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汪伪国民政府
历史沿革
日华协议记录  汪伪政府举行“还都典礼”1937年12月及1938年3月，日本在沦陷区北平和南京两地﹐分别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7月，日本向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透露，日本拟认汪精卫为和谈对手。同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
11月，日本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後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成立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  1940.1.23.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会谈[1]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 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著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於1940年 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而林森在1943年重庆车祸身亡后，渝方由军委委员长蒋中正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同时在南京"转正"。[2]
行政区划
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在政治上﹐他们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汪伪政权(18张)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後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国﹑美国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
武装力量
汪兆铭在建立政权之前，曾仿照黄埔军校先例，在上海江湾成立军官训练团，汪兆铭自任团长，叶蓬为教育长，刘培绪为副教育长。由于日方反对，训练团被带至武汉绥靖处工作。
汪兆铭政权成立后，其中央军事机关人员为：
军政部长 鲍文樾海军部长 任援道参谋总长 杨揆一军事训练部部长 萧叔萱国民政府参军长 唐圭良由于日本方面反对汪兆铭政权建军，因此只得接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所遗留之武装力量，将维新政府绥靖军任援道所部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改编为“和平军”，后又招收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此外，由日本顾问影佐祯昭移交皇协军计七个旅和一个团。
和平军直辖6个方面军，华北治安军则最高曾辖有14个集团军，蒙疆的蒙古军最高曾辖有10个师。
解散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特性
汪兆铭政权虽然是被视为日本的傀儡政权，但在汪兆铭个人“一面合作、一面对抗”的政策之下，汪兆铭政权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日本承认这个政权“合法”。
承认汪政权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维希法国政府。
汪兆铭政权还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各国在中国的租界， 例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租界，8月收回上海共同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
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参，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胡兰成：《今生今世》）
1944年汪精卫死后，由陈公博与周佛海负责政府事务。1945年日本被史无前例的美军原子弹轰击，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政权先行改组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最终宣告解散。
主要人物的下场
汪精卫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扶持下，汪精卫在南京组建傀儡政权，取代了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伪政府。汪精卫任伪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以“中华民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参加了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同年底，汪精卫健康急剧恶化，不得已于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后来遗体运回国，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派工兵将汪坟炸毁，并将其尸体火化，坟址被夷为平地。后来在原址上修了一个供游人休息的小亭子，不知内情的游人在这里小憩，万万不会想到此地曾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葬身之处。1994年在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陈公博  陈公博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1943年，汪伪政权任命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一到日本东京，就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 
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不过陈的这个“一把手”当了还不到一年，就随着日寇的灭亡而倒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南京，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在一处不为他人知晓的公墓中。周佛海  周佛海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是该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与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人密谋，讨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以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预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企图为自己寻找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一度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感恩不尽地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跟前。”
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下令逮捕周佛海，不久，将周佛海押送重庆，1946年9月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在监狱中，周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但是，他最终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中。陈璧君  汪精卫与陈璧君陈璧君原本是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后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姻缘”。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
陈璧君生性爱出风头，派头不小，脾气也大。汪精卫的“政事”，没有她的出面干预，常常办不成。汪精卫白天在会上决定的事情，圈内人都知道这不能作数。晚上回到家中，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开会再议，汪保准把昨天的决议推翻。而且陈璧君生性泼辣，人称“雷山老母”。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诱捕入狱。在法庭上，她竟然恬不知耻地大呼小叫，百般为自己开脱，把自己的叛变投敌说成是曲线救国，并在庭审中利用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大骂蒋。虽然她在法庭上痛骂蒋介石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不能因此减轻她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后来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梅思平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思平曾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便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还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1938年11月，梅思平与高宗武等一道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有：汪精卫一伙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伙人逃出重庆去河内。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与汪精卫等人一样的“首义分子”，成为汪伪“最高委员会”成员。1939年，梅思平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地位仅次于周佛海，而且是周佛海的大红人和以周为首的“实力派”的重要干将。1940年11月，梅思平参与了同日本政府签订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思平在南京被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临时看守所内，后被送进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庭公开审判梅思平。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都要亲眼目睹汉奸的可耻下场。梅思平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拒不认罪。5月9日，高等法院下达判决书：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他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人。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褚民谊浙江省吴兴县人，曾赴日本留学，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见褚民谊，让他谈对“和平”运动的看法。他参加了汪精卫一伙的“和平”运动，积极与日本勾结，进行卖国活动。1939年8月底，在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褚民谊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日本投降后，褚民谊与陈璧君等先被软禁在广州，后又被押送至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任援道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汪精卫一样，曾经也是革命青年。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援道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青岛，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王（揖唐）青岛会谈”，结束后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援道出任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1940年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汪伪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不久，任援道组建绥靖军军官学校，自任校长，培植亲信。任援道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期，他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便暗中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抗战胜利前夕，他率军归顺重庆政府。日本投降后，任援道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便以200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逃到香港。1949年，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感到香港也难以立足，又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异国他乡。李士群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梁鸿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汪伪政权成立后，梁任伪监察院院长，1944年11月，改任伪立法院院长。日本投降后，梁鸿志四处躲藏，1945年10月2日在苏州被逮，随即押至上海。1946年6月21日，法庭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梁鸿志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1938年9月，伪华北临时政权和伪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