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乐醒
个人简介
余乐醒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在军统长期主管技术部门，精通电讯、投毒、爆炸等。 抗战胜利后余乐醒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1949年，毛人凤企图强迫其前往台湾或以同共为由将其逮捕而未果。解放后在上海一工厂任工程师，“三反五反”时因其历史和现行问题入狱，因心脏病死于监狱。
军统特工骨干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余乐醒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后又被派赴苏联莫斯科接受过“格柏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的前身）的情报工作训练。他长于对爆炸技术及药物的研究，在军统局内有“化学博士”之称。
余乐醒是沈醉的姐夫，就是他介绍沈醉等40多名亲属加入了军统。后来于效飞才知道，原来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机械专业，后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后改编为第十一军第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大革命后，他脱党，于1932年加入军统。[1]
人物生平
他是和李富春同船赴欧的勤工俭学学生，他是李维汉等创建的工学励进会成员，他是周恩来之后共青团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是叶挺独立团的中共总支书记，他是林彪的救命恩人，他是南昌起义部队指挥机关参谋团的成员，他是中国第一家汽车专门学校的创办人，他是戴笠复兴社特务社的核心骨干，他是沈醉从事特务工作的带路人，他是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实际主持者。这多个历史角色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余乐醒。
求知路上一劲卒余乐醒，本名增生，字乐醒，又字炳炎，曾用余成新、余鸣三等名，1901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县浦口镇的一个普通农家。余乐醒少年之时，学业成绩很好，考入湖南名校广益中学就读，各门功课中，物理最为擅长，而且勤于动手，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期，蔡元培等人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各地有志青年纷纷响应这一号召，在湖南也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有志于做工程师的余乐醒也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
1919年10月31日，余乐醒作为第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法国宝勒加号邮轮由上海驶往法国马赛，和他同船赴法的有李富春等湖南青年42人，经在海上艰苦漂泊1个多月后到达法国。
余乐醒在法国期间，先后进入卢瓦尔省的索米尔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和巴黎工业大学学习，在这两所学校里，他系统学习了机械和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他的同学沈沛霖回忆，余乐醒“人极聪明”，“在法时，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士，擅骑射，百发百中”。索米尔城是法国著名的马术之城，课余时，余乐醒学会了骑马，还经常到靶场练习射击技术，是同学中出名的神枪手。除了练习骑射之外，他也积极参加了中国留法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参加了由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发起的“工学励进会”，这一社团组织是旅欧中国学生中较早建立起来的进步团体，主要发起人都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早期思想倾向上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但同时也受毛泽东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1920年8月，工学励进会改称工学世界社，并在蒙达尼召开了社员和新民学会会员共同参加的3天会议，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自此，工学世界社成为留法学生中的社会主义团体。