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任文甫
第一部         少年时代
1919年8月10日，任文甫出生在高邑县马村的一户普通农家。他的第一声啼哭给全家带来无比的喜悦。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地道农民，看着襁褓中的孩子，祖父想，将来好歹也要让他读书识字，长大不再受苦，随口说道：“就叫占书吧！”就这样，一个叫占书的孩子茁壮成长起来，和其他这么大的孩子一样，耍水、斗狗、掏鸟蛋，只要肚子里有点东西就阻止不住他们撒欢儿一样的腿。[
上学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赋予了占书乐观的性格。7岁那年，家人将占书送到了村里的小学念书。刚进学堂的占书不习惯，经常逃学。乡亲们形容说：占书一个月逃了29天学，还是个小进！到麦收时占书干脆不上了，8岁时没再上学，（那时村里有孩子双岁不上学的说法）9岁入校不久，闹了一场病，连病带养一个多月，没再学下去。10岁时又是双岁，等到11岁时才上一年级。那时学生人数少，学校都是复式教学法，四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学习，由一个老师上课。这样一来，同时能听四个年级的课。占书刚上了半年就学会了一至二年级的课程，不到两年，四年级的课程也听会了，老师在黑板上出四年级的题，占书在底下先算出来了，老师感到惊讶不已。就这样，占书在两年时间里学会了四年的课程。于是到这年临考高小的时候，老师叫来占书说：“四年级的课你都懂了，今年跟他们一块考高小吧！”占书一听当然很高兴，可转念一想，他又对老师说：“题我是会答，就是不会写毛笔字。”（当时四年级才开始学写毛笔小字）。老师说：“不要紧，这几天你先赶紧练一练，不行再想办法。”就这样，占书开始专心练起了毛笔小字。但毕竟是头一回握毛笔，时间又太紧，考期将近，占书的毛笔字到底还是没练出来。就在考试的前一天，老师把占书叫来，告诉他明天尽管去参加考试，到时候再如此这般……第二天，占书果真考高小去了。考场上，占书刚拿到试卷就举手告诉监场老师他路上把毛笔弄丢了，手里果然只剩笔帽了。还不等监场老师说话，当时也在场的小学老师“生气”地说：“怎么这么大意，没毛笔看你怎么答题！”监考老师说：“我去找支毛笔来！”小学老师忙说：“不用了，就让他使铅笔吧！”师生同演的一出“双簧”天衣无缝，把监场老师给蒙了过去。最后，占书以不错的成绩考入高小，这年占书13岁。高小毕业后，占书又顺利地考取了保定六中。三年求学期间，占书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成为老师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接受军训1937年6月初中会考毕业后，任占书于7月1日去北京考高中，在考过两所学校还没等放榜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枪炮声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毕竟还很年轻的占书一心只想回家。而那时铁路中断，直到17日才通车离京回家。不久华北沦陷，各类学校停办，占书只好回家务农。1938年听说河北抗战学院招生的消息后，任占书和王纯学、王志群三人到赞皇县孤山村找高邑县抗日政府介绍，赴临城县石窝铺冀西专署去考试。他和王纯学录取后，和其他5个同学由冀游一个连护送从内邱过铁路去南宫，第二天到设在深县的河北抗日学院。当时的抗战学院分民运院和军事院两部，院部和民运院在原深县中学内，占书所在的军事院住城内南街原高小师范联合学校，组织上分大队、中队，队长多是部队干部充任，班长由学员中找，当时任占书任班长。训练刚开始时，每天早上跑步半小时，一周后加到一小时，最后跑两个小时，目的是练习行军快。上午文化课通常是讲持久战、游击战、建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等内容，下午是军事训炼。生活紧张、艰苦，每顿吃饭先唱歌，歌词是：“咬一口凉窝窝头，小米干饭稀米粥，老咸菜不给搁香油，老咸菜不给搁香油！小米米汤，小米米汤，吃个饱，吃个饱！”时间只限十分钟，号一响，吃不饱的也得放下碗就走。由于天天出汗，衣服都没的换，时间一长，都成了“虱长”，随手在身上一摸，就能摸出几个虱子。夜里不时还要防空。经过三个月的锻炼、学习，占书生活上养成了行动快、能吃苦、守纪律的习惯。再加上看了共产党部队的作风，听了建国的主张和战法，认定共产党在主张上、作风上比国民党都好，思想上更加奠定了永远跟着共产党的信念。     
.体验战争三个月的军训不算长，却是整整一个冬天。军训结束后，占书以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却不知道更艰苦的考验早在那儿等着他呢！通过军训中各学员的表现，学院选出72名优秀学员，要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发，以做进一步的培养，其中就有任占书，而且仍带一个班。未来得及稍做停顿，72名中国革命的后备力量跟随去太行山的队伍上路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军，任他冰天雪地，一日百余里行程。硬梆梆的窝头饼子充饥，冷冰冰的雪水冰块解渴。这还不算，加上抗战学员的行踪受到日军的密切关注，时不时还有敌机干扰，要么就是敌人地面部队的一路围追堵截，想方设法袭击学员队伍。