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居斯塔夫·福楼拜
生平经历
1840年福楼拜赴巴黎攻读法律，因患癫痫于1843年秋辍学。在巴黎，他结识了另一位大文豪雨果。1846年他认识了女诗人路易丝·高莱，两人有将近十年的交往。1843至1845年间，他写了《情感教育》初稿。1846年父亲去世后，他在卢昂附近的克罗瓦塞别墅定居，埋头于文学创作，除偶尔到巴黎拜会一下文艺界的朋友外，在那里独身终其一生。1849-1851年福楼拜和杜刚去马其顿、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旅行，这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放大社会现象使他大为失望。在国内外见到的种种丑恶现象，加深了他的悲观主义倾向，甚至对人类的前途失去信心。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完成了三部主要作品：《包法利夫人》、《萨朗波》和《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的发表，轰动了当时的法国文坛。但是这部作品却很快受到了当局的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诽谤宗教。当局要求法庭对“主犯福楼拜，必须从严惩办！”幸赖有律师塞纳的声望和辩护，福楼拜才免于处分。但是“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视”的局面，对他是很大的压力，使他放弃了现实题材的创作，转向古代题材。经过四年（1858-1862）的艰苦写作，历史小说《萨朗波》终于问世。
《萨朗波》共十五章，描写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的雇佣军哗变起义的历史故事。起义军在首领马托的率领下，很快得到全国群众揭竿响应。迦太基统帅汉密迦的女儿萨朗波倾慕马托的勇敢，在哗变之初就对马托表示过好感，马托也爱上了她。义军虽经过艰苦的浴血战斗，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马托被俘。政府当局决定在萨朗波和纳哈法举行婚礼时处决马托。萨朗波在神殿石阶上见到马托鲜血淋漓被押解过来时，便仰身倒地而死。  《情感教育》是作者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伟大作品。小说的副题是“一个青年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出身于法国外省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40年去巴黎上大学。在旅途中与画商阿尔努夫妇相识，对阿尔努夫人一见钟情，回巴黎后想方设法跟她接近。阿尔努夫人稳重端庄，不滥用感情。莫罗由于得不到阿尔努夫人的爱情，又和交际花萝莎妮媾合，还有了一个孩子。从此他陷入双重恋爱中不能自拔。与此同时，他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交往，终于学业荒废。后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只得蛰居家乡。直到1845年他得到叔父的一笔遗产，才重返巴黎，做股票投机生意。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他狂热了一阵；但到六月革命时，他的政治热情已经完全消失。为了跻入上流社会，他又去追求大银行家唐布罗士的妻子，但遭到拒绝。他不得已返回家乡，想去找过去一直迷恋着他的女子路易丝，但此时她已嫁给他的朋友戴洛立叶。小说以他和戴洛立叶在炉边一起回忆无聊虚度的一生而结束。1871年，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福楼拜对此采取了敌视和诋毁的态度。70年代，他又一次修改了《圣安东尼的诱感》。这部于1874年定稿的作品，通过一系列群魔作恶的场面，描写了中世纪埃及一位圣洁隐士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情绪。
晚年的福楼拜除悉心指导莫泊桑写作外，一直在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1881），只差一章没有完成。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姊妹篇，可称为“理智教育”。它描写的是1848年革命在外省的反响，与《情感教育》所描写的1848年革命时期的巴黎相呼应。革命期间外省保守势力的惶恐不安与嚣张气焰，拿破仑三世上台时教士们欢欣鼓舞的情态，以及工农群众的情绪和动向，在小说里都有真实的描绘。小说还写了两个抄写员有了钱，去“探索”科学和真理，但一一遭到失败，最后只好又回到抄写的老本行。作者对他们进行科学试验的漫画化的描绘，影射了资产阶级文化所面临的危机。调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领域里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福楼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俄方为防范发的防过热行业进入感到失望，他的这种情绪在他身后才出版的讽刺性作品《庸见词典》中也有所表现。
