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065年
历史纪年
1065年是一个平年，是农历乙巳年（蛇年）；契丹咸雍元年；北宋治平二年；西夏拱化三年；越南彰圣嘉庆七年；日本康平八年，治历元年。
通鉴记载
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治平二年（辽咸雍元年。乙巳，一零六五年）
春，正月，辛酉朔，辽群臣上辽主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聪仁睿孝天佑皇帝，改元咸雍，大赦。册梁王浚为皇太子；百官赐级有差。
甲子，辽主如鱼儿泺。
始，朝廷遣王无忌赍诏责夏国主谅祚，谅祚迁延弗受诏，而因其贺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归罪于边吏，辞多非实。丁卯，复以诏戒其侵扰，谅祚终弗听。
以编排中书诸房文字王广渊直集贤院。帝在籓邸，广渊因帝左右时君卿献其所为文及书札，故有是命。知谏院司马光言：“广渊虽薄有文艺，其馀更无所长，于士大夫间，好奔竞，善进取，称为第一。乡以初任通判，排编中书文字，二年之间，堂除知舒州，荐绅已相与指目为侥幸；今既留不行，又骤加美职，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方莅政之初，欲简拔天下贤才，置诸不次之位，以率厉群臣，而执事之臣不能称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权发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广渊直集贤院，将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耻之节，崇敦厚之风乎！”光凡再论列，讫不报。
癸酉，参知政事欧阳修言：“谅祚猖狂，渐违誓约，御备之计，先在择人。而自庆历罢兵以来，当时经用旧人，唯户部侍郎致仕孙沔尚在，沔守环庆，养练士卒，招抚蕃夷，恩信最着。今虽七十，闻其心力不衰，飞鹰走马，尚如平日。虽中间曾以罪废，然弃暇收使，正是用人之术。欲乞朝廷察访，特加奖用，庶可备一方之寄。诏以沔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
礼院奏：“请自今，文武臣薨卒当辍朝者，皆辍闻丧之明日。”从之。
丁丑，赐许、蔡二州钱钞十万贯、令和籴以救饥民，仍命驾部员外郎李希逸提举。
壬午，命供备库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往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淮南路募兵。司马光言：“国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则衣粮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当十，遇敌必能取胜；多而不精，则衣粮难赡，公私困匮，十人不足当一，遇敌必致败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为难知也。边鄙之臣，无它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给之兵不副所求，它日边事或败，归咎于己。是以不顾国家之匮乏，只知召募，取其虚数，不论疲软无所施用。此群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术，非为朝廷深谋远虑，经久之画也。臣愿陛下速降指挥，应在京及诸路，并宜罢招禁军，但选择将帅，训练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不患不足。其灾伤之处，州县不得妄招饥民以充厢军。但据所有斗斛，救济农民，俟向后稍丰，使各复旧业，则天下幸甚！”
甲申，以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令于皇子两位供职。帝尝召对群玉殿，访以世务，曰：“学士真国器也！”
庚寅，辽命群臣，遇正旦及重午、冬至，别表贺东宫。
二月，辛丑，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初，帝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皇太后垂帘听政。宦官、宫妾争相荧惑，并谓近臣中亦有异议者，外人遂云襄尝有论议，然莫知虚实。帝闻而疑之，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欧阳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馀，多病。襄但请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后即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帝未尝不变色。
及谅祚攻扰泾原，帝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择人。琦等初尚救解，继知帝意不回，因奏待襄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帝入宫后亲见奏牍。至是因襄请罢，琦遂质于帝，帝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琦曰：“事出暖昧，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曾公亮曰：“京师从来喜为谤议，一人造虚，众人傅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果有否？”帝曰：“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唯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先朝夏辣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小人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稿，传布中外，内臣无不切齿，亦赖仁宗保全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无迹状邪！”琦及公亮又各进说。帝曰：“告谤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以龙图阁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
