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壮泰族群
简述
所谓的壮泰族群同源理论（或称泛泰主义）意识形态把语言上的相近性扩大至人种/种族/民族，‘泛泰族群’就成了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共同体。　壮泰同源（“泛泰主义”）的思想认为，所有讲泰-卡岱语系的诸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祖国应该是“大泰国”（Thai）；他们应该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通过创造一种“泰人”的“共同语”，使“泰人”达到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他们主张将所有的“泰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民族联盟。　当然，泛泰主义者也明白，要同时实现所谓“泰人”的独立和统一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转而主张不同区域的“泰人”可以先行独立建国，然后再实现所谓的“大东亚泰族联邦”。[1]　
壮泰同源理论（“泛泰主义”）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现象，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新鲜事物。尽管有关它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学者们一般都承认，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欧洲，并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　在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所谓的“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可以叫“泛”民族主义，比如，在19世纪的欧洲就出现了泛意大利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等。称其为“大”或“泛”民族主义，原因就在于，它主张把讲相近语言、有相似文化的不同民族说成是一个民族，并在这些群体中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完全不顾这些民族生活于不同且分散的区域这一事实。 　
这种以语言-文化为号召的民族主义，最终往往又会走向一个虚构出来的共同起源（种族）。所以，语言-文化的民族主义跟种族-民族主义通常难以区分开来，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它们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强调语言、文化，还是种族因素，这些东西都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创造，而是新兴知识精英阶层的发明。比如，恩格斯曾说过，泛斯拉夫主义就是“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的”。
而壮泰族群同源理论（“泛泰主义”）对于壮族 与泰族关系的研究则更加依赖，甚至可以说几近完全依赖语言方面的研究，因为实际上壮族与泰族之间文化差异非常大，甚至到了南辕北辙的地步。
渊源
壮泰同源理论（“泛泰主义”）出现在19世纪的东南亚地区，当时的很多西方学者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抛出了所谓的泛泰民族的概念随后被誉为泰国历史之父的丹隆亲王吸收西方的资料，大肆鼓吹泛泰民族要囊括老挝、缅甸掸邦、越南西北部、中国的两广云贵的壮侗语族地区、印度的阿萨姆邦（大泛泰主义）。而在泰国政治领域的泛泰主义的表现最早表现则是泰国驻日公使受当时日本法西斯思潮影响，率先鼓吹通过泛泰主义吞并老挝柬埔寨等邻国土地建立大泰国（小泛泰主义），壮泰族群同源理论（或称泛泰主义）从一开始就得到日本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泛泰主义是日本从南部包抄中国的伎俩与泰国自身野心的苟合产物。　
对东南亚和中国西南的讲泰-卡岱语诸民族而言，19世纪末，西方学者率先对东南亚民族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适应殖民丵主义侵略的需要而进行的。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R.Colquhoun）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m）及伦敦大学Tettien de Lacouperie 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m Race），是目前所见到的在西方学者对掸族（一般是指掸邦的台语民族，自称“傣”，“掸”是他称）研究中最早言及壮族的论著。此后，法国人Pierre Lefevre Pontalis 于1897年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sion Thaie Jndchine）、英国人H.R.Davis 于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een India and Yangzi）、美国人W.Clefton Dodd 于1923年在美国衣阿华出版的《泰族》（The Tai Race）、英国人W.A.R.Wood 于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中着重论述泰族的同时言及了壮族的族源和分布。　