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嵩之
生平经历
嘉定十三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  史嵩之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通判襄阳府。绍定元年，权知枣阳军。二年，迁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寻兼制置司参议官。三年，除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四年，迁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六年，迁刑部侍郎。端平元年，乞祠，归养田里。起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召权刑部尚书。出知平江府，进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嘉熙元年，除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二年，拜参知政事。三年，拜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淳祐四年，遭父丧，夺情起复，因主和议，为公论所不容，闲居十三年。宝祐四年卒，封鲁国公，谥庄肃。著有《野乐编》，已佚。《甬上宋元诗略》载其《雪后》诗云：“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稽如下雨，祐涧忽鸣湍。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写雪融之景，视野开阔，描摹细微。《全宋诗》卷三一六一录其诗三首。文收入《全宋文》卷七六八四。事迹见《宋史》卷四一四本传、《延祐四明志》卷五。 
史嵩之年少时风流倜傥，曾在东钱湖梨花山读书，他所接受的是陆学与吕学中的事功学。史嵩之行事果断，似乎更喜欢事功学，而不喜欢甚至厌恶朱学人士的迂缓这一套。一次他与内弟陈埙讲学在山寺，山寺的僧人讨厌他，史嵩之很恼怒，当夜就焚烧其庐而去。 
史嵩之与陈埙从小一起长大，他俩的才气都曾深得丞相史弥远的赏识与喜欢，但对于史弥远的关爱，他们却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嘉定十年陈埙中进士，他在省试时名列第一。所以身为舅舅的史弥远就高兴地对陈埙说：“省元是几千人中第一，状元是一百人中第一，让省元初授堂除教授，应当从你开始。”然而陈埙却不领史弥远这个情，他说：“庙堂上的议论十分尖锐，这种事从我陈埙开始，能够没有嫌疑吗？”陈埙颇如同他的高祖陈禾，最看重的是人的气节而轻视名利，因此他耿直一生，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 
史嵩之呢，虽与陈埙一起成长，但他的志向和处世与陈埙不相同，他注重功利，希望能建功立业，为了达到目标，他可以使尽手段，这也是他遭人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说史嵩之是一个既有远谋，又能干事的人。嘉定十三年史嵩之中进士，调任光化军司户参军。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问史嵩之说：“给你换一个新的职位，你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希望能到襄（阳）汉（水）一带去做官。”弥远听了很高兴地答应了。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然而史弥远虽然在相位日很久了，却其实并不知襄汉的表里。 
史嵩之似乎对荆襄地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时，他便能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还超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于是即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遂了史嵩之的心愿。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后，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后；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 
史嵩之也同时具有这种眼光，从自入仕以后，他几乎一直都呆在襄阳一带，嘉定十六年史嵩之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回襄阳府任通判。 
绍定元年，史嵩之在襄阳经理屯田，积谷达六十八万石，成效的确不小。绍定三年，他又在枣阳屯田，并再次获得了成功。史嵩之也因此升官二级，后又因明堂赐恩，史嵩之又被封为鄞县男，理宗还赐以食邑。绍定四年史嵩之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绍定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襄阳军政一把手。 
