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夏立君
夏立君-作品
代表性作品有散文《时间之箭》、《在西域读李白》、《冰雪里的灵魂》、《李斯：中国古代思想分水岭》、《丝路行走》等，小说《草民康熙》、《天堂里的牛栏》等。其作品以思辩、哲理、深情见长。
夏立君散文三篇
时间之箭   
在西域读李白
李斯: 中国古代思想分水岭    
序文二篇
梁衡 ：为了初衷——《时间之箭》序
卞毓方：像根那样——《心中的风景》序
时间之箭
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面对流水，孔子想到了时间。孔子这样想的时候，对时间这一概念，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时、分、秒等石头般坚硬无情的表达。孔子及古人把时间称作逝者、逝光、光阴、光景、时光、流光，他们用日晷、沙漏对时间进行模糊的把握。他们与时间的关系，比我们与时间的关系要混沌诗意一些。他们的时间里似乎有温暖，有生之气息。我们的时间里可再也找不到称作温暖的东西了。
凝视着大水流动的样子，孔子还是感受到了恐惧，感受到了时间之箭的锐利。   
水，流水，川流不息之水，变幻不定，永往直前，不由分说，强行带走，绝不回头。逝者，逝者，来自何处，逝往何方？逝者，你是在不停地死去，还是在不停地诞生呢？
时间是“事物”，是什么事物？我们能看见光，看见山、河、日、月、星辰、花草虫鱼，我们能听到声音，感受到风，感受到温暖或冷冽，什么也没有的地方，我们还能看见一团虚空。可是，时间在哪里？我们盯着的那一团虚空里有没有时间？
时间是宇宙的看不见的骨头，摸不着的神经，听不见的雄辩。时间是沉默的批评家，是宁静的暴力。“大音希（稀）声，大象无形。”（老子语）在所有事物竞相呈现“嘴脸”的宇宙里，无声无形者，惟有时间。它的力量太大太可怕，只好选择沉默、无形。
试看天下，张牙舞爪者，必为能量有限者。
二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唐·李白《把酒问月》）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诗人为明月的浩荡光芒所陶醉，情怀苍茫，向谜一样的宇宙发出了诗意的追问。他们的追问是不求答案的。他们不会想到，短短千年之后，后人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月亮的诞生时间和寿命，人类的进化过程，等等，全都有了冷冰冰的答案。
所有事物，必在某时开始，某时结束。表现最鲜明的是生命现象。刹那间，无量数生命无中生有；刹那间，无量数生命又被无声删除。时间的左手为我们打开生命之门，右手又将生命推入万劫不复的黑洞。诞生、生长之时，唇吻翕辟，微笑狂歌，满目青山，欣欣向荣；转瞬之间，萎缩、枯燥、僵硬，生机尽丧。无生命之事物，山、海、地球、太阳、银河系等等，竟也遵循与生命近似的生死规律。
时间是总裁判，它不但拥有所有开始，也拥有所有结局。
20世纪20年代，哈勃发现红移定律，科学家们由此惊讶地领悟到：就像由分子、单细胞开始，最终进化出人类一样，宇宙竟然也是不断演化的。宇宙起源于“奇点”。那“时”，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导致爆炸发生。——时间开始了，空间展开了，太阳燃烧了，地球凝成了，月球被抛向空中，海洋涌起波涛，生命狂欢，人类站起来了，李白把酒问月了。
斯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里，常常提到上帝。当他描述黑洞和奇点时，我想，你为何不问一问此时此地上帝在哪里呢？霍金不问。爱因斯坦同样如此。他们的思维欲穷极宇宙，但同时明白人的灵魂需要禁区。他们对能解答的尽力予以解答，不能解答的就还给上帝。宇宙是供人类思考的，上帝不是。时间不能衡量上帝。只是他们有个共同发现：上帝很清闲，上帝无所事事。
上帝无所事事。
人类以宇宙为背景而忙碌。
人类在时间里忙碌。
人类太忙碌了。
三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元稹《行宫》）
从前、古时候、很久很久以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间故事总是这样开头。事物在已逝的时间里展开，时间之箭向我们的身后飞逝。从事物总是在持续迅速地变化这一角度看，时间就是一场弥漫所有空间的飓风，成就一切，衡量一切，摧毁一切，所有事物在它面前必定一箭毙命。在时间这个最伟大的批评家面前，不论曾经多么绚烂华丽，最终必显露苍白本质。不可一世的玄宗皇帝，转眼之间成了“从前”，成了白头宫女茶余饭后的谈资。
玄宗曾是一种巨大的存在，他是那一段时间里的恐龙，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重要。颤抖的臣民向他表达最崇高敬意的方式是对他高呼万岁、万万岁。数千年来，“万岁”一直是皇帝的专门称谓，似乎为了强加这样的意思：只有他能突破时间的裁判，时间里不能没有他。
秦王嬴政39岁称帝，他选择“始皇”为名：我创造了新的时间，属于我的时间开始了。始皇以他疯狂般的伟力，把人世间能征服的都征服了。他看着自己创造的不世伟业，颇为满意。还有什么供他征服呢？——时间，他企图征服时间。晚年始皇狂热地追求成仙，他要成为能够彻底摆脱时间裁判的仙人。寻觅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一批又一批奔向远方，与秦始皇玩着危险的游戏，有的方士不慎被杀。秦始皇在巡游庞大帝国的途中染重疾，死神迅速向他靠拢。死——把“时间”交出来，对始皇来说是一个难以正视的事件。他讳言死，犯讳者立即处死。有人把一块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文字的陨石送给始皇，他命人以烈火将其焚毁。这正显露了他内心的恐惧。始皇之死，死不瞑目。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人掌控时间的冲动是强烈的。伟人那巨大的力量甚至取消了人们对时间的正常感觉。诗人胡风诗兴勃发，动情地高呼：时间开始了！可是，诗人手里显然并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因突然降临的迫害而发疯。伟人的时间开始了，庸众的时间却在昏睡。伟人的健康成为时代的最重要事件，其正常死亡则成了意外降临的最大灾难，如给了“人民”一记闷棍：他一直在保护我们，可是他突然放弃了这件除他之外谁也干不了的大事，从时间里消逝了。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无依感：没有伟人赋予意义，我们的时间似乎就成了彻底的空壳。
