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虹口区志
序
五易寒暑,《虹口区志》终于修成。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历史源远流长。而在我区编纂这样一部全面地、真实地、科学地反映区情的《虹口区志》还是第一次。
虹口区是上海市中心城区之一,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上海发展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虹口区境原系农村,上海开埠后,以建港为发端,城市化从虹口港一带呈扇形向两翼及向北推进。南部先辟为租界,后又为日本侵略者所占据,人民备受苦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虹口人民与侵略势力、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虹口还是上海以至全国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虹口区的经济、社会事业、城市建设获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当前全区人民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谱写虹口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篇章。虹口的历史是虹口人民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历史,是虹口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是虹口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
《虹口区志》遵循修志法度,对区境自然与社会的历史、现状的大量资料,博观约取、条分缕析、编纂成籍。为了解、研究虹口提供了翔实资料,为施政、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区情教育提供了现实而亲切的教材。《虹口区志》有利于启迪今人,昭示后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鉴往知今,志为今用。相信全区广大干部、各界人士、青年学子,以及一切关心虹口的人们,都能从《虹口区志》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虹口区志》编纂工作在中共虹口区委领导、区人民政府主持下开展,受到了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许多专家、学者、兄弟区县修志同行的关心、帮助。全区方方面面对修志工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有200多位同志参加了编纂工作,他们不避寒暑、不辞辛劳,广征博采、核实论证、布局谋篇、斟字酌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为区志成书作出了奉献。在此,谨向所有为编修区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致以谢忱和敬意。[1]
凡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力求完整、准确、科学地记述区境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以1993年虹口区行政区域为范围。上限不限,追溯事物之发端,重点记述上海开埠后区境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下限为1993年底,总述、大事记适当延伸到1996年,图照适当延伸到1998年春。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志以并列体设编,下设章、节,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大事记、人物采用条目式,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人物收录以生长或居留境内,并对虹口有重大贡献或重大影响者为主,以卒年为序。
四、文字表述一般采用语体文。
五、一编内多次应用同一名称时,首次出现用全称括注简称,其后则用简称。
六、时间表述,解放前用传统纪年,在节内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志中所述“解放”系指1949年5月27日区境解放。计量单位、数字、标点符号等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解放初期的人民币金额,未注明为旧人民币则已换算成新人民币值。
七、本志资料取自档案、旧志、书报刊物、口碑资料及存史实物,记述中一般不注明出处。[2]
总述
一
虹口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腹地偏东北，东与杨浦区相邻，西与闸北区毗连，南濒黄浦江、吴淞江(苏州河)，与浦东新区和黄浦区隔江相望，北与宝山区接壤。1993年底，全区南北长约7.8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8公里，面积23.4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837822人。下辖13个街道(镇)。区人民政府设于海南路10号。
