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富弼
基本资料
朝代：北宋 
字：彦国
谥：文忠 
效力主公：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宋神宗赵顼 
享年：79岁 
安葬地：洛阳市史家屯村村北的“王城之珠”
人物故事
生平简介夏景宗李元昊寇鄜延，大将刘平战死，黄德和诬其降敌。富弼参与审理  富弼像[1]此案，昭雪刘平之冤。庆历二年（1042）为知制诰。辽重兵压境，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辽朝，拒绝割地要求，以增加岁币而还。三年，任枢密副使，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除积弊为本。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不久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时河北大水，流民南至京东。富弼动员所辖地方出粟救灾；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募数万饥民为兵。至和二年（1055），与文彦博同时被任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以母丧罢相。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入觐，宋神宗赵顼问边事，以“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为对。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拜同平章事，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称疾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州）。青苗法出，他拒不执行。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元丰六年（1083）病死，享年七十九。有奏议、安边策、文集等，今存《富郑公集》一卷。《宋史》卷三一三有传。人物性格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并以其文章推荐给时人晏殊，晏殊也称赏不已，纳为女婿。弼为政清廉，好善嫉恶，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见《宋史》卷三一三“本传”）
仁宗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契丹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契丹。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契丹之主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富弼拒赏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颇有廉声。《宋稗类钞品行》记载，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赵曙上台后，将其父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赵曙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就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赵曙有些不高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在北宋的宰相中，富弼和文彦博是老寿星：文彦博活到92岁，富弼活到80岁。七十九载悠悠岁月，六十年官宦生涯，富弼的人生长河可谓波澜壮阔，这里只撷取几朵浪花，来观照他的一生。聪明睿智富弼年少时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善于消释痛苦者，向来不“放大痛苦”，这使人想起青年学者于丹，她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曾谈到“放大痛苦”和“淡化痛苦”这个话题。当时她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时看到桌上有半瓶酒，悲观主义者很沮丧地说：“唉！只剩下半瓶酒了！”于是喝起了闷酒；乐观主义者却很兴奋，说：“好！还有半瓶酒呢！”于是高兴地喝起来。第二个例子，说的便是富弼洛阳街头“不认骂”的故事。
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而富弼所处的时代，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宋王朝井喷似的涌现出许多人才：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东坡、王安石等，都轻轻松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富弼的科举之路却不很顺利，最初他是以茂才（秀才）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但他不气馁，从容地和“大腕们”交往。当时的文人们经常搞文艺沙龙，在酒楼聚会，吟诗作赋。大家看到一个青年，面目清秀，稳重大方，但20岁出头了，还是一个茂才，都替他感到惋惜。这个年轻人却不卑不亢，来了，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安静地听别人诵诗，末了，才稳稳地站起来，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他的文章真是好，每每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最后总结评判，都说这个洛阳小伙子的文章不错。洛阳才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富弼，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  富弼书法当时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忙选婿。陈祥对晏殊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殊喜欢富弼，就和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自有主见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27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2]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2]
