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埃及围歼以色列190装甲旅之战
战役简介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为主体的阿拉伯军队向以色列发起了攻击。在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以色列“巴列夫防线”的第3天，埃军步兵第2师运用电子侦察、设伏歼敌等一系列战术动作，全歼了由先进的美制坦克武装的以色列王牌装甲旅——第190装甲旅，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步兵打坦克的围歼战。这次战役虽与战争中期进行的2000多辆坦克大战相比，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但在当时引发了西方军界关于坦克与反坦克战、步兵与坦克的地位和作用、步兵与坦克协同作战、未来武器发展问题的激烈讨论，对未来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战役背景
用“哀军”来形容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阿拉伯军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前三次中东战争均以以色列胜利而告终。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国家领土约6.5万平方公里，把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定的以色列版图扩张了5倍多，共有100多万的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流离失所。整个阿拉伯国家弥漫着失败、沮丧的气氛，士气十分低落。作为“败军之将”的埃及总统纳赛尔，痛定思痛后开始寻找新的力量和新的起点。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1970年9月28日，一直致力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纳赛尔由于过度劳累，不幸逝世。1970年10月15日，副总统萨达特接任埃及总统。萨达特上任后，不仅坚定了要打仗的决心，更改变了过去企图通过一次战争收复全部失地的想法，他主张实行有限度作战的战略，即先收复部分领土，然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收复全部西奈半岛失地的问题。
然而，横亘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巴列夫防线”却成了埃及人难以逾越的“天堑”。埃军几次要进攻西奈半岛，都望“线”生畏。这道用以色列原总参谋长巴列夫的名字命名的防线，号称“铜墙铁壁”，是以军在1967年戈兰高地停火线一侧，修筑了由十几个巩固支撑点、反坦克壕、地雷场等组成的防线：它以苏伊士运河为天然屏障，依托被加高到20米左右的沙堤，在沙堤及其东侧修筑了约30个坚固支撑点（可抗500公斤炸弹的直接命中）。每一支撑点为一个碉堡群，可驻半个连的兵力加一个坦克排，周围布设有铁丝网和地雷场，并设有瞭望塔监视西岸。以军在下面关键支撑点附近埋设了可储200吨油料的焦油罐和通向运河的油管，如果有必要，就用电点火，在河面上造成人工火障。其燃烧时间可达30分钟，用来阻止埃军渡河。以军在支撑点之间还修建了纵横相连的军用道路，以便相互支援。
《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经过三次中东战争洗礼的埃及指挥官们更加深刻地领悟了“欺诈”、“隐蔽”的含义。为达成战争的突然性，在萨达特的亲自策划下，埃及军队和情报部门做了大量的、秘密的准备工作。从1970开始埃及就着手拟订强渡运河、进攻西奈半岛的作战计划。特别是针对以军战略和作战思想上强调空军和装甲兵作用的特点，认真研究应对措施，采购和装备了大量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并进行了相关战术研究。埃军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战场观察、电子侦察、航空侦察以及派遣人员潜入敌区等，对西奈半岛以军的防御配系进行反复的侦察。直到开战的前一天，还派突击队员潜渡到东岸，对巴列夫防线的工事及其纵深情况做最后的侦察。
在开战前，埃军还举行了“解放23号”演习，成功地麻痹了以色列人，秘密完成了陆、海、空三军的集结。同时，还通过宣传、情报等手段，渲染和平气氛，严格保密规定（作战命令于开战日8时才传达到师长），并精心选定了开战日——10月6日（这一天是以色列的赎罪日，在犹太历法上是最神圣的一天，以色列全国几乎进入停顿状态，犹太人一般不进食）。[1]
战役过程
突破巴列夫防线 1973年10月6日，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防御工事的沙垒后，8辆坦克静静地停在那里，车内空无一人，坦克手们或在战车旁闲聊，或利用赎罪日放假的空闲在洗衣服。此时，整个“巴列夫防线”上实际只有不足一个营的兵力。10月6日下午，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国防部长兼总司令伊斯梅尔的陪同下，走进深埋沙漠下面的“10号作战指挥中心”，下达了作战指令。
