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鲍君甫
人物简介
鲍君甫，  鲍君甫（杨登瀛）后排右1与国民党要人合影[1]别名杨登瀛（1901—1969），广东省香山县前山（今属珠海市）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做出过突出贡献。 
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就如他当时使用的“杨登瀛”这个化名与日本的旧称“东瀛”似乎有某种关系。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嫺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
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3、4月间，蒋介石指示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经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总干事杨剑虹的介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中统”由此开始），邀聘杨登瀛参加。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 
加入“中统”后，杨登瀛专门从事对付共产党与其他反蒋势力。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桉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投靠蒋介石，而是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周恩来的同意和安排下，陈赓与杨登瀛建立了关系，他是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层重要线人。
从1928年5月起至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桉发，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8年4月，他参与营救中共著名领袖罗亦农未果，但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罗亦农的秘书），通知中央特科“红队”将其处死在其住所内。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件交租界捕房去破获中共地下机关。捕房请杨登瀛去看密件，杨登瀛获知告密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写。杨虽然不得不跟捕房将中共机关的7个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陈赓，叛徒随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员除掉。
1929年8月24日，上海军警据密告，破坏了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军委秘书白鑫等被捕。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临时有要事未能赶到，幸免于难。杨登瀛虽于桉发前两小时获悉此行动，但已来不及向中共传递出情况。
杨登瀛暗中通知彭湃，中共准备在引渡途中劫车救人。由于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计划功败垂成。8月30日彭、杨等四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白鑫在场作记录，被捕后释放。 
杨登瀛迅速查出杨殷等人被捕一桉是因白鑫告密出卖，中共中央特科决定制裁白鑫，但却不知道白在何处。当时有上海报纸刊出新闻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白鑫已于日前赴南京，戴罪立功，以报效党国。其实这只是烟幕弹，事实上白鑫仍在上海，也未去过南京。在杨登瀛的配合下，中共特科终于探明白鑫暂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长乐路）间的和合坊43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家中。杨登瀛受共产党请托，几次到和合坊范宅和白鑫打麻将聊天，终于弄清白鑫将被秘密送去意大利。白鑫与范、杨商定，于11月11日晚11时从范家出发赴码头。杨将此准确情报报知中共特科。11月11日晚，陈赓率人在范宅周围埋伏。当晚，杨还特地到范家为白鑫送行，弄准最后的出发时间。当夜23点，白一行准时出范宅向弄堂口走去，枪声震响，白鑫、范争洛（范争波弟）及保镖两人当即毙命，范争波重伤送医院。 
1929年初夏，有帮派人士找到杨登瀛，扬言有共产党文件出卖。杨查问之后，得知是中共的一个组织领导人陈慰年缺钱，愿意出售党内机密文件。杨给了陈两根金条，买下文件。此后陈慰年很快被处决。
1930年初，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在安排黄去中央苏区途中，黄写密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并告发中共的机密。蒋接信后即批给徐恩曾，派人接黄到南京。杨登瀛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中共特科，及时除掉了这一隐患。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捕，杨登瀛找捕房的兰普逊疏通得以释放。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并被巡捕搜去一箱绝密文件。巡捕不识中文，杨登瀛乘机请共产党员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捕房鉴定文件。几个月后由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出捕房。 
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的被捕叛变，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格局，也最后导致杨登瀛的“白皮红心”特工生涯上画下了句号。
杨登瀛闻讯顾顺章叛变之后仍旧镇静自若，相信上司张道藩可以帮他渡过难关。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中活动，终于将杨登瀛释放出狱。这时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澹。
1949年，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襬小摊为生。解放后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而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杨登瀛提出他在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终于保全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此后杨登瀛住在南京，生活无着。
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即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在北京会见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共产党人陈赓和陈养山以及李克农、安娥（当年地下工作者，曾任杨的秘书）等人。
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装设了假牙，赠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杨登瀛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3个星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杨登瀛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1969年  鲍君甫与妻子的合葬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杨登瀛在南京病故，时年68岁——他的撒手尘寰或许终于使他得免去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然而却仍旧无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种种疑团。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些不谙就里的媒体还在说鲍君甫是个国民党的“侦探”，当年充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要员；直至在1993年5月，鲍君甫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如没有他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1]
人物生平
中统干将鲍君甫，  鲍君甫（杨登瀛）事迹别名杨登瀛，广东珠海人，1901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五卅运动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两人是同乡，渐成莫逆。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杨剑虹上任后便拉鲍君甫入伙。然而鲍君甫入伙却不来南京，还打着调查科的旗号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领馆和青帮等各种势力之间。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有了名头的鲍君甫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上海滩上摆得平、玩得转的名人。 
自杨剑虹自杀后，痛失“师长”的鲍君甫遂改名为杨登瀛，至于为何改名还要换姓，可能是为了纪念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吧，这也说明杨登瀛是一个极重感情、极重江湖义气的人。公共租界巡捕房头目兰普逊在与其打过多次交道以后，深知杨的能量和与各方面的关系，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说话”，以拉近与杨登瀛的关系，可见杨在上海滩的影响力。杨登瀛取得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名义后，搬进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后了解到共产党还送了一辆小汽车给他。徐恩曾到上海时就喜欢住在他家里。杨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共产党“窝点”时，都能查到一些“情报”，还能够将中共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甚至逐期将中共中央发给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调查科，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达的一些工作方针、政策或对形势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项工作的具体指示。但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视，每次必抄报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深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 
不仅如此，杨登瀛还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调查科。杨每次怀揣情报“硕果”到南京来，徐恩曾都要指派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请杨到安乐酒家、世界饭店等高档大饭馆吃饭。家父张国栋1928年5月进入调查科，与其同事4年。据家父晚年回忆，他曾多次应张冲和顾建中的邀请作陪，在与杨登瀛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杨常常是滔滔不绝，喜形于色。
除掉叛徒早在鲍君甫尚未改名、混迹上海滩时，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养山的至交。杨剑虹拉其入伙时，他征求陈养山的意见。这位陈养山表面上是混迹江湖之人，但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属于江苏省委领导。陈养山将此情况汇报后，中共江苏省委便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兹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化名王庸）找陈养山谈话，了解具体情况。在向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后，周认为：鲍君甫在政治上虽不甚可靠，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确实需要这样的“内线”，并决定留住这条“内线”，必要时，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掌控。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殚精竭虑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为鲍君甫出具过的一份证明中称：“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我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也于1952年出具过一份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的负责同志……”从当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提供的情报是多么的及时和准确。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一个与共产党毫不相干的人，只因受了共产党的恩惠，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共产党“告密”，除了说明他重感情、重江湖义气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颗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没有杨登瀛将情报及时送出，如果让叛徒们的阴谋得逞，那么，共产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将会被严重破坏！所涉及的领导人就会惨遭杀害！那么，中共的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
被捕以后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为了表示痛改前非，杨登瀛改回原名鲍君甫。从此鲍君甫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首都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但徐恩曾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从此鲍君甫风光不再。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鲍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晚年生活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鲍君甫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鲍君甫立即被逮捕。审讯时，鲍君甫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鲍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鲍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鲍君甫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鲍君甫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鲍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鲍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鲍君甫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70年（一说为1969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特殊人物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了……”
人物评价
杨登瀛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
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但也有人称他为国民党侦探、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
鲍君甫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局前身）驻沪特派员，是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一员得力干将。[1]然而担任这一职务却又是经过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同志同意的.
然而，他却在背地里帮助共产党，还帮过共产党的大忙。
[2]鲍君甫1926年由陈养山引荐打入敌人内部并由陈介绍参加共产党，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没​有他，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