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龚仲德
人物简介
  龚仲德，男，1917年生，原名龚允恭，在有关他的革命经历回忆录等书籍中被误为：元恭、永恭、永功等。出生于福建闽侯，成长于太原、忻县。中学时期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入团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社联”，1934年5月，因散发进步传单被捕入狱， 1936年在狱中经地下党考验转为中共党员。抗战爆发后被无条件释放，之后参加山西工委组织的党训班，亲耳聆听过刘少奇的报告，后到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10月初担任中共领导的山西静乐县动委宣传部长，10月底中共静乐县委成立任统战部长，12月任“牺盟会”静乐县特派员。为党的事业和“抗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晋西事变”开始后，为反击反动政变和保卫革命成果，做着艰难曲折的斗争工作，出生入死。1941年再次被捕入狱，1943年出狱后与党组织和家人失去联系，后漂泊辗转到嵩县，以教书维持生计，1948年受托创复嵩县一中，嵩县一中成立后任第一任教导主任，是嵩县一中五十、六年代最优秀的语文教师。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1975年在嵩县一中逝世，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虽然早已为平民，但他仍然关注党和国家大事。临终时嘱咐家人，在国家统一了台湾时，别忘了家祭要郑重地烧纸告知他。 
一、人物履历求学入党1928年随盐务稽查局工作的父亲在山西省忻县（县立高小校长石子山）与兄龚子荣和霍士廉等读高小。
1931年5月和兄龚子荣(原名龚允济)同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读书(现成中记载其名为龚永恭),当年的校长 刘墉如，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都是地下共产党员。
1933年下学期，该校教务主任语文教员共产党员杜沁源介绍参加校外读书会并加入共青团，后来参与中共外围群众组织（李舜卿后改为李舜琴介绍加入）——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成为三个负责人之一，兼任执行委员。当年成成中学的训育主任、后来的山西副省长焦国鼐曾评论“社联”说：“... 这些组织中的骨干分子有阎伟（阎秀峰）、龚允济（龚子荣）、龚允恭（大约第二次被捕入狱方改名为龚仲德）、张积玉（张永青）...他们团结引导同学，通过学术团体研究社会科学，举办墙报，创办刊物，或到街头张贴传单宣传抗日。这就形成了一股人数虽少影响甚大的政治力量。”（见焦国鼐《争夺成成中学领导权》一文。）
1934年5月（4月30日）散发张贴红“五一”抗日内容的传单不幸被捕。1935年10月底，从警察局被转押山西省反省院。　
1936年4月在狱中经党考验由阎春荣（狱中支部书记）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抗日宣传1937年7月底，抗战暴发，被无条件释放后，参加山西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的党训班，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后到延安抗大学习，并担任先锋队长。        1937年10月初和延安派来的崔岩分别任，党领导的静乐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后参与筹建中共静乐县委（县委马隆兴书记和组织部长朱辉照都是120师的军事干部，他实际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发动群众的抗日宣传、发动青年参加八路军、统筹部队的给养粮草等工作，深得北方局领导关向应和省委书记赵林的赏识。（当关向应检查“开辟”工作到静乐前后，了解和见到龚本人后，就让他跟随并亲自指导、传教工作经验。省委书记赵林介绍他在狱中的坚强和果敢，更让关向应觉得安排他担任当时极具重要的宣传发动工作的正确。 
1937年10月底县委成立任中共静乐县委统战部长。 
1937年12月和崔岩分别任党领导的牺盟会静乐县特派员（相当于县长）和县委书记。
1938年初，太原、忻州相继失陷，群众怕鬼子打来而胆战心惊，混乱一片。县委决定兼任县“动委”（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副部长为谢励原名文华）。对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坚决组织反击阎锡山的反革命事变。1941年初的一天，外出回宿舍看到自己的警卫员和武秀英留下的寻找他转移的紧急通知纸条，赶紧出街追赶，不幸被巡警不由分说抓捕至山西劳动集中营，两年后当局实在无证据以无业人员被释放。当时形势极其复杂环境极为严酷的情况下，他多次冒着再次被捕和生命危险寻找组织，努力无果。在国民党阎锡山的极度白色恐怖下,他与组织和兄长龚子荣即龚允济（当时在晋南洪赵地区）失散再也联系不上。。  教书事业1943年，出狱后与狱友李孝白开始流浪。        李孝白，河南嵩县城关陶村人，因为不满意家里包办的婚姻，为逃婚流浪到了静乐在于街上和龚一同被抓。静乐这时是有阎锡山极度白色恐怖的旧军和各种特工、有国民党特务、有日本特务奸细、还有共产党的牺盟会、新军、八路军等势力并存。出狱后，李始终也不知龚的身份，更不知道龚在找组织，只知道龚也是外地一人来山西静乐谋生，就劝说一同离开去嵩县。龚经多方寻找组织无结果，为寻安身处和生计，便和李孝白大约于1944年初夏流浪至嵩县李家暂住（文革中被问话最多的是“你怎么到了嵩县”，他多答“你问李孝白”。嵩县当时接待外调的造反头头就说“李死了你自己说”，一次龚在街上见李卖蒜，以为自己看花眼，定神趋叙大笑说连累你了，李说好人难当啊，还得左顾右盼防然！）。
