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彭淑牖
教学与科研成果
  在肝、胆、胰、脾、胃、肠等整个普通外科临床实践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如高难度肝癌、高位胆管癌、胆囊癌及肝移植的手术。特别是中晚期胆囊癌的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HPD）16例，中位生存期、3年生存率都得到明显提高；肝门胆管癌切除率82.5%，高于目前32.5%～60%的水平。获省级以上鉴定6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5项，16项国家专利。参与撰写的主要学术专著有17本，主编卫生部和实用医学杂志社出版的医学影象像教材6部。发表论文178篇[2][1][3]。
主要职务
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常务委员
中华创伤学会委员
中华外科学会肝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胆道癌学组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大外科主任
清华大学医学院一附院消化医学中心顾问
香港中文大学曹光彪外科客座教授
美国外科学院荣誉院士（2004）
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2006）[4]
欧洲外科学院荣誉院士（2009）[3]
所获荣誉
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捆绑式胰肠吻合术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2001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刮吸手术解剖法的建立与多功能手术解剖器的研制”
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
2002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全国五一劳动奖[4]
事迹
“中国神刀”——记我国著名外科专家彭淑牖和他的“刮吸手术解剖法及解剖器”
无影灯下，“主刀”大夫正紧张地切、割、吸、缝，扎, 并不停地伸出手来转换器械，助手们不时地向他递上所需的器械，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不断沁滴下来，旁边的护士不停地为他拭汗……，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经典式的传统外科手术场景。如今，这种繁杂的场景正在
悄悄地消失，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刀、械交响曲正被一把比圆珠笔稍长一点的刮吸刀所代替……
这是一把“神刀”，专业名称叫做“多功能手术解剖器”（PMOD），由于它的发明和使用，过去普通外科手术中分别采用多种器械进行的切割、剥离、吸引、电凝等步骤均可同步进行并瞬间转换，不但加快了手术速度，减少出血，而且解剖清晰，层次分明，手术质量明显提高。尤其是使用PMOD和刮吸解剖法，许多过去被传统方法认为是禁区的高难度手术也可以从容进行了，如肝尾状叶癌切除术、超高位胆管损伤修复、肝门胆管癌切除等，许多紧邻大血管和重要管道的高难度肝切除手术变成了常规手术，病人术后5年生存率大大提高，使我国在肝胆胰方面的外科手术治疗水平一举居世界领先水平。
这把“神刀”的发明人，就是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及博士后导师彭淑牖教授。
一、面对繁杂贵重的精密仪器，彭淑牖出语惊人：只有简捷的才是最有效的
2002年4月15日，第十届全国肝胆外科学术会议暨第一届中国国际肝胆外科论坛在重庆召开。杭州邵逸夫医院大外科主任、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研究所所长彭淑牖教授作为嘉宾受邀进行“刮吸手术解剖法”的专题讲座和示范。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手术室里，彭淑牖教授用他发明的 “PMOD”为一位肝癌晚期病人施行切除手术。只见他拿起手中的“神刀”，时而切开肝组织、时而电凝出血点、时而吸走肝创面上的血水，手术中的“推”、 “剥”、“切”、“凝”、“吸”等操作一气呵成，癌肿被干净利落地切除，而淋巴等软组织碎屑也被彻底扫清。