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根红
著名代表作分类
诗集 
《天外，还有天》、《北方的歌》、《黄水谣百首》、《弯路上的小花》、《根叶之恋》、《征马的歌》、《以往》、《塞风抒情诗选》、《山水和弦》、《塞风诗精选》、《母亲河》 
散文集 
《痕》 
短篇小说集 
《人民的声音》 
中篇小说集 
《共同上升》[1]
简 介
笔　名： 塞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21 
民　族： 汉族[1]
人生经历
黄河少年1921年，李根红出生在黄河岸边的河南省灵宝市大王镇沙坡村。母亲刚强而有涵养，理智而富有感情，对他百般热爱却时刻不忘严格要求，5岁时便被领进村中的私塾。6岁那年，母亲忽然撒手而去。临终给他留下一句终身难忘的遗言：“孩子，活下去，做一个有用的人……”
读五年级时，国文老师张午影送他高尔基的《童年》和《在人间》读，小主人公的遭遇深深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放秋假时，为挣几个文具钱他与村里穷伙伴一起给地主家里摘棉花。秋风吹透了褴褛的衣衫，锋利的棉桃夹子刺破了手指；可当他捶打着酸疼的腰眼、吸吮着手指的血珠时，却看见地主家的少爷们欢乐地斗蛐蛐，使他感到了人世间的不公。他不懂得什么叫剥削，却知道不平则鸣，于是，在他的作业本上写下了“摘棉童，摘棉童/为谁辛，为谁苦/日摘棉，三五篮/冬日不见衣里棉!”的几组长短句。开学后，张老师发现了他的“诗作”，帮他作了修改，让他用方格纸誊清。一个多月后竟在夏丐尊老先生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那一年他才11岁。11岁写诗算不上神童，却实实在在地验证了：“劳动产生诗，悲愤出诗人。”更重要的是，从此他的生活里有了诗。
高分考进陕州省立九中，更使他平添许多自豪与自信，13岁的他仿佛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在这里他读了曹靖华先生的译作《第四十一个》、《毁灭》、《铁流》等，出于对曹先生的崇敬，他竟独自跋涉百余里到邻县卢氏拜谒曹先生的老家故居。在这里他利用课余时间拼命为当地《崤函日报》的“雨华”副刊写稿，而且所投诗文有大半被发表。他还不满足，总觉心里还有许多话要写、要说，便在几位开明老师的声援下和几个同学创办了《豫西儿童报》，四开石印，每周两期。但只出到第三期就被查封，原因是他在社论中指责县长不顾黎民疾苦、滥派苛捐杂税。几个小伙伴差点被学校开除，但他们不灰心。他们深信：未来一定属于少年。[2]
拉圆大地的弓一心求学深造、报效祖国的他，在开封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室里还没有坐热板凳，就被卢沟桥的炮声从睡梦里惊醒。他愤怒了，他的青春热血沸腾了!这位啜饮黄河母亲乳汁长大的16岁男儿，以炽烈的语言倾吐出一个伟大民族的满腔怒火和铮铮誓言：“面对东北角/早已义愤填膺 //我拉圆/大地的弓”!短短4行 18个字，活龙活现地展示了诗人刚烈豪迈、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同时，也预示着诗人一生的艺术选择和人生选择。
1938年夏，他毅然走出教室参加豫西抗战剧团，踏遍沿黄和伏牛山区七县的城镇村庄，点燃抗敌烈火。同时开始以“塞风”为笔名发表诗作。之后不久，18岁的年轻诗人便接替王沙坪主编《崤函日报》副刊，开始了他毕生最长的正式职业——编辑生涯。实际上，他的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编辑生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他丰富多彩的人生。他在亢奋的忙碌中锻炼了自己的才思和文笔，在有意无意中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从高等学府的学者名流到市井小巷的平民百姓，从达官贵人到流氓地痞，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方方面面的美与丑，都极大地丰富充实了他的艺术创造，也使他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家乡传来父亲因他被抓的消息。