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利贷
概况
经济史学者通常会按照如下方式定义高利贷：选定一个“我们觉得合适的”数字，比如20%的年利率，然后把利率超过了20%的任何借贷定义为高利贷。这样的定义从字面意思上看并没有错，因为超过20%的利率的确比较“高”。  漫画“高利贷”但是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下，“高利贷”这个概念往往跟负面的意识形态连在一起。如果按照上面的定义，我们就会把所有超过20%年利率的借贷都认定为“坏的”。这种定义完全不顾借贷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和契约执行环境、不顾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完全出于局外人的主观愿望。
对于什么是高利贷，我国民法学界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借贷的利率只要超过或者变相超过国家规定的利率，即构成高利贷。有的学者认为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但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否则即构成高利贷。
第二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应有一个法定界限，但这个界限不能简单地以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参数，而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民间借贷指导利率，超过指导利率上限的，即构成高利贷。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凡约定利息超过法定指导利率的，其超过部分无效，债权人对此部分无请求给付的权利
第三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一种超过正常利率的借贷。至于利息超过多少才构成高利贷，由于在立法和司法中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解释，在实践中只能按照民法通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对具体的借贷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再认定其是否构成高利贷。这种观点还认为在确定高利贷时，应注意区别生活性借贷与生产经营性借贷，后者的利率一般可以高于前者。因为生活性借贷只是用于消费，不会增值；而生产经营性借贷的目的，在于获取超过本金的利润，因此，它的利率应高于生活性借贷的利率。
界定
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
高利贷作为一种残酷剥夺借贷者私人财产的手段，在中国的旧社会尤为盛行，最为常见的是所谓"驴打滚"利滚利，即以一月为限过期不还者，利转为本，本利翻转，越滚越大，这是最厉害的复利计算形式。
特点
高利贷信用是最古老的信用形态，是通过贷放货币或实物以收取高额利息为目的的一种信用关系。高利贷信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占主导地位的信用形式。
1.利率高
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利率在36%以上，借款100元，一年要支出36元以上的利息。个别的利率可达100%—200%。我国历史上高利贷年利一般都达100%，而且是“利滚利”，即借款100元一年后要还200元，如果到期不能归还，第二年要还400元，第三年就是800元。
高利贷信用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利息，是由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由于前资本主义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小生产者一般都经受不住意外事故的冲击(如天灾人祸)，一旦遇到意外事故，就无法维持原来的简单再生产，无法维持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生产者(农民和其他小手工业者)就不得不向放高利贷者借钱或实物，以维持生产和生活。放高利贷者正是看到了借者为了维持生存这一点，就无情地抬高利率。如果借钱的人不是为了生活和生存，而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借钱是为了投资，获取利润，那么贷款的利率高了，使得投资的利润大部分或全部被高利贷的利息侵吞，借钱的人就不借了，贷款的利率自然也高不上去。
高利贷借者除了小生产者以外，也有一些破落的奴隶主和封建主，他们是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其利息是最终要转嫁到小生产者身上。高利贷的债权人主要是商人，特别是货币经营商人、奴隶主和地主。[1]​
2.剥削重
高利贷的利息来源于奴隶和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及一部分必要劳动。小生产者借用高利贷所支付的利息，是他们直接以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必要劳动产品支付的。奴隶主和封建主借用高利贷所支付的利息，同样是奴隶和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或必要劳动产品。因为奴隶主和封建主不劳动，他们所支付的利息，归根到底是对奴隶和小生产者的压榨和剥削。由于高利贷利息来源不仅要包括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剩余劳动，还包括一部分必要劳动。这与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资本主义利息比较，其剥削程度更重。
3.非生产性
前面已经提到，高利贷的借者，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小生产者，他们借用高利贷主要用于非生产支出。统治者借高利贷主要是为了维持其奢侈的生活，小生产者借高利贷是为了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与资本主义借贷资本的用途以及社会主义信用资金的用途有着明显的区别。[2]​
作用
1．高利贷信用促进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人们的劳动产品主要是满足自己的消费，用于交换的比率很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高利贷的盘剥，小生产者为了归还高利贷，就不得不把劳动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这就提高了劳动产品的交换比率，促使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高利贷信用对生产力有破坏作用。由于高利贷的利息太高，不但阻碍着小生产的发展，而且使得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因为要变卖生产资料归还高利贷)，无法维持原有的简单再生产，造成生产萎缩，生产规模缩小。
2．高利贷信用在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中有着双重的作用 
一方面从客观上看，高利贷信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提供了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集中了大量的资本，二是提供了雇佣工人队伍。由于高利贷的盘剥，使得放高利贷者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资本，这些资本有可能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同时，也是因为高利贷的盘剥，使得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失业，成为无业游民。这些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财产上是一无所有的，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放高利贷者也要尽量维持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维护高利贷的存在基础，因为最适宜高利贷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条件是小生产占优势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高利贷者必然力图阻碍生产方式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区别
