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朝民变
简介
传统历史教材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常把明朝民变美化成农民大起义，起因是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这一观点对于民变主体和起因的表述并不准确，关于民变主体，组织者和骨干力量并非普通农民，而是逃兵，民变的首领大多有军事背景，其中王嘉胤是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左挂、张献忠是延绥逃卒、神一元是辽阳逃卒、李自成是驿卒。逃兵又分为土寇（地方驻军）和边贼（长城沿边军镇士兵）。他们的关系是：“边贼倚土寇为向导，土寇倚边贼为羽翼”。逃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特点使明末的变乱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范围广、发展快、战斗力强、难以扑灭的特点，这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1]。
起因
传统观点过度强调自然灾害和阶级矛盾，忽视了政治和军事因素。事实上，天灾和阶级矛盾在明末并不比其它朝代更甚，而明政府的赈灾工作是中国历朝历代力度最大的。民变大规模爆发另有原因，除了前面所述士兵不愿打仗外，崇祯大规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乱相也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持续两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枢瘫痪，才使局面迅速恶化。从各种角度看，民变的性质并不是单纯，尤其是在民变中后期，逃兵胁裹难民，流动掠夺，并以此为职业，不接受政府的赈济安置，他们的行为漫无目的，带有强烈的流寇色彩，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破坏比自然灾害更巨大、更持久，导致更多难民加入其中，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不值得提倡和美化[1]。
内忧和外患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常常相生相伴。大明朝的内忧，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外患引起的，无论是山东孔有德的叛乱，还是陕西发生的民变，都是士兵惧怕打仗而作乱，只是作乱的方式和呈现的景象不一样。山东的孔的德的军队不愿去辽东打仗，成建制叛乱，意欲割踞一方，掀起巨大波澜；陕西的士兵三五成群地脱离部队，各占一处穷乡辟壤，落草为寇，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后又迫于压力四处流动，如水银泄地。相比较而言，由于陕西的民变散处各地，以大山为依托，且具有流动性，比山东孔有德的叛乱更加难以剿灭。
还有就是进入小冰期，气候持续恶劣。皇权旁落，离心离德，期间又不合时宜地增收三饷，激起民变。
类型
第一类是聚众闹赈，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地或有小荒，但不达救赈之标准，而有民众到地方官府求赈。求赈的方式大多先是以罢市要挟，或是直接到官府哄闹告灾，偶有毁公堂物或殴差役的暴力事件发生。二是反地方官与保留地方官运动，在明代反官事件中，反对的理由牵涉到地方官失职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敛钱自肥等等。而且集体行动都相当激烈。如殴打地方官后再驱逐之，清代的反官事件反对的理由并不都是因为地方官行政措施失当，而是税收的改革有碍部分既得利益者所致。至于保留地方官一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本身的确是个好官，才会有许多人民请愿或罢市要求保留。第三类就是地方的贪官污吏发动叛乱，蛊惑民众[2]。
前期
明初民变，第一比较频繁，第二地域广泛。民变初级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地域不断扩大，由陕西到山西，再由山西到河南、河北不断蔓延。这种状况是民军尚不能与官军正面交锋，只能实行避实就虚的运动战，由压力大的地区流向压力小的地区[1]。南方地区1370年（明太祖洪武三年），广西阳山县山民十万余反。同年，福建泉州陈同反，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同年，山东青州(益都)孙古朴聚众反，自号黄巾，袭击莒州，杀同知[3]。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1381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广州的曹真和苏文卿等叛乱，众数万，战船一千八百艘；明廷派南雄的侯赵庸率步骑舟一万五千人，再加上广东由参政阎屯，千户张惠率领的本省军队，联合镇压。同年，福建福安县民江志贤聚众八千反。
