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任新民
人物简介
任新民（1915-）男，汉族，安徽省宁国县人（今安徽宣城市宁国市），祖籍湖北省谷城县任家湾，中共党员，是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在1928年的春天考入省立宣城第四中学（今安徽省宣城中学），1934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1937年转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1940年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1956年8月参加筹建国防部五院的工作，历任总体室主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
1964年作为型号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保证了东风2号导弹飞行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他相继领导组织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工作。1980年5月在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弹道式导弹的飞行试验中，作为首区总指挥，协助领导和指挥了这一重大的飞行试验任务。组织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保证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获得成功。领导组织了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整个通信卫星工程的研制试验；领导组织了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地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发射服务零的突破。1984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9年和1990年两次荣获航空航天部通令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
个人履历
1915年12月5日，生于安徽省宁国县，祖籍湖北省谷城县任家湾。  任新民
1934-1937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肄业。
1937-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学习，毕业。
1940-1945年，任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助教、讲师；兵工署重庆21厂技术员。
1945-1949年，赴美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被布法罗大学聘任为讲师。
1949-1952年，任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研究员。
1952-1956年，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炮兵工程系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6-1965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分院副院长兼设计部主任。
1965-1982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所所长，部科研生产组副组长、七机部副部长。
1982-1988年，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8-1993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
1993年，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2002年，获得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2]。
2006年，获得“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3]。
职业生涯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祖籍湖北省谷城县任家湾，祖父任国霖是位勤劳节俭的农民，父任海清曾任宁国县小学教师、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县银行行长等职，更是教诲子女读书上进、掌握真本事。这些对任新民立志攻读、渴求知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任新民1927年年底，他小学毕业。1928年春考入安徽省宣城第四中学，时值北伐军攻占了宣城、宁国一带。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任新民，开始阅读一些革命进步书刊，萌生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朴素信念。1929年10月，年仅14岁的任新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宣城冒埠暴动失败，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暗下决心：走科学技术救国、强国、富国之路。
初中毕业后，在宁小学当了半年教师。强烈的求知欲望，促使他又考入南京钟英中学高中部。1934年高中毕业，考取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又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0年毕业。任兵工署重庆21厂技术员、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助教和讲师等职。
1945年6月，公费赴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任为讲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有望了。他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到了故乡，9月应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招聘任研究员。1952年8月，随该研究室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任院教务处副处长、炮兵工程系教授、火箭武器教授会（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
1956年8月调赴北京，参加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历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一分院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1975年6月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89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1993年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任新民曾担任多项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从1979年起，他连续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1985年起，他一直担任国防科技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的副主任，并兼任航天行业评审组组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又被该院聘任为理事；1988年被国务院聘任为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他还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东工程学院等院校聘任为兼职教授；1988年还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科技成就
技术带头人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  任新民任的任新民和创业者们一起，开始向导弹与航天这一全新技术领域攀登。他们组织了导弹与火箭各专业技术讲习班，采用互教互学和测绘苏联提供的P-1模型导弹的办法，探求着导弹与火箭知识。任新民曾亲赴满洲里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2导弹，他还作为中方代表在协定上签字。
