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余纪忠
人物简介
  余纪忠
余纪忠，籍贯江苏武进，台湾新闻界泰斗，《中国时报》创办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台湾篮球协会理事长、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杰出校友。余纪忠早年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后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读，学成返国服务。先后参与党、政、军、报业等职。1949年来台后，致力报业和出版业，创办《中国时报》。《中国时报》是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台湾民营报业的两大支柱。2002年4月16日，是台湾《中国时报》报系创办人余纪忠93岁的生日。但不幸的是，4月9日10时零8分，他因肝癌在台北的家中去世。
生平经历
家庭背景余纪忠，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193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1]）历史系，毕业后，他于194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投笔从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余由英伦兼程返国投笔从戎。1949年他举家迁居台湾，并于1950年在台北创办了《征信新闻》，从此倾心投入新闻事业。1955年，他购买机器，自建工厂。
《征信新闻》当时仅是一份侧重经济信息的小报，经过大约15年的发展，该报逐步确立起岛内民营大报的地位，其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评论、建议等深受岛内朝野重视；同时，其发行量不断扩大，70年代末正式突破100万，成为岛内第一大民营报纸。彩印时代1968年，他的报社印出全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全球华文报纸就是从这个时候进入彩印时代的。1968年9月1日，《征信新闻》改名为《中国时报》，并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他曾手谕：“《中国时报》的使命是政治民主、民族认同、稳定大局”，《中时》以“开明、理性、求进步；自由、民主、爱国家”为办报宗旨。1975年，余纪忠决定在美国办报，同年9月，《美洲中国时报》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正式发行。无奈停刊不过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美洲中国时报》大幅报道大陆选手获奖的消息，其报道手法在当时犯了台湾当局大忌，结果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余纪忠在党内遭到围攻，被指“为匪作伥”，台湾军情系统更处处打击余纪忠和《中国时报》，又扼杀办报经费所需的外汇。在多方压力下，余纪忠只好无奈宣布《美洲中国时报》停刊，全面退出美洲市场。报业集团《中国时报》在基础稳固后又积极向杂志市场进军，并大力发展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群。该报创办的刊物水准较高，颇受读者欢迎，如《时报周刊》、《时报杂志》的发行量在岛内杂志中一直名列前茅。《时报周刊》、《工商时报》、《中时晚报》等相继创办，除这3种报纸外，中国时报系还拥有6种杂志，是目前台湾卓具规模的报业集团，台湾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之一，是拥有报纸、杂志、出版社和互联网业务的庞大集团，旗下共有20多家公司，员工近万人。
个人影响
  余纪忠
余纪忠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台湾篮球协会理事长、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正是由于具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和新闻经验，因此他对政治、社会与文化动态把握较准。《中国时报》的言论风格从一开始就富有自由色彩。余纪忠曾希望借报纸的影响力促进岛内政治革新，所以该报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上的尺度较宽。台湾很多学者、政坛人士及企业家都习惯把《中国时报》的社论作为岛内政治气候的指标。
他在大陆生活40寒暑，在台湾度过了50多个春秋，对两岸一直存有深厚的感情。2000年9月，《中国时报》创办50周年前夕，余先生亲撰长文，呼吁台湾当局痛下决心，与主张“两国论”者划清界线，强调中华民族不能分离。这样的主张，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且可确保台湾的生存发展。
在2001年《中国时报》51周年社庆上，余纪忠宣布正式退休，由其子余建新接任时报系董事长。2001年10月，由余纪忠和夫人蔡玉辉捐资150万美元建造的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教学实验大楼“玉辉楼”落成启用。此前，余还曾捐资700余万美元设立“华英文教基金会”，专门帮助母校提升学术水平。2009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将学校一栋基础实验大楼命名为“纪忠楼”，2012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校史馆为余纪忠先生设立永久陈列特展。[2]
余先生身材高大，平易近人，谈吐儒雅。余老先生辞世后，《中国时报》在题为《一代报人的典型、一世理念的坚持》的社论中说，余先生对两岸最终获得和平，一直怀抱着“高度的关注”。这不仅缘于他对故国家园的情感眷恋，更由于他亲历战祸频仍、黎民生离死别的沧桑悲剧，“不愿再见到两岸同胞兵戎相见”。因而余先生晚年一直殚思竭虑，为两岸如何迈向和平的进程“寻找模式与出路”。[3]
重要成绩
