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米尔顿·弗里德曼
个人简介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生于纽约市，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他1932年获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学士，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3－1981年，他又陆续获  米尔顿·弗里德曼哈佛大学等国内外近二十所大学的法学、理学、人文科学和商学博士及名誉博士学位。他在世期间还担任多个政府机构的顾问，其学术思想对美国几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
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货币政策依据。在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用于考察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试图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
由于在"消费的分析与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2]
经历：
1937年～1940年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
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 Fulbright
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2]
人物生平
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Jeno S  米尔顿·弗里德曼aul Friedman（1878—1927），母亲是Sarah Ethel Landau（1881-？），两人从奥匈帝国（今邻近俄罗斯和波兰的地方）来到美国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个姊姊包括：Tillie F. Friedman、Helen Friedman、以及Ruth Friedman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弗里德曼的父亲去世。
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罗杰斯大学。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成绩为3.62（对于4学分的大学3.62属于优秀），1932年取得经济学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大硕士毕业。上第一堂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弗里德曼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给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跟他辩论的人。当弗里德曼病逝时，罗斯说：“我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了。”
毕业后，他曾为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划。辗转间他到哥伦比亚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返回芝加哥后，获Henry Schultz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论及计算》论文。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1940年曾完成一书，指医生的垄断局面导致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牙医，引起局方争议，令该书要在战后始能出版。
弗里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了一小段时间，但由于在经济学系里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挠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门工作。
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也确实协助推广了预扣所得税制度。43至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1945年，他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eorge Stigler到明尼苏达大学任职，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颁发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随著时间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大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在经济史论家Anna Schwartz的协助下，发表《美国货币史》鸿文。当时他挑战主张凯恩斯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他任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逾30年，力倡自由主义经济，并与徒弟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他过，他通常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著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后来他在2006年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剑桥大学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76年，在这30年里他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形塑成一个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3-5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任教。从1977年开始弗里德曼也加入了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弗里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贝克尔形容，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他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形容佛老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
弗里德曼是学术世家。他妻子罗斯是经济学家，其妻兄长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学声望显赫的法律学教授。弗里德曼育有两名子女，包括女儿珍尼·弗里德曼及大卫·弗里德曼，大卫本身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学者。大卫的儿子Patri毕业于史丹福大学，2006年时在Google任职。
他于2006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三藩市家中因心脏病发引致衰竭逝世。[3]
主要观点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亦即通货膨胀的现象应该是以联邦储备银行对全国经济提供的货币数量为基准；他强烈反对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并且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他亦深信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
大萧条在他各项主张中，影响最大的论说是对大萧条的批判。他把大萧条称为“大紧缩”，主张30年代的全球经济灾难实是源于一场普通的金融风暴，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误，错误的紧缩货币供给进一步恶化了这场风暴，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恐慌。他主张经济大恐慌并非“ 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管制造成的。
他描述当时美国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经对经济进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对银行的管制造成银行无法向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做出反应。而且，美国联邦政府限制了货币兑换黄金的汇率，起初这种限制导致了大量黄金过剩，但之后这种限制又降的太低导致大量黄金流出美国。
