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一山
人物履历
  林一山(1911年6月~2007年12月30日)，男，1911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泽头镇林村。
1931年在济南上中学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
1935年9月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师大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参与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任北平学生大军训地下党总支书记的林一山同志，受山东省委指派，于同年9月前往胶东组织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历任胶东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特委书记和胶东区游击司令员。
1942年，面对日寇的铁壁合围，他按照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军区的命令，积极组织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敌人围剿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图谋。
解放战争时期，林一山同志先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
1949年开始从事水利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顾问，水利部顾问。
1994年离职休养。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
逝世
  林一山同志遗体送别仪式[1]2008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水利部原顾问林一山同志（部长级待遇）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对林一山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并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表示哀悼和慰问并送花圈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国务委员华建敏、陈至立和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谷牧、迟浩田。钱正英同志参加遗体送别仪式。 
林一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2月30日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林一山同志逝世后，水利部部长陈雷专程赶赴林一山同志家中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汪啸风、张基尧、鄂竟平、张印忠、矫勇、周英、胡四一、蔡其华等参加林一山同志遗体送别仪式。杨振怀、黄友若、王继兴、张春园、朱登铨、李昌凡、綦连安、周保志等老领导也参加送别仪式，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中组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委、湖北省政府、湖南省政府、陕西省政府、甘肃省政府、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等分别送了花圈。钮茂生、周强、汪恕诚、索丽生、高金榜、何文彬、卢纯、宋原生、张宝欣、黄莉新、张九汉、杨泰波、敬正书、翟浩辉和陆佑楣、郭树言、蒲海清、李伯宁、张季农、屈健、周文智、陈赓仪、刘兆伦、于明、漆林、张德楠、李世忠、魏廷琤、唐章锦、何璟等也送了花圈。[1]
人物生平
  林一山和夫人林一山，1911年出生，山东省文登市泽头镇林村人。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后，任学校中共中心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受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派遣，林一山回到胶东，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自1937年11月起，胶东特委派林一山到威海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重建，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林一山等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1938年1月15日威海起义后，中共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三军”司令部、政治部，林一山任胶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三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13日，林一山与理琪、宋澄等率领“三军”一部攻打牟平城，取得胜利。1938年4月起，林一山先后担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总指挥，胶东区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胶东行署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林一山先后担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安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9年夏，林一山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团秘书长，协助团长谭政率领一万四千人的南下干部，直赴中南地区。南下团到达汉口时，中央电令林一山任中南水利部部长。他潜心钻研专业知识，很快就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林一山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主持制定了长江流域规划，确立了防洪为主，综合利用的规划方针。