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奇才
将军简介
王奇才（1903－1976），原名王笃行，福建省上杭县太平里(今才溪乡下才溪村)人。  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同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上杭县赤卫队第三大队军需员，红12军2纵5支队副官、红4军12师军医处处长、红一军团1师军医处政委、2师卫生部部长，军团野战医院副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后方医院政委，军团卫生部政委。1937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任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处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九军分区副政委兼九分区地委书记，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冀中“五一”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后勤部司令员，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6年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生平事迹
王奇才父王文瑞、母黄兰妹以耕田为生，家境极为穷困。16岁便拜师学泥水手艺，并以此维持家庭生计。民国18年(1929年)夏，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的消息传到龙岩工地，他便赶回家乡。在接受林鹤、林忠等革命教育后，秘密筹建革命组织。同年4月，与24位青年在才溪庄背庙立誓革命，并提出减租减息等口号。6月15日，才溪人民暴动取得成功，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他积极发动青少年参军、参战、生产支前，深得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9月经罗化成、蓝洪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红十二军第二支队副官。在其带动和影响下，三个弟弟均参加红军，二弟、三弟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大弟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被冲散，未跟上队伍，后在家务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赤卫队军需、红十二军第二纵队五支队副官，红四军第十二师军医处长、第一师军医处政委、红一军团第二师卫生部部长、红一军团卫生部政委，军团野战医院副院长，军团医院政治委员，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当蒋介石纠集部队向苏维埃地区疯狂“围剿”时，奇才直接参加过一、二、五次反“围剿”战斗。在每次激战中，均身先士卒，勇敢顽强，随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处主任，经常深入抗日前线慰问将士，深入做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民国29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了“五·一八”反“扫荡”战斗。32年，任九分区副政委兼代理中国共产党第九区地委书记。次年，恢复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后，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以政治思想工作出色称著。为支援大兵团作战，在冀中军区组成后勤司令部时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保障了解放战争的物资供给。34年河北省军区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津等重大战役。
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总结一整套适合部队特点、行之有效的经验，为部队革命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因积劳而患肝病，1976年住院治疗，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同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成长经历
王奇才幼年家贫，只读过四年私塾，辍学后，为地主家耕田放牛，十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领着他弟兄三人艰苦度日。王奇才十六岁时离家外出做泥水工。每天只能挣一、二角，全家人终年辛劳，不得温饱，而地主靠收租放债，终年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世道的不平，使王奇才心中燃起了争取自由、平等的烈火。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王奇才先后三次参加了才溪乡的农民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起义的队伍经过王奇才的家乡时，帮助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他积极报名参加了农会。但随着南昌起义队伍的失利，豪绅们又卷土重来，  王奇才进行反攻倒算，才溪乡的农民协会被解散，王奇才被迫逃到外乡。 
