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任意诉讼担当
简介
任意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经权利义务主体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当当事人的地位行使诉讼实施权从而提起诉讼，主张一项他人享有的权利或他人法律关系所发生的争议，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来的权利义务主体或法律关系主体的情形。在任意诉讼担当中，原来不是实体法上的主体或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是诉讼担当人，原来的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主体则是被担当人。任意诉讼担当分为法律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和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两种情况。法律明确规定的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诉讼可以由实体的利害关系人授权他人实施诉讼，也就是法律明确允许一定类型的案件可以由他人进行诉讼担当。法律规定的任意的诉讼担当最典型的形式是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形式。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则是指只要有固有的值得保护的利益并得到权利主体的授权，第三人就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主张他人的权利进行诉讼。任意诉讼担当理论的意义在于使本来没有诉权的人能够起诉或应诉，使本来不合格的当事人成为合格当事人，但诉讼标的的实体权利义务仍存在于直接利害关系人之间。而当事人适格扩张理论则为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提供了理论支撑。
任意诉讼担当的理论分类
对任意诉讼担当进行类型化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寻求限制任意诉讼担当适用范围的标准。然而，由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研究深度还远远不足以得出一个绝对明确的对任意诉讼担当适用范围进行限制的标准，因此，目前有关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研究都无法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尽管如此，对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探讨有利于深化对任意诉公担当的认识，对于寻求相对明确的限制标准具有积极功效。
尽管德国经典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没有对任意诉讼担当进行类型化研究，但德国学者对诉讼实施权的理论划分有助于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在德国，依权利人和诉讼实施权人之间的关系，诉讼实施权可以分为排他性的诉讼实施权和竞合的诉讼实施权。前者也称为有既判力延伸的诉讼实施权，是指权利人不能通过自己起诉或者应诉，而只能通过诉讼实施权人实施诉讼；后者也称为无既判力延伸的诉讼实施权，是指诉讼实施权人与权利人都拥有诉讼实施权。这一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前者对诉讼实施权人作出的裁判对权利人产生拘束力，而后者对诉讼实施权人作出的裁判对权利人没有拘束力，即在权利人主张自己的权利时不能受既判力延伸的阻碍。（295-296）具体到任意诉讼担当，可以将其分为排他性的任意诉讼担当和竞合性的任意诉讼担当。从理论上来说，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理念，任意诉讼担当原则上为排他性的任意诉讼担当。然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竞合的任意诉讼担当并非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1993年9月14日）所确立的任意诉讼担当即为竞合的任意诉讼担当，因为该复函指出“音乐著作权人在其著作权受到侵害而音乐著作权协会未提起诉讼或者权利人认为有必要等情况下，依法仍有权提起诉讼”。之所以允许竞合的任意诉讼担当存在，其理由在于：竞合性的任意诉讼担当有利于权利人控制诉讼担当人道德风险和业务能力风险以避免诉讼担当人不行使、或者不妥当行使诉讼实施权给权利人带来“有权利，无救济”的局面。但是，竞合性的任意诉讼担当有可能给对方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诉累，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因而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日本原来的通说认为，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进行任意的诉讼担当，但又认为，当权利归属主体存在正当业务上的必要而将管理处分的权能授予第三人时，应当允许任意诉讼担当。（254）随后，关于对任意诉讼担当适用范围的限制问题，日本民诉法学界出现了福永说和中野说二分天下的局面。福永说是由福永有利教授所倡导的肯定说，该说认为，任意的诉讼担当可以分为“为了诉讼担当人利益的任意诉讼担当”和“为了权利主体利益的任意诉讼担当”两种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由于诉讼担当人对于他人的权利关系的诉讼实施具有自己的固有利益时，应当允许其进行任意的诉讼担当；对于第二种情形，则应该进一步区分对待，只有当诉讼担当满足“诉讼担当人被赋予包括诉讼实施权限在内的全括性管理权”以及“诉讼担当人现实且密切地参与到作为诉讼标的之权利关系的发生及其管理之中”（也即“诉讼担当人对于该权利关系的参与达到‘等于或超越权利关系主体对于该权利关系了解’的程度”）之要件时，才允许其进行任意诉讼担当。中野说是由中野教授所倡导的否定说，该说认为，只有在“若是不予承认任意的诉讼担当，实际上权利归属主体就难以起诉或进行诉讼实施，而且有可能使自己权利无法获得有效保护”的场合，才可以允许当事人进行任意诉讼担当。（254-257）综上所述，日本学界对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的限制标准主要存在着以下两种观点：第一，根据诉讼实施人与诉讼标的关系将任意诉讼担当区分为“为了诉讼担当人利益的任意诉讼担当”和“为了权利主体利益的任意诉讼担当”两种类型，并只对第二种类型进行一定的限制（其限制标准为“诉讼担当人对于该权利关系的参与达到‘等于或超越权利关系主体对于该权利关系了解’的程度”）。第二，不区分任意诉讼担当的种类，一律适用“若是不予承认任意的诉讼担当，实际上权利归属主体就难以起诉或进行诉讼实施，而且有可能使自己权利无法获得有效保护”的严格标准。
我国民诉法学者对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进行了研究。肖建华教授主张，根据法律许可的情况，将任意诉讼担当分为法律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和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法律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是法律明确允许一定类型案件可以由他人进行诉讼担当。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则是解决多数人诉讼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诉讼担当。[3]本文同意肖建华教授的分类，将任意诉讼担当类型化为法律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和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其中，后者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当事人自行决定适用诉讼担当制度的情形。对法律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的正当性论证主要在立法的过程中进行；而对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的正当性论证主要在司法过程中进行。
基于法治原则，结合日本中野教授的学说，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将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区分为“为了诉讼担当人利益的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和“为了权利主体利益的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两种类型。对于第一种类型，诉讼担当人对于诉讼标的具有自己固有的利益，即该诉讼担当人对于诉讼结果具有的利害关系并非是基于诉讼实施权的授予行为或者其基础法律关系行为而产生的利害关系，而是在受让诉讼实施权之前，对诉讼结果就享有利害关系。对于这种类型的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的限制应当说没有特定的标准，而只能要么由立法者结合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价值衡量，并按照立法表决规则和表决程序将其上升为法定诉讼担当或者法律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要么由司法者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价值衡量，并按照司法表决规则和表决程序作出具体的抉择，也就是说需要法官本着严格限制任意诉讼担当适用范围和避免出现“无救济权利”或“得不到及时救济的权利”之间进行个案的价值衡量，妥当地行使其自由裁量权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通过判例逐步形成特定类型，从而使得司法形成社会公共政策的功能得以发挥。对于第二种类型，由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委托诉讼代理人、诉讼第三人等制度大致等值地实现任意诉讼担当制度所追求的目的，因此，为了防范适用任意诉讼担当制度所固有的风险，原则上应禁止“为了权利主体利益的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当然，在“若是不予承认任意的诉讼担当，实际上权利归属主体就难以起诉或进行诉讼实施，而且有可能使自己权利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并且“诉讼担当人对于该权利关系的参与达到‘等于或超越权利关系主体对于该权利关系了解’的程度”的情况下，允许任意诉讼担当制度则是值得肯定的。（注释1：从应然层面来分析“若是不予承认任意的诉讼担当，实际上权利归属主体就难以起诉或进行诉讼实施，而且有可能使自己权利无法获得有效保护”的情况下诉讼担当应当由法律规定为法定的诉讼担当或者法律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因而理论上，我们也同意禁止“为了权利主体利益的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的观点。）
二、实定法中任意诉讼担当的制度类型
（一）代表人诉讼中的任意诉讼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