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富善
人物资料
吴富善是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都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2年曾率部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志愿军空军联合冲击机指挥所政委。1975年他调任空军副司令员，1978年兼任空军学院院长，分管空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为空军部队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03年12月31日,空军原副司令员吴富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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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吴富善
1927年后任吉安青工学徒联合会副委员长、横江少先队支队长兼政委。1930  吴富善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第四军连政委，第一军团团政委、师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东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团政委、青年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委、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八路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卫戍司令员、嫩江军区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西满军区独立师师长兼政委、东北野战军纵队政委、第十五兵团军政委。
建国后参加了东北1947年秋季攻势和辽沈、平津、广东等战役。建国后，任广州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军区空军政委。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战役系。后历任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是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个人背景
出生时间吴富善
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横江镇良枧村的一个贫穷的农家。由于家境不好，为了糊口在1924年13岁时就只身一人来到吉安城里，找到一个叫“泰记”的布店当学徒，开始了打  吴富善工生涯。1925年听说市总工会开办了扫盲夜校，便跑去参加了扫盲学习。在扫盲夜校逐步地结识和接受了一些革新人物及其新思想。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革命热情高涨之时，吴富善在当时的吉安商民协会会长晏燃的引导下，于1927年16岁时参加了吉安市工人运动，不久就担任了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吉安市青工学徒委员会副委员长兼武装自卫队队长。这个阶段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师长随后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当时驻扎在吉安的北伐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的叶剑英师长，吴富善尊他为“革命师长”。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两人见面后是志趣相投，相谈甚欢，似有相见恨晚之感。据《叶剑英传》记叙：“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就与叶剑英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吴富善谈起对叶剑英的印象，说：‘他那时才三十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白净净的面孔，不大穿军服，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二十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我们常在县里开会碰头，见面。’”由于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彻底地背叛了革命。叶剑英对此非常不满，于是率部在吉安通电反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这期间，吴富善尽了自己最大的力，给予了不少的帮助，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后来遭到了蒋介石的镇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在吉安上空，大革命处于了低潮，他也转入了地下，回到了良枧村那个贫穷的家。1928年吴富善终于和横江镇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了，并于1930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带了近百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军团红四军第12师特务连文书。
团分支书记1931年任连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12师36团分支书记。1931年夏季的一天，吴富善带着特务连去打红石寨土围子。何为土围子多是有实力的大土豪劣绅的高墙大院，并且有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乃至百十人数量不等的武装队伍护卫，坚固难摧，易守难攻。经过一番努力，攻克红石寨后，红33团首长季振同陪同林彪视察红石寨战场。林彪一边视察，一边与季振同商量红33团进一步的行动，同时研究一些打“土围子”的战术问题。当他们走到一个豪绅的住宅里面时，林彪发现在地上散落了不少被丢弃的纸包。警卫员拾起一包打开来看，却看不出纸包里面是什么东西，便拿给林彪看。林彪仔细看了看，又用鼻子嗅了嗅，认出这些东西是人参，就拣了几包，送给季振同，自己也拣了几包。吴富善就问林彪：“这是什么东西？”林彪回答说：“是高丽参，大补的补品。”吴富善一听是大补的补品，便也拣了几包，拿回连里。他想，这些东西既然是大补的，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就特意买了几只鸡杀掉后，放了约一斤高丽参一起炖，炖出来的鸡肉发黑，味道很苦。但战士们听连首长说这是大补的补品，就硬着头皮吃了下去。不久，战士们开始流鼻血，有的断断续续流了一个星期才止住，真是好心办成了一件笑话事。1932年5月任红四军第12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932年8月任红三军第7师第19团政治委员。
