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蚁美厚
生平简介
童年遭遇蚁美厚先生于1909年11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南畔洲一个贫农家庭。父亲蚁仲居，母亲陈乖。蚁美厚先生原名美扬，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由于贫困，全家常以番薯度日。寒冬腊月，年幼的美扬依然打着赤脚。　　
旧社会农村封建势力猖獗横行，美扬家不但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压榨，而且常遭乡间大姓、村里强房欺凌。有一次，美扬往田头送番薯汤给父亲解渴充饥，刚走到村前就被绰号“半流氓”的强房男孩按倒在地，痛打一番，扬长而去。母亲得悉美扬又挨揍了，不禁簌簌泪下她以怜悯的目光对着美扬孱弱的身体，然后伸出颤抖的双手抚摸其红一块、青一块的鳞伤，悲切地说：“儿啊！你今后出门可要留神，若见到那个‘半流氓’或大姓欺人，就要赶快避开或跑回家，免得皮肉受苦，为娘心疼呵！”此后，母亲把家中鸡蛋储存起来，每周给小美扬煮两次鸡蛋粥吃，算是穷人家的上等补品了。
过去南畔洲以产菜头（萝卜）和菜籽闻名海内外，但由于南畔洲是个小村落，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旧社会，南畔洲地里的菜头常被周围大乡的恶人拔走，使农民不仅白流汗水，还贴了菜种和肥料，只得眼睁睁地蹲在菜园边痛哭，故俗云：“南畔洲菜头痛堀（坑）！” 
至于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在旧社会更是司空见惯。童年时代的穷苦家境和辛酸遭遇，在小美扬的心灵上引起阵阵冲击，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强食”的恶势力，逐步形成勤奋、耿直和富于正义感的品格。在第二故乡1922年冬，旅泰著名侨领蚁光炎回故乡南畔洲省亲及办公益事业。在巡视私塾时，他要塾师介绍一个忠厚老实的学童给他的亡兄蚁允照做义子（蚁允照全家在1922年八二海风灾中都被淹死）。塾师指着美扬说：“这个孩子老实、厚道。”老华侨蚁光炎走到这个衣着朴素的穷孩子跟前，对他仔细端详，见其纯朴、憨直，心里已有几分喜欢；老华侨又通过各方面了解，证实美扬确系一个老实、厚道和聪颖的穷孩子，遂认为“孺子可教也。”经过同族长商量和向其家长征求意见，老华侨蚁光炎终于认领美扬为义侄，并对他说：“好，从今天起，我就认你做子，给你起一个名字，就叫美厚吧广勉以勤学、美德、老实、厚道。最后，老华侨蚁光炎又对这个新认领的侄儿说：“你在家乡努力再读几年书，课余劳动，多吃点苦，等你长大，才掠（带）你去泰国做牛（牛马精神、艰苦奋斗之意）。” 
1925年春，年满16岁的美厚被接到泰京曼谷。叔父蚁光炎要义侄从学徒、勤杂做起，接受老华侨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和实际锻炼，白天工作是扫地、倒痰盂、跑腿、抄帐和干粗活，晚上学泰文。当时，给美厚每月只发工资5铢，叔父还对他笑着说：“我初来暹罗当苦力，每月的工资只有2铢，你现在每月的工资，比我初来暹罗还高出350保升哩，年青人要多吃苦、多磨炼，日后才会有出息嘛！”这时，蚁美厚才开终明白当初叔父所说“掠你去暹罗做牛”的全部含义和真正用意。往后，蚁美厚才慢慢跟着叔父学会经商办事，参加中泰各种社交活动。
1936年，蚁光炎先生当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还兼许多社团的重要职位，如泰华最高慈善机构——报德善堂董事长，曼谷华侨医院董事长，泰国潮州会馆常委兼财政，曼谷中华中学、新民学校、中声学校、树入学校、俊才夜校校董会主席，等等，公私事务，十分繁忙。这时蚁美厚也开始成为叔父蚁光炎的重要助手，叔父让他掌管光兴利船务公司的财政，往后，叔父又让他担任光兴利船务公司经理。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的噩耗传到曼谷侨社，椰风哀号，湄水翻泣。由泰华进步文教团体发起的悼念鲁迅先生大会，得到蚁美厚的叔父、泰国中华总商主席蚁光炎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的响应。悼念大会就在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光华堂召开，并且免收租金。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还有泰华进步文教团体的代表许宜陶、许煜、许侠等。蚁美厚先生对召开悼念鲁迅先生大会也很关心，曾亲临会场协助检查准备工作。举行大会的当天，曼谷很多华侨社团都有负责人和代表前来参加大会，光华堂里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肃立的人群。大会的气氛既悲痛又热烈。当时会场有这样的挽联：“大地有阿Q”！“何时灭狂人”?表达了具有爱国正义感的泰国侨胞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不抵抗政策的愤懑和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蚁美厚先生即参加“旅泰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积极向侨众和侨社上层分子宣传团结对敌、一致抗日的救国道理，协助蚁光炎主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将其叔父募得部分捐款和抗战物资设法送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当时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也是通过蚁美厚先生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联系的。
