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虞绍唐
人物简介
虞绍唐(1896—1961)，字金富，浙江义乌廿三里张思村人。1917年东渡扶桑，考取公费留学8年。归国后历任大学教授，宁、沪、渝等地兵工部门主任、处长、厂长、副司长，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工部沈阳五三工厂总工程师。虞绍唐一生为发展民族兵器工业殚精竭虑，成为中国现代著名兵工技术专家。
苦难童年
1896年农历五月初十，虞绍唐出生在义乌东区张思村。虞绍唐的童年先是住在义乌三都麻车的外祖母家，到10岁时，因已有兄弟四个，外祖父家不堪负担，要其父亲自力成家，自谋生计。当时其父在义乌苏溪做工，出于无奈，就把虞绍唐的母亲和兄弟四人搬到苏溪。老板见状就把其父辞退了。此后，其父一顷自己到诸暨—家糖坊做工谋生，一面把一家子安排到张思老家，租种簿田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在生活的逼迫下，1908年1月，父亲让年仅13岁的他只身去杭州谋生，找到一个为衙门藩署布政司一名小官吏家做童佣的差事。东家管吃管住，但无工资，干的是扫地、抱小孩、倒尿盆、送条子、买小菜等杂务差事。每天虽忙虽累，比起在家里既累又饥的生活要好多了，而且还能在夜间空闲时间翻看官史家中丰富的藏书。就这样，虞绍唐在官吏家当童佣四年，就等于读了四年的夜校，收获颇大。因为虞绍唐勤快聪慧，禀性颖悟，又自学了一定的文化知识，颇得东家赏识。平时，东家就常教他一些文章常识，并让他帮助抄抄特写，使得虞绍唐练就了—手文字功底。
随着阅读的丰富，虞绍唐对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对满清官府的腐朽昏庸、奢侈堕落的黑暗面貌认识越来越深刻。后来，虞绍唐又阅读了一些《孙子兵法》等古代兵书。这时，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虞绍唐兴奋不已。1911年8月4日，杭州宣布独立。虞绍唐得到蒋伯益征召敢死队攻打南京的消息，就斗胆去报了名，但因年龄过小，未被录用。这样一来，虞绍唐的童佣也被辞退了。在无路可走的窘境下，虞绍唐回到家乡，在家里帮助母亲做农活。但其父亲考虑到自己家里田地少，靠种田仍然生活不下去，于1912年8月又把虞绍唐带到诸暨金广兴糖坊做学徒。
在糖坊做徒工生活十分辛苦。特别是冬天，在暨阳江冰冷的水里长时间地洗菜、淘米，双手都被冻裂、红肿，化脓腐烂。即使这样，每天仍然要把繁重的活干完才能休息。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父母亲答应另找谋生之路。正在此时，得知离村仅五里路的地方新办了一所小学，在虞绍唐的迫切要求下，父亲为他筹借了学费，使他得以进学堂读书。从此，他的人生获得了新的转机。
初露锋芒
1913年2月，年已18岁的虞绍唐进了义乌第二小学读书。他觉得学习上缺乏棋逢对手的竞争者，学业难以长进。于是，小学刚读完一个学期，便去投考中学。
1913年9月，虞绍唐入读诸暨中学，第一学期就以平均90余分的考试成绩获得年级第一名，校方破格允许其跳级，提前半年插入二年级学习。在二年级，每学期考试仍都获得第一。
1915年夏，虞绍唐参加了学校里的“护师反暴”斗争。当时正值夏季期考之时，当地土豪许文辅仗势闯入诸暨中学，无理对黄昌东老师施暴殴打。虞绍唐等18名学生见此情景义愤填膺，群集县公署，要求法办凶手，还教师以尊严。然而，校长竟反诬学生闹事、违反校规，开除了虞绍唐等18名学生。此事激起全校师生的强烈不满，从而爆发了全校学生的罢考风潮。省教育厅闻讯后，火速派巡按史屈映光到校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被开除的学生大多是品学均优者，立即撤消开除决定，让学生回校就读；土豪聚众殴辱教师，要公开向教师赔礼道歉；校长错误处理事件，予以记过处分。学生的正义行动终于获得最后胜利。在此期间，卖国贼袁世凯正进行筹备帝制，虞绍唐就和学校中的进步学生一起反对袁世凯的反民主的称帝行为，并与当地反袁志士联系，合谋组织革命民团。虞绍唐等十几个同学每天夜里练习投掷手榴弹，并试图研究自制手榴弹补充武器之不足。当时，云南蔡锷起义后，全国各省群起响应。到1916年夏季，浙江起义的准备已基本成熟，虞绍唐和同学们在诸暨江东半爿山庙中聚集了反袁民团数百人，乘夜攻取诸暨城。不久，杭州也起义宣布独立，帝制也随袁世凯的天逝而告终，反袁民团则随之解散，学生们也陆续返校继续学习。在这一系列的斗争活动中，虞绍唐思想意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两度留日
1916年12月，虞绍唐以居全班榜首的优异成绩毕业。正当谋职困惑之时，虞绍唐得知，只要到日本投考，录取者可得到公费留学资格。为此，他父亲向虞族祠堂筹借了东渡旅费。1917年3月虞绍唐自上海东渡日本横滨，得到同乡陈望道的迎接和照顾。在陈望道的鼓励下，虞绍唐在日本埋头苦读备考仅三个月，就参加公费资格考试，即被录取。
那时虞绍唐性喜数理，祟尚工程，就于1917年9月入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又于1918年9月入读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理工科，1921年4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电机工程，于1924年3月大学毕业。毕业回国后曾在南京工业专门学校短期任教。
