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约翰·纳尔逊·达秘
生平
早年1800年11月18日，约翰·纳尔逊·达秘出生在英国伦敦的西敏市（Westminster）的大乔治街9号，一个盎格鲁—爱尔兰海军将领的家庭。他当中的名字来自于教父和家中的至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国海军司令霍雷肖·纳尔逊。1801年3月3日，达秘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受婴儿洗。5岁时母亲去世。达秘在西敏学校接受教育，1815年，全家迁居都柏林，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1819年，达秘获得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文学士学位和古典文学金奖章。[1]达秘在求学期间正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正式研读神学。1822年，他成为爱尔兰律师公会的会员。达秘感到，他的律师职业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冲突之处，于是他放弃律师生涯，进入爱尔兰圣公会的执事班，“免得必须出卖天才去击败正义”。达秘的举动使家人极其失望。不过他很快便获得总主教的赞赏，在1825年8月7日，达秘被按立成为圣公会的会吏（Deacon，执事），次年又升为牧师（Priest）。
达秘在分配给他的教区——威克诺（Wicklow）郡的客拉兰（Calary）忠实的履行自己的职务，努力工作，住在一所建在沼地上的农民屋内，几乎每晚都在农民的家里苦心劝导直到深夜，几年间成功地争取到数百名原来信仰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改宗，加入爱尔兰圣公会。但是当都柏林总主教威廉·马吉（William Magee）强迫改宗者()宣誓效忠于乔治四世，并承认他是合法的爱尔兰国王时，改宗活动就结束了。达秘辞去了职务以示抗议。
如同约翰·卫斯理一样，达秘也时常骑马巡视他的教区。在1827年10月，他从马上摔下，伤势严重。后来他讲到，正是在卧床休养的这段时间，他认真思考国教的地位问题，又发现以赛亚书和旧约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国度”与教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很显然，这些观点使他对爱尔兰圣公会不再抱有希望。
弟兄运动在此后5年中，达秘将他的理论逐渐发展成熟，最显著的一点是他强烈地指责圣品制度是抵挡圣灵的罪，因为它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可以通过任何一位教会成员说话。在这期间，他加入了都柏林当地的一个超宗派的基督徒聚会，这个聚会包括来自各个宗派背景的数名青年人：安东尼·葛若弗斯、爱德华·克伦宁、约翰·贝勒特和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他们志同道合，在各人家中开始了一个“奉主名聚会”，一同读经、祷告、自由交流属灵经验，特别是在每个主日举行一同记念耶稣基督的擘饼聚会（break bread），表明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他们中最主要的讲道者就是达秘。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当时相当之惊世骇俗，大大震动了整个基督教。起初他们并没有脱离各自的教派，到1832年，达秘觉得不能再“吹无定的号声”，应该有确定的见证，就开始建立独立的聚会（用assembly，而不是church）。达秘也在他的朋友——迪道霞夫人（Theodosia Wingfield Powerscourt，一位贵族的遗孀）组织的一个学生年度圣经聚会上，正式宣布脱离圣公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中，达秘首次发现了“隐密被提”理论。
人数增加以后，已经没有一个家庭可以容纳，于是他们就租了安及亚街（Aungier Street）的一个拍卖场，作主日聚会之用；到星期六，他们到那里动手移开家具。这是爱尔兰聚会的开始。由于他们到各处旅行，类似的“奉主名聚会”就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各地兴起，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现在称为普利茅斯弟兄会。
