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赵一荻
家庭背景
赵一荻，又名绮霞，出生于香港时，东方天际出现一片绮丽多彩的霞光而得名，因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故而在姐妹中排行第四（幺女），家人亲昵地称她为赵四小姐。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其父赵庆华（字燧山）是浙江兰溪人，在北洋政府时代，历任津浦、沪宁、广九等铁路局局长，曾任东三省外交顾问，并官至交通次长，为人耿介不阿，为官清廉。1928年（一说1927年）与张学良相识于天津，私奔，赵四小姐跪求张妻于凤至接纳，并许诺终生不要名分。后住在于凤至出资修建的“金屋”以秘书身份伴张。[1]
感情经历
  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如果说，20世纪除了战争之外还曾留下玫瑰的话，那么，“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赵一荻无疑是其中最绚丽的一对。张学良在北京时，就与赵家兄弟结识，时常到赵家做客，赵四的父母对他的印象也很好。赵四小姐是在十六岁（1927年）春天，在天津蔡公馆舞会时初识张学良，相识后，他俩时常到香山饭店的高尔夫球场打球。坐落在西山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为赵四小姐父亲赵庆华所开办，夏天，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赵四小姐与大哥、二哥结伴，也从天津赶来了。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陪她住在必其饭店，避过盛暑后，也是陈副官送她返回天津的。
1929年3月，张学良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给赵四小姐长途电话，问她能否到奉天（沈阳）来旅游，几天后，她电话回复，业已征得父母同意，准备应邀前往。于是，张学良就派陈副官赶至天津迎接，上路时，赵家全家人都曾赶到火车站送行，到沈阳后便安顿在北陵别墅。
尔后，赵庆华在报上发表声明。声明原文很短，除介绍家世后，便称：“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赵庆华随即声言自身惭愧，从此辞离仕途，退隐而居。
赵庆华此举，是有其高明构想之处，张赵两家父一辈、子一辈，素有往  赵一荻还，赵庆华夫妇该是了然张学良与女儿两情相悦之事。尽管他们欣喜张学良英雄少年，前途有为，可怎好让女儿许给已有家室的张学良，更何况其显要的身家呢。送女于私下，再绝情于公众，既断了有情人的退路，促其亲成，又挣得了门庭清白，不失身份，真假混淆，一举两得，真个高明良策。 此中思想，另有深意。适时，诸军阀凭借军力，争战不息。张学良主政东北奉系，赵庆华官任北洋政府，认亲与否，多有不便。赵庆华藉此急流勇退，可谓用心良苦，此举既可避免政争之嫌隙，落人口实，又可减免张学良恩怨之忧虑，任其放手作为。如此黑白分明，正似赵庆华其人的耿介、清廉。可怜天下父母心，赵庆华家事外扬，绝非盛怒下的单纯。
尽管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恋情，有此波折，但堪称红粉知己。张学良的元配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三岁，是张学良父亲张作霖订下的亲事，赵四小姐比张学良小十一岁。于凤至日后接纳了这位“小妹”，张学良称于夫人为大姐，称赵四小姐为小妹。赵四小姐虽无夫人的名分，对外则称为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长期侍从左右，并于张学良于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后，伴其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启程赴欧洲考察。
张学良1934年1月8日回国返抵上海后，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蒋介石任总司令，自此即谋划如何“剿共”后，再对抗日军的侵略，然张学良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冲突，几次上书劝诫无效，进而哭谏也毫无结果，直至决心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最后达到了目的，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为示负责，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让其在军法会审后，过着长期被非法幽禁的生活。
张学良在溪口幽禁期间，曾住武岭学校，二日后，移居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之后当局允许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和他同住，两位商量之后，每月一替一换，轮流来此陪伴张学良。于凤至由上海乘船来宁波，赵四小姐则由宁波去上海，有时她们也一同留在张学良的身边，小住几日。
适时，赵四小姐和张学良所生的独子张闾琳（后在美国任太空总署  赵一荻在台湾井上温泉养鸡工程师），还属幼小，正是需要母亲在身边照顾的年龄。于凤至为了使赵四更好好地抚养幼子，便说服赵四小姐返回上海，自己留下。而后的三年幽禁中，她由溪口辗转奔波江西、湖南的生活，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乳房烂疮日渐加重，张学良便向军统局局长戴笠提出，让于凤至出去治病，由赵四小姐来照料自己的生活。蒋介石批准了张学良的要求。
