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攻心联
解释
上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要理解上联的意义，首先要理解两个词组：一是“攻心”。攻心二字出于《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论》，马谡被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马谡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他认为打仗最重要的是瓦解敌人斗志，收服敌人之心。其意思和《孙子》“上兵谋……下政攻城”相近。这个战略为诸葛亮所赞赏。二是“反侧”。反侧在这里是不正直、不顺从。《诗、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意思是作此歌以穷极其反侧不正之情。《苟子、王制》：“道逃反侧之民。”杨注：“反侧，不安之民也。”故反侧是指一些不安分守法之人。懂得这两个词组，上联便好解了。意思是说，如果打  攻心联所在地：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仗的人，能使对方知道自己的错误，知道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及，使他不战或不敢战，心悦诚服，那么以后就不致再谋反叛乱。如诸葛亮抓了孟获不杀，而七擒七纵之，使孟获知道自己远非诸葛亮对手，而感谢其不杀之恩，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消除了他的反侧谋叛之心。以后诸葛亮对南方少数民族又施行了一系列宽大扶助政策，得到他们爱戴，不但不反，反而协助诸葛亮北伐。这个策略高出前人许多。反观曹操对地方少数民族惟事武力镇压，屡服屡叛，始终不得安宁，相去很远。由此可见诸葛亮及后来一些采取攻心战略的人，并不是一些喜欢打仗的人，而是想以战止战，止戈为武，思想高尚的人。 至于下联，实际是驳斥一些人认为诸葛亮是法家的偏面说法。法家主张以严治国，认为“铬金百镒，盗跖不掇”，和儒家不同。儒家治国主张“刑罚世轻世重”，“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刑罚宽严，要根据时代和国情作辩证调节。诸葛亮所以以严治蜀，正如他回答李严所说：“刘璋国弱，自刘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百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十人士，专相自恣，君臣之道，渐以浚替”。可见诸葛亮用重典治蜀，因为前代太宽，故他遵循儒家“世轻世重、宽猛相济”的原则，决不是像法家一味用严。如果不审察时势，而一味用严或用宽，都会带来严重后果，都是错误的。所以赵藩警告后人，不能盲目学诸葛亮而一味用严，也不能盲目反对诸葛亮一味用宽，而应当审察当时形势，深思熟虑，然后决定用严还是用宽。 这副对联，既赞扬了诸葛亮用攻心战略的正确性，同时也歌颂了他严以治蜀政策的正确性，最后告诫后人不能盲目一味用严或用宽，应当根据当时形势来决定。这是非常正确的。
毛泽东十分推崇此联，1958年他来武侯祠时，就在此联前驻足沉思良久，反复玩味联语的微言大义。文革初期，毛泽东嘱咐当时来四川任职的梁兴初，要到成都武侯祠观读“攻心联”。一时间，“攻心联”传遍大江南北，掀起了研读赵藩对联的热潮。邓小平也曾经称赞说赵藩写得好，富有哲理。江泽民也多次高度评价赵藩，称他是云南少数民族中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杰出人物。
攻心联与赵藩文章两篇
“能攻心”联析李兆成 
（一） 
…………
攻心联联文对诸葛亮评价很高。“攻心”是指诸葛亮南征时，以“攻心”收到抚安的效果，使孟获心悦诚服；“宽严”是诸葛亮《答法正书》论述的中心，他指出不能照搬刘邦入关时的宽刑，主张针对当时益州的情况用严刑，“威之以法”。仔细玩味联意，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作者在颂赞诸葛亮的同时，也强调审势度势的重要，并以此隐喻“后来治蜀”者。的确，赵藩当年撰书此联时也很有一番深意。  攻心联
19世纪60年代以来，帝国主义逐渐把魔爪伸进了四川，随着后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各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更加猖獗，纷纷在四川办企业、开商埠、设领事馆、强划租界，侵占川江航权和亟图攘夺川汉铁路修筑权。1895年后，四川各地连年水旱成灾，而清政府把战争赔款转移到人民头上，另外还滥增税收，压榨人民。1901年全省义和团四起，举起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大旗。1902年，川西数县义和团聚众数千，与清军激战于成都近郊，击毙清军副将，并一度攻进城内。于是清王朝撤换了四川总督，另派岑春煊担任。岑春煊入川后，采用高压手段，拼命屠杀义和团。当年8月，川西义和团首领廖观音、曾阿义遇害，余部转入分散、长期的斗争。此后，小规模的起义此伏彼起，岑春煊则一律镇压。 
当时代理四川盐茶道官职的赵藩，一直对岑春煊的作法有不同见解。赵藩做过岑春煊之父岑毓英的幕僚，据说还做过岑春煊的塾师，私交甚深。早在岑春煊入川时，赵就劝他谨慎从事，后来他又在公私场合多次劝谏，但岑春煊都置若罔闻。赵藩看到民心思变，势不可挡，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但他既不能把这种看法对岑春煊和盘托出，又不愿坐视岑一味蛮干，因此心中郁郁不快。 
