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维佳
简介
姓名：刘维佳（Liu Weijia） 
性别：男 
生日：1989.2.15  刘维佳籍贯：辽宁沈阳
身高：1.75米 
体重：67公斤 
项目：游泳 
辉煌战绩 
个人爱好：电脑
运动经历：1996年开始在沈阳市游泳学校训练游泳，2003年入选国家队，教练是韩冰岩。
主要成绩：2004年 世界杯短池游泳系列赛俄罗斯站男子200米混合泳冠军、400米混合泳亚军
主要成绩
2004年 世界杯短池游泳系列赛俄罗斯站男子200米混合泳冠军、400米混合泳亚军。
2005年 十运会游泳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亚军
2011年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季军
新“蛙王”
2005年10月17日的男子200米蛙泳决赛中，刘维佳成为全运会游泳比赛中最大的亮点。他以2分14秒28的成  刘维佳绩刷新了已经沉寂了10多年的男子200米蛙泳全国纪录，成为新一代的“蛙王”，同时也夺得了辽宁军团的唯一一金。
比赛中刘维佳被安排在了道次不理想的第一泳道，比赛开始后，刘维佳并没有处于领先的位置，而是紧紧地跟随在三道解放军选手的后面。全场观众也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位辽宁小伙。当比赛进行到最后一个50米的时候，刘维佳迅速反超，将对手甩在了后面，而且他的冲刺越来越快。当他的双手触到泳池终点的时候，电子大屏幕清晰地显示，刘维佳就是冠军。比赛结束后刘维佳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他取得的最好成绩。
人物历史
刘维佳6岁的时候，长得很小，但是教练贺东辉感觉他的悟性很好，是个好苗子。而在教练看中之后，家里也很支持刘维佳。当时教练希望能让维佳练游泳。上小学五年级时他取得了全国少年比赛的冠军，从那时起  刘维佳家长就坚定了让他练专业的决心。然而刘维佳却与辽宁省游泳队两次擦肩而过：1998年省游泳队选材，当时他只差0.01秒达标，就没有被选中。2001年，当时省队再次放弃了他。他非常争气，很快进入国家队。
电子游戏差点毁掉“蛙王”： 
进入国家队后，刘维佳的成绩却并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而且一退就是6秒之多。主要是到了国家队后对训练方法不适应，于是他就主动要求回到市队。回到市队之后，见到了很多的新鲜事物——电子游戏，已无法安心训练。有一段时间，他对电子游戏达到了痴迷程度。

个人履历
刘维佳[1]，男  刘维佳，
1970.12——1975.09，吉林省辉南县下乡知青、省杉松岗煤矿工人
1975.09——1979.02，吉林省煤田机械厂工人、团总支副书记
1979.02——1984.09，吉林省煤田地质公司团委干事、副书记，煤田地质局驻长春办事处团委书记（其间：1981.08—1984.07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函授专修科学习）
1984.09——1986.12，吉林省委办公厅机关团委副书记、书记
1986.12——1988.10，吉林省委办公厅副处级巡视员、机关党委副书记（1984.07—1987.07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函授本科学习）
1988.10——1990.10，吉林省永吉县副县长
1990.10——1992.06，吉林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1989.08—1992.06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2.06——1993.05，海南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93.05——1994.04，海南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秘书处处长
1994.04——1995.03，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1995.03——1995.12，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1995.12——1998.05，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93.05—1996.04在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8.05——1998.08，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室主任（正司局级）
1998.08——2002.05，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2002.05——2003.11，农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正司局级）
2003.11——2006.04，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其间：2005.03—2006.01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6.04——2008.01，山西省政府省长助理、党组成员
2008.01——2009.01，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009.01——2011.08，山西省副省长
2011.08——，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3]
相关信息
2009年1月15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补选刘维佳为山西省副省长。
2011年11月29日，中共云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维佳为省委常委。[4]
是中共山西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5]、云南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6]。
微服下乡
简单介绍6月1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下乡住村笔记”，笔记中透露，刘维佳一不带秘书，二不要随从，三不与县乡打招呼，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自带被褥，前往山西沁县的温庄，与村民同吃同住，两天一夜查出十一个问题。笔记全文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尽量“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山西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贫困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
农机作业涨价，农民用牛耕地
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老霍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60来岁，朴实厚道，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塔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
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和我同去的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西门塔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
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
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百亩喷灌”及“千女水库”的尴尬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100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
“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沁县虽然是全省少有的富水县，但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问题同时存在，这是个共性问题。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不仅要增加投入建设工程，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及机制。
