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
基本信息
作者：张大明
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07年4月1日) 
平装: 538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810915472 
条形码: 9787810915472 
产品尺寸及重量: 22.8 x 16.6 x 2.6 cm ; 680 g 
ASIN: B001266RM6
内容简介
《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全方位讲述20世纪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作家的接受史、创作史，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及其历史命。《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史料丰富，全面、系统、准确。悉数囊括百年珍籍秘刊之史料精华。既无天马行空的臆断，也不搬运未经消化的外来教义。文风朴素、学风淳厚。《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重点项目并获老年科研基金出版补贴。
目录
序 一
序 二
写在前面
序 引
一 “五四”时期（1915—1923）全方位引进初尝异域果汁
象征主义及其作家作品最初引进
表象主义是以暗示为根本的文艺
“灵的觉醒”——新浪漫主义文艺的核心
风格流派多样化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初次翻译象征派诗歌
评《青鸟》在中国的演出
《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
中国文坛第一篇专门介绍波德莱尔的文章
全面介绍“法国近代第一个诗人”魏尔兰、“恶魔诗人”波德莱尔
首次全译“象征主义宪章”诗
安德列耶夫、豪普特曼
专文介绍魏尔兰 田汉译《秋歌》
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法国文学史》中的象征主义
二 一九二五年前后（1924—1927）创作实践 别开生面
由象征派作家引出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历史
张闻天译波德莱尔研究的重要论文
《小说月报》号外《法国文学研究号》中的象征主义论
徐志摩礼赞波德莱尔的《腐尸》
《近代文艺思潮》论象征主义和颓废派
李思纯译波德莱尔《腐尸》、魏尔兰《狱中》和《秋歌》
李金发著《微雨》出版，这是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诗人
创作的象征主义诗集
戏剧家说象征主义
穆木天《谭诗》、王独清《再谭诗》——创造社诗人的象征主义观
鲁迅论勃洛克长诗《十二个》
《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圣母像前》、《死前》、《旅心》、《野草》、《天堂与五月》、《骷髅上的蔷薇》：中国诗人的象征主义诗集集中出版，并有初步评论
三 左翼文学时期（1928—1929）象征主义和左翼文学并行不悖
托洛茨基论勃洛克
冯乃超诗集《红纱灯》出版
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中的象征主义
瓦莱里和保尔·莫朗
全面评说“诗怪”李金发
梁宗岱的瓦莱里评传
众说纷纭话《青鸟》
陈勺水译《万物感应》 日本象征主义消长图
“雨巷诗人”第一部诗集问世
登上法国现代文坛鸟瞰象征主义诗人
流亡到莫斯科的革命者的言论
李金发诗风的追随者
又一部文学史泛论象征主义
美国人论象征主义
徐志摩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
四 一九三零年时期（1930—1931）创作面临过渡升华理论著述逐步深入
波德莱尔散文诗译本首次出版，并全面论述
又一部法国文学史
魏尔兰：朋友的论述
西洋文学整体观中的象征主义
中国象征派诗歌创作轨迹
梁宗岱《论诗》
不多见的安德列耶夫专论
两部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比较论
五 《现代》杂志时期（1932—1933）《现代》杂志创刊象征派融入现代派
杂译波德莱尔、叶芝、勒维尔第、果尔蒙
戴望舒诗论十七条：放弃诗歌音乐性追求，强调情绪的表现
论魏尔兰
“灵魂的饥荒无法满足”
象征主义是一种情调的艺术
战后法国文艺思潮及新兴英美诗派
艺术社会学批评家论维尔哈伦
卞译《应和》
论李金发序《望舒草》
现代派诗的宣言
论波德莱尔和象征主义
六 一九三五年前后（1934—1937）新诗创作丰收季节理论建设密集问世
一个象征主义诗人的心路历程
诸候译《交响共感》
领会象征派精髓梁译《契合》
评王独清
象征主义否定论
象征派与纯诗
李金发答问
波德莱尔《巴黎的烦恼》中译本出版
经典论文：《论“现代派”诗》
穆木天讲法国文学史中的象征主义
从政治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解释象征主义穆译《交响》
朱自清论中国象征派诗人
象征主义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
岁末年初：诗集密集出版
苏佩维埃尔
梁宗岱的《诗与真二集》
冯至与里尔克
灵魂在象征主义作品里跑马
《望舒诗稿》
曹葆华编译的《现代诗论》
瓦莱里的文论絮语
七 战争时期（1937—1949）战争年代象征不兴
全方位介绍象征主义：波德莱尔等人的艺术观
戴望舒是象征派诗人
戈蒂耶为《恶之花》写的长序
象征主义表明文学的堕落
《恶之花》是法国头等好诗
又一组望舒诗论
瓦莱里文学语录
瓦莱里纪念专号
《中法文学》月刊出纪念瓦莱里专号
在文学史的流变中看象征主义
在战争的中国再译波德莱尔的诗歌是不合时宜的
戴望舒用翻译出版《恶之华掇英》的实际行动回答：要辩证地对待波德莱尔留下的遗产戴译《应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象征主义观
八 “十七年”（1950—1966）视为逆流遭受厄运
诗歌中的逆流
《译文》的纪念
《夜读偶记》一反“五四”观点引人深思
九 改革开放时期（1978—2000）思想解放敢于拿来
重新启蒙
依然是否定
书话点睛
一流专家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在新起点上认识象征主义
