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姚崇
人物介绍
姚崇，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出生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一个武将之家，祖籍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第二  姚崇题跋像[1]十一世孙，高祖姚宣业任南朝梁陈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武帝最倚重之。曾祖姚安仁仕隋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远图膺锡，大名垂休。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仕唐任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崇二十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迁回汝州梁县广成外婆家。
广成泽在汝州西六十里，是东都洛阳外围的一处名胜。东汉朝廷曾将这里辟为宫苑，供皇帝游猎娱乐。姚崇继承了父亲的尚武遗风，每日以习武为功课，经常同乡里少年一起到山野射猎比武。十数年坚持不懈的锻炼，炼就一身强健的体魄和勇猛无畏的精神，诸般兵器无所不通。后来饱学之士张憬藏游学路经广成，落脚姚崇家，见姚崇气宇轩昂，眼神里透出一股灵气，非一般山村野夫可比，但与之交谈起来却感到他知识贫乏，文理欠通，力劝姚崇好好读书，增长识见，并鼓励说：“广成是上古贤人广成子所居之地，黄帝曾问道于广成子。你将来当以文才显名，很可能作到宰相一级大官，不要自暴自弃，要好自为之!”从此，姚崇潜心修文，刻苦攻读，学业大进，参加科举，考中进士，步入政坛，先后做了三次宰相。
姚崇自幼受父影响，孜孜好学，胸怀大志。长大入朝论政，答对如流，且下笔成章，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初拜侍郎（四品官），后连续升迁，成为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四朝宰相，是中国封建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姚崇入朝做事，负责理案刑狱，正值武则天时严刑峻法横生，他执法公正，把许多人从冤狱中解放出来，引起朝野注目，官职连续晋升。公元698年，武则天破格提升他为尚书，兼相王李旦府长史。五年后，因得罪武则天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借突厥犯境之际调任安抚大使。临行推荐张柬之任宰相。705年，武则天病重，姚崇从边关返京，同张柬之密谋诛杀了张氏兄弟，逼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显。李显复位，以姚、张为宰相，因姚有功，加封为梁县侯。中宗继位，武家势力十分强大，姚崇没有接受相位，以种种借口出任亳州刺史。之后出现了《大名宫词》中张柬之被杀、武三思和韦后掌权，太子杀死武三思，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掌握朝中大权，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拥李旦继位的宫廷权力争斗。姚崇幸免于难。  姚崇[2]
李旦继位后，于公元710年，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第二次当了宰相。因太平公主想走母亲的道路，掌握大权。姚崇向李旦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洛阳，诸王派往各州，确保东宫李隆基之位。昏庸的睿宗李旦如实转告太平公主，使事情败露。李隆基为争取主动，以姚调拨兄妹关系为由，贬姚崇为地方官。这任宰相在职还不到一年。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继位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巩固了地位，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十月，唐玄宗在骊山下举行盛大阅兵式，参加的有二十万军队，旗帜相连五十余里，但军容不整，秩序紊乱。看到这种情况，玄宗大怒，下令把阅兵式总指挥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罢官流放。召姚崇速赴骊山行营。姚崇赶到骊山时，玄宗正游猎于渭河之滨。玄宗问姚崇：“卿颇知猎否?”姚崇回答：“臣少孤，年二十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四十岁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宰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于是指挥卒伍，呼鹰放犬，投枪射箭，进退有序。玄宗很称意，即拜姚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替郭元振做宰相。
姚崇出任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唐玄宗建议改除武则天晚年以来十几年间混乱政治的积弊十种。主要是罢免冗官，行法自近，禁绝贿赂等。玄宗很爽快地全盘采纳，并全力支持姚  姚崇崇逐条落实。姚崇任宰相三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沉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的基础。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并称为贤相。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丁未（初三）日（9月28日）姚崇去世，享年72岁。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去世前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子孙去世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成为家法。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
姚崇死后，唐宪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开元十七年，追赠为太子太保[3]。葬汝州梁县。墓冢在今汝阳县境内。
妻子儿女
妻子：刘氏（追封沛国夫人）
子：
姚彝
姚异（太子中舍）[4]
《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崇）夫人沛国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
生平
才干出众 三登相位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  《姚崇与宋璟》王建峰 绘制到了洛阳，参与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心!武则天的器重，对姚崇也是一种鼓励，他的才干到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扬。他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玄宗初年，他作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  姚崇半身像[5]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了。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然而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垂拱（685—688年）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受任为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八十。清除积澧 以为已任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在做方官的时候，他政绩卓著，有的地方还树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武则天的时候，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  姚崇像[6]象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璟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昏庸无能的中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慌了手脚，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说：“行；”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与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前节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求实务实 政绩可观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璟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丁未（初三）日（9月28日），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好弄权术 为人权谲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忍不拔，政绩可观，是很值得称道的；但在涉及到他的为人品德方面，就不那么始终如一、那么厚道了。所以史书批评他“权谲”，就是好弄权术，滑头，耍小动作的意思。
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要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张说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匕临漳县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时代人中；张说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姚崇同另一些当代名人的关系也不甚协调。在贬张说为相州刺史时，—另一宰相刘幽求也被免职。刘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有怨望语”，就是说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玄宗下诏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态劝说玄宗道：“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动啊!”结果刘幽求被调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话，表面上是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证明了他确有“怨望”之罪。史书说，姚崇对刘幽求是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魏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其功劳、地位、身望与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过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中有话，就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是很万幸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然而魏知古还是左迁为工部尚书。 
诗词鉴赏
《奉和圣制龙池篇》
恭闻帝里生灵沼,应报明君鼎业新。
既协翠泉光宝命,还符白水出真人。
此时舜海潜龙跃,此地尧河带马巡。
独有前池一小雁,叨承旧惠入天津。

人物评价
历史评价《旧唐书》：“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赞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7]
《新唐书》：“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3]
司马光：“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说尚文，张九龄尚直。”
毛泽东：“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8]
姚崇虽为一代良相，但他的儿子姚彝、姚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以至于为时所讥”，以致于赵翼称“名父之子多败德”。魏知古、钟绍京、刘幽求等人都曾因与姚崇不合而遭到贬官。赞诗元稹《连昌宫词》
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
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言见为君说。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