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提出及内容
1927年4月1日，在贵阳督剿红军的蒋介石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作了简要解释。接着，宋子文和汪精卫分别于4月3日、7日发表公开谈话，表示应当促成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成功。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史维焕等发起组织国民经济建设协会。各地名流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四处讲演，响应此运动。南京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召集国民经济建设座谈会，遍邀各地名流、专家座谈国民经济建设有关事宜，并将这次会议的结果，在该会季刊《中国社会》第二卷第一期上集中发表。
倡导实施
同年8月9日，蒋介石又发表成都通电，对全国的水患河灾作了检讨，称“自经此水灾，倍觉国民经济建设为刻不容缓之要图。”并详尽论述了此运动的意义、提倡的原因、实施要项八条及初步工作步骤。提出“在官厅，须革除过去承转应付、粉饰表面之不切实际的工作，在人民须痛切觉悟，于此一事业为救死回升之关键，而各尽所能，以赴同一之目标”。号召各省建设、行政之任者，拟定施政纲要时“尤须切实着眼于建设国民经济，视此为唯一之中心。诚使政府人民，呼应一体，坚忍刻苦，共同致力”。只有这样，“民族复兴之物质之基础”才能奠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于1935年9月22日在国府纪念周上作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之讲演。阐明此运动的重要性及实施途径。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共同努力”，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要“中央和地方官吏和人民共同来担负这种建设的工作”。 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相互关系
1936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电台元旦演说辞中，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之后，又强调了“大家务必从今天开始特别努力来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说明了两种运动的相互关系。6月3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章颁布。同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号召“举国人民，急起直追，实行推动”。按照总章规定，应在首都设立国民经济建设总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各省及直辖市设立分会，各县设立支会。在总会设立之前，先于实业部内设总会筹委会，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实业部长吴鼎昌、秘书翁文灏为筹备委员，吴鼎昌为主任委员。所有各分、支会应由各省政府主席、各直辖市长及行政督察员或县长派定筹备人员，并指定各省建设厅长或相当人员为主任筹备委员。6月8日，总会筹委会正式成立。总、分、支会章程遂公布于世。依章规定总会的任务是：（一）协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计划。（二）倡导社会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三）培训各种经济建设人才。（四）研究发展全国农工副业及地方特殊商品。（五）倡导节约，推行国货。经过一个月的筹备，7月8日上午，国民经济建设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实业部大礼堂正式召开。会长蒋介石首先致词，吴鼎昌报告了常务工作，委员孔祥熙、孙科也作了发言。总会成立后，拟定了关于宣传、训练建设人才、建设事业、副业四项工作的十一条基本方针。
目的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的，从理论上讲，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在当时开展此运动的具体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开展此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即在积极方面：（一）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二）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三）增加输出产品，借谋贸易平衡。（四）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在消极方面，要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因、内因、货物流通之障碍及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因素。