14时整，战斗打响了。埃及军队隐蔽在运河西岸的2000余门火炮和“蛙-7”战术火箭一齐开火，集中射击以军巴列夫防线的支撑点、指挥所和雷场。与此同时，200架战机从低空飞过苏伊士运河，对西奈半岛的以军炮兵阵地、“霍克”地空导弹阵地、指挥所、雷达站以及机场后勤设施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炸弹卷起了一股股沙土，整个苏伊士运河两岸笼罩着一层层烟幕。
大量炮弹落在以军阵地上，防守“巴列夫防线”的以军士兵们慌忙钻入地堡和坦克中还击。一名士兵迅速报告长官，长官呵斥道：“有什么大惊小怪，这只是局部炮击事件。”以色列总理梅厄召集内阁紧急会议，还在讨论是否发动全国动员命令。整个以色列似乎都漫不经心。
然而，时间并没有给以色列机会。在弹幕和硝烟的掩护下，埃军第一批士兵开始渡河。这时，埃军的平射炮开始射击。10多分钟后，4000多名登陆士兵分乘720只橡皮舟冲上了东岸，占领了各支撑点。在“10号指挥中心”，埃军指挥官听到前线频频传来捷报，一切轻而易举，一切又令人难以置信。
战前，苏联专家曾估计，埃军渡河作战第一天，就可能损失数万人和百分之三四十的空中力量，而实现的打击充其量只有30%。事实出乎专家们的预料，据埃及宣布，第一天埃军只付出牺牲148名士兵和损失5架飞机的代价，而“出击是百分之百的成功，实现了全部目标。”以色列军队参谋长巴列夫也承认，这是埃及进攻达成了突然性的结果。
面对突然袭击，以军仓促应战，出动空军对渡河埃军进行空袭，但却遭到埃军“萨姆”防空导弹的重创，被打下了27架。以色列空军司令佩莱德只好命令飞机禁止进入运河24公里以内的空域，以防更大的损失。
时任以军南部军区司令的戈南少将紧急召见防守苏伊士运河一线的师长曼德勒，命令道：“该到把装甲旅开往前线的时候了。”开战30分钟后，仓促上阵的曼德勒师的雷谢夫装甲旅来不及进行任何战斗侦察，就对渡河埃军发起了进攻。此时，已过河的第一批埃及军队占据有利地形，待以军坦克进入反坦克火箭筒射手200米处时，埃军突然开火，几乎弹无虚发。至日落前，雷谢夫旅损失坦克100余辆。10月7日晚，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部灯火通明，司令戈南、军区参谋长阿里、曼德勒师长、阿丹师长正在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拟于10月8日进行有限反攻，以夺回主动。会议结束后，戈南下令，阿丹师于10月8日从正面沿运河桥头阵地实施侧翼攻击，后续部队沙龙师对伊斯梅利亚正面中部地区实施进攻。
8日上午8时，阿丹师首先以两个旅冒着埃军的密集炮火，由北向南实施攻击。至中午时分，阿丹突然发现，他的几个旅都没有按照命令前进，其主力没有到达埃军桥头堡阵地北侧，而是穿过阵地的正面，正好碰上了埃军部署的强点。[1]围歼190装甲旅情况危急，为了挽回败局，阿丹不得不动用“手中的王牌”——第190装甲旅。该旅拥有120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制M60坦克（直到20世纪90年代，M60坦克依然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主战坦克。它拥有坚硬的装甲、狂野的速度、凶猛的火力以及先进的火控系统，性能远在许多国家军队的现役坦克之上），多次参加中东战争，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且官兵精干、战斗经验丰富，是以色列军中公认的“王牌旅”。其旅长纳科更是一名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官，他矮小精悍，以作战勇敢、擅长机动穿插闻名于以色列军队，但脾气暴躁，性格倔强，是以军有名的“炮筒”。
阿丹命令纳科旅以两个营向南前进至菲尔丹地区，与盖比会合，发起进攻。他采取的是以军惯用的“坦克游击战”。这种坦克战术是1957年巴列夫任装甲兵司令时发展起来的，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很大胜利。这就是所谓“用流动和渗透的运动来打击大量集结但静止的阿拉伯坦克队形”的战术。以军坦克作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快速机动，大胆穿插迂回。这种实施调整突击的作战，不但对敌方精神威胁很大，而且在战术上可以达到出其不意和分割包围的目的。但快速往往要脱离其它兵种的支援，从而形成孤军深入、突出冒进，有遭敌围歼的危险。阿丹就犯了这个错误。
战前190旅驻扎在距菲尔丹约150公里的军事重镇阿里什。接到戈南司令官的命令后，旅长纳科急令部队以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向菲尔丹前进。坦克轰隆，一路沙土飞扬。南路，盖比旅沿维瓦路向菲尔丹前进，一路无阻；北路，离盖比2公里处，纳科旅沿一条平行道路疾驰进发。然而，纳科万万没想到，一张牢固的“捕捉网”正在悄悄张开。[1]
