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安倍经济学
含义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
统计发现，从安倍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就超过8.4%。结合国际环境，一些国家由此担忧日本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并助推新一轮贸易战。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要的是创造通膨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所以对於一些本来就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内容
安倍经济学有三个主轴，安倍晋三首先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学习欧美的量化宽松，甚至不惜公然介入央行决策，并已宣布将撤换现任作风传统保守的央行总裁。
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馀额已超过GDP200%，高於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举债支出，当然也是高风险。
最后是日元贬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对於美元升值23.62%，对照韩国在同样一段期间内，仅小幅升值0.22%。
分析
本质上来说，日元自2008至今的升值，其实相当大的成分是整个国际金融大环境所造成，而非反映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但是，日元的升值却造成日本出口及顺差大幅衰退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势下，安倍决定引导日元贬值，实也不令人讶异。然而汇率的升贬是零和游戏。贬了日元，帮助了日本企业的出口，但亚洲其他邻近国家，也因此皆感到极大威胁。
如果安倍的政策的确引发了通膨，但是消费者反倒是因为担心通膨侵蚀了财富，因此更加节衣缩食，安倍经济学就无法奏效了。[1] 
专家评论
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徐一睿他对“安倍经济学”作出如下评论：
在当今日本乃至世界经济界，“Abenomics”这新名词备受关注。“Abenomics”是由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Abe)和经济学(Economics)组成的一个造语。
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轴，这三大主轴又被称之为安倍政权的三只利箭。而这三大主轴又分别由自民党的三位大佬分管。
三大政策中货币政策作为主攻方向由安倍晋三首相亲自出马，而财政政策交由安倍常年的政治盟友，曾经在安倍之后出任过首相，现任副总理兼任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主管，产业政策则交由曾经在2006年自民党总裁大选中担任过安倍竞选事务局长的甘利明。甘利明作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相成立了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并设置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产业竞争力会议这两大咨询会议。
安倍经济学的具体政策指向可以总结为：1，将通胀目标设置为2%；2，促使日元贬值；3，政策利率降为负值；4，无限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5，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国土强韧化)；6，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建设性国债；7，修改日本银行法加大政府对央行的发言权等。
在这里笔者将分数次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安倍经济学到底是三只利箭还是三杯毒药？第一回先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小泉政权期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
何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俗称“印钞禁”，指一国货币当局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旨在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经济增长。该政策通常是往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无效的情况下才被货币当局采用，即存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实施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最先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是日本。在2001年日本央行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措，他们采用了一个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在零利率基础上实行的进一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应对当时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而在此之前并没有哪个国家尝试过这种政策。其做法是将大量超额资金注入银行体系中，使长短期利率都处于低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对抗通货紧缩。
量化宽松政策在刺激经济走出通缩方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低利率有利于企业将成本维持在低位，也有利于促进消费，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充足的资金还可以使背负着大量不良贷款的日本银行业无需担忧流动性问题，可以在化解不良贷款问题上采取较为主动的行动，推动金融业乃至其他产业的结构重组。
对小泉政权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估
正如此前所述，其实日本提出量化宽松政策从而实现通胀目标的做法并非这次安倍政权之首创。事实上从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日本已经尝试过在压缩财政支出的同时，通过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
那么对小泉政权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估则显得尤为重要。小泉纯一郎政权的上台，可以说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契机。如果说90年代日本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立足于提高总需求的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小泉政权上台以后，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向促进企业的生产和盈利能力，提高社会总供给的方向转移。
这一时期日本主要的政策手段也开始从财政政策向货币政策转移。在小泉政权长达6年的执政期间，金融的自由化和劳动的流动化改革成为了小泉体制改革的中心。
如何来评价小泉的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小泉执政的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一直保持着正增长。这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少有的长期增长期。而且在这6年里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趋势良好。日本的一些主力企业的业绩纷纷得到大幅度改善。
如果仅仅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小泉的体制改革似乎收获颇丰。但与此同时曾经让日本引以为豪的社会体系却面临崩溃。
众所周知，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是经济的三大主体。家庭部门向企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而企业部门则通过工资的形式向家庭部门购买劳动力来进行生产。企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商品最终又由作为消费者的家庭部门予以消化。政府部门是一个非生产性部门，政府部门通过向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征税后，又向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如果这三大主体间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正如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日本一样，经济与社会生活将得到不断地改善。但如果这三大主体间的循环链条一旦破裂，经济与社会生活则将步入停滞甚至倒退。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法人企业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07年日本企业的经常利润(全产业)基本保持正增长，企业利润得到明显改善。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汽车龙头企业丰田汽车2007年3月公布的2006年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显示，2006年丰田汽车的销售额高达23万亿9480亿日元同比上涨13.8%，其中营业利润则高达2兆2386亿日元同比上涨19.2%。
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处在经济增长期，而且企业盈利能力又在不断上升，那么家庭收入也应该随之增长。战后日本的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盈利一般都是优先用于确保就业和增加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上。企业盈利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两者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但自从2001年以后，在小泉领导的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企业盈利能力的扩大，却没有推动家庭收入的增加。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泡沫经济崩溃以后，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家庭和员工平均收入依然保持着上涨趋势。
但是到90年代末，家庭和员工平均收入的增长拐点出现，收入水平开始逐渐回落。2002年以后虽然经济呈现正增长，企业整体盈利能力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止住家庭收入和员工收入的回落趋势。
此间，在推动劳动力的流动化的口号中，日本政府对劳动派遣法动了大手术。也就是说，允许日本的企业将劳动力外包。原本在日本的劳动法保护下，企业要解除与雇员的工作合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小泉的劳动力流动化改革过程中，日本政府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解雇的门槛。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日本总务省做的《劳动力调查》的结果显示，从1998年到2008年，日本的正式员工的数量从3794万人减少到了3399万人。正式员工数量共减少了395万人。而与此同时非正式员工(也就是说临时工，合同工)的数量却从1998年的1173万人上升到2008年的1760万人，总数上升了274.2万人。
与此同时，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的人数(连续工作1年)从1998年的793.3万人上升到了2008年的1067.5万人，总数上升了274.2万人。如果将连续工作未满1年的也计算进去，年收入未满200万的人口则从1998年的1339.3万人增长到了2008年的1778.6万人，总共增加了439.3万人。也就是说到2008年，日本的劳动人口中，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年收入要低于200万。
如上所述，日本在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虽然经济出现暂时性的复苏，但是国家的经济增长，企业的业绩恢复并没有反馈到老百姓身上，日本非但没有能够成功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经济实力却开始下滑。
1990年代初期曾一度位居国民富裕度世界老二的日本(仅次于欧洲小国卢森堡)，2008年一度倒退至最低谷的第23名。曾经的世界老二，亚洲老大，也已经在2007年被新加坡取而代之。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在未来5年内日本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计算法)将被韩国超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