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铝箱
人物简介
  邓永锵[1]
邓永锵爵士1954年出生于香港，在伦敦大学的伦敦国王学院取得哲学学士荣誉学位，主修逻辑学，再在剑桥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曾参与了中国近海石油勘探及在非洲的金矿开采。之后他在香港、北京及新加坡成立中国会，以及品牌上海滩，唐岛和唐人馆。他同时也是古巴雪茄Cohiba在加拿大，亚洲和澳大利亚的独家分销商。此外，他一直从事国际公司的董事和顾问，包括黑石，Tommy Hilfiger等，以及萨伏伊酒店集团。已参与设计所有的中国会俱乐部和上海滩品牌店以及雪茄屋，他很荣幸参与盘古公寓和空中四合院的设计及装修。[1]
邓永锵爵士对设计充满激情，对他所参与的每个企业建立细节采取极为谨慎的态，无论是从建筑本身还是到最后一颗螺丝总是一丝不苟的关注每一个细节。[1]
主要经历
童年时期  邓永锵童年的邓永锵，天资并不特别聪明。他在香港接受的小学教育的时候，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2]
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热潮也波及香港。内地国家政治的变幻，严重影响着香港，乃至世界。当年的香港，社会动荡，民心惊恐，经济极度萧条，仿佛世界末日来临。[2]
因为当时社会混乱，政局不明，人人自危，导致外国商贾纷纷撤离，华资外移。经过多方面的考虑，邓肇坚爵士的长子邓伯勤遵从父亲意见，率领本房一家移居英国。[2] 
时年12岁的邓永锵，随父母移居英国生活。他在英国中学毕业后，考入伦敦大学攻读哲学课程至毕业。他随即进入著名学府剑桥大学修读研究生，一直读到博士学位。期间，邓永锵更应父亲的要求，到法学院修读法律。[2]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内地随着文革的结束，政治经济日渐稳定，国家放弃闭关自守方针政策，逐步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身在香港的邓肇坚爵士年事已高，他看到中国内地已日趋稳定，香港前途光明，而且此时的邓永锵在英国也学有所成，于是便将孙子招回身边。[2] 
邓永锵博士回到了香港。邓肇坚爵士将他安排在自己的邓氏律师楼当见习律师，准备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2] 
青年时代青年邓永锵其实并不喜欢做律师工作，更不高兴在祖父的眼底下做一些琐碎的事务，他有自己事业的大志。于是不久便离开了邓氏律师楼，加入英资太古洋行有限公司，又回到了英国。[3] 
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开始。不久，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更提出了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一国两制的管治理念，在全世界特别是英国各阶层掀起了一股“中国热”。[3] 
邓永锵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到中国大陆去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大陆，封闭了多年，在很多外国人甚至香港青年人的心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3] 
他特别关心来自中国内地的讯息。这时，正好给他遇上了一个机会：中国的大学开始招聘外藉教师，承担现代专业课的教师任务。[3] 
邓永锵非常高兴，因为他获得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聘请，去指导当时北京大学刚刚恢复的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将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3] 
  邓永锵作为第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香港人，邓永锵在北京大学里享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住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楼，月薪六百元人民币，这是当时相当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待遇的高工资。[3] 
邓永锵博士的教学工作也很成功，他将现代新哲学知识传授给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而这批博士研究生学成之后，许多精英进入了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智囊班子。[3] 
