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焕镛
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陈焕镛创建了中山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收集植物标本，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对中国华南的植物进行大量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发现100多个新种，10多个新属，其中裸子植物银杉属和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科孑遗植物观光木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与秉志、钱崇澍等科学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区的建议，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打下基础。
陈焕镛1909年赴美国就学，1913年考入哈佛大学，1919年获林学硕士学位，并以毕业论文优异获奖学金。当年回国后，受哈佛大学的委托，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1920年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1921年至1927年受聘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至1954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植物研究室主任，后改名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任所长，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1935年起，他受广西大学的邀请，为该校创设经济植物研究所，并任所长，还兼任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直到1954年，中国科学院接收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任命他为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陈焕镛在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研究植物分类学、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收集标本等多方面付出了毕生心血。1919年学成回国后，清楚地知道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情况，他立志要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实践去促使这种落后状态的改变，因此，他紧紧地抓住搜集植物标本、搜购图书资料和培育人才这三个重点，逐步开展工作。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邹秉文及秉志、钱崇澍、胡先骕、钱心煊、陈嵘等人分别开创了我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科研事业，并培养了一批人才。他有感于当时的树木学教科书题材多为欧美树种，因此编写了一本《中国经济树木》作为教材，这是一本我国最早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教材。他还是我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赴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他在岛上工作了10个月，发现了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的珍贵标本。20年代，他到湖北、广东、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建立标本交换关系，因此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1928年他到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创立并发展了植物研究所（该研究所1930年改名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并于1928年在学校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1935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敦请他到梧州创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自此他经常往返于广州、梧州之间，主持着两所的工作。数年内先后派出采集队，采集了大量标本。1930年，他还创办了《中山专刊》，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该刊登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并且借助此刊与国外交流，从而得到大量的植物学书刊，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仅有的珍贵版本。
陈焕镛对于华南植物有着广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类有精湛的造诣和开创性的见解。先后发表的论文和学术专著不下50余篇（册），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特别是银杉属和观光木属的发现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有重大的科学意义。银杉是一种极罕见的孑遗裸子植物，被称为“活化石”。在地球上其他地区已经灭绝，独生存于我国局部山区。
陈焕镛一贯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所以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
  陈焕镛，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对华南植物区系的研究精湛，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其中银杉属（Cathaya Chunet Kuang）为孑遗裸子植物，被誉为举世闻名的“活化石”，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1959年后以主要精力投入主持编纂《中国植物志》。在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研究植物分类学、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搜集标本等多方面付出了毕生心血，对发展我国植物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焕镛，字文农，号韶钟，1890年农历6月6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祖父在前清从事洋务，父亲是清光绪派驻古巴的公使，母亲为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他是独子，早年丧父，与母亲旅居上海，就读于广肇中学。1909年随一位美籍荷兰人赴美国就学，1913年入哈佛大学，1919年取得林学硕士学位，以毕业论文成绩优异获奖学金。导师劝他留校继续攻读博士并邀其前往非洲采集标本，但他为祖国受侵略，国家的植物资源被外人掠夺而感到痛心，立志以所学为开发利用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复兴民族科学而献身，放弃深造机会，毅然返国。
