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明星学者
教授人气不输明星
教授人气赛过明星,成为2006年最富喜剧色彩的文化景象之一。过去人们印象中,教授都是埋首书斋做学问,而易中天这样的“新明星学者”却像娱乐明星一样,空中飞人般在全  国各地穿梭,忙于自我推销。
2006年8月,易中天在刚刚开幕的上海书展上创造了一项“中国纪录”。不到一下午,他就签售新书《品三国》4000多册,当场写坏了10多支水笔。据一位在签售现场的网络游戏业人士称,易中天的人气,跟“超女”李宇春在上海动漫展上亮相的效应相差无几。
时隔三个多月,另一位“百家坛主”于丹以一天签售8000册《于丹的〈论语〉心得》的惊人数字,刷新纪录。
学者、电视明星、畅销书作者,很少有人能集这三种角色于一身。此前只有一个余秋雨。而如今,央视《百家讲坛》却似乎掌握了造就“三位一体”“新明星学者”的秘诀。
伴随着走红于年轻一族中的“粉丝文化”,网上开始出现许多“教授粉丝”———“乙醚”(易中天的拥戴[者)、“鱼丸”(于丹的拥戴者)、“年糕”(阎崇年的拥戴者)和“海飞丝”(纪连海的拥戴者)。
是“文化奶妈”还是“传统文化救星”
不过,借助电视媒体的力量扬名的同时,“新明星学者”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学术界、思想界的批判。一则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评论将于丹称为“文化奶妈”。此前,一些历史学家也言辞激烈,批评易中天品说历史“误导大众,影响国民素质”。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在2006年上海书展上说,易中天品三国是“时尚历史”,用时髦语言掺进历史事实,趣味低俗。
清史专家还指出另一位《百家讲坛》历史主讲人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存在不少谬误。例如,阎认为“清朝多民族的统一政策也是努尔哈赤定下的”。事实上,努尔哈赤进了辽东,一边屠城,一边俘虏汉人为奴隶,他的后人也承认其在位时民族矛盾很深。
但不可否认,尽管称不上学识渊博,“新明星学者”们却带动了大众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新狂热。易中天的《品三国》卖了50万册。《于丹的〈论语〉心得》更是“号称”卖了60万册,虽然业内人士对此存疑。
伴随易中天的走红,中国书市2006年热销各类历史题材书籍。先前在学界评价甚高的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姚大力的《成吉思汗和今日世界之形成》、吴思的《潜规则》、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等,既富有思想性,也受到读者青睐。
“新明星学者”更有责任传播真知
“新明星学者”当道,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众说纷纭。对当下文化氛围的影响是好是坏?各方意见迥异。
一种意见认为,学术快餐化和娱乐化,成为一种令人担心的时尚。同样是一本演讲录,论其学术地位,《于丹的〈论语〉心得》比不上复旦大学出版的《论语别裁》,可现在的年轻人又有多少人知道国学大师南怀瑾？　
另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学界不该忙着批判“新明星学者”,而是该自我检讨。中国的精英学者,要更多地主动与大众文化融合。否则,只能让大众文化的水准江河日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继续形成断层,乃至鸿沟。
画家陈丹青更评论说:“孔子要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如果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副总编指出:“教授上电视成明星,是娱乐化和反娱乐化的平衡。”他指出,当下,商业文化挑战主流文化,娱乐取代一切。主流文化界一直没有对此做出恰当的回应。
对此,学者李泽厚也表示认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之所以产生这种浅思维的历史热,一方面是有市场,读者需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众“没有更好更多的选择”。
上海一位出版人认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俗说”本来并行不悖。只是,中国学术界应该出现更多的易中天,让老百姓在追捧娱乐明星之外,也能追捧学者,崇尚知识。而“新明星学者”掌握话语权之后,则更应该担负起传播真知的责任。
明星学者的文化生存
文化学者，对待电视的态度，是那样的开放和进取；学者、 作家上电视，利用电视的影响力，成为他们宣传和传播自我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的文化行为方式。
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要接触、共享文化，他要注重文化的创造、更新，他要成为文化的主体，就不可能无视电视传媒的存在，也不可能无视电视和文化的关系。
“明星学者”毁誉参半
易中天，这位厦门大学的教授，走出校园，走出书斋，来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向电视大众品读“三国”，一时声名鹊起，红透大江南北，成了文化媒体追逐的焦点。他上电视接受采访，签名售书，举办演讲，出席活动，并且，像时下的许多偶像一样拥有了大批叫“意粉”或“乙醚”的“粉丝”。文化评论界按照“超女”的效应，把他叫做“学术超男”，是电视媒体时代造就了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学者”……    
媒体把他当成“明星”，他自嘲是电视让自己“这个平民学者，一不小心成了大众情人”，是上了明星的“贼船”，“名利对我来说是搂草打兔子——纯属意外收获。打一个比方可以说明我的想法：上帝给我一个馅饼，后来发现给错了要收回去，但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咬了一口。所以，一旦想清楚了，名利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对随明星身份滚滚而来的名利，他抱着豁达、超然而觉悟的心态。
易中天这种迥异于目前不少文人和学者静坐书斋、一心向学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方式，积极面向电视媒体，面向大众，让个人的人格、学术和思想，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最终成为电视上的“明星学者”，文化界可谓争议四起，毁誉参半。
有的高度赞扬，称易中天创造了史学的娱乐功能，而且非常成功，是学术和市场的“信息转换站”。在电视媒体的时代，作为一个文化学者，这一现象不是绝后，却一定是空前的；易中天因通俗解说中国历史、文化，而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电视明星，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有的尖锐质疑，在电视上“品三国”，是把原本严肃的事情娱乐化、庸俗化和粗鄙化了，是从“媚雅” 即追求精英文化，逐渐走向了“媚俗”，是犯了浮躁的大忌，是炒作和作秀……
无论怎样，礼赞也好，狂贬也好，易中天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文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焦点人物。
学者明星化，遭遇种种非议
其实，一位作家也好，一位学者也好，被冠以“明星”，总是容易被视为异类的、娱乐化、迎合大众趣味的人物，不如在书斋冥思、创作、研究来得踏实、严谨、专业，对此社会和文化的批评总是多于褒扬的。