对国内来泰宣传抗日和募捐的人员，蚁美厚先生总是协助蚁光炎给予热情的接待，并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例如，1938年初，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到泰国看望华侨和宣传抗战，就是由蚁光炎主席等亲自接她到蚊宅居住，并派人陪她到各埠府同侨胞们开座谈会。蚁美厚先生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黄兴夫人交谈，从而获得一些教益。
1938年春夏间，广东省军政长官余汉谋、吴铁城派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各地，向华侨传达广东抗日情况，鼓励侨胞输财购买飞机，也得到蚁光炎主席的响应和支持。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和随行记者梁若麈离开泰国时，蚁光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希望祖国各方面团结抗战，不能对敌妥协投降。”表明蚁美厚的叔父蚁光炎是多么深明大义、关心国共的合作抗日。蚁美厚先生由于长期在其叔父身边工作，受到了爱国主义的薰陶，为他日后继承叔父爱国遗志奠下思想基础。
《暹京时报》于1937年11月1日创刊（1938年12月26日改为《暹京新时报》），李一新任社长，杨伟新任总编辑，朱梦熊任督印人，资金由李一新负责筹措。《时报》配合中国七七抗战，每天刊载抗日电迅，报纸销数很快增加到五六千份。从1938年3月7日起，《时报》改用黄兴夫人徐宗汉所书《暹京时报》报头，同日起每天在报纸头版左角刊出以中国抗战及国际时事为题材的漫画一幅，颇具特色。《时报》或《新时报》的经费发生困难时，屡次都能得到蚁美厚先生的资助，当时找蚁美厚先生帮忙的，就是该报社长李一新，可说“有求必应”。通过这一事例，足见蚁美厚先生当年对宣传抗日救国之热心行动。
1938年秋，泰国爱国侨领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等为宣传中泰文化、促进中泰亲善、团结华侨和宣传抗日，计划创办报馆。这时曾在祖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其雄先生，也认为要在远离祖国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动华侨抗日救国，非宣传不能成功。于是他就向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五位爱国侨领建议，并获得全力支持，于 1938年10月1日创办《中国报》（它的姊妹报是《中原报》）于泰京曼谷演说街。而上述五位侨领的代表人也就是《中国报》的五位股东，侨领陈景川的代表人是其弟陈恒奎，侨领廖公圃的代表人是其妻舅李其雄，侨领郑子彬的代表人是其子郑午楼，侨领蚁光炎的代表人是其侄蚁美厚，侨领余子亮的代表人是其堂侄余卓燊。《中国报》就是以陈恒奎、李其雄、郑午楼、蚁美厚、余卓桑五位代表人为股东，而由法律顾问陈绎如向泰国政府登记注册备案的。　　
《中国报》编辑部拥有一批名记者和报界资深的编辑人员，堪称阵容强大。社长初时是陈恒奎，不久改由李其雄担任社长，李其雄还兼任《中国报》的总编辑和督印人，他是《中国报》的实际负责人。
《中国报》每日出版报纸四大张，分为午版三大张，早版一大张，如遇重要战讯，则随时刊出号外，此外，每逢星期日，还出版16开本《中国周刊》。《中国报》出版后不久，增刊《中原报》一大张，以代替《中国报》早报，这种姐妹报是适应泰华报纸的实际需要，以防万一发生意外，即可以另一报名顶替，继续出版。《中国报》在为正义呼吁，提醒侨胞警觉，宣传抗日救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深受侨胞的赞扬。1939年8月，《中国报》和其他八家华文报皆被当地政府查封，仅有《中国报》的姐妹报－－《中原报》获准继续出版，这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唯一华文报，同时也是泰国政府对华侨传达政令的唯一报纸。此报一直坚持到日军在曼谷登陆，才被迫停刊。继承叔父遗志1939年11月21日晚11时，蚁美厚先生象往常一样，在曼谷素里翁路蚁宅等待叔父回家，准备向他汇报当天业务和社团工作，突然从中央医院打来特急电话，说“蚁光炎主席遇刺身亡！”这一有如晴天霹雳的噩耗，使蚁美厚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当蚁美厚得悉叔父蚁光炎是被日伪指使的凶手暗杀之后，默默地站在蚁光炎的遗像面前立誓：“阿厚坚决继承叔父的爱国遗志，踏着您老人家的血迹前进，继续从事和努力完成叔父未竟的各项事业，以慰叔父在天之灵！”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是一位可嘉可敬的爱国侨领。抗日战争初期，凡是接触过蚁光炎的国内外人士和当地侨众，无不为他的这样一句话所激动：“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1938年秋，蚁光炎考虑到祖国人民正在抗战，中国西南运输线（尤其是滇缅公路）的重要，他遂带头捐献几部汽车，并发动华侨司机和机修工到西南运输抗日物资，支援祖国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蚁光炎主席曾委托翁向东先生运送两部救护车和大量药品交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也曾委托李其雄先生携带捐款和运送抗日物资交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并多次通过曼谷广东省银行汇巨款到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转交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人，表达他老人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1939年?月，蚁光炎主席来港，亲自把一些抗日物资和捐款交到廖承志办事处，并与何香凝、廖承志亲切会晤，商谈抗日大事。对于这次会晤，蚁光炎感到十分兴奋，使他大大增强对持久战和抗日必胜的信念，返泰后他一再对蚁美厚和其他爱国进步侨领提起这件事。
