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辛名
草色遥看近却无
  董辛名董辛名先生（1913～1975）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南方话剧舞台上的一位极富爱国激情与艺术才华的编剧及导演。先生1913年3月25日（阴历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三溪横屿头村（今属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原名董国铭（属国字辈），是明代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的17世孙[1]。大哥董每戡（国清）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和戏剧史家。
少年不识愁滋味
温州戏曲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就诞生了南戏。各处乡、村，每逢节日、庙会都有戏班演戏。受此戏曲氛围浸染，先生从小便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先生少年时曾师从近代著名画家马孟容先生，马先生在1928年应聘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先生也在同年7月进入上海美专学习，1931年毕业后留在上海习画，1933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下的剧社，跟胞兄董每戡及金山、赵丹、聂耳等一起从事进步戏剧活动。
1934年9月，先生以蒋新珉的名字自费留学日本，在1935年3月进入日本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攻读电影和戏剧编导。在留日期间，先生积极投身进步戏剧活动，加入了左翼团体“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后任干事，当时该剧协领导人为任白戈、颜一烟等人。1937年1月9、10、11日，“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在东京“一桥讲堂”演出了由田汉根据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四幕话剧《复活》。先生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涅赫留道夫公爵，使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先生毅然归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在温州开始了他抗战戏剧的生涯。
1937年8月间，永嘉抗敌后援会组织救国御侮团宣传队，先生为该队导演了《雪中的行商》和《死亡线上》。他还为温州中学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导演了《土龙山》、《一颗炸弹》、《别的苦女人》、《东北之家》和《血洒卢沟桥》。12月间，抗战后援会成立了戏剧组，先生任组长，率该组的流动演剧队与瑞安县青年救国团在瑞安联合公演《东北之家》、《布袋队》、《别的苦女人》、《死亡线上》、《九一八以来》及《放下你的鞭子》等当时有名的抗日爱国剧目。
1938年4-6月间，先生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直属的抗战演剧第十一队（队长是侯枫先生）担任编导，导演了董每戡新作《敌》（三幕剧），参加了三厅所辖的演剧队在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的会演，轰动一时。7月返里为战时青年服务团搬演此剧，从此蜚声瓯江南北。
同年11月25日，浙江省战时剧人协会永嘉分会成立，先生与胡今虚、夏野士、马骅（莫洛）、谢德辉等十三人当选为理事，并被众人推举为理事长。剧人协会积极开展戏剧救亡宣传，与永嘉抗日自卫会宣传队、永嘉剧人协会战斗剧团等团体联合举行过多次公演，激发民众抗日斗志。上演的剧本有《菱姑》、《最后的胜利》（哑剧）、《再上前线》和《保卫领空》等。
1939年6月10日，前哨剧团在温州公署办公处宣布成立，先生任副团长兼导演，负责剧团的具体事务。团员集中了数年来温州较有成绩的演员，如莫洛（马骅）、徐鎏、李碧兰、谢德辉、鲁林杰（林斤澜）、谢文秋（即谢文萩，先生的妻子）、谷玉叶、张古怀、赵珏身、张明等人。前哨剧团先后公演的剧目有《死里求生》、《到战地去》、《胜利的启示》、《游击队的母亲》、《活路》、《最后胜利》、《一年间》、《死路一条》、《反抗》、《我们的锄头》等；为纪念第二届戏剧节并为伤兵之友社温州支社筹募基金，在温州大戏院演出过董每戡的国防戏剧《保卫领空》（三幕一景）。
