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夫人寨
概况
四夫人寨，位于河北省曲周县西南部、大河道乡政府所在地大河道村西1公里处。分为“东四夫人寨”和“西四夫人寨”两村。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更名为“东风”、“四新寨”。
村名起源
相传，西晋末年，北方先后发生十六国混战。祖籍山东金乡一姓檀人家随晋朝南迁移居镇江定居。东晋末年，檀家弟兄四人（檀韶、檀祗、檀隆、檀道济）先后随刘裕参加东晋军队。道济身先士卒，勇悍善战，屡立战功，升太尉参军。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率军北伐，以檀道济为前锋。道济术高气勇，至诸城皆望风而降。进克许昌、洛阳，俘后秦兵四千余人。有人主张把降卒统统杀掉，道济说：“抚尉受害的黎民百姓，讨伐有罪的官僚是我们做战的目的，何必杀这些俘虏呢”。说罢，命令士兵把俘虏全部遣放回家。后秦兵中有氐族、鲜拖垮族.....所以，各族士兵都非常感谢檀道济。
不久，刘裕取代晋称帝，改国号“宋”。宋文帝继位时，封道济为武陵郡公。讨谢晦后，拜征南大将军。元嘉八年（431年），檀道济督师伐魏，大小三十多次战斗，每战皆捷。一次进攻魏地，战线较长，西起洛阳，东至济南、临淄，前锋达曲周。为防魏军进攻，宋兵筑寨垒墙，意欲久守。时间一长，粮草供应不足，只好退兵。魏军从宋降卒中得知，道济粮草将尽，军心恐慌，欲乘机追歼。道济为安全撤退，即以沙为粮乘夜过斗，并大声吆粮喊数量（唱筹量沙），后以少量的米覆盖其上。天明，魏军就近偷看宋营，见粮堆很大，以为宋降卒诓骗，遂不敢盲动。乘机，道济命士卒披挂甲衣，自己则穿便衣乘车引兵慢慢出来。魏军疑有伏兵，不敢冒然追击。于是宋军未伤一兵一卒，安全返回。檀因此升司空，镇寻阳。
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遭到朝廷的疑畏。彭城王刘义康诏道济入朝，即至被擒。道济怒目如炬，脱帽投地说：“杀了我就毁了你的万里长城”。随即被杀害。魏人听说檀道济被杀，高兴地说：“道济，南朝无畏也”。
道济生前，威震北方。其妻何氏仍居曲周南一小村，在战乱期间，北方各族士兵往往经过此村。檀四夫人（因檀道济排行第四，故称其夫人为四夫人）即将檀道济将军遗像挂出。各族士兵见檀宅在此，皆不入村，村人免遭兵害。四夫人死后，村人为纪念她的恩德，取村名“四夫人城”，后改称“四夫人寨”。
历史名人
  　　刘荣嗣（1570--1638年），字敬仲，号简斋，别号半舫,曲周县西四夫人寨村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授户部主事管银库，累官吏部验封司主事，考功司、文选司、稽勋司郎中，山东参政，山东作布政，光禄寺正卿，顺天府尹，户部右侍郎，直至工部尚书、总督河道，右副都御使，提督军务。一生从政，声名显赫，功绩卓著，后人尊称他为“刘总河”。
刘荣嗣的先祖是山西洪洞人，始祖刘真于明初迁到曲周四夫人寨。六世孙刘贤，监生；刘贤生刘选，增贡生。刘选有两个儿子，长子刘荣祖，次子刘荣嗣。刘选夫妇去世的早，刘荣祖兄代父责,担起了抚养弟弟刘荣嗣的重担,史书上说他“司空（刘荣嗣）幼失怙恃，且多病。荣祖提携，特抱饮食教诲，曲尽友爱，司空亦事之如父，家庭中蔼如也。”
刘荣嗣少年时就非常聪明，十岁能文，十九岁考中了庠生，“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当时的广平府知府南居益（后任福建巡抚）和司理（广平府属官员，掌狱讼等事）张凤翔对他很关注，以“国士待之”，一时名声鹊起，誉满州郡，各地前来向他请教及向他求写文章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乞文者户外之履常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科中举人，次年丙辰科（1616年）进士及第，初任户部主事管银库。当时，关外满洲的努尔哈赤已经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不断向明朝进行武装挑衅，战火烧到山海关一线，形势十分紧张，前线的需要军饷。