虹口，因虹口港(昔称沙洪，其与黄浦江交汇处称洪口、虹口)而得名。上海开埠前，虹口地区除江湾镇、虹镇、虹口镇等集镇外,多系农田渔村。境内以虬(旧)江为界，南属上海县，北属宝山县。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美国传教士在境南租地造屋。道光二十八年，辟美侨居留地。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划定美租界四至。同年八月，英美租界合并，改称英美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又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境内南部为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的主体部分。境内租界以北地区仍分属上海、宝山两县。八一三事变后,虹口沦为日本海军警备地区，由日本海军直接管辖。抗战胜利后，租界归还中国，上海市政府建区，境内主要地域划为第十六区、十七区、十八区。民国36年(1947年)，分别改称虹口区、北四川路区、提篮桥区。上海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管3个区公所，建立区人民政府。1956年3月，北四川路区与虹口区合并为虹口区。1959年12月，提篮桥区与虹口区合并为虹口区。1984年9月，宝山县江湾镇和大八寺(今大柏树)一带划入虹口区，形成现境。
二
虹口地区水陆相接，交通便捷。
境内原为东海之滨的滩地，多河道港汊，历史上曾有大小河流50条，迄今留存的有黄浦江、吴淞江和以虹口港、沙泾港、俞泾浦为主的虹口港水系河流15条。早年曾为吴淞江下游水道的下海浦，为船民、渔民泛海要道，后虽湮没，但清乾隆年间为供奉海神，保佑平安而建立的下海庙仍香火缭绕，遗留至今。上海开埠后，中外洋行和商轮公司借水运之便，沿江建造码头，其中汇山、公和祥等码头前沿水深8～10米，可停靠万吨级海轮。虹口沿黄浦江地带渐次发展成为上海远洋、沿海客货运的重要港口。解放后，境内黄浦江公用码头几经改组，港区设施几经改造，客货吞吐量不断增长，成为上海市国际国内水路客货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至1993年底，沿江码头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增至12个；公平路客运站开辟上海至青岛、大连、温州、广州等航线，为中国最大的沿海客运枢纽；外虹桥国际客运站，开辟上海至日本神户、大阪、横滨和上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班，是上海唯一的国际客运码头；高阳港务公司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货运往来，是上海港重要的外贸杂货装卸骨干企业之一；汇山装卸公司以装卸和转运百杂货、生铁、矿建材料等货物为主，航线遍及南、北方沿海和长江。设在境内的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远洋船通航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的265个港口,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最大的分支企业。沿港的东大名路已逐步成为以国际、国内水上运输和船务为主的航运街。
由于港区的兴起和繁荣，境内陆上运输日见发达，19世纪末20世纪初，虹口地区已成为全市人力车行和私营汽车运输行开设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世纪初，百老汇路(今大名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吴淞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等主要干道已经形成。电车、公共汽车、轮渡也已通车开航，并开设出租汽车经营点。解放前夕，境内有私营汽车运输行150余家，占全市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解放后，区境汽车运输行业经过改组、合并、扩建，分别建立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五场(今沪东汽车运输公司)和第七场(今上海市化工物品运输公司)。至80年代，沪东汽车运输公司为上海最大的综合性物资运输公司，建有全国第一座货运汽车双层停车场；上海市化工物品运输公司为全国最大的化工物品公路运输公司。同时，人民政府改造和拓宽四川北路、吴淞路、四平路、大连西路等干道，建成吴淞路闸桥和内环线高架道路境内段，使之成为连接市中心与杨浦工业区、宝山工业基地的交通要道。至1993年，区境电车、公共汽车等公交线路达50条。是年，鲁迅公园周边的11条线路和提篮桥地区的7条线路，日均客运总量分别为135.26万人次和111.85万人次，是区境客流量最繁忙地段。
三
虹口地区商贸兴盛，近代工业发展较早。
上海开埠后，以港兴市，提篮桥和吴淞路一带商业贸易逐渐发展。19世纪60年代，叶澄衷在百老汇路开设顺记洋杂货号起，中小型五金商号在其附近迅速发展，至抗战前，已发展到124家。经营商品有船舶五金、机器零件、钢铁材料、纺织五金、建筑五金、水道阀门、五金工具等，销售对象遍及全国。福德路一带，粤籍商人开设水果行栈，成为名噪一时的“广东水果一条街”。19世纪末，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汉璧礼路(今汉阳路)附近的三角地已成申城有名的菜市和牛羊肉批发处。20世纪初，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将北四川路延伸至金家厍(今鲁迅公园处)，使之成为南北干道。由于邻近当时上海陆上大门北火车站的地理优势，虹口商业中心由百老汇路、吴淞路向北四川路转移。纺织品、鞋帽、钟表、中西服装、糖果食品、南北杂货、水果、饮食等商店竞相开设，北四川路成为市区主要商业大街之一。抗战爆发后，民国27年(1938年)上海失守，境内商店多外迁或歇业，市面凋零，日侨商店猛增。民国31年，北四川路有日本公司、店铺326家，吴淞路有117家。抗战胜利后，商业一度短暂复苏，北四川路恢复为与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齐名的上海三条商业大街之一。提篮桥与东长治路成为沪东商业中心。吴淞路有“西服一条街”之称。虬江路和虬江支路一带形成闻名全市的五金日用品旧货调剂市场。1949年初，境内有各类商店7100余家。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商业采取代销、经销、批购、银行贷款等方式，加以扶持，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把小商小贩组织起来，使之走合作化道路。