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杜司勋
基本信息
《杜司勋》：即杜牧，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曾于大中二年（848）三月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见《樊川集》中《上周相公启》及《宋州宁陵县记》）。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若无杜牧、李商隐那令人眼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难画上圆满句号的。晚唐的这两位诗人，都很短命，可怜得很。
杜牧，公元803年生，852年死，活了49岁；李商隐更惨一点，公元812年生，858年死，活了46岁。他们都处于郁闷困顿中，愁病而逝。中国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这可算一对典型。
作品原文
杜司勋⑴
高楼风雨感斯文⑵，短翼差池不及群⑶。
刻意伤春复伤别⑷，人间唯有杜司勋。[1]
作品注释
⑴杜司勋：即杜牧，曾于公元848年（大中二年）三月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见《樊川集》中《上周相公启》及《宋州宁陵县记》）。
⑵《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抒写风雨怀人之情。此借意以怀杜牧，并以风雨迷茫之景象征时局之昏暗。斯文：此文。即第三句所谓“刻意伤春复伤别”之作。王羲之《兰亭集序》：“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⑶《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此谓自己翅短力微，不能与众鸟群飞比翼。此自谦才短，又自伤不能奋飞远举。
⑷刻意：有意为之，此指别有寄托。[2]
作品鉴赏
首句“高楼风雨感斯文”，写自己对杜牧诗歌独特的感受。斯文，即此文，指他当时正在吟诵的杜牧诗作。这是一个风雨凄凄的春日。诗人登上高楼，凭栏四顾，只见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雾中。这风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触动胸中郁积的伤世忧时之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对杜牧的诗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后者就是“高楼风雨”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确指，也不必确指，应是感伤时世、忧愁风雨之作。
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转说自己，也暗含杜牧。差池，指燕飞时尾羽参差不齐。语出《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这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用“差池”暗寓“伤别”之情。这句是说，自己正如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弱燕，翅短力微，赶不上同群。
这是自伤身世孤孑，不能奋飞远飞，也是自谦才力浅短，不如杜牧。这后一层意思，正与末句“唯有”相呼应。上句因“高楼风雨”兴感而兼写双方，这句表面上似专写自己。其实，“短翼差池”之恨不独李商隐。他另一首《赠杜十三司勋员外》曾深情劝勉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正说明杜牧同样有壮心不遂之恨。这里只提自己，只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三、四两句极力推重杜牧的诗歌。伤春、伤别，即“高楼风雨”的忧时伤世之意与“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伤春”、“伤别”，高度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主题，并揭示了带有那个衰颓时代所特有的感伤情调的艺术风格。“刻意”二字，既强调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又突出其运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说的“伤春伤别”，并非寻常的男女相思离别，伤心人别有怀抱。末句“唯有”二字极高评价了杜牧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这首诗之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极力称扬杜牧，实际上含有引杜牧为同调之意。既评杜，又属自道。正如何焯所言：“高楼风雨，短翼差池，玉溪方自伤春伤别，乃弥有感于司勋之文也。”
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诗人在评杜、赞杜的同时，也就寄托了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1]
作者简介
  李商隐像[3]　　李商隐
（约812或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生于河南荥阳（今河南荥阳市）。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荥阳。诗歌成就很高，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四。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文学价值较高，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有些作品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有《李义山诗集》。[4]
人间唯有杜司勋
有很多同学听到杜牧的名字可能只是觉得熟悉，未必会对这位诗人有太多的更深的印象，我略举几句大家倒背如流的诗作：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留的青楼薄幸名。
