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4·1旅日留学生机场刺母事件
事件起因
  汪某行凶所用的刀具　　因为家人寄钱晚了，留日学生汪某回国后在机场连刺母亲数刀，母亲当场昏迷，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看了相关报道，倒吸一口凉气，不胜唏嘘。
从目前情况看，不排除这是因为汪某留日期间学业、生活不顺而心情抑郁导致的极端行为。但这和传统伦理被抛弃，现代孝道尚未培育起来有很大关系。
汪某父母供他到日本留学，每年开销三十四万元，他却以如此方式对待母亲，这无疑是家庭教育的失败。这件事也表明，不管是否让子女出国留学，都不能不重视子女的修身教育。
事件处理
浦东机场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犯罪嫌疑人汪某已被机场警方刑拘。伤者顾某胃和肝均破裂。当晚，顾某被送到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医生为她动了手术，医生跟我说：“胃、肝全都破了”。直到8日下午，顾某才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9日下午，顾女士的身上依旧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受伤8天来，她一直没有进食，只能用吸管喝水，也不能够多喝，会伤到胃。谈话间，顾女士总要从床头柜上取餐巾纸吐痰，床下的一个垃圾桶里早已装满了这样的餐巾纸。体温现在是37.5℃，已降下来了，明天估计可喝粥汤了，要住院两个月。
据顾女士说，去年曾听说儿子“总感觉有人在跟他说话”。警方4月10透露，已委托了相关专业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鉴定，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1]
事件反思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旧的家庭伦理被打破，新的道德观念必须树立，否则家庭陷入不安，社会也难以达到和谐。西方社会注重契约关系，对待家庭也是如此，譬如从法律上规定父母责任和子女义务。东方传统里的孝道固然也可理解为一种契约，但这已内化为一种道德关系，所以现行法律虽说对家庭关系作出若干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把传统伦理当作行为指引。这意味着，现代社会有必要培育和树立新的家庭伦理，使之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由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何谓现代孝道。实际上，剥离传统孝道中被固化为纲常的强制性因素，我们就能看到，传统孝道中并不缺乏感恩、敬重等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道德精神。处于现代社会，子女并非父母的附属产物必须对父母言听计从，父母更不该给子女当牛做马，双方应该是彼此平等、相互依赖的关系。换言之，父母爱子女但不致溺爱，子女敬父母但不可愚孝，这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家庭伦理。
汪某父母平时想必对其过多顺从，这才导致他遇到小挫便心生怨念，对母亲下此狠手。这不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都是严重违反人性的残忍行为，让人不仅寒心而且痛心。反过来说，倘若汪某对父母尚有一丝感恩之心，恐怕也不会冲动干下这等缺德且违法的行径。这提醒做父母的该怎样去做好家庭教育，对整个社会也是一个警示：重建现代孝道，对青年人进行感恩教育，不仅永远不会过时而且非常必要，刻不容缓。[2]
事件采访
采访母亲：
儿子在日留学5年
顾女士9日接受采访时说，儿子在日本留学已有5年，“高中毕业后考的学校他自己不满意，就提出去日本读书。在日本，他前两年学语言，后三年上大学”。
这5年间，汪某每年都回国，但顾女士从未去日本看过儿子。“在日本读书肯定很累。前两年儿子还没有变化，但三年前就开始变得很压抑。”在日本读书的5年中，他也有过坚持不下去的“动摇”，“有一年，他提出不想念书了，但没多久他自己又说没有文凭不行，还是要读完的”。
顾女士说：“我每个月固定寄钱给他，他在东京的房租是12000元（人民币）/月，生活费也都是我们付的，如果加上一年学费8万元的话，每年开销30万-40万元。去年，他出国时还说要去打工，但后来也没找到。”
否认事前发生争执
据顾女士介绍，日本今年发生地震后，她希望儿子回国，但由于签证的问题耽误了一些时间，最终他在4月1日飞回上海。“儿子搭乘的是NH921航班，当晚8点20分到浦东机场，我去接机，儿子出来的时候手上有个咖啡色的随身包。此外还拿了两本书，每年回国他都带一些书回上海看。”
顾女士说，8点半多，她接到儿子后，提议一块儿出去吃顿晚饭，儿子答应了。当时，母子俩并没说很多话，“儿子问我为什么这次钱寄得晚。我3月份寄了两万元给他，比平时多”，因为“日本地震后，物价都上涨了”。
9日下午，谈及儿子行凶的原因，顾女士否认当晚母子俩曾因学费发生争执，“那天晚上，儿子看上去没有异样，虽然他去年曾跟我提了他总感觉有人在跟他讲话，耳朵里好像装了一种装置”。
感谢老外上前救命
顾女士说，正当母子俩准备离开机场时，“儿子走到了一边，从包里取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要拿什么。不料，他拿出了把刀向我刺来”，“我一下子蒙了。多亏一位老外跑过来救我，他很快取下我脖子上的围巾，堵上我肚子的伤口，一把将我抱起”。顾女士说，她非常感谢那位老外，“我当时很困，合上眼睛说，我想睡觉，老外好像能够听懂，他用手指撑起了我的眼皮”。
想听儿子如何解释
9日，顾女士的哥哥一直在医院陪在她身边。顾女士说，这两天多亏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前来照料，因为她爱人目前仍在美国。
当被问及是否想再看到儿子，跟他说点儿什么，顾女士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随后头歪向了一侧说：“不想看到他，因为太伤心了，没有话可以跟他说了，倒是想听听他对我的解释。他是我儿子，我也不想他被判刑。”
