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德寿寺
结构
  德寿寺德寿寺的前、中两殿均约15米见方，为硬山式砖瓦建筑。前殿有前后两门，后门为券门。中殿前有三门，中间大、两侧小，后有一大门。后殿约22米见方，建筑为平顶重殿结构，前有一门。在后殿正中供奉着一骑骡子女天神像，像前有五层纱幛遮盖。寺里最数中殿壮观，正面前檐为18根明柱承托，每根柱上有三铺坐斗拱叩接，拱以子拱、斗以户斗为中心，有散斗6个。除柱头斗拱外，还有补间三铺坐斗拱六座，阑枋与斗拱之间皆加装饰，精巧细美，浑厚古朴。
历史
  德寿寺清朝顺治初年，清世祖曾将位于北京南郊的皇家苑囿南海子中的行宫加以修葺，作为四时游行之处所，并在苑中 建有一座德寿寺，其“规制崇丽，庭中金鼎，范冶精致”。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德寿寺山门三间，东西建坊二，大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殿后随墙门内为御座房”。到了乾隆20年（1755年），乾隆帝将该寺重加修葺，45年（1780年）时又再次重修，并将德寿寺改为皇家寺院。其后，寺中即由藏传佛教的僧侣为住持，“岁时讲佛事，以为国祝禧”。
为何乾隆皇帝在25年间两次修葺德寿寺，并将该寺改为皇家寺院，又将其作为藏传佛教寺院？据《清实录》和《藏族简史》等史料记载，清朝顺治皇帝9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顺治帝邀请赴京受清廷册封时，清世祖即在南苑德寿寺予以召见并赐宴，还特为其修建了黄寺作为留京期间住所地。五世达赖于当年12月至京，翌年2月返回西藏，顺治帝不仅派礼部尚书及理藩院侍郎等专程前往代噶，并赐以15页有满、汉、蒙、藏4种文字对照的金册，颁发四体合璧之金印，并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正式确定，以达赖为代表的格鲁派也在西藏开始掌握了实权。
教派
  德寿寺又据《班禅大师全集》及《藏族简史》记载，六世班禅于乾隆45年（1780年）到京庆贺乾隆帝70大寿，先至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后随乾隆回到北京后，乾隆以当时顺治帝迎接五世达赖的隆重礼仪在德寿寺接待。内有各持香花法器的僧侣及清例仪仗，外有甲绒、昌都、察雅、巴塘、理塘等康区18家土司代表长跪膜拜。民国年间，德寿寺虽毁于大火,但建于乾隆20年（1755年）的两通高达7.9米的御制汉白玉大石碑却保存完好，一通汉文，一通满文，而且有记载接见达赖与班禅史实的乾隆御笔诗镌刻在碑上。“德寿禅林成世祖，尔时达赖喇嘛朝。何期一百经年久，又见班禅祝嘏遥。”诗文准确记述了清朝政府两代皇帝在德寿寺分别接见五世达赖与六世班禅的历史盛事。藏传佛教发展可分为前弘期与后弘期两个阶段，并逐渐形成了若干大的宗派。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均是。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格鲁派则是藏传佛教中的主流派别，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影响力最强、势力范围也最广的一个主要宗派。清顺治九年(1652)三月初七日，五世达赖喇嘛从西藏启程入京朝觐，十二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率队来到南海子，顺治皇帝在旧衙门设宴隆重接待五世达赖喇嘛，并命户部拨供养银九万两。  德寿寺清顺治九年(1652)三月初七日，五世达赖喇嘛从西藏启程入京朝觐，十二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率队来到南海子，顺治皇帝在旧衙门设宴隆重接待五世达赖喇嘛，并命户部拨供养银九万两。五世达赖喇嘛向顺治皇帝恭进“马匹、方物”。第二天，五世达赖喇嘛即移驻北京黄寺。五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顺治皇帝与他多次会见，“宾之于太和殿”，并赐以金银、缎币、珠玉、鞍马。五世达赖喇嘛也多次为顺治皇帝诵经祈福，缮写哈达敬献。顺治十年(1653)二月，五世达赖喇嘛返归西藏。行前，顺治皇帝复御殿赐宴，为其饯行。顺治十五年(1658)，将皇家苑囿南海子中的明代旧衙门提督官署改建成行宫，并在当年他与五世达赖喇嘛会见的地方兴建了这座南苑德寿寺，以为纪念。如今，在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还完好地保存着一幅五世达赖喇嘛觐见清顺治皇帝壁画。壁画正中绘有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正在亲切交谈。当时的顺治皇帝正是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图中人物形象生动，服饰写照真实，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历史的真实见证。清乾隆二十年(1755)德寿寺被一场大火烧毁，后重修。乾隆皇帝每次到南海子游幸，都要到德寿寺瞻礼敬佛。尤其喜欢到德寿寺禅房休憩，“偶来兰若幽、颇爱禅房美。”“素爱禅房静，频来有句酬。”在德寿寺禅房内，吟诗挥毫，他一共写了20多首有关德寿寺的诗文，其中描写“德寿寺禅房”的诗文就有7首。 德寿寺(17张)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适值乾隆皇帝七旬寿辰。乾隆皇帝以“夫朕七旬不欲为庆贺繁文，已预颁御旨”(见乾隆御制文二集《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下诏免去庆贺致礼。六世班禅喇嘛闻讯后，通过章嘉国师主动表示要入觐朝贺。乾隆皇帝欣然允其所请。乾隆对六世班禅喇嘛入觐朝贺极为重视，不仅在承德避暑山庄为六世班禅修建了一座须弥福寿庙，又在北京香山静宜园仿照西藏庙宇建筑风格营建了一座宗镜大昭之庙，简称昭庙。