1939年8月，蚁光炎主席离港飞渝，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加强抗战，开发西南”的建议，并交纳个人献金2万，作为抗日军费。事毕，他又亲自到四川、云南各地考察实业和当地生产状况，并另派姚万达滑西南公路经贵阳、桂林等地考察，以便劝导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开发，增强抗战实力。作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蚁光炎带头在云南边境的佛海投资兴建一个垦殖场，第一期的建场费为10万元，这笔款由其侄儿蚁美厚陆续付去。当时由蚁光炎主席先后委派到佛海考察和办场的人员有：罗汉、林子云、李一新、蚁昭佑等人。
蚁光炎主席这次回国，行程迢迢，历时五个月，备极辛劳，于1939年l0月初才返抵泰京。蚁光炎回国归来，风尘仆仆，十分疲惫，且患眼疾，但他一想起国难当头，赤子报国刻不容缓，便不顾疲惫和眼痛，满腔热情地向中华总商会和侨胞们宣传抗战必胜的信念，提倡回国投资，开发西南，加强华侨爱国大团结。
据约略统计，蚁光炎主席在遇难之前，仅发动侨胞及其个人送交重庆国民政府的救国捐款就达600万元以上，加上秘密推销救国公债和捐献大批抗日物资，那数量就更多了。众所周知，蚁光炎还曾多次以巨款和物资支持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
由于蚁光炎是坚决抗日的爱国侨领，开始他即以“反抗侵略，全力救亡”为号召，在泰国华侨的各项爱国运动中，作出巨大的贡献，故他在侨居国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他也就成为欲以泰国为“南进”根据地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眼中钉、肉中刺。蚁光炎刚从祖国回到曼谷的时候，日伪就派汉奸陈春木找他“谈判”，说什么“只要蚁先生肯放弃抗日主张及行动，马上就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 日后皇军开进暹罗，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特权和专利……”并对蚁光炎发出“如不答应则后果自负”的通牒。但蚁光炎先生既无所动，亦无所惧，当场把陈春木痛斥一番，然后把他赶走。表现了海外赤子抗敌御侮的坚强决心和忠贞不二的民族气节。
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不成，于是日本暗设在曼谷的特务机关加紧布置汉奸着手杀害蚁光炎。往后，风声越来越紧，形势更加险恶。当时有些爱国进步人士要蚁美厚先生转告其叔父：“因为先生带头抗日，触犯日寇‘南进’利益，他们会派汉奸和指使凶手下毒手，今后应尽量少出门，特别晚间不要外出。”蚁光炎答曰：“怕什么！我一心报国，没有得罪人，也为侨社做了大量事情。阿厚，你不是看我每天清早身上带的钱（几百铢到一、二千铢），晚上回家都没剩，还不是帮助有困难的人吗?”蚁美厚说：“叔父，您是爱国领袖，在侨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事，您坚决抗日救国，凶残的日寇岂会轻易放过您．还是小心为上策。”蚁光炎坦然曰：“若为国家民族之事，则何处非险地，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祖国在危难中，我岂敢以性命自私乎?严正气凛然。蚁光炎先生这种献身抗战、虽死不辞的爱国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蚁光炎遇刺后，蚁美厚先生被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并兼任其他社团的职位（如泰华报德善堂董事，曼谷华侨医院董事，泰国潮州会馆执行委员，泰国澄海同乡会理事。等等）。蚁美厚先生一方面继续与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另方面努力协助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促进中泰友好、做好团结华侨工商业者的工作和继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蚁美厚先生有一位叫做陈子谷的亲戚。陈子谷，原名年裕，1916年出生广东省南澳岛一个贫苦渔民的家庭，一岁时被卖给泰京三聘泰来堂药行头家（老板）做继子，13岁回国升学，18岁在北平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岁东渡日本留学，21岁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22岁开始在新四军军部工作。1939年，陈子谷的祖父（泰京三聘泰来堂的老头家陈峥嵘）病逝，泰来堂产业的托管人陈成瀛通知陈子谷返泰继承遗产（陈子谷的养父已逝世多年）。当时，正值新四军缺乏经费，新四军军部遂决定利用陈子谷赴泰继承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为新四军筹集经费。1940年初，陈子谷抵泰，曾在曼谷耀华力路香海酒楼举行小型座谈会，介绍新四军抗日情况，得到与会爱国侨胞的支持，纷纷解囊捐钱给新四军。蚁美厚先生因为是陈子谷的亲戚，两人私下见面，陈子谷对蚁美厚先生说：“新四军在皖南前线浴血抗日，很需要医药，天冷还需要御寒衣物，您就捐献医药、卫生衣和其他衣物吧。”蚁美厚先生由于与抗日进步力量有密切的联系和接触，对新四军多少有些了解，他就捐一笔钱委托陈子谷到香港购买药品、卫生衣和其他衣物赠送新四军。