导弹与航天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技术，是多种基础学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与运用。50 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基础和工业技术基础都还十分薄弱，相当多的专业技术和学科领域尚属空白。当时只有钱学森教授在美国参加过导弹与火箭的研究、试验工作。1958年1月，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液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导弹的“心脏”，是导弹仿制中的重要关键技术之一。当时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任新民和同事们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在1960年下半年仿制成功P-2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1960年12月，成功地发射了中国制造、使用国产推进剂的两枚近程弹道导弹。中国人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国有了自己造的导弹，从而掀开了中国武器装备崭新的一页。
在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他担任这一型号的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自行研制远比仿制困难得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挫折和困难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国内经济建设出现了暂时性的困难，他和同事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终于在1962年1月获得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成功。
在向尖端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1962年3月21日进行的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飞行试验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没有气馁，很快开始了紧张的故障分析。他主持了多种发动机系统方案的分析论证工作，并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地面试验，有针对性地对设计进行了修改，提高了发动机结构的抗振强度和比推力，接着进行了性能、可靠性和全弹试车。还同其他分系统的科技人员进行了这一中近程导弹的总体技术方案、控制分系统、弹体结构分系统等的设计修改与地面试验。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自行研制导弹的技术，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中近程导弹研制成功后，又转入了一个全新型号——液体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他主持这一导弹的液体发动机研制工作，同有关科技人员、工人一起，先后解决了发动机的不稳定燃烧、高转速高性能涡轮泵的设计、四机并联技术、推力室的真空钎焊、波纹板成型、等离子喷涂、材料的相容性等关键技术。特别是在突破燃烧室高频不稳定燃烧这一技术难关时，他亲自进行分析计算、参加试车、参加讨论，经过多个技术方案的反复比较和百余次的试车，最后采用了隔板、液相分区的方案，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关键技术。为这一中程导弹的研制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65年后他全面负责这一导弹的研制工作，带队赴试验基地领导飞行试验，虽已年过半百，在塞北的寒冬腊月，住在简易的宿舍里，得了重感冒，仍坚持在测试工作的第一线。他为这一导弹按期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受命担任中远程弹道导弹和由此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而且同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在戈壁大漠中寻找导弹残骸；在洲际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中，他主持了液体发动机方案的论证与设计工作，参加了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在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发射试验时，他担任发射场区的总指挥；尔后，他还作为试验队队长，组织领导了由这一导弹演变而成的长征二号、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应用卫星的试验任务，均获圆满成功。他几乎参加了中国所有的第一代液体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人造地球卫星任新民是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一号运载  任新民火箭的技术负责人。正当长征一号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科研生产队伍和秩序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干扰，他自己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由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点名保护，才使他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型号研制工作。从总体方案到各分系统，他深入现场亲自对各种技术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校核、审查和落实。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用长征一号发射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使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他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总设计师试验卫星通信工程于1977年9月被列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三项重  任新民点任务之一。任新民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师。早在60年代中期，担任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时，根据国外动力装置技术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他就组织少数科技人员开展液氢液氧发动机的预研工作。到了70年代，该工程立项后，他作为分管技术工作的副部长，一直领导和关注着这一工程的运载火箭的研制。特别是第三级采用常规推进剂（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还是采用低温高能推进剂（液氢和液氧）两个技术方案的论证中，他申明自己的见解：“尽管氢氧方案的关键技术多，难度比较大，工作量大，研制周期长，但能提高运载能力，且又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而且我们已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是可以突破这一技术关键，我们应知难而进。”经过他和他的同事的力争，最后领导决定发射通信卫星的运载火箭第三级采用液氢液氧为第一方案，并将这一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三号。
氢氧发动机的研制试验艰难曲折，攻克了一个个技术上的“明堡暗碉”。例如：低温给材料工艺技术带来的难题、液氢液氧的泄漏问题、二次启动问题、滑行段的推进剂管理问题、涡轮泵的次同步共振问题、启动缩火问题等等。他作为一名技术指挥员，在艰难险阻和挫折面前不退缩、不动摇，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身先士卒，亲自分析研究试验数据，现场查看实物，审阅设计图纸，查阅国内外有关的技术资料，亲自提出或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讨论确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或综合治理性的技术措施，使多种技术难题终得解决。1983年5月，全系统试车获圆满成功。
长征三号的重大技术关键还有纵向耦合振动（国外文献称为POGO问题）、火箭低频振动环境管理等。在这些关键技术的解决中，从理论分析计算，到技术方案、试验方案的制订与审定，他都亲自参加和进行决策。特别是在解决大型运载火箭的纵向耦合振动问题时，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选定为此而开展的研究课题，组织队伍、落实经费，并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协调，还审定了试车台的改台方案和试验方案，亲赴现场指导试验。最后根据各种研究试验结果，决定在一、二级氧化剂系统泵前加皮囊式蓄压器，燃烧剂系统不再加蓄压器。通过多次飞行试验的结果证明，这一措施有效地抑制了运载火箭的纵向耦合振动，为长征三号发射成功提供了保证。POGO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为中国今后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新的、可贵的经验，还带动了国内有关技术学科的发展。
