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
一：基本信息
载《世界文学》2006年第2期。
二：原文
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1）狗心
光线从窗子里像混沌的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流进来，映照着我黄色的面孔。我低着头，坐在一只上了年岁的旧木凳上，手里捧着一本崭新的杂志，正在一心一意地阅读。木凳不时地在我的身下发出叽叽扭扭的抗议声，寒冷的空气在我翻动的书页里水一样流来流去，那个时候我的整个注意力都倾注到那些白色的书页上，思想被黑色的字体所淹没。从校园里传来的读书声和着辅天盖地的雪粒抽打泡桐树枝的声音似乎离我十分遥远，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是在我任教的颍河镇小学里，还是在1924年冬季的莫斯科的大街上？我不能确定。
镇外那条河流悄悄地退到远处的积雪里，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留着像高尔基那样浓胡子的中年人，当时我没能力确定他的实际年龄，他有五十多岁的样子，或者更大一些。他当时用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缓慢的口气对我说，你知道，那条狗当时就卧在冰冷的门洞边，身上被开水烫伤了，样子很可怜。听他喘息的声音，我断定它得了肺炎，它就要死了。那个时候我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任外科大夫，人家叫我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有时候也喊我教授，当时我是出于同情，才救下了这条狗。我不但给它治好了烫伤和肺炎，而且在某一天同我的助手把一个突然死去的二十八岁的男子的脑垂体，还有一对睾丸移植进了狗的头颅和身体里。我忘记告诉你，这条狗名叫沙里克，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沙里克的身体里发生了变化，它会说人的语言，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人。沙里克在变成了人之后，就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力，要求报户口，要求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在这一切被满足之后，人类所有的恶性都在这条狗的身上表现了出来，他的嘴里一天到晚都是骂人的粗话，他调戏妇女，随地大小便，睡在厨房潮湿的地板上，偷东西，说谎话……最后他竟然当上了莫斯科公用事业局清除无主动物科的科长……由于这个人的出现，我的整个生活都被打乱了，我成了最重的受害者。
教授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看着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我说，这人长着一条狗心。
不，教授说，你得明白，问题的可怕在于，他现在长的恰恰是人心，而不是狗心。
教授停顿了一下又说，在自然界，各种各样的心脏里就数人的心最坏！难道你在现实生活里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看着教授，我无言对答，我不能不承认教授说的是事实。我说，后来呢？
教授说，后来他竟敢用手枪指着我，出于万般无奈，我的助手打昏了他，我只好把那条狗的脑垂体重新移植回去，那个人最终又变成了一条狗，一只在人腿下钻来钻去的狗。
我说，你的故事使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我不是恭维你，从某种程度上，你改变了我的思想。首先，我被你所讲述的故事而震惊，随后，我又为这个故事所装载的不可言说的深刻而感到不知所措。
教授笑了笑说，我只是个外科大夫，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你还是和他说吧。教授说着指了指坐在他身边的布尔加科夫。
说实在的，我是这个时候才注意到布尔加科夫，他面色凝重，留着一头短发，他说，当年在写《狗心》⑵的时候，我压根就没考虑多年之后，会和你坐在这里因为那条狗而对话。
我说，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只是在听你讲述，这次对话是以你独自的讲述所构成的，我只是一个心灵的参与者。真的，刚才我深深地被你的讲述所震惊，我的思想在你的话语里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但对此你却浑然不知，你根本不看我的面部表情所发生的变化，是不是当初你写作的时候，就没有考虑那些来自外部的客观因素？
布尔加科夫说，是这样。我当时压根就没有考虑读者是不是能接受我，也没有考虑到我的写作会不会受到当局的认可，我考虑的是我自己，考虑到我的写作是否忠于自己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我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
我说，我查过你的几部重要著作的写作与出版时间，是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话。你看……
说着，我拿出了一份资料给他看：写于1923至1926年间的《白卫军》⑶，到1966年才出版全本。写于1925年的《狗心》，到了1987年才在大型刊物《旗》上发表。写于1928至1940年间的《大师和玛格丽特》⑷的全本，到了1973年才得到出版。
布尔加科夫看完把那份资料还给了我。他说，你知道，我出生在1891年，从那时起一直到1921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辅度过的。我的父亲在我十六岁那年死于肾硬化，后来我考入了基辅大学攻读医学。最后我做了白卫军的军医……
我打断他的话说，是不是你在医学方面的经历和知识，才使你写出了这部不朽的《狗心》？
布尔加科夫说，不能说不朽，关键是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他都应该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种文学是可鄙的！