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的限制造成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在对黄金和货币的汇率进行限制的同时却没有修正通货紧缩的压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他以这个论点进一步的主张，美国政府提升税率的举动造成了对民众更大的伤害，接着又印制更多钞票来偿还债务（因此又导致通货膨胀），这些失误加起来便彻底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
弗里德曼说道：“正是联邦储备银行的举动，将这场普通的经济衰退—虽然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场，转变为一次主要的经济灾难，而不是试着用它的力量来抵销大衰退。1929年至1933年间货币供给减少了三分之一便是这场灾难的开端…大恐慌不但不是一场自由企业体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场政府造成的悲剧。”弗里德曼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停止对于货币和外汇市场的干预，这个理论衍生出了大量的经济研究和争论，同时也促生了后来国际间所采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不过弗里德曼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理论很快便被淘汰了，如同他的朋友乔治·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就像学界的传统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研究与后来的理性预期 —亦即后来由同样芝加哥大学出身的罗伯特·卢卡斯发展的新理论，是处于两个不同的路线上。”弗里德曼在二战时替美国财政部工作，并且在美国税制的预扣所得税制度设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由意志主义政策弗里德曼也支持许许多多自由意志主义的政策，例如对于毒品和卖淫的合法化。除此之外，他也参与了尼克松政府的委员会，研究将美军兵役改为雇佣/自愿的制度，并且在1970年代废除征兵制的运动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后来将征兵制的废止视为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他并且在1981年担任罗纳德·里根的经济政策顾问。在1988年他取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以及国家科学奖章。他说他的政治观点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哲学，加入共和党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我是一个带小写l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一个带大写R的共和党员，大写的R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而不是在原则上的。”）不过他也说：“我相信我也能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我其实不在乎我被称为什么，我比较注重于让人们思考那些理想的本身，而不是我个人。”
弗里德曼最初提倡以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取代美国的福利制度，但稍后他则反对负所得税的预算案，批评预算案的安排只不过是补充既有的体制而不是取代之，这次事件又使他成了新闻头条。近年来佛利民大力提倡以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s）作为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费补贴制度，他说：“美国需要的就是一个让所有学生都能受益的教育券制度，这也能避免过度的管制。”他认为教育券制度能使私立学校挑战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
依据Kenneth Minogue和Harry Girvetz的说法，弗里德曼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两人是促使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复苏的主要人物。在2005年，佛利民曾与其他500名经济学家一起连署讨论大麻合法化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
学券制1955年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首次提出把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从负责发放教育拨款的官僚手上释放出来。在该制度下，家长会发获一批学券，自行选择学校，取得学券的学校将可凭此向政府拿取资源，以鼓励学校改善教学质素，并将选择权交回家长。不过，学券制遭到广泛争议，部分教师工会指控这是把教育商品化，影响教师铁饭碗，又认为该政策违宪，改革一直未能落实。1996年他成立弗里德曼基金会（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研究各地学券制成效，并向公众宣扬学券制的优点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其他弗里德曼允许卡托研究所以他的名义从2001年开始颁发“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给对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有重大贡献的人士。他与妻子罗丝·弗里德曼一起创办了米尔顿和罗丝佛利民基金会。另外，佛利民的儿子— 大卫·弗里德曼继承了他拥护自由市场的思想，但更进一步的采取极端的形式，支持无政府资本主义。[4]
理论贡献
现代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首先是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遏制通胀。这被视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
消费函数理论其次，他创立消费函数理论，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进行驳斥。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与此同时储蓄则越来越多。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弗里德曼指出，这一理论站不住脚，因为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永无止境，原有的得到满足后，新的随即产生。 
“自然率假说”理论第三，1968年，弗里德曼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菲尔普同时提出“自然率假说”理论。他们发现，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联系。自然失业率永远存在，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来看是不起任何作用的。[5]
三次访华
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其夫人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  米尔顿·弗里德曼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的进程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知道过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文革的好话。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
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客人真实感受到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客人在中国已经可以享受到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服务。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时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弗里德曼显然无法同意这一点。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尽量地吸收外界知识了。但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观点这时倒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场制度，还是尝试一条 “第三条道路”？这个已被弗里德曼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多年。[6]
里德曼曾四次到访中国。从1980年第一次访问北京到1999年最后一次访问香港，尽管每一次都是行色匆匆，然而中国发生的变化屡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新自由主义试验
试验背景