所谓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
幸亏时间给了人类“闲坐说玄宗”的权力，去稀释巨人造成的空前压力。
四
“仙界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民谣）
深厚渊默的宇宙一定有这样的善意：把时间公平地赋予每一个生灵。
可是，时间错位，时间歧视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
总是小人物等候在大人物的门前，而不是相反。秦始皇可以对所有人说：我没有时间。而所有人都不可能对秦始皇如此说。秦始皇让你去作战，建长城，修陵墓，你不可能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他。
欧洲文明人到达美洲大陆，他们发现，美洲土著和他们这些文明人不在同一时间里，土著人生活在文明人数千年前或数万年前的时间里。在时间里走得快的人，毫不留情地对走得慢的人举起了屠刀，美洲土著几近遭受灭顶之灾。澳洲土著的命运也是如此。那些文明强盗对亚洲人、非洲人怀有同样心思，只是因文明进程相对较近，他们没办法吃掉我们。
基于一些简单思维，我对外星人曾经到达地球的各种学说怀有很深的怀疑。我坚信，所有关于UFO的知识没有一件能被证明不是无稽之谈。
日地距离是8光分（光在8分钟内所走距离），假设太阳此刻熄灭，8分钟后人类才知道。这一点距离已经令人类望洋兴叹了。太阳的近邻“普罗希马半人马座” 恒星，距我们4光年，不知未来的人类能不能克服这一距离。人类已知：类地球行星在宇宙中极为罕见。近邻4光年处没有，1万光年距离内未发现，2万光年距离内未发现。不久前，科学家终于在距我们⒉5万光年处发现了一颗类地行星。假设这颗类地行星此刻爆炸，⒉5万年后人类才会知道。
宇宙里有能克服如此遥远距离的生灵吗？
上帝让星际距离如此遥远的目的是什么？
——上帝喜欢一个空空洞洞的宇宙？让宇宙中的生命永远老死不相往来？给无情的时间提供足够大的舞台？
假设外星人一旦到达地球，面对我们，恐惧躲避、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肯定不是外星人。我们难以想象他们在智慧上的发达程度。他们必有控制人类的绝对优势。他们也许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地球人刚刚进入原始信息时代，大约类似我们500万年前的状态；由于进化时间的巨大差距，我们与他们无法沟通，就像他们与地球上的青蛙无法沟通一样……
如果这些外星人像人类一样有凶残的一面，他们也许会作出这样的决断：地球文明太原始了，地球人是不值得珍惜的物种；应当把地球打扫干净，当作我们的空间站或殖民地。
如果他们是本性善良的，或许会做出这样的决断：地球人已经可以归入智能生命之列，应加以保护；地球人寿命很短，繁殖能力惊人，对环境的破坏力惊人，如果不加以干涉，地球人会在短短1000年（地球年）内灭绝。
有能力到达地球的外星人，在地球人眼里，那大约就像是上帝，或上帝的使者吧？
人类的想象力很发达，但在哪一个人的想象里，上帝不是一个人形生灵？
上帝永远站在人类认识能力的边界上。
五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唐·李贺《梦天》）
地上的诗人使劲让自己站到天上去。
从一个很高很远的地方看一看自己，这似乎是人类亘古以来就有的冲动。 
大爆炸理论这样描述：大爆炸形成的宇宙是一个在某时开始，某时结束的宇宙。人类思考的就是这个宇宙。我由此推论，既然如此，这个宇宙必是一个有限宇宙。而有限宇宙必以无限宇宙为背景，就像一粒原子必以物质世界为背景一样。那么，这样的有限宇宙及尚未爆炸的奇点是不是应当遍布无限宇宙？
一个普通人对宇宙对时间的感受与伟大科学家的思考肯定有天壤之别。面对宇宙、时间，我的大脑我的灵魂只能陷入混沌。我知宇宙存在，宇宙知我存在吗？我只好替宇宙答道：不知。
我们的身体由原子组成，可是，我怎么觉得我距离原子和距离宇宙一样遥远啊？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善良的托尔斯泰向一只呱呱而啼的青蛙弯下腰去，他问道：你好吗，你活得愉快吗？
青蛙转身跳到了水里。
情感伟大的托尔斯泰，晚年完全摒弃了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恶习：傲慢。他向所有弱者，向所有强悍者，向所有恶人，甚至向一只青蛙弯下腰去。
“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圣经》）
只要把眼光放得稍微高远一些，就应该理解：上帝（或宇宙或时间）绝不会把青蛙和人类区别对待的。
青蛙的心脏在跳动，人类的心脏在跳动。所有生命甚至无生命的一切，都有一种“激动”的表情。企图掩盖什么呢？
时间，必将揭露一切的时间，你的心脏在哪里？一切都将寂灭于时间里，时间寂灭于哪里？时间，你为何一定要把激动不已傲慢自大的我化为一粒尘埃？
在最寂静的深夜，在几乎只有自己心脏跳动的虚空里，我似乎听到了时间之箭飞逝的声音。
飓风里的这一粒尘埃，上哪里去寻找一个确立自己的十字架？
2008年3月
在西域读李白
赴新疆之初，想到将要在中国最西部的一座小城里度过三年时光，便尽量多带些书。可是行李实在太多了，只好再减。有些书反复数次放进去又拿出来，但《李太白全集》（清人王琦辑注本）却始终未使我产生这种犹豫——还有比西域更适宜的环境来读李白吗？
一
公元762年秋，病骨支离的李白什么都不需要了，唯要酒，酒。他一生醉得太多了，但这是最后一次。他举杯邀月，却发现月在水里，他悠悠忽忽扑进水中，抱月而眠。依照古礼，溺死不祥，何况是醉酒落水。他的亲朋对此讳莫如深。可这实在是最诗人的死法。谁像他这样认真 又天真一生？连死都是一首诗。他那天籁似的诗文，他那横空出世般的才华，萌芽于何方？他与我们为何如此不同？他为何如此独特与纯粹？——他的诗文与人格体现出来 的异域情调太醒目了。“小时不识月，唤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古朗月行》）尚不识月的小李白在哪里呢？在中亚碎叶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那是他的血地。李白的生命是由西域移植到大唐版图的。
