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知
简介
出处公知原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推出的一个概念，不同于西方社会的“Public Intellectual”。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4张)“政右经左工作室”自2005年起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此活动声称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1]社会学实质及社会学成因分析目前，冠以“公知”之名传播的价值观体系，其核心是以民粹思维为主导的底层思维模式。主张社会公平、正义，诉求民主平权，体现了中国社会底层、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群对改善自身生存环境、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诉求。
底层一方面渴望进入社会主流层面，将自身的价值观体系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底层在主流社会缺乏话语权，又没有能力改善生存现状，希望通过获取一定的话语权，来达到自己改善生存现状的目的。
“公知”一词在一定程度的解决了上诉两块的矛盾。“公知”一词，看上去来头很大，形式上便于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来传播，容易被人当成权威人物。而主流社会赋予了权威人物很大的话语权，那么一旦“公知”被成功包装，在其传播价值观的过程中，就比较容易被误认为拥有主流社会的话语权。这样一来，底层的上述两种诉求都得到了解决。
包装一批底层的意见领袖，赋予其各种公平正义的道德标签，试图通过批量生产“近似权威”或“冒牌权威”来融入主流社会，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底层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因此“公知”的实质，是底层意见领袖。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矛盾加剧，具备民粹思维的人与日俱增。而过去，民粹思维在舆论中还没有份额，因此潜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当前中国的传媒日渐发达，与之相关的商业机会被逐渐开发出来，不少“公知”通过这一身份发家致富，同时也有大批人才涌入，希望通过传媒业的辅助走上这一捞金道路。“公知”这个概念的崛起，是民粹主义思维消费化的结果，是商业赢利模式的伴生物，代表民粹主义在中国正式抬头。异化在网络逐渐发达以后，曾几何时，与“专家”、“教授”等词汇一样，“公知”也渐渐成了带贬义的词汇。在很多语境中，“公知”往往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他们甚至遭到关于动机的指责，一些观点相左者认为他们“被外国收买”、“搞乱中国”等等。[1]
名录
按照专业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2]按照年份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2]
标准
有人将知识分子的目标定得太高，似乎他们应该抱负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神圣信念，似乎他们是人间最稀缺的品种。
以圣人标准来苛求知识分子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没有人比苏珊·桑塔格认识得更清楚，在1997年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这位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这样的表述究竟会让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宽慰还是感到羞愧呢？尽管如此，桑塔格却并未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概念总是抽象的。好在历史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的缺点不比大多数人的缺点多，他们的美德和贡献却超过了大多数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一方面著书立说，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比如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神话，“我们的史学家们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更爱好。他们都说贞德英勇就义。但是根据当时的记事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她接到判决书时声泪俱下。”——一方面又对社会上众多的冤屈事件发出抗议，为之申诉直至受冤屈者终获昭雪；
哲学家罗素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呼吁废止战争的宣言，并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首脑，“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88岁时，罗素参加了核裁军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通过电视进行越洋对话；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专题，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颇像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小世界》中的大学教授一样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
但我们还能推出这样一个名单，这说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种群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
眼前便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
2000年10月30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谈论“基金黑幕”；
2000年11月3日，秦晖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他命名的“黄宗羲定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两会”上被共和国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及，引发了“两会”代表、媒体和学术界对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切关注；
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我们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我们推出这50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这个名单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的大多数集中在北京，并不意味着外省的批判精神的缺席和苍白；女性比例较小，并不意味着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匮乏，实际上她们正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活力，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入选者年龄偏大，也不意味着年轻的知识分子会永远稚嫩下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那时，他们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晕眩的市场经济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迅速回到边缘。而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专题，意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呼吁：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3]
成果与缺点
如今，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不多，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知”的人更少，因为，许多人把公共知识分子浓缩为“公知”，实际上就给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一个贬义的标签--臭、假、恶、丑。
