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歆
人物简介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字子骏，西汉末年人，他是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宗正刘向之子，公元前6年(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他给《山海经》作注后上书西汉哀帝刘欣的表奏中即自称臣“秀”。
刘歆贵族出身，乃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跟随其父刘向整理宫中秘书，在古代典籍分类整理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当时积极推行古文经学。后谋诛王莽事败自杀。
刘歆将左丘明的《左传》（即《左氏春秋》）用以解释孔子的《春秋》。清代学者刘逢禄乃怀疑《左传》遭到窜改，引起论战。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把刘氏父子看作是孔子的后继者。
刘歆还是天文学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只略为偏差了0.0131。
刘歆在古代典籍分类整理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当时积极推行古文经学。刘歆跟随其父刘向整理秘书，他将左丘明的《左传》（即《左氏春秋》）拿去解释孔子的《春秋》，清代学者刘逢禄乃怀疑《左传》遭到窜乱，引起论战。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把刘氏父子看作是孔子的后继者
刘歆还是天文学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只略为偏差了0.0131。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1]
人物生平
刘歆是西汉皇室宗亲，其父亲刘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博通经史，天文学方面也造诣很深，曾在朝廷中做过官。刘歆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书香门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其非凡的才华逐渐显露了出来。少年时代，他已精通《诗经》、《尚书》等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最经典的书籍。当时的西汉皇帝是成帝，他听说刘歆小小年纪就学识渊博，特意召见他，让他做黄门郎。这是刘歆走上天文学研究的第一步。[1]
河平年间（公元前28--公元前25年），皇帝令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这使刘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皇家的各种稀见之书。刘歆坐拥这些皇室典藏，如饥似渴地钻研起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的父亲刘向去世，皇帝任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以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之业。[1]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刘歆曾与王莽共过事，二人关系十分密切。王莽就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后因与时人政见不合，请求外任。汉哀帝死后，王莽便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又提升为羲和京兆尹，并封为红休侯。（羲和，西汉时称太史令，王莽夺权后，把许多官名都改为上古时的官名。羲和是帝尧（约公元前21世纪）时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称改为羲和。）[1]
人物贡献
刘向、刘歆父子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在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中，刘歆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1]
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著《移书太常博士》，是经学史上重要文献，还著有《三统历谱》，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世称“刘歆率”。[1]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一个贡献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1-2]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1-2]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1-2]
刘歆，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1-2]
主要成就
  七略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仪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至于《易》的流传，西汉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仪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仪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仪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刘向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
生平事迹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王莽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编制历法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
刘歆任天文官时，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天文工作，这就是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在三统历之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系统地叙述了太初历的内容，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三统历谱》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数据。可以说，它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最早提出“岁星超辰”计算法
