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国十八年青岛纺织工人大罢工
事件背景
1929年7月，青岛工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要求改善劳动待遇，举行了全市性大罢工。罢工工人以日商各纱厂、丝厂、木厂、火柴厂、油坊的为主，英商烟厂和中国四方机厂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人数超过2万，为时持续半年，在青岛和山东工人运动史上均属空前。是年为民国纪元十八年，故通称“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这次大罢工是在1925年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大罢工之后，青岛工人运动兴起的新高潮，是1925年大罢工的继续与扩大，只是社会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政治斗争更为复杂。
1929年，统治山东、残酷镇压工人罢工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张宗昌，虽已于1928年被北伐军赶出了山东，但其亲信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却在日军的庇护下照样统治着青岛，直到1929年4月青岛才由南京国民政府来人接管。日本帝国主义在1927年、1928年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竟两次出兵，从青岛登陆，占领胶济铁路，直至济南，并于1928年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疯狂屠杀中国军民6000多人。在青岛，日军占据着前后海沿直到四方、沧口、东镇，包括所有水陆交通要道和工业区域，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青岛人民，蛮横无比。日本厂主对中国工人的压榨较1925年同盟大罢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开除大量“不良”老工人后，招募进大量童工和女工，工资压到每日一角，劳动时间延长到每天十三四个小时，打骂侮辱更加严重。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始终是根本性的，并且日益尖锐起来。
1929年4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委派的陈中孚从赵琪手中接收青岛政权，设立“接收专员公署”，并决定青岛为特别市，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从此开始了国民党统治时期。6月，国民政府宣布马福祥为青岛特别市市长，马因军务一时不能到任，由青岛宪兵司令吴思豫代理市长。同年11月，马福祥到任，次年3月调离，葛敬恩继任市长。在大罢工前后不过一年中市长更换四人，四人都仇视共产党，都坚决镇压工人罢工，但手段有所不同。他们走马灯般的更换，都与处理大罢工不善有关，上演着国民党内各派系间争宠诿过的活剧。
此时期青岛国民党党内的派别，主要是改组派与CC派。两派都反共，CC派拥蒋（介石），改组派拥汪（精卫）。从中央到地方，两派对权力争夺不休，在山东和青岛也非常激烈。山东的国民党以王乐平为首，他在国共分裂后投靠汪精卫，成为改组派的大将。山东的改组派一面动用国民党组织，以“捕共队”追杀共产党；一面又坚决抵制CC派来夺取其组织领导权。改组派比较重视工会组织，主张用改良主义谋取经济利益，反对阶级斗争。青岛改组派主要人物王深林，早在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前，就在青岛发行《青光》、《工人之路》等刊物，从事同情工人疾苦和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并在铁路、机厂、电报、邮政、纱厂、丝厂、烟厂等先后秘密组织了工会。1929年3月，青岛市总工会正式成立，阎海萍为常委。总工会组织相当完备，各大厂有工会执委会及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由车间代表和组长组成，并从中产生厂总代表。另组工人纠察队，设总队长、大队长、小队长，以及调查员、联络员等，完整而严密，这是纱厂1925年大罢工组织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各厂工会和总工会的筹建正值张宗昌溃败、赵琪朝不保夕、陈中孚要来未到之际，胶澳警察厅一时管不住了。4月，与国民政府委派陈中孚接收青岛政权的同时，CC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丁振璜接管青岛党务。丁为改组派分子，于4月18日成立以他为首的青岛市党部，只把王深林的名字抹去，成员仍是改组派人马。陈中孚不同意，要求彻底“清理”，丁振璜不肯。陈中孚上报南京并请求公安局将其取缔。5月3日，南京中央党部另行任命吴思豫、李翼中、李郁亭、杨兴勤、丘元武五人为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21日，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指委会依靠军政力量，坚决清除改组派分子，丁振璜被捕，王深林被看管，总工会等群众团体被宣布解散。