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傅书堂
概述
1925年工人罢工游行相关图片
1919年小学毕业。1920年考入青岛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曾多次参加工人罢工斗争，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4月，任中共四方支部干事。同年5月，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返回青岛后，连续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斗争。7月，为躲避军阀张宗昌的缉捕回到高密。8月，他创建了中共高密城市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发展党员。
1926年5月，他按照中共山东地委的指示，重返青岛，协助邓恩铭整顿党、团、工会组织。同年秋，鉴于高密党员发展快，党支部建立多，经中共山东地委批准，他回高密组建了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书记。
1927年3月，任中共山东区委特派员。10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11月后，任省委工人部长。
1929年2月，代理省委书记。3月，由中共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遭诬陷，入狱多年。
1953年平反昭雪。
1954年6月回国，先后任外贸部机械进出口公司工具处科长兼俄语翻译、副处长、山东省机械厅技术处长。1956年中组部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加入共产党
傅书堂是高密最早的共产党员，中共高密县委第一任书记，后任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建国后任山东省机械厅处长等职。傅书堂的一家为支持他从事革命、为支持高密建党等，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修建铁路图片傅书堂，原名傅余庆，高密县城北关人，1905年1月5日生于一个以打铁锔盆为业的家庭。1919年秋，傅书堂高小毕业后，到高密火车站车头房当擦车夫。次年春，考入青岛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学铁匠。1923年8月间，这个厂的工友为反抗厂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迫使厂方收回成命。通过这次斗争，使傅书堂认识到：工人只有团结起来和统治者进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此，他便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1924年春，他从青岛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卒业，转入化学试验室任试验生。同年夏，经邓恩铭、孙秀峰(后叛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参加过短期的国民党工作。
罢工运动
1925年2月初，在胶济铁路大罢工运动中，傅书堂被选为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之一。2月8日，胶济铁路全线停车。翌日，他即领导四方机厂工人举行罢工。2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实行让步，胶济铁路全线恢复通车。这天，傅书堂和几位工人代表去找厂长谈判未成，遂继续罢工。终于迫使路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罢工获胜。四方机厂工会宣告成立，立即有1400多人踊跃参加。3月，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时，傅书堂被选为秘书和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 
  四方机车厂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的全体合影1925年5月上旬，由苏联回国的李慰农到青岛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成立了中共四方支部，李慰农任书记，傅书堂任干事。接着，他们领导日本纱厂近两万工人举行反压榨、反虐待的大罢工，历时22天，又取得胜利。 1925年5月1日，傅书堂和伦克忠代表青岛工人出席了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傅书堂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工人罢工情况，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高度重视。