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方步舟
百科名片
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后改名向光如 ，湖北省大冶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与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担任过地方干部及红军高级指挥员，最高曾任湘鄂赣红十六师政委。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后因种种原因于1937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抗战期间曾任第九战区第八挺进队司令。1949年解放前夕率千余人于浙江四明山起义，陈毅同志在主持三野前委讨论方步舟的问题后，给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解放后任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1990年与南京逝世。
人物简历
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又名向光如，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项谷文村人。民国16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大冶县立工业学校校长、大冶县农民协会秘书、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六团班长、中共阳大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阳新县委书记、鄂东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湘鄂赣省鄂东南道委书记兼军区北路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师政治委员、师长、湘鄂赣军区参谋长、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自任武（昌）鄂（城）阳（新）大（冶）边区政府主席，历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纵队游击司令、第九战区第八挺进队司令、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为十八级国家干部。历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副场长、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青龙山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投身革命
方步舟民国3年（1914年）毕业于大冶县立高级小学，民国9年毕业于县立中学，民国14年毕业于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民国15～16年曾从事工农运动。民国16年，由中共黄石港地方委员会农委书记李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北伐军贺龙部驻扎在黄石期间，以“东征讨蒋”名义进行整军扩军。在周恩来的指导和中共黄石港地委的发动下，包括方步舟（时担任大冶农协秘书）在内的700多名黄石地区革命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这支部队。方步舟（参军后改名为项升平）等人被编入侯镜如（黄埔一期生）为团长、李奇中（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为副团长的第6团，大冶农民自卫军负责陈珍如为该团三营副营长，殷维建、费国胜任三营九连正副连长。地委领导李襄群（李实）、魏亮生等人都到贺龙部队中任职，全都编入新组成二十军教导团或第六团。
在鄂东南地区
方步舟随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参加潮汕暴动，暴动失败后来到武汉，同年11月与胡朝珠各携驳壳枪1支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回阳新、大冶，组建鄂东南地区地方党的组织。他们先在大冶项谷文村的华家山一带，经过10多天的艰苦工作，秘密串联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戴英奇、戴华丰、刘全山、柯永年、石励金、石坚白等人，经省批准成立中共阳大县委，胡朝珠任书记，方步舟任组织部长，戴英奇任宣传部长。 随后，方步舟、戴英奇到阳新北乡与侯星海、石继民、曹大骏、熊高才、刘怀玉、刘清臣、曹振亚、曹汝实、曹树元等一批党员取得了关系。自此，党的活动又在阳新迅速开展起来。
1928年1月16日，阳大县委通过内线得知湖北省参议员兼阳新县清乡总团团长刘慧臣等在刘氏祠堂续定宗谱的消息后，决定举行刘显堍年关起义。入夜，各路农军按照县委的部署悄悄地包围了刘氏祠堂和“清乡总团”团部。晚10时许，在打入“清乡总团”的党员刘辉刚等人的接应下，农民冲进祠堂，抓获处决了刘慧臣。与此同时，党员刘全山、刘怀玉率领另一部分农军在内应配合下攻进“清乡总团”团部。此次共击毙刘慧臣等土劣6人，全歼阳新县“清乡总团”，缴枪30余支和大批物资。
1929年春，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成立，方步舟任委员，至此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同时期鄂东南地区的红军武装已发展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枪，被编为鄂东南独立师，方步舟兼任师长。
