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曹子俊
青少年时期及家世
祖籍宝丰县大刘村（现属张八桥镇），其曾祖父时迁史渡洼村。祖父曹风祥当过私塾先生。其父辈兄弟二人，家贫寒。叔父曹云章，曾参加白朗起义，随军打富济贫，起义失败后被宝丰反动当局逮捕杀害。父曹云奇靠做小生意推卖煤、炭维持家庭生计，一次在去唐河县做生意时被当地土匪杀害。那时，其全家剩下六口人：其祖母、母亲、婶娘和子俊兄弟三人。哥清直、弟清海，子俊时仅四岁。后子俊家得到其舅父和姨妈家资助，那时虽有田地百亩、土地出租，但处于幼儿寡母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仍然受到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压迫。曹子俊童年时就被派服公役、当更夫，也曾遭到恶霸土豪的打骂。1927年，史渡洼寨被土匪打开，曹子俊一家逃往高皇庙姨妈家避居。其叔、父的遭遇、土豪恶霸的欺压、逃难的岁月，使曹子俊兄弟在童年就受到苦难日子的折磨。他们恨透了土豪恶霸、恨透了黑暗社会。
1928年，曹子俊入私塾就读，1930年转入新宝铺（高皇庙）完小插班学习。他聪颖好学，品学兼优。1934年春，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鲁山县县立师范学校。同年，其哥清直也考入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青年时期的曹家三兄弟，个头大、人英俊，村里人都称他们为“曹三高”。这时本村寨首、县民团中队长赵××（曾任联保主任、伪保长）为拉拢势力、笼络曹家三兄弟，曾派牲口让子俊、清直上学等骑用，子俊兄弟一眼就看出他的用心，便横眉冷对，予以回绝。曹家三兄弟在村上对穷苦人总是热情相助，有求必应，自家一时无有者，转借也要相助。
乱世闯荡 投身革命
曹子俊上学期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宣传高潮期间，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这时正处青年时期的曹子俊，在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心潮澎湃，热血腾腾，决心投入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他师范毕业后，即只身到镇平考入国民党当局所办豫鲁军政训练班。训练3个月后。随部到山东、豫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因国民党当局不肯接济，经费困难，该部便分散在豫北充实区乡政权。曹子俊感到抗日无望，便返乡就教。子俊的大哥曹清直在西安黄埔七分校毕业后，分配到洛阳管理监狱，因营救（私放）地下党员郭民铎（曾任国民党专员）和进步军人、郏县老乡张全振出狱受挫，也返乡就教。曹子俊兄弟俩便在学校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那时初出茅庐、气血方刚、志在为国为民建功的曹子俊，不安于现状。1939年曾到河南省会开封报考县长（未第）。1940年宝丰县当局抽各校教员到县参加干训班，曹子俊受训两个月，受训中集体加入国民党。1943年5月，由进步人士、国民党宝丰县参议长李乐水推荐，曹子俊就任新宝镇（即高皇庙）副镇长，在任期间，他从不以权势欺压人民，他目睹某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榨农民的惨状，时常愤愤不平。
1944年春，日寇侵占宝丰，国民党军队西逃，地方政权溃散。后，素与曹子俊持不同政见的赵××，摇身一变而为日伪自卫队中队长。赵××视曹子俊兄弟是抗日阶层、激进分子，遂于同年6月30日，借故杀害了史渡洼村与曹子俊兄弟要好的穷苦农民康明一家老小，威胁曹氏兄弟。慑于形势压力，曹子俊兄弟又搬到高皇庙其姨妈家居住。赵××遂占据了曹家的田产家业。曹子俊兄弟恼恨日寇，更恼恨日伪汉奸分子，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怒不可遏。1944年秋他们遂联络高皇庙枪法较好的贫民肖延献等人，决定除掉这个宝丰北部的地霸、日本汉奸分子赵××。一日在赵官营集市上肖延献等终于找到了赵××及其爪牙，肖即对准赵××射击，但因子弹卡壳未击中，赵××逃脱。事后，曹子俊忧心忡忡，感到社会暗淡，前途渺茫，遂与哥哥商议，决心寻找革命之路，寻找光明。
