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约翰·威尔克斯
生平
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年10月17日～1797年12月26日）直言不讳的18世纪英国新闻工作者和受欢迎的伦敦政治家。因屡屡受到议会的排挤打击而被认为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和争取自由的先锋。对他的广泛支持成为英国激进主义的开端。
  约翰·威尔克斯[1]　　  早年生活放荡，1754年参加议员竞选失败，1757年藉贿选进入议会。1763年透过所办的报纸《北不列颠人》着文反对比特勋爵的政府，1763年4月23日印发著名的《北不列颠人》45号，猛烈的攻击国王演说中的内阁声明，认为他是虚伪的。内阁在国王支持下对他进行起诉，发出通用逮捕令将其逮捕，囚禁于伦敦塔，一周后，大法官以侵犯议会特权为由将其开释。也于其他被捕者控告国务大臣及其下属。由于这个案件，英国始规定赔偿损害，并确定通用逮捕令为非法。对他的第二次打击来自旧派海军大臣桑威奇伯爵。1763年11月议会开会时，桑维奇向上院宣读了威尔克斯几年前和波特合写的文章《论妇女》，上院确定这些文章是诽谤性的，是对议会特权的侵害；同时，下院宣布《北不列颠人》45号属于煽动性诽谤。他遂逃亡巴黎。1764年1月被议会免去议席，2月法庭以上述罪名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并判定他凡有诽谤罪。1768年他不顾一切回到伦敦参加竞选，以维护公众自由的名义代表反对派；虽在伦敦失败，但被米德尔塞克斯郡选入议会。1769年2月3日政府指使议会再次免去他的席位。2月16日又由米德尔塞克斯郡选为议员：3月16日不顾下院反对，对他又重选了一次；4月13日下院宣布被他击败的对手当选议员。1769年初他的朋友和同情者组成「保卫权利法案协会」，支持他进行斗争。1769年任伦敦市政官，1771年任市行政司法长官。1774年当选为伦敦市长。他出于策略，支持保卫权利法案通过的激进方案，要求缩短议员任期；扩大普选范围；消灭贵族对选区的控制。1771年利用市的司法特权阻止逮捕报道议会辩论的记者，后期逐渐变为保王派，名声一落千丈。1790年退出政界。他的真正成就在于他扩大了英国的新闻出版自由[2]。
事件
1763年2月10日，乔治三世代表治下的不列颠和汉诺威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标志着英国在欧洲外全球霸权的开端。其后不久，在4月23日议会开幕式上的皇家演讲中，乔治三世自然洋洋自得，对和约高度评价，大加褒扬。然则上有所好，下未必甚焉，马上受老威廉·皮特支持的第45期《北不列颠人》报纸暗示“英国就《巴黎和约》的条款同法国进行了既不体面又不正当的谈判，而国王是当事人之一”。报纸还宣称国王不过是头号治安官，执行君主权力时要向人民负责；在任命大臣的“特别职责”中，国王与最低下的臣民都是平等的。他还警告国王不得步斯图亚特王朝专制君主的后尘，高呼“自由是英国人民的特权”。　
  威尔克斯事件的漫画　　 面对如此大胆的指责，大权在握的国王马上展开反击，“一个星期以后，国务大臣发出一道逮捕令，下令查出并逮捕“《北不列颠人》第四十五期”的作者、印刷者和发行人(这些人均未署名)。当局大肆搜查，查封报纸，把近五十名嫌疑犯投入监狱。”连印刷者都连坐了，身为“首恶”的威尔克斯自然难逃囹圄之灾，被关进伦敦塔，“威尔克斯被定为煽动性诽谤罪，失去了公民权”。处变不惊的威尔克斯在狱中现实质疑未署名的“笼统”逮捕令涉嫌违宪，继而提出了自己身为议员的言论豁免权。
尽管少数辉格党头面人物畏缩不前，但伦敦资产阶级却挺身保卫威尔克斯，接连举行游行示威，焚烧国王之母和布特等人的模拟像。5 月6 日，威尔克斯受审，法庭内外聚集了数千群情激昂的群众。威尔克斯指出对他的审判将决定“英国的自由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影”。由于法官站在辉格党人一边，威尔克斯获释。这位法官在法庭上说：“为了取得证据，凭无名字的逮捕令就进入一个人的房子，这比西班牙宗教法庭还要糟糕⋯⋯这是对人民的自由的大胆而公开的袭击，破坏了大宪章第29 条，而这一条正是针对专制权力的。”从此，“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呼声不胫而走，成为激进主义的政治口号。
威尔克斯仍不屈不挠的上诉对他的逮捕非法，旋即失去国王信任的比特伯爵约翰·斯图尔特在重重压力之下黯然下台，乔治·格伦维尔继任组阁，然而威尔克斯对格伦维尔内阁的抨击并未收敛。这些壮举俨然使威尔克斯成为了当时自由与不服从的象征，为他赢得了全国民众尤其是伦敦人民口中的大片赞誉，群众欢呼“威尔克斯，自由与第45。” 
不会善罢甘休的王党自然要伺机报复，当对手放荡如威尔克斯时，这样的机会不会太难找。威尔克斯曾仿照亚历山大·蒲柏的《男子论》写了一篇淫诗《女子论》，被与其有私仇的桑威奇伯爵摆到了上院控告其品行不端，最终上院裁定诗篇淫秽且亵渎上帝，同时下院多次以绝对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宣布第45 期《北方不列颠人报》违法，说它是“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极大傲慢无礼和侮辱咒骂，是对议会两院最严重的诬蔑诽谤，是对全部立法机构极为放肆的蔑视，并肆无忌惮地企图离间人民对国王陛下的感情，煽动人民不服从王国法律，进行反对国王陛下政府的叛乱”。下院还作出决议：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不适用于“写作和发表煽动性诽谤的案件，也不应阻碍法院迅速有效地对罪恶滔天和危险的罪犯提出控诉。”下院还命令公开焚烧该报。在接二连三的迫害甚至暗杀的威胁之下，威尔克斯被迫出逃法国。议会随即将他除名，并宣布为逃犯。
直到1768年，长期流亡海外窘况至极的威尔克斯不耐法国债权人所逼，万般无奈下他返回了故土，当局慑于群众的压力不敢立即将其逮捕。是年3月，颇孚众望的威尔克斯当选为米德尔塞克斯的议员。然而在4月，他还是向伦敦的王座法院“自首”了，他宣布放弃议员豁免权，被判2年监禁，1000英镑罚款，当然通缉令被取消了。
