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居易传
旧唐书：《白居易传》
作品概况作品名称：白居易传
创作年代：五代时期
作者：赵莹、刘昫
作品体裁：传记
作品原文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鍠，历酸枣、巩二县令。鍠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馀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城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  旧唐书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焉。
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贞元十四年（注：应为十六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遗，依前翰林学士，已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再渎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曰：“臣昨缘元稹左降，频已奏闻。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以后，凡在位者，每欲举职，必先以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辞，然外议喧喧，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因此获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士元蹋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以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资产八十馀家；又奏王绍违法给券，令监军押柩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怒，朝廷何由得知？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錡，錡掘坑炽火，烧杀善贞。未数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贬官，方镇有过，无人敢言，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安敢烦渎圣听，至于再三。诚以所损者深，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疏入不报。
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娟，为魏征子孙赎宅，居易谏曰：“征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子孙典贴，其钱不多，自可官中为之收赎。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能当此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联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联，联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封。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馀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讷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仿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寝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苤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绳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为我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馀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已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宴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辅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一之话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硖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木莲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为黄心树，经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写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绝赋之。”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喧然模写。
其年冬（注：应为十五年夏），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徵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复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郎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陈岵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大和巳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曰：“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颖川陈孝仙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澹。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又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文章旷达，皆此类也。 大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疾，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痹之疾，体□首舷，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阙疾少间。杜门高枕，澹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
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有六（注：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 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居易集序曰：“乐天始未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岁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选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盗窃名姓，荀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缵，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矣，因号曰《白氏长庆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为稹序尽其能事。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效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仳《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瘐，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确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1]
相关介绍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800年（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 《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如《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极为广泛。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现存诗3000多首，有《白氏长庆集》。
