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
军事辞海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农武装。史载红二十军有三支：闽西红二十军、赣西南红二十军和冀南红二十军。闽西地区第二十军1930年5月，闽西第十二军进军东江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将当地部分武装合编为红军第二十军。胡少海任军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1200余人。11月，同闽西第二十一军合编为红军新二十军。赣西南地区第二十军1930年7月上旬，赣西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赣西南地方武装红四、红十一、红二十、红三十纵队和部分赤卫队改编为红一、红二、红三、红四纵队（后改称团），组建成红二十军。全军共2500余人。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谢汉昌任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任参谋长。1930年8月5日，由刘铁超任军长，曾炳春改任政治委员。10月，参加吉安战斗。随即，红一方面军在吉安进行了整编，红二十军归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未作调整，参谋长改由钟效蔚担任。下辖第172团（一团，团长萧大鹏，政委刘黎）、第173团（二团，团长刘承禄，政委陈松宜）、第174团（三团，团长李学俊，政委刘敌）、第175团（四团，1931年1月组建，团长朱子云，政委刘秋子、后廖子清）1930年12月12日，红二十军卷入“富田事变”。1931年春，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月，在红七军的护送下进入中央苏区，抵达于都县平头寨。在那里，对参与“富田事变”的人进行了肃清，并取消了红二十军番号，部队分别编入红七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和湘赣独立师。[1]直南地区第二十军1930年夏，直南（河北南部）农民暴动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军。约2000人。不久，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2]
闽西地区第二十军
初创闽西苏区重视苏维埃社会各项建设事业，创造出许多对于中央苏区建设至关重要的成就，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交通事业方面，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线是在闽西工农通讯社基础上建立，并主要经由闽西苏区而后到达红都瑞金的；在邮政事业方面，苏区赤色邮政起始于闽西；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红军在闽西创办了第一所夜校——新泉妇女夜校，中央苏区正规的红军学校来源于闽西红军学校；闽西苏区印刷业发达，其中，创办了中央苏区最早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刊物也是在长汀印刷或创办的；在卫生事业方面，当时中央苏区的卫生人员主要是闽西苏区培养的，苏维埃国家医院是傅连日章将福音医院从长汀迁到瑞金后改建的；等等。细说10万闽西儿女参加红军，在发展壮大红四军的同时，先后创建了5个军；在峥嵘岁月里，有5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共和国众多将帅都在闽西战斗生活过；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闽西儿女，有4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71位成为开国将军。闽西是红军故乡、将帅摇篮。发展当年，闽西人民为了保卫翻身解放的革命果实，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和发展红色区域而踊跃参军参战。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当红军或父子同当红军的动人情景。上杭才溪乡15-55岁的青壮年男子，有80%%以上参加红军。
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有10万儿女参加红军，在发展壮大红四军的同时，先后创建了红九军（后改为红十二  元帅纪念馆--中华永久陵园网?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五个军。
闽西是全国较早、福建最早创建红军的地方。早在1928年7月初，永定农民武装暴动后，张鼎丞、邓子恢等就从参加暴动的队伍中挑选出200余人组成红军营。随后，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又将各县的暴动武装编成闽西红军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等三个团。事迹1930年5月，闽西各县赤卫队、游击队组成闽西红二十军，全军辖5个纵队和2个游击武装。
1930年6月，根据红一军团前委决定，将原闽西地方武装改编的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闽西红二十一军，胡少海任军长。
事迹一
1930年11月，闽西总行委、红二十一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二十军、二十一军合编为新十二军，贺沈洋任代军长。全军辖3个团10个营。1931年9月，红一军团第十二军与闽西新十二军在汀州会合，闽西的新十二军补充到红一军团第十二军。
事迹二
1932年2月，中共闽粤赣省委在汀州成立福建军区，罗炳辉任司令员。1932年底分别成立闽西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师，1933年3月6日，这三个师汇编成红十九军，叶剑英任军长。这是后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英勇殿后的红三十四师的前身。
