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语言规范化
具体工作
语言规范化是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具体工作有：标准语的确定，制订正音法，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出版规范词典，制定正字法，字母或拼写法的改革，字符改革，出版规范语法等。在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方言渗入，其他语言影响，古语残存以及使用语言的人常常在习惯爱好、语言修养等方面的差异等原因，语言中往往存在一些不合规律的分歧和混乱现象，直接影响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不合规范的现象。不规范现象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在汉语普通话里，读音上分歧很多，如：血xiě——xuè，削xuē——xiāo，剥bāo——bō，秘mì——bì等。不合规范现象也常常出现在词汇方面。首先表现在一个意义的不同说法，如“暖瓶”可以说成“热水瓶”，“看”可以说瞧”、“瞅”、“䁖”，“星期日”可以说“礼拜日”。其次表现在异体词上，如：煞车—刹车，稀罕—希罕，朦眬—蒙眬，毋宁—无宁，执勤—值勤，相片—像片，艾滋病—艾滋病等。最后词汇方面的不规范现象还表现在生造词如某些小说中出现的“哑静、期盼、楞生、路道、土尘、拉躺、克抑”和乱简称如“男牛鞋”（男式牛皮鞋）、“政攻”（政治攻势）等方面。不规范现象也表现在文字上。其中最突出的是使用繁体字和生造简化字。语法方面也存在不规范现象。如“除非……”格式有两种用法，既可以说“除非男女双方同意，才能离婚”，也可以说“除非男女双方同意，不能离婚”，形成毫无益处的分歧。此外，如“和、同、跟、与、及”等词在用法上怎样详细分工至今没有解决。英语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lingerie一词，仅美国出版的《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标注了25种读音；forget的过去分词可以是for-got，也可以是forgotten；语法方面也有许多分歧，如既可说There is some paper，a dictionary and two notebookson the desk。也可以说There are some paper，a dictionaryand two notebooks on the desk．由于语言中存在着分歧和不规范现象，因此需要进行语言规范化工作。
语言规范化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四世纪印度语言学家波尼尼就是一个语言规则的制订者，他在《梵语语法》即《波尼尼语法》中，用3996（或说4000多）条规则，描写梵语的语音和语法，对梵语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采取李斯的建议，统一规定以小篆为正字，淘汰通行于六国的异体字，对汉字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拉丁语的地位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各
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本地语。为了“保卫”和“纯洁”这些本地语，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学院。1582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成立了旨在净化意大利语的秕糠学会，它帮助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语的基础方言，并在1612年出版了有名的《秕糠学会词典》。不久法国也相继成立了法兰西学院，该机构的章程宣称“本院宗旨是：全力以赴规范我们的语言，使其纯洁、富于表现力，并对文艺和科学
进行充分描述。”并经过多年努力编成了《法兰西学院词典》（1694年）。实际上，19世纪以前所有的语言学都是注重规范的。希腊和拉丁语法学家是教科书的编写者，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正确地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和说话的永远不可改变的规范准则。这也许是人们总是把他们的工作轻蔑地称为“前科学的”的原因。但甚至在19世纪，许多杰出的新语言科学的奠基人也都深深地卷入了语言规范问题。丹麦的拉斯克花了许多时间为丹麦语设计了更合理的拼写系统，并且就此题目于1826年出版了整整一部书。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象格里木和施莱赫尔，就德语的正确性这个题目写了许多文章。19世纪下半叶，新语法学支配着语言学，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保罗在其《语言史原理》一书中，用一整章来探讨标准语，而诺林写了一篇透彻的文章，研究语言的正确性问题。在英国，语言学伟大的奠基人斯威特终生都活跃于“拼写改
革协会”。在20世纪，梅耶详尽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叶斯柏森在其《人类、民族和个人》一书中，以两整章的篇幅讨论“正确性的标准”这个题目。
语言规范不能凭个人的主观好恶，必须要有客观根据，特别是在选择标准语时，更要注意这点。标准语是一个民族的经过加工、规范的共同语。它是在某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作为共同语的根源的方言叫做基础方言。在同一语言的诸方言中，究竟哪种方言能成为基础方言，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爱好，而决定于该方言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通常有下列因素使一个方言成为标准语的基础：1．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2．通行地区广，使用人口多；3．代表整个语言发展的趋向；4．如果有文字，往往有用这个方言写成的大量文献。一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如果分布很广，各地语音有差别，应该选一个最有影响的地点的语音作为标准音。例如，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即汉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北方是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区。著名的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这个地区。由于旧的书面语——文言跟口语日益脱节，十二三世纪以后，形成了一种与北方口语紧密结合的书面语——白话。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是用白话写的。不仅说这个方言的人占70%，通行地区也约占说汉语的地区的四分之三，而且许多方言区的人也看得懂白话文，会写白话文。所有这些因素使北方方言成了汉语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分布很大，
