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庄稼
释义:
1.农作物(多指地里的粮食作物)柳青《铜墙铁壁》第一章：“河滩上有树，河坪地里还有庄稼。”
杨沫《青春之歌》第一部第一章：“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
2.指庄稼活沙汀《还乡记》一：“不仅做庄稼抵得上男子汉，由于性格上的坚定泼辣，对于外事，她还比丈夫行。”
3.中国传统农学将农业简单地定义为种庄稼“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离不开稼、人、地、天四个因素。
中国传统农学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一稼，即农业生物
二人，即农业生产者
三地，即土地和土壤
四天，即农业气候，也指农业生物的各种特性
中国传统农学成就——稼
稼，即作物。中国是世界少数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们已先后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北武安磁山、湖南醴县彭头山、湖南道县玉蟾寺、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南舞阳等地发现了众多的农业文化遗址，其中有的年代已接近万年以前。从出土遗物来看，当时北方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是粟、稷、黍、菽、麦、麻等，南方主要种植的是水稻。中国分别是粟、菽、稻、桑、茶等许多作物的起源地之一。作为世界的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中国对于世界农业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朝鲜和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的栽培稻种即来自中国。又如今天世界上许多种语言中都还保留了大豆“菽”和“茶”的读音，这又表明中国是大豆和茶的故乡。
五谷中国有着丰富的农作物资源。传说神农播“百谷”，说明当时的作物种类有数以百种之多。但后来又出现了“五谷”、“六谷”和“九谷”的说法。其中“五谷”说最为流行，“五谷”之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但解释却有不同，一说是黍、稷、（大、小）麦、菽（大、小豆）、稻；一说是黍、稷、麦、菽、麻。这二种说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稻麻的有无，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当时的作物并不止于五种，“六谷”、“九谷”说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同时也可能与解释者的经验有关。“五谷”说之所以盛行，显然是受到五行思想的影响所致。因此，笼统地说来，五谷指的就是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
五谷的概念形成之后虽然相沿了两千多年，但这几种粮食作物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所处的地位却因时而异。五谷中的粟、黍等作物，由于具有耐旱、耐瘠薄，生长期短等特性，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至春秋、战国时期，菽所具有的“保岁易为”特征被人发现，菽也与粟一道成了当时人们不可缺少的粮食。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宿麦（冬麦）能利用晚秋和早春的生长季节进行种植，并能起到解决青黄不接的作用，加上这时发明了石圆磨，麦子的食用从粒食发展到面食，适口性大大提高，使麦子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从而发展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并与粟相提并论。儒家经典《春秋》一书中，它谷不书，至于禾麦不成则书之。可见，圣人在五谷之中最重视麦与禾。西汉时期的农学家赵过和氾胜之等都曾致力于在关中地区推广小麦种植。汉代关中人口的增加与麦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唐宋以前，北方的人口都多于南方的人口。
但唐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这正是秦汉以来被称为“地广人稀”的楚越之地。宋代南方人口已超过北方，有人估计是6：4；此后至今一直是南方人口密度远大于北方。南方人口的增加是与水稻生产分不开的。水稻很适合于雨量充沛的南方地区种植，但最初并不起眼，甚至被排除在五谷之外。然而却后来居上。唐宋以后，水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据明代宋应星的估计，当时在粮食供应中，水稻十分之七，居绝对优势，大、小麦、黍、稷等粮作物，合在一起，只占十分之三的比重，已退居次要地位，大豆和大麻已退出粮食作物的范畴，只作为蔬菜来利用了。但是在一些作物退出粮食作物的行列时，一些作物又加入到了粮食作物的行列，明代末年，玉米、甘薯、马铃薯相继传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桑、麻、棉花宋代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不仅仅是因为水稻生产的发展和玉米、甘薯的引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棉花种植和普及。
宋元以前，中国人的衣着原料主要来自蚕丝、麻、葛之类。中国是最早种桑养蚕的国家，相传蚕桑的发明人是黄帝的后妃——嫘祖。考古表明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国就已开始了对于蚕丝的利用。以后，蚕桑业又继续得到发展，并生产出丰富多彩的丝织品，如锦、纱、罗、绫、缎、绸、绒、缂丝等，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联系中西方的交通要道便以之命名而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因此有“丝国”之称。
丝绸虽然重要，但真正能够享用丝绸的只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普通百姓所穿不过是麻、葛布而已，所以称老百姓为“布衣”，不过历史上的所谓“布衣”，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常常是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麻主要指大麻和苎麻。大麻兼有衣食之功，为衣者为雄麻，为食者为雌麻，中国古代对植物的雌雄性早就有认识，称雄麻为“枲”，雌大麻为“苴”；苎麻原产南方，商周时代即已进入北方，然而北方苎麻栽培时断时续。其在南方则相沿不断，即便是棉花成为大众衣着原料之后，它仍是南方人夏装面料的主要来源。
桑麻虽然有功，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有的衣着原料已不衍使用，这时早已进入中国边疆地区的棉花开始向内地发展。继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江、淮、川、蜀，又获其利；元代统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时有黄道婆，本为松江（今上海市）人，流落到海南，向黎族学习到了先进的棉纺技术，回到家乡后，革新了轧花、弹棉和纺纱技术，推动了江浙等地棉纺业的发展。到了明朝棉花已是“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
