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黉门
词语解释
（名词）古代称学校的门，借指学校。
黉（音 hóng），古代称学校，有黉门、黉宫、黉宇、黉序、黉校等说法。另有 黉门监生（明清时国子监的生员。也有的是恩荫或捐纳而得的）、黉门客（指秀才、读书人）等名称。对此，古代典籍中多有介绍，如《后汉书˙仇览传》：“农事既毕，乃令弟子群居，还就黉学。”《幼学琼林˙卷三˙宫室类》:“黉宫胶序，乃乡学之称。” 汤显祖《还魂记》：“黄门旧是黉门客，蓝袍新作紫袍仙。”《儒林外史˙第六回》：“身在黉宫，片纸不入公门。”（意思是说，自己是个生员，有身份，丝毫不能参与诉讼的事。黉宫，古代学校，这里指当时的府学、县学、公门、衙门。）李渔《笠翁对韵》：“ 北面黉宫宜拾芥，东巡岱畤定潘柴。”（拾芥：捡取地上的草芥。比喻取之极易。）《汉书·夏侯胜传》：“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岱畤：岱，泰山。畤，古代祭天地五帝之处。　燔柴：烧柴，祭天之礼。《礼·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地。）
黉门今日
即使在今日，黉门、黉宫等古雅的说法也没有失去生命力，2006年4月19日下午，在厦门大学授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连战先生当场挥毫，写下“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的题词，一时传为美谈。
东阳黉门
以文庙为核心，附设传授儒学的县学，形成庙、学结合的体制，崇儒、尊贤、重教有机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典范。但是20世纪末陆续刊行的方志对文庙、学宫的记述较少，故而特撰此文，以期新一轮修志时能加以重视。
黉门，学宫之门，借指学宫。东阳民间将文庙、学宫所在统称黉门。东阳黉门，在庙、学结合的基础上，又附设“辉映楼”等文化设施，它是东阳人修身、问学的代表性场所，其悠久的人文素质教育传统，绵延千年，影响深远。而且东阳黉门建筑，宏大、静穆、典雅，其选址、布局，形神兼备，匠意独具，文化脉络清晰，其构建和装饰尤见百工技艺之乡的特色[1]。
文庙一、文庙的初创
文庙是由官方饬建的崇祀孔子的场所，又称孔庙，夫子庙。东阳文庙始建于何时？清道光《东阳县志》载：“宋淳化五年，杨尹移戴叔伦碑，内载太原王昌图创夫子庙于县廨前，而不详其事”。杨尹是北宋淳化五年（994）到任的东阳县令，上任伊始就将“荒郊迥立，蔓草半侵，苦雨摧残，畏日销铄”的《去思碑》移置于太原王昌图建的夫子庙之右。
《去思碑》为纪念戴叔伦在东阳县令任上业绩而建。戴叔伦（732-789）字幼公，一作次公，金坛（今属江苏）人，唐代著名诗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至四年（783），戴叔伦以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衔任东阳县令。《去思碑》建于唐兴元元年（784），即戴叔伦离任的翌年。清道光《东阳县志》录有《陆长源去思颂》全文，此文不仅记述了戴叔伦在东阳县令任上“饰崇文庙，教阐虞庠”的事实，而且盛赞了戴令在东阳兴学、尊知、重教的业绩，其中文庙在他任上经历了“饰崇”即整治装饰的事实说得明明白白。根据清道光《东阳县志》对东阳文庙的记述有两点似已明确：第一，唐中叶，在戴叔伦任东阳县令前东阳已有文庙；第二，王昌图所创的文庙在县廨之前，是为一直沿袭的县治东南一百七十九步的旧址，而唐代戴令所整治装饰的文庙和庠序为另有其址，其规模也不如现存的黉门旧址大[2]。
二、文庙的形制
