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医史
图书信息
书 名: 中医史
  作　者：李成文
出版社： 人民军医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7月
ISBN: 9787509127704
开本： 16开
定价: 25.00 元
内容简介
《中医史(第2版)》主要研究中医学的起源，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社会背景、人文因素、科技文化、医政、中医教育、流行病与传染病、国外医药等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不同时期中医各科的发展特点及其突出成就，主要中医学说形成的源流、内涵、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着重研究中医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及自身特点，揭示不同时期中医学发展特点与规律，以扬长避短，为当代及今后中医学发展提供借鉴。《中医史(第2版)》第1版深受广大中医师生的欢迎，第2版在第1版
基础上做了很大改进，内容更加完善，可作为中医院校各专业的基础教材供学生使用，也可作为中医爱好者了解中医历史的参考读物。
  作者：李经纬　著
ISBN：10位[7544320847]13位[9787544320849]
出版社：海南
出版日期：2007-9-1
定价：￥49.80元
内容提要
中国医药文明，是5000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史》是一部中国医学通史，但由于有意简化西医传入与发展内容，故称。但中医学的发展是难以摆脱西医之影响的，所以，本书虽以《中医史》为名，突出反映中国的中医历史，然而在论述中除了坚持中医的主体性外，却不蓄意掩盖西医之影响，也不故意回避中西医之间紧密相关的内容，旨在唤起人们注意引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为中医所用。
这或许就是作者撰著《中医史》之方法、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编辑推荐
本书是略于西医传人与发展的中国医学通史，是一部中医学发展史。本书首先重视医学内史研究，其次或涉外史问题。着重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性发展，注重对创新发明事例的记述。关于章节内容，总体作通史体例，每章则大体上以断代论述，其节其目，尽可能以专科、疾病、人物、文献、轶文故事等内容述评。为使读者易读、易解，本书力求章节题目能够反映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结合中国朝代与公元纪年的方法，分为绪论、中医起源、早期医疗与医巫论争（夏商周时期）、中医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术整理提高（秦汉时期）、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发展特点集大成（隋唐时期）、医学的全面发展（两宋时期）、少数民族医学融合与医学争鸣（辽、夏、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呈现革新趋势（明代）、医学普及进步与思想阻力（清代）、20世纪中医发展历程，共11章，117节，书后还附录大事年表等，旨在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与评介。
作者简介
李经纬教授，1929年7月16日生于陕西咸阳。195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1976年组建医史文献研究室。1980年组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任主任、所长。1982年，创办中国医史博物馆，先后任馆长、名誉馆长。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
主编、著有《中医名词术语选释》（1972）、《简明中医辞典》（1977）、《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史学》（1987）、《中医人物辞典》（1988）等等。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成果（著作）奖、卫生部科研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奖、中华医学会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奖、中国广州仲景中医药杰出成就奖、立夫医药著作奖（中国台湾）、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研究奖等近二十次。
目录
作者简历
绪言
第一章中医药起源
第一节中国考古学研究与猿人疾病卫生
第二节关于医药卫生起源的若干论点
第三节中国汉晋前学者论述中医起源
第四节中医起源讨论
第二章早期医疗实践与医巫论争
第一节农业发展促进医药进步
第二节医食同源与伊尹创制汤液
第三节甲骨文与殷商疾病观
第四节从《诗经》等文献看商周医药水平
第五节大傩与预防疫病
第六节巫术与巫医的活动
第七节医事管理与医学分科
第八节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第三章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
第一节最早的中医学分科
第二节职业医师出现——医和、医缓与扁鹊
第三节划时代进步——医学战胜巫术
第四节中医学步入学术研究
第五节尸体防腐、保护技术
