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许南英
人物简介
许南英(1855—1917)是我国近代台湾省的爱国诗人。他的一生大约与我国整个近代史恰相始终。我国近代史上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特别是台湾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完整，为了捍卫家乡和自由生活的权利而进行的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给诗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他的曲折的生活道路和丰富的诗歌创作正是这个可歌可位的时代的产物。诗人的一生满怀壮志，忧国忧民，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腐朽没落势力的增恨。他的诗歌及时而鲜明地反映了台湾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猛烈地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有力地表现出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强烈向往，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整理和继承这一份文学遗产，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给他以一定的地位和评价，对于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近代文学的优良传统，都是很有意义的。[1] 
人物生平
许南英号蕴白或允白，又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昆舍耶客、春江冷宦。1855年10月5日生于台南西定坊武馆街。祖籍广东揭阳，明朝嘉靖中其七世祖许超因避重赋移居台湾赤嵌(即台南)。到诗人的时代，许氏在台湾居住已有四百年。其父许廷璋以教书为业，叔伯或务农或经商。幼年的诗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康之家。诗人六岁时搬迁至台南延平郡王祠(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庙宇)旁的马公商住宅。青年时代的诗人读书刻苦、学业大进，品格优异，因此受到昊樵山等台湾著名’乡绅的推许和器重。二十四岁时他作了塾师，并在窥园(其宅后家园名，取董仲舒专心读书三年不窥园之.意)建闻择学舍，开馆授徒，并广为交游，经常与吴樵山、丘逢甲、陈卜五、王永翔、施云舫等名士和学人往来。
诗人对于当时内忧外困、危机丛生的政治局面深有感触。1886年和1889年两次到北京会试，均因在试卷中陈述国家危机、评论政治得失而未被录取。一年以后，中恩科会魁，授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诗人不愿作官，未就任，于年底回台湾，愿为家乡做些事情，便参加垦土“化番”的事务。诗人祖上世代生活于台湾，他又在台湾成长，所以对于台湾的历史变迁、风土人JIk和地理沿革都了如指掌。1894年春天，甲午战争前夕，台湾巡抚唐景裕聘诗人为台湾通志局协修，负责编撰台湾通志中的台南部分。
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台湾时，诗人任台南筹防局统领，带领两营兵，在“台湾民主国”帮办军务刘永福指挥下积极发展抗日活动。5月基隆失陷，台北告急，诗人率兵前往支援，行至阿里时，听到台北已失守，于是中途折回，固守台南。在“民主国”名存实亡、大势已去，日寇直逼城下的情势下，诗人一直坚持到九早二日(日寇占领台南的前一天)才由部下护送出城。临行前考虑到晌金被刘永福提去，便将个人私蓄现金散发部下。对于产台湾民主国”的领导不能坚持抗战，而他个人又无力挽救危局，致使国土丧失、父老沦为奴隶，诗人是抱有终生的愤恨与遗憾的。
日本侵略军占领台南以后，鉴于诗人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办事能力，曾致信要诗人为其效劳。敌人的拉拢未能得逞，便动用武力悬像搜捕诗人。九月五日诗人在乡人的帮助下在安平港乘竹筏上船出离台湾。
诗人被迫离台以后，先在厦门小住，后转到广东汕头投奔宗人子荣、子明，住在鱿浦附近的桃都。国破家亡，诗人十分悲愤郁闷。子荣兄弟便劝诗人到南洋去换一换心境。1895年至1897年诗人在新加坡、泰国等地漫游，受到那里的同宗和亲友的盛情款待。在新加坡期间，诗人与新加坡著名的文化人、华侨邱寂园往来密切，并相互唱和。
归国后到辛亥革命以前，诗人先后在广州、佛山、汾水、徐闻、阳春、阳江、三水诸县任税关总办、乡试阅卷官、知县等职。诗人在任上严于克己，作风清廉，颇有作为。在徐闻时他将贵生书院改为徐闻小学堂，并于每旬.三、六、九日到校讲课。他对学生多所鼓励，教育他们树立理想，努力成才，有所作为。在阳江任上，他不顾封建势力的反对和阻拦，敢于接受新事物和新J恩想，推行新政、派学生到东洋留学，培养专门人才，同时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并将镰溪书院改为阳江师范传习所，专门为各乡培养小学教师，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水的官僚地兰世世代代蓄养奴隶、买卖人口，从中渔利，诗人到任后宣布解放奴隶，禁止买卖人只。广东人民拍手称快，诗人因此得罪了那些官绅，他们处处与他为难。那里的豪族大姓常常聚众械斗，规模很大，死伤很多，诗人不避邪恶势力，秉公处理。械斗双方都向他行贿，要求偏袒自己，他不但拒绝受贿，而且严办了行贿者。这件事给地方上很大震动。