至和初，公弼为群牧使，帝在籓邸，尝得赐马，给使吏以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亲，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许。”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住在宫中，卿不欲与朕易马，是时朕固已知卿矣。”公弼顿首谢。帝又曰：“卿继蔡襄为使，襄主计，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卿何以处之？”公弼知帝不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旷失，恐言者妄耳。”帝益以公弼为长者。
癸卯，枢密副使王畴卒。帝临奠，赐白金二千两，赠兵部尚书，谥忠简。
丙午，降陕西转运使、光禄卿陈述古为少府监、知忻州，坐权知渭州日擅移泾原副总管刘几权知凤翔，并劾几罪，按问多失实故也。
赐礼部奏合格进士、明经、诸科鄱阳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
丁未，录囚。
丁巳，翰林学士王珪等奏：“准诏详定礼院及同知礼院吕夏卿禘祫异议，请如礼院所议，今年十月祫，明年四月禘；如夏卿所议，罢今年腊祭。”从之。
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贾黯为给事中、权御史中丞。周孟阳、王广渊以籓邸之旧，数召对，黯言：“俊乂满朝，未有一被召者，独召亲旧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广。请如太宗故事，召侍从、馆阁之臣以备顾问。”帝尝从容谓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对：“天下未尝乏人，顾所用如何耳。”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养育以渐；三材不求备；四以类荐举；五择取自代。
以礼部郎中兼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为集贤殿修撰、知应天府。初，鼎臣为宰相韩琦所善，翰林学士吴奎欲举御史，贾黯不肯，奎争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员外郎换起居舍人、知谏院，遂知杂事；在言职，少建白，至是出之。其后帝欲用王广渊为谏官，曰：“近岁谏官、御史多不职，如龚鼎臣，乃未尝言事也。”
己未，起复前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吴奎领故官职，奎固辞，不许；遣其子大理评事璟奉表恳辞。帝意必起之，韩琦曰：“近年两府大臣文彦博、贾昌朝、富弼各乞终丧，奎必不肯起。”欧阳修曰：“若边境有急，金革从事，则不容免。”帝曰：“方此西边未宁，奎何自遂其私邪？”乃召璟于延和殿面谕，赍诏赐奎。奎终辞，帝许之，诏月给俸钱之半，固辞不受。
三月，丁卯，诏贡院：“经殿试进士五举，诸科六举，经省试进士六举，诸科七举，今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试为三等以闻。”乃以进士孙京等七人为试将作监主簿，馀三十八人为州长史、司马、文学。
帝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等作新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更陈家学，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分攵考定是非。上推《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之日食，参今历之所候。而易简、道、遘等所学疏阔不可用，新术为密，乃赐名《明天历》，琮等各迁两官。其后《明天历》亦不可用。琮等皆夺所迁官。
辛未，新除侍御史和杂事吕诲，以尝言中丞贾黯过失辞职，黯奏曰：“诲初得御史，乃臣与孙拚等五人荐举。臣等知其为人方正谨厚，今兹擢用，甚允众望。臣与共事，必能协济，伏望趣令就职。”诏以谕诲，诲遂受命。因言：“历代设耳目之官，以辅人主之不逮，凡事宜辨论是非，稍涉欺妄，当行重责，不当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贤者则死而后已，不贤者翻然以思，动为身谋，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台谏官不得预闻，及其政令既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则曰已行之命难以追改。是执政之臣常是取胜，耳目之官与不设同也。又闻近日臣僚建议，以先帝临政，信任台谏官，所陈已行之事多有追夺，欲陛下矫先帝之为，凡事坚执不可易。行一缪令，进一匪人，倡言于外，曰出自清衰，人必不敢动摇。果有之，是欲窒塞圣聪，使拒谏遂事，岂公忠爱君之人哉？臣尝亲奉德音，指缄默者甚众，然终不闻有所诫厉。窃谓陛下好问过于虞舜，但未尝察其言耳；求治有如汉宣，但未尝责其实耳。臣既未得去，敢不以言责自任。望陛下既问之当察其言，既用之当责其实，无俾左右蔽惑聪明，言事之官时有惩劝，则人无苟且，职事皆举矣。”
辛巳，翰林学士王珪奏：“权御史中丞贾黯，前以学士同修撰《仁宗实录》，自领台宪，不复入院，望令仍旧供职。”从之。