1930年中心县委改为鄂东南特委，方步舟任委员。同年5月，方步舟随何长工、吴致民、徐策等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31年4月，根据湘鄂赣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了加强边区的武装斗争，平（江）、修（水）、铜（鼓）分区，成立独立红一师；浏（阳）、宜（丰）、万（载）分区，成立独立红二师，鄂东南独立师改名为独立红三师。同年 6月，方步舟改任中共鄂东南道（地）委书记，主持地方工作。
1933年3月，鄂东南道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湘鄂赣军区红军独立第三师为基础，与赣北独立师、河北指挥部合编为红十七军。8月1日，红十七军在湖北省通山县黄石洞成立，军长张涛，方步舟任政委，下辖第一、二、三师。1934年2月，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经过鄂东南地区一系列战斗的十七军，被缩编为红三师第七团。
三年游击战争初期
1934年，中共湘鄂赣省级机关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十六师1000 余人在奉新龙门山区,因陷国民党军重围而遭受惨痛损失，师长高永生牺牲，史称“六七月事件”。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也宣告失败，比中央根据地早三个月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同年8月，在参加完省委紧急会议后，担任省委巡视员的方步舟受省委指派，到咏生县和鄂东南联系分散的红军地方武装。他在咏生县找到谭凤鸣率领的独立营后，与谭率部到鄂东南与红3 师第7 团余部取得联系，并把独立营并入第7 团，随后又与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所率的部队在冷水坪会师，共计部队800余人。9月上旬，省委副书记傅秋涛所率的7人短枪队赶到，向他们传达了省委 8 月紧急会议的精神和关于恢复红16 师的决议及计划。他们一起研究后决定部队边打仗，边扩大队伍，返回黄金洞地区。傅秋涛、严图阁、方步舟等旋即率这支部队南下，由通山向崇阳、临湘、平江方向挺进。部队在经过平江的伍公市、新墙、新市街、南江桥等地时，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区、乡政府，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其中击溃了敌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桥歼敌驻军 1 个排，俘敌七八十人，缴枪百余支和大批物资，并在沿途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 1100 余人。
1934年11月，鄂东南道委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部队共1200余人，由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袁洪国任师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 46 团团长，梅子益任副团长。同时，师下还辖1 个特务营，张玉清任营长。该月末，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与国民党军的遭遇战中，省委书记陈寿昌负伤牺牲，部队减员至700余人，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崇阳金塘休整。
1934 年底，国民党军为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红军和红 2、6 军团，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清剿”，将驻扎于这一地区的第 26、第 50 师调往湘黔边境，同时其第 33 师也被北调至湖北阳新、大冶，这样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敌情顿时缓解。湘鄂赣省委虽因电台损坏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不明其中缘由，但明显感到敌人兵力的减少和“清剿”次数的减少。于是，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猛烈扩红， 12 月，红 16 师又发展至 1200 余人。
1935 年初，湘鄂赣省委继年前 1 个多月的扩红运动后，又提出“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号召最好的党员、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掌握部队，并在前线和后方开展杀敌、扩红竞赛，提出“前线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的口号。地方干部积极开展扩红工作，游击区群众踊跃参军，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加入红军的动人事迹，游击区内再度掀起了扩红运动的高潮，在 1935 年的头 3 个月里，仅西北的修通等县就扩红 700 余人，东南的平江、浏阳、长沙、咏生、宜萍、万载、修水、铜鼓 8县扩红 1200 余人，使红 16 师扩大到 2500 人，1400 支枪。扩红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红 16 师的发展壮大，先是该师进入湘鄂赣的药姑大山后，于 4 月收编了廖海清带领的一支约有三四百人的绿林武装，并以该部为基干，编成红 16 师第 48 团，由廖海清任团长，赵改中任政委。继而，在省委提出扩红的“红五月冲锋计划”后不到两个月，全游击区又动员了 2500 余人加入红 16 师。于是，6 月下旬在平江县小水岭又成立了红 16师第 47 团。至此，红 16 师 3 个团建制全部恢复。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委，魏平任副师长兼第 46 团团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兼第 48 团团长，钟期光任师政治部主任；赵改中任第 46 团政委；钱林往第 47 团团长，曹茂柏任团政委；袁洪国任第 48 团政委。全师发展到 5000 余人。
