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于蓝
简介
九一八事变后，她随父亲逃亡关内，于蓝同志1938 年抵延安抗大女大学习，先后为延安鲁艺实验剧团演员；东北文工一团演员；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中央戏剧学院学员、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
于蓝祖籍辽宁岫岩，两岁时随父母移居到哈尔滨。儿时记忆最深的一项活动是滑爬犁。伏在爬犁上，借着起伏的山冈顺坡滑下。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她，不断地摔倒在冰雪上，但她不爱哭，马上再扑到爬犁上继续滑下去。她还爱爬杆，一会儿功夫就能爬上三四米高的木杆。这些都培养了她坚强的个性。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辛勤操  于蓝老师劳了半生的母亲因患病走了。这一年，于蓝刚满8岁。不久，继母进了门。迫于生计，于蓝只身投奔在沈阳老家的祖父。老人将深厚的文学底蕴传给了于蓝，在书海中，她“认识”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结识”了高尔基、托尔斯泰，心里划定了衡量美丑、善恶、真假的尺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炮声隆隆，枪声阵阵。于蓝一家逃难到关内，张家口、保定、天津……几经流浪，最后勉强立足于北平。她被送进一所贵族学校，但只呆了二十几天就离开了。“北平城像口活棺材，不能再这么呆下去!”于蓝的心在呐喊，一定要找到抗日救亡队伍。
1938年，于蓝的好友王淑源到了北平，告诉她平西有抗日游击队！于蓝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送到了宪兵队，无论那些坏蛋如何威逼利诱恐吓，于蓝就是不吐口。鬼子抓不着什么把柄，正巧她家中上下打点来营救，她总算脱离了虎口。自此，父亲苦苦哀求，继母喋喋不休，一家人看贼似的监视她，怕她再惹麻烦。
一日，暴雨倾盆。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于蓝举着一把油纸伞第二次离家出走。她向郊外奔去，巧妙地过了许多的哨口关卡，翻过了平西妙峰山，来到了“斋堂抗日根据地”。在决定去延安之前，于蓝的同窗好友赵书凤的母亲把她的原名“于佩文”改为“于蓝”，喻意为“青出于蓝”，希望她沐浴在“万里无云的晴朗蓝天下”。那年她17岁。不久，于蓝等十几名热血青年在这支部队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经历了近50天的跋涉到达了陕北延安。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终生难忘的日子：1938年10月24日。于蓝至今还记得当年渡黄河时的情景。他们坐上的两条大木船，与数匹骡马在汹涌澎湃的黄河急流中“飞渡”，甚是过瘾……
于蓝走进一片新天地，好似迷途的羔羊见了亲娘！耄耋老人于蓝说起当年，依旧难以自抑：“到延安的第二天，一早起床去报到处填表，只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股说不出的情感充满心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延安的岁月中，于蓝白天上抗大读书，晚上点着汽灯参加文娱演出，从打小堂锣跑龙套开始，到主演《一二·九》、《火》，于蓝在实践中提高自己。不出一年，她在镰刀斧头旗下举起了右拳，人生道路的基石从此牢牢树立。于蓝的名字在延河岸边开始被人熟知……
历程
1981年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艺术指导。先后演出话剧《佃户》、《粮食》、  于蓝《周子山》、《带枪的人》等。1946年，赴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故事片摄制的筹备工作。抗战胜利后参加东北工作团文艺工作一团、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主演了第一部影片《白衣战士》。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其间曾到朝鲜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先后在《翠岗红旗》和《龙须沟》中扮演主要角色，获得好评。1954年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进修。60年代，她主演了《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其中《革命家庭》中的周莲一角使她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1961年）最佳女演员奖。1981年，她积极参与筹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了第一任厂长。
个人作品
时间电影名字扮演角色导演合作演员1949年《白衣战士》​冯白鲁​1950年《翠岗红旗》向五儿（女1）张骏祥​1950年《龙须沟》程娘子（女1）​​1948年《烈火中永生》江姐（女1）水华赵丹1960年《革命家庭》周莲（女1)水华孙道临、秦汉、于洋1974年《侦察兵》孙大娘李文化王心刚、于洋2003年《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黄宏黄宏、斯琴高娃、李琳2009年《寻找成龙》[1]客串江平​导演作品1978年电影《萨里玛珂》担任导演
荣誉
