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书城
人物生平
1949年，他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参加革命前
16岁的小秀才
李书城小时候苦读诗书，16岁考中秀才，轰动十里八乡。乡亲们夸他是个有出息的人。
李书城，字晓圆，又名筱垣。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
李书城的父亲是当地一名私塾先生，他7岁时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16岁时读完了“四书”、“五经”，赴县城考中秀才。他父亲除了教他读书认字，还经常跟他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林则徐禁烟而遭贬，洪秀全起兵反清等许多故事，使他从青年时代就萌生了“济世”的思想，树立起远大的志向。这些教育为后来李书城投笔从戎、习武从政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
辛亥革命前后，李书城先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回国后到广西担任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监督，后到武汉参加“武昌首义”。
1902年5月，两湖总督张之洞从省城几个书院选派学生赴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李书城是其中一个。他到日本后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一起从事反清、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
1904年春，李书城得到同学的资助，再次东渡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了第5期士官生。同年11月，孙中山、黄兴、李书城在东京相会，商议组织革命大同盟之事。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阪本金弥的家中，举行了“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会上大家签名入盟，李书城化名李唐在盟约上签了字。李书城极力赞同并宣传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加入同盟会，使李书城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开了新的一步。
1908年10月，李书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到广西桂林与黄兴取得联系，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担任了陆军干部学堂及陆军小学堂的监督，主管教学工作，他特别重视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之心，培养了不少人才。
1911年11月2日，李书城来到武汉参加武昌首义，由黄兴提议他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将印信、令旗、令箭授予黄兴和李书城。黄、李二人亲率大军向汉口的守敌进攻，因手下三位将领贻误战机使进攻受挫。经过一番整顿，11月17日再次向汉口发动进攻，但终因敌强我弱，加上连续作战，士兵疲劳，武器、弹药、兵员损失，汉口终未能攻克。“武昌首义”战斗激烈，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体现出革命党人舍身捐躯的英雄气概。北伐前1917年李书城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法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感召下，李书城投身于反帝反封的滚滚洪流之中。
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军阀的专制统治，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李书城为了支持护法运动，组织了“湖北护国军”。护法运动失败后，李书城陷入一种苦闷彷徨的境地。这时，他的胞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来，给他带来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带来了马列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从事革命活动，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较安全的条件，为中央“一大”提供了会址。
1925年6月10日，汉口惨案发生后，他以“湖北同乡会”代表的身份从北京赶往汉口，不顾旅途疲劳，走家串户慰问死难者家属，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工人和学生。追悼死难者大会后，武昌、汉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李书城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头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参加北伐1926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开始酝酿北伐，李书城奉命到湖南做唐生智、夏斗寅的策反工作，获得成功。北伐开始后，李书城参加北伐军，他与北方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并向冯告知南方的胜利消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在李书城等人的影响和督促下，冯率军南下，与北上的军队胜利会师于河南信阳。