阴历冬月初，赵藩信步出南门至武侯祠遣闷，被当家道士出纸索字，赵藩略微思索后即撰书了“能攻心”联，借颂扬诸葛亮，隐喻“后来治蜀”者——岑春煊要认真揣度时势，不可执意蛮干，否则将铸成大错。临走时，赵藩还一再叮嘱道士尽快刻好悬出。过了不久岑春煊也到武侯祠游玩，看到这副新刻的对联后反复思忖，有所感触，以后在镇压问题上有所收敛。 
（二） 
宽严是“能攻心”联注目的重点，诸葛亮之前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就“宽严皆误”。 
刘焉入蜀任职在汉灵帝时期。刘焉是汉皇室后裔，其时在朝廷任太常，他见天下将要大乱，而朝廷根本无力扭转局势，便谋求外出任职。刘焉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后，曾经难以莅任，“以道路不通，住荆 
州东界。”①其实，刘焉难以进入益州的真实原因是当时益州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是时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于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攻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焉。”②益州土著士族的代表贾龙等人利用其家族的武装力量镇压了起义，迎接刘焉莅任。 
但刘焉进入益州后却“阴图异计”，试图割据称雄。一方面他利用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断绝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形成割据独立的雏形；另一方面，刘焉在益州境内重用外来士族集团“东州士”，利用其势力与与益州土著士族对抗，“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③而对支持他进入益州的土著士族恩将仇报，严厉打压，甚至以滥用刑罚来确立自己的威权：“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成、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④ 
刘焉治蜀以“严”，实质是欲建立自己的淫威，乃至不惜以枉杀益州士族来达到目的。这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抗，首先起兵的正是当初积极支持刘焉入川的益州士族首领人物任岐、贾龙等人。“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征战中，贾龙甚至打算引狼入室，依赖董卓的势力对抗刘焉：“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⑥刘焉虽利用“东州士”的力量平定了任岐、贾龙的动乱，但他再也不可能得到益州士族真心的支持和拥护。如此以“严”治蜀，刘焉必不可免地终将失败。 
刘焉病卒后，其子刘璋继续统治益州，长达20年，其统治则以“宽”著称。一方面，他纵容外来士族集团势力在益州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另一方面，他难以控制益州士族无限扩张的野心，乃至于当初拥立他的益州大姓在扩张野心的驱使下，也进行武装暴乱。当时在益州的外来士族势力主要是东州士。“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⑦拥立刘璋的益州士族代表为赵韪、庞羲，他们虽为刘璋的亲信，但在“益州颇怨”时，其野心也膨胀起来。“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于难，故璋厚德羲，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⑧赵韪是屯驻益州东面防备刘表的大将，此时也有背叛之举。“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⑨赵韪起兵得到了迅速广泛的响应，声势很大，刘璋一度非常被动，竟至退入成都关闭城门防御。因益州士族得势对其不利，故东州士全力帮助刘璋平定了这场动乱。此役之后，刘璋对益州士族势力的扩张更加不理不问，听之任之，还试图用恩宠去笼络益州士族，频频赐以爵禄。于是“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史籍中也载有益州豪强为非作歹的具体事例：“成都县……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多犯法。”⑩这段话描述的就是刘璋统治时期的混乱情况。“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刘璋治蜀以“宽”，以致“政令多阙”，“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一塌糊涂，其统治摇摇欲坠。千里之外的智谋之士也纷纷规划利用刘璋政权内部的离心离德，夺取益州。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中谋臣，如诸葛亮等等，就都把夺取益州纳入其战略规划。 
