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洁若
人物简介
文洁若，萧乾先生的夫人，贵州贵阳人，1927年生于北京，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  文洁若[1]学外国语文学系英语专业。曾任职于三联书店，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科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丛书(19卷)主编，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1985-1986年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和东京东洋大学客座研究员，赴日研究日本近代与现代文学。1980年代，多次赴英、美、德、挪威、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等地，从事文学交流活动。　
2002年，被推选为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名誉理事。
2004年，被评为资深翻译家。
2012年12月6日，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2]。
主要成就
萧乾先生在世时，文洁若总是被先生的光环“罩住”，其实她也是一位成绩卓著  文洁若的学者，是中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据统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先后翻译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中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共计八百余万字。日本的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都是经她的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萧乾先生去世给文洁若以很大打击，可她很快调整心情，继续投身翻译工作。除日常整理萧乾先生的文章及萧乾父子的通信，还准备翻译《圣经》，写写翻译中涉及的五十名日本作家。
个人作品
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萧乾与文洁若》、《我与萧乾》、随笔集《旅人的绿洲》（合集  年轻时的文洁若[3]）、散文集《梦之谷奇遇》、评论集《文学姻缘》等。 
译著有《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天人五衰》、《东京人》以及与萧乾合译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等近千万字。
个人荣誉
2000年8月，获“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
2002年11月，日本政府授予文洁若“勋四等瑞宝章”。
2012年12月6日，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人物故事
少女雪子时间上溯至光绪元年（1875），在边远的贵阳，一个叫文明钦的读书人考中了  文洁若[4]举人。而立之年的他撇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只身赴京应考进士，十五年之后才考中，开始在广西、山西各地出任县官。老年回到北京，买了两个四合院，定居下来。1893年，他的发妻生第二个儿子时死于难产，使他对这个叫文宗淑的次子格外疼爱，延名师给予最好的教育，同时也惯出了孩子暴躁的脾气，总把姐姐当马骑。 
文宗淑聪明嗜学，从小就能帮父亲批公文、写书信，好友钱玄同多次夸他文笔好。23岁时，文宗淑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被派到日本担任外交官，做过横滨总领事和三等秘书官。宗淑后来与万佩兰结婚，吵吵闹闹一辈子，生了好几个女儿，其中1927年生的那个，就是文洁若。 弟弟文学朴也是翻译家，姐弟合译有井上靖的《海魂》。
6岁的时候，文洁若入孔德学校启蒙，孔德学校是北京大学的实验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由蔡元培兼任校长。一年以后的1934年夏，文洁若六个姐弟连同妈妈，就被爸爸接去东京了。取日文名字“雪子”。由家庭教师辅导半年，过了语言关后，文洁若于1935年1月插班入日本麻布小学。从那时候开始，她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一直就读于一流的学校，一直内向腼腆，不善交际，一直自律甚严，也一直名列前茅。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局势动荡，文洁若的父亲也被免职。于是，全家人回到了北平的四合院。文洁若先在一所日本小学读书，1940年，她拿着优等生奖状和全勤奖状毕业，进入圣心学校。 
圣心学校遍布全世界，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办的，分英文班和法文班，学制十年一贯制，在中国坚持到了1966年。文洁若在英文班，英文学得比那些金发碧眼的同学还好，每月都获奖，并连跳两班。可惜当时，文洁若家五六个孩子都读书，全靠父亲变卖家产支撑。圣心学校的学费又贵，读了一年九个月，再也难以为继。于是，1942年1月至8月，文洁若便辍学在家，自修初中的课程，读四大名著，背诵《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长诗。直到9月考入辅仁女中的初三，并一直念到高三。 
