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黎圣宗
早年事迹
封王黎思诚生于1442年（大宝三年）农历七月二十日，父亲是黎太宗皇帝，母亲是婕妤吴氏（光淑皇太后）。1445年（太和三年），黎思诚获皇兄黎仁宗封为平原王，在京师升龙学习，“日与诸王同经筵肆学”。[1]
早年的黎思诚，在学习当中已展现才华，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称他“惟以古今经籍圣贤义理为娱，天性生知，而夙夜未尝释卷，天才高迈，而制作尤所留情，乐善好贤，亹亹不倦”，深得黎仁宗及宣慈太后（仁宗之母）的欣赏，“宣慈太后视若己生，仁宗推为难弟”。及至长兄黎宜民于1459年杀仁宗自立为帝，改封黎思诚为嘉王。[1]称帝黎宜民登基称帝后，杀戮旧臣，其施政得不到民众支持，因而出现反对势力。1460年（天兴二年）农历六月，廷臣阮炽（又作黎炽）、丁列（又作黎列）等合谋，铲除黎宜民及其亲信。[1]
当帝位悬空之际，阮炽等人商议新君人选。有关情况，《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提供了两种说法，一说是黎宜民派系被推翻后，阮炽等一众廷臣便拥立黎思诚为帝。另一说则是廷臣最初想迎立恭王黎克昌，但恭王坚拒，便改立嘉王为帝。黎思诚即位后，听信谗言，致使恭王被杀。[1]
六月初八日，黎思诚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光顺，并随即采取措施安抚人心，如大赦天下，赠与官员田地，又惩处曾协助黎宜民夺位的禁军将领黎得宁。[1]去世1496年（洪德二十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黎圣宗得风肿疾。1497年（洪德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黎圣宗病逝于宝光宫（又作宝光殿），[2]时年五十六岁。[1]关于圣宗病死的内情，据当时史官武琼所说，是由于圣宗女宠甚多，到患有重病时，长期失宠的长乐皇后在此时才获许可为圣宗侍病，但皇后竟用毒涂手，摸圣宗发疮处，于是圣宗病情加剧。[2]
1498年（景统元年）农历三月初八日，继任的黎宪宗安葬圣宗于蓝山昭陵，并由朝臣申仁忠、覃文礼、刘兴孝等撰文，刻于碑石，“以昭先帝之业于来世”。[3]
政绩
改革官制黎圣宗对原有的朝廷架构，有所调整。后黎朝开创后，沿袭陈朝官制，设左右相国，下有礼部、吏部、内阁密院、中书、黄门、三省门下等部门，黎宜民时期设立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及六科（中书科、海科、东科、西科、南科、北科）。黎圣宗保留六部六科制度，于1465年（光顺六年），改中书科为吏科、海科为户科、东科为礼科、南科为兵科、西科为刑科、北科为工科，作用是“审驳百司”，属监察机构，负责修正及驳回六部过失，每科以“都给事中”和“给事中”为首长。黎圣宗还增设六寺，分别是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寺，各寺官则有寺卿、少卿、寺丞。[4]
圣宗又参照中国官制，让文武官员拥有一定的土地，并给予岁俸钱。如贪污者必加严惩。此外，制定了官员退休之制，为官至65岁，为吏至60岁，便准许退休。[5]改革地方政制后黎朝初年，全国领土分成五道，但辖地较广，管理不易，政令难以下传，所以黎圣宗将五道分成十二道，区小易治。[4]十二道分别为：清化、乂安、顺化、天长（后改称山南）、南策（后改称海阳）、国威（后改称山西）、北江（后改称京北）、安邦、兴化、宣光、太原、谅山。每道设都司（设有正副都总兵，管军务）、承司（设有承政正副使，管政务）、宪司（设有宪察正副使，管司法）等架构。又设监察御史，查察各道官员工作，以防违纪行为。[4]