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2]
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2]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2]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2]
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2]
庆历新政
当时的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2]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2]
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2]出师契丹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  富弼侧身像[3]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2]
见到辽国皇帝，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辽国皇帝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辽国皇帝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辽国皇帝一人任意支配吗？”[2]
辽国皇帝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中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辽国皇帝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辽国皇帝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2]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辽国皇帝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2]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2]不受嘉奖富弼一心为国家，受到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现在（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2]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国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2]一心为国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两年后的一天，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庙堂之上的富弼却很冷静，他和文彦博一起留宿宫中以防不测，并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2]
至神宗立，为了富国强兵，神宗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神宗想问问富弼对变法的看法，因富弼是三朝元老，许其肩舆至殿门，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结果富弼一见神宗就说：“我反对变法。”神宗又问边防事宜，富弼说：“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革其相位，以仆射出判汝州。[2]
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退休，欲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他又上疏神宗，说，现在王安石变法，起用许多小人，加上地震、旱灾，国事堪忧。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他为相，他推荐文彦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沉默不答。[2]
由此，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恨死了富弼，私下说：“枭富弼之首于市，则法行矣。”富弼于是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中置酒，赋诗吟和，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2]显忠尚德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宇。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4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肯定。[2]
历史年表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生于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举茂才异等，后考中进士，当时已经27岁。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报使契丹，允增戚币，力据割地之请。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枢密副使，助范仲淹推行新政。旋被排挤居外。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富弼应对形势，认为契丹不会进犯大宋。果然如富弼所料。 