内容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内容共有八条：（一）提倡征工。即动员老百姓做义务劳动。凡筑路治河，修整堤坝，培植森林，开辟疆地，均以征工制度行之。（二）振兴农业。包括增加农产，活泼农村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推行农村合作，以达粮食自给并力求增加工业原料等内容。（三）鼓励垦牧。一切公私荒地要尽量开垦，对地广人稀之处，要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经营蓄牧，并实行屯田制，以实现地尽其利。（四）调节消费。在积极方面，以最大之努力，尽量节约消费，调剂供求。（五）振兴工业。对农产品加工，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发展，对一般工业应由政府实行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对于那些地方上无力举办的大工业，应由政府、企业家一致进行。（六）开发矿产。政府应采取积极的保护及奖励政策，调查各地矿产，改进采掘方法，禁止地方政府与任何特殊势力把持矿产，与民争利。并欢迎外国投资。（七）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全国各处的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的办法。同时又在各地设立主要农作物的公共仓库和运输机关，以便屯积和转运。（八）调节金融。鼓励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设置完备之农村借贷制度，并要全国人民绝对赞助国家关于货币汇兑之政策。
开展及效果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各种理论、宣传工作进行的同时，各方面的具体工作也逐渐展开。金融调整中国是个银本位国家。美国在三十年代前期采用的白银政策，严重地危害了中国金融。美国高价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中国金融界受到世界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动荡不稳，从而直接危害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内“工商业经济困难，每苦于周转不灵，有待夫金融界之放款。但金融界以本身资力不厚，虽愿放款而效果不宏。财政部有鉴于此，决定充实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资本”，作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一种”。“以谋社会经济之安定与农工商业之进步”。共计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作为三行的基金。其中拨给中央银行3,000万元，中国银行2,500万元，交通银行1,000万元。影响资料1935年11月3日，又在英国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中、交三行发行的法币代替市面上流通的银元，禁止白银在市面上流通。以后一切完粮纳税及公私款项的支付，一律禁用白银，同时宣布白银国有。这样，法币就成了全国统一的货币。法币的币值与银价脱离，不再受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从而稳定了金融。金融界的充实与稳定，银行放款的增加，使投资工业变得有利可图，这便刺激了资本家投资的欲望，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仅上海一地，1935年至1937年设置的机器厂就达387家，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币制改革后，还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稳定了法币与外币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由于币值和对外汇率不稳而引起的外贸风险，促进了对外贸易，鼓励了国内储蓄。改革后的头两个月，就连续出现出超现象，以后尽管又变为入超，但入超数量明显减少。海外华侨汇款也由改革前1934年的250万元，增至改革后1935年的260万元，1936年更达320万元。工矿业方面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提出重工业建设应由“中央予以指导，令各省分别举办，以民营为主，或官民合办以助成之”。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工业奖励法》。鼓励发展重工业。兴建工厂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各类工厂的兴建上。在机器工业方面：中央机器厂中，铸铁、钢铁、机器三厂的厂房建筑已告竣，所购设备也到齐，汽车厂亦开始筹备成立。铁道部拟于株洲设立机车总厂，计划投资1,000万元，并在1935年8月成立筹备处；酒精工业方面：1935年，实业部与侨商成立了中国酒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日产达3万公斤，营业甚佳。陕西省于1936年，创办一酒精厂，全部资本为150万元。同年11月，天津创办振远机器制造酒精公司，资本50万元；造纸工业方面：1936年，实业部联合上海业及出版业合资在浙江温溪创办一所大型纸厂，资本为320万元。其中官股150万元商股170万元。此外，广东也创设造纸厂家；化学工业方面：1936年，江苏六合之酸厂竣工，该厂内设硫酸厂，硝酸厂、合成氨厂和水煤气厂。年产硫酸铔约5万吨。上海民营的天利氮气制品公司，年产液体氮8,000磅，硝酸13,000磅，硝酸铔、硝酸钙、盐化铔共约1万磅。政府核准给予在上享有五年专利权，并免征其出口税及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以资鼓励；电气工业方面：1936年，成立了扬子电气公司，并筹备在武昌徐家棚附近建立电厂，资本总额1,000万元，每日可发电2万千瓦，可供武汉三镇及附近各县用电；在油料工业方面：实业部联合浙、川、湘、鄂、桂五省产油区筹设植物油料厂，资本定为200万元，官商合作，设办事处汉口，在上海收买大德新等三厂，在四川万县收买中原公司为厂址，并在长沙、杭州等地设立分厂。