艺术贡献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继司汤达、巴尔扎克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中，福楼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又被誉为现代主义"鼻祖"。他提倡的"客观化写作"为现代主义叙述中零焦聚的使用提供了范例，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厌恶，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描绘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其作品在情节构造上出现一种日常化的趋势。这一创作手法也给现代主义作家很大启发，并最终导致了"淡化情节"这种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出现。文章以客观化写作、情节的日常化为切入点。福楼拜的“客观的描写”不仅有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又有自然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特点，尤其是，他对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文体风格的推崇，已经包涵了某些后现代意识。新小说作家极力推崇福楼拜对现实主义的创新，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已呈现出后现代文学特有的“崇无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小说作家正是继承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才可能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晚年，他曾悉心指导莫泊桑写作。
1857年，福楼拜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但作品受到当局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毁谤宗教。此后，他一度转入古代题材创作，于1862年发表长篇小说《萨朗波》。但187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仍然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小说在揭露个人悲剧的社会因素方面，与《包法利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他还写有《圣·安东的诱惑》（1874）、未完稿的《布瓦尔和佩库歇》、剧本《竞选人》（1874）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等。小说集中的《一颗简单的心》，出色地刻画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是他短篇小说中的杰作。
福楼拜主张小说家应像科学家那样实事求是，要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准确地描写。同时，他还提倡“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反对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在艺术风格上，福楼拜从不作孤立、单独的环境描写，而是努力做到用环境来烘托人物心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还是语言大师，注重思想与语言的统一。他认为：“思想越是美好，词句就越是铿锵，思想的准确会造成语言的准确。”又说：“表达愈是接近思想，用词就愈是贴切，就愈是美。”因此，他经常苦心磨练，惨淡经营，注意锤炼语言和句子。他的作品语言精练、准确、铿锵有力，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模范散文”之作。
作品列表
《包法利夫人》（1857年）
《萨朗波》（1862年）
《情感教育》（1869年）
《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年）
《三故事》（1877年）
《布瓦尔和佩库歇》 （1880年）
《庸见词典》[1]
代表作品
福楼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家知道即使是小说，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小说，也是一篇模范  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还被法院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勃夫、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司汤达、巴尔扎克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结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故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  电影《包法利夫人》海报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小说”、“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也不是说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无是处，至少他的《嫉妒》相当不错），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小说（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操旧业），去搞电影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操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主席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欲火。