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蔡美彪
人物简介
  蔡美彪蔡美彪，历史学家，浙江杭州人，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长期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曾主持《中国通史》等五至十册的编写工作。著有《元代白话碑集录》，与罗常培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北大学习
1942年，蔡美彪参加了天津崇化学会举办的国学专科讲习班，三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由此确定了一生道路。本科毕业后，他在北大史学研究部继续读研究生。
读研三年，蔡美彪只修过一门历史系的专业课。原来，开学伊始，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便找蔡美彪专门谈话，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告诫：“你是南开过来的，基础不错；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听听他们的课。我跟你谈话，就是劝告你：别只顾听他们的课！你要跟他们学，就读他们的文章和着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时再请教他们，不要忙于听课，把时间都浪费了。”
蔡美彪回过神来后喜上眉梢。可是回头一想，不选课就得不到规定的学分，学分不够就不能毕业。结果还是选了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旁听了金毓黻的“东北史”。他同时在东语系选修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语系选修法文。读研期间，他基本都在学语言课，为其日后的满蒙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求学经历，使蔡美彪对当今教育颇多感慨：“现在，学校对学生选课限制太严。其实教学最欠缺的一环就是读书。历史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居然还有没通读过《史记》的。前些年，我为社科院出考研试题，发现有些学生的本科成绩虽然很好，却答不上来出的很一般的考题。应该懂得的基本知识，仅仅因为老师没有讲到，他就保持着心安理得的无知。”
治史天才
1947年，蔡美彪用文言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辽史王鼎篆正误》，次年寄给当时颇有名望的学术刊物《学原》，主编徐复观当即回信表示准予采用，并足额付给稿费。然而文章未及发表，天津就解放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南迁至香港，发表计划似乎不了了之。蔡美彪再接再厉，大学三、四年级时在《大公报》、《议事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几年后，蔡美彪根据《辽史王鼎篆正误》底稿用白话重新修改，于1952年发表在罗常培先生主编的学术刊物《国学季刊》上。 
公案还没有结束。1985年，蔡美彪出访美国。美国学者见到他后惊呼“太年轻了，有没有搞错！”说什么也不信他就是《辽史王鼎篆正误》的作者。他们质问：按照常理，蔡美彪其人应该已年逾耄耋了，怎么才五十七岁？
蔡老一头雾水，百口莫辩。直到同事出来作保，才使美国人的疑惑冰释。原来，这篇文章引用新证，解决了王国维没能解决的问题，而且下笔老成，海外人士于是都认定蔡老和王国维应是同辈人，见到蔡老后难免大吃一惊。惊讶继而转为赞赏：“蔡，原来您是治史的天才！”
1978年，一位来访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对蔡美彪说：“久仰！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您的《辽史王鼎篆正误》。”蔡美彪纳闷，看对方岁数不轻，五十年代了他还在校当学生？那时在美国怎么看得到中国大陆发行的这本刊物？一问方知，《学原》于1950年在香港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在《学原》那一期上发表文章的很多人战后留在了香港，其中就有王叔岷。就是这篇文章，海外不难求得，蔡美彪却在事隔三十年后才觅得芳踪。
天才的背后却是过人的勤奋。年轻时，蔡美彪借得图书馆的书来做校对和抄写，每每直至深夜。现在展卷，还能看到当年写下的“夜二时半校毕”等字样。
驻守史学
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搬进了原文科研究所驻地。时任所长罗常培先生对八思巴字(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书史会要》中记载他“采诸梵文创为蒙古字”，即八思巴字)很感兴趣，读到蔡美彪写的研究八思巴字的文章，大为赞叹，把他从明清史研究室调到藏有几万张拓片的金石拓片室。蔡美彪不负众望，从拓片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字材料。因缘际会，罗先生后来又安排他到社科院语言所工作。期间，蔡美彪和罗常培合着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又独力着成《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转眼过了半个世纪，较之当年，蔡美彪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都没有太大变化。他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圈，“五十多年来，都是在这个院子里面。‘文革’时人家批我，说我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然后到机关门，脱离工农兵，走白专道路。我心说，我哪里是‘三门干部’呀，我是‘一门干部’，从来就没有出过这个院门！”就是这道坐落于东厂胡同的小小院门，串连起蔡美彪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轨迹。庭前梧桐一年年生芽落叶，手中书卷却仍似旧友，常伴朝昏。
学术成就
编写中国通史蔡美彪一生与史结缘。19岁发表极具学识的论文，赢得了“治史天才”的美誉；在蒙元史和八思巴字的研究上卓有建树；从1953年起，协助史学大家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他担负起这项未竟事业，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洋洋洒洒十二卷，气势恢弘，风骨朗朗，万千雍容。他兀兀穷年，在历史的幽暗深处，寻找着蒙尘的美和故事。 
