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卞白眉
官宦之家
  卞白眉(前排右一)与家人合照卞白眉（1884-1968）名寿荪，字白眉，中年以后以字行。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卞白眉的曾祖父卞士云官至浙江巡抚，卞白眉的祖父卞宝第曾任湖广总督，驻节武昌，卞白眉的父亲卞绪昌曾捐官候补道，历任安徽臬台、芜湖捐道、凤阳兵备道、安徽巡警道等职。叔父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曾任驻长崎领事、承办新式企业，还是隶书大家。卞白眉的夫人是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六个儿子中有四人成为科学家，一人是银行家，四子卞万年是著名的内科、心脏科专家，在医学界享有声望。
步入金融
卞白眉自幼攻读四书五经，15岁应乡试，成为童子秀才，16岁与李鸿章之侄孙女李国锦完姻。时值慈禧专政，朝政腐败，国势衰退，康梁变法维新，废除科举。卞府乃于扬州成立洋书房，聘日本教师小林健吉及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曹锡庚等，教授子女英、日文及其它科学知识。卞白眉学新学二年后，捐补为清末太常寺博士，移居北京，时年18岁。卞目睹当政朝野误国害民，昏庸无知，毅然弃官赴美留学，1906年至美国，考入白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取得文学士学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卞白眉遂于1912年回国。经后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孙多森介绍，参加大清银行之善后和筹建中国银行。自此，卞白眉步入中国金融界。
1913年中国银行正式成立，享有发行、代理国库等特权，成为当时政府的中央银行。卞白眉入行之初，任发行局佐理，后升任总稽核。1916年因反对北洋政府明令停止中国、交通两银行（简称中、交两行，下同）钞券兑现，辞职移居天津，协助孙多森筹办中孚银行。1918年，冯耿生、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正副总裁，又约请卞白眉重回中国银行，出任天津分行副经理，不久晋升为经理，直至“七·七”事变后，于1938年初离津去香港。在天津金融界，卞白眉先后工作了20个春秋，纷繁的国际国内斗争环境，错综复杂的金融生态形势成就了这位金融巨子，也铸造了他的人生辉煌。
天津业绩
卞白眉在天津中国银行有哪些主要业绩？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自1924年起，根据总行实行区行管辖制的决定，成为华北地区的管辖行，统管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察哈尔、绥远以及天津市，共六省二市。卞白眉自1918年主持天津分行工作以来，时值外患内乱，政局多变，卞本民族之大节，循银行之常规，周旋于政客军阀、洋人豪强、敌特伪奸之间，殚精竭虑，历经沧桑，创下了骄人的业绩。
一、平息两次挤兑风潮
由于1916年中、交两行曾停止兑现，使中国银行的信誉受到影响。卞白眉主持天津中国银行后，即认真做好发行准备，坚持十足兑现，以恢复银行信誉。
1921年11月15日，北京中、交两行突然发生挤兑风潮。原因是当年北洋政府两次借垫警饷480万元，公债基金又借垫700万元，以及原不兑现钞券调换的存单陆续到期。消息传来，11月16日天津中国银行也发生挤兑风潮。当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客户提款和柜台兑现即达160余万现洋。为此不得不自17日起限制每人只能兑换10元。时直隶省长曹锐唯恐引起社会骚乱，即召见卞白眉询问情况，索阅帐表。卞即采取应急措施：通知各代理发行银行补足六成现金准备；商请上海分行运津现洋150万元；与三津磨房公会商妥预存现洋5万元，并通知全市1300多家米面铺，收到中国银行钞券，保证兑现。同时，由银行公会电北洋政府国务院饬令天津海关照收中、交两行钞券，海关税务司并允将六厘公债基金提前拨来备用；又催收盐余款10余万元。这样，至当月20日即平息了挤兑风潮，到12月1日又取消了限额兑换的规定。一场10余天的兑现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1935年春，平津两行又一次发生挤兑风潮。主要是由于美国再次提高白银价格，使天津外商银行和当时日、法租界内的若干家图谋暴利的钱庄，不断私运现洋出关。又加日本侵略者为搞垮华北地区民族工商业，扰乱金融，唆使日本浪人和朝鲜人一面武装走私，一面以走私所得钞券兑换现洋。当时在平津两市拥向中国银行挤兑者，主要是日本人、朝鲜人以及少数白俄。天津中国银行在春节后开市4天之中，即兑付现洋30余万元。时平津当局对此都极为重视，曾提出制定兑现登记办法和派警员到现场监督。北平市长袁良甚至请派日本宪兵到现场，以免影响社会治安和引起外交纠纷。卞白眉对此极力反对，并深悉此次挤兑风潮系由日本特务机关背后操纵造成的，只有充实储备实力，方能抵御外来压力。因此，除向总行申报预为备足现洋外，又通令华北各地分支行，大量吸收现洋存款，源源运至平津，增加了库存实力，抵挡了兑现压力。与此同时，又通过当局与日本方面交涉，限制对朝鲜人兑现。双管齐下，终于平息了平津两市的又一次挤兑风潮。
二、支援民族棉纱布业渡过难关
