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回忆录
名词释义
  自传体回忆录，源自传记回忆录网[1]回忆录huíyìlù (1) [commentaries;reminiscence]∶关于一系列事件的记录,通常由参加者所写而不像历史那样拘于形式和完备，如　凯撒的《高卢战争回忆录》
(2) [memoir;recollection]∶一种自传体描述,其口吻常闲逸而亲切、注意的焦点通常在作者所知的人物、事件或时代上。
回忆录，顾名思义，就是回忆过去的事情，并且用文字记录下来；准确地说，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它具有文献的价值。
文体起源
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回忆录这种文体。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塞诺封写了一本书，比较完整而忠实地记载了苏格拉底的言论和经历，书名就叫《回忆录》。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以回忆录题名的一本书了。
在我国，撰写回忆录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儒家经典《论语》，就是一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可以看作是一篇回忆录文章。古人撰写的一些吊唁文章和墓志铭，也带有回忆录的性质。
到了近代和现代，回忆录这种文体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因此，同这些伟人共事过的、接触过的人，就撰写回忆录来表示自己的崇敬心情，同时也为后人贡献宝贵的文献资料。
它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全面研究断代史、学术成果不可缺少的资料之一。回忆录的写法，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详细地写出一个阶段的生活，也可写一个侧面。
写作回忆录要注意真实、广泛、突出六个字。真实，就是真实记载作者的经历和观感。广泛，是指回忆录不仅要回忆个人，而且要以个以为主线，串连与之有关的人和事，广泛触及生活的每个角落，反映社会的历史面目。突出，是指回忆录中的人物要处于突出地位，所列事件要典型，有一定的代表性，提及的其他人物要有个性，不是平平淡淡的叙述
写作方式
回忆录有“公撰”、“私撰”两种。　公撰“公撰”是有组织的集体写作方式。撰者一人的叙述，有一班人马帮助记录整理，查找核对资料，分头撰写成章。因是组织行为，资金宽裕，档案材料使用比较方便，在事件叙述上具有原始资料的权威性，同时叙述方式上最讲政治，也比较拘谨。但这类回忆录，忌讳最多。一旦牵扯到事主的历史作为，则都是相当敏感的，往往不免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挟加私笔。这是读者不得不格外留心的地方。　私撰“私撰”完全是个人化的写作。因是撰者亲历亲为，文责自负，忌惮较少，思想放得较开。而且因为所述之事，情感真切，印象深刻，可以提供具体的细节，所以在叙述上多是以情节生动、描写细腻见长。坊间流传热销，多为此类。但由于当事人缺乏原始资料的参考，记忆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且个人写作动机各异，表达能力高下不同，所以质量差距很大，存史的价值高低有天壤之别。
回忆录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传递的文化使命。中国当代史虽然历时不久，但期间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却是“三千年未有”的大格局。置身在这个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人们，所经历的人生起落之大，悲喜情感之强，具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同时，由于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历史，历史场景变动频繁，过程激烈，也不免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空白。所以，中国当代史的存史活动极为重要。
当代人要写当代史，首推应是回忆录的写作。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将亲身经历的历史，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的极有意义的事情。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为后人存史的道德责任。公器意识各种回忆录中，作者的撰写动机如何，直接决定其存史的价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忆录，功利性极强，涉及历史必然是曲笔，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关的几部书对照起来看，当下就会发现其中诸多矛盾，遑论后世人们还会自有公论。所以，这种个人功利目的性极强的回忆录，并不能承担传世的历史价值，日后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最终是要淡出的。存史方式即使是从对历史负责的愿望出发，作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出现撰述的误区，仍会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讳之处和对自己当时言行的撇清之举。历史的大关节处清楚，未必在小关节上也清楚。这种事情在回忆录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一些文情并茂、真实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难免。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笔者认为近年来写得最好的回忆录之一，但个别细节也有不实之处。书中所述1943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三对夫妇因运动离异。冯兰瑞最近著文说，这三桩家庭变故，恰恰全不是因为运动，而都另有隐情。由此可见，求真不易，存史亦难。