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贾兰坡
生平简介
1908年11月2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郭家屯乡邢家坞村。原祖籍河南省孟县朱家庄，在明代初期才迁移到邢家坞。1929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31年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参加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先后任练习生、练习员、技佐。1  贾兰坡937年任调查员，1945年改称技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35年他接替裴文中先生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工作优异，继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头盖骨之后，他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登上了最高学术殿堂。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学术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兼任过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标本室主任和周口店工作站站长等职，同时，还是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地质及冰川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79年，贾兰坡与卫奇等研究了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认为许家窑文化在细时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与峙峪文化的过渡桥梁，并对世界范围内细石器的两大传统以及细石器起源和分布等理论性问题作了探讨。1978年贾兰坡对细石器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发表了“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  贾兰坡书房它的起源与分布”，把中国的细石器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受到美国考古学者的支持。美国学者认为它对北美考古是指导性的。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1年7月8日贾兰坡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003年11月25日贾兰坡生平事迹展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隆重开展。开幕式上，贾兰坡的儿子贾彧彰致辞缅怀了自己深爱的父亲。贾兰坡的半身铜像在揭去红色帷幕后，和“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键的塑像并排展示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大厅。
往事略集
生平回眸贾兰坡小时候，父母教他识字，后来又在外祖母家读过几年私塾。12岁时，母亲为了让他能受到正规教育，带他来北京找他在北京谋生的父亲。他先在汇文小学读书，又进汇文中学。1929年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再也没能力供他上大学了。他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  贾兰坡1931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中国地质调查所招考练习生。他去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分配到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上班后，贾兰坡就被派往周口店协助裴文中先生搞发掘"北京人"工作。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12月4日下午4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贾兰坡能在他手下工作十分高兴。他下决心也要像裴先生一样，做出一番成绩。
1936年11月，他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次的发现，再一次轰动国内外。金灿的光环照耀在贾兰坡的头顶，迎来了他28岁的生日。
1945年，贾兰坡晋升为技士（副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代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任副研究员、标本室主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和周口店工作站站长。在周口店办过好几期考古训练班，他都亲自撰写讲义和授课，并进行田野实习辅导，培养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考古工作的骨干和专家。  贾兰坡1956年，贾兰坡升为研究员。他从小小的练习生，攀登到了高层的研究领域。相继发现了比北京人时代为早的"匼河文化"、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60—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牙齿及石器、距今110—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头盖骨，充分证明了贾兰坡推断的正确。
贾兰坡的工作更多地转向周口店以外的地区，足迹遍及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投入的精力最多， 收获也最大，首先提出了中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他还亲自在河北、内蒙古、东北等地考查和研究后，提出中国、东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中国华北的论点。他的学术见解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美国学者也认为这些论点“对北美考古是指导性的意义”。
198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太平洋史前学术会议"上他曾建议把地质年代表中的最后阶段"新生代"一分为二，把上新世至现代划为"人生代"；把古新世至中新世划为新生代。
高龄的贾兰坡老人不顾眼疾，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为孩子们写科普读物《爷爷的爷爷哪里来》；80岁以后他出了很多像《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这样的科普读物。1990年，他在《大自然探索》上发表了《人类的历史越来越延长》一文，提出了"根据目前的发现，必将在上新世距今400多万年前地层中找到最早人类遗骸和最早的工具，（人）能制造工具的历史已有400多万年了"的新论断。已经90岁高龄的贾兰坡，仍每天都在伏案工作，为他热爱的这门科学默默地奉献着。1994年年底和1995年秋，在他患有严重眼疾困难的情况下又出版了两部著作：《中国古人类大发现》（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史前的人类和文化》（与杜耀西、李作智合作，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贾兰坡在考古发掘现场1997年10月，在他九秩之年又写完了一本“大科学家写给小读者”看的11万字的“小书”《悠长的岁月》，以总结自己的一生。书中他迫切地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成长起来，热爱这门科学，能够接替他们老一辈的事业，运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新的学术思想，把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搞个水落石出。1995年4月他去美国参加院士会议，在旧金山为他举行的来自海湾地区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作家、记者、华人代表等一百多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致答辞时说：“我虽然老了，但还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这门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化石三次鉴定1931年，当时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招收练习生，23岁的贾兰坡被录取了。这一年的5月，他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在中外著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贾兰坡龙骨山有保存完好的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地层出露状况很好。这里东南面是华北大平原，西、北面是山峦重叠的西山，山脚下有河水潺潺流过。数百年来，龙骨山一向以出产龙骨闻名，许多洞穴是原始人类理想的住所。因此，这里十分吸引中外地质和古人类学家的注意。
