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直
文学贡献
  陈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读书人家庭。在家庭的影响熏陶下，他自少年时代便“尤喜治秦汉史”。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汉》，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为了糊口，17岁的陈直到扬州宜之斋碑店当学徒，后又做家庭教师、县志编辑、义务教员等。在紧张劳作之余，自学不辍。24岁时，撰成《史汉问答》二卷，39岁前刊行的著作有《楚辞大义述》、《楚辞拾遗》、《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摹庐金石录》等多种。其中不少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好评。如《汉晋木简考略》，1934年一出版即流布海外，为学人所瞩目。再如他26岁时写成的《楚辞拾遗》，与洪兴组、戴震等鸿儒巨匠的著作并列，为研究楚辞的必读之书。此外著有的《朱育对濮阳兴问较注》、《东坡词话》、《慈萱室骈文》及诗集因条件限制，未能刊印。另又对古代货币进行研究，著《列国币考》，并参与了由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的撰写工作。
文物保护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断然拒绝了敌伪的封官许愿，于1940年逃离沦陷区，绕道香港，经昆明、贵阳、成都，最后抵达陕、甘。为谋生计，先后在兰州、西安等地金融机构中供职，从事与学术豪无关系的文牍工作。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关中为秦地故都的地理优势，致力于收集整理秦汉瓦当、货币、玺印、陶器等文物，作为研究秦汉历史的资料。他以学者的敏锐目光，从古董商手中挽救保护了许多稀世国宝，仅陶器就收藏200余件。其中如居摄二年陶瓶、咸里高昌陶鼎、永承大灵瓦、羽阳千秋瓦、天毋极瓦范、苏解鸟陶器盖、野鸡范、大前右足范、杨字板范、萧将军府瓦片等，皆为罕见之珍品。
科研贡献
1949年后经著名学者、教育部长马叙伦推荐，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邀请，他自1950年开始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从此才得以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1955-1966年间，是他科研大丰收的时期，200余万字的学术巨著《摹庐从书》、百余篇学术论文，主要完成于此期间。1963-1964年，他应著名学者翦伯赞及佟冬的邀请，分别赴北京大学和东北文史演技所讲学。[b][color=blue]中华书局委托西北大学历史系标点《汉书》，他任总较另与冉昭德共同主编《汉书选》，作为全国高较历史专业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教材。
学术贡献
“文革”期间，陈直的研究工作被斥为“四旧”而遭受批判。在险峻的政治形势下，其家境亦因老伴不幸去世而急剧恶化。面对各种压力，他以惊人的毅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开始修订旧稿的工作，并把全部文稿亲手用毛笔抄写了四份，整个工程在1000万字以上，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粉碎“四人帮”以后，陈直虽年近八旬高龄，但却以极大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研究生及指导中、青年教师业务进修方面。直到谢世前一刻，他还在为以为研究生解答问题，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直治学，师承清代朴学的传统，同时也深受王国维近代考据学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既重要文献资料、亦重考古资料，提出了“使文献和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学术主张，并大力倡导“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特别是在扩大资料来源方面，他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把人们不太注意的瓦当、砖文、玺印、封泥、货币、钱范、铜镜、陶器、漆器等寻常古物，出神入化地引入史学研究殿堂，获得了突出的成就，可谓是前出古人，后启来者。
《摹庐丛书》是陈直50岁以后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丛书由18种学术专著组成，即《读金日札》、《读子日札》、《汉书新证》、《史记新证》、《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简要》、《居延汉简纪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订误》、《敦煌汉简释文平议》、《关中秦汉陶录》、（考证部分独立成册，名为《关中秦汉陶录提要》），《秦汉瓦当概述》、《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正》、《古籍述闻》、《颜氏家训注补正》、《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文史考古论丛。至1994年，丛书已全部正式出版或发表。另有手稿本4部，分别为四川、陕西两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及陈直家人收藏。
《汉书新证》作为陈直的代表作，1959年出版后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20年后经续补再版，更受到学人的推崇。该著取资古器物考证《汉书》，在确定《百官公卿表》未载之官名，考证州郡县属吏名称，考证地理名称之误字，考证姓氏，订正人名，印证宫殿名称，确定汉代物价，疏证典制，揭示《汉书》古字奥秘，考订避讳义例，考证习俗语，考证军事设置，考订颜师古注文错误等方面，皆前人所未言，对推进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史记新证》是《汉书新证》的姊妹篇，1979年出版。因《汉书新证》完成在先，《史》《汉》重复部分，此书则删削不录。所谓“新证”者，是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较补》之外，再用考古资料对《史记》加以解释。由于全书取材广泛，考证精到，发前人之所未发，被学术界奉为《史记》研究之圭臬。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是陈直的又一部力作，初版于1958年，增订后于1980年再版。全书计有《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6文1表，对史籍缺载的两汉下层民众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与工作，以及同其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了极有价值的探讨。当50年代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同志普遍感到秦汉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讲之际，陈直此书运用文献和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奇迹般地在这一领域开辟出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取得了奠基性的重大成就，从而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辅黄图校正》为斟直古籍整理方面的代表作，1980年出版。该书在前人校勘《黄图》的基础上，对其原本、今本的成书时间及由原本到今本的发展过程，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博采各种古籍及铜器、砖甓、瓦当铭文以及亲身访问的见闻，对《黄图》逐字逐句作出校正，辨明源流出处，厘正传抄错误，为秦汉都城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摹庐丛著七种》是陈直《摹庐丛书》中7种专著的汇集本，1981年出版。其中《读子日札》为读墨、荀、韩、吕览、淮南5种子书的札记；《盐铁论解要》是对《盐铁论》的校订增补与考证诠释；《敦煌汉简平议》为折中、修订沙畹、王国维、贺昌群、劳干四家有关敦煌汉简的诠解；《秦汉瓦当概述》是将传世及后世发现的秦汉瓦当分类叙述考证，并加以综合论述；《关中秦汉陶录提要》是对《关中秦汉陶录》及《续陶录》所收之陶瓦器物的考证文字汇篆；《颜氏家训注补正》系对清代学者赵敬夫、卢抱经、钱辛楣三家关于 《颜氏家训》注释的补正；《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原系陈直青年时代所作，后经增补，遂成完璧，对研究南北朝门阀史，具有重要价值。
