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生平简介
基辛格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卿。
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
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2年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1年至1969年任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
1969年至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69年至1975年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础。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3年至1977年任国务卿，获得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此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 　
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1983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83年至1984年任美国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1986年9月任美印委员会主席。
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 两主席之一。
2002年11月27日，基辛格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调查“9·11”事件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主席，12月14日，基辛格辞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 
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演讲，介绍中美建交以来的历程，并展望中美关系未来。
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年）、《复兴的世界》（1957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年）、《麻烦的伙伴关系：大西洋联盟的重新估价》（1965年）、《白宫岁月》（1979年）、《纪录在案》（1981年）、《动乱年代》（1982年）《大外交》（1994年出版）等。
重要事件
基辛格获197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1977年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 。他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多次访华。
2003年10月应外交学会邀请访华。
2005年5月应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邀请访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会见了他。
2007年4月访华。
2009年1月来华出席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
2011年6月27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基辛格。
政治生涯
早期生涯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纳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随父母迁居纽约。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至少有13个亲戚被送进了毒气室。对此，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之一沃尔特·伊萨克森评论说，基辛格的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的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场历史灾难。基辛格到美国后，他父母把他送进了华盛顿高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有5000学生，其中犹太人很多，当时基辛格的最大愿望是毕业后做一名会计师。
但是，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却改变了基辛格的命运。1943年他加入美国籍，不久应征入伍，在美国陆军服役。在军队中，他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国裔的列兵克雷默尔，后者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在他与基辛格的初次交谈中，克雷默尔就认定基辛格是一个天生的奇才。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队—美军第84师被派赴欧洲战场。第二年初，他们开进了德国。由于克雷默尔的建议，基辛格被调到师部担任德语翻译，军衔也从列兵提升为军士。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他从第84师调到第970反谍报部队，并被任命为陆军中士参谋。1945年3月，基辛格还被任命为接管德国被占领城市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基辛格表现了卓越的行政能力，并克服了对德国人的报复心理而谨慎地使用了自己的权力。　专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到了美国。1947年9月，他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与毛泽东得奖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二个伯乐。1950年，在埃利奥特教授的指导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这篇本科论文长达377页，埃利奥特教授仅看了前100页，就提笔批了“最优”。基辛格的论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由于本科学习成绩优异，基辛格被免试推荐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题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该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实际上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由于杰出的学术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担任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他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乡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 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同年，哈佛大学决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讲师等级。1957-1969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等兼职。　从政经历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基辛格担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是后来尼克松却战胜了洛克菲勒，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与周恩来人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大选。在竞选中，基辛格曾经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尼克松却不计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三个伯乐。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了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转变。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1973-1977年，他兼任美国国务卿，获得了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也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不久，基辛格退出政坛，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为哈佛校长博克婉拒。