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石窟寺
石窟寺窟室形制
石窟寺的形制分为：中心塔柱式、覆斗式方窟、平顶方窟、毗诃罗窟和穹窿式窟。
石窟寺的样子
一般石窟寺是开凿岩窟成一长方形，在入口的地方有门窗。石窟中间是僧侣集会的地方，两边是住房。后来发展成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礼拜窟」，一种叫做「禅窟」。礼拜窟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礼拜；禅窟主要是供比丘修禅居住的。礼拜窟有作前后两室的，也有单独一室的。其入口处有门，上面开窗采光。其平面有马蹄形的、有方形的。内部装饰有在石壁上雕凿佛像，也有在中心石柱雕造佛龛、佛塔，也有在石窟四周作壁画的。
河南石窟寺
简介  石窟寺石窟寺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区东北的河洛镇寺湾村，坐落在黄河南岸、伊洛河北岸、邙岭之下的大力山。开凿于北魏的石窟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一个，小佛龛255个，摩崖大佛3尊，佛像7743个，碑刻题记200余块。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石刻图雕（另一处位于龙门石窟的已不存在），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欣赏价值。石窟寺背山面水，环境幽雅，风光秀丽，被称为“溪雾岩云”的圣地，“石窟晚钟”为巩县八景之一，1982年国务院将石窟寺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AAA级景区。交通在巩义市区永昭陵南门（汽车站西）乘旅游公交车可达。石窟寺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开凿历史石  石窟寺窟寺建于北魏熙平二年（517），一说景明年间（500～503），原名希玄寺，宋代改称“十方净土寺”，清代改名石窟寺，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佛教石窟。据唐龙朔二年(662)《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记载，北魏孝文帝在此创建伽蓝。明弘治七年(1494)重修碑载：“自后魏宣武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嗣后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相继于此造窟凿像。现存石窟前的木构建筑为清同治年间所修。寺南临洛水，背依大力山。山的上部为厚4.50米的黄土层,下为岩石层,露出地面的部分厚20米。石窟群就开凿在岩石层上。现有主要洞窟 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及历代造像龛328个。总计大小造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186则。造像题记包括北魏3则、东西魏10则、北齐29则、北周2则、唐代85则、宋代2则、时代不详的30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石窟寺各窟被盗严重。第 3、4、5窟及千佛龛被泥砂淤埋三分之二以上。1954年清理了各窟内的淤土，新建了石窟寺保护房。1973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石窟寺进行了全面化学合剂技术粘接、勾缝、修补。另外还修建了大型排水沟，扩建围墙和其他建筑。1954年起由石窟寺小学负责保护。1987年建立巩县石窟寺文物保管所。艺术特色  石窟寺图片石窟寺是继洛阳龙门石窟之后开凿的，它把佛教艺术的外来影响同中原汉族艺术相结合，摆脱了北魏早期深目高鼻，秀骨清瘦的特点，代之以面貌方圆，神态安详，多呈静态造像风格。因此，这里的雕刻既保留着北魏浓重的艺术特点，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雕刻艺术萌芽，形成由北朝向唐朝过渡的一种艺术风格，在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巩义市石窟寺在总体设计上突出的是利用窟内外壁面上端宽大的二方连续形式的边饰，造成整体格局上的完整和宏丽基调。窟内雕像位置的安排则以观者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坐佛二立佛为主，加上两壁整齐划一的小千佛，给人以一种繁盛崇高的审美感受。当观者返身离开石窟面对大门内侧又是场面肃穆的大幅礼佛图，尤能加深观者虔敬的宗教印象。
