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崇文抑武
故事
结束五代战乱、平定天下的大宋王朝，从一开始便埋下了衰亡的祸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和冲击，迫使王朝内部日渐软弱、退让求和；“崇文抑武”的国策带来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与经济飞速发展，却造成国民性格中尚武精神的逐渐弱化，最终导致亡国……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统一南方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王朝后，他先是平定了荆、湖，然后又攻灭了后蜀、南汉。
南汉被灭之后，南方的割据势力只剩下了南唐、吴越和偏处一隅的泉、漳。其中南唐是最强大的，但此时宋占据了长江上中游和下游的江北地区，以及珠江下游地区，对南唐呈现出三面包围的态势，因此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
南唐国主李煜也不是傻子，他采取了两手准备：一面主动削去南唐国号，表示臣服，对赵匡胤像父亲一样地恭敬；一面暗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防宋军进攻。
为了获取南唐最新情报，赵匡胤一面积极拉拢吴越，对南唐形成夹击之势，一面派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去摸摸情况。
李煜盛情招待了间谍卢多逊，卢多逊在临走时说：“朝廷要重修天下图经，资料都齐全了，就是唯独缺少江东诸州的，未免美中不足。”提出要这些州的资料。李煜这个书呆子，根本没有“保密”的概念，感觉编撰图经是好事，就让手下人连夜抄写了一份详细的“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资料给了卢多逊，把自己的家底全盘送上。
赵匡胤看了这些难得的宝贵资料，心里暗暗发笑：李煜这家伙，不打你打谁？！
在采石矶附近的长江上，最近总是有一艘小船在游荡，船上一名白衣秀士拿着钓竿，悠闲地钓着小鱼。这人名叫樊若水，在南唐屡次失意科场，便有了改换门庭的想法。他盯上了大宋，也看出了大宋和南唐必有一战，南唐依仗的是什么？长江！樊若水就把详细的长江水文资料当了换取富贵的敲门砖，跑到赵匡胤面前献了建浮桥渡江的计策。
就是这个浮桥打得南唐出其不意，晕头转向。看来小人物照样也能影响历史。而且，小人物也得罪不起。
开宝七年（974年）九月，一切都准备好了，缺少的是开战的一个借口。于是赵匡胤就开始找茬儿，遣使命李煜入朝，李煜害怕被扣留，就说自己有病，一再推脱。
十月，赵匡胤任命曹彬为西南都部署，率荆湖水军顺流而下，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为都监，率步骑兵由和州与采石矶之间渡江，会合曹彬东下直攻金陵。另以吴越王钱淑为东南面招抚制置使，派丁德裕为先锋，率吴越兵为偏师由东向西攻南唐，使南唐东西两面受敌。
宋军自荆南东下，水陆并进，占领了采石矶。十一月，宋军把巨舰、大船连接起来，搭起了浮桥，宋军主力迅速跨过长江。开宝八年正月，形成对金陵的包围态势。
这时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金陵被围数月，身为南唐后主的李煜竟然一点都不知道！直到五月李煜登城巡视，才看见城下驻扎着宋军。
但南唐的军队还是尽职尽责地战斗着，宋军攻了半年多，依然没有破城。战局在九月下旬发生了转变，吴越军攻下润州，南唐后主李煜惶恐了，派徐铉去求和。
徐铉见到赵匡胤，一再申辩南唐“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徐铉的口才很好，把赵匡胤说得理屈词穷，最后只好拿出少年时的无赖相，按着宝剑大声说：“我的床边能容忍别人呼呼大睡吗？”（原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开宝八年十月，南唐大将朱令率十万大军顺江东下援救金陵，在皖口被宋军打败，金陵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十一月宋军攻破金陵城，李煜被迫投降，南唐灭亡。
至此，赵匡胤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南方。
杯酒释兵权——根除动乱的心腹大患
与征伐南方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条战线上的战争。这就是赵匡胤削夺手下将领的兵权。
赵匡胤登基后不久，和宰相赵普谈论起五代时的动乱，赵普一语道破：“过去的动乱，就是由于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也并不太难，只要削夺其兵权，管制他们的谷钱，收了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赵匡胤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次陈桥兵变的场面，想到拥立自己的那些将帅和弟兄，有的是禁军的高级将领，掌握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还有的自恃拥立有功，已经出现不服管制的迹象。于是，赵匡胤下决心削夺他们的兵权。
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明月当空，赵匡胤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把石守信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到一起，饮酒欢歌。
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诸位爱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哪里有今天？因此，我对你们感恩不尽。不过这天子也并不是怎么好做的，从登基到现在，我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忙问缘由，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天子的位置，谁不想坐？”
诸位将领大惊失色，慌忙问：“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怎奈你们部下有些贪图富贵的人，如有一天，他们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难道还容许你说不做吗？”