抗战时代
主张抗战坚持御侮
抗战爆发后，为了拯救流浪的难童，李书城力主创建“战时儿童保育院。”武汉沦陷后，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李书城担任省银行董监会监察，从理财入手，支援抗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由华北危及华中，日寇奸虏烧杀，无恶不作。这时华北、河南的上千名儿童沦为孤儿，流落到武汉，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同情和关注。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开展统战工作，他会见了李书城、石瑛等人，希望他们在抗战中为民族立功。李书城当即向董表示：“国难当头，抵御外侮，一定竭尽全力。”他建议湖北省政府创建一个“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流浪的难童，并推荐李伯刚负责收容工作。
武汉沧陷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有人劝李书城在武汉留下来，因为侵华日军中有一些高级将领是他留日时的同学，如果他留在武汉，也不会有人伤害他。李书城拒绝了这种劝说，他说，我宁愿去摆拆字摊，也不愿留下来当亡国奴，更不能充当无耻的汉奸。他随政府迁到恩施，任省银行董监会常务监察，从理财入手恢复鄂西经济，支援前方抗战。解放前在解放武汉的日子里
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武汉建立地下交通站，并发起组织“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为武汉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李书城随省政府迁回武汉。当时中共南方局从武汉地区的工作重要性和那里党组织活动中断的情况出发，派李声簧（李汉俊之子、李书城之侄）和赵忍安两个到武汉重建党的组织，重新开辟工作。李声簧住在伯父李书城家中，赵忍安到汉口和成银行当经理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他们的任务是在武汉建立交通站，向党中央和南方局递送情报，接待来往的工作人中。他们的工作得到李书城全力支持。
1949年1月，李书城在武汉发起组织“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并以该会常务干事的身份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北上河南解放区，拜会了陈毅、刘伯承两位将军。近一个月的访问，他为解放区繁荣兴旺的景象和生动感人的军民关系所触动，返回武汉后，不顾国民党反动派和恐吓和威胁，多次在集会上宣讲解放区的情况，粉碎了敌人“共产共妻”的谣言，宣传了解放区的大好形势。
渡江战役打响前夕，李书城又动员各界人士组织成立了“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他四处奔走，大力活动，有效地阻止了敌人逃跑时对水厂、电厂和全市交通设施、工厂设备等的破坏。解放后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心尽力
新中国建立后，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他不负重托，工作出色。他身在北京，心系故乡，关注着故乡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关心故乡的教育事业。
1949年9月21日，受毛泽东主席邀请，李书城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经周总经理提议，任命他为农业部部长。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既首当其冲，又困难重重。李书城不顾自己年近古稀，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有关农业政策，学习农业技术知识，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工作出色，受到党和人民的好评。
1956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的李书城回到家乡潜江视察，了解家乡的革命和建设。他看到了家乡巨大的变化，在县招待所听了当地领导汇报情况后说：“我作为家乡的一员，应该感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再次证明了共产党领导有方，人民力量伟大。”
1963年3月，李书城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二次回家乡视察。这次回乡，他专门安排时间去看望了城南中学（现潜江中学）的师生们，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观看同学们做完广播体操后，又亲自为师生们表演了一套太极拳示范，还为城南中学圈定了校园用地。
1965年8月23日，李书城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他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陈列室。