先生在此期间还为别的演出团体导演过一些剧本，如《血洒情空》、《凤凰城》、《敌》、《名优之死》、《群魔乱舞》等。直至1941年3月在金华市出任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中心剧团团长。此外，他还在1941年11月担任过永嘉县海防剧团团长；1943年担任过永嘉县海鸥剧团团长。并为瑞安县中心剧团、温中剧团、艺文小学、永中剧团、瓯中剧团等戏剧团体导演了《布袋队》、《茶花女》、《死亡线上》、《放下你的鞭子》、《天长地久》、《女店主》、《夜光杯》、《北京人》、《蜕变》、《家》、《雷雨》等名剧。永中剧团于1943年5月在永中中学大礼堂公演曹禺名剧《雷雨》时，该校国文教员潘希真（即后来的台湾著名散文家，电视剧《橘子红了》的原作者琦君）自告奋勇饰演女主角繁漪。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从独幕剧到多幕剧，由一般剧目到经典作品，导演了大小抗日剧本和进步戏剧几十部，遂成为浙江省著名导演。
除了演出之外，先生还专门成立话剧训练班培养骨干力量，担任辅导温州各地戏剧团体的工作，他是温州进步戏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为推动温州戏剧事业的蓬勃发展竭心尽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致力于导演之时，还创作剧本多部：独幕剧《胜利的启示》、《游击队的母亲》、《敌人的兽行》（街头剧）、《最后的胜利》（哑剧）、生命线（一幕二场）、《照妖镜》（哑剧）和多幕剧《名优之死》（根据田汉同名著名话剧改编）等。独幕剧集《游击队的母亲》曾于1939年10月由游击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在各地报刊发表了多篇谈剧的文章。
抗日战争期间，先生在戏剧活动之外还从事了一些其它工作。1943年5月至1945年10月间，先生兼任原藉老竹乡乡长职务，负责战时的抗日乡务，并同乡绅一起积极创办了老竹小学，发展地方教育。
梦里不知身是客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2月，先生任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其间2月，经仇岳希、辛志超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同年被任命为永嘉民主同盟五人小组召集人。
1947年1～2月，先生担任温州专署文教督察。随后任过永嘉工业学校校长；代理过温属联立高级工校校长，后来担任总务主任，同时兼任教职，直至1949年5月8日温州解放。
在担任行政职务的同时，他仍心系戏剧，先后为温中剧团导演了（俄）奥斯特洛夫斯基五幕六场悲剧《大雷雨》和吴天六场话剧《春雷》；为海鸥剧团导演根据秦瘦鸥同名小说改编的《秋海棠》；为永嘉学联暑期工作队演出委员会导演茅盾名剧《清明前后》；为永中剧团导演袁俊的《万世师表》；为瓯中剧团导演曹禺名剧《日出》；为建国高商剧团导演陈白尘五幕悲喜剧《结婚进行曲》等多部著名作品。并且被选为温州市艺术工作者协会的执行委员。
1949年5月～9月，先生任民盟温州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盟员参与解放后的各项政治活动。当时温州民盟是和北京民盟中央直接联系的。先生在9月赴北京汇报工作时，由民盟中央组织部介绍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9月结业后由政务院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处任编审，从事戏曲改革的各项工作。
1951年10月间，先生被调往新乡师范学院（新乡当时是平原省的省会）中文系，任讲师，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11月肃反审干结束，先生原职原薪又调往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3月外调（支援同等院校）至洛阳专署文教局教研室工作。1960年1月又调至洛阳师专任教。1962年8月下放到洛阳市第一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员。
先生在洛阳一中期间，还创作了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剧本《敢叫日月换新天》；并帮助指导学生进行了一些小型话剧的编排演出活动。
零落成泥碾作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生全家遭受严重的冲击与迫害，致使先生患上“腐胁病”，即化脓性胸膜炎。医生采取保守疗法，在身上挂个瓶子，不停地将血水、脓水向外引流、备受折磨、苦不堪言。妻子谢文萩被按上“逃亡地主”的帽子和小女儿若男一起被人押解遣送回温州老家。后来，小女儿因病没能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在乡下。真正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71年秋天，在“文革”里的另一场运动中，先生竟被开除公职从学校赶了出去，丧失生活来源，全靠子女微薄的工资过日子，疏食饮水、形同枯槁、辗转流离，居无定所。