1382年（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广东铲平王叛乱，赵庸再次前去镇压，斩首八千八百余。
1385年（明太祖洪武十八年），湖广铲平王吴奤儿继洪武十一年(1378年)叛乱逃脱后再次造反，明廷派信国公汤和率领大军号称二十万，前往镇压。
1386年（明太祖洪武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彭晋、彭玉琳发动起义 。五琳自称晋王，设置官属，建元天定。县官率民兵征剿。玉琳失败，被逮送京师就义。
1389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江西赣州夏三聚众数万人反。明廷派出胡海，陈桓，叶升，兵33500人，动用三个侯这么大的阵势，在明初也是少见的。
1395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广西的瑶族、壮族数万人叛乱，明廷派征南将军杨文率军镇压，斩叛乱军18360，斩家属8280人。
林宽起义
1397年(洪武三十年)今锦屏娑侗寨人林宽领导的农民起义。其父曾参加吴勉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逃至娑洞寨。林宽起义前，五开一带曾发生过多起反抗。这些反抗历时三个多月，明廷派其都督敛事率五六个卫的官军才镇压下去。
1397年(林洪武三十年)3月28日，林宽聚众起义， 攻龙里守御千户所。千户吴得、镇抚井孚议城守之计。起义军纵火烧四门，攻城甚急。吴得领军出战，中毒弩死。林宽攻占龙里后，即率领起义军进攻新化，又突至平茶，与守御千户纪达发生激战。明廷闻之大惊，遂命湖广都指挥使齐让为平羌将军，蕲州卫指挥敛事胡冕为左副、安陆卫指挥金事宋晨为右副，统兵五万前来镇压。
之后，朱元璋仍不放心，又命楚王朱祯、湘王朱柏率师加强镇压力量。结果齐让损兵折将，连吃败仗，撤消其总兵官的职务，另命左军都督杨文代之。楚王祯、湘王柏也被起义军吓破了胆，不敢亲临前线。林宽率领的起义军经过半年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宽于1397年(洪武三十年)十月被俘，同时被俘还有杨通秀，都被械送至京处决。朱元璋要斩尽杀绝，命杨文等又在侗区继续搜捕三个月。
林宽受到了侗族人的纪念。在林宽居住的今锦屏婆洞寨的侗家，每年六月辰日，都要讲林王传说，唱“林王古歌”，以示纪念。邻近的寨搂、塘烂、便幌、归宿、流洞、魁洞、扣引、果垢、西洋店等侗寨，于第二天六月已日也有类似活动纪念林宽。[4]
高福星叛乱
1396年（明洪武二十九年）二月沔县（今勉县武侯镇）县衙书吏高福星兴联合南麓云雾寺的羌族和尚田九成、农民黄金刚奴、何妙顺等，以白莲教为号召组织群众，揭竿而起。田九成自称“汉明皇帝”，年号“龙风”，高福兴称“弥勒佛”，黄金刚奴、何妙顺皆称“天王”。
沔县教谕王朴得知田九成等起义的消息，立即向宁羌卫所（设在今甘肃徽县）告发，官军发兵追捕。田九成率义军转战于今宁强南山一带，以马面山为据点，作法练功，壮大力量。时值连年饥荒，四方灾民纷纷响应，前来投奔。义军势力很快扩大到阳平关，屡败官兵，声势大振。他们乘胜溯嘉陵江北上，攻克略阳县城，杀死知县吕昌。又北克徽州，诛杀学正彦叙彬。义军威振陕甘，各兄弟民族和其他劳苦民众闻风来归。
明太祖朱元璋闻报大惊，朝廷急令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率兵，日夜兼程前来围剿义军。经过数月激战，终因双方众寡悬殊，义军连吃败仗，复回师宁强城关一带，后有退守后河（即今宁强金家坪乡草坝场村，为玉带河支流马昌河谷地），高福兴被俘。田九成撤至原根据地马面山，收罗残部，深沟高垒以拒敌。官军势如潮水冲杀而至。田九成率众与敌血战，双方死伤惨重，尸骨山积。风寒霜厉，大地萧索，义军缺少衣食，矢尽力竭，田九成及其下属被俘者4000人，朝廷“诏诛同谋，遣散胁从。”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此告终。
这次起义虽历时短暂，失败惨烈，但朝野震动颇大。明王朝深虑本境据秦蜀要冲，右控阶文，左倚汉沔，况山大林深，地势复杂而险要，自秦汉以来，西南有事，此处首当其冲，诚为兵事易发地带。故在平定田九成起义的第二年，派遣指挥姜观在羊鹿坪（今宁强县城）拓荒筑城，建造官府，把宁羌卫所从徽州南迁至此，屯垦以备边患。自此，宁羌即为汉中西部一军事重镇[5]。北方地区1397年（明太祖洪武三十年），陕西沔县高福兴等叛乱，打败汉中卫明军，攻陷略阳，徽州，文县。明廷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明军数万镇压。　
唐赛儿起义
1420年（明太宗永乐十八年），发生于中国山东的一系列以白莲教为旗号的民变事件，称为唐赛儿白莲教叛乱。
