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文科
个人简介
  吴文科，无党派人士。常用笔名“闻克”。著名曲艺理论家，曲艺史学家，艺术学家。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1963年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自幼热爱文学和曲艺，是甘肃省天水一中1980年的文科状元，17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一度在一所大学教授大学语文。1987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从事曲艺史论的研究工作。同时一直参与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暨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29卷本）的组织编纂和指导审定工作，历任该项目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
人物生平　1991年，被评为助理研究员。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2000年，晋升为研究员。2001年9月至2003年2月，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2003年2月至2005年9月，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副主任。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评议委员会委员。
社会兼职
有：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说唱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曲艺”学科主编，国家古籍整理重大项目《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编纂委员会学术总顾问，《曲艺学》集刊主编，《曲艺》杂志编委,文化部青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理事会主席，为第八，九届全国文代会代表。曾任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国家文化部“群星”奖评委。曾作客武汉“名家讲坛”主讲“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文化功能与美学身份“，引起文艺理论界对于”春晚“强烈的关注。
探索研究　
吴文科的学术探索肇始于文学研究。最初的兴趣是在先秦文学，后转向明清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研究。1985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红学论文，涉及《红楼梦》的人物研究、创作技法研究和改编影响研究等。1987年逐步转向曲艺研究之后，还同时兼做文艺评论。
曲艺研究
吴文科的曲艺研究是从参与编纂《中国曲艺志》开始的。《中国曲艺志》对中国曲艺历史与现状的记述，分“综述”、“图表”、“志略”和“传记”四大部类，兼及曲种、人物、曲目（书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和谚语口诀等等，遍涉曲艺本体和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如此全面系统的编纂要求，和极其宽阔纵深的学术视野，使得这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之于吴文科，成为一所大课堂。而全国各地众多一流曲艺专家的广泛参与，更使其编纂工作成为群贤毕集、集思广益的学术大讲堂。迄今为止，《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历时整整18年，已经完成并出版的地方卷共有15个，其它14个地方卷也将陆续完成。他本人因编纂《中国曲艺志》得以走遍全国，成为国内迄今为数极少的全面了解中国曲艺所有曲种及并熟悉掌握其文献资料的学者之一。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吴文科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经过将近20年的学习、钻研和磨砺，逐步成长为一代曲艺专家和知名学者的。他本人也因在《中国曲艺志》编纂中的特殊贡献，于1997年和2004年两度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表彰，被授予“编审成果二等奖”和“特殊贡献个人奖”。
关于相声--一次学术与艺术的对话

作品介绍
结合参与《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吴文科积极开展自身个人的研究和写作。1994年出版了第一部论文集《“说唱”义证》，内容涉及曲艺史论、曲艺美学、曲艺文学、曲艺人物研究和曲艺创演评论等等方面。期间还结合研究工作主编出版了《王济曲艺文集》和《中国相声精粹》等。1998年，与人合著出版了简明的《中国曲艺史》。而在主要进行史志性研究的过程中，他深感理论的贫乏严重影响着曲艺研究的有效推进。于是他将主要精力转向曲艺基本理论的研究，并于2000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曲艺艺术论》。该书出版后反响较佳，获得2002年颁发的第13届“中国图书奖”。后应出版社之约，他在广泛听取同行和读者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修订，2002年以《中国曲艺通论》之名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样引起较好评价，获2003年度颁发的第15届“山西省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和同年由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2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三等奖。
