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历史周期率
介绍
时间历史周期率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应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邀请，前往延安进行考察。与毛泽东对话时提出的。
定义黄炎培认为历史周期率是：无论是个人还是还是团体乃至国家，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即都难长期的兴盛下去。他拿这问题问毛泽东。
毛泽东答道共产党建立的社会通过民主建设可以跳出该周期率。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它拥有两个分支：统一和分裂。
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实
背景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并于7月4日下午，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作客。在一番长谈之后，毛泽东问及黄炎培的考察感想，于是黄炎培诚恳地提出下列问题：“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思想发明者
“历史周期率”被黄炎培创造出来了。虽然它主要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不是直接对未来历史发展的预测，但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未来历史的深邃忧虑，不仅令毛泽东深长思之，也令今人喟然叹服。特别是20世纪末年所发生的苏东巨变，更使“历史周期率”具有政治谶语般的魅力。在它的鞭策之下，我们仍然不断自警自省。当然，那就是毛泽东独特、睿智、深刻而又机敏的解。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此高论，黄炎培当即表示赞同：“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以上资料引自《光明日报》1993年1月20日朱洸《毛泽东与黄炎培话“周期率”》一文）细想起来，这历史周期率的思想发明者并非黄炎培。《孟子?离娄章句》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应该说它所包含的思想与历史周期率乃异曲同工，只是孟老夫子比黄老先生显得更加武断。不仅如此，最早对历史周期率给解的恐怕也不能算毛泽东，早他二千多年的秦始皇，在威风凛凛地统一中国之后，鉴于春秋之乱，战国争雄的教训，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留下什么解式，却首先从实践上努力，推行郡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改王称帝，个人专制，试图从他开始，“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历史以二世而绝的残酷结局证明他只是做了一个伟大的梦，但他那个伟大的梦想至今尚令许多人感动，他那敢为人先，首先对历史周期率给解的首创精神也不失可贵。从此以后，虽然朝代更迭，但代代有招，都试着走向永远，只是最伟大的尝试者可能还要算毛泽东。他的伟大之处，既不止于行，更不止于知，而在于他是一个知行统一论者。当年他从理论上所给的解，以其思想深刻和政治远见已经占领了一个高地，时至今日，大概还无人能够超越。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我们可否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毛泽东自从走上天安门城楼之后，直至他乘风归去之前，始终都在思考并解决千秋万岁代代红的问题。虽然他的解式民主观高人一筹，但西方式的民主他不以为然，苏联式的民主他也不尽满意，于是他首创了“文革”式的“大民主”，不惜以摧毁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家架构为代价，试图走出那个恼人的历史周期率，只是结果仍然以不幸而告终，以致那个属于毛式专利的“大民主”也遭彻底否定。可是问题依旧，而路在何方？
历史周期律
辩证法的失效它是规律，就像死亡对于生命一样，它对任何统治者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定数，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1945年的毛泽东，虽以“民主”二字轻松出招，不仅使秦皇输了文采，逊了风骚，甚至连出题未解的黄炎培也内心折服，由衷赞道“怕是有效的”，但他的实践并不成功，这本身已经否定了一种“民主”的模式。不过民主被正本清源之后，魅力丝毫不减当年，仍是那么风彩迷人，令人神往，以至当今之世许多主要的统治形式，或以民主界定本质，或以民主装饰门面。只是我想进一步提问：民主真的那么神奇吗？真的能使某种统治最终跳出“历史周期律”？我看未必。如果真的那样，不仅在宣告一种“历史的终结”，也等于承认辩证法的失效。基本原因在黄炎培看来，个人“功业欲”是发生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原因，此论虽然有理，但有的只是一种具体的道理。而唯物辩证法则从规律的层面宣告，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肯定的因素保持事物的存在，否定的因素促使事物的灭亡，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统一与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统治也是一种事物，一种存在，某种统治在一定条件下总是一种肯定因素，对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来说，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当一种统治内部所包含的肯定因素走完自己的历史进程时，它被新的因素否定就是一种必然。我们承认物质不灭的绝对性，决不等于简单承认物质形式的永恒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跳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支配，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否则，愿望永远只是愿望，哪怕它非常美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时，“历史周期律”也会自动失灵。历史景观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历史景观。一些人们正在为之奋斗，它的结果未来的实践自会证明。这里，我们姑且不谈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只要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两种基本事实：一是非民主统治的结果，统治者注定要被送进历史博物馆，虽然未必都搞得人头落地，但掉下来的脑袋着实不少。其人也亡，其政也息。这也是被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二是民主统治的结果，同样不能万岁千秋，反倒是“总统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时政权更迭之快真叫人目不暇接。这个事实往往叫人费解，细细想来，其道理既不复杂，也不深奥。何谓民主？人民统治也。