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蒲华辅
中共叛徒、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人物生平蒲华辅，原名蒲文昶，又名蒲正应，先后化名陈国瑞、郑理中等；时年40岁左右，四川省（现为重庆市）铜粱县人，他的个头不高，说话时细声细气，因他戴一副近视眼镜，熟人都称他为“郑眼镜”。
蒲华辅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0年8月任中共铜梁县行委主席（相当于县委书记），同年10月2日，他以四川工农红军第七路游击队政委的身份，领导铜梁县农民武装和县警察中队300多人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成都，仍被敌人捕获，并被判处徒刑入狱关押了三年，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蒲华辅在重庆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8年至1940年3月，他先后担任铜梁、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蒲华辅调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5月，调任川康特委委员；1946年9月，改任成都工委书记。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从重庆撤回延安，同年6月，蒲华辅奉命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接头，成都工委才与上级恢复了组织关系，根据钱瑛的指示，恢复中共川康特委，蒲华辅任书记。
蒲华辅在成都成城中学（今成都市第十九中学，旧址在九眼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以地理和历史两科教师的职业为掩护。
妻子郭德贤是1939年8月入党的地下党员，曾任万县中心县委妇女组长，1940年后，她跟随蒲华辅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长期作掩护地下党机关的工作，他们有一女（1944年出生）一男（1945年出生）两个可爱的孩子。蒲华辅的家在成都新南门外致民路附近的中坝菜园，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科长同住一个带有院宅的小公馆。
蒲华辅养尊处优、工作不深入扎实，而且特别怕危险。一天晚上，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和王琴舫正在油印地下刊物，忽然发现窗口外面有人盯梢，天一亮他们就提起油印机转移，虽然摆脱了盯梢，但却一时无处可去，就跑到蒲华辅家中。蒲华辅见他们提着油印机到来，一改平日说话时的细声细气，对马识途大声训斥：“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马识途解释道：“还有两个钟头就印完了，然后马上拿走。”蒲华辅不容商量地说：“不行，一分钟也不行！非马上走不可。”看到蒲华辅恐惧的样子，王琴舫批评说：“老马搞这个刊物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你不应该……”。“住口！”蒲华辅指着王琴舫训斥：“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马识途见状气愤地说：“是嘛，油印机放在我那里一两年了，你都没说危险。拿到你这里暂时放两个钟头，你就受不了。”这时，蒲华辅稍微冷静下来，开始以违反纪律为由批评马识途。马识途见蒲华辅仍然说不通，就与王琴舫提起油印机冒险离去，另外找地方将刊物印完，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感觉蒲华辅不大对头。
1948年岁末的一天，在特务机关重庆老街32号，几个特务和叛徒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边烤火边胡吹乱侃，因破坏川东地下党组织有功而升为二处上校情报课长的特务雷天元忽然发问：“你们谁晓得刘国定说的‘郑眼镜’是个什么人？”这一问，使当上了“特区专员”的叛徒冉益智、骆安靖感到雷天元似乎又在考验他们，虽然表面上他们已与特务们成为一家人，但实际上他们清楚自己在特务主子的眼里，不过是任意驱使的狗类。惯于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冉益智，为了表示对主子忠诚，立即抢先回答：“‘郑眼镜’！？你咋不早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原名叫蒲文昶，我和他曾在万县一起共事一年半……”没等冉益智说完，雷天元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什么？！蒲文昶！他和我是铜梁县中的先后同学，比我高两班，没想到他叫‘郑眼镜’，真是太巧了！”
当徐远举意外得到雷天元有关蒲华辅的情况报告后，于1949年1月2日组成了“川西特侦组”，任命已驻在成都的叛徒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骆安靖为书记，命令他们找保密局成都站协助，抓捕蒲华辅，破坏川康地下党组织。雷天元和骆安靖立即赶往成都，同刘国定会合后，商量了搜寻蒲华辅的方案，雷天元便四处拜访各个衙门里的铜梁老乡，尤其是对铜梁籍的保密局成都站工学组组长周生才，更是再三拜托，请他们帮忙打听有关蒲华辅的线索。然后他们满城转游，并把华西坝作为重点地区查访，希望能有所发现，更幻想能在街上碰见并抓到蒲华辅。