1924年9月，正逢齐卢之战，虞绍唐失业困居杭州，乃与汤恩伯、徐逸樵新婚夫妇相约回乡。1925年10月，虞绍唐得通知赴东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回国后，虞绍唐有感于当时国际无线电技术的初兴，为开拓未来中国的无线电事业，走科技救国之路，萌发再赴日本攻读先进科学的念头。此想法得到家人和友人的理解和支持。1926年1月，虞绍唐再度赴日本人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攻读无线电气工程技术。1928年9月学成回国。时国内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自身面临失业和糊口之苦，为中国实现电气化的宏愿受挫，心中苦闷不堪。这期间，虞绍唐经人介绍，曾先后在浙江大学和浙江警官学校短期任教。
实业救国
1929年10月，虞绍唐赴南京时巧遇东京帝国大学电机专业毕业的学友、时任南京金陵兵工厂工务处处长的李承干，两人志趣相投，经李推荐，始进人金陵兵工厂。
金陵兵工厂前身是1865年清政府在南京创设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工业企业之一，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29年6月更名为金陵兵工厂，直辖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当时陈仪(浙江绍兴人，曾任浙江省省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解放前夕曾因策划京、沪、杭地区和平起义，泄露机密而遭蒋介石杀害)代理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虞绍唐进金陵兵工厂后，即任制弹厂主任，并兼任兵工专门学校电气工学教授，自此进入兵工行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虞绍唐出于抗击日寇侵略、救国救亡的强烈民族自尊感和爱国之心，埋头致力于兵工业务，潜心钻研、锐意革新械弹制造技术。当时战事急迫，工人每日工作达15小时，虞绍唐更是夜以继日地奋力苦干。其老父自乡下来南京探望，虞绍唐虽笃于孝道，但终因公务缠身，“朝早出勤犹未起，夜深归宿已成眠；可怜父子同一室，竞月无缘到膝前。”此举在工厂传为佳话。制弹厂为金陵兵工厂之骨干厂，其地位在全厂中举足轻重。1931年，虞绍唐成功地创造了“枪弹铜壳收口新工艺”，质量显著提高，合格率从70—75%跃至95—98%，大幅度降低材料消耗，提高工效，仅半年即节省经费70余万元。适逢李承干此时就任厂长。他锐意整顿，励新图治，颁发厂训十六字令：“亲爱精诚，忠实职务，公正廉洁，勤俭求知。”数年间，工厂盈余数百万元，一时声誉大著，李承干厂长得“廉洁厂长”之美名，而金陵兵工厂亦获模范厂之荣誉。虞绍唐在连任制弹厂主任的八年期间，还率先用核桃壳制造活性碳素，创造中国自制活性碳素新纪录。同时，仿制德国四重尖弹、钢心重尖弹、钢心曳光弹等俱获成功，顶替了大量外国弹药的进口。自此，金陵兵工厂声誉进一步提高，成了全国兵工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至1937年9月，全厂员工已达2830人，占地22.4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马克沁重机枪、82迫击炮及炮弹、7.9枪弹、防毒面具等16个品种。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11月淞沪失守，金陵兵工厂屡遭日机空袭。11月16日，兵工厂奉命西迁重庆。12月13日南京沦陷，金陵兵工厂被日军占领，改称“支那派遣军南京造兵厂”。金陵兵工厂西迁重庆后，于嘉陵江北岸簸箕石建厂，1938年3月改称第二十一工厂。其间虞绍唐先被调至重庆南岸铜元局兵工署第二十兵工厂任工务处处长，到任仅一个月即开工生产，月产子弹达1230万发。1938年8月调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任工务处长，直至1946年10月。现录其诗—首：
调任二十一厂工务处处长有感
弹厂埋头忽九年，年年机声噪连天。
品成应计多少亿，歼敌何止千万连。
经费积余年百万，人才培植亦成千。
从今卸却制弹事，回想当年若梦然。
为挽民族危亡，虞绍唐全身心投入兵器制造技术的研究和改进，晨宵计虑于提高兵器的精度和质量；肩负全厂产品设计、制造技术和生产管理重责，亲自主抓中正式步枪的改进试制和标准化。奋战三年，实现批量生产，枪筒质量、瞄准和击火性能都大幅度提高，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为此，虞绍唐曾受兵工署特别嘉奖。在大批量生产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12公分迫击炮、各种枪弹和炮弹、筹造火箭弹及卡宾枪等轻武器方面，虞绍唐都有翔实的业绩。通过技术改进和增产节约获得的效益，添置了生产设备、扩建了厂房、新建职工和家属宿舍、建立技工学校、职工子弟中学和多所职工子弟小学。完全依靠工厂自身的财力，缓解了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艰难生活，使二十一兵工厂成为内地兵工系统的模范工厂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基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虞绍唐在中华民族危亡、抗日救国的紧要关头对国家兵工事业的杰出贡献，曾授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光华甲种一等奖章和奖状。