继西方人于研究掸族或泰族中言及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历史之父”称号的泰国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亲王（丹隆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罗罗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不论西洋人还是泰国人，当时对壮族的论述仅限于族源分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纯，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局限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畴。 　
实际上壮泰族群同源理论（或称泛泰主义）可以分为局限于语言、文化较为接近的泰族、傣掸族、老族、阿萨姆邦阿洪人，也就是俗称的－－傣泰民族或泰佬民族－－的小泛泰主义。　以及仅仅凭借语言的接近，而文化上只能靠用放大镜与显微镜刻意夸大与生拉硬扯的牵强联系的傣泰民族与中国的壮族、布依族、越南的岱侬族之间的所谓“亲缘关系”的－－大泛泰主义。　对于东南亚的傣泰民族而言，在21世纪之前，甚至直到今天并不存在统一的泛泰意识，当时的“泰人”也早已遗忘了自己的古历史，是西方与中国等国家的“泰学”研究开始重新发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法、英）开始研究东南亚唯一独立的国家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的民族起源与文化，进而引起了对泰人历史和文化的极大兴趣。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很多混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Thai语族”混同为“泰语民族”，更有甚者混同于“泰民族”。除了一些严肃的学者，当时对“泰”感兴趣的很多人制造这样的混乱，主要是服务于不同的殖民丵主义列强。泛泰主义者耳熟能详的泛泰学家的名字有丹隆亲王、覃圣敏、梁越、梁庭望、廖汉波、范红贵等等。　
在从东南亚到中国西南的广大地区，能够使讲泰-卡岱语诸民族仍然认同于“泰”的就剩下语言了。“泰学”、“壮泰同源”研究则以貌似客观的学术“复活”了一种泛泰意识，并被东南亚和中国西南的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所利用，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运动，即泛泰主义。泛泰主义意识形态把语言上的相近性扩大至人种/种族/民族，认为所有讲泰语不同支系的人都是“泰人”。显然，这与民族的普遍理解是不相符合的。“泰族”就成了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共同体。
二战时期的论述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大力宣扬“大泰唯国主义”，并“以守则的形式发布了全民必须遵守的‘唯国手则12份’命令”，竭力怂恿泰国去“统一”所谓邻国中的“一切泰人”。由于全力推行“大泰唯国主义”成为当时泰国政府的国策，于是“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在泰国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噪与喧嚣。1939年5月25日，狂热鼓吹“大泰唯国主义”的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广播演说，泰族“在广东约有70万，广西约有800万，贵州约有400万，云南约有600万，四川约有50万，海南约有30万，越南的东京、老挝约有200万，缅甸约有200万”。他还说：“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銮披汶在1939年“六·二四”广播中也称“我泰语在暹境以外者，有二千余万人，大都散布在中国南部滇、川、黔、桂一带”，要收复失地。在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更是充满了大泰族主义的胡言乱语。在泰国政府的鼓励下，一批宣扬“大泰唯国主义”的历史剧和歌曲应运而生。这样，通过“宣传机器、文艺演出、各种著作等途径的宣传”，所谓“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就深深地印入了泰国人的脑海之中。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泰国当局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密切关注。云南省民政厅指出：“暹罗改名泰国(Thailand)，其民族名，国籍名用泰Thai，实含有希特勒所倡导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并吞捷克之野心，以谋吸收我西南边区之大部民族……在未改国号以前，(泰国国务总理銮披纹)曾旅行越南考古，详询越方人事登记职官关于泰族在越南及中国西南之人数。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云：‘在中国居留之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甚至划一特别区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统治。’