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增龙会馆
简介
【乡音】Tsen-Leung Fuikuon 
【英文】Tsenleung Association
【归系】客家系
【所在】马来西亚
【地标】增城、龙门
【侨乡】Tsensang（惠）/Chenshing ；Leungmun（惠）/Lungmoon
【府属】广州府（东江流域；增江流域）
【关联】惠州十属会馆
【简述】是广义惠州十属会馆之一，与惠州会馆挂钩（internal relationship ）。与广肇会馆也有较密切的来往（transfoutain；external connection）。
马来西亚槟榔屿增龙会馆由广东省增城、龙门两县乡亲组成。虽然增城、龙门两县在清代属于广肇罗道管辖；事实上，增城、龙门两县也境内也能通用粤语的；但增龙会馆一般被归类为客家系会馆。有时直接归在惠州会馆名下。
早在1801年，结合了广州府增城县、龙门县两县客家人的仁胜公司，就已经建立，它是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最早创建的地缘组织。1849年增龙会馆的馆宇正式建立，坐落在槟城大伯公街门牌20号。是槟城历史最悠久乡团之一。按据前辈口述：“我增城龙门两邑梓里，在二百年前，侨居此地，人数不多，但却能高瞻远瞩，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创建巍峨堂皇的会馆，旨在联络感情，守望相助，排难解纷。”
会馆初创时，得力于甲必丹郑景贵的资助于领导，并获各位乡贤的鼎力支持。当时郑景贵乡贤不但是增龙两县人领袖，同时也是华人的领袖，对国家社会贡献良多，尤其是郑公开辟吡叻州之矿业，奠定华人在马来亚开矿的基业。
郑景贵Chung King-Quee（1821～1898），乳名嗣文，号慎之（Shin-Tze）。增城绥福都（今福和镇）郑新村客家人。父兴发，参加洪秀全起义被通缉，于咸丰年间飘洋至马来亚谋生。及后，郑景贵寻父到南洋，助父经营小本生意，40多岁的郑景贵已跻身富商行列。据《增城县志》人物列传：嗣文资望至深，侨民皆倚以为重，思解其纠纷，乃亲诣星嘉坡谒英吉利兵帅，乞师定乱，后治岛有方，善营矿业，英官方嘉奖嗣文功，授以“甲必丹”职。
于1894年，郑景贵与女先生郑庚娘合献第一公冢，给广东暨汀州会馆。1898年（光绪廿四年），根据重修五福书院碑记载：“郑慎之翁捐出书院地壹大段，工金五千七百六十大员”。此外，他与张弼士，张煜南，谢梦池，戴欣然同为槟城极乐寺的五大总理。他是当时：“数十年前间侨南富者，人必翘指称公以对”。他实在是增龙人之光荣。
增龙会馆最初的信理员为屋契（呀兰） 代表有二：一个是仁胜馆，有名而无代表；另一个是增龙馆，则有冯登桂，郑兴发，钟亚三，廖亚五四位为代表。这四位乡贤先后作古，于是就在1916年7月21日，召开会员大会，公举郑大平（Taipin Chung），廖成保（Shinpou Liao），李田秀（Li Tien-Siu），廖廷均（Liao Tin-Kin）四位代表继续入名呀兰，而仁胜馆，增龙馆的呀兰从此合并为一。
原乡客家文化
早在清朝嘉庆年间（1815年），惠州府丰湖学院的山长徐旭曾，撰写的《丰湖杂记》就指出：客家人从其“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可见，广州府的增城、龙门两县，是传统的客家县。另外，很早的时候，增城、龙门两县人就被讲粤语的广州人统称为客家人。现在龙门县归属以客家文化的代表城市惠州市，则不再详细描述该县的客家，以下着重介绍增城市的客家：
根据2005年增城市统计部门的数据，当时增城市客家居民已达30万之众，超过全市户籍人口的40%；在全市9个镇街中，均有客家人居住，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派潭、正果、小楼、荔城、增江、朱村、中新及新塘的永和、宁西等地区；在全市300个村中，纯客家村有90个，粤客杂居的有74个，合计164个，约占全市村落的55%。客家人迁入增城已经有千年历史，千多年来，客家人在增城的经济、社会等事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新编《增城县志·人口卷》记载，较早迁入增城的客家人是北宋进士古成之的祖父古全望家族，于南汉大有七年（公元934年）从广东河源迁至福和古屋，距今约1070年。在明代，又分别有邓、郑、潘、夏、罗、朱等姓氏客家人从外地迁入增城。可见，在明代以前，已经有不少客家人迁入增城。客家人大批迁入增城，却是明末清初。编于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增城县志》记载了客家人明末清初入增的情况：自明季兵荒迭见，民田多弃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艰难。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则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对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当清丈时，山税之占业浸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绥福、金牛三都尤多。在这一时期，迁增的客家人有数十姓之多，来源既有江西、福建等外省的，但更多的是来自粤东、惠州及粤北等地的客家人，基本奠定了今天增城客家人分布的格局。 