1470年（洪德元年）攻破占城国后，又将十二道改为十三处，即清化、乂安、山南（原为天长）、山西（原为国威）、京北（原为北江）、海阳（原为南策）、太原、宣光、兴化、谅山、安邦、顺化、广南（原属占城）。处以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为府、县、州。府县以下则为乡、坊、社、村、庄、册、峒、原、场。在十三处当中的险要之地，设守御经略使一职，负责防务。[5]
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管理，黎圣宗设立团练、守御、知州、大知州等职，是为少数民族区域的酋长。有功于黎氏朝廷的酋长，可封赐官爵，如司空平章事、上将军、大将军等等。[4]整顿金融黎圣宗时规定人丁税，每人每年交钱八陌。此外有田地税、土地税、桑洲税，按亩数多少而缴纳。[5]
因应到税制方面，除用谷物、丝等实物缴纳，圣宗时又用钱缴税，加上当时农、工业得到长足发展，经济繁荣，货币亦须运用到社会各个领域上。黎圣宗政府便重视铸造货币，他认为：“泉货之用，贵于上下流通，府库之储，贵于长久无币”，因此牢牢掌握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每年都铸造一定数量货币在市面流通。[4]
在光顺年间（1460－1469年），黎圣宗铸造大量的“光顺通宝”。该货币素质甚好，然而因有奸商及不法之徒私下利用民间铜器及旧铜钱，掺合其他金属，以偷工减料的方式，铸造素质粗劣的“光顺通宝”伪币，以牟取暴利，故此黎圣宗下令“严禁废弃铜钱”、“偷铸铜钱者治罪”，以及“禁止携带伪币”。[6]
1470年（洪德元年），政府铸“洪德通宝”。该货币素质较高，被货币研究者誉为“越南有史以来铸造方孔圆钱最为成熟的时期”，“是越南钱币的优秀代表”。[6]调理农务对于农业生产，圣宗相当重视，经常下谕，各府县官员务必竭尽全力，指导百姓勤于农务。圣宗又设置河堤官及劝农官，主理国内农业事务；下令户部及各地承政官员，向朝廷上报荒地数目，以便让各府县政府督促百姓开辟耕种。[4]
黎圣宗设立了“屯田”四十二所，委任相关官员，管理开垦之事，以减少出现饥馑之患。[5]完善刑法在越南法律史里，黎圣宗颁行了封建时期较重要的一部法典──《洪德法典》（又称《洪德律例》、《黎朝刑律》）。该法典以中国唐代律令为蓝本，结合越南自身风俗习惯及旧法而成，于1470年（洪德元年）颁行。它的内容，包括刑法、婚姻、家庭法、民事法、诉讼法等等。此一法典成为后黎朝的法律基础，一直沿用到18世纪后期。[4]规范风俗对于当时的越南风俗，黎圣宗加以改革及规范化。例如，当时越南人民崇奉佛教，常修建寺庙，圣宗乃下令禁止修建新寺庙，应用钱财和功夫去做有益之事；当时丧、婚礼俗，多有违反常情之举，如办丧事之家大摆筵席、演戏唱歌以作观娱，圣宗便禁止办丧事时演戏唱歌；婚俗里则有收取娉礼之后，过三四年后才迎娶新妇至夫家，圣宗下令纳聘后便要择日行迎亲礼，次日见父母，第三日见于祠堂。[5]
圣宗希望全面确保封建秩序和道德规范，圣宗又制定《二十四条伦理》，作为对民众道德的指引。[4]
