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诗经原始
作者简介
方玉润（1811－1883年）字友石，一字黝石，号鸿蒙室主人，宝宁（今云南广南）人，清朝学者。
方玉润性格孤介，二十二岁入县学，应试十五次均不第。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祸起，方玉润入军旅，为僧格林沁幕僚，著《运筹神机》，深得僧格林沁赏识。同治三年（1864年）夏，他以军功值铨选陕西陇州长宁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马鹿镇东）州同，讲学于五峰书院，著有《诗经原始》，主张摆脱经学观念，来研究诠释诗经。方玉润晚年生活艰难。光绪九年（1883年），陕西巡抚冯誉骥推荐其补任砖坪厅，但他未就任而去世，葬于陇州城北的开元寺后。方玉润另著有《鸿蒙室诗文二抄》、《风雨怀人集》等。
书籍简介
《诗经原始》，清代方玉润的《诗经》研究著作，包括卷首二卷，正文十八卷。卷首上卷为凡例及十五国舆地图、七月流火之图、诸国世次图等图谱。卷首下卷总论诗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组成。一、方氏于每一篇诗前自拟一诗序，废《毛诗序》不录。有不明诗意者，则云“未详”。二、经文联属成篇，以求首尾相贯。分章处用小字标出。经文旁另有圈点，并以小字加眉评及旁批。三、诗旨论辨，类似现代的“题解”。四、附录。证引前人对诗旨或各章义旨的分析。但这一部分并非每篇诗都有。五、集释。证引前人对诗句的名物训话，间或阐述己见，则加“案”字以作区别。六、标韵。标明诗句押韵字及韵部。
  民国石印线状本
《诗经原始》可资后人吸收借鉴的精彩之处，大概有两点：
一、分析诗的主题立论平允，时有新见，妙悟解颐。清儒说诗，不外乎尊毛和反毛两家，双方各存成见，难免偏执。方玉润的说诗原则，却是“不顾序（《毛诗序》），不顾传（朱熹《诗集传》），也不顾论（姚际恒《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诗经原始·自序》），“舍却序、传，直探古人作诗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诗经原始·诗旨》）。可见他能超脱于门户之外，持比较客观的眼光。如《齐风·猗嗟》，《毛诗序》、《诗集传》及《诗经通论》均以为“剌诗”，方氏独以为“美鲁庄公材艺之美也”。他说：“诚哉齐侯之甥也，意本赞美。以其母不贤，故自后人观之而以为刺耳。于是纷纷议论，并谓‘展我甥兮’一句以为微词，将诗人忠厚待人本意尽情说坏，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论有以启之也。愚于是诗不以为刺而以为美，非为主异，原诗人作诗本意，盖如是耳。”他能不囿于旧说，就诗论诗，便是过人之处。他提出诗不必篇篇有为而作的命题，无疑是对传统“美剌”说的重大挑战。虽然方玉润对《诗经》总体的论述，仍大弹“圣人删诗，惩恶劝善”的陈调，但他对具体诗篇的分析，往往不自觉地与其总体论点相抵触。而这些抵触之处，已经微露将《诗经》从经典宝座上请下来，回复其民歌、祭歌、宴飨歌曲本来面目的端倪。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论诗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执细节。斤斤于诗的具体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这是历代经学家的大弊。姚际恒沦诗已能注意到这点，方玉润更进而明确地提出并践行，可见他的诗学已时时下意识地跳出经学的范围。
二、以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如《魏风·陟岵》，方氏说：“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于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这段分析完全摆脱经生的眼光，对诗篇作布局分析、笔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读者更能得其妙处。对《诗经》作文学艺术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读风臆评》、钟惺《评点诗经》等都有先例，但戴、钟诸人于诗旨都从毛、朱，一无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将诗旨分析与文学分析合为一体的，自姚际恒《诗经通论》开始，方玉润接踵其后。方氏书后出，所以在文学分析方面，较姚氏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评及旁批，也不乏精彩之处，似不能因为带有章句帖括习气，而将其一概否定。
