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酒泉文殊山石窟
基本信息
文殊山石窟群位于酒泉市西南约15公里的祁连山北麓，洞窟依山势开凿于文殊山前山和后山的崖壁上，分布于南北1.5公里、东西2.5公里的范围内。现存窟龛100多个，其中有早期中心柱窟8座，禅窟1座，窟前寺院遗址28处。明、清两代喇嘛教盛行，同时还有道教也以文殊山为圣地，以致多数的洞窟都加建窟廊或殿堂。据调查，文殊山共有大小寺观三十多所：属于道教者约占三分之二，佛教庙宇仅有千佛楼、观音阁、地藏寺、文殊寺，睡佛寺等十数处。清人《重修肃州新志稿》记载：“山峡之内，凿山为洞，建屋为寺，俗称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 一般认为，文殊山石窟群始建于北凉时期（401～ 433）。现存元代泰定三年（1326）所建《重修文殊寺碑》记：“所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从公元1326年上溯八百年，为公元526年，时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在此以前，酒泉属十六国前凉统治，后西凉李嵩在酒泉建都，接着又为北凉沮渠蒙逊的属地。北魏灭北凉后，酒泉即隶属北魏版图。所有以上这些朝代，都是佛教盛行时期，文殊山离酒泉不远，自然有兴建石窟佛寺的可能。现根据美术史专家史岩等调查，将文殊山属于早期石窟造像略述于后。
石窟概况
前山三窟第一窟，原名千佛洞。开凿于悬崖高处，窟外有清代建筑的殿堂式窟廊三间，窟为北朝多见的中心塔柱式，窟室不大，深广各约4米 ，方塔每面宽约2米 ，每面各雕上下二层单龛像，龛内单身坐佛，龛外左右胁侍菩萨，也是敦煌千佛洞早期造像多见的布局。窟四壁仍保存有类似敦煌北魏风格的壁画原作，这是文殊山窟群中最值得珍贵的早期遗迹。
第二窟为塔柱式，造像壁画已全毁去，窟前壁也已塌落。
第三窟原名万佛洞，从窟内塔柱式的构造上，可确定为早期开凿，《重修肃州新志》亦称文殊山万佛洞为北魏所造。窟室大小与第一窟相似，中心塔柱各面的龛像布局也大致相同，但所有造像都经过重塑，窟壁壁画也为后代重画。
后山三窟第一窟，原名古佛洞，为中型塔柱式，深广各约 5 米 ，塔柱中层雕出龛像，龛型和龛楣结构以及莲花龛柱装饰，都类似敦煌千佛洞早期形式，全部造像和壁画为后代改动。
第二窟原名千佛洞，窟内结构大体类似古佛洞，但造像全为清代所改塑。
第三窟残留有塔柱结构形式，造像壁画都无存。现存较重要的洞窟有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和千佛洞等，均为穹隆顶、平面近方形的中心柱窟。中心柱上下分三层，下层为方形台基，上面两层每面凿圆拱龛，龛内塑一佛像，龛外塑二胁侍菩萨，造像躯体健壮古朴。洞窟四壁及顶部彩绘壁画题材有千佛、说法图、七佛、伎乐天、供养人等。窟顶绘伎乐飞天，窟壁上层大面积绘千佛，中部绘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下部绘供养人像。壁画采用西域晕染画法，强调色彩的明暗对比和人物形象的立体效果。万佛洞有西夏时绘制的大型《弥勒经变》画及“镇窟四天王”像。
文殊山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位于凉州模式石窟的范围内，是研究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对研究河西地区与西域的佛教建筑、艺术关系有重要价值。其壁画具有河西地区早期洞窟壁画的布局特点，有些壁画内容可弥补莫高窟之不足，有些则是敦煌艺术的延续和发展。现存的西夏时期的壁画是研究西夏佛教及其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
文殊山的地理形势和名称
