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陆徵祥
人物简介
  陆徵祥陆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兴，上海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
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经在伦敦传教会工作。1884年陆徵祥开始学习西方语言，主要是法语，后来又攻读外交学和国际关系，1892年毕业。随后开始在政府的外交部门工作，逐渐升任秘书等职位。1896年作为秘书在中国与俄国的条约上签字，1899年出席第一次海牙会议。同年，他和比利时人培德女士结婚，继续参与各种政府的外交活动。 
1906年，任驻荷兰公使。
1911年陆徵祥受洗入教。之后他担任了共和政府的外交总长，后来还曾经出任过政府总理，并一直负责外交事务。 
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在1918年12月1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和会。
1927年进入比利时一座修道院成为修士，学习拉丁文和神学，1935年成为神父。 　　二战期间，他主编《益世报海外通讯》，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9年去世。
人物生平
初入外交界陆徵（征）祥1872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陆云峰和母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还是传教士。陆夫人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煎熬数年，在陆徵祥八岁时去世。陆徵祥从小就跟着虔诚的父亲，深受其影响。陆云峰为人很通达，也很务实。陆云峰厌恶官场恶习，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他就自己做了陆徵祥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1862年，北京开办同文馆，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两馆都是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增开格致等课。陆云峰有意送子入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进广方言馆后，陆徵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却因为刻苦而成绩居前。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在赴俄国前，陆徵祥和陆云峰都以为只是出国历练一番，不料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徵祥，有心要培养平民出身、没有染上官场恶习、思进取的这个年轻人做外交官。陆徵祥向许景澄说明，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希望能回国和父亲团圆。陆徵祥陈明心迹后说：“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收到儿子来信，陆云峰回信了：“人贵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读到这里，陆徵祥两眼模糊了。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这封回信时，仍无法自已。从1892年起，陆徵祥在俄国公使馆一做就是十四年。开创中国外交现代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国内来电催陆徵祥回去任外交总长。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陆徵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徵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陆徵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让门面有个新气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以为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不急，发现新外长果然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就慌了神，余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做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另一方面，陆徵祥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1．一律经考核后择优录取；2．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3．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还要求外交部的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创建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陆徵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徵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徵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欧战结束后，陆徵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按理可在盟国帮助下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哪知帝国主义早勾结一气，把山东当礼物送给了日本人。这次，陆徵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拒不签字。陆徵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尽力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而不签字，不卖国。陆徵祥辞官隐遁1920年2月13日，鉴于国内外严峻的形势，特别是拒约后国际局势难以预料，陆微祥提出辞职呈文，声称:"病难骤痊，恳准开缺"。陆徵祥使欧一年，几乎也辞职一年，这回总算如愿。这位民国以来曾十度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国务总理的外交元老，自此脱离官场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日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修道院岁月  陆徵祥在彼得堡，陆徵祥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的高级军官，她本人举止娴雅，又有几分家传的刚毅。陆征样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陆徵祥则清瘦且个头不高，那种年代，这种涉外婚姻的确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在他们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徵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人社交。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陆徵祥马上辞去公职（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次年，他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徵祥的红尘生活也结束了。
1927年7月5日，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徵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徵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徵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1]。
相关事件
一战结束后，陆徵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列强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次，他与顾维钧等代表团成员顶住北洋政府压力，表示“宁辞职不签字不卖国”，一边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
回首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74岁的陆徵祥感慨万千地对两位中国记者说：“30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负疚。因此，从不愿和人提起这件事。即使被问到，我也礼貌地拒绝回答。二位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据陆徵祥回忆，“二十一条”的签订很仓促。日本公使先回国述职，袁世凯请代向天皇请安。等到这位公使回来，向袁世凯转达天皇回话：“天皇很好，问候大总统。另外带了一点东西，请看看。”原来就是“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人机警，当场没有接受条约，而是将皮球踢给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外长接下这只烫番薯，惊慌失措，不知所从。正好此时陆徵祥从欧洲回来，孙宝琦便就商于陆徵祥，请陆接替他出任外长。陆徵祥认为身受国恩，国家面临危局，岂能不竭力以报，承担政治义务？再说，其时陆徵祥不过44岁，风华正劲，能够当上外长，自然也十分高兴。但作为外交官，陆徵祥当然知道“二十一条”的份量。签字前夕，他向袁世凯说：“从此我陆徵祥千秋万代被人唾骂！”他还告诉两位记者：“不过，最重要的第5项各条，我却没有承认，如军器一律限用日本制造，警察中日各半，顾问遍设全国，并要扶助日本佛教传信。至今想来，还觉安慰。至少还保存了一点国格。”他认为自己是职业外交家，与日本并无任何牵扯，较之“亲日四大金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多少还可以稍受原谅！”[2]
轶事
晚年遁入空门提起大名鼎鼎的陆徵祥，中老年国人恐怕尽人皆知：助纣为虐替袁世凯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但这位当年煊赫一时的八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七任居次)、内阁总理，晚年却遁入空门，远在比利时当了洋和尚。
1945年8月，两位中国记者专程前往布鲁塞尔邻近的布瑞斯城，在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内探访已经出家17年的陆徵祥。这陆徵祥毕业于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再入北京“同文馆”，出来后随清末外交家许景澄出使俄国，任翻译。三年俄国生活中，在交际场合结识并迎娶了比利时籍太太。许大使对这段姻缘十分反对，理由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更何况，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与生下的混血杂种是既不能进家族祠堂，也不能入祖坟的。因此，许景澄向陆徵祥再三发出警告，奈何陆徵祥与比利时姑娘难剪情丝。许大使只能睁眼闭眼予以“放行”，但幽了一默：“子兴(陆徵祥字)！你学外国学得很彻底，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没有儿孙，你太太又先你过世，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是外国的习惯。”
没想到一语成谶，在陆徵祥晚年，这句玩笑话变成了事实！
1926年4月，共同生活27年的比利时籍夫人去世，55岁的陆徵祥立即交卸中国驻瑞典公使之职，跟中华民国官场告别。1928年1月14日，进入圣安德修道院。中国占去四分之三的心1945年，陆徵祥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1949年1月逝世于该修道院，享年78岁。病重时，修道院长南文主教去看他：“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南文主教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陆疲倦地笑了。
历史评价
当然，签订“二十一条”，主谋在袁不在陆。日本之所以逼袁签订“二十一条”，一则固然在于向其他列强显示其在华独特影响与权益，二则在于倒袁而非拥袁。其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在《英德美日的对袁关系》一文中说：“袁之出山，正英国恢复在华势力之机会，故积极加以运用也。自是而后，各国竞相角逐，争欲拥袁。于是德国首先结袁克定，以帝制之说进。克定民二自德回国，即以说乃父，先遭拒绝，其后寝以得势。英朱尔典先知诇之，面以问袁，因而默契。美亦继之，古德诺博士因而来华倡帝制之说。日本知己落后，以之询袁，袁仍否认，日本乃大怒，以为袁设得志，日在中国将无立足之地，且将修朝鲜旧怨，于是断然决定倒袁。故民国三、四年间，日窘袁之事不一而足，最后乃有二十一条之提出。”袁世凯为得到日本对帝制的拥戴，明知会激起国人一片喧哗，仍然在批准书上签名，陆徵祥不过是其具体出面的代理人罢了。而且，陆徵祥晚年能够忏悔，多少说明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