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廷和
人物简介
祖籍江西庐陵。父杨春，官至提学佥事。生于1459年九月十九日（10月15日）。杨廷和自幼聪慧，读书用功，十二岁举于乡，  杨廷和像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殿试居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弘治二年(1489)进修撰，参修《宪宗实录》和《会典》，擢左春坊大学士。正德二年（1507）初由詹事人东阁，专典诰赦，因与宦党相抗，得罪司礼监大太监刘瑾，改官南京户部尚书；不久因修书功成召还，授文渊阁大学士参理机务，迁吏部尚书，及至刘瑾伏诛，于正德七年（1512）进谨身殿大学士；继李东阳出任首辅。
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崩，无子，杨廷和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统、得到皇太后准许，由其拟发“遗诏”，迎候朱厚熜自驻守地安陆（今湖化应山县）回京继位。于新皇帝尚未抵京的一月之余，杨廷和借遗诏行事，励行新政，革除武宗朝所留弊政；打击宦官秉政当权恶势力，遗散平虏伯江彬矫旨改建的威武营、资遣锦衣卫擅调用的各边兵及其进献的美女、取消“皇庄”、“皇店”等九个多余的工程。收纳宣府（河北宣化县）行宫金银珠宝，入于内库、释放南京大狱冤囚等。最后并说服皇太后，计擒欲拥兵反叛的奸倍将领江彬，于世宗即位后当众处决，榜示天下，同时将其死党一一缉拿，分别惩办。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日，改革之举，意义深远，恶势力遭到打击，正派力量得以增长，人心大快，国家从危弱转臻初治，史称“中外倚以为安”。
世宗朱厚熜即位时，杨廷和奏准颁发拟定的新政纲领，借以精兵简政，减免税赋，清理盐政、漕运等，谨慎刑审、广开言路，举荐人才，使“天下翕然称治”，朝野大悦，皆称颂新天子圣明并杨廷和之功德。因此进为左柱国，兼《武宗实录》总裁、“大礼”议起，杨廷和受到排诉。所谓“大礼”即议论世宗朱厚熜父亲的主祀与尊号，世宗帝意欲舍去原有宗法制度抬高本支身价，尊自己父母为帝为后，杨廷和以首辅之位据理规劝，以为应“继统继嗣”，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与世宗议想不合。帝终按已意强行确定新帝系，重新培植亲信，进而打击阁臣，废除“新政”，恢复原来革除之弊政，旧势力重新抬头，“皇庄”、“官庄”重新发展。杨廷和痛心疾首，全力抗争，上奏章约三十道，然世宗无视，乃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将其罢归故里新都。杨廷和去位后，世宗用大狱、廷杖、罢黜等暴力镇压了二百多位朝臣，勉强定了“大礼”。七年（1528）世宗《明伦大典》成，重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籍为民。嘉靖八年（1529）六月二十一日（7月25日）杨廷和病故于四川新都县，享年七十一岁。于穆宗隆庆初年得以复官，赠太保，[1]。
子杨慎字用修
[2]，号升庵，武宗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亦以争大典，杖谪云南，废弃终身。
主要著作
生平著有《杨文忠公三录》、[3]》、《明宪宗实录》、《大明会典》、《杨廷和奏议》传世。亦善书，笔法工整。清魏坤《倚晴阁杂钞》谓：“明《昌运宫碑》，大学士李东阳撰，杨廷和书。”
人物小传
大明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洪、宣时期达到了极盛。然而就在此时，明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明中叶百余年间，社会危机不断出现，但都没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究其原因，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的改革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德、嘉靖之际，杨廷和的改革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
《明史·孝宗本纪赞》：“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孝宗而已。”然而，就是这个被捧为“恭俭有制，勤政爱民”的孝宗皇帝，却培养出了一个“耽乐嬉游，昵近群小”的不肖之子——明武宗。武宗君临天下伊始，即重用自己东宫时旧竖刘瑾。武宗怠于政事，刘瑾得以乘机擅权。当时内外章奏，都要先具红揭投瑾，人称“站皇帝”。东厂、西厂掌印太监，皆其私党；又设内行厂，“躬自领之，军国大柄，尽归其手”。更有一些无耻官僚，如焦芳、张彩之流，附炎趋势，卖身投靠。《明史》立《阉党传》，阉以党名，盖始于此。一般文武大臣，也不敢与之向抗，“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其权势可谓炙手可热。正德五年，刘瑾伏诛。武宗又宠幸江彬、钱宁、许泰等佞幸小人，赐以国姓，收为义子，出入豹房同卧起，游猎巡幸无时日。“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在他的统治下，朝政日非，内忧迭起，外患频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刘六、刘七起于河北，蓝廷瑞、鄢本恕起于四川，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安化王寊鐇反于宁夏，宁王宸濠反于江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因武宗失德而更加尖锐。蒙古贵族也乘机连年侵扰。大明天下，很不安宁。
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下，杨廷和身为宰辅，“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折服”。史载，他居忧期间，梁储为首辅，“惧不克任”，“屡请召之”。他还朝后，“储遂让而处其下”。可见他在阁臣们心目中地位之高。
武宗失德，杨廷和多次上疏规谏，俱不听。他虽“邑邑不自得”，但仍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安化王寊鐇反，他“草赦诏，请擢边将仇钺，以离贼党。钺果执寊鐇”。刘六、刘七起义，他建策献言，调兵遣将，终于镇压了这次起义。刘瑾专权时，无耻官僚趋之若鹜。刘瑾败后，“中官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恣横甚。”杨廷和为官清正，绝不与之为伍。但武宗童昏愚顽，杨廷和身为宰辅，言不听，计不从，处境十分困难，很难施展抱负，只能“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为此，他曾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史载，杨廷和“久入阁，漫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幸臣窃国柄。有狂生上书数其过，公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当时，他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武宗统治十六年，失道不可胜计。杨廷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持政务，“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灾赈蠲贷犹如故事，百司多守法”，使国家机器照常运转。封建史家对此歌颂备至。《明史·杨廷和传。赞》：“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幸盘结左右。廷和为相，虽无能改于其德，然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明末文人陈子龙也指出：“武皇穆骏西驰，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安危定倾 功在社稷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崩于豹房。这个荒淫无耻的皇帝，一生“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视军国大事如儿戏，死时却留下了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大明王朝“安危俄顷”。杨廷和身为首辅，面对纷繁的国事，调度区画，指挥若定，表现了非凡的才干。