宋、元以前的文殊山，本名嘉峪山。在肃州酒泉西南三十华里。是突起于祁连山主峰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由东南向西北迤逦蜿蜒，岗峦起伏，坐落在海拔1600--1700米的倾斜地平面上，全长60华里。其主峰有二，集中在山的中段，西峰遥与嘉峪关城南北相望，海拔1228米；东峰在西二分沟正南，海拔2109米，高出地面500余米。山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处断裂地带，形成东西两个石峡。
西端的石峡，是由嘉峪关西端的一片岗峦与城西北七十里的黑山（古名金山，又曰鸿鹭山）相连接，中间构成石门，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锁钥，是通往新疆的要塞。西汉置玉石障一超级，是因其山古称玉石山，设关又称玉门关，今称为石关峡。关外置县曰玉门县。《肃州新志》载：明置嘉峪关西麓，关以山得名。“宋、元以前，有关无城，聊备稽查”。即指石关峡而言。今俗称黑山峡，，形势天险，即《汉书》所谓“出酒泉塞”即指此石关而言。历来为自酒泉通疆要隘。
东端的石峡，古称嘉峪山口，即今酒泉城西南三十里的文殊山口，有通往祁连山卯来泉的大道，从此山口内穿过，也是历代防守之要口。其东之山，俗称鳖盖山。山陕两侧，山石壁立，似为数万年前，洪水冲刷的断崖，形势颇为险峻。峡内地形，逐渐向西南开阔，南北两山，层峦叠嶂，沟壑深幽，清泉流水，林木葱郁，气象十分清静。又有梵寺、道观，石窟隧洞，石径、天桥，遍布其间，足为神佛、仙道栖息修炼之所，构成一处天然美丽的峡谷，自古称之为美峡，或“嘉峡”，其山亦名嘉峪山，以其山中有美峡之故。今人皆称为文殊山者，是因山峡中有文殊菩萨殿，修造已经年远，自元末泰定初年，蒙古皇系察合台一支游历于河西，其皇太子喃答失重修文殊寺之后，影响极大，男女士庶莫不前来景仰奉祀。延至明、清、民国相继，肃州远近数百里之内，各族善男信女，每逢朔望，特别是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连续八天，文殊山有佛道盛会，四乡八堡、山泽草原，各宗教会堂、工农商学，咸来朝山拜斗。有求佛攀道，了愿、算命、乞求儿女、寄托情偶者，各有所施，各有所求。或烧香布施，或虔诚修庙，或献匾献戏以示虔诚。藏民则大念黄经、又有头戴牛头马面，扮成天神夜叉、群跳“护法”之神舞。整个山寺，人山人海，香烟缭绕，鼓乐齐鸣。尤其文殊菩萨殿，金碧辉煌，“最有灵验”，最获群众信仰。
文殊山石窟群的创建年代考略
关于文殊山石窟群的创建年代，史书甚少记载，至今山寺已毁，碑碣大部亦佚，壁画，彩塑，毁之几尽，匾额题识，不翼而飞，考据甚难。
首先稽考《重修肃州新志》，虽有所记，却甚简略。其文曰：“文殊山，在城西南三十里。山峡之内，凿山为洞，盖房为寺、曰大士清庵，曰台子寺、曰接应殿、曰亥母洞、曰元觉庵、曰千佛阁、曰观音堂、曰玉皇阁。古碉无数，旧称有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增废先后不常，大约皆是唐贞观中所遗也，岁久俱湮废，惟台子寺、玉皇阁尚存。今有喇嘛三大百余人，住持大寺（大经堂）。其西有缁衣僧，募建圣寿寺，内有元太子喃答失重修碑记刊名。两山南北对峙，中有药泉水东流。其为乾隆以前山寺概况。但对于创建年代，并未述记，清人亦未曾考其原委。
其次，根据文殊山遭受浩动之后，所幸存的一块元碑，为“大元泰定三年”（1326年）元太子喃答失所立《重修文殊寺碑》（此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碑文），文内云：“肃州西南三十里嘉峪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心，林泉秀美、涧壑寂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爰有郑善进，睹此祥瑞，发心修盖文殊殿，已经年远。今遇喃答失太子……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据此上朔，正值北魏孝明帝正光、孝昌年间。即公元526年（孝昌二年）前后。说明北魏末期，这里已有文殊菩萨殿等寺庙建筑。但从现在仅存的北魏洞窟--前山千佛洞和万佛洞的开凿形制、窟内壁画的题材内容和绘画龙点睛技法、风格上来看，也绝非仅始于北魏末期。似乎还要早许多年，当属早期开窟时之作品。现摘录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七十年代初所作的调查文章《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一文中，关于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的记载（文见于《文物》杂志1965年第三期）。
