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春浦
胡春浦简介
公开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帮助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处理党务，并任黄季陆开办“群生公司”的总经理。其间，创办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红色企业‘大有字号’”，为四川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与四川国民党党、政、军、特上层、地方势力及川西“袍哥组织”均有关联。因“小民革”案牵连，于1947年被捕入狱，先后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在渣滓洞关押。在狱中参与组织对敌斗争。由于其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身陷囹圄又巧与狱方周旋而被难友誉为“特殊囚犯”。于1949年“国共二次和谈”时被国民党当局释放，旋即回成都参加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迎接四川解放，保护成都和平解放等各项工作，并代表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参与推动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工作。
1983年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
“革命败家子”
转眼到了1934年春，川军已将战线以推进到三汇以北的通江境县内，三汇场成为川军东南战线的后勤中心，各路大军的军需物资在这里集散，仅后方医院就有八个，遍街都是伤兵。对生意人来说，这正是发国难财的绝佳时机，然而“炳顺恒”21岁的新任总管胡春浦胡公子却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如何为革命事业做奉献。他想起张海涵给他讲过，江西苏区红军给白军伤兵治伤疗伤，他们伤愈后都参加了红军，拿起抢来打白军，“也想模仿一下”（胡春浦自传）。
于是约集场上的袍哥朋友，让他们串联伤兵中的下级军官军士，每次三四十人，多达一百余人，到胡家喝酒吃肉“拜把调谱”，编入袍哥队伍，赌咒发誓伤愈后不上前线，同生死共“嗨袍哥”，还写信到前线动员兄弟伙回来加入。加入袍哥的伤愈官兵由胡家包吃包住。医院原来规定伤愈后就发饷，伤愈官兵拿到钱就在三汇吃喝嫖赌，不重返前线，院方改为回到前线才发饷，他们仍然不回去。如此三四个月，聚集到胡家的伤兵竟达到一千多人。胡公子银子花得流水一般，眼看家财难以为继，又将一些人“自愿结合”成若干团伙，分别安排到附近场镇摆摊设赌，自收自支。更有替胡公子分忧者，提出打劫由三汇送往前线军饷，胡春浦即发给枪支和经费，规定只准抢劫军饷和税收，违者按袍哥规矩严惩。
终于东窗事发，一帮兄弟伙打劫范哈儿（范少增）部的军饷时，被捉去几个，供出是三汇胡公子给的手枪和钱，范部团长郑清泉派人到三汇捉拿胡春浦。胡公子耳目众多，得到消息逃到合川，在大伯处拿到一千块大洋直奔上海而去。大伯把重振家业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未想他竟是如此“经营”的，连病带气，也在当年死去。至此，胡家创业一代全部命归黄泉，辉煌一时的家业从此一蹶不振。
入党·加入中央特科
只能参加革命不能加入组织的胡春浦如今家破人亡，大量家财被他奉献给了革命，从此不能衣食无忧，要为稻粱谋了。他了解到日本学习条件更好，而且费用与国内相差无几，于是放弃广州中山大学的学业，转而到上海的留日预备学校学日语，准备到日本留学。到1934年冬天，完成规定的半年学业正准备东渡时，梦寐以求加入组织的机会却来了。
这时候吴懋德突然带着四五个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人，住进胡春浦在北四川路的寓所，胡春浦按照吴交代的办法帮他们与组织接上了头。此间胡春浦向吴懋德讲了回老家的情况，以及设计不让伤兵回前线、组织他们抢刘湘部队的军饷等。他一直谨守着张海涵的话，不敢提出入党要求，如今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已人去财破，他也不是小资产阶级了，是否合符加入组织的条件了呢？
终于有一天吴懋德问：既然张海涵和你的关系那么好，对你那么信任，怎么不介绍你入党呢？他说：张海涵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同情革命，不能参加革命。吴懋德说，张海涵这样做是“左倾”。又问现在还愿不愿入党？回答当然愿意。又问能不能同家庭断绝关系？回答能。又说要立刻断绝，回答当然可以。于是由吴懋德和同为苏州反省院出来、在上海美术学院任教王自申做介绍人，写了入党申请书，胡春浦永远记得最后一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申请书按照李浩然的要求落了假名，因为“申请书要经几道手转上去，万一出了纰漏，就找到你了。”
几天以后，一位富绅装束，三十多岁自称“老余”的人来见胡春浦，说他的入党申请已经批准，代表组织接收他为中共党员，无后候补期。参加革命已经三年的胡春浦，终于加入了组织，这是1935年1月。