由于各类工厂的增多，这一时期的工业品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1934年棉布产量为2,800多万匹，1936年为3,000万匹，1937年达3,500多万匹。1934年上海民族橡胶动生产胶鞋1,200万双，1936年即达3,00万双。全国绒线产量，1934年为170万磅，1936年则增至900万磅。矿业方面在矿业方面：1935年8月，为救济煤矿业，实业部与英国麦边进口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借款2000万元，贷给煤矿业。同年9月5日，实业部成立矿业金融调剂委员会，以王正廷为主任委员。“决先救济煤业，向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元分贷给各煤矿公司”。同时，还于1935年4月，把原参谋本部所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属军事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5月4日，任命翁文灏为秘书长，钱昌照副之。该委员会负责统筹管理全国矿业开发及相应重工业的发展计划。并于1936年先后设立了钨业管理处和锑管理处，改良生产，统筹外销，“业务经整顿，一切渐上轨道”。为防止铁砂大外流，行政院第二五九次会议还通过了军会访实业部拟具的限制铁砂出口办法，规定：凡出口铁砂须持有实业部颁发的出口许农业方面负责农业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的是中央农业试验所（以下简称中农所）、稻麦改进所及各地相应的农业技术机构。1936年实业部制定了《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各地农场技术合作办法六项》。其主要内容有：第一，由中农所将已经研究出并经试验效果良好的技术诸如改良农作物种子技术，各种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等从事推广。第二，中农所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举办各项讨论会，召集地方农场之主管人员参加。第三，由中农所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各项讲习会，召集各地方农场技术人员，予以短期训练，以求技术进步与划一。中农所为此作了大量工作。稻麦改进所也于1936年进行了水稻分系育种及杂交试验，水稻品种比较及纯系比较试验等。并积极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1936年稻麦改进所麦作组在河南开封、江苏南京、安徽临淮关等地，共播种优质品种小麦188,000多亩。稻作组与各地合作机关及中可证，否则海关应禁止出口。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拟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计划投资267,100万元，发展汽油、钢铁、硫酸铔、发电机、铝、电器等生产，以满足国内需要。当年，就按计划筹办茶陵铁矿、高坑煤矿、大冶、阳新、彭县铜矿、中央钢铁厂、江西钨铁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1937年又筹备开发云南锡矿、青海、四川金矿、湘潭天河煤矿、灵乡铁矿、四川油矿、水口山铅锌矿等。矿业发展在抗战前，中国矿业的发展情况，从下表中可略知一二：（单位：吨）
中央大学农学院等单位，分别于南京附近及苏、浙、皖、赣、湘、闽、粤各省推广种植水稻265,900余亩。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在苏、鄂、豫、陕、晋、甘等省种植美棉266,000余亩。在病虫害防治方面，稻麦改进所继中农所之后，研究培育抵抗小麦黑粉病腥黑穗病的品种，派员到绥、晋、陕、豫、鲁、皖、鄂、湘、赣、苏、浙等省调查小麦病虫害情况，设计改良方法。稻麦改进所制定1936年江、浙、赣三省治蝗计划大纲，3月2日在南京召开了三省及南京市治蝗讨论会。两广拟定了植物害虫之研究题目，由各农事机关研究人员，分别认定研究。
由于各项政策的实施，农产品有了增加，现列表如下：（单位：千市担）交通事业中国地域广大，交通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国民政府积极整理旧路、扩建新路，为适应国防需要，各主要铁路均进行了防空准备。例如：建造车站防空洞；伪装机车用水水塔；辅设疏散车辆之岔道；准备各项消防措施；施行防空演习等。1936年，完成了陇海路西安至室鸡段；同年7月，粤汉铁路株韶段接轨，全线通车；广九线也于七七事变爆发后几天内接轨投入使用。1929年起开始修建的杭州至萍乡的江南第一条东西铁路大干线浙赣铁路，于1937年6月正式接轨，全线通车。为防止日军占领上海后切断京沪杭之间的联系，又于1935年开始修筑苏嘉路，1936年7月正式通车。在山西，1932年至1937年，修筑了长达860公里的同蒲路。浙赣铁路浙赣铁路上由茅以升、罗英设计并主持施工的钱塘江大桥，1935年4月6日开始兴建，1937年9月正式通车，全长1,453米，为铁路、公路两用。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的一座大型的近代化桥梁。11月17日公路桥通车当天，过桥的人多达10万以上。12月23日，在杭州撤退时将桥梁自动炸毁。炸桥前一天，铁路车辆从桥上通过的有机车三百多辆，客货车辆两千多辆。商业贸易为便利贸易，立法院1935年4月18日通过裁撤转口税方案。 5月24日又通过增加进口税案，规定海关除征原有附加税百分之五外，再增百分之十。5月31日，修正通过减免出口税则，规定减免出口税的货物达百余种。6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海关出口税则》。规定果类、火柴、棉织物等88种产品免税，蛋类、油类等50种减税，共减税300万元左右。实业部还于1936年8月商准福建停征莆仙枣业营业税，会同财政部议请撤销江苏省棉产改进费。通令各县不得阻碍运销国货事情。商准铁道部减低饼干、罐头食品、果品的运输费。经济往来为促进南洋一带的经济往来，实业部协助上海国货界及中华工业国货贸易协会，1935年发起组织南洋商业考察团，于7月至11月到南洋各国进行考察。并在各地举行国货展览，引人注目，参观人数总计达29万之多。考察团团长高事恒在所经各地演讲五十余次。提倡国货国民经济建设总会为提倡国货，还成立了国货联合营业公司，1936年12月4日在实业部大礼堂召开筹委会成立大会。此公司所办业务包括筹设各地国货公司并补助其资本，经办各地国货工厂产品分配及销售，各地手工艺品和特别产品之分配及销售，扩充国外市场，训练国货贸易人才等。为谋发展国外贸易，实业部还决定在各主要通商国家设置驻外商务官员。1936年2月，参酌各国驻外商务宫制度，将1931年制定的驻外商务专员章程修正为《驻外商务官章程》。