几日后，经于采藻(嵩县库区古路壕人)介绍龚到在大坪商三庙完小教学栖身，初时教六年级国语，讲过法国都德的《最候一课》》和一些反法西斯的进步文学。1946年到庆安寺（即赵村）嵩县普通补习中学教书，主讲古典文学，选讲古文观止上一些名篇，并串讲一些抗战打鬼子的故事。期间多次闻讯曾经的战友活动在嵩县邻近的一些县，试图联络，均因是滞后的消息而痛失良机。由于种种原因如：语言不通、极其落后的交通状况、加之嵩县仍在白色统治之下，再寻组织未果。他辗转在赵村、枣园等地教学中小有名声，许多远处的老百姓找上门把孩子送给他当学生，这使他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1947年解放后，伊鲁嵩县政治部（后改嵩县县委）指定秘书梁贯初同志负责恢复一中的筹备工作，梁得知龚学识才华后委以筹备重任。由于龚曾是受新文化思潮和党的熏陶具有进步行思想的青年，他也看到当时振兴嵩县教育自己的一份责任，于是愉快地接受参加嵩县一中的复教任务。1948年冬，经四区区长李洁生推荐，他代表嵩县去鲁山参加教育行政干部培训班学习。为了嵩县的教育事业,他没有丝毫地推辞。解放初期，土匪拦路抢劫杀人时有横行，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寒冬腊月徒步翻山越岭外出（嵩县交通极其不便）到河南鲁山学习，凭着对嵩县人民的热爱，他无畏无惧，最后任劳任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被任命为嵩县一中教导主任。校长是由县政府教育科长梁贯初兼任，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李警堂已年届古稀，龚实际上在主持繁重的校务工作。由于他出色的教学能力和校务组织能力，后来筹划设立高中部的工作，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由于他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使全校的教学工作，顺利稳妥地运转，深得县府和老校长李警堂及全校师生的佩服和赞扬。
文革被打倒
“文革”中，哥哥和杨尚昆一起被打成叛徒；老师杜心源、阎秀峰(阎伟)、张永青（张积玉）、战友米建书在四川被打倒；狱中难友侯富山在广州遭受迫害；有的被逼失去生命;···“牺盟会”、诸多当年在根据地和白区和敌后的战友相继受到冲击。若不是“文革”外调来的多,大多不知他当年坐断了阎锡山牢狱的老虎凳，在抗日战争时冲锋陷阵的革命经历。正因此，他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大“右派”、“走资派”，成为＂五七＂学校的大羊倌，成为苗圃的园丁。 他对被“外调”的曾经的战友、同志、同仁都实事求是，不惧淫威，决不污陷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和同志、同仁。一次因不领会“领导”指示，被城关“造反”分子关押并殴打，事后他对家人说，我从中学参加革命至今，从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任何事情，因而我不会自杀，若一天有人说我自杀了，那是谋杀。我有生之年没有机会向党说清楚，你们要向党说清楚。       1975年冬去世，安葬于他钟爱并付出心血的一中的后山坡上。和信任支持他的老校长李警堂并排安葬。  1979年又迁葬于偃师。　
二、周围评价  1966年被迫离开他钟爱的教育事业。但在全县培训基层老师，仍然要他出来参与组织培训；更为有意思的是批林批孔时，对什么是儒家等问题，也要他出来讲解，他也欣然接受。他精湛的讲解教学艺术，给基层的老师印象深刻难忘。曾经听过他的课的桥北学校的校长石清萍，教师张双福都说“人家真中”！尤其是他的语文课，深入浅出，生动流畅，娓娓释惑，精彩异常，让人思绪还沉浸之中不愿下课。在当地方圆他是公认的名师。1956年工资改革中，他被评为全县唯一的一个“中教四级”教师。 他不但课堂的形象好，而且多才多艺。笛子吹得是清脆悠扬，京剧唱得是有板有眼，一口英语说的标准流畅，钢笔字写的萧洒、清澈、飘逸。做人更是谦恭有礼，为人师表。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他虽然瘦削可却会武术，且飞腿功力强劲。一次与同事戏闹中，对方却总也抓不住他的手却被摔倒，大家才知他懂武功。经黄伯仁等人再三鼓动，于是他们找了一个小麦地的垄上，他表演了一套飞腿拳术，那功夫直让黄等人觉得两三个人和他对绝不是对手。　　
1980年原中组部副部长、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同志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和段君毅（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龚子荣等人一起回忆“牺盟会”的老战友龚仲德时说:"允恭同志不愧为关向应同志的`门生`，多才多艺。他的立场坚定，执行力强。在静乐时干的很出色，开拓性地开展党的宣传、抗日工作，尤其是任特派员时，为120师扩员是有功劳的”。说到他的去世，乔明甫眼圈红红地说：“太年轻了，去世的太早了——”，乔的意思也许是：光明的前夕，“解放”的前夕，粉碎“四人帮”的前夕，... ...龚子荣更是流着眼泪说，自小和弟相依为命，... 并失声痛哭地自责，自己连累了弟弟！　　
1979年迁葬于偃师时，时任偃师书记的晋籍老同志宋福根动情感慨对市委马奔书记说：“早就知道龚允恭同志的事迹，当年成成中学的“两龚”之一，闹革命被捕轰动太原。... ... 他晚年如此凄惨可真没想到。可惜啊，不然的话，他能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病重临终时，家人和同事问有何嘱咐时，言语困难的他写下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我军南定台湾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革命同志和战友： 
一、在“社联”和成中活动中成成中学校长： 刘墉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长，财政部副部长，北师大副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校训育主任、：杜心源 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届政协主席、人大主任 
成中老师：焦国鼐，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成中老师：张衡宇烈士 任晋东南第六专署秘书主任、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兼任秘书（相当于今秘书长） 
王孝慈 
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总负责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 