起初，贾兰坡主要干些杂事，比如洗刷标本、整理化石、管理账目、贴制图版，事无巨细，他都做得十分认真。他同时也懂得，自己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知识几乎等于零。所以，在每天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他就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有一次，龙骨山出土了一批狼的化石，可是他却不认得。为了补课，他相约几个年轻人打了一只野狗，把吃剩的骨头制成了一具挺漂亮的标本。然后，他翻阅书籍并对照标本，将每个部位的骨骼名称一一记熟。狼和狗是同一个属的动物，他认识了狗，也就认识了狼。
一天，他的导师杨钟健手拿一盒动物化石，对贾兰坡说：“你拿去鉴定一下吧，分分类。”他接过来一看，是些兽牙。他对照图版，认出了牛、羊、猪、鹿和马的牙齿。不料，当他把这些结论讲给杨教授听时，杨教授却摇摇头，要他把这些化石鉴定到“属”以下的一个单位——“种”，并要一个一个地写上标签。贾兰坡按导师的要求一一做完后，第二次送到杨教授那里，谁知又被退了回来。杨教授说：“你还得把这些动物的上、下牙齿分开，标出是第几颗牙齿。”经过贾兰坡的又一番努力工作，杨教授才满意了。  贾兰坡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一盒化石，三次鉴定，使贾兰坡终生难忘。他的许多考古学知识，就是这样“逼”着学到手的，从而也培养了他一丝不苟的作风。未了的心愿卢沟桥头的炮声打断了周口店遗址上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为了保险起见，周口店遗址上发掘出来的所有化石，都保存在协和医院B楼解剖科的保险柜里。当时美国处于中立状态，协和医院还算安全。
1941年，随着日美关系的紧张，协和医院的保险柜也不再“保险”。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翁文灏和胡恒德商量了好几次，有三条路可以走：“北京人”继续留在北京，妥善予以保藏；运往陪都重庆；运到美国，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北京。经过多方权衡，最终选定了第三种方案。于是，工作人员先用白棉纸包好化石，再用卫生棉和纱布裹上，包上白纸后放入小木盒内，盒内还垫上了瓦楞纸，最后分装在两个白茬木箱里。为了怕引起注意，特地不写名称，只在箱子上标了A、B字样。  贾兰坡化石装箱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火车将其运往秦皇岛，准备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但是就在化石装车后第三天，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装载化石的火车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神秘地失踪，60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杳无音讯。
贾兰坡听到头盖骨丢了的消息后，目瞪口呆，怎么会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吗？从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成为贾兰坡永远的牵挂。
他生前曾经说过，此生此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北京人”化石。贾兰坡生前，书房里有一个大夹子，专门存放着60年来他追寻“北京人”的全部资料：当年占领协和医院的日军军官的照片、日本来华寻找化石特派员的资料、中外提供线索者的来信、从四面八方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线索，即便是那些最荒诞不经的传闻，贾兰坡也收集了起来。贾老曾经说过：这些“北京人”标本化石，就像我的孩子，我对它们的感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被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所折磨，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它们找回来。  贾兰坡右二在此后的岁月里，贾兰坡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1999年，他和中科院14位院士联名呼吁，由于大部分知情人和当事人的辞世或年事已高，破解“北京人”头盖骨之谜愈发迫切。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这很可能变成一个千古之谜。贾兰坡等人在倡议书中写道：“即使它们已经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将如何面对后人。”
但是，天不遂人愿，贾兰坡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成为他生前未了的一个心愿。与青山同在周口店发掘是贾兰坡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没有周口店就没有贾兰坡”。从  贾兰坡仔细察看岩石标本周口店开始，他的眼光放在人类的起源研究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贾兰坡继续负责周口店地区的发掘工作。这位没有正式大学文凭的学者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外籍），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几十年来， 贾兰坡的足迹遍布全国，他的身影频频出现于丁村遗址、西侯度文化遗址、峙峪文化遗址、许家窑人遗址、蓝田人遗址等地，一生著述等身。他的研究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建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贡献，同时也奠定了他在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大师级的地位。他把探求古人类学的研究，通俗地概括为：“回答人是从哪里来?到底是神创造了人，还是劳动创造了人。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贾兰坡70岁以前基本上在野外搞调查发掘。88岁那年，他被选为美国世界探险中心会员，贾老说，我老得连小板凳也上不去了，怎么能和宇航员同称探险家呢？美国人说，你一生钻过三百多个山洞，没人能和你相比。  贾兰坡贾兰坡在90多岁的高龄还在第一线带研究生，他常戏称“收个学生比养个儿子还难”。从学习上认真的指导到野外工作时对学生安全的时时挂心，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细心周到。贾兰坡的成长离不开裴文中等老前辈的培养，他深知好的老师和前辈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他说，我要为年轻人抬轿子，我要拉他们一把。贾老曾经写道：幸而世界上世世代代有这么一批“傻人”，愿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终生。在真理面前，他们每有所得就笑逐颜开，一无所获又愁容满面。我们相信，一个人想要为人类作出一些有益的事，就无法摆脱这种苦乐相兼的境界。但是他们从来不气馁……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我们是如此，一代一代下去也是如此。
贾兰坡生前曾经说过“周口店是我的家”。他向单位和家人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和古人类学家杨钟健先生都已长眠在周口店龙骨山上。贾老早年就表示过身后要与两位前辈做伴，要栖守着自己奋斗过的地方。
贾兰坡百年之后，祖国和人民了却了他生前的愿望。老人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和信念将永远留守在龙骨山，遥盼着令他魂牵梦萦的“北京人”早日归来。贾兰坡呼吁信1998年秋天，以贾兰坡为首的中国著名科学家联名，在《光明日报》发出了这样一份呼吁：
贾兰坡等院士的呼吁信：
