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熙
生平
即位前后几乎贯穿朝鲜近代史的君主——高宗李熙，本来只是王室的旁支，基本上没有可能继承王位。从血缘上来高宗画像(7张)说，他是朝鲜仁祖的9世孙；从世系上来说，他是朝鲜英祖的5世孙（李熙的祖父南延君李球被过继给英祖的孙子恩信君李禛），和王室嫡系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由于前任国王——朝鲜哲宗李昪无嗣而薨，李熙便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登上朝鲜王位。 
李熙是兴宣君李昰应的儿子。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七月二十五日，李熙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贞善坊私第（兴宣君府，李熙即位后改称云岘宫），当时他的名字是李载晃，乳名命福。他的母亲是骊兴府大夫人（纯穆大院妃）闵氏，还有一位庶兄李载先和嫡兄李载冕。 
李命福（李熙）据说在幼年就有登上王位的朕兆。当时一个叫做朴有鹏的人看过李命福的面相以后，就惊叹道：“天日之表！”[1]到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当时的国王哲宗病死，膝下没有任何儿子。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孝明世子之妻）决定拥立李命福为新王。关于李命福被拥立的过程，《高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 
同治二年癸亥十二月初八日庚辰，哲宗熙伦正极粹德纯圣文显武成献仁英孝大王升遐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大王大妃教曰：“院相以领府事为之。”仍召见时原任大臣于重熙堂。领府事郑元容曰：“臣民无禄，当此罔极之变，恸迫冤酷，不知攸达矣。”大王大妃曰：“未亡人忍当此罔极不忍当之事，只自冤酷而已。见今国势之安危，时刻为急，故请诸大臣议定宗社大计矣。”元容曰：“亟降慈圣明旨，即为定策，千万颙祝矣。”大王大妃曰：“以兴宣君嫡第二子命福入承翼宗大王大统。”[2]
然而，在史书一句点过的背后，隐藏着李熙的生父——兴宣君李昰应十多年的苦心钻营。朝鲜王朝自正祖李算以后，王权旁落，朝政由外戚安东金氏把持。李昰应就一直生活在安东金氏的阴影下，虽胸怀大志，却过着怀才不遇的生活。李昰应原本就知道哲宗体弱多病，欲乘隙夺取王位，于是极力装疯卖傻，一方面在安东金氏的高压下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蒙骗了赵大妃等一干权贵，使他们认为李昰应是无能之人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哲宗去世前后，李昰应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知道，赵大妃欲独揽大权而与哲宗时掌握朝政的安东金氏众臣如金左根及金兴根等不和。于是就积极勾结赵大妃身边的宫女，对赵大妃多番献计，表示若任由金氏众臣拥立其它王族子孙为王，以承哲宗大统，不但让金氏众臣坐拥大权，而且翼宗（孝明世子）的世系也会因而断绝。但若以他的儿子为王，便可杜绝金氏掌权的野心。李昰应长期以来的夤缘终于收效，赵大妃为其所动，择定立李昰应幼子李命福为王。纵使金氏众臣及宪宗王妃洪氏（孝定王后）、哲宗王妃金氏（哲仁王后）等皆反对以李命福继承王位，但赵大妃依然以宫廷大长辈的身份坚持李命福为王位继承人。[3]李命福遂改名李熙，封为翼成君，行冠礼，并被过继给朝鲜翼宗为子，继承其大统。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阳历1864年1月21日），李熙被穿戴上衮服和冕旒，正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同时被宗主国清朝册封为朝鲜国王，是为高宗。就这样，本来与王位无缘的高宗李熙在生父李昰应的操纵和赵大妃的支持之下，登上了朝鲜王朝第26位国王的宝座。生父摄政高宗李熙即位时，只有12岁。便拜其继母赵氏为大王大妃，由她垂帘听政；又封其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赞襄政务。兴宣大院君的执政被韩国史学界认为是韩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兴宣大院君一掌权，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启动了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目的的改革进程。同治五年（1866年），大王大妃赵氏撤帘，大院君遂独揽大权。大院君一面大力排斥安东金氏势力，将他们全部逐出朝廷，就连曾帮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也不放过，开始确立起丧失已久的王室威严。同时大张旗鼓地重修景福宫，以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此外他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试图修补朝鲜封建王朝的大厦；又厉行闭关锁国路线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狱”，屠杀了上万名天主教徒。此时朝鲜已经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危机，到高宗时更加凸显。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发生了美国商船侵入大同江的舍门将军号事件，同年九月发生了法国侵略朝鲜的“丙寅洋扰”事件。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又有美国军舰入侵朝鲜，史称“辛未洋扰”。然而这些法美舰队都在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下以失败告终。这更加坚定了大院君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他下令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高宗即位之初的朝鲜王朝，在大院君的铁腕政治和改弦更张下，似乎重现了生机。 
高宗本人在大院君掌权的状况下，形同傀儡，终日沉湎享乐，不爱读书。但大院君为了培养高宗，仍命他学习儒家经典。高宗自即位后便接受严格教育，必须一天学习三次，开设经筵的时间是早上7时至9时，中午11时至高宗书法(3张)1时，下午2时至4时。有一次，高宗读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的章句时，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犹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洗祖宗之耻也（指丙子胡乱）？”[4]可见高宗并非是一个胸无大志之人。但他毕竟是一个少年，也由于大院君政务繁忙而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所以宠幸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宫女——李顺娥，每日和她厮混，但此女终究没成为王妃，因为朝鲜王室规定同姓不通婚。 
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在大院君的一手操纵下，15岁的高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婚礼。而他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高宗母亲家的亲戚——闵兹映。原来大院君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历史重演，专门找了自己妻子家的亲戚、幼年丧父的贫穷女孩闵兹映作为内定王妃。细细算来，闵兹映不仅比高宗大1岁，还是高宗的姨母辈亲戚。但这在实行铁腕政治的大院君眼里算不上什么，因为他自以为这样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外戚专权的隐患，同时使自己身兼宗亲和国戚的身份，实在是巩固自己权势的高明之举。闵兹映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闵妃，又称“明成皇后”。 