将领们听罢，跪倒顿首说：“请陛下给指示一条生路！”
赵匡胤说：“人生追求的不过是多积金钱，再替子孙们攒下些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买些好的田宅，替子孙们置备下产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岂不快哉！我还同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和睦，上下相安，这不是很好吗？”
见赵匡胤交代得如此明白，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赵匡胤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
赵匡胤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赵匡胤通过政治联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除了离心倾向，来共保富贵。
赵匡胤是厚道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开国皇帝和开国功臣之间以这么完美的结局收场的。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赵匡胤再次设下酒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喝到兴头上时，赵匡胤感慨地说：“你们都是咱大宋的功臣啊，在马背上征战了大半辈子，都是德高望重，劳苦功高。可到了现在还辛辛苦苦在各地驻守，让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呀。”
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等人，不断表白自己战功辉煌、经历艰险，企图打动赵匡胤，保住兵权。赵匡胤冷冷说了一句：“说的都是你们为前朝干的事，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
结果第二天，参加宴会的五位节度使都被解职，给了个吃粮不管事的虚职回家养老去了。另外那些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都明白了赵匡胤的心意，主动自觉地赶快交出兵权了事。
这样，在不动刀兵的情况下，赵匡胤把各路豪强的兵权、财权、司法权、行政权收了回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从此为害中原的藩镇割据再也没有出现过。
重用文臣——繁荣的文治时代
与抑制骄兵悍将相呼应的是，赵匡胤将文人摆到了国家统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
黄袍加身后，赵匡胤很尊重文人，文人也很争气。平蜀之后，他曾因年号问题产生疑问，便去问自己的智囊赵普，谁知道赵普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最后还是学士陶毂、窦仪给出了答案，赵匡胤感慨地说了句：“宰相须用读书人！”
提倡读书，重用文人，这里既有“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客观需要，更重要的是以此来抑制武将权势。因此，历宋一朝，高级官员都使用文人，就连专门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枢密副使都是由文官担任的。除去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岳飞、韩世忠、刘琦这几个名将做到枢密副使，北宋在稳定以后，只有一个狄青当过枢密副使，这已是武将能做的最高官职了。像唐朝那样出将入相的事，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
大宋的基层政权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那时哪怕做个小小的县令，皇上都要亲自和他面谈一次，这不仅是对官员的考察，对官员来说，荣宠的意味就更重了。
综观宋代，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总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
相比较起来，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起码是没有生命之忧。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那是不确切的，最著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党争也是有的，有新党、旧党，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杀。
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先生。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
在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
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可惜，这样的制度虽然保证了大宋没有短命夭折，却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重文轻武、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滥觞于宋太祖，又经宋太宗放大强化的这种官制，最后葬送了繁荣一时的大宋。据《新闻午报》[1]
影响
1.崇文与抑武这一双管齐下的基本国策使宋代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 
2. 鉴于唐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即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力避“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态势的重演? 