25年前，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专业素养，有世界视野，有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行动，有担当社会引路人的勇气。这“5个有”，从正面意义上勾画了公共知识分子画像的基本轮廓，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以神圣的期待。然而，让雅各比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期待到了中国竟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演变。
起初，用这个概念衡量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他们都是教学、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如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张曙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贺卫方、冯象、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徐友渔、雷颐、甘阳，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等人，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到了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的名气在《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活动中达到了新的高点。在媒体和学界的携手努力下，公共知识分子终于大大方方地走向了中国历史的前台，这是知识分子争取市场话语权的一次重要博弈成果。在知识分子欢呼的同时，掌控意识形态的人士却拉响了刺耳的警笛。同年底，《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理论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其实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甚至还有人评论这次评选是“学术选美与无盐当选”。由此可见，在当时，公共知识分子登台演戏的难度有多大。
在“意见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不光在嘴巴上说，其实也在行动，而且获得了一些令人欢喜的成果。在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吴市场”、“厉股份”等新词语让民众对市场经济多了一份亲近和期待。1997年，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在艰难的审查、修改中出版了，该书立足于“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2000年，高华的一本叫《红太阳（000525）是怎样升起的》的书在香港出版，让民众多了一种评价毛泽东的新视角。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让民众透过历史表象，清晰地看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2003年，三位法学博士俞江、腾彪、许志永在“孙志刚事件”的制度修改上收获了善果，让违宪运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戛然而止。同年，许纪霖主编的《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多层面地探讨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演化历程。2006年，俞可平的一篇名叫《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民主问题的再次热切关注。2008年，洪振快的《亚财政——非正式财政和中国历史博弈》出版，通过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让民众再次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奇特而诡异的“亚财政”制度，这是一种亚生育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又不被国家正式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像潜规则一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2009年，北大五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直接促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同年，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出版，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让民众切实了解了美国民主的真正含义。2010年，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出版，让民众再次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坚守理想的人文情怀。2011年春节前后，于建嵘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发了民众的“微博打拐”热潮。同年，年过80岁的资中筠先生出版了《资中筠自选集》，让民众了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志于道的精神，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2012年韦森的一篇题目叫《预算法修订怎能“静悄悄”？》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修订过程的关注和批评。像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他们用贴近民众需要的专业知识，用冷峻的批判精神指出社会运行中的弊端，向民众传递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和理想信念，并在道义的追寻中推动法治政府的建造和修缮。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们应该是“中国社会的脊梁”。
当然，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没有缺点，有时他们的缺点确实有些让人不可饶恕的意味。例如，十多年来被方舟子打假的知名人士就有清华大学常智杰副教授捏造假履历表事件，原清华大学教授刘辉学术造假事件，唐骏学历造假事件，“国学天才”孙见坤剽窃作品事件，乐嘉的学位造假和色彩理论剽窃事件，韩寒作品被怀疑造假事件。在方舟子打假的同时，方舟子的妻子刘菊花的硕士论文也被指出抄袭，引发百人联名上书中国社科院，要求调查刘菊花论文抄袭一事。此外，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学术论文抄袭被证实，舆论哗然。还有人质疑著名学者汪辉的论文抄袭，引发全国上百位高校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对汪辉是否造假给予公开、明确的定性。还有人质疑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博士论文涉嫌造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泥沙俱下，难分真假，直接让一些情绪过激的民众给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公知”的标签，因为在他们心里，空穴来风必有缘由，既然有质疑，直接与“假”字划等号就行了。由这种潜意识中抗“假”心理到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也就一步之遥。
公共知识分子有缺点，如果这种缺点再被“左右之争”给放大了，就更影响其形象了。例如，方舟子与韩寒之间的论争，罗永浩与方舟子之间的论争，孔庆东的粗口骂出“某某人是汉奸”的系列言论，微博约架事件，韩德强打老人事件，司马南被扔鞋事件，原乌有之乡网站骨干成员被质疑与薄熙来关系密切，微博上流传的“乌有之乡锄奸名单”（主要针对一级“公知”、二级“公知”、意见领袖），网络上流传的“公知修炼秘籍”，投资人薛蛮子被“左”派人士质疑为公益绑架者、微博操手，等等，都说明了今天所谓“左”派与右派人士意见纷争中裸露出的火药味。“左”派骂右派是“公知”，右派骂“左”派是“五毛”，你来我往，互贴标签，争斗得不亦乐乎。殊不知，在争斗中，公共知识分子的骂名就在民众中产生了，尤其在一些年轻人心中，一听到“公知”就来气。客观上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媒体平台上扮演的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只是观点有分歧而已，如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讲时就骂“公知”好为人师，而他在当时当地恰恰在扮演为人师的角色。随着“公知”恶名的传播，“左”派、右派的思想在民众中的理性传播、客观讨论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而双方都没有倾听对方话语的勇气和耐心，又使双方之间产生更大的敌意，而这种敌意的蔓延也不利于民众理性素养的培育。相反，一种火药味十足的斗争思维却在民众中广泛地传播、孕育。