总务处处长1937年3月任“援西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向山西太行山进发。
1937年7月任八路军129师第三抗日游击支队政委，和田长江队长带着129师第三抗日游击支队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开辟发展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们翻越太行山，从辽县进入武安县开展抗日工作，协助中共直鲁边特委在磁县贾壁阴沟诗成立磁县抗日县政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29师派吴富善到伯延与翟墨新接洽,然后决定派两位同志领导这支队伍。当时翟墨新和他的舅舅武伦佩(当地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民团团长)组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由于是一支自己组建的抗日武装队伍，缺乏打仗的经验，于是翟墨新跋山涉水数百里,到山西襄垣找到了八路军129师,要求派有打仗经验的同志接管他们这支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吴富善按照师首长的指示，在伯延与翟墨新和他的舅舅武伦佩就共同抗日的事项进行了具体的商谈。这两人非常高兴，后来在1938年3月,带上全队人马及武器和马匹,加入了陈赓领导的386旅，编为冀豫边游击大队，武伦佩为大队长、翟墨新任副大队长，在386旅先遣支队领导下继续与日寇周旋。
团政治委员1937年9月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政训处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政治委员。　
1938年3月初，八路军129师决定派385旅的769团袭击黎城，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然后由386旅在潞城与浊漳河畔的潞河村之间打一次伏击战，给敌人以歼灭性地打击。伏击战场选在哪里呢？在陈赓旅长召开的战前准备上，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地图上的一个地方：神头岭。从地图上看，神头岭确实是个好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但是，陈赓旅长却没有马上做结论，他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会场沉默，大家都还没有顾得上去看。“这不是纸上谈兵吗？”陈赓笑了起来，“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这样，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陈赓带着我们赶到神头岭，放眼望去，大家愣住了：实际地形和地图根本是两回事，公路不在山沟里，而在山梁上！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任何隐蔽物，只是在路两边不远处有一些国民党部队废弃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
山梁西部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那就是神头村，再往西便是潞城了。显然，这样的地形既不便于部队隐蔽和展开，也不便于预备队运动，是不宜设伏的。“怎么样？这一趟没有白跑吧！”陈赓对发愣的众人说，“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大家议论着，有的忍不住骂起国民党那地图来。772团肖永智政委说：“差点没上那地图的当！”771团吴富善政委说：“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不免又出乎众人意外，陈赓偏偏选了这个看来不宜设伏的地方，要我们利用国民党废弃的工事设下伏兵。1938年3月中旬，吴富善和徐深吉团长带着771团参加了神头岭战斗。当时我们771团埋伏在路北废弃的工事里，同时陈赓旅长还决定由我们771团抽出一支小分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择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772团3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3月15日，担负“钓鱼”任务的左翼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对黎城展开了猛烈攻击。次日，驻潞城的1500多名日军，慌忙赶往黎城支援。上午9时，当他们赶到神头岭附近时，看到公路桥被毁，才知道中了我们八路军的计，已经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就在他们掉转回头时，我们从正面和公路东、西两侧实施夹击。由于我方的火力、加之我们的迅猛冲击和地形地势等因素，日本鬼子的重火器在此时此地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我们的机枪则不断地向日军进行猛烈射击，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到鬼子中间，打得鬼子叽里哇拉的乱叫。这次战斗，我军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和骡马600余匹。取得了神头岭一仗的大胜。
1938年3月底为了给日军进一步的打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心以3个主力团，在响堂铺一带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响堂铺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邯郸长（治）大道上的一个小村。村南侧，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边，是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响堂铺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的咽喉之地。3月30日，徐向前副师长部署：386旅771团和385旅769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同时，769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为了打好这一仗，吴富善和团长徐深吉商量:我们771团担任伏击任务,应该多消灭些敌人,打后头100辆。随后召开了连以上干部战前动员会，明确要求各营、连以火力压制鬼子，伺机打汽车轮子，使得汽车开不动，鬼子也就跑不了了。771团于30日的夜晚进入设伏地。
