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恽逸群
人物简介
  1951年，恽逸群（左）在解放日报办公室恽逸群(1905年—1978年) ，原名钥勋，字长安，逸群。1905年1月24日生，江苏阳湖上店镇寿山村(今武进马杭乡)人。
4岁入私塾，15岁进常州东吴第五小学中学预备班。16岁，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18岁，在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20岁，回家乡任小学教员。五卅惨案中参加国民党，任武进区、县党部常委。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家乡坚持地下斗争。以家中田产抵押，创办逸仙中学。任中共武进县县委常委。1928年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被捕。出狱后组织农民协会。10月，任中共宜兴县县委书记。1929年，在上海开办沪西外语补习学校，8月去浙江，在省立湘湖乡村师范任教。1930年，任中共萧山县县委书记、中共浙江特委秘书长。回家乡，在乡村师范任教，在灌云响水口中学任教。1932年8月，又到上海，进新声通讯社任记者，从此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2月，与陆诒等编辑《记者座谈》周刊。1935年8月，参加上海《立报》，先后任编辑、评论记者、主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立报》迁往香港，改任上海《大美报》编辑。1938年，任《导报》副刊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同时兼任《译报》总编辑。还为《华美晨报》、《大美报》、《循环报》撰写社论。1939年9月，去香港，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编辑、主任。与郑森禹合办《二十世纪》半月刊，发表《吴佩孚评传》；兼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香港沦陷后，1942年，经韶关、金华回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任上海编译社社长、《中国周报》主编，撰写《中国内幕异闻录》。1943年，为《新中国报》撰写星期专论。1944年，他在袁殊创办的建文出版公司，任编译所所长。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逮捕，因无证据，八个月后释放。  1975年，恽逸群夫妇（左）在常州与亲属合影日本投降后，到华中解放区。继范长江后接任《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秘书，兼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1948年在山东《新华文摘》上发表《三十年见闻杂记》，后改名《蒋党真相》。1948年8月，任济南新民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公布43名战争罪犯名单，凭记忆连夜写出战犯的简历，各报竞相转载。
1949年5月，在上海主持接管《申报》和《新闻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1950年，又兼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
1952年，被错误地停职检查，开除党籍（其原因为1951年因报纸漏登一则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撤职，张春桥顶替其职位）降为华东新闻专员办事处秘书。
1953年，调北京，任新华辞书社副主任，新华地图社副总编辑。1955年，筹建古籍出版社。5月，因潘汉年冤案株连被捕，关押十年半。1965年，被派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
“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专政”对象，从事重体力劳役，积劳成疾。仍将馆藏万种图书分类编目，装订修补。逆境中写下有胆识的极为精辟的《平凡的道理》、《也谈儒家和法家》等论文。
1973年8月，他在写给老朋友胡愈之的信中，为十八年来的变故而感慨，为金仲华、范长江、孟秋江等的自杀而愕然。虽然他自己的遭遇非笔墨所能形容，但他却庆幸自己“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非神经错乱而发狂。”他说自己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扰”自律，经过二十年检验，没有背弃这一承诺。
1976年“文革”结束后，71岁的恽逸群以老病之躯几乎是乞讨进京申冤，但是无人闻问。1978年，他再次进京，才见到胡耀邦。胡表示一定为他的冤案昭雪。中组部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先将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金陵百日”，他垂暮之年、病弱之身，却热情未减，试图完成“三十年政事见闻实录”，修改《蒋党真相》。可惜天不假年，这年12月10日晚上9时他在南京中医院与世长辞了，终年73岁。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先后撤消1965年的判决，宣告恽逸群无罪，这时离他去世已一年零四个月。
1982年上海方面撤消1952年对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1984年4月，公安部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赵朴初先生曾在视察天宁寺时作诗云："心持半偈瞿秋白，西游纪实恽逸群”，给予恽逸群极高的评价。[1]
人物生平
  恽逸群结婚三十周年全家合影[2]恽逸群，著名新闻学家、文化学者；原名钥勋，字长安，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苏省武进上店寿山村。先世六代业医，其父毓思转入仕途，急公好义，闻名乡里。
逸群五岁进私熟读书，八岁读完“四书”，九岁读“五经”自学《史记》、《二十二史约编》。十一岁时，他独自寄宿离家八里远的另一私熟就读。二年后，他先后两次与“文社”的数十名私熟先生会文（作文比赛）且总是第一个交卷，均名列第一。翌年，常州城里有名的“三益文社”举行会文，参与者是二百余名塾师和中小学教师，并由“江南才子”名进士钱振鍠评卷，他的成绩亦名列前茅。从此，他在全城文人中崭露头角。十五岁时，他经《常州日报》社社长恽丁戊介绍入常州新文化运动主将毛槎任校长的洋学堂读书。十六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因家庭衰落，经济困难，一年后被迫辍学到无锡谋生。工作之余，阅读《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等进步书籍。不久，他结识武进同乡、中共无锡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杨锡类和共产党员陈叔璇，常在一起研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议论国事。