会后，傅书堂陪同刘少奇来青岛视察工运。刘少奇指示大家要提高警惕，防备敌人报复，并准备再次举行罢工。果然不出所料，5月29日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四方各厂工会，摘去牌子，并强令一律解散。为此，纱厂工人进行了二次罢工，结果遭到日本人和军阀的屠杀。翌日，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傅书堂义愤填膺，于6月8日出面组织“胶济铁路沪青惨案后援会”，宣传、募捐，支援遇难工人家属，发动群众抵制和买卖英、日货物。6月14日，他又按党组织的部署，领导四方机厂的1700多名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行至大窑沟时，青岛警察厅厅长率军警拦住去路。傅书堂挺身而出， 
四方机车厂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的全体合影
义正词严地斥责：“日本人杀死我们的同胞，不能置之不理。今天我们正是要向那些刽子手示威！”接着，工人们一拥而上，高呼着“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冲破武装封锁线，到日本领事馆所在地和日本人聚居的聊城路示威，并到警察厅和胶澳督办公署请愿。 
为了团结全市人民，扩大反帝统一战线，傅书堂还出面联络青岛市各界有影响的人士，成立了“青岛各界联合会”，并于6月16日召开了由各界3万多人参加的雪耻大会。随后，又成立了“青岛市各界外交促进会”和青岛市总工会，大大促进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
傅书堂等工会成员的活动，使敌人既恨又怕。他们借找工会代表谈判为名，妄图一举捕获。傅书堂等洞悉敌人的阴谋，遂相约隐蔽。1925年6月底，四方机厂将傅书堂开除。但他并没有被屈服。7月25日，傅书堂参与并领导了各纱厂举行的第三次罢工斗争，搞得敌人惊恐万状。7月26日至27日，山东军阀张宗昌在日本资本家收买下，派大批军警封闭了“胶济铁路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了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逮捕了青岛市工人领袖李慰农和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先生等，并下令通缉邓恩铭、傅书堂等60多人。7月28日，傅书堂先安排好伦克忠、韩文玉去京请愿，然后乘火车返回高密暂避锋芒。
成立支部
傅书堂回到家乡，隐居在一个亲戚家中，很快就和车站工人尚鲁民、程云祥(后叛变)取得联系。 
  入党宣誓他们都是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的骨干，对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张宗昌的暴行深恶痛绝。傅书堂和他们谈心，进行革命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介绍他们入了党。8月间，在傅书堂家中秘密建立了高密县第一个党支部——城市支部，傅书堂任书记。11月间，又在尚鲁民家中建立起火车站支部。随后在栾家庄、南郭庄、张鲁集等村建党，成立支部。在此期间，傅书堂的家既是支部驻地，又是党的交通站，党员经常来汇报情况，研究工作。傅书堂的父亲傅炳勋知道儿子的朋友都是些受压迫的穷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因此，他便主动地进行掩护，对外人常说，他们上门是找我锔盆锔缸。儿子失业无收入，家中困难，他就串街干活，把挣来的钱招待过往的同志。 傅玉真是傅书堂的二妹，在高密发网厂工作。她每天下班后，除了在家门口为同志们站岗外，晚上，还要帮助傅书堂油印传单。高密县城关逢五排十是大集，党员们常在四、九晚上秘密出动，把自印的和上级发来的传单贴在人多显眼的地方。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传说；共产党快来了!
恢复组织
1926年春，傅书堂介绍二妹玉真到青岛铃木丝厂做工， 
  1927年12月广州工人革命士兵举行广州起义以掩护两位在青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不久，他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随同邓恩铭重返青岛，秘密整顿和恢复党、团和工会组织。经过一段艰苦工作，恢复了四方机厂和铁路机务段党支部，并在各纱厂和祥太木厂成立了党小组，还和一些失掉联系的党员接上关系。他冒着被捕的危险，登门抚恤青岛遇难工人家属，给被害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先生的母亲和妻子送去大洋500元，并代表党组织予以宽慰。 此时，高密已发展了7个党支部，几十名党员，并建立起共青团支部。傅书堂根据组织决定，于同年下半年回到高密，在其家中秘密建立起中共高密县委，他任书记。不久，傅书堂与李淑秀结婚，李淑秀成为县委机关的掩护者。