1946年盛夏，正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考，分别招生。考生极多。文洁若在沙滩北大红楼参加高考。到了考场才发现忘了带准考证。电话急唤弟弟送到。就这样，文洁若有惊无险地考取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文专业，放弃了同期考取的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她还记得当年的考试题目，英语是写篇作文《解剖一只麻雀》，国文也是写篇文章《学校与社会》，并解释四个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毕业后，文洁若顺利考入三联书店当校对，次年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整理科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编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汉译稿，同时翻译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爱管闲事”的校对员早在东瀛两载，文洁若的日文说得如同母语一般，她的父亲已经开始有意识地  文洁若与萧乾培养她的文字翻译。父亲常带她去书店门市部，引导她看书，并鼓励她将读的日文书翻译成中文。有一次，父亲给她买了八十八卷本的《小学生全集》，并教育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搞翻译，以后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父亲还说，“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的著作。”这些话都深深地影响了文洁若。 
从日本回到北平时，文洁若还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父亲便要求她将日文版的《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整套书十本，其中英美法各两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各一本。文洁若用四年的时间，译出了一百万字的书稿。也就是在那时候，文洁若对于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清晰的愿望：当一名翻译家。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文洁若一如既往地“死心眼”看书。她的同学中有部分是积极参与运动的，她知道，但自己很少投入。她的同学宗璞回忆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文洁若几乎都在图书馆里，好像那儿才是她的家。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她是在图书馆迎接新中国成立的。 
文洁若律己甚严，给自己规定的标准是，87分以上才算合格。她保留了一份清华期间的成绩单：大一：英文89，英国文学史93；大二：散文及写作91，法文89，英语语音学89；大三：英文散文及写作98，小说选读88，戏剧选读88，圣经87，希腊神话91；大四：欧美文学名著选读93，德文90，毕业论文90。就是这样的学习基础，为文洁若之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学期间，作为练笔，文洁若曾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又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与家灶》译成中文。可惜这批译稿都在文革的“红八月”中毁于一旦。 
到了出版社之后，翻译成了文洁若的分内工作。不过她最初的身份，连编辑都不算，只是一个文字校对员，负责改正排字工人排错的字。文洁若却总是忍不住“技痒”。给焦菊隐看从英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校样时，她就“多此一举”地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指出漏译、错译处，为此加班加点、无酬有劳，却无怨无悔。  文洁若萧乾相恋[5]因为总是“管得太宽”，到三联分出人马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以文洁若为首的几个好管闲事的大学生便被单独出来，成立了一个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的“整理科”。这样一来，文洁若虽然无权在译稿上直接改动，却乐于在稿子周围贴上密密麻麻的小条，写满了修改意见。经过文洁若之手的译稿，总是像老头子一样满脸胡须。她参与编辑的译稿包括周作人译的《古事记》、《枕草子》、《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平家物语》（未完成），钱稻孙译的《近松门左卫门作品选》、《井原西鹤作品选》，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等。 
除了“整理译稿”，文洁若也亲自操刀翻译。1954年跟萧乾结婚后的三年里，她每年完成近200万字的编辑任务，还利用业余时间从日文翻译了《活下去》、《日本劳动者》，从英文转译了苏联的《沙漠》、《她的生活是怎样开始的》、《布雪和她的妹妹们》等。后来又翻译了西奥多·德莱塞近五十万字的《黎明》，由萧乾校订完毕。可惜这部译稿毁于文革，两位老人也没有精力重译了。 
文洁若这段时期的翻译还不够娴熟，却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产期。而且，她的翻译风格那时已经开始凸现，就是精准。同行称她的翻译准确、严谨，“一个零件也不丢”。文洁若自己也说，她的文字一般，在和萧乾的翻译合作中，她只负责“信”，萧乾管“达”和“雅”。追求精准的翻译家好景不常，文洁若很快就随同萧乾陷入政治浪潮，一入尘埃二十余年。在这期  萧乾文洁若一家摄于1963年[6]间，也偶有短暂的安宁。1958年，出版社的下放干部有一半能够回北京。文洁若虽然是右派分子的“臭婆娘”，但作为业务骨干，还是在回京名单当中，被调入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文洁若说，从那时起到文革期间，是她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她当年11月下旬回京上班，年内就发了两本书，40万字。之后数年，她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10点，再带一部书稿回家，工作到凌晨2点。不仅独力完成日本文学的组稿、发稿，还编了菲律宾作家何塞·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现译《社会毒瘤》）及其续编《起义者》，共80万字。当时萧乾还在农场劳动，两人至多三天必有一次通信往来，都编了号，其中很多就是讨论书稿翻译的。 
