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香港教育史
简介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观塘分校香港的教育情况，从宋代起才有确实史料记载。英国接管香港之初，香港政府并不热心发展教育；教育政策只着重培养殖民地官员，以及宣扬英国威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人口飙升，教育需求随之增加。在各方压力下，殖民地政府才首次聘请国际顾问进行教育研究，促成了义务教育的推行。1997年主权移交以后，特区政府着手推行教育改革，却引起连串争议。
古代至殖民地时期前
香港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教育机构是位于锦田的力瀛书院，比今日广东省内有规模的同类书院更早成立。该书院由北宋进士邓符协建于1075年，清代《新安县志》载：“桂角山（今锦田）在县东南四十里，宋代邓符协筑力瀛书院，讲学于其下，今基址尚存。”邓氏除讲学外，还广交文士、以及建书楼收藏中国古典书籍。当时文风较盛的地区还包括屏山、新田等村落。
清初时，香港地区属广州府新安县的管辖范围。区内的屏山、锦田、上水、龙跃头等地的氏族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并鼓励族人参加科举，晋身仕途，为围村增光。他们在区内大设书室、学舍，而各氏族的宗祠、书室和家塾，悬挂子弟的功名牌匾，足见当年子弟在科举的成就。
书院、书室多设于新界，而仍然保存下来或留有遗址的包括锦田水头村的周王二公书院、二帝书院、屏山坑尾村的觐廷书、粉岭善述书室、大埔泰亨乡善庆书室 等。而用作家塾的祠堂则包括新田的麟峰文公祠、八乡的梁氏宗祠和郭氏宗祠、元朗厦村邓氏宗祠、上水的廖万石堂、应龙廖公家塾和应凤廖公家塾等。
至于香港岛，居民多为渔民和商人，望族也有兴建大规模的学舍。英国于1841年占领前，据统计全岛共有五所私塾。这些私塾每间只有一位教师，学生人数和班级并没有严格规定。教师会直接向学生收取脩金，采用中国传统启蒙课本。至1843年，在港岛赤柱、石排湾、黄泥涌、香港仔等地所开办的私塾已经多达八至十所。
香港的书院、书室是跟随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所建立的，属于私学的一部分。这类私学按办学者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富有人家聘请教师在家中教导子弟，称为家塾；二是教师在自己的家门教导学生，称为塾馆或教馆；三是地方氏族开办的学塾，称为私塾或义塾。而讲授的内容则分为高、初两级。初级是启蒙教育，主要教导儿童读书写字，课本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高级的课本则是《四书》、《五经》，另外还得学习八股文以应付科举。
随着时代转变，这些书院和私塾都逐渐转变为乡村学校或者公立学校。
殖民地时期初期
1841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占领初期，英国并没有在香港建立正式的教育制度，只是鼓励私人和教会办学。这是因为香港政府当时缺乏资金和人才，教育委员会和其后的教育局均受英国圣公会维多利亚教区会督施美夫和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理雅各独力支撑，直至1865年教育司署成立，港府才领回教育义务[11]。至于原有的私塾，港府通过提供资助，更革其课程和教学方法，同时纳入其管辖范围。香港政府亦加强英文教育，提高香港人民对英国的归属感。
最早到港办学的外国教育团体是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2]。该会于1839年在澳门创立马礼逊书塾，并于1842年11月把书塾迁至香港，改名为马礼逊书院[13]，为香港第一间英文书院[14]。1841年至1858年间，先后来港办学的西方宗教团体共有6间，分别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美国浸信会、伦敦传道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会。[15] 由于得到香港政府支持，教会学校在香港的发展相当迅速，旨在传教和培养牧师。1877年，港府修订《香港补助书馆计划》，提出受助学校教授世俗教育不得少于4小时，但不干预教授宗教科目和课外的宗教指导。这个计划解决了长期以来宗教教育的垄断；至1896年，香港的英文书院已达到101间。
1845年，华民政务司建议政府每月津贴十元予8间中文学塾。港督戴维斯将建议转呈英国政府，英国殖民地部回复称要视乎学校课程、师资和人事任命方式才决定。1847年，港府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维多利亚城、香港仔和赤柱学塾的情况[16]。随后，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政府成立委员会监管受津贴的学塾。同年8月，港府委任巡理司、华民政务司和殖民地随军牧师组成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资助事宜和监管受补助的学塾；政府同时又鼓励受资助学塾转为官立。接受转为官立的中文学塾于1855年改称为“皇家书馆”、又称“国家义学”，接受每个月五元的津贴[17]，并受1857年制订的《皇家书馆则例》所监管。
