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邵毓麟
生平简介
邵毓麟（1909年－1984年）别号文波，浙江鄞县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入九州帝国大学习政治经济，获学士学位，后入东京帝国大学院研究。回国后，于1934年任四川大学教授。193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日俄科科长。1937年5月，任驻日本横滨总领事。1938年1月回国，后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941年兼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同年1月，派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国际会议。1946年5月，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代理主任，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朝鲜代表。1949年7月任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1951年9月回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兼任“总统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创设“国际关系研究会”。后入“革命实践研究院”及“国防研究院”受训结业。1957年1月，任驻土耳其“全权大使”，1964年10月辞职，任“外交部”顾问。1975年退休。为中国文化学院延聘为教授兼日本研究所所长。1977年辞研究所兼职，赴美国。1984年1月14日逝世。终年75岁。著有《胜利前后》。
对韩外交
韩国临时政府顾问邵毓麟留学日本后回国，任四川大学教授。在川大期间，他结识了同在川大英文系任教的朝鲜民族革命党领袖金奎植，两人对于韩国局势以及韩国独立运动多所交流，并结为挚友。 
1935年邵氏弃教从政，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日俄科科长。1937年5月，他奉派为驻日本横滨总领事，协助大使推行对日侵华的“阻滞外交”。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邵氏随大使撤旗回国。在武汉，他曾与朝鲜民族革命党领袖、朝鲜义勇队司令金若山将军有所接触。1939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少将秘书，1940年兼任外交部情报司长，开始正式参与国民政府的对韩事务。 
邵氏常在外交部机关报《英文自由西报》以及《大公报》上撰文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同时，负责收集相关情报，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3年1月，邵毓麟发表《如何解决日本事件》，首次公开主张战后韩国应予独立，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1944年1月，邵氏应约与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就如何使国际社会保证战后韩国独立和争取承认交换意见，并建立了互相间的信任和友好关系。同年4月，经中国官方默认，邵氏以国民党员资格应聘为韩国临时政府华籍顾问，中韩关系史仅此一例。邵氏对此聘书十分珍视，1949年7月，在赴韩就任大使时，还郑重携带前往任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该“大使馆”撤退时，忍痛焚毁。 　
为韩国独立地位疾呼1943年12月，在中国政府的努力和推动下，《开罗宣言》确定了战后韩国的独立地位，但同时又根据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意见加上了“相当时期内”的限制。邵毓麟认为，这几个字关系重大，夜长梦多，很可能使韩国独立保证变质。为此，中韩应该联合阻止由强国对韩国实行国际共管的主张。 
1945年1月，邵毓麟奉派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第九届会议，担当起联合旅美韩国独立运动各派领袖，共同为确保韩国独立并争取外交承认的任务。第九届太平洋学会会议的主题是“战后如何处置日本”，邵氏此时已辞卸外交部情报司长职务，发言较为自由。他与韩国三位代表一起，对美英关于战后由盟国共管韩国五年再予独立的主张，强烈表示反对。 
随后，邵毓麟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专门委员，参加联合国旧金山会议，与顾维钧、刘锴出席大会托管理事会小组会议。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坚持，联合国宪章规定托管理事会的最终目标在于扶助受托管的弱小国家获得“独立”，而非仅“自治”，这也是针对韩国而言。由于韩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会议之外，中国代表团承担起韩国代言人的角色。 　 
驻韩军事代表的始末1945年8月16日，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天，邵毓麟由美飞返重庆，参与了一系列日军受降的活动。9月9日，参加日军投降典礼。10月16日，奉派为驻土耳其大使，未就任。24日，赴台湾参加台湾日军投降典礼，并与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策划治台方针。 
