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布木布泰
基本介绍
  布木布泰　　孝庄文皇后（1613年——1688年）布木布泰（或译作本布泰），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人。野史传说中说她名叫大玉儿实在没有根据（但由于一些关于孝庄的影视作品的传播，大家已广泛接受大玉儿就是孝庄了）。布木布泰，蒙语亿万子孙的意思，另解，天降贵人。俗称孝庄太后。
布木布泰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科尔沁蒙古较早就归附了后金，并与后金联姻，以巩固双方的政治联盟关系。后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时年十三虚岁的布木布泰由哥哥吴克善伴送至后金新都辽阳，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三十四岁的皇太极为侧福晋，也就是偏房。而早在11年前，她的亲姑姑哲哲已嫁与皇太极为正房大福晋，九年以后的天聪八年（1634），已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又娶了她的姐姐海兰珠，于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夫。 
婚后，布木布泰接连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天聪三年（1629）生皇四女，后来受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天聪六年（1632）生皇五女，后来受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次年，又生下皇七女，后来受封为固伦端献长公主。三位公主，成年后分别嫁与蒙古贵族弼尔塔哈尔、色布腾和铿吉尔格。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三年生皇九子福临，即顺治帝。 
顺治帝登基，尊为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去世。享年75岁
相关史料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有如下记载：

生平经历
政治策略，满蒙联姻孝庄文皇后，政治婚姻中的配角。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出生，一十三岁时，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 
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册封的盛京五宫后妃，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就有三位：
中宫-清宁宫，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哲哲（即孝端文皇后，是孝庄文皇后之姑）；
东宫-关雎宫 宸妃 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海兰珠（又哈日珠拉）（即敏惠恭和元妃，是孝庄文皇后之姐）；
西宫-麟趾宫，贵妃，阿霸亥博尔济吉特氏，名娜木钟（即懿靖大贵妃）；
次东宫-衍庆宫，淑妃，阿霸亥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璪（即康惠淑妃）；
次西宫-庄妃 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即孝庄文皇后）。
孝庄从蒙古大草原来到，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帝），封为永福宫庄妃。 
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受到皇太极专宠，统摄一切的是她姐姐宸妃。说服经略，凭才凭貌？崇德七年（1642）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洪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食不甘味。孝庄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身上藏了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辕下。 
由于孝庄经常留意参预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很快脱颖而出。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孤儿寡母，立储风波崇德八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大张，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擘划下一步战略，天不假年，八月九日在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动乱。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在繁琐的丧仪背后，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著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朝贺时兄弟四人并排南面坐——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打破了这个框框，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唯其如此，皇帝的称号对于跻身于最高权力圈、很有可能得到它的人们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 
暗中动作的双方很快明朗化：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拥有父亲亲将的两黄旗和伯父代善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三十二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玺归献皇太极，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合用武之道，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正、镶两白旗将领。 
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表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 