余乐醒因事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在会后他表示了赞同会议的决议，因此他也成为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旅欧学生中的一员。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余乐醒也加入了这一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并很快成为团组织的骨干，担任了索米尔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共青团书记。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共青团旅欧支部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因原支部负责人周恩来要按照组织要求回国参加革命，这次大会即在周恩来主持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旅欧支部的执委会，并由周唯真、余乐醒、邓小平组成书记局。周恩来在介绍余乐醒时说：“我们今天选出的支部负责人是一位工程师。”
1925年，余乐醒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又到比利时和德国游历。当年8月，按照中共党组织安排，他和萧朴生、欧阳钦等11人参加第三批旅欧归国团，于8月10日到达莫斯科，随后留在苏联学习，进入军事院校学习政治保卫专业。
革命途中掉队人1926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急需革命干部，余乐醒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广州参加革命。
余乐醒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到黄埔军校兼课。在黄埔，他结识了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校医沈景辉（沈醉的姐姐），两人自由恋爱并结婚。北伐前夕，余乐醒夫妇均调到北伐军中工作，余乐醒担任叶挺独立团中共党总支书记，对外身份是该团的政治指导员。北伐开始后，由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全军的先锋，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之名，特别是在与吴佩孚主力决战的贺胜桥、汀泗桥之战中，叶挺独立团不怕牺牲，力克强敌，一举击溃敌军，成为最先打到武昌城下的部队，率先实现了北伐军饮马长江的目标。
1927年1月，叶挺独立团进行了扩编，其原有骨干部分编为第七十三团，余乐醒仍留在该团工作，继续担任党总支书记。其后，国内形势突变，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中共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余乐醒随部队参加了这次起义，并随起义军南下。在行军途中，组织上调余乐醒到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指挥机关参谋团工作，由武昌赶来的陈毅被派到七十三团接任他的工作。陈毅到团部报到时，时任该团七连连长的林彪也到团部报告，说是七连一个月的伙食费都被勤务兵背跑了，团长黄浩声盛怒之下，要枪毙林彪，和陈毅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非常熟悉的余乐醒急忙出来打圆场，建议由陈毅来处理此事，陈毅以大战在即不宜轻易枪毙干部说服了团长，林彪这才保全了性命。
南昌起义部队在行至广东潮汕一带时，遇到优势兵力敌军的围攻，部队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定的革命分子没有退却，继续奋斗下去，余乐醒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私拿部队黄金作了逃兵。据余乐醒后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他因为当时看到部队在溃散，觉得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私自决定脱离部队，甚至“当时无便衣，结果乃取勤务兵之便衣之”，然后他以周恩来“病重，正在茅棚下酣睡，弟不忍再扰我兄也”为由，不辞而别，同时，他手边还有一批李立三交付保管的黄金，在他出走时也一并带到了上海。及至后来周恩来也到了上海，召余乐醒谈话，余乐醒才承认“此次出走，手续上有错误，不应将金器带走，愿接受学校（引者注：指党组织）的处罚”。但在写过这封信后，余乐醒再也未和中共组织联络，已成为事实上的脱党分子。
脱党后的余乐醒却有了另外一个事业，他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761号创办了中华汽车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汽车专门学校。机械专业出身的余乐醒给这所学校设置了三个专业，分为高级机械班、初级班和驾驶修理速成班，前两个班的学制是一年，驾驶修理速成班则是三个月为期。从专业设置上看，有汽车学、机械学、材料学、电学、数学等课程，是那个时代国内仅有的专业齐备的汽车学校。后来有人吹捧余乐醒办的学校，说“我国汽车，实自此始”，此话虽有些过分，但这所学校确实对汽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到1930年，这所学校高级班毕业4期、初级班毕业5期，毕业学员达到千余人，都分发到各省从事汽车专业工作。