通过现场录像观摩了手术全过程的国内外肝胆外科专家们纷纷惊叹：“彭教授做手术简直就是艺术表演！”美国外科教授克莱克·霍夫曼（H.Clark.Hoffman）这样评价彭淑牖：“这是继200年前镊钳发明以来外科器械最伟大的发明，在外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什么小小一支手术刀，竟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多年以来，尽管医学已经十分发达，但肝癌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0年，全球死于癌症的人数约1000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1500万人，成为新世纪人类的“第一杀手”。2000年，我国癌症发病人数约180～200万人，死亡140～150万人，其中，肝癌已从第三位跃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发病率，每年死于肝癌的病人达40万之多，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面对肝癌这个“癌中之王”，长期以来人类就不断向它发起过一次次进攻。传统的手术方法是指折法和钳折法，即用手指或镊钳压（夹）住血管，不让血外流，然后展开手术。但血管止血时间的极限是15分中，超过这个极限，人体器官的细胞将会大量坏死。而肝脏内有许多大血管和重要管道，血供特别丰富, 当肿瘤紧贴这些大血管和重要管道,尤其是位于尾叶时(肝脏最深面的部分,它被厚厚的肝组织及大血管和重要管道包绕)，一旦动手术切除肿瘤，肝断面血液就大量往外涌, 导致手术视野不清极易损伤大血管和重要管道，因而造成难以控制的大出血或致命的损伤。因此，当明确病人肝肿瘤长在这些位置时, 外科医生通常把其列为手术禁区。
法国的学者改“肝叶切除”为“肝段切除”，其优点是切除肝脏的单位更小了，保留下来的健康肝脏就多了；美国有人发明了超声分离器（CUSA），用超声波将肝细胞震碎，然后用吸引器将碎屑吸出来。虽然超声分离器使解剖精细程度提高了，但却没有止血功能；另外，中国病人的肝癌同时多伴有肝硬化，超声分离器不易粉碎硬化肝组织，而且价格十分昂贵，所以也不适合在我国推广。
1988年，从英国交流讲学归来任浙医二院外科主任的彭淑牖亲眼看到病房里住进的一位肝癌病人，因癌肿瘤长在被大血管包绕的肝尾叶上，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没办法进行手术，病人不久就去世了。
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无法手术而过早凋零，彭淑牖心头似有千斤重。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为这些病人实施手术。在实践中他探索出一种“刮吸法断肝术”，其原理是通过器械刮耙，将肝组织刮碎，并用吸引器将碎屑吸除，使肝内的大小管道显露出来，然后根据血管的大小，分别进行电凝或结扎处理。这种方法，大大增强了止血效果，其出血量仅为传统钳折法的一半；而且显著地减少了异物的存留，清晰了术野，使断肝时间比传统手术缩短了40%。 “刮吸法断肝术”的运用，使得手术安全系数大大增强，许多以往被判死刑的患者也得以挽救。这项技术因此获得1996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据了解，迄今为止彭淑牖已成功开展70多例肝尾状叶癌切除手术，居世界之首。而在许多人眼里，肝尾状叶癌至今还是外科手术的禁区！
彭淑牖是注重思考的人，尽管已有40多年的外科临床经验，但他并没有满足现状，仍然感到手术有缺憾，主要是外科手术器械过于复杂，一会儿用钳刀镊子，一会儿用吸引器，一会儿又得用电凝刀，使得手术时间依然过长，病人流血依然过多。能不能将传统手术中的“七刀八剪”变成一把“刀”，既能刮耙切割，又能吸引电凝？那样医生做手术时就不必频繁更换手术器械了。当这一想法刚从脑子里“蹦”出来时，彭淑牖就马上“抓”住它，并付诸实践。当时，人们往往以为解决疑难杂症必须用高档精密器械，彭淑牖从一开始就突破这一束缚，他认为手术器械应越简单越好，这样既方便医生操作，又能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他开始动脑子设计这把多功能手术器械。“那时，我脑子里成天想着这件事，有时晚上刚睡下，想到一个点子，又起来动手试一试。” 他就地取材，听诊器的金属管、圆珠笔的塑料管都成了最好的材料。通过不知多少次的实验，1990年，第一把“多功能手术解剖器”终于诞生。