串连、游说、盟舍、劝进，频繁的活动，导致了双方严重的对立。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彼此终于摊牌了！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巴牙喇（天子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会议开始之前，黄旗大臣悉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见气氛如此，料大位必囊中物，欲擒故纵，起身逊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豪格一谦让，阿济格、多铎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锐气方刚的多尔衮，态度骑墙地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沉不住气了，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老头子不愿陷入旋涡，一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多尔衮发言：“虎口王即让而去，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仇）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否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是二个折中方案，皇子嗣位，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转附多尔衮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祭祖祷天、集体盟誓，六岁的小娃娃福临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顺治。 
多尔衮对皇位早已垂涎，为什么关键时刻主动放弃？缺乏与家格抗衡的力量？未必。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孝庄无疑是明白内乱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一要使双方的对立缓和，只有异中求同，一使双方的要求都得到部分满足——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谁来占踞天子宝座？孝庄施展手腕。笼络多尔衮，使多尔表采纳了她的方案，把她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孝庄如何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叔父摄政，小皇受压多尔衮对于皇位，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象火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也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皇父摄政，太后下嫁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        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衮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王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白。顺治亲政，改革吏治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来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年少的皇帝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在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等方面，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母子斗法，顺治遗恨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流。 
如前所述，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既定国策。大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条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这种胸怀，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
董鄂氏被接入宫中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因此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蒙关系，倾动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而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对于这一切，孝庄都忍受了。宽容理解是她的原则。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幸而她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坚毅的性格，清帝国的基业才不致因后宫的倾动而发生动摇。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氏产下一子，四个月后不幸夭折，丧子的悲伤使她郁郁成疾，宫廷矛盾的精神重负使她原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损赢弱。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氏病故。皇帝遭此打击，精神颓落，恹恹无生趣，未出半年，患痘症而逝。四臣辅政，玄烨擒鳌福临死前留下遗嘱，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为了避兔摄政王专权的悲剧重演，皇帝有意撇开皇室亲王，安排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息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输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没有想到顺治所择非人，口是心非的鳌拜很快暴露出专横暴戾的本性，欺皇帝年幼无知，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把揽朝政，俨然是摄政王再出。