3. 宋王朝高度重视文治、重用文臣?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提高文臣的政治、生活待遇。官僚阶层多任用文人?上至宰相?下至州郡长官?甚至主兵的枢密使也由文官担任。君主还进一步分散大臣的权力?分设更多的官职?使文臣间互相牵制?防止专权。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成为宋代文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4. 内外交困的政治社会局面直接促使一部分有责任感的文人积极争取改变社会现实?两宋时期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形成了激烈尖锐的党派之争。北宋时期主要是革新与保守之争?围绕政治的改良展开?以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为代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5. 社会政治风气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大夫文人的政治态度?崇文抑武的国策激励起文人愈发强烈的参政意识?外忧内患的深重则引发他们更加深刻的忧患意识。“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看作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努力追求的风范节操?是他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写照?远远超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观念。他们不仅是处士横议、坐而论道?而且进一步去改革制度、参与实施?以期改变本朝内忧外患的窘境。所以宋代“士”阶层的很多人兼具文人、官僚、政治家三重身份。 
6. 文人自觉的参政意识使时事政治自然而然成为文学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文集中谈及朝政史事、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加强?在广度、深度上远超前代。文学创作的高潮往往是伴随着政治斗争高潮而出现的?譬如庆历新政、熙丰变法期间都出现了相应的创作高峰。 
7. 深沉的忧患意识掀起了爱国文学的高潮。爱国主题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从屈原到杜甫?每逢多事之秋?爱国的热血就会在文人士大夫的身躯里沸腾?爱国主题就会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屈辱的处境使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忧虑更加深重?这种心绪自然流露于笔端?佳作层出不穷。 
8. 宋人的参政意识与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主题?而且对文风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念?宋人多会考虑文章表达与接受的效果。由于国力脆弱、外战屡败?宋人的自信与热情受到打击?不自觉地流露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与惆怅。较之汉唐?宋人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也很少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情壮志?即便是雄心与魄力兼具的王安石也只说“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宋人的心态变得谨慎、平钝、收敛?文中的议论也从锋芒毕露一变而为平实深沉。
9. 较之外患的深重?宋王朝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这客观上创造出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对促进文化的繁荣乃至文学的辉煌都非常有利。 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质是恢宏的整合气度与内敛自省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与唐代文化迥然不同的新的文化范型?必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深刻的制约影响作用。 [2]
背景
宋朝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宋初门阀世族已经消亡，而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又抑制了军功贵族的崛起。第二，宋朝的统治思想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儒家虽然长期成为官方的舆论工具，但并未取得完全的思想统治地位，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都对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影响。宋统治者建国后，在重文政策的推动下，不仅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得到高度重视，而且其价值观也进一步获得提倡和宣扬，这都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 第三，宋朝募兵制度盛行，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尚的变化。第四，宋朝军事决策和统率体制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实施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主要由将帅承担，但到宋代，这一局面却逐渐发生变化。宋朝开国后，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正副长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亲信大臣担任。第五，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统治集团处理边防问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3]
发展
宋朝历史上，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与方略与以往发生很大的转变，即长期贯穿着“崇文抑武”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作用之下，其内政以及边防都深受影响，乃至于形成有宋一代独特的气象。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虽已有所关注，但因角度不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故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专就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加以论述。一 、概念的提出关于宋朝历史上存在的“重文轻武”问题，早已为学者所提及，并几乎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概念。前辈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指出：“它（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漆侠先生认为：“重文轻武的涵义是，重文事，轻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将第二位，丝毫不重视养兵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邓广铭和漆侠两位先生的论述切中要害，抓住了这一突出的现象。黄宽重先生也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关键。它不但是中国转化为近代型的时期，而且由于它重文轻武，声容盛而武备衰，是文武地位转变的重要时代。”不过，学术界虽对“重文轻武”的概念大致得到了认同，但对此仍有持不同看法者，甚至还有学者撰文对此提出了批评。
