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理生
马理生本人的介绍
马理生  Martin C．Morrison，（1826—1870，有的不少文献作毛里逊，近年又多作马礼逊）。其父Robert Morrison（1782－1834），即老马礼逊。马礼逊从1807年来到中国到死在广州，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又是在中国的伦敦会教会创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经的最早翻译者；他出版印刷了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把中国文化经典《三字经》《大学》等翻译成英文，诸如此类。
其兄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即马儒翰。他生于中国澳门，是马礼逊的原配夫人玛丽生的第二个孩子（长子夭折），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十六岁(1830年)就在广州作英国商人的通译，1833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商务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经手翻译；后来又参与了鸦片战争直到签订《南京条约》的全过程。1843年，任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的马儒翰因疟疾死于香港。从马儒翰开始，Morrison译名就开始多起来了。除了“秧马礼逊”，《清史稿》等书写作“马利逊”，《筹办夷务始末》作马履逊。
1824年11月，老马礼逊在英国续弦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1iza A．Morrison)，1826年举家返回中国，他们后来生了4个孩子，马理生很可能是生在澳门的，并且生活到1833年底才随其母返回英国。
马理生在二十岁时即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福州领事馆翻译。1855年，任驻华商务监督的秘书兼翻译。次年，调任英国驻广州领事。1858年调厦门任领事，同年12月调回任福州领事。马理生很可能是著名地理历史著作《外国史略》的作者：魏源著名的《海国图志》中引用《外国史略》达60处。有的人怀疑马理生的中文能力，认为他的中文程度不可能写出《外国史略》，其实这是没道理的。《西方汉学经典译丛 中国的犹太人》提到他1850年即翻译过一封某人写的中文信件。1855年10月厦门绅商抨击外国人贩卖劳工的一个揭帖传单，其英文译者译者亦为马理生(M．C．Morrison，资料中译为莫里逊)。1857年伦敦出版的一本书（Robert Fortune：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中则写道“英国驻广州的副领事，摩里逊先生(M．C．Morrison)中国话的程度很高，表示愿意陪我同去。”
咸丰年间，在清朝官员的文件中出现的马礼逊，一般就是马理生。例如1858年2月闽浙总督王懿德的奏折称“马礼逊因新到福建管理通商事务再三求见”。山东巡抚则和孔府曾奏报皇帝《邹县白莲教势众官军接仗溃败及防范英领马礼逊等在德州活动通商情形》。 
清朝的总理衙门档案中，1860年12月有一份《派马礼逊署理天津领事官由》照会，可知此时马理生被调到天津任领事。这也与“1861年年初，英国驻华公使派马礼逊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马礼逊从天津由陆路到达德州”的说法相吻合。马理生先考察了山东省内地，认为河流狭窄水浅，大船不能行进，遂仍在登州沿海选择开埠地点。3月5日，马理生行抵济南，7日，与山东巡抚文煜相见，随后来到登州考察，最终的结果是：烟台芝罘替代蓬莱成为开放口岸，从此，烟台商埠开始了一百五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马理生本人也顺理成章的成为烟台山上的第一任英国领事，直到1869年11月。1870年，马理生死于英国。
汉学研究
1.《圣经》中文全译本 
第一个在中国把《圣经》完整地译成汉语的是马礼逊。马礼逊来华的主要使命，就是将《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他在以前天主教传教士翻译手稿的基础上，从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到1819年，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 1810年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全部《新约》译完，181  马礼逊纪念中心4年出版。与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21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新约》部分由马礼逊独自完成，《旧约》是米怜和马礼逊共同完成，所以有人又把这个译本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这些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 
英国海外圣经公会在马礼逊翻译《圣经》时给他提出的要求是译文应忠实于原义，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并博得中国对它的尊重。马礼逊认为，作为一名译者，应负有双重任务：其一，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确、熟练的文字，将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达出来。早期翻译《圣经》其中一大难题在于由零开始，要创立一套术语。“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词汇都是来自马礼逊译本，由于马礼逊译本的自身特点及其翻译原则使得它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 
马礼逊的大量译经工作是在澳门完成的。这部中文《圣经》在印制过程中，英国方面共捐赠了六千六百英镑，美国方面共捐赠了三千六百余元西班牙银币，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共捐赠了一千元西班牙银币。 
马礼逊译经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作为基督教经典，它的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中国人得探《圣经》教义的全貌，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中国严禁传教士布道的情况下，散发《圣经》译本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就成为在华传  马礼逊教士进行传教的一个重要方式，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因为出版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2.辞书编纂及汉语研究 
（１）《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又译为 《中国语文字典》）的编纂，开始于1808年。马礼逊编这部字典的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东印度公司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为此拨了一万二千英镑给马礼逊，并同意由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澳门的印刷所承担印刷。 
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在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书名为《字典》。这卷是马礼逊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按汉字笔画分成二百十四个字根排列，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 
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书名为《五车韵府》，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1820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 
