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鄂豫皖根据地
概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全盛时期包括有20余县的地区，拥有约350万人口，主力红军达4.5万余人。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诞生地。  鄂豫皖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起义，开辟了鄂豫边根据地；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了河南商（城）南部地区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11月，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皖西根据地。他们各建立了一个师的红军。   到1930年春，三块苏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2月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划鄂豫皖特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边界红军改编问题。2月25日，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及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今红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岗、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含新县）、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颖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18日，中共中央发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于3月2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今属河南新县）召开。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大会。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由25位委员组成。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4月10日，郭述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的决定，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正式成立，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王家湾（今属新县）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甘元景为主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至此，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统一组织起来，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三块革命根据地结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进一步发挥“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重大作用。
1930年11月，鄂豫皖边特委改组，曾中生任书记。1931年1月，红一军与蔡申熙、陈奇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1931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书记。1931年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1932年1月，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
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主力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红军重组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王平章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4年6月，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后，留下的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1937年，高敬亭独立和卫立煌谈判，结束国共内战，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鄂豫皖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曾发生严重的肃反扩大化事件，许继慎等优秀领导人被错杀。
创立
1927年11月3日，中共黄麻特委召开会议，决定以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14日晨，农民自卫军占领了县城，随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并逐步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与豫东南特委策划商南起义。5月6日，起义按计划进行。9日，各起义武装陆续集结，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初步建立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1930年1月，六安县委将各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红三十三师经多次转战，建立起多个革命政权，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6月，召开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至此，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形成。[1]
鄂豫皖根据地货币论略
1930年春,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于3月中旬在黄安箭厂河召集各县联席会议,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委,并由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三省边区的工作。鄂豫皖根据地成为一个整体后,为巩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金融建设,于1930年10月,建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1932年改称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又称鄂豫皖省工农银行)。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建立后,通过货币发行和信贷,对统一币制,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业贸易,稳定物价,集中现金,流通金融,保证战争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巩固苏维埃经济基础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