1944年底，曹氏三兄弟告别母亲、妻子离家出走，他们沿途闻讯登封县、禹县间有八路军抗日军队活动，遂在禹县鸿畅村停留。为生活所计，他们在鸿畅村南大街开了一个小酒店。在此期间，曹氏兄弟结识了当地“新华印染社”的爱国青年傅武兴、杨中伦、李宗树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思想，议论国事，对国民党欺压民众、消极抗日愤愤不平。由于思想投机，志向一致，经过酝酿筹划，他们在鸿畅组织一个秘密群众组织——青年抗日文艺工作社（后改为文艺工作团），子俊兄弟均为团员。
1945年初，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四支队（以下简称四支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在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张才千率领下，挺进禹县西部山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并解放了禹县西部重镇神垕。3月，四支队敌后特务游击大队长兼政委武杰等在鸿畅做抗日宣传，接触了该组织的骨干成员傅武兴等。后傅武兴又向武杰引见了曹家兄弟。经过交谈，武杰要曹家兄弟帮助我军工作，子俊兄弟为之振奋，齐声应允。从此，“酒店”就成了四支队武杰等同志的重要联络点。经过往返接触，曹子俊兄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发动民众搞武装抗日才有出路，中国才有希望。由于方向明确，思想开朗，曹氏三兄弟积极靠拢我党我军。不久，曹子俊经当地党组织王星辰、王明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寻找革命的夙愿。
禹郏抗日 建立功勋
曹子俊入党后，思想畅快，精力旺盛，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他们兄弟和全体团员，深入街道、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为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贡献。不久在鸿畅周围各村组织起民兵百余人，骨干力量由原来12人发展到30多人。
鸿畅镇是神垕通往禹县城的东大门，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由日伪自卫大队把守。神垕解放后，四支队决定解放鸿畅，确定由四支队派部队进攻，曹子俊、傅武兴带地方武装配合，结果，四支队所派部队还未赶到，敌自卫大队长闻风而逃，鸿畅遂之解放。
4月初，武杰带曹子俊兄弟在四支队司令部驻地赵沟村晋见了张才千司令员，并受到杨秀昆、余品轩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曹子俊机警勇敢、有胆有识，深得张才千赏识。时隔不久，由四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才千、副司令员杨秀昆署名签发委任令，任命曹子俊为宝丰县独立团团长兼县长，曹清海、曹清直分别为四支队司令部宣传员和侦察员。同时分配曹清海随武杰作通讯联络，曹子俊和曹清直到牛村开展工作，“酒店”随之关门。
当时，牛村是国民党顽固派郏县县长刘子振的地盘。郏县沦陷后，刘子振盘踞在郏北安良一带，名义上是国民党县政府，实际与日军相互勾结，变成了“维持会”。当郏北和神垕附近几个村庄解放后，他慌了手脚，加紧其反动统治，派粮、派壮丁，网罗五六百名武装，准备与八路军对抗，阻止我军南进。时在该部任中队长的张全振（又名张醒民）驻扎牛村。张全振系安良北张店人，曾在国民党军田镇南部任过团长，日寇发动河南战役，在许昌与日军作战时冲散，他带人枪200余返乡。此人，憎恨日军，不满刘子振的倒行逆施，在郏北地区颇有威望。一次，张才千司令员在谈到郏北斗争形势时指出：“如果能把张全振争取过来，我们就能在郏北立住脚跟”。为执行张司令员这一指示，利用矛盾、瓦解敌军、壮大抗日力量，武杰派曹子俊、曹清直去牛村作张全振的说服工作。曹清直是张的老朋友，又曾在洛阳监狱救过他的命，曹、张一见如故。经曹清直表明来意，张全振深明大义，愿弃暗投明，举旗抗日。后曹清直向武杰引见了张全振，武杰经请示后，由四支队任命张全镇为郏县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曹子俊和曹清直遂留牛村帮助工作。