李白的崇拜者魏颢，跑了数千里地，一路打听漂泊不定的李白，终于在广陵见到了他。魏颢像贺知章乍见李白惊呼他为“谪仙人”一样，倾倒于他的形象。他这样描述他眼前的诗人：“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在广袤的新疆大地，在天山南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我不断作或长或短的漂泊。 山河壮丽，人民纯朴，我闭塞的心灵一再受到有力的震撼。那些在绿洲或雪山脚下讨生活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的眼睛和面孔，总是令我想到魏颢的那两句话。我的所见似乎无不印证我的一个猜想：李白不可能没有异族血液。从李白幼年上溯约一百年，李白家族在隋末遭受重大变故，全家人从陇西成纪流放于遥远的中亚碎叶，那是大唐的最西缘。历史记载，他们不得不过着“隐易姓名”的生活。祖先具体犯了什么罪，李白没有说，他的亲朋好友也没有说。李白5岁那年（唐中宗神龙元年），在中亚度过了漫长岁月的李白家族又举家内迁。各种记载提及此事时均说“潜还”“遁还”，看来，对这个家族来说，这又是一次充满挑战的惊心动魄的大动作。这真是一个漂泊者的家族。李白以上五、六代内，即使是平民，也一定出过一些非凡的人物。他的父亲名叫李客，这显然很像一个漂泊者才有的名字。这个漂泊的家族在地广人稀的西域在以游牧者为主体的的人民中间，顽强生存上百年，完全拒绝异族血液是不可能的——李白至少是半个胡儿。这仅仅是我的猜想。我还进一步推测，李白及亲人只所以对此只字不提，可以从中原人特有的心态及儒家文化上予以解说。在此不再赘述。
这个漂泊者家族终于孕育了一位伟大的漂泊者。历史在此与一个伟大天才相遇。
隋唐之前，正是所谓匈奴、鲜卑、羯、氐 、羌五胡乱中华的近三百年大分裂时代。胡人的铁骑潮水般漫向中原，将中原已显僵硬的版块踏碎，而这些碎块又以柔性之力令铁蹄最终疲软下来。迟至6世经纪末7世经纪初，五胡全被汉人同化，汉人仇视恐惧异族的心理也在广大地域里消失。涌动着异族新鲜血液的李渊、李世民和广大民众昂然而起，中国历史上最具光彩的时代到来 了。唐朝开朗雍容的气势在整个封建社会空前绝后。唐人的心态是最为健康的。鲁迅曾说，汉唐之后就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这话也许偏激，但却深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词句）英雄 气概复仇激情的背后是咬牙切齿又萎靡的宋王朝。岳飞是悲壮的，但没有时代的悲壮与之相应。“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辛弃疾词句）写得多么美！但又多么凄厉悲凉啊！一个内敛退缩的王朝投向边塞投向异族的眼神必定是仇视的畏葸的。宋如此，明如此，晚清也如此。
只有大唐的江山才能安放天才诗人李白那放达的脚步。
唐诗中向往异域的气息是强烈的。诗人们纷纷奔赴边疆，写下了许多境界雄放的诗篇，那些边塞诗实在是唐诗中的金子。在书房中低声吟哦的诗人，一踏上西北大野，就放开了喉咙。但所有的人都没法与李白相比。与他们的方向相反，李白来自西域，他本是西域 人。“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李白《前有樽酒行》）胡人第一次以这么自然深情的形貌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洗兵条支海上雪，放马天山雪中草……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李白《战城南》）地广人稀正是好战场。读着这样的诗句，你仿佛感到诗人就是一个胡人。
历史的伟大契机在此生成。没有那个开放的时代，这个饱含异质的天才会被扼杀；没有这个天才的加入，那个时代也会减却许多光辉。
二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客中作》）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诗人眼中的时间和宇宙——天地间只有逆旅（旅馆）和过客。他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作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高兴时则“仰天大笑出门去”，失意时则“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实在太非同寻常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笑。吾亦淡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传说中他曾手刃数人。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些游侠行径。他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李白抚尸大哭。大约那时洞庭一带还是很荒凉的，一老虎来了，李白坚守不动。老虎走了，他将朋友权且葬下，后又返回旧地，起出朋友骨殖，就着湖水洗净，背着这骨殖走了很远的路，为朋友重新选择了葬地。这份超乎功利之上的痴情，就是一位真正的游侠了。即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些无赖的游侠脾气也是不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待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之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以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鲁仲连功成却拒绝平原君赏赐给他的富贵功名，因而取得了不仰视权贵，进而折服权贵的资格。李白大呼要功名，要富贵，要酒，要女人，要朋友，却仍然要求权贵与他平交，不得小看他。这个李白呀，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妄想。
我在阿勒泰、伊犁等西域城市之间跋涉，每个地方的人文地理都给我以有力的震撼。几十个世纪以来，这片广袤的大地为游牧民族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游牧者后裔的单纯与猛烈。昆仑山、天山、阿勒泰山，像横亘中亚细亚的三架竖琴，将咚咚的马蹄声传递到最遥远的地方，骑士们贲张的血脉不理会任何荒凉。成吉思汗的马队从塔尔巴哈台从伊犁河从阿勒泰山掠过中原，将浩瀚的里海变成内陆湖。多么凶蛮单纯而强烈的节奏啊。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可真是大手笔呀。