随着这些成果的面世，吴文科的学术地位得以逐步确立。1996年，他被聘为国家艺术科研重大项目《中华艺术通史·清代卷》副主编和“明代卷”及“清代卷”曲艺部分独立撰稿人；1998年，被聘为总括20世纪中国百年发展历史的8卷本大型史典丛书《20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卷”的主笔兼“导言”和“曲艺”部分独立撰稿人；2001年，受聘担任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的学术总顾问，执行主编了《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70册，2000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2002年，受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曲艺”学科主编；200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财政部聘为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评选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还被国内一些大学聘为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
其它成就
从事曲艺基础史论研究的同时，吴文科还热切关注曲艺的创演现状乃至整个文艺的发展动向，撰写发表300多篇文章。由于曲艺研究的学术生态很不健全，全国范围专业性的曲艺类学术刊物几乎没有。他的许多研究和思考成果，都是以“化整为零”和“拆大为小”的方式公诸于世的。其中许多文章和观点被《新华文摘》等文摘报刊广泛转载或摘刊。还有一些文章获奖，如2002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第2期发表的论文《相声发展的现实理路：盘点与清理》和2004年发表在《北京观察》第3期上的论文《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分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三届评论奖和第五届理论奖；2004年在“全国文艺集成志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论<中国曲艺志>的编纂价值及其对曲艺艺术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评为“优秀论文”奖。
吴文科: 娱乐之道贵在养心
随着虎年春节的逐渐远去，有关娱乐的话题一再被人们和媒体议及：比如怎样看待和评价春晚，怎样看待和评价当下的文艺创演，怎样看待和认识文艺创演中频频出现的“混搭”现象，怎样开展健康有益的文艺娱乐活动，等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学归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博士研究生导师吴文科研究员——
吴文科
1963年3月生，甘肃省清水县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起专事曲艺研究。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说唱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曲艺”学科主编，《曲艺学》集刊主编等。长期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曲艺志》（29卷本）的编纂组织和学术审定工作，历任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著有《“说唱”义证》、《中国曲艺史》、《中国曲艺艺术论》和《中国曲艺通论》等专著多部，部分著述分获“中国图书奖”和“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等。
名家观世
娱乐是使目前
的文艺演出
陷入困境的根源吗？
记者：今天是农历虎年正月的最后一天，标志着春节已然过完，围绕春节的娱乐活动也基本消歇。但人们对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特别是央视春晚及元宵晚会的种种态度，包括抱怨春晚缺乏娱乐效果，有人甚至说根本就得不到娱乐；嘲讽晚会的种种做法，比如植入广告；爆笑晚会的穿帮镜头，像配舞演员的拉链；揭穿晚会的节目机巧，最典型的是对刘谦魔术的公然解密等等，表明这些似乎才是大家倍感欢娱的事情。而对其中的节目内容则提及不多，或言必以“烂”评价。请问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吴文科：这是一个很大很难回答的话题。涉及的领域比较宽泛，但聚焦的问题非常具体，那就是：娱乐包括文艺应当怎样满足人们的精神与心理需求。
由过去惯常对春晚节目的思想内容品头论足，发展到现在更多似乎只是关注晚会的形式技巧乃至公然否定晚会、调侃晚会、拆兑晚会……人们对央视春晚的这种态度，尽管可能不占观众的大多数，但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令我想起前些年流行很广的一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意喻物质生活虽然改善了，精神心理却不那么平衡。套用过来描述现下人们对于以春晚为代表的文艺性娱乐节目的态度和情绪，也觉得非常贴切。
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它说明了社会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中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求之间依然存在着的严重矛盾和不尽平衡；说明了娱乐节目包括文艺创演，远远没有满足当下人们的欣赏与消费需求；表明当下的娱乐节目生产包括文艺创演的质量，还不能达到人们精神和心理的需求高度。特别是许多以娱乐为主的电视节目，在声光电色的包装渲染之下，并不能给观众多少有益的思想营养与精神慰藉的时候，类似否定春晚、调侃春晚、乃至拆兑春晚的现象，便成为不难理解的事情。
换句话说，娱乐仅是文艺最为基本的功能。好的艺术的娱乐，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在娱乐生产一味搞笑、文艺创演极度浮躁、声光电色当做目的、思想内容低俗贫乏成为娱乐节目主流的情势下，娱乐业包括文艺创演陷入困境和尴尬，就是自然的事情。解决之道因而非常明显，那就是：远离为乐而乐的迷误，严守艺术生产的规律，抖落过分包装的枷锁，回归精神心理的关爱。让文艺的娱乐真正成为慰藉人们心灵、涵养人文精神和提升人生境界的滋养，而不仅是混搭广告谋取钞票的手段。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目前的文艺节目仅就娱乐民众而言，应当怎样走出困境？
吴文科：基本路径，前面我已谈到。具体而言，比如许多电视节目，既然是以文艺作为娱乐大众的主要手段，就应当拿出真正地道和高品质的文艺节目来娱乐大众，而不是在缺乏精品文艺节目支撑的情势下去一般地进行娱乐。亦即，要在回归文艺本真的前提下，艺术地或者说审美地娱乐大众，而不是打着艺术的幌子，非艺术乃至反艺术地赚取大众的眼球。
这就涉及到一些基本的观念问题：什么是文艺？怎样的娱乐才是好的健康的娱乐？
