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庞勋兵变
背景
唐朝藩镇的灾难只限北方，吐蕃的灾难只限西方，宦官朋党的灾难只限于中央政府。如果从徐州（江苏徐州）向：丁陵（湖北江陵）划一条线，就可发现面积占全国一半的东南地区在九世纪初期，始终保持安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关中地区（陕西省中部），因灌溉系统被吐蕃兵团所破坏，已不能自给自足，一向仰赖东南的粮运。东南的安定，是中央政府存在的保障。
可是，东南地区不可能长期地跟混乱隔离，犹如一个血癌患者，他的一半身体不可能单独健康。九世纪五十年代后，东南各战区就一个接一个爆发兵变。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南诏占交趾，唐政府召徐泗兵三千人赴援，后以八百人戍守桂州（广西桂林），庞勋任桂州戍军的粮料判官。咸通九年（868年）七月，戍卒已远戍六年，思归心切，观察使崔彦曾要求再留一年，此时戍卒怨愤，在桂州哗变，杀都头王仲甫，推庞勋为首领，自行北归，由桂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回到徐州。途中俘崔彦曾，广大农民纷起响应，一时声势大震。占据淮口，威胁长安。咸通十年（869年）唐朝廷派康承训、王宴权、戴可师等二十万前往镇压，分三路进攻。戴可师率三万羽林军恃勇轻进，渡过淮河，占领泗州东南的都梁城（在今江苏盱眙东南），此时庞勋军在半夜悄悄撤出。戴可师进入都梁城，仅是空城。第二天，天降大雾，濠州王弘立引兵数万大军重新杀入，纵击官军，三万官军全军覆没，戴可师死于乱军之中。这时庞勋错失先机，自谓天下无敌，纵情淫乐。不久宿州守将张玄稔叛变降唐，情势由胜而败。咸通十年（869年）九月，庞勋自徐州引兵西撒，唐军以八万之众紧追不舍，庞勋不敌沙陀将士，又退至蕲县（今安徽宿县南）渡河，降将李兖拆毁渡河之桥，庞勋军已无退路，为康承训等人所击杀。史称庞勋之变。 
起因
兵变的起因，千篇一律地由于司令官的昏噩和贪暴。出任司令官的人，往往不是靠才干而是靠谄媚和巨额贿赂。谄媚自身可以具备，贿赂则多半来自商人的高利贷款。当时人称这一类的司令官为“债帅”，他们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贪污，以求偿还贷款。第二件事是继续贪污，以便用继续贿赂来保持职位。贪污的方法很多，主要的则靠冤狱，像表中岭南西道战区节度使蔡京，他为了勒索，所用的酷刑之中，竟有纪元前十八世纪的“炮烙”一种。世界上最野蛮的海盗在勒索赎金时，都不会如此。 
过程
影响最大的一次兵变发生在桂州（广西桂林）。南诏王国九本世纪又因不能忍受唐政府边疆官员的骚扰而与中国决裂，曾两度攻陷交州（越南河内），中央政府命全国各战区派兵赴援。其中由武宁战区（徐州·江苏徐州）派出的二千人的部队，于六十年代八六三年春，进驻桂州。政府宣布的是三年为期，期满即行调回。八六五年冬，三年期满，战区官员遥远地颁下一纸命令，续延一期，声明绝不再延，他们只好在三千公里外的蛮荒异乡，再驻屯三年。到了八六八年，第二期又满，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返乡之际，战区官员又遥远地颁下第二纸命令，再延续一年。而一年后会不会再续延下去，没有人敢肯定回答。他们向战区所作的申诉请求，都像撞到石头上。思乡的士兵除了叛变外，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后都不能回去。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回去，推举一位负责管理粮秣的低级军官庞勋当领袖，攻破军械库，取得武器，即向东挺进。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势如破竹。中央政府这才大为震动，一面下令大赦，准他们回乡；一面命沿途地方政府予以照料保护。庞勋和这一队被逼反的战士不是傻瓜，他们知道一旦回到徐州解散，接着就是一网打尽的逮捕和屠杀。所以在抵达徐州之后，即行攻城。城垣不久陷落，坚持主张延期的大营总管理官（都押牙）尹勘、训练司令（教练使）杜璋、作战司令（兵马使）徐行俭，全被捉住剖开肚肠。以严苛闻名的节度使崔彦曾，囚禁了一些日子后也被处决。 
结果
政府征调大军讨伐，但无法取胜，最后靠蔚州（河北蔚县）州长（刺史）李国昌的沙陀兵围，才把庞勋击溃。叛变历时只有一年零五个月，并不算久，但在一年零五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血战，双方死伤，有十余万人。长江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大部分残破。庞勋以二千人敢向中央政府挑战，而且不断获胜，显示政府军在腐败的债帅统率下，已丧失了战斗能力。假设没有沙陀兵团的介入，没有人敢预料它的发展。
沙陀是突厥民族的一支，定居在蒲类县（新疆奇台东南）之东。上世纪（八）中叶，中国丧失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之后，即归附吐蕃王国，作侵略中国的先锋。但因为他们太骁勇善战，引起吐蕃的戒惧，打算把他们南迁。沙陀部落得到消息，即于本世纪（九）○○年代，转战东奔，向中国投降。唐政府把他们安置在灵州（宁夏灵武）附近。三十年代时，曾袭击回匕汗国的王庭。以后逐年东移，屡次帮助唐政府建立功勋，唐政府就任命它的首长李国昌担任蔚州州长（刺史）。庞勋兵变在高压下平息，但政府的胜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败的前奏。
