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非子·爱臣第四
作品原文1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1妾无等，必危嫡子2；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3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1]
注释1.主：春秋战国时期妾称妻为主母，《礼》以正室为主妇。主妾即谓妻妾。
2.嫡子：(dí笛)正妻生的长子称嫡子，省称“嫡”。《列子·力命》：“齐公族多宠，嫡庶并行。”戴复古《石屏集》：“君家名父子，为晦翁嫡传。”
3.乘：（sheng圣）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诸侯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千乘之国即是指各诸侯国。《诗·秦风·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先进》：“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荀子·王制》：“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2]
译文所喜爱的臣太亲近，必然会危及自身；为人臣者过分尊贵，必然会改变君主的地位；主妇和妾没有分别，必然会危及正妻之子；君主兄弟之间互不服气，必然会危及社稷。我听说，有千乘兵车的诸侯君主如果没有防备，必然有百乘兵车的大臣在身旁，会夺走他的民众而颠覆他的国家；有万乘兵车的君主如果没有防备，必然有千乘兵车的大家族在身旁，会夺走他的威势而颠覆他的国家。
所以奸臣繁殖滋长，君主的道路就会衰亡。所以诸侯们发展壮大，就是天子的危害；群臣太富裕了，就是君主的失败。将相大臣控制了君主而兴隆自己的家族，这是君主被排除在外了。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比自身更宝贵的了，没有什么比位置更尊贵的了，没有什么比威势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势力更隆重的了。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能从外面求得，不能请求于人，要有众议才能得到。所以说：人民的君主不能使用财富得到，就会被排除在外。这是领导人民的人必需要认识到的。[2]
浅析爱臣，即是宠爱臣下，对臣下要不要宠爱呢？韩非认为可以宠爱，但不能太亲近，这与孔子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孔子说：“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论语·阳货》) 。”孔子认为亲近他们之后，他们就会肆无忌惮，不谦逊、不礼貌、不知轻重缓急、不知尊卑上下。而如果不亲近他们，他们就会抱怨，怨天尤人，还会由此而产生憎恨。所以韩非也不主张上下级关系太亲近，这其实也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延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讲的就是社会角色，既不能违背自己的社会角色，也不能让别人违背各自的社会角色。[2]
作品原文2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重，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1]
注释1.质：《诗·小雅·天保》：“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诗·大雅·緜》：“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礼记·中庸》：“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礼记·曲礼上》：“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荀子·王霸》：“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汉书·王陵传》：“面质吕须於平前。”颜师古注：“质，对也。”这里用为双方对质，验证之意。
2.宥：（you右）《易·解·象》：“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国语·周语》：“宥，宽也。”《周礼·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庄子·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荀子·宥坐》：“此盖为宥坐之器。”《说文》：“宥，宽也。”这里用为宽待赦免之意。
3.淫：《书·大禹谟》：“罔淫于乐。”孔传：“淫，过也。”《左传·隐公三年[3]》：“骄奢淫泆。”孔颖达疏：“淫，谓耆欲过度。”《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关雎序》：“不淫其色。”孔颖达疏：“淫者，过也，过其度量谓之为淫。”《礼记·王制》：“齐八政以防淫。”孔颖达疏：“淫，谓过奢侈。”《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不苟》：“小心则淫而倾。”《荀子·富国》：“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这里用为过度之意。
4.遽：(jù巨)《周礼·大仆》：“以待达穷者与遽令。”《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郑。”《礼记·玉藻》：“士曰传遽之臣。”《说文》：“遽，传也。”这里用为送信的快车或快马之意。[2]
译文从前商纣王的灭亡，周王朝的衰竭，都是由于诸侯的发展壮大；晋国的被分裂，齐国的被夺权，都是因为群臣太富裕了。那燕国、宋国之所以有杀其君主的事，都属于这一类。所以对上比较殷商王朝、周王朝，中间比较燕国、宋国，没有人不是用这种方法的。所以明智的君主蓄养臣子，尽量用法律来规范，用可验证的来防备。
所以不赦免死罪，不宽赦刑律。赦免死罪宽赦刑律，就称为是威势过度滥用，社稷就会有危险，国家就会偏重于威势。所以大臣的俸禄虽然很大，不能让他凭借城市来逞威势；他的党羽虽然很多，不能让他把士兵变成自己的臣属。所以为人臣者为国家而没有自己的小朝廷，在军队任职而没有私自交往，他们府库里的钱财不能私自借贷给私人。这是明智的君主用来禁止邪恶的办法。所以大臣不能号召四方随从，不能藏匿兵士；不是传召不是驿马，装载藏匿兵士和兵器，判死罪而且不赦免。这是明智的君主之所以防备意外的办法。[2]
浅析在这一段里，韩非例举了殷商王朝与周王朝的衰落，来说明诸侯、大臣的发展壮大对君主的危害。那么，管理臣下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法律！是用可验证的来防备！而且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为人情而影响法律的施行。刚判了死刑，心一软，又赦免，那么最后谁都不怕犯罪。我们现在还有这种状况，不论判了什么刑，只要上面有人打招呼，再重的刑都可以赦免，这就是把法律视同儿戏。法律既是空架子，那么法律的威势也就没有了。爱护臣下、部下，可以，但一定要用法来规范，才能长保国家的安定。法，一定要掌握在最高领导人那里，不能让大臣、部下再有臣属，再来掌握法，否则，臣属抬大臣，就有危险了。[2]
作者简介
韩非
（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著名的哲  韩非子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4]
作者思想
《韩非子·爱臣·第四》选自《韩非子》[5]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