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卞彭
名门望族
  家庭合影
卞家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其高祖父卞士云是嘉庆三年的进士，历官监察御史、湖北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署巡，著有《退思斋诗集》；其曾祖父卞宝第是同治年间的举人，历任闽抚、湘抚、闽浙总督兼福建船政，属当时的高级官员；其祖父卞绪昌在卞美年出生时，也已任职于安徽巡警道衙门。叔祖父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也为卞家第三代中的佼佼者，曾担任长崎领事、承办新式企业，同时也是隶书大家。 
父亲卞白眉是一名银行家。卞彭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孙女。正因为有此家庭背景，卞彭的启蒙教育便理所当然的是老式的私塾式的教育，读《四书》、《诗经》、《尔雅》，对对子，卞彭的童年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的。卞彭是卞白眉的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卞柏年、卞松年均系留美化学博士，卞万年在医学界享有声望，卞凤年曾任中国银行悉尼分行经理。卞美年为著名地质学家。[1]
出国留学
按理说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卞彭，应该是个儒雅夫子才对，然而日后卞彭的作派却相当的西化，他喜欢听交响乐，信奉基督教，在学校里鼓励学生郊游跳舞……这主要得益于他父亲的影响。卞彭的父亲卞白眉（1884-1968，名寿孙），这位解放前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家的第一位留学生，不仅自己一改“好好读书，将来做官”的家庭传统思想，留学回来没有从政而是从商，他还为卞彭及其姐妹创造了一个极西化的家庭环境。卞彭自己形容说，当时父亲的书房里，有一多半是英文书籍，而且家里成员之间，多半是用“洋话”交流的。卞彭在14岁时被送到由英国一教会办的新学书院，后又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在1920年，在深感儿子的学业被国内的战乱一误再误将误至前途情况下，卞白眉先生毅然让儿子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退学，自费出国，从此卞彭开始了他的留学之路。
初出国的卞彭，首选了美国白朗大学的哲学专业，彼时他认为，读书就是要学哲学，这是最高的学问。为了学好哲学，卞彭还选修了两门自然科学——土木工程和物理学，并逐渐认识到，土木工程并不能为学好哲学打基础，而哲学问题最终又脱不了物理的新发展，从而最终选择了物理专业。1924年卞彭获得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考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当研究生。
1926年，已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了两年研究生的卞彭因病回国，凭着在白朗大学学过一年的物理知识，他得以任教于沈阳国立东北大学教授物理。那时，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烽烟四起之时，日军也觊觎中国已久。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蒋介石无法掌控中国全局，东北大学校园已被日本兵视为自家园地，天天来此操演。在这种局势下，卞彭的同事们未等学期结束就都惊惶四散，唯有卞彭听取了时任东北大学理学院院长孙国封的意见，独自维持教了下来。后来他回忆说，之所以胆敢独自坚持下来，是因为多年的英美式教育让他相信，强大的英美不会坐视不管而让日本独霸东北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忠厚的秉性，是他对他任职的学校和自己的事业的忠诚。这一点，在他日后任职华中大学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1928年秋天，战乱越演越烈，国内形势越发混乱不堪。受留学时认识的桂质廷的影响，卞彭开始考虑重新出国留学的事情，那时，动荡的局势让卞彭认识到“哲学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大可束之高阁”（卞彭语）；而教了两年物理后，对物理的爱好已上升到要把它当作事业终身经营的位置。出国取得学位，真正成为物理方面的专家，是27岁的卞彭认为自己能做的最有前途，也最能拯救国家的事。当时自“兼”东大校长的张学良大兴建筑，修并行铁路，开葫芦岛港，开矿山，办工厂，这些在乱时的中国的积极举措，让卞彭看到了国家独立、壮大的希望，出国继续读书、学成回来参与国家建设的念头愈发强烈。
1930年，卞彭的好友桂质廷到武昌开展恢复华中大学工作，被东北大学里日益严重的派系之争所累的卞彭也萌生去意，并于1931年在桂质廷的介绍下来到华中大学。这年，发生了著名的九?一八事件。
这一看似普通的易地行为，却成为卞彭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华中大学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学校的主要背景是圣公会，校内的传教士和教员无宗派之争，不分中外，互相尊重，在这里，作派西化、崇尚简单的卞彭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读书之地，并在一年后在雅礼会的资助下再次出洋，出洋前与王爱施结为夫妻。为能顺利地与基督徒王爱施结婚，也为表明自己要为华中大学效劳至终的决心，卞彭加入了圣公会，成为基督徒。
1932年8月卞彭入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研究生部热电子放射组，三年后，以《钨的多晶体晶体大小与电子流的关系》为毕业论文，结束留学生涯，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这三年间，他成为用复光管上面涂萤光粉，利用电子流光电作用将晶体放大来研究晶体面之热电子放射这一方法的第一人，由他首先采用的钨丝圆柱型发射极制作电子放大管，后经多次改进，得到了广泛应用。
