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沈子善
求学生涯
幼年沈子善从小就有抄书的习惯。所以他一面写颜真卿的《多宝塔》、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临仿东晋王蓖之的《兰亭叙》、唐代孙过庭的《书诺》。父亲要求他练书法首先要抓准汉字的偏旁部首，从历代文字擅变人手；执笔时要以中锋为主，注重点、撇、接、横、竖笔画的安排。所以他比一般孩子起点要高。1912年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举国欢腾，祝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乡亲们还邀请沈子善参加写横幅、 标语，并得到长辈的称赞，可见他当时已小有书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书法还不仅仅是写字，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断不能落人为“写字而写字”的俗套。他读书时即有所选择，多方搜求，较为有系统地圈读并笔录了南朝宋《采古来能书人名》、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唐李世民（太宗）《王羡之传论》，继而又研读了唐张评理之书断》、唐蔡希综《法书论》、宋黄庭坚《山谷题跋》、明代《文微明集》、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明项穆《书法雅言》、清梁峨《承晋斋积闻录》、清宋曹《论草书》、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诚然，这只能说明沈子善是以学者的身份去研“王字”的，力图钩玄索微，探其究竟。直至中年以后，他重新整理和审读这些论著时，才有取舍，才有较好的评鉴能力。这自是后话，但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到一个史实：元、明、清以来，封建士大夫虽雅好金石书画，都有一笔好字（这在旧日，书法优劣常作为文人之“门据”），然而，他们都视书法为“文人余事”、“文人雅事”。并没有将书法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来看待。由于“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沈子善与其他一批老书法家，已逐步认识到书法是中国传统的艺术门类，是国粹，是民族瑰宝。要让其生存、发展，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必须正视、必须研究，使之成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这自然和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他个人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1921年1921年，沈子善高级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 师范学堂文科。因受当时“教育救国论”的影响，沈子善遂立志于教育事业。于是在1922年转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无疑，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一门新型学科，深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从学制、课堂设置、学术思想上都强调学科性、体系性。这使他后来从事书法教育、书法研究，在治学方法上得到了补充与提高。
教书时期
1925年，沈子善从东南大学教育科毕业后，受聘任教于设在南京白下路的“江苏省立第四师范”。该校校长仇深是前清举人，担任教席的有陈三立、方履先、王溪、王东培等社会名流，他们既是学识渊博、深李众望的学者，又是饮誉东南的书法家。老教师的学识与书法造诣得到了宰萃学子们的崇敬与赞赏，无形中给了他一个上好的学习机会，促使他一面教好课程，一面继续在书法艺术创作与理论学习方面不断提高自己。这是他50年代上书法课时经常提到的“教学相长”，“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后来他去开封河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回到南京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兼课时，这些学校仰慕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建树，经常请他为喜爱书法的师生员工办讲座。
渐渐地沈子善的书名越来越大了。
1934年春节前，苏州“正社”书画作品展来南京下关绣球公园公开展出，还给沈子善寄来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剪彩仪式。他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社团是吴湖帆、陈子清、叶恭绰、王同愈等人在苏州创立的。该社的宗旨是“切实研究艺术”。这个请柬。对他来说一是震动，二是启发。促使沈子善想到，要在书法教育事业于一番事业，必须要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等待一个良机方可成功。
抗战时期
1937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的许多高等学校也随着国民党政府西迁入川。沈子善也到了山城重庆。此时的重庆是“陪都”。上海、北平的一些名牌大学也迁到了四川、云南、贵州。不久，他受聘到第一联合大学任教。由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沈子善在这里结交了不少谈得来的好朋友：
沈尹默（1883—1971），祖籍浙江吴兴，生于陕西汉阴，早年留学日本。与陈独秀交好，自日本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任校长后于1917年创设“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蔡聘沈尹默为 该社导师，他精擅书法，以楷、行书名世。李石曾离开北大后。沈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潘伯鹰（1899一1966），安徽怀宁人。工诗文，声誉甚高。书法精于楷行草，初学“二王”，后专心写褚遂良。他与当时各界名流多 有交往；
张宗样（1881—1965），浙江海宁人。书法主学唐李邑（北海），性喜以毛笔抄校古书典籍，名震海内外；
商承祚，广东番禺人。为清代最后一名探花商衍望次子，久居南京。早年在天津问学于罗振玉门下，后人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书法碑帖兼写，以写金文最为著名；
朱锦江，1934年他与游寿、徐复等人考入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生班读书，是胡小石书法弟子，写“二 王”后主攻褚遂良：