这些山水诗、咏史诗、抒怀诗、政治诗、军事诗都是大家这些年耳熟能详的作品，而作者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这一讲的主人公杜牧。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但让人振奋的是杜牧、李商隐的横空出世为唐诗画上圆满句号的。
作诗也许不难，创新为文学的生命，却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鲁迅曾经感叹，他的旧体诗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于前人已经把诗写尽了。一个“尽”字，道出创新者难以为继的苦衷。创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伤，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写出点好东西，想写出点新东西的作家和诗人。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的精神赞叹不已。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道”（杜牧语）、“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这种受到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际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公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为《李贺集》做了一篇序，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口气之大，令人咋舌。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后面再叙），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曾经写了一首诗《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一句“人间惟有杜司勋” 是李商隐发自内心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尤其在文人相轻的中国文坛。
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八个字，绝对是想在文学领域中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几岁就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其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其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很多人总是以魏晋的经验和历史得出社会动乱年代和文学发达的例子，但唐代诗歌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暗淡无光；这都是属于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寻。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816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下去。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徐凝 [庐山瀑布]、张祜、李绅、姚合等人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很有意思的是晚唐的这两位诗人交情很好，实属知己，因此也就有很多相同点，比如都很短命，可怜得很。杜牧，公元803年生，852年死，活了49岁；李商隐更惨一点，公元812年生，858年死，活了46岁。他们都处于郁闷困顿中，愁病而逝。中国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这可算一对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却能给诗歌，给文学史，留下来长久不衰的精彩，实在是了不起的。在中国，凡读过点古文，念过点旧诗的中小学生都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两人的几句诗作。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千秋万代、持续相继的读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他们心底流出来的诗，永远洋溢着鲜活的新意。惟其新，诗人也就伴随着读者长存下来。
杜牧和李商隐也有很多差异：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西晋大将军杜预是他的十六世祖。成语“势如破竹”的主角。祖父杜佑为唐朝宰相。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杜牧的运气不坏，26岁就中了进士，而且还没有考试，名次就已经内定了。原因是他参加进士考试那年，太学博士吴武陵跑到主考官那里，按惯例先吹捧了主考官两句。然后吴武陵说，不久前看见几个书生一起看一篇作文，都交口称赞作者是“王佐之才”。这篇作文就是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的《阿房宫赋》，吴武陵当场朗诵了一遍，主考官听了也觉得确实很牛。
吴武陵就跟主考官直接开价：把状元给杜牧吧？主考官做为难状：第一名已经内定了，要不给个第五吧。就这样，杜牧进士还没考就已经得手了。这时候有人检举，杜牧生活作风不太讲究，不该中进士。主考官回答，我已经答应了吴哥，就算杜牧是个杀猪卖酒的，这第五名也得给他。
抛开主考官话里行业歧视的不良倾向不谈，杜牧这个进士中得虽然有点荒唐。但在后人心目中，凭小杜的才华，中个把进士不在话下。之后杜牧又在皇帝老子亲自主持的殿试中登科，顺利进入仕途，一时名满京华。少年得志的杜牧又一次几个同榜的弟兄一起到长安城南游览，在一个寺庙遇到一位独自打坐的僧人，聊了几句就觉得这位僧人不一般。