在抗日战争时期，闽西南红军游击队2600余人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占了新四军9000人数的近1/3。1938年3月，二支队由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和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在龙岩集结出发，开赴苏皖前线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闽西人民革命武装又先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总队闽西支队、闽粤赣边纵队第一支队。闽西对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成为红军名副其实的故乡。
红二十军从7月组建到11月底近半年时间里,在主担“八打吉安”和协同“九打吉安”的战争硝烟中,同仇敌忾,所向披靡,立下了汗马之功,成为中央主力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富田事变之赣西南红二十军
建立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省会剿”，红四军的前委决定采用“离开闽西，保卫闽西”的策略。这就是：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调动敌军离开闽西。敌军走了，闽西苏区自然得到保卫和巩固。1930年1月上旬，朱德率红四军一、三、四纵队，毛泽东率红四军二纵队，先后离开上杭古田，向赣南进发。
自1929年5月离开赣南以后，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以及广大红军官兵，都十分惦念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们十分担心因缺少红军主力帮助，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可能会受到影响。可是，当他们翻越武夷山来到赣江边后，都惊喜地看到：与“春花吐艳”的闽西一样，半年多来，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也十分喜人。
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他在1930年1月进军赣南途中，在马背上哼成小令《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溢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个月后，毛泽东又填赋《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漫到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毛泽东的这些辞句，形象而又真实地描绘了当时赣西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风展红旗如画”
赣西南地区“风展红旗如画”的形势，是赣西南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浴血奋斗的结果。
1929年5月，刚刚建立革命政权的赣南红色区域就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考验。蒋桂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就从前线急调4个旅的兵力，分别从赣州、泰和、临川向于都、兴国、宁色都红色区域进攻，于五六月间，先后占领了宁都、兴国、于都县城。刚刚建立的3县革命委员会只得转入乡间领导群众继续斗争。6月底，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又先后在赖村、兴国等地作战失利，被迫转移到吉水、永丰、乐安边境游击。为了保卫于都、兴国、宁都3县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共赣南特委及时地成立了“兴桥宁行动委员会”，由特委军事部长陈奇涵任书记，一调动指挥地方红军、游击队抗敌。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战斗，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兴桥宁红色根据地，而且及大地鼓舞了赣南人民的斗争勇气，使红色区域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赣西地区的革命斗争也猛烈地向前发展。1929年10月成立了赣西各县红色区域的统一领导机构——赣西革命委员会。11月，又召开了赣西工农兵临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使赣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29年11月，中共江西省和中共赣西特委成功地策动了罗炳辉率领的吉安“五县联防”靖卫大队400多人起义，加入红军，要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反动气焰。
罗炳辉，云南彝良人，家庭出身贫苦，18岁时当兵，北伐时在朱德部下曾屡立战功，升为营长。后因同情革命，被责为有“通共”之嫌，所部改遗遣散，他自己被逐出军。1929年春，受吉安绅商和金汉鼎所请，他赴吉安就任靖卫大队长之职。其驻地值夏圩离东固革命根据地很近。他通过各种途径，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更加同情劳苦群众，常常做出一些保扩老百姓和所谓“赤色嫌疑分子”的事情，令当地土豪劣绅不满。
根据罗炳辉的表现，中共江西省委派出共产党员赵醒吾与他逐步建立联系，后又秘密吸收他入党。经过周密工作，罗炳辉终于在赣西党组织遭受大破坏、赣西革命斗争处于危急之时的关键时候率部起义。
