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赠田叟
作品原文
赠 田 叟
荷蓧衰翁似有情[1]，相逢携手绕村行。
烧畲晓映远山色[2]，伐树暝传深谷声[3]。
鸥鸟忘机翻浃洽[4]，交亲得路昧平生[5]。
抚躬道直诚感激[6]，在野无贤心自惊[7]。
作品注释
[1]荷：挑，担。蓧（tiáo）：古代耘田用的竹器。《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2]烧畲（shē）：烧荒耕种。将砍伐的荆棘等烧成灰作肥料叫烧畲。  李商隐像
[3]暝：天黑，傍晚。
[4]鸥鸟忘机：用《列子》中鸥鹭忘机事。有人住在海边，与鸥鹭相亲，其父欲使他把鸥鹭捉回，鸥鸟见到他就不敢飞近了。本来喻指人无机心，动物也就与他相亲。这里指隐居自乐，不以世事为怀（此处诗人把田叟比视作隐士）。浃洽：融洽，和洽。
[5]交亲：互相亲近。句中指亲友。得路：指得志升官。昧平生：素不相识。这句是说：亲友一旦升官，都不理睬我，仿佛从不相识。
[6]抚躬：唐太宗诗：“抚躬寻既往。”诚：实在，诚实。这句是说：田叟为人诚直，使人印象深刻。
[7]在野无贤：《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新唐书·李林甫列传》：“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林甫恐士对诏或斥已，即建言……请委尚书省长官试问，使御史臣监总，而无一中程者。林甫因贺上，以为野无留才。”这句是说：乡间分明有这样贤德的人，而在上的权贵却认为野无遗贤，真叫我吃惊。[1]
作品鉴赏
此诗热情讴歌了田叟质朴淳厚的品质，并以田叟自比，对官场中排挤自己者进行了嘲讽，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大中元年（847），李商隐曾依桂管观察使郑亚为支使兼掌书记。大中二年二月，郑亚因吴湘案株连，被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东）刺史。李商隐失去依凭，只得北归。三四月间从桂林启行，五月至潭州（今长沙），在刚被贬为河南观察使的李回幕中，作过短暂停留。夏秋之交到江陵，于秋末回到长安，此诗当作于罢桂管幕后，徘徊江汉时。诗歌前半侧重写景，后半侧重抒情。首联写与田叟相逢之情景。颔联写所见所闻，皆为田园生活之景。颈联把田叟不以世事为怀与官场得志升官者进行对比，一歌颂一讽刺，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尾联用野无遗贤典故，既赞美了田叟，也讽刺了当权者，全诗语言精工，用典精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作者对官场污浊的憎恶。  李商隐像
作者简介
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堂兄、邠国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怀 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19岁因文才深得牛党要员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引为幕府巡官。25岁进士及第。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辟为书记。王爱其才，招为婿。他因此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2]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 　
出身家世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3]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像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令。（今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 
生卒年考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年）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 　
早年生活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像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4]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5]。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目前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6] 
步入仕途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像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7-8]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39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三年前（“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8]　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墓葬祖籍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另一处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苜蓿洼村南。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后者是其祖辈迁居所至的家乡。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资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点目前没有定论。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内县志》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河内通志·陵墓》里的相关内容。《河内县志》里标示出了“李义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记载：“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 
当地政府于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隐墓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8年、2001年两次对墓地进行了整修。现在的墓冢区四周砌围墙，整个平面呈方形，边长9米，周围以青石砌筑平台，台上筑盝顶形封丘，前树墓碑，碑首雕作盘龙，碑身正面正中篆书“唐故李商隐之墓”，碑阴上部刻李商隐生平简介，下部刻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内的古迹图。四周铺设方砖，植松柏。唐代李商隐爱妻《王晏媄墓》埋葬同墓园。荥阳的李商隐墓没有成形的墓园，荒冢距离位于苜蓿湾村南200米左右的农田里。据荥阳政府网站的介绍，墓冢高约4.2米，东西长约10.4米，南北宽约10.6米。没有墓碑，荒冢上遍布枯木和野草。目前为郑州市和荥阳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李商隐墓址、祖籍及祖茔论证会纪要 
