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职务犯罪
释义
职务犯罪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的  职务犯罪国家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高层次、高智商犯罪，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腐败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破坏作用，使国家和人民身受其害。当中国全面进入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阶段的今天，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随着高科技的运用和人民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职务犯罪的特点也就呈现出“犯罪主体特殊性”“犯罪手段隐蔽性”“追求犯罪安全性”“犯罪形式智能化”等多元化特点。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影响
  职务犯罪-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表现，是严重的腐败形式。职务犯罪严重侵害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和工作秩序，破坏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关系，败坏政府的威信，损害公众利益，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文化、教育等管理职能，都是通过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来实现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但是，权力失去监督就会产生腐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触犯刑律。因为职务犯罪具有严重危害性，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已成为现代国家理论、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为了防止职务犯罪的蔓延，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必须在不断加大惩处职务犯罪工作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详细解释
概括1、什么是职务犯罪 在这个名词里面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职务”。“职务”在我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内容复杂的组合性概念。目前在我国的职务分类中主要有：法定职务、事定职务、执行职务、管理职务、决策职务、临时职务、固定职务、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等等，我国的职务分类大典中记载有：8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职业。 在职务这个名词中，所谓的“职”：就是职责、职权、职掌、这个职业就是“掌管”的意思。“务”呢，就是由职而产生的，所应承担的任务、事务、也就是具有一定的“职”，就要承担一定的事物，同时，根据职务的不同，相应地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职务犯罪的概念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的总称。构成
2、职务犯罪的构成及其要件 要了解职务犯罪的构成就必须知道一般犯罪的构成我国刑事法律中规定，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主观与客观要件的总和。这种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是法定的是一般犯罪的基本要求。
（1）职务犯罪主体：职务犯罪的主体在我国法律中规定：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三是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四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2）职务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后果，所持的一种心理与心理状态。
（3）职务犯罪的客体要件：侵害的是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
（4）职务犯罪的客观要件。我国法律规定职务犯罪的客观要件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二是滥用职权；三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种类修订后的刑法规定，检察机关管辖53中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划分为三大类：贪污贿赂犯罪（第八章）；渎职罪（第九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第八章中用了十五个条文，规定了十二个罪名（394—396）包括：1、贪污罪 2、挪用公款罪 3、受贿罪 4、单位受贿罪 5、行贿罪 6、对单位行贿罪 7、介绍贿赂罪 8、单位行贿罪 9、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10、隐瞒境外存款罪 11、私分国有资产罪 12、私分罚没财物罪。
渎职罪在我国刑法第九章中用了二十三条规定了34个罪名。包括：1、滥用职权 2、玩忽职守 3、枉法追诉裁判罪 4、私放在押人员罪 5、国家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有七个：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罪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搜查罪 3、刑讯逼供罪 4、暴力取证罪 5、虐待被监管人罪 6、报复陷害罪 7、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破坏选举罪。[1]特点贪污受贿多
职务犯罪种类多表现为贪污罪和受贿罪。2010年审结的贪污贿赂案占同期总数的84%；其次是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
涉及领域广
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职务犯罪多发，资金密集领域和行业职务犯罪现象严重，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逐年增多。
亿元案迭出
犯罪数额巨大的案件时有发生，达到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此类案件案中有案、案外有案，“窝案”、“串案”频发，案件牵涉面广。
作案智能化
隐蔽化、智能化、期权化现象突出，通过收受“交易”差价、“股份”分红、“投资”收益等形式收受贿赂较为普遍，增加查办惩处难度。
犯罪原因
政治素质低、精神文化空虚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数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的政治学习和提高，不  职务犯罪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动摇了理想信念。　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权力过于集中、缺少监督和制约[2]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的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用公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
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1、权力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地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2、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法制观念淡薄，没有树立良好的权力观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数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最终导致执法犯法，后悔莫及。权力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人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观是观察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接、最集中、最具体的窗口。对领导干部来说权力就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但在翻滚涌动的经济大潮中，有一些干部摆不正位置，政治觉悟不高，信念不足够的坚定，免疫力不足够的强，最终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亵渎了人民赋予的权力，走向了后悔的腐化堕落之路。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危害性
动摇国家政权的根基首先，它将破坏政权的稳定,导致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危机。国家政治体系是一个多成分的结合体，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国家政治体系的统治系统是由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构成。一个政权的维系取决于公众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确认和信仰。职务犯罪的多发、频发、高发态势会导致公众认为国家已背离了存在的初衷，成为权力拥有者发财致富的工具，或成为被滥用和不负责任加以行使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现存政权合法性必然产生危机，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局面。“如果人们对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内战或革命。”职务犯罪是发生在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中的犯罪，因此，它总是同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邓小平（1904～1997）同志曾对腐败现象给政权造成的严重危害作过精辟的概括，并且为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他指出“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大业。”在党的十六大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党的地位就会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显然，职务犯罪是腐败最严重的表现形式，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根本对立的。它的滋生蔓延会危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的稳定，导致政治危机。 
其次，削弱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础之上的，解放后，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政权非常稳固，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和发展，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滋生，不少国家公职人员把自己所掌握的本属于人民的权力资本化、商品化，搞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处于各级领导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如果这些人利用职务之便牟取个人私利或任意亵渎职责，必然大大地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破坏国家秩序职务犯罪对国家秩序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危及法治建设和政府改革进程。
