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澶渊之盟
简介
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  宋辽形势图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想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劝阻，才勉强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畏敌，历来主张议和，先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对方暗通关节，后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1]　
背景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  宋真宗赵恒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2]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虏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宋军凭守坚城。宋廷朝野震动，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因同平章事（宰相）寇准、毕士安坚持，无奈亲至澶州督战。[3]
原因
自咸平二年（999）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  耶律隆绪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4]
而从真宗时期的定州敌塔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4]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成为大辽帝国。从以上资料来看，辽国在北宋边境不断挑衅，直至挥师进逼，可见其觊觎中原之心，其妄图吞并北宋，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这便是之后两国所缔结的澶渊之盟的直接原因。[5]
地点
宋澶州（在今河南濮阳）。澶州亦名澶渊郡，因而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濮阳古称帝丘，据传五帝之一的颛顼曾以此为都，故有帝都之誉。濮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位于濮水(黄河与济水的支流)，后因黄河泛滥淤没之阳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分濮阳县一部置昆吾县，析临河、内黄、顿丘各一部分置澶渊县。唐初，为避唐高祖李渊之讳，改澶渊县为澶水县。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澶州，辖澶水、顿丘、观城等县。五代时期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澶州治所自顿丘(今清丰县城一带)移至澶水县，宋时仍然如此。也就是说，1004年宋辽澶州和约称“澶渊之盟”是与地名的历史沿革、习惯称谓有关。[6]
过程
辽军至定州，两军出现相峙局面，王继忠乘间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初为真宗所拒。十一月，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岢岚军的辽军因粮草不继撤军。辽军主力集中于瀛州（今河北河间）城下，日夜不停攻城，宋军守将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战十多天未下。萧挞凛、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祁州，萧太后等人率军与之会合，合力进攻冀州、贝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则“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戌卒会天雄军”。辽军攻克德清（今河南清丰），三面包围澶州（今河南濮阳），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7]
辽朝统军萧挞凛恃勇，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宋军大将张环（一说周文质）在澶州前线以伏驽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萧太后等人闻挞凛死，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辽史》载：“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此时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寇准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7]
  澶渊之盟赵恒到北城转了一圈后，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加上也感觉到契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于是也就安下心来，留寇准在北城全权总理各项事宜，自己回南城住下。而这个时候，契丹方面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尽管他们这次出兵进展顺利，但是战线拉得过长，补给非常困难，再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万一战败，后果不堪设想。萧太后本身也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心同宋朝和谈，于是就听从了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赴入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息战的愿望。[7] 　　这也正是赵恒的心愿，所以当即回信表示宋朝也不喜欢穷兵黩武，愿与契丹达成和解，又派出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寇准在听到消息后，急忙赶回南城向赵恒苦谏，称契丹已是强弩之末了，正是打败他们的大好时机，边防大将杨延昭也派人上书，称敌军人困马乏，我军士气高涨，正应该趁此良机，扼守各路要道，对敌围而歼之，然后再乘胜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惜赵恒畏敌如虎，只想媾和，而朝中大臣们也都惧怕契丹，纷纷表示支持合议，甚至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寇准无奈之下，也只得同意与契丹讲和。[7]　　
双方既然都有心和解，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无非就是讨价还价上的问题了。赵恒财大气粗，也不在乎钱，起先契丹派人说要宋朝归还被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赵恒生怕割地求和，会遭后人唾骂，于是就对使臣曹利用说道：“割地免谈，钱给多些不必心疼。”曹利用就问底线到底是多少呢？赵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亦可。”寇准听到之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4][7] 