这把集钝切、刮耙、吸引、电凝于一体的“神刀”一出世，不仅改变了许多患者的命运，使他们“起死回生”，而且还突破了现有外科手术的局限，使过去许多被列为禁区的疑难手术变成了常规性手术。彭淑牖用“PMOD”成功进行单独尾叶切除；1994年，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治疗中晚期胆囊癌的肝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HPD），病人中位生存期、3年生存率都明显得到提高，改变了教科书中中晚期胆囊癌黄疸禁忌手术的观点；他采用PMOD，肝门胆管癌的切除率达到82.5%，大大高于目前国内外32.5～60%的水平。
2000年5月12日，对于浙江三门县里浦镇里宅村60岁的农妇杨桂彩来说是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她忍受了7年的痛苦终于被解除了。7年前，杨桂彩感到上腹隐隐作痛，开始她没有在意，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后来疼痛加剧，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经当地医院检查，她的肝上长了个脸盆大的血管瘤。由于肝血管丰富，而且还连接着胆管等重要管道，被认作手术禁区，所以，杨桂彩跑遍国内许多大医院求医，都被婉言拒绝了。血管瘤一天天膨胀，她象个怀孕8～9个月的孕妇，不仅行动不便，还疼痛难熬。吃不香，睡不着，眼见得身体一天天瘦下去，杨桂彩都想死了算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杨桂彩听人说浙二医院的彭淑牖教授可以治好这种病，于是抱着一线希望前来求医。这么大的血管瘤，彭教授也是首次看见。杨桂彩的肝脏血管瘤占据了整个中上腹部，而且连接着许多重要血管，手术风险极大，弄不好引起肝功能衰竭或大血管破裂，会死在手术台上。望着杨桂彩渴望求助的眼神，彭淑牖毅然接下了这台手术。他运用刮吸法断肝术，用他那把“神刀”先把埋藏在肝实质中的每一根胆管和血管分离出来作保护性处理，然后才一点点地进行解剖分离。手术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做到下午3点多钟，体积为45×35厘米的血管瘤被顺利地切除，杨桂彩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彭淑牖的“刮吸手术解剖法及刮吸手术解剖器”不仅简单实用，能提高手术成功率，而且价格低廉，可使外科医生在任何场合无需许多昂贵而复杂的设备，就可完成同样困难高难度的手术，因而十分适合在我国推广，尤其受到我国县市一级医院青睐。目前，多功能手术解剖器已在全国350家医院使用，不仅肝、胆、胰、脾、胃等普通外科采用了这把“神刀”，骨科、妇科、泌尿外科、胸外科、脑外科等医生也被这把简单易用的手术器械所吸引，纷纷“换刀”。
2001年2月1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凭着《刮吸手术解剖法的建立与多功能手术解剖器的研制》项目的雄厚实力，彭淑牖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大红证书。这是浙江省医学界近几年来获得的最高等级的科学大奖。
在2002年5月15日枣18日美国匹兹堡举行的“世界新发明新技术展示会”上，彭淑牖的“刮吸手术解剖法和刮吸手术解剖器”荣获了医学类唯一的一等奖。此展示会汇集了全世界1000多项发明成果，其中医学类150项。与会的外国专家对彭教授这项发明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及手术器械上的一项重大突破，是对世界外科学的巨大贡献，应向全球医学界推广。
二、面对几百年的西医发展史，彭淑牖平静地说，不要迷信权威，科学永无止境
近年来，彭淑牖教授在国际医学界名声鹊起，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越南、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同道纷纷慕名前来与彭教授作交流。彭淑牖也不断被邀请参加各类国际性学术会议或到各大医学院去讲学。