1951年，境内共有私营零售商店12849家。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区境共有公私合营商店10541家,合作商店165家，合作小组379个。1958年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减少商业机构、合并流通渠道、撤并商业网点、关闭集贸市场，至1965年全区网点调整到2420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市场遭受严重破坏，不少行业经营特色消失，服务质量下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改革开放，逐步改变计划购销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营，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组建大企业集团，搞活小企业，区内商业迅速发展，市场日益繁荣兴旺。1993年，全区共有区属商业企业6831家。四川北路商业街，经过调整，形成“繁”、“专”、“雅”三段各具特色的格局。全街401家商店，中高结合，专特为主，面向工薪阶层，坚持薄利多销，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赢得顾客信赖，1993年完成营业额30亿元，利润0.8亿元。提篮桥和东长治路商业街经过调整改造，更新设施，新建、扩建一批商店,成为专业与综合相结合的商业中心。乍浦路已有各类餐厅108家，被誉为沪上微型、豪华美食街。1990年底大柏树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建立,带动了周围地区内外贸的迅猛发展，逐步形成大柏树商务中心。区境有兰生大酒店、上海大厦、新亚大酒店、远洋宾馆等星级宾馆饭店9家，有上海市第七百货商店、香港美发厅等名、特商店57家。德昌西服、维也纳皮鞋、金纶洗染、广茂香烤鸭、好吃来炒货、一定好和叶大昌食品、雷允上北号六神丸等，发挥“老字号”名店名品效应，各呈特色，以质取胜。1993年区境销售总额73.1亿元，其中区财贸系统商业销售总额49亿元，利润1.02亿元，实现销售和利润同步快速增长,居于全市各区的前列。1994～1996年，商业持续快速发展，全区商业销售额分别达到110亿元、127.2亿元、136.5亿元，名列市中心区第二。
虹口是上海近代工业创办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小工业比较集中。19世纪50年代，美英商人在虹口沿江开设杜那普船坞和虹口、夺宾、耶松等船厂,60年代初，美商在虹口港南岸建造旗记船厂，虹口与浦东成为上海船舶修造业的两个中心。清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在虹口港入黄浦江口跨岸开设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家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八年迁至南市高昌庙镇)。翌年，粤商于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开设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的发昌机器房。此后，境内外资、官办、民族资本创办的近代工业续有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境内工业发展迅速，其中以机器业为多。20世纪20、30年代，天通庵、横浜桥、西体育会路及虹口港东岸租界线两侧工厂密布，行业遍及机器、缫丝、印染、纺织、金属制品、电器等10多类。民国23年，工厂发展到1081家，约占全市工厂数的25%。其中机器业有348家，占境内工厂总数32.2%。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分公司、华生电器厂、美商海宁洋行(今益民食品一厂)、日商上海坩埚合资会社(今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等少数规模较大外，10人以下的工厂多达384家。抗战时期，工厂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工业出现短暂恢复。中国标准铅笔厂、信谊药厂等相继迁入区境。1950年，境内有工厂1900多家。1956年后，市各工业局所属一批工厂划归区领导，提篮桥区一度成为上海6个工业区之一。随后市属工业进行改组，区属工业开始发展。1963年，区内工厂491家，职工8.6万人，年总产值13.9亿元，主要行业由机器业转变为机电、纺织、服装与金属制品业。1964年4月，原由市、区双重领导的工业企业改为市工业局统一领导管理。1978年以后，工业企业以扩大经营自主权、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为重点，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造。1984年，全区有工厂711家，其中小型厂677家，占95.2%。年总产值49.5亿元，利润总额13.3亿元。1993年，全区工业企业有662家，职工15.99万人。其中区属346家、非区属316家；机电、化工、仪表行业占41.4%，轻工、纺织、手工业占35.34%，其他占23.26%。年总产值138.02亿元,利润总额15.58亿元。
四
虹口人民谱写了革命斗争和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荣史篇。