“靖难之役”，山东成了主要战场，战争令百姓流离失所。朱棣登基后，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大修宫殿，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还开挖运河，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加上水、旱灾害，瘟疫流行，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山东、河南等地的群众到了吃树皮、草根维持生活的地步。“民食草实为食。”永乐十七年，“山东、河南、山陕诸处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  唐赛儿
蒲台县城(今属滨州市)年轻女子唐赛儿，略通武艺和兵法，效法元末红巾军，以白莲教联络民众，自称"佛母"。往来于益都(今青州)、诸城、安丘、莒州(今莒县)、即墨、寿光等州县，密谋在滨州(今滨州北)举事。
十八年初，率众500余转至益都西南山区发展队伍，立帅府于卸石棚寨(今唐赛儿寨)。该地峰高783米,四面皆危崖绝壁，上建水池、米仓,易守难攻。闰正月，唐赛儿以红白旗为号发动起义，击杀前往镇压的青州卫指挥使高凤等官兵千余人，声威大震。附近九州县董彦杲、宾鸿等数十支队伍纷起响应，众至数万。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等急向朝廷报警。成祖朱棣闻讯，遣使诱降唐赛儿，被拒绝，随即命柳升为总兵、刘忠为副总兵，率京军5000前往平定变乱。二月十一，柳升率部包围卸石棚寨。唐赛儿利用柳升骄狂的弱点，派人向其诈降，声称起义军将从东寨门夺路寻水宵遁，骗得柳升派重兵据守东寨门外待战。三月十三夜，唐赛儿命人驱羊群伪装起义军走东寨门下山，吸引明军主力，自率众从明军薄弱处突围，袭杀刘忠。黎明，柳升发觉中计，匆忙遣兵追击，然不知唐赛儿去向。
十六日，宾鸿率莒州、即墨义众万余攻安丘并声称要屠城,在海上备倭的都指挥卫青听闻安丘被围，于是率领千余骑兵昼夜兼行,起义军大败，被俘杀6000余人。柳升抵达后，卫青迎谒。柳升反而打卫青，称其专制。同日，鳌山卫指挥王贵亦击溃诸城变乱，山东战事遂平。行在刑部尚书吴中知道此事后弹劾柳升，明成祖得知后逮捕柳升入狱。但唐赛儿等隐匿于民间，官府很久都无法逮获，朱棣认为她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是北京、山东境内尼姑及道姑，逮至京调查[6]。
同年七月，段民担任山东左参政。当时因为逮捕唐赛儿甚急，尽逮山东、北京僧尼。之后又尽逮全国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段民进行调查和抚恤后，民间情绪遂开始平定。有史书认为唐赛儿曾被逮捕，但最后脱身离去。三司郡县的将校等官，皆因失寇而被伏法诛杀。
唐赛儿举事，规模较小，前后不过一个月就被平定，但发生于明朝“永乐盛世”时期，对最高统治者震动较大，开始赈济灾区，减免税收，抚恤百姓，一大批平定变乱不利的官员也被惩办。
中叶
浙闽民变1442年(英宗朱祁镇正统七年)时，浙江矿工叶宗留叛乱，福建佃农邓茂七叛乱。明朝英宗时，政治腐败。福建新任左布政司宋彰，勾结土豪劣绅，残酷欺压农民。沙县农民邓茂七因抗租打死官兵，聚众起义，前后攻占了二十多个县城。叶宗留与王能等(一作陈善恭)在浙闽山区采银，曾遭福建官兵追捕。十二年，于庆元率矿工起义，自称“大王”。他分两路，一路攻福建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位闽北崇安县东北)，一路进攻江西入闽要道车盘岭(今江西省铅山县东南)。义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爱戴。邓茂七被举为“铲平王”。后来，铲平王率军攻打延平城，因遭奸细暗算，中箭身亡。不久，这支农民起义军被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但铲平王及义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几百年来，在老百姓中广为传颂，鼓舞了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明英宗天顺、明宪宗成化时，在荆襄山区爆发刘通、李原的开荒流民叛乱。叛乱最终失败，但明廷不得不在荆襄山区设立郧阳府，增置竹溪、郧西等七县，允许流民开垦荒地，成为合法编户良民。　刘六刘七起义明武宗正德年间，河北出现刘六刘七起义。叛乱军攻占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许多州县，并曾三次逼进北京。
1511年（明朝正德六年）爆发的刘六刘七起义，时刘瑾执政，“民困已极，庐舍几空”。刘六本名刘宠、刘七本名刘宸，兄弟二人皆河北霸州文安人，均“胆力弓矢绝伦”，骁勇善骑射，最初协助官府捕捉“响马盗”。1509年（正德四年），刘瑾家人梁洪向刘家索贿，遭到拒绝，梁洪怀恨在心，于是诬告刘氏兄弟是“畿南大盗”，二刘的家属遭到逮捕，并且到处张贴刘氏兄弟画像进行辑捕，刘氏兄弟只好投靠响马盗首领张茂。1510年（正德五年）十月，刘六、刘七在霸州起义。并在安肃（现在的河北徐水）劫狱，救出齐彦名。赵鐩、杨虎等当地贫苦农民纷起响应，迅速发展为万余人。1511年（正德六年）刘六、刘七攻占束鹿县城（今旧城镇）。
