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赵振英
人物履历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1991—1992年在乌克兰第聂伯彼得洛夫斯克大学历史系进修。1996年9—10月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访学。2002年9月—2003年3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高级访问学者。现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校俄罗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理事。主讲俄国史、世界近代史、国际关系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课程。
学术观点
主要学术观点：俄国是一个具有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俄国专制制度起源于拜占庭和东正教，地缘政治、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管理庞大国家的需要则是专制制度长时期存在的原因，1905革命年后俄国建立了杜马君主制，但沙皇仍然掌握着国家大权。专制主义传统对苏联建立高度集权体制有重要影响；俄罗斯文明具有东西方文明的特征，是介于欧亚大陆之间的一个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东正教是俄罗斯文明的遗传基因。
代表作品
1、《俄国政治制度史》（23万字，独著），辽宁师大出版社，2000年，获大连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2、《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参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后反响较大，已发表数篇书评，多家互联网学术网站转载。
3、《浅析保加利亚社会党大选获胜的原因》，《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3期。获大连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优秀论文。
4、《论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解体的原因》（译文），《东欧中亚译丛》1994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5、《浅析列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土地问题的研究》，《辽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6、《中东路事件性质刍议》，《辽宁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获大连市第五届优秀学术成果论文类二等奖。
7、《革命的中国与苏维埃乌克兰》（译文），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8、《苏联史学界关于1907—1914年俄国政党史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
9、《浅析地理环境对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辽宁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10《中俄经济合作展望》，（俄）《俄罗斯与亚太》，2000年，第4期。
11、《苏联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崩溃的原因》（译文）,2006年，第六期。
12、《俄罗斯史学的文明方法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老人开微博
赵老开微博，完全是无心插的柳。不过，在微博的世界里，很快就连绵成一片暖人心脾的树荫。
2010年9月8日，冰点周刊刊发了赵老的报道《老兵归来》，文章见报后，门户网站纷纷转载，跟帖众多。于是，周五下午，我与赵老约好前去拜访，一是给他老人家送报纸，二是找出网上的跟贴供他阅读，三是受友人之托，带东西给赵老。  老人身旁桌上放着老伴的遗照到了赵老家，我在网上找出了相关报道和网友们的跟帖。老人家看得很高兴，哈哈笑着，合不拢嘴。然后，我又登录了我的微博，让他看看网友在我的博客后面的留言。赵老的情绪看上去很不错，他看着看着就问我一句：“这个微博是什么东西？”
我突然一激灵，“那么多人都在跟贴，向赵老致敬，为什么不给赵老注册一个微博呢？有了微博，这样的问候不是能更直接一些吗？”
于是，我向赵老详细地解释了微博的功能，然后征求了他的同意，为他注册了一个微博。
赵老多少还是有点犹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习惯了做事谨小慎微，尤其是我在为他填职业的时候，写上“国民革命军新六军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他赶忙说：“这不好，这不好，这么写会出事吧？”
我听着心里一阵难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和他解释：“您是抗日的营长，是我们中国人的英雄，这是您的光荣。”
随后，我和一个在新浪微博的朋友通了个电话，告诉了他有这么件事儿，电话那头，听得出他也很激动。  警卫营长赵振英后来，这个朋友告诉我，他在给赵老的微博加V的时候，“手都在抖”。我相信，这个发抖，不是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因为，他也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微博注册好后，我就给赵老演示该如何操作，发了第一条微博：“大家好，我是赵振英。”但就在这个时候，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新浪朋友的推荐，从出现第一个粉丝开始，不到一分钟时间，赵老的粉丝就迅速增加了100多号人，向赵老问好和致敬的评论也接踵而至，速度快得我都看不过来。
我赶紧打开给他老人家看，赵老的眼神不太好，他只能带上老花镜，然后再拿上一个放大镜，一条一条认真地对着看，还时不时乐呵呵地问我一句：“他们真的是在和我说话吗？”
看着看着，赵老问我，这么多人关心我，我是不是也得说点什么啊，不然真过意不去。我说，那您就给大伙儿回上一条吧。  老人身体矍铄
赵老是民国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可算是知识分子了。要知道，当年他离开国军后，报考了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这五所大学可都给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的。而且，在抗日时，他是军部的参谋，可以用英语很流利地和美国人对话，汉语拼音对他来说，实在没什么难度。
只是，老人家刚刚学会上网，年龄大了，也看不清楚键盘，他只能用右手食指一个键盘一个键盘地按。在留言框里打出了：“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恕不能一一回复。祝大家健康，生活幸福。”这么一行字，花了他将近五分钟时间。
在时隔65年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会场警戒工作负责人，93岁的前国军少校营长赵振英，终于堂堂正正，扬眉吐气地露脸了。
我把微博的详细操作程序，写在了一张纸上，让赵老背熟，他也托我转告博友们，以后每天会上网看看大家的问候，想起来了就写点东西。但他没有能力一条一条留言地回复，我也在这里代他向大家说声抱歉。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一个93岁的远征军老兵开微博，在今天这个社会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公众来说，意味着赵老所代表的那段曾经被人为蒙蔽与误读的历史，终于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这不仅要感谢像邓康延、晏欢这样的寻找者，也要感谢微博这样的新技术，在言论自由上的革命性进步。 而对于赵老来说，南京日军投降仪式，曾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荣光，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因为这个身份，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与侮辱，甚至一度以为这是段丑恶的历史，他的委屈与痛苦无处倾诉。今天，有这么多网友们向他表达尊敬之情，相信这多少能够抚慰一个暮年老人内心深处的伤口，也让他意识到，公道自在人心，他理应是这个民族亿万人景仰的英雄。
所以，希望朋友们能持续关注赵老。要知道，你们的每句问好，老人都用放大镜仔仔细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我也代表赵老，谢谢各位了！
为抗日英雄找回荣耀
[1]间昏暗狭小的房间，摆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就难以转身了；书桌上镶在镜框里妻子微笑的遗像，深情地凝视着房间的主人。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邻近小学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声。 房间的主人名叫赵振英，今年已经93岁了。老人满头白发，尽管拐杖在手，走起路来却依旧步履蹒跚。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都会感到些许恐惧。 
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里，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但在此之后，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并决定永远将这个“秘密”烂在肚里。 