刘子振对张全振的举旗抗日又恨又怕，便以他通“共军”的罪名，悬赏缉拿。他对大队长赵天祥说：“你能把张全振拉回来，委你副团长，如能暗杀，赏烟土五百两”。还说：“捉住曹子俊兄弟，就地正法”。
5月，为初创抗日根据地扫除障碍，煞煞敌人气焰，四支队决定攻打郏县安良。武杰任指挥，曹子俊任副指挥，郏县独立大队和沟李民社配合。一天夜里，四支队布于安良西、北两面；独立大队组成一百余人的突击队埋伏安良东南隅。确定枪响为号，开始攻击。由于指挥有方，夜袭成功，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拔除了日伪据点——安良镇，生俘了日伪军300多人，收缴不少战利品，刘匪仓惶南逃，我军无一伤亡。
同年夏，刘子振纠集了郏、襄、宝三县自卫汉奸队3000多人，由日军配合，对我根据地采取分割包围，妄图一举摧垮我根据地，歼灭我独立大队。牛村寨高壕深，只有一道北门，处境险恶。曹子俊、张全振、曹清直三人商定，从北寨门突围，再由东至西，阻敌北进，保卫根据地。在曹子俊、张全振等率领下，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冲出了重围。后随即占领了歇立沟东边的有利地形，援助四支队击退进犯神垕之敌。此次保卫战，历时三昼夜，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卫了我抗日根据地。
在禹南郏北的3个多月时间里，曹子俊指挥地方武装配合四支队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较大的战斗有三次，他都参与指挥，冲锋陷阵，为开辟禹、郏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奉命回宝 举旗抗日
为扩大豫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宝丰的抗日斗争，7月初，四支队决定派曹子俊回宝丰开展工作。张才千司令员对开展宝丰工作指示曹子俊说：“回去后，要靠党的政策开路，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宝丰一向多匪，统战工作更要重视，对他们的政策一是争取他们反正，共同抗日，二是争取中立，不打我军。”还特别提出“在敌占区，要多动脑筋，灵活处置，对工作有利时，也可加入敌伪组织，并可任职。”曹子俊牢记张司令员的指示，满怀信心地回到宝丰。其哥曹清直留司令部作侦察工作。后，为帮助曹子俊开展工作，武杰派傅武兴来宝丰，子俊利用关系，将傅安排在新宝镇（即高皇庙）小学、公开身份是教师。
曹子俊回宝丰后，他利用在家乡的声望以及亲朋等有利条件，一面与地方实力派袁福营（袁庄人）、任建林（赵官营人）、冯胜五（官衙人）暗中联络，保持统战关系。同时与开明士绅王廷范（高皇庙人，曹子俊的亲戚）、王云治（史渡洼人，两面保长）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发动群众工作方面，他建立了三个工作点，即磁石八岭、高皇庙和史渡洼。通过骨干分子的积极活动，深入的抗日宣传，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响应。不久，磁石八岭附近村庄已有50多名青壮年加入第一营。高皇庙、大王庄组织第二营（后未成）。郏县独立大队编为第三营。在此基础上，曹子俊先后任命王廷范、王相文为独立团第一、第二副团长，王云治为参谋长。
此时，四支队一个团已进抵郏境的薛店，宝丰独立团准备接应向宝丰进发，时得日军投降消息，四支队撤回。
转入地下 坚持斗争
日军投降后，四支队于1945年10月奉命南下桐柏山。行前，武杰受张才千司令员委托，指示曹子俊：“做好隐蔽，保存实力，掩护‘抗属’，待机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把斗争矛头直指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样，地方反动势力也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地方武装。这时，国民党宝丰县流亡政府搬进县城，国民党顽固派宝丰县党部书记长白相贤杀气腾腾，剑拔弩张，随时准备镇压革命力量。这时曹子俊根据四支队首长指示，一面对独立团成员进行疏散隐蔽，转入地下斗争，一面准备应付必要时的战斗。1945年11月的一天，曹子俊和李振甲秘密到潘庄村医生王传中家，动员王传中在必要时作独立团医务工作。事尚未谈妥，县自卫团中队长赵××率部包围了潘庄村，声言要捉拿“共党”曹子俊。由于曹子俊、李振甲熟悉当地地形，经过智斗与激烈的枪战，两人在王相文、曹清海的接应下，先后脱险。县反动当局并不甘心，后又派中队长梁清泉带一个中队前往查抄。这时曹子俊为避敌之锋芒，便暂离宝丰（行前将有关文件焚烧，唯留四支队对他的委任令交王相文妥为保管）。敌人找不到曹子俊，就抄了曹子俊的家。其妻王氏被抓走，遭严刑拷打。王相文的家庭，也被两次抄查。