1927年春，高密县委在火车站和建立党支部的村庄办起了工人、农民夜校，教工农学技术、学文化，并进行革命教育。车站党支部领导的游艺团，每逢过节就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借演出之便，先后将革命传单放在了县衙门的公案上，贴到了警备队的大门口，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带兵起义
1927年3月，傅书堂调济南市工作。5月底，在市北药山村党的秘密机 
  带兵起义图片关被张宗昌的军队捕去。拷问7天，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员，但因无实据而获释。6月，大军阀孙传芳败退山东，其部属陆殿臣等驻胶县、高密，正在酝酿胶高独立。傅书堂奉命回高密，与县委书记尚鲁民一起，以国民党的名义打入陆部，同其参谋长设立了起义指挥部，傅书堂任组织部长，尚鲁民任宣传部长。与此同时，高密县委号召党员与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兵运。他们先在丈岭以西拆毁了一段铁路，断绝了交通，进而鼓动士兵反对军阀混战，响应北阀革命军。在宣布高密独立时，全城即降下了“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不料，起义的第四天，陆殿臣就在孙传芳的威胁下动摇变卦。傅书堂等随即撤出，起义失败。
成立委员会
1927年10月，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成立，傅书堂被选为常委，任工人部长。此时，傅书堂携妻子李淑秀和妹妹傅玉真调往济南，并以迁居的新家作为党的秘密机关，由李淑秀、傅玉真做掩护工作。为了确保安全，她们在家门口挂上“张公馆”牌子，对外佯称“车队长”家。当时敌人盘查很严，有几处党的秘密机关迭遭破坏，傅书堂的家也不得不经常搬迁，但省委的负责同志仍不断地去那里开会。李淑秀、傅玉真负责警卫兼送信，并为党组织妥善保管枪支。这一年，傅书堂出席过天津全国铁路代表大会，被选为执委委员。 
  示威游行1928年6月，傅书堂按照省委决定，同刘子久一起到高密，会同县委王元盛、田泗、宋国瑞等在高(密)诸(城)安(丘)3县边区的南郭庄、陈家官庄一带，组织贫民会，发动潍河农民举行秋收暴动。9月，当地农民持土枪、土炮、长矛等武器，展开了抗粮、抗捐、抗税和抢秋斗争。10月4日晚，他们在南郭庄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贫民会为当地农民政权。随后，烧了几家地主的房子，分了他们的粮食，没收了5支手枪。土豪劣绅胆战心惊，纷纷自动减租。暴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在地主联庄会的残酷镇压下失败。傅书堂等回到济南。
1928年底至翌年1月，王复元和王用章相继叛变，使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邓恩铭等多人被捕。1929年2月，中央决定将叛徒认识的老党员一律调离山东，原省委书记卢福坦(后叛变)调中央另行分配，傅书堂代理省委书记。1929年3月2日，傅书堂奉命赴苏联留学，临行前，他对李淑秀和傅玉真讲明有关情况，并说：“革命就是这样，必须付出代价，以至牺牲。”还恳切地嘱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和党保持联系。你们也要保重，要坚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心忠于党
傅书堂去后不几天，一位负责同志前来对李淑秀说，傅书堂已安全出境，不必挂念，并将一项向青岛传送枪支的任务委托给她。第二天上午10点以前，李淑秀即一手抱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一手提着藏有两支手枪的点心盒子，到火车站售票口东面，脸朝正北，和一位火车司机(党的地下交通)接对了暗语，把点心盒子交给他带往青岛。随后，党组织将李淑秀、傅玉真安排到青岛，把傅玉真送到鸡子公司做工。在这里，傅玉真遇到了原在高密车站入党的青年擦车工丁维樽，不久，便与他结了婚。4月，经党员田泗介绍，傅玉真入了党。 
  人民领袖毛泽东傅书堂赴苏后，党中央派张英到青岛协助铲除叛徒王复元。当时，叛徒在济南，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动员一名可靠妇女和张英扮作假夫妻去济锄奸。适逢傅书堂的大妹傅桂兰为看望嫂嫂和妹妹待在青岛，傅玉真和李淑秀知道组织决定后，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动员傅桂兰前往。傅桂兰起初感到为难，但想到为了革命事业，便很快应允下来。她毅然拆开长发辫子，绾起妇人纂，随张英乘车赴济。不幸，二人在老悦来栈被捕。傅桂兰遭敌刑讯，但始终咬定名叫单娟，张英是其“新婚丈夫”，张英在济第一公安分局受刑，夜间伪装肚子痛，从厕所越墙逃走，返回青岛。傅桂兰被迫留济，后抑郁病故。
不久，傅玉真发现丈夫丁维樽行踪异常，便和嫂子提高了警惕。一次，丁要到高密执行反革命任务，傅玉真当即以回娘家省亲为由，与其同行。一进高密站，傅玉真见到几位党员，她马上递了个眼色，让他们走脱。但有的却没来得及防备，竟遭毒手。
丁已叛党，无可置疑。傅玉真回青和嫂子商量后，便悄悄地向市委负责人牟洪礼作了汇报。两天以后，张英通知她，党组织决定立即惩办丁维樽。傅玉真听后，心中虽有难言之处，但她决心大义灭亲，遂与张英商定了具体办法。