同时期红十六师也频频对敌出击，1935年元旦，敌军第五十师戴岳部的一个团，由修水的庐坊向大源开进。红十六师得到情报后。在修水与崇阳交界的大源附近伏击敌人，缴获敌军重机枪四挺，步枪300余支，弹药一部分，俘敌200余人。大源之战不久，红十六师又打败了敌军一零五师一部分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其中一个侦察连全部被红军俘虏。事后第三天，红十六师又袭击了敌军一零五师的一个营，俘敌400余人，缴获轻机枪36挺，步枪200余支。4月，红十六师在虹桥设伏歼灭敌军第十九师成铁侠旅两 个团，俘其 5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
麦市突围
1935年6月，敌军调动进攻江西的汤恩伯、樊松甫等主力部队，配合驻在湖南的长沙、平江、浏阳，江西的万载、铜鼓、修水；湖北的通城、崇阳等县的敌人，向湘鄂赣边苏区的红十六师进攻。进攻的重点集中在南江桥、钟坪一带。四周形成了大小数十道包围圈，建立了数不清的碉堡群。敌人的总兵力大于红十六师数十倍，他们企图在此次“围剿”中一举全歼红十六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险恶形势，红十六师领导制定了应急的两个突围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由钟坪、南江桥出发，经过修水突围，开到修（水）铜（鼓）宜（春）奉（新）边，打下几个县，开辟一个苏区，呆个把月，静观形势变化，能立足就坚持下去，如情况实在严重，就沿罗霄山脉暂时开到湘赣边，以至到中央老苏区，然后视情况再打回湘鄂赣边来。第二个方案是，由通城到崇阳，从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的大别山。如果在湖北不能突围过长江，就改由湖北到修水、永修、瑞昌、德安。
7 月中旬，按第一个突围方案，红 十六 师掩护着省级机关及由省保卫大队、咏生县区干部和家属组成的特务团共三四千人马向修水方向突围，部队进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线时，遭到敌火力的严密封锁，在遭受很大伤亡后，一道碉堡封锁线也没有突破。当夜，红 十六 师折回白沙桥。途中，又同敌军第 四 师激战了四五个小时，红十六师虽给第四师以严重杀伤，自己亦伤亡 300 余人，被迫撤出战斗。
从修水方向突围不成，省委、省军区遂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率领部队于7 月 16 日夜改向西行，越过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北行进入通城的盘石、云溪地区，在此地将 300 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后，决定分 3 路由通城的麦市突围，通过麦市河，向崇阳方向进击。按照部署，徐彦刚、明安楼率领第 46 团为中路；严图阁、刘玉堂率领红 47 团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钟期光率领红 48 团为左路；傅秋涛率领省级机关和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跟进。黎明前，中路、左路顺利渡过麦市河，而傅秋涛部在途中休息时，由于疲倦耽误了时间，没有跟上中路的行动，待赶至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河面，无法过去，右路第 47 团和左路第 48 团的 1 个后卫连也未能突过河去。
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在麦市河突围不成，即返回通城云溪白石岭，在这里与第 47 团和第 48 团后卫连会合，几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发觉红 16 师仍有一大部分没有突过麦市河，立即以 1 个师从白沙岭追来，以 1 个师从天岳关前来堵击。傅秋涛率部从三眼桥、燕岩之间乘夜息声悄步地穿过敌六七个土围子和碉堡，在雷家滩渡过一条河后，终于突出敌围，安然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方步舟等率领的中路、左路部队渡过麦市河后，因不见右路和特务团过河，加之敌人以主要兵力迫击未过河的红 16 师部队，他们未遇大股敌人的追击，便在通城与崇阳交界地带等候右路和特务团。五六天后，敌军数路人马包围过来，徐彦刚遂率部队向阳新方向转移。部队进至阳新太子庙后，在下一步向何处行动的问题上徐彦刚与方步舟发生意见分歧。方步舟主张从阳新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黄梅、薪春到大别山去；徐彦刚则认为红 16师是湘鄂赣游击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游击区，主张从黄颗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码头镇，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多数指挥员赞同徐彦刚的意见。