占书第一次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也第一次接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但毕竟金色延安就在前方指引，我们的队伍也遍布各地，有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帏幄，有不断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八路军做保障，不怕革命不胜利。每想到这些，占书就觉得有一种无名的力量在激励自己前进，即便是饥肠漉漉也有使不完的劲儿。“同学们！跟上呀——”脚步是那样坚定，信心是那样十足，长长的队伍不断行进，留在雪地上一条长长的路……这天赶到一二九师驻地金镇村住下。第二天占书和学员们一起听了刘伯承师长讲的游击战，下午讨论。第三天，由政委邓小平讲形势报告，徐向前副师长在一边椅子上坐着。学员正听得起劲时，西边的枪声响了，而且越响越近，学员沉不住气了，不断看首长。可首长照样往下讲，镇定自若。不一会儿，一位战士骑马从前方回来，和徐向前说了几句话，徐向前起身骑马去了。不一会儿就把鬼子打退了，还捉回两个日本兵。占书亲眼看到了首长的临危不惧，大胆沉着，从心眼儿里佩服。当时的河北南部形势紧张，不宜久留。翌日清晨，队伍又向北出发。天黑前赶到了武邑县城，行程180里。刚休息了一下只等开饭时，号声响了，一听是集合号。占书他们到大街集合好后，领导就说：“不能吃饭了，有情况，赶快出发！”说完带队就向城北跑去。跑了有二三里路时，敌机开始在武邑城投起了炸弹，幸好是黑夜，及时转移的队伍没被敌机发现。又经半夜急行军，到一个村稍做休息。第二天还没来得及吃早饭，西边又来了敌人。队伍转移时，任占书奉命带自己的班断后，眼见鬼子进村了，占书的班才迅速撤退。跑到村东北一座很大的柏树坟，他们进去躲了起来。敌机开始扫射了，他们又顺着交通沟跑。这时有一位同志往地上一坐说：“死也不跑了！”当几个人在催拉时，一颗炮弹在附近响了，这位同志大叫：“不好！”起来就跑，同志们哈哈大笑起来。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同志们还能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来。敌人越来越近，正在危急时刻，一支部队前来救护，原来是一二O师贺龙部队的一个团，接到命令赶来，很快打退了鬼子，保护了抗战学员的安全。            一年给180块钱工资。占书心想这也好，守着家，地里活也不误，又能挣几个钱，自己念的书也算没白费。第二年春天一开学他就到学校教书去了。当那年的春节刚过，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学校有了新老师，他就是任占书。连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他这一教可就是十七年。
第二部        教书育人
孩子王1940年2月，刚过完春节的乡村还留有淡淡的年味儿。高邑县马村小学开学了。占书第一天上课格外新奇，想着拿了一年锄头的粗糙大手就要拿起纤细的教鞭，占书就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学生的念头。这天他提前一个钟头来到学校。村里的娃娃能上得起学的毕竟不多，刚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可第一堂课占书还是怯场了。好不容易捱到下课了，占书就和孩子们一起到院子里玩，上课了，占书就再接着讲课。很快，孩子们都喜欢上了这个任老师，喜欢听他讲课。占书呢？更是竭尽全力地教育学生，不但教他们读书识字，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后来学生发展到140多人，分五个年级。学生多了，就总有那么几个不服管教的“坏”学生，他们往往是学习差的，他们自暴自弃不算，还专门在课堂上捣乱影响别人学习。一般老师对于这样的差生都是持排斥的态度，生怕给自己班丢脸。而占书却不这样想，他往往是以朋友的身份跟学生交心，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分析他们，关心他们，给他们“吃偏饭”（补课），帮他们扭转态度，树立自信，并不时地鼓励一下。就这样，差生被挽救了，新的希望被唤醒了。春去秋来，寒近暑消。任占书送走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接来一茬又一茬懵懂新生。直到1947年8月，遭到错斗，致使他不得不离开他辛勤耕耘和奋斗了7年的学校，回到家务农。然而，占书在本村独特的教学方法和显著提高的教学质量还是引起了县教育部门的重视。一年后，占书被调到县城北关小学任教，自此他正式改名为文甫（意为文化的开始）。三个月后，又调至城内完小教书，愈发在教育方面有了更深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文甫在教学上的突出表现开始广为人知。11月15日的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1950年在全县教师大会上被评为甲等模范教师；1951年8月召开的县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当选为常委会副主席；同年11月，又在县中苏友好协会一届代表会上当选为副会长；同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首次会议上，任文甫被选举为常委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任文甫先后任城内完小代理校长、校长。
