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农村剧
优秀影片
概况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精神面貌有哪些变化，农村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是最好的“纪录片”。在今天盛行的大片和一些无病呻吟的电视剧面前，农村题材的影视剧依然生命力旺盛。农村剧的鲜明特色是：根植于生动、鲜活的生活；能真实反映农村的各种新变化、新面貌；有一批善于汲取农村养分、并愿意为农民服务的创作队伍。
在长春电影节上，10部“改革开放30周年群众最喜爱的农村题材电影”评选结果揭晓，《男妇女主任》、《美丽的大脚》、《秋菊打官司》、《留守孩子》、《咱们的牛百岁》、《人生》、《两个人的嘉宾》、《一个都不能少》、《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获此殊荣。
上世纪80年代曾创作出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的韩志君、韩志晨兄弟，目前正在打造新“农村三部曲”《八月高粱红》、《九月谷子黄》、《十月大豆香》。8月18日，首部《八月高粱红》在吉林蛟河开机。8月30日，国内第一部反映农村留守妇女的电视剧《女人的村庄》在辽宁辽阳完成拍摄。该剧由《乡村爱情》系列的编剧张继担任编剧。
从《咱们的牛百岁》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领导、帮助“懒汉组”不断进步，到“男妇女主任”自编自演文娱节目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再到如今农民“刘老根”办起了乡村游，农村留守妇女开始艰辛创业，农村剧的题材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和完善。
30年来不断涌现的农村剧，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展变化的一部“编年史”，也是当代农民30年来心灵史的写照。《喜盈门》  农村剧《喜盈门》：新中国影片观众人数新纪录 
在10部“改革开放30周年群众最喜爱的农村题材电影”中，有两部是山东籍导演赵焕章执导的，那就是《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话语中心是农村的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成为社会焦点。适时而出的家庭伦理道德片《喜盈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关注了传统伦理道德特别是尊老爱幼、赡养老人在经济改革年代的农村的失落问题。《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电影卷》记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喜盈门》发行各种规格拷贝达4000多个，观众达1.7亿人次，创造了新中国影片观众人数最多的纪录。”导演赵焕章说，《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都是上影厂拍的，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是三四十次，到了济南放，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到烟台放，观众的笑声则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而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我认真地数过。我就感慨，这样的电影，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就越多。”《人生》《人生》：20多年后看也不过时
1984年拍摄的电影《人生》，改编自作家路遥的同名小说，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特定的中国国情  农村剧，镜头在陕北特有的黄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贫瘠的山村中开始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和人生的选择，触动了时代所积蓄的许多困惑。《人生》的主演周里京和吴玉芳，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电影，《人生》的影响和意义早已超出了这一题材。据说当时全国大约2亿人看过此片，票房当然非常高，当时有人评论说：“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更有人说：“认识人生的选择，男人必须看《人生》。”可见其影响力是如何感染着观众，又如何震撼着人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人生》中有一句台词“联合国我都想去”，深刻地体现了电影表现的城乡差别。20多年后，中国城乡差别虽有很大变化，但《人生》表现的主题依然不过时。“农村三部曲”当代农民的心史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辉煌时期，《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人生》等都是在那一时期走红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低谷，直到1998年前后进入最低谷。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可以让观众印象深刻的纯农村题材影片。农村题材电视剧此时应运而生，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韩氏兄弟的“农村三部曲”。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志君、韩志晨兄弟以他们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1989)、《辘轳·女人和井》(1991)、《古船·女人和网》(1993)，在荧屏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枣花、茂源老汉、铜锁、小庚等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田野长大的韩志君有着强烈的乡村情结，辽阔的东北  农村剧乡野，是韩志君艺术创作的根基，是他灵感与激情不竭的源泉。从他的作品中，观众与读者能 