听说父亲是被用拴狗的链子拉进县城的监狱时，他又愤怒了：“我有什么错，不就写了一些抗日的诗句，不就演了一些鼓动国人抗战的戏?他们凭什么抓我的父亲!”他看透，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抗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决心放弃副刊主编的职业，投奔延安，投身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去。[2]
红色记忆1940年，19岁的塞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与韦韬(茅盾先生之子，时名沈霜)等一起分到陕北公学艺术工作队文学组学习，而且与韦韬睡觉的地铺也相挨相依，相处甚为融谐。在那里工作，学习十分紧张，但他生活的很愉快，心情特别舒畅，日夜沉浸在激越昂扬的气氛中。特别让他高兴的是仰慕已久的萧军先生为他们教授文学课，成了萧先生的弟子。
早在国统区就听说萧军与鲁迅先生情同父子的情谊。鲁迅先生已经停止呼吸了，他还抱着先生，将耳朵贴在先生的胸膛上谛听先生生还的希望；在几万人的送葬队伍中，他勇敢地担当总领队，毫不畏惧地挑战国民党特务的枪弹和镣铐。所以，无论是萧军先生的英俊仪表，还是出口成章的矶珠妙语，乃至鲁迅先生的文学遗风，都深深打动着年轻诗人的心。甚至萧先生那爱憎分明火一般的性格，也成了他的学习楷模。当然，萧先生也于众多上进青年中看中了这位16岁时便义愤填膺“拉圆大地之弓”的塞风。那时候，萧先生不但在陕北公学任教，还担任着边区文协的工作和“鲁迅研究会”的主任干事，主编《鲁迅研究丛书》，参与编辑《文艺日报》，并见缝插针地赶写长篇小说《第三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他没有忘记亲笔签名送一本鲁迅先生为他作序的《八月的乡村》给塞风，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从此，先生每有新作问世，必寄赠一套给塞风。而塞风每接老师新著，必聆听师训似地认真拜读。即使二人同遭厄运时，也不忘相互抚慰，相互励勉。1977年4月，尚在京郊乡居的萧先生牵念着在济南街头拉地排车的塞风，特以《老枣树》为题写一条幅寄赠。诗曰：“铁骨杈枒托地坚，风风雨雨一年年，秋来结子红于锦，何与闲花斗媸妍。”可见其情之真之切。
令诗人终生遗憾的是在延安求知深造的第二年突患严重肠出血，吃下去的小米，排泄出来的全似血糊糊的囫囵谷子。延安的医院疔治无效，经组织批准，派人护送过黄河，回灵宝老家治病。待病好欲重返延安时，抗日统一战线出现裂痕，归途已被严密封锁。[2]
飘泊岁月1942年夏，塞风应洛阳《行都日报》总编李辛霖之邀，接手李蕤主编的《大地》副刊。该报系民办，经费由中共地下党津贴。同时，他还兼编《大同报》副刊，以刊登抗战题材新诗为主。青勃、继扬、碧野、苏金伞、李蕤都是副刊的骨干作者。
洛阳沦陷后，他怀着强烈的复仇之心星夜赶回故乡，与外号“一声雷”的青年歌手陈文台一起，沿日寇西侵路线跟踪采访，写出厚厚一沓散文诗《北方的歌》，并以“柳散”为笔名接连不断地给重庆《新华日报》寄发战地报道，御敌卫国豪气，尽倾字里行间。之后便辗转赴渝，投奔仰慕日久的乡师曹靖华先生。
曹先生对远道而来的小老乡倍加关照，让塞风同他一起生活，让带上他的亲笔信分别去拜谒郭沫若、茅盾、孙伏园、冯乃超、邵荃麟等文学前辈，催塞风把长诗《天外，还有天》送何其芳审阅，给作家出版社经理推荐《北方的歌》。他很喜欢这位小他两轮、聪敏灵慧的小老乡，并结为忘年之交。不仅当时为他挥笔题写“大智若愚”以启迪，而且在 40多年后的1987年，90岁高龄的曹老先生已经卧床不起，还执意提笔写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名句馈赠。