高利贷信用与现代信用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从存在的基础看，高利贷信用存在的基础是小生产占优势的旧生产方式。现代信用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经济中广泛存在盈余或赤字单位；
(2)从借贷的目的看，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没有密切联系。现代信用主要用于生产，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3)从对经济的作用看，高利贷具有资本的剥削方式，它的主要借贷对象——小生产者仅用于维持简单生产活动，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现代信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节约了流通费用，保证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
历史
高利贷是指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贷款。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它是信用的基本形式。  money昔日主要在街市放数，街市档口无论肉档菜档，遇有赌输钱，或周转不灵，便向“大耳窿”借钱，正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债仔有档口在街市，每日也要做生意，不怕走数，照借如仪。昔日钱银交易，大银码多数用“大头”（银元），小数目为“铜板”（铜仙），高利贷者收数后，多数将银元、铜仙之类塞在耳窿，日子有功，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撑大，故称为“大耳窿”。
手法
“大耳窿”放贵利有“九出十三归”的习惯，就是借钱一万元，只能得到九千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一万三千元。而且，高利贷的利息是逐日起“钉”（利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往往借几百元，过了一年半载才还，连本带利可能要还几万。
二十年前，港府认为高利贷犯法，立例管制，放债人须领牌，此名为财务公司的Money Lender，直译为“借钱”（放债）者。这种放债财务公司须交税。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有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才发牌，并限定年息不可多于六分息(六十厘)。
自清光绪初年至1946年，我国境内民间的高利贷有驴打滚、羊羔息、坐地抽一等种类。
驴打滚：多在放高利贷者和农民之间进行。借贷期限一般为1个月，月息一般为3-5分，到期不还，利息翻番，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依此类推，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像驴打滚一样。
羊羔息：即借一还二。如年初借100元，年末还200元。
坐地抽一：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1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10元，实得9元，到期按10元还本付息。  
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是指以发放高利贷行式的钱庄，这些钱庄一般为黑帮所经营，时常以高利贷赚取暴利。当欠债人不按期还钱时地下钱庄的人一般都会恐吓欠债人甚至威胁欠债人的家人和朋友以便他们还钱。
现代高利贷
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利贷曾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活的日渐活跃，在我国很多地方高利贷又死灰复燃，并有日趋蔓延之势。当前，全国各地农村均存在不同形式、不同手段的“高利贷”现象。除了经济条件落后、资金匮乏的农村，城市的高利贷也从没有灭绝。看来现代银行作为高利贷的掘墓人，作用发挥得并不太彻底。  借贷从高利贷的名称我们知道高利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利率”，正是高利贷惊人的利息成本，决定了它长期以来的“非生产性”特点，即借高利贷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投资，而是为了保证生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也没有太多改变。据调查，借高利贷者真正用于再生产的只有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八十九的钱都是用于消费，尤其在农村。 
我们可以把借高利贷者的消费归纳为以下几种：
(1)天灾人祸导致食不果腹时，只好借贷。
(2)疾病治疗。由于经济条件差，平时缺乏对身体的必要保养。再加之长年的辛苦劳作，往往导致严重疾病的发生，而治疗所需费用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负担的，此时就需要高利贷的支援。
(3)婚丧嫁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婚丧礼仪方面，贫苦的人们也一定要体体面面，而婚丧礼仪的花费又很高。借贷者往往在礼仪准备期间借贷，等礼仪完成收到礼钱后再还款。
(4)子女学费。农民亲身体验无知识的苦处，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因此希望子女努力学习，而目前昂贵的学费实非农民所能承受，高利贷成为主要来源。
(5) 偿还旧债。那些只能靠天吃饭的贫困山区农民，有时没有能力偿还到期的债务。然而，出于信用考虑，借贷者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借一笔新债以还旧债，因为如果借贷者赖帐不还的话，他就再也难以获得任何借贷。
(6)农业投入或日常家用。为了正常生产，少不了农具购买、牲畜、化肥等农业必须投入。但由于收入少，贷款又困难，只好求助高利贷。甚至特别贫苦者就连一般日常家用品都购买不起，也要借贷。另外还有些人借高利贷是用于非法赌博等其他方面。在城市，同样也有很多是因为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去借高利贷。
在经济市场化、各类个体商户、小企业大量涌现的今天，高利贷已经不再纯粹是非生产性的。很多借贷者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困难。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2434家民营企业融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有近4%民企的部分流动资金来自高利贷。其中有近l%企业流动资金中25%以上是靠高利贷筹措的。农村中有些高利贷也有生产性，比如为了满足向非农业过渡，如外出打工、做小本买卖等所需资本。
当前，发放高利贷者主要有三大类群： 
一个是较为富裕、有一定积蓄的普通人家，这个族群比较分散，财力也不怎么雄厚，放贷指向主要针对经济困难的居民和个体工商业者，放贷期限一般在一年之内，收益率大约为年息10-20%之间。
另一个是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有一定灰色收入者，这部分人在个人放贷族群中占有相当比重，放贷指向主要为效益较好的国营及民营企业，放贷期限较长，一般3—5年不等，往往随着工作调动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其所放贷款多以暗中投资的形式进行，收益具有明显的双重或多重性，既有利息收入，还有股红收入、贿赂收入。收益率在200%一500%之间。甚至更高； 
