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礼学
词语解释
【词语】礼学
【拼音】lǐ xué 
【词语解释】
1、礼经；礼书之学。 晋 陆云 《荐张赡书》：“莫不崇典谟以教思，兴礼学以陶远。”《南齐书·王俭传》：“ 俭 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陈书·儒林传·郑灼》：“时有 晋陵 张崖 、 吴郡 陆诩 、 吴兴 沉德威 、 会稽 贺德基 ，俱以礼学自命。” 
2、是自古及今一切关于礼的学术活动的总称，是以礼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的学术。
礼学的形成
  春秋礼器蟠龙纹匜鼎关于“礼”的起源，自然应该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许慎《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说， 卜辞中的“礼”像是用两块玉盛在器皿中去作贡奉，表现的是对祖先或上帝的崇敬。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礼”引申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则，形成了一整套以区别尊卑贵贱亲疏为内涵的意识形态。再后来，“礼”由宗族内部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就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到了西周以后，被进一步发展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政治思想，这就是完整的“礼治”理论体系。
由于这种意义上的“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在指导统治者的政治决策和制约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政治稳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西周以来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知识分子就将如何完善礼制、利用礼制作为重大的社会学课题。经过近八百年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到了西汉中期，中国古代礼学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此后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一切礼教和礼法措施几乎都未曾超越先秦礼学的基本理论范围。同时，从西周以来就开始的对于礼治的理论探讨，也在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不断，成为传统儒家政治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形成了一种底蕴深厚的综合性学术——礼学。
先秦诸子礼学
礼学产生于春秋后期。西周末至春秋，作为礼治的宗教依据的天命神学始遭怀疑、批判，随之而来的便是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在此历史转折之时，哲人们围绕礼治的存废、优劣而“发言”，陈述自己关于礼的理解，礼学因之而诞生。礼学诞生的标志是思想家、政治家们针对三代礼治由盛而衰、由衰而毁所导致的社会动荡，自觉反思礼的存在，张扬礼的价值，提升礼的地位，探究礼的由来。这些，为其后的礼学发展描绘了大致方向，提供了无尽的给养，并成为后世礼学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1]
道家不仅从道的高度审视自然与社会、万物与人生，而且还从道的高度审视历史。面对三代之礼及三代礼治，道家以道观之，通过道礼之辩的方式批评礼和礼治，揭露礼的社会危害性，论证道治优越于礼治，同时，又从道的维度解构礼（包括乐），试图将礼道家化，并试图通过礼的道家化而最后消解礼（礼仪）。不过，道家毕竟是在三代礼乐文化的滋润下孕育、生长出来的，道家对礼的根本性否定并未能彻底割断道家与礼的所有联系，这使得道家之道、道家的某些具体思想又有着礼的痕迹，道家对某些礼仪制度又有所肯定。这些，构成了道家礼学的基本内容。具体言之，老子以道观礼，从政治和理论的视角批评三代之礼和三代礼治，揭露礼和礼治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理论上的错误；从本原论的高度证明道优越于礼的神学依据——天、帝、鬼神，当然也优越于礼，论证以道莅天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认识维度论述学道的方法——“损”，并因阐述“损”的需要，由反面论述了学礼方法——“益”；在强烈反对礼的宗法等级性的前提下，将“道治”的实现寄托于天子、诸侯身上，并且不排斥甚至肯定丧礼和祭礼。庄子礼学同老子礼学一样，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对礼的批评构成其礼学的立足点。大体说来，庄子礼学开始于对三代之礼的政治批判，同时对三代之礼的政治价值又有所肯认，庄子礼学包括以道批礼——揭示礼的社会危害性，由礼批儒——批驳儒家守礼尊礼的理论失误，以道解礼（礼仪）——解构三代礼仪（包括日常礼仪、丧礼礼仪、斋等）且将其道家化，以礼解道——道中有礼且道为礼源等复杂内容。