作为一桩生父包办的政治婚姻，高宗完全没有对闵妃在意，竟冷落了她三年时光。高宗依然沉湎女色，他甚至在同治七年（1868年）和李顺娥生了一个儿子，即完和君李墡，李顺娥也被封为淑媛。但3年之后，高宗又离开李淑媛，转而垂青闵妃，而闵妃的从政之路，也是从这开始的。闵妃当国大院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准。他的一颗棋子——闵妃，和她公公大院君一样，是一个充满权力欲和野心同时熟稔政治权术的女人。闵妃被冷落的三年时光里遍览宫中书籍，尤其是《左传》等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她被高称帝以前的高宗照片(10张)宗宠幸以后，便开始逐步涉入政坛。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是由于子嗣问题而引发的。大院君为防止王妃权力膨胀的局面出现，准备立高宗的庶长子李墡为王世子。这使闵妃和大院君产生了根本的对立。闵妃先使高宗与自己牢牢站在同一阵线，又凝聚自己的娘家——骊兴闵氏的势力，逐渐形成外戚集团，同时纠合被大院君赶下台的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家族的力量，准备与大院君抗衡，推翻其政权。而大院君却对闵妃的实力估计不足。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三日夜，闵妃利用崔益铉批判大院君之上疏，鼓动高宗宣布“亲政”，发动宫廷政变将大院君逼退并赶出京城。高宗一直站在闵妃一边，而他自己生性懦弱，对闵妃言听计从，所以实权由闵妃掌握。从此朝鲜王朝进入了名义上由国王高宗亲政，实际上为闵妃外戚集团统治的时代。 
闵妃在夺权后不久就生下王子李坧并很快立为世子，权势日益巩固。闵妃集团掌权后便着手将大院君时代的各种政策次第废除，尤其是其对外政策。同治七年（1868年），朝鲜的邻国日本发生剧变，开始实行“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道路。此时的朝鲜，尚在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锁国统治之下，借口书契问题（日本在对朝鲜通告“王政复古”的文书上有“皇”、“敕”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而自从闵妃集团执政后，便主张逐渐缓和朝日关系，他们甚至处死了大院君时代负责对日往来的东莱倭学训导、大院君党羽安东晙，以展示其对日修好之意。但日本已先行一步，准备以当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事件”为蓝本准备，动用武力迅速打开朝鲜的国门。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等3艘军舰前往朝鲜西海岸示威并测量海图，与江华岛炮台发生交火。史称云扬号事件。此事引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极大震惊和不安，朝中分成以闵奎镐等闵妃集团官员为首的主和派和金炳学等大院君派系官员为首的主战派，就这一事件争论不休。而民间几乎清一色地支持对日的强硬政策。高宗和闵妃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国门，最终弹压了国内的示威者，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于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与日本在江华岛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港口以及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严重破坏了朝鲜的主权，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前奏；同时使朝鲜打开了国门，由此一步步走上近代化道路。 
高宗和闵妃的对外开放政策很快引发朝鲜国内强烈的反弹。早在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前，就有崔益铉、张皓根等人率儒生在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随着朝鲜的逐渐开放，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辛巳斥邪运动。光绪六年（1880年），礼曹参议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率团访问日本，商谈仁川开港、米谷禁运、修改关税等问题。他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朝鲜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西方先进文物，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罗斯向南扩张。实际上该书体现了当时清朝外交的基本政策，即抵御沙俄，牵制日本，拉拢美国。《朝鲜策略》在朝鲜一披露，就引发了朝鲜政界和学界的轩然大波。其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一句，更是激怒了朝鲜的广大儒生，他们认为用基督教这类的“邪教”来类比儒教是对儒教的侮辱。于是，以李晚孙为首的300多名庆尚道儒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上“万人疏”，借抨击黄遵宪、金宏集以抵制对外开放政策，宣称“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不久，京畿道、江原道、忠清道、全罗道等地的儒生纷纷上疏，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攻击《朝鲜策略》及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高宗对“辛巳斥邪运动”进行严厉镇压，李晚孙等十多名儒生被扣上“谤讪朝廷”的罪名而发配荒岛或边地，洪在鹤等人由于上疏言辞激烈而被判为“犯上不道”并斩首示众。政府镇压上疏儒生自然引发了儒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而蛰伏待机的兴宣大院君正欲利用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院君的党羽早已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在景福宫纵火，迫使高宗将王宫搬回昌德宫；这年十一月，他们更是送去炸弹炸死了闵妃之兄闵升镐及其母感古堂李氏。辛巳斥邪运动被镇压后，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大院君亲信安骥泳联合儒生准备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为新王。他的计划后被泄露，安骥泳等人被逮捕并被凌迟处斩，李载先在流放途中被赐死。这件事说明了高宗政权实际上是危机四伏。
但是，对外开放毕竟是时代潮流，任何腐儒的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历史变革的车轮了。高宗于光绪七年（1881年）派一批年轻贵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人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隐士之国正式对西方打开了国门。条约签订后，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接踵而来，签订了类似条约，至此，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飘摇时局闵妃集团执掌国政后，国际国内局势动荡，特别是开港以后，朝鲜历史进入一个空前复杂动荡的时期。乱局首先自内而起。原来当时闵妃集团非常腐败，史书记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于是“大院君之多年蓄积充溢丰富之各库，一扫而空”。[5]朝鲜国库积蓄荡尽，无饷米供养军队，五营军饷短缺13月，不少军人无法度日。而由日本教官协办、多为两班子弟组成的新军——别技军则装备精良，待遇优厚，引起旧五营军人的不满和怨恨。如此种种，终于酿成了壬午兵变。