罗炳辉起义后，中共赣西特委接着提出“攻取吉安”的斗争口号，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不断高涨，1930年1月18日，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军委在遂川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赣西和湘赣边界特委合组为赣西特委，并决定将赣西和湘赣边界活动的江西红军第二、三、四、五团和各县赤卫队集中改编，成立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军委书记兼政委。全军有2000余人枪。这是继红四军之后，在赣西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一支主力红军，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赣西、赣南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到1930年1月，赣西南地区已有17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
“风卷红旗过大关”
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赣西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
会议正确地确定了赣西南党组织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从而统一了赣西南党内的思想认识。
因河水陡涨而阻隔，赣南特委领导人未能参加“二七”会议。毛泽东在会后即率前委代表团成员和赣西南特委全体常委，于2月15日在兴国召开了有赣南各县区党的负责人参加的赣南工作会议。会议除同意和接受“二七”联席会议的全部决议外，还讨论赣南党组织的工作。
根据“二七”会议的决定，1930年3月22日，在吉安的富田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以刘士奇为书记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大会还决定将“二七”会议后产生的赣西苏维埃政府扩大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在赣西赣南各设一赤卫军总指挥部，分别由曾炳春、萧大鹏任总指挥。
鉴于赣西南地域广大，在中共赣西南特委之下，先后设立了中共东河、西河、东路、西路、北路和中路等六路行委组织，分别领导赣南、赣东、赣西、赣北和特委直属各县区的斗争；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之下建立了北路、西路、东路、以及赣南东河、西河五路办事处，作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派出机关，就近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
赣西南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抵达赣西，使吉安反动当局和当地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告急”、“求援”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南京。蒋介石急调嫡系唐云山、邓英两个独立旅驰援江西。并责令鲁涤平手下的朱耀华、戴岳两旅速往赣西南集中，尽快和驻吉安城的成光耀旅结合起来，一举扑灭赣西南的革命烈火。
正摆开架式准备围攻吉安城的红四军获悉敌人进犯的消息，立即改变计划，迅速收缩兵力，将备打击来犯之敌。2月23日，红四军和红六军，抓住敌人孤军冒进的弱点，首战告捷，仅半小时工夫，就歼敌唐云山部两个营并占领敌阵地，缴获大批经武器弹药。残敌被迫向吉安方向溃逃。红军紧追不舍，在万余武装群众配合下出击离吉安40里的施家边，全歼敌人。此二役，红军共歼敌1600多人，缴枪2000余支，机枪18挺，迫击炮10门，子弹156担。
唐云山旅被歼后，进剿赣西南的敌军胆颤心寒，纷纷呜金收兵，固守吉安、抚州、南昌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迅速从吉安地区南下，围攻困守赣州孤城的敌金汉鼎部。3月16日至18日，红军围城三日，因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而未克。毛泽东、朱德遂令红军主动撤回。
撤围赣州后，红是前委在赣州城效楼梯岭召开分议，部署红军在赣南的第二次分兵。这次分兵，红军具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同时发展，同时深入”的方针。走到哪里，就帮助哪里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立赤色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3个月的分兵，取得了极大的成效：赣南、赣西原来梅花式的红色区域，已基本联成一片；赣南苏区与赣西、闽西、及广东东江苏区的联系已经贯通；兴国、于都、赣县、信丰、南康、寻乌、瑞金、宁都等县和于北、安于会赣边界特区都先后成立了县、区苏维埃政府；安远、上犹两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赣南各县红色政权的最高指挥机关——赣南革命委员会也于6月间在赣县江口成立。
“十万工农下吉安”
为了迅速赤化整个赣西南地区，赣西南党组织曾在1929年11月为1930年9月，组织赣西南的地方红军和革命群众，先后8次攻打吉安、5次攻打赣州，出现了“十万工农下吉安”浩浩荡荡的壮观场景。
吉安是赣西重镇，位于赣江中游。其西面是螺子山、真君山、天华山和神岗山等4座山岗，东面是奔腾的赣江，可谓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重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视吉安为南昌屏障，布置重兵死守。赣西南的红军和革命群众，则视吉安为白色堡垒，下决心要将其攻克，以使赣西、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第一次攻打吉吉安，是在1929年11月间。以江西独立第二、三、四团为主攻部队，历时3月，肃清了吉安外围敌军据点。约30万革命群众参加了攻吉行动。“喊一声打吉安，农民丢下手里的锄头就跑。”人人踊跃上前。吉安虽未攻下，却使红色区域扩大了方圆三四百里。红六军就是在这次攻吉安过程中成立的。