放大公共知识分子缺点的还有媒体因素。在媒体的聚焦下，公共知识分子的缺点、低级错误很容易被放大，让民众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有时甚至让民众感觉到不可饶恕。再加上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在媒体上招摇撞骗，貌似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以各种科学、专业的名义进行利益代言，有时还由于学艺不精、随意跨界发表粗浅言论被人揭穿，让他们很容易遭受民众的鄙夷和唾骂，以至于连那些真正有独立学术立场的人也被捎带着污名化了。
客观地看待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呕心沥血所取得的理性成果，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的原因，才算公平。片面地送他们一顶“公知”的帽子，不加任何客观分析，对其污名化，肯定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转不利。[4]
要求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如今，“公知”一词迅速贬值，甚至成为了被公众戏谑的对象。然而真正为知识人所痛心的，却是这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之中，无法被清晰辨认的操守与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其中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绝大部分。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所以人们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
然而，最近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士”与“公知”简史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对于“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著名评论人曹宗国在《公知与士节》的文章中说，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并指出公共知识分子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在文中，曹宗国详细论述了几千年来中国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肉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群体，逐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说一个人是“公知”，已经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甚至还衍生出了“母知”的戏谑、调侃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报》6月19日发表文章指出，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正如学者许纪霖（微博）所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这一类观点往往强词夺理而又外强中干，一旦脱离了其话语特权的保护层，就会变得弱不禁风。另一种是标签式的。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地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这种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现在网络口水战里。
纵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士”到“公知”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曹宗国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却“公”不起来，“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正直人格，缺乏“士节”。社会的需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独立思想、批评精神与人文关怀。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5]
社会评价
中国的专业知识分子多如牛毛，由于现代分类学的分类越来越细，知识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专，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女人性高潮快感的“专家学者”，唯独公共知识分子却越来越稀少，大有在地球上绝迹的趋势。
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一定数量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勇敢地冲击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麻木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让人愤懑的常规发起挑战。
哪些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呢？《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的作者美国波斯纳告诉我们说，那些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一个物理学家尽管他在物理方面可能卓有建树，但他因为不参与社会问题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即使一个人没有多高的学历，但是他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这种知识分子外国较多，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表现堪称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作代价，为一个不认识的小人物伸张正义，践履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后世垂下良范。他那篇伟大的檄文《我控诉！》震撼了法国知识界，左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
20世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罗素、杜威、韦伯、加缪等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直面社会问题的勇气，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大爱激发他们的良知，再加上知识分子的本色：不平则鸣！他们必须发声。
在中国，远古不说，清末就有鲜血警世的谭嗣同，民国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建国初也还有“温言细语”的邓拓、“疾言厉色”的梁漱溟……可是，现在呢？我们的知识分子逐渐走进了学院的象牙塔，蛰居在幽静的书斋里，把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都埋藏在头脑里，这正暴露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的自私。
波斯纳把公共知识分子日益衰退的原因归之于知识的过于专业化和职业化，学科之间难于沟通，任何个人仅是本专业的权威，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各学科都熟悉的通才，这样才能洞悉社会存在的弊病，提出锐利的见地。
波斯纳这部书是针对美国社会现实写的，但对中国社会并不完全适用。这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举个例吧：
关于政治文明的观点，我们的传媒不时会冒出些左调，慢道是美国，就拿我们的香港来说，闹非典那阵，香港有议员认为特首处置不力，提出倒董动议，提交立法会表决未获通过。这是民主政治很正常的依法问责，经我们媒体一过滤，便提炼出“香港特区政府挫败倒董阴谋”的主题。
类似于上述我国的“政治民主”，还有那个敢冒“阴谋”的帽子为民请命！
中国是非常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因为只有我们的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多起来，社会的弊病才能够得到迅速治疗，我们的社会才更加健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