  礼学战国楚竹书儒家是三代礼乐文化的继承者、接受者。礼是先秦儒家最为重要的范畴之一，甚至构成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从“复礼”的愿望、“守礼”的立场出发，探讨三代之治乱，揭露现实之弊端，论说礼和礼治的价值，批评法治的危害性，这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等礼学思想的共同的理路。比较而言，孔子更重视对三代之礼的历史考察，对德礼和情礼关系的多方面的分析；孟子更重视对礼的内在性的证明，对三代丧礼中厚葬久丧特征的坚守；而荀子更重视对礼之价值和本质的多层面的究探，对礼乐关系和礼法关系的多维度的思考。这些，则又使得先秦时期不同的儒家人物的礼学思想各有其重点和特色。孔子认为社会政治之乱，根源在于礼的毁坏与丧失，变乱为治的唯一手段就是重新拾起被毁弃的礼，恢复礼治，为此，孔子从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入手，承认三代之礼在礼仪层面的变化发展，坚持三代之礼的宗法等级性，吹胀三代之礼的治世价值，鼓吹礼治为治世良方；在礼失却强制性，越礼违礼难以禁止的情形下，试图以德为礼的支撑点和约束力量，以血亲之情为礼的基础。这些观点，构成了孔子礼学的基本框架。孟子熟悉 礼的文献，常与他人讨论礼，坚持礼的宗法等级性，肯认礼的政治价值和人生价值，既以礼为标准区别人与禽兽，又以礼为标准区别君子和小人；为证明礼的道德性与道德之礼的内在性，由人性而深入人心，叩开心灵世界，最终把礼安置于人心之中；重视丧礼，对三代丧礼持完全继承、接受的态度，力证丧礼的厚葬久丧的特征，与孔子重久丧而轻厚葬有所不同。礼在荀子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荀子哲学的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礼的阐述而展开的，并且都是组成荀子礼学体系的重要部分。大体上说，荀子礼学包括礼之价值、礼之本质以及礼乐观和礼法观等方面的内容。就礼之价值来说，荀子认为礼具有政治价值、人生价值和形上价值；就礼之本质来说，荀子认为礼主要指政治制度，兼具道德规范和宇宙之道双重意蕴；就礼乐观来说，荀子认为礼乐同功、同源，还有相同的效法对象；就礼法观来说，荀子认为礼中有法，在政治层面礼法并重，在理论层面礼尊法卑。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曾研习过周礼以致包括周礼在内的三代之礼，乃精通礼的典型人物。墨子肯定三代之礼在三代之时的政治价值和核心作用，重视礼的等级性而反对礼的宗法性，试图通过“尚同”来维护人的存在的等级性，通过“尚贤”来重新确立划分人的等级存在的标准；因崇天尊鬼而肯定祭祀价值，维护祭祀之礼，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意义；揭露三代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歪曲儒家丧礼的久丧特征为厚葬久丧，分别予以批评，然后借用古代圣王的名义改革丧礼，创立以薄葬短丧为特征的墨家丧礼；反对三代的礼仪制度，从“节用”的维度制定了包括饮食之法、衣服之法、婚嫁之法、宫室之法等在
内的墨家礼仪制度；看到古代之乐在发展中的继承性，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视乐为危害天下的根源之一，并对此作了全面论证。墨子礼学是在反省三代之礼、批判儒家礼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于三代之礼和儒家礼学来说，呈现显明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法家思想的建构过程既是从理论之维审视三代之礼和儒家崇礼观念的过程，也是从法治之维审判礼治和儒家的过程。这说明，法家对于礼、礼治、儒家之礼乐等具有独特的“看法”，这些看法即逻辑地构成了法家礼学的基本内容。另外，法家之法毕竟脱胎于三代之礼，这使得法家人物商鞅、韩非等所言的法、法治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礼、礼治的印记。这些，也逻辑地构成了法家礼学的基本内容。商鞅为变法而“观”礼，从治道及治道之“变”的高度审视礼，认为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是人类发展到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产物；礼本质上是由“人”制作出来的政治制度，并不神圣而神秘；礼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一种具体的治世之道，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三代之礼不同，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也就是说，夏、商、周时期的礼一直在“变”，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至于作为儒家政治和道德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商鞅依然为变法而“观”之，并从国家强盛的基础——“农战”和理想的治世之道——法律这双重维度批判之为国家祸乱之源。反过来，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其所谓的法含有等级性因素，割不断与礼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何况商鞅还将“名分”纳入其法治之中，肯定“名分”的政治作用。韩非虽然主张法治，对于礼却没有简单地否定。他利用和强化礼的等级属性，证明君主的至上权威，强调君臣间的等级关系；除了从治道与法治的维度批判儒家，还从礼的维度批判儒家，并从礼的维度对儒家所极力宣扬的道德仁义进行改造；肯定礼仪在政治层面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绝对化，从而违悖其法治立场；肯定礼仪在生活层面的价值在于表达情，然而又在情礼之间重情轻礼，反对礼（礼仪）的价值的异化。
