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家浜遗址
遗址名称
马家浜文化遗址[1]
发掘地点
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嘉兴市桐乡县罗家角等[1]
发掘时间
1956年发现罗家角遗址，但并未发掘；1959年春发现南湖乡马家浜遗址，并于3月首次发掘。此后在长江流域陆续发现和发掘大量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1]。
距今历史
7170年[1]左右
考古地位
  马家浜文化代表着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时期时代中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文化，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源，其后续文化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者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区系文化特色。　江南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多年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其实，只要稍加考证与研究，便不难发现，江南文化的源头就在嘉兴，即马家浜文化。江南文化源头，之所以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在于对江南地域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源头便也论说纷纭[1]。
发现过程
按照以往的学术惯例，各种遗址文化大多是以首次发现及发掘地命名的。但马家浜文化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它的首次发现地并不是马家浜，而是在嘉兴市桐乡县一个叫罗家角的地方。　桐乡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中部，罗家角在县西石门镇的东北约2公里的地方。遗址北临大运河，南依罗家角村，有小河自罗家角村流过，向北注入运河。遗址四周全为岗地，中部也有岗地将其分隔成两块水田。　1956年，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热火朝天地搞生产，结果农民们在罗家角的水田里挖出了大批兽骨和陶片。当地农民没有看过动物遗骨，但听说过“龙骨”可以入药的事情，便纷纷将其拿到中药铺出售。结果“龙骨”越掘越多，中药铺不收购了，农民就转卖给废品收购站。最后是收购站向文物部门反映，才使罗家角遗址出现在考古学家的视野里。　10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桐乡县罗家角调查，采集到石器、陶器、兽骨等若干，确定罗家角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当时人力不够，对这一文化遗存也并不了解，认为没有太大的发掘价值，只是加以保护。1961年，罗家角遗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家角遗址就这样沉寂了下来，历史的风霜湮没了曾经灿烂辉煌的远古文明，如果不是1959年马家浜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也许美丽的太湖流域还背着那“古来是蛮夷之地”的名声。　马家浜坐落在嘉兴市城南7公里的南湖乡天带桥村，东北面临九里港，西至坟屋浜，南为马家浜，是一个三河交叉的平原。1959年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大队马家浜村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赶紧报告了文物部门，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同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委员会与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来此进行了发掘，出土骨器53件、石器12件，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玉器、陶器和兽骨。　这次发掘坑位于遗址中部，总计2l3平方米。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两层，上层以灰黑色粘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出土有兽骨、石锛、砺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下层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另外还有骨镞、骨锥、骨针、骨凿以及石斧、砺石和陶片等。　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现了长方形房屋遗迹。这座房子南北7米，东西3米，门朝东。室内是经过加工的黄绿色土面，还有带树枝和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块堆积。下层中的居所较简陋，房基为椭圆形凹坑，还发现了碳化圆角菱，与如今的南湖菱相仿。经测定，马家浜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7170年左右，甚至比先于发掘的河姆渡遗址年代还略早一些。　最让人震惊的发现是位于上下层交接处的墓葬，共出土了30具人骨架。这些骨架埋葬密集、重叠，南北向放置，其中6具身旁有随葬品，生产工具置于腰部，装饰品置于头部，陶器位置不一。遗憾的是，当地农民害怕这些骨架给他们带来晦气，半夜起来把这些“马家浜人”偷偷捣毁丢到河浜里去了。　马家浜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发掘马家浜遗址时，考古人员还没认识到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而是把它作为“吴越古战场”来认识、考证的。发掘前就已经探明马家浜遗址有15000多平方米，由于条件限制只发掘了213平方米。后来由于考古队员吃住问题难以解决，对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工作只好中止。　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吴汝祚先生首次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根据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近的考古成果，提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这一划时代的论点，并确认以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从此，马家浜文化正式定名。它的首次发现地罗家角遗址也于1979年开始了第一次发掘。　1979年11月下旬至1980年1月底，为配合罗家角农田基本建设，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考古队对罗家角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这次发掘开探方41个，发掘总面积为1338平方米，出土的完整器物达794件，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兽骨以及稻谷等植物遗存。　