8月10日晚间，张英来到傅玉真家，说党中央来人要找丁谈话。丁不愿去，经傅玉真姑嫂好言相劝，终于去了，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两声枪响，丁被处决。约在夜间两点钟，警察慌慌张张地跑来叫门，说丁在滋阳路口被杀。傅玉真故意放声痛哭，至现场，又嚎啕不止。 
次日，敌人将傅玉真姑嫂传去审问，结果什么线索也没查到。接着，叛徒王复元又跑到傅玉真家挑拨离间，要她到国民党市党部去工作，以便“替夫报仇”，要李淑秀把傅书堂叫回来，免得在苏联“受罪”。傅玉真立即报告党组织，并指引张英认准了王复元。8月16日下午，张英、王科仁在山东路(今中山路)110号新盛泰鞋店内处决了王复元。消息传开，敌人十分震惊。敌人再次将傅玉真姑嫂传去，由德国人侦察长盘问，结果仍未得到任何东西，只好放还。但敌人并不死心，立即调大批特务赴青，滥捕滥杀无辜群众。此时，傅玉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迫同李淑秀回到高密。之后，她们与曾任中共高密县委委员、时在诸城邮局工作的马馥塘取得联系。马馥塘在得知傅书堂的通讯地址后，秘密和他通信。 
  中国工人运动图史1930年1月，国民党高密县党部查获傅书堂的来信。2月4日，敌人派叛徒郭金祥等逮捕了马馥塘，同时抄了傅书堂的家，其三妹傅秀云(马园街女学学生)被捕。经组织营救和女学校长保释，傅秀云出狱，但因受过分刺激，精神一度失常。李淑秀在家侍奉双亲，含辛茹苦，因生活艰难，曾卖掉自己的家具，带着孩子到火车站上拣煤核，还到青岛做了一年工。这期间邻居、亲戚怕受傅书堂留苏的牵连，不敢前去接近她。她给婆母去治病，有的医生只给开个方就推出了事。还有个别人竟风言风语地说：大杠子(傅书堂的绰号)真狠心，把老婆孩子扔在家里受罪，自己到苏联去留学。也有人同情她，劝她把书堂叫回家来。李淑秀没有那样做。她时刻记着傅书堂去苏前所说的话，坚定地等待着胜利的到来。傅玉真由于再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曾到青岛大康纱厂做工，寻找党组织未成。到1934年马馥塘出狱，才与其取得联系。次年，他俩结婚，辗转到莱阳、禹城、泰安等地，坚持革命斗争。1938年傅玉真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国后先后到济南、北京，一直从事托幼工作。傅书堂的小弟康宁(原名余声)，抗日战争前期即从家乡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从事新闻工作。后蒙受冤枉，下放农村，降级使用。打倒“四人帮”后始得昭雪，任聊城地区文委主任。
工作处分
傅书堂于1929年3月奉命赴苏后，入莫斯科中国共产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由中共党员转为联共候补党员。1931年被联共清委决议临时开除党籍，派遣到高尔基城参加工厂建设。在工厂，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工作，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因此，在汽车工厂建成后，该厂党部和领导机关曾发给荣誉证书，并送到南俄休养，同时请求联共中央批准恢复其党籍，并留厂工作。到1936年前后，苏联肃反机关再次对傅书堂进行审查。9月，被高尔基城内务部逮捕。翌年8月，傅书堂被判刑5年，送至农庄劳动。由于他不畏艰苦，工作认真积极，尤其是在战争年代表现突出，经农庄上书、苏联政府有关机关批准，于1943年8月释放，被留在农庄任饭堂主任、面包炉总管。1946年10月，调至乌合塔城煤油联合制造公司工作，先后任商业饭堂、休养所饭堂生产主任等职。1951年，傅书堂与得过5枚奖章的护士列别杰娃结婚。1954年4月初辞工，办理归国手续。
回归祖国

1955年春，傅书堂携俄籍夫人及儿子回到祖国怀抱。列别杰娃见到李淑秀一直等待着傅书堂，对公婆侍奉到老，深受感动，便主动提出离婚回国。傅书堂与阔别26年的夫人李淑秀团聚，甚感欣慰。此时，李淑秀巳年近半百，其子已在抗日战争期间夭折。李淑秀曾奉劝傅书堂另娶妻室，书堂却甘愿与其相伴到老，再不分离。 
  北京天安门不久，傅书堂被安排在外贸部机械进口公司工具处任处长兼翻译，后调任山东机械厅技术处处长。有的同志认为安排较低，他却表示：“我自从入党那天起，根本就没想做官。”还说：“我能从苏联回国，就感到很高兴了！能为祖国工作我就很满意了！”他说做一致，一直以衰弱之躯坚持工作，尽心竭力，埋头苦干。经其本人一再申请，中央组织部于1956年10月22日作出决定，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
生病去世
1958年，傅书堂被确诊为肠癌，住院治疗。1960年手术后，在肠子已截去大半的情况下，仍坚持撰写青岛、高密党组织早期活动情况，为党史提供资料。
1961年9月29日，傅书堂在北京逝世，终年56岁。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评价
中央组织部曾为傅书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由帅孟奇副部长主持。组织部赠送的挽联上写道：
坚贞忠诚，热爱劳动，不愧为共产党员高贵品质，
联系群众，积极工作，坚持了无产阶级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