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姜克夫
人物简介
姜克夫（1913-1993），原名绍虞，曾用名姜渭扬、江白峰。历史学家，民国军事史权威学者。解放前曾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等。著有《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民国大事记（1905-1949年）》、《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区（新善本）》等。
人物简历
姜克夫出生于山东高唐，少年丧母，随父亲在吉林大赉长大。
姜克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先后就读于东北难民子弟学校、东北中山中学、东北大学文学院预备班，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5年7月，经担任北平中共东北特别支部负责人的于毅夫介绍参加了中共东北特支的外围组织“东北人民抗日会”。同时参加的还有著名作家田师手等东北爱国青年。9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回到山东参加范筑先部队，历任寿张县政训处组织股长、民先队范濮寿阳四县分队长、寿张特务大队指导员、游击10支队宣传股长、民先队中心队长、鲁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指导员。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1月，他从武汉到达延安，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1942年，调任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和特派记者兼三边分区通讯处主任。
在这个新的要害岗位上, 姜克夫施展了他的新闻编辑才华.我党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献都是经他手在《解放日报》编发的，由他经手编辑发表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原稿得以保存。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手书起草,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渡江令等两份手稿。这两份手稿,一份是毛主席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另一份是用粗铅笔起草,也是写在宣纸上。现在这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保存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
因离开山东时失去组织关系，于1941年7月重新入党。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学习，后在《解放日报》任编辑、特派记者、三边分区通讯处主任。抗战胜利后随军赴东北，历任吉江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安广县副县长、赉广联合县第一副县长、安达县副县长、长春筹备工作委员会秘书主任、长春特别市政府秘书处长、房地产管理处长、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后奉调入京，任建筑工程部学校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兼教学指导处处长。
1957年任中科院宣传局副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主任。
1958年，姜克夫调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1959年后，他参加了《文史资料选辑》的编纂，主持审读稿件。1972年，调任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分管《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的编写工作。1982年10月离休后，精心撰著了《民国军事史略稿》和《东北大学史稿》。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他颁发了“老有所为精英奖”。
1993年12月12日凌晨5时，审阅第四卷校样至第764页时伏案而终，享年八十岁。
作品简介
《民国军事史略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华书局合作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一，以年代为纲，记载了上起晚清创建新军，下至解放军进军西藏为止数十年间各主要军事集团发展、重要战役和军事事件，以及时期部队编制、装备、序列演变情况，是迄今为止少见的民国时期军事通史。全书共分四卷。
人物作品
 严师诤友 终生难忘 
                           姜克夫 
   
于毅夫同志是我东北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我与毅夫相处约有半个世纪之久，他既是严师又是诤友，对我的成长帮助最多，真使我终生难忘。
我知道毅夫的名字是1930年夏在齐齐哈尔念初中的时候，当时在文学研究会编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他撰写的文章《狼》，这篇散文记述了毅夫家乡依安县农村的景象。文内散发着乡土气息，读起来如同置身于开阔的乌裕尔河大草原上，饱享祖国北大荒自由的风光。
认识毅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我们都流亡到北平以后的事了。1935年春夏之交，我去北京饭店看望从南京来的我的盟叔。在他的房间看到一位约30几岁，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身穿笔挺的古铜色西服的绅士。盟叔介绍说：“这是咱黑龙江同乡于毅夫先生。”毅夫站起来和我拉手。盟叔又向他介绍：“这是我们大赉县的小共产党姜绍虞（我的原名）。”又说：“你别看他是个中学生，可能说啦，尽是过激言论。”