其间，邵毓麟继续与韩国独立运动领袖人物保持密切联系。8月18日，他曾拜访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主席，报告在美活动情形，商议今后行动计划。邵氏表示：美国即将在南韩成立军政府，我们既无法推翻美苏军事占领，必须面对现实，应该迅速把临时政府多年来推动独立运动的领导权，转到韩国本土去。苏俄自难合作，只有在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及军政府的合作中，去建立开展临时政府的力量，然后领导全韩人民坚决反对国际托管，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11月3日，奉蒋介石急令，邵氏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韩联络员”，将陪同金九主席一行赴韩履任。其任务是：“对外，为增进中美两国在韩共同关系；对金九，为代表本党与独立党联络，并与同情本党之其他党派联络，以增中韩友谊”，并给予公使待遇。 
12月5日，蒋介石又改派邵氏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将衔驻韩代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邵氏未能赴韩。1946年3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复任命邵氏为外交部驻韩代表，以大使待遇。邵氏迅即提出《工作计划要领》，但仍未能及时成行。随后，由于美国方面改为决定派遣总领事驻韩国，希望其他国家同样办理。中国外交部决定委派他人出任驻韩总领事，邵毓麟的赴韩使命暂时取消。 　
出任首任驻韩大使
1946年5月，邵毓麟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代理所长。1947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总统李承晚访问中国，邵毓麟参与了接待工作。1949年1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大韩民国政府。3日，任命邵毓麟为首任驻韩特命全权大使。但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正处在南京、广州的往返迁移之中，外交部长也处在吴铁城、傅秉常、叶公超的转�之中，征求韩方同意的手续竟然拖延了半年之久，后由邵氏本人与李承晚总统互通电报，始获解决。 
邵氏在赴韩国就任大使前，曾赴溪口向下野的蒋介石请训，并就韩国局势与蒋达成共识： 中共如先攻台湾，台湾必不堪设想，南韩亦必遭殃；中共如先攻南韩，则美国不会坐视不救，南韩可以得救，台湾亦可能转危为安。为此，确定邵氏在韩的使命是：努力建设中、韩、菲远东反共联盟，并促成朝鲜战争的早日爆发，将美国重新拖回远东。 
7月28日，身负特殊使命的邵毓麟在向李承晚递呈国书时，曾向李转递蒋介石的私函，并于次日与李承晚进行长谈，商议远东反共联盟的前途及蒋介石访问韩国的问题。 
8月，邵氏陪同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访问南韩，在镇海会谈中，蒋介石和李承晚就远东局势和联合反共问题进行秘密磋商，并就建立太平洋公约联盟发表联合反共声明。随即，邵毓麟奉命与韩国最高当局就军事合作事宜进行商议。12月20日，邵毓麟呈文蒋介石报告：“李承晚总统恐北韩进攻，亟需增强空军及武器弹药，故对我请求”，并提议以红参交换军火，以海空基地供中方使用，其目的是“刺激美方增加援韩”。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既可“利用韩方岛屿作我海空补给基地”，“伸展对华北封锁”，使“北韩及我东北敌后情报及行动工作”，“获得韩方合作谅解”，以建立“对苏战及对东北战时之桥头堡”，同时更可“刺激”美国改变其“消极”的远东政策。 
此外，以邵氏为首的台湾驻韩“外交官”还积极开展所谓“对韩谋略外交”。如对李承晚个人的予小惠：对韩政府在避免刺激美方的前提下，的拨教练机五至十架；对反对党如民主党、国民党等议员密予个别津贴，以便掌握运用等，表明台湾当局企图控制南韩当局，进而按照自身的愿望操纵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促使美国改变对韩政策。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邵毓麟奉命积极推动台湾当局派兵援韩，提议派遣陆军三个师，飞机20架，入朝作战，并曾三次与美国最高当局以及韩国政府进行联络交涉。遭拒后，又提议实施所谓“围魏救赵”谋略，要求美国以海空军援助台湾反攻大陆，则联合国军可在韩国转败为胜，再次表达了台湾当局试图从朝鲜战争中寻找自身政治出路的意愿，但均未为美韩所接受。 
为李承晚回国求情1951年9月，邵氏辞去驻韩大使职务，回到台湾，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957年转任台北驻土耳其“大使”。对于对韩事务仍然藕断丝连，与韩国故友也时有联系。 
1965年春，邵毓麟辞谢台北驻土耳其“大使”，曾往访流亡美国檀香山的韩国前总统李承晚。此时，李氏已中风，全身瘫痪，言语不清，惟一愿望是“回国疗养，埋骨故土”，但不为韩国政府所许可。李夫人恳请邵氏帮忙，实现李承晚最后的愿望。 
邵氏慨然应允，在随后访问韩国时，适韩国丁一权总理拜托邵氏斡旋日韩交涉，并调解国内各反对派领袖，邵氏乃以允许李承晚回国疗养及埋骨故土为条件。邵氏说：“即令他(李承晚)在韩国内政上所犯的错误，罪无可恕，但他数十年来为韩国独立而奋斗贡献，任何人均不能否认。他今已全身瘫痪，不能言语，仅仅希望韩国政府批准他回国疗养，及埋骨故土，如果再不准许，那就恐怕不仅韩国人民不易理解，亦为东方道德所不许者。特请鼎力完成其惟一心愿!”丁总理允诺提出阁议讨论，然后再请朴正熙总统核示。结果，韩国政府给了邵氏一半面子，决定李承晚回国疗养不予同意，但于死后可准许埋骨故土，葬在国家公墓，并暂不公布。同年，李承晚在美国逝世，韩国政府发表声明，准许李承晚遗体空运汉城，葬于韩国国家公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