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韦卓民
人物简介
韦卓民(1888—1976)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茶商的家庭，少年时入私塾读经史，勤奋而聪慧。一九○三年，15岁随父来武汉，自费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备馆(书院有正馆备馆之分，前者为大学部，后者为中学部)。一九○六年，革命团体“日知会”在文华活动频繁，他经常听“日知会”举办的演讲，深受感染。在此期间，他担任了文华校刊《文华学界》的编辑(主编为余日章，刘静庵)，并以“法兰西”为笔名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1-2]　
一九○七年，他升入文华书院正馆学习，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时，在学校英文季刊《文华评论》和上海《教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古籍中的上帝观和祭祖的研究》论文为吴德施主教所重视。吴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的关于探讨上帝观的论文。聘他为正馆一年级数学老师和备馆英语数学老师，这时他受洗为甚督教徒。1918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翌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文华大学(这时书院正馆改称大学)哲学教授，1924年，任华中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192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任华中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至一九二七年，他正式担任教区理事会教育部长和华中大学校长。在同年举行的第十一届教区会议上，讨论了当时部分教会学校停办，学生失学的问题。他建议文华中学应尽量收留这些失学学生。　
三四十年代，韦在华中大学校长任内，曾3次应邀赴美国讲学，并受聘为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伦理学客座教授。1934年，为扩建华中大学事，在美国募集基金，获得一些教会常年捐助。同年，在其主持下，改华中大学向美国政府立案为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以摆脱外致电华中大学代理校长黄溥，嘱其迁校桂林，并汇回迁校经费。　
1938年他由美经檀香山、马尼拉讲学后返回桂林。时华中大学已由武昌迁至桂林，他专心主持校务。九月，他被国民政府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在一届二次会上，他连续副署了中共代表团的两个提案。其一是：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六人提案。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其二是：吴玉章提案：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有关人士敦促各国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两提案分别于十一月一日和五日通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为避免日机轰炸，亲自带领师生员工，将华中大学迁到云南大理喜洲坝。　
1940年，他再度被遴选为第二届参政员。次年三月，即中皖南事变不久，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国民参政会的会议上，王云五要他发言反共，他予以拒绝，坚决主张国共团结，一致抗日。会后，他再次应邀出国讲学，先应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之聘，主讲《中国文化》(后在纽约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之精神》使美国各界人士，加深了对中国悠久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的理解。1946年8月，从美国讲学归来，继续主持已迁回武昌的华中大学的校政。1947年3月，当选为湖北省基督教联合会主席。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要求华中大学南迁桂林，他在地下党和民主爱国师生影响下，拒绝南迁。并拒绝向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提交本大学地下党员名单。武汉解放前夕，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设法保护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武汉解放后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至十一日，他和武汉地区其他宗教界知名人士张海松、万福林、肖国贵等人，接待了全国基督教访汉五人代表团(团长吴耀宗)，多次听取了该团关于第一届人民政协和《共同纲领》的传达报告，他的思想领受启发。而后他参加了武汉基督教界新民主义研究会的学习活动。一九五○年二月，省基联在武昌希理达女中举行第二届年会，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在《共同纲领》指导下，教会有了自由，基督徒应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在这次年会上，他被选为省基联主席。这年七月，他主持省基联，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动员信友们踊跃参军和捐献飞机大炮，并选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发表，他是文章的发起人之一。紧接着，他又以省基联的名义向全省基督徒发出通知，号召他们积极投身于“三自革新”活动。他在十一月十四日的省、市基督教、天主教联合举行的座谈会上，对帝国主义宗教分子奥斯汀污蔑我国宗教政策的言论发表抗议宣言。　
一九五一年五月，省市基督教、天主教有关团体、学校、医院、留美学生一万五千人举行盛大集会，由韦卓民先生任总主席团主席。这次大会通过了两项议案：一、冻结美国在华存款及财产；二、接受外国津贴之文化教育机构、救济机构、宗教团体、应向人民政府进行登记。是年，华中大学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国立，并改建为华中师范学院。韦卓民参予了改建的领导工作，并在华中师院讲授政治系哲学课程。他号召基督教会的教友们为科学研究、宗教研究、医学翻译等工作作出更多的努力，争取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婉言谢绝了国外友人给他的各种馈赠，甘愿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十年内乱期间，他乐观地认为“动乱局面不会长久，相信国家会有好的转机”。一九七六年，病逝于武昌，终年八十八岁。　