要把试验通信卫星送到距地面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与地球自转角速度相同，与地球同心且与赤道面共面的地球静止轨道，完成通信广播任务，除研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外，还要研制通信卫星，研制和建设跟踪、测量与控制系统，研制和建设发射场系统，以及通信广播地面站系统等。担任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不仅领导长征三号的研制，负责五个系统的技术协调和对重大技术问题进行决策，还亲自领导和参加了通信卫星、跟踪测量与控制、发射场、通信广播地面站等系统的重大技术关键的攻关与决策。他在1972 年以后，还兼任新成立的、承担微波统一测量系统地面设备研制任务的“450”工程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了研制试验工作和大量复杂的技术协调工作。这一微波统一测量系统的研制成功，保证了中国卫星测控通信任务的需要，也使中国的测控通信技术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经过十几个寒暑的奋战，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第一次执行发射东方红二号的任务，但由于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的第二次启动出现了在地面无法认识和发现的故障，未能将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他承受住了各种压力，查看遥测、外测等飞行试验数据，分析故障原因，制定改进措施。特别是他亲自提出了一条经过后来飞行试验考验是有效的、且一直采用的重要措施。改进后的长征三号于1984年4月8日，成功地将第二颗东方红二号送入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4月16日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性能指标符合设计要求，这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至此，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的三项重点任务全部完成，表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卫星通信技术也开始迈向世界先进水平。在带有低温推进剂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发射与测控技术等方面，都有可喜的进步。他作为工程总设计师指挥了多次实用通信卫星的发射与定点，为国民经济有关部门和军事单位提供了通信、广播、电视等的服务，收到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1990年4月，他作为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用长征三号成功地将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圆满地完成了商业发射合同，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受到了极大的振奋，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卫星研制贡献在他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就分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特别是对  任新民发射用的长征四号A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技术方案的确定，到重大技术关键的解决，他都亲自参加、亲自决策。后来，他被任命为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就更潜心致力、尽职尽责地抓长征四号A、风云一号及其他系统的研制工作。1988年9月和1990年9月，他两次组织领导了长征四号A的成功发射，第一颗风云一号虽只正常运行39天，但地面接收的图像已接近美国第三代业务应用气象卫星的水平，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亚太地区气象会议的代表，在国家气象局气象卫星资料处理中心观看接收到的卫星云图时，都交口称赞。这第二颗试验气象卫星为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亚运会的气象预报作出了贡献，并为特定的科学探测卫星和中国的南极考察提供了气象保障。这两颗试验气象卫星取得了多项科学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他担任着风云一号○二批（风云一号改进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他还是另外两项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其中一项已进行了两颗卫星的成功发射与回收；另一项已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D运载火箭和新的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并于1992年8月和1994年7月进行了两次成功的发射与回收。这两项工程都已圆满地完成了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他除尽心尽力地完成上述各项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职责外，还担任着新一代大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工程的技术顾问，并且于1994年2月和1994年11月两次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了长征三号A发射实践4号和配重星、长征三号A发射东方红三号的组织领导工作。
思想品格
任新民领导卫星通信工程的过程，也突出地反映了他的道德风范、思想品格和治学态度。他非常注重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处理和解决技术问题。在这方面他确有深刻的体会：“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经常深有感触地说：“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导弹与航天工程大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的专业和学科。任新民在主持型号研制工作中发扬技术民主、集思广益。处理和解决技术问题时，既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第一线科技人员的意见；又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地作出决策。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他通过多年的研制实践切身体会到，研制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甚至是一个元器件、螺钉、螺帽、焊点、导线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型号飞行试验任务的失败，直至出现重大的伤亡。因此，他始终牢记着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研制工作制定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全体参加人员，型号的研制、试验、生产的全过程，狠抓、细抓与导弹航天事业生死攸关的质量、安全与可靠性这个头等大事。他恪守一条原则：在地面能做的工作、能进行的试验，一定要做透、做充分；发现的问题和疑点，一定要查清，并举一反三，彻底解决和排除，决不能带着问题、疑点和隐患上天。正是由于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的管理，才使一系列型号研制得以胜利完成。
领导管理
早在1956年春天，任新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教授时，曾作为科技专家的代表参加了中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
60年代中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织科技专家讨论导弹技术发展方向、技术途径及规划，他深思熟虑，对“火箭技术发展途径”和“发展规划”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特别是从液体火箭发动机这一专业技术角度分析了这一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对中国第一代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70年代后期，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主持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的讨论。他当时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从技术方向、技术途径和技术方案以及技术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论述，为确立这三项重点任务提供了重要论据。
