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
事件简介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1]，1956年上海市公安机关侦破倪柝声利用宗教进行犯罪活动的刑事案件。
事件背景
1950年代，国家进行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外国传教士陆续被逐出中国大陆，基督教各大公会失去来自英美差会的支持，在政治形势变化(控诉运动)并失去经济来源以后，迅速加入三自爱国运动。
此后，未登记的中国基督徒创立的团体，如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间的短时期内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不过，不久以后，这几个基督徒团体就在1950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受打击的主要对象。
鼓岭土改
1950年，土改运动开始，倪柝声、李渊如、俞成华、汪佩真联名指示全国各地475个聚会处负责人，发动信徒32782人签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岭执事之家的房产土地。
后来，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
1951年3月，全体在鼓岭执事之家的人员受到管制，达半年之久。
管制结束之后，执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没收，执事之家的人员全体离开。
1952年1月19日，《天风》发表福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处关于鼓岭基督教执事之家破坏土改问题的调查报告，将其定性为破坏土改的政治罪行，并将矛头直指倪柝声本人。
控诉运动
朝鲜战争期间，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倪柝声应邀参加，“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了“基督教控诉运动”。控诉运动在原来有西方差会背景的教派中推行顺利，但是在地方教会中，虽然亦召开了控诉会，但是并无帝国主义分子可供控诉，于是政府工作队将批判矛头指向地方教会的属灵信仰，称之为“落后思想”。由于信徒的内心抗拒，在大部分地方地方教会进行的控诉运动，总体而言无法达到政府预想的效果。
在上海南阳路聚会所内举行的控诉会上，信徒吴维尊在政府指导员的推动下，起来“站到人民立场上”控诉姊妹蒙头、诗歌、传福音等四个问题，激起信徒强烈的反控诉情绪，会场陷于一片混乱。
政府组织的控诉运动，仅在南京等少数地方的地方教会中有所进展。
在1951年6月举行的全市控诉大会中，地方教会被指控为"一贯散布反动谣言”，长老丁荣施上台检讨，但仍被认为不够深刻。
8月14日，南京《新华日报》刊登文章《揭开属灵的外衣—祠堂巷聚会处的反动活动》，将地方教会定性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来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8月，南京地方教会的裴宏恩、任定一、傅保罗、张西吉等信徒，控诉雷志伯、季永同、丁荣施、马宗符等长老把持教会，女信徒在教会中说话要蒙头，不许男女信徒一起谈天等，并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1951年底，北方一处较大的地方教会——青岛地方教会的张子洁长老以“反革命罪”被捕。
倪柝声向政府控告三自革新委员会在进行控诉运动时，出现以现代派打击“属灵派”的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将倪柝声经营的中国生化制药厂并入沈阳东北制药总厂，倪柝声担任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
1952年2月，针对私营业主的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宗教界展开，政府及三自委员会大力推动信徒揭发犯有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罪名的“基督教败类”。
三自运动领袖之一刘良模亦配合运动，发表文章，要求揭穿隐藏在教会内的“大老虎”的虔诚面貌。
上海地方教会所办以琳印刷所的工人，张贴许多控诉标语，事后参与的工人遭到教会处理，被停止擘饼。
事件经过
抓捕倪氏1952年4月10日，倪柝声被东北公安部秘密逮捕，关押在东北。
其审理时间长达四年。起初被控以偷税漏税罪名。
政府、三自和地方教会都封锁倪柝声已经被捕的消息，绝大部分信徒都是在数年后才了解这一消息。
退出三自倪柝声被捕以后，上海地方教会的同工、长老对三自的态度趋于强硬。
1952年10月20日，张愚之在北京，由当地教会长老阎迦勒陪同，前往拜会激烈反对三自运动的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
“1954年底，上海聚会处正式表示，要改变倪柝声参加三自的决定，退出三自。”
1953年-1955年，各地地方教会陆续宣布退出“三自”。
1955年4月，北京地方教会正式宣布退出“三自”。
扩大抓捕1956年1月29日（地方教会主日擘饼聚会）[2]
上海市公安机关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采取统一行动。依法逮捕骨干分子30人。
30人为：
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陈本微、
唐守临、任钟祥、俞成华、左弗如、
均被关押隔离审查：
左弗如、唐守临、任钟祥宣布站到人民立场上。
俞成华始终拒绝控诉任何人（4月13日在上海宏仁医院病故）。
1月29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召集全国三自全体常委集中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
