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核心网络
概念
核心网络（Core Networks），是一个人最亲密、最重要的心腹好友或知己[1]，以及自己与这些知己间、知己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它是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为核心、重要的部分，一般由亲属、邻居、朋友、同事或同学等构成。
  典型的亲密关系与核心网络结果示意图[1]
界定方法与准则
为进行定量研究，以及方便将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络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需要有一个明确、可行的方法及相应准则对每个人的核心网络进行界定。“重要事宜”界定法这一界定方法首次出现在1985年美国综合社会普查GSS（General Social Survey，被看作美国社会调查的“黄金准则”）中，是第一个得到大范围执行的核心网络界定法，也是得到最广泛认可与运用的一个。
在GSS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回忆过去六个月的时间里，你同哪些人讨论过对你而言有重要意义的事？”[1]受访者回答出的人被看作他（她）的“知己”，这些人便组成了核心网络。由于该界定准则以对重要事宜的讨论作为判定标准，因此，通过该方法界定而得的核心网络又被称为“核心讨论网络（Core DiscussionNetworks）”。扩展界定法有学者指出，虽然“重要事宜”界定法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与“讨论重要事宜”之间并不等价（亲密关系还可以通过行为帮助、频繁见面、闲话家常等方式维系），所得结果不一定准确。为解决该问题，有研究人员设计并执行了如下的界定方法[1]：
①请受访者直接列举同自己存在亲密关系的人；
②提供给受访者一张画有同心圆的图纸，请他（她）将自己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所有人根据亲密程度的不同填入图中，其中最亲密的在最小的圆环中；
③比较前两步所得人选，取其交集，所得人员即为受访者的核心网络。
这样得到的核心网络规模比“重要事宜”界定法得到的要大，这表明核心网络总的亲密关系并非仅通过“讨论重要事宜”维系。
特征
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中，对网络的特征分析主要着眼于范围（range）、组成（composition）两方面，前者包含规模（size）、密度（dens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散布性（dispersion）、跨度（span）和可达性（reachability）等，后者则可理解为不同关系类别的相对比例，对它的分析有多种角度。
核心网络的特征，一般重点研究与分析的四个方面分别为规模（网络所含人数），密度（网络中人际关系的强弱），异质性（网络中人员特征的多样性）、亲属与非亲属的比例。一般而言，核心网络的基本特征如下[2]：
规模小
在1985年GSS调查中，根据“重要事宜”界定法所得的美国人核心网络平均规模仅为2.9人；而在2005年再次进行的同一个调查中，这个数据下降到了2.1人。此外，根据在加拿大东约克通过扩展界定法研究84名受访者所得结果，每人平均同4.1人存在“极为亲密”的关系，与8.2人存在“较为亲密”的关系，组成的核心网络平均规模也仅为12.3人。
密度高
核心网络的组成人员大部分相互认识。根据1985年GSS调查结果，核心网络中平均22%的人员互相之间非常熟悉，仅5%的人互相之间完全不认识。
异质性构成复杂
不同方面的异质性差别较大。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较强，并且与网络核心自己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关系；而种族（民族）方面异质性则极低，只有不到8%的受访者的核心网络中的人员存在种族（民族）上的显著差异。
依赖于亲属关系
核心网络的建设通常以亲属关系为基点和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核心网络中，往往存在大量自己的亲属，并且亲属比非亲属（例如邻居、同事、同学等）一般更稳定地存在于核心网络之中。根据1985年的GSS调查结果，30%受访者的核心网络完全由亲属构成，同时仅20%受访者的核心网络不包含任何亲属；而每个人的核心网络中，平均有55%的人员为自己的亲属。
影响因素
内部（结构性）因素从内部来看，核心网络的中心（通常被称为“自我”，即ego）的人口学特征往往会对核心网络的整体特征产生影响。总体而言，影响最大的内部结构性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其次为年龄；族裔与住地规模（指所住区域城镇大小，主要用于探究城市化、工业化对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而性别差异的作用最小[2]。
教育程度差异
①核心网络的规模往往随“自我”的教育程度提高而显著增大，例如大学本科毕业的人的核心网络平均规模是高中未毕业的人的1.8倍；
②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核心网络中非亲属比例越高，亲属比例则随之显著下降；
③核心网络的密度随“自我”心的教育程度提升而下降，即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她）的核心网络成员们互相认识与熟悉的可能就越小；
④核心网络中人员的性别与年龄多样性随“自我”的教育程度提升而增大。
年龄差异
①年轻人与中年人的核心网络规模普遍较大，而网络规模随着年龄增长存在大幅缩小的现象，在1985年的GSS调查中，65岁以上人的核心网络中平均仅有2人；
②中年人的核心网络中亲属所占比例显著低于年轻人和老人，他们的网络中存在更多的工作伙伴、社交友人等——这不仅是年龄的直接影响结果，同时也是人生不同阶段不同的生活方式、婚姻情况、工作状态等所带来的作用；