1、 定大策，迎立新君
择立新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头等大事，搞得不好，就会发生内乱，尤其是在“大行皇帝”无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世宗），得到了阁臣们的赞同。太后“一如廷和请，事乃定”。使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2、 擒江彬，消除隐患
江彬，原为大同游击，正德七年，被武宗召入京师。他以“机警，善迎人意”，得武宗欢心，被“留侍左右，升左都督，冒国姓为义儿”，后冒应州功，封平虏伯。他对武宗，“诱导以离宫之欢，恣情于驰骋之乐”。正德十六年，武宗临死前，“江彬益骄横，其所部边卒，桀骜不可制”，“犹改团营为威武团练，自提督军民，中外虑彬旦夕反”。江彬党李琮也“劝彬乘间以其家众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不决”。武宗死，杨廷和“密与太监张永谋，启太后请旨勑彬。先传令军士，扈从南巡者就通州给赏，于是边兵尽出”用以剪其羽翼。“彬觉，顾瞻无人，遂就擒”⒅。接着，“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恶，厚赏彬所部诸边卒，散遣归镇”。“安危俄顷”之际，杨廷和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粉碎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叛乱阴谋。
3、革弊政，朝野称颂
世宗未至京师，“杨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这一个多月及其后的一段时期，杨廷和不很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掣肘，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是他几十年宦海生涯中最有光辉的时期。他以革除武宗时弊政为己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办事勤勉，讲求效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史载：“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杨廷和）一一口授，动中几宣，略无舛错”，“中外倚以为安”。
正德、嘉靖之际的遗诏、登基诏都出自杨廷和之手，他的很多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都是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的。
正德七年，武宗不顾阁臣们的反对，调边兵入卫京师，“边卒纵横骄悍，都人苦之”（23），边防力量也大为削弱。武宗死，杨廷和“传遗命罢威武团练诸军，各边兵俱重赉散归镇”（24），解决了这一问题。
武宗荒淫无道，建豹房、开皇店，掠民间美女，取诸府乐户，营行宫于宣府，兴土木于京师，致使天下骚然，民不堪命。武宗死，杨廷和以遗诏“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归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
杨廷和在所拟登极诏中，还“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赋尽免之”，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世宗即位，杨廷和草上登极诏书。“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五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悻得官者大半皆斥去”。在裁汰冗官、冗兵的同时，杨廷和还注意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在它所拟的登极诏书中规定：“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员人等，因谏上巡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者，该部具奏起取复称，酌量升用。打死者，追赠谕祭，仍荫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绝者，一体追赠谕祭，复养亲属”。而且，“廷和益欲有所发嘘，引用正人，布列在位”。注意选拔人才，以推行新政。
杨廷和的改革措施，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称颂。同时，也受到一些人的嫉恨。史载，“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他们散布谣言：“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31），有人甚至想趁杨廷和入朝时刺杀他。但杨廷和无所畏惧，“出入护以卫士”，照常理事，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胆略。
杨廷和的改革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嘉靖初年，政府财政状况大有好转，阶级矛盾也相对缓和，“天下翕然称治”。
封建史家对杨廷和在正德、嘉靖之际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明史》的作者称他：“扶危定顷，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焦竑称他：“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对杨廷和的功绩，连明世宗也无法否认。杨廷和死后，明世宗曾向大学士李时问起太仓积粟情况，李时回答：“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明世宗很有感慨，说：“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大议礼起 晚境凄凉