一位中国医生，在西医领域，尤其在被国外认为技术已相当成熟，许多规则已不可撼动的外科领域，用一枝小小的多功能手术刀就引起了一场革命，而且还引来各国专家纷纷前来听他讲学，向他讨教西医，这在国内比较罕见。对此，有人感到难以置信。日本有位专家在看了彭教授用刮吸解剖法做手术的照片后，惊呼“这是不可能的！”国内至今还有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么简单的一把小刀怎能取代复杂的精密仪器呢？在他们眼里西医是神圣不可超越的。西医传入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然而，我们在输入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输入了一种错误理念，即认为西方科技绝对是先进的，尤其在西医的外科领域，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境界，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学习的份，没有突破和超越的可能。因此，造成了我们在西医领域，至今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特别在临床手术器械方面， 95%以上是靠引进模仿，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研究思路上老跟着外国人跑，真正自己的发明创造几乎等于零。
出身医学世家的彭淑牖不信这个邪，他认为，科学永无止境，权威是可以突破的。从医几十年来，他频频向外科领域的疑难禁区发起进攻。早在 1954年他还在大学实习期间，就针对瘫痪病人经常出现尿渚留情况而改进了下膀胱潮式引流装置。1956年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发现一些外科医生在腰交感神经节切除手术中经常漏切神经节，主要原因是区分不清淋巴结与神经节。他在实践中发现，如把切下来的组织剖开后印在玻璃上并染色，就能把两者区分开来，显示大量淋巴细胞的就是淋巴结，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就是神经节。这一招虽简单却很灵验，马上就被翌年的《中华外科杂志》广为推荐，从此避免了漏切的错误；1980年，他对柯兴氏综合症病人采用了“自体肾上腺带蒂移植”手术法，学术论文即为英国外科杂志发表，彭淑牖也因此被吸收为国际显微外科学会会员；1987年，中国专利局审核通过了他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腹（胸）腔穿刺置管套针”和“脓（囊）肿定位于管联合套针”；1995年，他在国内首创了两项外科新技术，其一是“封闭式网膜囊造袋术”治疗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其二建立了避免胰尾损伤的“二级脾蒂离断法”；同年，他又在国际上首创了序贯式外、内引流法治疗假性胰腺囊肿，这项技术确立了他在国际外科界的地位。
有一次，彭淑牖受英国北爱尔兰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主任肯尼迪教授的邀请作高级访问学者，为他亲自主刀的一台胰腺肿瘤手术当助手。肯尼迪教授是英国外科界的权威，具有很高威望，尤其是在肝胆胰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术前，彭教授对这台高难度的胰肠手术作了研究分析，估计可能会发生胰漏。他从事胰腺手术多年，深知一旦发生胰漏，凶险无比。因此，他善意地向肯尼迪提醒，“这可是只“tiger”(老虎)呦”。肯尼迪借用了中国的一句比喻，十分轻蔑地说：“No .This is a Paper tiger”（不，这是一只纸老虎）。果然不出彭淑牖预料，手术进行到一半时，出现了胰管损伤的迹象，这可把肯尼迪急得满头大汗，胰漏不仅会造成手术的失败，病人的死亡，还会影响他一生的名声。彭淑牖胸有成竹地向他介绍了自己多年来摸索和创新的解决办法枣序贯式外内引流法，果然照此方法很快就化险为夷了。原来由于胰腺管破裂，胰液渗漏到了胰腺和胃壁之间，形成了胰、胃两壁由大网膜包裹的一个伪性囊肝。传统的手术都是将胰液直接向体外引流（称为外引流）或者把囊肿与肠腔吻合（称为内引流），两种方法都存在缺点并且引起许多并发症。而彭淑牖的方法却十分巧妙，他不破坏已形成的假性囊肿，而是在已成为囊肿的一边胃壁上接上一根管子，通过这根管子把胰液从胃前后壁和胃腔引出体外，等到胰液净透了，再把管子抽出患者体外。即使有一部分胰液暂时收拾不干净，管子也能巧妙地把它从假性囊肿中引到了胃里，就不会发生胰漏感染的问题了。
这种另辟蹊径，巧妙地借用患者自身的条件方法，既治了病，又为患者建立了新的分泌平衡系统，这招深深地折服了肯尼迪教授。他立即把彭淑牖介绍给了当时的伦敦市长，并极力推荐彭淑牖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从此以后，彭淑牖在胰腺方面的造诣日益显示出来。
