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斯大林新闻模式
概念
概念1 ：斯大林时期奠定苏联形成较为僵化的新闻体制的一些主要思想认识。概念2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比较落后的地区发生变形的产物。
概念补充
关于概念1相关思想认识：
⑴建立在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上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的思想将 “全党的机关报”的概念转变成 “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概念,这一认识基本适应了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斗争的环境,保障了党的方针政策能在秘密状态下通过党的报刊传达到基层.但当无一例外的推广到后来所有共产党内，作为固定党报模式，就易出问题。
⑵关于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 “铁的纪律”的观念，1920由列宁提出，战争年代.后来无形中变成对党报工作者的常规要求,这在和平时期易发生问题.
⑶这样的体制和纪律定格后,党报的作用便被限制在政治需要的范畴内,凡不适于宣传需要的新闻,便是不适于发表的新闻,于是宣传等同于新闻的意识便不断得到巩固.关于概念219世纪80年代，东欧，主要是俄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那里 发生变形的三个原因：
⑴普遍的专制制度迫使他们不能公开运用民主的方式和言论为出版自由权进行斗争，为了党的秘密存在，在党内也不能很好地实行民主制度
⑵他们生活在这种专制制度中，反动派有效的专制手段是他们唯一的治国的参照系，这使得他们产生一种从相反方向对独裁效应的向往。
⑶那里的人民文明程度普遍低下，缺乏民主意识，更没有实际参与民主制的实践，一定程度的领袖独裁和单向的宣传鼓动，反而最适于动员群众。注意斯大林新闻模式不能理解为斯大林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因而它能够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比较落后的国家被普遍采用。以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命名，是由于这种模式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达到完善并走到极端，也是在这一时期推而广之。
形成
最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报刊活动方面就表现出对民主的陌生。１８９０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俄国另一派社会主义者对“劳动解放社”的批评文章，查苏利奇（В.И.Засулич）立即指责德国人在帮助敌人。为此，恩格斯（F.Engels）告诉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习惯是：“他对一个人的尊敬是以他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别人对这个人的攻击次数来衡量的。他对你们越尊敬，就越是力求在对待你们的态度上不偏不倚。”恩格斯反问道：“如果俄国运动能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诡计，难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然而，恩格斯的宽阔胸怀俄国人是无法理解的，不允许自己的或自己的盟友的报纸上出现反对自己的文章，对身处专制环境下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自然的逻辑思维的结果。
到列宁（В.И.Ленин）那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形成了一套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迥异的组织建设原则，其代表作是《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列宁豪迈地说：“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以这种认识为出发点，后来列宁推导出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宝塔式组织理论：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又是由领袖指挥的。列宁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是形成斯大林新闻模式的两个主要理 论根源之一。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列宁曾设想过按照民主的法制管理新闻媒介，但有三个原因迫使他改变初衷。第一，国内资产阶级的反抗及其强烈。第二，国际帝国主义实行全面干涉政策。第三，各个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同样有对独裁效应的向往，不甘于在民主的形式下与布尔什维克共掌政权，因而诉诸武力和阴谋。对于各种军事的和政治的反抗，布尔什维克为保卫政权而进行了镇压，十月革命后允许继续出版的２３５家非布尔什维克党派报纸、２２６家商业报纸，到１９１９年全部消失。与这些行动相适应的是列宁关于一个阶级的或多数人的出版自由的论述（还未形成系统理论），这是形成斯大林新闻模式的另一个主要理论根源。
列宁对民主和民主形式的轻视甚至蔑视的心态，从《火星报》到十月革命后，一直隐隐地存在。在一个普遍的专制制度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心态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它是俄国本土文化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到列宁，也影响到列宁的后来人。这是斯大林新闻模式难以从历史文献的字面上找到的、更为深层的文化传统原因。
即使理论完全相同，由于领袖的素质不同，其结果亦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列宁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受那里的文明影响较大，个人的民主作风也很好，这大大缓和了他自己阐发的理论可能带来的专制倾向。在他主持党务和政务时期，尽管党内民主很不健全，但还是相当开放的，最高领导层的不同意见和论战，都在党报上公开，争论刊物由党的决议保障来出版，每位党的活动家都可以自由出版代表个人意见的小册子。列宁晚年，多少意识到他的某些理论带来的各种弊病，但已无力纠正了。
斯大林基本上是俄国本土文化的产物，具有顽强的革命斗争毅力，个人民主作风很差，一旦由他主持工作，以往理论中的可能的专制因素，便以革命的名义显现出来并发展到极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对独裁效应的向往，变成了现实。在这种心态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１９２３年那样强调列宁１９０１年关于《火星报》组织作用的论述，也好理解他何以能够在１９２５年提出“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思想，并以这种理由取消了争论刊物，堵住了反对派的嘴。１９２７年，他与外国工人代表团谈话，歪曲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史，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的或多数人的出版自由的理论。至此，简单而有力的斯大林新闻模式的理论基础就这样形成了。
从文字论述上，似乎斯大林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并不那么极端，他甚至相当宽容，比如保护了几位批评基层官僚主义的作家和通讯员、鼓励某些作家的作品、提倡展开报纸批评等等。如果多看一些斯大林的文章，还可以看到另一面：他多次直接干预，对报刊上的具体文章点名批判，致使报刊负责人和作者因此受到迫害。显然，这是一种以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帝王权术和政治策略。因此，分析斯大林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论述，而要看他的整个思想意识的特点和实际行动。