礼学与四书五经的历史
汉代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所谓的今文经派，简单的说就是经传的文字是用汉代的隶书写的，他们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经派的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不仅推崇孔子，还推崇周公，觉得孔子是周公的继承者。文字不同还是小事，关键的是他们所诵读的书也有差别，比如同是《春秋》“三传”，《公羊》、《榖梁》和《左传》，今文经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经崇信《左传》，所信不同，那么解读的方式便产生了差别。如果仅仅是学术的争论，那倒没什么，可是这又涉及到国家应该将哪种经传立为官学，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于是人们便争执不休。从总体上来看，西汉是今文经派的天下，毕竟刘歆挑起这场争论是在西汉末年，东汉今文经学派的势头有所减弱，古文经学派逐渐占了上风。[2]
到了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他叫郑玄，高密人，所以有时候人称“郑高密”。他对“六经”无所不通，（汉代“乐经”早已失传，其实只有“五经”。）不仅如此，就是解释“六经”的两个学派——今古文经，也了若指掌，于是他遍注群经，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中的优点都融为一炉。从他开始，两汉经学中所谓的家法师法就不再区别了。后来曹魏时期，有个专门挑他毛病的王肃，也遍注群经，处处反对郑玄，但即使如此，王肃争得也不是家法和师法，今、古争辩由此告一段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清谈，即所谓的谈玄，玄指“三玄”，即《易》、《老》、《庄》，后来佛教流行了，人们又谈佛理。这个时期人们不重视儒学，独“三礼”是个例外，尤其是《礼记》中的《丧服礼》。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国家采用九品中正的方法选拔官员，品评一个人首先要看门第。由此门第就特别重要，门第重要，嫡庶也就重要了，分别嫡庶的重要体现就是丧服制度，所以人们也就爱讨论这门学问。以至于聚谈的时候，有些题目也是从《礼记》中找的。另外，还有一项应该附带说明的是，先前人们所说的“礼经”是指《士礼》十七篇，现在改了，变成了《礼记》。
到唐代，唐太宗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继续推行隋文帝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他还派人整理“五经”。因为科举首先要看文学才能，所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学的地位。担任整理“五经”工作的人就是大学问家孔颖达，孔颖达组织了一批人来写“五经正义”，将前代的研究成绩作了一次总结，同时也向世人提供了经传解释的定本。“三礼”中，孔颖达作了《礼记正义》，另一个礼学家贾公彦仿照《五经正义》写了《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他也帮孔颖达写过《礼记正义》。
本来“五经”是自汉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唐朝人觉得经传并行，不可分离，有些“传”的地位并不比经地位差，于是他们就确定了“九经”作为官学，于是《春秋》三传中的《公》、《榖》以及“三礼”中的《周礼》、《仪礼》也升格为九经之一了。晚唐的时候，《论语》、《尔雅》、《孝经》也充列其中，变为十二经。到南宋的时候，人们觉得《孟子》也很重要，于是又列入其中，最终成为“十三经”。其实《论语》、《孝经》在唐以前都是入学儿童读的书，《尔雅》是一部字书，《孟子》被尊崇还是韩愈提出儒学道统以后的事情。
有宋一代，汉朝人那种治学的路数已经不行了，人们不再满足于章句注疏，家法师法，而是喜欢议论。这就是理学，所谓的理学虽然旨在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但这人欲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扼杀人欲，而是希望通过对人之自然欲望的调节，达到回归被自然欲望所屏蔽的质朴本性，即仁义之性，追究起来大概就是“善性”吧！换句话说，他们推求的是“内圣外王”的人格，所以理学大师单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两篇来加以阐释，前者指出修身的路数，后者辨明修身的境界。（《中庸》前代也有单单抽出来解释的，但不似朱熹这样有逻辑理路。朱熹还把大学的次序调整了一番。）再与《论语》、《孟子》凑在一起，合为《四书》。元、明、清三代的士子科举便在这《四书》中讨生活了。
