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绿色科学
定义
绿色化学又称“环境无害化学”、“环境友好化学”、“清洁化学”， 
核心
利用化学原理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
绿色化学国际杂志(green chemistry)按照绿色化学的原则、在理想的化工生产方式是：
反应物的原子全部转化为期望的最终产物。
摘要
环保领域的专业科学家常常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更不要奢谈热烈的情感投入;看似不够专业的民间环保组织是一个支点，它撬动的，绝不仅仅是技术与科学，也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而在于公民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在于人文关怀的复苏，在于传统精神的再生，乃至在于个人美好生活的重归。 　2008年12月，“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大会在波兰召开，会上，据说有一份报告提及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很不专业，很不科学”，最多只能对许多项目盲目地提出“停建”或“缓建”的要求，而无法参与更多的对话，更无法提出合适有效的解决方案。
紧跟其后，我国一家媒体的“科学记者”撰文说，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长于意识形态宣传，弱于实质性的调查研究”，对一些环境争议提不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所有问题都用“停建、缓建……”来应对——“这样是不行的”，应当更加专业，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环保NGO缺乏科学背景。”
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也算是一名“科学记者”——在中国，所谓的科学记者，不过是按照业务对口的模式报道科学新闻、科学人物、科学观点的媒体工作人员，记者本身是不是真懂科学，是不是真对科学有兴趣，则很难说。因此，经常有人指责“科学记者不科学”;有人甚至武断认定，报道科学的记者应当在大学期间是学习科学的，研究生期间也是研究科学的，万一上到了博士，更应当是属于“科学共同体”的，如果你是学文科出身，学英语出身，学新闻出身，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报道科学。
上：官方科学家很专业?
之所以有这样的提问或疑惑，与其预设相关——官方科学家才是专业的。真的如此吗?我想，一个人的专业能力，不仅在于他在本领域内的通达，更在于他直面现实的勇气。论起专业设置，中国的所有学术都应当是极其发达的。中国的科学家群体肯定比民间环保组织群体要强大，其专业性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但是，当面对一个事件需要“科学家”们以专业知识来表态的时候，出现的是什么场景呢?———以往的知识瞬间烟飞云散，以往的“高水平论文”躲在蒙尘的柜顶，吓得气都不敢喘一声，你看到的，不是利用科学来替利益集团卖命，就是利用科学来给自己谋福;一些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专家可谓专业矣，可他们都在明知有无穷后患的项目书上签字放行;一些天天都在监测中国水质量、监测中国空气质量、中国土壤质量，并依靠这些监测晋升的高级工程师们可谓专业矣，可他们出具给公众的报告每一个数据却未必都是良心使然。
譬如说，过去中国许多试图“绿化祖国”、“治理沙漠”的行为方式，从头到脚都充满了错误与荒谬，几十年来，我们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浪费了无数的自然资源，“科学引导下的无知”要负极大的责任。有许多貌似科学家的人，却在干着破坏中国生态的事情，而做这些事的原因，无一不是因为不尊重自然界的规律，不愿意去认真地向大自然学习。
中国的科学家一旦给自己安上了科学家的头衔之后，勇于承认错误的能力似乎就丧失了，勇于辨别是非的能力似乎也弱化了。他们就像一个人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下级索取”当成了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忘记了人们赋予其“公仆权”、“科研权”以及诸多资源，是希望借其聪明头脑、租其强壮身体、为公众利益服务。中国人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几十年来，有许多人用“正确的方法做错误的事”，这比“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可能来得更加糟糕，社会的能量被异化，不仅起不到应有的功效，反而制造出大量的“人为天灾”。一些中国科学家，或者说中国的一些专家，缺乏的多半不是专业和知识，真正缺乏的是人格和尊严，因此一到利益面前，就把自己的灵魂依附到了对方身上，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拿些蝇头小利，就疯狂地替对方做假账，出真“科研报告”，写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所有“科学文章”，其结局，就是在伤害弱势群体的同时，伤害公众，伤害环境，最终，也在伤害自己，伤害自己所提供服务的利益集团。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科学知识缺乏，而在于心灵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财富不足或者能量不够，而在于能量乱流或者说财富滥用;中国现在恰恰不是缺乏科学传播，而在于缺乏情感滋润。
世间没有真正的一边倒。因为美好情感没有泯灭，才得以艰难长成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中国各种类型的公益组织，他们曲折的扩张过程，充满了社会纠编的意义。
下：“科学”的民间味道
专业化其实没什么稀奇，任何理想一旦机构化、落地化、实践化了，专业化就是必然的事。虽然中国社会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专业化设置了无数的“专业阻力”，但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公益组织，都有一种自觉，都知道要机构化地践行理想，必然要专业化。不到20年的时间，不仅其身上的专业性在逐步充实，关注的角度也在多样化，工作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有效。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身上最可爱之处就是拥有美好的情感。
