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嘉业堂藏书楼
创建人
嘉业堂位于湖州市南浔镇西南郊，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共创建者是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 
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南浔人，清末秀才。他的祖父刘墉（1825—1889）经营蚕丝致富。然轻富重文，竭力鼓励子孙念书做官。父亲刘锦藻（1862——1934）精文史之学，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撰有《续皇朝文献通考》、《南浔备志》、《坚匏庵诗文抄》等著作。
藏品
藏书楼内景(10张)
刘承干秀才出身。从小受到诗书艺文的熏陶，及长与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缪荃孙等相交往，爱好古籍赏鉴，并有承袭其父史学及继父刘安澜（刘锦藻的长兄）藏书遗志。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聚书，凭着他雄厚的资财，加上嗜书如命的癖好，手持巨资，肯出高价，“凡书商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书商闻风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他花资近30万元之巨，“几有万家之势”，先后收购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的藏书。故刘氏藏书几萃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藏书家之精华。1920年，他在南浔故居小莲庄的西侧，建造了这座藏书楼，历时 四年，于1924年竣工，占地面积20余亩。在他所撰写的《嘉业堂藏书楼记》中讲到：“余少席先芬，习向庭洁，缅怀乡先，窃抱斯志……乃归鹧鸪溪畔。筑室为藏书计。糜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庚申之冬，断于甲子之岁”，正是写的这段历史。
景观
嘉业堂藏书楼坐落于南浔的鹧鸪溪，与小莲庄隔溪相望，有小桥通连。藏书楼掩映在园中，楼外有园，园中有池。园内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夏日，池中绿荷亭亭，红莲怒放。有亭三座，曰“明瑟”、“漳红”、“沅碧”。更树有三座巨大的太湖石假山，玲珑剔透，十分珍贵。最奇者，园内竖有一石，腹有小孔，人嘴对准吹气，会发出一种巨响，极似虎啸，几可乱真，石上镌有清代大学者阮元题“啸石”两个朱字，游人到此颇多一试者。
建筑结构
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中式建筑，坐北朝南，大门楣上“嘉业堂藏书楼”五个大字出于刘廷琛和笔。刘承干建藏书楼而要以“嘉业”命名，是因清末刘承干曾捐巨资助修光绪陵墓，宣统曾赐以“钦若嘉业”的匾额，他以此为荣，故以“嘉业”命名。楼呈“□”字形回廊式两进两层走马楼，整幢楼共计52间。原来珍藏着宋版本木《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两侧为“诗萃室”，存放古本诗词，主要是清人集部，及主人父子所编之《清朝正续诗萃》。楼上为“希古楼”，存放经部古籍。外面一间为“黎光阁”，存珍本《四库全书》1954册。里面正房名“求恕斋”，原存放史部古籍。  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 回廊式的砖木结构、中西合壁的两层楼房，东西阔十丈六尺，南北深十五丈九尺，分前后两进，每进面宽七间，左右厢房各六间，共五十二间。建造考究的52间房 屋均为藏书之库房。每间书库，地板坚固，书架整齐，两面均装有铁皮、玻璃双层窗户。楼四周墙基约五、六尺高，皆用花岗岩砌筑。平面呈“口”字形，为了便于 晒书，两进房屋中间有一占地300多平方米的大天井，平铺方砖，不生杂草。站在大天井中东南西北四望，只见凡朝天井的库房均安装的是落地长窗，窗多，便于 通风采光，建楼主人思虑缜密。所有楼堂斋室都陈列着大理石屏风、书桌、茶几和香杞榻等红木家具，一派清代厅堂的风格。底层正厅为“嘉业堂”，悬挂清宣统皇 帝御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一块，楼上为“希古楼”，楼下窗格都用“嘉业堂藏书楼”篆字样作为装饰，廊外铁栏用“希古”两字作花饰，巧思匠心，殊饶别致。  
规模
建成这座藏书楼花了十二万元，购买书籍约三十万 余元，刻书印书二十余万元，加上聘请人员编书、校订、抄书、鉴定等约花十万元，总共花的银元达八十万。 
对嘉业堂藏书楼的藏书数量及其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藏书楼第一任编目（即负责人）的周子美先生和刘承干嫡长子刘诉万先生提供的材料是较为可靠的。 
藏书楼鼎盛时期的藏书全部为五十几万卷，号称六十万卷，共十六、七万册。其中： 
宋、元两代精椠一百四十九部，其中完整的一百另六部； 
《永乐大典》珍贵孤本四十二巨册； 
《四库全书》（翁覃溪手纂）原稿一百五十册。 
刘承干还特别注重明清两朝的诗文集，有明代椠本二千种，清代椠本五千种，还有抄本近二千种。 
此外，尚有全国地方志，从州志、郡志、府志、县志、镇志共收有一千二百余种，三万三千三百八十卷，其中海内秘本有六十二种。藏书数量之巨大，使不少藏书家亦瞠乎其后。 
刘承干还聘请一部分人专门外出到全国一些藏书楼去抄书。最著名的是《清实录》和《清史列传》两部书的底稿，均在北京国史馆内，社会上已经绝迹，刘氏竟出资二、三万元派专人花数年时间，把这两部书全部抄回来。 
藏书楼不仅藏书，还聘请专家刻印书，用的是红梨木书版，共有三、四万块。刻印书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留馀草堂丛书》、《希古楼金 石丛书》以及《景宋四史》、《旧五代史注》、《晋书？注》、《章氏遗书》、《北琼室金石补正》等，共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 
刘承干还刻印了不少清朝禁书，有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李清的《三恒笔记》等。 
刘承干对刻书、校书非常严肃认真，每刻一书必请名家鉴定，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如王国维、吴昌硕、郑孝胥、况周颐、张元济、罗振玉、叶昌炽等学者都为刘氏刻书作出过贡献。印书的印刷铺则有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武昌陶子麟等著名印书处。所以嘉业堂刻印的书，质量俱属上品，深受国内外人士的赞赏。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称刘承干“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并风趣地称刘是“傻公子” 嘉业堂藏书楼全盛时期约十年左右。抗日战争前；刘氏家道逐渐中落，加上刘承干是富家公子，只会花钱，不会赚钱，又不善经营。因此，部份珍贵书籍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先后卖掉。如宋刊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和《魏鹤山集》、《窦反联珠集》等卖给宝礼堂潘明训；《宋会要》卖给了北京图书馆；《明实录》手抄本售与中央研究院；《永乐大典》售给大连满铁图书馆，（这部书现存北京图书馆）抗战以后，明刊本一千三百余种、抄本三十多种，以二十五万元的代价售与重庆中央图书馆，这批书现在台湾。解放后还把二千多种书售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仅收费数千元，系半送半卖。故至1949年藏书仅 存十万册左右。
