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焯
简介
  刘焯刘焯(音：卓) 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公元544～公元610年。隋代天文学家。着力研习《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等；还著有《稽极》10卷，《历书》10卷。提出新法，编有《皇极历》，在历法中首次考虑太阳视差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用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差运动速度，推算出五星位置和日、月食的起运时刻。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突破。
详细资料
刘焯，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昌亭(今冀州市)人，生于公元544年。自幼聪敏好学。少年时代曾与河间景城(今献县东北)人刘炫为友，两人一同寻师求学。后师从武强交津桥藏经大儒刘智海门下，寒窗十载，苦读不辍，终于学有所成，以儒学知名受聘为州博士，与刘炫当时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初年，州剌史赵炬，拜刘焯为员外将军。进京(今之西安市)后，参修国史及天文律历。开皇六年(586年)，洛阳石经运至京师，因文字多有磨损，难以辩认，朝廷召群儒考证。论证期间，刘焯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力挫诸儒，谁知由此而遭忌恨、诽谤、竟被免职回家。
刘焯回到家乡后，曾再被召用，又再被罢黜，两次挫折之后，遂使他专心著述，不问政事。先后写出《历书》、《五经述义》等若干卷，传播开业，名声大振。据史书载：“名儒后进，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他的门生弟子很多，成名的也不少，其中衡水县的孔颖达和盖文达，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孔盖后来成为唐初的经学大师。
隋炀帝即位，刘焯被重新启用，任太学博士。当时，历法多存谬误，刘焯多次建议修改。公元600年，他呕心沥血，造出了《皇极历》，很可惜未被采用。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达到很高水平。唐初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出《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人物性格
刘焯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为人却心胸狭窄，贪财吝啬。眼见得自己的学问形成了一个潜力极大的市场，当即念头一转，就做起学问生意了。不向他送见面礼、或者送少了礼的，根本就得不到他的真正教诲。这样一来，人们对他所做所为由崇拜转为失望，并开始看不起他。等到他满腹经纶化作不菲的财富后，他的门庭也开始冷落。因为处世失当的副作用，刘焯后来又卷入一次朝廷冲突，再一次充了“炮灰”，被流放到边关充军。最后去世时，好友刘炫为他请赐谥号，却得不到一个大臣的拥护。就是他的代表作《历书》，本是一部含金量极高的天文著作，因与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相左而被排斥。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学术观点逐渐被世人所识。然而，由于做人方面的缺陷，他的作品始终不能与一些划时代的东西相提并论，哪怕它本身已含很高的科学价值。刘焯的才华，即便与他的为人处世有不相协调的出入，但尊重知识的后人还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甚至超常的评价。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人们记起、说起的只有《历书》，而没有刘焯这个人，吃水忘了挖井人。
人物经历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写作过程
刘焯（zhuo）（544-610），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县（今冀州市）人。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mao）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成就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刘焯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主要科学贡献
一、在《皇极历》中，他首次考虑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主张改革推算二十四节气的方法，废除传统的平气，使用他创立的定气法。这些主张，直到1645年才被清朝颁行的《时宪历》采用，从而完成了中国历法上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改革。
二、刘焯力主实测地球子午线。源起是中国史书记载说，南北相距1千里的两个点，在夏至的正午分别立一八尺长的测杆，它的影子相差一寸，即“千里影差一寸”说。刘焯第一个对此谬论提出异议。后于724年，唐张遂等才实现了刘焯的遗愿，并证实了刘焯立论的正确性。
三、他较为精确地计算出岁差(假定太阳视运动的出发点是春分点，一年后太阳并不能回到原来的春分点，而是差一小段距离，春分点遂渐西移的现象叫岁差)，定出了春分点每75年在黄道上西移1度。而此前晋代天文学虞喜算出的是50年差1度，与实际的71年又8个月差1度相比，刘焯的计算要精确的多。唐、宋时期，大都沿用刘焯的数值。
刘焯的创见和一些论断，在当时未被采纳，但却在后世被接受，或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发展、改进。因而他对科学的贡献是不容磨灭的。  
后记
《历书》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部天文专著，在中华古代的科学史上占有重  刘焯要的一席之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于该书的作者，史册上记述的很少，曾经一度，人们还认为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刘焯天资非常聪明。据说，少年时代，先后跟从多位老师学习《诗经》、《左传》、《周礼》、《仪礼》和《礼记》时，他的天资就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些老师们的讲课水平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每次他都未等学业结束就离开了。后来，他帮一位藏书家刘智海整理典籍，埋头十年，以致穷困潦倒，连吃饭穿衣都发生困难。但这个时候的刘焯，却已是精神上的富人，并因深通儒家学说而远近闻名，不久后当了州博士，充分沾了知识分子的光。​
随后，刘焯开始平步青云，年纪轻轻就成了员外将军，有机会参加编纂国史、议定乐律和历法。在与京城各大学子研究古今贤达之士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时，他那满肚子的学问更是厚积薄发。每次他一落座，辩论诘问之声四起，却没一个人能把他驳倒。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因一起偶然事件，刘焯38岁那年遭遇诽谤，罢官回乡，专以教书著述为主。这期间他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十几部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悉心研究，著出了《稽极》、《历书》和《五经述议》，这些都成为当时的天文名著。当读到这些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的著作时，不计其数的儒者和年轻学生纷纷以他为偶像，不远千里前来当面求教。有人评论说：几百年来，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能够超过他的。可以说，刘焯如果能乘势而上，广收门徒，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也许又会再现一个“孔子第二”了。

个人简介
刘焯（导师组组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社会学、中国法理学专题等课程。  
科学研究
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20多年，出版独撰专著2部，主编教材1部，参编《法理学》等教材多部，参与完成省级科研项目1项，在《法学》《法商研究》《河北法学》等法学核心期刊及普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理念和专长是通过整合法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术资源和成果对法律问题特别是中国现实存在的法律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交叉性研究。法律文化问题、中国文化现状与中国制度建设问题、社会信任问题是近年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域。 
近5年主要学术成果：
独撰专著《法与社会论——以法社会学的视角》（武汉出版社）。
主编教材《法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独撰论文《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法学》、《‘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法学》，《用范式提升〈法理学〉方法论品质——法理学改革新思路》《长江论坛》，《民族的文化与现代中国法的精神》《佛山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主持横向课题《律师社会公信力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