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潘伯勋
简介
潘伯勋先生，讳周鼎，又名镜逢，清光绪十七年（1891）农历十月初七日生于揭阳县榕城北溪官巷。幼聪颖，家境清寒，从学甚暂，十五岁即在榕城北门德安药肆打工，日则胼手胝足勤操所职，夜归则助父亲习手工之艺，工余之暇，寸阴是惜，勤学不倦，曾对邻屋之婶母谢氏（美术教育家谢海燕之姑母）说：“辛勤拾落叶，一夜付西风”，盖言辛勤所得之积蓄，适用于纸笔，其向学之勤，于此可见。十六岁随堂兄潘静波到汕头市，进身银行界，曾任职于汇丰、宝盛银行，以勤奋踏实深得东家信赖，不数年升为营业部高级职员，经常往来汕揭之间，人缘之广，品学之优，才干之能，每为知交者所称道。民国十三年（1924），毅然买槕南渡暹罗国，热心于华侨的公益事业。
（一）
潘先生初抵泰国即服务于白桥万利发火砻，先生才学优越超群，加之长年在汕从事银行界，精通业务，擅于管理，为东家所器重，不久荣任丰盛米行、谦信兴米行、万丰成米行司理要职，因先生经营有术，胜算运筹常操，利润甚丰，克己利人，余则略事积蓄，适万丰成公司扩充业务，征集资金，潘先生遂于此时投资参股，成为万丰成股份有限公司得力股东。先生经营米业出口，声誉卓著，尤是鹊噪当时，为米业界人士所敬重，被推选为米业公所主席，自第九届蝉联至第十七届，为泰京米业公所破例修改会章挽留主席连任最久之人。潮州会馆筹备期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祖国全面对日抗战，海外侨胞也掀起救国热潮。陈景川、蚁光炎、郑子彬、廖公圃、余子亮、潘伯勋等组织“潮州米业平粜公司”，开展救国救乡义举运米回潮汕各县平卖，赈灾济贫，稳定社会，潘伯勋不遗余力，他主持的米业公所是“平粜公司”坚实的后盾。
（二）
潮州会馆成立于1938年2月，以泰五世皇赐给“二哥丰”郑智勇的私邸“大夫第”为会址，选出陈景川任主席，廖公圃任副主席，蚁光炎任财政，余子亮任秘书，郑子彬为推销救国公债委员会“劝募公债暹罗分会”副主席及平粜公司主持人，任重道艰，鉴于平粜公司的具体工作由潘伯勋负责，收效颇宏，由是潘先生被推选为潮州会馆执委。
（三）
中华总商会成立于宣统二年（1910），起初纯属商业团体，1922年8月，潮汕发生“八？二”风灾，中华总商会发起募捐救灾活动，跨出社会公益事业的第一步。1932年中华总商会改选，由青年侨领陈守明（大商家陈黉利的大少东）继任，改会长制为主席制，经过潘伯勋等执委酝酿决定，由陈守明主席宣布兴办三件事：一是定于当年10月10日主办华校联合运动会，二是兴办中华中学，三是筹建华侨大会堂（即光华堂），他自己首捐巨款，各属官商热烈响应。四年期间，陈守明连任两届主席，出钱最多，建树也最多，除完成中华中学和光华堂及主办华校联合运动会、大力提倡教育与体育外，对会务的扩展更不遗余力，因此，商会会员由数百人激增至两三千人。中华总商会从此确立了侨团的领袖地位而成为泰国华侨的最高机构。1936年5月，国民政府派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考察团到泰国考察，当时中泰尚未邦交，泰国外交部长比里？拍侬荣对中国考察团给于半官方式的礼遇，考察团在泰期间的全部食宿费用悉由陈守明负责，陈守明并召集各侨团代表，在光华堂举行盛大欢迎会，并于当晚在光华堂前面广场举行露天宴会，席开百台，场面空前盛大，欢迎祖国的亲人，潘伯勋先生负责人手调配和接待等统筹工作。1936年总商会改选，蚁光炎先生当选为第十六届主席，蚁先生为澄海县人，以经营驳载起家，旋又开办光顺利、光兴利、光兴泰三间火砻，均以他的名字的“光”字命名。蚁光炎为人慷慨任侠，急公好义，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并且秘密领导华侨社团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出钱出力。