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扶桑国
简介
扶桑国一说是墨西哥  一说是日本
辨析：扶桑国与倭国。
扶桑一词在现代可指日本，但中国史中的扶桑指中美洲某地，现多认同为墨西哥。
非现代的中国书本中，日本多是用倭国，而非扶桑国。
释义
扶桑，亦作“榑桑”，亦称“扶木”。神话传说中木名。生于东方，为十曰之居所。《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曰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曰居下枝，一曰居上枝。”
扶桑与太阳的联系
扶桑与太阳的联系是观测太阳时建立起来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说“十日”（十天干）依次经过，与羲和生十日相合。“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是太阳从东方（汤谷，扶桑）升起，到西方（禺谷，若木）落下，夜在归墟沐浴，太阳虽是同一个但已是又一天。“皆载于乌”与“禺谷”之观念来自炎帝族，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有太阳中的鸟的图案，朱雀、朱鸟为炎帝族的观念。《淮南子》说“日中有鵔鸟”，即三足鸟。《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夸父是太阳崇拜最登峰造极的象征。《山海经》真实地记录了这位炎帝的业绩。禺谷之名得自“禺”——夸父（猴）图腾，当然不一定是从帝榆罔开始，很可能在他之前很久就有了。《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因为若木是日落之地，十日全在下。
中华文化的特征
扶桑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扶桑代表了中国先民的宇宙观。不但在本土有日出日落之地。而且推广到全世界，东极西极的观念与先民的迁徙相结合，汤谷成为墨西哥一个真实的所在。扶桑树实物是上述论证的证据。三星堆高达3.85米（一说3.94米）的扶桑树，是世界最高的。玛雅的人形扶桑树，与“婼”字相合，表明中美洲确为汤谷扶桑之地——扶桑国，而且玛雅人有扶桑图腾。甲骨文，金文“叒”即“若”字，是“桑”字的树冠形状。婼为叒首人身，又放在表示祭祖的亚形之中，“婼”，“若”表示图腾祖先无疑。《左传·文公五年》有鄀国，《定公六年》楚迁都鄀，《昭公十年》有“叔孙婼”。先秦许多字各有从女和从阝的形式，表示人名，地名，与“若”的情形相同，鄀可以说是中国的扶桑国，其民当为扶桑族。楚缯书上的扶桑树是中国上古宇宙观的直接体现。
扶桑的辩论
综述《梁书·扶桑国传》：“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里引用了南北朝时期慧深的说法，虽然仅仅为一家之言，但是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其中称，文身国、大汉国在北亚，扶桑在美洲，“在中国之东”，是十分准确的。那种认为扶桑即日本的说法根本讲不通。慧深游历美洲把见闻带到国内，是正史中关于美洲最明确最直接的记述。有人说法显和郑和去过美洲，未必可信，但我们可以坚信，从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人往来于美洲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从加拿大直到南美，表示中国属性的汉字、铜钱、服饰、雕像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而以墨西哥一带的文物为最丰富。扶桑国作为美洲最高文明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国古文化的精华。今天，如果你去墨西哥奇瓦瓦州和尤卡坦半岛一带考察，你一定会对《山海经》有更深的领悟！扶桑国是指墨西哥始倡此说的是法国人金捏（De.Guignes），他于1761年提交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中国史书，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已有僧人到达扶桑，而扶桑，他认为就是墨西哥。在中国学者中较早响应此说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认为扶桑即墨西哥。金捏所说的中国史书，指《梁书》“扶桑传”。据《梁书》载：“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如此看来，扶桑国应远在西半球的美洲。