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宗彭
人物生平
（一）孙宗彭教授的早期工作 
孙宗彭于1895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小学毕业、因家道贫寒，只得去当学徒，他刻苦自学，并求教于邻里亲友，进步很快，后考取江苏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22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曾任过中学生物学老师，因巧遇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秉志教授从美国回来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192  0），录用孙宗彭为助教，他潜心协助秉志教授工作，并开展科研工作。
20世纪20年代是国内军阀混战年代，从欧美留学回国的许多学者，抱着“科学救国”的理念，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秉志和竺可桢、胡刚复等一大批早期回国的著名爱国学者都是中国科学社的第一代主要成员。他们很重视在国内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孙宗彭成为秉志先生培养成名的学生之一[1]。孙宗彭教授在东南大学工作的第一篇论文是《小白鼠小肠内上皮因绝食和复食而发生的变化》，发表在中国生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即第一卷，第一期，而且是第一篇（1927，P.1-6）。他的第二篇论文是《关于切除甲状腺大鼠的肾上腺内肾上腺素的变化》，发表在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上。有人称这两篇文章是中国生理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1] 。表明孙宗彭在秉志老师关怀下很快成长，朝向内分泌系统发展取得成效。
后来在秉志先生的推举下，孙宗彭申请到美国洛氏基金（Rockfeller Foundation）留学美国（1926-1928），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东吴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被载入当时美国科学名人录。孙宗彭曾获落实基金会金质表坠小型纪念章（Fellow of Rockfeller Foundation），章元沛同学曾亲眼目睹此物。后来，洛氏基金成为孙宗彭创办浙江大学药学系争取国外资助的一条渠道[2]。
1929年孙宗彭教授曾任美国著名制药公司施贵宝（Squibb & Sons, ER）的研究员，从事内分泌领域的研究工作，颇有成效，并结识了不少同行朋友，获得他们的赞赏。这为孙宗彭日后回国创业，开展工作增添一个有利因素。在美学习工作期间，孙教授有一项极有意义的发明。他发明了从动物口腔进入（approach）切割取出脑下垂体的创新性技术，比前人从开颅割取垂体法要简易方便，为后人广泛所采用。当年在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勃克利分校（UC Berkeley）工作的著名华人生化学家李卓皓教授就采用这种技术。著名华人药理学家张耀德当场见到李教授的示范试验，认为非常精彩。但当时孙宗彭教授没有意识到申请发明专利或撰文正式发表。不料此项发明被一位美国教授采用不正当手段，并不把孙教授列入作者而单独发表[3]。后来孙教授谈起此事也只淡淡一笑了之，“也不过就是一次，成人之美吧”[4]。孙教授表现出为人的宽容大度，但这位美国教授从此欠下孙教授一笔人情债。
1933年底，孙宗彭教授回国，应聘于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任教授并兼生物系主任，从事内分泌研究工作；1936年底又应江苏医学院之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江苏医学院迁至四川北碚，后又接受内迁贵州的湘雅医学院之聘。 
（二）孙宗彭教授在浙江大学工作时的贡献
在国难当头的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以理智主义观点，认识到重视教育是最基本国策，是主导和推动社会变革的生力军[5]。可以在抗日救亡时期起到积极的作用。浙江大学西迁贵州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人民生活处于最困苦时候。浙大竺可桢校长与理学院胡刚复院长均积极筹划浙江大学的发展计划。有药学系、航空系和医学院，1942年孙宗彭教授应聘于浙大理学院生物学系任教授。孙宗彭对医药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顺应时代发展和学校规划，为人民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
一是，鉴于中国缺乏医药，尤其是高级药学人才异常匮乏，孙宗彭教授萌发了在浙大理学院创办药学系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竺校长和胡院长的大力支持，随即向教育部申述在浙大理学院增设药学系的理由和有利条件。这一建议很快被批准了，并于1944年招收了首届新生。关于如何办学，孙教授有独到理念，这是他在浙大工作期间最重要的贡献（详见后述）。