再一个是专门从事投资和融资的民间机构。放贷指向为风险较小的单项工程和单个生产经营项目，期限不定。收益率在年息60%一80%之间。另外还有些非法或者黑社会性质的中介机构利用信用卡套现等形式取得资金去放高利贷。或以贷养贷，放贷对象一般为个人或个体商户。  原因目前个人要从银行贷到款，除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类贷款，其它的个人贷款一般都要求有抵押物，虽然有少数银行提供不需要任何抵押物的信用贷款。但只面对银行认定的一些特定优质客户。银行的高门槛拦住不少人。正常、公开的渠道筹不到钱，民间借贷甚至一些地下高利贷就有市场。另外，由于多数民营企业缺乏诚信，一些金融机构担心借给民企的钱会变成坏账，所以也不敢轻易与企业合作。因此，一些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当急需资金而又无法从银行取得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借高利贷来“渡过难关”。
对农村来说，由于各国有银行相继退出县域领域，只有信用合作社可以提供贷款。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曾经对近2000个农户做过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银行和信用社为避免“坏账”，在放贷时往往倍加小心，再加上部分借贷者信用意识差或还贷能力差，为保险起见，他们一般都谨慎放贷。比起银行贷款来，高利贷条件灵活、手续简便快捷，时间不像银行卡的那么紧，往往可以拖延几天或续贷。因此，农民更倾向于高利贷借贷而不是银行贷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增长，正规金融发展滞后，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城撤退。逐步收缩网点，使城乡信贷出现了断层。金融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不合理，为民贷提供了发展契机。一方面。非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新的利润增长点，它们的迅速崛起需要金融支持。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原始积累不足，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符合正规金融机构的审贷标准。2004年温州调查数据表明，68.4% 的中小民企没有合格的抵押资产，36.8%的民企资信状况不符合银行要求。再加上国家信贷政策的限制、融资成本过高、手续繁琐和缺乏正规的财务会计记录等，中国的中小企业几乎被排挤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偏远的农村，天灾人祸、婚丧嫁娶、子女升学情况又比比皆是，产生大量的借贷需求。 
高利贷的存在也是市场经济下利益的必然驱动。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很多有头脑有机会的人先富起来了。但由于前几年银行利息的不断下调，证券市场的不景气，苦于没有投资机会，因此转而采用传统的高利贷借贷方式，高息放贷。以获得更多利益。随着2006年下半年股市的走强和利息的上调，相信这种情况会有所好转。影响由于高利贷有主体分散，个人价值取向、风险控制无力等特点。高利贷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利率奇高的非法高利贷，经常出现借款人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支付贷款利息的情况。当贷款拖期或者还不上时，出借方经常会采用不合法的收债渠道，如雇佣讨债公司进行暴力催讨等。于是，因高利贷死亡。家破人散、远离他乡、无家可归的现象数不胜数。这些人已经被高利贷吸去了最后一滴血，往往都是身无分文，在外流浪，也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由于民间“高利贷”利率普遍高于银行基准利率，受利益驱动。一部分人便将自有资金用于民间借贷，对地方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造成很大压力。又由于其贷款机制灵活、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银行信贷的冲击。另外由于民间“高利贷”多为私人之间的协议，大多没有信贷担保和抵押，而且对借款人的资信仅凭个人的主观判断，主观性和随意性很强，对风险的产生也无从控制，因此隐藏了极大的风险。如果借款人不能归还贷款，对贷款人来说打击是巨大甚至是终身的。因而极易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
正因为高利贷有上述各种危害，所以以往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学术著作，都将高利贷描画为面目狰狞，充满血腥，吸尽农民脂膏的恶魔。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高利贷用于日常生活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它至少使难以为继的农民暂时渡过难关，延续生命。也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能谈得上维持家庭生产。 
由于高利贷盘剥过狠，极大地摧残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在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运动。
分析
民间借贷俗称高利贷，普通老百姓谈之色变，很多人会联想到黑社会，甚至视之为万恶之源。今天，笔者以多年的民间金融从业经验，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些分析，来探讨一下高利贷背后的经济学本质。民间借贷的含义民间借贷是指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民间借贷属于直接融资，而银行借贷则属于间接融资。其主要特点是手续简便，但利息较高，因此俗称高利贷。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民间借贷属于民事行为，受到民法和合同法的约束和保护。但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因此，民间借贷的本金受到保护，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同样受到法律保护，而超出部分则不受法律保护。借贷的特点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用于交易的产品（如制造业，以合适的价格采购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然后经过加工过程再售出，获得销售收入），民间私借行业亦相同，其产品就是资金。资金有成本，部分资金是以一定的成本（即利息）向他人吸纳的，而向借款人收取的利息即销售收入。从这个角度讲，民间借贷行业与其他行业并无本质不同。金融体系的构成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分为地上金融和地下金融。地上金融的主体是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当然也包括补充性的担保公司、典当行、金融租赁公司等，受到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属于阳光金融；地下金融就是我们常说的民间借贷，通常是以私人之间、私人对企业法人的借贷为主。这一部分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只有按照民法的一般借贷行为来处理，因此存在诸多灰暗地带。加上不断见诸报端的负面新闻，使之充满负面色彩，普通老百姓闻之色变。供求决定价格供求原理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品的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也就是说一件产品的价格并不是由生产者说了算，就是你想卖得高也未必有人会买，总要市场买你的帐才行。