无论有多少科学，无论有多少知识，情感的人文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中国几乎所有草根型的民间环保组织，其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文人或者多少还具备“人文能力”的人，梁从诫等自然之友“四君子”是如此，学哲学出身的廖晓义也是如此，学信息管理出身的汪永晨是如此，当记者出身的霍岱珊也是如此;农村妇女田桂荣是如此，农村妇女韦东英也是如此。
近些年来，中国出现了王灿发教授推进的中国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以专业性的法律知识来提升受害者的对话能力;出现了马军带领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所推出的中国污染地图，用中国政府各部门公示的报告，来揭示中国的环境污染真相，以利于公众迅速掌握。即使是被视为最“长于意识形态”的汪永晨和廖晓义，也在长期的实战工作中慢慢地积累着经验。汪永晨向来是第一线的环保人士，她的“第一线性”不仅是写文章多，参与速度快、情感浓烈，而在于她一直具备现场调查的基本修养，她三年前就推出的“江河10年行”，可以说是中国目前为止对西部江河遭受重创实况的最有力(至少是社会影响最大)的调查研究;而廖晓义从前年开始大力传播“乐和生活”，为此不惜让自己的理念、让自己的机构推倒重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她积极参与了灾后重建，开始想把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建成“乐和家园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甚至强烈要求自己创办的北京地球村整体转型，收缩北京办公室，强化四川办公室，目的无非一个，希望找到“中国式环保”的理想模式，希望让正在空心化、弱势化的中国农村恢复元气，希望中国从传统文化身上吸取元气，以补养一下当前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身体空虚、精神脆弱问题。
当我们看到，本该专业的科学家们不专业，或者不在“该专业的时候专业”，而一味地要求民间环保组织们专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指责“长于意识形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想要让民间环保组织去除身上这份对中国大地、对中国社会的美好情感，蛮横地要求环保组织冷冰冰地专业化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地意识到，有些人是如此盲目崇拜科学，以至于到了迷信与专制的地步。人类社会最朴素、最基本、最常规的形态，是人文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支撑。我们没有科学可以活着，没有政府的“管理”可以活着，但要是没有底层社区之间自如的互相沟通，我们也许一天也活不下去。
在中国，环境保护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保护环境，更是释放人类自身美好情感的过程;在中国，环境保护的意义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保护环境，而在于公民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在于人文关怀的复苏，在于传统精神的再生，乃至在于个人美好生活的重归。
民间环保组织只是一个支点，它能撬动的，绝不仅仅是科学或专业，而是人们美好的情感——对远在天边的河山，对深藏不露的物种，都满怀浓浓的情愫。这个时代应该是人文情感复苏的时代，真正的科学将会在民间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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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园揭牌仪式上的另一组场景是园区与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现代通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这一组签约让我们看到了园区建设对理念先行的“软科学”的重视。而其理念恰恰融入了国际印刷业绿色发展的思路，汲取了国际绿色印刷产业的诸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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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一个绿色健康的照明工具做起
目前世界很多个国家都在逐渐的淘汰白炽灯，近期，国家发改委制定出淘汰低效照明产品（白炽灯）路线图，推广高效节能照明产品，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照明工程。
绿色照明的含义，中华节能灯网归纳为如下的一些方面，首先，绿色照明是通过提高照明电器和系统的效率，节约能源；其次，绿色照明是通过科学的照明设计，采用效率高、寿命长、安全和性能稳定的照明电，减少发电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保护环境；第三，绿色照明是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营造体现现代文明的光文化；第四，绿色照明是从选择电器产品（电光源、灯用电器附件、灯具、配线器材，以及调光控制器和控光器件），改善提高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条件和质量，从而创造一个高效、舒适、安全、经济、有益的环境并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照明。
安装节能灯有何重要作用呢？显然，最主要是节能，节能是保护我们地球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每个地球人应尽的义务。其次，相比日光灯，节能灯对保护眼睛也有利；第三，是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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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一下，一家人每天节约一度电，一个月下来，整个中国会有一个怎样的惊人的数字。中华节能灯网强烈呼吁，绿色照明从我做起，绿色照明从选择一个绿色健康的照明工具做起。