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 
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嚆矢。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收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资料，仅在“孔”之下，马礼逊就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并对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加以概述。这样就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增添了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在《华英字典》中，马礼逊对中国的学校教育介绍得比较详细，对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都作了考察。《华英字典》对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也涉及不少。其中，马礼逊着墨最多的是天文学。马礼逊给出了中国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称，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举出92个星的名字。关于戏剧，马礼逊追溯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他认为中国的戏剧起源于唐传奇，到宋代时称戏曲。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其次，《华英字典》作为中国英汉字典编纂之嚆矢，被以后来华传教士奉为“圭臬”。还有，《华英字典》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华英字典》出版后不久，就有日本翻译家准备把它译成日文。再有，《华英字典》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国近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 
实际上，《华英字典》的出版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西方学者的想象，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出版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出版史，它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出版的序幕，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华英字典》的出版催生了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的诞生，尽管这是在葡萄牙人管辖下的英属印刷出版机构，但正是这一机构的诞生，引起了其他西方列强以及各教会的效仿，纷纷选择在中国设立印刷所、出版机构以强化对中国的文化渗透。随之，清廷与中国的官商、民商也逐渐认识到了现代印刷、出版的力量，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印刷、出版的诞生以及发展。另外，因为印刷 ，制造了第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并使用机器印刷，开创了中文图书采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现代出版历史首创。因为印刷《华英字典》，中国输入了第一台现代化的印刷机，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来说都是崭新的。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家庭作坊式或官办作坊式的西方现代出版业模式被引入中国。无论是资金运作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还是编辑模式、印刷方式、发行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变革。 
《华英字典》对中国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虽然《华英字典》主要取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古代典籍，但也有部分是来自他在应用中文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当然，《华英字典》也有不足之处。马礼逊囿于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的有些评论存在不当之处；有些词句的汉译不准确甚至有错误。 
（2）其他汉语研究著作 
除《华英字典》外，马礼逊还著有《通用汉言之法》、《 中国大观》和《广东省土话字汇》等文学著作，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其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有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通用汉言之法》 
《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马礼逊关于中国语言学的第一部著作，书名系马礼逊自定，全书共280页。马礼逊在序言中明确说明，他撰述该书的目的是给学习中文的学生提供切合实际的帮助。该书首先是关于中文独特性的评论，然后依次是：中文拼音表/汉语词汇的欧洲拼字法/音节表/声调/声调练习表/汉字的书写方法/汉字的结构/部首表/中文字典/标点法/名词/数词表/名词的数、性、格/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韵文/代词：人称代词、疑问代词、表示代词、关系代词、个别代词、不定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地方土话、诗学。最后，马礼逊介绍了中国的诗歌及韵律，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规则。概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详细介绍了《诗经》的内容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除诗歌外，马礼逊指出中国还有赋、曲、辞、词、并翻译了《寄友人·忆父》、《送春辞》、《江南曲》等。 
——《中国大观》 
《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是马礼逊继《通用汉言之法》之后的第二部文学著作，由东印度公司资助，于1817年在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关于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马礼逊坦言是为了帮助学习中文的学生，并非供人娱乐用的。该书包括年表、地理、政府、节令、节日和宗教神学等部分。 
——《广东省土话字汇》 
马礼逊在中国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学习中文，既要会官话，又必须掌握方言。而在广州在澳门乃至南洋进行传教和商务，学会广东省土话则为必需。因此，在1823年编纂完《华英字典》后，马礼逊便着手编纂一部方言字汇，终在1828年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在澳门出版《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广东省土话字汇》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英汉字汇，第二部分为汉英字汇，第三部分为成语词组；最后附有英国文语凡例传。 
3.与马礼逊有关的报刊 
调整对华传教策略，选择印刷出版这一手段，创办出版社，刊印书报，传播基督教义是马礼逊对西方教会的最大贡献。 