光绪八年（1882年）春季，朝鲜发生大旱，又有“马入宫中”的异象传出[6]，京城内人心惶惶，传说该年将有兵灾。该年六月五日，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京城五营士兵发生骚动，惊动了京城宣惠厅，急忙将刚运来的漕米发放下去，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士兵与库吏理论，发生冲突，汉城捕盗厅要将为首士兵四人逮捕斩首。士兵们积怨爆发，于六月九日（阳历7月23日）同市民一起发动暴动，捣毁宣惠厅堂上官闵谦镐以及闵台镐、韩圭稷等外戚权贵宅第，夺取武库，攻打捕盗厅，包围大院君府第云岘宫向其求助。还有几路分别攻打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籍别技军教官堀本礼造，开仓放粮。次日乱兵和市民攻入昌德宫，杀死躲藏在宫中的闵谦镐、李最应（兴寅君，兴宣大院君的胞兄）等人，并追杀闵妃。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往外地。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随员也逃往仁川，由英国军舰搭救回国。这一天，走投无路的高宗被迫召大院君入宫，委其主政，并宣布闵妃已经死于动乱中，士兵方才放下武器，撤出王宫。逃到忠州的闵妃和逃回长崎的花房义质分别请求清朝和日本出兵朝鲜。清直隶总督张树声和从原籍赶回的李鸿章派吴长庆率军在南阳登陆，不久赶到汉城。吴长庆认为大院君“积威震主”，其本人和党羽与高宗和闵妃“久成嫌衅”，如果留其在朝鲜国内，必定父子不能保全，于是扣留了前往中国军营拜访的大院君，并用军舰将其运回中国，软禁在保定。清军同时逮捕了李载冕等人，并在汉城郊区逮捕参加过壬午兵变的士兵，处死了其中11人。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日本公使花房则于8月12日回到汉城，带来了1500军队和四艘军舰，逼迫朝鲜政府赔偿损失、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8月30日日本和朝鲜就上述内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另外一方面，在清朝洋务派的协助下，朝鲜开始了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清朝还依据与朝鲜的通商条约，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另外，高宗还将围攻日本公使馆的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汉城普通百姓在慕华馆前当着日本公使和清朝官员的面问斩，朝鲜的主权和尊严完全扫地。
此时朝鲜统治集团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闵妃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借助清朝的兵力夺回政权，心怀感激，采取亲华政策，被称为“事大党”。另外一派以光绪七年（1881年）赴日“绅士游览团”中的年轻士族为主，包括师从福泽谕吉的金玉均，以及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他们采取亲日态度，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近代化改革，被称为“开化党”。开化党接受日本资助，提出了“打倒清国”的口号，企图借助日军兵力发动政变，实施夺权目标。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驻扎朝鲜的一部分清军撤回国内，日本以及朝鲜开化派视为举事良机，于是蠢蠢欲动。此时朝鲜政府因为中法战争胜负未定，对清朝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11月29日，金玉均入宫，对高宗游说说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秘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金玉均与开化派激进分子经过密谈，决定在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机发动政变。
12月4日晚，汉城邮政总局落成，洪英植设宴庆祝。开化党在别宫中举火未遂，乃焚烧邮政总局隔壁房屋。禁卫大将闵泳翊冲出救火，被刺客用刀砍伤，挣扎返回邮政总局宴会大厅，宾客大惊，四散奔逃，开化党在邮政总局内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金玉均赶往昌德宫，称清军作乱，劫持国王和闵妃，逃往供奉历代先王画像的别宫景佑宫（因其地狭，易派兵守卫）。金玉均强迫高宗书写诏书，召大臣前往景佑宫保护国王，同时请求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派日本兵担任警卫。当夜，奉诏赶往景佑宫护驾的韩圭稷、李祖渊、尹泰骏、闵台镐、闵泳穆、赵宁夏等六大臣等逐一在宫门内被开化派杀害。次日清晨，新政府宣告成立，提出内政改革方案，同时宣布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朝鲜独立。
开化派本来没有群众基础，如今又与日本兵勾结，劫持国王，杀害大臣，所以社会上流言四起，说王妃已被开化派杀害，国王生死未卜，开化派将另立新君。人民不满开化派作乱犯上的作为，纷纷聚集起来，要杀尽倭奴，解救国王。12月6日，金允植、南廷哲等被列入新政府名单的旧大臣致书清营，痛哭乞师。清军将领吴兆有、袁世凯带兵入宫，与日军在宫内展开战斗。清军得到朝鲜士兵的支持，日军抵挡不住，竹添公使被迫焚烧公使馆，再次出逃仁川。洪英植将高宗挟持到城北关帝庙，深夜才被清军找到，护送回宫，洪英植被愤怒的朝鲜士兵杀死。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随日本人逃窜到仁川，随后亡命日本。其他不及亡命的激进派开化党被愤怒的汉城市民殴杀。此次变乱史称“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被平息后，光绪十一年（1885年）1月9日，日本再次强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勒索赔款，之后伊藤博文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晤，中日两国签署天津条约，规定双方撤出在朝鲜兵力，聘请第三国人员协助朝鲜的军事改革，今后两国若要出兵朝鲜时须预先知会另一国等等。《中日天津条约》标志着日本已在事实上取得与清朝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根据《汉城条约》，朝鲜政府将金大兴、元兴甲等在甲申政变中杀死日本公使馆矶林大尉的朝鲜百姓斩首示众，并派徐相雨到日本“表明谢意”。明明是日本勾结开化党图谋颠覆朝鲜政府，却强迫朝鲜政府惩凶、赔款、谢罪，这不能不说是朝鲜作为一个弱国的悲哀。
经过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朝鲜不仅在内讧中国力大为折损，更是逐渐沦为大国的角逐场所。朝鲜王室对内残酷剥削老百姓，对外一再杀害本国人民、遣使谢罪以向日本等国摇尾乞怜，使其更加失去民心，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甲申政变之后，高宗和闵妃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又起。当时，清朝眼见英亡缅甸，法并越南，日吞琉球，中国的藩属国惟独朝鲜尚存，亦有俄国、日本虎视眈眈，再加上朝鲜战略位置重要，为东北、华北之屏障，所以决定力保这一最后的属邦，所以加强了对朝鲜内政、外交的控制，将名义上的藩属关系实际化。此时清朝对如何处置朝鲜，有众多意见。有人主张设置监国，全掌朝鲜内政外交。有人主张吞并朝鲜，设为郡县。有人主张朝鲜宣布中立，由中、美、日、俄等国共同保护。前两种意见引起了朝鲜和西方各国的担心，但是实际上不过是清朝官员的个人意见。最后清朝采取了类似第一种方的措施，派遣袁世凯以三品道员头衔坐镇朝鲜，主掌朝鲜外交、通商等事务，俨然监国大臣。这自然引起了高宗和闵妃的不满。闵妃集团接受了德国籍顾问穆麟德（本为李鸿章派去监视朝鲜，但被沙皇俄国收买，背叛了清朝）的“联俄拒清”政策。清朝不得不罢斥穆麟德，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放回大院君以牵制闵妃。