就回忆录而言，要如实地记录自己，坦露一生心路历程，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是不易。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具有严酷的灵魂拷问能力的大彻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几许？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们对曾经历过的尴尬事，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宁，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性的解释的。差别仅仅在于，这种自我合理化产生的撰述误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为之。有心为之，长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
在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从横的方面看，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场，都是整体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体事件和个别情节，所以在回忆往事之中还必须具有一种历史整合的能力，否则我们个体记忆的历史印象是支离破碎的。从纵的方面看，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非评价标准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这些变化随着我们的生活同步发生，在改变我们头脑中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往往会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记忆方式，把现在的合理性移植到过去的合理性上，产生一种“合理”的历史遗忘。因此，能否以现在的认识高度，重新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反省事实，也是维护历史真实性，客观记录历史的思想能力。
撰写要求
不能虚饰撰写回忆录，是一项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需要对历史负责，不能虚饰，不能挟私。不仅需要有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和审视他人的客观态度，还需要借助当时的日记、笔记和文件等原始资料恢复历史的记忆，特别是需要有其他历史当事人的交流、印证和相互补充。例如周海婴回忆说，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曾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学界立刻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随后又有黄宗英等人证实确有其事。这种“质疑——询证”的往复过程，其实并不带来难堪，而恰好是还原历史本然的要求，体现了探求真实的科学精神。当然，许多史实或许经过这样的过程仍难求证，但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们一定会向真实又靠近一步。可以这样说，人们的个体回忆都是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误差，但如果在启发大家共同回忆的群言环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这个误差。　客观、公正在存史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的回忆都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实际上人们记忆上有意无意的疏漏、讹误，是回忆录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参与到存史过程中去，个体记忆上的错讹就会最大可能地得到矫正。　存史态度对复原历史的活动而言，不怕众说纷纭的嘈杂，只怕“舆论一律”的孤鸣；不怕百家争鸣的质疑，就怕鸦雀无声的寂静；不怕百花齐放的繁芜，就怕一花独放的单调；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了。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是为了对自己有所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有所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对回忆录的撰写态度上，有些历史当事人并不太积极，甚至多有顾忌。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怕揭伤疤。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愿再触动，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担不了回忆过去的沉重，只想静静地安度晚年；一种是怕影响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了，再翻出“旧账”会刺激一些当事人，担心会产生不好影响，不如安于现状。[2]
亲历者
在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的问题上，笔者非常赞赏阎长贵先生的态度。阎先生是一位曾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很有历史责任感，退休以后笔耕不辍，写了许多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文章著述。他给笔者论及当代史的存史问题，讲了一番道理，非常精辟，可谓经典。他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做到客观、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来说，非当代人、当事人或亲历者做不到。就现有的很多回忆录中的一些事实，其正确，其错误，或不足，非当事者、亲历者谁能甄别、分辨？也正因为这样，应该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当事人、亲历者写回忆录。当然，就当事人、亲历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觉悟。”
