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永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
  杨永年，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上海医科大学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上海内分泌学会委员、副主任委员。上海糖尿病学会委员、上海糖尿病康复协会理事、美国糖尿病学会专业部会员。
主要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研究重点为糖尿病及其远期并发症机制与早期防治。1991年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自主功能性甲状腺结节高功能机制研究”。主持并完成“九五”国家医学科技攻关项目“2型糖尿病肾脏病变早期发现及防治研究”。
香港记者
杨永年，四川涪陵人。历任国内编辑，香港记者。著有诗集3部、散文集1部、报告文学集1部，编辑散文集1部、摄影集1部等。
原陕西省商洛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杨永年同志1934年7月出生于今商洛市商州区沙河子镇党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0年12月参加工作，1955年1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商县(今商州区)粮库保管员，洛南县粮食局会计、副局长，洛南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县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农办主任，商洛地区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商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副书记，地区外贸局局长，商洛行署副专员、专员，商洛地委委员、副书记、书记，商洛地区人大工委主任，商洛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中共十四大代表。
深入调研
1988年11月杨永年同志担任商洛行政公署专员后的第一天，就驱车先后深入商南的赵川，丹凤的峦庄庾家河，洛南的张坪，山阳的漫川，镇安的柴、达、木，柞水的万青，研究调查，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清理自己的工作思路，一跑就是二十多天。到第二年初的全区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城乡工业，多方努力开辟财源，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达到三年粮、钱双超亿目标的40字指导思想。为了把这一指导思想更好地落实，这一年他下基层103天，先后深人到14个区、23个乡、26个村、158户、23个厂矿、7个企业单位搞调查研究。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下基层联系群众，不是‘身入’，而是深入。目的是吃透下情，看我们的决策符合不符合群众愿望，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的怎么样。”在调研中他发现，乡村干部很难记住那几十字的指导思想，更不用说群众知道和牢记了。因此，他归纳出通俗形象具体的“五个一”，即：到1992年农村达到户均一年修一分基本农田、户均新造一亩经济林、户均一人掌握一两门实用技术、户均一年出售一头商品畜、户均有一人从事非农产业。以此来保证三年粮钱双超亿目标的实现。这“五个一”经地委行署讨论认定后，他在1990年元月的全区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为商洛人民脱贫致富的奠基工程而布置。这一工程后来得到田纪云副总理的称赞。 1990年8月杨永年同志接任商洛地委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下乡到群众中去走访。这时他深入基层乡村，一方面是看一看“五个一”的落实及收效，另一方面是为提出比“五个一”更全面更准确的山区建设方针而去吸收营养，采纳智慧。他以九天时间，又一次到商洛最偏远的镇安县柴坪、达仁、木王几个区。他在总结、借鉴前几任地委领导人提出振兴山区方针和吸收新营养的基础上，于这年10月召开的地委工作会议上推出了大念“山字经”，走“依山致富、兴林抓牧、治坡造田、开矿办厂”的路子。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振兴商洛经济的“十六字”方针。与此同时，对全区总体工作提出了抓“治党、致富、治安”三件大事。 现在看起来，这些东西似乎有些古老、过时，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至九十年代都是动员、号召、导引、统领商洛200多万人越过温饱线、走上致富路的一面旗帜，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功勋。正如1992年田纪云副总理视察商洛时所说，商洛山高地薄，人均不到一亩地，却能解决200多万人的温饱难题，这是前无古人，是过去旧社会任何朝代也办不到的。
关注民生
1988年8月，商州市和柞水县沿秦岭主脊的几个乡遭受了毁灭性的洪灾，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遇到了极大困难。这年农历腊月，他到受灾最严重的柞水县九间房，一连查访了28户人家，问寒问暖．问年关生活。所见所闻使他忧心忡忡，他立即与随同的地、县领导和民政部门的干部在乡上现场办公，决定给每个受灾群众供应面粉10公斤、大肉1斤，每户供应黄豆7公斤。并让县上买两车蔬菜、一千米花布和油盐酱醋、鞭炮、春联等，送到灾民手里，让受灾群众和往年一样过好春节。事后他将年关群众生活安排标准编成顺口溜：“家家做豆腐，户户蒸白馍，腊月三十吃大肉，正月初一吃饺子，小孩个个穿花衣，村里敲锣打鼓迎新春。”使干部群众都能记得住、看得见。后来省上领导来检查生产救灾工作时，连声说好，认为既生动形象，又具体实在，成了当时省、地民政部门的工作标准。国家民政部还在有关文件中将此做法推广全国。 1992年腊月，杨永年同志手拄拐棍，踏着积雪，冒着寒风，去连年遭灾的商州市杨斜东岳庙堡子沟村。当他走进村民陈良厚家后，得知其长年有病，债台高筑，其妻和75岁高龄双脚残疾的老母亲经常外出讨饭时，泪流满面痛声疾哭，挽着其母的手愧疚地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您老人家受苦了。今后不要再出去要饭啦，有事写信到地委，我叫杨永年。”他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现场研究，决定由地区直接下拨10万斤返销粮，限腊月二十六日送到群众手里。在此之前的10月，他到山阳县漫川检查农田基建时．得知有一儿童在上学路上不慎摔了跤，一腿骨折，因家里困难一直末进医院，便叫陪他检查的县上领导李邦印同志带他去看望。到该孩子家把困难情况问明后，他从自己身上掏出200元交给其大人，并派自己乘坐的小车，当即送往商洛医院。又给商洛医院打电话，要医院组织最好的大夫做好手术。