明确流域规划以三峡为主体，由防洪、发电、灌溉、排涝、航运和向相邻流域调水等计划组成。作为新中国领导三峡工程研究的第一人，林一山不拘泥于世界权威专家所选的南津关坝址，重新选定三斗坪为最优坝址；把三峡工程摆在治理和开发长江的主体地位，并将各项水利技术研究工作纳入兴建三峡工程轨道；提出用修“母子坝”即修建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的办法，解决三峡大坝以下河段航运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林一山历任中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农林、水利部部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1958年，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1972年，任长江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1979年，任水利部顾问。全国人大第五、六届常委会委员。林一山在水利事业上，特别是在治理长江的水利工程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毛泽东主席曾称赞他是“红色专家”“长江王”。“葛洲坝二、三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项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林一山不仅为三峡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还为南水北调工程呕心沥血几十年，提出了“高水高用、低水低用”，从东线、中线、西线向北方调水的设想，耄耋之年还多次到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寻找南水北调线路。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话说长江》专题节目，林一山任总顾问。晚年双目失明，仍关心长江水利事业。2007年12月病逝。[2]
人物成就
当代水利专家、毛主席称他为“长江王”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作出了“以流域为单位，组织流域性水利机构”的决议。1950年，时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的林一山奉命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并接管了原国民政府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凭着一股钻劲儿，林一山硬是在迷蒙的长江水利问题治理和工程建设上趟开一条道路，成为一代水利泰斗。 
1953年2月，林一山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通知，要随毛泽东主席外出并汇报工作。19日，林一山备齐资料，随着毛主席踏上了海军“长江”舰，开始了三天三夜的难忘航程。
  在“长江”号军舰上，毛主席向林一山了解长江洪水的成因，问及长江流域气象特点、暴雨区如何分布。林一山打开随身带的长江流域图，一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第二天，毛主席把话题转入了长江流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个更大的题目上，林一山把已经做好的关于长江平原防洪工程的规划向主席作了汇报。当汇报到治理长江的第三阶段修建山谷水库时，林一山展开草图说，我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同时开发水电、改善航道、发展灌溉，最大限度地进行综合利用。
长江王
在与林一山的交流过程中，毛主席为他对长江的了如指掌所惊叹，称他为“长江王”，这个称号也自此流传开来。在“长江”舰上，毛主席还第一次对林一山提出了南水北调和兴建三峡大坝的宏伟构想，并通过一系列指示，从战略高度指出了长江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两个重大课题，使林一山豁然开朗。从此，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便紧紧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开展起来。
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
从1953年到1958年，在5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曾6次召见林一山。1956年在武昌接见武汉地区党政领导人，毛主席曾风趣地向林一山打招呼：“哦，你这个‘长江王’!”并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
半生治水 造福荆楚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历史上多次溃口，北冲江汉平原，南淹洞庭湖平原，鄂湘百姓深受其害。上任之初，林一山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荆江防洪问题的症结，在于特殊年份洪水来量大大超过荆江河道泄洪能力。他提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解决办法：荆江向南岸分流，开辟分洪区，以少量有计划的淹没，避免北岸大范围而无法控制的水灾。
  1950年冬，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并批准了林一山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1952年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20多万民工和8万人民解放军齐集荆江，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从4月5日到6月20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只用了77天就竣工，创造了水利工程建设史上的奇迹。期间，林一山担任工程副总指挥并主持技术工作，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就在荆江分洪工程建成后不久的1954年，长江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分洪总量达122.6亿立方米，降低荆江大堤沙市水位约1米，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力保不失。