积极扫盲教书育人在任文甫的一生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也是他十几年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的事业。早在本村小学教书期间，县里统一精神要求“扫除文盲”，村中妇女学校办起来,  农民夜校办起来了，老师还是任文甫。这个20多岁的年轻教书先生一下子成为全村人的老师，受到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尊敬和爱戴。对于识文学字，农民的积极性很高。白天下地干活，中午、晚上学习，互不影响。这可就苦了文甫，他除了小学的课程照常进行外，中午到妇女学校讲课，晚上又到农民夜校，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当时，任文甫已经有了妻儿，家中老人和琐事都由贤德的妻子宋燕一手照料。宋燕娘家是故寺村的，与任文甫一条槐河相隔，他们是经人介绍于1941年结的婚，宋燕自打进门的那天起，就替文甫分担起持家下地的责任，成为文甫背后的一个支柱，她用心照料着这个并不富裕却充满幸福的家，她敬老爱幼，为文甫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投身于工作。
第三部      领导艺术
除“六害”
严格地讲，自1952年2月，任文甫担任县教师业校的主任，后又任县干部业校主任期间，他的领导才能已初露端倪。因此，在1956年12月召开的全县二届一次人代会上，任文甫当选为高邑县政府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交通、水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仍处于贫穷落后的最困难时期，可想而知，这个副县长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松。任文甫上任伊始，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下村入户，调查研究，尽快把全县的基本情况掌握，以便扭转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1月15日，我县响应上级号召向“六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跳蚤）宣战，任文甫主抓这项工作。经过全县人民近四个月的奋战，除“六害”活动取得很大成绩，经专署验收确定我县为“六无”、“四洁”（屋内、院内、街道、厕所清洁）县，任文甫事无巨细、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再一次得到验证。1958年4月30日，高邑、元氏合县，任文甫任高元县副县长。11月，赞皇县也合并过来，他仍任元氏县副县长。积劳成疾1960年麦收前夕，任文甫奉命带领另外16名干部到赞皇县南清河公社下乡，文甫住赵堡村，主要任务是维持麦收秩序。因为当时赵堡这一带每年的麦收都很乱，村干部与公社干部一直都很头疼。任文甫到那儿后，发现这个村子的确太差劲。村大队缺钱少粮，下乡干部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两山药面，不够就找些棉花桃甚至麦秸做成饼子充饥。饥饿加上营养不良造成大多数同志浮肿。恶劣的生活环境让17个人在两个月期间有15个住了医院或回了机关，只剩下任文甫和赞皇县的一个大学生坚持了下来。任文甫同样是严重浮肿，都肿到大腿，用手一摁就是老大一个坑，半天起不来，骑自行车经常摔跟头。但任文甫仍咬着牙坚持，表示：“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不回去。”为彻底杜绝今年麦收期间偷盗麦子现象，文甫多次组织公社、大队干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维持麦收秩序，并召开社员大会，讲政策、摆道理。结果头一天开镰，还是少了一片。这回任文甫急了，决定一查到底，坚决揪出偷麦者！又与县公安局联系，将其拘留。当天召开大会对全体社员进行现场教育，晓以利害，明以事理，向社员们阐明了县委对此事的看法。这一闹还真顶事。今年的麦收再没出现偷盗现象，基本做到了颗粒归仓。麦收过后，任文甫拖着已经肿得老粗的双腿到元氏开会，被当时的曹春亭县长发现，曹县长大吃一惊，责问道：“怎么会弄成这样？”当即把任文甫留在元氏住院治疗。浮肿渐消后，又引发严重的疝气，被医院误疹为睾丸炎，称必须做手术。任文甫没有接受手术，而是回到高邑，接受了一位叫刘景美的老中医的正确治疗，用中药治疗使疝气得到痊愈。任文甫一辈子没请过假，只这一次歇了两个月。此后，又是夜以继日地为高邑的百姓奔波忙碌起来。