1929年，余乐醒受冯玉祥之邀，前往西北参加兰州的建设工作，第二年，又接受杨虎城的任命，担任了陕西省机器局的副局长。陕西省机器局名为机器局，实际上是杨虎城主持陕西政局后建立的一所规模庞大的军火企业，专门为杨部生产枪炮、弹药，是在冯玉祥驻陕期间建立的几家兵工厂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综合性企业，杨虎城委派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的连瑞琦为局长，负责筹建工作，余乐醒担任他的助手。对于出身机械专业的余乐醒来说，这个地方倒也算是学有所用。但因机器局系新组建，主持者经验不足，在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每月花费10万元的经费，生产不出5万元的产品，所以到1931年的下半年，杨虎城撤换了连瑞琦的局长职务而由自己亲兼，余乐醒也只好辞职返回上海。
委身魔窟作特务1932年春，蒋介石委派黄埔六期生戴笠筹建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当时以复兴社特务处的名义活动，也就是后来支撑起国民党特务工作半边天的军统的前身。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闲居上海的余乐醒，没有再继续他汽车学校的事业，也没有靠他学到的机械、化学方面的知识谋生，而是参加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
余乐醒对戴笠的影响巨大。戴笠平日的处事做人，尤其是对部下的驾驭，有一套所谓“辩证法”理论和实际应用，即所谓“制造矛盾、运用矛盾、控制矛盾”，这套东西就是余乐醒贡献出来的，并成为戴笠处事对人的不二法门。戴笠把余乐醒当作能人，关键时刻，常会向余乐醒请教。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扣押，在南京的戴笠如丧考妣，召集手下大特务一起研究如何应对，在会上他哭着让余乐醒找几个能飞檐走壁的高人去救出蒋介石，余乐醒也是没有妙计，只得表示愿意随同戴笠化装进入西安展开营救。好在没过多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们这一出救主的好戏才没上演。
1932年秋，余乐醒被戴笠派往上海，接替原特务处上海站长翁光辉的职务，戴笠并把上海站升为华东区，任命余乐醒做区长，这也是余乐醒在戴笠手下仅有的负责一个地区特务工作的经历。戴笠对出身中共的余乐醒寄以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扭转对中共情报不灵的局面。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余乐醒这个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他的领导，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多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
这年冬天，余乐醒的妻弟沈醉在湖南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来到上海投奔他，经他介绍参加了特务工作，此后，余乐醒又介绍了多位亲属做了特务，这批人也逐步成为戴笠手下的骨干，其中尤以沈醉最为突出，28岁就成为军统局八大处之一的总务处的少将处长，被戴笠视为心腹。
余乐醒做了一段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却在对中共的特务活动中并无太大收获，不免让戴笠失望。正巧此时戴笠在浙江警官学校创办了特务警员训练班（后来在军统中以其校址在杭州而简称为“杭训班”），杭训班是继复兴社特务处创立时在南京洪公祠开设训练班之后，真正开始成规模进行的特务培训，也是特务处抗战前最有系统的特务训练机构。这个训练班的主任当然是由戴笠担任，而实际主持训练工作的就是被委任为副主任的余乐醒。
余乐醒受此重任，也是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的平生所学都拿了出来，他一个人就在训练班里开了特工理论、秘密携带、化学通讯、毒药、麻醉等课程。他在教学方面确实很有一套，善于把枯燥的理论说教和生动鲜活的例子结合起来，让受训的学员能够融会贯通。比如他主讲特工理论，就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讲起，以诸葛亮为什么要等到刘备第三次来访时才见，说明情报的搜集、研判、应用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结果一部《三国演义》从余乐醒的口中讲出来，就成了一部特工理论的形象教科书，等到最后余乐醒对学员谈到工作中要像诸葛亮那样巧于安排、工于心计、知己知彼、出奇制胜时，学员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特工的基本理论。