抗战时的重庆人满为患。曹先生介绍塞风给“南国社”主演愈珊当秘书，又介绍他给《时事新报》主笔孙伏圆当助手，编辑“学灯”、“青光”两个文学副刊，他也就便住到主编《新蜀报》副刊的王亚平那火柴匣似的陋室中。地方太狭小，亚平与夫人刘克顿挤单人床，他打地铺还要将腿伸到床下边。别看些小斗室，却常常高朋满屋，臧克家、戈茅，方殷、臧云远、柳倩、高兰、禾波、李岳南、王采、力扬、张大旗等常在这里谈时事、论诗文，王亚平还介绍他参加了郭老为名誉社长的“春草诗社”。在这个临时家庭里，塞风喊亚平“王大哥”，喊克顿为“刘大姐”，虽粗茶淡饭，却亲密无间，数十年聚散沉浮也难断相挂相牵。几十年后的1979年，刚刚平反的塞风看到王亚平一首题为《期待》的诗。当读到为了信念，愿“死在期待的地方”时，不禁放声痛哭，连夜进京抚慰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大哥。亚平邀方殷作陪欢聚，当塞风确知亚平未能平反的关节时，立刻放下酒杯，直奔北京市委大楼去求见一位负责同志。那位负责同志是他当年十分敬重的老首长，老首长也对他很赏识。老首长留他吃饭，他说不吃，吃不下，只想给老首长反映一个问题。说王亚平是个老党员，几十年对党耿忠无二，老首长不相信我可以签字画押，以脑袋担保。直到亚平函告“党籍已恢复”时他才放下揪着的心。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塞风由春草诗社总社派往开封，一面成立北方分社并担任社长，一面在《中国时报》任编辑，并与苏金伞、牛汉创办《春潮》杂志。在开封，他的住处几乎成了过往文化人的驿站，先后送碧野、丰村去上海，送亚平和桂涛声(《我们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过黄河，亚平很快便担任了冀鲁豫解放区文联主席。原上海孩子剧团团长吴新稼来开封，被他执意挽留，与洛水(《歌唱二郎山》词作者)一起筹办了一个大型话剧团，推塞风担当艺术顾问，把《雷雨》、《日出》、《北京人》相继搬上舞台。其间，他曾和陈志昂同住一间民房，那时候陈志昂的《解放区的天》已唱响红区，传到白区。两个人志趣相投，词曲配合，合作一支《生产战斗》，曾在解放后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教唱一周，颇有影响。
这一年他出版了长诗《天外，还有天》和散文集《北方的歌》。
1946年8月，塞风与苏金伞和牛汉(时名谷风)一起上了国民党开封当局的黑名单。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连夜混出开封，经郑州赶往汉口，找到邵荃麟、葛琴夫妇，并介绍他到《大刚报》任编辑，且协助邵先生编辑《文艺学习》。
塞风与邵荃麟在重庆时经曹靖华先生举荐相识，那时候邵是中共重庆分局文委并主编《文艺学习》。1945年9月到武汉领导文艺统战工作，同时主编《文艺学习》。在这里，邵先生很快又介绍他与曾卓、伍禾和邹荻帆相识，还经常带他去邹荻帆住的小阁楼上开小会，分析时事形势，讲解文艺界团结战斗的策略方针。谁知，到汉口的第二十八天凌晨3点，邵先生叫醒塞风，给他一张轮船票和一封写给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信，说：“开封派特务抓你来了，住在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天亮就动手，你得快走。让葛琴掩护你上船。”随即他跟葛大姐直奔江岸码头。之后30年，塞风或辗转战斗，编报编刊，或在黄泛区劳改、在济南街头拉地排车、当壮工，他与邵先生虽有书信往来，却一直无缘见面。直到1979年他刚刚平反的那几天，突然接到中国文联的加急电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邵荃麟同志不幸逝世，你作为故者生前好友，火速前来……”不准请假，没有路费，他就借了5元钱扒车去北京，向邵先生告别，向患有脑血栓的葛琴大姐衷心地道一声“珍重”。
在“梅园新村”，周总理的秘书徐明孝(即诗人戈茅)看过介绍信，经请示，次日又介绍他到中共上海代表团。