从1953年起，蔡美彪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他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联合其他学者编写的《中国通史》第11、12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届时，洋洋12卷的《中国通史》将全部出齐。《中国通史》架构宏大，史实准确，选材精当，笔法洗练，代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从1953年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到主持编写五至十卷，再到《中国通史》的完美作结，蔡美彪先生完成了一段艰难的历史探询之旅。
从1953年起，蔡美彪就协助范文澜编写了《中国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蔡美彪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他认为，《中国通史》第十卷写到嘉庆朝后就不继续写下去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补写从道光继位至宣统退位这一部分，以清朝及其封建帝制的灭亡作结。十卷出齐之后，他每天仍然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与汪敬虞、杨天石、茅海健等专家合作完成《中国通史》第十一卷和十二卷。斗转星移已近十载，即将付梓。
蔡美彪秉承范文澜的观点，认为“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按照范文澜的解释，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会通，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蔡美彪说：“如果没有水乳交融的会通，就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备通史。”当年，蔡美彪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和《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杜希德见面。两人互相称赞对方，一称对方为“大将军”，一称对方为“大元帅”。惜乎杜希德先生已经作古，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通史》的万千雍容。
蒙元史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是蔡美彪的专长。他强调，研究八思巴字，仅凭对现代蒙语的熟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关于元代的金石历史知识。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为证得一字，有时也要付出很大心血。
2005年8月，为取得北京平谷区(县)元代兴隆寺蒙汉文圣旨碑碑文的第一手材料，老先生亲自攀登瑞屏山，临碑摩挲审辨，终于辨识出拓本中模糊不清的字，于次年发表文章，纠正了某些流传的误释和误译。
专著《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
《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7月。
《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4月。
《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
《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年6月。
治学之道
小心“夫人代管”
蔡美彪习惯了事必躬亲。“我的习惯是自己做，稿子也是自己写”，这种习惯，深受范文澜先生的影响。谈及范文澜，蔡美彪目光如水，语调和神态都变得愈加恭谨，如同范老就在面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范老就住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院子里。尽管一只眼睛视力不好，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八点多开始工作，下午至少六点才离开办公室。研究所的都住在所里，入夜，人人都点灯学习。人们说这是范老的影响所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晚饭后，范夫人在院子里散步，走家串户后回来告诉范老某某不看书顾自下棋呢。开始，大家不明所以，琢磨着范老怎么那么明察秋毫；后来真相逐渐大白，于是家家灯火通明，久而久之，范夫人的夜巡就被谑称为“夫人代管”。
后来，国务院曾拨给范文澜一套住房，他一个人难免寂寞，蔡美彪就搬来住在二楼，两人朝夕相处，生活上互通有无，学术上切磋砥砺。范文澜除学术外别无爱好，很少看电视看戏，偶尔看一次，遇到不懂的时新事物还要问蔡美彪。他怀有一种严肃的编纂通史的使命感。为写作通史不惜推却或辞去许多行政领导职务，几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谈及《中国通史》，蔡老谑言：“也很平常，‘通史’就是普通人写的通俗的历史书。”出语平易，其实艰辛。就在和笔者见面之前，蔡老刚解决了《中国通史》清样的一个校勘问题：书引黄遵宪词“展冰奁，试照桃花血。影如此，泪重洒”，清样中作“展世奁”，平仄与文理皆不通。但错讹的是哪个字呢？老人专程到书店寻觅，靠着书架打开黄遵宪的诗词集翻查，知原字确是“展冰奁”。“奁”原义为镜匣，后来引申为嫁妆的意思。用冰来形容镜子，蕴含玉洁冰清之意。蔡老说，回顾过去的论述总存在不足，亦因观点进展和新材料的发现而有待深化。维度需要开拓，但下笔益须审慎。“越不懂就越敢写；越懂，才越会惜墨如金。像范文澜先生写唐代儒学，只用了几千字，那是因为他从年轻时就研究经学，对经学太熟悉了，才能做出这样的高度概括。史笔简洁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写书的境界，就是以己少许，胜人多许。”
“寸阴难求，寸金何用？”