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被任命为宰相。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宋仁宗上朝接见大臣后，突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同日，辽朝使者正在紫宸殿拜见宋仁宗，宋仁宗语无伦次。宰相文彦博只好对辽朝使者说是钦酒过量所致。此后几天，宋仁宗病情愈益加重，天天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等等，宦官张茂则被迫上吊自尽。宰相文彦博、富弼等人负责全权处理朝廷内外大事，并组织京城百官在一些大寺院、道观进行祈祷活动。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侍御史吕诲屡次上书弹劾宦官任守忠，指责任守忠在嘉祜年间宋仁宗准备立赵宗实为皇子时，千方百计进行阻扰；宋英宗继位不久便患病，任守忠捏造谣言，在宋英宗与曹太后之间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致使两宫矛盾逐渐加剧；更为严重的是，任守忠趁宋英宗患病之机，擅自从皇帝内库中的奉宸库中偷出数万两金铢，献给高皇后以巴结内宫；任守忠还把持宦官的升迁大权，行贿受贿，势焰熏天。司马光还列举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建议宋英宗诛杀宦官任守忠。而宰相韩琦、富弼竭力庇护任守忠，认为他在拥立宋英宗的过程中有功。于是宋英宗被迫将任守忠赶出宫门，安置在蕲州（今安徽蕲春）。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入见，请神宗对边事“二十年口不言兵”。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复为相，以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亳州，后退居洛阳，上疏请废新法。
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病死，年八十。
历史评价
《宋史》论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其终身皆出于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绍圣中，章惇执政，谓弼得罪先帝，罢配享。至靖康初，诏复旧典焉。
富弼墓
北宋名相富弼墓葬在洛发现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此前在对位于王城大道东、陇海铁路北史家屯村的一处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座造型特别的大型石椁室穹隆顶砖室壁画墓。
更为可喜的是，工作人员从墓中发掘出一方1.4米见方、厚35厘米的青石墓志，墓志全文7000多字，由当时的资政殿学士通仪大夫韩维撰文，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孙永书丹。墓志盖撰文者为宋代名相司马光。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出土的一方尺寸最大、志文最多的墓志。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人就是北宋一代名相——洛阳人富弼。考古记录发现中原地区宋代首座石椁室穹隆顶壁画墓
这是一座大型砖室穹隆顶壁画墓，坐北向南，墓室四壁、甬道上有壁画，但大部分已脱落；由于早期被多次盗掘，墓葬穹隆顶遭到破坏。
这座墓葬处于建设工地的低洼处，墓室底面距发掘地面约10米，墓室高度约6米，直径5米；墓道发掘长度约20米，坡度有30度，墓葬甬道约2米。
墓室自上而下分三层，每层高约2米。上部两层内壁由砖砌而成，最上边一层向上逐渐收券，形成穹隆顶；第二层是直壁。
工作人员在甬道口内墓室埋土中发现一方1.4米见方、厚35厘米的超大墓志，墓志有盖。
工作人员司马俊堂告诉我们，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甬道和墓室相连的平面，或者略低于甬道的平面就应该是椁室，即放棺木的地方。但这座墓葬很特别，特别之处就是它的椁室。
形制奇特
司马俊堂说，当现场发掘到第二层底面，也就是比甬道稍低的墓室底层后，出现了6块巨型条石，工作人员将6块巨石移开后，意外发现了下面的椁室。
这是一座典型的石椁室：高约2米，3.2米见方，内壁底部都由青石砌筑而成。椁室内没有发现棺木。
工作人员在进一步清理时发现，椁室东西内壁上有对称的4个槽孔。这些槽孔是干什么用的？难道这座墓葬为悬棺？槽孔是用于悬挂棺材架子的开孔？这目前还是个谜。
墓葬壁画
文物工作者说，从残存的壁画分布看，整个墓室除椁室外，其内壁上应该都有壁画，只是年代久远，又屡遭盗掘，大部分已不复存在。
壁画和墓室内壁之间有地仗层（附着层），地仗层又分里外两层，内层是草泥，外层是白灰砌层。壁画就画在白灰层上，用色大部分为黑色。
我们看到，甬道西壁上现存的壁画为一浓眉大眼的武士，身披铠甲，手持宝剑，甚是威武，身高约1.7米，比例和真人差不多，其角色应该是“门吏”。
可以想象，若整个墓室壁画保存完好，其价值应十分可观。
墓主人
司马俊堂说，发掘现场应该是富弼的家族墓地。昨日下午，当记者看到那方超大墓志时被震撼了。墓志右侧有4段文字，分别介绍了墓主人、墓志盖撰文者、墓志撰文者、书丹者的身份。司马光用篆文书写的墓志盖全文为“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铭”。
墓志正文起首写道：元封六年闰六月丙申，司徒韩国公致仕富公薨于西京里第之正寝，享年八十……公讳弼，字彦国，河南人。
据此可以确定，墓主人正是史料记载的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宰相——洛阳人富弼。
墓志中还有这样的介绍：“应举京师，范文正公一见奇之，与语终日，曰王佐奇才也。”
墓志还记载了富弼参与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澶渊之盟”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富弼，曾与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同朝共事，是一代名相、著名词人晏殊的女婿。重要发现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队长史家珍介绍说，洛阳以前也曾发掘过穹隆顶型砖室墓葬，如在伊川发掘的后晋宰相孙璠的墓葬；但这座穹隆顶砖室墓形制非常特殊，其椁室为独特的封闭性石椁室，这在中原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还是首次。
墓葬中发现的这方超大墓志，是中原地区考古发掘迄今发现的尺寸最大、志文最多的墓志。其内容洋洋洒洒7000多字，墓志、墓志盖行文采用隶书、楷书、篆书、行书，字迹大方清秀，极具研究价值。它介绍了一代名相富弼的生平与业绩，也可以说是富弼所处北宋仁宗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简史。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修复壁画专家“会诊”富弼墓壁画
