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质孙服
简介
  质孙服质孙服是元代达官贵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皇帝所赐质孙服，多以显示对臣僚的宠爱，受赐者往往以此 为荣。按照参加质孙宴的人的地位不同，质孙服的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帝王、大臣、贵族等上层社会的人士所穿的没 有“细摺”的腰线袍以及直身放摆结构的直身袍；另一类是在质孙宴上服务于这些上层人物的乐工、卫士等所穿的辫线 袍。 ‘ 古代服装名，又称“只孙”、“济逊”。汉语译作“一色衣”，明代称“I撒”（曳撒或作一撒）的一种衣式。元、明时都有服此者。质孙的形制是上衣连下裳，衣式较紧窄且下裳亦较短，在腰间作无数的襞积，并在其衣的肩背间贯以大珠。质孙本为戎服，即便于乘骑等活动，在元代的陶俑及画中都可以见到此种衣式。 
质孙服是元代达官贵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皇帝所赐质孙质孙服(3张)服，多以显示对臣僚的宠爱，受赐者往往以此为荣。按照参加质孙宴的人的地位不同，质孙服的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帝王、大臣、贵族等上层社会的人士所穿的没有“细摺”的腰线袍以及直身放摆结构的直身袍；另一类是在质孙宴上服务于这些上层人物的乐工、卫士等所穿的辫线袍。
发展历史
质孙(只孙、济孙、济逊)是蒙元时期非常重 要的宫廷礼仪服饰，它对后来蒙古族袍服的发展 影响至深，但对于质孙的形制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至今没有学者进行系统的探讨。“质孙”在 《元史》中定义：“质孙，汉言一色服也”，“预宴之 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I](柳’质孙服是伴随着质孙宴而产生的。作为蒙古宫廷最为隆重的盛 宴，质孙宴必须是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才可实现的。质孙服最早明确记载的是太宗窝 阔台继承汗位时“全体穿上一色衣服”。元代时，质孙达到鼎盛，并将其以典章形式载人史 册。 成吉思汗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大型的聚会、饮宴提供了物质条件，逐步形成了质孙宴的雏形。每一次忽里台大会上盛大的宴会都可称之为质孙宴的早期形式，因为这些 宴会具备了质孙宴的必要条件：浓重的政治色彩、盛大的宴会、各种竞技和歌舞，只是缺少统一的服饰。参加这样的集会，贵族们会穿起自己最好的衣服，虽然不是统一的形式和色彩，也不是帝王的颁赐，但上乘的服装肯定是这欢宴上必不可少的。当物质条件进一步丰富之时，服饰便成为彰显其地位、等级的重要手段。由此可以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版图的扩展，欧亚两洲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源源不断输入蒙古地区，这在客观上为蒙古族服饰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物质条件，达到了“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镂”( 的程度。质孙宴就是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史载“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 孙”。可见真正的质孙宴应该是在成吉思汗后 期就出现了。现有史料最早明确记载质孙宴的是1229年宗窝阔台即汗位时的盛装宴乐，志费尼在叙述 这件事时写道：“一连四十天，他们每天都换上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至少 在这个时候，质孙服的款式、色彩等基本要素都已 较为明确。
起源
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 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语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用途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官臣在内宫大宴中均可服用，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有上、下级的区别和质地粗细的不同。天子的质孙冬服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完好。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 暖帽。天子的质孙夏服共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质孙宴与质孙服
