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侗姓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周成王姬诵，属于以先祖自称号为氏。
西周时期，未成器之人称作“侗”，就是少年儿童，全称为“倥侗”，就是童蒙，亦称作“空同”，意思就是“无知”。这在典籍《扬子·法言》中有注释：“倥侗颛蒙。”
在典籍《书·顾命》中记载：“成王曰：‘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侗，愚也，成王自称。”
周武王病逝时，即位的周成王姬诵只有十二岁，西周王朝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直到七年后周公旦将政权交还给周成王。期间，周公旦平复了武耿、蔡叔、管叔等的叛乱，镇压了东夷族的反抗，分封了诸侯国，完整地构建了西周王朝的庞大政治体制，因此，周成王接手的是一个现成的国家。
对此，周成王一直自嘲地称自己只是个“在后之侗”，什么也不懂，全靠叔叔周公旦的辅佐。
在周成王的庶支子孙中，有以其谐称为姓氏者，称侗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源于侗族，出自中国少数民族名称，属于以民族名称自称为氏。
侗族，古代亦称洞、倲、峒、墥、僮、僚、仡僚、仡偻、仡伶、山瑶等，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
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她的族源更是源远流长，广泛分布在中国东南方的印纹陶诸文化，是目前所获得的最早的包括南方民族来源的资料。有人认为：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后来发展为楚族群，是“祝融之后”，或者是发展成为夏禹诸部落。到了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分布在中国东南和南方的“百越”民族群团。
侗族源于百越，这已成为史学家们的共识，但具体源于百越的哪一部分或者是说侗族源于百越的哪一支系，则看法不完全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较典型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骆越支系发展而成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上骆越的分布地就是今天侗族的分布地。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骆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之一。以后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骆越之民又被称为“僚”。因此侗族的来源大致可表述为越→僚→侗族。
第二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干越支系发展而来的，其后被称为“东越”或“东瓯”。大约在战国初期，西迁岭南落居在今天的梧州一带，继而逐步发展为东达怀集、高安、罗定，西及柳州、象州、武宣、贵县，南至玉林、北流、信宜，北抵鹿寨、荔浦、恭城、贺县，即粤西、桂东相接之地，史称其民为“西瓯”。约在唐朝以前，又在“西瓯”的基础上，随着自身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逐渐地发展成为新的人类共同体，即侗族。然后才迁居到今天侗族分布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外来说”。并认为侗族的自称是从“干”演变而来的。
第三种意见是相对于“外来说”的所谓“土著说”。
土著说的第一种说法认为，今天的黔东南和湘西南的大部分侗族地区，春秋战国至秦时期，属黔中地，居民被称为“武陵蛮”，又因境内有五溪，六朝时被称为“五溪蛮”。所谓黔中蛮、武陵蛮或五溪蛮，概谓之南蛮，这些显然都是统治阶级对居住在这一地区民族的侮辱性的泛称，其中就包括有侗族先民的成分在内。
土著说的第二种说法是：侗族先民是由百越中的“区”人发展而成的。持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越人居住的区域较广泛，如《汉书·地理志》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有“区阳以鳖封”的记载，这里的“区”似是指活动在沅水中游一带的越人而言。“区”的活动区域在“阳”。“阳”之所在，据王念孙引《荆州记》中记载：“武陵郡西有阳山”，西汉时期的武陵郡西有阳山郡，治义陵，即今之溆浦县。溆浦之西是今之辰溪、泸溪、怀化县一带。
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关于侗族来源的说法，论证都比较充分，尽力旁征博引，不仅利用汉文文献，同时也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资料，有的还利用了近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等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力图以此来说服对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侗族来源仍然是侗族史研究中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这一事实的存在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侗族来源的“多源性”。
有学者认为，侗族来源于古代越人；当越人在历史上消失之后，这一地区又出现了僚人；当僚人在这一地区消失之后，又同时出现了包括侗族在内的多个近现代民族共同体。