杭训班教学的成功，让余乐醒在特务机关中声名鹊起，成为军统最著名的“训练专家”，更是被他训练出来的特务学员视为导师。其后抗战初期举办的青浦训练班、临澧训练班等主要训练机构，莫不由他来主持。余乐醒把训练班搞得有声有色，言传身教，干得很卖力。他善于总结特务工作中创造的新经验，在临澧训练班，他主讲行动术，就把军统在上海搞暗杀的一套办法总结出来，以当时刺杀唐绍仪等人为例，强调暗杀武器的选择与应用技巧，作案前的设计、布置与安排，执行的机智与勇敢，同时，他还强调刺杀对象都是“汉奸”、执行者都是“民族英雄”，以此来给学员鼓劲。果然，他的一番努力有了回报，凭着渊博的学识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得到受训学员的广泛肯定，甚至在学员中的威望超过了戴笠，这也让戴笠心生嫉恨，找了个由头把他调离了训练机构。
不久，因汪精卫发表对日投降的“艳电”，蒋介石命令戴笠派人除掉远在越南河内的汪精卫。戴笠把这个任务交由军统的行动专家陈恭澍主持，并委派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也就是让他担任刺杀行动的参谋长兼技术顾问。按陈恭澍的回忆，余乐醒“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他那份敬业精神，却是很少有人及得上的”。对这次行动，余乐醒也真是动了脑筋，按他的想法，要杀人于无形，就得用化学毒药进行暗杀，这也正好是他的拿手本领。几经考察，他们首先想在汪家订购的面包中下毒，于是买回面包进行注毒实验，但毒药进入面包后，面包就结成硬块，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余乐醒又打算在汪精卫的浴室下毒，正在筹划之时，戴笠发来电报催促“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于是就等不及再放毒了，几名杀手在夜晚潜入汪宅，结果误杀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河内刺汪行动也就草草结束了。
回国后，余乐醒被戴笠派到主要从事军事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工作，担任贵阳修车厂副厂长。没多久，他又被调到设在遵义的军统植物炼油广任厂长。战时物价飞涨，而炼油的原料又常常缺货，善于动脑筋的余乐醒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人在原料缺货时把资金买上其他商品囤积，等原料来货时再把商品卖掉去买进原料，这一进一出，其中就有些盈余，被他用来贴补生活。结果此事被觊觎他位置的副厂长以贪污的罪名检举到戴笠那里，戴笠就派担任总务处长的沈醉去处理。
沈醉经过调查，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顾及亲情，向戴笠建议给予余乐醒撤职处分。岂知此时的戴笠却不再是当年那个向余乐醒虚心求教的戴笠了，他对余乐醒此前在几个训练班中树立起来的威望极为忌惮，生怕余在军统中形成危及自己地位的一派势力，所以几年来把他投闲置散不予重用。这次抓住他“贪污”的把柄，更是想借机把他彻底打倒，于是命令把余乐醒关进在重庆的军统监狱。余乐醒入狱不久即心脏病复发，沈醉只得跑去向戴笠求情，戴笠也考虑余乐醒死在狱中必会引起部属的不满，于是同意将余乐醒转押到军统局的医院，算是从监禁变为软禁了。这一关就是几年，直到1946年戴笠坠机摔死后，余乐醒才重获自由，并通过关系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谋了个公路汽车管理处处长的职位，算是在名义上脱离了特务机关。
回归光明漫漫路十几年的特务生涯，余乐醒也算是尽心尽力，最后却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着实让他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于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他家掩护了一部地下党组织的电台。
从戴笠时代起，军统特务就是终身制的职业，到了后来毛人凤的保密局，还是沿袭这个传统。所以余乐醒虽然在名义上不再是特务，保密局却没把他当外人，保密局在上海的各种高级会议，他都是重要的参加者。这层重要的保护身份，为他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多年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也使他行事极为谨慎。
虽然余乐醒处处小心，还是被毛人凤觉察到了他的活动。对这样的“背叛”，毛人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派担任上海警察局长的毛森去逮捕余乐醒，却被毛森手下的一个余乐醒的学生提前泄漏了消息，等到毛森带人赶到愚园路余乐醒寓所时，已是人去楼空。其实毛森也是余乐醒早年在杭州特训班的学生，但毛森对执行“团体”纪律却是丝毫不含糊的。毛森既没抓到余乐醒，认为他可能是临时外出，即布置手下在余宅周围监视，谁知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回来，于是他们再次冲入余宅，却发现原在室内的行李和图书都不见了踪影，再仔细搜查，才发现在藤萝覆盖的院墙上有一个隐蔽的小门。后来特务们以此事来嘲笑毛森，说他是向猫学艺的老虎，学来学去，也没把最后的绝招学到手。