但由于明朝的政治腐败，党争不断，当时的户部尚书居然撺掇皇帝拒绝发饷，刘荣嗣和部中同僚鹿善继，假传皇帝的诏书，把库银发到了前线。明神宗知道后十分恼怒，派一个太监来诘问，荣嗣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已发矣”，由此可见，荣嗣为了国家的利益，早把自己的荣辱祸福置之度外了。内阁首辅赵南星认为荣嗣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上疏皇帝，推荐重用，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吏部是主管人事的国家机关，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后历任吏部考公司、文选司、稽勋司郎中。在平常人的眼里，吏部主管人事，是一个大肥缺，荣嗣清廉自持，一尘不染， “虽门不设棘，而苞苴不通。山公之启，一时称得人焉”。
刘荣嗣个性简静，与他交往的都是一些杰出的士人，和杨涟、左光斗、鹿继善等过从甚密，结为知音，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吟诗作文。明熹宗天启元年，荣嗣获假返乡，用自己的薪俸为大哥刘荣祖在曲周城内购买了一座新的住宅，自己却在城内的一隅简单地构筑了茅屋竹墙，草草结构，取山林风致。当时的曲周县令高出很受感动，亲自书写了“友于堂”的匾额；华亭的文学家兼书画家陈继儒把刘荣嗣与刘荣祖弟兄之间的亲情事迹写了文章，叫作《埙篪录》，以示钦佩。大哥得了病，荣嗣亲自祷告神灵，愿以身代。大哥荣祖去世后，把侄子如同儿子一样相待，财产平均分配。
刘荣嗣在会试的时候出自大名成基命（谥号文穆）的门下，尊重老师的教训，后来成基命触犯了权宦魏忠贤，荣嗣在朝中受到了排挤，出京任山东参政。天启后期，山东直隶交界处的曹州濮阳一带，白莲教徒众叛乱，大有燎原之势。荣嗣到任后，默授方略，派遣守备杨御蕃，擒斩了白莲教的首领黄步云等百余人，地方得以绥靖。当时魏忠贤的势力几倾天下，生祠遍布全国，山东省当局也准备卜地修建，荣嗣说：“阉党恶贯满盈，气数已尽，恐怕不能长久了，我们应该暂缓此事。”果然，没过多久，明熹宗驾崩，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很快就败落了，自尽而死，原来追随阉党的人都受到了惩罚，人们都佩服荣嗣远见的政治眼光。
崇祯元年，刘荣嗣任山东左布政使，崇祯三年，任光禄寺正卿，崇祯五年，晋升为京师顺天府尹。当时正是崇祯初年，皇帝很想有一番作为，所以也算英明。荣嗣虽然用法平恕，但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不敢胡行，“京师肃然”。顺天府的文人贤士刘去华、贾浪仙、张桓侯、郦道元、张茂先等人，都为荣嗣写下了赞美的文章。不久，升任户部右侍郎，是时“河政大坏”，朝廷加授荣嗣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全国河道，并提督军务。到任后，协同总督漕运杨一鹏勘察河道，建立分洪河口，不顾天气寒冷，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领各司道官员深入实际，把船只停留在黄河的冰雪中视察险情，并亲自督工，加快筑堤修闸的进度，历一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项大的工程。崇祯七年甲戌秋，黄河长山段决口，流向北方，灌水入泇河。崇祯皇帝下旨进行治理，荣嗣会同漕运总督，巡抚及按察官员一起考察调研，预算用银五十三万两。在施工中精打细算，合理用工，整个工程仅用银二十八万两，为国家节约了二十四万两银子。“治河三年，劳苦负薪，为功于河道巨细”，为表彰刘荣嗣的功劳，皇帝赐予金予以褒奖。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高迎祥所率领的义军从河南向安徽的寿州、颍上一带进攻，义军的一支扫地王张一川攻占了明朝的中都凤阳，大肆掳掠，并且破坏了明朝皇帝的祖陵。