刘焉和刘璋，或施政以宽，或施政以严，却均失误。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审势”。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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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 
②《三国志·刘焉传》。 
③《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④《三国志·刘焉传》。 
⑤《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 
⑥《三国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 
⑦《三国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 
⑧《三国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 
⑨《三国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 
⑩《华阳国志·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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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诸葛亮治蜀，“威之以法”，严格执法。 
刘备集团自入蜀起，自然也面临着如何治蜀的难题。我们知道，入蜀后刘备主要忙于对外拓展疆土的战争，“内修政理”是由诸葛亮承担和完成的。诸葛亮治国刑礼并重，既主张“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变社会风尚，同时也注重用法治手段去拨乱趋治。 
针对当时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秩序混乱的时弊，诸葛亮执法尚严，“刑法竣急”，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益州豪强失去了往日为所欲为的威风，于是便有人怨声载道。刘璋旧部法正为刘备攻占益州立有大功，这时已是仅次于诸葛亮的重臣。他认为应当缓和刘备集团与益州地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用汉高祖刘邦刑法宽简的成功事例，劝诸葛亮也“缓刑弛禁”，安抚益州土著豪强：“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①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史事，见《史记·高祖本纪》载，简而言之，约法三章的内容应当是，杀人者偿命，致人伤残者和抢劫、偷盗者按罪论处。总之发生上述犯罪，只惩处罪犯本人。秦之刑法不仅惩处罪犯，其亲属和邻居也要连坐受罚。约法三章规定不再牵连亲人和邻居，所以百姓如逢甘露，刘邦因此大得民心。法正的建议，一是指出益州士族经历刘焉、刘璋的统治后，对外来士族势力心存戒备，刘备集团要争取其支持是很难的，因而诸葛亮需要注意“客主之义”；二是建议诸葛亮从鉴戒刘邦成功的历史经验，“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但诸葛亮却认为历史经验并不能照搬，施政治国的措施、律令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才有针对性，方可真正实现整治秩序和安定社会的目标。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书》，向法正，同时也是向天下人宣告了他坚决审时度势、以法治蜀的态度：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闻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② 
《答法正书》指出，秦朝滥用刑罚而天下怨恨，刘邦入关时“因之”(顺势而为)，用“约法三章”而收到了争取民心的效果；而益州的现实是刘焉、刘璋“宽严皆误”，“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无论是要整治秩序使社会安定，还是要维护刘备集团所建立政权的权威，都不能容忍“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状况蔓延下去，所以，诸葛亮主张整治益州必须对目无法纪者“威之以法”。 
以法治国，诸葛亮首先制定并反复向人们申明法律科条的内容，从而使官吏军民有法可依。他亲自与法正、李严、刘巴、伊籍“共造蜀科”，制订了蜀汉的封建法典，颁布施行。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详细申明了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哪些是必须做的，要“务”些什么；哪些是应当警戒自己谨慎从事的：要“戒”些什么；那些是坚决不许做的，应该“恐”、“惧”些什么。反复重申和宣传，自然有利于使人遵守法纪，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也载有《诸葛氏集》的目录，其中关涉到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内容的卷帙，在该文集的24卷中占了9卷。及时制订和不断完善法纪科条，为诸葛亮以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成怀怨叹”云云。当时的确也发生过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广汉郡郭县大姓马秦、高胜的叛乱和章武三年(223年)春汉嘉太守、大姓黄元的叛乱。那么，诸葛亮治蜀厉行法治是否太严酷了呢? 