埃军地下指挥部“10号指挥中心”，参谋长沙兹利此时已截获以军无线电通信，以色列出动了王牌装甲旅——190旅，将沿维瓦路北2公里线路挺进。这个重要情报使沙兹利为之一振，一个设伏打援、步兵打坦克的方案在他头脑中闪现。
这个任务立即下达给了埃军“王牌步兵师”——第2步兵师。这个师单兵配备的是无后坐力火箭炮RPG-7，以及一种名叫“萨格尔”的“手提箱”。这种“手提箱”是苏制的第一代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可由单兵携带发射，平时将其分为两截放在宽30厘米、长60厘米的玻璃钢制的箱子里，以便于手提和背负。它全重只有24公斤，有效射程500~3000米，破甲厚度为400毫米。使用时，打开箱子，一半为导弹的发射座，另一半为操作台，把导弹的两截连接起来，安装在发射台上即可操纵发射。在发射时，这种导弹的飞行有如一个快速模型飞机，后面拖着一根细电线，一直连接着操纵导航装置。导弹有一个明亮的尾灯以资辨别，操纵人员可以凭目力用操纵杆装置使其对准目标。该导弹除步兵用途之外，还可以从一辆特别装置的装甲车上发射。这种导弹威力很大，是坦克的克星。
据第一批跨过运河的埃及军人阿布杜拉在开罗报纸《共和国周刊》撰文回忆，他的部队在10分钟内以这种导弹击毁了巴列夫防线上的8辆M60坦克。他说，“这些坦克开足了马力逃避我们的导弹。可是，它们只要在射程之内，我们就能击中它们的最弱地方。每一辆以色列坦克都挨了一枚埃及导弹。”
接到命令后，师长萨德并没有盲动，立即同作战部门研究了战场的地形地貌以及以军坦克的特点。纳科旅进攻线路是由坎塔拉地区向东南方向斜插，直逼苏伊士运河，企图从菲尔丹正东渡河深入埃军西岸腹地。以军虽然来势汹汹，但只是孤军作战，没有步兵的掩护，有利于集中火力进行围歼。萨德当即决定把伏击阵地选择在阿里什至菲尔丹公路两侧200~300米处，利用沙丘进行隐蔽，挖掘伏击阵地。萨德又令工兵在菲尔丹附近实施佯动作业，架设假桥梁，造成埃军后续部队准备渡河的假象。为了不使目标暴露过大，萨德还命令所有伏击部队只准携带单兵反坦克导弹、RPG-7火箭筒等轻便反坦克火器，按射程及进攻有利方向分层进行布防，并由30辆坦克组成预备队，以支援步兵作战。为充分发挥“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的威力，萨德亲自到战位检查武器装备配备情况、单兵掩体牢固性和隐蔽性以及攻击视角。在反坦克火器配备上，他要求部队反坦克火器与敌装甲目标对比系数达到10∶1，以保证火力上对敌坦克形成绝对优势。
在萨德的指挥下，一道有梯次、能多面进攻的“萨格尔”火网秘密形成了。
这时，以军坦克以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一路杀来，纳科旅长踌躇满志。这位一贯强调以坦克打坦克的以军指挥官，没想到这次要败在对方步兵的手上。
以色列先头部队已接近伏击区，看到的却是站着一动不动的埃及人。10余辆M60坦克的排气筒突地喷出黑烟，开足马力向埃及人冲去。最前方的M－60坦克昂起炮口，炮弹炸起朵朵沙尘，炮声在空旷的沙漠中震荡。
突然之间，天翻地动。一排导弹射向以军坦克，许多坦克被击中，冒出一股股浓烟。一位以军的坦克兵回忆道：“我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些埃及人对于这种美制的M60坦克，精确地知道应该瞄准什么部位，几乎每辆坦克都受到致命的打击。”第一波冲锋的坦克尝到了“萨格尔”导弹的威力，顷刻间，30多辆美制M60坦克直接趴窝了。没有被击中的坦克里的士兵感到无比恐惧，爬出来赶快逃命。虽然坦克火力非常猛，但用它打步兵却是“高射炮打蚊子”，派不上用场，特别是对这些采取“偷偷爬行”、近身攻击战术的埃及士兵来讲，更难发挥作用。
遭到猛烈袭击的纳科非常愤怒，下午2时，组织起了第二波冲击。凭借着美制坦克对沙漠作战的适应优势，他们很快穿越起伏的沙丘，直逼埃军前沿阵地。但密集的反坦克火箭再次把先头营阻拦在阵地前，纳科派出的10辆坦克被击中7辆，不知气馁的以色列人随即又派出10辆继续进行第三波攻击，然而这次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4辆坦克被直接击毁。纳科不得已请求上级火力支援。
此时，沙龙师计划挺进吉迪山隘地区，与埃及军队激战。15时，接到阿丹师损失惨重的报告，戈南不得不命令沙龙师停止南下，以部分兵力实施反攻，以减轻阿丹师的压力。阿丹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要求各旅继续坚持战斗，以待沙龙在15分钟内发起反攻，一决雌雄。
面对纳科的孤注一掷，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萨德并不恐慌。他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将主力部队从原来阵地撤到距苏伊士运河800米的地域，组成2平方公里的伏击圈。同时，还派少部分单兵在以色列坦克必经之路上进行骚扰，但不作抵抗，一接触就佯装败退，诱使敌人继续前行，进入包围圈。
16时，纳科决定以剩下的坦克编成加强攻击营，由中校营长亚古里负责先头部队指挥，直插埃军腹地，仍按原计划直挺运河东岸，与沙龙师会合，从菲尔丹正东渡河进行反击。一路奔杀过来，纳科只遇到零星抵抗，埃军“怯战而逃”。
“离伏击区还有5000码！”
“离伏击区还有1000码！”
“已全部进入伏击区！”
