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冯文炳
人物简介
  冯文炳生于1901年，字蕴仲，乳名焱儿，笔名废名，湖北黄梅县人。著名文学团体语丝社成员，现代小说家。1952年起在吉林大学任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曾任吉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省文联副主席。[1]
在我国现代文坛上，冯文炳是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他生前身后都不免“寂寞”，连名字似乎也快被人遗忘了。但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要闪光，总是会有人珍惜的。我们说的这位作家兼学者就是湖北黄梅籍的废名。陈建军先生的《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让一个不应该被废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了文学史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记忆中。
冯文炳可谓是楚地的一个奇才。文学史家易竹贤先生在为《废名年谱》作的序言中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不算多，却极具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常有珍奇的精品，耐人咀嚼寻味。”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就曾说过：“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当代学者杨义认为，废名虽然算不上“大家”，但“我们应该说：废名的名字是不应该废的。”文学评论家格非则认为：“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老作家汪曾祺1996年曾断言：“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废名在文体建构、叙事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资源之一。废名文学创作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及个性化色彩，在文学史上无疑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2]
人物生平
  冯文炳(照片1)1901年11月9日出生黄梅县城东门故宅。
1907年6岁时始入私塾读书。
1911年入县八角亭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16年到武昌入启黄中学就读，开始接触新文学。
1917年进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其间深受“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
1920年省一师毕业后，任教于武昌完全小学，业余时间学写白话诗文，开始与周作人通讯。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常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文学作品。
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国文学系，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此时他写的杂感《呐喊》称鲁迅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并在鲁迅《马上支日记》后自写日记道：“倘若他（鲁迅）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其对新文化运动热情之高可见。
1925年10月冯文炳先生开始用“废名”的笔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以后陆续出版的有《桃园》、《枣》、《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其作品多写故乡普通劳动者，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创的艺术风格。文艺评论家称“废名的破天荒的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卓尔不群的存在”；“废名可以说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世界”；“堪称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因此，在他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问世以后，国际知名学者认为这是“废名最后而最奇特的长篇小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故乡黄梅任中小学教员，其间他精研佛学，在冯氏祠堂里写成了《阿赖耶识论》一书。
抗战胜利后，冯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名著》、《现代文学》等课程，同时创作反映黄梅避难生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1951年10月，冯文炳与北京大学师生一同到江西万安县潞田乡参加土地改革，同年在北京参加全国文联。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文炳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1963年被选为吉林省人大代表，并任省政协常委、省文联副主席。在吉林省工作期间，冯文炳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先后讲授《写作实习》、《杜诗研究》、《鲁迅的小说研究》、《新民歌》、《美学》等课程。
1967年9月，冯文炳病逝于长春，享年66岁。
1994年清明节，其子冯思纯先生遵循双亲之遗愿，将冯公文炳先生暨夫人岳瑞仁女士的骨灰归葬于故乡黄梅祖迹后山铺南侧冯太乙村之西北旷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邑晚拜谒，俯首恭请：冯公安眠故土，春风化雨，滋桃润李，后世群芳！[1]
突出贡献
  《废名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文炳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1963年被选为吉林省人大代表，并任省政协常委、省文联副主席。在吉林省工作期间，冯文炳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先后讲授《写作实习》、《杜诗研究》、《鲁迅的小说研究》、《新民歌》、 《美学》等课程。
