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长孙无忌
简介
长孙（Zhangsun）无忌（祖姓：拓跋，因孝文帝改革，祖姓改为长孙，所以又名：拓跋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  长孙无忌题跋像[1]。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自缢而死。有诗三首。
生平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心腹。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玄武门事变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贞观之治》中的长孙无忌形象(20张)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干。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贞观之治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窦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长孙无忌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袭刺史”。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太子废立武德九年十月癸亥，唐太宗立嫡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按理来说储位既定，嫡庶已分，在李承乾深得唐太宗的喜  title爱、贞观九年唐高祖驾崩后又代父监国且“颇识大体”的情况下，其余的皇子不应再对储位产生什么想法。然而，与承乾一母同胞的弟弟李泰同样自幼深受父亲的喜爱，又因为极富文才主编了《括地志》而屡屡受到父亲的褒奖与赏赐。如此盛宠之下，李泰对太子之位起了本不应有的心思，在李承乾试图谋反事败后，更是得到了父亲“面许立为太子”的承诺。不过很快褚遂良便将李泰杀子传弟的谎言揭穿，并对唐太宗指出太子之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还说陛下若要立魏王为太子，那么一定要把晋王李治安置到别处去，这样才能保证这三兄弟的安全。
储位之争的最后没有赢家。唐太宗为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儿子伤透了心，却仍然想方设法保住了承乾的性命只将他废为庶人，在将李泰贬为东莱郡王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又重新进封为濮王，只是这太子之位究竟给谁才能不枉费自己的这一番心思呢？而在这场争储风波的开始，长孙无忌都袖手旁观，未曾卷进风波之中，直到李泰说出了“杀子传弟”后，才站到了李治这边。
唐太宗之所以选择李治，其实是有着强烈的个人感情因素在内的。李承乾，李泰，李治皆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深爱发妻长孙皇后，对嫡出子女宠爱非常，对皇后家族也照顾有加。长孙后去世后，李世民更是对其所生的七个子女宠溺至极，所以在承乾和李泰已然成仇的情况下，果断选择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李治，为的就是要保全自己心爱的三个儿子。
李治这个太子最终是由李世民决定的，然而却有人认为长孙无忌之所以赞同李治上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是为了以后好控制李治。但是李治继位之后到长孙无忌被流放之前，长孙无忌从未染指军权，更没有逼迫李治做任何事，相反，长孙无忌曾经劝李治要从谏如流，对学士更是礼遇有加，不以自己爵位高而压人。
而长孙无忌当时会同意立李治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来是李泰杀子传弟的说法被褚遂良揭穿；二来长孙无忌看准了李世民想保全三个嫡子的心思。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又根据《册府元龟》记载，李泰去威胁李治是因为“泰数知太宗爱晋王，因谓之曰：‘汝善於元昌，今败，得无有忧色’？晋王忧之，见於颜色。太宗怪而屡问，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何况正是为了让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不能再有任何质疑的机会，李世民不惜“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被拦住后只说一句“我欲立晋王”——面对此情此景，还有哪个大臣敢说不的？长孙无忌自然也不例外，于是答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更为可笑的是有种观念认为是长孙无忌挟持李世民立了李治，大唐皇帝天可汗李世民居然成了长孙无忌的傀儡，这种观点荒唐可笑之处就在于贞观时期的长孙无忌权利都是李世民给的，且永徽时期的长孙无忌同样没有军权，李治想要罢免自己的舅舅只一张诏书就办到了，更别说贞观年间既无兵权又无实权的长孙无忌，能拿什么来威胁李世民？ 　
长孙无忌一生都尽忠于大唐，却因为武则天的上台而被后人诟病，而现代有些人更是用心险恶，妄想将他一生的功绩抹杀。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年纪相仿，进入永徽时期之后，除了教导李治如何做一位明君，他还加紧律法礼法的修订，著名的唐律疏议便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并被后世视为典范，赞之为“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正所谓“礼义廉耻，国之根本”，长孙无忌奠定了大唐两百多年的律法根本。
之后，长孙无忌开始为李治帝位的平稳铺路。李治当时仅仅二十出头，在位才三四年，长孙无忌已经将近六十，随时可能撒手归天，因此长孙无忌担心自己死后李治压不住，所以借着高阳谋反案将几个年长的皇子除去。