  帝后礼佛图石窟寺的十五幅《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情形，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又因另一处位于洛阳龙们石窟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往国外，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就成为国内孤品，更显其珍贵。 
在题材方面，巩县石窟寺对“维摩变”的处理是很突出的。
“维摩变”属“经变”系列，维摩诘作为在家修行的居士，对佛义理的深刻研究使佛祖也有所敬服。居士的形象对汉族士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佛教在逐渐为汉族接受的同时，维摩居士在佛教艺术中的表现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在形象塑造上，也越来越显得生动而富于内在力量的表现。
巩义市巩县第一窟东壁北侧第一龛有“维摩、文殊对坐说法”的画面。维摩舒眉垂目，眼光略有下视，左手举起一麈扇，食指上翘，一副胸有成竹、泰然自若的神态，似乎正在辩说“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  石窟寺常远离五欲淤泥”的真正通达佛道的“菩萨行”。
维摩诘形象所蕴含的精神正反映了汉族士人审美意向对北魏石窟造像的潜在影响。
石窟寺内壁下端的壁脚雕刻的伎乐天、神王和力士也都富于表现力。第三窟东壁壁脚和第四窟西南隅壁脚均有伎乐天雕刻，也都是世俗乐队演出时的写照，筚箴、琵琶、竹笛、双面鼓无一不是现实乐器的再现；伎乐天头作双髻，内着圆领衫，外披短袖对襟袍，神态专一，气氛悠然，给人以亲切的生活感受。
壁脚高浮雕还有所谓“神王”的形象，面相均较为丰满，神情自得，俨然是当时有权势的贵族、将军形象的翻版。处于壁脚下端、双手上托的力士、异兽则筋肉饱绽，孔武有力，有千钧之势。这些题材无一例外用高浮雕手法完成，手法相当粗犷而造型形神兼备，显出石窟寺简约质朴的雕刻风格。
第三窟又有“飞天”一对，下方均以弧形忍冬纹相托，飞天造型瘦俏灵秀，体态轻盈，清癯的面庞和  石窟寺修长的十指都隐现出南朝士人的清羸之风。而后掠的飘带和衣裙下摆上举张扬的幅度甚大，加强了飞动的节奏感。形象平面上阴刻的衣褶线条流畅简约，也增添了飞天凌空神游的动感。
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刀法相当洗炼，形象造型的艺术概括性很高，如第一窟的主佛头像，眉棱骨至鼻两侧的轮廓线条明确干练，双目不作细部加工，只雕出圆形弧球状，再加浅线刻出上下眼睑，唇部两角微上翘，均有含蓄生动的效果，重叠的衣褶处理也显示了利落干练的平刀技法是十分娴熟的。
巩县石窟寺的主佛造像以坐姿为主，衣纹自然下垂，座前下摆重叠，转折柔和，合乎结构，反映了雕刻技艺在不断成熟和丰富。第一石窟第一石窟为正方形，高、阔各6米。门内两侧雕有“帝后礼佛图”，余三壁雕佛像和佛传故事。于壁角雕神王、怪兽、乐伎等。左侧三幅是皇帝礼佛图，右侧三幅是皇后礼佛图。帝后礼佛图分为三层六组，每层由比丘和比丘尼作前导，帝后、侍从，前呼后拥，反映皇室之宗教信仰。帝、后身后跟着文武大臣和成群的嫔妃，帝后皆有侍女搀扶，前有僧人导引。礼佛图构图协调，刀法熟练，造型逼真，充分表现了工匠巧夺天工的艺术技巧。正中有一根方柱，四面雕有佛龛。龛内各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座下面最小，两侧有一对石狮子，蹲伏披毛，形象逼真。佛像的背光刻有火焰纹，两侧有对称的飞天、化生和莲花。弹琵琶、横吹笛的会乐飞天，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构成以佛为主的对称协调的成组石雕。方柱的基座每面都雕有力士，力士下面雕有姿态各异的神王。方柱上端每面都有化生、莲花和垂鳞纹、彩铃、飘带组成的垂幔，刻工精细，美丽而庄重。此等雕像多已破损，且经后世加塑补彩，大抵失去本来面目，然其构图简练生动，是我国现存浮雕中较为完整者。第二石窟第二窟为一尚未完工的窟穴。东壁有三个佛龛，是北魏初期的作品。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座下刻二狮子。中心方柱南面从上到下开凿三个佛龛，最下面的一个较大的为唐代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所造。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分立于莲花或莲蓬之上。龙楣刻有七个佛像像，其两侧刻有飞天。龛外两侧刻雕有比龛门还高的两个菩萨。第三石窟  石窟寺第三石窟与第二石窟，由其构造判断，殆为同一人之作品，中央方柱之每面作有三尊佛、两罗汉等之佛龛，四面壁上并雕有千体佛像、奏乐天人及供养行列等。第四石窟第四石窟与第三石窟从形制布局到艺术风格与第一窟大体相同，不仅比第一窟略小一点；也有帝、后礼佛的浮雕，刻工之精，如出一手。
