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
兵农合一制。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六韬·农器  兵制篇》)。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是铁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总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吧？所以就有《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全民皆兵制。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氏》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甲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征兵制。秦朝、西汉时期的主要兵制。秦朝、西汉全国军队规模都在百万以上，而要保持这么一支大规模的军队，主要靠的就是征兵制。到了汉武帝时期，开始部分实行募兵制和谪发制。谪发制汉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国兵之时多，武帝中年以后，亦多用谪发。此其原因，乃为免得扰动平民起见。其实用罪人为兵的谪发制并不是始于西汉，秦朝二世年间，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秦朝大将章邯亦将骊山徒免刑以击之。募兵制以募兵制完全取代征兵制，形式上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自此各郡国遂无所谓兵备了。此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地方兵力空虚，一些豪强不得不私自组建个人武装。而当黄巾之乱爆发后，朝廷明文允许各州郡自行募军时，造成地方势力渐强，逐渐形成割据之势。宋朝时实行的募兵制，主要是招募流民、无赖为主，一是扩大军队规模，二是为了社会稳定。府兵制府兵之制起于西魏。籍民为兵，蠲其租调，而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分为百府，每府以一郎将主之，而分属于  兵制24 军。当时以一柱国主二大将，一将军统二开府，开府各领一军。其众合计不满5万。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属于诸卫将军。唐制，诸府皆称折冲府。各置折冲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1200 人，中府千人，下府800 人。人民年20 服兵役，60 而免。全国634府，在关中的有261 府，以为强干弱枝之计。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战时调集，命将统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还其府。
府兵制的特点：（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三）将帅又不能拥兵自重。 兵之精强，在于训练。主兵者之能勤于训练，则在豫期其军队之有用。若时值承平，上下都不以军事为意，则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训练自然随之而废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废坏，和唐初时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调发大兵，都有关系。高宗、武后时，业已名存实亡。到玄宗时，就竟不能给宿卫了。所以玄宗时的宰相张说，知其无法整顿，于是建议改为募兵制。团结兵制在武后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民兵制。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兵制。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军户制元朝兵制以压制政策为主。其兵出于本部族的，谓之蒙古军。出于诸部族的，谓之探马赤军。既入中原后，取汉人为军，谓之汉军。其取兵之法，有以户论的，亦有以丁论的。兵事已定之后，曾经当过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孙世代为兵。其贫穷的，将几户合并应役。甚贫或无后的人，则落其兵籍，别以民补。其灭南宋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卫所制明代的卫所制和元朝的军户制大体相同，兵籍也是可以世袭的。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八旗绿营制清代的兵制前期中期以八旗和绿营为主。清朝驻防的旗兵，和汉人分城而居。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清代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而到太平天国时期，绿营兵也已不堪使用。太平天国之后，清军主力以湘军、淮军为主。
清初兵制
满洲八旗兵满洲八旗来源于满洲氏族部落组织。奴隶制时期的兵丁是自由民，作战掳掠奴隶即可上升为奴隶主阶  兵制级。因此，八旗兵勇猛善战，不同于汉族服役的士兵。
兵制
八旗分左右两翼。右翼是正黄旗、两红旗、镶蓝旗。左翼是镶黄旗、两白旗、正蓝旗。每旗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统辖本旗军民，掌管兵马、钱粮以及户籍、田地等事项；所属参领五人（后增设副参领五人），承上启下，管辖若干佐领。旗人户籍都在八旗各佐领中，登记户主氏族、官爵或闲散（无职者），备载父、兄、弟、子侄及户下人等。三年比丁（查验）一次，身高五尺以上或年满十八岁的人为壮丁（进关前后每佐领二百人，康熙十三年约为一百三、四十人），验看骑射，从中挑选兵匠。每佐领选充亲军二人，上三旗隶属领侍卫 内大臣，下五旗隶宗室王公；前锋二人，隶前锋统领；护军十七人，隶护军统领；步军领催二人，步军十八人，隶步军统领；鸟枪护军三人，鸟枪骁骑四人，炮骁骑一人，隶火器营；领催五人，骁骑二十人，弓匠一人，铁匠或鞍匠一人，各隶本旗都统。
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洲八旗兵成为保卫国家，镇压人民的工具，并连年被派往各地作战。有“禁卫”（禁旅）、“驻防”之别。
禁旅八旗兵驻在北京。八旗兵丁分在京城各地，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本旗都统率领骁骑按居止方位值班巡徼。八旗左右两翼，各设前锋统领一人，护军统领一人，分别率领护军参领、护军校以及护军营兵。前锋营、护军营平时警卫宫禁，皇帝外出巡幸则保卫行营。提督九门步军统领一人，率领左右翼步军总尉、步军尉步兵，守卫外禁门、巡警城内、防火捕盗。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前锋、护军、骁骑，原归领侍卫内大臣统率，后归内务府总管大臣统率，守卫宫禁。火器营为特种兵，由王公大臣充任总统。满洲八旗兵被皇帝视为最可靠的军事力量，是国家根本所系。禁旅八旗兵以满洲八旗为主，留守京城，保卫皇室，称为京旗。遇有战事，派出作战，战后仍回京城。驻防八旗兵，分驻全国各军事重镇，总数约数万人，后渐有增加。