明武宗以谷大用总督军务，与伏羌伯毛锐、右佥都御史陆完率京营镇压。这时义军被迫兵分两路，刘六、刘七、齐彦名为一路，杨虎、赵鐩、刘三、邢老虎为一路。东路军转战山东、河南，西路军转战河南、山西。义军多马户出身，“一昼夜驰数百里”，官军怯不能战，两军会师霸州，有十余万人之众，直逼京师，北京宣布戒严，兵部紧急关闭九门，号召通州、良乡、涿州等各地勤王，刘六、刘七放弃攻城计划，遂转战京畿诸县。朝廷加派京营精锐部队，这时陆完采取南北合击战术，调边将总兵许泰，不久又起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边军入卫北京，号称“外四家”，开启调操边军之先河。刘六至霸州，被陆完军再击。刘六、刘七转向南攻沧州，陷长山（今武强），辗转南撤，一路受到陆完军攻击，又北上回文安，进击武清，退向河南[7]。
1512年（正德七年）刘六、刘七军与陆完军交战，屡屡失利。四月，至黄州（今湖北黄冈），朝廷集结十万重兵围剿。刘六投水自尽，刘七与齐彦名弃马登舟，退至通州（今江苏南通）之狼山（长江北岸），最后刘七中箭落水死，齐彦名中枪身亡。郧阳民变郧阳民变为明朝中叶成化年间，河南西华的“刘千斤”刘通、“石和尚”石龙、李胡子率数万流民作乱的历史事件。此后经明朝兵部尚书白圭、都御史项忠镇压，四路围攻，而最终平定此次民变。此后，明宪宗命都御史原杰负责平抚，并设立郧阳抚治以及郧阳府等州县进行管理。
1465年（成化元年），号称“石和尚”的石龙纠合冯子龙数百人，四散剽掠。于是众人在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伪号“汉”，建元“德胜”。署将军元帅，以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众至数万人，洗劫襄阳、邓州境内。当时王恕刚以副都御史出抚，悬榜晓谕，却未受分讨之命。贼狃为故常，不肯散去。王恕上报朝廷请求出兵平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最终平定此次民变。此后，明宪宗命都御史原杰负责平抚，并设立郧阳抚治以及郧阳府等州县进行管理。
1470年（成化六年）十月，刘千斤余党李胡子纠合余党小王洪、石歪膊，率领荆、襄流民聚众谋反。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明军屡次逮捕不获，荆、襄、南阳等地遂发生骚乱[8]。十一月，宪宗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伐李胡子[9]。1471年（成化七年）正月，右都御史项忠抵达襄阳，看到士兵寡弱，请调永顺等土兵前往，宪宗批准。诸将请速进，项忠约束部队禁止滥杀无辜。兵部尚书白圭则反对调用永顺、保靖土兵，以免激化骚动。而项忠则称流民撤离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人，如果中止土兵，百姓听闻后仍然会生疑；况且贼首仍然潜伏，届时再调兵则为难。宪宗于是听从项忠主张，并约束其禁止扰民，用心安抚[10]。
同年十一月，项忠派遣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率兵追捕，在竹山县遇到李胡子，被明军擒获。小王洪的五百余众，屯于钧州龙潭，亦被明军擒获。此后遣送还乡者有四十万人，俘斩二千人，编戍者一万余人。当时流民从明初洪武年间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有为非作歹的人。军队进入后，死者枕藉山谷。其戍边湖广、贵州的人，又多死于路途中，弃尸于江浒。言论者谓项忠此役，实为多滥杀[11]。
十二月，都御史项忠献荆、襄俘李胡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书陆瑜等会奏，为其分别定罪[12]。
1472年（成化八年）四月，给事中梁璟上疏弹劾都御史项忠偏听检讨张宽、御史刘洁、总兵李震，纵杀邀功。宪宗称：“荆、襄流民作乱，朝廷内外都以之为忧虑。现在已经荡平，就应该谈论以后解决方法，不这样的话就会激怒于天下。”兵部尚书白圭又称：“项忠所呈上的荆、阳功次文册，与李震前后比较有不同，请勘别。”宪宗亦没有听从[13]。
同年五月，都御史项忠乞求致仕，宪宗慰留，召还都察院[14]。　江西暴乱1510年（明武宗正德五年）前后，江西各地爆发叛乱。其中有抚州王钰五叛乱，饶州汪澄二叛乱，瑞州罗光权叛乱，赣州何积钦叛乱，靖安县胡雷二叛乱。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1511年(明武宗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中国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叛乱军转入低潮。但到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叛乱军又趋活跃。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围剿。1518年(正德十三年)，叛乱被镇压。
此外，在四川、贵州以及广西等地，还先后爆发许多土著叛乱。
后期
白莲教起义1601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6月初，苏州市民葛贤领导苏州机工包围税署，打死税吏，吓得税监逃跑。明廷被迫撤回税监。
