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俞佐庭
人物简介
俞佐庭(1889—1951)，名崇功，字佐庭，又字荫堂，以佐庭字行，镇海俞范(今属城关镇)人。16岁进余姚木行当学徒，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镇海镇余钱庄职员，后去上海任恒祥钱庄账房。1916年回宁波任慎德钱庄经理，结识沪上闻人镇海虞洽卿等。1920年复至上海任中易信托公司银行部经理，与陈布雷等相往来。1926年任天津垦业银行经理。次年返甬，任宁波财政局长，当选宁波市总商会会长。后因总管沪上颜料巨商秦涵琛丧事，为秦家赏识，邀其入股秦家企业。1931年在沪开设恒巽钱庄，自任经理，积资日丰。继于宁波开设慎生、正大、东升、万成四家咸鱼行，又拥有沪、杭、宁、绍等地14家企业的股份，任董事、监事、董事长等职。1932年被选为上海市钱业公会常务委员，谋划调剂沪、甬两地钱庄资金，渡过金融风潮，声誉渐著。1934年任上海商会执委主任委员，扩建河南路国货商场，招集营业厂商30余家，推动提倡国货。后开办商业职工学校、商业补习夜校劳工班。次年赴日本考察经济。上海沦陷后拒任伪职，偕弟佐宸避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返沪，继任四明银行私股董事、总经理兼常务董事。1947年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去台湾。未几移居、并逝于香港。于家乡曾捐资助建同义医院、辛成初级中学、志成小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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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俞佐庭出生于1889年1月30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父俞樵芗，是镇海当地 开业中医。俞佐庭少时曾在私塾就读，16岁时进余姚木行当学徒，满师后于1908年进慎余钱庄任职员。慎余钱庄是镇海巨富李家投资开设的。李家乾房李泳裳是俞的表叔，故俞不久又到上海进恒祥钱庄任账房。1916年又升任宁波天益钱庄经理。 [2]
俞佐庭任职天益钱庄后，工作勤勉，交友广泛，先后结识上海“宁波帮”各界头面人物虞洽卿、李思浩等。1921年，俞佐庭出任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副经理时，又和在该公司任职的陈布雷相识并结为知友。1926年，俞又通过李思浩的同乡关系，出任天津垦业银行经理。李思浩当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翌年，俞出任宁波财政局局长，仍兼任天益钱庄经理之职，遂被推选为宁波市总商会会长。从此，他更致力于发展宁波和上海两地的金融关系。1931年，俞在上海筹设恒巽钱庄。它由李泳裳与秦余庆堂、徐庆云等合资创办。李泳裳和徐庆云各认股两股半，而秦余庆堂却投资五股。其中奥秘在于此前秦余庆堂上海颜料业巨头秦君安(涵琛)在宁波逝世，俞被邀担任秦家的治丧总管，由于办事周到，井井有条，深受秦家的赏识，于是在筹组恒巽钱庄时得到了秦家的大力支持。俞佐庭出任恒巽钱庄经理，直至1938年停歇。 
在此前后至抗战爆发，是俞佐庭工商活动的黄金时期，他先后在宁波独资开设慎生、正大、东开、万成四家咸鱼行，还在宁波、绍兴、杭州、上海等地的企业进行投资活动，并担任重要职务。主要有：宁波永耀电力公司董事、宁波四明电话公司董事、宁波冷藏公司董事、宁波和丰纱厂董事长、宁波太丰面粉厂董事、浙东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宁波仁和钱庄股东、宁波镇泰钱庄股东、宁波巨康钱庄股东、宁波五源钱庄股东、宁波泰源钱庄股东；上海恒巽钱庄股东兼经理、统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上海绸业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大华银公司董事、上海四明银行常务董事、上海惠中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美伦毛纺厂董事长、国泰银行董事、大来银行董事、江海银行董事、上海至中银行董事、四明储蓄会总经理、丰成实业公司董事、大中银行董事、协丰孟记纺织公司董事长、光华火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明保险公司董事、时事新报馆董事、宁绍商轮公司董事、浙江建设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杭州、两浙商业银行董事; 绍兴大明电灯公司董事长; 嘉兴民丰造纸厂董事; 香港大新银行董事长等。