陈子谷把募集到的捐款和大部分遗产（小部分遗产留给庶母）从曼谷广东省银行汇到香港，作为新四军购买医药、冬衣和军用物的经费。陈子谷从香港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称赞他是“视富贵如浮云的爱国赤子”，并通报全军表扬。此后，担任“东南华侨联合会”主席的陈子谷还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新四军。50年代初期，主管外事门的陈毅副总理在北京的一次报告会上，回顾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热情支援，称赞“华侨真是难得”，“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很大。” 
蚁美厚先生为了纪念叔父蚁光炎为国捐躯，曾与新加坡《南洋学报》编辑部联系，在《南洋学报》刊载有关泰国中华总商会故主席蚁光炎的纪念文章，并拿出一笔钱给《南洋学报》作为出版经费。1941年9月发行的《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三辑）刊登了3篇纪念蚁光炎先生的文章：张兰臣：《蚁光炎先生家传》；汤伯器：《蚁光炎先生被害始末》；吴敬恒：《蚁光炎先生墓表》。蚁美厚本来还准备拿出一笔钱在几年内刊印一套中泰文化丛书，并已联系好了，这项计划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都有报道。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出版中泰文化丛书的计划无法实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曼谷登陆，蚁美厚先生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泰国中华总商会法律顾问陈绎如等人一同避入素攀，拒绝与日军合作。后来，局势比较稳定，他们才从素攀返回曼谷。回到曼谷以后，蚁美厚即与地下抗日进步力量进行联系，保持经常的接触。
为了抵制日军随便征用驳船运载军事物资和粮食，曾任泰国财政部长助理的昭坤·披耶闷海（他也拥有一些驳船》向当时泰国的交通部和港务局建议，把泰国所有公私的驳船都组臣织起来，成立“泰国驳船联合公司”，向泰国政府登记注册备案，运用法律手段保护驳船所有陆的权益和抵制日军滥用驳船。这一建议得到中泰有关人士的赞同和响应，认为这是一种好对策。“泰国驳船联合公司”于1942年底正式成立，由泰国交通部长乍仑·叻特那军·社里良力将军担任董事长，港务局长拍葩叻（泰国海军司令銮信的岳父）担任董事总经理（代表官方），蚁美厚先生担任副总经理，另一位副总经理则由马立群的代表担任，董事有坤任·披耶玛海、伍竹林、马立群、蚁玉音等，秘书长是阿里颂（许仁义），会计主任是坤盘，董事会的法律顾问是森傅士。可见这时蚁美厚先生在加强泰华经济合作和共同抵制日军方面，也发挥过一些作用。
出于策略和安全的考虑，在日军占领泰国期间，蚁美厚先生不再公开参加抗战初期成立的“泰国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1944年底改为“泰国华侨各界反日大同盟”）的活动，但他仍暗中以各种方式支持泰华侨社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泰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自由泰运动”。例如，蚁美厚先生曾从经济上支持泰国第一份抗日地下小报－－《真话报》的出版；蚁美厚先生与泰国人民抗日组织“自由泰”的中坚分子銮戍·戍差拉柿（泰国内务部长）有较密切的联系，并介绍侨社抗日进步力量的负责人与他认识接触，銮戍又介绍当时泰国的警察总监銮察与侨社抗日进步力量的负责人进行经常性的联系，等等。
重要事迹
泰华建救总会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日寇残酷蹂躏的祖国，已是山河破碎，疮痍满目，衰鸿遍野，民不聊生。为了拯救饥馑中的同胞和重建祖国，素有爱国光荣传统的泰国华侨在“反日大同盟”的基础上组织“泰国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以下简称“泰华建救总会”）。“泰华建救总会”的宗旨是救济祖国灾民，促进祖国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和建设独立、自由、富强、幸福的新中国，提倡中泰人民友好亲善，关心侨居地的社会福利和开展救灾工作，扩大侨社爱国大团结。
“泰国建救总会”于1945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由蚁美厚先生担任总会会长，郑文誉 （泰京“老长发”号经理）担任总会副会长，符德谦（金蛇药房主人黄有鸾的妻舅）担任总会常委兼财政，杨世瑞担任总会总干事，王湖担任总会副总干事，总会秘书长初为曾冰，后为潘镒。泰国每个府都有“泰华建救总会”的分会，正式会员达10万人（实际是10万户），此外，“泰华建救总会”还拥有许多团体会员，可见其广泛性和群众性。“泰华建救总会”的会址设在泰京四丕耶路，是由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向昭坤·披耶玛海租赁的。
筹组“泰华建救总会”过程中，曾经受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诬蔑和攻击，企图阻挠该会的备案和取得合法地位，但由于该会宗旨纯正，且是抗日时期各界华侨爱国团体所联合组成，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在当地又享有较高的威信，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过“自由泰”，深得中泰开明人士的了解和同情，因此少数敌对分子的破坏阴谋没能得逞，该会终于得到泰国政府的批准登记注册立案。
“泰华建救总会”成立后，与国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香港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新加坡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取得联系和配合，共同做“建救”工作。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都先后担任过“泰华建救总会”的名誉会长。
