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武宗南巡
背景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年——1521年），明朝第11位皇帝。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出为皇帝嫡长子，后来又当上皇帝的人。他14岁登基，国号正德。公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朱厚照在南巡游乐中翻船落水，回北京后于第二年三月死于豹房。谥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庙号武宗。葬北京昌平康陵 [1]。  明十三陵（康陵）[2]
明武宗登基未逾两年，就搬出紫禁城，不受宫廷清规约束，新建了豹房，与美女、宦官寻欢作乐。正德皇帝在位期间，他不想做皇帝，只愿做大将军。他封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后加封朱寿为“镇国公”[3]。
明武宗即位后，念念不忘的就是四处巡游，吃喝玩乐，宠信宦官奸臣，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扰乱朝政。正德十年后，武宗又宠信江彬等人，朝廷大权旁落，外有蒙古俺答汗侵边，内有宁王朱宸濠意图谋反。而武宗仍然在宣府建立行宫，并巡游太原、榆林等地，耗费大量物资。公元1519年（正德十四年）正月，武宗返回顺天府。同年三月，即下诏准备南巡。诏书颁布之时，朝廷内外一时哗然[4]。
进谏
翰林进谏状元出身、时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率先率领翰林院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汪应轸联名上疏反对：[5]
“古代帝王之所以要巡幸狩猎，是为了协调声律度数，统一度量、访求遗老，询问民生疾苦，罢黜庸吏、提拔贤才，考察各级官员业绩，给予升降，使得他们位居合适职位，因此诸侯则有所畏惧，百姓却生活安康。像陛下那样的出巡，不过是和秦始皇、汉武帝相似，放纵私心寻欢作乐而已，是不能实现巡幸狩猎之礼。秦始皇在博浪沙遭人操铁锥袭击，汉武帝微服私访到柏谷不被亭长接纳，那样的祸患已可引以为鉴了。近来对西北的两次巡幸，六师无人统御，各地百姓受困，其悲哀呼喊，上抵苍天，播撒四方，人心为之而震。所以百姓当听闻南巡诏书，均像鸟儿受百兽惊吓闻风逃散一般。而各地官吏又可借迎奉圣驾之名，征用遣发命令苛刻，江淮等地即造成一派骚乱，而各地又牵扯其中，耗资甚多。万一有凶顽不法之徒，趁机作乱，其灾祸就不小了。此外，陛下将镇国公爵位自封，如果到亲王封境，有人依照大臣礼仪对待陛下，陛下是向北朝见还是向南？假如要依循名称，深究亲王大臣矛盾错误之处，那陛下左右宠信之人恐陷入死无葬身之地了。此外，尚有一事使人痛哭却不忍说出：宗室藩国中有暗藏西汉宗室中挑起八王之乱的刘濞同样的祸心，大臣又私怀与五代时不以事贰君为耻的冯道类似的用意，把官俸官位当做家中旧物，把朝廷官署当做集市，将陛下当做可走的棋子，而把成祖夺建文帝位后，除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之事当作常规。只因陛下左右宠信亲近的那些人心智短浅，不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罢了。假使陛下能够听到此言，即使就到紫禁城门之外，也将警卫保护做到，怎还敢轻骑巡游呢？[6]”　兵部进谏不久，兵部职方司武选郎中黄巩、员外郎陆震随后即联名上疏劝阻：[7]
“陛下临政多年来，祖先的纲纪法度先怀于逆贼刘瑾，其次坏于佞幸之辈，再次坏与边疆将帅战事不利，大概荡然无余了。天下只知有权臣，却不知道有天子，动乱的根本已经形成，祸变将要发生。所以臣试举当今最急的事加以陈说[8]。
第一，尊崇正学。臣听说圣人主张静，君子谨慎动。陛下游玩无度，流连忘返，游动也太过分了。臣诚愿陛下高高居住在宫中，凝聚精神镇定思虑，排除外界的纷乱干扰，排斥异端邪说，疏远奸佞小人，延故老，咨询忠诚良臣，这样可以蕴含保养气质，熏陶道德品行。而圣学维新，圣政自然振兴[8]。
