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左翼音乐运动
背景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的“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再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事变，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劫难，整个中国被迫着发出了一个声音：救亡图存！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音乐家们不再高雅和轻松，也自然地投身到了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之中。这一时期，音乐界的“左翼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国防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等，对当时及后来中国新音乐的文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其机关刊物曾连续发表有关音乐评论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的音乐”。“左联”领导人瞿秋白要求文艺家们深入下层百姓，熟悉和利用各种传统文艺形式，包括民间音乐形式，进行通俗的革命文艺创作。先后成立的左翼音乐组织有：1932年秋，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等组织的“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1933年春，田汉、聂耳、任光等在上海苏联之友社内建立的音乐小组（又称“中苏音乐学会”）；与此同时，由聂耳、任光、张曙发起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以及1934年春正式组成的“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参加者有田汉、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如贺绿汀、冼星海、麦新等，虽未参加上述组织，但在创作的指导思想上，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左联”的方针相一致。
产生的影响
左翼音乐运动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为进步的电影、戏剧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创作歌曲，如《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夜半歌声》等影片和《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中的歌曲，多数脍炙人口并流传不衰。唤起民众觉醒、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歌曲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是“五四”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队伍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第一批作品。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通俗生动，风格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开创了我国音乐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的崭新局面。
1930年8月．在“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式及我们的任务》中，曾对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音乐家在这一时期深入厂矿、城乡、大中学校和市民当中，讲授音乐知识，组织歌咏活动，了解人民生活。这是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早尝试。左翼音乐运动团结了音乐界的爱国民主力量，扩大了进步音乐的阵线，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了进步音乐。任光、聂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任职期间，曾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曾邀请赵元任、黄自同贺绿汀、吕骥合作，为进步电影《都市风光》创作音乐。
左翼音乐运动概论
左翼音乐运动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左翼音乐小组及其音乐运动。
左翼音乐小组的成立及其音乐运动的开展（一）党的音乐小组的成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疯狂发动了“军事”与“文化”的两个围剿，许多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从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等实际斗争的前线撤退到上海，他们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和书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的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是太阳社和创造社。1928年初，由于两个社团内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们受国际上一些较“左”文艺组织思想的影响，把革命文学家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障碍来批判，引发了左翼文艺阵营内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将这些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共同对敌已迫在眉睫。六大以后，党中央特别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9秋冬，中宣部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潘汉年任书记。在文委的领导下着手筹建“左联”。据当时参与筹建“左联”的党内负责人之一阳翰笙回忆，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富春同志曾向他传达了党中央作出的停止论争，团结鲁迅，联合左翼文化界建立统一的文化团体的决定。另外，据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直接参加文委工作的吴黎平回忆，李立三也曾经向文委传达过党中央的三点意见：“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文委和江苏省委为制止论争，联合鲁迅，筹建左翼文化界的统一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在中共有组织的干预和协调下，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委会。第一任执行会由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冯乃超、夏衍、钱杏邨等7人组成。“左联”内设有党组，直接受文委领导。
“左联”成立后，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曾连续发表有关文艺评论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的音乐”。从1932年下半年起，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为了适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斗争迅速高涨的形势，中国左翼音乐组织相继成立。1932年秋，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等人在北平筹组左翼音乐家联盟；1933年春，聂耳从北京回到上海，在法国学音乐的任光也回到上海。在田汉的推动下，左翼音乐工作者任光、聂耳、安娥、张曙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名为“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1934年春，由田汉、聂耳、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人正式组成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是这些音乐组织中的领导核心，由“文总”委托田汉单线领导，中共由此确立了对音乐工作的影响和领导。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全民一致抗日，左翼文艺运动也朝着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1936年春，为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左翼各界组织相继宣布解散，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口号。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也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左翼音乐组织停止了原来的工作，自动解散，成立了更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以争取更多的爱国音乐家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形成音乐界的统一战线。
左翼音乐运动的开展。左翼音乐组织从成立到解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音乐运动。左翼音乐运动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初始阶段1932—1934）——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探讨、研习我国革命歌曲的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并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和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讨论，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多次发表文章和译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革命文艺的成就，如在周扬所译的《苏联的音乐》中，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音乐做了介绍，并提出中国的音乐家应创造无产阶级内容的新音乐，为左翼音乐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左翼音乐组织一成立就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探索过程，学习苏联的革命音乐理论、展开对革命群众歌曲创作和研习。在左翼音乐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聂耳。1932年7月，聂耳在其发表的文艺短评《中国歌舞短论》中指出艺术要深入群众，对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音乐在理论上做了初步探索。对于革命歌曲的创作这一时期还处于研习阶段，内容上也多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如1933年，聂耳创作的《开矿歌》、《卖报歌》等，1934年他为田汉的舞台剧《扬子江风暴》所作的配乐、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以及任光的《渔光曲》等。