为免全国民众受到疾疫之苦，黎圣宗设立“济生堂”，收容病人。如当某地爆发疫情，则派官员带药前往医治。[5]崇儒排佛黎圣宗重视儒学，采取儒家思想和经典作为治国工具。圣宗以德治的方式，规定科举制中的乡试由“有德之士”应试，凡不睦、不忠、不孝、不义、乱伦者，虽有具有大志及学识，亦不准应试。在会试上，以《论语》、《孟子》、《五经》等儒家典籍的内容出题。对于国家教育机构国子监，圣宗置《五经》博士，各人专治一经，教授监生。为表尊孔，圣宗下令修建文庙大成殿、更服殿、明伦殿、东西讲堂等，用于祭祀孔子。此外，圣宗还制定三年丧礼，以表明儒家中的忠孝，是仁之本。[4]
对于当时盛行的佛教，黎圣宗采取压抑政策，将之列入社会最下层。凡寺田、寺院领地，均收归国有，令大批僧侣还俗，剩下的亦必须参加佛教经典考试，合格者方可继续为僧。[4]编撰史地文籍黎圣宗对于越南本国史相当重视，据后黎朝史官范公著所说，这是由于圣宗抱着“拓土开疆，创法定制”的需要，所以“尤能留意史籍”。[7]其中较重要的有圣宗于洪德十年（1479年）下令史官吴士连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1]，这次编纂的内容始于传疑时代里的鸿庞氏，至黎太祖为止，到后黎朝的中晚期，该书再获其他史官的增补编订。[4]
此外，黎圣宗政府还有其他历史著作，如申仁忠、杜润等奉命撰修《天南余暇集》，一百卷，叙述圣宗时的重要事件和刑律；圣宗又编《亲征记事》一书，记录了亲征占城、老挝及各芒族部落的事迹。[5]
在地理典籍方面，黎圣宗以前，越南未有较完善的本国地图。圣宗下令，各地官员踏勘治所内的山川险要地带，并将古今事迹，绘图详述，然后呈送户部，是为当时的全国舆图。[5]增强军备黎圣宗为大展拳脚，因而整顿武备。曾下令国内各地区的军事长官，要勤于向部队教习战阵，训练士卒，保持战斗能力。 圣宗又整顿军队架构，设五府军，分别为中军府、南军府、北军府、东军府、西军府。每府有六卫，每卫有五或六所，每所军队人数约为四百人。五府之军，合共约六七万人。黎圣宗又颁令练习水阵的军令三十一条、象阵军令三十二条（或作二十二条）、马阵军令二十七条、步阵军令四十二条。[4]
为提拔军事人才，圣宗规定武试三年一次，将士中试者获赏，落弟者受罚，使人人积极从事武备。[5]
对外关系
与明朝的关系黎圣宗被拥立为帝后，便寻求中国明朝认同其国君地位。1461年（光顺二年），圣宗以“安南国故王黎濬弟”的身份，遣使到北京要求册封。[8]明廷乃于1462年（光顺三年），派钱溥、王豫为正、副使节，封圣宗为“安南国王”[1][8]，保持了中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
但在黎圣宗时期，因边界纠纷而与明朝出现外交风波。1468年（光顺九年），越方“聚兵千余，立栅挑堑，占据广西凭祥县地方”。对此，明廷命边疆官吏加紧边防，“计议长策，严督所属，整兵防御”[8]。此后又发生边民犯事的问题。1471年（洪德二年），中国广东官员向明廷报告：“有交人（指越南人）驾使双桅大船，越过海面，偷捞珠池，劫掠客货。”明廷乃向黎圣宗政府要求“禁国人勿越境为寇”。黎圣宗回复自己已“差人方询境内，拘集海堧官吏，里老究问”，但未能查获结果，唯有希望明廷“俯赐恩怜”。[8]
1472年（洪德三年），广西的上冻岗陇委、龙州等地，被越方民众霸占土地，须由明廷派员到广西边境处理土地纠纷，“履勘明白，设二界址，永为边守”[8]。但黎圣宗不满“广西会勘官何多”[1]，认为“我尺山寸河岂宜抛弃”，又派员与明朝官员交涉，叮嘱应采取强硬态度，“勿许渐侵，如他不从，尚可差官北使，详其曲直”。[2]1474年（洪德五年），越方在云南边境“以军民啸取窃掠为词，辄调夷兵万众越境，攻扰边寨，惊散居民”。对此，明廷采两手准备，一方面下令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官员加强边备，“各守境土，以备不虞”，另一方面透过外交途径，向黎圣宗声明“不许辄调夷兵，越境侵扰，惊疑良民”。[8]