越人见诸于汉文文献，始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仍“各有种姓”，分布甚广。据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之百越》中记载，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山越、南越、西越、骆越、腾越、滇越等等。他们的分布地正如吕思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中记载所概括的：“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而且有较突出的文化特征，如语言为粘着型，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巢居，善于使舟及水战等。显然，越人是一个典型的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成的古代民族，即第一种类型的民族。那些各有“种姓”部分，就是越族的各个支系。她们中的几个主要支系大致的分布地是：南越分布在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地区；闽越分布在今福建省一带；滇越分布在今滇池周围地带；山越分布在今安徽、江西和湖南东北部；西越、瓯越和骆越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全境和越南北部。由此看来，侗族来源应是与瓯越、骆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当然也不排除与之毗邻、杂处的民族。比如武陵蛮、黔中蛮或五溪蛮，乃至“区”人、干越等等。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不同于氏族、部落，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因此这些来自于同一民族的各个部分或不同的民族又在同一地域上结成了新的民族，使旧的民族逐渐消失，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其名称也就出现在史籍上了。
当古百越族消失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开始出现僚人。史籍《隋书·南蛮》中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俚、曰僚、曰伶，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从这以后，记载这一地区民族的活动更为具体，而且从记载中直接可以看出与侗族有关，甚至有直接记载侗族的。如《宋史·蛮夷传》中记载：“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辰州秸僚三千余人款附”。明嘲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峒僚者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明史》中记载侗族农民起义首领吴勉为“蛮僚”。另一位明朝学者邝露在其所著的《赤雅》一书中更为明确地说：“侗亦僚类”。
由上，人们可以大致看出侗族来源的脉络。
侗族的名称比较多，经常见到的有以下一些：gaeml、jaeml、仡伶、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amjiao、dong等等。将这些名称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称，如gaeml、jaeml、仡伶等就属这一类；一类是他称，就是其他民族对侗族的称呼，如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em、dong等就属这一类。自称与他称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旦改变，它们也常常发生变化，有时既是他称，同时又是自称。
侗族的自称主要有gaeml和jaeml，“仡伶”乃是侗语的汉文记音，以汉字反切标音而成。而jaeml则是gaeml的方音变化，所以说，侗族的自称基本是统一的。在侗族语言中，gaeml这个词除了用作nyenc gaeml(侗家人、侗族)讲解之外，还有“盖子”、“碓窝”(北部方言)等名词性含义。在多数情况下，这个词是当作动词来使用的，其词义有“遮盖”、“隔离”、“防犯”、“设围”、“禁袭”、“阻拦”、“保护”等含义。侗族的自称，是从该词用作动词的含义发展来的。因此，侗族的自称是指居住在有防护设施中的人。这个防护设施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自然状态下较封闭的环境；二是指居民点四周所设的人工防护设施。自然状态下的封闭环境，是一种四面皆有高山或原始森林作为屏障的地带，其中有大大小小的溪流和田园，形成便于耕作的小盆地。这种地方在先秦时期被称为“淤中”。“淤”即阻塞不通之意，在秦汉时期被称为“黔”，到唐宋时期又称为“峒”。
除古代“淤中”、“黔”、“峒”这种自然的隔离封闭之外，还有一种人工的设防围篱，称之为“棘闱”，它是为防备异族、异村、异寨或猛兽入侵而设置的。史籍《国语·吴语》中记载：“(楚灵王)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杜注为：“棘，里名，门也。”刘文其在《左传旧注疏证》引《正文》云：“孔晁曰棘，楚邑，闱，门也”。“棘”是指荆棘，“闱”是指小门，连贯起来解释就是人工用荆棘围成的聚落小门。棘闱内是一个封闭的村社。现在的一些侗族村寨，特别是那些比较古老的侗族村寨，四周还能见到这种用灌木围成的“棘闱”，且设有寨门，还立有寨神或门神守护，夜晚常常将寨门紧闭。不仅村寨如此，连菜园也是这样。不论是从自然状态还是从人为因素考虑，侗族的自称都是用作动词“遮盖”、“防护”等意思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比较充分地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及内在含义，它可能就是侗族自称的来源。
