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开泰
张开泰（海南）
基本信息　
姓名：张开泰
职业：社会主义工作者、军人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民族：汉族
主要成就：藤桥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
参加土地革命战争
参加抗日战争
参加解放战争
领导琼崖纵队第三支队
先后担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及海口市市委书记
出生地：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镇风塘村
​出生日期：1905年
​逝世日期：1978年中秋
​个人简介  张开泰同志张开泰（1905—1978年），三亚市海棠湾镇风塘村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藤桥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陵崖县委主要负责人、海南狱中斗争的领导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第三支队长、政委、崖保乐边区办事处主任[1]。在二十多年的枪林弹雨中，身中十一枪。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忘我为党工作几十年、出生入死、满身弹痕而幸存的共产党员，也被诬为“叛徒”和“走资派”，挂板游街，由于长期遭受审查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推残，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在海口市“红军院”与世长辞。中共海口市委为他的冤假错案召开平反大会时，群众沉痛哀悼，各界人士和单位人献花圈四百多个表示敬意。人物生平早期共产党员、革命领导人之一。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丧父。1925年11月他把乡村青年和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将窜入村里抢劫民财的军阀宪兵打得逃窜，并夺下枪支，此事激起了国民党政府县长王鸣亚的恼怒，到处贴布告，下令追捕张开泰。后来经人介绍，张开泰结识了共产党员陈世训，便毅然投身革命，不久，被委任为崖县农会委员兼林旺乡农会主任。1926年8月经陈世训推荐，到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为免遭国民党的迫害，5月张开泰、陈保甲、王植山等共产党员从学校转移到藤桥风塘村进行革命活动。首先建立党支部，接着成立农会，把该地区农民自发秘密组织起来的“维持公正会”争取为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并秘密装备一支200多人的农民武装。同年冬，张开泰率领这支原始装备的农民军配合红军消灭国民党藤桥警察署和商团，缴获50多支长短枪，将这支队伍扩编成一个红军补充连，陈保甲任连长，张开泰任副连长兼第一排排长。“保亭营事件”后张开泰被任命为第三营第二连连长，驻守藤桥。敌人反扑时，藤桥党政军民在张开泰的指挥下，奋起还击，使敌人弃下30多具尸体而溃逃。由于战功显著，被提拔为红军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1928年3月，国民党县长王鸣亚招兵买马，纠集1000多人，武装包围藤桥市，经过十多天的坚持奋战，红军弹尽粮绝，被迫转移，途中又遭敌人的伏击，张开泰脚部中两枪受伤。冲打突围后，流散山村，挨饿15天，到陵水上北区找红军第三营。伤愈后任红军第三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率部驻守北区过路岭，与进攻驻地的国民党叶肇部队奋战2天，后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出。在此次战斗中，身中9枪不死。
1929年任琼山县第二区委书记。为迅速重建被国民党破坏的大林、塔市等区的乡村党的基层组织，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张开泰扮成跛脚乞丐，孤身到大林乡团局，铲除了多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国民党大林乡长林海豹，使该地区党组织很快地恢复，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1936年3月，在竹拉村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时，被国民党联防队逮捕。在监狱中，敌人施行种种酷刑，他始终坚持不屈，从未暴露党的任何机密。
1938年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被任命为政工队长，后调任部队连长、指导员、中队长。接着又被提拔为大队长。
  1939年10月21日，张开泰率队围攻日寇驻那大市据点，把日伪军200多人围困半个月，最后占领那大市。击毙日本指挥官1名，毙伤日军多名，俘伪军中队长以下官兵80多人，缴获一大批枪支和子弹、军用物资等。
1941年4月任第三支队队长兼政委。后来第三支队奉命东调，在途经黑眉岭时受日军包围袭击，激战5昼夜，毙伤敌人几十人，我军伤亡40多人，突围后继续前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于1942年初到六连岭根据地。1941年11月张开泰被派返陵崖保乐边区任主任。1946年被调任东区地委副书记、副专员。解放后历任华南分局党校副教育长，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琼山县委、海口市委书记。文革时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冤怨成疾，不幸于1978年逝世，终年73岁。相关作品一腔热血、赤胆忠心
