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赫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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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推荐赫尔利的初衷是想选一个"将支持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而且不象美国总统第三十二任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1933年3月4日·1945年4月12日就任美国总统）原先的那些使者那样是个两面三刀  毛泽东会见赫尔利[1]的人"。[5] 然而事实证明，赫尔利是个"爱出风头、爱虚荣、无知而又傲慢"[6]的家伙。费正清教授也风趣的讽刺他："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美国人，爱好浮夸，头脑简单，是一个较早出世的里根式人物。"[7] 他在中国的"劣迹"引来的只能是嘲笑和唾弃。霍世亮先生也曾毫不客气的说："赫尔利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也不是有军事素养的人，他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可以说基本上全无了解。"[8] 而这种无知也是赫尔利失败的症结所在。
赫尔利的调节从1944年8月到1945年4月2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反共为止。之后，他的调停活动很少，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了。刚刚来华的赫尔利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使命，显得踌躇满志。石博思在致巴特沃思的信中说："（赫尔利）告诉高斯说，他要到延安去见中共领导人，并且相信他能解决中国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争端。"[9] 石博思认为："1944年间美国罗斯福（1933~1945）政府曾在军事方面为促进中国境内的统一作了一些努力，为此任命了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但是在政治方面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做任何努力，------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政治图景，赫尔利将军是第一个在政治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人。"[10]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尔利来华代表着一个新的美国对华政策时代。从1944年到1945年3月，赫尔利频频活动于国共两党之间。1944年11月，亲赴延安，与中共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谈判，签订了一份《五点建议》〉。[11]
《五点建议》签订
（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
（ 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1887～1975）为中华民国主席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
（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
（ 四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地位。
（五 ）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官兵，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将根据其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的待遇，其各单位军火和军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的待遇。
《五点建议》是完全符合当时形势，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有利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和自由；有利于避免内战，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五点建议》和美国在华目标暗合，所以"赫尔利对能使共产党同意他认为极为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感到兴高采烈。"[12] 但当他将之呈送给蒋介石时，才恍然明白被中共"骗了"。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接受《五点建议》的。所以国民党于11月17日提出三条《反建议案》〉：[13]
一、中国国民政府为迅速打败日本和战后重建中国，希望保证有效的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作为战时办法，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立即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中共军队作为政府军队之一部，在薪饷、津贴、军火和其他分配方面，享受与其他军队同等待遇。 
二、中国共产党在爱国战争中和战后重建中国中充分支持国民政府，将其全部军队交于国民政府和国防军事委员会控制。
三、国民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亦表赞成-是实行孙逸仙（即孙中山：1866～1925）的原则，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并将制定政策，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
国民党的三条反间议案带有一定的迷惑性，也提出要求统一，也想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实际上又把蒋介石的独裁意图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明显的是第二条，实质是要收编中共的军队，取消中共军权。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造就教育中共在军队上、组织上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面对国共之间的僵局，赫尔利还是屈服于蒋介石的坚强意志之下，在调停方面变得无所作为。[2]
赫尔利为蒋卖命
反共道路赫尔利公开走上亲蒋反共道路后，为蒋奔走造势，不妨分几方面简述之
1、 致力于解决蒋介石的心头之患，协调中苏关系，孤立中共。
在赫尔利之国务卿电中说："我的报告，特别是呈送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将表明委员长对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怀疑虑。昨天他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帮助他奠定了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基础，他还头一次对我就该问题对莫斯科进行的两次访问，表示赞许。"[14] 国民党很快与苏联签订《中苏条约》，斯大林承诺支持蒋介石政府，"斯大林和美国领导人一样，看来宁可支持一个虚弱的国民党政权，而不支持一个捉摸不定的共产党中国，也不赞成通过内战毁掉一方。"[15] 蒋介石更加春风得意，"美国人也没能约束国民党劝服蒋介石，蒋介石比以前更加桀骜不驯和反复无常，不过他对美国和苏联双方都支持他毕竟是感到兴奋。"[16] 虽然美苏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但实际上又在推动着内战，中共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到了1945年春天，共产党人已对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一点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17] 中国局势更加紧张。
2、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做舆论宣传。