李白从另一个方向来了，大地高山冰川骏马胡姬，全化为他的精神马队。他不在意中原已有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纵笔横扫，狂飚突进，给大唐诗坛注入西域骑士的剽悍与纯粹，令所有骚人墨客为之一惊。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一下子飞扬起来 。
游侠李白奔腾而来，双脚和诗笔生动了大唐山水。
三
行笔至此，不能不说到与李白双峰并峙的伟大 诗人杜甫。
李白诗中十句有九句言妇人美酒，每为卫道士所诟病，杜甫则受到后世一致 的崇拜，杜甫的影响远比李白巨大也是事实。贬李扬杜正是千年传统。有趣的是，最欣赏最理解李白的恰恰是杜甫。一生悲惨的杜甫对同样悲惨的李白的缱绻深情，千载之下仍令人唏嘘不已。“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 杀 ，吾意独怜才！”（杜甫《不见》）“秋来相顾尚漂萍，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别人看李白，只见其“佯狂”，只见其“痛饮狂歌”，只对李白喊“杀”，杜甫却深知他的大空虚大寂寞大孤独，深知他无根漂萍般的悲惨人生。“飞扬跋扈为谁雄？”是啊，为谁雄呢？李白没有奉献自己的对象呀！更为有趣的是，李白却将杜甫看得平平，诗文中很少提及如此牵挂疼顾他且深刻理解他的杜甫，有首诗还讥讽杜甫诗写得太多，将写诗看得太重。这真有点令人为杜甫抱屈了。杜甫对李白，见出杜甫胸襟的丰富伟大；李白对杜甫，见出李白的单纯与洒落不拘。同为孤独悲惨的诗人，李杜从不同方向步入人生和艺术之路。杜甫忠，有明确的奉献对象，他为君主为心目中的正义而战而歌；李白叛逆，只忠于自己的感觉，他为生命而战而歌。杜甫是中年老年，他青年时代的诗作也充满了成年人的牵挂和忧伤；李白是少年青年，暮年时的作品也充满着青春光彩。杜甫是大儒是农民是诸葛亮，李白是游侠是骑士是唐吉诃德。杜甫 压抑内敛，李白纵情张扬……杜甫身后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只是那些“士兵”都比杜甫矮小；李白身后则空无一人。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贬李扬杜的千年传统，正是儒教驯化出来的侏儒在喋喋不休。封建士人很容易进入认同杜甫的境界，他们在精神上有某种同构，却难以认同李白，他们在精神上不同构。最缺乏什么，我们就最反对什么，最不能容忍什么。这样说来，杜甫之理解李白，确实是一种极为伟大深刻的情感，这种情感包含着对自我的某种超越。杜甫的伟大 才是我们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李白与我们却本应是最可以亲近的，他所表达的生命愿欲，平等，自由，青春激情，才是我们每个生命都会自然发生的。但侏儒们将自己斫丧后，又要举刀斫丧他人了。贬李扬杜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排异现象。
能在西域读李白，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1999年10月
李斯：中国古代思想分水岭
1
短命的秦王朝是中国古代史一道最根本的分水岭。它把一切都分开了，它甚至能区分开古人的表情。孔子、孟子、庄子、老子、荀子等先秦人物，在我们的想象里，他们的形象总是或敦厚或幽默或黠慧，他们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他们的作品就证明他们是棱角分明生动可爱的；而董仲舒、朱熹、二程、张载等秦后人物，你是不是很难从中想像出一张生动可爱的脸来?他们一代一代只干一件事：把别人嚼过的馍再嚼一遍。
这两列人物中间，站着一个难以忽视的人物：李斯。李斯是何表情?想象中应该是这样的：算计的、紧张的、洞察的、不苟言笑的，总之，是一个刀笔吏的、阴谋家的表情。
李斯，一个把自己卖了大价钱的人，一个敢下赌注的人，一个最终输得净光的人，一个反文化的文人，一个反对一切思想的思想者。他一个人就形成了一道中国古代思想的分水岭。李斯之前，思想者顶着自己的脑袋生动地奔波于途；李斯之后，思想者的脑袋里就安装上了固定程序，有了嘟哝一下就管用的紧箍咒。
擅长以深情史笔作无情批判的司马迁，面对李斯这个独特文人时，其深情与无情似都达于极致。《史记·李斯列传》开篇就让李斯认真严肃地面对处境不同的老鼠：
“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老鼠真可称为李斯的“励志鼠”啊！——老鼠，老鼠，李斯的身上从此就散发出强烈的老鼠味道。处境不同的老鼠促使李斯对人生命运作了极为现实功利的思考，从此走上了一条为谋求高位不择手段的道路——他羡慕那官仓鼠，梦想成为光荣的官仓鼠。
李斯的处世哲学可称之为“老鼠哲学”。
2
李斯是幸运的，他遇到了那个时代真正的大师——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荀卿。荀卿以孔子思想继承者自居，但反对孟子性善说，提出性恶说，即承认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因此，他在孔孟仁义之外，对“礼”这一范畴作出重新阐释，主张经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及强制，化恶为善。李斯就是在性恶论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政治明星，只是他显然弄丢了老师荀卿最宝贵的某种东西。
李斯向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即牧民之术、统驭天下之术，然后离别故乡楚国西入强秦。入秦后又谄事炙手可热的权臣吕不韦。他辞别老师荀卿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什么耻辱比贫贱的耻辱更大，身处贫贱却不思摆脱如同禽兽。”李斯走了，荀卿数日寝食难安，他感到这个弟子的野心太活跃了，他对李斯有一种前途未卜的忧虑。他的忧虑是有深刻原因的。荀卿的思想路径是承认恶而导向善，而汲汲于利的弟子似乎太容易承认恶而导向恶了。
