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执一
人物简介
张执一（1911年—1983年），原名谨唐，湖北省汉阳县奓山镇袁岭村屠湾人。
幼年读私塾，1926年在本县参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断组织联系。翌年，在武昌先后入张楚中学、群化中学读书。1928年2月在本县城内省立十二中读书，接上组织关系，7月转为共产党员。当年秋季考入武昌艺专文科班，并负责武汉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0年2月考入湖北乡村师范，任中共武昌区委宣传委员、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次年3月毕业赴襄阳任教，秘密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1932年4月返汉组织武汉左翼青年联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7月赴沪，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干事。9月在沪参加中共中央短训班学习，随后返汉，任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兼共青团武汉特委书记。10月底因叛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化名张忍，暗暗下定决心：“哪怕牺牲自我，也要坚持斗争到底，执一不二！”虽受尽折磨，却坚不吐实，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1935年8月保释出狱，遂改名执一。9月赴沪寻找组织，10月初通过吕骥找到党的组织，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干事，参加学运、军运和兵运工作。在鲁迅逝世的追悼大会上，张替鲁迅先生扶灵。1937年10月，董必武指派他返汉参加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次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
1939年1月，张任中共鄂西北特委委员，主持统战工作，在襄樊联系爱国将领陈漓、何基沣和爱国民主人士李范一、杨显东、孙耀华等人，与他们交朋友，争取他们一致抗日。同年，被选为中共鄂西北特委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到河南竹沟时，始知七大推迟召开，遂留豫鄂边区李先念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张建议李先念“出兵襄南，开辟新区”获准。当年8月，鄂中独立支队李人林部三百余人，奉命从京山县八字门经汉川县刁汊湖首次南渡襄河，到敌占区汉阳县蔡甸附近，与汉阳县老党员萧利三、萧文安父子所创建的地方武装五中队并肩战斗，全歼伪九十二师熊光部两千余人。1940年2月，新四军豫鄂边区纵队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张任该队政治部联络部长，随李先念、陶铸亲率第五团二进襄南，在汉阳县侏儒山一带打击伪和平救国军八十二师汪步青部队。8月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派张持董必武给杨经曲的电报，到汉阳县蔡甸附近官塘角后，在当地地方党负责人顾大椿、易家驹的配合下，争取杨经曲率伪八十二师下属黄人杰之一六五旅一千五百余名官兵反正。该旅编入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后，张任该支队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一纵队，张任第一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以后，第一纵队并入第十五旅，张任该旅政治部主任，奉豫鄂边区党委之命，负责襄西地委、天汉地委及其所属京（山）钟（祥）、天（门）荆（门）、潜（江）京（山）等县委的工作。正当华中日军派遣其主力第三师团全部和第四师团部分，配合各地伪军向豫鄂边区各根据地残酷扫荡时，五师首长和十五旅党委决定：由张率第四十四团的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远涉襄河，直插武汉近郊汉阳县，向襄南的川汉沔地区发展作准备。当年9月，张率部在汉川、汉阳地区活动不久，即将川阳工委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天汉游击支队。又先后争取汉阳县的知名人士陈邦彦和汉川县的知名人士向岩合作抗日。当年11月17日至次年2月4日，张率十五旅四十四团、四十三团，联合天汉游击支队对日伪军作战十四次，三打侏儒山，全歼伪定国军汪步青第一师，还击溃伪定国军李太平第二师，击溃日军七次增援，从东翼楔入襄南，开辟了川汉沔地区，直接威胁日军控制的重镇武汉。当武汉日军抽调重兵对侏儒山进行围剿时，张遵师部命令，率主力撤离襄南，集结到安陆白兆山一带。
1942年，张任襄河地委书记兼三军分区政委。当年底组建襄西中心县委和襄西抗日支队。次年2月下旬，正当日军大举进犯襄南和鄂西之际，张奉命努力发展抗日根据地，指派先遣队南渡襄河，挺进江陵三湖地区，向潜江、洪湖推进，在斗争中，先后争取江陵伪军倪辑五部、潜江伪军李正乾部千余人反正，迫使伪军朱秉坤率部投降，终于成立天（门）汉（川）、阳抗日根据地，组建汉（川、阳）沔（阳）支队。5月，张率三军分区北上进击荆门敌伪，打通襄南、襄西通道，使荆门、当阳、远安、枝江、宜昌连成一片。10月，张筹组江南挺进支队，从西翼公安、石首挥师南渡长江，进军湘北华容县境，开辟桃花山抗日根据地。他在发展襄南、恢复襄西、挺进江南的抗日斗争中战功卓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被派往上海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任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文化、工商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在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区秘密调运物资而与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联络奔走。1948年秘密领导上海市规模宏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他还策动国民党空军刘善本、干部团副团长贾亦斌，以及第三兵团、伞兵团、工兵团官兵起义。1949年5月参加武汉市接管工作。
建国之初，他任武汉市副市长。此后历任中南局委员、常委，中南局统战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南政法委员会主任等职。1953年负责创办中南民族学院。1954年调至北京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
1953年，张与另一同志起草《关于中央访问团访问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报告》，受中央领导同志赞赏。1954年，张著《试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书，由伦敦出版英译本后，苏联又出版俄文摘录本。
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张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林彪、江青的残酷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改正，并恢复名誉，重新出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后改任中央统战部顾问、党组书记。
