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等教育
概念界定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是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注：以上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定义） 
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1022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为108.36万人和340.87万人；全国招收研究生7.25万人，其中博士学位招生1.50万人、硕士学位招生5.73万人、研究生班研究生200余人，在学研究生达到19.89万人；全国成人高等学校962所，招生 100.14万人，毕业82.57万人，在校学生282.22万人。1998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包括成人高等学校)为623.10万人。
类型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将我国高等教育分为四种类型。[1]
（1）研究型大学。明显特征是学科综合性强，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多，培养的人才层次为本科及本科以上，满足的是对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和研究型成果的需求。研究生至少占到20%~25%，每所学校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数至少50 个。
（2）教学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的教学层次以本科生、硕士生为主，个别行业性较强的专业可招收部分博士生，但不培养专科生。
（3）教学型本科院校。这类学校的主体是本科生的教学，特殊情况下有少量的研究生或专科生。
（4）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这类学校体现了高等教育在学校、专业设置上最为灵活的部分，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改革成绩
  高等教育（1）近几年来，体制改革迈出较大步伐，办学体制逐步打破政府包揽办学的旧格局，正在形成多种形式办学的新格局。
（2）投资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单一依靠财政拨款的旧体制，正在形成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新体制。
（3）管理体制改革在共建共管、合作办学、学校合并、协作办学和转由地方政府管理等五种形式的改革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并正在逐步加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统筹管理。
（4）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改革已开始起步，目前已普遍实行3+X的考试改革方案，高考录取工作也将实现网上录取，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及录取工作将更科学、更公正、更公平。
（5）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学校主动适应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和自我约束的有所增强。 
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紧密结合，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也逐步趋向合理。本科专业总数在1993年的调整中由813种减少为504种，1998年又调整为249种，拓宽了专业面，增强了适应性。教学改革不断全面深入开展，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时入实质性阶段，许多适应21世纪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由试点走向推广应用，预计到2002年将推出100种新的培养模式(教学计划)，编写出版1000种“21世纪课程教材”；一批文、理科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工科基础课基地正在重点建设和深化改革，为新世纪输送优秀的基础人才；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取得可喜成果， 1999年初，教育部在全国确定了32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以增强质量意识和树立素质教育观念为中心的教育思想、观念的讨论在持续健康进行；教学合格评价和优秀教学工作学校评价试点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不断实践与探索，将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质量宏观监控体系；所有这些，将为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正式转发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为了实现党的十五大所确定的目标与任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教育的改革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而制定的。该《计划》共提出了11方面的规划和要求。与《计划》有关的“211工程”建设、“长江计划”、“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春晖计划”等一列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方案已经有效地展开，并取得了可喜成果。 
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合作逐渐扩大。1978年以来，国家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各类留学人员27万余人，已有9万多人学成回国；接收各国来华留学生21万余人；高等学校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和教师来华任教或短期讲学4万多人次。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促进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又以新的姿态，加快改革，稳步发展，提高质量，全面适应，迈向21世纪。
主要分类
普通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是在完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主要社会活动。普通高等学校指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统招生），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培养对象，实施高等教育的全日制大学、独立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根据高考录取批次的不同，本科也分为一本、二本、三本，但它们同属于一个层次和等级（即本科教育层次）。同时本科又分为“重点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重点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只是侧重不同，无本质差别，前者注重理论研究后者注重理论实践应用。普通高等教育指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学历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储干培养计划""最具权威的措施之一,也是""中国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措施.
中国高等教育储干培养计划之下的本科办学等级（部属、省属、市属）的不同、本科办学体制以及性质（公办、民办）的不同，由办学体制决定的本科学费高低的不同，本科（一本、二本、三本）各大学毕业证书“本簿和颜色”的相同与不同等等与本科高校的层次和“学历、文凭”水平的高低无关，所以一本、二本、三本高校是具有相同本科学历和文凭的高校，只是侧重不同，重点本科高校（985、211高校）重理论研究，普通本科高校（普通一本、二本、三本高校）重理论应用。即重点本科重研究，普通本科重应用。重要提示普通高等教育五大学历教育是国家教育部最为正规且用人单位最为认可的学历教育，学历代码和学历层次也是按照上述顺序所编。高等教育类别主要包括全日制普通博士学位研究生、全日制普通硕士学位研究生（包括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全日制普通第二学士学位、全日制普通本科、全日制普通专科(含高职）.这五大类学历教育是国家教育部最为正规且用人单位最为认可的学历教育，学历代码也是按照上述学历层次所编。学历代码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层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博士学历证书代码（01） 、硕士学历证书代码（02）、第二学士学位学历证书代码（04）、普通全日制本科学历代码（05）、普通全日制专科（高职）学历代码（06）证书编号注明：学习形式为普通全日制的学历证书前五位数字为各个大学的名称代码，第六位为（1），（1）代表就是普通全日制学习形式，第七位到第十位的数字代表毕业年份，第十一位到第十二位为学历层次代码，最后六位数字为学校毕业顺序编号。一共18位。成人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持、积极兴办多种形式、多种规格的成人高等教育，进一步增强和拓宽社会成员接受高中后教育的机会和渠道，使成人高等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广泛的服务。高等层次岗位培训、大学后继续教育是成人高等教育的重点，学历教育是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教自学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通过国家考试促进广泛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进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电大开放教育电大开放教育是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一种教育形式，基本特征为：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取消和突破对学习者的限制和障碍。比如开放教育对入学者的年龄、职业、地区、学习资历等方面没有太多的限制，凡有志向学习者，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不需参加入学考试，均可以申请入学；学生对课程选择和媒体使用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学习方式、学习进度、时间和地点等方面也可以由学生根据需要决定；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等。远程网络教育远程网络教育是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目前全国有教育部批准具备招生资格的试点网校68所。远程网络教育和传统教学方式不同，主要通过远程教育实施教学，学生点击网上课件（或是光盘课件）来完成课程的学习，通过电子邮件或贴贴子的方式向教师提交作业或即时交流，另有一些集中面授。
