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江湖诗派
概念介绍
江湖诗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集而得名。江湖派诗人的生活年代不一，身分复杂，有布衣，也有官宦。但其中以那些因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的作品较有影响，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赵汝迕等，都是代表人物。
江湖诗派诗人多以江湖相标榜，作品表现了他们不满朝政，不愿与之合作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厌恶仕途、企羡隐逸的情绪。江湖诗派的部分作品对南宋社会有较为深刻的反映。这些诗作或题咏山川、或记述事件，借以抒发作者爱国情怀，发泄对朝廷的不满，指斥权贵的丑行，再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刘过《题多景楼》，敖陶孙《中夜叹》，刘克庄《开濠行》、《苦寒行》，赵汝迕《翁媪叹》，利登《野农谣》，乐雷发《逃户》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还常常抒写有志难申的苦闷心情以及寄人篱下的悲凉境遇。也有一些作品情绪低落，表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
江湖派诗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古体诗和七言绝句上。他们大都不满江西诗派在诗中堆砌典故、炫耀学问的倾向，力求平直、流畅。许多人和“永嘉四灵”一样，崇尚晚唐诗风，但又不像“永嘉四灵”那样专守律体，尽力锻造。一些江湖诗人喜欢仿古体乐府，或雄放劲切，或质实古朴；也有一些人专在绝句上下功夫，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就脍炙人口。
江湖诗派和“江西”、“四灵”一样，未能摆脱模拟之风。境界不高，气度狭小是他们的通病。由于疏于锻造，他们的一些古诗往往率意而成，显得粗糙；绝句也多存在明畅有余而含蓄不足的缺陷。[1]
社会背景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从1125年（宋理宗庆元年）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1224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2]
诗派成员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例如许棐的《泥孩儿》把“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 的泥孩儿与“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的贫儿作比，从而发出“人贱不如泥” 的慨叹，相当感人。[2]
代表诗人
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他又喜欢提携后进，故被许多江湖诗人视为领袖。他早期作诗颇受 “四灵”的影响，叶适甚至认为他是“四灵”的继承者。但刘克庄最敬服的当代诗人却是陆游，正是陆游的影响使他在题材取向上与“四灵”分道扬镳。刘克庄关心国事，金和蒙古的威胁使他忧心忡忡，南宋政治窳败、军队孱弱的现状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写了《国殇行》、《筑城行》、《苦寒行》等乐府诗来抨击时弊，例如《军中乐》：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自言虏畏不也犯，射麋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描写生动，揭露深刻，继承了唐代新乐府诗人和陆游的传统。
刘克庄在艺术上兼师唐、宋诸家，其诗歌风格呈现出多种渊源，其中尤以贾岛、姚合到“四灵”的一脉比较显著。但从总体上看，刘克庄的诗风并未受“四灵”的束缚，例如《郊行》：
一雨饯残热，忻然思杖藜。野田沙鹳立，古木庙鸦啼。失仆迷行路，逢樵负过溪。独游吾有趣，何必问栖栖？
思新语工，文字却不甚雕琢，风格平易明快，已与“四灵”诗风有相当的距离。
刘克庄的缺点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绝，往往一题多首，摇笔即来，未免粗滥。这也是江湖诗派的通病。
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他早年曾从陆游学诗，后来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陆游雄浑诗风的影响最深。他虽然身在江湖，但作诗则继承杜甫、陆游的传统，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绝少顾忌。例如《庚子荐饥》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言辞之尖锐，是宋诗中少见的。戴复古最好的诗是写对时事的感触，例如《江阴浮远堂》和《频酌淮河水》：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沉郁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气，语言浅切而耐人寻味，在江湖诗派中独树一帜。[2]
文学特点
江湖诗人效法香奁体的诗作，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题材上叙写女性及恋情
严羽与江湖诗人大致同时代，甚至被不少论者列入江湖诗派当中，他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认为，“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裙裾脂粉之语”。这个看法向无异议，明宋公传《元诗体要》卷八亦论香奁体曰：“唐人用此体言闺阁之情，乃艳词也，与玉台体相似”。可见叙写女性及男女之情是香奁体最突出的特征。
而江湖诗人所师法的其他晚唐诗人，都很少写或几乎不写男女之情。贾岛初为衲子后还俗，其诗集中提及女性的诗作仅有两首，一首为《元日女道士受箓》。此种题目若在温李等人的笔下，定会大大地渲染一番，写成类似李商隐《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一类的作品。但贾岛之诗仅直叙其事，毫无脂粉气味，中间两联“数星连斗出，万里断云飞。霜下磬声在，月高坛影微”更加可以见其诗作的本色。另一首为《友人婚杨氏催妆》，诗曰：“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此诗倒是思致缠绵，但这只是他替友人所作的“催妆诗”，实属特例。姚合集中言及男女之情的诗作也只有三首，《惜别》与《欲别》都是离赠之作，而《杨给事师皋哭亡爱姬英英窃闻诗人多赋因而继和》是唱和之作。姚贾似乎对友情看得比爱情更重，他们集中与友人酬答寄赠及叙写别后思念的诗作颇多，而言及女性爱情的仅上述几首。
许浑诗歌重在叙写南国山水的清丽景色及抒发旅途寂寞、怀古伤今之情，也不以写爱情见长，他的《神女祠》、《题舒女庙》、《题义女亭》等诗纯系游览怀古之作，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作如《送段觉之西蜀结婚》、《观章中丞夜按歌舞》等才旁及男女之情。至于杜荀鹤和罗隐，他们最优秀的诗歌都是一些讽世之作。
宋人多用词写男女之情，而在诗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四灵诗作尤为如此。在徐照的《芳兰轩诗集》中，还有《题真娘墓》、《题桃花夫人庙》、《宫词二首》这样的题目，而翁卷的《苇碧轩诗集》中，只能见到一首同情民生疾苦的《东陌路旁养蚕女子》，至于在赵师秀和徐玑的集中，女性的身影则荡然无存。江湖诗派是宋代唯一一个在诗中较多言及爱情的诗歌流派，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学习“香奁体”，师法了擅长写男女之情的韩偓。
二、风格婉丽缠绵
姚贾和四灵之诗重在以清新刻露之辞写野逸清瘦之趣，诗风趋于寂寞寒苦。许浑则偏好于写江南水乡景色，诗歌显得工切圆熟。而韩偓的香奁诗善于抓住女子刹那间的神态情思作深入细致刻画，或者书写别后悠长无尽的相思之情，自然形成了一种深婉清丽的风格，如其《寒食夜有寄》云：“风流大抵是伥伥，此际相思必断肠。云薄月昏寒食夜，隔帘微雨杏花香。”江湖诗人们学习韩偓，效法的正是这类诗作，如施枢《晓寒》云：
曲曲屏山忆梦中，峭寒成阵入帘栊。宿香销尽金猊冷，一树梅花怯晓风。

影响意义
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比所学的唐代诗人的面要宽得多，同时又多少受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影响，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