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国峰
人物简介
张国峰，1917年出生，籍贯山东省寿光县张家村。  1934年高小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任教；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1938年参加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组织科干事；1939年9月任南沂蒙办事处锄奸科长（沂南县公安局前身）；抗战期间先后历任蒙山警备区公安局长、泰南专署公安局长、鲁中军区保卫科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军区保卫部副部长、鲁中南军区保卫部部长；建国后历任山东省公安厅处长、副厅长、厅长。1968年6月30日，受“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1978年8月29日，中共山东省委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死里逃生
1938年8月，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进驻岸堤，正式开辟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自此以后，山东八路军总部指挥机关和中共山东分局领导机关以及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省委党校等陆续驻扎在这儿，被誉为山东“小延安”。1939年10月，根据反扫荡的需要，以沂水县南部地区为基础建立中共南沂蒙县委，直属山东分局领导。当年12月4日，南沂蒙各界代表70余人在岸堤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南沂蒙联防办事处，主任何方宏，下设民、财、建、教、司法、锄奸等科。锄奸科是公安局的前身，张国峰任锄奸科科长。南沂蒙联防办事处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活动于周围村庄塘子、栗林、代庄、孙祖一带。
南沂蒙党委决定于1940年2月7日在岸堤召开辖区各界民众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沂南县行署，开会的头一天正逢岸堤大集。负责大会保卫工作的锄奸科长张国峰忙碌了一整天，晚上，张国峰和岸堤区委宣传干事李汉英盖着大衣睡在“德义堂”刘仲谋（当地开明绅士）家的一张床上。拂晓时分，张国峰把李汉英叫起来，一起到外面转转，大家知道鬼子偷袭往往选择这个时刻，所以都养成了黎明即起的作息规律。
张国峰与李汉英刚走到大街上，迎面碰上抗日积极分子“王五爷”，他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说：西门外来了“老八路”，头戴钢盔，脚穿皮鞋，身穿黄呢子大衣，骑着大洋马。张国峰认为肯定是日寇，因为鬼子第一次侵犯到岸堤，这里的群众从没见识过。张国峰对李汉英说：快！去看看。他们顺着大街往西大门疾步走，沿途见到更多的群众已经满街狂跑，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他们当即觉察到不对头，便决定立即转移，在一个拐角处，迎面撞上了汉奸队，双方相距三两步，几乎对了面。汉奸队气势汹汹，当即把李汉英捕住。张国峰反应机敏，转身回撤同时拔枪，没等拔出枪来，一群凶悍的汉奸蜂拥而上，用长枪枪托把他搂头打倒在地，而后用绳索把二人捆绑起来。
据革命前辈王传斌老人回忆，鬼子这次突袭，据说是受了汉奸钩子的密报指引，也有情报提前送到我们手中，头一天，我们的侦察人员远涉到了百里之外，都没有见到鬼子的踪迹，因而就没有改变会议计划。出于警惕，安全保卫人员仍然在村头严密布置了岗哨。但是鬼子是有备而来，他们从北大桥处过来，随即分兵插向西、南、东三个大门，形成了包围圈。在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根据群众和哨兵的信息，驻在村里的军政工作人员迅速反应，他们判断合理并且地形熟悉，大多都从间隙中突围而出。没能够及时转移的人员，迅速地换上老百姓装束，插藏好枪支，混迹于人群中。
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在南门大场的东侧和北门外架起了几挺机枪，“嗒嗒嗒”地对着南北大街疯狂扫射，许多逃难的群众被打死在血泊中。