到上海后，他被安置在茅盾先生创办的“大地出版社”。后来上海风声吃紧，又奉命住进“周公馆”(即中共上海办事处)，与潘梓年、钱之光等住在一起。“周公馆”浓荫蔽日，幽静宜人，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却星罗棋布、虎视眈眈。所以周公馆的“家长”陈家康同志治家甚严，对起居、学习、工作与外出管理得一丝不苟。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长诗《黄水谣百首》在林淡秋主编的《时代日报》副刊连载，写了《军阀统治下的河南》等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连续刊登在地下党刊物《群众》半月刊上，并且将原来的笔名“塞风”改为现在的名字“李根红”。以讽反动派怕“红”如怕火。
大地出版社在当时的浦东大厦七楼，所谓编辑部也不过是一个只有21平米的房间，惟一的编辑是茅盾先生的姻弟孔另境。但就在那个房间里，他与孔另境一起编辑出版了茅盾先生的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并比较全面地拜读了茅盾先生的著作。当塞风离开上海时，却没想到茅公夫妇会一起在雪花飘舞中相送，而且清楚地看到他们眼里那闪动的泪影，方知先生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
1946年冬，组织上为了保存干部，通过宋庆龄的关系，送李根红等12人乘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的轮船去烟台。在烟台，其他同志转往他地，他被留在胶东和马少波一起创办《胶东文艺》。根据地虽然生活艰苦，但不用提心吊胆，有在家里的安全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以，在短短年余的时间里，除办刊物、编辑稿子之外还写了大量作品。评论方面有《人民小说家茅盾》、《论人民作家赵树理》等，其中后一篇由晋冀鲁豫新华书店以本篇为书名连同茅盾、郭沫若、周扬等人的评论结集出版；为了提高根据地军民的写作水平，他埋头写了一本厚达几百页的《写作知识》，由胶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文学作品有以革命老妈妈王淑芳为原型的中篇小说《光荣的大红旗》和《李彦风的故事》(此篇收入《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等短篇小说，其中大部收入1949年出版的小说集《人民的声音》。至于他运用自如的诗歌创作连他自己也记不得写过多少首，但那首欢呼刘邓大军过黄河的《渡》(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却足以代表他那个时候的水准。之后不久，他又作为战地记者与部队一起行军作战，并直接用他那极富感召力的语言接近敌人据点喊话，有一次竟让他喊过来一个班。他还参加了解放海阳、莱阳的战斗，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创作了不少精短犀利充满战斗激情的诗作。
1948年秋济南解放。华东局 (当时在益都)秘书长魏文伯找他谈话：“山东分局青工委书记刘导生同志指名要你去省城共同创办《山东青年报》。如果有意见，可找饶政委谈。”浮萍似的飘泊十多年，来到胶东他才觉着像是回到家。两年来的生活、学习和战斗，使他与胶东的山山水水，与这里的领导、战友和乡亲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永远忘不了在《胶东文艺》当编辑时和通讯员小鲁结下的珍贵友谊：每次采访过敌占区小鲁都要同他换衣换枪，给他细心化装；每次碰上敌机扫射和流弹，小鲁都会猛地扑倒在他身上，怎么反对也无济于事。他永远忘不了在海阳乡下那位给他烫脚，给他细心地挑脚底水泡的“红旗大妈”王淑芳。忘不了……但是，他说：我服从，没意见。
从此，他与泉城济南结下终身情缘，喷涌的群泉也虔诚而忠实地贮存下他那浪漫的高歌，悲愤的叹息和不变的真情。[2]
金色年华筹办《山东青年报》的次年，又调他去省文联筹委会任委员并与陶钝一起创办《山东文艺》。文联筹委会在经二纬三路，主任是德高望重的王统照先生。秘书长丁志刚，编创、组联二部分别由知侠、虞棘负责，驻会作家有小说家骆宾基和诗人臧云远。之后包干夫、鲁特、王少岩、申均之、林波、刘瑰玲等相继调来。与以往一样，他不但很快适应这里的工作，也很快喜欢上济南这座城。这里有秀丽的大明湖，更有众多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涌泉。淙淙泉水似醉者的豪歌，似仙女的吟唱，陶醉了他的诗心，拨动着他的心弦。除繁重的工作事务之外，写了大量赞美新生活、赞美泉城的诗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人民的声音》。当然，这段时间里还有影响他一生的两件事不可不记。
