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大昕的史学思想
简介
本书对钱大昕的生年与著述，主要是其史学思想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资料丰富，论述精辟，其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第一次对钱大昕的史学成就进行全面研究二、很多内容是作者第一次进行讨论，如钱大昕的历史评论、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钱大昕对《宋史》的考论等。三、提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如钱大昕的经学思想、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理论等。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钱大昕的生平与学术
一　以古学相策励的江左寒儒
二　“名位之有尽，不若文章之无穷”
三　“一代儒宗”
第二章　钱大昕的经学见解和史学思想
一　学术渊源与学派归属
二　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观
三　“实事求是”与“明体致用”
四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五　官制、舆地和氏族
第三章　钱大昕的史论与政论
一　政治与民生
二　士风与学术
第四章　钱大昕的历史考证学成就及考史方法论
一　历史考证的理论与方法
二　文字音韵训诂学与历史考证
三　金石学与历史考证
四　避讳学与历史考证
五　版本学与历史考证
六　天文历算学与历史考证
第五章　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一　一家之言和史馆修史
二　直书和曲笔
三　史法义例
四　史料采获
五　史文繁简
第六章　钱大昕在元史学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识
一　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
二　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三　重写《元史》
四　由“精”到“新”的学风转折点
第七章　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
一　备文献、足征信、供资治
二　修养、取材与体例
三　关于方志人物立传的思想
余论
附录
一　钱大昕主要学术交游简表
二　二百年来钱大昕研究述评
三　主要引用书目
后记
评价
一个考据学家的思想世界——读王记录先生著《钱大昕的史学思想》
李峰
作为乾嘉时期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之一，钱大昕在生前即已饮誉海内，被同辈推为一代儒宗；殆至晚清，学风丕变，考据倍遭诟病，钱氏又被毁之为考证烦琐，无补于时事。民国时期，随着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钱大昕再度受到了学人的关注，被当世史学大师所推崇；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视乾嘉考据学为无用之学，水落船低，故对钱氏关注甚少。1980年代后，随着学术风气的日渐开放，乾嘉学术再度引起学界重视，钱大昕研究也随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20多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先后发表了70余篇有关钱大昕研究的论文，各种中国史学史、清代学术文化史的著作也都设有专节论述钱氏学术。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王记录先生开始了他历时10余年的对钱大昕的学术研究历程，陆续发表了若干篇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并最终在2004年出版了《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一富有创新意义的著作。
钱大昕以考据名家，而该书却高标其“史学思想”，究其原因，乃在于著者认为人的每一种行为都要受到观念的支配，从日常生活到学术研究概莫能外。而就学术研究而论，知其然固然重要，但不知其所以然则无从把握事物发展的实质，并难以对研究对象的种种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有鉴于此，著者在研究过程中，一直有意识地去体察那隐藏在钱氏大量的考证条文背后的看似零碎的思想片语，并对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体悟，最终将其全面而系统地抽绎了出来。
为了深刻而客观地把握住钱大昕的史学思想，著者在开篇并不急于深入到钱氏的思想中去，而是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去勾勒钱氏所处的十八世纪的大时代，对当时中、西方的社会特点和学术风貌进行系统的分析，并进行中西比较，力求将钱氏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在勾勒了时代背景后，著者又对钱氏的生平事迹与学术交游给以充分的关注，对其学术渊源与学派归属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以期对其史学思想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著者将目光投向了钱氏的史学思想。
