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
简介
炭河里古城遗址位于宁乡县黄材镇寨子村(现栗山村)，现存主要部分为原有城址的西北部一部分，1963年被确认为西周遗址，1973、2001年进行了小规模试掘，2003年到2004年上半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在城外台地上发现清理了西周时期小型贵族墓葬7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1]
发现
西周时期古城址是首次在湖南发现，在整个南方地区也不多见。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找到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20世纪30年代以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和周围邻近地区陆续出土了多批商周青铜器，达300余件，其中大部分出在以遗址为中心直径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如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人面方鼎、兽面纹瓿（内贮224件铜斧）、“癸”卣（内有环、玦、管等玉器320余件）、“戈”卣（内有珠、管等玉器1170余件）、云纹铙（伴出环、玦、虎、鱼等精美玉器）、象纹大铙（重221.5公斤）等无一不是中国商周青铜器中的上品，被考古界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宁乡籍此以青铜器之乡享誉海内外。
1963年，湖南省考古所确认炭河里遗址为一处西周遗址。200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炭河里遗址进行试掘，发现这里有大型土台建筑遗迹。2003年11月初至2004年12月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两次共发掘了近3000平方米的面积。[2]
分析
1. 通过在遗址南面黄材河对岸进行的地貌考察和探沟发掘工作,找到了两条古旧河岸的痕迹。其中,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50米处的河堤痕迹很明显,经访问得知为1969年大水之前的黄材河南岸河堤。而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150米处隐约可见一古河岸痕迹,经钻探和发掘了解到,该处以南的地层堆积在耕土层下有商周时期文化层, 而该处以北范围内均为2米以上的淤土和砂砾层, 是典型的河相堆积, 这似可证明黄材河商周以後大约向北移动了百数十米,从而冲毁了城墙和城址。遗址东面溪河的如今状况是1953年在洪水冲刷的基础上人工改道形成的,其老河堤现在遗址东北面200馀米处清晰可见。看来炭河里遗址及城墙如今保存状况的形成的确与黄材河及塅溪的改道有直接关系。　2.壕沟的多处解剖和清理发现,城内的2条壕沟虽均宽15米、深2.5米左右,但沟内堆积情况却完全不同。北边靠近城墙的壕沟(编号G6)底部有较厚的灰色淤泥层,且包含物很少,沟上部的晚期堆积较厚,而南边距离宫殿区较近的壕沟(编号G5)底部淤泥很少,有厚约1.5米左右的灰土堆积层并含有密集的商周时期陶片。这说明G5废弃堆积的年代与城的使用年代同时,其形成年代当早於城墙,其废弃很可能与城墙的建造有因果关系。我们推测G5是现存城墙修建之前炭河里遗址的外围环壕,後因遗址扩大并修筑城墙而被废弃并沦为城内生活垃圾的倾倒所,而G6的形成应与城墙有直接关系,从沟两侧自然土质和沟的体积与城墙主体部分土质和土方量基本一致来看,它应该是修建城墙时取土形成的,而且沟内堆积情况表明,其形成後应一直作为城内排水设施使用,其废弃年代也应与城墙相同。城外壕沟(编号G9)仅在一处进行了解剖发掘,但钻探结果表明其与城墙走向一致,沟内堆积为淤泥夹河卵石,沟两侧被其打破的次生黄土层与城墙基础部分堆积的土质土色无异。由此证明炭河里城墙是两边取土中间筑墙形成的,城内外两条壕沟均具有排水功能。这与长江以北地区目前所见城址的情况相比有显着特点,却很适合黄材盆地周围山高水急、来去迅速的水文环境。另外, G5出土了大量陶器,目前已修复200馀件,这批陶器不仅是我们判定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也是对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性质研究的关键材料。　3.宫殿区因为不便轻易处理已揭露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即F1、F2) ,我们仅选择在两座基址之间较小范围内继续进行发掘,同时对两座基址进行了解剖。结果表明,在这两座基址下面还有三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可依地层本身将炭河里遗址宫殿区现存堆积划分为从早到晚的四个时期,除第1期可能为普通居民生活区外,第2～4期均为宫殿建筑分布区。据此,我们推测第2～4期与城的使用年代大致相始终,但不排除可能有晚於第4期的堆积被破坏和冲毁。第1期的年代可能略早於城墙而与居址区外围环壕G5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同时。　4.