原产于墨西哥的棉花，即具备扶桑木的全部特征。墨西哥玛雅人的首领称“Dui--Lu，”其发音正是《梁书》中所说的扶桑国贵人：大小“对卢”。扶桑国有南北二监，南监押轻犯，北监押重犯，重犯子女，男孩8岁为奴，女孩9岁为奴，这也是墨西哥玛雅人的制度。扶桑国是指西域某个古国持此说的人认为，《梁书》中说了扶桑国与中国的距离关系，却并未提到它与大海有何联系。《梁书》中说，扶桑国多蒲桃，蒲桃即盛产于西域的葡萄。因此，扶桑国可能只是西域一带的某个古国，而非墨西哥或日本。扶桑国是指山东曲阜除此之外，还有一说说扶桑国是指山东曲阜。“扶桑”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之于屈原诗句“饮余马于咸池兮 总余辔乎扶桑。”汉朝王逸为楚辞作注：“扶桑，日所扶木也。”《淮南子》中十日居于扶桑的说法，恰与此不谋而合。《说文解字》亦云：“扶桑神木，日所出。”扶桑既是日出其间的东方神木，那么它在何处呢？持此说的人认为，所谓的扶桑国，事实上并不存在，而是有人把孔子的出生地－－穷桑，误传为“扶桑”了。
扶桑的来历
扶桑国的来历出自《梁书》记载的慧深：日照天台悯寺与《梁书》慧深考证（中国佛学院学员 弘法 妙真 向佛）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内心佛性的长期修持，会因佛祖的一个暗示而上升到全新境界。对未知课题的不断探索，会因黑暗中的一缕阳光而豁然开朗。最近网上发表一篇关于日照市涛雒镇“石鳯寺重建碑记”的碑文，使我们对佛教史上一个著名人物的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突破。
“石鳯寺重建碑”碑文的内容如下：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复兴。
先是，沙门慧深者，山下视饿殍而不见。殍曰：悯者，佛也。深大惊，知为佛祖点化。遂堆碎石为冢掩殍尸，化善缘建寺于冢侧，曰天台悯寺。后殍冢每显佛光，悯寺大兴。北魏肇始，佛门不幸，殃及悯寺，深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毁寺塔，逐沙门，悯寺败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罗僧智隐重建寺院，曰新罗寺，佛门再兴。然建文年间山火骤起，经书寺院毁于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门，世代相传。及至东海而海曲，回归赢氏故里，重续先祖香火，乃至子孙满堂，家业兴旺，实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产，重建寺院，再请高僧，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役始于仲春，毕于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凤寺。又值我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成道圣日，立碑为证，乃记。嘉靖乙丑孟夏望日该碑文记载的“化善缘”建“天台悯寺”的沙门慧深，作者认为与文献《梁书》中记载的沙门慧深有诸多相似之处。现介绍如下。
慧深的事迹最早见于唐代姚思廉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去过“扶桑国”的僧人可见，慧深之后《梁书》中还有从罽宾国去过“扶桑国”的僧人：“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罽宾国为古代西域国名，其具体地理位置史学界尚无定论，大约位于克什米尔一带。罽宾国之名见于佛教故事： “佛尝记曰：‘我涅盘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罗汉，於罽宾国安人弘扬佛法’。如来寂灭後五十年，阿难弟子有末田底迦，闻佛记大喜，便来此国，宴坐大山岭，现大神变。龙见而深信问所须，阿罗汉曰：愿於地内得容膝地。龙王缩水奉施，罗汉以神通广身，龙王纵缩水，池空水尽。龙翻请地於阿罗汉，於此西北留一池。龙王曰：五百罗汉常受我供，欲至法尽，若法尽後，还以此国为居地。末田底迦许之。见阿育王经七，毘奈耶杂事四十，善见律六，西域记三”。去过“扶桑国”的道人后来，《梁书》中也有从中国去“扶桑国”的道人：“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也有民间人士有可能到达过扶桑国：“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