1958年林一山组织建设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不仅是汉江的重要防洪工程，也是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工程。他还多次深入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区，寻找一条从西南向西北调水的线路，并提出了西部调水方案。
  1970年12月，中央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的葛洲坝工程，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仓促开工。这样，施工不到两年便问题丛生，难以为继。1972年11月，周恩来抱病亲自主持葛洲坝工程会议，宣布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指定林一山为技术委员会主任，具体修改设计任务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承担。正在此时，林一山却被查出患了眼癌。为了不辜负主席和总理的委托，在身患重症的情况下，林一山仍通宵达旦地研究影响葛洲坝工程的技术问题，最终形成“一体两翼”方案，将一个陷于困境的工程引向了成功。
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双目失明的艰难条件下，他先后完成了《林一山治水文选》、《葛洲坝工程的决策》、《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工程》、《高峡出平湖》、《林一山论治水兴国》、《河流辩证法与冲积平原河流治理》等著作，成为一代水利理论大家。不做大官做大事一生的信条
林一山年轻时就很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而不做大官做大事也成为他一生的信条。
  当初林一山率“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途中，中央宣布了广西省领导班子的人选，张云逸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林一山任第一副主席。“四野”南下工作团到达武汉后，林一山在长江边看到因水灾流离失所、逃荒要饭的灾民，看到沿街乞讨的灾区孩子们，他立刻脱下戎装，投入到复堤救灾工作当中。这次水灾也让他深深地体悟到水利是立国的根本。 
当时，我们党刚刚取得政权，国家建设百废待兴，本着“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信念，林一山向连番催促他的张云逸同志表示了歉意，并不顾战友们的劝阻，接受了中南局的挽留，不惜降级出任中南局水利部部长、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水利部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的接管工作。
制定了“提高与扩大并重”的人事工作方针
1951年初，林一山制定了“提高与扩大并重”的人事工作方针，决定通过广泛招聘、干部轮训、选送青年进校深造和招生招工的办法，增加人员，提高质量。当年就从上海、南京、南昌等地招收了一批水利、财会、技工、医务方面的专业人员和社会青年。在周恩来总理提议和批准下，林一山创办了长江工程大学并担任校长。学校1960年招生，“文革”期间停办。短短6年的时间，共为中国水利事业培养了400多名中高级技术人才。
1950年，长江委刚成立不久，林一山就带领大家提出了《长江建设五年计划》，并最终提出了“治江三阶段”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充分肯定，为后来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为后来提出、论证、实施三峡工程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两项跨世纪工程打下基础，指明了战略发展方向。天福山起义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7年8月，日军进犯山东。不久，德州、平原、禹城、济阳相继失陷，山东告急。10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起义。会后，山东省委派林一山、张加洛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胶东；根据国共谈判达成释放政治犯的决议，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理琪、宋澄、邹恒禄等出狱后，也被省委派来胶东。这些人到胶东后，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2月 15日，理琪来到胶东特委驻地——文登县沟于家村，当晚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发动群众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决定 12月 24日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23日夜，理琪等胶东特委领导人登上天福山，在玉皇庙内再次研究天亮后的具体行动。拂晓，于得水等带领昆嵛山游击队30余人登上天福山。天亮后，参加起义的其他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40余人全部到齐。日出时，起义仪式在庙前广场举行。理琪首先代表特委做起义动员，并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最后特委决定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沟于家村作联络，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分头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其余参加起义的人员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起义队伍奔赴抗日第一线，并成功地组织了威海起义，解放牟平城。1938年2月 13日，胶东特委在牟平城南雷神庙研究下步工作时，被烟台赶来的日军包围。理琪在战斗中牺牲，在林一山的指挥下，多数同志顺利突围。在近距枪战中，林一山的右手腕部被敌人使用国际禁止的炸子子弹击中，几乎打断。夜间突围时他想甩掉右手，才发现有一半还连着。