此后，从1930年2月至9月，赣西南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又先后组织7次攻打吉安行动。这7次攻吉行动，也都没有打下吉安，但都供攻吉声威，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地方革命武装也在攻吉行动中得到发展，其中第五次攻吉时成立了以曾炳春为总指挥的赣西南料卫军总指挥部；第七次攻吉安时组建了红军第二十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
与赣西8次攻吉的同时，赣南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10余万人，也于1930年5月至9月先后5次攻打赣州。在攻赣斗争中，赣南各县先后成立了红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纵队，并于同年6月在信丰组建了红军第二十二军，邓毅刚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
8次攻吉、5次攻赣的结果，使赣江两岸苏区连成一片。吉安、赣州成为两座孤城，各县逃入城中的士豪劣绅们，成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统治江西的鲁涤平，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惊呼：“赣西南的三岁小孩、八十老翁都是共匪。”福田事变事变背景
正当红二十军在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和指挥下,茁壮成长、英勇奋战的时候,赣西南苏区突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富田事变”,红二十军被卷入惊心动魄的漩涡中心,遭到被整肃的奇祸。 
事情的原委要从肃“AB团”说起。 “AB团”是蒋介石、陈果夫于1926年底在北伐军总部驻地南昌策划成立的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取名“AB团”,为英文反布尔什么维克之意。“A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怂恿和段锡朋等人的操纵下,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的党政大权,排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肆无忌惮地在江西各地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但在中共江西省委和南昌党组织领导下的1927年的“四.二暴动”中,“AB团”被一举摧毁、解体,“寿命仅三个月”。“AB团”分子也作鸟兽散，销声匿迹了。 
然而,因“AB团”是以反共著称的,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敢懈怠，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党“清党”、“肃反”的指示,于1929年11月13日,向江西省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到1930年5月,江西省委开始积极部署,声称“AB团在吉安各中心县城活动”,并特别提出:“西河的红军赤卫军,过去在AB团领导之下,走到腐化的危险地境去了”,要予以严厉“整肃”。 
这里提到的“西河的红军赤卫军”,就是红二十军的前身。在省委的指令下,赣西南特委大兴干戈,在赣西南苏区掀起了一场神秘的整肃“AB团”的运动。6、7、8三个月普遍展开,9月进入高潮。赣西南苏区党政机关内一大批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消极”、“表现不好”的,说过牢骚怪话、与领导有不同看法产生过争论的,甚至吃过馆子、谈过恋爱的干部,都被打成了“AB团”分子,苏区内到处出现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局面。 
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重镇后,有人在收缴敌人文件时,误传发现一张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写给地主豪绅的收条。此事报告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前委即怀疑李文林与“AB团”有瓜葛,有可能是“AB团首领”。10月下旬,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的罗坊联席会议上,李文林似乎有点“傻劲”,极力批评总前委颇为赏识的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主张，并错误地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李文林的言论举止,进一步引起总前委的高度注意。 
打AB团
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退却,进抵根据地腹地宁都黄陂、小布一线。根据罗坊会议确定的“军队中应注意反AB团改组派”的决议,总前委在红一方面军开展了整肃“AB团”的运动。时值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军情十万火急,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全力投入反“围剿”的迎战准备,无假顾及军队中的“肃反”运动。于是,总前委和各军委将“肃反”大权下放,采取不干预态度。“当时抓人，各团作主;杀人，师党委作主。”可是,杀戒一开,势不可挡，任何人都难以遏制。为了在反“围剿”决战前,肃清“内奸”,纯洁队伍,在总前委肃反委员会的导演下,至11月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四万人当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总共找了四千多AB团”(总前委1930年12月2日于黄陂颁布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到12月上旬,“一方面军打击四千四百余人”(1930年12月2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半个月内又增打了400多人。红一方面军中的这次打“AB团”运动，史称“黄陂肃反”。 