  1948年陈焕镛与何杰教授摄于广西大学1919年回国后，先是接受哈佛大学的委托，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1920—1926年，相继受聘任南京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924—1925年间，曾赴美国鉴定标本一年。1926年后，转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一直到1954年，曾相继兼植物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28年，在中山大学创办植物研究室，翌年扩充为植物研究所，后又改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任所长。1935年受广西大学的邀请，又在该校创设经济植物研究所，兼任所长和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1954年，中国科学院接收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任命他为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9年以后，他被聘任为《中国植物志》副主编，旋即移居北京，以主要精力主持这部我国植物分类学巨著的编纂工作。
1933年，他与钱崇澍、胡先骕等共同倡议创立中国植物学会，同年被选为学术评议员兼《中国植物学杂志》编辑。1934—1936年，任该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38—1940年，被选任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陈焕镛好学博览，不但精于植物专业，对西洋古典文学亦潜心研读。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大量阅读了图书馆里的世界文学名著，工作之余，常背诵莎士比亚隽永的词句。他写的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练且极优雅。1949年旅居香港时，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他写了一组英文诗表达爱祖国爱科学的意愿，登载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他一生诗作不少，惜全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1947—1948年，陈焕镛曾蒙受冤屈，正当他处境极其困难之时，美国的导师力劝他去美国任教，欢迎他全家迁美，但他愿毕生贡献于祖国科学事业的初志毫不动摇，婉言谢绝邀请，其爱中华、爱科学之心由此可见。
早在30年代，他就强调发展科学事业必须培育人才。他在大学任教和研究所工作期间，曾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他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事业，艰苦创业，锲而不舍，成绩卓著。
工作经历
陈焕镛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就已立下了保护、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落后面貌的志愿。他目睹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大量搜集我国珍贵植物出口，使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在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这些现实使陈焕镛深感痛心。
1919年学成归国后，他很清楚地知道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实践去促使这种落后状态的改变，因此，他毕生不遗余力地紧紧抓住搜集植物标本、搜购图书资料和培育人才这三个重点，逐步开展科研工作。他先后担任过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与邹秉文及秉志、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陈嵘等六位自海外学成归国的知名学者结为深交，共同培育学子，并分别开创我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科研事业。
  1919年秋，陈焕镛在海南采集植物标本陈焕镛是我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五指山区采集，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当时海南岛山区是瘴气（恶性疟疾）弥漫之地，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他在岛上工作历时十个月，发现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海南岛丰富的植物资源从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染恶性疟疾，但他仍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带伤病工作。这种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屡见不鲜。这次采集后，他对海南植物特别注意，曾多次派遣队伍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1922年夏，陈焕镛和钱崇澍在南京筹得500元经费，和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采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全套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仓库，不料于1924年失火被焚，至为可惜。1927年陈焕镛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开始建立，规模虽小，他即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这样不但能使标本的定名比较准确，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能使馆藏标本有条不紊。当需要查找一张标本，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如采集人、编号、植物名、标本号码或采集地点之中，仅知道其中一二，即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标本。这看来似乎简单，但在数十万份标本之中，凭借不完全的条件，能找到所需要的那一张，如果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方法，那是办不到的。对标本的这种管理方法，也为今日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发展成为拥有70多万号标本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焕镛是一位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事业心极强，具远见卓识的科学领导人。1927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聘他为教授，到广州中山大学设立讲座，由中山大学加聘为理学院教授。翌年改在农学院任教，校方接受了他关于设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议。他立即进行筹建并主持研究室工作。当时政局动荡，治安不靖，交通梗阻，加之经费支绌，给建室带来极大困难。但他仍竭力设法使采集工作不致中断，研究室建设迅速进行，至1929年扩充为植物研究所。1930年该所不仅从事植物分布调查和植物分类研究，还担负起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使命，故改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设备费，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亦渐补充丰富，组织机构日臻完善，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科研队伍日益壮大，研究工作蒸蒸日上。
