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邹衍
人物概述
邹衍是中国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汉族，战国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 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余岁。相传墓地在今章丘相公庄镇郝庄。
主要学说是“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改攻阴阳五行学说，然而终以儒术为其旨归。“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盐铁论·论儒第十一》）。“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 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盐铁论·论邹第五十 三》）。可见，学儒术也好，攻阴阳也罢，邹衍的目的是在寻求经 世致用之学，充分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1]
对此，司马迁旮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邹衍其言虽不 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
“邹衍以阻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封禅书》）齐宣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不仅决心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而且还要“王天下”，即统一中国。对此，孟子看得很清楚，说他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齐闵王即位以后，国力强盛。“当是时，齐闵王强，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而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里。”（《史记·乐毅列传》）在这种情况下，齐闵王的野心更大，不仅要称王，还要称帝。“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而邹衍的一套学说，正是为新的统治设计的政治方案，因此他本人及其学说都受到了齐宣王和齐闵王的高度重视，“是以邹子重于齐”（《史记·孟荀列传》）。被赐为上大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闵王的帝制运动后来失败了，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不得不接受苏代的建议，去掉帝号，复称王，然而他的野心却有增无减，竟发展到要“为天子”的地步，变得越来越骄暴。《盐铁论·论儒》中说：“及闵王奋二世之余烈，……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也说：“齐闵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闵王亡在莒，遂死焉。”恰在此时，燕昭王招贤纳士，为郭隗修筑宫殿以师礼待之，以此作为尊贤榜样。一时间，各国人才争相趋燕。在这种背景下，邹衍离齐入燕，《说苑·君道》载；“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据载，邹衍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抱着扫帚为他扫地，怕尘埃落到他身上。刘歆记载此事说：“《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而拥慧”（《文选》卷四十阮籍《奏记》，卷四十五扬雄《设论》李善注引《七略》）。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亦说：“燕昭为郐衍拥慧。”继而拜邹衍为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自注中说邹衍为“燕昭王师”。《史记·孟荀列传》记载更 详：“（邹衍）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邹衍在燕主要从事的是发展生产的工作。《艺文类聚·水部下·谷》载：“刘向《别录》曰‘《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毂。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觳生，今名黍谷。”王充在《论衡·寒温篇》中也说：“燕有寒谷，不生五般，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公元前284 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韩、赵、魏联合伐齐。齐是邹衍的家乡，他虽然憎恨迫使他背井离乡的统治者，但他始终不渝地爱恋着生他养他的那块热土。他没有也不能参加这场战争。这很可能构成其后诬他下狱的一个口实。燕昭王死后，由惠王继位。惠王与昭王不同，对于先朝旧臣并不那么信任，这时燕齐局势逆转，加之邹衍又是齐人，故听信谗言，把邹衍逮捕下狱。《后汉书·刘瑜传》引《淮南子》说：“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这是一起冤案，后 来终于得到昭雪。这时，齐闵王已死，齐襄王早已继位，稷下学宫又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局面。身遭大变故的邹衍，思乡情涌，归心似箭，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后他曾作为使者在赵国见到平原君，并为其绌善为坚白之辩的公孙龙。《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邹衍晚年似乎仕于燕王喜，在公元前251年至前250年的燕赵之战后，其活动不见记载。或许在其前后去世了。
人物贡献