二是，与此同时，孙宗彭教授积极参与浙江大学创办医学院的筹备工作，并曾暂时兼任生化、生理、药理学三科的主任，兼授课任务，并物色、推荐有关教授来浙大医学院任职授课（详见后述）。这对初创时期的浙大医学院起到很好的作用。医学院早期几个班的学生如陈宜张等，曾听过他的授课，保留着深刻的好印象，特别敬仰他为人正直诚恳，至今怀念他。
三是，孙宗彭教授和王成发等人各自应用化学点滴法，发现在贵州等地区出产的刺梨（Rose hips）的果实中含有极丰富的Vit C，达到新鲜果约为2.5%，后来加拿大Tuba等人用生物鉴定法证实刺梨中的Vit C约为1.3%-3.5%[6]，以上事实均表明刺梨中的Vit C含量远较其他任何已经分析的食物为高。刺梨是一种野蔷薇（Rose roxurgii）果实，盛产于西南各省山岗、田畔及道旁。他们发现刺梨中有高含量Vit C，在艰苦抗战期间，对于改善人民营养问题有所贡献，殊属不易[7]。
（三）孙宗彭教授创办理学院药学系的理念
孙教授创办理学院药学系有三个特点：
一是，确定以培养研究型的药学人才为目标，制定学制为5年的教学计划，充分吸取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生物系和基础医学有关学科的特长，与药学专业授课融合成一体的特色，为国内开创培养高级药学科研人才。孙教授在美国受教育和工作期间所领悟到的办学理念，就是要使学生能胜任各种科研工作，能开展多方面的药学研究，以药理作用机制、研发新药为重点，并能承担国家所需的科研任务。显然，他的办学理念在当时是颇有远见的，而当时国内一般药学院、系往往局限于培养药剂人才，显然有很大差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办学理念的远见卓识（详见五和附录）。
二是，孙教授倾其全力，尽一切可能从国内外筹措经费，购置教学、科研仪器，使系内药品试剂充沛、仪器基本齐备，并由大型冰箱可供实验之需，这是当时国内药学院校所少有的。孙教授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是，由于他在美国工作时的成就，在医药界、有关院校有一定知名度。他向美国研究部门、国际朋友们、Rokfeller基金会等提出正义的呼吁，说明中国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办学，很需要国际友人的支援，先后收到国际红十字会、匹兹堡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朋友们先后寄来十几批大小仪器设备[2][5]。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曾欠下孙教授一笔人情债的学者也积极捐赠了器材。这样，使浙大药学系在国家艰苦的条件下，能较系统开展药学化学，药理学以及制剂学，植物化学，生药学等各项教学和科研工作，使学生在学习过程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自己选择专业的机会，孙教授的功劳真是巨大的，所以，全系师生对他怀有极好的感激和思念之情。1949年春（解放前夕）尚有大量在美国已经办妥采购手续的仪器和试剂，尚未运回国内。他十分焦急，直等到该年秋天，还始终不来，后经多方探询，才知道这批货物已经从美国港口启运，由于获悉上海已经解放，把货物搁置在菲律宾。孙教授托人多方联系，直到1951年春追回已购器物，共有5-6大木箱，运回国内[2]。并由王秩福、朱明德、郁嗣兴、章元沛等人一起开箱、清点，使之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作用。孙教授的这一行动，使我们后辈深深感受到他创办药学系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充分体会到他那爱国之情。孙教授所以能在美国筹措这批资金和器材，完全归功于他当年留学美国时与Rockfeller基金会的深厚情谊，以及在美工作期间所结交美方朋友们，大力支持他办学理念。孙教授为人的优良品德，感动他们。今天我们也特别思念孙教授这种爱国办学精神。
三是，在国内、国外聘请一流的专业授课教师[2][5][8]。当年最早聘请到的，有药理学专业的张耀德教授（1906-1998），药物化学、有机药物合成的张其楷教授（1912-1995），生药学的刘宝善教授（1896-1991），这是短期内药学系完成的第一阶段师资队伍建设。张耀德教授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是我国老一辈药理学家，1947年去美国NIH做研究，后成为NIH的终身研究员,但依然与系内师生保持良好的友谊交往。张其楷教授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德国Münster大学博士，是国内著名的药物化学家，他讲授的药物化学课内容新颖、充实，讲授构效关系特别引人入胜，真是精彩的教学。刘宝善教授东南大学毕业，留学英国，对植物分类和中药学有特殊造诣。张其楷、刘宝善两教授后来调至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1947年又从英国聘请顾学裘教授任药剂学教授（1949年去浙江医学院药学系任教），1949年请到许植方教授讲授植物化学。1951年又请到英国留学归来的生药学家楼之岑教授，他又精于药剂学，讲授了“高等药剂学”，抗生素类药物无菌制剂的制备和微生物学测定法等（后去北京大学药学系）。他们都是专业的著名教授，院系调整前后进入新单位，开创新事业。
孙教授对于浙大医学院的师资建设也起很大作用[2][9]，如聘请到龚建章教授从英国回国讲授寄生虫学，俞德章教授任教生理学和药理学，他们均为孙老师早年东南大学的优秀学生。浙大医学院的建设对药学系也很有帮助，如浙大医学院（1951年）聘请到著名的国际微生物学权威 Zinsser氏的高足刘纬通教授从美国回国讲授微生物；从美国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回国的沈善炯教授讲授生物化学。这些老师均为药学系学生们提供学习基础医学的极好良机。尤其是，生物化学是药学系的重要课程，沈教授为大家讲授了许多新近进展，启开知识之窗，令大家兴奋不已，迄今津津乐道。