1934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广州访问中山大学，并参观了陈焕镛主持的农林植物研究所，极赞赏其科研和建设工作，于1935年敦请陈焕镛到梧州筹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自此他常往返广州、梧州两地，主持两所工作。数年内先后派出采集队到十万大山、龙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瑶山采集了大量标本，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和《广西植物志》打下了基础。
1930年他创办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纪念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年创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专刊与国外交换得到大量植物学书刊，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迄今为止仅有的珍贵版本。有计划的书刊收集和积累，使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陈焕镛对经济植物尤其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重视，在科研和教学中，他向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础与应用兼顾。早在金陵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教学时，他有感于当时的树木学教科书题材多为欧美树种，因此他编写了一本《中国经济树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为教材，介绍国产的用材和经济树种，为我国最早一本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他先后建立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从研究所的命名至科研工作内容都体现了他联系实际，重视应用研究的思想观点。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时，必开辟苗圃设立树木园和植物园；在野外采集植物蜡叶标本的同时，也采集木材标本、液浸的花、果标本和种子、苗子。每当发现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名贵材用树种蚬木、观光木，药用植物罗汉果、杜仲等，都要引种到标本园作进一步的观察，并进行生态学、生物学习性、木材力学以及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为推广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园林艺术历史悠久，称著于世，但主要是观赏性质的，作为科学研究有意识地栽培各类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驯化、保护和发展活的植物，这一领域在20年代尚寥寥无几。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早在南京教学期间，他就在郊外建了个小园林，培植了从美国带回的棉花良种，又帮助在云南的蔡希陶，从国外引种烟草良种，以后在两广兴建植物所的同时，都附设苗圃或标本园，逐渐发展成为树木园和植物园。1957年他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建园初期，植物园的具体工作由追随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负责，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学的学生、国内著名的园林植物学家陈封怀调来做园主任，经全园职工30多年的精心培育，这个位于祖国南大门、广州市东郊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建成为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该园具热带、亚热带特色，其中棕榈植物、孑遗植物、蕨类植物、兰花、竹、木兰、姜和中草药等类植物尤为丰富，植物种类不下四千余种，在植物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研究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祖国学术地位
在农林植物研究所建设过程中，陈焕镛把标本和书刊的交换作为重点工作，几年内向国内外发出交换标本37，000余号，先后和美国哈佛大学、纽约植物园，英国邱皇家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奥国维也纳博物馆，新加坡植物园，爪哇植物园和新加坡科学院等15个机构建立了联系，通过标本交换得到一万余号标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欧洲、巴尔干半岛、非洲、新西兰、婆罗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标本。此外，他用《中山专刊》交换到一批外国的植物学重要书刊，如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期刊、邱植物园丛刊及霍氏植物图谱等。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既促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也提高了它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陈焕镛不但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他的讲话措词渊源于古典欧洲文学，语句精练雅洁，讲毕全场不断鼓掌。会议中他发表的专题报告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科学发展概况》，内容述及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以及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中国学者的奋斗开拓精神，博得与会者莫大的兴趣与重视，因而大会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他的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会上他和胡先骕两位学者首次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成为命名法规委员会成员国创立了开端。
1935年陈焕镛又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被选为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和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1936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苏格兰植物学会特聘他和胡先骕为该会名誉会员。