诸葛亮厉行法治，是要以法威慑那些目无法纪的益州豪强，彻底改变刘焉、刘璋统治时期他们“专权自恣”、为所欲为的混乱局面，恢复封建秩序。诸葛亮治国时豪强仗势欺凌百姓的事基本绝迹，“强不侵弱”，法纪真正产生了威慑作用，成功达到了上述治国目标，但史书上却并无诸葛亮大量杀人的记载。诸葛亮以法震慑益州豪强，但打击面被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而益州士人大多真心支持和拥护蜀汉政权。以法治蜀，严格执法，当然就会有人被惩处，如李邈、彭羕等。李邈是广汉郡郭县(四川三台)人，其家族是郭县的著姓。刘备入蜀后，李邈由位卑的县长提升为益州从事，却心怀不满。在正月初一百官齐集的酒宴上，李邈公开责骂刘备。执法部门要依法将李邈处死，诸葛亮出面向刘备求情，李邈才免于被重处，后来诸葛亮又让李邈担任了犍为太守等要职。诸葛亮逝世后人们都悲痛万分，李邈却兴高采烈，公开散布要对诸葛亮之死进行庆祝。于是李邈被后主刘禅处死。从对李邈的处理可知，诸葛亮执法用刑时真是慎之又慎。彭羕为广汉郡广汉县（四川广汉）人，其家族是当地著名的大姓。③彭羕在刘璋麾下只是书佐一类的小官吏，还曾被罚做苦刑五年。刘备入蜀后对他曾很赏识，成都平定后任命他为治中从事，彭羕一下子官居要职，不禁举止轻狂，行为不检，于是被贬为江阳太守。彭羕得知后心怀不满，便在马超面前谩骂刘备，又煽动说，你马超在外征战，我主内政，天下不难平定啊！马超把谈话内容上报后，彭羕被逮捕处死。这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诸葛亮以法治蜀，自然也针对普通民众，包括防止百姓抗赋逃役，镇压农民的反抗等等。三国时期战争很多，徭役繁重。蜀汉自不例外，因而百姓赋役负担也较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严酷，阶级矛盾必定激化，产生动乱，或爆发农民起义，秦始皇统治时即为典型的例子。不过三国时，蜀汉的阶级矛盾远较魏、吴平和。若以建安元年至西晋灭吴(196—280年)为三国时期，这一时期的85年中曹魏地域内发生了24次农民起义，东吴地域内发生了23次农民起义，而蜀汉地域内仅有3次，比魏、吴都少得多。这应是蜀汉社会秩序安定，“强不侵弱”，百姓生活安定有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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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 
②《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 
③《华阳国志·蜀志》“广汉郡·广汉县”载当地彭、段“二姓为甲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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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蜀以严，诸葛亮如此，刘焉亦如此。表面上同样是严，结果却有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必须审时度势，辨证施治。 
刘焉的严，是出于企图割据、建立独立王国的目的，故尔滥杀无辜，欲以用严刑竣法树立自己的淫威；诸葛亮的严，目的是要拨乱趋治，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的安定；恢复封建的等级秩序，“上下有节”。因而诸葛亮既严格执法，同时也积极发展生产，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正当利益，“恩荣并济”，“赏”“罚”并用。 
史载诸葛亮治蜀大量任用了益州士人，取人“不限其方”，选官任人时不囿于资历、地域。当时，益州士人任地方官郡守以上、益州牧的主要僚属，以及朝廷中重要职务的，共40多人。举凡人才，尽量网罗，故《华阳国志》谓“刘主割据，资我英俊”，“西土咸服诸葛亮之能拔揽秀异也。”《华阳国志》称秦宓、杜微、五梁等三人为“（益）州之俊彦”，诸葛亮对秦宓、杜微的任用，正是其注意尊重和启用益州士族领袖人物的典型事例。秦宓“少有才学”，刘焉、刘璋时“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坚决不予合作。刘备入蜀后，秦宓先后出任益州从事祭酒、长水校尉等职，刘备征吴时秦宓劝谏，还曾“坐下狱幽闭”，但秦宓却仍尽忠于蜀汉。这应是诸葛亮对他以及益州前辈士人的格外尊重而使其然。诸葛亮曾谦诚地向秦宓打听任安等益州前辈学者之“所长”，表示自己的尊重和仰慕；他对秦宓也真心尊重。蜀汉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为吴国重要的使臣张温饯行时，“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非要等秦宓驾到才开宴，连吴使张温也很惊讶，连忙打听秦宓是何重要人物。①诸葛亮对德高望重的杜微也非常尊重。杜微是梓潼郡涪县人，也是当地著名大姓的代表人物，杜微被蜀汉任命为主薄后“固辞”不干，诸葛亮派人用辇把他抬来，亲自与他面谈；杜微耳聋，当着群僚诸葛亮又恭敬地把话写下来让杜微看，盛赞其德行。杜微仍坚决“自乞老病求归”，诸葛亮又遵从其志。②如此礼贤，当然容易争取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支持。 