第三、又据《晋书?宁纤传》，约在东晋明帝太宁年间（323--326）即前凉张骏太元元至三年间，敦煌人宋纤，游学酒泉，见文殊山有山川林木之胜，峡谷流泉之美，欣然留住。于是，依崖凿壁，修石窟，建草堂，隐居此山，苦研经史，修德养性，从事著作。并收纳弟子百数十人，讲学其间，前后于此数十年，共教出弟子二千余人。时人称之为隐士。居山中多年后，至东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24），前凉酒泉太守马岌，闻宋纤大贤，亲备礼仪，到山前造访，但，宋纤不愿下官府交游，隧隐而不出。马岌无奈，乃于石壁题诗，慨叹而归。据此可证，前凉张骏时期，文殊山已有人开凿留居，青年学子，不远数十里住山授业，并已有山水风景之胜。是为文殊山居人开创的最早记录。
第四，据《晋书?张骏传》及《十六国春秋》载：东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即前凉张骏二十一年，时，马岌已任酒泉太守数年，曾给张骏上表建议说：“酒泉南山，就是昆仑之丘的主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使我朝廷受到无疆的幸福”。张骏便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马岌天酒泉南山筹建西王母祠。
昆仑山：按《肃州志?山川》载：“在肃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山岭峻极、仿佛昆仑”。据此里程测之，则指玉门市西南的妖魔山，山峡多红口子，有安门（石门），山势高峻，山上有许多窟窿，俗称窟窿山，或者就是昆仑之转音。但马岌所指的“昆仑之丘”，明言是酒泉南山，据《西域考古录》云：“昆仑山，在肃州西南八十里”。亦称是马岌上言所指之昆仑。按此，当即为酒泉正南祁连雪山之主峰所在。今查酒泉南八十里之祁连山，并无石室、玉堂、西王母祠之遗迹，而城西南三十里之文殊山后山口西侧，原先却有王母宫、王母殿两处，但已是后期所建，并非珠玑满目之神宫了。然而马岌上言之时，在前凉太元二十一年。他说山中已“有石室、玉堂”，并且是“珠玑镂饰、焕若神宫”，这分明是指文殊山。“石室、玉堂”即今所说石窟，当时已经凿山为洞，在洞中镂刻石像，用泥雕塑，施以彩绘，所以才使石窟焕若神宫。这便是文殊山开凿石窟寺的最早见证。当在马岌上言之前，即前凉张骏太元年间（公元四世纪三十年代）。
文殊山石窟寺庙艺术的形成
文殊山之所以能形成为佛、道两家的文化艺术胜境，推其原因，也和河西的几个重要石窟（如莫高窟、榆林窟等）艺术形成的原因一样。是因为地居欧亚孔道的丝绸之路的沿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所。敦煌鸣沙山，酒泉文殊山，安西榆林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等都是佛道两教修寺观、造窟龛、塑像绘画之场所。中国在西汉以前仅道教一家，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的后，延至魏晋，绘画造像之风日渐风靡，即从目前考古证明，古代绘画，首见于墓葬。仅酒泉1988年至1990年先后发掘清理的24座墓葬中，就有三国（魏）画像砖三室墓两座，隋唐模印画砖墓一座。清水单墩子滩的三国墓棺盖画，表现了东王公、西王母娱乐升天图，墨线流畅、内容古雅。总寨三奇堡三国墓画像砖内有：骑马、探亲、引路、送殡、推车、羊群等彩绘画砖，笔调概括简练，事物特征鲜明，用色以土红、黑墨、纯白等三色为主。