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日事变
事件简介
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袭击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  1927年5月21日，武汉发生了军人反共的事件，驻守长沙的武汉政府辖军许克祥，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激进组织，解除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并且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 马日事变」。而「 马日事变」实际上就是武汉「分共」的一个开端。
事件经过
马日事变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马日）晚上长沙的一件历史事件。共产党在北伐期间在湖南实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当中不少为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家庭，于是引起军内极为不满。当时由许克祥作指挥，王东原、陶柳等人包围封锁湖南省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多处为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5月23日，许克祥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28日又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引发部份县市遂有类似之举。
本来就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对两湖工农运动深怀仇恨的第35军军长何键，在蒋介石的唆使下，早在1927年4月底，就在汉口召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邀集了一批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举行军事叛变，推翻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5月17日，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何键立即响应，率领他的部队，在湖南各地进行屠杀，他们先残害了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常德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后又占领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缴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枪。5月21日早晨，何键率领他的部队，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遭到机枪扫射。当时，共产党员、革命群众80余人被打死。当天夜晚，驻长沙的何键部下第33团团长许克祥，率兵1000多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对革命党和工农群众进行了突然袭击。长沙城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动军队向国民党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机关、团体以及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夺取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放走了关押在监狱里的土豪劣绅等犯罪分子，撕毁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代之以各式各样的反动标语。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群众以及青年学生倒在血泊中。这伙叛匪，在长沙戒严司令部集会，成立了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救党委员会”，作为反革命叛变的公开指挥机关。
策划人物
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湖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一些反动军官的恐惧与仇视。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些人迅速地集聚起来，迫不及待地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
一般认为，何键是策划“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何键，字芸樵，醴陵县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927年4月底，他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邀集死党叶琪、李品仙、周斓、夏斗寅等人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的反革命军事叛变，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这场阴谋活动，经反复研究，决定避开中共有可靠军队的武汉，而选定中共无军队的湖南省首先发动。
随后，何键委托其心腹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去湖南具体策划。余湘三到长沙后，取得了代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的支持，选定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充当叛乱主力。许克祥本是一个惯于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其父在湘乡老家受到农民斗争，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一经余湘三等人诱以官禄，激以父仇后，就毅然充当了反共急先锋。5月17日，叛乱干将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魏镇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开会，决定用公开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机关，推定许克样担任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
5月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部队开始公开寻衅，收缴了工人纠察队10多人的枪校。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唆使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无理取闹，并进行毒打。长沙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面对剑拔弩张的敌人，中共湖南省委（原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虽然于5月20日夜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但由于全省工农武装尚未组织起来，各县农民的自卫武装还处于零散状态，又没有掌握可靠的部队，因此无力阻止反动武装对革命政权的进攻。
