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蔡廷干
人物履历
由于广东省得风气之先，加上有容闳、唐廷枢、徐润等思想较为开明人士的引荐，入上海预备学校者大多数是粤籍儿童，尤以香山县为众。在第二批赴美留学幼童中，有唐家村的唐国安、唐元湛、蔡廷干在内。
1873年，蔡廷干在预备学校毕业，被选派为第二批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最初分派到康纳狄格州哈特福德语文学校学习；不久又进入新不列颠中学读书，住在麻省斯普林·菲德尔。麦连太大家中。因蔡氏品性比较顽皮，被同学称之为“好斗的中国人”。在高等学校将届毕业之前，曾被分配到麻省罗沃尔机械厂学习。在长达八年的美国生活中，他和多数的留美幼童一样，在西式教育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的封建礼教社会伦理的观念有所淡薄，成为几名首先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
由于当年清廷驻美副公使兼留美学生监督容闳对学生们许多的“越轨行为”采取放任的态度，遭到清廷一班腐朽官僚们的非议，不断向清帝上奏加以弹劾。清廷终于在1881年下令撤回全部留美学童。蔡廷干奉调回国后，分配到“大沽水雷学堂”学习。在以后的四年中，他除了学习有关鱼雷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之外，同时在英、美、法的外籍教官的指导下，学习电机，采矿、测量等课程。1884年，蔡氏在北洋舰队实习期间，向担任舰队教习的英国海军军官学习了航海课程，毕业后被派往福建水师当一名士官，1885中参加了中法之战，1888年以“守备衔尽先补用“调往北洋水师服役。1889年（光绪十五年）以“都司衔补用守备”升署北洋海军鱼雷左一营都司、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1892年升署三年期满改为实授，后调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武职正四品）并赏绘花翎顶戴。
个人生平
1894年（甲午年），日本背信弃义，不顾原来与清廷签订的协议，采取“不宣而战”的卑劣手段挑起侵略朝鲜的战事，以绝对优势的军力向清廷驻朝鲜的陆军发动攻击。9月，北洋水师大小舰艇十八艘由提督丁汝昌率领护送招商局轮船运送陆军增援驻守平壤的清军。9月17日，当全舰队返航途经大东沟海域时，突然遭到日本海军的偷袭。当时由日本海军元帅伊东 亨率领日舰十二艘与北洋水师军舰十艘（其余是鱼雷艇或汽船），无论在总顿位、航速、火力配备上来说，日舰都优于北洋水师。在敌强我弱猝不及防的恶劣情况下，中国的海军将士们毫不畏缩，予以英勇还击，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中的重要战役“黄海海战”。战斗一共打了五个小时，被偷袭的北洋水师损失了五艘军舰，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光荣牺牲，而日本海军包括旗舰“松岛”号共五艘受到重创。
“福龙”艇 
17日中午12时，“黄海海战”打响时，当时沿大东沟近岸航行担任舰队侧翼警戒的鱼雷左一营都司蔡廷干，立即率领“福龙”号及本部鱼雷艇队尾随“平远”、“广丙”两舰奔赴大东沟海域参战。下午2时30分，“平远”、“广丙”两舰首先与日舰“西京丸”、“岩岛”及旗舰“松岛”号交战。两舰虽然都首发命中“松岛”及“西京丸”并引起大火，终因本身火力太弱，又系木质船身，先后遭日舰还击受创退出战斗。面对强大的日本舰队，蔡廷干毫不畏缩，指挥属下艇队，把日方最弱的一艘军舰“西京丸”从舰队编队中分割开来，自己指挥“福龙”号冲向“西京丸”。“西京丸”转过头来，用临时加装的冲角去撞只有115吨的小鱼雷艇福龙。蔡廷干面对敌舰猛烈炮火的射击，昂然挺立在指挥台上，下令“福龙”号全速冲向“西京丸”。当逼近敌舰时，“福龙号”连发两枚鱼雷，均被“西京丸”号转舵避开。其后，“福龙”号立即折回右转，当抵近至“西京丸”左舷仅40米处时，又发射出一枚鱼雷。根据当时在舰桥上观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的《回忆录》文中描述：“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谁知由于原厂对鱼雷定深过深，鱼雷竟然从舰底穿过。当蔡廷干再下令发射鱼雷时，无奈艇上装备的三枚鱼雷已经全部用完，只好全速退出战斗。返航途中，“福龙”号救起不少堕海飘浮的海军战士，并且遵照旗舰的指示，重新集结艇队在威海卫基地外围继续游弋警戒。