后来，他受聘担任了乔治城大学教授，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1982年，基辛格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他本人担任董事长，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罗夫特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离开政界以后，基辛格仍在不断地撰写论文，发表演讲和出版著作，他对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1983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83年7月，里根总统曾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1986年，基辛格荣获自由奖章。1986年9月任美印委员会主席。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在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候，基辛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呼吁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介绍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程，并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2002年11月27日，基辛格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调查“9·11”事件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主席，12月14日，基辛格辞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
政治思想
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这篇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施本格勒：历史是直觉知识》、《托因比：历史是经验科学》、《康德：历史和人的道德经验》，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责任感》。在这篇论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个哲学大师扯到了一块，并向学院派提出了挑战。论文的内容十分复杂，行文刻意求工，立论独具慧眼。除对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进行了专门论述以外，论文还涉及到了亚里士多德、荷马、维吉尔、但丁、弥尔顿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从论文来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论与行动自由的结合。施本格勒对基辛格影响深远。斯坦利·霍夫曼曾经指出：“基辛格就连走路时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灵伴随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论文具有浓厚的命定论色彩。基辛格写道，施氏懂得“历史事件的命定性”，并且认识到“伴随着一种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觉醒”，但施氏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理解这一点，即必然性缺乏引导作用，也没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相对的属性，只有在回顾时才具有意义，并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个人态度但是伴随着行动所持的态度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证明这个人赋予客观必然性的内在的独特见解。”“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无常的。从来就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没有一种期望是能完全实现的。这是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命定，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认识仅局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科学家与此并不相干。”因为人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行动来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个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客观必然性永远不能指导行动，任何活动都只反映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过去是死的，这是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自由支配着未来。”“生命中包含着苦难和倏忽无常。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哪个时代的环境……对自由的体验使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质，包含着每个人赋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着使人宁静的自我直觉。”行动自由的观点从行动自由的观点出发，基辛格主张伟人可以创造历史。基辛格是崇拜伟人的。在1975年12月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表示：“戴高乐是伟人，罗斯福是伟人，毛泽东是伟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人。”他认为，伟人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如果没有他，就很难设想他的人民的历史会一模一样。”在其他的场合，他还写道：每当“思想意识起决定作用”的革命运动的初期过去以后，“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领导人物消失了，运动就可能崩溃或改变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他强调：“法国的恐怖时代由于去掉了罗伯斯庇尔这一个人而结束。”“如果列宁不搭那趟由德国开往俄国德著名列车，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许不会发生。”基辛格的本科论文显示，基辛格是有哲学头脑的，他具备成为哲学家的潜质。但是，基辛格志不在此，他渴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检验他的哲学。均势理论与布热津斯基依靠地缘政治理论起家不同，基辛格赖以起家的不二法门是他的均势理论。这种理论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已经清晰可见了。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并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国博士论文，甚至没有当时哈佛博士学位论文的特色。他的兴趣不在于评价梅特涅这样的历史人物，而在于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创设的并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基辛格对论文题目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试图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际事务的研究者。但是，他没有选择当代的题目，却选择了19世纪中的某一时间段，因为他觉得19世纪初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当代问题存在着相似性。虽然现在永远不会重复过去，但必然同过去相似，未来也必定如此。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正如基辛格在论文中写道：“自然科学的成就通常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而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则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我选择了1812年到182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2年这一时期作为我的论题，坦白地说，一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同我们当代的问题很类似的。但我决不强调这种类似。”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可说是借古讽今，实际是一本研究如何结束战争、缔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据对维也纳体系的研究，基辛格认为，和平并非一国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当地考虑并执行政策所带来的额外报偿。