第四窟系由东、西二窟组成。东窟有北魏所造之三尊佛，上有唐咸亨元年（670）十月之铭文，其左右并有二佛龛。西窟前面西方之侧壁上亦有大小之三佛龛，其一即刻有唐乾封二年（667）八月之铭文。又东西二窟之界壁上，尚有三层之佛龛，佛像中并有唐龙朔二年（662）及三年之铭文。盖此等石窟之最初，只刻三尊佛而已，至唐代开始开凿更多之佛龛。第五石窟第五窟突兀在壁面之外，是一平面正方形的小窟，面积最大，窟高3米，四壁边长2米。外壁入口之左右安置金刚力士像。入口东方之侧壁已崩坏，西方则有小佛龛，刻有唐延载元年（694）、久视元年（700）、咸通八年（867）等之铭文。中央有约三公尺之方柱，其四面各刻有大佛龛，窟内东西北三壁上，各开四佛龛，安置三尊佛，上部并造千体佛。前面入口之左右壁同于第二、第三窟，三层浮雕上，刻有供养人物行列之图，上面亦有千体佛。四壁之腰壁如同第二、第三窟，其前面及左右均刻有天人奏 乐之图。石窟门外上方和两侧有许多从北魏到唐代的小型佛龛。在窟门左侧雕有一座佛塔，九级，下三级为楼阁式建筑形式，每一级都有佛像，为世所罕见，对研究北朝的建筑史有重要价值。窟内设有中心方柱；窟顶为方形藻井；藻井中心是一个特大的莲花，周围环绕六个凌空高翔的飞天，四角有图案化的化生佛并间有忍冬。整个藻井是以莲花为主题，构图匀称，美观大方。
千佛龛石壁较低，内有一个较大的佛龛，为唐代乾封年间（公元666-667年）所造。龛高1.5米，宽2.12米，龛额为拱形。后殿平直、规整，有一坐佛。殿壁刻有排列整齐的小佛龛，有小佛九百九十九尊，加上中间的大佛，恰巧是一千尊，故曰“千佛龛”。龛外两侧有许多摩崖造像，刀法多变，形象生动。 
总之，五窟共同之特色，系在各窟内筑造大方柱，观其手法，则是承云冈、龙门之后，于北魏开凿而成。然或因年久破损，或经涂抹塑土，故第一窟除存有东魏天平三年（536）之造像铭外，其他之北魏铭刻已不见。第四、第五窟岩壁间有佛龛，内置三尊摩崖大佛像，其巨大之佛龛大半破坏，左胁侍菩萨已失；右胁侍菩萨之头部亦损，然颇能显出北魏雕刻之特质；本尊为释迦立像，表现北魏风格，惟膝以下埋没地中。此外，本寺大殿之外壁间所嵌入之碑中，保存有唐代禅宗大德演公（明演）之塔铭并序，寺之前庭亦存有宋绍圣三年（1096）十二月建立之净土寺宝月大师（惠深）碑。文学作品刘沧（唐）《游石窟寺》
  石窟寺飞天苔径紊回景渐分，倏然空界静埃氛。
一声疏磬过寒水，半壁危楼隐白云。
雪下石龛僧在定，日西山木鸟成群。
几来吟啸立来槛，风起天香处处闻。
李绅（唐）《宿石窟寺 》
一刹古岗南，孤钟撼夕岚。
客闲明月阁，僧闭白云庵。
野鹤立枯树，天龙吟净潭。
因知不生理，含自此中探。
寄此鄙言辞，尚质个中人。
宋昱（唐）《题石窟》
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影中群象动，空里众灵飞。
檐牖笼朱旭，房廊挹翠微。瑞莲生佛步，瑶树挂天衣。
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
丛文俊：《河南巩县石窟寺北魏造像之供养飞天》
“河南巩县石窟寺北魏造像，窟壁有高浮雕之帝王及后妃礼佛图及供养人等，皆极精美，蜚声海内外。此飞天造像亦为高浮雕，捶拓颇难，非巧者精工而五以臻此。余曾多次考察石窟佛教艺术，于实物状态闇熟于心，故知拓难得，善拓尤难得也。得此之雕刻杰作及其善拓，堪称兼乎二美，当慎为宝藏焉。又此为供养飞天，是以头饰莲花、手持莲花，与伎乐飞天之异亦在于此。古之匠心与艺已备其梗概矣。 丁亥深秋 文俊观题”
冯骥才：千古兴衰佛不语，万众忧患石能言。北魏到今千年过，多少心从巩县安。
福建石窟寺
石窟寺，位于霞浦县北壁乡池沃村西北向，相对高度150米，其洞由三块巨石叠盖，洞深8米，宽3米，内高2.4米。洞内依岩镌刻石佛六尊，上排释迦牟尼、迦叶、阿南，下排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每尊高45厘米，线条粗犷，形象臃肿。在其四周石岩分别镌刻北宋天圣六年（1028）、熙宁甲寅年（1074）、元佑内岁年（1086）的题刻。其依岩刻佛及石刻年鉴，均属霞浦县发现最早的一处石刻。2003年11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吉木萨尔县石窟寺