棉纱布行业是天津重点商业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货源短缺，外汇下跌，国内市场价格上升，经营棉纱布业的都得到厚利。战前纱布年进口额在两千万两以上，有存货者都成巨富，如隆聚、隆顺、敦庆隆、瑞兴益、同义兴等家，其股东有孙、胡、金、潘、卞、范、纪、乔八姓，因骤富而被称为“新八大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镑汇价猛涨，进口棉纱布折合银两计算，成本要比原订货高，加以国内军阀混战，销路不畅。因此，凡订有进口棉纱布的商号，无不蒙受损失。按当时汇价折算，天津棉纱布商亏欠洋行贷款约百余万两，引起各方关注，外商银行及洋行希望中国银行出头协助，棉纱布业也委托隆顺纱布庄资东卞俶成恳托卞白眉帮助渡过难关。卞白眉在各方力量推动下，于1921年2月28日往晤汇丰银行经理安德森、麦加利银行经理曼因磋商解决办法。最后议定由天津棉纱布商共同筹集白银70万两，其中一笔50万两按月息2分存入中国银行，定期20年，后10年无息；另一笔20万两，定期20年，后8年无息；月息也是2分。所欠洋行贷款由中国银行负责以利息分期偿还。至是年10月5日，经总行批准，各洋行与棉纱布商也无异议，即共同签订了偿还合同，中国银行以第三者的监证身份签字，并经英国律师公证，认为合乎法律手续。至此，一场哄动津市的棉纱布业亏损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三、开办中国银行外汇业务
天津自开埠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控制在外商洋行之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洋行的业务中断，中国对外贸易得以兴起。当时天津华商贸易行有：利济公司、华昌贸易行、兴隆洋行、华孚贸易行、德记贸易行、协和贸易公司，以及犹太人和白俄经营的紫东洋行、远东公司等。卞白眉为了扶持华商对外贸易的开展，经请示总行同意，于1933年在天津中国银行开办外汇业务，并聘用留美归国的林凤苞主持这一工作。同时，政府对我国留学生在外津贴等事，也都委托中国银行办理。
为开办外汇业务，天津分行除自筹外币外，曾向上海分行借用美金25万元。同时通过随市购买朝鲜银行发行的钞票，汇交日本代理银行变成日元，再以日元兑换英镑、美金、法郎等外币，并从中收取兑换差价。开办初期，国外的代理行有美国的纽约欧文信托公司，英国的米兰银行。
为了扩大出口货源，扶持内地土特产外运，卞白眉曾拨专款一百万元，作为内地押汇业务。并在华北各省、区分支行设立仓库，使各地客商便于就地办理抵押贷款、押汇贷款、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贷款等业务。各贸易商利用中国银行各个环节的贷款办法，十分称便。中国银行则既有物资保证，又可加速资金周转，按期回收；且押款利息、货栈栈租、代理保险结算等都可有不少收入，吸进了大量银行存款，且放款、内汇、外汇等业务与日俱增。
当时，卞白眉指示中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一定要做到：收支平衡，不亏不长。如当天外汇进出发生差额，致使帐面不能平衡时，则以外汇折成黄金，委托东街钱庄（指坐落在东门外、宫南、宫北一带的钱庄）买进黄金，以抵补当日外汇之缺额。
四、发放农贷及接办纱厂
三十年代初期，华北地区连年天灾人祸，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亟待救济。当时金城、大陆等银行支持华北棉产改进委员会，在华北棉产区组织农村生产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卞白眉自1934年起，在天津中国银行也开办农业贷款，指定副经理束云章负责，聘用留美归国的农业专家三人，成立了工作组，分赴河北、河南、陕西三省产棉区考察。同时招考了一批大学生和高中生，委托华洋义赈会培训后，担任各县的农贷发放工作。河北省有保定、石家庄、正定、邯郸等二十个县；河南省有郑州、安阳、灵宝、许昌等十二个县。发放的农贷以购买牲畜、农具、化肥、优种和小型水利设施为限。贷款多则几万元，少则数千元，以土地为抵押，一般为月息八厘，秋收后还款。同时引进国外良种猪、鸡，供农民饲养，增加了农民的副业收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地区民族工商业者经营的纱厂，大多陷入困境，一度出现花比纱贵、布比纱贱的反常现象。当时郑州的豫丰纱厂欠中国银行贷款四百余万元。为使这一大棉布纱厂不致倒闭，卞白眉请示“总行”同意，并经与河南省政府磋商批准，由中国银行于1935年11月将纱厂接管，该厂所欠债务和股权，皆由中国银行出资清理了结。原厂长和职工全部留用，董事会则进行改组，由卞白眉任董事长，束云章为总经理，潘仰山为经理。
1936年，宋子文鉴于法币贬值，提出将储蓄部存款六百万元投向华北纺纱行业。为此，卞白眉曾拟订“沟通秦豫纱厂经营计划”。是年9月23日，“总行”讨论决定先接管雍裕、整顿豫丰，以后再接办晋华、晋生、大益成等纱厂。天津分行对各厂认股半数以上。接管雍裕纱厂后，派会计驻厂监督财政，并推荐技术人员进厂，改进工艺流程，使该厂生产大有起色。华北地区沦陷后，豫丰厂迁至四川重庆和合川两地；雍裕厂迁至陕西虢镇，成立了虢镇业精纺织厂。1935年卞白眉还在陕西灵宝、河南彰德设立了棉花打包厂，以保证出口的质量。