继而进行党员登记，全面审查，分区训练。7月末，通缉在逃的改组派骨干分子，通令政府机关一律不得录用涉嫌改组派的人员。但改组派进行顽强的抵抗。早在5月6日，丁振璜就布置阎海萍召开了总工会常务会议，作出继续国民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发动各厂工人罢工斗争的决议，企图用群众力量保存和扩大改组派的阵地。此后，改组派分子就在台东、四方、沧口等工业区，与各厂工会密切联系，努力进行罢工的鼓励、准备工作。另一方，市指委会在解散改组派市总工会的同时，成立了市工会整理委员会，由李丹亭等主持，对各厂工会进行整理、审查，随之成立公开合法的工整会，遍布各行业各工厂。惟在日本工厂中，遭到日本厂主的拒绝未能成立，但原总工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仍在秘密活动。直到大罢工结束后，各日本厂主才允许工整会成立。工整会的矛头指向共产党和改组派，宣扬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奉行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工会法》、《工厂法》等，要求在“合法”和国民党（工整会）“指导”下获取工人利益。《工厂法》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童工、女工的特殊利益，以及在严格条件下工人可以罢工等。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工整会也卷入了这次大罢工，但其目的与改组派大不相同，更与共产党根本不同。
中国共产党及其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青岛的组织，从1925年日商纱厂3次同盟大罢工被残酷镇压之后，3年之中，经历了由被破坏到重建、再被破坏到再重建的艰难历程，至1928年12月，中共党组织由支部而支部联合会而市委会，有支部9个，党员40人，不但未被扼杀反而扩大和发展了。但1928年冬在济南发生的“二王”　（王复元、王用章）叛变事件影响到青岛。“二王”历任中共山东党的重要职务，投降国民党后，奉命组织“捕共队”。1929年1月，一次在济南逮捕邓恩铭等9人；4月再捕武胡景等8人。国民党接收青岛后，“二王”的捕共队也来到了青岛。由于二人对青岛的中共党组织情况也很熟悉，所以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在青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省、市委负责人员均作适当调整、改组，市委机关转移到工厂区，以铁路机务段、机厂、大康纱厂、钟渊纱厂与码头工人为中心开展工作，以迎接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同时与国民党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王复元4月间潜来青岛，任国民党胶济铁路局党部“清党”干事，专门威胁诱骗中共党员自首和叛变，在4个月中招降25人之多，其中丁惟尊原是中共党内交通员，危险尤大。8月10日，丁惟尊被中共派人击毙。6天后王复元也被击毙，中共铲除了一心腹之患。此时青岛日厂工人大罢工高潮正在兴起。8月19日，中共中央巡视员陈潭秋秘密到青，他召开了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研究了青岛罢工形势。8月21日，决定改组当时驻青的中共山东省临时执委会，由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省临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单子栋、孙守成任市委常委。省临委与市委根据中央巡视员的建议，制定了《对日斗争行动大纲》，由中共党、团的省、市委与日厂的党、团支部共同组成“日厂斗争行动委员会”，负责推动斗争工作，要求把反日工潮联系到中东路问题，进行反帝，反国民党，反工整会，反改组派，发展工人建立赤色工会，以奠定长期斗争的基础。确定斗争的口号是“为吃饭而斗争”、“为反帝而斗争”、“为争自由而斗争”。青岛国民党当局则加强了对共产党的镇压。9月26日，共产党员田泗、曹芸卿遭捕共队指认逮捕后不屈被杀于团岛。10月，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又被捕，其职由牟鸿礼继任。1929年，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前后更易5人：王进仁、王景瑞、曹克明、党维蓉、牟鸿礼。
事件经过
