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崆峒佛教
西晋佛教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彊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平凉、天水、户县，长安、洛阳等地，翻译弘传教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1] 
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是译经。有人统计，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共十二人。首推竺法护。他是月支人后代，世代住在敦煌郡。在洛阳、广州、关中等地都有人译经。竺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到过西域，获得《贤劫》、《法华》、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右，陇东一带弘法“高僧传”说其“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分奉之若神。”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主要弘扬般若性空之理。另外竺法护也译出了《首楞严》，足见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广泛了。[2]
平凉佛教
改变杀性的石勒五胡十六国，特别是二秦的佛教，由于统治者对佛教大力提倡，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西域沙门佛图澄（232—348）在后赵的弘传，那时平凉属后赵，鸡头道为最重要的交通咽喉。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屯军在葛陂，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南怀谨说他“嗜杀好货，野蛮成性”时，印度名僧佛图澄此时到后赵区域，宣扬佛教的慈悲教化，他主要教人们安般守意，是禅门大德。佛图澄通过石勒的大将军郭黑略，和他相见，用神通感化了他，阻止了他的残杀，从此，包括平凉人民在内的后赵人民逐渐奉佛。后来石虎即位，也很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他受业的弟子常有数百人。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经师）等。帝王苻坚继后赵，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虽建都长安，但是，平凉是苻坚的老家和根据地，崆峒山道处于与西域往还的要冲。前秦统治者第二代苻坚笃好佛教，既是帝王又是居士，所以当他在位时，平凉佛教称盛。苻坚心性慈善，有大志向，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用王猛为相一度统一了北方。《平凉古代史考述》载苻坚在平凉时“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宴，北姓丰乐，”商业繁荣，又筑堤开渠，引迳水灌溉农田，给家乡阴盘起了个官名-“平凉”，意为“平定凉国”，苻坚始置“平凉郡”。 “平凉”这个词也表语气平静，心里宁静之意，“京”表高地，是方形谷仓，加“水”有灌溉高地之意，又有水绕京城之意，“平凉”这个词反映了苻坚佛学修养及政治理想。苻坚为何一定要平定西凉国？因为西凉国张轨与他祖爷张衡一样，反对佛法，还迫害僧人，阻碍东西交通，当时西域几十个国家信仰佛法，东来西往的旅商僧人被西凉隔断了，苻坚就是想打通这个交通大动脉，公元377年，苻坚对他的史官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苻秦建元中（365—384），苻坚遣将军吕光（今平凉庄浪人，也是个虔诚信佛的人）等率七万军攻龟兹，迎罗什。临出发时，他对吕光说：“夫帝王应天而治，予以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关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高僧传》），吕光送罗什到凉州时，苻秦已经灭亡。直到401年12月，鸠摩罗什才经过平凉到达长安，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罗什（344—413）系出天竺而生于龟兹，广究大乘，尤精于般若性空的教义。公元379年，太元四年（379），苻坚为争道安，向南发动战争，派苻丕攻下了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道安（312—385）原来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弟子极多。东晋兴宁三年（365），为了避免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从北地到襄阳，住在樊沔十五年，以每年讲《放光般若》二次为常。到长安，道安住在长安城内五重寺，领众数千人，宣讲佛法，组织佛典的传译。当时译人僧伽提婆等翻译经论时，道安常与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此外他还决定了沙门以释为姓，并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轨范。又创编经录，疏注众经，提出了关于翻译的理论。其高足弟子有慧远、慧永等，慧远尤著名。
和道安同时的名僧，有他的同门京兆竺僧朗。他初在关中专事讲说，后移崆峒山中，学徒百余，讲习不倦，苻坚累次遣使征请，均辞不赴。
佛教在后秦，比前秦尤盛。后秦统治者第二代姚兴，也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到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出兵凉州，罗什才被请到长安，入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一作常）、僧影、慧观、慧严、昙影、僧睿、道标、僧导、僧因均著名。但最擅长于罗什的中观性空缘起思想的是京兆僧肇。僧肇（384—414）少年时即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从罗什受业，后来和僧睿等入逍遥园，详定经论。他在罗什门下十余年，有《物不迁》等著作，后世合编为《肇论》流行。
当时先后来到长安从事译经的，还有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等，都是罽宾国人。
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
同时南方东晋地区的佛教，以庐山的东林寺为中心，主持慧远。慧远（334—416）早年于儒道学说都有根柢，后从道安出家，对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入关，分散徒众。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率众行道，并倡导念佛法门。一听到罗什来长安，便致书通好，并就大乘的要义往复问答（后人集为《大乘大义章》），又节录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为《大智论抄》。他还请佛陀跋陀罗和僧伽提婆等从事经论的传译，对佛教各方面均发生很大的影响。　
平凉高僧释慧虔
释慧虔是有确切记载的最早的平凉籍高僧，与道安，慧远属同时代的高僧，与慧远同是当时修西方净土的高僧，《高僧传》载：“释慧虔，姓黄甫氏，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憩庐山中十有余年。”说明汉魏时皇甫家族不仅出将军，名医，还有虔诚信仰佛法的出家人。释慧虔是名门之后，他出家说明佛法已是当时上流社会普遍性的信仰，是他应该是道安法师初到到北地弘法时收的弟子，公元365年，道安法师率领五百弟子为避战乱南下，队伍中就有他，到庐山结茅修行十多年，由于严持禁戒，精进修行，讲经说法，僧俗莫不敬仰，罗什每出译经，他都深钻细研，大力宣传，可见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庐山搞得名气很大，后来修持念佛法门的慧远道痕渐高，释慧虔便放心的离开庐山东游吴越，晋义熙年间，当了嘉祥寺的主持，五年后自知寿尽，显疾，念佛往生，异香扑鼻。当时山阴比寺有一位戒行很高、法号净严的比丘尼，晚上梦见观音大士，光辉如日月，妙宝庄严，她行礼问大士因啥事而来，观音大士说，到嘉祥寺去迎虔公[3]。