1983年张重病入院，不顾半月内连动三次大手术，仍与刘少卿、郑绍文、李人林、顾大椿、刘放等人联名写信，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关于解决1946年中原突围遗留问题的意见。在弥留之际，还为一位老中医要求平反的事，口述意见，叫人录下，报告有关单位，终于解决了问题。当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
晚年有诗集《行踪吟草》问世。[1]
人物生平
张执一，原名谨唐，曾用名张忍，1911年5月5日出生在离湖北省汉阳县奓山集镇约一公里的屠家湾村。张执一的父亲是长江上的轮船工人，为人聪明好学，喜交游，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员工会，领导过船坞工人的罢工。母亲是农村妇女，生性爽朗，为人豁达、勤劳。由于家境贫苦，父母都没有文化，因此，期盼儿子能够改变命运，将来能在乡村里当个教书先生，受人尊敬。张执一七岁那年，父母送他进了私塾。他自幼性格倔犟，颇有天赋。塾师教授的古文，他很快就能背诵，因此，几乎没有受过惩罚。但是，他不喜欢旧式教育的内容和塾师的教学方法，曾三次更换私塾，从师于四位塾师。其中第三位塾师是吴品山，时年20来岁，在武汉读过中学，思想比较新，经常有旅省返乡的中学生与他来往，少年张执一通过他们的交谈，也接触到新思想，知道了什么是“列强”、“军阀”，知道了孙中山、国民党、“过激派”（共产党）以及“五卅”运动等等，初步产生了爱国主义和“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武汉，赶跑了统治武汉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革命思想带到了江汉大地。在进步知识青年的带动下，张执一参与到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队伍中，跑遍方圆几十里的集镇和村庄，日以继夜地进行革命串联。
1927年4、5月间，他刚满十六周岁，便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党龄自此时起算），从此走上了视死如归的革命道路。他后来说：“能有幸参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说，是革命的大浪潮冲击起来的。”北伐战争“这一革命大风暴、大浪潮冲击下的大部分中国，广大人民都受到了洗礼，接受了一次伟大的思想教育，为下一次革命行动打下了基础。我们这一类土里土气的知识青年被北伐这一大浪潮席卷进去，因而才有机会在革命过程中进一步成长，就是有力的证明。”   
张执一始终牢记他入团—入党时的誓言：“信仰主义、阶级斗争、服从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综观他的一生，确实从未违背过这一誓言。就在张执一参加革命组织前后，时局突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武汉，无数先烈倒在了屠刀下和血泊中，中共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遵照党的指示，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
1928年2、3月间，武汉党的秘密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大部分人被逮捕、被迫转移。其间，张执一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多方寻找党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于1929年3月，他终于在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学找到了党组织，并被通知直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在党的领导下，他联系各学校进步学生和教员，发起成立“武汉青年反帝大同盟”和“武汉反帝大同盟”，担任主要领导人。同时，他还身兼中共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长，往返于城乡之间。时值中共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时期。遵从上级指示，张执一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农村暴动和城市飞行集会，在白色恐怖下，执著地继续点燃着革命的星星之火。他后来回忆说，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武昌南长街省立民众实验馆集会，此地北邻国民党的宪兵营，南邻国民党的警察局。那次集会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他当时改名张忍，召集了200多学生、工人到场，配合演讲者撒传单、呼口号。很快，大批警察、宪兵包围了会场，他当时也随人群往场外跑，迎面遇到宪兵，他机智地大喊：“打架，打架，打死人了！”把宪兵的注意力引开。等到宪兵追查喊口号、撒传单的人时，他早已经不见踪影。
1931年初，党组织派张执一到湖北襄樊县，开辟鄂北白区党的工作。同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在武汉的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负责人都撤离了武汉，至使张执一再度与组织失去联系。然而，张执一没有消沉，他毅然离开小学教员的职位，返回武汉，联络了30多人，自行组成“武汉左翼青年联盟”，并在内部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创办半秘密刊物“江天”，起草“武汉左翼青年联盟”宣言，四处散发、邮寄。他希望在继续宣传革命的同时，通过此种方式寻找党组织。1932年初夏，张执一终于接到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通知，命他到上海去接组织关系。在张执一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三进”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一次是“一进”。此前，他曾于1930年12月随湖北乡村师范高中毕业班，到江浙参观教育工作。当时，他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顺路到上海向中共党中央递交一份秘密文件，并汇报工作。此次赴沪，张执一肩负着重新建立武汉党组织的使命，因此，格外小心。抵达后，他听说规定的两个联系地点情况复杂，是托派活动频繁的地方，所以没有贸然接头。他转而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由后者设法转信给党中央，自己先由江苏省委恢复组织关系，并根据省委安排，参加上海沪中区委的宣传工作，负责联系几个工厂的工人通讯员，与印刷厂和铁工厂的党员接洽。9月初，他接到党中央通知，经短期培训后，被任命为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兼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返回武汉，主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指导学生运动。
返回武汉后，张执一迅速在湖北发展起一批党员，其中包括陈荒煤（生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吕骥（生前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等。与此同时，在武汉建立起多个中共支部，并领导武汉的教员、师范学生开展“罢课索薪”游行。正当工作方兴未艾，并向农村延伸之际，情势突变：中共武汉特委书记叛变了。
