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汉
西汉简介
秦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王朝，这就是汉朝。中华帝国自此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由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强盛，使中国人和汉人划上了等号。
西汉是继秦之后第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建立以后，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领域均取得明显进步，史称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其文学、史学、艺术和科技等领域的成就辉煌灿烂，影响深远。  
西汉中期，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汉武帝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如推行“推恩令”、“中朝”制、盐铁官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在征讨匈奴的同时，西汉政府还派张骞出使西域，拓展了对外交往，丝绸之路随之产生。汉昭帝刘弗陵在位时，多次战胜匈奴，平定了西南地区的武装叛乱，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汉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刘病已）在位时，大规模出击匈奴，大破之，导致匈奴衰弱，稽侯珊向汉称臣，并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西汉疆域北至西伯利亚，南至日南郡，西至帕米尔高原以西，东至日本海，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史称武昭宣盛世。公元前36年，陈汤斩杀呼屠吾斯，标志汉匈战争结束。
项羽以“巴蜀汉中四十一县”封刘邦，以治所在汉中称“汉王”，称帝后遂以封国名为王朝名。又刘邦都城长安位于刘秀所建汉王朝都城雒阳之西，为加以区别，故史称“西汉”，有时又以都城与刘秀所建汉王朝的相对位置代称为“西京”。而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在刘秀所建汉王朝之前，因此历史上又称前者为“前汉”[1]。
建立统一
楚汉之争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到处出现割据势力，而刘邦和项羽也在此时崛起。项梁立楚王的后代为楚怀王(后改为楚义帝)，并且各自出兵，打算灭秦。
刘邦听从谋士的安排，于公元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关中。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据秦都咸阳。刘邦未实现“先入关者为王”的约定，因自己的实力不及项羽，退军霸上。此后，项羽渐握大权，并创建楚国，史称西楚(政权)，凭借自己强大的武力进行统治，分封诸侯，立楚怀王为楚义帝，封自己为“西楚霸王”。他将刘邦封在蜀地，且将刘邦的封国国号定为汉。该年中国有18个诸侯，1个义帝。不久，刘邦在自己的封地整顿军队对项羽进行进攻，前期并不占优势。不过，刘邦的军事才能虽然无法与项羽相比，但刘邦善于用人，他重用萧何、张良、陈平等谋士为他效力。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不被项羽重用的将领韩信，正是他出色的军事才能使局面逆转。在最后的垓下战役中，刘邦赢了项羽，而项羽拒绝了属下东渡乌江卷土重来的建议后，在乌江边自尽，存在了五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的西楚政权覆亡。 [2]​
西汉建立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大军行至汜水之阳(今属山东定陶)时，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这幕“上皇帝尊号”的喜剧导演的虽然就是刘邦本人，但表面上他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让”一番。经过如此这般地表演，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称帝，建国号为“大汉”，史称西汉。
定都过程汜水之阳的定陶，只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地点，汉的国都原在栎阳。楚汉战争结束后，关东广大地区都统一在汉王朝之下，若仍在栎阳建都就不妥。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本来想定都洛阳。但仅仅一个月，  刘邦有前往陇西戍边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时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应定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定关中的好处。他指出：洛阳附近“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不仅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于对广大的关东地区进行控制：“阴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定都关中。　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仍在栎阳旧都“治栎阳宫”，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建筑新宫，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栎阳迁往长安。从此以后，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以后的事实证明，西汉迁都关中的措施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再加上西安靠近长城，有利于抵御匈奴和开拓疆域，并且由于关外各诸侯势力狼牙交错，定都关中也有利于控制天下，因此，西汉定都关中是正确的。　
东汉时期，长安依然为西京，所以，两汉期间，长安一直作为都城存在。
休养生息
（前202年－前141年）
与民休息也就是我们历史上常说的“休养生息”政策。
休养生息政策指大动荡、或长期战争以后，统治者不搞劳民伤财、严刑峻法的统治，改以宽刑薄赋的政策，保养民力，增殖人口，以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休养生息政策自汉高祖开始，历经几代皇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执行了六七十年。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班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无为而治汉高祖称帝后，有鉴于秦亡经验，遂在政策上采取道家“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理念。  吕后
首先，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郡县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另外，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朝这一系列政策大体维持了一时和平，但亦引致一系列问题，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侵略日频，威胁边区和平。
在执行这些政策之余，汉高祖也对在楚汉相争中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们起了猜忌之心。韩信就是在这时候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继被铲除。异姓诸侯王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在白马之盟上对众人说了一句话：“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死亡。时为前195年。
吕后专权：汉高祖死后，政权渐渐被高祖皇后吕太后所掌握，继位的太子汉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刺激，不理政事，惠帝死后，吕太后连立两傀儡皇帝，并渐渐削弱刘氏，并封诸吕为王，掌权长达八年。这种局面一直到吕后死后，周勃和陈平夺禁军权，斩杀吕产等人，才告消灭。
文景之治吕太后死后，由于诸吕掌握兵权，而功臣更不满吕氏专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施计夺取吕氏的兵权。由于汉高祖只余下两个儿子，朝臣以淮南王母家赵氏强横，代王母家薄家善良，故以吕太后所立的傀儡皇帝非惠帝亲生为由，迎立代王恒即帝位，是为汉文帝。他减轻人民的负担，减轻刑罚，其子景帝即位后，也持续此种政策，因此历史上将此时期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二帝都是道家思想的推崇者，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在此期间，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 
只是，景帝在位期间，听取晁错的意见，进行削藩。操之过急，结果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为此时期唯一的一次动乱，且为期不到一年，结果由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所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设法剥夺各个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
这一时期，西汉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然而，匈奴仍屡屡犯境，边患越来越重。但文景之治使西汉国力空前提高，为后来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大汉盛世
文景之治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时，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经过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汉王朝国势蒸蒸日上，经济雄厚，为大汉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