战国末期，国家和个人全都呈现出一副汲汲于利的焦虑姿态。荀卿的两个天才弟子李斯和韩非，后来都死于非命。他们不愧为同窗，思维轨迹甚至性格都有一致性，都是性恶论的过于聪明的信徒。从韩非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平安度过一生压根儿就不太指望，李斯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荀、李、韩师徒三人文章的共同点，可以说是论题鲜明，说理透辟，富于激情。只是两个弟子的文章少了些浑厚，更趋于峻急峭薄，干脆犀利，也更加实用功利。荀卿是略带法家色彩的儒家，其弟子则是完全实用主义的法家了。韩非是韩国公子，大约是见识了太多的上流社会的丑恶，相信人只有逐利之念，人与人之间只有“算计之心”。韩非对那个时代人性的判断可能基本是对的，但照他的学说去实践却只能是灾难性的。韩非学说呈现强烈的阴谋色彩，有两点尤其备受后世指责：一是君主要有阴险刻酷的御下之术；二是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李斯在末日将临，于困境中痛苦挣扎之时，就用韩非的这一学说讨好二世胡亥。李斯思想的系统性不如韩非，他对韩非学说口服心服，不唯经常引用，还身体力行。狐疑、尖锐、刻薄，可以说是韩李性格的共同点。“故明主之君，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五蠹》）。你听这声气口吻，与后来李斯劝始皇焚书的口气何其相似。悖谬效果出来了：李斯越是认真地实践韩非学说，就越不能容下韩非这个人。韩非也到了秦国，昔日的同学成了同事，两人很快势同水火。韩非最终被迫喝下李斯派人来的毒药自尽。这是司马迁的“李斯妒杀韩非说”。对此历来多有争议。我宁愿相信，在秦统一前夕，意气风发的李斯不至于因妒忌就杀他所佩服的同学，李斯并非韩非命运的的第一决定人，即便是，当时尚有“国际社会”，他完全可以放老同学一条生路，让韩非离开秦国。李斯的心灵里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阳光的。但不管韩非死因为何，可以肯定，他们是很难长久和平共处的。孔孟游说四方，心系天下，超越一已私利，有艰难，却无凶险。韩、李特别是李斯，思想行动带有强烈的个人功利意识，人生便时时如履薄冰了。提倡性善，性未必能善；认可性恶，若无制恶的相应路径，则性必定恶，且恶必定膨胀。荀卿是设计了路径的，却被一心逐利的学生弄丢了。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不只现代如此，古代也如此啊。荀卿因这两个刻薄又能折腾的学生而饱受后世诟病。
3
李斯不是庸才，在波诡云谲的战国时期，在危机四伏的秦王朝，他用其智术，骋其雄辩，奋斗二十余年，辅佐赢政完成统一大业，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青年时代的梦想化为现实，他所恐惧的卑贱之位被摆脱，他终于成了一只“官仓鼠”。他的儿子们都有官做，且皆娶公主，他的女儿们则都嫁给了秦诸公子，真可谓极人臣之尊。应当说，李斯面对权势者虽有奶就是娘，但谋取高位的途径仍是有尊严的，他毕竟是出色的政治家，他毕竟为秦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此后，他为保住尊严高位却用尽了极不尊严的手段。
李斯一反统一前上《谏逐客书》时为自己也为其他士人张目的伟岸姿态，在《上始皇书》中说道：“今陛下并有天下……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不去，黥为城旦。”他唯恐始皇“焚书坑儒”不够彻底，再一次上书道：“……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不举者与同罪。”靠士人身份敲开富贵大门的李斯率先向士人向知识向文化开刀，比暴君自己想得更周到也更刻酷。正是知识分子李斯直接促成了始皇“焚书”之举。至此，官仓鼠李斯已完成了精神自宫，成为一“精神太监”，一个货真价实的刀笔吏。他曾有的建设性丧失殆尽，作为暴政自觉的帮凶，只知去斫杀良知。
焚书第二年始有“坑儒”，坑儒实为坑术士，四百六十多位术士被集体活埋。《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儒没有被集体坑杀，但以其他方式杀儒应当并不罕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仅从刀笔吏这一句杀气腾腾的话就可判断，那时杀儒应是平常事。“焚书坑儒”成为定论，实为后世对秦朝、秦始皇、李斯的道德批判。
昔日需要李斯仰视的一切，除了皇帝，其他都变成可以俯视的了。老师荀卿曾告诫他“物禁太盛”，在尽情享受富贵尊荣之时，想起这句话来，不免也有些心惊。但在平坦大道上狂奔的车马，是不容易意识到前方有悬崖的。始皇巡幸梁山宫，恰巧从山上看见李斯在众多车马的簇拥下从山脚经过，心中不悦。宫中有人打小报告给李斯，李斯立即减少了车马的数量。自然又有人向始皇打小报告，始皇追查泄密者，查来查去无结果，便杀掉了当时所有在场的近侍。李斯得知这一事件后想必会吓出一身冷汗，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大约更强烈了。
官仓鼠再肥再大也是鼠，而暴君是猫。暴君有权把你养在官仓，也有权把你扔进厕所乃至扔进屠宰场。世上本来就不会有永远高枕无忧的官仓鼠。
4
公元前209年（始皇37年），始皇死于巡游途中。时长子扶苏随大将蒙恬督军在外。始皇死前遗令扶苏回咸阳参与主持葬仪，也即确定扶苏为继承人。赵高却另有打算：杀扶苏，立胡亥。赵高将这一戳破天的大阴谋向李斯和盘托出，逼李斯表态。作为新兴大帝国的丞相，李斯太清楚这种选择对帝国对天下对他个人有多么凶险了。他有过挣扎抗议，但贪恋禄位的李斯已无力摆脱赵高的控制，赵高总是能够捏紧他的软肋。赵高对李斯说：扶苏更信赖倚重你，还是更信赖倚重大将蒙恬？赵高又说：借此千载难逢良机，我能开创“君听臣之计”的新局面！一再堕落的李斯彻底屈服了。
李斯、赵高、胡亥三人以恶相济，致有“沙丘之阴谋”，矫诏杀扶苏，立胡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王朝立即陷入大阴谋所造成的腥风血雨里。始皇是一个不乏伟大韬略的暴君，二世胡亥则只有流氓的跋扈与禽兽般的贪欲。他对赵高说：“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好，穷心志之所乐，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于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赵高献计道：“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贪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亲信者近之。……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于是杀大臣于朝廷内外，灭十二公子于咸阳，肢解十公主于杜，血光冲天，惨绝人寰。专制依赖阴谋，阴谋强化专制。二世的政权是靠暴力加阴谋取得，其无人性必然更加登峰造极。
