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诗经通论
简解
《诗经通论》既不依傍《诗序》，也不附和《诗集传》。曰：《诗序》为卫宏所作,驳杂不可信；朱熹虽反《诗序》，却又不免“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所以对《诗集传》贬斥尤力。且多过激之词。书中批评汉人说诗之失在于固，宋人说诗之失在于妄，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因此其《自序》中提出：“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也就是主张摆脱汉、宋门户之见,从诗的本文去探求诗的意旨。他认为把《关雎》中的“关雎”说成“挚而有别”，把《汉广》中的“乔木”说成“上疏无枝”，此类传统说法，都是“陈言习语,凿论妄谈”,指出了历代说诗的通病。
其长
姚氏在解说中能注意阐发诗篇的文学意义。如说《鄘风·君子偕老》中的“邦之媛”犹后世所言“国色”，认为此篇是宋玉《神女赋》、曹植“感甄赋”（即《洛神赋》，编者注）的滥觞，这种从艺术性上所作的独特发挥，在汉、唐人的经解中是没有的。至于他把《诗经》中的一些男女恋歌，说成“刺淫”之诗，在《诗经论旨》中说：“淫者，邪也；恶而刺之，思无邪矣！”则明显地反映出他也存在因袭传统的一面。
作者
清代姚际恒（1647～1715）。
姚际恒，字立方（一说字善夫），祖籍安徽休宁，长期居住在浙江仁和(今杭州)，康熙年间出生。年轻时博览群书，潜心百家，后来放弃词章之学，专治经学。50岁时始作《九经通论》，经14年才完成，《诗经通论》为其中的一种，又著有《庸言录》，末附《古今伪书考》，《四库全书》都未著录。
版本
《诗经通论》有道光十七年韩城王笃刻本
又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印本和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标点本    
原文选载
诗经通论序　
顾颉刚
古人习熟于口耳者惟诗，无往而不引，无事而不歌。以其托物抒情，宛转掩抑，辞义不若他经之彰者，故经师所为恒多索隐行怪之论。汉人治学，其标的为通经致用。三百篇之教，儒生所极意经营者，惟在如何而使天子后妃诸侯王蹈夫规矩，故一意就劝惩以立说，不得其说则实其人事于冥漠之乡，信之不疑，若曾亲接。自今日视之，固当斥其妄诞，而在彼时则自有致治之苦心存焉。世代推嬗，史事积累日多，其可为劝惩者何限，奚必犹以髣之词求之于经。然纠缠既甚，摆脱为难。以晦庵朱子魄力之雄，举毛传、卫序、郑笺、孔疏而悉摧陷之，自为集传，独树赤帜，顾察其所言，因仍旧说者复不，知荡涤之功非一日之事矣。姚首源先生崛起清初，受自由立论之风，遍考九经，存真别伪，其诗经通论十八卷，实承晦庵之规模而更进者，其诋之也即所以继之也。序中谓涵泳篇章，寻绎文义，以从是黜非，明非先悬一成见而曲就之者。其以文学说诗，置经文于平易近人之境，尤为直探讨人之深情，开创批评之新径。自标论旨，谓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何言之伟也！遭时不造，汉学勃兴，回复于信古之途，其书为儒者所排摈，若存若亡，不见录于诸家。百年后韩城王笃督学四川，出所藏钞本刻之，世始见其书，而行犹未广。云南方玉润游蜀得之，喜其立说之新，扩之为诗经原始。凡其传播与推崇者不出雍、梁一隅，盖传统束缚之力稍微，始得吸受其豪杰之精神尔！二十年前，适之先生读方氏言而善之，知天壤间有一姚氏通论在，索之于藏书最富之北平，久而不获。其后新繁吴又陵先生北上，行箧中携有王刻本，适之、玄同两先生欢跃相告，予乃得假归读之，当时曾钞一本，施以标点、欲重刊之而未能也。民国十四年，编录古史辨，以适之先生与予讨论姚氏遗着，实开予等治史之门，因缀往还函牍于书首。一时波涛激荡。人咸知有姚氏其人与通论其书矣。十六年，双流郑氏之覆刻本遂出。岁月迁流，迄今又十八年，郑氏举所刻版赠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先生辑印丛书，列之为第一集，以予与有夙契也，命作弁言。噫，此书版刻三嬗皆在蜀中，兹予避寇托廛于此，而新印本适出，其偶然之遇合耶﹖抑洵有所待耶﹖姚氏九经通论，竭一生心力为之，积稿等身，未付劂氏，竟亡佚而难求。予寻访之至今日，可得为同好告者：古文尚书通论，阎百诗疏证中曾附载十数条；礼记通论，杭大宗集说中散入各篇，玄同先生欲辑录之而未成，予当完其遗志；春秋通论，民国十八年东莞伦哲如先生购自北平某书肆，惜已残缺六之一；仪礼通论，民国二十三年余登杭州崔氏藏书楼所发见，复写一本，观其纸张行格与春秋书悉同，知并为海峰阁中清稿。以沈霾近三百年之物，而历劫不磨，天假吾手而出之，为之喜而不寐。计九经中惟诗、礼两经独全。倭寇侵浙，崔氏一楼书闻已被席卷而去，余所钞者尚留旧京，他日燕云收复，倘青楼无恙，愿归家骆先生并刊之，俾与此书若珠之贯，若瑞之辑，其克豫许我乎﹖顷莅北泉，得休静室，遥望峡中风物，想见当年湖山一角，阁照残霞，首源先生栖止其中，矻矻一经会心微笑之情状。此间秀甲巴渝，岳岳者缙云，汤汤者嘉陵，潺潺者温塘，此书之版藏于斯，裒然居籍之首，若明珠之在骊颔，腾其光辉，摄人心目，况又得贤主人为之护持而宣扬之，先生其当释久閟之憾于九京哉！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顾颉刚序于北碚北泉公园之木屋
自序　
姚际恒
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