由于虹口地处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华洋杂处，这里既是白色恐怖的中心区，又是多方管辖、相对“安全”的地带，有利于革命者立足和开展隐蔽斗争。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途经上海，与宋嘉树(字耀如)结为友人，东有恒路朱家木桥宋家(今东余杭路530～534号)成为革命党人秘密筹划第一次广州起义联络点之一。光绪三十二年，一批留日归国学生在横浜桥北堍创办中国公学，成为同盟会的联络点。翌年，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北四川路厚德里创刊。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俞秀松等在境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工人运动。民国13年(1924年)6月，在共产党员向警予等领导下，胡家木桥附近的云成、物华丝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扩及14家丝厂，波及1.4万人。陈独秀撰文称这次罢工“不但是上海劳动界的一大事件，并且是全国劳动界一大事件”。民国14年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境内召开。中共中央秘书处、交通处、宣传部、工农部、中共上海区委等机关陆续迁入境内。周恩来、陈云、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瞿秋白等领导人在境内领导过革命斗争。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虹口全境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一艘日轮驶靠汇山码头，日商许高酬也无一人卸货。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境内是起义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共中央特委指挥联络点和上海总工会武装起义令发出地。虹口各纠察队率先举义，一举攻下4个警察所、署，有力地支持了全市武装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虹口是上海乃至全国文化反“围剿”斗争的前沿阵地。民国16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从各地转移来沪的中共党员潘汉年、阳翰笙、李一氓、朱镜我、彭康、洪灵菲、孟超等人聚集虹口，团结郭沫若、郑伯奇等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在北四川路一带开设书店，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掀起左翼文化运动，对国民党查禁、取缔、迫害左翼文化进行合法斗争。后又将创造社、太阳社等联合组建为以鲁迅为主将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紧密合作，并肩作战，带领大批左翼文化活动分子继续同国民党御用文人展开斗争，在文化反“围剿”中，作出卓越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一二八、八一三日军两次挑起淞沪战争，都以境内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等地为据点，出兵进攻华界。上海沦陷后,日本的领事馆、陆海军、宪、特、兴亚院等五个系统在境内均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日本侵略军及日本浪人在虹口烧杀奸淫，强占劫夺，无恶不作，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区境军民奋起抵抗。著名的八字桥争夺战、激战汇山码头、突袭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威震日军，为淞沪抗战绘就了壮烈的画卷。虹口人民还积极组织抗日义勇军、救护队，参加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支援抗日基地，抵制日伪接管等抗日救亡活动，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打击。
解放战争时期，境内中共地下组织率领工人、学生等开展罢工、罢课、示威、声援、游行请愿等斗争，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反对迫害。暨南、光华、麦伦、复兴等大中学校师生，对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国38年春，境内各条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库等斗争，里应外合，迎接解放。
五
虹口地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各有特色。
虹口教育，门类齐全，历史上名家办学多。清光绪七年(1881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境内开办中西书院。光绪十六年，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设译书院于虹口，聘张元济为院长。民国元年(1912年)，唐文治、严复等创办的神州大学从南市迁到江湾。20世纪20、30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人士合作在境内创办上海大学，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办国立劳动大学，陈望道等创办中华艺术大学，何世桢开办持志大学。此外，还有国人开办的医科大学、工业大学、铁路学堂、师范大学、美术专科、体育专科以及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神学院等院校。至民国26年，境内先后出现大专院校共40多所。叶澄衷于光绪二十五年捐资创办澄衷蒙学堂,是境内国人最早开办的新式学堂。外国教会办的圣芳济学院(今北虹中学)、晏摩氏女校(今北郊中学)、麦伦书院(今继光中学)等在光绪年间先后创办或迁入。20世纪30年代两次淞沪战争，不少学校毁于日军炮火，大部分学校被迫停办或迁移。抗战胜利后，部分学校复校，至解放前夕，境内有大专院校7所，中学29所，职业学校8所，市立小学20所，私立小学108所，幼儿园32所，私塾38所。解放后，公立学校和外资津贴的教会学校先后由人民政府接管和接办，学校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满足工农子女入学需要。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境内留存高校3所。60年代全区新建中学24所、小学11所。1980年后，对全区的教育结构、层次、规模及学校布局进行改革调整，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85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条例和义务教育法。至1993年底，境内共有全日制大专院校4所，成人高校3所，体育学校5所，中学45所，职校5所，小学85所，幼儿园76所，成人中专、技校各1所，聋哑学校、工读学校各1所。复兴中学、华东师大一附中、外国语学校、第三中心小学等一批市级名校，在全国、全市有一定影响。北郊、虹口、北虹、继光、澄衷等区级重点中学也享誉沪上。这些学校，历史悠久，基础深厚，师资力量充足，设施较先进，教育质量较高。