史称：他常常密秘将襄阳地理和撤戍增防的机要情况报告给史弥远，于是不到十年就成了襄阳的主帅。史嵩之在襄阳作出了不少具有战略意义的成绩，应当说是史嵩之自己努力的结果。 
史嵩之努力经营襄阳显然有他自己的抱负，史嵩之成功经营襄阳也的确显示了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屯田，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为坚固襄阳的防守备足了粮草和兵马。然后，他耐心地在等待着机会。 
机会不负有心人，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遣使臣王楫南下来到京、湖，与身为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来商议协同攻金的事，并许下诺言，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区归宋廷所有。史嵩之便奏报朝廷，请予批准。朝廷经过商议，都以为这一机会不可失掉。于是就应从蒙古的请求，并乘机雪靖康之耻。 
于是理宗就命史嵩之回复蒙使，愿出师夹攻金国。经蔡州一战，宋廷刷了会稽之耻，复了齐襄之仇。这其中自然有史嵩之善于用将士的功劳。因此这一战给史嵩之带来了无限的声誉，同时也使理宗看到了史嵩之的非凡才能。 
谁知金亡之后，理宗虽然献俘太庙，但蒙古却不践前约，不归还河南地区。根据当时形势判断，宋蒙早晚必有一战，守将赵葵等因此提出了据关守河的策略。 
金比南宋强，却被蒙古灭亡，现在蒙古掩有金国之地，它的力量少说是南宋的两倍。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总结一下金蒙战争的经验，那么金所以能与蒙持续几十年，“据关守河”便是据以对峙的资本。如果南宋也能够“据关守河”，就等于与金力量联合，这样与蒙古周旋就具备了起码的资本。所以当“据关阻河，为坚守计”的策略提出后，丞相郑清之表示支持。但这一战略实在关系到南宋的存亡，于是就拿到朝堂来进行讨论，这时参知政事乔行简及其盟友几乎一致表示反对。乔行简主和是一贯的，但其实这次反对“据关阻河”，更多的出于乔行简个人的因素，他早有结盟取代郑清之的企图。端平开政以来，乔行简及其盟友就一直暗中掣肘，或公开反对的。当时为解决楮币和财政危机，郑清之实行“履亩而税”，而乔行简则马上就以此策使“小民受害”为由，提出了“称提”政策。史称“换楮一策，虽出于枢臣（乔行简）之寡谋，而清之不能夺其议。”乔行简结盟十分广泛，包括朝中的四明人，他“欲用袁韶以快其报复之志……布置宾客，络绎京师……兴论造谤，交结左右，转以上闻，谓非行简不足以为相，非袁韶不足以辅之，而訾清之为果不足用也……今涂人之论皆谓小人之谗清之而举行简也，意不在行简而专在袁韶”。乔行简与袁韶合谋相位是明显的，当时乔行简地位仅次于郑清之，现在在据关守河问题上，他终于与郑清之的貌合神离走到了分道扬镳。 
由于理宗亲自决策，朝廷最终商议发兵入洛。但发兵入洛能否成功实施，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成了关键人物，当朝廷把这一决定告诉史嵩之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非策；在两淮军出动之后，理宗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 
由于史嵩之在襄阳经营了十年，而且颇有用心，在军队中的作用力和影响根深蒂固。京湖离三京最近，进兵最方便，后勤补给也容易解决，同时京湖不稳必然有碍于兵进三京。如果撤了史嵩之京湖制置使一职会如何呢！新任一时必然会难以控制京湖局面，对发兵入洛不会有利。理宗、郑清之觉得，史嵩之还不至于到了置大宋生死于不顾这种地步！他们觉得史嵩之是个重“事功”的人，没有实权给他是休想其有作为的，于是最终还是把端平入洛督粮草这一至关战役的大任交给了史嵩之。 
朝廷诏令嵩之筹画粮饷，嵩之又上奏说：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史嵩之所说是实情，也有借口。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至绍定元年，史嵩之已积谷六十八万石。去年冬天还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三十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么？既然朝廷已经决策，丞相郑清之以为必须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于是就写信给史嵩之，叫他“勿为异同”。史嵩之还是力求辞去此职，但最终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事实上，史嵩之找借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其个性而论，他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头功自然不会落在史嵩之的头上。更何况史嵩之素来不愿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合作。