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莫翰文
身世
莫翰文，曾用名莫少彰，化名莫绍祥，1916年4月30日（农历丙辰年3月28日）出生于云南省蒙自县草坝大郭西村的一个彝族家庭，原籍陕西西安，祖辈姓毛，汉族，曾为明朝将领，明亡后迁居云南石屏，再迁蒙自。怕清追诛，故一迁再迁，打从高祖开始改姓莫。
莫翰文的父亲莫增禄，字彰，生于1896年，幼年读私塾，继考入昆明优级师范，1917年受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影响，离家投身革命，到了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曾担任广东佛山镇镇长，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连长，1927年在武汉战斗中牺牲。战友们凑三块大洋买了汉口一位老乡的一块菜地将其安葬，并将墓址寄给莫翰文的母亲。
莫翰文的外公家境较为殷实，在蒙自环城西路开有一家马店，当女婿莫增禄离家投身革命后，他就将女儿和外孙接回家中，并在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在环城西路的那家马店留给女儿谋生育子。
求学
莫翰文的启蒙老师就是母亲，从小就读于母亲授课的私塾。就读于当地的小学、中学，1936年考入昆华工校，1939年10月考入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了二年后，他认为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读土木系不能救国，即改人文法学院政治系学习。因此，他在大学里多学了二年，于1945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
莫翰文从小受父亲的影购，怀有远大的报国志向。他的学生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爱国学生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影响下，他开始接触和学习到许多革命理论，特别是读大学后，他结识了一大批由内地来昆明的进步人士和知名学者，如周新民（中共党员，时任民盟中央组织部长）、潘大逵、罗隆基、闻一多、楚图南、李文宜等人。在他们的影响培养下，莫翰文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展了一系列爱国学生运动。例如他和同班同学杨维骏，发展了同学丁维铎、蒋阜南、孙致和共同成立了革命组织“星火社”。该组织受中共影响较深，其宗旨就是要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莫翰文还先后介绍了工学院的高国泰、毕异和邹宏凯参加“星火社”，壮大了革命队伍。莫翰文在学生时代曾担任云南大学政治学会主席、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1944年12月，经周新民、李文宜（中共地下党员，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到云南做妇女工作）介绍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担任小组长，组员有杨守笃（后为中共党员，边纵负责人之一）、王维晋，并在民盟中央罗隆基的指导下创建了云南大学的“民青”组织，任主要负责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昆明虽处后方，但仍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他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内战、全民抗战、复兴中华民族等主张。莫翰文热爱家乡，十分关心在昆明求学的蒙自学子，曾担任蒙自旅省学会会长，为促进家乡人的团结、协作、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还经常接济上昆求学、务工的家乡亲友，使他们顺利完成各自的事业。莫翰文在昆明求学的费用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况且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即与昆明姑娘方桂馨成婚。这些费用主要靠二舅资助。因为当时外公已去世，母亲教书的收入微薄，只能够维持生计，而二舅孙佑昌时任开远县参议员、南定乡乡长、清剿大队长、南安乡中心小学校长等职，会使双枪，是开远蒙自一带的一条好汉，为人仗义疏财，又特别器重他的这个外甥，故倾其所有，尽力资助，辅其完成学业并结婚生子，还将外甥媳妇方桂馨安排在他管辖的南定中心学校任教，兼开远县大庄烟草改进所出纳员。莫翰文投身革命后，曾多次做二舅的工作，使之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首先是说服二舅在1947年辞去了乡长职务；其次是在卢汉起义前，推二舅为首组织滇南彝族暴动，反对蒋介石的部队第26军、第8军。与卢汉起义相呼应，加快了云南和平解放进程。1949年6月12日，孙佑昌在个旧召开暴动会议，13日从个旧返回羊街途经鸡街时，在火车上被开远县县长万云峰及大庄镇镇长马熙文派人暗杀，使暴动未能获得成功。后来，莫翰文感念其二舅抚育之恩，将在环城西路的老屋分割开来，分给二舅之子孙家铭一份，并于生前立下遗嘱。