言谈中，僧人就问杜牧是哪路神仙。同游的几位朋友赶紧帮着吹嘘，这是名动长安的新进士杜牧，殿试又连着高中云云。僧人笑着说，我都没听说过。进士才子的名头没有镇住僧人，僧人的平静淡远倒是让杜牧吃了一惊，春风得意的劲头大概一下子冷却不少，不由得感慨这僧人实在是意味深长。杜牧听禅师这么一说，若有所悟，便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有点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味道，杜牧身为一代诗家，难得其清醒。家族显赫，个人一举成名，好不飘然也呵！被禅师一盆冷水浇来，居然能猛醒，深知对名利场上一切“皆不知也”，也是一种值得敬佩的人生态度。这首诗赠给那位洒脱的僧人，表示的是谢意。而这首诗流传下来，却也可以令所有的成功人士作借鉴。 
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 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河满子”典故来自白居易：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杜牧也有诗作：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了一首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类文人组成的队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恶心、最丑陋的一次表演。
重重压力之下，杜牧离开长安，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同样，左右排斥，怎么也不是的李商隐，由华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蝇营狗苟，碌碌谋生，越活越差，每况愈下。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在这场朋党斗争的棋局上，连兵、连卒这样棋子资格也不配。宗派主义发展到疯狂阶段，红了眼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阶段，人人排队，个个划线，像过筛子一样，这两个诗人也不能幸免，卷入这台绞肉机内，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肃的命运之中。
也许上帝制造天才，同时会嫉妒天才，因此，从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给了杜牧非凡的才分，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笔，灵动的诗韵，也给了他一个跌宕的，多事的，不顺遂的，污言浊语的大环境，以及一群跟他过不去，看他不顺眼，总是要琢磨他，算计他的二、三、四类文人，让他气喘不匀，心展不开，路走不通，饭吃不香，最后除了短命而亡，还有其它生路吗？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等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诗》收有他们的诗作。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才气，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别看他们写诗不行，写文不灵，但搞起朋党恶斗来，株连面之广，牵涉人之多，除敌务尽的彻底，斩草除根的坚决，惟恐漏网的搜罗，不论无辜的查办，无所不用其极。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们弄得烦心透顶。据《资治通鉴》：“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为帝，李德裕失势，被踢出京外，最后发配崖州，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为党争牵累的其实不过是小八腊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点落实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这位具有伤时感世的智者胸怀，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风采，具有风流潇洒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诗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挥洒自如一点，多姿多彩一点，能在不开心中寻找快乐，能在不顺利中谋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个在精神上不肯败，不想败，虽败也不倒的强者。
这两位诗坛扛鼎人物，回到长安后，杜牧为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暂代京兆府法曹参军。文学史习惯于“李杜”并称，除了他们共同的文学声名之外，也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下情谊。两人在这段日子里肯定有过频繁的相处交游，有过密切的来往酬唱。在《全唐诗》的《李商隐卷》中，除了“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杜司勋》外，还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特别讲究曲折含蓄、隐晦奥秘的李商隐，是不愿将诗写得很白，不肯将话说得很直的诗人，但他写下如此近乎绝对的评语，说明他对杜牧诗坛领衔地位的推崇，对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了。
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杜牧亲笔手书《张好好诗》，那“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金石录补》）的评价，所言非虚。他还擅画，宋人米芾称其“精彩照人”，可惜后世无存。杜牧注释过《孙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卫》，以及早期的《阿房宫赋》等文，都能看到这位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以及关心国事，主张削藩、强兵、固边、禁佛，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概。所以，李商隐对杜牧“人间惟有杜司勋”的至高评价，是一种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赞美。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杜牧更有很切实准确的论述：　　