1951年陈焕镛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任中国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谈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见解及精辟的词语使与会者无不叹服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成就，演讲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入农民群众、尊重老农创造的群众观点。陈焕镛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推崇，是与他的治学严谨和学术上的成就分不开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派他出访苏联，到列宁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考察并作学术访问。在他访苏期间短暂的一个月工作中，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
历尽艰辛，保护国家珍贵标本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又蒙冤受屈，事情经过颇为曲折，不易为人所理解。现根据当时中山大学有关史料记载简介于下：
在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为防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和仪器一旦被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储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内，并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同年10月广州告急，当时陈焕镛仍留在广州，准备对该所标本园的植物作最后的营救，直到广州沦陷时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还念念不忘标本园的植物，数日后获知标本园已遭日军蹂躏，而陈焕镛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经多方设法与梁培基同行离穗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陈焕镛积累20余年得之不易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厄运，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困境中，适逢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于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还。这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经反复考虑，终于同意林汝珩的计划，但声明研究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几经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农林植物研究所易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图书，他不顾个人危难，多次奔波于穗港之间，使人民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岂料1946年竟有人假借此事诬告陈焕镛为“文化汉奸”。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至1947年法院当局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另外，中山大学迁到昆明时以陈焕镛没有随校搬迁为由曾把他解聘，后来王星拱弄清情况后，也恢复了陈焕镛原来的职务。
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做出显著贡献
  银杉标本陈焕镛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毕生工作勤奋，治学严谨，对我国植物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国内外专刊上发表过许多论文。早在1922—1925年间就曾先后发表和出版《中国经济树木学》、《栽培在我国的中国松与日本松之比较》、《浙江树木二新种》和《我国樟科之初步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后来又和胡先骕合作编著《中国植物图谱》（共五卷），是早期我国学者用现代植物分类方法研究中国植物的主要文献。他在对华南植物进行广博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类有精湛的造诣和开创性的见解。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下50余篇（册），发表的新种在百种以上，发表的新属在10个以上，其中如世玮苣苔属（Tengia Chun）、任豆属（Zenia Chun）、银杉属（Cathaya Chun et Kuang）和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 Chun）等为世界各国学者普遍承认，尤以后两属之发现，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是一种极罕有的孑遗裸子植物，被称为“活化石”。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早已灭绝，唯独生存于我国局部山区。这种濒危珍稀植物的发现，不但在植物系统分类学上，而且对了解地球历史，特别是气候的变化与冰川的进退及其覆盖地区都很有科学意义。陈焕镛和匡可任合著的论文《中国西南地区松科新属——银杉属》一经发表，即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来华访问都以一睹银杉为幸事。1958年陈焕镛访问苏联时，苏联《植物学杂志》曾在首页位置发表这篇文章以示对他的尊重。
  《中国植物图谱》《广州植物志》等著作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领导下编著出版了《广州植物志》（侯宽昭主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接着又由陈焕镛主编出版了一部有450万字分为四卷的《海南植物志》，这部专著积累了他数十年的劳动和心血，从1919年到海南采集后，他就下决心要摸清岛上的植物种类。他生动地比喻说：“植物志是植物的户口册，有了它人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们派上用场。”继两部地方植物志之后，陈焕镛又与钱崇澍合作主编《中国植物志》。该志是一部包含有80卷125册、有重要学术和实用意义的巨著，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之一。
陈焕镛一生发表过许多重要著作，每一篇论文都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晶。他观察敏锐，思路清晰，在植物分类上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但这些发现他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研究和慎重考虑之后才予以发表，否则不轻易公诸书刊。探究某分类群之可否成立，他尤为审慎，例如银杉，就外部形态而言，他早已鉴别为新属，但为了探讨部分器官之解剖学特征，求得较深入而完备的材料，曾推迟两年多才发表。观光木属和任豆属，从新植物之发现至文章发表，曾经历了10余年时间，在此期间多次到野外调查，收集和核实材料。从事科学研究，他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每篇论文写成，必反复推敲，往往数易其稿；凡做专科必先广泛收集资料，特别是原始记载和模式标本（包括模式标本照片、临摹图及标本碎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科学上也深深打下烙印。中国人研究本国植物往往要从散见于各国的各种文字书刊中搜集文献，要到外国博物馆、标本馆参考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为了祖国的植物学事业，陈焕镛曾在赴英国邱园工作期间，拍摄了大量的中国模式标本照片，成为研究中国植物的珍贵材料。他除精通英语外，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均通晓，而对拉丁语造诣尤深，这是他经年累月勤奋学习的结果。为帮助我国青年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学习拉丁语，他编写了一本《中国植物分类学拉丁语基础》（Essential Latin for Chinese Taxonomy Botany）（英文本，未刊行），又选辑了《植物拉丁语例句引录》（Quotations from Botantical Latin）（打印本，未刊行）。他所写的科学论文，拉丁描述用词确切，文笔流畅，以简洁的词句在最短的篇幅中表达出丰富的内容，这种科学文字上的造诣，决非一日之功，深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颂。