和平也不是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稳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开头写道：“在那些回顾起来似乎最为和平的时代，人们最不必费劲去寻求和平。而在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找和平的那些时代，看来最无法取得安宁。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其概念为避免战争）作为首要目标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中那个最霸道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而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的情况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得稳定。”但是，问题在于，稳定的国际体系如何才能实现？基辛格提出，稳定有赖于“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赖于“有关各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的性质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许的目标与方法”的国际协议。他写道：“稳定的局面通常不是从谋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统而产生的。这里所指的‘正统’，不应该于公正混同起来。它只是意味着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质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够容许的目标于方法上的以种国际协议。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强国都能接受国际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没有一个国家对它感到如此不满，象凡尔赛和约以后的德国那样。”据此，基辛格把国际秩序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际秩序和革命的国际秩序。他还把那些承认某一特定国际秩序为合法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国家称为“合法国家”，相反则称之为“革命国家”。革命国家在19世纪初，拿破仑的法国就是这样的“革命国家”，这还不禁使人联想起20世纪中后期的苏联是否也是“革命国家”。基辛格指出：任何国际秩序中，只要其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谈判  基辛格多次荣登《时代》封面人物便无法进行；外交家也许会进行会谈，但是达成有意义的协议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而当一个国际体系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很强大的话，通常的结果是出现军备竞赛或者战争。换言之，基辛格认为，与革命国家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武力对付他们。至于在战胜之后如何对待“革命国家”，基辛格赞赏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的做法，认为他们摆脱了对法国进行“惩罚性和平的勾引”。基辛格写道：“量度卡斯尔雷成为一位政治家的一个标准就在于十五个月之前，他是拿破仑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则以一个倡导一种充满协调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现了。”他认为，欧洲之所以能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扩张所造成的“动乱”中获得“稳定”，“主要由于两个伟大人为的工作结果。”他们就是“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大臣卡斯尔雷，和使这种和解正统化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其论文中，基辛格还从均势理论的角度批评了美国人的“道义外交”观念，认为“岛屿强国”一般总是不愿承认“战争可能由于内在的原因而产生”，他们宁愿相信是“坏人恶念”引起的。一个“没有满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国”这种概念是非常投合岛国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概念给那种把战争转变为“十字军式的讨伐”，以便惩罚首先挑起战争邪恶势力的行为提供了决定性的解释。岛屿强国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因素而引起，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相关。上述两种情况导致了岛屿强国与大陆强国的不同政策目标，以及对均势的不同看法。总之，基辛格强调，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努力，给予了欧洲一种稳定的国际体系，并为和平得以维系一个世纪之久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也认识到了欧洲为享受好处也付出了代价，特别是维也纳体系的终结是以空前残酷和具有无比破坏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有限战争理论所谓有限战争是与全面战争相对的一种战争样式，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会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图达到的目的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有限战争代表一种影响敌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毁它的企图，也就是使我们打算强加于敌人的条件比继续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达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敌人全部歼灭。”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核战略与有限战争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发展和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已使美国战后政策面临要么进行全面战争要么束手无策的可怕的窘境。因为“现代武器的毁灭性，剥夺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历史上的意义。甚至于比对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坏的一方，可能也无法保留足够的力量使对方屈服。”战争的结局“今后的全面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交战国的两败俱伤。”因此，“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执行政策的一个有意义的工具，”有限战争才是核时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基辛格认为，有限战争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类包括二等国家之间的战争，如以色列与埃及的战争等；第二类是西方大国或苏联同实力小得多的国家之间，在不受外力干涉下的战争；第三类是始于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之间，但可能扩大的战争；最后一类是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这是危险性最大的有限战争。有限战争理论不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简单的替代品，它不能从纯粹军事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该主要从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有限战争的本质“有限战争的结果决不单单决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它代表着一种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协调起来的本领。完全摧毁敌人作战能力的企图会破坏心理均势，而这种均势的存在却可以使保持有限战争不扩大对双方均为有利。”有限战争的本质在于威慑。基辛格认为，“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所要获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威慑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战略理论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这两种因素，即物质因素与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面战争为主要威慑方法会妨碍这种平衡。