1932年10月底，张执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从看守嘴中，张执一套出了自己逮捕的原因。随即，他设法用暗语将消息传递出去，让有关人员及时转移，防止了党组织进一步的损失。在受审讯时，他坚不吐实，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最后被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判刑七年。其后三年，他先后关押在武汉宪兵队、汉口军人监狱、湖北第一监狱、湖北省反省院。张执一时年仅21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但他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目睹了大批革命青年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气节，自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监狱中，他与敌人斗智斗勇，利用刑事犯整治叛徒，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编写、抄录诗文，在难友中间秘密传诵。特别是在进入国民党的反省院以后，他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坚决不肯进行所谓的“反省”，以致被“留期”（六个月一期）。为了营救儿子，张执一的父亲被迫卖地得到300块钱，据说被看守骗取，继因“人财两空”，感到生活绝望而自杀身亡。经母亲以及同乡人的共同疏通，利用了反省院官员内部的矛盾，张执一终于在1935年8月，以“不得离开武汉和行动随时报告”为条件，获准取保释放。出狱时，他已经24岁，全身骨瘦如柴，家中只有母亲孤苦伶仃一人。面对家破人亡的惨状，张执一又增添了些许成熟，其心其志，执一不二。他珍惜这重新获得的“自由”，更名为“执一”，于9月返武昌找朋友筹措经费，月底“二进”上海，寻找党组织。到上海后，张执一巧遇熟人，很快就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被分配在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所属的工农通讯社担任沪中区通讯员。他独自一人办起了杂志，主编了半月刊《改造》，出版两期；同时还主办了《新东方》杂志，共16期。这两份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革命的理论，颇受进步青年的喜爱。当时，张执一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经常饿着肚皮工作。为了吃上一口饱饭，有时要徒步走好几里路，到熟人家去蹭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张执一活跃在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学生、工人中间，参与了组织上海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游行、上海各界爱国群众支持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游行示威等大规模的救亡活动。同期，以“高宁”为笔名，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撰写题为《上海八千余学生救亡运动速写》的报道，披露学生请愿活动的经过。他经常联系文化界人士，参与组建“上海文化救国会”，并担任该会干事；参与组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是该会干事会的实际召集人；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国协会等民间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沈均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期间，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奔走于社会知名人士之间，多次参与组织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动员张志让、潘震五等社会贤达出面发动“入狱救国”运动。通过以上工作，张执一结识了不少知名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人士，熟知他们的政治态度，跟他们建立了特殊的情谊。
1936年春，为了重建武汉党的组织，他在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物色优秀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给他们举办短期训练班，成立中共特别支部派往武汉。他还参与了中共江苏省委军委的筹建，曾借助洪帮帮会的名义，参与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动员、派遣知识青年、技术人员以及工人、难民参加该部队。为了取信于洪帮帮会和更好地领导这支队伍，经党组织批准，他们这批干部还拜了洪帮头头向松波为“大哥”，张执一与陈家康两人被封为帮中地位不低的“心腹大哥”。就是在组建这支部队期间，张执一凭着他对党的忠诚，与上级领导发生了对他后来有着重要影响的第一次争执。   
当时，在党内以“真正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负责筹建中共江苏省委军委的张爱萍、余立金等人，主张让出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权。对此，张执一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与上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言语中表露出对王明的不满。由于这场争论，他险些被王明开除党籍。后因董必武的保护，仅以口头警告“犯有自由主义”而渡过险关。但是，这个“自由主义”的帽子，却被张执一戴了多年。   
上海周边地区沦陷，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张执一于1937年10月底绕道返回武汉，走上了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前沿。翌年，张执一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记录下当时各政党和派别对待抗日的政治表现和基本态度，撰写出版了《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一书。这几乎是当年唯一论述各政党状况的专著，至今具有研究价值。在鄂西北工作期间，张执一团结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爱国将领，与张自忠、何基沣、陈离等将军结下深厚友谊。在爱国人士李范一(解放后曾任石油部副部长)、杨显东博士（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帮助下，借国民政府机构的名义，张执一在湖北省谷城县茨河镇，成立了训练抗日骨干的“鄂西北手纺织训练所”，针对各县党组织选送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培训，先后为抗日队伍培养了200多名骨干人员。