《旧唐书》简介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公元941年（天福六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赵莹立即组成修纂班子，到公元945年（出帝开运二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的作者距唐代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但是，由于唐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唐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等到明朝公元1538年（嘉靖十七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2]
作者简介赵莹
赵莹，五代时期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政治家、文学家，性格纯厚，长相俊美。于后梁中进士，后与后晋创立者石敬瑭投契，做了后晋宰相，奉命修唐史。后来后晋被辽所灭，赵莹被俘辽朝，辽祖爱惜他的才德，仍授以官职，做辽太子的老师，但赵莹思念故国，遇有北来的后周使臣，悲不自胜，向南磕头，涕泣横流。后向辽祖请求死后归葬故里，辽祖同意，在他67岁去世后派人送灵柩南归，葬于陕西华阴故里。《旧唐书》从史料搜集到组织编撰成员，提出修史计划，最后监修，皆是赵莹负责，所以古人称编修《旧唐书》，赵莹居首功。
刘昫
刘昫（887年—946年），字耀远，五代时期涿州归义（今属河北）人，后晋政治家。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945年（后晋出帝开运二年）招撰《唐书》（《旧唐书》）200卷。实为赵莹诸人所作。[3]
《新唐书 白居易传》
作品概况作品名称：白居易传
创作年代：宋代  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宋祁
作品体裁：传记
作品原文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邽。父亲庚，为彭城令，李正已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
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竭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对制策乙等，调周至尉，为集贤校理。月中，召入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硕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硕得归曲天子。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锷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赡，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案锷诛求百计，不恤雕瘵，所得财号为‘羡馀’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锷？’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与之则纲纪大坏，不与则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复追。”是时，孙□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张奉国定徐州，平李倚，有功，迁金吾将军。居易为帝言：“宜罢□，进奉国，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系阌乡狱，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系其子，夫久系，妻嫁，债无偿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馀上，益知名。
会王承宗叛，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其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奸，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候，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蒸，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忸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只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素贫，听自择官。居易请如姜公辅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明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
人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穆宗好畋游，献《续虞人箴》以讽曰：“唐受天命，十有二圣。兢兢业业，咸勤厥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宁。在昔玄祖，阙训孔章：‘驰骋畋猎，俾心发狂。’何以效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诫，终然覆亡。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既悟，为之辍畋。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憬趋以出，鹞死握中。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审其安危，惟圣之虑。” 俄转中书舍人。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命持节宣谕，布遗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仇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谊不忍。方谕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资竭矣。”诏听辞饷。
是时，河朔复乱。合诸道兵出讨，迁延无功。贼取弓高，绝粮道，深州围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资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薄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且光颜久将，有威名；度为人忠勇，可当一面，无若二人者。”于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
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遗命薄葬，毋请谥。
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故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玟、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普《九老图》。
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暗识声律。其笃于才章，盖天禀然。敏中为相，请谥，有司曰“文”后履道第卒为佛寺。东都、江州人为立祠焉。
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而杜牧谓：“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入人肌骨不可去。”盖救所失，不得不云。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4]
相关介绍《新唐书》共有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北宋时期，仁宗认为前朝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公元1058年（嘉祐三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1054年（至和元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1060年（嘉祐五年）的事了。 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作者简介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在政治上负有盛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公元1030年（宋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因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被贬滁州，又被贬扬州、颍州、开封府。后来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又出任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位，在颍州（今属安徽阜阳）去世，谥号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5]
