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竹庭
投身革命
宋竹庭出身农民家庭，17岁入保定志存中学读书， 受进步思想影响，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1年底弃学回乡，联络邻村教师学生宣传抗日救国。1932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积极从事党员发展工作。8月，参加组建境内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牟海特支（后改建为牟海县委）并担任组织委员。11月，牟海县委遭破坏后，又去莱阳、青岛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34年2月任胶东特委组织委员，5月组织安排去青岛开展工作，先后担任青岛团工委组织委员、代理书记。1935年1月， 青岛团工委改建为山东省团工委并代理山东省党工委工作后，任山东省党、团工委组织委员，先后两次去胶东巡视工作，在胶东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盐税和抗军阀强征土地的斗争。是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青岛被捕。在狱中不畏强暴， 同其他同志一起开展绝食斗争，保守党的秘密，掩护和保全了胶东六县地下党组织。  [1]
抗战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加剧，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是年10月，竹庭获释出狱后，迅速与胶东特委取得联系，组建了中共牟海临时工委并任书记，致力于牟海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38年2月，为建立党的抗日武装，与王亮等人夜袭育黎乡农学校，夺枪 30余支，组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大队，并担任大队政委，参加解放牟平城战斗。4月，受胶东特委委派，率二大队一中队及宣传人员，以胶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去栖霞、蓬莱、黄县、掖县等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圆满完了对地方国民党武装的收编和改编任务，扩大了胶东地区党的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9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五支队成立，他任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是年11月，改任十九旅政委，参加了蓬莱城保卫战和掖县保卫战。1939年1月后，相继调任胶东区党委统战部负责人、栖霞民运工作团团长、山东分局党校教员、山东省各救会秘书处主任。1941～1945年任费东行署主任、鲁中行署民政处副处长，组织当地军民开展了反“扫荡”斗争，为巩固和建设鲁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在鲁中地区参加支前组织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和部队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1948年3月，先后任淄博行政公署副专员、专员，在巩固地方人民政权、稳定物价、保护工商业、组织生产自救、建立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
建国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生产司副司长、第一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技术检查司司长、农业机械局副局长、中央电机制造工业部产品质量检查司司长、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为发展我国机电工业，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57年调浙江省工作，先后任省人委副秘书长、省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兼科委副主任、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为浙江省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晚年虽体弱多病，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求实的工作作风，参与调查研究，为全省工业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1997年4月22日因病在杭州逝世，终年86岁。
回忆文章
含辛茹苦育后人 舍生忘死为革命---记我的一家
我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并坚持迄今五十余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同时，以我兄长宋合初为主的家庭的支持，和我有条件接触到革命同志而参加革命活动，也是以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我家就成了党的秘密工作联络点。我的兄长带领全家为革命竭尽全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乃至家破人亡。我的兄长宋合初和三弟宋盛三都惨遭凶恶的敌人杀害，老母被敌逼死，侄子宋质彬致病丧生，剩下寡嫂向亲友逃难讨饭，被迫卖女度日。