各地语音有差别，于是选择了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因为近六七百年以来，元、明、清三代都建都于北京，所以北方方言里的北京话影响最大。“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使北京语音成了“国音”。解放以后，我国定都于北京，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话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根据汉语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规定汉语标准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又
如，意大利的共同语是建立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的。这是因为当意大利还没有绕一以前，著名的文豪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就是用这种方言写作的，他们整理、锤炼、丰富了这种方言，并使它随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意大利的标准语就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而标准音则选多斯岗的首府——佛罗伦萨的读音。现代维吾尔标准语的词汇和语法以伊喀方言为基础，语音则以乌鲁木齐伊犁话为标准音。语言一般只有一种标准语，但也有两种或多种标准语的，如傣语就有西双版纳和德宏两种标准语。标准语的规范不能全部照搬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全部内容。如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因此，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不规范的。这是就整体说的，但不是说北京话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是标准的，都是普通话成分。在北京
语音里，由于各种原因，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例如异读和土语成分等等。对于这类异读词，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经加以审订。又如北京语音里，轻声和儿化特别多，普通话没有必要全部吸收进来，应该吸收哪些，也要进行调查和研究。普通话的词汇是以北方话词汇为基础的。北方话词汇有极大的普遍性。但不是说，凡是北方话所有的词都可以进入普通话。北方话里一些地方色彩特别浓厚的成分，说出来只有较小地区的人能懂，如北京话的“老爷儿”、“取灯儿”、“老儿子”就不能吸收到普通话里。为了丰富词汇，标准语还应从其他的方言和与本民族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语言中吸收语言成分。如果一种语言早就有了书面形式，标准语还经常从古代文献中汲取有用的成分。此外，标准语还从专门的政治用语、科学术语和行业语中吸收它所需要的词。如汉语中的“瘪三”、“垃圾”、“名堂”、“搞”、“扯皮”、“尴尬”、“把戏”“门诊”、“教案”、“排版”、“黎明”、“和尚”、“消极”等。
语言规范是一个历史范畴，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还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语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合乎规范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就可能发生变化，不再是规范的了。这是因为语言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不论什么时候凡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现象都是规范的。确定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规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考虑到它的稳定性和继承
性，又要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语言在不断发展，新质要素在逐渐积累，旧质要素在逐渐衰亡，必须重新肯定经过考验的语言成分，淘汰过时的东西，而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一般是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使用开始的，在开始时可以是不规范的，但大家都跟着用，用得广了，时间长了，也就约定俗成了，也就成了新的规范。从少数人的使用到多数人使用，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则它一般是合乎语言的发展规律。不论是新出现的语言现象，还是衰退消失的
语言现象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的，要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样就出现一种中间过渡的现象，或是两种现象并存，这就需要确定哪种现象是发展的，是上升的，是有生命力的；哪种是衰退的，无生命力的，必将消失的现象，并把前者定为规范，大力推广。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一些词的读音的变化，新的读音是发展的趋势，但旧的读音还没有消失。例如：“缔结”原来的读音是tī，现在是dì；“秘密”原来的读音是bì，现在是mì；“收获”原来的读音是hù，现在是huò；“说客“原来的读音是shuì，现在是shuō；“暴露”原来的读音是pù，现在是bào等，现在经过审音，确定后一个读音为规范音。
制定语言规范必须符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否则不能促进语音正常的发展。如我国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由于事前调查研究欠周，没有认真贯彻“约定俗成”的原则，把一些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简体字也吸收进来，破坏了汉字构造的规律，容易造成用字的混乱，公布试用以后，群众议论纷纷，各方面意见不少，不久也就由国家语委报经国务院批准
停止试用了。
不规范现象