蔬果稼，虽然是以禾谷类粮食作物为主，但同时也包括一些蔬菜和果树作物。古人总是将饥和馑联系在一起。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为了弥补主食的不足，中国蔬菜的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据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中的记载，当时已有蔬菜176种，现在经常食用的大约在100种左右。在这100种蔬菜中，原产于中国的的和引进的品种各占一半左右。其中原产于中国的最主要的有：白菜、萝卜、芥菜等。引进的品种则主要有黄瓜、茄子和辣椒等。中国的华北、华南及其毗邻地区还是世界最大最早的果树原生地之一。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括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如桃、李、杏、梨、柿、枣和栗等。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常绿果树有柑桔、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其中桃在中国的栽培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诗经》中就有关于桃树开花的描写，桃可能是在公元二到一世纪西汉时由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入伊朗的，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柑桔类果树在中国栽培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史书记载它很早就被作为贡品进献，汉代已经有大规模的种植，有人因种柑桔致富，并可富比“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有关柑桔的专著《桔录》。书中记载了柑8种，桔14种，橙子之属同桔近似的5种，一共27种。最后一卷讲述柑桔的种植、加工和利用。
茶茶是当今世界三大非酒精饮料（茶、咖啡、可可）之一。中国是茶的原产地。中国人不仅在世界上最先发现了茶的功效，也最早发明了茶叶加工技术和把茶对驯化培育为一种重要的栽培作物。中国南方是野生茶树种的故乡。四川巴蜀一带在周代即已将茶叶作为贡品，而在汉代的时候，便已出现茶叶买卖市场。唐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陆羽《茶经》。从此之后茶叶更为风行，并远销海内外。宋元以后茶更是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大事。故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
六畜稼，还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农业的特点，即中国传统农业是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一种农业，这与以农牧并举的西方农业不同。古人称农业为“稼穑”，稼即播种，而穑则是收获。稼穑二字都是禾字边，表明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以种植谷物为主，这也是中国农业的一大特色。但这并不排除中国古代的农业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动物饲养业，这便是常与“五谷”相提并论的“六畜”。“六畜”指的是猪、牛、马、羊、鸡、狗等六种动物，这是中国古代所饲养的主要动物。六畜的饲养在农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而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但六种动物的地位和作用却各不相同。马主要用作运输，作为战争的工具，养马业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牛是农民的宝贝，主要用于耕作。马、牛在中国的分工，与欧美的情况稍有不同，欧美在使用牛耕的同时，还大量使用马耕，而中国只是偶尔使用马耕。马和牛除了用于运输和耕地以外，还用于积肥，猪和羊也有同样的功能．农谚中有“养猪不赚钱，回头望望田”的说法．狗最初是为了助猎，进入农业定居生活以后，狗的作用变为了看家．养鸡除了提供肉、蛋外，最重要的作用大概就是司晨，因为农业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公鸡啼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计时器。
中国传统农学成就——人
人，即是庄稼汉。中国农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发明了众多较为先进的农业工具，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并通过一些有识之士的记录和总结，而成为农书。
农具和牛耕人之为人，在于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相传神农氏斫木为耒，揉木为耜，耒耜也就是两种最早的农具。考古表明，耒耜主要是由石、木和骨制成。夏商周时期，金属农具开始出现，先是青铜农器，后是铁制农具，而与铁制农具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则是牛耕，从此，铁成为农夫之死士，而“宗庙之牺”，也成为“畎亩之勤”。 牛耕的使用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特色之一。牛耕是与犁联系在一起的，起初的犁较为笨重，所以用牛较多，多在两头，或两头以上，典型的就是汉代出现的“二牛三人”的“耦犁”。后来，犁体不断得到改进，出现了如起覆土作用的犁壁等部件，外观也由长辕变为短辕，由直辕而曲辕，唐代江东犁就是曲辕犁的代表。曲辕犁回转自如，耕地深浅可以灵活调整，因此使用起来可以得心应手，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中国步犁的基本定型。
然而，牛不仅仅用于耕犁，以牛为动力的农具还有耙、耱、耖、耧车、耧锄、水车等等，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到一下耧车。耧车是一种畜力播种工具，这种工具据东汉崔寔《政论》的记载，耧车由三只耧脚组成，即三脚耧。三脚耧，下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耧车，耧脚在平整好的土地上开沟播种，同时进行覆盖和镇压，一举数得，省时省力，故其效率可以达到“日种一顷”。据史书记载，耧车是汉武帝时主管农业生产的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耧车的三个耧脚可以一次性开出三条沟来，同时完成的还有播种和覆土等项作业，因此大大提高了效率。耧车的出现为分行栽培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它能够保证行距、株距始终如一。分行栽培最初也许是出于排涝和保墒，但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有利于中耕除草。而在此基础上发明的耧车也为畜力中耕的发明准备了条件。元代时，出现的一种耧锄，它是直接从耧车发展而来的，耧锄同耧车非常相似，只是没有耧斗，取而代之的是耰锄。使用时用一驴挽之，效率非常高。锄头的入土深度达二三寸，超过手锄的三倍，而且速度快，每天所锄的地达二十亩之多。耧车除了改进为耧锄之外，还经过改进用来施肥，而成为下粪耧种。下粪耧种，是在原来播种用的耧车上加上斗，斗中装有筛过的细粪，或拌过的蚕沙，播种时随种而下，将粪覆盖在种子上，取到施肥的作用，使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作业一次完成，大大提高了功效。
