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许寿裳
人物简介
  许寿裳许寿裳，曾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官费赴日留学，入弘文学院补习日文，与鲁迅相识，结成挚友。曾编辑《浙江潮》，后转入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三十四年（1908），与鲁迅一起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次年四月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
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军政司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1917年冬起，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编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5年，北京爆发“女师大风潮”，支持鲁迅和进步师生正义斗争。被段祺瑞政府通缉，愤然离校，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不久，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大学院(即以后的中央研究院)参事、秘书长，后又任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等职。1934年北上，任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北联大史学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国文系教授以及华西大学教授等职。
1946年夏，应留日同学、同乡、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陈仪被撤职后，到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惨遭歹徒杀害。[1] 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认为，许寿裳有两项重大贡献。一方面，他和鲁迅先生等人作为当时读音统一会会员，一起确立了注音符号的使用原则，奠定了台湾国语运动的规矩，很多台湾同胞正是靠着注音符号学习和掌握了国语。另一方面，许先生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并在国语运动中力推从“台语复原”到“学习国语”的正确方向，为台湾光复初期国语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著作
  人物著作所著有《章炳麟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章太炎评传。还著有《鲁迅年谱》、《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俞樾传》、《中国文字学》、《李越缦〈秋梦记〉本文考》，以及《传记研究》、《怎样学习国语与语文》、《考试制度述要》等。[2-3]​
教育工作
相关书籍(4张)许寿裳一生当中主要从事的是教育工作。辛亥革命之后，许先生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托，草拟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以部令颁行全国。在教育部和江西省教育厅任职期间，他为发展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做了很多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工作。此后，他执教于北京大学、北高师、女高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山大学、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华西大学、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广益学会华大文学院、台湾大学，主讲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西洋史、中国史学名著、大学国文、记文学、中国小说史等多门课程，尽瘁育才，桃李盈门。学生们将他喻为进步与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行驶的船舶得到指引，不致被吞没于风涛。蔡元培先生仿法国学制筹建大学院并担任院长时，许寿裳先后任大学院秘书、参事、秘书长，是蔡元培的主要助手。
传记文学
  人物书法许寿裳之所以在教育界赢得崇高威望，除了其道纯德厚之外，还由于他学识渊博。他博通经史，雅擅诗文，又通晓日、英、德多种外语，广泛吸收了西方进步文化的滋养，甚至连生活方式也相当欧化。他的书法融汇各家，别出新意，在书坛独树一帜。他在文艺创作方面成果不多，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却有特殊造诣。他早期文言论文《兴国精神之史曜》，历举欧洲各国复兴祖国的史实，以证明精神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国民精神的迫切任务。这篇论文连载于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河南》杂志4、7两期，跟鲁迅同一时期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言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乃至于遣字用词都相当一致。他的学术论文《〈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序〉》、《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旁征博引，持论稳妥，极见学术功力。
在许寿裳的学术成果中，最具价值的是传记文学研究和写作。他认为成功的传记文学描写入神，巨细毕现，能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时代和人物的相互影响，读者的人格也因此得到陶冶。1945年5月，他的《章炳麟》一书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印行，全面评介了太炎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堪称最早的一部章太炎评传。他撰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这两部回忆录，时间跨度长，内容翔实，范围广博，感情深挚，文笔淳厚，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同类型著作中首屈一指，是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他对鲁迅寂寞心境的剖析(“呐喊冲锋了30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也被删去了。
