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光生
人物简介
  余光生，（1907—1978),曾用名余宰扬、余辛白。原藉浙江省镇海县，1907年生于日本东京，5岁时随父母回国，在老家浙江镇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7岁离家赴上海求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只身乘船赴美留学，1929年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193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先后做过测量员、绘图员、货运员等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波士顿参加了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作，任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1932年在纽约加入了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书记，纽约《救国时报》编辑，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
1939年底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将自己的名字余宰扬改成了余光生。曾任张闻天的秘书兼管延安华侨事务。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任该报副总编辑、国际版主编。1942年3月至1943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6年5月任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委员、总编辑。
1945年11月任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年2月至11月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5月至11月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2月调东北工作。
1946年底，国民党在东北不断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了保证东北战场的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加强东北铁路运输的领导，考虑到余光生在美国学的是铁路运输专业，余光生于1947年2月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任东北铁路局第二局长，协助吕正操局长工作。由此开始，余光生一直奋斗在我国的铁路运输战线上。
1947年2月至1948年任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第二局长。1948年8月至9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第二副部长。同年9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
1949年3月起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5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委员。8月至9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驻东北特派员，中长铁路理事会主席。
1950年12月至1953年2月任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政治委员。
1953年5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1954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
195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兼运输总局局长，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至1956年6月）。
1978年6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物家庭
[1]父亲余遂辛是我国早期的留日学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
1940年，余光生去延安女子大学作国际形势报告时相识了刘卓云。刘卓云是新加坡归侨，为了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他们1941年结婚，共生育了3个男孩，长子余晓芒曾任中国信息大学校长、中国联通集团前副总裁。
受教领袖
《解放日报》当时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的任务是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党领导的军队的对敌斗争，反映边区的群众生活。毛泽东主席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不仅领导了《解放日报》创刊，指导《解放日报》成长，还亲自动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改稿，亲自安排、指导《解放日报》的许多具体工作。
在《解放日报》成立之初，报纸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报道国际新闻上，过量刊登了国外通讯社的消息，对国内的抗战情况和边区的群众生活报道很少，脱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实际。针对这一情况，毛主席在1942年3月8日专门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报纸工作的症结所在。接着，毛主席又亲自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对《解放日报》的意见。社长秦邦宪非常重视党中央关于改造党报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的指示，认真地开展了自我批评，组织报社工作人员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作为副总编辑的调查研究、精心策划，为改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加强了国内新闻特别是边区军民抗日战争和建设大后方的报道，副刊的革命文艺栏目也紧密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编排，通俗易懂、催人奋进。报纸将当时党的两项重点工作――转变全党工作作风和生产运动，做了突出的报道，受到了边区军民的好评。
毛主席经常亲自动手为《解放日报》撰写或审改重要社论稿，亲自安排、指导《解放日报》 的许多具体工作，接见一些重要外国友人时有时会安排余光生作翻译。此外，毛主席还让余光生做他的兼职英语老师，余光生每周要去给毛主席讲授几次英语。因此，在延安期间余光生与毛主席的接触见面机会是十分多的。余光生亲身经历了毛主席英明决策处理的许多重大问题，这使他深受教育并终生难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针对形势变化，毛主席和党中央立即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秦邦宪根据中央精神，在6月25日就为《解放日报》写了《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一文。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宣传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国际上一些兄弟党惊奇地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怎么能对世界形势作出如此深刻的观察和正确的判断？”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余光生是这次谈话的英文翻译。据当时《解放日报》的编辑黎辛的回忆，此次谈话的第二天，余光生便在报社的全体会议上传达了谈话的情况。余光生说：“毛主席的这个论断非常英明。”余光生还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此次谈话的一些具体细节。余光生说，毛主席的思路十分敏捷，智慧过人。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到了纸老虎，但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因此余光生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来代替，由于毛主席向余光生学习过“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而在译文中没有听到，于是，他在向余光生问清情况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了。
在主席身边，还有一件使余光生难忘的小事。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主席接见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的会议代表并与大家合影。那次余光生正好由于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耽搁而到晚了，看到与会代表已排好了照相的队伍，余光生便站在远处不好意思再入列了，没想到毛主席一下子便发现了他。毛主席热情地向他招手，示意他过去照相，并诙谐地对大家说：“我的老师来了！我的老师来了！”顿时会场气氛变得非常轻松，代表们也纷纷跟余光生开起玩笑来：“光生同志你可不简单啊，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你却成了毛主席的老师啦！”
严肃认真
余光生认为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对自己、对部下要求都很严格。
上世纪80年代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穆青》系列片中，还特别提到与余光生有关的一件往事。穆青当时作为年轻记者，《解放日报》派他去采访一位正在延安作报告讲述苏联人民如何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名叫阿洛夫的苏联医生。他采访时一进会场，就被那种会场的气氛感染了，回来后一气呵成写成了稿子并立即送给当班编辑。随后，时任报社副总编辑的余光生把他叫了去，问他：“你去听报告了吗？”
穆青说：“是的。”
“阿洛夫作报告了吗？”
“是的。”
“那么讲得精彩不精彩？”
“很精彩。”
“你看你这里怎么写的？你这里讲的是，从始至终响起掌声，如果是从始至终掌声不断，那么阿洛夫怎么作报告？人们怎么听报告？”
穆青回忆说：“听了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依然感到脸上发烧。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多的新闻生涯中，我再也不敢用那些哪怕是一点点夸张的词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