虹口科技与生产、应用紧密相连。民国13年，华生电器厂研制“华生牌”电扇成功。抗战胜利后，信谊药厂研制生产的“维他赐保命”、“消治龙”，被誉为“药中之王”。解放后，工厂、学校、医院等系统普遍建立科学实验小组，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活动。1960年前后，上海感光胶片厂的黑白胶卷、上海耐酸搪瓷厂的高压无缝钢瓶、中国染料三厂的三聚氯氰型活性染料等新产品的研制成功，均为国家填补了空白。80年代以来，成立区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建立科技发展基金，实施“星火”、“火炬”计划，建立科技奖励制度，成立科技专家组，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虹口经济。至1993年，区属单位在聘工程和卫生系列专业科技人员4841人，其中高级职称123人。区境有中科院、部属研究所6家，市属研究所10家，区属研究所4家，区属专业学会、协会29个，民营科技企业501家。境内院、部、市属研究所获国家科技成果奖49项，获市、部级科技成果奖400项。区属企事业单位获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市、部级科技成果奖10项。
早期虹口文化，呈现民族性、外来性、革命性三大特征。广东人聚居境内为粤剧演出带来繁荣，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境内先后形成过广舞台和广东大戏院(今群众影剧院)两个沪上演出中心。越剧、淮剧在虹口也有众多的业余爱好者，他们自编自演，十分活跃。19世纪60～80年代，同文书局、同文书会先后创办，影印中国古籍、介绍西方文化、出版《万国公报》。光绪八年，美国车利尼马戏团在外虹口广场演出，观众如潮，月余不衰。光绪三十四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创办中国第一家正式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至40年代末，境内先后建立电影公司47家、电影院32家，虹口成为中国电影放映事业的发祥地。民国元年，乌始光、刘海粟等在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揭开中国美术史的新篇章。民国15年，俞寄凡、潘天寿等在境内创办新华艺术学院(后改名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培养出吴青霞、黄镇等一批优秀人才。民国18年，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出售左翼进步书籍，聚集许多中外文化界人士，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重要场所之一。是年，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11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成立，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同年建立人文艺术大学，田汉、洪深、张大千等被聘为教授。民国19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成立，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篇章。30年代，日本两次侵沪战争，境内文化设施遭到巨大破坏。抗战胜利后，境内进步文化再度活跃，培养进步艺术人才的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上海实验戏剧学校，现址为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在横浜桥北首创建，顾仲彝、熊佛西先后任校长。解放后，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新建电影院、图书馆、文化馆、少年宫各1座，俱乐部2个,放映队1个，专业剧团3个及学馆1所。上海鲁迅纪念馆于1951年建立，40多年来，累计接待中外人士900万余人次。1956年，迁鲁迅墓于虹口公园(1988年改名鲁迅公园)，毛泽东题写：“鲁迅先生之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境有中共四大遗址、瞿秋白寓所旧址等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及纪念地10处，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改革开放后，新建曲阳文化馆、曲阳图书馆、左联会址纪念馆、虹口书画院等8家场所，改建影院场馆10座。至1993年，区境有公共文化设施30座，文化娱乐场所280家，书报刊及音像经营点300余家，业余艺术学校20余所。曲阳文化馆等10个文化单位曾先后多次荣获上海市和全国先进集体称号。虹口区被评为全国文化模范区。