二是自弥远去世后，史氏家族虽然在各方面还是受到优待，得到重用的。但相比之下，史家受到的优待，得到的重用，与弥远在相位时就大相径庭了。当时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达到和谐团结，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游似、洪咨夔、李宗勉、杜范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这些名贤涵盖了朱学、陆学、吕学三个学派的人士，由他们共同来执政，朝堂一时出现振兴气象，被称为“小元祐”。但这一做法显然反史弥远所为，彻底改变了史弥远执政时期“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局面。郑清之这种出于内外政治需要的与各学派人士主动示好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四明人，在“小元祐”的朝堂没有一个四明人，（端平二年才算让四明人陈卓入朝任参知政事）。结果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四明人，也没有达在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成了结盟，并帮助乔行简谋相以取代郑清之。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这一套”。因此想复兴史氏家族，恢复四明人的地位，史嵩之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这是史嵩之不愿同郑清之携手协同的原因。 
不管怎样，据关守河的策略还是按计划实施了。端平元年六月全子才帅前部进入汴京，接着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也赶到汴京。赵葵一见面就责问全子才说：“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以抵汴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以实情相告：粮饷未集，无法进兵。按照宋军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确实应该直扑洛阳、潼关，完成对蒙军的战略防线。但是现实情况是根本无法出兵！饿着肚子的军队就算到了潼关又能怎么样呢？能顶得住蒙古人的突击吗？但是，这时赵葵却根本没有办法考虑这些。他将远道而来的好几支队伍硬行编成两个队，分别由徐敏子、杨义指挥，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出发，即使这样，粮食仍然不敷分配，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 
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的第二天，军需官报告军中携带的五日军粮已经在过去的八天里吃完了，部队就开始了“采篙和面作饼而食之”。而当天夜里，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一万五千余人行军至龙门，突然遭到蒙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全军覆没了。这对徐敏子和宋军的将士来说，不啻是一声晴空霹雳，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宋军将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而且还说明蒙军主力已经形成了对洛阳宋军的合围态势。 
于是宋蒙龙门一战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的追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宋将樊显，张迪等人战死，徐敏子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战马又被射死，只得步行从小路突围。他一路上收集溃散兵将三百余人，吃了二日桑叶，七日入梨蕨才得以生还。 
蒙古军取得龙门之战的胜利后，乘势派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扎营。在一般的情况下，宋军会毫无疑问地固守待援，用一万三千精兵守御洛阳坚城，凭着宋军善守，蒙古人想拿下洛阳还真的要费些功夫。但此刻却不同，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没有救兵倒也罢了，没有粮草如何坚守？徐敏子召集诸将，议来议去，最终也只有回师一词。这样一群饥兵疲卒在强敌窥视之下回师,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这却是宋军的唯一生路。 
从随军幕府日记中可知：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不说别的，就是进入洛阳的徐敏子军，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坚守洛阳的话，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善战，蒙古人恐怕很难讨得了好去。 