阅读书评家董鼎山《西窗漫记》看到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诺曼·梅勒，因上电视，接受访问，发表演说，签名售书也存有广泛争议。而今日易中天似乎正在遭遇着相似的情形。在对待电视媒体态度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学者，似乎都会面临着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困扰。
2005年，台湾著名学者、作家李敖先生，在大陆有一次“神州文化之旅”，对他的才识、个性和人格魅力，我们是赞佩有加，但我们不习惯于接受李敖和电视媒体的密切关系，李敖的明星化的行为，乃至他带有的娱乐化表演特征，因此，提出“李敖是知识分子还是娱乐明星”的疑问……但也有人在思索：李敖明星化表演秀的外表下，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李敖之行也是对大陆记者和学者的一场冲击和考验。我们从李敖那里看到听到了什么？他留给我们什么印象和触动？这不仅与李敖的言行有关，也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接受姿态和思想过滤系统大有干系。
有文化批评者说，当代文坛，被明星化最厉害的大概要数余秋雨，被妖魔化最厉害的大概也是余秋雨。其实，这批评的也是余秋雨和电视媒体的关系。的确，这十几年来，余秋雨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日趋“明星化”、深度介入电视公共传媒这样的社会形象，及所形成的文化人格模式，越来越固定下来。余秋雨也这样自侃：“我比较高兴的是，十几年来，我坚持与电视文化结合，一直走到今天”。但是，作为较早的利用电视媒体作为自己的文化话语表达方式传播文化和思想的学者兼作家，余秋雨是付出了人格、名誉和文化多方面的代价的，他无奈地纠缠于媒体所传播的官司、暧昧的历史以及与一位演员的婚恋娱乐新闻之中，但他仍继续不断地走入电视媒体，执著于他的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如今，有人这样评论他现在的文化角色，“从一个默默耕耘的作家到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化传播者”，“被公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社区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及作家之一”，我们显然也无法怀疑其中电视这个公众传播力量，对他的文化身份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西方文化学者对待电视的开放态度
在西方，文化学者，对待电视的态度，是开放和进取的；学者、作家上电视，利用电视的影响力，成为他们宣传和传播自我的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的文化行为方式。
伯特兰·罗素在世的时代，英国BBC就曾经邀请罗素做通俗哲学演讲的节目，每次40分钟左右。罗素也经常接受电视的采访，并且采访内容被整理出版发行。罗素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终其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物，并且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和社会方向的著作。与通常的那些隐居书斋、脱离世事的纯学者不同，电视媒体成为他与社会大众联系的重要渠道。
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思想家》一书，它是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开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系列节目内容推出的。BBC这个电视系列节目，名叫“与哲学家们交谈”，就是邀请当今西方思想界的声望极高的思想文化大家上电视，其中有英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I·伯林，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安东尼·奎因顿，剑桥大学哲学教授B·威廉斯，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H·马尔库塞，哈佛大学教授W·V·奎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N·乔姆斯基等世界级著名文化学者。他们以简洁、通俗的内容，向电视大众介绍了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奎因、乔姆斯基等等，当今西方的哲学、语言哲学、道德哲学各学派的思想观点，经过这些文化学者的解说，甚至那些最为玄奥的哲学观念也坦荡、通畅地进入了普通电视观众的心田——即使今天，由电视节目辑录的《思想家》一书，其中的哲学思想也仍在影响着中国普通读者的心灵世界。
最近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围绕“电视制造学者明星”这个文化话题的讨论。陈丹青先生给大家开了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持续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并希望高品质、高品格的“学者明星”上电视，“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让人看到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学者敢于面对媒体时代挑战的气魄。
中国文化学者应敢于面对电视媒体时代的挑战
对于“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批评的声音，易中天却是不畏困难，意志坚定：“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法国文化学者路易·多洛在《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中说，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吸收文化的方式，它能够大大促进将文化重新纳入目前的生活之中，它已成为现代人基本需要的组成部分，“现代人离开了电视，差不多和离开面包和葡萄酒一样难受”。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要接触、共享文化，他要注重文化的创造、更新，他要成为文化的主体，就不可能无视电视传媒的存在，也不可能无视电视和文化的关系。
“明星学者”也好，“学术超男”也好，目前这些媒体的评论，实际上是，体现了这个时代、这个电视媒体时代，对一个文化学者和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行为和文化人格的新规定。历史地讲，一个学者、作家，其本质是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担当着传播文化的任务，他在每一个时代总要利用和时代经济及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传播技术手段，来把文化传给社会大众，所以，传统的、古典的口传身授，是一种技术传播手段，现代的著书立说、出版发行，是另一种技术传播手段，今天易中天上“百家讲坛”，面对广大的电视文化受众宣讲历史文化，自然利用的也是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传播手段，他只不过是较早、较快地适应了这个电视媒体时代，对于一个文化学者、作家的文化角色的规定性和文化期望。不过，他却是在巨大的争议中，完成着他这种文化身份和角色的艰难转型。
易中天目前的文化行为，是在“艰难转型”，像李敖、余秋雨和易中天们上电视是一种“生存方式”，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的选择，更多的是依靠了个人的文化信念和文化意志力量，我们的社会还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