“既建须弥福寿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之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釐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见《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七)同时，在北京皇家苑囿南海子德寿寺内改建了“御座房三楹”，用以接待六世班禅喇嘛。不仅如此，年近古稀的乾隆皇帝还以极大地热情，开始学习唐古忒语(即藏语)。“昨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兼习唐古忒语。今蒙古及回语已精通，其番语、唐古忒语亦能解名物器数，而尚弗纯熟，未能言达事之始末。”(见乾隆御制诗四集卷八十《古稀》诗注)经过近二年的努力，乾隆皇帝已经基本上能看懂藏文文件和用藏语会话。为避免火灾，自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寿寺重修后，寺内就没有居住过喇嘛僧。此次六世班禅喇嘛进京朝觐，与乾隆帝十分投契，“相看如旧识，会意亦通辞。”破例允许六世班禅喇嘛在德寿寺驻锡讲经，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喇嘛进京朝觐的重视。 
  德寿寺格鲁派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并很快兴起，应从15世纪说起，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并沿袭帕主时期的第悉（第巴）制度，特别是不久之后（1652年）的五世达赖喇嘛受顺治帝的邀请，进京接受清朝政府的册封，这次册封尤以在北京城南郊德寿寺的高规格的接见与款待为标志。自此，达赖喇嘛的封号正式确 定，直至今日仍沿续此称谓。对于这次历史性的接见与册封，西藏人民和藏传佛教界非常珍视，远在雪域高原的布达拉宫内，至今仍珍藏着顺治皇帝在德寿寺接见五世达赖喇嘛的壁画及敕封的金册和金印，清朝政府对五世达赖与六世班禅的两次重要接见，进一步促进藏族和内地各族人民的友谊，推动了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及地位的确立。北京虽与拉萨远隔数 千里，但珍贵的历史文物却记载着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北京人民也非常珍重对西藏人民的友谊，为保护这一珍贵文物，北京市政府已批准对现存德寿寺的文物进行科学保护防止风化和腐蚀，文物所在地的大兴区政府也在将其确定为区级重点文物的基础上并划定1.92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防止在大规模开发和改造中侵占寺址，并创造时机修复德寿寺，以恢复其往日的辉煌。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文物是最好的见证，德寿寺的两次接见和西藏布达拉宫中现存接见壁画、敕封金印、金册，再一次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人民与内地人民的友谊长存！
意义
  德寿寺老北京人都知道，在北京安定门外有一座西黄寺，它因为在清代顺治、乾隆年间接待过西藏五世达赖、六世班禅而闻名于世。可是，您也许不知道在位于大兴区的皇家苑囿南海子里，也有一座寺庙与五世达赖、六世班禅有密切关系。南海子德寿寺是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的第一站，是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喇嘛“导诸藩倾心归命”，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地。
保护
  德寿寺德寿寺遗址和两座穹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现为大兴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碑为汉白玉质，形制相同，碑首四龙盘顶，碑身四边浮雕飞龙祥云。整座石碑高大宏伟，雕工精细，为北京地区罕见。其中西首碑东侧镌刻的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季春再叠庚子诗韵》；西侧镌刻的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仲春月题德寿寺》诗及其诗注，极为重要。诗文记述了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在此接见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史实。德寿寺虽已不存，但它在促进我国各民族团结，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上所起过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德寿寺清乾隆帝御制碑。大兴县文物保护单位。碑有2座，均为汉白玉制，分居东西面南而立。两碑形制相同，螭首龟趺，通高7.50米，龟座长3.30米，高2.05米，碑身面宽1.80米，厚0.93米。碑首四龙盘顶，碑四边浮雕龙云宝珠。雕工精细，为北京地区罕见。碑阳镌刻乾隆帝所撰《重修德寿寺碑记》和《宝鼎歌》，碑阴及两侧镌刻乾隆帝《题德寿寺》等诗6首。东碑镌满文，西碑镌汉文。德寿寺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乾隆二十年毁于火，后重建。双碑为重修德寿寺时敕建，立于大殿院内。民国年间德寿寺被焚毁，仅存两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