相关事迹
“黄海海战”之后，日本海军取得了制海权。当时清廷曾命令李鸿章“派军舰出击……断敌归路”。而丁汝昌也一再请求出战，但是李鸿章上置朝廷命令而不顾，下而压制爱国官兵抗敌请战的要求，命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不得擅离威海一步……如有违令，虽胜亦罪“。因此，在黄海之战受创的北洋舰队只好龟缩在威海卫基地被动挨打，而以旅顺为基地鱼雷艇队，则沿着威海卫与烟台之间的海域游弋警戒。1895年初，日军从海陆两路夹攻威海卫北洋水师基地。在背腹受敌、大势已去之下，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
当中日海军舰只在威海卫海域混战之际，蔡廷干与左一营管带王平（王登云）分别从西北两处突围，同时突围的鱼雷艇有“福龙”、“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共十三艘，另有“飞霆”、“利顺”两艘汽船。沿途遭受日舰的追截及射击，溃不成军。蔡廷干乘座的“福龙”号突围后沿山东半岛向西直驶烟台，日舰“吉野”号衔尾直追，按舰速计算，“福龙”号是可以逃脱的，但是由于“锅炉管道受伤”影响航速，终被“吉野“追及，蔡氏受伤被俘，后被押送至大阪囚禁。《马关条约》签定后，所有被俘遣返官兵均受革职遣散处分。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通过袁氏的保奏，因“甲午战事”被革黜的海陆官员次第被恢复原职，绝大部分收归袁世凯幕下，用来充任新军（小站练兵）的骨干。蔡廷干经唐绍仪的推荐，为袁收入幕府，日见重用。
蔡廷干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之后，以其娴熟的英语词令和丰富的国际知识渐为袁氏倚重。特别是1909年宣统登基后，袁氏被摄政王逼退回河南项城隐居，蔡氏亦同时退隐北京。这种共进退的行为，被袁氏认为是一种忠贞的表现。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被启用为总理大臣后，立即奏委蔡廷干为“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授海军正参“（海军参军长），又授予“三品京堂候补并加二品衔”，任袁氏的“海军副官”，专责协助袁氏一切外事活动。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武昌首义”成功，黎元洪被推举为革命军都督，各省热烈响应。腐朽的清皇朝仓皇逃避热河。京城里的王公显贵们纷纷携带家眷细软逃离首都。风雨漂摇的清王朝，此刻把皇朝的命运寄托在袁世凯身上。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袁氏的政治野心膨胀了。在袁氏的授意下，唐绍仪、梁士诒、洪述祖筹划拥戴袁氏“主持大局、实行民主政制”。而袁氏一方面向清廷发誓效忠，另一方面立即派蔡廷干、刘承恩秘密赴武汉会晤黎元洪（黎是蔡氏鱼雷营旧属）进行谈判。这件事很快被蔡廷干的好友《泰晤时报》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所获悉。1911年11月16日莫理循向《泰晤时报》社发送了《蔡廷干上校来访接谈纪录》全文三千余字，报导了蔡廷干讲述他两人去武汉与黎元洪谈判的经过。文中有“最初蔡氏列举事实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在与革命党人交谈后就改变主意而赞成共和政制“。
12月7日，唐绍仪被任命为“和谈全权代表”在上海与民军代表伍庭芳谈判之际，蔡廷干、刘承恩再次被秘密派往“南方”。1月18日蔡廷干致函莫理循说：“我们同南方的革命党人还取得充分的谅解，待会面时再和你谈“由于袁世凯的两面手法对和谈非常不利，在遭到肖鹤鸣、范义侠等人极力反对后，蔡廷干的秘密使命中止了。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蔡廷干利用莫理循的记者身份，通过“新闻报导”的形式，透露和影响“辛亥革命”首义成功国内及国际的形势和个别的“内幕新闻”。蔡廷干1912年2月16日致函莫理循，信中说：“随函附上孙逸仙至袁宫保的电报，他们同意由我去剪掉总理（大总统）的辫子，而不去叫理发师傅，因为他会感到难为情，这是你的独家新闻“。第二天莫理循便在《每日邮报》发表“今天下午蔡当着一位秘书和袁的儿子袁云台面前，剪掉了袁世凯的辫子“的新闻。