二、在阎锡山的牢狱中阎秀峰(阎伟)： 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委第二副主任、中纪委常委
张永青（张积玉）：四川省政协一至四届常委，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龚允济（龚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王孝慈 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甘肃省副省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张衡宇烈士 曾任晋东南第六专署秘书主任、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兼任秘书（相当于今秘书长）
张建古 中央公安学院副院长、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三、 在静乐的革命活动中马隆兴（马龙）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解放军事学院海军系副主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少将军衔。十大代表。
朱辉照 ：解放军第3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将军衔。中共七大代表。
崔岩（崔碧天）烈士：兼大青山骑兵一团政治委、任塞北区党委中共缓南地委书记、被俘牺牲。
乔峰山 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
张化东 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甘重斗 国务院内务部办秘书长、副主任，中央政法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四、八路军120师和晋西北党委上级领导
贺 龙------
关向应：兼任北方分局宣传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二O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书记。七大党代表。
罗贵波：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12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2书记、省长。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赵 林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政协主席。山东省人大主任。
刘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兼第一任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
饶 斌 ：松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吉林省委常委兼长春一汽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八大代表， 
五、牺盟会（太原中心区辖静乐）金少英：河南省委统战部长、省民委主任，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米建书：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等职
朱雅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局长、顾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回忆录
<<在阎锡山大牢的日子里>>。龚仲德
（ 编者:时值中共中央2008年11月11日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不仅使我想起了他，曾聆听过刘少奇精彩演讲的龚仲德先生， 早年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都位居省部以上，他却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山区党的教育事业，一生坎坷。。。 此文是他1975年病入膏肓，思维混乱，精神极为不济时，为北京外调组写的材料,写完未几，溘然长逝。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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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念回忆文章1、《嵩县县中第一任教导主任龚仲德的传奇人生》    　
嵩县一高 李东海老师 
龚仲德， 原名龚允恭，原籍福建闽侯，中学时期就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5月，17岁的龚仲德因散发进步传单被捕入狱， 1936年在狱中经地下共产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被释放，之后参加过山西工委组织的党训班，亲耳聆听过刘少奇的报告。20岁时就担任山西静乐县委宣传部长、静乐县特派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的事业做着艰难曲折的斗争。
2、《龚仲德老师轶事》 　　作者: 段曙光老师
大凡解放后至70年代在县中（即现第一高中）工作过或上过学的人都会知道龚仲德老师。他身高1、70米左右，面貌瘦，高颧骨，留小平头，两眼总呈现出优愁和迷惘的悲凉。走起路来老是小碎步，不紧不慢，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说话略带福建口音，遇见熟人，从未过于亲昵，也不过于冷淡，往往点头了事。
笔者在50年代和龚老师在县中同事，“文革”，中又系同学，对其为人，言谈举止，了解一些。他对嵩县教育事业，不无微老，于1975年溘然长逝，长眠于嵩县大地上，给同事，同学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纪念。