壬午，礼院奏“近依国朝故事，详定仁宗大祥变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衤覃除，至七月一日从吉，已蒙降敕。臣等谨按礼学，王肃以二十五月为毕丧，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说，又加至二十七日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而二十九月始从吉，益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断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不宜有异。请以三月二十九日为大祥，五月择日而衤覃，六月一日从吉。”从之。
丁亥，辽以知兴中府杨绩复知枢密院事。
己丑，赐越州上虞县朱回女家绢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养于祖媪，方十岁。里中朱颜与媪竞，持刀欲杀媪，一家惊溃，独朱号呼突前，拥蔽其媪，手挽颜衣，以身下坠颜刀，曰：“宁杀我，毋杀媪也！”媪以故得脱。朱连被数十刀，犹手挽颜衣不释，颜忿恚，断其喉以死。事闻，故有是赐。
帝尝问辅臣：“天下金谷几何？”韩琦等俱以对。因问：“冗兵之费，倍于曩时，何也？”欧阳修曰：“自西事以来，边臣广为守备，既增置军额，则岁费益多。”又问：“祖宗绥怀如此，尚有倔强者。”琦曰：“国家意在息民，故示大体，含容之耳。”
知制诰祖无择言中书省不当在东，乞与门下省对移，从之。
夏，四月，辛卯，辽以知枢密院事张嗣复有疾，改知兴中府。
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庚子，辽主清暑于特古里。
辛丑，诏：“监司、知州岁荐所部吏，务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数。”
先是御史中丞贾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监凡二千八百馀员，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至二百五十馀人。臣不敢远引前载，且以先朝事较之。方天圣中，法尚简，选人以四考改官，诸路使者荐部吏数未有限，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尝任知州、通判，虽非部吏皆得荐，时磨勘改官者岁才数十人。后资考颇增，而知州荐吏，视属邑多少裁定其数。又，常参官不许荐士，其条约比天圣渐繁，而改官者固已众矣。然磨勘应格者，犹不越旬日引对，未有待次者。皇佑中，始限监司奏举之数，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皇佑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数省，今也法密而其数增，此何故哉？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务充数而已。如一郡之守，岁许荐五人，而岁终不满其数，则人人以为遗己，当举者避谤畏讥，欲止不敢，此荐者所以多，而真才实廉未免慁于无能也。谓宜明诏天下，使有人则荐，不必满所限之数。”帝纳其言，故降是诏。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于景灵宫孝严殿。
五月，癸亥，以资政殿学士、礼部侍郎、知太原府陈旭为枢密副使。
吕诲言：“先朝任陈旭时，臣与唐介、范师道、赵拚、王陶言其奸邪，不当置于二府，封章交上，丑迹皆着。而外则近臣主张，内则宦官引援，韩琦极力为地，富弼依违不决，凡论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谪斥江外。事既两罢，曲直不断，人言沸腾。近崇政殿奏对，承奉德音，谓旭有才，人或言其奸邪者，不数日，遽闻除命。岂有中外言其奸邪，明哲知而复用！臣窃谓大臣极力引荐，陛下不得已而用之耳。唯冀清衷更赐沉虑，旭之进退，系于宸断。”
以兵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馆修撰、同知谏院。抗初为睦亲宅讲书，出入宫邸，不受馈遗。帝器重之，请于濮安懿王，愿得与游。每见必衣冠尽礼，义兼师友。及亲政，即问抗安在。抗时为广东转运使。亟召判都理欠凭由司。抗未至，帝每见奉使南来者，辄问之。及入对，留语日旰，曰：“卿乃朕故人，朕望于卿者厚，勿以常礼自疏也。”居数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冯京为陕西安抚使，代陈旭也。
戊辰，诏曰：“朕蒙先帝遗烈，嘉与公卿大夫厉精为治。属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惰职者众，未闻推利及民，尽心忧国者也。徒累积岁月以幸其进，又沽饰名誉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过务在簿书期会之间，朕何望焉！夫缄默苟简者弗惩，则端良敏济者亡以劝。朕持赏罚之大公，固将必行之。百执事其易虑孜孜，各修厥职以称朕意。”
辛未，以东上合门使刘几知鄜州。几初权泾原副都总管，与陈述古交讼，既罢，而代几者遂发几过用公使钱，诏几赴永兴军听劾。权御史中丞贾黯言：“国家任用将帅，当责以御边扞寇之效，细故小恶，皆宜略之，则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时，天下未定，李汉超等一十四人分扞三边，皆十数年不易，举其州征榷之利，皆以与之，仍听其贸易，免所过征税，军士无小大皆许便宜，以故汉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庆历中，陕西用兵，颇失此术，边臣用公使钱微有过，则为法吏绳以深文，如尹洙、张亢、滕宗谅是也。今西戎叛扰，陛下方当以恩威御诸将，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惩近事之失体。如几者，苟无大过，愿赦而不问。”帝纳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贾黯奏：“近者皇子封拜，并除检校太傅。按官仪，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子为父师，于义不可，前世因循，失于厘正。请自今，皇子及宗室属卑者，皆毋兼师，傅官，随其迁序，改授三公。”下两制议，请如黯奏。而中书亦谓：“自唐以来，亲王无兼师、傅得，国朝以三师、三公皆虚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诏可，且令已受命者，异时加恩改授。