1979年，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对其划右问题予以改正。1984年，有关部门举行了“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韦卓民先生纪念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韦曾任武汉政协委员、湖北省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曾系统地研究孔、孟、老、墨以及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于西洋哲学史。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重要论著和译著有《孔门伦理》、《亚里斯多德逻辑》、《康德哲学讲解》等10多种。尚待整理出版的论著、译著有《形式逻辑纲要》、《精神哲学》等15种。
教育有道
韦卓民先生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办学有方。他利用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多方筹募经费，加强师资建没，注重严格管理，使华中大学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有影响的高等学府之—。在他的力邀下，—批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如钱基博、蔡尚思、游国恩、阴法鲁、包鹭宾、傅懋绩、王玉哲等人都曾在该校执教。为了办学校，韦卓民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生入学后，要进行“甄别考试”，把外文水平相近的学生分到一个班，进行不同的讲授。学校规定了中期考试，学生经过4个学期末的考试及格，就参加一为时两天的中文、英文以及两三门专业课的中期考试，学生只有在中期考试及格后再读两年才能参加毕业考试，并要靠四年主修的课程，同时并经过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的锻炼等，这样就保证了学生学到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并且有一定的调研、实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加强图书、一起设备建设和鼓励开展学术活动。华中大学继承了有名的“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特色，并不断地充实，还在各系都设置专业参考室或阅览室，几个自然科学系都有条件交好的实验室，如物理系建起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地磁测量站。第三，注意在办学中讲民主、讲法治。由于教会大学的经费大都来自外国教会，外国教会的办学经费并不都是现金，多半是教会付工资的教师，他们之中有些是该国教会的驻校代表，但对怎样办好一个中国的大学，往往都是外行。针对这种情况，韦卓民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把校董事会设法设在中国，逐渐把学校的主要行政负责人改换为中国人担任，在学校设立教务委员会与教务会议。
韦卓民先生大事年表
韦卓民（1888-1976），原名韦钜，字勋奥，广东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著名教育家、康德哲学研究专家。
1888年12月7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
1915年春：获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文学硕士学位。
1919年7月：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1920年9月：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
1929年7月：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华中大学校长。
1938年：受聘为美国耶鲁大学伦理学客座教授。
1949年：被推选为湖北省基督教联合会理事长。抵制国民政府胁迫华中大学南迁的命令，将华中大学完整地交给中央人民政府。
1950年5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第一次“三自”爱国会议，与全体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1961年：10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除。译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释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笔名“绰然”。
1963年：译著《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解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4年：译著《判断力批判》上、下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6年6月：“文革”开始，遭到迫害。
1974年5月：与戴惠琼结婚。11月，正式退休。在家潜心撰写《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病逝前已完成50多万字。
1976年3月26日：因病与世长辞。
“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页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画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
——著名文化大家王元化回忆韦卓民先生对自己的指导
一年拿下哈佛硕士学位
1888年12月7日，韦卓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五区翠微乡人和里三级石一横巷4号。他的祖父是茶叶商人，常往来于澳门与珠海之间。他的父亲韦鲁时，年轻时曾随祖父经商，后因生意不好做，北上汉口为当买办的堂兄做帮手。韦鲁时共有9个子女，韦卓民是惟一的男丁，极受疼爱，被寄予厚望，取名“卓民”就是希望他卓尔不群，将来能光宗耀祖。
