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直平
梁直平
梁直平（1907年--1994年11月29）少将。侗族，原名系厚，湖南靖县人。[1]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毕业。1930年赴法国学习防空，后任中国驻法国里昂领事馆秘书，1934年回国，历任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防空组组长，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上校军事教官，中央训练团上校分队长，1941年任第5军新编22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参加印缅抗战，1944年任新编第6军14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任新编第3军副军长，同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8年在武昌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在湖南从事策反工作。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术教授会研究员。1952年4月被判处劳改10年，1981年予以平反，1994年11月29日在长沙病逝。
梁直平将军事迹
自从1944年10月，史迪威将军被蒋介石排挤，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的职位，我同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和索尔登二人，素昧平生，史迪威也知道我早有要回野战部队带兵打仗的渴求，便于10月8日电告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柏特诺仍以史迪威的名义，派我到刚刚成立的新6军第14师任少校作战科长，从而成为时任第14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梁直平将军的属下。由于我的任职令发表后，只到第14师向师长龙天武，副师长许颖、梁直平，参谋长梁钦豹，参谋主任汪源燮等领导人报过到，见过面，听过训。其实新6军军长廖耀湘早已征得14师师长龙天武的同意，把我留在军部作战指挥所工作。回14师报到、晋见首长、聆听训示都不过是官样文章，履行人事程序而已。其时新6军军部驻在孟拱（Mogaung），第14师师部驻加迈（Kamaing又称“甘马因”或“卡盟”）。我到14师报到正好是10月10日，这是国民政府的国庆，是辛亥革命33周年纪念日。那天14师还举行了庆祝大会。我于散会后到达加迈14师部，由参谋主任汪源燮领着我分别晋见师部各位首长，因而第二次见到梁直平将军。由于这是礼仪性的晋见，这次见到梁副师长只经过几分钟，便由汪主任把我领走了。倒是10个月前我在新平洋首次晋见梁直平将军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既好且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3年12月下旬，新38师114团取得使日军胆寒的“于邦大捷”（笔者注：当时受到重创的日军18师团长田中信一中将曾惊呼：“中国军队的战力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迫使日军15军司令官牟中将命令18师团“停止目前的攻势，须于孟关周围地区邀击敌军。即使在不得已情况下，也应确保甘马因一带”）后，即令新22师第65团进攻大洛以解拉家苏之围。当令我赶往乔尔哈特（jorhat）把英国远程突击队司令温格特（Gen Charles. O.Wingnate）用飞机接来新平洋（Shingbwi yang），面商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英国远程突击队空降敌后配合作战的相关问题。紧接着将远在印度东部列多（Ledo）的新22师主力和战东营、炮兵团都调来新平洋，积极准备反攻。
1944年1月27日，我随扈史迪威乘麾托汽艇沿大奈河赶往百贼河，65团刚在该处歼敌55联队3大队冈田公少佐以下722人，创建大洛大捷的战斗现场视察，返回新平洋后，史迪威决定立即发动全面反攻。
