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壬午兵变
背景
壬午兵变是19世纪末（特别是1876年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原先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后，名义上是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掌权，实际上却是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统治朝鲜。闵妃外戚集团一改大院君时代厉行的锁国政策，而以开放标榜。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1882年又分别与美国和英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 
闵妃集团还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制度，表示要“开化自强”。闵妃集团效仿中国清朝正在实行的“洋务运动”进  闵妃（明成皇后）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和学习。1881年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闵妃集团的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大院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 
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官场既如此，朝鲜王室自然是腐败堕落。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1]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2]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因此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此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3]仇日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大院君也企图趁机夺权。1881年，大院君的亲信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埋下了兵变的种子。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了。
爆发
19世纪末的朝鲜天灾不断，1882年春季，朝鲜又发生了大旱，又有宫中闹鬼的异象传出，京城内人心惶惶，民间普遍认为是闵妃引进“洋妖”和不守妇道而招致的天谴，并且谣传当年将有兵灾。[4]当时，朝鲜政府决定扩充新式军队——别技军，因此缩减了旧式军队的规模，将京军五营军（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缩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超过半数的旧式军人被迫解甲。这本来就引起了旧式军人的不满，而缩编后的武卫  别技军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并未得到良好的待遇，由于宣惠厅堂上闵谦镐克扣军饷并中饱私囊，加上连年的旱灾和日本的掠夺性贸易，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与此同时，别技军的装备和待遇却远高于旧式军队之上，而且由日本人充当教官，这又引发了旧式军人的极度反感，憎称其为“倭别技”。武卫营和壮御营弥漫着怨恨的气氛。 
1882年7月19日发生的都捧所事件是壬午兵变的导火索。这时，全罗道漕米运抵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主管俸禄的宣惠厅决定先给武卫营和壮御营发放1个月的军饷。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于是两营士兵前往宣惠厅的仓库——都捧所，与库吏理论，其间发生冲突，大批愤怒和饥饿的士兵冲入都捧所，砸毁仓库，夺取粮食。但这之后士兵便作鸟兽散，汉城捕盗厅逮捕了为首的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四名士兵，并决定将其斩首，这引起了士兵们的极大愤慨。于是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为了挽救即将被害的同袍，决定聚众哗变。一场对内反闵、对外排日的士兵起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经过
7月23日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九日），以金长孙（金春永之父）、柳春万（柳卜万之弟）为首的上万名士兵及其眷属麇集汉城郊外的东别营哗变，壬午兵变由此爆发。起义士兵占据东别营的武器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并朝城内进发。起初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援救被捕的4名士兵，其方式也是示威和请愿而已。哗变士兵先找到他们的长官——武卫大将李景夏，请求他出面解决此事。李景夏虽然对士兵有所同情，但不敢得罪闵家，遂只写了一封陈情书，士兵们便携带陈情书前往闵谦镐家讨要说法。谁知刚到闵府，就撞见了担任都捧所库吏的闵谦镐家仆，又看见闵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哗变士兵一时积怨爆发、群情激愤，完全把陈情上诉一事抛到九霄云外，便杀了库吏，冲进闵府大肆破坏，闵谦镐及其家人纷纷逃走。士兵们将闵府的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烧成灰烬，“芳烈闻数里”。[3]此时汉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兵变当天却下起倾盆大雨，直到第二天黄昏才停。人们都认为这是洗冤的征兆。[3][5]
闵谦镐家的被砸使壬午兵变的事态扩大化。哗变士兵在泄愤之余冷静下来，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抢劫了当朝权贵——闵谦镐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发现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没有靠山，事后一定会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于是哗变士兵决定前往并包围云岘宫，请求居住在里面的兴宣大院君予以协助。大院君已经引退了八九年，但仍不断试图干涉政事，这次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利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闵妃手中夺回政权，因此大院君对于如何“引导”兵变和掌握大权可谓是胸有成竹。然而当大院君面对上万名士兵和军眷向他求助时，他却说“吾老矣，国事何知？圣上慈仁，必无他……”[3]云云，并厉声喝退士兵；暗中又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之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指挥之。“密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应该是依大院君之计策而行的。所以，大院君可以说是壬午兵变的催化剂，他的参与如同给士兵一方添加了重重的砝码，注定了闵妃集团的即刻垮台。 