陈焕镛先生简历
  1890年农历6月6日　出生于香港。
1913—1919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获林学硕士学位。
1919年　回国赴海南五指山采集。
1920—1921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
1921—1927年　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
1927—1954年　任中山大学教授、植物研究室主任，并曾先后兼任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29—1954年　任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
1936—1954年　兼任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所长、森林学系教授、系主任。
1954—1971年　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71年1月18日　逝世于广州。
陈焕镛先生主要论著
1　Chun Woon－Young．Chinese Econmic Tree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2．
2　Chun Woon－Young．Chinese Pines compared with the Japanese Pines cultivated in China．Nanjing：Science Press of China，1922．
3　Chun Woon－Young．Preliminary Notes to the study of the Lauraceae of China．Contr Biol Lab Sci Soc China，1925（1）：1—69．
4　Chun Woon－Young，Hu Hsen－Hsu．Icones Plantarum Sinicarum vol．1—5．Fan Mem Inst Biol，1927—37．
5　Chun Woon－Young．Studies in Betulaceae．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28（1）：83—104．
6　Chun Woon－Young．Studies in Juglandaceae．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28（1）：27—72．
7　Chun Woon－Young．A record of the Genus Ormosiain Kwangtung．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30（2）：43—58．
8　Chun Woon－Young．Contributions to the Flora of Kwangtung and South－eastern China．Sunyatsenia．1934（1）：209—316．
9　Chun Woon－Young．Additions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Hainan Flora．Sunyatsenia，1934（2）：23—48，203—344，1940（5）：1—200．
10　Chun Woon－Young．Additions to the Flora of Kwangtung and South－eastern China．Sunyatsenia，1940（4）：169—271．
11　Chun Woon－Young．A new Genus in the Chinese Flora．Sunyatsenia，1946（6）：195—198．
12　Chun Woon－Young．Gesneriacearum Plantae Novae．Sunyatsenia．1946（6）：271—304．
13　Chun Woon－Young．New and Noteworthy Chinese Fagaceae．Jour Arn Arb，1947（28）：230—244．
14　陈焕镛．华南植物志资料——樟科楠属新种．植物分类学报，1953（2）：167—172．
15　陈焕镛．绣球亚科资料的研究．植物分类学报，1954（3）：101—206．
16　Chun Woon－Young，Kuang Ko－Zen．Genus noveum Pinacearum ex Sinaaustrali et Occidenta1i．Бот．жур，1958（43）：464—476．
17　陈焕镛．海南植物志资料．植物分类学报，1958（7）：1—90．
18　陈焕镛．海南植物志资料（一）、（二）．植物分类学报，1963（8）：259—286，341—357．
19　陈焕镛．中国木兰科新属新种．植物分类学报，1963（8）：281—286．
20　陈焕镛主编．海南植物志1—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1965．
纪念陈焕镛教授诗词
南乡子·纪念陈焕镛教授诞辰105周年海南师范学院热带生物资源研究所　钟义
地热润交融，农林生物喜春风。果木桑麻花卉盛，欣荣，科教同岁月峥嵘。
归国献才雄，涉水跋山千万重。绿宝集成千百万，陈公，一生论著志丰功。
任公豆歌胡先骕
粤中名山多奇峰，烟峦幻出千芙蓉。
韶雄远与庾关通，鸟道悬绝稀人踪。
千年古木如虬龙，时生嘉卉罗珍丛。
风柯纷披叶葱茏，宛如幺凤栖刺桐。
是乃葛仙鲍姑所未见，名山久闭今初逢。
移根瑶圃光熊熊，一洗万国凡卉空。
自来珍物不世出，宜著篇什歌丰功。
任公德业人所崇，以名奇葩传无穷。
彩绘者谁澄如冯，锡名者谁陈韶钟。
注：1946年陈焕镛发现一种很特殊的豆科植物，创立了任公豆属，以纪念著名学者任鸿隽先生。此诗为胡先骕赞颂此事而作。
此身忘世易，使世相忘难
他应该是个有传奇的人。
父亲，是清光绪派驻古巴的公使，母亲为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一个混血儿往往都比寻常人多几分异域色彩——年少的他，举止与神态就有了贵族的风范和大家的气度；青年的他，有西班牙绅士的风度兼中式的儒雅，眼神总是高贵而平和。他可以是传奇中风度翩翩的伯爵，可以是多少女人们心中仰慕的王子……此时，任何想像放在他的身上都不为过。更何况，他又是从美国哈佛大学走出来的，有着出色的学识，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有着深厚的英国古典文学功底，其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练且极优雅。”
但是，陈焕镛却一点都不传奇，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植物学，献给了植物标本，如果说有传奇，也是一场跟植物的“倾城之恋”，而且是一场长达一辈子的苦恋。
这场“苦恋”由哈佛大学开始，令陈焕镛感到心痛、耻辱的是，中国人研究植物分类学竟然要远涉重洋到别国去参考自己国家的植物标本、借阅资料？为何要仰人鼻息？为了开创中国的植物学，陈焕镛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返回中国。
确切地说，陈焕镛跟植物的“初恋”发生在海南岛五指山，那是一块“处女地”，以前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除了意气风发，除了一腔热情，别的什么都没带，蛇与疟疾常常袭击陈焕镛。初恋往往是甜蜜的，但这场“初恋”却让陈焕镛大病一场，苦不堪言，但在陈的眼里，采集到了几百号标本虽然无比艰难，却实在令人无比兴奋，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植物的热情。