来源于氏族成员的满洲八旗兵原来作战时自备马匹器械，掳掠财物奴隶归兵丁所有。得充兵丁作战是光荣而有利的职业。清朝占领北京后，禁止掳掠，八旗兵丁仍须承受负担。早在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时，户部尚书陈之遴就指出：“远涉数千里，长征一二年。出兵之时，买马置械，措费甚难。凯旋之日，马倒器坏，又须买补。满兵月粮几何，堪此重费。”（《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八旗兵成为国家军兵，马匹器械改由朝廷专设机构喂养和制作，兵丁靠朝廷发给粮饷生活。康熙时定制：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月给饷银四两，骁骑、弓匠、鞍匠三两。此外，每年各给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给银二两，步军一两五钱，铁匠一至四两，年各给米二十四斛。炮手二两，年给米三十六斛。八旗骑兵粮饷，相当于当时七品官（年俸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的俸禄，远比绿旗兵优厚。但八旗兵丁驻守京城，脱离农事，单靠粮饷和朝廷的赏赐过活。旗丁家口日繁，生计日蹙。聚集在京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战斗力也日渐削弱。康熙一朝，随着封建统治的确立，八旗兵由奴隶制军兵转化为封建国家的军队。八旗兵丁的“生计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也有禁旅与驻防之别，编制基本上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汉军八旗每佐领下置领催  兵制四人，马兵三十人，步军领催一人，步军十二人，共计四十七人，与满洲八旗略异。
编入汉军八旗的兵丁，不再是分属满洲八旗的奴隶，而是国家直属的军队。其地位当然低于满洲八旗，但因降清较早作战有功，军事、政治地位又都优于入关后的汉人降军绿旗。
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王，所率领的旧部虽按八旗制度编制，设统领，但各自成系统，并不隶属满洲八旗或汉军八旗。在历年作战中，收降的绿旗兵，也由藩王直接管辖。“三藩”战后，康熙帝将吴三桂藩下人丁编入内务府三旗，分遣到辽东各地。尚之信藩下十五佐领兵丁，改属驻防广州的汉军旗。耿精忠藩下十五佐领兵丁，改属福州的汉军旗。原属孔有德藩下的兵丁，也编入汉军旗。绿旗兵
清军在作战中陆续收降明军，多达几十万人，不可能继续依照八旗建制。降军另行编组，旗帜概用色，因此被称为绿旗兵。绿旗兵以营为主要的基层编制，因而又称为“绿营”。
绿旗兵的编制，大体上是省设提督，省内重地设镇，由总兵官统领。下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职。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节制绿旗官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各有几营标兵（督标、抚标、提标、镇标），专备调遣。副将所属官兵称“协”，驻守要地。参将至守备所属官兵，都称为“营”，防守城邑、乡镇，守兵称为“汛”，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京城设巡捕三营兵共有五千余人（后增至万人），由步军统领兼辖。全国共设六十六个镇（总兵官），约有绿旗兵六十万人，是清朝的重要支柱。“三藩”战争中先后被调遣作战的绿旗兵即有四十余万人。“三藩”战后“三藩”战后，康熙帝对各地绿旗兵制作了下列改革：
（一）绿旗兵的将官由兵部任免，提督、总兵等大员，兵部开列，请旨简放，后来副将也改为开列。参、游、守备等官，边疆及省会冲要地方由督抚提镇拣选才技优长、谙练地方的人员题补、调补，其余各缺由兵部推升；千总、把总由督抚提镇拨补。这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升调制度，兵部掌握军事行政大权。将官不能世守一方，统率一军。“三藩”战争中立有大功的赵良栋，也被调离原领的绿旗。
（二）将领升调，不准携带兵丁。康熙《会典》规定：“凡擅带营兵：提督、总兵官等升任别省，将本省营内经制兵丁带赴新任者，十名以下罚俸一年，十名以上于现任内降一级。”将领不能再豢养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明末军队中的家丁亲兵制度被废除了。
（三）将帅调兵，需要呈报皇帝批准。康熙《会典》规定：“若无警急，不先申上司，不待回报，辄于所属擅调军马，及所属擅发与者，各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没有皇帝的“御宝圣旨”，将帅不能调动本部兵丁，兵权更集中于皇帝了。
康熙帝对绿旗兵丁也存有戒心，曾说：“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满兵纵至粮缺，艰难困迫，至死断无二心。若绿旗兵丁，至粮绝时，少或窘迫，即至怨愤作乱。”（《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四）为加强对绿旗兵的控制，绿旗将官出缺时，可派满人补任。满洲八旗兵与绿旗兵共同作战时，绿旗官兵要接受八旗将领的指挥。
周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贾田），远郊百里（官田、赏田、牧田、牛田）。郊为  兵制乡六，乡百里，通十为同，为百里者十，提封九万井九十万夫之地。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园囿经路三万六千井，为六万四千井六十四万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为三十五万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四丘为乘，故曰丘乘），积六乡为千乘，而余率七家赋一兵，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周礼》所谓甸，即《司马法》所谓成也。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则成十为终，即《周礼》二县加之半。十为同，即《周礼》四都。凡六乡十同，盖四十都也，特异名耳。）。二百里曰州，州为六遂，遂如乡之法（郑氏云：异其名，示相变耳，遂之军法如六乡。）。三百里曰野，野为削（削一作稍，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县（亦曰邦县），县为小都（小都之田，卿采地）。五百里曰疆，疆为大都（大都之田，公采地）。都通为鄙（所谓都鄙），为寰内诸侯治之。皆如遂之法（郑氏曰：自远郊以达于畿中六遂之地，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畿方千里，为千里者十，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赋车万乘，卒七十五万人，为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牧野之师，纣兵七十万意者，通畿皆发。）。随处搜狩，自成什伍（案：《礼》：惟为社事，单出里民，惟田竭作。此见搜狩，比屋作兵），大司马递而征之（案：大司马教兵，号名有县鄙、家乡、官野之异，等物有诸侯、军吏、都、乡遂、郊野之别，此见递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所谓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籍其大数，三家为十一人。《司马法》：自夫三为起屋数。盖以此也。），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盖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佚，不欲穷民之力。递征之法，非偏摘也（郑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时皆遍以人数计之，使劳佚递均也。）。盖乡遂以次，全军充调，不离部曲。
