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贺屋兴宣
出谋划策
  贺屋兴宣(左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势力肆虐日本政坛，其向外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不断膨胀，以致在日本掀起了异乎寻常的军备扩张热，贪得无厌地不断要求扩大军费预算。由于大藏省掌握着年度财政预算的大权，军部再狂妄，在大藏相面前也要忍让三分，在这种情况下，贺屋认为，利用大藏省并通过大藏大臣控制军部的时机已经到来。
1935年，贺屋兴宣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手下的主计局长。在高桥心目中，贺屋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理财能手，因此对他格外器重和信任，每每遇到棘手的难题，都免不了要与贺屋商量，请他帮忙出谋划策。1935年秋，在冈田内阁为编制1936年度预算举行内阁会议前夕，高桥召见了贺屋，就军费预算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军部那帮家伙，尽提些轻率、愚蠢的要求，对这些要求当然不能理睬，不过，现在的军部是以下克上，在这种情况下，对狂妄的年轻中佐、少佐们，是给他们一点儿甜头好，还是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呢？从政治、财政方面考虑，你认为如何掌握适当？”
贺屋回答道：“对这个问题不宜采取过于缓和的态度。如果给他们一点甜头，反而会怂恿他们想要更多的甜头。因此，需要把真实情况讲明，要所有阁僚和军部的人认真严肃地来考虑这个问题，除了高桥先生，没人能做到。”
贺屋的一席话说得高桥心里感到十分熨帖，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内阁会议上，高桥从和平、国力、财政的角度，阐述了其试图调和军需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主张，并得到了多数阁僚的支持。由于他的这一做法明显不适合军部的口味，使得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排挤与压制，并最终导致他在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事件中，被皇道派青年军官杀害。
高桥遇害后，贺屋兴宣感到很内疚，并在心里为高桥鸣不平，但他在表面上，他依旧在大藏省“任劳任怨”地工作，并逐步得到新内阁的信任。倡导统制经济冈田启介内阁由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而倒台，其后的广田弘毅内阁是在军部的强力干预下产生的。大藏大臣由马场瑛一担任，他上任后立即作了重大的人事调整，换上了一批迎合军部的人物，原来的抑制军部派基本全被撤掉，只有贺屋兴宣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 1936年5月，贺屋兴宣出任大藏省理财局长，掌管金融政策。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金融室，调查发行公债的限度与编制新计划。当时日本的财政预算，每年都要依赖发行巨额公债来维持。有一种说法，“公债不管发行多少，只要能用储蓄吸收回来就可以。”贺屋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公债的发行限度是受其所需物资的供给限度制约的，如何确定发行的限度至关重要。”因此，他着手调查研究公债的限度问题。贺屋兴宣担任理财局长前后共计八个月，在此期间，日本军部的势力日益膨胀。为使日本经济能够适应军部的需求，贺屋开始倡导推行统制经济。
1936年秋编制的预算方案，似乎称之为军费预算更为贴切，因为它成了以军费为主的大幅膨胀的预算。在预算方案明显向军费一边倾斜而有可能遭到阁议反对的情况下，贺屋兴宣不失时机地提醒陆海军财务负责人说：“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武器、弹药及其制造设备。但是，铁、铜、镍等金属和石油、皮革、木材等必需的原材料在日本少得可怜，这些东西需要大量进口。光靠大藏省纳入预算，并不能保证获得必要的资财。”贺屋又进一步地献策，“必须把重要物资需求量的增加额计算出来，才可供编制国际收支时参考。”贺屋的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物资预算”，并博得军部的赞赏。
财经原则
1937年2月，林铣十郎内阁取代了广田内阁，结城丰太郎出任藏相，贺屋被提升为次官。当时的形势是，人们非常担心由于军部对财政的统制而导致通货膨胀。贺屋根据其长年的经验，认为，尽管在当时的日本，官僚既没有搞统制经济的能力，民间也缺乏统制经济的承受力。然而，只要军部想继续坚持庞大的军费预算，就只有走统制经济的这一条道路，以保障日本的经济不受冲击  贺屋兴宣。为此，他首先制定了实行统制经济计划的三项原则：一是与物资供需相适合；二是与国际收支相适合；三是与扩充生产相适应。这三项原则后来被称为“贺屋财政经济三原则”。