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轻武”概念中，学者都注意到宋朝重视文官及文事，轻视武将及武略这样的事实。但在一般阅读这一概念中“轻武”的语义时，往往也容易使人对“轻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认为宋朝有轻视武备乃至于军队之意。而军队从来是国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忽视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争论，指出：说宋朝“重文”符合实际，说“轻武”则不然。又列举宋太祖以下历朝重视军队、兵员庞大、军费惊人以及政治家几乎无不谈“兵”等等事实，认为宋最高统治者重用文臣，采取抑制武将的措施，是接受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恰恰是“惧武”，也是“重武”。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宋朝是“重武”不是“轻武”。
基于宋代文官、武将之间权力失衡和大量抑制武将的具体事实，更重要的是宋统治者不仅仅是一般的重视文教事业和轻视武略，而是长期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种主导思想落实为治国方略，而贯穿于宋朝历史以及各个方面之中。因此，本人在前贤“重文轻武”认识的基础上，依据历史发生的实际全过程，提出“崇文抑武”的概念。本人认为提出“崇文抑武”之概念，不仅仅是改变了个别字眼，而是对“重文轻武”概念的发展，既可避免宋朝对军队及武备轻视的理解上的误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宋朝的统治思想及治国方略，在更高的层面上透视当时“抑武”的动因及其影响。
综观宋朝历史，“崇文抑武”是一种极其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提倡和贯彻者，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宋王朝所采用的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思想与方略。它源于专制集权主义，反过来又推波助澜，强化了专制皇权。它还与“守内虚外”密切联系，意味着不仅凭借军队，而且凭着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二、概念的萌芽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以后宋太宗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认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历经战乱的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进等藩镇的武力抵抗。还有如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敢于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ix。此事虽有新贵漠视旧臣的意味，但连同二李造反的现象，都反映出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是深层而严重的问题。结合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兵变经历，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朝野上下遂皆视武人及武力因素为动乱的根源所在。
于是，宋建国不久便采取一系列的“收兵权”措施，作为全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任务，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这正是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然而，单方面地收兵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完全解决武将跋扈的社会根源，也无法铲除武人意识中追逐兵权的观念。惟有恢复并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规范，重振纲常伦理，以维系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在社会意识中铲除重武轻文的观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统治秩序；同时，对以往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加以解决，才能在体制上牵制武将集团。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将势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长治久安。因此，从宋太祖朝开始，便结合收兵权的目的，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朝，对武将采取的直接打压手段，主要是通过“杯酒释兵权”以及“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更戍法”之类收兵权的举措，将功臣宿将罢为闲职，将藩镇的事权予以剥夺。与此同时，又提拔一批资历较浅的将领，分别担任军队要职。这样便压制、铲除了军阀拥兵自重的势头。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威，以对武将群体构成制衡机制方面，宋太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
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无大小，悉咨决焉”x。这就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
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xi 
其三，注意保护文臣。
宋太祖在宫廷之中立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xii。如宋太祖亲信干将王彦升骚扰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师；宠将史珪诬陷国子监丞、知德州梁梦升迫害武将郭贵。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此事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学。
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16枝戟。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这都向天下传递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视科举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则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还有这样的记载：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因此，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还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态，如赵匡胤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赵普等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开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举措，无疑反映出在治国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陈亮甚至认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当然，宋初脱胎于五代，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国，也不可能忽视武将的作用。故其所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三、概念的确立宋太宗登基初宣示：“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在昭示继承成宪的旗帜下，沿袭“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与方略是很自然的事。所不自然的是，宋太宗称帝是通过篡位所实现，因此对臣下加意防范，其中将领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这便是其所强调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