当时朝鲜半岛局势十分复杂，清朝此时虽然是朝鲜的宗主国，但是日本、英国、俄国、美国均对朝鲜虎视眈眈，他们与不满清朝干涉的闵妃集团相勾结，于是先后发生了巨文岛事件、两次朝俄密约事件、派使西国之争、防谷令事件等国际争端，对清朝的宗主国地位购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清廷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出台了所谓朝鲜“整顿事宜六条”：1，精练水陆各军；2，东三省兴铁路；3，该国税司由中国委派；4，该国派使应守属国体制；5，阻止该国借外债；6，匡正该国纰政。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为人精明而多疑，能干且果断，在朝鲜全力推行上述六条内容。朝鲜与清朝的因而矛盾日益加剧，以至于发生了袁世凯密谋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为国王的事件。但朝鲜的威胁不在于清朝或欧美俄国，而是觊觎朝鲜已久的东邻日本。日人傀儡甲申政变以后10年间，朝鲜表面上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而内部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正在加速溃烂之中。这一时期，以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集团更加贪图享乐，醉生梦死，卖官鬻爵，官场贿赂公行，尔虞我诈，科举考试完全沦为了两班贵族的交易场所，作为一项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是名存实亡。国内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外国的经济侵略把本来就贫穷的朝鲜人民逼上了绝路，整个社会黑暗腐败到了极点。那时候，儒生学士接连上疏痛陈朝政之紊乱，而高宗与闵妃共阅奏章，“见有鲠辞，则动以逆贼目之”[7]，李建昌、权凤熙、安孝济、朴始淳、张炳翊等上书言事者均被严刑窜配。朝鲜商人不堪日本等国的经济侵略，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行“撤栈”罢市斗争，反对日本商人进入京城，结果遭到闵妃集团镇压。而被政府严禁的宗教组织东学道更是接二连三地举行示威活动，甚至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光化门“伏阁上诉”，在汉城到处张贴赶走外国人的标语，导致“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的状况。[8]后他们又在报恩郡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最后被朝鲜政府以软硬皆施的方式镇压下去。此时朝鲜的社会矛盾犹如干柴一般不断累积，终于引发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而窥伺朝鲜已久的日本也因此获得了控制朝鲜的大好良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十日，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发生了反对郡守赵秉甲暴政的民乱，既而发展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由东学道领袖全琫准领导，他们多次打败官军，迅速席卷了朝鲜南部三道，甚至攻占了朝鲜王室的老家——全州，直逼首都汉城。汉城的两班及富民纷纷逃窜避难，高宗和闵妃对此十分恐慌，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政府借兵，企图乞灵于清廷的武力镇压起义。后来政府与起义军议和，达成了全州和议，而日本亦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不请自来，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六月二十一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挟持高宗及闵妃，而日本人抬出的傀儡，竟然是兴宣大院君。大院君将闵妃集团从政府中全部铲除，出面组建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新组成的亲日派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中国光绪年号，改用朝鲜开国纪年，废除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朝鲜将依赖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朝军队。六月二十三日（阳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朝鲜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而朝鲜亲日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实行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措施，史称“甲午更张”。同年十月，井上馨出任日本驻朝公使，他逼退了有反日倾向的大院君，由出笼了《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以“协助改革”的幌子来加紧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同时又将曾参与甲申政变的亲日分子朴泳孝安插进政府中，导入内阁制以进一步限制高宗的权力。开国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5年1月7日），高宗率领世子、大院君、文武百官参拜宗庙，举行誓告典礼，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正式宣告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而其余诸条则大部分都是对君权的限制。[9]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的称号由“国王殿下”晋升为“大君主陛下”，王妃改称“王后”，王大妃改称“王太后”，王世子改称“王太子”。尽管称谓提高了，但高宗的权力已经被日本人及其亲日政权削弱，完全成为了日本的傀儡。日本还打算扶植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上台取代高宗，只不过没有成功，李埈镕后来逃亡日本。隆熙元年（1907年）才被赦免，回到朝鲜。称帝以后的高宗照片(11张)
甲午战争后，被日本挟持的高宗和闵妃对中国彻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和基础，他们看到日本在俄国的干涉下被迫将辽东交还给中国，又对俄国产生了幻想。为了夺回权力，高宗和闵妃开始倒向俄罗斯帝国。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闰五月，朝鲜政府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内部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随着朴泳孝的逃亡，亲日政府随之解散，失势了一年的闵妃集团重新掌握大权。闵妃日益亲俄，俄国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准备暗杀亲俄派首脑——闵妃。同年七月，井上馨离职，他“一改前态，以温言和气对遇韩人”，与其夫人拜访高宗和闵妃，劝高宗收揽政权，确保王室安全，又对高宗说日本驻军是为了保护朝鲜王室，绝无他意，并给高宗献上6000元，给闵妃献3000元，高宗和闵妃遂放松了对日本的警惕。