旱作技术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与普及为中国传统农业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战国以后，先是中国北方旱地农业出现了耕耨相结合的耕作体系，到了魏晋时期，随着耙的出现，标志着以耕－耙－耱—锄为核心的北方旱地抗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的最终形成。而与此同时，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南方的水田农业也开始摆脱原来的“火耕水耨”的原始状态，到唐宋时期，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
（1）畎亩法
北方抗旱耕作以蓄墒保墒为中心。最早出现的一种抗旱耕作法可能是畎亩法。畎亩法，由畎和亩两部分组成。畎是沟，亩是垄，畎亩法也就是一种垄作法。这种耕作法对于土地的利用包括“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两种方式。它的特点是：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沟里，而不种在垄上，这不叫做“上田弃亩”。在低田里，将作物种在垄上，而不种在沟内，这就叫“下田弃畎”。高田种沟不种垄，有利于抗旱保墒；低田种垄不种沟，有利于排水防涝，且有利于通风透光。抗旱主要体现在“上田弃亩”之中。西汉的代田法便将“上田弃亩”的抗旱原理发扬光大。
（2）代田法
代田法是西汉中期农学家赵过所发明并推广的一种耕作方法。在面积为一亩的长条形土地上，开三条一尺宽一尺深的沟（畎），沟的位置每年都有轮换，因此称为“代田”。将种子播种于沟中，等到苗发芽长叶以后，便在中耕除草的同时，将沟两边的垄土，杷下来埋在作物的根部，这样便能起到防风抗倒伏，抗旱的作用。代田法是由畎亩法发展而来的，它的基本结构也是由亩和畎组成的。它在技术上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沟垄相间。种子播种在沟中，待出苗后，结合中耕除草将垄土壅苗（平垄）。其作用是防风抗倒伏和保墒抗旱，实际上体现了畎亩法中“上田弃亩”的原则。二是沟垄互换。垄和沟的位置逐年轮换，今年的垄，明年变为沟；今年的沟，明年变为垄，这也就是代田法得名之由来。起到轮番利用与休闲的作用。明代出现的亲田法，就是借用了代田法的这一原理。亲田法要求在一块较大的耕地上先划出一部分来，多下些功夫，在人工、肥料、灌溉等方面实行倾斜投资，以保证这部分土地的稳产高产，将年再将另一部分的土地如法炮制一篇，逐年轮换，使地力得到恢复和提高。三是耕耨结合。代田法每年都要整地开沟起垄，等到出苗以后，又要通过中耕除草来平垄，将垄上之土填回到垄沟，取到抗旱保墒抗倒伏的作用。由于代田法的这些特点，加之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农器，如耧车、耦犁等，使得代田法确实取得了好的效果，单位面积总产量得以提高，和没有实行代田的平作田（当时称为缦田）相比，亩产量常常要超过一斛以上，好的时候甚至还要加倍。确实起到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好效果。
（3）区种法
汉代除了代田法外还有一种抗旱高产的栽培技术方法，这就是区种法，又称区田法。区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宽幅区种法，一种是小方形区种法。宽幅区田系由町、道、沟三部分组成，町为长条形田块，町与町之间为人行道。町上作沟，沟与町宽平行，庄稼就种在沟中。小方形区种法，则根据土壤肥力的不同，区的大小、区间的距离、每亩的区数，都有一定的区别。区田法的特点是：（1）作区深耕。“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就是说，区田在土壤耕作上的特点是深耕作区，区内深耕，不耕区外的土地，以充分挖掘区内土地的增产潜力。（2）等距点播。宽幅区田所种作物的行距、株距都有一定的规格，呈等距点播形式；方形区田，区的大小、区间距离、每区的株数也都有一定有规格，因而也呈等距穴播状态。可以保证作物有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3）集中管理。施肥、灌溉，以及中耕除草都在区内进行，便于充分发挥人力和物力的作用，同时等距点播也便于区内操作。（4）抗蚀保土。由于区田不耕旁地，只是着眼于区内深耕，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这特点使得“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还扩大了耕地面积。
（4）耕—耙—耱
然而，不论是畎亩法、代田法，还是区种法，也不论是垄作法还是平作法，都必须面临如何减少土壤水分的散失，以及如何解决翻耕后，平整地面和破碎土块等问题。汉代采用的是耕摩结合的方法，即在翻耕后用“摩”来摩平地面和摩碎土块，以减少土壤水分的散失，魏晋时期，则在耕摩之间又加上了“耙”，形成了耕、耙、耱三位一体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农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较为发达的水利事业，但却长期滞后于农业的发展，加上自然方面的原因，使得干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不利因素。抗旱耕作技术是中国农业乃至中华文明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的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
水田耕作技术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系主要包括以耕、耙、耖为主要技术环节的整地技术，以培育壮秧为核心的水稻移栽技术，和以耘田烤田为主的田间管理技术。曲辕犁的出现解决了南方水田面积较小，耕作起来回转不便的问题。但仅仅是曲辕犁还是不够的。比如水稻在水中生长，水层的深浅对水稻的生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要求田面平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水平深浅一致，而每块稻田面积偏小，除了因自然原因以外，还在于小块稻田便于平整。为了平整田面，宋代普遍采用了一种水田特有的农具“耖”。耖的出现，标志着南方水田整地技术的形成。唐宋以后，稻作生产中普遍采用了移栽技术，与之相适应的育秧技术也已形成。宋代出现的秧马则是专门为拔秧而设计制造出来的农具。传统插秧技术至少在元代已经定型。水稻田间管理主要包括耘田和烤田两项。耘田和烤田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就已出现。宋代耘田、烤田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人们认识到，耘田的作用不仅在于除草，还可以改善水稻生长环境，因此提出，“不问草的有无，必遍手排摅，务令稻根之旁，液液然而后已。”针对稻田所在地势高低不同的特点，还提出了，“先于最上处收畜水，勿令走失。然后自下旋放令干而旋耘”的耘田方法。适应耘田的需要，宋元时期还发明了耘爪，用竹管做成手掌形状，套在手指上，以避免手指直接与田土接触，减少损伤。除手耘之外，还有足耘， “为木杖如拐子，两手倚以用力，以趾塌拔泥上草秽，壅之苗根之下。”元代还创造了一种用耘荡耘田的方法。耘荡系一种用木板下钉有铁钉，上安有竹柄的工具，“耘田之际，农人执之，推荡禾垄间草泥，使之溷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所耘之田，日复兼倍。”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大减轻了劳动强度。至此，中国传统的水稻耘田方法已经完备。宋元时期所用的耘田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烤田主要是结合耘田进行。烤田虽然以前就已出现，但方法比较简单，不过是“决去水”、“暴晒”而已，宋代采取了在田中开挖水沟进行烤田的方法。这种办法可以防止因简单的决水所致的肥水外流。