赵四小姐离开溪口后，回到上海马思路公馆居住，不时将生活用品捎去，直至上海陷落，才被迫去了香港。1940年冬天，赵四小姐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以她当时的情况，在香港拥有相当数量的金钱，有自己的住房，生活是很安定的，加上幼子闾琳需要母亲的照料，不去是完全可以的。但她觉得张学良更需要她的陪伴照料，宁可母子离别，把闾琳托付给十分信赖的美国朋友照料，只身前往，陪同张学良一起过幽禁的生活。此后，赵四小姐就再也没有离开张学良，一直陪伴到台湾。 1941年5月，张学良患急性阑尾炎，赵四小姐陪他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他们又被幽禁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1944年冬迁至贵州桐梓，在桐梓天门洞一直到软禁到抗战胜利。1946年移居到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不久即被押往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  赵一荻他们俩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四小姐的身上，赵四小姐则尽自己全部的力量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见过的人都说，赵四小姐经常身着蓝衣，脚登布鞋，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令人感动。虽然相对来说，她比张学良多些自由，每年都能获准到美国去探望儿孙，但她每次总是飞去飞回，仅住两三天，即又回到张学良身边。
自从听闻蒋宋美龄谈到，依张学良的婚姻现状，想接受洗礼有违基督教义的规定后，赵四小姐见张学良寝食不安，心中十分焦虑。张学良要面对笃诚地信仰耶稣，就必须依循基督教义的规定，在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张学良的心里确实格外沉重。最终，他作出了痛苦又无奈的决定，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
张学良执笔给于凤至写了一封信，并交由由美国前来探亲的长女  赵一荻闾瑛（于凤至和张学良生有三子一女，三子均已亡故）和其夫婿陶鹏飞，由其等将信转交给于凤至，张学良对女儿说：“闾瑛，爸爸老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你妈和赵四小姐的原因，牧师不肯为我进行教徒洗礼。这封信带给你妈，就说我请求她帮我下决心吧！”
信转交到在美国的于凤至手上了，其面对亲友和子女表示：“你们的心意我都明白，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汉卿的苦处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这件事。赵四小姐是位难得的女子，25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也十分敬佩。现在由她陪着汉卿，汉卿高兴，我也放心。至于我个人的委屈，同他们所受的无边苦楚和寂寞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她转而对闾瑛说：“只要能使你父亲有安慰之欣悦，我任何事情都答应。“
亲友辞别后，于凤至给张学良写了回信：“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1964年3月，结发妻子的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1990年1月30日，于凤至在睡梦中安然逝去。  赵一荻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正式结婚，结婚典礼在台北市杭州南路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的寓所举行，来宾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何世礼、张大千、莫德惠、冯庸、黄仁霖、文华等人，由陈维屏牧师证婚。由于赵四小姐在台湾没有长辈为她主婚，因此恳请黄仁霖代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是由吉米·爱尔窦开车，将黄仁霖、张学良等接到城内，黄仁霖在张学良心绪不佳时，送给张学良一本圣经，并在扉页上赠言：“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1]
人生简历
追随少帅一生赵四小姐天生丽质，且又聪明灵慧，十四五岁就曾  赵一荻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在天津的一次舞会上，作为民国初年“四大公子”之一的“少帅”张学良与来这里看热闹的赵四小姐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坠入爱河。父亲得知小女儿和有妇之夫张学良在一起，气得脸色铁青，并将其软禁起来。但在六哥赵燕生的暗中帮助下，赵四小姐与家人不告而别，毅然来到东北，追随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张学良。赵四小姐的私奔，在赵家掀起轩然大波。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与此同时，少帅府内也不平静，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给她正式夫人的名义。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情，她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被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所感动，力主在少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让赵四小姐居住。两人还以姐妹相称，和睦相处。1929年赵四小姐为张学良生下了惟一的儿子。  赵一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赵四小姐也遭到国人的嘲讽和谩骂，被诬 为“红颜祸水”；长城抗战失利后，她帮助张学良痛下决心；1936年，张学良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在南京身陷囹圄，随后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2]幽禁岁月1946年11月1日，此时已被蒋介石秘密关押在重庆松林坡公馆的张学良、赵一荻被告知，第二天动身，飞机已安排好了。他们被折腾得久了，此前，他们的囚禁地是贵州桐梓。只是他们没料到，这次一别，却是远离内地，永无归期。