趟过男人河的女人
感受到清纯的田园诗情。仲呈祥等著名评论家曾撰文指出：“《篱笆·女人和狗》等‘农村三部曲’，写的实际是当代农民的心史。”这点破了韩志君的创作初衷。 
《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万人空巷看李琳
几乎与韩氏兄弟“农村三部曲”同时，农村题材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横空出世，这也是著名演员李琳的成名作，李琳凭借剧中的山杏一角，树立了自己早期的“苦情形象”。1992年，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曾创下了电视收视的最高纪录，每天晚上只要播放时间一到，那肯定是万人空巷，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对剧中柔弱的山杏记忆犹新，而央视今年还重播了《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当家的女人》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 以安徽省宣城市向阳镇女农民企业家贡玉香为原型。 贡玉香同志，安徽华大集团董事长，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双学双比”先进女能  手，安徽省第十届人大代表；1995年， 第五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贡玉香同志的个人专题片《今日农家女》在大会上展播， 获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颁发的《主人公》奖。赵本山崛起农村剧沉寂10年后爆发
韩氏兄弟“农村三部曲”最后一部《古船·女人和网》在1993年播出，广有影响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在1992年首播。1993年之后近10年的时间里，农村题材的影视剧说不上是空白，但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很少，直到2002年年初《刘老根》播出后，这一局面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2002年至今的几年，农村题材电视剧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当家的女人》、《希望的田野》、《圣水湖畔》等都影响不错，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赵本山农村题材影视作品的崛起。在中国电影最低谷的1998年，赵本山主演了农村题材电影《男妇女主任》，之前的1993年，他主演了农村题材电视剧《一村之长》。赵本山的电视剧真正引起广泛关注，是在2002年的《刘老根》之后，《刘老根》系列、《马大帅》系列、《乡村爱情》系列，代表着近几年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较高水平。
导演编剧
农村剧为何劲吹东北风？从赵本山的《刘老根》系列、《马大帅》系列再到《乡村爱情》系列，加上韩氏兄弟曾经红火的“农村三  农村剧部曲”，再到现在的《圣水湖畔》以及潘长江的《清水蓝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中国农村电视剧格局中位置显赫。观众熟知的农村电视剧，除了《当家的女人》和《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绝大部分都来自东北。农村剧为何劲吹东北风？其中原因颇多。
东北笑星助推东北剧。表演生活化、语言趣味性强、故事包袱多，使得赵本山、范伟、高秀敏、潘长江这些小品明星备受追捧，他们所拍摄的东北农村剧自然会更具观众缘儿。此外，在《乡村爱情》系列播出后，一些活跃在舞台上的二人转演员如扮演“刘能”的王小利、扮演“王天来”的小沈阳等也赢得了大量电视观众，形成了东北笑星推动东北电视剧发展的局面。 
方言也是个重要因素。东北农村剧很受大众欢迎，幽默的语言占很大比重。东北方言与普通话十分接近，语言轻松幽默，剧中人物豁达的人生观和乐观的天性也正契合了人们普遍希望和追求的生活状态，这些因素使中国电视剧市场出现了很明显的东北农村剧现象。当然，纯技术上的原因也有。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农村剧拍摄在灯光、布景等方面要求特殊，东北房屋敞亮、干净，也是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在拍摄上具有的有利因素之一。赵本山我的班子“相当懂农村”
2008年上半年电视荧屏的收视数据日前正式出炉，赵本山导演、主演的农村剧《乡村爱情2》成为央视的收视冠军，是上半年观众手中遥控器停留时间最长的电视剧。在《闯关东》创下央视近两年收视率新高之后，赵本山携他的一众弟子在春节档与观众见面，加上老搭档范伟的助阵，《乡村爱情2》成了春节期间大家经常讨论的一部电视剧，“王小蒙”、“谢大脚”也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赵本山还成功捧出了“小沈阳  农村剧”等一批爱徒。最终《乡村爱情2》一举超过《闯关东》的收视率，在上半年央视电视剧中拿下了“收视王”。赵本山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成为“收视王”的秘诀不过是真实、自然，剧中的人物都来源于生活。“现在打开电视真的东西还有多少？我的作品就是怀着对家乡的感情，一心想通过拍戏让农民富裕起来， 
用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去表现人世间的美好，就这么简单。现在的社会太缺少爱了，我用农民演农民，用非专业演员演老百姓，这样看上去没有丝毫的表演痕迹，老百姓当然会感觉贴心、自然、真实。”