鳌拜出身戎伍，对于顺治朝吸收汉文化变更礼制的做法很不适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凡事都要循祖制、复旧章，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不再圈地的禁令，借旗地交换之机，扩大圈地，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鳌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但大部分人慑于鳌拜淫威，不敢作声。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畏缩，遏必隆软弱，依附鳌拜，唯一敢于与鳌拜顶着干的苏克萨哈资历浅，一直处于受压地位。康熙（1667）六年，玄烨十四岁，按例亲政。但鳌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鳌拜也清楚苏克萨哈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克萨哈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鳌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鳌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但鳌拜羽翼已成，处置稍有不当，可能就会激成巨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此时的孝庄对这些问题已有了相当经验。她悄悄关照性急的孙子，要他隐忍一切，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皇宫里出现了一批少年，专门练布库（满语：摔跤），说是皇帝喜欢这种布库戏。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大家对宫廷布库戏习以为常的时候；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晋见，在路两旁要着玩的小孩突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了，等到鳌拜缓过神来，纵有过人膂力，都已无济于事了。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皇帝夺回了权力。祖孙携手，共治天下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次子福全，孝庄看中了玄烨，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项，才改立玄烨，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 玄烨八岁即位，十岁时生母佟佳氏亡故，照看他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的教导下。玄烨健康成长，一个未来杰出帝王的特质和寸具，在少年时代打下了根基。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动乱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祖孙情深，情感天下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反映了她的为人，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是截然不同的。太后病逝，追封皇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诵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一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陵寝之谜，再展悬案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官（即棺材〕仅在宫中停放十七天，尊溢旋上旋停，在整个康熙朝一直没有启用；梓宫暂安（下葬前安放某处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昭西陵），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从布木布泰1625年嫁给了皇太极到她1725年正式下葬，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正可谓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这里又涉及到“太后下嫁”问题，请参照前面对于太后下嫁的介绍。
关于家人
对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父母和祖父母的尊封孝庄文的父亲是科尔沁部札日固齐（断事官）莽古斯的长子，大清王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哲哲的长兄，名字叫布和，有宰桑职务，连称宰桑·布和。宰桑是取汉语“宰相”的谐音，系部落首领的参谋和助手。清史上多处记载，庄妃的父亲叫宰桑，是把职务当作名字，如同现在把张科长、李科长当作人名一样。宰桑的哈屯（夫人）叫博礼（平平安安的意思），清人称她婆婆叫科尔沁大妃，管她叫科尔沁次妃。博礼为人贤惠敏捷、孝顺谦和，具有很强的交际能力。早在1623年正月，博礼便开始放手让其长子乌克善台吉派使臣与后金往来联系。1626年努尔哈赤病故，她以蒙古孛儿只斤氏台吉哈屯（夫人）的身份，带领长子乌克善前往盛京吊丧。从那以后，她陪同婆母即科尔沁大妃多次到后金宫中走亲戚。崇德二年（1637年）秋，大学士范文程奉皇太极诏，亲自前往科尔沁草原皇后、宸妃和庄妃的故里宣读册诰：追封哲哲之父、宸妃和庄妃之祖父莽古斯为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前；封哲哲之母、宸妃和庄妃之祖母科尔沁大妃为和硕福妃。随即，福妃特地进京朝见谢恩，也是博礼陪同婆母，让乌克善、满珠习礼两个儿子护卫来盛京的。皇太极亲自率领诸王贝勒、福晋到演武场迎接，直迎至皇宫，在崇政殿里施以规格最高的接见礼，金銮殿摆开盛宴，欢聚一堂。
崇德三年（1638年）之夏，福妃例行进京朝见，还是由博礼陪同，叫两个儿子护卫来盛京。皇太极热烈欢迎，热情款待，以歌舞欢庆。不几天，皇太极诏封海兰珠和布木布泰的母亲、科尔沁次妃博礼为和硕贤妃，并赐给仪仗。这个仪仗有16人组成，护卫、乐师、侍女等，由国家拨款开支，是非同一般的极大荣宠，可算是除爱新觉罗家族之外，独此一家了。后金改国号为大清，迁都北京之后，博礼又多次进京瞧看女儿孝庄皇后和外孙顺治皇帝，密切了孛儿只斤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间的关系，很受朝廷的尊敬和爱戴。也正是这个原因，宰桑与博礼的儿孙们为大清王朝的建立、边疆的巩固和安宁做出过巨大贡献。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父母的墓地孝庄文皇后父母的墓地，在嫩江末梢与第二松花江汇流处左岸南约18华里之处，第二松花江与查干湖（圣水湖）的正中间。此地原是孝庄祖父莽古斯及其父兄三代人游牧的地方，是现科左中旗的属地。清顺治五年（1648年）设立以镇国公本巴为札萨克的郭尔罗斯前旗。于是郭尔罗斯人渡过第二松花江大举南下，到今长春（当时叫毛盖图）与科左中旗为邻。在这种情况下，科尔沁部族长、土西业图旗（今科右中旗）亲王巴达礼，于顺治八年（1651年）邀请科右前旗札萨克郡王布达奇、卓里克图旗（科左中旗前身）札萨克亲王乌克善、前郭尔罗斯旗札萨克镇国公本巴及有关官员会盟，商量四旗边界划分问题。因为科右中、前二旗祖车车克、科左三旗祖那木赛、前后郭尔罗斯二旗乌巴什三人系一母所生同胞兄弟，为了防止日后子孙因边界纠纷伤了兄弟手足之情，故以礼让为主，顺利达成协议。在今科左中旗七棵树乡于海屯东北约15华里处坨子上立一大土堆子，群众叫“四王边界堆”。后修平齐铁路，设一火车站，叫边昭（坨子）站，至今尚存。这样，庄妃父母陵区所在地划归郭尔罗斯前旗，但陵区仍归科左中旗管辖，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划归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所辖，即今前郭县长山镇库里村（屯）。