这位神秘的上级胡春浦永远只知道他叫“老余”，他给透露的工作是“中央保卫部门” 。三年后胡春浦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全称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底，专事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暗杀破坏等，是中共最早的特工部门。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特科取消，在其基础上组建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即老余所说的“中央保卫部门”。红军长征以后，江南一带的中共地下特工由潘汉年领导，在中央直接指挥下从事情报、渗透、策反、上层统战等工作。
按照老余的要求，入党后胡春浦将家秘密迁到较为安全的法租界，杜绝一切社会关系，接受三个月的特工训练。老余面对面单独教授，内容分政治、技术两类。政治训练包括党的路线方针、工作纪律、形势判断、情报分析等；技术训练包括设置警报、盯梢与反盯梢、密码编写和密写、情报传递、接头暗号、险情识别、隐蔽转移等等。短短三个月的训练，胡春浦以其非凡的接收能力，掌握了全面的提供技术，记取了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经验，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共特工。
未来的中国空军司令
训练结束，胡春浦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做国民党空军的工作。
三十年代初开始，国民党空军发展迅速，对红色根据地侦查轰炸日益加强，给红军以极大的威胁，中共因此急于对国民党空军进行渗透，以获取情报伺机策反。位于杭州郊区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先进的航校，被称为“中国空军的摇篮”，由蒋介石亲任校长，1934年起由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任校长，是中共渗透国民党空军的首要目标。胡春浦的渠县老乡郑少愚在笕桥航校学习。郑少愚（又名郑士玺）为渠县鲜渡乡人，曾就读南京中央军校，1932年考入笕桥中央航校，与胡春浦往来甚密。早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同校的中共特工吴懋德就做过郑的工作。但思想进步是一回事，发展入党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正因为空军的重要，国民党也控制甚严。按理因该由吴懋德出面发展郑少愚入党，但老余经过对胡春浦三个月的接触，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
老余给胡春浦的任务是：前往杭州加强与郑少愚的往来，条件成熟时发展其入党，并通过郑收集航校有关情报，每月回上海送一次情报。他郑重地对胡春浦说：我们离中央虽然远，但我们是中央的耳目，现在蒋介石有飞机，经常轰炸扫射红军，我们没有飞机，所以做敌人空军的工作、收集空军的空军情报送给中央，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保卫党中央。出发前，老余向送孩子远行一样帮他收拾行李，一遍遍地交代注意事项。胡春浦永远记得的一件事是：老余交给他一些文件给郑少愚看，叮嘱他把文件装进保温瓶里，他嫌麻烦放在了雨衣口袋里，到杭州下车警察逐个搜查，把他的保温瓶摇摇，看里面是否藏有东西，却没有检查他的雨衣。
1935年4月，胡春浦来到杭州。他必须租住房子才好工作，但此时的杭州和上海一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局规定无当地人作保、无家眷者一律不得租房（无保无眷不租）。胡春浦在旅馆住了几天才想办法租下房子。郑少愚这时已经毕业，因技术优秀留校做准尉飞行教官，航校纪律严格，郑少愚只有每个星期天从二十里外的笕桥与他会面。在这里，郑表示愿意入党并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胡春浦让郑少愚写了入党申请书，由胡带回上海交给接头人，几天后就得到批准，介绍人为胡春浦和李浩然（吴懋德）。因郑少愚此时的身份已是“伪军官”，有三至六个月的候补期。郑做飞行教官工资60元，每月自愿拿出30元交党费。这时胡春浦已与家庭断绝关系，没有经济来源，组织安排用郑党费做他的生活费。以后，郑根据胡春浦交代的任务，随时向胡报告航校内组织机构、负责人情况、反共社团、战术技术等各类情报，由胡整理成密件，每月回上海一次交与接头人，并接受新的指示。郑少愚的组织关系，也由胡春浦单独掌握。
吴懋德知道胡春浦已发展郑少愚入党，而且他是组织决定的介绍人之一，十分高兴，说证明还是你去的好，如果是他去，郑不会这么痛快。接着他又领教了一次胡春浦的活动能力。吴懋德不久接受新任务，到云南昆明军官学校做工作。当时从上海到昆明的必经越南海防，越南是法国殖民地，需要办理护照，吴尝试几次不成向胡求援。胡通过云南籍女友陈瑞瑶在法租界的关系，很快给他办了护照，还自出心裁在护照上给他起了李浩然的化名。此后胡春浦再未与他见过面，但吴懋德从此就叫李浩然了。
由胡春浦发展和联系的中共秘密党员郑少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空战中表现神勇，参加了保卫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的上百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战绩在中国空军首屈一指，成为赫赫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先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空军总部军区参谋长、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等职（总指挥为陈纳德），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领导的多次接见。