曹利用领命去了，此时契丹求和心切，也不敢狮子大开口，几经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宋朝每年给契丹三十万银绢的数字。曹利用自觉很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兴冲冲地回去交旨。请见之时，赵恒正在吃饭，侍者就问曹利用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说道：“事关机密，必须得面奏皇上。”侍者说道：“大概有个数字，好让皇帝心里有个底。”曹利用还是不说，只是伸出三个手指放在额头上，意思是三十万两。[4][7] 
侍者进去回禀，赵恒问道：“曹利用到底许给契丹多少银两啊？”侍者回道：“具体不知道，大概是三百万两。”赵恒听完大叫一声道：“啊！这太多了！太多了！”然后愁得捶胸顿足，过了好半天，又忽然想开了，说道：“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咱们宋朝不差钱！”等过了一会儿，赵恒吃完了饭，把曹利用宣了进来。曹利用刚听到赵恒在殿里大呼“太多了”，吓得心惊胆颤，一进殿就伏地请罪道：“臣罪该万死，此次许给契丹的银两太多了。”　　[4][7] 赵恒更加认定是三百万两，但还是要证实一下，便有气无力地问道：“你到底许给他们多少银两啊！”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三十万两。”赵恒听完又是“啊”地一声大叫道：“你很会办事，很会办事！”随后重重地奖赏了曹利用。[7]
内容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6-7]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涿、瀛、莫三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6-7]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6-7]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6-7]
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6]
人物
北宋宋真宗赵恒：在辽国进犯中原，打破数州直逼京都之时，本欲迁都金陵南逃，但被宰相寇准等主战派力荐其御驾亲征。真宗勉强到了澶州北城，在城  寇准楼上召见了各军将领。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的黄龙旗，得知皇帝到了，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将辽打退数十里。[8]
寇准：真宗朝名相寇准，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澶渊一役中掌握军事大权，可谓是指挥若定。 
曹利用：真宗派出的澶渊城下议和的使臣。辽方萧太后：挑起两国战争的主角，当时辽国手握实  萧太后画像权的领导者。澶渊一役自大将萧挞凛被射杀后，辽军陷入进退两难，于是派人求和。辽圣宗耶律隆绪：同萧太后共同进犯北宋，辽国的领导者之一。
关系
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治今河北雄县)、霸州(治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  寇准北宋的制瓷和印刷技术传往辽。北宋政府用香料、犀角、象牙、茶叶、瓷器、漆器、稻米和丝织品等，交换辽的羊、马、骆驼等牲畜。民间的交易也很发达。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和东北辽代古城和墓葬中，发现了宋朝制造的瓷器、漆器、铜钱等文物，这些都是通过贸易流入辽境的。辽宋贸易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增进了两族人民的友谊。澶渊之盟后，寇准功高望重，受到宋真宗的疑忌。不久，宋真宗借故把他贬斥出朝，任命妥协派王钦若为宰相。这样，宋朝更不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了。辽这时也发生了变故，1009年，萧太后与韩德让同年病死。第二年，辽与高丽发生战争。接着，辽政权内部又开始发生分裂，辽再也无力大规模兴兵南下。澶渊之盟后，宋、辽在好几十年里没发生过战争。其间只发生了两次重要交涉。一次是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机会，向北宋勒索土地。北宋增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辽借口北宋在山西边境增修堡垒破坏边界，要求划界。第二年，宋政府允许以分水岭为界，又放弃一些土地。[9]
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  王钦若州（今四川成都）；宰相寇准力请宋真宗赵恒亲征。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等人。杨延朗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未被采纳。宋军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一作览），辽军士气受挫。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催促下，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士气为之一振。宋、辽两军出现相峙局面。[9]
辽军这次南侵，其目的只是想进行一次物资掠夺和政治讹诈，因折将受挫，表示同意与宋议和。宋真宗只希望辽军能尽快北撤，不惜代价，于是遣使向辽求和。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宋朝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留对方逃亡的“盗贼”，双方可以依旧修葺城池，但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又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宋辽为兄弟之国。盟约缔结后，宋、辽形成长期并立的形势，两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9]
意义
澶渊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使北宋国威扫地。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过，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4]
澶渊之盟，宋辽议和是在少数民族不断进攻北宋政权，威胁北宋安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讲“和”的。[4]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4]积极影响富弼以为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二，“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结束了战争状态，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双方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10]消极影响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政府“忘战去兵”，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