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刀耕火种
历史渊源
  刀耕火种新石器时代残留的农业经营方式，属于原始生荒耕作制。先以石斧，后来用铁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由于经营粗放，亩产只有50千克左右，俗称“种一偏坡，收一萝萝”。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区早在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就采用刀耕火种、土地轮休的方式种植栗、黍·，云南也早在公元前1260～1100年的商朝后期新石器时代就用此法种稻。战国时期云南土著民族广泛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公元前l世纪以后，随着移民屯田，滇中、滇西地区刀耕火种逐渐减少，但边远山区仍保留此种耕作方式。随着生产工具由石刀、石凿、石斧、木棒进化到铁制刀、锄、犁，种植作物由单一的稻谷演变为稻、玉米、豆、杂粮乃至甘蔗、油料经济作物，耕作方式也随之由刀耕火种、撂荒发展到轮耕、轮作复种和多熟农作制。1978年以来，由于增加农业投资，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固定耕地，禁止毁林开荒，边疆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已基本废除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1]
操作方式
刀耕火种又叫迁移农业，有些地方称之为“打游击农业”。是一种古老原始的农业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没有固定的农田，农民先把地上的树木全部砍倒，对一些大树有时先割去一圈树皮，让它枯死，然后再砍倒。已经枯死或风干的树木被火焚烧后，农民就在林中清出一片土地，用掘土的棍或锄，挖出一个个小坑，投入几粒种子，再用土埋上，靠自然肥力获得粮食。当这片土地的肥力减退时，就放弃它，再去开发一片，所以称为迁移农业。当前，在非洲地区很多见。  刀耕火种在过去，这种农业分布比较广泛。如今，只在南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中的低地与丘陵地区还能见到，是由一些土著部族中进行着的一种农业耕作类型。中国海南岛和云南某些少数民族也还有采用这种耕作方式的。它生动而又形象地表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也表明农业活动的落后与无奈。 
在巴西的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种的是玉米、木薯、豆子和土豆；居住在东南亚山区的丛林的部族，种的是山药、旱稻等。迁移农业的耕作十分粗放。在一片土地上种的作物的品种不一，种植的方式杂乱无章，不成垄也不成行，作物长的有高有矮，看上去是一种落后现象，其实也是对热带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热带雨林雨量大，雨点密集。混杂种植，作物高矮不齐，高的植株遮盖和保护了下面低矮和脆弱的植株，多层植物又逐层地阻止了热带暴雨对作物及对地面的袭击和冲刷。另一方面，多种作物混杂，成熟的时间各不相同，可供食用的时间先后交错，避免了储存粮食的困难。但是这种耕作方式是种上以后，不加任何管理，任其自然生长。由于不向土地施肥，经过二三年或三四年，土地的养分除了作物吸收，雨水冲刷和细菌快速分解，使由焚烧植被留下的灰分营养元素消耗殆，每块土地仅能耕种0—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如果农民们周围的土地充裕的话，就等待植被基本恢复以后再行刀耕火种；如果土地不充裕，就只好加速其更替的速度，不等植被恢复，就再行刀耕火种。这样，火烧后留下的灰分营养就逐步减少，维持生长的年限就不断缩短，更替的速度就更快。如此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农民们就只好迁往他处。 
影响更替速度的因素还有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增加就需要扩大其耕地面积。与其他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刀耕火种式的迁移农业每人需要的土地面积更大。迁移农业是一种自给性的自然农业，它只能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食物需要，没有剩余的产品进行交换。在迁移农业中，饲养动物很少。所饲养的动物只是在宗教性节日或其他节日才能食用，所以人们的营养构成缺乏蛋白质。捕鱼和狩猎可以部分地补充其不足。 
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虽然落后，但它是长期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对这种环境适应的结果，也是长期实践的总结。
相关危害
据《生活科学》网站报道美国研究人员日前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几千年来的刀耕火种，使大规模的森林遭到焚烧，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足以改变全球气候，并导致了全球变暖的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研究成果被公布在8月17日的国际顶级地学期刊《第四纪科学评论》（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上。  刀耕火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马里兰州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时期人口数量虽少，但所使用的耕地面积大，那个时期的依赖刀耕火种的技术来腾出大片土地以满足粮食生产的需要。
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弗吉尼亚大学环境科学名誉教授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说：“由于他们缺少对土地产量进行改造的动机，因此他们要使用更多的土地进行耕种，所以焚烧了大量的森林，从而无意中改变了地球气候。”