“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曾于1946年9月18日致函“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原文如下：　　
迳启者，胜利以来，航战中所受创伤未愈，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饥谨遍地，灾民盈野，敝会为筹募救济基金，曾在上海发起募捐运动，以所得全部捐款，在各灾区举办施粮，医疗，及设立人民生产合作社之用，以期在实际施赈之外，更可防灾荒所致之疾病与死亡，并企图防止灾荒之再临，现合作社内，拟办种籽银行，肥料制造厂，及农具制造厂等，现先在灾情最重之湖南及粤北创办，然后继续在其他灾区施行。然敝会所募究属有限，常有“杯水车薪”之叹！各地灾情，有增没减，虽在收割期中，灾荒依然如故；而今年收获，大约只足五个月粮食，五个月后，更不堪设想矣！ 　　素仰先生领导侨胞，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四方响应，尚希为祖国灾民呼吁．群策群力，共勤善举，而收宏效，无任企盼感激之至！ 
此致 
蚁美厚先生　　　　
宋庆龄　1946年9月18日 
“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积极n向应宋庆龄主席的号召，在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和福利基金义捐，把募捐到的大部分钱物，通过“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华南救济协会”转到国内，为救济祖国难民和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在“泰华建救总会”成立的第一个年头中，救国救乡和福利基金义捐共得泰币100万铢，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大的数目。其中大约70%寄交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此外，还委托冯尔和先生转交南京蒋夫人宋美龄捐助孤儿保育院国币500万元（折合当时泰币52500铢），捐助汕头存心善堂国币1000万元（折合当时泰币10万4千铢），汇香港培侨学校救济失学儿童港币1万元（折合当时泰币 48000铢），等等。在往后的几年中，“泰华建救总会”继续以发动救国救乡和福利基金义捐所得除汇寄各有关团体外，一部分捐款则用于泰国的社会福利事业。
“泰华建救总会”成立一周年前夕，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到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吵大嚷，说什么“建救、建救、所建何国?所救何乡?”又说“建苏联的国，救延安的乡。建救汇款给苏联。”但当他们打开“建救”成立一年来的收支簿和各种单据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来“建救”不仅汇款给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救济国内外地难民，而且还托冯尔和先生带款转交蒋夫人宋美龄创办的战时孤儿保育院。此外，还捐助汕头存心善堂办慈善事业、汇款香港培侨学校救济失学儿童、施赈泰京罗斗圈火灾灾民，等等。经过这一·吵吵嚷嚷的公开查帐，反而更加提高了“泰华建救总会”在侨社的威信，使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哑口无言。很清楚，“泰华建救总会”的目的在于团结侨社，促进中泰亲善，共同救济宗邦难民，并帮助建设祖国成立自由、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泰华建救总会”在泰国华侨爱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1.它是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平、民主、独立、自由和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2．“泰华建救总会”的成立，是继抗日战争以后，旅泰侨胞爱国传统的又一次大发扬；3．它是配合宋庆龄主席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等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以及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共做“建救”工作，切实有效地做了一些救灾工作，在国内各灾区赢得很高的声誉；4．“泰华建救总会”的成立，在泰国侨社吹响了要求和平、团结、统一、民主的号角，对于提高泰国华侨的民主觉悟和在侨社形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起了动员和组织的作用；5，“泰华建救总会”在争取中泰开明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效。如国民党政府派驻暹罗的第一任大使李铁铮先生就支持过“泰华建救总会”并为“泰华建救总会”题词，“建国必先团结、救乡即是爱国”，李铁铮先生还亲临参加“泰华建救总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又如，当时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伯岐、泰国国务院院长銮贪隆、泰国上议院议员乃天泰亚披察达没、上议院议员乃他因乌隆、泰国国务委员乃然帕匿差逸、国务委员乃威洛甲蒙攀、国务委员乃珍是里康、泰国商业部长乃针农佬良、实业部长乃通因蒲里傅、泰国蒙昭沙功亲王、移民局长銮蓬以及泰文《泰声报》、泰文《雅士报》的总编辑等都支持过“泰华建救总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并且纷纷在“泰华建救总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刊上题词；6．