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关于语言，福楼拜在小说中有过这样一断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语言在表述意义方面的巨大困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为什么会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869年，小说发表之初影响不大，在当时只有少数知音，直到20世纪初才得到普遍褒扬（马塞尔·普鲁斯特、弗兰茨·卡夫卡非常崇拜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福楼拜最具先锋气质的伟大的实验小说。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出身于外省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八岁那年来到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只对艺术感兴趣，试写过小说和华尔兹舞曲，还跟人学习绘画，但都半途而废。他深深爱上了画商阿尔努的妻子玛丽。玛丽虽不爱丈夫，但恪守妇道。后来，她终于被莫罗的一片痴情所打动，答应与他约会。时值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爆发了革  命。莫罗为了这个约会，没有去参加民众的游行。但玛丽因儿子突患假膜性喉炎，未能赴约。绝望之余，莫罗投入交际花萝莎奈特的怀抱。两人同居并生下三个儿子，不久大儿子不幸夭折。莫罗与出身贵族的实业家当布勒兹交往，为了进入上流社会，他成为当布勒兹夫人的情夫。实业家去世后，两人准备结婚。但在破了产的阿尔努夫妇的家具拍卖会上，当布勒兹夫人的举动深深刺伤了莫罗的心，于是他与这位贵妇人一刀两断。他万分沮丧地回到家乡，心里尚存一线希望：与一直爱恋他的乡下姑娘路易丝共结连理。可是在教堂的广场上，他恰遇路易丝与他的老同学戴洛里耶举行婚礼。莫罗羞愧难当，返回了巴黎。时光荏苒。一八六七年的一天傍晚，阿尔努夫人突然来访，两人万分激动，互诉衷肠。她剪下一缕白发留给莫罗作纪念，与他诀别。小说的结尾是，两位年过半百的人——弗雷德里克·莫罗和戴洛里耶在炉边回忆青年时代一次逛妓院的经历，尴尬却又极为有趣。最后两人同叹道：“这是我们最美好的经历。”　 　
福楼拜花了生命中最后八年的精力而尚未成书的《布瓦尔和佩库歇》，把两个青年誊写员描写成向现实全面进发的勇士，但是他们却处处遭到生活的嘲弄，碰得头破血流，终于失掉生活的勇气，痛苦地怀疑人生的意义。这一幅幅的人生惨败图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个人的失败吗？不是，福楼拜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资产阶级社会。他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给乔治·桑的信中说：“我‘对人生缺乏一种明确和广大的视 野’。您一千次对，可是有什么方法改一个样子呢？我请教您。”福楼拜和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坦率承认自己的缺点，但这种缺点或无能不应由个人来承担责任，因为它们具有普遍的社会性，正象赌博是社会的产物一样。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楼拜给女作家科莱的信中说：“就在此刻，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法国二十个乡村里在受苦，哭泣。”显然，福楼拜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物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人。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于失败的境地，是社会情势逼迫他非如此下笔不可。因此，一个真理昭明了：一连串个人失败的总和就是社会的失败。我们在上面说过，福楼拜冷面铁心地对待自己的人物，原来他是在冷面铁心地对待不公正的社会。于是，那个对人物的短长不置可否的福楼拜，终于对社会发了言，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福楼拜就是以他那新颖独特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面目。崭新的文笔和崭新的作品思想相结合，这就是福楼拜。　