第二，疏通进言渠道。进言渠道，是国家命脉。古代，圣明帝王以进言来引导众人，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使他们显扬。大臣谈及时政，左右近臣都隐瞒上报。有的涉及弄权奸臣，就扣留宫中不发，而用其他事情加以中伤。使他们虽然不因进言却因他事获罪。因此，虽然有安定百姓的长久之计，谋划国家的最好策略，但却无法传达给圣上。即使有引起国家必乱的大事，有图谋不轨的奸臣，陛下又从何处得知？臣诚望陛下能够广开言路，不要怪罪他们越职言事、不要责怪他们沽名钓誉，如此，忠言将会日渐进呈，只会将会逐渐增广，乱臣贼子也会有所畏惧，不敢放肆[8]。
第三，端正名号。陛下无故自己降称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听闻，无不惊骇叹息。像如此，那么谁是天子？天子不以天子侍奉陛下，却以将军侍奉陛下，那么天下都成为将军的臣民了。不取消这样名号，昭显天下名分，那么体统就不正，朝廷就不尊严。古代天子也有自称独夫，而求作匹夫却不行的。臣私下为陛下此举感到畏惧啊[8]。
第四，戒除游离幸临。陛下开始时游玩嬉戏，不出大厅，在南内驰马追逐，进言的人尚以为不可。随后您临幸宣府，又临幸大同，后又临幸太原、榆林，所到之处耗费资财，惊动众人，郡县不得安宁，致使民间夫妇不能相保。陛下作为百姓父母，为什么竟忍心使百姓至于此种地步呢？又有南巡诏令。南方的百姓听闻后争着携带妻子儿女逃难，流离颠沛，怨恨之声纷起。如今，江淮等地又发生大饥荒，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到这样地步，陛下又进一步逼迫，怎么能不流落成为盗贼呢？奸雄窥视，等待时机而起事。变乱从内部发生，届时想回京则无路；变乱发生在外，则望救而来不及。陛下到那时，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那些位居高位的大臣、专权的宦官、亲近的群小人，他们哪里有丝毫怜爱陛下的善心呢？都希望陛下远行，然后得以擅权放纵，趁机营利。或者，他们也会袖手旁观，如同秦、越之人一样互不相干。陛下应该幡然悔悟，颁布哀痛罪责自己的诏书。取消南巡，撤离宣府行宫，表示不再出行。打开国库，赈济江淮百姓，遣散边防军队，使他们回归编制。清洗先前的错误行为，收聚已经失散的人心，如果这样，那么还能有所作为[8]。
第五，清除小人。自古以来没有小人执政而不亡国丧身的。当今玩弄权术、贪恋富贵的小人，确实大有人在。至于最先开启边事，拿战争当儿戏，使陛下耗费天下之力，竭尽四海资财，伤害百姓之心，都是江彬所为。江彬，只是军队中的平庸之辈，凶残狠毒傲慢怪诞，没有人臣的礼节。臣只看到他有可杀的罪过，却没有听说他有可赏的功劳。却赐以国君之姓，封伯爵，以心腹相托，并将京营的重任相托，使得他在外把持兵权，在内蓄谋叛变，形成骑虎难下形势，这必然是产生叛乱的原因啊。天下人切齿怒骂，都恨不得吃了江彬的肉。陛下又为何竟怜悯一个江彬，而不用来谢罪天下呢[8]！
第五，设立太子。陛下年岁渐高，太子没有出生，祖宗社稷基业摇摇欲坠，无所寄托。正要外出远行观赏游玩，多次遭遇不测，收养的义子布满左右，却唯独不能预先立亲族中的贤人以继承大业，臣认为陛下大概本末倒置了。诚望祭告宗庙，请命于太后，旁从询问大臣，选择皇亲中贤良者一人养于宫中，以寄托国人期望。以后诞生皇子，仍让他出任潘国，这实在是宗庙国家无穷的福分啊。[8]”　吏部、礼部进谏随后，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夏良胜，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寺博士陈九川联名上疏：[9]
“现在东南的祸患，不仅是江淮等地；西北的忧愁，就近在京师。宗庙祭祀的牌位不能长期虚空；对皇后的孝敬赡养不能长期荒废；后宫后妃的怀孕征祥，仍可早日达成；繁重的国家政务，不能全盘推诿。镇国称号，传闻于天下，恐怕会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边境将士归属，是在宫禁附近，皇上您忘了身边的祸患了么？若继续巡行游乐，臣等将不知死于何处了。”[10]其他文臣进谏此时，群臣的大量进谏开始，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的奏疏随后呈上。之后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等两批奏疏又相继呈上[11]。[9]