虹口医疗卫生事业具有中西医结合的特色。江湾镇素有“中医之乡”美称。清代名医李继隆、祝梦麟等人曾在境内悬壶。同治五年美国圣公会创办同仁医局。光绪三年公济医院迁入境内。光绪年间粤绅创办广肇医院，是境内国人办的首家医院。光绪三十年开办的外侨隔离医院和宣统二年(1910年)国人开办的中国公立医院，均是市内最早的传染病医院。至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人先后开办医院80余所。至1949年，境内共有公、私立医院210余所，慈善机构10个。多数由于规模小、设备差，解放前夕，已关闭、停办。解放初，境内有医疗机构23个。解放后，人民政府新建、扩建各级预防保健机构。1956年私立医院改为公办，私人开业医生、工厂企业的联合保健站组成联合诊所,并进一步发展成按街道建立的地段医院。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西医各科在原有基础上向专科发展，并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1978年后，中西医结合形成特色，区中心医院(1994年改名为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脉管病、重症肌无力、硬皮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获突破性进展，并分别设立这三种疾病的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疗协作中心”。境内预防保健工作不断发展，199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WHO)考查认可，虹口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初级保健发展合作中心。1993年区境有市属、企业、部队卫生事业机构15个，区属卫生事业机构27个，其他医疗机构18个。区属医院设病床2075张。
虹口体育事业起步早。早在虹口开辟租界时，基督教传教士于境内兴办学校时近代体育即已传入。光绪二十六年，基督教青年会于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修建操场，每年举行体育比赛。光绪三十一年,租界当局在金家厍靶场开辟虹口娱乐场(后改名虹口公园)，占地21万平方米，可进行高尔夫球、网球、曲棍球、足球、篮球和田径等比赛，为当时上海设备较完善的大型体育场地。民国4年和民国10年，第二届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均在此举行，对推动上海体育由学校走向社会，由兵式操向田径、球类项目转移起了促进作用。民国11年，租界工部局又于该场西北处建成“工部局游泳池”。民国13年，武术家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原名精武体操会)迁至境内，并蓬勃发展，其分会遍及南方各省以至东南亚国家。民国20年，国人陆礼华创办的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迁至区境，共办22届，毕业生约1000人，人员分赴各地，有的还到东南亚国家执教，学校在日军侵沪时被毁于战火。解放后，体育事业不断发展，至1993年体育场馆有11处，建造于1951年的虹口体育场，经过两次扩建，可容纳观众3万余人，成为上海市许多重大体育活动的中心场地之一。1993年首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式即在此举行。1958年创办的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1960～1993年间为国家、市、部队(军区级以上)输送运动员1259人，名列全市同类学校前列。其中，有为国家争得荣誉的第三十七、三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单冠军曹燕华，第二届世界杯跳水冠军史美琴，1989年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男子花剑冠军叶冲等优秀运动员。区境群众体育蓬勃开展,1988～1992年虹口区先后被评为全国“游泳之乡”、“武术之乡”。
六
虹口地区是综合性住宅区。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30年代，境内出现大量旧式里弄住宅，间有少量西式住宅。30年代，租界地区以及北四川路和施高塔路(山阴路)、狄思威路(溧阳路)一带建造一批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公寓、花园洋房，是当时境内较好的住宅区域，由于房价比市中心区相对较低，吸引大批外国侨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军政人员等中上层人士居住。日军入侵时，住宅房屋遭受严重破坏。上海沦陷后，不少住房被日军及日本人占用，改造成日本式。同时，日本人也新建了一些日式住房。抗战胜利后，人口骤增，住房紧张，出现大批棚户简屋。至1949年上海解放，区境新式里弄、公寓、花园住宅建筑共有108万平方米，占居住房屋23%;石库门和广式里弄住宅居多的旧式住宅有312万平方米，占66%；棚户简屋约50万平方米，占11%。
解放后，政府重视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改建危房、棚户和简屋，并建造新住宅区。1953～1983年，区境共建有广中、大连、玉田、建设、邮电等15个住宅新村，建筑面积共69.5万平方米。80年代，区内开辟国家统建、单位自建、集资参建等多种渠道，利用级差地租、开发商品房及结合市政拓路或重点工程建设改造旧居住区。海宁路的久耕里、大连西路四平路的幸福村、唐山路的唐山里等，相继拆除改建，四平路沿线地区的综合开发已初具规模。至1993年底，区内原旧居住区经拆除后，新建住宅233万平方米。昔日低矮、阴暗、潮湿、狭窄的棚户区，逐步变成多层、高层错落有致的新型居住区，城区面貌有较大改观。1984～1993年，区境新辟曲阳、运光、丰镇、凉城等4个新村，建筑面积220.39万平方米，其他住宅基地71.5万平方米，共建成住宅建筑面积291.89万平方米，是前30年建成住宅面积总和的4.2倍。解放以来，全区新辟居住区共新建住宅面积361.39万平方米，人均居住水平从1986年的5.3平方米，提高到1993年的6.5平方米。
上海住宅建筑，30年代前后开始向高层发展。境内当时建有8层以上高楼4幢，面积7.47万平方米。其中，河滨大楼总建筑面积达5.42万平方米，是全市最大的住宅楼。1980～1993年，区境新建8层以上住宅楼118幢，是解放前的28.5倍。1993年共有高楼157幢，总面积187.8万平方米，在全市各区中，位居第二。