老龚原籍福建闽侯，原名龚庸公。龚允恭），其父英语基础浓厚，被洋人聘为翻译，在山西太原办的盐业公司工作，月薪100元银洋，生活相当富裕，遂将其子龚子荣、龚仲德带到太原中学就读。老龚兄弟在太原中学时，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先后加入C、P，从事学运。他父亲是洋奴，唯洋人之命是听，但从不过问政治，对孩子们的进步活动，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因而中共山西省委曾一度住在他家。薄一波与领导同志经常出入其家，其父概不过问。1953年暑假，老龚去北京其兄处探亲，当时龚子荣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委书记、国务院第六办公厅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谈及往事，其兄问他：“在山西太原时，有一次一个面部白细、瘦高个儿，讲话时纸烟不离手的领导同志在咱家主持会议并讲了话的人，你还记得否？”他说：“记得”。其兄说：你知道他是何人？他说：“不知道”。其兄说：“那就是刘少奇同志”！
... ...　　老龚去逝了，因其在嵩县教育事业上小有名气，是后记。但由于仅凭单去记忆，其轶事仅是“点滴”而已，全县他的同事、同学知之颇多，尚希为之补遗，俾能使读者洞察老龚！ 
3、 焦国鼐《争夺成成中学领导权》...  ...
（二）、 《在地下和敌后》作者：谢励，原名谢文华，原黑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太原、忻县相继失守后，群众中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县委决定李蔚然、乔峰山去做统战人士工作。龚元恭（应为龚允恭，谢的浙江口音允=元，秘书误）和我兼任动委会宣传部正、副部长，对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采取灵活多样方式，宣传抗日形势，宣传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鼓舞群众斗志，培养抗日骨干。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县委组织部长李克（现名张化东，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和我连夜编写了日寇抓壮丁的剧本，我在后台提词，他在前台演出，台下群众看后，很受教育。激动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誓死不当亡国奴！”有的当场报名参加游击队。
（三）、《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龚子荣
编者按：龚子荣同志于20 世纪30 年代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共青团，1934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经监狱秘密党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37 年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得以无条件释放。出狱后，他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国前是我晋西南、晋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威信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文革一开始即被诬陷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1978 年才彻底平反。今年，月21 日是龚老的十年忌辰，特此摘发他的遗作，以资纪念。
1914 年5 月，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4 岁时，父亲任职于盐务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我随父亲到了太原，1930 年考入成成中学，一直读到1934 年春。
成成中学是一所充满革命活力的学校，当年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蒙下，我热切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激起救亡图存的意念和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33 年秋，同学张积玉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不久担任太原市社联执委会委员。1934 年初，我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被捕经过 1934 年4 月30 日晚上，社联盟员分四路上街散发张贴纪念“红五一”的传单，我的任务是到各学校传达社联指示，并送发社联编印的刊物《 红旗》 和《 穷人报》 。同我住在一起的社联盟员阎伟和王伦在公安局附近散发传单，写粉笔标语时，王伦被警察抓住，阎伟逃脱立即回到住所，见我未归，匆忙写下“我们走了”的纸条，压在桌上的煤油灯下，提醒我的注意。当晚我12 时以后才回到住所，极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灯下的纸条。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警察己破门而入，即被押走，房间里有一箱子社联文件也被抄走。次日天刚亮，阎伟和龚允恭又回到住所找我，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逮捕。