绿色科学的光彩
云南有天时地利之优，植物种类繁多而复杂，为国内外植物学家所瞩目。从1840年起，许多外国人以各种名义来云南采集植物标本，在1868～1934年的60多年里，估计在云南采集的植物标本达40多万号，均保存在国外的一些大标本馆里。1886～1892年间，英国外交官A. Henry就到蒙自采集植物标本，在红河沿岸森林中发现野山茶。此后，法国人P. J. M. Delavayi(1882年7月)、E. E. Maire、J. P. Cavalerrie、P. Vial、H. Leduc、Tanant、J. A. Soulie、P. Farges、J. P. Cavalerie、F. Ducloux，英国人J. Anderson、W. T. Gill、W. R. Carles、F. S. A. Bourne、P. H. d'Orleans、W. Hancock、E. H. Wilson、G. Forrest、F. Kingdon Ward，爱尔兰人J. Henry，奥地利人C.Schneider、H. Handel-Mazzetti，德国人C. Schneider，匈牙利人B. C. Szcheny，瑞典人K. A. H. Smith和美国人J. F. Rock先后到滇中、滇南和滇西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他们当中有的是外交官，有的是植物采集家，有的是传教士，有的则是探险家。国人最先入滇采集者是钟观光先生（K.K.Tsoong, 1868-1940）, 1919年，钟观光与其子钟补勤到大理、宾川鸡足山进行采集。此后，秦仁昌、蒋英、郑万钧、汪发缵、王启无、俞德浚（简称俞老，下同）、刘慎谔、吴征镒（简称吴老，下同）、蔡希陶（简称蔡老，下同）、冯国楣（简称冯老，下同）、邓祥坤、刘瑛、张英伯等到云南进行植物调查和采集标本，以俞德浚先生到独龙江、王启无先生沿怒江而上至察瓦龙的调查采集最为艰辛。从1919～1950年间，有50多位中国植物学家在云南的86个县采集植物标本约10万余号，其中王启无、蔡希陶、俞德浚、冯国楣被誉为云南四大采集家，他们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50年以前的六十多年期间，有如此多的国内外植物学家到云南作植物调查采集，可见云南植物的魅力十足，这批著名的中外植物学家为研究云南植物奠下深厚的科学底蕴。
1938年，由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标志着云南有了第一个专业的科学研究机构，云南植物的研究从此走上专业化、科学化的轨道。七十年来，从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到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脉相传，对中国植物科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科研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
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其存在的历史时期，结合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选择科研课题，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一是对从美国引进的诸多烟草品种进行栽培研究，观察其在昆明地区的适应性，研究其栽培的农艺技术措施，选择优良适生品种，解决良种的繁育技术。
俞德浚、邹家才对15个引进的烟草品种进行栽培实验研究（中华农学汇报 185期 1947年11月），云南烟草的当家品种“大金元”就此诞生，为云南烟草业的发展奠定了优良种质基础。其二是对云南山茶花的研究，云南山茶花在木本花卉中，以花型硕大、色彩艳丽、形态多姿而盖世。俞德浚先生在20世纪40 年代着手收集茶花品种，50年代编辑《云南山茶花图志》（俞德浚、冯耀宗）出版可谓云南山茶花的先驱之作，俞老还为云南茶花的出口开了先河。后来有多部品种齐全、制图精美的云南山茶花图谱问世（冯国楣、夏丽芳、朱象鸿、施宗明等），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云南山茶花成为园林绿化的名贵品种，更成为云南省的花卉名片。1963年春，郭沫若院长写下诗句：“艳说茶花是省花，今来始见满城霞。人人都道牡丹花，我道牡丹不及茶。”，足见云南茶花的地位之显赫。
茶花在云南园林绿化和旅游中产生着持续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三受当时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委托，开展云南地道药材三七、草果、油茶等资源植物的调查研究。1948年，冯老赴文山进行三七调查，撰写“云南东南区三七栽培概况”报告，从三七的释名、品种、产地、栽培技术、病虫害状况到采收加工有全面记述，提供了三七研究早期基础资料，颇具历史价值。其四是对云南松的地理种源选择研究，云南松是云南造林的当家树种，王启无先生从黑龙潭后面的小哨山地上挖来十株云南松幼树，种于今之植物园内，幼树多有干体不直的缺陷，如今过去六十余年，仍有五株健在，且树干挺直，王启无先生的这一实验，证明云南松扭曲的原因主要在于立地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制约，同时，为云南松造林时生态环境的选择提供历史性的借鉴。
1979年5月，王启无先生受国家林业部之邀回国访问，在访问昆明植物研究所时，谈起从小哨挖来云南松种于植物园事，并查看余下的五株云南松，王启无先生感到十分欣慰，并与吴老谈及云南松地理种源研究之事。后促成罗方书赴美国爱达华大学林学院在王启无先生指导下进修学习云南松地理种源试验研究，回国后进行云南松优良地理种源调查，与云南省林科院合作进行云南松地理种源的种植试验研究。其五，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编纂出版的学术论文和报告中，多有涉及云南经济植物开发利用的论述，例如俞德浚先生的“云南经济植物概论”，袁同功的“红茶制法之研究”，陈封怀的“国产药用植物名称之鉴定及其栽培方法”，王启无的“云南经济植物调查报告（一）、（二）”，张英伯的“昆明商用木材调查报告”等，这些有明显应用基础性质的研究报告，是当时开发利用云南经济植物的科学依据。　 