史书虽称高阳公主“帝爱之”，然而得到的种种待遇却远远比不上嫡出的公主们。也正因为如此，高阳嫉妒房遗直的官爵，却一直陷害房遗直未果，永徽年间，她又勾结李治最年长的皇叔荆王李元景意图谋反，从而给了长孙无忌一个很好的机会。 　
长孙无忌借此将唐高祖、唐太宗两位最年长的皇子一并斩首，李元景死有余辜，李恪史称是冤杀，因为李恪当时身在封地，确实不大可能参与谋反，但是当时他是唐太宗所有庶子中年纪最大的，换言之，杀了他可以在李唐宗室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根据当时皇子们的封地等各种待遇来分析，李恪可以说是唐太宗所有庶子中待遇最差的一个——不过是在打猎时不小心踩坏了庄稼，就招来了罢免都督一职外加削户300的严厉处罚（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还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了博，就又再次被罢职和削户，甚至被唐太宗比作汉武帝之子燕王旦。那么这样一个待遇平平的皇子，为什么能让李世民动了立太子的念头呢？
首先，贞观17年的李治只有15岁，性格温和，又是被自己捧在手心中呵护长大的，完全是个没经历过风雨洗礼的  title孩子。李世民看到这一切，自然会产生出自己走后这个幼子能不能撑起大唐的江山的疑问，那么这个想法一开头，自然就要往下想，如果他撑不起，又该选谁呢？这时李世民自然要把他的儿子们排一遍。当时李承乾被废，李泰被贬，李宽、李佑已死，李愔、李恽的品行之差李世民心知肚明。李贞虽然比李治大，但当时来说也只有16岁左右，文才武略方面恐怕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一轮下来，最适合的人就只有李恪了，一来他年长，二来他贞观7年就去自己的封地了，比起贞观16年才开始上朝参政的李治自然要成熟老练的多。李世民一想到这个，以他的急性来说必然要向人吐露，于是就找来关系极为亲密的长孙无忌单独商量，然而他对立李恪只是处在一时兴起的阶段，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否则怎么说也要拿到朝上廷议或从此培养支持李恪的势力，而不是去找最不可能支持李恪的长孙无忌商量，更不可能被长孙无忌的一席话就此说服，并且从此再不转此念。李世民没有将想法付诸行动与私爱李治有很大关系，根据史书记载，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治与妹妹晋阳公主一起被唐太宗带在身边亲自抚养长大，一直到立为太子都没有离开过父亲身边出宫单独居住过，甚至在立为太子后，都不让李治在东宫居住，褚遂良与刘洎曾两度进谏，要求放太子回东宫，进谏的理由也是不可过于溺爱太子。后来唐太宗出巡灵州的时候，想带李治一起去而不是将他留下来监国，结果被张行成批评道：“与其出陪私爱，曷若俯从公道？”唐太宗对李治可以说是自幼万般呵护宠爱，而李恪在贞观7年就已经离开长安去封地了，直至贞观17年与李世民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也是屈指可数，比起由李世民亲自抚养长大的李治，在感情上有着天壤之别。
皇权斗争中，牺牲在所难免，而杀李恪这样一个普通的皇子，长孙无忌一点压力都没有，就连宗室功臣李道宗，在李治的支持下，长孙无忌也用了合理的名义把他流放了。辅佐高宗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尽力辅佐新皇帝。在这期间他又主持修撰了《 唐律巯议》三十卷，系统疏证诠  《贞观之治》中的长孙无忌解《唐律》的各项条文。这部法典不但对完善唐朝法规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古代法典。然而，在一场皇后的废立斗争中，长孙无忌这位初唐忠臣，终于因反对立后而遭陷害致死。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 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毕生忠于大唐王朝。作为唐朝的开国元勋，他不居功，不自傲，尽力协助唐太宗、唐高宗治理朝政，为唐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为一代忠臣。最终仍旧没有逃过“泰极否来”的规律，死于宫廷斗争之中。
法律思想
长孙无忌奉唐太宗李世民诏与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十九人，先后两次重修《唐律》，以省烦去蠢，变重为轻的原则进行修订，《唐律》由于贯彻“先存百性”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安定繁荣的新局面。长孙无忌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不可能认识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质。他在《律疏义序》一文中写道：“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识沈愆戾，大则乱其区宇，小则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长孙无忌在这里告诉人们，法是伴随着国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法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其所以要设置刑法，是因为有的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满了恶念，大则扰乱天下，小则违背等级秩序、如果不定出条例法度加以制裁，有碍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封建政权有覆没的危险，于是就产生了刑罚。这就是长孙无忌所说的为自然之理。  唐律疏议