第六节中医理论高水平研究总结：《黄帝内经》诞生
第四章中医学术的整理提高
第一节　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第二节汉文帝为名医淳于意冤案平反、恢复名誉
第三节中医之师徒传承
第四节中医　第一部释疑解难之专著——《难经》
第五节针灸由民间到宫廷，再回到民间
第六节外科鼻祖——华佗
第七节医圣——张仲景
第八节杏林春暖与虎守杏林
第九节悬壶之禧与韩康卖药
第十节秦汉时期医事管理医官与医官犯罪
第五章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
第一节弃戎从医，贡献卓著的葛洪
第二节重视切脉诊断的王叔和
第三节山中宰相——名医陶弘景
第四节竹林七贤——嵇康与《养生论》
第五节系统继承发扬针灸的皇甫谧
第六节药材炮制的祖师——雷救
第七节精巧的外科手术治疗技术
第八节医方汇集整理与陈延之《小品方》
第九节中国世医传统与徐之才八代名医
第十节梁武帝与医学家
第十一节南北朝设医馆与太医署
第六章医学集大成发展
第一节古老的医科大学与药用植物园
第二节唐太宗探视百岁名医甄权
第三节大学问家恭身《内经》整理研究
第四节第一部病因证候专著《诸病源候论》
第五节政府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第六节医学文献整理大师王焘
第七节孙思邈与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第八节藏医学集大成巨著《四部医典》
第九节“仙”医蔺道人与《理伤续断方》
第十节法医学与《疑狱集》
第十一节繁荣的国内外医药交流
第十二节非医学书籍对外科手术的记载
第十三节统治阶级对医学家的迫害
第七章医学全面大发展
第一节访求医术优长者诏、访求医书诏
第二节宋太祖等关注的本草修定
第三节太宗诏征医方，编撰《太平圣惠方》
第四节宋仁宗创设“校正医书局”
第五节宋仁宗诏令翰林医官院考次针灸，创铸针灸铜人
第六节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改革医学教育
第七节宋神宗在京城创办太医局卖药所
第八节宋徽宗创办“医学”与编撰医学著作
第九节解剖新知：《欧希范五脏图》与《存真图》
第十节疾病诊断水平提高
第十一节临床医学丰富多彩
第十二节大法官宋慈总结法医学成《洗冤集录》
第十三节科学家沈括、文学家苏轼与医学
第十四节藏医学的发展
第八章医学争鸣与少数民族医学融合
第一节契丹族医学
第二节回鹘族医学
第三节吐蕃医学
第四节女贞族医学
第五节党项族医学
第六节回回医学
第七节蒙古族医学
第八节金元时期的医学争鸣
第九节医学理论与临床各科
第九章中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
第一节皇室关注本草学发展
第二节民间本草研究成果卓著
第三节朱犒与大型方书《普济方》
第四节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伟大创造
第五节吴又可《瘟疫论》与传染病理论革新
第六节临床内科学的发展
第七节外科学理论与技术革新成就
第八节妇儿科学之进展
第九节眼科、口齿科与耳鼻咽喉科成就
第十节针灸学之发展
第十一节医疗经验的宝库《名医类案》
第十二节中医经典整理与丛书全书编撰
第十三节医德与医林故事
第十四节医事管理与建庙祭祀先医
第十五节创建先医庙与祭祀历代医学家
第十六节中外医学交流
第十章医学发展促进科普与发展中的思想阻力
第一节医事管理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节传染病学派林立与理论创新
第三节康熙推广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获重大成就
第四节乾隆御纂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
第五节内科学发展与学派争鸣
第六节外科学发展趋于保守
第七节正骨科学技术丰富多彩
第八节外治法宝库更趋充盈
第九节妇儿科的经验积累和推广
第十节五官科医疗技术的发展
第十一节针灸学发展与道光帝废除针灸
第十二节王清任慧目恭身人体解剖
第十三节发展与普及的医方、本草进展
第十四节医学普及与文献整理
第十五节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医学
第十六节医家　第一要义——养生保健
第十七节医学革新的思想阻力
第十八节西医学传入与影响
第十一章20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
第一节20世纪前50年中国医学文化思潮
第二节西医在朝，中医在野
第三节中西医汇通学派评估
第四节毛泽东关注中医中药
第五节中医工作的巨大胜利
第六节中医发展融入西医学理问题
第七节中西医结合科研模式
第八节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不是梦想
附录一作者与海外的医史学术交流
附录二中医学要事年表
跋
现代中医史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1996年,学界对中医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中医哲学观等都有了新的全面整体的创造性的认识和解说。如，邓宇等发现的:气是流动着的‘信息－能量－物质’的混合统一体；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数理阴阳；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阴阳集的分形分维数，五行分形集－五行集的分维数；分形藏象五系统－暨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新提出的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等。
还包括近代针灸经络的发展史,近代中医气的进展简史,中西医结合史,中医中药史等.