胰腺癌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施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即切除病人的胰腺头颈部。手术中，为恢复病人体内“管道”的连贯性，需将残余的胃、胆管、胰分别与肠重新连接起来。但由于胰腺很脆而且胰液的腐蚀力特别强，流到哪里就腐蚀到哪里。因此，胰肠吻合口漏成了最凶险的并发症，致死率高达25～50%。
这是一道困扰普通外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世界性难题。怎样让胰液不外流？全世界的外科医生想出种种办法展开“阻击”，但不论是双层缝合还是三层缝合，两层之间总有空隙，而且针尾总是比线粗，缝合后的线孔本身也成了潜在的胰漏管道，都会成为胰液漏蚀的“突破口”。
1996年，彭淑牖教授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自行设计了一项发明技术枣捆绑式胰肠吻合术，使这一世界性难题迎刃而解。彭教授采取先缝合后捆绑的办法，使空肠壁与胰腺紧密黏合从而消除了发生胰漏的“突破口”。该技术创新点是根据发生胰漏的三个可能原因设计了三道防线：首先胰断端与空肠黏膜缝合而不穿透空肠浆肌层，避免了针眼胰漏的可能；其次把用于套胰腺的一段空肠黏膜予以破坏成为浆肌鞘，去除其分泌功能，有助于促进愈合；第三将空肠浆肌鞘与胰腺残段捆绑在一起，可以进一步加固和促进胰肠愈合。
2002年3月18日，在英国皇家外科学会年会上，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身份的异国医生，应学会主席伯克斯教授的邀请，彭淑牖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语向英国的外科精英们介绍他的这一发明。在西方一向占优势的外科学领域，一位中国医生当起了他们的导师，让英国同行们惊讶不已，而更让他们惊讶的是彭淑牖发明的操作方法竟是如此简单！中国的中医与武术一样，融合了道家的老庄思想，强调简洁、平淡，凡事讲究化“繁”为 “简”，化“平凡”为“神奇”。彭淑牖秉承了老庄思想，以中医简洁的理念去变革西医，并用以指导他的一系列创新。他在介绍这项发明时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将肠子的断端像卷袖子一样向外翻，然后将胰端套入肠子，与肠子的内层缝合起来，再将翻起的肠子原样翻回来，与胰端捆牢，几道防线就将胰液阻个水泄不通。”彭淑牖用两个纸卷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他的重大发明。
但就是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许多胰腺癌病人的生命。据统计，采用这种手术方法，浙医二院完成200例均未发生胰漏，在全国80 家医院推广应用1000余例仅有2例发生轻度胰漏，系操作不规范所致。这一项目获得2001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英国皇家医学会外科学会主席乔治·伯克斯(Professor.T.G.Parks)教授在高度评价“捆绑式胰肠吻合术”时道：“毫无疑问，我认为这项新技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将会在国际上广为应用，并可望成为标准术式。”
近20年中，彭淑牖在西方人占优势的外科领域连连“折桂”，先后发明和创新了10多项外科技术，其中有8项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外科器械，主持申报了8项国家专利，撰写了27部医学专著，出版了7部医学专业影像教材，发表各种学术论文260多篇，获得了11个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既有手术方法的创新，也有手术器械的发明。他的刮吸手术解剖法和捆绑式胰肠吻合术，已作为外科学的范例，被收入许多经典著作中去了。他的同事们都说，彭淑牖的点子特别多，而且往往能结出创新的硕果，他是医疗界的“创新大师”。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彭淑牖仍没有停止发明创造，有3项专利正在申请之中。他说，“只要我还有健全的手脑，我就会不断发现问题，动脑子去解决它。”
三、面对诸多令人眩晕的赞誉和荣耀，彭淑牖淡淡地说，这是一名医生的本份
“这样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没想到呢？”不论是在国内讲课，还是到国外交流，医疗界的同行在观看了彭淑牖的发明和精湛表演后，都这样自问。
学会在医疗过程中发现问题，这也许是彭淑牖成功的“秘诀”。而发现问题的动力，则来自他对病人的高度责任感和爱心。