进村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党支部民主生活会记录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翻到村支部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2010年12月15日，内容是对支书、副支书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温庄党支部是得到党员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2010年1月9日，温庄支部生活会的内容是批评 与自我批评，记录了一位叫郭晋宏的党员发言，“我今年经常在外打工，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党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党员，也很少参加生活和组织会，只认为搞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对村里的事不闻不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党员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方农村党员的现状。
家境贫困的村会计
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
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
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一个农户种13块地
饭后，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十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农民工的另一种境遇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呆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媳妇也找不到。
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打工者的缩影。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
支农项目的境遇
走访完3户农民，我发现村边有个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投资应该在几十万元以上。一把锈蚀的锁头把门，从门缝看到里边是荒草和垃圾，墙上写着“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老霍对此好像也有某种不满，“这样写是为了争取亚行项目，其实并没有被列上。”
这个大门紧闭的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前些年农业项目的成功率不是很高，有的项目管理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投资浪费和资产流失。我感觉，有关部门之所以好心未办成好事，主要是两个问题常被忽视，一是政府投资项目如何转为集体经济实体，二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何承接政府投资项目。我和昆明商量，要想方设法把这些不成功的项目“激活”，尽可能发挥作用形成效益。
到册村镇政府调研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是我不许他告诉你们的。”
既然镇上的同志知道我来了，那就干脆到镇政府搞点调研吧。从温庄到册村的路不远，坐上车20多分钟就到了。我最关心的还是农民收入，找来镇统计站、经管站的同志，查看了一些统计报表，询问了有关情况。这些年来，农民收入的统计主要是农村调查队的抽样调查和村及乡镇逐级上报两个渠道。一方面，抽查面较小，数据的覆盖性差；另一方面，和乡镇乃至县市上报的数据，则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干扰。比如为保住贫困“帽子”就会有意把数据压低。
对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省政府正在设计新的目标考核体系，重点强化农民增收的政策导向，努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县委书记县长闻讯赶来
也许这是预料之中的，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沁县县委书记田志明和县长张斌风风火火来到册村，显然是镇里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消息。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扣。
我对志明说，“你快去忙吧，我这次下乡住村就是要切身体验农村生活，不给基层同志添麻烦，更不用你们陪同。”志明和张斌还是想陪我在镇上吃晚饭。我说，“如果你们实在想陪我，那就今天晚上开村民座谈会，商量农民收入翻番规划时来一下，我们共同解剖温庄村这只‘贫困的麻雀’。”
开在农家的座谈会
我今晚住处的房东也姓霍。晚饭比午饭多了点“内容”，除了合子饭，还有烙饼，没人陪的农家饭吃什么都可口。
晚上八点半，座谈会在我住的农户堂屋里召开，房东特意换了一个度数高的灯泡，照亮满满一屋子人，虽然劳累一天但大家兴致很高。村民们发言很热烈，有人主张养羊，有人说种核桃收入高，有人觉得还是种玉米谷子才保险。来山西的时间长了，我对村民们说的土话也大体能听得懂。说来说去，最难的是缺少启动资金，各家基本没什么积蓄。
我看了老霍的储蓄存折，当村支书一年的工资5000元到账后，当天就还了信用社2900元的贷款利息，其他就是卖谷子的收入。他说，2002年修通村公路时，资金缺口找农信社贷款，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贷，这些年本金是没法还了，只能偶尔还些利息。
座谈会开到晚上10点多，时有争论，时有笑声，村民们形成了养羊、种核桃、育树苗增收的共识。我和昆明承诺，帮助村里协调信用社贷款和引山泉水，下一步抓落实的任务还挺重。
下乡住村既蹲点又跑面
2011年4月27日，是一个大晴天。早晨4点多，村里就传来发动拖拉机的声音。昆明和老霍过来，我们与房东一起吃早饭，小米稠饭烙饼加咸菜。饭后，我按规定交了两天的伙食费。
我这次下乡住村既蹲了点又跑了面。早晨八点多，我从温庄出来，开始对沁县郭村镇南沟村、大沟村等几个贫困村进行跑面调研。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了池堡村。由于郭村镇书记和我们一起调研，池堡村的午饭甚至还上了一小盘“平遥牛肉”，可能是从镇上商店临时买来的。这顿饭吃得不如在温庄那几顿饭舒服，有人陪餐即便是派饭也变了味。
在池堡村，有一处据说宋代就很有名的泉水，妇女们正在泉边洗衣服。我问，“过去的泉水比现在大吧？”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小时候泉水比这大得多，当时这里的水稻最好吃，现在不能种水稻了。站在泉水边，我更坚定了加快山西“大水网”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太阳快落山了，我告别村里的乡亲们，离开沁县返回太原。这次下乡住村两天一夜，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再见温庄！再见沁县！过些日子我还会来，争取帮助温庄把农民增收规划落到实处。[7]感动网友网友“付尹”说，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而且密切了干群关系，增强了群众的信任。从刘维佳的下乡笔记中，我们能体会到群众对这位副省长的亲切与尊重之情，这是高高在上换不来的。
网友“卷子控”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想得到原汁原味的真实的基层情况，只听汇报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也必须抽时间到基层实地调研。只有这样，才能对实际情况有一手认识，在制定政策时才会有的放矢，最大限度避免纸上谈兵，最大限度让出台的政策发挥出正面作用。
网友“凝婧儿”指出领导干部“微服私访”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不被基层牵着鼻子走，能看到基层的原貌；二是没了层层陪同，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更容易听到真话；三是可以减少对基层正常工作的影响和干扰。领导干部经常“微服私访”，还能间接促使基层提高工作质量，抓好工作落实。
网友“老马闲聊”说，深入群众，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本来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优良传统被一些人遗忘了。干部有时也下基层去接触一些群众，但提前是有既定的路线和议程的，老百姓拍拍巴掌，喊喊欢迎的口号是需要的，至于要接近领导讲讲心里话恐怕就困难。
网友“酣高楼”认为，作为有十三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我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光靠一个副省长下乡住村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省长、市长、县长、乡长下乡住村，各级官员心里都想着农业农村的发展了，农民的日子才会不断地好起来。
网友“先进个人”对于干部如何下乡亲民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领导干部除了选择“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村庄实行“三同”外，能否考虑选择一些信访问题比较多的村庄“三同”，或许那里面也有些同样迫切需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领导干部下乡住村，能否考虑给个方便直接联系的电话给普通干部、群众，一是方便群众随时补充反映情况；二是也方便第一时间了解做出决策后的实际效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