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野坂参三
简介
野坂  野坂参三参三(のさか さんぞう，1892～1993)，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名誉主席。山口县人。庆应大学毕业。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友爱会”(日本劳动总同盟前身)，毕业后任该会常任书记。1919年7月以友爱会特派员身份赴伦敦，考察英国工会运动。1920年8月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5月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1922年回国，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23年3月在日共临时大会上任党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后任日本共产党机关报《无产者新闻》编辑。1926年3月参加组建农民劳动党。1928年3月“三一五事件时被捕入狱，1930年3月假释出狱。1931年1月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同年2月至1940年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日本代表。1940年4月到延安，曾以林哲、冈野进为笔名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年5月创立由日本士兵(俘虏)组成的“ 反战同盟”，10月创办“日本工农学校”。1942年6月创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2月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5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46年1月12日回到日本，同年4月当选为众议员。1955年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6年7月当选为参议员，此后连续4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职。1958年8月日共第七次大会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第十六届日共大会后，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任名誉主席。1992年因在共产国际时期的告密事件被公布而被解除名誉职务，并开除党籍。著有《野坂参三选集》、《风雪历程》等书。
生平
寻求真理  1892年(明治25年)3月30日,野坂参三出生在日本山口县萩町(现称萩市)一个肥料商人的家庭里,其父小野五右卫门,其母野坂氏,家中兄妹六人。萩市在历史上是日本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开办“村下学塾”的地方,曾在这里培养过大批有志青年,对明治维新运动起过重要作用;此地的革新风气较盛,对少年的野坂有很大的启发。他在萩町明伦寻常高等小学毕业后,升入神户商业学校。此时,1910年5月,日本国内发生了镇压革命者的所谓“大逆事件”,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24人被捕,其中12人(包括幸德秋水)被刺死。这件事对野坂参三震动很大,促使他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且认真地研究它。1911年3月,野坂参三写出《论社会主义》一文, 肯定了社会主义才是人间的“正义”和“人道”,揭露了“资本家、财产家”现今世界的上流社会种种罪恶。由于文章思想尖锐,受到校方的斥责。 
1912年3月,野坂从神户商校毕业, 4月入庆应义塾大学深造。这不仅因为该校有一定自由风气,更重要的是该校有象堀江归一这样的进步教授。堀江担任“社会政策”课的教授,很受进步学生的欢迎。这对刚刚步入社会的野坂参三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大学的野坂关心着日本的社会运动,当年就加入了刚建立的友爱会,这是个以铃木文治为会长,以团结友爱为宗旨的工人群众联合组织,该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劳动总同盟。可以说,这是他参加日本工人运动的开始。 
1914年11月,他参加创办友爱会机关报《劳动与产业》月刊工作,后来成为该刊的负责人。当时,日本社会上有改良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传播。野坂为了弄明白哪种主义是真理,对劳动人民的斗争有指导意义,对各种思潮进行分析比较的探索。当他从刚由欧洲回来的小泉信三教授处看到英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时,他受到很大的启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3月,他在庆应义塾大学通过了《论工联主义》论文毕业,之后就专职担任友爱会的常任书记,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同年11月24日,他在由友爱会与学生联合召开的演说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并仿效俄国“劳农苏维埃”名称,组织了日本的“劳学会”团体,把工人与学生联合起来。 
1918年,日本国内发生了全国规模的“米骚动”。野坂认为,有一千万日本人民参加的、波及全国的“米骚动”,使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斗争的结果告诉人们,单靠自发斗争是不可能取胜的。他指出,“米骚动”是最早发生的群众英雄行为,它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当时没有党的领导核心,日本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他认识到日本劳动大众需要象俄国那样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 
英国入党为了能亲自了解与考察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及学习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他于1919年夏天,以友爱会特派员身份前往英国调查访问。1920年7月31日,在英国参加了英国共产党。1920年英国共产党也才成立，野坂参三是最早的党员，说他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点不为过。当英国共产党召开各派合并大会时,他又以伦敦中央支部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1921年春天,他在英国工人罢工时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因而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然后,他又应赤色工会国际的邀请经过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到达莫斯科,访问了社会主义俄国。 
几度入狱1922年3月,他回国后继续参加和组织工人罢工斗争。7月,他与其他革命家一起在劳动总同盟内部组建了革命的左翼联盟,这个组织成了当时日本工会运动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对日本共产党的建立, 野坂参三认为: “片山潜在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之间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不但日本共产党无法建立,就是它后来的成长和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同年秋季,他应庆应大学的聘请担任讲师,讲授《世界社会运动》课。他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例如,当时的学生野吕荣太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他还在庆应大学内组织了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3月,他出席日本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担任党纲起草委员。6月,他第一次被捕入狱,12月保释出狱。1923年3月,创办了“产业劳动调查所”,担任所长。这个组织是日本共产党调查研究和宣传鼓动的公开机构,发行与编辑《产业劳动时报》。他曾写过许多论文。 