辛巳，夏遣使贡于辽。
甲申，命宰相韩琦、曾公亮权兼枢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卧家，至是章二十馀上，乞补外郡，帝终不许。
丙戌，枢密院编《机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册以进，赏执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江东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权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近制，御史有阙，则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迭举二人，而帝自择取一人为之，至是阙两员，举者未上，内出纯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蓝田人也。大防首言：“纲纪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者有五：进用人臣而权不归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许退，夷狄骄蹇而不择将帅，议论之臣裨益阙失而大臣沮之，疆场左右之臣败事而被赏、举职而获罪者。”又论：“富弼病足，请解机务，章十数上而不纳；张昪年几八十，乞骸骨而不从；吴奎有三年之丧，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辞老不堪边任，亦不许。窃以为陛下欲尽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丧者得终，老者得尽其馀年，则进退以礼，亦何必过为虚饰，使四人之诚不得自达邪！”
癸巳，群臣表请听乐，弗许；五上表，乃许之。
初，绛州团练使杨遂为新城巡检，救濮王宫火，帝识其面目。
于是侍卫司阙帅，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团练使、步军都虞候。
己亥，诏：“自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别举职任。”
壬寅，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许遵编修提举司并三司类例一百三十册，诏行之，以《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为名。遵，泗州人也。
己酉，以庄宅使张利一为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边安抚使，代皇城使李中佑也。以中佑权定州路总管。
司马光言：“近闻契丹之民，有于界河捕鱼及于白沟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边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佑不能禁御，另选州将以代之。臣恐新将之至，必以中佑为戒，而妄杀彼民，则战斗之端，往来无穷矣。望陛下严戒北边将吏，如渔船、柳载之类，止可以文牒整会，道理晓谕，使其官司自行禁约，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晓谕不听，则闻于朝廷，专遣使臣至其王庭，与之辨论曲直，亦无伤也。若又不听，则莫若博求贤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马精强，然后奉辞以讨，复汉、唐之士宇，与其争渔柳之胜负，不亦远哉！”
命试校书郎孙侔、试将作监主簿常秩、前亳州卫真县主簿王回皆为忠武军节度使推官；侔知来安县，秩知长社县，回知南顿县。侔等皆以文行知名，为知制诰沈遘、王陶等所荐。命下而回卒、侔、秩皆辞不赴。
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莫敢先。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为案。其议曰：“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贻讥后世。况前代之入继者，多于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祗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窃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崇。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
于是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史，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时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着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诏从之。
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汹汹，未及上。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罢尚书省集议，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若皇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书》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邪？”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