六七名壁画专业修复人员正在修复从富弼墓中揭取的“守门武士图”。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手套，拿着手术刀、刷子、棉签和小滴管等，很像在做手术的医生。他们中除了呼和浩特市博物馆副馆长、著名壁画修复专家杜晓黎，还有6名来自天水麦积山石窟、陕西古建研究所、长春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壁画修复专业技术人员。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王爱文告诉我们，在专家的指导和参与下，经对富弼墓壁画的色彩、损坏等问题综合分析研究后，该馆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富弼墓“守门武士图”已基本修复。守门武士图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徐婵菲说，以前在对宋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过不少壁画墓，但墓主人大多是平民，在他们的墓中是不允许绘制“顶盔贯甲”的武士形象的。宋代高等级的壁画墓目前发现、发掘的不多，巩义宋陵宋太宗永熙陵陪葬的元德李皇后陵的地宫壁面绘有壁画，可惜多已脱落或漫漶不清，甬道上是否绘有守门武士不得而知。富弼墓甬道上的守门武士壁画在宋墓的考古发掘中还是首次发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富弼墓的墓室周壁及顶部原先都绘有壁画，只是年代久远，又屡遭盗掘，大部分已不复存在，只有位于墓顶北部的“玄武图”因距墓室地面较高而免遭毁坏。现在正在对揭取的“守门武士图” 和“玄武图”壁画进行修复加固。
画面上的武士从脚至鍪（头盔）缨1.5米，比现代人要矮一些。
守门武士头戴兜鍪，鍪顶缀缨饰，右手持剑；全身披铠甲，肩部披系肩巾系结于胸前；胸甲上绘卷云纹，有绦带于腰前系结下垂至甲裙下缘；有护腰，绘云纹，护腰外革带束腰。
虽然其左面部、左臂、左半身肩以下等部位残缺，但经过修复人员的认真修复，守门武士栩栩如生，甚是威武。
在“守门武士图”的西侧，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的是一“唐代门吏图”，彩色的画面，逼真的线条，看上去很美。
在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壁画修复室，六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壁画修复专家正身着清一色的白大褂围在一幅壁画前，用手中的手术刀、注射器、棉签、小滴管、刷子、铲子等，小心翼翼地对壁画进行修复。
据介绍，洛阳考古发掘了北宋名相富弼墓葬的珍贵壁画，由于该墓屡遭盗掘，壁画破损严重，修复难度较大。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特地邀请内蒙古、甘肃、陕西、长春等地壁画修复专家前来为这些珍贵壁画“把脉会诊”。
据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王爱文介绍，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参与下，该馆现已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制订了科学合理修复壁画的方案，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工作，富弼墓“守门武士图”已基本修复。　
富弼后人
富弼后人来洛“拜祖寻亲”
6月6日，洛阳报8版刊发《北宋名相富弼墓葬在洛发现》一文后，现在台湾定居的富弼后人富醒愚从互联网上看到了本报这篇文章，他委托在大陆的亲戚来洛阳了解先人墓葬的情况，并希望能找到洛阳的富家后人。
8月18日下午，来自上海大学的教授富知愚先生找到本报，希望通过本报记者联系到洛阳市文物部门，进而了解先祖富弼墓葬的一些情况。
富知愚先生告诉我们，他的堂兄富醒愚已经78岁，目前居住在台湾，他看到了新华网转载《洛阳晚报》的文章——《北宋名相富弼墓葬在洛发现》后非常激动，联系了浙江老家的亲戚，希望到洛阳看看先祖富弼墓葬的情况以及从墓中出土的一些史料和实物。浙江文成老家的兄长们年事已高，就委托他来洛阳“拜祖寻亲”，由于中间的联系费了些周折，8月18日他才到了洛阳。
在本报记者的联系下，昨日上午，富知愚先生来到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见到了队长史家珍先生。
富知愚先生是浙江文成县梧溪人，全村富姓人有1200多口，他带来的文成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富弼及其祖裔》显示：富弼在富家族谱上排第五代，66岁的富知愚先生排第三十二代。也就是说，他是富弼的第二十七代孙。
富知愚告诉我们，他们当地的说法是：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宋高宗赵构南迁，富弼的两个孙子移居到了现在的浙江文成县梧溪村，繁衍了当地的富姓家族，富弼是他们的老祖宗。现在，在他们梧溪村，有清朝时期修建的富弼祠，但由于“文革”时期受到破坏，目前唯一的《富家族谱》孤本作为文物被当地文物部门收藏保管。
当看完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发掘富弼墓葬时的一些图片和正在整理的考古报告后，富知愚非常激动，他代表族人感谢洛阳文物部门的同志发现了先祖的墓葬，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工作，他表示一定将这些情况转告浙江、台湾和美国的富弼后人。
富知愚先生告诉我们，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一代名相富弼的后人，最清楚的只能说到“富弼孙子南迁到文成”，但关于富弼的具体资料了解得不是很详细。
富知愚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洛阳富弼后人曾到浙江“寻亲”，但阴错阳差，洛阳、文成两支富弼后人未得相见；1990年，他的哥哥富金愚也曾到洛阳寻亲，无奈也没有结果。现在，他的哥哥去世了，这次先祖墓葬被发现，他要帮哥哥了却这桩心愿。这次洛阳之行应算“寻根问祖”，他希望洛阳的富弼后人见到报道后能和他联系。
昨天下午，富知愚前往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观看了富弼墓葬出土的椁石、墓志等文物。
富弼后人在浙江不止文成县有