从长孙无忌的这一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法的产生和本质的观点，把阶级产生以后才有的法律、说成是伴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法律，认为法律是永恒的，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是不容移易的。在这里长孙无忌还宣扬法律是帝王根据上天的法星和圣人的易卦制定而成的，以此为统治阶级的法律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来显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充分显示出氏孙无忌的唯心主义法学观。但是长孙无忌又认为，政府和官吏是为了进行长期统怡的需要而制定和推行法律，这种对法律产生的动因观点，倒还接近实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再从长孙无忌叙述法律的必要性来看，他把统治阶级用法律镇压人民的手段，说成是正义的行动，认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恶念，往往会起来犯上作乱，没有法律那是绝对不行的；而封建统治者，却不得不被迫施以刑法。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颠例了是非，掩盖了事实本质的真象。长孙无忌在论述法律的作用和礼治的关系时，主张“德主刑辅”。他在《唐律疏义序》文中说：《唐律疏义》的全部内容，“一准于礼”，强调“礼治”、阐述治国的根本在于礼治。但是主张以礼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而是礼刑结合，揉成一团。礼是刑罚的前提，而刑罚是礼的辅助工具，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人刑，即所谓，“德主刑辅”。其含义集中地概括表现在下面几句话里：“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就是说，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本体，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德礼和刑罚对于行政教化之不可缺乏，犹如昏晓相须而成一昼夜，春阳秋阳相须而成一岁一样。这里长孙无忌所解释的“德主刑辅”的思想也就是唐初的立法思想的概括，深一层讲，治国应以礼义教化为主要方法，而以刑事惩罚为辅助手段。刑法虽然是治国的辅助手段，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长孙无忌阐述日：“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刑罚不可驰于国，答捶不得废于家，时遇浇淳，用有众寡。”“德主刑辅”的根本要求，就是多用德教，少用刑法，但不是不用刑法。他认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对立，又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一体，溶成一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用关系。长孙无忌充分阐发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论，明显地区别于法家的重刑主义。在儒学的旗帜下，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溶为一体，即将儒家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刑都视为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东西。《律疏义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长孙无忌的法律思想。
长孙无忌说：“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浇俗，礼祟升降之制，以极颓风。”他认识到刑罚的“正浇俗”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说法不一样，首先，西汉时《大戴礼记》认为礼被破坏，世俗才浇薄，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长孙无忌认为，时俗浇薄与淳厚，是由于失礼与否而在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浇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浇俗”的作用，礼也有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样，刑律用科罚来体现，礼则用升降其规格来表示。
关于立法方面，长孙无忌认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及以防奸恶而救患、检淫邪而内正道”。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诚然，法律本身是有一个教育问题，法律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然而，强制性却是法律的本质和特点，如果回避惩罚而侈谈“救祸患”、“内正道”，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质的作用。长孙无忌把立法的基点放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法制建设，同时又掩盖了阶级压迫的残酷性。