翰文在云大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爱人桂馨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经常为他和同志们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有一次，翰文和同志们在翠湖边的一所房子里开会，桂馨在外边放哨，看到可疑人员，就敲门报信，使同志们安全转移。
初期革命活动
1945年7月，莫翰文大学毕业后，经教授潘大逵和郑独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任昆明民盟中学支部负责人，同时担任昆华商校教导主任，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先后聘请杨明、李广田（原云南大学校长）、丁维铎、高国泰、汪大受、唐登珉等同志和一批进步教师到校工作，把学校建成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他和杨维骏、杨明、孙致和创办了《中国周报》，杨维骏任社长，唐登珉（中共地下党员）任总编。从他们的姓名中各取一字，署名”杨致文”，刊头是闻一多先生题的字。他们利用《中国周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行径，矛头直指蒋的反动统治。中共《新华日报》曾转载过该报的文章。
莫翰文在昆华商校工作的近一年里，中国乃至世界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要化。首先是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紧接着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加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民盟和中共的合作更加紧密，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全国民主空气比较浓厚。这样的政治环境使他和同志们有一定的发表革命言论的空间和时间。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内战的硝烟也不断升起，使刚刚走出校门踏上革命道路的他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于是，他十分注重培养青年一代参加革命工作。在商校，他引导和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如”民青”。在昆明发动的“一二 ·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他组织商校的全体师生和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积极投入到斗争中去，实行罢课，反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作反内战演讲等等。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次，有几个特务突然撞进商校搜查，家里只有翰文妻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她看到特务挨家挨户搜查，急忙将丈夫放在家中的《中国周报》及其他进步书刊捆成一包，塞进大女儿的包被里，抱着女儿走到商校门房，将那包书刊交给管门房的李大妈，请她代为藏在床底下。这样才躲过了特务的搜查。事后，翰文和同志们都夸她机智勇敢。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当时在商校学习的一批进步学生，后来许多人都加入了边纵和地下党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先生。闻一多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前通知莫翰文离开昆明以保存革命力量。莫翰文先返回蒙自，发现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向民盟总部请示后，转移到上海民盟中央工作。去上海途经武汉时，他曾按母亲交给他的墓址图，寻找过父亲的墓地。但因战争破坏，原址已面目全非，没有找到。后来才知道，他离开昆明不久，闻一多先生就遇害了。他和同志们辛辛苦苦创办的《中国周报》也被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查封。同年10月14日，上海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的公祭大会，民盟总部派莫翰文去参加大会。会后，总部领导告诉他，有一位盟员江涛声，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经宋庆龄的推荐，派往徐州陆军总医院当院长，民盟中央要江到那里做发展民盟组织的工作，江要求派人同去，总部决定派他同去，领导指定江涛声为主委，莫翰文为副主委，邹铎为委员，以徐州陆军总医院为据点，成立民盟徐州支部。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委派。
