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子泉
王子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恢复煤矿生产、改革采煤技术、培养技术人员，特别是对矿井地质的开创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平简介
王子泉，河北省南宫县人。1886年出生于一个小布店主的家庭。因买卖倒闭，家境日衰，父亲一心要他学生意，屡屡阻止他继续上学。因他学习成绩优异，在老师和亲友的劝说下，才得以上中学，考大学，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北洋毕业考上公费留学，其父得知，坚决不同意，未能成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造就了他同情弱者、不怕吃苦、自食其力、自强不息的性格。
王子泉1920年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被录取为萍乡煤矿见习段长。恰逢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大罢工。王子泉那时是24岁的热血青年，他目睹了路矿工人的斗争，在后街牛角坡一僻静小巷找到“补习学校”去听课。上学时他读过《新青年》、《劳动》杂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而路矿工人的斗争又给他上了重要的一课。
1943年1月，王子泉曾去重庆《新华日报》社与中学同学邢之桢（即徐冰，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见面，希望参加革命。徐冰说，解放区尚未办矿，你去没有适当工作，有机会再联系。后在日本侵略者频频进犯、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之时，去了江西天河煤矿。
1948年春，赴南桐煤矿接任矿长。接任后首先恢复通川湘公路的运煤公路，与川黔铁路相连的轻便铁路等工程。王子泉提出民主办矿，让工人参加矿务会议。开始工人不来，他执意等他们来了才开会。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等职工福利问题；工人也对煤矿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11月底，建立了“南桐煤矿员工联谊社”，与工人们关系很好。1949年2月有人向上告发“矿上发现奸党”，以此相威胁，故忿而辞职。工人联名写信挽留。王子泉已决心北上，遂于2月6日离矿赴重庆。
1949年2月6日由南桐煤矿辞职，在重庆化名王一黎，等待北上（北平已解放）。先后有三位朋友前来联系相托带其孩子北上。其中有天府煤矿黄某收养的朱德老友孙炳文之女黄粤生（化名）。托王子泉带往北平交给于她的母亲任锐（至北平时任锐刚刚病故，遂交与其姐孙维世）。一贫如洗，为了吃饭，和孩子在夜市摆地摊卖书籍、衣物；为了北上，向别人借路费。后经天府煤矿董事长卢作孚帮助，经香港北上。到港由乔冠华安排，乘“大中山号”北上。8月4日抵营口，又抵沈阳，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热烈欢迎。8月30日抵北平，徐冰来火车站迎接，介绍给华北企业部长刘鼎、薄一波、陈郁；由陈郁委派王子泉到中央燃料工业部华北煤矿管理局工程师室工作，9月6日上班。之后，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掀开了他人生崭新的一页。时年53岁。他见到已参加革命的大女儿的主要一句话是：“可惜我年纪大了，不然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王子泉早年即向往革命，热切希望加入党的组织，并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组织让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曾问，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是否还能入党，回答：当然可以。于是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为民盟北京市代表大会代表、市委文教委员、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民盟的活动中，主要是通过组织向党反映工程技术人员的建议和要求。民盟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为此专门邀王子泉和王德滋到他家叙谈。1953年夏，随“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赴广西贵县参加土改7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只知煤矿工人的苦，这次看到农民同样苦，农民也是有觉悟的。返京后，在民盟市委会上发言，受到大家的称赞和鼓励。此外，他还参加过中国人民大学思想改造学习班，自觉地改造自己。