韦卓民6岁入读私塾，悟性极强，读过的书大都能背。因深知外语的重要，韦父1902年送14岁的韦卓民到澳门学英语，第二年，又把他带到武昌入读教会办的文华书院。此后韦卓民不顾丧父带来的悲痛和困难，半工半读，发愤图强，于1911年1月获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华中大学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学士学位，以最高荣誉生毕业。随后，韦卓民被破格聘请为文华大学教师，讲授数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史及国文等课程。同时，兼攻文学硕士学位。
1915年，韦卓民修满文学硕士所需学分，获文学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孟子之政治思想》1916年在上海出版，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9月，韦卓民被推荐留学哈佛，在研究院哲学系就读，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他的导师是著名哲学家霍金（William E·Hocking）教授。70多岁的霍金学术造诣很深，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给韦卓民开列许多必读书目，每周听取汇报，进行点评指导。严师出高徒，韦卓民勤奋学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硕士课程，1919年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又修完了博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全优。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提前回国，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韦卓民回国后，霍金对他这位得意门生念念不忘，他后来这样评价韦卓民：“只要你认识了韦博士就忘不了他……他的活力与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1924年秋，武昌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成华中大学。原文华大学校长美国人孟良佐担任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被推选为副校长兼教务主任。
1927年，因时局动荡，华中大学临时解散，韦卓民决定到欧洲去求学。当年9月，他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过著名哲学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教授的严格考查，他在哈佛的成绩得到承认，免去了资格考试，正式成为这位名师的博士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他还先后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等欧洲著名学府旁听和研究，为其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奠定了深厚基础。1929年7月，韦卓民完成博士论文《孔门伦理》，顺利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他立即回国，出任重建后的华中大学校长，从此在这个岗位上服务22年。
“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华中大学”，为了华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他殚思竭力，呕心沥血。为了把华中大学办成武汉甚至中国有影响的大学，韦卓民把华中大学的办学特色定位为“小规模”、“重质不重量”。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且又受到严重阻抑的情况下，华中大学应“一意讲求高等学术”，为中国培养“立德立言立功，发奋天下为雄”的高水平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师。为此，他通过各种办法网罗人才，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的顶尖专家来学校任教，如楚辞学家游国恩教授，文论学家包鹭宾教授，社会学家许光教授，物理学家卞彭教授、桂质庭教授，教育学家黄博教授、胡毅教授，化学家张资珙教授、徐作和教授等，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他还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学校作短期访问和讲学，如李约瑟博士、费正清教授及著名作家老舍、哲学家冯友兰、数学家熊庆来等。正是有了这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华中大学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蜚声海内外。
在课程设置方面，华中大学各系、各专业课程安排除了重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还注重培养他们动脑动手和从事社会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满足国家建设对经济人才的需求，韦卓民提出建立经济学院。他在一份报告中说：“汉口是一个大商业中心，随着铁路干线的完成，势必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我们的学生将越来越多地投进商业中去。”为此，他引进了一大批毕业于美国名牌商学院的中国学者。华中大学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在华中地区的教育和商界大显身手。