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其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茫茫。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上天要假以时日，多享年月，还不知他会为中国文学史作出多大贡献呢！可遗憾的是这一年，杜牧47岁，已进入他生命倒计时的阶段，对他来说，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让他活下去，要他撒手离开这个远没有看够，远没有写尽的鲜活世界了。这也许是我们后世之读者，对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极了的二、三、四类文人切齿的理由。
在唐代，要出名，“武作侠客，文作诗客”才能风流百代，当然前提是武者武功卓绝，文者文华盖世。前者如尉迟敬德，勇冠三军，“马上三夺槊”；后者如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开放的做派要从李世民算起，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与鄙人一样是鲜卑族人，老爹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但是否李渊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尚难确定）。玄武门事变时李世民杀了弟弟，把李渊吓得半死，李世民跪在地上，含着老爹的奶头痛哭，这种安慰人的行为，的确让自诩前卫的鄙人汗颜。胡人风俗很乱，算不得稀奇。所以武则天在李世民死后成了儿子高宗李治的皇后；杨贵妃本是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却被玄宗讨来做了贵妃在唐代都可以发生。皇上都带头风流，平民更该自由。
王小波在《唐人故事》里说，当时的长安城里，成年的男子，姑娘们都亲热地管叫“舅舅”，且不论是否杜撰，至少还原历史的逻辑真实，当时就是大胆开放。
杜牧，人称“小杜”。诗写得出色自不必说；人也长的潇洒，史书记载“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而且风流倜傥，一生泡妞无数；日子过得香艳自不在话下，却又发生了好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让他这一生多少也有了些传奇色彩。
杜牧26岁就弄了进士，升官不快，30出头了，还只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儒的幕府当个小官，上班地点是扬州。扬州是唐朝历史上几个繁华都市之一，类似现在的上海。
那时的扬州一到晚上，全城的歌楼倡馆有上万灯笼打出来，“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如仙境”（于邺《扬州梦记》），杜牧单身，每天下班后就出没其间，如鱼得水，业余生活搞得丰富多彩。等到杜牧任满离开扬州，辞别的时候牛僧儒提醒了一句，老弟应该注意点身体。杜牧还嘴硬，说“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自己还是比较注意官员形象的。牛僧儒笑笑，让人拿来一大堆记录，都是保镖晚上跟着杜牧回来写的工作报告，上面写着“某晚，宿某家，平安无事”等等。杜牧羞惭交加，立马哭着拜谢。多年后牛僧儒去世，墓志就是杜牧捉刀，以表达对老领导的知遇之恩。
牛僧孺那个装着密报的小盒子可不是他的独家专利，有些材料是要妥善保管以备不时之需的，这是一门领导艺术，甚至连皇帝也这么干。
武则天的时候，娄师德和狄仁杰同朝为相，只不过娄师德多数时期在陇右一代屯田戍边防范吐藩捍卫着大周江山的安宁，使得武则天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内政方面，而这正是武则天所需要的，哪朝哪代皇帝不希望有一个安宁的边境。不过狄仁杰并不看好娄师德，他认为娄师德顶多就是勤勤恳恳为国家守卫边疆的材料，所以多有轻视。武则天觉得有必要纠正这个偏见，就问狄仁杰，你认为娄师德是个善于发现人材的人吗？狄仁杰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他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武则天又问，你能够得到朕的重用，知道是谁推荐的吗。狄仁杰说我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不是因为哪个人而知名。武则天沉默许久，面前这位狄国老是愈老愈拗，看来拿不出实在的东西是无法说服他的。于是武则天让身边的侍女取来一个竹子制成的小盒子放在狄仁杰面前。武则天说，朕原来并不知道国老你的才干，是娄师德举荐了你，你看看这盒子里的奏章就会明白。盒子里这里面装着十多封表章，都是娄师德为举荐狄仁杰而写给武皇的。
狄仁杰看过之后感叹不已的说，娄公是一个有着很高德行的人，我受益于他的大度宽容如此长久，竟然毫不知情。
唐宣宗也有些小盒子。大中五年，宰相白敏中出任邠宁行营都统，临行前他向唐宣宗讲了一件令自己担忧的心事。
当年唐宣宗的爱女万寿公主要挑选女婿，这个任务交给了宰相白敏中，白敏中身体力行投入到选婿工作中去，最终选中了前任宰相郑絪的孙子、进士颢。问题是郑颢已经订婚，此时正赶赴外地去和一位姓卢的女子举行婚礼。白敏中以宰相政事堂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公文，一路五百里加急去沿途追赶，最后在郑州截住郑颢。郑颢毕竟是朝廷的官员，看到宰相政事堂行了公文，只好退掉卢氏的婚事回长安和公主成婚。就为这事儿，郑颢对白敏中很是不满，你凭什么动用宰相的权力来干涉俺的婚事，因此他时不时的在老丈人唐宣宗那里说白敏中如何如何。
白敏中担心的正是这件事，他对唐宣宗说，郑颢对退婚重娶很不满意，一直将账记在我的头上，可以说是从骨髓里都在怨恨。好在我一直在中央任职可以经常见到皇上，他说的再多也起不了作用。可现在我就要离开皇上前往外地任职，郑颢必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恶语中伤，而我却无法分辨。我真担心离死不远了。