[美]葛兰汀  皮诺切特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他曾被一群智利经济学家邀请前往圣地亚哥。这群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参加过弗里德曼同事阿诺德·哈伯格的一个项目。在推翻阿连德政府两年后，独裁政权无力控制通货膨胀，“芝加哥小子”开始在皮诺切特的军政府里真正发挥影响。他们推荐采用弗里德曼所谓的“休克疗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货币印刷来解决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削减20至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停止工资和物价控制、实行国有工业私有化并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弗里德曼还主张“完全的自由贸易”。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屠杀和拷打成千上万智利人民的独裁者似乎“被休克疗法的想法所吸引”。
爆发抗议
弗里德曼回国后爆发抗议，而他作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名人身份与华盛顿和美国公司参与推翻阿连德的事件不断被披露更加剧了这种抗议。不仅尼克松、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电话电信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阴谋颠覆阿连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现在连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也向推翻这一政权的独裁者献策，以智利贫民中急剧攀升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完成反革命。这位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奇迹的宣传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盖提、辉瑞、通用汽车、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赞助。《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而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则质疑：如果“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在芝加哥大学，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誓要“通过抗议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园”；而学生自治组织则仿效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员会听证会，召集了一个“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问题调查委员会”。每当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伴有形容词“残酷的”和“震惊的”，而规模小却持续不断的抗议也会在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困扰着他。 
在写给各种编辑和谴责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对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轻描淡写，同时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参与了指导智利经济学家的活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个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叙述这一情节时，弗里德曼高兴地指出抗议产生了反效果，这使他赢得了比其他获奖者“时间长一倍的掌声”。 
弗里德曼声称如果阿连德被允许继续任职，智利人会遭受“数千人被消灭、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并以此来为他和皮诺切特的关系辩护。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恰巧是在他的门徒皮诺切特统治时发生的。阿连德的垮台是因为他拒绝背离智利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并拒绝采用戒严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坚决认为：后来上台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及因此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批评声音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两人的批评者都把智利作为证明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绝对主义，只有通过强制才有可能实行的正面证据。与二战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赖于温和的社会平等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相等这个等式是他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最大贡献。当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者投身于为社会等级、特权、秩序辩护时，二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却在赞美自由市场是产生创造力和自由的场所。今天这种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实质，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共识普遍接受。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为神圣，在这一战略中，“经济自由”出现的次数是“政治自由”出现次数的两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在破坏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论证说：智利目前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他认为皮诺切特政权是这一漫长斗争的转折点，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虚假外壳，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内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给皮诺切特的信中写到：“问题不是发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朝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赞扬皮诺切特将军用“很多您已经采取的逆转这一趋势的措施”让智利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智利反应
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一个月，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这个政权把国家开支削减了27%，烧掉了成捆的比索。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和撤销对金融包括利率的管，还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放开了2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皮诺切特使智利从与邻邦结成的、致力于推进地区工业化的联盟中退了出来，把智利变成了廉价商品进入拉美的门户。成千上万的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拍卖国有企业的时候失去了工作。这次拍卖实际上是400余家国有工业的财富向私有部门的大转移。智利不仅允许跨国企业将它们的全部收益带回国内，而且还提供汇率保障来帮助它们这样做。为了建立投资者的信任，比索与美元挂钩。四年之内，不仅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而且在之前的进步联盟土地改革时被征用的所有财产的将近30%都物归原主。新法律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自由”商品一样对待劳动力，扫除了40年以来的不断取得进步的劳工立法，医疗保健也像公共养老基金一样实行私有化。国民生产总值暴跌了13个百分点，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水平的40%，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企业破产，失业率急剧攀升，一直到1978年经济才出现反弹。从1978年至1981年间，经济增长了32%。虽然工资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将近20%的水平，人均收入却又开始增加。一个可能更好的进步指标是严刑拷打和非法处决逐渐减少。但尽管芝加哥经济学家因为三年的经济增长而得到了荣耀，他们却使智利走上了近于瓦解的道路，关于这一点现在通过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的反弹是金融系统和大量外资作用的结果。结果证明外资导致了投机者的狂欢、银行系统的垄断和繁重的外债。像洪水般涌入的外资确实使固定的汇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保持，但个人债务从1978年的20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82年的140多亿美元，给智利货币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比索由于像实际中存在的那样与升值的美元的汇率固定，便人为地提高了比索的价值，导致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当消费者利用自由化的贷款方式购买电视、汽车和其他高价商品时，储蓄缩减、债务增加、出口降低、贸易赤字扩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铜价的暴跌加剧了智利的贸易逆差。国内生产总值跌落15%，工业产量迅速收缩，破产企业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失业率达到30%。尽管皮诺切特之前保证保持货币稳定，他还是实行了比索贬值，这使那些借入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储蓄的穷苦的智利人民倾家荡产。中央银行储备减少了45%，私有银行体系也崩溃了。危机迫使国家重新采用在阿连德执政期间都未实施的法律，接管了将近70%的银行系统并重新控制金融、工业、价格和工资。皮诺切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以摆脱困境，并公开保证要偿还外国债权人和银行的债务。 