古代(经典)中医史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6]。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在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7]。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8]。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余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现代经络发展简史
近代经络创新简史表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先后进行了“八五(1992-96年)”和“九五(1997-98年)”两个国家级经络攀登计划项目，研究从现象逐渐深入到本质，课题围绕着循经感传的机理、经脉脏腑相关和经脉线的理化特性三个方面展开，形成了若干个假说：
1996年邓宇等“分形分维的经络形态及解剖结构”（非间隙经络，细胞充填的非管经络） "自身调节-体液调节-神经调节"大统一的分形经络
1996年张声闳“间隙维”经络 （出错） 
1995
· 神经论：认为循经感传是神经元之间兴奋传递的结果。1995年?
· 体液论：认为中医经络中的气血指人体中的各种体液，经络是体液运行的通道，体液运动刺激神经产生循经感传。
· 能量论：认为经络是某种物理能量与信息的传输渠道。
孟竞璧（同位素示踪）
1985年，法国de Vernejoul P同位素示踪显像方法；另外，法国Niboyet 对皮肤电研究 
1984年，谢浩然，人体经络间隙结构解剖观察 
1984年，匈牙利Eore用二氧化碳测定仪研究经络。 
1980年张保真等采用的肉眼实地观察铺片及血管灌注法 
1978年孟昭威的经络第三平衡系统 
1972年汪桐提出经络的实质是二重反射假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本山博用液晶薄膜法观察，循经感传线上的温度变化 
1970年，法国J.Borsarello使用红外热像方法进行经络研究。 
1956年Nogierop对中国耳针穴位图谱及作用的研究等， 
1955年，中谷一雄等“良导络之研究”成果，笹川“良导点”，“良导络” 
1952年，藤田六郎提出了关于经络的假说 
1950年，日本长滨善夫报道了循经感传现象。 
现代气概念的原始创新简史：气三元论-多元论　现代气概念的原始创新英雄榜
1996年,邓宇等：气是流动着的“‘信息－能量－物质’混合统一体”。既是“‘物质－能量－信息’三元-多元混合体”统一物。“‘信息、能量、物质’混合统一体”，物质、能量、信息’混合统一体”中医气的本质。气三元论-多元论
李德新：气是物质与功能的统一说 
1962年,危北海：，‘气的两义说’。 
罗石标：在六十年代初期‘气的功能说’（1962年）。 
秦伯未：五十年代末期‘气的物质说’1959年？。
气是统一场说 
黄坤仪等：人体气场说 
李梢等：气与熵流说 
吴邦惠：气的序参量说
阴阳现代发展史简表
阴阳的揭秘，历史悠久，偏重现象罗列，重视表面叙述，是古典阴阳的特点。而现代探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了革命性的进展、新意颇多。数学物理化，即“数理阴阳”成为现代阴阳的标志。将阴阳用世界三要素“物质、能量、信息”测度，用数学模型表述是现代化、科学化阴阳的特点。
1995年，李荣兴，阴阳定义析疑，辽宁中医药杂志，1995，6期。阴阳定义偏向中医临证。
1997年，赵喜新，中医阴阳学的数学模型，河南中医，1997，5期。
1998年，邓宇等，阴阳的科学本质及数理化建构，<<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2:59-61.数理阴阳，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1期。
1999年，邓宇 等，中医分形集，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v12，3期.创建“阴阳分形集”等概念。阴阳的分形维数=1.