唐宣宗很轻松的说，这件事情朕早就知道了，你既然现在提起它，朕让你看一件东西。唐宣宗让身边的人拿来一个小盒子，盒子是柽木做的，上面的锁具看起来是相当牢固。唐宣宗对白敏中说，这盒子里面装的都是郑颢关于你的书函，现在连盒子一并送给你。朕要是信了他的话，你早就被发往小地方呆着去了。
这盒子被白敏中随身携带，看到它就会想到圣上的恩情山高比海深，激动的心啊按不住，激动的泪水往下流。
类似的例子还有乾隆对和珅的放纵和宽容，其实都是为了儿子雍正铺就光明大道。顺带之语不多说，且看杜牧如何风流：
后来杜牧回忆在扬州有保镖护驾逛青楼的日子，写下了人们熟知的“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留的青楼薄幸名”。他在扬州虽然过得乱七八糟，但不少关于扬州的诗却脍炙人口，以至后人一提杜牧，不自觉就和扬州联系起来。“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也是杜牧写扬州有名的一首，但谁都弄不明白这个二十四桥是扬州哪里。现在扬州的瘦西湖，还有一座桥就叫二十四桥，不过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和杜牧相关的地方只有名字而已。长24米，宽2.4米，24根玉石栏杆围以两侧。
离开扬州后，杜牧毛病也没怎么收敛。当了御史之后，杜牧有一段时间分司东都，就是被派到洛阳去主管监察工作。那时候享受司空待遇的李愿在洛阳赋闲，府中养着一批歌妓乐人，经常举办大型的宴会，洛阳的名人和官员都被邀请去参加宴会，唯独没有请杜牧。这到不是李愿瞧不起杜牧，关键的原因是杜牧的身份所限，因为杜牧身为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组长，职责是专门监察官员有没有不法行为有没有违反朝廷规章制度，一个以吃喝玩为主旨的宴会上少不了灯红酒绿的事情，万一哪个官员酒后失态被御史看见轻则批评教育重则上奏弹劾，因此谁都不想让御史在现场始终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
但李司徒的家伎（唐人的家妓，算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李敖语）号称第一，杜牧很想去瞻仰一下，就托人跟李司徒打招呼。让人告诉李愿说自己要去参加宴会，李愿只好派人快马加鞭去给杜牧送请柬。请柬送达时杜牧正在独斟独饮，已经喝得是酣畅淋漓，但接到请柬的杜牧马不停蹄赶到现场。
宴会此时已经进行了一半，一百多名歌妓正在努力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陪酒陪笑可能还有一些小动作，杜牧独自一人往南边一坐，瞪着眼睛扫视会场。看到御史来到，那些绝色佳人心中不免胆怯，一个个都收起笑容严格按礼节要求自己，会场由活泼转向严肃。杜牧满斟三杯酒一饮而尽后向主人提出第一个问题，听说有一个叫紫云的姑娘是哪一个，李愿把紫云指给杜牧看，杜牧盯着紫云看了好长时间才评价说，真是名不虚传，让她到我这里来吧。这时候李愿放心了，他低下头悄悄的在笑，那些歌妓们也放心了，她们回过头朝着杜牧回眸一笑百艳具生。杜牧现场吟诗：“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
古来风流诗人不少，但像小杜这么明目张胆、直截了当的却不多见。杜牧如此不拘小节，不过对于一些大事情的见解不同一般，但官却一直没有做大，因此后人说他宰相之识却没有宰相之器。
杜牧的风流也传给他的儿子杜晦辞，杜晦辞前往扬州去当判官时路过常州，常州刺史李赡设宴招待，宴会上有官妓陪同，在杜晦辞身旁的是一个叫朱娘的女子。宴席终究是要散的，杜晦辞和朱娘话别时动了情，用袖子挡住脸放声大哭。李赡说这女子是风声妇人，杜员外何必如此多情，本刺史让朱娘随你同去就是了。
杜牧也有失手情场的时候，他曾到湖州散心，湖州刺史投其所好，把当地的歌伎舞女都召来让他做专业鉴定。杜牧都嫌不满意，提出在湖边办一次大型“50进20”选秀活动，这样他可以在全城美女里挑一挑。湖州刺史够哥们儿，真的就照办。但是杜牧眼睛够毒，看了一整天，竟然没有一个入眼。眼看就要散场，看见一名妇女领着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杜牧盯着小姑娘钻研好久，颇为满意。他请母女两个过来，当场敲定：10年内我会来这里做刺史，要是10年不来，那就另嫁别人。然后重金下了聘礼，杜牧心满意足地走人。
不料事情不顺，杜牧折腾了14年才混上湖州刺史。到任一看，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娘了。因为有10年之期的约定，杜牧愿赌服输，就是郁闷难消，只能又用老办法解决——写诗，一首《叹花》情切切：“自恨寻芳到已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一个很有信用重情重义的杜牧跃然纸上。
这不是杜牧第一次情场失意了。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他的领导有一位宠爱的歌女叫张好好，很合杜牧的胃口。自从见到张好好，诗人没事就往领导家跑，三天看不见就浑身不自在。但张好好是领导家属，杜牧有贼心没贼胆。后来领导的弟弟和杜牧“色鬼所见略同”，也看中了张好好并纳为小妾，杜牧连饱眼福的机会也没有了。直到杜牧工作调动去扬州，还一直怀念着张好好。几年之后，杜牧偶遇当年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感慨万端之下写了著名的《张好好诗》。杜牧并不以书法出名，但一股春情可能憋得太久，一爆发出来别有风致，以至杜牧手书的《张好好诗》成为书法珍品。流传至今的《张好好诗》纸本上，有宋徽宗、贾似道、年羹尧、乾隆等一堆名人的鉴定印章。后来被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收藏家张伯驹购得，最后捐献给了国家。如今文人只会在KTV唱失恋情歌喝闷骚酒，小杜失恋都整出了一件国宝，水平实在是有分别。
后人都羡慕杜牧，羡慕其平步青云的官运，羡慕他放纵四海才情，但最为人羡慕的，是他完全挣脱了世俗的桎梏，挥洒出全部的生命的热情的一生。他纵情天下，行走天下，自由洒脱，不怯真我，始终保持着生命最原始活力与激情，这一切，令生于现代社会的我们难以想象而且不可追随。
好在我们现在把杜牧定位为诗人，风流是诗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且不去管它。后人只管读着“停车坐爱枫林晚”，只管读着“烟笼寒水月笼纱”，只管读着“清时有味是无能”，只管读着“二十四桥明月夜”，只管读着“多少楼台烟雨中”，只管读着“天阶夜色凉如水”，个中的感受远不是一般诗人能够赋予的。不论如何，唐人的直率和开放以及风流所绽放出来的人格魅力，至今让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