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卡尔·巴特
年表
1909～1921年——巴特自1909年起任职于一间位于日内瓦乡间的归正宗教会的助理牧师职，1911年改至瑞  卡尔·巴特[1]士阿尔高州一个名叫萨芬维（Safenwil）的教区担任一间德语教会的牧师，至1921成为大学教授以前，巴特都在该教会服务。当中关键的1919年巴特因《罗马书释义》一书的发表而声名大噪。
1921～1925年——受聘于德国格丁根大学教授 
1925～1930年——受聘为德国威斯特法伦威廉海姆大学教授 
1930～1935年——受聘为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1935～1962年——1935年巴特因为反对纳粹德国而被波恩大学解职，同年离开德国，回到曾经是父亲求学与任教的瑞士巴赛尔大学教书，直到1962年退休 
1935～1967——年陆续出版《教会教义学》的前四卷 
1968年12月10日留下《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四部的一些未完残稿并来不及撰写的第五卷辞世
生平与经历
起先是位自由主义神学者在德国求学期间，巴特深受自由主义神学家威尔汉·赫尔曼的影响，这一时期巴特受其影响而深著迷于伊曼努尔·康德的知识论跟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开明神学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看见素来尊敬的几位神学家发表好战言论，遂反思这些年间在德国所接受的自由主义神学（另一个说法是1912年巴特的父亲过世时曾劝告巴特要“爱上帝，不要爱科学！”）。有说法这段时期的巴特转向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段时期内巴特确实表现出对于社会主义的同情，但究竟巴特在此一时期中有没有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这点在研究者当中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
回到正统神学的基调巴特重回到正统神学的传统多少是受到下列一些人或思想运动的影响。如巴特致力于宗教社会运动期间所认识的赫曼·柯特，还有对其产生影响的圣经现实主义运动（Biblical Realism movement）当中所知道的克里斯多福·布鲁哈德。还有一股来自于哲学怀疑论的冲击，其来源是德国的教会史学家弗朗茨·奥弗贝克──这位奥弗贝克同时也是巴特的父亲在大学时期的老师并且是一位路德主义者。但一般认为最关键的原因仍是是巴特在德国跟随的几位自由主义神学家们几乎都支持祖国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巴特深信，他的老师们理解上帝的方式是错误的。在他1919年出版的《罗马书释义》一书当中，巴特强调上帝乃是经耶稣与十字架所揭示的真理，并透过“十字架事件”向整个世界的文明与非真神信仰的宗教做出的一次严正挑战，人类应该要接受上帝的挑战，因为造物主并非默然不语的某一位，而是已经透过“十字架事件”向世人说话了的“那”一位。
以新正统神学为旗帜接著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巴特联结了其他的一些欧洲神学家，这票神学家们主张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共同都反对自由主义神学。这些神学家便是后来产生很大影响力的“新正统神学运动”（Neo-orthodoxy movement）成员，其包括：鲁道夫·布尔特曼、艾米尔·布鲁内尔、特尼森（Eduard Thurneysen）与戈亚亭（Friedrich Gogarten）等人。
反对纳粹德国的国教运动1934年，随著德国新教的教会界逐渐接受纳粹德国已经成立的事实，巴特感觉到自己有责任要发表《巴门声明》（英文为the Barmen declaration；德文为 die Barmer Erkl&auml;rung），其内容为数名神学家联名反对纳粹德国由1933至1934年止建立的德国基督教（German Christianity），并称其为异端，已经明显背离了福音跟信仰，是将信仰的对象由上帝转向了国族主义与阿道夫·希特勒。最终的事实证明了这场原先是由许多新教教会热心参与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是为著将要诞生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制度预做准备，至今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是一种思想检察制度，最后成为德国新教教会的灾难。
后来，巴特能够在德国教会界乃至欧洲哲学界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也与其曾经在纳粹时代展现出的道德勇气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以后，巴特的言论越来越成为那些忏悔德国犯行者及那些渴望重修德国教会与世界教会关系者所重视。在伊旺德（Hans-Joachim Iwand）的召集下，巴特于1947年撰写了《达木斯特声明》（the Darmstadt Statement）其内容是更具体的阐述了1945年《司徒加特宣言》的看法：德国人在纵容“纳粹德国”与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事上有无可逃避的责任。在声明中，他强调了德国教会是甘心乐意地投入“反社会主义者”与保守势力的阵营中的，此举的结果便是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掘起。在冷战的那段时间里，这篇有争议的声名被西方的“反社会主义者”所排斥，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再建军主张”（re-militarization）的支持者就认为该声明只算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产物。此外，又有来自东德的反驳者认为巴特并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对现代社会代来的危机。在整个1950年代中，巴特对于“和平运动”表示同情，并持续反对德国的重新武装。
