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戚本禹
人物简介
  （1931年—）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1967年4月14日，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文革罪责，人所不齿。
生平履历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有人指称他曾暗示、鼓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并指使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
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育有二子一女。晚年和妻子邱云英及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由吉林省时代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曾引起一阵风波（因疏漏在版权页署上了他的名字）。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并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重要经历
贡献保护文物
文革时期，“王、关、戚”人人皆知，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这三人当时可谓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到了1967年8月30日，这三人的政治生命开始发生逆转，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后的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两份材料证明，正当红卫兵搞打砸抢盛行全国的时候，戚本禹给红卫兵浇了一盆冷水，为保护古旧书刊、字画做了一件好事。
一份材料是《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纪要（1967年1月27日下午4时45分至6时30分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这是由北京造纸总厂、中国书店、新华书店、人民文化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图博文物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共同整理的，整理时间是1967年1月30日。
另一份是这次座谈会的直接成果，即参加座谈的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于1967年2月15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
这两份材料表明，1967年1月27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座谈，座谈的主题是，就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研究一个办法。
戚本禹在开头语中说：“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有个意见，和大家商量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抄了不少书，有的当废纸卖了，版本书不能造纸，要鉴别一下。文物管理工作要抓一下，看存在什么问题，提些什么办法。抄出不少东西，大家想个办法，大家研究一下。”
戚本禹开头语讲完后，让代表们谈谈有关具体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的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戚本禹问：“为什么？”回答：“怕。”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听到这里，插话：“问题很严重。”
接着，北京图书馆代表反映了类似情况：“北京图书馆清理了书库，送造纸厂的不少。” 
中国书店代表埋怨：“现在没人买旧书，不敢收购。”
戚本禹对此不以为然，表示：“我就要去买，有些书需要看。当然这些书不要大量到群众中去。你们造反派也不赞成烧书。你们可以搞个倡议，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针对抄出的古旧书存在的问题，戚本禹给参加座谈的造反派代表一一作出指示。
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
给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
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阿英的书封着，告诉他们不要动。”“不管是哪一派，都要执行。”还说：“解放后出版的书也不要烧。有的印数不多，需要保存。无聊的可以销毁。批判黄色的书找不到书也不行。”
戚本禹让这些单位搞个倡议，提出：“你们搞个倡议给我们看看。难处理的，可以搞个单子。”
在座谈中，戚本禹谈到历史上秦始皇焚书，他原则上肯定秦始皇焚书，但做法上表示不赞成。他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在座谈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大多数人不能看这些书，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他说：“有的书广大青年是不需要看的。”“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对倡议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指示：“你们倡议要写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烧些书是革命行动！恨起来一把火烧了，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再烧了。过去这点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要看到大成绩。倡议要把主流写出来。烧了不能触及灵魂，要批判，要化毒草为肥料。”
最后，他进一步表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十二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
这个倡议书先写了几段诸如“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等当时的政治流行语，然后说：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的保管工作，我们向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以下的紧急倡议：
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
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
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
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获罪失势倒台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还在信中还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指关锋、王力）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并不认同。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过去对戚本禹“让三分”的陈伯达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发，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此时，距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不满5个月。
锒铛入狱
戚本禹虽然是后被“请假检讨”的，但却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某日几个公安直接上门，没有审判就直接将他和林送到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继续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人们几乎把戚本禹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淡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后，人们才又想起了当年的“王、关、戚”三人。重新审理后，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出狱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满释放（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他的桌子上放着许多手稿和无格的白纸。退休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顾问。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事，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他有一女二子。女儿在北京东城某商店当职员，已与一高干之子成婚。大儿子已去日本留学，他目前和妻子邱云英及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相关信息
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