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祖洽
人物简介
基本信息黄祖洽（1924.10.2-）字季绳，曾用笔名示水、袁伦。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学家。
人生经历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年该校研究生院研究生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作了理论计算并纠正了苏联专家设计的临界大  小数据。近年来在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浸润相变理论及噪声在随机系统中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个人生平
黄祖洽，字季绳，曾用笔名示水、袁伦，1924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长沙。黄祖洽的父亲黄迪庆曾在司法界任职，后来当过中学教员，他认为子女应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去发展。母亲张孝恂在操劳家务、抚养子女之余，喜阅书  报、诵古诗。黄祖洽的妻子张蕴珍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经从事原子能化学方面的研究，1984年开始参加《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科学院卷的编辑工作，改任编审。他们共有子女三人。
黄祖洽幼年受家中藏书的影响，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在他考入长沙兑泽中学之后刚刚一年半，日本侵略军逼近了湖南。长沙大火以后，黄祖洽离开家乡到江西河口（今铅山县）进入当时迁到河口的九江中学。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步深入的时代，黄祖洽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国家的患难和家境的清贫，使他从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但艰苦生活的磨练，使他养成了在困难面前不服输、不信邪、自立奋斗的倔强性格。高中时，每星期的作业在一个晚上便可以全部完成，其余的时间就用于自学。他从物理教师那里借来大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的教科书，并且为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自学计划，仔细地阅读这些书。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做了大量的习题，高中的几年，尽管条件艰苦，但却是黄祖洽在学业和能力上突飞猛进的几年。他在这几年中培养了很强的自学能力、顽强的毅力和高度的自信心，同时也体会到读书求知的乐趣。学校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种图书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广泛的知识，黄祖洽后来在科学上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中几年奠定的基础和长期养成的刻苦钻研的习惯。
1943年暑假高中毕业后，黄祖洽只身离开江西去内地，途中几经辗转，还在西昌做了半年小学教师，第二年才到达昆明，考入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西南联大结束，他被分发入清华大学。在大学里，黄祖洽得到不少学识渊博的教授的直接教诲和热情鼓励。例如，教微积分的程毓淮、教高等代数的蒋硕民、教电磁学和物性论的叶企孙、教力学和热力学的王竹溪，都曾给予他深切的关怀和切实的帮助，特别是王竹溪，不仅介绍他读一些数学和物理学的名著，还在假期为他改习题并教他法语。有一段时间，黄祖洽消化不良，而学校食堂的伙食又差，以至腹泻经久不愈。王竹溪了解到他的病情以后，就让他每天到自己家里吃饭，让夫人特别为他做可口又易消化的软食，连续一个多月，直到他痊愈为止。在这些严格而又慈祥的教授的指导下，黄祖洽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跨入了近代物理学的殿堂。
成就及荣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黄祖洽那一代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那时他正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师从由英国回来的彭桓武做“氟化氢分子的一个量子力学计算”的工作。1950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他在核物理、反应堆和核武器等有关原子能的学科方面三十余年的理论研究工作。
50年代后期，黄祖洽在原子能研究所理论室带领一大组年轻人从理论方面研究各种类型的反应堆。反应堆中，主要的放热元件是由裂变材料做成的核燃料棒。这种裂变材料棒是中子的强吸收体，对周围中子的分布（中子场）产生影响。另外，为控制反应堆的功率，必须在反应堆中配置若干可以移动的、吸收中子能力特别强的控  制棒，控制棒的效率取决于它对周围中子场所产生的影响。为定量地计算吸收棒在中子场中的影响，1955年初黄祖洽研究了输运理论中无限长黑圆柱情形下的Milne问题，并用球谐函数展开法求出了它直到P5阶的近似解。1955年底至1956年中，在参加接受前苏联援助我国重水反应堆的理论设计的同时，他结合反应堆结构复杂的实际情况，认真考虑了非均匀性对堆中中子输运的影响，仔细计算了这个反应堆中非均匀栅格的中子增殖性能、中子在慢化和扩散过程中和栅格相互作用的特征、反应堆应有的临界大小、以及运行中反应堆的组成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他发现，结果和前苏联提供的设计中所给出的临界尺寸数据不同。当时苏方理论设计的主持人A.加拉宁（Galanin）在同黄祖洽进行了讨论之后，承认苏方原设计的数据可能是错误的。以后在该反应堆启动时的临界实验中，黄祖洽的理论计算结果得到了证实。1956年下半年，彭桓武和黄祖洽在物理研究所举办了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学员近20人，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的研究人员。1960年在德累斯顿国际反应堆会议上，黄祖洽的学术报告阐述了为我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的启动和运行所做的大量理论研究和计算工作。后来，黄祖洽又先后参与和组织了铀水堆（用于核潜艇）、石墨堆（用于生产）、元件堆（用于试验元件）的研究和初步理论设计，为这些反应堆的建造做了先驱性的探索工作。