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
背景
种族隔离与社会不平等美国种族隔离的历史悠久。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美国，特别是美国南部，吉姆·克劳法(Jim Cro  种族隔离的表现w laws)曾执行过严格的种族隔离条例。许多公共设施，例如学校、医院和餐厅等等，都有形形色色的种族隔离现象。由法律执行的种族隔离被称为法律上的种族隔离(de jure segegation)。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作出裁定，裁定只要遵循“隔离而平等”的原则，在公用设施中实行的种族隔离就是符合宪法的。不过，“平等”却很少能够伴随“隔离”：非裔美国人以及一些其他少数群体，例如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往往只能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
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美国北部，法律上的种族隔离较南部相对少一些。不过，由于种族的模式化观念(racial stereotype)以及不平等的经济状况等原因，事实上的种族隔离(de facto segregation)在当时的美国北部也十分普遍。非裔美国人在当时往往被认为缺乏教育与文化，所以常常只能找到低收入的工作。
吉姆·克劳法以及一些其他形式的种族隔离措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非裔美国人主要站在了社会经济的底层。贫穷与教育的缺乏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里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了更高的犯罪率和社区发展的滞缓。美国南部的非裔美国人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中期之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选举投票权，这一点使得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善变得更为困难。民权运动的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美国民权运动的产生。1941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禁止了国防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种族隔离。二战后，凯旋归国的非裔美国人希望在其他方面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却遇上了严重的种族歧视与隔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变美国社会中种族不公平现象的愿想应运而生。
1944年，瑞典人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贡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 亦译作米达尔)发表经典之作《美国难题：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书中提出了贫者愈贫的理论，并非常深入地指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社会中阻止非裔美国人参与民主与社会活动的因素。[1]这本经典为美国民权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以及其他几位同道人共同创立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erss of Racial Equality, 简称CORE)。在亨利·戴维·梭罗以及甘地的思想的指导下，CORE的成员坚信通过  亨利·戴维·梭罗的作品直接而非暴力主义的方式，他们可以建立更平等公正的种族环境。CORE在美国北部的城市，例如芝加哥和底特律，展开了非暴力示威运动。重要立法与行政措施当一些美国南部的非裔美国人尝试注册成为合法的选举投票者时，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用暴力进行了反抗。时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指派了民权委员会(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来调查这次暴力冲突。民权委员会随后提出一系列旨在保证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平等和公平的建议，包括反私刑法(antilynching law)和选举权保护法。但是，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这些立法。不过，没有得到国会支持的杜鲁门运用行政权于1948年在美国军队里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
1954年，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一致裁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院决定宣布：(种族)隔离措施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此项判决推翻了美国最高法院在1896年关于“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的裁决。布朗案的决定只限于公立学校，但人们认为，该项决定也包含着在其他公共设施方面，隔离政策同样是不被允许的意思。克劳德特·科尔文的抵制克劳德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是一名民权运动先锋。在1955年3月的一天，科尔文如往常一样搭乘公交车回家。当巴士司机要求科尔文给白人乘客让座时，科尔文一次次地拒绝了司机的要求。科尔文随后被驱逐下车并被警察逮捕。