1925年4月,日本劳动总同盟分裂,重新组成在野坂思想指导下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同时他还负责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无产者新闻》的主编工作。1927年5月,他参加组织劳动农民党的活动。1928年,日本共产党遭到第二次大镇压,他在“三·一五事件”中又一次被捕。1930年因眼病手术而暂时出狱。 
1931年1月,野坂被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根据中央决定,他被派往莫斯科,以日本共产党代表资格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从1931到1940年。当时,他用冈野进的名字公开活动。他在共产国际一段时间里,参加制定日本共产党的《三二年提纲》工作,维护了日共《二七提纲》中关于日本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一结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对外,日本帝国主义者即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正在加紧实行扩军备战;对内通过侵略战争来维护和加强天皇制的军事的、警察的统治,对劳动人民实行前所未有的,专横的暴力镇压,对农村加强赋役统治,进一步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 
1935年8月,他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接替日本共产党领袖片山潜的工作,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并且在大会上就日本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野坂与山本悬藏联名于1936年2月写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 分析了日本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社会性质,指明日本共产主义者现阶段的斗争任务应是:反对反动派和军部法西斯独裁的威胁,建立全部政权属于人民的民主的日本。为此,共产主义者要参加一切合法斗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到统一行动的组织中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要加强共产党的建设。这封信对指导当时的日本社会革命运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延安八路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到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此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野坂参三丢下患难16年的夫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分别装扮成华侨和周恩来的随员，与任弼时、邓颖超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于当月25日到达延安。但安顿下来不久，野坂就发现：在不远的将来，他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潜回日本，共产党的根据地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包围着。这种情况下，野坂只得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经中共中央研究，由周恩来、王稼祥代表毛泽东，邀请他留在延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野坂参三欣然从命。他放弃了共产国际高官的优厚生活（据说当时月收入高达1600卢布），只带了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了延安王家坪附近一座一进两孔的套窑，与朱德住地相邻。从那时起，野坂参三有了中国名字：“林哲”（1943年使用共产国际期间的姓名“冈野进”，1946年回到日本后又恢复“野坂参三”本名）。
  野坂和周恩来1940~1945年，野坂参三“蜗居”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反战和反法西斯宣传，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据1989年出版的野坂参三回忆录《风雪岁月》载：“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当时，野坂参三提议，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建校，野坂参三担任这所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教育改造了大批日俘。
  一二九师一次送往总部的日军俘虏走前合影[1]他也是抗战期间常驻延安的唯一国外兄弟党领导人。后来,根据国际形势发展,为了推动日本革命运动,决定公开使用冈野进的名字。1943年2月,在延安的反战同盟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并创立了反战组织的核心组织——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还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在华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统一了华北的日人反战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4月至6月，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他分析了日本的各种民主力量的现状之后,着重提出建设民主日本的一系列主张:严惩战争罪犯、清除封建的和反民主的制度,实现民主政治、区分天皇与天皇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改革教育,保证持久和平以及关于战后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方针与措施。在这个演说发表后的第三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就无条件投降了。 正如赵安博（时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所言：“野坂参三在华5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作出了独特重大的贡献。”卡萝尔卡特说：“冈野进是在中国的3个著名日本革命家之一，他致力于宣传和情报工作。”（《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符合事实的。
  野坂和毛泽东野坂参三在延安的5年中，与中共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延安期间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毛泽东对此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赞美。1943年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之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天就向他致函：“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1943年6月6日，中共中央以极高规格为野坂参三举行了延迟3年之久的盛大欢迎会。鲜为人知的是，野坂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事先曾送毛泽东过目，并经毛逐字逐句作了认真修改。