在列宁那里，新闻模式是一种与具体的历史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状态的东西，尚没有定型。到斯大林那里，他在列宁的理论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模式完全固定化了，并推到了极端。
表现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摒弃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党的监察和舆论监督对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以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新闻工作的习惯性思维和特权性的宣传与新闻合一的文体，遂使报刊面目可憎，思想僵化，宣传说教化；主持政治者和评议政治者一体化；新闻管理人治化。于是形成了体制上的官本位式的衙门化。遗憾的是，这场有意义的讨论，以后没有继续下去。
发展
生的多种支脉认识的一种。马克思（K.Marx）在世的最后几年、恩格斯在世的最后十几年，他们指导下的西欧社会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展开的。他们主张阶级斗争，但同时尊重个人思想自由、每个政党甚至某些党内宗派的独立意识，这些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不言而喻的思想准则。特别是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一个政党内部的民主化和言行公开化，则是最基本的组织准则。因而，党的领袖一方面有崇高的威望，一方面又会受到公开舆论的全面监督，以及党的组织章程对其权力的多重限制。
在斯大林模式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或负责人对机关报直接下达指示，不仅视为正常，甚至报纸感到受宠若惊。而在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那里，这种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对编辑事务的干涉，即使政治上主张强化阶级斗争的党内左派，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看法。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R.Luxemburg）１９１１年对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评便是这样。当时党的执委会给各个党的报刊编辑部发出一秘密通知，禁止它们讨论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对工会领导机构提出任何批评。卢森堡对此指出：“我们的党执行委员会最近对各党报编辑部下达的所谓‘秘密指示’就是新近的一个例子。这是一次企图对党的报刊实行监护的尝试，对此无论怎样严厉地拒绝都是不为过分的。”这反映了西欧马克思主义党的强烈的民主意识，所以那里产生了三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选举出的出版委员会、与执委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相互制约的党报体制。对这种党报体制，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许也会因为它与平素习惯了的党性原则、铁的纪律格格不入，而立即进行批判。或者会因为发现自己对这种党报体制有些微的向往而紧张得汗水。
任何新闻模式都不可能是永恒的。１９５４年，苏南冲突在新闻方面结出一颗果实，即南斯拉夫完全摆脱斯大林新闻模式，取消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的委员会机关报，仅保留了一家小型周报，而且还实行出版委员会（党中央、报纸编辑部、社会名流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领导体制。８０年代中后期，苏联、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模式也开始变化，当年的斯大林新闻模式的形式虽然还没有被突破，但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程度依所更换的新领导人的作用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关。有的国家看来在形式上会跨出斯大林模式了；有的尚在这个框子里一会儿拆一点，一会儿又补一点；有的已有改变模式的某些思想迹象，但尚没有行动；当然，也有个别的国家仍然感到这个模式须臾不可离，还要捍卫它。中国处在哪一种发展阶段？这只能各人去判断了。无论如何，斯大林新闻模式正在过时，这一趋势是肯定无疑的了。想阻止这一趋势的力量也许还很强大，但冲决旧模式的趋势终究是阻挡不了的。
特征
特点概述：1、报纸国家化；2、新闻宣传化；3、为政者和议政者一体化；4、新闻管理人治。1、建立在“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基础上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斯大林将列宁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归纳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这样就使在历史上一个时期适用于俄国的东西，以“新型”（实际上是原始的）的名义推广到所有共产党组织系统。在这个等级制的宝塔组织模式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及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其工作人员不再是独立的主体，而是中央委员会或各级党委几个人乃至一个人的工具。这些工作人员如果是机器，也许更得心应手。在列宁那里，做齿轮和螺丝钉的要求，还仅仅是一种有缺陷的比喻；到斯大林那里，已不是比喻，而是要求完全成为现实。、仅有这种体制是不够的，为了使它十分有效，需要一种自觉的纪律作保障，这便是战时军事纪律或称为“铁的纪律”。列宁曾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国内战争和东欧革命激烈时强调过“铁的纪律”。到斯大林那里，这种铁的纪律从暂时的需要变成了常规要求。与这种要求相匹配的还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斗争中的特产──“党性”理论。它早已不是简单地指多党环境中的党派意识，而是要将一切，从思想一闪念到鸡毛蒜皮，都提高到这一认识高度。铁的纪律加上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水到渠成，一切党的报刊工作都最后归结到对最高领袖的忠诚上。连布尔什维克的大理论家、《真理报》的前任总编辑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在被处死前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认罪吗？
﻿﻿﻿3、体制和纪律既然定格，那么所谓“新闻”，便需要等同于宣传鼓动，凡不适于宣传鼓动的新闻不是新闻，起码不是好新闻。这种对新闻的理解，在列宁那里从开始就是如此。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他关于报刊工作的论述（榜样的力量、“黑榜”，等等，实际上已完全将新闻与引导群众等同起来了。不过，当时的形势和实用的要求，尚不容不得列宁多想。而在斯大林那里，这种认识已被“无产阶级新闻”这类说法所概括。宣传鼓动、组织舆论、报纸批评，等等，都归入了“无产阶级新闻”的框子里。这种对新闻的理解逐渐变成了一种新闻工作者的习惯性思维，然后它又大大巩固了已有的体制和纪律。许多党的新闻工作者工作了几十年，除了党的中心工作，不知道还有其他新闻，这是真正的悲剧性笑话。4、若将党的新闻体制、纪律推广到全社会，需要一种理论作为过渡，用来说服人或至少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这就是一个阶级的或多数人的出版自由理论，以及这种理论的副产品──无所不包的保密制度。作为一种镇压反抗的临时措施，剥夺少数人的出版自由，对保持政权来说是必要的，但作为一种理论长期实行，在实践中它很快就会蜕化为新的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对多数人实行的思想控制。这就如同卢梭（J.J.Rousseau）貌似民主的公意理论，一到实践中无一例外地变成恐怖统治一样。在多数人的出版自由的理论下，斯大林成功地以革命的名义实现了他对全社会思想的高度集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