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汶石
简介
性　　别： 男 
出  大界长歌供图生年月： 1921-1999.6.5 
民　　族： 汉族  王汶石　　王汶石又名王礼曾，王仲斌、王蕴石，山西荣河（今万荣）人。1936年在县高小就读时已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参加“县人民武装自卫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西安东北竞存中学就读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加入山西人民牺牲救国民盟会。1942年6月至陕甘宁边区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先后任副科长、研究员、团长等职。在此期间，创作了秧歌剧《抓壮丁》、《边境上》等早期作品。
1949年10月，调边区文协任《群众文艺》主编。后任《西北文艺》副主编。1954年参加筹建作协西安分会并任秘书长。1955年后，创作了《风雪之夜》等描写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短篇小说，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1953年起，多次深入渭南、咸阳农村体验生活，创作了很多语言朴素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短篇小说，受到广泛好评。196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沙滩上》，涉及农村干部在指挥生产中的思想作风问题，发表后曾在全国报刊上引起广泛评论。
1962年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回国后被任为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1976年以后，发表了《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小说及一些诗歌、散文、文艺论文。任陕西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1999年6月5日逝世。
生前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一任秘书长，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及第五届名誉委员。
人物经历
爱情
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西安事变”后，正在县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参加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任“牺盟会”下属县“儿童救国会”主席  王汶石。“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乡东渡黄河。王汶石带领儿童救国会的小伙伴们在渡口迎来送往，慰问联欢，并访问了威名远震的贺龙将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他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大秧歌运动。他在这个文工团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演员、创作员、组长、副科长、团长等职。跟着西北文工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写下了《抓壮丁》、《边境上》、《一杆枪、一顶帽》等早期作品。
1946年，西北文工团在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征调了10多名团员，其中有个正在米脂中学读书的15岁的女学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县城人，从小读书，聪明好学，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泼的姑娘。她参加文工团后，服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她当演员，她就认真地演好戏；安排她做别的工作，她也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陕北黄龙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战争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便互相交谈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经验体会，彼此不断加深着了解。特别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共同志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共同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高  王汶石夫妇彬觉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觉得高彬纯洁忠厚，好学上进，非常理想。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这座古城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 1949年春天，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工作团2团团长，高彬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建国后，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副主编，高彬调任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秘书长，兼西北文化部曲艺组组长。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任分会秘书长，高彬任分会秘书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为专业作家，高彬调到分会创作委员会任干事，处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陕西渭南农村，亲自参与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广泛接触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创作和发表了《风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说。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参加了整风和水利运动，创作了《在白烟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写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选集《风雪之夜》，选收了他1958年以前创作的11篇小说。这年，全国棉花进军会议在陕西召开，植棉能手、妇联主任汇聚渭南，会议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现了我国农村妇女意气奋发的昂扬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王汶石。他以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语言，写出了当代名篇《新结识的伙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还到陕西咸阳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阳县委、市委副书记。1  王汶石夫妇960年7月，他参加第3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2年，他去开罗出席第2次亚非作家会议，后被推选为亚非作家协会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 