这次大罢工，在1929年5月萌发，6月初潮，7月、8月、11月三次高潮，12月开始退潮，犹有余波。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胶澳政权，第三次出兵山东并占领青岛长达一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开始分批撤退回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奉系军阀压榨之苦的青岛工人和广大市民，莫不大大喘了一口气，希望过上自由平安的生活。5月，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九”这一连串的纪念日，都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特别是济南“五三”惨案纪念日，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军民的血腥罪行记忆犹新，日商纱厂新老工人的仇日思想激荡起来。5月20日，最后一批日军撤走后，工人们的斗争锋芒立即指向工贼走狗。日商大康纱厂粗纱车间大把头周立春替日本资本家效劳，最为凶狠，工人恨之入骨。一天，工人齐心关车，向日本总管提出赶走周立春，周不走决不开车。总管无奈，打发周回家了事。细纱车间如法炮制，赶走了大把头任智坦。日商钟渊纱厂警卫曹俊维撕毁工人张贴的传单，被工人们拖出厂外揍了一顿。日商内外棉纱厂宣布开除3名工人，工人抗议关了车，市公安局调停，发给遣散费每人100元。钟渊纱厂要降低工资，工人每日少发5分钱，粗纱工人率先关车抗议，厂方听说其他车间也要响应，连忙宣布撤销减资决定。许多日营工厂类似事件都有发生，工人大多获得胜利。小胜利鼓舞着工人们开展大斗争的信心。
进入6月，工人斗争日趋扩大。首先在日商青岛火柴厂，6月19日发生工人抗议伙食粗劣事件，次日工人正式提出改善伙食、减少工时、提高工资等要求。日本厂主不理，全厂工人怠工，厂方扬言关厂。日本驻青总领事馆怕事态扩大，劝告由中国官方调停，调查幕后背景再作处理。于是厂方复业，但拒绝工人的要求。工人再次怠工，并痛殴监工把头。厂方于26日关厂，工人一律解雇。工人乃砸毁宿舍门窗。国民党当局向厂方保证管束“不良分子”，保护工厂生产，厂主乃宣布开除23名工人后，于7月9日开业，对工人要求不屑一顾。
青岛火柴厂如此开业后，日本总领事馆认为满意，于7月12日通知日商各厂：（1）各厂可以开除“不良工人”；（2）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厂外煽动分子；（3）必要时断然关厂。日商铃木丝厂即0在16日张贴布告进行恫吓，并连续开除工人9名。日商华祥火柴厂、山东火柴厂的厂主照样执行，前者开除工人5名，后者开除7名。愤怒的工人改怠工为罢工，一些走狗把头被打。于是铃木、华祥、山东三厂相继宣布关厂停业。日本总领事藤田荣介向代理市长吴思豫提出要求：市政府迅速将工人驱逐出各厂工人宿舍。否则，日本政府将出兵“自卫”，以武力驱逐。
当铃木丝厂工人被开除时，日商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六大纱厂工人即群起声援，派代表到国民党市党部（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请愿，要求举行同盟总罢工，支持铃木丝厂工人的斗争。以丁振璜为首的市党部力劝工人代表回去，“忍痛”上班。18日，日商“纱厂同业会”（资本家组织）却通过日本总领事馆传达：必须使各厂内的国民党员和工会活动分子离厂，否则各厂将实行联盟总关厂。21日，日商六大纱厂同时关厂，并宣布开除工人，计大康60人、内外棉13人、隆兴13人、钟渊43人、富士22人、宝来33人、加上铃木、华祥、山东三厂，共开除236人。第一次剧烈冲突开始了。
日本厂主纱厂同业会的策略是“舍小厂保大厂”、“以大厂救小厂”。厂主们对六大纱厂实行先停工3天，停工期内工人发伙食费每天2角，开除的工人必须离厂，迁出工人宿舍。对三小厂则无限期停工，全部工人共1700余人必须一律撵出宿舍。这是因为六大纱厂停工1天，损失达6万元之巨，三小厂则少得多；并借此给国民党当局一点面子，留下交涉余地。六大纱厂停工3天、三小厂无限期停工和大批工人被开除后，国民党指委会和工整会十分慌乱，只得先将这1700多失业工人安置在大港仓库住宿，并向日方交涉，声称“开除”工人须“报请”市党部批准（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工厂法》规定），日方则称有“营业自由”。最后日方同意将“开除”改为“自动辞职”字样，国民党保证工人“严守厂规”，并取缔“不良分子”，双方由此达成协议。7月26日，六大纱厂宣布复业。
这次剧烈冲突暂告平息，六大纱厂资本家损失不大。工人复工后普遍以怠工方式泄愤。被开除的工人都是工运斗争积极分子，仍与在厂工人有联系，市工整会、改组派、共产党、共青团的各路人马都在继续开展工作。原来的工人纠察队便对准那些为虎作伥的职员、把头，分别予以警告、看管、殴打，或押送警宪处理。这些家伙躲藏逃走者达75%，厂方的管理系统不灵了，引起资本家的恐慌，于是在8月4日，厂方第二次宣布关厂——无限期停业。第二次剧烈冲突开始。
8月4日上午10时，全市5000名失业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要求上工和吃饭。宪兵、保安队和警察急忙驰往现场警戒，如临大敌。社会局派员到沧口，苦劝2000名工人勿去四方集合，警宪则将四方、东镇的3000名工人诱骗到汇泉广场集会（避开市中心闹市区）。国民党当局首要人物亲自到场镇抚。工人代表在大会上提出四项要求：（1）不许厂方开除工人，不许关厂；（2）工人逮送的工贼由警宪严惩，不得释放；（3）严惩帮助日本人压迫工人的警官；（4）保障工会的正常活动。到场市政府官员当然不敢应承，由社会局长邵企雍代表当局答应转告日本厂主，继续进行交涉，由此暂时应付过去。8月7日，日本总领事藤田向青岛代理市长吴思豫提出警告：“工潮若再不息，将派海军上陆。”吴惊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并命令工整会停止活动。当晚，吴召开党政警宪负责人会议，确定镇压方案如下：（1）由党部告诫工友，并取消纠察队；（2）党政警宪派人侦察，发现反动分子立即严惩，并劝告工友恪守法令；（3）如不听劝告再行聚众要挟，即由军警制止；（4）由市府向日商交涉速行复业；（5）失业工人设法遣送回籍，以免逗留滋事。会后，市当局张贴通告，解散工人纠察队。吴思豫另以宪兵司令名义布告，严防共产党、改组派活动，“一经拿获，定按军法从事”。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搜捕近百人之多。8月19日，大康纱厂工人代表张振邦、杨永泉和内外棉工人徐明光被捕。9月7日，宪兵追捕钟渊纱厂工人丁天和等六人未获。9月8日，大康纱厂工人总代表郭景山被捕。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随后市政当局停止对失业工人的生活救济，悉数驱逐回籍。