案：传记如周有南国之师，晋有九州岛之戎，宋有空泽之甲，皆全军更役。在军之士，无非乡旅，相望守助，犹之田里。家有羡卒，隶于师长、闾里，故不失守备。传记：少康一旅，出于一成。〈鲁颂〉僖公千乘，赋于百里，与〈公刘〉三单、《左氏春秋》书社之法，皆比屋通数，非谓兵之制也。鲁三郊三遂，可六军而止三军，亦递征也。
古者五侯九伯，二伯专征，而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轻出也。
案：《诗》文王〈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幽王〈大车〉、〈渐渐之石〉，为东劳西逸，而有不遑朝矣之叹。更以《周礼》、《司马法》参考，王有四方之事，则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小宰掌其戎具，虎贲氏奉书以牙璋发之（〈诗．常武〉：「王命卿士，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冢宰也。「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土。」小宰戒司马出征也。程伯为司马，见《史记》。），则畿兵不轻出也。在《易》「未济」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则虽天子亲征，亦用诸侯之师。（《诗》：「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则之所至皆成六师。）。刘文公平丘之会，对晋人曰：「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司马法》论戎车之名，周曰：元戎、先良也。）。」则虽王仁莅师，毋过十乘，以为先行。宣王复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东迁，以王人戍申、戍甫，〈扬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初从王伐郑，犹有陈、蔡、卫人。二百四十年间，王人会伐屡矣，未尝见师之出。唯败绩茅戎，王师自出，《春秋》深讥焉（见〈史记．世家〉）。赧王伐秦，尚从天下锐师，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豳〉诗周公东征有四国，盖以师从。《春秋》王人子突救卫，不书师。）。
凡王畿千里，车万乘，六军递用千乘。而寰内诸侯各从其国之制：诸侯大国百里，车千乘，三军，用五百乘（《春秋左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次国七十里，车七百乘，二军，用三百三十乘；小国五十里，车五百乘，一军，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国、大国十之五，小国三之一，皆足成军之数。唯无侯作帅，卿帅之以奉天子，诸侯率教卫以赞元侯，伯、子、男帅赋以从诸侯（寰内外所以不征同者，寰内有递征入卫之劳，各从其国制，而寰外共四方之事，劳佚适等也。
西汉
汉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每立秋斩牲于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  兵制十四阵，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会飨赐，观以角抵，罢遣（〈王尊传〉：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
按：《魏书》曰：「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名曰乘之。」
二岁为材官、骑士（材官自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国，高帝常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才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年六十五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出赋，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秦孝公十四年始为赋，汉兴算赋。）。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不人自行，其行者不可往便还，因便往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更有三品：每一月一更，谓之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谓之践更。繇戍谓之过更也。）。有事以羽檄发材官、骑士，以备军旅（如高祖十一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吕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宣帝神爵元年，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诣金城。）。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时以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遫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已则罢。