鄙人作为富姓子女，也一直关注富姓先祖的分布。一直以来，打算去文成看富弼宗祠，但终因路途遥远无法成行。据我所知，浙江除了文成县那里有聚集着富姓族人外，在嘉兴地区也有分布，但人数很少，在嘉兴市区有少数富姓族人，在嘉兴的桐乡市，具体在高桥镇亭桥村，也有近十户富姓人家。我通过翻阅相关资料，猜测这些富姓人家应该是迁移过程中留下来的。
本人也是富姓子孙，希望借助百度这个平台来认识和结交更多的富姓朋友，共同寻找先人的足迹！本人网名：吴小书，百度就可找到我，谢谢。
人物轶闻
富韩公之父，贫甚，客吕文穆公门下。一日白公曰：“某儿子十许岁，欲令书院事。”廷评太祝公许之，其子韩公也，文穆见之惊曰：“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亟令诸子同学，供给甚厚。文穆两入相，以司徒致仕。后韩公亦两入相，以司徒致仕。邵氏闻见录 
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富郑公犹为举子，每与公往来。是时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为冷淘，郑公嗜之。每晨起戒厨具冷淘，则郑公必来。公怪而问之，乳媪云：“我老不睡，每夜闻远宅甲马声，则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验之，若如常夜，则必不来。”欧公知富公必贵。默记 
王冀公以使相尹洛，振车骑入城，士民聚观。富郑公方为举子，与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张姓者同观于上东门里福先寺之门上。门高，富公魁伟，三人者挽而登。见旌节导从之盛，富公叹曰：“王公亦举子耶？”三人者曰：“君何叹，安知吾辈异日不尔也。”后富公历将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则过之。邵氏闻见录 
制科多由进士，皆试诗赋，唯富郑公以茂材异等起布衣，未尝历进士。既召试，乃以不能诗赋恳辞，诏试策论各一首，自是遂为故事。避暑录话 
公再使，以国书与口传之词不同，驰还奏曰：“政府如此，欲置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如国事何？”吕夷简争之曰：“恐是误，当令改定。”仁宗问：“枢使晏殊何如？”殊曰：“夷简决不肯为此，诚恐误尔。”公怒曰：“晏殊奸耶？党夷简以欺陛下。”公殊之壻也，其忠直如此。名臣言行录 
吕许公初荐富韩公使虏，晏元献为枢密使，富公不以嫌辞，晏公不以亲避，其直道自信不疑诚难能也。及使还，除资政殿学士，富公始以死辞不拜，虽义固当尔，其志亦有在矣。未几，晏公为相，富公同除枢密副使。晏公方力陈求去，不肯并立。仁宗不可，遂同处二府。避暑录话 
富郑公为枢密使，坐石守道诗，自河北宣谕使还，道除知郓州，徙青州，谗者不已，人皆为公危惧。会河北大饥，流民转徙东下者六七十万人，公皆招纳之，劝民出粟，自为区画散处境内，居庐饮食医药无不备，从者如归市。有劝公非所以处疑弭谤，祸且不测，公傲然不顾曰：“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麦大熟，始皆襁负而归，则公所全活也。于是虽谗公者亦莫不畏服，而疑亦因是浸释。尝见与一所厚者书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避暑录话 
嘉祐间，富公为宰相，欧阳公为翰林学士，包公为御史中丞，胡翼之为侍讲，士大夫谓之四真。谓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先生也。容斋五笔 
国朝宰相最年少者惟王溥，罢相时父母皆在，人以为荣。今富丞相入相时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后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议赠恤之典，云无见任宰相丁忧例。是岁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丧在殡，特罢宴。归田录 
富郑公、韩魏公同在中书。郑公母老矣，一日语及故事，宰相有起复视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郑公居忧，朝廷屡起之。上章三辞，贴黄言：“臣尝与韩琦言之，决不当起。”魏公曰：“吾但以实言之，不料以为怨。”自是二人稍稍有隙。龙川别志 
至和间，仁宗寝疾。时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献立后，而慈圣意在英宗。传道内外者张茂则也；而伺察英宗起居状者，王广渊也，蔡抗也。事垂成，语文潞公。潞公为首相，与富公议协，密谕王文忠为诏草，常怀之以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丧去位。按潞公服丧在出镇之后。富文忠乃召韩忠献为枢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图其事。富文忠寻亦忧去，忠献乃立英宗为皇子。富文忠闻之不怿，以谓事固定，待有变而立可也，万一有疑沮，则岂复得其人也。韩、富由是构隙。英宗即位，富文忠解丧为枢密使。一日锁院麻出，乃立颍王制。富文忠初不与闻，遂以语侵忠献，而引疾力去。韩忠献之丧，富文忠一不吊问。闻见近录 
厚陵待近侍甚严，其徒谗惎煽炽，慈圣殊不怿。富韩公上书切谏，其略云：“千古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为之。”厚陵虽病，犹能嘉纳。其后圣躬康复，车驾一出，都人欢忭鼓舞，所在相庆。慈圣语其事于宰执，宰执称贺，韩魏公进曰：“臣观太皇太后按似多一太字。所以谕臣等，必是圣心深厌万几，欲行复辟。此盛德事，前代母后，岂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训，以诏天下，臣等谨自此辞。”乃列拜，呼内官卷帘而退。既下殿，富韩公徐曰：“稚圭，兹事甚好，何不大家相商量？”魏公微笑而已。曲洧旧闻 
光献对中书泣诉英宗病中语言，继而枢密入对，语亦如前。富公谓韩公曰：“适闻帘下语否？弼不忍闻。”盖富意亦以太后之意为然，而归咎于英宗。及公力劝撤帘，不敢令富公预闻。名臣言行录 按此条甚有关系，可见韩公不预谋者，正自有故。 
英宗立，以悲伤得疾，慈圣因垂帘视事。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时旱甚，请天子以素仗出祷雨，都人争瞩目欢呼。魏公遂藉是执奏，匄归政天子，后许矣，未坚也。一旦，魏公袖诏书帘前曰：“皇太后圣德光大，顷许复辟。今书诏在是，请付外施行。”后未及答，即顾左右曰：“撤帘。”后乃还。时郑公方为枢密，班继执政而上。将奏事，则见帘已卷，天子独当宁殿上矣。既下而怒。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惧不合则归政未有期。”其后熙宁间魏公薨于乡郡，而郑公不吊祭。识者以为盛德之歉。铁围山丛谈 