最高电令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是闻名中外的文化宝库。藏书楼的创办者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1920年在故乡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构筑私人藏书楼，1924年书楼落成。藏书楼的总体设计为园林式格局，寓书楼于幽雅园景之中。藏书楼成一大“回”字形，二层楼房，楼上下共有五十二大间，气势宏伟，其间有“宋四史皇”、“诗萃皇”、“希古楼”、“黎光阁”等，均为藏书之所。自清末到解放前，经过刘锦藻、刘翰怡父子两代经营，花费八十万银元，收藏了十六、七万册图书，内有不少宋元善本古书和珍贵手稿、抄本、木刻、书版三、四万块，称为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今日的嘉业堂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以其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图籍、版片，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为何嘉业堂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还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周恩来同志电令保护嘉业堂藏书楼的感人故事呢！
据当时任嘉兴独立营政委的沈如淙同志回忆：1949年4月，解放大军渡江后，江南迅即解放。周恩来同志刚进入北京（当时称北平）不久，正在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忙当中，他还想到远离北京的水乡市镇上的这座藏书楼，电令加以保护，谁又能不为之感到钦佩和尊敬呢？！
当时嘉兴县解放不久。六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转来的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命令立即派出部队保卫嘉业堂，防止破坏。省、地委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嘉兴县委，要嘉兴县委调遣武装去保护南浔藏书楼。这时嘉兴县委已经建立，嘉兴独立营刚于六月一日由原独立团整编建制。杨铭同志任县委书记，沈如淙任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县委接电报后，杨铭同志把电报交给了沈如淙，要他执行周总理交来的电令任务，沈如淙表示坚决执行。当即决定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藏书楼东面是刘家的中西合璧式的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部队即驻扎其间。第二天，沈如淙和杨铭同志到南浔检查一连保护藏书楼的保卫工作，去嘉业堂了解部队驻防保卫情况。[1]
一连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在南浔很好地执行了保卫藏书楼的任务。但是为了保卫祖国的文化瑰宝，他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南浔附近的匪特不甘心失败，在部队进驻后，仍然企图伺机疯狂破坏。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同志（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遭两个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向荣同志夺枪，沈文书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文书连开数枪，沈向荣同志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出动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即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由营长刘先正同志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洒血卫典籍，嘉业堂完好地保护了下来。
两次灾难
六十多年来嘉业堂藏书楼经历两场大灾难——日寇侵华和十年“文革”。 
第一场灾难是
1937年日寇侵华南浔沦陷，日军纵火烧房，全镇一片废墟，然而嘉业堂藏书楼竟安然无恙。这是何故？原因有三：据说刘承干刻印古籍，乐于赠送别人，时有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曾多次来信向藏书楼讨书，刘承干是有求必应，满足他的要求。松崎之妻舅为“牧少将”，在侵华前，松崎一再叮嘱，如到浙江南浔，务必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事情果然，“牧少将”侵华时成了驻南浔日军的司令官，他下令保护藏书楼，此是第一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喜爱中国古籍但鄙薄残本，故在日寇侵华时，已将藏书每部抽去一至二册，成为残缺不全的书，故日军对残本不屑一顾，而未掠夺，此是第二说。第三说是刘承干在日寇未到南浔时，已将大部份珍贵书籍运往上海租界住宅中，得以保存。此是三种说法，似都有道理，也许三者兼备，待考。
文革第二场灾难是“文革”十年。红卫兵曾把藏书楼目为“封、资、修”的老窝，是破“四旧”的主要目标。但此时幸亏藏书楼有一位管理员汤福璋（已故世），他在所有大理石屏风和书橱上都用红色颜料涂上《语录》，这些红卫兵一进藏书楼大厅，满目都是红色《语录》，竟然瞠目结舌，你想想，谁敢砸掉语录牌呢？真是“吉人天相”，嘉业堂藏书楼绝处逢生，经过十年动乱，竟然完好如初。
现状
南浔镇于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军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浙江两大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和 宁波的天一阁），曾要陈毅司令员派兵保护，不使损失。故解放军专门派一连战士驻守藏书楼，保护了这批珍贵书籍。1951年11月，刘承干写信浙江图书馆，“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与贵馆永久保存”。当时由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干部接收。接收时藏书有十一万册左右，杂志三千余册，红梨木书版三万余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给藏书楼带来了新生。浙江省人民政府1984年拨款二十二万元作了修葺。如今的嘉业堂藏书楼房屋已修缮一新，园林也整治有序，大树参天，绿荷细柳，亭子出新，曲径通幽，人历其境，似处身世外，荣辱皆忘，心旷神怡。一些海内外名人学者大都慕名前来参观访问，这座藏书楼重又名噪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