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氏石门摩崖石刻拓印
基本简介
张氏世居汉台区褒斜栈道及其石门摩崖石刻脚下石院，距汉中市区中心约40里，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持单位所在地。
在中国古代，汉中曾有7条栈道，连结川、陕、陇、鄂。其中：褒斜栈道是最重要的。这条道曾发生过“肖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诸葛亮曾把汉中作为北伐曹魏的军事据点。有历史上最早人工丌凿的石门隧道；有《石门大全》记载177品摩崖石刻。其中：《石门铭》、《石门颂》、《衮雪》等石门十三品被誉为“国之瑰宝”。因摩崖石刻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平板刻石，石性坚硬，与大自然山体相连，且临空、临水，多为事发之地，是真实信史，故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前来拜谒临摩学艺众多，才有了后来以拓印为业的谋生技艺。[1]
历史渊源
张氏家族系明末动乱由四川沿古道迁至陕西汉中褒谷口一带的，祖辈均以农为业，勤作吃苦，距张氏拓印第一代艺人张茂功十六七岁时，父亲因病去逝，家道衰落，尚未成年的张茂功学业中断，承担了家庭重担。他勤于耕作，善于谋划，在石门附近开办了采石场，短短十年中家道逐渐殷实。
1870年（清同治九年），关中专操拓印的世家陶修人来石门拓印摩崖拓片，食宿在张茂功家，与之交往甚密，遂为挚友。张茂功识文断字，聪慧机灵。陶修人在拓印过程中传授拓印技艺，张茂功全程掌握，陶与张达成协议，由张家拓印石门摩崖拓片，送往关中。至此，张氏家族以拓印拓片为主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张茂功因劳神过度，身体越来越差，好在膝下四个儿子相继成人，欲选定二子金城，自习拓印，早去晚归最下苦功，每道工序非精通不可放过，关键时刻再加以指点，说其破绽，很快掌握了拓印技艺。再传三代张鸿烈、四代张中发。
清末民初的十多年中，是张氏拓印的第一次高峰，山于拓印技艺精湛，名声大振，引得过往商客、文人骚客、书界名流杨守敬、于佑仁等登门观赏求购，每天都有二十多人前来家中订货。那时家里的拓印人员就有二十人左右，周围河东店沾亲带故的亲戚都前来拜师学艺，可算是门庭若市、人兴财旺。
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张氏世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拓印一度中段。
新中国成立后是张氏拓印的第二次高峰。四代传人张中发、五代传人张晓明因得祖上绝技真传，把传统技艺发扬光大，还创出“一拓双页”的绝活，历经百年的反复实践，已研究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程序，对吹、刷、墨、揭等工序，扬长避短，认真总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拓印出的整批拓本，字迹清晰、黑白分明、无墨染、无破损。可以说已达到张氏拓印家族前所未有的的艺术高峰，在中国陕西省的拓印技能行业也是名列前茅的。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重视历史文物保护工作，中、省文管会，考古研究所均来汉中考察石门摩崖石刻，张中发参加了汉中市政府组织的石门调查委员会，成为主要成员，和陈心锦先生等一起去实地考察，拓印了所有的碑贴和游记。1961年，张中发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陪同省上调查组拓印于千仞峭壁之下，最后拓印了整整一百套石门石刻拓片后，褒斜栈道及其摩崖石刻被列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审定的拓本均出自张氏之手。1962年，在古石门遂道南口外侧，由四代传人张中发亲自将“首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竖立于谷口。立碑当日非常隆重，省文管会、省公安厅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了立碑仪式。
“文革”时期，张氏拓印世家第四代传人张中发、第五代传人张晓明被揪斗打倒、抄家，有关拓印器具被砸，拓片被付之一炬，拓印技艺再次被中断，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氏再次重操拓印，并迎来了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政府关心、支持张氏拓印事业，落实张氏以生产队名义从事拓印，获取工分报酬，使张氏拓印技艺得以保留传承。
