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抗日战争
简介
习惯上，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一般指称“中国抗日战争”，但各地华人习惯上也将各自国家或地区同时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并将其和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一体，或作为它们的总称。“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大陆地区也被称作“八年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被称作“十四年抗战”（于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算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中国部分是以皇姑屯事件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起始点（1928年6月4日算起，为17年）[1]。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日本也习惯把“珍珠港事变”以前的中国抗日战争称为所谓的“支那事变”或所谓的“日华事变”，原因是当时日本帝国并未和中华民国相互正式宣战，因此“技术上”并非一场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日本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2]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拉开了世界大规模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艰苦的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于1944年转入反攻。1944年,中美英联军在印缅战场上接连打击日军,并在当地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下发起缅甸战役,消灭日军7万余人。1945年,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全面反攻，苏联红军也出兵中国东北，围歼日本主力关东军。中国战场是亚洲太平洋战场中的主战场。[3]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华民国政府及多数华人称其为八年抗战、中日战争等等，简称抗战，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华战争（日语：日中戦争）或支那事变（支那事変），西方国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2]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重创停泊在那里的美国舰队，同时向马来半岛与菲律宾进攻。虽然日本非常清楚，他们无法与美国进行一场持久战，他们却还希望美国在面对如此突然、惨烈的牺牲后能够愿意与日本进行协商，以让美国接受其在中国的侵略。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面对的是一场自知无法取胜的战争。[2]
但盟军的攻势逐渐加强。4月的空袭东京（Doolittle Raid）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却鼓舞了士气；而美国海军在珊瑚海海战（Battle of the Coral Sea）虽然失利，却使得日本两艘航空母舰无法参加6月份的中途岛战役，同时挫败了日军进攻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的企图。之后是6月关键的中途岛海战（Battle of Midway）：在这场实力相近的战役中，日本海军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中途岛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起讫时间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战争起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结束，历时九十七月又八天，共为八年，八年抗战名称因此而来。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政府私下主导的局部抗战的开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抗战之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认为日本暗杀张作霖（当时张为国际公认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皇姑屯事件为抗战伊始，故而亦有十七年的说法。但期间6年，中日双方出于各自原因，始终控制战  日本骑兵侵入沈阳城内争规模没有扩大到国战。也有观点认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天，中华民国政府才公开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战，因为依据当时中国落后的重工业水平和国际地位，提前公开宣战，只能面对国际武器禁运，无法弥补战争损失。如果这样，抗日战争历时不到4年。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同盟国共同抗日，而中国的抗战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
战争酝酿
背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攻克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  日军在济南屠杀我同胞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介石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九一八事变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  九一八事变，“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对日军作战（晚年张学良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不敌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第一次淞沪战役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  淞沪战役中国军在堡垒中坚守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华北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反而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  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塘沽协议》后，由于日军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
10月20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诱惑不成后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在此期间，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福建事变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西安事变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确定了这条统一战线的确立方式和理论基础，也提出吸取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介石瓦解。张学良被蒋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
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
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战争经过
防御阶段  战斗武器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
1937年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1937年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正面战场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  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纪念碑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1937年8月13日，冲突爆发。
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介石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南京大屠杀
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  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等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共产党奉命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防御。
徐州战场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黄河花园口决堤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武汉会战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桂系军队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  台儿庄战役总指挥李宗仁将军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介石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
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三月亡华
日本的作战方针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并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伪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认为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进行劝说，希望蒋介石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
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汪精卫不果。这使得汪精卫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  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武乡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同时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东欧的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法国1940年6月22日迅速向德国宣布投降，随后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民兵组织（如中国共产党、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汪精卫“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产党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大国的介入对中国抗战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2月7日致电蒋介石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获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它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抗日名将（部分）(21张)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反攻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于1944年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加之腐败成风、军人素质低下，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这场战争尽管达到了日军的作战的企图。可是，日本人无力去维护“大陆交通线”的畅通，并且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为中国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日本战败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  日本向中国战区受降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加之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阀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队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但国民革命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国民革命军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旧总统罗斯福已于4月12日病逝，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　
在此时，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国民党方面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为日后解放战争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
  日本向南京国民政府受降仪式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同盟国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表示接受日军投降并缴获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仪式历时15分钟。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3]
重大战役
淞沪会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37天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1937年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8 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从8月23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中国空军和海军也参加战斗。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9月30日拂晓，日本在四艘“航空母舰”支援下，日本海陆空三军近30万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加上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援和战术上的失误，伤亡惨重。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4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江阴海战江阴海战自1937年8月16日江阴大战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前后共历时108日，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也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海军战役[4]；长年威震中国海疆的舰队，一部份在烟台自沉，主力则全数沉在江阴，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最重大的损失。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5]江阴海战(6张)