1942年在飞越驼峰航线时失事牺牲，年仅31岁。据说周恩来听说他牺牲的消息后叹息道，如果他活下来，将是新中国的空军司令。
斯人已去，情义长留，胡春浦一定要为生死兄弟做点什么。不报组织允许，无需何方委托，就是个人行为，单凭个人能力足矣。郑少愚牺牲后三个月后，利用黄季陆“吊念民族英雄抗日军人”的名义，胡春浦堂堂正正回到离别八年的故乡。虽然家道中落，但头上有“省党部秘书”光环的他，名声有增无减，在这块地面上，亲朋满目，故旧如云，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由他发起组织，全县各界联合举办了郑少愚追悼大会，在其鲜渡乡老家树立了“少愚碑”，又联名申报并由胡春浦一手经办，经国民政府批准改鲜渡乡为“少愚乡”。
黄季陆·抗日反蒋·返川不回
胡春浦在中山大学只上了两个多月的学，最重要的收获是结交并得到黄季陆的赏识。
黄季陆堪称传奇人物，他是四川叙永县人，12岁在成都组织“童子保路同志会”参加保路运动，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以“少年豪杰”名动一时；14岁出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7岁成为孙中山的军事特派员；18岁出国，先后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游学7年，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后著有《民主典例与民主宪政》等著作。25岁回国任国民党要员，反对国共合作，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中坚分子，1926年国民党“二大”西山会议派遭弹劾，黄受严重警告处分，仍坚持反共，被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黄任国民党要职，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兼中山大学教授。
与一般党棍不同之处是，黄季陆属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型官员，其政治选择非人生依附而是个人判断，与人交往爱德才重情义而非党同伐异，这样的人在民国上层人物中大有人在，黄季陆是其中典型。正是如此，他一眼看上比他小14岁的胡春浦，并始终如一地给以信任和帮助，以致到不计政治厉害的程度。这种超政治的个人交情，在胡春浦革命生涯的一系列关键时刻起了重大作用。
“两广事变”平息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失败下野，黄季陆跑到香港继续抗日反蒋活动，在各报发表《继续坚持抗日主张》的书面谈话，并开办《超然报》大造声势。黄季陆将他的书面谈话寄给胡春浦，胡即转发上海各报刊出。此时全国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声浪高涨，各派力量胶着，黄季陆身为国民党要员，在文化界的声望很高，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派人拉他到南京，李宗仁、白崇禧要拉他到广西，中共想拉他到延安。为此安排与黄有关系的罗髫渔、胡春浦、谢怀清、胡鸿经、杜仲石、骆乃琨等六人做黄的工作，后被冠以“六人团”。这六人均为川籍人士，其中罗髫渔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四川古宋县（建国后并入兴文县）人，1923年入读上海社会大学，1926年入党，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总政治部组织处长、军政治部主任。起义部队打散后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被捕，辗转多个监狱四年后才出狱。
“六人团”中，只有胡春浦当时是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罗髫渔出狱后尚未恢复组织关系），所有的行动也胡春浦安排，而胡则按组织上的指示行动。此时他的组织联系人是一位姓曾的妇女，其人高挑身材，相貌丑陋，北方口音，乡下人穿着，有人无意间撞见他们在家中窃窃私语，为胡春浦竟有这般“女朋友”不可思议，实际上胡春浦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姓“曾”还是“郑”也搞不清楚。胡春浦将蒋介石派人拉黄季陆到南京的事告诉她，她传达组织上指示：争取黄季陆不要去南京而去“苏区”。胡春浦让罗髫渔到香港做黄的工作，结果黄既不到南京也不到延安，而是选择了与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组织“抗日反蒋军”。他们在全国各地委任了一大批反蒋“司令”，土匪出身，当过川军旅长的张少泉被他们委任为“第五路军司令”到四川招兵买马拉队伍搞地盘。张少泉经上海到四川时，胡春浦按照组织安排，将川籍特工裴质九介绍给张少泉当秘书，并交给他密写药水，要他及时报告行动情况。