这与丁家闸五号晋墓壁画相似，人、马、车、羊、衣饰画法，基本上是一脉相传，而丁家闸五号晋墓壁画，除在色彩上增加了黄、绿、褐诸色外，并在给画题材内容上更加广泛，从神话故事到人们日常劳动，生活场景，都在画壁上有所反映。这些墓室砖画和壁画的技法风格，恰与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画、酒泉文殊山的千佛洞壁画，尽管内容题材有所不同，而技法风格，确是前后相承，如也一辙。证明河西走廊众多石窟的开凿，最早当始于前凉。虽然现在能见到的莫高窟题记最早为前秦建元二年，文殊山千佛侗已公认是北朝所作，但，早期洞窟因岁月流失，残毁甚多，隋唐、五代、宋、元等又相继补修重绘，古洞之面目多有改变而不可窥见其原貌。总之，酒泉古墓葬之画像砖画，始于魏晋，而文殊山石窟群的创造，根据本文考证当始于前凉太元，而墓葬壁画与石窟壁画之发展，同为十六国后期，昌盛于南北隋唐。这是由于佛道两家的文化竟争而形成的。文殊山的寺庙壁画，同样也是唐、元、宋、明、清，各代均有增续和发展，而昌盛之时，当属隋唐五代。从1988年清理的果园乡西沟隋唐墓的模印画砖的技法风格来看，这种半浮雕式的主体人物和动物造型，除内容题材更加面向现实，技法更趋纯熟外，其风格还与当时西亚波斯国的文化艺术风颇相类似。证明了隋唐之际，西亚文化艺术已在河西酒泉得到交流。因此，石窟寺庙艺术的发展，是与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殊山石窟寺庙的分布概况
根据笔者1956年春的初步调查，文殊山东部的山峡，古时称为嘉峪山口，明、清以来，俗称曰：“文殊山口”。进山口西南行，南北两山夹道，约行一里许，路北侧的山麓，又分为东西二沟，在东者为红庙沟，俗称前山，有佛寺、道观二十余院（座）；在西者为后山沟（沟国内又分为南、北、中三岔，中间一岔最长），有庵、观、寺院五十余院（座）。宫、观、庵多为道教所建立，寺与庙多为佛教所奉祀，由于宋代以来，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所以信奉者不论道教的神、仙、天尊，还是佛教的佛祖、菩萨，都视为神灵，一概敬奉。总计文殊山的石窟寺庙等古建筑群共有七十个余院。一百三十八座，合四百余间，占地（山崖）约长2公里。其中：
（1）寺庙多数为三开间，少数为单间座，有前后殿式，有三层阶梯式，四合头式等； 
（2）也包含有三层木楼六座（前山慧祠宫楼、清凉寺百子楼、鲁班楼、太白楼、后山地母殿木楼和百子楼），二层木楼三座（后山雷祖殿南木楼，前山喇嘛寺大经堂之重檐大殿）；
（3）石窟共十八洞，前山红庙沟有三洞：千佛洞、万佛洞、太子寺洞（此洞无中心柱）。
后山沟有石窟十五洞（千佛洞、洪钧洞、古佛洞等有中心方柱，又有观言洞、文殊寺洞、白衣洞、救苦殿洞、南天门洞、百子楼洞、灵霄殿洞、十王殿洞、三清洞、三官殿洞、闪佛洞、地母殿洞），大部分为后期所凿，只开圆窟和半圆窟，一般无中心方柱。另外，后山口东侧，尚有早期所凿之小佛龛四个，均已残毁。其余全部为砖土木结构的宫观寺庙及木结构的亭台楼台阁，占绝对优势。这和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相比，则是一大特色。
前山有高耸雄伟的鲁班楼、太白楼、百子楼、大经堂，还有古老壮庄严的地母宫、华丽辉煌的太子寺等；后山建筑规模较大，绘塑精彩的有地母殿、古佛洞大殿、翠云宫、牛王宫、五龙宫、娘娘庙、灵宫殿、文殊殿、药王宫、无量殿、洪钧洞、成圣楼、救苦殿、南天门（有隧道）。百子楼、三官殿在中岔北坡，门前各有木架天桥，跨山沟而过。雷音寺位居后山沟之西尽头，位置最高。古佛洞内，中心柱正面一尊大佛，结跏跌坐，壁画为千佛，仪容肥圆如月；塑像 　金碧辉煌，似为唐人所作。同行有《人民画报》记者张吉年同志，他见多识广，认为并非盛唐作品，当属唐末五代时之巨制（张吉年同志，拍摄各寺照片最多，惜未见全登载）。千佛洞、牛王宫壁画更是丰富多彩。由于当时时间紧迫，仅记其名目，绘其图形，惜未能一一记其建造沿革、壁画内容和特色。本拟以后再作考查，没料想，人遭奇冤，山寺也遭到千余年末曾有过的浩动，毁之殆尽。