抗洪1963年8月，我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侵袭。以往河水从赞皇城下来流到高邑需要一天半时间，这次仅用了一个小时。泲河、槐河水位急剧上涨，两岸几十处决堤。当时主抓水利的任文甫最担心的是3万伏高压线杆泡在水里，随时都会给人民的生命造成威胁，他心急火燎地给元氏电站打电话，请求电站停了电，而后迅速组织干部群众投入抗洪救灾斗争中。正当全县干部职工分赴受灾严重的宋家庄、东北营、东良庄等村抗洪抢险时，8月6日早六时许，槐河铁路大桥被水冲断六个孔（上行桥二孔，下行桥四孔），下行桥三个桥墩被冲断，只有铁轨带着枕木好像索桥一样悬在半空。大雨仍在如注地下，元氏“八一”水库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8月8日，县委做出紧急指令，派出康俊荣、任文甫、霍凤林等十余人，从悬空的铁轨上去槐河以北，动员故寺等六个村的群众移至县城暂住。担负着六个村上万名群众的生死安危，任文甫等人出发了。他们冒着大雨，沿着狭长的铁轨匍匐前行，每向前移动一点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枕木和铁轨已经被雨冲得十分光滑，一不小心就有掉入滚滚洪流丧命的危险。但为了河对岸那万余名群众不被洪水吞噬，他们已经顾不了自己的安危了。过河后，当天下午在北陈庄召开六个村的全体支委会议，分村进行动员。并不时与“八一”水库取得联系，12日因水库水位稳定，动员工作结束。8月12日，任文甫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受灾最严重的东良庄帮助群众重建家园。当他带人赶到东良庄村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曾经丰沃的土地成了一片汪洋，千亩良田荡然无存，房屋倒塌十之有九；死猪、死羊到处都是，腐臭逼人，村里的人大部分都躲到邻村避难，只有十几个人留在那儿。任文甫当即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后，分头去邻村动员群众回村。群众回来了，但当看到自己居住的家园已面目全非，情绪极其低落。男人们心如死灰，只蹲在地上抓头皮；女人们一到家门口就坐在泥里哭；老人孩子看着任文甫及公社、大队的干部们，一言不发。哭是没用的，老天不会被感动。任文甫首先把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随后带领干部帮群众在沙岗上搭起窝棚，垒起锅灶，并从县城运来煤炭、粮食等救灾物资，供群众食宿之用。群众看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干部们又如此关心他们，心里顿生感激之情。再加上任文甫不断地做工作，鼓励信心，群众开始陆续在干部们的带领下从泥沙中挖东西、搭窝棚。公社书记又带来邻村社员百余人帮忙。四、五天内共挖出粮食五万余斤，还有家俱、衣服、被褥等物品，各家也都搭起了临时住处，群众情绪普遍稳定下来。15日，地委书记康修民到东良庄视察，看到该村群众在干部的带领下纷纷自发救灾，感到很满意，遂当即表示提供建房用砖十万块，很快兑现。县委也拨了粮食过来，东良庄的灾后自救工作顺利展开。
下乡“技术员”1963年的特大洪水给我县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但它丝毫没有削减高邑人民昂扬的斗志，反而通过这次考验更激励了全县干部群众敢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全县工农业生产陆续恢复正常。任文甫也继续在他热爱着的这片土地上奉献着，奋斗着。为了使全县农村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任文甫一年能有300天在基层下乡。几年间，他走遍全县107个大队，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不计其数，成为百姓心中的“百事通”。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任文甫堪称“专业技术员”。1964年初，政府提倡种豌豆。农民考虑到往年豌豆常常减产的情况，心存顾虑，积极性不高。任文甫也知道，往年同样整地，同时下种，可到收获时节，好赖差多了。他决定找出原因，排除问题。刚开始，他找到古城村经验丰富的老农请教。老农说，豌豆下种不能“出数九”，这一点任文甫也清楚，豌豆苗冻一冻会更壮；老农又说，豌豆下种不能低于每亩25斤，文甫回想往年情况果然是这样，但又是为什么呢？稀点儿密点儿也差不了那么多呀！老农和文甫都解不开了。回去后，文甫又查阅了各种关于农业的书籍，无果。最后，他决定号召群众先普遍种上豌豆，到收获季节一准查出原因。他在西街、东关分别选定了一块下种少和下种多的地，每隔5天，就跑去看看。最初，他发现西街的豌豆由于稀反倒更旺，没理由减产啊？后来才算发现了问题：原来，密了豌豆挤得立了起来，7个叶就开花结果了，而稀的却爬在地上起不来，到11个叶互相立身后才开花结果，都是长到15个叶就不长了，可不一下子差出一半儿豆角来。头一年，任县长把谜底掀开，第二年，高邑县的豌豆产量提高了，开始大面积种植。1966年，任文甫在大夫庄下乡，推广棉花密植技术。为了让新技术更具说服力，任文甫将实验田选在落后的5队和最差的一块沙地。找来五、六个年轻社员教管理方法和技术要领。这时，社员纷纷怀疑：就那块地，往年籽棉产量还不到100斤，任县长说每亩要收100斤皮棉，能行吗？老年人根本看不下去，半嘲半讽地说：“越多越好！”更有一名号称“活儿尖子”的社员笑道：“100斤皮棉？没门儿！他要一亩地能收100斤皮棉，我头朝下走！”任文甫也不急也不争，只说：“试试看吧！”结果不出所料，这块试验田亩产棉花达到了108斤皮棉，而那名“活儿尖子”早在棉花没摘的时候就服气了。村里开始发展棉花密植 技术。这回每亩8000棵的密植棉在高邑是空前绝后了！同年，全县正在开展“学三角，赶三角”（三角村正定县一个先进村）红旗竞赛，任文甫在大夫庄负责生产，有80多天没回机关，也没回过家。他多次到故寺、石良庄、北渎、河北、怀安等先进大队去观看、学习，回来后在大夫庄推广使用，在秋前评比时，夺得红旗。不止这些，1968年任文甫在武城发现一种高产黍子，向全县推广后，使全县旱作物亩产提高了30斤；1973年，在李家庄下乡，任文甫组织得当，使需要一个月才能结束的麦收在10天完成，从而避免了该村的小麦着雨发霉，还凭经验查出了分麦时的不合理现象；1974年，任文甫任县文教局副局长、支部书记期间，在河北村下乡，麦场里一堆麦子，小队长说有6000斤，大队长说8000来斤，任文甫说一万挂零儿！结果一过秤——10500斤！在场人无不惊叹：任局长真不简单！ 