张少泉这一去就没有消息，胡春浦也得不到裴质九的情报。黄季陆见张少泉没有动静也很这急，担心张的素质太低不堪大事，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协助工作，于是给胡春浦写信，要他到四川负责张少泉部的政治工作，并考虑周到地同时寄来旅费、转交张少泉的信和香港《超然报》的记者证，作为胡春浦的公开身份。让不让胡春浦去？组织上显得十分为难：胡春浦经过长期考验，条件优越能力超群，入党一年多来成绩斐然，实为不可多得的优秀特工。此一去情况莫测风险巨大，一旦出事殊为可惜，而不去又不利统战大局。最后选择折中方案——让他去一趟相机行事。临行前，胡春浦通过联系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上级。胡春浦记得，那是在法租界一处隐秘的楼房，用暗号敲开门后，一位同志拉住他的手带他到一个宽敞的厅堂便走开了。厅堂里那位负责人中等个子，粗壮身材，方脸平头，北方口音，穿中式短褂子槽窝布鞋。他向胡春浦仔细问了黄季陆的政治态度和张少泉到四川的情况，讲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工作策略，反复交代：“你是去看一看，没有什么前途就回上海”。（胡春浦1970年4月26日交代）随后那位女联系人又给了他与上海的联系的通信地址，和回上海与组织联系的办法。总之表达的是去去就回，安全要紧。
这一去，胡春浦就回不来了。
接受长江局直接领导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先找到在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的罗髫渔，由罗髫渔在第三厅安排了住处，很快与郑少愚、郭秉义见了面。见面第二天，胡春浦来到汉口法租界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长江局），递上组织介绍信后，由一位着八路军军装的工作人员带到楼上。楼上一位小个子、两个大个子热情接待了他。小个子介绍说，穿香云纱中式褂裤的大个子是叶剑英同志，一位是李克农同志，自己叫黄文杰。叶、李问了胡此行的情况和住处安排后，胡详细汇报了发展郑少愚、陈怀刚入党的经过、到四川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郑少愚来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详细经过，其间叶、李多有插话，黄文杰则做笔录。末了二位领导人说，他们先研究一下，要他过几天再来。
随后一段时间，叶剑英、李克农、黄文杰先后与胡春浦面谈四次，作出以下决定：一，承认郑少愚、陈怀刚党籍；二，二人仍由胡春浦做联系人，不与八路军办事处发生联系；三，紧急情况下，他们可到办事处直接面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在胡春浦的工作安排上，叶、李二位领导仔细了解了他与黄季陆的关系后，指示他不去战干团，通过黄季陆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在中上层军官中作统战工作，掩护、协助地方党和进步团体，由黄文杰做他的直接联系人。
共建大洪山根据地
按照叶剑英、李克农的指示，经黄季陆介绍，胡春浦于1938年到湖北襄樊原属川军的22集团军45军政治部工作，任军政治部特派员办公室少校视察员。该军原属川军邓锡侯部，许多军官有反蒋情节，与共产党有多年的交道，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军中工作。胡春浦去后，很快与该军政治部主任陈烈贻（中共党员）、中将副军长兼第127师师长陈离等建立了联系。陈离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一直在努力为党工作，胡春浦早有所闻。
中共此时的战略，是在中日战线交叉地带和后方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征收供给，发展壮大中共武装力量。湖北省党组织在鄂中京山、钟祥、应城一带开辟了大洪山敌后根据地。国民党视之为眼中钉，也在这一带搞“忠勇救国军”与共产党抗衡。因为胡春浦是黄季陆介绍，45军军长陈书农委任他为“45军忠勇救国军京（山）钟（祥）应（城）三县办事处主任”，任务是到大洪山敌后“同共产党争民众”，这恰恰为胡春浦创造了良机。
结交袍哥的“煤老板”
四十年代初，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厉打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采取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策略。从渠县回来后，联系人陈于彤向他传达董老指示，说他1939年策动陈离部713团叛变的老案重发，军统投资戴笠下了手令抓他，要他立即离开成都，“停止活动，保留党籍，长期埋伏，等待时机”。这是继一年前南方局割断他与周围党员的联系、要求他“尽量灰色一些”以来，对他采取的进一步保护措施。
胡春浦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了，不仅是面临被铺的危险，他的身体也支撑不住了。多年来命悬一线的颠沛流离，没有家庭的温暖照顾，生活毫无规律，他患上严重的胃病，数度溃疡呕血不止，修长的身体日渐单薄，三十来岁即时感心力交瘁。好在有山清水秀、地利人和的桂花场，给了他避险喘息的机会。按照董老的指示，他来到桂花场长住。
为了经营这块一见钟情的避难基地，他用心良苦。坊间盛传他是“黄季陆的秘书”，他也顺水推舟以此自居，称来此是为养病。加之吴家的势力就是双保险。