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枪后，抗战的烽火呈星火燎原之势，在胶东大地熊熊燃烧。参与筹建辽沈战役纪念馆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组任字【1986】36号）,任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林一山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1986年7月10日，林一山同志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奠基仪式。林一山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一次和第四次会议，和中顾委常委、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及建馆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一起研究讨论了建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参与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样稿，协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贡献。[3-5]
林一山与水利
林一山，从事水利工作40余年，为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当代著名水利事业家。
林一山1949年开始改行从事水利工作。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号军舰视察长江，中共中央中南局指派林一山陪同。在由武汉至南京的三天航行期间，林一山向毛泽东详细报告了长江的基本情况、洪灾成因以及除害兴利的种种设想。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并要林一山抓紧“南水北调”的研究，还说，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工程怎么样。
毛泽东的一席谈话，决定了林一山后半生的命运，直到1994年83岁离休，林一山再也没有离开过水利岗位。后来林一山得知，修建三峡水库和南水北调工程，是毛泽东建设新中国的战略构想之一。据说，建国之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讨国家建设大计时曾说:我们国家大，要考虑搞一些大型建设项目，像大三峡、南水北调、铁路通拉萨等。在“长江”舰上，毛泽东将他当时设想的三个大型项目中的两个交给林一山，怎不使林一山感到肩负责任之重大。从此，林一山即成为新中国负责领导三峡工程研究工作的第一人，又怎不使林一山去竭尽心力。林一山深知，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水利工程，要将这一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做得尽善尽美，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难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处于开国初期，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平都不能算高，其困难程度更可想而知了。然而林一山不为困难所吓倒，还想出了一个“天梯”战略，决心由易到难，由低到高，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三峡这重“天”。
为了把三峡工程这个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的项目搞好，林一山在党中央“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方针指引下，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这个隶属国务院建制的、专门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的机构建设成为一个专业门类齐全的水利机构。同时，培养了一支业务和政治都过得硬的科研设计队伍。还广泛搜集水文、勘测、地质和经济等资料，为攀登三峡工程设计高峰做好组织、人才和资料准备。在指导思想上，林一山明确要把三峡工程列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以三峡带动一切，一切为了三峡工程。他甚至想到:如何把荆江分洪工程作为开端，一方面解除荆江河段防洪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为研究三峡工程设计赢得时间;如何向中央提出建议，修建湖北蒲圻陆水试验工程，为缩短三峡工程工期摸索经验;如何结合搞好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设计，把长办的科研设计人员锻炼造就为既有高深理论知识，又具设计高坝大库实际经验的人才;以及如何最后会师三峡，一举拿下三峡工程的设计来。林一山不仅是这样想，而且也一步一个脚印地这样做。不过，由于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又给他的“天梯”增添了两级更坚实的台阶。一是开展国际合作，聘请苏联专家帮助设计;一是先于三峡工程修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做好实战准备。
1954年12月，毛泽东乘专列北上，路经武汉时要林一山到车上汇报三峡工程的可行性。当时林一山曾向听取汇报的几位中央领导说:“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在丹江口工程建成以后。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推迟。”林一山说过这话不久，1955年的上半年苏联专家就到达长办帮助工作。林一山明白中央的意图是要加速三峡工程的建设，便密切与苏联专家合作，用了不过4年时间，即完成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周恩来在问及这一项设计达到什么水准时，苏联专家组长如实向周总理报告:“可以立即组织施工。”这个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中苏关系由摩擦发展到对抗，苏方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国内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已经出现经济困难的恶果。对三峡工程，周恩来的决策是“雄心不变，加强科研”。林一山根据中央的精神，率领长办广大科研设计人员将工作重心转入对“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移民工程方针”和“水库寿命问题”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成果。