————记我的父亲张开泰
张宁
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中，琼崖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张开泰是一个铁铮铮的硬汉。“张三烂”就是他当时在岛内闻名遐迩的绰号。张三烂就是指他“烂打、烂吃、烂睡”拼命三郎式的革命精神。“烂打”就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烂吃”就是吃树皮、吃草根，南瓜叶晒干当烟抽；“烂睡”就是水里能睡，扁担上能睡，在任何恶劣的环境里他都能睡。我作为张开泰的女儿，小时候经常听到他的战友们说起他在战争年代的故事，从叔伯们讲述父亲时的敬佩神情里，我幼小心灵慢慢树立起了父亲的高大形象。
1905年4月的一个晚上，张开泰出生在海南三亚海边的一个渔村（现在的三亚市风塘村），他的父母都是渔民，靠捕鱼为生。他从小就有叛逆精神，少儿时期就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在他的青少年时代，特别喜欢伸张正义，对当地的土豪劣绅欺压村民百姓的事常常愤愤不平。他为了对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当地的土财主恶霸对农民的欺压和剥削，和村里的青年一起组织了农民兄弟会、自卫队，保护村庄、保护农民利益，狠狠打击了本地的一些恶势力。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伴随着革命斗争的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张开泰和无数当时的青年人一样，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父亲带领着当地年青人，向国民党财主恶霸打响了第一枪。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在他长达多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遭遇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和磨难：由于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父母和亲人们因此受牵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家乡的房屋被烧毁。他的兄弟跟随着他参加革命，在战场中英勇牺牲。他本人经历无数次大小战斗，身上留下枪伤和子弹。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严刑拷打，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又被关押------。有人说共产党员的身体是用钢铁铸成的，而我说父亲的身体和意志比钢铁还要坚、还要硬。因为所有的挫折和磨难都无法改变他的追求和信念，他从不后悔自己投身于革命事业，即使的在那个被冤屈的年代，直到最后生命的终结，他也从没有对他人或自己的妻儿说过一句伤心埋怨的话------。
据他的战友回忆，1941年，张开泰率领三支队的战士们，在乐东县黑眉岭（又称乌槐岭）山区，和日本侵略军打了漂亮的一仗，这一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共打了七天七夜，击毙了驻扎在三亚镇的日军第十六警备区司令，一个留着仁丹胡子，挥舞着指挥刀的日本军官，据说是将军官衔。当这名日本警备司令的的尸体运到三亚时，日伪军政人员用了一周时间轮番吊丧，可见之重视程度。这位日本警备司令曾经扬言要在几天之内消灭活动在黑眉岭一带的共产党游击队，不料却成了我父亲的手下败将，被消灭在海南岛的荒坡野岭中。此次黑眉岭战役歼灭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一百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游击队也伤亡了二十多人，阵亡战士的遗体被掩埋在山林树丛中。我的父亲张开泰在此次战役中也身负重伤，全身多处被子弹击中，伤痕累累，他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要求战友将他掩藏在杂草丛中。当三天以后，地下组织的联络员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各种虫子爬满了全身、伤口溃烂-----。父亲的一生在战场和敌人厮杀无数，杀敌无数。他带领的队伍都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各个击破打击和挫败敌军。黑眉岭的战斗可以说是父亲和敌人打战以来，打的最残酷、最艰苦、连续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黑眉岭战斗的胜利是父亲的骄傲，是他和他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赢来的胜利。黑眉岭战斗的胜利让父亲威名远扬。时值父亲的壮年，风华正茂、英姿勃勃。作为一名军队的作战指挥员，他在战场上视死如归，乐观机智，面对数倍的敌人指挥自若，面不改色。他出色的指挥才能和不怕死，敢和强大的敌人决战的革命斗志，极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更被当地老百姓传为美谈，对当时的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种极大的威慑力。