从清乾隆十九年的《增城县志》，我们可以看出，自明朝末年以来，增城就逐渐发展成为客家人集中居住的县域。增城县是东汉建安六年（201年）从博罗县划出来建县的。但是到了明朝末年，由于政治不稳定，人民弃田不耕，整个县几乎成为了没有人居住的荒地。后来客家人从嘉应一带迁来，填补了当地人口的空缺，勤劳的客家人对增城土地的开发，为清代的增城县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至今天，增城市民也不愿意忘记清代客家人对增城的开发，所作出的贡献。
在增城存在程乡话、长宁话、槎梅话等三种客家口音。程乡话，就是粤台片程乡小片的客家话；长宁话，就是粤台片新惠小片的客家话；槎梅话，就是东江本地话，又称槎语。程乡话以正果镇为代表，长宁话以派潭镇为代表；此外，在派潭个别村有一定数量槎梅话客家居民。由于三大语种齐集，互相交流，增城客家文化形成自己的特色。
千多年来，在增城的客家人对增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些杰出的客家人成为社会名流。 　　历史上，与增城有缘的客家人不少。国父孙中山的先辈曾在增城定居。孙中山的祖先原本是惠州永安县（今河源市紫金县）的客家人，先在增城后转迁至香山县（今中山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据考证是增城派潭镇河大塘村人。增城客籍人士考上进士、在朝为官的也为数不少，如赖志熙、古成之等。在近现代，客家人对增城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更加巨大。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在增城的人民武装，成员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为增城人民的翻身解放流血牺牲，光照千秋；解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客家人在我市政治、经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增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客家人在增城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增城客家人将继续与和睦相处的粤语居民一道，为增城的发展出力，共同建设增城美好的明天，共同创造增城的辉煌。
惠州会馆
增龙会馆有时会被认为是惠州会馆的其中一个分馆。海外惠州府籍华侨，通常会组成惠州十属会馆，而增龙会馆有时则会被认为是惠州十属会馆的一个分馆。所谓惠州十属，原来是指清代惠州府管辖的十个县：惠阳（古称归善）、博罗、龙川、河源、连平、和平、紫金（古称永安）、海丰、陆丰、新丰（古称长宁）。惠州十属会馆是指：惠阳会馆、博罗会馆、龙川会馆、连平会馆（含和平县）、河源会馆（含紫金县）、海陆会馆、新丰会馆、增龙会馆、宝安会馆、东莞会馆。
有趣的是，在地的客家认同的形成，不一定是基于来自中国原乡的语缘（方言）认识，而且会有来自其他民系（方言）的成员是由于地缘上的认同，参与了客家人为主的会馆，最后以客家人自居。就以许多来自槟城州美湖以及鲁乃镇的闽南语系惠州会馆成员为例：他们主要来自海陆丰，在日常说的语言是福老话，在美湖的农区是以清水祖师为共同的主神，却由于原乡的地缘历史渊源属惠州府，在陌生的土地上为了加强力量也必须与客家人乡亲共进退；这些自称“惠州客”的福佬，人数也因过去以来缺乏统计，无从细分，如槟城惠州会馆的具体例子，他们是已经是从祖籍上与客语系惠州人互相认同，甚至因此而在文化及感情上倾向了客属以至参加各级客属团体的活动，为推动客家认同出钱出力，其中不少人成为全国客联的领导。
各地增龙会馆
马来西亚国内各地增龙会馆，一般均为客家系会馆。但也有例外，新加坡的星洲增龙会馆（Chen-Loong-Wui-Koon），则是粤语人士为主，客家人反是较少。早在1911年，为联系乡亲，增城、龙门两县旅居新加坡的乡贤——其中主要是客家人，就曾成立“增龙慈善堂”。日治时期，会务停顿。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在原增龙慈善堂的基础上，重建了“增城同乡会”，此时成立的增城同乡会，粤语逐渐成为本馆主流乡语。1953年5月24日，增城同乡会又改为“星洲增龙会馆”，现在的星洲增龙会馆，客家裔成员仍为数不少，但均能以粤语沟通。
丹绒马林客属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