水库寿命问题，是世界范围尚未解决的一个难题。林一山经过研究后发现、水库淤死的原因主要是库区流速过小，基本处于静水状态。如果创造条件使库区在必要时既可达到排沙的流速，又可充分发挥水库兴利的作用，就可达到水库长期使用的目的。于是他便带领一批高级水利专家到国内一些多泥沙河流作实地调查研究，同时也研究国外多泥沙河流的水库淤积变化规律，终于找到了解决水库寿命问题的办法。并从理论到实践上证明水库可以长期使用。
先于三峡工程修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在中央尚未批准之前林一山曾经表示过不同意见。他认为葛洲坝工程没有做出设计，未知因素较多，还会给将来修建三峡工程带来许多困难，建议先上已经做完设计的三峡工程分期开发方案。但是中央从全面考虑还是批准了葛洲坝工程上马。当葛洲坝工程施工快两年时，陆续暴露出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影响工程无法继续下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工程的批示精神，从工程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果断决策:第一，主体工程停工，重新修改设计;第二，改组工程领导，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第三，原来参加设计的单位一律退出，改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设计。同时指定林一山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人。这样，在葛洲坝工程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林一山就肩负起两副重担。一副担子作为葛洲坝工程最高技术决策机构的负责人，要保证该工程所有重大技术问题决策的正确性;一副担子作为葛洲坝工程设计单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要保证修改设计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谁也不曾想到，林一山已身患癌症了。他的眼睛视物出现了严重变形，医生确诊为右眼患有黑色素瘤，必须立即手术治疗，否则将有危及生命的可能。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林一山没有发生丝毫动摇，而是抓紧研究解决葛洲坝工程的问题。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他先后召开了两次技术委员会，把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理出了一个头绪；他对设计单位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使修改设计工作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林一山患眼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务院，惊动了周恩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安排林一山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并从北京、武汉、南京调集著名眼科专家，会同上海的眼科专家一起，为林一山进行右眼眶内容挖除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和成功，很快林一山就能下床活动。住院期间林一山时刻也放心不下葛洲坝工程。他在筹划着如何开好第三次技术委员会，甚至偷偷从医院跑出来同工作人员一起，通宵达旦地准备会议材料。他还把负责修改设计的总工程师找到上海，交代他们如何从做好河势规划着手，研究和解决葛洲坝工程的重大技术问题。
提出并妥善解决河势规划，是林一山对葛洲坝工程的一大贡献，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极端重要的问题。林一山凭籍着他多年从事水利工作的经验，认识到在江河上做工程离不开同河流的水流与泥沙发生关系，由于受人为工程的影响，必然使河流原有的冲淤关系发生变化。特别像葛洲坝这种大流量的低坝工程，冲淤关系处理得好与坏，常常决定着工程的成与败。必须运用河流辩证法的理论，研究工程所涉及河段的河床演变规律，特别是主泓的轨迹及其形态，制订出因势利导的方案，合理地解决水流与泥沙的关系，以及水流泥沙与河床，特别是同各个水工建筑物这种特殊“河床”的相互关系。长办的科研设计人员在进行河势规划的过程中发现，葛洲坝工程在初期阶段所存在的所有重大技术问题都同河势规划有关，正确地解决河势规划问题，其他重大技术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及时完成了修改设计的任务，并在广大施工人员和设备制造厂家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建成了葛洲坝工程。有人说，葛洲坝工程是三个癌症病人做起来的。这指的就是，当时湖北省省长、工程的总指挥长张体学（患肝癌）、工程的总决策者周恩来总理（患膀胱癌）和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患眼癌）。
葛洲坝工程算不上世界级的高坝大库，但它是世界级的著名工程。凡是到葛洲坝工程看过的人，包括全世界的一些水利界同行，无不称赞葛洲坝工程的伟大成就。他们说，中国人能够设计和建设葛洲坝工程，就一定能够设计和建设其他任何水利工程，包括三峡工程在内。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不仅在技术上同时也在思想上为建设三峡工程作了实战准备。许许多多担心中国人有无能力建设世界上最伟大水利工程的疑虑被打消了。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92年4月3日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三峡工程做出了庄重选择，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国务院又于1994年适时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人们正在兴奋地期待着，再有10年多时间，一座举世无双的巍巍大坝，就将矗立于万里长江之上，千秋万代地造福于中国人民，林一山对此心中该是何等欣慰啊！
林一山不仅为三峡工程作出过他自己的奉献，还为南水北调工程呕心沥血几十年。在他进入耄耋之年时，还多次深入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区，为了寻找一条合理的西部南水北调线路。他多次到达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身体反应都很好，但在1992年8月的那一次却险些出了问题。他住在马尔康宾馆等待查勘巴颜喀拉山分水岭的工程师回来汇报，却突然感到兴奋异常，夜不成眠。经医生检查，原来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经过采取紧急措施，方避免了发生意外。