1860年，教育委员会改组为教育局。同年7月推行《理雅各教育革新计划》，停办维多利亚城内所有的皇家书馆，并把全部的学生集中到一间中央书院，由一位欧籍人士任校长，采用英语为教学语言。这所中央书院（当时称为国家大书院）于1862年正式成立，为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该校校长在教育局的统筹下，还须负责视察监督港岛各村落的书馆。[17] 这两项政策的推行，说明了殖民地政府相当重视教育行政的主导权，期望通过官立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影响。
1863年，港府为善用社会资源，将乡村书馆以免租方式移交当地居民办理。这类书馆规模较大的为东华医院于1880年兴办的文武庙义学[18]，义学经费来自文武庙庙常，而管理权则交由东华医院总理负责。至1890年时，香港共有义学六所。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九龙半岛尚未被英国占领之时，九龙司巡检许文深为提倡乡学，于1847年在九龙寨城开办龙津义学，比英国同类政策为先。
至于香港专上教育的发展则始于1880年，时任港督轩尼诗下令成立委员会，研究将中央书院改为大学专科学校，但委员会认为计划过于庞大，而且香港需要的是商业人才，不予以考虑。[19] 7年后的10月，何启博士于其捐资兴建的雅丽氏医院内创办香港西医书院，学制为五年，为香港第一所专上学院。香港西医书院于1912年香港大学创办时，与其合并成香港大学医学院。
英语教学政策也于此时期确立，支配香港社会选校取向达150年之久。1858年，教育委员会鼓励普及英语教学，目的为减少华人与英人沟通时不必要的误会，以利于英国人管理华人。当时的英文书院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采用英文课本；中文书院须把英语列为必修科。港督轩尼诗于1877年就任时就明确指出了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基于政治和商业上的需要，所有政府学校必须实施英语教学。
20世纪初期
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影响下，大批知识份子和清朝遗老迁港从事教育事业，促使了不少中文学校的出现。中文学校以中文为教学语言，传授中国文化；五四运动使新思潮传播炽热，英国政府对香港教育的情况极为关注，因此于1935年5月派出皇家视学官宾尼（E. Burney）来港视察，后向英国国会提交了报告书。当中指出，政府不应只为少数上流社会人士的儿女提供教育，而更应重视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报告同时建议加强中文教育和关注小学教育[21]。港府原则上接纳了意见，但核心的英文教学和精英教育政策仍未有重大的改变。此外，为抗衡逐渐膨胀的民族主义，香港政府亦在20世纪初期开始推行一连串的教育本地化政策。
香港政府的教育本地化政策主要为建立汉文学校[22]，推广汉文教育。1912年9月，教育局成立汉文教育组（Chinese Vernaculate Education Board），负责汉文教育的发展、以及征集资金补助学校。但该组于翌年就被废除，教育司伊荣（Edward Alexander Irving）委任卡华利（Cavalier）为汉文视学官代替。而香港政府亦于1920年成立汉文师范学堂以培养本地教师，是为1881年开办的官立师范学校后大型的师范学校。汉文师范学堂初期为男校，女校随后于1925年在庇理罗士女子中学开办。1926年为普及新界教育，又创办了专门培训新界小学教师的官立大埔汉文师范学堂[23]；同年3月1日成立官立汉文中学，并与官立男子汉文师范学堂合并。这三间师范学堂均以中文授课、培训汉文教师，再加上香港科技专科学校于1913年在皇仁书院开设的汉文师资班，四间统称“汉文师范”。但这四间师范学堂的资源普遍不足，难以培训更多的教师。其后，因应上述1935年的宾尼报告书和1937年法官连素（R.E. Lindsell）主持的委员会的建议，香港政府正式于1939年成立香港师资学院，临时校舍设于西营盘医院道[24]。
除了汉文师范学校外，普通私人汉文中学的数目也在20世纪初期不断上升。其中著名的有犹太裔印度侨商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和绅商刘铸伯兴办的育才书院、西南中学、民生书院等。大量汉文学校的出现，使香港出现了两种中学学制。192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六三三”学制，传统的学塾制度被废除。1928年，香港所有的汉文学校跟随中国政府学制，改行“六三三”，以便学生返回大陆升学；而英文学校则采用英国制度，由第八班至第一班预科课程。私立中文学校在1931年开始更可报考广东省教育厅的高、初中会考，地位特殊。[25] 这个双重学制的情况要到1965年统一香港中学会考才终止。