自1939年10月起，张执一加入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即新四军五师的前身），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初到部队时，张执一主要做联络工作，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各部队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人们的印象里，张执一是中共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统战能手。其实，在军事指挥方面，他也同样出色。张执一不是军人出身，只不过在17岁时，曾冒名顶替到一个军队办的军官学校里当了不足七天的入伍生，学了几天的队列操练；在乡村发动过几次农民暴动，组织了一支有二、三十枝枪的抗捐税的“保卫团”；除此之外，他在上海借洪帮名义组建抗日武装时，为了工作方便，曾挂了一个上尉书记官；在鄂西北工作期间，爱国将领张自忠为方便他进行抗日活动，给了他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的名义头衔。可以说，在加入新四军队伍之前，张执一没有真正打过仗。然而，他善于学习和调查研究，没有多久，就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建立了在部队中的地位。张执一经常率便衣队深入敌区，侦察、了解敌情，提出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令便衣队员们赞口不绝的一件事是：一次，他率队潜入武汉侦察，归途中遇到敌人的巡逻哨卡。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执一当机立断，跃马扬鞭，带领小分队人马向哨卡奔驰而去，大喝一声：“自己人！”趁敌人还蒙头晕脑时，他们已经冲出险区，扬长而去。张执一善于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当时，驻扎在汉阳的伪军黄人杰部、袁杰部两个旅，有1700多人，实际控制黄、袁的是知名人士杨经曲。经张执一的说服工作，杨率两部反正，收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驻扎在湖北潜江县的伪军李正乾部800余人，也被张执一派人策动反正，收编为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独立一旅。在抗战相持阶段，张执一向新四军五师领导提出开辟襄南根据地的建议。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带习惯上称为襄南。该地区在抗日战争初期，为国民党军队的领域，后被日伪军占领。时任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政治部主任的张执一审时度势，主动请缨，决心攻打盘踞在湖北汉阳侏儒山一带，作恶多端的伪定国军汪步青部。在战役展开之前，他亲自带领手枪队多次进入武汉，扰乱日军视线，营造舆论氛围，对敌开展心理攻势；他设计离间日军与伪军的关系，借汉奸之手导演了一出“蒋干盗书”，向日军送去一封伪造的伪定国军有离异之心的书信，增加了日军对伪军的猜疑，削弱了对伪军的增援；他给被抓获的伪军团长的小老婆布了一个迷魂阵，采用“接力”的手法使她以为我军的机枪和火炮在路两旁摆了几里地，然后，故意放她回去，在伪军中散布我军千军万马开到侏儒山前的消息，增添伪军不战而溧的胆却心理；同时，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通过策反过来的伪军人员，获得敌人的设防、地形图以及近十天的口令。布局完成后，张执一等率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和天汉游击支队的部分部队，于1941年11月17日至次年的2月5日，先后分三次攻打侏儒山，进行了大小14次战斗。这些战役打出了新四军五师的军威，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和兵工厂全套设备，迫使日本华中派遣军对武汉戒严了三天。这场著名的“侏儒山战役”，已被我军军史列为抗战时期的经典战役之一。1942年，张执一时任中共襄河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在紧逼武汉重镇的襄南、襄西大片国土上，开辟了多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稳定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力发展边区生产，为山区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财物支援，保证了军分区队伍的经济自给。此外，张执一派出部队攻打洞庭湖、桃花山一带，建立了湘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我军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洞庭湖以南和鄂西南国民党后方。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和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湖北襄西、襄南共歼敌伪军3000余人；收编反正的伪军和游杂部队2000余人；拔除了熊口等地敌伪据点数十个；建立了荆潜、江陵、监（利）沔（阳）、天（门）潜沔、汉（川）沔、荆（门）当（阳）远（安）、江枝（江）宜（都）等中共县（工）委和抗日民主政权，为新四军五师完成对武汉的合围，牵制日军对浙赣线和湘北、鄂西的进攻，置敌寇于无后方依托的困难局面的整体战略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年的新四军五师干部中间，人们甚至犹新地记得，在制定“开辟洪湖”的战斗方案时，曾经有一位红军干部非常不服气师部批准了张执一提出的作战方案，然而，当战役胜利结束后，就是这位可敬的红军干部致电张执一，询问“下一仗该往哪里打？”这一场场的战役和取得的成果，与张执一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在他生前，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亲自参与编纂的《新四军五师战史》中，他的名字怎么总是被别人的名字取代？他坦然一笑，大度地回答说：“这多一年少一载的事情，对我来讲没什么重要，可是，对在军队的同志，就不同了。再说，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他们到哪里去争这些呢？”然而，事实终归是不容随意更改的，他当年的战友们每当提及他对新四军五师在敌后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时，无一不钦佩他“通晓敌情、掌握策略、运筹帷幄、忘我工作”；众口赞扬他“以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精神，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投身于中原敌后抗日的斗争，为创业江汉，巩固和发展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4年，张执一参加了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举办的高级干部整风班。同期，日寇发起了河南战役（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溃退，河南一带存在有利的发展契机，如果能够借此机会打通与华北的通道，可以改善中共豫鄂边区孤立的局面。为此，党中央也向新四军五师发出向河南挺进的指示。但是，在7月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针对会议上提出的“边区工作方针是应以发展为主还是以巩固为主”的议题，会议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张执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疾呼：“在巩固中求发展”、“就是倾巢而出地打通通往八路军的道路，也是划算的”，力主向河南方向发展，占据有利地形。然而，当时以中共华中局代表的身份负责全面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边区根据地发展太快，战斗太频繁，部队多数是由地方党组织发展的游击武装整编而成，红军干部不多，老底子不硬，今后要“以巩固为主”。张执一的意见正好与之相左。当时，在干部中间并不知道党中央的意见，普遍认为郑位老的意见就是代表党中央的，因此，在会议表决时使张执一的意见以孤立的一票被否决。这次争论，被认为张执一再次与上级相对抗。会后他被排挤出新四军五师，以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的名义，被派往位于安徽的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接受审查。
