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懋庸
生平简历
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荣，生于浙江上虞。幼年家贫，高小毕业辍学。1926年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后因政府通姬缉，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2年翻译了《托尔斯泰传》。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他的杂文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  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同年翻译日本、苏联等国的进步著作。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为此发表了《答徐懋庸关于抗统战线问题》。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
解放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1957年间写杂文100多篇，结集为《打杂新集》。这些杂文依然保持30年代的风格。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改正。
小传
1910年12月徐懋庸出生在下管方山村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纱筛匠，母亲则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徐懋庸从小聪颖好学，刚满5岁就进入本村方山小学读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无不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小学毕业后，他期望继续升学，可父亲不允，原因很简单：家境困难。要知道，父母因为贫穷，先后将徐懋庸6个兄妹中的3个送进了育婴堂。可跟随父亲做生意的当儿，他始终未曾扔过书本。他身边揣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一边走路，一边吟咏默记。同时，还不时地欣赏沿途的自然景色，以体味和印证唐诗名句中的意境。晚上和父亲睡在客店里，“吃罢饭，洗罢脚，自然拿出书来读”。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向人借书阅读，被人称为“知识界的乞丐”。 
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徐懋庸过去的老师、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十分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聘请他去该校任教，时年14岁的徐懋庸，被人称为“神童”、“小先生”。以后他又到坤麓、民强小学任教，先后达4年。 
1925年，上虞的一批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协进社”。也是在这一年，文化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办起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如鱼得水的徐懋庸，有了用武之地，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多次得到胡愈之的帮助。  徐懋庸次年，受中共上虞独立支部书记叶天底的影响，徐懋庸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苏俄文艺论战》、《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革命道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慈溪工作，秘密编辑上虞“石榴社”刊物《石榴报》，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避居上海。 
来到上海，徐懋庸化名余致力，在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3年间，他竟先后学会了法语、日语、英语、俄语。1930年，毕业后的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田浦中学任教，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 
这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鏖战正酣。在鲁迅的旗帜下，汇集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学作投枪和匕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刚抵上海的徐懋庸，分明感受着一种热乎乎的氛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跃跃欲试。
对初来乍到的徐懋庸而言，无名小卒的身份地位，要融入大上海，要得到大上海的认可，又谈何容易！他自是碰了一鼻子灰：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分别送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但皆被退回。他又一鼓作气翻译了高尔基的法译本小说《秋夜》。他满怀信心地把译稿寄给胡愈之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可等回来的消息则是“早有人译出发表了”。接二连三的碰壁，自令徐懋庸的热情一落千丈。好在乡人胡愈之为其锲而不舍、勤奋刻苦的精神所感动，介绍了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一书让他翻译。译成出版后，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令徐懋庸勉强得以在上海滩立足。 
要论让徐懋庸充分张扬才气，并令其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上海文坛的，则要数《申报》副刊《自由谈》了。当年徐懋庸常翻阅《自由谈》，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不知不觉中，灵感的触动，令他拿起笔模仿鲁迅文风写了《〈艺术论〉质疑》、《青年的心》两篇杂文，试投《自由谈》。两文很快发表了。不久，主编黎烈文又主动给徐懋庸写信，言及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能够再写。从此，徐懋庸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崭露头角，自然，徐懋庸其人其文，亦始受到鲁迅的关注。 
好事终于接踵而至。这边杂文弹无虚发，那边《托尔斯泰传》译作由华通书局正式出版。拿到译作，徐懋庸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便是：赶快给鲁迅先生寄上一本。1932年11月的一天，这是他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寄书，这自然也是他与鲁迅先生恩恩怨怨的肇始。收到赠书和来信，一直热情关心扶助文学新人的鲁迅先生，即于当夜复信。自此以后，徐懋庸开始与鲁迅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徐懋庸的杂文着实了得，这不啻是因为他对鲁迅心仪已久，对鲁迅的杂文洞若观火、烂熟于心，更是因为其自身的知识积淀、思想张力、笔墨技巧使然。师承鲁迅，竟令徐懋庸的杂文与鲁迅的文风如出一辙，以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可不是？连大名鼎鼎的林语堂都“上当受骗”，何况其他的读者? 
