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科技史
科技萌芽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1]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更注重实用性和经验性，缺乏西方科学的思辨性，因此有些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否自成体系而表示怀疑。
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弓箭和陶器、出现农牧业、观察天文、开创医药的地区之一。而且这时也开始利用蚕丝。
先秦时期
夏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雏形。这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冶炼  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2]技术非常高超。这时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
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这时中国广泛使用铁器，同时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这时已经有了许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著名的有都江堰、郑国渠等。数学上确立了十进位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测定了比较精确的回归年长度；中医学理论初步建立。
秦汉时期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制的巩固，中国古代的各个科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农业上，轮作制已经确立。《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  中国科技史杂志生了很大的影响。《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造纸术在这一时期被发明并且得到了重大改进；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长城的建造体现了建筑技术的发达。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刘徽、祖冲之、张子信对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  中国科技发展史简明教程[3]很大贡献。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创造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础理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农学的成熟。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丰富了中医学体系。葛洪在炼丹上的研究，对原始的化学做出了贡献，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水平。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繁荣，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沈括。这时中国的四大发明相继问世，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如在行政和艺术上的繁荣一样，南宋也是令人激动的技术创新时期，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迈出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步。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中国科技发展史[4]北宋科学家、改革家。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一位非常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外交家。他在很多方面有点像达·芬奇，除哲学外，他对许多实用科目感兴趣而且十分内行。这符合儒教提倡的文人－绅士典范。但沈括和他的同时代人却比这位圣人所讲的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走得更远，把它提高到可以称之为科学探究的范畴。比如，沈括的日记记录了他观察到比当前海平面高得多的地方的岩层中含有海产物的化石。他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一样，但比后者早三个世纪，得出正确的推论，并写下了关于地面隆起的地貌学理论首次陈述。朱熹还认证说，通过儒教的自我修养，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哲学家和圣贤，这一点柏拉图的教导相似。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机器：……所有这一切很像18世纪的欧洲：商业化、城市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它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5]
元朝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年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年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
中国人在此时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学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
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
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莲花池以东，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旧城东北）。
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
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
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明朝
科学著作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有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现了这么多优秀科学专着，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些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当时被运到中国的西洋书籍数量十分惊人，“这样数量的书籍，是欧洲一个巨型图书馆的规模，几乎包括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各学科的所有知识”，而这个时候，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西方的“地球观”，也和天主教的神学一道随之传入。[6]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7]的思想原则和“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8]的目标指导下，以及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其中现在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
《测量法义》 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 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 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 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 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
《坤舆格致（矿冶全书）》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译
《建筑十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
《测量全义》 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 罗马版
《比例规解》 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 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 萨拉·安吉鲁着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
当时翻译和创作的还有《远西奇器图说》（从书集，邓玉函和王征，1627年）《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1635年）、《西国记法》（1595年）、《性学粗述》（1623年），《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天启年间陆仲玉着）、《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几何原本徐光启已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科技多时，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于是向利玛窦建议：“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要新奇而有证明。”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的接受了。……据记载，从1606年9月到1607年5月，徐光启每天下午都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9]
