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宗法制度
基本信息
宗法制度是用父亲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
概述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  周武王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详细介绍夏、商、周被史学家称作“三代”。夏、商两代的国家最高元首称“帝”。夏朝的帝位由儿子接任，偶尔也有传给兄弟的。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以行传给自己的儿子。公元前11  周公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都于镐京，并改“帝”为“王”。周王朝的王位明确规定只传长子，而且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王朝的这一制度就是“宗法制”，它与中国姓氏有着直接的关系。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主要精神为“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亲疏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 
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家长制。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父权家长制家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在诸妻中分别嫡庶。据《独断》记载，三代的“一夫多妻制”情况是这样的：“天子娶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妇。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部御女。
嫡与庶周人上法帝喾正妃，又九九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天人九嫔。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众多嫔妃、妻妾所生的一大堆子女如果不划分个先后次序，不立定个章法规矩，那就会乱套。这个章法就是以母亲的身份和儿子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儿子（女儿不在其中）划分为“嫡”和“庶”两类。嫡，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
嫡庶的划分标准嫡庶的划分标准如图所示：
妻妾 
一般称谓 宗法称谓 继承 
嫡子 
妻（正配） 三哥（20岁） 嫡长子 
六哥（14岁） 嫡次子
嫡子 
庶子 
妾一（侧室） 大哥（25岁） 庶长子 
四哥（19岁） 庶三子
妾二（侧室） 二哥（22岁） 庶次子
五哥（15岁） 庶四子 
据《史记·殷本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从而造成“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局面。殷商后期，兄终弟及制为父子相承制代替。如帝乙的长子微子启生在“微”，封为子爵，名启；因启的母亲身微，非正妻，因此启虽为长子却不能承袭帝位。帝乙的小儿子辛（即纣王），因其母是正宫，嫡出，故继承了殷商的帝位。正是这位辛使殷商走向灭亡。这说明殷商末期，嫡长继承制已经确立。
据黄河流域周原（今陕西岐山）生活的周部落，在古公亶父时，嫡长继承制还没完全确立。古公少子季历继承了王位，而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出奔长江三角洲，后来建立了吴国。季历传位于长子姬昌，姬昌又传位于长子姬发。姬发灭商后，大力推行嫡长子继承制。自此宗法制度被作为立国的原则世世代代延续了下来。
根据宗法制，“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精神，周王朝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继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无权继承。这就使弟统于兄，小宗统于大宗。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他们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
分封制
为此，周王朝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创设了“分封制”，其具体办法是：一、周王朝的国王以都城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圭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此谓之“王畿”。二、王畿以外的全国所有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无数块，分封给各路诸侯。但这些封国面积很小，实质上都是一个个城堡式的军事据点，以此为中心对四周地方加以控制，大概二三十个封国加起来的面积也没有王畿大。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封国的绝对控制权，诸侯国象群星捧月似的，环绕拱卫着王畿。
同姓封国凡是姬姓的周王室亲族，每人都可分到一块土地，在那里建立封国，此即同姓诸侯国。周初，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周武王封其兄弟立国者15 ，姬姓立国者40人。如，周武王封其弟振铎于曹（今山东定陶），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山西翼城）。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又分封周朝王室子弟26国。
异姓诸侯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分封少数有功之臣，如姜子牙封于齐；二是分封一些既不能征服又防止作乱的部落，如夏王朝的后裔东楼公（姒姓）封于杞国，伏羲氏的后裔（风雄）封于宿国。周武王又将已灭国商纣王之子武庚（子姓）封于宋国，以示政治安抚。后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被周公平息，改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国。
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之后，上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初封国地位平等，直属中央管辖，但国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国的面积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附庸国的面积更小，附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这五级爵位的产生，系根据宗法制的嫡、庶关系而定，如图：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伯 爵 伯 爵 伯 爵 伯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子 爵 子 爵 子 爵 
小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男 爵 男 爵 
小 宗 
庶 子 
平 民
周初五级封国与附庸国所有封国的国君总称“诸侯”。周初五级封国与附庸国的情况如下：
等级 爵位 法定面积 举例 
一 公国50平方公里 齐、鲁 
二 侯国 35平方公里 晋 
三 伯国 35平方公里 申 
四 子国 25平方公里 黄、罗、祝、邾 
五 男国 25平方公里 许 
六 附庸 不足25平方公里 萧 
由上可知，西周初期的诸侯国领土很小，不少封国只是一个城。东周开始，各诸侯互相吞并，疆城才逐渐膨胀，各诸侯大国才建都，并成为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在西周时代，除了中央直接分封各路诸侯外，各诸侯在自己和领地内再分。诸侯一般将的中心地区留给自己直接统治，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作禄田。于是，全国就形成了一个以国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统一的等级分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结构。
总结
由上，我们可以提出：⑴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王位、国君位，其余的庶子一律分封出去；⑵诸侯之封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⑶诸侯再将部分国土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将部分采邑分给作为禄田。
这样，周王朝与分封诸侯国就保证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宗族统治，万里江山遂成一家。如下图示：
嫡长子（大宗）——承袭王位 
周天子 嫡长子（大宗）——承袭国君 
众庶子（小宗）——分封诸侯 嫡长子（大宗）——卿大夫 
众庶子（小宗）——分封卿大夫 
众庶子（小宗）——分士 
西周宗法制直接导致了分封制，分封抽使国内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了众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无数大小的禄田。由于诸侯国、采邑（邑、关）、禄田（乡、亭）的地名直接转变成了“氏”（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关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于是，中国人的姓氏遍地开花，骤然增多。——这就是宗法制度对中国姓氏产生的根本影响。
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演变的影响有：[1]
一、宗法制导致中国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西周的家庭关系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突出地表现为“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论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还制造了“夫为妻纲”的理论，汉儒又总结了“妇女七出”，这七条都是因为违反了宗法原则。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后连姓氏都要随夫，因此也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某些专业技艺、技巧方面有家规行规，如“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礼记·郊特牲》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政治权利方面体现，则是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且也不传给女性的后代，因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统，遭到满朝官吏的非议，史家的谴责，但在欧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制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明显体现宗族森严。封建社会，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对祖先的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严肃、最重的礼制，“礼有五论，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场所，还是向宗族成员灌输家规、族规的场所，所以祠堂起强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在精神上起到训导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家族法规，主要起到止战乱、流动所导致的血缘关系的紊乱，防止家族瓦解的用，还是解决家族纠纷，惩戒不孝子孙的文字依据。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标志是族权，族权对中国历史影响颇深，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四个枷锁之一。族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⑴族权在宣传封建伦理，执行封礼法上有独特的功能。族权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制的特点，比政权赤裸裸的灌输显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⑵族权在强制执行封建礼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员之上。因为族长与家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比官吏更贴近家族成员，他们可以对家族成员毫无顾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对违规的成员实行处罚。⑶族权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职能。如：农民发动起义时，族权就起到补充政权的功能。东汉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团练、乡兵就是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的表现。⑷族权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的优势，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这段历史，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与族权的强大有密切的关联：社会上出现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宗主、壁主等族权组织形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乡土社会，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远，村落犹一国”。
三、宗法制导致中国出现“家国同构”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何谓家国同构?即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