科尔文是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第一名公开抵制公交种族隔离措施的民权斗士。她激励了许多民权积极分子为改善社会不公平的状况而不懈努力。也正是在9个月以后，罗莎·帕克斯的著名的抵制为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拉开序幕。[2]蒙哥马利简介蒙哥马利(Montgomery)是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州府。蒙哥马利建于1817年，以R·蒙哥马利将军的名字命名。蒙哥马利是美国二十世纪中期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其法律曾经要求非裔美国人给白人让座。蒙哥马利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中心。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就是在种族隔离与歧视十分严重的背景下展开的。
运动的导火线和过程
除了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立法方面的努力以外，民权斗士们在民间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导火线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罗莎·帕克斯，一名非裔女裁缝，登上了一座巴士。当她搭乘的巴士行驶过几个车站以后，巴士司机命令罗莎·帕克斯将她的座位让给白人乘客。罗莎·帕克斯认为她应该得到和白人同等的待遇，因而拒绝了让座。随后，帕克斯被警察逮捕，并被罚了一张10美元的罚单与4美元的法庭审判费。[3]  罗莎·帕克斯被拘捕
罗莎·帕克斯的行为激起了一系列的民权运动事件。在她被逮捕的几天以后，一些在蒙哥马利的民权积极分子组织了一个持续了一天的公交抵制运动。民权斗士们号召蒙哥马利市内的非裔美国人拒绝搭乘公交，步行或者搭乘的士上下班，以表达对于帕克斯的逮捕以及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巴士抵制运动从此拉开帷幕。马丁·路德·金与非暴力原则在巴士抵制运动的第一天夜晚，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意识到美国社会种族隔离的严重性，马丁·路德·金说：“除了抵抗我们没有选择。”("...there w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protest.")不过，马丁·路德·金着重指出非暴力运动的重要性。他告诫听众不要让他们的心灵被仇恨淹没，而要尊崇基督教的原则去爱那  马丁·路德·金些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
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后，他被选为蒙哥马利改善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MIA)的领袖，并积极领导这次巴士抵制运动。为此，马丁·路德·金的住宅被一名种族极端分子用炸弹袭击了一次，所幸没有人被炸弹杀伤。运动过程蒙哥马利改善协会(MIA)在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中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宣传，通讯以及房租等费用迅速增加了蒙哥马利改善协会的财政支出。幸运的是，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一些教堂以及工会的捐款使得MIA得以正常运转。[3]
在巴士抵制运动的过程中，非裔美国人集体拒绝了搭乘蒙哥马利的公交车。值得一提的是，蒙哥马利的非裔美国人是搭乘当地公交巴士的主要乘客。大约18,000名非裔乘客每天大约总共搭乘40,000次公交车上下班。非裔美国人的集体抵制巴士的行动使得蒙哥马利公交公司迅速陷入了亏损状态。巴士抵制运动开展后的一个月，蒙哥马  步行抵抗巴士的人们利公交公司就向蒙哥马利市长申请紧急财政补助，以维持处于亏损状态的公交服务。[3]
拒绝搭乘公交车的的非裔美国人主要采取步行的方式出行。不过，有些人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由18名黑人组成的的士队为步行的非裔美国人提供廉价的服务，一次只收10美分。不过，一条要求的士费用一次不得低于45美分的蒙哥马利法律阻止了黑人司机们的善行。拥有汽车的非裔美国人志愿为其他黑人提供帮助(car pools)，但也面临着来自白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蓄意为难。面对被解雇甚至被KKK(3K党)暴力报复的威胁下，非裔美国人依然坚定地支持了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一名被众人称为“妈妈波拉德”(Mother Pollard)的女性抵制者说道：“我的双脚十分疲倦，但我的心灵却十分安宁。”[3]
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总共持续了381天的时间。在非裔美国人们的团结和不懈抵制下，美国最高法庭终于于1956年给予了他们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3]美国法庭的审判1956年6月4日，蒙哥马利地区联邦法庭作出裁决，裁定亚拉巴马州的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不过，地区联邦法庭的裁决并没有立即得到有效的实行。民权运动者们依旧坚持着巴士抵制运动。[3]
在美国最高法庭于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做出改变历史的裁决以后，美国最高法庭于1956年再次作出了一项重大裁决。1956年1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联邦地区法庭的裁决，认定蒙哥马利市的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最高法院的裁决随后成为了一条法令，规定非裔美国人有选择自己想要的座位的权利。[3]
在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答复以后，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的参与者于1956年12月20日正式结束了他们的抵制运动。[4]
评价
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展示了美国民权运动者们的决心与毅力。其意义不仅在于成功地促使当局撤销公交种族隔离法，更在于为美国民权运动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与希望。[4]同时，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展现了非暴力运动的力量。在蒙哥马利运动之后，非暴力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成为了美国民权运动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