从日记记载中可以看出，张学良、赵一荻是在飞机落地后，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台湾，无奈忿懑之情，跃然纸上。下飞机，再经新竹，于11月3日下午13时左右，抵达井上温泉。
张学良住在井上温泉的一栋平房里，该平房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远离尘嚣，隐于青山绿水之间，周围散居着台湾山地居民，即现称为“高山族”同胞。不过，因了多年的迁徙生活，张学良能够很快适应这一变化。
很快，台湾在1947年爆发的“2·28”事件，让张学良、赵一荻还没“平静”几天的山中生活，受到不小的“冲击”。这起由台北专卖缉私人员开枪打死烟贩所引发的事件，引爆岛内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最终波及全岛。而台湾的大部分地区仅靠警察维持，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从各种事态以及身边看管人员刘乙光的表现，张学良似乎从中嗅到了什么……毕竟行伍出身，张学良后来对人讲述这次经历时说过，一旦到了最坏结果，他准备抢枪…… 其实对张学良、赵一荻来说，他们真正最坏的结果，就是自由的丧失。张治中曾在1947年的10月，因了一次偶然机会见到张学良。为此，蒋介石还把刘乙光找去，态度严厉：“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从1948年开始，对张学良的“管束”更加严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再无任何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音讯，也无人再敢未经批准前去探访。不过，宋美龄同时也将刘乙光召去，询问张学良的近况，要求对张、赵的生活给予更多关照。
在1946年到1960年的温泉幽居岁月中，由于囚禁于井上温泉已被外界知晓，为“安全”故，在1949年2月初，张学良与赵一荻曾被紧急转移高雄，与外界隔绝。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自此，海峡两岸形成对峙，来往断绝。在数十年间，张学良、赵一荻的音讯都如石沉大海。如今才得知，在高雄待了近一年之后，由刘乙光从台北带回的消息是：高雄要塞已成为“共军”空袭的目标——再次为“安全”起见，张学良、赵一荻定于1月27日返回井上温泉。
因为有宋美龄的关照，刘乙光有时在“张副司令”面前像是少将“勤务兵”，充当信使或安排出游，解决出现的问题，闲来无事也陪“副司令”聊天解闷。但刘乙光执行蒋介石的“管束”命令时，他又会以职业看守的面孔出现，要求“副司令”必须这么做，去完成“上峰”指令。他不仅给张学良带回一本深蓝色的日记本，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的，而且还传达蒋“总统”指示，说蒋“总统”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复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另外，张学良的日记，从1957年始，也开始出现两个版本：一本是给自己写的，一本是给蒋介石写的。
1958年，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见张学良。11月23日下午17时左右，在大溪，张学良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总统你老了！”“你头秃了。”寒暄过后，两人“相对小为沉默”。时间一晃，就是20多年。往事如烟，恩仇纠缠……当“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再次见面时，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而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将军，却于1949年10月，葬身在重庆松林坡公馆。杨将军一踏进馆内，身后就传来儿子拯中的惨叫声，等他急转身去，特务的利刃便扎进他的腹腔……在掩埋时，特务还在杨将军的脸上淋上镪水。这一幕，幽禁之中的张学良，很久以后方才得知。[2]晚年少帅夫妇的后半生里，两人皈依宗教，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用  赵一荻化名出席台北市多个基督教徒的聚 会。1990年张学良结束幽居的生活而公开露面，最后选择在夏威夷定居，并且每个星期都准时去教堂参加礼拜活动。
不论张学良在何处，赵一荻总是陪伴在他身边。赵一荻的身体状况比张学良要差得多。她曾患过红斑狼疮，有过骨折；长期抽烟，肺部出现癌变而动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半边肺叶，之后一直呼吸困难，成为影响她晚年健康的主要因素。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在台湾一直过的幽居生活，直到1990年，庆祝张学良  在幽禁中的张学良与赵一荻九十岁生日的聚会于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正式脱离了幽居生涯公开露面，从此我们所见，不论身在何处，赵四小姐总是陪伴在他身旁。少帅夫妇的后半生里，几乎全以信仰基督为依归。