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万俊人
个人履历
1986年获伦理学硕士。随后留校执教。1987年破格晋升讲师，1990年破格晋升  万俊人[1]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同时入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教师”，获“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博士点负责人。1999年4月受聘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负责筹建哲学系，在2000年到2004年五年不到的时间里，按照国内的高教体制来看，完成了一个哲学学科系所需要的全部体制建设目标：从专业本科到博士学科点再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入选清华大学“百名人才引进工程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2012年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第一任院长。
主要社会兼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哲学组专家成员，国家学位办同等学力申报硕士学位综合考试专家命题委员会哲学组成员兼组长，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和该校哲学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岳阳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孔子研究》、《中国学术》、《开放时代》等杂志学术编委等。 业余爱好:与友人谈（Coffee Hour），读书和写作，欣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二胡，观赏足球、美国NBA篮球和围棋。
人物言论
1.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是开放的，而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封闭性的，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的等级结构，经济结构实际上也是封闭的，相互割裂的，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结构也是这样。[1]
2.城市的诚信建设主要是公共化的诚信建设，它主要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第一个是制度诚信，就要建立公共的诚信规范，这是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公共性本身产生的。规范就是制度，什么是制度，经济学家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多数人的集体行为控制个人行为。换句话说，任何制度是被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所认同并且愿意遵行的那种行为规范。这种规范一旦建立，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都有约束作用。当然制度对行为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约束。诚信建设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公共，广泛的公共交往诚信建设，这里包括商业、交易，场域和场所。要知道城市的主要标志都是公共产业，比如房产、商场、这些公共的产业对所有人都开放，那么这些产业的开放让城市的人们有效的进行交往。陌生人的社会它像是公共的活动和交往的场所。而诚信恰恰是这些公共交往和行为得以控制。第三个层次就是每一个市民个人的个人诚信的建设。对个体来说，诚信是一种美德，任何美德都是一种个人资本，如中国古代的谚语所说：好人一定有好报！个人的美德是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形成起来的，所以制度诚信、公共交往诚信和个人诚信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撑的，你很难想到一个人具有公共诚信而没有人格诚信，没有诚信的美德，这是不可想象的。[1]
成就及荣誉
个人荣誉1991年9月，获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称号 
1992年10月，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教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人学中心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2年，被选为北京市伦理学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1993年7月－1994年9月，获美国“哈佛燕京基金会”邀请，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4年，被评选为首批“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跨世纪学术人才”） 
1994年，被评选为首批“北京市‘理论百人工程’”成员 
1995年10月，受“中国哈佛－燕京基金会”邀请，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6年1月，被聘请为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996年8月，被岳阳大学聘请为该校客座教授 
1996年9月，被中国孔子基金会聘为《孔子研究》杂志学术编委 
1996年12月，被美国名人传记研究院聘为该院特约顾问 
1996年8月，国家教委“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评议委员会哲学组成员 
1998年9月，被聘请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年9月，被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院聘请为客座研究员 
1999年10月，被聘为《中国学术》集刊（商务印书馆）学术委员 
2000年，被增补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 
2000年1月，被湖南湘潭工学院聘为《湘潭工学院学报》（文科版）学术顾问 
2000年1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聘为《哲学动态》杂志学术编委 
2000年1月，被广州社会科学院聘为《开放时代》杂志学术编委 
2000年2月，被中国文化书院聘为学术导师 
2000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 
2000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研究员 
2000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 
2000年，被增补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
获奖情况
1988年,论文《康德与萨特主体伦理思想比较》获“北京大学第二届科学研究成果”优秀论文二等奖 
1991获北京市青年教师称号 
1991年，专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获“北京大学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1年，电视专题片《神州圣火》，（独立撰写解说词），获亚运会组委会“第11届亚洲运动会新闻奖”大型专题片特等奖；“1990年全国优秀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奖”（大型专题片）一等奖 
1991年，专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获“北京大学光华安泰青年科研优秀奖” 
1993年，专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获“首届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学术成果二等奖；1995年获“第二届金岳霖学术奖”优秀著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1996年，论文《我们持怎样的国家观念？》，获“1995年度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短论奖” 
1997年，论文《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获“北京市1996年道德建设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 
1999年，专栏“边缘人语”系列文章（《中国青年报》），获“1998年度全国报纸优秀专栏”奖
研究成果
论著*《于“无”深处――重读萨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系评传》（道德哲学卷，弗罗姆篇），独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独著，随笔)，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景》(独著,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论文《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关于美德伦理的传统叙述，重述和辩述》，香港《中国书评》，1996年夏季号（总第10期） 
*《道德文化建设的现代课题》，《光明日报》1996年6月5日 
《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合理性》，《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建构》，台湾《哲学杂志》1997年第19期 
*《现代道德问题的追问与回应》，《人文论坛》，创刊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正义理念的伦理表达与政治建构》，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冬季号，总第21期 
《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普世伦理的正义及其对功利价值的优先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北京日报》1999年10月20日译著和译文*《谁之正义？谁之合理性？》，（主译、统校），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 
《詹姆士集》（与陈亚军合编，第一译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主译、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冷却的太阳――一种存在主义伦理学》（主译，统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 
《道德语言》（独立），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 
《关于<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读书》1998年第九期 
*《答哈贝马斯》，广东《现代评论》集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首要性》，《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 
*《政治自由主义》，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正义与自由——罗尔斯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人生终极研究》，台湾时英出版社2000年出版 
*《政治自由主义：批评与辩护》（主编、统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出国学术交流⑴1993年7月－1994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基金”访问学人 
⑵ 1997年3月，“文化与未来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加坡） 
⑶ 1997年12月，“中国名辩学与方法论国际研讨会”（澳门） 
⑷ 1998年3月，“第四届管理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中沥） 
⑸ 1999年6月，“第四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于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美国洛杉矶） 
⑹ 1999年12月，“真实的家庭作为新千年世界和平的基础国际研讨会”（美国华盛顿）承担项目⑴ 1998年，承担新加坡“东西方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全球化中的普遍伦理研究”； 
⑵ 1999年，清华大学“百名人才引进工程”项目：“社会伦理与社会文化研究”； 
⑶ 1999年，清华大学文科重点学科（伦理学）研究项目：“社会正义伦理研究”； 
⑷ 1996年，北京市“青年理论百人工程项目”：“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研究”。
公益事业
万俊人：道德止跌 官员示范作用最重要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道德楷模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效果已不如官员等社会公共管理群体。从现实来看，普通民众把目光多关注在包括官员在内的公共管理群体上，欲改变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滑坡现状，尤其要重视领导阶层的道德建设。
中国社会正在呈现“加速拐弯式”的社会转型，在物质文明提升的同时，道德文明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正面临巨大挑战，道德现实呈现“两极分化、中间混沌”的状况。
解决中国道德问题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外，还要改变传统“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方式和道德教育环节严重脱节、相互隔离的问题，此外还要尽可能消除社会上过度流行的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庸俗文化的负面作用，树立和强化正确向善、文雅求美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