选种土壤耕作的目的在于改良土壤的自然属性，使其更好地适应作物生长的需求，而与此同时，人们也通过不断地改变作物自身特性，来适应土壤环境，提高农业生物的生产能力。《诗经》时代即有良种的概念，汉代穗选法已见诸记载，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类似今日的“种子田”，清代则出现了“一穗传”技术，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进步的产物。种子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引进了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以适应高仰之地的种植，而同时出现的黄穋稻则主要是面向低洼易涝的湖田，经过一代以一代人的努力，水稻品种不断增加，仅清代《授时通考》一书中所抄录的水稻品种数就达3000多个。以后，中国人民还在水稻品种选育方面继续努力，当代杂交水稻和水稻基因物理分布图的研究成功就是两个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
农书农具及其所代表的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农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农家学派和农书，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上农》四篇（公元前239 年），就是他们的代表。到汉代则出现了《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这样两部著名的农书。北魏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学著作，这便是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532－544年），该共10卷，92篇，11万余字，内容包括从农业生产到生活等多方面，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以前的农书都是以北方农业技术为主要写作对象，只是在《齐民要术》的出现之后六百余年，才出现了第一部反映南方水田农业技术的农书，这便是南宋的陈旉《农书》（1149年），这本农书包括三卷，上卷以水稻生产为主，涉及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技术；中卷“牛说”，讲述耕牛的饲养和疾病防治；下卷“蚕桑”，阐述有关种桑养蚕事宜。全书篇幅不大，却是中国农学史上一本不可多得的农书。元代统治中国的时间不长，总共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三本了不起的农书，它们是由司农司出面主编的《农桑辑要》（1273年），由地方官员王祯和鲁明善编著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1313年前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祯《农书》，该书第一次系统地兼论南北农业技术，并首创了“农器图谱”，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载了二百余种农具的形制与功用，集中国传统农具之大成。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农书，这些农书都非常切合当地的农业生产实际，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象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年）和清乾隆皇帝钦定的《授时通考》（1737年）等大型农书。
中国传统农学成就——地
地，指的是土地。种庄稼离不开土地。然而，土地面积又是有限的。中国在殷商时代就已出现耕地不足的问题。商人在盘庚迁殷以前，“不常厥邑”，曾经五次迁都。有学者认为，迁都可能就是为了寻找耕地。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人主要是通过“垦牧”来扩大耕地面积的。所谓“垦牧”，也就是将原来用以养马、牛、羊的牧场开垦成为种植谷物的农田。这也是周朝扩大耕地面积的主要途径，特别是东周以后，适应战争对于粮食的需要，到处都在提倡“垦草”、“治莱”，使得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
耕地的不足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而加剧。春秋战国以前，实行土地国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通过井田、分封、田莱等方式，人人都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使用权，春秋战国以后，井田制废除，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土地买卖之上出现的土地兼并，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耕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显得更为不足。
然而，耕地面积的有限性却是相对的，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技术的改进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而发生变化。农业起源之后，一些自然条件较好，适合于农业的土地首先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这些地方一般来说，土壤都比较肥沃，植被较好，水源比较方便。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耕地面积就开始显得不足，需要扩大耕地面积，把原来一些不太适合农耕的土地，经过一定的改造，使它种上庄稼。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须相应地扩大耕地面积，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口的加速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出现了“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局面，各种土地利用形式相继出现，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围田（圩田）、梯田、架田、砂田等。
围田（圩田）围田，又叫做圩田。春秋末年，以越族为主体建立的吴国和越国，就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开始围田了，当时的苏州城附近都有大片围田的分布。楚灭越以后，春申君在吴国故地继续发展围田。至秦汉时期又进一步推广。然而围田的大规模发展却是在唐宋以后。
完整的圩田除了圩堤之外，还需要有河渠、门闸等水利设施。宋代文学家范仲淹曾经说过，江南地区以前曾经有过圩田，每一区圩田方圆都达数十里，就如大城市一般，圩田中有河渠，外面还有门闸。干旱时开闸引江水进行灌溉，洪涝时就闭闸挡住江水。圩田不怕旱也不愁涝，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利益。由圩堤、河渠和门闸等构成的圩田体系，成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两宋时期，大规模的圩田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地区。明清时期，圩田更由长江下游向长江中游发展，在鄱阳湖和洞庭湖流域都有大片圩田（垸田）的分布。圩田，使得太湖流域、鄱湖流域和洞庭湖流域先后成为新的粮食供应基地，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至今圩田地区仍然是水稻的主产区。