介绍元代之“质孙宴”亦“诈马”筵，很久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根据重新搜集的资料，从“只孙服”的生产、赐予、形制着手，相继考察了这种燕飨的起始沿革、定期时间、举行地点、固有仪式、上席过程，以及结束之际的活动等项。聚会之目的，在于凝结君臣之间的感情，在于决定国家上下的大事。就 “质孙”、“诈马”词义而言，尽管都与“衣”、“服”相关，却由入席者的“马”也须精心装饰，其被附会为“奓马”之义，也可说是事出有因。至于清初，“诈马”活动仍然开展，其内容已与昔日完全不同。追思中古时期的衣着，不仅是宴会服装，就是普通服装，有元一代的蒙古妇女，也颇有创新。至于“屈眴”，与“质孙”毫无关连。来历《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礼典燕飨》：“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亲疏定位，贵贱殊列，其礼乐之盛，恩泽之普，法令之严，有以见祖宗之意深远矣。与燕之服，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后服焉”。乃为孛儿只吉氏一代“与燕”、“预宴”之服的“质孙”亦“只孙”，早在太宗在位，就已有了相当的生产规模。逮至世祖一朝，将之作为臣下“赐予”物货之一宗，并为之修建了专门的库藏。至于宁宗朝，更下达了不许典质的禁令。《元史》卷二《太宗纪》、卷九、卷一二《世祖纪》、卷三七《宁宗纪》：“太宗二年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谕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至元十三年十二月，赐伯颜、阿术等青鼠、银鼠、黄鼬、只孙衣，余功臣赐豹裘、獐裘及皮衣帽各有差”。“至元十九年十月，禁中出纳分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藏，金银、只孙衣段隶右藏，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藏。设官吏掌钥者三十二人，仍以宦者二十二人董其事”。“至顺三年 十月，敕：百官及宿卫士有只孙衣者，凡与宴飨，皆服以侍。其或质诸人者，罪之”。起始“质孙”亦“只孙”服的“赐予”，自大蒙古国肇建初年，即已开始，此后，历诸帝而延续不断。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元史》卷一二四《岳璘帖穆尔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卷一四九《刘黑马传》、卷一三二《玉哇失传》、卷一二二《铁迈赤传》：“仳理伽普华度无以自明，乃亡附太祖，赐以金虎符、狮纽银印、金螭椅一、衣金直孙校尉四人，仍食三十三郡”。“[耶律]买哥，通诸国语，太祖时，为奉御，赐只孙服，袭其父（）中都之职”。“明年（太宗十三年），班师，授[昔里]钤部千戸，赐只孙为四时宴服，寻迁断事官”。“辛丑（太宗十三年），改[刘黑马]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陜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入觐，帝慰劳之，赐银鼠三百为直孙衣”。 “帝（世祖）嘉其（玉哇失）功，赐金带、只孙、钱币甚厚”。“[耶律]驴马，备宿卫，为必阇赤，仕至右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宴于柳林，命驴马居其父（耶律买哥）位次，赐只孙服”。“至元二十六年，入觐，帝命[铁迈赤]充寳儿赤，扈驾至和林，赐只孙冠、服”。虞集《道园类稿》卷三八《句容郡王世绩碑》：“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孙，悉以赐之（土土哈）”。记载成宗、武宗、仁宗、顺帝朝，《元史》卷一一九《玉昔帖木儿传》、卷一七八《梁曾传》、卷一七七《吴元珪传》、卷一七六《秦起宗传》、《谢让传》、卷一四三《巙巙传》：“元贞元年冬，议边事入朝，两宫赐宴，如家人礼，赐其（玉昔帖木儿）妻秃忽鲁宴服及他珍寳”。“大德十年，召[梁曾]为中书参议，尝预燕，赐只孙一袭”。