另者他又与实力不斐的潘伯勋先生是米业同行，平素交往非同一般。1939年5月被国民政府委以参政委员的身份，辗转前往陪都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并向中央政府汇报泰国华侨热烈开展救国运动的情况，顺便考察大后方的工商业务，逗留四个月，十月才回泰国。这期间，发生曼谷陈炳泰银行老东翁陈凤毅因与日寇勾结，被爱国者行刺毙命事件，其子陈锡麟受日本特务挑拨，认定暗杀其父的爱国者是蚁光炎秘密爱国组织的成员，因而雇用枪手谋杀蚁光炎，以报父仇。1939年11月21日凶手乘蚁光炎夫妇前往耀华力路杭州戏院观看潮剧，在戏院前向蚁光炎连开四枪，蚁光炎不治身亡。潘伯勋先生及中华总商会同人倾力协办治丧事宜，并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民国政府曾去电慰唁并明令褒扬。至于凶手及主使者泰警方不数日即告破案并绳之以法。
（四）
报德善堂是东南亚民间规模最大公益慈善机构，溯源于潮阳和平乡民纪念大峰祖师之大峰公庙———“报德堂”。1911年“二哥丰”郑智勇和陈黉利的大东家陈鹤珊等12人倡建“报德善堂”，发起人郑智勇任总理。1932年首次改组，由总理制改为董事制，第一、二、三任董事长为蚁光炎，第四、五任由创办人郑子彬之子郑午楼担任，1937年始以“华侨报德善堂”向泰国政府注册为慈善机构，注册宗旨为“设立医院，赠医施药，收尸赠葬，购置山庄，救灾恤难和其他慈善事业”。作为报德善堂董事的潘伯勋凭借他在侨界中的公信力和本身的经济实力，默默无闻，不为名利，亲力亲为，为报德善堂做了大量的实质性的公益工作。
（五）
揭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群先生曾在《揭阳县志通讯》第二期（1986年）的《人物春秋》栏目撰文《中华赠医所主席潘伯勋》中载：“1943-1947年，潘伯勋当选为中华赠医所第12、13、14届董事会主席”。其前任有侨领蚁光炎、张兰臣等。当潘任赠医所董事会主席期间，适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海运不通，药品奇缺，价钱昂贵，社会生活动荡，贫病者激增，中华赠医所经济时常陷于拮据。潘在困境中略无难色，领导董事会同人，奔走呼吁，为贫病交加者请命，终于募得了巨款，使施药赠医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他在就任曼谷米业商会主席兼中华赠医所主席期间，正值国难当头，他慷慨陈辞，大声疾呼，号召旅泰全体米业侨胞节衣缩食，捐款献物，支援祖国抗日。到了1940年，共募得大米一万包及其他大量财物支援八路军等抗日部队。他自己也为抗日倾其家产，捐款全部由他的老朋友郑铁如（时香港中国银行行长）转献给祖国。抗战八年，他时常为祖国的存亡而担忧。当他在泰京闻知广州沦陷的消息时，他悲愤填膺，不思饮食，遥望祖国，咬牙修函嘱其儿子：“应不惜牺牲，奋发抗敌，为国尽力！”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黄白先生在《泰京中华赠医所40周年特刊》上撰文称：“先生为赠医所领导者，处此经济困苦情况之下，盟军空袭频仍之际，先生略无难色，竟为贫病者请命，联同赠医所副主席周君介民，领导董事同人，奔走呼吁，征募善款，蒙社会人士予以同情，慈善家慨予乐助，获得钜款而能继续执行施赠工作。使贫病者受益匪浅。先生对于赠医所，瘁心劳形，精神物质，赞助不遗余力，良堪加佩。”还称赞潘伯勋先生说：“先生事亲至孝，虽为职业所羁绊，不能晨昏奉省，然尚念念于怀，为表孝思，依赠医所所章，特捐钜款而悬尊翁24寸半身玉照于赠医所礼堂”。