原来朝廷屡令史嵩之发粮，可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只得从两淮千里迢迢的转运粮食。中原地区缺粮是一把双刃剑，蒙军击破入洛宋军之后就因为缺粮而不得不暂时退回河北。因此，当时只要宋军能在三京多少积存一点军粮，坚守几天，蒙军就会自退。可惜宋士卒乏粮，万不能空腹从戎，也只好弃洛退归。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端平入洛以宋军入洛的精锐之师近三万全军覆没，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 
接下来是理宗下诏追究责任：“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准令免职。”但一切为时已晚。 
纵观据关守河的失败，不能说与乔行简及其盟友的反对与史嵩之等人的不作为，不合作全然没有关系。 
在整个入洛之役中宋军将帅违旨的确成风！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似乎完全在听从史嵩之的指挥！关键时丞相郑清之让他出兵支援入洛之师，赵彦呐就是不听从。端平二年，蒙古兵自凤州进至西川之西池谷向沔州进军。制置使赵彦呐主张退守大安，当时的沔州知州高稼认为守沔蜀存，弃沔蜀亡，坚决反对退守大安，他对赵彦呐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能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赵彦呐说：“这也是我的想法。”表示愿与高稼一起守沔州。谁知，到临战时，赵彦呐早就撤兵逃走，高稼只得独自守沔州，蒙古兵骑四边围集过来，高稼英勇就义。后来赵彦呐死了，史嵩之马上就收养了他的儿子。史嵩之与郑清之总是相悖。清之惩治了贪污、弃城的郑损，嘉熙四年，史嵩之为相即上奏，想恢复郑损的原来官位。表现在两人观点的截然不同。后因直舍人院程公许上奏说：“损撤关外五州重屯，移之内郡，则丁西蜀祸，损实为之。使损官可复，不知千亿万之赤子死者可复生乎！”乃使理宗下诏收回成命。前汉川路运判吴申上奏谈川蜀地区的事，理宗感慨而痛心地说：“蜀从前亦委寄非人。”吴申说：“弃边郡不守，郑损也；忌忠勇而不救，赵彦呐也。” 
人们惯以成败论英雄，郑清之不但因此遭受了最严厉的打击，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南宋的窘境和灭亡不在于是否据关守河，而在于据关守河未能成功，“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蒙古军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 
端平三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郑清之因此去位，朝廷诏不来崔与之，于是在乔行简同盟的推动下，理宗就以乔行简为相。这时的理宗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他派史嵩之任淮西制置使去前线督战，史嵩之把督府设在远离战场的鄂州，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并力主和议。遭到大臣李宗勉的批评，他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史嵩之力主和议，起居舍人袁甫说：“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未曾了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史嵩之轻易说主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戒他不要轻易说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说主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监察御史王遂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刚回来，就遇到蒙古派将军忒木觫进攻江陵，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在黄州，即遣人给孟珙下达增援江陵的命令。孟珙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换旌旗的服色，循环往来，夜里则沿江点燃火炬，以此来显示宋军声势浩大。然后，率领军队出战，连破了蒙古军二十四阵，夺还了被俘的二万人口，江陵之围就这样解住了。这里不可否认有史嵩之的功劳，因此嘉熙元年史嵩之进华文阁学士。 