毛泽东曾十分愤慨地批评赫尔利"及力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18] 国民大会是蒋介石独裁的表现，许多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中共也公开批评该会的召开不和程序。毛泽东说："这件公案（召集国民大会），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里稍稍硬了起来。"[19] 赫尔利还极力为蒋介石作个人宣传。在1945年4月5日的《新华日报》上曾刊登："他（赫尔利）常常被人问起关于蒋介石的性格和志愿，他的答复是：在对日长期战争中，蒋介石曾运用他所能有的一切力量。虽然，他并无法西斯心理。他很想把他所有的一切权力，抛给孙逸仙博士所主张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他正在为了他的国家而走向民主政府，那是他事业的目标。"[20] 在赫尔利嘴里，蒋介石成了"开明领袖"，而中国人民显然是误会了领袖的良苦用心。当时社评说："他（赫尔利）还没有了解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没有了解中国的统一问题的真正症结。"[21] 所以赫尔利在判断蒋介石政权上存在很大的偏差。
3，不惜余力影响美国的政策取向，推动走向扶蒋反共道路。
赫尔利在华言行遭到了国务院的主张"显示灵活对华政策"的反对，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三约翰即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谢伟思（John Stewant Service）和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是现实主义政策的代表。他们多在中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包括中共方面。他们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灵活的政策，决不无条件的支持蒋政权，他们对中共寄予了较大的同情和支持。雷蒙。拉登曾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自由、民主和健全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达到的理想。共产党是美国潜在的朋友，不过我们也很可能轻易的坐失良机。"[22] 不幸被言中，美国政府确实没有抓住机会。赫尔利对中国的无知再加上他的自以为是，渐渐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谢伟思认为："在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共的观点是误解与敌视的大杂烩。"[23] 他说"美国领导人从未充分理解或接触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几乎没有迟疑和摇摆过，不是中立就是极端敌视。无视中共的重要性和把它看作一个'全球'阴谋案团代理人这两种倾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可悲的影响。"[24] 美国对中国的无知、猜忌和不信任是采取正确对华政策的重要障碍。苏联一直是美国行动的无形压力。比如伊凡.耶顿就十分武断的下结论："根据个人观察所得直接证据，加上其他旁证，可以确立以下结论：苏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左右着它的最大卫星国-中国共产党-的命运。"[25] 而他所谓的个人观察竟是"所有的正式宴会他们（苏联使团成员）都出席，其团长总是坐在毛主席旁边"，[26] 以及"前使团中一成员和一名助手经常在毛主席左右，这二小组的头头表面上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而毛与传说的相反，看来身体完全健康。"[27] 仅凭这些荒诞的推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看来美国对中共相当敏感，已经有点杯弓蛇影的味道了。所以赫尔利的言行刚好符合了一些人的判断最后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一直执行了三十年。
选择在国共之间，赫尔利为什么会选择蒋介石？中共的《五点建议》与美国对华政策是一致的。孔华润中肯的分析国共："确实，战地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从共产党控制区发来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毛泽东的政策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接近于美国人认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纲领，他比国民党所能提供的任何纲领都重要。"[28]另外据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报告："我们的政策在政治方面是旨在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这个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意愿并能有效的履行其国内国际义务的政府。"[29] 然而，国民政府显然不是，美国方面也有认知，"该政府（国民政府）因为由一党也就是国民党严格控制，因而缺乏代表性，其治理、行政和司法机构缺乏效率，中国目前的陆军和空军腐败无能，个人和财产得不到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30] 所以美国希望"督促目前的国民政府迅速采取具体措施，建立立宪政府，实现自由统一和团结，这对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国，维护远东和平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31] 所以，《五条建议》是美国可资利用调整国共关系的有利时机，可惜赫尔利放弃了，美国对华政策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次选择呢？
首先，这是把眼光拉到美国国内，抗战以来，美国舆论界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内战，主要报道的是国民党方面，中共一直处于被隔绝状态，仅有少数记名勇敢的记者到延安发回一些零星报道，如史沫特莱、斯诺等。但是对美国的舆论几乎是不起作用的，蒋介石才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中说："在1937年即毛泽东在等上天安门之前的十二年，另一位中国领袖主宰着美国的头版新闻……《时代》杂志宣布由于蒋委员长及夫人的勇敢而授予他们这一年度的'当年伟人夫妇'称号"，[32] 更有甚者，蒋介是和他的夫人被誉为"最开朗最爱国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尤其是1942年11月到1943年7月，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一方面为中国抗战造势，另一方面"拉赞助"，积极鼓动美国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援助。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应邀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联席会议，并作了在美国国会的最有名的演讲，这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的第二位女性。当时的全美各报对此演说均全文刊登，各界还发表了约3000多篇的社论和评论。所以蒋介石的攻心宣传还是博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以至于"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把把蒋介石的失败和毛泽东的胜利看作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33]而赫尔利也受到了这些信息的潜移默化。他早已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中华民国是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他来华之前，"亲蒋"的因子在赫尔利的头脑里已经存在了。
其次，赫尔利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相互作用，我认为一方面对罗斯福的政策理解有偏差。另一方面，赫尔利的行为又对罗斯福的决策产生了消极影响。赫尔利来华时，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罗斯福指示的任务是[34]
一． 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
二． 增进蒋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
三，执行某些关于军事补给方面的任务。
四，与高斯大使保持密切关系。