简介石窟寺指开凿于山崖上的佛教洞窟，俗称千佛洞，每一个石窟寺都是一系列精美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的有机组合。克孜尔、库木吐喇、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等新疆现存的著名石窟寺群大都分布在天山南麓，难道古代佛教同样盛行的天山北麓，没有开凿任何千佛洞吗？ 
其实，天山北麓早已开凿了石窟寺，它就是唐、宋时期的北庭高台寺故址 ── 吉木萨尔千佛洞，这是天山北麓唯一现存的石窟寺，窟洞至今仍存。发现吉木萨尔千佛洞的重新发现包含着一个有趣的故事。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清代名为济木萨，早在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已创设了济木萨巡检，起初主要是主持当地绿营兵的军屯，后来随着民户的增多，也兼管当地民政。清乾隆三十五六年间（公元一七七○～一七七一年）有一位家住济木萨城的卖菜人患了严重眼病，即将失明，好在熟悉山路，每遇天气晴朗，就到山上捡柴度日，一天突然眼痛难忍，萌发了自杀念头，好不容易摸索到山岗一棵大树下，解开腰带，打算上吊，这时耳边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劝他不要轻生，快到山下泉水中洗眼，回问时则四无应声，惊坐半日，耳边又响起了同样声音，如此有三。卖菜人半信半疑，爬下山坡，果真传来溪中的水声，随坐溪边，用水洗眼，跪地起誓，果真神明护佑，治好眼病，情愿出家为僧，疼痛逐渐停止，眼帘渐渐透明，爬上山坡，望空叩谢。背山歇坐，忽见坡土坍裂，透出白灰墙壁，用手刨挖，发觉里面竟是空的，并有门洞形迹。出山后遍告乡邻，纷纷携带锹冱等工具，进山刨开山门，洞形如半月，光线黑暗，燃烛照亮，一座卧佛，身长丈六，金面跣足，横亘后室，又有铜佛，大小不计其数，自尺余至三五寸不等，上面都有土花锈蚀痕迹，昭示着时间的古老。洞窟内壁画，颜色如新，建筑龛洞也都保存完好，是极少数未毁于东察合台汗国宗教战争的幸存佛寺之一。足以说明此洞是在大战来临前，预先予以埋盖封存，以故未为占领北庭城的穆斯林所知。历史清代汉民大都虔信佛教，纷纷集资，在恢复千佛洞本来面目的同时，在洞口修建了大殿，这位菜贩当日落发，成为寺院主持，庙会渐兴，此后历代增修，兴建了殿、观、庙、阁等附属建筑群，成为东部天山诸县汉民佛教信仰的中心。 
德国人勒寇克一九○四年重新发现鄯善吐峪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切割了大量壁画，被西方人推崇为新疆石窟寺发现之始，而一七七 ○～一七七一年发现的吉木萨尔千佛洞远远早于上述时间约二百余年，完全有理由视为新疆石窟寺重新发现的真正历史开端，尤令人骄傲的是，这次重大考古发现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应当比后世外国探险家发现的佛寺更有价值。 
吉木萨尔千佛洞发现之后，立即引起主政新疆高级官员的注意。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首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曾利用巡阅营伍之便，亲临此洞，将洞中发现的铜佛九尊作为贡品进献北京。千佛洞的形制为半月形洞门，后洞有身长一丈六尺佛涅像，寺内土佛像则以千佛为主，大者尺余，小者三五寸，又具有鲜明的密宗色彩，昭示着这座佛洞在唐时始建 ，历经北庭回鹘、吐蕃统治北庭时期继续保持繁荣。 
吉木萨尔千佛洞今虽古代壁画荡然无存，墙上壁画都是今人增绘，已无价值，但建筑形制仍然保持古窟原貌。佛窟宽十四米，中央佛龛两侧各有圆拱门，仿支提窟形。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其甬道形制的反回字形结构，自中央佛龛两侧另开四条甬道，回旋前进，甬道第一层回旋进入中甬道，左、右皆开佛龛，中供佛像，再次回旋前进，深进一层，仍是左、右皆开佛龛，最后一道回旋进入后甬道 ，到达这座千佛洞的参拜终点－－供奉俗称卧佛的释迦牟尼涅盘像前，这种回旋三进的形制，实属全国鲜见。今之卧佛像虽非复古物，但佛座仍为原来形制。其余佛龛形制也仍保留旧观，其中洞窟南壁的罗汉群像明显不同于中原汉传佛教寺院的同类佛像的开龛方式，与北庭回鹘时期的西寺建筑形制也存在区别，很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千佛洞前所留地面建筑，虽然是后世增修，但这些建筑非但未损伤石窟寺原貌，反而对这一千年古寺起了外层保护作用。直到清中叶以前，洞窟基本上保持唐代原貌，同治之乱，这里似属于孔才所部汉族民团的势力范围，千佛洞虽不可避免遭到破坏，但并非是毁灭性的。 
