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克华
原国家旅游局局长
人物简介  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前排中）1985年韩克华(1919～2003 )曾用名韩惠卿，河南南乐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党政工作，曾任县抗日游击队大队长、冀南军区分区武装科科长、分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冀南军区武装部部长、武装委员会总会主任兼中共四地委武装部部长、南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孝感专区坊员、中共孝感地委书记，武汉市委企业部、工业部部长，湖北省经委、省工业办公室主任，湖北省副省长(1960～1964)，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1963年秋天，进入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不久某日，他得知要调其出国任大使的消息。当时，他深感突然，觉得自己既无外交经验又不懂外文，恐难胜任。为此，他给中共湖北省委写信，恳求组织上取消这一决定。当为期半年的学业结束回到武汉后，他接到正式调令。在外交战线上，他一干就是16年，历任驻匈牙利(1964.9～1967.8)、驻几内亚(1969.7～1974.6)、驻意大利(1974.9～1977.6)和驻法国(1977.9～1980.1)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9.11～1981.1)。
后来组织上找他谈话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发展旅游业。地方工作和外交工作你都干过，上边已决定让你去当国家旅游局局长，请尽早上任。”随后，他就转入旅游业。 以前的旅游局是外交部的一个附属单位，负责接待外国民间人士。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才成为国务院一个独立的单位。1981年2月至1988年6月任国家旅游局局长。1988年4月任全国政协七届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11月～12月率政协代表团访问阿拉伯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1]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因病于3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数任大使几内亚自1958年独立以后，一直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我国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非洲国家。1969年6月，国内“文革”尚在进行中，韩克华作为“文革”开始以后第一批派出大使飞抵科纳克里。 
根据1960年签署的《中几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及支付协定》，我国先后向几内亚提供40多个经援项目，其中多属投资少、见效快、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生产项目(如卷烟火柴厂、榨油厂、农具厂、糖厂和水利工程等)。至1981年，我国投资约4.5亿元人民币。韩大使在几任职五年，是我国援建项目全面展开的时期，任务相当艰巨。当时，国内派去千余名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都自愿告别故土和亲人，远涉重洋来到黑非洲。那里气候炎热，贫穷落后，待遇又很低(每月仅发给几十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他们对这个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待之就像自己的祖国。 
他们一到当地，总是先自行维修或新建宿舍，自造家具用品，并养猪、养鸡、养鱼、种粮、种菜，以尽量减轻几方的经济负担。对待援建项目，更是尽心竭力，总是力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援几医疗组的医务人员常在断电的情况下用手电照明继续手术，并经常下乡巡诊，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一位援几起重技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竟为抢救当地一名工人而献出生命。这一义举，震撼了几内亚举国上下，为中几两国人民的友谊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 
为激励援几工程技术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驻几使馆工作人员在韩大使的带领下，在馆舍院内远离工作区、紧靠大西洋的一个角落，以花木藤萝缠绕的篱笆相隔，辟出一块菜地，分片包干种蔬菜。为使几内亚国家领导人更加了解其土地肥沃、生产潜力之大，使馆特意把两个重达20公斤左右的大冬瓜送给杜尔总统观赏。他观后异常兴奋，一再称赞中国援建的农业项目，感谢中国派来的农技人员。 
韩大使自述：“我在几内亚工作的那五年里，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对我很关照。比如，几方举行大型演出活动时，他总让我坐在其身旁；他赴外地视察工作时，常请我陪同前往。这表明，在中几双方共同培植下，两国关系相当密切。周总理曾反复强调，亚非国家在经济上的互相支援是穷朋友间的同舟共济，决不能把这种援助看做单方面的赐予，绝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认真贯彻了中央确定的对外工作方针，所以才赢得双边关系的不断发展。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与像几内亚这样的穷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的。” 