毛人凤虽然没能抓到余乐醒，但他始终对余乐醒留在上海放心不下，于是特意交代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方南，“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希望能够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要让他留在上海为共产党所利用”。不过其时上海已经临近解放，保密局的特务也没有精力再去找他，余乐醒得以在上海平安迎来了解放。
上海解放后，进驻上海的三野联络部部长陈同生希望通过余乐醒的关系策动沈醉起义，因为这时沈醉还担任着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职务，是西南地区特务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于是余乐醒写了一封给沈醉的信，由曾在临澧训练班受训的一名同志携带这封信去了昆明，不意当时云南方面正在蒋介石命令下进行大搜捕，在此情况下，带信的同志无法去见沈醉，就回了上海。余乐醒为沈醉没能借此机会走向光明而懊恼，感叹：“是我给他领错了路，是我毁了他。”
后来，余乐醒被派到一家机械厂作工程师，在抗美援朝中，他负责的产品出现了偷工减料行为，于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现行问题和历史问题被捕入狱，不久，因病死于狱中，结束了他曲折复杂的人生。[2]
追杀故事1938年12月22日，汪精卫、陶希圣、周佛海、管仲鸣等人在日谍机关一手策划下潜离重庆，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蒋介石闻讯十分震怒，他用专线电话要通了军统局本部，声色俱厉地吼道：“戴雨农，我要你立刻去河内，将汪逆的人头拿来见我。否则，就把你自己的送来！”说完摔了话筒。夜已很深了，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小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十几个军统的高级干部，一个个正襟危坐，戴笠端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上首，脸色铁青。“诸位请看，”他将一份汪精卫的“艳电”记录稿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汪逆竟然公开为日寇侵华辩护，并要和领袖以近卫声明为根据，与日军进行‘和平之谈判’。你们说，这样的卖国贼该不该杀？“该杀！”在座的义愤填膺，齐声高喊。“好。”戴笠点点头，霍然起立，郑重说道：“现在我命令，立即组成特别行动组，由军统天津站兼北平区区长陈恭澍任组长，局本部主任余乐醒任副组长，率领精悍人员，于今天上午搭乘中央航空公司航班，秘密飞往河内。”沉默片刻，陈恭澍轻咳一声问：“局座，我们到达河内后……”戴笠一挥手，接过话头道：“你们到达后分散前往我国驻河内总领事馆集结，我已通过有关渠道正式通知了他们。行动所需的武器弹药、毒剂、电台、特殊活动经费等均已准备好，可直接从领事馆领取。此外，军统河内站的阮小姐届时将会向你们提供所需的有关情况，并协助你们行动。总的原则是：内外结合，软硬兼施，隐蔽行动，迅速解决。”12月29日，8名精悍高强的“军统杀手”潜入河内。一场铲除巨奸的殊死搏杀就要开始了。
汪精卫叛逃河内后，日本人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把他搬进了靠日本领事馆的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号的一幢高级公寓中。这座三层楼的法式洋房，建筑十分坚固，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墙上装有防护网，院中养着两条大狼狗，同时还有日本领事馆宪兵队长实则是特务头子的吉野大佐派来的一个宪兵小队日夜守护。门外则布有日本便衣特务和河内便衣警察，附近还有安南巡捕，而汪本人也极少迈出大门一步。这种情况无疑给暗杀增添了极大的难度。阮小姐提供了最新情报：“据这段时间对汪逆的侦查，我们发现他特别爱吃鲈鱼，就鲈鱼饮日本清酒。”阮小姐继续说，“每天早晨，汪宅的厨师丁福根都要去莱市场采买。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对呀，”余乐醒仿佛一下子缓过劲来，将手中的烟蒂往烟缸里重重一按，兴奋地说，“半路截住送货人，偷梁换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他上西天。”