然而，圩田的盲目发展，大量的水面变成田面，潴水面积减少，蓄洪能力下降，使得原本一些水旱无忧的农田，现也成为受害对象，灾害发生频率加密。因此历史上一直存在围湖造田和退田还湖的争论。但大规模的圩田修筑自宋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以此同时，人们还在采取各种办法，力争使灾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办法之一就是修筑一种规模比较小的“柜田”，柜田的特点是：“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另一个办法就是选用早熟耐涝的品种，如黄穋稻等。黄穋稻不仅有很好的耐水能力，而且自种至收六、七十日，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收一季早稻，或在洪水过去之后补种一季晚稻。
梯田梯田是在山区丘陵区坡地上，筑坝平土，修成许多高低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半月形田块，上下相接，象阶梯一样，有防止水土流失的功效。梯田最早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有人认为《诗经》中的“阪田”就是原始型梯田。唐代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有梯田的出现。时称为山田。梯田之名，始见于宋代，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市）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当时闽、江、淮、浙、蜀等地都有许多梯田的分布。元代王祯不仅给出了梯田的概念，而且还最早总结了梯田的修造方法。根据王祯的记载可以看出，梯田的开辟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土山，这种情况只需要自下而上，裁为重磴，即可种艺；二是土石相半，有土有石的山，就必须垒石包土成田；三是如果山势非常陡峭，似乎就不能按照常规去开辟梯田，则只好耨土而种，蹑坎而耘。不管是那种梯田，只要有水就可以种植水稻，没有水则只能种旱地作物，如粟，麦等。
梯田主要依靠天然雨水灌溉，“雷鸣田”即由此而得名，水源比较缺乏，容易造成干旱，为了利用有限的水源，宋代以后人们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便是修筑陂塘，选择地势较高，而水源又相对集中的地方，按照约十亩即拿出二、三亩的比例，开挖池塘，用以蓄水。池塘的堤岸要求高大些，而池塘里面则要求深广，这样做有许多好处，首先，池塘深广，可以容纳更多的水，为梯田提供灌溉水源，发大水时，也不至于泛滥成灾。其次，高大的堤上，可以种植桑、柘，桑、柘可以系牛。牛在夏天时可以得到凉荫，而堤经过牛的践踏而坚实，桑、柘又可以得到牛的粪便等。除修筑陂塘以外，还采用高转筒车引水上山来解决梯田缺水问题，有时山势太高，一架筒车还不能将水运到目的地，便用两架筒车来接力，在两架筒车之间开挖一个池塘。由于水源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梯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的情景。解决梯田干旱的另一种办法就是从品种上去做文章，选择生育期短的品种种植，因为生育期短的品种，对水的需要量也小，如宋代时就有一种所谓的“高田早稻”品种，这个品种自种至收，不过五、六个月（现在看来五、六个月的生育期已不算短），在这五、六个月期，不过灌溉四五次，因此可能确保丰收。宋真宗时还曾从福建引种一种原产于今越南的水稻品种“占城稻”，散发给江淮两浙地区种植。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早熟而又耐旱，它的引进可以解决“高仰之地”稍旱即水田不登的问题。而早熟稻引进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梯田本身。梯田，自唐宋出现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今天在一些山区仍然有大量梯田存在。梯田对于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总产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梯田的恶性发展，也会使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
架田架田又称为葑田。最初的葑田是由泥沙淤积菰葑根部，日久浮泛水面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土地。东晋郭璞的《江赋》中，有“标之以翠翳，泛之以浮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的文句，其中的“泛之以浮菰”，可能指的就是漂浮在水面上葑田，“芒种”与“嘉蔬”则指的是长于葑田之上的水稻之类的作物。葑田之名最早见于唐朝，唐诗中便有“路细葑田移”的诗句。最早对葑田的利用加以记述的是北宋苏颂的《图经本草》，书中说到：“今江湖陂泽中皆有之，即江南人呼为茭草者。……两浙下泽处，菰草最多，其根相结而生，久则并浮于水上，彼人谓之菰葑。割去其叶，便可耕治，俗名葑田。”
在利用天然菰葑的基础上，人们从自然形成的葑田中得到启发，便做成木架浮在水面，将木架里填满带泥的菰根，让水草生长纠结填满框架而成为人造耕地。不过这种人造耕地，在宋代以前仍旧称为葑田，《陈旉农书》曰：“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为了防止它们随波逐流，或人为的偷盗，人们用绳子将其拴在河岸边；而有时为了防止风雨迫打，毁坏庄稼，人们又将其牵走，停泊在避风的地方，等风雨过后，天气好转，再把它们放去到宽阔的水面。元代则正式将葑田命名为架田，《王祯农书》云：“架田，架犹筏也，亦名葑田。”架田虽然仍称作葑田，但架田已突破了葑田的限制，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造耕地。 “架田附葑泥而种，既无旱暵之灾，复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元代王祯就对此大加推荐，认为“水乡无地者宜效之”。唐宋时期，江浙，淮东，二广一带都有使用，其分的范围也相当广。砂田砂田是明清时期在甘肃陇中地区所发展起来的一种土地利用方法。其方法是用河流石子铺地三四寸，耕种时拔开砂石，种之于下，仍取砂石掩盖。作物从石缝中或石层间生长结实。实际表明，在雨水稀少的旱田上，铺上一层卵石，可以起到蓄水保墒，减轻干旱，抑制蒸发，控制泛碱，提高土温，促熟增产的作用。采用砂田法，可在年降水量二、三百毫米的干旱条件下，夺取粮菜瓜果的高产丰收。这种土地利用方法，自创始之后，就在陇中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并扩展到宁夏和青海的部分地区。
桑基鱼塘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综合的，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为目标的，走内含扩大耕地面积的土地利用方式，这便是桑基鱼塘等的出现。所谓桑基鱼塘，据广东《高明县志》的记载，其办法是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和塘的比例为六比四，六分为基，四分为塘，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桑基鱼塘是中国水乡人民在土地利用方面的一种创造，也是中国建立合理的人工生态农业的开端。它既能合理利用水利和土地资源，又能合理地利用动植物资源，不论在生态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效益，赢得了世界注目。