1932年，俞佐庭被推选为上海钱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上海与宁波两地间金融关系密切，在此时期，宁波钱庄的存款多于贷放，有多余的资金亟需谋求出路。俞对沪甬两地钱业均甚熟悉，并深为两地钱业的人士所信赖。宁波钱庄通过俞的关系，将多余资金挹注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各埠。具体资金调度和操作通过俞佐庭主持的或与俞有密切关系的银行或钱庄，如上海的大来银行以及恒巽钱庄等对润昌栈放贷。润昌栈是长江各埠钱庄驻沪申庄。为此，通过俞佐庭的关系，不仅将宁波多余资金挹注上海，并调剂到镇江、无锡、南通等江苏一带的钱庄，促进长江下游、江浙两省中等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为宁波多余资金谋求出路。于是，俞佐庭在沪甬两地的工商界中声誉日隆，地位也随之大大提高。1934年6月至1936年6月两年间，俞当选为上海市商会招待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职期间，俞佐庭曾经经办了几件较有意义的实事。如：当时国产橡胶工业因一时的产品销售利润高涨，导致竞相盲目投产，相互竞争而造成销路呆滞，严重亏损。俞拟就《统制工业条例》草案，由上海市商会报送国民党政府批准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虽未被采纳，但市商会继而鼓励同行业自行结合，统一调剂产销;并首先在火柴业中推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又如：1934年8月，在俞佐庭的主持下，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原设在上海河南路桥堍天后宫内的国货商场，重新扩建改装加以利用，择日开张。有30多家生产国货产品的厂商参展销售，既为参展厂商推销了他们的产品，又配合了上海当时全市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上海的影响下，外地厂商纷纷效尤，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国货商场。除此之外，他还比较重视对商业职工队伍的培养和职工的业余教育，开办了商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补习夜校的劳工班等，对培养商业人才，提高商业职工的专业技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6月，上海市商会改选，王晓籁继俞佐庭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俞则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5年，上海金融业面临一次大风潮，原因是我国国内受农村经济破产之影响，工商业凋敝；外部世界又有不景气之侵袭。于是顿呈市面萧条，银根吃紧，工商业之实力，日趋衰颓之象。加上1934年冬美国实行提高银价政策，世界用银国家之金融市场莫不受其影响。我国亦以银为本位币制，益觉难以应付。盖白银不绝外流，现存遂告枯竭，益以汇市低落的关系，外货倾销日甚，国内工商业尤觉无以图存，倒闭者接踵而至。此种现象，乃造成1935年金融风潮之起因。涉及日以资金运作之银钱业，其遭遇之艰难，实为前此所未有，正所谓：“日脚难过。”
其实，1935年沪市金融风潮，除上述白银外流与农村破产两大起因外，还有钱业本身存在的内在症结。按我国商场放款制度，每年计分三节：例以端午、中秋、除夕为结束账款之期。改用国历后，虽经政府规定以5月底、9月底及翌年1月底为结账日期，但大多数商家仍沿用旧历。 
钱业于1934年1月底结账时，对商业一般信用放款因营业愈趋衰落俱已收紧。但工商业因市面不景气，仍难以脱贷求现，以清偿欠款，结果只能向银钱业洽商展期归还，苟延残喘。迨1935年春，国内市面仍未转机，继续笼罩在不景气之中。美国白银市价，继续报高，国内银根迄未松动。工商业所遇困难，较之上年尤烈。至1935年年底，工商业凋零为故，无法履行归还欠款的诺言，乃联合具名，函请上海市商会转函钱业予以通融。钱业公会乃于4月10日召开执行委员会，决议通函各庄酌量情形，照常办理。风潮所及，明华、江南、宁波实业等先后倒闭。同时市上谣言蜂起，提存之风骤起，情势紧张。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恐酿成重大变故，乃于6月1日在私寓召集金融界领袖会议。孔祥熙以钱庄营业关系工商业甚巨，为救济工商业，安定市面起见，当允由政府实施援助，经决定以钱业准备库押品，财政部先拨公债2 500万元以资救济; 并派定徐堪（财政部次长）、杜月笙、王晓籁、顾贻?、秦润卿等，组织钱业监理委员会负责办理。对于各钱庄之因正当营业而周转不灵者，放贷款项尽力援助。自此项办法决定施行后，人心大为安定。 
钱业公会于6月10日召开经理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后，即于当晚10时，在宁波路该会举行委员会议，出席者有秦润卿、裴云卿、俞佐庭、钱远声、刘午桥、傅松年、邵燕山、谢韬甫、席季明、李寿山、秦禊卿、王怀廉、盛筱珊、陈绳武等，财政部次长徐堪列席参加，直至11日晨2时许始散会。议决了5点办法：1. 各银行现存各庄汇划洋款，一律同时转存钱库，嗣后各庄不再收取各银行汇划存款。2. 各庄需用汇划头寸均向钱库拆借。3. 钱库需用划头，得提出押品向银团拆借。4. 前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做道契押款，本月11日先向财政部监理委员会登记，……5. 前向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所做公债票押款，现照本月份市价，十足照做，新做亦照此办法。 