在军队开杀的同时,总前委又指令在地方打“AB团”，并于11月底在宁都逮捕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形成“擒贼先擒王”的既定威势。赣西南苏区内,顿时一片哗然…… 
到12月上旬,事态又有新的突变。 12月3日,总前委致信省行委,剑锋直指赣西南党政机关和红二十军。信中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并指令“二十军须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原来,红二十军并无“AB团”的证据，而是“须找到线索”，再“来一个大的破获”。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前委兼总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接到上述总前委的“尚方宝剑”后，立即率领红十二军一个连，从宁都黄陂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于12月7日下午三时抵达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吉安富田。 
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萧克语),为人阴险狡诈，喜怒无常,经常以“湖南老乡”讨好总前委领导人。他一到富田,就以“钦差大臣”自诩,立即驱兵包围了省行委,逮捕了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等8人。到次日，被李韶九抓捕关在富田的“AB团”分子达120余人，并枪决40余人。李韶九等肃反人员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残酷、卑劣的刑法,进行审讯、逼供，许多被抓之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供认自己是“AB团”分子或“AB团要犯”,有的还诬供出李文林、丛允中(省行委常委、赣南行委书记)、刘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等,是“AB团首领”、“总团长”、“分团长”等。
12月9日，李韶九根据总前委的指令,将关押在富田的“AB团”分子交给古柏等人处理,自已则亲率红十二军一个排,押着被捕的谢汉昌为“活口”人质,从富田直奔红二十军军部驻地——东固,解决二十军的问题。 
李韶九这个“灾星”衔命来到东固后,红二十军中顿时阴霾骤起，乌云密布。 
事变经过
当日，由于有人招供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首领”，李韶九、刘铁超立即召面刘敌。刘敌从兴(国)、泰(和)边境前线率领第一营于11日奉召匆返东固。 
刘敌是个很机灵的军人。1927年秋暴入党，曾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28年7月上井冈山,红二十军组建时被派到该军任职。 李韶九一见刘敌,就指控刘敌是“AB团”，“很危险”,刘敌坦然回答题:如果我受到了AB团分子的阴损，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要求党主持正义,廓清这个案件的一切情况。我并不怕死，不过那种苦刑是没法忍受的。” 李韶九即说:“那是决不会的，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粉碎你们团里的AB团!” 
刘敌听说是个“政治问题”，“觉得这里面有着一个什么圈套存在”。他素知李韶山“是个卑鄙下流的小人”，“如果坚持党的立场”，“就是死定了”。他在受审时，听到有人正在被审讯拷打，“叫号之声,震天动地”，决计采取行动，“挽救被陷的同志”。(以上均见1931年1月11日《刘敌给中央的信》) 
12月12日上午，刘敌偕同一营长张兴、政委粱学贻，发动一七四团一营官兵，包围了二十军军部，捉起了李韶九(后逃脱)和刘铁超，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等人，收缴了李韶九带来肃“AB团”的一排人的武器。下午，刘敌、谢汉昌率部冲到富田,武装包围了省行委、省苏驻地，收缴了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全部被捕而尚未杀害的近百名“AB团”人犯。当晚，在富田召开紧急会议,主张“公开反毛”，“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诸同志”，决定由一七二团团长萧大鹏出任红二十军军长。 
这就是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13日上午，“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士兵群众大会，控诉了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又名刘作抚、陈刚)，同时却错误地呼喊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主义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下午,红二十军开往河西，14日兵驻永阳镇,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永阳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早已被捕)。会议建议中央“停止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等(《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于永阳区龙江)。 
此后，从富田事变到平头寨罹难半年多时间里，红二十军“一直在湘赣边一带从事革命斗争活动，打国民党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筹集军款，没有一兵一卒投降过敌人”(当事人:老红军谢象晃访问笔录)。 
总前委处置
“富田事变”和永阳省行委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宁都黄陂总前委驻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及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震惊! 