布尔加科夫对我讲完这些之后，就突然和教授一起不辞而别，甚至我连他的神色都没有看清楚。这我使我十分懊丧，我想肯定是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他才生气离我而去的。
1987年11月底的一天，那个天色灰暗的下午，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有些茫然地看着我手上那本当年最后一期的《苏联文学》，我清楚地知道，布尔加科夫的《狗心》就发表在那上面。
地槽
在另外一个场景里，我见到了普拉东诺夫。
那是春季的一个傍晚，应该是春季，1989年的春季。《苏联文学》在1988年的第二期开始连载普拉东诺夫的《地槽》，译者是陆琰和奚瑶。后来我见到徐振亚的译本时，《地槽》被译成了《基坑》⑸。那是198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拿着几本连载《地槽》的杂志，翻过当年我任教的颍河镇小学西边那堵被雨水冲出了一个缺口的泥墙，来到一所被人遗弃的房屋里。房子的部分墙壁已经坍塌，我就坐在那废墟前，在春天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随着普拉东诺夫一起走进了那口深不可测的土坑。
那是一口在冻土上挖出来的土坑，我们来到的时候，看到有十几个面色蜡黄精神疲惫的人正在土坑的背风处休息，普拉东诺夫指着他们一一向我介绍，这位是沃谢夫，这位是工程师普罗舍夫斯基，这位是区工会主席帕什金……当时我注意到，还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我知道人们叫他扎切夫。
我说，我知道，他们准备在这里建造一座供普天下劳动人民永久而幸福地居住的高塔。
可是，普拉东诺夫并没有为我明白了他们劳动的目的而感到高兴，相反，他的脸上却出现了一种忧郁的神情。他说，是呀，可是这里的人们，并不知道那座未来的高塔是个什么样子。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没有感受到，这里的一切都是荒诞的吗？在这里，就连马匹也被分成两个阶级，动物也有组织性和阶级性，也有贵贱之分。你看，他们把那些吃剩下的，霉烂的食物才肯分给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马。
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我清了清嗓子，朝普拉东诺夫问道，你说他们建造这座高塔是为了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居住，那么他们准备让那些富农和坏分子住在哪儿呢？
普拉东诺夫说，那里的无产阶级为他们扎了一个木筏，让他们顺着河流任意漂流。
我说，他们去什么地方呢，哪里才是他们的目的地？
普拉东诺夫说：灭亡！无产阶级的关键目的就是要消灭他们！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说，你所描述的真是一个荒诞的世界。这样的情景我也十分熟悉，因为我们也经历过，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所做的，决不次于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情……
普拉东诺夫用疑怀的目光看着我，他说，是吗？
我说，是的，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槽仿佛一面镜子，你让我们看清了我们自己的面孔，只是……
我停顿了一下说，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谁像你这样来认识我们经历过的荒诞，没有谁能用你这样的文字来描写这样的荒诞。你看，在你这里，在你的文字里，一切都有了情绪。羞答答的树叶在自言自语地说着有关生命的话题，莫斯科的狗的叫声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勤于职守，就连人们穿的衣服也患了资产阶级的伤寒症，食物也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从你的叙事里，我能明显地感受到你的情绪，像流水一样的情绪，你的情绪像风一样来抚摸着我，你看，就像这照在树叶上的霞光一样，你的语言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在你的叙事里，我觉得你的外视角和小说主人翁的内视角的转换是那样的自如，你对未来的那些近似精神病患者的狂想，对意识流的运用，使得你的语言十分的独特和丰富。同时，你小说里的细节像梦境一样的奇特，她使我有一种无名的兴奋和压抑。我仿佛在无边无际的田野里看到了一只飞翔的鸟，那鸟飞翔的姿势是那样地牵动着我的目光，让我一直注视着她，从而使我忘记了时间的存在，让我感受到整个世界都是寒冷的，你让我看到了一个临近末日的世界！你使我感受到了无边无际的迷茫。和你交谈，我始终被这种情绪笼罩着，你使我伤心，使我忧郁，使我绝望，这就是你所生活着的那个社会吗……
我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表达着自己对《地槽》的看法，可是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普拉东诺夫已经不见了踪影。太阳也落到西边的树丛里去了，但是霞光仍旧弥漫在天空中，普拉东诺夫，你是什么时候走的呢？你是沿着废墟前面这口水坑的边缘离开的吗？你回到那个名叫沃罗什的城市里去了吗？
是的，你应该回到那里去，因为你属于那里。1899年你从那里出生，然后才有了《切文古尔镇》⑹，有了《基坑》，有了《初生海》和《幸福的莫斯科》，才有了我们这个对话的下午。我坐在那里，茫然地看着你走过的那个水坑的边缘，即使是学校里下课放学的铃声也没能使我清醒。我茫然地看着那口水坑，那口水坑里长满了绿色的浮萍草，像一块毛绒绒的毯子，使我意外地是，在那片绿色的毯子上，还浮着两只白色的鹅，在傍晚红色的霞光里，那真是一幅绝妙的画面。
盐
由于花城出版社1992年9月版的《骑兵军》，我认识了巴别尔。那年的秋天，我已经从故乡的小学调到周口地区文联。在我住室的窗外，有两棵高大的小叶杨，小叶杨的树叶在凄凉的秋风里像我的情绪一样飘落。就是那个秋天的下午，巴别尔乘坐的那趟列车随着飘落的黄叶从窗子里开进来，然后在我的床边停下。
巴别尔头戴一顶鸭舌帽，从冒着白色蒸汽的机车里走出来。他很随和，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对我笑了笑，随手朝列车里指了指说，她就坐在上面。
我知道他说的是那个怀抱婴儿的妇女。在她上车之后，车上的哥萨克战士给她让出了座位，但后来他们发现她抱着的是一个没有呼吸的婴儿，并在婴儿的身上找到了食盐，原来她是一个盐贩子。