三统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岁星就是木星，岁星超辰即：它在恒星背景上约每11.86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由于11.86年与12年很接近，中国古代就认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12分，称为12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12年正好运行12次，完成一周天。由于11.86年的周期较12年要快一点儿，因此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12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设岁星经过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X次；按照11.86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12X/11.86-1
列成方程：
x=（12x/11.86）-1
解这个方程，X=84.71，就是说，岁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中国在春秋时代已经发现了岁星超辰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超辰计算法。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提出了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十分宝贵的尝试，为在思想上实现天文学从神学向科学的伟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歆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由于可能是某些数字的错乱，现在很难确定它的周期值。刘歆坚信日月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分析各种书上的月食记载，提出了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刘歆还在《三统历谱》中对上古年代做了排比，引经据典，数值虽然不太精密，但这种方法是他的独创。
刘歆除了对天文学有重大贡献外，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
目录学
河平中（前26）受诏与父刘向领校天禄阁秘书。建平元年（前6），刘向卒，他复任中垒校尉，大司马王莽举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复总领五经，继父未竟之业，部次群书。依《别录》体例，更著为《六略》，又叙各家源流利弊，总为一篇，谓之辑略，以当发凡起例，总名为《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和图书分类目录。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著录图书13 219卷。其分类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后，南北朝宋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隋许善心《七林》、宋代郑寅《七录》，均采用七分法。该分类法盛行于东汉，东汉编修的宫廷藏书目录如《兰台书部》、《东观新记》、《仁寿阁新记》均以《七略》为蓝本。原书已佚，主要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可略其全貌。[3]
主要著作
个人著作1、《山海经》 西汉·刘向 刘歆吉林摄影出版社
2、《七略别录佚名》 西汉·刘向 刘歆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著作1、《刘向评传》附《刘歆评传》徐兴无南京大学出版社
批评今文经学
刘歆作为西汉末期的著名学者，他曾对西汉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进行过尖锐批评。他认为今文经学 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①，根本无法达到 用日少而畜德多 ②，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 存其大体 、 玩经文而已，尽快结束那种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的烦琐的章句学风。除此之外，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 党同门，妒道真 ③的政治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人物争议
刘歆（约公元前46年至公元后23年）字子骏，汉哀帝时为应诚纬而改名秀，字颖叔。少子，西汉皇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歌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如历代某些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其实，《左氏春秋》流传至战国末期，已逐渐地加上“礼也”、“非礼也”、“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评论。至于《左传》中所谓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并非刘歆伪造。这就是说，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进而着重“发明”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不仅件”章句”，而且讲“义理”。这样，《左氏传》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章句”与“义理”皆备，成为汉代《春秋》学的一家，可与《公羊传》和《毅梁传》相抗衡。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说他“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汉书·刘歆传》）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不过是用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了。
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
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王莽传下》）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
《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学术界的震动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成名之作，它是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发的。自戊戌维新以来，今文经学大行于世。