多年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时，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提到：他很欣赏张执一提出的“倾巢而出”。历史证实，如果当年服从了党中央的指示，采纳了张执一的意见，1946年内战爆发之初，新四军中原部队很可能不会发生那场可歌可泣的全军突围的悲壮局面。其时，张执一已经调到上海工作，在得知“中原突围”失败的消息后，他立即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自己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地组织人员，分头到武汉、上海以及沿线寻找落难的战友，收容、资助和护送他们回到解放区。当时，在突围落难的官兵中间，流传着一句鼓舞人心的话：“到上海找张政委去。” 尽管如此，张执一对此却一直耿耿予怀，认为自己没能对部队和战友们尽到全部责任。
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他还惦记着这件事情，亲自起草意见，与当年的战友郑绍文、刘少卿、栗再山、刘子厚、赵辛初、刘放、李人林、顾大椿、黄民伟、鲁明健、杨子谦、蔡斯烈等数人，联名上书党中央，为当年突围时遵照组织指示化装突围、投亲靠友隐蔽、被俘时拒不承认共产党员身份的上万名失散的新四军五师官兵，争取到养老的生活保障，恢复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党籍、军龄、工龄待遇。
1944年底，张执一离开战斗了六个年头的新四军五师。虽然背着“接受审查”的黑锅，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仍看中了他具有独立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敌后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将他留在军部政治部帮助工作。翌年8月，日本投降，张执一被党组织赋予特殊使命，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三进”上海，发动领导上海群众武装起义。不久，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政府派出接收大员抵沪，摘取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避免和蒋介石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党中央和中共华中局指示，停止武装起义，立即将主要精力转为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广泛建立工会等群众团体，开展保护工人生活权利，要求复工救济和清算汉奸等斗争。自此，张执一开始了“神秘”的上海地下党秘密战线工作。   
从那时起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的前夕，张执一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根据时局的发展，他筹办过传递中国共产党声音的报纸、杂志，利用国民党滞留重庆的时机，争夺舆论阵地，传播中共的声音。在国民党聚集80万军队，意图疯狂“剿共”之时，他领导的情报网络，向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提供了假造的“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的情报，巧妙地扰乱了美国政府的战略部署，为我军争取到大半年的休整时间。通过打入到敌人内部的秘密情报人员和策反争取过来的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人员以及一些进步人士，获取了蒋军作战计划、要塞地图、设防图、铁路沿线军事部署图等重要的军事情报，有力支持了我军的行动。同期，张执一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他广泛联系包括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黄炎培、胡厥文、阎宝航等在内的工商界与文化人士及其他上层民主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共的支持。根据党的指示，他领导创办了党的秘密企业，为党筹措经费，担负掩护任务。其间，直接经他手创办的企业主要有：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糖业公司、渔业公司、运输公司、大安保险公司、天一保险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大多在广州、台湾、香港设立有分公司，以拓展业务为名，担负联络和掩护任务。他组织开辟了几条通往东北、胶东、苏北解放区的水路秘密交通渠道，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区输送干部、技术人员、电讯器材、药材、布匹等物资。他领导建立了：“中华医药化验所”、慈善会的“难民收容所”、杭州风林寺内开设的医院、“联合药房”等多处秘密联络、掩护点。
在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我中原解放区进犯时，他就是通过这些秘密网点和交通线，寻找、保护和输送了王树声（55年被授以大将军衔）、颜东山（55年被授以少将军衔）等数以百计“中原突围”后途径上海的新四军中原部队团以上干部，使他们安全到达我山东和东北解放区。当时，国民党特务经常利用帮会流氓充当打手，扰乱我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针对这种现象，张执一受命组建并领导中共帮会工作委员会，开展对帮会各个层面的工作，有效瓦解了敌人的阴谋。他还兼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通过浙东临时工委，统一管理浙东地区的地下党和农村武装组织，组织打击当地反动地方政权和乡镇武装，发动以反抽丁、反征粮、反霸、开仓济贫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壮大了革命武装，使浙东游击队从300多人发展到数千人。这支部队后来划归解放军华中军区，成为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他组织“中原突围”的干部谢威（生前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人，成立中共湘鄂特委，重返鄂东、洪湖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或地下工作。