国民党财政部为控制钱业，成立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后，即呈请财政部拨到24年金融公债2 500万元，寄存中央银行，准由各钱庄提出押品，向会抵借公债，再以此项公债向银团拆放委员会(由中国、中央、交通等15家组成)十足抵借现款。此项借款成立后，钱业银根缓步松动。迨至1936年间，欠款各钱庄陆续解还本息者有之，展期归息者有之，现已停业而仍延欠本息者亦有之。是年10月，钱业监理会拟呈财政部催偿借款办法：一、钱业借款应自民国25年(1936)10月1日起，尽6个月内分别归还清楚，逾期不还，由部将其抵押品处分，或估价承受，不足之数，责令各钱庄股东补偿。二、借款利息如有拖欠，应将押品不动产之收益，由欠息各庄即日移交中央信托局，代为经收抵付欠息，不足即处分抵押品。三、停业之欠款各庄应将此项借款本息悉数还清，否则照第一项逾期不还办理。欠款各庄中俞佐庭任经理的恒巽钱庄、慎沅、恒隆三家，应照第二项规定办理。恒巽等九家钱庄“以延无可延，拟将押品抵偿”，公推刘午桥向钱业监理委员会秦润卿委员接洽。秦润卿与中国、中央、交通三行接洽后，因承借各庄，实已无力归还，愿将抵押品转让与三行。经秦润卿委员与三行商妥转让原则，开始处理估价等手续。至此，以俞佐庭为经理的恒巽等三家钱庄始得渡过1935年金融风潮的难关。
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妥协勾结，响应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物色工商界、金融界代表人物，组成“经济考察团”(《申报》1935年10月3日)，赴日进行所谓“亲善活动”，俞佐庭亦为该代表团成员之一。 
1908年9月11日，由上海宁波帮商人袁鎏、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12人共同发起，并奏文上书清朝廷，经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江西路24号，与俞佐庭也有关系，特别在四明银行后期。所以，对四明银行有必要在这里补叙一笔。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四明”是宁波的别称，因它纯粹是在沪“宁波帮”自办的私营银行，亦是有别于过去钱庄的新式银行。它是继浙江兴业银行而由上海“宁波帮”工商企业家创办起来的第三家商业银行。据《申报》1908年9月12日刊载的“上海四明商业银行开办广告”宣称，四明银行资本金为150万两，先收半数75万两。营业种类分两个部分：商业部经营业务为存款、放款、汇兑、贴现、发行银元钞票；储蓄部收存储蓄款项，其中存款分定期、活期、嘱托三种；贷款分抵押、保证、往来、信用四种；汇兑分货物押汇、信汇、电汇三种；贴现分本银行未到期票贴现、各钱庄未到期票贴现、外商银行金银钞票的贴现。据《申报》1908年10月18日“上海四明商业银行营业章程”内称：“按照银行通行则例，有发行各种期票、汇票及市面上流通的银洋钞票之权。”发行的钞票有四种：一元、二元、五元、十元，发行额为20万元，以后又陆续增多，主要流通在上海及浙江一带沿江沿海城市。1911年四明银行改组，孙衡甫(1875—1944)，慈溪人，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1931年，孙衡甫又被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任职期间，营业种类又有了扩大，有各种存款、放款、汇兑、贴现，买卖有价证券及金银；储蓄业务，特许发行兑换券及其他商业银业应有的业务。锗蓄存款鼎盛时，最高存款额高达4 000万元。四明银行设立四明储蓄会时，该行总经理孙衡甫兼任会长，俞佐庭任经理。1933年4月5日国民党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公告。四明银行资本改为国币225万元。1935年，四明银行因滥发银圆券，发生挤兑。外商银行一遇风潮，就趁机拿四明银行印发的钞票来挤兑现洋(银元)，对四明银行造成很大的压力。官僚资本乘机加以控制，加入大量“官股”。1936年，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66. 25万元，合为资本总额法币400万元，遂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①这年冬，该行改组后，俞佐庭经股东大会推定为商股董事，后又在董监联席会议上被推选为私股常务董事，但董事长和总经理已全部更换成孔祥熙亲信的人。至此，四大家族控制了四明银行，至1948年底，官股已占95%以上，商股基本上被吞并殆尽。四明储蓄会亦并入银行信托部，俞佐庭终于离职。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驻丰台军队蓄意挑衅，一场历时八年的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是年8月13日，日军又大举向上海闸北地区进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上海外围沦陷，被日军包围，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越界筑路形成“孤岛”。俞佐庭除仍担任恒巽钱庄经理，继续经营钱庄业务外，不问政治，平日深居简出，尽可能减少社会活动。国民党财政部为完成废两，欲确知宝银之存数，以便收兑，特于1933年10月函请中央银行转函中外银钱业行庄将所存1933年4月6日以前曾在市面流通之宝银数目，于一个月内报告中央银行，即由中央银行汇报财政部登记……据此，恒巽钱庄1933年4月6日册列数目为48 254. 8l两；