此后，中国边境仍有越方意图入侵的警报。1480年（洪德十一年），云南官员向明廷报称“今复闻（后黎朝）练兵，欲攻八百。内侵之患，不可不虑”。[8]明廷为此向黎圣宗政府交涉，黎圣宗反驳自己并不知道八百是在何处，“八百地之所在且不知，况欲往征之？”明廷只好下令云南治下的车里、元江、木邦（今属缅甸）、广南、孟艮（今属缅甸）等地土司官员互为保障。[8]1483年（洪德十四年），云南临安府建水州又发生中越民众冲突，“累相争讼”。[8]明廷对黎圣宗政府多次骚扰边境，加以得悉占城被圣宗所灭，相当不满，曾向越方使节提出严正指责：“朝廷（指明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压境，如永乐故事，得无悔乎？”[8]经此指责，黎圣宗政府才“自是有所畏”[9]，中越间的边境磨擦乃告一段落。与占城的关系黎圣宗在位的早期，便与南邻占城国（即占婆国）发生磨擦。占城亦为中国明朝朝贡国，因而要求明人参与交涉越占纷争。据中国史籍《明实录》记载，明天顺八年，（1464年，光顺五年），占城王盘罗茶全遣使入明，投诉“安南国（指后黎朝）侵扰本国，求索白象等物”，并“乞照永乐年间，遣使安抚，置立界牌碑石，以免侵犯，杜绝仇衅”。明廷希望越占两国保持和平，答复占城使节“谨守礼法，保固境土，以御外侮，勿轻构祸”。[8]但未能平息越占之间的争斗。1467年（光顺八年）农历三月，占城遣使到黎氏朝廷，黎圣宗乘机命人向占城使节，可否按照“事大之礼”向后黎朝朝贡，以索取犀、象、宝货等物，但占人不从。[1][8]
此后，越占关系日益紧张。1469年（光顺十年）三月，占城出军进攻后黎朝治下的化州（在今顺化）。[1]黎圣宗乃向明廷申诉“屡被攻围化州”，坦言要“饬兵与战”，明廷虽劝谕越方“解怨息争”[8]，但越占的交战已如箭在弦。1470年（洪德元年）八月，占城王盘罗茶全亲率水步象马十万攻化州，化州守将告急。然而占城国却于此时出现内哄，“茶全为人凶暴淫政，慢神虐民，占人民叛”，圣宗看准这一点，乃于十一月，征集军队二十六万人，亲征占城。[1]进入占城边境前，圣宗作出周密部署，“诏顺化军出海以试舟师”，演练水军，又“虑占国山川有未易知，乃命顺化土酋阮武图其险易以进”，深入敌国前先了解地形要道。在战事里，越军行进相当顺利，1471年（洪德二年）正月进入占城边境时，得到占城官员蓬莪沙、琴绩、道贰等“进献方物”及投效。其后越军节节胜利，三月初一日，攻破占城国都阇盘，生擒国王盘罗茶全而回。[1]
当占城被攻破后，该国将领斋亚麻弗庵（或即越南典籍里的逋持）在宾童龙（即藩笼）自立为王，然而须向后黎朝入贡。[10]此外，黎圣宗把所得的阇盘、大占、古垒等占城故地，设置广南道以作统治，辖三府九县，选当地十五岁以上聪明好学者，录取为生徒，教以礼义。但占城遗族仍经过一番挣扎，盘罗茶全之弟盘罗茶悦（又作盘罗茶遂）逃入山中，派人到明朝要求册封为王。圣宗得悉后旋即派兵，擒获茶悦。明廷虽呼吁黎圣宗归还占城故地，但圣宗不从。[5]与盆蛮的关系1479年（洪德十年），黎圣宗发动对盆蛮（又作盆忙）的征讨。盆蛮在之前向越南朝廷要求内附，因而改为归合州，但该地酋长琴氏仍可世袭管治权，黎氏朝廷派人员驻守监察。圣宗时，盆蛮获得老挝人协助，驱逐后黎朝驻守人员，以图反抗。圣宗出兵征讨，歼灭酋长琴公，盆蛮余众只得请降。战后，圣宗封琴冬为宣慰大使，并设置官员管治。[5]与老挝的关系1479年（洪德十年），因盆蛮反叛黎氏朝廷，与老挝人联合，侵扰越南西部边境。圣宗便命黎寿域、郑公路、黎廷彦、黎弄、黎仁孝等率兵，分五路从乂安、清化、兴安等地反攻，追击老挝军队，结果得胜而回。[5]据越南史籍所载，越军在此役中“入老挝城获宝物，其国王遁走，虏其民，略地至长沙河（或作金沙河）界，夹偭国（或作缅甸国）南边”[2]，亦即从老挝人手上夺取不少财物、人口和土地。