一件是小事：握手。
1949年的建国前夕，诗人袁水拍到上海邀请冯雪峰、胡风、魏金枝、章靳以、罗菡之等著名作家晋京参加开国大典。车过济南时，省文联借机邀他们在文联一楼会议室开了个文艺座谈会，驻会的干部和作家都参加。就在即将开会之际，好心的骆宾基对他说：“给你介绍一位朋友”。随之拉他到胡风面前介绍说：“这是胡风先生。这是我们的青年诗人李根红同志。”胡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说：“多联系”。他也恭敬的说一句：“向胡先生请教。”胡先生随手将他的名字记在了一个小本儿上，随后开会。就这么顺理自然，就这么简单，可几年之后竟给他招来了灭顶之灾——就是那株连全国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另一件事是大事：结婚。
1950年2月，他和在铁路局一家小报当记者的李枫举行了婚礼。二斤普通的糖块，一盒50支装的“大炮”香烟，甚至匆忙得连岳母大人为他们做的蓝制服也忘了穿。婚礼简朴得很，却也隆重得让人羡慕，除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朋友之外，连季羡林、王统照、李长之、臧克家等也从大明湖畔步行到省文联参加他们的婚礼，在纪念册上挥亳题字题诗。骆宾基甚至把他结婚时孔厥和袁静夫妇送的心爱之物——景泰蓝花瓶转赠给他们，以示祝福。时间证明，人们的祝福没有变成漂亮的空话，他们完美无缺的结合不仅使李根红平安地泅出灾难的漩涡，也锻铸出一个坚强的世纪歌手，成为文坛内外知情者艳羡、赞美和学习的楷模。
1950年底，李根红念及乡情与友情，夫妻双双请调河南省文联，与苏金伞、李蕤(二人时任文联副主席)、徐玉诺、姚雪垠、李索开、青勃等昔日师友汇集一起。组织上让他兼任创作部(部长姚雪垠)和组联部(部长徐玉诺)副部长。第二年春天他又去陕县山区参加土改。之后便留在三门峡市郊搞农业合作化，并担任农业社副社长二年有余。由于日夜浸沉在炽热的生活中，他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接连发表了《共同上升》等三个中篇小说，出版了《新媳妇收麦》、《种子》、《新棉》等三个短篇小说集和《文化小姑娘》、《一个车夫的孩子》等两个儿童文学集，还有一部没有来得及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山记》，可以说这几年上升到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期。为了开扩视野，拓展生活面，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经组织批准又去洛阳涧西区任副区长兼支建科长。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将笔触伸向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时，一封加急电报把他从拖拉机厂工地催回省文联开会。一进会场，他便被震天的口号打懵：“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驻河南联络站站长李根红!……”那是1955年盛夏，回家乡河南的第五个年头。
一年的隔离审查，除了反复申诉那次代价昂贵的“握手”过程，别的委实无从交代。但厄运却像魔鬼的影子怎么也摆脱不掉。有次，一位文学青年曾经问他：“在小说创作里是否可写阴暗面?”这个问题在当时很敏感，他本想避而不谈，但对方诚恳的态度实在不好回绝，只得字斟句酌地对他说：“为了更好地突出正面人物，作为陪衬，可以适当地写点反面人物。”然而，整风反右一开始，那位文学青年便贴出揭露他“鼓励文学青年写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的大字报。