赵本山此前在接受专访时说，“我的班子最适合农村题材”，拿《乡村爱情2》来说，赵本山认为这是最为真实的农村生活写照，因为整个创作班子“相当懂农村”，“从剧本说起，两部《乡村爱情》剧本的作者都是山东的张继，他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有生活，生活底子比较厚，细节很清晰、很细致、很鲜活。我认为，张继的农村戏写得相当出色，现在写农村剧本在国内找不到比他写得更好的人选了。加上演员，我和我这些徒弟，全部都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我们懂农村。”王茜华和“菊香”一样善良热情
说到王茜华，可能很多观众还不太熟悉，而说到电视剧《当家的女人》中菊香的扮演者，很多观众则印象深刻。
《当家的女人》播出后，王茜华笑言自己的观众呈“农村包围城市”的趋势。 
谈及这个角色的成功，她总结了三点：我很认真、我很投入，我努力为观众做到最好。“其实生活中，我和菊香也有几分相似，我们一样善良热情，但我没有她那么‘圆滑’。我是那种把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2004年，王茜华凭借《当家的女人》中的菊香一角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专家的评语是：“王茜华扮演的农村妇女形象，填补了在王馥荔之后农村女性角色苍白无力的空缺。”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而王茜华说，自己只不过是乡野里的一朵花，“我从小喜欢花，演的角色也都是花，《当家的女人》中的菊香是菊花，《福星临门》中的玉兰是兰花，《喜庆农家》中的山杏是杏花。这些‘花儿’虽都是一个个平凡而朴实的小人物，但每个角色都会让观众震撼、让观众掉泪、让观众深思。”张继我自信了解最真实的农村 
被赵本山称为“国内农村戏写得最好的人”的张继，是一名山东作家，赵本山比较早的电影《男妇女主任》以及比较火的《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都是张继担任编剧。张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农村题材电视剧之所以农村观众爱看、城市观众也爱看，是因为大家都能从中看到乐趣。农村观众看与自己相近  农村剧的生活，城市观众喜欢农村剧，张继认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些人，他们看农村剧， 
得到的是对农村生活经验的回味；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城市人，看的是对田园诗生活的想象。”作为目前国内农村剧编剧中最火的一位，刚刚40岁的张继，有整整30年的纯农村生活体验。“现在我在农村还有地，我自信我了解最真实的农村。”张继坦言，可能是因为《乡村爱情》写农村写得太真实了，很多观众感觉有些不适应，质疑农村的现实是否是这样，就像电视剧中表演的那样，农村的“刘能”、“谢广坤”是贪小便宜的、是算计的，但这不足以影响他们是善良的。至于说赵四弓腰驼背、腰带头晃荡在腰间，张继说：“这个人物看起来很丑、很脏，可你去农村看看，不能说比比皆是，但可以说这样的人物有很多。”至于部分网友对《乡村爱情2》的质疑，张继说：“现在网络上的声音，基本上是一种城市声音，这种声音不懂农村和农村剧。”张晓春张晓春，女，国家二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电视家协会会员，二000年被授予陕西省“德艺双馨”艺术家荣誉称号。　一九八二年元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八五年自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八九年转至导演室。曾师从陈凯歌、滕文骥、孙周等导演，先后任《孩子王》责任编辑、导演助理；影片《棋王》导演助理；影片《霹雳行动》、《滴血黄昏》副导演。  《上门女婿》主要作品
六集电视连续剧《古道之恋》，反映云南边贸两代人的故事，一九九二年七月在中央电视台二套黄金时间首播。
二十集农村题材电视剧《当家的女人》，2004年3月在中央台八套黄金时间首播。荣获2004年度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最佳女演员奖。
十四集电视剧《我们村的年轻人》，表现一群退伍兵改变家乡面貌和他们的情感故事。05年4月在央视一套首播。 
二十三集农村题材电视连续剧《上门女婿》，表现一个幽默乐观的农民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传奇故事。〇七年三月完成，九月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播出。 
二十六集电视剧《丑媳当家》，通过一个农村媳妇的经历，表现农民从农村到进城的历史变迁，09年3月即将完成。
喜爱原因
农民压倒皇帝了！"近年来，面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收视率屡屡超过皇帝戏、清宫戏，一些影视评论家这样惊呼。据统计，2006年，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中，收视率排名前三的均为农村题材，《都市外乡人》、《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等收视率都超过了8%。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题材创作在文艺界有着深厚的传统，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位成为常态。今天，在文艺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电视剧领域，农村题材为何反而能东山再起？重归现实主义成为时代选择"我居然被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感动得流泪了！"一位年轻观众在网上这样自嘲但真诚地写道。让这位以"小资"自居的城市青年感动的，是一部名为《星火》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今年年初，许多观众被这部讲述中国农村一段历史传奇的电视连续剧"勾去了魂"。大胆掘进的现实披露，丰富复杂的人物塑造，使这部低调播出的农村剧越来越火，以其现实主义的取向赢得了市场。
