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汝龙
简介
成就建国后，历任江苏文教学院副教授、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  汝龙育学院，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译有〔苏〕高尔基《人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俄〕《契诃夫小说选集》（一至二十七册）等。 长篇小说《阿托莫诺夫一家》、《人间》、《复活》、《亚马》、《总督大人》等。
文学道路
偶然的机会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因是长孙，受祖母溺爱。他的父亲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北平平绥铁路局工作，他六岁时随母亲和姐姐一同来到北京。他的父亲看不惯他从小娇生惯养、顽皮任性，就严加管教，逼他学好数学，每星期日必须做应用题若干道，希望他长大也做工程师，接父亲的班。但他数学虽然学得很好，却不喜欢，他喜欢看古典小说，如《封神榜》等，看得入迷，受这些书的影响，讲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姐姐从学校带回的新文学杂志，从此对新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用零花钱买了不少新小说，如饥似渴地读起来。靠写小说维持生计与汝龙相识是由于双方家长是好友，七岁时我们就认识，青梅竹  汝龙作品马，甚是友好。他常到我家来玩，看到别的孩子欺负我，他就护着我。后来他的父亲调大同铁路局工作，全家迁往大同，只把他留在北京上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杂文和小说，这些作品使他觉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人类献身”，应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贡献，因为文学救了他，他就抱定宗旨从事文学工作，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他在家的苦恼，想离家去从事文学工作。巴金回信说，专靠写小说没法维持生活，并举例说，有的青年贸然离家出走，后来迫于生计又回到家里，安于旧生活，所以要慎重考虑。从那时起巴金始终是我们的导师和挚友，我们素来尊称他为李先生，一直在他的指导下生活和翻译，在各个关键时刻都是他引导我们走上了正路。逃亡生活汝龙全家迁大同后，他住在教会学校崇德中学（现在的三十一中）读初中，该校注重英语，上课用英语讲授，使他的英语打下初步基础。上高中的时候借住我家，我们常在一起谈理想，谈前途，感情很好，就订了婚。上高二时他不愿再连累家里，想自立，就辍学投考平绥铁路货运班见习生，考取第一名，到平地泉去上班。直到1936年，那时我已上大学三年级，我家要求他也上大学，于是他辞去工作，回北京重上华北中学高中三年级。1937年他中学毕业，正要报考大学，适逢“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北京，青年学生们都不愿做亡国奴，纷纷逃离北京，我们也一样，在8月10日第一天通火车时就逃离北京，从此过起逃亡生活，在四川各中学教书，直到抗战胜利。
翻译俄国文学
升任教授1949年全国解放，汝龙译的书陆续出版，受到文学界重视。他就更加努力地译书。从解放后到1952年，汝龙经老友冯老师介绍，曾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热爱契诃夫1952年到1953年，汝龙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编辑主任一年。他白天给社里看稿，晚上自己译书到深夜。每周还有两三天要到大学去教书，等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为理想得以实现，译书都能出版，故而干劲十足。他为了给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赶译出苏联特里丰诺夫著的《大学生》。巴金知道后，说：“这些书应该由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译较难的古典文学，并劝导汝龙既然要专干翻译，就该有系统地译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汝龙本  汝龙作品想译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巴金则鼓励他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因为20年代虽然有人译过几本契诃夫的集子，但是并没受到重视。汝龙接受了巴金的建议，就开始译契诃夫的作品。由于那时汝龙对翻译已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译出了二十七卷《契诃夫小说选集》，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通过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他了解契诃夫，热爱契诃夫。后来戈宝权从苏联买回新出版的契诃夫十二卷集送给他，鼓励他译出契诃夫全集，而这正是他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汝龙一心想多译书，把书译好，因此1953年辞去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回北京专干文学翻译工作，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汝龙译了大量的俄国进步作家的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上，如《契诃夫和他的小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大学也请他去讲契诃夫，他还在天桥剧场给文艺界人士分析契诃夫的作品。有一年波兰进步作家来华访问，作协还让他陪着去昆明等地参观游览。忠于俄国文学原著1955年，汝龙经巴金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建国后文艺界要求翻译工作者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译出，汝龙也认为既然要译契诃夫的作品，就该把俄文学好，由原文译出，以便更忠实于原著。他就又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一次，解决疑难问题。他学好俄文后把以前由英译本译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复活》等书又用俄文重译一遍，有的译稿重译过两三次，废稿都有近百万字。
带病译完契诃夫文集
