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临潼县
地理概况
旧县名，行政代码：610123，今为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位于中国陕西省中部，渭河平原东部，南依骊山，北跨渭河。属西安市。面积1111平方千米。1990年人口59.87万。汉族为主。汉设新丰县。唐析置会昌县，后改昭应县。宋改临潼县。以城临潼水而得名。1997年国务院批准撤销临潼县，改设西安市临潼区。邮编：710600。代码：610115。区号：029。
临潼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之东,渭水横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相传上古女娲氏继兴于此。据考古资料,县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期的原始村落遗址有20处之多,据出土文物证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已有人类在此聚居,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临潼县的建置历史久远,在元以前分为渭河南北两部分。
渭河以南地区,自远古女娲继兴于骊起,历经商、周、秦、汉、隋唐各代,相继有郦邑、新丰、昭应等十余县之设。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始称临潼县。渭河以北部分,自春秋时晋设栎邑起,经历各代,曾相继设栎阳、万年、广阳、鄣县等九县,一直到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始将栎阳县降为镇,并入临潼。自此临潼南北两部合为一县,地域约为现在的范围,从元、明、清、民国至今已700余年。本县行政区划,古代以乡、里、甲为编制,到明代始有明确记载,全县为4乡、40里、400甲(每10甲为里)。民国时期以镇、保、甲为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调整,1984年确定了以乡(镇)、村民委员会(行政村)、村民小组(自然村)为行政区划。临潼村落在五、六千年以前已经出现,以后人口不断繁衍,村落不断增多,到清乾隆时,已有1300余村,至1986年,全县自然村已达1626个。随着工农业的发展,相应的出现了工商业活动的市镇,到明朝时全县已有市镇11个,清乾隆时发展到18个,民国以后,镇既是商贸活动的集镇也是县以下一级行政单位,共有镇17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镇又为工商贸易活动的集镇。1984年行政区划改革后,始以新的人口和经济状态定了8个镇均兼有乡级行政区域职能,其余的自然集镇共有9个。从行政建置有关内容的记述中,可以窥见本县发展的渊源,并由此探知临潼县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演变的脉络。
位置
临潼县今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之东,地理坐标为东径109。5′49″～109。27′50″,北纬34。16′49″～34°44′11″。南接蓝田县,距县城20公里;北接富平,至县城49公里;西北接连三原,距县城44公里;西接高陵,与县城相距21公里;东接渭南,距县城35公里;西南与西安市灞桥区为界,至县城区25公里。
临潼自古为关中要冲,古都长安的东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乾隆《临潼县志》载:“临潼之为邑,最近郡而处正东,实一郡之门户也。自京师使命至陕,又西而至兰州,又西而出嘉峪,涉新疆,其西南则至成都达于打箭炉以至于定西将军之军营,莫不喉嗌乎潼关,喘息乎西安。会城而迓劳皆在临潼,自数道还走京师亦如之。”首都北京与本县直线距离900公里,有经郑州与太原两条铁路相通(经河南郑州至北京1185公里;经山西太原至北京1225公里)。
今陇海双轨电气化铁路东通连云港,西出兰州直达新疆,现又有咸铜、西延、西韩铁路过境,新丰的大型铁路枢纽站正在兴建,沟通全国东西南北。境内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其位置之重要,亦远非昔日可比。
大事记
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前6000年——前5000年左右),先民在渭水北岸生活,今油槐乡白家村有老官台文化遗址。 夏以前(前4000——前2000年),先民在渭水南北生活,今骊山镇的姜寨村、鱼池村,北田乡的马陵村、相桥镇的康家村等20处,留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 夏、商、周、春秋、战国 夏、商时代(前2000——前1000年),先民在县境内生活。《长安志》:“临潼东二十四里有故丽城,商丽国。”零口乡有西周窖藏及墓葬遗址,铁炉乡邓家庄有西周文化遗址。 周成王姬诵三十年(前1034),骊戎受林氏(族)侵伐,求救于周成王,并愿归附。 穆王姬满三年(前974),地震,渭水枯竭。 幽王姬宫涅二年(前780),镐京地震,泾、渭、洛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 幽王三年(前779),幽王欲博褒姒笑,举骊山烽火而戏诸侯。 幽王十一年(前771),申侯与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急举烽火召诸侯,不至,被杀于骊山下。 惠王姬阆五年(前672),晋献公伐骊戎,骊戎男爵献骊姬姊妹以求和。后献公宠骊姬而内乱。 安王姬骄十九年(前383),即秦献公二年,秦徙雍都于栎阳。 显王姬扁十年(前359),即秦孝公三年,用商鞅变法始于栎阳。 显王十九年(前350),即秦孝公十二年,秦由栎阳迁都咸阳。秦代秦王嬴政元年(前246),修骊山陵。 嬴政六年(前241),赵、楚、燕、韩、魏五国伐秦、攻蕞(今戏水附近)。 嬴政九年(前238),夏四月大寒,关内民有冻死者。 嬴政十六年(前231),置郦邑(今戏水西新丰东)。 秦始皇帝嬴政三十五年(前212),集天下刑徒七十余万人作阿房宫,赶修骊山陵。徙三万户于郦邑。 是年,秦始皇坑儒460余人于芷阳马谷(今韩峪乡洪庆堡)。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死,葬骊山。 秦二世胡亥二年(前208)冬,陈涉大将周文率兵数十万攻占戏下(今零口乡戏下村),旋与秦将章邯大战,后周文败退于渑池自杀。汉代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十二月,项羽设军宴会刘邦于鸿门(今新丰镇南原)。
是年四月,罢兵戏下,项羽封十八王诸侯。立塞王司马欣,以栎阳为都;封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延安),是为三秦。
汉王二年(前205),十一月,刘邦据关中,以栎阳为都。
汉王四年(前203),刘邦于荥阳负伤回关中,斩司马欣于栎阳。
高祖七年(前200),汉自栎阳迁都长安。是年,置新丰宫。
高祖十年(前197),夏五月、秋七月,太上皇后及太上皇相继死,葬万年陵(今阎良区北原),在栎阳城内(今武屯乡古城屯),另立一县名万年,以侍奉太上皇陵。
是年七月,改郦邑为新丰县。
武帝刘彻元鼎二年(前115),二月,临潼大雨雪。
元封二年(前109),关中大雪,鸟兽多冻死,牛马蜷缩如猥,百姓有冻死者。
太初元年(前104)置三辅,谓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治所均在长安城内,京兆尹管长安城内及渭河南关中东部,设京辅都尉;左冯翊管长安以东渭河北部,设左辅都尉;右扶风管长安西北部,设右辅都尉。新丰属京兆尹,栎阳属左冯翊。
成帝刘骜建始三年(前30),夏大水,三辅霖雨月余。关内秋雨40日,死者4000余人,坏宫寺、民舍83万余所。
鸿嘉元年(前20),以新丰戏乡(今零口乡戏下村附近)为昌陵县,以奉初陵。起昌陵,所费巨万,积年无成而罢。
鸿嘉三年(前18),五月临潼大水,山洪雷鸣,声闻数十里。
新王莽始建国三年(11),夏,飞蝗蔽天,自东来,经临潼至长安,草木食尽。