其实，《星火》热播并非特别现象。从《刘老根》到《老娘泪》，从《马大帅》、《圣水湖畔》到《希望的田野上》、《农民代表》等等，农村题材电视剧以"集团军"面貌出现，佳作不断，蔚为大观。农村剧并非只有农民喜欢，许多城市人同样热衷于看这些"土里土气"的电视剧，有些作品甚至还在城市年轻人中形成了热门话题。有调查显示，有1/3强的城市观众是农村剧的"铁杆"。农村剧的走红使许多拍摄机构闻风而动，不仅有国有大型电视台，也有众多民营制作机构加入到农村剧的制作阵营中。
农村剧又火了，原因何在？电视制片人铁佛分析说："比起其他题材的虚假、戏说之风，这些农村题材电视剧大都贴近现实生活，拍摄风格淳朴自然，语言生动，人物鲜活，这恐怕是它重新受到观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农村剧的走红，也在文艺界重新引领起一股现实主义的清新之风。除了电视剧，农村题材在电影、话剧等领域的创作也渐成气候。不久
前，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系列活动中，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多幕话剧《农民》入选优秀剧目，大受欢迎；就电影而言，《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等贴近现实的农村题材影片甚至还在国际上屡获大奖。 　 重归现实主义正在成为许多文艺家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追求感官刺激、超现实题材曾经一度受市场追捧，但这些快餐式作品毕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必然给受众带来审美疲劳，现实主义的"氧气"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我们的国情，文艺创作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国情，而正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农村必将为文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因此，重归现实主义、将目光转向农村也是文艺创作的必然出路。国家政策力推文艺"农村热"每一种文艺现象的背后总隐藏着现实政治、经济的脉动，在农村戏走红的背后也不难发现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因素。从大的方面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战略的确立，使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获得了直接的动力，而相关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扶持更是不遗余力。
记者从广电总局了解到，为做好农村电影工作，广电总局每年将资助20部农村题材故事片、30部农村实用科教片的生产。与此同时,加大对农村影片公益版权的收购力度,每年选定不低于60部的农村题材故事片和不低于30部的科教片,委托指定单位集中购买公益放映版权,向全国农村发行。此举旨在进一步鼓励广大电影工作者为广大农民拍摄更多具有时代特色、农村气息、健康向上、风格多样的优秀农村题材电影。这样的"订单电影"模式显然给热心创作农村题材影片的文艺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实不仅是广电总局一个部门，农村题材的创作在国家文化发展规划中已经有了一席之地。去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农村题材重点选题的资助力度，把农村题材纳入舞台艺术生产、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制作、各类书刊和音像制品出版计划，保证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在出品总量中占一定比例。对重要文化项目和文化产品采取政府补贴，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送到农村。购买适合农村的优秀剧本版权，免费供给基层艺术院团使用、改编并为农民演出。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多次强调要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占了重要一环。最近，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指出，要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重点加强面向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抓好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选拔和推广，每年推出一批反映当代农村生活、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从而"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
可以说，文艺创作的"农村热"才刚刚开始。关键所在：艺术家必须真正深入农村虽然农村题材在荧屏已经走红，势头良好，但仍有一些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不少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落后于时代，在思想认识和艺术观上还在用过时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当今的、走向现代化的农村和农民，存在庸俗化、浅薄化倾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认为，一些创作者没有真正地深入农村生活。"农村题材电视剧质量要上去，创作者就要下到基层去。"
