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
原文
书湖阴先生壁 　　（宋)王安石　　
茅檐长扫净无苔， 　　
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山排闼送青来。
注释
1.书：书写，题诗。 
2.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隐居之士，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时的邻居。也是作者元丰年间（1078－1086）闲居江宁（今江苏南京）时的一位邻里好友。本题共两首，这里选录第一首。
3.茅檐：茅屋檐下，这里指庭院。 
4.无苔：没有青苔。 　
5.成畦（qí ）：成垄成行。 畦：田园中分成的小区. 　　
6.护田：这里指护卫、环绕着园田。据《汉书·西域传序》记载，汉代西域置屯田，派使者校尉加以领护。 　　
7.将：携带。 绿：指水色。 　
8.排闼(tà)：推门闯入。 闼：宫中小门。据《汉书·樊哙传》记载，汉高祖刘邦病卧禁中，下令不准群臣进见，但樊哙排闼直入，闯进刘邦卧室。 　
9.送青来：送来绿色。 　
这是作者题写在湖阴先生居室墙壁上的一首诗。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是作者的朋友。
译文
第一句茅草房庭院因经常打扫，所以洁净得没有一丝青苔。第二句花草树木成行满畦，都是主人亲手栽种。第三句庭院外一条小河保护着农田，把绿色的田地环绕。第四句两座青山推开门，闯来青翠的山色。修辞后两首诗句，诗人运用了对偶的句式，又采用了拟人的手法，给山水赋予人的感情，化静为动，显得自然化境既生机勃勃有清静幽雅。
赏析
一、简析这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诗人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二、赏析这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首诗。
首二句赞美杨家庭院的清幽。“茅檐”代指庭院。“静”即净。怎样写净呢?诗人摒绝一切平泛的描绘，而仅用“无苔”二字，举重若轻，真可谓别具只眼。何以见得?江南地湿，又时值初夏多雨季节，这对青苔的生长比之其他时令都更为有利。况且，青苔性喜阴暗，总是生长在僻静之处，较之其他杂草更难于扫除。而今庭院之内，连青苔也没有，不正表明无处不净、无时不净吗?在这里，平淡无奇的形象由于恰当的用字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表现力。“花木”是庭院内最引人注目的景物。因为品种繁多，所以要分畦栽种。这样，“成畦”二字就并非仅仅交代花圃的整齐，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丰美，既整齐又不单调。 
这清幽环境令人陶醉，所以当诗人的目光从院内花木移向院外的山水时，他的思致才会那样悠远、飘逸，才会孕育出下面一联的警句，门前的景物是一条河流，一片农田，两座青山，在诗人眼里，山水对这位志趣高洁的主人也有情谊。诗人用拟人手法，将“一水”“两山”写成富有人情的亲切形象。弯弯的河流环绕着葱绿的农田，正像母亲用双手护着孩子一样。“护”字，“绕”字显得那么有情。门前的青山见到庭院这样整洁，主人这样爱美，也争相前来为主人的院落增色添彩：推门而入，奉献上一片青翠。诗人以神来之笔，留下千古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此诗对于“一水”“两山”的拟人化，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征为基础，又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相吻合，所以气足神完，浑化无迹，成为古今传诵的名句。 
在修辞技巧上，三四两句也堪作范例。诗人运用了对偶、拟人、借代的修 辞手法，把山水描写得有情且有趣。 
山水本是无情之物，可诗人说水“护田”，山“送青”，水对田有一种护措之情，山对人有一种友爱之情，这就使本来没有生命的山水具有了人的情思，显得柔婉可爱，生动活泼。本来水是环绕着绿色的农作物，但诗人没说具体的植物，而是用植物的色彩来代替，说“将绿绕”，环绕着绿意；青色，也是虚的，是没法送的，诗人却说山要“送青来”，这就化实为虚，诗意盎然。事实是湖阴先生的房屋与山距离很近，主人开了门，就会看见青苍的山峰。可如果写成开门见青山，那就全无诗味了，诗人换了个说法，从对面落笔，让山做了主语，化静为动，顿成佳句，这真是巧思妙想，令人拍案叫绝。三、别解首句的“长扫”，一直解释为：经常打扫，“长”通“常”，“茅檐”是代指庭院，“静”同“净”。于是，首句就解释成了：由于经常打扫，庭院干净得一点儿青苔都没有了。 　　如果不问，这样的解释也可以说得通，因为这样的解说已经通行了好几百年。但是，若要是深究，若要联系生活，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并不合乎事理。 
说“茅檐”是借代庭院，就已经很勉强。如果视“扫”为打扫，那么，被借代的应该也是可以打扫的；借代的也应该是被打扫的一部分。庭院是可以打扫的，可“茅檐”是不可以打扫的。请问一下，经常登梯子扫房檐，谁扫过请举手！若是瓦檐，若是水泥房檐，有了雅兴，打扫也无妨，但是，秋风尚能卷走屋上三重茅，茅草的檐是扫不得的，扫一回，那苫房的茅草就下来一些，扫它几回屋子就漏了。以不可扫的“茅檐”代庭院是不妥的。
即使是允许“茅檐”代“庭院”，那庭院中被扫的也不应该是“苔”。苔是长在潮湿的地方的，是紧附于其他物体上的，用扫帚是扫不去的。刘禹锡的陋室“苔痕上阶绿”，并不能说明陋室卫生没搞好。卫生检查团从来不以苔的有无打分。以扫苔来说明院子干净，也是不妥的。其实，有些青苔的庭院，倒是文人追求的雅、静，也算是一种情趣。 
有这么多的不合事理，我们有理由重新看一下“茅檐长扫静无苔”。 
“扫”的常用义是“清除”，是“用扫帚除去尘垢”，解释“茅檐”为代指庭院，“长”为“常”，全是为了适应一个“打扫”，在其他场合并不容易找到例子。我们应该看到，“扫”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描、画。张祜诗《集灵台》“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这个“扫”就是描画。司空图《灯花》之二“明朝斗草多应喜，剪得灯花自扫眉。”这“扫”也是描画。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这“扫”也是描画。 
解释“茅檐”的人多是没有住过茅屋的，才弄出这些借代、通假，看得出，是为了迎合“打扫”的无奈与被迫。 
如果，我们跳出“扫”的常用义，选用“描画”解释“茅檐长扫静无苔”，就可以解释成：无苔的房檐，像大笔一样长长的一画。苫房用的草，多是梢朝下，以利水流；反之就“戗水”了，水就可能顺草进入里面。多年不换的房草，朽烂含水，也就长出苔了。有苔的房子也就快不行了。新苫的房，檐上自然是“无苔”的了。新苫的房草，梢比较长，也比较软，若是让文人看了，就恰是毛笔。 
这样的解释，一是少了许多麻烦，“长”还是原来的“长”“茅檐”仍是原来“茅檐”。二是更有诗味了，无苔的房檐，像笔一样长长的一画，这多有诗意，这多有文气，这才是读书人的眼力。其实，“茅檐长扫静无苔”说的是，房子是新苫过的；“花木成畦手字栽”说的是，主人勤于劳作。房子是新苫的，花木是亲手栽的，就是说主人对生活充满热情。 
整个诗写的是清新、娴静的生活。将一个“扫”字重新解释，让它成为“描画”，成为富有动感与美感的比喻，较之扫院子，诗的张力就大多了。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张港先生著《经典古诗词另类“悦”读》）
出处
选自《王临川集》。湖阴先生，指杨德逢，是王安石在金陵的邻居。
作者
王安石简介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祐元年5月21日（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仕途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罢相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