风华正茂、年方29岁的邓永锵博士，当时正与香港无线电视台艺员张淑仪小姐在热恋之中。1983年11月，邓永锵博士宣布与张淑仪小姐在北京结婚。他的婚礼，在北京各阶层引起了轰动。当天，在北京天主教堂，宾客满座。来祝贺与观礼的嘉宾中，很多是专程从海外和香港来的亲友，其中包括了英国驻香港三军总司令夫人。[3]
婚后日子婚后，邓永锵夫妻在北京度过了一段很温馨的日子。平时，他们会像一般北京市民那样乘搭公共汽车，往返于北京大学与市区各处。每逢到周末或假日，夫妇俩会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在平谈中寻找生活的乐趣。[4]
  邓永锵(照片4)邓永锵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极有个性，爱好文化艺术。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外国古典音乐。他爱吸雪茄烟，当要思考问题的时候，更会一支一支，接续不断。他也像爷爷邓肇坚爵士一样，爱穿唐装长衫，具有学者风范。永锵亦喜欢收藏中国书画家、雕刻名家的真迹，如张大千、邱亚才、朱铭等人的作品。他也喜欢结交文化名人，喜欢阅读文学名著及诗集。[4]
1984年，中国要大力开发沿海石油矿产资源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一时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财团的石油公司争相进驻中国的南海、黄海沿岸，都想在中国打第一口井。这时，邓永锵结识了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的总裁克拉夫先生。这位与中国商界做生意多年的英国商人，知道要想获得在中国资源的开采权，必须要借助邓永锵与中国当局的良好关系，所以他盛意邀请邓永博士当他公司的驻香港的代表，开拓公司在中中国地的业务。邓永锵待到与北京大学的合同期满后，便告别了北京大学教坛。邓永锵先生又回到了香港。哲学博士离开了哲学“乌托邦”的理想境界，走进社会现实世界，出任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驻香港代表，开始了他遨游“商海”的人生新里程。[4]
2005年3月10日，邓永锵获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参与BBC中国周于上海制作的电视辩论节目“问与答”，担任嘉宾。2006年7月，邓永锵推出新书《An Apple a Week》，并在旧中国银行大厦举行新书派对。其新书序言由前港督彭定康撰写。
邓永锵早年曾获英廷授予OBE勋衔，在2008年新年荣誉名单中，他复获勋KBE勋衔，成为爵士。
人物轶事

成功原因是运气
  邓永锵(照片5)邓永锵觉得，最大的因素是运气，luck，fortune，right place，right time（运气，好运，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你可以很努力，一天做25个小时。可以从圣经读到各种文化书，但是如果没有运气，你一定不会成功。That's life（那就是命运）。[5]
前港督彭定康为邓永锵的新书《An Apple a Week》作序，写下了这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邓永锵是谁？他是已故香港慈善家邓肇坚之长孙；他开创了中国传统服装品牌“上海滩（Shanghai Tang）”；他是“中国会”俱乐部的创始人，在香港、北京、新加坡都有连锁机构；他还有雪茄公司，被称为“雪茄大王”；他同时还是个地产实业家。[5]
在香港人心中，他是上流社会的人，他的名字总是和这些名人联系在一起：戴安娜王妃、安德鲁王子、克林顿、凯特·莫斯、何鸿燊、休·格兰特等等，而事实上，早年，这位爵士还曾经两度因为赌博而破产。邓永锵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又旧事重提，说起自己的赌博，这位“赌徒”对自己当年的冒险并不后悔。而现在，他还要再冒险一次，他说他要做中国时尚界的“邓小平”。[5]
冒险：越赌经验越丰富
  邓永锵(照片6)邓永锵的父亲是独子，因为身体不好并没有实现长辈的心愿，所以邓永锵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13岁那年，邓永锵被爷爷送到英国念书，没想到，背负长辈期望的他，却几度迷恋赌博。[5]
20岁，邓永锵在赌场输光了爷爷给他买房子的4万英镑。就在这时，爷爷的律师给他打电话，说要去看看他新买的房子。“怎么办？”他想来想去，想到了有个住豪宅的朋友，房子价值6万。他就跟朋友借房一天。律师来之前，他把屋子里的相片都换成了自己和家人的。[5]
律师一走，他把房子还给了朋友，还问朋友借了5000英镑，再入赌场。第2个星期，他用5000英镑赌回的6万英镑，向朋友买下了那间房子。“不得了！我真是很开心！”[5]
他借钱的历史不止一次，5年后，他又破产了，走投无路向伦敦当地很有名的中餐馆老板借5000英镑，“其实我一时也还不出，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家在香港很有名望，我一定会还给他。他当时只有一个条件，‘等将来，你要帮我一个忙。’我心想，只要你肯借我钱，别说一个，十个我都答应你。”十多年后，这位老板两次打电话给已经是著名“上海滩”老板的邓永锵，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去“上海滩”工作，“那个女孩很聪明，在我那儿干得很好。没办法，他爸爸当年对我那么好，我一定要帮的。”
