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家谟
人物简介
王家谟（1906—1927） 丹城西桥头人。1925年8月，加入共青团。次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宁波地委技术书记、地委委员、组织部主任、地委书记。1927年7月，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曾任省委代理书记。同年11月初，兼任浙东工农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11月12日，赴温州部署浙东武装暴动计划被逮捕，18日被害于温州东门外狮虎山。王家谟被害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5期刊登沉痛悼念王家谟等浙江12位遇难同志的文章《哀浙江死者》，文章特别指出，王家谟的牺牲“是浙江党内及浙江工农阶级战线上一个巨大的损失”。[1]
人物生平
王家谟，小名王小曼，化名嘉谟，1906年12月13日生于象山县丹城镇西门村。少时就读于私塾，1916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他学习勤奋，能写一手好字，尤其擅长蝇头小楷。1919年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力升学。翌年春，入县署司法室当练习生，专事抄写。1922年，随叔父王丹泉至宁波交易所经纪人事务处任总务。后因无法忍受交易所里尔虞我诈的非人道交易，毅然离甬返乡。1923年，王家谟受聘为丹城姜氏学堂教员。执教期间，他宣传新思想，传播新知识，在学校里很有影响。
为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王家谟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成立了象山国民会议促进会、外交后援会，领导群众罢工、罢市、罢课，抵制英、日货，募捐慰问上海烈士家属和罢工工人。当时，宁波《时事公报》报道：“1925年4月26日早晨，象山国民会议促进会委员王家谟、杨永清、范船僧等，将数百张印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收回海关权等标语和数十种寓意画分贴在丹城各处，并进行示威游行宣传，观众三万余人”。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反帝怒潮。王家谟深入宝海乡爵溪所宣传，在十字街口演讲，听者约300余人，闻及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还与范船僧、沈本厚等8人轮流去黄溪、白墩、西泽、高泥、新碶头、墙头、西周、石浦等地，调查仇货和出口粮食，将查出的英日仇货、百灵牌香烟等，堆在街头及小校场焚毁。
1925年夏，贺威圣利用暑期返乡之机，在丹城举办暑期讲习所。王家谟、杨永清等积极参与，并发动小教界进行青年和县立高小时的同学好友，听讲马列主义理论，及外地反帝、反封建情况，同时努力学习《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8月，王家谟在丹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支部领导下，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创办《鸣报》，成立外围组织——青年娱乐社。他拟就的《章程》规定：娱乐社的宗旨为“对外以集合全邑青年为社会的强有力的团体”，“要把青年的力量象碎金熔成一个金字塔，发出闪烁的光彩，照耀社会”。
1926年2月，王家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调宁波地委先作抄写，后任技术书记。2月中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巩固工农联盟，发动群众从各方面准备北伐”。会议还提出设立党训班训练干部，以统一领导骨干的思想，为北伐胜利作好组织准备。上级党委通知王家谟随杨眉山、徐雪寒等六位同志，赴上海地下党所设的党训班学习，受到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教育。同年6月，王家谟被选为宁波地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他以启明女中教师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工作。
同年10月17日，王家谟与赵济猛赴上海参加上海区委召开的外埠负责同志会议，听取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报告，准备秘密发展工农组织，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回甬后，他积极举办工农夜校，鼓动工农群众参加打倒军阀、列强的革命活动。12月12日，为推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国民政府”，王家谟负责宁波江东区的鼓动工作，他组织和丰纱厂工人、四明中学学生罢工、罢课，参加示威游行。1927年2月初，北伐军到达宁波，王家谟趁北伐胜利的大好形势，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帮助宁波市成立了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并举办革命工农积极分子短训班，发展党团员。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的阴谋破坏活动也加紧进行起来了。2月初，屠杀赣江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王俊受蒋介石之命来浙东任宁台温防守司令。他上任以后，撤换了由民意选出的公安局长王丹泉(王家谟叔父)，派司令部军法处长吴万钧接替，控制了宁波的武装，设下了残杀革命群众的毒计。同时，收买文痞，假借“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民党统一”，破坏工农革命运动。2月9日，上海区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王家谟与周恩来、赵世炎、徐伟等7人为组织问题委员会成员。会上讨论了“提高警惕，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反动势力”问题。王家谟回宁波后，召开地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加强工农武装和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会后王家谟兼任宁波《民国日报》副刊编辑，以“莫言”、“一贯”等笔名发表一系列抨击时弊、宣传革命的文章。针对国民党假借“维护国家统一”、“一致对外”提出的“反对阶级斗争”的口号，王家谟撰文进行批驳：“国民革命虽然是各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可是各阶级所要求的目的不同，有产阶级要求的减轻捐税，并夺取政权，以保障其资产之发展”，“这是资产阶级参加或拥护的实质”。“无产阶级所要求的解放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是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仅此一端，已见两个阶级的利益冲突是不可免的。”他进而揭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中国的大资本家，实际上常和军阀勾结，向帝国主义妥协来破坏革命，甚至将人民群众获得的革命成果出卖给帝国主义转化为自己的资本。”