岸堤村前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这是一座庙宇改造的宽敞庭院，“弓”字形的青砖门楼，门两侧白灰墙镶刻着白底黑字标语“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往南紧靠着东西流向的汶河。许多百姓拖儿带女沿着宽广的河滩往南奔逃，鬼子用机枪向河滩扫射，随着枪声不断有人倒下去。
鬼子汉奸疯狂行凶的时候，张国峰、李汉英被几个汉奸押着向南大场走。有个汉奸靠近他们悄悄说：你们被鬼子逮住了，如鬼子问话的时候，你们可以说是五十一军或者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如果你们说是八路军就会被枪毙。
凭着对敌斗争的经验，张国峰知道日本鬼子对八路军是极端仇视的，这个时候有必要隐瞒身份，避免无谓的牺牲，争取恰当时机脱离虎口。所以，他趁着敌人向河滩打枪的忙乱，迅速地和李汉英串通了一下口供。他让李汉英称呼他孙大哥，是国民党区中队的人，因为他当时佩枪着军装；让李汉英承认身份是区公所里的炊事员，陪着到岸堤赶集买菜来的。
敌人打完枪，把他们押到南大场上。一个鬼子军官手里拿着一面共产党党旗，用两手拽着两角问张国峰：这是什么？张国峰说：不知道！鬼子就用皮靴狠狠地踢他的腿和膝盖。鬼子所拿的党旗，是从岸堤乡组织委员身上搜出来的，该同志已经被鬼子抓获杀害。
鬼子在岸堤吃了饭，从石棚村过河，向艾山、西波池、东波池等村进行疯狂的扫荡。一路沿途捉鸡牵牛，翻箱倒柜，抢掠民财。下午四五点钟，在牛王庙过河到了小崔家庄短暂休整。鬼子把污水浇在张国峰身上施行体罚，把一顶儿童花棉帽三番五次戴到他的头上进行人身侮辱，张国峰每次都把帽子摘下来扔掉，鬼子就用皮靴踢他。因为李汉英留着分头，被鬼子狠狠地打了五六个耳光。鬼子吃饭前的时间里，翻译官过来问话，问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被捕的？你们是干什么的？等等。张国峰和李汉英根据先前串通的内容作了回答，没有漏出什么破绽。但他们深知鬼子不会就就此轻易放过，把抗日嫌疑者押回据点拷打刑讯杀害，是鬼子的惯常做法。鬼子吃完饭，来了一个宣抚班长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是上了美国、英国、苏联的当，皇军来拯救你们，共同维持东亚新秩序等等。还拿来了“白兰地”酒和饭菜，张国峰和李汉英予以拒绝，致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夜幕降临，鬼子兵开始了夜行军。过河到代庄一带时，遇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骚扰袭击，接火十几分钟后，过大坪、连顶等村，下半夜驻扎到东铁峪村。
次日凌晨三点多钟，鬼子刚从东铁峪出动，随即遭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特务营的英勇阻击。鬼子仗着武器枪好炮精，没有把阻挠放到眼里，照常向东沿路行进。实际上，鬼子已经被引进了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是徐向前司令员精心布置的。
敌人没想到陷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分布各处穿插伏击的八路军战士，利用有利的地形向鬼子勇猛地射击，鬼子汉奸疯狗般乱窜，那片宽阔无遮的田野和怪石嶙峋的山沟，已成为敌人的“葬身之地”。
敌军原本是向东行进的，在遇到猛烈的阻击后，意识到向东危险，因而选择向南面的九子峰方向突围。敌人狗急跳墙的意图，早就在我八路军指战员的预料之中。八路军在小山子、九子峰等几个山头上早就伏下了重兵。鬼子兵自恃武器精良，一次次地组织冲锋，连续进攻了九次，都被八路军打回。
猛烈的火力持续了了近两个小时，敌人伤亡惨重，张国峰和李汉英亲眼看到，鬼子的一名连级指挥官被击毙，东洋马被打翻，尸体被鬼子兵抢回，用门板抬着，多名鬼子汉奸在周围跟随，仓皇撤回东铁峪村内。
早上七点半敌军又离开东铁峪村，上午十点钟，挪动到孙祖以西、九子峰下，两山夹一峪的狭长地带，孰料这是八路军主力的重点伏击区。敌人队伍在猛烈火力阻击下已不能前进，垂死挣扎中用炮火对着两侧山头狂轰乱炸，八路军则从山上往下冲杀，喊杀声震耳欲聋，炮火硝烟遮天蔽日，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敌军人马仓皇逃遁到孙祖西一片树林中，我军冲下山来，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深夜十二点，余敌撤进孙祖街坚守，枪炮声暂时停息。
这一仗，敌人惨遭失败。 
事后民谣唱道：满地的麦苗青又青，沂水城来了鬼子兵；满山的石头紫又红，八路军守住了九子峰；孙祖街肉搏真英勇，杀死小鬼子百多名。
张国峰他们意识到，面对歇斯底里的残敌，被俘人员的命运必定凶多吉少。
临近天黑，敌军放弃攻山而向孙祖街躲避。他们把死人、死马收集归拢起来，运到了孙祖西庙旁边，用干柴和门板橱柜之类点火焚烧。其中有些奄奄一息的日伪军重伤号还未死到底，疼痛地呻吟喊叫，冷酷无情的鬼子并不搭救，将同伙扔到火里继续焚烧。