太后还政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吊。国史著富公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至祭吊不通，非也。邵氏闻见录 
有仇生者，少与富郑公善，后以失欢，游于韩公之门。未几，韩、富不协，迁怒仇，谓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吊，且欲甘心于仇。或谓仇，须面诣谢，仇曰：“刺骨之恨，岂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韩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妒妇之条乎？”富公闻之释然。枫窗小牍 
富韩公托疾谢客，而尝苦气痞，康节曰：“好事到手，畏慎不为。他人做了，郁郁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盖为嘉祐建储耳。邵氏闻见录 
熙宁二年，富公判汝州。过南京，张公安道为守，富公来见，张公门下客私相谓：“二公天下伟人，其议论何如？”立屏后听。张公接富公亦简，相对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张公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仁宗皇祐间，某知贡举，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者既来，凡一院之事，皆欲纷更之。某恶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尝与语也。”富公俛首有愧色。盖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乱天下，方知其奸云。邵氏闻见录 过庭录、曲洧旧闻略同 
富郑公为相，神宗尝对大臣称河南守李中师治状。富公以其厚结中人，因对曰：“陛下何从知之？”中师衔其阻己，及再尹，富公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埒。樵书 
富郑公少好道，自言吐纳长生之术，信之甚笃，亦时为烧炼，而不以示人。熙宁初，再罢相，守亳州。有圆照大本者，住苏州瑞光，方以其道震东南。颍州僧正颙华严者从之，得法以归。公闻而致之亳，馆于书室，亲作弟子礼。一日旦起，公方听事公堂，颙视室内有书柜数十，其一扃鐍甚严，问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启闭，人不得与。”意必道家方术之言，亟使取火焚之，执事者争弗得。公适至，问状，颙即告之曰：“吾先为公去一病矣。”公初亦色微变，若不乐者，已而意定，即不问，自是豁然遂有所得。颙曰：“此非我能为，公当归之吾师。”乃以书偈通圆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也。薨之夕，有大星殒于寝，洛人皆见之。蒙斋笔谈 
富丞相一日于坟寺鬀度一僧，贡父闻之，笑曰：“彦国坏了几个，才度得一个。”人问之，曰：“彦国每与僧语，往往奖予过当，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祸，攽目击数人矣，岂非坏了乎！”道山清话 
晁说之尝为予言，富公晚年，见宾客誉其奉使之功，则面颈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于暇日以问公，公曰：“当吾使北时，元勋宿将，皆老死久矣。后来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徒以聘问络绎，恃以无恐。虽曲不在我，若与之较，则包藏祸心，事未可知。忍耻增币，非吾意也。”曲洧旧闻 
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坐稍久，则吏从旁唱宰相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公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致仕归西都十余年，尝深居不出。晚年宾客请见者亦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老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无怨也。尝欲往老子祠，乘小轿过天津桥。市人喜公出，随观之。于是安上门市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涑水纪闻 
富韩公居洛，其家圃淩霄花无所因附而特起，岁久遂成大树。树高数寻，亭亭可爱，韩秉则云：“淩霄花必依他木，罕见如此者，盖亦似其主人耳。”曲洧旧闻 
宣和初景华苑成，移植于芳林殿前，画图进御。老学庵笔记 
富郑公致仕归西都，尝著布直裰，跨驴出郊。逢水南巡检呵引甚盛，前卒呵骑者下，公举鞭促驴，卒声愈厉。又唱言：“不肯下驴，请官位。”公举鞭称名曰：“弼。”卒不晓所谓，白其将曰：“前有一人骑驴冲节，请官位不得，口称弼弼。”将悟，乃相公也，下马伏谒道左，其候赞曰：“水南巡检唱喏。”公举鞭去。萍洲可谈 
公清心学道，独居还政堂。每早起，启中门钥入，瞻礼家庙。对夫人如宾客，子孙不冠带不见。元丰六年五月，大星陨于还政堂下，空中如甲马声，公登天光台，焚香再拜，知其将终也。公既薨，子绍庭能守家法，与公两壻及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事一如公无恙时。名臣言行录 
熙宁初，神宗谓安石曰：有比邱尼千姓者，为富弼言：“世界渐不好，勿预其事也。”弼信之。然不之罪也。邵氏闻见录 
吴善长郎曹仪状恢伟，颇肖富丞相，文学之誉则未闻。有轻薄子赠之诗云：“文章却似呼延赞，风貌全同富相公。”国初有武臣呼延赞，好吟恶诗，故云。事实类苑引倦游杂录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时，韩忠献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时，昔有术士云：“富命可及九分，韩不及一二分，然功名禄位不相上下。”后忠献薨，才六十，文忠还政，优游自适，十年方捐馆，寿八十。始信术之精也。珍席放谈 
元丰间郭景初善论命，谓富彦国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时生，四十八岁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后召为相，终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禄绝之运，全神养气，年八十余，至甲戌运方卒。王介甫辛酉年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五十八岁自首厅求出知江宁府，继乞致仕，以避午上禄败之运，安闲养性，仅延十年之寿。苏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时生，七十四岁拜左相，数月求出知陈州，连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库禄衰之运，七十九尚康宁。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时生，六十六岁拜左丞，次年求出知汴州，连乞致仕，以避晚年勾绞杀亡神之灾，竟以寿终。苗受之殿帅己巳生，六十岁建节，六十一岁坚求出知潞州，连乞致仕，以避巳上禄绝伏吟之运，康宁至六十七岁，未出巳运，甲戌年复召为殿帅，次年死。能改斋漫录 