他布置筹建武汉地区秘密交通联络站，开辟多条交通线路，护送重要干部过往和运送紧缺物资。他奉命负责联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先后四次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检查、布置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并选派一批干部赴台开展工作。张执一兼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期间，策反成绩显著。其中包括：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包括舰长邓兆祥在内574名官兵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驱逐舰起义，策反关键时刻，张执一曾不畏危险，亲自赴约会见该舰枪炮长陈仁珊等人，阐明中共政策，获取了信任；国民党驻浦东的伞兵团三团3,000人，在团长刘农畯的率领下起义，由经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后勤总司令兼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派吴淞基地的“中102”登陆艇送抵连云港附近的解放区。此外，还有国民党飞机20余架、小型舰队、江阴要塞官兵、整个民航系统的起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号”舰艇与伞兵团起义时，由于秘密电台无法用规定信号与解放区取得联系，张执一不顾自身暴露的危险，毅然指示以他的真实姓名明电通知解放区予以接应。他还指使经策反的国民党装甲兵第四团团长，故意弄坏装甲车，堵塞浙赣铁路线，拖延国民党军队向台湾转移的时间。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的另一件事，是成功策反蒋经国的嫡系、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第一总队4,000多人，在总队长、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的亲自率领下于嘉兴起义。尽管该部队起义后在国民党围追时被打散，但是，此举对国民党内部的信心乃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为迎接上海和全国的解放，张执一受命安排30多名著名的爱国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海解放前夕，他受命领导上海市政接管组的工作，除加强对公用、财政、银行、民政、医务卫生等重要部门中秘密党员的领导，还提前布置在国民党粮食储备会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杨显东，全面调查上海地区的粮食、棉花、棉纱、布匹、汽油、煤炭、木柴等物资库存和进出情况，为平稳接管上海这座重要的经济城市做好准备。
1949年4月，张执一在解放大军的炮火声中，奉命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中共中央城工部，去接受接管任务。他当时的心情，可从他在归途中所作的一首诗中略见一斑：“欣闻淮海炮声隆，密电催归北去匆。几度沪滨偷渡客，重来当不旧阿蒙！”不过，张执一这次并没有回到令他难以忘怀的上海。就在他随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行至浦口时，忽然接到令他即刻返回北平接受新任务的指示。他独自一人好不得意地登上专门为他开回北平的列车，重赴中央城工部引领新的使命。令张执一意外而欣喜的是，他被派往连接祖国东西南北的枢纽重地湖北武汉市，参加军事接管工作。同年5月，张执一随解放军“四野”大军进驻武汉。有趣的是，进城时，刚被任命为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陶铸问他：哪个饭店最好？张执一虽然是本地人，可他在武汉时还是个穷学生，哪里进过高级饭店？只听说码头附近有个“璇宫”，就顺口说出“璇宫饭店”。于是，大军“杀向”码头。谁知到了那里，听饭店员工讲，汉口的德明饭店才是达官显贵常去的地方。这才紧急命令部队掉转方向，直奔德明饭店，扬眉吐气地把那里“号下”，作了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此时，张执一刚满38岁。
随着解放初期中共党的机构和行政体制的调整，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中共华中局统战部长，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武汉市副市长。至中共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南局委员、常委兼统战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外，他还在中南地区好些其他行政机构里兼职，例如：编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劳军委员会、公债劝募委员会、防疫委员会、东湖建设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武汉分会等机构中兼职，从肃反、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到支援“四野”南下，解放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支援“二野”西进，解放大西北；从机构的建制、人员的安排，到统战工作、民族甄别和民族干部的培养；从防疫、抗洪、救灾，到城市的建设……林林总总，事无巨细，都贯注着他“为了新中国”而忘我的工作。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曾经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和支持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予他们帮助和必要的照顾。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他曾经获得过毛泽东的赞许，被誉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张执一在中南地区工作的五年，只是在得知被调到北京工作时，才回到近在咫尺的老家去看望过一次父老乡亲。要说张执一对家乡以及家乡亲人的感情，从他的许多诗篇中都可以感受到他那无比热爱和眷念的情怀，他多次写到在梦里回到家乡，梦见热情好客的乡邻，还有家乡的湖泊、菱藕和鲫鱼汤。但是，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不允许自己的私情代替或影响执行党的政策。当年在新四军五师时期，他的不少乡亲参加了部队，但是，谁也不能以张执一老乡的身份要求部队给予优待。如果有人打着张执一老乡的名义为非作歹，是得不到宽恕的。解放后，张执一从没有为他的亲戚们安排过工作或谋求过特殊待遇。他不允许自己身上出现封建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他毕生追求的与旧世界、旧制度、旧观念的决裂。因此，家乡的乡亲们既以他为骄傲，又对他有些敬畏，很怕受到他的责备。
1954年，张执一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先后分管过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民族工作、党派工作、宗教工作和全国政协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段内，兼任过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百忙之中，他利用深夜，撰写了多部阐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理论和宗教、民族政策的书籍，其中一些曾被用作大学教材，有的还被翻译成蒙、藏、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还有的被苏联以及英国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出版。