汉武盛世“功莫大于秦皇汉武”，西汉中期是汉朝最强盛的时段，也是中国历史的三大盛世之一。景帝死后，太子刘彻即位，即一代雄主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对外三度攻匈奴，把匈奴驱逐至漠北地区、打通西域，开创“丝绸之路”；对内则实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并召开“盐铁会议”将制盐和制铁的事业收为国有。但武帝对外的战争也是有代价的，武帝时国家的税收再次增加，同时武帝将刑罚也再次加严，武帝后期因此发生了一些暴乱；开销甚大，因此创立“均输”、“平准”官，与民争利。另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潮流。 汉武帝时期，四处征战，吞并朝鲜、收复南越、降服西南夷、远征大宛，威震西域，开疆拓土，建立了“北绝大漠、西愈葱岭、东至朝鲜、南到大海”的广袤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  汉武帝
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充分展示了他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创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体现了封建社会从建立到巩固、统一、发展的历程。他是那个光辉灿烂时代的总代表，其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使其领导汉帝国的人民和官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他雄心勃勃，既建设、巩固内政，又开拓疆土，奠定了祖国疆域基础。同时，他打通了中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难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他足以被视为有功于历史的杰出帝王。[2]​
武帝晚年，发表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这也表达了汉武帝对自己深刻的反省，国家也渐渐稳定下来，国家再次走向昭宣中兴。
昭宣中兴刘彻死后，刘弗陵（汉昭帝）、刘病已（汉宣帝）继承遗志，他们在任时，汉国的经济最繁荣，政治最稳固，文化最昌盛，科技最发达，疆域最辽阔，综合国力是世界第一,史称武昭宣盛世。
这一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汉朝，中原与西域开始交往并且逐渐频繁。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正式设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新疆开始成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前七二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南匈奴投降，，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北匈奴单于被陈汤斩杀于康居，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神爵元年（前61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神爵二年(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义。　
汉宣帝刘询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为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中兴、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制定庙号、谥号极其严格著称的西汉历史中，中宗宣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另三位是太祖高帝刘邦、太宗文帝刘恒、世宗武帝刘彻，皆是一代英主），可见其功德之高。[2]​
衰败灭亡
西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政治日益腐败，社会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西汉政权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统治者提出各种解救危机的办法。
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 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 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则提出了更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这种措施虽然不错，却根本行不通。因为当时包括丁、傅两家外戚和董贤在内的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他们绝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 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却大得市场。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 的理论。就是说，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这当然不被西汉统治者所接受，所以甘忠被以 假鬼神罔上惑众 的罪名下狱病死。哀帝即位后，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在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内外交困的哀帝病急乱投医，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 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太初元将 元年，改号为 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哀帝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 再受命 的闹剧在上演不到两个月后草草收场。
“再受命”的上演，充分显示出汉朝统治者在内外交困中走投无路、空虚绝望的心情，也表明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3]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公元8年十二月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建立了新朝，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西汉政区
一级政区：郡（国）
汉初年有60多个郡，2年共103郡、国。长官最初称郡守，景帝时改称太守。
二级政区：县（侯国、邑、道） 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公元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
行部（又称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西汉极盛时的疆域东、南到海，西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葱岭一线，西南到今云南、广西以及今越南中部，北接大漠，东北至今朝鲜半岛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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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民族
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开始，国力强盛，击败强大的匈奴帝国，远征西域大宛，臣服西域，收服两越，通西南夷，东灭朝鲜，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今天中华的版图疆域；西汉是汉朝疆域最大的时期；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第一次把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犁轩及诸旁国。开拓了链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其中最远到达的犁轩位于今天的埃及亚利山大港，这是汉朝使节到达的最远国家。欧亚非的丝绸贸易就此成型。
汉与匈奴“平城之围”
秦汉之际，匈奴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匈奴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王统治西边。 
匈奴贵族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公元前201年（汉六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平城之围”。 
“和亲”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汉高祖只好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 
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实边”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卫青、李息反击匈奴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霍去病西征
在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决战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这一年，
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针对匈奴贵族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败对手，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单于和亲”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贵族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族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贵族的斗争也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 
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 
汉与西域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