《梁书》成书之后的1000多年里，沙门慧深和扶桑国的记载并不为世人所重视。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却因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变成了世界关注的话题。1761年12月的《学人》（DesScarans）杂志上刊登了法国汉学家德·歧尼的论文《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亚洲极东部几个民族的研究》。德·歧尼在文中得出“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美洲”的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同时也引起了激烈争论。自此以后的200多年来，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争论的焦点在于《梁书》中“扶桑国”的记载是纪实还是杜撰。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朱谦之先生主张慧深曾经到美洲一说，但是罗荣渠先生却认为完全是古人杜撰。另外，慧深的身世还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争，扶桑国有中国，日本，墨西哥之争。争论对于慧深是否到过“扶桑国”，“扶桑国”是日本或是墨西哥，本文作者资料有限，研究不多，不敢妄加评论。现仅就最近新发现的资料，对《梁书》中的慧深是否果有其人，石鳯寺碑文中的慧深是否《梁书》中之慧深加以探讨，请佛学界和史学界的前辈和学者专家指正。走访调查据石鳯寺碑文的记载，天台悯寺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天台山。于是我们赴天台山石鳯寺遗址对碑文中提到的天台悯寺和沙门慧深的身世进行了走访调查。
天台山地处日照南部海滨，山虽不高，却有拔地而起之感，背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是一个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两个月之前刚刚在主峰发现3000多年前的太阳神祭坛，被国家文物部门命名为天台山遗址。另一侧山头上有被当地人顶礼膜拜的圆形巨石，叫太阳神石，还有几处反映古人太阳崇拜的石刻与岩画。据新华社报道，考古专家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人祭祀太阳神的汤谷（也叫旸谷）就在日照地区。而这个汤谷就是天台山太阳神祭坛和太阳神石之下的山谷，坐西朝东，面向大海，正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当地老百姓也将这条山谷称做望仙涧，据说是当年秦始皇到天台山求仙访道时所赐。日照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方仙道的诞生地，天台山史称“人间仙境”，有道家河上公和安期生修仙悟道的遗迹。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秦始皇离去后，安期生委弃金宝不顾，留书始皇：“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得信，“即遣使者徐市（音福）、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遇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并海边十数处”。天台山尚留有安期祠遗址一处。
石鳯寺就坐落在汤谷的中部，其上部谷顶是太阳神石和太阳神祭坛遗址，下部是一个正在建设中颇具规模的水库。石鳯寺坐北朝南，背后有一个山头，古代叫扶桑山，据说因山上长满桑树而名。当地老百姓叫做鸡呴呴喽山，因山顶上有一巨石形成的引颈长啼的玉鸡而命名。村民说大羿射掉九日之后，剩下的一个太阳吓的钻到东海里不敢出来，是这只玉鸡每天早晨将太阳从东海里面唤起来。汉东方朔在他的《神异经。东方经》里面有记载：“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
石鳯寺遗址现仅存两个土丘，寒风萧瑟，荒草萋萋。其中一个较大的土丘下部有裸露的用石块砌成的墙基、散落的基石和大量残砖碎瓦，村民说这就是石鳯寺遗址。一侧另一个土丘较小，很少见到瓦片，估计这应该就是碑文中“每显佛光”的“殍冢”了。石鳯寺遗址周围因为开采山石而变得满目苍夷。村民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叫鞠志国的留美博士从2008年自费到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保护山上的历史文化遗迹。现在开采山石的活动已经停止了，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和感动。另外，鞠博士还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网站，介绍天台山的远古太阳文化，我们从他的网站上获得不少有用的资料。可惜鞠博士回美国探亲去了，没有见到。