天论与五德终始说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了阴阳家的来历和社会地位：“阴阳家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班固认为阴阳家来源于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羲氏及和氏。既如此，天论与五行学说便是邹衍学说的主要内容。《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之所言……尽言天事，故曰 ‘谈天’。”《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故齐人颂日：‘谈天衍’。”《文心雕龙·诸子》说：“邹子养政于天文。”同书《时序》说：“邹子以谈天飞誉。”可见善于谈天是邹衍的一大特点。然而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建立于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才是他学说的核心所在。
邹衍认为，从天地剖判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的。而五德转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 行相克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 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每一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邹衍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淮南 子·齐俗训》篇高诱注引《邹子》）。《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 《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吕氏春秋·应同》讲得更具体：“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上述引文据近代学者考证，应属于邹衍的佚文，至少体现了邹衍的学说精神。邹衍的这种学说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接了去，为他的称帝及其统治服务。《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说：“东 莱吕氏曰：‘方邹衍推五德之运，人视之，特阴阳末术耳，若无预于治乱之数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为水德。以为水德之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 。急法，久者不赦，则其所系岂小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自有其合理性，然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机械论。至于秦始皇的“水德之治”，错不在邹衍身上。大九州的地理学说邹衍还有一个重要学说，即大小九州说。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但仔细推敲，《史记》所说“中国……于天下乃八十分居一分”之说，可能有误。关于此问题，杨希枚先生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其中“九”应为八之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中国为世界的“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结论。如不改“九”为“八”，则赤县神州再加以外的九州就是十州，而不是九州。十州之内，按赤县神又分九州计算，则世界共九十州，中国当为世界的九十分之九，而非八十分之一。
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必深究，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九”在古书中常常泛指多数，并非如今人所说的实数。而邹衍的大九州说，本来出于想象，大可不必认真计较其实有州数。
王梦鸥《邹衍遗说考》认为，邹衍大九州说是“以阴阳五行的原理来解释方舆”，“因此原本只是五州，经其后学之手，才成了九州”。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推理，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九州之说，在先秦早已有之，《禹贡》、《周礼·职方》都有九州之说，《逸周书·成开》也记载："地有九州，别处五行。"邹衍的大九州说是总结这些地理知识，加上他的想象而成的。
邹衍的大九州说在战国时代确是惊世骇俗的。而我们认为，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此说之形成，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因为当时已与朝鲜、日本等国有了往来。这就自然容易引起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
人物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邹衍著了《邹子》49篇和《邹子终始》56篇。
《史记·卷074·孟子荀卿列传》则说他著作“《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还有一本《主运》。司马迁《史记》中列他为稷下诸子之首，说“驺衍之术，迂大而宏辨”。
人物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于稷下诸子之首，称“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邹衍到过赵、魏、燕等诸侯国，均受到各国国君礼遇。
邹衍开创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其主要思想是“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他把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五行说附会到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的兴替上，提出“五德始终”的历史观。在对宇宙的空间认识方面，邹衍创立了“大九州”说。齐地濒海，这启发了他对宇宙空间广阔性的联想。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因此有“谈天衍”的美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就政治而言，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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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道与邹夫子祠