蔡美彪学术道路的紧要关节处，往往如有天助，水到渠成。他谦言，“人能做什么，不能摆脱环境影响。我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被动’的。主编《通史》，是范老身后的应尽之义；主编地震史料，是唐山地震后全国减灾工作的一部分；研究八思巴字，是通过罗常培先生才接触到金石拓片，从而发现了别人难得见到的新材料。”
蔡美彪说。“我对寸金没有兴趣。我要寸金何用？老一辈先生叫学生做学问不要贪名图利，真才实学才是根本。范文澜生前曾向出版社写信声明不收稿费，稿费全部上交国家。他的近代史印了上百万册，《中国通史》印了几十万册，多少年来却从未领过稿费。古人将钱叫做‘泉’，到手就花了。不花就等于没有。但学问却能不断充实自己，不会流失。”
蔡美彪当过不少奖金的评委，他不赞成作者自己申请，希望采取学者推荐的方式。他自己就从未主动申请过奖金，得到的奖励都是别人代为申请的。有一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前些年由出版社申请，蔡老主编的书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奖和奖金。他说，大家分了吧。二十五个人每人获得四百元。直到蔡老打算买一部书送人的时候，才发现这部书定价五百元。
四不境界
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蔡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有一次，蔡先生到外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研讨的主题是有关蒙古史问题。由于他是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又是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德高望重，因此名正言顺地被推举为大会组委会主任。会议开得很顺利，但闭幕式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与会学者对蔡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大会闭幕式开始后，主席台上坐满了会议所在地的政府官员，桌签显示留给学者的仅有两个席位：一位是蔡先生，另一位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志玖。杨先生是蔡先生南开求学时的恩师，但这次排序被排在蔡先生后面。而其他国内外与会学者，均无在主席台上落座的资格。闭幕式主持人一再请蔡先生上台就座，蔡先生执意不上。直到闭幕式结束，给学者留的两个座位也一直空置在那儿。学术会议的闭幕式在主席台上却无学者身影，我生平还是第一次遇到。蔡先生抵制不良风气、维护学术尊严之举，赢得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尊敬。
不给别人写序时下，常见当红学术名流为他人新作写序。更有甚者，为他人作序成癖，并结集出版。据说，不少序言为书作者自己所写，不过是借用名流之名添彩增色。蔡先生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撰著的历史学家。1992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面世，距今不足20年，但榜上有名的中国史学家在世的已寥寥无几。蔡先生完全可以凭借其身份地位，在为他人作序上捞取名利。然而，我们几乎见不到蔡先生的墨宝。不少熟悉的学者，请蔡先生作序而被拒绝。甚至连他的博士生出版的博士论文，亦未索得只言片语。他不止一次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挟名人以自重”，以此为对社会上不知自重者的蔑视。 
但有一次，他破了遵守多年的戒律为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所著《元蒙史札》作序。之所以破一回例，他说：“老友周清澍兄把他的蒙元史论文结集出版，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这回破了我的例。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集的内容有多少研究，而是由于与著者结识四十年，相交无间。他的处世治学，每令我心服。说几句我的亲身感受，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著者。”
不作空头主编目前，学术界存在着某些不劳而获担任挂名主编的所谓专家。蔡先生从不当挂名的、空头主编。蔡先生说过，当主编就得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编写。他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不少请他当主编的上门者。据我所知，蔡先生名列主编的只有三部著作：《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和《范文澜全集》。编地震历史资料时，蔡先生的办公室就搬到鼓楼西大街的编纂委员会，每天与编者们共同辛勤工作。直到七卷资料书出版后，蔡先生才回到近代史所的办公室。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时，从拟条目到写稿、审稿及定稿等，每一个环节，他均参与其间。主编《范文澜全集》，蔡先生更是事必躬亲。经蔡先生主编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其 高质量、高水准至今仍被学术界称誉。
不慕名逐利常听蔡先生说：“务虚名而受实祸”，“蜗角名蝇头利”。蔡先生多次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理由是不想当“演员”，尤其是不能容忍采访者曲解原意或任意拔高。他在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团体兼职很多，但他的名片上始终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几个字。他极少主动申请课题经费和参与评奖。他几乎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总共仅申请了两万元科研经费。教育部曾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教材，拟给他一笔钱，却被他坚拒。当《中国通史》获得国家图书奖一万元奖金时，他将奖金平分给所有作者和参与者。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他的一些做法，看似不合时宜，却折射出高尚的风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