1942年义乌沦陷后，大批义乌同乡纷纷慕名逃奔到重庆找虞绍唐求助，虞绍唐都热情接待，想方设法帮助安置做工学技术，不能安排工作的，也尽力予以救济，其为人解困、无私助人的美德一直为家乡人民所传颂。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虞绍唐以兵工专家的身份和精通日语的特长，被派往南京、上海两地，对被日军占领的兵工厂执行接收任务。虞绍唐秉公执法、不谋私利，以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在兵工厂广为传颂。一次，日俘稻田友一中校以一大包藏有白金钻戒、白金杯等的贵重物品，夜间闯入虞绍唐寓所私赠，当即被虞绍唐严词斥责，并责令其逐一登记在册，如数上缴。虞绍唐在上海接收期间，还以自己的工资及借贷从造纸厂抢购出两万余册十分有价值的中外图书，自费租房寄存，为国家保藏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书籍于1955年全部捐献给中国社科院上海分院。
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虞绍唐任兵工署四川区办事处秘书兼任工务组组长，时被授予军简二阶(少将级军衔)。1946年10月，海军总部拟用日本赔偿之机器建设上海海军造械厂，兵工署向海军总部推荐虞绍唐出任厂长。开始，虞绍唐无心赴任。11月，虞绍唐无奈被迫就任厂长。时工厂经费不足，日本赔偿机器也未到位，加之海军总部贪污腐败成风，建厂举步维艰。虞绍唐嫉贪憎腐，因不满海军总部当局腐败无能，曾据理拍案怒斥官僚上司。旋于1947年8月辞去厂长之职。现录其诗一首：
洁然正气
——卸任海军造械厂厂长后慨叹
生性不善拍，致为长官弃。
且学孟夫子，一吐浩然气。
辛勤三十年，未为自身计。
平生之所好，真理与正义。
威武不能屈，斧钺安所避。
名为累赘物，于我如敝屣。
平生不得志，只因不为私。
有品性似傲，无垢蝇不滋。
施广惠自薄，公忠少人支。
可怜古圣贤，空叹有天知。
虞绍唐辞去厂长之职后，兵工署曾拟派任他为兵工学院院长和弹道研究所所长，但因看透蒋介石政权反动腐败，料定迟早要垮台，故皆婉言拒绝，只同意担任仅挂名不负具体责任的兵工新厂建设委员会委员。1948年5月，虞绍唐又接任了兵工署训练司副司长之职。1948年底，终因憎腐败、厌内战，对当局失去信心，遂辞弃兵工职务，并以赡养年迈老母为由，谢绝赴台湾任兵工学院院长之职，携眷返回义乌老家。
献身国防
在义乌老家短住几月后，虞绍唐便只身到上海待业，迎候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七八月间，经钟林(虞绍唐兵工厂时的同事，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工业部部长等职)推荐，上级兵工组织找到他，征求他工作的志愿。组织上有三个去向供他选择：北京坦克学院、沈阳东北军工局和待解放的西南兵工部门。虞绍唐因酷爱技术性的实际工作，选定了去东北的工作岗位。1949年11月，虞绍唐跟随新中国初期兵工部门领导王鹤寿、钱志道、徐纪纲等来到沈阳，在东北军工部技术处工作，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再献余华。
1950年8月，虞绍唐调往军工部沈阳五三工厂任总工程师，主管全厂生产技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的紧要关头，虞绍唐再度为国殚精竭虑，锐意改进兵器技术，倾力致于企业管理，解决了多项关键的技术难题，保证了武器弹药按质、按量、按期供应前线。为此，沈阳五三工厂曾连续被评为我国兵器工业行业和全国工业系统的先进模范工厂。其间，虞绍唐又利用精通日文、英文和德文的特长，翻译了大批外文技术文献。50年代后期，虞绍唐更着力教育和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亲手编写教材，亲自登台授课，还译校了苏联专家马洛夫著的《枪弹制造》一书。
1952年至1956年，虞绍唐利用工余时间，热心研究古代历史、天文观象，向中国科学院提交了一份万余字的学术报告——《中国太古编年问题的研究》。1956年，虞绍唐曾被选派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工作会议，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教授、学者共商国家科技大事，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虞绍唐一生为我国兵工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奉献了全部的智慧和力量。1961年初，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工作岗位上，享年66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