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青川木牍
木牍简介
基本资料  《青川木牍》摹本[1]【名称】青川木牍
【年代】公元前309年，战国时期
【书体】秦隶
【材质】楠木质，墨书
【数量】2件
【编号】M50：16和M50：17
【出土】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
【规格】M50：16长46、宽2.5、厚0.4厘米；M50:17长46、宽3.5、厚0.5厘米
【字数】M50：16正面计121字，背面33字；M50:17文字已残损，无法辨识与统计[2]发掘资料青川县在川北白龙江下游，地当川、甘、陕三省交界处。1979年1月，青川县城郊公社白井坝生产队社员在郝家坪修建房屋时，发现一座古墓。四川省博物馆和青川县文化馆随即进行清理。以后，又在郝家坪双坟梁发现一百座战国墓。自1979年2月至1980年，先后作了三次发掘，共清理七十二座墓葬。
青川木牍出土于M50墓边箱之内。[3]对于文字已残损的M50：17木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认为：“宽而厚，牍背不平，正面色泽斑驳，是否有字在疑似之间，有可能只作封缄字牍之用。”[4]
木牍文字
释文说明M50：16下称简16；M50:17下称简17。牍文释文采用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发掘简报。未识字以“口”表示，“浍”与“虽”二字因其古文字无相应字符，而直接采用隶定文字。[5]简16正面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口口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口。鲜草，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口口。[6]简16背面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口二日，口一日，辛一日，壬一日，亥一日，辰一日，戌一日，口一日。[6]文字大意牍文属追叙记事性质，叙述了新律颁行的时间及过程。大意是：更修田律，律令内容，修改封疆，修道治浍，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六件大事。[7]
文字考释
简报文字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口口①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②；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口③。鲜草，虽④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⑤为之口口。 
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口二日⑥，口一日，辛⑦一日，壬一日，亥一日，辰一日，戌一日，口一日。[8]文字释读① 口口：“口口”表示未识字，于豪亮释为“民愿”；李昭和、黄盛璋释为“取譬”；李学勤释作“民臂”，读作“民僻”；何琳仪释作“身臂”；徐中舒、伍仕谦释为“吏臂”。
②除浍：于豪亮、李学勤均释为“阪险”，黄盛璋释作“陕险”，读作“狭险”。
③利津口：“口”表示未识字。于豪亮、李学勤均释为“利津梁”，黄盛璋释作“利津隘”，汤余惠释作“利津涧”。
④虽：于豪亮、李学勤、汤余惠释为“离”。
⑤相：于豪亮、黄盛璋释为“辄”。
⑥口二日：“口”表示未识字。“日”，李学勤释作“田”。
⑦辛：于豪亮、李学勤释作“章”。[9]全文通释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王命令丞相甘茂和内史匽，百姓邪僻不守法，现对《为田律》加以改订：农田宽一步，长八步，就要造畛。每亩两条畛，一条陌道；一百亩为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大小与高度相当；埒高一尺，基部厚二尺。在秋季八月，修筑封埒，划定田界，并除去阡陌上生长的草；九月，大规模修治道路和难行的地方；十月，造桥，修筑池塘水堤，使渡口和桥梁畅通，消除杂草。不在规定修治道路的时节，如道路破坏不能通行，也应立即修治。[10]（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初一，王命左丞相甘茂、内史匽，取譬（秦律），更修为（蜀地）田律。律令如下：畛道的标准，定为长八步，宽一步，一亩有两条畛道和一条陌道。百亩合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为最高者。埒，高一尺，下厚二尺。于三年秋八月始行，修封、埒，端正疆畔等界域，并刈杀阡陌上的荒草。九月，修路及水道；十月，造桥，修陂堰筑堤坝，以利疏通河道。纵使没修道路时杂草较少，然路有毁坏坎坷不平而不可行，遂相机而修道。[11]
时代考证
青川M50所出木牍，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按《史记》所记，公元前310年武王元年甘茂伐蜀，二年定相位正与此合。简十六“王命丞相”牍文中，称王而不称帝，下文“正疆畔”的“正”字又不避秦皇政之讳，故下限当在秦始皇称帝以前。据《史记·秦本记》所载，秦国在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故牍文所称“丞相戊”，其上限在公元前309年之后。再参照M50墓中出土的半两钱，则“丞相戊”应是秦相，武王之后，始皇之前，只有昭王、孝文王、庄襄王三王。孝文王在位仅一年，与牍文“二年”不合。庄襄王在位三年，然以吕不韦为相。详查史料，唯武王时期左丞相甘茂其人。而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元年），甘茂因“击魏皮氏，未拔”，为向寿、公孙奭所谗，故亡秦奔齐了。所以，公元前307年（昭王二年），甘茂已不再秦国，秦已相向寿，则牍文所记，只能为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12]
木牍书体
隶书书体《青川木牍》为早期隶书作品。牍书两面，正面记更修《为田律》及其内容，背面为补记事项，以风格求知，二者非一时之作，字为早期隶书。从文俊认为：“牍文尚出于隶变的初期阶段，篆法隶势、古今结构一应俱全，呈无序状态。表明隶变伊始，书写性简化还在自然地进行，人们还没有形成清楚的书体意识，主动去改造所有的字形，以使文字体系的符号式样协调一致。同时，牍文书写平正工稳，用笔从容，与人们所想象的隶变之六国文字式的潦草颇不相同，应该是它从简化‘篆引’中化出的真实反映。从艺术的角度看，牍文的美感还不够明晰，也未能至于上乘，这与它处于日常实用书写的地位是相称的。”[13]书体演变  《青川木牍》局部[14]1980年四川省青川木牍出土，牍上三行墨书定为公元前309年（战国后期秦武王二年）的手迹。《青川木牍》的书写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早88年。它被视为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青川木牍》上的书体，与以前及当时钟鼎上所铸金文相比较，有许多差别。其特点是：减少盘曲，化繁为简，圆者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而为正方或扁形；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是竹简书写章法形式的发展。