从1958年起，张执一开始介入全国政协的工作。翌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委，并兼任副秘书长职务。同期，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成立，他兼任党组书记，代表中央统战部全面负责政协的机关工作，直至1964年。
在他主管政协工作期间，中国经历了“反右派”运动、自然灾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其中任何阶段，张执一都襟怀坦荡，虚心待人，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即使与不同意见的人相处，也能团结的很好。在与党外人士的交往中，张执一做到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使党的政策在细微之处得到体现。对所有来找他解决问题的人，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他都一视同仁，尽可能予以合理解决或解释说服。甚至有的干部的家庭矛盾，只要找到他，他都热心调解。为了方便接近群众，他进京后，坚决不肯搬到有门卫的机关大院里居住。他说，在中南工作期间，就是由于住在中南局干部宿舍院内，门卫站岗，使当年的一些战友很难见到他，造成了误解，以为他进城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因此，调进中央的机关工作后，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家门口再有岗哨，结果他家经常门庭若市。或许是多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张执一往往把工作融入到社会活动中。看似不过是出席聚会、交游、聚餐、看望朋友等等，其实就在人们不经意时，他已经把工作做了。因此，他的办事效率颇高。跟上级谈工作，有时也是如此。比如，一些工作需要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汇报，但是，张执一考虑到总理很忙，就利用休息时间，到总理经常去的跳舞场等待，甚至有过连跑几个舞场的情况。张执一常常深夜才回到家里。这时他还要阅读、处理文件和撰写文章，直至凌晨3点钟。在三年困难时期，针对政协委员中大多上了年纪的情况，张执一让工作人员为政协机关小卖部联系到面包，让吃不惯粗粮的老人们改善生活，而他自己却由于营养不良导致低血糖，曾晕倒在出差的路上。为救助上海孤儿院的孩子，他积极与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同志联系，把他们送往人口较少的蒙民家中收养。这原本是件好事，但是在运送途中，由于天气寒冷，又缺少必要的食物和保暖物资，一些婴儿不幸死去。他得知后深深的自责，从此很少提及此事。然而，生后却得到乌兰夫同志的多次赞扬，称他“为内蒙古人民做了件好事”。
1964年，张执一53岁，正当年富力强。其时，全国政协机关开展“四清”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张执一被扣上“为民主人士服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处理，被撤消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其鲜为人知的直接起因是，当时毛泽东批评李维汉领导的统战部执行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路线。然而，张执一不同意当时主持统战部工作的徐冰同志把问题都推到李维汉部长一个人身上的做法，拒绝担任批判李维汉部长的主要发言人，并明确指出：有些决定是部务会集体研究决定的，大家都举了手，有错误也要共同来承担。这是张执一一生中与上级直接发生的第三次争执，也是第三次迎面受到不尊重事实的打击。对一位老共产党员来讲，有什么伤害比这种委屈更能摧残他的心呢？但是，张执一还是坚强地挺住了。他没有做违心的检查，而是一再要求组织上做实事求是的调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作为业已“定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执一自然首当其冲。即便如此，在一场场批斗会上，人们依然听到张执一斥责造反派的怒吼声。就在被频繁揪斗的时期，他曾一语惊人地说：“如果有谁（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这场运动中没有被批斗过，他将难以面对历史！”
1978年底，中共中央为张执一彻底的平了反，恢复了他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但是，此时的张执一不仅已经步入了老年，而且还身患难以治愈的重疾。或许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和忠诚，张执一从未对谁讲述过自己被“文革专案”监管审查期间的遭遇。人们只是知道，不论在北京卫戍区监管，还是被群众监督劳改期间，张执一都曾屡次向党中央申诉。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回忆了自参加革命以来对敌斗争的整个过程，以“交待”的形式，向党、向社会、向历史、向后代，写下了他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奋斗经历，留下一份宝贵的《自述》。同时，他运用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斗争经验，凭着非凡的记忆，偷偷在卫生纸等纸头上，回忆、整理出他记录革命生涯的诗篇，留下了他的诗集《行踪吟草》。获得平反、恢复工作后，张执一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他拖着患有癌症的病躯，为解决十年浩劫造成的遗留问题，为更多无辜的人解决历史和工作问题，而奔波着。他仍在用当年的革命精神支撑着自己，努力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张执一抓紧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为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亲临温州、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教民对话，以他丰富的基督教教义知识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说服他们，将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骚动平息在萌芽之中。他根据自身长期管理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报告，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后，对宗教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继而在1982年3月，采纳了他的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和诸多重要观点，形成党中央（1982）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观点》下发执行。该文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外人士对宗教的看法与认识，被宗教界誉为“救星文件”。