通俗地讲，文艺是人们释放内心情感和寄托精神追求的方式与手段。这决定了文艺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文学的、音乐的、舞蹈的、戏剧的、曲艺的、杂技的等等，去放飞心灵和追寻梦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抚慰心灵和塑造精神。否则就会偏离了它的本真，失去自身的意义。至于技巧、手段、包装等等，都是围绕本来价值的体现展开的。这也决定了，当文艺作为娱乐的手段时，必定要将自身的本真价值充分地体现出来，否则就无法完成娱乐对它的期望。相应的，娱乐作为人们最为普通的精神需求，形式和手段尽可以轻松，蕴含的内容要必须有益于大众的心灵美好与精神健康。这就告诉我们，娱乐业如要走出被人诟病的当下局面，必须要在节目的思想内容和品位格调上多加改善，远离低俗、停止恶搞、拒绝平庸、尊重崇高。把娱乐节目的制作重心，转移到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思想内容的发掘上，而非外部包装的技术手段上。
文艺发展
应该创造新形态，
还是保留老玩意儿？
记者：不知怎么，当下的文艺节目大量地使用“混搭”手段，比如相声演员演小品、歌唱家反串戏曲、美声和通俗对唱、杂技与现代舞同台等等。您怎么认识这样的现象？
吴文科：种类繁多的“混搭”表演，或属演员“多才多艺”的正常流露，或属娱乐节目为追求独特效果和吸引观众眼球实施的一种演出策略。有些“混搭”演出虽然不甚协调，但仍不失为一种经营手段，本不应大惊小怪，也无需过分关注。但如果这种“混搭”影响了整体的节目效果，乃至影响到艺术的传承发展，就有必要提起注意。
记者：有人认为，一种文艺形式与其它形式多元混杂生成各种“四不像”，也是使有些走向边缘的文艺形式得到重生的有效方式。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吴文科：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表演形态进行“混搭”杂交而形成新的表演形式固然很好，但维护传统表演形式的本体特征和审美格范也很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不能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
一般说来，艺术形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吸收化用其它艺术形式的元素与技巧来丰富和强健自己。但基本的原则是“化它为我”，而非“化我为它”。如果像当下有些所谓的“二人转”，在“创新”的口号下，将自身本属曲艺“唱曲”的表演形态，由于随意“混搭”而改造成有人所说的杂耍式“二人秀”，不再是纯正地道的二人转，却还打着二人转的旗号宣传并演出，就很不合适。问题不在于他们该不该去搞自己的“二人秀”，因为“四不像”也有它自身存在的权利与理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所谓的“创新”，已在偏离二人转本体特征的过分“混搭”中，改变了二人转的艺术本性，扰乱了人们对于真正二人转艺术的审美认知，误导了二人转艺术的健康发展。这种“混搭”，就好比往茶水里无限制无规范地加兑白糖与咖啡，当后者的剂量远远超过茶叶的含量，并且还要继续不断“混搭”下去的时候，茶水就品不出茶叶的味道了，还能说它是茶水吗？这种过分“混搭”带来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茶水的原本属性，是不应再标为茶水更不应作为茶水去宣传和推销的。否则就是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误导消费。这种“混搭”由于会消灭原来形式的本真，必须严肃对待，不可随意而为。
记者：注意到您在很多文章及谈话中，都反复强调要在创新中注意维护文艺形式的本真性，表现出学者固有的坚执。那么在您看来，一种文艺形式，比如您最熟悉的曲艺，葆有纯粹、地道的形式，究竟有什么意义？
吴文科：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的娱乐界在“混搭”演出的过程中，只注重“出新”，不注意“存真”，那这种“创新”就是不合算的，是以消灭“母亲”的方式来催生“孩子”的愚蠢行为。很可能酿成再也没有可生“孩子”的“母亲”的悲剧。何况，新创出的形式能否成活并传承下去，还需要现实和时间的检验。而有着一定历史和自身生命力的“母亲”，不仅可以继续体现生存的价值，还有可能“养育”新的“孩子”。这就是葆有纯粹地道的传统艺术形式的基本意义。为此，建议那些动辄要创新传统和超越历史的人，要满怀感激、心存敬畏，不能吃着祖宗、喝着祖宗，还要糟蹋祖宗、逐灭祖宗。
文艺究竟
该给人们
带来什么？
记者：在你看来，文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文艺与娱乐的关系？
吴文科：文艺被誉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奋进的号角”。这不是假大空泛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比喻。文艺是人精神需求的产物，只要人之为人，就会需要文艺，就会需要心灵的释放和精神的滋养。人们对于文艺等精神营养的需求，和对米面等物质营养的需求一样，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一样，供应不很丰富，摄取也不很均衡。导致我们精神与心灵的健康程度还不是很高，对于今天的娱乐活动包括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仍尚缺乏自主选择和自觉鉴别的必要能力与水平。当下许多对于文艺和娱乐关系的诸多不当把握与欠妥处理，就是非常鲜活的例证。改变这种不丰富和不均衡的现象，也就更加紧迫。
通常说来，文艺的社会功能包含了娱乐、认识、教化、审美等等方面，娱乐属于最为基础的层面。经典的文艺作品，同时具有这几方面的功能。虽然过去曾将文艺的认识与教化功能过分夸大，导致出现过令人逆反的接受心理，但那不是文艺本身的错误。文艺对于社会人心的作用方式，犹如春风化雨，随风入夜，润物无声，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寓教于乐”的。
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文艺与娱乐的辩证关系。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刻意远离教化为乐而乐。现在的文艺娱乐节目，单纯追求性感，很少营造美感；专注于声色的欢娱，远离了魂魄的熔铸。这是十分危险的，也是急需改变的。尤其那些躲避崇高、远离教化、恶搞经典、消解美好的所谓文艺创演，应当予以唾弃！“文化化人，艺术养心”。娱乐节目除了一般性地娱乐人，更重要的是满足人、提升人、培养人，即滋润心灵、涵养精神，培养趣味、陶冶情操，激扬思想、张扬理想，培育人格，提升境界。只有这样，文艺才有前途，娱乐也才有意义。
记者： 孙红 转载自 <<北京晚报》2010-03-15日4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