[10]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拂晓，新任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率领日本士兵、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景福宫，在乾清宫玉壶轩乱刀砍死了闵妃，并浇上煤油点火焚尸，把尸体分开抛撒于各处，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次日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府，将高宗软禁起来并逼迫他下诏废闵妃为庶人，称“乙未事变”。宫中警卫部队的美国教官目睹了日本军官冲进后宫的行动，于是乙未事变的真相得以流传开来。日本政府为此派小村寿太郎前往汉城调查事情真相，将有关人员送会日本，以谋杀、聚众行凶的罪名提交预审，但是犯人都被广岛地方法院宣判无罪。日本政府的虚伪嘴脸由此可见一斑。称帝建制乙未事变的真相暴露以后，引起了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反日情绪陡然升级。然而这个时候，金弘集亲日内阁宣布实行公历，改开国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五百零五年一月一日（1896年1月1日），并建年号为“建阳”。同时还宣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人民剪发易服。这一连串的改革措施表面上是推行近代化，实际上却被朝鲜人民普遍认为是日本指使下的同化政策，因此极大地刺激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甲午更张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人们高举“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的口号，掀起了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引发社会空前的骚乱。日本人在朝鲜逐渐站不住脚，而金弘集内阁亦是摇摇欲坠。亲俄派李范晋、李完用等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利用混乱的局势浑水摸鱼，将不满日本很久的高宗转移到俄国公使馆。他们收买宫女和宦官对高宗加以劝诱，高宗遂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清晨和王太子乘坐宫女轿子偷偷逃出被日本人控制的景福宫，来到贞洞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下令将亲日内阁成员全部免职，并将其中5人定为协助日本杀害闵妃的“逆贼”。逆贼五大臣中总理大臣金弘集、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在押送途中被巡检打死，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逃亡日本。朝鲜建立了以金炳始为总理大臣的亲俄政权。至此，亲日政权垮台，日本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俄国及朝鲜亲俄派的势力膨胀。此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了小村-韦伯协定、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日俄在朝势力达到相对平衡状态。这为后来高宗称帝创造了条件。
高宗“播迁”到俄国公使馆以后，实际上被俄国人控制，仍然是一个傀儡君主。亲俄政府起先宣布废除断发令等亲日政策（建阳年号及太阳历继续沿用），又用怀柔政策解散了各地义兵，但他们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给俄国，限制高宗的活动，引发了朝鲜国内及其他列强的不满。在朝鲜国内外的压力下，俄国人终于同意高宗还宫。高宗没有去景福宫，而是于建阳二年（1897年）2月20日回到了贞洞庆运宫（今德寿宫），这是因为贞洞为各国使馆所在地，而高宗害怕再度发生类似“乙未事变”的事件，遂迁到庆运宫以寻求各国保护。高宗还宫后，亲俄派势力有所萎缩，而先前掣肘高宗的势力如兴宣大院君、闵妃、日本人亦消亡或削弱，所以此时的高宗终于摆脱了傀儡的地位，获得了实权。高宗不满于“大君主”的称号，决定采用“皇帝”之尊号，与中日两国分庭抗礼。建阳二年（1897年）8月16日，高宗下诏改元“光武”。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穿上12章衮冕，在庆运宫之圜丘坛祭天，并即皇帝位，册封王后闵氏为皇后（后定谥号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11]次日颁诏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沿袭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12-13]高宗遂成为高丽初年以后朝鲜半岛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君主。
随着大韩帝国的建立，韩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改组。高宗废除了甲午更张时期引入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制度，表明他正着手恢复君主专制体制。高宗皇帝虽然重用沈舜泽、金炳始、尹容善、赵秉世这些元老大臣，但却对他们敬而远之，只奉尊位，不予实权。而高宗倚靠的是当时以资本主义列强为背景的各种政治派别，包括赵秉式、闵种默为首的亲俄派，李址镕、俞箕焕为首的亲日派，闵商镐、闵泳焕为首的亲美派，另外还有李容翊、李根泽等人所组成的君王近侧派，君王近侧派里面也有区别，比如李容翊亲俄，李根泽亲日等等，只是他们  高宗即位40年称庆纪念碑殿相对其他派别而言与高宗关系更亲密而已。[14]高宗利用这些派别对内相互牵制，以强化自己的专制皇权；对外让他们与不同国家打交道，以平衡各国（尤其是日俄）在韩势力，避免独大一方以威胁大韩帝国的独立地位。而高宗自己则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此时由于韩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入，涌现了“独立协会”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团体，他们举行“万民共同会”这样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对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富强，对外不依靠外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独立协会自然引起了高宗及守旧大臣的反感，光武二年（1898年）12月，高宗出动军队镇压了独立协会的集会，数十人死亡，同时宣布取缔独立协会，独立协会领导人李承晚等被捕下狱。韩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民主政治的道路就这样被关闭了。随后，大韩帝国又于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出台了所谓“大韩国国制”，名义上是宪法，实际上却明确规定了韩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高宗的权力至此达到顶峰。而高宗也并非不改革，他称帝后实行了“光武改革”，在经济和军事上大规模推进近代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这一切都是维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为根本前提的，也就是所谓的“旧本新参”路线（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高宗想以这种政经分离的方式实现大韩帝国的独立与富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行的。