东阳文庙的形制以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庙遗存为依据。它遵循地方文庙布局的基本规则，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由前至后沿中轴有照壁、棂星门、泮池、庙门（大成门）、大成殿等建筑，唯崇圣祠置于大成殿左侧。
照壁照壁也称“万仞宫墙”，形制高大，上书“仰之弥高”四个大字。
棂星门东阳文庙棂星门作冲天牌楼式，五间六柱。
棂星门至照壁之间为广场，今“黉门广场”即原黉门广场的改扩建。
泮池泮池为半圆形水池，圆弧向外。东阳文庙泮池纳南来之文秀水入池，跨池有南北向小桥一座。文秀水引城南勒马峰茶院坑水经长生塘入城，于文庙前九曲入泮池。
大成殿大成殿是文庙的核心建筑。东阳文庙大成殿遵常制，重檐歇山顶，坐落在高台上，踏道为垂带台阶，南面三阶。此外有东西两庑、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孝子祠。
东阳乡贤祠在庙门西侧。奉祀自梁刘昆、申屠狄，唐厉文才以来的历代乡贤数十人。乡贤的祭祀，属广义的祖先崇拜，没有宗亲血缘关系的理念，极具地域人文内涵。名宦祠在乡贤祠右。奉祀着唐邑令戴叔伦，宋邑令鲍安上，教谕舒璧，训导彭如翱等一批为东阳作出贡献的官员。孝子祠在名宦祠右。奉祀着汉斯敦，晋许孜等一批孝子。东阳人文传承中，“孝敬”颇具特色，孝，一直是东阳立德之本，存世的“斯孝”、“孝德”、“孝顺”、“怀德”等地名都记载着以孝立德的人文传承[3]。
三、文庙的奉祀
文庙主祀孔子，随从享祭者多数为孔子的学生，或与孔子同时代并与孔子有交往的儒家代表人物。
随从享祭都是各朝代依照奏请然后由朝廷下诏而定的，到清末，随从享祭者有“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之分。
入庙奉祀等级森严，但神像的置放场所和表现形式历朝有变化。到清末东阳文庙入祀者全以“神牌”的形式奉祀于大成殿内，东西两庑已成学舍[4]。
学宫一、学宫的创建
清道光《东阳县志》载，“宋皇祐元年（1049）知县鲍安上始建学宫”。但是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下诏“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宋末元初的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就明确记述“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唐大历十二年（777），东阳升为望县，作为望县的东阳在尊孔崇儒大兴教育的唐代建文庙、修学宫是必然之举。唐建中元年（780）——四年（783）戴叔伦任东阳县令期内，东阳县学已名闻郡国，其讲颂之声闻于里巷，而且已形成文庙与学宫结合的体制。然而自戴令离任的783年至庆历四年（1044）诏令州、县皆立学，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东阳史籍中多言庙而不及学。至庆历八年（1048）未见有县学在原有学宫的基础上动工修葺扩建的记载[5]。
二、学宫的形制
清道光《东阳县志》“知县鲍安上始建学宫”的记述，究其内容实为鲍安上在修葺扩建文庙的基础上增设学舍。宋《毛维瞻记》对此有明确的记述，“夫子庙隳落卑隘，反不及细民之舍，老屋数十椽上露星日……且患旧址迫狭，遂辟东南官圃以广之……”。但可以承认，鲍安上修文庙建学宫在选定地址，扩大规模，完善庙、学结合的建筑格局等方面是有“始建”之政绩的。
本文所说的学宫格局是以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废县学时的格局为依据的，但从传承的角度说，又不能脱离宋知县鲍安上所始建的格局：
凡屋巍然，中崇者曰殿，内塑先圣及十哲之像，安焉，又绘七十二子于两壁……殿之阴延而袤者曰讲堂，度可布数十席……殿东西设两庑，庑下有室曰斋，以舍学者，……左右前后庖廥垣囿无不称备……
