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爨
说文解字
《说文.爨部》：“爨，齐谓之炊爨。臼，象持甑；冂，象炊门口；廾，推林纳火。”
本意为烧火做饭  爨
基本解释
爨 
拼音：cuàn 注音：ㄘㄨㄢˋ 
简体部首:火,部外笔画:26,总笔画:30，是笔画第二多的简化汉字。第一多的是‘齉’，为36画。
繁体部首:火,部外笔画:25,总笔画:29
五笔86：WFMO
五笔98：EMGO
五行:金
UniCode:CJK 统一汉字 U+7228
四角号码：77809
仓颉：HBDDF
郑码:NBGU
GBK编码:ECE0
规范汉字编号：6499
笔顺编号:32 11 25 12 51 51 14 51 23 41 23 41 34 43 34　
基本字义● 爨　　cuàn ㄘㄨㄢˋ　　◎ 烧火做饭：分居各爨。　　◎ 灶：“客传萧寒爨不烟。”　　◎ 中国宋杂剧、金院本中某些简短表演的名称：《讲百花爨》。《文房四宝爨》。　　◎ 演戏：“夫优伶爨演，实始有唐《目连救母》之起。”　　◎ 姓。详细字义爨 cuàn 
〈动〉
(1) 烧火做饭 
爨,炊也。——《广雅》
取其进火谓之爨,取其气上谓之炊。——《说文系传》
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滕文公上》
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任数》
(2) 又如:爨人(爨夫。厨师);爨室(厨房);爨妇(执炊的女人)
(3) 烧;烧煮 [burn]
常若微雷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水经注》
词性变化
爨 cuàn 
〈名〉
(1) 炉灶。一种土、陶制的厨房炉子、灶
翻怜爨下劳薪。——张炎《风人松》
(2) 又如:爨下(灶下);爨火灶膛里的火;爨烟(吹烟)
爨 cuàn 
〈地名、姓氏〉
古乌蛮、白蛮大姓，又是古地域名。魏晋南北朝时由今云南东部地区统治集团爨氏大姓演变而成。晋宋至隋唐时爨氏分为东西两部(均在云南东部)，大抵以曲靖至建水为界。东部以乌蛮为主，西部以白蛮为主。元代一般以乌蛮为黑爨以白蛮为白爨。明以后爨则专指“罗罗”。西爨地区的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僰、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其它各族(主要是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人民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民族集团。当时住在洱海地区的“河蛮”及其附近的“松外蛮”，虽都是“白蛮”的一部分还不在爨氏统治的范围内。 　东爨的乌蛮，主要居住着“昆明”人的许多部落。号称“昆明十四姓”、“乌蛮七部落”。主要有“阿竽路”(今东川)、“阿猛”(今昭通)、“夔山”(今大关、镇雄)、“卢鹿”(今宣威及贵州水城西)、“磨弥剑(今宣威、曲靖)“暴蛮”(今贵州兴义、普安)以及四川凉山地区的“勿邓”。 　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通过异源同流和同源异流的不同途径，逐步形成今白族和彝语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
汉语字典
[①][cuàn]　　[《广韵》七乱切，去换，清。]　　亦作“熶1”。亦作“?1”。　　(1)烧火煮饭。　　(2)指烧火做饭的人。　　(3)泛指烧煮。　　(4)焚烧。　　(5)灶。　　(6)戏曲名词。宋杂剧、金院本中某些简短表演的名称。旧时亦以爨或爨弄指演剧。　　(7)古星名。即今之水星。参见“爨星”。　　(8)我国古族群名和古地名。三国、晋、南北朝时期由南中占统治地位的建宁（当今云南省曲靖地区）大姓爨氏集团演变而来。分成东爨、西爨两部。均在今云南省东部。唐代东爨为乌蛮，西爨为白蛮。元代称乌蛮为黑爨，白蛮为白爨。明以后，爨专指罗罗。　　(9)姓。战国时有爨襄。见《战国策·魏策一》。
音韵参考
[广　韵]：七乱切,去29换,cuàn,山合一去桓清　　[平水韵]：去声十五翰　　[粤　语]：cyun3
字源字形
字源演变：  [1]字形对比：  方言集汇◎ 粤语：cyun3
◎ 客家话：[宝安腔] con3 [沙头角腔] cion2
◎当代的关中方言中，多用来形容与炒、烘焙有关的食物香味，“这（烘焙过的）辣椒爨得很”。“爨香爨香”。齐己《寄山中叟》诗：“紫蕨红粳午爨香”，韦庄《西塞山作》诗：“爨动晓烟烹紫蕨”。这些与关中方言表述做饭的香味的意思相合。Englishoven, cooking stove; cook常见词语爨炊 爨桐 爨琴 爨人 爨下 爨火 爨薪 爨演 爨室 爨烟 
爨鼎 爨僰 爨妇 爨本 爨犀 爨夫 爨星 爨桂 爨镬 爨蜡
爨弄 爨灶 爨婢 爨濯 爨馈 爨具 爨涤 爨炙
康熙字典
𤑖《广韵》七乱切《集韵》《韵会》《正韵》取乱切，𠀤音𥨥。
《说文》齐谓之炊爨。𦥑象持甑，冂为灶口，廾推林内火。
《玉篇》灶也。
《诗·小雅》执爨踖踖。
《传》爨，饔爨，禀爨也。
《疏》饔爨以煑肉，廪爨以炊米。
《周礼·天官·亨人》职外内饔之爨亨煑。
《注》爨，今之灶。主於其灶煑物。
《仪礼·士昏礼》大羹湆在爨。《注》爨，火上。　
《华阳国志》昌宁大姓有爨习。
《蜀志》建宁大姓。蜀录有交州刺史爨深。　
《集韵》或作熶。详熶字注。　又取绢切，音縓。炊也。　又七丸切，音撺。义同。
《周礼·夏官·挈壷氏》及冬，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注》以火炊水。按周礼，诗传，释文，爨俱音七弦切，释经传爨字之义，大约动音为平声，静音为去声。然左传宣十五年传：析骸以爨。注：爨，炊也。及孟子，以𨥏甑爨。似皆宜读平声。乃孟子无释文。左传，释文，亦音七乱反。则平去又未尝拘也。
爨字由来