长孙无忌在理狱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所谓理狱，就是说的诉讼。长孙无忌认为，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来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刺，谓之忠。长孙无忌讲得这样透彻，不可谓不精辟。也就是说，那些办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在没有审讯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观臆断，进行所谓“有罪推论”，把未经审判判决的被告叫做罪人。这样，在审问时，实行逼、供、信，迫使达到他的预断。他们不去侦查案件产生的因果关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应该用什么法律条文进行恰当的判处，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图进行随心所欲任意的判决，这种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称为“忠臣”。在这里，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观主义审判态度和随意断狱的恶劣作风。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枢要的长孙无忌，能够这样讲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量刑问题，长孙无忌反对以君主个人的情趣来量刑定罪。《贞观政要·公平》：“取舍枉于爱憎，轻重由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在这里，有些官吏毫不隐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恶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与法无定科互为影响，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无定科、法无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滥不可止。
综上所述，长孙无忌不仅为唐太宗夺取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树。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探索。目录学成就好学，博览文史，领衔编撰的著名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印。本书收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14 466种，89 666卷。亡佚书目，以夹注方式依类附入。各部、各类之末，仿照《汉书·艺文志》体例，附以总序、小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对于唐以前古籍的品类、流变，主要靠本书的记载，而略可考见其大概。贞观年间他和房玄龄主修《唐律》和《律疏》。永徽四年成书的《建疏》（今《唐律疏议》）30卷。[1]
历史评价
李世民：“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2]“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恪：“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陷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3]
许敬宗：“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
吕温：“赵国之先，发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有女而圣（文德皇后），为天下母；有子而贤，为唐室辅。圣贤同气，千载一睹。丕显赵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实有大勋。高祖受命，太宗归尊。翼翼乾乾，恪居於藩。群孽乱嗣，争窥神器，鸿业将坠。公揭大义，一匡天地。人到於今，家受其赐。帝将传圣，爰有顾命。汝忠汝诚，莫与汝京。为我圣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遗风。刑措财丰，八荒来同，和气大融。妖星袭月，祸起中宫。公将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谋位，公以力争），力屈群邪，诚阻天聪。黜非其尤，令问无穷。”
《旧唐书》：“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终始不渝。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托，为敬宗之诬构。嗟乎！忠信获罪，今古不免；无名受戮，族灭何辜！主暗臣奸，足贻后代。”[4]
“河间节贯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胜德明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5]
《新唐书》：“高宗之不君，可与为治邪？内牵嬖阴，外劫谗言，以无忌之亲，遂良之忠，皆顾命大臣，一旦诛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刚，挠阳之明，卒使牝 朱鸣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间唐而兴，虽义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可支。然瑗、济、义琰、仪四子可谓知所守矣。噫，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6]
范祖禹：“高宗欲废后而立妾，故官无忌妾子，又重赂以悦之，诱之以利，非德赏也。而无忌受其官与赐，岂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义正君而先没于利，不足以为重矣。无忌苟辞其官反其赐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诱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见惮矣。无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赐而不助己，奸臣得以入其谋，高宗无足讥焉，惜乎无忌之不学也。”