子女观
任文甫共有6个子女，依次分别为素芬、素爱、宗琦、宗璞、宗国、宗玮。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树立了一个慈父、严师、良友的多重形象。他教导自己的儿女要以诚待人，不贪利、不爱财，继承并发扬大家庭的优良传统。这个大家庭里人口繁多，事务纷杂，但从没出现过不愉快的事，邻里关系也一直很好，在村里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在对待子女求学就业问题上，任文甫更是坚持一个原则，不以职务之便，给子女开任何方便之门。有时他的某些作法甚至有点不近人情，引起许多身边人的不理解。在担任教育局副局长期间，6个子女特别是4个儿子都正是升学、毕业、分配的年龄。然而他从不出面为子女们办事，反而刻意回避回绝别人给予的特殊照顾。他一再强调，有能力，就干；没能力说破天也不行。有一年，小儿子宗玮差4分未能考入县重点高中。成绩公布下来，当时学校一位领导找到任文甫，说明情况，问是不是让宗玮上高中，毕竟分数差的也不多，给孩子一个发展的机会，再说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任文甫当面拒绝了来者的好意，他说：“按制度办事，一个也不能例外，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子女，差半分也不行！”事后，有人说：任文甫能点一下头，底下的人还不是忙不迭地给办事？他却说：“制度就是要人去遵守的，如果领导干部就能搞特殊，那今后谁还会信任咱们组织。再说了，也不能给孩子造成优越感，让他凭自己的本事，才会真正有出息。”入党经过任文甫是在1974年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他第一次申请入党却是早在1953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他不具备入党条件？不能接受组织的考验？当然不是，这里面还有段轶事呢！1953年，时任县干部业校主任的任文甫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他工作成绩一直很佳，各方面表现也很优秀，多次受到县里的表彰。因此，他对入党充满了信心。在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入党必须经县委通过。任文甫的入党申请递交上去很长时间，却仍不见回音。他正纳闷呢，一天，张英书记对任文甫说：“你申请入党，是要求进步的表现，很好，县委已经同意。但我有个想法儿不知任主任觉得如何？”任文甫正急于知道原因，便赶紧问道：“张书记有什么指示，尽管说！”张英书记说：“这些年你一直都在基层，与社会各界交往甚密，能够真正了解到基层的情况，听到党外的声音，一旦入了党，原来的两只耳朵就只剩下一只耳朵了。我的意思，你仍然留在党外，切实发挥党外人士的优势，及时掌握外界的呼声，很有利于我们党的统战工作，这样不是很好吗？”任文甫听完张书记一番话，才知道组织上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为党做工作，他就同意了。从此，任文甫积极投身于我县的统战工作，他利用工作闲余，经常组织县里的党外知名人士，学习贯彻上级精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县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1956年12月，任文甫当选为高邑县副县长，做为民主副县长，他的身份更不同于党内人士，更能贴近群众，联系社会各界，入党一事自然不必再提。“文化大革命”期间，任文甫先后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五·七”干校学员排长。在那个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年代，党组织各成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他更无暇顾及入党事宜了。直到1974年春，任文甫调到农业局任副局长，当时上级有一个关于提倡中层干部入党的精神，任文甫和工商局的刘立波副局长做为县里唯一的两位非党员中层干部，再次提写申请。这回，连一年的预备期都省去了，久经考验的“老入党积极分子”任文甫终于如愿以偿，于1974年2月2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任文甫的党龄不长，但从参加工作那一天起，他就始终不渝地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数十年如一日，为我县各项事业的发展做着贡献。因此，可以说任文甫在党外近三十年的工作再次证明，他的一切言行都是无条件服从于大局，服务于人民的，不争名利，不图钱财，是真真正正的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