明神宗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
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白莲教徐鸿儒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事，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叛乱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叛乱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同年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被杀害，叛乱失败。　阿哲起兵阿哲起兵[15]，是指1621年（明朝天启元年）到1630年（崇祯三年）间彝族抗明的起事，由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在四川永宁及贵州水西一带起事，波及黔川全省，最终由朱燮元平定。
天启元年九月，明政府与后金战争吃紧，命令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并扣除饷银。四川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奢崇明扯起反旗，率领这些永宁军攻占重庆，杀徐可求，李继周、骆日升及其它官员相继被害，分兵攻占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16]。
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死，其子安位年幼，其妻奢社辉（奢崇明之妹）摄事，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之手。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举起反旗。占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17]。
1622年（天启二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十万军围贵阳，围城达一年，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15]。年三月，降将罗乾象收复江安，四月，秦良玉、谭大孝等败敌万余人于牛头镇，遂克新都。敌退重庆，明军进驻遵义[18] [15]。
1623年（天启三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两军借助川黔边界地形，屡屡取胜，并使王三善、与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皆战死[15]。
1628年（崇祯元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首功的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19]。朱燮元令滇兵下乌撤，遏乌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宁、毕节，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20]。八月，奢崇明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合力攻永宁。奢安先进兵赤水，朱燮元侦知，令守将佯败，诱敌深入。估计其已抵达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桢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安邦彦之兵穷于应付各路兵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奢安联兵被击败。此时，只剩安位据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灭，不愿再用兵，而安位年幼被人挟持，负险顽扰[21]。
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难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粮坐困。于是明军封锁水西周围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百余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乞降。至此奢安之乱终于平定[22]。
平息奢安之乱的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仅天启六年一年，明政府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15]。