新疆光复之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千佛洞古佛寺群再度整修，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开始举办历时半个月的千佛洞颂经大会，善男信女、僧俗人等云集寺院，祈福消灾。一九三三年，回族军官马仲英率兵入新疆毁坏了洞中的众多雕塑。一九三七年，以孔才家族为首，募捐重修了部分建筑。解放后，千佛洞荒废，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大批佛像被作为废铜重加冶炼，至「文革」中更遭毁灭性劫难。「文革」结束后，重塑佛像，再绘壁画的倡议者就是孔才后人，这一家族对于千佛洞具有特殊的宗教感情，使千佛洞至今仍是北疆东部汉民佛教徒顶礼膜拜、香火不断的所在。当地孔氏家族对于这一古代佛教遗址的变迁非常熟悉，所仿皆有所据，对于原有洞窟形制更是未敢擅动。虽然仅存一窟，却保存了新疆唯一、全国鲜见的建筑形制。价值石窟寺是佛教文化东传的历史产物，集中代表了佛教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的辉煌成就。新疆现存各石窟寺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即使保存最好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北庭西寺，几乎都已找不到完整的雕像。三项指标中存在两项就算不错了。吉木萨尔千佛洞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虽然早已雕塑全毁，仍有部分壁画残存，经历了「文革」大劫，至今壁画也不复存在，但洞窟形制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这应当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仅此一项，就足以证明这座古代名刹仍不能算作完全破坏，毫无文物价值可言。如果再不加以关注，更大地破坏还可能发生。。
背景资料
石窟寺发展源流
从世界范围看，石窟寺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其前身为中王国时代各州显贵在尼罗河沿岸山崖开凿的岩窟墓。最有名的是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南部开凿的阿布辛拜勒石窟寺，内部按埃及神庙规格布置，门面还依悬崖石面凿刻4尊高达23米的法老像，被公认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巨形石窟造像。古埃及石窟寺的建筑与艺术成就甚大，影响至亚洲。
到埃及新王国时代，由岩窟墓发展为石窟寺，仿照埃及神庙形制在山崖开凿规模宏大的石窟。公元前5～前4世纪，波斯帝国诸王先后在其首都波斯波利斯附近山崖开凿岩窟墓。
传入印度，遂发展为印度佛教、耆那教的石窟寺。现存最早的印度石窟，约开凿于孔雀王朝时期，如比哈尔邦的巴拉巴尔石窟。其地共存3窟，以洛马沙梨西窟较完整，为单穴一门形式，窟体椭圆，门拱仿木构刻出柱、梁、檩、椽，附有群象朝拜佛塔浮雕，是按当地木构庙堂形制开凿的。到笈多王朝时期，印度石窟寺的凿建渐臻完备，形制可分佛殿窟、僧房窟两大类，重要代表有巴查石窟、卡尔利石窟、纳西克石窟和阿旃陀石窟，除建筑规模宏伟外，还以丰富、精美的雕刻、壁画见称。这些石窟早期的属小乘佛教，笈多时期则属大乘佛教。随着佛教传至阿富汗、中亚及中国，石窟寺亦在这些地区广为传播。
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开凿的，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从北魏（386—534）至隋（581—618）唐（618—907），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唐朝时期修筑了许多大石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
中国开凿石窟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可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和南方三大地区。形制除佛殿、僧房两大类外，又增窟内立中心塔柱或佛像的塔庙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寺的三大代表，属于世界上最优秀的石窟。中国石窟寺绝大多数属佛教也有一些属道教。1992年在新疆吐鲁番附近还发现数十座摩尼教石窟，这在世界石窟寺考古中亦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