（梁释慧皎撰《高僧传》）。释慧虔虔诚信仰佛法，精勤修持，成为一代高僧，说明佛法已经在魏晋时代部分人民心中更深叶茂了。
魏晋时佛徒间更有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兴起，其中以法显的成就为最大。法显常慨叹律藏的残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
东晋时代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
其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苻秦通西域,先后来了西域昙摩持、鸠摩罗佛提等人。僧伽跋澄于建元十七年（381）到长安后，先后择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经》等，为《毗昙》的创译作出了贡献。其中《鞞婆沙》的翻译，由道安主持、对校，还为之作序。其次，昙摩难提于建元年中（364—389）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是为大部阿含的创译，也是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考证,道安并作了《增一阿含经序》。同时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道安也参与校定并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远请他到庐山，于晋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两论。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讲述《毗昙》，冬天又和罽宾沙门僧伽罗叉重译《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这就是现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请鸠摩罗佛提（童觉）口诵《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护替他翻传。后来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为佛陀耶舍传译《长阿含经》。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语，传译了不少经籍，世称他为苻、姚两代译人之宗（《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这主要是当时译家罗什的劳绩。罗什的译经事业是靠一个王朝的鼎力支持完成的，像前秦苻坚那样南征西战仅仅实为了得到高僧，像吕光、姚兴等军阀，志趣各异，攻来打去，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虔诚佛弟子，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说明佛学在那个时代已经独立地与庄老哲学相抗衡了。罗什从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间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经》、《维摩经》、《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如成实师、三论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其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大灌顶经》等。
其四是律典的译出。在印度流传的五部广律，此时先后译出《十诵》、《四分》、《僧祇》三部。初译《十诵》的，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他于弘始六年（404）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作华言，刚译到一半，而多罗圆寂；次年（405），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来长安，诵出其余部分，罗什又为翻译，两共五十八卷，《十诵》一部于是具足。《末，合成六十一卷。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　在道安的时代，还有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述佛教的，这是和道安同门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昙相等。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当时依附他的门徒，多半于世典有相当造诣，而于佛教教理却还没有入门，法雅于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经当中的事数和世间典籍比配讲说，使门徒了解；这就叫作“格义”。后来这种方法为道安、法汰所驳斥而废弃。
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大弘弥陀净土法门的是慧远。慧远于元兴元年（402）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等，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净土为期，故后世净土宗人推尊为初祖。观音信仰在这时期亦已流行，据说祈愿观音而得到感应的，有法显、慧虔、法纯、帛法桥及邵信等（见《高僧传》）。　翻译文学，这到鸠摩罗什而非常成熟。罗什所译出的经论，大半富有文学的价值，特别是《金刚》、《维摩》等经，文笔的空灵，辞藻的美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块新园地。佛陀跋陀罗的译籍《六十华严》，以壮阔的文澜开演微妙的教理，弘伟瑰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希有的巨制。同时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诗有罗什的《赠沙门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赠慧远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释迦文佛像赞》等，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当时一般佛教学者的书简，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
在这时期，造像艺术也勃兴了。并有从外国输入的造像，如苻坚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道安每次举行讲经法会都罗列尊像，其中有一尊外国铜像，形制古异。道安的弟子昙翼于江陵城北得一像，上有梵文，据说是阿育王所造。又狮子国于义熙二年（406）遣使献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法显于义熙九年（413）回国，也携带有佛像。其中狮子国所献玉像，后来和戴逵所制佛像五尊及顾恺之所作维摩壁画，同列瓦官寺中，世称三绝。
佛寺的建筑，在这时期盛极一时。佛图澄在石赵所兴立的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姚兴“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这都是宏伟的佛教建筑。综合建筑、雕塑、绘画的石窟艺术也发轫于此时期。当时北地凿窟造像之风兴起，是有文献足征的，如苻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实为此土凿窟造像的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