王子泉是一级工程师。他考虑到国家困难，自己的工资和大家差距太大。1953年，他主动向组织提出减薪，经同意，只领取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相当于三级工程师，充分表现了王子泉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1956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主要科学技术成就
办矿王子泉工作过的煤矿，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他对安全工作一丝不苟，主要抓了四个方面：勤下井、勤检查、深入现场、对情况了如指掌；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对矿区情况、井下地质构造、可能发生什么事故和如何处理做到心中有数，事故发生后能作出科学的判断，提出妥善的处理办法；力争完善安全生产设备、宣传安全生产知识、严格规章制度，以身作则；事故发生后亲临一线指挥，鼓励士气，正确地、有组织地、及时地使事故顺利解决。
20世纪20年代，他任萍乡煤矿八方井副段长。矿上工程紊乱，贪污成风，帮会势力、把头制度根深蒂固。八方井总管原在轮船上伺候外国人，后随德国人来矿。北洋大学的同学都受到他们的排挤打击，有的还挨了打。三位同学陆续离去。工人受到的剥削、压榨、克扣更是残酷。挨打更是常事，甚至被关押、砍头示众。
为了给工人创造好一些的条件，王子泉总是坚持在上一班工人已上井、下班工人未下井前，提前进入煤洞，检查安全情况。一次井下起火了，王子泉和工人一起打土墙堵火，他坚持让工人十分钟倒一次班，以免因吸入大量一氧化碳而中毒，自己却晕倒在泥水中。终于控制了火势，未酿成大灾。
1926年，王子泉任正丰煤矿总煤师。一次井下发生透水。王子泉急忙下井查水源。他一面布置机械抽水，一面和工人一起七天七夜泡在水中抢险。在大巷和备用水泵的水仓之间挖出一条水道。全部水泵都开动了，水还是不断上涨，矿井有被淹的危险。他急令机械厂加夜班把载人下井的罐笼改制成水罐提水，一小时后，水位开始下降。终于没有死伤一人，保住了矿，很快恢复了生产。在水里、泥里，一块摸爬滚打，和工人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1928年春，工人罢工、停水，但王子泉家中却有水喝。直到解放后，煤炭部安检局局长张文同志才揭开这个谜。原来那时他是井下工人，地下党员。工人对克里克等德国人住处的水都切断了，三个中国工程师的家没关水闸。然而资本家却说王子泉是“奸党”。有一次甚至要逮捕他送县衙门。
在南桐、井陉等煤矿，王子泉多次亲自下井，抢救瓦斯、突水等险情，确保了矿井安全。抵制掠夺性开采1925年王子泉到井陉煤矿，工程大权被德国人汉纳根控制，在德国成立“井陉煤矿公司”。为了在短时期内获取最大利润进行掠夺性开采。如对八米厚煤层采取“陷落法”采掘。不仅回收率极低（仅40%），工人生命也没有保障，曾发生过煤塌下来，工人、工程师被埋的惨剧。这种采掘方法是德方决定的。王子泉提出改变这种采掘方法，德国总工程师克莱玛还不答应。因为合同是20年，“陷落法”成本低、利润大，死的是中国人。王子泉等据理力争，责问他：“在你们德国用不用‘陷落法’”他说：“不用，德国法律不允许。”王说：“‘陷落法’德国在禁止之列，你到中国来就违法！野蛮开采！”“这是对中国的侮辱！这是掠夺！”克莱玛理屈词穷。经过反复斗争才部分采取了比较安全的黄土填充法。
德方工程主管是军人，并不懂技术，工资却比中国工程师高出一倍。王子泉在井下找机会教工人学一些采煤和测量知识。有一个工人叫刘仁贵，每天只挣三毛钱，自己花十几元买了个罗盘。一次，德国总工程师在井下，想看一个洞子中线准不准，来回走了几趟都看不对。刘仁贵掏出罗盘说：“这条线很准，你看，这不是很准吗？”他无话可说地走了，自觉很丢面子，回到办公室质问王子泉：“某工人会测量，是你教的吗？”这个“中国通”说：“你不能教给他！古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放后，刘仁贵成为技术工作人员，曾到北京开会又见面，使王子泉深得慰藉。调查地质矿产资源王子泉先后在河北省农矿厅（1929～1932年）、察哈尔省建设厅（1934年）、经济部矿冶研究所（1938～1941年）担任技正，去各地进行地质矿产资源调查。如在矿冶研究所期间，1938年8月至1939年4月，与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教授同行赴西康省，即川藏交界的高寒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资源调查。