国民党当局与日本驻青总领馆进行了复工交涉。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1）原有工人一律复工；（2）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3）停工期间工资照发；（4）增加工资。遭到日方拒绝。到10月拉锯谈判出现新变化。原因是日方承担不起长期停产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同时机器长期不开，夏季潮湿容易受损。所以，厂方已秘密到农村招募新工人，准备开业。在中方，代理市长吴思豫奉调离青，6月间被明令“特任”的市长马福祥在11月11日至青岛接任视事，上任后想早日解决复工问题。马福祥于14日拜会日本总领事藤田荣介，表达合作诚意。同时散发《劝告工友书》，要求工人镇静、和平、守秩序，等待交涉解决。但日本厂主不待谈判，自行决定复业。15日，钟渊纱厂从农村新招的900余名新工人循专线车搭马笼车秘密入厂；又高价收买部分原厂工人，许诺一天3块钱，先发一袋面等，从专用地道偷偷进入，在厂内上班和食宿，悄悄生产。大康纱厂在20日晨公开复业，鸣笛声中，新募工人和少数原厂工人纷纷走进大门。失业工人得知后，立即在四方大庙召开大会，迅速集结了4000多人誓师冲厂。冲厂工人均面涂红朱作标记，手持棍棒，先从南门（无警卫）冲进，转向北门，日警、浪人和大小日本头目见来势汹汹，纷纷逃走。在车间里，新旧工人发生打斗，有50多人受伤。直到警察持枪赶来，冲厂工人才退走，大康厂复业因此未成。大康纱厂发生冲厂事件后，钟渊纱厂的秘密复业在22日也发生类似事件。有800多名钟渊厂失业在家的工人，还有富士、宝来的失业工人，集合冲厂。日本人关紧工厂大门，又在围墙上用高压水龙猛冲冲厂的工人，冲厂的工人只得散去，但钟渊纱厂的复业阴谋也未能得逞。
日本厂主们见复业计划落空，便转向与国民党当局谈判。22日晚，市政府参事孙绳武、秘书王化远与日本总领事馆馆员五百木等议定五点方案。马福祥宁愿作重大让步，好早日开工，以便向南京邀功，于是在23日与日本总领事藤田荣介签订《日商九厂复工办法》，同意用“劝告自动退职”名义开除250名工人，发给复工工人每人极有限的补偿（纱厂4元，丝厂3元、火柴厂2元）了结。这不仅与工人的要求相去甚远，也与市党部（指委会）10月22日通过的三原则（即不得开除工友、停工期间伙食费照发、组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相左。工人经济损失很大，心中不服，不肯复工。马福祥便派出其带来的混成团，加上海军陆战队士兵500名，强迫工人复工。尽管如此，27日开工之时，各厂到者寥寥，以后多日不到半数。
影响
此后，在国民党当局胁迫下，工人虽然忍痛上班，但大罢工余波不息。12月3日，英商大英烟厂（大英烟草公司）2000名工人为反虐待、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英国厂主开除工人36名。市政府派员调解，厂方仅允许其中1名工人复工，当局支持厂方，于16日派出保安队，强迫全体工人上班。在各纱厂，工人忍痛上班后，以怠工泄愤。12月10日，宝来纱厂工人与厂主发生争执而关车。11日，大康、钟渊纱厂工人也在发生争执后关车。类似关车、怠工事件层出不穷，但日本资本家态度较为老实了，不敢轻言停业、关厂。又值市场销售健旺，棉品价扬之时，于是同意重开谈判，派出川村三郎（青岛日本纺织同业会）与葛子明（市工整会）进行谈判。10天后就11月23日双方达成的《复工办法》做了些修正，主要是允许250名开除工人中部分工人复工、各厂工人按月工资匡算人增3.5元（约为人均工资的1/3），并改善工人的工伤致残退休抚恤条件。日本资本家让了步，工人同意复工。大罢工结束。
意义
1929年大罢工是青岛工人阶级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大爆发。复杂的政治格局造成斗争进程起伏曲折。反日斗争联合战线终究未能形成。罢工主要由国民党改组派的总工会发动，国民党市党部（CC派）不惜全力摧毁之，代之以工整会。改组派、CC派都坚决反共捕共，置外敌日方于不顾。中国共产党在青组织，亦视总工会、工整会皆黄色工会，全力创建赤色工会，虽有孙守诚在钟渊纱厂英勇斗争，终不能左右全局。市府当局三任主官（陈、吴、马）莫不执行国民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方针，不惜牺牲工人利益。日本资本家最后同意改善工人的劳动待遇，达成复工的协议，完全是痛感长期罢工对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出于复业有利的考虑。大罢工使广大工人积累了斗争经验，并对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教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