一切安排妥贴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坐在一起的县、乡干部说：“老百姓什么时候最需要我们?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干部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并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这才是共产党的干部。否则，高高在上，不知民苦，不解民难，迟早会被群众把你赶下去的。”他回地委后，还专程去医院探视。出院后，他又派自己的小车送回漫川。至今山阳人民还经常念叨这件事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杨永年同志担任商县县委副书记，主管财贸工作。当时商县百货公司职工刘丹扛，全家七口人，5个孩子中有3个正在上学，靠一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很难维持生活。几个春节都是大年初一就出门讨饭。怕街坊邻居笑话，每天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天。一个大学毕业的国家职工竟落到如此地步，使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想结束生命……。杨永年同志从走访中知道这些情况后，1978年腊月二十八日上午让妻子南彩绒和大儿子杨长治，担着担子，提着罐子，来到刘丹扛家，从篮子里拿出米、面、肉、豆腐、白馍、豆渣馍等摆了一大摊，最让其感动的是还有一罐醪糟醅。此举感动得刘丹江喉咙哽噎，说不出一句话来，两眶热泪，直往下流。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还可举出很多很多。当我们知道这些朴实无华的“故事”后，对每至清明时节他的坟头总有许多不知名者献上鲜花、糖果、烟酒之事，就不难理解了!这不是简单地怀念一个人，而是人民群众怀念一代基层共产党人的真情实感。
关爱干部 
为了培养一支甘为商洛人民脱贫致富的干部队伍，仙殚精竭虑，言传身教，在实践中发现，在工作中培养，大胆提拔，放手使用，无私无畏。这叫一些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的政治腐败者听起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
他对干部从不求全责备，只要思想素质好，政治上求进步，肯干敢干，就大胆使用，赋予重任，特别是年轻干部。商洛市政协原主席唐庆华、市人大原副主任李邦印，当年在商县时分别是粮食战线上的普通职工、乡下的公社书记，就是在他的提携举荐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
1990年雷生辉担任商州市市长后，杨永年同志曾将其约到办公室专门就用人问题交谈了近三个小时。在纪念杨永年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时候，雷生辉同志已调任省扶贫开发办主任，他在撰文回忆这次交谈时说：至今我还珍藏着老书记关于用人的“经验之谈”。老书记说：”古人讲，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不祥’就是不吉利，有衰亡的兆头。一个当权者，用人者，有人才而不识，识了人才又不用，虽用了却不让其担负重任，有这‘三不祥’，你就干不成事，干不成大事。”正是得益于老书记的开启和指点，我才始终坚持大胆选用德才兼备的有识之士不动摇。 
杨永年同志将他的一腔热血、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商洛人民。1993年12月4日在丹凤县峦庄调查研究工作时心脏病突发，病倒在一位农民家的土炕上，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59岁。
虽然杨永年同志已长眠商洛山15年了，但商洛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清朝官员
杨永年，福建船政轮船“福星”号管驾。船政轮船在闽台海峡海面和祖国海疆，担负着繁重的海上救险任务，堪称海上救护神，深受国内外人士赞扬。1872年6月25日，英国商船“吞顿”号、“丝马儿”号在台湾基隆遇险。英国政府急忙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救助，朝廷命船政尽快派船前往。船政决定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富有经验的“福星”号管驾杨永年。杨永年迅速带领全船官兵，驰往基隆。在茫茫大海中，他们终于找到了英国遇险船只。落难的英国人盼到救星，喜出望外。中国舰船帮助他们脱离险境，引进安全的港湾。这是福建船政轮船水师第一次在国际抢险急救中发挥作用。这次成功解救，使得船政名声远杨。1873年10月，沈葆桢主政的船政当局上奏朝廷，为舰长杨永年等人请功，朝廷给救险官兵诸多奖赏。[1]
西北防疫处处长
杨永年,（1901--1987）字松亭，辽宁凤城人，于1928年10月获得日本文部省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后，在河北大学医学院担任了一年多教授。1930年4月但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简任技正兼防疫检验系主任，开始从事卫生防疫事业。1931年被卫生署派赴欧洲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及瑞士等国考察生物学，并在英国皇家医学院研究生院、美国中央卫生研究院研修生物制品二年。杨永年先生于1934年从欧美考察回到南京，担任南京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
1938年1月，杨永年被派为西北防疫专员，带领国际联盟防疫团在西安工作。1938年6月，又被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为西北防疫处处长。兼任蒙绥防疫处处长、西北卫生专员、清理烟土委员。期间与邓宝珊过从甚密。6月20日到兰州任职，从西北防疫处前任代理处长杨守绅手中接管了西北防疫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永年奉命离开兰州到上海筹设中央生物化学制药实验处，后担任处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杨永年奉调到武汉的中南生物制品所担任所长，后调任河南医学院副院长。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杨永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接受审查，造反派组织到所在单位进行调查。“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杨永年由河南医学院副院长调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顾问，主任技师。1987年杨永年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甘肃防疫志》[甘肃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