居住在广西三江、龙胜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族，他们自称为jaeml，与其它地方侗族的自称相比，只是声母有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应规律可寻，属侗语的同源词，其含义基本相同，所以说各地侗族的自称是一致的，统一的。
侗族自称最早见于宋朝的汉文典籍，是用反切的形式记录为“仡伶”或“仡僚”。从“仡伶”“仡僚”所反映的语音形式来看，侗族的自称在宋朝以前是一个单音节的复辅音词语，后来才演化成现在的单辅音形式。仫佬语是与侗语最接近的语言。仫佬族自称为lam或jaml，这是复辅音声母gl演变分化后的语音形式。由此可知，古代侗族的自称也是一个复辅音的单音节词。这种情况，在同语族的其他民族语言中的很普遍。
汉文史籍中关于“仡伶”、“仡僚”的记载较多，并且都与今日侗族人民居住的地域有关，很显然是指侗族。“仡伶”之称首见于《老学庵笔记》：“辰、沅、靖州蛮，有仡僚，有仡偻(伶)，有山瑶。”宋朝朱辅《溪蛮丛笑》中记载：“五溪之蛮……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中记载：“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其田给仡伶杨姓者，俾田作而课其租”，“卢溪诸蛮从靖康多故，县无守御，仡伶乘隙焚劫”。史籍《炎徼纪闻》中记载：“猫(苗)、仡、伶、僚四种，皆溪洞民”。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仡伶、伶僚与今日侗族居住的地域相同，是古代侗族自称的汉字反切记音的书写形式。至于其它书写形式，只是历代汉人对侗族的称呼不同或书写形式不一罢了。
侗族的他称多以峒、洞或侗字开头，如侗苗、洞民、侗家、峒(洞)人、侗族等。这类他称中的“洞(峒)”字来源于社会组织名称。隋唐时期，生活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村社组织组织被称为“洞”或“峒”。唐王朝统治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所以“洞(峒)”又被称为羁縻州峒”。史籍《桂海虞衡志》中记载：“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这种记载到宋及其以后更为多见。史籍《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中记载：宋朝在今侗族聚居地区设立了诚、徽二州，地辖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黎平、锦屏、天柱、镇远等县。并将这一区域分为十个峒。杨再思“号十峒首领，以族姓散掌州峒”。元朝侗族地区被称为“九溪十八洞”，贵州黎平县地称为“五开峒”。直到现在，黎平、从江两县交界的肇兴、龙图地区仍被称为“六峒”；黎平县岩洞、增冲一带被称为“九峒”；潭洞、地青一带统称为“八洞”。此外，还有许多侗族村寨是以“洞”为名的，如广西三江的独洞、冠洞，龙胜的蒙洞、固洞、湖南通道的上洞，新晃的坪洞，贵州天柱的邦洞、革洞、水洞、石洞，锦屏的彦洞，黎平、从江的顿洞、贯洞、瓜洞、构洞、镰洞，榕江的利洞、朗洞等。总之，以洞命名的侗族村寨不计其数。所以说，以“洞”(峒)开头命名的侗族他称，一般说来是与唐宋时期在侗族地区设立的行政单位“洞(峒)”等相关。由此而产生的“洞人”、“洞苗”等等，则是因其地而名其人，同时也因其名而造成对当地民族他称上的混乱，比如“峒苗”、“洞蛮”等就属这种情况。“苗”、“蛮”等名称多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侮称，侗族也不例外。同时期，在侗族居住的地区内也有苗族分布，所以汉文史籍的作者们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混同。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汉族对侗族的称呼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统称为侗族。
与侗族杂居或毗邻居住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苗族、瑶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壮族等。黔东方言的苗族称侗族为daigu，这是侗族自称的借音，其含义也与侗族自称相同。瑶族称侗族为gamdan，这是从分布于三江、通道侗族自称转借过来的，其含同。水族、仫佬族均称侗族为gem。毛南族、壮族均称侗族为dong。这些他称实质上都是侗族的自称或是汉族对侗族的他称，仅仅属于他族借用或音转而已。由此可见，其他少数民族对侗族的称呼也是比较统一的。
侗族的名称虽然分为自称和他称两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种不同含义的系列，但这两种系列均遵从了“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称与他称也是一致的，均产生于侗族人民所居住的特定环境。侗族的自称，一是源于自己居住的天然环境，即“溪洞”之中，一是源于自己创造的人工环境，即“棘闱”之内。以“洞”或“峒”开头的侗族名称，虽然与隋唐时期封建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的行政单位有关，但“洞”或“峒”的来源均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山冲”或“深山老林”，壮语称之为dong、水语亦称之为dong(只是声调不同)，称之为long，侗语亦称之为long。这些语音的原始构拟应当为dlong，与古汉语的“洞”“峒”读音基本相同。“洞”也是对居住环境而言的，史籍《溪蛮丛笑》中记载说到这种情况，“巢穴外虽峙险，中极宽广……周数十里皆腴田。”《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耕种皆在峒中”，也就是耕种在“外虽峙险，中极宽广”的“峒中”，这些地方被称为dong或者long，其人也被称之为“洞民”或者“峒民”。