5月21日，即星期日的晚上，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在长沙发生了。是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均遭叛军疯狂袭击。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100余人，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则无法计算。与此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次长沙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长沙。他们一方面改组省政府，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篡夺了湖南省的党政大权；另一方面，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声称此次事变是由省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队的枪械，军队被迫自卫引起的；与此同时通电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到处张贴“铲除暴徒”、“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等标语，大造反革命舆论。以此为掩护，在戒严的幌子下，继续在长沙进行反革命屠杀。不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于屠场，即使毫无关系的也往往身及横祸。如北门外油铺街一木工晨出做工，衣服溅了泥水，顺手撕下一块已经破烂的反革命标语揩拭，即被指为“共产党撕毁标语”，就地枭首示众。
反动军官指挥的血腥大屠杀不仅仅发生在长沙，湖南其他各地也进行了同样的血腥屠杀。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20余县，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事件。据统计，马日事变后的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1万人以上。
马日事变严重地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它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马日事变”的总后台不是何键。杨学东在《求索》1997年第1期及其著作《何键传》中著文指出，“马日事变”并非单纯军事性叛乱，其中包含诸多政治因素，它是以张翼鹏为首的，许克祥等“长沙五团长”为中坚骨干的，湖南“左社”集团密切配合的，党、政、军及社会各界反共群体的大反扑。临湘5月17日“左社”控制的地方团防武装叛乱，拉开了湖南反共军事政变的序幕，益阳19日、常德20日反共事件是在湖南的蔓延。长沙“马日事变”则是湖南反共军事政变进入高潮的标志，6月14日十路清乡电令将其推向顶峰。其总后台、罪魁祸首不可能是何键，而是当时湖南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湖南省主席张翼鹏。张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与其门生兼上司唐生智有密切关系。故中共第13号通告，将“马夜政变（即马日事变）”的魁首点在唐生智的头上，完全合乎逻辑。唐部第4集团军发动的“马日事变”，是武汉“七·一五”政变的预演和必要准备；而“七·一五”则是“马日事变”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结局。[1]
代表意义
“马日事变”同蒋介石发动的4·12事变不大相同，它是发生在仍然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这实际上就标志着武汉政府也很快会同共产党走向决裂。当年中国的社会情况决定了军官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地主，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湖南等地兴起之后，激起了很多军官强烈的反共情绪，5月中旬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说是驻军已经在街上堆沙包，显然是准备巷战，当时长沙市内虽然还有一千多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却是白天上班，晚上把枪集中锁起来回家，结果在突然袭击面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5月20日省委接到情报说会有突然事变，书记夏曦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到中央汇报去了，不告而别。省委其他人坐在一起开会又开会，讨论又讨论，拿不出办法。5月21日白天，看到没出事，临时省委的负责人又乐观起来，照常举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说形势已经好转了，不过仍然需要应变，可是又没有具体措施。当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又秘密开会，商量了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不过刚宣布散会，11点的时候外面就枪声大作，除了领导人转移之外，各种应变措施都来不及采取。许克祥率领1300名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和工人纠察队全面发起了进攻，黄埔军校三分校内的反动师生也对革命师生开火，实行了血腥的清洗。这天晚上，工人纠察队仍然是多数人下班回家，只有几十个值班人员进行了零星抵抗，结果一夜之间，许克祥一个团竟然封闭了革命机关70多处，长沙城全部被反动武装控制。
“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内各地的反动军队、民团闻风响应，到处屠杀农运骨干，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团体，10日之内在长沙附近就杀了上万人。缺乏准备而且处于消极防御的各地农民武装，虽然号称有十万人，可是短短几天都被打散。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看到这个情况还幸灾乐祸，嘲笑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说，你们在湖南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一个团。
“马日事变”向当时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严重教训，那就是不能满足于表面上数字庞大却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农武装，必须有自己坚强的革命军队，同时实行攻势的积极防御才是有效的，消极防守坐等人家来打，不预想反击的措施只能是死路一条。随后共产党人主动发起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马日事变的教训。
事件后续
6月，汪精卫与冯玉祥晤谈，冯玉祥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但因为汪精卫的态度始终左右摇摆，所以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诋斥汪精卫「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宣布从此撤出了参加武汉国民政府所有的中共党员。14日，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指责南京和武汉都违背了孙中山革命的原则和政策，并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随后便前往苏联。同时，中共党书记陈独秀则因坚持国共合作政策，所以被指为右倾的机会主义者，被中共党中央开除党籍。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26日下令免除各机关中共党员的职务，正式「清共」。27日，苏俄顾问鲍罗廷离开武汉，返回苏联。
事件影响
“马日事变”之后，白色恐怖遍及湖南。反动派一边杀人，一边嫁祸于共产党。造谣说：此次事变，全是共产党发号施令的结果，是“军民冲突”，是“工农围攻33团团部，抢劫枪支”所引起的。武汉国民党反动分子，也大肆造谣说：假若没有工农运动，夏斗寅、许克祥是不会叛变的。“马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危害。此后，长沙等地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同反动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