1912年2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在各方面工作就绪后，蔡廷干便将莫理循向袁氏推荐，而袁世凯也需要像莫理循这样在国际舆论界的资深人士作为他在国际舆论方面的代盲人。1912年8月2日，莫理循被正式聘任在“共和国总统顾问”，在袁世凯的一切决策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稍后时期，袁世凯擢升蔡廷干为“高等军事参议，中将海军副司令兼大总统府副礼官“并授予“二等嘉禾勋章”。民国二年（1913）以后，又陆续授予“勋四位”，派充盐务嵇核总所总办，税务处会办（总办梁士诒）。礼遇之隆，使得蔡廷干竭智尽忠为袁世凯效命。因此，当孙中山及其党人因“讨袁失败”而亡命于日本的时候，蔡廷干则视“中华革命党”为乱党，而莫理循也千方百计致电英国外交部，要求“禁止孙中山等人在香港登陆……“不久，莫理循致函蔡廷干说明打算利用假期绕道加拿大、日本“搜集革命党在加拿大活动的情况，看看革命党在日本的情况“等等，为袁氏效忠。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事实的启示，蔡廷干对袁世凯和莫理循的信赖逐渐起了变化。首先，作为共和国的总统，袁世凯并没有按《临时约法》的要求而施政，他不但排除异己，从各方面把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视作敌人而大加诛杀。更甚者，在“中立”的幌子下，任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强占山东要地，抢杀中国政府派出调解中日事端的外交人员，甚至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秘而不宣，任从日本政府用删改了的《二十一条》知会各国政府，欺骗国际舆论；在全民一片愤怒斥责日寇声中，袁氏却加速组织“筹安会”策动成立“洪宪帝制”。其次，作为“总统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在绝大部分工作中，不是为共和国的命运出谋献策，而是想尽办法为英国并吞西藏制造藉口和辩护，甚至公然向袁世凯提出“英国要求不要把西藏当成中国的一个省”，“而应把它看成是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的五大分支“，胡说什么“对西藏问题，即使中国不签字，英国可以同西藏直接签字“。当俄国在蒙古问题上向中国进行讹诈时，莫理循要求蔡廷干转告袁世凯“如果同英国缔结西藏条约，或者能在蒙古问题交涉中，争取到较好的条件”。
而袁世凯背信弃义、热衷帝制，面对昔日以为是知心好友的莫理特在有意无意之间，为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作辩护，为英国公使朱尔典怂恿袁氏称帝作说客。蔡廷干终于在级度悲愤中于1915年3月2日给莫理循寄去一封只有几句话的短信，原文说到：“世界上的祸害来自‘做得过火’；德国人的罪过在于‘做得过火’；日本人的罪过在于‘做得过火’。陈友仁正在做得过火（陈当时在北京时报斥责日本），但是我将派我们办公室的董先生（董显光）去劝他温和一点。“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压力，反映了蔡廷干对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是既厌恶而又有心无力。后来，蔡廷干又曾向美国公使荷恩施透露自己反对帝制之意。在失望之余便逐渐倾向段祺瑞那一边。当袁世凯死后，莫理循以“顾问”身份征询蔡氏能否与黎元洪合作时，遭到蔡氏的断然拒绝，同时也退出政坛在京都闲住。