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义。壬午兵变爆发的当天下午，随着  起义士兵与日本人交战情景反闵排日的情绪被全面点燃，起义士兵和市民兵分三路展开暴动：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著名的卫正斥邪派儒生白乐宽，后者由于上疏反对开放政策而被闵妃集团逮捕，救出同袍后起义士兵又顺路捣毁了闵台镐、韩圭稷等外戚权贵的府邸；一路袭击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处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礼造，从而使朝鲜政府手中唯一能镇压起义士兵的力量被消灭；一路则占领京畿监营，扼制朝鲜政府的有生力量，并接着与暴动民众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馆，声言要“尽灭倭人”。[6]起义士兵和市民与日本守备队激战至深夜，他们焚毁了公使馆周围的民房以断日本人之后路，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被迫烧毁公使馆，与使馆人员28人一路放枪，击毙不少围攻的朝鲜士兵后冲出一条血路，狼狈逃窜。 
花房一行几经周折，逃到仁川避难，不料很快兵变波及仁川，当地居民围攻花房一行，迫使其于7月26日乘小船仓皇出海逃走。恰在此时花房义质遇到一艘英国军舰，遂搭乘英国船逃回日本。在兵变过程中多名日本侨民被杀死，为之后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提供了口实。 
7月24日起初，朝鲜政府面临变生肘腋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把这次兵变当作一般的变乱处理，而其派去镇压的一点兵力，竟也全部倒戈，结果使闵妃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汉城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一日之内全部瘫痪。日本公使馆得不到朝鲜政府军的保护，也成为日本后来对朝鲜要求驻军权的借口。 
7月24日晨，三路起义士兵和市民汇合后大举向汉城王宫进发，准备一举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途中杀掉了前  兴宣大院君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参判闵昌植。起义士兵和市民气势高涨，势不可挡，从敦化门攻进了王宫——昌德宫，打死了躲在王宫的金辅铉、闵谦镐等大批闵妃集团官吏，其中闵谦镐连肠子都被打出来，可见民怨之深。起义士兵和市民还攻入后宫，四处追杀闵妃。闵妃急忙化装成宫女，在武艺别监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的保护下逃离王宫，藏身于老家骊州郡。权倾朝野的闵妃集团就这样在士兵和市民的怒吼下土崩瓦解，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朝鲜高宗李熙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惊慌失措，被迫急召大院君入宫，并宣布归政于大院君以挽回局面。[7]大院君如愿以偿，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掌权摄政。大院君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宫廷的乱局。此时宫中涌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市民，搜寻闵妃，捕杀官吏，刹那间变得腥风血雨、混乱不堪。大院君先命令士兵撤出宫廷，不料士兵们表示：“中殿（王妃）在，必尽戮我等；死，宁行大事而死，决不敢退！”[5]大院君不得已，马上宣布闵妃已死于乱军中，并发布国丧。他还下令赦免起义士兵和市民，遣散他们出宫，并发给士兵积欠的军饷。起义士兵和市民这才放下武器，从昌德宫撤走。壬午兵变暂时平息下去。 
大院君执政后兴宣大院君再次执政后，全面废除了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他首先进行人事调换，罢斥了闵妃集团的余党，起用自己的亲信和申应朝等保守士大夫，释放了因反对开放国门而下狱的郑显德、李晚孙、金平默等官员和儒生。他还让自己的长子李载冕兼任武卫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厅堂上等重要职务，掌握兵权和财政。[7]
除了人事的安排外，大院君在夺回权力之后，亦立即着手推行改革以缓解社会危机。他先下令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往京城，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的粮食。此后，他又下令严禁私自铸造货币，以维护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他更废除都卖制度，强调人人均须纳税，并将地方物产直接运至汉城，以免各地豪强从中取得非法利益。[8]接着又宣布恢复五营军和三军府，废除别技军，裁撤统理机务衙门等命令。 
壬午兵变虽然平息下去，但并未完全结束。随后几日，民间谣传闵泳翊等逃亡在外的闵妃集团残余势力纠合褓负商数万人，准备进京洗城。当时“都下大乱，坊民俱勒帕揭竿，冲塞街巷，声言御贼，势如潮涌”。[9]大院君则亲自走出敦化门，安抚汉城百姓，并宣布关闭城门，开放武库，于是士兵和市民又一次武装起来，展开了对闵妃集团的新一轮清洗，不少人被认为是褓负商而死于非命，又有许多闵姓外戚和主张开放政策的官员相继为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甚至连进京赶考的举子也被当作褓负商的内应而被杀害，原因仅仅是因为袖子里藏着的应举花名册被认为是褓负商名单。[9]从这个褓负商谣言事件可以看出民心对闵妃的恐惧怨毒和对大院君的绝对支持。与此同时，起义士兵并不相信闵妃已死，仍到处搜捕闵妃。闵妃被迫离开靠近京城的骊州郡，在洪在羲、尹泰骏、闵应植、闵肯植、李容翊等人的护送下向南逃亡到忠州长湖院避难。
结果
