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实甫
生平简介
王实甫（1260年－1316年），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河北定兴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  王实甫泰定元年（1324年）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人物概述
  作品《西厢记》
王实甫（1260－1316），名德信，元代杂剧作家，河北定兴县究室村人。
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在称赞关汉卿、郑光祖和白朴、马致远“一新制作”的同时，也称赞了《西厢记》的曲文，并说“诸公已矣，后学莫及”。由此可以推知，王实甫活动的年代可能与关汉卿等相去不远。他的主要创作活动当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退隐。曲中又有“且喜的身登中寿”，“百年期六分甘到手”，可以推断他至少活到60岁。这首散曲又见于《雍熙乐府》，未署名。因此，学术界对它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看法。
《西厢记》最早的来源是唐代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不过它是以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它和《董西厢》在情节上相差无几，但在每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工、发展和提高，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也更为鲜明，特别在心理描写上，细致、精确，引人入胜。《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
王实甫所作杂剧，名目可考者共13种。今存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3种。《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都有佚曲。其余仅存名目而见于《录鬼簿》著录者有《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赵光普进梅谏》、《诗酒丽春园》、《陆绩怀橘》、《双蕖怨》、《娇红记》9种。对王实甫曲目，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娇红记》非出王手，或认为《诗酒丽春园》亦非王作，还有人认为今存《破窑记》是关汉卿的作品，但都非定论。明清时代还有王实甫作《月明和尚度柳翠》和《襄阳府调狗掉刀》的著录和传闻，均不可靠。此外，自明代开始，出现《西厢记》是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或关作王续等说法，也都不可信。
王实甫还有少量散曲流传：有小令1首，套曲3种（其中有一残套），散见于《中原音韵》、《雍熙乐府》、《北宫词纪》和《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较有特色，词采旖旎，情思委婉，与《西厢记》的曲词风格相近。
《西厢记》在王实甫现存的3种杂剧中，5本21折的《西厢记》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词曲作品
《山坡羊·春睡》
云松螺髻，香温鸳被，掩香闺一觉伤春睡。柳花飞，小琼姬，一片声雪下呈祥瑞。把团圆梦儿生唤起。谁，不做美？呸，却是你！ 《正宫·端正好》
《长亭送别》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  行到水穷是离人泪。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正宫·滚绣球》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迟迟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越调·斗鹌鹑》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闲对着绿树青山，消遣我烦心倦目。潜入那水国渔乡，早跳出龙潭虎窟。披着领箬笠蓑衣，堤防他斜风细雨。长则是琴一张酒一壶。自饮自斟，自歌自舞。
《越调·小桃红》
水声山色两模糊，闲看云来去。则我怨结愁肠对谁诉？自踌躇，想这场烦恼都也由咱取。感今怀古，旧荣新辱，都装入酒葫芦。
《越调·紫花儿序》
也不学刘伶荷锸，也不学屈子投江，且做个范蠡归湖。绕一滩红蓼，过两岸青蒲。渔夫，将我这小小船儿棹将过去。惊起那几行鸥鹭。似这等乐以忘忧，胡必归欤。
《越调·拙鲁速》
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零，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
《别情》
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见杨柳飞绵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搂带宽三寸。
《中吕·混江龙》
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生平轶事
《西厢记》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一部剧作，在元代就被誉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她诞生七百年来，被全国多个剧种演唱至今，久演不衰。可关于《西厢记》作者王实甫的生平史料却极为少见。元末钟嗣成所编纂的元杂剧作家传《录鬼簿》，也只说他“名德言，大都人”，列“前辈已死名公才人”等，寥寥数语。也难怪，元杂剧作家大多是混迹于倡优之间，纵情风月的市井文人，无权无势无地位，谁会为他们树碑立传哪！
王实甫虽然生平史料留下的不多，但他的老子和儿子却都是元代显赫的官场人物，留下了一些翔实的史料，从中倒可以了解王实甫的一些形状。据《元史》记载，王实甫的祖籍是今河北保定的定兴县。他的父亲王逖勋从质子军，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至西域，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噜浑氏为妻。阿噜浑人在元代为色目人之一种，亦称回回人。这样，王实甫应该有一半回族血统。如果按现在的不同民族配偶所生子女，可自由选择族别的政策，王实甫可以选择汉族，也可以选择回族。至于元代的政策如  碧云天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元代色目人的地位是高于汉族人的。王实甫是回族，还是汉族？现在也只能是一个谜了。
王实甫的父亲，曾“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太原郡侯。”母亲阿噜浑氏，“赠太原郡夫人”。王实甫不仅出身官宦名门之家，而且他自己也是做过官的。先以县官入仕，因治县有声，后提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但总因“与台臣议不合，40岁即弃官不复仕。”王实甫40岁就当了省级领导干部，本来前途无量，却弃官不仕。回到大都后，他一头扎进关汉卿的“玉京书会”，出入于歌台舞榭之中，厮混于勾栏瓦舍之间，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生涯。
王实甫的儿子王结，《元史》中有传，“以宿卫入仕，官至中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地位显赫。”王结对自己有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父亲，大概觉得脸上无光，曾劝解父亲不要涉足“歌吹之地”，在家安心养老，有“微资堪赡赒，有园林堪纵游”。但王实甫痴迷于“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他乐此不疲，已不可能放弃他的创作了。王结也无可奈何。
元大都时期的西四砖塔胡同一带，有勾栏数十处，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王实甫、关汉卿等，整日流连于此，能体味到社会下层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
王实甫一生共创作了14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留有全本外，还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在戏剧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元杂剧的一个高峰，成为最具舞台生命力的一部佳作。《西厢记》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西厢记》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式，长达五本21折，不因篇幅限制而造成剧情简单化和模式化的缺点。这一形式上的大胆革新，对后来的戏剧创作起到了引领作用。
