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本新闻传播史
日本现代新闻传播的起点
日本社会在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出现了简单的新闻传播形式，即所谓“读卖瓦版”。这是一种通过烧制瓦版而拓印的单页新闻纸，内容大多是各种突发事情，如地震、火灾、战争、自杀、殉情等等，除了文字，还配上图画，印好后拿到街上叫卖现存最早的读卖瓦版是1615年的《大阪夏之阵图》。1818年，这种古代社会性质的新闻传播最终消失，而官方“洋书调所”（外国事务研究所）的手抄译的荷兰洋报（俗称“传闻书”）则在幕府高级官员中流传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的舰队第二次开进东京湾，德川幕府被迫同意开放门户。同年，“传闻书”的阅读资格降到地方“大名”一级。在日本最早出现的报纸，是1858年从中国翻刻传入日本《官版中外新报》，此报系由在中国宁波活动的传教士发行。接着，英国商人A.W.汉萨德于1861年6月创办英文《长崎船舶新闻》（The Nagasaki Shap News）、11月在横滨创办英文《日本先驱报》（The Japan Herald）。在日本出版的最早的日文报纸，是1862年1月由官方“洋书调所”的工作人员竖川三之桥、万屋兵四郎印刷发行的《官版巴达维亚新闻》，“新闻”一词系日文“报纸”的意思。此报翻译自在荷属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出版的荷兰文报纸。由于“攘夷论”在政府内部占上风，日本官方刻印出版的报刊大多在1863年停刊，又倒退回到翻译、手抄传播。这些报刊的读者，主要是幕府要员。
日本最早的杂志一般认为是幕府洋学研究者柳河春三1867年初创办的《西洋杂志》，“杂志”也是他创造的词汇。
自和平开放门户后，外国人办的外文和日文报刊没有禁止出版。其中英国牧师贝利创办的日文《万国新闻纸》（1867年1月），首次刊登了日本商人的食品广告。
日本的现代新闻传播，是在西方新闻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成为日本出现报纸的最早中介，接着是印尼，成为日本出现报纸的相对持续的中介。
明治维新后的新闻传播业
1867-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短的时间内，日本的现代新闻业形势走过了西方国家“官报——党报”的发展阶段，转向商报时期。一、“党报时期”和“官报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斗争很快就导致出现尊王派和佐幕派，1868年2月以后，这两派都分别出版了系列代表自身观点的报刊，《太政官日志》（尊王派）和《中外新闻》（佐幕派）。从新闻业务角度看，由柳河春三主办的《中外新闻》，代表了日本党报时期报刊的较高水平。
1869年，明治政府公布了第一条报业的法规《报纸印行条例》，实行出版许可制。佐幕派的报刊被查禁。1871年12月，由横滨富商原善三郎等人出资，在神奈川县令井关盛艮的支持下，《横滨每日新闻》出版，这是日本第一家日报，新闻与广告各占一半篇幅，呈现出一定的商报倾向。
《横滨每日新闻》（1871），还有1872年创办的《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新闻杂志》（报纸）等，都有不同的官方支持背景，可称“民办官助”。
19世纪70-80年代，官方内部出现的矛盾逐渐影响到报刊，出现所谓的“官权派”（立宪改进党）、“民权派”（自由党）、“帝政派”，各种报刊多少都卷入到党派斗争中，成为各个党派的机关报或附庸。1875年6月和1882年4月修订的报纸条例和1875年制定的“诽谤律”，实际上取缔了言论自由。
日本新闻史上的官报时期是官方和报人都处于幼稚阶段的独特现象；而基本处于当权者有效控制下的当宝时期，则仅仅是其传统专制体制的一种自由主义外形。二、不完全的“商报时期”就在一些报刊热衷于政论的时候，1873年出现了版面小、不刊登争论、以社会和娱乐新闻为主的“小报”，一般把《东京假名书新闻》视为最早的典型报纸。但后来再在竞争中留存并闻名的，则是1874年创刊于东京的《读卖新闻》和1879年创办于大阪的《朝日新闻》。  现在的《朝日新闻》《朝日新闻》1886年确立的“通则”第一条写道：“以公平无私为宗旨，以作世人耳目为本职”。曾经在1876年出版《文明概论略》一书而闻名的福泽谕吉，确立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板报方针，争取到不同派别的读者。实际上，从这时起，日本所有的报纸都转向了大众，由于不存在高级报纸，所有报纸就内容和水平而言，介于西方的高级报纸与大众报纸之间。
1886年，《邮便报知新闻》的主持人矢野文雄从欧美考察回来，在编辑、经营、发行等方面对报纸实行现代产业化管理。因其成功，是的产业化管理成为日本日报的一种出版传统。
与报业的发展相适应，1887年，日本第一家通讯社东京急报社成立，创办人为六角正太郎。此后，许多通讯社纷纷建立。其中1903年建立的帝国通讯社和1911年建立的日本电报通讯社是主要两大竞争对手。
受美国黄色新闻潮的影响，1892年由黑岩周六创办的《万朝报》，以及1900年出版的《二六新报》成为典型的煽情报纸。它们在东京炒作社会新闻，甚至政治新闻，以大众的名义对官员和经济暴发户进行揭丑，  现在的《每日新闻》得到读者青睐，发行量大增。而在大阪，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并先后改为股份公司制。报纸运转中形成编辑、经营两个中心。1924年正力松太郎买下《读卖新闻》后，获得了快速发展，1930年，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在东京形成三报第一次鼎力竞争的局面。