2003年，林剑鸣，中医现代化与数学，数理医药学杂志，2003，期。
2004年，齐凤军，论阴阳的数理权衡，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7期。
2005年，赵致镛,赵威，中医阴阳理论的数学模型之建立及其微积分定量的研究，四川中医，2005，11期。
2007年，孟凯韬，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6期。
1998年，阴阳的哲学和逻辑学现代定义
定义1：阴阳就是在同一个属概念"对立统一"下的两个种概念"阴和阳"之间的一种不相容关系.阴阳的内涵互相否定,一个概念"阴"肯定对象的阴的属性,另一个概念"阳"则以否定阴概念所肯定的属性,作为阳对象的属性;阴阳的外延互相排斥,又相互互补,其总和等于它们最邻近的属概念(对立统一整体)的外延,即两个种概念阴与阳外延的和或并.
阴阳的定量测量：用“状态函数u”指标来描述,该性态或状态可用‘物质-能量-信息’整体描述,
u=EP。
E是运动学或动力学指标能量；P是系统混乱度（有序度）指标，与熵密切相关。
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引子：1980年，雷顺群， 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一)， - 辽宁中医杂志, 1980。1983年，续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二) - 辽宁中医杂志, 1983） 
序幕
1994年，肖烈钢.试论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特性[J].陕西中医,1994,15(5):211-213。侧重、强调藏象学说中五‘脏’系统（器官的）有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自主性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说明了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思想，其本质与现代系统论是一致的，然又有其特点。
革命
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分形藏象五系统。
1999年，邓宇,等; 藏象分形五系统的新英译 [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年09期分形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藏象五系统，超脱出心肝脾肺肾五脏腑，五器官的传统局限性认识。
邓宇　等，1999年，中医分形集，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
拓展
2002年，《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现代研究:基础与临床》，广州中医药大学，邓中炎主编，邓铁涛主审。藏象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脑系统等。
2005年，赵喜，心主神明论《河北北方学院学报（医学版）》> 2005年6月2卷3期。心系统。
传统医学史
医药起源人类的医疗保健活动是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的。依靠古代的传说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知道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已经发源。 
古代传说常把医药保健的发明归附于某些神话人物。这些神话人物实际上可视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原始人群的化身。例如传说"有巢氏"为了避免野兽侵害，构木为巢，居住在树上，后来又发展到建造房屋，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传说中的医药始祖是神农氏和伏羲氏，传说神农(或伏羲)亲自品尝植物和水泉，以寻求安全的饮食，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某些药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医食同源"。 
据2000多年前多种文献记载，古代常用砭石作为治疗器具。砭石是具有锐利边缘或突起的打制石器。这本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当它被用来刺激或切开人体某一部位，达到治疗目的时，人们称之为砭石。为保证砭刺的安全有效，砭石逐渐向制作精细化、形态多样化发展。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多种古代的医用砭石，如1963年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磨制石器，长4.5厘米，两端分别为半圆形刃和锥形，可用于切开或针刺。砭石用于治疗，一般被视为是中医针刺疗法工具和外科手术工具的起源。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砭石逐渐被金属制成的针具或刀具取代。早期医疗保健活动中国传统医学的最早文字资料可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今存的甲骨卜辞可以反映殷代武丁时期的许多医学知识和医学活动。甲骨文中，殷人对人体表面构造的认识已比较具体，并记有20余种疾病的名称，以及关于生育、梦的内容。有病则求神占卜，是当时的常见现象。这一时期巫师掌握着奉祀天帝鬼神以及为人祈福禳灾的大权，因而此时的巫、医是不分的。巫用以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是祷祝，但也有的巫采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治病。《山海经》中就记有十巫采药的故事。巫彭、巫咸的名字也见于甲骨文记载，可能是当时的名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自然和疾病有了较多的认识，巫医的势力逐渐消退。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不少真正的职业医生，如医和、医缓、扁鹊等。他们的医学见解和治疗活动已见于史书记载。《诗经》、《山海经》、《尚书》、《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已散在地记载了当时有关疾病、病因、药物及其他疗法的知识。《周礼》中的"巫祝"已和"医师"分开，宫廷有了初步的医事管理制度，医学分工已初步形成。 
先秦时期的卫生保健也有较大的进展，这可以从当时公共卫生工程得到证实。在殷墟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了用以排除积水的地下陶水管。齐国的故城临淄(今属山东)探明有纵横十条交通干道，均配备有完整的排水系统，设计精巧、规模宏大，为世界古城排水系统所罕见。河南登封发掘的战国阳城遗址中，发现一套陶水管道设施，其结构类似现代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先秦的文献中还载有水源的选择、井水的防污染及清洁措施、室内除虫灭鼠、室外除草清扫，以及驱逐狂犬以防狂犬病等卫生预防知识。个人卫生方面则提倡养成洗脸、洗手、洗足及沐浴的习惯，并认识到沐浴对治疗的意义。出土的殷代文物中已有壶、盂、勺、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注意饮食卫生，提倡良好的进食习惯被作为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调节情绪、谨慎起居、运动身体(导引、按摩等)也被作为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