显然，与农村现实不够贴近已经成为农村题材作品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在农村剧走红后，"跟风"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在蜻蜓点水的"采风式创作"盛行的文艺界，如果深入现实的问题不解决，将严重阻碍农村题材文艺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针对一些作品带着陈旧的眼光看待农民的现象，一些专家建议，要着力培养真正的农民作家，文艺创作者应深入农村生产生活前沿，寻找新的创作视角，反映农民在城市化、发展现代农业等时代大潮中的生活形态，切实提高创作质量。
其实，农村题材作品在数量上也远未满足群众需要。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在影视文化建设上，不能听任市场力量的左右，要尽快制订实施有利于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宏观政策。此外，还需要出台一些类似停止在黄金时间播出进口动画片以鼓励国产动画片的硬性规定，以支持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
不足之处
应该说中国农村题材剧创作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以《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为代表的“农村三部曲”。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先后出现了《刘老根》、《烧锅屯的钟声》、《希望的田野》、《当家的女人》、《民工》、《郭秀明》和《马大帅》等一批精品剧目。近两年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2005年播出的《圣水湖畔》、《美丽的田野》两部农村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都市外乡人》、《插树岭》、《乡村爱情》、《农民代表》、《镇长》等农村剧先后在央视播出。但在“丰收”的背景下，笔者感觉到有诸多的不满足，其中类型化倾向就不容回避。　当下农村题材剧创作中的类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某种意义上讲，类型化的创作就是一种模式化、程式化的经验再现和同义反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电视剧的类型化创作，一方面类型化创作在留住观众和稳定收益方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恒久不变的类型化是对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个性的消损。从艺术的使命和责任层面上来看，追求艺术创作的独特性或个性化应当是艺术创作者毕生努力的方向。鉴于此，有必要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类型化的倾向进行再审视。人物的类型化倾向单一人物是电视剧表达主题和推进叙事的核心元素，是连接艺术与生活的纽带，也是折射创作理念的主要载体。尽管在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出现了像《希望的田野》中的徐大地、《村官》中的郭秀明、《刘老根》中的刘老根这样棱角分明、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但综观当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人物概念化和类型化的倾向还十分突出，善恶分明、好坏有别是其主要特征。《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的赵喜富、《插树岭》中的杨叶青、《农民代表》中的徐志诚都是人们社会记忆中“好官”形象的现代版，他们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一心扑在老百姓的大事和小事中，共同的生活轨迹就是带领乡亲们致富，是百姓心目中“主心骨”和“当家人”的象征符号。《都市外乡人》中的郭老师、《农民代表》中的贺云强、《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脚、《插树岭》中的五婶子是典型的“好人”形象，他们在复杂的日常纠葛中间来回穿梭、扮演着“调解员”和“和事佬”的固定角色，是农村生活中的消防队员，充当着“灭火器”或“减震器”的作用，只要在矛盾的节骨眼和冲突的白热化时刻，总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乡村爱情》中的谢广坤、《插树岭》中的二歪、牛得水、《都市外乡人》中的艾武装是乡村中“恶人”形象的代表。他们是农村中良心泯灭、道德沦丧的一族，性格的共同特征是无事生非、蛮横无理、逞强好斗、动辄就大打出手，不是和你玩命，就是暗中使坏。在农村剧中这类人往往是矛盾的导火线和冲突的引爆者，是事件过程的始作俑者，也是叙事节奏的主要调控者，这些人一出场，总预示着生活中的风波即将拉开帷幕，总能引发叙事的小高潮。
类型化的人物塑造给农村题材电视剧带来了双重的矛盾困境。在美化人物的同时反而净化了人物的性格，在刻画农民的同时却简化了农民的形象。客观地讲，农村题材电视剧塑造“好官”、“主心骨”的初衷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注意：这些人物的动因是源于个体的特定处境、欲望困境、命运环境，还是源于创作者的某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意识形态的命题。令人困惑的是，我们看不到赵喜富、杨叶青等人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来自于人物本身的命运、困境、欲望等方面的个人动机，他们更多的是从小康呀、富裕呀等概念出发，因此这样的人物给人的感觉是不真实的，不是日常生活序列中活蹦乱跳的人，而是创作者某种意念或观念投下的影子。同样，对“好人”形象的塑造，笔者持谨慎苟同的态度。像郭老师、贺云强、五婶子这样的“好人”形象，往往是传统伦理美德的象征，尊老爱幼、乐善好施、宽宏大量、善解人意，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是他们共同的品格。