库里，蒙古语乎乌日（坟墓）的谐音，村子叫乎乌仁（日）爱里，意为有坟墓的屯子。不是先有屯子后有坟墓，而是先有坟墓，后建屯子，以此取名。
据《清史稿.外戚表》载：“孝庄文皇后父宰桑，莽古斯子。顺治十一年五月追赠和硕忠亲王。”这个封号，可以理解为皇帝一人之下，独领一方的王爷。宰桑-布和早逝，就按当时蒙古族丧葬习惯，土葬于现在的库里屯南坨坡上，没起坟头。后庄妃母亲和硕贤妃博礼去世，与其夫宰桑合葬与此。被皇帝追封为和硕忠亲王和和硕贤妃。其实，博礼的贤妃封号，早在1638年就被皇帝皇太极诏封。这次，在顺治皇帝诏封外祖父宰桑为和硕忠亲王的同时封外祖母为贤妃，只是起个重申的作用。第二年，即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初七，按顺治皇帝旨意，由他们的长孙和塔立碑于墓前。至此，这个地方才有了“库里”的名字。
库里屯四面环坨子，呈椭园形，中间是盆地，东西长约10里，南北宽8里许，高处有10多丈，多长杨、柳、榆树。盆地中央有一条西高东低的坨子，当地人叫土龙岗，使盆地一分为二，形成扁“曰”形的地形地貌，屯子则坐落在土龙岗北侧的平原上。土龙岗的东端有一泉眼，四季流水不断，清澈甘甜，弯弯曲曲向南流，形成像杭州龙井村九溪十八涧般的景致，到南坨子北侧形成一个小水泡子。泡子里，夏季荷花盛开，金鱼游翔浅底，有一群鸿雁常来戏水。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庄妃父母的合葬墓，便在土龙岗正中的南坡上。顺治皇帝下旨，国家拨巨款，在今科左中旗札萨克（政府）建筑莽古斯、宰桑两处陵园。
和硕忠亲王宰桑陵园，南隔一坨子与其父莽古斯陵园南北相望。陵园由墓、碑亭、祭祀庙三个部分组成。忠亲王与贤妃合葬墓为土丘圆顶，青砖围裙。墓南50多米处立有石碑，碑上筑有碑亭，呈四方形，青砖黄瓦结构。亭东约30米远有一寺院，外有青砖围墙，前有三间门房，中为朱红大门，门洞左右有关平、周仓泥塑像。园内正庭五间，东西各有三间配房，均为人字架式青砖青瓦房。正庭为祭祀殿，明三暗二，明间靠北墙有供台、供桌，正中有一佛龛，上层供有皇封宰桑和硕忠亲王、博礼为贤妃的两道诏书，诏书为折子形，黄绸裱糊，龙边黄缎包裹，分别置入精制紫檀木、金边镶嵌白玉的匣子里；中层藏有哈萨尔世系家谱，记有自哈萨尔始，至宰桑这一代共十八代人的名字。据传说，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左、科右等旗都曾派毕车齐（文书）到这里抄录过。现存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的《科尔沁世系谱手抄件》就是从科左中旗征集到的，也是这个家谱的传抄件。其内容来自《蒙古源流》作者萨囊彻辰族兄道宝-台吉所著《大黄册》（第155页）。西间是供佛藏经室，东间供有关公神像，以弘扬忠义之道。这个寺院，蒙古族群众叫做宾图-额和音-苏莫。宾图是指有学问、睿智、品德高尚、稳重敦厚，有教养的人；额和，是指妈妈；音，是“的”的意思；苏莫，是指寺庙。伪满洲国民生部厚生司教化科康德八年（1941年）十月编辑的《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汇编》郭尔罗斯旗条记载：“宾图妃坟，在塔虎库里屯，前清顺治年间，该宾图妃作故；由达尔罕王择选坟茔至本旗库利屯地方安葬修庙，同留坟丁十户管理祭祀事宜。”这里记载的“宾图妃”与碑文中的“贤妃”是一致的。墓、碑庙在解放初全部被毁。
重点文物：和硕忠亲王和贤妃墓碑
这个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同高5.82米。碑额呈长方体，顶端两角略圆，高145厘米，宽130厘米，厚40厘米。额正面、背面各有两条相互盘绕的蟠龙组成。双龙前肢下撑，互被对方尾部所卷，后爪共蹬一球，翻腾于云水中，栩栩如生，刻工精细。球下有长45厘米，宽40厘米呈矩形凸起的平面，上面分别用蒙古文满文双线阴刻两行大字，汉语意为“敕立”之意。左侧一行两个字是新满文，右侧三个字是蒙古文。满族人崇东，体现出清朝初期用蒙古文、汉文两种文字行使权利。文字下方至碑额底部12厘米宽皆为精刻云水图案。
碑身呈长方体，高292厘米，宽125厘米厚34厘米。碑身正面四周宽为12.5厘米的云龙浮雕图案。内刻有十二条小龙，上下各两条，每组两首相对，直奔一珠；左右各四条，皆头向上身朝内，各逐一珠。所逐球上，火焰飘飘，生机盎然。碑面上，并排有十五竖行共383个字，单线阴刻蒙古文满文两种文字，左侧七行为满文，共182个字；右侧八行为蒙古文，共201个字。每种文字第一行皆为“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尾行皆为“大清国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七立”字样。碑文主要歌颂庄妃父母之功德。碑身背面的四周和正面一样，亦为云龙浮雕，中间无文字。
碑座为一完整巨石雕刻而成的石龟（名叫贔屃），首尾长310厘米，高145厘米，最宽处132厘米。龟四足撑地，昂首向前，两眼前视，神态自若，大有千年负重而无怨恨姿态。身上纹饰雕刻精美，使石龟更加栩栩如生。
此碑于1947年秋被推倒，碑与座分离，碑身断为两截，抛于荒野。1981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后，经翻译碑文，认为该碑在清代碑刻中，规模较大，碑主人名份极高，雕工精细，是艺术处理相当完美的石碑之一，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特别是碑文的满文和蒙古文，对研究蒙满两种民族文字的发展、文化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将此碑列为吉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满蒙文石碑”。吉林省文化厅于1983年拨款在原地粘接修复，恢复其历史面目，上盖六角形钢筋水泥结构碑亭，并建保护围栏，树立标志说明。1987年，在长山电厂建立明珠园，园内兴建省级博物馆——“孝庄祖陵陈列馆”，将“满蒙文石碑”迁到陈列馆院中央，上盖双檐歇山式黄瓦青砖、四角攒尖结构的仿古式碑亭，加以保护，并辟为一个旅游景点，成为研究历史的一个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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