31日上午，当由黎城开向涉县的日军汽车队约180辆汽车驶入伏击区时，我伏击部队向日军汽车队突然出击。日军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伏击他们。我们的机枪向日军车队猛扫，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到汽车上和鬼子中间，压制了日本鬼子的还击。日军有的趴在卡车车头上和车厢两边、有的从车上跳下来钻到车底下负隅顽抗。日本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有的汽车相撞了，有的汽车中弹了。战场上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四起。接着，我们参战指战员向日军车队发起冲击。这一仗打了大概两个小时多一点，战斗就基本结束了。这次战斗，我军共歼灭日军400余名，而且还击退了前来增援的千余名日军。当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将180余辆汽车一一点着，全部毁掉。1938年8月21日，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在太行山下的南宫成立，吴富善任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
百团大战
部署吴富善
1940年5月任129师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辖771、10、11三个团)。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正式下达了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在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配合活动的作战命令(百团大战)。根据总部作战的命令和指示，129师迅速对战役进行了部署。8月上旬，129师对冀南军区参战部队，发出了命令，其作战部署大致有这么几点：冀南根据地军民参加此役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控制的平汉、德石铁路和邯济公路及沿线敌据点进行大破击。其战役动员7个团(后实际是10个团参加)，并发动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配合行动。
战役第一阶段在战役第一阶段，冀南主要作战重点放在平汉线，及对平汉线车站和敌据点进行5天大破击；战役第二阶段重点放在破击德石铁路和邯济公路沿线敌据点；战役第三阶段，主要作战重点放在冀南境内敌主要交通干线。根据一二九师师部对冀南作战的部署，我冀南军区选调了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并对各军分区的作战进行详细的部署。各军分区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到敌交通线和据点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工作。与此同时，冀南各地的抗日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参战，并对群众进行了破击铁路的常识教育。根据师部指示，整个作战准备工作都是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的。
破击平汉路为了打好百团大战首次战役--破击平汉路，在侦察、动员等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冀南军区具体布置了三个破击队，即以四旅十团、十一团，七旅十九团为内(邱)高(邑)段破击队，统归易良品、吴富善指挥；以尹先炳、秦基伟指挥所属部队为邢(台)内(邱)段破击队；由王近山率领二十四团为邢(台)沙(河)段破击队。吴富善和易良品接受任务后于8月19日夜，带着三个团的内高段破击队，到达柏乡、隆平、尧山地区集结。同时，军区和各级内高段破击队以十九团破击内邱至冯村段，炸毁冯村南铁路桥两座，攻克了敌碉堡一个；十团也于当夜向鸭鸽营至古鲁营段发动攻势。正当我军向铁路线和车站发起猛烈进攻时，日军以火车两列、汽车数辆、装甲一辆，载200余日伪军向我正在进攻鸭鸽营车站的十团袭来。同时，敌火车两列，载兵百余，也向正在破击古鲁营的我十团扑来。我十团的指战员英勇反击，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重返太行山1941年4月，吴富善重返太行山，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不久，调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除了保障部队供给，有时还要作战。1942年5月25日，总后勤部被日军包围于壮地脑。吴富善在突围中跳下悬崖，受了点伤，跳出了日军的尾追。1944年奉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时，与夫人李榕一道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奉命奔赴东北。
个人影响
战争初期解放战争初期，吴富善任东北民主联军齐齐哈尔卫戌司令部司令员。当时的东北被前苏联和国民党控制，为不引起国际纠纷，中共人员只得秘密进入。1946年4月初吴富善巧装潜入齐齐哈尔市从事地下工作，收集情报。4月中旬，吴富善又化装出城到甘南，向省委和军区领导详细汇报，并提出攻打意见。24日凌晨2时至天亮，我军强攻收复了齐齐哈尔市。
林甸地委书记1946年6月任嫩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兼中共林甸地委书记。当时东北那地方，情况比较复杂。前苏联红军刚撤走，美蒋又拼命强占，土匪也很猖獗。记得是在1946年的中秋前后，我们接到情报，说是在我们的林甸发现一个大土匪带着约200人正在作乱。我当即电话骑兵三团，要求即刻围歼。后来王俊杰团长报告这次战斗共击毙土匪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四十多名，匪首被当场击毙。缴获轻重武器二百余件，战马一百多匹。匪首被当场击毙。整个战斗不到四十分钟，我军无一伤亡。
个人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