台湾拓荒
许寿裳在1946年 6月25日应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约，只身孤箧从上海飞抵台北的，目的是筹设省立编译馆。台湾自1895年割让给日本之后，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在这整整50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欲彻底斩断台胞的民族意识。比如淡水公学校，一共开设了13门课程，重点科目是“读方”(学习阅读日文书籍)，“缀方”(日文作文课)，“书方”(日文写字课)，“话方”(日语会话课)，“日历”(日本史)，“地理”(日本地理)，“修身”(使台胞自愿臣服于日本天皇的奴化教育)，而仅占一门的“汉文”课程还不列为升学考试科目，长期实施这种教育，致使当时600万台胞中大部分人的中文程度不足以阅读普通的中文书籍。所以许寿裳主持编译馆的首要任务，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的遗毒。他为编译馆确定了两项宗旨，一是普及国语、国文和中国史地方面的知识，二是发扬台湾文化的优势，以开创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为此，编译馆设立了学校教材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编译组、台湾研究组。编写中心小学教材，许寿裳强调要有进化观念、互助精神、大众立场，宣传民主观念、爱国意识，反对复古倒退。他要求编写教材的工作必须跟编写教学参考书同步并行。社会读物组编撰的主旨是在国民的教养，诸如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家庭教育……许寿裳特别强调要以合乎新时代新潮流的眼光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及赶编一部通俗有趣的中国地理读本，使读者了解中华民族的史迹，油然而生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许寿裳赋予名著翻译组的任务，除了译介世界哲学、文学、艺术名著之外，还强调译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读物，如《林肯传》、《罗斯福传》、《科学概论》等。对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许寿裳跟鲁迅一样，强调要有晋唐人翻译佛教经典的勇气和魄力。经许寿裳锐意擘画，未及一年，编译馆已译出英国吉辛的《四季随笔》，波斯莪默的《莪默诗译》，英国哈德生的《鸟与兽》，俄国亚克沙科夫的《我的学校生活》等。
台湾研究组重点关注本土文化的建设。许寿裳初步计划是首先完成台湾文献目录的编篡，为台湾研究做好资料准备。台湾出版的善本书，如台大收藏的《小琉球漫志》，省图收藏的《台湾通志》，杨氏习静斋收藏的《使署闲情集》，许寿裳认为应该首先抄出印行。为了开辟研究台湾文化的学术园地，许寿裳在计划刊行长篇巨帙的“台湾研究丛书”的同时，又倡议创办《台湾学报》，以发表篇幅较短的学术论文。他在《〈台湾学报〉发刊辞》中精辟指出:对于日据时代日本人的著作，必须细致予以区分辨析:对于为殖民主义张目、曲学阿世的著作，一定要严词纠正，廓清尘雾；而对于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则应该取其精华，酌量修订，予以接受。许寿裳在以《台湾文化的过去与未来的展望》为题的讲演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他指出，日本学者对台湾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地形、植物、动物、气象、矿产……很有成绩。仅植物学一门，就有三十多种专著。研究动物的专著也很多。为防止鼠疫蔓延，就撰写过老鼠研究、跳蚤研究的书籍，不仅我国其他省没有，即日本也少有。对于这些属于全人类的科学成果，必须跟殖民文化加以严格区分。
为了给台湾同胞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编译馆除了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以外，另行编选些社会读物来满足一般民众的知识需求，选材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文字力求浅显，字数不求繁多，定价务必低廉，定名为《光复文库》。第一期书目中有《中国通史论》、《中国发明史略》、《鲁迅及其〈阿Q正传〉》、《刘铭传与台湾》、《龙门童话集》等。为了充实这套文库，许寿裳亲自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力图改变台胞不会说国语、不会写国文、看不懂中文书的状况。该书兼顾了国语和国文两个方面，以中文和日文例句加以比较对照，以了解中文跟日文的差别。该书文字浅近易解，说明剀切详明，极具特色。
许寿裳主持编译馆工作之初，一无馆址，二无宿舍，三无家具，四无交通车辆。更严重的是人才匮乏。为了全面开展工作，他逐一克服了上述物质条件的困难；又通过吸收台湾教育处前中小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及编审室两机构的人员，以及从大陆各地聘请三十余位编纂编审，解决了人才资源的困难。然而，正当编译馆的筹建工作基本完成，各项业务可以共谋进行的时候，震动台湾全岛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同年4月20日，原由陈仪主持的台湾长官公署被撤消，改组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出任省主席。就在省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由魏道明提议，突然作出了撤消编译馆的决定，致使许寿裳的心血付诸东流;除出版了收入“光复文库”的十余种读物之外，大部分教材成为了一堆废纸。许寿裳在答谢同人章锐初等的“七绝”中悲愤地写道：“外露为山才一篑，内潜掘井已多寻。岂知江海横流日，坐看前功付陆沉。”
民主科学