弦外之音，不啻视我车里、镇越等地聚族而居之区域如苏台德区。”禁烟终查员彭钊函报“澜沧二区被暹罗派人前来运动得紧”等语，再结合暹罗改称及其总理之种种言行，云南省民政厅认为：“本省之泰族问题，前途实堪危惧！倘不急谋补救，则西南半壁，恐将发生重大变故。盖今日之敌国日本，正积极策动暹罗做政治之进攻也。”江氏在《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中所言：“日人更嗾使暹罗，改国号曰泰，倡所谓泛泰族主义曰：暹罗人民族为泰族，摆夷亦泰人，其意谓，凡属摆夷，皆应归之泰国，凡摆夷所居土地，皆应为泰国土地，边民不察，多受其惑……而我沿边僰民，则因失于教化，数典忘祖，一遇敌人诱惑，难免资敌所用，此从民族团结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　　显然，云南省政府对大泰族主义的阴谋是有深刻认识的，对暹罗在我国泰族地区的活动也极为关注和担忧。大泰族主义使云南省政府认识到不仅云南西南部，而且我国西南半壁都已危机四伏，促进了云南省政府对云南及中国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对云南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通过汇报，云南省政府的认识及忧虑无疑对国民政府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贵州省政府对大泰族主义言行也是有深刻认识的，它使主政黔省的杨森坚信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关系。杨森说：“民国成立以来，边事日非，可说大半都由于少数民族问题引起，譬如外蒙古的片面宣告独立，新疆、西藏纠纷不已。”正是出于对大泰族主义的警惕，杨森极为重视西南边疆民族问题。他在任贵州省主席时，提醒我国西南边疆有着重大隐患，指出中央政府强弱与边疆民族问题息息相关。他说：　　西南方面虽然还没有表面化的问题发生，但是我们已不能不承认隐忧重重，外国势力之侵入早已根深蒂固……东南亚各国中，如泰国即一再宣传他们祖先早年是位在云贵及广西一带，而这一带即为从前的六诏国，诏，是夷语对“王”的称呼。他们这样强调宣传，是否觊觎我国西南边陲，企图重建六诏之国，我们虽不敢必信，然而弦外之音，不无蛛丝马迹可寻，我国中央政府力量强大，边疆问题当然不会发生，只怕万一有日中央自顾不暇，对于边区鞭长莫及，抑或泰国人和夷胞连手，造成西南的内忧外患，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终有大问题爆发出来的一天。”
基于这样的忧虑，杨森强烈谴责国人对西南民族问题的无知与漠视，他说：“在这样重重隐忧之下，国人对于西南民族问题漠视，可谓之麻木，而边地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稍一不慎，就极可能会出事，基于这样的了解和认识，我在行政会议上开始大声疾呼！‘什么叫做先见？先见就是要在问题未发生前，先去发现问题！因而有以防止问题的发生！’”(12)正因为如此，杨森特别重视贵州境内的民族问题，他在《边铎》月刊发刊词中要求学者“所著之中华民族学史，或人类学，乃至描写民俗，考求骨董诸书，所述宗族之大同小异之风习语言等，不宜强调其异，而应力求其同”，极力宣传“中华国族，同出一源”的理论。(13)在他主政贵州期间，提倡苗汉通婚，创办苗民学校，在省政府下设边胞文化研究会，开设边胞文化讲座，全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强化贵州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
现代构建
覃圣敏是中国的民族学者，他是在张声震力排众议的“钦点”下，参加了1988年的张声震为团长的广西访泰国代表团的。他在泰国地区游荡了一段时间，然后返回广西，自称自己是在与泰国学者在饭局时以及在街头买水果期间“发现”所谓壮泰的语言有关系的。他在广西申请了中国的国家经费，来进行所谓壮泰同源的研究。覃圣敏在他于1998年出版的书中说，所有的泰族群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并可以根据体质特征和习俗再进行细分。泰国曽提出了建立一个大泰族联邦的泛泰主义方案。尽管后来泰国因为在二战中惨败收回了自己说法，并认为泛泰主义只是一种妄想，但泰国所提出的泛泰主义方案却被一些极端主义者所接受下来。　
泰国的泛泰主义“祖师爷”銮披汶·颂堪〔1897～1964，Luang Pibul（Pibun）Songgram〕就明确地将泛泰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泰学”，在讨论泰民族主义的起源时，他曾经指出：是国际泰学研究为他的建立所谓大泰国的理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0世纪末，覃圣敏的作品在中国出版，他研究了有关古代壮族人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对张声震等人影响很大，有人还特意跑去泰国，为此写了臭名昭著的《壮泰族群血泪史》，疯狂鼓吹泛泰主义。有人认为“（壮泰族群的渊源）该书似乎就是专门为了鼓动泛泰主义理想而作。” 　
在21世纪初，廖汉波建立了壮族在线，并且基于壮族与布依族的密切关系，两者联合建立网站。在吸收了覃圣敏的“壮泰同源”观点之后，为了与东南亚的泰佬民族扯上关系，廖汉波有意的将新成立的网站命名为－－僚人家园（老挝的旧称是寮国，至今港台与海外华人仍这样称呼老挝）。 　
至此，泛泰主义的幽灵，再次若隐若现并逐渐愈来愈清晰地游荡在中国的西南华南的两广云贵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