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生存与命运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生存与命运 
创作年代：现代 
作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 
作品体裁：小说 
内容概要
举世震惊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在进行，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面临最艰难的日子。城里进行着艰苦的巷战，但主动权仍掌握在德军手里，红军的反冲击无法阻止德军缓慢的、但毫无疑义的推进。苏军被逼到一条沿伏尔加河的狭长地段，但各部队仍然屹立在防御阵地上。
别列兹金团防御阵地上一座孤立的楼房处在德寇的包围之中，红军战士坚守在孤楼上吃烂土豆、喝锅炉水打退了敌人几十次的进攻。由于通信联络中断，营级政治委员克雷莫夫被派往小楼加强领导。当他爬过尸横遍地、炮弹呼啸的前沿阵地来到小楼时，感到了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死的危险和生的欲望。领导这支在绝境中坚守阵地的小分队的是格列科夫大尉。当他问格列科夫为谁而战时，对方却不回答是为斯大林而战，而是说为自由而战。格列科夫的大逆不道，使克雷莫夫震惊。深夜，克雷莫夫头部被流弹击中，撤出孤楼，送往师部医院。几天后，他伤愈返队，立即告发了格列科夫。但他根本设想到，第二天夜晚保卢斯将军下令德军两个步兵师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发起进攻，在飞机坦克的猛烈轰击下，孤楼里的战士无一生还。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56个民族的人们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死亡人人都成了平等的。
在集中营的棚屋里，一场关于善与恶的争论、一场关于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争论，使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基对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孔尼科夫厌恶不已。他认为善不在大自然中，不在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们的学说中，而在人性中，这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的良善，它是本能的、盲目的、不表示一定意义的。人的历史不是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势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如果后来人性没有在人身上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但令他困惑和痛苦的是，被视为“毫无意义的善的宣扬者”伊孔尼科夫老头因为拒绝参加死亡营和毒气室的建筑工程被当众处死。而认为伊孔尼科大的死毫无价值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却因为怀疑叶尔绍夫少校是地下抵抗组织的不可靠分子，借法西斯分子之手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在法西斯的刺刀下，囚徒们在泥淖中修起了死亡营。
火车从东方运来了一车车的犹太人和战俘。他们提着包袱，操着各种语言，排着长队向“澡堂”走去。人们不断涌进来，这是人们不由自主的运动，是低级生物非本性的运动。它没有思维和目的，不表现出生命的意志。沉重的铁门关上了，顶墙的通气孔开始咝咝作响，感到一股淡淡的甜丝丝的气味。人们喘着气，但他们呼吸的空气并不能延续生命，而是把生命往死神那里驱赶。生命即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
核物理学家斯恃拉姆随研究所疏散至喀山后，研究工作没有什么进展。晚上他不喜欢呆在家里，而喜欢上熟人和同事家里聊天。他们聊的经常是战前谁都噤若寒蝉的话题，并且激烈争论。争论过后，斯特拉姆又感到后怕，他记起妻子柳德米拉对他说过的话，要他不要乱说，不要毁了自己、妻子和孩子。但自由的交谈，突然使他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过去，当他的理论和实验数据不相符合时，他总是尽力修补他的理论，以符合实验数据，这使他陷入了死胡同。原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简单逻辑是不完整的。理论是自由产生的，好似独自产生于思维的自由闪烁之中，而这种仿佛甩开实验的思维闪烁，能够解释一切丰富的新老实验数据。斯特拉姆闭门谢客，几星期醉心于自己的核理论研究之中，并且取得了重大突破。令他惊奇的是，几十年的苦心研究，竟然是在痛苦之中，是在进行过危险的、大胆的、尖锐的、同工作毫无关系的分析之后，突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当后方的人们看到满载坦克大炮的军用列车向前线运动时，他们已经感到令人欣慰的战争结局即将临近。诺维科夫军长和格特马诺夫政委率领的坦克军也往斯大林格勒方向开进。在古比雪夫，诺维科夫上校会见了他思念已久的情人叶尼娅。短暂的相会使叶尼娅感到幸福，但也给她带来痛苦，她不知如何在原先的丈夫克雷莫夫和诺维科夫之间进行选择；她恨克雷莫夫，当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在饥荒的痛苦中倒下时，他说，不该怜悯富农分子。但在内心深处，她也知道克雷莫夫并非残酷无情的人。诺维科夫回到列车上，格特马诺夫政委找他谈话，指出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对他高度信任，而他却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同叶尼娅这样政治面目不清的人联系在一起。叶尼娅的哥哥米佳是在1937年失踪的，她的姐姐原来的丈夫阿巴尔丘克还关在劳改营里，她的丈夫克雷莫夫不知什么原因才奇迹般得以幸免于难的。他感到痛苦，战争把他推上了高级领导岗位，可是，原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主人。他依然听命于那股他经常感觉得到、但又无法搞清的势力。但是他深信，战争将表明，俄罗斯将归功于谁，是像他这样的人，还是像格特马诺夫那样的人。
斯特拉姆带着妻子和女儿在寒冷多雪的日子里回到了莫斯科。斯特拉姆的科研成就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却遭到非议和批判，有人认为他的工作受犹太教思想的影响，有人骂他是“无赖和骗子”，同事们都开始回避他，他愈来愈频繁地感到恐怖，好像随时就要被逮捕。响起了电话铃声，铃声使他心惊肉跳，因为这个时候很少有谁给他挂电话。话筒里传来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他心跳不已，这是斯大林的声音，斯大林向他问好，祝他工作取得成功。很快，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翻了个儿，在斯特拉姆面前出现了另一种命运。
西南方面军各新的集团军正悄悄地在夜间往斯大林格勒战线运动，对保卢斯兵团的包围正在形成。斯大林格勒依然坚持着，德军的冲锋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在损失惨重的斯大林格勒各团队里只剩下双位数的红军战士，敌人怎么也不明白，这么些把残酷战斗的重担担在自己肩上的少数兵力竟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生命力。他们更不会想到，正是这些无畏的战士用自己的年轻生命和热血，为反攻赢得了时间，筑起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部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苏军头一次开始了进攻。1942年11月19日清晨7时30分开始了持续80分钟的炮火准备。11月20日凌晨，集结在卡尔梅克草原的部队也投入了进攻。经过100小时的激战，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实现了回合。1943年2月1日夜间，人们看到斯大林格勒上空升起无数照明弹，德军第6集团军宣布投降。一座新的和平之城诞生了。它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意志。诺维科夫率领的坦克军行进在反攻的道路上。大雪覆盖的草原上到处是尸首和被击毁的德军坦克、卡车。