为了达到消灭共产党游击队的目的，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岛内各县市，到处张贴布告，布告上画着父亲的头像，悬赏五千大洋买断他的人头。由于父亲的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敌人很难捉到他。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父亲经常身上佩戴着两把手枪，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行走于崇山峻岭之中，一路宣传抗日，团结群众，一路随时消灭小股的敌人，从而削弱敌军的有生力量。据父亲的战友说，当时父亲身边的一名警卫员被敌人抓捕后当了叛徒，该名警卫员回到部队后，跟随在父亲左右，多次想找机会下手杀害父亲。但又迟迟不敢下手，因为警卫知道，父亲的枪法很谁，如果他一枪打不死父亲，那他肯定会被父亲打死。有一次他又再次拔枪瞄谁父亲时，被父亲猛然回头发现了，父亲问警卫：你想做什么？该警卫顿时吓破了胆，哆嗦地指着路边一棵高高的椰子树，说他口渴想吃椰子水。父亲问他想吃树上的哪一个椰果，只见父亲一扬手，“呯”的一声枪响，一个椰子应声落在了警卫的面前，这名警卫当时面如死灰，再也不敢对父亲下手了。后来，该名警卫一次趁父亲他们不注意竟然悄悄地逃跑了。
1936年的一天，父亲正在给村里的孩子上课（父亲十六岁时当过私塾先生），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国民党联防队抓获，关押在陵水县陵城监狱。敌人抓到父亲后如获至宝，以为可以从父亲的口中得到更多的关于共产党的资料。可是无论敌人如何逼供讯，父亲还是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是因为家穷而到此地以教书来谋生的。当叛徒前来指认父亲，供出他不是什么教书先生，而是中共陵崖地委书记。叛徒假惺惺地对父亲说：开泰兄，不要这样，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嘛，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你们共产党人的材料，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然后写一份悔过书就没事了，不然你要吃很多苦头的。父亲当场将叛徒痛骂了一顿，他骂叛徒是疯子，到处咬人，不会有好下场。国民党恼羞成怒，他们妄想用酷刑撬开父亲的嘴巴。敌人对父亲用尽了了酷刑，他们用烧的通红的烙铁烫父亲，用辣椒水往父亲鼻子里灌，让他荡飞机，坐老虎凳-----，酷刑几乎用遍，但最终还是无法让父亲这个共产党人屈服。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企图用各种利益来诱惑父亲。敌人让和父亲同一个村子的陈国良去执行这个“任务”。陈国良是何许人？原来是村里国民党的反动小头目。陈国良带着两名崖县中学的女学生到监狱看望父亲，他对父亲说，二哥呀，我要早知道你被抓就不会让你受那么多的苦了。你年纪这么大了，也应该成个家了。我这次专程从崖县中学挑了二个长相还过的去的女子，请你从她们中间挑一个吧，你办完手续出狱后，可以马上成亲。上头还说了，你出去后，崖县副县长和保安团副团长的位子随你挑。一句话，只要你合作，什么都好说。陈国良一边说，一边偷偷观察父亲的神情，他看到是父亲那毫无表情刚毅的脸庞。为了完成他的任务，他只好硬着头皮在那喋喋不休发反复劝说，要求父亲和他们合作。陈国良的说辞不但没有说动父亲，反而惹怒了父亲，父亲拿起陈送来的礼物朝他扔过去，大声地说：你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背叛祖宗，欺压百姓，图名图利的家伙！你是人民的罪人，等到我们将你们推翻的那一天，你的末日就到了！陈国良碰了一鼻子灰，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向主子交差去了。父亲再次遭到敌人更加残酷的摧残。为了报复张开泰，打击他的革命斗志，监狱官借口为防止父亲逃跑，要加强防范，让人在父亲牢房的地上，挖了一个长二米，深一米多的坑，让父亲睡在里面，并给他的手脚各上两付手铐和脚镣，将泥土埋到父亲的胸部，只露出脸。父亲躺在坑里，不吃敌人递来的食物，坚持绝食了三天三夜，那监狱官害怕弄出人命，不好向上头交差，只好让人将父亲弄出来，反而低声下气地求父亲吃东西。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将父亲押送到设在府城的海南国民党最高公署监狱继续关押。1936年月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产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1938年，周恩来和党中央亲自致电国民党海南最高公署，要求释放以冯伯驹为首的一批政治犯。父亲最终获得了自由。父亲前后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三年，受尽了无数酷刑和折磨。就是在狱中这样十分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他还团结和联络监狱中的其他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发展了新党员，并争取和感化一些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国民党士兵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