福楼拜写作极其严谨，对作品精雕细琢，甚至达到自我挑剔的地步。他每天写作七八个小时，一个月才写二十来页稿子，稍不满意即悉数付丙。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一八五七），《萨朗波》（一八六二），《情感教育》（一八六九），《圣安东尼的诱惑》（一八七四），《三故事》（一八七七）以及《布瓦尔和佩库歇》（一八八〇）（未完成）。以前通常都把《包法利夫人》当成他的代表作，但是也有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例如当代法国作家努里西埃就说过：“我无法在《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之间作选择。如果非选不可，那我无疑将会选《情感教育》。”又如，当代西方有很多作家\学者认为福楼拜的未完成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才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其伟大之处是超越时代的，虽然这部小说长期以来被忽视了，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就这部奇特的小说发表专著。这说明现今的作家和读者对小说的鉴赏标准和文学兴趣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从前写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现在却讲究文体的精致、情节的真实自然和反映人类存在的高度。就这些而言，《情感教育》无疑是在《包法利夫人》之上的。  电影《情感教育》海报《情感教育》极其可贵的一点是描写了一八四零年至一八六七年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特别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贯穿其中，展现出一幅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瑰丽宏伟的社会画面。作者把主人公的命运与社会事件糅合在一起，显示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其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社会现实。福楼拜也不例外。他的政治见解是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复合体，他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给乔治·桑的信中说过：“我看不见在今天建立一种新原则的方法，也看不见尊重旧原则的方法。所以我寻找我那应当是一切所从属的观念，不过没有找到。”他对政治斗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恶感与无名之火，对保王党、共和党和社会主义者一概痛诋。他于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致尚特比的信中说：“寻求最好的宗教或者最好的政府，我认为是一种极为愚蠢的举措。”福楼拜反对观念主义和党派的思想，必然或明或暗地反映到小说中来，例如他在《情感教育》中写道：“除此以外，又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虽然这些象耍骰子一样新鲜的理论已经争论了四十年，绰绰把图书馆也塞满了，可是这些理论仍然象陨石一样纷纷落下，使资产阶级惊骇不止。由于种种观念的产生，就煽起了仇恨，大家不免忿懑，因为这毕竟是一种观念呵！观念先遭到别人的厌恶，后来就发扬光大，不管它本身如何平庸无奇，总要把它的敌人踩在脚底下。”这一席话完全代表了福楼拜的政治见解。与他反对“观念”的思想相联系的是他对革命的怀疑，他认为革命只带来破坏，于社会毫无好处，革命的结果只是一个政府更迭另一个政府而已。这些无疑是福楼拜思想中的糟粕。福楼拜对资产阶级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平庸之辈，他们不懂法兰西的文化传统，与神圣的文学艺术无缘。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见解是福楼拜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
可《情感教育》问世后，当时法国文坛曾有过纷争。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平庸之作，与《包法利夫人》相比显得惨白。批评者认为这部小说结构平板，情节单调，气氛沉闷，或者说作者对主人公太冷漠。也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只鞭挞了过去，而没有指出未来。但是这部作品却得到了波德莱尔、左拉、乔治·桑、莫泊桑、龚古尔兄弟、普鲁斯特等著名作家的高度评价。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乔治·桑在《自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情感教育》的评论，其中写道：“我们不可能要求艺术家叙述未来，但是我们会感谢他用坚定的手法去批判过去。……幽默的、讥讽的、严肃的和深沉的作家，你的书证明了什么呢？——你不必说，我也知道，我看得清楚。它证明了：这种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必须彻底改变它。你的书证明得多好呵！要是你说出与此相反的话，人们也许就不会相信你了！”卡夫卡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情感教育》多年来如同仅有的几个朋友陪伴着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一翻开这本书，都会使我激动不已，全然被它给迷住了，我一直感觉自己是此书作者的精神之子，尽管是一个可怜的、愚笨的。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懂法文。如果懂，我再给你寄去最新的法文版。告诉我，你懂法文，即使这可能不是真的，因为法文版的语言非常华丽。”