就像国际左派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蜂拥来到智利一样，在皮诺切特统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黄金时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场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记者都来亲自目睹这个“奇迹”，并把智利作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样。
进行辩护
除了商人，右翼活动分子也来到智利以示与皮诺切特政权的团结。《国家评论》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尔以及其他最终在里根1976年和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走到一起的骨干，组织了美国—智利理事会，以对付美国皮诺切特的批评性报道。“我找不出一个相信智利政府在实行”拷打的“智利政权的反对派”，拉舍尔在1978年从智利访问回来之后写道。至于由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引起的“过渡时期人的不便”，拉舍尔认为，“为了明天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损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弗里得曼以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为皮诺切特辩护，而芝加哥团体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专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宪法中把这样一种关系制度化了。新宪法把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威神圣化为相互补充的品质。他们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例如皮诺切特辩护，说不仅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出现需要这样的人，而且维持这种变革直至智利的“民众心智发生改变”也需要这样的人。中央银行行长谈到：智利人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软弱教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培养他们的强力，市场本身会提供指导。当被问及由休克疗法导致的高破产率的社会后果时，托里比奥·迈瑞诺上将答道：“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不论亲疏。这是现实。” 
但在这样一个纯粹竞争的野兽的乐园，可能会出现危险，需要独裁统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被动的而非参与性的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条通往保护绝对经济自由的真正“自由社会”的途径，皮诺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两个信徒起草的发言中这样谈到。弗里德曼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的关系闪烁其词，但他以前的学生却始终如一。“一个人的实际自由只有通过独裁主义政权保证”，财政部长卡斯特罗说到，他承认：“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保持这种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实现了用经济自由和权威来重新定义民主。据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克里斯蒂安·拉罗乌莱特说，在皮诺切特的严格控制下，智利成为“在自由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确立政府形式这一世界潮流的先驱”。比如说，智利私有化了的养老金制度如今就成为社会保障转型的一个典范。布什在1997年曾就这一问题接受了智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何塞·皮涅拉的建议。
试验评价
皮诺切特和弗里德曼都是先驱，预示着一个妄为、无情的新世界。如今，皮诺切特正因为他“休克疗法”的招牌而受到软禁，弗里德曼也去世了。但他们所开创的世界却幸存了下来。对于1975年的智利来说极端的东西成了当今美国的标准：一个由市场界定人类全部成就的、政府以自由的名义折磨人民的社会。
著作与获奖情况
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价格理论》（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7]
获奖情况1951年：约翰·贝兹·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8年：国家科学奖章
1988年：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弗里德曼名言
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单单使用市场并不足够。任何国家不论富庶或贫穷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场也是不足够的。例如，印度虽然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私有市场，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同样地，一般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使用私有市场，但它们非常落后贫穷。[8]
评价与批评
评价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所遗忘的时候。他是一个学术界的自由斗士，在没有比他更忧郁的“忧郁科学(资本主义社会中讽刺经济学的说法)”实践者。
美国总统布什：
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他的工作证明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他的著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效帮助央行维持经济稳定，也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坐标，不管是在职业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没有他的存在，我的生活会是完全两样的。
美国财长保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永远属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行列，他在经济与政治自由的联系方面的创新理念，为当今世界的繁荣和金融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论对手、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个巨人，在推动美国经济自1940年顺利发展至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9]
批评弗里德曼去世两年后，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不少人指责先前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海啸成因之一，弗里德曼也被指难辞其咎。
而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反驳说，次贷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并非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过错，因为酿成次贷祸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属于政府资助型企业（GSE,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