前方观察哨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以军坦克的位置，纳科旅长剩余的70余辆坦克如期越过伪装的步兵堑壕，进入了埃军精心布置的火力圈。断后小组从埋伏坑道跃出，迅速迂回到以军坦克后面，形成了合围之势。萨德师长一声令下：开火！
霎时，各种反坦克武器一齐开火，以正面射击、侧射和倒打等方式，对以军坦克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目标至少发射了三四枚导弹，即使对近距离的敌坦克也要发射两枚火箭弹。密集的反坦克火网笼罩着190装甲旅，平均每3分钟就有250余枚“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击中以军坦克。只用了20多分钟就把以军“王牌旅”全歼在2平方公里的地域内。许多坦克被击中摧毁，指挥进攻的营长亚古里中校被震出了坦克，做了俘虏。旅长纳科在坦克中弹起火时爬了出来逃回去了。
此役，埃军除击毁、击伤以军92辆坦克外，还缴获了28辆完整无损的M60坦克。而指挥伏击有功的萨德准将很快就晋升为少将。20年来，埃及人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但在随后的战斗中，埃及人由于战略上的保守，给了以色列军队喘息的机会，以色列人在总结初期战斗失利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坚决贯彻“先北后西、重点用兵”的方针，既强调机动作战，也重视必要的阵地防御。尤其是在吸取了190装甲旅被歼的惨痛教训，修正了“坦克中心论”的某些做法，在装甲部队中配属了必要的步兵和反坦克分队，改变了单一的坦克部队的编制。他们组织部队积极开展有力的反击，同时加强重点防御，牵制和削弱了埃及的兵力，在适当时机实施了大纵深的进攻，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而就此次埃军围歼以色军190装甲旅的战斗而言，应当是一次成功的步兵打坦克之战。[2]
战役影响
这次步兵打坦克的经典之战，在世界各国引起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各大新闻机构都纷纷发表看法，共同探讨战役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最为集中的话题主要是关于步兵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亨特说：“反坦克导弹首次在战场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现在步兵第一次有了能在远、近距离上对付最重型坦克的武器。”西德一评论家指出，装备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的步兵，如果编成小组，在进攻中可以为坦克开路，在防御中能效地伏击对方的坦克。过去是坦克引导步兵前进，今后有可能要由步兵为坦克开路，地位和作用有了较大的改变。
面对坦克的地位和作用，争论更为激烈。主要分为三种：一是认为坦克在地面作战中已不再起作用；二是认为坦克仍然是地面作战中最好的进攻性武器；三是认为坦克在未来战争中虽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但仍有保留价值。从后来战争的结果看，坦克并未失去其应有的作用。但在反坦克武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坦克如何改进机动性、加强火力和装甲防护能力、创新战术战法，提高自我生存能力等问题，必须进一步研究解决。
战术的运用必须因敌因势而定，围绕如何运用坦克快速突击作战的战术，一些军事家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以军十分重视发挥坦克部队的快速突击能力，开展“坦克游击战”，这方面也有成功的战例。比如战争中，以军3个装甲旅快速插入苏伊士运河西岸，很快破坏了埃方的防空体系，使埃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这次190旅被歼又暴露了孤军深入，突出冒进，有可能遭敌围歼的问题。西方有关研究机构提出，不能过分提高坦克部队的进攻速度，因为坦克部队脱离其它兵种后，速度再高，穿插再快，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战斗目的。但在各项保障措施、火力支援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发挥坦克部队的快速突击作用。
各国军界也由此纷纷加强研究对付反坦克武器的方法，特别是坦克自身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方法。一些专家认为，反坦克导弹存在发射死界、需经常变换阵地，有线制导型导弹易捕获发射点、发射受地形限制较大等弱点，提出坦克进攻队形不能过于密集、尽量有支援兵器伴随、增加车体和炮塔的遮网等防护措施。这些都对未来坦克抗击反坦克武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