由于生产建设、交通事业、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明显好转，试看下表（单位：千元）
这里不仅入超数量逐年减少，而且进口商品种类的位次也发生了变化。进口商品中前五位由1930年的棉制品、原棉、米、砂糖、金属与矿石转变为1936年的金属与矿石、石油制品、机器与工具、书籍与纸、棉花与棉制品。在进口商品中消费资料比例下降，生产资料的比例日渐上升。
评价
要正确评价这场运动，首先要弄清发起这场运动的主观原因及客观效果。如上所述，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这在当时国内经济残破，外则日寇侵逼，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它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据刘大钧《国民所得》一书估计，国民生产毛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其次，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项目，都是直接为战争做准备的。国民党五大通过的《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指出，从事经济建设，迅速完成重工业，其目的是“使战时工业能以动员，以供临时需要”。这次大会通过的《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中更明确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资源委员会所办各厂矿，也主要是为国防做准备，厂矿的分布均远离海口。规模较大的钢铁、机器、电工器材等厂大都设在湖南，其余金属矿、煤矿、电厂多选择川、陕等内地省份。电工器材厂，从原料和产品运销的角度来看设在武汉为宜，但却将其设在湘潭，这完全是出于国防的考虑。即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源委员会致力于资本需要量大、资金周转慢、盈利少、风险大，而为一般民族资本家所不愿问津的重工业及国防工业，大量投资于西北、西南等内地落后省份，这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极不平衡的产业布局都起了积极作用。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例如浙赣线通车后，“东西战场之军队辎重，得随军事形势之转移，自由行动。”徐州会战时，将南方军队调至江北，徐州沦陷后，又调回南方保卫武汉……除军运之外，该路对沦陷区各路机车车辆之撤退，工商物资之疏散，难民之迁移后方等抗日事宜，俱尽最大之努力。
经济动员运动
可见，这场经济建设运动的作用已不仅是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场战前的经济动员运动。因为“在当时国际形势之下，我们不能打出鲜明的准备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只有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战时全国经济总动员的准备”。
这场经济建设运动，是一场由政府号召并组织的、动员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运动。在运动中，不仅注意生产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注意了生产意识、劳动观念的宣传及理论的研究。因此，它是一场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国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切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愿望的。
影响
诚然，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的大量资金、设备、技术都是依靠外国引进的，它所办的许多厂矿是同德、美合办的。例如，中央钢铁厂的全部设备均由德国引进，中央机器厂的设备分别购自英、德，电工器材厂的设备来自美、英、法、德四国。这是在当时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迅速完成重工业建设的唯一途径。而且资源委员会与外资合办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商业性的，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也没有以某项经济收入做抵押，出卖民族利益。相反，它在与外资合办企业的过程中，合理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让技术人员到国外培训。这一切均为本国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该实事求是的加以肯定，不能简单的视之为媚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