徐州创业
莫翰文到徐州后，化名莫少彰，意思是说他是父亲莫彰的后人，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以徐州民盟支部为依托，开展革命活动。莫少彰通过民盟中央的关系，先与驻徐州的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少将院长江涛声取得了联系。江院长任命他为该院少校注册询问股股长，以此职务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和江涛声、邹铎（中尉司务长，后为上尉总务主任）以医院为据点，成立了徐州民盟支部，逐步发展革命积极分子入盟。民盟组织刚建立的两三个月，活动只限于医院内部，主要是了解医护人员、警卫人员、伤病员及医院周围驻军的情况等。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发现医院的内科主任李锡敏、蒋宏毅，外科主任李时祯、护士长史兰生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为人正派，就发展他们加入了民盟组织。他和江涛声一道对医院的人事作了新的安排，医院重要部门如药库、手术室、住院部等都安排了自己人或比较可靠的人员负责。他与这些同志一道，曾多次把急需的药品送给中共游击队，并为游击队和民盟总部多次筹集活动经费。给民盟总部的钱多数由江涛声、或邹铎筹集，由莫翰文汇去，总部组织部副部长辛志超经手使用。后来，经莫少彰发展人盟的还有刘贤立、茅以中（均为协和大学学生，后在上海正始中学任教）、梁华光（暨南大学学生，后为暨大助教）等人。1947年初，莫少彰还和江涛声商量，在医院内开办了一期护士训练班，收容了数十名逃亡到徐州来的青年学生，用半工半读的方法一面为医院培养人才，另一面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训练班办了三、四个月，江和莫都亲自给学员讲课。
（二）与中共徐州地下党共同战斗。莫少彰通过民盟中央组织部长、中共党员周新民的关系，与徐州地下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根据周新民的介绍，他首先找到在徐州盐务管理局的职员徐智愚，经徐介绍在徐州东效东贺村找到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负责人佟震五（佟苏丹），经他介绍与华野系统的中共城东工委书记李凯取得了联系，几经接触交谈，相互取得了政治上的信任，使徐州民盟支部与中共地下党很快开展了革命合作。莫少彰在徐州工作期间，还通过蒋宏毅盟员的介绍，与国民党“剿总”司令部警卫二团阻击连连长顾柏衡相识。阻击连在警卫团中是主力连，很受重视，他们一直担任内部警卫包括总司令公馆及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公馆住处守卫。顾是少校军衔，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进步军官。当时，有些人误认为顾柏衡是顾祝同的侄子，并受到“剿总”总司令刘铎的青睐和信任，刘铎一出“剿总”辕门就由顾柏衡带一个加强排护卫，他成了刘铎的贴身人，加上他慷慨好义，急人所难，有些中下层军富遇有困难找到他时，他均千方百计帮忙解决，因此，在同僚中均认为顾是一个有肝胆、重义气可交的朋友。莫翰文在与顾柏衡的交往中，认定顾是可以策反的人，于是他多次找顾单独交谈，终于争取了顾柏衡参加革命。莫少彰将争取顾柏衡投身革命的情况向徐州民盟汇报后，民盟介绍顾与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建立关系，积极为党工作。根据顾柏衡的主动要求，中共把徐州郊区区委书记刘进派出，由莫少彰写信介绍给顾柏衡打入“剿总”司令部警卫二团阻击连任文书，不久又派刘以立（刘继堂）打入警卫二团阻击连，协助刘进、顾柏衡进行秘密工作，并负责与城东工委书记李凯联系。在交朋友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接触了解，他们把一些军官区分出基本力量和外围力量。属于基本力量的人，已认识到中国的前途所在，愿意拥护共产党。外围力量仅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随同基本力量行动。经过一段艰苦工作之后，阻击连的多数官兵都能团结在党的周围，听从党的指挥。顾柏衡将驻徐国民党军队内部中上层军官关系调动等重要军情作及时了解，并通过刘进、刘以立将情报及时送出，使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曾受过中共野战军领导机关的表扬。顾柏衡多次向翰文请求率部起义，投向革命。