12月18日，朱、彭、黄联名发出公开信，严正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公开信挫败了“富田事变”领导人分裂红军的图谋，维护了党的团结。 
12月20日,总前委发表了一封答辩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叛逆”行为。 
1931年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项英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与总前委的看法不尽相同，主张用教育、会议的方法解决党内已经激化了的矛盾，不同意总前委武装整肃的意见。 
同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派出所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三人代表团”，全权处理“富田事变”。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严令“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 
4月17日，中央代表团根据政治局决议精神，又作出一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不久，解除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 
4、5月间,应项英之邀从河西来到苏区中央局检讨错误、解决问题的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宁都青塘“开会”，随即被拘捕，并相继处决。与“富田事变”毫无牵连、在家养伤、并受中央局委托过河西动员事变领导人回中央局解决问题的曾炳春(红二十军政委)，也于翌年5月在公略县被当作“AB团首领”处决。与此同时,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在万泰县被当做“AB团要犯”处决。此外,还有周冕、王怀、刘经化、龙超清、段起凤、马铭、刘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干部，亦被当做“AB团分子”处决。 
平头寨罹难
剩下的事情，就是是如何对付、清洗红二十军的问题了。 
193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信示：“中央决定将赣西南之二十军编为七军，充实七军的力量”，并要求注意“二十军内部少数干部”，“曾经脱离了过去总前委的领导”，要“揭发出来”。这时由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已辗转抵达永新。 
1931年7月中旬,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军长萧大鹏率领下，同红七军一起，从河西苏区永阳等地出发,经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从赣县江口渡江，到达于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未料，月23日这一天，谁也没有料到,大祸临头了!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满天乌云透出几分杀气。红军总部派来的一个警卫连，以对红二十军实行“整编”为名,通知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到于都平头寨(亦称平安寨)的祠堂“开会”。当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入，有序进入祠堂后，旋即一个个被缴枪、捆绑。随后，全部被押到谢田河滩,以“AB团分子”的罪名，分批在平安河河坝上杀死。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军官200余人，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罹难！据当地老人目睹者回忆说，当时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苍山在悲呜，河水在哭泣，历史老人低垂着沉重的头…… 
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惟一幸存者、时任一七二团副官的老红军、长征干部谢象晃曾向笔者沉痛的回忆说:“到平头寨的一天早晨，令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集合后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杀了。我幸亏被杨玉诚保下来，才免遭一死。”“富田事变是湖南人李韶九带十二军一连人来富田大抓AB团逼出来的。”“现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该是平反的时候了。”(1987年4月访谈录) 
平头寨“整编”后,红二十军的士兵2000余人，被分散编入红七军。从此，红二十军这支在赣西南苏区骁勇善战的部队消失了。
1930年至1931年间发生赣西南和闽西的“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可见,尽管红二十军的一些干部在大敌当前势犯有分裂党、分裂军队的严重错误，但其性质并非反革命暴动，而总前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对红二十军全体干部的处置，也有革命斗争错综复杂的客观原因所囿，然而,这确实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乃党内错误的“左”倾肃反政策所致。
冀南红二十军
建立1930年三四月间，中共顺直省委负责人郝清玉、张兆丰、王世英等人来到磁县，在峰峰村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在磁县组织领导工农群众举行“五一”大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事迹暴动中，除王子青领导的一路暴动起来，在岳城打开“贵兴号”，分得粮食，并缴获部分枪支外，其他各路均未暴动起来。后，省委领导主持在磁县彭城西五里的沙果园，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军。张兆丰任军长，王世英张志清任副军长，唐寿山任政治主任，侯镜如任参谋长。下设三个支队。这支队伍组织基本完善，但没有军事行动，在敌人的围攻下，不久即解散。解散也只是暂时的，当历史条件成熟后红色政权又会重新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