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朝廷既知议论不一，当辨正是非，参合众意，明所适从，岂可事未有定，遽罢集议，还付所司！诏命反复，非所适从，岂可事未有定，遽罢集议，还付所司！诏命反复，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与今事体略不相类。据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此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悦圣情。二三辅臣不能为陛下开陈正论，又将启其间隙，违背礼义，惑乱人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于非正，得为忠乎？伏望陛下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取前后所献不一之论，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诲前后三奏，皆留中不行。
司马光言：“政府言‘《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使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谓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设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当是之时，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若先帝在则称伯，殁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也。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焉？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
枢密使、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罢，至二十馀上，帝固欲留之，不可。秋，七月，癸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初除仆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从。将行，又乞罢使相或仆射一官，许罢仆射而改制焉。
丙寅，诏曰：“事有先后，故制有隆杀；礼有重轻，故用有丰约。凡郊庙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舆服御之费，其务减省。”
丙子，放宫女百八十人。
辽主以太后射获熊，赏赉百官有差。
丁丑，太白昼见。
戊寅，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贾昌朝卒。帝幸其宅奠之，赠司空兼侍中，谥曰文元。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从，多得名誉，及执政，以结宫人、宦官，数为谏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群臣上尊号曰体乾膺历文武睿孝皇帝，诏答不允。
庚辰，以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见，帝谓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彦博对曰：“陛下登储纂极，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功，臣何与焉！”帝曰：“备闻始议，卿于朕有恩。”彦博逊避不敢当。帝曰：“暂烦西行，即召还矣。”彦博行未至永兴，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
枢密使、吏部侍郎张昪罢为彰信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昪久在病告，求罢，凡七上章，乃得请。
先是韩琦、曾公亮欲迁欧阳修为枢密使，将进拟，不以告修。修觉其意，谓两人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两人服其言，遽止。及昪去位，帝遂欲用修，修又力辞不拜。
辛巳，以权三司使、龙图阁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为枢密副使。公弼上言：“谏官、御史，耳目之官，比来言事罕见采用，非所以达四聪也。陛下当以政事责成大臣，而委视听于台谏，非其人则黜之。如此，则言路通而视听广矣。”
以端明殿学士、知成都府韩绛权知开封府，寻迁三司使。绛在成都凡再岁。始，张咏镇蜀时，春籴米，秋籴盐，官给券，以惠贫弱。岁久，券皆转入富室。绛削除旧籍，召贫民别予券，且令三岁视贫富辄易之，豪右不得逞。蜀与夷接，边人伐木境上，数侵争，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蚕崖，闭绝蕃部往来就威、茂交易。异时内侍使蜀，给酒场吏主贸卖，因倍取以资费，绛奏请加禁约，帝敕内侍省着为令，每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请以川、峡四路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帝叹曰：“众方姑息，卿独不徇时邪！”即行之。内诸司吏有干恩泽者，绛执不可，帝曰：“朕初不知，当为卿改。”而干者不已，绛执益坚，因为帝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籓邸，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先是宫中所用财费，悉以合同凭由取之，绛请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始得会计。