高宗称帝以后数年时间，朝鲜半岛又一次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此时韩国社会虽然没有出现1895、96年之间的大混乱，但仍动荡不安。东学党起义的部分残余以“英学党”的名义在全罗道一代不断举行农民暴动，光武二年（1898年）济州岛又爆发了“南学党”领导的房星七之乱，活跃于南部三道的“活贫党”也不断进行“劫富济贫”的活动，令韩国政府十分头疼。[15]光武二年（1898年）9月又发生“茶毒事件”，前俄语通译金鸿陆指使厨师孔洪植等人在高宗的咖啡中下毒，但没有成功。金鸿陆被处死。可见那时韩国宫廷内的阴谋也时有发生。外部日俄等国虽然暂时没有对韩国直接进行内政干涉，但却加紧了经济侵略。韩国政府则通过到处周旋来维持国运。然而，这种不靠自立自强而依靠外力来维持国家独立的政策虽然短期有效，注定撑不了多久。有学者对高宗的政策批评道：“不以厚我民力为自强之图，徒以庆运宫在各国使馆之侧为太平之基，竭吾国财謟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以苟安，其能久乎？”[16]终于，随着日俄矛盾的激化，两国终于爆发战争，而大韩帝国也被迫卷入了日俄的争夺中，并走上殖民地的道路。被逼退位光武八年（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爆发，原本宣布中立的大韩帝国被迫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至此，高宗第二次沦为了日本的傀儡。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光武九年（1905年）11月9日，日本特使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派往韩国“慰问”韩国皇室，实则准备将一项保护条约强加在韩国身上。然而高宗皇帝却坚决反对缔约。11月15日，伊藤博文进宫谒见高宗，摊开早已炮制的保护条约，屏退左右，对高宗说：“这是帝国政府经过多方考虑，最后的决定，丝毫不能变更。若是拒绝，将要发生大事。”高宗说：“自祖宗以来，凡国家大事皆咨询政府大小官吏乃至贤儒而后决定。况有了解国内绅士、人民舆论之先例，朕不能擅自决定。”伊藤博文讽刺道：“向政府臣僚咨询可以，但了解一般人民意向，却是奇怪的。贵国不实行民主政治，不是一切经陛下裁决的君主专制国家吗？”高宗登时大怒，明确表态道：“承认此约，和亡国一样。朕宁可殉社稷，也决不承认！”伊藤见高宗不肯就范，悻悻而退。[17]
伊藤博文与日军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合计，决定一方面收买韩国的内阁大臣，一方面派遣数万军队开入汉城，包围庆运宫，以武力强迫韩国缔约。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夜晚，在大批日军的簇拥下，伊藤博文和长谷川好道携条约入宫，强迫韩国缔约。高宗见大势已去，称病不去，由内阁八大臣接待伊藤一行。李完用（李完用此时由亲俄转向亲日）等5人同意缔约，反对缔约的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被日军拘禁。外部大臣朴齐纯代表韩国政府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根据这个协约，日本在韩国设立统监，韩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外交权及内政主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韩保护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工商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 签约的当天，卖国贼李完用家被人放了火。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闵泳焕、赵秉世等有民族气节的大臣殉国，在韩国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11月23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协约全文，并将此事通知与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要它们撤走驻韩外交代表机构。在各国外交使团尚未撤离时，日本就关闭了驻汉城的使馆，成立了统治朝鲜的新机关——统监府，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各道的日本领事馆也撤销，成立了统监府的地方机关——理事厅。　
《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后，高宗从此被日本玩弄于股掌之上，没有丝毫权力。但他并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光武十年（1906年）2月1日，《大韩每日申报》发表了高宗的声明，高宗称自己从未批准缔结《乙巳条约》，没有放弃外交权，也未同意日本统监常驻韩国，所谓“保护权”系日本单方面宣布的，不能成立，呼吁列强进行干预，共同保护韩国的独立。高宗此举极大震惊了日本人，他们以“改革”为借口，打着“宫府分离”的幌子，让日本警务顾问攫取了庆运宫的警卫指挥权，同年7月，根据伊藤博文“肃清宫禁”的要求，实行“门鉴”制度，无入门证者不得进宫，迫使高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8]尽管如此，高宗仍秘密写信给美、俄、德、法4 国首脑，宣布  海牙密使事件中的高宗亲笔信自己不承认《日韩保护协约》，这个条约是无效的。各国不予理睬。光武十一年（1907年），荷兰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等三人带着高宗的亲笔信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日韩保护协约》无效。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拍电报向高宗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李儁愤而剖腹自杀，血溅海牙，其他两人被迫亡命天涯。“海牙密使事件”以失败告终。
伊藤博文早就想废掉高宗，海牙密使事件正好给了他机会。日本透过间谍网很快发现了高宗给海牙密使的亲笔信，于是伊藤博文借此进宫追究高宗违反保护条约的责任。伊藤威胁高宗说： “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伊藤还唆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嗾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于7月7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会长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天皇）谢罪，二则陛下……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7月17日，李完用等7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19]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高宗则坚称自己与海牙密使事件无关，拒绝退位，双方僵持不下。7月18日，高宗被逼无奈，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伊藤和李完用等人仍不善罢甘休，继续逼宫，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高宗不得不宣布退位。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在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8月27日，皇太子李坧正式即位，改元隆熙，是为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君主——纯宗。