地皇元年(20),秋雨两月,成灾。
刘玄更始元年(23),丞相司直李松,派偏将韩臣与王莽波水将军激战于新丰。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夏六月,长安乱,更始奔新丰。
建武二年(26),封骠骑大将军景丹为栎阳侯。是年大饥,人相食。
建武三年(27),关中赤眉军十余部,各据地称将,转相攻击,芳丹据新丰,延岑据蓝田等地,逐一被征西将军冯异击破。
桓帝刘志延熹二年(159),单超杀权臣梁冀有功,封新丰侯,食邑二万户。
灵帝刘宏建宁三年(170),护羌校尉段颎平羌有功,封新丰侯,食邑二万户。
中平五年(188),安定郡阴盘县内迁,寄理新丰。
献帝刘协兴平元年(194),三辅(关中地区)大旱。谷斛五十万,豆麦斛二十万,人相食。
兴平二年(195),李傕、郭氾胁持献帝至新丰,周折数月。
沿革
临潼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散布于境内渭河南北有姜寨、白家、康家等20处原始村落遗址。从所出土的使用工具和粟种来看,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临潼地区就已有先民聚居,且已由渔猎生活转入原始农业生产活动。自周、秦以迄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在这里很早就建有县以上的行政机构,据史载,渭河南部在商代,丽国在戏水之西建有丽城,周时,骊戎建国于骊山一带,《竹书纪年》:“周成王三十年(前1034)骊戎来宾”。将丽城改设骊戎城;秦王政(秦始皇)十六年(前231)于此设置郦邑;汉高祖十年(前197)改郦邑为新丰;唐时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改新丰为庆山遂复称新丰;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分新丰、万年县地置会昌(约今县址),天宝七年(748)把新丰并入会昌,又改会昌为昭应;直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始改昭应为临潼,一直至今。自秦至汉、唐期间,在渭河以南的西部,曾有芷阳、霸城、霸陵诸县;东部还有鸿州、鸿门、阴盘诸县之设。在渭河北部,秦献公二年(前383)曾建都于栎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改置栎阳县。秦、汉之际塞王司马欣、汉高祖二至七年(前205～前200)亦都于栎阳。自汉至宋,渭北先后曾有栎阳(古秦、汉)、万年、广阳、鄣县、平陵、粟邑、栎阳(今唐以后)诸县之设。到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始将栎阳县(今)降为镇,归属临潼县。至此,临潼渭河南北始为一县,其辖区约相当于今日的规模,已达700余年之久。
行政区划
临潼基层行政区划,历代多有变化,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次变动,1984年调整之后,有骊山、马额、新丰、代王、雨金、斜口、栎阳、相桥8个镇,行者、西泉、韩峪、仁宗、铁炉、纸李、小金、穆寨、东岳、零口、何寨、土桥、交口、北田、任留、新市、康桥、关山、油槐、田市、振兴、徐杨、北屯、新兴、武屯等25个乡,353个行政村,2553个村民小组。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县人口迅猛增长,现已是1949年的2.3倍,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增长速度有所控制,到1986年底,全县共计685315人,平均每平方公里617人,是一个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全县劳动人口292724人,其中农业劳动人口228561人,占总劳动人口的78%。经过农业区划的普查,全县总面积1111平方公里,1986年末耕地面积1092907亩,人均土地1.59亩。 经济是否发展,对全县的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经济能否发展,又受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的制约。历史上临潼经济是有过一定发展的,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下,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时,全县经济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促进了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方面的全面前进。现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综述临潼在清代以前、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个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面貌,以见临潼自古以来的发展脉络。
历史
历史是在治与乱交错之中发展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当统治者励精图治,进行革新发展生产的时候,就能激起人民的生产热情,经济就得到发展,就兴、就治;当其政治腐败,统治者残酷压迫人民时,人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经济就衰败,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就衰、就乱,再由乱到治推动历史演进。历史上在临潼出现的因统治阶级励精图治而使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或由政治腐败而使经济衰落引起革命斗争诸多事件,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 秦商鞅变法始于栎阳,法变而秦兴,促使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秦嬴政后来暴虐无度,激起农民起义,起义军陈胜遣大将周文伐暴秦于戏;刘邦、项羽伐秦,大军曾会于新丰鸿门,这些农民起义活动,终于使强秦覆灭。汉、唐时期,在其开国之初,曾有一些治绩,使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但在大多情况下,却因政治腐败,不断激起农民革命斗争。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曾与刘玄的大将赵萌、刘秀的大将冯异数战于新丰。西晋“八王之乱”后,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军纷起,五斗米教的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于新丰抗晋。西晋末年新丰人王如,因关中大乱流徙至宛(河南南阳),曾集关中流民四五万人与晋抗争。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攻克长安后,收降诸葛爽于栎阳。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三次经过临潼,曾与明将洪承畴等展开激战,对临潼有很大影响。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而清政府却日益腐败,丧权辱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烈,太平军、捻军,相继在临潼活动,鼓舞了临潼人民斗志,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由于临潼知县周潘寿,实行地丁加耗,对农民苛刻盘剥,引起农民愤怒,武屯附近的李桥农民杨升华与马将等联络数村群众,组织万余人进行反抗,声势十分壮大,一时之间,使官府慌了手脚,后虽因中其奸计而失败,但这种反抗精神,对后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在临潼的活动,鼓舞了临潼人民向黑暗势力斗争的勇气。 