1950年以后，农林植物研究所归属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成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1958年扩建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在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科技方针的指导下，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始终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联系。建国初期，国家急需橡胶，蔡老、吴老受命率队考察热带植物资源和橡胶宜林地。与在热带腹地种植橡胶相比，我国在北纬18-24°地区种植橡胶遇到的主要技术难题有：1. 年积温差异问题：植胶区积温较低；2. 降雨量偏低：植胶区年降雨量较少；3. 时有低于4℃的低温出现而造成寒害（选育抗寒品种）；4. 垦殖橡胶切忌毁坏原生植被，开始垦殖时必须保存一定原生植被，避免发生大面积水土流失。根据我国植胶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吴征镒、罗宗洛、李庆逵、蔡希陶、马容之等科学家与广大农垦科技人员、职工一道，从橡胶的生理生态特点出发，采取注意坡向选择、具体规划等措施，因地制宜地、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难题，为中国在北纬18－24°地区大面积种植橡胶获得成功提供了科学技术依据，使我国天然橡胶产业得以持续发展。2005年，全国橡胶种植面积有740.83公顷（1111.245万亩），年产胶片51.04万吨；年产值74.53074亿元。云南省橡胶种植面积306.37公顷（459.705万亩），占全国植胶面积的41.34%；年产胶片25.41万吨，占全国胶片产量的49.78%；年产值36.1976亿元，占全国产值的48.57%。在海南和云南南部，橡胶已成为富民兴国的支柱产业，产生着长效经济效益。
从20世纪50年代起，蔡希陶先生就十分注重开发云南的天然香料，从组织队伍到选择课题，身体力行，创造条件，请来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专家帮助培养人才，彭加木先生来所的亲切情景，植物化学研究室的诸多老同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在蔡老的主持下，勐海的樟油研究和开发，接着是香叶天竺葵、桉叶油、香茅油、依兰香油、柠檬油、山苍子油、黄樟油、香草油、橡苔、树苔等，随之得到开发，开拓出云南天然香料开发研究的路子。有的是名贵紧缺的天然香料，有的是云南出口创汇的产品，产生重大经济效益。这些，无不渗透着蔡老的辛勤和智慧。
药用植物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发植物资源的重头戏，蔡老和吴老搭建起研究药用植物的植物化学平台，即建立植物化学研究室，经过多年的凝练和提高，植物化学研究室在分离、提取、纯化和鉴定植物有效化学成分的技术及其装备都处于先进行列，在微量和快速方面还发明不少技术诀窍。根据植物的有效化学成分，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出一批新的天然药物和药物原料，在云南新药开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为云南药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周俊院士及其弟子人工合成天麻素获得成功后，主动邀请昆明制药厂的技术人员到实验室同步培训，大大加速天麻素产业化的进度，当年昆明制药厂获利126万元。1982年元旦，昆明制药厂带着5万元的支票给昆明植物研究所拜年，被登载于人民日报头版，传为佳话。先期的昆明制药厂和后来改制的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发天然药物的战略合作伙伴，历史悠久，诚信至深。聂瑞麟等研究昆虫蜕皮激素，发现露水草中β-蜕皮激素的含量高，是工业化生产昆虫蜕皮激素的理想植物原料，不仅研究其简易可行的生产工艺技术，还在养蚕业上运用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因而1979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也是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获得此类国家奖的唯一项目。
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永恒课题，也是昆明植物研究所与国家经济建设结合的切入点。在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植物资源合理开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出新的挑战。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可持续性方面开展新的研究，力求探索其科学规律以指导实践。吴老在组织全国，特别是云南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结合植物区系的起源、发展和分区研究，特别对那些在一定（历史）环境条件下形成的特有种属，利用区系起源和种系发生的原理，提出植物有用成分的形成和植物种属分布区形成历史有一定相关性的学术创见，指出在寻找某些有用物质的替代品或新资源时是可能的。吴老与路安民、汤彦承、陈之端、李德铢合作的专著《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于2003年问世，这是一部关于被子植物系统演化研究的论著，根据形态（广义）、分子、化石和地理分布等方面的证据，对中国分布的346科、3100余属的被子植物进行了综合分析，论述它们的系统位置、科内和属下的分类系统、分布区及现代分布格局的形成和起源，并指出一些重要类群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及系统学上还存在的问题。我们在深入研究资源植物时，如果能详读《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的有关章节，或许能帮助我们利用区系起源和种系发生的原理，加深理解植物有用物质形成与植物物种分布区形成历史相关联的理论，从而指导植物资源（有用成分或新资源）的寻找、开发利用以及引种驯化等的科学实践。有植物化学基础的科研人员和有植物系统分类及区系地理基础的科研人员如果能通过吴老的这部专著在科研实践中有更多的共性认识，会对植物资源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产生更加积极和能动的推进作用。