中国学者新编《法国文学史》中的波德莱尔
苏联学者论中国象征派
第一部研究中国象征派诗歌的专著
多种选本问世
融会贯通的《恶之花》专论
旅美华人论中国象征派诗歌
清点李金发象征派诗创作
钱春绮译《恶之花》
中国象征派诗歌史
第一部汉译《魏尔仑诗选》
新颖独到的波德莱尔论陈敬容译《通感》
对中国象征派诗歌的恰当解说
首部，也是唯一一部中国学者编译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
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丛书《象征主义·意象派》
马拉梅、兰波散文诗集首次单独出版
人文版全译本《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译《感应》
《恶之花》全译插图本出版郭译《应和》
第一部李金发传出版
《中华文学通史》论李金发、戴望舒
苏联学者论苏联象征主义
年轻学者的世纪总结
写完缀语
本书引用报刊及书籍主要目录 
中国象征主义先驱
李金发（1900.11.21—1976.12.25）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广东梅县人。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1922年在法国患病，老是梦见一位白衣金发的女神领他遨游太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艺术特点李金发诗歌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在法国留学期间，弱国子民在异族里所受到的歧视、恋爱的无望、祖国的忧患，都使他心理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之中。于是，以表现死亡、丑等为擅长的诗人彼德莱尔的诗歌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21年，在饱尝了白眼之辱的环境里，李金发课余就在书籍里寻找安慰，“鲍特莱尔的《恶之花》，他亦手不释卷”了，遂成了一个“唯丑的少年”，讴歌唯丑的人生：“我抚慰我的心灵安坐在油腻的草地上，/静听黑夜之哀吟，与战栗之微星，/张其淡白之倦眼，/细数人类之疲乏，与牢之不可破之傲气。”（《微雨·希望与怜悯》）1923年春，他在德国编好第一本诗集《微雨》。在创作《微雨》集期间，李金发读魏尔仑、波德莱尔、萨曼、雷尼耶等的诗最多。同时，他还读福尔·瓦雷里以及耶麦等人的诗。当时周作人、宗白华等人读了《微雨》后，称赞李金发为“东方的鲍特莱”，钟敬文认为李金发是魏尔仑的徒弟。 在柏木不满三个月的时间里，李金发又创作了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这时他一方面由于潜心研究叔本华的哲学，愈加深了其悲观思想，另一方面，阅读了歌德等人的作品，诗风有所变化，较少神秘色彩。又过六个月，李金发又写出了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从这本诗集的题记、译诗所涉及的范围来看，有德国的歌德、海涅，法国的雨果、夏多布里昂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金发的三本诗集的倾向日趋明晰：在象征的整体特征下，渗透了浪漫的感伤主义。尽管李金发所吸取的影响比较杂，但是，他的诗作中最突出是对死亡、丑恶的抒写以及始终笼罩着的绝望、郁闷、悲哀的烟雾。 李金发有两句历来为人们指责的诗句：“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在李金发看来，“死亡”是人最终的归宿，它并不可怕，“死！如同睛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若你设法逃脱，/啊，无须恐怖痛哭，/他终究温爱我们。”（《死》）可怕的倒是现实生存。德格格尔认为，死亡能够“使自己从普通人当中解放出来”，能够使人一次性摆脱焦虑和沉沦的烦恼。现世生活带给人无休止的压抑、焦虑、厌恶，使人产生了浓重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造成了普遍的“神经症人格”。怎样消除这些基本因素呢？李金发认为只有死亡。这里，我们找到了诗人歌颂死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在于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彻底绝望，或者是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 李金发对法国象征意义诗歌的借鉴，不是技巧上的，而是骨子里的。这表现在他的诗与波德莱尔们的诗，有着同构的关系。李金发诗歌中，有的提示了生命的虚无（如《希望的怜悯》），有的提示了灵魂的漂泊无依（《里昂车中》），有的诗歌颂死亡，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生活》），有的提示了上帝死掉后人的灵魂的不胜重负（《不幸》）。 李金发诗歌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在表现死亡主题时所使用权的意象有许多相异处，但是，李氏诗与波氏诗的相似处，是主要的。在诗的主题与抒写对象上，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突出了三大主题：死、梦幻、爱情。李金发的三本诗集也是如此的。 传统的中国诗歌，是少有“丑怪美”的审美心理的。我们民族肯定“生”的价值，且具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乐感文化特点，弱化和麻痹了知识分子对苦感、愁感、丑感、恶感的感受。在艺术表现层次上，铸造了他们不叙苦、不言贫、羞于言苦、耻于言贫的心理。魏晋时“人的自觉”思潮对这种价值观有所冲击，但毕竟未能成为支配中国人灵魂的主要力量。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欲求和信念，突出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在否定的形式中达到对个体生存价值观的肯定，这是近代人或者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在悲剧性的微笑中发掘“丑”之美，意义在于正视了生活落差、人生落差、命运落差在心灵上引起的酸辛。