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土尔扈特部东归
背景
早在唐朝时期中国的史籍上就有漠西蒙古族的记载，元朝又有了“西蒙古的记载，史称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明朝又称“瓦剌”，清朝称“厄鲁特”、“额鲁特”、“卫拉特”，外文书籍又称为“卡尔梅克”、“克尔梅克”、“哥尔梅克”。“斡亦剌惕”是蒙古语，它最早的含义比较普遍的解 释有两种：一种含有蒙古语“卫拉”即“近亲”“邻亲”的意思，有“近亲者”、“邻近者”、“同盟者”；一种含有“林中百姓”“林中人”“林中民”之意。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更主要的是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来称谓的。他们曾经过着林中采集渔猎的生活，草原上的牧民称他们为“槐园亦儿坚”。也就是林中百姓的意思。随着历史的变迁，明代西蒙古出现了“大小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一词更具有“亲近者”“同盟者”“联盟者”的实际意义和词源意义，尤其是18、19世纪帕拉斯、施密特等外国史学家认为“联盟说”更合理。从四卫拉特联盟角度分析，前一种说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学者多尔济班扎罗夫则认为卫拉特是由“卫”——“林木森林”——加“阿拉特”——“百姓”组成的，即“林中百姓”。人们普遍认为，多尔济班扎罗夫的解释更接近事实，理由较充分，颇具权威性。土尔扈特部落是中国卫拉特蒙古中其中的一个部落。  东归路线
历史的记载中，土尔扈特部落的先祖是王罕，亦称翁罕。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王罕所率领的是克列特部， “克列特”一词，蒙古语古老的形式是（客列亦惕）现在发音为ere。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列特”有“包围”、“警卫”的意思，因为王罕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确曾充任过成吉思汗的护卫。而土尔扈特方言中“护卫军”亦称土尔扈特，因此，克列特便称为土尔扈特。从古老的族源学考证，“克列特”原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一个姓氏，王罕的姓就为“克列特”，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氏族。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设立的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其中最大的一个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汗旗，各代汗王均属此旗。其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文化素质最高，权力最大，历史最悠久。土尔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生息在贝加尔湖一带，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
西迁
土尔扈特是中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四卫拉特之一）。  土尔扈特万里回归早在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
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土尔扈特人始终保持着与清朝政府的关系。
压迫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政治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固尔扎的这么一个机构。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在权力上，对汗王渥巴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敦罗布喇什身故，由其子渥巴锡继位，时年仅十九岁。沙俄欺其年少，乘机将土尔扈特直属于汗的最高权力机构王公议会“ 固尔札”，强行隶属于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对“ 固尔札”成员实行年俸制，并派遣官员直接进行管辖，干涉“ 固尔札”内政，以达到通过“ 固尔札”架空汗权的目的。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 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土尔扈特。经济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意味着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文化共同信仰的藏传佛教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沙俄政府认识到，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俄罗斯的东正教这种西方的宗教。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发出谕旨，要求传教士学会土尔扈特语言，以便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藏传佛教，逼迫部族改信东正教。引起了土尔扈特人强烈的反抗。　军事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尔扈特人，一切听沙皇指挥。18世纪，沙俄帝国竭力控制出海口。随着沙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其中跟土耳其就打了很长时间。大肆的征兵行为也导致部族内青壮年锐减，许多人都充当了沙俄对外扩张的牺牲品，丧生在土耳其和北欧的战场上。正拼命扩张的俄国需要更多的土尔扈特军队参与新的战争，需要土尔扈特骑兵去镇压无法忍受沉重税赋而起义的农民；去控制信仰方面的异己者，如平定信仰伊斯兰教的巴什基尔人的叛乱；去遏制不安定的其他周边游牧民族；去参加欧洲的战争。敦罗布喇什和渥巴锡时期出兵助战成为汗国的沉重负担。然而土尔扈特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已无法满足俄国的频繁征兵。17世纪末，在土尔扈特汗国达到其顶峰时，包括阿玉奇汗的臣属诺盖人在内，土尔扈特人总共有7万帐。到18世纪60年代,土尔扈特人仅有41 523帐。俄国对土尔扈特骑兵的需求不断增长，甚至不顾土尔扈特兀鲁斯的自身安全强迫其远距离征战，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沉重负担。
俄国当时就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作为俄国的军队跟土耳其打，那么这个战争中间，土尔扈特的人员伤亡也很大。而且这个战争打了21年，土尔扈特每次比如说去上10万人，几乎打仗回来就一、二万人，当时土尔扈特人说，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土尔扈特就没有了。　地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要求他们俯首称臣。综述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这样的形势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决定
  土尔扈特部东归在17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要东归故土。
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汗水。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祖国去。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
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
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东归
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九千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
东归队伍必经的一个险要山口，是奥琴峡谷。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这个山口。面对强敌，渥巴锡镇定指挥：他组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后面派枪队包抄，将哥萨克军队几乎全歼，为牺牲的九千名同胞报了仇。
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有人对能否返回祖国丧失了信心。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点也不知道。土尔扈特人无法和清政府沟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英勇的土尔扈特人，仍然只有再次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公元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清政府才得知这一消息。
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把他们接回来意见不一致。
最后清政府决定：第一，这件事如果俄国政府要出面交涉，要坚决挡回去；第二，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一定要好好安置。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了生命。
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祖国西陲边境伊犁河畔。当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等官员在伊犁河畔迎接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
安置
不久，渥巴锡随伊昌阿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帝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乾隆皇帝，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敕书。
乾隆的敕书是用满文和一种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写成的。这份敕书充分表达了乾隆对土尔扈特人的赞扬与欢迎。不久，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察哈尔旗来到避暑山庄。
这一年，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人，举部回归的壮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民。清政府也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及《满文录副奏折》都有详细记录。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 还有和硕特恭格部，下设四个旗，恭格为盟长。
史诗
时间虽然过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东归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为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课题。中外很多学者，都赞颂土尔扈特人民，重返祖国的英雄壮举。东归英雄们的史诗将永远被传唱下去。
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英雄壮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土尔扈特人所创造的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压迫剥削与酷爱和平自由的光荣传统，将永远光耀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