由于滇南阿迷州彝族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随即于1631年（崇祯四年）发动起事，史称沙普之乱。陕北叛乱自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陕西王二叛乱开始，有一次最大的叛乱，直至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失败，前后历时31年。战争推翻了明王朝政权，期间使处于辽东的清军有机可乘，趁机入关打败叛乱军，征服了中国。
1630年（崇祯三年）二月在陕西中北部岳和声、胡廷宴、杨鹤、洪承畴、杜文焕、王左挂、苗美、大红狼等劫掠了宜君、蒲城、韩城等地后曾经与王嘉胤合兵。此后，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清涧赵胜等人纷纷揭竿而起，民变烈火很快就燃及了陕西许多州县，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地都有流贼活动。
当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仍旧浑浑噩噩。有“关中鸿儒”之称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和据说是岳飞后代的延绥巡抚岳和声都己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陕西巡抚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
此时中央政府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崇祯二年初，胡廷宴和岳和声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进行调查，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报告时说，盗贼初起时边贼少土贼多，现在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正当朝廷准备对有关人员进行惩处时，武之望于二月病死，不久岳和声也步其后尘，只剩下胡廷宴孤零零一个人去背黑锅，朝廷将其革职为民。为了应付危局，朝廷进行了人事调整，以杨鹤代替武之望任三边总督，以张梦鲸代替岳和声巡抚延绥，以刘广生代替胡廷宴巡抚陕西。
1631年（明思宗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围于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吴桥兵变，自号都元帅，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称王，孔有德放他逃离登州。明廷派兵镇压后，投降后金。　晋豫变乱1632年（崇祯六年）十一月民军首领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京营总兵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等在山西、河南交界处发动叛乱。为镇压山西民军，崇祯撤换了“剿匪”不力的山西巡抚宋统殷和宁武总兵孙显祖，任命光禄寺卿许鼎臣为山西巡抚，张应昌为宁武总兵。与此同时，朝廷不断向山西调兵遣将。崇祯五年十一月，延绥镇军在将领李卑、艾万年、贺人龙的带领下进入山西，十二月，临洮总兵曹文诏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官兵三千五百员”开赴山西，加入到山西的剿匪战局。
陕西官军进入山西后，民军深感恐惧，开始向山西交界的河北、河南逸出，这样，民军的活动范围就从陕、晋两省扩大到晋、冀、豫三省。
民军流动到华北平原对北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急忙调兵遣将，对民军进行围堵。崇祯五年八月，左良玉部率昌平兵二千四百五十人往援豫北，崇祯六年三月，邓玘和马凤仪率四千川兵支援左良玉。几个月后，应分封在卫辉的潞王朱常芳的请求，崇祯又命汤九州率昌平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前往豫北。
影响
民变初期，民军力量弱小，无力与官军进行正面冲突，处于被官军围杀的态势，其活动主要特点是到处流动躲官军，并乘虚突袭官府。在走投无路时容易选择投降，但走出困境后又很快重操旧业，呈现出“旋抚旋叛”，反复无常的特点。
王左挂一支民军力量相对较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由于民军分布范围很广，战斗规模很小，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民军的失败，都无碍大局，改变不了民变规模不断扩大的总体格局。
总管明朝上下，民变始终伴随着明朝。通过农民起义战争我们可以看出那些不甘心忍受压迫和屈辱的农民大众一次一的打击了地主阶级和统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