德高望重任文甫从政数十年来，以实打实的工作精神感染着与之相处的每一个人，同时，又以其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感动着与其共事的每一个人。他的足迹踏遍我县各乡村的沟沟坎坎，他的音容笑貌更留在了多少普通老百姓的农家小院。提起任文甫这个名字，凡是知道他的人都会由衷发出赞叹，说他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民主县长，是心里时刻装着百姓的共产党的好官。南塔影村多年来是先进大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支书暴黑子对一些工作一时不好理解，行动较慢，被公社免职，到一生产队当队长，不久又被免掉。从此以后，对村中事情不闻不问，噤若寒蝉，只管劳动。新班子上任后，因经验少，领导不利，再加上某些人有缺点，群众不愿意听从，不少群众要求领导让黑子出来重新工作。为此，县里派过工作组，反复劝说，没有结果。在考虑谁能去时，有人推荐，说叫任文甫去试一试吧。1978年春节刚过，任文甫和李清乐、王申亭、李惠珍、李文学5个人去南塔影村，安排好住处后，和干部略谈一下。第二天早晨任文甫独自去了黑子家，进屋后黑子边起床穿衣服边说：“听说你来了，想去看看，一想你准和干部有话说，就没有去，正打算今天去。”任文甫说：“不用去了，我来啦！”黑子问：“住多长时间？”任文甫说：“一年。”黑子说：“那好。”任文甫说：“光说好不行，得把村里的情况先给说一下吧！”黑子说：“我不干了，知道什么呀！”任文甫说：“黑子，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以往都是有话直说，现在拿起堂儿来了 ！”黑子说：“光怕说得不准。”任文甫说：“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我听了只当个参考。”接着黑子将大队和各小队存在的问题介绍了一下。该吃早饭了，任文甫告辞往回走，心想：黑子能知道大小队上的问题，说明还是关心村里的工作。能向他直说，还看着老面子。因而，他对做黑子的工作有了信心。但不能太急，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初步了解了情况和听到群众的反映后，任文甫决定先从整党入手，于是就召开社员大会发动起来鸣放，中间还召开了几次群众代表座谈会，多方听取意见。鸣放开始后，工作组将每天的意见和个人反映的意见逐条留底，并将每人的意见逐条用文字告知本人，准备做检查。经过十多天的鸣放，意见提的差不多了，准备做个人检查。先由支部聘请几位老党员协助，学习检查开始了。方法是和风细雨，本着爱护干部，教育干部进行的。老党员积极负责，每件事都是在摆问题后，帮助找原因，论危害，说改正办法。经过几天的时间讲完。在检查时，几个同志声泪俱下，受教育很深。随后召开社员大会，支委向全村公开检查，检查方法和小组的方法步子相同。会后经大家讨论，没再提什么，基本满意。这次聘请的老党员中就有黑子。再建立支部前，决定由原来的7人改为5人。为了听听社员的意见，支委先由社员推荐，然后由党员选举产生。当社员推荐出支委后，其中就有黑子。他听说后，就到工作组，要求不能干。任文甫说：“工作组谁的名字都没提，推举你是社员信任你，工作组怎能不让你干呀！”这还没成事实，不先做工作。任文甫对他说：“你不干就去和社员们说吧。”经过党员选举后，黑子不但当选支委，还是支部书记，这时该从正面做工作了。开始任文甫先叫年轻的队员去做工作，一来是个锻炼，二来可以知道黑子不干的原因，好想法解决。经过几次的交谈，得知他不干的原因，他说：村里工作没法干，年纪大了，没有能力了。这些都是明面的话，真正的原因是两次被公社撤职，公社不说话，不出来。一天下午，任文甫和李清乐去黑子家，问黑子想的怎么样。他还是说不能干。问其原因，他说，村里工作不好弄，干不了。任文甫说：“工作不好干不等于没法干，再费些劲不就行了？你怎么也不应袖手旁观吧。”他说：“年岁大了，没力量再干。”任文甫说：“我今年60多岁了，你才50岁上下，照你的说法，我早就该回家。”他说：“我和你不一样，不能比。”任文甫说：“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思想上，一个是还在干，一个是不想干，是吗？”黑子说：“说实话，你们在时我能干，你们一走，我干不成。”这才把真正不干的原因说出来。任文甫接着说：“黑子，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你别再说二话，就干吧。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再不找你，行吗？”任文甫说完后就往外走，到了街上清乐问打算怎么办？任文甫说：“找公社给帮忙去。”两人就往公社走。到公社见着孔令洲书记，先把南塔影村的工作逐项做了汇报。然后就支部选举结果征求孔书记的意见，孔书记说：“社员同意，党员选举，工作组费劲不少，公社没意见。”任文甫说：“黑子不干，几次做工作不成，公社同意了，得帮忙做黑子的工作。”孔书记当即答应，并说：“现在咱就去。”任文甫说：“天不早了，工作怕一时做不下来，你还得摸黑回来，等明天再去吧。”任文甫他们又回到南塔影，找到黑子，将孔书记准备来的事告诉他，说：“明天孔书记一来，就下台好了，不能再不干了。”黑子没说别的就答应了，这样，避免了孔书记来了顶了牛，事情就不好办了。第二天，孔书记来后，他们一同去找黑子，没费多少口舌，黑子就答应了。接着改选大队班子，又调整个别小队的班子，干部齐全了，社员顺心了，各项工作都能顺利保质保量去完成。一个月后，在县汇报工作时，杨主任见面后先问：“黑子出来了？你是怎么做的工作？”任文甫就将他如何连拉带拽（群众推选）使他自己出来的办法说了一遍，杨主任听后，伸出大拇指说：“高，高，办法高。你们胜利了！”由于干部社员共同努力，南塔影村的各项工作都能完成，地里更是不误农时，当年小麦产量比去年增加30万斤。秋庄稼长势也很好，没有等到秋收，任文甫就由文教局调到县科委任主任，需去地区学习半年，于8月份离开南塔影村去住校。