这是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的任务，而罗斯福的扶蒋倾向还不明显，他仍然希望调动中国一切力量结束对日战争，然而史迪威不久回国，在史蒋斗争中惨败，赫尔利开始致力于国共调停。罗斯福对于国共态度的变化是相当微妙。但他始终都没有放弃国民党，正如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说："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35] 罗斯福对华政策长期以来比较灵活，尤其对中共方面，因为美国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约束中共，因而他自己对扶蒋反共也表现得较为谨慎。毛泽东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36] 赫尔利在其中的个人作用是相当大的。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我接受的指示是要阻止国民党崩溃，扶持蒋介石的领导，统一中国军队，并尽可能地协助政府实现开明化，创造有利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条件"[37] ，从言辞中可清晰看出赫尔利的立场，究竟有几分是罗斯福的本意，又有几分是他的发挥，似乎已很难分辨。谢伟思认为："他（赫尔利）是一个既有魄力、妄自尊大的人，他对其使命设想的极为广泛，声称拥有总统授予的最彻底的全权，并在那一极为微妙对美国利益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中，撇开国务院而完全独立行事"[38] 。由于赫尔利个人的主管倾向，他在向总统的汇报中存在不实之处，比如他将谈判失败推到中共身上，他说："它（国民党）给了共产党想要的东西，但却没有要求共产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这一点我在五点协议中提出过因此在政府改革期间和之后，都仍然存在共产党武装发动内战的威胁"[39] 。中共在他的眼里成了阻碍统一，挑起内战的一方。这样混淆是非的言论对罗斯福的决策起到了一些消极作用。
我还认为有一点须引起关切，罗斯福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对赫尔利的干涉很少，存在客观原因，比如二战后期，罗斯福忙于欧洲战场（1939年9月1日～1945年5月8日），无暇东顾尔赫尔利发表四月二日公开言论距离罗斯福去世仅几周，体力疲惫的罗斯福做出的判断很值得怀疑，《病夫治国》中就十分尖锐地指出："（某些历史学家）它们严厉地批评晚年的美国总统，他们认为，他那是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40]
第三，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赫尔利来华的背景便是使蒋矛盾白热化；而史迪威最后终究没能斗得过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沮丧回国。史迪威事件对赫尔利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史迪威的失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谢伟思认为："召回史迪威政策的意义或许可以讨论，但此事标志着美中关系又倒退了一步。则是毫无疑问。"[41] 赫尔利从中认识到"扶共"是不行的，史迪威的那套已经不被美国政府支持，而赫尔利将选择另外一条路。资中筠教授曾说："史迪威事件，客观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向助蒋反共方面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42] 赫尔利善于见机行事，不愿重蹈覆辙，只好乖乖就范，另外赫尔利对蒋态度是温和的，一反史迪威的强硬作风，他从史迪威的教训中学到："施加压力的策略是不明智的，并正在被放弃。"[43] 所以赫尔利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压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赫尔利只是让中共的单方面的让步，不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劝其退步，所以谈判失败也是意料中的事。 
第四，处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便宣布自己是一支无产阶级政党，在1921年7月的一大上，中共确立其纲领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以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在二大上明确党的最低纲领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所以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中共与美合作的障碍，互相都不够信任，自从苏联十月革命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一直被美国政府看作是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受到美国的排斥，而国民党往往以反对共产主义博得美国的支持。1943年3约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声称："至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这仅仅反映了英美理论与苏俄理论对立。这些理论不仅不符合中国民族生活之必需，而且他们已与中国本身的文明精神相对立。"[44] 我认为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重视但不能过分夸大，毕竟意识形态只是用来解释统治者统治国家合法性而制造出来的，真正决定国家的仍是国家利益，比如二战期间，中美苏联关于对抗法西斯，所以意识形态的对立虽然是中共与美合作的一个心理障碍，但绝不是说中共和美国政府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三
赫尔利政策带来的客观效果是中国内战的爆发。虽然美国和苏联一样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范宣德曾直言不讳的说："干涉中国内战将得不偿失，卷入中国内战将给我们造成严重困难，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45] 罗斯福在世时极力的调解国共，就是为了避免内战。戴维斯说："大使馆人员沮丧-我和他们一样忧虑-的是赫尔利使自己和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入的卷入蒋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斗争。"[46] 赫尔利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倾向，美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由"友邦"变为"内战凶手"。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非常明白，假如没有美国的运输机和军舰，替中国政府把军队运到华北和东北，即使中共要打内战，也是没有对手的。假如没有美国庞大的剩余军火接济中国政府，既是中国内战发生，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残酷。假如没有美国一面倒的所谓调停，则中国内战双方，也会找到和平方法的。"[47] 美国选择了错误的路线，适得其反卷入中国内战的泥潭不可自拔。
美国一向以天赋使命自居，向全球推广他的民主和自由。虽然美国采取种种方式力促"中国政府开明化，加强民主程序，规定个人基本权利，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48] 但扶蒋反共政策使蒋介石在独裁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的理想主义目标变得遥遥无期。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说："美国的政策是他对远东事务的总方针的必然结果-他的理论假设和政治即到一方面的考虑。"[49] 他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不愿诉诸武力和随时准备维护理想主义的原则，在美国的态度中是根深蒂固。人们认为它是爱国精神的精华，然而，它对美国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却构成了不可避免的和无处不在的限制。"[50]
赫尔利在华行为也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局势。以两条路线的争论发端，共产主义受到极端敌视，麦卡锡主义盛行，许多主张灵活对华政策的外交专家受到抵制，比如三约翰，赫尔利直接参加了对他们的审查。