资金作为一种商品，也服从于供求关系，其价格就是利息。因此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资金的价格是由国内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而局部区域如厦门的资金价格则主要由厦门地区的资金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因此，利息的高低本质上不是由资金提供者自己说了算，而是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风险与收益决定了不同方式的借款具有不同的价格，
风险与收益匹配原理是金融学重要原理，简单的说就是风险越大，就要求收益越高，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提供这种产品。
在借贷产品中，银行从事的往往是风险最低的业务。银行一是对客户资质的审核最为严格，要求最高，同时一般都要求抵押物，因此这类信贷产品的总体特点就是低风险，自然地，其收益（即银行贷款利息）也是最低的，这也是为何大家要借款首选银行的原因，按照目前银行贷款的利率，客户需要支付的月利大约为0.4%-0.7%。
如果借款人无法达到银行的要求，或者想放大银行能够给予的授信金额，则这时就需要担保公司的介入。担保公司通过自己的内部控制措施，将借款人的信用放大，使得借款人能够得到贷款或者比原本银行给予的更多的贷款。当然，相应的，担保公司要收取担保费（通常是一次性2%-3%），作为担保公司替借款人承担了一定风险的补偿。因此，对于等级较差的客户，其风险较高，相应的付出的成本也较高（加上担保费，比银行贷款的月利率要增加0.2%-0.3%），符合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
对于部分担保公司都不愿意介入的客户，或者急需用钱因而无法完成银行贷款或者担保公司要求的必需程序的客户，则只能通过典当行或者向私人拆借。考虑到该部分客户或者该种情形下借贷的风险进一步提高，因此自然地，债权人要求的收益进一步提高。按照现在市场的行情，如果借款人能够提供房产抵押的，一般月利在2%-4%左右，如果能够提供车辆抵押的，月利在3%-6%左右，如果无法提供抵押物，即无抵押私借的，则很少有人愿意涉及。主要是风险太高，以至于你愿意付高息都没人愿意提供产品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其实大众对民间借贷的看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客观的讲，民间借贷对满足不少商家短期资金需求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毕竟能够符合中国地上金融所求的资质和条件的企业或者个人占所有资金需求者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且由于地上金融在程序上的繁琐和复杂更加剧了这一窘境。而民间借贷在这方面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
因此那些痛骂高利贷的人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十分需要钱，并且马上要用，但无法通过银行等正规机构借到，也无法从亲戚朋友处筹措，那着急的你会怎么办？难道就真的不借了吗？或者有人愿意借给你，但由于高于银行贷款利息你就坚决不用吗？其实生意就是生意，借给客户与否完全是个考虑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关乎道德的事情。毕竟不能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期望活雷锋会出现，就是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当活雷锋。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大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用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高利贷就会明白，这只是生意而已，无关其他。
高利贷利息　高利贷的资金价格都是指1元钱一个月的月息，6分相当于年利率72%，1毛则接近120%，比5.31%（2008-12-23 贷款利率）左右的银行借贷（年）利率至少高出14倍。
一毛的月息，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20%，而现行的银行贷款年利率为5.31%（2008-12-23 贷款利率）。
一毛的月息(10%)。10×12=120%。
崩盘风险
当商业银行信贷增速趋缓，民间借贷的市场需求必然攀升。随着民间借贷进入“暴利化”时代，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有关方面对于加强民间借贷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处处有借贷，时时有借贷。”一位义乌人用“疯狂”来形容该地区民间借贷目前的火暴。在宏观紧缩政策的大背景下，民间借贷更加活跃，甚至借助信托、典当、贷款中介等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形式，成为银行收紧短期贷款之后的新融资渠道。
在浙江金华，曾有一些“当”字标记的所谓的寄售行，表面上是受物主委托寄卖东西的地方，但实际上它的最大功能是非法融资和放高利贷，寄售行老板为了赚取差价，经常以私人名义，以月息3分利从亲戚朋友处融资，再以5分、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向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放高利贷。
在温州，高额的利率回报甚至吸引了一些海外热钱，一些外资企业通过在国内的分公司，或者通过有合作关系的企业，试水民间借贷。 
台州市发改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民间借贷在台州当地已经风靡，在利益驱动下，台州的一些企业都参与了这种高利率的民间融资活动。
值得警惕的是，紧随而来的支付危机以及屡屡发生的企业主逃逸事件，也让民间借贷人士人人自危，仿佛是躲避一颗尚未引爆的“定时炸弹”。
神秘借贷圈：操作类似于私募
圈内人士分析，通常情况下，小企业主相互拆借慢慢发展成组织，这在当地的借贷圈被称为“会”，另外还有一种称呼是“调剂银行”、“流动银行”。一个甚为流传的说法是，在义乌，大约有三四十个做拆借资金的“会”。
“会”有专人日常运作，从几个小企业主的小圈子互相拆借资金，到逐渐通过朋友圈子扩大，并且逐渐横向纵向，连成线、网。
运作“会”讲究资历，一些“会”在形成规模以后，影响力扩大，其中的一些人就成为一定区域的公认的主持人，主持人有一定的提成(据说，一种来自直接的利差，另外一种是类似于委托理财的佣金)。
如果谁手里有闲置资金，可以找主持人在“会”里登记，如果有人向“会”筹钱，在主持人的牵线下，双方谈好一个比例以后，想要钱的人就能很快拿到钱，手续很简单，一般写个条子，几百万上千万几分钟就能办好。
不过，“会”的运作非常神秘。事实上，即便是借出资金的一方，也不一定知道自己进入了哪个“会”，“买卖自由，能少说就少说，不该问的不问，只要等着收钱就行。”这是业内人士口中的规矩。
阶梯模式危险逐利
在浙江，到底有多少人加入民间借贷大军无从考证，但借贷网逐渐出现分层分级别的体系，专事民间借贷、不同级别的“主持人”越来越多。
据了解，在这种分层模式下，如果第一层的回报是本金的25%，那么第二层则为比例18%左右，第三层是10%左右，第四层在8%左右，最低的一般都在3%。因为存在多级格局，所以万沐表示，整个民间借贷网“谁也不知有多大”。
隐秘的“阴阳借条”
一份是公开合同，另一份是私底下的合同，约定利率、给付时间、借款期限、以何抵押等细节。
理论上，“阴阳借条”足以支撑所有风险。借款人如果无法按照口头约定的履行，那么债权人就可以以这张“阳借条”起诉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且没有时间期限。
先期扣除利率部分，也是民间借贷操作手法隐秘的表现之一。
衢州民企猝死 民间借贷崩盘风险隐现
多家浙江民企近日再现倒闭危机。
2011年8月1日，温州巨邦鞋业公司老板王和霞失踪，大量农民工聚集厂区讨薪。同一天，温州市原人大代表谢公荣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提起公诉，他被曝向58名个人和一家企业非法吸收存款1.7亿元。浙江民企的生存困境仍在蔓延。
8月14日，封庆华被警方押回衢州。就在一周前，他因上亿元高利贷无法归还而潜逃江苏丹阳，其名下的浙江丰华木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遭遇债主堵门。据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经侦大队登记，封庆华尚欠三家银行合计3300万元贷款未还。而民间债权人中，借款450万以上的报案人有10个左右，100万以上的有20多个。坊间传言封庆华总共欠了1.3亿。