自戊戌维新以来，今文经学大行于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新学伪经考》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见朱维铮编《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康氏所说，目的是想托孔子之教以求变法图强。但此言一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学正统派的立脚点，也说明一切古书须重新检查估价，启迪人们从盲目信古中解放出来。直到民国初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仍高居学界主流，不少高校经学讲坛仍主康说，可见其影响之大。钱穆早年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就对康氏所主刘歆遍伪群经以助莽篡汉之说“深病其牴牾，欲为疏通证明”[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古史辨》第五册，第106页。]。后来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于1930年6月《燕京学报》第7期上。意欲追根溯源，以匡正“新学伪经”之谬误。由于该文考证细密、证据确凿，所持论断与时贤所论截然相异，因而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当时北方学界的震动。人们将它视作“学术界上大快事”，认为刘歆并未遍伪群经之事实得此文刊布而大白于世。钱穆即因此文发表而知名于学界。原先北平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且都持康说。但此类课程“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同上，第35页。]。
《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以《汉书·儒林传》的资料为中心，略参当时前后典籍及后代注文，用以史证史的本证方法，列述从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刘向生到新莽地皇四年（23年）刘歆、王莽死，计122年间学术发展史实，缕举刘向歆父子和王莽事迹，以及西汉末及新朝间儒林人物行事，错综排比、融会贯通，求得一可信之说，从而下断语一一指明康有为曲解中文、抹煞反正的事实，归结出康说不通处计28条[同上，第101-106页]，对康有为关于刘歆遍伪群经助莽篡汉的结论提出大胆的怀疑。纵观全书，参照此28条不通之文，不难看出，钱氏是从刘歆伪造经书是否可能和有无必要两个方面来考论问题的。
从可能性上看，钱穆认为，一方面，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前7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此离刘向死不到两年，离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若说在刘向死前刘歆已遍伪群经，但经钱氏爬梳从刘向生到死的言论及行事，知作为父亲的刘向并不知晓。钱穆按语说：“歆窥中秘，其父犹在，古人竹简繁重，岂有积年作伪而其父不知之理？”于是刘歆造伪只可能在刘向死后，但此时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同上，第164页。]另一方面，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若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钱穆于“哀帝建平元年”条下录“歆请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移书让太常博士”，引《刘歆传》、《儒林传》中有关刘歆同时代学林中人物的行事，针对康氏指刘歆伪经的所谓证据论证说：“歆承父典校书不逾一年，无从遍伪诸经……至歆为莽国师，其时扬雄校书天禄阁，必谓歆恣私妄窜，雄何得勿知？然今雄书多言古文，则知雄亦亲见中秘古籍矣。且当莽时，与歆同校书者，有苏竟，其人正士，亦通儒，至光武中兴，出仕于朝，何忌何嫌？歆苟有伪，竟何绝不知？何绝不言？且歆之作伪，为欲欺当时耶？为欲欺后世耶？谓欲欺当时，一手之伪岂能尽掩天下之目，尽惑天下之智？谓欲欺后世耶，莽歆皆未克尽其天年，事业及身而败。汉之中兴，学者生于西汉晚世及是尚存者不少，其仕于朝而显明后世者亦多矣。歆既不能欺其当世，则歆卒之后，骗局且暴露无遗矣。然伪古文诸经转日益见信于学者，则又何说解之？……诸儒之不对，正缘其不诵。师丹谓非毁先帝所立，与公孙禄所谓颠倒五经者，其意皆指朝廷政制，本不谓书乃刘歆所伪。若当时诸儒必谓歆所主古经皆系伪物，则何不一请校验，其事可立决。歆亦自言之，曰‘古文诸经皆今上所考视’，则明非不可验矣。恣意妄窜，伪迹易白。何以其后如杨子云及东汉诸儒，凡校书中秘者，率信古经不疑。”此段考论，层层深入，步步推理，先说刘歆没有造伪的时间，再说与刘歆同时代的学人如扬雄、苏竟等不见其作伪之迹，论证了刘歆不可能一手掩天以欺当时之人。接着，论说歆、莽都没能尽享天年，而生于西汉后期又在东汉朝廷为官的不在少数，若刘歆当时之人畏惧歆莽的权势而不敢揭露，那么在刘歆已经作古的东汉初期，人们当别无顾忌，却仍不见有人暴露其伪迹，此于理难通。然后，举曾参核刘歆“非毁先帝所立”、“颠倒五经”的师丹、公孙禄两人的奏议，从另一方面证说刘歆未曾伪造经书。最后论证当时的经书是可以作真伪检验的，但却没人作过，故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刘歆屡云古文旧籍，则古文即旧书也。汉武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正以五经皆前代王官旧书”。即所谓古文经乃当时确已存在的古籍，非刘歆所能伪造。康有为辈“妄以后世今文古文之见说之，故谓刘歆争立古文经欲以篡今文圣统”[同上，第165-166页。]，这无异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显然难以成立。凡此种种，钱氏列举大量的实例进行贯通考证，说明了刘歆造伪是不可能的。从这里我们能清楚的看出钱穆考据古史善于贯通诸说层层推论的特点。
再看刘歆有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时莽已失职，汉廷亦绝无倾覆之象，岂莽之与歆已预定篡汉之谋，乃举歆校书，遍伪群经，以为莽将来谋篡之地耶？”[同上，第163页。]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钱氏不厌其烦地举证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人们喜言阴阳灾异，“汉运将终”的观念久已传播，刘歆凭何能耐逆转风气？如钱穆于“神爵二年九月”下，列“司隶校尉盖宽饶自刭北阙下”，引《汉书·宽饶传》事，下按语说：“元凤三年，眭弘以论禅议诛，宽饶之死，去弘不20年。当时学者敢于依古以违时政之风如此。又深信阴阳五德转移之说，本非效后世报万世帝王一姓之见。莽之篡汉，硕学通儒颂功劝进者多矣，虽亦觊宠竟媚，亦曾一时学风之趋向，不独刘歆一人为然。歆何为不惮劳，必遍伪群经，先篡今文圣统，乃得助莽为逆哉？”[同上，第113页。]又如“建始三年”下，录“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诏举直言极谏之士，谷永以待诏对策。”钱穆下按语，引谷永言，“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进而说：“盖永此言，亦隐寓汉家运数将终之意。当时据灾异言占应，多持此说，宜乎莽之乘机而起也。下至窦融兴河西，彼中智者犹谓‘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可见当时汉运中衰之说入人之深。”[同上，第131-132页。]上述两条材料都清楚地说明，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此中风气绝非某一个人的言论所能改变。刘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康氏所论是没有根据的。
总的来讲，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本证的考据方法，考证康说是否与史实相符、在逻辑上能否贯通，最后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钱穆“摧陷廓清道咸以降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郭齐勇、汪学群：《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见《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可见，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