由于黎烈文的有意安排，徐懋庸得以与鲁迅相见，且彼此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作家凭作品说话，徐懋庸的杂文及其译作，无疑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极大关注。1934年春，“左联”委派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负责找其谈话，并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因为鲁迅是“左联”的委员长，这自令徐懋庸激奋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翌年春，由于“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担任左联书记，年仅23岁。职务的关系，令徐懋庸常有机会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鲁迅则依然关爱着这位勤奋笔耕、可爱至极的青年小伙。鲁迅曾经直言不讳：“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1935年3月，当徐懋庸将《打杂集》约请鲁迅作序时，鲁迅欣然提笔：称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鲁迅很少给上海的青年作家作序，徐懋庸有此殊荣，自是幸甚。 
1935年11月，党组织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写信和派人通知“左联”，提出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鲁迅是“左联”旗手，解散“左联”要向鲁迅汇报，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周扬与鲁迅又有些不愉快，就派徐懋庸去找鲁迅。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是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徐懋庸则属“国防文学”派。“两个口号”之争，似乎夹杂着太多的复杂成分，故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其时徐懋庸先后3次去找鲁迅，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最后一次去见鲁迅时，鲁迅脸色不好看。不用说，其中的疙瘩是鲁迅以为徐懋庸是周扬的人，而徐懋庸的苦衷是，“周扬是党的负责人，应该相信周扬”。 
为了澄清一些问题，凭借着鲁迅对自己的爱护和信任，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鲁迅把徐懋庸的来信看成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挑衅，认为他代表的是某一群即周扬一伙反对他。其时，鲁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时间，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这样就令两者矛盾公开化了。其时，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当他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后，痛哭了一场。尽管如此，徐懋庸“还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认为“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变。 
徐懋庸与鲁迅争论那年才26岁，早已蜚声文坛，年轻自得。更兼其质朴天真，总是针针见血，故而祸及自身。鲁迅言辞自然也有过激之处，但激怒鲁迅的，多半因为是徐懋庸，这是不争的事实。更难以预料的是，两个月后，鲁迅竟与世长辞。惊闻噩耗，徐懋庸如遭晴天霹雳，他说：“这在我心头撒下了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痛苦”，悲痛“是异于一般人的，是无法表达的”。其坦诚其痛苦撼人心魄。设身处地而想，当可理解。很快，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横亘在了他面前：他该不该去参加追悼会？如若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和羞辱，因为有人误以为鲁迅多半是被他气死的；如若不去，岂不真给人受之以柄，认为这位小同乡如此绝情！前思后想，一番激烈的斗争后，他毅然提笔，写下了十六个字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由于受到鲁迅的公开指斥以及一些同仁的冷淡和不信任，徐懋庸一下子显得非常孤独。面对这样的困境，他决定告别上海前往延安。来到延安不久，他受到特别的礼遇。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徐懋庸、萧军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界名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 
同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大会后进行聚餐，徐懋庸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亲切地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当得悉其已经结婚并有了儿女后，毛泽东接着说：“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并嘱咐滕参谋长想办法办理这件事。不久，其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来到了延安。也就在这一月，徐懋庸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那些年里，徐懋庸深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宽松，学术的自由，他先后编写了《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社会科学概论》，负责主编《华北文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理水》。
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仍不间断写作，著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工人阶级与共产党》、《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等书籍。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徐懋庸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重操旧业，运用杂文这个武器，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计30余万字的杂文。他写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杂文，以其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让有的人对号入座，读之羞赧不已，无地自容。 