这就是那天巴别尔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盐》⑺。接下来，他又给我讲述了许多故事，其中的《家书》，使我难以忘怀。由于政见不同，老子亲手把他的一个儿子杀死了。后来，老子的另一个儿子抓住了他在旧政府当警察的父亲，并亲手把父亲给杀掉了。
讲完《家书》⑻之后，巴别尔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故事是那个被杀的父亲的另一个儿子，在给母亲的信中讲述的。
我说是的，我注意到了，你似乎喜欢用书信体来讲述故事，包括《盐》。你为什么喜欢这种形式呢？
巴别尔说，能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使小说的叙事语言达到口语化。你可以再看看这篇《盐》。
是的，《盐》里的故事就是一个战士给报社主编写的信，在信的结尾，那个战士用平静的语气对报社的主编说，我们把那个盐贩子从飞快的火车上扔了下去……
我知道，巴别尔在无情地咒骂着战争，他用悲绝的目光审视着遍体鳞伤的俄罗斯，同时也在审视着我们。我清楚地知道，在《家书》里，在《盐》里，能看到我们民族的身影，看到在我们生活过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和他小说里描写的是多么的相似。
当然，这次我没像上次和普拉东诺夫谈话那样，只顾自己夸夸其谈，我想更多地了解巴别尔的内心世界。我知道，1905年大革命时期，在俄罗斯许多城市里有无数的犹太人被屠杀，那一年巴别尔已经十一岁，这必定对他的灵魂产生深刻的影响。可是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个犹太人的儿子，后来却参加了仇视犹太人的哥萨克轻骑军。面对那群并不承认他的哥萨克，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多么的孤独和悲伤，这情绪就像冬天里那枚挂在天边的寒月。你想，一个对哥萨克有着敌对情绪的犹太青年，却投身到哥萨克的骑兵队伍中，这就像三四十年代一个家庭被革命后的资本家的后代来到了当时的延安，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和处境？
后来我问巴别尔说，你叙事的冷酷，那种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又极端个人化的冷酷，是不是与你的这种经历有关？
巴别尔说，不，你说的个人化，指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我作品里人物的个性化。
巴别尔想了想又说，严格地说，我把自己融化在小说的人物和事件里了，我是真正地进入了小说人物的生存环境，进入了小说人物那有着强烈的主观意识的精神世界。
对巴别尔的观点我有同感，我说是的，从你的小说里，我们能感受到你切肤的疼痛，感受到你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像你这样的作家，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之后，为什么仍然具有这么大的魅力？我想，一方面是你与自己民族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你的作品深刻理解和表达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情绪；而另一方面，就像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一样，是你对以往的文学形式的叛逆，正是这种叛逆，文学才有了新的生命。
但巴别尔对我的评价不置一词，他似乎不太愿意和我讨论这些有关文学的话题，他转身上了那台机车，消失在白色的蒸汽里，然后在窗外满地的黄叶里离开了。
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
这三个不同的梦境，曾经出现在我不同时间的生命里，现在我把她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梦境。他们是我的梦，我的阅读之梦，我的记忆之梦。不是吗？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回到那不同的阅读现实里去呢？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那经历看成是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
是的，他们有着许多相关联的地方，比如，他们对当局都持有不同的政见。普拉东诺夫的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因为被怀疑影射斯大林而遭到严厉批判，他真实地反映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生活的《立此存照》更是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不仅骂他是“混蛋”、“畜生”，剥夺了他发表作品的权力，而且他还上了安全部门的黑名单。巴别尔也曾经在言谈中两次冒犯过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为了转移人民因为大清洗而产生的对最高政权的痛恨，在1939年4月下令逮捕了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巴别尔也因此受他的牵连随着被捕。而布尔加科夫则拒绝了斯大林让他修改《逃亡》一剧的要求，他不同意斯大林在《逃亡》的八个梦之外再加上一两个能“使观众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的梦的要求。他在1931年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到：“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惟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个作家的艺术良心呢？