“当敌人向你挑战时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种威慑力量就已经不再成为威慑力量了”。“核时代的基本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在威慑政策和当威慑政策失败而从事战争时的战略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最适宜的战略……最适宜的战略是一种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其目的的战略。战略理论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动方针的有利之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达到最大限度的威慑的目的，但同时却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基辛格的有限战争理论提出了对核时代外交战略的独到见解，很快得到了美国朝野的重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曾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册，对50-60年代的美国战略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肯尼迪上台后采用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实际上是基辛格有限战争理论的翻版。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随之结束，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于是，世界将向何处去，就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基辛格宝刀未老，以其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向人们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该书洋洋70万言，共分31章，论述了从黎塞留到里根时期约300余年的以大国关系为背景的外交战略问题，并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独到看法，是一部有关西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之作。有人说，读这本书可以获得读4本书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国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学的理论著作，也是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力作。基辛格立足于均势理论，对未来世纪的世界新秩序进行了谨慎的预测。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愈来愈全球化。世界新秩序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象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全球化了。”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担忧的是，这些强国均缺乏驾驭多极均势的经验，尤其是美国人在历史上对均势存在偏见。对美国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之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提出忠告因此，基辛格在回顾欧美特别是欧洲均势史的基础上，给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忠告。首先，基辛格强调，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干涉。可是，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军力有关的问题也消失了。冷战胜利使得美国进入一个非常类似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也面临美国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质疑的实际状况。“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美国比10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够讽刺的是，权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国能够运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也减弱了。某种均衡的观念其次，基辛格认为，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应建立在某种均衡的观念之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观念。事实上，美国受惠均势良多，但却排斥均势观念。基辛格指出：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自身含义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应该说，基辛格勾画的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多极世界，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对冷战后奉行“单极战略”的美国政府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但是，基辛格的计划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批评美国领导人总是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基辛格对俄罗斯的看法也存在着偏颇。他一方面欢迎俄罗斯的转向，另一方面，他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国，它仍旧是美国的战略威胁，无论俄罗斯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
关于中国
《论中国》40年前，美国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由此开始了中美战略合作。40年后的今天，近90高龄的基辛格出版新著《基辛格〈论中国〉》。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书中涉及的一些秘密或许是读起来最兴味盎然的部分。然而从专业角度看，这些已解密的历史并无太多新意。更值得探讨的，恐怕是基辛格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对外行为的连接，以及基辛格对中美共同演进的战略设计。
中国：特殊的还是一般的？
《基辛格〈论中国〉》的开篇是从1962年毛泽东召集中国高级军政官员讨论中印战争开始的。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唐朝及蒙元时期中印打过“一次半仗”的历史经验。基辛格由此认为中国存在一种根植于古老独特文明的独特“战略文化”。中国当代的战略选择，是否真的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经验？如果中国当代战略至少部分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我们对这种影响是否有清楚的认识与表述？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基辛格对中国文化的内在一致性与连贯性有夸大之嫌，将传统文化因素与当代战略的连接有时也显得勉强。毕竟，与西方世界近200年的互动以及晚近6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上留下烙印。但在中国政府提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的“和谐世界”理念的时代，在中外学者热衷于探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模式的特殊性的时代，也难以完全否认当代中国思维中传统因素。中国对主权不受干涉的高度重视，中国对在国家间关系中使用强制力的勉强态度，中国政府经常说的“不称霸”、“和谐世界”、“韬光养晦”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表述，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研究、解释并传播中国战略中的民族文化风格，实际上应该是中国的责任。《基辛格〈论中国〉》提醒我们，在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当口，中国学界需要自己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不是被别人解释。