爨底下村，位于门头沟斋堂镇以西的小北沟内，109国道路北6公里处，200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爨”字笔画太多，书写不便，现通常改写为“川”字，但国务院立的大碑上却刻着“爨底下村古建筑群”，仍以“爨”字为准。门头沟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川底下村志》，对“爨”字的由来作了如下解释
其一，是根据姓氏而来。魏晋南北朝时，统治云南东部地区的为爨氏家族，晋宋至隋唐时，爨氏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元代分为黑爨和白爨，明代以后，爨专指罗罗。爨姓出过书法家，名叫爨道庆，为南朝宋人，留有“爨龙颜碑”，另一个姓爨的是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以爨宝子碑著名。
其二，是源于军事。川底下村有个地名叫“爨头”，在村上边，明代这里是“爨里安口”，村名“爨底下” 因明代军事隘口而得，爨、川谐音，后人去繁从简变为“川底下”。此处地势险要，从北京到河北怀来的古道从这里通过，因此就形成了险关隘口，辽代时名为“南暗口”，由“山后八军”中的青白军驻守，辽代时期，宋朝与金国联合攻辽，在攻打燕京（今北京）时，金国大将粘罕率兵从矾山小盆地出发，翻越黄草梁，从南暗口出奇兵，走西山大道，迅速攻到了燕京城下，一举攻克燕京，成为古代有名的战例。明代时，在此设立爨里安口，派兵戍守。因此村位于爨里安口之下方，故名为 “爨底下”  爨底下大石头  xbs仿石  xbs
爨龙颜碑
在陆良彩色沙林西面约二三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耸立着一块古碑，这就是全国著名的“二爨”之  《爨龙颜碑》一的爨龙颜碑。它的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此碑是宁州刺史爨龙颜的墓碑，又称大爨碑，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字数亦多，碑高3.38米，宽1.46米。正面碑文24行，904字，背面题名三段，共313字。碑额呈半圆形，上部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下部正中穿孔，左右刻日、月，日中刻踆乌（三足鸟）；月中有蟾蜍。中题“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此碑在清道光六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于陆良贞元堡发现，命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题跋。
爨龙颜为当时雄踞云南东北部爨氏首领，世袭本地官职。碑文追伤痛爨氏渊源及本人的生平事迹，可补正史之不足。碑文为爨道庆所作。
《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二爨”是两块云南“南碑瑰宝”。《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比《爨宝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说这两块碑是同时代的作品。《爨龙颜碑》，碑文书法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书法风格独特，被称为“爨体”。碑文古雅，结体茂密，虽为楷书，却饶有隶意，笔力遒劲，意态奇逸，结体多变，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
书家对它多有推崇。范寿铭：《爨龙颜碑跋》说：“魏晋以还，此两碑为书家之鼻祖。”康有为对此碑推崇备至，说此碑“与灵庙碑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锺繇）实承中朗之正统。”他在《碑品》中将爨龙颜列为“神品第一”，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极。”由于书法精美，常有千里之外觅拓本学书者，道光年间曾有人为诗纪其事：“吾家小阮好作字，虎卧跳有深嗜。　远来万里求此碑，桂阮颇详王未备。千钱买寄汝一观，朴散风神同北魏。”
爨宝子碑
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乾隆戊戌（公元1778年）出土于曲靖县城南70里的杨旗田(今麒  爨宝子碑麟区越州镇)。咸丰二年(1852)移置曲靖城内，现在存于曲靖一中爨园内爨碑亭。碑首为半椭圆，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7—30字；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字。除题名末行最下一个字残缺外，其余均基本上完整清晰可见。碑左下方刻有咸丰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邓尔恒的跋，记录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 
滇人袁嘉谷曾为碑亭撰书一联“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这里的“三百”、“二千”，是为了语言对仗，取其约数。实际上立碑至现在，已有将近1600年历史，碑文共有388字。大亨是晋安帝壬寅年（公元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已（公元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的更迭，故仍沿用。 
【爨乡曲靖】
曲靖爨文化
