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钟期光
人物概述
钟期光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平江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的研究领导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平江县区委书记、游击队党代表，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主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湘鄂赣省委秘书长，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湘鄂赣省军区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政治处主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 [2]
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战史研究部部长、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个人生平
钟期光，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一生的主要经历，是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他是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参与创造者和重要实践者之一。
红军时期，钟期光先后任湘鄂赣省军区宣传科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常以自己革命的思想、鼓动性的词句和遨劲的书法，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鼓舞士气。在李宗白、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同志领导下，他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从而，使湘鄂赣苏区不断发展壮大，全盛时期，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20余县，纵横数百里，人口近千万，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外围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他们独立地坚持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失去联系、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率领根据地军民，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几落几起，顽强奋斗，终于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保存和发展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从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到一师和苏浙军区，钟期光都具体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在陈毅、粟裕等同志领导下，部队战斗在大江南北，黄海之滨。从韦岗战斗，黄桥决战，到浙西三次反顽战役，屡战屡胜，威震敌胆。这一时期，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战方针与政策，深入战争实际，以保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为目的，对军队战时政治工作的完善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与民族解放建立了功勋。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妄图限制和溶化新四军，提出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钟期光等根本不予理会，坚持我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军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并且公开宣布，我军继续设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政治机关是党在军队的工作机关，统一对外，对内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作系统，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组织上得以落实与保证。同时，新四军一师始终没有接受国民党关于不得在军队中发展中共党员的限制，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1941年底，党员占全师人数的38%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钟期光认为，我军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应具体体现为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创造性”和“知人善任”。首先，政治工作要有战斗性：“树榜样，正上梁”；“敢于反对不良倾向”；“对有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不蓄意整人”。其次，政治工作要有创造性。他根据从红军到新四军、从内战到抗日、从山上到平原、从较为单一的敌我斗争到极为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等实际情况，对政治工作在斗争策略、方针政策、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各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把抓好思想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民族与阶级觉悟，始终当作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其方法是：“正面灌输”；“扶弱为强”；“见事就教”。第三，政治工作要知人善任：“重视配好两个军政主官”；“爱才惜才”；对干部战士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体贴”。
他作风务实，不尚空谈。“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这是他在1942年2月提出的战时政治工作方针。新四军一师机关最精干时，从师长政委以下只有26人。其中师政治部刚好一个班的人数。把精简下来的人充实到基层，尤其是加强连队的领导力量；而机关在精简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解放战争开始，钟期光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委领导下主持政治工作。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矛头首先对准苏中解放区。华中我军主力3万余人面对国民党军12万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充分发挥了解放区的优势，党政军民齐动员，万里战场忙备战，部队开展了军政大练兵。钟期光主持制定和颁发了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军民团结，提高警惕，粉碎反动派的进攻”等醒目大标语，写满战区村庄的墙壁；营地街头，荡漾着《狠狠地打》的嘹亮战歌。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争取主动，华野在策略上果断采取了先发制人、大胆试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措施，于1946年7月13日首先发起宣家堡、泰兴战斗，旗开得胜；至8月27日，七战七捷，一个半月歼敌5万余人。广泛深入的战时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毛泽东主席对苏中战役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转发全军。苏中战役后，钟期光同志注意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使所属部队战时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后来整编为第三野战军。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他负责前线政治工作的领导，主持部署战役动员、战场鼓动、执行政策与纪律、战后总结等工作，保证了部队连续作战和打大仗、打恶仗的必胜信念与高昂斗志。
1949年7月，为适应国防发展和国家建设对干部的大量需求，钟期光坚决执行三野前委的决定，参与创办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和政委由陈毅同志兼任，他任副政委和党委书记。华东军大于1949年10月中旬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招收了3万余名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营团级干部，编成两个“上级干部训练队”，专门培养中级军政指挥人才。钟期光同志除了主持党务和政治工作，还亲自参与讲课，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将一批最优秀者分配到正在创建的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华东军大数万名毕业学员分布在国防、外交、经济、政法、文化等各条战线，不少人成为党政军的骨干力量。
1951年1月，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军事学院正式成立。钟期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在刘伯承同志的领导下，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办学方针，具体负责学院政治建设。
在刘帅关于“组织起来，团结会师”的号召下，钟期光以极大的热情，落实建立三支队伍：机关队伍、教员队伍和学员队伍。当时选调干部严格以“选贤任能、五湖四海”为标准，集中全军的精华，反映全军的军政素质。先后建成50个教授会，12个学员系，拥有教员1300人、学员1400人。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军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在政治思想建设上，钟期光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头五年间，院党委组织全院先后进行了十次思想整风，保证了全院人员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旺盛的学习与工作热情。尤其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以革命老干部为领导，以中共党员教员为骨干的基础上，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决策，具体落实院党委的决定，大胆起用了近600名起义、投诚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担任军事教员，经教育改造，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并从毕业学员中逐年选拔新教  开国上将钟期光员充实教员队伍，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
1952年春，钟期光代表刘伯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军事学院的工作。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将南京“军大”比喻延安“抗大”，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7月，毛主席为军事学院写的训词指出：“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人民解放军的一代高、中级将领，多数曾就读和毕业于50年代的军事学院。
1960年12月，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后兼任一段战史研究部部长。作为叶剑英的助手，他同其他院领导一起，带领全院开展以编写我军条令条例和战史为中心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1963年9月，根据院常委的分工，他负责党委的日常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在政治思想上，他头脑清醒，观点鲜明，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单纯引用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创造相结合”，搞军事理论研究“不要光是马恩列斯怎么说、毛泽东怎么说，还要看你怎么说！”在学术思想领导上，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战史研究中强调尊重历史事实。他主张研究干部尽量减少行政兼职，保证5/6的科研时间。他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军事科学院编写和出版的《史料选编》、《战役学》等多项重大成果，他都参与了领导工作。他为我军建立和发展军事理论研究体系、开创军事科研工作的新局面，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事年表
1909年1月2日生，乳名钟昱明。父钟开寿。幼年读私塾，后考进平江县天岳书院。
1922年平江第1高等小学读书。
1924年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平江第9区党部青年委员。
1925年平江县立中学学习。1926年夏小学教育工作。同年12月入党。
1927年任平江县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共青团支部书记。
1927年6月参加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1大队。同年10月任平江下东特委秘书，参加组织平江秋收暴动。任平江县肥田区委书记。