《西厢记》不仅是一部戏剧，她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谁不为这华彩的词章而拍案叫绝哪！
作品赏析
1、《西厢记》描写书生张生在寺庙中遇见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产生爱情，通过婢女红娘的帮助，历经坎坷，终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结合的故事。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有鲜明、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了青年男女  《西厢记》书影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争。《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而且它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封建势力的代表“ 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展开的冲突。这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此外，《西厢记》还有由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另一条戏剧冲突的线索，这些冲突虽然属次要，却是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常常和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推动戏剧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这正是《西厢记》令人叫绝之处。《西厢记》的角色不多，戏却很多，情节曲折。《西厢记》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元杂剧的一般惯例，用长篇巨制来表现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的爱情故事。因此它避免了其它元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造成的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能够游刃有余地展开情节、刻划人物。这是王实甫的一个创举。《西厢记》最突出的艺术成是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王实甫很善于按照人物的地位、身份、教养以及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鲜明地将其表现出来。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都由于王实甫的卓越才能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版本数量众多，流传至今的明清刻本约有一百种。明清两代的众多学者对《西厢记》评价很高，直到近现代，《西厢记》的各种版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备受人们的赞赏。
2、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它以五本的宏大规模来敷演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不仅题材引人喜爱，而且人物能刻画得更丰满细致，情节能够表现得更曲折动人，再配以与浪漫的内容相称的秀丽优雅而又活泼的语言，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关于《西厢记》的作者，有王实甫作前四本、关汉卿续作第五本的说法，也有说关作王续的，现在一般的看法是五本均出于王实甫。但第五本有一折中数人对唱的情况，这明显不合元杂剧的体例，且为前四本所无，它与前四本的关系乃至出现的年代，恐怕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王实甫，大都人，《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而位于关汉卿之后，据此推断他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天一阁本《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其他可靠的生平资料就很少。 
从贾仲明对他的吊词来看，他似乎是混迹于教坊勾栏的一个风流落拓的文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王实甫的剧作，见于载录的有十三种。现存的除《西厢记》外，尚有《丽春堂》，写金章宗时丞相完颜乐善仕途沉浮的故事；《破窑记》，写吕蒙正始贫终富过程中与刘月娥的曲折的婚姻，成就都不大。另外，《贩茶船》和《芙蓉亭》二剧各存一折曲文。他可以说是以一部《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所作吊词）。
3、《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故事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前者肯定张生抛弃莺莺的“忍情”变成了后者对张生和莺莺争取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赞美。而且诸宫调中的故事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戏剧性，很适宜用戏剧形式来表演。但作为一部艺术作品，《西厢记诸宫调》仍有不少显得粗糙的地方。它的情节不够紧凑，有些枝节铺衍过甚；它的人物形象也时有暧昧之处，如张生忽而因为得不到莺莺痛苦得要自  莺莺听琴杀，但在见到与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时，忽然又觉得自己同他“争一妇人，似涉非礼”，这一类情节对故事的爱情主题造成一定的破坏。 
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 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4、《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著名作品，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当为王实甫作。明代中叶以后，有人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始见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说是关作王续，始见于成化七年（1471年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无名氏《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或说是王作关续，始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凡此数说，皆不足征信。 《西厢记》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相国小姐崔莺莺随母亲寄居于蒲州以东的普救寺的西厢院，与张生发生情爱，后终遭遗弃。这个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李绅曾分别作《崔娘诗》、《莺莺歌》，吟咏此事。到了宋代，崔、张故事流行甚广。文人诗词以之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词中借用《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苏轼《赠张子野》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自注用《莺莺传》事。而苏门文人秦观、毛滂，则分别以崔、张故事为题材，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局。稍后，曾在颍州做过苏轼属官的赵令畤，把《莺莺传》改编为韵散相间、可说可唱的鼓子词，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收载于其《侯鲭录》中。鼓子词同意王铚《传奇辨证》以《莺莺传》为“微之自叙”的说法，删去原作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谴责悖义的元稹，同情深情的莺莺，并以莺莺被弃为憾事。同时或稍后，崔、张故事也进入了民间说唱和戏剧领域。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有《莺莺传》。元初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拷梅香》，可能都是演崔、张故事的。