“帝（武宗）在军中，即闻[吴]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赐白金二百五十两、只孙衣四袭”。“帝（仁宗）曰：为御史，当如是（秦起宗）矣。元会赐只孙服，令得与大宴”。“[仁宗]乃命中书省纂集典章，以[谢]让精律学，使为校正官，赐青鼠裘一袭、侍宴服六袭”。“帝（顺帝）察其（巙巙）真诚，虚己以听，特赐只孙燕服九袭，及玉带、楮币，以旌其言”。暨，黄溍《金华集》卷二四《答失蛮神道第二碑》、卷二六《史惟良神道碑》：“买奴，前后被赐珠帽、珠衣、只孙、金玉、马脑、车渠、七寳诸束带，及它衣币服用之物以十数，钞无虑数十万贯”。“怯来，前后被赐珠帽、珠衣各一，只孙四，白金百两，钞二万五千贯”。“泰定三年，拜[史惟良]中书参知政事，赐只孙金段表里四、貂鼠衣一。天历二年，特授资政大夫、御史中丞、知经莚事。固辞，又不允，赐只孙、金段表里各十”。形制其形制，《元史》卷七八《舆服志冕服》：“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纳石失（金锦也）、怯绵里（翦茸也），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宝里，服之有襕者也），则冠七宝重顶冠；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褡子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褡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于金锦），则冠寳顶金鳯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则冠珠子卷云冠；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縁边钹笠；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駞褐毛子，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鳯顶笠；各随其服之色。服金龙青罗，则冠金鳯顶漆纱冠；服珠子褐七寳珠龙答子，则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檐帽；服青速夫金丝襕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则冠七寳漆沙带后檐帽。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失一，大红怯绵里一，大红官素一，桃红、蓝、绿官素各一，紫、黄、鸦青一。夏之服凡十有四等：素纳石失一，聚线宝里纳石失一，枣褐浑金丝蛤珠一，大红官素带宝里一，大红明珠答子一，桃红、蓝、绿、银、褐各一，髙丽鸦青云袖罗一，驼褐、茜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官素服宝里一”。场合“质孙”亦“只孙”，主要在宴会上服用。《元史》卷六七《礼乐志元正受朝仪》、卷七八《舆服志冕服》：“宴飨殿上，侍仪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至质孙”。“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九《靳德进墓志铭》：“御极之初，特旨拜公（靳德进）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领司天台事。赐只孙衣、冠、金带；只孙者，路朝宴服也”。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张珪墓志詺》：“故事：侍宴别为衣、冠，制饰如一，国语谓之只孙。公（张珪）受赐，因得数宴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只孙宴服》：“只孙宴服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张昱《可闲老人集》卷二《辇下曲》：“只孙官様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羽仗执金班控鹤，千人鱼贯振嵩呼”。柯九思《丹丘生集》卷三《宫词》：“万里名王尽入朝，法宫置酒奏箫韶。千官一色珍珠袄，宝带攒装稳称腰。凡诸侯王及外番来朝，必锡宴以见之。国语谓之质孙宴。质孙，汉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场面“质孙”宴亦“诈马”筵之定期举行，自世祖朝始。王祎《王忠文集》卷六《上京大宴诗序》：“盖自世祖皇帝统一区夏，定都于燕，复采古者两京之制，度关而北，即滦阳为上都。