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组织专门队伍在城址周围台地和低山进行了近半年的钻探调查,特别是以往出土过铜器的地点附近。但始终未发现可能与城址相关的主要墓葬区,仅在城址西北部“新屋组”台地上找到十数个零星分布的小型墓葬,其中有西周墓7、春秋墓2、战国墓3座。可喜的是7座西周墓虽然规格较小,但均出土铜器和玉器,我们判定其墓主人身份应为中下层贵族。这批墓葬的发现和清理,对於建立炭河里城址与以往出土铜器群之间的联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文化面貌和性质等问题,发掘简报和拙着《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和宁乡铜器群再研究》一文主要根据G5出土陶器中外来因素器类与中原及邻近地区同类器的比较,再参之城址各重要遗迹出土遗物以及各遗迹之间的早晚逻辑关系,初步认定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於商末周初、使用年代主要为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约为西周晚期前後。从陶器分析来看,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体,同时包含可能来源於湖北东南部、洞庭湖西北部和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特征性因素,表明它是一支地方性的考古学文化。不过,外来文化尤其是商文化因素占有相当分量,器类有鬲、簋、假腹豆等,周文化因素，如鬲、簋等也有少量出土,特别是大量出土 的仿铜陶鼎形制与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至西周时期的铜鼎几乎完全一致。再加上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及其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一致的城址或宫殿基址均非正南北向而略偏东的特点以及墓葬中随葬玉器的作风等, 又似乎表明以中原商周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传统不仅在当地的日常生活尤其在礼制方面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 我们认为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一支外来势力与本地文化融合并存的地方青铜文化,可以命名为“炭河里文化”。　炭河里城址面积较大,城内外均有壕沟;城内几个时期的宫殿基址规模宏大、作工讲究, 规格应很高;城内文化堆积层中发现较多的小件铜器、铜器残片和铜块等,城外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多数铜器地方特点明显, 无疑为当地铸造, 推测城内应该有铸铜作坊;而且, 城址周围及附近地区历年来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和炭河里城址有密切关系。因此, 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主要存在於西周时期但独立於西周王朝之外的湘江下游地区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聚落或都邑。与炭河里遗址面貌相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除分布於黄材盆地( 调查材料显示城址周围台地上零星分布的同类遗址点另有数处, 其中出土人面方鼎的胜溪村新屋湾一地点2001 年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发现残存的壕沟一段,并出土大量西周时期陶片) 外,现所见还有位於沩水入湘江河口处的望城县高砂脊遗址。高砂脊遗址1996、199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 遗址居址区遭严重破坏,仅发现一批墓葬。其中2座墓主要随葬铜器,墓底形状为长方形并有棺类葬具痕迹,其馀17 座墓形状不甚规则,坑内陶器多有意打碎後分层放置,与岳阳温家山商代晚期墓群埋葬习俗相同,应是没有棺类葬具的贫民墓葬。
比较炭河里和高砂脊两处遗存,有如下诸多共同点,可见两者属於同一个考古学文化:　1.陶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属性相同。如:陶质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呈红褐色,均有少量红胎黑皮陶和硬陶,纹饰均以方格纹为主,器形多为圜底、三足和圈足器,平底器较少。器类组合和文化属性均主要包含本地土着因素和以商周文化为代表的外来因素两大类,其中本地因素的器类如宽摺沿的和 形鼎、高领罐、、碗、器盖和硬陶罐、 等均为两地大宗器类,外来因素器类如仿铜陶鼎、鬲、簋、盆、尊等两地均见。　2.铜器的种类和文化属性接近。如均以鼎为主,此外如尊、矛、削、斧、刮刀、车軎形器等两地均见。从文化属性来看,均分为商式、融合式和土着式三组,特别是土着式器类如宽摺沿釡形鼎、斧、刮刀、车軎形器等形制完全相同。　3.两地墓葬的埋藏习俗类似。炭河里发现的7座小型中下层贵族墓,开口保存较好的2座上部为椭圆形,与高砂脊5号墓相同;墓底均为长方形,其中2座有棺类葬具痕迹,与高砂脊2座铜器墓一致;炭河里没有发现贫民墓,无法比较,但两地墓葬流行用陶器或铜器残片随葬且随意摆放的现象惊人地相似。　