对于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情始终不能忘怀：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的几位杰出的科学家，根据一些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的线索，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日复一日  地苦苦寻找了多年，终于导致了一个伟大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诞生，而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的”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事实，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之前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斥为奇谈怪论。但是，当“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空前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生活遗迹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从1929年12月2日第一具北京猿人头盖骨出土的那一刻起，人类真正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一伟大发现中最珍贵的部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和在中国发现的其他重要灵长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下落不明了。
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化石丢失的线索尽了心力。随着世纪末的临近，随着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或年逾古稀，我们寻找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希望也愈来愈急切。我们在想：这样一件发现于本世纪初的人类科学珍宝，在世纪中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遗失，而今天人类将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它们仍然不能重见天日。即使它们已经损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人？
当年北京猿人化石的失踪涉及到战乱中多个国家的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要的线索可能流失于民间。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关心此事的人士一直在查访有关的线索。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需要我们大家各尽所能，提供自己所知的线索和其他一切有用的支持，一起来帮助寻找。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向全世界所有热爱科学、进步的人们呼吁：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也许这次寻找仍然没有结局，但无论如何，它都会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线索和历史资料。并且它还会是一次我们人类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过程，因为我们要寻找的不仅仅是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人类的良知，寻找我们对科学、进步和全人类和平的信念。
让我们行动起来，继续寻找“北京人”，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深院士：
贾兰坡 刘东生张弥曼秦馨菱叶大年
陈庆宣孙殿卿李廷栋宋叔和吴汝康
郝诒纯王鸿祯杨遵仪侯仁之
人生评价
贾兰坡一生著述等身，成果丰硕。从五十年代开始，贾兰坡院士参加、主持、指导了丁村河、西侯度、蓝田、峙峪、许家窑、萨拉乌苏、水洞沟和泥河湾等一系列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大科学家——贾兰坡先生题词，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先后发表了400多篇学术著作和文章，广泛涉猎人类的起源、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传统的源流、更新世环境与气候的变化以及第四纪地质学等诸多领域。五十年代，他对北京猿人的文化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倡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将周口店遗址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进而带动了全国旧石器工作的开展。七十年代，贾兰坡院士提出中国华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的理论，奠定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基础，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了世界范围内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分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反应。近十几年来，他耄耋犹勤，提议更改地质年表，建立“人生代”，提出人类的历史应追溯到400万年前的新学说，并为寻找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奔走呼吁。这些都对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贾兰坡一生诲人不倦，桃李芬芳，为培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在周口店举办了多届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班，贾兰坡院士亲自撰写讲义和授课，指导田野实习，为全国各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队伍培养了基本的骨干力量。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等大专院校作兼职教授，为学生讲授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课程。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很少有人没有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和没有接受过贾兰坡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即使在90多岁高龄的晚年，他仍然关心科学队伍的建设和后继人才的培养。
贾兰坡积极参与中国的博物馆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工作，还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建设，经常亲临北京自然博物馆指导工作，并长期担任国内许多博物馆的兼职研究员，受到国内博物馆界同仁的爱戴和崇敬。
贾兰坡一生刻苦好学，努力进取。中学毕业后，他先后进入地质调查所做练习生、在北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进修和学习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和人体解剖学。工作中他刻苦钻研，勤奋自学，不耻下问，为获取科学知识和提高业务能力废寝忘食。晚年中，贾兰坡院士忍着眼疾及多种疾病的疼痛折磨，仍然每天手不释卷，伏案工作，用一把放大镜和一支钢笔解读、诠释着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靠这样的苦学、钻研和勤奋，他由一个中学毕业生成长为建树卓著的学者，由一个不懂化石和石器为何物的练习生成长为享誉世界的三院院士，创造出一个刻苦进取、勤奋向上、靠个人的不懈努力实现自我价值重大转变的现代传奇。贾兰坡院的这种精神境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立志成才的青少年在科学探索和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不断奋进，去勇攀高峰。
研究领域