在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方言渗入，其他语言影响，古语残存以及使用语言的人常常在习惯爱好、语言修养等方面的差异等原因，语言中往往存在一些不合规律的分歧和混乱现象，直接影响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不合规范的现象。不规范现象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在汉语普通话里，读音上分歧很多，如：血xiě——xuè，削xuē——xiāo，剥bāo——bō，秘mì——bì等。不合规范现象也常常出现在词汇方面。首先表现在一个意义的不同说法，如“暖瓶”可以说成“热水瓶”，“看”可以说瞧”、“瞅”、“瞄”，“星期日”可以说“礼拜日”。其次表现在异体词上，如：煞车—刹车，稀罕—希罕，朦眬—蒙眬，毋宁—无宁，执勤—值勤，相片—像片，艾滋病—艾滋病等。最后词汇方面的不规范现象还表现在生造词如某些小说中出现的“哑静、期盼、楞生、路道、土尘、拉躺、克抑”和乱简称如“男牛鞋”（男式牛皮鞋）、“政攻”（政治攻势）等方面。不规范现象也表现在文字上。其中最突出的是使用繁体字和生造简化字。语法方面也存在不规范现象。如“除非……”格式有两种用法，既可以说“除非男女双方同意，才能离婚”，也可以说“除非男女双方同意，不能离婚”，形成毫无益处的分歧。此外，如“和、同、跟、与、及”等词在用法上怎样详细分工至今没有解决。英语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lingerie一词，仅美国出版的《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标注了25种读音；forget的过去分词可以是for-got，也可以是forgotten；语法方面也有许多分歧，如既可说There is some paper，a dictionary and two notebookson the desk。也可以说There are some paper，a dictionaryand two notebooks on the desk．由于语言中存在着分歧和不规范现象，因此需要进行语言规范化工作。
历史起源
语言规范化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四世纪印度语言学家波尼尼就是一个语言规则的制订者，他在《梵语语法》即《波尼尼语法》中，用3996（或说4000多）条规则，描写梵语的语音和语法，对梵语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采取李斯的建议，统一规定以小篆为正字，淘汰通行于六国的异体字，对汉字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拉丁语的地位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本地语。为了“保卫”和“纯洁”这些本地语，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学院。1582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成立了旨在净化意大利语的秕糠学会，它帮助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语的基础方言，并在1612年出版了有名的《秕糠学会词典》。不久法国也相继成立了法兰西学院，该机构的章程宣称“本院宗旨是：全力以赴规范我们的语言，使其纯洁、富于表现力，并对文艺和科学进行充分描述。”并经过多年努力编成了《法兰西学院词典》（1694年）。实际上，19世纪以前所有的语言学都是注重规范的。希腊和拉丁语法学家是教科书的编写者，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正确地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和说话的永远不可改变的规范准则。这也许是人们总是把他们的工作轻蔑地称为“前科学的”的原因。但甚至在19世纪，许多杰出的新语言科学的奠基人也都深深地卷入了语言规范问题。丹麦的拉斯克花了许多时间为丹麦语设计了更合理的拼写系统，并且就此题目于1826年出版了整整一部书。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象格里木和施莱赫尔，就德语的正确性这个题目写了许多文章。19世纪下半叶，新语法学支配着语言学，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保罗在其《语言史原理》一书中，用一整章来探讨标准语，而诺林写了一篇透彻的文章，研究语言的正确性问题。在英国，语言学伟大的奠基人斯威特终生都活跃于“拼写改革协会”。在20世纪，梅耶详尽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叶斯柏森在其《人类、民族和个人》一书中，以两整章的篇幅讨论“正确性的标准”这个题目。
语言规范与方言
语言规范不能凭个人的主观好恶，必须要有客观根据，特别是在选择标准语时，更要注意这点。标准语是一个民族的经过加工、规范的共同语。它是在某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作为共同语的根源的方言叫做基础方言。在同一语言的诸方言中，究竟哪种方言能成为基础方言，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爱好，而决定于该方言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通常有下列因素使一个方言成为标准语的基础：1．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2．通行地区广，使用人口多；3．代表整个语言发展的趋向；4．如果有文字，往往有用这个方言写成的大量文献。一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如果分布很广，各地语音有差别，应该选一个最有影响的地点的语音作为标准音。例如，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即汉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北方是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区。著名的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这个地区。由于旧的书面语——文言跟口语日益脱节，十二三世纪以后，形成了一种与北方口语紧密结合的书面语——白话。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是用白话写的。不仅说这个方言的人占70%，通行地区也约占说汉语的地区的四分之三，而且许多方言区的人也看得懂白话文，会写白话文。所有这些因素使北方方言成了汉语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分布很大，各地语音有差别，于是选择了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因为近六七百年以来，元、明、清三代都建都于北京，所以北方方言里的北京话影响最大。“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使北京语音成了“国音”。