文革最初的风暴过去后，1973年，文洁若从咸宁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进入了第三次工作“高峰”。他家原来的住房已经被人侵占，门洞改成的“家”实在不够住，文洁若在单位办公室，用八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凑合着过夜，就这样过了十年，一直到1984年，她和萧乾才有了能放下全家五口人的住房。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文洁若翻译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但是，工作努力，成就感却有限。那段时间翻译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怎么高。她感到很伤感，只因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他们的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提高了，不怎么样的作品也能走向世界。而国内的文坛却一片凋敝，让人忧虑，这还是不能说的忧虑。 
文洁若早期以日本文学翻译为主，事实上，她恐怕是我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800多万字）的翻译家。前后半个多世纪，她主编《日本文学》丛书19卷，翻译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如《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海市蜃楼·橘子》、《天人五衰》、《东京人》等。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都是经她的翻译，才得以被中国人所熟知的。 
这些翻译成就也获得了日本方面的广泛认同。1985年，文洁若被邀请为日本国际交  文洁若和巴金在一起[7]流基金会访问学者和东京东洋大学客座研究员，赴日一年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2000年8月，73岁的文洁若和盛中国同时获得“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给她颁奖的是时任日本国外务大臣的河野洋平。两年后的11月，日本政府更是授予文洁若“勋四等瑞宝章”。瑞宝章是日本从1888年开始制定颁发的勋章，从上到下分为六个级别，用来表彰在对于国家和公共事务功绩卓著的人士，以前只能颁给官吏和男性，后来才接纳平民和女性。文洁若作为中国人获得这一勋章，是一项难得的殊荣。 
除了日本文学翻译，作为精通日、英两种外文的编辑，文洁若翻译生涯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晚年耗时四载，与萧乾合作翻译《尤利西斯》。这是她英文翻译的最主要成果。相比之下，翻译新西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之类，就不算什么了。 
曾经，父亲带小洁若逛日本书店，指着五册的袖珍本《岩波文库》版《尤利西斯》说：“你看，日本人连这么难的书都译出来了。”而一个甲子之后的1994年，文洁若以衰病之躯，和萧乾一起完整地译出了这部天书。坚强的“三门女子”我要采访的是文洁若，可是文洁若说话，动不动就扯到萧乾身上去了，“亚”如此，“亚”如彼的。我不得不总是费劲地把话头往回拉。亚是“亚克桑”的简称，亚克桑是日语“他”的音译，这是文洁若婚前，家人谈论萧乾时的用词，后来便一直沿用了。 
萧乾是记者和翻译家，但他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作家。文洁若是编辑和翻译家，但她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却是萧乾的妻子。萧乾的宗教是文字，文洁若的宗教是萧乾。她说，她一辈子就做了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文洁若本来是“三门女子”、“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经历简单，思想单纯，再怎么“运动”也不容易落到她头上。可是，就因为跟“右派萧乾”扯上了关系，她经历了种种苦难，包括被批斗、殴打、隔离，她母亲被逼自杀后，中学的红卫兵还逼文洁若对着母亲的遗体大声赌咒“死了活该”。萧乾也几度自杀。这些残酷的经历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文洁若至今还有一个习惯，一听到残酷的罪行，首先算算那人在1966年时多大。 
但文洁若一点也不回避那些苦难和恐怖的岁月，只因为她要讲述乐子（萧乾的小  萧乾与文洁若名）与雪子的爱情故事，对她来说，弱水三千，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皆不是云。 
文洁若8两个子女在美国，她独自一人生活在北京木樨地一处老居民楼里，家里乱得一塌糊涂，她已无力收整。但书和重要的文件、电话在哪里，她大致都记得。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她早早起来，戴上假发，手握老式的木柄菱花镜，整理自己的妆容和首饰，从容又端庄。每次门铃响，她便微驼着背，慢慢地出来开门。从外面活动回来，下了车，她坚决不让别人送她上楼。她说“我自己能行”，然后拄着拐，庄严地，一步步自己走。 
她显然很重视家庭，一边说“我要送你一本书”，一边抽出一本来，上面已经并排工工整整钤好了她和萧乾的阴文印，是送给我的书。她非要问清楚我先生的名号，题赠“贤伉俪惠存”。第二本书，问清孩子的名字，是送给“小友”的……文洁若送给我很多本书，有萧乾的，有她的，还有她写萧乾的。她还说自己就是个书呆子：看书、写书、翻译书。如是而已。是的，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