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六君子
南宋宁宗时期
人物：杨宏中、林仲麟、徐范、张行、蒋傅、周端朝
事件：右相赵汝忠受诬陷，六人为之上书，发配，时人称之为“六君子”。
说起历史上的“六君子”，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指清朝末年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捐躯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位爱国志士。但是“六君子”这个名词，却由来已久。早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神宗时期就出现了。到了南宋宁宗时代，所发生的一次“六君子”事件，则在福建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南宋孝宗皇帝统治时期(1163～1189年)，算是整个腐朽的一百五十年的南宋政权之中相对比较安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位颇为开明贤达的名臣赵汝愚为之协理朝政。由于赵汝愚很看重读书人，当时士林中的一些名儒学士如朱熹、彭龟年等人，都因赵汝愚的推荐而被一度重用。
就在孝宗时期这样一个短暂的比较安定的社会局面出现以后，却引起了一股阴私腐朽的反动政治势力的反对。这股政治势力就是以当时全国最大的官僚地主韩佗胄为首的一群反动官僚。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崩，接位的光宗皇帝，因为病弱，不能治理国家大事，在即将出现一个中央“权力真空”、全国动乱的局势之时，还是赵汝愚较有胆识，兢兢业业地辅佐宁宗皇帝继承了帝业，稳定了局势。但是韩佗胄就在这个时期，利用宁宗皇帝和皇太后的缺乏理智和经验，制造流言，诬告陷害。他把赵汝愚重用天下英才，说什么是有野心的，对朝廷不利，非把赵汝愚清除不可。于是在宁宗庆元年间，赵汝愚含冤受贬，被撒掉了右丞相的职务，并谪住宁远军(广西容县)。当赵汝愚被谪途中，经过衡州(湖南衡阳)，又被当地的守臣虐待而至暴死。
当赵汝愚被谪的消息传出以后，立即激怒了京都的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其中以太学生杨宏中为首，联合了徐范、张道、林仲麟、蒋傅、周端朝，共六个京都名士，上书朝廷，强烈要求保救赵汝愚。但这一保，不但救不了赵汝愚，反而更加激怒了韩佗胄。当时大权已经掌握在韩的手中，于是六位正直的书生，全部被韩佗胄判刑，分别被遣送到安徽太平州(今当涂土县)、浙江临海县一带“编管”(即交给地方官去管制)，当时人们就把这六个人称之为“六君子”。由于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宋朝庆元年间，所以史家又称为“庆元六君子”因他们都是福建人，故又称之为“闽中六君子”。以后清朝末年的“戊戌六君子”的称号，也是使用了这样一个历史名词。
福建六君子是以杨宏中为首。杨宏中，字充甫，侯官县人。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政论家。他在那一篇仅对韩佗胄陷害忠良的《上书》中，痛陈：“自古国家祸乱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伤君子，其祸尤惨……小人得志，仇视正人，必欲空其善类，然后可以肆行而无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党锢敝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闻也!”文章中还提到，自孝宗以来数十年间，国家之所以较为安定繁荣，全赖赵汝愚辅佐之功。当时赵汝愚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何事不能为?为什么国家动乱时，赵汝愚手中又有兵权，当时却不说他有野心，而现在国家安定了，却反而说他有野心?杨宏中的这篇《上书》，在京师太学生中争相传阅。后来宁宗幸学，特旨放参，宏中登开禧初进士，教授南剑州。
福建六君子中的其他五位，也都是当时的京都“太学生”。他们是：徐范，字夷父，侯官县人。少孤，刻苦授徒养母，举于乡，入太学，诗赋极佳，大都以诗明志。如他的一首登太行山诗云：“茫茫远树隔烟霏，猎猎西风振客衣，山雨未晴岚气湿，溪流欲尽水声微。回车庙古丹青老，碗子城荒草木稀。珍重狄公千载意，马头重见白云飞。”全诗的立意在最后二句。狄公即狄仁杰，是唐朝的名臣，曾经劝止武则天大造佛象，以不畏权势著称于世。徐范在诗中寄意，希望出现象“狄公”这样不怕死的名臣，才能扭转局势。后来徐范登嘉定初进士，累迁国子监主簿，知邵武军。
张道，字周甫，一字用叟，先世宁德人，徙罗源，在京都太学时，与杨宏中等同上书。时道之伯父磻宰清河，寄之以诗云：“贾谊谁言终不遇，郦生自谓我非狂。横江一网空朝市，何物充庖荐庙廊”后佗胄诛，诏褒庆元上书六人，道受泰如令。
蒋傅，字象夫，福建人。
周端朝，字子静、福建人。
林仲麟、字景仲，宁德县人，倜傥有大志绍熙中试太学第一。
南宋理宗时期
人物：刘黼、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
事件：丁大金专制用事，六人上书揭发其罪行。
明熹宗朝（前期）
前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
事件 ：揭发魏忠贤，死于狱中。
事件过程：