世宗即位，杨廷和对他抱有很大希望，“自信可辅太平”，重振大明王朝。杨廷和办事勇于负责，敢于坚持己见，“事事有所持诤”。他多次上疏，劝世宗：“……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语多剀切”。但是，一场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的争论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他的宏伟抱负也顿时化为泡影。
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嗣大统，按封建礼教，应尊孝宗为皇考。但世宗尊崇私亲，横生枝节，始则坚持尊本生父母为帝后，既而又欲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杨廷和等阁臣则引经据典，力言不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大礼议”之争。“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三十疏”，“持论益不挠，卒以是忤帝意”，“帝常忽忽有所恨”。杨廷和被迫“累疏乞休”，嘉靖三年二月致仕，结束了自己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以后，大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已退居林泉之下的杨廷和也没能幸免，被削职为民。第二年，在寂寞中死去。
大礼仪之争，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杨廷和等人持论不挠，敢于和皇帝抗争，罢官廷杖在所不惜，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明代士气之昌，于此可见一斑。
杨廷和失宠于世宗，倡大礼之仪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世宗的猜忌。史载：“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世宗“趣内阁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不能止也。”作为封建帝王，当然不愿臣下多嘴多舌。更有甚者，杨廷和以倡大礼仪忤世宗意，“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世宗意遂内移。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多是昏聩无能之辈，专制皇权却丝毫不容侵犯。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世宗降敕称杨廷和“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身为人臣而目无君上，恐怕是杨廷和生遭贬窜且戮及身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对此，杨廷和身居庙堂之时或许即有所察觉。史载，“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皆至，公颦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伴君如伴虎，信然！
纵观杨廷和一生，觉得他不失为封建官僚中的杰出人物。武宗童昏，宦竖擅权，佞悻横行，他身为宰辅，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镇静持重”，“补苴匡救”，兢兢业业，支撑危局。正、嘉之际，他锐意改革，力除武宗时弊政。改革虽然因他被迫致仕而没能继续下去，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的几次改革开了先河。他为官清正，虽“位及人臣，而居处同于寒素”；他关心民间疾苦，为家乡“通水利”，“修县城”，“置义田”，作了不少好事，很受时人称道，一生博学鸿毅，光明正大，积极倡导励行“新政”，对明朝之中衰起到一定振治作用，诚如李东阳说：“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经邦济国）事，须归介夫。”
人物轶事
一夜五更，半夜五更之半。 
三秋八月，中秋八月之中。 
过去，一夜分为五更，两小时一更；古称秋季三个月为“三秋”，即初秋七月（孟秋），中秋八月（仲秋），晚秋九月（季秋）。这一联是明代大学士杨廷和父子的杰作。相传杨廷和8岁那年，有一次，他父亲与客人对饮到深夜，出上句让客人对，可是无人对出，在一旁的小廷和随即应对，语惊四座。
典籍记载
杨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广提学佥事。廷和年十二举于乡。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进士。改庶吉士，告归娶，还朝授检讨。廷和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弘治二年进修撰。《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东阁，专典诰敕。以讲筵指斥佞幸，忤刘瑾，传旨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迁南京户部尚书。又三月召还，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会典》小误，夺廷和与大学士李东阳等俸二级。寻以成《孝宗实录》功还之。加光禄大夫、柱国，迁改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时瑾横益甚，而焦芳、张纟采为中外媾。廷和与东阳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安化王寘鐇反，以诛瑾为名。廷和等草赦诏，请擢边将仇钺，以离贼党。钺果执寘鐇。会张永发瑾罪，瑾伏诛，廷和等乃复论功，进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予一子中书舍人。
流贼刘六、刘七、齐彦名反，杨一清荐马中锡讨之。廷和言：“中锡，文士也，不任此。”时业已行，果不能平贼。廷和请逮中锡下狱，以陆完代之，而斩故受赇纵贼者参将桑玉。已，又用学士陈霁言，调诸边兵讨河南贼赵鐩等，而荐彭泽为总制。贼平论功，录廷和一子锦衣卫千户。辞，特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东阳致政，廷和遂为首辅。
张永既去瑾而骄，捕得男子臂龙文者以为功，援故太监刘永诚例，觊封侯。廷和言“永诚从子聚自以战功封伯耳，且非永诚身受之也”，乃止。彭泽将西讨鄢本恕，问计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贼不足平，所戒者班师早耳。”泽后破诛本恕等即班师，而余党复蝟起不可制。泽既发复留，乃叹曰：“杨公先见，吾不及也。”
乾清宫灾，廷和请帝避殿，下诏罪己，求直言。因与其僚上疏，劝帝早朝晏罢，躬九庙祭祀，崇两宫孝养，勤日讲。复面奏开言路、达下情、还边兵、革宫市、罢皇店、出西僧、省工作、减织造，凡十余条，皆切至。帝不省。寻以父卒乞奔丧，不许。三请乃许。遣中官护行。旋复起之，三疏辞，始许。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阕，即召至。帝方猎宣府，使使赐廷和羊酒、银币。廷和疏谢，因请回銮，不报。复与大学士蒋冕驰至居庸，欲身出塞请。帝令谷大用扼关门，乃归。帝命回銮日群臣各制旗帐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亲旧耳。天子至尊，不敢渎献。”帝再使使谕意，执不从，乃已。
