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文主义史学
人文主义史学
兴起西方近代史学是以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为肇始的。文艺复兴使人发现了自身，也发现了世界。“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一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1]这层纱幕就是僧侣主义的宗教偏见。文艺复兴带来西方思想界的再定向，人取代神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形成人本主义的新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反映了新兴的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在现实世界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意义；它反对蒙昧主义，提倡科学探索精神，肯定人的理性价值和内在潜力。这种进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必然促进史学的变革，使史学再次把人放到它画面的中心位置。由于人文主义思潮首先发源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也最早在这里产生。佛罗伦萨的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年)撰写12卷《佛罗伦萨史》，书中排除基督教的影响，是“原则上使用批判方法的第一个历史家”。[2]马基雅维里等人使史学超脱文学领域，以史论政，将史学同现实的国家生活联系起来，将人文主义史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在人文主义史家的著述中，已很少出现宗教“奇迹”的痕迹，“奇迹之所以被记录下来，完全是为了取笑它们，为了用一种纯然人性的方式去解释它们。”[3]史学再度世俗化，而否定基督教的超验论成为人文主义史家的共同特征。
特征人文主义史学是近代西方史学的肇始，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同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决裂，摒弃神定论观点，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用“人”和“人事”的观点来考察和叙述历史，并试图用社会现象和因果联系来解释过去。
缺陷第一，尚未真正树立历史进步观念。
人文主义史家的世俗化倾向虽然不是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人本特征的简单复归，但由于借用古代亡灵以求革新，他们在古典文明面前仍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在他们看来，中世纪象一个“讨厌和痛苦的楔子”插在古代和近代之间，致使辉煌的古典文明在西欧泯灭了千年之久，现今虽已得到复兴，但仍为失而复得的东西“胆战心惊”，“至少是因预见到它们迟早必然会让位给它们的反面而替它们担心受怕。”[4]人文主义史家对古典史学中的历史倒退思想并未进行深刻的批判。法国人文主义学者波丹虽然否认基督教史学的四帝国体系，颂扬16世纪科学和贸易方面的成就，但他并不赞成历史进步论，而是赞成历史循环论，甚至指责古不如今的思想。他对历史学的认识也十分有限，只承认“有趣”、“方便”和“有用”。
第二，对史学的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还比较浮浅。
人文主义史家多半是从政官吏或官方供养的学者，他们修史主要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辩护，使史学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人文主义史学对西方历史学的影响
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抛弃了基督教史学的神学史观。 人文主义史学家不再用上帝的意志解释历史，重新又把"人"放到了历史发展的中心，力图通过研究人的活动来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他们反对把《圣经》中的传说当作历史，反对把犹太史和教会史看成是世界历史的中心。
人文主义史学家力图用古代的文化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文化传统。他们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集并整理、注释、出版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等人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从形式上看，人文主义史学似乎是在复兴古典史学，但实际上它却是西方近代史学的开端，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由于人文主义史学家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把"人事"当作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以探求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为己任，又由于当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着世俗政治反对神权政治的斗争、以及日益强大起来的市民阶级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呼声有越来越强烈，再加上人文主义史学家基本上都受过12、13世纪以来日益兴起的世俗教育，甚至很多人本身还都是政治家，因此他们在从事历史著述的时候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内容、注重历史著述内容与社会现实政治的结合。在这一方面，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也是表现得最为典型的。
出现真正的古代史研究随着考古学的兴起而出现了真正的古代史研究。欧洲的考古学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这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学术界的一大贡献。意大利考古学是在14世纪以来人们崇尚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在不断认识到古代铭文、古代钱币等古物所拥有的史料价值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使得人文主义史学家有条件在注重当代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研究以往的历史。