鲈鱼是一种近海鱼，味道十分鲜美。汪精卫最喜欢吃这种鱼，而且一定要活剥下锅的。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福根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买了新鲜鲈鱼，正走到拐角处，突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撞在了他的身上。莱篮子打翻了，鲈鱼在地上蹦跳。丁福根急忙蹲下身子，想捞起蹦跳的鲈鱼。不料，跌在地上的漂亮女人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揉着脚踝，一边娇声呻吟起来。丁福根没办法，只得放下菜篮子，弯腰扶她，蓦地他愣住了，只见漂亮女人跌倒时扯落了两颗钮扣，大片的酥胸露了出来。他不敢正视，低着头、红着脸想把她扶起来，没想到漂亮女人好像一脚没站稳，整个身子倒在了他的怀里，愈发大声呻吟起来。正在僵持之际，余乐醒带着扮成市民的唐英、王鲁走了过来：“怎么，撞倒了人，想跑?”一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样子。“不是我撞她，是……她撞我。”“反正是你撞倒了她，就得送她上医院。”“这么漂亮的姑娘你就忍心不管?”他们围住了丁福根，看热闹的人也围拢过来。“好，就算我不对，我赔钱。”丁福根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余乐醒，“请你们送她上医院吧。”“不行。”余乐醒一掌将钞票打落在地，“非得你亲自送她去医院！”“对，要是她骨头断了，你小子得负责！”他们纠缠不休，得设法完成使命，让陈恭澍等人有时间将一条一模一样但已注射了毒剂的鲈鱼换过去。丁福根左右看看，忽然恍然大悟，瞪起眼道：“原来你们是一伙的，想敲诈我？”“放你的狗屁！我们只是打抱不平。”“你当我是好惹的？”丁福根也火了，居然抬出了汉奸老板：“告诉你们，我是汪先生家的厨师，你们若再无礼，我就要叫警察了！”说着，他果真叫起来。
一队安南巡警冲进乱哄哄的菜市场。陈恭澍见状一声唿哨，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几个人迅速混入了乱哄哄的人群中。丁福根哪知内情，拎起已被调换过的鲈鱼，也悻悻地走了。日头过午，汪公馆里一片沉寂。此刻，汪精卫不仅因为午饭耽搁了时间而饥肠辘辘，更因为刚才在日本领事馆吉野大佐那儿碰了个软钉子，正独自一人关在书房内生闷气。上午，他吃过早饭，穿着笔挺的双排扣日式西装，在一班侍卫的护送下来到日本领事馆，向吉野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发表支持他的“声明”。他满心欢喜地以为日本人费尽心思将他弄出来，而他又公开发表了支持日本侵略的“艳电”，日本政府一定会答应他的。不料，吉野却抽搐了两下小胡子，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对他说： “汪先生，不要着急嘛，帝国内阁和大本营正在考虑，总有用得着你的时候。”“那……好吧。”汪精卫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仿佛被人狠狠抽了一鞭子，浑身上下火辣辣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的日本领事馆大门。“唉！”想到这里，汪精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中充满了懊丧。“老爷，该吃饭了。”门外传来老女仆的叩门声。
“哦。”汪精卫轻应了一声，强打起精神走出房间，来到楼下餐厅。餐桌旁只有汪妻陈璧君一个人在等他。顿时，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涌上了心头。他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口，端起酒杯仰头灌下一杯酒。
陈璧君皱皱眉，给他又倒上一杯酒，劝道：“兆铭，凡事想开些，那么多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还会在小河沟里翻船？再说，日本人既然费尽心思把咱们接出来，不用你用谁呀！”“你晓得什么！”汪精卫不耐烦地打断陈璧君的话头，“就算日本人用我，往后这日子能好过?”他满肚子不高兴，拿起筷子伸向莱盘。突然，他筷子在鱼肉上划拉了两下停住不动了；“怎么不是活鱼做的?”陈璧君瞪了老女仆一眼。老女仆急忙说：“我……不知道。”汪精卫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放：“叫福根来！”老女仆知道汪精卫近来脾气不好，不敢多说话，赶紧奔向后院。片刻工夫，丁福根低着头走进来，他在汪府当厨师已有十来个年头了，因为莱烧得很对汪精卫的口味，故这次也一并将他带到河内来了。“你说，这鱼是怎么回事?”汪精卫问。“这……”丁福根支吾了一下道：“早晨买鱼时，在路上跟人撞了一下，接着又吵了一阵，大概……大概是耽误了。”“整天吵嘴打架，弄条死鱼来糊弄我，哼！”汪精卫一巴掌拍在桌上，气咻咻他说，“全是一班口是心非糊弄人的东西！”他越说越气，“嚯”地站起，一伸手将鱼盘扫到地下，“哗啦”一声，汤水四溅。“我不吃了！”汪精卫说着，转身噔噔地上了楼。丁福根不知所措愣愣地站着，他的心中扭起了一个疙瘩，一种对老板的厌恶与反抗的潜意识，在悄然滋生———这将为下面的刺汪行动创造了条件———当然，这是后话。