“泰华建救总会”也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过力；7．“泰华建救总会”在战后恢复和发展泰华侨民教育工作方面，也起过作用。如“泰华建救总会”通过各分会和团体会员协助各埠府华侨恢复和发展的华校有几十所，入学学生人数多达几千人。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曼谷出现的著名的南洋中学（1946年2月—1948年6月），就是以“泰华建救总会”的名义组织创立的，“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就是南洋中学建校的负责人，而南洋中学的实际主办者，则是“泰华建救总会”的团体会员“泰国华侨教育协会”。
“泰国华侨教育协会”的主席初为许元雄，后为吴刚。南洋中学的校长初为黄耀寰，后为卓炯，副校长为邱秉经，校主兼经济委员会主席为吴刚。“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曾在经济上给南洋中学一些资助。
为了促进祖国走向和平、团结、民主、统一，配合祖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以及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吁，海外各地侨胞纷纷响应。蚁美厚先生在爱国民主思想的推动下；以“泰华建救总会”会长的身份于1946年夏天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泰国支部的筹组工作。当时参加盟泰国支部筹组工作者有：黄声、冯剑南、吴仁安、卢静子、叶铭誉、冯毅然、刘豪奋、蚁美厚、金炎春等10余人。民盟泰国支部成立后。黄声任主任委员，冯剑南任副主任委员，蚁美厚先生当选为支部委员。民盟泰国支部成立后，主持出版两种刊物：一是《民主新闻》，社长兼督印人是冯剑南，总编辑是卢静子，1948年冯剑南回国，卢静子继任社长兼督印人和总编辑；另一刊物是民盟泰国支部的机关报－－《曼谷商报》、（日报），社长和督印人初时是许元雄，后为吴乐（吴仁安），《曼谷商报》的主笔是黄声，总编辑是杨繁，蚁美厚先生担任《曼谷商报》董事长，从经济上给予《曼谷商报》以支持。
《曼谷商报》是一份在当地是很有影响的进步报纸。当时黄声以“廊主高”的笔名，连续在《曼谷商报》发表揭露蒋介石独裁政权使国家财政经济已陷于崩溃边缘的文章，如《替关金算命》等等。杨繁则以“小参谋”的笔名，连续在《曼谷商报》报道有关蒋军在各条战线连遭败绩、祖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等消息和论述文章，写得通俗生动、准确具体，甚获侨社同胞欢迎，读者中还包括一些国民党员，三聘的头家每天清早起来所看的第一份报纸就是《曼谷商报》。可见《曼谷商报》对广泛团结各阶层侨胞、争取他们拥护和支援祖国民主解放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8年，黄声、冯剑南等人陆继回国，民盟泰国支部主任委员由卢静子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吴仁安担任，蚁美厚先生继续协助民盟在侨社中开展上层的爱国统战活动。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6月初，“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和肩负泰国广大爱国侨胞的委托，准备取道香港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时他明知此去可能难以即回泰国，因而将要抛弃优裕的生活和庞大的家业，同时他最大的孩子只有8岁，最小的孩子则出生6个月，夫人金素娟要独自带领6个孩子、料理家务和掌管产业，担子很重；更之，还可能因为蚁先生成为新中国的干部，引起家属遇到一些麻烦。但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商建国大计，他决心放下一家，毅然踏上归国的征途。
6月10日，蚁美厚先生从曼谷坐飞机到香港，是由香港的振利成行和新加坡的华侨银行作担保，说他是到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视察业务、做生意，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泰京光兴利船务有限公司经理、新东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和泰京报德善堂副董事长。陪同蚁美厚先生从曼谷到香港的有泰京报德善堂属下的华侨医院经理魏孟昌，他是以蚁先生的秘书名义随行的。
1949年6月，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尚未解放，交通不便，从曼谷前往北平颇费周折。蚁美厚先生冒着各种危险，从曼谷远道而来，辗转香港，周恩来派在华南分局做侨务工作的伍治之在香港接应蚁先生。到港后，他们住在新光酒店，港英当局给蚁美厚先生在香港逗留的期限是七天。蚁先生抵达香港的第二个晚上，伍治之带他和杜国痒（50年代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和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见面，杜老请他吃晚饭，一起进餐的有伍治之暨夫人蔡楚吟，还有香港财合行董事长杜之申与泰京华侨医院经理魏孟昌。在港期间，蚁先生还得到香港振利成行代表陈振富、陈维斌和香港安达公司代表庄佐贤等人的接待。
蚁美厚先生的行踪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曾派人来查问他。
“你是到北平的吗?” 