钱大昕长于嘉定，宦于京师，后又归隐于江南，潜心经史，过着恬静的学者生活。然著者指出，钱氏虽长期浸淫于经史之中，但他并不因此而远离社会。相反，对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政治、社会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尤其对于民生之疾苦非常重视，并常常因不满于统治者对小民的盘剥压榨而不觉间便怒发冲冠，“民其不堪命乎”？“民实不服”！即是其愤怒的呼声。并深有感慨地指出：“儒者立言，当为万事万民虑。”正是在这样一种经世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的论断，所谓“明体”，即明《诗》、《书》、《春秋》等经史著作之体，所谓“俾《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以复虞夏商周之治”。于是考证之学便在这个层面上，与经世之学发生了联系。由于儒者可以通过研经明道而救世，因而考据工作便与经世思想息息相通，从事考据便成了一项可供学者孜孜以求，终老书斋而不悔的事业，钱氏曾不无自豪在说“名位之有尽，不若文章之无穷”，这既可解释为什么正当壮年、仕途一帆风顺的钱氏会义无反顾地辞官归田，又可说明为什么钱氏执教东南后，会出现“一时贤士大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这一盛况空前的学术现象。很显然考据乃是经世思想得以发挥的又一途径，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无数士子甘愿为之献身。
在打破了将考证与思想相对立的僵化的思维模式，确立了考据与经世思想的有机联系之后，著者又深入到了钱大昕考据之学的内部，继续从思想的角度把握钱氏在考据领域内淹贯经史这一学术现象。著者在敏锐地指出，针对当时学界荣经陋史的学风，钱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得出三点卓识：经史同源，所谓“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史书考核精审、意蕴深厚，足可与六经并传于世，所谓“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史书“经国之言，所宜备录”，在经世致用这一层面与经学存在相通之处。由于彻底拆除了横亘在经学与史学之间的障碍，遂使钱氏得以携治经之利器突入史学领域，攻城掠地，几至无坚不摧，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学术由经而史的转移。在理清了钱氏学术内部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后，著者对钱氏的历史考证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学、金石学、避讳学、版本学、天文历算学等诸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对钱氏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在元史学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识以及钱氏的修志实践及理论都进行了细致的而全面的把握。由于视角独特、立意高远，故而其间往往胜义迭出。
我们就该书的具体内容看一看其创新之处。首先，著者对钱大昕的学术渊源与学派归属提出新的看法。就笔者所知，早在1995年，著者就发表论文指出以往的清学史研究者将钱氏归为吴派是不能成立的。在此书中，著者进一步辨析钱氏的学术渊源与学术特点，认为钱氏学术自成体系，与当时的各种地域性学术交相辉映，影响极大。其次，著者第一次系统梳理了钱氏的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观，为深入研究乾嘉学术的本质特征提供了资证。第三，著者揭示了钱氏的史论与政论，全面阐述了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有力地证明了作为考据学者的代表人物的钱大昕对现实社会和史学发展的关注，证明了钱氏不独于考据见长，而且在理论方面也卓有成就，对改变人们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片面认识，具有积极意义。第四，著者对钱氏历史考据学的渊源、目的、态度、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据学是由一整套的理论与方法组成的。”著者的这一研究及其结论，对于进一步深入阐述乾嘉时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另外，著者对钱氏方志学思想的分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其指出钱氏的元史研究是“清代学风由‘精’转‘新’的转折点”，富有启发。
就笔者所知，以“史学思想”为题全面论述一考据史家之成就，以此书为首出。长期以来，考据史家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些操着几种考据手段，只知埋头故纸中做着一些烦琐无用之学的人。近年来虽有学者已认识到不能将考据学者一概而论，并对其中一些学者的思想进行了探讨，但能将考证与思想贯通起来进行考察的则少之又少。学界视考据为一技术之工作，它只需学者掌握一二考据之窍门，即可从事，其成就之高下主要是看其对考据方法掌握的程度。至于思想，考据学家纵然有之，人们亦多不认为与考据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然著者却在其间发现问题，于不疑处求疑，经过十余年不懈追求，彻底打破了学术研究中的经学与史学相间隔以及考证与思想相对立的弊端，硬是在钱大昕研究领域开出了一片新天。因此该书在推进钱大昕研究的发展方面自是具有极其积极的学术意义。同时由于钱氏为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具有与他较为相似的学术理路，因此对钱氏个案研究的成功突破，无疑对研究其他考据学家的学术成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故而我们可以说著者对钱氏研究的推进，从某种意上说，也是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推进。
著者浸淫钱氏学术甚久，故深受其实事求是学风影响，为学讲求无征不信，竭力避免主观臆断和凿空立说，故常旁征博引、泛滥众家；然又绝不炫耀学识，夸新求奇，而是细心爬梳、精思别裁，要言不烦。文风则常随文意而转移，或汪洋恣肆、或质朴无华，皆能洞中肯綮、恰到好处。这也是我们要充分给予注意的。
（刊于《兰州学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