中国领事馆密室。虚青的灯光照射在桌上的一纸电文上，那是戴笠在河内几次行动失利后发来的，只有6个字：“不得再有延误!”字字千钧。围坐在桌旁的行动组成员个个愁眉不展。不仅是因为戴老板这份饱含杀机的电报，更重要的是根据近日收到的军统局本部从重庆发来的绝密情报，汪精卫可能要在近期离开河内，前往某一日本占领地区的城市，一旦如此，那整个行动就前功尽弃了。陈恭澍、余乐醒更是不敢再有丝毫迟疑，一番研究后，决定在最短的时间里采取断然行动，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杀死汪精卫就行。总之，全体人员倾巢出动，不惜一切代价，绝不能让汪逆活着离开河内!可是，下决心容易真干起来却很难。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试的也都试过了，却都没有成功。看来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直捣汪巢。然而，面对高度警惕、戒备森严的汪公馆深宅大院，如何才能寻找契机有效突破呢?行动组一干人马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办法终于还是给他们想出来了。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若能设法潜入汪宅，便能虎口拔牙，除掉汪逆。而这一行动需要一个对汪宅情况十分熟悉的内应。他们综合分析了阮小姐送来的情报后，选定了汪精卫的厨师丁福根，决定对他施展军统的拿手好戏“美人计”，逼其就范。经过一番巧妙设计，丁福根终于被阮小姐的“美人计”俘虏了。陈恭澍、余乐醒一阵高兴。一个星期后，他们认为阮小姐已经完全掌握了丁福根，该是摊牌的时候了。晚上，一番缠绵后，阮小姐向丁福根说出了事情真相。丁福根的脸陡地变得苍白。阮小姐劝道：“给日本人当汉奸不会有好结果的。你如果能帮助除此巨奸，不仅可以洗刷汉奸的罪名，而且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何乐而不为呢？”“可是……”丁福根额头渗出了汗，他还在犹豫。“放着阳光道你不走，可怨不得我了。”阮小姐脸色一变道：“你抬头看看。”不知什么时候，陈恭澍、余乐醒、周亚雄还有几个一脸杀气的特工走了进来。陈恭澍向余乐醒使了个眼色，余乐醒唬着脸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道：“你帮我们杀了汪逆，立下大功，自有你的好处；如果不干，我们只好将你当汉奸处置了！”“不！”阮小姐在一旁惊呼，“你们千万不要将他以汉奸处置！”又拼命摇着丁福根的肩膀道：“你就答应了吧？”丁福根手直抖，脸色在灯光下比纸还白：“我……答应干还……不行吗！”余乐醒嘿嘿一笑：“那当然行。”“可是，”丁福根拖着哭腔说：“我平时杀鸡宰鸭还有些经验，杀人我……从来没干过。”陈恭澍道：“只是叫你当个帮手，并不要你去杀人。”丁福根吁了口气：“叫我怎么帮?”余乐醒从怀中取出一张楼房平面图，摆在桌上：“你将汪精卫的卧室和卫兵住的地方先标出来。”陈恭澍又详细地询问了许多汪精卫在家里活动的情况以及夜间汪宅的警卫措施，丁福根均一一据实回答。最后，陈恭澍提出了这次刺汪的行动计划，告诉丁福根如何接应。
1939年3月21日，对汪精卫最后一击的行动开始了。傍晚时分，一老头拖着打泔水的车子，来到了汪公馆大院的后门前。“跑这儿来干什么?快走开！”门口的卫兵被这股臭哄哄的泔水熏得直捂鼻子，连连挥手斥道。老头不气也不恼，反而将车子停下了，“嘿嘿嘿”朝卫兵一笑道：“是你家厨师叫俺来的，老总若是嫌臭，何不挪个窝呢?“哎，你这老东西，怎么这么说话？”两个卫兵一听不顺耳，便要发作。“等一等。”正在这时，丁福根走了出来，拦在头里道，“是我叫他来的。你们也不看看，后院泔水缸都溢出来了，再不打还不臭气熏天啊，夫人要是责怪下来，找你们算账！”“不敢，不敢。”卫兵赶忙赔着笑脸道，“既是福根让来的，就赶快进去吧。”丁福根领着老头，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将泔水车拉到后院，来到厨房的泔水缸旁，他用目光迅速扫过四周，低声对老头道：“快跟我来。”两人疾步来到丁福根的房间，关上门，老头摘下破毡帽，一把扯下粘在唇边的假胡子，原来是余乐醒。按照预定行动计划，余乐醒换过衣服，身藏武器，由丁福根领着上楼藏在汪精卫卧室旁的一间贮藏室里，时间一到，与陈恭澍带领的其他特工内外一齐动手。就在他们刚走没两步，门外突然响起说话声，老女仆端着菜盘子迎面走了过来。顿时丁福根吓得脸色苍白，这下糟了！他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福根，”老女仆走近前来，责备道，“你今天是怎么搞的，一盘菜里没搁盐，一盘莱又咸死人，要不是有客人在，今天准有你好瞧的！”“嗯，我……”丁福根支吾着，扭头偷看，咦？身后的余乐醒像变戏法似的不见了！老女仆看着他神情恍惚的样子，问：“你怎么啦，不舒服？”“不，没什么。”丁福根深吸一口气，“一点小毛病。来，把菜给我，再去重新弄一下。”老女仆在一旁看着丁福根弄菜，小声对他说：“福根，听老爷说，他对你最近经常半夜回来很不放心，已叫日本领事馆的宪兵队去调查了，你可要小心啊！”“谢谢您。”丁福根把莱递给老女仆，禁不住怦然心跳，面如灰土，心里暗想：“这个狗汉奸，今晚一定要宰了他！”老女仆走后，丁福根回头一看，余乐醒已一阵风似地从天而降，原来他刚才攀着墙角爬上了屋脊。丁福根不禁咂了咂嘴，顿时信心倍增，引着他快步上楼，躲进贮藏室，而后交给他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汪精卫卧室的钥匙。“当当当……”卧室的大钟不紧不慢地敲了10下，楼道里才响起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余乐醒屏息敛气，紧贴着钥匙孔细看，只见汪精卫穿着白色睡袍，嘴里哼着京剧“空城计”，摇摇晃晃地走上楼来。
