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谭其骧
个人简历
  著名科学家谭其骧[1]谭其骧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家，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1911年2月25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籍贯浙江嘉兴）。 
1926年肄业于秀州中学，1926年—1932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系；1927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1930年毕业；同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193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32年—1935年，1932年春任北平图书馆员、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后又兼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在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
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
1946年随浙大回到杭州，并给上海暨南大学兼课。
1950年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是唯一的文科学部委员。
1990年，改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8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人物概述
谭其骧（1911～1992），国际知名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生于1911年2月25日，卒于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浙江嘉兴嘉善人。1923—1926年肄业于秀州中学。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任教于辅仁、北京、燕京、清华、浙江、暨南等大学。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1982年任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曾当选为3—5届全国人大代表。 
1932年谭其骧曾与朱士嘉,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黄现璠等及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1934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邀请顾先生、陈垣、邓之诚、萧一山等史学名流参加，连同会员一百多人，宣布成立大会(1) 
同年谭其骧又与顾颉刚发起成立禹贡学会任理事。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曾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81—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他从50年代开始，倾注30多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是当今内容最为详确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在我国边界谈判和外交、国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中央领导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就之一。 [2]　谭其骧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重要著作还有《长水集》等。为表彰他对国家的突出贡献，国务院授予他特殊津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荣誉章和“从事科学工作50年”荣誉奖状。1991年，他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其功绩载入英国《牛津名人录》。
生平简介
谭其骧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谭其骧暨南大学毕业时所摄，中间是他。曾任北平图书馆馆员，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1960年获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称号。九三学社社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与顾颉刚等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早年研究地理沿革、疆域史地和民族问题，自成体系。1955年起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并致力于黄河水系的研究，对黄河史研究作出贡献。 
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中国历史地图集》1986年获上海（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称为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另一工程为二十四史的点校），从开始设计到完成历时30年之久，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求学时期
1926年，谭其骧只有16岁，就已在上海的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读书。毕业后，他考进了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成为顾颉刚先生的研究生。顾先生的严谨治学和虚怀若谷的精神，给谭其骧树立了做人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对历史地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做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时，他选修了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讲的《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之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有=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制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先生觉得顾先生在讲义里所列举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制度。为了获得确切的理论根据，他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并把自己的看法写信告诉顾先生。顾先生对谭其骧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示赞赏。