中国近代书法艺术理论大师康有为先生的《广艺舟双揖》中，赫赫然写着：“二爨出于滇蛮……然其高美，已冠古今。”“二爨”是书坛上对两块名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的习称，康先生用“高”(境界高远)“美”(艺术佳妙)、“冠古今”来赞美它，确是恰如其分。实在说，凡知中华民族书法艺术常识一二者，恐无人不知这两块名碑在书艺史上的显赫地位。
二爨碑又称大、小爨碑，大爨碑即《爨龙颜碑》，小爨碑即《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即元亨四年(公元405年)，《爨龙颜碑》立于南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之所以分大小，是因为形制有差别，《爨龙颜碑》高3．38米，宽1．46米，字有927个，墓主龙颜享年6l岁；《爨宝子碑》仅高1．85米，宽0．7l米，字有403个，墓主宝子享年仅23岁。然而两碑并誉书坛，俱为神品，则是无大小前后之分的。
爨碑所载述的爨氏，是汉末到中唐数百年间云南的统治者，治所曲靖，世领太守，拥兵自重，因远离中央王朝，实际是割据一方的云南王。到刘宋初朝，内部斗争，分裂为东西二爨，东爨以乌蛮即彝族先民为主，西爨以白蛮即白族及傣、壮、纳西等民族先民为主，随着时光的推移，爨由“南中大姓”渐渐变为各部族的名号，二爨碑是为爨氏统治鼎盛时期两位统治者建立的墓碑。
小爨碑在现在的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曲靖一中校园内，1937年由景仰它的人们建盖了一座“爨碑亭”以保护它。清末状元袁嘉谷曾撰一联悬于亭上曰：
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
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
小爨碑的书体是由隶书到楷书的过渡，但又饶有篆、隶、行、草、楷书诸体一炉的意趣。中华书体，从来是沿着由繁到简便于书写的方向发展的，东汉时以隶为主，但已向行、草、楷书演变，到了东晋这个书艺大放奇辉异彩的鼎新盛世，书法家们笔底奋扬着创造革新的精神，出现了王羲之父子这样划时代的大书法家，行、草、楷三体书艺已臻成熟。但在西南与北方，因远离江南东晋统治中心，流行的楷体尚未传播开来，加以立碑刻石，向来讲究字体典丽端庄，于是就通用二爨碑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又因二爨碑墓主都是一方霸主，写碑刻碑的人自然是那时的高手。
小爨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其文辞古雅，意韵铿锵，文体别致，事迹少而铭文多，颇饶六朝文体的气韵。其字结体古朴，每多篆隶遗姿，笔法内刚外柔，方拙中带劲巧，融参差错落于端严整伤之中，康有为称它“朴厚古茂，奇姿百出”；李根源道其“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又有称其“笔力雄强，体势飞扬”，“下笔如长枪大戟，直往直来，沉着痛快”。
从艺术的角度看，小爨碑在用笔、结体、章法上都是神来之笔。它的点画特征在笔力扛鼎，节奏鲜明，方笔中锋为主，兼用圆笔侧锋，同一点画，因字而殊，奇正互变，各具情彩。如“晋”、“庭”等字两头上翘的长横，起笔左上逆入成尖角后，即右下顿笔，迅速提起转正锋芒右行，至末端顿笔提起右挑，暗收回锋。而“全”、“长”等字的横画，逆入后向下顿笔，迅即提笔转锋行笔，收笔处顿笔，再回锋收笔。如此同为一两端上翘的横画，却变化多姿，华彩丰瞻。其他如竖、钩、折、撇、捺、点、挑等，无不于工严中求奇变，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其结体突破隶字方扁大小相近的格局，部分以方形结体，大多奇巧异常，不可以后来楷书的法规度量。如字形尤好奇险，大小不以笔画多少而定，“芳”字笔画少，“墓”字笔画多，而“芳”LL“墓”大，“维”字笔画多，“同”字笔画少，而“维”比“同”小。“显”、“遵”、“数”、“邈”足有“与”字四倍之大。“邦”字形短，“至”字形长，“位”、“湖”字形方扁。种种奇巧之变，令人目不暇接。其章法和布局不同凡响，方圆正侧，大小歌正，一任纵横挥洒，横行竖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众妙毕集相映成趣，令人赏心悦目、拍案叫绝，因此，享誉海内，临习者如云。
大爨碑全名“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除正文之外，碑阴还有很多题名，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尤其是研究爨氏家族史的重要文物。原碑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东南20里的贞元堡，早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述及，明代正德《云南通志》也有记载。清代道光时，云贵总督阮元在荒芜处发现了它，后由知州邱均恩建亭保护，现仍存贞元堡小学内。
大爨碑自出土以来，备受书法界推崇，清道光时阮福赞道：“……可叹刘末、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竞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清人范寿铭列举南北朝诸名碑与大爨相比，认为“是碑尤五刻中之最隽者……盖由分人隶之始，开六朝唐宋无数法门。晋以还，此两碑(大爨碑与嵩高灵庙碑)实书家之鼻祖矣。”赞赏此碑最盛的莫过于康有为，他称其“当为隶楷极则”、“古今楷法第一”，列为中国书法“神品第一”，几乎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甚至将其与古圣贤相比：“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作诗抒情云：
铁石纵横体势奇，
相斯笔法孰传之?
