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概述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重点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拟订的课题包括：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夏商周时期环境的变迁、农业和牧业起源、手工业的发展、城市起源、战争与文明起源及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等。相关课题还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时期音乐、绘画、雕刻艺术、天文与历法、数学和金属矿产开采等。
考古学家将在传说中炎黄集团主要活动区域内，提取五千年前古人类遗传基因，将其与夏商周、秦汉以至现代中国各地人类基因对比，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早期文明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 
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 
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
学术见解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 
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文学
先秦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史以前的口头文学，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中神话一部分却是相当丰富的。神话的产生远在阶级社会以前。它在广大群众中口耳流传，经过不断的修改补充，越来越优美，越来越富于艺术想象，这是口头文学的发展规律。诗歌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一种口头创作，完全是属于全社会的文学艺术。继《诗经》三百篇之后，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的诗歌就是“楚辞”。“楚辞”主要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是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诗体。由于战国时代社会的根本变化，私人著书的风气大盛。　我们习惯向来是“风”、“骚”并称的，“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国风》和《离骚》在过去的确为我们指示了文学创作的两条光明大道，今后也还会继续起着应有的作用。《诗经》和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至于后世政治家、哲学家、学者的政论文和理论文，古文家、历史家的叙事文和传记文，很多取法于先秦的散文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即使在今天，先秦散文在艺术方面也还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两汉文学，赋和散文都很发达。东汉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赋和散文。但赋的成就实远在散文之下。汉初的赋，一般模拟屈原的作品，缺乏真实感、新鲜感，已不能引起读者多大的兴趣。两汉历史散文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主要标志是司马迁的《史记》。作者利用先秦史学的一切成就，创造了一种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新制——纪传体，使我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史学史上有不朽的功绩。作者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先秦史官“书法”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光大。他尊重客观事实，又有鲜明倾向，既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也敢于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表现了唯物主义和人民性的思想。两汉政论散文是先秦诸子散文的馀波。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一般不如诸子散文丰富多彩。但它们指责现实黑暗，揭露社会矛盾，切合实际，畅所欲言，质朴深厚中流露充沛的感情。两汉文学，经历了四言诗、骚体赋的衰微，大赋的兴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赋和五言诗的兴起等一系列文学形式的兴衰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了：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或衰落，都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适应这种变化的文学发展要求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诗歌，五言古诗的发展尤为突出。它从建安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经过阮籍、左思、陶渊明等一系列诗人的努力，不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艺术表现也不断提高，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风格，形成了五言古诗兴盛的时期。从西晋以来，由于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一般说来，文学离开人民生活较远，这就特别显出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可贵。赋在这一时期，虽然数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汉赋那样统治文坛的地位。在众多抒情诗人的影响下，抒情小赋跟着发展。它摆脱了汉代大赋铺张堆砌的习气，以短小的篇幅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赋的艺术感染力，在赋的发展上是一个进步。散文是这一时期最不发达的文体。只有魏晋散文，自然通脱，清新隽永，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自己的特色，对后代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它们虽然只是随笔杂记，并非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但也有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动的描写，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志怪小说中的民间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艺术成就也更高。这就使我国小说粗具规模，对后来的小说、戏曲产生很大的影响。 
唐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诗歌、散文、小说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已往各代。仅《全唐诗》所录就有二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从唐代一些诗歌与记载来看，唐代民歌是十分发达的。可惜流传下来的极少。但无疑它在当时对唐代文人诗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刘禹锡的有名的《竹枝词》便是摹仿民歌之作。唐代文学的辉煌成就，表现了我们民族高度的智慧与巨大的创造力。唐代文学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许多毗邻国家文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宋代的散文、诗、词，继承唐五代的成就，继续有所发展。话本、戏曲、说唱文学更为元明以来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古文方面，在欧阳修、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等的成就，进一步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一直影响到明清的许多古文家。宋词的思想内容不及宋诗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创造性，对后来词家的影响也比唐五代词大。随着创作的繁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有所发展。宋人诗论文论，散见各重要作家诗文中的，如梅尧臣之论情景，苏轼之论辞达，陆游之论“躬行”，都是他们长期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宋代出现的各种话本及讲唱文学，它们面对广泛的中下层人民，运用通俗的语言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直接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感情。这些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不但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面目，并且使中国文学开始向小说、戏曲的繁荣阶段过渡。 
