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浦安修
个人简介
原全国政协常委、彭德怀元帅原夫人
  浦安修与彭德怀浦安修（1918－1991），上海嘉定人，1918年生于北京。
1979—1987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5月2日在北京逝世。
浦安修与彭德怀没有生育子女。
人物生平
青年时代她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她受党的派遣，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组织群众武装训练以及部队政治工作。1938年4月去延安，任陕北公学党总支妇女干事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秘书。1938年11月，再赴山西抗日前线，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3年秋，她回到延安，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研究员。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参加了陕甘宁边区陇东土改工作团和晋西北土改工作团。其后，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解放后全国解放后，她服从组织分配，先后担任西北局国营企业党委副书记，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1957年她调至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政治教育系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学校党委副书记。
作为彭德怀同志的夫人，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后，她受到株连，被免去党委副书记职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浦安修被列为全校批斗的重点对象，遭受迫害。但她顾全大局，襟怀坦荡，忍辱负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学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党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以后，她积极协助组织为受彭德怀同志株连的冤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她参与彭德怀同志史料的收集工作，到老根据地访问老党员、老干部、老房东，在她的主持下，将彭德怀同志在受审查和“文革”时期写的生平简历和材料，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彭德怀同志光辉的一生，为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提供了珍贵史料。她还把彭德怀同志平反后补发的部分工资和《彭德怀自述》稿费、分别捐给彭德怀同志家乡和左权县、武乡县的学校建设校舍、购买图书，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中小学幼儿教师基金会。
与彭德怀
彭德怀与浦安修的悲剧婚姻（节选）
为了革命，为了真理，彭德怀元帅牺牲了一切，包括他的婚姻和家庭。
他与前妻刘坤模感情甚好，但因为历史的误会，不得不分手；他挚爱妻子浦安修，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妻子，却无力承受政治高压，向他提出了离婚。问世间情为何物，铁血大丈夫满腹委屈向谁倾诉？庐山惊变彭德怀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却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彭德怀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使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的爱情。这还要从庐山会议说起。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假期，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对她有太大吸引力了。  浦安修破例给彭德怀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跨进了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专等浦安修来看。显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体标题，真是太残酷了，体质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电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感情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的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那刚烈性格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地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缘起于那封信，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作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转过脸去，抹掉涌出来的眼泪，心想：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夫妻“分梨”这年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彭德怀，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彭德怀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文革”相见“文革”中，江青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彭德怀。彭德怀在批斗会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江青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文革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亘古未见的悲剧，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最后时刻1974年7月21日，彭德怀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彭德怀吗？”
彭梅魁摇摇头。
“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怀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
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浦安修沉默了一阵，面无表情地摇摇头。晚年忏悔“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怀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泪水，在刘英大姐面前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怀自谪居吴家花园到“文革”下狱以后的情况，就去找彭梅魁，让侄女写材料。后来听说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怀的手稿，她想要来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绝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辈对她意见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场。
彭家的晚辈虽然对浦安修有意见，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后，她一直遭受着种种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备受摧残，却没有在高压下揭发过伯伯一个字，最后大家还是谅解了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是在特殊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本来就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续，党中央自然会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复彭德怀夫人身份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