辛亥革命爆发，诗人积极拥护，赞成废除帝制，实行共和。经友人推荐到福建龙溪县任知事。那里的旧势力根深蒂固，土豪劣绅肆意横行，他们挑动私斗，并种植鸦片贩毒。诗人到任后不久，即严令禁止私斗和勒令拔除鸦片烟苗。土豪劣绅的利益受到触犯，便寻机报复。他们诬告诗人侵吞公款。诗人请上司调查，结果证明纯系诬告。土豪劣绅犯了诬告罪，纷纷请求诗人免予追究。诗人没有诉讼，事情就此平息。通过这件事诗人深感政界的险恶和黑暗，’决心不再从政。在这个时期，诗人于1912年和1916年分别两次到台湾省亲访友。在台湾他拒绝了为日本当局供职的建议，还有人劝他或他的子女回台定居入日籍，这样可以领回他在台湾的土地和财产。诗人也没有同意。就这样，他放弃了部分财产，其余的分给台湾族人。自己分文未取，以此表示他绝不向日本占领者妥协的决心。
辞职以后，诗人没有经济收入，生活相当拮据。1915年林叔藏为组织诗社，聘诗人为社友，生活上有些津贴，但家境仍很困难，无奈，诗人经林叔藏推荐，应苏门答拉棉兰市华侨市长张鸿南之聘，到那里为他编辑生平事略。于是，诗人以六十二岁高龄，孤身一人飘洋就任。诗人在那里举目无亲，时常思念乡里，心情愁闷，常以诗酒自遣。这样过了一年，诗人扶病急将《张君事略》编就，希望带些酬金早些百回国。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航船无定期；诗人候船，寂寞无聊，精神大为沮丧。后因患痢疾于1917年农历11月11日深夜去世，年六十三岁。逝世时身边无亲人，由林健人等友人将诗入遗骸安葬于棉兰市外。
自甲午战争诗人四十一岁起，诗人即被迫离乡，长期以来，故乡已非己有，有家不得回归，四处飘泊，行踪无定，诗人的处境是十分凄凉和悲惨的。后于者老之年，为生活所迫，流落海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满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之情和羁旅乡思之恨，客死于异国他乡。这个海外赤子的遭遇，实在催人泪下。[1] 
创作经历
诗人从青年时期起开始诗歌创作直到逝世前，未曾间断，作品的数量是很多的。可惜有些作品，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前的作品很多已散逸。现存诗共一千余首，均收入《窥园留草》中。诗人的创作道路可以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开始创作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
这个时期的诗歌数量不多，但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抒写了诗人的志向、怀抱和追求，多方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诗人对于在会试中因痛陈时弊而未被录取一事，十分愤激，写了《被放出都》，表现他的不平和失意以及对于自己见解的信心，同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怪煞天公不公道，春风偏是上南枝。”(《题画梅纹扇赠李丽川司马》)如果诗人不是认为现实不合理、不公平，如果内心没有较深的愤激不平之情，是绝不会作此怨语的。然而诗人对于前途并没有灰心，“相期齐努力，鬓发未全苍”(《被放出都》)，正反映了他的欲有所为的进取精神。
面对黑暗的现实，要忘贫避俗，保持高尚的节操，必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为此诗人经常激励自己：“萧条瘦菊英，尚耐西风冷。岂我不如花，未堪当此境？”(《寒夜起尘》)写的正是诗人不断鞭策自己，奋发向上的情怀。
青年时代的诗人热爱生活，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表现出追求的精神。诗人爱梅，因为梅花带来了春夭的消息，但是他更爱的是雪中之梅，“独惜岁寒无雪意，梅花消瘦太无聊。”(《闻裤学舍即景》)这向我们透露了诗人的不同流俗的内心情怀和性格特征。
《秋日渴延平郡王祠》和《五妃墓》也是这个时期诗人的重要作品。这些诗歌热烈歌颂了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和五妃坚贞不屈的节操，在对于郑民灭亡的痛悼中表现出诗人对于英雄的崇敬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个时期诗人特别写了反映台湾民间风俗和生活习惯的《台湾竹枝词》，诗歌写得生动、幽默，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反映了诗人对台湾故乡的无限深情和热爱。热爱家乡，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充满了神往，正是诗人爱国主义感情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个阶段：从中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以前。这期间，清廷割弃台湾，日寇野蛮入侵，人民奋起反抗，时代的狂风暴雨打破了诗人平静的生活，也改变了诗人创作的面貌，爱国主义成为这个诗歌创作的最强音。
战争刚一开始，诗人便表示了强烈的关注并预感到巨大灾难的来临。在《题画梅赠陈焕耀》一诗中，他写道：“踯躅荒园犹有恨，荆棒满地未芟除”。透露了他的忧虑和杀敌报国芟除大难的决心。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己亥春日感兴》：
