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辉英
人物生平
清宣统三年（1911年）2月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金家屯。  李辉英[1]1927年夏离家出走上海，考入上海私立立达学园高中部。  李辉英手迹[2]192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在此期间受到夏丏尊、朱自清、陈望道、沈从文等人的影响，大量阅读国内外文学名著，开始写小说，搞翻译，和同学创办文学刊物，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曾编《生生》、《创作》、《漫画漫话》。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上海人民反日大示威，和上海爱国学生一起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932年1月，李辉英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杂志《北斗》上发表。
《最后一课》发表后，丁玲又约李辉英写一部以东北抗日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便以1931年7月发生在今德惠市境内的“万宝山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万宝山》，与张天翼的《齿轮》、阳翰笙的《义勇军》一起，列为“抗战创作丛书”，1933年3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万宝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早两年问世，堪称我国抗日题材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也得到了周扬、茅盾等人的称赞，让作者在文坛获得了很大声誉，并从此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抗日文学创作的道路。
1932年初，李辉英加入左联。在完成《万宝山》创作后，于7月底潜回东北，先后到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对沦陷的故土进行了实地考察。9月底返回上海后，以这次回乡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写出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小说和散文，先后出版了《两兄弟》、《丰年》、《人间集》3部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丰年》，写的是松辽平原的农村，在大好的丰收年景下，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无情践踏，使勤劳朴实的农民孙三猛醒，毅然让儿子们拿起武器参加义勇军，和日本强盗进行殊死斗争。李辉英还写下了《回了故乡——吉林》、《在哈尔滨》、《南满线上》、《吉长线上》等散文，收入他的第二部散文集《还乡集》中。他曾回忆说，当时他是“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来执笔写反日的作品的”。加入左联后，被分配至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又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
1936年，李辉英举家迁往北平，写了大量揭露汉奸与日寇勾结的通讯和散文，收入他的第三本散文集《再生集》中。这时他成为北平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参加“北平作家协会”，1936年任北平作家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主编《北平新报》副刊《文艺周刊》。
七·七”事变后，李辉英更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中。1937年冬，他参加了“战地学生剧团”，到山东、河南等地宣传抗战。1938年底，他到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编辑《抗战文艺》。1939年5月，跟随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河南中条山一带慰问抗日部队将士。依据这次到前线访问获得的素材，他又写出许多反映抗日前线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文学作品，结集成短篇小说集《火花》、《夜袭》和散文集《山谷野店》出版。这时，李辉英酝酿再写一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通过友人介绍，他到第三集团军做文秘工作，注意收集素材，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从1942年5月到1944年冬，终于完  《中国新文学廿年(1919-1939年)》封面成了长篇小说《松花江上》。作品写的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山村，居住的大多是山东来的移民，他们开荒种地，打下了家业。“九·一八”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山村，横行霸道，逼得善良的农民们不得不组织起义勇军，采取联合行动，包围了县城，准备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抗日胜利后，曾在东北任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50年定居香港，以写作为生。1963年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任中文系讲师、系主任等职，被聘为“中文学会”名誉会长”。他一直没有忘情于抗战题材的写作，并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抗战三部曲《三都》的第二部《人间》和第三部《前方》的创作。他还主编过《热风》、《文学天地》、《笔会》等刊物，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学术著作。他除了教学、创作外，还主编过《热风》、《文学天地》、《笔会》等文艺刊物。1976年后家居养病，仍笔不缀。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2月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3]　　1991年5月1日病逝香港，享年80岁。