相关事件：辛亥革命
历史给黄兴戴上“无役不败”的帽子
其实在关键的辛亥革命武汉三镇的战斗，黄兴完全可以坚持到胜利，一举摘下常败将军帽子。武汉起义半月后，黄兴来到武汉，受到武汉军民热烈欢迎，武昌军政府派人高举“黄兴到”的号旗，遍示武汉三镇，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老百姓都是支持革命的）。黎元洪还设坛拜将……但是黄兴用了李书城为参谋长，作出错误的战略计划，致使进攻汉口失败，之后汉阳也失守。李书城在1949年后任农业部长，有关他的失误无人无书有忆。但是他自已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承认说：“这次进攻汉口的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些夸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份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尽不可失的……”
当时的情况不如由参加辛亥老人来回忆。
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尹呈辅
“武昌自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后，社会秩序粗定，市面亦渐复常态，此时最聚要者即为革命工作之展开。据我们所知：第一是临时组织了庞大的都督府，分派各部门的负责人，我们只知道孙武是军事上的负责人，其它的我们全然不知。其次就是临时大招新兵；此时武汉完全受了革命气氛所笼罩，人民意气奋发，尤其那些苦力壮丁，如拉车的车夫，当时在武汉三镇即不下十万人，因此一呼之下，他们尽变了新兵。武汉的军用物资，甚为充足，历来就是军需工业的供给之区，汉阳兵工厂及军械库均为贮蓄枪弹之所，据闻存枪不下数万枝，子弹存量之多，为任何地方所不及……”
为什么会放弃汉阳？——是李书城的主张。
万耀煌回忆：（此人历任各级国军军官，抗战胜利后任湖北省主席。赴台后主持革命实践研究院。）
我在罗家墩参谋处看到作战命令，判断此役不易成功，因为我明了双方的实力，对方四、六两镇是北洋久经训练的劲旅。每镇有七座的五野炮两营二母营三队，每队四门，共二十四门，另过山炮十二门，两镇合计有野炮四十八门，过山炮二十四门，据说禁卫军最新管退野战炮八门也已经调来，总共八十门炮布置于汉口狭小地区，火力自然很强，两镇共有八个标，每标配有最新式的三八式机关枪六挺。除了优势的火力外，尚有有利的防御地形，左凭长江襄河，右凭后湖，前据张公堤，除守桥口外，凭借张公堤狭小正面，可节省大量兵力。再者，清军在汉口打仗，退却是不可能的，若不投降，则非打硬仗不可。而相反的，我方的情形则是兵少，火力弱……依照作战命令规定行进的道路只有一条，渡河的浮桥又系民船及跳板搭成的，再加天雨路滑，军队行进迟缓，原命令要二十六日午后五时三十分到达锅匠山东北花园附近，六时以后要到博学书院，天好都不可能赶到……不知总司令作如何处置。我约张伯常去见总司令，克强先生在一间很小的民房中，房内煤油灯一盏，他坐在一把竹椅子里打瞌睡，李筱垣与日人大元及另一日人共坐在一条板櫈上指划着地图，研究敌我情势，待了多一会，晓垣推醒克强先生说：必须退却。克强先生睡眼惺忪，连忙说：「决心退却，决心退却!」我说：「此时说进攻是不可能，退却也不可以，重新部署，就地防御，怎么样?」晓垣只瞪着我不发一言，克强先生也不作答，我认为退却比进攻还危险，我们所依靠的全凭一股革命排满的浩然之气，军队经一日一夜的行军已经饥饿而且疲劳，原来的那股气已经消了一半，若不战就退，那更要气衰力竭了。如果就地防御，将部队略加调整，气势或可重振，然后再看情形决定下一步行动，总司令既已经下定决心，我也就不便再说话了……”
以后黄兴就决定放弃了汉阳。此时汉阳还有革命军在拼命。如参加过镇南关、黄花冈起义的马超俊在《 北援武昌首义作战述畧》里说：“……我临危受命，死守待援，哪知从初五日战至初八日，未见援军，部队死伤大半，弹尽粮绝，分队长严兆聪、马福麟均阵亡，我亦负伤，北军占领龟山，革命军已放弃汉阳，退守武昌，闻黄克强已离汉赴沪，众感不平。我决定率部突围，夺小艇十余只……”
为什么黄兴已离汉赴沪呢。万耀煌在回忆中说：黄兴“最后说：‘我决心放弃汉阳，请都督放弃武昌先退至九江再攻南京，等攻下南京后再回头收复武昌。’这种意见使大家大吃一惊，惹起了全场不满。海军学生范瀛槎（腾霄）首先表示反对，慷慨激昂，力辟弃守武昌为非计，大意说，武昌为首义之名城，居长江上游，控南北交通枢纽，为全国精神之所寄，武昌若失，各省震动，必会土崩瓦解。虽欲卷土重来，有谁肯响应来援助我们，事情已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誓死要和武昌城共存亡。最不客气的是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他愤怒的大声说：‘武昌是我们举义的地方，我们要和武昌城共存亡，倘有敢再言弃武昌的，就杀他的头。’羣情激动……”
之后，黄兴就于离开武昌到上海去了，次日参谋长李书城也不告而辞。李在回忆文章里说：“我们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汤化龙和万声扬提议：我们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请假，应该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争强好辩的人，他道：‘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种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电文由胡瑞霖起草发出。”令人不齿的是，此时武昌革命党人正在血与火中死守，誓与武昌共存亡。章太炎后来知道这情况，在给友人的信上把黄兴称作“逃帅”……
天下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汉阳既失，武昌情势混乱，后来假设无停战之事，武昌能守否?”