与此同时，香港人口快速增长。为了培养治港人才，同时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影响[26]，港督卢押曾在1908年圣士提反书院的颁奖礼上表示希望创立一所大学[27]。1912年，香港大学正式成立，为香港第一所大学。开办之初，只有医学院和工学院，后来才增设文学院和教育学系等。当时的主要教席均由非华人担任，而中文系则邀请许地山等学者领导。根据1911年颁布的《香港大学堂宪章》，香港大学不直接隶属殖民地政府，但与政府有直接关系；校长由港督担任，实际职务由副校长负责，最高权力机构则是校董会。建校之时，英国政府只捐助每年三百英镑，建筑费用还需要得到各界捐献[28]。大学建成造就了不少政府官员，也显示了政府对精英教育的重视。
香港的第一道教育条例、以及决定每年中学六年级学位的会考也是在此时期确定的。1913年，港府通过《一九一三年教育条例》，所有津贴、补助、私立学校均须受到政府监督，并必须向教育司署注册，如不按照规定会被罚款和起诉。这一条例实际上针对的是私立汉文学校，以防过度发展而不受控制[29]。考试方面，香港大学为保证学生质素，于1935年6月开始举行全港中学毕业会考，但两年后根据宾尼报告书的建议把会考移交由教育司署举办，香港大学则负责入学试[3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香港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援助工作，成立香港学生赈济会，共有三百多间中、英文学校参与。
日治时期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进攻香港。同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苦岁月。日治初期，香港由临时军政府统治，教育全面停顿，大量教师流失。1942年2月，日本正式设立香港占领地政府。由于处于太平洋战争时期，港日政府无力顾及教育的发展，加上缺乏教师，使得香港教育停滞不前。
虽然如此，港日政府仍着意恢复香港的教育。其教育政策主要有三大目标：一是透过学校要求教师配合宣传“东亚共荣圈精神”；二是透过大力推动日语教育、减弱中英文的影响力，从而确立日本文化作为宗主的地位；三则是设立短期专科学校以暂时舒缓人才短缺的问题。
日治时期的教育有明显的日化色彩，以宣扬大东亚共荣圈为宗旨。1943年4月1日，香港东亚学院院长小林就说该学院成立目的为：“使对于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管辖地区内居住之中国青年，以东洋精神为原则，日本道德为基础，实行师范教育，而亦同时实施实务教育，目的即养成中国人成为真正东亚之中国人，奉行日本一德一体亲善友好提携之实现，使共同向大东亚共荣建设之途迈进。”[31] 从这段讲话就可以得知，日本人企图以日本文化塑造香港年轻人，使他们认同大东亚共荣圈，以加强对他们的统治。
因应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同时为了日本的利益，港日政府在香港设立了不少专科学校。1942年，政府开设教员讲习所，以解决大量教师逃离香港后的师资真空问题。随着战事白热化，日本更需要靠海运输送物资和疏散人口，因此政府于1943年3月成立“海员养成所”，所址设于育才书舍旧址，分设航海科和机关科。日本非常重视这些毕业生，毕业后无论是否有工作都每月发放薪金60元，被派往海上前线的更增加一倍。同年5月，政府为推动日语教育，创办了日语教员讲习所，开班频密，至6月底已有五期结业生。10月又设立农事传习所，培养办理农事的职员。
日治期间，绝大部分停办的学校并无恢复，全港学生人数由沦陷前约12万，锐减至约7000人。[32]。港日政府成立后，恩威并施，努力拉拢留港的教育界人士。1942年5月政府宣布20所学校复课，包括光华、西南、知行、信修、港侨、湘父、钥智、丽泽、华仁、圣保禄、培正、九龙塘、德贞、德明、圣保罗女校、圣玛利、圣类斯工艺院、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和中国儿童书院。1943年学校数目增至34所，但某些学校被政府怀疑“不忠”被迫再度停课[33]。政府规定所有教师必须学习日语，学校每周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以上，并禁止教授英语。但许多家长宁愿子女失学，也不愿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为了进一步管理文化教育事务，港日政府于1943年在民治部下成立文教课，首任课长为长尾正道；并制订了《私立学校规则》和《私立日语讲习所规程》。[34]
日治时期的专上教育亦可谓完全停顿。战前的两所专上院校：香港大学和罗富国师范学院一直停办，至1946年。于是，港日政府于1943年5月成立东亚学院，校址设于水城区（今西营盘）列堤顿道圣士提反女校。学院以为各政府机关、银行、学校和商业机构培养人才为目的，设普通科，招收高小毕业生修业一年；高等科则招收高中毕业生修业两年。同年9月又为日本子弟开办国民学校。东亚学院和国民学校均受政府资助，其余学校一律自负盈亏，因此当时就有华人组织华民慈善会，为穷苦学生提供1000个免费的平民学额。
