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卫恒
简介
卫恒，1915年5月生，山西省陵川县附城镇沙泊池村人。本姓王，从小过继魏家，名兰玉。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八大代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卫恒
早年经历
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23年入附城小学读书。1932年陵川第二高小毕业，同年进陵川县第一高小附设简易师范学校读书。1935年秋至1937年冬在本县任小学教师。
抗战时期
1938年1月参加抗日工作，任陵川县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十四大队中队政治指导员，改名卫恒。不久被介绍到牺盟会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6月至12月初任山西第五行政区保安第二支队大队指导员、宣教科科长。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至1939年3月进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豫区委党校学习。1939年4月任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干事。7月后到太岳区农救总会工作。1940年5月任太岳区农救总会主席。1941年5月被选为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同年9月至1942年10月任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农救总会第一分会主席。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太岳区党委农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太岳区农民救国总会主席（至1945年8月）。所抓的沁县故县镇典型，成为太岳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一面旗帜，多次受到中共太岳区党委和上级表扬。1943年9月被指定为七大代表。同月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一支部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曾在七大小组会上介绍太岳区群众工作经验，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同年4月至8月被选为太岳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副主席。七大闭幕后回到太岳区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起任中共太岳区委委员、党委秘书长（至1947年12月）。9月起任太岳区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主席。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太岳第四地委（1948年7月后改为第三地委）书记兼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至1948年7月）。1949年3月至8月任中共太岳区委宣传部部长。
建国后
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任中共翼城临时地委书记、临时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0年1月至1951年12月任中共运城地委书记兼地委党校校长，运城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1年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同年12月至1954年7月任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2年1月至195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52年4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同年9月至1955年4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1955年1月至1956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省委第二副书记、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5年6月起）。1956年4月至1958年12月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理省长（1956年5月起）。1956年5月至1965年12月任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12月至1965年12月任山西省省长。1965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0月至1966年5月兼任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5年11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山西省政协主席。
文革遭遇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卫恒即被林彪、康生以及江青一伙迫害，遭到毫无人性的揪斗。卫恒坚持原则，宁折不屈，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7年1月5日，卫恒被“造反派”关押。30日，被迫害逝世。 
1979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作出决定，为卫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在中共山西省重新做出为卫恒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卫恒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团结、带领群众，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全国解放后，他坚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大量的心血，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 
发表有《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等文章。

人物简介
卫恒，（？至二九一）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西晋书法家。官至黄门侍郎，惠帝时为贾后等所谋杀。他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祖卫觊、父卫瓘、从妹卫铄都是著名书法家。瓘子。少辟齐王府递转黄门郎。善草隶，瓘尝云：“我得伯英（张芝）之筋，恒得其骨。”又善古文，得汲家古文论楚事者最妙，恒常玩之。祖述飞白，造散隶书。开张隶休微露其白，拘束于飞白，洒丽于隶书。又作云书，笔动若飞，字张如云，卫氏即垂云之祖。着四体书势。《书断、晋书本传、梦英十八体书》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有一个叫不准的汲郡盗墓贼挖开了一座战国时的魏国古墓，从中发现了大量的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幸逃过了秦始皇烧书的大火，非常珍贵。但是，它们是用漆写在竹简上的蝌蚪文字，很难辨认。于是，晋武帝就命令几位学者和书法家负责整理工作。其中，就有卫恒。[1]
晋书·卫恒传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齐王府，转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
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象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以戈为武，人言为信是也。转注者，以老为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 
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者。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馀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 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 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苯*以垂颖，山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卫恒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定乃隶字也。
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中郎将，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势》云： 
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緼。扬波振激，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 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蚑蚑**。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湍漈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捬，梁鹄乃益为捬，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书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书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 
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设张，庭燎飞烟。崭岩嵯峨，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层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势》云：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点*，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峰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事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及瓘为楚王玮所构，恒闻变，以何劭，嫂之父也，从墙孔中诣之，以问消息。
劭知而不告。恒还经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后赠长水校尉，谥兰陵贞世子。
二子：璪、玠[2]
卫恒艺术特色
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