雄心尽付水东流，莽莽河山抱杞忧。
宰相经纶挥尘尾，将军事业换羊头。
屏藩谁复维危局，带砺何堪失上游！
依旧文章官样派，尚云圣主是怀柔。
诗歌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清朝反动统治：以宰相为首的文官只尚空谈，于事无补，以将军为首的武官卖官鬻爵，以为能事。朝中文恬武嬉，只知贪恋禄位，而国家安危却无人过问。针对统治集团将出卖国土给列强却说成是安抚和笼络的无耻谰言，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圣主”“怀柔”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自欺欺人而已，从而无情地撕下了卖国，贼的遮羞布，将其丑恶面目暴露于天下。
与清廷卖国求和的罪恶勾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人民的爱国壮举。诗人形象地展示了台湾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画卷。特别突出了抗日保台的气壮山河的声势和台湾人民彻底埋葬侵略者的决心：“请看强弩三万般，鹿耳门前射怒潮”。(《奉和易实甫观察原韵》)“大帅易旗能御敌，平民制梃愿从戎。”(《和祁阳陈仲英观察感时示诸将原韵》)“兵家军信山难撼，宋室金输库已穷”。(同上)此外，在《寄台南诸友》、《无题》等诗中对人民的抗敌斗争也都有有力的描绘。
对于抗敌民族英雄，诗人更是热情讴歌，《吊吴季篯参谋》写道：
北望彰城吊季篯，西风酸鼻哭人天。
沙场白骨人之在，幕府青衫我独贤。
旗卷七星援卒散，山围八卦贼氛然。
岂徒一死酬知己，苹藻春秋荐豆笾。
吴季篯是诗人的友人，闻日寇自台北南下，慨然应战，率兵与敌人在八卦山展开激战，为国捐躯。诗人通过对他们沉痛悼念，寄托了爱国主义情怀。
诗歌还抒发了诗人决心执干戈，卫社稷，奋勇杀敌的豪情壮志：“仗剑定应除丑虏，执鞭窃愿逐豪游”。(《奉和易实甫观察原韵》)抗日保台失败了，诗人在《题云龙图》中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
神龙夭表露端倪，亿万苍生望眼迷。
尽道风云隆际会，扫清东海恶鲸鲵。
谁知首见尾终藏，蛟蜃依然肆獗猖。
再不飞腾神变化，海氛何止两重洋！
诗中以鲸鲵象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表现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强烈愿望，道出了遭受侵略与凌辱的中国人民的心声。
诗人不愿做异族统治下的奴隶，被迫离开世代栖居的故乡。在诗人看来，父母之邦被敌人强占如同“亡国”，从此便以“遗民”自居：“四万万人黄种里，头衔特别署遗民。”(《和易实甫观察原韵》)表现的正是对于“亡国”的奇耻大辱的悲愤。这种感情在《上易观察实甫》中表现更为明显：
故园东望暮云低，黑海重重去路迷。
宁使昆弟沦异族，忍抛君父作遗黎？
浮沉冷宦成蕉鹿，顾盼雄图失草鸡。
痛哭上书天路远，负公万里走轮蹄。
爱国志士隔海眺望沦陷中的台湾，沉痛悲愤，呼天抢地。
1896年农历九月初三日台南沦陷一周年之际，诗人写了《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
凉秋又是月初三，往事回思只自惭。
汉代衣冠遗族恨，顺昌旗帜老生谈。
血枯魂化伤春鸟，茧破丝缠未死蚕。
今日飘零游绝国，海天东望哭台南。
诗歌将思乡的愁苦和“亡国”的悲痛与未能挽救台湾危局的自责和自惭交织在一起，使愁苦和悲痛更加凝近，突出地反映了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烈的“亡国”之悲难以遣怀，随时随地有所流露，这种不经意之意更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心境：“逋仙本是梅之婿，竟效陶潜爱菊花。我展斯图秋兴起，归来欲赋已无家。”(《题林云臣还来就菊花小照》)“不随桃李斗华，一勺清泉养绿芽。几度春风深酝酿，托根无地亦开花。”(《咏盆里水仙》)在题画和咏物时，一个“欲赋无家”，一个“托根无地”，隐含的正是故土沦丧，国破家亡之悲，不忍言悲而愈悲。
诗人自四十一岁离开故乡直到去世，二十多年一直过着飘泊的生活。“旅客他乡是故乡”(《满城风雨近重阳》)“到处溪山是主人”(《秋思》)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这个时期诗人写了大量羁旅思归、怀念故土亲人的诗歌。如《台感》：
小劫沧桑幻海田，不堪回首忆从前。
某山某水还无恙，谁毁谁誉任自然。
我信仰天无愧作，人讥避地转颠连。
浮沉薄宦珠江畔，已别乡关十六年。
居台初祖溯前明，二百余年隶圣清。
九叶孙枝备族谱，三迁母教起儒声。
郑祠马庙邻亲舍，旧社新昌纪祖茔。
无限秋霜春露感，耳边况有鹧鸪鸣。
由于故乡被敌人侵占，有着“从今梓里非吾土”(《和祁阳陈仲英观察感时示诸将原韵》)的悲哀，由于诗人世代居台，与台湾开发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诗人的思乡怀归也就不同于一般的思乡怀归。它不是一般的乡土之恋，不是单纯的眷属之思，也不是流离中的寂寞之愁；诗人对于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发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和民族巨大灾难之中，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因素，具有那个充满血泪的历史时代的色彩。正是这些特征，使这部分诗歌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审美价值。