李斯明白自己的处境更加险恶了。但他从无退却的准备，他实际上已断绝了自己的退路，他只有继续滑入无人格的深渊。大火烧起来了，他就是点火者之一，他只好火上浇油。这个不乏智慧的人，这个为秦王朝创制一系列法令制度并予以推行的纵横捭阖的政治家，现在不得不把自己降低到宦官赵高的水平，同赵高展开了面向胡亥的卖身求荣的比赛。李斯上书胡亥：“……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是故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途），掩驰说之口，因烈士之行……”这是韩非学说的翻版。最后三句的意思是：这样之后才能堵塞仁义之人的道路，封住游说之士的口，限制节烈之士的影响。文人李斯自己纵人性之恶已达此极端，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君主要纵恶何劳你劝说呢？杀掉你都像捻死一只蚂蚁。当此处境，李斯黔驴技穷。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可耻地将他人当作诱饵抛给嗜血的毒蛇。他已经比赵高更是小人，更卑鄙，他的生存陷入了彻底的黑暗的深渊，灵魂里一丝光亮也不存在了。
赵高、李斯、胡亥结成暂时的同盟，共同实施将社会上仅存的良知斩尽杀绝的策略。可是李斯与赵高的生死搏斗同时也在进行。他们一同供养着暴君，又不失时机地向暴君进对方的谗言，必欲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体制不但不能抑恶扬善，反而极力扬恶抑善了。李斯、赵高、胡亥三人竞赛般焕发倾泻出人性之恶。人人以阴毒险诈为能，生存之所已化为地狱。现代哲人有“他人即地狱”之说，李斯们则可称为“人人皆地狱”。
荀卿具有思想家的开阔和仁厚。韩非学说虽已流于刻薄，但止于理论，黑厚之事他干不来。李斯以笔为刀，大动干戈，企图以恶制恶，恶却越制越多，他不知道，自己心灵深处的恶正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奴隶主，李斯则成为向奴隶主完全屈服的奴才。秦朝真是一个刻薄的王朝，不止虐天下，连皇子皇孙都刻薄光了。《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这个刻薄的商鞅，对秦国崛起于诸侯，起了极大作用。靠刻薄起家的王朝，却难以靠刻薄延续国祚。这个取消一切文化、一切温暖、人性无所依归、源头和去向都不清楚的庞大黑暗帝国，在无任何“软件”支持的情况下，靠刀剑强撑着僵硬的躯体，跌跌撞撞地迅速走向灭亡。在帝国灭亡之前，为缔造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早就没有归宿了。一个做人不必立品，处世不讲温情，一个没有人能将其作为归宿的帝国，其灭亡是必然的。不论个人、团体，还是国家，如想以刻薄立世，可要考虑其风险啊。
李斯和赵高这两只官仓鼠打得不可开交，“猫”看来看去，扑向了李斯——在弱智的暴君眼里，毕竟没有什么知识的宦官比有知识的李斯更加可靠些。这也是历史上所有专制魔王的共同思路——渴望忠诚，仇视智慧。
李斯这个机会主义分子，没有任何机会了。
二世二年（前208年）十月，李斯被判犯有“谋反大逆”罪，遍受五刑（黥、刖、笞、斩首、碎尸），夷灭三族。他和他的儿孙亲人们排成一长串向咸阳市的行刑地走去。现在，李斯看到的只能是“地狱之光”。司马迁这样写道：“（斯）顾谓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这就是司马迁史家笔法的无情和文学笔法的有情。
无情的国家机器是他亲手参与制造的，无情的对手是他培养的，他死于这架机器，一如后世的“请君入瓮”。他正是自己人生悲剧的导演，不自觉的导演。
李斯死后一个月，赵高就在宫中当着胡亥的面导演了指鹿为马这一著名“游戏”。“游戏”导演得很成功，赵高从中获得了对权力对生存的极端自信，他以为从此一切“游戏规则”都要自我手中出了，他以为他已成为一个进入自觉境界的“导演”了。不久，赵高逼杀胡亥。可是，很快，子婴杀赵高，并夷其三族。历史惊人的相似！又是一个“请君入瓮”。李斯赵高们把体制变成了一个无情的角斗场，却相信自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一架没有温度的机器，绝不会单单对你含情脉脉的。
5
《李斯列传》是《史记》中最惊心动魄的篇章之一，司马迁复杂的悲情丝丝缕缕缠绕其间。司马迁是以一个肉体上被阉割者的身份去塑造一个精神上被阉割者的。司马迁因宫刑而激起耻辱感的狂潮。司马迁握笔时，大约老是能感到裤裆的空空荡荡，正是耻辱感使他实现了精神的崇高。自我阉割者李斯却从未获得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李斯一生有四叹：面对老鼠严肃一叹，贵为丞相忧患一叹，篡改遗诏无奈一叹，身受五刑绝望一叹。李斯奋斗一生，却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李斯的人生轨迹可作如下勾勒：羡慕官仓鼠——不择手段成为官仓鼠——更加不择手段捍卫官仓鼠地位——官仓鼠死于官仓。
李斯的“老鼠哲学”可作如下拓展思维：1，做老鼠就要做官仓鼠那样光荣的老鼠；2，要升迁为光荣的官仓鼠，需下死功夫；3，官仓鼠的光荣来之不易，要发挥全部聪明才智为保位而斗争……
李斯被后世评价为秦朝唯一的文学家和唯一的书法家。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一个天才，却让心灵成为“鼠窝”。我在此文中一直在批判李斯，同时我又觉得不应对李斯如此无情。冠冕堂皇的我们，谁敢说自己心灵深处绝无“李斯鼠”的影子？李斯之所以成为李斯，时代与体制应当是决定性的因素。李斯死了，“老鼠”却活着。老鼠有惊人的繁殖力，李斯的“老鼠”早已化身千亿，或潜伏或横行。在专制体制的需求和保护下，“老鼠们”总能找到庇护所或高位。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解释为何自秦汉至清朝，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就再也没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再也没有开宗立派顶天立地的思想者。
李斯以他的“老鼠哲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分水岭。 
2010年2月      
序文二篇
为了初衷
——《时间之箭》序
梁衡