从此，他又重新陷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炼狱与期待之中。[2]
磨难真情戴帽；流放；劳改。饥饿；痛苦；劳累。过去了，他便视为过眼云烟，使他难以忘却的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时人所赐予的温暖与关怀。
在黄泛区劳改农场，饥饿难忍的他竟将撕咬不动的干西瓜皮囫囵吞下喉管，引起肠胃大出血。场部的医生们有说是霍乱，有说是绞肠痧、阑尾炎，要开刀。明知医生们有误，却因怕受到不服管教的处罚他只得守口如瓶。只有那位不曾开口的女医生仔细观察后偷偷问他：“你到底吃了什么?请告诉我。咱们同样都是右派。”他说了实话，也才得以保全性命，那位叫丛华的江南姑娘不但医好了他的肠胃大出血，还冒着处罚甚至加刑的危险用娟秀的字体偷偷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小处方：“生命属于祖国和人民。在被侮辱与损害中也要保全自己。”从此，在超重的劳动和饥饿面前他一直履行着自己的誓言：“你可以消灭我，但我决不向谬误屈服!”
人在危难中最易忘却的是冷眼；最难从记忆中抹去的是真情。
那是“文革”中，拉了一天地排车，浑身散了架似的他在昏黄的灯影中回家。突然，从《胶东文艺》到《山东文艺》就一直在一起的申均之兄握紧他的手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你的日子艰难，多少次想接济你，可又怕你……”接着把一张存折硬硬塞进他的手。“你拿着吧，这几千元权当是你的……”语气平和而委婉。显然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感动得热泪横飞，但却不忍接受。他知道申均之兄的儿女更小，生活也有难处，便趁送申均之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将存折塞进了他的口袋。当汽车启动，他泪眼模糊地看到了申均之兄那嗔怪的手势和芦花般雪白的头发在秋风里无奈的飘动……
也是雄鸡尚未唱晓的时候。阔别近30年、曾多次用血肉之躯掩护过他的那个通讯员小鲁，在偶然得知他惨遭厄运的时候，突然从千里之外闯进他的门扉，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胸膛贴着胸膛大呼：“你不会反党!我以党性保证，你不会!”语短情真一句话，使他热泪纵横。
还有什么比老战友的信任更让他宽慰?
“四人帮”横行到极至的日子里，他瞒着家人给关心过他的周扬同志写信，简述个人遭遇。信发出仅仅一个星期，便收到寄自中国社科院的挂号信：“根红同志，谢谢你的问候!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能经得起革命烈火的考验；要明辨是非；要严于律己。愿共勉之! 敬礼 周扬 1976·7·26”。20多年没有听人称过“同志”的他，当然领会这简短而充满善意的嘱咐。
1978年4月，还在拉着地排车丈量济南街巷的他，突然收到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先生寄赠的亲笔条幅：“呼风唤雨寻常事，锥指管窥天地宽，莫道科技关险阻，愚公九亿竞登攀”。雪花飘舞中分别再未曾谋面的茅公将几十年的关爱化作励勉的文字，鼓舞他坚定信心，迎接春天的到来!……
正是有了这许多至诚至真的爱，才使他在为了活着而不停地挣扎中不停地思考“活着”；才使他没有消沉和怨愤，而是把累累创伤看作是命运赐给的“最好礼物”，从而坦诚地向祖国和人民宣示：“即或被风暴/撕成一片一片/我也不肯背离自己的名字/——帆!”正是有了这许多朴素纯洁的爱，才使他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才使他对艺术、对诗有了更加深刻和独特的领悟，从而在沉默20多年后撞响了在他胸中一直孕育着的警世“洪钟”：“黄河，长江/我两行混浊的眼泪”……[2]
工作着最美丽经过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磨砺，他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平反后，他先后担任《济南文艺》副主编和市文联创作室主任。他静心埋头工作，博览群书，体察生活，思索人生，关心后人。长期被剥夺的创作欲望和蕴藏多年的热情不可遏制地进发出来。