一九二四年冬，恽逸群遵母嘱回常州与刘寒枫结婚。翌年夏，在“五卅”运动影响下，毅然只身去上海参加反帝斗争。后经同乡恽雨堂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回常州发展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回常州后他在家乡上店胥城寺（即龙潭庵）创办上店小学，并以学校为活动据点，宣传“三民主义义”，发展国民党员。经数月努力，在城乡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十七个，并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八月，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侯绍裘、乔心泉（两人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后被国民党杀害）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1977年，恽逸群手书陈毅诗赠友人[3]一九二七年三月，恽逸群与常州国共两党其他领导人一起日夜忙碌，具体部署迎接北伐军进常州。二十日下午，他带领工人、市民、学生三千余人，高呼“打倒列强，消灭军阀”、“铲除土豪劣绅”等口号出城迎接北阀军进城。两党在体育场召开欢迎北伐军万人大会，恽逸群致欢迎词并庄严宣布他起草的铲除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内容的《市民十大要求书》。会后，为实现十大要求，他派共产党员杨锡类任县警察局长，收缴 “商团”枪械，武装工人纠察队；发动各行各业成立工会，开展保障工人正当权益斗争；农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抗税斗争；妇女成立妇女协会，提倡男女平等，并在城乡开展禁烟、禁赌活动。同时，接收几家反动报纸，创办《民国日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形势突变，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为隐蔽、集聚革命力量，恽逸群把乡下家中七十亩田地抵押，得款一千银元，并借款数百元后在市药皇庙内（现中山门小学）创办逸仙中学，聘请国民党左派陈一梦任校长，推国民党右派李渺世为董事，以作掩护。聘曾任中共无锡独支书记的杨锡类为总务主任，自任训育主任。十八位教员中有共产党员六人，学校中共支部书记由他秘密兼任。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共武进县委正式成立，恽逸群担任常委、宣传部长。
翌年春，中共武进县委在上店寿山村恽逸群家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恽逸群任县委书记。不久，他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出狱后调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三月，调上海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是年夏，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携妻带子赴浙江，任中共萧山县委书记。不久调任中共浙北特委秘书长。为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他整天整夜工作，其妻刘寒枫为负担家庭生活在学校代课，无暇顾及五岁的儿子则竞，爱子终因患白喉未及治疗而早卒。
一九三二年八月，他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先后任新声通讯社，《立报》，《生活日报》编辑、主笔并与袁霄逸、陆诒等举办由范长江、夏衍、石西民等数十人参加的定期（每月一次）记者座谈会。不久，他在《大美晚报》上开辟《记者座谈》专栏，抨击新闻统制政策，呼吁新闻自由。他与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杨潮、范长江、徐迈进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亲任总干事兼秘书主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夜，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会领导人，恽逸群得知消息后，以巧妙的曲笔和标题当晚就写成消息，第二天见报后立即轰动全上海、全中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人心惶惶，时局蒙胧。他对国内国外形势深入分析后，在他为《立报》撰写的评论中毅然提出论断：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决不会成为“西班牙第二”！几天后这一预见得到证实。从此，《立报》评论被认为是舆论界权威而受到国内外报刊重视，驻上海的塔斯社奉命逐日把《立报》的评论用电报拍回莫斯科。对如何取得抗战胜利，许多人为节节败退的局面而失望。他在《立报》的评论中对必须坚持持久战，采取游击战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鲜明见解和精辟论述，以鼓舞军队和民众的抗战信心。
上海沦陷后，他奉命留在敌后进入挂美商招牌的《大美报》任编辑，同时又在用英商招牌出版的《导报》、《译报》分别担任主笔、总编辑，每日为两报撰写评论外，还为《大美报》、《华美晨报》组织全部社论。在此前后，他经常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刘少文约会，密谈党的最新指示，分析国内外形势，挑起上海宣传舆论重担。他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战斗，曾被国民党当局列入暗杀黑名单，但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处，夜以继日地工作，使沦陷区民众在黑夜中看到光明，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武汉失守后，汪精卫发表鼓吹投降妥协言论，恽逸群立即在上海《导报》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揭露汪精卫的汉奸嘴脸。这是全国第一篇声讨汉奸汪精卫的檄文，赢得了广大读者和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日伪特务又将他列入暗杀黑名单前列，奉命对他绑架暗杀。但他一身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始终坚守岗位。