1945年3月，港日政府改组文教课为第一课，课长为福简定朝，但改组不足半年，至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香港恢复由英国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1]
1945年香港光复后，重建教育事业面临种种困难，包括校舍被毁、实验室被破坏、图书馆书籍散失、桌椅校具不敷应用等问题。中国大陆又迅速爆发内战，大量居民涌入香港，令学校数目和学额远远供不应求，香港出现严重的失学问题。香港政府恢复对学校的管理控制后，随即在1947年公布了多项《学校应守规则》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政府更于1950年拟定了“十年建校计划”，希望在十年内提供足够的学位收容适龄的小学儿童和希望升读中学的学生。但这项计划因受到中国大陆政权的变更而无法适应。
除了港府的措施，民间团体也有相应行动。战后很多民间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工会、同乡会都相继在旧式楼宇开办了不少义学和识字班。这些班都是免费或只征收极低廉的学费的，帮助解决了不少青少年失学的问题。同一时期，私立学校和亲北京的左派学校也纷纷创办。至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忙于消除左派学校的影响，采取各种措施打压，如递解香岛中学校长出境和收回旺角劳工子弟学校及渔民学校的直接管理权等；至后期才转为满足社会的需求。
1950年代开始，香港人口再有急速的增长，为应付这股压力，政府迫于无奈邀请不同的国际专家为香港教育作详细的报告，以计划扩展中小学。第一份为1951年12月发表、对制定殖民地教育政策有重要影响的《菲沙报告书》。报告书建议港府利用当前的中国政治形势、以教育来加强英国的影响，并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大力推行英文教学。这份报告书也提出要发展小学和师范教育。政府因应形势，在1955年8月开始推行《小学扩展的七年计划》，包括建立五间官立小学，大量增加小学学位。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些传统学校（例圣若瑟英文小学与中学）及天台小学就此诞生。
而1963年和1965年更是扩展计划的里程碑；1963年港府发表《教育委员会马殊－森逊报告书》，落实取消小学入学试、拟定资助则例、扩展新界中学学位、减低师生比例等措施。政府随后在此报告书的基础上，于1965年6月发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书》，建议让80%儿童可以入读由政府资助的小学，及使约15%的小学毕业生能升读官立中学、资助中学及若干选定的私立中学。这份报告书奠定了以后十多年的政策走向，即以学位数量为政策发展的目标和以发展由政府资助的学校为主线。
1970年10月，港督戴麟趾于《施政报告》宣布翌年起实施强迫小学义务教育，并制定《入学令》，规定对不送子女上学的家长之刑罚。麦理浩随后上任，更致力把普及教育推广至初中。1973年8月，教育委员会发表《教育委员会对香港未来十年内中等教育扩展计划报告书》，目标在1981年能让80%少年获得资助初中学位。但麦理浩对报告书提出的步伐不甚满意，于是在立法局成立专责小组，最后于1974年10月完成了《香港未来十年之中学教育》报告书，目标于1979年推行九年免费教育，以及建议取消中学入学试、推行浮动班制 和买位制 等。其后，麦理浩突然于1977年10月5日宣布将九年免费教育提前到1978年施行。据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当时香港法定最低劳工年龄（14岁）比国际惯例（15岁）要低，港督为挽回当时面对的“国际信用危机”而仓卒决定的。 这项政策使得每一个小学毕业生都能升读初中接受教育。
由于港府目标在扩展中小学教育，高中和专上教育的发展在1990年代前仍然非常有限，在此时期比较突破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早于1951年，港督葛量洪委任贾士域（Keswick）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报告，当时的结果是不主张另设一所新的中文大学。虽然1950年代香港开始出现一些专上学院，如香港浸会学院，但这些学院的功能并不能与大学相提并论。至1959年，港督柏立基邀请富尔敦（J. S. Fulton）来港考察，并建议香港大学开设中文部，但被港大拒绝。于是他提出把当时的三所中文专上学院合并，以组成中文大学。中文大学的筹备工作于1961年6月正式展开，港督任命关祖尧为筹备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终于1963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打破了英国普遍在殖民地只设一所大学的传统。而高中的发展则要等到1977年《高中及专上教育绿皮书》的发表才开始，绿皮书提出适龄少年应有50%获得资助的学位，但受到社会上普遍的反对。1978年10月，《高中及专上教育发展白皮书》 就把数字由50%提高至60%，以抒民愤。直至1988年，这项政策仍未有重大改变。