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对人体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诊治等方面的认识已有长足发展。现存最早的医书中已经将经脉系统化(见马王堆汉墓医书)，药物疗法和针灸等外治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十分活跃，从而为医学家建立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一系列医学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内经》、《难经》是此类著作的现今仅存者。它们不仅记录了先秦以来的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引进了哲学中的某些概念，用以贯串医学多方面的进展，构成中医初步的基础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和医疗实践的结合促进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理论体系明显地超越于当时的临床实践水平，充分地指导着以后的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阴阳五行阴阳、五行是先秦哲学的两个名词。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思想，把阴阳视为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普遍规律。因此，"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是人体处于正常的生理状态，阴阳不平衡则是产生疾病的根源。治病的根本意义就是调整阴阳。作为一个总纲，阴阳被广泛用于归纳邪正、盛虚、脏腑、经络、脉象、寒热、气味、表里等众多不同层次的医学内容,沟通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养生、治疗等许多方面。 
五行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企图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内经》引进五行学说，将五行与脏腑、情志、季节、味、色等相配属,并以此来说明人体脏腑器官之间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生克"关系。《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脉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天人相应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医疗实践的发展
在先秦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医的临证医学基本上处于朴素的经验阶段。1972和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汉代医简以及散见于史书中的材料表明，战国末期至秦汉，临证经验大量积累并逐渐形成辨证论治的某些原则。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证医学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反映了辨证论治原则已然确立，标志着临证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药物、方剂、针灸、诊断、病源等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各民族的医学交流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 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医书的形式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中国药物的分类法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医药文献整理研究
北宋政府组织校正的十几部重要的中医药著作，是古代中医文献的精华，也是宋以前医药资料的渊薮。经宋金元医家的研究和实践，又产生了一批个人著述，较好地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医学水平。明清时期的医书更加众多，在规模、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比宋金元时期前进步。在医学流派的纷争、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清代尊经复古和考据之风的兴起，以及人口不断增加等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代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医学经典著作的注释和阐发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集成医著的涌现和各科医疗经验的总结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等书。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普及性医书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医案与杂志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中指出："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杂志性的医学文献。其取材杂而广，"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文稿"随到随镌"，连续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册。当时名医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西方文化对中医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传入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延绵不断，医学也是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外域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医学并未产生强烈冲击。16世纪后半期，欧洲传教士(利玛窦、邓玉函等)利用医药进行传教活动。澳门主教卡内罗(Belchior Carneiro)于1569年在澳门创办了仁慈会和两所医院。随着欧洲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西方的医药理论和诊断方法等也相继传入，但对当时的中国传统医学影响甚微。 
19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趋腐朽没落，英国用炮舰迫使中国输入鸦片，并在1840年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洋医学的理论和技术被加速介绍到中国。许多传教士和医生在华行医、办学校、译书并创办刊物。传教士在他们的诊所或医院里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西医，中国也陆续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医。因此，由中国人组成的西医队伍在不断扩大，产生了许多西医药学术团体。西方医学的理论和医疗技术，以及在中国成长起来的西医队伍，对中医学来说无疑是强有力的竞争对象。中医为生存发展而抗争西医传入中国后，两种体系完全不同的医学的共存局面就此形成。20世纪上半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当政期间，接二连三发生了由政府当政人物出面主张废止中医的严重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扼杀中医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该项提案设置了种种限止中医生存和发展的障碍，引起了全国中医药人员的强烈反对。同年3月17日，全国中医代表聚集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组织了赴京请愿团。经过顽强地抗争，终于使"废止旧医案"未获准施行。中医界从此定3月17日为国医节。 