当廷和柄政，帝恒不视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多失政。廷和未尝不谏，俱不听。廷和亦不能执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数移疾乞骸骨，帝亦不听。中官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恣横甚。廷和虽不为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
御史萧淮发宁王宸濠反谋，钱宁辈犹庇之，诋淮离间。廷和请如宣宗谕赵王故事，遣贵戚大臣赍敕往谕，收其护卫屯田。于是命中官赖义、驸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帅师亲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统各京边将士南讨。而安边伯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左都督刘晖为平贼将军前驱，镇守、抚、按悉听节制。命廷和与大学士毛纪居守。以乾清、坤宁二宫工成，推恩录一子锦衣卫副千户，辞。时廷和当草大将军征南敕谕，谢弗肯，帝心恚。会推南京吏部尚书刘春理东阁诰敕，以廷和私其乡人，切责之。廷和谢罪，乞罢，不许。少师梁储等请与俱罢，复不许。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传旨行之。时十四年八月也。帝既南，两更岁朔。廷和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推服。凡请回銮者数十疏，皆不复省。帝归，驻跸通州。廷和等举故事，请帝还大内御殿受俘，然后正宸濠等诛，而帝已不豫。趋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执宸濠等僇之，驾乃旋。
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广卫御史以其属扦掫。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时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知天下恶之，心不自安。其党都督佥事李琮尤狠黠，劝彬乘间以其家众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未决。于是廷和谋以皇太后旨捕诛彬，遂与同官蒋冕、毛纪及司礼中官温祥四人谋。张永伺知其意，亦密为备。司礼魏彬者，故与彬有连。廷和以其弱可胁也，因题大行铭旌，与彬、祥及他中官张锐、陈严等为详言江彬反状，以危语怵之。彬心动，惟锐力言江彬无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临。”严亦从旁赞决，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报，廷和、冕益自危。顷之，严至曰：“彬已擒矣。”彬既诛，中外相庆。
廷和总朝政几四十日，兴世子始入京师即帝位。廷和草上登极诏书，文书房官忽至阁中，言欲去诏中不便者数事。廷和曰：“往者事龃龉，动称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侪贺登极后，当面奏上，问谁欲削诏草者！”冕、纪亦相继发危言，其人语塞。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而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卫出入。帝御经筵，廷和知经筵事。修《武宗实录》，充总裁。廷和先已加特进，一品满九载，兼支大学士俸，赐敕旌谕。至是加左柱国。帝召对者三，慰劳备至。廷和益欲有所发摅，引用正人，布列在位。
给事、御史交章论王琼罪状，下诏狱。琼迫，疏讦廷和以自解。法司当琼奸党律论死，琼力自辨，得减戍边。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会石珤自礼部尚书掌詹事府，改吏部，廷和复奏改之掌詹事司诰敕。人或谓廷和太专。然廷和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事事有所持诤。钱宁、江彬虽伏诛，而张锐、张忠、于经、许泰等狱久不决。廷和等言：“不诛此曹，则国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庙之灵不安，万姓之心不服，祸乱之机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乃籍没其资产。廷和复疏请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语多剀切，皆优诏报可。
及议“大礼”，廷和持论益不挠，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遗诏。言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礼官上礼仪状，请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翼日，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旨俞允，择日即位。其笺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览礼部状，谓：“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仪，世宗不听。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诏草言“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帝迟回久之，始报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兴献妃。未几，命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书毛澄曰：“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进士张璁与侍郎王瓒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瓒微言之，廷和恐其挠议，改瓒官南京。五月，澄会廷臣议上，如廷和言。帝不悦。然每召廷和从容赐茶慰谕，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顺帝指。乃下廷臣再议。廷和偕蒋冕、毛纪奏言：“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至兴献王祀，虽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为兴献王后，而改封崇仁王为亲王，则天理人情，两全无失。”帝益不悦，命博考典礼，务求至当。廷和、冕、纪复言：“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其所生父南顿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则圣德无累，圣孝有光矣。”澄等亦再三执奏。帝留中不下。