毅夫在旁插话：“也不能怨青年人过激，日军步步进逼，眼看华北就要沦陷，哪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呢？”
以后，我就和毅夫接近起来。当年秋天，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共东北特支的外围组织“东北人民抗日会”。“民抗”是个发展会员不多的抗日组织，记得在东城青年会小礼堂参加一次全体会，到会人员不足百人。毅夫领我宣誓后把我和孟述先、田质成（即师田手）、刘大庸等编成一个小组。毅夫经常出席我们的小组会。我参加“民抗”后，即在毅夫直接领导下做工作。当时“民抗”的机关刊物叫《东北之光》，后改名《东北生活》。毅夫叫我帮他办这个刊物，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文字水平是很低的，毅夫手把手教我如何写文章和修改稿件。慢慢地我学会了写稿、改稿、校勘、划版、发行等一整套的办刊物业务，我一生长期从事报刊的编辑工作，可以说是这时打下的基础。1936年末发生了西安事变，很快地和平解决，全国人民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国共合作，对日抗战。东北特委为此发动签名运动，毅夫交给我一批宣言，由我和同志们串联东北同乡、同学签名，共计1700余人签了名。然后由毅夫和李春华校友于1937年2月携带宣言去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此外，我在东大读书期间去绥远援助傅作义抗战，拒绝臧启芳接收东大和南下请愿的斗争也曾获得毅夫的指导。抗日战争前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火热的斗争岁月，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对我以后成长为党的干部起了决定作用。在这个时期的斗争中，毅夫可以说是我的引路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到来了。全国人心激奋，处于国防前线的平津青年学生更是热血沸腾，党领导的各救亡团体纷纷组织慰问团、服务团等去前方进行宣传、鼓动。毅夫和东北特委领导下救亡团体成员，更是卢沟桥战地服务的急先锋。但正在党的北方局策划宋哲元二十九军像西班牙人保卫马德里那样，动员市民构筑街头保垒准备巷战，保卫平津两城市之际，不料宋哲元这个懦夫于7月28日夜，竟丢下千千万万的抗日斗士，率领其二十九军悄悄逃走了。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广大市民恐慌不安，救亡团体成员更惶惑不知所措。当时我们都是参加党的活动不久的青年人。日本宪兵马上就要进城捕人了。29日傍晚从门缝塞进一个纸条，上写“马上离开公寓。”我一看是毅夫的字，当晚即到我父的老朋友家藏匿。
8月5日，日军侵略军举行入城式，骑兵、坦克、步兵从前门耀武扬威地闯了进来，恐怖气氛弥漫全城，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8月7日平津正式通车，我们决定冒险出走，8日上午我们在前门上了火车，下午6时到达天津东站。12日下午英商怡和洋行的恒生轮由津开上海，我们买了青岛登岸的船票登轮开出天津。黄昏前开出大沽口。但一觉醒来又传来噩耗，恒生轮停在海心不动了，船长借口上海已经爆发了八一三抗战，青岛也宣布戒严，决定将船开回天津。同学们刚逃出虎口又返回去，哪能答应呢？遂纷纷包围船长室，要求开船。这时，毅夫和张友渔、张郁光等左派人士挺身而出，毅夫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船长说：全船上千名乘客大部份是抗日积极分子，英国应帮助中国抗战，不应再返回日本占领区，如青岛布雷，可在烟台登陆。船长被毅夫等说服，遂驶往烟台。
毅夫和东北救亡总会党组书记刘澜波则设立东总驻济办事处，负责登记东北籍抗日积极分子。当时党领导的红军已在陕北，根据党的指示：党员要在当地利用一切合法名义与友党友军合作，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很快东总办事处登记3000余名东北籍抗日积极分子，派遣到马占山、于学忠、万福麟、缪澄流、吴克仁等东北军和与党建立起统战关系的冯玉祥第六战区长官部、石友三第一八一师和阎锡山的牺盟会。我夫妇到济后，即住在姑丈母家，毅夫即指定我夫妇负责通讯联络。因之，我住的青龙街734号，每天都接到大批信件、报刊和接待来取联系的同乡。当年10月我和500多名平津流亡同学考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与韩复渠合作办的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到黄河北战地发动游击队去了。当年冬澜波、毅夫也离济到武汉设立东北救亡总会。
1938年8月中旬，我到武汉就找到了毅夫，他招待我住在武昌明月桥他的房间内。我向他说明范筑先将军高级参谋张郁光让我写介绍鲁西北抗战情况的文章后，他说，目前大后方进步报刊正需要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文章，叫我大胆地写。当时日军围困武汉的战斗正酣，天刚冒亮日军重轰炸机就成群结队来武汉上空投弹。毅夫不等天亮就把我叫起一块奔向郊外去躲飞机。我们二人每天口袋里装上几块稻米面做的饼子坐在稻田埂上，他修改各地的来稿，编辑《反攻》半月刊，我撰写敌后抗战的稿件，分别投向新华日报、《全民抗战》、救亡日报和《反攻》等，并搜集后方出版的进步报刊和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捎回聊城。