同时他们对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抱有浓厚的兴趣，还企图从古典文化中找到可以对抗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史学的思想武器，为自己主张社会变革服务。人文主义史学中的这种自觉的历史反省精神，是专注当代史的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所不具备的，也是与中世纪史学中那种追求虚妄的人类古代历史起源的宗教性布道行为格格不入的。人文主义史学中所出现的古代史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兴起、以及可信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因而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古史研究著作，比昂多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疑古精神的发展与文献校勘学的兴起。在考古学兴起的同时，在基本相同的背景条件下，随着人们怀疑精神的日益增强，文献校勘学也随之兴起。人文主义史学家之所以要这样做，最初只是为了整理、刊布古典文化名著和揭露基督教会对历史的伪造，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和一门学问。
它与考古学一起，成为当时学术界进行史料批判的2种主要形式，并为日后欧洲历史辅助学科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意大利文献校勘学的兴起是与洛伦佐·瓦拉对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这一历史文件的辨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传记体空前盛行人文主义史学家在撰写史著的方法方面，也恢复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盛行的叙述体，抛弃了单纯罗列史实的、简单的编年体；与此同时，他们还极为推崇历史传记体，以普鲁塔克的《传记集》为楷模、创作了很多传记作品，其中较为出名的作品有：佩特拉克的《名人传》、卜伽丘的《但丁传》、腓·维拉尼的《佛罗伦萨名人传》、伊·锡尔维阿斯的《名人传》、以及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等等。这种历史编纂体裁的盛行，既是古代历史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等人传统的复兴，更是当时社会重视"人"的社会地位这一时代精神的具体反映。
人文主义史学的代表
意大利布鲁尼 　Leonardo Bruni,1369—1444年）
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
马基雅维里C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方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曾任法官。由于家道中落，童年时代所受教育并不十分正规，但他刻苦自学，获得了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马基雅维里首先是位政治家，积极参与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自1498至1512年的14年间，他一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行政机关“十人委员会”第二秘书处的秘书长，先后奉命出使意大利各邦和法、德等国。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僭主政治后，他一度遭受关押和放逐，后隐居于郊区庄园内潜心著述。
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主要有《君主论》、《论李维的<前十卷>》、《佛罗伦萨史》和《战争的艺术》等。在这些著述中，他紧密结合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用历史论证自己的政治理想，又用政治斗争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人文主义史学鲜明的世俗化特征：
首先，他以史论证实现意大利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意大利长期不能统一的主要原因在于教皇的政治干预，此外也在于法国、西班牙的外来侵略。《佛罗伦萨史》对教皇和教会经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把当时的教皇西克图斯四世比作是一只豺狼而非牧人。《论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称赞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昌明，认为罗马人的许多明智的制度，包括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未被今日的意大利人所仿效，甚至未引起各邦国的重 视，以至于使意大利成为凯靓者的俎上肉。因此，人们应当克服这种历史的无知，以古罗马为榜样，实现国家统一，恢复民族的古老声望。当然，仿效历史榜样并不等于单纯复古，“马基雅维里所考虑的‘国家’也不是古代的简单的国家，即城市或帝国，而几乎是被视为神圣的民族国家了。”
其次，从世俗的政治斗争考察历史的演进，摒弃史学的神学色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着眼于现世和事功，但僧侣主义的影响还多少有所存在，只有少数史家用纯粹人性的方式去解释历史，马基雅维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史学史家富特尔(E.Fueter)在《近代史学史》一书中指出，从古典时代的波里比阿以来，没有一个史家能象马基雅维里写作《佛罗伦萨史》那样，把历史写成了“自然史”。这里“自然史”的含义是指本来面目的历史而不是神意的历史。《佛罗伦萨史》从西罗马帝国末期“蛮族人侵”开始，一直记叙到1492年罗伦索·美第奇去世，内容涉及此期整个意大利的历史兴衰。马基雅维里认为，正是基督教与古代传统宗教的冲突造成了罗马帝国的社会动荡，给蛮族人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佛罗伦萨古城也因此为东哥特国王陶提拉（541-552年）所摧毁。以后城市虽由查理大帝(?68-814年)重建，但因受暴君的统治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到13世纪产生城市法规，贵族和平民在政治上保持平衡，才使佛罗伦萨进入繁荣阶段。不过14世纪起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又重新激化，贵族集团内部也勾心斗角、互为倾轧，城市共和国的实力大为削弱，难以承担统一意大利的重任。所以历史要求意大利实行贤人政治，有好政府、好法律，消除内耗，使人们都把国家利益置于最高地位。在他的史著中，“一种对于个别人物和兴趣的敏锐分析代替了神圣的天意的千预和教皇的活动，宗教冲突的本身也往往根据实利的情欲得到解释，只注意到它们的政治意义。”。《佛罗伦萨史》通过回顾历史总结政治经验，用史实为作者的政治观点作注脚，以人的行为、人的斗争冲突来解释历史的演变，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