从此，陈焕镛跟植物、跟标本是“不离不弃”，生死相守——在纷飞的战火中，在沦陷的城市里，自己的生命早就置之度外。几度辗转迁移，几度奔波流离，跟随自己20多年的标本、图书终于“毫发未伤”。陈焕镛与他的标本就像一对患难“情侣”，在烽火连天的城市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沦陷”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还有什么比“倾城”之恋更刻骨？
也只有这种超乎寻常的“爱”，才可能将植物与人生、森林与诗歌联系起来，在演讲中赋予植物以诗意、情感，才能让他的每堂授课都引人入胜，让他的每一场演讲都打动人心。每一场讲演都被学子们赞为“绝说”，就连每一个对植物毫无兴趣的人都为之动容。这一切，没有对植物的“爱”，谁又能做得到？
因为“恋”得太深，太投入，陈焕镛对于家庭、对于儿女，对于妻子和现实中的生活，几乎无暇顾及，在小女儿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好父亲”，陈心中又何尝不愧疚？因为“恋”得太深，本来可以在香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但他还是乘香港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中国；因为“恋”得太深，跟外国植物界交换标本被批斗成“里通外国”、“文化汉奸”，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仍然放弃了举家迁往美国的机会，跟植物与标本相守到最后一刻。一场“苦”恋，何其“苦”！
在中大校史有一段记载：“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然而，这也只是这场“苦恋”的一个片段而已。
这场跟植物的“苦恋”，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植物学家，也成就了中国植物学史上的多个第一：建了第一个自己的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编了第一本自己的植物志，建了第一个自己的植物园，并且首次在国际学会上被选为执委或副主席，奠定了我国植物学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地位。也是这场跟植物的“苦恋”，让陈焕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最后在广州沙河医院含冤而死。
因为陈焕镛对植物的“爱”已超越寻常之爱，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爱不再狭义，而是走向广博、执着、深沉，因此在病床上的弥留之际，他也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含笑地说出“我相信中国，我相信党……”想起相守50多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那些通灵的生命，他的世界一片澄澈。
人物词典
卧薪尝胆·归国1915年，陈焕镛走进了哈佛大学树木系，他选择哈佛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这里收集的中国植物最多，二是要想跻身国际植物学界，必须同最强的对手抗衡，颇有些“卧薪尝胆”的精神。当时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使陈焕镛深感痛心，他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自己的植物园、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1919年陈焕镛以出类拔萃的论文、出众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树木系硕士学位，并获得校方奖学金，其师授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陈一起去非洲调查采集，但陈谢绝了，毅然返回中国，开始了漫长的植物研究之旅。
1919年秋，陈焕镛带着一本手册，还有一颗激情澎湃的心，只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据说，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感染恶性疟疾，他病倒了，高烧至40多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像带着拳击手套。陈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历时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此后，陈焕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馆。标本馆初建，规模虽小，陈焕镛却说：“要使它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从科、属、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统，可根据植物的名称、采集人、标本号、地区分布等，从系统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标本。陈焕镛的这套标本管理方法，为今日的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拥有100多万号标本，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
建所·办刊·建园1929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1000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4000元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研究所的“物质建设”。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渐渐丰富起来，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
1930年，他创办了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1948年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本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专业刊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专刊才得以继续出版。
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1957年他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经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其中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患难·苦恋·共存亡在陈的眼里，标本就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人手里，在粤港两地几度迁移，与标本誓死相守，其中的艰辛曲折就是一部与标本苦苦相“恋”的历史，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挽歌。
1938年，广州沦陷，陈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把7万多号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自己出资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当时资金匮乏，连陈焕镛发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来解陈的燃眉之急。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危难当头，陈本可率领员工混于难民之中逃离香港，但积累20余年的标本、图书又面临被掠夺的命运，他日夜心焦如焚，哪肯离开半步，只道“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