京师之兵，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宠将帅；而北军分八校尉，以中垒领之（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中尉为执金吾，而置三辅都尉属焉；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置建章营骑属焉，后更名羽林骑（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置期门、羽林。又所从军死事者子孙，养羽林，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元狩间，兵革数动，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民多买复，征发之士益少。于是发谪吏，次谪民，次谪戍，次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从军。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属卫将军，尚屯关中。至元鼎六年，中卒始发矣。边兵不赡，至出武库。昭帝始元间，始募奔命（应劭曰：常兵不足，权选精勇，闻命奔走，故曰奔命。），及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师古曰：被告劾而逃亡。）。宣帝神爵间击羌，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以益边兵，盖北军亦出矣。
（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采，惟有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二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削。虽卫、霍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案：汉将军置以征伐，吴员职，佑言命将旋罢，是矣。又案：汉兵郎官无员数；虎贲千五百人，而多不过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或曰三百人），至东汉不过六百人（魏王朗奏：汉金吾骑从六百）；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剑戟之士，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虽不见数，然亦不过门置一侯，以掖门司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则城门领于一校，大略可见。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计，发关内兵合中尉卒三万人卫太子，军灞上。惠帝末年，陈平、周勃为将相，始以吕氏故屯兵荥阳。文帝备胡以三军。景帝七国之变，太尉周亚夫乘六乘传出击吴、楚，而大将军窦婴间军荥阳。皆因军设屯，事已即罢。武帝虽置关内都尉，领如郡国，亦无营垒。而佑谓重兵悉在京师，非也。
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当是时，故将之家，亦为给赋（见孝惠元年诏）；宰相之子，均调戍边。是以繇有复算，有减逋，有更贷，则得为君上之恩。至于将相，废置惟时，或中都公卿，或边郡守、尉。御史大夫出为护军（韩安国），不为左迁；酒泉太守即命破羌（辛武贤），不为异数。而又御军之法简肃精明：云中战士上功幕府，差首虏六级，赏典辄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玺书已报；轮台之诏，败亡不掩；卫、霍行封，得丧相除。可以概见，其时无有壅蔽诞谩之患。若乃赏赉虽或无常，廪饩悉皆有量：京师将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谷二石六斗有奇（东汉艺人日廪米五斗，见〈李固传〉，注云：升少故五升。）。是以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侯七国，变生仓卒，备御素具，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
《南北军记》云：南北军，汉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壮根本而严卫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为天军；黄帝之圣，以兵师为营卫。规天摹圣，则爪牙之卫，讵可一日而缺诸？汉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资，躬持三尺，纠合义旅，虱鞮鏊而污介胄，其勤五载，缚婴斩羽，而后天下合为一。任罢之兵，佚诸农亩，巴渝、北貉，无勤远人。卧鼓包戈，将与天下安于无事矣。然方是时，猃狁北张，蛮睢南粤，窃壤植大；强宗豪姓，盘互关东。而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帝室皇居无武卒、骑士以镇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轨也，此高帝建军之本意与？夫天下形势，惟地与兵。汉始都洛阳，从娄敬及张良议，即命车驾西都秦故地，左崤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而襟带，金城千里，巍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军，负城环拱，路佖营巡，棋罗星布。平居无事，虎视眈眈；四征不庭，如火发发。而卫尉藩护，金吾徼巡，武库司兵，司马禁掖，章沟、虎威昼挥夜呵。戎心奸胆，战栗骇落，无敢弗率于我天威。镇安四方，巩固万世，兵威地利，两兼得之。信乎！高祖贻燕子孙，规模宏远也。
东汉
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  兵制师南北军如故。北军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置北军中侯，易中垒以监之，领于大将军。光禄勋省户、骑、车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卫士，领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侯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九年，省关中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三年，罢诸边郡亭侯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间，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书调度，一切务从简寡。由是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徼候之职。又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始以试士潜拟不道诛，而翟义之反王莽，隗嚣之劫更始，李通之劝光武，皆以秋试，因勒车骑，诛守长，号令起事。光武惩之，遂罢不讲，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善乎应劭论之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兵雷震，一切猝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补鹰鹯，豚鱼曳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师不振。张角荡摇，八州并发，牧守枭列，流血成川尔。远征三边殊俗之兵，忿鸷纵横，多僵良喜事，以为己功。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乎哉！