成就及荣誉
综述作者从1932年开始写作，处女作是以抗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于1932年1月在丁玲主编的《北斗》（第2卷1期）上发表。随后在《文学日报》、《文学》、《太白》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并大部结集出版。其长篇小说《松花江上》是以青年农民王中藩为首的抗日义勇军团结了一批觉悟的农民，通过救灾助民行动，感化了广大乡亲勇敢投身抗日斗争的故事。同时生动地描写了革命群众与反动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作者在小说创作艺术手法上继  《松花江上》书影[4]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通过个人的遭遇和命运揭示社会问题，同时重视典型人物塑造，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作者还以第一人称叙事方法进行叙事，如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一学期》等篇，读来亲切动人。
其小说创作手法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并常以第一人称叙事。著有长篇小说《万宝山》、《松花江上》、《雾都》、《前方》、《人间》，散文集《乡土集》、《再生集》、《李辉英散文选集》，短篇小说集《黑色的星期天》、《名流》。
除小说外，其散文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技巧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清新自然、质朴，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底。作者南下香港以后思乡题材的散文作品更具有质朴隽永、清新自然的风格，如在《青岛的春天》写大海，在《夔州到香溪》文中对白帝城 景致描写，无不显示作者深厚的功底。他的散文多结集成册。
学术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万宝山》《万宝山》描写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警部中川收买汉奸郝永德，成立“长农稻田公司”，勾结长春县地方官吏，借开水田之名，侵占万宝山500垧“官荒田”，严重地侵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引起农民的坚决反抗。日本警察以此为借口，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作品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郝永德，耍尽阴谋诡计的日本领事田代、警部中川，及抗日的农民代表马宝山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万宝山这一历史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侵略野心，热情地讴歌了东北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精神。 
作为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创作于1932年的3月至5月间，出版于1933年3月，比《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问世要早一 、二年之多，堪称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这部小说的功绩 “首先在于它迅速而比较真实地再现了那场曾经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 ” “截止出书之时，描写抗日爱国题材的长篇小说不过三部，而以东北抗 日为题材的，万宝山》是其中唯一的一部 。”[5]《松花江上》1939年他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南抗日前线简陋的窑洞里，完成了长篇小说《松花江上》(第一部)的写作，于1945年1月由重庆建国书店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东北松花江畔一个山村中，义勇军发动组织农民抗日的故事。作品思想内涵深厚，显示了抗战文学的战斗性，起到了精神动员，发动群众，激励抗战，保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的作用。作者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爱憎十分鲜明。
《松花江上》运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塑造出一群鲜活、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形象，有力的突现了主题。白描的叙事方法，吉林土白口语的运用，东北地域特色的展示，都显示了作者艺术功力日趋成熟，富有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底蕴。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作。作品出版后又几经作者修改润色，在30年代中国文坛激起了很大波澜，传播到海外，国外，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瞩目。抗战三部曲：《雾都》、《人间》、《前方》从抗战胜利，由北国长春移居到南岛香港40年，无论世事如何繁杂、生活怎样艰辛，李辉英都矢志不渝地勤奋笔耕，坚持不懈地反映抗日斗争这一主题。他从实地体验和创作实践，对抗战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审视、深沉的思索，深化了抗战文学的创作主题。已故香港著名文学评论家曹聚仁在评论李辉英的著作时说：“当抗战局面已经过去，火辣辣的情绪已经冷却了；我们再以反省的心怀，把那个时代的动态检讨一下，这才形之于笔墨，就不象抗战时期那些作家的小说，那么肤浅了。”
“抗战三部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雾都》，开笔于1945年夏，1947年冬脱稿于长春。这部20万字的作品，描写了抗战末期重庆一群“迷雾样的人”，他们是“畸形社会中的畸形怪物”。小说以大量的笔墨叙述了高级交际花屈小姐如何戏耍了国难商罗经理，鞭挞和揭露了民族败类的丑恶灵魂。