几度风雨几度波折，1942年4月底陈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研究所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
轶事逸闻
声名鹊起陈焕镛识辨植物，别具天聪，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约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无人能识别此种植物，使得法院无从判案，后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先生从此扬名省港。
诗人陈焕镛好学博览。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工作之余，常背诵莎士比亚隽永的词句，据他的弟子蒋英说，他的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炼且极优雅。”1949年旅居香港时，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他写了一组英文诗表达爱祖国、爱科学的意愿，曾经被香港《南华早报》登载，并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他一生诗作不少，可惜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化为灰烬。
演说家陈焕镛学识渊博，言词幽默，其演讲与授课经常能引起现场掌声雷动。如在金陵大学执教时，因为该校为教会创办，每周必循例有一次圣经布道班，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一次，校长邀先生到班，让他作一场“宗教与科学”的专题演讲，但陈焕镛绝口不谈圣经之道，反而畅谈森林之优美，其讲题为Beauty of forestry and poetry（森林与诗之美），而且采用流利的英文，演讲引人入胜，顿时轰动全场，现场掌声不绝，其才华让在座之外籍教师都油然起敬，校长亦为之动容，会后竟然公布从此取消每周例行的圣经布道班，以学术讲演会取代之。
爱国者陈焕镛身陷广州时，曾为陈璧君所注视。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孀妇，与陈焕镛号称同乡，因慕陈之声誉，要求陈在公众场合演讲，意欲为汪精卫的伪政权涂脂抹粉，先生于是应邀登坛宣讲，题为“植物与人生”，畅述稻麦是人之主粮，蔬果助身躯发育，森林作建筑良材，神农尝百草而知药物，时珍辨药草而著《纲目》……滔滔不绝，听众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头丧气，大失所望。
美食家陈焕镛既系粤海世家，虽有西班牙血统，却是一位地道广东人，同时还是一位天然美食家。每次标本采集队从海南或十万大山等边远地区归来之后，他必设宴犒劳，多在李仲洛家。李系东江人，雅善制作盐焗鸡和蛇羹，脍炙人口，他不但邀请过采集队的同事“饮茶粤海”，还在一次春节，赠以家制各种芋头粉炸成的糕点，号称“芋角”。
园艺家陈焕镛对庭院设计、园艺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有深邃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将农学院科学馆前原林学系的苗圃拨给该所。陈焕镛老师锐意经营，每日雇请临时工数十人，亲自指挥，严寒酷暑，风雨无间，栽植花圃树木，亲自开辟桂林植物园。
他人评价
“他不是一个好父亲”（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陈都女士的访谈整理。陈焕镛院士的女儿陈都女士现就职于某国际保险公司）
  1964年，陈焕镛在北京与家人合影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但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时间、精力都投到了研究中，好像很少有空来管过我跟哥哥。也许我爸爸心底还是爱我的，只是他实在没有时间来表露，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散步，刚下过雨，我穿着雨鞋，路旁有很深的草，还有积水，我爸一定要让我把雨鞋倒过来抖一抖再穿，我偏不听，当时他很生气。后来我才明白，爸爸在野外采集标本时，雨鞋里经常会爬进蛇、虫子什么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爸爸当时的心情。
我爸几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妈妈一人操持。我妈原是父亲家里的工人，我大妈（爸爸的第一个妻子唐直珍，听长辈说大妈是富家小姐，跟父亲还算门当户对）过世后，我妈就跟我爸结了婚。我妈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一直站在爸爸背后打理家中的一切，从来没让我爸操过心，我爸才可能潜心搞研究。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担惊受怕。因为我爸是“文化汉奸”、“里通外国”，所以没有人敢跟我同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长大了，我都一直把那段苦难的岁月压得紧紧的，不想跟任何人提起，我试着忘记它。原来我被压抑得非常内向，不爱跟人说话，现在我很乐观积极。
我在研究所工作了18年，别人介绍我时都说“这位是陈老的女儿”。好像再多的努力与汗水都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只有选择离开父亲的光环。后来我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如今已有六年了，我觉得很满意，做得也很开心。父亲给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学会自立”。
“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张宏达教授的访谈整理。张宏达，中山大学教授，1914年出生，193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曾在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担任陈焕镛的助手）
  陈焕镛的中英文手稿1939年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年，陈老担任我们植物系的系主任。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大多数时间在标本室里搞研究，对在学术上特别认真、特别投入的学生常常刮目相看。他定下了许多新种和新属，从不急于发表，经常反复推敲求证，以观光木属为例，从发现到正式发表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写作学术论文，必每字每句反复斟酌，有疑难处，必博考群书，方才命笔。每写成一篇论文经三四稿，甚至五次六次修改，然后定稿，从不草率行事。
有一次，我发现了属于“金缕梅”下面的一个新属，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搞研究，我很激动地找到陈老，他很兴奋地拍着我肩膀说：“你真走运！”因为那个标本陈老用过，但陈老自己也没有发现。我想跟陈老一起发表这个新属，陈老说：“你发现的，当然你发表！”后来在论文中我便将此新属命名为“陈氏木”，以表达我对陈老的尊敬。
陈老很关心所里的员工，他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饭，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他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只是搞起研究来，就很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