临潼在清代以前历代经济发展如何,由于资料太少而无法详述,只能从其他一些材料中寻找兴和衰的痕迹。秦王政即位初,即兴建工程浩大的郑国渠,其中段沿荆塬由今三原县境东流入临潼。绕断塬而北,至汉太上皇万年陵以东横绝石川河并纳其水,又东出临潼入富平。它灌溉着临潼偏北部大片土地。西汉时,武帝太始二年(前95)采纳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在郑国渠上穿渠,引泾水灌田,称白渠,也称白公渠,“西起谷口,尾入栎阳”。白公渠流入临潼境内,分为南白渠和北白渠。北白渠使今日的振兴、阎良、新兴、康桥各乡(镇)和关山乡以南的大片土地受益;南白渠大体上灌溉了今日的雨金、栎阳、徐杨、新市。交口、武屯及北屯各乡(镇)的所有土地,使当时亩产达到“一钟”。水利的兴修,大大改变了农业面貌,使临潼渭北成为沃野,人民丰衣足食,也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大量享受物资。流传的汉代民歌称:“田于何所?栎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如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于此同时还引渭穿渠,修建了西起长安城西南之昆明池,南依山塬,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县,出潼关入黄河,长达300余里的漕渠。漕渠之兴使漕运大便,还可灌田1万余顷,临潼南部部分耕地亦受其益。盛唐时,对农业水利亦颇重视,白渠有了进一步扩展,使临潼农业生产亦有相当水平,当时渭河以北的栎阳乃为“走左辅(西安、关中东部)、蒲、燕、赵、魏(山西)、山东至于徼外(塞外)杂沓之道”,颇为繁华。唐玄宗在骊山温泉大修华清宫,几乎每年十月,都与杨贵妃到此游幸,由于百官偕从,就等于把长安的政府机关移到了骊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临潼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唐代中期以后,一些王公贵族依仗权势,强行于郑、白二渠上设立水碨营利,大量的水碨雍塞渠水,使渠道屡遭破坏,灌溉面积日益缩小,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时,郑、白渠有效灌溉面积已不及汉代的七分之一。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栎阳县丞沈亚子,对往来于栎阳的使者及过往官员已穷于应付,慨叹“邑瘠于扰费”,“或不能支于给馈,而宾去尝悒悒不快”。唐末战争频繁,五代后梁太祖朱温迁都洛阳时,对长安来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关中一带的水利工程几乎荡尽。从此国都迁出关中,临潼已远离京都,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明、清时期,渭北曾修有石川河渠、清河渠、高望渠等8条渠道,渭河南有韩峪河渠、温泉渠、戏河渠等七条渠道。虽远不及郑白渠,可也曾使临潼农业有一定的发展。据清乾隆《临潼县志》载:乾隆十二年(1747)有常平仓两座和关山仓1座,存粮京斗5万石,社仓19处,存粮1.7万余石。从仓储情况,可略窥当时农业生产状态。清代后期政治腐败,战乱频仍,渠道渐毁,至清末已所余无几。农业生产再次低落。 临潼有似锦若绣的骊山与除秽荡邪的温泉以及地近京都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临潼在周,秦、汉、唐时期,成为帝王、显贵,文人骚客游乐之地,也是经常发生重大政治斗争的地方,故而遗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周幽王在骊山上设置烽火台,后被犬戎杀于戏。秦始皇坑儒于骊谷,死后又葬在骊山下,留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陵墓。项羽和刘邦于鸿门之会,成为楚、汉之争的一大转折,留下“鸿门宴”遗址供人凭吊。唐玄宗于极盛之时大修华清宫,使骊山温泉,一度成为“人间天堂”。僧、道的活动,又使临潼有了诸如庆山寺、石瓮寺、老君殿、老母殿的点缀。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临潼还埋葬着除秦始皇之外的历代数十个帝王、显官以及名人的陵墓。临潼“文物甲天下”,这是今人对临潼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的赞誉,临潼人也的确为此感到欣喜。 丰富的文物古迹,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在临潼发展的灿烂景象,又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古代文化的智慧。可是在一些“光彩”古迹的背后,却包涵着劳苦人民深重的苦难。不知有多少临潼人死于为秦始皇修墓之中,72万人的庞大修墓队伍,谁来供给!唐玄宗的穷奢极欲大修华清宫,耗尽了多少临潼人民的血汗和资财。虽然一度出现了农业兴盛的局面,但大部分为官府所掠夺。“临邑土广民众,为陕省赋役繁多之区”(清乾隆《临潼县志·赋役》),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过着“丰年仅足温饱,荒年不死即逃”的生活,一遇战乱,就更为悲惨,东汉末年诗人王粲就有“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息。……出门无所见,白骨敝平原。路有妇人饥,抱子弃草间。”(《七哀诗》)的描写。这是对当时在战乱中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即使在盛唐时期,当杜甫看到骊山华清宫那糜烂的宫庭生活之后曾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慨叹。今天对这些文物古迹的挖掘、整理、保护、宣扬,是为了看到古代文化在总体上的光辉成就,从而继承发扬其精华部分,同时应看到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一个全新的具有高度文化、科学技术发达、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美满的新临潼。 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清代以前,在临潼这块土地上,也曾孕育出了不少有作为的人物:秦时栎阳人胡母敬,曾任太史令之职,他精通古文字,参与了把史籀大篆改为小篆的工作,著有《博学篇》传世,为秦时的文字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东汉万年人杨沛,官至京兆尹,为官清正,不贪私利,不畏豪强,执法严明,当他为长社令时,曹操从弟曹洪的宾客在乡里横行不法被他杀掉,因而名重一时。东汉时新丰人智猛,为我国最早赴印度求经者,翻译佛经《大泥洹》共二十卷。北魏万年人寇,曾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为官廉明,品德高尚,政绩卓著。当他任司空府主簿时,有司徒杨椿,因夺穷人史底田产引起争讼,他力主公正,把田产断归史底。隋时新丰人刘行本,曾为黄门侍郎,秉性方直,敢于面责皇帝而使其改正错误。唐代新丰人张俭,屡有战功,且善于处理民族纠纷,使边境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被封为皖城郡公。唐代谢阿蛮为新丰人,乃华清宫中善舞者,能舞《清波曲》,为当时第一流。宋代栎阳有一著名画家龙章,善画僧道,尤善画虎,后被召入画院。赵公谅为元代栎阳人,官至工部尚书,充金使提调,为官廉正刚直,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现象,乃愤而辞归,在家中办起了“居善书院”,使家乡青年得以就读。