阎先生的话是觉者之言，揭示了当代史研究的一个学术规律。我们看国外史学领域的发展，凡是当代史研究开展得比较好的，有学术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情况比较开展，回忆录出版比较多的地方。在历史的见证人都还健在之时，历史的当事人、亲历者就能坦率地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接受公众的审视批评，这是很难挟加曲笔的。这才是常态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不会再让历史背负本不属于它的政治包袱，不会附加上其他别的其他符号，能够保持本来面目的客观和公正。所以，莫道存史的过程只是回忆过去，回忆过去也是在开拓明天。
优缺点
优点：回忆录要求“三亲”原则：亲闻，亲见，亲历，是为第一手资料；
缺点：时间久，记忆力衰退，记忆不清带来误差；
有个人厉害在其中，有意夸张或缩小历史的真实情况；
受政治环境影响，带着某种政治偏见或偏激情绪写的回忆录，内容不真实；
受地位局限，不可能全面，结论不一定准确；
有些回忆录，记忆不清，凭借回忆者的印象和想象写出来的，有的条理化了，有的拔高或贬低。
分类
根据文字记录方式的不同，回忆录可分为亲笔回忆录和口述回忆录。亲笔回忆录即回忆录主人公亲笔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口述回忆录，即回忆录主人公不是亲笔撰写，而采用自己口述、他人记录整理的方式。
随着近年回忆录写作热的出现，根据表现形式和保存载体的不同，回忆录发展为以下三类：　口述回忆录口述回忆录有其久远的文化溯源，那就是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的口述史，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不一样的是，口述回忆录，是口述个人史；并且在现代科技社会，它必将以现代载体形式存在，与亲笔回忆录一样，因其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包含着原生态的历史，而成为官方史学的一大补充。　画册回忆录画册回忆录，是以图文并收，以画为主的方式，对自己或他人一生的总体记录，或是对一段重要岁月的精彩回顾。在画册回忆录中，一张张精美、珍贵的照片，配以简洁精炼的文字，承载着一段段过去的岁月，一次次难忘的经历。　视频回忆录视频回忆录，在对主人公进行回忆访谈的同时进行视频拍摄，之后经专业的影视编辑、剪辑技术，结合主人公以前的照片、影像以及其他值得珍藏的资料，通过添加音乐、专业的播音人员解说而制作成的视频格式文件的回忆录。[3]
写作典范
1848年法国革命书名: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4]
图书编号:1713151
出版社:上海人民
定价:28.0
ISBN:720805732
作者:（法）托克维尔 著，周炽湛，曾晓阳 译
出版日期:2005-10-01
版次:1
开本:16　简介本书作者托克维尔以当事人、曾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分回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发表评论，从而为后人研究1848年革命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同时书中也体现了托克维尔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敏锐目光和真知灼见，为后人研究托克威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目录中文版导言（刘文立）
序言“记忆之描绘仅为我自己”（克洛德·勒富尔）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回忆录》的缘起和特点——1848年革命之前的那一段时期的概貌——这场革命的预兆
第二章 宴会运动——政府安全——反对派领袖的忧虑——对大臣们的指控
第三章 2月22日骚乱——23日会议——新内阁——杜弗尔先生和博蒙先生的感触
第四章 2月24日——大臣们的抵抗方案——国民自卫军--贝多将军
第五章 议会会议——奥尔良公爵夫人——临时政府
第二部分
第一章 2月24日事件起因之我见以及我对事件将产生的后果的思考
第二章 2月24日的第二天及此后的巴黎。新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
第三章 旧议员在作新局面定时态度犹豫不决——我对欲做之事的思考以及我的决定
第四章 我在芒什省的候选人资格——该省面貌——普选
第五章 制宪议会第一次会议——该议会面貌
第六章 我和拉马丁的关系——后者的踌躇
第七章 1848年5月15日
第八章 协和广场盛会以及六月起义的酝酿
第九章 六月起义
第十章 六月起义（续编）
第十一章 制宪委员会
第三部分
第一章 返回法国——内阁的组建
第二章 内阁的面貌——至6月13日暴动企图之后内阁初期的行为
第三章 国内统治——内阁内部的争吵——内阁面对多数派及总统的难处
第四章 外交事务
附录
第一章 古斯塔夫·德·博蒙眼中的2月24日
第二章 与巴罗的谈话（1850年10月10日）——巴罗眼中的2月24日
第三章 1848年2月24日的印迹——杜弗尔先生及其朋友为阻止二月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尔先生的责任，他使得这些努力无济于事
第四章 对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之间的《回忆录》撰写提纳（1851年4月）——对约从六月事件起至我的内阁生活止这一部分的注解
第五章 对《回忆录》待写部分的几段笔记（1851年4月回国路上）
第六章 1851年5月15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归来后第一次见他）
第七章 宪法的修正——1851年6月21日我约贝利耶在家交谈。我们俩都是修正委员会成员
第八章 罗马事件（立法议会1849年10月18日，会议报告）关于对罗马远征特别追加贷款之拨付的相关法案的辩论
托克维尔年表
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