昆明植物研究所对植物的考察，包括植物的种类、分布和生态环境等，许多初涉植物调查的青年人，开始都经历“图形翻本草，名物记拉丁”的过程。七十年从未间断过，考察的范围立足云南，扩及到西藏、新疆、川、黔、桂、湘、鄂、浙等，还涉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诸国。调查从弄清植物的种类入手，进一步研究植物的分布规律、区系组成及其分区、起源、演化等，获取大量有关植物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生长和演变的生物信息，这是开发利用植物资源和植物引种驯化的基础依据。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存放的120余万份植物标本记载着这些信息，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植物学家都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为丰富馆藏标本每年都在添砖加瓦。财富之宝贵不亚于国宝“大熊猫”，因为每位研究植物资源的人，都必须了解具体研究对象――某种植物的正确学名、地理分布、生物学特性、生态环境等，这些基本信息可从馆藏标本中获取。这份基础凝聚着几代植物学家的心血和汗水，值得我们珍惜，更希望有更多植物学家来利用、共享。
2007年，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实施知识创新三期工程的第二年，也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一年，在承担科研任务、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科研平台、对外科技合作和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获得科研经费7546万元。特别是争取科研项目、人才引进、成果获奖和论文专利均达到新的层次。最为鼓舞人心的是吴征镒院士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以此重奖吴老，是对吴老七十年为中国植物科学事业所奠下的基石的肯定，这基石可为植物科学的持续创新提供后劲支撑。我们后来者要不断在这一基石上添加新基，为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供更加强劲的持续支撑。2007年，昆明植物研究所与企业签订九项合作开发项目，获得科研经费527万元，有两项成果转让获得转让经费630万元，以技术参股形式的云南绿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我所持股额为10.66%，按股票市值超过4亿元，是我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功范例，为今后推进产业化提供宝贵经验。以技术诀窍投资入股，与合作企业组建云南西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占股13%，为我所植物化学科研成果转化提供良好平台，也是我所推进产业化的新尝试。2007年，有8项专利获得授权，新申请专利29项，有9项已获公开。申请国家植物新品种6个。可谓是丰收的一年，是为七十周年所庆奉献的一份厚礼，也是实施创新三期中为实践科研面向前沿、科研紧密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交的令人欣慰的初步答卷。
建设创新型国家，绿色科学事业更加艳丽光彩
在2006年1月9日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昆明植物研究所历经两期创新的洗礼，迎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时整合学科，围绕国家与区域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凝聚科技目标，优化学科布局，形成“二室一园一库”的战略格局。确定了战略目标和定位，即以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院重点实验室、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和植物园为基本研究单元，立足云南和我国西南部，面向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地区，根据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需求，瞄准国际现代植物科学前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前沿，加强原始性创新，加强战略高技术创新，为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与保护、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贡献。昆明植物研究所根据自身的研究积累、学科布局和创新目标，对学科布局和研究方向作出部署，将生物地理学、植物化学、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作为三个创新重点领域。把分子地理学及系统演化和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及其生物学意义作为基础研究的重点，把天然活性物质、创新药物和野生花卉资源及其新品种选育作为实现知识转移和产业化发展的两个重点方向。主要开展以植物生物地理学和生物化学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植物进化生物学；以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及其生物学意义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植物化学和化学生物学；以野生植物基因资源研究为主要方向的植物基因组学；以及以植物迁地保护为主方向的保育生物学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在生物地理学、植物化学和新药研究、植物基因组学和保育生物学的研究方面，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格局，成为国际上在植物多样性、植物资源研究和生物技术产业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机构，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批原创性成果，为国家和东南亚、喜马拉雅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重大贡献。