然而无意之中，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圳的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闻讯而来，历时近两年，为老兵赵振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发现少校》。 
“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免不了尘埃和划痕，甚至断裂。”这家公司的老总邓康延说，“在时隔65年后，能够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见证最光荣的时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更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中国。在走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 
南京受降仪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也成为赵振英一生中最为骄傲的经历。尽管时隔60多年，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心情。 
“略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老人的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8年抗战，风餐露宿，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荣耀啊！” 
只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少校营长不会想到，一度被他引以为傲的这分荣耀，很快变得黯淡无光。它先是被冲淡，然后被践踏，之后逐渐凋落，像落叶一样，被主人扫到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几十年。
少校变身工程师
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家人从来都不知道，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 
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清楚地记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闻联播》播放了南京受降仪式60周年的新闻，电视机前原本沉默不语的老人突然开口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 
“老爷子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赵精一和媳妇打心眼儿里不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亲，怎么会有如此光荣的历史？接下来，他们也没有追问父亲。 
晏欢曾问过赵振英：“为什么你不告诉家里人呢？这多光荣啊？” 
“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是丑恶的历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你想想，要是不丑恶，后来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吗？” 
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 
不过，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1947年，他参加了“留美军官考试”，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在赵振英的记忆中，日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 
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5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南京受降仪式（左上角的军官疑似赵振英）从士兵口中的“赵营长”，变成工人口中的“赵工”，赵振英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开始平静的生活。 
可他错了。
从“罪人”回归常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挂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肆意殴打。 
担心被人抄家，在一个深夜，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随着一阵火光，化为灰烬。 
3年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赵振英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一张大通铺，睡着10多个人，经常吃不饱。赵振英的活儿，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每天，他都要推着三轮车，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一天下来，全身覆满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对于自己的罪名，赵振英始终“不服气”，他一边劳改，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经常处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他没有脱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 
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如泥牛如海，一去无回，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 
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赵振英去那儿看牙，两人由此结识、相爱，并于一年后结婚。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赵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果然，过了几天，儿子赵精一来探监，偷偷告诉父亲：“我妈让你放心，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 
事后，赵振英获知，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终结。当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与妻子复婚。 
在这之后的20年中，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在赵振英的孙子赵悦眼中，“爷爷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议”。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赵悦几乎没见过老两口吵过架。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让爷爷多吃一块馅饼，爷爷不愿吃，“奶奶气得好几个小时没理他。” 
赵振英和妻子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君子兰、月季、海棠……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女人，很喜欢看花，在赵振英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手挽着手，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过，在2005年后，赵振英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 
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临走的前一天，家人还听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说：“老赵，剩菜剩饭要烫烫啊，每天记得要烧两壶开水。” 
妻子去世后，赵振英没有将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将骨灰盒保存在卧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样。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家人把他和妻子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装进罐子里，丢进大海。 
直到今天，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遗像前，和她说上几句话。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将近5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我也在每天怀念你，我们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着，眼角泛出隐约的泪花，“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怎么说呢？这个大地，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边的镜框里，是妻子宋玉岐的遗像。这个慈祥的老妇人，一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