蜀汉政权任用的益州士人，主要也是各郡县中大姓家族的代表人物。蜀汉官吏中，蜀郡士人有大鸿胪何宗，双柏长何双，广汉、犍为太守何祗，辅汉将军张裔，太常杜琼，侍中常竺，安南将军张表，永昌太守王伉。其中张裔、杜琼、张表、王伉等为成都人，而张、杜正是成都之大姓③；何宗、何双、何祗，蜀郡郫县人，何氏即当地大姓④；常竺为江原人，当地“东方常氏为大姓”⑤。巴郡（包括巴郡、巴西郡、巴东郡）士人，有江阳太守程畿、程祁、征士周舒、儒林校尉周群、博士周巨、车骑将军黄权、尚书郎黄崇、镇南大将军马忠、镇北大将军王平、左将军每扶、荡寇将军张嶷、尚书仆射姚仙、别驾从事马勋、尚书马齐、越西太守龚禄、镇军将军龚皦、征士谯嵴、散骑常侍谯周等等。其中，巴西阆中人有程畿、程祁、周舒、周群、周巨、黄权、黄崇、马忠、姚伯、马勋、马齐等，而阆中“大姓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也。”⑥巴西郡有西充国人谯周，南充国人张嶷等。按《华阳国志》修撰时西充国已并入南充国县，故谯周被归入南充国县，谯氏正是当地大姓。⑦广汉郡人士有别驾从事李朝、丞相西曹椽李邵、大司农秦宓、益州太守王士、别驾从事王甫、太常谭承、江阳太守彭茉等等，其中广汉郡郭县人有李朝、李邵、李邈、王甫、王士等，均为当地大姓。⑧犍为郡士人有：蜀郡太守杨洪、谏议大夫费诗、车骑将军张翼、五官中郎将五梁、射声校尉杨戏等等。杨洪、杨戏、五梁、张翼、费诗等是犍为武阳人。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也。”⑨张翼家族更是历代显赫，“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广陵太守纲，皆有名迹”。梓潼郡士人有：谏议大夫杜微、李仁、太子仆射李撰、太子家令尹默、丞相参军文恭、大将军司马李福等等。其中，杜微、李仁、李镤、尹默、李福等是梓潼郡涪县人，也是当地大姓的代表人物。⑩ 
益州士人也有执掌军政大权、参与中枢决策的。如黄权、李恢等。黄权归降刘备时仅为小小县官，其 
后屡经提拔，221年伐吴时，已升任镇北将军，“督江北军”，握有指挥长江北岸全部蜀军作战的大权。李恢初任督邮，221年时被提升为主管南中四郡军政的床降都督，“使持节”，直至231年他去世之时。南中是多民族地区，东汉后期以来一直处于动乱之中；蜀汉地狭人少，南中自然是非常宝贵的一块疆土，主管南中军政的庲降都督自然是重要官员，故“（庲降）都督常用重人”。⑾蜀汉时担任庲降都督主要为益州籍士人，李恢之后有犍为张翼、巴西马忠、犍为张表等人。此外，王平、张翼等人也曾担任要职。王平任镇北大将军，“统汉中”，全面负责蜀汉北疆的对魏防务。张翼历任征西大将军、镇南大将军、左车骑将军等职，是蜀汉后期仅次于姜维的大将。执掌重要的权力部门和参与中枢决策的官员，也有益州士人。史载自蒋琬始，执政大臣虽率军屯驻在外，亦对朝中大事“遥先谘断”，也就是说在蒋琬之前的诸葛亮主政时期并非如此。而诸葛亮北伐时留府长史为蜀郡张裔，负责代理留守成都的丞相府公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诸葛亮在世时，另有李福担任尚书仆射，即中枢机构尚书台的副长官。蒋琬、费神执政时，马忠等曾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如延熙六年（公元243）与蒋琬、费袆共同决定对姜维任凉州刺史的任命。这是马忠参与中枢决策、决定高级将领任命的事例。延熙七年（公元244）曹爽率军攻汉中，蒋琬在前线，费袆率军自成都驰援，“命镇南将军马忠平尚书事”，主持朝廷机要事务。蒋琬执政时，巴西姚伷也曾任尚书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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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秦宓传》。 
②《三国志·杜微传》。 
③《华阳国志·蜀志》“蜀郡·成都县”：成都“大姓有柳、杜、张、赵、郭、杨氏”。 
④《华阳国志·蜀志》“蜀郡·郫县”：“冠冕大姓：何、罗、郭氏”。 
⑤《华阳国志·蜀志》“蜀郡·江原县”。 
⑥《华阳国志·巴志》“巴西郡·阆中县”。 
⑦《华阳国志·巴志》“巴西郡·南充国县”。 
⑧《华阳国志·蜀志》“广汉郡·郭县”：“大姓王、李氏”。 
⑨《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武阳县”。 
⑩《华阳国志·汉中志》“梓潼郡·涪县”：“大姓杨、杜、 
李，人士多见《耆旧传》”。 
⑾《华阳国志·南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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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诸葛亮治蜀以“严”，既成功的安定了社会秩序，又未盲目的扩大打击面。西晋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末曾总结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①这种治国的效果，应当说在封建时代称得是治世的典范。故陈寿感慨万分，赞扬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② 
诸葛亮治国成就的取得，正是其“审势”的结果。 