北道诸国有龟兹（新疆库车）、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南道诸国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官征税，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西汉从匈奴降人的口中获悉：在今甘肃敦煌一带原来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被迫西迁，对匈奴恨之入骨，时刻想报仇雪恨。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募远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余年。后来，他乘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东返。他再一次冲破匈奴的拘禁，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返回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张骞是西汉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公元前119年，汉进军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因此，彻底割去匈奴右臂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张骞到达乌孙后，原定目的虽未达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 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自此，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打开西北之路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甘肃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西汉又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轮台（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日益缩小。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都护是西汉中央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这说明，远在二千年前，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西域人民也把自己的生产经验和创造，如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汉与南方各族收闽越
西汉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之为"西南夷"。在今贵州境内以夜郎（贵州遵义、桐梓一带）为最大。在今云南东部也有几十个部落，以滇（昆明一带）为最大。自滇以北，到今四川凉山一带，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为大。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再往西去，有巂、昆明（云南大理一带）等部落，他们以游牧为主。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与日俱增。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此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不久，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设官管理。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后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终因无法前进而停止。公元前111年（元鼎元年），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和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并赐"滇王之印"。这颗"滇王之印"，已在晋宁滇族贵族墓中发现。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 
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汉两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秦末时，闽越首领无诸及东瓯首领摇曾率本族参加了反秦战争。西汉建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建福州)。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浙江温州），号东瓯王。在南越地区，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中央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汉政府与南越关系恶化，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汉文帝即位后，赵佗废帝号称王。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便向汉中央请求内徙，遂被迁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接受西汉的直接统治。 
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汉武帝派遣横海将军韩说等分四道攻入闽越。征服了闽越地区的叛乱。汉武帝又把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一带。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宣谕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入朝。南越王及太后也愿意"内属"，唯丞相吕嘉反对，并起兵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立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军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广州)，灭南越，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南海(治今广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合浦(治今广东合浦县北)、珠崖(治今广东琼山东南)、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 从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汉族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族人民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 
汉与东北各族与夫余、肃慎
西汉时期，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夫余、肃慎、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沃沮等。 
肃慎，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也称“息慎”、“稷慎”等。从殷周至汉武帝时期，与中原地区经常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挹娄，与肃慎属于同一民族，挹娄在肃慎北，大致在今牡丹江以东、松花江以南一带。 
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经济交流。西汉时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军队、牢狱、宫室等。 
与乌桓、鲜卑
乌桓和鲜卑是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称乌桓。乌桓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随水草迁徙。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乌桓人请求内属，于是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塞外，西汉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西汉初，被匈奴打败后，逃至鲜卑山（内蒙古洮儿河与西喇木伦河之间），因此得名。鲜卑与乌桓为邻，其社会风俗、习惯、语言均与乌桓相似。 
高勾丽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际，为东北的“高夷”。居于夫余南，今鸭绿江以西。汉武帝时以高勾丽为县。西汉后期，夫余人朱蒙（或云邹平），建立高勾丽国。高勾丽人与夫余人习俗差不多，主要从事农业，善酿酒，能歌善舞，与汉族来往密切。 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相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日趋融合，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代。 
对外交往
与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与朝鲜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中朝两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频繁的交往。战国时，燕、齐两地人民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往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西汉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公元前100年（元封二年）秋，武帝派楼船将军扬仆等分两路进攻朝鲜。朝鲜首领右渠率众抵抗，汉军屡败。最后因朝鲜上层内部分裂，右渠被杀死，卫氏朝鲜亡。汉武帝在卫氏统治区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以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的统治，但两国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朝鲜出土了不少西汉的文物，说明汉文化对朝鲜有明显的影响。 