《诗经原始》的不足之处，除了流露出封建士大夫的意识，造成诗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间题还在“集释”与“标韵”两部分。方氏治诗，训诂非所长，其集释多从朱熹《诗集传》，新见不多，朱熹误释之处也不能纠正。方氏之前，顾炎武、江永、戴震诸学者，悉心研究《诗经》古韵，成绩斐然，但方氏却批评他们“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为古之诮乎？”《诗经原始》，清代方玉润的《诗经》研究著作，包括卷首二卷，正文十八卷。卷首上卷为凡例及十五国舆地图、七月流火之图、诸国世次图等图谱。卷首下卷总论诗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组成。一、方氏于每一篇诗前自拟一诗序，废《毛诗序》不录。有不明诗意者，则云“未详”。二、经文联属成篇，以求首尾相贯。分章处用小字标出。经文旁另有圈点，并以小字加眉评及旁批。三、诗旨论辨，类似现代的“题解”。四、附录。证引前人对诗旨或各章义旨的分析。但这一部分并非每篇诗都有。五、集释。证引前人对诗句的名物训话，间或阐述己见，则加“案”字以作区别。六、标韵。标明诗句押韵字及韵部。
《诗经原始》可资后人吸收借鉴的精彩之处，大概有两点：
  
一、分析诗的主题立论平允，时有新见，妙悟解颐。清儒说诗，不外乎尊毛和反毛两家，双方各存成见，难免偏执。方玉润的说诗原则，却是“不顾序（《毛诗序》），不顾传（朱熹《诗集传》），也不顾论（姚际恒《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诗经原始·自序》），“舍却序、传，直探古人作诗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诗经原始·诗旨》）。可见他能超脱于门户之外，持比较客观的眼光。如《齐风·猗嗟》，《毛诗序》、《诗集传》及《诗经通论》均以为“剌诗”，方氏独以为“美鲁庄公材艺之美也”。他说：“诚哉齐侯之甥也，意本赞美。以其母不贤，故自后人观之而以为刺耳。于是纷纷议论，并谓‘展我甥兮’一句以为微词，将诗人忠厚待人本意尽情说坏，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论有以启之也。愚于是诗不以为刺而以为美，非为主异，原诗人作诗本意，盖如是耳。”他能不囿于旧说，就诗论诗，便是过人之处。他提出诗不必篇篇有为而作的命题，无疑是对传统“美剌”说的重大挑战。虽然方玉润对《诗经》总体的论述，仍大弹“圣人删诗，惩恶劝善”的陈调，但他对具体诗篇的分析，往往不自觉地与其总体论点相抵触。而这些抵触之处，已经微露将《诗经》从经典宝座上请下来，回复其民歌、祭歌、宴飨歌曲本来面目的端倪。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论诗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执细节。斤斤于诗的具体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这是历代经学家的大弊。姚际恒沦诗已能注意到这点，方玉润更进而明确地提出并践行，可见他的诗学已时时下意识地跳出经学的范围。
二、以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如《魏风·陟岵》，方氏说：“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于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这段分析完全摆脱经生的眼光，对诗篇作布局分析、笔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读者更能得其妙处。对《诗经》作文学艺术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读风臆评》、钟惺《评点诗经》等都有先例，但戴、钟诸人于诗旨都从毛、朱，一无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将诗旨分析与文学分析合为一体的，自姚际恒《诗经通论》开始，方玉润接踵其后。方氏书后出，所以在文学分析方面，较姚氏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评及旁批，也不乏精彩之处，似不能因为带有章句帖括习气，而将其一概否定。
《诗经原始》的不足之处，除了流露出封建士大夫的意识，造成诗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间题还在“集释”与“标韵”两部分。方氏治诗，训诂非所长，其集释多从朱熹《诗集传》，新见不多，朱熹误释之处也不能纠正。方氏之前，顾炎武、江永、戴震诸学者，悉心研究《诗经》古韵，成绩斐然，但方氏却批评他们“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为古之诮乎？”（《诗经原始·凡例》）这种偏执的看法，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欠缺，具体则表现为用平水韵来划定《诗经》古韵。读者今天看这部分，“集释”、“标韵”可以略而不读。
《诗经原始·凡例》）这种偏执的看法，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欠缺，具体则表现为用平水韵来划定《诗经》古韵。读者今天看这部分，“集释”、“标韵”可以略而不读。
版本
《诗经原始》收入《鸿檬室丛书》，有同治辛未陇东分署刊本。又收人《云南丛书》，有民国三年刊本。今通行易见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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