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学风格
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独特情感体验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活道路。生活实践对于作家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而且也使他们具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而这种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的独特情感体验，又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着直接影响。
曹雪芹出生于受康熙皇帝所宠幸的贵族家庭。曾祖父曹玺在康熙二年任江南织造，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历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住在织造府。曹雪芹的父亲担任过江宁织造。但是，由于曹雪芹父辈的曹頫解送织物进北京时骚扰驿站，苛索银两，被山东巡府塞楞额参奏，雍正皇帝降旨将曹頫免职，并查封其家产，从此家道衰落。曹雪芹随遭罪之家由繁华的南京迁往北京，过着日渐艰苦困顿的生活。往昔的锦衣玉食已成梦幻，如今成了“举家食粥酒常赊”。这种不平常的生活经历，使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丰富而独特的体验，并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重大的影响，使他能够直面惨谈人生，正视鲜血淋漓的现实，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他在《红楼梦》第一回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旨趣，书中所写生活都是自己“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都是自己的切身体验，从而使《红楼梦》具有了高度逼真而又深微精妙，天然无饰而又浑然一体的创作个性。
以思想倾向为基础的创作倾向 
一个作家所受的思想影响，也会通过创作倾向表现在创作个性上。郭沫若曾接受过泛神论的影响。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种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的创作个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文学创作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表现。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湘累》）。强调自我，感情炽热，气势磅礴，夸张奇特，是郭沫若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在泛神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鲜明创作个性。
以个人气质为基础的个性心理 
个性，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精神面貌，它是在气质基础上形成的、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经常而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气质、性格、能力等，但气质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个性的客观自然基础。对一个人而言，“反应的快慢，情绪和强弱，注意时间集中的长短和转移的难易，以及心理活动倾向于外部事物还是内心世界等等”，都是由气质所决定的。在气质基础上所形成的个性心理，对作家感受、体验生活，对作家的艺术构思与艺术传达，最终形成艺术个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感情这种心理因素，对创作个性的影响就不可低估。感情有强弱隐显之别，强者显者奔放冲动，弱者隐者沉静蕴藉。奔放冲动者长于想象，长于抒情；沉静蕴藉者长于观察，长于描写。长于想象和抒情者，看问题观察事物，往往从大处着眼，甚至根据感情需要，把对象加以夸张变形：白发可以三千丈，雪花可以大如席，黄河之水可以天上来，风可将海吹立起来。长于观察和描写者，想问题看事物特别细心：雪花如柳絮，雨丝细如麻，风吹湖水泛涟漪。即使同是抒情，前者奔放如火山爆发，后者细腻若溪水流转。如对国破家亡，岳飞是“怒发冲冠”，李清照则“欲语泪先流”。
以艺术熏陶为基础的艺术修养 
一个作家所受到的艺术熏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是他艺术修养的基质，这种艺术修养基质，同样会反映到他的创作个性之中。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写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不只一家，以很多诗人为自己的老师。但在这很多诗人中，又以现实主义诗人为主体。具体地说，他接受的主要是《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亲近《诗经》中的风雅之作，推崇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赞赏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风范“诗看子建亲”，称颂初唐陈子昂“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这一文学传统影响了杜甫的创作见解：诗歌创作要从对生活的“遇”出发，从对社会、人生的“感”出发，从而形成了他直面现实生活，关心民间疾苦的内容特色和创作个性。
时代精神的影响 
任何作家的作品既是个人的创作，又是时代的产物。文学风格也是受时代因素影响的。其具体表现是：在同一或大致相同的历史时代里，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置身于类似的矛盾斗争，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受到相近的时代精神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必然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色。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之说，就是指的受时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时代风格。下面，我们以建安时代几位著名诗人的部分极富代表性的诗句为例，具体地剖析了一下何为“建安风骨”，看看它们表现了哪些时代特征。
曹操《蒿里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曹植《送应氏》：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王粲《七哀诗》：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蔡琰《悲愤诗》：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 
从建安时代这些著名诗人代表作看，所谓建安风骨即是：在内容上，几乎都是政治抒情诗。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展示了凄惨萧瑟的生活画面，抒发了诗人们悲壮愤激的情绪，寄托了他们忧时叹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有着比较一致题材和主题。概而言之，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这些诗人的共同基调。在艺术上，建安时代的诗人们抒发情怀，描写事物，不追求纤细的技巧；驱驾语言，摹写形象，尽力昭现生活状貌。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评论，建安风骨就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建安风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那个动乱的时代，主要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阶级属性的影响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该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并从他们的作品辨别出意大利文学的“柔和和甜密”，法国文学的“明彻、严密和优雅”，西班牙文学的华丽辞藻、庄严风格。爱情，是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永恒感情，爱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学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学品种。这种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表达爱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贵族少女，同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西厢记》女主角）和朱丽叶（《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极为不同。朱丽叶表达爱情单纯坦率，像晶莹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 
如果你的爱是可靠的， 
你的心思是结婚，明天就给我一个信， 
我会叫一个人去找你，你告诉我，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婚礼可以举行。 
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你， 