不想儿子被判刑[3]
“他还是我儿子，我也不想他被判刑”
虽然儿子险些要了自己的命，但顾女士还是牵挂着在看守所的儿子。有媒体称其儿子为“逆子”，她还曾让亲人打电话去沟通，觉得这种说法不妥。
“他这次伤我伤得太重了，但他还是我儿子，我也不想他被判刑。”
顾女士说，儿子的父亲还在美国，如今也已知道了这个消息。日本学校的同学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不可能再回日本了。”
眼下最大的问题还有巨额的医药费。她为儿子留学简单算了一笔账：这次回来之前，儿子租房的住宿费已经到了12000元（人民币）/月左右，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在1万多元，学费一年8万元，一年开销要30多万元，5年花了150余万元，够在上海买一套房子了。
因为供儿子读书开销太大，不少学费都是向亲友借的。她这次住院到现在已经用去5万多元，不少还都是亲戚帮忙凑的。
经历这场风波后，顾女士说，自己开始反思把儿子送往国外读书究竟好不好？“孩子出国留学了，和家长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使心里有什么事，也不大会讲，我们也就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采访儿子：
脑子空白上去捅了她
对于向母亲行凶的原因，汪某接受采访时说：“在机场她还是说没有钱，不会给我钱，甚至说不可能给  汪某称和妈妈感情挺好的钱，还说要钱的话就只有一条命了这种话，我脑子一下子空白，冲上去就捅了她。”
当问及他跟母亲的关系时，汪某迟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回答说：“挺好的。”谈及自己家的生活条件，汪某的回答是：“条件蛮好的。”他还表示，除了向家里要钱，他在日本也自己打工。
汪某说，他知道母亲现在的状况，“我希望妈妈能脱离危险，希望我们能继续维持母子关系”。
采访亲属：
留学5年他从不打工
据亲属介绍，汪某留学日本5年从不打工，所有费用都靠母亲每月7000元的工资来支出。为了儿子，母亲顾某曾多次向朋友借钱。
这次，顾某可能真的凑不到。顾女士的妹夫接受采访时说，平时顾某对儿子很呵护，亲属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一审审判
开庭
2011年10月19日，备受瞩目的“浦东机场刺母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  母亲顾女士此时，距离事发的3月31日已过去半年多，在罪与罚、情与法之间煎熬了半年之久的被刺母亲顾女士，终于见到了刺伤自己的儿子汪津(化名)。整个庭审中，她至少3次情绪失控，或抽泣，或哽咽，还有一次双手合十，含泪请求法官轻判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儿子患有精神病，本身是病人，也是受害人；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和家庭也有责任，希望能帮他把病治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顾女士总是极力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浦东法院刑庭庭长、本案审判长马超杰表示，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并非一概不负刑事责任，而应根据病情轻重缓急、辨认控制能力是否全部或部分丧失，通过鉴定来确定其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还是限制责任能力。在本案中，汪某并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只是这种控制能力有所“削弱”，因此根据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审理后，宣布择日宣判。[4]
宣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10月31日就“浦东机场刺母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犯罪工具两把尖刀予以没收？  法院认为，被告人汪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至于辩护人提出根据鉴定报告汪某案发时“自知力无”，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法院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所称的“自知力无”是指被告人汪某在谈及日本经历时对自身患有精神疾病的病情没有主观认识，缺乏“自知力”，而不是指汪某案发时自身行为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以“自知力无”来否定被告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片面的，更是对“自知力无”的误读。[5]
二审审判
12月27日下午，“机场刺母案”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案中行凶人汪某不服一审判决，认为刑期过重，提出上诉。在二审过程中，汪强调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是个病人，目前没有得到合理的治疗，不应受到刑事处罚。汪的代理律师继续为其作无罪辩护，并认为当初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存有瑕疵，司法鉴定所的工作人员也被传到庭应答。法院将择日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6]
终审判决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3月12日就“浦东机场刺母案”作出终审宣判，决定维持原判，认定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