王家谟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党内外高度的评价。有的同志写信给他，称赞他是“非常忠实的无产阶级战士”。有同志写信祝贺他理论上的成功，说：“时事公报见到你的大作，剖解很明瞭”，“如果新国家主义者……与你讨论，或者辩论起来”，那就说明他们“甚可恶了”。
1927年4月9日，宁波《民国日报》上刊登出《王俊十大罪状》一文，揭露国民党王俊唆使流氓头子李伯平、虞志飞等火烧江北岸市总工会，向革命群众进攻的罪行。王俊恼羞成怒，撕下伪装革命的假面具，下令查封《民国日报》社并扣押社长庄禹梅和前去交涉的王鲲、杨眉山。
4月10日，国民党宁波市公安局长吴万钧挑动警察向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店员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伤工人纠察队队员10多人。11日又通令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并宣布开除41名有“跨党”嫌疑的党团员和进步人士。15日，国民党军警和豢养的一批地痞流氓举行所谓的“庆祝大会”，公开叫嚣：“枪毙王鲲、杨眉山，迅速捉拿竺清旦”，并贴出“生擒王小猫，活捉徐狐狸”的标语。形势逆转，白色恐怖开始弥漫全城，国民党宁波当局到处搜捕王家谟等地委领导人和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
4月下旬的一天，地委领导人在秘密机关开会的消息被特务侦悉。王俊连夜派遣大批军警，企图捕尽“逆党要犯”。正在开会的王家谟等，接到联络员“众家姆妈”的紧急通知后，立即转移到杨黎卿家里，避过了敌人的搜捕。在国民党右派制造的血腥屠杀面前，一部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根据上级通知撤到外地隐蔽。而王家谟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逆流中毅然挑起领导宁波地区革命的重担。4月中旬，王家谟任地委代理书记(6月为书记)，他坚持就地秘密斗争，并提出“站住脚跟就是胜利”的口号，动员所有党团员用各种可能的办法，隐蔽起来，斗争到底。从4月上旬开始至6月上旬，宁波各地先后被捕的革命者有300多人。王家谟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他还亲自写了“坚如钢铁，重似泰山”的小纸条，用锡纸包好塞进鱼肚里，托“众家姆妈”陈馥送到狱中，鼓励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同时，为整顿恢复党组织，他多次变换住宿地点，化装成黄包车夫和卖鱼小贩，住在半边街鱼行的阁楼上，与各县负责人联系。
7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遭敌人破坏，组织部主任张叔平被捕。在此关键时刻，党中央约王家谟去上海谈话，调他任省委组织部主任。他到职后，整顿恢复各地市县委通讯联络网，建立秘密工作体制，以适应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公开和秘密的斗争。同时，他与定海的马荷仙在杭州组织秘密革命家庭，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为能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整顿和恢复各县、市党组织，他不畏辛劳艰险，跋涉各地。一次在永康县城，他帮助建立临时县委，还作了许多具体部署：尽速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发展优秀工农青年入党，保护贫农利益，与国民党开展合法的斗争等，从而使永康县的革命斗争得到发展。
7月24日，王家谟代表省委向中央写了一份《七月份报告书》，就当时浙江省党组织被破坏后的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8月，省委书记庄文恭因病向中央辞去书记职务。在省委书记未确定期间，上级党委找王家谟去上海交接工作，命他代理浙江省委书记的职务。9月27日，中央派王若飞来浙江改组省委，当天召开省委会议。王若飞作政治报告；王家谟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评，汇报浙江党的工作情况。省委改选后，王家谟仍任常委、组织部主任。
9月29日，省委书记张秋人被捕，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0月28日，中央在致浙江省委的信中指示：“浙江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并要“毫不顾恤的实行红色恐怖”。在此同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在浙江制定暴动计划，夺取浙东政权。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成立了浙东暴动委员会，王家谟担任主任委员。他代表省委制订了一个北起钱塘江、南至温州湾的《浙东暴动计划》，内容为发动农民大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
11月初，王家谟在宁波南门范家祠堂召开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动员大家到各地去组织暴动。他还亲赴浙东各地，与各县党组织落实暴动计划，决定暴动地点和时间。在上虞、鄞县、奉化、宁海等地，他与当地党组织决定了鄞南、松岙、亭旁等地的起义时间、力量和进攻路线。当暴动计划一一落实时，省委政治交通项志成被捕了，省委秘密机关被破坏，邬凤英(赵济猛爱人)、马荷仙(王家谟爱人)也被捕。敌人还搜获到《浙东暴动计划》和各地领导暴动人员名单等绝密文件。敌人获悉这一计划后，惊慌异常。大批特务到各地严令搜捕王家谟等暴动领导人。王家谟在路上不知此变，仍按计划于11月12日乘船至温州。当他在东门高殿下蔡万兴客栈与特派员周定等研究组织温州暴动计划时，骤被国民党永嘉县党部特务和军警包围，王家谟与周定不幸被捕。国民党省防军第四团团长、温州戒严司令甘清池施行严刑逼供，用尽各种酷刑，都没能从王家谟口中得到半点收获。
11月18日上午10时，敌人慑于红军和当地革命群众劫狱营救，将王家谟枪杀于温州东门外狮虎山上(现名华盖山)。同时被害的有省委特派员周定、郑敬衡。王家谟的遗骸由其母运回象山，安葬在丹城西门外大坑门口的山麓上。
192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期刊登了《哀浙江死者——贝介夫、沈乐山、赵济猛、王家谟等十二同志》一文，称他们“系实行准备武装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政府的努力者。”[2]
新中国成立后，象山县人民政府兴建了烈士纪念馆，重新修建了王家谟烈士墓，以他的革命事迹激励后人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