“三部曲”的第二部长篇《人间》，全书30万字，先在《星岛日报》连载，1952年11月由香港海滨书屋出了单行本。这部作品曾引起港澳文艺界的特别关注。曹聚仁认为，这是一部“真正能够反映抗战时期实际生活的”“写实的小说’。
《前方》是李辉英“抗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他抗战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写于1968年至1969年，全书50万字，1972年9月由香港东亚书局出版。小说主要是写国民党一支杂牌军在抗日前线的胜败遭际，描写了爱国将士的事迹与精神。“抗战三部曲”这一多卷本的长篇巨著，是讴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史诗，其中《人间》、《前方》在思想性艺术性上的成就更为突出。[6]《中国现代文学史》李辉英写此书时大陆正大革文化之命 ，狠批周扬等“四条汉子” 。李辉英不受这股错误思潮的影响，照样给周扬应有的历史地位，没有把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打成投降主义口号，并在“国防戏剧作家群”中，给夏衍、阳翰笙的剧作予应有的历史地位。不仅如此，就是大陆当时还未彻底平反的所谓“右派分子”丁玲、艾青、孙大雨 、苏金伞、穆木夭、曾卓、吴祖光、陈子展、舒群、罗烽，李辉英均把他们重新请回自己编著的文学史中。至于早被大陆清除出文坛或因其它政治、思想上的原因而遭到排斥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无名氏、孔厥 、魏猛克、穆时英、沈从文，李辉英均不回避而加以记载。还有在文学发展中做出过自己贡献，却一直被大陆文学史家冷落的作家如戴望舒、钱钟书等人，李辉英均给他们一席之地。至于那些解放后不留在大陆而去海外或去台港的作家，如路易士、姚克、孙陵、覃子豪 、葛贤宁、番草、曹聚仁、林语堂，李辉英也不抹杀他们的影响和作品的价值。尤其是徐訏，大陆版的各种文学史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李辉英却分别在国防戏剧和“另一派的小说”等两节中分析其作品。所有这些均说明，李辉英尽管肯定左联，高度赞扬鲁迅，但他并不像大陆文学史家那样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他并没有强调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评价作家作品地位的主要标尺。如果使用这一标尺，强调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李辉英的研究视野就难免狭窄，像李健吾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就不可能进入他的研究领域。而对那些过去被人们无限拔高的左翼作家，他就不会去掉一些虚词浮语，恢复其历史真面。
作为香港地区出现的首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研究，都是经过李辉英独立思考而得的。如一般认为新文学革命发生在五四运动的1919年，而李则认为应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1917年算起。
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还很不理想，但它的拓荒意义仍值得肯定。尤其是比起李辉英在香港期间的小说创作来说，他的现代文学研究更具历史价值。如果没有李辉英的辛勤劳作，香港的现代文学研究就不可能在70年代后迈出新步伐,还有可能停留在一般性的文学史介绍，孤立地研究作家作品，以及撰写文坛回忆录的阶段上。在香港，还没有出现较令人满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而李辉英的研究成果更值得珍惜和反思。[7]
李辉英与香港文学
李辉英1950年秋赴港，至1991年在港去逝。在港40年，一直勤奋写作，著作等身。在这40年，他出版反映香港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有短篇小说3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2部。其中《四姊妹》是香港6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佼佼之作。他还出版了“抗战三部曲”的后两部——《人间》、《前方》，得到曹聚仁好评。李辉英还是香港优秀的散文家，《乡土集》中许多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中难得的美文。[8]李辉英以香港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经常发表于香港的报刊上 业已整理出版的共有三个集子：《牵狗的太太》、《名流》和《黑色的星期天》。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这些作品从香港都市生活的不同角度和各个侧面真实地勾画了“新潮泛滥”，以来这里的世相和人生百态，通过对这畸形世相和种种人物灵魂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这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表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感情。
讽谕庸腐世相、暴露社会弊端是李辉英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和倾向。这些作品讽像一幅幅香港生活的幽默画，揭露和鞭挞了社会那些荒谬悖理的事物，那些庸俗腐劣的世风和醒靛卑俗的灵肉。他的笔总能在嘻笑戏谑之中伸向生活的各个领域，“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使人从莞尔的微笑中识破丑恶，认识现实，激发人改造社会的愿望。作家正是通过他这些蕴含着喜剧美的小说，表现着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当他把这种关注的目光转向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时，可以感到他的笔锋似乎更加雄健有力、游刃有余。[9]
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香港这个东方大都市，写出了数量可观的短篇小说，勾勒出了一幅幅“香港素描”，再现了形形色色斑驳陆离却又有着“香港”特色的社会人生。他的短篇小说以温婉幽默的写作姿态再现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繁华中的悲凉，以及社会高度物化所致的人性异化和物质重压下的都市生存哲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