天台山下有好几个村庄，均以秦姓为主，明洪武年间自东海（现连云港）迁徙而来。天台山在解放前一直是秦家大户的山场，他们在这里重建石鳯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村民带领我们参观了鞠博士从石鳯寺遗址找到的石刻菩萨造像。造像已经残破，仅存身躯，令我们这些善男信女无不痛心疾首。从佛像造型和雕刻手法来看，与唐代石刻造像极为相似。此外，村民还为我们讲述了清朝初年石鳯寺庙会上戏班子因“木刀杀人”而引起石鳯寺败落的故事，但对于新罗寺、天台悯寺和慧深和尚所知甚少。历史年代久远，加之当地比较贫穷，老百姓受教育水平低，造成文化的断代不足为奇。我的远祖与圃隐先生为了更深入挖掘天台悯寺和慧深的资料，我们从网上又找到两篇与新罗寺和石鳯寺有关的短文。
一篇是由韩国人写的“我的远祖与圃隐先生”：
“据祖上传说，我的先祖来自韩国永川市，新罗时期（唐朝）被贩卖到中国的东部沿海（日照县）作奴隶，后来在日照县的新罗村居住了许多世代。在唐宋期间，日照因为有盐场和盐官，成为琅琊一带富庶繁华之地，那里的新罗村人口也最多。明洪武年间，圃隐梦周先生出使中国到日照县。那时我的远祖任新罗村村长，圃隐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就住在新罗村里。由于长期汉韩混居，那时山东沿海这样比较典型的新罗村已不多见。新罗村情况不是太详细，只是说在日照县南面的一个大盐埠和码头附近。离码头不远处有一座小山，曾经是远古中国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新罗村就坐落在其中一条山谷之中，人们以晒盐捕鱼和务农为生。
据说圃隐先生曾为新罗村办了三件大事。第一，出资在新罗村对面新罗寺附近建设新罗书院，成为新罗村有史以来第一所学校；第二，到新罗村东侧小山顶上约 800年树龄的白果树下赋诗，以“日照县”为名，诗文曰：“海上孤城草树荒，最先迎日上扶桑。我来东望仍搔首，波浪遥望接故乡”。抒发了新罗人怀念故乡的情怀。白果树为第一代新罗移民所植，是人们出海时的坐标，也是人们眺望大海遥望故乡的地方。后人将诗文刻碑置于白果树下以示纪念；第三，从新罗村带了几个年轻人回到韩国，我的远祖也有幸成为回到故乡省亲的第一人。
如今我在古稀之年有幸从海外回到日照来探访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但是新罗村、新罗寺、新罗书院都不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白果树也不见了踪影。经过反复考察，终于找到了那个盐埠和码头。这个盐埠和码头在日照县旧址南约20公里，叫涛雒镇，在明清时期因贩盐而成为一个繁华码头和重镇。镇南面有座小山叫凤凰山，山上的确曾经有一棵古老的白果树，此山不大，但是俯视大海，白果树的确是人们出海当坐标用的。但是白果树的树龄以及来历人们就无从说起了。遗憾的是，凤凰山因采石而满目苍夷，山上的白果树在文革期间被砍掉了，那块刻有圃隐先生诗文的石碑也无人知晓。在凤凰山的西侧有山叫做大寨山，山顶平台上似乎有石头垒的寨墙的遗迹，淹没在杂草丛中，十分荒凉，给人以有人居住过的样子。据村民讲，山下的山谷叫望仙涧，是秦始皇到这里祭祀太阳神和求仙祭祖时赐名。望仙涧中有一佛教寺庙，叫石凤寺，因凤凰山而命名。如今石凤寺已经不在，只有部分石头墙基埋在泥土里，大量的破砖碎瓦散落在草丛中。根据砖瓦的年代判断，有的砖瓦可能在宋明之间，有的较为滞后，属于清朝产物。据村民说，石凤寺曾经发生过一件怪异的故事。当地人有一在石凤寺赶庙会的习俗。据说清朝时期有一年，庙会上演戏的演员用木刀砍下一个人头，从此石凤寺就败落了。这个石凤寺是否就是原来的新罗寺呢，值得考证。山谷的谷顶上有一块圆形巨石叫太阳神石，是远古先民祭祀的宝石，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破四旧打掉了一块，残石仍然可见。
这一切都似乎说明，这里应该是我的先祖居住过的地方，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但是望着这面目全非的模样，我心中又充满了悲伤。使我不禁想起美国的一部叫做 “根”的电影，那电影叙述的是美国黑人追寻先祖踪迹的历程。而我的先祖有谁来追溯呢，他们的尸骨或许就埋在这里的泥土里呢。唯有写下这份永恒的记忆，使我的子孙记得，尽管中韩两国的血液在我们身上流淌，但是脚下的这片热土是我们的新罗祖先曾经居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梦想，经常来看看，永远不要遗忘”。日照教案与秦氏国宝可见，天台山下的确有个新罗寺，并且与新罗人有关，这与石鳯寺重建碑记所描述的一致。