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校，十五年复增屯骑校。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而边郡亦往往复置尉。）。明帝之初，以为野无风尘，乃悉罢沿边屯兵。其后北方有变，则复置度辽营（明帝永平八年郑众言）；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永元十四年）；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建光元年）。其后盗作，沿边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永建元年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风、汉阳筑陇道三百坞（顺帝永和元年），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西羌传〉），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系狱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自后往往五营缇骑、虎牙之士迭出征戍。
（按：）汉事略循周畿之制，讫于西京，都兵无过一、再出。自中兴郡兵不练，而南北二军交惊于境。安、顺以来，窦宪（永元元年）、邓鸿（永元六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将以击，刘尚（永元九年）、邓骘（永初元年）、任尚、朱宠（永初五年）、马贤（永和五年）、张侨（永和六年）六七将以讨羌，而鲜卑之寇（永和二年），南单于之变（永和八年），亦数移屯，连年暴露。由是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为陷阵（〈西羌传〉），征为积射，召为义从。大抵创立名号，皇甫规所为。列屯坐食之兵众矣。卒于中官之诛，结援外将。故夫汉之祸，光武之销兵为之也。
至安帝永初间，募人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当是时，边郡守御之兵不精，内郡五卫之备不修（见陈忠疏），诸羌转盛，二千石守、令并无守战意，皆争徙避寇。于是征兵会众，摇动数州，增赋借奉，费八十余亿，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至于顺帝，始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然而有惮远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和二年）。
（按：）古人调兵，各从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裒荆旅；武王克商，实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鲁（〈书．费誓〉），追貊以韩（〈诗．奕〉），平淮以江、汉，略见于经，可考也。齐桓东讨陈涛，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威众，盖犹有节制者。自晋文城濮之役，以秦师从诸侯力征，唯党是与，无复先王之旧矣。汉氏独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帅征师，其备胡则上郡、陇西、北地，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过一、再。自东都兵不能继，然后盗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边（魏王朗曰：一隅驰羽檄，则三边被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兴荆、扬、兖、豫四州之卒，击象林万里之蛮，李固所以愤惋也（《通鉴》顺帝永和三年）。
虽改领以步骑五千，费用四十四万亿，凡一年百八十战，羌寇略定，黄巾遂作（建宁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黄巾张角反。）。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朝廷不能讨，于是置八关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统之，虽大将军亦属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躬擐介胄，称无上将军。
（按：）三代而上，兵权散主。有扈之师，六事咸在；牧野之战，三卿同出。《书》称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而〈常武〉诗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宫毛之使不能专令兵师；齐侯，将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兴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参互职掌。至于皇父整师，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则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大略可考。是以兵满天下，居然无患。迨及叔季，司马世官，爰以命氏。驯至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书帅师，讥臣专也。自后兵多常聚，帅多世守，文武异途，将相争长。吴起与田文论功，而廉颇之贤，耻居蔺卿之下。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汉氏兵制，庶几乎古。南北二军，不能兼属，而握兵之臣，辄重于时。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是故诸吕谋难，必先监军；平、勃交欢，势不相下。孝文入继大统，不俟移日，夺绛侯之柄，归代邸之臣，盖忌之也。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寇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托孤霍光，丞相不与，而霍光亲戚分典兵卫，往往诸奴视相府乌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矫枉之计，悉易诸屯，付之所亲子弟。权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后董贤、王凤代为元戎，以基王莽篡夺之祸。光武中兴，益制前事，内省校士，外罢郡兵，欲以销患，而良法荡然。当时荥阳不过千骑，公掾监领，超迁牧守，其任不轻。自后令出房帷，政归台阁，戚宦迭将，更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公卿就戮，为之扫地。何进、袁绍不胜其忿，于是内置园校，阳尊黄门；外重州牧，实召边将。阉竖虽剪，而董卓之祸以成。义军四起，群牧争政，汉遂三分。由此观之，外内轻重，一系于兵。三代之制，为不可易矣。
隋