（原刊于《文明》1981年1期，本次收录时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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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诸葛亮传》传末“评曰”。 
②《三国志·诸葛亮传》传末“评曰”。 
赵藩其人及咏赞三国之诗词李兆成 
成都武侯祠殿廊陵前所悬50多副对联中，“能攻心”联最为著名。此联由赵藩撰书，寓意既深，书法也很精美。联文对诸葛亮的用兵和施政的历史功绩给与了充分肯定，主张以史为鉴，提出了“后来治蜀要深思”这种哲理性的见解。除此联外，赵藩所书的另一联（陈矩集句）也悬于诸葛亮殿前，武侯祠还收藏有赵藩题诗的扇面等文物。人们自然也很想了解赵藩其人。 
赵藩（185l一1927年）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爰仙，晚号石禅老人，白族，出生于云南剑川县向湖村。他的一生，走过了封建文人到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历程；作为近代西南著名的文人和少数民族诗人，赵藩在文化事业上有较大的贡献。赵藩崇敬诸葛亮，他自己也曾有过“小诸葛”的绰号，其诗词对三国历史事件和人物或誉或毁，爱憎分明。让我们围绕上述内容对赵藩作一些简单介绍。 
（一） 
赵藩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都受封为光禄大夫，并以博学闻名于当地。 
作为封建文入，赵藩在18岁时就组织地主武装，积极镇压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清起义，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卖力。赵藩与清军副将张润密切配合，夹攻起义军，被清王朝誉为“北路义师”。其时“北路义师”的运筹策划和草拟文告等，多出于赵藩。“北路义师”先后攻占了丽江、剑川等地，1872年与各路清军和地主武装合围大理，彻底镇压了杜文秀起义军，赵藩后来也屡次为镇压各族人民反清武装斗争而出谋划策，奔走卖力。 
1873年后，赵藩竭力通过科举入仕。24岁考中举人后至1893年前，他六次参加会试均落选；4次被方面大员举荐，也未获任命。其间先后作过云贵总督刘长佑、岑毓英的幕僚。岑毓英很赏识赵藩，称赞他是“通才”，“学问闳达”，也很佩服他为人“崇廉持正，是非所在，謇谔不阿”（《介庵先生事略》），曾多次保荐他，并让他作岑家诸公子的老师，为之讲论历史，“是正文字”。赵藩也对岑毓英感激不尽，1893年岑毓英死，赵藩除为之张罗丧事，还亲送其丧归粤。正是由于与岑家这种很深的关系，赵藩始得步入仕途。送岑毓英丧归原籍后，赵藩入京候选，因岑家“诸公子助之赀”，始被清廷授以官职，指派到四川为官。岑毓英之子岑春煊后任中丞、四川总督等要职，民国初年仍为南方政界的显要，赵藩在官场屡得其相助。 
自1893年后，赵藩到四川任筹饷局提调，后历任酉阳州知州、川东土税局督办、署盐茶道、永宁道等职，并两任四川按察使。赵藩为官“察吏以严，爱民以宽”，廉洁清正，“政声卓著”。他痛恨官场的腐败，坚决惩处“庸滥”官吏，曾弹劾过在任的纳溪县知县和一位离任赋闲而横行乡里的道员。他任按察使时，邛州牧以筹款为名“勒抽纸捐”，从而中饱私囊。造纸业者不堪忍受，群起请愿，又被这位州牧诬为暴乱，竟勾结驻军指挥官拦路“开炮轰击，毙者数命”。赵藩察明案情后将那州牧和军官逮捕法办。，这时，许多达官显宦都来说情，赵藩不为所动，坚决惩处了这两个“庸滥”官吏。 
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赵藩关心时事，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怒斥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当听到左宗棠在新疆成功地平定沙俄支持的叛乱、刘永福在越南击败法国侵略者等喜讯，总是喜不自胜，为之欢呼叫好。长期混迹于官场，赵藩逐渐对清王朝的腐朽没落有所认识，不时发出“秕政伤民气”、“光宣之际时政昏”的感慨。日益高涨的反清爱国斗争，更加速了赵藩政治立场的转变。1907年，同盟会员谢秉琦在叙府组织起义，事泄遇害。赵藩时任四川按察使，他对谢被捕后的威武不屈十分钦佩，曾设法营救而未果。加之1908年“总督赵尔巽以峻法来治蜀，横取于民以媚上，蜀人滋怨”，赵藩于是三次上书辞官，终于在1910年时去职回乡。革命老人吴玉章在回忆中说，“谢被捕后的英勇表现，使当时四川的臬台赵藩深受感动。他为救谢不果，竟至辞官不做，足见清朝官府中的个别开明人士已经感到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了。”也就是说，赵藩已由效忠清王朝转变为同情革命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赵藩即投身其中，接受蔡锷为首的云南都督府的任命，主持滇西政务。1913年春，赵藩到北京任国会议员。因不满袁世凯的胡作非为，屡次在国会中提咨询、发抗议，并写诗讽刺当时政治的黑暗，为袁世凯所痛恨。同年秋，袁世凯下令逮捕赵藩，赵逃回云南。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赵藩参加了云南地区反袁护国运动的密谋策划。护国战争打响后，赵藩出任云南全省团保局总办，在护国军出征时，积极维护了云南境内社会秩序的安定，对护国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把持政柄，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在广州组织军政府。1918—1920年，赵藩代表云南军阀唐继尧到广州军政府参与执政，任总裁代表、交通部长。此后赵藩回到昆明，至其去世的7年里，主要从事文化事业。 
