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天放
人物生平
孙天放（1902—1974），安徽怀远县南乡高塘镇人，生于1899年[1]（一说1902年[2]），家父业商，经济中等，怀远县立高等学堂肄业，安徽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3年经同盟会老会员管鹏（1927年安徽省政府主席）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6月进入广州黄埔军校一期第三队学习，同年11月毕业，后派任军校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三营少尉见习排长。
1925年1月，任中尉排长，192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少校营长。 
1927年4月因清党投奔武汉，任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中校副团长；蒋先云团长阵亡后，在炮火中代理团长，6月因清党离部避居上海。
1928年2月，任第三十三军学兵团中校副团长，12月任第九十六师上校参谋长，旋因涉嫌共党被迫离部。 
1929年1月出任新编第三旅第五团中校副团长，11月率部兵变失败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1月出任江苏省保安处中校科长；次年11月为上校团长。 
1937年9月率部补充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任上校副旅长；1938年10月任江苏省保安处上校高级参谋。1939年12月晋升陆军步兵上校；次年1月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苏北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韩德勤）副总指挥，11月任江苏省保安处少将处长；1944年10月任江苏防空处少将处长。 
1945年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并以八十九军代军长身份出席对日受降仪式，次年1月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1947年7月被授陆军少将衔；内战爆发后，孙天放誓不手沾同胞鲜血，故称病退役还乡定居镇江市。 
1949年初，在沪以等候张治中北京和谈为由，拒绝阖家去台湾；1949年6月，江南解放，孙天放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登记身份后，8月被作为国民党战犯解送苏州解放军教导团学习，1950年转押北京功德林及秦城等监狱“战犯管理所”，1965年转入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管训处。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一说1974年）在处理特赦战犯时，由山东战犯管理所处决（一说病故），骨灰邮寄至镇江，80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人物轶事
北伐之战孙天放在黄埔军校一期第三队学习期间，聆听孙中山讲演，拥护国共合作等三大政策，立志挽救中国危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6年8月，北伐军不到几个月时间，就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几个战役打败了军阀吴佩孚，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临颖战役中，北伐部队遭遇战斗之烈，伤亡之大，创北伐之最。临颖为许昌之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奉军自失去漯河天险之后，即调动大批队伍固守临颖，企图一举从正面击垮北伐军先遣队，扭转颓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团长兼中共党代表蒋先云见部队被重炮封锁在辛庄，正进退维谷，实有崩溃之虞。蒋团长临危不惧，建议强攻敌炮兵阵地，并自告奋勇担任敢死队长，身先士卒，率一团之众冒着敌人密集炮火，冲入敌军阵地，不幸中弹倒地，随即牺牲在战场上；并肩战斗的副团长孙天放带领士气激扬的官兵继续猛烈冲锋，一举突出辛庄。第七十七团首先攻入临颖城，正面十二师也同时突破守敌，从而取得这场激烈战役的重大胜利。到武汉后，各参战的主力部队都得到扩充，将领也普遍升迁。孙天放原为副团长，因参与指挥战斗功不可没，接任蒋先云之职。6月因清党之故，后避居上海。北伐战争仅一年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重创了张作霖军阀，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孙天放亲身感受到蒋先云捐躯殉国的光荣伟大与巨大感召力，更为深切地确认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的朴素真理，形成他终生追随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人生理念。[1]淞沪抗日淞沪之战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场重大战役，是中国军队70余万与日军30余万的较量，是血与火的搏杀。日军凭借其海陆空强大的军事优势和奸诈阴谋，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胁迫国民党政府而获得上海驻军增兵五千等诸种特权，时隔五年，得寸进尺的日军更膨胀了侵略野心。此时中国上下抗日呼声强烈，各党各派同仇敌忾。蒋介石也对记者发表抗日讲话：“我政府……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并紧急部署调兵遣将。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受命率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向上海既定围攻线开进。另有5个师及3个独立旅也向上海开进。江苏省保安团担任长江南岸江阴、浏河地区的江防，对于上海地区抗战，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等部队奉命构筑了大量工事阵地，第八十七师承担无锡至江阴一线工事构筑，继又筑苏州、常熟一线部分阵地。10月11日晚，江苏保安团奉命赶至战场补充二六一旅。孙天放受命为英勇不屈、屡建战功的第二六一旅副旅长，决心坚守淞沪之战的最后防线，痛击日军，以身报国。刚刚接收完毕，矮个子陈颐鼎旅长在一片竹林中耐心地给保安团官兵介绍敌情，正说着，传来大场东面阵地被日军突破的消息，东面阵地由五二一团防守，情况紧急，陈旅长命令保安团立即投入战斗，向日军侧翼发起攻击。孙天放亲自持枪率领全团奋勇冲锋，与日军反复肉搏，终于夺回了五二一团的阵地，大场重又回到守军手中。但保安团经此一仗，大部牺牲，只剩下400余人。大场四周一马平川，中国守军凭借四周坚固阵地防守，可是敌机狂轰滥炸，枪炮终日不停，守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补充兵力四次，经过了七天七夜血战。后因增援敌军源源不绝，大场终于失守。淞沪之战虽然失败，中国军队损失25万余人，但日军也损失4万余人，其锐气遭到了重创，其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和“抗战必亡”论也彻底破产。[1]保卫南京1937年11月，淞沪战役行将结束之际，国民政府召开国务委员会议，认定日本志在必得南京。为持久抗战计，决定迁都重庆。在发表迁都宣言后，即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组织教导总队，第七十八军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九师、第七十二军第八十八师、第十军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八师和炮兵第八团一营等部队约11万兵力留守南京。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受命守卫光华门、红庄山、通济门营房及雨花台一带，负责阻击京杭公路来犯日军。10日，日军主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几处同时进攻，战斗十分惨烈。守卫光华门的易安华二五九旅在无炮火支援、伤员无法撤退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连连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当日午后，日军炮火猛轰光华门，城墙被炸开两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情况万分危急。陈颐鼎奉命率领二六一旅官兵前往通济门、光华门增援城墙上的守军，易安华旅得以坚持正面防守。至夜，陈颐鼎旅挑选敢死队坠下城墙，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日军及盘踞在通光营房内的日军全部消灭，光华门及通济门一线乃转危为安。11日，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工事大部被毁。陈旅长和副旅长孙天放协力同心，率二六一旅余部顽强抗击，以惨重伤亡之代价守住了阵地，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12日中午，日军像潮水般涌来，友部全部壮烈殉国，雨花台失陷。陈旅长因与师部失去联系，就请副旅长孙天放向邻旅查询，孙派联络参谋刘平去马威龙指挥所了解情况。一会儿，刘平回来报告说，增援的广东部队第八十三军已整队撤离太平门，开往东北方向，马旅长亦向左侧靠拢。陈、孙正副旅长面面相觑，如坠入云里雾中。过了好长时间，陈旅长对孙天放说：“天放，劳你大驾，带上一些人，亲自到左翼铁路附近视察一下吧，了解了解情况，好下决心。”孙遵嘱前往，至13日零时许，自和平门骑自行车回来，告知南京已失守，守军纷纷向下关撤退。后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还特邀第二六○旅旅团长参加，在决议上签名，以示大家同负撤离阵地之责。南京保卫战结束了。五天战斗过程中，上级未召集过一次会议，未部署过战斗方略，未下达过任何战斗令或撤退令，可谓是糊里糊涂的保卫战。孙天放虽率部突围成功，但面对这种窝囊的悲情败退，怎能心安理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