洛阳耆旧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溢滥，熙宁间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垫，公私荡没，富公晏夫人尚无恙，仓卒以浴桶济之而沈。
宋史记载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初，母韩有娠，梦旌旗鹤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仁宗复制科，仲淹谓弼：“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仲淹坐争废后事贬，弼上言：“是一举而二失也，纵未能复后，宜还仲淹。”不听。通判绛州，迁直集贤院。赵元昊反，弼疏陈八事，乞斩其使者。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彻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时禁臣僚越职言事，弼因论日食，极言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钤辖卢守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将刘平战死，德和诬其降贼。弼请按竟其狱，德和坐要斩。夏守赟为陕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弼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与唐监军无异。守勤、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诏罢守忠。又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时西夏首领二人来降，位补借奉职。弼言当厚赏以劝来者。事下中书，宰相初不知也。弼叹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于是从弼言。除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奉使契丹。庆历二年，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堂吏有伪为僧牒者，开封不敢治。弼白执政，请以吏付狱，吕夷简不悦。　会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夷简因是荐弼。欧阳修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请留之，不报。弼即入对，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帝为动色，先以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劳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开怀与语，英感悦，亦不复隐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闻。帝唯许增岁币，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进弼枢密直学士，辞曰：“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遂为使报聘。既至，六符来馆客。弼见契丹主问故，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详。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　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覆陈必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弼归复命，复持二议及受口传之词于政府以往。行次乐寿，谓副使张茂实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脱书词与口传异，吾事败矣。”启视果不同，即驰还都，以晡时入见，易书而行。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弼争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弼声色俱厉，契丹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又除枢密直学士，迁翰林学士，皆恳辞，曰：“增岁币非臣本志，特以方讨元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　三年，拜枢密副使，辞之愈力，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复拜枢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结好，议者便谓无事，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愿陛下思其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以诰纳上前而罢。逾月，复申前命，使宰相谕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弼乃受。帝锐以太平责成宰辅，数下诏督弼与范仲淹等，又开天章阁，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元昊遣使以书来，称男不称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礼云中，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于河东为近，帝疑二边同谋。弼曰：“兵出无名，契丹不为也。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今契丹独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备之。