洪迈：“唐武氏之乱，成于徐世绩‘陛下家事’一言，而其原实由于长孙无忌之私其甥。当承乾之废，无忌等力赞晋王，太宗寻悔之，欲更立吴王恪。夫再易太子，诚非美事；然为宗社大计，又不得以常理论。雉奴懦恪类己，知子莫若父矣。无忌以恪非长孙氏出，力谏而止。高宗立，遂有聚？之耻。未几，而遂有？攘之祸。无忌早已不保其身，世亦一传而覆其宗。人臣一念之私，凶于尔国，害于尔家，可惧哉！”[7]
王夫之：“长孙无忌恶足以知仁恕哉？挟仁恕之名以欺太宗，而太宗受其罔，故曰侫者之辩也。”“夫长孙无忌之决于诛杀，固非挟私以争权，盖亦卫高宗而使安其位尔。乃卫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则私于其出，无忌之恶也。”[8]
白寿彝：“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
诗集
（共8首）
新曲二首其一
侬阿家住朝歌下，早传名。
结伴来游淇水上，旧长情。
玉佩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縠逐风轻。
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
新曲二首其二
回雪凌波游洛浦，遇陈王。
婉约娉婷工语笑，侍兰房。
芙蓉绮帐还开掩，翡翠珠被烂齐光。
长愿今宵奉颜色，不爱吹箫逐凤凰。
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
灵夔振穷发，淑景丽青阳。  长孙无忌千乘隐雷转，万骑俨腾骧。
目极三山崄，流睇百川长。
仙湖遥蔼蔼，蜃气远苍苍。
下物深逾广，引浊清讵伤。
带雾含天碧，浮霞映日光。
楼台自接影，云岛间相望。
春波飞碣石，晓浪拂扶桑。
喧声骋游□，旅浴恣翾翔。
群鸥心久狎，如何□稻梁？
五言〔仪鸾殿〕早秋侍宴应诏
金飙扇徂暑，玉露下层台。
接绶芳筵合，临池紫殿开。
日斜林影去，风度荷香来。
既承百味酒，愿上万年杯。
与欧阳询互嘲
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
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猕猴。
灞桥待李将军
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
霸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
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
天步昔未平，陇上驻神兵。
戈迥曦御转，弓满桂轮明。
屏尘安地轴，卷雾静乾扃。
往振雷霆气，今垂雨露情。
高垣起新邑，长杨布故营。
山川澄素景，林薄动秋声。
风野征翼駃，霜渚寒流清。
朝烟澹云（上罒下干,读han），夕吹绕霓旌。
鸣銮出雁塞，叠鼓入龙城。
方陪东觐礼，奉璧侍云亭。
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寒桂丛应诏
根连八树里，枝拂九华端。
风急小山外，叶下大江干。
霜中花转馥，露上色逾丹。
自负凌（上文下羊）性，岩幽待岁寒。
长孙墓
长孙无忌墓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咸阳城西北86公里处永寿县渠子乡永寿坊村。  长孙墓唐代墓葬。墓为圆锥形，封土高0.7米，占地面积1840平方米。墓前原有墓碑，现已遗失。长孙无忌原籍洛阳，初为拓跋氏，好学谋略，封齐国公，历任尚书仆射、司空、司徒，唐李治执政时，因许敬宗诬陷被贬赐死。长孙无忌墓现有数处，此墓真伪待考。
长孙家谱
距永寿县城40公里处的槐山脚下，有一个名为永寿坊的村子，境内原面开阔，耕地充裕，群众富足，历史悠久，自古闻名。
据《永寿县志》记载，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558年)永寿境内建广寿县，县治就在永寿坊村，先属泾州，后属豳州；北周明帝二年(558年)迁永寿县治至今永寿村，改县名为永寿县，属新平郡。唐武德二至四年(619－621年)复置永寿县，居豳州，县治在麻亭(今永平乡)，唐贞观二至三年(628－629年)，又迁县治至永寿坊村。唐兴元二年(785年)德宗李适复迁县治于永寿村。前后算来，永寿坊村作为永寿县的军、政、文化要地时间长达167年之久。加之该村长孙氏家族唐时出了一个名相长孙无忌，所以自古以来，永寿坊村就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村落，该村的长孙氏家族为永寿县的名门望族。
2003年，永寿坊村长孙氏族面对和谐盛世，遂起修谱之心。于是由该族长孙振文、长孙振敏、长孙书亭、长孙仲泰、长孙学亭、长孙博等人组成了一个修谱小组。由长孙氏的八十世孙长孙振文、长孙振敏和董沐谨执笔撰写。历时一年，于2003年12月15日修撰完成了《永寿坊村家谱》。
家谱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信史，是家庭演变的记录，是以严整的单位、明确的分类，用以记叙人、事、物的录籍，是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一部完善的族谱记录着每个家族的发源、生息、繁衍的过程。《永寿坊村家谱》，就是永寿坊村长孙氏家族的一部鲜活的生命史。
据《永寿县志》记载，永寿坊村的长孙姓氏相传是唐相长孙无忌后裔，祖籍河南洛阳，唐初来永寿坊。初来者长孙步云，自称是长孙仁的二十四代孙，定居永寿坊村。今长孙姓聚族永寿坊村，分支龙头沟村。
同《永寿县志》记载相似，在永寿坊村的村民中流传着另一种关于长孙家族的传说。说是长孙无忌在唐时的朋党之争中被许敬宗、武后一派陷害后，被唐高宗贬到了黔州(今四川彭水县)。朝廷随即派杀手一路到黔州刺杀了他，并祸及家族。长孙无忌的儿子为了使父亲落叶归根，于是准备将父亲的尸体运回洛阳老家安葬，半路打听到洛阳老家的族人也已遭通缉杀戮，便改道长安方向，当时京城长安城内凡和长孙无忌来往甚密的官员也同遭祸患。无奈之下，长孙无忌的儿子便载着父亲的尸体一路北上来到了永寿坊村，以金头玉身安葬父亲于此。自己从此也隐居于此。半道途经五峰山(永寿、乾县、礼泉三县交界处)的时候，为了惑众遮目，他曾将父亲的头埋在了永寿境内的上邑乡南顺什村。至今南顺什村埋有长孙无忌头的一个小山包，人们还叫它无忌头。长孙无忌密葬于永寿坊村的事后来被官方知晓后，直到民国时，凡来永寿做官的官员，上任前都要先去永寿坊村拜祭长孙无忌，村民为了接待这些一拨一拨的客人，就在长孙无忌墓旁建了一个占地四十亩之大的拴马桩场，供来客歇息，安置车马，并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戏楼，供来客休闲娱乐。后来，村民实在无力应付这些络绎不绝的来客，就对外宣称，该村的长孙无忌墓为假墓，是衣冠冢。慢慢的，永寿坊村便无人问津，安寂了下来。如今四十亩大的拴马桩场已没有了踪迹，戏楼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坏，但经过修复仍在。从长孙无忌后裔繁衍至今，永寿坊村的长孙氏子民已达1339口。