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务活，照顾、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认真阅读王汶石的手稿，帮助推敲、修改、校订、清抄，并且常常出点子、想办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高彬的心血。多少年来，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点都是高彬亲手动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欢吃她做的菜；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王汶石该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总是把王汶石换洗的内衣包在热水袋或放到暖气片上，让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来热乎乎的。王汶石对待高彬也体贴入微，近20年来，高彬理发从来不上理发店，她的头发，都是王汶石亲手剪的。
王汶石手迹
“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许多正直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作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着高彬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善良的高彬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贴、照顾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王汶石的工资被冻结，他们一家5口人（有3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资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这样，高彬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还要给在危难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饭菜。她担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说，我们要相信党终究不会冤枉好人，你的问题一定会有正确结论，会解放你的。妻子的体贴、关心，使丈夫被摧残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造反派见高彬不仅不同丈夫划清界限，还坚定地站在一起，便使出种种招数刁难她。他们抄家时，抄了王汶石的手稿和日记等许多东西。为了给高彬难堪，他们把各种各样诬蔑王汶石的材料以及王汶石过去写下怀念、赞美自己同高彬相爱、结合的日记，加上歪曲侮辱性的按语刊登在他们的小报上，命高彬带上到西安最繁华的地段销售。
1969年底，造反派把王汶石同柳青、杜鹏程、胡采等同志下放到陕西泾阳县一  少年王汶石个干校劳动。这时，造反派问高彬有什么要求，高彬说，我要王汶石跟我一起下放去农村。可是，造反派偏偏不许，却把她下放到陕北子长县的吴家寨子插队劳动。当时，他们的大儿子17岁，被派到陕南修襄渝铁路，女儿12岁，由高彬带往陕北，最小的孩子5岁，只好让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这样分散在4个地方。高彬到吴家寨子后，很快就同当地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她和农村大嫂、大娘们同吃同住同干活，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这儿正掀起农业学大寨、大修水平梯田的高潮，高彬早起晚归，拼命劳动，不到一年，竟把一把新铁锨的锨刃磨下去了两公分，第二年不得不加了一次钢。
后来，高彬被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1972年春节过后，王汶石从干校调回西安搞戏剧汇演。这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才把高彬从延安调回西安参与编辑《陕西文艺》。从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陕西文艺》、《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10余年。从1984年开始，组织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专职助手。王汶石和高彬严格要求子女，3个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学上进，努力进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
粉碎“四人帮”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笔创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优秀作品。他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
王汶石夫妇
王汶石在过64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诗赠给高彬，叙述了他们的伴侣深情：
南京背信义，延安点兵急，
无定河边丽女，慷慨著戎衣；  王汶石手迹　　千里等闲徒步，沙场不让须眉，
赤心对红旗。
三载共刁斗，战地结比翼，
连理情，战友义，与天齐；
四十寒暑，地倾天斜从不移。
而今两首华发，并有儿孙环绕，
携手还相依。
犹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绮。
贡献
王汶石，他在延安时期的戏剧和建国后的短篇小说创作，曾在文坛上产生广泛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延安时期王汶石的作品，多为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战争  王汶石需要之作，其《望北桥》、《黑牛坡农会》等剧本、《慰问伤员》等歌词都曾对革命起到过积极宣传和鼓动作用。建国后他创作了小说《阿爸的愤怒》（被上影厂改编为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后又完成《风雪之夜》、《少年突击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1958年他迎来了自己创作的丰收年，先后有近10篇小说相继问世，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短篇《沙滩上》和长篇《黑凤》相继问世，塑造了陈大年、黑凤等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他的小说数量虽不是很多，但几乎每篇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学者们的关注和赞赏。其作品还多次被翻译为英、日、俄等多国语言。“文革”后至1999年去世，王汶石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诗作、散文和评论性文章。
