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士光
北大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20世纪30年代，王光杰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专业。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也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王光杰很熟悉。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王光杰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迁往西南内地，王光杰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下参加抗日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王光杰在家里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王光美还帮他收听收抄过。后来，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找到光杰，让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工作，地下党物色了一名叫王兰芬的女青年，以夫妻名义和光杰在天津英租界租房，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之女，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俩人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
王新成为光美的嫂子后，有段时间住在光美家里，以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她介绍王光美认识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同志。而王光杰后来则在革命  王士光队伍中继续从事军工和电信事业。1946年9月1日党在河北邯郸建立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向全国传达党的声音。这座电台的设备，就是王光杰和战友们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他因此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 1948年王光杰从晋冀鲁豫根据地来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王光美见他需要手表，就把自己的表送给了他。由于王光美是学物理的，四哥要王光美和他一起去根据地搞电台。王光美想了想说现在不行了，我可能要结婚了，并把和刘少奇的来往告诉了他。他听了表情很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刘少奇是我们党的领导！
解放后，光杰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他把老革命和大知识分子两种气质完美地结合起来，正直随和，稳重和蔼，在电子行业德高望重。“文革”中，他被称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加上和王光美的关系，审查、检讨，没完没了，最后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他无事可做，就索性写起书来。在监狱里的小纸片上，他写满了密密麻麻的70万小字，足足钉了39本。出狱后，他一口气出版了12本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再次显出传奇色彩。 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王光杰考虑自己年纪已大，要求退下来，但江泽民考虑他资历深，业务精，特意挽留他任副部长并兼总工程师。后来中国工程院成立时，电子部推荐他为院士，王光杰坚辞不受，他说年龄大了，当院士没实际意义，要让年轻人当。
王光杰作为舅舅对刘源也关爱有加。在公事场合，对刘源官职相称，尊敬有加，让刘源如坐针毡，私下里却从工作到生活，对刘源鼎力相助。有一次，他对刘源说：“你妈越来越像你外婆了！”说着眼泪夺眶而出。他嘱咐刘源：“你要帮我好好照顾她啊！”他病逝时，刘源正在西藏部队考察，无法回京，使刘源至今抱恨不已。
简历
1915年6月3日 出生于北京市。
1934-1935年 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1935-1937年 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其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
1940年 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
1941-1942年 任晋察冀军区无线电大队教育股股长兼无线电训练队队长。
1943-1948年 任八路军前方总部通信三科材料股股长、华北军区通信局三处处长、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华北军区三局（通信局）副局长。
1949年 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
1950-1952年 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
1953-1962年 任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十局副局长、代局长，其间兼任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原子能组成员。
1963-1966年 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7-1982年 恢复原职，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82-1984年 任电子工业部第二届科技委主任。
1983-1988年 任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
1986-1995年 任电子科技委主任
2003年 在北京逝世。
生平
出生王士光，原名王光杰，祖籍天津市，1915年6月5日出生于北京。其父王治昌曾任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商务司代理司长、农商部工商司司长等职，很有民族气节；母亲董洁如出生于富商家庭，一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1927年，王士光在天津中日中学学习。1931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高中。在北师大附中三年的学习中，王士光与进步学生一起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他对物理、数学兴趣浓厚，学习成绩优秀。1934年至1935年，王士光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这个时期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入钻研，具有较高的水平。在清华大学，王士光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参加了“一二·九”等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王士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王士光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组建党的地下电台，在敌占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通过无线电电波传送我党我军的消息，同时把搜集到的敌方电台情报和敌占区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传送给党组织和解放区，由此被誉为“中国北方的永不消逝的电波”。