林一山研究南水北调，起始于1953年。他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于50年代即选好了从汉江自流引水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的理想线路，并结合丹江口水库这个水源枢纽的建设，已将引水渠首──陶岔工程建成，一经决策机关作出决策并建成引水渠道，来自秦岭巴山的清洁水源即可源源不断地流至津京地区。
上世纪50年代初，他首先组织了引汉济黄线路的查勘。这次的成果，使得丹江口在与其上游其他坝址的比较中占了绝对的优势。丹江口水库也因南水北调这一伟大工程，从一个一般性的水库，在功能上得以扩展。更令林一山欣慰的是，汉江的防洪规划与南水北调计划在拟建的丹江口工程中得到高度的统一和密切的结合。
拷问历史，无独有偶，林一山发现，丹江口水库引水的路线与宋代人们的设想不谋而合。在研究丹江口工程时，同时进行了引汉工程渠首枢纽的选址工作。按照嘱托，他将这些成果写信告诉了毛主席。后来，林一山得知，信件毛主席都亲自看过，主席得知引水路线找到了，非常高兴。林一山也很是欣慰。
1958年他组织建设了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是被周恩来总理视为五利俱全（即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的水利工程，也是新中国水利史上的又一次辉煌。该工程不仅在汉江流域发挥了重要的防洪作用，也为后来长江中下游防洪错峰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今天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为丹江口大坝加高作好了预留准备。南水北调中线引汉济黄也成为了汉江流域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江流域规划也因此更加完善，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对怎样最大程度发挥水资源效益问题，林一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认识。在黄河问题上，他认为黄河流经我国干旱和半干旱区，其水与沙都是宝贵的资源，不应将它白白送往大海，而应围绕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活动展开，将黄河的水沙吃光喝光。为此，他提出一整套如何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构想;在长江和西南诸河问题上，他认为除了充分满足本流域除害兴利的需要外，多余的水量应通过跨流域引水的方式送到北方使用，以解决我国北方水少的问题。在“南水北调”问题上，他主张“高水高用，低水低用”。因此，他设想从东线、中线、西线三条线路向北方调水。所谓“东线”，即从江苏长江北岸一带或安徽巢湖地区选择合理位置用电力提水经京杭大运河送入山东黄河以南地区;所谓“中线”即从丹江口水库引水的引汉线路;所谓“西线”，即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上游河源地区形成水库群，利用西高东低的有利地形，将这些河源之水汇为一体，并沿巴颜喀拉山脉南侧一定海拔高程修建引水渠道，在一个十分理想的地点穿过巴颜喀拉分水岭，进入黄河流域。这个理想的地点林一山就选在巴颜喀拉山脉东端与邛崃山的鹧鸪岭结合部位。按照林一山的规划方案，西线的引水量大约可达1000亿立方米，获得渠道落差约2000米，发电约4000亿千瓦·时，发电后的尾水可进入黄河的大柳树水利枢纽，用以改造广大的沙漠地区。其东可以灌溉毛鸟素沙漠;其北可以灌溉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如在大柳树1400米高程处引水，引水渠道可沿祁连山脚向西一直延伸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改造沙漠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再造一个近似华北大平原大小的稳产高产农林地区，还能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可谓一举多得。
林一山40余年的水利生涯，不仅在诸如长江流域规划、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这些国家的重大建设项目上做出突出贡献，他还率领长办广大科技人员完成了许许多多支流规划和工程建设。已经建成的工程项目主要有平原湖泊蓄洪垦殖综合利用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鸭河口水利枢纽及灌区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陆水水利枢纽试验工程、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工程以及万安水利枢纽工程等。当然也还有许多规划和工程项目尚未付诸实施。林一山说，不管这些尚未实施的项目将来如何，反正他是对得起黄河、长江了。[6-7]
后人评价和缅怀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强烈的事业心  林一山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强烈的事业心。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使水利事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他按照党的安排，投身于治理长江的伟大事业。1950年2月，组建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积极研究探索中国水利发展和长江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提出治理好长江，首先要科学制订好长江综合治理规划。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他组织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历尽艰辛，费时三年，编制了以防洪为重点、以水资源综合利用为主体、涵盖经济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对推动长江水利建设和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充分肯定。