黄祖洽在反应堆理论上的创造性工作，后来总结在他的《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一书中，该书获1983年全国科技图书二等奖，钱三强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向广大反应堆工作者推荐此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60年代初，为了加速核武器的研制，在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在原子能所成立了一个由黄祖洽带领的十来个年轻人所组成的“轻核理论小组”，承担氢弹的预研工作。不久，原先作β衰变理论研究的何祚庥从前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回来，参加了这个小组；接着，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作核理论研究工作的于敏也转过来和他们一起工作。于是便形成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批人，齐心协力地进行氢弹原理的探索。当时虽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是大家都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尽快打破霸权主义的核讹诈，日以继夜地从各个角度分别探索着、思考着，又不时在一起讨论着突破氢弹的途径。他们从基本原理出发，研究在有核反应条件下，计及电子和热辐射的输运时，由轻核材料组成的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的流体力学运动，以及系统中产生热核聚变反应的条件，分析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物理过程和它们对热核反应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并在数学组的配合下进行数值计算。在研究核弹，特别是热核弹爆炸中所牵涉到的物理过程时，黄祖洽考虑到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在极高温度下发生核反应的，包含轻核、重核、电子、中子和光子等粒子的混合系统，不能沿用通常气体分子运动论中使用的玻耳兹曼（Boltzmann）方程，为使方程能正确地反映体系中粒子间有可能起的各种反应的事实，必须将方程加以推广。1961年，他研究了“关于起反应的粒子混合系统的运动论”，写上了包含多体相互作用和反应的广义运动论方程组，并在这方程组的基础上导出了带中子的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和反应动力学方程组，后者是核弹理论研究中经常用到的重要方程组之一。
在高温高压热核反应系统中，不管是从系统外射进来的中子，还是系统内部由于热核反应而产生的中子，它们的输运必然受到介质的流体运动和其中轻核的热运动的影响。1961年11月，在“关于高温高压热核反应系统中的中子输运方程”一文中，黄祖洽从上述广义运动论方程组出发，把带电粒子（轻核和电子）的运动和中子在系统中的输运有条件地分开来处理，从解出的中子能谱因子的形状可以知道，由于介质的运动，源中子的速度已不再限于反应产生时的那个完全确定的值，而是围绕这一速度有一定分布。反过来，从逸出系统外热核反应中子的速度分布，应当能推算出产生热核聚变的温度。
对于高速运动介质（例如，爆炸飞散中的星体或核装置）中的中子输送，介质的流体运动速率可以和慢中子在其中的运动速率相比，远大于核的热运动速率，这时流体力学运动对中子输运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在“高速运动介质中中子输运的新处理方法”一文中，黄祖洽提出一种新的作法，结果表明，在随流体运动的坐标系中，中子就好像是在一个等效力场的作用下输运一样，等效力场不仅包含普通力学中的“惯性力”项，而且还包含由于速度场的空间不均匀性而引起的一项，这个等效力场的作用是改变中子在运动中的速度分布。
1961年底，为了加强原子弹研制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黄祖洽用一半时间到核武器研究所兼职工作，一方面参加研究原子弹研制中所需的“状态方程”，探索中子源部件结构的设计，另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的预研。1962年，在“轻核反应装置中轻核的能谱和有关的问题”一文中，黄祖洽探讨了热核弹中轻核的能量分布（能谱），发现可以合理地定出一个由高能能谱过渡到麦克斯韦（Maxwoll）分布的过渡能量Ec，建立了决定高能区（E>Ec）中能谱的微分方程（能量输运方程的一种简化形式），得出了该方程的通解，并讨论了定态和指数上升单能源两个特例，大大加深了对轻核能量分布的理解。
当时，他还负责指导中国科技大学4名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由于平时找不到时间，只好在星期天请这几名学生到他家里去讨论有关论文的问题，在这段期间，黄祖洽在体力和脑力两方面的负担都很重，但是他精神上却很愉快，总想多做一些工作，黄祖洽的家和两处工作地点分在三地，要花许多时间乘公共汽车往来，有时他在公共汽车上脑子里也在想着某个疑难问题，而有些问题也确实是在这种场合下，忽然触发出新的思想而得到解答。在那些年，黄祖洽和他周围的许多同志都是这样一心一意、废寝忘食地扑在工作上。正因为有了这种努力奉献，我国终于在1964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而黄祖洽自己则在过度劳累和过度紧张的情况下，得了腰痛、胃溃疡和高血压等疾病。
1965年5月，原子能所的“轻核理论小组”被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黄祖洽也和小组中大部分同志一起，被正式调到这个所，合并后，大家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在原有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实现氢弹的具体途径，果然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和一次原理性氢弹的试验，便在1967 年，在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成功地在空中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记录。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成就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取得的，当时，黄祖洽和他的同事们必须在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同时去搞自己的研究，虽然大多数群众都还通情达理，没有过分为难他们这些“业务干部”，但总要费去不少时间，分散不少精力。黄祖洽在这一期间，参加了加强型弹的设计和将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的工作，以及进一步突破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