台湾编译馆被撤消后，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出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在台大执教期间，他除每周讲授一节《文字学》外，还擘画系务，筹设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文字学、语言学、中国学五个研究室。他热情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成果。这年5月1日，许寿裳撰写了《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然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1947年5月4日台湾《新生报》)鉴于台胞在日据时代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没有独立自主之权;日本的科学技术又是模仿多，创造少，许寿裳认为在台湾更应该培养政治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上的独创精神。除此之外，还应该在台湾提倡利他的、兼爱的道德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希望志同道合的人们都朝此目标迈进，台湾青年尤应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主力。课余时间，许寿裳组织进步教师举办“中国现代文学讲座”：李何林(竹年)讲《中国新文化发展概略》，台静农讲《新旧文学之演变》，李霁野讲《西洋文学的介绍》，钱歌川讲《现代散文》，雷石榆讲《现代诗歌》，黄得时讲《现代小说》，洗群(观众演出公司理事)讲《现代戏剧》。讲演地点设在福星国民学校，每次两小时，听众十分踊跃。
相知挚友
  许寿裳与鲁迅合影许寿裳在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中，不惜得罪多年老友，不惜危及饭碗，也说出真相。
熟悉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与许寿裳的友谊贯穿了他们相识期间的始终，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生命持续的期间。在鲁迅生前，他们同进退，共患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鲁迅死后，许寿裳大力促成《鲁迅全集》的出版，并致力于撰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和研究专著，成为鲁迅研究最权威的“通人”。
从互相认识开始，先是许寿裳影响了鲁迅，使鲁迅在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然后是许寿裳主编《浙江潮》，即邀请鲁迅为之写文章，鲁迅发表了《斯巴达之魂》、《哀尘》、《说鈤》、《中国地址略论》等作品，再后就是鲁迅应许寿裳之约写作了多篇哲学论文，这无形中成就了鲁迅作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在中国思想界亮相的契机。[4]​
接着，许寿裳想去德国留学，鲁迅也想去德国；许寿裳回国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紧接着就介绍鲁迅也回国到该校任教；民国政府成立后，许寿裳刚一进入教育部，就介绍鲁迅进入教育部。这可说是雪中送炭，当时鲁迅已经在绍兴的污浊空气中忍无可忍了。他们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并时相偕访图书馆。
在北京教育部，他们关系更加密切，鲁迅读佛经，许寿裳也读佛经；许寿裳的儿子请鲁迅开蒙；许寿裳担任北京女高师校长，即聘鲁迅为教授；许寿裳被排挤出女师大，鲁迅积极支持学生风潮；鲁迅被章士钊免职，许寿裳公开发表指斥章士钊的宣言，也跟着被免职。鲁迅到了广东任教，马上设法请中山大学聘许寿裳为教授。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许寿裳也立即辞职。接着蔡元培组建大学院，许寿裳被聘为秘书、秘书长，立即推荐鲁迅作为特约撰述员，每月支薪三百元，使鲁迅能在上海安心写作。
  徐寿裳和鲁迅在东京鲁迅在上海，许寿裳的女儿世瑒患病到上海求医，鲁迅为之奔走医院，亲自当翻译，至于互赠孩子玩具之类更是常事。许寿裳在北京，鲁迅的老母也在北京，许寿裳常去嘘寒问暖。
鲁迅逝世第三天，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请他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鲁迅全集》，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相关文献。之后多次为之奔走，全力参加《鲁迅全集》编辑，亲自编写《鲁迅年谱》，对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功莫大焉。
40年代，到了台湾，甚至开始作为研究者，撰写了《亡友鲁迅印象记》等多部对于记载鲁迅事迹，弘扬鲁迅精神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和研究专著，史实丰赡，见地深湛，是公认的鲁迅研究必读书。
鲁迅称许寿裳为三十五年的挚友，许寿裳称鲁迅为平生的诤友。他们的友谊，历经艰苦卓绝的社会波涛冲击而更加牢不可破。鲁迅许寿裳的生死友谊，是现代知识分子友谊的典范。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三个基点上的：爱心——爱国爱民的真爱主义，这种真爱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这使他们在大是大非中坚守信念，在一举一动中树起了爱的丰碑和憎的大纛。真心——矢志寻求真理正义。对于大是大非，他们从来不含糊。许寿裳在鲁迅逝世后写的一些回忆文章中，不惜得罪一些多年老友，甚至不惜危及饭碗，也毫不含糊地说出真相。温文尔雅的忠厚长者在文字上变成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良心——恪守新旧道德。他们对于社会、人生，都采取了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旧道德中也有积极的内涵，新道德也要作分析，他们选取其中积极的成分，这使他们又在种种问题上总是会站到同一立足点上，从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他们的相知相得，相契相合，相依相助，相互辉映，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美谈。他们对于对方的人生历程都起过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说是互为表里的。鲁迅对于许寿裳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寿裳对于鲁迅精神的传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相互之间，对于对方人格和历史地位的最终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