夜里十二点左右，张国峰、李汉英等共五个被俘人员（另三名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被一起押到孙祖小街口座东向西的一个院落南屋内。房间两头有床，床上堆着高粱。张国峰和李汉英等被扔到粮食堆上，昏昏沉沉呆了几个小时。
2月9日凌晨四时，天已破晓，但屋内仍是一片黑暗，门外传来吼叫声，一个着便衣的国民党俘虏被首先拽出去。三五分钟后，外边一声枪响。李汉英对张国峰说：“孙大哥，敌人要枪毙我们了”，张国峰毫不在乎，淡然一笑说：“随他的便吧”。敌人又来提人的时候，李汉英应声说“我去”，被汉奸押到了北屋后头一个柴草园里。果然是刑场！敌人打了败仗恼羞成怒，在逃跑前枪毙俘虏。一个满脸络腮胡的鬼子指挥官在监刑，他左手扶着东洋刀，右手叉腰，满眼血丝、杀气腾腾，这是沂水城鬼子据点的宪兵大队长。另一个鬼子抱着驳壳枪在行刑。第一次提出去的俘虏尸体头向北脚向南横倒在东墙下。
李汉英被叫到刽子手面前，向西南站着，凶手站在他的前方，掏出手枪顶上子弹，向他的左胸部斜刺里开枪，子弹却哑了火。又压上第二颗子弹，随着枪响，李汉英扑倒在地。鬼子命令汉奸给他翻身，摇动双腿，促使快死，然后用草盖住脸和头。
汉奸们在折腾李汉英的时候，张国峰被提了出来。由于鬼子知道他是军人，所以行刑时连续开了两枪。接下来，鬼子把剩下的两个俘虏一齐押出来枪决了。
实际上，李汉英受伤很轻，躺着装死，前后过程他听得一清二楚。天亮了，两个汉奸过来掀开草帘子，翻腾尸体检查，发现李汉英眼皮上的血管仍在鼓动，张国峰的“尸体”还没僵硬。一个汉奸大呼小叫地要去报告鬼子，另一个汉奸赶紧拦住了，说道“这个小孩死的可怜，反正我们快走了，算了吧，不要去报告了”。然后低声说：“你们不要动，鬼子发现了要枪毙你的，鬼子马上要走了，到时候你要赶快离开”。
张国峰的肺部和左臂各中一枪，伤势很严重，万幸没有致命。中午时分，张国峰苏醒过来，剧烈的伤痛使他身体抽搐翻滚。李汉英高兴万分，往下蜷缩身体，紧紧攥住战友的手，张国峰便不动弹了，他心里明白要忍耐疼痛，安心等待援救。这时，街上还不时响起战马铁蹄声和吹哨子的声音，西屋里还发出拍手的声音，敌人仍在附近活动。
天黑了，孙祖街上狼烟滚滚、火光四起，这是鬼子撤退的标志。二人相互搀扶挪到西屋内。恰好遇到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三营的战士追击至此，张国峰和李汉英被迅速送往驻扎在岸堤区的野战医院抢救治疗。
二人被鬼子枪毙却重获新生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经组织审查，确认没有任何失节叛党行为。这件神奇的事情轰动了当时驻扎在南沂蒙的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同志们相互传颂，赞不绝口。一个月后，野战医院随大部队转移他处，张国峰被就近安置到柳行岔村刘昌厚家中继续养伤，群众给做了一面绣有“重见天日”四个大字的条幅，挂在病房门框上以示庆贺。养伤期间，领导和同志们陆续前来看望，县委秘书王传斌和张国峰开玩笑，说他是被枪毙一下锻炼身体的人。
喜结连理
  张国峰、范林夫妻就在这一年中，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建起基层民主政权，七月份，山东各界代表三百余人陆续来到沂南县青驼寺，召开民主选举大会，德高望重的山东教育界元老范明枢被推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会议一致否定了国民党圈定的所谓山东出席“国大”的代表，经过充分酝酿，重新选举了于学忠、徐向前、罗荣桓、范明枢等六十一人为代表山东民意的国大代表，正式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政权机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前身）。这是划时代的重要会议，张国峰未等身体痊愈即投身会场保卫工作。
说起张国峰的婚事，就不能不提到范明枢老人。范明枢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师范专科，学成返回山东致力于教育事业，曾任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监、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因大力支持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后经冯玉祥等营救出狱，并受冯聘请，在泰山前麓创办武训小学15处，任总校长。1938年夏天，范明枢奔赴沂蒙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山东分局的支持下，建立“鲁南国民抗敌协会”，配合八路军抗战，被誉为抗日老寿星、抗日老英雄。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当他了解到张国峰的经历后，在惊喜与钦佩之余，心中遂产生了将孙女范林许配给张国峰的念头。
