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青木宣纯
对华谍报
宫崎县人，佐土原藩士青木新藏的长子。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也源于此书。.1875年考入陆军幼年学校，1877年5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旧3期。1879年(明治12年)12月，授炮兵少尉军衔，翌年12月毕业。
1881年(明治14年)4月，山炮兵第2大队付，陆士教官，参谋本部出仕，1884年被任命为驻参谋本部人员，热心钻研中国问题。当时，与同期生柴五郎、小泽豁郎三人，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物，1884年月到1887年12月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他原来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的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1887年他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地区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1888年(明治21年)3月，近卫炮兵联队付，历任陆士教官，晋升大尉，参谋本部第2局副，比利时留学，1894年8月甲午战争的时候调回，任第1军山县有朋的少佐参谋。
1895年8月，就任参谋本部第2局（情报部）职员，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清国公使馆武官。在此后的八年中，除了一度回国担任联队长，他几乎都在北京渡过。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宜隶按察史袁世凯的信赖。定当时负责督练新建陆军，多有借重青木之处，二人遂结为至交，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1900年青木前往济南，途中适逢义和团起事，被迫滞留天津。青木在天津纠集日租界的侨民组成“义勇队”，抵抗义和团的进攻，不久八国联军入侵，青木积极协同联军作战；攻陷天津城后，占领天津之后，设立军事管制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后更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青木自始至终参于其事，担任军政委员，大肆搜捕杀害义和团民。占领北京后，出任清国公使馆武官，参谋本部员，1902年12月奉调回国，晋升炮兵大佐，野战炮兵第14联队长就任。
对俄谋略
1903年11月，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突然访问青木，命令他再次赴清国执行秘密使命，即组织谍报机关，准备对俄开战，儿玉给他下达了三个使命，1、与中国共同组织对俄谍报。2、开战后破坏俄军交通线，3、策动马贼团对俄军进行骚扰。这样青木第三次成为了清国公使馆武官。
青木仓促整理行装，秘密到到天津见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在私邸接见了突然来访的青木，青木说：日俄开战时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袁；此事我十分清楚。 青木：为此，有事与阁下商量。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袁：此事容易，大力支援吧。 青木：请阁下帮忙，就是能指使在满洲和蒙古的马贼起事， 从后方和侧面扰乱俄军。袁：你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可以为你找些门路。但不许在我管辖的直隶省境内不许制造骚乱。 青木：那么就拜托您了。结果，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以逃脱为名，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另一方面，直隶总督府答应每天从特派到东北和蒙古那里的谍报员那里收集情报，整理后交给当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佐，坂西将其译为日文转送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再将谍报电告参谋本部。这使青木大喜过望。 
1904年2月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同一天参谋本部给青木发出急电，要他切断北京到恰克图的欧陆联络电线，结果他不但切断了这条电线，还切断了营口到普兰店，旅顺的电线，致使东乡平八郎2月8日偷袭旅顺的时候，俄国舰队因完全没有接到仁川海战和日俄宣战的消息，还在搞庆祝活动。
2月9日，在武官室召开会议，内田康哉公使、桥口勇马少佐、佐藤安之助大尉和35名浪人代表出席，传达了参谋本部要求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桥的指示，当即组成4个任务班(后来日本的“特务”一词，就是从青木的“特别任务班”衍变而来的)，利用安置在喀喇沁王府做教师的河原操子做掩护，准备切断齐齐哈尔或海拉尔方面的铁路。途中会合了纵横草原的巴布扎布的上千名蒙古骑兵，炸毁并切断了辽河大桥。7月，日俄辽阳大会战日本大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木的特别任务班提供的准确的情报。这时青木调任满洲军参谋部任职。8月，在锦州的一个喇嘛庙中，青木宣纯召集部下，宣布第一期任务结束，现阶段的任务是仍以“特 别任务班”的组织形式，网罗活跃在东北各地的马贼组建东亚义勇军，配合正规军作战，结果他部下的浪人召集了数万马贼，包括冯麟阁，张海鹏，杜立山、巴布永等，冯麟阁手下不下2000余人，为青木拉拢后，一再扩充，到战争结束时扩大到骑兵4000余；被网罗的其他地区的马贼也不下万亲人。在“特别任务班”的操纵下，“满洲义军”活跃在俄军后方，破坏铁路，袭击兵站，焚毁军用物资．并伺机愉击俄军，如黑龙江哥萨克第5、第6两个中队几乎铰全部歼灭。俄军米斯钦科骑兵军的快速机动被阻止，1905年3月，日本满洲军司令大山岩率部27万在奉天大破俄军35万，毙俘俄军11万，赢得了陆战决定性的胜利。这里面也含有青木和东亚义勇军的功劳。
最终谢幕