一九三九年六月，共产党通知他转移到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工作，并编辑《二十世纪》杂志。在此，他撰写了许多文章，把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根据地斗争情况及时传播到世界各地。当时，国内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因避迫害而云集香港。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和茅盾、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九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痛斥投降妥协派的阴谋和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重返上海，打入《新中国报社》和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共产党收集许多重要情报。
一九四四年十月，被日本宪兵逮捕，备受酷刑，于日本投降前获释。后奉命赴苏北解放区，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等新闻机构领导工作。一七四七年任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代理宣传部长并兼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和《大众日报》总编辑、社长。他经常与新四军政委陈漱石，军长陈毅一起研究、讨论华东局的重要问题。
恽逸群知识渊博，对中外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典故、人物如数家珍。他文思敏捷，日写数千言，下笔如神。夜间，多家报社派人到他处取评论文章，他总是叫来人稍坐，一挥而就且无需修改。他惊人的记忆在新闻界可谓首屈一指。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新华社公布国民党四十三名战犯，他全凭记忆，几个小时就写出了每个战犯的别名、籍贯、年龄、派别，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中共领导人和新闻界称他为“活字典”、“百科全书”。他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入研究，曾出版《外蒙问题考察》、《抗战国际知识》、《吴佩孚评传》、《杜月笙论——从一个人看上海社会和中国政治》、《中国内幕异闻录》、《蒋党真相》等著作和后来出版的《恽逸群文集》均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他对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除发起成立新闻学会、新闻协会外，为培养新闻后备力量，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先后在香港、苏北解放区和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东新闻干部学校、济南新闻学校、华东新闻学院等八所新闻院校，并亲任校长、院长，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根据他讲稿整理出版的《新闻学讲话》曾是新闻干部业务学习的重要教材。
一九四九年春，他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同年九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与选举政府领导人。
他为人坦诚，谦恭，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而自己生活俭朴，一世清贫。他秉性刚直，原则性强，对上级工作能及时提出建议。在华东局的多次会议上，对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认为正确的政策性问题也敢当面提出不同意见，对错误的东西从不随声附和。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嫉恶如仇的思想作风曾博得陈毅等多数人的敬佩和赞扬，但亦为个别领导所不容，以致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严重的打击报复。在不准申辨的情况下，被无限上纲，遭撤职和开除党籍处分。
一九五三年三月，调北京任新华辞书出版社副主任，并主持新华地图出版社工作，同时兼任古籍出版社筹备处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和杨帆蒙冤被捕，他受牵连入狱。经一年半时间侦讯，查明与所谓的“潘杨事件”无关，但仍无辜羁押九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最高法院遂判他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力三年，不发判决书，不得上诉。十二月八日释放时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和判决书内容。遂发配苏北阜宁县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生活费三十七元。
不久，“文化革命”开始，成年累月地挨批，罚做力所不及的劳动，终因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哮喘和肺气肿，且无人照料，但他没有頺丧，没有畏缩，仍怀着坚定的信心，对国计民生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文化大革命怪论层出不穷，忧心如捣……终不甘心也不忍袖手旁观……”。
他读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作的《再版前言》深感不安，在给中央某领导的信中指出：“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杀自己兄弟，也可以自杀……”他对“四人帮”搞个人崇拜十分反感，一九七三年他在《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一文中指出：“凡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神化的，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
”粉碎“四人帮”时，他已七十二岁，苍老衰弱的他曾长住常州二姐恽荃家。他计划在有生之年分门汇编《中国社会史资料》，计划撰写《民国史话》并将《左传》、《史记》译成现代语。
他受上海辞书出版社委托，日夜为新版《辞海》（古代世分册）写了三百多条三万余字的修改意见，后全被采用。一九七七年四月，他去上海与阔别数十年的旧友、同事相叙，当《人民日报》大批判组人员知道深谙江青、张春桥历史的恽逸群在上海时，对他作了专题采访。
不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四人帮”的长文，文章内容就是根据恽逸群的谈话写成的。同年六月，他拄着拐杖，回到已离开几十年的家乡上店寿山村拜访乡亲，小住月余。他把当时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农民疾苦、收入低微等所见所闻秉笔直书，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邓子恢。