1932年，谭其骧曾与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北平史学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成立大会，邀请顾(颉刚)先生、陈垣、邓之诚、萧一山等史学名流参加，连同会员一百多人，影响颇大。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黄现蟠、朱士嘉为记录。并拟聘陈垣、陈寅格、陈受颐、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洪业、胡适等18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定于1933年元旦出版会刊。
治学严谨
谭先生治学的严谨表现在早年对专业的选择上。为了究竟作怎样的选择，他曾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好几天。他认为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较差，而逻辑思维的能力却比较强，所以学历史特别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于是，他从社会学系转到中文系，又转到外文系，最后  毛泽东接见谭其骧在内的上海各界代表才定下历史系。这并不是所谓的见异思迁，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严肃的思考：我要从事的专业，必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天赋、性格等相符，这样才能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搞历史地理，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熟读大量古代的有关典籍，还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年来，他把《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杨氏《水经注图》虽是新买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缝破裂。他曾去天山南北、跋涉中原各省，考察长江水系和黄河古道。对于1500多个汉县，谭先生大部分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县和地理位置。他甚至从业余消遣——读笔记小说中，捕捉到许多有关信息。
谭先生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因一时的厚今薄古而不敢讲古代史，也不因为评法批儒而违反历史真实地而大捧法家。谭先生激动地说：“我为求真，不在乎是否得罪权贵。”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劝任何想要真正取得一点成就的人，还是专心致力于你的专业，不要去写应时文章为好。”这就是谭先生对后学的殷切希望。
只求真理
与郭沫若争论曹操的历史功过1959年3月，郭沫若的《论曹操》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其  谭其骧雕像后，谭其骧发表了商榷文章。
在商榷文章中，谭其骧列举了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至于小说戏曲中都说曹操坏，不说他好，那又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是否要符合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 
谭其骧具体论述了曹操的历史贡献，归纳为四项大功：1．结束了汉末豪族军阀间的混战，统一了北方。2．征服了乌丸和鲜卑，保障了边境的安宁。3．打击了名门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澄清了吏治。4．恢复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发展了生产。同时指出了曹操的四项罪过：1．打了农民起义军。2．曹操一生打的仗大多数属于统治集团间内部的战争。为了结束混战，求取统一，这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在战争过程中杀人太多，这也不能不算是一大罪。3．摧抑豪强兴办屯田诚然对人民有利，但所谓屯田制，实际上是一种用军事手段强制束缚军民在土地上进行官六私四或对半分的高度剥削的制度。并且不论是佃兵（军）或屯田客（民），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得受政府设置的农官的直接管辖，身分因而降落，走上了农奴化的道路。4．在道德品质方面，他的忌刻残忍实在也是不可饶恕的。
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是非非，尽可能做到  72岁的谭其骧恰如其分，不应该恶之则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爱之则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笔底下，似乎曹操简直没有什么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我看郭老这种看法在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
郭沫若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不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谭其骧指出：“黄巾起义已经基本上瓦解了东汉政权，何待曹操出来推倒？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轻徭薄赋，但曹操的措施是把农民编置在国有土地之上，在农官直接控制下进行农奴式的生产，榨取十分之五、六的高额租赋，怎么能说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建安晚期同样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说明在曹操统治下，农民的生活未必比东汉桓灵以来好多少。曹操击溃青州黄巾军后，收编为青州兵，从此青州兵不再是为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战斗，而是为曹操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了，怎么反能说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
郭沫若说，由于曹操的锄豪强、兴屯田等措施，“把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把人民被奴役的情况扭回了过来”。谭其骧问道：“难道说人民被编置在土地上当农奴，就是调剂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望，扭转了被奴役的情况？”再说当时兴屯田的也不限于曹氏一方，孙氏在江东也推行了，规模也不算小，可见这也算不得是曹氏政权的特殊优点。
郭沫若认为历史上关于曹操杀人的记载，不见得完全可信，他举攻陶谦一事有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认为《曹瞒传》是吴人做的，说曹操坑杀数万口是明显的敌对宣传；《后汉书·陶谦传》把杀人数字夸大成数十万，更是典型的曲笔；只有《魏志·陶谦传》的记载比较可信，而所载“死者万数”，“这里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谭其骧指出：史料中记载曹操杀人的事很多，就连《魏志·本纪》中也说他“所过多所残戮”；就算《吴书》出于吴人而不可信，难道《魏志·本纪》也不可信？同样是《魏志》，为什么只有《陶谦传》可信，而《本纪》就不可信呢？
郭沫若认为曹操杀孔融二子一事不可信，理由是此事在郭颁《世语》  谭其骧书里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和范晔《后汉书·孔融传》才予以肯定，并说《三国志》注者宋人裴松之曾对孙说加以批评。谭其骧指出：这是郭老一时疏忽，误解了裴松之的原意，裴的原意对孔融二子同时被杀并无异议，只是对孙盛所述孔融被捕时二子“时方奕棋，端坐不起”一节认为违反常情。同时曹操经常夷人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并非只杀孔融一家。至于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也有三种记载，谭其骧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存疑。