1951年主演的影片《翠岗红旗》获得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摄影奖、文化部颁发的 1949一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每个主创人员为此获得一枚奖章；
1962年在《革命家庭》饰演周莲 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1962年获得“22大影星”称号；
1989年被授予建国  于蓝40周年最佳影星；
1995年在世界电影百年之际获得电影表演特别奖、中国电影世纪奖；
2005年被授予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
2009年获第十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杰出贡献奖；
2009年获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此外，曾先后荣获由邓颖超同志颁发的全国妇联“救死扶伤”奖旗、“全国先进工作者”、“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电部劳动模范”、“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第九届童牛奖孺子牛奖”等大奖；
并被推举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主席、全国政协二、三、五、六、七、八届委员等。
人物特写
●“江姐”的诞生
于蓝不仅是江姐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而且她还是决定把小说推向银幕的发起者之一。1961年，住在医  于蓝院检查身体的于蓝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小说《红岩》的连载。出院不久的于蓝就先后接到欧阳红缨和张水华的电话，三人决定将《红岩》改编成电影，可是很快欧阳红缨就被调去拍摄《小兵张嘎》。不久，编辑宋曰勋加入创作小组后，联系到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因为当时所谓右倾错误，在小说署名中，并没有刘德彬的名字。刘德彬在3个作者中“更朴实敦厚，言谈很少”，但刘德彬在血泊中苏醒的记忆让于蓝很受震动。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改编却整整用了两年。于蓝和导演张水华到重庆逐个采访了幸存的共产党人，宋曰勋整理成20万字的记录。《红岩》穿插了大量人物，在电影改编本中很难集中一条主线叙述。于蓝南下广东，见到夏衍，用了3天才将手中的材料汇报完，当时夏衍忽然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不写江姐？”。于蓝当时并不能理解夏衍的意图：“不是写了江姐的两场戏吗？”夏衍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会关心她的命运的。”夏衍最终决定，突出江姐和许云峰两人作为主线，不到一周就写完了剧本。当上主角的于蓝说她起初对剧本并不满意：“小说里那么多精彩的斗争都没写。”导演张水华知道她极其认真，就用半命令的口气告诉她：“于蓝，就按这个本子拍，你不许再提反对意见了。”
在剧组中，于蓝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副导演，她向张水华推荐赵丹演许云峰，张水华有些顾虑，担心赵丹因为不是绝对主角不肯出演，于蓝就亲自给赵丹写信，结果赵丹很快答应了。在剧组里，于蓝是女主角，但是危险和辛苦的活却抢着干。有一组镜头，俯瞰嘉陵江上的军舰，需要摄影机升到江面上6米的高度。当时没有飞机航拍，只能将升降机架在船上，于蓝自告奋勇当安全组的组长，每次拍摄前都要自己布置检查，确认安全后才让导演和摄像开始指挥。拍完后，于蓝还和照明组一起扛沉重的灯具和电线。
●于蓝的革命之路
1921年，于蓝出生在辽宁岫岩，原名于佩文，早年失去母亲，父亲曾任地方法官。“九一八”事变后迁回关内，辗转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于蓝正在北平上中学。而当时住在新街口的于蓝，经常见到日本的装甲车在城里横行无忌。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参加抗日，于蓝在天津上学时期的同学帮助下，她们联系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副主任黄秋萍。可是两人就在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本来准备从香山赴平西，可是联络点被破坏了，她们就折到平民小学找地下组织的同学杨英华。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因为参与爆破被捕了，她们因不知实情，刚到平民小学就被逮捕了。
那时于蓝17岁，趁着去厕所的机会，她把藏在袖口的联络密码丢掉。她们被关进派出所，后来又被转进宪兵队。她和同学事先商量好，提供假姓名和地址。两人是分开关押，那个同学恰好在另一间牢房里遇到她们要找的杨英华，受杨英华的指点，“日本人会核实这些信息，越是假名反而越危险”。那同学就说出真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蓝这边却一口咬定自己的口供。直到第二天，同学见面，在那同学的暗示下，于蓝才改口说自己是害怕继母责骂才用的假名字，经核实两人才被释放出来。释放后，家里得知她要去跟共产党抗日，就派大哥于亚伦看着她，这使倔强的她离家抗日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在她的不断说服下，大哥让她离家，于蓝悄悄与黄秋萍在北海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见面，在他的带领下，躲过日军、土匪一路到达平西。而后，杨成武将他们送往延安。从平西到延安，她走了两个月。到延安当晚就是热烈的欢迎晚会，于蓝和赵路站在最后一排凳子上，看完整场演出，兴奋不已。可是晚上回到窑洞，几个人睡大通铺，薄薄的褥子铺在地上，晚上冷得睡不着觉，有一刹那，心中有一丝失望，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着窝头喝几口热粥，就全都忘记了，又恢复了激情。在延安，于蓝先后在抗大和女大学习，因为普通话标准，参  于蓝加了一些话剧表演，1940年被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话剧团。