调查了西昌以北的泸沽洞，测量了磁铁矿。1939年1月袁复礼南行回昆明。王子泉只身继续北行，经越奋、平康铺、汉源，到荥缁调查大矿山赤铁矿、硫磺矿，聚坝的铜矿、灵关的沙金矿，木梳坪的赤铁矿，老场的硫磺矿，宝空的辉锑矿等（《西康调查报告》除当时交资源委员会，解放后交煤矿管理总局存档一份）。5月4日返回重庆，正值日本侵略军对我大后方狂轰滥炸之时。6月，赴四川自流井调查威远县黄荆煤矿；次年再调查巴县、南川、綦江、桐梓等煤矿……历尽艰险，以高昂的爱国热忱，为开发大后方矿藏，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后黄荆沟发展为川贵交界较大规模的南桐煤矿，用以炼焦，为大渡口钢铁厂冶炼之用。
在河北省农矿厅时期，调查了宛平的煤矿、密云金矿、沙河铁矿、昌平水泉、邯郸煤矿、磁县煤矿、兴隆煤矿等。在察哈尔建设厅时，调查了龙烟煤矿等。
王子泉作为一位煤炭专家，十分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为它倾注了全部精力。以他高度的责任感，孜孜不倦，脚踏实地，含辛茹苦，甚至置生命危险于不顾。解放前，在恶劣的环境中，经他亲自参与开采的煤矿10个；亲自勘探调查的矿区22个。狠抓煤矿生产的恢复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三年经济建设恢复时期，王子泉参与了组建队伍、制订计划、恢复生产、提高产量以及采煤方法，生产管理的改革等一系列工作。
王子泉初到华北煤矿管理局，任工程师室负责人。1950年9月为计划处处长，局领导把计划处作为参谋部，十分重视。要求逐日汇报华北各矿采掘的精确数据。时值建国初期，技术人员极度缺乏，受领导委托，王子泉邀请一批老朋友、老同事来京工作，有的去了煤矿，有的留局工作。煤矿刚刚从旧社会的破烂堆里接收过来，一些矿井被淹，被破坏的等待恢复，矿藏须进一步探明，但又没有地质资料。社会上对煤矿不了解，矿院虽成立了，但很少有人报名。王子泉曾应邀到中央广播电台宣传煤炭工作的重要性，还去矿院讲课，介绍我国煤炭生产发展的形势，参加毕业生答辩等。
当时主要的是进行采煤方法的改革，包括开滦、大同、京西、峰峰、井陉、阳泉、焦作、徐州、贾旺、淄博、枣庄、潞安、轩岗等矿山。由于东北各大矿建立较早，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于是组织山西、华北各矿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共几十人的参观团赴东北。
1950年王子泉任煤矿管理局总工程师，兼技术处副处长。一次与苏联专家在峰峰、淮南、大通、井陉等矿建斜井还是建竖井的问题上发生争论。苏联专家意见建斜井，认为有优越性。王子泉与万鹏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宜建竖井。苏联专家竟然大发脾气！有的领导怕得罪苏联专家，就说按专家意见办。刘向三局长则支持中方专家意见，认为我们自己的专家熟悉自己煤矿的情况。又是经过深思熟虑计算出来的，要从本矿具体情况出发，因煤层距地面较深，竖井成本低，还是建竖井为好。后苏方总顾问听取了汇报，支持了中国专家的意见，撤换了这位苏联专家。这期间，王子泉还随刘向三出差到井陉等煤矿视察。有人反映，有一个矿井老了，没煤了，要报废。王子泉提出从老区采，尽量把煤都采出来；同时进行钻探调查。结果该井又延长寿命十多年。六河沟开凿南山大井，工程颇大，经视察判断，王子泉认为那里没有煤，把工程停下，避免了一大笔损失。后又到峰峰研究改进了该矿的采煤方法。
在技术处工作时期，王子泉参与组织华北一带煤矿的恢复、改建、扩建计划，在技术上抓了采煤方法的改革。改进了老的采煤方法存在不安全、效率低、丢煤多等问题。1953年12月在阜新召开的第一次采煤方法研究会议，做出了推广新采煤方法的决议。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逐步把一些破烂不堪的矿山，改造成新型的矿山，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由1949年的产煤3243万t，提高到年产7131万t。创建矿井地质工作1954年经苏联专家建议，相继成立了矿井地质处、测量处；王子泉在计划处兼矿井地质处负责人。
矿井地质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过去煤矿由资本家、外国人开办，实行掠夺性开采，没有地质资料，井田内有多少资源、地质构造、水文条件如何、都不了解，处于一无人才，二无资料，三无机构的状态。大量资源遭到破坏和浪费。水、火、瓦斯等恶性事故不断发生。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和被动的局面，就需要掌握地质资料。采矿与地质紧密结合，才能使生产更顺利地发展。当时处里有三位老同志、七位年轻同志。对青年实行传、帮、带。为了培养人才，在北京东郊定福庄干校开办了两期训练班，王子泉为技术指导，对各矿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共有200名学员，培训了第一批矿井地质技术骨干。并制定了《矿井地质规程》，正式颁布执行。此后，淮南等矿也相继开办了训练班。