③随着“自我”的年龄增长，他（她）的核心网络密度不断加大，而种族与性别的异质性则随之下降，即越年轻的人的核心网络中多样化越明显。
族裔差异
核心网络的规模、亲属与非亲属构成比例、性别多样化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受“自我”的族裔的影响，例如在GSS研究结果中，美国的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与其他族裔的核心网络均存在一定差异。然而，族裔对核心网络并没有确定的、可总结的影响范式。
住地规模差异
①居住地区越大的人的核心网络中亲属比例越小，同时网络密度也随之降低，即核心网络多样化程度随居住地区规模的扩大而增强；
②与居住地区规模相关的一些社会变迁现象对核心网络存在一定影响，例如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中，人们的核心网络范围普遍更宽广。
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对核心网络的影响非常小，唯一较为显著的影响体现在，女性的核心网络中通常亲属关系比例更高。外部（环境性）因素除了每个人自身的情况会对他（她）的核心网络特性产生影响外，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会对核心网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的特点（例如东西方社会意识与生活方式的不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城市化、工业化等）、社会意识形态（如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科技发展（如交通手段、传播技术的发展等）等方面。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缩写为ICT）的迅速发展与流行，手机与互联网对社会关系与核心网络的影响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也成为了很多学者讨伐的对象。他们认为，互联网与移动设备的流行削弱甚至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危害到了人们的社会参与和精神健康，导致了社会孤立问题，使得核心网络逐步萎缩、碎片化。与此同时，技术爱好者与支持者们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拓更多人际关系，扩大关系网络（包括核心网络）。中立学者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持有者均受到了“技术决定论”的影响，过于强调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自身的调整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新媒体等的出现与流行，对核心网络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1]。
具体而言，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核心网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并未如同部分学者所言挤压了核心网络的规模，反而起到了扩展的效果——这主要体现在相对较弱的非亲属关系上，扩大了朋友圈子的同时，由于使得远距离沟通成为可能并变得极其方便，信息与通信技术削弱了邻里关系对核心关系的组成作用与影响；
②移动设备与互联网通过迥异于传统方式、不要求面对面的交流途径，丰富了核心网络中关系构成的具体路径；
③在前两条影响的共同作用下，ICT使得核心网络的密度下降，多样化增强，同时网络中不同类型的关系分工更加明确，“自我”在寻求帮助时能够更便捷地选择最合适的求助人选。
功能
McPherson在Social Isolation in America:Changes in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ver Two Decades中提到，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只在和亲近的人在一起时才会讨论。尽管每个人想商讨的事情不同，但我们总希望从这些人身上获得帮助或慰藉，这些人组成了我们的核心讨论网络。总体来说，核心网络代表着对于信息、影响与支持的很重要的人际环境，它往往在维系个人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上存在较大作用。
提供感情与决策支持
这主要通过与核心网络中成员的当面交流进行，既可能是“重要事宜”的讨论，也可能是普通话题的闲聊，例如天气、生活、琐事等。两种交流方式都能让人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情感满足，例如被需要、感情宣泄、感情支持等。除此之外，通过对“重要事宜”的讨论，人们还可以获得决策中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议与支持。
提供社会支持
指的是非言语性的支持，包括行为性支持与信息性支持两种。前者指的是核心网络中人员往往能提供以下行为上的帮助，这样的帮助通常是自发或半自发的，一般也是无偿的，例如住房管理与维修协助、财务帮助等；后者则指有关社会生活信息、经验的共享，包含医疗信息分享、电脑使用建议、教育信息提供等。
核心网络对网络中心自我的社会支持，除了以上提到的直接提供外，还可能间接地提供非正式支持，以核心网络内的强关系作为桥梁，协助中心自我获取核心网络以外的支持[3]。
其他功能
若研究通过扩展界定法确定的核心网络，则其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直接接触来维系的亲密关系，例如长大离家后的子女与他们的父母、在同一栋写字楼工作的人、因特殊原因异地分隔的密友等。核心网络的“自我”与这些人在情感上其实非常亲密，有很高的信赖程度，虽然互相之间并不频繁接触，但也是心理支持的重要来源。