在宋代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础上，金章宗时人董解元集其大成，创  《西厢记》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又称为《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以莺莺和张生的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代替了《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局，以崔、张同崔老夫人的冲突代替了原作张生和莺莺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主题，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又增饰了红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节，曲词也极为精彩动人，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张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诸宫调》的反对封建礼教，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从传奇、诗歌、鼓子词到诸宫调，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递。
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5、《西厢记》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较短小。《西厢记》突破了杂剧的体制，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述崔、张故事，而一折戏虽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数人轮唱，体现出作者的创新精神。明人有见于此，所以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作品特点
《西厢记》在元代杂剧中具有“天下夺魁”的艺术成就。
（一）作者突破了元杂剧每剧四折的结构，全剧写了五本，共二十一折，内容丰富，情节紧凑，故事曲折动人。
（二）剧中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莺莺、张生、红娘和老夫人都是古典戏曲中杰出的典型。
（三）在心理描写和景物气氛的渲染上，也都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四）文辞优美，诗意浓厚，很多曲文感情色彩强烈，富于音乐节奏，历来为人们所传颂。
剧情赏鉴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西厢记》的戏剧冲突　　《西厢记》写了老夫人为一方，和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的矛盾，亦即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叛离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矛盾。这两组矛盾，形成了一主一辅两条线索，它们相互制约，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莺莺和张生在佛殿中巧遇，两人一下子坠入了爱的漩涡，必然为“治家严肃”的老夫人所不容。当张生计退贼兵，本来答应婚事的老夫人突然赖婚，矛盾激化，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莺莺、张生不甘摆布，继续追求爱情。这时，崔、张与红娘之间又出现了性格的冲突。莺莺对红娘，既要利用她，又要表现出小姐的尊严，对红娘遮遮掩掩。在红娘，既埋怨小姐耍滑头，又怕被小姐倒打一耙，因而要小心翼翼。性格冲突，使剧中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到后来，老夫人作出让步，但提出要张生考取功名，实际上又为赖婚作准备。最后，张生衣锦还乡，在红娘和白马将军的帮助下，和老夫人当面质证，将全剧的冲突推向了最高潮。最终，老夫人不能再赖，张生莺莺取得了胜利，“有情人终成眷属”。　　全剧情节有起有伏，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作者以高超的写作技巧，让观众得到了完美的艺术享受。[1]《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1．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个性鲜明的形象塑造。　　2．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衬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心理描写十分细腻，多数场次饶有诗情画意，形成作品独特的优美风格。　　3．选择和融化古代诗词中优美的词句和提炼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熔铸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长亭送别》一折最能体现这方面的特色。如[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一曲里，作者用几个带有季节性特征的景物，衬托出离人的悲伤情绪，把读者引向那富有诗情画意的情境里。[1]《西厢记》的地位和影响　　1．地位：作为剧本，《西厢记》杂剧表现出的舞台艺术的完整性，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它问世以后，家喻户晓，有人甚至将其与《春秋》相提并论。　　2．影响：它的出现，也对后世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象《牡丹亭》、《红楼梦》等作品均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1]
人物赏鉴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 
  演出剧照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1、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2、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越剧版《西厢记》(20张)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捉摸、无以名状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回顾觑生”，“临去秋波那一转”。月下隔墙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神情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在危难之际，仗义修书，请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机遇，它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崔、张的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第二本第四折她唱道：《离亭宴带歇指煞》 ……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  张生与莺莺。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闹简”和“赖简”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莺莺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爱情。莺莺和张生自由结合的事情暴露后，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他们的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她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离愁别恨，“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头，又早上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甚至收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也未给她带来欢乐：“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莺莺和张生最后的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3、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4、《西厢记》里张生形象和红娘形象也十分生动。