可以说，《情感教育》是19世纪西方文学中一颗无比璀璨的明珠，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名著。未完小说正如上面所说，当代西方有很多作家、学者认为福楼拜的未完成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才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其伟大之处是超越时代的，是伟大的福楼拜在现代主义文学滥觞世界文坛之前写出来的现代派小说，就像中国青年学者黄海宁所说的那样，“如果把它与《包法利夫人》等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福楼拜创作风格的较为明显的转变，即由前期的现实主义转型到自然主义甚至现代主义，而这种转变正是在《布瓦尔和佩库歇》这部小说中最终得以完成，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布瓦尔和佩库歇》在作家创作风格转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这种转变的出现，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及作家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有关，如他早年就受到浪漫主义风气熏陶，后又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当然还与他的思想和独特的文艺观有关。更重要的是，福楼拜的这种转变对后世作家尤其是新小说派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福楼拜本人也藉此在文学史上占有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虽然这部小说最终未完成，且长期以来被忽视了，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就这部奇特的小说发表专著。  《布瓦尔和佩库歇》漫画插图布瓦尔和佩库歇是两位抄写员，两人认识后彼此感觉很投机，于是很快交上朋友。有一天，布瓦尔收到了一份亲戚遗产的信，信上说由布瓦尔继承这笔数量可观的遗产，于是两人果断放弃职业，一起到乡间购置了别墅和地产，并开始了他们的“科学生涯”，其间还有两人与当地乡绅、乡民的无数令人捧腹的趣事，写得十分精彩！布瓦尔和佩库歇一门接一门地研究学问：农业、园艺、果木、化学、解剖、生理、医学、天文、博物、地质、考古、历史、文学、戏剧、语言、政治、体育、通灵术、催眠术、哲学、宗教、神学、骨相学、教育、社会学……然而一事无成。“他们总是那么热情洋溢，可总是面临越来越深的敌意和困惑不解。”（西利尔·康诺利《现代主义运动》）小说因福楼拜突然辞世而中断，使人觉得此种徒劳无益之举，似乎无尽无休。这当然不是作家的本意。根据他留下的提纲，二人对此感到厌倦，于是重操旧业，誊写了一册“固有概念词典”。作家曾经说：“要从全书才能看出意义来。”（1877年10月5日致左拉）正如弗雷德里克与戴洛里耶那样，布瓦尔和佩库歇最终也要退回起点。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要丧失一切。这是一部关于愚蠢与无知的百科全书。福楼拜称布瓦尔和佩库歇为“两个老好人”；他们是漫游于人类文明领域的堂吉诃德，探寻行为与所探寻的对象同样毫无意义。《布瓦尔和佩库歇》又是一部“悲观主义小说”，而且对福楼拜来说，诚为这一方向的集大成之作。虽然被米歇尔·莱蒙看作“小说之外的作品”，——大概因为其中人物和场景的安排，已经不再依循诸如性格和因果关系之类自身规律，而完全服从于主题的需要。然而按照福楼拜所说要“引起思索”而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这么构思并不出人意料。这是一部“观念小说”。出人意料的是如此包罗万象的构思居然能够付诸实现。作家自己说：“得是疯子，而且要有三倍的疯癫，才会去写这样一本书。”（1872年8月18日致罗婕夫人）为做准备，他曾阅读不同学科的一千五百种著作。亨利·特罗亚在《不朽作家福楼拜》中讲，遗稿于作者身后面世，“拜读之下，死者的友人甚感惶惑，但俱称是大师的绝响。”这回《福楼拜小说全集》中译本出版，我们得以首次读到《布瓦尔和佩库歇》，震惊之感一如特罗亚的描述，虽然其间已经隔了一百二十多年。这是一部令人无法企及的书。它给我们前述议论提供了一个向度：不愿重复自己的福楼拜，想走多远就走多远——除非死神降临，打断这一历程。
下面，我们来看看20世纪两位小说大师对这部旷世杰作的看法。
博尔赫斯：