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开进公安总局，被分别投入拘留所，三四平方米的监房，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睡在腐烂破裂的地板上，老鼠满地窜来窜去，竟咬破了我的脚跟。每餐一碗小米饭，一片咸菜，一支筷子(是反动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在审讯中，反动派出示从我住所抄去的一箱子《 红旗》 刊物和印刷用具，以及我写的一份自传材料，认定我参加了社联，并说社联就是共产党。我辩解说：社联不是共产党，它的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相符合的。这一辩解，激怒了反动派，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狠命地打我嘴巴，打得我满口鲜血直流。以后多次审讯，追问后台共产党。他们得不到口供，屡屡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我的两手鼓起很高的血泡，两臂全然失去知觉；他们还施行坐老虎凳刑罚，垫了四块砖，我当即昏厥。几经严刑拷打，我患了“血伤寒病”。鼻孔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想趁机逼供，穷追不舍，还说要用踩杆子的特重刑具来诈唬，我没有被他们吓倒，就是闭口不答。我虽吃尽了苦头，他们却没得到任何东西。直到5 月底，公安局将我们转押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时我20 岁。
在地方法院看守所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将我们社联的几个人提出揪到囚车上，押进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经过公安局的多次审讯，到这里等待判决。第二天清早，警察打开监牢的门锁，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一露面，大家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外面的情况。半年前被捕的成成中学老师张衡宇也关在这里。他先问我们的被捕经过，后向我们介绍这里的内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多次的接触中，他考察我们每个人被捕的具体细节，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审讯中的表现。张衡宇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在成中任教时，他热情启发和指引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被捕后，他和狱外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建立起看守所中共支部，对政治犯热情帮助，关怀备至。他还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争取工作，使看守能帮助我们做事，给我们送来报纸和书籍。在看守所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学外语，还积极组织别人学习。他规定我先学两本书，李达著《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和列宁著《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两本书内容深奥，极其难啃，幸有他的辅导，才略有粗浅的理解。联系在学生运动和社联活动中一些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受益较多。不久，张衡宇老师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共青团团籍，并指定我作发展阎伟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同敌人常有面对面的斗争。如有个叛徒和我们同关在一所监房内，他表现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气愤不过，要揪出这个叛徒，教训教训他。张衡宇老师劝阻大家不要动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卖组织和自己同志的罪恶，指责他在敌人面前屈辱投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大家对他丑恶的嘴脸嗤之以鼻。反动当局怕他再遭政治犯们的围攻，将他调往别处。这一番斗争，是一堂具体而又生动的政治课。
还有一次是反动派的司法部长来狱中“视察”，看守所长毕恭毕敬地为他开路，指手划脚地要我们政治犯全体出来。这位傲慢的官老爷慢条斯理地似乎要开口训话。这个场面使我不知所措，难道甘愿听他训话不成？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张衡宇、白炳喜、张建古三人机智地从我们行列中跨前一步，严肃地向这位官老爷提出质问：看守所为什么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限制探视，不照料病号，没有卫生设施，不许看报纸；继而揭发看守所长克扣囚粮，监房尽吃霉粮，饭不足量，每餐只一片咸菜等情况。他们三人态度沉着，据理以争，侃侃而谈，使得看守所长惊慌不安。这位威风凛凛的司法部长无言以对，只好支支吾吾尴尬而去。他们三人在统治者面前大义凛然，令我衷心地佩服．这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活机智和善于言词的能力。
我们向司法部长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无解决之意。我们决定成立绝食斗争委员会，由张衡宇、白炳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组成，发动绝食斗争。当时提出的条件有这么六条：不吃霉小米，生一炉火供大家使用，订一份报纸，取消夜间上锁规定，要求洗澡，能与来探视的人当面交谈。看守所长亲自出面劝说复食，我们强硬拒绝，一再表示，不答复要求，决不复食，并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报，由社会公论。绝食坚持六天六夜，看守所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由看守所长签名盖章，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绝食斗争胜利了。宣告复食的那天，当局担来两桶鸡蛋挂面。
这一年5 月，我们在狱中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我在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了十八个月，经过几次审判，最后判我三年徒刑．当时我22 岁。