这段引自《毛维瞻记》所记述的庙、学结合格局在近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虽陆续有所毁坏修葺，但基本格局一直没变。
明伦堂位于大成殿正北，鲍令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扩建，时称“讲堂”，后经多次改建重建，然其址未变。
尊经阁（即藏书阁）位于明伦堂正北，始建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毁于明崇祯间，现存的尊经阁为清嘉庆六年（1801）重建。
教谕宅在明伦堂东。
训导宅在明伦堂西。
辉璧楼在棂星门东，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改建学宫大门时始建，为学宫正门的门楼。
斋宿所在庙门外东。
园林庙学园林的构造点滴散见于有关文字中，唯文庙古柏在道光县志中立目记载：“凡数本，并列泮池左右，水天相照，文采尤觉蔚然。” 辉映楼及坊表
辉映楼位于教谕宅东园。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邑人胡嘉猷建。辉映楼有如稷下学宫，是东阳文人学士讲会聚议的场所。辉映楼“平揖南山，旁顾双岘，缭以画水，夹乎儒宫”，给邑之名流及文人学士提供“辉映斯楼”的处所，有效的促进了文教的兴盛。南宋绍定三年（1230）重建辉映楼，元代陈樵作《辉映楼赋》，其中如“飞阁中起，虹采相宣，则有群书漆版，汗简华缄”，“琢桂为户，文锦楹兮，名翚引翼，翠螭腾兮”等句，极言东阳百工技艺之乡建筑的特色[6]。
坊表棂星门前学前巷由东至西有石坊三：状元坊，为厉仲祥、周师锐、杜幼节、俞葵、俞仲鳌立；会魁坊，为张国维立；解元坊，为卢楷立。黉门建筑的修葺鼎新
黉门建筑历千年，其间虽有摧剥隳落，然总是在不断修葺鼎新中以美轮美奂面世。美轮美奂的黉门展现给我们的是东阳文化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协奏曲，是在“礼门义路”的追逐中官民合力共勉的接力运动。凡有所作为的父母官都不以“公帑财诎”为借口，而以兴学明伦，尊知育才为己任，尽心谋划，与民共济，完成黉门修葺鼎新的任务。明成化三年（1467）知县房骥任上重建明伦堂，“搜公帑之所存，仅得白金二十两” （清道光《东阳县志》），仅二十两银子是无法完成明伦堂的重建任务的，于是房令就与邑内俊彦张维正、赵孟实、卢孟涵等共谋举事，于是就有由赵孟实、卢孟涵为主于成化三年、九年、十六年三度大修黉门的史实。综观东阳衙署官员，化政维熙、履位循良、为民称颂、去思情笃者也不在少数。如唐代戴叔伦，宋代鲍安上、王袂，元代郭瑛、任谦，明代房骥、缪樗、王遵、赵善政，清代潘士璜、胡启甲、马天爵、许传一等，他们都在黉门“名宦祠”内占有一席。其中明万历四年（1576）在任的知县赵善政，慨叹廪膳生学额有限（20名），遂捐出自己的正常薪给，在南门外创建复初书院，并认为养士应有田地给养，又倡置学田（清道光《东阳县志》、《金淛学田记》）。其后，如清顺治六年（1649）在任知县潘士璜，倡修学宫，并捐出薪俸白银六十两，康熙十七年在任的知县胡启甲捐出薪俸重修文庙等，都在兴学重教中留下政迹[7]。
千年黉门，载入史册的大修就有四十余次，参与其事的主要角色是邑内人士，主要为三种人：一是有知有识之士，以邑庠生，太学生居多；二是笃于义行的俊彦、富民，如卢宅人卢孟涵，巍山人赵孟实在主修黉门的同时还两次修建义乌东江桥和玉山夹溪桥；三是望族人士居多，他们或子承父业，或祖孙几代义举相传。清康乾期间城内南门王氏王道源、王楷、王炜侹、王正谊祖孙四代主修黉门，其中太学生王炜侹和太学生王正谊父子独资修黉门是黉门史上最大的一次修葺鼎新。这次大修预算是白银五百两，工程历时三年，实际耗资一千一百两。另如明嘉庆年间邑人张太需、张文定父子，明隆庆二至三年赵祖绾等都大手笔参与黉门的修葺。他们在黉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