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达秘更是不知疲倦地到欧洲各地旅行，足迹遍布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在1862年到1877年之间，他至少5次到北美传教。他主要在新英格兰、安大略和大湖区工作，但有一次的旅程曾经从多伦多途径旧金山、夏威夷和新西兰直到悉尼。达秘还去过印度。他所到之处，都有不少信徒离开各自的教派，自行“奉主名聚会”。到达秘去世前，在世界各地接受达秘带领的聚会，已经高达1500处。单在伦敦一地，聚会人数已达3000人。
在1848年，他卷入一场复杂的关于接纳其他聚会信徒规定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他与慕勒（George Muller）所带领的毕士大（Bethesda）聚会断绝交通，并使得弟兄会分裂成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和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达秘被认为是闭关弟兄会的主要领袖。这次分裂是达秘终生的遗憾。
离世直到年迈，达秘仍经常长途跋涉于山野沼泽之间，不得不吃简陋的食物，有人见到他，形容他好像最严格的天主教苦修会——熙笃会的修士。1881年，80岁的达秘在苏格兰的邓迪（Dundee）跌倒受伤。1882年春，达秘在英格兰多赛特（Dorset）郡的波尼摩（Bournemouth）一位朋友汉门（H.A.Hammend）的家中养病，一个多月后的4月29日，达秘逝世，享年81岁。在他5月2日的盛大葬礼上，送殡者约近千人。“寂静无声，只听见脚步的践踏，步伐整齐，几如军葬一般。”他的墓碑上刻着: 约翰·纳尔逊·达秘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离世与基督同在1882年4月29日享年81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主，我专一等候；这是我的本分: 在世隐藏服事，在天同享福分。达秘
圣经教师
从28岁直到到82岁离世为止，达秘不断地写作，完成了大量文字艰深、学术性很强的圣经注释、预言和布道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圣经各卷要略》（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他曾说，要“用圣经来思想”。但他最著名的文字工作，还是将圣经根据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文重新翻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JND，1871年）三种文字的达秘译本。当然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至于他的翻译风格，是字对字的直译本，宁愿牺牲词句的通顺，而力求保存字义的准确，因此他的译笔有些奇特。这些译本用作研究相当有价值，但用作公开敬拜和诵读则稍嫌逊色。
在达秘的教导下，弟兄会中兴起了许多有分量的圣经教师，例如威廉·开雷（William Kelly）、乔治·魏格润（George V. Wigram）、米勒（Andrew Miller）等等。
达秘也创作诗歌，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悔改的人〉（“Man of Sorrows”）
神学思想
教会历史学家往往很容易专注在，教会主流思想的发展过程，而忽略一些被认为影响微不足道的运动上；事实上促使这些运动的人物与思想，却时常直接或间接成为而后教会发展方向的催生者；达秘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如此。达秘对于“教会”的看法，实践在当今各处“地方性教会”被重视的现象中；他在“牧会”上的榜样，深深的影响着中国本土教会的传道人；他对“末世”的看法，藉着“基督锡安运动”，影响了近年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以下试从达秘对教会、对牧会、对末世三方面来研究，了解他的思想是如何有形、无形的影响着今天的教会。
