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无主题变奏
摘要：
《无主题变奏》作者徐星，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青年——主人公“我”的日常心态，同时也描写了“我”和“我”的女朋友老Q以及“我”的那些室友们的生活情况。
作者简介
徐星，作家，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后在全聚德烤鸭店做清洁工。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7月，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同时也被视为是“伪现代派”的经典作品之一。1986年到1987年间发表《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获得法国文学骑士勋章。目前住在月租一百元的地下室，以教外国人中文谋生，是一个生活随意散淡，彻底地把小说中的主人公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下来的一个人。本来他可以把生活经营的很好，但是他认为坚持自我精神的愉快比什么都重要，不把自己成为金钱和名利的奴隶，始终坚持他在《无主题变奏》中的价值观念，是一个绝对个性的人物。
评价
《无主题变奏》是坦率而出色的--用十九世纪文学史知识显然无法衡量这篇小说，更不要说用堂吉诃德精神了--它如实地记载了一个年轻平民的日常心态以及他对世事的嬉讽，他没有丝毫的伪饰，幽默得近乎冷酷。这位年轻人对什么都提不起足够的兴致和热情，老是轻描淡写地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生活，于是就到处发现滑稽。他嘲笑严肃认真，嘲笑学问，嘲笑常规，嘲笑平庸，嘲笑假高雅，同时也嘲笑自己。他并不对世界抱什么“荒谬感”,因为他懒得去作哲学判断；他并不是什么“多余者”,因为他不过是个平民而非养尊处优又偏要高谈阔论的贵族。他当然不是英雄，而指责他不是英雄的人也不见得是英雄。援引罗曼·罗兰会造就英雄吗？喜爱金庸的江洋大盗会造就英雄么？那不过是英雄梦！
特色
这篇小说没有故事，却有戏剧性。没有情节，却有高潮。它忠实地描写了这个年轻人的日常感觉和内心的调侃，事实上那并非是他个人的感觉和调侃--那是一种独特的青春期的精神状态，问题在于有人偶尔有此类感觉，有人整个被此类感受包围而已。
《无主题变奏》最大功绩在于显示了一种真实。其实人们不正是希望从此小说中获得真实，而拒绝某种装腔作势的空洞说教吗？小说的六个部分看似零散，实是以一种无形的东西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每一部分都有主人公与老Q的爱情内容。主人公与老Q的爱情可以说是一种柏拉图似的情感，这种情感又是主人公理想与现实冲突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在作品中作者运用的手法是质朴而真实的。它不是用说教来宣讲它的理论而是从一个青年人的正常的心态来感染你，震动你。就连主人公对老Q疯狂的爱也并不要告诉读者“永恒”完美的结局，而是通过主人公自己对自己的嘲讽很严肃地写出：并非世界上有永恒和完美，如“如果我突然死了，会有多大反响呢？大概就像死了只蚂蚁。也许老Q会痛苦几天，也会很快过去，她会嫁人，在搞她的所谓的事业的同时也不耽误寻欢作乐，她以前对我的千娇百媚同样地献给另外一个男人”.这种真实是冷酷的，但给你的震颤却像山涧的巨瀑直泻而来。整个一代的青年精神状况跃然纸上。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
每一部作品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无主题变奏》所代表的是当今社会中一部分年轻人的心态，就像美国一战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作品的主人公愤世嫉俗，笑骂种种市侩，附庸风雅的行为，“……这帮人没有几个懂音乐的，不过是装模作样附庸风雅罢了，要附庸风雅只要学会玩命拍巴掌就行，我琢磨从这群姑娘中随便站出一个来让她在贝多芬和夏洛克之间选择，她准会毫不犹豫地选中后者。贝多芬追求爱情的一生即使延续到今天恐怕也没多大指望。这责任也不尽在女人，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缺一不成物质世界呀！”作者在运用心理叙述时有独到匠心之处。主人公是在以自叙、自己思考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作者也就是应用这种手法来写这篇看似无情节的小说。这种手法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还可以说这似流水的布局，其实是作者精巧构思的一种表现，其次此篇章值得借鉴的是对人物的白描手法。老讳、“现在时”、“伪政权”、老Q这些与主人公同龄的人。作者用的是一种粗轮廓勾画人物面貌，细轮廓勾画人的内心的手法。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幅幅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的写意画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吃巧克力的味道：越嚼越浓烈。因此我们说《无主题变奏》不失为一篇具有代表意义的小说。
艺术价值
对“作家”和“读者”的双重挑战