这些日子，汪精卫难得有高兴的时候，今天却是例外。吉野大佐正式通知他，日本政府已决定支持他成立“国民政府”，同时为保证安全，决定近期将他转移到日占区去。他不仅再次做起了傀儡元首的美梦，而且为能够即将离开这整天担惊受怕的鬼地方而庆幸无比。因为这个原因，又因为他的秘书曾仲鸣携妻方君璧前来与他合谋，兴奋之下多喝了两杯。他暂时忘记了恐惧，又显出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时钟“嘀嘀嗒嗒”地走着，夜色已经很深了。23点半，行动组成员整装出发。每人一支连发手枪、两把匕首、两颗手榴弹、一把板斧、一把剪刀，以及一根勒人的橡皮带。两辆黑色小轿车在朦胧的月光下泛着幽幽的暗光，缓缓驶向高朗街，在距汪宅五六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陈恭澍领着众人下了车，慢慢接近了汪宅的高墙，他纵身跃了上去，又把行动组成员一个个拉了上来。一名组员掏出剪刀，“咔嚓！”把电灯、电话线统统剪断。而后，众人慢慢顺着墙根滑进院中，在黑暗中朝汪精卫的卧室冲去。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组员脚踏到一根断树枝上，“啪”地一声响，看家狗立刻在寂静的夜中狂吠起来．值班警卫马上就扫来一梭子子弹。刹那间，附近的日本宪兵和安南巡捕，纷纷吹响警笛朝这里跑来。陈恭澍一看已经暴露，立即命令众人迅速扑向汪精卫的警卫室。随着一阵“谁反抗就打死谁”的吼声，黑暗中警卫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一下子被镇住了，纷纷缴械投降。再说余乐醒听到外面枪响，情知有变，立即掏出手枪顶上火，拿着汪精卫卧室的钥匙就冲了出来，跑到门前插入就拧，没想到一急把钥匙给拧断了。就在他心焦火起之时，正巧陈恭澍到了，一问缘由，挥起板斧就劈，紧接着飞起一脚将门踹开，两人一起冲了进去。陈恭澍用手电一照，床上已空无一人，再一照，只见一个身穿白色睡衣的男人正在爬窗子，他甩手一梭子扫去，那男人从窗子上重重地摔了下来。与此同时，余乐醒借着电筒的余光，看到床下好像有个女人蜷缩着，料想此人必是汪妻陈璧君无疑，顺手“啪啪啪”又是3枪，那女人连吭也没吭就不动了。两个目标都报销了，陈、余两人马上跑下楼来，召集众人翻墙出院，跳上早已等候接应的汽车，迅速撤离。回到领事馆后，他们迫不及待地给在香港翘首以盼的戴老板发了一封报捷的电报，而后开怀畅饮起来。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早晨，他们正带着醉意呼呼大睡时，总领事拿着一张晨报匆匆地闯进来了：“快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余乐醒揉着惺忪的睡眼，懒洋洋地接过报纸一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睡意顿时全吓跑了。报纸的头版赫然登着：“汪精卫之秘书曾仲鸣深夜被不明身份者暗杀……”“什么，汪精卫没有死？”陈恭澍接过报纸也大吃一惊。他掏出香烟猛吸两口，对总领事道：“请你马上派人以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名义，去安南警察了解事情真相。”不久，前去了解情况的人回来了，证实了汪精卫确实安然无恙。原来，昨天曾仲鸣奉汪之命，携妻子方君璧来河内，与汪密谋成立“国民政府”之事，一直谈到深夜，汪精卫将自己的卧室让给曾仲鸣夫妇住，自己则搬到了隔壁一间小点的客房，才捡了一条命。汪精卫在隔壁房间听到劈门声和枪声，吓得滚下了床，钻到沙发底下直至刺客离去。刺汪行动又一次失败。情况弄清楚后，陈恭澍、余乐醒又给戴笠发了一封长电报，表示愿受处分。戴笠接电后长叹一口气，不无遗憾地说：“时机丧失，汪逆命不该绝啊！”遂下令行动组全部撤出河内，转道香港返回重庆。他本人则回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后即请求处罚。蒋介石虽很懊恼，但也没有办法，只是嘟哝着说：“该成的事没有成，但你们也算尽力了。”[3]
=====================================
=====================================
上述充满文学色彩的描述，与军统在河内刺杀汪精卫过程出入很大。可详见沈醉回忆录《人鬼之间》，其中详细记述了该段往事。
1、当时余乐醒与陈恭澍仅为组织者，并未直接参加当晚的刺杀行动。刺杀行动共有6人，当晚除2人逃跑外，4人均被抓获，后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军统委托云南省主席卢汉领回这4人。
2、当晚杀死了曾仲鸣，因其刚从法国返回，汪精卫念其辛苦，就吧自己卧室让出，岂料曾仲鸣成了替死鬼。案发当时，由于卧室门紧闭，特务是砸碎门上玻璃，借由手电筒照射光束向一人影开枪的，也并未射击床下曾仲鸣的妻子。
3、关于鲈鱼的故事，完全杜撰。几次暗杀，都是采取在路上跟踪射击的方式，但因各种原因，均未果。
4、那个厨师，根据军统资料、沈醉与周佛海在重庆的谈话、余乐醒的回忆，都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