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也因高利贷崩盘于近日停业。这也是继温州铁通电器、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天石电子等公司之后，又一家宣告倒闭的知名民企。
浙商投资研究会秘书长蔡骅对本报指出，温州目前有大约36万家中小企业，其中30%处于半停工或停工状态。[3-5]​
影子银行
通胀持续走高，银行紧缩银根、中小企业资金饥渴，2011年，中国金融业的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资金“跳”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各种渠道进入实体经济，“影子银行”，渐渐浮出水面。
“影子银行”是一个体系，指称那些脱离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借贷平台，比如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也包括“灰色”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影子银行”正野蛮生长，一则顽强，民间对它有很大需求及培育它发展的土壤；二来其“看不见”的部分，对现有规则和监管发出了强力挑战。
据央行在官网发布的2011年1-6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报告，社会融资规模增加7.7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4.17万亿元，占53.7%；而在2010年，这一比例为55.6%。历史数据研究表明，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达社会融资总量的92%，占绝对主导地位。不到10年，这将近40%的占比落差意味着什么？此前即有报道称，中国内地“影子银行”放款量或已占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监管弱化的情况下，非正规的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这些中国版的影子银行正在经历着“野蛮”式生长，主要体现在“银信合作”和地下钱庄等金融形式上。
“银信合作”是指银行通过信托理财产品的方式“隐蔽”地为企业提供贷款。具体来说，通过银信合作，银行可以不采用存款向外发放贷款，而通过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并向企业贷款。由于信托理财产品属于银行的表外资产而非表内资产，可以少受甚至不受银监部门的监管。
某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影子银行是当前金融管制的伴生物。在银根收紧的当下，他们敏锐地嗅到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这些民间借贷机构抓住这个机会，和银行信贷部门、相关公司“合作”，做起了金融“掮客”的生意。某贷款公司业客户经理曾表示“没有拿到好处，银行人员当然不会将资金贷给你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公司只是提供了一种向银行“进贡”的渠道而已。为此，除了正常的贷款利息之外，借款者需要一次性另外支付给公司5%的服务费。而公司给予借款人的承诺是，贷款将在15天左右打到所指定的账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实这类民间机构一般会“两端”通吃：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提高借贷利率来截留一部分利差，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收取高昂的服务费来盘剥借款人。[6-7]​
“利滚利”
2011年8月23日据人民网转自重庆晚报的报道，近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出台了《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广泛征求并吸纳了全市部分中、基层人民法院、市人大法工委、市政府法制办、市金融办、人行重庆分行、市银监局、市工商联、市律协等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并经市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修改形成。 
当日，市高院民二庭法官解读了《指导意见》。
老公签字借款
老婆也可能当被告
《指导意见》：夫妻一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出借人以夫妻双方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解读：虽然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出借人、借款人，但是借款人为自然人时往往与共同债务的认定有关。如果允许一审时对夫妻提起诉讼，则可能更能方便当事人并能节约司法资源。
不过，当被告与承担责任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原告申请借条笔迹认定
被告应提供笔迹样本
《指导意见》：原告仅依据借条提起诉讼，被告辩称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虚假，在原、被告均不申请鉴定的情况下，由原告承担申请鉴定的责任。原告申请鉴定的，被告应当提供笔迹或公章比对的样本；拒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是真实的。
解读：依据有关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是否是借款人所为不能确定时，应当由出借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同时，将提供笔迹和公章比对样本的责任分配给被告，因为被告的笔迹和公章在被告处，原告无法或难以获得。
打了借条，并不一定代表借了钱
《指导意见》：出借人仅依据借据提起诉讼，如果借款人对借据的效力、金额等提出抗辩并有证据证明存在买卖、承揽、居间等基础法律关系的，应当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如果借款人对借据没有异议的，可以不审查基础法律关系。
解读：有借条，并一定就是真正借了钱。借条上写的内容，也许不是借款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如被胁迫，这种情况下借条无效；也有可能是欠下的赌债，法院不予支持；还有可能是变相的犯罪，如行贿等。
民间借贷如何按利滚利收账？
《指导意见》：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俗称利滚利）的，只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个规定在我市属首次，以前复利是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
应用题：小莉向小美借款1万元，在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年贷款利率5%的情况下，采取利滚利的形式两年内还清债务。请问，两年到期，小莉该还多少钱？
计算：
第一步：第一年的利息：1×5%=0.05（万元）
第二步：第二年将利息计入本金，小莉连本带息该还的钱：（1+0.05）×（1+5%）=1.1025（万元）
注意：双方利率无论怎样约定，不能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两年期）即：[1×（1+5%×4×2）=1.4（万元）]
逾期利息加上违约金
超过同期贷款利率4倍无效
《指导意见》：出借人根据约定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只要逾期利息、违约金之和不超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出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应用题：在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年贷款利率5%的情况下，小美以10%的年利息借给小莉1万元，同时要求小莉在两年内必须还清，否则将收取愈期利息并加收5000元违约金。两年过去了，小莉根本就无偿还能力，小美将她告到法院。请问：小美的主张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计算：