一九二八年春天，才溪乡来了两个共产党员，走家串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组织秘密农会。王奇才家是一秘密活动点。在这期间， 王奇才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开始为党做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底，王奇才和刘忠二人，受才溪区委的派遣，通过关系介绍，参加才溪乡一个农民自发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大部分是破产的农民，总共有三十条枪，口号是“劫富济贫。”王奇才和刘忠打入这支队伍以后，与他们的头头在大庙里喝过鸡血酒，拜了“把兄弟”，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引导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终于使这支队伍加入了红军的行列。一九二九年五月，红四军由龙岩转到上杭。才溪乡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三次农民暴动。 打土豪分田地，焚烧借约地契，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奇才家分得了房屋土地。在斗争中王奇才认识到共产党是穷苦人民的大救星，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在这期间，王奇才为红军筹粮、搞菜、烧水、做饭，还拉上他两个弟兄（其中一个是堂弟）一块儿当了红军，只留下一个弟弟侍奉母亲，在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两个弟弟相继牺牲了。王奇才没敢把这悲痛的消息告诉母亲，一直到全国解放。王奇才参加红军以后，积极工作，勇敢战斗，同年九月，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王奇才参加过打郭凤鸣、打钟少奎、打广东大铺、打江西樟树、打长沙、打吉安等战斗；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受到军委总政的奖励和表扬，接着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五年八月，长征部队进行整编，王奇才到五团任卫生队长。在长征队伍中，他年岁稍长，处处以身作则，象老大哥一样关怀下级，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王老头”。他的马不是让给伤员就是用来给大家驮东西。大家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有马不骑，偏爱走路”。他却打趣地说：总是骑马，屁股翘得高高的，天长日久，怕连路都不会走了。他的模范行动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时，红军天天要跑路，天天要打仗，天天要流血牺牲。伤病员与日俱增，又缺医少药，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正巧在战斗中，俘虏了一些敌军医生，王奇才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宣传红军的政策，晓以革命道理，关心他们的生活。这些医生，从王奇才身上，看到了革命队伍中官兵之间的新型关系，也看到了人生的正路和革命的希望。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和红军同甘共苦，为红军战士医伤治病。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奇才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至一九三九年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他看到华北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坚决要求到抗日前线去。一九四○年一月先到晋察冀军区，后转到更艰苦的冀中军区去，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当时冀中军区遭受水旱灾害，加上敌人的掠夺，群众生活困难，部队的生活条件很差，常常吃高粮、黑豆。王奇才毫不特殊，和大家同吃同住同战斗。一次，王奇才率一个检查团到军区鞋厂检查工作，军区首长指示，让给检查团每人发一双鞋，唯独他自己没有领，仍旧用麻绳绑着一双旧鞋走路。一九四一年，他带剧社去慰问部队，在安平县满子营演话剧《日出》，遭到敌人袭击。王奇才镇定自若，挺立在滹沱河北岸，指挥部队和群众向南岸转移。日军部队越来越近，已经看到敌人明晃晃的刺刀了，这时尚有小部分部队没有渡河。王奇才毫不犹豫，策马西奔，以自己为目标，将敌人的搜索部队引开，掩护部队安全渡过了滹沱河。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驻华北的敌酋冈村宁次，调集五万兵力亲自指挥，从五月一日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反复清剿的大“扫荡”。为了应付突变的形势，保存抗战实力，冀中军区的机关和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分散转移到晋察冀军区的一、三分区和冀南军区外线去活动，只留下少数部队在冀中坚持斗争。王奇才率领九分区第十八团，几经周折，转移到深县、献县、饶阳的结合部， 同警备旅王长江旅长指挥的警一团、七分区的三十团等部队会合。部队会合以后，仍没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形势十分紧张。遵照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会师部队组成指挥部，由王长江任司令员，王奇才任政治委员。次日拂晓，他们遭到五千多日军的包围，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决定于夜间突围。突围前，王奇才分别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鼓励大家不怕疲劳，一鼓作气，冲出重围。他的沉着坚定给了部队很大鼓舞，保证了突围的胜利，跨过平汉铁路，进入太行山区。突围以后，王奇才满脸征尘，一身硝烟，心情沉重。他想着冀中受苦受难的人民，追念在突围中牺牲的战友，惦念负伤后留在敌占区的同志，多次派人返回冀中送药、送粮、送款，寻找看望养伤 的同志。对带到路西来的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养精蓄锐，对伤员抓紧治疗。不少战士伤愈后，斗志不衰，要求重返前线杀敌。 
一九四三年秋，王奇才四十岁时。在戎马倥偬中，经党组织同意才与丁一同志结了婚。婚后第三天，就接受了恢复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任务，王奇才被任命为九分区的副政委。他和李健，只带几个人和一部电台，换上便衣，通过碉堡林立的敌占区。夜行晓宿，冒雨越过平汉线，涉过暴涨的滹沱河， 返回冀中区。经几个昼夜的探寻，终于找到了分区机关，加强了九地委、军分区的领导力量。 