彭淑牖不是麻醉医生，但在做手术时经常看到有的病人因麻醉过度而休克时，他便对麻醉学发生了兴趣。早在50-60年代，当麻醉界刚开始研究硬膜外麻醉时，彭淑牖身为青年外科医生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追踪。例如，当时胸腹开刀时采用骶管麻醉法，即把整个骶裂孔充满28CC的麻醉剂才能做手术，因为一旦散力不够，术中是不可能将病人翻过来再加注麻药的。但这种大剂量使用麻药，一旦渗入脊髓，就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于是，彭教授改用小剂量麻醉法，即根据腰椎各骨节神经丛与身体各部份的对应关系，采取与手术对应的某个腰区实行局部麻醉，如此只要用8－10毫升的麻醉剂就能起到完全一样的作用。他的一系列（十多篇）有关麻醉学的论文，发表在《中华外科学》杂志上，见解之精到，方法之简单、实用、有效，以致于许多外科大夫曾一度把他认作是著名的麻醉医生。
在彭淑牖的眼里，外科手术不仅要阻断病害，更要恢复功能；不仅要延续生命，更要提高生活质量。许多胃癌病人做了切除手术后因胃功能萎缩导致营养不够，免疫力下降，甚至死亡。彭淑牖对此耿耿于怀，他感到胃手术后的功能恢复不仅取决于手术质量，更在于其恢复的方式，于是他对胃术后功能恢复展开了研究。1990年，他发明了“胃减压肠营养同步导管”，这一发明成功地解决了胃手术后因功能减弱引起的各种并发症，为传统的胃手术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发明胃减压肠营养导组合管时，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他竟然不顾自己已六十多岁的高龄，硬要学生帮他把管子从他的鼻腔插入经咽部进入胃里，以此亲自感受一下病人会否产生不适。
几十年来，彭淑牖已做了上万例手术，有多少人被他从死神手里救回来，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常说，或许对有的人来讲，十几亿中国人死个把没什么，但对每一个病人家庭来讲，死的都是亲人。作为医生，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病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从死神手里救回来。几年前，55岁的农民吴阿茂颈部生了个巨大的动脉瘤，球型瘤体有15厘米×15厘米大，压迫舌根，气管被迫转移，造成血压下降，呼吸困难，随时有生命危险。这种手术难度极大，许多医院拒收了这位病人。“作为一名医生，没有权利拒绝一个病人的求生愿望”，崇高的职业道德驱使彭淑牖收下了病人。正在观察阶段，吴阿茂的瘤体突然破裂，出现休克。接到救急电话后，彭淑牖立即钻出被窝从家里赶到医院。他与老教授齐伊耕简短商量后决定采用体外循环下深低温颈动脉瘤切除手术，这是个风险非常大的决定。目前，我国在巨大动脉瘤摘除术（特别在破裂情况下）上的成功率几乎等于零极低，以往患者往往因术中大出血而死亡；或由于血管阻断时间过长，导致大脑严重缺氧，造成脑细胞坏死，最终丧失脑功能。彭淑牖此时根本来不及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抢救农民兄弟生命要紧。他们按照事先确定的方案，打开吴阿茂的胸腔，剪开心包，将循环机管插入患者心脏导管，使其体温随之下降，心脏逐渐停止了跳动，机体血流量明显减缓。彭、齐两位教授镇定自若，以娴熟的刀法切除了巨瘤。手术从早晨5时一直做到下午，中间连饭也顾不得吃。终于在下午4时，体外循环停机，停止跳动103分钟的心脏又恢复了跳动，机体开始复温，血又流遍了患者全身。国内首例在体外循环下深低温施行颈动脉瘤切除手术成功了，吴阿茂从死亡线上被夺了回来。
精湛的技艺，良好的医德，使彭淑牖成为我国外科界的一名楷模，前来向他学习求教的人络绎不绝。至今为止，他已带了60多位博士或博士后研究生，其中有5位已成为博导，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声名卓著，如上海瑞金医院大外科副主任彭承宏教授，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劈裂式肝移植技术；许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西安西京医院主治医生杜建军，曾做过数百例外科手术。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西医普通外科已走到尽头了，没有什么可创新、发明的，可学的东西也不多。