为保证核燃料生产和加工中的临界安全，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了专门小组，由彭桓武和黄祖洽先后任组长。黄祖洽带领该小组到内地，为一个新建的核燃料生产厂研究解决有关的安全问题。他们在详细地了解该厂原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后，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提出了保证临界安全的一系列措施。为适应对临界安全性能作出快速估计的需要，1965年黄祖洽写出了“铀水系统安全质量的简易估算法”一文，其中介绍了一种估算铀水系统（或铀与其它含氢介质的均匀混合系统）的“安全质量”，即不会产生临界安全事故的铀235质量的简易方法。
1969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研究所也进驻了工、军宣队，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黄祖洽也在刚刚领导完成了一种型号氢弹的设计，把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后，就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一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心底无私天地宽。”黄祖洽以豁达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度过了那段岁月，在“干校”里，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劳动：播种和收割高粱、收割麦子、种菜、养猪等，甚至干过建筑小工，虽然身体上有些累，但紧张的思维却得到了难得的放松，经过两年多的“干校”生活，他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
个人简历
1924年10月2日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44～1948年 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
1948～1950年 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1950～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至1956年改称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1956～1962年 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
1962～1965年 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0年以后 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论著
1 黄祖洽.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原子能出版社，1983
2 黄祖洽，丁鄂江.输运理论.科学出版社，1987
3 黄祖洽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与恩师情
2007年3月1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黄祖洽院士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不曾想，却收到良师益友彭桓武先生的噩耗。一时间，两人多年交往、钻研共事的情景浮现眼前。沉静片刻，他写下了这样的悼词：“文章道德，体现遗爱；高尚理想，后人承载”，既是对故人的哀思，也是对自己和后来者的共勉。
清华大学缘结师徒黄祖洽人们讲述了他和彭桓武先生在清华大学结下的师生缘。
1948年，黄祖洽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由于热爱物理学，他选择了继续攻读研究生。当时在清华任教的王竹溪先生告诉黄祖洽，钱三强即将从美国回来，建议他报考钱的研究生。于是，黄祖洽在钱三强的指导下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工作。其间，钱三强发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
当时，彭桓武还在国外，时常与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师玻恩、薛定谔及海特勒等人共同从事研究工作，这使他的理论修养、工作能力和对学术问题的见识与判断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共同研究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初，北平解放，彭桓武绕道香港回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任教，钱三强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了研究生。从此，黄祖洽和彭桓武结下师生缘，也逐渐成为一生的好友。
谈起师从彭先生的那段经历，黄祖洽说：“我们虽是师徒，胜似朋友。偌大的清华园里，我们经常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问题，往往忘记了时间。有时候，食堂开饭的时间早过了，彭先生就说：'我请客吧!’于是，我们就到'工字厅’旁边一个小饭馆吃晚饭。我们天天在一起，所以这种事情常常发生。”1950年，黄祖洽完成研究工作，从清华毕业，暂时告别了老师彭桓武。
彭先生的生日在10月6日，黄祖洽的生日是10月2日。两位晚年时，有一次在10月4日一同出游，算是一同过生日，彭先生就此留下了“廿月师徒，多年战友，逢时顺势同行走”的诗句，说明彭先生也非常珍惜二人的师徒之情。
理论物理情深战友1952年10月至1955年6月，彭桓武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量子力学，1954年暑假在青岛由教育部举办的讲习班中为各大学培训了一批量子力学的师资。黄祖洽曾撰文写道：“他讲授量子力学，既注意使学生清晰掌握基本的物理概念，又注意引导学生将量子力学用于解决原子、分子等微观系统中的物理问题，从而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平易近人，与学生亲如朋友，常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一起漫步园林，在散步中讨论问题、讲述他的见解。春风化雨，诲人于无形。他曾说，做研究时要把眼光放开，看到每一条可能走的路，不要局限于一隅，而每一条路又要坚持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论(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才靠得住。平时他常常提到'做最多工作’的原则。” 1955年，彭桓武被调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并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黄祖洽成为彭桓武的战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1955年10月以前，彭桓武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原子核这一多体系统。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彭桓武参与由钱三强带领的实习团去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一直到1972年11月，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青年干部培养、理论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上。