太医院医士徐鏊亦以艺术进谏：
“养生之道，好如燃烧的蜡烛，房屋遮蔽则燃烧坚固，大风吹过则流泪。陛下轻视您的万乘之躯，却放纵于嬉戏游乐、骑马射箭、捉鱼猎兽。近来又不畏惧远游，冒着寒暑涉水，饮食又不调和，菜肴无选择，实在不是养生之道啊。何况南方潮湿，容易生病。请求您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要从事鞍马、醉酒之事，喜不要伤心，怒不要伤肝，欲不要伤肾，劳不要伤脾，请享受密室安逸，而躲避暴风祸患。这是臣最大的心愿。[12]”
各奏疏纷纷入宫，武帝与众宠臣读后纷纷大怒，遂命逮捕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入诏狱，而舒芬、张衍瑞等一百零七名大臣则在午门外罚跪，长达五日。而此时，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连名上疏纷纷呈上。[13]
武宗大怒，命周叙、余廷瓒、林大辂等人，与夏良胜等六人一同在阙下罚跪五日，并施加刑具。到晚上，仍然押回囚禁于狱中。诸位百官早晨罚跪，日暮收监，连贯成串如同重犯，在路途看到的人无不落泪。而朝中除了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上疏论救外，没有敢替他们说话的官员。士民感到气愤，纷纷投石侮辱其他大臣。各大臣感到恐惧，入朝不等察看皇上脸色，就请下诏禁止言事的人，通政司于便拒绝不再接受奏疏[14]。
当时，天空接连白天昏暗，禁菀南海子中水涌出四尺有余，桥下七根铁柱像斩断一样。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称：“这是变乱的征兆，皇帝外出一定不吉利。”于是裸露上身，将刀子放于胸前，包裹数升土，手持进谏奏疏挡住皇帝车驾跪下大哭，随即自己刺破胸膛，血流满地。卫士夺过其刀，将他捆绑送入诏狱。问他裹土原因。他称：“恐怕玷污了朝廷，洒土掩血罢了。”被下杖刑八十下，随即身亡[15]。
结果
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罚跪结束后，各施杖刑三十。因舒芬、张衍瑞、陆俸、姜龙、孙凤为首倡的官员，被降至外调，其余官员夺半年官俸。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周叙、余廷瓒、林大辂各施杖刑五十，其余三十人施杖刑四十。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被除名，其余官员贬黜有差别。徐鏊被罚戍边。虽然众人受处罚，武宗此时却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游[16-17]。
这次事件中，被施杖刑而身亡的官员有：刑部主事刘校、照磨刘珏、工部主事何遵、兵部员外郎陆震、大理寺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司副余廷瓒、行人李绍贤、孟阳、詹轼、刘概、李惠[18]。因杖刑后创伤而去世的官员有：礼部员外郎冯泾，验封郎中王銮，行人王瀚[19]。
后续
虽然此时平息，武宗仍欲南巡。同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身份以平乱之由，于同年八月开始南巡。武宗在返京途中，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落水患病，于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去世。[20]
明世宗继位后，废除大量武宗时期的政事弊病，此次南巡之争的百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