再次，从新兴资产阶级的现实要求和利益出发，根据意大利的历史特点确定治国原则和方法。长期的政治分裂和严峻的外部环境使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十分艰难，其内外矛盾也十分复杂。马基雅维里从意大利本身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的结合上认识到，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来处理政治原则同政治手段、道德规范的关系。他一方面颂扬共和政体与民主政治，认为民众比君主贤达更有理性，“民之声即神之声”。另一方面，他又鼓吹君主制，认为君主不仅应当握有强权，而且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要凶猛如狮，狡猾如狐。这是他之所以招致争议和非议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无论是治术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在他眼里都是从属于政治原则和目的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国家的兴衰存亡，一切手段和道德都应服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需要。正如当代英国史家埃尔顿所说：“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自己从经验和探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除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开置于确凿事实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过程就是如此，它们提供的教训就是这样。……他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这就自然为他带来了恶名。”如果不脱离历史条件，如果考虑到实现统一的政治目的的历史进步性，如果考虑到意大利统一所面临的国内外尖锐复杂的形势，马基雅维里的上述思想或许能得到某种历史性的理解。当然，这种权术手段毕竟已变成历史的陈迹，更不可以用作当今社会交往的准则。
法国勒卢阿 （Louis Le Roy,1510—1577年）
勒卢阿在所著《世界事物的变迁和差异》一书中考察了各个时代文化兴衰现象，认为世间事物，尤其是文化都不可能是长久不衰，而是经历一个从兴起、繁荣、成熟到衰败、终结的循环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历史上兴起的各伟大文明都先后衰败了，所以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文明也不可能摆脱走向死亡的命运。在他看来，上帝在各个特定的时间中，为各个民族提供了相等的善恶标准，使它们都可以发挥才智，创造出优秀的文化。所以，倘若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是循环发展的，它经历了从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西欧各国的递遭，但是这种递擅不是重演而是进步的。在他看来，古代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没有超越现在的地方，相反现今所具备的优越性和特殊条件却是古代所未有的。所以，在古代能产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杰出人物，现今也一样能产生这样的人物。他坚信今胜于古的进步的必然性，认为三大发明就开辟了现今社会进步的道路，而科技和知识的进步，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从而走向一统。
让·波丹 （Jean Bodin,1530—1596年）
让·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的进步观念更为突出。他否定了人类在历史之初存在“黄金时代”的说法，认为那是“野蛮时代”。他指出，在通常所谓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中，人类如同原野和丛林中的野兽，完全生活在野蛮状态之中，后经逐步演进，才进人今日的文明社会。在他看来，全部历史已表明人类社会是持续不断地发展进步的，他所处的时代要比以前的时代进步，而将来的时代也必将超过现在这个时代。他在早期著作《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把历史划分为人类史、自然史、神明史，指出人类史应以人为其主题。他抛弃了中世纪传统的四大帝国的世界史分期法，而代之以从地理环境出发来考察具体历史进程的世界史三阶段学说：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F ,JP.I'诸昆传领先的阶段。三阶段的特征分别为：笃信宗教，富于智慧；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战争和科学技术。他亩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促进这种统一的力量是：世界各}地区由于贸易而不断增多的联系，广泛存在的人类共和国的观念{以及诸民族的法律。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如通过研肠究各民族的法律制度，便能解释诸民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便可找出发展的规律。
但不论是勒卢阿，还是波丹，他们都承袭了古典文化中的一些基本观念，特别是历史循环论，不过这种循环论不是一种简单敏的重演论，而是加进了进步因素的发展论。此外，他们的学说中已有西欧中心论的萌芽。这些都反映了人文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局限。突破这种局限的是近代理性主义史学理论。
英国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1478—1535年）