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教训尤大。从此，宋太宗统治集团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宋太宗在晚年所说的“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即显然是主要针对武将所言，而非日益获得倚重的文臣。分析同年宋太宗与臣下的另一段对话，就不难进一步说明问题：
上尝与近臣论将帅，因言：“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今且无此事也。”吕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此！”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
可见，宋太宗君臣视武将势力为祸乱的主要潜在对象。清初人王船山即针对宋太宗朝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因此，对武将加以压制乃至于打击，以制约其政治影响，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力量，在政坛和全社会营造崇文气象，以贯彻儒家道统，成为当政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宋太宗登基后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崇文抑武”思想与方略的顺利推行，并基本确立其在治国各个层面中的根本地位。
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础上，宋太宗朝进一步对武将处处设防。如：
宋太宗即位后，逐步将宿将转为虚职、闲差，而起用了资望俱浅的武将掌管禁军，以达到既铲除乃兄遗留禁军将帅的目的，又获得降低高级将领影响力的结果；
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将各地节度使子弟调入京城，给予他们殿前承旨的武职头衔，实际上等于将其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将领；
在北伐幽州失败后，宋太宗不仅逼死了皇侄赵德昭，而且通过贬责从征的重要将领石守信、刘遇等人，严厉地教训了带兵武将；
雍熙元年，宋太宗亲自考核禁军各级军官，“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值得注意的是，其要求武臣的主要标准在于“循谨”的条件，所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自是，率循其制。”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由于对武将的猜忌心理进一步加剧，所以宋太宗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如怂恿监军牵制、甚至欺压将帅，更多地使用“阵图”约束战场指挥官的行动等等。
宋太宗还对兵家学说及兵武气息表现出贬损和怀疑的态度。据李攸《宋朝事实》卷三《圣学》记载：“上览兵法《阴符经》，叹曰：‘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至论《道德经》，则曰：‘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据《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赞传》记载：猛将呼延赞满门投身抗辽事业，但宋太宗对其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装束的缘故，竟几乎将其斩首。
在打压武将群体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大张旗鼓地推行“崇文”的方针政策。有关的具体史实主要有：宋太宗在位期间，率领群臣三谒文宣王庙，以表示对儒学的尊重。而对象征武学宗师的武成王庙，则从未光顾；
宋太宗即位初便亲自操持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又对他们超等任官，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宋太宗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决心。“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此后，科举得到空前发展，大批举子由此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队伍的主力军。
宋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态度。又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以示尊崇。时人评说道：“自唐置学士来，几三百年，今日方知贵矣。”
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宋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三衙将帅也来参观，所谓：“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还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崇文抑武”方略的深化。
宋代文献中有关宋太宗表示崇儒重文的记载还有颇多，如宋太宗曾对近臣曰：
天下州县阙官，朕亲选多士，忘其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岂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岩穴无遗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见布衣缙绅间有端雅为众所推举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择良日，欲其保终吉也。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
史称：“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宋太宗本人也颇好翰墨，常为臣下馈赠所书字幅，因此赢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xl，集中表达了士大夫对当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既失去用兵的信心，由急于建立不世之功转为怯懦惧战，又接受了以赵普为代表的大臣“兵久则生变”的告诫，遂放弃了收复燕云的重大边防战略，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内部，厉行加强其专制的统治，实行“守内虚外”之策。于是，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因循”、“防弊”成为施政的重要信条。