……福楼拜创作或塑造出这两个傀儡来，并让他们阅读大量的书，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搞不懂这些书。法盖指出了这种手法的幼稚和危险性。因为，福楼拜为了构思这两个白痴的反应，他自己看了一千五百种有关农业、教育学、医学、物理、形而上学等等方面的书，目的也是为了搞不懂它们。法盖评论说：“如果一个人坚持从那种看了也不懂的观点出发来看书，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会做到什么都不懂，并由于他自己的原因  博尔赫斯而成为白痴。”事实上，福楼拜与书本的五年共同生活，使他变成了布瓦尔和佩库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布瓦尔和佩库歇变成了福楼拜。开始时，那两个人物是白痴，是作者看不起的和讥讽的人物，但是在第八章中却有这么几句著名的话：“于是，他们的精神里出现了一种糟糕的才能，即能看到愚蠢的行径，但又不能容忍它的才能。”接着又说：“无足轻重的事使他们感到悲哀：报纸上的通告，某位资产阶级分子的肖像、偶尔听到的某件蠢事。”在这一点上，福楼拜同布瓦尔和佩库歇是一致的，上帝同他的创造物一致。这是在一切长篇作品，或者只要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中都会有的现象（苏格拉底成了柏拉图；培尔·金特成了易卜生）。但是，在这里，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一个时刻里做梦的人，采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来说，他竟发现他自己在做梦，而他的梦的形式就是他自己。
……
晚年福楼拜的疏忽或轻视或自由使得评论家们不得要领；我却认为在其中看到了一个象征。以《包法利夫人》创建现实主义小说的人也是第一个打碎它的人。几乎就在昨天，切斯特顿写道：“小说完全可能同我们一起死亡。”福楼拜的本能预感到了这种死亡，因为它正在发生。《尤利西斯》以它的构思、时间和精神，不正是某一体裁的回光返照吗?他在小说的第五章中谴责巴尔扎克“统计学和人种学”的小说，并把它推广到左拉的小说。所以《布瓦尔和佩库歇》的时间向永恒倾斜；所以主人公不死，继续在卡昂附近抄写他们不合潮流的蠢名录，在1914年时像在1870年时一样无知；所以，此作品是向后看的，朝伏尔泰、斯威夫特和东方的寓言看的，朝前看，则是向着卡夫卡了。
可能另有一个关键。为了嘲弄人类的渴求，斯威夫特说他们身材矮小或类似灵长类；福楼拜则把他们说成是粗野的人。很明显，如果世界的历史就是《布瓦尔和佩库歇》的历史，那么，组成这部历史的一切都是滑稽的和不牢靠的。
卡尔维诺：
……同样，令人倾心的还有福楼拜，他在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写信给路易.科莱（Louise Colet）说："我想要写的是一部关于虚无的书"，然后把他一生最后的十年全部用来写作最具百科全书性质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Bouvar dand Pecuchet）。
《布瓦尔和佩库歇》的确是我今天晚上要谈论的小说的鼻祖，虽然这两位持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堂吉河德式作家开始了穿过宇宙知识海洋的动人而欢快的旅行、后来变成了一系列的海上灾难。对于这两位自学起家的童心未泯的人来说，每一本书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是这些世界互相排斥，或者至少十分矛盾，以至今任  卡尔维诺何追求确切答案的希望悉数破灭。这两位代笔人无论投入多少努力，也是缺乏某种主观上的才能的，而只有这种才能让人得心应手地使用观念，使这些观念变为人们想从中得到的天然愉快；这种才能书本上是学不到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的结尾：布瓦尔和佩库歇放弃了理解世界的愿望，甘愿重返充当代笔的命运，决心献身于在万象图书馆中手抄图书的辛苦工作。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认为布瓦尔和佩库歇的经验表明"百科全书"和"虚无"必定混合为一呢？但是，在这两个人物的后面是福楼拜本人，他为了丰富人物每章的奇遇而被迫学习一切学科的知识，以构筑起一座科学大厦；以利这两位小说主人公去折除、分析。为此目的，他阅读了农学、园艺、化学、解剖学、医学、地质学的教科书。在日期为一八七三年八月的一封信中，他说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看了一百九十四本书，而且一直在做笔记；一八七四年六月，这个数字上升到了二百九十四；五年以后，他得以向左拉宣称："阅读已告一段落，小说完成之前，我不再打开其他旧书了。"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在他的书信中便看到他正费劲地研读宗教论著，后来又开始学教育学，这门学问强迫他进入五花八门的知识分支。一八八0年一月，他写道："为了我这两位高贵的朋友，你知道我得通读多少本书吗？一千五百多本！"因此，关于这两位自学成材的代笔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是有衬底的（dou blée），即在现实领域中完成的平行的、绝对巨人式的努力。福楼拜亲自把自己改变成为一本宇宙百科全书，以一种绝对不亚于他笔下人物的激情吸收他们欲求掌握的每种知识和他们注定要被排除在外不得进入的一切。他这样长时间地不辞劳苦，难道是要展示他那两个自学成材人物所探索的知识无用吗？"论科学之缺乏方法论"是福楼拜想要给他小说添加的副标题，这见于他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封信。或者，是要展示知识的纯粹的虚幻？
写作风格
1、在选材上，福楼拜对特殊的、奇特的事件不感兴趣，他的作品都以日常生活故事或图景为内容，摹写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世态。平淡准确一如现实生活，没有人工的编排与臆造的戏剧性，不以惊心动魄的开端或令人拍案叫绝的收煞取胜，而是以一种真实、自然的叙述艺术与描写艺术吸引人。由于作者观察精细、善于开掘，却深刻地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和社会的本质。篇幅虽短，蕴含极深，平淡小事，意义不凡。给人以以小见大的艺术享受。
2、  情节并不复杂，但构思布局非常精妙，别具一格。