（撰文：薄家景）
密云县城是由东西两个城连接而成，这种双城模式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西边的城是洪武早年所筑，东边的城是差不多200年以后的万历初年建成。旧城的东门与新城的西门相对，二者相距50步，大概80米左右，当地百姓把这里叫做“夹道”。旧城的东门原来有两扇城门，后因新城的西门建时就没安城门，便也卸了下来。夹道成了通途，两旁就建起店铺、住宅。在路北中间偏西有一座小庙，叫“邹夫子祠”（后改名“丰神庙”），几百年香火兴旺。
邹夫子是谁呢？密云县为什么给他建祠呢？
邹夫子指的是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邹衍。邹衍是齐国人，与亚圣孟子是老乡，但生活年代在孟子之后。那时候，诸国争霸，战争频繁，民不聊生。
儒家想“克己复礼”，讲究仁义礼智信，各国国君不接受礼的制约。邹衍是研究阴阳五行的，他便将当时流行的五行生克的原理，由自然界引申到社会变化、朝代更替中来，称为“五德终始论”。意思是说，一国的兴亡不是你国君一人说了算，而自有生克的规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个德便以木、火、土、金、水五行来代表，叫五德。你是火德，德衰，便有水的德克你；你是水德，德衰，便有土德来灭你，依此类推。这个理论一出，许多国君有所顾忌了，都纷纷邀请邹衍来讲学，对他十分敬重。邹衍还有一重要的理论，就是“大九州”论，是说神州（中国）内的九州是小九州，神州之外还有同样的八个大州，连神州算在一起是大九州，这才是整个天下。这个说法不是考察来的，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也是无法考察的，而是邹衍推断出来的。这个“大九州”论，已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大洲的景况，这在当时是需要多高的智慧啊。这个理论也是在打消当时众国君以自己为中心的霸气，说白了，就是：世界大着呢，你算老几！
当时北方的燕国屡遭侵略，十分疲弱。昭王即位，励精图治，招募天下贤士。邹衍欣然前往，昭王亲自为他打扫台阶，擦净竹席，执弟子礼，在黄金台上拜他为师，并亲建馆驿请他居住，随时听取他的指教。后来昭王在邹衍、乐毅等辅助下，国力日强。昭王觉得时机到了，便派乐毅南下攻齐，连下七十城，报了昔日之仇；又派秦开击退东胡，扩疆东北，建渔阳、辽东郡。邹衍呢，为了给昭王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便常到燕国各地去考察。这年春天，他来到渔阳郡（郡址便在今天密云的西部），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他上了郡城南边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他吹律管之后，这座小山便飘来暖风，阳光明媚，冰消雪化，树叶绿了、花儿开了。跟着整个渔阳大地变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教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渔阳老百姓日子渐渐好过起来。邹衍离开渔阳之后，百姓怀念他，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山上建了祠，叫邹夫子祠；立了碑，碑上写“邹衍吹律旧地”，“衍”字下面迭刻了一个“子”字，表示敬意；又将邹夫子教农民识别良种的地方建了一个小院，叫“别谷院”；在祠前栽了两棵名贵的银杏树，到今天已两千多年了，依然枝繁叶茂。后来此地便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
邹衍吹律的传说在汉朝许多诗文里就已出现。唐朝时李白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称赞邹衍的精神:“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管，能回天地心。”多少年以后，佛教占据了此山，大修佛寺，邹衍祠的香火逐渐衰落，祠庙也破败荒芜。
洪武十年密云城建成，知县听取了百姓建议，便在东门外修了邹夫子祠，重新立碑，碑文仍是“邹衍吹律旧地”。百年以后，祠庙又毁，碑也不知去向。万历年间密云新城建成后，经过官民的努力在原处（当时已是“夹道”了）又建祠立碑。这个碑一直保存到现在。夹道如今已改造为宽阔的新中街口，碑则移立在文庙院内的碑林里。
“邹衍吹律”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密云大地，百姓怀念这位关心人民疾苦的先贤啊。

人物履历
邹衍将军（1915－）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人，原名邹衍桃。  邹衍将军1955年授衔照[1]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一军团第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甘肃华池县保卫局局长，陕北定边县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政治处主任，边区政府警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晋西支队副政治委员兼第二团政治委员，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〇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公安纵队政治委员兼公安一师政治委员，东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生平经历
邹衍（1915~），原名邹衍桃。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崇贤乡霞光村人。