4.遗存年代和所处地域一致。高砂脊遗存的年代从发表的墓葬材料来看主要为西周早中期,与炭河里城址年代一致。地域上高砂脊在沩水入湘江口,炭河里在沩水上游,均处同一水系的干流两岸,相距不过百馀公里,可浮舟三日一个来回,何其便利。　当然,炭河里与高砂脊也有一些差别,如:高砂脊陶器中商文化因素不及炭河里多、也不够典型,其仿铜陶鼎不象炭河里是典型中原铜鼎的风格,而带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类似早期越式鼎,也不见炭河里较多见的殷式簋;高砂脊陶器无论质地、大小规格、火候、作工等方面均不如炭河里;高砂脊的两座铜器墓形制远大於炭河里已发掘的几座西周墓,随葬铜器的数量和精美程度至少不亚於後者,但均不见玉器等等。不过,我们认为这是遗址的聚落等级不同造成的。炭河里遗址有城、大型宫殿建筑等,毫无疑义是本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是炭河里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而高砂脊很可能是隶属於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或方国的次级聚落,故而其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而可能是高砂脊当地最高统治者的两座铜器墓虽然随葬铜器较多却没有资格随葬玉器,表明其地位尚不及炭河里的中下层贵族。高砂脊遗址的文化性质属於炭河里文化这一点的确认,让我们有理由推测炭河里文化的分布范围应是以沩水流域为主要区域并有可能包括北到资水下游南岸的今益阳、桃江、安化,南到湘江及其支流涟水流域的今湘潭、湘乡、双峰、涟源、娄底等县市的湘江下游西部地区。炭河里城址、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以及城址年代、文化性质等的初步认定,为我们探讨遗址与周围地区以往出土的商周铜器群之间的联系,确认宁乡铜器群的文化背景,进而对整个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起源、发展等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通过对大量考古材料及线索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我们认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关系密切,同为炭河里文化的不同内涵,即城址与铜器群的主人属於同一个政治集团或人群。理由是:　1、地理位置重合。城址位於黄材盆地西部,而铜器群出土地点正好以城址周围分布最密集。以往出土的许多重要铜器大多数就分布在城址周围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据统计已达250馀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人面纹方鼎、“戈”卣、“癸 ”卣、“己”分裆鼎、云纹铙、兽面纹瓿、“ 父乙”涡纹等。另外,出土虎食人卣的沩山和出土四羊方尊、象纹大铙的月山铺分别位於黄材河及塅溪河上游山区,曾经出土数十件铜铙的老粮仓地区与黄材盆地也仅一山之隔,最远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这些铜器无疑是基於某种方式从黄材盆地内流散过去的。　2.年代吻合。如前所述,炭河里城址的主要存在时期为西周时期,遗址的最早年代可能到商末。铜器群的年代,虽然按照中原地区的断代标准来看大多数的铸造年代应为商代晚期,但也有明显为商末周初和西周时期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现在断为商代晚期的铜器铸造於西周时期的可能性。况且,即使是铸造於商代晚期的铜器,其在西周甚至以後相当一段时间内被使用或埋藏均合乎情理。　3.文化等级上正相疋配。炭河里城址的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显示其决非普通聚落,而是一定范围内区域文化的中心都邑,青铜器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必定为某一政治集团或国家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和支配。所以,炭河里城址和周围出土的铜器群应该属於同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权力阶层。　4.城址内出土的铜器、玉器等遗物显示其与周围地区出土的铜器群有直接联系。如:前述1963年黄材河与 溪河交汇处发现的“癸 ”卣(注,-) ,器表纹饰无任何磨损,内贮玉器未曾散落,可断定不曾发生长距离位移。其出土处大致位於城址中心区,可证该器原本是城内窖藏或祭祀所埋之物。该器铭文的“ ”字也见於城外出土的分裆鼎和涡纹 上。器内所贮1170馀件玉器,绝大多数为管、珠类,还有少量 、环等,与城外出土的“戈”卣中所贮玉器种类一致,玉质和工艺也相同。2001年夏在城址东面1.5公里处黄材河中发现的特大兽面纹瓿,肩部四个牺首已不见,口沿和圈足有残损、器表纹饰有明显消磨痕迹,应该是埋藏於城内之物被河水冲下去的。2005年城内壕沟G5⑥层出土的1件小铜斧,形制与1959年寨子山出土的兽面纹瓿(注$%&)中所贮224件小铜斧完全一致。　5.