晚年的生涯巴特于1962年造访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系所发表演说。同年他获邀以来宾身份参加第二次梵蒂冈议 ，但因病不能赴会。在巴特的后半生其主要是在撰写这一本大书：《教会教义学》（英文：Church Dogmatics/德文：Kirchliche Dogmatik），直至巴特逝世为止已撰写六百万余字，巴特在此书中意欲探究基督教教义之全貌，照新正统神学的看法，这便是一次充满著挑战性的大胆“再诠释”行动，就巴特毕生的学说观之，这种尝试无一例外是在付诸实行以前就注定失败的了。巴特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撰写《教会教义学》的举动正是其一直被认为是辩证神学代表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要著作书目
《罗马书释义》第一版，1919年 
《罗马书释义》第二版，1922年 （第二版有重大修改） 
《上帝之言与神学》（Das Wort Gottes und die Theologie),1924年 
《腓立比书通义》，1927年 
《教会教义学发凡：上帝之言》（Prolegomena zur christlich Dogmatil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1928年 
《神学与教会》（Die Theologie und die Kirche），1928年 
《信以致知──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Anselms Beweis der Existenz Gottes），1931 
《当今神学的实存》（Theologische Ezistenz heute) ，1933年 
《断乎不可！──答布鲁纳尔》（Nein! Antwort am Emil Brunner) ，1934年 
《瑞士之声》（Eine Schweizer Stimme) ，1945年 
《十九世纪基督教神学史》，1947年 
《我所认识的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Ein Versuxh,ihn zu verstehen) ，1952年 
《基督与亚当》（Christus und Adam），1952年 
《反潮流──战后短言论集1946-1952》，1954年 
《莫扎特》（W. A. Mozart），1956年 
《神学问答》（Theotogische Fragen und Antworten），1957年 
《致民主德国牧师们》（Brief an einem P farrer in der DDR），1958年 
《福音神学入门》（Einfuhrung in die evangelische Theologie），1962年
巴特的基督中心论
基督信仰在于基督 
巴特认为一个没有提及耶稣基督真实性的信仰并不是基督教的信仰。[6]因此，巴特寻求将神学的所有陈述，固定于基督上。人们认识基督信仰，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显现，被告知关于他自己的知识，否则人们就不能迈出任何信仰的一步。神学必须开始于耶稣基督，而不是开始于一般的原则。然而，神学也必须结束于上帝，而不是结束于假设自我证明的一般结论。[7]基督是藉于神与世界，神与人之间的一座桥梁，而且不仅包含在知识上也在启示的观点上，包含了拣选、创造、和好与救赎。在巴特的神学是以“基督中心论”为重点。基督是最大的真理而且包含了所有的真理。[8]
教会根基在于基督 
巴特的神学基本上是以“基督中心论”为主轴，他以此立论来对教会论作论述。[9]基督曾是被差遣的负责在世界上见证上帝之国、宣讲上帝之道、服务于这个世界的。基督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而不是属于教会自身的存在和利益。巴特为了基督的教会和为了自身的教会这一原则区分了真宗教和假宗教，也区分真教会与假教会，统一的教会和分裂的教会，自我更新的教会故步自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和封闭的教会。正是将教会建立在基督中心之上，巴特为天主教与新教统一的普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考，而且，还在基督中心论的基础上为解决犹太人问题，也为基督徒的负责任地生活提供思考的基础。可以说，建立在“基督中心论”基础上的教会论，是巴特神学的重要贡献之一。[10]今日基督教会的使命是传讲神的道，上帝宣告他自己是借着向教会宣告，如同路得派与加尔文派都认为讲道是上帝彰显他自己的方式。巴特认为传讲神的道要有解经（圣经神学）及应用（实用神学），而基督教教义就在这两者之间维持一个关系。[11]
神学论述奠基基督 
基督中心论是巴特应对布特曼与朋霍费尔的新神学的努力。巴特不是从人类学的人道主义来肯定基督的人性，而是从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神性”本身所包含的“上帝的人性”来肯定和提升人的人性。巴特在一九五六年的之上帝的人性“Die Men”的演讲中说：“若不知上帝，则不知人；若不以上帝的神性为根据，也无法认识上帝的人性。”这句话总结了他自“教会教义学”，卷四第一部。[12]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可以说是巴特通过耶稣基督强调“上帝的人性”的思想阶段。巴特从早年强调绝对地隐秘在无限奥秘中的“审判的上帝”转向了“恩典的上帝”，转向了为了这个世界上帝转向了与人对话、相遇、同在的上帝。一个非人性的上帝之道，显得像是神秘主义，巴特从基督中心论指出，正确理解的“上帝的神性”正在于道成肉身的“上帝的人性”。住在耶稣基督之中，“上帝的神性”就完整地包含了具体的“上帝的人性”，“活生生的上帝的神性”通过同样也具有完全人性的耶稣。当然也有从不同观点来看巴特的神学，他的神学又被称为审判的神学，或危机的神学。也有人叫巴特的神学为辩证神学；因为上帝的话临到，是一是一非，一正一反的两方面的。另外也有叫做“上帝话语的神学”，神学在巴特看来，起源于讲道，而也是试验讲道的。[13]
历史发展根源基督 
基督进入人类的历史之中，耶稣基督做为中保，既代表上帝对人的呼召和要求，也代表人对上帝的回应与顺从；他既向人显示并保证上帝的恩典，也向上帝显示人的赞美和谢恩；他既吩咐和命令，也聆听和执行；基督既显示了上帝的愤怒，也彰显了上帝对人无限的爱；他不仅是人的危机和审判，而且也是人的福音和恩典。巴特看来，上帝决不排除、贬低、漠视人性，而是在神性中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受难及复活包含、接受、肯定、支持、参与、提升了人性，给人以爱的自由。[14]人类以历史的眼光看耶稣，所以不能觉察到耶稣里上帝的启示。上帝在基督里是隐藏的，人们会看见他，听见他，而仍不发见他裹面的秘密。圣经记载历史，亦启示世界的真实存在，上帝存于基督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