第二年，蒙古东路军的一支自光州(河南潢川)下复州(湖北沔阳)，又转而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的守臣都弃城逃走了。史嵩之便下檄文让孟珙从江陵前来增援，孟珙率军来救，又把温不花击退。孟珙智勇善战，连胜两仗，使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一时朝野振奋。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他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宋廷就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令他恢复郢州、荆门，以便巩固江陵的北面屏障。嘉熙三年三月，孟珙出兵，和蒙古军作战，连续三战三捷，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史嵩之则被理宗擢为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开府鄂州，成为大宋全线的最高统帅。 
这些仗虽然是孟珙率军打的，但史嵩之总指挥，功劳自然少不了他的一份。不过史嵩之立主和议未改初衷。这年九月，蒙军又以和议未能达成，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动用了八十万大军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捉到投拜的汉奸，并夺得许多马匹。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作为最高统帅的史嵩之又一次得到了理宗的奖誉。 
蒙古兵退，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史嵩之本主议和，自然更能吃透理宗的意图，竭力附和议和。右司谏曹豳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但理宗与史嵩之观点一致，就派遣通好使，去与蒙军谈和。 
这些年襄阳一直是南宋朝廷最关注的地方，史嵩之的大小作为，不但在众大臣的视野中，也有理宗的视野中，一方面是史嵩之在襄阳有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反对史嵩之的大臣们连续不断的上奏，把史嵩之炒得火热，这些都在为史嵩之进相位奠定基础。其实自从郑清之罢免后史嵩之就有意于相位了，他平时很少做诗，却有《中秋对月》中这样写道：“一片瑶光万里开，停杯追忆谪仙才。寻常明月不易见，如此中秋能几来。零落故人非白社，登临何地不瑶台。欲招黄鹤临风去，为问霓裳安在哉。”史嵩之企望史氏能重新得到宠爱，更企望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 
嘉熙四年三月，史嵩之被皇上召回临安，拜右丞相，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实现了他多年振兴史氏的愿望。他《宴琼林苑》诗中说：“鸣跸高登秋暮天，西郊辇路直如弦。梨园花覆千官醉，愈觉君恩湛湛然。” 
史嵩之大权在握，为了筹划前哨江防，他迫令征集渔舟。当时有一叫康植大臣出来反对说：“令征渔舟，渔民无以为生，万万不可。”史嵩之劾奏将他贬为江陵酒官。 
嘉熙行政，最终形成了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格局。当是人们的评价是：“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 
淳祐元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史嵩之进《玉斧箴》，又挤掉了乔行简，独自柄国。 
大臣高斯得上奏，请求择才与史嵩之并相，史嵩之很恼怒，就指使他的党羽说高斯得叔父兄子不可以同在朝，于是高斯得就通判绍兴。 
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一书写成，史嵩之企图改掉高斯得所草的《宁宗卷》中对于济王的评论，高斯得竭力辩护，然而书己被更改了，李心传只好将高斯得所草的藏起来，并写上：前史官高某撰。史嵩之就将《四朝帝纪》进献，同时又进献了《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等，史嵩之升金紫光禄大夫，封永国公。 
当时史嵩之在相正十分过隐，他在《雪后》诗中这样写：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檐如下雨，枯涧忽鸣渊。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 
史嵩之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一旦发现有人对自己的事业构成阻力，就会果断行事，不惜一切去加以除去。淮西制置使杜杲虽然在解庐州之围时为史嵩之争了荣誉，但由于杜杲上奏表示和谈只是蒙古的诡计，曾令史嵩之十分难堪，因此杜杲成了史嵩之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他指使台谏弹劾杜杲，杜杲遂被夺去兵权，无意仕途，终老田园。史嵩之入相时，曾召师雍（史弥远弟子，但不与史弥远合作）审察，并秘密示意主动与他改善关系，然而师雍不领情；史嵩之迁师雍到粮料院任职，并说：“料院与相府密迩，所以相处。”师雍还是不领情。嵩之独相后，博士刘应起首先上奏论史嵩之的过失，理宗被说动了，想驱逐史嵩之。因为师雍与刘应起友好，所以史嵩之怀疑是师雍在中间作梗，就指使御史梅杞攻击师雍，朝廷就差师雍知兴化军，不久又改知邵武军。富阳人道士孙守荣，号富春子。曾遇到异人，异人授他一支铁笛，他常常吹着笛在市中行走。后修道有成，能预测遥视。一次他去拜谒丞相史嵩之，门卫谎称史嵩之午休，不让他进去。孙守荣当即指出史嵩之正在园池钓鱼，怎么说是在午休呢。门卫非常吃惊，便入报史嵩之，史嵩之因而会见了孙守荣。史嵩之颇喜欢孙守荣的言谈举止和仙道风雅；孙守荣则坦陈己见，发生在史嵩之身上的许多事都被他一一说中了，史嵩之不舒服，终于将他贬死在远郡。 