揆诸宋太宗朝形势，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已重新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但是当门阀世族消亡之后，使得累世公卿、富贵长存的局面一去不返。这就决定了士大夫地主必须更紧密地与专制皇权相结合，效忠最高统治者。因此，在人主过分强化皇权统治和因循治国理念的左右下，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也势必成为保守政治的参与和贯彻者。
历仕宋初两朝的重臣赵普，就是当时保守官僚的突出代表，其不断焚烧上言时政利害奏书的行为，便为典型之举。其余宰臣也大都以谨慎、保身为居官要务。如沈义伦，“然十年相位但龌龊固宠，不能有所建明”xliv；李昉“循谨自守，无赫赫称”；贾黄中更是“专务循默、无所发明”，以至于连宋太宗也觉得过分 。元人修史时，遂针对以上情形评说道：“有是君则有是臣，有是臣则足以相是君也。” 事实上，就政治利益的分配而言，实施“崇文抑武”的方略，不仅不会危害到士大夫集团，相反对其还更为有利。因此，当政的文臣保守集团和在政治上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群体，自然密切予以支持、配合。
当时文官大臣大多反对用兵的主张，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但也不能不看到有防止军事将领权势壮大的用意。如赵普对武将指责道：“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 于是，武臣不仅成为妨害国家的隐患，而“守内虚外”论对北伐、用兵的否定结果，势必又降低了对武将群体作用及价值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如秦、汉、隋、唐等王朝建国后，军功阶层能够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崇高地位，并能左右朝政。但在北宋历史上却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形，以开国将领为代表的军功阶层在政治舞台上消退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几乎很难界定宋代历史上是否有一个军功阶层。
可以说，大致在宋太宗朝后期，文官已在政坛上占据主导的地位，武将群体则地位下降，精神状态也呈现一派颓势，并受到士大夫的轻蔑。而这一切，都可视为当时“崇文抑武”方略基本确立下的必然结果。面对如此局面，个别清醒的文臣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端拱时，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因此，王禹偁甚至还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l。王禹偁出身科举，故其议论自然更能说明问题。由此不难看出，宋太宗时期，“崇文抑武”作为治国思想与方略已得到确立。[4]
结果
到宋真宗、仁宗两朝，特别是以“澶渊之盟”为重要转折点，“崇文抑武”被作为祖宗之法不仅得到继承和贯彻，并且完全形成治国的思想与方略。宋真宗曾公开宣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意。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王安石则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在这里，将“以文持之”视为宋真宗朝统治的突出特点，正说明“崇文抑武”方略深化的事实。而宋仁宗时代，在“崇文”方面较之于乃父，更有过之，其与儒臣关系之密切，受文官影响之大，也更为突出。故范祖禹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
正因为“崇文抑武”方略获得进一步推行和贯彻，宋真宗、仁宗两朝便在政治上更加重用、依赖文官队伍。可以说，至北宋中叶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几乎当时国家各方面的重要职责皆由文官承担，如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则不能者止其术。”甚至在中央军事机要机构的枢密院和在外军事统军体系中，文臣也逐渐成为主宰者，武将则沦为辅助性的副职、部将，武将原本应有的权威和职责大为降低lv。一时，文臣主掌中央、地方军事组织的情况遂日益制度化。《宋史》卷二九二“论曰”因此云：“时治平而文德用，则士之负艺致位政府矣。”
至于这一时期有关崇儒尚文的表现，可谓不胜枚举。现取其要者列举如下：
其一，宋真宗、仁宗先后亲自拜谒文宣王庙，以表示对儒教的虔诚。
宋真宗还专程巡幸曲阜，拜谒文宣王庙，“初有司定仪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亲制赞，刻石庙中”；
其二，大兴科举。
在此期间，不仅科举规模继续扩大，甚至不惜造成严重的冗官后果，而且所录之人成为官僚队伍的骨干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事实上，对北宋时期的宰相进行统计后，不难发现在七十一名宰相中，出身进士或制科者竟占据六十四人，而非科举出身者又主要集中在宋初两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学界已有充分的论述，故不再赘述；
其三，强调文尊武卑的理念。
如特奏名进士李正辞论文武先后，“‘文者本乎静，武者本乎动，动以止乱，而至乎静，则先后可知”。宋真宗对此大加赞赏，“嘉其近理”；
其四，宣扬“偃武修文”的主张。
如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满意，并说：“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 宋人曹彦约对此感慨道：“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 影响所至，官场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时的一道诏书曰：“顷者尝诏方州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云云，即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各地崇儒的情况；
其五，对士大夫礼遇备致，公开表示不用典刑。
据宋人记载：“大中祥符二年诏曰：‘朕念四方士子虽应刈楚之求，未著赎刑之典，深可悯恻。继自今曾应举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听赎。’此意尤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王朝避免了与辽军的一场殊死决战，统治集团由此片面地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因此，宋辽议和后，当政者在以往“守内虚外”的基础上又有所退步，视议和为医治边患的一剂“良药”。于是，当政集团对用兵和武将价值的认识进一步降低，君臣之间奢谈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备。如宋真宗曾对身边的朝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於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大臣冯拯则提出“边方不宁，武臣幸之以为利”的观点。
其六、最后得出
如此一来，与以上“崇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真宗、仁宗两朝，在“抑武”方针之下，武将群体受到更大的压制和排挤。在浓烈的“崇文抑武”气氛之下，武臣在相当大程度上不过扮演着统治集团中陪位的角色而已。如颇有见地的良将马知节在任职枢密院期间，长期遭到主政集团的冷遇，无法作为。据当时的宰相王旦之子王素以后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由此可窥见其所受到王钦若等文臣压制情况之一斑。一时，军队将领也避讳谈论用兵，而以崇尚文儒为荣，如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请求赏赐经史，宋真宗遂予以满足。对此现象，宋代史家评说道：“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 