武之望是明代阜广里(今武屯)人,曾为吏部主事,为人刚直;他又潜心医道,且有重大贡献,曾编著《济阴纲目》、《济阳纲目》等书;又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编纂《临潼县志》四卷,为临潼县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清代廉留里(今阎良)人刘曾,在任吏部主事时以清廉闻于世,拒受贿赂,当面斥责一个以千金为他祝寿的人,使送礼者无地自容。清乾隆时田王里(今零口)王巡泰,一生主要钻研程、朱之学,在他辞去吏部主事之后,潜心学问,到处讲学,且著述颇多,为人所敬仰。以上仅从历代本县名人中略举数人,以见临潼人才之盛。可惜历史资料所记载的人物中,有作为的普通劳动者实在太少,而且科技方面更是乏人。临潼古代劳动人民中是有大量人才的,试观从秦始皇陵、唐华清宫、庆山寺等众多古遗迹中所发现的文物如兵马俑、铜车马、金棺银椁及古代众多建筑等,技艺是何等精湛,涌现的人才当为不少,可是他们的姓名和事迹都没有流传下来。在漫长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仅在清乾隆年间本县有一位郑世锋,注释过兴平杨双山著的《知本提纲》,其中有一章《农则》,对农业技术有所阐述,可惜流传不广。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重政治、人文,轻经济、科技的思想,严重的阻碍着临潼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本县经济的主体,人力与畜力相结合的古老耕作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即使在进入近代以后,也没有引起多大变化。这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临潼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个缩影。 民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然而却是革命斗争相当激烈且具有重大转折的时期。虽然经济发展缓慢,但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却给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衰败,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展开。必须推翻清朝这个腐败的封建堡垒,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振兴中华,这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临潼的革命志士如田市的郭希仁,油槐的曹印侯、刘蔼如,新丰的焦林,铁炉的王云璋,关山的郭志兴……等,都纷纷投入到这场革命运动中去。郭希仁是当时陕西革命力量的中坚人物之一,担任“秦陇复汉军”的高级参谋,为陕西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曹印侯闻西安光复,即带领民团百余人急渡渭河猛扑县衙,驱逐了清县令培成,光复了临潼。又随即担任秦陇复汉军敢死队统领,以白刃冲杀于西路凤翔战场,力阻清军东窜,保卫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临潼人民又投入到反军阀的斗争中去,一些人加入反对军阀的靖国军和以后的国民革命军,驱逐在陕的军阀陈树藩、刘镇华等。在众多的革命者中,李虎臣是最突出的,他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师长、陕西军务督办,当刘镇华围困西安时,他与杨虎城将军据守西安8个月之久,终于取得胜利。 军阀混战,把中国人民带入灾难的深渊。为了反对军阀,寻找新的革命途径拯救中国,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了。临潼有识之士又纷纷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进行革命活动,王泰吉(1924年入党)、许权中(1925年入党)等,是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者,为革命立下了功绩。以后壮烈牺牲,是为人们所敬仰的烈士。 1926年11月西安解危之后,刘镇华被赶出陕西,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临潼的组织开始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各地成立农民协会200余处,会员达1.05万余人,出现了蒋贯、张维一、张宏道等一批农运积极分子,开展了“交农”运动(农民罢农)和反贪官劣绅的斗争,广大农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之后,进行清党,迫使临潼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1928年5月,王泰吉、许权中、庞成斋、李崇章、张维一等许多同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连年军阀混战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全县广大农民已处于破产边缘,一遇灾害便毫无抗灾能力。1929年(民国十八年)的年馑使临潼饿死达5200人之多,大量农民外逃,接着1932年的瘟疫与饥馑,病饿而死者达3.9万人,有些人家全户死绝。全县人口锐减,人民生活越加痛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致要求抗日。蒋介石却一心“剿共”,专门“戡乱”。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以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年清池对蒋介石进行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实行全民抗日。至今在当年蒋介石被扣的地方骊山半山腰还留有兵谏亭。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临潼并未放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因而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斗争从未停止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当时临潼共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壮大了党的组织,建立了革命据点,发展了地下武装力量,而且在胡宗南严密的封锁下,建立起自北而南的“地下交通线”,护送重要领导人刘少奇、汪锋、李先念、陈少敏等安全通过。同时又护送了大量干部、战士、进步青年、伤员、学生以及大量重要物资到陕甘宁边区,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整个地下斗争期间,临潼出现了象刘庚、刘邦显、尹省三、董实丰、张中涛、谈国帆、范明、郎瑞亭等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和战士,对临潼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整个民国时期,临潼人民几乎是在战乱与灾荒中度过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农业依然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水利上除泾惠渠可灌徐杨、栎阳一带不足4万亩耕地外,其余耕地均为旱地。据1938年有关资料记载,全年粮食总产为1.5亿余斤,平均亩产不到200斤。工业除零散个体手工业百余户外,没有任何现代工业,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法币”严重贬值,已形成以物易物的局面,银行关门,商业萧条,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
