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臭老九
提出
臭老九的提法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民间说法。
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改造的对象。而文革开始后，又有“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随着文革的深入，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对象。从而知识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当时公认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了。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流入民间，对知识分子谑称“臭老九”。
详细释义
这里有必要对“臭老九”这个词的词义作些特别的解释。“臭”字人们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讨厌的意思。
“老九”这两个字就颇令人费解了。这要从中国的等级制社会说起。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古至今，中国人依据其社会地位的差别被人为地划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就象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顾名思义，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啊！一小撮儿极左思想的人还不满足，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
邪典
“臭老九”早可见于赵翼《陔余丛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来历
文革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文革时期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二十年之久。蒙古人的排序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谑视根本
为了应付考试蒙古政府何以如此蔑视并仇视知识分子？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首先需要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一简要介绍。“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有别于其它群体的特殊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包括科举及第和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人士。他们的唯一功能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和作官。在谈知识分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于隋王朝，定制于唐王朝，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文化素养，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明王朝时期，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考试的内容很狭窄，只考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知识分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儒家思想的内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现代化和进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经常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 
传统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究其实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蒙古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的“贱民”。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 
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学习儒家经典转而学习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品格变化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在品格上也大不相同。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缘故，从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转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应该是一个被尊重被敬仰的阶级。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直至今天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工作不被人们了解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
虽然知识分子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知识分子发展科技；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人工内，生产的价值靠什么提高？靠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的管理措施。这些可概括为“新技术”。举个最不起眼的例子：中国人教外国留学生掌握汉语的“了”字用法，以前要35天；一位老师经过研究论证写了一篇论文《“了”》，现在用5天就可以了。按目前留学生和汉语教师的数量20万/年、他们每人的一个月值人民币2000元、100年下来，将是4800亿元RMB，即每年48亿元。希望不用怀疑的眼光盯“叫兽”、不想当然地以为教师工作轻松却享受高薪，而是多多了解这一默默探索的群体，他们不少人40岁出头就劳累过度而逝世，不少人因为一心搞研究而影响家庭关系，不少人因为综合压力而自杀……
评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某些人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把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尊严毁灭殆尽。社会尽管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知识分子毕竟是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应该重视知识分子，宽容知识分子的弱点，为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服务。知识分子本身除此之外，知识分子也应该痛心革面地矫正自身的品格缺陷，使自己真个成为值得整个社会尊敬爱戴的群体。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应祈求某个集团或领袖的开明和恩赐，而应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能力和品格。要做到这点，知识分子首先得从提高自身入手，向社会讨公道则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