《居延汉简研究》为陈直探讨居延汉简的5种专著之汇编，1986年出版。其中因事名篇，作贯通性专题考证者，曰《居延汉简综论》；对居延、敦煌、罗布代尔、武威磨咀子诸汉简作解要或通释者，曰《居延汉简解要》；校订居延汉简释文者曰《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订》；研究居延汉简纪年问题者，曰《居延汉简系年》。所论极富创见，成一家之言，为治汉简的必读之书。
《文史考古丛书》是陈直的论文选集，1988年出版。原题《述学丛编》，后改今名，共收入文学、史学、考古论文61篇。其中《楚辞解要》系据少作《楚辞拾遗》重加较补；《故技述闻》是整理当年其父讲述古籍的笔记并融入己见而成，列为《摹庐丛书》一种。文集中多数文章虽曾公开发表，但集精粹于一箧，毕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读金日札》为陈直研究金文的专著，内容分为“通义”（34条）、“传世铜器”（56条）、“发掘铜器”（27条）、“玺陶文学”（计两文）四类，时限上自殷商，下迄嬴秦。所论不仅对古铜器铭文的字义、句意多有创见，而且阐发了其中有关国家、政治、管制、生产、科技、医学等方面的内涵。该著部分内容曾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发表，全文经整理刊于《南京博物院60周年纪念文章》（1993年）。
《关中秦汉陶录》是陈直的一部考古专著，1994年出版。全书包括三部著作：一是《关中秦汉陶录》及《补编》（即《续陶录》），收录秦汉陶器拓片495纸，摹本5纸，涉及器物501件，分为陶器、瓦当瓦片、砖文、钱范四大类，“皆以前人未经著录之品为断”。二是《云纹瓦4图录》，收拓片55纸（秦葵纹瓦6品、汉云纹瓦49品）。以上两种著作手稿一直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珍藏，40年未曾面世。三是《摹庐藏瓦》（附陈直其他藏瓦），共收拓片97纸，涉及器物110件，为陈直家藏。书中所收拓片均为原拓，原器大多毁佚不存，拓片亦多为孤本，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陈直手书考释文字，辩伪断代，著录源流，考究存佚，且以之订正《史》、《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出版采用手稿原大影印，锦函线装，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该书品类之广，搜罗之富、考证之精，均超过世传同类诸书。
陈直还精于近体诗，诗作约200余首，急名曰《摹庐诗约》。1992年出版的《陈值先生纪念文集》，曾选其代表作20首发表。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
作者：黄留珠
今年是新千年的开始，也是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教授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年份。我们以深深的敬意，无限缅怀这位曾对秦汉历史和秦汉考古研究，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也仅仅以这种著文的朴素形式，来纪念这位终生奉献学术事业的师长！
众所周知，陈先生治学，路子很宽，历史文学，诸子百家，文物考古，金甲陶文，名物训诂，谱牒宗教，历算医药，几乎无所不综。但他用力最勤者，还在秦汉史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叫做“喜治秦汉史”[1]（《自序》）。因此，先生的学术成就，于秦汉史最为卓著；他治史的经验，于秦汉史领域最为丰富。在纪念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如果对这方面有所总结，使之启迪后学，继承发扬光大，无疑是对先生最好最有意义的一种纪念。
新突破
大凡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四史是不能不读、不能不研究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工作者，对于秦汉史几乎无人不通晓、无人不研究，因此，在秦汉史这块园地中，研究的成果特别密集，题目也大多都被人做过，所以，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面对如此一个屡经深耕细作的领域，陈直先生硬是凭借着他那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的无畏精神，通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新突破。这里不妨以他对《史记》、《汉书》的研究为例，来做具体的说明。
陈先生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发端很早。他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2]。24岁时，他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2]，反映出这方面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西北特别是在西安供职期间，充分利用这里曾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的文物优势，采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古史，从而使其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1957年，他用96的天时间，写出了13万字的《汉书新证》[3]。次年，又完成了14万字的《史记新证》[3]。这是他对《史记》、《汉书》研究的新成果，是他自认为可以的传世之作。1959年，《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的《新书介绍》评价称：
《汉书》成书后，注者甚多，唐之颜师古以前，注者已有二十余家，颜师古以后，注者复有数十家。但这些注《汉书》的人，都以书面材料为主，转相引证，问题滋多。本书著者是国内治《汉书》的专家，它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出土的汉铜器、木简、封泥等物，所以与前此《汉书》诸注，迥然不同。其中《百官表》考证，尤有精湛独到之处，可以认为是研究《汉书》的重要著作[3]。
50年代，大陆人的商品意识还极其淡漠，所以上述介绍绝无广告成分，是非常平实的，许多地方甚至评价偏低。但由此亦不难看出《汉书新证》非凡的学术价值；它对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来说，确乎是一个空前的突破。1979年，经过续证、订补的《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字数近35万。先生《自序》云：
此书曾于一九五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其体例有时仿裴注，系证闻式，旁搜远绍，故不偏重于音义。嗣后于五八年九月，又成史记新证二卷。至五九年一月，西大历史系接受中华书局标点汉书之嘱托，我亦参加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知新，签记所得，于是始有撰写续证之计划。迨暑期休假，随读随记，历时半岁，又成续证二卷。思及新续二证，各自为书，容有未善。乃于六○年十月，合前后两编，再加订补，汇为一书，即今本也。