万耀煌答：“武昌倚恃长江天坚，易守难攻，再加海军完全在我们这一边，青山以下的江面由海军防守，赣军由仓子埠威胁敌后，青山以上有各国租界，敌不能通过，武昌城临江边，强行渡江登岸，殊非易事，自白河洲到金口的一段由我主力防守，牌洲、新滩口由长江水师驻守，上下可保无虞。湘桂援军正在来鄂途中，只要坚守几天，援军即可赶到。况武昌守城士气高昂，虽无停战之议，亦可保无虞。而清军负责进攻的将领，在当时奏折中，已说明无力攻取武昌，再从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电中，更可见彼和冯国璋之意见纷歧，盖其兵力俱不足以攻击革命军也。”
其实辛亥革命之役，李书城仅使黄兴个人名义受损而已。以后，李书城使黄兴犯下一桩对天下人的大错。
辛亥之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李书城强烈主张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有鉴于革命不完全的，多位革命党人坚持南京一定要设革命军留守机关，统领辛亥革命大军，以制约袁世凯。在此坚持下，南京设立了“南京留守府”，以黄兴任留守府的留守，李书城任总参议。管理十几万革命军队。而由于军队军饷开支困难，李书城就极力怂恿黄兴撤消南京留守处，裁剪革命大军。其实哪支军队都时有军饷问题，应该想尽一切方法筹措，（当时有枪实是比较好筹款），拼命催促袁世凯或各地政府出资等。实则李嫌军队留守没有油水，极力想让黄兴谋到一个富庶省份的实缺，自已也顺风搭船。终于让他计谋得手，庞大的革命军竟裁得只剩一个师，革命军第八师，留守南京，制约百万雄狮的袁世凯政府，不是书生搞笑吗？
没两年，袁的狼子野心暴露，复辟帝制。孙中山要二次革命，讨袁，仅有第八师。第八师不愿打，师长王孝缜（日本士官生，李书城的同学——不过，李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不是选派的，而是冒名顶替的。也就是他没学到多少军事和兵法）说：不要现眼啦，就这么一师人……孙中山的空头军事将领都指责不该裁兵过多。孙中山只得任命一些空头讨贼总司令。后来，袁世凯的部队来打南京革命城了，第八师师长不愿守，认为必败。此时，第八师的下级官兵们坚决要守，誓死保卫革命成果，保卫南京城。第八师一大部分兵力都是广西北上援鄂的革命军……最后，第八师的官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没有投降的。
这是李书城对天下人的犯罪。当然袁世凯终将逆天而亡……
李书城是如何解释此事的呢？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某日，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正在看外国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天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产，我再告诉你。’……以后，黄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李书城又说“黄先生经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事，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由于军费紧张，“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某夜，江西军所部突然哗变，后平息。我想到，在兵多而无饷的情形下，黄先生与其担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个江苏省的都督，可以有丰富的财源。”李书城正拟向黄兴建议，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李书城写道：“我感觉到出路已穷，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负一天危险的责任。”李书城即商请黄兴从速结束留守府……终于黄兴决定撤消留守府，并大力裁军，只留下第八师。李书城并定出一个限期裁遣，饷项包干的办法，这样各师都尽快地裁遣。正当各师大力裁兵的时候，第八师的急忙从他师被裁的士兵中，挑选精锐来补充自已的队伍。李书城竟然忍痛将这样作的第八师团长何遂——辛亥革命元勋撤职，以免有碍裁兵的顺利进行。第八师不同意，要他收回撤职之命，他坚持。这样，十几万革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解散了。
更可怜的，这些人中间有很多原是职业军人，参加了推翻满清的革命，出生入死，最后只落得失业遣散回乡。
有些伤残军人没活路，只有到辛亥革命纪念碑前去哭。
革命军解散后的几个月，1913年3月，袁世凯就肆无忌惮地暗杀了宋教仁。当黄兴再让第八师及其它省份革命军出兵讨袁时，无不叫苦连连。李书城在回忆中写道：“他们都说第八师缺额尚多……责备我在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
黄兴遇人不淑也。命也。
生平二三事
青年时期投身民主革命李书城自幼跟随父亲读书，16岁考中秀才，调湖北经心书院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他与著名反清将领吴禄贞结为兄弟并成为挚友。因其在晚清立宪运动中鼓吹革命，湖北当局深感留之恐酿成巨患，杀之又未有罪名，于是欲把他送到海外留学。1902年5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李书城以湖北官费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同时入学者有黄兴等30人，同班上课的有浙籍学生鲁迅等。
李书城观海外之文化，念故国之沦胥，立下救国救民之志。为寻求真理，他广泛涉猎宣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在湖北早期留日学生，兴中会会员程家柽、刘成禺的影响下，阅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以及顾炎武、黄黎洲等人的著述。1902年秋，在东京竹枝园与孙中山会面，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
他与刘成禺、蓝天蔚、张继煦等人组织“湖北同乡会”，写了《潜江李书城与友人书》，在东京印刷成单行本寄往国内散发，宣传爱国反帝、反清的思想。他在留学生中组织“湖北学生界社”，1903年1月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将其与《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新湖南》等革命文论大量运往国内。