演变
2005年进行了第二次全美范围的GSS调查，通过与1985年第一次GSS调查的研究结果相对比，研究人员总结出美国的核心网络的某些特征在这20年间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而另一些特征则保持稳定。这些变化被一部分学者注意到并加以阐释，引发了以“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为代表的新的社会问题[4]。
规模缩小
核心网络的规模缩小了。在调查中，表示自己近期没有跟任何人讨论重要事宜的受访者数量几乎是20年前的三倍；平均规模从2.9人减少到2.1人，大约缩小了三分之一。最令人惊愕之处在于，1985年核心网络规模的众数为3人，而到2005年这一统计量变为了0人；近乎一半（43.6%）的被调查者称自己不与任何人，或只与一个人讨论重要事宜。此外，有4到5位知己或密友的人数骤降，在这20年内从33%下降到15.3%，而有超过6位知己或密友的人的比例从5.4%降到了4.9%。
关系的种类的改变
在这20年内，尽管核心网络中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减少，但减少量更大的是非亲属关系，这也导致人们的核心网络更多地以伴侣、父母而不是志愿组织或邻里为核心。例如，在2005年的被调查者中，有更多人（2004年38.1%，1985年30.1%）表明他们与自己的配偶讨论重要事务；提到父母中至少一位的比例也从21.1%上升到23.0%；完全依赖配偶的人数从5.0%上升到9.2%，而与非配偶亲属（不住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大）则从58.8%掉至42.9%。
在核心网络中，减少得最多的是与至少一位非亲属知己讨论重要事宜的人数，这以比例从80.1%骤降到了57.2%。这种关系通常包含了与志愿组织中的伙伴和邻里的交往，它被认为能够连接社会结构中存在差异的部分（相较于阶级、族裔、宗教信仰和其他社会属性更加一致的婚姻和家庭联系），并且代表了一些在公共政策中被强调的社区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非亲属关系中萎缩最为严重的是邻居的比例，与之相反的是其他非亲属关系（例如同事与同学、社交友人等，但几乎不包括仅在虚拟网络中认识的朋友），这类密友或知己的比例在核心网络中不降反升，大大挤压了邻居在核心网络中的存在空间。
核心网络的密度稳定
1985年和2005年的核心网络始终保持密集，密度（即被调查者的密友之间的平均互动密度）平均值分别为0.60和0.66。相较于1985年，2005年的数据（如联系频率和关系建立时长）表明，人们的讨论网络正在变得更加紧密；2005年受访者中的典型人物每周会与他（她）的密友见面至少一次，并且两人已经相识超过7年。
人口特征较为稳定
核心网络中，关系的多样性数据比较稳定——相较于整体人口中的异质性，核心网络的异质性显然是比较低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关系网络的同一性很强。同时，在这样的稳定之中也存在相一定的波动，这部分变化可能反映了美国人口特征的一些变化，例如整体人口中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异质性下降，因而讨论网络的多样性也下降了；美国社会的族裔多样性不断攀升，因而核心网络的族裔多样性也有所提高。
研究人员经过分析认为，亲属关系在核心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使得一个人核心网络的内部联系趋向于紧密，因为大部分亲友都彼此认识。然而这种影响在2005年有所减弱了，没有亲友的关系网络的相对密度则有所上升，这说明即便是在没有或缺少亲属关系的核心网络中，讨论对象们之间也比20年前更可能彼此认识和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移动设备、互联网等新兴信息与通信技术带来的作用。
缺陷与批评
传统界定方法的缺陷由于“重要事宜”的定义模糊，以及不同受访者本身关心的问题间存在明显差异，他们对“重要事宜”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调查，所谓“重要事宜”的实际所指跨度极大，从非私人范畴的战争和平问题、社会伦理问题（如科隆技术是否应被接受）等，到范围相对狭窄的私人问题（如寻找工作、健康饮食等）[1]，均在不同受访者对“重要事宜”的进一步阐释中有所体现。这使得实际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缺乏可量化的标准[2]，对分析结论也必然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以缺陷更深层次的害处在于，一部分受访者甚至不认为所有和自己讨论“重要事宜”的人都与自己存在亲密关系，他们虽然与一部分人互相熟知并广泛讨论政治、环境、社会等严肃问题，但交谈内容从不涉及私人问题。从感情上而言，他们与这些人并不亲密。因此他们实际心理上的核心网络与通过“重要事宜”界定法得到的核心网络并非完全重合。如果该重合度过低，那么“重要事宜”界定法就存在过于明显的系统性误差，GSS调查所得的数据与基于这些数据的相关分析也就失去意义了。批评与质疑根据McPherson等美国主流社会学家的观点，尽管两次GSS调查所得出的数据可能对“社会隔离”存在过高估计，但总体而言，逐渐缩小的网络反映了社会的重大变化。
对于此类由核心网络的性质变化而引发的“社会隔离”理论，学界一直存在批评与质疑。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Fischer指出，有两点原因使他对研究结果产生怀疑：①研究结果所提出的，人们对于社会的隔离度（即没有说出任何一名密友的人数比例）升至之前的3倍，这样一个过于令人吃惊的数据在社会学角度上可能无法解释；②在这段时间中大多数其他表明社会参与程度的社会指标（比如离婚率、经济变化、人口特征变化等）并没有太大变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