宋仁宗即位之初，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及执政大臣大致延续了以往的保守政治格局。到对夏大规模开战后，抑制、鄙视武将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如宝元二年富弼所反映：“伏闻西鄙用兵已来，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过阙下而求见者，多不许见……谓之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面对。”可见，武将“多鄙”显然也已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定论。
在宋仁宗朝，“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挚肘”的现象已非常突出。于是，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武臣长期所遭受的压制，故不可能对文官产生信任感。由此不难发现在当时政坛内已明显地存在着文武失衡的状况。
到宋英宗朝以后，虽因对西夏实行“开边”之策，于武将及军功有所重视，但“崇文抑武”的总体方略却并没有发生变化。如宋神宗便承认：“武臣自来安敢与帅臣抗？”三朝重臣文彦博也对宋神宗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苏轼针对《孙子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得出如下惊人见解：
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
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
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
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之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
按照苏轼的看法，军事将领之害几与敌国相等，故人主于军队莫大于制将。于是，继续任用文臣集团压制武将群体，自不待言。
宋哲宗朝，儒臣范祖禹在经筵，曾进《帝学》。今天，从《帝学》讲授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学说对北宋诸帝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存《宋会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和内容，也记述了赵宋王朝坚持“崇文”方针的无数事例。故范祖禹说：“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主无不好学故也。” 其后，“崇文抑武”的方略贯彻、影响绵延不绝，“三十年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此虽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崇观以来，文治日兴”。到北宋灭亡之际，宋钦宗也承认：“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诚如宋人孔平仲所总结：“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
还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统治者长期对武将实行愚昧政策，录用和提拔武官时，侧重弓矢等武功，而轻视文化水平。甚至公开下诏，严禁民间流传兵书，并明确将《阴符》等兵书列为禁书。据范仲淹在天圣时说：“今孙武之书禁而废学，苟有英杰，受亦何疑？且秦之焚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可知《孙子兵法》也长期遭到查禁，这便不能不对武将素质的提高造成限制。
北宋官方对诸家兵法的正式开禁，大致始于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而武举时兴时废，完全无法与辞赋科考的地位相比拟，所录之人既少，又很少获得重用，自然无法发挥提升武臣队伍素养的作用。宋哲宗朝，苏辙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故臣欲复武举，重武臣。”则说明许多武臣子弟眼见武举没有前途，与其学习兵略不如读诗诵经，遂转而从文。
至宋室南渡后，最高当政集团在统治稍稳定之后，又全盘继承了祖宗的衣钵，无视更为严峻的边防形势，对武备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不惜杀害岳飞，打压武将群体。这显然是继续僵硬地沿袭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方略。[4]
影响
宋代时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思想方略，是最高统治集团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扈”历史经验的汲取，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产物。但随着以后不断地被加以贯彻和放大，形成一种极端化的国策，便造成突出的“双刃剑”效应。
“崇文抑武”作为宋代治国思想和方略而被长期推行，强调文治，在处理“内”与“外”的关系上，主张“守内虚外”，不事穷兵黩武，这对维护国内专制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宋代虽农民造反、起义频仍，却始终未能酿成以往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此所谓“有外患而无内忧”。较长时间安定的内部环境，士人能享受相对较多的自由，都与“崇文抑武”的大氛围有关。这对促进宋代经济和文化科技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的积极作用。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即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惊世骇俗之论。
但是，宋统治集团矫枉过正，以短浅的眼光过度推行“崇文抑武”，遂使国家武备建设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武将群体长期遭受打压，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边防造成严重的后果。诚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沉痛地指出：“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夫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元人修宋史时也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卫。”
宋代长期存在的“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还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又以对文武价值取向的影响最为直接。宋朝历史上，文官、武将之间出现一道显著的鸿沟，彼此换职呈现出日益困难的局面，特别是文臣、文士不愿出任武职的现象极为突出。而作为领风气之先的文人士大夫的这一行为，又无疑对当时社会价值观产生重大的影响，
随着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从“文”成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标。如宋人所言：“今也举天下之人縂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这就难怪田况引用时人的话，抒发了如此惊人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下，“军功”的感召力就不能不受到严重地腐蚀，优秀人才也不再愿踏入军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从军为耻的观念。于是，宋代形成重文而轻武的时代风尚，民族的“尚武”精神遭到严重的腐蚀，以往积极进取、勇于扩张的理念也自然淡化。[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