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弄虫蚁
弄虫蚁
古代的飞禽走兽，昆虫鳞介，统称为“虫蚁”。所谓 “弄”者，乃是寓调教、娱情之意，“弄虫蚁”即养驯动物之术。 
古代中国的虫蚁千种万样，小到蚂蚁，大到虎豹，许多看上去简直不能调教的动物，却完全可以调教得悉如人意。
类型
综而观之，古代中国的“弄虫蚁”，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种是为王公显贵遣情享乐的“弄虫蚁”。 
早在周代，《周礼·夏官》上就有『服不氏』等职，专『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掌养猛兽而教扰之』。郑玄对『教扰』是这样解释的：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这十分清楚地表述出『弄虫蚁』自周代始，首先在王公显贵阶层中发展起来。 
很快，春秋战国的卫懿公养驯的仙鹤，甚至可以进退有节，听音乐而舞蹈。秦汉宫廷流行『黄公故事』，『黄公』是一位以上演驯服老虎的惊险节目而闻名的艺人。《西京杂记》叙说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俸谷一年费二千石』。这都从侧面证明了自秦汉以来，『弄虫蚁』已有相当的规模。为王公显贵服务的『弄虫蚁』，还经常在庆典活动中出演。汉代李尤《平乐观赋》中就有『驰骋百马，有仙驾雀，狐免惊走，禽鹿六，白象朱首』等壮观场面。所以，历史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後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老鼠所能表演的远不止这些。在民间，百戏伎艺中的调教老鼠，其成就更是惊人： 
如清代在苏州玄妙观，有一山东人表演的『鼠戏』：将一高约两米，形如伞盖的木架安放在地上，架内有一似戏场之地，十馀只鼠盘踞，还挂著圆圈及各式枪刀耍物。锣一响，这些老鼠便上演各剧，有《李三娘挑水》、《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它们还能用爪抓住竹刀木枪，旋转而舞。 
将老鼠调教得上演戏剧，这是为了勾起人们的欣赏兴趣，但也确实不易。如同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样，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样的『蛤蟆戏』：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著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著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著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後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虾蟆，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毫。其虾蟆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虾蟆声应拍不乱…… 
清代《点石斋画报》又有一幅《蛙嬉》使人们了解到： 
《点石斋画报·蛙嬉》 
浙江象山、宁海间，有一位弄蛙者，他舞黄、绿小旗，指挥十馀只黄、绿蛙，可以随意唱一二曲俚歌，檀板渔鼓亦娴节，拍鼓声『咚咚』，与『阁阁』的蛙声，若相应答。 
复杂的乐曲，用什麼样的方法纔能使蛙感应并适用自如?其内在奥妙，真是神秘莫测。可是弄虫蚁者却将其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显然是出於满足人们喜怪猎奇的心理。正是在这种目的驱动下，清代的弄虫蚁者敢於标新立异，创造出了许多奇迹。 
据徐珂《清稗类钞》说： 
光绪年间的台州，有一人教一狗学人语，历经十馀年，这只狗竟能读书。表演时，取一册《礼记》，狗读《檀弓》篇，不爽一字；又取《周易》，读《系辞传》，也非常熟。这狗读书的声音非常响亮，惟发音时稍强硬，不能如人语之便捷。然而《檀弓》、《系辞传》，都是聱牙佶屈，不易上口的，可是这狗却被调教得可以成诵! 
还有更难的是清代朱梅叔《埋懮集》所记： 
《点石斋画报·驯蝎》 
一人用两竹管，畜养了红、白两种蚂蚁。表演前，取红、白两小纸旗，分东、西插在几上。此人取竹管去掉塞子，分放两边，再各向管口弹指数下，蚂蚁随出，自成行列，趋止於旗下，排列如阵。此人复出一小黄纸旗，作指挥状，群蚁即纷纷齐进，两阵既接，举足相扑，两两角斗，盘旋进退，均合节度。久之，即有一群返走，扰乱若奔溃者，另一群争进，其行如飞，居然战胜追奔逐北的模样。此人又挥动小黄旗，战胜的蚂蚁便退回来，按次序爬入竹管，另一群战败的蚂蚁也络绎奔来，争相入管，不复成行了…… 
这种难度极大的『弄虫蚁』，还有许许多多，如汉代的驯蛇、驯骆驼、驯虎、驯猴；唐代的韩志和蓄赤色绳虎子，应声按梁州，并能作『致语』；宋代的鱼跳刀门，使唤蜂蝶，熊翻筋斗，驴舞柘枝，等等，它们是『弄虫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值得继承和研究。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弄虫蚁』。 
在宋代，此类『弄虫蚁』就很突出。随便举一例，如方勺《泊宅编》记北宋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的僧侣，驯养了一猫，有客来，此猫便前去迎接并走报主僧，见来的不像正经人，便紧紧跟随…… 
尤其有趣的是清代王国璠《台湾杂录》记： 
一人由於事繁，便将自己养的鸭子训练成为50队，每队百只，选壮鸭为首，日出，责领队出，到晚再领归，归则列队於泽中，像排阵似的。为首的鸭戛然长鸣，则全队无缺，否则有散失。 
还有，宋代的福建，三山溪产小鱼，山里的儿童就加以畜养，让它们互斗。这种调教斗鱼术，发展到了清代，变化成为如徐珂《清稗类钞》所记： 