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去北京，受到胡愈之、夏衍、黎澍、孙冶方、梅益、姜椿芳、郑森禹、陈克寒、徐迈进等数十位旧友的热情接待，受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慰勉，并说“你的冤案平反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先工作再说。”即在平反报告上亲批：“此案必须平反。”谢冰岩要他留北京主持新闻研究工作，姜椿芳要他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胡乔木认为他对近代史的知识丰富，要他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近代史研究。中组部随即为他办理调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的手续。他在南京工作仅三个多月，终因旧病复发，乏人照料，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晨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四岁。
一九八零年四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分别宣布撤消对他的判决，宣告无罪，给予平反。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上海市纪委作出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消一九五三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安部又宣布一九五五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同年五月十二日，举行恽逸群骨灰覆盖党旗仪式，宣读长篇悼词，新华社和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人物评价
综观恽逸群的一生，他身上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更凸现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爱国爱民、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恽逸群学识渊博，观察敏锐，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尤其是记忆过人，人称“活辞典”，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出版工作者。 
生前著有《新闻学讲话》、《外蒙问题考察》、《抗战国际知识》、《吴佩孚评传》、《中国内幕异闻录》、《蒋党真相》等。
后人编有《恽逸群文集》、著有《恽逸群传》等。
人物作品
《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
恽逸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推动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撰写的许多评论和社论因预见准确和文笔犀利被舆论界誉为“彗星”。
1949年后他参与创办上海《解放日报》并任总编辑、社长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从1951年起即迭遭错误的打击，1955年更因“潘汉年案”而牵连入狱，后获假释出狱，下放至苏北一中学图书馆任管理员。
正是因为这一奇崛的经历，使恽逸群在长期独立思考的条件下，不畏权势，率先对“个人崇拜”的党内和社会的风气提出质疑并加以批判。
他在1973年8月写下了政论文《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 
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在当时，恽逸群的这些言论可谓石破天惊。
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影响、多年极左思潮的猖獗，使人失去了正常判断和认识的能力，在对领袖朴素的崇敬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方加以神化，所谓视若神明、绝对崇拜、盲目迷信，即使由领袖发动的晚年“壮举”（“文革”）如何使整个社会趋于政治疯狂、经济凋敝、民生艰危，愚者不识，有识者也噤若寒蝉，所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竟无一人能道及。
恽逸群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洞察力，当时他被发配于苏北海隅的阜宁县中学，就在那一阴暗潮湿的楼梯间内，他凭借微弱的烛光，支撑着羸弱的病躯，书写下了被后人誉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极大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的这篇文章（后于1980年初刊登于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此后上海《报刊文摘》和《社会科学》以及北京《读书》等相继将其转载，从而激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恽逸群和许许多多被宏大理想所吸引的知识分子一样，原以为找到了一条毕其功于一役的康庄大道，以为天堂就在前面，满腔热忱地投身到以暴易暴的宏大叙事中，甚至奉命打入敌人的心脏，冒着生命的危险，与魔鬼一同翩翩起舞。
然而，革命常常吞噬自己的孩子，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宏大叙事吞噬的命运。徐铸成说他“受尽了冤屈和苦难，特别是在‘自己的’政权下，受了廿余年的‘坎坷’和疠病”。
在恽逸群谢世二十五年后，读他的遗文，重温他留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个坎坷的脚印，我想到了汨罗江上的屈原，想到了风波亭的岳飞，想到了在北京城被千刀万剐的袁崇焕……我想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愚忠者的下场，曾经才华勃发、在中国新闻史上放射过光华的恽逸群只是其中一个，呜呼，不亦悲哉。
人物轶事
新闻改革——为广告松绑正名在那思想专制的年代，恽逸群以一个“待罪之身”罔顾左右，议论、讽谏“朝政”和学界，在今天看来，一般人很难理解也难以做到。然而，恽逸群不但说到，而且还身体力行。这是为什么？恽逸群自己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说：“四十余年来，我从未对党隐瞒过自己的思想（更不必说任何政治性质的任何事实），苟有所见，辄随时提出，未尝计及个人之利害得失。”他还说：“……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趣合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的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恽逸群一生遵循的做人做事原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笔者谨举解放前后两则小故事，即可窥见恽逸群思想之一斑。 