上述的这些教授从欧美回国，云集浙江大学，使药学系达到原来制订的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与专业学科相融合的教学目标。
孙教授能不拘一格聘用人才[2][8]。王秩福先生毕业于英士大学，学识丰富，1949年自愿应聘为“植物化学”助教，1951年升任讲师，讲授“药物分析”，深得学生爱戴，1952年随着院系调整到上海医学院。1960年前后成“植物化学”专家，系统撰写这方面专著。
药学系办学理念是在浙大综合大学办学优越性基础上实现的。浙大设有文、理、工、农、医、法等学院，强调文理结合，重视文理科教育。全校学生的数、理、化、生等基础课由理学院讲授；理学院学生的必修文科基础课程有语文、英文、第二外国语、中国通史等，使学生具有较好文、理基础，与药学系办学理念充分协调，基础性课程由文、理学院负责，而专业课程由药学系发挥自己的优势。
学校要求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掌握实验技术，在药学系每周约有5-6个下午是实验课，有时还需要在星期日补上，实验课除有助教或讲师辅导学生独立操作外，授课教授也大多亲临指导，还要求学生系统查阅有关毕业论文课题的文献。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在综合性大学办药学系的有利条件。学生可选修化学系、生物系或其他院系开设的有关课程，并可旁听其他系的很多讲座，接受新颖的科学理论。参加音乐文艺欣赏，发挥学生的各自兴趣。
（四）孙教授办学理念的师生情
孙教授为人大度，真诚，易与人相处；易与学生们交流，关爱学生，师生情谊十分密切，在系内充满友情和亲情。
浙大药学系在贵州遵义创办时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师生们不畏艰难，都有艰苦自励、勤奋好学，上下年级同学们友爱团结的风尚[2][10]。在系里提倡“四互相”，即互相友爱，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鼓励，逐渐形成深厚情谊。浙大自贵州迁返杭州后，解放前系内学生约30余人，我们自发组成系会，联系师生情谊，成为“全系一家”的和睦大家庭，师生积极配合参加校内活动。在系里常有师生的共同活动，或开联欢会，或外出郊游活动，孙教授总是积极参与，融合师生的欢乐之中。
孙教授常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与学生讲人生哲理。他培养学生很重视悟性教育，鼓励学生自觉学习，深入领会和善于实践[5]。他曾说，古代大思想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生物学和论证科学饶有兴趣，给学生授课不照书宣讲。有一次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给学生们每人发一条鱼，要学生自己解剖观察后，写出各自的记录，了解学生的洞察能力，然后由他提出各人不足之处，帮助学生自我提高。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孙教授举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强调学生自学（Independent study）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会有新的发现和创新。实际上，他是把最根本思路和方法教给大家，这是孙教授要培养研究性人才的高招。孙教授曾鼓励朱谱强参与全校英语演讲比赛，朱得第一名，他在系联欢会上常有英语小品表演，显示其才能。
据刘文龙教授了解[11]，孙教授本人在大学生时代也显示出自己的活跃思路和很强的实验观察能力，孙教授本人偏爱于药理学专业。他是一位悟性教育的好老师，曾指导过陈志康、章元沛和我等药理学专业学生，使他们从中获得很多启发性教益。
孙教授爱生如子，当药学系学生遇到各种困难时，能以不同的方式，恰当地协助解决。有一个很突出事例，反映出系内的师生亲情和同学们互爱精神[12]。1952年春，我还是三年级时，因早晨贪睡，等待全校集体早操哨声响时才紧急起床，此时突然腹部剧烈疼痛，幸亏由同寝室同学紧急送到浙大附属医院。处在此紧急关头，孙教授闻讯赶到医院，毅然代表学生家长签字，并担保今后一切责任全由他负责，并力促院方赶快进行外科手术检查。检查发现胃穿孔，有严重腹膜炎，幸亏及时抢救，逃过一劫，院方又采用紧急措施，消炎排脓，转危为安。术后，同学们轮流在病床前值班约一周，渡过了难关。这充分体现了当时药学系深厚的师生友情亲情，同学互爱互助精神。我铭记此情此景一生，鼓励着我在人生旅途中积极前进。（五）创办研究型药学系理念的成果
孙教授根据他自己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和在美大型制药公司研究部门任职时期的领悟，在中国创办研究型药学系成为现实。药学系创办成功得益于当年浙大竺可桢校长治校方针和孙教授办学理念的有机结合，归纳起来就是：文理结合，强调扎实而广博的基础知识，继以专业学科的严格培训，达到能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求。