1927年秋，我父亲病逝，家中丧失了主要劳动力。从此，家庭的全付重担都落在长兄的肩上。这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初期，革命的传闻在我县秘密传播。我兄长宋合初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他把亲眼看到的旧社会的腐败情况和一些革命口号告诉了我，如”打倒列强”、”除军阀”、”反对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抗粮抗税才能过好日子”等等，同时还介绍了我参加了国民党，从事秘密地下活动。从内部获悉：国民党在上海的劳动大学附中，要各地秘密输送学生赴考。于是，我哥就保送我去上海入学。在沪期间，我遇到很多山东同乡的国民党员。他们向我灌输了一些革命口号，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旧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只有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中国才有前途。这一切对我启发很大。不久，我患了急性骨髓炎，被迫弃学而住进了”慈善医院”，经过多方治疗才幸免于死。回家休养了数月，才能拄棍下地活动。为了给我治病养病，家兄不惜重金，借债卖地来救活我。半年以后当我基本痊愈能走动时，恩兄又为我的前途着想，竭尽全力再次借债供我去外地读书。三年的时间里我就读于四所中学，虽未毕业却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不满现状的进步青年和革命者。他们是我认识到不能对国民党抱任何幻想，而倾向跟共产党抗日干革命。这个思想转变也是我从兄长的切身经历中了解到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许多事实中促成的。这时，我兄长也厌弃了国民党下层人员的生活，而辞掉县党部助理干事的职务，改为教书。
“九一八”以后，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消极抗战更加不满，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1月，经于云亭介绍，我参加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走过了许多坎坷曲折的艰险道路，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才是真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曾被敌人通缉而逃亡过;被捕后在狱中进行了坚决斗争;193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无条件获释，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立即组织抗日武装。搞政权建设等等，这些都得到了以我大哥为主的全家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我参加革命时期，全家陪伴我共同度过那极为艰险的战斗历程。受我的连累，全家人冒着风险日夜提心吊胆，长年过着贫困的生活。
我的胞兄宋合初不仅在丧父后家境困难的条件下，典地卖地。借债负息，东拼西凑地供我读书，从病危中把我救活，而且是我革命的启蒙良师。他为人宽厚有正义感，重友谊又主持公道，对旧社会时常发表不满的言论。为此，相邻们都很敬重他，友善的称他的绰号“盒子炮”。
在我入党以后，胞兄也受到革命的影响，始终不渝的带领全家不但同情。支持我干革命，而且亲身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日益艰巨而繁重，和我联系工作的党外同志日益增多，我家就成了党在这一带的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站，不少联络工作就靠我哥的公开身份去递送书信，还为一些同志寻找公开职业(如当教员等)，以便掩护革命工作。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的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革命同志来看待，让他担当了地下共产党员不便出面的许多重要的危险工作。1932年冬，我受敌人追捕而被迫离家在外，县委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老同志们予以热情接待，同情和支持同志们的革命活动。
后来，我虽然离家多年，但是我家仍是可靠的党的交通联络站。不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我家所起的作用从位停止中断过，以我哥的社会关系作掩护进行联络工作。即使在”一一四”大暴动失败后，胶东党处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我家还是保持着秘密的接头关系。在本地几十名党员牺牲的严重日子里，我的弟弟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隐蔽的地下活动。
这时，我哥被生活所迫到青岛谋生，仍没放弃同情和支持党的活动。在”一一四”暴动后，为躲避敌人的捕杀，我村不少党员如宋贵平。宋红海。宋书桂。宋盛三等人都先后逃到青岛，我哥克服了自己的种种困难，全力接待了这些人，使他们安居数月，渡过难关，带反动势力撤走，局面缓和以后，我哥又千方百计凑足路费，让他们返回家乡，继续为革命工作。我白色恐怖如此猖獗之时，我哥经受住了考验，仍然坚定不移的支持革命。
1935年夏秋，我被捕关押在青岛附近的李村监狱时，我哥不顾自身安危，冒风险两次到狱中探望我。支持和鼓励我们在狱中的斗争。
1937年10月，我被释放回家。大哥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接待我。热情接待来同我接头的同志们。我三弟宋盛三也获释回来。这时，我们弟兄三人和全家团聚一起，家中的革命气氛又活跃起来，接待工作也就更为繁重。我家人口多，尽管生活十分苦，但全家没有谁为接待叫苦埋怨。凡是到我家的同志从来是我家吃什么，同志们就吃什么，互相关怀，亲密无间。