待到拨乱反正，笔者再次来寻求，已是三十年后，只见后山一片残迹，片瓦无存，只好望山兴叹，落得“可惜”二字。
文殊山石窟寺的修造者和供养经费之来源
文殊山艺术宝库的修造者，历来都是全县各乡村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和部分城市平民 及商号。文殊山寺，从典籍考证，应始于前凉。即从1956年当时所见到的壁画、雕塑来看，上自北魏、北周，中经隋唐五代，下至宋、元、明、清各代都有增修、重修、补塑和重绘。民国时期也还有新建，继续维修和绘塑，全县各乡村、各渠坝士庶百姓，在文殊山上都有各自地方募捐建置的地庙，各有僧、道“住持”，看守经理日常事务，各寺庙在各村也都有“会首”或香火地。藏民（旧称番民）所建者，名曰喇嘛寺，以前山之大经堂为最大，清代即有喇嘛二、三百人住寺诵经。每逢节日，汉、藏、裕固、蒙古等各族人民，咸来参加庙会，香烟缭绕、灯烛辉煌，众僧、尼、道士，一片诵经念佛之声，敲打钟磬、木鱼之乐。商号及饮食服务百业，，亦多前来集市，民间工艺，百戏杂耍，任选任购，自由交易。所以，每年庙会，都是与集市贸易相结合，甚是红火热闹。并有九曲黄河灯会，昼夜演大戏，夜间观灯，有的散在山顶上烧柏斗香，一面敬神出鬼没求福禳灾，一面又是“寓教于乐”的群众文化活动，这一切，都是酒泉各渠坝、各乡村的会首主持，人民资助开展的。
（1） 庙会收入：每逢节日庙会及每月朔望，群众有来烧香拜佛、许愿、祈福，丢香钱，上“布施”，供俸祀神礼物等。
（2） 修建该寺庙的渠坝、村民自筹的香火费每年秋收后，由会首筹办运送到寺里。
（3） 有的寺庙，也有自已购置的一定数量的庙田，也叫“香火地”，由农民租种、纳租，供给寺庙“养廉”。也有僧道自己种作少量土地以提供蔬食的。
（4） 若有补修寺庙、绘塑佛像的大宗费用，则由该寺僧道，自己去各州府县深入城乡募捐，名曰“给缘”，群众中多数人都愿意捐助礼佛，以修“来世”，愿意化给者，名曰“善人”，或曰“信士弟子”，或捐钱，或捐粮，自愿报捐，化缘者将姓名数字记在自己所带的帐册上。这个帐册，名曰“缘簿”。化给了，就算结下了“善缘”，“功德无量”，将业庙修成，书写在寺庙的匾额或碑碣上，以资表彰其功德。
文殊山寺的毁灭年代
文殊山寺，千余年来，都一直是肃州酒泉县地境，归酒泉县所管。解放前，各寺各归其村社管理。1951年土地改革中为铲除封建迷信职业者，动员各寺僧、尼、道士，各回各乡参加生产劳动，分了土地，结了婚。由此，山寺空虚，陷于无人管理，酒泉县文化主管单位，主动接管了这一片文物古建筑和艺术宝库，进行了巡视管理和宣传保护，并制作了文物标志牌，挂置于明显处，但县上并未派专人进驻看管。1954年肃南县成立时，少数民族代表争要文殊山，当时的酒泉县领导干部，不知文殊山是酒泉的艺术宝库，单纯的认为是迷信活动场所，轻易的划归了肃南县。接着，县文化管理部门无可奈何的将山寺的保护管理工作也转交给了肃南祁丰区的主管干部（当时由文化馆长冯明义和笔者，--文化科干部前往面交）至1956年，酒泉县文化科派笔者陪同《人民画报》社记者张吉年同志，前往文殊山拍摄石窟寺艺术时，发现山上无人管理，有的寺庙住上了藏民，烟熏火燎，有几处寺庙成了少数民族的羊圈，佛像损毁尚轻，画壁之下半部被羊群拭得模糊不清。为此，笔者当时已意识到文殊山寺将有毁灭的危险，遂绘制了山寺分布详图，大小寺观，无一遗漏。后经整理，遂　成为一张不可再得的文殊山全图，藏之书夹中。四年之后（1960--1961）即面临经济困难时期，加之社会运动，祁丰区领导陷于瘫痪，山寺无人保护，遂发生拆庙的事件。所反映，后山百子楼，是一对青年男女，利用百子楼做新房结了婚，因用火不慎，引起火灾，竟将一座古建筑一火烧了，有的庙宇，据说被拆去修了山上的公房，有的被酒钢某些工人拆掉，用汽车拉走了。有的寺庙，则是山里一位教师在运动中受整，为了自赎，领着学生用拔河的方法故意拉倒了的，这些仅是传闻，未曾目睹。但山寺的毁灭，却是铁一般的事实。然而，地方领导致点头默许，群众谁敢去拆庙。千余年的艺术宝刹，竟被少数愚味无知者，为了争发国难财所毁于一旦，又有谁与之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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