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二王八司马
主要人物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棋；王伾，杭州人，善书法。唐德宗李适时，二王以其所擅侍候太子李诵。李诵常与东宫的侍读们谈论时事，独有王叔文的见解得到赏识。经过多年的接触，李诵对王叔文深为信任。当时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陆质（原名淳）﹑吕温﹑李景俭﹑李谅﹑李位等及上述十人，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集团。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死，李诵继位，是为顺宗。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颁布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为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团特别注意掌握财权和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乃以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又以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兵权。因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夺兵权计划未能实现。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和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先于三月迫使顺宗立李淳（后改名纯）为太子，接着，于八月迫使顺宗让位给太子。由于顺宗预定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永贞元年（805）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李纯。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八司马”以外﹐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没有参加革新运动，未遭贬谪；在王叔文集团中地位比较次要的李谅、李位，稍后也被赶出朝廷。 
王叔文集团掌权一百四十六天。后人称为“永贞革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具有进步意义。
事件教训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权，二王一点办法没有。“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忌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宦官集团则依靠实力强大的藩镇和老臣，实施反击。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担心顺宗不久于世，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结果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仍然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他们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一个接一个提拔朋友和熟人。只要团体内有人说“某甲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两天某甲便已得到这个职位。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王伾还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二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快感，结果授人口实。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韦产生不同意见，窦群事件就是个例子。另外，王叔文要杀刘辟，韦执谊竭力劝阻。还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也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王叔文固然勇气有余计谋不足，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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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一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改革。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深深卷入，使这次改革更加令人瞩目。
毛泽东极为赞赏“二王八司马”中的柳宗元。毛泽东曾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认为郭沫若远不及柳宗元。
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说，1973年5月，毛泽东读了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之后做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再做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
历史事件
唐顺宗深知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对唐中央政权的危害，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德宗皇帝李适病死，唐顺宗即位后立即起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8人，着手进行改革，希图改变艰难局面。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公元783（建中四年）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公元784年（兴元元年）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公元805年（贞元21年)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颁布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革除宫市、五坊小儿及进奉等进展较为顺利。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为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团特别注意掌握财权和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乃以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其中西川节度使韦皋妄图完全领有剑南三川，以扩大地盘的阴谋也未能得逞。王叔文乘势命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其行军司马前去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又以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兵权。但因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夺兵权计画未能实现。 
不久，唐顺宗中风，经过治疗后哑了，失去执政能力。而王叔文因为母亲死了，按例要告假回家守丧，王伾也突然患了中风，革新派失去了中坚力量。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和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策动神策军将官拒绝范希朝接权，又暗中策划宫廷政变；宦官俱文珍等遂和外藩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联合反对改革派。并乘机纷纷上表，胁迫顺宗禅位。先于三月迫使顺宗立李淳为太子，顺宗久病失语，又遭宦官与藩镇激烈反抗，八月被迫禅位，并改元“永贞”。第二年的正月，顺宗李诵便因病去世了。唐顺宗在位仅8个月。 
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因顺宗在位期间的年号为“永贞”，故又称这次政治革新运动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46天。
宦官得势以后，王叔文、王伾即遭贬逐。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李纯。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郎州司马，韩晔被贬为饶州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司马。 “八司马”以外，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没有参加革新运动，未遭贬谪；在王叔文集团中地位比较次要的李谅、李位，稍后也被赶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