七月，张璁上疏谓当继统，不继嗣。帝遣司礼太监持示廷和，言此议遵祖训，据古礼，宜从。廷和曰“秀才安知国家事体”，复持入。无何，帝御文华殿召廷和、冕、纪，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礼》谓为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群臣亦皆执前议。帝不听。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仪由中门入，谒见太庙，复申谕欲加称兴献帝、后为“皇”。廷和言：“汉宣帝继孝昭后，谥史皇孙、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继元帝，钜鹿、南顿君以上立庙章陵，皆未尝追尊。今若加皇字，与孝庙、慈寿并，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臣等不得辞其责。”因自请斥罢。廷臣诤者百余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为薄谪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内移矣。寻论定策功，封廷和、冕、纪伯爵，岁禄千石，廷和固辞。改廕锦衣卫指挥使，复辞。帝以赏太轻，加廕四品京职世袭，复辞。会满四考，超拜太傅，复四辞而止。特赐敕旌异，锡宴于礼部，九卿皆与焉。
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为喻，优旨报纳。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工部及给事、御史言之，皆不听，趣内阁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言：“臣等与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织造为累朝旧例，不知洪武以来何尝有之，创自成化、弘治耳。宪宗、孝宗爱民节财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独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诏，中官之幸路绌塞殆尽，天下方传诵圣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请究拟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为谢不审，俾戒所遣官毋纵肆而已，不能止也。
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后请益力。又以持考献帝议不合，疏语露不平。三年正月，帝听之去。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然犹赐玺书，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廕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给事、御史请留廷和，皆不报。廷和去，始议称孝宗为“皇伯考”。于是，廷和子修撰慎率群臣伏阙哭争，杖谪云南。既而王邦奇诬讦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婿修撰金承勋、乡人侍读叶桂章与彭泽弟冲交关请属，俱逮下诏狱。鞫治无状，乃得解。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言廷和谬主《濮议》，自诡门生天子、定策国老，法当僇市，姑削职为民。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帝慨然曰；“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隆庆初，复官，赠太保，谥文忠。[4]
大礼议事件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佑杬次子（长子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赠岳王，谥怀献）。明宪宗生十四子，长子为明孝宗，次子为兴献王。1494年（弘治七年），兴献王前往其封国安陆州就藩，1507（正德二年）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献王邸。
1519年（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1521年（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那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摄理国政，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1521年四月初一，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武宗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遗诏，这时却被朱厚熜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 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引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是年为嘉靖元年（未采纳群臣拟定的“绍治”年号）。 
四月廿七，朱厚熜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世宗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朱厚熜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认为朱厚熜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朱厚熜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1522年（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无奈之下，勉强同意称父亲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那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并迫使杨廷和辞职，而其他反对者都被下狱、贬官夺俸。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
经过三年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朱厚熜已经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一意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朱厚熜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使得杨廷和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治风气日益败坏。 
大礼议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内心深处实际上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杨廷和等人的“继嗣”论萦绕在他的心头，必须制服群臣才能树立严威。自卑心理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独断，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方百计树立威权。
经过大礼议，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皇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窳，瘦弱；懒惰）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