但他并未就此闲着，他要积蓄资源等待时机。地下工作除了要准备献出生命，还得自己找钱谋生存求发展。几年来，他一直是黄季陆群生公司的经理，不过挂名而已。如今有了喘息的机会，他要亲力亲为办企业积累资金。桂花场西北的灌县向峨乡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有数十家小煤窑，但因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经营艰难。他想借群生公司的牌子收购这些煤矿，找到老朋友王彦立。
王彦立出生四川酉阳县龙潭镇名门世家，这个了不起的家庭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三叔王勃山为前清举人、民国元老, 给予共产党和各派民主力量大量帮助。王彦立十三岁到上海求学，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早年参加激进组织，1937参加共产党。他十多岁在上海就与胡春浦相识，二人同年生，同样出生于大户人家，生活相近志趣相投。他和胡春浦一样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同的是病痛改变了他的命运。4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他却因胃大出血住院动手术，错过与联系人肖泽宽的接头时间。延安方面正在整风挖特务请队伍，认为他是“动摇”，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无奈之下他转而走实业救国之路，经姑父向传义安排去了成都最大的电力企业——启明电灯公司任副经理。那时电厂都是用煤发电，启明公司是成都用煤第一大户。胡春浦正好这时与他重逢，二人一拍即合：胡春浦用启明公司的名义收购11家小煤窑开办“向峨煤矿”，自己任经理；同时以“启明公司驻灌口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全数收购所采煤炭，既是卖家又是买家，买卖通吃，不赚都不行。
王彦立如此不顾经营之道支持胡春浦，自然是看在革命的份上。他组织上脱了党思想上没有脱党。他们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党员，但党的纪律不允许他们直接联系。为了工作方便，胡春浦一度向南方局提出“打通”跟他的组织关系，回答是王的组织关系因“动摇”中断。于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二人不言党的关系，只管为党的事业工作。
开办“大有字号”·暗渡陈仓
大有字号是中共南方局在川西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主要据点。胡春浦属于特工系统，原先一直不予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发生组织联系，“大有字号”成立后，为便于工作，胡春浦向南方局提出并获得批准，打通了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和在公司工作的地方组织党员的关系。于是，在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的华健主持下，商号成立党小组。党小组成员为胡春浦、刘家言、张家壁；胡春浦任组长，作为大有字号的领导核心。字号的经理张家壁，胡春浦相当于董事长。因其特殊的使命，在招收员工时十分重视其政治面貌，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培养党员队伍，先后培养、发展了数十名进步青年投身党的事业和加入党组织。
胡春浦以大商号老板、社会贤达的身份周旋于上流社会，广泛结交拉拢各种身份和政治态度的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省党部主任、川大校长黄季陆，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国民党军统蓉站（成都站）副站长熊倬云等，都是大有字号的股东或和常客。军统中统四川统调室总干事何铮被拉进大有字号工作，担任所属向峨煤矿经理，在字号领补助。字号股东、党员王彦立挂着省警察局稽查长的名……形形色色的上层人物在字号洽谈生意，打牌聚会，热闹非凡。在这张保护网下，大有字号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会议室、联络点和情报站。川康特委领导蒲华辅、华健；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罗髫渔、田一平等同志经常在“大有字号”秘密开会，制定重大行动计划。到“大有字号”联系工作、接受任务的同志往来不绝。一些军政人员在这里被策反，如国军情报官员张灿华被策反后，提供了川西、川南的军事地图以及成都周边兵力部署情报，还搞到警戒严密地区的空白通行证，供转移过境的地下武装人员使用。在这里获得的紧急情报，会及时转告相关同志，使之及时脱险。如在得到国民党将进行对民盟等民主人士的大抓捕的情报后，胡立即通知了田一平等人。
从渣滓洞出狱·徐远举的回忆
胡春浦被捕后各方积极营救。妻子刘宗华更是四处奔走，八方求助救。她四哥刘宗邦（中共党员）专门飞到南京，通过在空军总部当副官处长的三哥刘宗武活动，由与军统有业务关系的国防部二厅出面保释。徐远举居然不买账。其原因除了“案情严重”、行辕主任朱绍良盯得紧外，胡春浦的强硬态度——用徐远举自己的话来说是“倔强”，和在狱中煽动肇事使他产生了恶感。一个阶下之囚，居然在他这个气焰熏天人见人怕的军统头子面前桀骜不驯屡屡生事，还拿上峰来压他，使他的自尊大受损伤。一个不屈服，一个要逞威，某种意义上成了意气相斗。