1940年初，王士光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在我军通信装备与器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他组织机务人员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破损的装备和通信器材，修理改装成多种型号的电台，及时保证了我军抗日作战的需要。1942年，他负责创办了无线电工程高级机务训练班，并亲自授课，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无线电机务人才。解放战争时期，王士光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组建了通信材料厂，试制和生产了通信电台和电池，成功研制了地雷探测器，为前线部队提供了急需的装备。1946年初，王士光承担组建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任务。在无任何技术资料和零配件奇缺的情况下，他亲自动手，利用缴获敌人飞机上的旧通讯装备，进行设计、分解、改制、组装和反复试验，终于成功组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播音和新华社文字广播，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司令部、政治部给他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等功奖章和“人民功臣”的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士光在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作，组织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12个电信企业，并迅速恢复生产。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副局长，主管计划、科技、生产工作，组织了抗美援朝急需的军用通信装备的生产。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士光参加了电子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负责并参与了通信、雷达和电子计算机等第一批研究所和军工厂的组建工作，为我军通信装备从仿制转向自行研制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还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制定工作，并任无线电电子学组组长；他主持制定了电子科技的12年规划，为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飞机、舰艇、坦克的电子设备和通信、广播电视电子装备，以及中国第一代导弹电子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为中国军事电子装备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王士光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电子工业的科技和生产。他坚持“以军为主，军民兼顾，以军带民，以民养军”的方针，并经常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组织领导科研生产，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中国国防重点工程提供了测控设备，为舰艇、坦克、火炮等常规武器提供了配套电子设备，军事通信、电子对抗等装备的科研开发取得了从基础元器件到新的成套设备的大量成果，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士光受到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被打入监狱。他在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艰难困境中，写出了近70万字的关于电子对抗、集成电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彰显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1977年，王士光复职工作。他领导组织了中国导弹、卫星的电子装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性元器件的研制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2年，王士光任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组织开发研制了一批新型雷达、导航、通信和计算机等装备，组织了自动化防空系统、通信卫星电子系统、“三七工程”等大型系统工程的实施。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国务院的嘉奖。1988年，王士光离休，但仍十分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担任了中国经济联合会顾问、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顾问、机电部电子科技委主任、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电子学会顾问、北京电子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他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中，贡献突出，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主编了《中国军事工业丛书·军事工业·电子》一书以及参加了《中国电子工业50年》一书的编辑指导。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拓荒者
1948年秋，王士光开始组织领导有关电信工厂，相继生产两百余部电台和干电池，源源不断地送往参加战略决战的前线部队。1949年下半年，王士光赶到天津，先后参与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开办的12个电信企业，并迅速恢复其生产。
1950年，王士光被任命为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主管计划、生产和科技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部队急需大批通信装备和器材。当时，苏联提供的几种通信装备，因频率范围窄、笨重，所用电池需要用汽油发电机充电，不符合我军作战需要。为了让广大技术人员能够深刻体会现有电台的不便，他专门组织技术人员背着笨重的电台和配套用电池跟着队伍急行军，这使技术人员真切地体会到前线战士面临的困难，从而激发了尽快研制出新电台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为了克服财力物力紧缺的困难，王士光坚持“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自力更生方针，用民品生产取得的积累添置必要的设备仪器，以支持军用产品的试制；并且靠大宗订货的预付款和压缩资金周转期的方法解决流动资金问题，从而使新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进展顺利。
12个电信企业的4000多名职工，在王士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不分昼夜地加班，先后研制生产出多批国产的、符合我军战略战术需要的通信装备。与此同时，王士光等人还组织各电信工厂整修出几千部战场上缴获的通信装备，及时运往前线，满足了部队的急需。