1945年9月9日，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此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回到日本后的野坂参三，1962年野坂七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露水夫妻据当年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披露：野坂参三当初随周恩来奔赴延安时，把妻子野坂龙留在了莫斯科。1896年生于日本兵库县的野坂龙，比野坂参三小4岁，长期从事日本妇女运动，1927年便和山内米那、田岛英等人建立关东妇女同盟，还曾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算得上是妇女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了。野坂龙曾随野坂参三亡命国外16年，助夫婿打天下。1931年3月，日共中央任命因病假释出狱的野坂参三为中央委员，并把他秘密派往共产国际。他同妻子野坂龙一起秘密从神户出发，在妻子的协助下，野坂参三藏身于货车的蒸汽机车内，越过了“满洲”的东部国境——如此看来，他们算是一对患难结发夫妻了。
1940年3月到达延安后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当时延安的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对此十分关注，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卡萝尔卡特笔下的这位“中国女子”就是年方24岁的庄涛。
然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庄涛出现时，野坂参三自然赞成 “衣不如新”；而当与老妻重逢时，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后来对庄涛的“薄情寡义”并非没有前兆，他早已将话向庄涛挑明：“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战败之日，就是我返国之时。”1945年9月，野坂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他拟绕道苏联回国，就最清楚地表明：他已有意与还在莫斯科的野坂龙重修旧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况下，野坂参三选择原配发妻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即便野坂龙是贤良淑媛，回国执掌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身边若有一位娇美可人的中国如夫人，这多少与领袖身份不合。
于情于理，庄涛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9月9日，当搭载着野坂参三一行的飞机腾空而起，庄涛的整个情感世界塌了一半。浪迹天涯、踏上归程的游子野坂透过飞机舷窗，满怀眷恋地望着在蓝天白云里渐渐远去的延安，“别了，美丽的黄土地！”“别了，美丽的庄涛……”野坂参三一走了之，庄涛烧成了一锅爱情“夹生饭”，独自一人黯然品味。最令庄涛心意难平的是，都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延安的几对跨国婚姻中，庄涛、肖月华（李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领导之命，组织之言”，但肖月华、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毕竟是“明媒正娶”，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庄涛却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
离开中国后，野坂参三公开访问中国只有一次，那是1959年来中国出席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此前，野坂曾乘专机由北京飞抵延安访问，他两次参观了曾住过的窑洞，桌凳和用具仍照原样陈设。故地重游的野坂参三在窑洞里动情地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野坂参三坐了很久，想起了近20年前的峥嵘岁月，不知是否想起了庄涛？他与庄涛的那段“窑洞情”究竟是一了百了，还是了犹未了？
当时，野坂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庄涛。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告诉他：庄涛已结婚，生活很幸福，不想见他。（孙金科《关于野坂参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也许，年届花甲的野坂参三秘密亡命中国，旧情难忘的他又想起了庄涛……
离开野坂参三后的庄涛，后来和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遗腹子黄乃走到了一起。据陈叔亮（曾任我国驻柬埔寨、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康岱沙回忆：“在延安时我喜欢和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像黄兴的儿子黄乃、庄涛这些人一起打桥牌。他们两人都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康岱沙口述《从延安到金边》）黄乃的同事、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的夫人马兖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回忆：“我们中央统战部三室第二处有一位领导黄鼐，后来他把‘鼐’改成了‘乃’，他是黄兴的儿子。黄鼐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什么都会啊！可以两个口琴一起吹，而且吹得很好。他的爱人叫庄涛。庄涛原来在延安时，跟日本共产党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居。大概那个时候，冈野进没有妻子在身边，就要找个老婆。当时也不知道党内怎么安排的，反正就是让庄涛跟冈野进结婚，也不算什么正式结婚。庄涛就跟了冈野进了，还向他学日文，学得很好。庄涛也就研究日本问题，成为日本问题专家，周总理很重视她。抗日战争结束后，冈野进就回国了，他跟庄涛没有孩子。后来庄涛跟黄鼐结婚，生了个儿子。现在那个儿子经常上电视，因为是黄兴的后代嘛。”但由于种种原因，黄乃与庄涛也未能白头偕老，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便宣告解体[2]。
东京议员  议员野坂参三1946年1月,野坂参三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同年2月,他在日本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4月,在战后首次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东京区)。 战后,日本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运动,如,1946年5月,在东京组织了史无前例的50万人参加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提出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 5月19日,又有20万人参加的要求粮食的示威运动。日本人民的上述政治、经济的要求集中在制定新宪法的斗争中反映出来。 