这一时期更发展了香港历史上首次的师范和职业教育。香港政府于1951年9月成立葛量洪师范专科学校，用以培养初中和小学的文凭教师。至1960年，由于学额扩展，师资培训也要作出相对的配套，成立柏立基师范专科学校。而随着香港工业化，职业教育也相对获得重视。政府于1957年12月将早于1937年成立的香港工业专门学院从湾仔活道“红砖屋”迁往红磡新校舍，培养技术员和技工；学校于1972年3月24日改组为香港理工学院。为回应1974年的教育白皮书，港府积极发展工业学院，除了早于1969年成立的摩理臣山工业学院外，教育司署于1975年建立葵涌工业学院和观塘工业学院、1976年开办黄克兢工业学院，以及1979年创立李惠利工业学院。 在香港训练局的建议之下，建造业训练局和制衣业训练局也相继在1976年8月17日和10月19日开幕。
除以上种种外，1970年代的香港政府也要开始面对日渐敢言的教育界人士。从前，政府成立的教育委员会主要成员都是政府的伙伴，例如教会；决策权往往掌握在教育司的手中。惟随着津贴学校数量的增加，政府成为教师的大雇主，教师因而开始关心自身权益，为政府添加了一股压力。1973年，文凭教师 采取工业行动，争取薪酬权益；13个教师职工会更因这次行动而联合起来，成了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雏型。教协代表教育界的基层教师，一直为教师争取合理权益而努力。教育团体公开发表言论也越来越多，报纸甚至出现了教育版讨论教育政策。但是港府的决策机制并没有作出调整，容纳社会的意见，这造成了不少示威游行，激化了民间的反政府情绪。这种情况要到1981年港督麦理浩邀请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派出国际顾问团到香港考察，才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主权移交前
面临主权移交，中英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1984年，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97年7月1日起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自此，香港进入主权移交的过渡期，教育发展亦不例外。这个时期，在各方环境因素的配合下，香港的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在专上教育和教育行政方面。
1981年6月，港府发表《香港教育制度全面检讨》报告书，为来港的国际顾问团提供参考资料。至1982年11月，国际顾问团 完成考察，发表《香港教育透视》报告书；虽然没有新意，但因为对香港的教育政策作出了可观的评估而获得教育界的好评，并为港府所接纳。在七十年代末实行九年免费教育后，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日占时期的指定中小学教科书也相对的增加，高中的入学率不断的提高。官立学校的学位在数字上仍然维持着1978年发表的白皮书的60%，但很多学生在中三后都转到私立学校继续升学，1980年时的纯入学率就已经超过90%。而事实上，根据政府教育统筹委员会的统计，1983年高中的纯入学率亦已经达到了84.6%。因此，根据国际顾问团建议而成立的教育统筹委员会在其第一号报告书 中就因势利导将政府资助高中学位提高到84.6%，全面普及了高中教育；预科的学位则维持在高中学位的四分之一。
可是，随着高中普及教育的推行，预科和大学入学之间就形成了严重的瓶颈。1981年，大学学位就只能满足2%的适龄青年。根据1978年的白皮书，往后10年的高等教育学位每年只能维持3%的增长，进度非常缓慢。到80年代中期，港府在其财政预算中透露，将逐年增加大学入学率，并在2000年达到14.5%。1988年，港督卫奕信突然在其施政报告中宣布加快高等教育的步伐，把14.5%目标提前到1994年，2000年则定为18%。1989年六四事件后，港督又再加快步伐，宣布把2000年18%的目标提前到1994年实现。当年的入学率只有6%，换句话说就是要在5年内把入学率提升3倍。为了实现这目标，港府除了增加两所大学的学位外，还计划兴建香港科技大学作为香港的第三间大学。八十年代末的高等教育加速政策，普遍认为是商界的催促和政治的考虑而衍生出来的。商界担心在1997年后，人才流动性减低会导致人才短缺，因此希望香港能自给自足；而港府经过六四事件的冲击，也明白到民主发展要依靠高等教育，于是高速发展高等教育。而在1993年，香港理工学院、城市理工学院和香港浸会学院更获升格为大学。这样的政策就造成了供过于求的现象，也为香港带来了大学质素和毕业生出路等等的问题，是90年代至今也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在八十年代也有相当显著的发展。