该族唐初至今千余年，没有流传谱牒，仅存各支系清末民初一些支离破碎的篇章。民国时期长孙邦俊，长孙有章曾修家谱一册，也未能留存，仅找到了初修谱。这次修谱，摈弃旧规，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入赘男之子与兄弟同列，抚养不作区别，独女入谱。行辈字从北魏时的世祖长孙仁起至24世祖长孙步云，记叙清楚；从25世祖至64世无考；从65世至今83代记载完整。
该《家谱》共分为序言、凡例、姓氏溯源、姓氏考证、行辈字、世祖谱、长孙氏名流、重修长孙无忌墓草图、长孙氏家规、长孙氏世祖谱、东分谱、西分谱、南分谱、北分谱、中分谱共14个部分。《家谱》收录了自十六国时代至民国时期的长孙氏名流60余人，其中就有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父亲长孙晟等人。《家谱》不仅翔实地记叙了永寿坊村长孙氏家族的繁衍变迁，同时也为研究永寿县的历史变迁、古时民居分布、社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咸阳日报 2007-10-25 史小平 陈文明)
影视形象
《大运河》陶大宇饰演长孙无忌
《贞观之治》马少骅饰演长孙无忌
《贞观长歌》曹培昌饰演长孙无忌
《至尊红颜》孙兴饰演长孙无忌
《开创盛世》张元荣饰演长孙无忌
《大唐情史》强子饰演长孙无忌
《秦王李世民》王刚饰演长孙无忌
《唐太宗李世民》李东桥饰演长孙无忌
《唐宫美人天下》张晨光饰演长孙无忌
《武则天秘史》申军谊饰演长孙无忌
《一代女皇》郎雄饰演长孙无忌
《隋唐英雄》孟召重饰演长孙无忌
文献
《新唐书·长孙无忌传》
长孙无忌，字辅机。性通悟，博涉书史。始，高祖兵度河，进谒长春宫，授渭北道行军典签。从秦王征讨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党县公。
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举府危骇。房玄龄谓无忌曰：“祸隙已芽，败不旋踵矣。夫就大计者遗细行，周公所以绌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请先事诛之，王未许。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浚哲文明，为子孝，为君仁，又何议哉？”对曰：“向使浚井弗出，得为孝乎？涂廪弗下，得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决。事益急，乃遣无忌阴召房玄龄、杜如晦定计。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恭、李孟尝讨难，平之。王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迁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内。进尚书右仆射。突厥颉利可汗已盟而政乱，诸将请遂讨之。帝顾新歃血，不取为失机，取之失信，计犹豫，以问大臣。萧瑀曰：“兼弱攻昧，讨之便。”无忌曰：“今我务戢兵，待夷狄至，乃可击。使遂弱，且不能来，我又何求？臣谓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
或有言无忌权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因普示君臣曰：“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无忌亦自惧贵且亢，后又数言之，遂解仆射，授开府仪同三司。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皆以元勋封一子郡公。进册司空，知门下、尚书省事，无忌辞，又因高士廉口陈“以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征，不弃也。夫缘后兄爱昵，厚以子女玉帛，岂不得？以其兼文武两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让，诏答曰：“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无让！”帝又思所与共艰难，赖无忌以免，作《威凤赋》以赐，且况其功。
帝欲功臣并世袭刺史，贞观十一年，乃诏有司：“朕凭明灵之祐，贤佐之力，克翦多难，清宇内。盖时屯共资其力，世安专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诸侯，虽名不同，而监统一也。无忌等义贯休戚，效挺夷险，嘉庸懿绩，简在朕心。其改锡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为赵州刺史，以赵为公国；房玄龄宋州刺史，国于梁；杜如晦赠密州刺史，国于莱；李靖濮州刺史，国于卫；高士廉申州刺史，国于申；侯君集陈州刺史，国于陈；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观州刺史，王河间；尉迟敬德宣州刺史，国于鄂；李勣蕲州刺史，国于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国于褒；程知节普州刺史，国于卢；刘弘基朗州刺史，国于夔；张亮澧州刺史，国于郧。凡十有四人。余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辞曰：“群臣披荆刺，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诚不愿违远左右，而使世牧外州，与迁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后嗣长为籓翰，而薄山河之誓，反为怨望，朕亦安可强公土宇邪？”遂止。后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娅劳赐皆有差。久之，进位司徒。