新时期的战略定位、学科布局和研究重点的确立，既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又有历史的延续和承传。昆明植物研究所从植物分类学起步，吴老、蔡老领军，从调查采集植物开始，认清物种，鉴定植物学名，进而深入研究植物的分布规律，区系起源和演化以及植被的类型与结构，促成植被学、地植物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地理学的发展。在世界植物区系的大背景上，发展了植物系统演化发育和区系地理分化相结合，种系发育和区系发生、发展相结合的体统分析方法，逐科属分析我国350 多科、3100多属植物，提出被子植物“多系、多期、多域”的起源理论，提出建立“东亚植物区”的创建，提出被子植物八纲新系统。这是昆明植物研究所自主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探索，科学的真理将会在后人的实践中验证、完善、提高和发展，前人奋进的历程，是后人谱写光辉篇章的基石。
1993年，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所级的植物区系和生物地理开放研究室。1998年6月，植物区系和生物地理开放研究室成立新一届领导，李德铢任主任，孙航、周浙昆、彭华任副主任，彭华、杨祝良任学术秘书，吴征镒、Peter Raven，陈宜瑜等为室学术委员会成员。明确以生物地理学和分子进化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植物进化生物学为重点学科，以植物多样性起源与地理分布格局形成机制为重点研究方向；争取经过10年努力，进入中科院院级重点实验室，为我国生物地理学的发展作出显著的贡献。2005年12月21日，中科院通知，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在受评8个所级重点实验室中名立第一。2006年12月22日，中科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2007年2月6日，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举行2006年度总结交流暨学术年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召开。至此，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如愿成立，是昆明植物研究所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上的新突破。
1956年，吴老在华南热带植物资源讨论会上，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稍后，秉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陈焕镛五位全国人大代表以第九十二号提案提交全国人大：“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这个提案，并责成国家林业部组织实施。1958年，吴老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寿正黄联合向云南省政府提出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建议，获得云南省政府的及时批准。如今全国自然保护区共有962处，面积达7697.9万公顷，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64%，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63处。云南省建有自然保护区38处，其中国家级6处，保护区面积140.00万公顷，占云南省国土面积的3.64%。自然保护区事业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成为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举措。
1999年8月，吴征镒院士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十分有必要尽快建设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议，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首肯和支持。2004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发改高技〔2004〕408号”文件），将项目列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计划。2004年11月29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在昆明植物所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2007年4月29日，“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举行竣工剪彩及揭牌典礼。2008年1月20日，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成入选由两院院士评选的2007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吴老高屋建瓴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重大建议，均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体现吴老思维敏锐、存志高远的风尚，而且在吴老领军之下昆明植物研究所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科研思路有了新的开拓。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总体科学目标是：建成国际上有重要影响、亚洲一流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设施和科学体系，使我国的生物战略资源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生命科学的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的种质资源材料及相关信息和人才，促进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切实地履行国际公约、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物质基础。通过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方式，以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为重点，兼顾周边地区（含青藏高原），收集保存对象以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为主，兼顾动物和微生物的种质资源，为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及合理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条件和决策依据。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依据的主要学科是：种子生物学、植物基因组学和保护生物学。随着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工作的深入开展，也将促进种子生物学、植物基因组学和保护生物学的学科发展，相应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也将得到提升。
