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代唐诗学
作者简介
《明代唐诗学》  　　孙春青，著名作家，女，1974年4月出生，河北新河人。1998～2001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马歌东教授；2002～2005年6月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张毅教授；现任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思想史。已在核心期刊发表《(唐诗品汇)与明初唐诗学》、《高棅“声律纯完”辨析》、《论高棅的“正变”观》、《“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第二作者)、《明人诗学视野中的韦应物论》等论文多篇。
出版社简介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 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军事、经济、艺术、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古籍，兼及今人对古籍的研究论著、大专教材、工具书和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对古代作家的诗文集（别集、总集），以及哲学、史地、科技、语言类古籍，经过校勘、标点、分段出版注释本，有的利用前人笺注，大部分约请当代专家学者整理和新注。这类古籍整理的书籍，还包括各个门类的其他系列性图书，以及未列入系列或丛书的单独品种。
书本概况
明代是唐诗学的昌明时代。所谓“唐诗学”，指有关唐诗研究的学问，从唐代的唐人选唐诗开始，历经宋元，至明代进入了成熟时期。本书作者力图将明代唐诗选本研究、明代唐诗理论批评研究和明人诗歌创作研究结合起来，全面彰显明代唐诗学的价值和意义。
图书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明初的诗坛风尚与唐诗学的建构
第一节 明初唐诗分期与诗坛的“鸣盛”倾向
一、“审音律之正变”的唐诗分期
二、明初诗坛的“鸣盛”倾向与宗唐诗风
三、闽中诗派的拟唐诗风
第二节 《唐诗品汇》对明初唐诗学的总结．
一、恢弘的唐诗史建构
二、精严的唐诗“正声”标准
三、《品汇》、《正声》对明代唐诗学的影响
第二章 明永乐至正德年间的唐诗学
第一节 注重诗格与诗法
一、强调杜诗的“得性情之正”
二、注意唐律的“起承转合”
三、区别“宋筋唐响”
第二节 以“格调”说唐诗
一、主张“音响与格调正相称”
二、规摹“盛唐格调”
第三节 以“风调”、“情味”济“格调”
一、以“风调”济“格调” 
二、以“情味”济“格调” 
第三章 明嘉靖至万历中期的唐诗学
第一节 嘉靖、隆庆间的“唐诗选本热”
一、嘉靖、隆庆年间唐诗刊本分析
二、李白、杜甫等初、盛唐诗人别集、合集的流行
三、唐诗总集的大量刊刻
四、杨慎选唐诗的独特价值
第二节 对唐诗韵调和气格的重视
一、唐诗韵调的细化
二、唐诗气格的把握
三、李攀龙《唐诗选》的意义
第三节 关于唐诗体格及其兴象风神
一、对各种唐诗体格的界定
二、杜诗格调与盛唐诗风有别 
三、超越格调的“盛唐神韵”
第四节 “性灵说”对盛唐诗风的冲击
一、中、晚唐诗集的刊刻形成高潮
二、欣赏李贺的怪奇诗风
第四章 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上)
第一节 明末的唐诗整理
一、从《唐诗纪》到《唐音统签》
二、毛晋刻本与唐诗的传播
三、唐诗选本的增订与合刻
四、明末选唐观念的多元化
第二节 《唐诗归》与《唐诗镜》的诗学思想
一、《唐诗归》的诗学思想
二、《唐诗镜》的诗学思想
第五章 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下)
第一节 《诗源辨体》的唐诗学思想
一、唐诗“正变观”的细化
二、关于唐人造诣与唐诗气象
三、对元和与晚唐诸公的评论
第二节 《唐音癸签》的诗学史意义
一、搜罗纂辑之功力
二、审音辨体之精细
附录：明代唐诗学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明代唐诗学》—序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喜爱，并流传海外。把历代的唐诗接受过程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现象加以描述，从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总结唐诗经典化过程中的诗学理论，说明唐诗在塑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与文化性格时所起的作用，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三年前，孙春青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文学院，随我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建议她和另外一位同学参加我主持的唐诗接受史项目的研究工作，进行明代唐诗学方面的专题研究。经思考后，她愉快的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投入到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来。
按照我们的设想，这项研究要改变由作者到作品的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模式，将唐诗放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加以考察，兼顾诗选、诗歌理论批评和诗歌创作的通变，研究唐诗在不同时期的经典化过程。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一、梳理唐诗流传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不同时期人们所编选的唐诗总集与别集，有关唐诗选熬的注释考辨，以及大量诗话著作里针对唐诗的理论批评等。从中发现唐诗流行的倾向性，把握唐诗传播的方式和过程。二、研究唐诗对后代著名诗人及创作风尚的影响，说明唐诗在诗歌创作中所起的典范作用，及其对中国诗学发展的影响。三、对唐诗接受史上的一些重要诗学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不同时期的人解读唐诗的具体方法和兴趣所在，及其对唐诗艺术特征的理解。说明不同时代的人对唐诗的接受与当时审美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关系。