我回家后，首先按照胶东特委指示，恢复了过去的原有组织，成立了牟平党工委。紧接着的头等任务就是在我家筹划拉起抗日武装。1938年1月，在党的领导下，我组织人缴了育林集伪区公所的枪支弹药，成立了第五大队。从此我就离开了家乡，率领这支抗日武装队伍进行斗争。同年5月，我带队去黄县，我哥由家乡也赶到黄县，找我要求参军。我想特委负责人介绍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关系，特委的意见是：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动员他回本地配合我党做上层统战工作。这样，他可以发挥很多的作用，更有利于开展地下工作。开始，他思想不通，经过讲明大局，说清利害，他同意了。于是，介绍他回乡同县委接上头。谁知，我们这次亲热的见面和匆匆的惜别，从此竟成永诀。
1939年10月，我又奉调令去了山东分局，于我哥分别后的一些情况，主要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来了解到的。
本县老党员于书年同志常住我家，很熟悉家中的情况。他多次告诉我，我哥始终与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每逢赶夏村集(区公所驻地)，我哥都要扮做赶集人前去收集各种情况，了解敌人的活动与敌人的各种关系，供县委参照作防范和利用。同时，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配合党的运动。到1039年冬，利用敌伪秦毓堂为巩固其他地位而扩大势力之机，党派他打入顽固派秦部。秦部为了笼络地方人材就给他个参议的名义。我哥经常从秦部搞出情报和枪支弹药。有一次，把武器交给了县武工队长邢光同志和付队长宋抡豪同志。宋尚健在。
从我哥参与革命活动以来，敌人从未放过对他的怀疑和监视。其原因就是我在本地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哥和全家也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随着找我的革命同志日益频繁，也就不能完全瞒住敌人的耳目。敌人暂时容忍他，给以”参议”的名义不过就是利用他，加紧监视我家的另一种形式。事情的急剧恶化是我胞弟宋盛三被逮捕以后，这种表面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了。1940年4月，我弟宋盛三利用亲戚关系到架马沟舅舅家去刺探驻在该村的秦毓堂部某团的情况，被坏人告发而被该团捕去。敌人百般严刑逼供，盛三始终坚强不屈，未吐露半句情况，连敌人也说他是条硬汉子。亲友出面担保均无济于事。佚经敌总部批准，押解盛三去村郊法场时，勇敢。愤怒的弟弟满怀仇恨从后面狠狠的踢了敌人一脚。敌当众扬言：这是个真正的共产党。残忍而凶狠的敌人将我可爱的弟弟砍头后，又惨无人道的剖腹挖心，在割下生殖器示众。敌人的罪行令人发指!吾弟至死面无惧色，骂不绝口。死时年仅二十二岁，尚未结婚。乡里父老目不忍睹，至今言之痛心，闻者泪下。
我弟惨遭杀害后，敌人更加注意我哥哥和家庭的活动。我哥被敌所迫，眼见得在秦部已无立足之地，只好不辞而别，躲避起来，敌人四处搜捕，我哥坚持了整整两个月，特委派人来要他离开本地，转移至东海，并派宋抡豪领他走。就在行前的当天夜里，敌人派了一个连的重兵包围了我村(北江村)，搜查我哥和宋抡豪。抡豪开枪拒捕，逃出了虎口。我哥藏在邻居家被搜出。天明时押在家庙示众，他表现很镇静，为革命视死如归，不久，他在本村村口壮烈牺牲，死时仅三十七岁。
我兄长生前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被捕后和在法场上，保持了坚定的革命气节，为暴露任何组织情况，实堪尊敬。他的一生时光荣的。革命的一生。
我哥惨遭杀害的当天，他唯一的儿子宋质彬也被捕了。敌人把我侄子捆吊在树上说：”这家时八路窝子，要斩草除根!”质彬年方十五，坚决不承认同我兄的父子关系。村里也无人出来证实。敌恐吓无效，猜疑半天只得放开他。同志们把质彬送到山里霄龙寺的山洞里藏起来。数天后，东海专员刘仲益来我家安慰，找到我侄子，并把他领到东海专署。开始让质彬做收发工作，后送到公安干校学习。几年后，调到本区做公安员。他表现一直很好，但因少年被惊吓，又在潮湿的山洞中住过多日，不幸染上麻疯病。治到无传染性，却残废了。
我哥牺牲时，敌人惨无人道地将我那白发老母吊在树上拷问。逼问：”有什么人来往?都叫什么名字?”并以死相威胁。愤怒的老母在遭受毒打时，更激起了儿子无辜被杀的万丈怒火。老人痛骂敌人：”你们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儿究竟有什么罪?如今还要逼迫我这老婆子，你们是野狼!我就剩下这条老命了，我什么也不知道!”说过就咬紧牙关不响了。敌人折腾半天，见逼不出什么，便扬长而去。剩下孤苦伶仃的老妈妈举目无亲，她想到好端端的一大家子人被敌人害得如此凄凉想起含辛茹苦拉扯大的三个儿子，一个不知下落，两个惨死的情景，心碎肠断，昼夜大哭不止。老人家被敌人折腾逼迫得实在无路可走，带着心爱的小花狗走到北河沿大树下，大哭一场，用早已备好的绳子愤恨含冤与世长辞。死后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只有懂事的小花狗卧在脚下相伴``````。村里传说，小狗守护在家里寸步不离，不吃不喝，几天后也死去了。
我慈爱的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由于终日劳累腿部患有关节炎，但出于对儿子得疼爱和相信，从我参加党那年开始，就经常做接待同志的革命工作。她以慈爱善良的心对同志如同亲生儿女一般照顾;来往的同志也把她当作亲娘来关怀体贴，有时拿出仅有的路费来接济她的生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老人舍命保护了这些革命者，严守了党的秘密，始终坚贞不屈，为革命献出了家中的一切，献出了三个儿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堪称革命的老妈妈!