在反省院的斗争　按国民党刑法规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1936 年2 月，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四人被转押到反省院。
为了软化政治犯，反省院的生活确实比其他监狱要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馒头、米饭，还有一碗菜，能够洗澡。在思想上，他们企图瓦解和动摇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们相信伪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进入反省院的监房，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个叛徒的自白，内容极其反动，全篇尽是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自白悔过，很明显是示范给入院政治犯作样板的。我们刚住进，院方就要我们写自白书。一个同志在厕所里偷偷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写损害党及悔过的话。我们决定按在公安总局时的供词写。我当时写的是：" 14 岁以前念私塾和小学，14 岁随父亲到山西，失学一年，15岁读高小两年，17 岁考入成成中学，读初中三年，20 岁上高中。1934 年因参加学术团体社联被捕。我认为社联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是相符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与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监房。
反省院规定，不准政治犯在房内谈话。我们就等巡视的看守走过后交谈；晚上睡在床上，就同挨近的人交谈，看守打开灯时装睡，看守关灯走后再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给我介绍反省院敌人统治和政治犯的状况，再就是详细考察了解我参加社联、被捕、审讯，和在看守所的斗争、工作、学习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
反省院内的秘密党（中共）支部，一方面是针对院方对政治犯所实施的欺骗软化的反革命企图，着重揭露其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方面是加强政治犯的团结教育，提高觉悟，加强斗争意识，坚定革命信心。党支部对在被捕后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分别吸收入党、入团；对少数同志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或个人经历复杂的，视为亲密战友，受到同样信任，吸收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对一时表现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向我们靠拢，积极参加斗争；对被捕后表现不好，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关心团结的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参加斗争或者保持中立，而不变成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逐步加强，团结了政治犯的大多数，使敌人的反动措施、阴险企图受到了及时揭发和沉重的打击。
反省院找政治犯个别谈话，是常有的事。我们谈后回来和大家交换意见，互通情况。一次管理主任找我谈话，先是训斥我为何不好好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后要我背诵总理遗嘱。我东拉西扯地背不下来，遭到责骂。他还说，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涂，毫无悔过之意，你想不想出院？难道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最后罚我站两小时。回到房间，阎春荣嘱我要特别小心，院方必将对你严加监视。
如何应付写考核文章，是我们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气节的问题。院方要政治犯写出院宣言。阎春荣写的是：“我是国师学生，不幸入狱。如准出院，当回家自谋职业，自谋出路。”我写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后，继续上高中，如父亲允许，再上大学。”院方要求写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我就有选择地照抄《 三民主义十二讲》 里面孙中山说的一些话，应付了事。要求写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认识．我就写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
1936 年七八月间，阎春荣向我宣布：组织上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员。从那时起，在阎春荣领导下进行党的活动，我更加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里的学习也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在阎春荣的领导下，我们三两个人一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院方所讲的三民主义进行批判。我把大家批判讨论的问题，用文字追记下来，形成批判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提纲。按照规定，凡文件、稿件必须及时埋藏在后院土堆里。我因一时疏忽，开饭时间一到，来不及转移，仍放在口袋里。不料被楼上的管理主任窥察到，立即派纠察队员来搜抄我口袋里的稿件，马上就给我上了手铐，押入禁闭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向同志们表示：“杀我的头，也不会牵连别人。”第二天即将我押送看守所。