1903年春，沙俄进兵东北，拒不从东北撤兵，留东学生闻之大愤。李书城与钮永建、林獬等号召留学生共商对策，组成拒俄义勇队，并改名学生军。不久，学生军更名军国民教育会，会员有李书城、钮永建、黄兴、陈天华等170余人。同年10月，又与黄兴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宣传民主革命及民族独立。他与刘成禺、冯自由等于东京宴请孙中山，孙中山说：“在座多帝王后裔，禺生可称刘汉，晓园可称李唐，我则吴大帝也！”李书城至此以“李唐”为笔名，对封建旧制度作无情讨伐。
之后大家一致推举李书城、黄兴等自日本东京回国分省起义。李书城成立著名的武昌花园山反清革命活动机关，主要成员有先期留学日本回国的吴禄贞等。在花园山机关，李书城秘密联络新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将革命书籍以及李书城在日本东京所办的《湖北学生界》等革命书刊秘密传入湖北，广为散发。他还从日本购回幻灯机，借放映幻灯会宣传进步思想。
花园山机关的革命活动，被张之洞侦知。为釜底抽薪，防止事变，张之洞将李书城等分别派遣出使德国、比利时和日本，以图分散已聚集武昌的革命骨干力量。1904年初，李书城二次东渡日本，以“丁人俊”之名顶名入振武学校，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筹备和组织同盟会积极反清1905年7月，李书城与孙中山见面后，当即商议组织革命大同盟之事。至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他自始至终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的工作，孙中山对他出色的工作十分赞赏。李书城在陆军士官学生同盟会员中组织“丈夫团”，作为反清敢死队秘密回国。“丈夫团”成员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黄郛、尹昌衡、张凤翙等许多晚清及民国的铁血将领。辛亥武昌起义后，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
1908年10月，李书城以优异成绩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邀，去桂林任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同时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叶琪、李品仙、夏威、廖磊等，都是李书城主持广西陆军小学堂时培养出来的学生。
1909年2月，李书城接受好友吴禄贞推荐，担任清政府军咨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开始运筹举兵反清的“中央革命”计划。他积极联络驻防北京南口的张绍曾、蓝天蔚部相机起义，以形成南北夹攻、直取北京、捣毁清廷老巢之势，并且成功谋取了反清志士吴禄贞出任陆军第六镇统制之职。武昌首义前，许多革命者潜入新军，如张难先、李六如、蒋翊武、刘静庵、江炳灵、朱元成、熊十力、胡瑛等，都是李书城亲自推荐的。这批骨干都成为策反新军的先驱。李书城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声名显赫，被誉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是与孙中山并驾齐驱、拥有崇高声望的大元帅黄兴的密友和第一助手。在武昌首义和此后的日日夜夜，李书城与黄兴同铺而卧，同桌而食，同在一条战壕里指挥作战。参加讨袁运动与护法战争1912年1月，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李书城受黄兴委托主持陆军部组阁。
1913年3月，袁世凯策划刺杀宋教仁。李书城为免遭袁氏毒手，急忙离京赴沪，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会商处置宋案对策。随后与李根源、张孝淮潜赴南京，发动第八师起兵讨袁，“二次革命”起。此次起兵未遂后，又在宁沪方面发动讨袁战斗。由于讨袁失利，李书城被袁世凯列为“宁沪之乱”“执重要事务”的首犯，在全国悬赏两万元通缉，随后李流亡日本。
1914年7月，李书城与黄兴赴美考察。1915年底，李书城受黄兴委托回国筹备讨袁。次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各界唾骂声中忧郁而亡，李书城出任新任大总统黎元洪顾问，并与孙中山会合。
李书城积极参加孙中山反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撕毁约法而发动的护法战争。1917年9月，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李书城任护国军总司令，并兼湘西防务督办。1918年，又担任孙中山广州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22年，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李书城受孙中山委派，再度担任总统府顾问和国务院参议。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起，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暂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李书城任摄政内阁陆军总长。此间，还约李大钊在家中会面，受李大钊之托向冯玉祥转达中共的意图。11月5日，李书城支持鹿仲麟率军队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皇宫，彻底清除封建余孽。他还竭力支持冯玉祥急电孙中山北上，共商国家大计，早日实现南北统一。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李书城以其崇高的政治声望和军事、军学前辈资历，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反对蒋介石独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公开实行“分共”“清党”活动。李书城在“清党”中拒不重新登记，从而退出国民党。因中共一大在李书城的家里召开，奉蒋介石之命，鄂省国民党军阀于12月18日将李书城软禁了100余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一直站在反独裁一方面，历次的反蒋战争，他都参与幕后策划。1929年3月，蒋桂战争发生，唐生智邀请李书城出任唐军总参议，联合阎锡山、冯玉祥一同反对蒋介石。5月，蒋、冯战争发生，李书城赴山西说服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6月，又赴陕西，劝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反蒋。7月，冯到山西后，遭阎锡山软禁，李书城陪冯玉祥一道“坐监”。1930年，李书城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与各反蒋力量聚集太原，策划中原大战，并担任国民党反蒋派“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顾问，参与指挥中原大战。