莫向顾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要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做好收集情报的工作，到关键时刻再起义”。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到了关键时刻，敌邱清泉、李弥兵团被围，顾柏衡与刘进为送出敌邱、李兵团残部企图对解放军实施突围和施放毒气的情报时，被敌军发现，刘进被捕牺牲，顾腿部被打伤。在万分危急的清况下，顾柏衡从指北针及枪声判明解放军位置后，才带警卫班突出封锁线。在激战中，随同送情报的起义人员全部牺牲，他孤身一人找到了华野九纵队一个师部，将上述情况作了汇报，为全歼杜聿明集团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
（三）争取龙云转向革命工作。
莫少彰在徐州期间，还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多次到南京做争取龙云（原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军事参议院院长）转向革命的工作。龙云当时虽被蒋委以高官，实际手中无权，属被软禁性质。龙云是彝族人，莫少彰是在昆明求学和工作期间，通过二舅孙佑昌（曾为龙云侍卫长）的介绍与龙云相识的。二人虽政治地位悬殊，但在思想上和言谈上有相通之处，加上龙云作为一省主席，也有意在本民族中培养新秀，于是两人就有了忘年之交。莫少彰去南京见龙云，大都是从医院开通行证，有时还从顾柏衡那里开“剿总”司令部的通行证。顾曾将他的新毛呢校官服借给莫穿，说这样去南京出入才有派头，还可减少卫兵的查问。据莫少彰后来回忆，他见到龙云时龙云常常对蒋破口大骂，言谈中有对家乡族人的怀念，有复仇的决心。龙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民盟方面，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已流露出倾向革命的意向。有一次，解放军打垮了国民党军队几个师，莫少彰讲给龙云听，龙云听了后说：“蒋介石这个独夫，不会太长了！”
（四）战友情深。
194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徐州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国民党特务对陆军总医院的一些反常现象有了警觉。为防不测，莫少彰住到了顾 柏衡家。当时，江涛声患了严重的肾脏炎，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医治。他做了两件令人难忘的事。第一件是将他所佩将官美制手枪和200发子弹赠送给莫少彰，嘱莫“善为用之”，莫后又把枪弹转赠给顾柏衡，也嘱“善为用之“。第二件是他流着眼泪让莫转告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必送他去苏联医肾脏炎。江对莫说：“组织如此关心我，我万分感谢。我是医生，我知道我的身体不能支持长途跋涉，请你向组织转告，我就在这里医治了。”莫少彰也流了泪，几十年来一直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莫少彰在顾家不敢久留，遂接受民盟中央和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返回云南组织武装斗争和开展争取卢汉（时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起义的统战工作，配合解放战争全面的大反攻。顾柏衡为他筹集了路费，买了徐州至昆明的飞机票，临上飞机前，还将他最新的一套毛呢校官服给莫穿上，留作纪念。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时，正式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的活动受到了国民党的监视，江涛声不得已离开徐州。江临走时，交给了地下党一批药物和两支匣枪。在江涛声、莫少彰先后离开徐州后，整个民盟徐州支部的工作便落到了邹铎的肩上。他工作积极认真，不畏艰险，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
黎明前的奋斗
1947年底，莫翰文秘密回到昆明，化名“莫绍祥”，住在拓东路内弟家。他急切盼望有人来找他接头。按照中共徐州地下党规定的联络暗号，如果来人说“裔昌”，他回答“苏丹”，就算联络上了。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人来找过他。因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上级才知道下级的住址，下级无权询问上级的住址，又不能写信讲真实情况，只能使用暗语或信号进行联络，因此，他和地下党联系的线中断了。昆明不能久留，他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乡蒙自，见到了母亲、妻子、大女儿，及已满周岁初次见面的二女儿。他看到二女儿酷似自已，遂取名为“若严”，即象父亲的意思。