著作书目
《边境上》（秧歌剧）1950，西北新华书店
《战友》（歌剧）1954，作家
《少年突击手》（短篇小说）1956，少儿
《风雪之夜》（短篇小说集）1958，中青
《大木匠》（短篇小说）1958，作家
《蛮蛮》（短篇小说）1959，东风
《新结识的伙伴》（短篇小说）1959，文字改革出版社
《卢仙兰》（短篇小说）1959，文字改革出版社
《黑凤》（中篇小说）1963，中青
《沙滩上》（短篇小说）1963，东风
《亦云集》（评论集）1983，陕西人民
《王汶石文集》出版
在当代著名作家王汶石先生去世五年之后，汇集作家一生创作作品、近200万字的四卷《王汶石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1921年生于山西的王汶石早年参加革命，1941年开始创作，他在延安时期的戏剧和建国后的短篇小说创作，曾在文坛上产生广泛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延安时期王汶石的作品，多为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战争需要之作，其《望北桥》《黑牛坡农会》等剧本、《慰问伤员》等歌词都曾对革命起到过积极宣传和鼓动作用。建国后他创作了小说《阿爸的愤怒》（被上影厂鲁韧改编为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后又完成《风雪之夜》《少年突击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一九五八年他迎来了自己创作的丰收年，先后有近十篇小说相继问世，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短篇《沙滩上》和长篇《黑凤》相继问世，塑造了陈大年、黑凤等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文革”后至1999年去世，王汶石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诗作、散文和评论性文章。
《王汶石文集》中既有发表作品还有部分作家未出版的遗稿，连同整理的数十万字的日记，书稿总计190余万字。文集第一卷为短篇小说、散文；第二卷收录中篇小说、部分剧本、诗词；第三卷论述文学，包括文论、序文、文学书信；第四卷是作家日记，该部分详细地记载了作家读书、生活、工作、性格等方面的情况，展示出作家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影响
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沙滩上》，给陈忠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忠实后来回忆说：“当时印象最深的有两篇作品，一是话剧剧本《胆剑篇》，令我们激动了好久，谈论了好久：一是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沙滩上》，三个人几乎是接力式地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带。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围坐下来，讨论起《沙滩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灯就寝的钟点。处于艺术创造鼎盛期的王汶石，大约不会料想得到，在星光朦胧的灞河滩上，三个读高中的农家学生正在热烈而动情地谈论着他的名字和他刚刚出台的人物——大年和囤儿的方方面面，正在把他营造的这幢瑰丽的艺术建筑拆卸开来，窥看一柱一梁以及其中的窍卯……多年以后，当我每见到他的时候，阅读和讨论《沙滩上》的这一幕就首先浮现出来。”(陈忠实：《为了十九岁的崇拜——追忆尊师王汶石》)从此王汶石成为陈忠实生命中最崇敬的作家之一。
写作风格上的瑕疵
王汶石1942年进入延安，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后来一直生活在陕西，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创作也主要以陕西乡村为背景。作为延安直接培养的作家，王汶石的创作受到毛泽东《讲话》的深重影响，他的创作思想也是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为党的事业服务的”[1]，歌颂新社会、新农民，是王汶石始终不变的主题。
主题的狭隘单一，限制了王汶石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深度。他的作品丝毫没有体现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是明显的简单化和程式化，甚至存在着为了突出歌颂人物而勉强营设巧合式的艺术结构的地方，艺术手法缺乏自然真切的特点。像曾为人所称道的短篇小说《新结识的伙伴》，吴淑兰和张腊月两个人物形象虽然性格各具特色，但作品为此而作的对比安排却并不自然，人为化痕迹浓重。当时轰动一时的《黑凤》更体现出人物形象“高大全”的虚假缺陷。
而且，王汶石迎合时代需要的创作方式，也直接导致他的作品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从《风雪之夜》的歌颂农业合作化，到《新结识的伙伴》《黑凤》的歌颂“大跃进”运动，再到《新任队长彦三》表现阶级斗争主题，思想完全随政治形势而变化。《黑凤》歌颂“铁姑娘”式的英雄形象，更带有浓郁的“大跃进”时代特点，是对于时代政治审美的屈从。
值得提出的是，王汶石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在单一的主题下，他也是力图将故事尽量写得曲折，并且努力追求生活化的描写。其中的部分作品如《风雪之夜》，还是具备一定的生活气息的。有评论家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胜利”[2]，虽然过高，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王汶石对短篇小说艺术也作了许多探索，并表现出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而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他的人物塑造方法也比较多样化，如通过动作、语言等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具有含而不露的特点。《风雪之夜》对严克勤的描写，就运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重描写相结合的方法。此外，王汶石也比较注意风景描写，《风雪之夜》对大风雪场景的描写就很形象逼真。
但主题上的缺陷是王汶石创作上的根本局限，他在小说技术上的追求所取得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文革”后，王汶石的影响力迅速降低，不再受人关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