对教会的看法达秘信主时深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吸引，他相信使徒统绪的教会，才是神赐福的唯一管道；却因根据圣经他无法接受教宗在教会中绝对的权柄，他说：“我的心思在教宗制度的黑云笼罩下惴惴不安”。他离开英国国教时，他说：“在圣经里我找不到一个东西叫作‘国教’。…我离开的原因乃是我寻找基督的身体（国教里面没有基督的身体，或者甚至在整个教区内并无一个得救的人）…这种制度和我在圣经里所找到的绝然不同。”达秘离开国教时相信自己单单受神的话引导，他从马太十八章20节中看见；“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达秘所要的，单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聚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达秘所面对的教会，是与国家密切配合的体制；国家虽然没有权柄任命教会的圣职人员，却有权干预与教会治理相关的事情，而英国君王的任务之一是维系宗教在其正轨上。国家教会虽然有责任对时事提出评论，却因认同君王在其领域里拥有最高主权，教会应顺服国家的领导，以及教会本身内部的腐败，而未能对当时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贫富不均问题，依据圣经提出具体的关怀与改革措施。达秘对教会基本看法是，教会是属上帝的组织，建立在基督的救赎、复活与升天的事实上，自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圣灵把信徒组成一个身体，使各肢体连于天上的元首基督，并彼此连结。因此达秘不能认同由国家机器所掌控的英国国家教会系统，他认为教会与国家联合，就是教会走了巴比伦的路线，是为神所憎恶的；而教会是由属天子民所组成，真正的元首是基督，而不是君王。达秘深信国家教会已偏离了，初期教会的样式，以及新约圣经中教会在社会中当有的见证；因此脱离国教，可以使神的真实儿女显明出来。达秘说：“为着神的教会之合一，以及那些因圣灵而与基督联合的人之合一，使我不得不离开英国国教，也使我不再加入任何其他教派。”
教会、基督、宗派的关系达秘认为信徒的生命是属天的，信徒的合一是基于在基督里共同的信心，信徒因着圣灵的浸同归入基督的身体──教会；基督要信徒合而为一，他们却因所选择的宗派而彼此分隔了；真正的合一是主的晚餐所代表，与基督的合一。既然脱离国家教会出来，就不能属于另一宗派，更不能另创一宗派，圣徒们应回复到耶稣基督所教导，单独因着基督的缘故，而奉主的名聚会；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面对国家教会的光景，达秘看见教会因着不忠心，被带入属世界与淫乱的巴比伦中；正如旧约中以色列人被掳时期，耶路撒冷城的荒凉，没有圣殿、没有人献祭。被掳七十年后一“小群”余民，被神分别出来，回到神的居所耶路撒冷，重新开始依据神的律法建立祭坛敬拜与事奉。达秘深信当时教会的荒凉。是从使徒时代一直延续下来；在教会的发展史中，教会与世俗权势的妥协，教会接纳个别欠缺基督信仰的人，教会建立起组织层级的管理制度，都是教会缺乏信心一意孤行，放弃圣灵指引的结果。
因此旧约以色列余民的归回，代表长久困在人为组织和制度里的圣徒，必须要被分别出来，恢复到奉主名的聚集；同时要求自己辨别在时代中的责任，认清软弱的光景，以真正忧伤痛悔的灵，俯伏在基督面前，承认人所带来荒凉的教会，回到圣经简单与单纯的信仰中，达秘相信这才是教会蒙福之道。简单的说达秘所推崇的教会是地方性的、非宗派性的、无组织层级的。单纯奉耶稣基督之名，由传统教会中被呼召出来的聚集。
对牧会的看法达秘认为服事主工人的主要职事，是依据圣经的启示向人传讲基督的救赎恩典，以及要造就教会──服事那些已经接受基督的圣徒们；一个传道人是成为神的发言人，而不是为圣经或神学议题争辩的人。神赐下这本圣经的目的，是要圣徒们天天查考，达秘深信圣经能够立即并且直接的，将人带到神那里去；因为这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是有用的，每一个字都需要细心查考。信徒皆祭司的事奉达秘认为圣徒们在教会的事奉，是奉主名聚集不可少的要素；圣徒们因着恩赐而事奉，恩赐是一切真实事奉的基础，是圣灵随己意的赏赐。而敬拜是圣徒们聚集时的权利，所有信徒皆祭司，是敬拜的根基；因着神奇妙的作为，依据神的本性的伟大与尊贵，圣徒们将颂赞与尊崇归给他。同时圣徒们的敬拜比事奉的工作更重要，人的敬拜是神所配得的；人的工作却是因神赐予的恩赐而成就的；因此美好的事奉工作，应能够带领人进入属灵的悟性敬拜中。依据恩赐的事奉达秘相信今天教会仍有三项恩赐，传福音、牧养、教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我很了解恩赐的不同，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就不要勉强；不过我们里面仍然要有爱灵魂的心，因为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很重要的”。<ref>魏仁遐，67-72。