“我们在钱三强的带领下到了莫斯科，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先生住在一个房间。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研究人员给我们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为后来计算出反应堆的临界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黄祖洽说。这又是一段天天和彭先生一起钻研物理问题的时光。
1956年上半年，彭桓武和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学员近20人，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晚年同游顺其自然1978年，彭桓武调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任所长。1980年，黄祖洽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见面，一起出游，骑上自行车到北京郊外去，隔一两周一次。当时去得最多的是北京植物园，最远的一次，我们骑车到大觉寺看杏花。我清楚记得，有一次遇到理论物理所当时的党委书记，他开玩笑说：‘老黄，你怎么把彭先生带到大觉寺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我就笑着说：'不是我带他去，是他带着我去的!’”黄祖洽说，那是从清华园里沿袭下来的传统，游玩和讨论学术分不开。
这个时候，彭桓武和黄祖洽讨论的问题除了物理学还有哲学思想。“我觉得和彭先生比较谈得来，彭先生也这样认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很感兴趣。”黄祖洽告诉记者，彭先生上大学的时候也看诸子百家的书，特别爱看荀子，看了之后把其中的道理浓缩成很简单的东西。他比较推崇法家的思想，法家注意人世间的规则，彭先生就把它扩展到注意自然界的规则。
“彭先生还比较推崇道家的思想，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家和儒家都是出自道家的。他的思想里有一点很突出，就是'顺其自然’，不要太勉强。'顺其自然’也和法家有关系。因为自然是有规律的，'顺其自然’就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去做事，不要勉强，不要违背客观规律。”黄祖洽如是说。
有才有爱理想高尚“我们交往多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小学、中学都是连级跳，到清华读书的时候是班上最小的一个。除了物理学，他感兴趣的学科很多，涉猎很广。读大学的时候，他还自学化学、生物学等，有时候还去上这些专业课。”在黄祖洽眼中，彭桓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另外，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他的爱国思想、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就是解放后他为什么会回到祖国的根源。”黄祖洽说，彭桓武的父亲彭树棠曾在东北当过司法官，当时，东北边境和俄罗斯、日本经常发生争执，他的父亲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彭先生的爱国思想也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黄祖洽回忆说，彭先生个人生活非常朴素，吃穿都很节俭，但是对待朋友和同事却非常大方，时不时请手下的年轻人一起吃饭。这也显现出他的平易近人。“他喜欢下象棋，有时候走在路上，看见别人下棋，他就会蹲下来看。”回忆起彭先生的往事，黄祖洽时常露出会心地微笑。
然而，彭先生晚年丧妻、暮年失子，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虽然他还是沉迷在科学问题的探索中，以此排解这种失去亲人的悲痛，但是我想他还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心情因此不太好。”彭桓武逝世前几天，黄祖洽曾到医院探望，看着老朋友在病中忍受着痛苦，他的心里很难受。
“我写的悼词‘文章道德，体现遗爱；高尚理想，后人承载’是说，彭先生的渊博知识和高尚道德体现着他对科学、对祖国、对朋友的爱；他的崇高理想还要后辈继承和完成。这也是对我和他的同事们的一种共勉吧。”黄祖洽说。
大学教授
“核武”专家当上了大学教授
黄祖洽
1980年，黄祖洽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此前，他一直从事原子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1958年领导并参与了核潜艇用反应堆的初步理论设计；1960年开始领导“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理论进行预研，次年开始参与原子弹设计中所需状态方程、中子运输、中子爆炸装置等的理论研究及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1965年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参与氢弹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一些型号氢弹的理论设计。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黄祖洽为什么选择了教书育人作为最终的事业？“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先生这样告诉记者。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他在1970年到干校劳动学习时对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反思。
黄先生回忆，在九院理论部的研究工作是分工明细的。按照专业，理论部下设研究室，室下设研究组，每个组里都有一些大学生。每个部门都担任着不同的工作，他当时任理论部副主任，同主任邓稼先、副主任于敏等人担负着最基础、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各室主任就负责编写大型的计算程序，用数值方法解方程；而大学生的工作主要是昼夜轮流地在计算机上演算求解。