1月28日上午我陪史迪威来到新平洋东北角新22师师部，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便第1次见到了时任新22师副师长梁直平将军。他那英俊儒雅的仪表举止，同他的师长廖耀湘形成明显的反差。我虽未同他交谈，他的形象仪态使我非常关注，印象深刻。特别是当史迪威风趣地说：“梁将军您是新22师一万多名官兵的灵魂工程师，是他们思想的向导，生活的保母，是最受官兵信赖的长官。现在进攻大战在即，为了鼓舞士气，振奋军心，您有什么打算，请向大家讲讲。”梁直平这个名字就充分表明了他的生性。我后来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他为人处世都守着“正正直直、平平淡淡”的原则，从不追逐名利，从不趋炎附势，总是正直我行我素，平淡甘之如饴。这次他听见史迪威上述的说词，他既不多加解释，更未借题发挥。他听后面带微笑，淡淡地说：“史迪威将军，承您过奖了。新22师是一支有光荣战斗经历、屡次建立过卓越战功的部队，官兵一体，精诚团结，经过兰姆伽的整补训练，不但战技、战术已大大提升，士气和战力提升更快。您在114团向于邦进攻直前对官兵们讲的那几句话，就是最强有力的动员令。廖师长和我十分赞赏，已经把您当时讲的话，一字不漏地向全体官兵反复宣讲，他们都会背诵了。我现在就背给您听。您当时对114团官兵们是这样讲的：‘我的孩子们，现在是向日本鬼子报仇雪耻的时候了！在你们面前的日本鬼子，就是当年把我们从缅甸赶出来的日军第18师团。我命令你们去把他们消灭掉。前进！奋勇前进！’您听了我此刻的背诵，觉得对吗？”史迪威转身问我：“你记得我当时是这样讲的吗？”我说：“梁副师长背得一字不差”。随即从图囊里取出载有他这几句话的报纸给他看过，他才哈哈大笑起来。我很赞赏史迪威这种激励士气的方法。更推崇梁直平的智慧和匠心独具地回应史迪威的技巧。这次我初见梁直平将军，虽然没有同他直接接触和交谈，就是此后我们一同在14师工作那段时光里，我仍然很少同他有直接接触和交谈，但是我对他却一直怀有很好的观感和浓浓的敬意。他虽然是分管政治工作的副师长，他却非常鄙夷对官兵进行空洞的政治说教的工作方式，特别注意直接同官兵面对面地谈心说事，了解其想法和要求，尽其所能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包括其家庭的困难）。他到14师之后做的两件事，使官兵们念念不忘感激不尽。第一件事是：他通过各级人事部门认真摸清每名官兵的家庭情况（住址、家庭成员、经济状况，有无优抚待遇，有何困难），由师长龙天武发函给官兵家属所在地的县政府，请其依照“抗日出征军人家属优待条例”的规定优待其家属。这件事很快就生效了。有的官兵家属得到了优待后就给龙天武来信表示感激。有的地方政府则回函告知办理情况。龙天武曾在大会上向梁直平致谢，说他为官兵们做了一件惠及全家的大好事。第二件是：梁直平同官兵交谈中发现14师自淞沪会战以来，历次抗日作战中牺牲的官兵中，至今尚有人没有获得抚恤；还有伤残战士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另有在作战时负伤的战士，伤愈后仍未归队。因此梁直平建议对此事应认真查处。龙天武极力支持，当请梁直平全权负责，督饬人事、抚恤、军需、军医、副官、参谋各部门抽人组成联合办公室，对阵亡、伤残、伤愈未归，受伤仍在医治以及业已归队的各类人员全面进行调查，分别按法令进行适当处置，使许多阵亡将士家属重新领到《抚恤令》和抚恤金。流落无依的伤残战士被找到后予以安置，并按其伤残等级颁发伤残证和优抚金。组成慰问组由师政治部科长关荣钦中校率领，到各医院，荣军教养院、所去寻找，进行慰问，对其中伤愈者则促其归队，因而，又有一批伤愈战士归来，并举行隆重的欢迎会，以示郑重。这使全师官兵人心大快，众口称颂。梁直平将军一向平易近人，行事低调，不多言语，一旦他的话匣子被打开，他就会出口成章，会发出扣人心弦、引人心动的议论，真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他在14师的威望甚高，深受官兵爱戴（包括我这个同他接触不多却从心眼里敬重他的小参谋）。
1944年10月15日，中国驻印军以新1军新38师进攻八莫（Bhamo），新6军并指挥英36师进攻瑞古（shwegu）。新38师于11月25日攻克八莫，新22师于11月5日，攻克西曼（sima）大曼（Tonema）后即以一部北上，会攻八莫，配合新38师作战，主力于11月末进抵瑞丽江（shweli River）北岸，正准备夺取孟密（Mong mir）和南渡（namtu），进取腊戍（Lashio）。由于国内黔南战况紧急，贵阳震动，军委会急调新6军回国，准备驰援黔南。廖耀湘即以50师潘裕昆部接替新22师作战任务，他亲率14师和新22师于12月8日前由孟拱等地紧急空运到云南沾益、曲靖地区集结。我与向华超少校随廖耀湘于12月6日迳飞昆明，晋见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陆总”参谋长肖毅肃，请示机宜。恰巧这时汤恩伯集团已在黔南作战奏捷，相继收复了黔南要地都匀、独山，把日军第23军赶出了贵州，退据河池。新6军便解除了进援黔南的作战任务，改在曲靖、沾益地区整训。新6军军部驻曲靖兵营，新22师驻曲靖市及周边乡村。14师师部驻沾益城北松林镇，部队分驻周边乡村。廖耀湘最注重部队训练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他立即命令各部队投入训练。他亲自带着全军营以上（有的竟是连以上）干部，巡回到各个团去视察训练和实兵演习，从而使全军干部间的接触交流机会增多，进一步增进了干部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同时也促进全军战力和士气的提升。