随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民族特色。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早，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英国人有朝气，喜外露；他们的文学也爱明喻，富有幽默感，对爱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与朱丽叶大不一样，她婉转曲折，缠绵悱恻，时气时恼，忽喜忽悲。当老夫人赖婚，张生相思成疾时，莺莺派红娘去问候张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红娘传来的书简，但看过之后，粉面含春的容颜马上布下一层严霜。她约张生月下幽会，当张生如约赶来时，她又沉下脸来：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 
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为，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即使有感情要表达，也只能通过隐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现。 
除时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阶级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也较明显，有时候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它会影响到不同阶级风格的形成。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也在于此。
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是平均发挥作用的，可能某种因素的作用力强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决不可能仅有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杜甫诗作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既与他接受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有关。李白的奔放飘逸，一方面关涉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社会经历，另一方面还关系到他的个性气质。
文学风格的表现
文学风格体现于作者塑造的人物，以及人物性特点，和文字的个人表现力。如郑渊洁的文字富有极强的辨认力，而辨认力是由于文学风格而形成的。
风格在作品内容方面的表现
A. 作家选择题材的一贯性 
B. 感情传达的独特性 
C. 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 
D. 作品主题的独特性
风格在作品形式方面的表现
A. 表现在作品体裁上 
B. 表现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 
C. 表现在语言上 
D. 表现在情节结构、
作家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
文学创作是出于作家自我的心理需要。作家通过创作活动，抒发自我情感，表达自我理想，阐释自我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与追求。因而他的创作个性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极其深刻的 ,是形成文学风格的直接原因。法国的布封认为，“风格即人”。歌德进一步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 明白 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里，歌德不仅强调了风格与作家心理的内在联系，而且还强调了人格对风格的重要影响：人格是形成风格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美学史上，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涉及到了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曹丕的“文气说”，率先指出了作家个性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强调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刘勰进一步研究了文学风格与作家在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基础上形成的创作个性的关系，指出文学风格是由作家个性所直接决定的，作家有什么样的“才”、“气”、“学”、“习”，就会创作出什么样风格的文学作品。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正”，他们创作出的作品风格大不相同：“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涎，故理俊而词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龙》）。
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
长期以来，理论界在强调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时，常常忽视了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巴尔扎克就曾谈到作家个性、人格与其作品风格的不一致现象。他说：彼德拉克、拜伦爵士、霍夫曼和伏尔泰，他们的性格和天才是相接近的，然而拉伯雷——一个有节制的人——却在他的生活中驳斥了自己风格的无节制以及自己作品中的形象……他喝的是白水，却颂扬 新酿的酒 ，正象布里亚萨瓦兰一样，他吃得很少，却赞美丰富的食物。 
布瓦洛也是这样，他的柔和文雅的谈话跟他那种大胆诗句的讽制精神是不相称的。
创作风格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巴尔扎克用大量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作家个性特征与创作风格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如果从哲学的观点解释这种现象，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一致的观点，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不一致的现象，正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
文学的形象意蕴大于作家的思想观念。 
文学的形象和意蕴具有无限的生动性，丰富性，他所蕴含的内容远比作家的思想和个性丰富，而读者从作家的具体作品中所感受、体验到的东西也远比从作家本人身上所得到东西丰富多样。
文学的理想性质高于作家的现实人格。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前性，它总是力图提供高于生活的理想追求以激励人们迈向未来。如果一个进取精神强，思想品质好的作家，他的现实追求与文学的理想追求就可能一致。如果一个缺少进取精神，思想品格不高的作家要在文学中追求理想，那么，他文学作品中的理想追求就会远远高于他的现实人格。
文学的典型性格大于作家的个性心理。 
文学典型，不仅具有形象的独特性，思想的深刻性，而且还具有性格的丰富性、变化性，甚至多极对立的二重组合性。特别是像曹操和阿 Q那样的圆形人物，他们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丰富性、变化性、矛盾性是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作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由于受到社会关系网与历史合力网的制约，不允许他的性格任意变幻，他的个性心理也往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创作出丰富性格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想象力丰富、创造力的强的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处于虚幻情势时，他们就可能创作出具有性格丰富性的典型形象。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文学典型的性格也远比作家的个性丰富多彩。
研究作家人格与文学风格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研究作家人格与文学风格时，一定要具有辩证的文学风格观，既要看到文学创作是作家“各师成心”，文学风格就会“其异如面”；也要看到文学创作中作家隐蔽己心，文学风格就会不等于人。否则，我们的文学风格论就无法解释文学史上的一些特例：作家人格、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克罗齐早就告诫过我们：
推断
如果要想从某人所见到而表现出来的作品去推断他做了什么，起了什么意志，即肯定知识与意志之中有逻辑的关系，那就是错误的。许多艺术家传记中的传说都起于风格即人一个错误的等式。好像一个人在作品中表现了高尚的情感，在实践生活中就不可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或是一个戏剧家在剧本中写的全是杀人行凶，自己在实践生活中就不可能没有做一点杀人行凶的事。艺术家们抗议道：“我的书虽淫，我的生活却正经”。不但没有人相信，反而惹到欺骗和虚伪的罪名。
研究文学风格
在研究文学风格问题时，若没有辩证的风格观，只看到作家人格、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而看不到其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对文学实践极为不利。在创作上，完全把人格与风格等同，强调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势必将创作引向歧途：那些人格伟大的作家害怕写不出风格伟大的作品而疑虑重重，那些人格卑下的作家害怕遭人非议而犹豫傍徨。在批评中，完全把人格与风格等同，强调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势在将批评引向简单化：把作品中人物与作家等同，追踪索迹，导致文学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