于是，部队在太子庙稍作休整后，以红 46 团组成先头部队，由徐彦刚率领，红 48 团和师机关组成后续部队，由方步舟率领，两部先后由太子庙向黄颖口开进。徐彦刚卒 46 团到黄颡口后，找到一些船只，即乘船顺流而下，并拟登岸后，再由这些船返回运载师部和第 48 团。然而，当方步舟率师部和第 48 团赶至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只好率部返回太子庙，并拟经凤凰山向黄金洞靠拢。在途经凤凰山的凤凰寺时，遭敌堵击，后面敌人又挥兵追上，在敌前后夹击下，师部和第 48 团指战贝虽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大部伤亡，只有方步舟、钟期光、魏平等十余人突自至大冶龙角山隐蔽起来，方步舟被认为在突围过程中指挥失误而因此降为师参谋长，尔后至 11 月，这支部队余部历经艰险，辗转返回黄金洞地区。徐彦刚率领红 46 团从黄颡口顺江而下后又等待了红48团几日，遭到国民党军围攻，部队溃散。徐彦刚受伤后被歹徒杀死，全团仅存六七十人由明安楼率领于 10月返回黄金洞地区。
西安事变后变节
麦市突围后，红十六师又数次出击，均遭惨痛失败，最后仅剩七、八十人，这时湘鄂赣省委才痛定思痛，开始逐步转变斗争策略，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斗争，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形势有所恢复。
“两广事变”发生后，1936年7 月初，方步舟、刘玉堂率领游击队从省委、省军区驻地辜家洞出发，深入敌后作战，取得了一定胜利。于是省委、省军区于 7 月底决定再次复建红 16 师。重建的 16 师没设团的编制，只辖 3 个营和 1 个侦察大队，另有师部直属的 1个重机枪连和 1 个通信排。全师约 700 余人。方步舟任师长，刘王堂任政委，谭凤鸣任参谋长，黄加高任政治部主任。经过几个月的深入敌后作战，红16师击溃敌人8 个团，游击区再一次度过艰难的岁月，麦市突围后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改变，以平浏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 16 师和各地区独立营、游击队亦更加壮大。
1936 年 12 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敌后的红 16 师返回通城地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崇阳一带敌兵力空虚，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侦察，去人带回了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方步舟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 16 师会合，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接到方步舟信后的傅秋涛，经省委会议谈论后，立即决定前往鄂东南于红16师会和。
但此时国民党军一面与陕北和谈，一面继续在南方加紧进行对红军的清剿活动，玩弄两面手法。对于国民党军重新调集重兵“清剿”湘鄂赣游击区，方步舟率领的红 16师亦全然不晓。为同省委会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1937 年 1 月，方步舟率红 16 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县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 8 师 1 个团遭遇。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 16 师受到不少损失，遂撤出战斗。与省委回合后，傅秋涛责怪方步舟不该错判形势以及指挥战斗失利，并决定撤销其红16师师长一职。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展开争论，因而受到集中批判并被开除党籍。
适值此时，方步舟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战斗中由于腿部受伤，被国民党军俘获。敌军送信给方步舟，威胁若不投降便中断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方步舟终于经受不住考验，于1937年3月21日只身携枪离队，5天后在龙港向国民党军第121师投降，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变节后的经历
变节之后的方步舟虽向国民党军要求不做有害我军的事情，但实际上他的行动仍给我军造成了不小损失。由于向国民党军透露了红十六师预定的行军路线，红军再次遭到敌军围攻，仅剩200余人。受其叛变影响，湘鄂赣游击区活动再次陷入低潮，红16师代师长冯育云、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东北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少共书记王佛生，全都叛变投敌，给当地我党组织造成了巨大损失。
方步舟投奔国民党后，出任国民党武汉行辕参议。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进行大屠杀后，沿江西进，进逼武汉。他再次回到鄂东南重整旧部，组织抗日游击队，称“方部”。后为国民党军队收编，任国民党鄂南第八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武汉保卫战时，被部署在长江北岸，因拒绝调往湖南衡阳整训，辞去司令职务，回家乡抗日，不到数月发展到人枪1000余，下辖三个支队。1939年曾与共产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