1928年任平(江)浏(阳)岳(阳)游击总队中队党代表。7月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后兼县委军事部长。
  钟期光1929年9月任江西铜鼓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和县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
1930年5月任平江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兼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1930年7月攻打长沙时任红5军、湖南省苏维埃肃反总司令部和长沙市委秘书长。
1931年初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32年5月任湘鄂赣省保卫局文书，检查科长。7月任省保卫局侦察部部长。
1934年1月任湘鄂赣省委秘书长。不久任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
1935年春任红6军团16师政治部主任，湘鄂赣省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
1937年5月任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秘书主任。
1938年1月任新4军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4月任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1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1939年11月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7月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钟期光1941年1月任新4军1师政治部主任。4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5年1月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45年10月任华中局委员，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1月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1949年1月任3野政治部副主任。3月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4月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
1951年任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
1955年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任军事学院政委。
1960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
1961年兼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文革”受诬陷迫害。
1973年解除隔离审查。
1975年8月任军事科学院顾问。
1978年平反。是5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8届候补中央委员，12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3]
革命史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钟期光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东乡一个佃农家庭，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又考进平江县天岳书院，读完了高小和初中。1926年夏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队伍之一-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该队前往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钟期光被派回平江发展游击武装和开展地方工作，任中共平江县区委书记、游击队党代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曾参与组织领导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1928年夏，钟期光护送滕代远进平江县城与彭德怀共举起义大计。红五军撤离后，留在平江坚持武装斗争。1929年任江西铜鼓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和县苏维埃代理主席。1930年7月，调任红五军秘书长，参与组织红五军攻打长沙的战斗。后历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主任，湘鄂赣省委秘书长，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5月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红十六师后，任师政治部主任。后任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湘鄂赣边区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  钟期光抗日战争爆发后，湘鄂赣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4月，陈毅组建由粟裕任司令员的抗日先遣支队后，钟期光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与粟裕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在率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充分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势，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先遣支队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为新四军主力迅速在江南扎根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1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7月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1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创建了苏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参加开辟了苏浙皖边新区。 
  钟期光在主持政治工作期间，钟期光工作作风扎实，以实干家著称，一贯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政治工作当作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并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抗日战争的新任务、新环境巧妙结合，从而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做出了新的建树。他在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出《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意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师的五年》、《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和《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进一步丰富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解放战争时期  钟期光解放战争初期，钟期光任新四军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战略任务转变过程中，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政治思想教育深入人心。全国内战爆发前夕，向华中野战军部队发出《开始打》的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深入动员。战争爆发后，在具体负责组织协同战斗，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训练俘虏，协同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工作中成绩突出，对“七战七捷”和月半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的苏中战役，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期间，钟期光注意在政治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并推广了部队开展“功劳运动”的新经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杀敌热情，使整个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之后，这一经验还被普遍推广到全军各部队，并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钟期光1947年1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后，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战役、济南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前线部队政治工作领导。济南战役前夕，钟期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野战军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了“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这一文件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并将其略作改动后转发全军。济南战役期间，率巡视团驻宋时轮兵团，组织各纵队之间的协同。济南战役后期，领导了对起义的国民党吴化文部的整编训练与改造工作。 
淮海战役期间，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主持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动员、俘虏的训练与调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等工作，为夺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显著成绩。 
  钟期光1949年2月全军实行统一番号后，钟期光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前线部队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对渡江战役和华东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上海解放后，钟期光协助陈毅参与上海市军管会政工部的领导，具体落实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与城市纪律，为肃清散兵游勇及流氓阿飞，维护城市革命秩序，保卫党政机关及公共场所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钟期光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副政治委员。1951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对学院初建时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文化教育等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的建成和完善，为培养军队干部，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12月，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61年又兼任战史研究部部长，对科研工作提出“研究机构系统化、研究干部专业化、研究工作经常化”的具体要求。在他的参与和努力下，全院的组织机构和编制体制渐趋完善，科研工作蓬勃开展，人民解放军当时迫切需要的第一代各级各类战斗条令与共同条例先后定稿出版，各个时期的战史编写完成近百本，科研专著译著硕果累累。 
  钟期光1963年9月，钟期光负责党委日常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兼管战史部工作后，对当时的“左”倾思潮特别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作法，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且力排众议，观点鲜明，提倡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与个人创造相结合的主张；针对林彪一伙混淆政治和军事关系的谬论，提出要“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在战史研究中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和求实态度。曾不赞成抛开其他元帅单独编辑林彪文选。 
“文化大革命”中，钟期光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强加上“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反对突出政治”等罪名，受到长期批斗、监禁和摧残，直到1973年才被解除隔离审查，1978年才获平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钟期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