隋高祖继周统，其兵制大抵仍周、齐府兵之旧，而特加润饰焉。自今考之，其十二卫之制，则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侯卫，各分左右。而置将军以统诸府之兵，故当时之兵互相统摄而权不分。诸府之兵，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之属以相统治；其外又有骠骑、车骑之军，折冲、果毅之军。虽增易不常（唐兵制云：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而要其大概，则周家井田之遗制也。故隋之兵威，视南北之国为尤强。是征伐四克，而成一统之业，皆府兵之政也。
案：魏、周、齐之世，已行租调之法，而府兵之制由是而始基（〈通鉴．陈纪〉：齐显祖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还田，免租调。周、魏见前。）。加以宇文泰之贤，专意法古，当时兵制，增损尤详。然未易遽成也。故其制虽始于周、齐，而其效则渐见于隋，彰灼于唐。以此知先王之制，其废既久，则复之必以渐欤。
隋取江南之役，凡总管兵合五十一万八千，而散之于要害之地，凡八所：或出于六合（晋王广），或出于襄阳（秦王俊），或出于永安（清河公杨素），以至江陵（刘仁恩）、蔪春（王世积）、庐州（韩擒虎）、广陵（贺若弼）、东海（燕荣），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数千里。然其节度则总之晋王，其元帅则归之高颎，各相统摄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亦有所寓也。故擒叔宝，取金陵，不啻如振槁之易。自炀帝不纲，府兵之制不讲。至伐高丽之役，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是以远近骚动，士卒死亡，耕稼失时，田畴荒芜。加之饥馑，谷价踊贵，挽运劳弊（大业七年，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其推米三石。道涂崄远，不足以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而辽东浪死之歌作矣（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归之。）。隋遂以亡。
案：炀帝大业八年，兵集平壤，驱督烦扰，所取之兵，皆非府卫之制。故其间老癃羸弱殆居其半，而训练之制寂焉不闻，况系而置之坚城之下乎！遂使堂堂之众，尽没辽东（炀帝凡九军度辽，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之荡尽。），狼狈而归。而黎阳、江都之盗已炽矣。
唐
唐高祖初兴，兵事属之于子（高祖起太原，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太宗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庶事草创，兵制未暇讲。及天下略定，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府统之。分关中为十二道（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虽稍有更易（武德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复十二军，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劝课农桑。），然每更而辄善。迨太宗贞观初，而其制遂一定焉。
案：唐之兵制，虽因隋旧，而与隋亦异，贞观又与武德大异。隋制：每府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始皆隶于十二卫之将军，为骠骑、车骑二府各自有将军。其后以将军为郎将，而别置折冲、果毅。高祖之兴，有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关中骠骑、车骑镇之，折关中之道为十二。未几，改为十道，并置府焉，凡六百三十四。而又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每府各置之，而皆隶于诸卫，谓之诸卫折冲府。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十帅。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士以三百人为团，五十人为队，十人为火。备骆驼、驴马、甲胄、器械、戎器、米麦，藏之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者，惟给弓刀而已。凡民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故兵制至此益善。比之于隋，则大备矣。
武德三年，初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贞观更置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二百六十一，皆隶折冲及东宫十帅。其能骑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而番上者又有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佽飞之名。
按：唐本志：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苏勉《会要》：府六百三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通鉴》从此数。而陆贽奏议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内殆五百。杜牧〈罪言〉：外开果毅、折冲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冲府五百九十三，镇二百，戍三百九十三。此其数之不同也。
唐府兵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为十二番。于是诸卫将军受其名簿而配以职焉。夫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尉，乃内任官也。故官制系之于诸卫之后，不与外官同。
按：〈兵志〉述唐制之美曰：「府兵之制，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自井田不复，兵制之善，莫出于此。惜乎！后人之不能遵也。
三卫五府之制：亲卫之府一，勋卫之府二，翊卫之府二，此三卫五府也。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三品孙、四品子补勋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每月番上，宿卫内府及城门。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廪禄。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
案：《通鉴》：唐之募置[弓广]骑，府兵日益隳坏。死及逃亡者有不复点补，其骆驼、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者。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人长羞之，至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所苦，利其死而没其财。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夫岂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节目次第，非可预为之图，亦在夫继之者有以维持而润色也。高、玄之君，何足以知之！