我们来仔细解读一下贺屋的财政经济三原则，就可以理解贺屋兴宣之所以能够在大藏省不断受到提拔和重用的个中奥秘了。贺屋提出“物资供需关系相适合”原则的理由是：日本的物资结构包括自产物资和进口物资两种，这二者既要维持最低限度的国民生活，又要最大限度地充实军备，其物资需求十分庞大，其中尤其是对日本匮乏的生产原料和矿产等物资的需求更为紧张。有鉴于此，就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明确需求限度并加以尽力限制，这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采取这一措施，努力实现物资分配在最大限度上的比例适当。就最重要的分配结果而言，其目标是要使其总和不超过进口及国内生产的最大限度。这一原则较之作为通货膨胀对策的单纯抑制总需求的做法无疑是前进了一步。 关于“与国际收支相适合”原则，贺屋认为，首先应规定进口能力的限度，在限度许可的范围内再考虑进口能力，根据各种物资需求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其进口限度的分配比例方案，并据此掌握进口许可制。至于扩充生产力的具体方法，贺屋认为，这方面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扩充什么样的生产力，二是扩充生产力所需要的技术、劳力和资材。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一国的经济能力，并能够防止其出现破绽，是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
然而，毕竟“财政经济三原则”在日本还是首次尝试，加之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因素很有可能妨碍这一计划的实施，因此贺屋心里并无底数。在他看来，在当时日本国内存在着两大致命弱点，一是日本尚不具备足够的制定综合性具体方案的能力；二是国家各部门的本位主义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陆、海军都希望能分得一块更大的蛋糕，因此内部争斗十分激烈。由于这种本位主义的作祟，仅在方案制定阶段就可能面临重重困难；退一步说，即使是勉强制定了也不可能得到很好地落实。所以，“三原则”只是制定出来了，但能否落到实处和贯彻到底，还要拭目以待。
助纣为虐
条件1937年6月，近卫文麿受命组阁。在大藏大臣的人选问题上，近卫曾有意安排正金银行的总经理儿玉谦次担任，但遭到儿玉的拒绝。于是近卫想到了贺屋兴宣。贺屋便向近卫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如果他出任大藏大臣，内阁必须保证实施他所提出的“财政经济三原则”。贺屋自信地说：“既然军部不愿将预算后退到高桥藏相时期的水平上，要维持日本的经济，只有实行我所拟定的‘财政经济三原则’，否则财政经济必将崩溃。”贺屋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把全体阁僚候选人召集起来，由他亲自宣讲“财政经济三原则”，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与合作，他便同意出马就任大藏大臣。 尽管近卫对贺屋信任有加，并充分相信贺屋有这个能力挽日本经济于既倒，但仍觉得贺屋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未免有违组阁程序，所以面露难色。老谋深算的贺屋对此自然是早有心理准备，向近卫文麿提出变通办法，至少有必要先把商工大臣候选人的思想做通，因为在实行“三原则”的问题上，商工大臣较之大藏大臣更具有核心作用。
近卫觉得贺屋言之有理，于是立即与贺屋商量，是否可以选时任东北振兴总裁的吉野信次为商工大臣候选人。二人一拍即合。确定人选之后，近卫决定在东京紧急召见吉野，吉野匆匆从中国东北赶来，由贺屋向他说明了此次计划的核心内容。在吉野表示赞同后，近卫遂确定由吉野信次出任商工大臣。重要职务人选内定之后，近卫内阁开始组阁，并在组阁后不久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出了实行“财政经济三原则”的决定。尽管对此无人提出异议，但从广田内阁时起就高喊要搞统制，而到底为什么要搞统制，统制之前需要做哪些计划，人们却毫无准备，也一无所知。
面对这种被动的局面，贺屋不遗余力地四处演讲，解释他的统制经济：“我是想实行一种‘自由经济’，运用民间创造性的方法，经过多方综合考虑，最后既要使经济力得到发展，又可适应国民的福利。但是，对放任自流的自由经济的许多弊病，必须加以各种制约，我的主张可以说是修正了的‘自由经济’。但最大的问题是，要预计到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制订计划。究竟计划期限以多少年为适当，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异，至少依据对数年、乃至十几年的展望，设想出弊害少、效果  贺屋兴宣大的计划，并且尽可能在不施加政府、权力、行政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计划。这就是有计划有统制方法的经济政策。”在贺屋的大力宣传下，人们逐渐接受了“财政经济三原则”。