精耕细作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中国古代还通过单位面积产量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人们常说：“中国用仅占世界十五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或者说：“中国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的农耕面积仅及美国的70%，却养活了比美国多五、六倍的人口。”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中国是如何以比美国改良耕地还少的农田面积，养活她的4亿人口，并且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二是农产品？今天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养活众多人口原因之一就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毛泽东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精耕细作最简单的动机就是单位面积上粮食作物的产量。中国人从开始感觉到耕地不足时起，就想到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战国时李悝曾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提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荀子·富国》：“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历代农学家无不提倡集约经营，少种多收。北魏时期就有这样的农谚：“顷不比亩善”，后又有人提出，“凡人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多恶不如少善”。陈旉主张“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并提出耕作规模要与“财力相称”。明代《沈氏农书》也主张“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力气以省田。”人们就开始想尽种种办法，如通过混作、间作、连作、轮作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原来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的地里，种上二茬，三茬，甚至更多茬的作物，典型的如稻麦二熟制和在双季稻基础之上，加上一茬春花作物的一年三熟制。明清时期，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如“一岁数收之法”和“二年十三收”。农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耕作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与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种耕作制度对水、肥和耕作管理的要求很高，并且必须十分熟悉各种作物的特性。中国古代农业单产比西欧古代和中世纪高得多。西欧粮食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据古罗马时代克路美拉( Columella )《农书》记载为4～5倍，据十三世纪英国《亨利农书》(Walter of Henley’s Husbandry)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六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00～24倍，麦类为200～44倍。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嘉湖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每市亩910～1125市斤，比现今美国加州的水稻产量还高。中国古代农业的土地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
治地土地除了有一定的面积限制之外，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土壤的理化性质。这种理化性质往往以地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必然导致地力的下降，为了保证土地的永续利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培养地力，如实行多粪肥田、绿肥轮作等等，并形成传统。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出了“地可使肥”的思想，认为土地的肥力可以改变的，东汉时期，王充提出了“地力人助”的观点，认为通过人们耕作和施肥可以提高土地的肥力。宋代陈陈旉更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地力衰竭的说法是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只要能够时常加入新而肥沃的土壤，施用肥料，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会经常保持新壮的。
古人有时将种地称为“治地”，这个治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治病的治。治病人方法有很多，有理疗的，有食疗的，更多的就是药疗，即人们经常说的“对症下药”。如果拿治病来做比喻的话，治地中所用的耕、耙、耖、耱、锄、锋、耩等等则属于是理疗的范围，客土，将不同性质的土壤参和在一起，有同食疗，而施肥就是药物疗法。中国农民很早就知道施肥。据专家的考证，甲骨文中就已有施肥的萌芽，《诗经》中就有锄草沤肥，使黍稷生长茂盛的记载。而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就明确的提出：“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可见施肥已是农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提出：“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周礼》中有土化之法，根据不同性质的土壤，选用不同的肥料来加以改良，称之为“粪种”。在此基础上，宋代发展出了“粪药说”。粪药说最早见于宋代的《陈旉农书》，书中“粪壤之宜篇”提出：“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而治的关键在于用粪，当时人们把依据土壤的不同性质而用粪来加以治理称为“粪药”，意思就是用粪如同用药。