1940年，中国银行在甘肃天水成立分行，简称雍行，由束云章任经理。天津分行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纱厂投资及债权内部划归雍行接管，并成立了雍兴公司管理各厂业务。
五、调解军阀勒索银行事件
1926年夏，奉系军阀占据天津，褚玉璞为直隶督办。由于直隶省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不能兑现，市民拒不接受，褚玉璞即出面宴请天津商业和银行各界代表于大来饭店，在席间提出以地皮作抵押，向各银行借款，实为勒索。各界不敢得罪，遂由各行凑集一笔借款，以应付褚之无理要求，但抵押改为直隶省未发行之封存钞票。至7月30日，褚突派人至各银行检查抵押品封存情况，发现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等北四行动用了抵押封存的直隶省银行钞票。褚即借题发挥，扬言将派警察厅长丁振芝、官产处长谭温江等查办此案。卞白眉身为银行公会会长，即为同业出面奔走，先补齐了北四行所动用的抵押钞票。但褚仍不罢休，又扬言要抓大陆银行的许汉卿等，并声称如要了结此案，则北四行要交出罚款20万元，并再以开滦和恒源股票为抵押，借款100万元。警察厅长又通知北四行等经理，拘票已经发出。经卞白眉请求缓期两天拘捕。此时卞和北四行主要负责人吴鼎昌、周作民、谈荔荪等洽商后，由吴鼎昌出面，请张作霖之国务总理潘复从中疏通；并由卞在潘宅和张、褚见面，提出北四行答应借款80万元，以山东省公债作抵押，将来直隶省发行公债时，四行即认购80万元，而不再另行交款。当年8月29日，北四行在天津银行公会向褚交出现款80万元。卞白眉作为见证人，就此了结此军阀勒索案。
六、天津沦陷后拒绝与日伪合作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后，伪币尚未发行，而日军急需法币抢购物资。于是日方指使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曹汝霖等传话，希望中、交两行共同向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透支300万元法币。卞白眉认为银行之间少数周转，原无不可，故允透支20万元。但日本侵华商社兴中公司负责人十河却致函银行公会和伪河北省银行，定要共同筹集300万元。卞白眉亲到租界十河住宅说明筹集法币之困难，不能大量供应。十河竟出言恫吓，卞毫不畏惧，不欢而散。
当年8月30日，日方又拟以金票300万元调换法币300万元，并要求中国银行将所换金票存入库中，不能动用。曹汝霖又出面向卞说项，似应迁就日方之要求。卞当即表示：若此迁就，中、交两行是否能维持下去，亦成问题，再次拒绝日本的调换要求。
到9月19日，日方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又令曹汝霖往访卞白眉，拟由河北省银行加发钞票，然后以金票兑换法币。卞白眉即郑重告知曹等，这一办法，问题更多，又予以拒绝。
1937年12月，伪政权决定成立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先由曹汝霖出面约请中国、交通两行及“北四行”负责人征询意见。后王克敏又于12月16日亲临天津与卞白眉商讨成立联合准备银行事。当时，卞白眉明确表示：（1）不加入股本；（2）不能截止发行日和发行额；（3）不能交出全部准备金。
12月23日，伪政权在北平外交部大楼召集各银行负责人开会，责令各行认交联合准备银行股金。当即决定中国银行为450万元，交通银行350万元，“北四行”和河北省银行各为80万元，冀东银行则为50万元，共计1250万元，当场强令各行负责人签字认股，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由王克敏出面，授意卞白眉签注“尽量筹集”四字。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签写：“卞白眉尽量筹集”7字，以示他并非代表中国银行。王克敏又强行规定各行股款必须于1938年2月1日交齐。
卞白眉于签字后心情十分沉重，在日记中写道：“从前之我，已于今日死，此后仅行尸走肉，活死人耳！”
海外生活
1938年1月，中国银行总行通知卞白眉去香港开会。几经周折后，卞于2月10日乘英轮泽生号离津赴港。到港后，成立天津中国银行驻香港办事处，仍遥领天津分行，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行发行集中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总稽核，民国32年（1943年）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民国38年（1949年）总行解散后退休。1951年迁居美国。卞白眉曾长期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主席、理事长）、天津市商会执委、常委。他与中外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并热心于教育、社会福利等公益活动，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历史表明：卞白眉是一位享有相当威望，并很有影响的银行家，对国家尤其是天津金融事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做出贡献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