正是布尔加科夫的这种不妥协，才决定了他晚年生活的凄凉和寂寞，他穷困潦倒，靠变卖家产过日子。他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写着不朽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他是那样的孤独和寂寞，而他又是那样的富有，在这个庞杂的世界上，他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声音，他把自己的胸膛真诚地剖开，于是他的写作便产生了意义。相应的情景也出现在普拉东诺夫和巴别尔的身上，他们在身陷囹圄和不幸的时候，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巴别尔在被宣判的时候，曾苦苦哀求法官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完成他“最后的作品”。而普拉东诺夫也多次写信向高尔基求助，以求得发表作品的权力。
1940年3月10日，布尔加科夫枕着我们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离开了那个忽视他的世界，他的遗体被安放在远离故乡的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他的坟墓不是大理石，也不是花岗岩，也没有石刻的雕像，那是一座用黑土堆成的坟墓。而在这之前，1940年1月27日，巴别尔在莫斯科被枪决后，连一个黑土堆成的坟墓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把自己的肉体化成了泥土，变成了营养，然后被植物所吸收。同布尔加科夫一样，在普拉东诺夫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失去了经济来源，成为了一名清洁工，1951年1月5日，他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自己崎岖的人生道路。这些生前命运坎坷被世俗埋没的人，在他们的身后，他们的文学成就都得到了应有辉煌和尊重。
俄罗斯同我们一样，在上世纪经历了战争、苦难和荒诞，可他们仍然产生了这些伟大的作家。原因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由于皇权，我们恰恰就缺少独立的人格。一个优秀而健康的民族，要有优秀而健康的精神来滋养。他们留下的语言和思想，就是优秀而健康的那一部分。他们的文字就像那些毛绒绒的白色的蒲公英种子，一年又一年，散落得满世界都是。随着漫长的时间，他们用他们的人格和作品，获得了通往现实和未来的通行证。他们是人类的灵魂。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相同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对人、人性、文学和社会独到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创造性。
更重要的是，他们使每一个阅读者都看清了自己。他们留下的文字和语言，在不断地被后人所接受，这不但是他们的精神富财，也是人类的精神富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精神的财富会像河流一样，日夜不停地注入大海，使之更加辽阔而深广。
⑴：原载《世界文学》2006年第2期
⑵：曹国维译，《狗心》P194，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⑶：许贤绪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⑷：戴骢、曹国维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⑸：徐振亚译，《美好而狂暴的世界》P134，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⑹：古扬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⑺：戴骢译，《红色骑兵军》P93，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⑻：戴骢译，《骑兵军》P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三：作者简介
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1956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务农多年，并从事过装卸、搬动、长途运输、烧石灰、打石头，油漆等各种工作。1978年考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0年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十一年。1992年调入周口地区文联《颍水》杂志社任文学编辑，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创作、任副院长。
1984年开始在《收获》《钟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学》《山花》《十月》《上海文学》等刊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失踪》、《灰色时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辉煌》、《某种自杀的方法》、《最后一节车厢》、《阳光下的海摊》、《一个做梦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说《黑房间》《告密者》《讨债者》《风车》《白色病室》《光荣院》等四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随笔《〈洛丽塔〉的灵与肉》、《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博尔赫斯的宫殿》、访谈录《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以梦境颠覆现实》等七十余篇；出版中短小说集《孤独者》《油菜花飘香的季节》《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选》《霍乱》等多种；创作电视剧、电影《船家现代情仇录》《特警110》《特案A组》《当家人》《家园》《天河之恋》等多部；总计七百多万字。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获第25<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