曷言乎诗之为教独大也易、诗、书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学易，可无大过。」一引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于诗异是。诏子曰：「学诗乎」又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诏门人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其平日自论，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又曰「兴于诗」，又论关雎之义，又论乐而言关雎，言雅、颂，其与门人问答及见于孟子之引其说诗者，且数十而未已焉，谓非夫子于易、诗、书三者独重于诗不可也，间尝窃窥之，易与书之外不复有易与书，即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复有春秋；后世之史固与书异体，扬雄太玄、王通元经，直妄作耳。是彼三经者，一传不再。惟诗也旁流而为骚，为赋；直接之者汉、魏、六朝，为四言、五言、七言，唐为律，以致复旁流为ㄠ么之词、曲，虽同支异派，无非本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为风俗，与天地而无穷，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独重于诗，岂无故哉！
曷言乎释诗为独难也欲通诗教，无论辞义宜详，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如世传所谓诗序者，不得乎此，则与瞽者之伥伥何异。意夫子当时日以诗教门人，弟子定晓然明白，第不知载在简编而失之，抑本无简编而口授也其见于经传，如所谓诗序者，略举言之：鸱鹗之为周公贻王，见于书；载驰之为许穆夫人，硕人之为美庄姜，清人之为恶高克，黄鸟之为殉秦穆，见于左传；时迈、思文之为周公作，见于国语；若此者真诗之序也。惜其它不尽然，意此必孟子时已亡。说者咸谓孟子之释北山必有所本；予谓非也，此亦寻绎诗意而得之。不然，胡为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训乎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首惟一语，本之师传，大抵以简略示古，以浑沦见该，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极踳驳，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因叹前之遵序者，集传出而尽反之，以遵集传；后之驳集传者，又尽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极。穷经之士将安适从哉予尝论之，诗解行世者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为致多，初学茫然，罔知专一。予以为传、笺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已。惟序则昧者尊之，以为子夏作也，集传则今世宗之，泰为绳尺也。予谓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仅以类夫高叟，妄之失且为咸丘蒙以北山四言为天子臣父之证矣。间观周颂潜之序曰：「季冬荐鱼，春献鲔」，本于不韦月令，明为汉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晓然分别观之，无事凛遵矣。集传纰缪不少，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且及于卫，且及于他国。是使三百篇为训淫之书，吾夫子为导淫之人，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予谓若止目为淫诗，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将并诗而废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存于闾巷游荡之口，汉儒取以补亡耳。」于是以为失次，多所移易；复黜召南野有死及郑、卫风集传所目为淫奔者，其说俨载于宋史儒林传。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从而和之。嗟乎，以遵集传之故而至于废经，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废经，其始念亦不及此，为祸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后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忧也。夫季札观乐，与今诗次序同，而左传列国大夫所赋诗，多集传目为淫奔者，乃以为失次，及汉搀入，同于目不识丁，他何言哉！
我尝缅思，如经传所言可为诗序者，而不能悉得，渺无畔岸，蠡之测海，其与几何!又见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于是欲出臆论则仍邻凿空，欲喜新谭则终涉附会，敛手缩笔，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其不可详者，宁为未定之辞，务守阙疑之训，俾原诗之真面目悉存，犹愈于漫加粉蠹，遗误后世而已。若夫经之正旨篇题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论成，因详述其所以释诗为独难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际恒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