有人将红、白两种金鱼，共贮一缸，用红、白两种旗指挥它们，摇动红旗，红金鱼就都随著红旗往来游翔，紧紧跟随，缓转缓随，旗若收住，鱼就都潜伏。白金鱼也是这样。再将二旗并竖，红、白金鱼则错综旋转，前後间杂，犹如军队走阵一般。将红、白二旗分为两处，红金鱼就随红旗归成红队，白金鱼随著白旗而归为白队…… 
更有甚者，有人将鱼调教得可以『下双陆』。徐昆国《遁斋偶笔》有记： 
一姓白的大吏，砌一水池，水池中用文石砌成一『双陆盘』。招待宾客时，将池中灌满数寸深水，两名童子各执红、白小旗，至池中。一童子挥红旗，红鱼自上流悉出，按位而止。另一童子挥白旗，白鱼悉出，按位而止。这些鱼都长五寸多。宾客掷钱几点说『某子移至某位』，红旗童子按旗指某鱼引至某位，某鱼随至，不差分寸。大吏也是这样下，打落某子，鱼即随旗引入洞，再下子，旗再引鱼出来。局终，鱼都游入洞中，一会儿，水就放乾，池子又像原来那样。鱼顺从人的旨意而『下双陆』，这与人摸透鱼的生活习性，日久相熟最有关系。这也证实了仅仅是为了自己娱乐的『弄虫蚁』，也是可以出精品的。就像清代沈日霖 
《粤西琐记》述说的那样： 
阳朔产猴，多有畜之者。於文王先生有一猴，极驯扰，客至，猴为送烟，一手接筒，一手持火，焠吹毕，跪，後足拱前，两手作叩头状而去，因呼为『礼猴』。 
这是广西人利用生活环境之便而自娱的『弄虫蚁』，此类『弄虫蚁』在古代中国还非常多，『礼猴』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罢了。 
第四种类型是弄虫蚁赌博。 
弄虫蚁赌博主要以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为代表。由於鸡、鹌鹑、蟋蟀都可以斗，所以它们均具赌博性质。唐《东城老父传》说许多世家贵主，倾帑破产，市鸡以偿其值。宋代四川张咏写出了『斗鸡破百万』的诗句，明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的斗鸡是以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为赌注。 
明《三纔图会》中《斗鸡图》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驯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亲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亲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亲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馀食指，无冻馁懮，是何宝如之?最後王成以六百金与大亲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临安市民，在蟋蟀旺季，纷纷斗赌，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明代陆粲《庚巳编》也记：『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周晖《金陵琐事》记：南京的斗蟋蟀，斗之有场，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甚至两家方赌，傍猜者群集。清代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形容得更是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閈。 
清吴友如绘《风俗志图说·蟋蟀会》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种研究斗鸡、鹌鹑、蟋蟀的专门学问。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生物学的科学技术水平。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清乾隆年间未说明作者的《鸡谱》，就对斗鸡的良种选配繁育，种卵的孵化和雏鸡的饲育、饲养管理，各种疾病及其防治措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的总结，十分精辟，许多论断，对家鸡品种的发展，养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有了对斗鹌鹑的饲养调教的专著——程石邻的 
《鹌鹑谱》，在这部书中，程石邻分门别类，井井有条，阐述了对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 
『饲法』、『把法』、『斗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对中国古代养鹌鹑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总 
结，这对人们食用鹌鹑也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草虫》 
蟋蟀的饲养调教著作则最多，宋代有贾似道的《促织经》，明代有嘉靖年间的《秋虫谱》，袁宏道的《促织志》，刘侗的《促织志》，清代有陈淏子的《蟋蟀篇》，梦桂的《蟋蟀谱》，金文锦的《促织经》，朱从延的《孙鉴》，麟光的《蟋蟀秘要》，秦子惠的《功虫录》、《王孙经补遗》，拙园老人的《虫鱼雅集》，等等。 
这些著作，或辨品，或观行；或宜忌，或捕捉；或与食，或交配；或头色，或治病；或下盆，或长翅……字里行间，充满科学辩证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是一宗大的贡献。 
综观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的专门著作，它们客观上对气候、地形的掌握，饮食的适用适当等等各门类的科学知识的发展，都有著促进和完善作用，这恐怕是热衷於弄虫蚁者意料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