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向右方向的末笔已显露波挑之势，横势强烈。作为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青川木牍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木牍简率的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所具有的严整、匀衡对称、凝重等美感已大相径庭，展示了与金文审美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15]古隶比较1986年发掘出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也是战国古隶的重要资料。计460枚，有《墓主记》、《日书》等。书风与《青川木牍》小异，但是笔意却大致相同，反映了同期古隶共同的特征。
1975年出土于湖北的1100余枚《云梦睡虎地秦简》，有学者认为是早期隶书作品，其中一部分的成书年代可上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运笔上有了明显的波挑，时有连笔意识和提按痕迹，逆入横出的横画及点的运用都明显增多，笔画浑厚而丰满。用笔上有的短促果断；有的古拙奇崛；有的左收右放、左仰右抑，颇显浪漫恣肆的性情，兼容了篆书和隶书之美。少数木牍轻松活泼的笔致，竟可隐约些许草书的踪影。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简书，据考证，部分成书年代与《云梦睡虎地秦简》年代接近，在用笔、造型、行款、节奏等多方面都表现出风格的一致性。这些充分反映了该时期隶变的大趋势，说明隶书的笔法正在日臻成熟。如此从《青川郝家坪木牍》——《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找到隶书发展的脉络。[16]
发现意义
意义简述《青川木牍》的出土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距二十一世纪已达二千多年前的法书墨迹，更了解到了中国早期书体的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17]隶书起源徐仲舒，伍仕谦在《青川木牍简论》阐述，秦国文字最初是直接继承西周文字的。青川木牍年代为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睡虎地秦简为公元前217年（秦始皇三十年）所书，相去九十年。“二者都是用笔书写的，书法风格和字体完全相同，如四、内、则、其、道、之、高、行、前、百等字，形态俱同。再就二者的字型比较，有长方、正方、扁平等。笔画肥瘦刚柔变化，无一不类。其中有些捺笔，已有明显的波势。此种书法，已与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相近。到了西汉汉文帝时所书的帛书《老子》乙本，已经明显地成了汉隶的雏形。从青川木牍到睡虎地秦简到帛书《老子》甲、乙本，完全是一脉相承。”因此，认为“木牍文字的书法，就是隶书的先导”。徐中舒、伍仕谦论证隶书这种书体的形成，应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隶之与篆，都应是同时代的产物，不能说篆书晚于篆书”，“更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文字，只不过是用秦国几代通用的文字以代替异形异言的六国文字。”[18]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中说：“在秦国文字里，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俗体才迅速发展起来。在正体与俗体的关系上，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大国文字也有不同的特点。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得溃不成军了。秦国的俗体比较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联系。而且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后来演变为小篆，俗体发展为隶书。”裘锡圭文中所说的俗体就是简牍书体，而正体对战国之秦国而言主要是指秦篆或秦石刻如《石鼓文》。青川木牍作为裘锡圭所称的俗体就是隶书体；而作为毛笔书法，尤其是战国秦简，从地域文字而上升为大统文字，对后世的楷书和隶书都具有生发意义，故楷书和隶书的源头都在战国秦简里。因此，战国秦简自在的就是古楷或古隶；或谓之楷隶的混沌时期。如青川木牍，结字用笔如楷如隶，其可读性如战国秦简文字。
《青川木牍》中“早、维、出、可、疆、田、其、戊、草”等字。结字与汉字基本相同，与蔡邕《九势》所描述基本吻合，与东汉《熹平石经》中的隶书也多有相似，而结字用笔横平竖直又与楷书多有相通之处。它的出土，使两千多年以来公认的隶书谛造者程邈产生反思。汉代许慎认为隶书源于秦始皇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见许慎《说文解字·叙》）在此许慎以一“初”字，把隶书的源头定格在大秦。
西晋书论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南北朝庾肩吾在其《书品》中说：“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说：“案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字，故曰隶书。”张怀瓘认为隶书的起源问题便定格在这故事里。第一有造隶书的人，第二有造隶书的地点，第三有造隶书的时间，第四有造字的具体数字，第五有始皇的御批，第六有文字的需求。
但关于程邈造隶书的故事，历代也曾提出质疑；在宋代《宣和书谱·隶书·叙论》就曾对隶书起源问题有所质疑：“后人发临淄冢，得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棺上有文隐起，字同今隶。按胡公先始皇已四百年，何为已有隶法？……若邈者，既知此体，乃自作一家法而上于秦，特以解云阳之难耳？不然，何胡公之棺有是耶？”胡公之棺的隶字，第一，时间比始皇早400年，以秦统一天下计，当在公元前600多年，属春秋时期。第二，地点不是在秦而是在齐国，属中原复地。第三，“若邈者，既知此体”这是质疑的口吻，意思是假如或假设邈知此体，“乃自作一家法”，“特解云阳之难耳？”第四，这段话的两个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双重的，一方面对春秋齐国出现隶字不解，另一方面对秦汉隶书起源问题有如坠烟海之感。第二个问号，也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说假如或就算程邈知道隶字体，但它必定是在春秋就有的东西，但它失传了，惟有程邈或他的家人知道，于是把它献给秦始皇，解云阳之难。另一方面是说假如根本就没这会事，那许慎、卫恒、庾肩吾、张怀瓘岂不是都在编故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