这些“好人”作为编导者寄托人性理想的载体并无什么不妥之处，但是一味地展示好人在农村世界中的缝合作用和灭火功能，让人十分费解。事实上，这些好人形象就是我们曾经批判过的“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这些好人不仅不会成为调和农村矛盾的最终决定力量，反而会遮蔽农村世界的真实境况。当下农村的矛盾和危机大体来说都与体制的变革、文化的冲突、经济的转型密切关联，这恰恰是农村当前发展和前进中的真实现状，而好人形象的过分宣扬实质上掩盖了当下农村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艺术家回避问题和逃避矛盾的一种取巧的策略。叙事的类型化趋势单一叙事的类型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俗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另一方面是视听化的商业性叙事策略。通俗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策略说穿了就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大众平台或中介进行有效传播的手段，是主流话语和大众话语妥协和共谋的结果。通俗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在农村题材剧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去伦理化，通过主人公牺牲自己正常的情感需求和生命欲望来达到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譬如《插树岭》中的党支部书记杨叶青和村民奚粉莲都对老支书马百万情有独钟，但杨叶青为了成人之美，为了维护干部的形象和影响，割舍了内心的真情，故意疏远马百万，甚至有意无意地为成全马、奚二人的婚事创造条件。《农民代表》中的徐志诚为了保护乡亲们的医疗保险福利，多次与自己的亲身骨肉徐明远翻脸较真，甚至利用职工代表大会来罢免儿子的职务。《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赵喜富为了显示自己的仁义良心，不顾老婆的反对，多次向村民慷慨解囊。这样，肯定和歌颂的人物往往是在情感和事业的两难处境中挣扎着，在双重的夹缝中煎熬着，准确地说是在个体情感或欲望的牺牲中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
视听化的商业性叙事策略在农村题材剧中多有表现。商业性的叙事策略遵循的是市场逻辑，服务于制作者的赢利目的。在农村题材剧中表现为电视剧的小品化，人物的语言、行为、造型都带有鲜明的小品化印记。《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由潘长江饰演的赵喜富，包括台词和说话的腔调带有明显的小品表演的影子。《都市外乡人》中钱秀滑稽的外貌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喜剧演员，人物出场还没启齿，观众已经捧腹大笑了。《乡村爱情》中的结巴刘能，属于戏剧和小品中典型的丑角形象。这种小品式的电视剧着实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即便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受众也喜欢，观众在娱乐性的体验中不知不觉完成了欣赏过程。这种类型化的手法无形中为提升农村剧的收视率作出了贡献，但完整的故事情节反而被小品化叙事肢解得面目全非。此外，在农村剧中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戏曲，比如东北的二人转在农村剧中经常露脸。通过戏曲的娱乐性和通俗性来建构故事，来推动情节发展已经成为农村剧创作的一种类型化手法。农村剧《美丽的中国结》就是大量使用戏曲来展开故事，串联情节的典型代表。村委会换届选举，老百姓通过戏曲来宣泄自己对部分干部的不满，省市领导来视察“绿化带”，村民也是用自编自演的戏曲来汇报绿化工作。电视剧是一种视听兼备的艺术，不能没有音乐和歌舞，但在以讲故事为使命的电视剧艺术中过多地依赖小品和歌舞来抓住观众的做法不可取。这样做不仅会削弱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很容易造成一种跟风的势头，使电视剧制作者和观众忘却了电视剧艺术的初衷和使命。
总之，当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的确存在许多令人不满足的地方，类型化的趋势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倘若我们的电视剧制作者真能静下心来细细揣摩和咀嚼一下以上问题，日后我们的农村剧创作可能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艺术画廊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矛盾困境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光荣传统,远的不说,现当代文学史上,涌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上城》等一批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电视剧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样式,农村题材也成为影视剧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随着涉案剧、清宫剧的逐渐减少,以及观众对历史剧、武打剧热情的减退,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域特征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但纵观当前农村题材的电视剧,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矛盾困境。