中医在近代面临着社会乃至政府机构的一些压制和不公平待遇，同时又面临着西医学在学术上的竞争，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抗争。为此，中医界开始下力气兴办中医教育，在上海、绍兴、北京、广东等地办起了中医学校。近代最早的中医学校为利济医学堂，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此后，在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爆发(1911～1937)期间，有过80多所中医学校。其中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甘仁、谢观等创办)、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张山雷等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中药界人士创办)、北京国医学院(萧龙友、孔伯华等创办)、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等创办)等。这些中医学校培养了大量高水平中医人才，为1949年以后中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近代中医界又积极编刊中医书籍杂志，组织中医药学术团体，以期使中医学术得到积极发展。在如何发展中医这一问题上，当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思想。中西医汇通派是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潮流，他们为在中医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
中医学的迅速发展
近代中国传统医学依靠民间力量自发组织起来为生存发展而奋斗的局面，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观，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肯定。在一系列保护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制定实施以后，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8月为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并由此制定了卫生工作的方针。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遗产、保护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卫生工作的方针，使中医学的发展得到政策保证。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更进一步提高了中医的社会地位。1955年12月12日周恩来同志为中医研究院建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卫生部给中央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的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卫生部根据上述方针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中医发展的重大措施，如建立中医医院,在综合医院建立中医科，建立中医研究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高等中医院校，举办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立中国药材公司，在卫生部设立中医司及中医学术研究委员会，取消不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种种限制等等。到60年代中医已有了长足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医发展一度受挫。1976年以后，中医药事业又重新得到发展。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及中华中医学会相继建立。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作出明确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1988年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中国传统医学的教育、科研、医疗、古籍整理、对外合作交流有了新的发展。 
中西医结合　是在国家的倡导和支持下，从中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人民对防病治病的需要，逐步形成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的核心是50年代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他们把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些理论知识和方法手段与中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尤其是基础理论的实验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成果斐然。这些成果对促进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发展中医学的首要工作。出版中医古籍原著是研究中医理论的重要条件之一，近40余年共出版中医书籍千余种。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影印或整理出版了大批中医古籍。中医经典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受到重视。在学术刊物上开展的有关阴阳学说、脏腑经络、三焦命门、甘温除热、益火培土等学术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历史上各学术流派的总结，促进了中医传统学术的发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诊断学中的脉诊和舌象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展。藏象学说的本质研究，主要从单个脏器入手，研究得比较多的是脾和肾。肾本质和肾阳虚的现代研究已获得了进展，为治疗肾阳虚证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可遵循的原则。对气的本质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针刺麻醉是在古典的针灸止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是中西医结合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成就。在深入探求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规律的同时，针刺麻醉的原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对经络实质的探索较多地集中在研究循经感传现象。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在广泛运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治疗的同时，对辨证的科学依据和物质基础也有一些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揭示出了一些八纲和卫气营血辨证的物质基础。此外，中医的治则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主要体现在探讨治则的科学基础，寻求可供检验和说明其科学性的客观指标。这方面的进展以活血化瘀和扶正固本两大治则最为引人注目。对治则的科学研究又反过来促进这些治则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中西医结合是当今临床研究中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在心血管疾病、急腹症、骨科病、烧伤、泌尿科疾病、白内障、肛肠疾病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在药物研究方面，品种鉴定取得的成绩十分突出。中药的炮制、制剂、药理、药化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从中药里已挖掘和筛选了一批新效或高效药(如青蒿素抗疟及某些抗病毒、抗癌药物的出现)。中药复方的研究也有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为了抢救散失在民间的用药经验，由政府组织了群众性的"采风"运动，收集整理单秘验方。整理发掘老中医的临床经验，也被作为继承发扬中医的重要工作得到开展。 
综上所述，中医学在经过5 000年的发展之后，正在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医学之林。对中医发展经验和规律以及理论的探讨，必将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