然而，商业性发展的报刊是不能触及国内政治问题的。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产业化，是一种畸形发展。作为产业，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进行适当的炒作，以争取更多的读者。物质上的商业利益加精神上的国家主义，正是驱动日本媒介从明治到大正时代产业化的两个轮子。三、明治-大正时代的新闻政策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对新闻的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在精神上做足了准备。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的权力必须服从德国那种“法律限度”。强调的是“日本臣在法律范围之内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
从世界上不允许存在政党报刊，到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管理法规，以及惩处一批又一批的媒介和记者，日本当权者有效地先顶了媒介的言论和报道范围。日本的媒介本来就没有与当权者抗争到底的传统，经过几个不大的斗争回合，便基本上被纳入了天皇专制制度的轨道，在鼓吹国家主义方面，不少媒介充当了自觉地工具。
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媒介
一、情报局对新闻传播的法西斯统治早在1932年，为控制舆论就成立了尚没有列入编制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务、邮政等省派出委员和干事，统一协调对舆论的控制。1937年该机构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报部，直属首相。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电话、电影、喜剧、曲艺、绘画、唱片等等实行直接控制。
战争失败前夕，政府制定成立的新闻界自主统治的御用团体“日本新闻会”也被解散，改由情报局直接向报刊发出具体指令。至此，日本法西斯从思想到体制，变质了一张完全笼罩新闻传播的大而密的罗网。
二、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
由于报刊收到纸张和传递空间的限制，日本的广播在战争期间对日本民众的精神灌输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战争后期，直至战火烧到本土，“收音机仍然在进行夸张的宣传，显然指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部预计到的世界之中”。
三、合并通讯社，全面控制新闻源为了强化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日本政府1935年着手合并通讯社。经过反复协调，最终于1936年11月在“联合新闻社”（1926年建立）和“电通”两大通讯社（帝国社在竞争中衰落）的基础上建立社团法人同盟通讯社。该同盟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形式归到该社名下（当时共189家）。
四、报刊大合并为了便于更好地实行控制，当局宣布除了几家全国性大报之外，其他报纸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实行合并。几个月内，除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变动较小外，将11家产业报纸合并为在东京出版的《日本产业经济新闻》（即现在《日本经济新闻》），将爱知县以西的产业报纸合并为在大阪出版的《产业经济新闻》（即现在的《产经新闻》），另外还合并了若干报纸形成中部地区的《中日本新闻》（即现在的《中日新闻》）、西部地区的《西日本新闻》和东北部地区的《北海道新闻》等等。
杂志也没逃过大合并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遭到查禁的社会主义杂志每年都有几十种。再经1941年和1942年的两次整顿与合并，原来数千种杂志剩下996种，综合性杂志只保留了3种，实时性杂志只保留了7种。
联合国军队日本新闻传播业的自由主义改造
一、关于大众传播的一批纲领性文件 1945-1946年，同盟国（后为联合国）占领军最高统帅司令部发布了一批与大众传播相关的文件。这些文件果断地废除了展示法西斯政府又有关于大众传播的法律法规。在1945年10月4日文件要求的期限之前，战时统治大众传播的主要机构情报局于9月底撤销，至此，日本政府对大众传播的统治完全解体。
二、新宪法确立表达自由权 1946年10月日本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障机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达的自由。不得对之进行审查。”
三、通讯社重建
四、改组日本广播协会，确立广播公营和民营并行的体制
五、各报的民主运动、“编辑权”确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