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主要内容
要概括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本质内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它涉及的内容特别广泛，而且在与形形色色各种批评言论的论战之后它本身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但从大的框架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归入下面几个范畴。
1）政治经济学分析
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价值在于它把价值概念确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把价值概念的社会和历史基础定位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了价值关系借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再生产中表现的中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把资本主义的地理现象解释成是在更广阔社会背景下以政治和经济为主的诸多关系和作用的结果（顾朝林，1999）。
2）经济危机的空间响应
概言之，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资本的投入、积累和经济危机在时间频率上与区域经济扩张和衰退的地理进程相吻合。经济危机促使资本寻找空间转移——用马克思的话讲，资本的积累依赖“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动力机制（Marx，1873）。这就是说资本和区域的联系强度是与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空间环境的周期性过程同步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地理结构实际上是一场永远充满建设与破坏的过程。
经济地理空间结构与区内生产状况密切关联，而生产的发展，又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影响着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
区域中的生产开始于区域的投资。投资者关注的是生产过程如何，为此必选择良好劳动力条件、市场条件和资源条件的区位，以使其投资的工厂在新的区域中能够顺利地运营，产生较多的利润。如果一个工厂在该区域中经营成功（即不断赢利），它或以一个成功企业保留下来，或被一个大公司（包括多国公司）所吸收；若是经营失败，则使工厂倒闭或将其经营项目转向另一地区。工业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影响着区域的兴起与衰退。非工业化与劳动力、资本、技术诸要素组织形式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是紧密相连的，带来了工业和非工业增长的新地理格局和新生产效果（顾朝林，1999）。
3）结构分析方法
结果分析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于应该地理学界。当时，地理学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进行工厂关闭或生产单位的合理化调整的决策，而不是新工厂区位选择的决策。传统的区位分析方法显得无能为力，于是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便应运而生。
按照结构主义观点，企业所有决策对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决策只是企业所面临的所有决策的一方面（且为不很重要的一方面）。区位决策理论是投资理论的一部分，而投资决策又是资本积累一般理论的一部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地理格局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演变。
4）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源于前苏联经济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学者中，马西等人依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十分有影响的成果，突出资本主义劳动地域分工所带来的区域问题。马西认为，经济空间是相关经济的社会关系差异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经济地理学应该研究空间化的社会关系，研究劳动地域分工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的空间形式，研究它们之间的控制与依赖关系。
在西方劳动地域分工研究中，多区位、多功能公司内的生产关系研究成果颇有新意。如果把公司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起控制作用的公司总部；第二层次为管理机构；第三层次为管理单位。早期阶段，三个层次位于同一区位。在劳动地域分工上，这些区域或为某种农业区（如产棉区）、矿业区（如产煤区），或为某类工业区如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等。区域特点为，资本拥有和控制均在该区内；区内具有不同的阶级、社会群体和职业结构；根据部门特点，当地社区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一部分（如农民集聚区、工人集聚区等）。如果把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不同区域（如棉花加工区、煤城、制造业城镇）以其不同的产业活动，在劳动地域分工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5）空间的社会性
空间是地理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无论是在普通常识还是在学术领域的定义中，地理学的特点也常常都集中于“空间”概念上（Jonston，1985）。史密斯（Smith）于1981年指出：“地理学，包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将实践的空间看做为一种相对自主的事物和领域，一种单独的生存领域。”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持批评态度，这也使得传统区域地理研究所用的空间观念受到了怀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不同意把空间概念仅仅等同于场或者容器，因为如果这样会使地理学家一味去考察抽象的空间形式和进程，从而脱离产生这些空间形式和过程的具体社会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则称持这种空间理论者为“空间崇拜者”（spatial fetishism）（Anderson，1973）。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对于空间的重构试图超越物理进程提出空间的相对概念。
6）自然-环境关系
许多人误认为马克思很少谈及自然和环境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正是建立在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和社会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王国，相反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社会劳动来实现自然和社会的统一。劳动不仅把自然存在的物质凝聚到社会商品之中，而且在改变自然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自己（Marx，1887）。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实现以及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并探索异化及危机的根源，将之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并不被当作人与之和解、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控制或者统治的对象；技术手段被当作非人地掠夺自然的工具，这种技术同样被用来对付人，成为对人的控制或统治的新形式，对自然的这种掠夺性态度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及社会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一种基本关系或矛盾，随着科技进步及科技应用的副作用，在当代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阿格尔阐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及摆脱危机的社会变革的战略。他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将地理学与革命理论结论在一起：地理大发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地方，使正在“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然而他们一定不会想到竟然会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试图“巧妙”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架和分析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地理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不过是在西方知识界出现的挽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努力之一。当然我们应当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些观点已经从形式上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例如，有人提出了人们可以能动地“创造自然”，而不是把人和自然决然地割裂开来；另外也有人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理空间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甚至有人主张用革命的行动消灭资本主义在空间格局上留下的阴影。从这些侧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洞察资本主义世界运动规律的社会理论的科学性，也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第二战场上的胜利。然而也有人担心：“西方地理学出现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思潮，前者力图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取代地理学规律的客观性，后者专注于社会问题，有脱离地理学主旨的危险。”甚至有人断然认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学派“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明显地富裕起来”，社会极化产生和区域差异扩大，中国的地理学家能否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汲取有效营养来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呢？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尽管表现了对受剥削、受歧视阶层的同情，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绝不会真正为受剥削、受歧视阶层创立革命理论和鼓励革命行动，至多只是希望权力当局通过政策和法规的改变对统治手段加以改良来平息或减缓日益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