与住宅建设相适应，1993年区境道路已增辟筑到240条，总长163.25公里。桥梁68座，总长2185米。雨水管道169公里，雨水泵站19座。变电站11座，总容量89.05万千伏安，供水供电基本普及。管道煤气普及率69.38%。建有公园6座，全区绿地总面积214.3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14.04%。1985年建成基本无黑烟区。1991年全区建成固定源低噪音控制区。区境市容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七
虹口地区曾是日本人和犹太人聚居之地。19世纪60年代境内南部划入租界后，外国侨民入境居住，以英、美、葡、俄、印度人为多。甲午战争后，日本依《马关条约》取得在华特权，来上海日侨渐增。八九十年代，日本领事馆和东本愿寺在境内建立和迁入，日侨即围绕这两个机构择址而居。百老汇路、武昌路、昆山路、闵行路一带日侨较为密集。19世纪末，境内日侨已近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资本抢滩上海，日侨猛增，当时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窦乐安路、施高塔路、狄思威路一带成为又一日本人聚居地区。20世纪20年代中期，境内日本居民已近万人。30年代时，境内日侨人数增至2万以上。民国30年(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全部公共租界，虹口部分日侨奉派至苏州河南接收“敌性国(英、美、荷等国)资产”。上海沦陷期间，日侨最高峰时近10万人，其中3万余人住公共租界，虹口仍是上海日侨最集中地区。当时，境内形成一片以吴淞路、北四川路为经，两路的分支马路为纬的庞大的“日本化”街区，三角地菜场供应从长崎运来的新鲜鱼和蔬菜，到处都有日式的鱼店，小菜店、点心店，衣料店等，日本人把虹口的繁华地段称为“小东京”。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规定，上海所有日侨在半月内到虹口集中，建立日本人自治区域，当时共有日侨10429户，79755人。民国35年起，日侨分批遣返回国，同年六七月间，遣返结束。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有些日本人士仍对中国人表示友好，有的还帮助中国革命者、进步人士开展工作，进行掩护。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日本人士来区探访者众多。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推行排犹、灭犹政策，大批欧洲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寻求栖身之地。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入境签证和财产担保的都市，因而成批中欧犹太人到上海避难。民国27、28年，形成难民潮，几年中累计入境人数约1.8万人，多数安置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建立华德路138号(今长阳路138弄)、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汇山路(今霍山路)等难民中心和收容所。民国29年12月，登记的犹太难民达2万人，其中住虹口的人数1.4～1.5万人。民国32年，日本当局在境内建立隔离区，逼迫犹太难民在限期内迁入，并实施保甲制度。是年，居住在虹口的犹太人增至1.7万人。在虹口的犹太难民，少数住收容所,多数与中国居民杂处，他们和中国居民友好相处，患难与共。中国居民为犹太难民腾房子、介绍工作。犹太难民在开商店、办事业、建家园、从事技术服务的同时，也为复兴虹口作出贡献，提篮桥地区十几条街道出现短期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难民陆续离境，移居世界各地。但他们对上海这段生活难以忘怀，常常称自己为“上海犹太人”，视上海为“第二故乡”。改革开放以来，到虹口来访问、怀旧的犹太裔外宾络绎不绝。
八
回顾百余年来区境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虹口人民历经曲折和苦难,1949年5月，随着上海解放，虹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1992年起，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各项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区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997年，区级增加值达到29.3亿元；区级财政收入10.32亿元;区属工业销售产值21.1亿元;建筑业总产值7.28亿元;商业饮食业销售收入160.1亿元;出口拨交额11.2亿元。同时，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社会事业全面推进，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此世纪之交，面对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中共虹口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依照上海市发展对虹口区的要求，同时根据虹口区位优势的特点，结合区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现实，决心把虹口建成上海的主要商贸服务区、教育文化先进区、文明舒适居住区和滨江旅游地区之一，成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区。虹口人民正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向新的目标奋进。[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