植物化学是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基本学科手段，蔡老为此开启先河，组建植物化学研究室，吴老关怀，植物化学研究步入新机。植物化学学科在国内是领先创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开始从植物化学成分的分离、提取、纯化和结构鉴定入手，进而弄清植物有用成分的分布规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分离、提取、纯化和结构鉴定在演变升华，就其研究对象而言不仅局限于高等植物，已向孢子植物（真菌）扩展，就其成分类群而言新开了环肽类成分的研究。自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植物化学研究开启新的航程。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我国西部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为研究对象，以有机化学为基础，运用化学和现代分析手段，开展植物化学成分的结构鉴定、生物活性与功能、结构修饰与合成、分布及演化规律的研究；与相关学科结合，开展西部地区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为我国创新新药和重要现代化的发展和植物资源持续利用作出贡献。主要研究内容有：生物活性成分及天然先导化合物的研究；新结构、新类型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植物新药及生物农药的研究；药用植物资源及有效成分分布和演化规律的研究；中药现代化的相关基础研究；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关键技术的研究。同时，通过人才引进，部署化学生物学、天然产物全合成以及化学生态学等新学科生长点，加强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及生物催化的研究。从学科的定位、手段的提升、装备的升级、研究重点的明确到新领域的拓展，周俊院士、孙汉董院士成为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领军。如今的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了全新的改版，闪烁着新时期、新亮点的光彩。
与新学科发展相辉映的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队伍建设可谓诗书相传，兰熏桂馥。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服务四十年以上的百余名职工中，有名出中外的科学家，有阅历深厚的科研人员，有科研管理、行政管理的专家，更有默默奉献的老职工。他们一生中的精华岁月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崛起、发展中度过，真实承允了“科学奉献”的诺言，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历史丰碑上有着他们的轨迹。20世纪90年代，中科院把人才培养问题提到新的高度，采取多项措施，加大培养力度。1996年，出台“百人计划”政策，刘吉开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引进的第一位“百人计划”人才，目前共引进5人；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7人，开启人才培养的新格局。硕士、博士培养制度的恢复，为培养更多优秀年轻人才搭建起平台，如今昆明植物研究所在读研究生多达272位之众，后继有人令人欣慰。科研队伍的结构日趋合理，将帅人才的新层面正在形成，后备人才的基数有所增大，“宝塔型”的结构日渐明晰。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曾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陆游：示子遹）的名言，愿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们，在融化前人科学知识的同时，要在“功夫在诗外”上多下功夫，尽可能扩大知识面，渗透进自己的学问、才思和气质之中，创出独具的凤神。
2006年，受《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的邀请，吴老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在吴老的主持下其编典工作逐步启动。《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分为《动物分典》和《植物分典》，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共同支持《植物分典》的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是将先秦至1911年之间中国古籍中有关生物记载的信息按现代的科学分类方法编目全面整理成新时代的新类书，以承传我国古籍中宝贵的科学知识，这是连接古今、贯通中外的巨大文化工程。盛世之年，昆明植物研究所有幸承担《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编纂任务，不仅负有承传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科学知识的历史责任，更有发掘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科学知识中的精华为现代研究所用的追求。汉民族植物学是中国民族植物学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植物分典》的编纂，必将丰富中国民族植物学的内涵，促进中国民族植物学的新发展。