用粪犹用药，包含着许多道理。首先要“对症下药”，不同性质的土壤需要施用不同性质有肥料。后来人们认识到施肥还要看气候和作物等，即所谓的施肥“三宜”：时宜、土宜和物宜。不同的气候、土壤和作物需要不同的肥料，而气候、土壤和作物的多样性，也就造成了肥料的多样性，同时也迫使人们千方百计制造各种肥料以适应多样化的需要。元代王祯在《农书》中首次对于肥料的种类进行了分类。他把肥料分为苗粪、草粪、火粪、泥粪四大类。清代杨双山在《知本提纲》中则依据不同的肥料及其酿造方法，将肥料分为十大类：即人粪、牲畜、草粪、火粪、泥粪、骨蛤灰粪、苗粪、渣粪、黑豆粪、皮毛粪等。其次，用药除了要对症之外，还要考虑药性。古人在使用肥料时，除了考虑三宜之外，还要考虑肥料自身的性质。古人认为，粪如药一样有生熟之分，有些肥料在未经腐熟之前使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再次，用药时，药量的多少，剂量的大小也很有讲究。主张用粪“得其中则可”，如果布粪过多，也是有害无益。又次，用药要讲究时机。用粪也是如此，用之于播种之前，称为“垫底”（今称基肥），用之于播种之后，称为“接力”（今称追肥）。垫底因在播种之前，使用起来比较好掌握，因此古人多主张用基肥，多粪肥田很多情况下是指基肥而言。但接力却不同，必须根据作物的长势长象来确定，这就是明末沈氏提出的“看苗施肥”说。 
高度用地与积极养地相结合，以获得持续的、不断增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传统农学成就——天
天，即自然法则。指的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如光、热、气、水等等，这些因素主宰着农业生物的生长发育，其中又以雨水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雨多酿成水灾，雨少又导致干旱。同时古人认为病虫害的发生也与天气有关。旱、涝、虫、蝗，古人皆称之为天灾。天还包括其它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动物、植物的天性。在老天爷面前，中国传统农学表现出了二个特点，一是天人合一；二是人定胜天。
顺应天时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尽管人们对于它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要求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天的“意志”。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天时用之于农业，即所谓“农时”，中国传统农业非常重视农时，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不违农时”的口号。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二十四节气等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历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应农业的需要而形成的，而中国古代的月令体农书即是农业与历法结合的产物，所谓月令体农书，是指按月列出每月所应从事农事活动及其方法的农书。除月令体书以外，中国古代的一些综合性农书，也非常重视农时。《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有“审时”篇，《氾胜之书》将“趣时”做为耕作栽培总原则的第一条，《齐民要术》提出了“顺天时”的口号，对于每种作物的播种期都按照上时、中时、下时做了具体的安排。南宋农学家陈旉就在其所著《农书》中专辟有“天时之宜篇”，讨论天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指出：“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而元代《农桑辑要》则有一篇“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讨论天时与地利的问题；又其后六十余年，王祯在《农书》中将“授时篇”作为“农桑通诀”的第一篇。清代乾隆七年（1742年）官修之大型农书，素性命名为《授时通考》，而“天时”即为其中八门中的第一门。在农业生产实践方面，汉代的卜式因懂得“以时起居”，而成为养羊能手；唐代的郭橐驼知“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而广受欢迎。这些都是顺天而成功的例子。
战胜天灾顺应天时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上天的安排，而是在不断地认识天时的基础上，战胜各种天灾，做到人定胜天。中国古代创造了许多战胜天灾的伟大成就。如在对水旱灾害方面，中国古代修建了许多如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发明了沟洫、畎亩、井灌、渗灌、开沟作垅等多种排灌方法；创造了以耕、耙、耱为核心的抗旱保墒的耕作技术及区田、代田、亲田、砂田等抗旱栽培方法；还培育众多的抗旱防涝作物品种。在对付霜冻方面，中国古代发明了拉绳除霜的方法。在对付病虫害方面，中国古代发明了火光诱杀、捕杀掩埋、药物防治、生物防治等多种技术。以生物防治为例，早在晋朝（公元304年）就有利用蚁防治柑桔蠹虫的记载，到明清时期，南方稻田则广泛地使用了养鸭除蝗蝻、灭螃蜞。唐太宗吞蝗，宰相姚崇捕蝗，在当时就被人目为“人胜天”，从而一改天灾不可以人力制之的观念，为治蝗、治虫扫清了障碍。
巧夺天工除了在抗御天灾方面，中国古代表现出人定胜天的意志与能力以外，中国古代人民还以其勤劳和智慧，巧夺天工，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温室栽培即其中之一。史书记载，秦始皇时期，就曾发生了冬天种瓜结果的奇迹，西汉时期，人们在政府的太官园中，利用温室冬天种植葱韭菜茹，以后温室被广泛地用以种植蔬菜和花卉。有名的堂花术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堂，起初是一个用纸做成的房子，里面开有沟，沟中倒上热水，以增加室内的温度，还施上牛溲和马尿，以及硫磺，增加土壤肥力，同时提高室温，通过这种办法来促使堂中栽培的花卉提前开放。这种栽培方法，在当时被看做是一种“足以侔造化，通仙灵”的奇迹。温室栽培的结果，使得春节期间便能观赏到盛开的牡丹、品尝到新鲜的瓜果，其它季节也都能享受到各种不时之物。温室栽培，大大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这种花卉栽培技术在宋代出现之后，一直沿用至今，今天在北京中山公园的唐花坞就是从堂花术发展过来的。
改变天性天，除了指天时之外，还应该包括天性。作物有作物的天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天性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加以改变。中国古代农学成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选种、育种，以及繁殖等生物技术来改变生物自身的天性，提高产量及品质。如在动、植物生产中所广泛采用的杂交技术、嫁接技术和阉割技术等。
（1） 选种育种
3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已有“嘉种”的概念。汉代《氾胜之书》首次记载了选留种技术。6世纪时的《齐民要术》，对于选种留种技术有了系统的记载。提出粟、黍、穄、粱、秫，都要年年分别收获。收时要挑选长得好的、颜色纯净的穗头，割下来，挂在高燥处。今称之为“穗选法”，到春天脱粒，它们要与大田播种的谷物分开，单独下种、留种，以供第二年的大田种子之用。这种措施，同现代的种子田相似。《齐民要术》中还提出了“本母子”瓜的留种技术。明代耿荫楼的《国脉民天》“养种之法”篇，则提出了比穗选更进一步的粒选方法。中国古代还有关于利用突变单株进行选种育种的记载。著名的如清康熙皇帝在丰泽园的水稻田中，发现一株特别早熟的单株，加以留种试种，果然年年早熟，赐名“御稻米”。由于这个品种特别早熟，阴历六月可收，康熙曾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将御稻兼作早稻和晚稻，试种一年两熟的连作稻，曾一度获得成功。这件事，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提及。