拉迪曼是一位气象学家，专门研究海洋沉积物变化对气候的影响，近些年来，他试图在跨学科中，比如像人类学、考古学、种群动态学等方面来研究几千年来人类是如何影响气候的。他表示，早期的人类使用一种方法刀耕火种的方法来种植粮食，他们将森林烧掉后就地挖坑下种。用林木的灰作为农作物的肥料，等到产量开始下降后，又开始对另一个区域的森林进行焚烧种植。随着人口的增长，他们的这种刀耕火种的方式也开始变本加厉，烧的森林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广。通常每次烧的森林面积为实际上种植面积的5倍或者更多。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农业用土地越来越少后，他们才开始发展精耕细作的技术来提高农业产量。
拉迪曼指出，今天的农业以高效和精耕细作的方式经营，能够以更少的人均耕种面积来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要。在世界很多地方，森林正在得到恢复，其中包括美国东北部、欧洲、加拿大、俄罗斯、甚至中国的部分地区。然而，这些新增加的森林所带来的积极的环境的影响又被化石燃料的使用所抵消了，人类自大约150年前工业革命以来就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在大气中继续添加的过量二氧化碳导致了全球变暖的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2]
由于这种方式是直接以破坏地表植被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地球地表植被号称地球的外衣，因而破坏的后果不仅是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还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产生气候异常没有森林，水从地表的蒸发量将显著增加，引起地表热平衡和对流层内热分布的变化，地面附近气温上升，降雨时空分布相应发生变化，由此会产生气候异常，造成局部地区的气候恶化，如降雨减少，风沙增加。更加严重的是全球因二氧化碳气体不能被植被吸收固化而导致全球升温，产生“温室效应”。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森林植被对调节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有重要作用。科学家认为，世界森林总体上每年净吸收大约1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的1/4。森林砍伐减少了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把原本贮藏在生物体及周围土壤里的碳释放了出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于砍伐热带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了15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植被生态系统是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由于世界范围的森林破坏，生物地域生存环境缩小或者严重改变，数千种动植物物种受到灭绝的威胁。热带雨林的动植物物种可能包括了已知物种的一半，但它正在以每年46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加剧水土侵蚀大规模森林植被砍伐破坏，通常造成严重的水土侵蚀，加剧土地沙化、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减少水源涵养，加剧洪涝灾害森林和植被破坏还从根本上降低了土壤的保水能力，加之土壤侵蚀造成的河湖淤积，导致大面积的洪水泛滥，加剧了洪涝的影响和危害。
景颇族的刀耕火种文化
景颇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2000米的云南边境山区。中国境内的景颇族是中国最早实行刀耕火种的民族之一。景颇族祖先最早发源于青藏高原，之后逐渐向云南边境的亚热带雨林迁徙。在这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以适应生态环境变化。在对自然、社会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经历了游牧——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的物质文化变迁，形成景颇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刀耕火种景颇族的刀耕火种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于劝格罗”就是无轮作刀耕火种，这是云南很多刀耕火种民族早期的、基础的生产形态。无轮作刀耕火种实行不挖不犁耕作，一块地只种一年就弃耕休闲，形成一个有序的垦休循环圈；第二种类型“于遮格罗”即轮作刀耕火种，其耕作方式为第一年砍伐焚烧、播种、收割，第二年使用锄头先铲草挖地或使用牛犁后播种、除草、收割。 
传统采集和狩猎是景颇族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村民们习惯在地中混作和间作多种蔬菜，但其收获量一般只够吃3月至4个月。蔬菜的来源，大多还得依赖采集。采集活动一般由妇女进行。景颇族的传统采集食物，种类可分为块根、茎叶、竹笋、蘑菇、果子、虫类六大类。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景颇族的肉食来源主要依靠狩猎，每年大规模的狩猎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季、秋季和烧地时。春季主要伏击前来刀耕火种地里吃嫩草的麂子、马鹿、野牛等；秋季主要伏击前来偷吃和践踏庄稼的野猪、野牛、马鹿、熊、猴子等；烧地时主要伏击喜欢吃火灰和被烧死的虫类的麂子和马鹿。 
景颇族的农耕礼仪主要表现在对鬼神的祭祀上，祭祀主要分以下三类：祭献与刀耕火种农业有关的鬼，包括木代(Madai太阳鬼)、阿木(Amu雷鬼)、崩培(Bung hpoi风鬼)、知通(Jahtung山鬼)、子卡(zihka谷魂鬼)等等；吃新米时祭献的祖先鬼，即每年在谷子成熟即将正式收割前，各家各户都要举行吃新米仪式，祭献祖先鬼，感谢祖先鬼保佑这一年的生产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号地”烧地时祭献的风鬼，即在烧地之前祭献风鬼“崩培”，让带火的风鬼把地里的树枝杂草都烧尽。 