范林自幼父母双亡，靠爷爷范明枢把她抚养成人。在这个充满革命氛围的家庭中长大的范林，为挽救民族兴亡毅然投笔从戎，放弃了小学教员的工作，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徂徕山起义，成为当时“十名女战士”之一。
一天黄昏，借着会议结束后同吃晚饭的间隙，范明枢老人找到张国峰问他有没有找媳妇，如果愿意，可以为他当月下老人，范老恳切的话语和直截了当的做法，令年轻的张国峰感到突然又深感温暖，他几乎没来得及思考，便答应老人先看看再说，当他告诉范明枢老人，自己吃过晚饭后得连夜赶回新泰，想不到临行前范老特意安排好了自己的孙女范林一路陪他。一个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打不死的公安英雄，一个是参加徂徕山起义的抗日女战士；同样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同样都是为了参加革命抗日；同样的志向和理想，让这两位年轻人一路上心与心交谈，彼此一见钟情。
1942年冬天，时任泰南专署公安局长的张国峰与时任中共泰安特委妇委会秘书的范林，在泰南山区一个农家院落里喜结良缘。结婚那天，山东省参议会参议长范明枢老人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中共山东分局、鲁中行署、泰南专署的三十多名干部和八路军战士同来庆贺。新郎新娘穿着八路军服装，在小院的天井里在人群簇拥下彼此碰了一下头，算夫妻对拜，又朝在场的人群拱了拱手，算是拜谢大家。简洁的婚礼给弥漫着战火硝烟的空气中带来了少有的喜庆和温情，所有参加婚礼的同志或蹲或坐，啃着锅饼、每人吃了一碗白菜炖豆腐。没过两天传来鬼子扫荡的消息，他们离开新房，继续着四海为家的征程。
唯一留下来的，是这张被战地记者拍下来的“新婚合影”。
家庭团圆
  1948年张国峰和赵焕章1945年夏天，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于蒙阴县坦埠区，由于战时条件险恶艰苦，就把孩子长期寄养在当地一贫农家中。1947年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范林在沂蒙山区随部队夜行军途中生下了第二个女孩，遂取名“星路”，由于没有奶水喝，只能沿途讨点小米熬粥，偶尔遇到生孩子的妇女，小星路才能得以饱餐一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瘦的皮包骨头，整日哭闹不止，有个老乡出于怜悯，想用一瓢子鸡蛋交换小孩，由于大女儿就寄养在他处，范林没忍心再抛弃小星路。
穿过战火硝烟，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这个居无定所的革命家庭终于在济南得以团聚。四岁的大女儿终于从蒙阴县坦埠区找回来了，由于她幼时患有严重的哮喘，加之体弱多病，无法坚持上学，只好长期在家养病。
建国后，张国峰逐渐走上领导岗位，1956升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敬业勤政、清廉俭朴，对自己的亲属和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这个“高干家庭”没享受到一点特权，厅长专车从不让家人乘坐，从未陪同家人外出游玩，令外人难以置信的是，公安厅长连一张全家福照片都没拍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都是按计划定量供应，张国峰为减轻国家负担，率先主动缩减自己的供应量，还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挪给家人吃，自己常吃发霉的地瓜干和南瓜充饥。有一次，公安厅农场负责人看到张国峰身体虚弱，家庭生活困难，安排送来四五斤花生和土豆，张国峰把来人批评的脸通红，当即把这些东西送到公安厅食堂交公。
张国峰有个严格的家规，不允许家人打听他工作的事情，柜子上平时放着个盛有洗漱用品的小布包，每当连包带人几天不见，家人就知道他出差了。他因公出差坐火车都是乘坐硬座席，有时工作人员给厅长买软席，他也执意退换为硬座。张国峰经常告诫下属不准用手中的权利走后门、搞特权。这些小事情体现出来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成为厅机关的同志敬重学习的榜样。
特殊任务