多年以来，植物考据学几成绝学。吴老和王锦秀、汤彦承合作的论文“胡麻是亚麻，非脂麻辩―――兼论中草药名称混乱的根源和《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及作者”（中国植物分类学报 45（4）:485-472, 2007）, 从清朝《植物名实图考》和作者吴其濬对中国植物学的贡献谈起，引出胡麻在中国历史上混淆的状况。通过对中国古籍文献中记载的两种植物的形态性状、地理分布等证据的对比，并把医药各类问题放在历史发展和阶段分化的背景下考察，指出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胡麻当为Linum usitatissimim，这名称在种植区的民间一直沿用至今，巨胜应为Sesamum indicum。论文还探讨了两种植物混淆的原因并进一步推及中草药名称混淆的根源在于其性味功能相似而古人不重视其形态地理差异所致；《神农本草经》是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的托故之作，该书确定以性味功能归类是导致之后重要名称混淆的根本原因。吴老等还指出：“如何摆脱药物蒙上的“神仙道教的迷雾”这个糟粨，使中药学走上健康发展的纯正科学之路，还需要中药界特别是药学界做更多的现代分析、实验工作来论证各个药物的化学成分，综合药理（包括毒理）等及其巨大的工作。所喜《中华本草》已初步接收近代方法，抛弃了陶弘景以来直至赵学敏，旁及吴其濬的经济生态分类系统的一千多年的传统，而转入按植物科属种分类的自然系统，开始作图文并茂的形态插图，并将新中国建立以后兴起的药物检验和药用化学成分研究系统总结在内，本草正名工作也有了好的开始。”。吴老等还提出建议：“但中国植物性药已近万种，中国医药宝库内容庞大且尘封多年，即使掌握常用中药的大部分，也非易事，何况那近万种的中草药，正名工作仍属必不可少，连常见的脂麻、亚麻尚有历经千年以上的混淆，无论其他。还请植物学研究机构和人民卫生部门注意开展本草原植物正名工作。”。
在一次编纂《植物分典》的例会上，我请教各位编典的专家，“植物”一词最早见于何处？周铉先生给我送来他考证的结果：在《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如下记载：
一、山林，其植物宜阜物。
二、川泽，其植物宜膏物。
三、丘陵，其植物宜敫物。
四、坟衍，其植物宜荚物。
五、原湿，其植物宜丛物。
这五条记载说明，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人们就运用“植物”这一词汇而且对在什么环境下种什么植物会有什么结果，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植物”一词少见或未见，而多见“草”、“木”、“藤”、“蔓”之类称呼。直到清代吴其濬（1789～1847）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问世，“植物”一词重现于专著之中，1859年（咸丰八年）李善兰先生著有《植物学》刊竣，1886年（光绪丙戊仲冬）由清政府总税务司署印《植物学启蒙》出版，而与西方一样统称为“植物学”。吴老曾说过：“在中国自然科学萌芽得早，但发展很缓慢。什么原因值得研究、探讨。”。如果我们在编典过程中，对“植物”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就出现，相隔两千多年后又才被启用的历史过程有所深究的话，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提供“中国自然科学萌芽得早，发展缓慢”的某种线索。对今天的科技创新研究提供某种历史借鉴。
昆明植物研究所负起主持编纂《植物分典》之大任，在吴老的指导和关怀下，通过组织老、中、青结合的编典队伍的考据、正名等研究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编典的深入，植物考据、植物正名研究将会后继有人，或许也将成为昆明植物研究所新的创新亮点和特色。
新的时期有新的学科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客观的需要。七十年来，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数任领导者一直奉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原则，尽可能避免盲目发展和头脑过热，力求不雷同而有特色，我们沿着此道走过了七十年，深知坚持此道不易。在欢庆昆明植物研究所七十华诞之时，我们可以尽歌七十年来的丰硕成果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我们更需要有“静观风云突变”的头脑，保持冷静和清醒。思之不足，方明进取。我们在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有用化学成分方面，多着重于小分子量的化学成分（例如：单萜、倍半萜、二萜、生物碱、皂甙及皂甙元等），而且已取得显著成效和较多的经验，无可厚非。对大分子成分触及不多，季本仁开发番木瓜蛋白酶（papain）, 开启对植物大分子有用成分的研究，继而又扩大开展番木瓜蛋白酶制备无蛋白质橡胶的研究，同时扩大开发菠萝蛋白酶、抗坏血酸氧化酶（ASO酶）、果胶酶、蛋白质水解酶抑制剂和β-淀粉酶等的研究；胡忠开启甜味蛋白和抗真菌菌蛋白的研究。这些研究，在20 世纪80～90年代，曾视为前沿热点领域，种种原因，这些研究未能坚持延续下来。这类资源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市场需求，我们又有诸多植物资源可供研究，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中应占有一定位置。如果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作出科学决策，可能为植物资源的开放利用增添新彩。
就人生而言，七十确为古来稀，但对一个科研机构来说，七十年或许仅是“三十而立”之际。如果说十年前我们在庆祝昆明植物研究所六十华诞时，已经肩负起发展绿色科学的新使命，那么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在为绿色科学的光彩而欢呼。昆明植物研究所从起步到确立，进而到喜逢盛世，现今步入有史以来的最佳发展时期。展望未来，“路慢慢其修远兮”，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全体员工，本着“成功不必在我，努力决不后人”的精神，在新时期的新起点上，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为建设更加光辉灿烂的昆明植物研究所而不懈努力，让绿色科学事业更加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