首先，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危害国家政权的法治基础。法律法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不受侵害的重要保证。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是法治的重要体现。而法治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维系国家的重要手段。职务犯罪对于国家秩序和公共秩序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犯罪主体是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更是国家法治的捍卫者。坚决、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的行为背离法律的要求，破坏法律的尊严、统一和正确实施，将会对其他工作人员产生误导作用。促使奉公守法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审视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怀疑法律的严肃性，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造成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下降，导致法律调节功能失灵。同时，国家工作人员是由人民选举或受人民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职责要求他们自觉地遵守法律，成为社会法制观念的代表。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或滥用职权，则必将玷污法律在民众心目中庄严神圣的形象，使社会成员失去公平感和安全感，从而放弃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进而导致国家秩序的混乱和法治基础的丧失。
其次，职务犯罪对政府现代化运作形成阻碍。政府的良性运作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最根本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不能随意介入市场，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运作，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仍有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干预。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而职务犯罪则从根本上损耗政府的效能，使经济失去积极、有效的调控机制。职务犯罪促成并加剧了政府运行的低效状况。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对于经济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被视为最重要的资源。“腐败官员延宕政策的执行，拖延办事时间，往往是敲诈勒索的基本手段，经济实体要想迅速办理有关事宜则须向他们行贿。”同时，政府为防止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制定了繁琐而复杂的办事程序和手续，又进一步加剧了低效率，使政府运行进入恶性循环。职务犯罪还加大了政府行政改革的难度，职务犯罪是对行政法律规范的背叛和践踏。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温床，是职务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对职务犯罪而言，既想隐蔽罪行继续实施犯罪活动，又想逃避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因此，他们喜欢暗箱操作，会尽力阻挠行政公开，妨碍社会民主化进程。为维持既得利益并保证现有环境的存在，他们自然不会愿意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行政运行机制，而且还会想方设法地设置障碍。从而增大了改革的难度。破坏市场经济及其发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犯罪，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严重危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因为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资源短缺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国家有限资金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从经济上讲，职务犯罪是权力的设租活动，必然加重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破坏社会资源按照市场规律实行优化配置，导致资源经费和资金流失，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 
职务犯罪对经济增长产生危害。首先，职务犯罪行为不利于政府的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使他们丧失了公共目标和公共责任感。为个人谋取利益，利用手中权利公饱私囊。他们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抛置脑后，阻碍政府法规和发展计划的有效实施。使政府的发展计划扭曲变形甚至落空。其次，职务犯罪对市场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据有关资料显示职务犯罪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家权利巩固和强化的基础与前提。职务犯罪的各种形式，无论是贪污受贿犯罪等谋私型犯罪，还是渎职等不负责任犯罪都是以牺牲公共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表现特征的。据专家分析，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达58种。1982年到1992年有5000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或私营企业手中。
大案要案
陈良宇案2008年4月1日，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二中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30万元。刘志华案2008年10月19日，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一审宣判，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绍基案2010年7月24日，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华元案2010年9月10日，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刑，缓期二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康日新案2010年11月19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因受贿案被判无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姜人杰案全国“第一贪”，曾利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五个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其中，2001年底，姜人杰接受苏州市正基房产公司总经理顾文彬请托，使顾文彬保留下本应由政府收回的地块。后经过姜人杰的工作，顾文彬置换得另一块同等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出让，得人民币23940万元，将其中的8250万元送给姜人杰。姜安排其子姜荑用该款在上海成立了仁和泓业投资有限公司。此外，姜人杰还让姜荑以亲戚名义成立苏州福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受贿人将1900万元打入该公司，并免去姜荑的300万元借款。2011年7月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许迈永案出生于1959年，曾担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3项罪名。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揽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索取浙江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等14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他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利润 5359万余元。此外，许迈永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向企业返还土地出让金7170万余元。2011年7月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规定》颁发
[3]201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工作机制。此举为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该规定明年1月1日起试行。
两级检方监督职务犯罪案
预防职务犯罪(9张)《规定》指出，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是同步审查的主要责任主体，上一级检察院负督促和制约的责任。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庭审后，提起公诉的检察院应当将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报送上一级检察院；有量刑建议书的，应当一并报送。
地方各级检察院收到同级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和量刑建议书后，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审查。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审查。
《规定》特别指出，对于重大、疑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检察院、法院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案件，上一级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上下两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和侦查部门共同研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比对起诉书判决进行审查
《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不善监督的问题，因此监督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
《规定》的执行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力度，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有利于震慑和遏制职务犯罪行为。
具体操作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应结合本规定的审查重点，把检察机关起诉书和出庭意见书指控的内容与一审判决进行比对审查，从而判断一审判决是否正确。依照《规定》，上下两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职务犯罪69.7%缓刑免刑
最高检公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检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
该负责人表示，据此，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化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刑偏多的难题，是当前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
审结报告
2011年7月19日，在最高法新闻记者会上，最高法新闻[4]发言人孙军工发对外公布2008-2010职务犯罪审结报告。
报告称2008年至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79560件，生效判决人数80883人。其中，贪污贿赂案件67494件，生效判决人数69038人；渎职案件12066件，生效判决人数11845人。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27751件，生效判决人数28708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5906人。其间，依法审判了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受贿、滥用职权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国核工业集团原总经理康日新受贿案，山西“9·8”溃坝重大责任事故相关贿赂、渎职案等一批职务犯罪大案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