景颇族人结婚时，一般要给出嫁的女儿赠送一件珍贵的礼物——礼篮。在婚礼上，新娘必须将礼篮背在身上，然后走过草桥。礼篮里装的是砍地用的两把长刀，还有种子。礼篮里装的长刀景颇语叫“日恩图”(Rinhtu即生命刀)，它象征着景颇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 
按景颇族的原始生死观，死亡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归，就是要让亡者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祖先世界与生界都是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所以举行送魂仪式中要把生者的谷种和死者的谷种分开，让死者带谷种走，并挎着砍地的长刀去。而回到祖先世界还要饲养家畜，所以举行送魂仪式时还要宰杀家禽家畜（一般是猪、鸡、牛）。
生存智慧
说起刀耕火种，很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幕远古洪荒的景象，一群人身穿兽皮、衣不遮体，它们挥舞着大刀长矛，砍树放火，然后用根木头锥子在地里扎眼，随便撒点种子，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与之相关联的是落后、野蛮、愚昧、生产力低下之类不大好的词。当环保、生态之类的话语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刀耕火种又被作为破坏环境的因素之一而遭挞伐。“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可以称之为一种比较进货的方式。）  刀耕火种西盟的佤族，或者怒江流域的怒族、独龙族，他们的刀耕火种已经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这种生存方式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早就被自然淘汰掉了！ 
最典型的刀耕火种形态称之为“无轮作轮歇类型”，一块地只种一季就抛荒休闲，休闲期长达十年左右，这种类型的地被很多民族称为“懒活地”，意思是不需要怎么费尽儿，就可以获得收成，所以是各个民族的首选。只是在人口增加，土地不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轮作轮歇类型”。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放火烧荒，而是有着长时段的精心规划。所以这种农业方式还要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比如，他们会以村寨为单位，把全村的懒活地分成比如十份，这样才能一年种一份，十年一轮回。在正常情况下，所烧的也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他们的“地”。山民们在当值的山地砍树、烧荒、播种、收获，每项工序都有传统的规则。比如烧火前要清理防火道，专人把守，以免山火越界。砍树时大树留桩，小树留根，以便来年春风吹又生。 
烧荒有很多好处。云南的红土多为酸性，草木灰为碱性，可以改良土壤。大火把草籽和虫卵烧熟，几乎不需要除草治虫。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如果真的耕了，反而没有好处。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烧晚了会误农时，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反而让杂草得到机会。一块地又砍又烧，只种一年，外人会觉得可惜。耕种时间越短，树根就越容易复生，植被越容易恢复，水土流失越少。每年新烧的都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的懒活地，可以保证地力常新。这样，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有山林可供采集狩猎，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
种地也是学问，很多民族实施着不同的套种方案，一块地里既有空中吊的（陆稻、豆、粟等），又有地面爬的（南瓜等），还有地下钻的（山药等），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土地。故又称“百宝地”。尹先生指出，百宝地远比固定耕地的综合收益要高，同时所需的工时要比轮作的锄耕和犁耕田要少一半儿，主要省在除草和杀虫上。所以，这种生产方式是山民主动选择结果。只有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用轮耕的方式。在尹先生看来，刀耕、锄耕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结果。 
很多民族都知道在懒活地里种植水冬瓜树，水冬瓜树是一种速生树种，落叶多，并有根瘤菌可以固氮，有利于土地加强肥力。西盟佤族是在粮食收割播散树种，盈江卡场的景颇族是将树籽与陆稻种子同时撒播，怒江的独龙族和怒族则是栽种树苗。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表明，刀耕火种并非是由于愚昧无知，恰恰是对于其所生存的自然有着深厚的“知”。 
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这些传统，是一种耻辱。强行把这些地区拉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中，无异于把古董用做了劈柴。这些依然存活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财富，它们对于未来人类的价值，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一方面，我们得以从中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那种利用本地资源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并且获得快乐的生存的智慧。另一方面，当日疯一日的工业文明体系崩溃的时候，那里才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能的方舟，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