1946年10月，曹子俊为扭转当时的险恶局面，用重金贿赂时任宝丰县长李天平，又通过县参议长李乐水的疏通，二次就任新宝镇副镇长。任职后，曹子俊以副镇长的公开身份，进行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一天，在高皇庙小学工作的地下党员傅武兴被县当局发现，准备派人抓捕，李振甲闻讯后，写纸条通知傅武兴即走，在李振甲、曹子俊的掩护下，傅武兴顺利离开宝境。当时宝丰政界派系斗争非常严重，以国民党顽固派为首的白相贤，对曹子俊始终前嫌不消，但又拿不出真凭实据，遂于1947年春，亲自坐镇新宝镇，以选举的卑劣手段将曹子俊的副镇长拿掉。对此曹子俊并不感到意外，他便打算离开宝丰找张才千部队。就在这时，他又闻讯我地下党员傅清林被捕，关押在宝丰县城监狱，听说县反动当局还准备杀害傅清林。曹子俊便一面派人看望，一面去做代县长陆在东、县参议李乐水的工作。经多方活动，终于使傅清林幸免遭难。在这阶段，曹子俊几次变卖家产，筹集资金，用于革命工作和营救被捕的同志。
寻军江南 落户长沙
1947年11月初，宝丰县城解放，曹子俊兄弟欣喜若狂，子俊遂派曹清海进城找部队联系，因部队未停留，所以未取得联系。后曹子俊与曹清海一起到豫南去找张才千、武杰，没有找到便返宝。由于王相文出外上学，证件（四支队的委任令）无法找到，后来曹子俊便往返于许昌、漯河、汉口、长沙、桂林等四省七市，决心找到张才千、武杰部队，但均未找到。其间为维持生活，沿途也曾做小生意糊口；有时遇到乡友，也曾随国民党某地方部队南逃打探消息；有时也曾只身忍饥奔波。
1949年11月，曹子俊由于找不到自己的老部队，遂向长沙市人民政府进行了登记，表明了身份来历，并请求安排工作。之后，曹子俊先后在长沙市工商联合会、长沙市食品杂货公司、市南区服务总店工作。在此期间，他工作积极，团结同志，执行党的政策，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曾几次被评为市、区先进工作者。
1959年在肃反审干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组织上以曹子俊在宝丰任的伪职为依据，把曹子俊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给予开除留用处分，将他下放南区石灰厂（今长沙石棉制品厂）劳动改造。运动中曹子俊由于连遭“批判”受处分，工资降低（仅保留生活费），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1964年曹子俊患高血压病，不能上班，生活更加困难。他的老伴余福桃，平时还能忍耐，生活实在不能维持时，便不时出露怨言。在这种情况下，曹子俊总是温和地安慰他妻子说：“我的历史问题党组织会给我弄清的，困难是暂时的，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曹子俊虽遭冤屈，但从不抱怨，丝毫没有动摇自己对党的信赖，没有动摇共产主义信念。1978年他的病情加重，在生命垂危之时，他对其妻余福桃叮嘱说：“我的病治不好了，我在宝丰的历史问题，党组织终究会给我弄清的。你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冤案会平反昭雪的……，这多年你跟我受苦受累，我对不起你，我死后，你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教育他们跟共产党走，干社会主义……”。1979年1月22日，曹子俊高血压病发作，不幸病故。
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武杰的协助下，中共长沙市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于1987年7月6日发文批示：“撤销中共长沙市委五人小组1959年1月28日市五甄（59）第511号批复（即原来划定曹子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文件”。为曹子俊彻底平了反，恢复了曹子俊的政治名誉。鉴于遭子俊已病故，已按有关政策规定对其家属、子女予以抚恤、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