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江之役
简介
说起中日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如果没有美国最后两颗原子弹，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1-2]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多（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般四百多艘，四战走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堑以防唐军进攻。[1-2]
背景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句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句丽“遗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句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句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句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3]
后来，高句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句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高句丽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3]
高句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句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3]
过程
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句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进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句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句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3]
高句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3]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句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受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3]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句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句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3]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丽又逃过一劫。[3]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句丽和百济。[3]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4]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句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4]
后续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4]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及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4]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4]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4]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句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4]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待。[5]
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句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句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5]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5]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5]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句丽和倭国搬兵。高句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及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5]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5]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5]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5]
记载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1-2]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句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中国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估计可能吃过倭瓜。就象今天的美国人，如果对他说美国大兵很狠狠教训了斯威士兰一顿，对方肯定一脸茫然：“斯威士兰，哪里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吗？不是斯里兰卡吧？……”一直到数月后在哪个电视小节目上看见娱乐新闻数千美女猛晃豪乳竞当国王新妃，这个美国人才恍然，“哦，斯威士兰是南非一个部落小国啊。”由此可推，美国将士也只会吹牛说“兄弟在二战、韩战、越战的那会儿…..”,绝对不会吹嘘他在斯威士兰宰过多少”马猴“――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1-2]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句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些矬个子的小人种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晃衡，这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 “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们喂了王八，三两黄酒下肚，信笔涂鸦，有《哭晃衡卿》一诗：“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来把矬哥们这“死人”就忘了。过了数月，忽然又惊见此人现身长安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间，李白还以为白日见鬼遇诈尸，实实吓了一大跳。不过，诗也不白写，此诗后来被人肉麻地吹捧为“中日友谊史传诵千年的名作”。[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