第四部      灿烂余晖
1983年8月，64岁的任文甫从人大正式离休。他并没有急着回家尽享天伦之乐，而是积极投身于我县各项工作中去。1980—1983年担任《高邑县地名志》的编撰顾问，1987年被聘为党史工作顾问，1988年被地区老干部学院聘为高邑分院名誉院长，1989年被县计生协会聘为顾问，1990年任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1991年被县委任命为基层宣传员，同年被聘为政府咨询员。在这段时间里，他协助县委整班子、整党；参加《高邑县大事记》编审工作；参加离休老干部支部工作；参加老年大学工作……任老就像一下子又年轻了一样，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续写着人生灿烂的篇章。从下面这些荣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老有所为的足迹：1992年被授予省级国防教育先进个人，1991年被授予地区级国防教育先进个人，1989年被石家庄地委、行署授予先进工作者，1995年被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人民调解员，1986年被县委、政府授予离休干部先进个人，1991年被县委、政府评为优秀离休干部，1992年被县委评为先进共产党员，同年被县委、政府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1993年被县委、政府评为敬老模范。编《大事记》1983年6月－1986年5月，任老一直在县里主管全县6个局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的整改工作。1986年秋初，县里正在编辑1949－1983年的《高邑县大事记》，由于许多问题需要审订补充，县里就抽调正在整党的任文甫主持此项工作，又另外抽调了10名老干部组成编写组对此书进行全面审定。1986年出版的《高邑县大事记》是建国以来我县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的历史资料。它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记录三十五年间我县所发生的大事要事，名目繁杂，责任重大，每条每目都必须做到资料详尽，有据可查。因此，除我县档案馆提供的档案资料外，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需要任老这样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历史见证人，靠他们一一回忆、核实、审定，工作量相当大。任老在编委会算得上就职时间最长的老干部，凡是这三十五年间县里发生的大事要事，任老都曾目睹亲历，所以谁遇上什么不清楚的都会找任老问个明白。当时，县委、政府对《大事记》的编审出版工作相当重视，县委书记贾金生任审定小组组长，任老任审定小组副组长，即主要具体负责人。500余条历史事件需要经过再三核实审定，斟酌词句，在此期间，任老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最后，仍有40个问题悬而未决，有的具体时间不准确；有的具体人物未核实；也有的事情原委不清楚，档案馆资料不全，老干部们说法不一致，《大事记》的编审工作陷入困境。正在这时任老有了主意，他带着40个模糊问题回到家，将自己三十余年的工作笔记全翻出来，按年代排列，逐页逐篇，逐字逐句，尽可能查找线索，白天常常顾不上吃饭，晚上一查就是大半夜。功夫下到，自有收获。经过整整20天的苦苦查对，40个问题全部从任老的笔记中得到查证。《高邑县大事记》也得以顺利出版。造福乡里1988年，真正回到家里的任老还是歇不下，他忽然感觉一身轻松总有点儿不适应。县里有事，他还是要参与，村里有事，他也总愿意帮忙。这天早上，任老跟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他信步走到马村村南的杨树道上。当时已是晚秋，只见路旁是两行整齐的杨树，清晨的阳光透过疏稀的叶子照射过来，树影斑驳，黄绿相间，别有一番情趣。更有几声鸟鸣清脆悦耳，婉转动听，与这景色是那样自然融合。晨露凝在路两旁田里似有若无的麦苗上，晶莹剔透，生气盎然，混合着新鲜泥土的芬芳，泌人心脾。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任老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他一边漫步，一边陶醉于这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中，心潮不免又一次翻起激情的浪花。任老已年过古稀，但在别人看来，他却不过60岁，体格好，精神也好，心宽气顺的他自己也总不觉得老。尽管亲朋常说他：“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如今改革开放，经济搞活，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是该歇歇的时候了。”