胡春浦关到渣滓洞不久，徐远举迫于要他保外就医的压力，到监狱巡视时专门问他病情表示关心，胡春浦爱理不理不给面子，接着就煽动罢饭。特务叫刘宗华写信，劝他“守规矩，不要调皮，以免影响恢复自由”。胡春浦在给刘宗华的密信中说，他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人出卖，不必着急莽撞行事。1948年9月，刘宗华亲自到南京活动后，国防部二厅给重庆行辕二处发去快件代电，要求给与胡春浦保释就医。徐远举回电称：“查胡春浦一君，系本处被获民盟分子李荫枫军事阴谋一案重要同犯，于上年十月中旬在蓉被获解渝，经讯据供参加同谋活动不讳，……经查该胡春浦现患胃病属实惟并不沉重，全案现正由军情处讯办中，所请释外就医一节似无必要”。继续扛着。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提出“释放政治”挽救残局，局势一度缓和。渣滓洞春节联欢会，就是在此背景下被狱方容许的。春节后，渣滓洞陆续释放民主党派和进步学生，包括许多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小民革案的人有的释放，李荫枫、田一平被送至监狱附近的“经济研究所”“优待”，假日可以回家，同案中除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何雪松外，只有胡春浦继续关押在渣滓洞。为此，刘宗华两次与已出狱的郭葛雅波闯到徐远举家中说事，还在徐远举的办公室拍桌子，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中说她“态度很不好”。四川省主席张群继任行辕主任后，向传义也通过张群给胡春浦作保。徐远举还是“婉言谢绝”。
让徐远举最终妥协的，是他的亲朋好友的给他的压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本意是不放胡春浦的，上面的大人物说话他都不买账，释放他“完全受人情包围，而勉强放他”。这些人包括熊倬云、陈与时、他手下的亲信雷天元、以及国防部二厅的好友左泽淦等，这些人“一再说情有很大作用”。他1956年在关于胡春浦被捕释放问题的交代中说如此写道：
“48年前，……随便释放人是不可能的。何况李荫枫胡春浦军事活动是较严重案情，我经朋友之托，只能帮他减轻不追，而不能减免释放。同时那时行辕主任是战犯朱绍良，他是死硬派，处理问题很严峻的。我也不能随便说话和擅自处理。……到49年人民解放战争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也去了台，伪中央对地方已不能控制，伪总统李宗仁为寻求和谈，通令释放政治犯，在地方影响很大，……那时政治环境对释放胡是有利的。
国防部二厅48年秋给我一个代电，叫我考虑胡春浦保释就医，49年春由二厅办公室主任左泽淦给我一封私信为胡说情，我都未同意，婉言谢绝了。……关于二厅来电对胡的释放有帮助促成因素，左泽淦一再对我说情有很大作用。以我本意不愿释放胡，因他的态度较田一平李荫枫倔强，我对他印象不好，他的释放完全受人情包围，而勉强放他。今天说来又是很大矛盾，即拿向传义信来说，只构成向战犯张群签办释放他的行政程序手续，实质上是许多人说情的关系。如果我不同意释放，向传义给张群的信没有用的。刘国志是显著的例子。”
刘国志即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后被杀害。他和胡春浦均为张群出面作保。徐以他为例，是他说明放胡春浦并不是怕官，实在是托不过朋友情面。这说明徐远举性格中的一个侧面。
1949年五月中旬一天上午，曾经到成都抓捕胡春浦的特务徐贵林叫他收拾行李，然后带他走出监狱的边门，一眼看见等候在外的妻子刘宗华，他知道自己获释了。
红岩：胡春浦与小萝卜头
当时，在重庆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小民革事件”，我们有5个同志先后被捕，其中有一个人受了重刑，被单独锁在一间牢房里，不准别人接近。小萝卜头来到这间牢房门口，从门缝里看见一个人戴着铁镣躺在地上。他胃病发作，两天没吃东西了。 
小萝卜头对着门缝问：“他们打你了？你说了吗？”“没有！”小萝卜头知道胡春浦这个名字，是妈妈和前几天被关进来的葛雅波阿姨说的。他又问道：“你认识葛雅波吗？”胡春浦听了，立即紧张起来。小萝卜头说：“我和葛阿姨在一起，她什么也没说。” 
小萝卜头很快将胡春浦的情况告诉了地下党支部。党支部分头又和几个同案人谈了话，使他们心中都有了底，在敌人面前应付自如。小萝卜头的妈妈还煮了一碗面条，让小萝卜头给胡春浦送了去。后来，胡春浦被党营救出狱，解放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1977年，胡春浦听说小萝卜头还有4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我经受酷刑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添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成都解放
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解放成都,成都地下党根据“独立工作”的精神,于9月下旬在北巷子刘元琮处的一间楼房里开会,成立“临工委”,工作重点是策反、统战,并决定用原“小民革”的两个外围组织名称,发展“民主实践社”,进行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上层人士的策反和统战工作。10月上旬,“临工委”派黄大洲、夏逊两同志,通过国民党川东防区到湖北找到二野驻四野办事处主任刘存忠作了汇报并研究了川西成都的情况。当夏黄动身去湖北时,曾约同辜端到重庆,由辜去见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递交胡春浦代表党(“临工委”)致潘的信,潘阅信后说,按你们的意见办,我马上打电报给潘清洲(二三五师师长,潘之大儿子),叫他伺机起义。时潘清洲正由巫山沿大巴山撤向川北,后如约起义。