太子承乾废，帝欲立晋王，未决，坐两仪殿，群臣已罢，独留无忌、玄龄、勣言东宫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床，取佩刀自向，无忌等惊，争抱持，夺刀授晋王，而请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异议者斩！”帝顾王曰：“舅许汝矣，宜即谢。”王乃拜。帝复曰：“公等与我意合，天下其谓何？”答曰：“王以仁孝闻天下久矣，固无异辞；有如不同，臣负陛下百死。”于是遂定。以无忌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止之。帝征高丽，诏摄侍中。还，辞师傅官，听罢太子太师，遥领扬州都督。  长孙无忌帝尝从容问曰：“朕闻君圣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圣文，冠卓千古，性与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诚不见有所失。”帝曰：“朕冀闻过，公等乃相谀悦。朕当评公等可否以相规。”谓：“高士廉心术警悟，临难不易节，所乏者骨鲠耳。唐俭有辞，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尝一言国家事。杨师道性谨审，自能无过，而懦不更事，缓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论议其所长也，谋常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坚正，其言有益，不轻然诺于人，能自补阙。马周敏锐而正，评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称朕意。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无忌应对机敏，善避嫌，求于古人，未有其比；总兵攻战，非所善也。”
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与遂良入受诏，顾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尔辅政，勿令谗毁者害之。”有顷，崩。方在离宫，皇太子悲恸，无忌曰：“大行以宗庙、社稷属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发丧，请还宫。
太子即位，是为高宗。进无忌太尉，检校中书令，犹知门下、尚书二省。固辞尚书省，许之。帝欲立武昭仪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宝器锦帛十余车赐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仪母复诣其家申请。许敬宗数劝之，无忌厉色折拒。帝后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宁言后无息，昭仪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数谏，即曰：“先帝付托遂良，愿陛下访之。”遂良极道不可，帝不听。
后既立，以无忌受赐而不助己，衔之。敬宗揣后指，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无忌变事，与侍中辛茂将临按，傅致反状。帝惊曰：“将妄人构间，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阳公主与我同气，往谋反，今舅复尔，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对曰：“房遗爱口乳臭，与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窃发，陛下谁使御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啸同恶，且为宗庙忧。陛下不见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炀帝处之不疑，然而起为戎首，遂亡隋。愿陛下决之。”帝犹疑，更诏审核。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请逮捕。帝泣曰：“舅果尔，我决不忍杀，后世其谓我何？”敬宗曰：“汉文帝舅薄昭，从代来有功，后坐杀人，帝惜挠法，令朝臣丧服就哭之，昭自杀，良史不以为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舍陛下至亲，乃欲移社稷、败宗庙，岂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乘机亟行，缓必生变。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决？”帝终不质问。遂下诏削官爵封户，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发兵护送；流其子秘书监冲等于岭外；从弟渝州刺史知仁贬翼州司马。后数月，又诏司空勣、中书令敬宗、侍中茂将等覆按反狱。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顺等即黔州暴讯。无忌投缳卒，冲免死，杀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亲皆谪徙。
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帝亦宾礼老臣，拱己以听。纲纪设张，此两人维持之也。既二后废立计不合，奸臣阴图，帝暗于听受，卒，以屠覆，自是政归武氏，几至亡国。
上元元年，追复官爵，以孙元翼袭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茔中，至是许还葬。文宗开成三年，诏曰：“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尝不废卷而叹。其以裔孙钧为猗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