05年7月14日，《无主题变奏》发表20周年的时候，徐星如是说“现在看来，它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小说，但是只要看看这个小说发表以前的中国小说，对比一下，别人不比俺自己比，一比就比出来一大块骄傲 ……因为以后的中国小说的变化，实际上是从这个小说开始的，它起到了它该起到的作用，别人不承认俺自己承认。”这个自我评价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事实上，中国小说的确是在八五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刘索拉和徐星功不可没，他们预示了文学观念的一种变化趋势，尽管他们没有稍后先锋作家所倡导的文学“叛乱”的姿态彻底，但是由关注小说“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重心转移，却是从他们开始的。 
在《无主题变奏》中主人公说自己写小说的绝招儿是“我每天想起一点儿就写一点儿，没主题也不联贯；等写了一把纸头了，就把它们往起一串，嘿！就成了。这叫纸牌小说，跟生活一样，怎么看都成，就是不能解释。”这样的叙事方式显然对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建国以来当代文学的叙事方式几乎都在“大写的人”这个最高范式统领之下书写着作家对时代、对政治的一种历史使命，一种精神延续，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在“典型化”原则之下创造的典型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了人类所有的大奸大恶，大善大好，生活和文本之间是一种现实和理想的关系，而所有的文本叙述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指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提炼”和“提升”使得文本不再具有一种真实感，虽然使人震撼，但是却没有内心的共鸣，而作家此时在文本中充当的角色无疑是一个精神领袖的作用，因为他总是能深入到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表现出一个局外人的控诉，抨击，唤醒和歌颂，所以文本中的主人公往往代表的是“集体”的声音，而不是“个人”的声音，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对作家的支配之下，作家往往把追求文本的深度意义作为最高的精神体现，所以也往往站在“文化救赎”的立场。 
《无主题变奏》中恰恰是对这一立场的厌弃，这种“纸牌小说”没有中心情节，没有确切主题，可以称之为“二无小说”.它不再是从外部世界进行关照，不再去建构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深化，理想呼求，而是变成一种对现实世界个人生存的情绪认知和体验，写作不再承担沉重的功利化，而是着重从人物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为了表达一种“独立的，与众不同的声音”,是为了让别人都注意到“自己”的内心，因此写作变成了一种自由的涂鸦，割舍了情节的戏剧性，主题的明晰性之后，换来了情绪的复杂性，感受的真切性。
思想价值
“自我”与 “他者”的独立思考
借用徐星自己的评价， “那个时代死气沉沉、百废待兴，有点儿不一样的声音马上就会被注意到--那时候的世人容易被震惊，我捡了个便宜”，又说“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之所以被众多青年奉为“精神偶像”，关键在于和那种刚刚突破思想禁区，寻找思想解放的时代情绪不谋而合。那么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是“个性解放和张扬”的时代特点，其实，细读这部作品，会发现，这里的主人公其实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身体力行者。当然作者并非给自己预先设定了一个这样的哲学理念，但是，我注意到在这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那一年，还不以谈论什么萨特，佛洛依德为荣”,言外之意，主人公的当下环境已经是一个被萨特等西方哲学思想和各种主义充斥的环境，也许是有这样的心理暗示，我怎么看都觉得这部作品探讨的问题就是“自我”和“他我”的关系问题。 
[1-2]文革之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可以说一夜之间，从政治的神坛上跌落下来，而又无所依傍，也在此时，原来被禁的西方哲学思想和西方文学开始被大量的译介，在这中间，萨特的悲观哲学首先引起了国人的共鸣，他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很多人借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来洗涤伤口，抚慰脆弱的灵魂，据说那个时候，萨特的哲学书籍成了那个时代各大中专学生案头必备，甚至可以说是人们的一种知识偶像。
这样的叙述方式，当然在文学因素上欠缺很多东西，比如只有平面化的叙述，而没有精采绝伦的想象；只有碎片般的呈现，而没有诗性感悟的火花，但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新鲜的刺激。虽然这样的小说不怎么像小说了，但是却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了。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在作品中得到了重现，我们就像在一个老朋友在絮絮叨叨，断断续续地在回忆他的生活片段，这种真实感在以往那些说教的作品中是很难得到的。 
其实这种不能解释的“纸牌小说”这种叙事特点和形式构成，是由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所决定的。尽管他说小说没有主题，也不能解释，但是，放置到八十年代前期的背景中，我还是读到了其中蕴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