矿井地质工作的创建，一是收集丰富资料，延长矿井服务年限；二是搞清矿井地质构造，保证矿井安全生产；三是探明矿井水文分布等。各煤矿在补充勘探查明地质情况后，编写了《矿井补充地质报告》，经部审批生效。这样，各矿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基本图纸资料，成为指导生产发展的依据，为采掘工作面提供了地质说明书，使煤矿生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人们称它是“煤矿生产的指路明灯”。随着矿井地质工作的蓬勃发展，一支矿井地质工作队伍活跃在第一线。
矿井地质处每年研究勘探布局、钻探任务。一些煤矿找出了新的资源，使面临报废的矿井延长了服务年限（如淮南、大同煤矿）；一些矿井掌握了水文规律，避免、减少了透水、淹井事故（如峰峰、焦作、开滦等矿）。全国煤矿提高了回采进度，增加了产量，加快了掘进尺度，减免了无效进尺。为提高采掘量和机械化程度创造了条件。矿井生产布局更趋合理，煤炭资源保证了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使全国煤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煤矿技术改造的胜利完成，为煤炭工业高速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一门新兴的学科——矿井地质学也相应诞生和发展起来，以它很强的实用性、综合性的特征，成为地质学的一门重要分支。由于王子泉杰出的表现，1954年年终评比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参与筹建煤炭科学院1955年8月决定筹建煤炭科学院，苗树棠为筹备处主任，王子泉为主任工程师。主要两大任务：一是招兵买马；二是盖房子。王子泉即赴各地选调研究人员，从学校毕业生中调进一批；从各矿（东北鹤岗、鸡西等）抽调一批；从北票、本溪、鹤岗调了李文英、刘晰戎、梁松乔等工程师。1956年3月建院，有100 多人。1957年又将开滦的煤化室以汪寅人为首的全班人马80人调进北京。共成立3个所。王子泉任开采所所长。1956年参加制定研究课题及调查提纲，并参加由院方组织编写的12年长远科学规划等。
1962年，因眼睛几近失明，王子泉遗憾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煤炭事业。但他仍担任煤炭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委员，并以热切心情关注着煤炭事业的发展，对生产技术、煤矿安全、地下水处理等提出过不少建设性意见。
简历
1896年9月22日 出生于河北省南宫县。
1914-1920年 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学习。
1920-1925年 任江西萍乡煤矿段长、煤师。
1926-1929年 任河北井陉矿务局煤师。
任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总煤师。
1929-1932年 任河北省农矿厅技正、设计委员、任《河北省矿业矿产志》编辑。
1932年 任河南禹县济众煤矿总工程师。
1934年1月 任察哈尔省建设厅技正。
1934年7月 任河南六河沟煤矿主任矿师。
1935年 任河北井陉矿务局测绘科主任。
1936年 任河北临城矿务局矿长兼总工程师。
1937年秋 因抗日战争携家属转移大后方四川。
1938-1941年 任重庆经济部矿冶研究所技正。
1941-1942年 任成都建中实业公司总工程师兼灌县煤矿。
任矿长、成都燃料公司总工程师。
1945年11月-1947年 任北平门头沟煤矿公司总经理。
1948-1949年 任四川南桐煤矿矿长。
1949年9月-1950年 任燃料工业部华北煤矿管理局工程师室负责人、计划处处长。
1950年9月-1955年8月 任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总工程师、生产技术处处长、矿井地质处副处长。
1955-1962年 任煤炭科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工程师、开采所所长。
1983年1月27日 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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