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厘金制度
起源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为清军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同时，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四年三月起，此法推行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捐厘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抽捐地区也渐次扩展到扬州和通州(今南通)两府所属各地。当年下半年，江南大营在镇江、丹阳等县相继设卡抽厘。截至同治元年(1862)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四川厘金银锭
作用
厘金制度不但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使厘金局卡有随战区的变化“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但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助长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种类
有些省则在货物起运地及到达地各征一次。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如按商品分类，厘金以百货厘为主要部分，征课的范围很广，名目繁多。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盐厘为盐课以外两征税，洋药厘是对外国进口鸦片征收关税以外的厘金征课；土药厘是对本国自产鸦片的课厘。据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69～1908)全国各省厘金收入分类计算，其中百货厘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茶税约为百分之一点八，盐厘约为百分之零点八，洋药厘约为百分之三点三，土药厘约为百分之二点一。
捐厘推行之初，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以至后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的税制，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
名目及局卡
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以江北为例，抽捐机构有江北粮台、江南粮台、漕河总督和袁甲三军营四个系统。捐务名目各有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等，使得“弹丸一隅”之地，“此去彼来，商民几无所适从”。甚至江南、江北军营各自为了争夺饷源，还发生越境设卡抽厘的纠纷。
各省开办厘金之初，因为多由军营粮台、军需局、筹饷局等机构经理其事，后来才普遍设立专局总理厘务。各省总局名称不一，有捐厘局(淞沪)、厘捐局(金陵、天津)、牙厘局(苏州、浙江、安徽、江西、云南、湖北)、厘金盐茶局(湖南)、厘金局(广西、山东、甘肃、四川、贵州)、税厘局(福建)、厘税局(陕西、河南)、筹饷局(山西)。总局之下，设立各局卡。各通商要道设正局或正卡，经理抽厘。其下所属征收机关有分局分卡。广东主要抽厘机关不称局而称厂，厂之下有分厂分卡，相当于其他各省的分局分卡。稽查及缉私机关，有分巡、巡卡及巡船、炮船等，使各省厘厂局卡的分布遍地林立。如湖北省自咸丰五年(1855)以来，所役厘金局卡曾达四百八十余处；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先前商人从事省际贸易贩运货物，从汉口到上海，只有武昌、九江、芜湖、江宁、镇江、上海六处常关征税，自厘金制度兴起后，由汉口至上海，据《申报》评论：“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当时统兵人员私设厘卡抽课，未经入奏者极多。
各省设立厘金局卡以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最多，估计总数当在三千处左右，光宣之际，全国局卡总数至少仍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处左右。局卡既多，用人亦滥。厘局差事最优，据说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清末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蚀朘削而得此巨款。
厘金税率、抽法及年收入
厘金税率，各省极不一致。厘金开办之初，如湖北按货值每千文抽收十二文，湖南每千文抽取二、三十文上下为率；上海则为每千文抽取三、四十文不等；抽收的办法，各省亦各有规则。时人揭露：“各省厘捐章程不一，大约厘之正耗，较常税加重。”例如安徽从咸丰三年起开办征收茶叶税厘助饷，税率从量计算，至同治六年(1867)茶税比原定税负增加二点七倍。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产发展。同时，“各省厘捐章程不一”便于对商民的勒索和榨取，使经手厘金的委员和吏役上下其手，“从中私饱”。
厘金每年收数，同治七年以前各省对户部照例“不造报销”。根据有关官书档案材料计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奉天十四省匣金岁入最低数，在同治三年以前每年当在一千三百六十万两上下，最高可达到一千九百八十三万左右。60年代初是厘金收入最旺的时期，比清朝政府原来岁入额数约高出三倍至四倍。这笔巨大的新税源填补了咸丰年间财政的匮乏。同治三年前后，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的厘金收入，几乎全部用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费用，特别是湘军和淮军的饷源，自始至终以搜刮厘金为基础。同治五年以后，各省厘金收入尽管开始日渐减少，但在各省厘金开支中用于军费部分仍占较大的比重。光绪二十九年(1903)各省厘金收入计银一千一百七十多万两，宣统三年(1911)达四千三百一十八万多两。
弊端
第一：厘金制度是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中小商人残酷的经济勒索, 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我国仅有的少量近代手工业、工业本身就先天不足, 其发展又受到国内的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及外国资本的共同挤压, 生存的空间本来就很小。而厘金制度的实施则更加重了对近代手工业和工业发展的阻碍, 加速了手工业者走向破产,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如广东三水、佛山等地本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工艺之目, 咸萃于此”, 但“军兴以来, 创设厘税, 遇卡抽验, 勒索万状⋯⋯自三水设厘卡, 而市面为墟矣。佛山一埠,而百行亏折矣”。[4]