与越南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联系。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秦统一后，进军南越时，曾侵及瓯骆国。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并通过瓯骆的骆侯、骆将和蒲政进行统治。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此后，中国同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中国的铁农具和越南的土特产便经常互相交换。 
与印度、缅甸
在中国古代，印度被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也传入中国内地。 
此外，缅甸从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与中国人民之间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已经开通，使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西汉时，也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东亚的日本等国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交往。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 汉对外的水路交通 秦汉时期，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陆路经由中亚、缅甸外，还有海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五个月可到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四个月，抵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从此处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从黄支国起程，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从此继续航行，经过八个月抵中途的皮宗（在马来半岛）。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私营的海外贸易则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 
与中亚各国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国新疆地区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亚各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张骞曾经到达大宛（锡尔河上游东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国。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还到达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到西汉访问和通商。 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从此，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了外交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那时，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中国的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等也传入大宛、安息等国。并且通过大宛等国，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这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给华夏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古典歌舞场面为之一新。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
西汉时，通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以南石城镇）、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附近）、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可达安息，由安息向西到达大秦（罗马帝国）。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中西交流的两大动脉。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也被称为"丝绸之路"。 
经济改革
收回铸币权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  五铢钱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算缗和告缗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西汉文化
哲学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国后，汉朝有鉴秦亡经验，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国，是为黄老之术。直到汉武帝时，思想上已有大改变，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儒学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之始。
史学史记：由司马迁所著，是我国第一步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宗教佛教：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学术
周髀算经
九章算术
以上两个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
另外，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包括公认的人类第一次对太阳黑子的记录，此外针灸和造纸术可能是在西汉时期被发明的。
艺术绘画
雕刻
乐舞
角抵
社会经济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同时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都接受西汉文化的影响。
农业发展牛耕普遍，铁农具推广
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更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
在西汉前期，牛耕已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  
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治理黄河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
“井渠法”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与“区种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可见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技术、新式农具。
到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 “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
手工业进步冶铁业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这些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丝织业西汉时期丝织业也是比较发达的，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工艺水平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高超的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汉代灿烂的手工业成果，就是由这些刑徒、奴隶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创造的。
漆器业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出土的西汉漆器，特别是马王堆的器物，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商业繁荣“交通王侯”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京师长安
当时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系从海外输入的。
人口增长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人口已经上升到5000多万。但是到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军事行 动，人口降到武帝初年的一半。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相当缓和的政策。至汉平帝时，人口已经达到5960万，接近六千万。
公元2年，西汉人口统计：户12233062，口59594978，垦田8270536顷，未垦田二千四百余顷，这是两汉时期人口最多的时期，也是宋朝英宗以前人口最多的时期。[2]​
君主列表
年号庙号谥号姓名即位时间在位年数世系无太祖高皇帝刘邦前20611沛县丰邑人，刘太公第三子无无孝惠皇帝刘盈前1957刘邦次子无无（前）少帝刘恭前1884刘盈长子无无（后）少帝刘弘前1844刘盈第4子无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前18023刘邦第4子无无孝景皇帝刘启前15716刘恒第5子建元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前14154刘启第10子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始元无孝昭皇帝刘弗陵前8713刘彻第6子元凤元平无无废帝刘贺前74在位27天刘髆长子本始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刘病已）前7426刘进长子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初元高宗孝元皇帝刘奭前4815刘询长子永光建昭竟宁建始统宗孝成皇帝刘骜前3326刘奭长子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建平无孝哀皇帝刘欣前76刘康子元寿元始元宗孝平皇帝刘衎前16中山孝王之子居摄孺子孺子婴刘婴（王莽摄政）公元64初始
天凤
地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