解放以后，我国定都于北京，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话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根据汉语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规定汉语标准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又如，意大利的共同语是建立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的。这是因为当意大利还没有绕一以前，著名的文豪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就是用这种方言写作的，他们整理、锤炼、丰富了这种方言，并使它随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意大利的标准语就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而标准音则选多斯岗的首府——佛罗伦萨的读音。现代维吾尔标准语的词汇和语法以伊喀方言为基础，语音则以乌鲁木齐伊犁话为标准音。语言一般只有一种标准语，但也有两种或多种标准语的，如傣语就有西双版纳和德宏两种标准语。标准语的规范不能全部照搬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全部内容。如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因此，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不规范的。这是就整体说的，但不是说北京话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是标准的，都是普通话成分。在北京语音里，由于各种原因，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例如异读和土语成分等等。对于这类异读词，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经加以审订。又如北京语音里，轻声和儿化特别多，普通话没有必要全部吸收进来，应该吸收哪些，也要进行调查和研究。普通话的词汇是以北方话词汇为基础的。北方话词汇有极大的普遍性。但不是说，凡是北方话所有的词都可以进入普通话。北方话里一些地方色彩特别浓厚的成分，说出来只有较小地区的人能懂，如北京话的“老爷儿”、“取灯儿”、“老儿子”就不能吸收到普通话里。为了丰富词汇，标准语还应从其他的方言和与本民族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语言中吸收语言成分。如果一种语言早就有了书面形式，标准语还经常从古代文献中汲取有用的成分。此外，标准语还从专门的政治用语、科学术语和行业语中吸收它所需要的词。如汉语中的“瘪三”、“垃圾”、“名堂”、“搞”、“扯皮”、“尴尬”、“把戏”“门诊”、“教案”、“排版”、“黎明”、“和尚”、“消极”等。
语言规范化的演变
语言规范是一个历史范畴，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还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语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合乎规范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就可能发生变化，不再是规范的了。这是因为语言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不论什么时候凡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现象都是规范的。确定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规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考虑到它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又要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语言在不断发展，新质要素在逐渐积累，旧质要素在逐渐衰亡，必须重新肯定经过考验的语言成分，淘汰过时的东西，而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一般是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使用开始的，在开始时可以是不规范的，但大家都跟着用，用得广了，时间长了，也就约定俗成了，也就成了新的规范。从少数人的使用到多数人使用，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则它一般是合乎语言的发展规律。不论是新出现的语言现象，还是衰退消失的语言现象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的，要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样就出现一种中间过渡的现象，或是两种现象并存，这就需要确定哪种现象是发展的，是上升的，是有生命力的；哪种是衰退的，无生命力的，必将消失的现象，并把前者定为规范，大力推广。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一些词的读音的变化，新的读音是发展的趋势，但旧的读音还没有消失。例如：“缔结”原来的读音是tī，现在是dì；“秘密”原来的读音是bì，现在是mì；“收获”原来的读音是hù，现在是huò；“说客“原来的读音是shuì，现在是shuō；“暴露”原来的读音是pù，现在是bào等，现在经过审音，确定后一个读音为规范音。
制定语言规范必须符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否则不能促进语音正常的发展。如我国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由于事前调查研究欠周，没有认真贯彻“约定俗成”的原则，把一些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简体字也吸收进来，破坏了汉字构造的规律，容易造成用字的混乱，公布试用以后，群众议论纷纷，各方面意见不少，不久也就由国家语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停止试用了。
语言规范不像法律那样，强制人们遵守，而主要是通过宣传、提倡、争鸣的形式，引导人们自觉遵守，因此要特别注意对人们的语言规范有极大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学校教育。语言规范化首先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书面语言的规范化；（二）广播语言的规范化；（三）电影和戏剧语言的规范化；（四）学校教育语言的规范化，尤其是要加强学校里的语文教育，使它能够依照规范化的道路来进行。很多语言规范，特别是新词新语，都是首先在大众传播媒介中使用而逐渐推广的。如“创收、抢手、紧俏、新秀、歌星、集资、拼搏、创汇、倒爷、商业网点、公关”等。