回到祖国
1935年，学成归国的卞彭重新回到华中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一年后升为教授），并任代理系主任。这年，卞彭接到了华中大学的终身聘约，这份聘约更坚定了他要在华中大学有所作为的决心。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内局势更加紧张，各大高校都开始采取迁址避难的行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中大学的一批高空设备尚未使用就在一次空袭中被完全震毁，安静的读书处所终于也未能幸免战争的纷扰。1938年华中大学也开始考虑迁校，先迁至桂林，但因空袭频仍，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后于1939年迁至云南喜洲。在整个迁校的过程中，卞彭父亲的中国银行这层关系帮了大忙。
1940年卞彭升任动荡中的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但学校在喜洲安定下来不久，卞彭却不得不因为宗派斗争主动辞去了院长一职。职务没了，但卞彭全心全意为华大的心却仍然炽热。
1941年物价飞涨，生活日渐困苦。卞彭作为华大的“老人”，想尽办法竭力将学校生活维持下去，他和同事带领几个本地学生去买米囤起来，物质短缺时大家分享；发动学校囤油，再平价卖给大家，以便尽可能地维持师生的基本生活。
另一方面，身为教授的卞彭仍在积极探索着新的教育模式。他主张在华大要实行中西文化综合的教育，即宿舍管理上既要有中国人，也要有外国人，中国人可以提高外国人的中国文化修养，外国人可以传授西方绅士教育给中国人，两个人共同当舍监，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出新的有学识文化有社会地位的人才。为实践这种教育模式，一向西化的他带头利用空余时间重读《论语》、《孟子》、做诗、写大字。同时，他还尽可能地送学生出国，并希望学生学成归国后回到华大，逐步在学校里创造出良好的科研环境，使华大成为固体金属物理热电放射、光电放射、电子衍射等技术的权威机构。
1945年，由于原华大校长韦卓民去美国为华大募捐，卞彭出任代理校长。1946年华大回迁至武昌，韦校长回国后卞彭卸任，于1947年获年假，在圣公会的资助下以白朗大学客座教授名义出国讲学并进行科学研究，到美国后任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客座科学家。
身为科学家，卞彭的科学研究也从不停息，在研究设备贫乏的情况下，他以自制的仪器设备，先后与杨约翰、应崇福合作从事氧化物阴极研究。当时普遍认为脉冲发射与直流发射二者机制不同，因为脉冲有衰减。而卞彭经过多次实验检测，终于在1948最早确定了氧化物阴极的脉冲发射和直流发射的一致性。
解放之后
1948年夏，卞彭回到武昌。这时的蒋介石政权已风雨飘摇。卞彭的父母、兄弟姐妹均已通过香港移居美国，卞彭也将自己的儿子交给父母带到美国定居，但他自己，却选择了留在国内。卞彭在个人自传里分析原因时说，之所以会留下来，大概是受小时候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在过去的私塾教育以及卞家特定的官宦家庭氛围里，强调忠臣思想，强调不辱门楣的观念，认为“忠贞公之后不可有辱先人”。卞彭认为自己既然答应了要“全心全意为华大”，就必须在华大坚持下去，这与当初他选择独自留教东北大学的原因大同小异。而之所以会将自己的儿子送出国，在卞彭看来，这是为卞家留了后了，算是尽了孝道，了此孝道，便可留下尽忠到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忠孝两全”。
1951年，华中大学与中原大学合并，成立华中师范学院，卞彭任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教务长兼物理系主任。院校合并后不久，卞彭下乡参加土改工作。作为一个土改干部，卞彭的积极配合为他在1952年的武汉青山区土改总结大会上，赢得了提名表扬。
1952年华中师范学院又合并了教育学院和中华大学的一部分，1953年卞彭卸去兼任的物理系主任一职，但一直坚持教课。
解放后卞彭的科学家身份在新中国得到了肯定，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中南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及武汉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及武汉分会副会长、一级研究员和《电子学学刊》主编，是湖北省第二、三届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并于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任武汉分社委员。
1964年，卞彭调到南京电子真空研究所任研究员，196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
解放后卞彭除了妻子以外所有直系亲属全部移民到了国外，这种现在看来会有人羡慕的海外关系却让卞彭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吃了不少苦头，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科研事业。1976年，他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热阴极的微块模型理论，1977年第一次提出“同平面三极管理论解”，得到了与实验甚为符合的计算结果，这一结果，对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卞彭在电子学方面的成就，对我国电子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彰了一批从事物理工作50年的物理工作者，卞彭名列其中。
1990年7月17日，卞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在悼词中，中科院给了这样的评价：卞彭先生正直谦和、平易近人，讲求民主，关心同志，严于律己，胸怀坦荡，不仅是我们学术思想和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和导师，也是我们道德修养与生活风范的榜样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