“四人帮”揪出后，文革中遗留的问题都落实了政策。我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存款，扣除几年中领取的生活费外，全部发还我们了。我们交派出所的衣物家具等也折价归还了。所交书籍也都发还，但当时我们祖孙三代住两间半房，哪儿有地方放那么多书。这时在商业部工作的汝龙的七妹分到房子，有两大间，我们就把书拉到她那儿去，堆放在地上，占满一堵墙，半间屋子。书在她那儿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才把书拉回来。书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丢了一些好书，如：鲁迅译文集、四本综合词典等。藏书发还，是汝龙最高兴的一件事了。 
” 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实政策，但因已住进好几家人，故迟迟未能解决。巴金来北京开会，到家里来看望我们，看到我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就说一定要为我们的住房问题奔走，后来他托人给我们落实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间房换租了现在住的七层楼两套两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静地搞翻译工作。我们搬来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拉回来，汝龙定做了十个书柜，进深比一般书柜厚一倍，一格同时可以前后放两排书。把书理清，放回书柜，这是他每天要干的乐事。这时他在屋里摆了两张书桌，在一张书桌上用俄文专心译《契诃夫文集》（此文集承巴金介绍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另一张桌子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中短篇《两个我》等三篇小说。他想约我和他一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因我已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少年》，但是我已年老，没有精力再译大部头的书了，只能帮他校校稿子。 “
汝龙由于长年熬夜译书，抽烟过多，十几年前得了气管炎，年龄渐大，病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又因为神经衰弱，手抖得不能写字，改稿和朋友间书信往来都由我代笔。1985年巴金来京开会，特地到我们新居来看望我们，正巧那天电梯不运行。巴金就一步步爬上七楼，使我们又感动又歉然。汝龙见到巴金，惊喜万分。他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打算把你没有译完的《赫尔岑回忆录》接着译下去。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没想到，这竟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他们再也不能相聚畅谈了。 
汝龙直到病重，行动不便，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出《契诃夫文集》改稿，他说不经他再三校改过的稿子送出去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最后他勉为其难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说。 
汝龙译了近六百万字的《契诃夫文集》，占契诃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故而对契诃夫有所了解，一直想写一篇论文抒发自己的看法，因为某国的权威把契诃夫说得太灰色，太消极悲观。汝龙则认为契诃夫是积极的，他爱美好的、新生的东西，憎恨当时社会上丑恶的、庸俗的、腐朽的东西，他揭露它们，抨击它们，要人们不再照那样活下去。契诃夫是向前看的，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由于病重，终于没有写成。他住院期间，仍惦记写论文的事，在昏迷中还喃喃自语，说他和他弟弟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写下来，听他这样说，真叫人痛心。我写信给巴金说，汝龙关于契诃夫的论文没写成，是他一生的遗憾。巴金却回信说：“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这是巴金对汝龙的翻译工作的评价
与巴金
在北京时，汝龙与巴金已有通信联系，我们逃到上海后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初次与巴金见面，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他也没法给我们找到工作。后来上海又遭日寇大轰炸，随后沦陷，我们只好再南下。沿途打听到我就读的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西安跟几个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大，我们就辗转来到西安。我继续上学，想读完四年级，毕业后好找工作，汝龙在家写作。但日本兵又打过来，学校要迁城固，号召学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怀孕，不能远行，就没随学校去。 
在西安汝龙曾用笔名及人写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个中篇小说《一日》，描写我们的流亡生活，投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寄出后渺无音讯，迟迟未见登载，但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心迫切，就放弃写小说的打算，专攻英语，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这篇小说因重庆大轰炸而延误到第二年才发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报剧，还在《新华日报》上登启事，找作者商量改编的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汝龙曾说，如果当初知道他的小说能刊出，也许就会继续写小说，不干翻译了。 
汝龙是受巴金的引导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第一本译的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的英译本（现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他的译作要求很严，认为不够好的就压着不给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译工作看得重要，很神圣，因为他要通过翻译工作实现他为人类献身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