加判五年徒刑　1936 年11 月初，因从我身上搜出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文稿，就将我从反省院押进看守所交法院审判。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在原判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并申言不许我上诉。判决后，就押进第一监狱执行。一进门，就给我钉上脚镣。不几天，监狱党(中共）组织负责人高举来到我身边，我向他讲了反省院的情况，他要我第一步申言有病，请求到病号监，目的是解掉脚镣；第二步争取到监狱工厂去，那里普通犯较多，可帮助他做些工作。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到了病号监，两个月后下了脚镣刑具。我与田士俊同住一个监房，我们之间谈话较多，我想他是代表组织考察我的。月余后，高举特来和我谈话，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回想在被捕的几年中，在看守所由张衡宇恢复我的共青团籍，在反省院由阎春荣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到第一监狱由高举恢复我的党籍。党组织对考察和接受一名共产党员如此严格、慎重、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重爱惜，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强。我决心利用服刑期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接触普通犯人中作社会调查．以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以便深刻理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这样理论和实际结合，可以给自己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不以坐监狱为苦，相反，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感到很有意义。
1936 年秋，山西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日军侵入绥远(省），直逼山西。日本侵略者已经成为对阎锡山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联共抗日，别无出路。1936 年10 月20 日，彭雪枫到达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阎锡山正式谈判，建立了与阎锡山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山西当局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阎锡山应允政治犯出监抗日的要求，但不允许从监狱直接出去．要经过他所创办的训导院。
在训导院结束了三年的牢狱生活　阎锡山办训导院的目的，是想对这批政治犯灌输他的一套理论，妄图使这批人出院后为他所用。我们进训导院的目的，是争取早日出院抗日。
训导院规定进行军事训练，为出狱抗战作准备，大家都积极参加。此外，我们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书籍，根本不去过问阎锡山的那些理论。党支部组织我们作抗日宣传，我们曾排练演出活报剧《 放下你的鞭子》 。我扮演剧中的小伙计拉胡琴，裴世昌当主角，高首善扮演小姑娘，演出很成功。我们出训导院后，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我去党训班前，工委副书记林枫同志给我开介绍信时，要我把名字龚允济改为龚子荣，从此我就叫龚子荣了。
我从1934 年4 月30 日被捕进监狱，到1937 年8 月中旬出训导院，共三年零三个月，我的‘革命大学”至此结束了。从此，我这个龚子荣紧跟着党，步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又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磨炼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工作上的失误，但我始终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于党的事业。“文革”十年浩劫，炼狱般的考验，以致我双目失明，但我仍然要坚强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炎黄春秋2005 年第9 期23
相关资料
（一）、1937年 10月下旬，中共静乐县委成立，马隆兴任县委书记，朱辉照任组织部长，龚允恭任宣传部长，李蔚然任统战部长，属晋西北区党委领导。同时组建了各区区委，二区(驻地娄烦镇)区委书记刘达仁。并建立了各区动委会，刘达仁兼二区动委会主任。在县委和县动委会...1940年1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5年9月，全境解放。
（二）、1937年7、7事变后，中共党员，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科长李蔚然到静乐组建动委。10月，八路军120师抽调营团级干部组织了干部团，到各县开展工作。10月底，中共晋西北临时工委派马隆兴来静乐建立党组织。组建成立了首届中共静乐县委，受中共晋西北临时工委领导。县委书记马隆兴（公开身份是动委会武装部长），组织部长朱辉照（公开身份是八路军工作团团长）宣传部长龚允恭（公开身份是动委宣传部长）。县委通过动委会、牺盟会作掩护发展党员，建立区、村基层组织。（摘自太原党史馆）
（三）、   ...   县大队长王怀远、牺盟会特派员龚元恭、公道团长时曙明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当时静乐县形势很好。  ...       《延安女兵(第一卷)》-----谢励〈在地下和敌后》
（四）、李文炯、阎春荣、阎秀峰、龚子荣、候富山、郭钦安、姚玉祥、催何勤、王光甫、张文昂、雷任民、李曙放、李木皆、王世益、任保加、王建兑、卫文周、孙哲咛、景山（景秋月）、郭延祥、阎增祥、或（阎子祥）、孙泽珽、于林、甘重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