两人曾经化名为曾显华（为纪念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蒋介石英文老师董显光、及牧师周联华）及赵多加（为纪念她得救后，有新生命的意思）出现在台北市的多个基督徒聚会场合，赵四小姐热心传播福音，除了家庭礼拜外，并写了多本见证集--《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等，并有《毅荻见证集》（张学良号毅庵、荻是赵一荻）出版。也借着传福音及做见证，才使大家知道了许多在幽居时期发生的事（例如动过开胸手术，割掉一叶右肺，亦曾跌断手腕和右腿等）。赵四小姐最喜欢的圣诗是：赞美我天父！赵四小姐早年由于抽烟的缘故而咳嗽了很多年，也没有医治，直到迁居台北的北投后，才到荣民总医院去检查，但检查了几次，也查不出来。有一次，张学良到医院看赵四小姐，在医院中遇见治病的胸腔内科大夫，问病况怎么样，大夫说：有点问题。张学良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打开看看。大夫回答说：在医院里没有确定诊断出是什么病时，是不能动手术的。后来找胸腔外科大夫来会诊。外科大夫说，如果在X光片子上看出来是癌症，那就太晚了，应当现在就开胸检查。所以隔了两天就开胸。检查结果确定是毒瘤，就立刻切除了一叶右肺，自此她就必须要在口中常插着帮助呼吸的管子。
1995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定居夏威夷以来，除了身体不适外，他们每周  张学良赵一荻日上午都定时到夏威夷京街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聆听礼拜。赵四小姐和张学良于2000年5月14日时还到教会参加庆祝母亲节的崇拜，之后并在五月廿八日中午在其住处大楼的宴会厅举办庆祝百年华诞祝寿活动，约有一百位来自各地的亲友来为他们贺寿，并在宴会之前开放十分钟的时间给媒体大众拍照，这是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人最后一次联袂的公开露面。 自2000年祝寿活动后，88岁的赵四小姐，于6月7日下床时摔了一跤，虽觉身体不适，但尚无大碍，几天后呼吸发生困难，而于6月11日住进夏威夷檀香山的史特劳伯医院（Straub Hospital）加护病房。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儿子张闾琳获悉赵一荻病情转危之后，19日特地从加利福尼亚州赶到夏威夷侍奉老母亲。由于呼吸极为困难，医师为她插上呼吸器，并且让她沉睡以减少痛苦。赵四小姐于6月20日时一度转醒，旋即因为痛苦而在医师投药后再度睡去，并进入弥留状态。因其病多日未见起色，散居各处的张学良家属也陆续赶到医院探视。
6月22日清晨，赵一荻还醒着，但她不能讲话，只能目视着每一位围在床边的亲友们。约在8时45分，老伴张学良坐着轮椅来到床边，张学良伸手握住夫人的手，喊着自己私下对老伴的昵称，无限依恋。 赵一荻看着张学良，无法开口说话。9时，医生拔掉了她的氧气管，并注射了镇静剂，赵四小姐昏昏而睡，张学良依然抓着妻子的右手不放。又过了两个多小时，上午11时11分，监视脉搏跳动的仪器显示她已离开人世。牧师带领亲友向上苍祷告。张学良此时还一直握着妻子的手，就这样又握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在众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中。[2]逝后百岁高龄的张学良对赵一荻的去世，显出难以言喻的哀痛。他沉默不语地坐在轮椅上，泪水缓缓地流下来。张学良曾说过，他这一生欠赵四小姐太多。
张学良曾有意回祖国大陆的想法一直未能成行，赵一荻的健康是主要考虑之一。上了年纪、疾病缠身的她始终耳聪目明，而张学良耳背眼花，但只要是老妻在耳旁讲话，他总能听得清清楚楚。赵一荻就是在生前的最后这段时光里，仍尽心竭力地亲自料理张学良的各种琐事。张学良百岁寿辰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太太非常好，最关心我的是她”。
许多人非常担心，已过百岁的张学良能否承受老年丧妻的沉重打击。与张学良夫妇熟识的台湾知名人士梁肃戎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难过。他认为赵一荻的死，对张学良会有影响。1998年梁肃戎曾经到夏威夷探望张学良夫妇，当时赵一荻就一直戴着氧气罩，印象中赵一荻的身体状况就不好。
笃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夫妇生前已在檀香山买下了一块墓地，准备合葬在这里。赵四小姐生前有许多书商与她接洽，希望她能够口述她自己与张学良的历史，但都遭到拒绝，而赵四小姐的去世，不能不把人们带回到那段永远让人难忘的历史。
赵四小姐的一生，是与张学良将军的军政生涯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共同经历了现代中国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他们同国共两党的许多高层人士都有过交往。[2]
人物评价
张学良是一个民族主义、英雄情结兼备的人，优渥的成长环境让他对外国文  赵四小姐化的求知欲望甚浓，而赵四从小生活在繁华闹市———天津，租界文化对她的影响也不小。不失民族气节，能够接受新鲜的思想文明，表现在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上，也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二人后来信奉洋教，心如止水，不闻窗外之事，尽管世事总是无奈，他们却始终洋溢着对人情的豁达和对爱的忠贞。相伴70余载，毫无悔言，有的只是赵四在《新生命》一文中写道的“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和张学良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过的“这是我的姑娘”。好的爱情能留存于记忆，刻骨的爱情能灌注于建筑，时间越久，越值得回味。有了情感的衬托，建筑便不再是一般的建筑，它已经是人们思古怀旧的历史载体，阅读这些“凝固的历史”，可以唤起人们的很多思考，张学良和赵四百年之后的力量仍在延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