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毛滩村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毛滩村
毛滩村位于新乡县七里营镇南部，107国道七里营路口处，西邻107国道，北邻原黑公路，东邻任庄村，南邻东李寨村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该村现有人口2950人，685户，租地面积4500亩，村庄占地面积1000亩，共有党员64名，村民小组9个（按计划生育分），村两委班子团结、战斗力强，社会较为稳定。该村干部发展经济意识较强，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作物发展较快，现有民营企业4家，村集体经济1家，企业活力旺盛，产销两旺。村种植经济施行“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优质小麦良种培育基础3000多亩。大棚经济发展50余亩。在新农村建设的旗帜的指引下，村两委班子更加注重村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加注重民生，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安徽省巢湖市含山县林头镇毛滩村
毛滩村村地处太湖山南麓、漕河之畔，淮南铁路穿境而过，村部坐落在村富巷自然村。始建于一九五0年，录属原铜闸区长岗人民公社。一九七一年底划分为毛滩、前进两个大队，二00四年两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即毛滩行政村。村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可耕种面积为1582.18亩，其中山田771.48亩，主要分布在原前进行政村。圩田810.70亩，主要分布在原毛滩行政村，可耕种面积主要以水稻、油菜为主，有少量生产棉花和大棚蔬菜，同时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已有面积260亩）。村内有3所旱涝兼用排灌站，（分布在新庄自然村、小王自然村和西陈自然村境内），2个小型水库分别座落在（俞老和唐庄自然村）村内可供养殖水面积300亩左右，绿化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上海宝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省水泥厂、巢湖化建矿、县水泥厂以及镇村办多家企业，皆在其境内，可谓钟灵毓秀，物产丰富，交通便捷。
村党总支下辖两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10人，全村共有19个自然村1046户，总人口3530人，现有私家车52辆，其中客运29辆，贷运23辆，常年在外经营船运输的7条，村内两所小学（完小）毛滩小学、前进小学，在危房改造中镇村共投入资金50余万元，已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许多人才，在国内、外从事各项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新的大学生诞生，遍布各自然村。勤劳的毛滩人正和全国人民一道满怀信心奔小康，全村80%以上农民已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安装了电灯、电话、电视机、太阳能、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颁布以后，全村参合率达95%以上。毛滩人们正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下一心，创新破难，扎实工作，为更好、更快地推动毛滩跨越式发展进展进程而努力奋斗。
税差理论概述
法拉和塞尔文在1967年提出所得税率差异理论即税差理论，主张如果股利的税率比资本利得税率高，投资者会对高股利收益率股票要求较高的必要报酬率。因此，为了使资金成本降到最低，并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应当采取低股利政策。后来的一些研究说明股票的预期必要报酬率会随股票收益率增加而有正的线性关系，表明存在税收效应。 
税差理论是建立在各个国家对不同收益索取的所得税不同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资本利得所得税与现金所得税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理性的投资者更倾向于通过推迟获得资本收益而延迟缴纳所得税。该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与股利支付比例成反比，权益资本费用与股利支付比例成正比。企业支付较低的股利，对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有利的。 
税差理论的发展
Farrar&Selwyn(1967)通过最大化个人税后收入的局部均衡分析，得出了上述类似结论，这表明在股利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经济中，不管税前收益，以及个人或公司的债务额大小怎样，税后资本利得必大于税后股利所得，因此股东偏好资本利得甚于股利所得。 
布伦南(Brennan)通过创立一个股票评估模型，将Farrar和Selwyn的模型扩展到了一般均衡情况，使得模型更有说服力。通过最大化投资者的预期财富效用，他认为“在给定的风险水平下，由股利所得税高于资本利得税，股票潜在的股利收益率越高，投资者要求的证券收益率越高”。而且结论也差不多，股利较高的股票比股利较低的股票有更高的税前收益，公司最好的股利政策就是根本不发放股利。 
相反地，Black&Scholes(1974)及Fama(1974)的实证结果却表明，高收益率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并不显著不同于低收益率证券的收益率，从单个公司的角度而言，这些经验检验更倾向于支持M&M股利无关论。尽管如此，Miller(1977)发现当普通收入税与资本利得税之间的税率差异下降时，总的均衡股利供给量可能上升．更近的研究中，Keim(1985)认为股利收益率和风险调整收益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即除了较小的股利支付股票外，股利收益率与风险调整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的关系。Christie(1994)发现零收益率股票比支付股利的股票有显著低的收益率。Naranjo，Nimal—endran&Ryngaert(1998)也发现了显著的收益率效应，但认为并不能完全由税收效应来解释。另外，Hess(1982)通过研究除息(权)日平均股价下降幅度与股利大小的关系，Lakonishok&Vermaelen(1986)通过研究除息日附近的交易量，均显著支持税收效应假说。
税差理论分析
以上模型说明，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时，公司不应支付现金股利。说明在存在税收因素的情况下，公司及投资者看来，支付现金股利就不再是最优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见，在存在差别税赋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及个人）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即使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利得只有在实现之时才缴纳资本增值税，因此，相对于现金股利保税而言，其仍然具有延迟纳税的好处。 
税差理论是财务学家引进税赋后对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税差理论强调投资者由于避税需要而对股票股利的偏好，强调高股息收益率伴随高投资收益率的收益率效应，对于目前仍较为普遍的现金股利发放形式，这显然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事实上，这一模型中有关投资者相同边际税率的假说、完全公司假设是很难满足的，当放松这些约束条件后，有可能得到新的结果。 
在许多西方国家，资本利得税率低于股利收入税率，税差理论有两点结论：
（1）股票价格与股利支付率成反比；
（2）权益资本成本与股利支付率成正比。按照税差理论，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必须采取低股利支付率政策，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税差理论存在的问题
税差理论在实际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成立的前提是资本利得所得税率低于股利所得税率，投资者可以通过延迟实现资本利得而延迟缴纳资本利得所得税。然而，实际生活并不一定完全如此。在西方国家，对于机构投资者，比如退休和养老基金，就既不用对股利也不用对资本利得纳税。再如存在税收优惠的条件下，公司投资者可享受股利的税收优惠，使得公司投资者实际适用的股利税率可能比资本利得的税率还要低。所以，各种各样的税收规定使税差理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另外，如果是股利支付率越低越好，支付率为零时股票价值最大，那实际中公司为什么还要支付股利、甚至某些公司总是维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呢?税差理论对此也无法解释。 
另外，由于股利的税收是在收到股利时支付，而资本利得的税收可以递延到股票真正卖出时才支付，因此企业选择保留盈余而不支付股利时，给了股东一个有价值的时机选择权。因此基于税收差异的考虑，大多数投资者会选择公司留存利润而不是分发股利。所以，利润留存后，股价会上升，但是除非卖出股票，否则股价的上升不用纳税。总之，当存在税收差异时，投资者希望税后收益最大化，对于税收延付的股票(低股利一高资本利得)会比需要税收即付的股票(高股利一低资本利得)价格高。也就是说，高股利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低股利则会抬高股价，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从而使股东财富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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