阎、冯兵败后的1932年1月，李书城以其资望，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聘请，为“国难会议”会员。同年夏，应其学生、湖北省主席夏斗寅之邀，回鄂复任建设厅长。同年，蒋介石亲自指挥国民党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正酣之时，李书城因拒不批准修筑从武昌通往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青山的公路，被撤去建设厅长职务，改任民政厅长。不久，又由于反对在湖北实行蒋介石极力推行的保甲连坐制度，被新任省政府主席张群免去民政厅长之职，变成空头省政府委员。支持胞弟李汉俊担任中共早期的主要领袖李汉俊是李书城的胞弟，是中共早期的主要领袖。他生于1890年，14岁时，在爱国将领吴禄贞资助下，往日本求学，入东京法国教会学校读书。升入高等学校后，改为清政府官费学生，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在日本，他结识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师生情谊，与日俱增。在河上肇的影响下，李汉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李汉俊学成归来，给李书城带来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使得李书城更加坚定了支持胞弟建立共产党的信念。李汉俊对李书城十分尊敬，每次吃饭，兄弟俩都要并排而坐，边吃边谈。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中国的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在中华的传播。李汉俊认为，要改变中国国情首先得革命，而要革命就得组织一个政党，于是全身心投入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李汉俊的心思，得到了李书城的全力支持。李汉俊为开展革命活动，对外往来几乎每天都不断，其中还有白皮肤、高鼻梁的外国人。客人少时在汉俊的房间里，人多时就在楼下的饭厅围着桌子聚会。李书城对此加以保护，叮嘱李汉俊一定小声交谈，不要惊动邻里，惹起外人的注意。汉俊和他的同事们听后都十分感动。李书城还让全家（包括卫士、厨师、管家及妻子、女儿等）全体为会议服务，严守秘密，保卫会议安全，做到事先有所警惕。
李书城以举家之财力支持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他本人戎马半生，为政清廉，没有多少积蓄，因此，全家日常生活量入为出，十分节俭。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早期中共组织活动，李汉俊将自己作为教授的全部收入拿出来后，他的生活及子女抚养的全部用度都是由李书城供给的。为节省开支，李书城把三益里的大房子换成小一些的贝勒路树德里106号(即现在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馆址)，家中陈设也极其简单，除几件必备桌椅、床櫈外，甚至连洗脸架都没有。
李汉俊从日本回国之初，在上海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还得到了李书城的前妻甘世瑜在经济上的资助。李书城的夫人甘世瑜是清末进士、著名地方史志专家甘鹏云之女。为资助李汉俊早期建党活动，她不惜变卖家中自藏书画作品，换作革命活动经费。为中共建党提供活动场所中共建党之初，亟待建立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以推进革命运动。李书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寓所，变成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使党的活动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不断展开。
李汉俊就是以李公馆为中心，向国内传输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并且展开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的。1920年2月，李汉俊担任《星期评论》的编辑，这份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海外共产主义者联系的窗口。李汉俊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与译文达38篇之多，这些工作都是在李公馆进行的。
同年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落户上海，该刊即随迁沪上，陈独秀与李汉俊经常在李书城寓所中探讨建党事宜。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到北京，后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魏金斯基来沪后的大量革命活动是在李书城家中进行的。7月，为举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积极分子会议，陈独秀、李汉俊等频繁活动于李书城寓所。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李汉俊和在上海的陈独秀、沈玄庐以及北京方面的李大钊，以李书城和陈独秀寓所为活动场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并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于上海。