土地改革
1949年5月,全县解放,临潼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临潼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立即掀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1950年10月开始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共117790.9亩,分给没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彻底摆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开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办起了互助组,实行“民主管理、计工算帐、自愿互利”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萌芽性的农业组织,农民入组积极性很高,到1955 年,入组农户已达43285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67.01%。随着农民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又进一步建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初级社已发展到783个,入社农户27537户。初级社社员以土地作股入社参加分配,大型农具和牲口入社统一使用,由社付给适当报酬,社员集体劳动,按照社员劳动日和土地的股份进行分配。初级社已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克服小农经济使其走向现代化大农业的重要步骤,这在当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2993万元增长到1956年的7680万元,提高了156.6%。紧接着于1956年冬在短时期内又掀起初级社扩、并、转高级农业社的高潮,到1957年,全县建起288个高级社,入社农户66938户,占全县农户的99.44%,这时就所有制来说农村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接着1958年又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并队、并社的办法联合起来,很快组建了六个人民公社(大社),下辖32个管理区(相当乡),(以后取消大公社,将管理区改为公社)208个生产大队,1779个作为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与此同时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掀起农业生产高潮。 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同时,本县又掀起“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将全县466户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了各类集体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组;将私营商业873户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了改造。全县设公私合营商店46个,设门市部226个;合作小组14个,设门市部52个;经销代销点96户。全部资方股金为389760元。人民政府给公私合营的企业派驻公方代表,使其经营、管理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改造热潮的兴起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热潮的兴起,使人们的生产情绪受到鼓舞,全县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解放后的十年中,工农业生产总值从1949年到1958年,平均年增长34%,特别应提出的是本县现代工业从无到有,1956年后已经有了全民工业,开始从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迈进,同时于1958年把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组等都办成乡(镇)企业,使本县产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工农业产值比重已从1949年农业总值占99.6%、工业总值占0.4%转变为1958年的农业总值占96%、工业总值占4%,工业总产值有了明显的增长。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急欲改变生产关系,想快速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过早地一刀切地取消了各种私有的个体经济成份,同时在生产上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的“共产风”等一系列错误,使经济的发展在1958年以后几年受到严重挫折,加之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利因素,临潼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出现了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78年的20年期间,临潼经历了“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等较大的政治运动,经济发展起伏较大。但从总的形势来看,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1978年分别为4177.92万元和15997万元,总计为20174.9万元,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有了明显增长。(依县统计局年鉴数字)
经济
农业方面,在解放初期50年代整修旧有渠道的基础上,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到70年代末,共修大小水库22座、拦河闸2座、抽水站50座,打机井14637眼,修干支分渠1646条,总长1955.7公里,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79万余亩,基本上实现了由旱作农业向灌溉农业的转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大为提高,1982年有农业机械99833台(件),机耕面积50.26万亩。加上化肥的广泛施用,植保工作的开展,优良品种和农业科技的推广,使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化农业迈进,发展速度加快。70年代末,复种指数比以前提高149%,粮棉亩产分别为567.8斤和60.1斤。临潼已成为陕西省的粮、棉基地县之一。进入80年代后每年能为国家交售商品粮一亿斤以上,成为全省交售商品粮上亿斤的少数县之一。 工业有集体工业和全民工业两个方面。在1958年建起的许多乡(镇)集体工业,在经济困难时期曾有所减少,以后逐渐有了转机,连同一些县办的集体工业,到1978年总产值1227.7万元。