高宗被日本人逼迫而退位，引发了韩国国内的轩然大波。7月18日，汉城市民2000余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反对高宗退位。“大韩自强会”、“同友会”等爱国团体也在汉城街头到处发表演说，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人民砸烂了“一进会”的机关报《国民新闻》社，破坏了该社的建筑与印刷机。次日，数千人坐在庆运宫大汉门外，高呼“皇帝陛下不要退位！”“斩杀卖国叛逆！”，他们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双方伤亡数人，不少韩国军人也加入了汉城钟路的集会，并用手中的武器抗击前来镇压的日本警察。这一天，群众捣毁了钟路派出所，李完用的住宅再次被焚。日本“已排置机关炮四门，又以车载弹药，如赴战场，韩民遂不敢动”。[20]由高宗退位引发的一场骚动便平息下去了。晚年生活高宗被迫退位后，被尊为太皇帝，被日军监视居住于庆运宫内。纯宗李坧比他的父亲高宗更软弱，日本在纯宗即位4天后就强迫韩国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解散了大韩帝国的军队。高宗的儿子英亲王李垠被伊藤博文带到日本接受教育。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8月29日，条约宣布生效，大韩帝国灭亡。韩国皇帝李坧、太皇帝（太上皇）李熙和皇太子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的身份，高宗的封号降为“德寿宫李太王”，实际上他被日本人幽禁在德寿宫（前庆运宫），成为本国土地上的异国囚徒。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里追忆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叹长嗟直至清晨日出。据高宗晚年宠幸的三祝堂尚宫金氏和德惠翁主乳母的回忆，高宗那时候“本来晚上睡觉就不好，自从被日帝强迫退位以后，失眠越发厉害，要到清晨听到喜鹊叫声才能勉强入睡”。尽管已经沦为亡国奴，高宗仍然企图挽回国家主权。大正六年（1917年），李垠从日本归国，日本打算将日本皇室之女嫁给李垠，以便长久控制朝鲜王族。为此，日本驻朝总督长谷川好道与纯宗外戚尹德荣亲自找高宗说媒，要求李垠娶日本梨本宫亲王之女方子为妻，不料却被高宗以李垠12岁时就与朝鲜女子订婚为由而拒绝。后经多次威逼，才决定于大正八年（1919年）1月28日举行婚礼。大正七年（1918年）底，日本人又发起所谓“韩人签名运动”，以请愿书的形式表明全体朝鲜人甘愿做日本帝国的臣民，否认独立的愿望，以成为以后日本对其他列强表明自己的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还要高宗加盖玉玺，却又一次被高宗所坚决拒绝，事情竟然泡汤。经过这两次事件之后，日本对高宗提高了警惕，欲除之而后快。
大正七年（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决定召开巴黎和会。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表示维护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利益。这又给高宗和朝鲜人民以复国之希望，当年12月1日，李承晚、闵灿镐、郑翰景被选为韩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而日本害怕海牙密使事件重演，便加紧对高宗的监控。大正八年（1919年）1月21日凌晨6时，高宗突然在德寿宫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关于其死因，日本朝鲜总督府公布为“脑溢血发作”，但是没有病理报告，自然不太可信。坊间流传是因为高宗计划向巴黎和会派遣密使，代表朝鲜民众诉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的苦难，要求朝鲜独立，但是这一计划被泄露了，所以日本总督长谷川命令尹德荣让宫内安姓医生配好砒霜，又命宫中女官将毒药放入红茶中毒杀高宗。高宗去世当晚用了解毒的醋，不久便毒  高宗葬礼性发作，痛苦地说“我吃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难过”，不久便死去，死后两眼发赤，全身有红斑，且很快腐烂。此说也有很多疑点，包括去世时间（凌晨已过用膳时间），以及尸体很快腐烂，因为中毒时间为冬天，且若是毒死，以当时的药学水平，无非砒霜水银鸦片之类，尸体应该有其他异象，而不是腐烂速度加快。不过以日本人一贯的阴险狠毒来看，下毒之说的确很有可能是真的。紧接着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更诡异的事情。昌德宫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两名宫女被炸死。据说这两名宫女是给高宗投毒的目击者，为了杀人灭口，日本人策划了爆炸案。高宗去世时，日本官方只发布号外，称李太王病重，但死讯已经泄漏于世，大街小巷议论纷纷。1月23日，日本见无法隐瞒，发布了李太王于22日凌晨6时脑溢血发作而死亡的消息，并特许朝鲜人“望哭”7日。大正八年（1919年）3月1日，在为去世的高宗举行国葬的时候，朝鲜人民借悼念这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君王的机会，在各地聚集游行，要求朝鲜独立，是为“三一运动”，是朝鲜近代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熙死后，为他选定的庙号共有3个：高宗、神宗、敬宗，最后定为高宗，谥号则为定为“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21]庙号、尊号和谥号合称为“高宗统天隆运肇极敦伦正圣光义明功大德尧峻舜徽禹谟汤敬应命立纪至化神烈巍勋洪业启基宣历乾行坤定英毅弘休寿康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与明成皇后合葬于洪陵。
家庭
关系
封爵
姓名
备注
父母
父亲
兴宣大院君
李昰应
1907年追尊兴宣献懿大院王
母亲
骊兴府大夫人
闵氏
1907年追尊纯穆大院妃
养父
朝鲜翼宗
李旲
李熙称帝后追尊为文祖翼皇帝
养母
神贞王后
赵氏
李熙称帝后追尊为神贞翼皇后
兄弟
嫡兄
完兴君
李载冕
1900年封完兴君，1910年封为兴亲王
庶兄
完恩君
李载先
1881年因卷入废黜高宗的未遂政变而被赐死，1907年追赠完恩君
妻妾
正宫
明成皇后
闵兹映
1866年册封为朝鲜王妃，1897年追封大韩帝国皇后
后宫
纯献皇贵妃
严氏
1897年封贵人，1900年封淳嫔，1901年封淳妃，1903年封皇贵妃
永宝堂贵人
李顺娥
1880年封淑媛，1906年封贵人
贵人
张氏
1900年赠淑媛，1906年赠贵人
宝贤堂贵人
郑氏
1915年封贵人
光华堂贵人
李完兴
1914年封贵人
福宁堂贵人
梁氏
1912年封贵人
内安堂贵人
李氏
1900年封昭仪，1906年封贵人
子女
儿子
完亲王
李墡
永宝堂贵人李氏出，1876年封完和君，1880年早卒，1907年追封完亲王
元子
明成皇后闵氏出，1871年出生，4日后夭折
纯宗孝皇帝
李坧
明成皇后闵氏出，1875年封王世子，1897年封皇太子，1907年即皇帝位
大君
明成皇后闵氏出，1875年出生，14日后夭折
义亲王
李堈
贵人张氏出，1891年封义和君，1900年封义亲王
大君
明成皇后闵氏出，1878年出生，105日后夭折
英亲王
李垠
纯献皇贵妃严氏出，1900年封英亲王，纯宗即位后1907年封皇太子
王子
李堉
光华堂贵人李氏出，1914年出生，1915年夭折
王子
李堣
宝贤堂贵人郑氏出，1915年出生，1916年夭折
女儿
公主
明成皇后闵氏出，1873年出生，222日后夭折
翁主
内安堂贵人李氏出，1879年出生，1880年夭折
德惠翁主
李德惠
福宁堂贵人梁氏出
高宗一家照片
  高宗一家照片
左起依次为义亲王、纯宗、德惠翁主、英亲王、高宗、纯贞孝皇后尹氏（纯宗妃）、义亲王妃金氏、李键（义亲王之子）
  高宗一家照片
左起依次为英亲王、纯宗、高宗、纯贞孝皇后尹氏、德惠翁主

评价