要写出“丑怪美”的作品，必须具备三个层次：⑴生活上的“丑况”；⑵心理上的“丑感”；⑶诗人的表现意象。“丑况”在主体心理上转化成强烈的“丑感”，但形成艺术表现的意象还需要特定的文化心理。李金发在巴黎形成的“厌世、远人”，“颓废而神奇”的思想，主要并非来自民族和传统，而是在异域受《恶之花》潜移默化的结果。例如，李金发与波德莱尔对“死”之赞美，对“生”之厌腻，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染上了“世纪病”，心上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病态的“恶”之花，其主题，乃至抒写对象都极为相象。他们对死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 梦幻和爱情，又是象征派逃避“生”之痛苦的避风港。现世生活使人有无边的烦恼，死神又无处不在地向人微笑。固然，死是对生的烦恼的解脱，除了死亡之外，在象征派诗人的眼中，还有梦幻和爱情。李金发有不少诗作都写自己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追求，如他的《假如我死了》。这首诗假设自己死了，其幽灵夜间走近爱人的身边，给其亲吻和抚爱，并表明自己的爱情将“统治”所爱人的整个青春与生命。幻想的世界有两种：一为天堂，一为梦境。《为幸福而歌·乐土之人们》属前者，《微雨·寒夜之幻觉》为后者。象征派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评价 
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1)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2)的李金发无论在20世纪新诗史上或是雕塑史上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历来对李氏的研究多各执一端。研究诗人的李金发和研究雕塑家的李金发在两个互不关联的领域里平行展开。于是，活生生一个李金发被一分为二，见其诗人一面者因其20年代那批怪模怪样的诗作而称之为“诗怪”；(3)见其雕塑家一面者，则因其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白纸一张的雕塑界拓荒创业而称之为“泰斗”。然而“诗怪”与“泰斗”判若两人，两种身份各行其是。一个完整的包含多个侧面的自相矛盾的李金发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一些重要现象也因此而被遮蔽。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涉足两个以上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家比比皆是，在不同的领域，他们以不同的角色身份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所兼具的两种艺术身份往往互相涵养，精神气息相通相融，相得益彰。像既是画家又是文学家的丰子恺、凌叔华、叶浅予等就是这样。而李金发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李氏20年代涉足中国文艺界。当其时无论新诗领域或是雕塑领域都存有大片空白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诗背后，站着有几千年传统的优秀而强大的古体诗巨人。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新诗人所面临的不是“创业”的艰难而是“转型”的焦虑及压力。不蹈前人旧辙而重创一种新诗的体式，这是20年代新诗人必需面对的最大难题。一切刚刚起步，如何用现代汉语重造一个诗的世界，如何给世间万物及感受以新的命名，以建立新诗的体式或说一种新诗的传统？一切尚在摸索之中。李金发遇上了这样的历史时机。 作为雕塑家和作为诗人：李金发一体两面，为历史留下两个绝然不同的形象。写诗，他宣称“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15)做雕塑，他则有忡忡疑虑。他一再检讨当年选择雕塑专业时的“天真无知”(16)：“没有体会到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艺术是否可以谋生，是否甘心一辈子过穷艺术家的生活？”(17)前者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几乎是不计功利不顾一切的，后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却不得不与“价钱”、“合约”、“交易”联系在一起，在与位尊如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之辈，财大气粗如歌院老板之流的扯皮中实现他的雕塑蓝图。写诗纯属个人事件，做雕塑则是面对公众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历史人物塑像，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总摆脱不了当局者或具体历史情境的诸多限定。因此，雕塑家的李金发就没有诗人李金发的那份洒脱超然，他不得不在生存的枷锁中小心翼翼地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这种持重、稳妥的姿态在他30年代中期任广州市立美专校长一职时体现得更加充分。事后有穗美学生回忆道：李出任穗美校长，“完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没有展拓艺术教育的崇高理想，充分表现当时腐化的官僚主义坏作风。”(18)此说法可能含有个人偏见，但那几年穗美没有明显发展却是事实。 任何艺术家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成、发展、形成自己的面目，那怕是拥有两种身份的同一艺术家也会在不同境遇、不同心态的制约下呈分裂状态，其在同一时空中所进行的两种艺术行为也可能会持明显相悖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趣向，李金发正是如此。他是20世纪中国具体生存环境所塑造的一个艺术家，对他的双重身份的考察，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