1945年元旦刚过，蒋介石便带着何应钦、魏德迈、钱大钧和青年军总监罗卓英、副监黄维及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等高级将领，突然来到曲靖视察新6军，驻跸在沾益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的天生桥，此处山峦起伏、流水潺潺、茂林修竹、风景如画。军长廖耀湘命我指挥4个步兵连和1个工兵连担任外卫警戒。1月4日上午10时，蒋介石的专机在沾益机场降落，廖耀湘陪着早1个小时由昆明飞到此地的何应钦趋前迎接，为了保密，没有举行仪式。
此时新6军两个师正整齐严肃地列队在曲靖营内大操场上，廖耀湘便陪护蒋介石一行径直驱车前往曲靖营房，检阅部队，然后在曲靖营房内为其设置的临时休息室内，逐一召见各师团以上干部并集体合影，中午在营区同团以上干部聚餐。廖耀湘和龙天武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建议军委会严饬抚恤委员会和各荣军管理处，管好阵亡将士的抚恤与伤兵管理，特别是伤残官兵安置，勿使流落无依，同时汇报了梁直平最近在14师所做的前述那两件事，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遂于当晚在天生桥行辕单独召见梁直平垂询其详，并将其事告诉蒋经国，嘱其考察新6军各部队的内务管理和政治工作情况。蒋经国曾分别会见14和新22师的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梁直平与傅宗良二人。廖耀湘则指派我陪蒋经国在14师和新22师考察了两周。这是我生平首次见到蒋经国，并由此同他“结缘”。
1945年4月，日军大举进犯芷江，湘西战局紧急，新6军被紧急空运芷江赴援。廖耀湘当令14师副师长许颖率41团乘汽车日夜兼程前往，由龙天武、梁直平率14师主力空运芷江。嗣因第4方面军王耀武部和第94军相继取得雪峰山及武冈、城步大捷，日军受到重创而退，新6军便在芷江、怀化、洪江等地整训。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何应钦将“陆总”移来芷江接受日军洽降，并部署受降。遂派新6军到南京受降。龙天武决定留许颖偕汪源燮在怀化管理全师留守的车辆和骡马部队。他偕梁直平率全师于8月底开始由芷江空运南京，至9月5日空运完毕。9月5日，廖耀湘、龙天武、梁直平同乘一架飞机到达南京，我陪副军长舒适存到机场迎接。当时新6军军部驻黄埔路励志社北部平房内，14师兼南京警备司令部驻中山北路45号（今省委第一幼儿园）其隔壁就是侵华日军总部，对面（原华侨招所今江苏议事园）则是冷欣的“中国陆总前进指挥所”。梁直平、龙天武均在此办公。40团驻城东南岔路口、41团警卫城区，42团警卫浦口、六合。新22师驻镇江、扬州，常州地区担任警备，后增调74军57师陈嘘云部到镇江支援新22师。
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降仪式”，中外军官及记者共405人出席。龙天武、梁直平与汤恩伯等中国将领及盟国代表在签降会场右方贵宾席就座。何应钦、陈绍宽、顾祝同、肖毅肃和张廷孟五人于8时52分在全场灯光齐亮中步入会场，在受降席上依次入座，全场肃立、热烈鼓掌，镁光灯闪亮不停，何应钦随说“请坐”。全场方渐渐安静不来。8时58分，我在会场大门前引导着由王俊中将引领的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侵华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驻台湾日军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侵华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驻越南日军第38军参谋长二泽昌雄大佐、侵华日军总部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共7人，低着脑袋，跟在我身后（一进大门王俊中将便到贵宾席就座，由我领着冈村等7人进入会场）来到“投降席”后依次排成一列，由冈村领头脱帽肃立，齐向何应钦深深地鞠躬致敬。（此时我则回到受降席左侧稍后，注视全场动静）何应钦微微欠身示答，并示意他们入坐。随即进行签降，至9时15结束，何应钦命冈村等退出后，随即发表历时1分钟的广播讲话。中午，何应钦在励志社设宴招待中外官员。下午3时何应钦率与会将领恭谒孙中山先生陵墓，陈绍宽，顾祝同、肖毅肃和汤思伯、王懋功、郑洞国、廖耀湘、舒适存、龙天武、梁直平、李涛、赵霞等均随何应钦前往。
稍后，梁直平就协助龙天武对日军驻南京的第6军及其所属第40师团、独立63、79旅团及第34师团（浦口、明光地区）共三万余人，逐一解除其武装，编入战俘营分区集中管理；并负责南京的治安工作；还要筹组“双十节”的阅兵大典和跳伞表演等重大事项。这时14师另位副师长许颖还在湖南怀化（榆树湾），南京14师司令部和全师的大小事务，龙天武都交梁直平总揽，由参谋长梁铁豹和代参谋主任胡祥珷从中协助。在南京以及随后移驻上海，准备前往东北期间内，梁直平的确是霄衣旰食，极其辛劳，业绩卓著，深受龙天武的器重，两人关系甚好。到东北后曾多次举荐梁直平出任师长和区保安司令，竟无下文。从而促使他离开东北，另辟奔向革命蹊径，为全国解放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受到了党的重视和高度评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