罗家角的遗址分4个文化层，都属马家浜文化，代表了马家浜文化的若干个不同发展阶段，丰富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1987年日本农耕史代表团专程到罗家角遗址考察马家浜文化；1989年，日本东亚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团也来到罗家角遗址进行考察，并认为罗家角遗址发掘出土的稻谷，证明中国的长江流域是日本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在日本出版的有关马家浜文化的书刊都把罗家角写成“罗家谷”，就是因为罗家角是水稻的发源地的缘故。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及研究逐步深化，浙江一带的马家浜遗址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1981年3月，考古队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5月，嘉兴平湖大坟塘遗址出土泥质喇叭形红陶豆、腰沿釜、猪鼻形支座等，为马家浜文化堆积层；10月，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清理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7座。　1984年1月，嘉兴博物馆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及常州、苏州、无锡、湖州市博物馆联合在嘉兴举办“太湖流域古人类、古遗址、古文化展览”，并召开学术讨论会，将太湖流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文化提出。到如今为止，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共发现了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
出土文物
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复原的石、骨、木陶器物，其中石器包括石斧、石锛、石纺轮等，陶器有釜、盆、盘、钵、豆、鼎、碗、壶、纺轮等，骨器中有骨耜、骨哨。　马家浜的陶器独具特色，分为三期。早期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红陶为主，陶器成形基本采用手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纹饰较少，主要纹饰有弦纹、绳纹、划纺、附加堆纹及镂孔等，器型以釜为主。马家浜出土的黑陶中有一件镂空黑衣陶壶十分精致，此陶壶器表施黑陶衣，撇口，短粗颈，折肩折底，圈足高而外撇，通体镂空装饰。此件镂空黑衣陶壶是马家浜文化的象征器。　马家浜文化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灰黑陶和灰红陶，以素面的为多，绳纹基本消失，器型仍以釜为主。同时还出现了少量的鼎和较多的豆，还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主，主要器型是釜、鼎、豆。马家浜文化最独特的是一种“腰沿釜”，鼎足一般为扁平或铲形，甚至有的鼎足为鱼鳍形。以腰沿釜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陶器，体型大，器形多，已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　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四片白陶片也尤为引人在注意。白陶是瓷器的先祖，据当今科学分析，制作白陶的原料主要是高岭土，高岭土由于铁含量低而铝含量高，较红、灰陶耐得起高温。白陶烧成后外型洁白美观，坚硬耐用，人们对高岭土的认识和使用，为后来瓷器的发明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家浜文化的白陶比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白陶早了1500多年。　从制作工艺和焙制方法上看，马家浜的陶器是由手工捏制，泥条盘筑，轮盘旋制逐步发展起来的。焙制方式的演变则更加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把制好的陶坯堆放在一起，四周围上柴火烧制，但温度不高，难以焙制大的器皿。后来逐步形成陶窑。据考古学家推测，罗家角白陶应该是轮制的，否则不会这样光滑、均匀。焙制方法可能是用炉灶式。可见马家浜人的生产力水平比同时代其他部落要高得多。　马家浜、罗家角遗址还出土了很多磨光穿孔石斧、弧背石锛和角骨制耜、凿、锥和网坠等生产工具，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用磨制石器和骨角器开垦农田、栽种水稻、饲养家畜等。农业经济是马家浜时期主要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栽培水稻，培育出粳稻，是水稻种植的一大发展。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渔猎经济在马家浜人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　草鞋山遗址还出土了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经过科学分析，这种织物用的原料是野生葛，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说明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这说明马家浜人不再是赤身裸体，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从出土的遗迹看，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表现出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1]。
文化之源
马家浜文化的“浮出水面”向世人展示了长江下游的远古文明，打破了古代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辐射的“一元”说，并创造了很多堪称“之最”的辉煌文化。　1.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在罗家角遗址曾出土了156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7040左右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这些稻谷颗粒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略小，和现代栽培稻籼亚种的硅酸体十分相近。　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国家有泰国、印度尼西亚，但其栽培年限不到6000年。日本发现的栽培水稻花粉距今约3200年，都比罗家角的水稻遗存晚了许多年。应该说嘉兴市是迄今所知我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2.最早的织物标本　在罗家角遗址和最近发掘的宜兴骆驼墩遗址都发现了不少陶纺轮，专家考证后认为是是马家浜人用于纺织的工具。因纺织品是有机物，要保存六七千年非常困难，但在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纺织品实物，有力地证明了马家浜人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穿上了衣服。　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说明了马家浜人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这三块纺织品残片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　3.