1982年2月，香港训练局改组为职业训练局，并在其下成立一个由劳工处中的训练部门（主要负责职业训练中心和学徒训练计划）和教育署中的工业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工业学院）合并而成的工业教育及训练署。职训局随后在原有的5间工业学院的基础下，再成立了3间工业学院，分别是1986年创办的屯门工业学院和沙田工业学院，以及1988年建立的柴湾工业学院。除此以外，港府更成立了一所继香港理工学院后的第二所专上理工学府。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于1984年10月22日正式开幕，开设会计、商业和管理、语言、社工、电脑和数理等六个学系。而为了培养艺术人才，港府亦于同年创立香港演艺学院，设舞蹈学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和科艺学院。
1990年11月22日，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第四号报告书，其中提到了“学习目标及目标为本评估”（TTRA）的建议，为90年代教育政策的一大争议。在建议推出后，教育署计划在20间小学进行试验，但得出的调查指三分之一的学校认为计划未如理想，教育署遂提供支援。因为教育界的巨大反响，教育署在1993年4月23日宣布押后计划，并成立咨询委员会。1994年10月20日，教育署公布推行“目标为本课程”（TOC）的时间表，决定1995年再在70间小学的一年级试验，并于2000年9月拓展至整个小学阶段。教育界对这个计划意见仍然甚多，认为计划对教学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也只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要求推行教育改革。
在教育决策方面，经国际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教育统筹委员会纾解了一些七十年代末以来教育界的反政府情绪。1986年立法局改组，首次出现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教协主席司徒华因此代表教育界进入了政府架构，港府后来更委任他进入教统会。至90年代，政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扭转了政府一直以来对教育的主导性。政党可以左右立法局的讨论，并利用财政问题改变教育政策的方向，1991年否决津贴中学参加“直接资助计划”就是个好例子。同时，政党也可以透过立法局获得大量的政府政策资讯，在拥有权利和资讯的优势下，政党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就非常大。
主权移交后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移交，根据《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时保障实行原来的教育制度，并由特区政府在原有的教育制度下发展教育。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其每年的《施政报告》中都用大量篇幅解释教育政策和措施，并着手推行教育改革。而其中最为争议的就是学校课堂语言的问题。特区政府早于主权移交初期便强调母语教学，要在1998年全面落实，但准许一些学校向教学语言指引评审委员会申请豁免，100间中学达到要求可以继续运用英文作为教学语言。而同时也有24间中学落败，其中20间上诉，期间批评审议不公平，缺乏透明度，并作出抗议。1998年3月13日，20间上诉中学的其中14间得直，特许使用英文为教学语言的中学数目增至114间，其余300多间中学则必须使用母语教学，并承诺三年后检讨。可是，三年期满后政府却宣布延迟三年再作检讨，至2003年检讨仍未开始，最终才落实在2009年进行检讨。母语教学的政策带来不少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标签效应，获批准使用英文作教学语言的中学在这政策中仿佛成了名校，家长普遍追捧这类中学，以子女入读英文中学为荣。此外，教育界普遍也对母语教学的成效意见分歧，有些认为母语教学能加强学生学习的能力，有些则担心政策下香港学生的英文水平会有所下降。2007年高考放榜，英语运用科及格率跌至12年新低，只达73.9%，较2004年母语教学前的高考下跌了5.5%。津贴中学议会和英文中学联会均认为英文水平下跌是无可避免的；近年会考英文科成绩有进步，只是因为不少学生都报考较浅的课程甲，因此母语教学的影响至高考才见明显，并激发社会大规模对母语教学未能提升英文水平的讨论。2008年，教育局终决定微调教学语言政策，但具体措施仍在研究当中。
此外，香港教师语文能力评核（俗称基准试）的推行也引起轩然大波。教育统筹局在2000年5月根据教统会于1995年12月发表的第六号报告书 中提出的“为所有教师订定基本语文水平”政策拟定具体做法，教师工会发起教师联署抗议和罢考，并组织游行集会。教统局局长在听取教师和多个教育团体的意见后，检讨修订有关政策和措施，并延至2001年3月正式举行基准试。其后的基准试，特别是英文科，合格率普遍偏低，而未达标的教师则必须在2005/2006年度达标，否则就会面临调职甚至失业。这项考试被教师们抗议为针对年长的语文教师而设，增添了教师的压力；而社会人士和教育界人士也批评考试透明度低，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师“一刀切”。