“洞民”或“峒民”，并非是侗族所独有的他称，壮侗语族诸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这样的他称。壮族自称为zung或jung，汉文献记载为“侗”或“僮”，这也是壮族自称的汉文记音。“僮”字于1965年依据周恩来的提议改为“壮”字。“僮”字是从“童”字而得音的，古读定母东韵，史籍《广韵》读为徒红切，是定母东韵合口一等字，读dung，与“侗”字的古今读音完全相同。布依族自称为bujai，文献记载为“仲家”。“仲”字古读定母冬韵，史籍《广韵》读为直众切，澄母送韵合三等字，其读音也与“侗”同。由此可以肯定，僮、仲、侗这三种族称都与溪峒有关，音义皆来源于壮侗语族先民对山冲、森林的称呼。壮族、布依族因支系较多，取名时常以某支系名代替族名，所以有些名称出现了古音消失的情况。而侗族则将其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成为本民族现在的族称。同为壮侗语族的毛南、水等民族，在历史上的名称似曾与“洞”无关，其原因也很可能是以某一专称代替了原来的共同名称，所以才难以体现这一名称的原始含义。
总的看来，侗族族称中的自称和他称是侗族名称中的两大系列，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两者之间不仅语音相通，而且词义也相同，是同一事象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不同称呼，但均反映了侗族名称的本来含义。
在侗族族人中，有以民族称谓为姓氏者，称侗氏。
注：
侗族今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比邻的广大地带。其中：
贵州省有一百四十万余，分布在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天柱、锦屏、剑河、三穗、镇远、岑巩等县以及铜仁专区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和铜仁、江口等县，还有万山特区；
湖南省有八十万余，分布在通道、新晃、芷江三个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以及会同、洪江、黔阳、绥宁、溆浦等县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三十二万余，分布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等地。
以上地区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是侗族的主要聚居区。习惯上把天柱、剑河、锦屏、三穗、镇远、新晃等县称为北部地区，把黎平、榕江、从江、三江、龙胜、融水、通道等县称南部地区。
此外，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宣恩、咸丰等县市有五万余。他们的先世多系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先后从湘黔桂本土迁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兰县也有二十余户一百余人。其祖先是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从贵州天柱去避难的，至今已繁衍了八代人。
在越南的宣光省也有侗族族人分布，该越南人称其为宋族，是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90～1800年)从中国侗乡迁去的，他们仍保存着自称(kam)和民族语言。据初步了解，所操的侗语属侗族南部方言。
第三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宋、元之际西域人赛典赤·赡思丁，属于以为氏。
宋、元之际，一批西域人随着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来到中原地区。
据史籍《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和云南回族民间保存的《赛典赤家谱》中记载，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尔”，是“别庵伯尔”的第三十一世圣裔，南宋嘉定四年(蒙古汗国成吉思汗五年，公元1211年)出生在波斯的中亚属地布哈拉(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市)。“别庵伯尔”就是古波斯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在古波斯语中，“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赡思丁”之意是“宗教的太阳”，而“乌马尔”的意思是“长寿”。
今分布在福建省泉州地区晋江市陈埭镇的侗氏回族，其始祖就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据文献《赛典赤家谱》中记载：“咸阳王(赛典赤)奉旨征平西夏，以得胜之兵戍守宁夏、渭南等处，所有兵将保属哈蜜征调。明太祖定鼎金陵，赐为十姓：曰闪、曰者、曰白、曰苗、曰冶、曰乌……”后闪氏回族中有位著名的闪仲侗，字士觉，永昌人(今甘肃金昌)，明崇祯辛未(公元1631年)及第，后随父亲游于吴、越、闽之间，撰有《鹤和篇》三卷。其后裔子孙有在明朝末期避战乱迁徙福建、海南之地者。
清朝初期，清军攻伐福建，闪仲侗的子孙改以祖名为姓氏，称侗氏，繁衍于东南沿海地区。
郡望