徐光启认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可见在其心目中，“会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胜”西学才是目的。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在当时条件下，徐光启极其重视翻译等会通工作，注重通过翻译工作培养自己的西学人才。让天文生学习西法并亲自传授，“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10]对此，纪志刚评价说：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11]1607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徐光启并未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翻译古代西方数学之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12]第一次向中国人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坚定地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13]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14]他还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二至、二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15]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未普遍理解《几何原本》及其巨大作用，“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16]，并认为它是“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17]。
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地提出了科学必须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他说：“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着数。明理辨数，推究颇难;法立数着，遵循甚易。”正和近现代科学思想吻合。“他（徐光启）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8]
徐光启重视演绎推理，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上，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数百年。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认为数学是“从用之基”，提出“度数旁通十事”，分别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19]
徐光启提出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历局有了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征，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崇祯历法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6月21日，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吻合。徐光启时任礼部尚书，他再次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是年崇祯帝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1629～1634年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J.Terrentius，1576～1630）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时也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对徐光启任用西法进行指责，却未受到行政干涉。政府为他设立一个民间历法机构东局，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及原来的大统历局、回回历局四家机构平等、公开地辩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在这十几年的争斗中，中西立法进行了八次正面较量，终以西历八次全胜，而宣告了《崇祯历法》的正确性。”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20]
《崇祯历书》是在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朝政府组织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崇祯历书》共137卷，包括《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30余种书籍。其中参考了当时在欧洲都很新甚至尚未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龙果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等，译用了哥白尼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现象，译出开普勒《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若干材料……并用1/3的篇幅阐述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崇祯历书》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和图，并把哥白尼视作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崇祯历书》采用第谷体系后，很快被当时的中国天文界接受，如明末苏州的薄珏就着有《各重天有本动、有推动、有带动论》加以诠释。[21]《崇祯历书》分为基本五目：
一，法原：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二，法数：天文学、数学用表；
三，法算：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五，会通：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法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徐光启在主持改历的时候，提出了一套发展天文学的方法，他说：“欲明天事，只有深伦理，明着数，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而已。……除此之外，无他道焉。”[22]在徐光启看来，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是为修历，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此其书必愈数倍，其事必阅岁年。既而法意既明，明之者自能立法，传之其人，数百年后见有违离，推明其故，因而测天改宪，此所谓今之法可更于后，后之人必胜于今者也。[23]《崇祯历书》正是按此目标来编写的，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用以介绍基本天文理论，讨论各天体运动的几何模型及其建立方式，并把这部分内容排在“五目”首位。[24]“法原”占据了核心部分，共有40余卷，占《崇祯历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和《高弧表》等引入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比例规解》和《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可贵的是，明朝科学家对西方的科技知识加以批判地吸收，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徐光启时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他于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深受崇祯信任。他生病了，崇祯却不放他回家，以至让他死于任上。“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以表示对他的哀悼。而1633年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其晚年极其悲惨。可以说，中国明朝政府对科学研究尤其是数学、天文学研究的支持超过欧洲。皇家科技明代不仅文人对科学有极大的兴趣和研究成果，朝廷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支持，甚至统治者阶层本身也对科学有着很大的兴趣，并做出了巨大贡献。除最明显的官至尚书的徐光启和李天经、李之藻等人的例子外，我们再来看看另外几个。
朱橚（约1361～1425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其母马皇后。曾被封为吴王，后改封为周王。由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
朱橚利用自己政治的地位，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收集大量资料，并设立植物园进行野生植物观察实验。1406年《救荒本草》问世，收集414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其中近2/3是第一次记载。《救荒本草》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标志。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对于民众生活有重要意义，并得到近现代外国学者们的高度赞扬。李约瑟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