韦卓民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还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如甄别考试制、校舍制、中期考试、毕业总考等制度。根据甄别考试制，华中大学的学生入学便要进行摸底考试，外文水平相近的学生分成一个班，分别上不同的课。华中大学高度重视外语，除中文和中国史等课程，教学用语基本上都是英文。学生进入三年级之前，还必须参加“中期考试”，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国文和两种主修课目。四科成绩皆合格，且各科平均成绩为六十七分以上者，才能进入三年级，否则要重修或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勒令退学。由于考试要求很严，华中大学的学生淘汰率很高。以1929年到1932年为例，在此期间入学的153人中，68人通过“中期考试”进入三年级，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参加补考或其他原因自动退学，即一次过关的学生只有44%，加上重修后过关的也不过57%。为了解学生思想、指导学生学习，加强对学生的管理，韦卓民还借鉴英国的做法，在学校里推行“导师制”。一二年级的学生有生活和一般业务导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有专业导师。导师每月必须和学生共进一次晚餐，以密切关系。韦卓民订立的制度，看似严苛，却很好地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对于今天的中国高校，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抗战爆发后，韦卓民带领全校师生先是南下桂林，后来又迁到云南大理附近的喜洲镇，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在喜洲期间，华中大学招收云南籍学生300多人。这批学生绝大多数选择教育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云南省大、中学校的骨干教师。在云南期间，因为经费紧张，韦卓民把自己在欧美讲学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办学。抗战胜利后，他又到处筹集资金，于1946年6月将华中大学迁回武昌，倾注全力兴学育才。不久，蒋介石要他出任驻美国大使，他婉言谢绝。
1949年春，国民党大势已去。当时的湖北省主席张笃仁和省教育厅正式命令华中大学内迁桂林，并愿提供运输工具和经费，韦卓民不为所动。当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也派人软硬兼施，要学校撤离。韦卓民则在全校动员会上公开表示，华中大学不内迁。他给老师加发两个月薪水，制定应急预案，稳定了师生情绪。对于学校迁移之事，韦卓民回答说：“不迁了，我们和解放军有过接触，他们有良好的纪律和礼貌，这是在旧政权士兵中没有见过的现象。”就这样，在武汉解放前夕，韦卓民完全站在人民利益一边，坚决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要求将华中大学迁移的要求，将华中大学一切设施保存完好，完整地交给了新中国。
韦卓民创办和主持华中大学的奉献精神，赢得了海内外校友的衷心爱戴。他逝世后，原华中大学校友集资在台北繁华的敦化南路建起卓民纪念馆。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昌桂子山校园里树立起韦卓民的汉白玉塑像，以纪念他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成就及荣誉
韦卓民先生长期从事哲学和中外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绩卓著。在学术研究中，他能够涉及东西多家的哲学思想。他学识渊博，享誉海外。他通晓英、法、德、俄、拉丁等多种外语。他才思名节，智力过人，一边教学，一边致力于著书立说的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外出版发行的著作有《孔门伦理》、《中国文化精神》、《孟子之政治思想》等多部，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有影响的论著和翻译著作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等。还有许多尚未出版的书稿和论文，加起来共达四百余万字。这些科学著作和论文，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悉心研究黑格尔
韦卓民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大学校长，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精通英、德、法、意、俄、拉丁、古希腊等外语，尤其是英文，与母语一样好，连他的英美朋友都感到惊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良好素养，在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贡献良多。
韦卓民早年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如他的博士论文《孔门伦理》，对中国的人伦道德赞许备至，认为“中国人优秀的道德准则是世界人民的一份财富”。1934-1935年、1937-1938年、1945-1946年他三次应邀赴美英讲学，受聘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客座教授，着力宣扬中国优秀文化。他在美国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专题讲座的讲稿，汇编成专著《中国文化》，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受到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说，韦卓民向西方阐述中国文化的成就“很少人能和他相匹，也没有人能超越他。”
韦卓民晚年则着重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特别是西方的哲学和逻辑学。1952年卸任校长职务以后，他全力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4位划时代人物。有感于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了《康德全集》，而中国尚无，韦卓民从1957年起，尽管被错误打成“右派”，且年届古稀，仍以极大的毅力，把康德的8部著作300多万字翻译出来，其中有4部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他还撰写和翻译了4部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100多万字。这期间成为他个人学术成果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时期，他也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的著名研究专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绕不过韦先生。“文革”期间，环境更加恶劣，他已年过80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撰写《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直到1976年逝世前几天，共撰写了50多万字，可惜未能完稿。