县属全民国营工业,是全县工业的主体,自1956年开始兴办以来发展较快,到1978年,总产值达2950.2万元,工业总产值在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到28.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临潼有不少中央、省、市上属工业,如鼓风机厂、缝纫机厂、电热元件厂、西安铁路工程处等大小40多家,其中一些大、中型企业,经济力量雄厚,自1964年开始到1978年的14年间,产值由231.3万元增长到6434.97万元,比县属全民工业和集体工业的总值高出54.02%。上属企业虽然不归属县,若能在横向联合上发挥其优势,将使县属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 这一时期,1978年比1958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4945.25万元,年平均增长247.26万元,增长率5%。但这个发展速度仍然显得太慢,同时也不够均衡,甚至有较大的起伏。1958年后,生产逐年下降,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1962年是工农业生产最低的年份。由于根据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了工作中的失误,使经济才逐年回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大动乱的局面,经济上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时个体的小商小贩和农民正常的家庭副业都被割掉。对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也因统得过死而失去活力。加上城市、农村的混乱因素,生产发展又一次下降,1972年为最低点。“文化大革命”后期曾进行一次整顿,生产方有所增长。在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拨乱反正,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得到恢复,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单一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及吃“大锅饭”和端“铁饭碗”的状况并未改变,所以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本县的经济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增强了人们商品经济意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临潼县在对国营工商业及其他企业进行改革时,大力发展了乡(镇)集体经济,和作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辅助成份的个体经济。在农村,对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搞多种经营、家庭副业和工、商、运输、建筑等各类经济活动(各类专业户)。这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县城乡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原来比较单一的经济,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产业结构向多样化发展,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在工业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营工业的经营管理不断革新,农村乡(镇)工业和村办工业、个体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全县工业产值结构出现了新变化,1986年按现价计,县办全民工业总产值2679.6万元,而集体工业和村以下工业总产值达9504.1万元。集体工业及村办工业的迅速兴起,使工业在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1986年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县工农业总值的32.7%。加上县内的省、市上属工业,总产值17706.5万元。全县工业总产值则达工农业总产值的54%,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临潼自古为农业大县,解放后为能成为全省粮棉基地而自豪。但要临潼经济飞腾,要使临潼人民真正富起来,必须大力发展工业才有希望。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业生产已由过去只重视粮、棉、油等种植业而逐渐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转化,林、牧、副、渔各业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增长。1978年农业总产值为15997万元,其中林、牧、副、渔产值2038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7%。到1986年,农业总产值25076万元,林、牧、副、渔产值6257万元,占农业总值的24.9%,使农业的产值结构由比较单一走向多样化。 在农村除工业有显著的发展外,建筑业、商业、饮食业、运输业等也都相应地发展起来,这就形成农村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农村社会总产值有明显增长。1986年,全县农村社会总产值已达25076万元,其中工业7641万元,建筑业4071万元,运输业1791万元,商业饮食业1615万元,使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繁荣。 在商业方面,国营商业已在积极地改变经营方式,个体商业作为社会主义商业补充部分得到迅速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大为活跃,1986年个体有证商户(包括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502户,从业人员5497人,农村市集已发展到24个。全县商品零售额已达15778.2万元,其中个体商户零售额已达2000.7万元(1978年个体零售额为1万元)。
1978年以来,临潼经济已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可喜局面,到1986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包括工业(11681万元)、农业(25076万元)、建筑业(7084万元)、运输邮电业(1650万元)、商业饮食业(3579万元),共为49070万元。连同上属工业总产值,则全县经济社会总产值已达67363万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县财政收入亦相应增加。1949年收入仅为222.1万元,1978年收入增至1356.9万元,3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9.1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到1986年增至2551.2万元,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49.3万元。
交通邮电