张生怀才不遇，湖海飘零，但他却重爱情甚于重功名，在应试途中由于邂逅莺莺而留滞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不同，杂剧将这一情节改为老夫人“逼试”，这就更突出了张生“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的心理特征。张生对爱情诚挚、执著而又专一，甚而至于近乎痴傻，前人评论张生形象，就常说他是“志诚种”。张生的性格既机灵又忠厚，有时还带些懦弱和傻气，显得既“痴”且“呆”，这就给这一形象染上了喜剧的色彩。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莺莺和张生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不仅一手促成了崔、张的私自结合，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陈说利害，维护崔、张的幸福。可以说，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圆满结局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拷红》这场戏之所以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实甫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形象，并通过红娘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崔、张恋爱的支持和歌颂，对纲常伦理的嘲讽和批判。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此外，剧中着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语言赏鉴
第一折
1、《西厢记》的语言是非常优美的，它把剧中的爱情故事描述得风光旖旎，情调缠绵，声口灵动，彼此相得益彰。剧中的宾白，基本上都是鲜活的口语，能够传达各个人物的性格和生动的神态。如老夫人赖婚的一节： 
老夫人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 
张生（背云）呀，声息不好了也！ 
莺莺呀，俺娘变了卦也！ 
红娘这相思又索害也！ 很简单的几句话，分别显出老夫人的虚伪、张生的惊恐、莺莺的意外、红娘的同情，戏剧效果很强。而剧中的曲词，则和关汉卿杂剧以本色为主、朴素流畅不同，它 
  祷祝明显地偏向于华美，形成一种诗剧的风格。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近于本色的段落，但一般也写得比较精巧；更有许多曲词，广泛融入唐诗、宋词的语汇、意象，运用骈偶句式，以高度的语言技巧造成浓郁的抒情气氛。像“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两段唱词：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己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叨叨令》） 
第一支曲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句，既写秋天之景，又写离人之情，情景交融，臻于化境，遂成千古绝唱。第二支曲用经过锤炼的口语，一泻无余地倾诉了别离的愁闷。相同句式的排比，既加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又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
《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杂剧这三部叙述同一故事的作品，展示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而《西厢记》杂剧的艺术成就尤为杰出，它在相当长的年代中持续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进步乃至人们的生活观念。 
通过《红楼梦》的有关情节，可以看到《西厢记》已经成了古代的一部爱情经典。2、在语言运用上，《西厢记》堪称古代诗剧的一个范本。朱权《太和正音谱》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西厢记》的语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适合舞台演出，在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张生的唱词爽朗热烈，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一致。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大家闺秀聪慧、优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表现了她机敏、巧慧、侠心义骨的性格特征。在元杂剧作家中，能够驾驭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像王实甫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西厢记》的语言构成，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体，适量而自然地融化前人诗词文赋中的语句，形成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艺术风格。《长亭送别》里崔莺莺一出场唱的三只曲子，就历来为人称道：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情景交融，含蓄细腻；第二只曲子借景写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从文转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紧扣莺莺的情感变化，表情达意，臻于化境。《西厢记》中的佳句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赞誉《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作品影响
《西厢记》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自它问世以来，就得到戏剧家、评论家的高度赞赏。明人都穆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南濠诗话》），王世贞称《西厢记》为北曲的压卷之作，王骥德认为杂剧南戏之中“法与词两善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称为“千古绝技”（《曲律》）。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焚书》中，对《西厢记》出神入化的艺术技巧发出由衷赞叹；清代戏曲家李渔更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自由《西厢》而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闲情偶寄》）
对戏剧创作，《西厢记》也显示出超凡的影响。他开创的青年男女密约幽期，反抗家长专制，最后走向喜剧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形成后世的一个基本套路。明清以来，以  第一折爱情为题材的戏剧受其影响，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即使爱情小说，如《红楼梦》也都不同程度地留有《西厢记》的某些印记，至于其他遍及天下的言情小说，受其才子佳人恋爱格局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
《西厢记》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自19世纪末开始，《西厢记》就被翻译成拉丁文和英文，虽然是零折翻译，但毕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经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各国出现。可见，《西厢记》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用一位日本汉学家的话说，它已“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伟大文学作品了”。
刊本诸多
明清两代《西厢记》的刊本很多，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清刊《西厢记》也有近四十种。明刊本以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而以王骥德校本和凌濛初校本影响较大。明清之际金圣叹批改《西厢记》，删去第五折，以《草桥惊梦》作结，现存的最早本子为清顺治间贯华堂刻《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本在清代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