早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恽逸群担任华中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社长时，发现当时的党报，只有军事、政治两种报道，完全没有经济新闻，而大部分军事报道也只是解放军的公报格式，呆板枯燥，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于是，他在报社内顶着各方面的阻力，初试新闻改革。他要求军事记者深入一线，与战士交朋友，了解战士的思想、生活和战斗经历，写出有血有肉的通讯报道。同时指定记者专门采写经济新闻，报道解放区生产销售和人民生活的情况。经过这番改革，报纸生动活跃起来了，老百姓也爱看了，新华日报销量开始大增，许多当初有抵触思想的同志也终于理解了。此事还受到了陈毅等解放区领导同志的表扬。 
当时，恽逸群还兼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并亲自授课。他的讲课大纲《新闻学讲话》，后来成为风行解放区的新闻教科书。在这本书中，恽逸群批评了对广告的一些极左、片面观点，首次提出广告是报纸联系读者的一个渠道，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但对广告必须进行监督检查，以消除虚假欺骗行为。新闻媒体刊登广告，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当时，却是很难想象的。当时解放区报纸左的新闻观点与积习难改，认为刊登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无产阶级的报纸是万万不可以这样做的。于是，在解放区内，一些报纸除刊登少数新书出版广告外，其他广告是一概不登的。恽逸群冲破束缚，为广告松绑正名，在解放后的华东地区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内还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上海解放后，恽逸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该报广告科在每天的版样上划出一块版面，要求留下刊登广告。负责该报版样的副总编辑魏克明见到广告科送来的版样后，十分生气，说道：“我们是党报，怎么可以登广告，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就在版样上用红笔打了个×，退还给了广告科。广告科无奈，报告社长恽逸群，恽当即找魏，耐心沟通开导。经过几次谈话沟通，大家想通了，广告终于在该报刊用了。在解放日报的示范带动下，华东地区所有党报也都跟着登广告了。尽管如此，恽逸群也告诫报社干部和广告科，广告不能放任自流，要严格监督检查，要对读者负责。为此，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前上海一家工厂在美国纽约时报登广告，要招聘一位工程师，纽约时报怀疑此广告有诈骗嫌疑，就特函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到这家工厂调查。总领事馆了解后，证明确有其事，这才把广告登出来。于是，恽逸群对大家说：“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重视广告的真实性，我们要更加重视，马虎不得。”校勘《辞海》——还历史本来面目1976年，中央决定由上海负责编辑出版《辞海》（修订本），先出分册，征求意见。
1978年初春，恽逸群到了上海。其时，他的老部下、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正负责上海市出版局的工作，顺便将历史分册“古代史部分”交恽逸群，请他多提意见。
回常后，恽逸群就埋头书案，为校勘《辞海》而紧张地工作。但是，《辞海》修订本因受“四人帮”和批林批孔的影响，很多条目释义体现出绝对化、片面性的极左思想，甚至违反历史事实，任意歪曲篡改。为了纠正《辞海》的严重错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恽逸群花了足足两个月时间，对《辞海》古代史分册中近三百条辞目，其中涉及到的古部落、古国、朝代、阶级、阶层、一般制度、官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写出修改意见约三万字，逐一进行了修改。恽逸群说，“传统解释中有一部分是只讲些表面现象，不顾本质的，有的是故意掩盖本质的。”如对《历史人物》部分的“孔丘”条目，他提出把原有释义“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妄图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和“鼓吹反动教育思想”的文字删去。关于“少正卯”条目，“四人帮”称是“法家先驱”，其“坚持革新”、具有“革命思想”。恽逸群指出：这种说法岂非儿戏？这是“改古以为今用”的典型。如果是编戏写剧本是可以随意塑造形象的，但不能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上有没有少正卯其人，一直是个疑问。再如“秦始皇”条目，过去在“四人帮”只提秦始皇统一的功劳，恽逸群则补充道：秦始皇为维持其统治，对人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还每年征用民工七十万人，为其修造坟墓达三十年，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揭竿起义，二世而亡……王维收到恽逸群的修改稿后，十分高兴，当即将其转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审定。 
是年底，刚获解放不久，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又被紧急调任《辞海》编辑部当主编，着手出版1979年版新的《辞海》。上任伊始，夏征农就果断拍板定调，强调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说：“《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实际效果。”“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
正是在夏征农的主持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出版审定新版《辞海》时，绝大部分采用了恽逸群提出的修正意见，纠正了《辞海》的严重错误，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值得一提的是，恽逸群这一关于《辞海》修正稿约三万字的修改意见的亲笔原件，至今仍珍藏在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