以知制诰沈遘为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遘为人轻俊明敏，通达世务。前知杭州，民或贫不能葬，给以公使钱。嫁孤女数百人。倡优养良家女者，夺归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欢心。部吏皆乐倾尽，为之耳目，刺里卷长短，纤悉必知，故事至立断，众莫不骇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问法轻重，辄刺为兵，奸猾屏息。时鞠真卿提点刑狱，欲按其事，移州诘问，遘为稍弛所刺卒，给以公据，复为民。会遘召还，真卿亦罢去，事遂寝。议者以其严比孙沔，然沔虽苛暴，锐于惩恶，至遘，善人亦惧焉。其治开封如治杭，晨起视事，及午事毕，出与宾旧往还，从容谈笑以示有馀，士大夫交称其能。逾月，加龙图阁学士，寻迁翰林学士。以母丧去位，遽卒。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畜不可胜数。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参者十敕人而已。诏开西华门以泄宫中积水，水奔激东殿，侍班班屋皆摧没。
甲午，命盐铁副使杨佐等提举修诸军班营屋，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人就赐水死诸军民钱，葬祭其无主者。
乙未，下诏求直言。
司马光疏曰：“顷暴雨大至，川泽皆溢，都城摧圮，庐舍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此乃非常之大灾。意者陛下于举动循守之间，万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虑言之，盖有三焉：窃惟皇太后保育圣躬，在于襁褓，陛下入承大统，初得疾时，外间传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宫前为陛下叩头祈请，额为之伤，此岂可谓无慈爱之心于陛下哉！不幸为谗贼之人交相离间，遂使两宫之情，介然有隙。陛下为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于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于爱恭之心有所不备乎！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自防御使升为天子，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皇太后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希曾省见，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宽仁，重违物议，晚年婴疾，厌倦万几，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两府，取舍黜陟，未必皆当。及陛下即位，皆谓必能收取威福，进贤退愚，使海内廓然立见太平。而陛下益事谦逊，深自晦匿，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大臣专权，甚于先朝，率意差除，无所顾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国家置台谏之官，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裁定施行，而台谏或以异议干之，陛下当自以圣意察其是非，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今乃复付大臣，彼安肯以己所行为非，以它人所言为是乎！陛下独取拒谏之名，大臣坐得专权之利，四方怀忠之士，皆望风结舌，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愿陛下上稽天意，下顺人心，于此三者，皆留圣意，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谨，务得欢心，诸长公主，时加存抚，无令失所。总揽大柄，勿以假人，选用英俊，循名责实，赏功罚罪，舍小取大，延纳谠言，虚心从善，而皆行以至诚。则人心既悦，天道自和矣。”
吕诲言：“《五行志》曰：‘简宗庙，废祭祀，水不润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议或将与仁庙比崇，终罢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礼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几乎慢也。京房《传》曰：‘饥而不损，兹谓大荒，厥灾水。’去冬及春，许、颍等郡大荒。臣谓尚方不急之用，后苑淫巧之作，宜加裁减，以崇俭约，量入制用，正在今日。又曰：‘辟遏有德，厥灾水。’盖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前席详延，无非籓邸之旧，清途进用，皆出权幸之门。忠良之人，宁无体解。古者以功绩举贤，则万化成而瑞应着；后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灾异至。陛下当翼翼循思，追救其失，庶几消复之理也。”
吕大防言：“雨水为患，此阴乘阳之沴。”因陈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边寇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
丙申，辽以客星犯天庙，命诸路备资贼，严火禁。
初，议崇濮安懿王，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引礼为人后之义，指陈切至，涕下被面，帝亦感泣。会京师大水，抗推原咎征，守前说以对，大臣不便之。庚戌，命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罢谏职。
乙卯，诏减定衮冕制度，从同知礼院李育奏也。育，河南人，尝与同列议禁中事。既上，有中人来，问谁为此，同列惧未对，育独前曰：“育实为之。”中人即去，事亦寝。
命知制诰宋敏求、韩维同修撰《仁宗实录》。
九月，辛酉，提举编纂礼书、参知政事欧阳修已编纂礼书成百卷；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赐修等银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罢大宴。司马光言：“陛下将有事于南郊，群臣循故事请上尊号，陛下深自抑损，以承天谴，慰众心。望自今，所有群臣上尊号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既奏疏，复面有开陈，帝嘉纳之。群臣凡五上表，终不允。