可他却说：“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人民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国家给了我太多的回报，如今，我退休了，大力出不了，干点琐事总可以吧！”任老好些年不在村里，对村里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惊奇而又欣慰：新房、彩电、摩托车已不是啥新鲜物件了，街宽了人富了，学生们也都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里读书，农业实行着现代化，做买卖的人自由贸易，钱袋子鼓了起来，养鸡、养猪劳动致富，种菜、种瓜科技生财，谁有本事谁使，再也不用担心割资本主义尾巴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舒心了。任老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想，人人都在奔四化，自己怎能闲得住呢！总得找点事干！就说村南这两条进城的路吧，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如果能动手把路修修，村里人再进城不就平整多了？于是他又想到同村的两位老干部，何不组成个临时“老年义务修路队”，给村里办点好事。任老一辈子雷厉风行的脾气，说干就干。他回到村里就立即召集老友商量此事，大家都觉得不错，既为村民办好事，又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第二天，任老和任现生、吴恒信三位离休老人组成的“老年义务修路队” 上路了。他们各自带来铁锹，从村口修起，每天一大早，他们就相约来到路上，从道边沟里起土，填到路面的坑里，然后再拍平踩实，连续干了十几天，两条进城的路全部在这三位老人的一锹一锹下修平整了。十多天来，他们共修路12里左右，填平大小坑沟90余个，受到村两委班子和群众的一致好评。调解员除了给村里义务做点好事外，任文甫老人还经常帮村里解决一些矛盾纠纷。有些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矛盾都在任老的调解下化解了。其中一起曹家兄弟47年的房基地纠纷的解决，令村干部及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做为当事人的曹姓兄弟俩更是每当提及此事都心怀感激。任老刚退下来不久的一天，村干部找到他家中，请他帮忙解决曹家兄弟俩的矛盾。事情是这样的：47年前，曹家哥俩分家，老大老二的房基地面积有些差距，形成矛盾，经过老人、亲戚、乡亲多次做工作， 问题始终没解决，哥俩40多年不相往来，见了面就跟路人一样。如今，兄弟俩的老人已双双去世，孩子们也都到了成家娶媳妇的年龄，两家仍如仇家一样。前几天，村干部又几次调解，然而,两兄弟各说各的理，40多年的恩怨谁又说得清呢？无奈之下，才找到村里享有颇高威信的任老，希望能将矛盾缓解。任老以前对曹家兄弟的事有所耳闻，只是未知其详。这次听村支书这么一说，知道无非是利益、脸面之争，只要两方都不是带怒气行事，这事也好处理。于是，任老就请村支书先回去，他自己开始准备着手解决此事。任老决定先从老大家入手。这兄弟俩都比任老小不了几岁，算得上同龄人，只是任老常年工作在外，平时交往不多。任老的到来多少让老大感到意外，并且也猜出几分来意。老两口一边热情相迎，一边倒茶敬烟。坐定后，任老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倒给老大个措手不及，只见他立刻敛了笑容，低头不语，半晌才开口说道：“我知道老哥你是为这事来的，也知道你的好意，不过你还是别管的好，这么多年的事，你又不常在家，管不清的。”任老一听说：“没诚意自然解决不了！好好的亲哥俩咋就不念半点手足之情？你当大哥的咋就不能做个表率？就不怕乡亲们笑话？”几句话把老大噎住了。也就是任老，别人断也没资格去训斥一个奔七十的老头子。良久，老大小声争辩道：“可老二他太过份了，几十年过去了，他愣是不讲理。”任老打断老大的话问道：“这我都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我只问你一句话，有心解决这事吗？”老大想了想说：“有心！”“那你想要多少钱？”    “两千块。”任老说：“嘴张的太大，还能落下来不？”老大说：“他的地方大呀，他要不给钱，就把地方再给我一块。”任老笑着说：“要不，你就掰一块吧！”老大说：“那能掰得动吗？”任老说：“和吧不愿意，掰又掰不动，光知道张大嘴要钱，别的就没办法了吗？兄弟是一母同胞，几十年的亲情不念，打小白天在一块玩，晚上在一块睡，为了几个钱闹成仇人，自己不伤心吗？你是大哥，怎么连这个理也不懂呢？你把事看宽些，把情理看重些，问题不就没了吗？”最后老大说：“那老哥你看着办吧。”任老就去找老二，用同样的道理说服了老二，就把解决意见说出来，老家有房十间，各分五间，老大拆走，老二出300元，今后重归于好，为下一辈留下团结和好的榜样。和老大一说，老大也同意。就这样，几十年的宿怨在任老的调解下，终于解决了。事后，老二家备酒，叫上支部书记、大队长和各家主事人，先立下字据，然后在一起有说有笑，兄弟二人和好如初。从此，两家和睦相处，逢年过节也行走起来。这事以后，兄弟俩总觉得任老跟亲人一样，都说：“当初要不是占书老哥，儿孙们都得跟着结怨，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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