另外，在中共的领导下，左翼音乐组织在其初始阶段就开始了利用电影阵地传播革命音乐的过程。1934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聂耳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任职，与任光、安娥以灌制畅销电影歌曲为名，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唱片，并为多部进步电影配乐。当时，上海有五家电影公司由中共掌握着电影的编导权，这些左翼音乐家们利用合法的权力，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
2?发展阶段（1934—1936）——倡导救亡歌咏运动，到群众中传播革命音乐。
1934年3月，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还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以达到“保存实力、北上抗日”的目的。与此同时，全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推动这个伟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1935年5月，以聂耳、吕骥为主的左翼音乐工作者，在上海组织了“业余合唱团”作为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导核心，并大力支持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歌咏会”。左翼音乐家们更是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以各种方式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传播革命音乐。当时，聂耳、张曙、吕骥、孙慎、冼星海等艺术家和业余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都先后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区和农村、大中学校，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方式，来传播革命音乐，使救亡歌声迅速传遍全国。正如当年丰子恺所描绘的，“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为了推动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左翼音乐小组还创作了大量以救亡为主题的群众歌曲，有的至今还在传唱，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义勇军进行曲》、任光的《抗敌歌》和《打回老家曲》等，现在唱起来仍然鼓舞人心。
3?深入阶段（1936—1937?7）——成立“词曲作者联谊会”，形成音乐界的统一战线。
1936年4月，为配合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左联等团体自动解散。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解散又是一个战斗的继续，左联音乐组织虽然已不复存在，但轰轰烈烈的左翼音乐运动之火不会就此熄灭。新成立的以原左翼音乐小组成员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和“歌曲研究会”，除原“剧联”音乐小组的成员以外，又吸收更多的同志加入了歌曲创作行列，成员近三十人。他们研讨救亡歌曲的创作，投身日益高涨的救亡歌咏运动，创作了诸如《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这类优秀作品，推动了群众歌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左翼音乐运动的历史贡献
对我国新音乐文化建设的贡献。左翼音乐组织作为一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新的革命音乐队伍，一经成立就鲜明地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大旗，开始了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新音乐”的过程。一方面，他们发表了多篇文章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为我国新音乐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创作的歌曲多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具有新的音乐风格和时代气息，为中国新兴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左翼音乐运动在反文化“围剿”的实际斗争中，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支自觉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音乐队伍，在探索新音乐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配合中共的宣传工作，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方面，中共一大就成立了宣传部，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就看到了文艺(音乐、美术)在农村普及政治宣传中的重要性。六大以后，中共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更加注重文艺战线的宣传力量。针对当时宣传对象的特征，音乐无疑是最易使大众接受的最有效的宣传手段之一。左翼音乐工作者们承担了这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左翼音乐运动的前期，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反对阶级压迫的进步音乐，并且利用电影阵地传播革命音乐，有力配合了中共的宣传工作和土地革命的开展。抗战前期，他们深入群众传播革命歌曲，倡导救亡歌咏运动，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民众思想的觉醒，唤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为抗战积蓄了力量。音乐的力量是无形的，但它对于战争所必须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却是难以估量的。列宁在纪念《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曾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音乐使无数素不相识的中国人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向抗战的前线，共同筑起了抗日的“新长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大众化。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被引入、研究和宣传，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起传入中国，在其传播和普及的过程中，除早期的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雁冰等人作出重大贡献以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与中国文艺实际初步结合的过程中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左翼音乐运动的独特贡献也不容忽视。
辛亥革命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心主义音乐观占主导地位。30年代后，左翼音乐家们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向这种资产阶级腐朽的音乐观发起了挑战。1932年7月，聂耳发表的《中国歌舞短论》是左翼音乐最早的战斗檄文。文章批判了“为歌舞而歌舞”的艺术，提出艺术要深入群众的观点。1932年9月，周扬翻译的《苏联的音乐》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音乐做了介绍，并提出中国的音乐家应创造无产阶级内容的新音乐。这些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坚持大众化的创作方向，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音乐观与中国音乐的最初结合。另外，他们深入群众讲授音乐知识、教唱革命歌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音乐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左翼音乐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建设“新兴音乐”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大众化，也使新音乐艺术的大众化经历了一个普及和提高的过程。
对左翼音乐运动的反思
左翼音乐组织从成立到自动宣布解散，时间不过四、五年，但在有限的时间内，中共领导的这支文艺界的队伍，开展了广泛、高涨的音乐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续效应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成为宣传革命的武器，有力的配合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奠定了新音乐文化建设的基础，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大众化。
中共对左翼音乐运动的正确领导，是左翼音乐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自左翼音乐小组成立以来，中共就对其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在思想上对左翼艺术工作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革命音乐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组织上来讲，在音乐小组内成立党小组，先后派出田汉、夏衍实行单线领导。这种切实有效的领导，保证了音乐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力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当然，从今天反顾历史，中共在领导左翼音乐运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首先，在左翼音乐运动的前期，由于缺乏文化运动的领导经验，受党内“左”的影响，也出现过领导上的失误，使左翼文化运动遭到重创，人员损失惨重，后来在瞿秋白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才得以纠正。其次，由于受“宣传第一，艺术第二！”等口号的影响，不免会限制了音乐家的艺术创作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音乐的发展。尽管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这些缺陷可以加以说明而不必苛求，但是，在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今天，这些缺陷无疑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又要避免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参考文献
1?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我对左冀文化运动的点滴回忆》，《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苏智良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7?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沙健孙：《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