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顾路柏
概述
  顾路柏1898-1899年他曾游历中国的北京和南方沿海地区。顾路柏一生沉迷于对中国文化和汉学方面的研究，曾把《封神演义》前半部翻译成德文，其他著作包括：《北京民俗》，《中国古代宗教》等，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190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此书记载分析了孔孟庄，楚辞，汉唐宋，元明清等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各种文学形式，四大名著也已概括的形式收录于此书。顾路柏是第一个介绍《红楼梦》的德国人。所以，这本文学史在德国汉学研究历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
人物年表
1855年顾路柏生于俄国圣彼得堡。
1883年顾路柏出任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
1884年顾路柏曾给普鲁士文化部写信，提出在汉语课程中进行口语教学和汉学家应该较长时间地在中国生活的问题。这对后来建立东方语言研究所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885年夏季学期起，顾路柏兼任柏林大学教授并主持《东亚语言》讲座，在讲授汉语、满语和蒙古语之外，还开设了民俗学和民间宗教的课程。
1892年他应聘为汉学教授，讲授汉语和满语课程。顾氏著述甚丰。他曾是德国研究女真文字的开创者。
1896年发表的《女真的语言和文字》（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
1898至1899年在华旅行，考察过厦门、北京的民俗。
1901年出版的《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即是作者此行的收获，颇获好评。
1902年《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初版，后又再版。是德国第一部由专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代表当时德国汉学的研究水平。
1908年逝世。
生平简介
顾路柏
  女真文字1855年生于俄国圣彼得堡，是嘎伯冷兹（Gabelentz）在莱比锡的高足，在完成哲学和语言学的学业之后，以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取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由于嘎伯冷兹的推荐，1883年顾路柏出任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他是德国博物馆的第一个东亚和中国的专家，从此，这个博物馆和柏林大学的汉学专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84年顾路柏曾给普鲁士文化部写信，提出在汉语课程中进行口语教学和汉学家应该较长时间地在中国生活的问题。这对后来建立东方语言研究所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自1885年夏季学期起，顾路柏兼任柏林大学教授并主持《东亚语言》讲座，在讲授汉语、满语和蒙古语之外，还开设了民俗学和民间宗教的课程。1892年他应聘为汉学教授，讲授汉语和满语课程。顾氏著述甚丰。他曾是德国研究女真文字的开创者，1896年发表的《女真的语言和文字》（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但他的主要贡献在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方面，既发表文章研究《神仙传》，也翻译过《封神演义》。对中国的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也具有浓厚的兴趣，1898至1899年在华旅行，考察过厦门、北京的民俗，1901年出版的《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即是作者此行的收获，颇获好评。《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初版于1902年，后又再版。是德国第一部由专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代表当时德国汉学的研究水平。他的遗著《中国的宗教礼俗》（Religion und Kultus der Chinesischen），是他1903至1904年间在柏林大学讲课的整理稿，是一部概论性的著作。
学术研究
女真文字研究女真语是满－通古斯语族中重要语种之一，女真文是满族先民女真人创制的古老文字，自12世纪初叶完颜希尹创制女真大字，金熙宗完颜创制女真小字，在中国部分地区使用达5个世纪。对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开创、发展、改观和新发展诸阶段，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对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始于15世纪初。但主要研究工作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
女真语言文字的传世文献主要是明朝编纂的《女真译语》，内容分为杂字、来文两部分。杂字专辑语汇，来文则移录当时进贡表文。顾路柏将德国汉学家夏德在中国所获的明抄本《女真译语》进行整理、考订和标音，译成德文，并取满蒙语进行比较，写成了划时代的研究著作――《女真语言文字考》（1896年），为学界所推重，成为19世纪末叶女真文研究的代表作。《女真语言文字考》为德文，原题为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1896年刊于莱比锡，有1936年北平文殿阁书庄影印本。在女真文研究方面，顾路柏还有发表于1894年的论文《女真语言文字简述》（1894年）、《永宁寺碑初考》等。
八仙民俗和民间信仰研究1897—1898年
  八仙顾路柏旅居中国近两年之久，对中国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并于1901年出版了《关于北京的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中国文学史》1902年顾路柏在莱比锡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此前硕特曾出版过《中国文学纲要》（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纲要而已，而且时间在半个世纪之前。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是德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大部头著作（约470页），代表当时德国汉学的研究水平。该书论述了从先秦诸子到唐诗以及后世的戏曲小说。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是在对中文原著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中国人精神创造的描述”，称赞这部书对理解中国民族性格和消除陈旧偏见做出了贡献。全书共分十章：导言；孔子和古典文学；孔子前的文学巨著；老子和道家；屈原和楚辞；汉代文学；汉唐之间的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宋元戏剧和明清小说。该书引用了中国文学的大量译文，如《孟子》，《李太白全集》，《西厢记》等等。材料非常丰富，使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内容有了一个相当直观的认识。在该书的前言中，顾路柏称：鉴于“读者对中国学的兴趣明显增大”，书市上关于中国的书籍显著增多，“而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作品却很少”，“作为中国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文学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乃决定“写一部通俗性的中国文学史”。
顾氏的《中国文学史》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德国第一部由专家写作的中国文学史。顾路柏经常把中国的文学家和西方的文学家加以比较，这要算比较文学的先驱。比如，他把庄子化蝶和西班牙卡尔德隆慨叹人生如梦的诗加以比较；在顾路柏的眼里，道家的杨朱不啻是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关于中国的大诗人李白，他这样写道：“李白是个多产作家，作品多达三十卷。他的诗都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之类的酒歌，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片刻的欢娱无非是悲观和失望的另一种形式。在他的酒歌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低沉悲凉的调子。”关于宋以后的文学，顾路柏评价道：“不仅是文学的创作力，而且整个精神生活和民风民俗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这主要是受朱嘉的影响。对于儒家哲学的教条化的理解只能起阻碍精神发展的作用。人的个性完全消失了，活泼的道德破僵化的形式主义所取代。” 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一直是德国最权威模范的文学史专著。其它著述，大部为选集性质，仅对某朝某期文学有所介绍。写文学史之勇气，似已消失。今日之汉学家，更知书写文学史，诚非易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汉学界长期以来重视汉文学翻译的传统。文学研究一直落后于文学翻译，写作一本汉文学史就更非易事了。直至施米特 - 格林策尔（Helwig Schmidt- Glintzer）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才从根本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翻译《封神演义》顾路柏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马勒完成的。
学术评价
  顾路柏《中国文学史》顾路柏努力使汉学从一般的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致力于把汉学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和历史的科学”。顾路柏寻求的是一种民族性的特点，在顾路柏看来，中国的特异性才是最主要的。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是德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大部头著作（约470页），代表当时德国汉学的研究水平。该书论述了从先秦诸子到唐诗以及后世的戏曲小说。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是在对中文原著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中国人精神创造的描述”，称赞这部书对理解中国民族性格和消除陈旧偏见做出了贡献。
学术成果
著译《女真语言文字考》（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1896年刊于莱比锡，有1936年北平文殿阁书庄影印本
《北京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1901年）
《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902年）
《中国的宗教和祭仪》（Religion tend Kultus der Chinesischen，1910年）
《中国古代宗教》（Die Reli． gione．der Alten Chinesen，1911年）
《封神演义》（Feng-shen—yen—i． Die Metamorphosen der Goetter，1912年）论文《中国民间宗教及其对佛教的影响》（载《环球》1893年第63期）
《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
《道教神话作品（列仙传）》（1896）
《北京人对死之利用》，载《北京东方学会杂志》18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