冯文炳为京派小说家，其作品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诗化的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而被人们称为田园小说和诗化小说。《竹林的故事》、《桃园》、 《桥》等小说多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他的故乡农村为背景。这里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展示的大都是乡间的老翁、妇人和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古朴淳厚的风俗民情，给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他的这类小说，尤其受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有一种出世的色彩，弥漫着淡淡的忧郁和悲哀的气氛。他的小说语言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精炼，浓缩，惜墨如金。如《桥》中的文字：“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充满了跳跃、省略和空白，让人回味。就像他自述的那样：“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朱光潜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选了冯文炳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和《河上柳》3篇早期作品。鲁迅在导言中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虽然对冯文炳后来的创作不无微词，却对收在《竹林的故事》里的小说给予了肯定。
创作风格
故事废名小说的故事多发生在乡村，他常常以自己的故乡——中国中部乡村为背景，讲述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民情，在徐缓的抒情旋律中展示乡民村姑、学童老妪的平凡故事。这里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超然的心平气和的观察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没有自己的爱憎与忧虑，只不过是他把过滤了的喜怒哀乐轻轻溶入了景物风习和人物的命运之中。《柚子》其实是对封建婚姻的抗议，“我”与表妹青梅竹马，却因祖母为“我”另缔婚约，弄得有情人不能成眷属，但是人物的不满与怨恨是淡淡的。《浣衣母》展现的是一曲封建道德扼杀人性的人间悲剧：李妈的命够苦的了，丈夫和儿女们死的死，走的走，孤身一人维持生计，却那么慈爱温和。她家门前是儿童的乐园，是行人挑夫的凉棚，连骄横的旧军队的士兵也被李妈感化。但无依无靠的李妈与一个流浪来的中年男子的结合就使她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可怕的舆论剥夺了李妈的正常生活和起码的做人的权力，这舆论其实就是封建道德的声音。小说平静地展示了这个普通村妇的一组组生活画面，没有泪，没有恨，泪和恨不在故事的表层，而在人物的命运之中，在敏感的读者心间。废名小说的故事就是这样平淡，他总是在静观中展示农村的种种迷人与愚昧、古道与积弊，他引导你去思考，而不是去反抗，他的态度是含蓄的，而不是直露的，他的创作是体验的结果，而不是图解的产物。沈从文曾准确地概括了废名小说这一特点：“冯文炳君所显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暗，这些灵魂，依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废名小说的故事特点，那就是虽然平淡，却淡而有味。人物废名笔下的人物多是心地善良的小人物——乡间翁媪、学童村姑，他似乎特别专注于人物内心光明美好的一面。他塑造了一个个天真烂漫、纯洁可爱的儿童：程小林、史琴子、细竹、柚子、“焱哥”等等，他们在青山秀水间嬉戏玩乐，心无杂念，不染尘俗，童年的浪漫无忧、童心的稚嫩无暇无不激起读者对童年的缅怀。废名笔下的几个农村少女三姑娘、柚子、阿毛姑娘各有各的不幸，但都善良聪颖、外柔内刚，她们美好的内心可以净化任何不洁的念头。就连火神庙里的和尚、史家的长工这些遭遇更为不幸的人也都把辛酸压在心底，勤勤恳恳，忠厚和善，在平凡的人生中闪现善良人性皎洁的光辉。废名“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在小人物点点滴滴的庸常人生中展示她们的美好内心。美学特征废名的小说一向以难懂著称，要读懂废名，必须了解他的美学趣味与美学追求。他自己说，“就表现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在艺术上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一些长处，又变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那是很显然的”。总括起来说就是淡化情节，痴迷于唐诗般意境与兴味；弱化题材的社会意义，倾心于展示人物面对逆境时的从容淡泊；平和冲淡的外衣下是禅悟般的超脱。故事情节废名的小说没有悬念迭起的情节，他的人物虽然会面对人生的不幸，但决不大恸大悲，他乐于把故乡的田园风光、童心的烂漫纯真展现在读者面前。《竹林的故事》以散文笔法点染出葱茏幽静的茅舍、菜园、竹林，娓娓道出三姑娘的天真未凿、美丽恬淡，情节让位于意境，景物之美与人物之美异质同构， 令人回味无穷。长篇小说《桥》写小林、细竹、琴子三人嬉戏游玩、习字读书的情景，以童心视点，随意点染，优美的田园山水，稚气的谈书论画，新颖奇特的思考……在一组组素淡的生活画面里渗透了作者对生命的独特体悟，对童心的真情留恋。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以陌生化语言，打破人们惯常的阅读习惯及思维习惯，注重人物的意识流动及思维的瞬息变化。因其追求唐诗般的意境，不肯浪费语言，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的停顿和跳跃，故而显得晦涩难懂，加之遇事即发议论，随心所欲，漫无节制，缺乏可读性。《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虽然语言变得明快通透，但淡化情节的倾向一如既往，在喋喋不休半调侃式的议论中介绍、分析、品评了抗战时期农村的人生百态。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废名描绘了一幅幅意境深远的画面：已长成大姑娘的柚子家道艰难，与“我”相互心存爱意， “见了我，依然带着笑容叫我一声‘焱哥’”（《柚子》）；目睹童年好友淑姐出嫁时的微妙心理（《我的邻居》）；与银姐打桑葚时迷醉于她呼我“焱哥”（《初恋》）；“我与柚子学鹧鸪叫时相互调笑中的有意无意”（《鹧鸪》）；清冷的月下，船行水上，从船舱一角呆视童年心爱梅姐（《去乡》）等。读废名的小说就要从看似平淡的生活画面中品味其中的意境以及作者隐藏其中的情感。从容淡泊废名描绘的人生有笑有泪，但他从不挖掘人物含泪人生中的社会根源与经济缘由，他的人物在逆境中总活得那么从容平淡。柚子在家境败落的情形下是那样刚强与自尊（《柚子》）；金喜知恩必报，勤俭持庙，在温饱难求的生活中活得稳健自在（《火神庙的和尚》）；陈聋子勤勤恳恳的劳作背后仿佛有佛性在（《菱荡》）；《桥》里的史家奶奶和三哑叔又何尝不饱经沧桑，废名有意弱化题材的社会意义，而倾心于展示人物面对逆境时的从容淡泊，淡淡点出其中的精神力量或精神追求。禅悟般的超脱废名小说的情节、故事都是淡化过了的，他“高高地站在人生之塔上，微笑堕泪”，俯视众生。梅姐已褪去昔日的风采（《去乡》）；李妈的搭档要离开李妈（《浣衣母》）；雨中遭雷击的学生要示众三天（《一段记载》）；妹妹夭折，父亲在她的坟头操心的是“我”的病（《阿妹》）；陈大爷家鹊巢鸠占（《小五放牛》）……废名用他那支彩笔涂抹出人生的七彩画，在他平静的勾画中隐约告白他的读者这就是人生，它如溪流，没有巨澜，也不会改变它的行程。这种平淡超脱的人生态度与废名喜好禅宗有关。
废名师事周作人的艺术趣味，追求平淡中见真意。以简洁质朴的语言写出悠远深广的意境，他真情留恋民间文化、乡民人生中的和谐与善良，微微叹息蕴藏于其中的落后与愚昧。