（六）
辛亥革命成功后，海外人心振奋，泰国华侨办学之风甚盛。潮人在曼谷办学之风较晚，人数众多的潮籍人士直到1920年才开办了培英学校，1930年陈景川先生主办了新民学校，潘伯勋先生则与同仁开办了黄魂学校，膺任校董一职，黄魂学校命名含义是“炎黄精粹，民族之魂”，这正体现潘伯勋和他的同人的爱国理念。1932年初潘伯勋的知交陈守明又创办中华学校，黄魂学校在华文学校中，规模仅次于新民学校，1932年10月10日，华校联合运动会在“是乐园”足球场隆重开幕，会期7天，共有22个学校参加，男女运动员数百人。第二天发生看台不堪重负而导致部分倒塌事件，幸只有数人受点轻伤。潘伯勋先生协同陈守明先生及时到达现场作善后处理。那时泰国还没有举办过如此规模的体育活动，华校联合运动会轰动一时，为泰国开创注重体育的文明风气。举行开幕式时，隆重其事，恭请泰七世皇陛下御驾亲临参观。在运动会稍前的6月24日，泰国曾发生历史上有名的不流血政变，政变团派员晋谒七世皇，要求改变政制，开明的七世皇欣然同意并签布临时宪法，结束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制，潘伯勋先生对泰七世皇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深表赞赏。1934年12月10日，泰国政府隆重庆祝宪法颁布一周布，华侨踊跃参与，以中华总商会为主导，各华校为主角，组织庆宪委员会，庆宪会地点设在天华医院；同时还举行了史无前例的选美活动，这次活动被传为佳话。以后庆宪盛会及选美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地点移到沙兰隆御苑。这些活动的背后，无不渗透着潘伯勋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任揭阳同乡会执事
由于潘伯勋先生热心华侨社团的公益事业，是泰国诸侨团中的核心人物，其精神事迹为旅泰华侨楷模而受侨界所推崇，被推选为揭阳同乡会的执事。陈守明遇害后，潘伯勋失去了一位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挚友，悲痛欲绝，与陈守明之弟陈守镇一致认为陈守明一心为公出钱出力，竟善获恶报而叹惜不已。潘伯勋先生因抗战多年，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加之自己倾囊认购的救国公债此时已一文不值，几十年心血一旦化为乌有；再加上远在祖国的父母亲于1946-1947年相继去世，丧亲之痛，经济之压力，五内如焚，椎心泣血，终于抑郁成疾，一病不起，自知不久于人世，1948年4-5月间扶病回归故里。1948年农历6月14日病逝于揭阳榕城家中，潘伯勋先生叶落归根之愿得以偿圆。由时任揭阳县长的湖南酃县人潘汉逵（宗亲）主持丧礼，任邮电局长的潮州诗人邱汝滨，揭阳籍的画家孙星阁、陈文希等都前往参加……时名流荟萃，备极哀荣。
潘伯勋先生有夫人两氏，正室陈氏蕴玉留居故里，奉侍双亲，顾管家园；侧室蔡氏筱玉随先生旅泰，助夫教子，温文尔雅，与先生举案齐眉。先生讳周鼎，故号称一鼎配双玉。先生哲嗣，男三女二，均受高深教育，满门俊彦，皆栋梁之才。
潘伯勋先生旅泰二十余年来，于各华侨社团中长期潜心后台工作，废枕忘餐，默默无闻，对华侨、侨眷贡献殊多，纵观潘伯勋先生跻身泰国华侨公益事业的历史，也是一部浓缩的泰国华侨艰辛奋斗的爱国史，颇具传奇色彩，也是一份珍贵的资料。如今潘先生去世刚好一个甲子，两位夫人及三个儿子也都已作古。仅以此文纪念潘伯勋先生逝世六十周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