这个时期，王士光还根据中国缺乏自主技术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了引进和国产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即对国内暂时还没有条件研制的产品如小型电子管、广播电台所需的大型发射管、要求极高的电子组件和精密轴承等，采取有计划进口的办法。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电子工业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不仅恢复了生产，完成了军工生产任务，而且还达到了年均递增79.6%的速度，3年增长了5.8倍。
开路先锋
王士光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思索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电子工业发展的蓝图，并为建设项目做准备工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财力有限、电子工业起点低等实际情况，他所设计的“一五”期间电子工业的发展思路为：不要百废俱兴，而要分别轻重缓急，选好优先发展的重点，循序渐进。基于这一思路，他提交了一个先建设电子管厂和元件厂的发展方案。
1951年秋，时任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的王士光，随第一个中苏贸易代表团到苏联，以电工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电工、电子和部分军事订货谈判，并就建设北京电子管厂同苏方交换意见。1952年7月，他又随同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项目，他的重要使命是负责电子工业项目的谈判。
在谈判中，王士光积极出谋划策，他的很多观点与谈判方案都得到了李富春副总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肯定。后来的谈判结果为：援建项目总数为156项，其中电子工业共9项。
援建项目确定后，接下来是新厂建设和旧厂改造扩建落实工作。在选择新厂厂址期间，王士光坚持正确处理区位分布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后，决定把大部分项目建在内地，一部分工厂如电子管厂、无线电元件联合厂和自动交换机厂建在北京，旨在利用其交通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争取时间，以缩短建设周期和更快的发展。历史证明，10个新厂的建设，对提高电子工业发展的起点、提高技术水平和发展速度都具有重大作用。
在重点抓新厂建设的同时，王士光也注意拿出适当比重的投资用于老厂改造和研究所及学校的建设，强调正确处理新厂建设和老厂改扩建的关系，从而保证了老厂的健康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的1957年，电子工业总产值，主要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大部分都是依靠老厂完成的，例如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防空警戒雷达、对海警戒雷达、150kW中波广播电台、120kW短波广播电台，以及第一个磁控管、速调管、放电管等。为了发展自有技术，王士光还非常重视研究机构的建设，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组建了一大批研究所、设计所，开发研制了许多新品，主要包括雷达、中波广播发射机、短波广播发射机等。由此，新中国的电子工业很快便建立并发展起自己的雷达工业和广播工业。
为了配合飞机、舰艇、坦克的生产和新建军兵种的需要，王士光还领导仿制了一批苏联的军事电子设备。在仿制过程中，他强调认真消化、吸收，建立统一图样管理制度。通过这批产品的仿制，各厂的结构设计和制造工艺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也培养出了一支自己的科研、设计和生产的技术力量。
人物评价
王士光的一生受过不少委屈，经历过不少痛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林彪、“四人帮”陷害，在秦城监狱关押了7年之久。可是，就在这与世隔绝、身心备受摧残的逆境中，他却能置个人痛苦、生死于度外，静下心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孜孜不倦地分析总结以往工作中关于雷达、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设想。从1973年3月到1975 年4月期间，他仅用1支蘸水笔和1把小尺子，在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纸上，写下了近70万字的宝贵技术资料。有位专家评论说，这些资料所涵盖的有关雷达、通信、电子战、声纳等军事电子装备方面的设计方案，其范围之广、论述之严谨、计算之准确和画图之专业，实在令人叹服。在这数十万字的手稿中，王士光还留下了一段内心表白：“我在这里经受严格审查期间，一定要努力看书学习，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力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1975年春，王士光“平反”出狱。复职工作后，他从不计较过去的是非恩怨，对那些曾迫害过他、“整治”过他全家而犯过错误的人，他不计前嫌，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委以重任，并一再强调这笔账应该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身上。他从不向任何人提及他曾经遭受的冤屈和苦难，他最为痛心的是国家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所失去的大好发展机遇。因此，他能以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投入工作，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加倍努力工作，迅速地把国家的电子工业搞上去。他领导组织了中国导弹、卫星的电子装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王士光任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后，组织研制了一批新型雷达、导航、通信和计算机等装备，组织了自动化防空系统、通信卫星电子系统、“三七工程”等大型系统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在北京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王士光离休后，仍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他除了担任一些社会职务外，还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和专题研讨等活动，对在新的形势下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和宝贵意见。他努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作贡献，关心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关注西部地区的发展，并多次将他的离休费捐献给希望工程、西部贫困母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展现了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
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为王士光送别的签名册上，原机电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彭树廉写下了这样一段四句诗：
士卒品行贯一，
光明磊落一生。
千冤万苦不吐，
古后风范长存。
熟悉王士光的人都说这诗写得好，写得传神。的确，王士光的一生革命信念坚定，经历不凡，功绩显著，是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领导干部，是名副其实的电子科技专家。但是，他却从来不摆名人、高级领导干部架子，总是谦逊豁达，给人以一个普通革命者和普通共产党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