汉经以后音尘绝，
惟有龙颜第一碑。
大爨碑体制与小爨碑相类，同为隶楷兼工的书体，但又别有一番气象。其书意雄伟强劲，笔力千钧，气势宏阔，意境博大深远，笔致参差，如刀砍斧凿，方笔圆笔兼用，刚猛柔韧相济，实为碑体极致。就方笔而言，比64年后的碑中精品“张猛龙碑”浑厚大方，气度雄浑；就圆笔而言，比53年后的名碑“郑文公碑”凝重沉着，挺拔劲利，已达雄秀刚柔相融互化的神境。
二爨碑名重千古，远播内外，历代书家对其崇拜有加，产生了许多趣闻铁事。如清未有位诗人前来拜读二碑，写诗感怀道：“法书二爨足珍奇，朴茂萧疏世几知，邂逅偏适嘉客至，挑灯逆旅对读碑”。抗战期间，有位专习二爨碑长达30年的书法家卢蔚乾，专程赴曲靖观赏小器碑以了夙愿，可是小爨碑亭内驻有军人，只得隔窗窥看。他口占一绝云：“寻碑万里曲州来，悯怅碑亭锁未开，窗外共君窥宝子，绿荫檐下几徘徊。”第二天，他又赶去陆良访“大爨”，幸而得见原碑，欣喜若狂，立笔题诗道：“攀车冒雨访龙颜，路人贞元黝室间，感尔殷勤伴摩抚，夕阳西下泛舟还。”
爨乡古乐是一种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乐种。洞经音乐则是云南特定历史，特定社会的文化产物。相传明朝洪武十四年，明军三十万在曲靖白石江一仗消灭了元梁王，取得了“一仗定云南”的胜利，后来大部分征南将士留在云南实行“戊兵屯田”，随之即把“江南乐府”及宫廷舞曲带到云南，并逐渐与地方的民族民间歌曲融为一体。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9年），随着佛教的盛行，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和生活习俗的要求，始将《文昌大洞仙经》的经文作为唱词而填入部分曲调中，故称“洞经”，迄今已有约五百年的历史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洞经音乐实际上是爨乡古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爨乡古乐则又是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人说洞经音乐是什么“道教属性”的或“外儒内道的宗教组织”，这是完全不对的，是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一种讹误。
那么爨文化是什么呢？就其历史来讲，爨文化就是中国历史自东晋（公元317年）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公元749年）这四百多年间爨氏统治云南（包括今贵州，四川的部分县市）时所造就的历史文明，其中除了散存于残篇断简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习俗、典礼、医药、建筑和流传在民间的诗歌、曲艺外，最具特色、又看得见、听得到的恐怕就是二爨碑和爨乡古乐了。其历史渊源上可追溯到“羌奴赋高山之句”的秦汉时期和“阿盍咏 夷立之章”的唐中叶时期，其中可数可点的有玉琵琶，龙咏筝、菩萨蛮、打枣竽、石榴花、元鸟行、爨棘童歌、刺绣、小姑夜话等等。
在爨氏统治的四百余年间，由于中原王朝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战乱中，对云南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爨氏即乘之采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实则形成“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闭关锁国局面，所以云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较为发展，出现了“山岳吐精”，“物物所得”，“邑落相望，牛马成群”的繁荣景象，内地汉民为逃避战乱遂不断迁入云南，从而促进了爨地区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同时爨文化也就在中原文化的熏陶和融入后而“独步南疆，卓尔不群”，成为了独具云南特色的一份宝贵文化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