正当他以“减去二十五岁”的热情与活力工作和歌唱的时候，他拿到了国家颁发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使他第一次意识到生理年轮的不可逆转，同时也让他常常悲哀地想起女作家陈学昭那部小说的名字——《工作着是美丽的》。经过一番认真而痛苦的思考，他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离休绝非生命的终结，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始!他平反后第一个远道来济看望的诗友流沙河，又一次来信深情地鼓励与抚慰：“有离休的干部，没有离休的诗人。”是的，从此可以有时间回忆过去，可以日夜兼程的努力，填补25年的文学创作空档，让生命在工作、在诗中得到永生!于是，他以超凡的毅力，三次拒绝死神的邀请，以洋溢的激情抒发强者的心声，迎来他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活跃辉煌期。为诗坛奉献出千余首优美的诗篇，出版了《弯路上的小花》、《塞风抒情诗选》、《母亲河》《征马的歌》、《以往》、《塞风诗精选》和伉俪诗集《根叶之恋》、《山水合弦》等8部诗集。其中《弯路上的小花》获华东图书奖，《塞风抒情诗选》获当代文学学会“全国当代诗歌奖”，《母亲河》获济南市精品工程奖，《塞风诗精选》已被译成韩国文字出版。另外还与人合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生活，从这里开始》(由长影拍摄公映)；出版了伉俪散文集《痕》并获“济南市精品工程奖”……他说：“写出好作品报效人民是我一生的追求。”他将永不放弃这种追求。他认为：“诗歌是强者的世界，真正的诗人应具有一种永远前进的形象，在他的生命里始终荡漾着大仁大爱的旋律。就形势而言，诗人必须与改革开放共命运、同歌唱。”正是这种博大胸怀，才使他的年轮之花青春永驻、诗情诗作与日共丰。
《诗刊》主编杨子敏说：“塞风的诗是黄河，塞风这个人也是黄河。”
作家张炜这样理解诗人：“他胸中翻腾的黄河和长江，都源于一颗质朴而崇高的心灵。”
著名诗人、原文化部部长贺敬之说：塞风的诗“有好多我都能背得过，有很多首都可以做我的座右铭。”贺老的夫人、以《周总理，您在哪里》打动天下人的柯岩见到李根红竟激动得与之拥抱。他说：“我从来没有跟第二个男性拥抱过，你这个人的人格太伟大了!”他们夫妇共同发誓，一定要到塞风的老家去看看，看看他的出生地。而且真的于1998年9月14日站在了他出生的窑洞前。
1995年6月，济南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共同举办“诗人塞风诗歌作品研讨会”，省市有关部门领导、文艺界专家、学者、作家、诗人共60余人出席，并以此祝贺他从事诗歌创作50周年。山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吴茂泉说：“您从事诗歌创作达半个世纪之久，是我国著名诗人。您的诗品、人品深受文艺界赞誉。” 90岁高龄的诗人臧克家专门让他的儿子，山大哲学系主任臧泺源把他“黄河波浪，江上清风，你的诗句，振奋人心”的亲笔题词送到会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贺敬之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二说听中国的《二泉映月》要跪下听。我说，塞风的诗要站着读，站着听。说塞风的“真善美三弦琴奏出的是时代之音，民族之音，人民之音”……
而他却说：“诗人属于人民，写诗就是向人民交心，感情要真挚似醇酒，不可掺半滴水的假。真善美，真是基础。离开了真，诗就等于零。我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会停止对真的追求。”
这就是真情不泯，诗心不老的李根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