第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到1917年诗人逝世。由于诗人对清朝统治集团的黑暗与腐败早就有所认识，所以当辛亥革命一来临，他很快就克服了一些模糊认识，对革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二他歌颂革命志士的英勇奋斗和为国献身的精神：“黄花岗畔足千秋，志士相逢地下游。”(《和杜鹃旅南杂感》)诗人认识到封建帝制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由衷地期待着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国运初更始，相期体共和。”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可能繁荣富强。
辛亥革命以后，当政治风云变幻，革命出现了反复时，诗人对于革命成败和国家的前途又表现出极大的优虑和关注：“问我新中华，河山犹莽莽。”(《表弟谢汝铨有菲律宾之行顺道过访》)“棉兰共话中原事，蒿目时艰议论生。”《步张杜鹃原韵》)诗人在国外也时刻密切注视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诗人的心永远与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这个阶段诗人写了很多诗篇，如《感怀用前韵呈健人》、《留别南社诸君事》、《和杜鹃族南杂感》等，愤怒地揭露了北洋军阀特别是袁世凯的祸国殃民行径。袁世凯死后，诗人立即以《感事》为题写道：
盖世枭雄一讣来，愚而自用及身灾。
重罹红劫颠连甚，又为苍生涕泪哀。
竖子有权倾内阁，替人无恙出沄台。
当涂汉谶成虚语，公路粗疏是蠢才。
诗歌有力地鞭挞了袁世凯的滔天罪行和凶险专横的丑恶嘴脸。对他倒行逆施，复辟帝制遭到失败予以尖锐的讽刺，从而表现出诗人对于这个横行一时的窃国大盗的极端僧恶和蔑视。
诗人忧虑地看到，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匀围之中，中华民族仍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早起》一诗中，他以檐间蜘蛛“组织大梦网，丝毫无余隙。蚊蚋不知几，撄触随所择”来比喻中华民族的危险处魔，几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来激发中国人民警醒觉悟，奋发图强。否则在“异族日逼近”的形势下，绝不会有光明的前途。诗人认为，虽然经过辛亥革命，但中国人民并没有真正觉醒。在当时，诗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振兴中华，改变祖国积贫极弱的面貌，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不受列强势力的蹂脯与凌辱，是诗人一生的理想。早在上一个阶段所写的艰留别阳春神民》中诗人就表示坚信，祖国具有繁荣富强的条件，因而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后起青年勤淬厉，前途黄种卜灵长。”(《留别阳春神民》)“合为诸生开望眼，相期祖国焕辉光。”(同上)在祖国尚处在黎阴前的黑暗的时刻，这些道出了爱国志士心声的诗句，具有强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前进，诗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理想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定。
为了振兴中华，诗人大声疾呼妇在列强势力而前中华神狮要立即醒来，奋起反抗，洗刷国耻。当台湾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反日爱国斗争重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时，诗人热血沸腾、思绪万千，他写道：“叱驭思王子，闻鸡念祖生。”(《和寂庄主人灯夕原韵二首》)表示要象王尊，祖迅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为国效力；诗歌充满了解救国难、视死如归的壮怀豪情。在《和杜鹃旅南杂感》中，诗人这种内心情怀表现得更加突出：
扫清胡虏仗雄豪，革命更翻志不挠。
祈地悲歌时看剑，向天谈笑自横刀。
心中义利分俄顷，天下兴亡属我曹。
阅历苍桑余老矣，填胸热血涌如涛。
写此诗时，诗人已六十二岁，他并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消沉，相反地，他更加感到对天下兴亡所负的责任，井因此而热血沸腾。诗人对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以及为此所抱定的献身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井愿为此而献身，是诗人爱国主义精神发展的高峰。[1] 
艺术成就
许南英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征。