另一篇是居住在台湾的老家为天台山附近上元村人写的“日照教案与秦氏国宝”。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吾海曲秦氏，自明初迁至照邑，落脚团岭埠，迨明朝末叶，传至五世祖嘉祥公字肖东者，独善经营，拥有田产五百顷，遍及日照北乡与南乡，于是财产益丰，乡望尤隆。吾涛雒一支，独居上元，下元一带鱼米之乡，远祖祀日之地，更是人丁兴旺，书香传家。无奈其后战火连绵，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天各一方。余携妻儿孤居海岛，天各一方不闻乡情乡音，沦落天涯唯有海上望月，思乡情节，苦不堪言。
年间友人来访，谈及故乡故人，其情也切，其意也浓。尤念及日照教案与秦氏国宝流失海外，每每心痛。然世人知情者甚寡，恐吾辈百年后无人续之，乃记。
日照教案乃清光绪年间之事件。初为乡民与德天主教会个别教友之争，后为教会与乡民之冲突，乃至德人派兵镇压，使我乡民和地方政府惨遭损失。此次教案史料多有陈述，然教案期间，德国士兵对日照地区文物之破坏与掠夺，未见记载。友人在国府外交部任职多年，期间出访德国，曾见日照家乡之文物于皇家私人博物馆。友人回国后委派专人调查，但适逢战乱，不了了之，甚为可惜。
赴台之际，族中老祖曰：秦氏国宝者，古人碑刻也。吾涛雒秦氏世居上元，下元风水宝地。经祖上几代悉心经营，村西山场尽属秦氏。说来也奇，此山场竟与秦氏宗族有不解之缘。山场原名柴山，古时山颠堆柴为火以祭天为”柴”，取此意而名之。山上有圆形巨石，人称太阳石，四时祀之，风俗古来有之。山涧有洞甚深，曰老母洞。洞中祀女娲，羲和，香火不断。洞口立一碑，字体甚古，传为莒国君所立，文称照邑乃远古一崇日部落之领地，赢姓始祖少昊伯益在此立国，莒国乃赢姓之脉。老祖又曰：秦皇东巡琅邪，三上柴山而祭祖求仙，太阳石下之山谷望仙涧之名乃秦皇所赐，山上尚留秦皇望仙台遗迹。望仙涧老母洞下尚有一寺，文曰该寺初名新罗寺，为唐代新罗人所建。寺一侧有新罗书院，为明初高丽大儒郑梦周所建。然寺与书院于建文年间毁于山火，经秦氏重建，取名石凤寺，香火甚盛。石凤寺庙会一年一度，为涛雒一大盛事。无奈某年庙会上戏子以木刀杀人，石凤寺从此一蹶不振。时至清末，石凤寺与老母洞几成废墟，然莒国君祭祖碑，石凤寺重建碑，郑梦周所题”日照县“之碑犹存。
据老祖所传，涛雒自汉代设盐官，历代为繁华商埠与重镇。清末德传教士在下元建有教堂教区。日照教案发生，下元教堂亦遭破坏。德国兵驻下元，撤离之前动用马车数辆，运走望仙涧之莒国君祭祖碑，石凤寺重建碑，郑梦周所题“日照县”之碑三块。友人在德皇室私人博物馆所见之文物乃此三碑刻也。其后下落不明。
岁月无情，转眼已是风烛残年，光阴日短也。愿吾秦氏后人，莫忘秦氏国宝尚魂游海外，寻之索之，使其回归故里。秦氏幸甚，民族幸甚。切！切！！”。
显然，文中新罗寺和石鳯寺与前面的“石鳯寺重建碑记”是一致的。因此，天台悯寺、新罗寺、石鳯寺确有其事，沙门慧深确有其人，史料和遗迹俱在，不容置疑。依据那么，天台悯寺之慧深是否就是《梁书》中之慧深呢？答案似乎是比较肯定的，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从年代上讲，《梁书》中的慧深与天台悯寺之慧深的年谱一致。《梁书》中的慧深在齐永元元年（499年）来至荆州。此前的行踪有《高僧传》可提供一些信息（《高僧传》为梁朝僧人慧皎编撰，他与慧深几乎是同代人，因此记载比较可信）。书中载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高僧传》还记载，慧基“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496年，上溯八十五年，慧基的生年为公元411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应该是公元 431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431-452之间的事情。慧深无疑也是在这个期间在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弟子。
根据“石鳯寺重建碑记”，沙门慧深在日照市天台山下见到饿殍，受点化而建天台悯寺的时间应该在北魏（386-557年）之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的禁佛行动（444年）之前。而慧深“愤而出海”的时间为444年之后。