成为演员后的生活仍然是艰苦的，好多年甚至穿不到袜子。调进鲁艺后，经熊塞声介绍，于蓝结识了田方，两人结婚的时候，韩冰送给她一双袜子做礼物。兴奋的于蓝刚把脚伸进去就破了一个洞。袜子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都放糟了。夏天我们都是光着脚丫穿草鞋，到了冬天，他们就用旧布裤子改成布袜子，里边蓄上棉花，穿棉袜子穿草鞋。大生产以后，他们开始纺线，再织成布，这样才又穿上了棉鞋。　
●从影星到人大代表
解放前夕，于蓝从话剧表演转向电影。可是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却让于蓝不满意。导演和她都是新手，拍摄的时候，摄像不断抱怨她眼睛睁得太大了、肩膀太薄。整部电影，于蓝都在运用话剧的表演方式，“从头到尾的表演都很紧张”。在工作中，无论面对什么压力，于蓝丝毫不妥协。她的第二部影片《翠岗红旗》，导演是当时上海知名的张骏祥，于蓝扮演一名在低潮期等待革命胜利的红军家属，这种叙事策略，为当时的革命电影注入了更多人性内容。但也招致当时一些非议，有人指责这个角色只是消极地等待革命胜利。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一名国内干部极力反对，才改为最佳摄影奖。迫于这种压力，编剧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的座谈会上，不得不称自己写了“一个硬骨头与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当时还不知道上层这些背景，却敢于直言，在会上发言毫不让步：我认为向五儿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也反映了他们心中珍藏着革命的火种，他们等待着，也斗争着。……她不是软骨头和硬骨头之间的人物，而是一位充满信心坚定不移的母亲。这次拍摄让她找到了电影的感觉，于蓝和摄制组在苏区整整体验了一个月生活。这部电影的成功，让于蓝当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刚结束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颁布，周恩来点名让于蓝参加这次会议，还要她在大会上发言。
于蓝另一部代表作《革命家庭》，这时她“开始感到一丝政治斗争的意味”。于蓝扮演的主人公周莲是一个东方式革命母亲，影片取材于陶承的《我的一家》，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受到康生指责，认为这是歌颂“错误路线”。夏衍反驳说，即使在错误路线下，我们党的好同志也要歌颂。他坚持把电影拍完。1961年影片公映后，周恩来在香山接见中国电影工作者，握着于蓝的手笑着说“你演了一个好妈妈”。这张相片就挂在老人客厅最显眼的位置。《革命家庭》成功后，于蓝被评为“22大影星”之一，又意外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还是以籍贯划分，祖籍辽宁的于蓝就成为辽宁省代表。“政协是各方面人士提建议的，人大是很多领导和代表讨论国家大事的。”坐在辽宁省长身旁的于蓝最初得到这样朴素的结论，这也让她兴奋，至今她仍然能够准确回忆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　
“文革”刚刚开始，她和田方就一同被打倒，两人都被下放劳动，却不许见面。于蓝厌恶那些空洞的会议，只有参加劳动是最积极的。一次，他们小组负责修理屋顶，身为排长的于蓝爬上屋脊，“我是排长，当然得照顾其他人，就自己去最危险的地方”。那天太阳很毒，身体虚弱的于蓝忽然晕倒，从屋顶跌落。腰椎滑脱的于蓝两个月后才能下床走动，但她立刻回到农场，被分配到猪场当饲养员，腰部的伤还没有完  于蓝全恢复，不能长时间弯腰，她只能跪着一点一点清扫。因为这次事故，于蓝的面部摔伤，嘴唇下缝了五针，右侧的脸部肌肉受伤恢复后神经受到损害，会有不自觉的抽搐，1974年拍摄《侦察兵》后，她不得不忍痛告别自己的演艺生涯。告别银幕的于蓝并不愿意离开电影，开始学导演，命运却再次给她的复出设置了一道障碍。“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陈毅出山》改编成电影，武兆堤找到于蓝，两人又找到丁一山，组成最初的创作小组，可是刚复出的于蓝被查出乳腺癌，连续做了两次手术。
当于蓝再次复出的时候，已是60岁高龄。1981年，已经60岁的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儿童电影制片厂刚成立时，在北影厂的传达室后边，一排杨树后建了几间平房，形成一条小胡同，被称为“穷街”，最初的设备都是于蓝向厂家赊购的。直到80岁，于蓝才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是，只要有儿童电影的活动和回忆，于蓝几乎从来不落。在担任第五届到第八届全国政协代表期间，关于儿童电影的提案是她仅存的记忆，其他政治经历却大多被她淡忘，不再提及。
（ 陈超）
家庭
于蓝和田方在延安时期结婚，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田壮壮是著名导演。  于蓝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