文学修养
黎圣宗有意推动文学。1494年（洪德二十五年），圣宗成立“骚坛会”，该会有成员二十八人，包括圣宗本人及其近臣，称为“骚坛二十八宿”，圣宗自号“骚坛元帅”。该会成员写下不少诗篇，主要内容是颂赞君主及朝廷的政绩，以汉文或字喃创作。当中较重要的作品，为汉文写成的《琼苑九歌》，由圣宗依九题写诗九章，再由申仁忠、阮仲懿等二十八人依韵奉和。另外又如《洪德国音诗集》，收有诗约三百首，内容为吟咏天地、吟咏大自然、抒发人们情感、描绘各种物品、清闲逍遥的自我吟唱等等。[4][11]
黎圣宗的“骚坛会”，带有政治色彩，学者王晓平批评它是“皇帝御制，近臣无不称好；近臣唱和，下属莫不叫绝”，但亦认同它“对汉诗艺术水平的提高，对诗歌的钻研和提倡，确实造成了汉诗文兴盛一时的局面，从长远来说，文学风气的形成对于民族诗歌、民族文学的崛起，也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11]
后世评价
黎圣宗本人，曾向朝臣评论自己的统治：“朕有二失，一曰政令施为违道干誉，二曰素尸在位，扰乱天工。”[3]
在越南，后世一般对圣宗有相当高的评价。撰写《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的史官赞扬他“创制立度，文物可观，拓土开疆，昄章孔厚，真英雄才略之主，虽汉之武帝、唐之太宗，莫能过矣”，但同时批评他“土木之兴，逾于古制，兄弟之义，失于友于，此其短也”。[1]著名史家武琼认为他“崇尚儒术，振拔英才，取士之科不一而定，三年大比之举，自帝始之。其得人之盛，振古有光，文武并用，各随所长，故能修政立事，制礼作乐，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又虑占寇世尝为吾患，今日不剪，将何其为，乃南征茶全，而复其封疆，西拔雅兰，而扫其巢穴，山蛮有征，而威扬乎北，盆忙（又作盆蛮）有征，而地辟乎西”。[2]到近现代，史家陈仲金称赞圣宗“改革政治，兴办教育，整顿武备，平定占城、老挝，拓土开疆，使当时我南国更加文明昌盛，显赫于一方。自古至今，我国从未达到如此之强盛”。[5]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称黎圣宗是“安南黎氏王朝中较有作为的帝王”，指出他“好大喜功，野心勃勃”，其建树除了对内文治和对外武功，又“发展工农商业，奖励中越文化交流。”[4]
家庭成员
父母父亲：黎太宗[1]
母亲：光淑皇太后吴氏[1]兄弟长兄：黎宜民，1459年夺位黎仁宗帝位，1460年被朝臣捕杀，立黎圣宗。[1]
次兄：黎邦基。[1]
三兄：黎克昌，黎太宗封为新平王，后来为恭王。《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提到，黎宜民倒台后，朝臣一度欲立黎克昌为帝，但黎克昌推却，便立黎圣宗，后来黎圣宗听信谗言，黎克昌死。[1]子女黎圣宗生皇子十四人，皇女二十人：[2]
长子：黎宪宗黎鏳[2]
次子：梁王黎铨[2]
三子：宋王黎𫓩[2]
四子：唐王黎镐[2]
五子：建王黎镔，黎昭宗追崇为德宗建皇帝[2]
六子：福王黎铮[2]
七子：演王黎鏓[2]
八子：广王黎鐰[2]
九子：临王黎锵[2]
十子：应王黎（金昭）[2]
十一子：义王黎（金耿）[2]
十二子：镇王黎鋞[2]
十三子：荆王黎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