如此说来，在年代上看，《高士传》之慧深有可能就是《梁书》之慧深也就是天台悯寺之慧深。如果属实，慧深的行踪应该是这样：431年之后444年之前这段时间内在江南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学生，444年之前到日照天台山建天台悯寺，444年之后“愤而出海”。考虑到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行动不会立即殃及到比较偏远的日照地区（当时叫海曲县），慧深的出海时间很有可能在450年之前，直至499年来到荆州，期间有近五十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海外之时。而罽宾国的比丘游行至扶桑国的时间是458年，比慧深稍晚。可见德·歧尼提出“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美洲”的观点不虚。
但是仅凭这一条尚不能说上述三慧深是一人，因为我国僧人众多，重名的情况比比皆是，历史上巧合的事情也有。
第二，从地理上看，《梁书》中慧深应该是齐鲁一带僧人，日照属齐鲁之地。
对《梁书》“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其国”为扶桑国，文法上讲得通。这样慧深就成为扶桑国人，非中国人。但这一说法与大量的事实相左。另一种解释是“其国”为“齐国”的谐音，暗指慧深为齐国人。深层的意思可能是梁以北魏为外族伪朝而不加以承认，所以《梁书》也不好提及北魏，只能含糊地以“其国”代之。
说慧深来自齐鲁之地，更重要的是因为慧深对“扶桑国”的命名说明他对中国古籍《山海经》等文献很熟悉。在《山海经》中，扶桑与汤谷的联系十分密切“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而汤谷又与天台山有密切联系，““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天台悯寺位于日照市天台山中，天台山主峰上有远古太阳神祭坛遗址，有扶桑山，被考古专家认为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汤谷。可见这一带应该是中国远古时期的“扶桑古国”。这进一步说明《梁书》中慧深为齐鲁之人，乃天台悯寺之慧深。学术界对于学术界关于慧深是否到过“扶桑国”，扶桑国是中国、日本、墨西哥的争论，作者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愿意从佛界的角度，为探索这一课题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第一，佛家不打诳语，这一点是连俗人都清楚的事实。从慧深的师承和佛性修养来讲，他没有编造谎言的可能，同时也没有编造谎言的必要。因为499年距离北魏太武帝禁佛（444年）已经过去多年，况且荆州也不属于北魏管辖，时过境迁，慧深有何理由编造谎言呢？
第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死于452年，慧深自海外归来时（499年）太武帝已经不在位。他不回属于北魏辖区的日照天台悯寺而到属齐的荆州，说明慧深仍然心有余悸。
第三，学术界有人以《梁书》中扶桑国有“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的记载，提出慧深所说的“扶桑国”纯为杜撰之说。理由是“对卢”为高丽官名，怎么会出现在扶桑国的官职中？但是仔细阅读《梁书》关于扶桑国的记载，‘对卢’一说并非慧深原话，而是《梁书》作者的叙述。《梁书》在引用慧深原话时非常慎重，都是用引号标注出来的。如果是杜撰，也只能说‘对卢’一职是由姚思廉所杜撰，或者是姚思廉听他人所讲，不能加在慧深的头上，更不能否定扶桑国的真实性。相反，南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原著居民与我国的东夷人在文化上，特别是太阳崇拜习俗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慧深用他所熟悉的“汤谷扶桑”的故事命名一个遥远的但是在文化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度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总结上述分析说明，《梁书》中慧深就是天台悯寺之慧深。他在431年之后在三吴之地求学于慧基门下，于444年之前到天台山并建天台悯寺，444年之后因迫于北魏太武帝的禁佛“愤而出海”，到过大汉国、扶桑国、女国等许多地方（尽管这些国家到底在哪里还不确定，也可能是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有待于专家考证），在外弘扬佛法约50年之后于499年到荆州。