对于高宗李熙的评价历来比较一致，几乎所有史学家都认为他是“昏君”、“暗主”。纵观高宗的一生，他在位的44年间，除了大韩帝国建立后的几年时间握有实权外，其余数十年时间都被父亲兴宣大院君、妻子闵妃、俄国人和日本人所摆布，可谓形同傀儡。高宗个性懦弱，完全没有君主的气魄，导致他一生受制于人，最后不得善终；高宗能力缺乏，几乎没有治理国家的才干，致使国家黑暗混乱，乃至灭亡。所以中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这样评价高宗：“朝鲜所谓太皇帝者，在位垂五十年。上则见挠于所生，内则见制于晳妇，下则见胁于贵戚豪右，见荧于左右近习，政出多门，举棋不定，而国家之元气，遂斫丧以尽。韩之亡，实韩皇亡之也。”[22]朝鲜当时的史家虽然考虑到“为尊者讳”而从未直接评论高宗，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高宗不无隐晦的批评。黄玹在他的著作《梅泉野录》中指责高宗“于君人之德无一允蹈”[23]，并零散地记载了一系列事件来批评高宗“优柔寡断”、“好嬉戏”、“饕  高宗（13号）在世界16大元首画中财”、“好斋蘸”等行为。到了现代，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将高宗作为封建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并认为他对于朝鲜半岛的沦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尽管对高宗“暗弱”、“柔弱”的指责不绝于耳，他也并非完全没有头脑之人。从甲申政变、镇压独立协会、拒签《乙巳条约》、海牙密使事件等仍可以看出一个软弱君主的权力欲，可见高宗还是有一定主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高宗拒绝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不向日本人妥协，体现出他所具有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这一点从海牙密使事件中就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对外政策方面，高宗企图采取各国互相牵制的策略来维系国家独立，并不止一次地宣布韩国是中立国；而对内他也并非不思改革，只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引入西方文物，实行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于是有了“光武改革”这个由高宗亲自主导的近代化改革。尽管这种策略值得商榷，最后也没有挽救朝鲜民族的命运，但至少出发点是好的。此外，高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好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仁君。高宗的宽厚与日本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尽管高宗没有拯救朝鲜，他死时朝鲜百姓仍然大规模自发悼念，他的死成为声势浩大的“三一运动”的导火索。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高宗虽然受到历史局限而没有成为像同时期的日本明治天皇、暹罗拉玛五世那样振兴国家的君主，但也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能对他简单地一概而论。现在的韩国史学界也有为高宗平反的趋势，部分史学家指出，恨铁不成钢的高宗并不是人们曾经评论的那种“昏君”，而一直梦想韩国成为富强的现代国家，而现在正到了重新评价这位只留下亡国之恨的君主时候了。

人物介绍
李熙：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凉武昭王]李暠之曾孙、西凉后主李歆之孙、李重耳之子，唐太祖李虎的祖父、唐世祖元皇帝李昞的曾祖父、唐高祖李渊的高祖父。
他曾任金门镇将，领豪杰镇守武川。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时，追尊李熙为“宣简公”。
唐高宗李治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八月十五日，追尊李熙为“宣皇帝”，庙号：献祖，简称“宣帝”。
家族世系
李弇→李昶→李暠(也作李皓)→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也作李天赐)→李虎→李昞→李渊(即唐高祖)
历史记载
《新唐书》载“李熙”：金门镇将，戍于武川，因留家焉。
《旧唐书》载“李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
《册府元龟》载“李熙”：起家金门镇将，后以良家子镇于武川，都督军戎百姓之务，终于位，因家焉。
李熙，字孟良，李唐王朝之始祖，曾任北魏武川镇将，“因家焉”。
唐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年)被追尊为献祖宣皇帝。
李熙生李天赐(《旧唐书》作李天锡，盖锡、赐义同)。天赐字德真，“仕(北)魏，为幢主”“大统(公元535-552年)中，赠司空”(《旧唐书》)，咸亨五年，(李天赐)被追尊为懿祖光皇帝。
李熙、李天赐陵寝在河北隆尧“大唐帝陵”，李天赐生李虎，李虎为西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即宇文泰)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
北周建立后，李虎虽已卒，追录其功，封为唐国公，此即唐朝国名之由来。
李虎于唐高祖武德初(即唐朝建国时)被追尊为太祖景皇帝。
李虎生李昞，李昞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武德初，追尊为世祖元皇帝，同时追尊已逝的独孤氏为元贞皇后。
李昞生李渊，李渊字叔德，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于长安，7岁袭封唐国公。
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受隋禅建唐朝，为唐朝开国皇帝，是为高祖，其母即武川人，北周卫国公独孤信之四女，号元贞皇后。
李渊之次子李世民，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生于武功。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即位于长安显德殿，是为太宗。
太宗之母为太穆皇后窦氏。窦氏之父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窦氏之母为宇文泰第五女襄阳公主，也即周武帝宇文邕之姊也。周武帝特别爱重此甥女，自幼养于宫中。
隋文帝杨坚篡周受禅后，窦女闻而流涕，慨然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后来通过门屏画孔雀择婿嫁于李渊，算来李渊为宇文泰之外孙女婿，李世民为宇文泰之曾外孙。

简介
  李熙同志李熙[1]，男，汉族，1956年4月出生，内蒙古武川县人，197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2月参加工作，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履历
1978.03——1982.02，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82.02——1986.06，中央纪委第六纪律检查室干部（其间：1984.08—1985.04挂职任辽宁省海城县毛祁乡党委副书记；1985.04—1986.06挂职任中共辽宁省辽阳县委副书记）。
1986.06——1988.09，中央纪委第六纪律检查室主任干事。
1988.09——1991.07，中央纪委第六纪律检查室、办公厅副处级检查员。
1991.07——1993.01，中央纪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1993.01——1994.07，中央纪委法规室正处级检查员、监察员。
1994.07——1998.06，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
1998.06——1998.11，中央纪委办公厅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
1998.11——2000.11，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
2000.11——2003.01，中央纪委办公厅正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主任（其间：2000.09—2000.12在国家行政学院司局级干部任职培训班学习）。
2003.01——2003.06，中央纪委办公厅主任。
2003.06——2005.05，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干部管理室主任。
2005.05——，中央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卫生部党组成员。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
2012年11月14日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