晚年的徐懋庸曾3次回到故乡下管。1961年冬，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他，带了小儿子、小女儿回来。到了下管，乡人见有陌生人来，问：“这是谁？”他幽默地对儿子说：“告诉他们是右派分子徐懋庸。”他还是那样耿直、率真、自嘲。这一年，父亲尚健在，住在侄儿家，但双目已经失明。毕竟是自家的孩子，父亲用双手将儿子从头到脚慢慢地又是细细地抚摸了一遍。父亲这一摸，对于徐懋庸，心里自是酸楚，为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亦为曲曲折折的自己。1963年冬，当徐懋庸第二次回故乡时，父亲对儿子说：“你的城府不够深，个性执拗，常常会惹麻烦，千万要当心。”尽管一生都没有离开下管大山的父亲，不可能理解哪怕像徐懋庸这样的人，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风云周遭与个人命运际遇的因果缘由，但父亲还是一语中的，且道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机杼。几年后遭遇“文革”，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  
徐懋庸-与周扬 
“文革”中，徐懋庸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交代中竟把毛泽东评价周扬的原话写了出来。要知道，此时的周扬正关在狱中，是“四条汉子”之一。徐懋庸不但没有反戈一击，反而用“最高指示”为周扬定性，这不是在为周扬翻案吗？在造反派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又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但他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捏造”，并误将认罪书的时间“1967”年写成“1697”年，这一误，竟相差将近300年。 
受到折磨的，自然不啻是徐懋庸夫妻俩，还包括他们的孩子。其时，他和爱人只有每月20元生活费，3个孩子没有工作。1973年下半年第三次回故乡，父亲已经去世，他想把两个女儿送到下管插队落户，但因种种原因，无法落实。虽然他绝无怨言，只是这一走，他就再也没能回到日思夜慕的家乡。1977年2月7日，离春节还有10天，他带着深深的挚爱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 
1978年12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他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他的党籍和一切政治名誉得以恢复。1979年4月12日，组织上还为他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会，周扬等人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定论。如若九泉下有知，徐懋庸还能不宽慰乎？他还能有什么冤屈、憾恨呢？
主要著作
《罗斯福》（传记）1933，上海新生命书局
《甘地》（传记）1933，上海新生命书局
《打杂集》（杂文集）1935，生活
《徐懋庸小品文选》（杂文集）1935，天马
《萧伯纳》（传记）1935，开明
《街头文谈》（杂文集）1936，光明
《文艺思潮小史（杂文）1936，生活
《怎样从事文艺修养》（杂文）1936，上海三江书店
《不惊人集》（杂文集）1937，上海千秋出版社
《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杂文）1951，中国人民出版社
《打杂新集》（杂文集）1957，北京
《徐懋庸回忆录》（传记）1982，人文
《徐懋庸杂文集》1983，三联
《徐懋庸选集》（1—3）1983—1984，四川人民
翻译书目：
《托尔斯泰传》（传记）法国罗曼·罗兰著，1933，上海华通书局
《伊特勒共和国》（中篇小说）俄国拉甫莱涅夫著，1935，生活
《小鬼》（小说）苏联棱罗左勃著，1936，生活
《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苏联革命史）苏联巴比塞著，1936，上海大陆书社
《秋夜》（小说）苏联高尔基著，1941，启明
与毛泽东的争论
徐懋庸在左翼作家联盟时，于1936年8月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驳斥了徐懋庸。为要弄清是非，徐懋庸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中旬之末，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复信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派秘书和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
大约是5月23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的秘书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刚午睡起床，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让徐懋庸吸烟，徐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给鲁迅的信，鲁迅的那篇驳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对他的态度，他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当徐说到他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徐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毛泽东笑了一下说：“哦！”毛泽东把徐懋庸的话全部听完以后，就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谈了以下内容：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徐懋庸徐懋庸
“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世界语者
徐懋庸（1911－1977）浙江上虞人。1922年任小学教员。1926年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编辑散发地下刊物《石榴报》，被国民党通揖，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0年结束学习到浙江临海中学任教。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左联工作，任常务秘书长。1938年赴延安。同年入党。抗战时期历任抗大教员、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热河建国学院院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委。建国后历任武汉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副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南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57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23年在小学老师徐用宾的帮助下学习世界语，在《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盛赞世界语，能用世界语写日记，后通过世界语学会了法语和英语。著作有：《打杂集》、《不惊人集》、《打杂新集》、《工人阶级与共产党》，译作有：《托尔斯泰传》、《列宁家书集》、《斯大林传》、《人的远景》、《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