正当他联系准备出国进行博士后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无锡参加全国第六届普通外科中青年优秀论文大会，听彭淑牖教授讲授捆绑式吻合术和彭氏刮吸法，当时会堂上座无虚席，这是杜建军第一次接触彭教授，立即为他的技艺“惊呆”了。这位全国第六届普通外科中青年优秀医学论文大会两项二等奖得主惊呼： “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教授！”当时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就是我要找的博士后老师！”于是，杜建军毅然放弃了留洋深造的机会，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随彭淑牖教授学习刮吸法解剖手术，攻读博士后。
彭淑牖带学生，除了教他们各种外科的技术技能外，首先教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良好的医德医风。他常说，“行医先做人，一个医生心里始终要装着病人”。他的学生、同事们说，彭教授做手术从不浮躁，只要他做手术，每次都拾掇得干干净净，不把“病灶”收拾干净，他决不下手术台。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院长陈某患肝尾状叶癌，瘤体巨大压迫肝门引起黄疸，已到了晚期，他曾奔赴北京、上海各大医院遍求名医，但都被婉言相拒，一致判定已无法开刀，开刀必死。陈自己也是专家，知道这种病开刀后能存活的希望很小，这种病在世界上也是罕见，得了这种病等于已被判了“死刑”。正在陈某灰心丧气的时候，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彭淑牖教授，说：“这种刀只有彭教授能开”。陈将信将疑，由家属陪着来杭求医。彭淑牖教授接纳了这例手术，在他的精心操作下，手术很成功。彭教授足足用了12个小时，把被重要血管重重包围的肿瘤摘除，病人的黄疸很快就消退了。
彭淑牖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做手术重要的是诊断，确诊患者得的是什么病，要不要手术，什么时候动手术，一切为病人负责，不要一味地追求开刀数量，要讲究质量，每个手术都要充分准备，术前要心中有数，术后要回顾下次怎么改进，否则就不是个好的外科医生。所以，每次开刀前，他总是认真征求患者本人的意见，对开刀后的两种结果的可能性都分析给你听，一起商量该怎么办，非常谨慎务实。他始终恪守着在肝脏手术中血流阻断一次不能超过10－15分钟的极限，有人认为他是跟自己过不去，但彭淑牖坚持认为必须为病人着想，只有在这个时间内才能确保患者的肝功能基本不受影响。76岁的浙江大学教授金玉琪 1991年11月被确诊为肝癌。某家医院诊断说他还有3个月的生存期。家属把他送到浙医二院求彭淑牖治疗，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彭教授仔细分析CT片后认为，肿块离肝动脉太近，马上动手术，难度太大，宜先做化疗，等病体缩小了再做切除手术。半年内金玉琪做了4次介入化疗，这时彭教授才做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没有任何后遗症。12年来，各项指标一直都是正常的。事后，家属要感谢彭教授，都被婉言谢绝。常言道，“秀才人情半张纸”，于是金玉琪写了一幅“治癌神刀”条幅，两天内赶着裱出来，请彭教授笑纳。纸虽然很薄很薄，感激之情却很厚很厚。
2003年初春，恰逢彭淑牖教授70大寿。十几位经彭教授“妙手回春”的癌症患者在市抗癌协会会长的率领下，自发前来浙医二院向彭教授祝寿和新春团拜。一位患者将自己精心插的一盆白色的蝴蝶兰送给彭教授。他说，白色象征着医护人员的纯洁，红色的花芯，是他们一颗红心为病人，那流畅抒情、富有跳跃感的枝条，衬托着跳跃的红心，是我们美好的祝愿。
我国第一例第Ⅷ肝段肝癌手术病人、浙江大学教授冯祖安，17年前，因得了肝第Ⅷ段癌被判了死刑。他的CT片曾送到上海一些著名医院会诊，那里的专家看了都说不能动手术。于是就转到了浙二医院，由彭淑牖主刀将他治好了。手术至今已17年了，冯教授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他回忆说，彭教授突出的特点是踏实、谨慎、谦虚。与有的医生什么手术都敢做不同，象他这样一代名医，普通外科方面已没有做不了的手术了，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坚持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说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例病案，从不受患者的地位、名声等影响。