城外墓葬的年代与城址及铜器群相同,分布地点也在共同的小区域内,墓葬出土遗物分别与城址和以往出土的铜器群有诸多联系,证明三者是一体的,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内涵。如:墓葬周围台地及填土中多见与城内面貌一致的陶片。墓葬出土的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的器类,也有地方特点作品,主要有鼎、卣、爵、尊、刮刀等,除不见铙外,其它与铜器群种类基本一致。玉器亦以管、珠为主,见少量 、环等,种类和工艺都与“癸 ”卣、“戈”卣中所藏玉器相同。也许有人会认为,宁乡铜器群中有一批铜器的年代为商代,而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为西周,年代上似乎不太吻合。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成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属於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反证。大家知道,铜器为耐用品,商代铜器在西周乃至更晚的时期被使用和埋藏不难理解,在考古发现中这样的实例不胜枚擧。况且,宁乡出土的铜器中也有一些明显属於商末周初或西周前期的,如人面方鼎即有学者断为商末,“ 父乙” 涡纹 和2002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月山铺乡龙泉村收集的铜等年代很明显属於西周时期。另外铜器本身的断代也不能绝对化,即使在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铜器很多时候也无法绝对区分,南方地区铸造的铜器更是如此,某些中原铜器的传统因素在南方地区延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到现为止,湘江流域出土的商代铜器材料尚无一例可确证埋藏年代为商代者。　城址和青铜器均属高等次的文化内涵或因素,对於商周时期的南方地区来说更是不可多见,而这两种因素同时在地理位置偏僻而非交通要道的宁乡黄材地区交集,单从概率上来说,两者之间也应该存在密切关系。[2]
之谜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以黄材为中心的宁乡地区一直出土规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的商周青铜器，这批铜器究竟与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国内外学术界非常关注，但这些铜器均非正式考古发掘出土，受相关信息材料所限，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停留在铜器本身上，而对其文化背景和性质的研究结论往往建立在推测上。炭河里城址和墓葬的发掘不仅将“宁乡铜器群”与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且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看来，“宁乡铜器群”问题的最终解决指日可待[1]。
价值
“城址及宫殿建筑的发现，对研究南方地区商周时期古城有重大价值。”宁乡县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称，如今南方地区商周古城仅发现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和牛头城、四川三星堆等数座，其中牛头城未经发掘，有待证实，三星堆城也未经解剖。且现南方地区尚未发现西周时期城址，炭河里当为首次发现。 
炭河里城址与以往发现的城址的重要区别是城内也有壕沟。这固然与该地区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有关，但也为古代城址建造及结构、布局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对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炭河里宫殿建筑修建的程序、用才、布局、规模等也有自身特征，对研究南方地区古代建筑发展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1]
文化
炭河里遗址的发掘，证明这里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中心聚落，它与沩水下游望城县高砂脊遗址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现在看来，后者是该文化的次级聚落，因而可以将这两个遗址所代表的考古遗存命名为“炭河里文化”。 
从文化面貌来看，炭河里文化为西周时期独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地方方国青铜文化，该文化虽然以地方因素居主导地位，但与商也有一定渊源。炭河里文化的确立，填补了湖南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缺环，对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明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问题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