史嵩之统治“专”，因而招来广泛的不满，而且在很多大臣眼里史嵩之独相期间也并无什么实绩，却自恃边功，骄狂日盛。于是许多老臣都来劝谏，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虞复上表《爱养根本之说》，极力反对史嵩之的独断专行，结果也被降职任都郎官。李昴英就写了一篇《论史丞相疏》上奏皇帝，揭露史嵩之。一开始，皇帝没有理会，李昴英表示“一身祸福所不暇计”，屡屡痛陈史嵩之，直至皇帝迫于舆论的压力要罢免史嵩之。 
淳祐四年九月，嵩之的父亲病故，但他却贪恋权位（应当说他的确还想有一番作为），不肯守孝，竟援引战时特例：马光祖未卒哭，起为淮东总领，许堪未终丧制，起为镇江守臣。企图自我起复。结果自然引来了一片反对声，老家四明，当时流传着这样十七字说：“光祖做总领，许堪为守臣，丞相要复起援例。”临安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等人都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他们对史嵩之的统治“专”愤愤不平，现在终于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于是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波，而且这场风波越闹越大。 
而理宗呢，则在排除万难，努力起用史嵩之，这里可能有感激史弥远的因素，但更多的自然是史嵩之非凡才能的因素。平心而论起复史嵩之出于理宗的内心，他与徐元杰有一段私下对白：上问：“史嵩之起复如何？”奏云：“陛下以为如何？”上曰：“从权尔。”奏云：“此命出于陛下之心乎？出于大臣之心乎？”上曰：“出于朕意，朕以国家多事，用祖宗典故起之。三学生上书，卿曾见否？”奏云：“闻有此书，尚未之见。”上曰：“人言太甚。”上曰：“朕自当优容之，但边事亦罕有熟者，史嵩之久在边间，是以起复。”这段对白说明了一切，理宗需要史嵩之，边间需要史嵩之，也充分说明史嵩之当初选择襄阳为官是何等的聪明。 
可惜当时的人文环境都不利于史嵩之，史嵩之太缺乏人缘了。朝中反对他的大臣借此起复发起的一场攻讦运动，其规模之大、语言之激烈都是宋代历史上罕见的。最终连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都站出来指责他。 
璟卿书谏说：“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办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浸不克终，用人之法，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异赏，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献赂幕宾而得之乎？果能驰身鞍马，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颦奴仆而得之乎？徒闻包苴公行，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祖宗格法，坏于今日也。 
自开督府，东南民力，困于供需，州县仓卒，匮于应办，辇金帛，挽刍粟，络绎道路，曰一则督府，二则督府，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闻蜀川不守，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备边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维扬则有赵葵，庐江则有杜伯虎，金陵则有别之杰。为督府者，宜据鄂渚形势之地，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不此之图，尽损藩篱，深入堂奥，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其如天下苍生何！ 
是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轶于沅、湘，摇荡于鼎、澧。为江陵之势苟孤，则武昌之势未易守；刑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杀降失信，则前日彻疆之计不可复用矣；内地失护，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此隙一开，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则宋室南渡之疆土，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盍早为之图，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不然，师老财殚，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万一不畏强御之士，绳以《春秋》之法，声其讨罪不效之咎，当此之时，虽优游菽水之养，其可得乎？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人谓祸起萧墙，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 