对于一个刚进入这方面研究的年轻学子来说，提出这样的要求难免有些苛刻。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春青的研究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其《明代唐诗学》在答辩时，受到校内外专家一致好评，推荐为优秀博士论文。在吸收专家们的建议后，经过修改，现在该论文成为一本专著，将由久负盛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先行出版。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在明代唐诗选本的梳理和论述方面，春青这本著作的资料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各种唐诗选本的大量出现是明代唐诗学繁荣的标志，据孙琴安先生的《唐诗选本提要》统计，明人所辑的唐诗选本有216种，远远超过唐、五代、宋、元所辑数目（83种）的总和。根据孙先生著作提供的线索，春青不辞辛苦，多次到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查阅资料，对现存的明代唐诗选本做到了心中有数，并以明代各种唐诗选本出现的先后为主线，编制了《明代唐诗学年表》。这就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可进一步开拓的论说空间。因为在此之前，有关明代唐诗学的研究渐成热点，已有一些优秀著作出版。如陈国球先生的《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朱易安先生的《唐诗学史论稿》，陈伯海先生的《唐诗学史稿》等，都是功力深厚的著作。要在明代唐诗学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发言权，必须往深里做，往细处做，这也是专题研究的要求。只有发掘出新的材料，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观点，才能杜绝无根的游谈，也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开拓。春青的这本著作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她对《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的深入研究，对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出现的唐诗选本热的分析，对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关系的探讨，都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而饶有新意。
明代是唐诗学的昌明时代。所谓“唐诗学”，指有关唐诗研究的学问，从唐代的唐人选唐诗开始，历经宋元，至明代进入了成熟时期。明人不论是在唐诗的编选辑佚、笺注考证等方面，还是在唐诗体派的界定、唐诗格调与神韵的辨析、唐诗创作技巧的总结等方面，都比前人要全面和深入得多。春青的这本著作，力图将明代唐诗选熬研究、明代唐诗理论批评研究和明人诗歌创作研究结合起来，全面彰显明代唐诗学的价值和意义。她以为明初的唐诗学与当时的诗坛风尚联系密切，唐诗选评里的注重“审音律之正变”，与创作中提倡“鸣国家气运之盛”相呼应，形成注重世运升降而提倡专主盛唐的风气。从以“格调”论唐诗，到逐渐走向以“神韵”、“性情”论唐诗，明人对唐诗的美学特质的揭示和重新阐释，是明代唐诗学的重要理论成就。明代的唐诗学与复古诗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唐诗学也是明代复古诗论的一部分，这集中体现在明人“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观念上，他们对古体、近体诗体制特征的细致探讨，体现着明代唐诗学在体制讨论方面的具体成就。这些看法揭示了制约明代唐诗学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是对明代唐诗学的理论总结。
作为专题研究论著，春青这本著作的出版，可视为唐诗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项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各种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资料翔实、视角新颖和有理论深度的唐诗接受史。力图贯通古今，展示历代的唐诗流传情况，说明唐诗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所起到的陶冶性灵和铸造人格的作用；然后上升到民族精神和诗性智慧的思想层面加以分析，全面总结唐诗对于审美文化和诗歌理论批评的经典意义，探讨唐诗作为民族心灵的语言艺术载体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永久价值。
内容摘要
明代唐诗学的课题范围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唐诗的传播、唐诗评论、唐诗对明代诗人创作的影响等。明代的唐诗研究,不论是在唐诗的编选品评、辑佚笺注和考证等方面; 还是在对唐诗体制的界定、风格的辨析,审美内涵的发掘、创作技巧和方法的探讨等方面,都比前代全面和深入,从而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诗学。明初的唐诗学与当时的诗坛风尚联系密切,表现为唐诗研究中的注重“审音律之正变”,与创作中提倡“鸣国家气运之盛”相呼应,因此注重世运升降而提倡专主盛唐。在此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明人编选的两个重要唐诗选本,《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通过这两个选本,高棅以分体选唐诗为手段,以依世次别叙目为理论阐释方式,以“声律纯完”为理论支点,用四分唐诗的形式建立起庞大而系统的唐诗学体系,奠定了以“辩体”和“审音”为核心的明代唐诗学的基础。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复古思想的影响下,对唐诗的追随与模仿,通过侈谈诗法与格调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论诗者常借助具体的批评话语,把在实践中探索、把握的唐诗的创作规律和创作法则,通过“格调”这一概念表达出来。李东阳认为“格”首先就是符合诗歌体制特征的创作范式,主张“调”与“格”相辅相成,互相融合。到了弘治、正德年间,诗坛勃兴,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积极倡导以杜体和唐调相结合的“盛唐格调”,在创作和理论上都使得唐诗研究走向深化。明嘉靖至万历中期,出现了唐诗选本热。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诗人的别集、合集后来居上,成为唐诗刊刻的新热点。另外,明人编选刊刻的唐诗总集的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明人对唐诗的传播和接受积极主动,反映着当时唐诗学领域诗学盛唐的理论动向。以谢榛、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以“骨气”之“格”易诗法之“格”,以“风调”之调实声韵之“调”,赋予了盛唐诗歌更加丰富的内容,从而使唐诗“格调”由创作论走向了审美鉴赏论。诗论家胡应麟则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揭示了盛唐诗的“神韵”之美,完成了明代唐诗学在理论上的飞跃。从明万历中后期开始,唐诗全集的整理刊刻日益受到重视,人们的选诗观念和诗学理论呈现出折衷倾向,对于唐诗的分期,无论初盛中晚,态度开始走向调和、折衷,使唐诗学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在有关唐诗体制和声调的探讨方面,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诗源辩体》和《唐音癸籖》,它们和《唐诗品汇》遥遥呼应,使明代唐诗学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自足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