第一步：逾期利息
按照相关规定，在借款合同对利率有约定（10%）情况下，愈期利息可在原有基础上上浮30%，即
10%×(1+30%)=13%
第二步：两年期的愈期利息与违约金（5000元）之和：
1×13%×2+0.5=0.76（万元）
第三步：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出的两年期利息：
1×5%×4×2=0.4（万元）
第四步：第二步结果大于第三步结果，小美的主张法院不会支持。因此，小美最多能收回的钱是：1+0.4=1.4（万元）。[8]​
典型案例
温州高利贷跑路运动
曾经是民营制造业之都的温州，已成为“借贷之城”。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寄售行，甚至地下钱庄云集，仅大大小小的担保类金融机构就不下300家。  漫画2011年8月以来，温州至少有20起以上的借贷人“跑路”事件爆发。温州小企业主资金链崩盘的事例越来越密集，一批债务人集体“失踪”。
这在当地已是见怪不怪。一名市级政法系统的人士透露，这一波“跑路”的企业主，都或多或少牵涉到高利贷，本身也涉足借贷领域，已不是真正的制造业主了。
两大因素让这些企业主跻身借贷领域，以实业为幌子，做资金投机的生意。
首先是不断高企的民间借贷利率，让借贷者有利可图。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6月份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24.38%，虽然比上季度末回落0.43个百分点，依然处于历史高位。
其次是投资渠道的缺乏催生了借贷潮。温州附近的投资者，几乎全民热衷于楼市投资。但是，因为国家政策调控，整个市场成交低迷，作为投资替代品的民间借贷意愿再度高涨。
根据温州人行二季度储户问卷显示，民间借贷意愿继一季度创出新高后持续保持攀升势头，并首度超越其他投资方式，成为最合算的投资方式。其中，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了24.5%，较上季度提高4.75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提高11.25个百分点。
而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则较上季大幅下降5.25个百分点。显然，民间借贷在逐步取代楼市投资的地位。调查显示，有40%以上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陆续“失踪”的企业主，从当地法院的公告中可见其庞大的阵容。
8月30日，鹿城区法院发布了首个限制高消费令。28名私营企业主被列入限制之列，一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公告中披露的人，实际上大批属于‘跑路’了”。
鹿城只是温州市区的三区之一，并非是借贷人“失踪”的重灾区。[9]
三种方式
在温州，放高利贷的人有个统一的称号，叫做"老高"，"老高"整日开着名贵的跑车在温州街头来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当地，高利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拆借；第二种就是批着合法的一个外衣的，比如说像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投资公司等等，变相的从事一些借贷的活动；第三种就是行事隐秘的地下钱庄。
三种形式
民间借贷大致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短期借贷，比如某个企业找到一个好项目，短期内需要大笔资金，项目结束，借贷也随着结束，这种借贷时间短、利息高；第 二种是长期借贷，借方有固定的点或固定的人，放贷就跟到银行存款一样，随时存、随时取，采取这种借贷方式主要是那些已经做出一定规模和积累了较好信用的企 业，利息低，但风险小；第三种称为"老鼠会"，比如，A以2分月息把钱借给B，B又以3分月息借给C，C再把钱以4分的月息借给D，很少有人知道末端是谁。
以第三种模式为突出代表，一旦有一家企业的资金断链，很可能就如多米诺骨牌，牵扯  [10]其他相关企业陷入危境。
而更加让人担忧的是，珠三角地区以人情借贷居多，这是放大上述风险的导火索。以血缘、亲缘、商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资源是借贷关系成立的重要前提，这种"人情保"方式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多数只凭借彼此的情面，却没有实在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潜在的风险可想而知。
而在这个链条中，银行扮演的角色也十分微妙，不少银行职员利用体制性漏洞挪用公款放贷已成公开秘密，而不少高利贷资金的源头都是银行的低息贷款，个中隐患不言而喻。[11]
原因
[12]国庆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赴温州调研，引发广泛关注。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三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两死一伤。被外界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就有1500多人卷入高利贷，涉案资金3.1亿元，石集乡问题最严重的李台村仅涉案本金就达1050万元。吸引“宝马乡”民众入局的则是诱人的回报：10000元月息高达3000。
从金额上看，高利贷尚不至于危及金融体系稳定，但由于地下融资涉及众多个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诱发社会不安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高利贷的流行，既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反映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今年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9月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通货膨胀如果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我们要以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2010年10月、12月，2011年2月、4月、6月，央行五次加息，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25%调整为3.5%。但是加息步伐依然太慢，实际利率明显为负。
与加息相比，央行显然更倚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2010年央行六次上调准备金率，2011年又六次上调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5%上升到21.5%，中小银行则从13.5%上升为19.5%。不仅如此，9月初央行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约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二至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三大基本工具，但其影响并不相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合理的利率应该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的波动，可以合理引导资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将回报率低的项目淘汰；人为压低利率，则会导致一些低回报率项目苟延残喘。因此，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导致公众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业的贷款冲动。