莫尔的《理查三世史》是一部精心构思、浑然一体的传记杰作，对约克王朝的末代国王理查三世（1483-1485年）的凶狠残暴的形貌性格刻画得精功细致，入木三分，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原书用拉丁文写就，莫尔后来又把它译成英文。这是第一部以近代英文散文文体撰写的历史佳作，所以莫尔又有“英国散文之父”的美称。、莎士比亚的名历史剧《理查三世》便主要取材于莫尔的史著。他的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作品《乌托邦》是近代第一部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并设计出取而代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力作。该书的第一部分实际是英国当代社会史，再现了封建制解体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的社会现状，揭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过程的残忍，莫尔称之为“羊吃人”。他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初便发现了它的否定面，认为私有制是社会分化和由此产生的各种罪恶源泉，指出解决困境的出路是“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莫尔的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思想超越了西方历史上均贫富的社会历史思想，成为近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乌托邦》因正好发表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被许多读者信以为真。
威廉·坎顿
（William Camden1551—1623年）
威廉·坎顿是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中最有成果的历史家之一，15岁时入牛津大学，打下古代史坚实基础。由于受当时已经兴起的寻古之风的影响，他大学毕业后用三年时间考察不列颠各处地形地貌，收集地方史资料，一生注意英国古代历史研究，撰写出杰作《不列颠尼亚》，具有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开发了前人笔记、铭文、古物、口碑、地名沿革等史料领域，是信息量极大、文词优美的不列颠历史和风物志，曾长期作为牛津大学史地教科书。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是《伊丽莎白在位期间的英格兰、爱尔兰各类事件史》，歌颂伊丽莎白女王盛世和英国新教。尽管坎顿在后一部书中承认上帝的重大作用，但书中却用了大量实证史料。该书成为18-19世纪英国史家关于伊丽莎白时代史的主要史料来源。
培根
（Bacon,1561—1626年）
培根是跨时代的学者，曾就学于剑桥大学，后官场失意，专注学术研究，成就主要在于哲学，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其著作主要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学术的促进》以及模仿莫尔《乌托邦》形式的空想作品《新大西洋岛》等。他建立起以感性经验为一切知识基础的原则，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在于观察和实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比较和归纳、综合。因此知识本身就是由科学方法获得的认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概括了他挣脱上帝、依赖科学知识来制驭世界的基本立场。
培根在谈论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问题，写过一部篇幅不大的《国王亨利统治时期史》。但他是一位哲学家，治史功力无疑受到哲学的影响。一方面他在哲学思考易于发挥力量的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总体认识上独具慧眼，是一位卓有见识的抽象历史家；另一方面他对需有专业技能的对历史本体的复制和评析上则流于空疏和主观，是一位不成功的具体历史家。他唯一的史作便是这种特点的最好例证。书中虽有出色的文笔、透彻的分析，并在当时引起轰动效应，但缺乏扎实的史料基础，“在自己的想象指挥下、按照哲学结构似乎提出的某些要求……以貌似精确史实的外表把他自己的意见和外加的材料塞了进去”，因而这本书并无多少史料价值。
培根对史学的贡献首先在于开创了近代哲学与史学主动渗透、结合的过程，把历史研究过程纳入经验归纳的过程，从而使史学进入了一般科学认识的领域，开始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尽管他个人的实践是非常初步的，也是不很成功的。
因为对经验的重视，他在自己的知识体系认识中置历史于优先的地位。他将知识划分为诗歌、历史、哲学三大类别，由人具有的想象、记忆和理解三大能力所驾驭。主宰史学的是记忆，历决应该以收集、恢复经验的过去、意即具体的事实为其使命，以便为另外两个以想象和理解为特征到知识部门提供实验的原料，在学科认识的次序上史学优先。为此，他给历史家确定的任务是拯救“历史留下的各种残余”，即便“对事物的记忆已淡薄了，几乎消失了，但敏锐和勤奋的人会以锲而不舍的韧性从谱系、编年登名称、纪念物、铸币、相应的名字和风格、词源、谚语、传统、档案、工具以及散布在并非史书中的公共和私人的历史残片中，从所有这些东西或其中的部分东西中设法恢复时间洪流里的某种成分”。其次，他提出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反对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崇古迷古风习。在《学术的促进》一书中他第一个正确地揭示了文艺复兴运动复兴古典和宗教改革运动提倡原始教会的实质均在于解决当代问题，如教会的腐败等。由于现实目的，那些尘封在图书馆的古书才重见天日。他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于古的认识是很粗疏肤浅的，古老只有对自然世界而言才正确，它并不属于古人生活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人来说虽较老，但对世界本身来说却较幼。我们有理由从我们的时代得到远多于古代所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在的世界具有较高的年龄，所以堆积和贮藏着更多的实验和观察，更多的知识。因此人们应该厚今薄古。由此可见，培根既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最后一位哲学和史学家，也是符合启蒙时代精神的西方第一位哲学和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