在鄂南地区对日军的数年游击作战期间，方步舟部颇有斩获。与新四军地方武装也发生过零星冲突，曾在武昌湖泗区包围袭击新四军梁湖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大部分被打散。
1943年，方步舟因保护其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九战区以“纵匪殃民”罪被捕入狱。1948被保释出狱后在汉口做煤炭生意。
四明山起义之后
1947年冬，方步舟的同乡兼同学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长刘培初，深知方有军事才能，便多次上门拉方当其副手，于是被任命为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次年方步舟与中共沔阳县委书记陈秀山取得联系，被命令继续留在武汉做秘密工作。
1949年2月，方步舟奉令率部从武汉调防浙江鄞县护卫蒋介石。其实早在开拔之前，经中共江汉地委城工部的策动，方步舟已准备待机起义。在调防后，他也曾数次派人寻找共产党，积极准备起义。但其动向被其手下人向刘培初告密。刘培初知悉欲拘捕方步舟，方步舟乃于4月23日毅然率800余人(整编时为650余人)在浙江宁波望春桥起义，后抵达东部四明山乌岩村（鄞西石岭村）携重机枪1挺，轻机枪24挺，步枪240支，卡宾枪24支，短枪35支，掷弹筒3只（浙东纵队根据地）。 几天后，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四明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薛驹亲率四明主力部队来到了乌岩村（今爱中乡政府所在地），借该村一庙宇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当地群众送酒送肉，热情犒劳起义官兵。会上，四明工委授予方部以“光明部队”的番号。 此后，“光明部队”配合县中队，打下了鄞西最后一个蒋军据点黄古林，并参加了解放樟村、梁弄、上虞等地的战斗。绍兴解放后，该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64师191团。 
此时接管方步舟反正的王建安、谭启龙七兵团觉得不好处理，便将方步舟送到南京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讨论方步舟的问题，经过研究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陈毅同志交代我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作这样处理：‘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全国解放后，，改名为向光如，任安徽省宣成农场副场长、南京青龙山林场副科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拘捕入狱。1982年12月改为离休，1990年3月在南京逝世。
方步舟著有《红十六师历史》、《鄂东南革命斗争史》、《抗日战争史》、《读书笔记》、《方步舟诗词》、《愚公评红》、《方步舟自传》。
人物评价
方步舟其人经历复杂，他既为中共党的事业做过贡献，又背叛了中共；投靠了国民党，却又率部起义。
对此，安徽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阮贤榜少将在《忆鄂东南土地革命斗争史实》说：“鄂东南苏区创始人之一方步舟叛变投敌了。他在创建鄂东南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军政、文武双全，当时在群众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此人1936年（应为1937年）叛变投敌，1949年又率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
钟期光上将回忆说：“方步舟是大冶人，和徐彦刚共同指挥了虹桥战役，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当过士兵，后来对开辟和发展鄂东苏区有过贡献。当过鄂东南道委书记，会打游击战，但以后在1937年逃跑叛变，当了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他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各千余举行起义，由王建安、谭启龙同志的七兵团接管。他门觉得不好处理，以后将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来。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讨论方步舟的问题，经过研究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陈毅同志交代我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作这样处理：‘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
蒋经国自述：“……我当下对他说：你要特别小心，方步舟（刘的副手）一定有问题。刘先生极力为方辩护，说我多疑。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时，方步舟穿一件长棉袍，头上戴一个鸭舌帽，低着头，眯着眼坐在火盆边，原来他在外边偷听。他是鄂南红军的师长，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不能立足，便投降过来，和刘先生是小同乡，刘先生对他很佩服，请他当副总队长。我因为信任老明友，没有把这种情形告诉经国和俞济时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