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冯乃超
人生经历
1923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后，先后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科，后改学美学与美术史。1926年三月开始，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组诗《幻想的窗》等具有象征色彩的诗歌。  冯乃超(中)与老舍(左)、阳翰笙幼年求学期间，冯乃超在南海故乡接触到劳苦大众，并耳闻目睹辛亥革命前夕南海乡村爱国者慷慨悲歌的壮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本的教会学校目睹了种族歧视现象，接受了富国强兵思想，开始接触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学期间，开始参与创造社活动，后成为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的联络人，并参加了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艺术研究会，开始注意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接受苏联和日本的“左”倾文艺理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弃学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编辑、主编《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成为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期的中坚和主将。后与鲁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起草左联《理论纲领》，并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不久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并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
1928年1月发表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两首诗《上海》和《与街头上人》，标志其诗风从低沉到革命的转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与郑伯奇等组织中国艺术剧社，任文学部长。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并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次年任文化总同盟书记。1938年到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任职，并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任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文协常务理事及组织组副主任，编辑《抗战文艺》；担任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共特支书记，并领导孩子剧团；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主管香港文化和统战工作，编辑《大众文艺丛刊》；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政协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处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分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第一任副部长兼第四局局长等职。
1950年，由于广东省情况较为复杂，叶剑英、方方同志向党中央提名冯乃超来粤工作，翌年初，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毛泽东主席委任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尔后历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第四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5年，冯乃超调离中山大学，任北京图书馆顾问。1983年，在北京逝世。
淡泊名利地位
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调冯乃超到南方局工作。此事被广东省文教委员会知道后，也向党中央告急，陈述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手创，地处祖国南大门，靠近香港澳门，在教育界有特殊的地位，需要一位高水平、懂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内同志来担任书记，这个人非冯乃超莫属。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跟冯乃超谈话，说明情况，并说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等于无过而降级了，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冯乃超表示：“革命工作需要嘛，这些都无所谓。”一位非常熟悉并十分了解冯乃超的老同志说，冯乃超一生过分老实，自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却做着无人知晓的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副部长，管高等教育部，却偏偏到中山大学去受高等教育部领导。对此，冯乃超淡淡一笑，说：“谁都希望到前台表演，后台工作谁去做？谁都愿意到中央工作，地方工作谁做？谁都想领导别人，被领导的事谁来干？只要是革命工作，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些？” 
冯乃超就是这样一位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功成不居、埋头苦干的党的好干部。
反对特殊化
1951年2月，冯乃超到中山大学工作。来校后他就取消了自己的勤务员和专车。他到广州市开会，或坐学校的公车，或与别人合乘一辆小汽车。冯乃超说：“我又不是每天去广州市开会，这样做是实事求是嘛！” 
1957年，冯乃超和夫人到国务院设在青岛的高级干部疗养院养病。刚好他们唯一的孩子从苏联回来休假，便兴冲冲到青岛去看望父母，并计划画10天的海景。刚刚画到第4天，冯乃超就要孩子第二天回北京去。冯乃超对孩子说：“目前这个疗养院的家属接待所住满了来探亲的子弟，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谁也请不走，床位无法周转，招待所为这事很为难。我是高级干部，应当自觉做榜样，你也是共产党员，想你不至于不同意吧？”孩子心里真想多留几天，也想同父母多呆几天，但父亲说得在理，孩子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父母回京。回到北京不久，孩子便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她丢在青岛的小半瓶调色油和几十颗图钉，批评道：“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是能用几个钱来衡量的。”冯乃超就是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对后代也严格要求的人民公仆的楷模。
重视人才培养 重视学科建设
学校改革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前设有7个学院、33个学系、3个专修科、13个研究所，教授有180位，是一所文、法、理、工、农、医、师齐全，学科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名牌大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中山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仅剩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8个学系，教授也只剩85位。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冯乃超紧紧抓住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这两个关键不放松。冯乃超经常说：“综合大学是一个国家文化、科学的标志，它既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又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地方，它的任务和目标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师资队伍十分重要。”为此，学校实施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一是广揽人才，从华南农学院聘请了昆虫学专家蒲蛰龙教授，从华南工学院聘请了化学专家龙康侯教授，从复旦大学聘请了化学专家徐贤恭教授等一批专家教授来中山大学工作；二是为专家、学者配备助手；三是给予一些教师出国学习、进修的机会；四是改善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五是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在学科建设方面；在历史系设立了东南亚研究室（后改所），重点研究泰国、菲律宾等国，在当时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外也很有名气；在中文系设立了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和古文字研究室；在生物系设立昆虫研究室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山大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冯乃超是高级干部，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历史系姚学敏讲师，因丈夫楼公凯教授在接管期间被停聘，经多次交涉无效，不得不受聘于西北大学，把儿女寄托在上海外公家，一家分散在三地，有很多的实际困难和不便。为此，姚老师找到了冯乃超，说明情况，请求审处。冯乃超听后，安慰姚老师说：“同是国家办的大学，楼教授既然可以调到西北大学去。为什么不能调回这里任教？你的问题，我看很简单，不是请楼先生回来，就是调你到西北大学去。让我请示校长，尽快解决你的问题”。后来，姚老师坚决要求调离中山大学，学校征得西北大学同意，姚老师去了西北大学任教。 
1951年5月27日，冯乃超以主祭人的身份参加理学院生物系张巨伯教授的追悼大会，并撰文《悼张巨伯教授》，高度赞扬张巨伯教授是“中国昆虫学界的一位草创人”，“一位好老师，好科学家”。 
冯乃超从1951年2月来中山大学工作，到1975年4月调离，在中山大学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为中山大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崇高品格，治学、治校精神，是中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著作书目
红纱灯（诗集）1928，创造社
傀儡美人（小说、散文集）1929，上海长风书店
抚恤（短篇小说集）1929，上海沪滨书局
冯乃超文集（上集）1986，中山大学出版社
论中国文学革命（论文集）编选，1947，香港海洋书屋
毛泽东颂（诗集）编选，1948，香港海洋书屋
翻译书目
芥川龙之介集（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34，中华
某傻子的一生（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0，上海三通书局
河童（中篇小说）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1，上海三通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