两次破产，最后却起死回生，如今再回忆起当初的自己，他一脸坏笑，“这两个故事算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了，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冒险一点，为什么呢？Take a risk，will give you experience（冒险会给你经验）。可以知道自己可以应付什么样的困难。如果我还有机会再破产两次，我还是一定可以再赢，因为我的经验太丰富了。”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赌徒”精神，“输的时候，就不能抱着越赌越多，越大的心理了，那样肯定不行，一定要赌实一点。而当你赢的时候，要用最多的钱赢多一点。[5]　
朋友是什么？
朋友很重要。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帮朋友做了一件事，就希望他将来能帮我做一件事。这个看法是不好的，我帮他做什么事，是我自动去做，也不是希望他将来帮我，帮他是自愿的。朋友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跟我做朋友，我能帮的就一定要帮你，I am what I give，not what I am given（是给予造就了我，而不是索取）。[5]
要成为衣服的“邓小平”
  邓永锵(照片7)我要开另外一个牌子，就叫Tang Tang，more Chinese、cheaper、younger（更中国、更便宜、更年轻），目的就是打到中国市场，中国的时装太靓了，跟15年前太不一样了。有很多中国设计师跟风西方的看法，我才不要，我要我们中国的看法。我要把30年代时装发展到21世纪的中国来。希望15年以后，有一天，中国有能力做出世界顶级服装品牌，让国外的人开始想念我们中国的衣服。如果你没在中国成功，你的牌子就不会成功，至少不会很成功，因为中国有13亿人，有1300万人穿你的衣服，就不得了了。[5]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中国的时尚革命，我想成为衣服的“邓小平”，变革者。以前都说那个依夫·圣·洛朗创立了女裤给女人，我觉得不对，我说是毛主席，1949年，每一个中国的女性都是穿裤子的！[5]
时尚：毛主席都穿唐装
对邓永锵来说，最吸引他的，还是资本。1994年，他创立了非常有名的“上海滩”。[5]
“哈哈，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我没钱，所以要做生意。人家以为我要创办文化，其实完全为钱啊！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看到很多中国的工厂都给外国人做服装加工。 Calvin Klein从80年代起就开始在中国加工，但买家根本看不见是中国造的。一件在广州卖5块钱的T恤，在国外可以最少卖到70块美金，所以我觉得肯定有机会。我喜欢穿唐装，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不但要用中国的工厂，而且我们时装应该有中国的文化。毛主席、孙中山以前都是穿上海30年代的唐装。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5]
“上海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立起来的。在国外，老外买中国服装，都会去上海滩专卖店，每年打折时，排队盛况更是空前。邓爵士很有头脑的地方在于，2000年，他将“上海滩”多数股权出售给世界第二大奢侈品集团历峰（Richemont），从此逐渐走上了世界顶级品牌之路。这家瑞士集团拥有卡地亚和登喜路。在现任执行主席雷夫逸（Raphaelle Masne）的带领下，“上海滩”由原先的纯粹中式风格转变为中西合璧，并制定了世界级奢侈品的计划。《商业周刊》预言，“上海滩”会成为中国的“香奈尔”，因为幕后金主历峰集团实力雄厚，通晓时尚业一切规则，可以源源不断支持这个“中国的时尚婴儿”。[5]
上海滩在国内卖，属于奢侈品，价格高得和国外大牌一样，有人问邓永锵，“你中国人的衣服，凭什么卖那么贵？！那中国人怎么买得起？”邓永锵笑了，“为什么Gucci那些名牌可以卖那么贵？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贵！你们就是太追求国外的名牌，觉得中国牌子不应该这么贵。可是我们一样可以啊！我们不贵不行，不贵我们就没有利润！上海滩一共卖出唐装2500万件，说明喜欢的人很多！”[5]
邓永锵有次和一个朋友穿着“上海滩”来北京，结果走在街上，他说自己被当成怪物，“就好像我们进了动物园，大家都来看我们！我在西方穿，从来没人觉得怪，反而回到了中国，大家不习惯。其实穿在身上舒服是最重要的，可是人们还要讲究品牌，哎！”[5]
他大手一挥，意气风发。“明年！我要再来做一个新的牌子，你们等着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