每岁大驾巡幸，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既驻跸，则张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庆，合君臣之欢，通上下之情者也。然而朝廷之礼，主乎严肃，不严不肃，则无以耸遐迩之瞻视。故凡预宴者，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只孙宴。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矝炫也；只孙者译言其服色之齐一也”。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并序》：“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只孙]，珠翠金寳，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只孙]宴，{济逊}[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至元六年岁庚辰，忝职翰林，扈从至上京，六月廿一日，与国子助教罗君叔亨得纵观焉”。马可波罗行纪关于世祖朝的“只孙”亦“诈马”，意大利东来旅行家马可—孛罗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马可波罗行纪》第九○章《男爵一万二千人于大节庆日，各受金袍十三袭事》：“应知大汗待遇其一万二千委质之臣名曰怯薛丹者，情形特别，缘其颁赐此一万二千男爵袍服各十三次。每次袍色各异，此一万二千袭同一颜色，彼一万二千袭又为别一颜色，由是共为十三色。此种袍服上缀宝石、珍珠及其它贵重物品，每年并以金带与袍服共赐此一万二千男爵。金带甚丽，价值亦巨，每年亦赐十三次，并附以名曰不里阿耳（Bolghari）之驼皮靴一双。靴上绣以银丝，颇为工巧。彼等服之，俨同国王。每年在十三次节庆中，命各人各衣其应服之袍服。君主亦有袍服十三袭，颜色与诸男爵之袍服同，惟较为富丽，而其价值未可以数计也，每次彼所服之色与诸男爵同。君主颁赐一万二千男爵每人袍服十三袭，合计共有十五万六千袭，其价值甚巨，前已言之，带、靴之价亦巨。大汗之颁赐诸物者，盖欲其朝会之灿烂庄严。尚有一事前忘言之，今为君等补述，以广异闻。应知节庆举行之日，引一大狮子至君主前，此狮见主，即俯伏于前，似识其主而为作礼之状，狮无链紤。未见此事者，闻之必以为奇也”。仪式所称“质孙”宴、“诈马”筵，自有固定的“仪式”。“盛陈奇兽”、“诵读札撒”、“颂扬帝德”，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滦京杂咏》卷上“锦衣行处狻猊习，诈马筵开虎豹良。特敇云和罢弦管，君王有意听尧纲。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云和署，隶仪凤司，掌天下乐工”。《丹丘生集》卷三《宫词》：“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初秩，勋贵先陈祖训严。凡大宴使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贡师泰《玩斋集》卷四《上都{咱玛}[诈马]大燕》：“清凉上国胜瑶池，四海梯航燕一时。岂谓朝廷夸盛大？要同民物乐雍熙。当筵受几存周礼，拔剑论功识汉仪。此日从官多献赋，何人为诵武公诗”？《王忠文集》卷六《上京大宴诗序》：“列圣相承，是遵是式。肆今天子在位日久，文恬武嬉，礼顺乐畅，益用励精太平，润色丕业。于是，彛典有光于前者矣。然则铺张扬厉，形诸颂歌，以焯其文物声容之烜赫，固有不可阙者，此一时馆阁诸公，赓唱之诗所为作也。故观是诗，足以验今日太平极治之象，而人才之众，悉能鸣国家之盛，以协治世之音，祖宗作人之效，亦于斯见矣”。规则伴随着音乐、舞蹈，丰盛的食物逐一上桌，筵席开始。《南村辍耕録》卷五《兴隆笙》，：“兴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众管于柔韦，以象大匏土鼓，二韦橐。按其管则簧鸣，簨首为二孔雀，笙鸣机动，则应而舞。凡燕会之日，此笙一鸣，众乐皆作，笙止，乐亦止”。《滦京杂咏》卷上：“仪凤伶官乐既成，仙风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独喜箫韶奏太平。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金台集》卷二《{锡喇鄂尔多}[昔剌斡耳朶]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珊瑚小带佩豪曹，压辔铃铛雉尾高。宫女侍筵歌芍药，内官当殿出蒲萄。柏梁竞喜诗先捷，羽猎争传赋最豪。一曲霓裳纔舞罢，天香浮动翠云袍”。“绣绮新裁云气帐，玉钩齐上水精帘。鳯笙屡听伶官奏，马湩频烦太仆添。风动香烟飘阖殿，日扶花影上雕檐。金盘禁脔纔供膳，阶下传呼索井盐”。《可闲老人集》卷二《辇下曲》：“黄金酒海赢千石，龙杓梯声给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乐太平年”。《玩斋集》卷四《上都{咱玛}[诈马]大燕》：“卿云弄彩日重晖，一色金沙接翠微。野韮露肥黄鼠出，地椒风软白翎飞。水精殿上开珠扇，云母屏中见衮衣。走马何人偏醉甚？锦鞲赐得海青归”。