1969年，因当地政府修建褒河石门水库，四代传人张中发按照组织决定，拓印了三套完整的石门石刻拓片，一套送国务院、一套送省文物部门、一套收藏于汉台博物馆。石门汉魏十三品凿取搬运到古汉台博物馆，其余部分淹没水中，尚存部分山体摩崖刻石。
1988年至1996年，是张氏拓印的第三次高峰。原汉中市博物馆馆长郭荣章主持的《石门汉魏十三品摘要》、《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陈显远的《汉中碑石》、《成都大学》、《文搏》、古道石门石刻专号所插拓本图片均出自张氏第四代传人张中发、第五代张晓明、张晓光之手。在第四届石门石刻国际学术会议上，向国内外学术界展现了石刻的风貌和神韵，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1996年，北京隆重开幕的《中国图书出版成果展览会》上，由郭荣章先生主编的《石门石刻大会》唯一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将“大全”置于展览会一进门最醒目的位置，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群众的检阅。这本煌煌巨著，都溶涵了张氏家族第四代张中发、第五代张晓明、张晓光父子辛勤劳动的汗水。
张氏拓印世家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有影响，流入日本的拓片都有“张氏拓印家”、“石门张中发手拓”印鉴。日本书坛每年都有代表团来汉中瞻仰和学习《石门汉魏十三品》的真迹，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2000年，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张氏“优秀民间文艺家”称号。
2002年4月4日，《华商报》记者对张氏世家的业绩和工艺贡献作了专题报道，照片数张和文章并茂。《汉中日报》、《汉中电视台》在历年的新闻中，在显著位置，多次以图文照片进行了报道。汉中因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历史文人辈出、艺文积淀深远，2006年被誉为中国十大历史文化魅力城市之一。[2]
基本内容
褒斜摩崖石刻远非关中石碑，光华平整，置于平地。均镌刻于石门内外石崖上大致平整的部位，与山连体。几乎没有咫尺真正平整，凸突凹进、裂缝断纹，比比皆是，甚至撇捺之间也起伏周折。再是《石门颂》、《石门铭》通高皆在2米以上，是以宏伟博大出名的汉魏精品。石门南口的《山河堰落成记》更是通体达十几平方，非搭架操作不可为之。褒谷口无日不风，尤其石门，终年四季进洞便凉风飒飒，可见难度之大，技艺要求之精。
一、搭架。摩崖刻石拓印因与大自然山体相连，凹凸不平，且临水、临空，必须搭架操作，须长短架杆、架凳、桌子、长短粗细不同的绳子、大小不同的塑料袋子、剪子、尺子、刀子、木板、石头等。
二、选纸。所使用纸张要薄厚适宜，要有韧性。
三、浸纸。选按石壁大小，把纸张折叠成若干方块，然后纸放在水盆内，待湿透后取出放在洁净的湿布上包好，上下均匀加压将水挤去，待后取用。
四、洗碑。洗去碑石上的沙石、污垢和杂物，吹干。
五、贴纸。拓印时需将湿纸双手提展，慢慢展开，比划准确，运气宁神，极其准确敏捷地将纸平贴于刻石之上，然后用捺刷将纸刷平，用板刷将纸捺于石碑上。
六、刷墨。刷墨亦得精细，必须均匀，所用墨汁均得过滤，以免墨陈垢凝塞。待纸到了适当时候，拓包上墨，用扑子蘸适量的墨，均匀在扑子上面，向上轻轻扑打，就形成了黑白分明的拓片。
七、揭取。这道工序全凭难以尽叙的一种日积月累的经验积淀，力似用非用，劲将使未使，眼观整体，手揭一角，用力均匀，款款取下。
以上数道工序，搭配分割，经反复实践，对：选、浸、洗、刷、墨、揭、凉、叠、理等工艺总体考虑，扬长避短，科学合理，省时省工，精益求精，是张氏家族历时百年的拓印技艺。
相关器具及制品等：
拓包、拓板、墨刷、墨盒、捺刷、纸刷、纸色、纸压子、盒子、各种凳子、钢凿子，以及根据不同场地环境需要的各种不同长短架杆、架凳、桌子、长短不同粗细不一的绳子、大小不同的塑料袋子、剪子、尺子、刀子、木板、石头或可行之重物等。
拓片可分为单拓、双拓、重拓、反复拓等多种，这里不再详述。拓好的拓本还需要用多种相关的工具加以整理、折叠、压榨直到全部工序做完为止。[3]
基本特征
一、拓印特征
摩崖石刻拓印不同于平板碑石拓印，由于摩崖石刻都是在自然山体高低不一、凹凸不平的原始山体上镌刻，且临水临空所成，给拓印造成了很大的难度、精度，要搭架操作，褒谷口风大且凉，每道工序要精确掌握适度，对浸、洗、贴、刷、揭取、晾叠、整理等都有比较高的技艺要求，不能过早过缓，不能过快过猛，技艺全然掌握之中。
二、工艺特征