鄂豫皖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处在大别山区,系传统的农业地区,交通很不发达,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商业贸易非常落后,加上连年天灾、匪患和军阀混战,经济十分落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这里成为敌人连续不断军事“围剿”和长期经济封锁的重要地区,整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党政府在与苏区相通之关津卡隘,水陆要道,均成立封锁办事处,在苏区周围建立了纵深上百里的封锁线,断绝军用品、工业品、生活必需品等重要物资流入苏区。国民党企图用扼杀苏区经济、配合军事“围剿”来消灭红军,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府。
针对鄂豫皖根据地极其艰难困苦的财政经济和金融环境,中共中央及时指出要加强财政经济建设:“中央的意见,你们应当创造财政经济委员会,来计划苏维埃一般财政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实行财政经济政策。”“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来源⋯⋯完全建立在‘打豪儿’上面的,这是应当转变的。鄂豫皖赤区由于斗争的加深与工作的扩大,‘打豪儿’已不能供给苏维埃政府的需要,所以正在把财政来源建立到累进税的征收上面去”。[3]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加强财政和金融建设,在根据地自上而下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管理,建立财务制度。1931年2月上旬,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特委召集特苏党团等在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除许多是根据国际指示外,决定了以下的问题:其一,统一累进税(主要的是商店的与土地的) 。其二,建立银行,确定基础并制定集股与低利借贷的简章。先由特委通知各级党部及支部,在群众会议提出讨论,决议要求政府建立银行,经过群众路线的宣传鼓动,再由政府来布告。其三,逐渐统一金融与集中现金(用各种群众路线的办法) ......此次关于经济问题首先根据国际的指示,完全允许自由贸易,低利私人借贷亦不禁止,惟以银行的借贷与之竞争”。[4]这一决定,明确了金融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是确定把金融的收入和实行累进税一样作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不完全依赖于打土豪;二是发展金融,必须建立银行,要统一合并根据地现有的金融机构,建立整个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银行;三是银行要筹集股金,以便集中使用现金,统一调配资金,以增强货币的信用;四是明确银行实行低利借贷的经营方针;五是建立苏维埃银行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依靠组织,发动群众,让群众首先提出来,政府再组织实施,以便使银行筹建和货币发行一开始就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明确了建立苏维埃银行的大政方针。二早在1930年10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就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北街成立,行长由郑位三兼任,会计曹学秀,出纳吴子清,押运员李正山,保管员方思训,勤杂员郑国南。特区苏维埃发行“鄂豫皖特区银行银币券”面值一种,流通于鄂豫皖苏区。
1931年5月15日,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在新集开始营业。7月,鄂豫皖区苏维埃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鄂豫皖工农联盟民主政府。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也于7月更名为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行长郑义斋,发行“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面值两种:伍角、壹元,流通于鄂豫皖苏区, 1932年1月,该行更名为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后,即停止发行银币券。
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于1931年5月初在安徽省金家寨成立,行长由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吴保才兼任, 11月迁到麻埠, 12月更名为皖西北道区(注:相当于现在的地区)苏维埃银行。该行发行“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面值三种:贰角一种,壹元三种,伍元一种,流通于皖西北苏区。1931年5月12日,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成立。中央分局成立后,对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进行了统一研究和部署。“鄂豫皖特苏及皖西特苏各设有一个苏维埃银行,共发有纸票(一元的)六万元,并发有一串的小票,这些票子在农村中颇有信用,群众感觉比较往日便利多了。皖西银行纸钞......通用无阻,并正在进行将两个银行合并起来,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对现洋出口也有限制。”1932年1月10日,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与皖西北特区(道区)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称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行长郑义斋,会计曹学秀,出纳李正山,保管员王泽兰,全行干部共9人。同年1月21日,又使用“鄂豫皖省工农银行”名称。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发行伍角一种、壹元三种银币券;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贰角两种、伍角一种银币券,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两行银币券同时停止发行。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银行随军转战大别山区。是年冬到达安徽西界岭,银行奉命将银元、纸币交给红军经理处带走,将白银(银锭)埋藏在檀树岗附近,“1932 年10 月,红军撤走, 银行同时撤走”。[5]
在鄂豫皖苏区建立省苏银行后,银行业务委托各级经济公社办理。经济公社是一种特殊的国营商业组织。1931年初,鄂豫皖苏维埃经济公社总社在新集成立,各县区设立分社,属财政经济委员会管理和人民委员会指挥监督。当时,经济公社总社约有资金十几万元,工作人员50余人。新集除总社外,还有分社(国营商店) 5所,以及箭河、郭家河等区经济公社。其任务是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展对外贸易,促进生产,打击投机商和承办银行业务,并定期向银行结账。
其资金由苏维埃政府从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中拨给。由于各级经济公社是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建立的时间也先后不一。如1929年3月,中共光山县委和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随后设立了县区经济公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白雀园、泼陂河、南向店、砖桥、晏河等区经济公社。1929年9月17日,罗南工委发动宣化店起义,成立罗南革命委员会,随即建立了鄂豫皖经济公社第八分社,有工作人员5人。1930年10月,潢川县苏维埃政府在仁和集成立,所辖的7个区均设有经济公社。经济公社除经营商品外,还代理银行工作,这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稳定物价、增加税收、支持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1932年10月,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各级经济公社才相继停止了活动。