先生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洛阳老城连市胡同10号院里的一间阁楼上度过的。房间里没有水、电，吃水需人从楼下提上去，照明用煤油灯或蜡烛。即便如此困顿，先生仍不失书生意气，1974年时，在既无经济、也无帮手，又缺乏资料的条件下，凭着自己的学养和记忆，用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一篇关于《水浒传》的一、两万字的论文，寄给光明日报社。他因身上挂着引流的瓶子坐不成，就在床头处支起一块木板，将身子斜靠到上面，再把另一块木板搁在身上当桌面进行撰写。其间，他还经常通过信件，和远在长沙的大哥董每戡先生，对文章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甚至辩论。先生的率真和执著，令人唏嘘，但这些滴血的文字，在当时并没引起注意，实在为之遗憾。
先生不但自己奋力拼搏，而且还经常通过信件和远在长沙的大哥董每戡先生，互相鼓励、打气，共度时艰。先生时常对他大哥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文章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讨、辩论，一封信往往长达六七页并且正反面都写得满满的，字里行间尽是手足之情的关切和认真坦率的学术交流。随信还时常附有一些剪报，大都是光明日报上刊登的评论戏曲、小说以及关于儒法斗争的大批判文章。先生往往在标题下面写上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学术研究风气不胜唏嘘无奈。但他们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摧垮，笃定相信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正是在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董每戡先生把残缺的《五大名剧论》补完，并续写、补写、重写了一些其他篇章，使董每戡先生的许多学术成果得以存留世间。
在1975年6月19日的子夜时分，董辛名先生走完他人生的曲折历程，含冤逝去，终年63岁。1978年，董辛名先生得到平反昭雪。[2]
天下谁人不识君
先生在上海美专期间，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也考入该校就学，彼此时有往来。以后先生报考电影剧团被录取，恰巧赵丹过来玩，他们觉得赵丹搞表演比绘画更合适，就力劝他改行，并把先生的录取书让与给他，这一看是平常的偶然之举，却使赵丹义无反顾地走上戏剧表演的道路，以后果真成了艺术界耀眼的明星。
先生说当年在上海从事左翼戏剧活动时，和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关系最好。有一次，他们租用某剧院进行演出后，因付不起场租费，剧院老板就扣压了他们的演出布景、道具等物品。最后不得已，两人在晚上翻窗户进入剧院，把东西“偷”了出来。
先生留日期间，和著名作曲家聂耳在一起相处弥笃。聂耳游泳溺亡的那天，本来是邀了先生一起去的，恰逢他临时有事、没有去，想不到竟发生了如此的不幸，使他一直抱憾心中。
解放初期先生在北京时，和著名漫画家方成过从甚密。方成先生时常邀请他去品尝北京的各种小吃，并许诺要把北京的所有小吃都让他全部吃遍，不知方成老现在还能否记起。
《小小十年》一书的作者叶永蓁（1949年后到台湾）在创作过程中，曾经得到过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先生曾陪叶一起去过鲁迅先生处，聆听鲁迅先生的意见和建议。他说看到鲁迅先生手拿的文稿中有许多用红笔划出的地方，对鲁迅先生的认真负责和提携后进的精神非常感动。
先生和原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任白戈同在日本留学、交谊颇厚。他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最先是任白戈提出来的，后被毛主席采用。”关于革命小说《红岩》，任白戈告诉过他，原来的书名是《在黑暗的世界里》，觉得不具响亮，便将其改为《红岩》，立显意象万千、遂风靡于世。
先生留日期间，积极参加留学生的各种活动，还拿出自己的生活费让大家使用，曾经是留日学生理事会的六个理事之一。先生说六个理事中当时（1962年）活着的便只有三位了，即担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的楚图南、担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的林林和他。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他们筹划和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会，为郭的归国之行大造了声势。[3]
四十年代在上海，著名漫画家张乐平（漫画人物三毛之父）曾邀请先生为其出版的漫画书籍作封面的装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