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蒲华辅变得十分谨小慎微，他让撤退到成都报警的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到大邑搞武装斗争，并叮嘱李维嘉不要到成都，以免暴露，影响到他本人；甚至连上级党组织——撤退到香港的中 共中央上海局来信，让川康特委派人到香港研究工作，他也怕路过重庆有危险，而推给马识途前往。马识途于9月初回到成都后，向蒲华辅汇报了上级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通报后，并传达了钱瑛的指示：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的后果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川康特委要特别警惕，老郑（蒲华辅）必须离开城市，转移到农村去。马识途建议蒲华辅立即撤退到仁寿乡下，蒲华辅却以筹备川康特委会议为由不走。后来，马识途再一次提出让他撤退到大邑，说那里有地下武装可以保护他，可他还是不走。
1949年1月12日上午，蒲华辅从致民路中坝菜园的家中出来，按约到春熙路南段的饮涛茶楼与马识途接头，准备在一起研究召开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有关问题，他经复兴桥（抗战初期为躲避日机轰炸疏散人口而建，原桥位置与今新南门大桥相同）进城时，终于被坐在桥头茶馆里的特务“眼线”胡秋旻发现，胡当即向周生才“点水”，周马上派特务李少华、李正元上前跟踪，然后又与胡秋旻在远处尾随。蒲华辅到了饮涛茶楼，上楼刚一坐下，已先到一步的马识途就感到不对头，他警觉地发现有人盯上了他们，就对蒲华辅说：“可能有问题，过两天我到你家来谈吧。你先走，我再走，我看得出来有无跟踪。”蒲华辅下楼后，马识途果然见有个人跟了下去，这时还有三个可疑的人坐在他的对面，他立刻下楼。马识途下了楼梯没有马上走，而是站在拐角处抽烟察看动静，不出他的所料，三个可疑人中的两个家伙也咕咚咕咚地跟了下来，发现他站在拐角处抽烟就止住了脚步。这样一来，马识途更加确定他们是跟踪自己的特务，他走到百货公司装作买衣服转身一看，见这两个特务还在跟着自己，便决定首先甩掉一个。经验丰富的马识途走到春熙路北口，碰到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就跑上去同这个人握手，交换香烟又寒暄了几句，特务以为他在与这个人接头，立刻分别监视，有一个特务跟踪商人走了。马识途见状又走到漱泉茶楼上，回头再看，剩下的这个特务站在楼梯口没敢上楼，他便迅速从茶坐间穿过去，由另一个楼梯下楼，跑到锦华馆卖花的地方一闪，转过小巷就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这时，马识途已感到特务是有备而来，破坏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川康特委，特别是蒲华辅未脱险境、凶吉难测，他联想到重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惨痛教训，便四处奔走向有关的同志们报警。
再说蒲华辅出了饮涛茶楼后，便东拐西折、一会儿南一会北地穿小巷、走大街，直到他几次回转身确认没有人跟踪他，才放心地回到家中（根据现有资料，尚不清楚是蒲华辅真正的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还是狡猾的特务为了抓捕更多的地下党员，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一直跟踪到蒲华辅回到家中，而暂时不去逮捕他）。
13日上午，蒲华辅又经过复兴桥进城，再次被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这一天，蒲华辅与华健约定上午在北门内草市街的留园茶社接头，也是要研究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事情。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至草市街，见蒲华辅进了留园茶社，在一个喝茶的男子（华健）身边坐了下来，感到不能再错过机会，便给娘娘庙街38号的保密局成都站打电话请求火速增援。副站长刘鉴先接完电话后，迅速集合特务乘车赶到草市街，与周生才会合，立即对留园茶社周围进行戒严，布置特务守住附近的几个路口。蒲华辅与华健正在留园茶社里谈事情，突然发现外面情况异常，赶紧分头离开。蒲华辅慌不择路，跑到草市街93号瑞利木器店后面的共产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秉炀、韩玉）家，马上被尾随的周生才带领一伙特务逮捕，还牵连韩三思一同被捕。华健出了留园茶社，朝着与蒲华辅相反的方向快步离去，刚到街头的拐弯处，就被另一伙守卡的特务抓捕。
当天晚上，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讯室里，刘鉴先派成都站司法专员罗慧开主持，对韩三思、华健、蒲华辅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刑讯。特务们使用了最残忍的酷刑“背火背篼”，将烧红的木炭放进绑在华健背上的煤油桶里，顿时他的背部被烙得吱吱冒油、皮焦肉烂，他咬紧牙关、忍住巨大的痛苦，直到昏死过去仍旧缄口不开。特务无奈，只好将华健拖回牢中关押。韩三思也经受了严刑逼供，守口如瓶。
特务们对蒲华辅进行刑讯时，开始的拷打，他还勉强挺住了，但是当特务使用“火背篼”的酷刑时，他便害怕得向特务求饶，说出了自己的党内职务，并出卖了部分党组织和同志，这个中 共地下组织省委级的特委书记竟成了可耻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