赵藩卒后，归葬故里。赵藩墓在剑川县金华山北支峰的万松岭内，离县城约3000米，群山环抱，风景幽雅。此墓建于1928年，为一石构的阙式大型墓，颇有气势。1988年，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近代西南文化名人的墓葬，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公布此墓为该州的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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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赵藩的一生，在文化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他在诗词等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对《云南丛书》的编辑出版。 
1914年后，赵藩未从政时即担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在此任上，他主要致力于《云南丛书》的编辑出版。他凭借自己的影响筹集到出版经费，又聘请著名学者袁嘉谷等人参加编辑。赵藩自任编辑，不辞辛劳，具体领导从编辑、印刷到出版的各项事务工作，尽力而为，“穷日夜之力而不辍”。同时，赵藩还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百数十种”滇人著作，丰富了丛书的内容。赵藩生前，该丛书已编辑出版了一大部分，其卒后这项工作仍继续进行，共出版有《初编》、《二编》，其中《初编》计收辑著作152种，1148部；《二编》收辑著作53种，254部。 
《云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云南地方文化中的一件大事，它是继清代所辑《云南备征志》之后，收集保存云南地方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一套丛书，它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使一些濒临失传的的重要文献不致湮灭，并使一些残缺的著作得以整理补全。如其中的《滇诗丛录》一百卷，就汇集了民国初年之前有关云南的诗作，是一部空前的云南诗歌总集。 
赵藩善诗能文。他创作的诗篇数量极多，号称“存诗七十余卷，不下万数千首”。（《滇八家诗选》）其诗影响很大，闻名于近代诗坛的南社诗人也推重他的诗，屡屡与之唱和。其诗、词、散文和楹联结集出版的，有《向湖村舍集》初集、二集、三集；《桐华馆梦缘集》；《小鸥波馆词钞》；《介庵楹句辑钞》；《向湖村舍文钞》等等。（《介庵先生事略》） 
赵藩的诗作除了一部分为应酬唱和者外，反映社会现实的占有相当篇幅。它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官场腐败，民不聊生；也反映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还反映出民国初年封建残余势力掀起的逆流，军阀混战，荼毒百姓，以及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谴责。 
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同情百姓悲惨境遇，代表作品有《饥黎载道感愤成诗》、《河北所在转徙闻山东犹甚》、《柏乡行》等等。诗人指出，“役扰疲民力”、“秕政伤民气”，百姓负担沉重。早在赴京会试途中，他看到的是“田荒饥雁翳，草短瘦牛羊”，生产凋敝。一遇天灾，百姓苦不堪言，饥民四出流徙，“平沙黯黯作秋阴，转徙时逢泪满襟。三晋翳桑多饿殍，中原采葛有哀吟。”诗人为之流泪，但又自知无力解救饥民，“难图惨淡饥民稿，自倚悲凉壮士歌”，惟有“满目哀鸿奈尔何”的感慨。一些描绘饥民的诗篇思想性、艺术性均佳。如《客有述晋灾者，闻之惨然，作新乐府二章》等等。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肆无忌惮地瓜分国土，赵藩在诗词中宣泄自己对侵略者的痛恨，对卖国权臣的不齿，讴歌抗击侵略的英雄。如《闻法夷踞台湾鸡笼炮台感愤有作》、《阅邸抄书左节相新疆奏捷后》等。在《读邸抄书感二首》中，赵藩对元老重臣一再签定不平等条约而痛心疾首：“居延城外又寻盟，盟国幡幡尽老臣。后日恐无台避债，古来宁有币销兵。”“酣睡岂容侵卧榻”，赵藩坚决主张抗击侵略，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叫好：“多少苍生翘首望，斩鲸东海更浮槎。”听到镇南关大捷的消息，赵藩喜不自禁，吟道： 
露布飞来喜欲狂，出关此战最堂堂； 
投签秘殿天颜喜，吹角连营士气扬。 
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等封建余孽逆历史潮流而动，赵藩在诗词中揭露了他们卑劣的行径和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怒斥袁世凯的阴谋：“欺主愚民倏戢戈，尽收败类入网罗”，嘲笑他的复辟阴谋昙花一现，“八十日君龟颈缩”。袁死后军阀混战，“争地争城战血腥，袁家遗孽祸生灵”。赵藩痛恨不已，他曾为扫除这些祸害而“护国”、“护法”，并在诗词中吟道：“砍尔镜中杨广颈，慰他地下苌弘血”，祈愿以这些祸国殃民的人头，祭祀为反帝反封建而牺牲的志士仁人。在《琐寒窗·题秣陵秋眺图》一词中，赵藩详细描绘了张勋复辟给南京城造成的危害： 