段模瑞执政以后，蔡廷干又得到北洋政府的重用。段祺瑞在1917年10月7日授予他“二等宝光嘉禾章”，1918年5月20日委他为“修改税则委员会主任”兼全国税务学校校长，10月又授予“大缀宝光嘉禾勋章”，年底又任命为“总统府副大礼官”而重返总统府工作。1919年1月，出任“敌国侨民遣送事务局会办”，4月20日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9月，北洋政府又授予“一等大绥嘉禾章“，10月授予“一等文虎章”，1920年1月又授予“一等大缀宝光嘉禾章“。这一连串的奖赏和任职，使得蔡廷干专心致志地为北洋政府效力，也为当年国家在国际事务方面争取到一定的利益和地位。
1921年，蔡廷干以“税务处会办”身份担任出席“华盛顿国际税务会议“中国代表的顾问。按照当时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安排三月份在上海召开“关税修订会议”，由蔡氏担任主席。原定的议程安排是“经过充分讨论后，签订协定，修改税率（国际）于翌年一月施行“。在会议期，由于北洋政府迟迟不提出解决《二十一条》的方案，妨碍了国际税务会议有关在中国境内的税务工作，蔡廷干愤而与王宠惠、颐维钧、颜惠庆力辞代表工作，认为“政府坐失良机，漠视会议内英、美、日同流合污给中国施加的无理压力“。他们的声明，激起全民的愤怒，促使北洋政府态度较为明朗，以后会议形势较为好转，蔡氏等人继续重任代表工作，获得了较好的成就。
在此期间，蔡廷干在外事活动和公共事务上也有不少的参与。1919任“华洋赈济会”运输处长、财政处长， 1925年任“北京扶轮会会长”和“中国赴美留学生会会长“。1922年，博仪在天津的婚礼上，蔡氏以礼官身份，为博仪夫妇引见外宾。在外事方面，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蔡氏与颜惠庆、王正廷受段祺瑞委派到上海与日方交涉，起初各国驻沪使团偏袒日本，无视日本对五卅惨案应负的责任，对中国代表团采取拖延手法，经中方使团据理力争，终于使事件获得合理解决。
其他信息
1923年（民国十二年）修订关税工作基本结束，蔡廷干被任为“整理国内外债务委员会”成员，6月30日被任为“筹备特别关税会议”委员会主任。1925年10月26日，“国际特别关税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廷干、王宠惠、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黄郛、莫德惠等十三人组成中国代表团。会议中，诸代表据理力争，使中国获得合理的国际税务工作权益，由于“直奉之战”和北洋政府的人事更选而暂停。1926年杜锡珪内阁成立，蔡廷干担任了外交总长，杜辞职后，蔡一度代理内阁总理一职，任内没有作为。在国际关税会议复会时，蔡廷干争得与会国际代表一致同意“中国关税应由中国自主”后，便辞去部分政府工作，只留任“税务督办”一职，1927年5月，北京政府发生财政恐慌，蔡氏遂辞职到大连隐居，从此退出政坛。蔡在大连，对外界接触仍为频繁，但对日本人多为抵制，期间对日本领事、商人及在大连度假的日方显要人物的邀请，则断然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蔡廷干从大连回北平定居。由于蔡氏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深厚，美国的八年留学中又潜心钻研英文文法，在中英文的造诣极深，而一生中大部份时间都从事涉外工作，在口才、谈吐、词锋各方面表现出老练稳健。晚年他除了不时应清华、燕京两大学的邀请以《中国文学》为题材作客座教授专题讲课外，其余时间便以其熟练深究的英文文法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用英语译注。其中已经成书的有《老解老》（英语译注老子道德经）及《唐诗英著》。该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32年出版，书名是《用英文韵脚翻译的中国诗》。两本译本都曾经在“圣路易博览会”展出，获得国际文学界的好评。其他未成书的有英译《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选篇》，在中文方面有《古君子》及《大东诗选》等。由于蔡氏在文事武功，均有卓越的成就，是以在当年上流社会中冠以“儒将”之称。1935年9月20日，蔡廷干病逝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