韦卓民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他的遗著包括西方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宗教学、中西文化及其比较、教育学等90部，达七八百万字。为此，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将这些著作整理，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有：《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康德：〈纯理性批判〉》等。
韦卓民既是校长，也是一名优秀教师。他一生没有脱离教学，不管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仍坚持讲授逻辑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课程，即便在他年过古稀，不幸蒙冤后，仍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直到1974年才退休。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韦卓民专门为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的青年教师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寓研究于教学之中，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援用几种语言讲解某个重要的概念，讲得十分透彻。著名学者陶德麟教授、陈修斋教授、杨祖陶教授当时都慕名前来听课，获益良多。
韦卓民与著名学者王元化约定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的故事，更是体现了这位伟大学人诲人不倦的精神。上世纪60年代初，韦卓民利用暑假到沪探亲访友。作为晚辈的王元化向韦卓民请教黑格尔哲学问题，约定书信讨论，韦卓民慨然应允。二十天左右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频繁。韦卓民每次复信，都极为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都一一提出指导。王元化说：“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页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画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
如果说，韦卓民对王元化的耐心指导，是由于他是王元化父亲的同窗好友，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浓浓亲情的话，那么，韦卓民对素昧平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的指导，就更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美谈了。
1964年前后，著名学者王方名被几个逻辑史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在北京找不到答案和资料，于是向他素来仰慕的韦卓民请教。韦卓民与王方名从未谋面，但他接到来信后，立即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认真写了长达几千字的复信，对王方名提出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并列举了各答案的出处，涉及到的参考书达一二十本，包括英、法、德等语种，还对每本参考书都一一作了评价，指出其优缺点与可信程度，甚至指出哪部分较好，哪部分较差，哪部分仅作参考等等。华中师范大学曹方久教授看了这些复信底稿后“惊呆了”，他说，“韦先生回答的问题，有许多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罕见的，有的甚至是空白。”曹方久1993年将韦卓民的复信底稿连同王方名的来信合并整理成《关于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上，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与红颜知己相惜数十年
韦卓民虽然大半辈子钻研高深的哲学，但他并非不解风情的书呆子。他与戴惠琼女士相知相惜长达30多年，演绎了一段动人的情感佳话。
韦戴两人相识于英国牛津大学，那是1937年7月，两人参加一个会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举世震惊，英国媒体第二天立即进行了报道。韦卓民和戴惠琼当天不约而同来到牛津某教堂，为中国人民的平安祈祷。这时教堂门前的一家小报摊，正在出售刊有“七七事变”消息的报纸。先从教堂出来的韦卓民急速走到报摊前买了一份报纸，认真地阅读起来，越读越气愤。戴惠琼也买了一张报纸，读着读着，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一情景，正好被路过报摊的英国某报记者抓拍到。第二天，这家报纸以“悲愤的中国人”为题，刊登了两人的照片。就这样，韦卓民与小他11岁的广东惠阳才女戴惠琼结识了。戴惠琼先就读美国纽约大学师范学院，后来又获纽约神学院硕士学位。两个才人，一个风度翩翩，一个端庄秀丽，很有共同语言。
韦卓民与戴惠琼都有自己的第一次婚姻。1915年秋，硕士毕业的韦卓民回家，遵从父母之命，与小他8岁的同乡刘渭筠喜结连理。夫妻相濡以沫，先后抚育了4个子女，韦卓民任华中大学校长后，将妻子接到武汉，一家人其乐融融。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华中大学迁往云南喜洲，因条件艰苦，不允许带家属，韦卓民便把妻子送回广东老家，独自一人到喜洲办学。
戴惠琼曾与广州市神学院一年轻帅气的医生有过幸福的生活，但结婚一年，丈夫就因病去世。10年后全面抗战爆发，戴惠琼回国，受聘广州神学院教英文。重回故地的她触景生情，仍时常陷于悲痛之中。
韦卓民获悉戴惠琼的境况后深表同情。他聘请戴惠琼来喜洲，到华中大学任英语教师。在喜洲期间，韦卓民得了斑疹伤寒，几个月卧床不起，得到戴惠琼悉心照料，两人的情谊进一步加深，戴惠琼深深地爱上了韦卓民。但因有家室，韦卓民压下内心的情感，劝戴惠琼趁早另觅佳偶，戴惠琼总是说：“我无怨无悔！”
抗战胜利后，华中大学回迁武昌，戴惠琼也跟着韦卓民来到武昌。新中国成立后，韦卓民曾经打算将妻子从老家接来武昌，但因历次政治运动而无暇顾及。1956年、1960年，韦卓民曾回老家探亲两次。但妻子习惯了老家的生活，不愿再到武昌来。
令韦卓民感到安慰的是，儿子韦宝锷于新中国成立初从美国回国，任华中大学物理系教授，与戴惠琼的侄女戴琦琛结婚。戴惠琼后来就一直住在这对夫妇家里。于是，在韦卓民与戴惠琼的友情上，又增加了儿女的亲情。1971年，韦妻在老家病逝。三年后，两位老人在儿女们的劝说下，才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