台基面0.1-0.2米，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为900平方米。殿堂由木骨墙筑成宫室，根据殿基柱洞保存情况推测，宫室面阔8间，进深3间，应为四面坡顶重檐式建筑，也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四阿重屋”。主殿之南为宽敞的庭院，与主殿建筑正南相对的宫殿正门位于台基南端，门道下有长方形的夯土基座，东西长28米，南北宽约13米。门道基座上3个门道，在门道间建有塾房，3个门道上都还保留有厚0.1厘米、宽3米左右的南北向的路土。路土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片开阔呈缓坡状路土面，无疑是出入宫殿建筑的大道。环绕台基四周设围墙、回廊，回廊为廊庑式建筑，西宫墙内侧宽6米，北、东、南宫墙内、外侧各宽3米。在北围墙东部和东围墙北部各有一道缺口，为宫殿的东、北侧门，宽2.9米。整个宫殿建筑形成以殿堂为中心，门厅、廊庑为屏障的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规模宏伟，它已经完全具备我国帝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特征11。
2号宫殿基址被认为是王室宗庙建筑基址。基址为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方向354度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由一座大墓、一座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廊庑和四面围墙、南面的门厅及庭院组成的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主体殿堂位于台基的中间偏北处，其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2.5米；殿堂由木骨墙筑宫窒，面阔3间。宫室四周置有回廊。主体殿堂之南为宽敞庭院，正南为大门。大门建筑为面阔3间的小型屋室，左右二室呈方形，为塾房，中室较宽，为出入宫殿的主要通道。台基四周筑有宫墙。东、西两宫墙内侧筑有回廊，廊长各约60米，宽约5米；南宫墙两侧均筑回廊，廊宽均在3米左右；北宫墙吕段内侧筑有长约3米、宽约2.5米的短廊式建筑。在2号宫殿的主体之北与北宫墙之间，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轴线约5.3米、宽约4.3米，底部长1.85米、宽1.3米。墓葬早期被盗，未见随葬品及人骨12。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北侧的东西二三百米范围内，发现东西方向排成一线的建筑基址群，建筑基址或为圆形，或为长方形。平面呈圆形者，直径在5米以内，高出地表，其上布列一圈或二圈圆形“土墩”，四周平整干净，上下都发现路土；平面呈长方形者为半地穴式，可分小型和大型，或长宽各数米，或长达二三十米，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并有路土面和烧土面。在这些或圆形或长方形建筑物的附近往往发现一座或数座排列整齐的墓葬，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或朱砂。有学者根据《礼记·祭法》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土单”的记载，认为地面上的圆形建筑是“坛”，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建筑是“土单”之类的祭祀建筑遗存13。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桃、坛、土单、而祭之”。宫城的发现，宫殿、宗庙、坛、土单的发掘，无疑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宗庙、坛、土单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在该遗址发现制作精良、形象逼真的石祖，反映了他们的“生殖崇拜”；该遗址发现的陶龙、陶蟾蜍、陶龟、陶鸮艺术品，陶尊和铜牌上的饕餮纹，即龙或虎的艺术形象等，透露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骨，证实当时社会流行占卜。这一切集中到一点，说明当时人们存在着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有灵的宗教观念和迷信行为，自然，其中最首要的是表现对人类祖先崇拜。根据文献记载，宗庙、坛、土单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崇拜祖先的祭祀场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的陶鼓形扁壶、漆鼓、铜铃、石磬、陶埙等，都应该是当时都邑举行祭祀或其地礼仪活动时使用的乐器14。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处于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文字，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确实有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并、墉（或亚？）、山、射、竹（或冉），等等，这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15。一些学者对目前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成篇文字的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如李学勤先生认为：“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本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况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16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布局，反映出当时是聚族而葬。当时的大型墓，仅发现一座，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由于被盗，随葬品不详。当时的中型墓，随葬品中以陶器最多，其次是玉器、铜器，另外有石器、漆器、骨器，等等。陶器以酒器居多，是以爵为核心的爵、鬶，或爵、盉的基本组合；铜器亦以酒器为多，主要是爵，另有斝、盉和个别铜鼎。除此之外，有铜铃、镶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钺等；随葬玉器除柄形饰外还有圭、璋、钺、戈、戚、刀各种礼仪用器，随葬漆器主要是觚。在此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夏代晚期即二里头三、四期，随葬器物群中青铜礼器的出现。二里头青铜礼器数理少，往往是青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主要是陶质礼器、漆器）搭配成礼器群，这就是二里头夏文化礼器制度17。我们必须看到，夏代青铜礼器的出现并以后逐渐取代陶礼器，最终在商周时期形成了以青铜礼器为主体的礼器群。其意义重大在于，以“天子九鼎八簋”为首的青铜礼器，构成了我国青铜时代以王权为核心的奴隶制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1]