高月秋（1907一1976），南京人，乔大壮应徐悲鸿之请在南京中 央大学艺术科讲授书法篆刻课时，高拜乔为师，其兄高华系京剧名票，曾在南京大行官开设“高土照相馆”，其昆仲与张大干友善，均爱书法印章，喜收藏。1941年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本天皇宣布向援我友邦英美两国宣战，9日，林森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对日本、德意志、意大利三国宣战。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时期。1942年元旦，二十六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它“标志着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民主进程新开端”，国民党统治阶层对自己的言行有 所收敛，国内实行政治民主和保障自由权利的形势有所好转，一些全国性文化团体相继成立。为配合第二时期的抗战宣传，以“扶持文化团体”为己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于1942年2月7日，联合重庆三十六个机关团体举办国民总动员文化界 宣传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科学、新闻出版、宗教各界相继举行”。
“因此，在这一二年的战时形势和文化氛围下，在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倡导下于1943年4月2日，在重庆国立中央 图书馆，召开了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奉教育部之令，会址设在重庆北磅区，定每年的3月3日为书法节”。会上沈子善报告筹备经过：“书学为我国特有之艺术，近年来日见衰落，还不如日本朝野之努力提倡，有感于斯，乃思联合国内学者及书家，力挽颓风，于右任院长、陈立夫部长、沈尹默先生等对于书学一道，均力主提倡，乃有书学会之发起。”它的成立还得到戴传贤、陈果夫、陈蔼 士、陈布雷、商衍蜜、王伯群、张清泉、张道藩、张宗祥、潘伯鹰、赵熙、宗白华、王东培、靳志、梁实秋、杨仲子、胡小石等一百五十位著 名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沈子善作为主要牵头人付出的劳动是艰巨的。1943年1943年6月该会创办《书学》杂志，以“宣传、继承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为宗旨。7月第一期就出版了，短短三四个月，要完成全国中等学校书法竞赛的征稿、杂志组稿、编辑、出版发行没有一 股爱国热情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该会除了 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小学书法教材外，还要做第三次全国美术展中的书法展、编印书学研究丛书、搜集沦陷区的书学资料、文献保 存以及书法人材的登记和推荐工作。况且，沈子善还是复旦大学教授而并非该会或杂志的专职人员。正如学人所言：“研究会的成立，是朝野人士共同倡导，而《书学》杂志是沈子善先生一手创办，他视如生命。他聘请了六十多位专家学者作编辑指导委员，为了不辜负海内外同仁厚望和杂志社的生存，他于1944年7月登报碧书，创作书法一百种，在重庆北砖举行展售，幸赖社会各界人士厚爱，展品全部订购一空，共售二十四万元，全部捐赠杂志基金。”该会于7月在重庆成立书学杂志社，推选沈子善任社长兼总编，这是对他最好的认同。《书学》计出五朗，第一期有陈立夫《发刊词》，该杂志为三十二开本，土纸本。一、二朗由沈子善、商承柞、朱锦江主编，第三期起由沈子善主编。
由沈子善参与酌订的“中国书学研究会丛书”有祝嘉《祝嘉书学论丛》，收《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等二十篇文章，1948年5月，由上海教育书店初版。
由沈子善主编4（书学论集》收孙玄常《清代书学概论》、朱锦江《碑学与帖学》、沈子善《十七帖疏证》等二十四篇论文，1948年9月由上海正中书局书版。
沈子善在《书学》上还执笔刊发了《中国书学论文索引》、《中国书学研究会研究计划大纲》、《小学写字教材法实验研究计划草案》、《中国书学研究会举办全国国立中等学校书法竞赛经过》以及有学术性的论文《孙虔礼书谱序注释》、《学书捷要》、《小学写字范本之研究与编辑》等。
解放前夕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政府与许多大学忙着迁都返回南京，中国书学研究会与《书学》均停办。不久，沈子善去上海震旦大学任教。兹后他集中精力编著《王蔑之研究》。上文提到他早年研究王字的功力，出手自不同凡响。此书目次有：1．王钱之年表；2，绪说；3．王菌之家世；4．王蔑之生活及其人格；5，王羡之书法之理论；6．王蒙之书法成名之由来；7．王氢之书迹目录及其著名书迹考证；8．历代书家对王菱之书法之评论39．王菌之逸事；10．王蔑之研究之参考资料。书后有附录：1．清鲁一同著《王善之年谱》；2．明宋游《兰亭脑咏图记》；3．常任侠《王茵之兰亭叙今传各本述略》。全书正文前有王氢之像、兰亭遗迹图、兰亭脑咏图、丧乱帖图版。上海中正书局1948年2月出版。后人评估此书“编著者较能以体系意识来把握王善之的书法”。沈子善这种治学方法显然与早年读教育学时受西方“方法论”的熏染有关。
建国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沈子善调任南京师范学校教育系教授。鉴于书法教育之振兴，考虑到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与国内外的影响，领导上请他为该院中文系、 美术系开书法课。学生中如尉天池、冯仲华毕业后均为书坛骨干，其承前启后的意义自不待言。[1]
1960年，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在宁创设“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沈与黄淬伯、丁吉甫积极参与其事，沈子善被公推为该会副主席。当时沈尹默在上海刊发了《书法漫谈》、《学书丛语》、《书法的今天和明天》等文章，书法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沈子善撰《中国的书法和印章》（载1961年第八期《雨花》）指出：“中国书法的历史和中国文字（字体）变迁的历史是一致的。由于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经过三千多年，虽然字体有许多次的变迁，但每一种字体 都有它在书法上的特点和美的表现，所以中国书法史与中国文字变迁史是分不开的。”“因此各种字体的衍变，一方面是实用的发展，一方面是艺术的发展……”这是对以汉字为依据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作了概括的阐述，今日读来依然有论有据，使人服唐。1969年2月，他病段于南京五台山一号（南师教工宿舍）。他执教鞭四十余年，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作为学者、书法理论家，沈子善 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具有继往开来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