写到这里，思亲之情涌上心头，老母慈祥的笑脸，终日忙碌不得温饱的情景，从儿时起，哥三个嬉笑着受到母亲的种种疼爱一一呈现在面前。我们为有这样朴实。高尚的革命母亲而自豪和骄傲，这是儿孙们的光荣。她为党的事业，为儿子献出了生命，却没有看到胜利，没受到做儿子的一点孝敬。今天，只有怀着内疚得心声和泪水，写下她得事迹，使后人景仰和继承她的高贵品质。
我尊敬的大嫂自到我家后，同母亲一样支持我干革命。她那时还年轻，接待工作与生活的重担主要由她挑。她自觉自愿的伟同志们烧茶做饭。缝补衣衫。同志们睡下了，她把同志的旧衣服改为棉袄。棉裤，伟同志们烘鞋。烤袜，不论多苦多累，她总是任劳任怨没有二话，把同志当家里人一样照看。不管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冒着风险也要把同志的生活安排好，从未动摇过。她一心盼望着干革命能打出个穷人能过好日子的天下。他是我家”联络站”得好后勤。
丈夫，弟弟被惨杀，婆婆被逼死，独子虽然幸免却音讯难通。一个个灾难都落在她一个人头上。她带着三个未成人的女儿苦度光阴，尽管她每日没夜的操劳耕作，还是不得温饱，最后据债无门，实在活不下去，被迫忍痛将不足十七岁的大女儿宋质文卖给邻村岁数较大的人做童养媳，换回来几斗棒子(玉米)，才勉强维持一家生活。
直到形势好转，专署和特委负责人于洲。刘仲益。梁辑卿等同志及县委同志能常到我家探望，请村中代耕代种等照顾，才算活下来。
我的姐姐比我大九岁，是个性格刚强的人，早年她就听信我二人得民主革命宣传，积极参加我们的活动。争取妇女解放，她带我的母亲和嫂子同时动员村里妇女剪短发。放足。参加识字班。学国语拼音。当封建势力利用大刀会杀农民协会会员时，她敢于收藏我在她家躲避近月余。我参加共产党后，她的态度更明朗，积极拥护我党的主张，常回娘家同我聚谈，同我母亲。嫂子一起接待来往的同志，为他们做饭。洗衣服，同志们都把她看成革命大姐。我被通缉后，曾秘密回家探望我的年已八旬早年守寡的老祖母时，常被姐姐沉默无言地握着我的手到半夜，祖母很爱她，她千方百计安慰老祖母，使祖母不为我出走而难过。我悄悄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时，姐姐又以革命道理说服母亲和嫂子支持我。1937年我出狱后，姐姐又用节俭下来的钱，为我做了旗袍。棉裤。三弟被残杀后，在白色恐怖下，很少人敢接近我家，她动员姐夫(忠厚农民)远去三十余里的刑场，将被刀刮的破碎的血淋淋的尸体冒着风险送回老家安葬。安慰我的老母亲不要伤心。她说：”二弟在外抗战总会胜利归来，所有为革命死难得人仇恨一定会得报得”。在家中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她总是帮助接济生活，和全家一起在痛苦与饥饿中煎熬下来。她接\带来往革命同志的工作也从未间断。抗美援朝期间，她把仅有的两个儿子送到志愿军，赴朝杀敌，为国增光。我姐姐具有劳动人民坚强、直爽、勤劳的高贵品质，对革命事业一贯坚定、乐观，支持党做了许多工作，深受我全家和常来我家同志的尊重，我为有这么一个好胞组而引以为荣。
我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与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分不开的。我的家庭，是千千万万为革命做出行政管理的革命家庭之一。“生平供忆想，终夜不能眠”。我把我的一家革命的斗争经历记述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今天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从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励他们学习先烈的高贵品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