奖励储蓄在这种情况下，贺屋又抛出了一部《资金调整法》。该法律规定：对资金在货币方面进行调整的同时，还要防止急需物资流向非急需领域，做到“好钢用到刀刃上”。具体而言，就是要确保能够筹措到战争费用。为了保障战争费用的及时到位，解除国家发动战争时在财政上的后顾之忧，贺屋兴宣积极发起了广泛动员国民储蓄的运动。1938年的春天，在大阪的中之岛公会堂和东京的日比谷公会堂打响了奖励储蓄的第一炮。尽管1938年6月，因内阁改组贺屋的大藏大臣职位被取代，但贺屋之心并未受到半点挫伤，他仍奔波于各地，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亲自宣讲他的财政经济政策。在他的鼓噪下，日本国库吸收了大量民间资金，对军部扩大侵华战争起到了重大的支持作用。 可以说，奖励储蓄是贺屋的独家发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所需军费及其他费用与日俱增，日本政府预算需要的投放金额增大，扩充生产资金也与日俱增，奖励储蓄可以说是解了日本政府的燃眉之急。在当时的日本大藏省中，除贺屋兴宣外，尚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吸收资金的额度和起草吸收方案。因此，他便亲自出马，承担了此项工作。他以上一年度全体国民的储蓄额全年约30亿日元为基础，计算出了1938年需要将储蓄金额增加到约70亿～80亿日元。这是考虑到战争初期金融及其他机构因有畏惧心理过于紧缩，可能会造成金融停滞的困难局面计算出来的。根据这一计算，贺屋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内，就采取了缓和金融的政策，即将军费开支暂时分散投到民间，待社会稳定后，再将资金吸收回来。第一年度吸收数目不大，约为70亿～80亿日元。其后逐年增加，达数百亿日元之多。从而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轨道。 贺屋兴宣的经济政策为日本军事主义扩大侵华战争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和财政保障，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贺屋兴宣辞去大藏大臣一职后，转任大藏省顾问，并当选贵族院议员。1939年，贺屋就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他对中国华北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垂涎三尺，认为大有开发前途。但由于已经进入全面侵华战争阶段，通货膨胀逐渐发展，巨额资金难以筹措，他自认为连他这位能人似乎也已回天乏力了，所以尽管近卫又两次邀他入阁，均被他拒绝。 然而，华北丰富的资源对他太具诱惑力了，尽管辞去了大藏大臣职务，但仍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华北与东京之间，为日本开发中国华北筹集资金。1938年6月，他亲自策划成立“华北开发会社”，打着和中国资本家合股的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发电等重要经济行业控制在手中。以此为样板，贺屋兴宣又在上海成立了“华中振兴会社”，完成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直到1941年10月，当他再次为筹集开发华北资金回到东京时，恰值东条英机受命组阁。17日夜，东条通过电话力邀贺屋再度出山。这一次，贺屋仍未马上答应，原因倒不是因为对他避免日本出现经济危机失去信心，更主要的是担心日本一旦对美国开战，日本经济则有可能被拖进崩溃的深渊。此时出任大藏大臣，无疑是充满了风险。于是，他当即要求与东条英机见面，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你是否打算对美开战？政府经常以不扩大战争为方针，但军部总是一意孤行，不断扩大战争。如何控制军部我行我素的做法？”老奸巨猾的东条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将竭尽全力进行日美谈判，避免开战。另外，只要我兼任陆军大臣，就能控制住军部。”
得到东条肯定而明确的答复后，贺屋接受了东条的邀请。尽管贺屋在思想上似乎不愿意日本发动战争，但他在行动上，即他“独创”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提供了可靠的财政支持与物资保障，因此，他罪责难逃。
重入政坛
审判  审判期间的贺屋兴宣日本战败投降后，贺屋兴宣作为第一批被逮捕的甲级战犯接受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正义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贺屋兴宣的认罪态度相对其他死硬分子而言算是比较好的，承认正是由于他推行的财政金融政策，才使得日本的战时经济得以维持下来，从而在客观上为法西斯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财政与物资保障。
贺屋兴宣在审判中供认：“我虽曾经努力回避战争，但最后仍参加了开战的决定。我决不能逃避政治责任。”然而，这一认识与反省显然来得太迟了。1948年11月12日，贺屋兴宣被最终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天，贺屋兴宣由于病重正在住院接受治疗，因此其本人未能到庭，由其美国辩护律师列克里代为接受了判决。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很快改变了其对日政策：1949年10月19日，麦克阿瑟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又颁布了“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已经完全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时更是为战后日本扭曲的历史观的形成留下了巨大的隐患。1958年4月7日，包括贺屋兴宣在内的最后在押的10名甲级战犯被赦免出狱。