1、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某些“诗史”的特征：诗人“幼而奇穷，仕而屯邅，死且葬身异域”(林景仁《窥园留草·序》)，一生屡遭不幸，但是，他的壮志未消，豪情未减；从青年直到老年，始终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追求精神，因而他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前进。这锻炼和提高了他的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使他能够把创作视野始终放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上，能够时刻注意并比较准确地抓住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在他的诗集中，我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抗日保台、辛亥革命、反袁斗争，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从而揭示了我国近代史上主要的社会矛盾——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贯串在这部“史诗”中的思想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振兴中华的信念，从而使它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区别于其他任何时代的“诗史”。
2、关于诗歌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在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中，诗歌风格不甚鲜明，还有少数诗歌显得泛泛浮浅，缺乏内在的力量。在第二个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由于诗入直接参加了反侵略的正义斗争，置身子斗争的激流旋涡之中，特别是由于抗日保台斗争的失败，诗人保卫家乡、报效祖国的雄心未能实现而陷入于痛苦的矛盾境地，使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和体验逐渐深化，爱僧感情更加强烈。他为台湾的沦陷而悲哀，为无力扭转局势而痛苦，为人民的英勇奋战而喜悦，为壮志未酬而愤激。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并决定了他的诗歌风格的变化。《冬日客居蛇浦吴献堂过访》：
此地原羁旅，逢君是故人。
有缘如梦寐，无病各吟呻。
酒热人先醉，灯寒我已贫。
沧桑家国泪，相对一沾巾。
又《台感》：
居台二百载，九叶始敷荣。
自处贫非病，相传笔代耕。
问天何罪决？误我是功名。
一掬思乡泪，松楸弃祖茔。
诗风深沉凝重，质朴情深，充满了家国沧桑之感。
3、善于艺术概括，有力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诗人逝世之年写的《人日杂感》在这方面比较突出：
人海蠕蠕一倮虫，静横老眼看英雄。
维新志士群而党，守旧迁儒泥鲜通。
仗马不鸣开国会，沐猴自诩亮天工。
小朝廷又争门户，未卜何时气始融?
诗人从政治上着眼，透过表面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寥寥数语，随意点染便描绘出北洋军阀统治下黑暗混乱的政治局面和各派反动势力群魔乱舞的情形，有力地揭露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
还有不少诗歌形象鲜明、生动，用墨不多而再现出颇有特色的情景，富于诗情画意。《过陆丰云落汛》：
山亦如云落，垂天倒地横。
排空千万树，守汛两三兵。
过雨莺声滑，冲风鹭翅轻。
摩崖多赭石，疑是夕阳明。
4、善于运用讽刺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揭露和批判的力量。1908年诗人到北京，看到台湾会馆焚于大火，写了《戊申入都门感兴》：
故土遗黎祖国来，伤心会馆纪全台。
天公妒尔名无实，一炬三椽付劫灰。
此诗立意新颖，入木三分。有力地抒写了对台湾沦陷的悲哀，巧妙地抨击了沉醉于享乐而不思收复失地的清朝统治集团。
在《螃蟹》一诗中，诗人在描写了螃蟹的“满身皆甲胄、多足转瞒姗。罪尔横行甚，法宜支解完”的特征以后，突然笔锋一转：“持螯开毕瓮，一笑问州官。”主题豁然开朗，尽收响落天外之功，同时也使前边那些描写顿时灵通起来。全诗充满了诙谐幽默的气息。
此外，诗人善于用典，很多典故运用自如，贴切自然，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增强了表达效果。
勿庸讳言，象其他任何历史人物一样，许南英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在抗日保台的斗争中，他认为只要有坚定的上层文武官员就可以扭转局势，而对于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他对易实甫的大量的溢美之词就反映了这一点。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开始不够明另外，有时“逢场作戏”写一些言不由衷的诗，显得有些轻率。在艺术上，有些诗歌特别是那些应酬唱和之作，拼凑堆砌，缺乏真情实感。还有些诗歌，在形象上欠完整统一，给人以生硬和割裂之感。运用典故有时生僻和牵强，影响了艺术效果。但是，这些缺点和不足，比起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来，毕竟是极为次要的。从主流和基本方面去看，许南英的诗歌是一份十分值得珍惜的文学遗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