之所以要这样明确分工，黄先生解释说：“当时的核武器理论研究不可能借鉴国外，所以他们这些经过理论物理研究训练的人就承担了基础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分析物理现象，推导方程，提出方案。光有方程不行，还要解方程，这些非常复杂的方程都要靠数值方法来解，这样就要先编出计算程序，然后再计算。那时的计算机还比较落后，计算程序编出来以后还要用纸带穿孔昼夜计算，所以那些大学生就轮流值班上机。
在干校劳动的时候，黄祖洽意识到这种分工明确的做法对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而言是极其有限的。“不让他们从头做起，在理论上、基础问题上，他们就不完全了解，这样对培养年轻人不利。”文革时期，学校秩序被打乱了，黄先生觉得“中国人才的断层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后来他回到研究所，一方面做研究，一方面开始考虑怎样培养年轻人。1980年，“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基本已获突破，又赶上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来承担教学工作，黄先生有意到大学里做培养年轻人的工作，于是，核武器专家就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学生自居
“我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学生的心态。”一句话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我还是不断在学。”黄先生坦然说。
教研究生或者本科生，都会遇到学生提出的问题，这就促使他想得更多，有时候还要去查资料，找书看，再学习，所以黄先生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相长”。他告诉记者，现在的生活日程和学生也差不多，每天都到办公室来，已经成了生活习惯。看到喜欢的书还是和以前一样捧着读起来。他从小就爱提问，现在还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周的讨论他也喜欢向学生提问，他觉得这就是学生心态的表现。
《三杂集》是黄先生出版的一部书，所谓“三杂”即“八十杂忆”，“杂文”和“杂诗、词、联”。他在“八十杂忆”这部分写道：“我从12岁开始离开家，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地长大。”印证了他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学生的心态。
“八十杂忆”记叙了黄先生从小学到大学教授的一生，虽不完整，但拾取的是记忆里最璀璨的“珍珠”。“少年作文十篇”都是作文课时写的文言文，当时他16岁，是他的母亲留下了这个珍贵的作文本。其中《读庾信小国赋书后》一文，老师的批语是：“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勉之望之。”“季绳”是黄先生的字，老师的意思是动员他研习文学。
年纪轻轻饱读诗书，文笔初露锋芒的黄祖洽却没有走上文学家的路，他对数学和物理学很感兴趣，“许多现象，许多问题，你能通过物理学了解它的原因”，他说。上高中时，他所在的学校没有物理老师，他就自学，到图书馆借书，从老师那里借书，还没上大学，他已经把大学数学和物理学得差不多了。
对少年黄祖洽而言，读书有无穷的乐趣，《史记》、《庄子》之类古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等，他都饶有趣味地读。所以在他的“八十杂忆”里才会有一篇短文叫《读书玩》。
“兴趣”支撑着黄先生从动荡的少年求学时代一步步走过来，投身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最终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好学不倦，以学生自居，从他身上能体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
二次辉煌
有人曾说黄祖洽是“一生两辉煌”，一是中国核反应堆工程和核武器设计的奠基者，二是手执教鞭，为我国理论物理事业培养继承人。
黄先生自己也乐此不疲，今年已是八十高龄的他还担任着120多人15讲的本科生课程。他说：“当老师的成就感倒没有多想，但是我觉得心情很舒畅。  黄祖洽至少没有白吃人民给的饭，到时间就去上课。”到现在为止，黄先生已经培养了10多位博士生，北师大物理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也因他的不懈努力大有提高。他的“述怀”诗中“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表达了他对青年才俊出现的满腔喜悦。
所发论文
1：无限长黑圆柱情形下密恩问题的近似解物理学报，1957（13）
2：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计算原子能科学技术，1959（3）
3：关于起反应的粒子混合系统的运动论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物理004，1961
4：多种粒子反应系统的运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科版），1980（3、4）
5：相变动力学中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科版），1991（2）/P169
获奖情况
1982年获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1年获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  黄祖洽程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所著图书
1：《热中子核反应堆理论原子能》
  黄祖洽2：《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
3：《输运理论》
4：《黄祖洽文集》
5：《表面浸润和浸润相变》
6：《探索原子核的奥秘》
7：《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
文章报道
1：黄祖洽词条湖南辞典人物卷，P767
2：黄祖洽与输运理论中国当代科技精华物理学卷，P587-603
3：黄祖洽论文著作目录
4：黄祖洽手填情况表及来信
5：黄祖洽照片及简介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三部，上册），P94-95
6：黄祖洽照片及简介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P41
7：黄祖洽：从流浪少年到核物理学家湖南党史，1999（1）/P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