宴会结束之际，常有颁赐和狩猎活动。《玩斋集》卷四《上都{咱玛}[诈马]大燕》：“箫韶九奏南风起，沙燕高低扑绣帘。醽绿酒多杯迭进，鹧鸪香少火重添。旧分宫锦縁衣襵，新赐奁珠簇帽檐。日午大官供异味，金盘更换水晶盐”。《金台集》卷二《{锡喇鄂尔多}[昔剌斡耳朶]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上林宫阙净朝晖，宿雨清尘暑气微。玉斧照廊红日近，霓旌夹仗彩霞飞。锦翎山雉攒游骑，金翅云鹏织赐衣。宴罢天阶呼秉烛，千官争送翠华归”。钱宰《临安集》卷一《题蕃王出猎图》：“燕山八月秋草黄，秋髙马肥弓力强。蕃王朝辞诈马宴，羽猎不敢齐长杨。西风猎猎边城戍，小队旌旗打围去。英姿飒爽思奋扬，面如玉盘身倚树。金羇朱缨玉腕骝，紫貂兜鍪银鼠裘。燕姬如花向前骑，从官骑列春云浮。猛士先驱仗金钺，胡笳一声鼓齐咽。骢驹并载双歇骄，海青翻臂思超越。黄须健儿勇且骁，虎纹交韔悬在腰。翻身控弦响若掣，一箭射落双飞雕。马上双雕驰献捷，凯歌向王王击节。金杯进酒饭黄羊，马潼淋漓手新捩。穹庐张天落日黄，醉拥婵娟马前歇。百年富贵空画图，桑田茫茫海水枯。画中豪杰八尺躯，昔何勇锐今何愚！悲风萧萧渺绝漠，漠南千里王庭无”。其他除了“衣”上有特色外，入席者的“马”也有特色，而“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衿炫也”，所说也不假。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其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高”。《滦京杂咏》卷上：“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鞌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千官以雉尾饰马入宴”。不仅“以雉尾饰马”，还有专门为马装饰的情况，被称为“装马”。《清容集》卷一五《装马曲》、卷一六《内宴》：“彩丝络头百寳装，猩血入缨火齐光。钖铃交驱八风转，东西夹翼双龙冈。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绛阙葱茏旭日初，逐电回光颷斗动。寳刀羽箭鸣玲珑，雁趐却立朝重瞳。沉沉椶殿云五色，法曲初奏歌熏风。酮官庭前列千斛，万瓮蒲萄凝紫玉。驼峰熊掌翠釜珍，碧实氷盘行陆续。须臾玉巵黄帕覆，寳训传宣争俯首。黒河夜渡辛苦多，画戟雕闳总勋旧。龙媒嘶风日将暮，宛转琵琶前起舞。鸣鞭静跸宫门闭，长跪齐声呼万岁”。“宝勒猩缨雁翅屯，锡銮欵欵奏南熏。珠冠耸翠千行列，雉扇交鸾五采分。宫漏解留黄道日，御炉能接紫霄云。汉家天子空英武，置酒争功始考文”。
与服装关系
非常有趣，无论“质孙宴”之“质孙”，还是“诈马筵”之“诈马”，其词义都与“衣”、“服”相关。已故韩儒林先生《元代诈马宴新探》一文指出：“质孙服的衣料是回回地面工人织造的，镶缀只孙服上的宝石明珠是回回商人贩运来的。这些人当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称呼这种衣料和珍宝”。“在波斯原文中，纳石失衣就写作jamaha-yi nasich。波斯语jamaha，意即外衣、衣服”。“质孙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质孙服，且以衣服的华丽相炫耀。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诈马宴亦衣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质孙和诈马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而宴会的目的，在于凝结君臣之间的感情，在于决定国家上下的大事。王恽《秋涧集》卷五七《吕嗣庆神道碑》：“公（吕嗣庆）资颖悟，应对周旋，动恊睿思，自尔顾遇颇异，出入殿庭，寒暑夙暮十载间，谨畏小心，未尝易常度。上审其可用，命提点尚食局事。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虽矢庙谟、定国论，亦在于樽爼餍饫之际，故典司玉食，供亿燕犒，职掌视前世为重。凡群臣预燕衎者，冠佩服色，例一体不混肴，号曰只孙，必经赐兹服者，方获预斯宴，于以别臣庶疏近之殊，若古命服之制。公前后被赐只孙锦服十余袭，宠数之隆，于斯可见”。