晋　江：晋江，是1980年以前大泉州的通称，原来的泉州仅指鲤城区一地。原来的泉州市政府叫晋江地区行政公署。泉州是从晋朝开始中原人士因战乱搬迁至此，怀念晋地，将居住地的河流命名为晋江，而居住地则因该江得名。历史上，泉州与晋江基本说的是一回事。泉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泉州夏禹时属扬州城，周时为七闽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从秦朝到隋朝的八百余年间，先后属闽中郡、闽越郡、闽越国、建安郡、闽州等所辖。秦汉时，中原汉族人民逐渐南移，此处初辟蒿莱。公元四世纪初，中原战乱频繁，晋人大批南迁，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使泉州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唐朝初年，归武荣州所辖，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武荣州始改名为泉州。唐朝泉州设置初期，辖晋江、南安、龙溪、莆田、仙游五县，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与漳州分治，龙溪归其所辖。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给中原造成严重的灾难，中原人民进一步避乱南迁，经济文化中心转移，促进泉州进一步繁荣。史载唐大历年间，泉州“文风大盛”、书院林立，一些著名的寺院如明心寺、法云寺、普照寺等，均建于此时。经济上，泉州已逐渐成为南方重要的大港口，天祐年间，已是一个车旅辐辏、商贾云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的国际港城，与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并称为全国四大港口。五代时期，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泉州称清源郡。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辖晋江、南安、莆田、仙游、同安、德化、永春、清溪(后称安溪)、长泰九县。宋朝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莆田、仙游两县为兴化郡，长泰归漳州，泉州辖晋江、南安、同安、德化、永春、安溪、惠安七县。北宋时期在泉州设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南宋朝廷偏都临安(杭州)后，泉州成为与广州并驾齐驱的全国两大商港。宋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至元朝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的二十年间，先后四次在泉州置福建中书省衙，泉州改为泉州路。元大德二年改为泉中府，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复立泉州分省，泉州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明朝时期，全国分为十三个布政司，统领各地府、县。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称泉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辖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同安七县。清承明制，全国分为十五省，实行省、府(州、厅)、县三级制，泉州府为闽八府之一。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永春升为直隶州，德化归其所辖。泉州府辖晋江、惠安、南安、安溪、同安五县。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州府，复县设道。泉州初归厦门道，后属泉州道。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废道，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泉州划为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晋江、南安、安溪、永春、莆田、仙游、惠安、金门八县。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闽变事件”后成立兴泉省，设省政府于泉州，不久即废，后改为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至1949年9月1日泉州解放，中央人民政府于9月9日设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辖晋江、惠安、同安、安溪、永春、莆田、仙游、金门，政区依旧。同年12月，德化县归之。1950年3月改称福建省泉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德化归永安专区；9月改为晋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区依旧；10月德化复归所辖。1951年1月划晋江县城关和近郊设泉州市。1955年3月改为晋江专区专员公署。1956年5月撤销闽侯、永安专区，划福清、平潭、永泰和大田县归泉州。1958年析同安县归厦门市。1959年8月析福清、平潭、永春归福州所管。1963年4月析大田县归三明专区。1968年9月撤销晋江专区专员公署，成立福建省晋江专区革命委员会。1970年6月析莆田、仙游归莆田专区，同时划同安县归晋江专区。1971年6月改称晋江地区革命委员会。1973年6月析同安县归厦门市，1985年5月撤销晋江地区，原泉州市升为地级市，实行市辖县体制，辖鲤城区、惠安、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及金门县。1987年12月，析晋江县石狮、永宁、蚶江三镇和祥芝乡为石狮市。1992年和1993年，晋江、南安相继撤县设市。1996年，经省政府批准，成立肖厝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为泉州市政府派出机构，析原惠安县所辖的涂岭、后龙、南埔、山腰和埭港五个镇及国营山腰盐场归其所辖，1997年6月，从鲤城区析出丰泽区、洛江区。2000年肖厝管委会改为泉港区。至此，泉州市辖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和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泉港、清蒙共计四区三市五县和一个管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