唐有南北衙：南衙，诸卫兵也：北衙，禁军也。南衙领于金吾，北衙统于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别，以相伺察也。」北衙之制，其后虽增易不常，名号不一，然皆天子宿卫之兵（说见后）。而南衙之制，布之中外，纲维统摄，实为尽善。其发府兵，皆下符契，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尉位，习战阵之仪。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弰幡，展刃旗，散立以侯。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弰，解幡；三通，旗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起。右校击钲，队少?，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队少?，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施弓匣刃；二通，旗弰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
案：唐之兵制与汉之兵制大抵略同：唐有南北衙领于金吾，北衙领于羽林，而汉则羽林为南，金吾为北耳；唐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马，朝廷征发下敕书、鱼契，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汉则有铜虎符之制矣；唐每岁孟冬习战阵之仪，汉则亦以每岁八月都试；唐惟折冲都尉自教，而汉都试之日则郡县之官尽会也；唐以民兵隶折冲府，府至折冲、果毅、长史、校尉，汉之丞相则唐之长史也；唐有越骑、步兵、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佽飞之名，而汉则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别；唐府兵宿卫以近给番，汉之为材官者亦为卫士，统于卫尉，故与唐类；唐之给番，虽在千里外者亦不免，而汉之淮南地远数千里，吏民往来徭役长安道者甚苦，贾谊尝言之矣。是欲远近均一，终恐病民也。唐之府兵居关中者多，说者以为固本。以汉〈地理志〉考之，天下郡国凡百有三，至都尉者九十，三辅至于山西之五原，才二郡耳。唐之亲卫、勋卫，皆以品官子弟为之。汉之期门、羽林，亦宿卫也，而以良家子弟为之。此其所以同也。然其所异者：唐置十六卫，各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其属若郎将、长史之类尤多，汉则光禄勋、卫尉二卿尔，其属吏亦少；汉有楼船之制，而唐不讲。然观荆湘兼统水陆（〈河间元王孝恭传〉：萧铣据江陵，孝恭数进策图铣，帝嘉纳，进王赵郡，以信州为夔州。乃大治舟舰，肄水战。俄进荆湘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诸将曰：「得舟当济吾用，弃之反资贼，奈何？」孝恭曰：「铣濒江镇戍，见舻舠蔽江中，必谓铣败，不即进。」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船，疑，不进。铣内外阻绝，遂降。），亦必有法矣，而兵制不述，惜哉！
东宫有五率府，各有左右，其十率府：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犹天子之十六卫也。亲卫府以三品、五品子补，勋卫府以四品孙、五品子补，翊卫府以勋官二品、散官五品子补，犹天子之五府三卫也。其番上宿卫之制略同。折冲亦有番上于东宫者，如所谓外府旅贲、外府直荡之类是也。
案：唐东宫有十率府，而折冲亦皆隶焉，则太子主兵矣。太子不宜有兵，古制也。春秋之际，惟楚有东宫卒（僖公二十八年）。其后，太子商臣卒以宫甲弑成王。故汉皇太子并无兵官，惟有中盾主周卫徼道，卫卒主门卫而已。则唐制非古也。唐初，秦王、诸王各有左右护军府、左右帐内府、左右亲事府，皆有护军、统军之官。其后，此制废止，有亲事府、帐内府，各有典军。而汉诸侯王则置中尉以掌其兵，不得擅发。若淮南、济北之称兵叛逆，盖封建之弊也。
高宗以后，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时，卫士稍稍亡匿。至开元间，宿卫不能给，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一番。明年，更号曰[弓广]骑，入隶十二卫，为六番，每卫万人。而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迁，士人皆耻为之，而府兵益废。[弓广]骑之制，皆择下丁、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之民而为四籍，又别为番头、羽林、飞骑之目。其初亦足以霸弭外患，自天宝后，其法寝以废弛。士失拊循，往往流散，而折冲诸府至无兵可校。六军、诸卫皆市人，禄山反，不能受甲矣。
案：开元十年，沿边戍兵六十余万，张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命尚书萧嵩与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分隶十二卫，而为六番。十三年，更命曰[弓广]骑。天宝之后，复稍变废，应募者皆市井无赖，未尝习兵。承平日久，议者谓兵可稍减。是时民间挟兵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而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边，中国益无武备。路山潜窥中国，祸心一萌，陷河朔二十四郡，若入无人之境，唐祚之不绝者如缕。倘非天命不替，讵能振中兴之业乎？
宋
窃闻祖宗兵制之善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山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  兵制其末流至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劫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徒以遐方孤镇，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咤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余年，仅能灭梁。恃功而骄，兵制不立，弗知内外之患。一夫奋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退将养痾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耳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耳陵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刘智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
兵制