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对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效果更为立竿见影。但是，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0%左右的历史高位，导致银行可贷资金高度紧张。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短缺商品”。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银行自然会保大项目、大客户。此外，由于大多数银行仍是国有资本控股，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政府和国企。
由此产生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中小企业“求钱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不能随意加息，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顺应了强烈的民间融资需求。
从高利贷的供给方来看，大量公众为银行存款负实际利率而忧愁，高利贷的诱人回报自然会使很多人飞蛾扑火。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据该市经信委监测，温州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此外，大量灰色收入也为高利贷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测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部分灰色收入由于缺乏安全感，不敢存入银行，地下钱庄无疑是理想去处，虽然高风险，但灰色收入对风险并不敏感。据新华网报道，一位温州高利贷主携13亿潜逃被抓，涉及的八成债主为公务员，涉案金额约“8亿官银”。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
从更长期来看，高利贷的活跃，则反映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求。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保持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国有资本主导银行体系的格局，银行体系迟迟未能对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体系依然处于“半垄断”状态。虽然近年来出现了担保公司等新型融资机构，但受制于资金来源，这些机构难以发挥显著作用。银行体系半垄断状态下，竞争并不充分，大量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边缘化，一旦遇到货币紧缩，中小企业常常面临“缺水”之困。
在中国市场体系初步建立、经济微观主体市场化、金融交易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迟迟不启动，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目前，中国依然保持着3%左右的存贷利差，全球罕见。最初，保持银行高利差，可以帮助银行体系积累利润和资本实力，冲销历史遗留的坏账。但长期保持高利差，使得银行能轻松“坐着挣钱”，不利于银行管理效率的提升，也导致银行成为公众存款的“分利者”而非价值创造者。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打破国有垄断，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消除负的实际利率，才能真正对高利贷起到釜底抽薪之效。河南高利贷作为一个省级慈善组织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下称河南宋基会)，筹款金额连续三年全国第一。是“捐赠”还是放贷利息？十余年中，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而公司与宋基会没有任何股权关系。
募捐能力令人强大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库的排名，河南宋基会2010年末时，资产已近30亿元，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里名列第一，位列第二的是私募基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只有12亿，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只有7亿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不到3亿元。
在这个榜单上，河南宋基会已是三连冠，且资产规模爬升速度极为惊人。2008年15亿、2009年是21亿。至于2007年及以前，是由于数据库里没有河南宋基会的财务数据，所以没有进入排名。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省级慈善机构的河南宋基会，获得的捐赠收入同样高得惊人。其2010年捐赠收入逾10亿元，全国第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将近两倍——— 要知道，2008年适逢汶川大地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获得民众海量募捐时，那年在国内募得的善款规模，也不过是10亿元。
而河南宋基会的募捐能力，连年都是令人咋舌地强大：2009和2008年，河南宋基会分别募得6亿和8亿的善款。
这种超强的筹款能力是个巨大的谜——— 搜索公开资料即可发现，即使是被河南宋基会大力宣传的大企业捐赠款项，也不过千万级别，而且几年里也就两三家。
然而，与筹款能力的强大形成反差的是，在公益支出的榜单上，河南宋基会却名落孙山。
公益开支离规定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也就意味着河南宋基会2010年和2009年的公益开支必须达到4.2亿元和4.8亿元，而实际情况却仅仅只是1.4亿元和8000万元，离规定金额相去甚远。
倘若能筹集很多的钱却没有花出去，不难理解，基金会的账上应该有很多钱。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查阅这三年河南宋基会的资产负债表不难看出，基金会手头的货币资金并不多，2010年末时只有1亿元，2009和2008年末时只有一两千万。
借贷企业涉及领域
大量的钱哪里去了？资产负债表的答案是，大量资金都在“应收款项”科目下面——— 简单来说，就是已被借出。
这些资金流入诸如河南宋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宋基投资)这样的，以现任河南宋基会秘书长张悍东或下属员工们为股东的各种“宋基系”公司，除了进行上文提及的各种投资业务，甚至还有大量资金被用于放贷。
在河南的一些企业圈子里，宋基投资方面可以“放贷”，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
翻阅了十几家宋基投资相关公司历年的年审报告，几乎所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两个科目，金额都非常巨大，少则数千万，多则数亿，但其他科目的金额，相对都比较小。
对照这些公司的年审报告里的明细记录，可以看到许多借进来的钱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河南宋基会，而最终资金的去向则是五花八门，仅部分名单，就分布在房地产、钢铁、计算机网络、商品贸易等诸多领域。
至于河南宋基会那高得让人费解的捐款收入，其中一部分便来自于此，这也是河南宋基会的一种“商业模式”——— 宋基放贷，捐款付息。
一起借款纠纷透露了这种“模式”的秘密：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公布的一起借款纠纷判决书显示，当地一家企业曾向河南宋基会借贷800万元，为期3个月，作为对价的是，企业需向基金会捐款160多万元，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利息”。 [13]山东高利贷随着2011年10月长河养殖公司神话的破灭，邹平各个高利贷金字塔瞬间崩塌，村民们的暴富梦在一夜间破碎。邹平县城、孙镇、魏桥镇因其经济发达，成为民间借贷的重灾区，镇政府驻地的沿街商铺几乎家家放贷，据民间推算，全县民间借贷涉及资金高达上千亿。
代价 放贷致家破人亡