</ref>其次是牧养的恩赐，牧养是以教导的恩赐为基础，鼓励圣徒过着委身于基督的生活，将神的话语应用在个人属灵的与道德的生活上。达秘认为这个恩赐最难运用，因为关心圣徒公开与私下的生活，是需要最大的属灵成熟度来应对。“要服事得好，就不能没有家庭探访；探访中要有爱的涌流和教义的应用、喂养，使人心里得到安慰，让圣灵将真理深植人心，并应用在人属灵的悟性上。”第三是教导的恩赐，教导的恩赐是解释圣经的工作，将经文中的意义教导人；教导与说预言的恩赐有密切关联，教导并不预言任何在圣经以外的新启示；教导是传讲神的心意，将神的话语运用在当时的需要上，来造就、鼓励、安慰众圣徒。而主的工人应当效法基督，过一个简朴与受苦的生活。就恩赐来说，达秘认为每位圣徒都有一些恩赐，来协助建立教会，然而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圣灵带领直接服事教会；被圣灵呼召的全时间做主工人的，是神特别的恩典，因此他要直接对神负责去运用这些恩赐，而不必经过人为的审核与任命。在生活需求上，主工人应当单单依靠主的供应，而不应有世俗或固定的收入；达秘深信在服事的每一个范围中，上帝都会直接供应所需的一切。简单的说信徒皆祭司的意义，是在实践人人领受恩赐、人人接受教导、人人参与服事，让教会形成团队事奉的见证。
对末世的看法谈到达秘，许多人直接想到的就是时代主义，然而达秘并不是时代论的创始者，根据保罗恩尼所著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时代主义的思想从教父游斯丁、爱任纽、亚历山大的革利免的著作中就开始。达秘以他对教会的理解，加上专研圣经中历世代的演变与末世的预言，建立了他对近代时代主义的论述。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自由主义盛行并对教会产生极大的威胁，达秘以其对圣经无误的看法、人的堕落、神的主权、以及即将来临的审判等概念，形成北美基要主义的重要思想。当时这股保守主义的力量，与加尔文主义联手，合力对抗自由神学对圣经权威的挑战，使得达秘的思想在一些教会中，被尊奉为解释圣经的唯一途径。面对未来，达秘认为基督徒不应容让自己，去盼望社会会朝向愈来愈好的方向进行，反而必须预期罪恶的发展；如果相信当基督再来执行审判时，地上充满着他的公义知识，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虚妄了。达秘相信末日以色列人将要先复国，并且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成为独一的占领者；曾经建立在锡安山的圣殿必被重新建造起来，犹太人将恢复摩西律法中的献祭礼仪。接着或同时在一个神秘的时间，教会──真正得救众圣徒的聚集，将被提到天空与基督相遇；之后地上将开始七年大灾难，初期世界将是一片混乱，三年半后，敌基督将出现被世人尊为领袖。七年之末，敌基督将带领众国军队，从北方、南方、东方进军以色列，在毁灭性的战争即将开打时，基督将降临并摧毁一切攻击以色列的军队。
撒但将被捆绑一千年，以色列人到此时将完全归顺基督，基督则将与众圣徒一同在地作王一千年，开始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结束后，撒但被释放并与所有非基督徒均将依个人之行为，接受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此时新天地将在新耶路撒冷开始，撒但与不信者则将被扔入硫磺火湖中，承受永远的刑罚。简单的说达秘与初代教会一样，相信基督即将再来，所以圣徒们一方面要准备好自己迎接主再来，另方面要抢救灵魂，结出福音的果子，好在主再来时不致空手见主。
评论对教会论而言，达秘反对的是传统宗派教会中的组织制度、圣阶层级、以及与国家之间扯不清的相互依存关系；达秘甚至认为在他那个时代，神已经弃绝教会，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应当从传统教会中，分别出来形成奉主名聚集的小群，这才是时代的真理。对牧会──教会论的实践而言，达秘相信信徒皆祭司不应是句口号，而是必须实现在牧会的日常作业中；达秘相信上帝已经弃绝那些，在圣经话语上专研、自认为上帝代言人，却未能花费时间与精神在照顾自己群羊上的牧者。对末世论而言，达秘强调以色列国的复兴、圣殿的重建、教会的被提、与基督即将再临的教导；他的教导影响与促成基督锡安运动(Christian Zionist Movement)的兴起，一般人相信今天美国总统布希决定攻击伊拉克，就是受到这种末世观的影响。对达秘教会论的评论讨论到教会，只要在地上以有形人的群集出现，她就会面对形成人组织的所有挑战；从组织学观点看，只要有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组织制度就会存在；只要再多一个人，并且给与时间，就会形成这个组织的传统。