李商隐墓址、祖籍及祖茔论证会与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三日在河南省博爱县召开。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原中共博爱县第一任工委书记、焦作市市长、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史树青；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傅璇琮；安徽师大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安徽省政协常委刘学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董乃斌；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夏玫云；中华书局编审徐敏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张奇慧；焦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教授杜定国。省、市文化、文物部门、县委、县政府、许良镇、县文化局、博物馆、江陵堡村等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首先参观了县博物馆，重点观看了在许良镇江陵堡村李商隐祖茔出土的陶俑、陶龟砚、陶骆驼、陶马等，经文物专家史树青鉴定，均是唐墓随葬品，是非常珍贵的文物。然后，专家们冒着酷暑赴江陵堡村李商隐祖茔遗址实地进行了考察，对照乾隆《怀庆府志》所记李商隐祖茔位置、博爱县行政地图，对新店（唐雍店）、万善、丹河、“雍店之东原”、“清化北山下”等位置进行了一一核实。察看了墓地的形势，走访了当地群众，鉴定了该村村民窦习文、杨家军等家中所藏的陶俑、镇墓兽、陶马等唐代文物及残片，获取了大量的、真实的感性材料。表现了高度的求实精神。 
七月一至二日，与会专家围绕李商隐墓址、祖茔和祖籍问题展开论证。焦作大学副教授杜定国宣读了题为《李商隐墓址、祖茔和祖籍》的论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资料，证明了李商隐墓址及祖茔同在丹河东岸的许良镇江陵堡村西北隅，李商隐的祖籍也在博爱。博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肖伯和介绍了博爱一九七九年以来对境内的李商隐墓址、祖茔的考察情况。与会专家学者一一作了论证发言，对杜定国教授和肖伯和同志的汇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宝贵意见。专家们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是弘扬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这次论证会开辟了李商隐研究的新领域，将对李商隐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会议采用文献资料研究、实地考察、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方法，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了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经过严肃认真的论证，专家们一致认定：李商隐祖茔在丹河东岸的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西北隅；李商隐祖籍在博爱县。并认为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李商隐墓址与其祖茔同在一处，同时建议，从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两方面，对此做进一步的充实。 
专家们建议：为了加深李商隐学术研究，博爱县应迅速建立李商隐纪念馆，修复李商隐墓园，收集李商隐研究的历史资料、著作版本及有关文物，在博爱建立李商隐研究基地。中国李商隐研究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会址迁到博爱或在博爱设立秘书处，计划第四届全国李商隐学术研讨会在博爱召开，争取此次会议扩大成为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过去没有注意到博爱县一九二七年已从沁阳划出这一历史事实，今后在著作中有关李商隐祖籍作古今地名对照时，应注明为博爱县人。 
省、市文化、文物部门的领导对加强李商隐祖茔、墓址等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表示要积极支持博爱县做好上述工作。中共博爱县委书记贾武堂、副书记王志杰、宣传部长肖伯和、副县长张红霞等对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专家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特别钦敬；并表示博爱作为李商隐故里，义不容辞地要为李商隐研究和有关纪念工程的建设做出历史性贡献。 
签名：张 璋，史树青，杜定国，傅璇琮，董乃斌，刘学锴，徐敏霞，夏玫云 ，张奇慧 
典籍记载历史文献对李商隐祖茔、陵墓的记载。《全唐文·李商隐》载《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安阳君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始命於安阳，年二十九弃代，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覃怀志·陵墓》：“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陵墓》：唐李商隐墓在城东（按《文集》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古迹志》：“河内不应有商隐墓，旧志云在城东者非也。”但是，该志对李商隐的高祖、曾祖墓记载颇详：“唐李既济墓：李商隐之高祖也，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云曾祖安阳君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讳某，字既济，其墓长乐贾至为之铭。”“李叔恒墓，商隐之曾祖即所谓安阳君也，旧唐书云，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义山文集作叔洪。”民国二十六年《沁阳县志·陵墓》：李商隐墓相传在城东。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河内县古迹图》将李义山墓标记在河内城以东, 朱沟支渠以西, 沁阳以南的范围内, 离城仅数里。 
综述文献对李商隐墓和李商隐祖茔的记载，经过详细考证记载李商隐墓位置清楚的为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认为河内县没有李商隐墓的是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记载李商隐墓是似而非的是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我们之所以说该志的记载是是似而非，是因为该志一面在《河内县志·陵墓》里记载“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一面又在《古迹图》上标志了李商隐的墓址；然而，在该志《古迹志》却又没有记载李商隐墓。且《河内古籍图》中所标的李商隐墓位置也是似是而非。能够证明其似是而非的，是该志和李商隐墓标在同一平行线的沁园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古迹》关于沁园的记载：“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沁水北岸，金时官僚宴游之地，有石图本尚存。”既然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为什么画在城东几里的地方？如若按照该志所画沁园的位置的比例推论李商隐墓的位置，也应在离县城三十里的雍店之东原。如此说来，文献对李商隐墓准确的记载，应当是“雍店之东原”和“清化北山下。”。 
从记载的可信性看，《覃怀志》说是“今不可考”；民国二十六年《沁阳县志》只有个模糊说法“相传在城东”。《文集》说的比较具体，“李商隐祖茔在雍店之东原”。而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经过考证，确定李商隐祖茔“今考在清化北山下。”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历史实事、事件的确定，一是历史资料的记载，二是经过科学的考证。传说、推论只是考察历史事件的参考，而不能作为确定历史事件的依据。典籍中有记载模糊的，有记载清楚的，应当舍弃模糊的，遵从清楚的。关于李商隐墓和李商隐祖茔的确定，其可靠依据应当是《文集》的记载，和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经过考证记载，其他的皆不可作为依据认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