为今之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庶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视失而不知救，视非而不知革，薰莸同器，驽骥同枥，天下大势，骎骎日趋于危亡之域矣。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则吾族幸甚！天下生灵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看来史嵩之当国，的确深深地得罪了公论，但归根结蒂是因为史氏已有史弥远一个在位二十六年，人们不愿意再让史氏长期任相了。 
其实大臣们一直都在极力阻挠史嵩之的每一次升迁，继之又极力驱逐嵩之出朝，再继之又屡次瓦解理宗起复嵩之的努力。为阻止史嵩之进用，他们想尽办法消解史嵩之的功勋与声誉，史嵩之除刑部尚书，洪咨夔就不草诏而去。吴昌裔上奏说：史嵩之原本就不学无术，凭藉其叔父弥远之声势，升上来的。吴泳也见皇上论奏史嵩之为人，说：只有陛下与二三大臣说他有才能，能办事，而天下之人都说他轻嚣寡谋，希望陛下特赐睿断，罢免史嵩之刑部尚书一职。 
从嘉熙四年至淳祐四年，史嵩之为相期间，与他共政的先后有十名执政，但他们大都无权力，即使是始终与史嵩之共政范钟也如此，所以称史嵩之专权。 
不过嵩之相业，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史嵩之广揽人才，为朝廷所用。“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贤相”。这一点还可从别人对他的攻击中反映出来：今（淳祐初）任用混肴，薰莸同器，遂使贤者耻与同群。其（史嵩之）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可见在史嵩之领导下，君臣有团结一心之势。这显然有利于克服内外交困的局面，史嵩之执政时，废十六界，行十七界，以二准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仅值铜钱五十文，十八界值二百五十文，从嘉熙四年至景定五年，二十五年中，百姓颇为安顿。他还采用专卖政策，增收财富，拨赴边州。他任职期间边防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特别是余玠在四川实行的山城防御计划以及孟珙对襄樊的建设，这些都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嵩之不但具有许多优良品质，而且才能非凡而功勋显赫。史嵩之为相，范钟辅佐。称范钟“清德雅量”，应当说合作还是和谐的。 
但很多人都不这么看，《宋史》论曰：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显示人们是因否定史弥远而完全否定史嵩之，而这种否定是先验的，不管史嵩之怎么努力，都不能熔化这些人心中的顽石。在大臣们的反对下，理宗最终放弃了复用史嵩之的打算。 
淳祐四年，范钟进拜左丞相，杜范入拜右丞相。当时范钟身为首相，但实受制于杜范。 
杜范发布了一系列措施，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后的人事表示出了绝对的支持。杜范又擢徐元杰为工部侍郎，一切政事都与他商议。徐元杰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有裨益。百姓都喁喁望治，谁料天不假年，老成凋谢，杜范竟暴病而亡，共计他在相位，不过八十日。还没有过一个月，一天徐元杰谒见了左丞相范钟，范钟留他在阁中吃罢午饭，下午归去，徐元杰忽然感觉腹内不舒服，到了黄昏，寒热交作，浑身不适，等到四鼓，竟然指爪爆裂，大叫几声而死。三学诸生听说此事，都说徐元杰是被人谋害而死的，他为抱不平，于是伏阙上书，说“历期以来，小人之倾陷君子，不过使之远谪，触冒烟瘴而死。今蛮烟瘴雨，不在岭南，转在朝廷，臣等实不胜惊骇”！理宗见了此书，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但此事毫无左证，那里还有实供。哪里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 