矛盾困境之一数量上的繁荣和质量上的欠缺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进入到了一个创作和播放的高峰期,从国家级到省市县级的电视台,农村题材的电视剧都取代了涉案剧、清宫剧、历史剧、武打剧而成为了荧屏的主角,其中的一些剧目如《刘老根》、《马大帅》、《圣水湖畔》、《民工》、《希望的田野》、《郭秀明》、《好爹好娘》、《正月里来是新春》、《烧锅屯钟声》、《走进八里堡》、《当家的女人》、《美丽的田野》、《插树岭》成了各电视台热播的节目。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热播,又促发了更大的创作和投资热情,更多已经投拍和即将投拍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将投向市场,形成了像以前的一窝蜂投拍历史剧、武打剧的状况,原来曾经被冷落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迎来了一个创作、投拍和播映的高峰。
电视剧作品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基层的百姓生活、把目光投向广大的农村生活,这是一种好的创作倾向,应该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在这数量繁荣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背后,还明显地存在着质量不足、低水平循环的问题,形成了数量上的繁荣和质量上的欠缺之间的悖反。从目前已经播映的众多剧目看,还没有出现突破性、示范性的精品剧目,更多的作品都是一次性投入,一次性播映,播放的当时热闹一阵,过后就很快被人忘记,可以重复播映的还很少。
如果把农村题材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作一个比较,也许更能说明其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从横向上比较,它无法和城市剧中的优秀作品如《渴望》、《空镜子》、《我爱我家》、《中国式离婚》相比;也无法和历史剧中的优秀作品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相比,这些作品在当时形成了播放热潮,过后又被各电视台反复不断地播映;而从纵向上看,还没有出现超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和90年代《情满珠江》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但仍然被观众所记忆。
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之所以质量欠缺,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剧作家是带着一种理念来进行创作的,他们的创作冲动并不是从生活感受中得来的,不是在和农民、农村血融于水的生活中得来的,而是在动笔之前就设定好了主题,如有的要表现农村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有的想反映农村脱贫致富问题,有的则要再现农村两个文明建设问题,有的则歌颂“好人”、“清官”、“好官”。这种预先设定主题然后拼凑素材和情节的创作模式,导致了许多作品图解主题,图解政策,造成了主题概念化、生活表面化、人物类型化、情节模式化,其质量上的欠缺也就可以想像了。
矛盾困境之二地域特征的庸俗化凸显和受众群体的地域局限当前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对东北和西北地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形成了一股“黑土地”、“东北风”、“黄土地”、“西北风”的热潮。这种偏爱主要是看重了东北和西北地区明显的地域特征。在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东北、西北的民间口语、俗语和方言,那些平时看起来很落后土气的方言、俗语、俚语、歇后语反倒成了电视剧中的时髦语言。这种对地域性的过分突出,固然强化了地方特征,增加了东北和西北的乡土气息,但也要看到它带来了两个缺陷:
从受众角度来看,对地域性的过分突出限制了受众群体的广泛性。如对于一个南方观众来说,由于不理解其中的方言、土语、俗话、歇后语,就无法完全看懂,导致了受众群体的地域局限,于是这些电视剧只能在北方地区热播,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则显得很冷落。电视面对的是一个广大的受众群体,无论从经济效益讲,还是从社会效益讲,让更多的人接受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尤其是在国家级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更要考虑受众群体的广泛性,一味地强调地域性就会把一部分观众拒之门外。其实,一部好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不仅能获得一个地域观众的认可,也同样能获得其他地域观众的认可。以极具地方特色的东北小品为例,它之所以能长久不衰,并受到南方观众的喜爱,关键不在于使用了东北的方言、土语、俗话、歇后语,而在于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展示出了东北人的性格气质、生活样态。因而,突显地域特色并没有错,只是不要因为庸俗化的突出而失去了一大部分观众。
另一方面,一味追求地域化特征和“土味”,其结果是造成了对某一地域人群的丑化。剧中的人物张口闭口都说着浓重的地域方言、俚语、土语,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一些人还很落后、愚昧和不开化,似乎剧中的人还生活在一个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封闭环境中,或者是即使进入了现代的生活也还没有摆脱身上的土气、俗气、乡村气,和现代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这些作品中看不到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轨迹,看不到时代气息在作品中的贯注。这说明,当前的创作中还存在着一种观念,认为描写农村生活就要表现农民愚昧落后和与现代生活的格格不入。