但人民不是抽象的存在之物，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和利益群体组织而成的更大的群体，至少以下两个先天的原因，决定人民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一，人民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物产贫富有别，这既是人民交往的物质基础，也是人民冲突的物质根源。其二，人民不仅具有趋利的本质，而且具有无限趋利的本质，它和自然、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的矛盾，不仅是先天注定的，而且也是永恒绝对的，除非到了真正的按需分配的共产社会，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人民内部也会有利益的冲突与争斗 。民主的统治形式，固然是到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最好选择，但是，必须看到，民主的统治，只是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所有人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也只能通过多数人的代表组织政府来实现。其结果，当然是多数人扬眉吐气，少数人唉声叹气。但是随着斗转星移，高岸深谷，并非一定，虽有永恒的利益，却无绝对的主体。当主体的利益需求发生变化时，对利益代表的要求也就会随之变化。统治者如能因时制宜，矛盾自然不会激化；只是高贵的统治者也是肉体凡胎，不仅有着七情六欲，也会有着智慧的不足，前者会使之弄权牟私，后者会使之塞聪掩明，别说二者占全，纵有一条，人们也会尝试着“换一个看看”。规律当然，如果把这一切提升到规律的层面来说，那就是民主的统治和非民主的统治都只是具体的统治形式，其统治的过程，就是自身政治能量不断释放的过程，既然物质能量总有消耗殆尽之时，政治统治的能量也就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所以，统治形式尽可不同，但不管什么统治形式，都得面对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统治者终究要成为被统治者。 当然，相同的结果往往并不具有共同的本质。首先，因为民主统治的形式总与法治相关，虽然不免“政息”，但通常不以“人亡”为代价，只是变了政策、变了政府，变了人头，纵有特例，变了国家的，也不一定非得肝脑涂地。戈尔巴乔夫倡导民主，试图改变统治形式，结果不但息了苏共的政，而且亡了苏联的国，那也只是苏联变成了独联体，苏共变成了俄共，那么多的红色脑袋依旧在新制度下，新国家里呼吸、思考、吃饭、睡觉。美利坚的民主算不算样板那是见仁见智的事，但算是一种具有稳定形态的民主统治形式应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争议君不见，共和、民主两大政党，四年一度，轮番上阵，唇枪舌战，争夺国家统治权，当然，结果只能是一个干着，一个看着。只是不管何人主政，何党上台，对于前任的旧政决不搞“凡是”，经过一番梳理清算之后，该息的政决不心慈手软，不该息的政则一定承接衣钵，鼎力推行。对于旧统治者来说，“政息”只是政权易手，政策被清算，而“人亡”嘛，充其量只是挟起皮包走人而已。下台后尽可贼心不死，野心勃勃，甚至处心积虑，反攻倒算，试图卷土重来，台上的也只能吹吹胡子、瞪瞪眼睛，既不敢胡作非为，更不能妄加惩罚，双方尽可争权夺利，但不能互取首级。为了保障这一点，于是产生了一种超越双方乃至一切方的最高的“主”，共戴的“天”，这就是法。依法变政它告知众人，只能依法变政，而不能依人变政，于是大家都保住了脑袋。否则，今天甲成乙的刀下之鬼，明天则丙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怨怨相报，没完没了，人人自危，国本动摇。而依法变政则能在变动不居的政权更迭之中，以一种法定的形式进行正常的“人亡政息”，既保住了人们的脑袋，也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当然也避免因政权更迭而使国家玉石俱焚。而非民主的统治则不然，因其与人治结合，所以一旦江山易主，人亡与政息互为因果则势所必然，有时旧政未必尽成古董，但旧人一定得“亡”，因为你的脑袋不掉下来，我就只能提心吊胆，提着脑袋，真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即使新主“仁德”，使旧主幸免一死，那也得或身陷囹圄，或发配边远，如何取舍只依当时的形势而论。倘若你存东山再起之心，有死灰复燃之势，那也就只能不讲妇人之仁了。非民主的统治并非不重长治久安，而是相反，并且往往也能得到长治久安，但由于政依人变，所以，内部规律一旦充分展开，各种矛盾调和不了，剩下的就只有礼崩乐坏，改朝换代了。这种局面一旦发生，通常都要掉下一批脑袋乱政才能结束。但从此以后，又开始酝酿着下一场治乱循环。统治含有否定因素所以民主的统治与非民主的统治相比较，非民主的统治是以一种专制的制度安排来抑制自身所包含的否定因素，使其能量不得释放，虽然也能得志于一时，甚至长久，但终将来临的结局总是那么可悲。而民主的统治则相反，它承认并正视自身的否定因素，并且主动作出制度安排，使潜能不断释放，结果既促进了社会活力四射，又避免了强震重灾。所以一种民主统治形式的更迭或失败固然可叹，但并不可怕。话说回来，规律就是规律，它是客观之物，无处不在，既不被人们创造，也不被人们消灭，但它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持剑乱舞，只有在你操权弄政时，它才对你作威作福。试想几千年来，有哪一个统治集团、统治者不是殚精竭虑，试图挣个永远，但到头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资料《三国演义》中的这两句开篇词，既表现了悲观中的乐观，又反映了乐观中的悲观，不仅演绎着某种智慧与超脱，也折射着面对规律的苍白与无奈。统治既然不能摆脱规律的支配，那统治者是不是就只能在规律面前无所作为、束手待毙呢？非也非也，就像一人，生下以后其实就在走向死亡，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健康与长寿的企盼，对生命本身的赞美与热爱，对人生目的与意义的探讨与追求。延续社会价值人的自然生命固然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但人却能以社会价值来延长乃至无限延长人生的音响与光华。这叫向死而生。统治者的统治如同人生一样，虽有终结之时，其存在的时间也会因这因那而千差万别，就其意义与价值而言，是不依统治时间的长短而定的。有秦一代，十有四载，其政绵延两千多年，此类例证难以一一。所以统治者一旦手握权力之剑，就应积极有为，以“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三国演义》电视剧主题歌）的无畏精神，躬行善政，敢向历史负责，履行统治责任，解决历史课题。存在形式须知，历史的长河万古不息，流淌的都是芸芸众生的血泪和汗水，积淀下来的则是统治者的光荣和业绩。任何统治，只要能在有限的时空中留下深刻的烙印，那由后人竖起的丰碑上就必定留有你的地位。这也叫向死而生，这也是一种规律。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虽然“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69页）但“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同上书181页）而是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和继承的因素，也就是在否定中保持肯定的东西。历史之所以螺旋式地发展，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规律运行推动的结果。因此，循历史轨迹，走人间正道，在短暂中追求永远，在有限中追求无限，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它既创造历史的价值，也造就统治的意义。对此，“历史周期律”也只能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