交通邮电事业在解放前是十分落后的。新中国建立后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面貌有了重大改观,到1986年底,县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有陇海、西(西安)韩(韩城)、西延(延安)、咸(咸阳)铜(铜川)四条铁路过境,新丰铁路编组站正在兴建。有公路干、支线(包括乡(镇)公路)258条,桥梁85座,涵洞293处,通车里程1150.42公里。1985年民办公助的新丰渭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县内南北分隔的历史,运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全县邮电到1986年已设分支机构32个,邮路总长度384公里,农村投递路线总长2224公里,长途载话端机容量171路,市内电话用户交换机容量3770门,农村电话机总容量1590门。
旅游
临潼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后对骊山风景区经过一系列的修葺,已改变了旧日的面貌。自1980年以来,又先后在景点建设投资6345万元,使以华清池(唐华清宫遗址)为中心的骊山风景区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大型铜车马亦属举世罕见,对游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已成为世界的旅游热点。1986年接待游人320万余人次,其中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20万余人次。众多的游客,促使临潼旅游服务等行业的兴起。景区服务网点已有3200多个,固定餐位2990个,住宿床位5138张,临时的地方风味小吃1100个点。据1986年调查统计,当年门票收入400多万元,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总收入5600多万元。骊山风景区(包括秦始皇陵区)已于1985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县人民政府已对景区的发展,作出了近、中、远期的发展规划,旅游业发展是有广阔前景的。
风景名胜有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华清池、姜寨遗址、扁鹊墓、骊山风景区等。还有国家授时中心。
国家授时中心前身是陕西天文台，1966年经国家科委批准筹建，1970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短波授时台试播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发播标准时间和频率信号；七十年代初，为适应我国战略武器发射、测控和空间技术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在陕西天文台增建长波授时台（BPL），1986年通过由国家科委组织的国家级技术鉴定后正式发播标准时间、标准频率信号。
国家授时中心（陕西天文台）本部地处我国中部腹地——陕西临潼，这里承担着我国标准时间的产生、保持任务，并采用多种手段与国际时间保持同步，同时这里拥有一支时频领域的科研队伍。授时台位于陕西蒲城，主要有短波和长波专用无线电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代号分别为BPM和BPL）。
金融业
金融业在解放前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行的支行在临潼相继建立,在农村乡(镇)普遍建立了银行业务点和信用社,开展了存款、信贷等业务。金融事业的发展在便利人民、促进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银行存款、贷款逐年上升,现金收支扩大。货币流通量不断增长,1953年现金收入1933万元,支出2548万元;1978年收入5745万元,支出为6035万元;到1986年收入增加到21884万元,支出24606万元。发放贷款1953年81万元,1978年8391万元,到1986年工商、农、建等各支行贷款总合高达27846.9万元。单位和农村存款达14322万元。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从储蓄存款增长速度加快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1953年,总储蓄量为12万元,人均0.36元。1978年为1559万元,人均25.08元,到1986年存款达12435万元,人均储蓄181.45元。人民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的8年里,明显的有所提高,据县统计局资料,在1984年,农民人均收入 333.26元,1986年增至人均444.77元。职工年工资1978年人均673.5元,到1986年增至人均1270.79元。
特产
本县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长期的生产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批地方土特产和风味小吃,近年又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又开发了古老的和新创的一些工艺美术品、名牌优质产品,它们在临潼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石榴、柿子、相枣,素称临潼“三宝”。石榴为本县一大特产,主要特点是汁多、味美、个大、色鲜。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更是名驰中外。“言石榴必称临潼”,是人们对临潼石榴的赞美。近几年外贸部门每年收购10～15万公斤,远销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国。在旺季,日销售最高达1万多公斤。骊山柿子早有盛名,它的品种很多,尤以北麓的“火景”柿子为最,它熟时质软,外皮大红,当柿叶落尽而柿实挂满枝头时,远看真如火焰一般好看,故人称“火景柿子”。吃时,凉甜如蜜,甜而不腻,博得人们赞赏。1985年,全县已栽植3700多亩,连同零星栽植共有4.5万余株,加上其他品种柿树,年产量最高可达250多万公斤。相枣为临潼栽培历史悠久的果树之一,广植于渭河以北的相桥、康桥、新兴一带。它以个大、皮薄、肉厚、核小、脆甜而驰名,已栽植1034亩,丰年产量可达10多万公斤。除“三宝”外,还有“临潼韭黄”、北田乡惠家场的胡萝卜、穆寨乡业池村的香椿等,都为临潼特产,十分有名。 本县风味小吃亦非常引人。“临潼醪糟”早在唐代就远近闻名,它是用一种特制的醪糟曲与糯米加上临潼特有的“矿泉水”精细加工而成。其味,酒、甜淆合,醇而香浓,为人们特喜的一种饮料。加入桂花,可制作成“黄桂醪糟”,冲上蛋絮,就是“蛋花醪糟”,真是美味可口。新丰的“白醪酒”,自汉代相传至今,醇美香甜,乃临潼所特有,为旅游者所喜爱。补天饼、黄桂柿子饼、柿子糊塌、泡油糕等,均为临潼特有的美味小吃,使来临之人品尝之后,无不交口赞美。 工艺美术品,既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制品,如铁炉乡麦秆编织的草帽、临潼刺绣、香包等,最近因旅游业的兴起而焕发出新的光彩。又有新兴的文物仿制者们所仿制的秦陵兵马俑、铜车马及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文物仿制品,有些已远销海外。还有一些新兴起来的“麦秆贴画”、“刨花贴画”及一些作为旅游纪念的工艺美术制品,都受到好评。 在新兴的乡(镇)企业中所涌现出来的新丰镇罐头厂产的“狗肉罐头”、相桥镇乳品厂的“奶粉”等都很有名,其中相桥的奶粉已达到部优标准,获得北京博览会金奖。本县玻璃厂与西安联办的玻璃器皿厂,其产品已远销国外。