郭沫若说曹操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执行了这一政策是有功的，谭其骧说那又未必。他认为曹操迁边疆部族于内地，“无论对内地而言，对边疆而言，对汉人而言，对少数民族而言，都没有好处，它的唯一好处只是增加了统治者的剥削对象和兵源而已”，“退一步讲，曹操时代乌丸为患于边地，迁之内地，犹可说是有利于安边，但如后来他西征张鲁时，又迁汉中的窦人和武都的氐人于关中陇右，那只是为了怕留在汉中、武都为刘备所煽动或利用耳，于各族人民何益？徒然使氐、窦背井离乡，颠沛失所而已。”
郭沫若又说“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谭其骧认为此说也有问题。“晋之代魏与汉之代秦情况不同，而略同于隋之代（北）周、赵宋之代后周，正如隋人宋人无需乎说宇文泰（北周开国皇帝）、柴荣（后周开国皇帝）的坏话一样，西晋人也无需乎说曹操的坏话。事实上西晋人确也未尝故意诬蔑了曹操，袒护了刘备。”
谭其骧的结论是：“总之，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这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争论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郭沫若还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后又针对别人的意见连续发表了《再谈……》、《三谈……》和《四谈……》。在其编著的《蔡文姬》一书中，还收录了他所作的剧本《蔡文姬》和有关文章。郭沫若研究蔡文姬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她来进一步肯定曹操。谭其骧也进而研究了有关论文，于7月3日写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与郭沫若等人商榷。原来参与争鸣的刘大杰、刘开扬、李鼎文、王达津等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的，而谭其骧“就当时的历史事实，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中所描叙的事物情景相互予以参证，从而对这整个问题中所包含着的各个问题，即作者生平的各个阶段和各篇作品的真伪，一一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在这场讨论中别树一帜。
从宋人苏轼到今人范文澜、郭沫若、刘大杰等都对《后汉书·董祀传》所著录的两章《悲愤诗》表示怀疑，认为不是出于蔡文姬之手。谭其骧指出，《胡笳十八拍》中所述完全不符合东汉末年的实际，反之，见之于《悲愤》二章中蔡文姬的亲身经历却只字未见。由此可见，这位作者不仅对文姬没胡时期的胡汉关系不清楚，连对她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没胡也不清楚，岂会是蔡文姬自己？至于句中提到的“陇水”更与南庭相去甚远，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  谭其骧合影所以他不赞成郭沫若的意见，认为《胡笳十八拍》是一篇能够相当深切体会蔡文姬心情的、感情炽烈而逼真的动人的好诗，但它是出于去蔡文姬时代已远，不了解蔡文姬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的一位作者之手的一篇拟作。
这篇论文发表于1959年第9期《学术月刊》，但另一篇后完成的文章先在7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在这篇题为《读郭着<蔡文姬〉后》的论文中，谭其骧逐一指出了郭沫若在剧本《蔡文姬》和《跋胡笳十八拍画卷》一文中的错误：蔡文姬只是“左贤王部伍中”许许多多被掳来的侍妾之一，不可能是左贤王妃。曹操派去赎回蔡文姬的，是一位名不见史传的小官周近，并不是什么“大将军”。蔡文姬在胡中“生二子”，郑振铎用了“子女”二字，剧本中据此安排了一子一女，实际上《蔡琰别传》中已说明是“二男”。剧本中安排了长安郊外一幕，是误解了《胡笳》本意，即使根据《胡笳》也并不是指真正的长安，而是泛指中原王朝的国都，实际上从美稷回中原根本用不到经过长安。剧本将归国的终点安排在邺，是由于作者把年代搞错成建安十三年，而建安八年时邺还为袁绍所占，曹操还在许。
谭其骧指出：剧本最成问题的，是将单于呼厨泉和右贤王去卑安排在南庭故地。实际上，右贤王曾从河东出发参与侍卫天子东还之役，最后送到许，然后归国，此所谓“国”，即其原出发地河东，不可能是南庭。而呼厨泉是在于扶罗死后继任单于的，他以于扶罗之子豹为左贤王，即刘渊之父。从于扶罗至刘渊，一直住在河东。郭沫若据《晋书·匈奴传》，在剧本中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下作了一条说明：“此人以建安二十一年朝汉，被曹操留置于邺，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故在曹操手中，南匈奴等于归化。北匈奴早已西迁，其旧地为鲜卑族所占据。”但他竟然没有注意到，《匈奴传》在以下明明叙述了这五部的都尉分居于故泫氏、祁、蒲子、新兴、大陵五县，都在黄河以东当时的塞内，而塞外别有匈奴部落，至西晋初还有归附的。在这样误解的基础上，郭沫若竟说“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曹操）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实际上，“等于归化”的南匈奴，只限于当时杂居在塞内黄河以东、陉岭以南诸郡县境内的五部之众而已，匈奴问题到曹操手中，并未全部解决。
郭沫若对不同意见一般都要着文加以反驳，但对谭其骧这几篇论文居然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主编图集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于1955年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初稿完成于1974年，后陆续内部发行。1980年起修订，1982年起公开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这部空前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
在《图集》的编绘过程中，经过反复研究，谭其骧确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事实，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揭示了统一逐步扩大、巩固，开发逐步深入、稳定的基本趋向。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图集》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在一次讲话中他指出，“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3]从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
主要著作
《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年。
《长水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长水粹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主编)，辞书出版社，1978年。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一主编)，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主编)，辞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