野坂参三以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和团员的身份,为消除军国主义的余毒、贯彻“主权在民”,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在第九十次帝国议会上,他代表共产党就宪法草案发表了质询演说, 8月又一次在帝国议会上发表了《为制定彻底民主的宪法而奋斗》的演说,具体内容是:首先主张废除天皇制,由人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保存皇室;其次,人民的基本权不受宪法以外的法律的侵犯,不要利用(占领者)法令侵犯基本权;再次,废除侵略战争的根源,反对侵略战争。“为了我国前途和子孙的利益,我们应制定一个绝对保障民主和和平的宪法。” 
1947年,野坂参三在众议院里,同德田球一等日共议员一起为设立非法财产交易特别委员会而斗争,并且揭露了官方某些经济单位的贪污事件,加速迫使芦田均内阁倒台。 
1948年11月,野坂发表了赞扬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演说。说这场革命将是“十月革命的新发展”。 1950年3月,日本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阵线的共同纲领,号召人民开展争取民族独立,全面媾和与和平的全民性的斗争。然而日美两国政府出于反共反民主的需要,仍在1951年缔结了把苏联、中国排除在外的片面的旧金山媾和条约。 
1951年1月,在众议院会议上,野坂代表日本共产党追究日美反动派的片面媾和的阴谋,号召全国的爱国者联合起来为实现全面媾和而奋斗,同时提出民主民族战线的纲领。 6月,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占领当局下令禁止日共中央委员会进行活动,勒令《赤旗报》停刊,把日共的国会议员排除出国会。野坂也被剥夺了国会议席,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五年。 
1955年5月,旧金山条约生效,日本在形式上已是个独立主权国家,再加上国内人民的斗争,因此原来限制日共活动的法令被宣布无效,这就使日共又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1955年7月,在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野坂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8月开始了新的公开活动。1956年7月,他当选参议院议员,再次开展国会活动。1958年8月,在日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自1960年以来,日本共产党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野坂在国会内外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发表了颇有教育意义的演说,宣传和组织广大日本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安全条约”而奋斗。 
1961年,野坂站在反对“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的群众斗争的前列,揭露此法的阴谋和反动实质。指出,人民群众有正当的合法权利举行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限制人民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是非法的,并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以共产党和社会党为核心的人民大统一行动,打倒池田勇人内阁。 
同年7月,野坂在日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以日共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后,野坂参三也说了一些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话。 
  1959年，邓小平和野坂1962年,野坂继续当选参议院议员,仍然不断开展国会活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担任日共中央主席,日共国会议员团团长,以及参议院议员。 1972年,他在庆祝日本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总结了日本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指出,自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建立以来,日本无产阶级就在先锋队领导下,进行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今天它已是具有30万党员的大党了,正在为建立全国统一战线,全力革新政府,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直到1982年,野坂依然在日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席,退居第二线,这时已是90岁高龄了,晚年他集中精力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撰写自传。 　
1992年9月17日，因涉嫌上世纪30年代山本悬藏在共产国际被害事件，日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决定解除野坂参三名誉主席职务。同年12月27日，日共第十九届八中全会以自觉参与陷害山本悬藏等日本共产主义者和60年代日苏两党关系中断后仍里通苏共为由，将100岁的野坂参三开除出党。野坂参三于翌年11月14日逝世，终年101岁。
补遗
六十多年前，除了香港、上海等日本占领地，中国报章因其制作困难，不能照相制版，于是素描画、木刻画常替代人物肖像图片。例如中共“七大”《解放日报》全文登载毛泽东、朱德讲话，就配有两位的木刻像。我还发现了第三位享此领袖待遇的人物。这是位在延安化名“林哲”的日本人，他出现在报上的名字是“冈野进（野坂铁）”。二战后他恢复真名“野坂参三”——这可是我儿时耳熟能详的名字，日共主席啊。 
什么叫“职业革命家”？不妨听听野坂参三的传奇。野坂参三的生命轨迹让人惊叹。他是世界上两大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神秘的身影曾出现在巴黎、马赛、莫斯科、纽约、洛杉矶……他是日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忽然一天，成了周恩来的“参谋官”，又从苏联潜入中国。他放弃了阔绰的共产国际高层人员的生活，带着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延安窑洞。妻子远在莫斯科，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他的使命是领导由日本战俘组成的“反战同盟”。有一次他冒险到游击区，险些被伪军缉拿，在地道里猫了一天一夜，脱险后还亲笔写反战信，让人送进日军炮楼。 做日本战俘的“洗脑”工作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学校，有六个日本战俘曾在天皇诞辰跑到宝塔山上向着东方高呼“天皇万岁”。野坂参三在“七大”演说中称“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这又是事实”。在战后一次日本的集会上，他指挥群众高唱在延安学会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将一句歌词改成了“向着天皇制度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东西死亡！”如此坚定的革命者，却因赞成在日本搞“议会斗争”，受到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和中共《人民日报》的批判。他转而支持武装斗争后，北京和他重归于好。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在报上看到“毛主席接见野坂参三同志”的照片。可是文革来了，他又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九二年，野坂参三整整一百岁。就在这时，命运再次陡变。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共宣布将他开除出党！据报道，听到这噩耗，野坂参三出奇地平静。世事沧桑已然阅尽。次年，他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