文艺作品的语言规范问题也值得注意。文艺作品的语言用的是文学语言，也是合乎规范的语言。但是文艺家们为了艺术的需要，为了塑造人物的典型，会选择使用生活中常见的、或有可能发生的不合乎规范的语言现象，甚至于故意不正确地使用词语和语法，尤其是在喜剧和相声的语言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不能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新生的，有发展前途的，只能把它当作一种艺术手段。
规范并不是约束和限制语言的发展，而是促进语言在正常轨道上发展。规范化也不是使语言简单化，把一切规定得很死板，叫人说话写文章都按一个模子，不许有个人的风格和创新。规范只是把语言中无用的东西、有碍纯洁健康的成分淘汰掉，把不必要的分歧格式加以统一，而那些在不同的文体上具有不同修辞色彩的成分都予以保留。这样，标准语就可以沿着纯洁、健康、统一的大道更好地丰富发展了。
中国在语言规范化方面所做的工作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当时中央确定了“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普通话推广方面。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民族共同语的标准，给普通话下了科学的定义，制定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后又出版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机构。教育部、广播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从1958年起，多次召开“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8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正式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普通话的推广有了法律依据。在文字方面。1952年2月5日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12月23日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重复多余的异体字1055个。1956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分批公布的简化字共2238个，经过几年的实践，于1964年又总结、归纳成《简化字总表》。1958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推行。1965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了6196个汉字的通用字体的标准字形（包括笔画数目、笔画形状、结构方式和笔顺），为现代通用汉字提供了字形标准。此外，在汉字常用字、字频统计、汉字标准代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52年6月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收一级字1500个，二级字500个。1981年5月国家标准局公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一级字3755个、二级字3008个，共6763个。80年代初，国家标准局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组织力量用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字频进行统计，1985年3月，得出《现代汉语用字频度表》。1988年1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公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在词汇方面。1958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词汇小组编《汉语拼音词汇》，收录以词和词组为拼写单位的现代汉语词汇，收词20100多条，包括单音词、双音词、三音词、三音节以上的词、词组和成语。词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同音字都排在一起。能提供同音词资料和正词法初步规范。1963年出版增订本，收词59100多条。1973年9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同时也收录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常见的文言词语和常见的专门术语等，共约56000余条。197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这本词典是一本规范词典，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在语法方面。1951年6月至12月，《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推动了语法知识的普及和规范化。1954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草拟，经过不断试教、讨论、修改，于1956年最后修改拟定《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这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语法教学系统，它适应了建国初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中学语法教学提供了共同遵循的语法系统，对普及汉语语法知识、提高语法教学及语文教学质量起了很大作用。1981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进行了讨论和修订，产生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
今后的任务
建国四十年来，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变化了，五十年代确定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也必须作适当调整。1986年1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任务。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它在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这几项任务中，最重要的是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今后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就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