第二, 厘金制度的实行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在当时国内厘金局卡数量已达到了“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的地步。加上各级官僚的重重盘剥, 这无疑增加了商品流通的环节, 限制了商品流通的速度, 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 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流通量和购买量。由于连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物品的流畅都无法满足, 所以说厘金加速了全国出现各地区间的经济分割, 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三, 厘金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一方面, 厘金的征收大大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 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收到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 在国内由于厘金制度的商税都是对中国商人征收的, 外国商人进口的商品享有各种特权, 不用负担繁琐的厘金税。这样就使得国货商品的税率比外国商品一般要高出至少3—4 倍, 从而使得洋货轻而易举的取得了在我国国内与我国产品竞争的优势。有利于洋货向中国的倾销, 并占领中国市场。这对于艰难起步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则是严重的摧残。[1]
废除
厘金无论是性质还是实践结果, 都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反动性。厘金制度实施后, 虽然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但同时也为各级官员私饱中囊、横征暴敛提供了便利。正因为如此, 厘金制度不但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 各地抗厘斗争连绵不断, 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激烈反对厘金的继续存在。如早在同治三年( 1864 年) ,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 左付都御史全庆、曾国藩等认识到厘金的危害, 并多次奏请朝廷尽快裁撤。但是因为这种税制能提供大宗的收入, 急功近利的统治者自然视为至宝, 怎么也不肯放弃偌大的财源。据统计, 在厘金收入最好时期, 厘金一年的收入比清政府原来一年的财政收入还高出3—4 倍。而同治年间, 清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所有军饷几乎全部都来自于厘金所得的收入。所以,对于清政府而言, 厘金虽有很多不利之处, 但为了考虑其当时及日后的财政, 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 清政府不仅没有能完成裁撤厘金的任务反而让厘金默然取得“经常正税”的地位。北洋政府时期, 由于年年的军事混战, 军费开支巨大, 中央和地方都把厘金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财政来源。所以, 虽然政府曾规定要将厘金改办为产业税。但由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 中央政府的改革法令根本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贯彻。而此税制法令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裁厘更是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进入民国以后, 厘金已被舆论指责为“恶税”, 执政当局也认为厘金是为“不良之税”。此时的厘金已成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 它的继续存在不仅遭到国内商界的激烈反对,也因厘金已严重影响到了列强的利益, 因而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反对。一方面, 在国内批评厘金扼杀国内工商贸易、造成政治腐败的声音日夜高涨。全国的商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集体抵制厘金, 并不断向政府游说, 纷纷对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 对于各国列强来说, 洋货虽然不直接受到抽厘的危害, 但厘金制度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窒息中国经济, 最终也会影响到外国产品的销售。何况各地厘卡有借故对洋货留难勒索的情况。
对此列强也认为厘金制度是“对于贸易是巨大的障碍”。他们也同意裁厘, 并不断给国民政府施压, 甚至要求把裁撤厘金制度作为实现中国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 南京的国民政府表示要“将万恶之厘金及类似之制度, 彻底清除, 以苏民困”[5]。于是1928 年7 月正是成立了裁厘委员会, 制定《渐撤国内通过税施行大纲》, 开始进行裁厘的准备。1930 年12 月15 日宋子文主持裁厘会议, 并通电全国宣布“全国厘金及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捐、落地税, 及正杂各捐税中之含有厘金性质者, 又海关三五十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常关税、子口税, 复进口税等, 均应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律永远废除。自二十年一月起上列征收机关民义, 绝对不得再行存在, 如有籍故延宕, 巧立名目, 阳奉阴违, 自便私图者, 是居心违背功令, 法律固属不容, 公意亦所共弃”[6]。通电发布后, 得到各省响应。1931 年1 月1 日起, 裁厘终于实现。自此, 作为三大恶税之一的厘金在中国社会基本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