满目苍凉，六朝都会，败垣颓瓦。经劫休谈，近事欲提又哑。自张家辫子兵来，小儿衿底啼犹怕。听秦淮水咽，水次枯柳，暮烟微惹。 
苦也！叹多少呆女痴男。绿凋红谢。鸟衣何巷。只马粪堆成卡。剩钟山，蜡屐登高，酒邀嗅菊香盈把。莽愁来，寂寞空城，月黑寒潮打。 
升平繁华的六朝都会——南京，又历劫难，张勋复辟惹来的飞天横祸。无辜平民横罹战祸，昔日的闹市马粪成堆，繁华变成了“满目苍凉”，连秦淮河也在为这座寂寞的空城哭泣。读题词可知是赵藩为画所题词，画中似难画出词中凄凉景象，应是诗人借题词痛斥封建余孽的横生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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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赵藩崇拜诸葛亮，也喜欢三国，其诗词中有不少咏及诸葛亮及三国的。赵藩吟唱出了对诸葛亮及三国英雄们的仰慕，他景仰诸葛亮正身立德的风范，赞扬诸葛亮等在乱世中为重振社稷、统一国家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同时，诗人也借斥责曹操等乱世枭雄，愤怒地针砭当时的窃国大盗们。 
约当作于早年赴京会试途中的《隆中谒武乡侯祠》，描绘了赵藩对先贤的倾慕： 
高岗云气湿蒙蒙，卧龙犹疑此山中。 
大好溪山名士宅，不轻出处帝臣风。 
立谈早定三分局，异代犹尊一亩宫。 
祠宇西南瞻拜遍，参天松柏共青葱。 
赵藩来到诸葛亮年轻时隐居耕读处拜谒，赞叹隆中景致幽雅的“大好溪山”，更由衷赞誉策划三分天下的《隆中对》。隆中是刘备三顾茅庐之处。正因为刘备的竭诚，才感动了诸葛亮为之驱驰。未入仕途的赵藩，感慨诸葛亮的“不轻出处”，更盼望也遇到明君，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在另一首《满江红·自书抱膝堪图》词中，赵藩对诸葛亮做了较全面的评价： 
名士虚声，武乡出，使明真相。与前哲，渭滨莘野，比肩相望。八百株桑田十顷，赢余肯为儿孙饷。最平生淡泊是襟期，何超旷。 
诫子语，端趣向。出师表，舒忠亮。竞重扶汉鼎，功难于创。世乱吾期全性命，运移人为生悲怅。愿相从抱膝草庐中，征微尚。 
东汉后期士大夫相互吹捧标榜，“名士”多如牛毛，如“八及”、“八俊”、“八厨”、“八龙”、“八顾”，但大都徒有虚名。“八俊”之一的刘表就曾任荆州牧，实力甚强，但胸无大志，并未对平定战乱、重振社稷作出贡献。诸葛亮出山，才展示出真俊杰的“识时务”。诗人赞扬诸葛亮经国济世的才干，赞誉其丰功伟绩，对其“平生淡泊”的高尚品德景仰不已，慨叹天不助人，而使先贤出师未捷，并欲以诸葛亮为榜样。 
“亮岂徒严侨岂猛，灯前搔首郁遐思。”这是赵藩《按行西北乡即事有作》几首诗中的一句，其诗作于辛亥革命中，赵藩主持滇西政务，考虑施政执法有感而言。诸葛亮当年即因“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始“威之以法”。但史书誉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其治蜀绝非仅靠严刑峻法，曾大兴教化，方才使蜀汉“风化肃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赵藩在“能攻心”联中，主张“要深思”执法的宽严，务须审时度势而为。 
赵藩不仅崇拜诸葛亮，也喜爱蜀汉英雄。他曾拜谒在河北的赵云祠庙，题有《赵顺平侯祠》诗： 
关张当代并英雄，簇拥真龙入蜀中。 
破敌齐摧名将胆，引君犹见大臣风。 
三分割据归时命，百战勋名善始终。 
仰止常山家庙在，停车人挥夕阳红。 
诗中称道赵云是与关、张齐名的宿将，还称誉他颇具政治头脑，有直言谏诤、引导君主的大臣风范。史载刘备攻下成都后，有人建议将“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认为须将田地宅舍还给因避战祸出逃的原主，刘备采纳后果然迅速安定了蜀中。刘备伐吴，赵云也曾极力劝阻。“引君犹见大臣风”，当指赵云这些有远见的谏诤而言。 
赵藩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大抵乱世，或多高官厚禄而无耻卖国者，或多窃持权柄而祸国殃民者。为人正直的赵藩自然痛恨这些人，其诗词中常以奸雄曹操和王莽代指这些丑类，痛揭其短，嗤之以鼻。“汉业重光，终不愤，才兴又歇。恨丑类，阿承莽操，歌功颂烈。”（《满江红·次岳武穆原韵》）志士仁人流血牺牲才推翻了满清，光复了民国，却又有曹操、王莽之流的奸贼袁世凯要复辟，更有丑类为其歌功颂德。“战和频贻误，是满怀机诈，莽操心传。木屐儿来，便愁席卷山川。”（《高阳台》）词中将满怀阴谋、醉心于争城夺地的军阀，比作巧诈弄权的王莽、曹操。他们的罪恶使“湖湘浩劫”，白骨堆成山，鲜血流成河，而坐视鹬蚌相争的日本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得利者将是这些异族的侵略者。曹操用尽阴谋巧诈而篡汉，司马懿袭用其法纂魏，近百年内朝中阴谋盛行。后人痛恨这段黑暗的历史，认为这就是“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的祸根，因有“魏晋阴谋资夷狄”的诗句。赵藩词中所寓，也就是此意。 
附记： 
本文收集资料时，蒙云南大理州图书馆大力支持；赵藩的侄孙婿鲁仲学又以赵氏后人编印的《赵藩诗词选》见赠，特此感谢。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卷三，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