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壮士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御。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艰，亲总戎旅。逮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卿，官至检校、仆射、台宪之长，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飨士，金币绢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服其长，待之尽善矣。为更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转员之制，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凛凛，每见事亲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
器甲坚良，日课其艺，而怠惰无矣。选其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骁锐出矣。中都二方，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岁输所造于五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不逮。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消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盖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俘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二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
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备北藩；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遏西戎。倾心委之，谗谤弗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书佥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惟帑库独推曰军资库。盖税赋本以赡军，着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重，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赋税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营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赋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卫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尽委二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
出铜虎符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观察、州三印：节度印随本使所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使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田赋之属，则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军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分之守，俾得各归得屯。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中，麾不相资也。
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究不少逾绳墨之外，事则必立，功则必就也。怒征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赏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殿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心之所欲，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同筒瓦，如诸王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故翰林学士孙朱，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足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者，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盖尝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佑一岁之入一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矣。其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以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叠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相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指挥使、都虞侯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制之人，则众军自齐。责之既严，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抑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聚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北既置义勇军，韩琦急于备边，又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论其不可。熙宁中，命天下教阅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旋废置。盖兵虽可练而重扰也。恭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则效法祖宗重规迭矩之成，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书？今日之浅拙，虽欲抽绎传载，有所不能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