（1）《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第一份中文期刊的出现是由马礼逊筹划，请米怜负责编辑，在南洋印刷出版，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年创刊，到1821年停刊，共出了七卷。撰稿人有马礼逊、米怜和另一个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最初每期印五百本，后来增加到两千本，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还秘密运送到广州和澳门一带散发，内容有一部分是传教，其余刊载时事新闻。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其影响是广博而深远的，在近代中国的印刷、出版、新闻、传教以至中外文化关系等，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国近代报刊发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此刊对促进基督新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此刊宣扬基督教义的同时，对儒、释、道进行了攻击；第三，此刊对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在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上起到一定作用；第四，此刊首次引用西洋标点符号顿号和句号。中国古代作文不用标点，全凭语感断句理解，往往因句读不同而引起歧义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使用标点符号，虽然只有两种，这对文化素养不高的普通人阅读理解提供了方便，同时尽量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对中国文学从文言文向近代白话的过渡也有积极意义。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具体编务由米怜负责，其对刊物的贡献显而易见，但马礼逊于《察世俗》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察世俗》的创办乃二人共同议定，而其宗旨更是实践了马礼逊以出版物作为辅助传教方式的构想。不仅如此，马礼逊亦曾亲自为其撰稿。正是马礼逊的远见卓识，才使《察世俗》得以成功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先声。 
（2）《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它是在马礼逊的倡议下创办的。 
马礼逊不仅是《中国丛报》的创始者，而且是前期重要的撰稿人。据统计，仅1832年到1834年马礼逊去世前短短几年间，他为《中国丛报》撰稿达97篇。马礼逊的撰文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语言、文学、人口、自然、物产、哲学、宗教、对外关系等。 
《中国丛报》到1851年停刊，共出版20卷。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份由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其影响是巨大的。它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政治、农业、儒家经典、文学作品等方面，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并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刊登清朝皇帝的上谕、大臣的奏折，直至军事实力、海防现状，为欧美各国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丛报》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为传教士所办，撰稿者也多是传教士，他们基于宗教与道德的立场，大多对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对鸦片商人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为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辩护。 
《中国丛报》以其丰富的史料为当时乃至后来治学者所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学术评价
在许多方面，马礼逊都有首创之功。作为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鼻祖，他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均被其后的新教传教士乃至天主教士所继承发扬。他在华的27年里，一直受雇于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但他并未专事行政，而总是以传教士自居，从不让公司的事务妨碍他的本来工作，即编撰字典和翻译圣经以促进传教。在此期间，马礼逊确立了被称为“无声传教”的文字传教策略：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并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等汉语研究著作，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因他对中国语言的研  究，在1817年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1815年，他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这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继其之后才有《特选摄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中文期刊的创办； 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创办英华书院，为第一所教会学校，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1827年，马礼逊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在其感召下，美国传教士伯驾作为第一位医药传教士被派来华。 
上述所为，均是马礼逊开创的被称为“无声而有效”的文字传教策略。马礼逊来华之初，雍、乾时期实行的禁止天主教传教的禁令仍在继续。面对清廷的禁教令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森严的文化壁垒，马礼逊采用文字、医药等方式传教，不无效仿利玛窦“学术传教”之策，希望通过介绍西方基督教文明，使异教徒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借此达到皈依异教徒的目的。只是，时势已与利玛窦时代不同，由于雍乾时期西方对中国急剧增强的军事和商业压力，使马礼逊文字传教的收效与利玛窦时代已难以相比，在27年间，由马礼逊直接施洗的人数仅有10人，但重要的是马礼逊为后来的传教士准备了初步的然而却是大量的中文基督教书籍，若没有马礼逊来华奠定基础，则不会有米怜、郭实猎（腊）、裨治文等英、荷、美传教士的相继来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也就不会那么丰富。 
从1808年马礼逊开始编纂《华英字典》，到1828年《广东省土话字汇》出版，马礼逊在20多年的时间里，著述了许多有关中国语言的著作，尤其他编纂了达三部六卷之巨篇的《华英字典》，这在历史上尚属首例。他的汉语著作为西方人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他坚持学好一种语言必须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风俗、礼仪宗教等内容的宗旨，使他的每部汉语研究著作都是有关中国的“资料信息库”，西方人藉此加深了对中国文件的了解，在欧美汉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事年表
1782.1.5 
出生于英国，男，排行第八，为最小的一个孩子。 
1798 
接受洗礼，为英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信徒。 
1799 
17岁起患有头痛病，终身受其折磨。 
1803 
志愿当传教士，进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就学。 
1804 
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到海外传教获准，进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正式被指定前往中国开教。 
1805 
在伦敦开始学习中文，除已学习的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哲学、数学、植物学外，增加学习天文学和医学等。 