中日介入壬午兵变本来是朝鲜的内乱，但因为其引发的排日风潮而使事件极大地复杂化。壬午兵变中日本人的蒙难令  花房义质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朝野争论不休。花房义质公使逃回日本后，便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比如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撰文极力鼓吹讨伐朝鲜，扬言“未达城下之盟不罢休”；而此时日本明治政府面对着国内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而倍感威胁，听到朝鲜壬午兵变的消息后一时欣喜若狂，准备以此为契机挑起侵略战争，转嫁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日本政府在兵变后发出了戒严令（八·五）和征发令（八·十二），大举扩军备战。[10]但日本政府一阵开战狂热过后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遂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明治天皇的亲自裁决下，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否则便发动对朝战争。[11]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将日本政府的各种条件及应对朝鲜的策略详细阐释在一份“机密训令”中，交给花房义质，自己坐镇下关遥控指挥，另有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12]于是，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 
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但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因此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清直隶总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7月31日得到兵变消息，立刻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先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和道员马建忠东渡朝鲜，调查事件；同时与朝鲜驻中国的官员金允植、鱼允中接洽以了解朝鲜国情。金允植、鱼允中都是闵妃集团的官僚，便不断在清朝官员面前诋毁大院君，并要求清朝出兵朝鲜，推翻大院君政权，清政府遂听信二人之言，断定大院君为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同时听到日本派兵前往朝鲜的消息以后，为了压制日本，强调和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天朝”地位，终于决定出兵朝鲜，准备以宗主国身份问兵变之罪。丁汝昌和马建忠的调查船于8月10日到达朝鲜，日本先遣军舰“金刚”号已先一步到达；8月20日，清政府派出的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领，抵达了朝鲜，随同来的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但清政府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便在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并按兵不动。因此日本一度占了先机。 
朝日谈判8月16日，花房义质率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由于日本兵临城下，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国王高宗，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侨民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驻兵权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13]，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斥邪”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本军。[14]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一面于8月22日率日军撤出汉城，以示谈判破裂，一面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如果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的原定计划，对朝鲜发动战争。朝日双方在汉城、仁川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日军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军获得后发制人的机会。8月22日，大院君派人急驰马山浦，邀请马建忠调停朝日冲突。[15]这是因为朝鲜上下“斥和攘夷”的呼声虽一度高涨，但毕竟实力弱小，冷静过后许多朝鲜人对同日本作战感到恐惧，不少士兵甚至开小差，尤其是花房强硬的最后通牒迫使大院君向清朝求援。马建忠意识到压制日军的良机已经到来，便率200名清兵星夜兼程赶赴汉城，“居中调停”。23日下午到达汉城，受到朝鲜官民的热烈欢迎。马建忠来到汉城后一方面前往仁川与花房接洽，以期缓和局势，并重申清政府的宗主权；一方面在汉城与大院君会谈，以摸清其态度。清廷及马建忠原本就在金允植、鱼允中的引导下将大院君定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使人，又在与大院君笔谈过程中发现其严拒日本的态度，因而马建忠为了避免与日方冲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除掉和谈障碍——大院君的想法。 
平定兵变随着马建忠进入汉城，吴长庆所部的淮军六营共计3000多名清军也开拔汉城，并于8月25日下午抢先日军入驻汉城郊外，中国遂居于主动地位。马建忠与吴长庆、丁汝昌以及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赵宁夏等人共同定下了捉拿大院君到中国的计划。吴长庆先拜访了大院君府邸——云岘宫，对其“好言诱之”，使大院君消除对清朝的戒心；然  当时的驻朝清军后等到8月26日下午大院君回访清军大营时，吴长庆便令兵士将其逮捕，将大院君强行塞进轿子后运到清军“登瀛洲”军舰上，立刻送往中国天津。[16]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经历了33天就烟消云散了。随后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的审问，并被押往直隶保定府软禁，1885年才释放回朝鲜。 