几十年记者生涯告诉我，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可能是藏龙卧虎之所。夏立君向我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2008年初夏，我应邀到山东日照参加一项活动。数日之间，与立君多次倾心交谈。他送来他第一本文集《心中的风景》及另几篇刚发表的文章，我试着读了数篇，顿生刮目相看之念。他已发过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了，是个有不小成就的作家了，我从前却未注意到他及他的作品，很不应该。立君生得有些文弱单薄，是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形象，其文章却充满豪气，读来有痛快淋漓之感。我开玩笑说，立君你长得像南方人，性格却很山东很山东啊。短短两年之后，立君寄来了一部新书稿，书名《时间之箭》。记得那次相见时，送来文章中就有名为《时间之箭》的一篇，一家杂志以头条推出。此文后来入列2008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当初读那文章时，就为作者思考的凌厉和深入而震惊。看来，好文章亦如“锥处囊中”，是埋没不了的。
这些年来，求序的太多，而作序太难，我一般都是予以婉拒。立君是个例外，因为立君的文章让我有话可说，不会让我陷入无话可说又不得不说的境地。
老实讲，这是一部超出一般水准的文集，许多篇章、段落、句子都能给我冲击，引我思考，引我在内心里与立君进行交流、进行论争。能有这种效果的文章，并不是能轻易遇到的。你看那浩如烟海的文章，总是自说自话、隔靴搔痒之作为多。令人心动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立君的文章就能令人心动。
论及散文艺术，我曾把散文美分为三个层次：描写美、意境美、哲理美。描写美是指能将事物客观清楚地摆出来，如同美术中的素描。意境美是指能创造出独特的氛围、意境，将读者带入一个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美的精神境界，类似美术中的写意。哲理美是指能将表达提升到一种哲思境界，能激活、触动读者的思维神经，类似美术中的抽象和象征。能实现其中的一种美、两种美，就是好文章；能实现三美并具，那就是难得的好文章中的好文章。在我看来，立君的文章大都具备了一种美或两种美，个别篇章可以说是达到了三美并具的，其美感其哲思境界是超出一般的，放在大范围里看，也是不多见的。
立君文章的审美特征是什么呢？我以为，立君文章形成了一些相反相成的审美要素，突破了平面化，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立体之美、丰富之美、思想之美。 
强悍与细腻相融合。立君常有一种直达本质的强悍表达，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劲头，有一针见血之效，有时简直能令你瞠目结舌，而他的这种表达又是细腻传神的，是豪气、大气，绝非粗率。比如“司马迁的裤裆空空荡荡。/《史记》中的许多文章都能给我鲜血淋漓之感，都会令我忍不住想到司马迁那空空荡荡的裤裆。”（《司马迁祠悲情》）再比如：“在所有事物竞相呈现‘嘴脸’的宇宙里，无声无形者，惟有时间。它的力量太大太可怕，只好选择沉默、无形。/试看天下，张牙舞爪者，必为能量有限者。（《时间之箭》）这种表达在立君文章中是很普遍的，是语言风格，也是整体风格。
冷峻与深情相结合。立君文章少有儿女情长的东西，不琐碎，不粘乎，作者似乎是颇能够“忘情”的。不是忘情，是忘情之上的激情，是尽弃琐屑之后的激情。那些优秀的篇章，无不深沉又激越，如风鼓波涌，一浪推动一浪。这是以冷色调、以深入思考为基础的，可说是一种冷峻的激情。《冰雪里的灵魂》是“拂哭叛徒”，缠绵悱恻；《绝唱》则是一曲英雄挽歌，激昂慷慨。《时间之箭》《溯流而上》以及《丝路行走》漩记系列，是以理性思辩色彩见长的作品，从中你仍能不时感受到作者那澎湃的激情。建立在深刻理性前提下的激情，才是有力量的激情。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文集中的作品大都以历史、历史人物为中心或涉及历史、历史人物。立君能以开阔的视野、举重若轻的笔力，去处理历史题材，以当代人的思辨去感悟审察历史，他有能力让历史生动起来。历史是巨大的存在，他却似能将其缩微后置于眼前，反复揣摩打量，打量出幽默，打量出情调，打量出伏流千里后与现实若隐若现的关联。“手握冷兵器，面带微笑，阵容整齐，随时准备踢踢跨跨冲锋陷阵。十几年前，兵马俑的这种气势引逗得美国总统里根禁不住想来点领袖式的幽默，他对着俑阵煞有介事地挥手喊到：‘解——散！’数千兵俑当然无动于衷，比如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里根更加漠然。……”（《手握冷兵器的微笑》）类似表达在文集中很普遍。这种表达上的机智幽默，应是建立在对历史广泛研读和对现实敏锐感受基础上的。
以上只是为了方便分析说明，所作的勉强划分。实际上，这数者在文章中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在这之外，立君文章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过硬的叙述能力。那些以叙述为主的文章（《一粒大豆的喜剧》《生命的初衷》《童年生活》等），行文已近似优美的小说，其他文章也往往融合着大量的生动叙述。他似乎有把一切事物叙述下去的能力。这已是小说家才华了。立君是能写小说的。这在散文家中并不多见。那回日照相见，他就送给我一个刚刚被《小说选刊》（2008.5）转载的中篇小说《草民康熙》。那个名为“康熙”的小偷，其人生际遇令我忍俊不禁又酸酸辣辣。我是个读小说不多的人，但我感到那是个写得很漂亮的小说。
我注意到，立君近几年的文章，自我剖析的成分更多了一些。这应当与年龄与心态是有关的。对他做人的真诚，临文的执着，我是能感受到的。他是一个能逼迫自己不断成长的人。立君自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学，文学可以说是他生命初衷之一。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曾有过初衷吧？你能说出你生命的初衷吗？你能坚守你生命的初衷吗？立君就是一个坚守初衷的人。这个“初衷”，不仅指文学，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我不会像立君那样去表达，对他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不尽赞同，但他的许多表达却能触及我亦潜在的某种表达欲。立君创作数量还不太大，作品质量也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但立君是个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是个可以期待的作家，是个能提供一点新东西的作家。