每次他都要仔细分析病例，要动手的总是有把握的。当年我住院时，在我旁边是一位正厅级干部，50年代他就是卫生厅的一位分管人事的处级干部，如今当年的同事大都已当上主任大夫了，去哪家请，人家一准定会到。就这样一个病人，当时请彭主任诊断，彭检查后认为按目前的水平，手术不宜做。怎么说情，彭就是不点头。于是他们绕开彭淑牖，把上海某家医院的权威请来开刀，腹腔打开了果然动不了手术，只能采取结扎和插管治疗。彭就是这样，实事求是，不能做的，无论你是多大的官，还是不能做。反过来，看病的是老百姓，只要他看了认为能做的手术他准给你做，对病人从来不分尊卑，一视同仁。去年下半年，临海有一位叫马爱民的妇女找到了杭州市抗癌协会。她丈夫因癌症已去世了，留下一个11岁的儿子，最近自己又得了肝癌，肿瘤位于两根最大的肝血管夹角之间，手术风险极大，没有医生愿为她手术。开始她去一个医院做插管治疗，碘过敏，没效果，又回到老家吃中药。来杭州求助时，人已浮肿，AFP指标高达1000多，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协会同志觉得只能去找彭教授了。于是先打电话询问彭教授是否可以接治？彭教授说周一、周二已安排了，周三上午来看看吧。那天一大早，协会的同志带着马爱民和她姐姐去医院。早晨7的点多，整个大楼还是静悄悄的，他们以为彭教授大概还没来，试着敲了门，门开了，彭教授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彭教授了解了病情后答应马上为她做手术。手术后，隔了一个月来复查，AFP从1000以上降到了3.6，马爱民和她姐姐感动得抱头痛哭，得救了，从死神手里回来了，11岁的儿子也得救了，不会做孤儿了，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面对社会给予的荣耀和病人的赞誉，彭淑牖淡淡地说，这都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是我的本份。几十年来，彭淑牖尽管著作等身，重大发明创造也有多项，尤其是外科理念上的一些重大突破，刷新了当代外科学的许多领域，象他这样一个在国内外外科界都享有盛誉的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仍逃脱不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有人总以“不就是发明了一把圆珠笔似的手术刀吗？又不是什么精密仪器”为名，认为“档次太低”，把他排斥在外。在这些人眼里，似乎只有纯学术的东西才可登“大雅之堂”，成千上百万名患者被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的事实可以“视而不见”。对此，彭淑牖从不去计较。他把心思都放在了病人身上。有人称他是当代最容易被请上手术台的名医。由于他技艺精湛，普通外科方面几乎已没有他做不了的手术，所以，全国许许多多医院有了疑难杂症或高难度手术，都会邀请彭教授去会诊或支援做手术，而他每次都“有求必应”。尽管已年届70，但彭淑牖每年都要做230台以上手术，这在全国医疗界实属稀罕。 2002年，他曾创下了10天内分别往返4个省开了6台特大恶性肿瘤手术的记录。他的学生王新保回忆说，今年1月20日，上午彭教授刚在邵逸夫医院做完一例肝切除大手术，下午就接到安徽皖南医学院发来的邀请，去为一位疑难病人做手术，他连晚饭都顾不得吃，跳上汽车就往机场赶。在飞机上，他一边就着白开水吞面包，一边仔细分析传真过来的病情资料。晚上10点，刚下了飞机的他直奔手术台，连病人家属都要求彭教授歇一歇，第二天再做手术。彭淑牖说，多延迟一天，病人就多一天痛苦，多一份危险。这个病人已是肝癌晚期，紧靠肝静脉有一个巨大肿瘤，25CM×12CM，这个部位在第7～8肝段，属于高危险区，与血管也有粘连，当地医生已认为无法救治了。彭淑牖立即为病人动手术，一直做到凌晨4点。他稍微休息了三个小时，早晨7点又进入病房查看这位病人的术后情况，在场的医生家属无不为之感动，看到了一位医生崇高的风尚。上午9：00，彭淑牖又接着为第二个高位胆管癌病人做右半肝切除胆管吻合手术。下午4时，手术一完，彭淑牖坐上飞机急着往回赶，因为明天，杭州还有一例大手术等着他去做，……王新保说，“彭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为了病人不顾一切的人”。2003年4月3日及 4月21日，即使在中华民族抗击“非典”的特殊时刻，他仍不顾个人的安危, 分别奔赴“非典”重灾区广州和北京，用PMOD为等候的病人成功地实施了多例高难度手术，切除了其他人认为不可能切除的肿瘤，将许多癌症晚期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