全国领先的生产生活工具　马家浜人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处于领先水平。石器的制作已基本定型且大多磨制平整，并普遍使用了管钻法的钻孔技术。对石刀的使用马家浜人也远比河姆渡人先进。　从交通工具上看，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完整的木桨，同时还出土了形体硕大的木橹，说明马家浜人已能驾驭大型水上交通工具。在家畜饲养、捕鱼方式的掌握等方面，马家浜文化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如邱城遗址下层发现的遗物中，有陶网坠等捕鱼工具，而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所出土的七千件遗物中却未见一件网坠等捕鱼工具，仅发现两件鱼叉，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都说明当时的马家浜在工具的制作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江南古文化之源　江南文化源头应该是哪一种文化呢？答案只能是马家浜文化。　太湖地区耜耕农业的出现，以马家浜文化为最早，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的年代还要略早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不仅有相当多的稻谷遗存，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水稻田。这些水稻田都分布在地势低洼的原生土上，包括草鞋山遗址的44块，绰墩遗址的46块，共计90块。这些水稻田的灌溉系统，可分为以水井和水塘两种灌溉系统，后者既可通过水口灌溉，又可排水。　马家浜文化之后的崧泽文化时期，发现了小型的三角形石犁。到良渚文化时期，这种石犁已经得到改进提高，器体得以增大，并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犁耕农业发展起来。良渚文化发达的犁耕农业并不是良渚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马家浜耜耕农业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发展而来的。　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在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上，由于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纹饰新颖的玉器，促使了学者们对良渚玉器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良渚发达的玉器文明正是在马家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进步得来的。　礼制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良渚文化礼制的出现，与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关。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都是以俯身葬为主，这是葬俗上的一个主要特点。随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炊器主要是釜，食器以豆为多，也有用罐、盆、杯。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逐渐向礼制—方面靠近，演变到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礼制。　马家浜文化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巫术活动。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压印凸起的弦纹、勾连纹、曲折纹、菱形纹、月牙纹等组合成的图案。这样的白陶豆，与马家浜人日常使用的陶器有明显的区别，专家推测是与巫术活动有关的一种用器。由此可见，马家浜时期人们的巫术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直到东周时南方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如陈、楚、吴、越等都十分盛行巫术，巫风的来源正是马家浜[1]。
遗址现状
马家浜文化遗址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现发现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已达200多处，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1961年，罗家角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7月16日，国务院将罗家角遗址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　罗家角遗址的发掘证明了马家浜文化在我国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也雄辩地说明了嘉兴史前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已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确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1989年，马家浜文化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4月，浙江省文物局和嘉兴市人民政府在嘉兴联合举办纪念马家浜遗址考古发掘40周年座谈会，确立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同时，在嘉兴博物馆开展了“马家浜考古标本展”。　但马家浜遗址发掘后并未在社会上产生普遍影响，如今仍有很多人认为马家浜文化晚于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博物馆史前文化陈列中有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介绍，但却没有马家浜文化的陈列内容。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嘉兴市委、市政府把宣传、弘扬马家浜文化列入了议事日程。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重视马家浜文化的历史地位，大力支持嘉兴建设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兴建马家浜博物馆。规划中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已经完成，并于2004年3月，嘉兴马家浜遗址公园规划启动，由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　2004年4月，为纪念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45周年，嘉兴市文化部门出版了《马家浜文化》一书，填补了马家浜文化专著的空白。马家浜文化，作为古代太湖文化的摇篮，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将继续展现给我们更多有关“江南之源”的宝贵资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