进入政坛出狱后的贺屋兴宣再度活跃在了战后日本的政治舞台。1962年，作为自民党鹰派人物，时任众议院议员的贺屋兴宣出任日本遗族会第四代会长。“日本遗族会”是一个积极为战争翻案的日本战争阵亡者家属组织，成立于1953年，其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其初衷是救助生活贫困的阵亡者家属，在成立之初的机关杂志上，曾表明其成立的目的是“在建设和平日本的同时，防止战争，保卫世界永久和平，为全人类福利做贡献”。但后来逐步演变成为一支具有浓厚政治背景、积极为战争翻案的右翼团八、贺屋兴宣：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理财能手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体。
贺屋兴宣上任会长后，这一组织的右翼倾向更趋明显，他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机会，组织遍布日本各地的万余个支部大搞签名活动，向政府施压，并积极掀起政治活动。日本遗族会的两大支柱活动为“加强援助遗属对策事业”和“表彰英灵事业”。前者是要求提高补助金，后者是实现政府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而达到以国家的名义保护靖国神社的目的。为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动员组织庞大的遗族力量，积极为其所支持的政治家拉选票。自50年代初期开始，凡是与遗族会出身或与之关系密切的议员始终都能够以高票当选国会议员。在遗族会的背景之下，贺屋兴宣的政治生命再度“焕发青春”。1963年12月9日，贺屋兴宣出任了第三届池田内阁的法务大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甲级战犯中，能够在战前和战后分别出任内阁大臣的，除重光葵之外，也就只有这位贺屋兴宣了。
重出江湖的贺屋兴宣不仅顽固地坚持其右翼立场，大肆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同时还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作为日本国会中的“台湾帮”元老级人物，贺屋在台湾问题上也始终兴风作浪。1967年9月25日，在偏安一隅的蒋介石之流的筹划和安排下，“世界反共联盟”第一届大会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在这次被台湾当局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共会议”上，日本“前大藏和法务靖国神社“社务所”大臣”贺屋兴宣赫然在列。
1972年8月3日，在日本田中内阁发表了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见解”后，大平正芳外相在自民党“协议会”常任干事会上，就日本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作出说明，指出，如若日本继续同台湾原封不动地保持“外交关系”，则日中双方就不可能达成协议。闻听此言，以贺屋兴宣、藤尾正行、渡边美智雄等为首的“台湾帮”便抓住大平的这一讲话，群起而攻之，搅得干事会一片混乱。时任会长的小坂善太郎只好出面声称“大平外相的发言不是政府的见解”，才使得会议草草收场。为了挫败贺屋等人的阴谋破坏，首相田中角荣在此次干事会后，加紧了对鹰派年轻议员的说服工作，以为在其后的“协议会”干事会上能够顺利通过“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预做准备。
9月5日，在第二次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作为解决方案的“小坂会长方案”刚一提出，贺屋兴宣等人果然便再度发难，他们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所谓的“贺屋兴宣方案”，企图继续保持日本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从而干扰和阻挠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在此关键时刻，中川一郎和浜田幸一等年轻鹰派议员明确支持“小坂会长方案”。面对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突然软化，一直猖狂攻击外务省的贺屋兴宣集团也就变得势单力孤、难成气候了。
在其后的几年里，贺屋兴宣仍旧坚持着其始终一贯的反共立场，对日中关系的改善极尽破坏之能事。但是，日中和平友好已成大势，贺屋之流的破坏活动只能是螳臂挡车，显得是那么的不自量力！1977年4月，甲级战犯贺屋兴宣终于走完了他90年的并不光彩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