同年，《史记新证》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余之为新证，是在会注考证（黄按：指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考证校补（黄按：指日人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加以解释，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各方面”；“因汉书完成在先，与之重复者，大部分均已删削”；“书名新证者，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证实太史公之纪载，与逐字作训诂音义者，尚微有区别”。显然，《史记新证》同《汉书新证》一样，也是运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突破。
大家知道，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由王国维提出，被称作“二重证据法”，见王氏1925年所撰《古史新证》。同时王氏又在其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说了如下脍炙人口的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陈先生研究《史记》、《汉书》的方法，正是继承了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法，并有新的发展。对此，著名学者李学勤研究员曾作总结说：
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4]。
上述陈先生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集中反映了他在秦汉史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这些新突破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扩大资料来源方面，他独辟蹊径，创新最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先行者
一般认为，历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理论取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美国的激进派史学家[5]。例如吉诺维斯(Eugene DominickGenovese)的《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Made,1974)一书，以奴隶为主体，论述他们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而展现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5]。再如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则强调共同的工人文化对整个美国历史的影响和作用[5]。另外，被称为历史多元论者的津恩(Howard Zinn)，其所著《美国人民史》(A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1980)，也是以黑人、美洲印地安人、白种工人、农民、囚犯、妇女、移民等社会下层民众为中心来考察和解释整个美国的历史[6]。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近年来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都颇为流行，被许多史学工作者奉为圭臬。其实，这一研究取向在1949年后新中国的史学实践中早已存在；此中，陈直先生的秦汉史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只不过以往人们没有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去认识罢了！
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直所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由《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五篇论文组成。此书除了体现陈先生将文物考古资料与传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治学特点之外，最大的一项宗旨，即“发挥两汉人民在手工业方面的高度成就”[7]。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的撰史宗旨，应该说同国外史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陈先生这一撰史宗旨，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出版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例如1955年他完成的《两汉工人的形态》[3]，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上的《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等一系列秦汉史的论文，便是很好的证明。
1980年，经过增订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增订版较初版增加了《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等一文一表，从而更加突出了全书的主题。对于新增加的一文一表，我在10年前曾作评述指出：
《两汉工人的类别》与《两汉工人题名表》，乃作者独具匠心之作。前者在考察大量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基础上，将两汉工人划分为官府手工业及私人作坊两大类，分别就私人作坊、工人技艺的发展与提高、工官设置、工人范围的扩大、官府手工业铸器存在的问题、分工问题、画工寺工供工并工问题、工官署中主要器与兼作器的区别、官民工互助、京师考工令拨工帮助郡国、大司农工巧奴、官工兼多门技艺、一工兼两工、漆工工令、工人题名次序称呼位置诸问题、义工辈工佣工等多方面的内容展开了论述。文中作者高度称赞了工人的创造性劳动，歌颂了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尖锐揭露了当时工人“能造各器而不能享用各器”的社会不合理现实，并对士大夫贱视工人现象作了批判。后者收集了汉代工人题名三百一十六个，其中见于文献者仅十余人，其余皆从出土古物中发现。表中详细罗列了工别、籍贯、时代、题名作品及所见著录等情况。古今中外史学家当中，如此精心为工人树碑立传者，实不多见[2]。
应该说，上面的评述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也反映了陈直先生秦汉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
其后不久，陈先生在写给一个青年人的回信中，把他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为工人树碑立传的撰史宗旨，概括为“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不搞帝王家谱”等几句话[2]。中外史家在思考他们的研究取向时，其切入点可能不尽相同，其具体的表述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最后的结论上每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陈直先生的“搞人民史”，与国外史家的“自下而上”，可谓之适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陈直先生显然应该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
陈直学