历史回顾回顾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这段历史对我们当前的对美外交又有什么启发？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思考的。1945年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任何一种选择带来都会是截然不同的图景。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更加体会到了"沟通"的重要性。美国之所以走上扶蒋反共的道路，与美国对中国的"无知"有直接关系。迈克尔.沙勒认为："美国对华关系往往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策方面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利益的迥异赫两国之间肤浅的相互理解。"[51] 他说："从中美之间的交往之初，彼此之间就有误解，这反映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根本的差异。彼此之间都用自己的标准和价值来看待对方的道德和进步。"[52] 尤其是40年代中期美国一方面对国民党存在片面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一无所知，虽然派观察组到延安，但没有给于足够的重视。所以赫尔利的选择也可看作是历史的选择，充满了误解和隔阂。
在美国的内部曾出现现实主义和扶蒋反共政策的争论。我们该怎么看这场争论？有的学者及力颂扬外交专家的现实主义政策。然而这两种路线从落脚点来说是一致的，既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他们的分歧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最大化的利益。扶蒋反共政策也是为了维护美日在华利益，只是在客观效果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使美国在远东尤其在中国变得日益被动。 
另外对40年代中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中赫尔利的角色问题。俗语说：时势造英雄。当然赫尔利不是英雄，但他在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应该夸大。他在遭遇误解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的误解，所以说扶蒋反共政策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内战征兆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美国加紧了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1944年12月，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原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被派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则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
与此同时，美军在华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1月，在华美军已达32956人，到日本投降时，又增加到60369人。1945年初，魏德迈以蒋介石参谋长的名义，同意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6个师的兵力。为此，在桂林设立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在云南，美军帮助国民党军设立了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大批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成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共帮助蒋介百训练和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成为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骨干队伍。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陈纳德率项的第14航空队及其运输能力，并在1945年2月，在昆明成立中国第之空运大队，由美军上校勃郎里任司令。
到1945年5月，一个月的空运总额已经增加到7万吨。美械师的装备和巨量军事物资的支援未被用于对日反攻，却变为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
经济上，美国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44年11月，以纳尔逊为首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任顾问。不久，又在“战时生产局”下面设立了一个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纳尔逊为副主任。纳尔逊通过调查，拟定了一个中国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计划规定，战后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只可发展一些纺织等轻工业，美国给予中国以广泛的“技术援助”。1945年3月，美国又派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到中国，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讨财政金融问题。同时，经由纳尔逊介绍，宋子文请美国政府派亨德逊担任国民政府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国政府在1945年1月帮助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以交通部长俞鹏飞为局长，美国麦克鲁兼任副局长。此时，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已先后建成，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供物资运输方案”，准备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000辆卡车供蒋介石使用，并派遣技术团450余人来中国，帮助蒋介石建立独揽中国运输的制度。5月，美国同意国民政府取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并将4000辆卡车和4500万码棉布运往中国。据统计，1945年2月至10月，美国仅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卡车就达25783辆，运输总量达161986吨之多。仅7月份，美国运到中国的援蒋物资就达91183吨。
为了帮助国民政府对付中国共产党，美国改变了战时中美在情报领域合作的方向和性质，帮助国民党训练反共特务，收集中共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于1943年4月15日同中国达成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规定美方同意向军统提供武装和其它电讯、气象、交通、医疗等器材和装备，帮助国民党训练特务。7月1日，该所在重庆市郊的磁器口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在中美合作所建立初期，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和全国气象网，侦译敌方电讯，展开心理作战等。但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发生转变。其主要着眼点变成为抗战结束后培训维持治安的特务。美方为军统训练的特务主要包括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类，主要课程是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实施有效的镇压手段。特别到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3]
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中美合作所已在全国20多个地方举办特务训练班，训练出特务1万余名，并派出8000多名特务到全国各地进行阴谋活动。这些特务在日本投降时，充当了国民政府抢占胜利果实，进行反共活动的急先锋。
此外，美国从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不断地派遣大批人员，以各种名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为国民党最后抢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支配战后中国命运，在各方面作了积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