当时的冀中，党的组织遭受很大破坏，不少同志英勇牺牲。日寇对冀中控制很严，建立了维持会、大乡、保甲等制度，汉奸特务到处横行。形势非常严重。不久，王奇才又一度兼任地委书记的职务。部队、地方两副重担一肩。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白天钻地道，晚上工作， 连续多少昼夜不见天日。他们联络同志、恢复组织、发动群众， 扩大我党影响，壮大抗日武装 力量，正确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在斗争中创造出“单打一”、“黑虎掏心”等战术。组织武工队， 深入敌占区，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一方面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保护群众利益，同时广泛展开地道战，从小打、巧打入手，一点一滴地消灭敌伪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逐步站稳了脚跟，进而发展到有计划地大打，攻克碉堡据点以及敌人盘据的县城。仅在当年冬季、分区部队就袭击、攻克据点、碉堡一百余个，以后又组织了解放肃宁、任邱、袭击河间等重要战斗，终于打开了冀中九分区的局面。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王奇才调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当时，刘一峰从延安分配到冀中工作，王奇才看了介绍材料，才知道是被戴上政治嫌疑帽子的，但又感到根据不足。于是亲自找刘一峰谈话，有一次连续谈了五个多小时。详细了解刘一峰的革命历史和工作表现，又经过调查研究，重新审查。经请示上级党委批准，给刘一峰甄别平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后经实践证明，刘一峰在抗日战争中是英勇坚定的。
王奇才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强调抓好连队支部工作，就是在战争环境中，也要求利用战争空隙，培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同时还特别注意团以上干部的选拔、培养、审查、考核。凡是由于提升、调补经过组织部的团以上干部，王奇才一般都亲自谈话征询意见，帮助解决问题。这对冀中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都起着积极作用。 
一九四五年五月，王奇才调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冀中区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决定，成立冀中战勤司令部， 王奇才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全区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 
当时，前线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战斗英雄倍受尊敬，各级干部要求到野战军去打仗的情绪极为高涨，王奇才一上任就首先抓住后勤队伍的巩固工作。对后勤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讲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使后勤干部加深了对后勤工作保障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的理解。极大地调动了后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战阶段。 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出击平绥线、平承线、北宁线津塘段，以配合东北野战军进行解放平、津的战役。我解放区后方空虚，从保定到石家庄几百里的地段上没有留下主力部队。 敌人侦知我情况后，命令敌九十四军偷袭石家庄。我亦侦知敌人的企图，但已经部署在平、津方面的主力不能动。华北军区聂司令员命令由冀中军区担任阻击，向石家庄袭击之敌九十四军的任务。在这紧急时刻，冀中军区孙毅司令员急令王奇才火速组织民兵团，迟滞敌人前行。 当时王奇才正在为支援平、津方面作战日夜操劳，身患胃病，他接到命令，二话没说，拔腿就走。一路奔波，沿途组织起几个民兵团，按时赶到了前线，摆下了层层地雷阵，为保卫石家庄立了一功。敌九十四军在我冀中军民的节节抗击下，寸步难行，乘汽车日进不到三十里，终于未敢妄动，返回北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平津战役开始了。东北八十万野战军南下作战，加上华北野战军，天津周围的部队已达百万。这些部队的供给大部分来自冀中，而且还要为解放后的天津数百万市民准备三个月的供应。这得需要多大数量的物资啊！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了。因为这些物资既要提前筹集，又要绝对保密，不能暴露我军的意图，还要保证这批物资的安全。王奇才带领战勤司令部的全体同志，呕心沥血，昼夜奋战，把冀中的人力物力调动到最大的限度。在短期内抢修了上千里公路，抢筑了数十座桥粱。王奇才胸部长了个脂肪瘤，在动手术后的第二天、不顾医生的劝阻，就跑到支前第一线，连夜分析形势，制定措施。决定集中全力，利用夜间把作战物资运到大清河南岸的二十三个村镇秘密集中，然后再突击抢运。工作中王奇才注意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有一位老渔民建议，砸开大清河的冰，实行船运，可以加快运输速度。为了更有把握，王奇才亲自跑到冰河上进行砸冰实验，然后又精确计算了砸冰的速度和需要的人数，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砸冰抢运计划。王奇才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冒着严寒，带领四万余民工，凿开大清河上二百六十多里的坚冰，动员了四百余条船只组成船运队，加上汽车、大车、小推车，各种运输工具。同一时间抢运，车水马龙，连绵不断，绘成了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在这场战略大决战中，王奇才出色地完成了战勤任务，受到了华北局、冀中区党委的表扬。 
王奇才在任战勤司令员期间，还曾和罗玉川、吴树声等领导同志一起，组织了对石东、青沧、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以及远征察南、冀东、绥蒙、太原等战役的巨大后勤支援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