“不，我是到香港来做生意的。” 
“你在泰国做什么生意?” 
“米业，进出口，还办慈善事业。”蚁先生出示厂名片和担保书。
港英当局还查问蚁先生是否认识杜国庠，但蚁美厚先生却假装不认识。
“好吧，你什么时候出境?” 
“过两天就走，我已买好了去广州的船票。” 
蚁美厚在伍治之的巧妙安排下，于6月15日深夜登上了客货两载的外轮“挪威号”。这艘“揶威号”是香港进步力量租来运载棉纱、布匹、医药用品等到北方去支援解放战争的。为了应付国民党军舰的搜查，蚁美厚在船上的身份是二副，化名陈义民，月薪港币800元，伍治之在船上的身份是买办，月薪港币1000元。为着安全起见，这艘“揶威号”夜间熄着灯火，悄悄地穿过台湾海峡。“揶威号”由南海、东海驶入黄海，经过一周的航程，终于到达已被解放了的青岛。
由于长途跋涉，水土不服，蚁美厚在香港、青岛、北平等地曾先后发了3次高烧，据检查是患了肺炎。他在青岛因病休息了4天，然后从青岛乘火车到济南，在济南参观两天，再由济南乘火车前往北平。到北平后，中央安排蚁先生住在北京饭店，要他多休息几天，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也于6月从新加坡乘机抵达香港，他则由伍治之的夫人蔡楚吟陪同，取道大连前往北平。
其他爱国侨领到香港后，周恩来同样也派专人陪同来平。在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从海外前来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爱国侨领 （陈嘉庚、司徒美堂、蚁美厚、费振东、戴子良、陈其瑗、庄明理、黄长水、周铮、赵令德……等13人)，由香港分散来平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外界注意，比较安全，可见中央对此的考虑是很周到的。
1949年9月下旬，蚁美厚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0月1日，蚁美厚和其他从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一同登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在雄壮的国歌和雷鸣般的礼炮声中，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海外赤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冀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蚁美厚和其他站在天安门上的爱国侨领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都为躬逢开国盛典而欢欣、自豪！ 
在这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并设宴欢迎以陈嘉庚为首的海外爱国华领，蚁美厚作为“泰华建救总会”会长也在应邀之列。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也参加这一会见和宴会。当毛主席问到蚁美厚先生的姓名时，他回答：“我叫蚁美厚，蚁是蚂蚁的蚁。”毛主席风趣地说：“这个姓很少见。姓毛的人已经不多，姓你这个姓就更少了。”说得大家都乐起来，宴会的气氛更加轻松欢快。毛主席还关切地垂询旅泰侨胞的情况，蚁美厚先生一一作了回答，表示感谢祖国对海外侨胞的关怀。
这些激动人心的活动和会见，使蚁美厚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到作为一个华侨代表的光荣，他更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以便实现当年筹组“泰华建救总会”的初衷－－帮助建设祖国成为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这说明蚁美厚献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思想基础的。奉命南下工作1949年11月底，蚁美厚奉命南下广州工作。当时广州解放伊始，粮食和各种日用品紧缺，群众生活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又来轰炸，老百姓深感不安。
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中共华南分局负责同志叶剑英、方方等亲自找蚁美厚和邓文钊、朱竟之、伍治之商量，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组运七万吨大米和大批日用品来穗。几个月来，蚁美厚和邓文钊、魏孟昌等为此奔波于港穗间，有几次险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死。后来，蚁美厚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董事长卢瓞川、总经理陈振敬、副总经理苏永奎购运几批泰国米，投入广州市场，供应民食。
在这期间蚁美厚和邓文钊等还为解放大军进军海南岛筹备了一些军需品。1950年4月，海南刚解放，青黄不接，粮食匮乏，米价上涨，人心浮动，蚁美厚在叶剑英的授意下，赶紧与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联系，及时把大批泰国米运往海南岛济急。由此可见，解放初期蚁美厚在协助中共华南分局稳定广州和海南局势方面，是有所建树和贡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亚某些国家有排华活动，许多难侨回国，亟待安置，这时蚁美厚担任全国救济总会委员兼广东救济分会副会长，积极配合中侨委进行接侨和安置工作。在新中国海运业尚未开展和受当日国际外交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蚁美厚再次通过卢瓞川、陈振敬、苏永奎租用“五福轮”接运马来亚和印尼的难侨，他们的船只成了解放后第一批驶进汕头港和海口的客轮。
1950年2月，在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的直接领导下，由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邓文钊出面组织“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它是广东省、也是中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投资的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董事长是邓文钊，副董事长有蚁美厚等四人。