1959年春天，他在京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公安部布置给山东省公安厅一项特殊任务，要求调查“济南铁路局职工李干卿历史和现实表现”。原来，江青想把哥哥李干卿接进中南海，出于保卫毛主席安全的需要，中央要求山东对其严格政审。张国峰很快将这份翔实的调查材料庄重交给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罗部长很满意山东公安机关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雷厉风行的工作效率。
解放前，李干卿曾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等职，建国后被济南铁路局留用。在建国初期“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曾被查出有多次贪污行为，受到“记过”处分。山东省公安厅的一纸结论击碎了李干卿妄图混进中南海的企图，也正因此，让江青暗暗怀恨在心。
蒙冤入狱
1966年夏天，山东省委指示公安厅长主持撰写“全省四清运动工作总结”，张国峰已是身患胃癌，疼痛难忍，饮食很少，但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完成任务后才去做手术治疗。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刚手术不久的张国峰脖子上挂上大牌子推来搡去，对他侮辱谩骂，逼他弯腰低头，要他承认“调查李干卿是为了整毛泽东”。他的回答始终掷地有声：“我履行公安战士的职责，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无罪而有功，我执行上级指示，对一个镇反对象例行审查手续，正大光明！”。像当年在日寇刑场上一样，张国峰大义凛然，毫不屈服。
1968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专门向江青汇报情况，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终于有借口报复九年前对山东公安厅的仇恨了，她哭道：“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啊……”。陈伯达则帮腔道：“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
  烈士遗物仅仅过了五天时间，参与李干卿调查的二十七名公安人员受到牵连，其中六人被专机押往北京“拘留审查”。为避人耳目，张国峰被造反派转移到偏僻简陋的郭店劳改医院，严刑拷打、突击逼口供。
1968年6月30日，张国峰这位在日寇枪口下都未曾倒下的忠诚公安战士，被造反派关押仅三个月就怒目圆睁含冤离世。就在张国峰去世的前一天，二女儿范星路费尽周折找到病房，看到原本高大英武的父亲，竟然被病痛和冤屈折磨得像一截枯柴，已经奄奄一息。为料理后事，她和家人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最高档的服装是一身咔叽布中山装，领口磨破了再翻新，平时只有参加重大活动时才舍得穿，全家人捧着这些破旧衣服失声痛哭。此后几年，张国峰的爱人范林和大女儿因病相继去世，这个遭人白眼和冷遇的“反革命家庭”，陷入家破人亡的凄凉境地。
平反昭雪
沉寂已久的春雷终于响起，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1978年8月29日，中共山东省委隆重召开了万人平反昭雪大会，为张国峰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直到今天，张国峰烈士的二女儿范星路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和激动。她说：父母去世后，留下的最值钱的物品，就是一辆破自行车和公安部奖励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但我们觉得比任何人都富有，因为父母把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赤胆忠心留给了我们，把高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留给了我们，把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嫉恶如仇的凛然正气留给了我们，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质留给了我们，这笔精神财富还要传给子孙，一代一代永远传下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