教学理念
结构多样
高等教育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从单一结构向多种结构演化，这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态势之一。现代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对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不仅需要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而且需要大批中级技术人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建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合理的人才结构，改革传统高等教育象牙塔式的结构，实现教育结构类型的多样化。这具体表现为多种形式办学，除扩充原有的大学外，大力发展学制不同的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使各类高等学校并存，培养目标互异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从世界上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来看，研究生、本科、专科这三个层次呈金字塔形，其中的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近几年来尤为受到重视，并获得了很大发展。如目前美国的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已发展到1500多所，学生注册人数达650万，约占全美大学学生总数的50%以上，是当今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最快的学校。德国的初级技术大学发展也很快，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目前德国共有850所初级技术大学，占其高等学校总数的一半左右。日本的短期大学从1980年的270所、在校生30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625所、在校生190万人。由于各国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都以培养目标明确、学制短、收费低、区域性强、就业容易而见长，因而颇受各企业生产部门和人才劳务市场的欢迎，促进了其自身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发展。
课程综合
前景现代科技与生产的发展，是以综合化为基本特征的，反映到高等教育中就是课程的综合化。所谓课程的综合化，就是使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互渗透、交叉进行，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具有解决复杂课题的技能。当今，高等教育课程的综合化已为许多国家所重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高等教育在课程改革方面已收到了显著成效。 发展近年来，美国主要是以政府法令形式将课程的综合化确立下来的。1991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发展高等教育和提高专门人才质量方案》。该方案认为：“加强专门人才在生产和科技部门独立工作的能力，是当前高等教育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此，“要求在课程改革上，打破原有的课程界限及框架，实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创设新型的综合课程。”比如，在工程教育方面，美国不少大学都注重工程对社会的服务，利用工程理论解决现代都市管理和建设问题，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从而使工程教育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建立起以往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导致许多新兴边缘综合性课程的产生。例如，环境工程学、地震工程学、交通工程学、商业工程学、教育工程学等等。这类课程突破了传统专业领域的局限其内容是多学科综合性的。 
日本筑波大学把综合科学纳入教学计划，重新组织课程内容，以加强课程的综合性，这已引起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关注。现在，日本其他大学也纷纷仿效，大搞课程综合化的改革。经济教学科研、教学、生产一体化，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科学和经济综合发展的产物。从宏观上看，建立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同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的联合体，将是世界各国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模式，它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新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反映了科学理论对新技术的指导作用以及科技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大学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最能产生新知识、开发新技术，与企业合作就可以把大学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新兴产业的建立、新技术的开发，都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高等教育必须面向现实社会经济，并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这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趋势。
中国发展
模式转换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7、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浙江求是书院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浙江大学和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传统与移植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浙江求是书院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高等教育报告
[2]教育行业属于国民经济中的人力资源行业，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发展的基础。而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科研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初步形成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要以现代化建设培养和培训了大批专门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12年4月24日，全国普通高校(不含独立学院)共计2138所，其中独立设置民办普通高校403所;全国成人高校共计348所，其中民办成人高校1所。此外，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2011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81.5万人，比上年增加19.7万人;在校生2308.5万人，比上年增加77.7万人。201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56.0万人，比上年增加2.2万人;在学研究生164.6万人，比上年增加10.8万人。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行业已初步形成一个能够基本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明确了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同时高等教育在经过大规模扩招以后，已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和更加有序的发展阶段。
从市场规模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行业规模在经历了2003、2004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从资产规模来看，高校固定资产具备形态多样、种类繁多、数量大、价值高的特点，并且投资于各种形态固定资产的资金将会越来越庞大。
从行业竞争来看，国内高等教育中存在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之间的竞争、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竞争，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留学热不断提升，国内高等教育业面临着国外高等教育的竞争。为此，教育部不断加强和促进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目前，我国境内共有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1218个。各地区也在积极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如《珠三角规划纲要》中明文表述;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放宽与境外机构合作办学权;。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高等教育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北京、广东省等重点区域已经率先发展高校校办产业，加强校企合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高等院校利用自身优势创办科技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涌现了不少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这些响当当的高校校办企业品牌。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融资渠道的丰富化促使其资本市场逐渐活跃，高等教育行业的投资也因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风险。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至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扩大至3550万人。可见未来10年内，我国的高等教育行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