废名以他独特的小说创作开掘了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流——抒情的怀旧的牧歌式的田园小说，从沈从文到汪曾祺都受到他的影响。
废名变回冯文炳
  冯文炳(照片2)在《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中，张吉兵先生细致探讨、分析、认证了废名的德性主体，勾画出废名的心路历程，并从家族生活、社会（教育）生活两大部分讲述废名的德性实践，还对废名的家族及黄梅地方文化教育进行背景式的描绘。后三辑则是研究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及抗战期间废名生活与创作系年。在这一整个德性实践中，“废名”又成功地转变为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了。如果说，由“冯文炳”到30年代的“废名”是一次个人与艺术的蜕变的话，那么由30年代的“废名”到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回归了，而更是一种超越。读完《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我仿佛也明白了废名是怎么变回冯文炳的。
此书最令我欣赏的地方是，拈出“德性主体”和“家族主义”做足文章。徘徊于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的废名，经历了多次碰壁之后，毅然走上家族主义之路了，并由此开始全面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完成了一次德性主体的成功实践。这期间，废名否定进化论、反思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质疑阶级斗争学说，都有其重要的个人意义，深深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时时不忘反思的精神，这在晚年废名的著作中依然有所体现，只是贴上时代话语的标签而已。了解了抗战时期的废名，简直是踏上通往建国后的废名的一座桥了，只有抱着发展变化的眼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废名的变与不变，才能真正揭开废名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谜。至于，废名在思想改造中，是否有“矫枉过正”、“跟风趋时”等嫌疑，则又是另一话题了，此处不多言。
《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的出版，填补了抗战期间废名研究的空白，同时对于鄂东地方文化教育的研究也大有贡献。此外，废名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其前后的转变也具有一定的个案研究价值，倘若回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历程，废名也可以作为一个特殊个案进行考察，而此书不正是为这个工作做了一番准备？
当然，此书之缺憾仍有两处：一是没有将抗战时期废名的著作《阿赖耶识论》进行研究；二是没有将抗战时期的废名对解放后的废名产生的影响设专题进行细致分析，虽然作者已经亮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十年避难时期废名人格特征的认证，是揭示后期废名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废名晚年可以说在儒家文化中安身立命，其思想中人民性和现实性的色彩极其明显，他自觉而自然地将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多数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都发生了一次断裂式的突变，而废名则是主动提升自己，努力达到与代表新中国建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相认同、契合。”[3]
个人逸事
冯文炳的佛学研究、鲁迅研究、诗学研究等都是很有特点的。大学教授冯文炳又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性情中人。比如他和湖北同乡熊十力的关系就很能见其为学为人的卓尔不群。他们是好朋友，学术上又是论敌。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谈过一则趣事：“有余君与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类似的记载在别的学者笔下也还出现过。废名对熊十力的佛学研究专著《新唯识论》不以为然，在抗战时期于黄梅老家写了《阿赖耶识论》，此书直到前几年才得以出版。说到废名的个性，北大教授文汇报读书周报、也是废名学生的汤一介有这样一段回忆：“废名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废名的“特立独行”还有不少的逸事，如用毛笔答英文试题，参禅入定胜过出家和尚等等，《年谱》中多有引录。[2]
个人作品
冯文炳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主要收入其自选的《废名小说选》和《冯文炳选集》、《废名选集》、《废名散文选集》、《废名诗集》中。另有《废名讲诗》，收其新诗诗论及旧诗诗论方面的讲义和文章。[1]
人物评价
冯文炳为京派小说家，其作品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诗化的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而被人们称为田园小说和诗化小说。《竹林的故事》、《桃园》、《桥》等小说多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他的故乡农村为背景。这里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展示的大都是乡间的老翁、妇人和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古朴淳厚的风俗民情，给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他的这类小说，尤其受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有一种出世的色彩，弥漫着淡淡的忧郁和悲哀的气氛。他的小说语言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精炼，浓缩，惜墨如金。如《桥》中的文字：“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充满了跳跃、省略和空白，让人回味。就像他自述的那样：“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朱光潜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选了冯文炳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和《河上柳》3篇早期作品。鲁迅在导言中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虽然对冯文炳后来的创作不无微词，却对收在《竹林的故事》里的小说给予了肯定。
冯文炳的现代诗也独具风格，许多诗可说是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滥觞。但由于比较晦涩，在当时不大为人注意。如作于1931年的《梦中》：“梦中我画得一个太阳/人间的影子我想我将不恐怖/ 一切在一个光明底下/人间的光明也是一个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