至1933年12月15日登记数目为387 176. 33两，册列数目为387 178. 25两；1934年2月26日至28日查验数目为387 178. 35两，当“八·一三”战事爆发之时，大量资金相率逃避，银钱业曾一度发生提存风潮，银钱业业务一度萎缩，有少数行庄因维持非易，先后停业。1938年，恒巽和恒隆以及同庆三家钱庄申请歇业。恒巽自1931年开设至1938年歇业，前后共7年。任恒巽钱庄经理的俞佐庭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个工作机构。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海空军突然偷袭美国海军根据地珍珠港，并袭击英美在远东的各个基地，于是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上海金融和经济形势益趋严峻。上海原在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前，尚无重大变异。1941年l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发行伪钞，与法币同时流通，情形与前已有不同。迨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驻租界，“孤岛”的特殊形态已不复存在。日本皇军已完全攫取整个上海，大小四行均为其接收，于是上海情形更面目全非。1942年3月，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经改为七七，5月20日，复改为七四，黑市伪中储券1元可换法币2元6角。27日，伪政府又规定法币2元调换伪中储券1元。嗣后即以伪中储券为苏、浙、皖三省及京、沪二市唯一通货，同时规定自6月8日起至21日止为法币调换期间。继而更推行于粤、鄂、赣等省。自法币被禁止流通以后，伪币发行量大增，物价飞涨，囤积投机之风大兴。进入1944年后，盟军军事上的捷报在暗中流传，人民对伪中储券信任愈低。7月起限制用电，11月无轨电车全部停驶，日军强征军米，施行户口米配给制度，沪市经济进入一蹶不振、贫困之阶段。1945年以后，情势更加恶化，2月伪中储券1 000元及百元无号码券发行，更刺激人心。黄金价格上涨更劲。5月初，现钞奇缺，银钱业对存户大多仅付现钞5千或1万元，余款则以拨款单支付，后改用划钱即期本票，致使用现钞要发生贴水现象。伪中储行为收缩通货挹注收支起见，乃于5月7日发行第一次金证券，每两售70万元。21日又发行第二期，提价为83万元。6月4日发行第三期，价又升为125万。20日发行第四期，价为204万。伪中储券售金价格之逐渐提高，足以反映当时物价狂涛之汹涌。在物价狂涨之情况下，市面缺乏货币流通筹码之现象，乃有增无减。7月9日及13日，5 000元无编号号码大券发行出笼，益增人心之恐慌。金价14日为4 260万元，至20日即为9 200万。24日竟高达12 700万之高峰，米每石85万元。伪中储券在6月底之购买力与战前法币比较，计伪券3万余元等于战前法币1元。物价之腾踊，生活之艰难，于此可见一斑……此种现象一方面表明战局之急转直下，沪上资金纷纷内移；另一方面，并表明敌伪组织目睹政局已无法久持，故发行伪券更少限制，而人民恐惧伪券成为废纸，纷纷囤购物资以保币值，故更促使伪券之惨落。
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敌伪曾胁逼俞佐庭出任该银行要职。俞不愿附逆，偕其胞弟俞佐宸离沪，辗转避往香港。香港不久沦陷后，他又转向重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俞佐庭仍旧回到上海，继
续担任上海四明银行私股常务董事。俞佐庭与宁波帮头面人物如虞洽卿、李思浩、陈布雷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1947年，经陈布雷的推荐，俞佐庭又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兼常务董事，同年还当上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代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俞佐庭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职务，携同眷属迁往台湾。1950年，俞在台湾尚在求学读书的独子患病身死后，乃心灰意懒离开台湾，赴香港居住。翌年，6月俞病死香港，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