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戴自更
人物介绍
  戴自更
戴自更，新京报社社长。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高级记者。曾任光明日报社编辑、驻新疆记者、广东记者站站长、光明日报直属报刊部主任。
2003年推动光明日报与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跨地区办报，创办新京报并担任社长，以“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办报理念推动传统都市报的转型。
曾被有关机构授予“中国报业创新奖”、“中国传媒业30年风云人物”、“影响中国十大传媒领军人物”、“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等奖项。[1]
戴自更(15张)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2013元旦微博说:“旧年永逝。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我们以各自方式,见证了2012年的日日夜夜,更一起活过‘世界末日’。生活无需太多离奇,只要活着,总能轻而易举拆穿任何一个花枝招展的骗局。做一个幸福的人,敬畏理想,相信未来.
言论
2013年1月9日新年发言2013年1月9日，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在“中国经济展望及城镇化发展高峰论坛”上发言：
尊敬的各位嘉宾，很荣幸今天能与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和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与改革方向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既宏大到关系民族、世界，又切切实实地跟我们所有企业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中国过去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很大，应该看到城镇化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字眼，而是与民生发展、与社会建设休戚相关。未来的城镇化要吸取历史教训，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着眼于深度城镇化而非广度城镇化，着眼于质量城镇化而非规模城镇化，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今天我们同样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那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今年来在文化强国战略推动下，中国的文创产业方兴未艾，但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它的可持续发展还远远不够，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全社会自由创新的文化环境，远远没有构建起来。
新京报创办将近10年了，作为一份有以责任为使命的报纸，我们依然坚持进步的美好的价值观，新京报的人也依然是纯粹的、职业的、有新闻情怀的人，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份报纸能够忠实地记录时代前进的步伐，能够做到为人民的呼声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份报纸能够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新型城镇化事业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为推动时代进步、政治清明、社会文明尽一份报纸应尽的义务。
在此期待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企业家借此机会能够献计献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护航，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可行的发展路线。[2]
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坦言这十年，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心态更加平和，目标更加明确，并称和大家一起创办了新京报。没什么特别不愿意回忆的事情。他说：“最大的期待是新京报能够在坚持现有办报理念的前提下更好地生存发展，实现向全媒体转型，在此过程中，后继有人，影响力继续提升。”而且，希望中国经济更加繁荣，政治更加清明，人民更加幸福。幸福除了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还能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严。还有社会更有法治，更加公平正义。下面是访谈新京报：这十年对你是怎样的十年？
戴自更：是至今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
新京报：为什么？
戴自更：王小波有一句话，大意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明白一些道理的。你通过生活、做事，明白了一些事理，再进一步因此做了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是有意义的吧。
新京报：懂得了哪些道理？
戴自更：通过办报及相关经历，搞清楚了一些常识，其实很多东西没那么复杂和高深。马克思讲得经典：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你明白国家是怎么回事，制度是怎么回事，媒体是怎么回事，新闻是怎么回事，就不会愤青，也不会盲从。在此基础上，价值判断也就有了，对事业，对工作，会有自己的态度。以前对很多问题比较纠缠，这十年是回归常识。
新京报：2002年11月你在做什么？
戴自更：当时在采访十六大。
新京报：对十六大的采访有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深刻的？
戴自更：十六大有不少新的提法，让我觉得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会深化，自己很有做事的冲动。我在广东10年，亲眼目睹市民争相购买报纸并认真阅读的场面，觉得做媒体也可以赢得职业自豪感。
十六大报道结束后，光明日报让我办一份新报纸。我相信自己可以有所作为。如果说我人生的第一个起点是读大学，办新京报就是第二个起点。