贾兰坡对第四纪地质、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和考古等方面都有很多研究，在旧石器的考古方面，成绩  古人类研究会最为显著。作为一位世界公认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贾兰坡1935年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除发现大量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外，1936年11月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动了国际学术界。1949年后，他又多次主持周口店的发掘。1984年贾兰坡与他的学生、考古学家黄慰文合写的《周口店发掘记》一书，对周口店的发掘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价，对周口店发掘与研究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这本书已译成日文和英文。他对华北旧石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所提出的华北地区古文化年代表奠定了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理论基础。贾兰坡十分热爱中国旧石器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就在《考古通讯》上发表“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1957年又发表“试述中国旧石器时代初期石器文化的相互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有关理论研究上，而不是单纯对石器本身的描述。中国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末展开“北京人”是否使用过骨器的争论，贾兰坡支持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Breuil)的意见，认为“北京人”使用过骨器。他于1960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一文以及1964年出版的《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都探讨了这个问题。贾兰坡把周口店“北京人”制造的骨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角工具，第二类是盛水工具，第三类是肢骨做成的尖状器和刀状器。关于骨器的观点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的重视。
20世纪50—70年代，贾兰坡对中国旧石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特别是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尤以对山西旧石器的研究最为出色。1958年，他与裴文中一起研究了山西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指出丁村文化是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初文化的新发现。他在1962年与人合作的《河》中，指出河遗址的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早期，并指出丁村文化是由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1972年贾兰坡与盖培、尤玉柱发表“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从地貌、地层、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等方面作了全面研究，指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即“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提出中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后，又提出中国、东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华北的论点。国内外同行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极大关注。
贾兰坡在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有着比较突出的贡献。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并提出在中国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泥河湾地层，才是人类最早的生存地。指出“北京人”在体质特征和石器制作上有了许多进步性质，又具有使用和管理火的能力，因而不代表最古老的人类和最原始的文化，人们对中国远古文化的认识还是很晚的。在20世纪以前没有发现过确切的石器时代遗址，直到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还不相信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在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相继发现旧石器之后，特别是裴文中于1929年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接着又发现“北京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迹之后，才使这种局面改观。但由于受旧观念的束傅，有的学者又提出中国没有比“北京人”再早的文化了。贾兰坡与王健的论文无疑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争论。他们这一科学论断为后来西侯度文化元谋人牙齿化石和蓝田人头盖骨的发现所证实。1978年所出版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文化遗址》一书，是他们对中国更新世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存在问题的多年研究成果。早在30年代，贾兰坡就对北京人的地质分层文化性质和生活环境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贾兰坡还根据“北京人”遗址各层出土的动物化石的不同性质，提出“北京人”在周口店生活的几十万年中，华北气候出现过冷暖交替的变化。解放后，贾兰坡发表过不少论文和专著。
他撰写的《人体骨骼学纲要》（1954)以及《从猿脑发展到现代人脑》（1954)曾是医学院很好的参考书。贾兰坡还著有《旧石器时代文化》（1957)、《周口店——北京人之家》（1975)、《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1978)等，后两种已被译成英、日、德和西班牙等文种出版。1982年出版了由贾兰坡主编的《人类的黎明》，这本书是一本图文并茂，系统地阐述人类起源演化，并包括最新科研成果的人类学著述。
贾兰坡也关注着脊椎动物学及第四纪地质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到四川万县盐井沟采集化石，并和  考古队卞美年一起在云南富民等地寻到哺乳动物化石，一批有代表性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1951年他与地质学家王曰伦共同研究了周口店的冰川遗迹，为研究“北京人”的生活环境提供了新的线索。1982年，贾兰坡与卫奇在《地质学报》上发表“建议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建立中国第四系的标准剖面”一文，这是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古脊推动物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结合起来的范例。
贾兰坡从20世纪30年代起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和著述，发表论著已超过400余篇（种）。为中国的地质、古生物、古人类和考古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他曾多次被日本、美国、瑞士、阿尔及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邀请去讲学，受到同行们的热列欢迎。
工作简历
1955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1949-1953——地质矿产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士
1953-1955——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学术或专业团体任职：
1983——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1984——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
研究著作
学术著作贾兰坡的主要学术著作有：《鲁南考古队在人类学上的特别发见》（1933)、《中国猿人》（1950)、《旧  学习中的贾老石器时代文化》（1957)、《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中、日、英等文版，1978）、《北京人之家》（法文版，北京外文出版，1978）
以及《中国的旧石器时代》（1982)等论文或专著共300余种。[1]研究成就1992——中美合作泥河湾发掘，主持
1935——周口店发掘，主持
1954——丁村遗址发掘，主持
1964——蓝田新生界综合考察，主持获奖1991——中国远古人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
1990——周口店发掘记，北京外文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4——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论文集，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