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官兵，谈及江阴一役都有一种深及灵魂的悲痛。
中国海军的主力在这场战斗中几乎完全损失。此后海军再也无法组织舰队迎战，转而退入内地实施布雷等消耗行动。这导致绝大多数的相关著述或评论，干脆直接宣称二次大战时期，并无所谓“中国海军”。
江阴之战，中国海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不可谓不艰苦，使日军遭受了相当损失，也在一段时间内保证了长江航道的畅通，使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大量工厂、企业、人员得以退入内地，为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海军是战败了，且败的如此之惨：既没有能够阻止日军在中国沿海港口的登陆和沿长江向京都南京的进犯，自身也是损失惨重。令人每每不忍卒读。
总结这一战的经验教训，不但有助于对抗战中中国海军战斗经历的分析，对我们今天的海军建设无疑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台儿庄会战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1938年3月23日，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24日，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28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31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29日，日军第十师团长命濑谷支队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守军，同日，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也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命令说“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庞炳勋部南下，令封裔忠参谋长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至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4月3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围歼被围之濑谷支队。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大部被歼。台儿庄战役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共歼日军1万余人。此次战役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忻口会战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晋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二十一天。参加作战的部队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这次战役是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卫立煌、黄绍竑副之）指挥实施的太原会战的中心战役。该战役创歼敌逾万的纪录，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国民党投入兵力100万以上，包括空军、海军。日军在35万人左右，日本海军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作战。超过一百万名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最后日本消耗大量时间和兵力占领武汉。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最终使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豫湘桂战役1944年4至12月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南洋日军孤立，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
1943年，为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本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日军从本土及中国东北调集了各兵种部队总计约51万，是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进攻战。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日军出动了约15万兵力，国民党军集中了35—40万兵力 。日军在4、5月间先后攻陷郑州、洛阳等地。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设在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开始了战役主要阶段的湘桂作战。　
日军以13个师团为基干，总共投入36万余兵力；中国方面投入30多万兵力。日军6月攻陷长沙。6月26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并包围衡阳。中国政府调集各路援军增援，但未能突入包围圈。4万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反复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使日军受到重大伤亡，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守军兵疲粮缺，阵地被日军突破，8月8日放弃衡阳。随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3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开始了桂柳作战。11月，日军陷桂林、柳州。12月2日占领独山。国民政府因之震动，被迫集中一切可用之兵力投入贵州作战，8日收复独山，迫使日军后退到河池。12月，日军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通道。　
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千米 ，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也没能全线通车。
敌后抗日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也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下辖108个县，人口约2500万。在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抗战八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与日伪军作战3．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下辖46个县，320万人口。由贺龙、关向应领导创建，后又与当地武装相结合，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7年至1944年春，根据地军民和日伪军作战10100多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它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战略要地之一。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创建了一个东至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至石德路、滏阳河，南跨陇海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1938年4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5月和7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创建苏南根据地。8月，谭震林率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皖南，开辟豫皖苏根据地；6月，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建立皖东根据地；年底，新四军一部在八路军配合下，开辟皖东北和淮海区。自1938年至1944年春，和日伪作战17500余次，毙伤日伪军24万余人。
苏北抗日根据地：包括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个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它是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的重要枢纽，是华中敌后抗战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苏省中部，包括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区，东临黄海，南至长江，与苏北、淮北、淮南、皖江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相连。皖南事变前统称苏北。1941年3月，苏中区党政领导机构成立，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
淮北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由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3块根据地组成。它处于日寇占据的徐州、蚌埠、淮阴三大军事重镇之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它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纵贯其间。以津浦路为界，分路西、路东2个地区。
皖江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李世农到皖中无为地区组建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团体，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由浦东南进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以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一大批干部，经过艰苦奋斗，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4个地区，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鄂豫皖抗日根据地：鄂豫皖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武汉陷落后逐步开辟的，习惯上称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或鄂豫边区，也称豫鄂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豫皖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
湘鄂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后，中共鄂南特委成立，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鄂南抗日游击区。1942年，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攻鄂南根据地，部队除留一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撤退鄂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极端困难中坚持了抗日阵地。
东江抗日根据地：地处珠江江口、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这里面向大海，背靠广州，是日军进攻广州、侵犯华南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6]
琼崖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初，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马白山分任正副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队员300多人。1939年2月10日，日军数千人在海口一线登陆，国民党军撤退，海口、榆林沦陷。是日，独立队派一中队在敌东进必经之地潭口设伏，战斗从早晨持续到黄昏。潭口阻击战，揭开了琼崖抗战的序幕。[2]
主要特征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全民参战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中国人民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一场战争。其主要特征有5条：
1、全国共同抗战；[2]
2、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开始第二次合作；
3、两个抗日战场，中国国民党面对日军海陆空军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
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
5、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双方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十四年抗战，中国军民杀伤、俘获的日军，据日方统计共261万余人，其中死亡人数为133万余人；在全面抗战的8年里，中国军民共杀伤、俘获日军150余万人，接收战败投降日军128.3万余人，此外还歼灭伪军118万余人，接收受降伪军95万余人。[7]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6]。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8]；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9-10]、损失战机2468架。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11]（国际社会认为很夸大）。《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万4267人，其中伤29万0467人、亡16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万7208人。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含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12]，  日本投降的媒体报道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胜利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洗雪了中国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斗争支援了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