从石鳯寺碑文上可以看出，慧深在北魏禁佛期间“愤而出海”的主要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寻找一方净土，弘扬佛法。他在公元444年前后踏上了东行弘法之路，比唐僧玄奘贞观元年（627年）西行求法早了近200年，比鉴真唐天宝二年（743年）东渡日本早了近300年。有人把慧深比作中国的哥伦布。如果慧深到过的“扶桑国”的确就是墨西哥，那么慧深与哥伦布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哥伦布于1498年8月发现美洲大陆，比慧深晚了1000多年；其二，哥伦布出海的目的是开疆拓土，追求经济利益，是经济之旅。而慧深的目的是寻找一方净土，弘扬佛法，是精神之旅。《梁书》写到：“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应该说，致使扶桑国“教令出家，风俗遂改”的先驱者当是来自天台悯寺的慧深大师。
佛法无边，历史的长河并没有淹没慧深大师的真迹，时间愈长，弥现珍贵。尽管当年的佛教圣地现已面目全非，能有留美多年的博士回到深山对圣地加以保护，仍然使我们感到万分感动。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见到这位博士，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佛慈悲在这里彰显无疑。衷心希望我们的调查报告能够引起佛教界、学术界和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妥善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希望哪位同门高僧能够接过慧深大师的衣钵，使天台悯寺佛光再现，实乃佛门之大幸。
历史记载
扶桑与太阳的联系是观测太阳时建立起来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说“十日”（十天干）依次经过，与羲和生十日相合。“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是太阳从东方（汤谷，扶桑）升起，到西方（禺谷，若木）落下，夜在归墟沐浴，太阳虽是同一个但已是又一天。“皆载于乌”与“禺谷”之观念来自炎帝族，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有太阳中的鸟的图案，朱雀、朱鸟为炎帝族的观念。《淮南子》说“日中有鵔鸟”，即三足鸟。《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夸父是太阳崇拜最登峰造极的象征。《山海经》真实地记录了这位炎帝的业绩。禺谷之名得自“禺”——夸父（猴）图腾，当然不一定是从帝榆罔开始，很可能在他之前很久就有了。《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因为若木是日落之地，十日全在下。
扶桑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扶桑代表了中国先民的宇宙观。不但在本土有日出日落之地。而且推广到全世界，东极西极的观念与先民的迁徒相结合，汤谷成为墨西哥一个真实的所在。扶桑树实物是上述论证的证据。三星堆高达3.85米（一说3.94米）的扶桑树，是世界最高的。玛雅的人形扶桑树，与“婼”字相合，表明中美洲确为汤谷扶桑之地——扶桑国，而且玛雅人有扶桑图腾。甲骨文，金文“叒”即“若”字，是“桑”字的树冠形状。婼为叒首人身，又放在表示祭祖的亚形之中，“婼”，“若”表示图腾祖先无疑。《左传·文公五年》有鄀国，《定公六年》楚迁都鄀，《昭公十年》有“叔孙婼”。先秦许多字各有从女和从阝的形式，表示人名，地名，与“若”的情形相同，鄀可以说是中国的扶桑国，其民当为扶桑族。楚缯书上的扶桑树是中国上古宇宙观的直接体现。
《梁书·扶桑国传》：“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在大汉东二万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里说得很清楚，文身国、大汉国在北亚，扶桑在美洲，“在中国之东”，是十分准确的。那种认为扶桑即日本的说法根本讲不通。慧深游历美洲把见闻带到国内，是正史中关于美洲最明确最直接的记述。有人说法显和郑和去过美洲，未必可信，但我们可以坚信，从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人往来于美洲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从加拿大直到南美，表示中国属性的汉字、铜钱、服饰、雕像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而以墨西哥一带的文物为最丰富。扶桑国作为美洲最高文明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国古文化的精华。今天，如果你去墨西哥奇瓦瓦州和尤卡坦半岛一带考察，你一定会对《山海经》有更深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