元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的武装起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映在元代文学，特别在杂剧和民间文学里的主要内容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反抗。它不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反对元朝统治的斗争。元杂剧是在我国深厚的民族艺术基础上，直接受院本和诸宫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元杂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不同流派的作家共同形成元杂剧创作的繁盛局面。同时，元杂剧中也明显地反映了不同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少数诗文作家继承了我国诗文中进步的传统，写出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大多数作家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消极避世的倾向比较严重，大都只能在艺术方面模拟前人，成就不大。这时还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散曲。散曲最初的作者是一些街坊里的市民和勾栏里的无名艺人，到后来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等文人的作品，表现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作风明快泼辣。 
明代文学发展的轮廓是很清楚的。以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为界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文学，除在元明之际出现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外，成就是不大的。中叶后，文坛上开始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变化分不开的，是和城市工商业的繁盛，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群众的增加以及先进的哲学思潮及其对思想界的巨大影响紧密相关的。明代各种文学体裁所达到的成就是相当不平衡的。概括地说，散文、诗词比起以往的各个时期来说是处在一种衰退的状态，而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而兴起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则有着巨大的成就，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明代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著名作品，是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基础上经过作家加工再创造而成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清代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艺术表现也有着显著的提高。作者们继承并发扬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代章回小说的进步传统，创作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著名的作品。清代传奇、杂剧是明代戏曲发展的继续。清代在诗、词、散文、骈文的领域里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几乎历代盛行的各种文学体裁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但由于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十八世纪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最后一个繁盛的阶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文学上也逐渐发生了新变化。
艺术
古中国美丽织绣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曾经对一种有着精美花纹的丝织品如醉如痴，这些美丽的织物让帝国无数的贵族都为之目眩神迷，它们产自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中国。久负盛名的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送到遥远的欧洲，给西方人带去了美丽、尊贵与荣耀……而那些有着精巧美丽花纹的丝织品，洋溢着中国人在丝织业方面的智慧，让后人充满了对那个年代的中国织绣人的种种遐想和敬意。蚕丝古老的时装秀一种能够吐丝的小虫，备受古中国推崇，人们把它奉为蚕神。传说4000多年前，中国有位名叫黄帝的部落首领，率众统一了四方，在举行天下会盟的庆功会时，一位美丽的姑娘从天而降，手中捧着一束金色的蚕丝，黄帝命人把蚕丝织成轻软如云的绢绸，这美丽的织物被制成黄帝的王冠和袍服，黄帝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这就是历史上“蚕神献丝”的故事。 
中国是蚕丝的故乡，也是丝织刺绣的发源地。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距今5000年的良渚、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织布的原始工具，也发现了麻的织物残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原始的织造生产。织绣图腾皇家的独尊1982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荆州市的马山镇发掘出一座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战国楚墓。古墓中的发现简直让所有考古学者都欣喜若狂，这里不仅出土了后来闻名世界的越王勾践剑，还完整保存了35件迄今所见世界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丝织物。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最早的刺绣实物，一幅幅精美的织绣作品看上去依然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图案中龙游凤舞，猛虎瑞兽，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当时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认为自己受命于天，驾临人世，统治众生，于是在服饰上大量使用传说中的神兽“龙”的形象，以示君临天下，唯我独尊。帝王们自称为龙，按照龙凤的对应关系，帝后妃嫔们就开始称凤比凤了，所以龙凤图案慢慢成为皇家服饰上专有的图案了。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织锦中最高贵的是“南京云锦”，因为云锦外观富丽华贵、色彩绚烂如云霞而得名，这种精美的织造技艺，从它诞生之初似乎就注定成为皇家的宠儿，古代帝王们的服饰，大部分就是用这种光彩夺目的南京云锦缝制而成的。在传统的云锦图案中，龙纹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御用服饰的规定和宫廷装饰的不同要求，龙纹的姿态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正龙、卧龙、行龙、出海龙、入海龙、戏珠龙，各种不同姿态的龙纹造型，象征帝王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威严气势，而龙纹周边云海的陪衬，更是为了彰显帝王气势的威武磅礴。丝绣比头发丝还细在封建社会，美丽华贵的织绣品日益成为标志身份地位的象征。据记载，唐代玄宗年间的美人杨贵妃，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当时的宫廷中，仅仅为杨贵妃一人织造锦缎、刺绣衣裙的工人，就多达700人。 
在当时的南海，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一位奇女子卢眉娘刚出生时，眉如丝线纤长，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眉娘的手艺精巧无比，连皇帝都深为赞许，把卢眉娘称作“神姑”，要把她留在宫中，但是眉娘不愿意住在宫中，最终被度引成为道士。据说，后来眉娘得道成仙羽化归天时香气满室，众弟子将要为她安葬，抬起棺材觉得异常轻巧，大家打开棺盖，却只见到一缕丝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