8月15日，临时中央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工人阶级的刊物《劳动界》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李汉俊担任主编。李书城寓所实际上成为周刊编辑室，周刊的大部分撰文和编辑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8月22日，经李汉俊参与发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6号李书城寓所正式成立，接着又成立了外国语学社(设在李书城寓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与此同时，中共的第一个党纲也是在李书城寓所形成的。此间《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大多在李书城的寓所进行。李汉俊在此还翻译了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了《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吗?》等文章。
李汉俊在上海李书城寓所中，还开展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工作，对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和统一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发起和组织作用。例如，湖南是李汉俊等发出函约后开始筹建党的工作的；湖北共产党组织是李汉俊写信致董必武后建立起来的。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受列宁委派到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见面，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党组织。李汉俊负责筹备建立，在李书城寓所，他发出了寄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组织的信函，通知各派两名党员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夏，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15人，发起编辑《新时代丛书》，李公馆就是丛书的公开通讯处。
据不完全统计，自1919年到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李汉俊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就发表了90余篇译文和文章，而这些中共党的重要文论，基本上都是在李书城寓所中撰写的。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校对；李达翻译《唯物史观》得到李汉俊热情帮助，而这些重要活动，也大多是在李书城家中进行的，直至中共一大在李书城公馆召开。李书城是与中共长期合作共事的朋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书城在上海的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李书城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声望掩护了中共早期组织的革命活动。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作出积极贡献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书城之侄李声簧（中共党员）与他建立联系。1946年3月，中共武汉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曾惇也由李书城妥善安排，在他的随员周惠年家里隐蔽展开工作。他不参加伪国大的竞选，也不投蒋介石的票，董必武极为赞赏，说李书城“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
1948年，李书城领导发起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敦促白崇禧与中共和谈，逼迫蒋介石下野，后赴湖南劝说老学弟程潜起义，给予蒋介石、白崇禧之流以有力打击。并且，他还秘密前往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进行了关于和平解放湖北的谈判。
1949年，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奔走呼号，在武汉权力真空时期，担当维护政治秩序的重任。同年1月，湖北省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成立，李书城被推选为主席团总主席。他以国民党元老和白崇禧老师的身份杖击白氏，并力阻白崇禧大破坏计划成功。5月，武汉解放，李书城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军管会高级参议。此间他接到毛泽东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之后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李书城登上天安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9日，李书城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1950年2月，中央成立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委员，薄一波、李书城、谢觉哉、傅作义任副主任委员。1954年2月，李书城任“抗美援朝总会”常委；9月，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65年8月26日，李书城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3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