2011年，村民朱宝、朱猛等4人共同向他人放高利贷400余万元，其中，朱宝兄弟俩占大份额，借贷人用房子向其作抵押。2012年春节前后，借贷人跑路，朱猛便与另一个人住在借贷人的房子里。  朱宝、朱猛高利贷惨案4月26日晚上，另外两名放贷者计划将抵押的房子卖掉，遭到朱宝、朱猛的拒绝，并发生争执。朱宝放心不下朱猛，27日那晚打算去朱猛住处陪他。
28日00：30左右，朱宝家人便接到了朱宝的求救电话。最终，朱家兄弟俩所驾驶的汽车被对方三辆车“追杀”，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撞上一辆卡车，两人当场死亡。
他们俩是本家兄弟，出生于1989年，老家在周家村，都与父母居住在邹平县城。这时，朱宝的女儿刚满2个月，朱猛刚结婚20天。　
而今，邹平高利贷体系崩塌后，他们已经关闭了汽车租赁公司，因为租出去的车子收不回，大街上的债主和要债人太多了，看到对方的东西就抢走，而租车被抢的人往往都是欠债人，根本无力偿还车辆。
缄默 村民谈“贷”色变
在邹平，朱宝、朱猛事件并不是个例。
他们所在的周家村和于何村相邻，几乎全部卷进了高利贷，投资者更是数不胜数。
周家村几乎所有的人都投资了高利贷，除了实在穷的揭不开锅的家庭，少则三四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去往孙镇的沿路，有很多厂区和公司，还有圈起来地没来得及建设的。附近村民说，很多老板都跑路了。　
此前，媒体称自2010年开始，本次大规模民间借贷总规模高达1000亿元，牵扯在内的公职人员数不胜数。据接近警方的人士称，因民间借贷造成30多人死亡。“现在这么乱，死了好多人，没人敢乱说话，因为都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党里村一户村民表示。
梦醒 如今人去财空　
“高利贷遍地都是，发财太容易了，孩子眼热啊。”朱宝的母亲说，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过早的发现儿子的行为，才让儿子走上这条不归路，抛弃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周家村人几乎全军覆没了，以前赶集很多人会买肉吃，现在赶集一天下来肉摊根本卖不出去几份。”周家村村民透露，现在很多户人家都像一个空壳，多年的积蓄都赔进去了，过得很艰难。
同样，1700余口人的霍坡村在当地是经济强村，一般家庭每年纯收入在3万元至5万元不等，平均积蓄10余万元，在邹平民间借贷这场“游戏”中，也没有幸免，其中80%的村民参与放贷最终却换来一场空，据推算，其村经济因此倒退10年。  朱宝、朱猛高利贷惨案现场
一年来邹平部分涉“高利贷”命案
1、孙镇辛集村陈康被杀案2011年12月10日凌晨济南天桥区一家宾馆同村村民周新海360多万欠债者杀死债主
2、台子镇绳刘村刘大鹏被虐待致死案2011年12月25日邹平县台子镇邹平华德投资担保公司朱永生、高源等人1000多万合伙者内讧杀人
3、县民政局殡仪馆工作人员韩伟被杀案2011年底 山东聊城 九户镇成小辉 不详 不详
4、孙镇周家村朱宝、朱猛撞车案2012年4月28日邹平孙镇欠债者石立同的其他债主600多万债主之间火拼致死
5、韩店镇大王坨村村民李清河被杀案2012年5月20日凌晨韩店镇大王坨村邹平县北范村村民梁忠海200多万元债主杀死欠债者
6 、徐州民警黄升被袭案2012年11月22日晚县城东升宾馆附近邹平县韩店镇一放高利贷团伙不详办案警察被杀[14]

简介
2010年8月8日，山西省中阳县许多人的手机上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中阳自杀未遂企业家写书《高利贷》，细说放贷血本无归和借款人逃亡自杀的真实原因，是一本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而作，利于老百姓创业生活借贷的警示书……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这样写道：“绑架亿万债奴，吃垮无数企业”，这就是他的心声。这本书记录了他背负多年高利贷，一直都没有办法还清的真实经历。
该书作者任直平，既是中阳县政协常委，又曾是身家数千万的企业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短短几日，此书在不大的中阳县城已销售3000册。作为世纪之后的企业家，在辉煌，溃败，艰难和突围的不平凡历程中，亲身感受了民营中小企业成功是的狂热，发展中的茫然和高利贷包围下的无奈，亲眼见证了创造历史的英雄们溃败时的悲壮，商场上的单纯和认知上的单薄。于是专业的金融知识和亲身的创业历程让作者洞悉了民间高利贷温柔与残酷的两面性。在进两年大批创业家因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逃亡，自杀，柀关进监狱的环境下，作者控制危机之后自感责任重大，为谢冰，吴英呼吁，奔走，并帮助几十家企业化解借贷双方矛盾，使众多企业得以重生，在此历练中迎来了此书的面世。[1]
作者
该书作者任直平，男，1971年生，中阳县暖泉人，毕业于山西银行学校城市金融管理，现为山西中阳顺发耐材公司董事长。吕梁市政协委员，吕梁市工商联常委，中阳县政协常委，民盟成员。曾荣获山西省工商联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吕梁市光彩事业先进单位，吕梁市光彩事业先进集体，山西中阳县村通公路特等功臣，中阳县支持公益事业先进个人等荣誉。  任直平是一个典型的高利贷的债奴，至今还没有彻底摆脱高利贷的魔圈。2002年，他投资100万元开办了一个小的耐火砖厂，三年多的时间发展到了固定资产上了4000万的大厂，2005年下半年任直平想再建第三个厂，生产高档耐火砖以抢占更大的市场。由于工厂赚的钱基本上都用在扩建上，手头的流动资金并不多，建新厂有100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
2008年底，吕梁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不少曾腰缠万贯风光一时的人物一夜之间蒸发，仅中阳县春节前后就有几十人逃亡，身后甩下大片“债权人”。下一个出逃的会不会是任直平？农历腊月二十八，青银高速陕西吴堡县黄河大桥上，临近春节，往来车辆已不是很多，任直平站在桥栏边，目无表情眺望着远方。手机铃声不断响起，他没理会。他的车内放着一沓厚厚的账本，有企业经营明细，有负债明细。 
“我希望自己死后有人能看到这些东西，企业不是我无能经营失败的，而是被高利贷吃垮的。”他想从这几十米的高处跳入黄河，结束生命。天气不是很冷，狂风卷起的尘土将任直平的思绪拉回到了从前，往事悠悠，岁月如昨。“我怎么活到了这步田地，我该怎么办？”他对着黄河大喊。黄河没有回答，女儿给他发来了短信：爸爸，还忙吗？我们在做您爱吃的莜面条呢，回来不？如回来别忘给我买鞭炮。看着信息，他泪如泉涌……“为啥不接电话？做下什么有理事了？利息又拖10天了吧？”信息是放贷人A先生发来的，任直平没理会。他借A先生200万元，3年光利息付了近400万元，“何时是尽头啊？！”
那么多工人等着拿钱过年，即使是放贷户也不是人人都赚了钱……前思后想，悲愤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没做亏心事，为何要逃亡！”然后，驾车离去。
或者任直平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一逃了之，让那些债主们见鬼去；或者企业破产，“雷打讨吃的就这一堆了，没钱，谁还能把我怎么样？”痛定思痛，他决心走一条自己的突围之路。 
2009年正月十四，任直平召开厂委会，集体讨论解决高利贷的措施。
最终，厂委会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对所有贷款户都于2009年3月后不再计息，给企业生存机会，以企业利润还本。
任直平与放贷者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期间，他被威胁过，也被绑架过。
前前后后谈判70余场。或许金融危机下放贷者们确实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或许是几十个逃跑的借款人，让放贷者们有了前车之“鉴”。于是，谈判虽然很艰难，但很成功很彻底。专业的金融知识和亲身的创业历程，让任直平洞悉民间高利贷的温柔与残酷。成功摆脱逼债危机后，金融专业毕业的他决定把自己当样本，出书警示世人。2010年8月初，26万字的《高利贷》出版面世。 
2009年，任直平总结自己的收获有二：一是车没了，10公里之内办事常靠步行，锻炼得自己身轻如燕，告别了60岁般的身体；二是没钱了，债奴当不下去了，心情反而更好了。“过去一直过着忙碌的生活，现在有时间陪家人，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了。”身兼吕梁市政协常委、吕梁市工商联常委，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依然少不了任直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