从1944-1951年（1952年院系调整为止）共招收8届学生。前5届学生约30名，按5年制办学授课，强调科研型培养模式。1949-1951年共3届，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约招收60名学生，按4年制授课。1949年招收的学生，前3年在浙大完成学业，1952年夏院系调整后，只半年在上海医学院学习，因国家急需，3年半亦可毕业，他们基本上是接受浙大药学系教学理念培养。这6届学生总计约40多人，他们大都有志于药物化学和药理学两个专业，也有的对生药学，药剂学特别感兴趣。在这些同学中，据初步调查，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在大学任教师，培养学生，约有19人，几乎占 50%；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8人，其他科研单位2人，担任科研工作，取得不少成就；药品鉴定和医药管理部门5人，有的成为药品鉴定的专家，或是医药工业的科研人员。这些同学在国家建设岗位上，正处在“时代造英雄”的年代，当时国家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有扎实的基础课，知识面又较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能从事非药学范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如精细化工，遗传基因研究）。在3-5年之后，他们成为所在工作单位的骨干力量，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现在大都事业有成，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药师。其中因有特殊建树而获得各级政府奖励者颇不乏其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的有3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人，省市劳动模范2人。有的同学还具有科研组织管理能力，担任研究所所长，学院院长，研究分院院长等职务，是国家医药管理的宏观专家。这几批毕业生正赶上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好机遇，勇担重担，认真负责，取得好成绩。这也正是孙教授以前瞻性办学理念，创办研究型药学系，及时地为国家输送人才，取得成功的标志。
（六）孙宗彭教授在院系调整后的新工作岗位
孙教授从1944年至1949年任浙大药学系系主任，以培养科研型药学人才为宗旨，由他创办的药学系，事实证明他的办学理念是成功的。新中国成立，孙教授不再承担繁重的系务工作，退居二线。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进行大调整时，随药学系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后调至复旦大学生物系，与卢于道教授在系内共同建立人体与动物生理学专业，以神经生理解剖和内分泌学生理特色，成为当时国内生理专业最强的教研室[7]。孙教授及时编写内分泌教学讲义，并主持出版由Williams RH主编的内分泌学译本（1963）。与此同时，孙教授大力倡导生理学应与药理，生化，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相结合的办学理念，促使生物系创办了生物化学专业，生物物理专业，开全国之先河，具有非常积极意义。他指导进修生、研究生，进行脑垂体内分泌激素科学研究，发表生理学和内分泌论文10余篇。
孙教授的业余爱好是弹奏古筝乐曲[11]，他在东南大学学生时代是“梅庵”琴派大师王宾鸿的弟子，是这一个琴派的主要成员，颇有弹奏水平。当年在沪的学生10多人曾集体探望老师（1961）,使他深感欣慰，还见到孙教授的古筝，谈到上海文艺界还特地为此来采访他[12]，他特别高兴，在家中招待大家，真犹如当年在浙大时师生相叙的欢乐情怀，并留影纪念。文革期间[11]，孙宗彭教授受到了严重打击，但非常坚持原则，充分显示他的正直坦荡的人品；因夫人张儒秀教授受到不应有的冲击，而离开他，使孙宗彭教授的感情受极度打击；1970年卧病不起，于1972年7月30日病逝于上海。我们后辈学生们深感痛惜，并深深地怀念他的可贵人品，他成功的办学理念，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学生
朱谱强（教授级高工，药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徐黼本（教授，药学系第一届毕业生）池志强（院士，药学系第一届毕业生）陈宜张（院士，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陈志康（教授，药学系第二届毕业生）金国章（院士，药学系第四届毕业生）章元沛（教授，药学系第四届毕业生）周元瑶（教授，药学系第五届毕业生）洪孟民（院士，药学系第六届毕业生）撰于2007年5月，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期间注：本文还有当年药学系的学生周锡瑞、俞观文、蔡永昆、洪琅提供素材；当年浙大生物系师生，后转入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刘文龙和蔡南山两位教授提供一些素材；又吸收在2007年5月20日参加母校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时，17位当年药学系师生的座谈会上发言意见（郑葆分老师、朱谱强、池志强、张淑改、徐黻本、许殿英、蔡纯懿、宋和坛、陈平、章元沛、金国章、钱定华、周元瑶、钱燧、周毓英、陈仲良、周嘉惠），并从网页上摘引有关《中国科学性》文稿。最后，由金国章综合成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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