呆儿屡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请调发为备，弼曰：“如此正堕其计，臣请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动。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飞语。弼惧，求宣抚河北，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岁余，谗不验，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王则叛，齐州禁兵欲应之，或诣弼告。齐非弼所部，恐事泄变生，适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驰至齐，发吏卒取之，无得脱者。即自劾颛擅之罪，帝益嘉之，复以为礼部侍郎，又辞不受。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帝微觇知之，以语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顿首贺。帝弗豫，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栗。弼、彦博入问疾，因托禳禬事止宿连夕，每事皆关白乃行，宫内肃然，语在《彦博传》。嘉祐三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弼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当是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六年三月，以母忧去位，诏为罢春宴。故事，执政遭丧皆起复。帝虚位五起之，弼谓此金革变礼，不可施于平世，卒不从命。英宗立，召为枢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　熙宁元年，徙判汝州。诏入觐，许肩舆至殿门。神宗御内东门小殿，令其子掖以进，且命毋拜，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力辞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赐甲第，悉辞之，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险得志。又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大抵小人惟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是时久旱，群臣请上尊号及用乐，帝不许，而以同天节契丹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弼言此盛德事，正当以此示之，乞并罢上寿。帝从之，即日雨。弼又上疏，愿益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帝手诏褒答之。　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神宗将许之，问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谓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举官赵济劾弼格诏旨，侍御史邓绾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仆射判汝州。安石曰：“弼虽责，犹不失富贵。昔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遂请老，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弼虽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县之急。帝虽不尽用，而眷礼不衰，尝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称‘老臣无所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其敬之如此。　元丰三年，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参知政事时，当仁宗服药，尝与弼及文彦博议立储嗣，会翌日有瘳，其事遂寝。”帝以问彦博，对与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时事。嘉弼不自言，以为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遗奏，使其子绍庭上之。其大略云：　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纳说图任之际，听受失宜，上误聪明，浸成祸患。今上自辅臣，下及多士，畏祸图利，习成敝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臣老病将死，尚何顾求？特以不忍上负圣明，辄倾肝胆，冀哀怜愚忠，曲垂采纳。　去年永乐之役，兵民死亡者数十万。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穷，岂讳过耻败不思救祸之时乎？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愿归其侵地，休兵息民，使关、陕之间，稍遂生理。兼陕西再团保甲，又葺教场，州县奉行，势侔星火，人情惶骇，难以复用，不若寝罢以绥怀之。臣之所陈，急于济事。若夫要道，则在圣人所存，与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审观天下之势，岂以为无足虑邪？　帝览奏震悼，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曰文忠。　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其终身皆出于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绍圣中，章惇执政，谓弼得罪先帝，罢配享。至靖康初，诏复旧典焉。
论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建是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丰而降，弼、彦博相继衰老，憸人无忌，善类沦胥，而宋业衰矣！《书》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岂不信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