远离“是非漩涡”
30年代初就参加了革命，长期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在川西工作了整整十年，居然因为个别后来者不认账，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民主人士”；把一生都交给了党，九死一生，革命胜利后竟被逐出党的队伍；性格倔强的胡春浦如何能够接受？他拒绝到温江赴任，闲云野鹤搬去了彭县的龙门山脚下，这一带的海窝子（新兴镇）、桂花场、关口场是他多年避难和经营煤矿的地方。设在关口场的启明公司煤场还在经营，声称要在这里“闲住养病”重操旧业，做个远离官场的“地方人”。海窝子中心校校长周懋仁的孩子们永远记得，温江专区副专员胡春浦这时来家与父亲把酒言欢：革命成功了，他可以安享太平了。
但迎接他的不是理想中的太平日子。和全川一样，新秩序和大规模征粮引发的叛乱在这一带爆发，乡间人心惶惶。川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宋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李宗林来信转达贺龙指示，要他就地协助剿匪征粮。贺老总是他敬佩的人，于是他就地开展工作，给彭县领导介绍情况指导工作。解放后经胡春浦介绍 ，吴兰岩当了崇宁县副县长，崇宁县叛乱武装占领县城，县长和县委书记马文的爱人都被杀害，吴兰岩和县委书记马文退至桂花场，被叛乱武装围攻数天，劫走了吴兰岩八九岁的小孩，烧掉吴家大院一半的房子。胡春浦闻讯后，带信给起义的九十五军徐团长，徐团长立即带部队解了桂花场之围，并配合解放军很快平定了局面。
谁都知道他是温江专区副专员，但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竭力与官方保持距离，徐团长帮了大忙，他连面也不见；局势平定后县长赵斌打电话找他，他不接电话。一些了解他性格的人不好出面规劝，通过他的至交王彦做工作。从他给王彦立的一封回信中，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彦立兄：信收到，目前返蓉，我觉得无必要。你去后彭蓉交通断绝，西山几又酿叛乱，我在关口，找地方人共同安定地方。海窝子龙兴场等地都几乎出事，只有关口在中间，人心平静，这不是偶然的事，我曾经给了李宗林一封信（他要我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大概情形，我是以人民的立场，协助政府安定地方，自己知道自己的立场，绝不卷入任何是非漩涡，当此最混乱的时候，我曾经以地方人的名义，在电话上要赵斌县长作必要措施，同时以私人关系写信给九五军之徐团长，问他是否可以用部队向海窝子警戒，现在已较平静，赵斌曾在电话上找我，我没有同他再说话，徐团长曾经来看过我，我没有到他们那里去过，我自己深居简出，打算这几天上面平静了，我就到海窝子或青杠林斯文场等处去住，看厂做厂，如条件或环境不可能，我就去闲住养病，请他们放心，任何是非地方我不会涉足，
祝好，春浦，二、十九
“闲住养病”只是气话，身为副专员，又领了贺龙的命令，当做的事他是一定要做的。关口场乡长、袍哥大爷罗某，人称罗二哥，与他有多年交情，受他的影响给许多同志提供过保护和支援。减租退押中，罗二哥在他的动员下开始十分配合，但交出了他的罗家大院和全部家财后，仍被斗打追索不休，被迫上山为匪，聚集数百人抢拼命。胡春浦让堂侄胡开基带着手枪当他的“警卫员”，在政府武装护卫下上山劝降。到了半山，对方要求所有人留下，只准“胡大爷”一人上山。胡春浦即叫全部人就地等待，一人徒手前往谈判。为让对方放心，他第一次以“温江地区副专员”的身份给罗二哥担保，投诚后绝不伤害他性命。罗二哥被他打动，率全部人抢投诚。然而胡春浦过于自信了，罗二哥一下山就被扣押，很快枪毙。
磨难岁月：历次审查与“最耻辱的一周”
从建国伊始到1960年做第三次组织结论，胡春浦前后被审查了十年，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文革一来就全部推翻不作数了——那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包庇。从1967年2月开始，他以“走资派、政历复杂”的罪名被关押，接受无休止的文斗武打。
遇到这个“新问题”，老革命逢凶化吉的全部本事就全废了。他何尝不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何尝不想向革命群众坦白从宽。他一遍遍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文件社论，从生下来开始从头到尾坦白交待，搜索枯肠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战战兢兢不敢漏一丝罪过，口干舌燥地说，翻来覆去的写，但人家就是不信。他们不相信当过地主少爷、资本家、袍哥、国民党员、特务、伪军官、伪官僚的人不是坏蛋；不相信身边除了坏蛋就是大坏蛋的人会是好人；不相信坏蛋会干好事会救好人；不相信被敌人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的人不是叛徒……说得越多、写得越多、解释得越多越不相信。
……
……
1971年：
这一周是我一生最可耻辱的一周。