新京报：39岁到49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你的心态有怎样的改变？
戴自更：人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十年我有了明确的方向并全力以赴，应该更加从容了。
新京报：新京报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
戴自更：一次正确的选择，也是一次值得的付出。
新京报：2002年的媒体环境是怎样的？
戴自更：当时都市报正如火如荼，影响力渐渐超过了传统党报。当时没有微博，有门户网站，但影响力不及传统媒体。由于惯性思维，许多人把都市报称做小报，认为权威性不够，报道的是社会和娱乐新闻，主管部门也不太重视。
新京报：作为报人，这十年你感受到的舆论环境有怎样的变化？
戴自更：一方面社会对舆论、对信息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与十年前相比，可以说呈几何级数增长，另一方面随着都市类媒体占报业市场的份额达80%甚至更多，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主管部门越来越重视，管理越来越具体。
近两年，随着微博的崛起，报纸的传播地位有些尴尬：一方面，自媒体使信息传播更快更透明，而报纸有24小时出刊周期，往往错过第一落点，办报的挑战更大。另一方面，民众对新闻报道和信息公开的呼声更高，但受各种制约，报纸很难完全满足，造成不适应。
新京报：作为一个报人，怎么去适应这种改变？
戴自更：我们的办报实践是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群众呼声统一起来，尽可能真实报道，尽可能说真话，同时发挥好宣传、引导功能。新京报创办9年，也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新京报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赢得业内和广大读者的肯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舆论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这十年，你作为报人经受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戴自更：最大的挑战就是既要满足读者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还要把握导向，不触碰底线；要保证报纸的传播力、公信力，得到市场的认可，又要兼顾各方平衡，让自己有生存空间。
新京报：十年中，对你来说什么时候最艰难？
戴自更：新京报创办的时候，不仅资金短缺，出刊过程也一波三折，最后还是中宣部领导拍板定的，那段时间我是在极度焦虑、惶恐和兴奋中度过的。当然后来也有过报纸面临夭折的煎熬。
新京报：你说过，办报是场持久战，每天都在打一场战争，怎么保证每天都能打赢？
戴自更：打持久战的意思，一是指办报应有一个远的目标，每天坚持向目标推进；二是指办报不能急躁，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三是指要把握好度，权衡自己与环境的优劣势，有所突破的同时也要保存实力。
办日报，每天就是一场战斗，战斗的累积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因此必须把每天的报道做好。要把办报理念渗透在每一篇报道、每一个版面，这是很辛苦的工作，需要顽强的意志。我常说，新京报人在用心血办报。
新京报：这九年是新京报不断成长的九年，你觉得新京报始终不变的是什么？
戴自更：是它的文化和办报理念。新京报给人的感觉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是有新闻理想、专业品质的。大家清楚做报纸的目的就是真实记录时代，准确诠释常识，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有共识，所以新京报人比较纯粹，也有情怀。[3]
新京报：你觉得作为一个报人最应该坚持的是什么？
戴自更：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和独立判断。
新京报：未来新京报的定位会不会改变？[3]
戴自更：不会。去年9月，新京报划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鲁炜部长特别强调要"继续坚持办报理念和方向不变"，他认为新京报"以独立的立场和客观的报道为基本准则，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和可读性，追求言论的稳健性和建设性，形成了优秀的、有内涵的品质"。今年以来，他多次要求我们"把新京报办成国内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都市报"。我相信，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按照现有"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路子走下去，新京报会有更好的未来。[3]
新京报：作为一份新型都市报，这九年新京报改变了什么？
戴自更：新京报的办报理念没变，但操作层面改变挺多，我们改版就一年一度。还有我们变得更有耐心，更加成熟，这是从内部说。[3]
对报业生态，新京报为新型都市报做了有益的探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舆论主管部门对都市报的看法，变得更加重视；新京报读者视角的时政报道模式，不拘一格的言论版块，为传统党报改版提供了借鉴；其它如深度报道、版式设计、行业周刊及其操作手段等，也为同类媒体所仿效。我觉得新京报在中国报业史上还是有值得说的东西。新京报的一些经典报道，也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
新京报：这十年也是网络媒体壮大的十年，你什么时候感受到网络媒体对报纸的压力？
戴自更：2009年秋天，我看到新浪微博，突然意识到它对报业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新京报：有什么应对策略？
戴自更：这两年我们提出"办互联网时代的报纸"，提出"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的方向，我们不与微博拼传播速度、广度，而是拼专业、拼深度、拼公信力，我们相信在人人都会做饭的时代，依然需要专业的厨师。[3]
当然，一代人只能做属于自己时代的事，作为传统媒体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对我是挑战，接下来将作为鼓动者和组织者，让更多的员工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去创新更多的传播平台，使新京报的优势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和传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