1807 
被按立为牧师。接受伦敦传教会指示，要求其将圣经译成中文和编纂《华英字典》。同年1月31日，离英转道美国来华。同年9月8日抵达广州，继续学习中文。 
1808 
边习中文，边开始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 
1809.2.20 
在澳门与玛丽·摩顿女士结婚，受聘兼任东印度公司译员。 
1810 
印行中文版《使徒行传》1 000册。 
1812 
伦敦传教会决定增派米怜牧师到中国协助马礼逊。 
1813.7.4 
米怜抵达澳门，旋赴广州学习中文。 
1814 
马礼逊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教徒施行洗礼，他的名字是蔡高。中文版《新约全书》出版。马礼逊遭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免职，但仍为澳门和广州的公司和商行任用。大儿子马儒翰出生在澳门。 
1815 
《华英字典》第一卷出版。旧约《创世记》中文版出版。米怜赴麻六甲开辟传教基地和设立印刷所。在麻六甲出版的第一个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 
1816 
英国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团访北京，马礼逊被任命为使团中文秘书兼译员。使团遭清朝嘉庆帝驱逐。 
1817 
米怜为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在麻六甲施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马礼逊神学博士学位。 
1818 
米怜在麻六甲成立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华英字典》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出版。麻六甲英华书院创立。 
1819 
圣经全部译成中文。 
1820 
《华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出版。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中西医合作诊所。清朝嘉庆帝死，道光帝即位。 
1821.6.10 
马礼逊原配玛丽在澳门病逝。 
1822.6.2 
米怜在澳门病逝。《华英字典》第三卷出版。广州大火。 
1823 
圣经中译本出版，书名《神天圣书》，线装，共21卷，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史称马礼逊译本。马礼逊独自编纂的《华英字典》全部出版，共6巨册，4595页，为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马礼逊访问麻六甲。为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施洗。按立梁发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道人。马礼逊被选为英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底回英国述职，随船携带历年在华收购的中文图书10000册，准备捐赠英国大学图书馆。 
1824 
在3月23日抵达伦敦，将一部他译的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呈献英国国王。被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11月，娶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女士为续弦。在各地演讲，探亲访友。 
1825 
创办伦敦世界语言学院。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伦敦传教会选为董事会董事。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批准马礼逊复职，默认其在1814年遭免职后仍为中国的公司和商行担任译员的贡献。 
1826 
率全家乘船重返中国。梁发出任马礼逊的助手，传道和著述。(按：梁发著述甚丰，他在1832年所著《劝世良言》一书，曾直接影响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一部分教义在19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梁发著作可参考伟烈力牧师所编的目录，载在《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麦沾恩著，朱心然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页)马礼逊仍身兼二职，继续传教和担任译员并开始用中文编撰《圣经注释》和校阅修改初版中文圣经。 
1827 
常发的头痛病加剧，但他仍坚持忙于工作，并受聘为在广州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志乘》的专栏作家，专门撰写基督教宣传文章和评论等。马礼逊写信给美国教会要求派遣美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1828 
开始编纂《广东省土话字汇》 
1829 
在广州筹设“驻华英国博物馆”。 
1830 
在澳门又为一个中国人施洗。首批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裨治文牧师为终身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牧师专在外国海员中传教，任期一年。马礼逊已感体力下降，但尽力帮助新来的美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年仅16岁，已被广州英国商人雇为译员。 
1831 
梁发为三位中国人施洗加入教会。梁发的儿子梁进德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马礼逊写信给友人说：“我在世的日子恐已不多了，甚盼能准备好见主复临。” 
1832 
马礼逊50岁。又一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斯牧师到达广州，他是专为外国海员传教的。马礼逊又为一位中国人施洗。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负责编辑的英文《中国丛报》月刊在同年5月出版。(按：这份英文月刊连续出版20年，到1851年12月停刊，是了解和研究鸦片战争前后历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参考文献) 
1833 
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撤销澳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改由英国政府派商务监督到中国负责英中贸易和谈判等事宜。马礼逊自编自印出版不定期英文刊物《传道人与中国杂记》。马礼逊在广州的英文报纸《广州志乘》上发表一篇题为《论印刷自由》的评论，主张“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这是针对当时在澳门的天主教主教和在澳门的葡萄牙总督通过澳门东印度公司勒令马礼逊停止利用他自己的印刷所印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宣传品所写的一篇抗议书，最后他写道：“暴君可以施行惩罚，但上帝一定会称许。”医生诊断马礼逊还患有肝病。马礼逊夫人，即本回忆录编者在本年底因病带了孩子们乘船回英国，仅留大儿子马儒翰在中国照顾父亲马礼逊。马儒翰已正式成为译员。 
1834 
马礼逊在年初日记中写道：“最近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史当东爵士推荐马礼逊为新任命的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担任译员。同年7月16日，律劳卑爵士一行官员抵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为1300英镑，副领事官职。从7月17日到7月29日，马礼逊带病随律劳卑爵士到广州与中国官员谈判。7月30日马礼逊病倒在床，到8月1日晚10点钟逝世，享年52岁。遗体由他大儿子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前东印度公司的墓地，安葬在前妻玛丽身旁。同年10月，律劳卑爵士在澳门病逝；马儒翰继任父职，到1834年8月29日因患急性疟疾突然去世，享年仅29岁，葬在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