1982年4月，张执一退居“二线”，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正部级顾问，全国政协常委。这期间他作的一首小诗，充分表露出他壮志未老的心态：“思绪万千眠不成，推窗遥看斗星横；老兵身老心难老，犹乐从军夜半行！”
1983年5月11日凌晨四时，张执一逝世，享年72岁。根据他的遗嘱，他的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的家乡和战斗过的地方。没有坟墓、没有丰碑，但是，他却留下了抹之不去、踏之有声的足迹。
人物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张执一同志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复杂尖锐的地下斗争中，都是坚定沉着，英勇奋斗，对党忠心耿耿，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负责，刻苦钻研，并发表不少论著、诗文，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党内外同志的称赞。1953年张执一同志和另一同志关于中央访问团访问中南少数民族地区给中央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张执一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张执一同志曾受到错误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然而张执一同志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执一同志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张执一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坚持实事求是，襟怀坦白。他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与党外人士广交朋友，肝胆相照。他在晚年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病重期间，他仍然关心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张执一同志的一生，不仅有许多坎坷，而且还颇具“神秘”色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白色恐怖和国民党监狱的考验。那以后，他曾三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他凭着执一不二的信念，从未退却，总是想方设法寻找组织。
大革命时期、抗日救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三次进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其间面对的艰辛和危险，也没有使他退却，而成为积累斗争经验、磨练革命意志的战场，并使他在中国革命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迹。
他经历的三次与上级发生的争执，都使他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他同样没有退却，始终坚守当年的誓言，执一不二地行进在他选择的道路上。
他一生的许多经历，至今仍被密封，不为人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已经在悄然地裂开缝隙，例如，民主促进会和台盟的创建人，都曾表露过，这两个党派的成立，都与张执一有密切关系。
也许，有些事情将会随着老一代人离去而永久的埋葬。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张执一光明磊落、业广功崇的一生。他的一生活得有价值；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才是他期盼的！
逝世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政协常委张执一同志逝世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张执一同志，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5月11日晨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张执一同志是湖北汉阳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执一同志早年在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至1931年在武昌艺专文科和湖北乡村师范读书时负责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曾任武昌区党委宣传委员、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并组织武汉左翼青年联盟，积极开辟党的工作。1932年9月，张执一同志在担任湖北省共青团书记期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气节。出狱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北任地委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和襄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抗战胜利后，张执一同志被派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等机构的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军运工作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团结文化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也卓有成绩。全国解放以后，张执一同志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统战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政法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
根据张执一同志的遗愿和家属的意见，不举行追悼会，骨灰将分别撒在他的家乡和战斗过的地方。
张执一同志病重期间，李先念、习仲勋、乌兰夫、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杨静仁等同志曾前往医院探望。张执一同志逝世后，中央负责同志和他的老战友又曾去他家中向他的夫人王曦同志致以慰问。
5月22日，李先念、习仲勋、王震、乌兰夫、杨尚昆、谷牧、陈丕显、胡启立、乔石、李维汉、彭冲、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朱学范、刘澜涛、康克清、胡子昂、荣毅仁、胡愈之、王昆仑、何长工、肖克、程子华、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王任重、杨静仁、陈野苹、汪锋、荣高棠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张执一同志的生前友好在北京医院向张执一同志的遗体告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