科教文卫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教育事业在刚解放时有小学学生24856人,中学生6046人,尚无幼儿教育和职业教育。经过37年的建设,教育面貌大为改观,中、小学、职业学校和幼儿教育均有较大发展。到1986年,中学已有54所,学生47777人,教师2302人;职业中学3所,学生487人,教师47人;小学352所,学生77752人,教师3285人,共计学校409所,教师5634人,学生126016人。当年,考入大专、中专学生567名,初中专、中师、幼师录取261名。幼儿教育已有公办和民办幼儿班共417班,教职员工545人,在园幼儿10941人。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8%。目前全县正在积极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临潼科技工作在解放前还没有设立专管部门,科技活动无从谈起,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1953年成立了临潼县农业科技指导站,技术干部33人。以后逐年发展,1978年以后科技组织和科技队伍迅速扩大,到1985年已成为一支可观的科技队伍。县设有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科学技术指导工作;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科技界的群众团体和科学普及工作。还设有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地震办公室、计量所等科研机构,同时群众性的科研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几年来成立了化工化学协会、土木建筑学会、水产学会、水利学会、粮食协会、西瓜协会、石榴协会、科学致富能手协会、蔬菜良种繁育协会等多种群众性科普组织,科学技术人员已达354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39人,农业技术人员210人,卫生技术人员424人,群众中也涌现出一批科技爱好者。各专业科学技术学会、协会已拥有会员1000余人。科技组织的建立与科技队伍的扩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普及,几年来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发展。 文化建设上,解放后将民国时期遗留下来仅有的“民众教育馆”改建为临潼县文化馆,开始组织和辅导群众文化活动。新华书店是解放初建立的,开始只有140个银元的资金,如今一年发行图书300万册左右,营业额达100万元以上。1955年成立县电影放映队,1963年,改为电影放映站,1980年成立电影公司,同时建立电影院,电影事业一天天发展。临潼县人民剧团是于1955年建立的唯一秦腔专业剧团,经常活跃在城乡,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1978年建立了图书馆,到1987年已有藏书87697册。1984年建立了县博物馆,馆藏文物万余件,它所展出的珍贵文物如庆山寺金棺银椁等受到国内外游人所注目。农村文化也日益活跃,如今在农村乡(镇)已建立起33个文化站,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有农村图书室209个,业余艺术表演团体69个,露天及室内影剧场25个,业余书画组织27个。城乡群众性文化活动近年蓬勃兴起,一些文化学术组织如骊山书画学会、工艺美术协会、摄影家学会、文学工作者协会和以农民作者为主的王老九诗社等纷纷建立起来。群众诗歌创作活动解放后一直十分活跃,曾涌现出象王老九那样全国知名的农民诗人,临潼县曾被誉为“诗乡”。 1950年成立了收音站,开始了临漳广播事业,现在全县已有有线广播喇叭74228个,县站扩大总机功率19250瓦,各乡镇已建有扩大站34个。全县的收音机自1950年的4台发展到1985年的181250台,收录机7700多台,收音机平均每户1.5台。 临潼县在60年代末开始有了电视机,1971年全县只有18台黑白电视机,1978年后迅速增加,现已有电视机22530台(包括彩电)。同时又增添了录像放映机60台,而且有了小功率差转台11座。 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初,县城只有一个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卫生院,农村只有几家私人诊所,全县人民的医疗,大多依靠零散的民间医生。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医疗机构和医疗设施,扩大了医疗队伍。到1987年,全县已有1所县人民医院、1所县防疫站、1所妇幼保健院(联合国资助)、1所县中医医院、8所地段医院、25所乡卫生院,共有床位527张。在农村还办 起医疗站457个。各类医务人员总数已有1767人。有县卫生学校1所,为县医疗单位培养初级医务人员。 本县为增强人民体质积极开展了各项体育活动,多年来取得一定成果。1958年开始兴建起面积30亩的县体育场,如今已有跑道、灯光球场、看台、司令台、旱冰场等设施。全县有标准篮球场共178个,200米以上的田径场21个,排球场21个,足球场20个,旱冰场2个,游泳池2个。体育活动十分活跃,1959～1986年参加地、市、省所办的各种运动竞赛会27次。1986年县内各级举行运动会74次,参加运动员15162人。在平时体育锻炼中,按照国家规定的体育锻炼标准进行锻炼,1987年学校学生达到及格者就有19320人。 国家的昌盛,经济的繁荣,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些优秀人物的推动。临潼县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历次革命斗争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涌现了不少革命志士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们促进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推动了各项建设,其中有些人跨越两个时代。关于民国时期革命斗争中一些人物已在前面述及,其他各界略举数人:孙仁玉是个教育家、剧作家,一生共编写秦腔本戏、折子戏计140余出。刘立杰、刘毓中、张建民等均为知名的秦腔须生演员,刘毓中在解放后还多次受到省和中央的奖励,他们都对秦腔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武伯纶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家,曾任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农民诗人王老九,创作了几百首诗歌,影响很大,曾作为文艺界先进人物五次进北京,被选为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他的作品流传全国和国外。吴广彦、曹大奎是临潼众多古建筑木工中的大师,曾主持整修西安鼓楼、大雁塔等古建筑。张铭锡是有名的中医,为陕西省中医副研究员,曾有《炭疽疔毒中医疗法》等数种著作。汤秀莲是北田乡的农村妇女,她办农村产院出了名,成为全国劳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新丰的齐俊杰,徐阳的周济广,都是农业上的劳动模范人物,在发展农业生产中作出了显著成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掀起了改革的浪潮,群众中涌现出不少先进的有开拓精神的人物,带头走治穷致富的道路。行者农民李志明,在钻研种植草莓的科学技术上取得成果,人称草莓专家,他带动乡亲种草莓,富了一个村。斜口女青年李芳琴科学栽培石榴出了名,她刻苦钻研,与任蓉合编了一本《临潼石榴》的技术资料出版。雨金镇照渠村有个赵军贤走南闯北搞致富信息,还订阅大量报刊,她得到的一些致富信息,不但使自己富起来,而且把信息传播给乡亲,让大家共同富裕。这些人物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者,又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他们的事迹将激励人们奋发图强,把临潼建设得更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