立君有较强的“时间意识”，时间、空间等总能引动他苍茫的情绪。我相信，“时间”是会成就他的。以我对他的了解，以我对他已有作品的判断，相信他能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像《时间之箭》《在西域读李白》这种水准的文章，如能有十篇、二十篇，想一想，立君是何分量？
我们期待着。                         
2010.8.20于北京
（梁衡，当代著名作家、记者。作品有《梁衡文集》九卷等。代表性作品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大无大有周恩来》等。）
像根那样
——《心中的风景》序
卞毓方
书名“风景”，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生存背景。他是从荒凉贫瘠中挣扎过来的。生命的底色越差，你就越难逃离那特定的社会存在。这差不多可说是一种从前如此现在仍然基本如此的社会景观。绝大多数人终生就生活在上天冥冥之中为你提供的那片童年土壤里。最初从报刊上读到夏立君的文字，那硬朗而内在的风格就使我产生如是的联想，后来的交道果然印证了这一点。一棵从岩缝中夺土而生、迎风而长的树，它也许不会多么婆娑，多么袅娜，但它也自有优势。一是奇崛，这是外形；二是铁干鏐枝，这是内质；三，假以时日，借助它立根的山形坡势，也一样能屯霞宿雾，干云蔽日。迄今为止，我与立君还未曾照面，但是凭了他的文字，我相信哪一天在稠人广众之中我或许一眼就能把他认出。
立君少年时代就立志当作家，就发誓要在贫瘠的土壤上长成大树。他能在36岁时“游学”西域，大约也源于上述梦想。他的梦想带有环境的限定，因为在他看来，似乎只有当作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他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他的心灵却因执著的奋斗而日渐成熟，作品也日渐凝练、纯粹。不能说他已有多大名气，但他注定要成为作家。他对自己的理想太在意了。这是他吃尽苦头的根源，也是走向成功的动力。有人说人生的成功就是把少年时代的梦里腾云化为现实，我承认它有几分道理。
立君籍贯山东。山东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山东大汉”。这印象从哪儿来的？是历史告诉我的，是传说告诉我的。现实中，山东人并非个个都人高马大，但我们都认可了这一说法。这既是地域强势，也是人文上的强势。否则，为什么没有“广东大汉”、“云南大汉”之说呢？在一次通电话中，我就忍不住问小夏：“你能告诉我你有多高吗？”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说：“卞老师，我个子很平常哩！”我不知他这“平常”是几尺几寸，不管如何，他在我的心目中仍是“山东大汉”。这个“平常”而硬朗的山东汉子，执着地痴迷地行走在文学的道路上。他是走了许多路，许多路。对于路，他是深有感触的。可以看出，他是带着文学之根上路的，因此，大地的风景，人生的风景，文学的风景，一一化为他心中的风景。
当今的散文创作，有人说是“众声喧哗”。我说好，有若干声音总比没有声音，或只有一两种声音好。但在众声喧华中，你得有自己的音色。立君能按自己的调门说话，他努力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且在诉说过程中，力求糅进音韵，融合美学，这一点，殊为不易。他写历史、写大地、写河流、写大树、写人物、写虫豸，都能给人以“山东大汉”之感。读其文，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真实与凝重，感受到他联系世界的独特纽带与通道。从他的文章，我判断他是一耿介书生，是一个在人生路上认准了目标就不再回头的人。这种人生倾向，或许有点陈旧，但要把文章写好，写活，写出迷人的风景，还非得这样不可。
我感到《心中的风景》较全面地显露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创作能力和潜力，是一部厚实的作品，尤其宝贵的是他超越而自由的心态。他偏爱这样说话：“司马迁的裤裆空空荡荡……”——《司马迁祠悲情》；“我的河流，你的河流，大家的河流。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大家的。你不清澈，我不清澈，这世界如何才能清澈？”——《生命中的河流》；“黄河和——《大树》。他的思考与感受常常是能够贯通古今、直逼人心的。他的许多文章透露出较浓郁的批判意识，历史理性与现实激情常常融为一炉。这不单纯是勇气问题，这可能源于他反省到自己在小时候受了太多“崇高伟大”的骗。我以为他的批判的内在动力是自我反省。这很重要，并不是每一个受过骗上过当的人都能让自己清醒过来。立君还偏爱幽默，是那种痛定思痛之后的幽默，他有本事在你浑然不觉之处，一下子就抖出一个大“包袱”，让你禁不住目瞪口呆。这又一次令我想起山东大汉，但我以往印象中的山东大汉是活在史籍中，活在文学作品中。
这是夏立君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他请我作序，我本该拒绝，因为我至今还不知他长得啥样，谈不上多少了解；再说，我每作一序，都要辗转反侧，乃至数月踟蹰，所以向来不敢随意应承。但我居然爽快地答应了。立君生活在山东日照，我喜欢日照这地名，它给我无限光明辽远的遐想；另外，我今年已经婉辞了若干要求，我总不能一概拒绝，潜意识里已经在想“今年不妨答应一个”，正好这时他的电话过来了；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我喜欢山东大汉，喜欢这位“山东大汉”的文章。
立君在《根》一文中说：“世上的根都是诚恳、沉默、坚忍的。生命的力量就是根的力量。”他勉励自己——要“像根那样去努力”。人生的机遇百变，命运百变，甚至生存背景也一样会变，但最本质最深层的东西不会变，根不会变。我深信，立君是有根柢的，他有咬住青山、直插云霞的心力。
2002年11月8日北京
（卞毓方：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记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