“共同演进”是否可能？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基辛格主张的中美“共同演进”是个颇有吸引力的远景：中美两强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并在需要合作的事项上合作。然而这一前景的困难之处在于中美两国国内决策环境的复杂性。1971年的中国，对外战略几乎集中在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今天的中国有着多元而活跃的思想争论和利益博弈。这让中国对外战略更趋复杂。尤其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焦虑感、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感”在两国民间特别是媒体上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决策环境里，中美两国决策者真的能够设计并执行一套“共同演进”的方案吗？
所谓“共同演进”并非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一前景恐怕很难是两国领导人主动设计的结果，而是两国反复博弈最终形成的方案。如果两国发展都没有特别重大的变故，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仍将维持“谁也吃不了谁”的局面。而战略武器和宏观经济“确保相互摧毁”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中美关系维持和平合作局面的最大维系力量。中美两国决策者要做的，恐怕不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和执行“共同演进”方案，而是维持两国关系的平衡以及两国各自国内的平衡，不让两国社会的不安情绪推翻政府层面的战略稳定，也不让两国政策层面的对抗“擦枪走火”。否则，过去30年形成的方案就有被抛弃的危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所谓“世界权势重心东移”似成定论。美国越来越多的战略精英开始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2007年起，美国国内曾一度流行的观点“伴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意识形态必将走向自由化”已经遭到强烈质疑。在中美权势发生中国相对上升、美国相对衰落这个总背景下，如何尽量避免被美国决策精英定义为价值观上“恶”的化身，或者一旦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发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或许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思考的问题。[1]谈十八大基辛格认为，无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当前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在面对这些危机时，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问题所在，并随之做出调整，带领中国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从我与中国历届领导人的交往中看出，他们都能言出必行，所以这一次我也充满信心。”基辛格说。
对于十八大后中国将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基辛格有着“很高的期待”。他说：“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经历过中国的动荡岁月，这种经历使他们在面对当前各种挑战时更加坚强。”[2]
人物专访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基辛格对中共十八大召开表示祝贺，他赞赏中国的发展成就，并相信“中国会继续前行”。
基辛格有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美誉。40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去年曾出版《论中国》一书，阐述他对中国的见解及对美中关系的现实思考。
基辛格谈到十八大报告时说：“我对报告中强调改革、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及和平友好的外交基调印象深刻”。
基辛格说，在过去的40多年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走过的历程，“让人感触至深”。
“如果有人在我1971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向我描绘中国今天的样子，即使只是想象一下高楼林立的景象，我也一定会说那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说，“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现实。”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并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辛格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危机，无论是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的欧洲主权债务问题，都可能给中国带来影响。
“在面对这些危机时，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问题所在，并随之做出调整，带领中国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基辛格说。
在谈及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时，基辛格说，中国幅员辽阔，同时也有着伟大的抱负，目前已开始了从沿海向内陆发展的进程和城市化进程，这将涉及基础设施、住房和通信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此外，随着与其他国家交往日益密切，并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国际体系，如何相应地调整外交政策，是中国领导人需要面对的挑战。
在谈到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反腐败问题时，基辛格说，在一个国家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发展过程中，腐败问题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避免。但是，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下决心要加以解决。
“从我与中国历届领导人的交往中看出，他们都能言出必行，所以这一次我也充满信心，”基辛格说。
在谈到美中关系的前景时，基辛格强调，美中之间的合作对于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两国政府在处理美中关系时应超越日常的纷争，站在更高的角度，面向未来。
基辛格说，两国要继续加强高层之间的协商及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寻找双方可以合作的项目。
对于十八大后中国将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基辛格有着“很高的期待”。他说：“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经历过中国的动荡岁月，这种经历使他们在面对当前各种挑战时更加坚强。”
基辛格最后表示，“基于中国此前取得的成就，我相信中国会继续前行。当然，困难依旧存在，因为前进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3]“最熟悉中国的美国人”说中国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中国强盛时，其外交体现为在意识形态上捍卫帝国权力的合理性；衰微时，外交则用来掩盖其弱点，帮助中国利用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  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和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但它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是仅把注意力放在驾驭近邻的蛮夷上。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李鸿章成了中国对外的面孔。他本人也把自己看做外国列强和清廷之间的调解人。前者不断向中国勒索领土和经济权益，后者则妄自尊大，认为自己的政体在万邦之上。就其性质而言，李鸿章的政策断无可能获得任何一方的完全赞同。尤其在中国，人们对李鸿章的一生功过褒贬不一。但他的努力显示了晚清时期他在中国面临的种种严峻选择之间游走的出色能力。  毛泽东制定外交策略常从中国经典古籍中，即他表面上鄙视的中国传统中汲取灵感。在制定外交政策举措时，他所参考的通常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中国的古典著作。他把古代士大夫贬为压迫者和寄生虫，却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致，喜好作诗填词，并对自己豪放的大草书法艺术深以为傲。  我与华国锋一共见过两面，第一次是1979年4月，第二次是1979年10月他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华国锋谈话时表现出了中国高级官员会见外宾时必有的沉稳。他相当熟悉情况，十分自信，只是不如周恩来娴熟，更没有毛泽东的辛辣讥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