唐朝和南诏之间近10年的战斗使中国人在几个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价。人员伤亡是很明显的。但是经济的花费也很巨大，因为南方军队要求内地藩镇经常增援和需要守卫边境的大量物资。鉴于严重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骚乱已使政府处于困境，对于人力和物资不断增加的要求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是无法满足的。 对岭南和安南军队的供应首先要通过国内路线运输，主要经由灵渠输送。但是很快便发现这些国内路线是不够的，862年，政府接受建议，改由海道向安南运输给养。对于南方租赋握有大权的盐铁使在长江地区包租船只，将物资运往南方。所需谷物从已经遭受严重经济苦难的淮河和长江下游各地征收，有些还征自较远的北方沿大运河边的河南地区。这些较北的地区比起江淮地区来当然更为贫困，那里不但遭受沉重的赋税之苦，而且容易发生破坏性的自然灾害。858年秋天，严重的水灾遍及整个大平原；大运河沿岸人口众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没，数万户家庭被毁。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和蝗灾，其结果是普遍的饥荒。然而，正是在那一年，运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资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征用的。下一年又发生了一次黄河大水灾，波及从洛阳到淮河地区的泗州之间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这些自然灾害加上不合时宜地征发供应南方军队的粮食，无疑导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会大规模的动荡不安。 
从这些地区派往南方的戍军造成了9世纪60年代最严重的暴动——庞勋叛乱。虽然起义发生于遥远的岭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宁，这是一个紧要的战略地区，位于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交界处。汴渠是长安取得迫切需要的长江下游流域财富的生命线，它朝东南流经武宁。为了保卫这条供应线，此地由重兵戍守。
从9世纪初开始，那里的戍军已经周期性地发生兵变。政府经常设法恢复秩序并先后指派几个武宁的节度使，但是他们对地方戍军的权威是不可靠的。在9世纪整个上半期，武宁仍是一个有问题的地区。 　　武宁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阴历七月发生一次次新的戍军暴动。政府决定，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使该地完全非军事化，并置于观察使管理之下。862年由于动员了2000名士兵前往岭南戍边，当地戍军已经减少，留下的军队起来闹事，似乎可能是他们之中有那么多人被遣往南方的决定引起的。为了镇压兵变，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强有力的统帅王式（他在扑灭裘甫起义后二年仍驻在浙江）。当带着镇压裘甫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进入武宁治地彭城以后，他立即采取严酷的手段，将大批戍军处死，并将其余的人解散。863年阴历四月，一道诏旨命令将彭城变成“文都”，并将它置于北边的兖州管辖之下。 
但是事情远未解决，它只是产生了新的更加麻烦的问题，从城市逃亡或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为盗匪，使周围的地区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朝廷在该地区宣布大赦，并允许所有愿意重新入伍的前军人前往岭南服兵役，然后可能转到北方的正规军中。但计划是去重建武宁军，还是把军队驻屯他处，则不得而知。事实是有3000人投降，并被送往南方，和两年前遣送去的2000名武宁军士兵会合。认为麻烦将会因此而结束的任何愿望证明是过于乐观的。868年，即在和南诏的敌对行动结束之后两年，关于862年来自武宁军的部队应在三年服役期满后北返的诺言又没有兑现。据说这是因为官府没有足够的钱将士兵们遣返回乡。868年阴历七月，屯驻桂管（岭南西北）的800名武宁军士兵在他们的粮料判官庞勋领导下哗变，开始回军北返。
朝廷决定对此次暴动予以赦免，允许士兵们在护送下返回家乡，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们已经照办，但他们怀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是一种使他们丧失警惕的诡计，还怀疑朝廷将在他们返回武宁途中加以袭击，或在转回途中将他们处死，因此他们采取措施重新武装起来。他们乘船航行到长江口，进入淮南，当时该地归节度使令狐绹管辖。令狐绹的属官们力劝他粉碎庞勋一伙，他们认为这是相当容易的。但是令狐绹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只要庞勋不在“长淮以南”引起麻烦，对于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毫不在乎。他宣称：“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庞勋处试图安抚造反者，甚至供给他们食物。令狐绹让庞勋团伙和平通过他的辖地的决定受到了后来若干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玩忽职守。但是，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着不安和紧张局势，同时鉴于令狐绹自己和朝廷的紧张关系，他的决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