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宣布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已经被捕，全体三自常委热烈鼓掌，表示感谢政府为基督教界除害。
1月30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召开2000余人（均为地方教会信徒）参加的大会。
公安局副局长卢伯明通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副市长许建国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号召广大基督徒走爱国爱教道路。
1月31日，上海市政协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2月8日起，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组织1.3万多人参观。
2月22日，政府在南阳路聚会所召开2400余人（均为地方教会信徒）的控诉大会，还有南京、无锡、扬州、苏州等地基督教各教派的代表180余人，有8人在会上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行。
同时，在中国大陆各地，尤其是地方教会信徒众多的浙江省、福建省，也展开针对地方教会的逮捕行动。
至4月底，上海市地方教会教徒中，参加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占教徒总数的75%。
5月，上海市对85名地方教会执事，采取集中学习的办法，在耐心教育，提高认识，谈清问题的基础上，按照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公安机关经审理后移送检察机关。[3]
起诉
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倪柝声多项远远足以判处极刑的耸人听闻的罪名，尽量上纲上线，“批判从严”，“稳、狠、准地给予严重打击”：
政治反动: 在1940年代不赞成学生信徒上街进行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因为坚持顺服政府权柄）；
诱骗青年学生去台湾；欺骗政府，虽然是中国人自办教会，却与外国传教士有过来往，对他们还有过同情，因此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发动反共祈祷；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情报；经济罪名：偷漏巨额税款172亿元（旧币）；生活罪名：荒淫无耻，甚至有与女同工没有头部的电影胶片公开展览。
质疑的声音：
倪柝声以其一贯的作风，在法庭上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但是一些人指出，许多证据明显失实。例如当年的摄影机极为笨重，拍摄影片需要多人协助，因此奸淫罪的指控显然是捏造的谎言；又如偷漏巨额税款172亿元，数目超过生化药厂总价值，太过浮夸，也属当年流行的一种剥夺资本家财产的手段，令人无法相信。法院在量刑时似乎只是采纳起诉书的一小部分指控，其中没有提及奸淫罪名，显示其证据不足，未能采信。
指控争议
许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些指控属实，并同情倪的遭遇。但倪的家人和1980年代出狱的蓝志一，由于地方教会的信仰特点，没有要求政府平反。
不过，有一些反对倪柝声神学立场和地方教会观点的人士，如香港建道神学院的梁家麟，最近出版了《倪柝声的荣辱升黜》，坚持相信中共1950年代对倪的指控并非捏造，梁家麟因出版此书，受到地方教会内外一些基督徒的多次批评和抗议。
信徒许梅骊的指控倪柝声：
1956年发表讨倪檄文《我控诉》
Accusation -- China.
（天风 20 Feb 1956, no.499, p.11）
『许梅骊是一位以控诉倪柝声而著称的女士。中学时代加入上海地方教会。
1956年，当时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配合中共政府，控诉地方教会和倪柝声，不久放弃信仰。
毕业后留在上海医院工作。此后要求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
1980年代移居美国。
2011年出版《难泯岁月— 我和上海地方教会及倪柝声》，为自己当年的出卖行为辩护，并且继续控诉倪柝声，引发颇多争议。』
判刑
6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骨干分子。
判处倪柝声有期徒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后于1972年于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去世
判处汪佩真有期徒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后于1969年于青浦青东劳改农场去世。
判处李渊如有期徒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后于1969年于青浦青东劳改农场去世。
判处张愚之有期徒刑12年；后于青浦劳改；
释放后因帮助基督徒逃离上海、传福音等罪名再次被捕，1970年4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公审后被枪决。
判处蓝志一有期徒刑10年；后于青浦青劳改；
释放后，返回家人居住地武汉，于1989年3月9日凌晨传福音回来去世
判处陈本微有期徒刑10年。
事件后续
1956年，上海聚会处经过改组，由唐守临、任钟祥以及左弗如负责。他们和北京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阎迦勒宣布再次革除倪柝声。
1958年，中国大陆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上海教会使用不到10年的南阳路聚会所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