在苏维埃时期,鄂豫皖苏区还有一个唯一的县级银行,即赤城(商城)县苏维埃银行。1931年5月15日,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在皖西金家寨成立,辖本区的固始、商城两县,受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领导。7月,两行合并后,皖西北苏维埃银行停止货币发行。当时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因交通运输困难而供应不上,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流通的迫切需要, 1932年2月底,赤城县苏维埃银行在城关南大街胡义商号处(现县审计局内)组建成立,主要办理信贷业务和货币兑换工作,并铸造发行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和铜辅币。其铸造发行的银币,由县城关银匠唐元昌及南门口等几家银炉铸造。赤城县苏维埃银行从1932年成立到1934年,历时两年,其间除县苏维埃银行外,区、乡还设有信用社,办理信贷业务和各种货币的兑换工作。
苏维埃政府一边加强宣传自己的银行和货币,一边吸取国民党反动派的金融教训,很重视货币信誉,集中表现为重视筹集发行货币的基金,而不是滥发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搜刮民财。“我们的银行已建立起来,初次可发五千元票子,农民很喜欢用,不过基金不多,为苏维埃信仰起见,故亦未能多发,待信用建立起来后再发第二次。”[6]由于加强宣传和讲求信誉,所以苏维埃货币一经发行,流通顺利。“特苏银行已于本月15号开幕,信用非常之好,农民都是用这银行纸币,不要非苏区的票子,只七里坪一处几天功夫已用四千元,现在还来不及印刷大批纸票来供给市面。”[7]1931年9月和次年1月又发行35000元纸币。1931年9月发行面值为伍圆的银币, 10月发行面值为五十文、二十文的铜币。苏维埃银行“共发有纸票(一元的) 6万元,并发有一串小票,这些票子在农村颇有信用,群众感觉比往日便利多了”。说明苏维埃货币在当时通用无阻,颇有信用。三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直属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民主政府领导,既是货币发行机关,又是财政拨款机关。它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货币制度,发行货币,调节货币流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市面货币混杂,银元、铜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央票”、“交通票”以及私人商店出的商票均混杂使用。“皖西过去立三路线领导之下,苏区几乎完全坍台,军事上只存留很少部分。”“经济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锡棚、纸棚、铁棚都没有恢复,合作社没有发展,农民对它没有认识。皖西北的银行始终没有成立,金融方面是紊乱的,纸洋打八折,只用上海交通银行的;在霍山首先不打折,结果归农民吃亏,后来还是打八折。”为了驱除旧币,稳定市场,调节金融,发展经济,根据地各银行均有计划地发行货币。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规定,在苏维埃政府未发行货币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央票”、“交通票”可继续在市场流通,但要由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门加盖印记;在苏维埃政府发行货币之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央票”、“交通票”禁止流通,但可拿到苏维埃银行兑换,一元国民党政府货币可打九六折扣兑换根据地货币。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还发布政令规定:“苏区发行的纸币随时可以向银行兑换银元,或用银元兑换纸币。”同时禁止根据地金银外流。
第二,大力筹集资金,吸收各项存款。根据地资金前期主要来源是收缴军队的金银、货币等战利品,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还有税收及经济公社的销售收入等;银行建立后,苏维埃政府曾开展“财政经济政策运动周”活动,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贯彻落实政府制定的财政经济政策,其中动员存款就是一项重要内容。“过去,各级苏维埃、各革命团体没有深入这种宣传,致使群众有这样一种观念,以为银行只是放款,不知道还需要存款。我们现对于银行工作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宣传,引起广大群众起来帮助银行的工作,使银行时常有人存款,时常可以放款。宣传的材料应说明银行的作用、银行的章程、存款放款的手续,等等。”银行对筹集的金银和款项,及时进行分类、清点、过样、包装、记账、装箱,妥为保管,以备使用。筹集资金后,银行代理金库,拨付经费,按政府批准数额,支付红军和军政机关经费。银行还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投资重要工厂建设,如于1931年4月拨款在熊家嘴创建“鄂豫皖边区军委兵工厂”,专门修理和制造枪支弹药,还投资建立了3 个印染厂和1个拥有10架缝纫机的被服厂,所需款项均由银行拨付。
第三,促进生产,发展贸易。“工农银行是供给群众低利贷的机关,他(它)于群众的利益应该是非常之大。银行的作用如果大起来了,工农群众的借贷就特别方便,苏区经济更易于发展。”银行对贫困农民发放耕牛、家具、种子、口粮等贷款,月息1至3厘,到期无力偿还者,可以延期,从而使苏区不断掀起“增加生产多打粮,支援红军打胜仗”的热潮。同时,银行还支持经济公社,开展对外贸易。银行对经济公社、合作社及手工业作坊,发放生产和经营贷款。同时利用贷款鼓励小商贩通过各种渠道向苏区购进食盐、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和工业品。所得利润20%归商贩, 80%归经济公社。由于苏维埃政府制定了灵活有效的经济政策,发挥了银行调剂融通资金的作用,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保障了军需民用,支持了革命战争,发展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
鄂豫皖根据地银行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产物,它为支援革命战争,活跃苏区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根本上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财政经济保障,使金融部门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支柱。鄂豫皖根据地的银行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如郑位三、郑行瑞、郑义斋等高级理财专家及具体业务人员。这些人才随着部队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而着手筹建新根据地的金融事业,特别是对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后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州农民银行券也随之进入大别山区发行流通。鄂豫皖苏区的金融建设为后来革命政权在大别山区发行和流通货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