“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是余纪忠先生办报的原则与信念，五十多年来，《中国时报》就是按照这一原则与信念行事的。
1958年，台湾修改出版法，加强行政官署审查出版物，余纪忠认为此举不仅违反宪法精神，更扼杀了新闻自由，于是在《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若报纸成为一定形式，报人都成为缄口金人，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我们将不得不为国事前途致其慨叹了。”在当时那种戒严状态、威权政治的气氛下，敢于挺身力争新闻自由，是要有道德勇气的。
余纪忠的《中国时报》在社论中建言政府应以虚怀接纳的态度，面对不同意见的表达。力陈若是连站在爱国立场的平正论述，都可深文周内，岂是国家之福？
另外一件事情，为80年代中外人士称道的，即民主进步党成立时，党政部门紧急通知对此新闻一律不准报道。但坚持新闻自由的《中国时报》却做了忠实的报道，而且发表了评论。黄信介在美国怀俄明州首府接受笔者访问时，还对余纪忠的报人风骨伸大拇指。
余纪忠对台湾民主的贡献，还有一件为人称道的，即1988年1月12日蒋经国逝世，政局陷入动荡。他基于一贯顾大局的政治态度，希望在重新部署权力交接时，尽可能促成台湾族群的有效团结，故力主党政一体巩固领导中心，团结族群，共维大局。
刚巧那年1月27日，执政党中常会轮由他担任主席，会前凌晨三时得知蒋夫人有函致李焕，原先推举已接任总统之李登辉兼代主席一案，势将生变。深感关系重大，从大局安定考虑，在破晓之前，电告俞国华，若因此变动而引起族群之间的疑忌不安，导致党内对立绝非台湾之福。
嗣后，就是台湾媒体创造的加在宋楚瑜头上的一个名词叫“临门一脚”；原案在余纪忠主持下恢复讨论，一致通过。这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书中也曾提到。不过，后来余纪忠在回顾台湾民主发展的进程时，不无感慨地提到"国家"权力的赋予，必须要有相对的制衡机制，才能确保民主宪政的体制不致变质。
李登辉任内修宪六次，六个阶段的修宪仅见总统职权之扩张，却未见任何制衡机制的配套规划。到了1997年6月，《中国时报》在余纪忠亲自主持下，以《修宪不能逾越的四项宪政禁忌》为题发表社论，强调：“修宪不能破坏制衡，修宪不能造就强人，修宪不能助长全权政治，修宪不能牺牲民主换取政党利益。”
综观余纪忠先生九十多年来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不能不提到他为了化解台海两岸僵局，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中华邦联”架构。
1999年余纪忠在90生辰之后，重返故乡江苏常州。在上海，接受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接待，汪邀他和江泽民晤面一谈。因而在5月16日到达北京，1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江泽民会晤，晤谈长达110分钟。
余纪忠向江泽民指出，当前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关键时刻，坦白地说：“一国两制”和“中华联邦”都行不通。如果最终不幸走上战争，不仅联系两岸的民族感情将化为乌有，半世纪来辛勤缔造的建设成就，同遭摧毁，同时也必然导致中国与美国的严重冲突。这段话，真是可圈可点！接着就是余纪忠先生要大陆改变对李登辉的态度，争取李的谅解与合作，开诚布公地与李协商；采取外交休兵，加强经济合作；两岸签署和平协定，逐步实现“中华邦联”的目标。江泽民对余江会谈的评价是：“今天碰面，我们难得有这一番畅谈。”
文化薪传
  余纪忠
余纪忠是一位从艰困中创业成功的报人，久经锻炼，饱历风霜，可以坚持文化薪传，紧跟时代步伐，前进再前进。最有说服力的事例，莫如年逾90还兴味盎然地安排报纸上网，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事实上从1984年在美洲中时推动自动化作业时，《中国时报》数码化的脚步就一直向前迈进。这主要反映了余纪忠对电子媒体的发展具有深层的眼光，记得2000年春《财讯》杂志有意就此专访这位传媒前辈，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好打扰，用聊天的方式做一探索，以《90岁当上网络报老板——余纪忠是网络时代实践家》为题刊于《财讯》216期。
这位报坛老大哥否定了西方一种论调：预断三年时间，报纸不是被网络领导，就是死亡，明确的指出：根本不存在报纸死亡的问题，肯定平面媒体还有发挥余地，关键在于提高素质，适合读者的品味。
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1981年9月当美洲《中国时报》创刊后，在其既定的“自由、民主、爱国家”的基本原则下，开创华人报业前所未有的风格，刊载中国大陆体育代表队在洛杉矶奥运获得10面金牌的报道。
人物评价
余纪忠辞世后，台湾岛内各界在表达深切哀悼的同时，一致称赞余先生是“一代报人的典范”，始终关心两岸关系发展，昏迷前仍“心系两岸和平”。
余纪忠的办报经历，伴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的发展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而历尽坎坷。1984年，《美洲中国时报》因报导大陆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出色战绩，被台湾官方以外汇管制的方式封杀。1986年，民进党成立，当时台湾仍未解除党禁报禁，余纪忠的《中国时报》是台湾唯一大幅报导民进党建党的报纸。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四十个寒暑的余纪忠，在统独问题上立场鲜明。他反对台独，主张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并提出过著名的“中华邦联”主张。
虽然余纪忠和他的《中国时报》有明显的反台独色彩，但是民进党领导人对辞世的老报人表达了崇敬之情。总统陈水扁和副总统吕秀莲联名发表声明，对余纪忠“对台湾民主化之贡献”，表示“推崇”，并说，“对国内民智的启迪、政治的民主化，余纪忠先生功不可没”。行政院院长游锡坤(方方土)也发表声明赞扬说，余纪忠“在威权时期力主开明，在解严后促成多元社会声音，对台湾民主发展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