在有的作品中，他甚至不用情节作为支架与线路，他总以十分纤细、十分隐蔽、几乎看不见的线索将一些可信的小事巧妙地串联起来，聪明而不着痕迹地利用最恰当的结构上的组合，把主要者突出出来并导向结局。情节淡化与生活图景自然化，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点。
有的采取矛盾“层递法”，通篇小说起伏跌宕，或一开始就造成极大的悬念，然后出人意料的急剧转折。多姿多彩、生动有趣。
3、在表现形式上，福楼拜是炉火纯青的技艺的掌握者，他不拘成法、不恪守某种既定的规则，而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方式与手法。在描述对象上，有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是事件的某个片段，有时是某个图景，有时是一段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既有故事性强的，也有情节淡化的甚至根本没有情节的。既有人物众多的，也有人物单一的，甚至根本没有人物的。在描述的时序上，有顺叙、有倒叙、有插叙。在描述的角度上，有客观描述的，也有主观描述的，有时描述者有明确的身份，有时又身份不明。描述方式的多样化与富于变化，提高了叙述艺术的水平，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描述方式。
4、采用自然朴素的白描手法，写景状物能抓住神髓，细致，准确传神。
5、人物形象的自然化与英雄人物的平凡化。通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与在一定境况情势下必然有的最合理的行动、举止、反应、表情，来揭示出其内在的心理与性格真实。不回避英雄人物身上的可笑之处与缺点错误。人物性格都是通过情节开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很少斧凿痕迹。
6、语言规范、优美，清晰、简洁、准确、生动。
个人名言
“人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那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以勇敢迈向意志那天。涂改和难产是天才的标志。”
“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
“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地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
“所有杰作的秘诀全在这一点：题旨同作者性情符合。”
写书跟养儿子不一样，却和建造金字塔一般，需要预先拟定计划，然后花费脑力、时间和汗水，将石头一块一块地堆砌上去。“
“形式和思想就像身体和灵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我不知道没有这一个，另一个会变成什么。”
“在文笔，犹如在音乐上：最美而且最珍贵的，是声音的纯洁。”
“一个人大爱文笔，就有看不见自己写什么的危险！”
“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名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因此就得用心去寻找，直至找到那一个名词，那一个动词和那一个形容词。”
非凡的激情才能产生卓越的作品。
福楼拜与梅塘集团
《布瓦尔和佩库歇》插图“梅塘集团”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在福楼拜的影响下形成的由六位作家组成的文学创作团体，它以巴黎郊外左拉的梅塘别墅作为主要活动场所而得名。当时，一群作家聚集在左拉周围，结成  莫泊桑了“梅塘集团”。这些作家是保尔·阿莱克西（1847-1901）、昂利·塞阿（1851-1924）、莱昂·埃尼克（1851-1935）、于斯曼（1848-1907）和莫泊桑（1850-1893）。他们气质相近，情趣相投，既有共同的爱国之心，又有相同的哲学倾向。“梅塘集团”的成员以标榜自然主义自居，他们汇集而成的《梅塘之夜》，被看作是这个集团发起的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人开始不赞成自然主义，或者后来否定了自然主义的理论，但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着自然主义的烙印。莫泊桑正是凭借在《梅塘之夜》发表的《羊脂球》而一举成名，走上文坛的。
“梅塘集团”的形成与福楼拜关系密切，“梅塘集团”的自然主义理论几乎都由福楼拜“客观写作”的思想发展而来。青年作家们聚集在福楼拜的周围，每逢周末便在福楼拜的家中开办文学沙龙，探讨文学问题。据莫泊桑回忆，那时福楼拜住在六层楼的一个单身宿舍里，屋子很简陋，墙上空空的，家具也很少。他很讨厌用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来装饰屋子。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散乱地铺着写满密密麻麻的字的稿纸。每到星期天，从中午一点到七点，他家一直都有客人来。门铃一响，他就立刻把一块很薄的红纱毯盖到办公桌上，把桌上的稿纸、书、笔、字典等所有工作用的东西都遮了起来。他总是亲自去开门，因为佣人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的。