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奈何明熹宗因为他爷爷万历的缘故，耽误了学业，不大识字。虽然知道有这么一封奏疏，但是苦于不识字，竟然让魏忠贤的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念给他听。王体乾避重就轻的念，结果奏疏里的二十四大罪状，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奏疏的结果就是：在天启皇帝的心里，魏忠贤还是一个不错的人。能帮他分担政务，他也乐得继续干自己的木匠活。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天启四年（1624）十月，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首先魏忠贤矫诏，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至这些人都心灰意冷，辞职回家。并使用无赖的方法，每天派人在内阁大臣也是东林党人叶向高的府邸大吵大闹，迫使叶向高也辞职回家。两天后，另一位内阁大臣韩旷也辞职。魏忠贤让自己的爪牙顾秉谦进入内阁，至此内阁沦陷，为阉党掌握。
东林党至此在朝廷中完全失败。但是魏忠贤并不就此罢休，他要将东林党人斩尽杀绝。他首先想利用早已落入诏狱的东林党人汪文言来构陷杨琏贪污。奈何汪文言拒绝诱供，受到严刑拷问时，曾大声疾呼：“世上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这个杨大洪便是杨涟的别号。应山，今天改名为广水市，境内有一支雄伟的山脉，叫大洪山。杨涟为自己取的别号，盖源于此。他考中进士入仕之初，被任命为江苏常熟县的县令，在任五年，吏部考核，给予的评语是“廉吏第一”，这个“天下第一清官”的称号，可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此后，杨涟一直以廉洁著称。所以，汪文言才有那样一句撕肝裂肺的呼喊。但是，在黑白颠倒小人猖獗的时代，事实与真理不起任何作用。秦桧的专利产品“莫须有”，到了魏忠贤手上，变得“技术含量”更高，完全可以一箭封喉。当熹宗的诏旨下到应山，京城的缇骑日夜兼程赶到大洪山下时，据当时一些笔记文记载，杨涟泰然就逮，坐进囚车上路，老百姓将缇骑兵团团围住，几欲酿成事变。是杨涟自囚车上走下，苦劝父老乡亲让开道路。《明史·杨涟传》是这样记载的：“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常言道民心不可侮，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钦犯”杨涟登程北上时所遇到的感人场面。
与杨涟一起被逮的另五人是：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他们都是反对魏忠贤的中坚，史称六君子。
六君子此前俱被削职，此次又被缇骑从各自家乡押解来京。他们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是：周、袁二公五月初到达北司；顾公五月二十六日到达南镇抚司，二十八日改送北镇抚司；魏公六月二十四日到南镇抚司，二十六日移交北镇抚司；杨、左二公六月二十六日到达南镇抚司，次日押送北镇抚司。
在明代，只要一提“诏狱”这两个字，人们无不为之股栗、汗涔涔下。诏狱，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羁押钦犯的地方，一般设在锦衣卫管辖的南镇抚司与北镇抚司。南与北的关系，类似于拘留所与监狱的关系。诏狱之所以令人害怕，一则是人容易进来不容易出去；二则是这里审讯所用的刑具可谓灭绝人性。负责审讯的是北镇抚司堂官许显纯。这许显纯是魏忠贤豢养的一条鹰犬，狠毒至极。其实，审讯只是走过场，六君子被逮之日，魏忠贤就已定下了他们的死罪，但又不愿让他们速死。一来是要让他们多受酷刑；二来要追缴“赃银”，人一死，银子就没处讨了。对六君子的审讯始于杨涟到案的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七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次，夹杠五十下。
镇抚司的刑具分五种：第一种叫械，用栗木或檀木做成，长一尺五寸，宽四寸许，中间凿两孔放手。犯人出囚室前，即械枷，使之不得逃脱。如果狱卒想杀人，会先将人犯械起，然后用头敲其头颅，人犯双手械住无法反抗。第二种叫镣，用铁铸成。我们说锒铛入狱，这锒铛就是铁镣。这铁镣长五六尺，盘在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人犯无法伸缩。第三种叫棍，削杨榆条为之，长约五尺。每用棍刑时，狱卒用麻绳束起人犯腰腋，绳的两头栓在石墩上，用刑开始，便有两个棍手踩住绳子两端，受刑人的腰立刻被箍死，完全无法转侧，再用一根绳捆住人犯双脚，一名壮汉拉住绳头狠命朝外拽，人犯手被械，腰被箍，脚被拴，无法动弹了，棍手便开始使棍，棍头弯曲处像小手指般长短，一棍下去，“小手指”尽入人肉，深约八九分。第四种刑具叫拶，用杨木做成。长尺余，直径约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拶者跪起，用拶夹住受刑人十根指头，两头用麻绳揪紧，只要稍稍用劲，受刑人的手指立刻就血肉模糊。第五种叫夹棍，也是用杨木做成，二根为一套，长三尺多，离地五寸左右安置，中间贯以铁条，每根中间还安了三副拶。凡夹人，就把夹棍竖起来，让受刑人贴近捆住双脚，用绳套绑住受刑人各个活动关节，然后放平，再用硬木棍一根撑住受刑人脚的左面，使之无法挪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尺，围四寸。刑手用它猛敲受刑人的足胫，只须一下，受刑人就会骨折。