9月底起溯长江西进的日军突破田家镇要塞后，日机更加紧对武汉三镇的轰炸，武昌一片瓦砾，很难存身，遂与毅夫、澜波等迁到汉口法租界明德里。经与毅夫研究决定随澜波去西安转延安。在武汉、西安三个多月中，毅夫对我帮助太大啦，在西安候车期间我写了介绍鲁西北抗战的小册子《抗战根据地鲁西北》,托人带到重庆交给毅夫，他请邹韬奋先生在生活书店出版，可惜只印了两版就被国民党顽固派给查封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分别从延安和苏北回到阔别14年的家乡黑龙江。1946年6月我去省委开会，又和当时已任嫩江省主席的于毅夫在齐齐哈尔相会。这时我军在四平失利撤出长春，东北局准备由哈尔滨撤退佳木斯，省委决定我们安广县和大赉县合并为赉广联合县，将县政府迁往乾安，两县的县大队合并为一个骑兵团由张学文和我率领与新四军三师派到地方的40几个干部打游击。毅夫找我谈话，分析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形势后，指示我：“你和学文都是本地人，应很好地团结南方干部，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农民群众，坚持斗争，以等待主力补整完毕过江反攻。”
为免于国民党还乡团来报复，他还叫我把家属送到后方，重要文物交他代为保存，以免遗失。这样我就将我编解放日报要闻版时积存的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同志写的文稿选了一部份交我胞弟带给毅夫。建国后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的周总理为军委起草的抗战胜利对日军反攻命令，即系毅夫随身保存献给中央档案馆的。（记得好像是两份手稿，宣纸，一份为毛笔，另一份是铅笔所写，对应《毛选》查对，似都是主席所写，不过其中一份是以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渡江命令。折迭起来，在书房中压在众多书柜里的杂书丛中，其子从没翻看过这份迭起的宣纸，只以为是没用的旧物，也曾闪过处理之意。好在，是其次女假期回家后，翻看书柜，发现是主席手笔，可对照《毛选》，告知其父，其父才知文物尚在，忙挂号邮至军博。文稿内容与作者回忆有所差别，待考证吧。）
1947年夏东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民主联军继三下江南后，发动了夏季攻势。我于当年初调到安达工作，这时正率领一个工作队在萨尔图“挖大树、刨坏根、查夹生饭”，深入发动群众。接到毅夫电话，命令我马上去松花江边率领民夫随部队作战完成支前任务。我连县城都未回，立刻骑马奔赴前方。两天后赶到松花江边，三天后赶到伏龙泉追上二纵队。然后追随这支英雄部队参加了夺取怀德、黑林子、昌图、开原，歼灭蒋军战役。8月初我因病去齐齐哈尔住院休养，毅夫同志亲自去看望，给了我很大安慰。
总之，日本投降后我在黑龙江几个县从事政权工作期间，毅夫曾不断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几乎每次去东北局开会回省路过我县，都下车到县政府看我。当时任省政府副主席的顾卓新同志曾开玩笑地说：“于毅夫见了姜克夫总得讲些体己话。”体己话，无非是告诫我谦虚谨慎，站稳党的立场，团结同志，努力工作，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嘛。
1948年5月，我被调到东北局。我们就再无机会在一块工作了。只知道他晚年身体不好，还带病在吉林省坚持工作。不料晴天霹雳，1968年3月2日毅夫竟被诬为“特务”捕入北京城郊监狱。1975年夏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释放在押的党的骨干，我闻讯后托人便转告在长春的杜贵绂同志，使她和孩子们宽心。逮捕“四人帮”后第二年春毅夫来京检查身体，我去招待所看望。他坐狱多年腿脚已不灵，我抓住他的手，眼泪就出来啦。后来，我动员他撰写关于党的东北特支和其外围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的史料，留给儿孙后代，他答应了。
   1978年春,在中央组织部关怀下,毅夫去广东从化疗养。身体稍事恢复,他即提笔撰写回忆录,1979年10月撰写成《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给我寄来。贵绂的来信说，毅夫因赶写史料，健康状况又逆转，这可能是毅夫的绝笔了。果然不久就听说毅夫病重，好转后，习仲勋同志派专人送他来北京了。我急忙去北京医院看他。毅夫同志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不能行动，后经医生治疗，病情有了转机。我去医院看他，动员他撰写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围攻，周总理派他去新四军任联络部长，活动于京泸敌人心脏，瓦解伪军，孤立国民党顽固派以协助新四军在华中发展的史料。他说：“这些党都清楚，我不能写，带在脑袋里见马克思去吧。”
毅夫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多，于1980年4月返回长春，临行前我曾去看他。1981年秋天又得到毅夫健康逆转消息，并听说他在病中念叨：“寄给克夫的文章，不知是否已经发表？”我找抗战期间常在重庆东总避难的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涌同志提前打出清样给他寄去。毅夫看后笑了，说：“克夫不用原标题，改为《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这题目好，很醒目。”不料没到一年，毅夫竟与世长辞了！
毅夫是个党性纯正的共产党员。他毕业于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积极探索革命道路，抗战前被吸收入党后，时刻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求自己。他具有党的高度原则性，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勤奋好学，撰写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他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从来不谋个人私利。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到处与群众打成一片。不仅我个人受到毅夫的培养教育，终生难忘，我想他也是知识分子应当学习的模范。
1982年12月12日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刊《黑龙江日报》198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