矛盾困境之三通俗化有余和审美内涵不足农村题材电视剧主要是表现农民、农村的生活,它所面对的受众群体也主要是农村的、城镇的广大观众。题材的要求和受众对象决定了农村题材电视剧要运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了追求通俗化和喜剧效果,有的电视剧写成了小品,或是小品式的电视剧。于是,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也就更多地看到了小品的影子:演员是小品化的,剧中的人物、语言、行为都是小品化的;同时,为了强化通俗性和喜剧效果,又在剧中加入了大量的民间戏曲和绝活,而这些加入的戏曲和绝活又往往与剧情没有融合为一体,给人一种和剧情隔离的感觉。
追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对的,但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矛盾困境在于,通俗化有余而审美内涵不足。很多电视剧一味地追求“浅”、“俗”、直白,以为这样就算贴近了农村生活、也能受到没有多少审美水平的农民喜欢。其实,这是过低地看待了农村生活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也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审美水平。因为在看似平淡、普通的农村生活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其中所包含着的家族间的矛盾、风俗上的差异、文化心理的不同、性格之间的迥异等都是非常复杂的,远远不是只用“通俗”就能展示的;而在农民表面看似没有文化知识、审美修养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农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西安周至县挂职的作家叶广芩就说,“农民间不仅有人诗歌唱和,还有人研究哲学甚至甲骨文。在农村越待越觉深不可测。”(参见6月9日《光明日报》)这说明,农村是一个深藏着文化底蕴的宝地,农民中也是藏龙卧虎。
农村生活这种深厚的文化并不只是用一个“通俗”就能展示的,而农民也不是只满足“浅”、“俗”,当编导们以为自我降低到农村和农民水平时,自以为与农村和农民贴近了,其实恰恰误读了农村和农民。这说明,我们的某些编导还没有真正理解农村和农民。
放弃了审美内涵的追求,一味地通俗化,也使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缺乏内涵。尽管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已经有了众多新一代农民的形象,像《村官》里的高秀民、《希望的田野》里的徐大地、《郭秀明》里的郭秀明、《美丽的田野》里的邵乡长、《马大帅》中的马大帅，但总的来讲,人物形象还平面化、概念化,不够鲜活丰满,还没有能够立得起来的人物形象。
矛盾困境之四名誉农民作家的众多和真正农民作家的缺乏剧本是一剧之本,只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视剧。而剧本之本又来自好的作家。当前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之所以存在着质量欠缺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真正农民作家的缺乏。表面上看,当前文坛中可以称为农民作家的很多,许多当红的作家都涉及到农村题材,也都可以归入农民作家行列,甚至在获得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属于农村题材。但在这众多名誉上的农民作家中有几个是名副其实的农民作家？
当前所说的农民作家的状况是:那些曾经从小在农村生活的作家成名后,已经离开了农村生活,融入到了舒适的城市生活中,原有的生活积蓄和情感积累已经掏空写尽;面对农村的新变化,又产生了一种隔阂和陌生之感,无法写出表现新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而新生代的作家又大多数是城里长大的,即使在农村生长的作家也考上学过早地离开了农村,由于在农村生活时间的短暂,对农村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还不深刻,也无法把创作的重心放在农村。
于是我们就看到,所说的农民作家都是两栖的:他们曾经在农村生活过,或和农村有着某种联系,可成名后又离开了农村进入到城市,城市是他们生活的主导,但在创作中又不时地写到农村生活。为了创作的需要,就以挂职、采访、采风的方式来到了农村;而各地文化部门为了让作家体验农村生活,也不时地组织“百名作家农村行”、“东部作家西部行”、“西部作家东部行”等活动,参加采访、采风活动的作家们也会适时地拿出一批农村题材的作品。从名誉上看,他们有着农村生活的经历,写的作品是农村题材,本人也可以称之为农民作家,但从真正的意义来说,只能算两栖类作家,像赵树理、柳青、浩然那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农民作家还很缺乏。
真正农民作家的缺乏造成了创造上的浅显和薄弱。因为文学创作需要对生活的体验。体验是和生命、生活不可分离的,体验意味着要用生命来感受,所得到的体验必须是从自我的内在感受发出的。农村生活就是一个需要用时间、生命来亲身体验和感受的天地,深厚的农村文化并不是组织几次采风活动就能体验到的,也不是为了创作到县城挂职就能真正把握的,那只是浮光掠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作秀。对生活的真正体验是需要沉进去的,不能带着一种写作的心态来走进生活,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被生活感动了,不得不写,不写不快,那种为了写作去体验生活、去采风、去采访所写出的作品,只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自己不是有感而发,怎么能感动他人？这也许正是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薄弱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