朱载堉（1536～1611年），系朱元璋九世孙，仁宗帝六世孙，郑藩王族嫡世。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数学家。一生撰述了大量音乐、数学著作。其父朱厚烷精通音律学，对朱载堉的影响和启发很大。朱载堉对科学有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学者，是明代科学和艺术上的一颗巨星，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朱载堉在其父朱厚烷冤案平反后拒绝继承王位，过着学者的生活。朱载堉解决了已知等比数列首项、末项和项数，如何求解其他各项的方法，作出了有关等比数列计算法则的总结，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求解十二平均律。为了解决繁重的数学运算，他最早运用珠算进行开方运算，并提出了一套珠算开方口诀。朱载堉应用自制的81档双排大算盘，开平方、开立方求出十二平均律的参数，计算结果精确程度达25位有效数字。他还解决了不同进位小数的换算方法。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学术界所惊叹。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比利时的马容等，都对十二平均律理论表示了赞叹。
朱载堉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明朝通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因行用日久，常出差错。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朱载堉上书皇帝，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请改历。邢云路是明末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着有《古今律历考》一书，朱载堉为之作序，序文中称，他曾和邢“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邢“摘历史紧要处问难”，朱“于灯下步算以答”，二人“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生动地描写出了他们协力钻研天文的情形。
崇祯年间曾任兵部尚书的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着有《格致草》一书，其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着有《悬象说》、《地纬》和《函宇通》。熊明遇对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非常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即与熊明遇的启蒙有关。
利玛窦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其生前信徒已达200多人。按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墓碑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十月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记载，“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引者注：即内阁首辅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内阁首辅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明朝的统治阶层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的胸襟。
清朝
清的科技有些傲人的发展，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苏州吴江人，着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历法，对二者异说，皆能条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历法先进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他对日月食的算法，对一些天文数据的应用，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岁差常数等问题，都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由于他能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进了中国历算学的发展。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中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著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 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中国第一部历学史。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该书的《方程论》部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方程的独创性，指出这种算法是西洋所没有的；他在《勾股测量》、《九数存古》等部分，也都发扬了中国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堑堵测量》、《几何补偏》部分，他介绍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学，并对西洋立体几何作了论述和发展；而在《筹算》、《度算》、《比例数解》等部分中，则解释和介绍了西洋的对数、伽利略的比例规等方法。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数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安图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三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这是明安图对数学的杰出贡献。他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理测绘，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又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清帝国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嘉怯邺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但由于雍正时期的禁教，以及后来的闭关自守政策，此得先进的西方科学无法传入中国，失去了互相学习的机会，再加上清朝延续了明朝的科举的恶习，文字狱以及八股文，使得中国科学已经逐渐失去了领先世界的地位。
近代科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科学大量传入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竭力地在吸收西方科学成果。民国初年中国科学社等民间学术社团创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开始和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为系统地融合到了一起。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产生、1949年中国科学院的成立，使得中国科技研究的发展获得了政府的财力支持。
中国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1967年6月又成功爆炸第一枚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四年，法国用了八年多，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新型长征运载火箭“神舟一号”，次日15时41分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 2003年10月15日发射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更是使中国成为继俄罗斯以及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UTC+8时），嫦娥一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2008年9月25日21点10分04秒988毫秒神舟七号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升空。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于2008年9月25日21点10分4秒988毫秒（UTC+8，下同）发射升空；
点火第120秒火箭抛掉助推器及逃逸塔；第159秒火箭一二级分离；第200秒整流罩分离；第500秒三级火箭关机；
第583秒飞船与火箭分离；随后飞船正常进入预定轨道，神舟七号飞船成功发射。
9月27日04:03 启动变轨控制程序，04:04 完成变轨。航天员出舱在飞船进入轨道运行，环绕地球超过五圈之后进行 
16:35 航天员翟志刚打开舱门，开始出舱活动，翟志刚首先探出头，并向舱外默认的闭路镜头挥手，之后全身走出舱外。刘伯明也探头出机仓外，交给翟志刚一面小型五星红旗。翟志刚接过五星红旗，向镜头挥动片刻。随后翟志刚取回舱外装载的固体润滑实验试验样品。16:58 航天员成功完成舱外活动，返回轨道舱内。17:01 轨道舱门关闭。
飞船于2008年9月28日17点37分成功着陆于中国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神舟七号飞船共计飞行2天20小时27分钟。
附录
李约瑟著书《中国科技史》，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时撰写的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类书籍。期刊介绍《中国科技史 杂志》(原《中国科技史料》，季刊)是中国惟一系统汇集中国科技史料的学术性期刊,以中国近现代、尤其是近100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主,在搜集、抢救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中国科技史杂志》期刊主要栏目：
自述与传记、口述科技史、研究与综述、资料与考释、史实与图像、比较与交流、科技史与科学史家、书评、年表与大事记、学术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