由于找不到地下党，他又重新做起民盟的工作来。他找到高国泰、丁维铎、杨明等同志，在一起研究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决定以高国泰任校长的泸西师范学校为据点，杨明、李俊昌等先行到泸西，团结进步师生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民盟及一批进步学生在泸西发动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起义失败，牺牲了不少同志。最后，还是靠中共地下党和“边纵”才挽救了这支失散的队伍。当时，高国泰同志正在省开教育会议，闻讯后急忙撤离昆明，后在新平被捕。这期间，莫翰文留在昆明，先后在松坡中学、建国中学和女师任教，作为掩护，同时暗中做发动民族上层反蒋起义的工作。1948年底，杨维骏从上海回到了云南，找到了杨明、莫翰文和丁维铎，传达了民盟中央和中共华南局的指示，要他们积极协助云南地下党策动省主席卢汉起义，准备迎接云南和平解放。具体的任务是：通过龙云派到云南任民政厅长的安恩浦（彝族）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营救高国泰；努力控制龙云的旧部以便解放军入滇时收编，重点放在滇东北和滇南。当时就决定派杨明和丁维铎到滇东北去控制龙绳增部，派莫翰文回到蒙自控制万保邦部，杨维骏留在昆明，同两方保持联系。
当时，中共华南局书记在杨维骏离开香港时给了他一个暗号：“江方介绍杨维骏来找庄田周楠李明”。以便与云南地下党联系。杨维骏将此暗号告知莫翰文和丁维铎，要他们分头去找地下党边纵联系。莫翰文带着安恩浦写的介绍信回到蒙自，找到了万保邦的弟弟老九，由他护送莫到设在芷村的万师司令部。万委任莫为政工处长，化名“毛正”（含有为先祖正名之意）。当时，万保邦急于起义，莫劝说待解放军入滇时择机起义未果，万保邦仓促打出了“滇桂黠反蒋自卫军”的旗号，发动了起义。自卫军先向蒙自县城进攻，但失败了。莫向万提出了很多建议，受到了万师长的重视。万保邦要莫帮他训练敢死队，带领一批青年军人到屏边县的马鞍底建立游击基地，还派了一名姓邓的担任军事教官。由于叛徒告密，这支队伍刚到马鞍底就被
国民党26军的大部队包围起来。邓教官自带一连人先行逃跑了，其余的人被抛在包围圈里。当时和莫在一块的只有两个副司令，一个姓杨，外号叫“杨豁嘴”；另一个叫何成武。形势十分紧急，三人分头突围。莫翰文带了三十多人连夜突围出来，到了越南境内才与突围出来的何成武汇合。未突围出来的敢死队员大部份都牺牲了，包括杨副司令也遇难了。
莫翰文、何成武带着幸存的7人绕道回蒙自草坝大郭西村。当时，莫的侄子李锦铭（后任蒙自县统战部长等职）正在组织地下民兵，就设法把他们保护下来。在家乡隐蔽了一段时间后，莫翰文在二舅孙佑昌的帮助下，把何成武等人送到“边纵”，自己则又换上长衫，打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潜回昆明。他脱险时是1949年3月4日，正遇三女儿出生，遂取名为“缭屏”，有纪念屏边脱险之意，另外更主要的意思是他相信革命的烈火终将在屏边乃至云南成燎原之势。莫翰文回到昆明后，才有时间去照顾一下感染伤寒、生命垂危、一直在住院治疗的妻子和舅嫂子。他将保存在身边的结婚戒指及妻子的首饰变卖了，才勉强凑够了妻子住院治疗的费用，好在治疗及时，妻子、舅嫂子的病都痊愈了。
莫翰文回昆明后，还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鉴于他与卢汉的特殊关系，党委托他多次找卢汉做工作，争取卢汉起义，参与和卢汉签订和平解放云南的协议。当时参与签订“和平解放云南的协议”的有杨维骏、杨明、莫翰文、安恩浦、张增智（大革命时的中共党员，后因病脱党），协议一式三份，卢汉一份，杨维骏一份，另一份由汪大受送到香港民盟总部转中共华南局报党中央。当时中共边纵游击队在云南活动，国民党军也屯重兵于云南。卢汉为与边纵取得联系以牵制国军，就提供一部电台，由莫翰文负责组织人员冒险送到了边纵，使卢汉与边纵建立了秘密联络通讯，在以后的武装保卫昆明及和平解放云南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共地下党委任莫翰文负责领导党的外围组织“新盟”、“民青”、“新协”、“工盟”等进步团体和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1949年12月，莫翰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昆明市委组织部工作。卢汉起义后，昆明遭国民党正规军猛烈攻打。莫翰文受党委派，带着秘密通行证，穿梭于战斗前线，积极动员组织进步团体及工人、学生拿起武器，筑起筏垒，武装保卫昆明。中共陈谢兵团进驻昆明前夕，他曾作为云南地下党的代表之一，在昆明郊外秘密接受四野政委宋任穷的接见，提供了昆明市区图及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为和平解放云南作出了贡献。
云南解放初期，1950年上半年，莫翰文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积极参加了接收政权和建设人民政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