70年代中期，我国十年“文革”动乱走到了尽头，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西欧一些国家因受“滞胀病”的困扰，都有加强与我国经济合作的愿望。在此大背景下，韩大使先后于1974年和1977年赴意大利和法国任职，为其施展外交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73年末，我国与意大利签订了两套32万千瓦发电机组设备的商务合同，此合同的履行是在韩大使任内实现的，为之后我国从意引进两套同样设备打下了基础。1975年，我国与意欧技公司签订了引进生产烷基苯的成套设备及其技术专利的合同，为我国洗衣粉产量的提高做出了贡献。1976年，中技公司与意新比隆公司签订购买离心式透平压缩机制造专利合同，为我国大型石化工业此项关键设备的制造引进世界领先技术……随着中意经贸、科技合作的不断发展，两国官方代表团互访频繁，从而大大推动并加深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辞行拜会时，意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说：“感谢韩大使真正地为两国友谊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韩大使于1977年6月离开罗马，两个月后赴巴黎任职。他说：“我于9月1日向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递交国书，法方破例让10多名记者拍摄实况，当时的气氛相当热情友好，这也许预示着我将能顺利地完成使命。”次年1月，巴尔总理访华，邓小平副总理与其举行三次会谈，双方就贸易、文化和科技交流广泛交换了意见，并签订了两国科技协定，这是我国同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同类协定。其后双方签署了为期七年的发展经济和合作长期协定。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贸易额从1977年的4.2亿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6.5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此外，韩大使还向我讲述这样一件事：1978年10月12日，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约见韩大使，正式提出拟在巴黎周总理故居挂纪念牌的倡议。两周后，韩大使代表我国政府向对方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请法方做好三件事：核实故居地点；征得房主同意；提出具体方案。之后，法方一一进行落实。经双方商定，该纪念牌采用类似列宁在巴黎故居纪念牌的模式：上雕周总理头像，下写“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在法期间在此居住”，之间为中外文姓名和生平年代。材质大理石，规格80×60厘米，字面涂金，挂在周恩来当年所住旅馆大门右侧的墙上。次年10月15日，华国锋总理、法总统和总理、巴黎市长等出席了挂牌仪式[2]。 
开发长城根据工作需要，1986年7月13日，孙一峰和嘉峪关宾馆经理王利二进兰州。主要任务是向正在陕甘新宁考察旅游工作的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汇报长城维修和兴建长城宾馆等事宜，希望得到韩局长对工作的支持。
7月15日上午，韩克华局长、财务司副司长郭治在金城宾馆听取了问题的汇报。韩局长听了汇报后几乎用全部时间发表了对嘉峪关长城维修、旅游开发及新宾馆建设的意见。
他说：“嘉峪关可以加快速度搞，不要拖很长时间。搞十年太久，那时我已不在世了，看不上了”。“拿点钱，集中起来搞嘉峪关，把钱放到有用的地方，搞嘉峪关有意义，我积极”。“关城墙体没有必要全新，留点旧的。不要补得星星点点。嘉峪关应该说是甘肃比较主要的观赏区，你们要抓主要的，抓住机会”。“搞旅游，资源是第一位的，第二是要搞好。嘉峪关不管是文物，还是别的什么物，都要加快搞。旅游需要发展，钱可以三一三剩一，都分别拿一点，但不能搞几座空房子，当摆设。陈列馆也应考虑，可以把西部长城的文物收集陈列起来，让人有看头”。“嘉峪关有许多旅游资源，他们又尽了好多努力，做了不少工作，很有成绩。他们提出的‘文物保护、旅游服务、对外宣传’三位一体的思想和‘吃住行，看玩带’的六字工作方针很有新意，我完全赞成”。
当晚，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贾志杰请韩局长一行共进晚餐，段书宝、鲁逢魁和孙一峰作陪。韩局长对李书记、贾省长讲：“今天我们主要谈了嘉峪关的事。那里是甘肃的重点，应加快建设。他们有个十年规划，从时间上讲十年太长，关城可以三年干完，加上两翼长城用五年时间就够了。这个时间嘉峪关的同志也说可以。只是资金和技术力量有些困难。长城维修花1000万元不算多，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省和市三一三剩一，我们可以多给一点。我希望省上也再研究一下，给嘉峪关以支持。”贾省长说：“好，我同意这个意见。对嘉峪关的维修子奇书记很关心，去年省上做过决定，给了些钱，今后我们按这个意见办。”子奇书记说：“去年我去嘉峪关看了一下，觉得现在的东西比不上电影电视和油画好看。名声大，但很破旧。我们定下来要恢复。文物是需要保护的。哪一样文物古迹不经保护能留到今天？我完全同意韩局长的意见，加快进行。”
7月16日，韩局长去宁夏考察，三天后将返回兰州。一早，他叫孙一峰到他的房间交待，要求我三天内提供三份材料他将带到北京，以便安排来年资金使用计划时用。[3]
7月21日上午，韩克华局长召孙一峰到他房间，孙一峰将三份材料送上，他很满意。接着又召集段书宝、鲁逢魁、郭治、王利、陆玺开（兰州市旅游局长）和我座谈，就嘉峪关维修工程和宾馆建设等讲了三点意见。
1989年10月20日，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留下《咏嘉峪关》二首：
依山傍泉建雄关，楼台雉堞接云天。[4]
北有马鬃山巍峨，南耸祁连峰雪染。
两山峡锁近咫尺，关隘险峻猿难攀。
西陈瀚海望无际，东临绿洲近江南。
天工精艺相汇粹，嘉峪山海酒媲美。
东海西漠万里遥，重楼金碧相映辉。
乾隆年间变内城，古建逐日遭残摧。
近年修葺工艺巧，昔日风貌又重回。
高级工程师
韩克华，高级工程师。江苏镇江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194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航空研究院学习。同年赴英国格劳斯特飞机工厂实习。1949年回国。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航空工业学校科主任，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副校长，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中心科技部部长、高级工程师、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了我国第一卒调整风洞的设计和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