日俄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他就被提升为陆军少将，1908年第四次成为清国公使馆武官，其间作为袁世凯的顾问，继续在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局中纵横捭阖。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统一和安定，由于他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南方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一再掀起反袁斗争，致使中国仍旧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此，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由此，他得出“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世凯合作，也要和南方革命派合作。然而，这并不表明他真的希望同南方革命派派进行合作，也不表明他真的尊重中国，认为中国可以在南方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这是因为他认为：“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稳健主张的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悲观论”。1913年(大正2年)8月晋升陆军中将，就任旅顺要塞司令官。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所写的《有关时局的意见》一文，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在意见书中，他首先将大战的爆发视为“大正首要之喜事，视为天予之机会终于到来”，将其看成侵略的绝好机会。并且，首先通过外交和压力，第一、“作为归还青岛的报酬，在我（日本）之势力范围的“满蒙地区”由他（袁世凯）实施而后让于我，以表明其诚意。其它各种行政、军事和外交等要害部门都要有我国之顾问；陆军教练、武器、装备等也只能使用我国制造的。”提出了远比二十一条更为强硬的满蒙分割论。他主张在外交手段无法达到该目的时，应断然采取如下之措施，第三，“在满蒙地方采取自由行动，以武力占领该要地。”为此应放任盗贼和革命党，“为我国采取行动提供一个好的口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革命的方向，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绝好机会。充分暴露出了其露骨的侵略主义思想。” 意见书还继续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形势，认为由于借款的失败和大战爆发的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将日益艰难，动乱的预兆亦正显现。不如此时逼迫袁世凯归隐，使其遭受天谴。和孙文、黄兴等不同，他希望援助非共和派的岑春煊一派，让其掌握政权，实行恢复帝制。主张，“如此新的建设，对支那政府，我（日本）首先以监督的身份对其奖掖指导，使其势力日趋与东洋相合，成为我之附庸地。如此之宏业，今日放弃他日将不可复得也。”并且为了实行该计划，甚至出现了他们将袁世凯的爱子袁克定挟为人质，希图将其招揽至日本等方策。1915年(大正4年)12月，参谋本部付，被派往上海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关注二次革命的动向。1916年，日本大隈重信内阁作出了援助一切有志于推翻袁世凯的中国人的指令，他的地位越发重要。丹这次任务随着袁世凯的死亡而结束。1917年1月到1923年1月应聘为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的军事顾问。1917年1月的《青木中将支那之行时所带给山县有朋的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将其作为官僚与民党的对立来把握。其中，他对各首领人物做了如下评价：（1）、黎元洪乃温厚之人，有重民意之风，与官僚派有冲突。（2）、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3）、唐绍仪、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两人乃正道中人，为国民党之领袖。（4）、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乃反复无常之士，现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其政党。（5）、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6）、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民党也相处很好。据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先前同他接近的官僚派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则寄予了好感。这与他早期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青木宣纯虽与袁世凯保有长期的亲密关系，却又是陆军中讨袁运动的积极策划者，同孙文等革命派进行接触后转而成了黎元洪的顾问。由于这样的经历，不管其对中国认识的深浅，作为日本陆军中一个较为冷静的研究者，开辟了一条日本侵略中国的谋略家的道路。他的自认为比较合理的中国判断最终导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一观点。他始终居于日本陆军大陆政策的前列，并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或动乱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侵略的好机会。1919年8月编入预备役，1921年4月，退为后备役。1924年青木在从北京会故乡宫崎县扫墓途中死去。结束了40年的谋略活动。徒弟坂西利八郎陆军中将。女婿矶谷廉介陆军中将。佐藤垢石在1943年出版了他的传记『青木宣纯 - 谋略将军』（墨水书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