其他用途
女服不仅是宴会服装，就是普通服装，有元一代的蒙古妇女，也颇有创新。高士奇《天禄识余》卷四《金罗半面》：“元仁宗宴群臣于长春殿，供事内臣进馔，有咳病。帝恶其不洁，命为迭金罗半面围之，许露两眼，下垂至胸。自是进馔者以此为例”。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一四《比甲只孙》：“元世祖后察必，弘吉剌氏，创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盖以便弓马也。流传至今，而北方妇女尤尚之，以为日常服。至织金组绣加于衫袄之外，其名亦循旧称，而不知所起。军服又有所谓只孙者，军士所用。今圣旨中时有制造只孙件数，亦起于元时，贵臣凡奉召内宴饮，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卫士常服，亦不知其沿胜国之俗也。只孙《元史》作质逊，华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时服之，故云”。及至明中叶，“只孙”服转而成为卫士的“上直”军装了。《正德松江府志》卷五：“只孙，元时贵臣侍宴之服。今卫士擎执者服之。纻丝地团花，有青、绿、红三色。锦、纱、只孙，已上三种惟织染局造；锦与只孙今亦未见”。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只逊》：“景泰中，在朝见下工部旨：造只逊八百副。皆不知只逊何物，后乃知为上直校鹅帽锦衣也”。
后续发展
至于清初，“诈马”的涵义已与昔日完全不同。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三集》卷八《塞宴四事诈马》：“诈马，为蒙古旧俗，今汉语俗所谓跑等者也。然元人所云诈马，实咱马之误。蒙古语谓掌食之人为咱马，盖呈马戏之后，则治筵以赐食耳。所云只孙，乃马之毛色，即今蒙古语所谓积苏者，是亦属鱼鲁。兹扎萨克于进宴时，择名马数百，列二十里外，结束鬉尾，去覊鞯，驰用幼童，皆取其轻捷致远，以鎗声为节，递施传响，则众骑齐骋，骉（马戎）山谷，腾跃争先，不逾晷刻而达抡。其先至者三十六骑，优赉有差，所以柔远人、讲武事也”。赵瓯北《檐曝杂记》卷一《蒙古诈马戏》：“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诸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围，质明趋事。其王公侍上左右，听指挥惟谨。十余围后，必诹日进宴，上亲临之。是日，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随驾之王公大臣，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卸前人，而诈马乃其长技也。其法驱生驹之未羁（革勺）者千百群，令善骑者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入驹队中，驹方惊，而持竿者已绳系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弗肯受，辄跳跃作人立，而骣骑者夹以两足，终不下。须臾，已络首，而驹即帖伏矣”。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戏作》：“苍颜太守领西阳，招引诗人入醉乡。屈眴轻衫裁鸭绿，葡萄新酒泛鹅黄。歌姝窈窕髯遮口，舞妓轻盈眼放光。野客乍来同见惯，春风不足断人肠”。李文田《元耶律文正公西游录略注补》：“屈眴，似即元人之只孙”。不过，“屈眴”自有来历。《宋高僧传》卷八《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其塔下葆藏屈眴布，郁多罗僧，其色青黑，碧缣复袷，非人间所有物也”。释重显《祖英集》卷上《送秀大师》：“欲留不可留，冩意不及意。屈眴迢迢安足云？花偈聨聨太容易。君不见刘阳叟绝希冀，送人只道无他事。行行会有知音知，何必清风动天地”？《御选明诗》卷九○来复《送日本希白上人礼祖塔之金华》：“天香吹满屈眴衣，几度承宣到鳯池？梵语传来西竺戒，华音吟得大唐诗”。《古欢堂集》卷二二《衣钵》：“《郭青螺集》：万历乙酉（十三年），予入韶州，至曹溪寺，僧因出传衣、宝钵、革履。衣似今羊绒褐衣，而间以金镂。《传灯録》谓：西域屈眴布，缉木绵花心织成，理或然也。钵本瓷器，为广东提学魏庄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坠诸地，僧以漆胶，仍似钵形，而宝色无光。革履云是六祖遗履，比今履差长耳。考衣实出达摩，非佛所遗者。今宇内千年之物，独此衣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