宋祁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迁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公元1024年（宋仁宗天圣二年）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初任复州军事推官，后历任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曾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与其兄齐名，被当时的人称为“小宋、大宋”。因为他的词作《玉楼春》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人称红杏尚书。为人喜奢侈，多游宴。其词多抒写个人生活情怀，未摆脱晚唐五代艳丽旧习。但构思新颖，语言流丽，描写生动，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原有文集一百五十卷，已散佚。清人辑有《宋景文集》；近人辑有《宋景文公集》；赵万里辑有《宋景文公长短句》。[6]
《唐才子传 白居易传》
作品概况作品名称：白居易传  唐才子传创作年代：元代
作者：辛文房
体裁：传记
作品原文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贵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暴露不宜，实无他肠，怫怒奸党，遂失志。亦能顺适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 
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寞。卜居覆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元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时人慕之，绘《九老图》。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7]
作品译文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他在年近二十名声未起的时候，（有一次）去京城游玩，拜见（当时名流）顾况。顾况是南方吴地人氏，自恃才华，很少有他推荐认可的诗人，于是就取笑白居易说：“长安城什么东西都贵，要想‘居’于此，是非常不容易的。”等到翻阅白居易诗卷，读到其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诗时，他就又感慨道：“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想居天下都不难。老夫我之前的话是开玩笑的了。”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主持进士考试，选拔英才，白居易全都考中，被朝廷授任为校书郎。元和元年，白居易写作乐府及诗歌一百多篇，讽谏时事，流传到了宫中。皇帝读了他的诗后非常喜欢他，召见他并且授任他翰林学士一职，接着又历任了左拾遗。当时有盗贼刺杀了宰相，京城议论纷纷。白居易第一个上书皇帝，请求紧急抓捕盗贼。有权贵厌嫌他越职行事，对他十分恼怒。不久就有传言说：“白居易的母亲落井而死，他却写了篇《新井篇》，词句十分浮夸华丽，如此品行不可重用。”后来白居易就被贬为江州司马。起初白居易只是认为不应当让被刺杀的宰相武元衡暴尸街头，其实并没有别的想法，（想不到却）触怒了奸党，于是志向受挫。但他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借佛教的生死之说超脱形体的痛苦。很长一段时间后，又调任中书舍人，主管制定朝廷的政令。有一年，河北发生暴乱，朝廷出兵无功，白居易又向朝廷进谏，没有被采纳，于是请求外调，担任了杭州太守。唐文宗即位后，下诏升任白居易为刑部侍郎。会昌初年辞职回家，最后死在家中。
白居易多次因为忠诚耿直遭到排斥，于是就纵情喝酒作诗。被重新任用后，（由于）遇到的又都是年少君主，（所以）做官的心情顿时消沉。在履道里购宅定居，与香山僧人如满等成立净社。每天开挖沟池，栽种树木，建造石楼，开凿八节滩，作为游玩之乐，茶壶锅子酒杯不离身。曾经有一次光着头，像箕一样张开腿盘坐着，谈论佛理，吟咏古诗，十分清静安闲。自己号称醉吟先生，并且还为此作了篇传记。白居易十分喜欢佛教，也常常几个月不吃荤，自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文爽等人宴饮集会。这些人都是年纪大却不肯做官的人，每天互相招待邀请，当时人们很羡慕他们，有人给他们画了一幅《九老图》。
白居易的诗以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为主，不推崇艰涩难懂，每写成一篇，必定让他家里的老婆婆先读一读，询问老婆婆直到她理解了才抄录下来。后人评价白居易的诗作就像崤山以东的百姓谈论农桑之事，字字句句都是非常朴实的话。鸡林国的商人把他的诗作卖给他们的国相，每篇都是一百两银子，如果是伪造的，鸡林国相马上就能分辨出来。白居易与元稹关系十分要好，友情可谓如胶似漆，写诗追求的音韵也相同，天下人把他们并称为“元白”。元稹死后，白居易与刘禹锡齐名，并称为“刘白”。白居易喜欢神仙，曾经自己造了一双飞云鞋，点起香举起脚，好像在腾云驾雾，云雾冉冉降临。刚来九江时，居住在庐阜峰下，建了一座草堂，炼制丹药。这座草堂如今还保存着。[8]
相关介绍《唐才子传》由元代辛文房编撰，书中对中唐﹑晚唐诗人的事迹有详细记载﹐也包括部分五代诗人。按诗人科举考试登第先后为序。书中保存了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资料﹐对其科举经历的记叙更为详备。传后又有对诗人艺术得失的品评﹐多保存了唐人的旧说﹐其中颇有精辟的见解。但所述多有失实﹑谬误之处﹐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兴间气集》为高适所编﹐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等。也有因误解材料而造成错误﹐如刘长卿传﹐记权德舆称刘长卿为“五言长城”﹐而据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实际上是刘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等。
书成于1304年（元大德八年）。原本10卷﹐明代初期尚存﹐《永乐大典》在“传”字韵内曾收录全书。但《永乐大典》中的这一部分已经散失了。清代《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其他各韵中辑出243位诗人的传记﹐附传44人﹐共287人﹐编为8卷。日本《佚存丛书》有10卷本﹐有278位诗人的传记﹐附传 120人。有清代陆芝荣等《佚存丛书》校刻本。又有清代《指海》本﹐以日本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记。
后人傅璇琮所编《唐才子傅校笺》以日茂元刊十卷本为底本，校以日藏五山本、正保本、《佚存丛书》本以及《四库全书》本、三间草堂本、《指海》本等海内外世傅版本、校订精审，为定本。笺证的重点在于探索史料来源、纠正史实错误、补考原书未记的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备的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诗文创作、作品流会心等基本史料来龙去脉、是非真假的逐条考证，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在今天，《唐才子传》被列为国学入门的必读书目之中。
作者简介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失传。
任见：《白居易传》
现代作家作品，历史人文传记中难得一见的优秀书籍。
作品概况白居易是一位“以诗纪事”的现实主义诗人，在其“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原上草》、《卖炭翁》、《上阳人》、《长恨歌》、《琵琶行》等千古名篇，  [9]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骄傲。
研究白居易的文字历代不绝，数量众多，然而真正从生活经历的角度为他立传的，迄今基本没有。任见先生的《白居易传》，是以唐代历史为背景，以白居易的政治活动、文学创作为重点，以他的人生际遇、情感历程为主线，以大气魄、大制作为标的要求，创作出来的重量级作品。
任见著《白居易传》250千字，著作文笔洗练，辞藻华贵，构思布局艺技独运，故事情节磅礴跌宕，文言与白话结合无隙，简约与饱满至于极致，既与白居易的大家名作地位般配，与中唐洛阳丰富多彩的诗文艺术气象相和谐，又将中国文字的魅力发挥到了新颖动人的特殊境界，一卷展读，不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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