明代王阳明的影响很大，他继承的是南宋陆九渊那一派，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被称为“心学”，讲“致良知”，心即理。不过“心学”的末流像狂禅一样，明朝灭亡后，那些遗老们就开始反思朱明灭掉的原因，觉得心学之空谈浮躁不可免责，于是认为空谈说理，不如求诸经典，做些实际的工作。总体来说元、明二代，礼学都不是很发达。
明亡之后，有的学者认为，理学再也说不出新的道理了，再争论下去还是经典该怎么解释的问题，根据还是章句训诂。顾炎武就说要“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自顾炎武、黄宗羲后，那种恢复朴质的治学风气渐渐浓了起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的学术被称为“朴学”。（或者被称为汉学。）到乾嘉时代，朴学之风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他们认为要恢复汉人治学的特点，于是他们去努力，结果他们去作训诂研究，甚至比汉朝人搞得更好。这个时期还形成了两个有名的学派，一个是以徽州戴震为首的徽派，也叫皖派、皖学，另一个是以吴兴惠栋为首的吴派。吴派易学最有特点。（也有人认为后来还有融合二派的扬州学派。）皖派精于小学、天算，尤擅“三礼”。戴震曾负责《四库全书》中经部的审校工作。戴震的老师是江永，跟江永学习而以礼学见长的还有程瑶田、金榜等，皖学中的后起之秀还有凌廷堪，他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此外还有被称为扬派的阮元后来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凌、阮二人还将顾炎武的观点再向前推一步，说“礼学即理学”，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人对礼学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学者，如秦蕙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陈澧、胡培翚、孙诒让等人。今文经学以理论见长，到了晚清之际，康有为等人为了变法革新，提倡汉代今文经学，于是作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的新学，就是王莽代汉，号为新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将刘歆所倡议的古文经都立为官学。康有为说这些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清儒们的考证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过，这中间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所以比较麻烦。我们也就点到为止。
礼学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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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考释研究 [博士论文] / 张德劭著 ; 李玲璞教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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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礼乐文明实证 [博士论文] : 《诗经•周颂》研究 / 
殷周之际“天”“德”“礼”的综合融通 [博士论文] / 祁洞之著
周代宗教思想的演进 [博士论文] / 张晓虎著 ; 张岂之教授
周代礼乐文化研究 [博士论文] / 王雅著 ; 金景芳教授指导
历代郊祀志一卷 （清）[佚名]撰
商周时期的祖先崇拜 [海外中文图书] / 秦照芬
中国古代崇祖敬天思想研究 [海外学位论文] / 王祥龄著 ; 
仪礼祭礼新探 [海外中文图书] / 韩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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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黄献荣：《论国家之起源》，《致理学报》8，1994年11月，页23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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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学会报文章：　
232、栗原圭介：《礼乐思想形成における相关关系と礼的机能》，第二十九集，1977年。
234、谷田孝之：《中国古代昭穆制度发生に关する一考察》，第三十三集，1981年。
235、栗原圭介：《古代中国の仪礼的惯行と原始心性─セム族宗教との比较を通して─》，第三十五集，1983年。
236、小泷敬道：《投壶礼の起源と仪礼的意义づけ》，第三十九集，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