己巳，策制举人。甲戌，以制科入等着作佐郎范百禄为秘书丞，升一任，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为着作佐郎。百禄所对策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昔汉孝哀尊共皇而河南颖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师及郡国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孝灵尊仁皇而京师大水。异世同验，密如符节。陛下之于濮安懿王，情可以杀而礼不可以加，恩可以断而义不可以隆。礼，为人后者为之子，古者持重大宗，则降其私亲。盖大宗，隆也；小宗，杀也；天地宗庙社稷之祀，重也；门内之期，轻也。宜杀而隆之，宜轻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礼矣。礼悖则人心失，天意暌，此变异所从来也。古之圣帝明王，未尝无过，然而贵乎能改。陛下宜诏有司，勿复议追尊事，第因濮安懿王建国，为之立长，以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为一国太祖，则人心悦而天意解，大雨之眚何用禳哉！”百禄，镇从子也。
清臣，安阳人，韩琦妻以其兄之子，欧阳修奇其文，以为似苏轼。试秘阁，考官韩维曰：“荀卿氏笔力也。”试文至中书，修迎语曰：“清臣不第则缪矣。”发视，如言。及廷对，或谓清臣当以《五行传》对，当复得第一，清臣曰：“此《汉书》附会之说，吾不之信。民间岂无疾痛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则五官不宁。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其异，止民之疾痛而已。”清臣第竟在次等。
乙亥，辽主如藉丝淀。
丙子，以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从所乞也。先是黯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二三执政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于是引疾求去而有是命。后十二日卒，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赠礼部侍郎。黯修洁自喜，在朝数言事，人称其介直。
以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知河南府，坐都城内外沟洫久不治故也。
壬午，太白犯南斗。
先是僧官有阙，多因权要请谒内降补人，台谏累有论列。仁宗因着令：“僧官有阙，命两街各选一人，较艺而补。”至是鉴义有缺，中书已下两街选人不上，而内臣陈承礼以宝相院僧庆辅为请，内降令与鉴义，中书执奏不可。欧阳修乃奏曰：“补一僧官至小事，但中书事已施行，而用内降改先朝着令，则是内臣挠朝政，此何可启其渐！”又曰：“宫女近习，自前世常患难制。此小事，不以为意而从之，彼必自张于外，以谓朝政可回，威势不小矣。”帝遽可中书所奏，令依例选试。
冬，十月，丁亥朔，辽主如医巫闾山。
庚寅，以天章阁待制吕公着、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
甲午，复以王安石为工部郎中、知制诰，母丧除故也。
己亥，辽以太后射获虎，大宴群臣，命各赋诗。
癸卯，吕诲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天圣、景佑间，三院御史五员差出者三人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然犹不下十数员。今御史台阙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员差出者三人，唯臣与范纯仁、吕大防供职，封章十上，报罢者八九。谏官二员，司马光迁它职，傅尧俞出使北庭。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窃为圣朝羞之！”乙巳，命知制诰邵必权知谏院。
戊申，以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读，中收编排文字孙固为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刻，背《六经》之旨，愿无留意！”王曰：“录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壬子，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辞，帝谓曰：“朕素知卿忠纯，岂当久处于外！”因命再对；及见，论祖宗之法无数更变。
甲寅，吕公着进所编《仁宗御集》百卷，帝御延和殿，服靴袍观之。
以翰林学士冯京为南郊仪仗使，阙御史中丞故也。即日更命给事中、天章阁待制彭思永权御史中丞。
十一月，庚午，朝享景灵宫。辛未，享太庙。壬申，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先是百官习仪尚书省，赐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饱呕吐，御史前劾失仪。及是宰相韩琦以闻，帝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仪不以赦原。”帝曰：“失仪，薄罚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过，难施面目矣。”卒赦之。
辽耶律伊逊恃宠不法，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抑之，为伊逊所忌。十二月，甲午，出仁先为南京留守，改封晋王。仁先至南京，恤孤茕，禁奸慝，边境晏然。议者谓自裕悦休格后，仁先一人而已。
甲辰，夏国主谅祚使人来贺正旦，丁未，使人来贺寿圣节。