去年7月4日夜晚11点半钟以后，在审讯室承认了“伪造入党历史，冒充共产党员”的历史罪行。以后又接连写了三次材料，详细述说如何冒充，为什么要冒充等等情况。而在材料中为了说明过去历次交代自己那一段历史中几个重大事情是假的，竟不惜在政治上陷害了一个活人罗髫渔，（说他三六年下半年去香港，是我们商量的去依附国民党政客黄季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侮辱了两个死人郑少愚、陈怀刚（说我三五年在杭州、三六年上半年在南京，先后发展他们入党是假的）。就是这一周，也仅仅是这一周的时间内，仅仅为了自己想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早点恢复人身自由这点卑鄙的目的，就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给自己的政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污点，也是自己五十八年来一生最大的耻辱。在这一周年的时候，回忆自己这个卑鄙的行为，心情感到特别沉痛。
胡春浦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
1974年3月，胡春浦审查专案组给自治区党委正式提出报告：恢复胡春浦党籍，恢复统战部部长职务。自治区党委迅速批复。
自1967年2月隔离审查到1974年正式结论，胡春浦整整被审查了7年之久，关押审查时间超过4年。这期间写各种交待材料七八十万字，捺手印数万个，手指头一直红红的。
胡春浦参加革命后三次被捕，关押时间共计两年半，不及建国后关押时间多。
胡春浦1932年参加革命，地下斗争历时18年。建国后审查时间总计18年，二者刚好相当。
附：周特生：渣滓洞幸存者创作话剧：《热血》
中国话剧百年之大学生优秀话剧展演开幕式剧目——《热血》。
根据周特生的多场次叙事体话剧《路漫漫其修远兮》缩编而成，是一部绝不同于小说《红岩》的，真实再现渣滓洞斗争的话剧。剧中人物，除部分我党人士外，均为真人真名。本剧曾于2004年夏赴北京参加“中国大学生戏剧节”获“最佳剧目奖”。
剧中主角胡浦（历史原形真名胡春浦），是渣滓洞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历史顾问：仲秋元（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渣滓洞幸存者；94岁） 
编剧：周特生（国家一级导演、渣滓洞幸存者、渣滓洞狱歌《把牢底坐穿》的曲作者；90岁） 
艺术指导、总导演：田野（国家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家、《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之女；77岁） 导演：柏昱（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电视编导） 
节选自《渣滓洞的斗争》——周特生
不久，又从白公馆送来了五位难友，其中一位颇引人注目，他身高一米八左右，光头，身着呢子长衫，神采奕奕，后面跟着两个军统的行动员捧着克宁奶粉把他送进了渣滓洞的楼下一室，所谓的优待室。他的女友被关进了女室，是渣滓洞女牢房第一位囚犯，跟他一道来的还有肖中鼎、何雪松、李子柏。 
这几位从白公馆转来的战友，大大加强了渣滓洞斗争的领导力量，那位神采奕奕的难友，是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战士，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和董必武同志单线联系，他又是国民党员，又是国民党四川省书记长黄季陆身边的大红人。他不仅帮助黄季陆处理党务，还为黄季陆经营企业，兴办厂矿，又俨然是个大老板。他又是“民革”的成员，私自为“民革”准备发展地下武装筹办经费。他正在为这件事积极活动的时候，被徐远举发觉，逮捕归案，但又缺少真凭实据而又奈何他不得，眼下既已抓来而又不能随便放人，只得留下继续追查。他的大名叫胡春浦。目前，徐远举对他这个案子未能做出结论之前，只能对他特别优待，他可以整天放风，在渣滓洞范围内转悠，他女友在管理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去照顾他。他来了以后，个别了解他的同志向他反映了渣滓洞的情况，他非常高兴，他认为渣滓洞目前的情况，为渣滓洞今后的斗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活动空间还要扩大，把报纸订起来，图书室尽快开放，篮球场也不能闲着，所方在经费上如有困难，他可以帮助解决。渣滓洞目前的情况是好的，也可能是暂时的，一旦形势变化，就可能出现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思想准备。1947年“2·28”事件以后，重庆市委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处境困难，为了激励斗志和便于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办了《挺进报》，是让我们自己的同志去看的，不得外传，可是我们有个冒失鬼，竟然把报纸送到警备司令部司令办公室的桌子上去了，他自以为显了威风，实际上给苦于找不到地下党线索的敌人，自己把情报送上门去。怎么能这样干？！所以我们要及时把男牢各室室内和室外的沟通渠道建立起来，打通和渣滓洞外的联系。这几位难友来了以后，渣滓洞里的斗争，又上了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