他还多次主持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展方向、技术途径、规划、技术方案等的讨论，特别是力主尽早开展新型氢氧发动机的研制。当代，中国液体发动机的研制已初步形成系列，且具有较高的质量与可靠性，为各种运载火箭的研制提供了保证。这些都凝集着他的心血与辛劳。他还领导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建设，从规划的制订，技术方案的确定、设计、审查，到建设的实施，他都亲临第一线，参加讨论和决策。从而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一些外国宇航界的同行参观了中国的试车后，称赞有特色，中国人在航天事业上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1984年，中国的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时隔不久，他反复地讲：“前30年我们走过来了，后30年干什么、如何干。”还经常宣传他设想的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蓝图：“中国的运载火箭要改进、完善，动力系统与控制系统等都要提高技术水平；要有一个新的长远规划，要提高运载能力、形成系列、降低成本；要努力提高质量与可靠性；要努力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应用卫星要努力提高研制水平，包括各种技术性能指标，如：长寿命、高可靠、提高有效载荷与卫星总质量之比等；要使一些主要的应用卫星建立长期、稳定、协调、持续的运行系统；要以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需求为牵引，增加应用卫星的品种与种类，逐步配套；应用卫星要与应用方法研究、地面应用系统等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以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效益。”
任新民曾两次主持了宇航学会召开的关于“航天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的研讨会。他在大会上作报告，并带领有关人员向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提出了建立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应用卫星运行系统的建议。
他多方呼吁：“要对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与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持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1985年7月，他以部科技委的名义，亲自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关于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集，对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他在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规划性工作中不断地作出贡献，并提出多项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这与他通过实践熟悉各类航天型号的研制情况，并积累了丰富的研制试验和科技管理经验等是密切相关的。他坚决执行国家给航天科技工业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坚信中国人行，可以用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自行研制的通信卫星，还可以进行外国卫星的商业发射服务。他还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有了发言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他研究规划和领导型号研制工作所遵循的又一个重要原则。他考虑问题的基点是客观和科学，时刻注意按科学规律办事，严格执行型号研制程序。他还经常告诫科技管理人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抓好预先研究，搞好技术贮备，那是会受到科学规律惩罚的。”
由于他在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上的成就与贡献，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的普遍赞誉：“朴实勤奋，德高望重”，为航天人敬重的楷模和典范。老骥伏枥，霜重叶红，这位接近耄耋之年的老航天仍一如既往，奔波于研究所、工厂和卫星发射中心，在他眷恋的导弹与航天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
奖项荣誉
任新民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连选为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他多次立功受奖，1984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5年，他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荣获“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等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和1990年，因在航天型号工程研制试验中的成绩突出，荣获两次航空航天部通令嘉奖；1990年，被批准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2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任新民参加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创建、发展的全过程，撰写、审查了大量的科技报告和型号研制技术总结。他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与贡献，更主要的是集中地表他为液体火箭发动机、运载火箭以及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的研制成功，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心血。他在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要论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1985年
《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编辑委员会（任新民为副主编）1986 年
任新民《顾既往，瞻前途——话中国航天事业·回顾与展望（1949-1989）》1989年
Ren Xin min.China’s Space Development Policy.Space Util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Pacific，Volume 73 AAS，1990 
任新民《中国航天发展战略探讨.应用卫星与卫星应用研讨会文集（二）》1991年
回归母校
头戴一顶黑色的耐克帽子，脚穿一双半新的旅游鞋，绵绵的秋雨依然挡不住一位老者饶有兴趣的脚步。18日上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任新民回到了他的母校——南京大学。[4]
87岁高龄的任新民院士，1934年至1937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南大百年校庆时，阔别母校六十余载的任老第一次回到南大，参加了百年校庆盛典，并获得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但行程很匆忙。[4]
再回母校，任新民爽朗地笑着说：“听说南大的理科很有名，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你们的实验室。”任老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海岸与海岛开发实验室、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实验室等，他透露了此行的一个小“秘密”：“我这次来除了学习，也有想帮母校做推广、宣传的目的。南大这几年发展得很快，我想看看你们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与航天、军工是否有合作的机会。”任老深有感触地说，母校诚朴雄伟的学风对自己从事科技事业和治学都有极大的影响。大学时他虽然学的是化工专业，但并不感兴趣，到美国就学起了机械，1949年回国以后才搞起了航空航天研究。他最初搞火箭发动机研究，后来转为火箭，再后来是卫星。[4]
作为“风云一号”A－D四颗星的总设计师，对国家以及母校给予自己的各项荣誉，任老一再表示：“航天事业中个人的贡献微乎其微。”任老透露：“风云一号采集到的气象资料全世界都在用，但它主要是作中期预报，而不是即时预报。采集的图片只是提供信息，而整理、分析有很大的学问。天气是很复杂的，天气预报不准也不足为怪啦。”任老的解释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4]
87岁高龄的任老依旧耕耘在航天这片沃土上。他离而未休，几乎每天都去办公室，审阅、分析业务部门送来的技术资料，对碰到的技术问题给予指导。作为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两个集团的高级技术顾问，他也经常参加各种专业会议、大型决策性会议，对方案的论证、十五规划等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任老的身体特别好，思维仍然清晰、活跃。他认为保持健康的秘诀就是多活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