1951年初，广东省商业厅组织华侨港澳投资成立一家“义益行”，由蚁美厚担任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是魏孟昌，董事长是苏永奎。“义益行”在“华企”的指导和扶掖下，迅速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为了配合国家恢复国民经济和反禁运、反封锁的行动，“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义益行”在其成立初期，专做进出口生意，实际上是以侨商、港商的名义从国外购买和运进被美帝封锁的禁运物资，也即抢运新中国所急需的工业物资和军用物资，如交通器材，轮胎、石油、橡胶、小五金、科学仪器、西林油、肺针、医疗设备、军需品等等。“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来也逐步投资经营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和大型饭店及百货大楼。
“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义益行”在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先后由“华企”和“义益”组运出口外销的土特产创汇几千万港元。在解放初期国家缺乏外汇的情况下，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创汇数字。
抗美援朝初期，蚁美厚的夫人金素娟从泰国汇10万港币给蚁老，他全部拿来购买公债。当时有人笑蚁老说：“为什么不拿来投资，不也同样可以帮助国家吗?”蚁老简单回答：“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又缺外汇，购买公债更能直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赤子之心，为祖国深谋远虑，由此又见。后来，他又捐一笔款和医药支援抗美援朝。有感于蚁美厚的爱国精神，中侨委主任何香凝于1951年2月偕另外3位名画家，分别画竹、梅、兰、菊于一帧赠给蚁美厚，作为“美厚先生爱国纪念”；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则在画幅左侧上端题字：“曾从越南见梅、荷合插一瓶，今见竹、梅、兰、菊合画一帧；是看成统一战线的象征。廖夫人偕诸画家合作。”此画“文化革命”中幸未被抄，至今尚挂在蚁老住宅厅堂中。
1951年冬，蚁美厚穿上军大衣、满怀激情地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担任慰问团第九分团副团长，在冰天雪地中亲切慰问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团返国后，蚁美厚顾不上休息，急切地奔赴广东各地，作为时一月的巡回传达，向各阶层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杀敌、流血牺牲的动人事迹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鼓励干部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这都表明蚁美厚是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他实践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座右铭。
此后，蚁美厚积极在侨务部门工作，做了大量团结海外华侨和促进中泰友好的工作，并且动员华侨回国参加建设。
从1949年底起他任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广东侨务委员会副主任，他也是筹组广州市归国华侨联谊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从1953年至1955年任广州市侨联第一届至第三届主任，同年被选为广东省侨联主席，此外，他还担任民盟广东省常委，从1953年起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兼广东省工商联常委，1956年任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广州50年代一些“侨”字号的企业、工厂、大厦、酒家、学校以及华侨新村的筹建和落成，大都有蚁美厚先生的一份心血。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华企”、“义益”也参加公私合营，蚁美厚先生担任新组成的“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继续发动和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国投资。他也是创办北京新桥饭店的发起人之一。促进中泰友好蚁美厚于1925年春初到泰国，叔父蚁光炎就要他认真学习暹文，起初请一位华裔教师在夜间到家里教他学习暹文，后来又送他到俊才夜校与成年华侨一起学习暹文，以便掌握同泰国人民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他在第二故乡－－泰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叔父蚁光炎逐步介绍他与当地的中泰知名人士认识，广交朋友，经叔父介绍他认识的中泰知名人士和老前辈有：披耶玛海（曾任泰国财政部次长、商业部长），拍宗（泰国港务局副局长），郑智勇－－二哥丰、肖佛成、赖渠岱、郑景云、云竹亭、伍佐南，冯尔和、廖公圃：郑子彬、许仲宜、陈景川、余子亮、卢瓞川、马立群、黄有銮、陈伯强、陈振敬、陈绎如、陈守明、郭实秋、李秉（全盛时期拥有十三家火砻的“座山七”李竹漪的堂弟）等。
往后，蚁光炎还带他到泰国内地周游，了解泰国各府的风土人情，蚁光炎希望他既要热爱祖国，也要热爱给予华侨谋生机会和安居乐业的第二故乡。蚁光炎还经常谆谆教导他：“要十分珍视中泰友谊和关心泰国人民的疾苦，要为侨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