针对摩崖石刻的特点，特别要求选纸薄厚均匀，韧性强，平整光滑，墨汁要细腻柔滑、光泽亮丽，还要掌握好浸纸、洗碑、贴纸、刷墨、揭取、晾叠、整理等工艺精度，达到完美。拓本整幅边角贴面没有撕裂缺损，平面整体光滑，色泽均匀，浑然一体，摩崖拓本文字清晰可辨，石花石纹活灵活现，所拓拓本笔回补底之间无痕迹，装裱长期挂置存放不走墨、不落色，黑白分明，依然如新，再现刻石真实性。
三、工艺价值
张氏摩崖石刻拓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汉中市博物馆、石门书法研究院，流传到日本、韩国等，曾被历届名人盛赞。清末学者杨守敬将一批张氏拓本带到日本传授汉魏书法，给日本书坛刮起了一股古雅雄风，从此将石门石刻这块瑰宝流向海内外，被中外学者屡屡提及。日本书坛每年都有代表团来汉瞻仰和学习《石门汉魏十三品的真迹》。康有为先生看到张氏拓印本后，在他《广艺舟双辑》中，称《石门铭》为“书中仙品”；孙中山先生看到张氏拓本后十分欣赏，繁忙之余多次临摹，对于佑仁说：“《石门铭》书法太好了，今后还是提倡《石门铭》吧！”：于佑仁先生多次来汉中，必去观赏石门摩崖石刻，与张氏二代传人张金城、三代传人张鸿烈均有友情交往。
四、张氏传承的连续性
张氏摩崖石刻技艺是家族性，一脉相承的。从清同治元年至21世纪初一百三十多年历史，历经五代，已将传统技艺发扬光大。四代张中发、五代张晓明、张晓光还创出“一拓双页”的绝活。经百年的反复实践、总结，已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程序，对吹、刷、墨、揭等工序，扬长避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已达张氏拓本家族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在中国陕西省的拓印技能也是名列前茅的。
五、技艺传承的困惑性
山于褒斜水位逐年上升，石门石刻部分淹没，石门十三品凿取搬迁，使拓印基本“作场”丢失，故只能应邀外出拓印。[4]
主要价值
张氏摩崖石刻拓印价值，山于其地理位置、显著特点，刻石与大自然的山体相连，凹凸不平，板块很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风化，加之人为损毁等因素，而张氏精湛技艺所拓拓片保留了历史石刻原貌，使石刻文字更接近历史，成为历史的“活见证”，并为后人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提供了佐证。
一、历史价值
拓印技艺最早可追塑到唐代，延续已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延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对研究汉魏文化史提供了佐证。
二、文化价值
张氏拓艺所拓之拓片保留了历史的真实性，为金石、书法文化提供了必学范本。石门摩崖石刻所展现出的古拙之趣和纯正的书风而使书家耳目一新，有很高的鉴赏价值，它对清代及近现代书坛学习敦厚飘逸的汉魏书风都起着明显的主导和典范作用。尤其金石拓片汉魏十三品被书法界誉为“仙品”，众多文人墨客纷纷前来临摩拜谒。张氏拓片为研究中国书法的流变、特征，再现历史真史真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拓片《石门铭》为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三、工艺价值
由于摩崖石刻地势险要，环境复杂，拓印极其困难，因临水临空，非搭架操作不可，故从事人员少，这就要求拓印者要用心、用神去研究琢磨，心领神会。经过沧桑岁月的磨练，积累了很多完整的于脑、于心、于感之中，它的很多精髓无法用文字表述的，也是无法用现代科学技术所替代的，它所体现的技艺价值是现代科学技术无所涵益，是留给人们的遗产价值。只有加强对于域内、外的摩崖石刻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才能延缓风化、残败，达到长久遗存的效果，来贡献后人。
四、经济价值
首先给国家和地域带来了经济价值，一张纸一瓶墨，它并没有多少价值，但是通过艺术加工带来不菲的经济价值。山于石门十三品名气内涵所在，吸引了大批的中外学者蜂拥争相前来购买，带动了汉中旅游发展及其它行业的发展，大大的活跃了地方经济，这个效应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只有历史才能鉴证它的价值。[5]
相关器具与制品
拓包、拓板、墨刷、墨盒、捺刷、纸刷、纸色、纸压子、盒子、各种凳子、钢凿子，以及根据不同场地环境需要的各种不同长短架杆、架凳、桌子、长短不同粗细不一的绳子、大小不同的塑料袋子、剪子、尺子、刀子、木板、石头或可行之重物等。
拓片可分为单拓、双拓、重拓、反复拓等多种，这里不再详述。拓好的拓本还需要用多种相关的工具加以整理、折叠、压榨直到全部工序做完为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