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郭增恺
人物简介
郭增恺，（1902—1989），出生于河北省安次县一个农家，父亲早亡，他是遗腹子。早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前就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在示威游行中被逮捕拘禁，释放后学籍也丢了，便在1920年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工读互助团”，继续寻求知识。在“工读互助团”，他一面为上海《国民日报》副刊写稿赚取生活费，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系、中文系的课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提出了“真爱民，不扰民”的治军口号。郭增恺被这口号所感动，毅然投笔从戎，先后担任过西北通讯社社长和冯玉祥的秘书。
1933年，被冯玉祥介绍到杨虎城部队，担任西北绥靖公署的参议。并让郭增恺专门去做宋子文的工作。逐渐得到宋子文的信任，被宋任命为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
1936年，郭增恺因为《活路》事件被特务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后宋子文来陕时，才把郭增恺带回西安。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2月19日下午2时，宋子文带着两个秘书和刚被他从军统监狱“借”出来的郭增恺乘飞机赶往西安。多次会谈后，宋子文带着郭增恺返回南京，向有关人士介绍了西安方面的立场与态度以及蒋介石的态度后，1936年12月22日，宋氏兄妹力排非议，率领端纳、蒋鼎文、戴笠等飞往西安，开始与西安方面进行认真的谈判。
宋家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了两天谈判，最后达成了经过蒋介石首肯的六项共识，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回南京。在西安为和谈出了大力的郭增恺随宋子文回到南京后不但没有受奖，却被戴笠收回监狱继续关押。因为南京方面把郭当成了一个制约杨虎城的人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宋子文的斡旋下，郭增恺获得自由。抗战期间郭被胡宗南聘为十七军团顾问，实际上被宽禁在西安。1945年后郭曾任宋子文的秘书、上海招商局顾问、国民党广东省顾问。1946年郭增恺去了香港，担任永安药堂和《星岛日报》的顾问，1948年后从事专栏写作。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宋子文于1949年1月去香港，随后侨居美国纽约。郭增恺作为宋子文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就居留在香港。宋子文移居美国后依然经常去香港，到香港就一定要见郭增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1956年后中共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郭增恺开始作为周恩来的客人，以参加五一节和国庆节活动的名义来往于香港和北京之间，实际上担任起了周恩来与宋子文之间的政治联络员，“文革”时期也一直没有间断。
1959年，郭增恺应邀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庆典，活动中他得到一本反映祖国十年发展的摄影画册《中国》。回到香港，郭增恺迫不及待地将这本画册寄往美国，希望宋子文能通过画册目睹祖国大陆的巨大变化。不料一个月后，郭增恺收到一封美国海关发来的通知，告知画册被美国海关没收了。那时，正处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凡是反映、宣传中国大陆情况的宣传品都不允许进入美国。一年后，郭增恺在香港见到老友宋子文时，宋子文拿出美国海关同样一份被没收邮件的通知，问郭寄了什么东西给他。当郭告诉他是一本反映大陆情况的画册后，宋子文表现出十分的惋惜。
周恩来对郭增恺这位从五四时期就相识的朋友十分重视，从1956年起到70年代近20年间，只要郭来到北京，周恩来几乎每次都要接见他，通过他了解宋子文的情况和台湾其他人的情况，倾听海外人士对大陆的看法。
宋子文也十分清楚郭增恺的“大陆”背景，常通过郭转达对周恩来的问候。
大陆方面曾希望宋子文能像李宗仁那样叶落归根，通过郭增恺向宋子文不断传递着这个信息。遗憾的是1971年宋子文因病突然离世，中断了双方的联系。对于这段往返大陆与香港的秘密联络工作，郭增恺以“默默耕耘，不求闻达”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生前从未对外界提及。
1980年，郭增恺回到北京定居，历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1]
《活路》事件
1935年底，张学良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1936年春天，张学良为了改造部队，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后，印刷却成了问题。在当时言抗日有罪的政治形势下，社会上一般的印书馆都不敢承印。为了解决印刷问题，张学良找到杨虎城说：“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虎城即让十七路军军需处去办，并再三叮咛处长王惟之要严守秘密。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地址就在西安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在王惟之的亲自监督下，几夜就印了8000本。王惟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回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高崇民家，由高崇民密发到东北军前线部队。其间杨虎城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不料，印刷厂有两个工人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他们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清等开会进行研究。经过再三研究，他们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但小册子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郭增恺不久前刚给阎锡山发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正好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特务们遂将郭增恺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后宋子文来陕时，才把郭增恺带回西安。
郭增恺被秘密逮捕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被送出陕西了。晏道刚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虎城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者。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郭增恺则被作为“共党嫌疑”秘密关押在南京军统的监狱中。
《热风》感言
1955年，郭增恺出于对老友杨虎城的情感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写下长达20万字的《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在香港《热风》杂志上连载，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以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地公布于世。郭增恺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蒋介石长期隐瞒事变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
蒋介石急了。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脸面和谎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软禁20年之久的张学良。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乙光向张学良宣布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老刘(刘乙光——编者注)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夜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张学良只好将回忆修改两小段，另写了一文来交差。
蒋介石拿到这篇讨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一些，没有马上逼张学良再写。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张学良为他在历史上所上的政治保险单——《西安事变回忆》。根据他对张学良的了解与掌握，只要张自己写下来了，致死也不会再翻案。当年参与谈判的杨虎城已被杀害，张学良已是“笼中之鸟”，今后西安事变的历史就可由他任意书写了。但他怎么也没想到，40年后，宋子文用英文写下了亲历西安事变的经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向世界公布，戳穿了他煞费苦心编撰的《对张、杨训词》、《西安半月记》等谎言。
自1957年年初起，无奈的张学良又遵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很快这些内容也传到了大陆，在相关人士中引起震动。许多人出于对张学良的热爱与了解，根本否认这份回忆录的真实性，称之是台湾方面完全伪造的。只有周恩来心知肚明，他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上，欣然接受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的建议，在大陆成立起一个高规格的西安事变资料征集组织，开始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
应该肯定，是郭增恺的《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引发了海峡两岸国共双方对西安事变的再关注。郭增恺对西安事变的贡献不仅在当时，更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