已故的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教授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说过：日本学者出于对陈直先生学问的钦佩与崇敬，有人提出要建立陈直学。对此，我虽然没有直接看到过有关的文字材料，但从日本学术研究最高奖“学士赏”获得者——大庭修博士《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序》所讲的一段话：“当笔者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的中、日关系和今天一样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国来留学的话，我一定会到西北大学来投到陈直教授的门下”，以及给陈直先生冠以“最尊敬的”尊称等情况来看，陈先生在日本学术界确乎享有极高的威望，林剑鸣教授的说法，当有所据。我想，这里暂可不管国外学人是否建立或者已经建立陈直学的问题，倒是我们中国学人自己需要认真考虑这一关乎学术发展的大事，尤其是陈先生生前供职的西北大学及他的受业弟子们，更是责无旁贷。故笔者愿借此纪念陈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机会，就“陈直学”来谈点浅见，以与对此感兴趣的国内外学界师友，共同探讨。
所谓陈直学，应该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以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为主线而形成的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科学方向。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具体包含这样三个既彼此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方面：一是“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二是“搞人民史”，三是“搞手工业史”[2]。关于上述的三个方面，我曾分别做过如下的阐释：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史学思想。它的要义，陈先生曾多次论述。例如《汉书新证·自序》讲：“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自序》讲：“力求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合为一家，使考古资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开头讲：“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不是单靠在正史里打圈子，也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意在将历史与考古二者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而服务。”在中国学术界，如此旗帜鲜明地倡导这一思想方法的，陈先生是步王国维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终生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他五十岁之后，这一思想更臻成熟；他也更自觉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示了特色[2]。
——如果说陈先生关于考古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思想，较多地带有方法论的色彩的话，那末，他关于写人民史的主张，则完全是一个哲学式的命题[2]。
——究竟谁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帝王将相，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着历史学家的立场与识见。当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不等于否定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不等于不需要研究帝王将相。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陈先生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2]。
——陈先生写人民史的思想又同他“搞手工业史”的主张相辅相成。通过探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展示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更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真理。这样，写人民史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不致只是一句时髦的空言。这里，自然还要看到，写人民史，搞手工业史，均需遵循“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原则[2]。
显而易见，在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中，“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是研究方法，“搞人民史”是研究取向，“搞手工业史”是研究落脚点。三者浑然一体，构成完整的研究秦汉史的科学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陈直学”。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如同陈直先生那样，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灯红酒绿所动，踏踏实实一心研治学问，必然会达到史学的顶峰。
也许有朋友会问，作为“科学方向”，“搞手工业史”的提法是否有点太狭窄了？难道诺大的秦汉史除了“手工业史”再没有其他内容么？其实，陈先生的这一提法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是1955年秋天，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友人向陈先生说，秦汉的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讲，尤其东汉是空白点。陈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两汉手工业在文献上记载的是少，出土古物方面却很多，试看两汉哪一件古器物，不是经过手工业的过程？”[7]于是他运用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奇迹出现了。原来被学人认为无话可讲的两汉手工业，在他的笔下，竟洋洋洒洒写出了近10万字的大文章——此即收入《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的《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这是研究两汉手工业的权威之作，以后凡研究汉代手工业者，均不得不以它为基础。我想，如果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那末，对陈先生所提的“搞手工业史”，将会少去许多异议。实际上，这一提法并不排斥对其他方面的研究。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不可避免因时代及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陈直先生那些足以传世的著述中，失误之处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学术领域，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这里需要学者在研究中的相互学术诘难与学术批评，而不需要彼此吹捧，阿谀奉承。我想，作为一代宗师的陈直先生，其在天之灵是会欢迎大家对他批评指正的。这类批评不仅不会影响陈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相反，倒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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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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