资产阶级为捍卫其政治民主权利准备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下层人民也在“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旗号下，趁机大规模行动起来反抗剥削压迫。3月底，伦敦下层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当时正在伦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说：“暴民们⋯⋯在每条街上吼叫，要来往马车中的绅士淑女们也呼喊‘威尔克斯与自由’⋯⋯甚至城外15 英里之内的每座房子的门窗上，差不多都画上了No.45（第45 期《北方不列颠人报》）。”4 月中旬，许多地方的人民群众用刀枪棍棒武装起来，向富人进攻，并捣毁其房屋。《绅士杂志》当时惊呼伦敦响起了枪声。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多次在街头兵刃相见，死伤多人。
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统治阶级十分惊慌。他们惊呼：“社会形势正在紧张到最后程度，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有许多令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乔治三世与托利党大臣们积极策划镇压。5 月10 日，数万群众聚集在圣乔治广场要求释放威尔克斯。乔治三世此时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说：“血腥镇压是恢复顺从法律的唯一办法。””：关于威尔克斯事件，“我的王冠几乎决定于此”，并凶相毕露地威胁说，如他在议会中失败，就将“求助于宝剑”。事先埋伏的军队开枪射击广场上的群众，当场打死6 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圣乔治广场屠杀”。
  威尔克斯雕像[1]　　　 翌年2月，鉴于威尔克斯的逃犯身份，下院剥夺了他的议员资格，进行补缺选举。当月众望所归的他又重新当选米德尔塞克斯的议员，“获得一千一百四十三票，而当局提出的候选人只得了二百九十六票。伦敦人燃起篝火以示庆贺。”已经被惹毛了的乔治三世宣布选举无效，但在3月他重又当选，下院知趣的再度驱逐威尔克斯。到了4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威尔克斯第三度当选，恼羞成怒的下院这次打算斩草除根，“宣布他在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对手合法当选。下院的倒行逆施直接破坏了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政治民主权利，危及其政治地位。老皮特将此痛斥为“砍向自由之树根部的利斧”，埃德蒙·伯克愤怒地谴责下院的行径“动摇了宪法”，“颠覆了宪法”。“
各地贵族地主纷纷给国王写效忠信表示支持。资产阶级由于本身利益受到威胁，也支持了镇压。1770 年1 月，议会开会讨论请愿书，两种政治势力的重大冲突即将来临，全国气氛紧张。托利党先后四次以压倒优势击败辉格党人，两院一致决议：拒绝请愿书、褫夺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是合法的。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贵族地主阶级再次坚定地支持乔治三世。请愿运动归于失败。
威尔克斯在一七七〇年四月获释时，伦敦到处张灯结彩地欢迎他。经过长期斗争，他荣任伦敦市政官员，并且重新进入国会。1770 年3—6 月，伦敦市政府多次向乔治三世提出抗议书。抗议书谴责说：“在一个秘密而邪恶的势力影响下⋯⋯下院的多数派剥夺了陛下臣民最宝贵的权利。而乔治三世指责抗议书是对国王的极大不敬，是对议会的中伤诽谤。“国王之友”们则扬言要控告抗议书的起草者，甚至要求取消一切人向议会请愿和抗议的权利。议会两院于3 月23 日曾联名致信国王，表示对抗议书的“关切和愤怒”，重申对乔治三世的坚决支持，要求他与议会一致行动。
1771 年2 月，下院又挑起了事端，指责伦敦激进派报纸报道议会辩论是破坏议会特权进行“诽谤”的行为，为此传讯了8 家报刊的出版人，禁止他们报道议会活动。此举旨在进一步打破伦敦的反抗，破坏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伦敦城大胆进行了反击，扣押了一名议会派来的官员，并公开宣称：“你们表现出专制意识，人民就要表现出反抗精神。”乔治三世迅速表示：“如不支持下院马上将伦敦市长和副市长奥利尔投入伦敦塔，下院的权威就会彻底毁灭。”下院以170 对38 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决议，逮捕了伦敦正副市长。伦敦街头因此发生严重骚乱，首相诺思勋爵等高级官员被袭击致伤。议会又以“率领暴民闹事”为由拘捕伦敦的治安官。面对可能再次爆发下层人民反抗斗争的威胁，辉格党人惊慌至极。伯克说：“我完全不知怎么办了。”老皮特一方面十分担心“最坏的暴政”，一方面又指责伦敦城的挑战是“荒唐”的。伦敦的斗争几乎是孤军奋战，外地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它被迫释放议会官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市长关在牢狱之中。此后，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斗争长期低落。一些辉格党重要人物甚至表示对政治“厌倦”，要退出政界。中产阶级激进派的“权利法案协会”也瓦解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