第一个来到的往往是伊万·屠格涅夫。他像亲兄弟一样地拥抱着这位比他略高的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他们相同的思想、哲学观点和才能；共同的趣味、生活和梦想；相同的文学主张和狂热的理想，共同的鉴赏能力与博学多识使他们两人常常是一拍即合，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屠格涅夫仰坐在一个沙发上，用一种轻轻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福楼拜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朋友这张白晳的脸，十分钦佩地听着。当他回答时，他的嗓音特别洪亮，仿佛在他那古高卢斗士式的大胡须下面吹响一把军号。他们的谈话很少涉及日常琐事，总是围绕着文学史方面的事件。屠格涅夫也常常带来一些外文书籍，并非常流利地翻译一些歌德和普希金的诗句。
过了一会儿，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叙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和卷曲的胡须连成一片；他习惯用手捋着自己的胡子尖。他的眼睛像切开的长缝，眯缝着，但却从中射出一道墨一样的黑光。也许是由于过度近视，他的眼光有时很模糊；讲话时调子有些像唱歌。他举止活跃，手势生动，具有一切南方人的特征。
接着来的是左拉。他爬了六层楼的楼梯累得呼呼直喘。一进来就歪在一把沙发上，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人的精神状态。他很少讲话，总是歪坐着，压着一条腿，用手抓着自己的脚踝，很细心地听大家讲。当一种文学热潮或一种艺术的陶醉使谈话者激动了起来，并把他们卷入一些富于想象的人所喜爱的却又是极端荒谬、忘乎所以的学说中时，他还变得忧虑起来，晃动一下大腿，不时在发出几声：“可是……可是……”然而却被别人的大笑声所淹没。过了一会儿，当福楼拜的激情冲动过去之后，他就不慌不忙地开始说话，声音总是很平静，句子也很温和。左拉中等身材，微微发胖，一副朴实但很固执的面庞。他的头像古时意大利版画中人物的头颅一样，虽然不漂亮，但表现出他的聪慧和坚强性格。在他那很发达的脑门上竖立着很短的头发，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长满浓密胡子的嘴上一刀切断了。这张肥胖但很坚毅的脸的下半部都覆盖着修得很短的胡须，黑色的眼睛虽然近视，但透着十分尖锐的探求的目光。他的微笑总使人感到有点嘲讽，他那很特别的唇沟使上唇高高地翘起，又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渐渐地，人越来越多，挤满了小客厅。新来的人只好到餐厅里去。这时只见福楼拜做着大幅度的动作（就像他要飞起来似的），从这个人面前一步跨到那个人面前，带动得他的衣裤鼓起来，像一条渔船上的风帆。他时而激情满怀，时而义愤填膺；有时热烈激动，有时雄辩过人。他激动起来未免逗人发笑，但激动后和蔼可亲的样子又使人心情愉快；尤其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超人的博学多识往往使人惊叹不已。他可以用一句很明了很深刻的话结束一场辩论。思想一下子飞跃过纵观几个世纪，并从中找出两个类同的事实或两段类似的格言，再加以比较。于是，就像两块同样的石块碰到一起一样，一束启蒙的火花从他的话语里迸发出来。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最后再单独和每个人讲一小会儿，紧紧握握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选自莫泊桑的《福楼拜家的星期天》）[1]
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LeNaturalisme）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  左拉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在文学艺术上，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是同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一样源远流长的。但作为一个比较自觉的、具有现代含义的文艺流派，自然主义则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然后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并影响到文化和艺术的许多部门。
法国自然主义运动的初潮是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第二帝国时期逐渐涌现的。福楼拜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某些自然主义观点。他在1853年的一封信里探问：“迄今为止，有谁作为自然主义者书写过历史呢?有人分析过人类的种种本能、看到过它们在这样的范围里怎样发展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吗？”他还在其他一些书信中坚持主张艺术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反对把艺术“当作任何一种学说的讲坛”，认为“描写不偏不倚，就可以达到法律的威严和科学的精确性”。他否定典型化的做法，宣称“随便碰到的哪一个人都比我古斯塔夫·福楼拜更有趣，因为他更普通，归根结底也更典型”。他的《包法利夫人》（1857）就透露出明显的自然主义迹象：注意使用直接观察或间接获得的材料，注重对人物的生理学分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