在学制方面，特区政府亦计划香港脱离英式学制，实行跟亚洲大部份主要的国家尤其是东亚，包中国大陆所采用的“三三四”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因应学制改革，多个新高中科目也会同时推出。有评论分析，实行“三三四”学制是含有政治上非殖民化的考量，代表香港脱离英国殖民影响，背靠中国，因此反对“三三四”学制的意见并不多。 但教育界担心改制后的新课程由于未必能与海外中学毕业证书接轨，而国际间也尚未有一个普遍通行的预科文凭标准，使将来学生到海外升学时可能会有认受性的问题。2007年，特首曾荫权更在其《施政报告》中落实于2008/2009学年起提供全面免费教育，即小一至中六（或中七；旧制下13年，新制下12年）。政府又鼓励各大学增办副学士课程。特首董建华于2000年的施政报告指出要在2010年或之前让六成高中学生接受大专教育，副学士应运而生。根据2001年的统计，八间高等院校的副学士课程、高级文凭课程和其他非学位课程的学生总人数多达13,213人。但现时的学士学位只有800多个可供副学士毕业生报读，也令教育界担心副学士学生升学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除以上争议外，小班教学、教师工作量、大学合并、大学资源与独立自主问题（参见香港教育学院风波）、优质教育基金的审批等等均是激烈的讨论议题。而需要诉诸法律解决的，更包括校本条例。自2000年教育改革推出后，已有十多名教师轻生；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健康情绪中心一项调查亦指出教师不少压力是来自教育改革，反映了教改进程对教师的庞大影响。在往后的日子，教育被认为仍然是特区政府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21世纪
在21世纪，香港学制亦出现多次重大的改变
幼稚园学券制2006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为香港幼稚园引入学前教育学券计划，但只限非牟利幼稚园学生家长可以申请；而透过学券计划，间接为非牟利幼稚园提供资助。
树仁升格为大学主条目：香港树仁大学
于1971年创校时因坚持提供四年制大学课程，不符合香港大学学位标准三年制的规定，一度只能以学院名义营运。2006年12月19日，学院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正名动议，正式承认其大学地位，成为香港首间私立大学，并于2007年2月14日正式更名。
三三四新高中学制主条目：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
以往，香港采用英国的三二二三学制的三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预科及三年大学本科课程，经过此改变之后，将改为加拿大及美国等国所采用的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的大学本科课程。政府亦推行各个新的科目，并声称此举可以给予学生能够报读更多实用的课程，以及能更专注于学习及生活，而并非对考试技巧的操练。政府已在2009年新学年起推行“三三四”学制。可是，学界担心新课程由于未必与海外中学毕业证书接轨，而国际间现时尚未有一个普遍通行的预科文凭标准，使将来学生离港升学时可能会有认受性的问题，因此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正和不同的海外大学商讨认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为入学资格。
末代会考主条目：2010年香港中学会考
因应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故2010年的会考为最后一届开放予应届学校考生香港中学会考。此届会考被称为“末代会考”。不过，真正的最后一届会考是在2011年，因为考评局已表示会于该年举行一届会考让考生重考部分科目，然而所有考生只能以自修生身份报考，而不会再开放予学校考生应考，亦只能报读四年制大学。
是届“末代会考”共产生了16名10A状元，当中皇仁书院及拔萃女书院各占了3人，而传统名校英皇书院亦占了1人。同时本届会考共有58699名考生获得入读中六的最低资格(语文科以外的科目取得不低于4科及格，或3科及格但5分以上的成绩)；而有26,583名应考至少六科考生成绩最佳六科的总积分达14分或以上。不过，亦有6448名考生报考的6科完全不合格，取得零分。
杀校风波由于入读中一的学生人数正在下降，由2010年至2016年将下降21,500人，因此情况令人关注，有见及此，教育局决定暂停在2010年杀校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