司马光言：“近年谅祚虽外遣使人称臣奉贡，而内蓄奸谋，窥伺边境，阴以官爵金帛诱中国不逞之人及熟户蕃部；其违拒不从者，谅祚辄发兵杀掠，弓箭手有住在沿边者，谅祚皆迫逐使入内地。边臣坐视，不能救援，遂使其馀熟户皆畏惮凶威，怨愤中国，人人各有离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赍问，则谅祚拒而不纳；纵有所答，皆侮慢之辞，朝廷亦隐忍不复致诘。谅祚又数扬虚声以惊动边鄙，而将帅率多懦怯，一路有警，则三路皆耸，尽抽腹内州军下番兵士置在麾下。数月后寂无影响，然后遣来；未及休息，忽闻有警，又复回去。如此往还，疲于道路，讫无是事。臣料谅祚所以依旧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馀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其所以诱不逞之人者，欲访中国虚实，平居用为谋主，入寇则用为乡导也。其所以诱胁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为客军不足畏，唯熟户、弓箭手生长极边，勇悍善斗，若先事翦去，则边人失其所恃，入寇可以通行无碍也。其所以数扬虚声，惊动边鄙者，欲使中国之兵疲于奔命，耗散诸蕃，公私贫困；既而边吏习以为常，不复设备，然后乘虚入寇也。望明谕中外臣僚，有久历边任或曾经战阵，知军中利害及西戎情伪者，并许上书，择其理道稍长者，从容访问以治兵御戎之策，则处置自得其宜矣。”
郊祀既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且言：“今佞人进说，惑乱宸听，中书遂非，执守邪论，当有以发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诲寻进对延和殿，开陈恳切，前后凡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遂劾韩琦曰：“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犹在，乃琦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半年，琦犹遂非，不为改正。愿黜居外籓，以慰士论。”
辛亥，辽以南京留守萧惟信为左伊勒希巴。南府宰相萧德以老告归，优诏不许。北府宰相姚景行出为武定军节度使，以汉人行宫都部署耶律良同知南院枢密使事。
历史大事
谅祚侵宋
治平元年（1064）、夏拱化二年秋天，西夏主谅祚屡次派兵入侵秦凤、泾原二路，大肆掠夺边境地区归顺宋朝的少数民族，骚扰宋朝边境地区的弓箭手，杀死、掠夺宋朝人口、牲畜数以万计。宋英宗遣文思副使王无忌出使西夏，诏书制止，但谅祚拒不接受宋英宗的诏旨。其后，宋朝使者荔茂先再次到西夏质问西夏出兵侵宋的理由，谅祚蛮不讲理，把责任全部推卸到宋朝戍边将领身上。谅祚所编造的借口大多是诬蔑不实之辞。次年正月，宋英宗再度下诏责问谅祚，并警告谅祚今后不准再入侵宋朝领土，但谅祚依然置之不理，这是谅祚蓄意谋反的一个重要步骤。
英宗内降补僧官
在宋仁宗以前，僧官的选补大多贿赂公行，由皇帝直接指定某僧侣为僧官。宋仁宗时期，谏官、御史对此议论颇多，宋仁宗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下令凡是僧官缺额，由开封府左右街僧侣各选一名出来，考试经业、品行等，然后升补为僧官。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九月，中央僧官中的“鉴义”一职缺额，中书执政大臣已下令开封府左右街各选一名僧人出来考试，但宦官陈承礼却把宝相院僧侣庆辅推荐给宋英宗。于是宋英宗下令升迁庆辅为鉴义，执政大臣曾公亮、韩琦等人认为这一升迁违背了祖宗之法。欧阳修为此还专门上书，认为庆辅担任鉴义一职不公平，他认为升迁一名小小的僧官是否合适无关紧要，但宦官干政却是不能不提防的。宋英宗不得不妥协让步，收回了成命，宦官陈承礼也因此而受到谴责。
濮议之争
宋英宗即位后，治平元年（1063）五月，宰相韩琦提出应对英宗之父濮安懿王、生母谯国夫人王氏、祖母襄国太夫人韩氏等人的称呼问题作出符合礼仪的决定。次年四月，宋英宗命令朝廷礼仪官员讨论这一问题。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虽然濮安懿王是宋英宗生父，但宋英宗之所以能当皇帝，主要还是宋仁宗的功劳和恩德，因而他建议崇奉濮安懿王应按直系亲属对待，可以追封濮安懿王为大国国王，这样就算十分荣耀了。吕大防、范纯仁、王珪等人则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倘若尊奉濮安懿王为皇考，那么宋仁宗又当如何称呼呢？他们建议称呼濮安懿王为"皇伯"比较恰当，御史中丞贾黯等二十一人也竭力支持王珪的意见，但执政大臣则认为从古到今还未有过“皇伯”之称，因而不符合礼仪。支持王珪意见的人当中以吕诲最为激烈，吕诲前后十一次上书，坚决支持王硅等人的意见，并要求宋英宗尽快确定濮安懿王的尊号，御史中丞贾黯也亲自到执政大臣办公的地方与他们争论不已，最后不得不因此而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执政大臣中尤以欧阳修反对王珪的意见最为激烈。因此，吕诲等人又将矛头一齐对准欧阳修，对欧阳修进行猛烈攻击，欧阳修等人也上书宋英宗进行辩解，认为用"皇伯"来称呼生父在经史中从未有过先例，纯粹是无稽。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执政大臣搬，出皇太后来，想让皇太后直接下达一道圣旨，追尊濮安懿王为皇，其夫人为后，欧阳修亲手草拟诏书，便将这一尊号确定下来。但吕诲等人依然上书不已，竭力反对这一决定。宋英宗也无可奈何，询问执政大臣如何处理善后工作。欧阳修说：若是执政大臣是正确的，那么御史台官员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于是宋英宗下诏贬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为蕲州（今安徽蕲春）知州，侍御史范纯仁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通判，吕大防为休宁县（今安徽休宁）知县。其后虽然还有不少人为吕诲等人鸣不平，但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