罗马尼亚和德国的战俘在严寒中瑟缩着往东缓缓地行进。此刻，他不知道，克雷莫夫正在卢布扬卡监狱中受审，说他曾在斯大林格勒孤楼里怂恿格列科夫叛变，投向敌人一边，也不知道，叶尼娅听到克雷莫夫被捕的消息，已经赶到莫斯科，天天往监狱跑，希望见到克雷莫夫。他更不知道，当他的坦克军将首先解放乌克兰时，政委格特马诺夫已经写信控告他延误战机。三周后他被解除了职务。农舍里，女房客和负伤后从医院里请假来看望她的丈夫悄声细语几乎聊到天明。一清早，他们又默默地携手走进林子。在凉爽的半昏暗的环境中，雪地下躺着强壮的和羸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们。在一片无言中，可以听得见对死者的哀号，而人们也流露着对新生活的强烈的喜悦之情。[1]﻿
作品赏析
这是一部75万字的长篇巨著。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生存与命运》的基本情节框架。作者以这场震撼世界的战役结构全书，让自己的笔在敌对双方的战场以及各自的后方，在集中营、劳改营、毒气室、监狱之间自由驰骋，在现实场景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纵横捭阖。空间的广阔和情节线索的繁复赋予小说以恢宏的气势和全景的规模，也使作者得以更自由地寄托某些沉重的思考。
作者如同站在历史的峰巅上俯瞰人类的命运。他认为，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科学上有着伟大发现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躁动不安的、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但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却是“绝对服从”。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长长的队列，在鼓乐声里默默地走向毒气室；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意识到将被逮捕，事先打点好行装，同亲人们告别，走进了他们亲自建筑和守卫过的集中营。这说明极权主义的暴力达到了令人不寒而栗和麻木不仁的地步。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把世界变作了人类的大屠宰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苏军将士浴血死战，正是为了抗拒纳粹的暴力和奴役，为的是民族、正义和战后获得更大的自由。仅有冷峻的政治批判和善与恶、暴力与自由的哲理思索还不足以构成一部作品史诗性的艺术规模。
《生存与命运》震撼人心的力量，还得力于它对人性的毫不容情的剖析。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核物理学家斯特拉姆就是作者着力剖析的人物。斯特拉姆在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问题、不顾前人名流已取得的成就和各种框框戒律而大胆创造新的理论的时候，具有很强的独立的人格。当他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领导和同事或群起而攻之、或远避三舍的时候，他也曾为被捕、流放甚至处决等噩运的随时降临而惶惶然不可终日，但也并没有丧失他的人格。可是后来当斯大林给他打了个电话，使他从万难逃脱的困境中被解救出来的时候，当荣誉、权利簇拥着他，特别是这些利益来自于最高领袖的垂青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得失，不愿失去已经获得的一切，在一份不公正地谴责犹太医生的决议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他明白，他的良心已经失落，他已经不是往日的他了。
《生存与命运》完成于1961年，但一直被禁，1980年，瑞士率先出版了它的俄文本；1984年被译成德文；1986年英文版在美国发行。1988年终于回到了它的祖国前苏联。它所到之处，无论是瑞士、德国还是北美以至它的故土，都激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勒在“前言”中说：“这是本世纪（指二十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刊登此书的前苏联《十月》杂志的主编阿纳尼耶夫在1988年8月24日的《文学报》上撰文指出：“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罗纳德·欣利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1986年3月9日）中写道：“《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格罗斯曼对重大主题的高度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读者并不一定非要将格罗斯曼在该书中思考和提出的观点作为判断的根据，但就其作品结构的宏大、事件的繁复、意蕴的深沉而言，那些赞誉并非溢美之辞。[1]﻿
作者简介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前苏联作家。有犹太血统。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分配到顿巴斯矿区任化学工程师。1934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勃柳卡乌夫》，描写矿工的生活。长篇小说《斯捷潘·科耳楚庚》（1—4卷，1937—1940）的问世，使作家一举成名，跻身文坛。卫国战争期间，作家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活跃在前线，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村。1942年中篇小说《人民不朽》为作家赢得了赞誉。战后，经过长期的酝酿、创作，一部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为正义事业而战》于1952年问世，引起巨大反响和评论界的热烈争论。另有短篇小说集《幸福》（1935）、《四天》（1936）、《短篇小说集》（1937）、《生活》（1943），中篇小说《厨娘》（1937），特写集《斯大林格勒》（1943），剧作《如果相信毕达哥拉斯派》（1946）。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使作家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变化，决心重新审视和反思历史。1961年，凝聚着作家10余年心血和思索的长篇巨著《生存与命运》完稿，但被禁止出版，直至1988年才在前苏联公开发表。1964年因患癌症去世。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他忍受着作品被禁的创痛和疾病的折磨，依旧笔耕不辍，写有短篇小说《你们好》（1962—1963，1988年发表）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1955—1963，1989年发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