诏狱中有一些专用词汇，如用刑叫比较，索命叫壁挺。夹、拶、棍、杠、敲五种刑具都用叫全刑。六君子进了诏狱后，几乎是隔天一比较，五天一全刑。六君子入狱的被诬罪名是收受熊廷弼的贿赂，因此，“追赃”是审讯的主要目的。凡比较之日，六君子的家属都会早早儿来到刑房外守候。许显纯规定，各家凡交“赃银”，每次不得少于四百两。交足了，只用一种刑，或免刑，差额交付者，多用刑罚；不交者，用全刑。徐大化陷害六君子，开列的贿银数目都很大。最少的是袁化中，六千两。最多的是杨涟，二万两。杨涟本出自穷人之家，虽入仕为官十九年，当上了“正部级”领导干部，但因从不受贿，仅靠俸禄生活，因此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北镇抚司恶吏索要“赃银”，杨家变卖所有家产，只凑了四千两。杨涟的八旬老母和妻儿数口，都搬到县城的谯楼上暂时栖身。每天既无薪柴，又无灶米，全靠乞讨或乡人救济为生。即便这种情况，恶吏催“赃”毫不心慈手软，直接放言：“要想杨涟活命，必须限期如数交齐赃银。”杨涟在北京诏狱受刑的消息传到家乡，应山的父老乡亲为了能救下杨涟的一条命，纷纷解囊。上至士商地主，下至卖菜佣仆，都尽最大的可能捐款。但因二万两的数目太大，仓促之间难以凑齐。因此，杨涟几乎是五天经受一次全刑。到了七月四日比较之后，杨涟已须眉尽白，身上脓血如染，没有一寸完肤。其实，所追缴的“赃银”，没有一分一厘交纳国库，大头孝敬给魏忠贤，小头由许显纯作为赏钱私分了。七月十五日，是杨涟五十四岁生日。一清早，左光斗等五位患难知己向杨涟拱手以祝。杨涟苦笑了笑，让狱卒拿来一大碗凉水咕噜咕噜吞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重创之人若生饮凉水，无异饮鸩。见众难友惊愕，杨涟说：“魏阉将我等逮入诏狱，就没有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一旦赃银追齐之日，便是我等毙命之时。我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喝凉水只求速死。”听这一席话，诸君无不掩面唏嘘。这一天，许显纯受魏忠贤指示，送给杨涟的生日礼物是全刑。受刑前，杨涟将在刑房外守候的家人喊到跟前，吩咐道：“你们现在都回老家去，好生服侍太奶奶，对各位相公传我的话，再不要读书为官了，都学着种田去。”这几句话看似平淡，究其内涵可谓沉痛至极。杨涟至此已明白，如果没有熹宗的昏庸，就绝对没有魏忠贤的凶残。因此，作为顾命大臣的他，已是彻底地看透了朝政的弊端，心灰意冷。这天用罢全刑后，杨涟昏死数日。到了二十日这一天，杨家送饭，在菜食中杂藏金屑，此举是帮杨涟自杀，让其吞金自尽少受痛苦。可惜被狱卒检查出来，从此再不准杨涟与家人见面。
七月二十七日，杨涟与左光斗入狱满一个月，这是魏忠贤为他们划定的死期。这天中午，一狱吏偷偷对人嗟叹道：“今夜，当有三位老爷壁挺。”果然，是夜，杨涟、左光斗、周朝瑞三人被锁头叶文仲用酷刑折磨至死。锁头是明代狱卒中的一种称谓，类似于监狱长。这个叶文仲狠毒为狱卒之冠，是魏忠贤、许显纯之流最为欣赏的刽子手。此后到九月十四日，余下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相继死去。六君子的惨案至此毕矣！
明熹宗朝（后期）
后六君子：周起元、黄尊素、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 
事件：也是与魏忠贤的斗争。
清德宗朝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谭氏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诗作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山水诗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抒发了他冲破网罗、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诗风恢阔豪迈、刚健遒劲，所谓"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有《谭嗣同全集》。由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较为有名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赀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主张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顽固守旧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培养维新人才，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
民国1915年
筹安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如、胡瑛
是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6个发起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成立于1915年8月，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鼓吹复辟帝制的急先锋。这6个人中，杨度、严复是老资格的立宪派；孙毓筠、李燮和、胡瑛是变节的同盟会员；刘师培则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是同盟会的叛徒。杨度其人，最近常常出现在有关影视剧中。此人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投靠袁世凯，摇唇鼓舌、舞笔弄墨、令人鄙夷。然而此后，却能幡然醒悟，痛改前非。1927年，李大钊先生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前后，他曾多方营救。其晚年，在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掩护过共产党人。1929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