选种育种技术除了用于植物之外，也用于动物。金鱼就是古人从野生金鲫中选育出来的。宋开宝（968～976）间秀州刺史丁延赞在陆瑁池获得金鲫鱼，遂命名该池为金鱼池并加以保护。11世纪初，杭州开化寺后亦有金鱼池。当时的金鲫尚属野生，怕见人，“难进易退”。半个世纪后，兴教寺池里的金鲫却已驯服多了，道人斋余，竞相投饵与之媳戏。到了南宋后，金鱼己逐渐进入家化阶段了。在酷爱金鱼的皇帝赵构的影响下，朝野饲养金鱼之风崛兴。并产生一种专业，畜鱼“入城货卖，名鱼儿活”，他们把金鱼排的卵捞起孵化，喂以小红虫或虮虾儿，以促进幼苗由白而红、而金的转变。明代，池养发展为盆养，金鱼因此又称盆鱼。盆缸活动空间小，金鱼游动缓慢，久之使金鱼产生身体圆钝，尾柄退化，尾鳍软、长而倾斜等一系列的变异。金鱼盆养，便于观赏，也便于管理，这就促进了金鱼饲养的普及，明代已是“处处人家养玩矣”。三宝太监郑和出洋时，曾将金鱼带至南洋，1502年起相继传到日本和欧美。
（2）嫁接
嫁接最早可以追述到汉代。当时为出大葫芦，采用了靠接的方法，将10颗种子长出的10根茎，用布捆绑在一起，再用泥封住，几天之后，这10根茎便在捆绑处合在一起了，再通过整枝、把弱枝和不结子的枝条一并去掉，只留下最强壮的一枝结子，这样结出的葫芦比普通的葫芦要大10倍。北魏时期，嫁接技术则已广泛地运用于梨等果树生产，并以此促进梨树早结果，同时改善果品的品质。隋唐宋元以后，嫁接技术被广泛地用来改造花木和果品的形状、颜色和品质。如樱桃接砧梗，则成垂丝；梨树接砧梗，则成西府；柿接桃则为金桃，梅接桃则脆，桑上接杨梅则不酸，李接桃则为李桃，桃接杏则大，海棠色红，以木瓜头接之则色白。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始人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指出过：“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牡丹的栽培已经有一千四百年了，并且育成了二百到三百个变种”。这些变种中就有许多是靠嫁接来获得的。清代人在总结嫁接的作用时，指出树木经过接换“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
（2）杂交
中国古人很早就将杂交优势用于动物生产。先秦时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游牧民族就利用马驴杂交产生杂种后代骡和駃騠，并开始输入内地。秦汉统一以后，随着内地与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联系的日益加强，原产于西北地区的驴骡大量引进到中原地区，促进了内地驴骡业的发展和对驴马杂交优势认识的提高。《齐民要术》中将马驴杂交的后代分别称为驘和骡。驘是由驴父马母所生，骡是由马父驴母所生。当时人们认识到，公驴配母马所生的驘，杂种优势不太明显，而公马配母驴所生的骡子则优势明显。要发挥公马配母驴的杂交优势，则必须对母驴有所选择，要求齿龄七八岁，而且骨盆大的，然后所生骡子才具有优势。中国古代的动物杂交不仅运用于马驴之间，还用于其他动物的育种。如牦牛和黄牛的杂交，家鸡和野鸡的杂交，番鸭和麻鸭的杂交，以及家蚕雌雄之间的杂交等等。
（3）阉割
除杂交技术以外，中国古代还利用阉割技术来改变动物的某些天性，阉割术，古称“去势”。周代，人们就已认识到经过阉割的猪，性情温顺，不足害物。《周礼》中有关于“攻驹”和“攻特”的记载，即是指给马和牛做阉割手术。严格说来，阉割只是去势的一种，因为有些去势并不需要动刀阉割，如无血去势术。北魏时期的剩（骟）羊法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术。其法是在小羊生下10余天时，用布裹着睾丸掐断精索。但从后来的经验来看，给马去势的方法主要有2种，即火骟法和水骟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在阉割的基础上进行的。火骟是采用烙铁，一次烙掉两根精索，再使用烙铁，烧烙精索的断端以止血。水骟法则是按压精索，前后反复捻搓，一方面压迫止血，一方面使精索从最细处自行断裂。阉割术除用于马之外，也用于其它的家畜家禽。前面提到的剩羊就是一例。不过用于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名字，马称为骟马，羊除了称为乘羊之外，还称为羯羊，牛称为宦牛，猪为阉猪、还有镦鸡、净猫等。经过去势处理的动物也有专门的名字，如牛为犍、狗称猗等。一般说来，去势主要是针对雄性家畜而言，而目前在我国民间流行的阉猪，还包括小母猪卵巢（俗称“桃花”）摘除。这种阉割术，手术简便，安全可靠，久已闻名于世，而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这种技术最早也是见于商代甲骨文中，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现代农学将农业定义为，直接利用地力，从事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而获得有机物质的生产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农学的四个方面成就可以归纳为一点，这就是利用少量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大量的人口。
相关词语
小日月庄稼（小日月庄稼）
方言。成熟期较短的庄稼。 
周立波 《暴风骤雨》第一部四：“由眼前的烟箥箩唠到黄烟，由小日月庄稼谈到今年的苞米。”
庄稼地（庄稼地）
种粮食的田地；农田。
《儿女英雄传》第三三回：“如庄稼地是一项，菜园子是一项，菓木庄子是一项。”
大庄稼（大庄稼）
方言。大秋作物。主要有玉米﹑高粱﹑谷子等。
秋庄稼（秋庄稼）
秋季收割的农作物。 
王汶石 《大木匠》：“现在，秋庄稼已收完，菜蔬卖过大半，堆积如山的棉花进了轧花厂。” 
庄稼活（庄稼活）
农业生产工作(多指田间劳动)。 
老舍 《骆驼祥子》二：“ 祥子 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 李庆藩 《拖拉机开进高家村》：“在庄稼活上头，有什么不通的事，谁不去找他！” 
庄稼人（庄稼人）
种庄稼的人；农民。 
沈从文 《萧萧》：“总而言之，说来事事都希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 杨沫 《青春之歌》第二部第三章：“有时他也扮做过路的庄稼人，和农民们在一起谈着自己的艰难和苛捐杂税的繁重。” 
庄稼汉（庄稼汉）
种庄稼的男人；农民。
杨沫 《青春之歌》第二部第八章：“这时， 郑德富 这个四十多岁的庄稼汉都忍不住哭了。” 峻青 《秋色赋·女英雄孙玉敏》：“父亲是个老实的庄稼汉，沉默寡言，正直而倔强。”
庄稼主（庄稼主）
庄稼人；农民。 
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 顾涌 心里嫌他们不是正经庄稼主，不情愿。” 徐光耀 《平原烈火》十三：“净好人，一个一个心慈面善，全是老实巴交的，像你一样的庄稼主出身的人。” 徐光耀 《平原烈火》十三：“唉，你们要不是常来转着点，庄稼主就更过不了。”
人物：工艺美术大师
庄稼,1931年出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广东佛山石湾美术陶瓷厂副厂长兼创作室主任和艺术顾问，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佛山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代表作《诗圣杜甫》、《汉武帝》、《弃官寻母》等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作品《三乐文》被美国纽约博物馆收藏；还有多幅作品被广东省博物馆珍藏。
人物：工程师
庄稼，男，1946年2月生，贵州独山人。工程师。毕业于水电学校。现任职于贵州省独山县金属包装厂。《联合参考报》记者、编辑。1964年开始创作。《夜话》曾获“中国之星”优秀作品选拔赛二等奖。获’91中国桂冠诗人”称号。独幕话剧《苞谷熟了的时候》；小说《新婚之夜》、《聪明的依俚》、《家有贤妻》、《新卫门》、《姿态》等；散文《有缘》等；诗《你想渠水咸不咸》、《樟江情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