商代，第二个阶段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伐夏，建立商朝。据古代文献记载，汤灭夏之后都西亳，其地望在河南偃师。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汉书·地理志》中“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亳……偃师为西亳。”198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西北6公里的洛河北岸一处被称为“尸乡沟”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命名为“偃师商城”。
历史地位
华夏文化的摇篮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  少林拳，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炎黄文化之根概述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与河洛有何关系？走进深邃的历史，凝眸河洛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的主要活动区域，是炎黄文化的肇兴之地。
炎黄文化
相传，黄帝是有熊国国君，“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新郑历来被称为“轩辕故里”；在洛阳以西的灵宝，有铸鼎原，传说是黄帝铸鼎之处，此外，还有黄帝陵以及与黄帝、嫘祖、蚩尤很多故事相关的全套地名。新郑在洛阳之东，灵宝在洛阳之西，中间是黄帝的活动区域是很显然的。炎帝的出生地目前虽不能确证是在河洛地区，但当其与黄帝结盟以后，其活动范围以河洛为主，也应是肯定无疑的。炎黄部族是华夏族的母体，他们结盟后在河洛地区发展壮大，并从这里向外发散，形成了华夏民族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之一，即炎黄文化。
两者关系
炎黄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密切关系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都印证了炎黄时代的文化成就大多在河洛地区，河洛一带仅仰韶文化遗址就有500多处，且出土有大量的鼎。鼎是远古先民的主要炊具，与传说中的黄帝铸鼎之说极为吻合。在灵宝铸鼎原周围近3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29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的超大型遗址———北阳平遗址，足够视为仰韶文化的中心地位。阳平逢山是炎黄母族所居之地，新郑为黄帝父祖生活之所，而且在洛阳地区有许多与炎黄有关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偃师二里头遗址最近一个重大发现———宫殿遗址，据戴逸先生考证，很可能是5000年以前政权中心的所在地，而此时正好是炎黄活动的时代。这一发现与黄帝作城的历史记载有惊人的一致。炎黄二帝是部族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河洛地区带领四方人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启了华夏民族的文明之路，并使河洛地区成为华夏民族的摇篮。
华夏文明
炎黄在开辟生存地域的同时，创建了早期的华夏文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土财物”，“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谷，抚万民”，炎帝“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帝王世纪》）。他们君临天下，抚化万民的功绩，为后世百姓所敬仰，以致成为历代帝王的楷模。他们把洪荒远古建成了当时民众期望的美好社会，“古者黄帝治天下……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淮南子》）黄帝部落发明的文字、衣冠和若干社会制度，炎帝部落对原始农业的发展、陶器的发明等，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因此炎帝、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生命之根
“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在广袤丰厚的河洛大地上，炎黄二帝用他们的聪明睿智，谱写了华夏灿烂文明的第一乐章，从而使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凝聚力的核心部分，炎黄二帝成为华夏子孙的共同祖先。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向上、蓬勃发展的永久动力。钟灵毓秀的河洛大地，曾养育了我们的伟大先人。河洛文化，炎黄大业，将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中华姓氏的重要源头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59．7%，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
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90．11%，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11．7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80．8%，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49% 。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
文物古迹
甲骨文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二里岗遗址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  二里岗遗址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
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二里头遗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  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