随着大院君的被捕，剿灭起义士兵、镇压壬午兵变成为清军下一步的计划。8月28日，清军前敌营务处帮办袁世凯用欺骗和威胁手段逮捕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8月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率清军攻打汉城东郊的往十里、梨泰院（旧式军人及眷属聚居地），抓获了170多名参与兵变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但金长孙、柳春万等兵变领导者逃脱。在日本的督促下，金长孙等人很快被朝鲜政府抓获。李会正、郑显德、赵采夏、许煜、张顺吉、白乐宽等大院君派系的官员和儒生被赐死或问斩，金长孙、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洪千石、许民同、尹尚龙、郑双喜等8名兵变“魁首”被判处大逆不道之罪而凌迟处死，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人的汉城普通百姓在中国使臣馆（慕华馆）前被斩首，以示对宗主国的交代。另外金春永等人虽然侥幸逃走，成为云岘宫的家臣，但在3年后朝鲜政府查出并杀死。9月8日，100余名清兵和朝鲜高宗李熙派遣的领议政洪淳穆一起前往忠州奉迎闵妃回宫。闵妃回宫后，护送她避难的人全部飞黄腾达，闵氏家族的气焰较从前更盛，而闵妃从忠州带来的一名姓李的巫婆则被封为真灵君，成为宫中祸福吉凶的发言人。[17]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
影响
1882年壬午兵变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规模浩大，来势猛烈，1天之内迅速推翻了封建统治集团。但由于起义队伍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因而起义缺乏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从根本上导致其失败；起义士兵并未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拥戴了另一个封建统治者执政，幻想由此获得解放；而且兵变盲目排外，拒绝改革，并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再加上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强大，壬午兵变只持续了1个月便在清军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它推翻闵妃集团、驱逐外国势力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其加重。但它仍然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并种下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远因。 
壬午兵变还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的近代化，初步唤起了朝鲜民族的觉醒。壬午兵变后，在清朝洋务派的主导下，朝鲜开始了渐进式的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朝鲜政局虽仍由闵妃集团掌控，但已发生较大变化，保守势力由于壬午兵变的失败而被打压，朝鲜社会在兵变后由封闭进一步走向开放，主张朝鲜近代化的开化党亦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并引发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这些都可以说是壬午兵变间接对历史起到的推动作用。 
壬午兵变后，朝鲜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订立了《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清朝和朝鲜也在10月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租界，从而使朝鲜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附属国。在清朝的斡旋下，朝鲜也进一步敞开国门，与德国、俄国、法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此后清朝和日本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从1882年到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为止。因此，壬午兵变也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评价
壬午兵变在当时被认为是一起叛乱事件而被否定。在当代，朝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主体思想，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并高度肯定，将其定性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下卷）这样评价道：“朝鲜人民通过这次士兵起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和卖国的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阶级的觉悟。”中国史学界也大致持相同观点。 
韩国史学界则对壬午兵变偏向否定，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称呼沿袭了带有贬义的“壬午军乱”（임오군란）。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编著的《韩国近代史》认为“壬午军乱的实质是以王室为代表的开化派和以兴宣大院君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的必然冲突”，因此韩国学界的主流将壬午兵变看作是一次带有浓厚党派斗争和排外色彩的军事政变而不是人民起义，甚至还认为是韩国近代化进程的一次倒退，同时其中杀害日本人的行为也种下了以后朝日纷争不断的种子。这次事件固然是由于朝廷的腐败和日本的侵略而引发的，但旧式军人激愤、大院君煽动和指挥的暴乱不仅使朝鲜社会更加混乱和动荡，也加重了外国对朝鲜的侵略和朝鲜的殖民地化进程。因此韩国并没有对壬午兵变高度评价。
日本最初称这次事件为“朝鲜事变”，后来由于朝鲜的变乱实在太多而改称“壬午事变”。日本认为壬午兵变不仅是朝鲜政权的内斗，更是一次类似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排外骚乱，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尊严，亦是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用兵之始。现今日本对此事件评价较为中肯。堀本礼造、铃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鲜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的日本人被供奉入靖国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