张开泰1925年参加革命，是琼崖纵队参加革命最早的共产党员。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性格。他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满腔热血，时刻准备以自己的身躯报答养育他的这片热土和人民。海南岛解放以后，父亲被组织选送到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一年（现在的中央党校），当时的校长是周恩来总理。学习结束后，父亲被安排在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的职位。他在广东工作了几年后，由于感觉语言方面的障碍，开展工作比较困难，向组织要求调回海南工作。父亲在海南工作期间，曾历任琼山县的领导及海口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务。父亲是一个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对群众和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担任海口市副市长时分管的是街道、居委会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工作。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永远都是忙碌的，风尘仆仆的。他脚上永远穿着一双用旧轮胎皮制作的胶鞋，每天走街串巷，访贫问苦。他经常教育和告诫我们，还有很多人生活的很苦，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你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在他的教育下，我们几兄弟姐妹的生活都很俭朴，我们经常牢记父亲的教导，决不能给父亲的脸上抹黑。五六十年代的海口市，是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群众生活贫困落后，财政资金匮乏，要将刚解放不久的海口市建设好，管理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海口市委要求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社会青年参加各种义务劳动，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在父亲的辛勤工作下，海口市的城市建设逐步走上轨道，如当时博爱区下属的十一个居委会就在不多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在大街小巷修起了五十多条水泥道路。在当年国家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由于粮食缺乏，许多居民都吃不饱。父亲忧心如焚，他鼓励市民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的点滴地方种瓜种菜，以解决粮食吃不饱的问题。为了保持海口市的整洁和卫生，父亲要求所有的家庭圈养的鸡鸭鹅猪一律不准放养。有一次他在检查工作的时候，发现新华区所属范围内有家禽粪便，他马上下车清理，并通知区里领导一同清理，同时要求他们一定要管好区内的卫生清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口市目前房产地价最高、风景最优美的滨海大道，是当年父亲指挥动工兴建的。当年市委决定兴建滨海大道是因为战备的需要，因为海南岛属于海防前线，而且当年的海口市只有一条海秀路，如果一旦遭到破坏，海口市通向各县的交通就会中断。海口市地势低，每年刮台风下雨的时候，全市都浸泡在水中。为了筑起一道保护海口市的屏障，兴建滨海大道刻不容缓。当时一无资金，二无机械设备，只有靠发动群众手挖肩挑。道路全程六公里，路基二十四米宽，需要100万的土方。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当年的父亲已经年近六旬，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痛还有高血压病，当市里决定他负责领导滨海大道的兴建时，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勇挑重担，尤如当年在琼崖纵队的战场上，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当时全市所有的机关干部、市民群众都纷纷参加投入这场声势浩大的工程。他们带着劳动工具，午饭和饮水，冒着烈日，手提肩挑进行着没有报酬的劳动。据当时的城建局局长倪立明写书回忆说：“张书记每天都在工地上检查工作，他从来不坐车走马观花，全靠二条脚，他边检查工程进度，边认真检查工程质量，我陪着他从头走到尾，至少要二个小时，但他从不说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一天来回跑十多公里。我们担心他累倒，总是请他早点回去休息，可他总是坚持留在工地上。他在检查工作时发现进展快的路段和质量好的路段，还亲自到工地的广播站进行表扬和鼓励，他在检查工地时，还经常拿走铁铲和大家一走干。他的行为给了在工地上劳动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很大的鼓舞。张书记在检查工作时发现质量不好或进展缓慢的情况，他不是狠狠大批一顿，而是召集大家坐在一起，向大家讲述琼崖纵队艰苦的革命岁月，讲述解放军渡海浴血奋战的英雄本色。同时也肯定大家在建设滨海大道劳动中所付出的努力，但是比起解放军靠着两条脚，扛枪抬炮从北到南解放全中国，这些困难算什么呢？张书记在建设滨海大道的时，就已经考虑到如何绿化这条大道的问题了。在他居住的市委宿舍旁边的鱼塘有块空地，他批示我办理这块地的征用手续，并利用这块空地建起了苗圃。这块苗圃培育了大批的椰子苗。张老住的地方离苗圃较近，他经常到苗圃督促管理人员浇水、补苗，也常常自己动手干。今天，滨海大道两旁一行行高大挺拔的椰子树，不少就是张老培育出来的。除此之外，海边许多防风林，如南渡江至长流一带的防风林也是张老号召群众种起来的。这些防风林不仅绿化了海口市的周边环境，也防止了海潮海风对环境的侵蚀。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对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人寄予深切的怀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的父亲已经属于半退休状态，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来势汹涌的旋涡当中。因为父亲过去曾被国民党关押，坐过牢。