1928年参加崇贤秘密农民协会。不久  邹衍将军又参加儿童团，当上指导员。1930年任少先队队长，参加了浪川区清剿民团的战斗。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员，补充一师一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邹衍一直在总政治部任通信班长。他经常往返于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递情报和重要信件。1936年初进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至西北保卫局任检查科科长，甘肃华池县保卫局长，陕甘宁省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定边（中心）县保卫局长。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再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政治处主任，边区政府保卫团政治委员兼延安南区分区卫戌司令。1942年大生产运动，因领导部队抓生产成绩显著，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并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表彰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军区晋西支队副政治委员兼第二团政治委员，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八师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邹衍率部参加上党战役，领导了牡丹江地区的剿匪、土地改革运动，参加了解放吉林、围困长春和辽沈等重大战役，为东北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解放后，独八师归属十纵队指挥，后改为一六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邹衍所部奉命留守北京，参与组建中央公安部队，任政治委员，负责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和北京地区的卫戌工作。他参与组织部队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进驻北平，保卫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参加了开国大典和国庆周年纪念的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春任东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五十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顾问。任职东北公安部队期间，参加领导、指挥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1952年率公安部队与地方公安部门一起歼灭、俘获美蒋海上派遣特务3组80人、空降特务5起33人。最富传奇色彩并轰动世界的是生擒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唐奈和费克图。整个部队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了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著作有《围困长春》、诗集《随感录》、书画集《老兵翰墨》（与夫人合著）。[2]
人物事迹
●放牛娃巧布“火牛阵”
1915年，邹衍出生在兴国县崇贤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28年，13岁的邹衍便参加了秘密农民协会，经常奉命打探消息，传递信件。每逢农协开会，他便机警地在会场附近放哨，14岁时就当上儿童团的指导员。邹衍说，儿童团的任务一个是站岗放哨，查路条，反对封建迷信；再一个就是管制地主（包括富农在内，主要是地主），怕他们做坏事；还有就是帮助禁烟禁赌。这几个方面儿童团做得很好。
1930年9月，在“赣水那边红一角”的赣西南苏区，“十万工农下吉安”的滚滚洪流已波及了偏僻的崇贤乡。年仅15岁的邹衍，丢下砍柴刀，兴冲冲地跟着2000余人的崇贤赤卫队，去攻打吉安。已经是第九次攻打吉安了，数十万赤卫队队员把吉安城团团包围，日夜环攻不息。隆隆的土炮，遮天蔽日的大刀长矛，都没有冲破白军的铁网鹿砦，无数工农的热血，染红了吉水滩头。
邹衍受命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攻城指挥部决定摆一个“火牛阵”，他与一起放牛的伙伴到附近村庄去牵牛，把数百头牛集中起来喂养，牛角上绑上尖刀，然后牛尾巴上吊上鞭炮，身上糊着厚厚的稻草泥巴，随时准备出击。
10月初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吉安城上亮着暗淡的灯光，白军士兵们躲在碉堡里打盹。突然，一声炮响，邹衍与一伙“红小鬼”兴奋地点燃牛屁股上的鞭炮，几百头牛撒开蹄子向吉安城狂奔而去，冲倒铁丝网，踏垮鹿砦，闯入敌人外围工事。邹衍和大人们一起冲入敌阵。横冲直撞的“火牛”，吓得白军魂飞魄散。
一夜混战，赤卫队借助“火牛阵”占领了敌人的外围工事，可是也付出了重大伤亡，尸横遍野，其中也有不少是邹衍的放牛伙伴。他见了，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晚上，当从湖南赶回来的红四军、红五军主力攻城时，军阀邓英已被前一天夜里的激战吓破了胆，乘船沿江逃跑了，五星红旗顺利地插上了吉安城头。
攻克吉安后，赤卫队纷纷编入红军主力。2000名崇贤赤卫队员分别编入红20军和22军。邹衍人小，部队不愿收，可他怎么也不愿回去，缠住红军首长不放，终于在红12军政治部当了一名宣传员。红20军不久离开吉安，渡过赣江，在赣江边遭到国民党的围攻，伤亡惨重，第二年7月返回兴国时，只带回一个团，编入红7军。
红22军在敌人进攻时担任后卫，节节抗击，伤亡较大，退到兴国后，便缩编为64师。崇贤这两千挥戈而去的壮士，在血与火的拼杀中，大部分壮烈牺牲。
1973年8月，邹衍将军重返故里，在南昌与时任江西省人大副主任的谢象晃和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的俞增林相会，3人相对，回想当年数千名战友幸存无几，不胜感慨，邹衍将军有感而发，赋诗一首：
四十年后返崇贤，战友见面话当年。
热血男儿挥戈去，壮士数千不复还。
如今两鬓已霜染，一一古稀相对仨……
●蔡畅教他做“棉衣”
第三次反“围剿”以后，时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调邹衍到身边当警卫员。后来，罗荣桓调总政治部当主任，邹衍随之调任总政治部。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中，邹衍因为及时发现敌情，还受到过罗荣桓的表扬。
邹衍回忆道，那是一天黄昏，为了使罗荣桓政委能好好休息一会，他便自告奋勇担负观察敌情的任务。其实，因为战争打得非常残酷，他自己也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十分疲劳。但他强撑双眼，紧紧地盯着对面的敌人。忽然，他发现一部分敌人绕过广昌河东岸，正偷偷过桥向我军背后袭来。他意识到敌人要包围我军，立即向罗政委报告，使部队及时撤出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罗荣桓很高兴，他拍拍邹衍的后脑勺，爱抚地说：“唔，不错，进步很快。”
1934年10月，邹衍随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在总政治部任通讯班班长，跟随总政代主任李富春。