总漕杨一鹏，负有绥靖地方的责任，但杨是当时内阁首辅王应熊的门生；凤阳巡按吴振缨是内阁次辅温体仁的姻亲，两位阁老因此都想庇护杨一鹏、吴振缨，竟然把杨、吴二人的奏折藏匿起来，不让皇帝知道。此时，刘荣嗣正在河直口驻防，有一个姓温在凤阳守护皇陵的太监，亲身经历了这场事变，有事北上京师，路过直口，面见刘荣嗣，那个太监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讲述了凤阳失守及义军破坏皇陵的事情，刘荣嗣听了这后，肝胆具裂，悲愤交加，急忙写了一篇奏折，飞马连夜送往北京，上报崇祯皇帝，并不知道首辅王应熊和次辅温体仁有意包庇杨一鹏、吴振缨，而扣压了他们的上报奏折,结果崇祯皇帝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痛心疾首,认为皇陵被掠,是奇耻大辱，愧对先祖，一怒之下，把杨一鹏处以死刑，吴振缨遭到贬斥，并且下诏罪己。首辅王应熊见事情败露，把怒气撒在了刘荣嗣的身上，“衔恨入骨”，想对刘荣嗣加以报复，寻机中伤，便建议皇帝以荣嗣代理总漕杨一鹏的职务，驻防泗州，兼护皇陵，想假义军之手陷害荣嗣。荣嗣到任后，率领总兵官王佐才日夜操练军马，严防死守，发誓以死守护。义军听说是荣嗣在守卫，望风西遁，明朝的留都金陵得以保全。崇祯皇帝十分高兴，赏赐给荣嗣内帑银二十两。
首辅王应熊无计可施，就授意巡漕御史倪于义弹劾刘荣嗣挽黄治泇时“欺罔误工”，向刘荣嗣发难。接着，南京给事中曹景参曾因请托荣嗣不成，也怀恨在心，和倪于义勾结起来，诬陷荣嗣，上疏皇帝，皇帝下旨问罪。荣嗣辩白说，挽黄治泇并未失策；钱粮出入，有账可循，皇帝英明，自有判断，不会黑白不分的。皇帝也了解情况，本想以微罪遣归荣嗣，但朝中政敌不依不饶，竞相陷害，皇帝把荣嗣下诏狱，不闻不问，在监狱中被扣押了三年，到了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年），才被保释出来，五个月以后，荣嗣病故，享年六十八岁。荣嗣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政敌依然不肯放过他，趁着“适国家匮乏，事搜刮”，户部四川司员外李希英迎合皇帝的意思，“凡挑药用过”，追查所谓“贪污”的二十多万两银子，把荣嗣的儿子刘为可关押到监狱里，一年后，为可也逝于狱中。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部尚书张国维以总督河道进京面见崇祯，国维是当初荣嗣治理河道时的同僚，深知荣嗣的为人，他向皇帝反映了对荣嗣的指控都是不实的，挽黄治泇已经见到了效益，“方冀一照覆盆，国事遂不忍言”，才给荣嗣平反昭雪，不久明朝就灭亡了。
刘荣嗣为人很有涵养“喜怒不形”，与人交往“有始终，不以存亡异心”，喜谈“节孝事，每闻辄旌表”，与兄弟友爱，荣嗣出仕的时候，已经年届中年，深知社会人生的不易，“忠爱感激，一饭不忘”，挽黄治泇之初，就有人规劝他说“勿为福先，勿为祸始”，而他“笑而谢之，斯时已置身命度外矣，”结果却在这个事上吃了大亏，以致丧命。荣嗣为官清廉，为弟孝悌，为父慈祥，政治文学，皆是一流，可谓“完人”，他是当时北方诗词之宗，文坛领袖，诗有数种行世，品在钱刘（唐代诗人钱起、刘禹锡）之间。他的书法早年学习钟繇、王羲之，晚年学习苏东坡，具有自己独到的特点，偶尔也作画，有云林笔致，人争宝之。他的诗集合称《半舫集》，著作合称《简斋集》。
刘荣嗣的儿子刘为可，字小善，邑诸生，“性端严孤介，不苟同流俗”，他对历史学有着自己的见解，著有《廿一史钞》，“半神修远，博学攻文，事亲尤以孝称，司空督河道，为忌者所中，泣血奔走，冒死相依倚，司空卒，痛父之冤，衷毁逾礼，也断食亡”，事迹也足够感人。荣嗣、为可父子死后，无钱从京中解柩回籍，幸得大名成克巩的资助，才回乡入土。
刘荣嗣之孙，刘为可之子刘佑，字云麓，拔贡，“颖悟工诗”，清初历任蕲水县令、泰州知州、高唐知州等职，为官清廉，体察民众的疾苦，他在任高唐知州时“适三逆（三藩之乱）皆叛，高唐居上游，大军络绎，悉力支柱，丝毫不忍为民累”，他的诗集称为《寻远楼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