达秘反对组织制度，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奉主名的聚集”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并且被人称为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并以在他个性的影响中运作。尽管达秘自己绝不会承认，他创建了一个非宗派的宗派，从今天管理学观点，这就是一种组织制度；许多研究达秘的学者都同意，他自己违背了他原先所反对的原则。对达秘牧会观点的评论“信徒皆祭司”的观念从管理学来看，代表一群人被相同的价值观所驱动，共同依循相同的标准，经营管理所被赋予责任的组织；这是一位管理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企业主以利益以及个人领导魅力，吸引员工投入为企业工作；教会中以相同的信仰，在被同一位圣灵感动的情境中事奉神、服事人。就理念层面“信徒皆祭司”，系为更正教系统所接受，然而在实践方面，如果达秘自己不能建立一个模式(榜样)，他所提出实践的方法，就无法成为一项为人所接受的原则。今天在弟兄运动的教会中，依循达秘的教导，以排他性(Exclusive)的理念，强调被分别出来聚集的教会并不多见；其原因之一为，当教会带领的弟兄足够谦卑在神面前时，多少都会发现上帝给与“我们”特别的亮光之同时，上帝的灵也在其他被他所拣选的人心中动工。因此达秘以消极被动(negative & passive)，从反对的观点建立的作法，很容易在环境变迁后，就失去其抗争的立场。对达秘末世论的评论任何提及基督再来的论述，都必须很小心的谈论到其细节；圣经并没有清楚、并且以排他性的观点指出，末世即将发生的时间顺序；事实上，圣经以清楚的字句说明“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36）。达秘对末世的论述，成为美国在廿一世纪攻打伊拉克的理由之一，相信是他自己也未曾预料与不会赞同的。然而他苦口婆心的劝诫信徒们要警醒，要以神的话装备自己，要努力传福音以免无法见主交帐，却是每位圣徒面对信仰当有的态度。
影响
达秘在神学界以“时代论之父”著称，该理论后来通过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1901年出版）的广泛流传在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著名的圣经教师，如慕迪（D.L. Moody）、查理·马金多（C.H. MaCkintosh）和司可福（C.I. Scofield）等，以及美国两所重要的神学院——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达拉斯神学院，都深受达秘神学的影响。达秘在东方也有很大的影响，是从192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的倪柝声及其领导的地方教会运动的两个主要源头之一。因此，今天至少有上百万的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达秘的影响。达秘最初提出“隐密被提”的理论，称基督将要从世界上提走他的真信徒，并且事前不会警告。时代论还相信关于犹太人的天命，相信以色列国将要重建，站在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最前沿。
遗憾
达秘终生的遗憾，是他与慕勒（George Muller）所带领的毕士大（Bethesda）聚会断绝交通，使奉主名的众聚会中产生分裂。支持达秘的聚会，被人称为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支持慕勒的则被称为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
名言
“哦，何等喜乐，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是，一无所见，惟见在荣耀里活的基督；并且一无所顾，惟顾他在此地的权益。”（Oh, the joy of having nothing and being nothing, s[2]eeing nothing but a Living Christ in glory, and being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His interests down here.）——达秘
著作
《圣经各卷要略》（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