长征途中，让邹衍难以忘怀的是蔡畅大姐教他做“棉衣”。那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穿过藏民区，来到夹金山下。这时，司令部命令大家要准备好棉衣。在这荒凉的藏民地区，棉花和布都无处可买。正犯愁的邹衍脑子一转，带着12个“红小鬼”，在藏民的牛羊厩里，拾来一些碎毛，揉在一起，加上布条、纸屑，算是凑齐了棉衣的充料。到了晚上，他们围着篝火，准备做“棉衣”，可谁也没有做过，不知从何着手。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蔡畅大姐走来，关切地问：“你们的棉衣做好了吗？”邹衍赶紧报告说：“蔡大姐，我们不会做。”蔡畅大姐热情地说：“来，我教你们。”一群“红小鬼”围着蔡畅大姐，看着她熟练地把两件单衣叠在一起，缝成夹衣。再把碎毛、布条、碎纸塞进去，铺匀后把口子缝起来。在蔡畅大姐的指导下，邹衍当起了“裁缝”。为防止里面的充料下坠在一起，蔡畅大姐还教他们在衣服上缝成许多四方格子。
忙了半夜，才把一件件粗糙的“棉衣”做好。邹衍把“棉衣”往身上一穿，确实暖和许多。蔡畅大姐还鼓励他们：“嗯，做好了‘棉衣’，明天不掉队才算好汉。”第二天，邹衍随部队登山，山上北风呼啸，离山顶约5里时，积雪盈尺。在路上，可以看见先头部队牺牲的同志，他们穿着单衣，冻僵在路旁。邹衍心跳急促，呼吸困难，头晕眼花，他真想停下来喘口气，可一想到蔡畅大姐的鼓励，就咬紧牙关，裹着“棉衣”挣扎着登上山顶。下山时，他一步一滑，疲惫不堪。在缓坡处索性坐在背包上滑下去。翻过夹金山，接着又翻越了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仑德山等5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每座雪山上，都有在严寒中牺牲的不少战友。邹衍穿着这件蔡畅大姐手把手教做的“棉衣”，幸运地战胜了死神，走过一山又一山。
●斗智斗勇剿匪擒特
1951年4月，东北军区公安部队正式成立，邹衍任副政委，他参加领导和指挥了隐蔽战线上的斗智斗勇的战斗，仅1952年，就率公安部队与公安部门一起歼灭、俘获海上派遣特务3组80名，空降特务5起33名。最富传奇色彩的是生擒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一个情报机关派遣特务5人空投到吉林省边境地区后，全部被东北公安俘获。从审讯敌特中掌握的情况分析，有利用敌特扩大战果的可能。邹衍立即会同其他同志商议并报东北公安部批准，决定利用敌特电台，让立功赎罪的报务员牛松林以负责人的口吻，报告间谍机关，已获重要情报资料，请求速派飞机空援，从而诱捕空降特务。1952年11月29日晚11时，公安部队、民兵、公安人员在长白山老父岭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飞机空投时，立即开火，飞机坠毁，驾驶员毙命，乘机前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官员唐奈和费克图被俘。这次斗争的胜利轰动了世界，得到了周总理和公安部的嘉奖。后来《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刊发了《击破美国的阴谋》的文章。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邹衍将军又一次次地指挥部队把前来东北偷袭的敌方特务一个不漏地抓了起来。邹衍说：“他们空投了20个武装特务，都是南朝鲜的，在长白山天池附近，开始也没有发现，是我们的森林工人发现树上做了记号，这样我又组织围剿，组织围剿的时候，进到长白山里面我派了两个连队，因为那个森林里面不靠指南针分不清东南西北，雪很深，在那里一路清剿特务，最后还剩两名特务过了鸭绿江逃到朝鲜去了，那时抗美援朝也没什么国界了，追了过去，在朝鲜老百姓家里抓到的20个武装特务一个也没有让他回去。”
邹衍后来历任东北装甲兵政委、50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先后出席了中共第九、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席了中共第十二大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3]
参与筹建辽沈战役纪念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邹衍同志列席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建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中顾委常委、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及建馆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一起解决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过程中陆续出现的诸多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建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邹衍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4-5]  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
著作
老红军、沈阳军区原副政委邹衍将军的《我的回忆》一书，由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辑出版。
该书从邹衍将军1930年投身革命写起，记述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随中央红军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圣地延安做保卫工作的日日夜夜，参加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的亲身经历，解放战争时期进军东北的战争场景，以及迎接党中央、毛主席进京，保卫开国大典，保卫毛主席访苏等重大事件。 
全书以质朴的语言、翔实的资料，较为准确客观地反映时代精神，表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感，同时也折射出作者高尚的气节与风范。[6]
另外，邹衍将军还先后出版有诗集《随感录》（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白山出版社先后出版）、书画集《老兵翰墨》（与夫人李庆然合作，邹衍书，李庆然画 辽宁出版社）等书籍，并担任了《围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书的主编。  邹衍与夫人李庆然合作《老兵翰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