从1950年开始，他就着力加强长江堤防建设，1952年积极建议和组织建设荆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时间建成该工程，创造了水利工程建设史上的奇迹。他提出要把建设三峡水利枢纽作为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性工程。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兴建三峡工程，1958年他组织建设了丹江口水利枢纽，该工程不仅是汉江的重要防洪工程，也是今天南水北调的水源工程。1972年，作为三峡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面临重大困难。当时他正患癌症（眼色素瘤）住院治疗，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他顾全大局，临危受命，担任国务院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人，把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成为享誉世界的优质工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了从丹江水库自流引水，经华北直达京津的引水线路,也就是正在建设的“中线调水”工程。他还多次深入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区，寻找一条从西南向西北调水的线路，提出了西部调水方案。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重要奠基人  林一山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治水生涯中，以自然辩证法指导长江治水理念，通过水利工程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优化水库调度和运用延长水库的有效利用；水文与气象相结合做好防汛预报和水库预报调度；加强河势研究，为水利枢纽工程总体布置方案提供良好基础。1953年就提出了水库移民工程的新理念，1975年率先成立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门机构。先后完成了《葛洲坝工程的决策》、《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工程》、《河流辩证法与冲积平原河流治理》和《林一山论治水兴国》等专著。对水利工程技术理论和长江流域综合治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当代水利事业专家，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重要奠基人。主持制定长江流域规划20世纪50年代初，他主持制定长江流域规划时，确立防洪为主，防洪、发电、灌溉、排涝、航运和向相邻流域调水资源环境保护等综合利用的规划方针。明确流域规划以三峡为主体。实践证明这一规划是富有远见而有生命力的。三峡工程研究的第一人作为新中国领导三峡工程研究的第一人，林一山不拘泥世界权威专家所选的南津关坝址，经充分论证比选，重新选定三斗坪为最优坝址；把三峡工程摆在治理和开发长江的主体地位，并将各项水利技术研究工作纳入兴建三峡工程轨道；提出用修“母子坝”即修建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的办法，解决三峡工程大坝以下河段航运问题并回收水头；写出无限延长三峡水库寿命的论文《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研究“围堰发电”、“分期开发”方案，以缩短三峡工程；还总结用“移民工程”取代“移民安置”的方针。
1972年，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出任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运用他自己总结的“河流辨证法”与“河势规划”理论，采取挖除江心小岛葛洲坝和“一体两翼”枢纽布置等措施，将一个陷入困境的工程引向了成功之路。该工程建成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研究“南水北调”方案  为解决北方地区缺水缺水问题，林一山很早就研究“南水北调”方案。50年代所选的丹江口水利工程是我国“五利俱全”水利工程的典范，还是向北方自流引水的理想水源枢纽。他提出的“西部南水北调工程方案”，为我国西北地区乃至新疆戈壁沙漠缺水问题找到了解决途径。
他还提出了“把黄河的水与沙当作宝贵资源”的独具一格的治黄方略，并于60年代亲自进行“放淤稻改”试验，很快取得成功并受到群众欢迎。
林一山同志组织领导确立的治江战略布局已逐步实现，并继续在实施，极大的改变了长江流域的面貌，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重视人才的培养林一山同志在治江实践中，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组建了专业齐全、技术水平较高的勘测、水文、规划设计、科研等长办科技人员队伍，带领科技人员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治江实践。林一山同志以身作则、重视深入实际、数十年来跑遍了大江南北，多次深入青藏高原，亲自掌握丰富的实际资料。
林一山同志一生不计名利，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最高利益追求，几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长江的治理事业，多次放弃职务晋升的机会。关心三峡的工程建设1994年离休后，进入高龄的林一山不顾年老和双目失明的困难，对解决我国西部水资源短缺的西部调水方案；三峡建成后长江中下游的河道治理；长江口的河道整治......等治江的重大战略问题，仍在不断的思考着、探索着，并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设想。
进入高龄的林一山仍关心三峡的工程建设。他时常回忆当年与毛泽东主席的交往：毛泽东曾要林一山找一个人来替自己当主席，而自己要帮助林一山修三峡大坝。每当忆及此事，林一山就会低声吟咏起毛泽东的诗词：“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短语概括传奇一生
国家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悼念首任主任林一山时，用短语概括了他传奇的一生：
“近百年岁月，叱咤风云。十五载戎马生涯，求索北平，驰骋齐鲁，鏖战辽沈，南下荆楚，壮志冲天。矢志不渝也，情操高尚矣，大禹传人难忘林一山。逾万里巨川，奔腾浩荡。六十个治江春秋，辩证问水，三段固本，高峡平湖，南引北济，厥功至伟。哲人其萎乎，余泽长存焉，西陵石壁永镌长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