理所当然就成为了“叛徒”和“特务”，再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三顶帽子的重压下，父亲的晚年十分痛苦和郁闷。那个时候，我们的家总是乱糟糟的，谁都可以来我们家“抄家”，谁都可以拉我父亲去“批斗”。那时候各级政府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大家都热衷于“闹革命”“破旧立新”。我不想去回忆文革的岁月，因为这段往事不堪回首。父亲晚年因政治运动斗争，以及在战争时期的枪伤和各种病痛的折磨，让他数年中风瘫痪在床，他在患病期间得到母亲和家人悉心的照顾。不久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国家也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开放。这些都给晚年的父亲带来些许安慰。看到父亲英雄一世却落得晚景凄凉，母亲十分难过和心疼。1978年中秋节的早晨，父亲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父亲的去世，在当时的海口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海口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在海口中山纪念堂连续五天举办向遗体告别仪式。五天来，海口市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向父亲作最后的告别，父亲的家乡的人民自动地组织来海口参加葬礼，海口市委用大车接送和安排父亲家乡的群众的食宿。看到人们怀着尊敬的、缅怀的心情来送别父亲，我的母亲和家人都十分感动，我们和母亲始终陪伴在父亲的身边。海南医学院的张师傅，从事病理工作多年，在群众向父亲遗体告别的日子里，他也一直陪在父亲身边，为父亲的遗体作消毒和防腐处理。父亲出殡的那一天，老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在滂沱的大雨中，送别父亲的车队连绵几公里，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见尾------。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十一年。我们的祖国，在这三十一年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不变的是对父亲的思念。每当想起父亲，我的眼前就浮现出父亲那健壮、忙碌的身影，耳边似乎听到父亲那乐观、爽朗的笑声。我的父亲，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他无愧于那个时代。我们一代代的后人就是踩着前人重叠的肩膀，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父亲的人生是成功的，辉煌的。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与骄傲。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张开泰（安徽）
徐百川，原名张开泰，又名张泉。1901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今属长丰县）。1923年入合肥正谊中学（今合肥市第三中学）就读，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25年，只身离开家乡，前往广州。先后入黄埔军校和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后又参加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同年冬，受党的委派，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合肥特别区委委员，领导该地区的农民运动。1929年11月，参与领导六（安）霍（山）起义，着手组建红军。1930年1月，皖西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徐百川任师长。红33师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霍山赤卫队的配合下，攻克霍山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50余人。2月，红33、红32师两个团采取统一行动，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百川任副指挥。接着，率部相继攻占麻埠、独立和英山、霍山等城镇，并创建了皖西革命根据地。4月，红11军改编为红1军。5月，红33师改编为红1军第3师。6月中旬，为坚持皖西地区的游击战争，以红33师1个连和六安、霍山游击队，组建了中央独立第1师，徐百川任师长。此后，在皖西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先后在道士冲、土地岭等地消灭反动民团及其运输队。在麻埠遭遇战中，他左肩胛受伤，鲜血染血了衣服，仍率部转战于方圆几百里的皖西山区，同国民党军及反动民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是年冬至1931年5月，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两次“围剿”中，中央独立第1师在徐百川指挥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1军（1931年1月和红15军合编为红4军）进行反“围剿”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剿”。1931年秋，因肃反扩大化，徐百川被错杀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檀树岗。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