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身任因为得到乔行简的提拔，此时进升为同知枢密院事，但他不屑与史嵩之共事，就辞职回乡。理宗让去太监追回，并命令临安各城门的官员不得让杜范出城。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挽留杜范，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史嵩之。不过，理宗对史嵩之也的确十分倚重，大凡军国大事都一应交给宰相史嵩之处置。史嵩之久擅国柄，为了平息舆论，他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于是六次请求辞相，理宗果然不批准。但杜范一派的大臣却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驱遂史嵩之。户部侍郎刘汉弼就秘密上奏理宗说：“现在史嵩之既然多次请求辞职，就让他去为父守丧吧。皇上应当选择贤臣，早日笃定相位。”理宗狠下心来，采纳了汉弼的建议，同意史嵩之请辞。但不过几日，理宗发觉自己真的还离不了史嵩之这个助手。他又回心转意，准备重新起用史嵩之。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朝廷哗然失色。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徐元杰认为理宗这种做法是游戏国事、出尔反尔，于是“攻之甚力。”元杰轮对说：“臣前日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观学校之书，使人感叹。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臣窃料其何至于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论所以凛凛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也。陛下乌得而不悔悟，大臣乌得而不坚忍？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讦，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这一轮对，马上在朝野传诵开了，理宗也深知徐元杰忠良，常能从容论天下事。这时太学生们又纷纷上书坚决反对重新起用史嵩之。理宗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史嵩之晾在了一边。不久，理宗夜里降御笔，黜出不才台谏，起复史嵩之的命令也就此落了幕。 
十二月理宗任命杜范、范钟并相。史嵩之的决策竟被刘汉弼、徐元杰搅乱，因此对汉弼、元杰有了一股恨心。 
于是当杜范、徐元杰、刘汉弼暴死后，太学生蔡德润等一百七十三人，又叩阍上书，为之讼冤。众议愈加沸腾，竟有人说：“故相杜范，也因为人的嫉妒，中毒而亡。”种种议论，在廷诸臣无不人人危惧！甚至到了阁堂会食，无人再敢下箸。究竟是什么人下此毒手？就在这时应璟卿也暴病而亡，史璟卿是史嵩之之弟史时之的儿子，他自小颖悟能文，当时才十八岁，不久前曾写信劝谏史嵩之辞去相位。有了这样一件事，大家都怀疑到了史嵩之的头上。 
有的议论还说得有根有据： 
一年史弥远的儿子史宇之休了他的媳妇洪氏。据说是因为对林氏不够孝顺，林氏是史弥远的嬖妾，因深得宠爱，平日淫纵自如，她为弥远只生一子，即宇之，宇之娶洪氏，而洪氏不能与林氏合污同秽，妨碍了林氏淫纵，林氏就叫宇之休出洪氏。杜范得知就上奏说：“朝廷应当戒谕史氏，弗使丑声有闻。”理宗没有过问。不久林氏死了，理宗给予恩泽，恤典极盛。杜范又上奏说：“皇上因为林氏是卫王（弥远）嬖妾而曲徇其情，为什么只是不想一想洪氏是卫王的媳妇呢？”当时嵩之在相位，因此杜范上奏中就有：“宰臣（嵩之）本来是卫王的同族，连这样的家事都不管，那他还能凭什么来治理天下呢？”杜范也的确管得太宽了，史嵩之听到后，非常气愤，自然把对杜范的恨心都记在心里，何况杜范在理宗心目中地位日高，必谋相位，于是史嵩之就差人去摸透杜范的习惯。史嵩之去相，而取代他的就是杜范，史嵩之再也不能容忍，他得知杜范平素嗜书如命，便用毒药涂在书简上，叫人献给杜范，杜范旦夕翻阅此书，毒气蒸目，就失明死亡。这些都只是一种猜测，但当时史嵩之为公论所不容，这是事实。 
于是理宗御笔，史嵩之除职予祠，又令刘克庄行词。刘克庄曾弹劾过他的误国罪行，以为史嵩之从嘉熙四年为相以来，上蒙蔽君主，下抑群臣，奸权误国，实为大恶。所以拒绝为史嵩之草制诰词。他又在疏中说：“嵩之有无父之罪四，无君之罪七，旧相致仕合有诰词，今逆行嵩之之词，未知为褒为贬？”尽管理宗再三规劝，但刘克庄始终不为史嵩之作制。 
史嵩之在万般无奈，很不得意的情景下，回到了东钱湖的东吴老家。 
东吴以前称大白，史浩老祖母曾居住在此，史浩做宰相后，回来探望双目失明的老祖母，为了解决老祖母想去东吴而又无法成行的问题，他将当地的大白改称为东吴，并特为老祖母建了东吴大庙。史浩还亲自在庙内栽种了一棵银杏作为留念。后史嵩之的祖父史木，父亲史弥忠都曾相继居东吴。 
史嵩之在东吴又建设了府第——少帅府，并在附近建云树壁、钓鱼台、三溪桥，一直闲居在此。期间理宗曾三次想恢复史嵩之的职务，一次是淳祐六年服丧期满，一次是淳祐十年，郑清之将不久于人世，另一次是宝祐四年，史嵩之表示晚岁愿守蜀，但每次都因遭遇强烈的反对而流产，致使史嵩之闲废十三年，终不得复出。 
宝祐四年春，授观文殿大学士，八月史嵩之去世，朝廷赠少师、进封鲁国公，谥忠简，因为家讳改谥庄肃。德祐初，因为右正言徐直方进言，被夺谥。 
史嵩之是不幸的，造成他的不幸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主要的是当时的人文环境因素，如果当时让史嵩之复起，也许…… 
史嵩之墓就在少帅府、云树壁、钓鱼台、三溪桥附近，在世忠教寺一侧。后人常有去瞻仰。元人戴帅初有《吊史相》诗说：“日晏霜浓十二月，林疏石瘦第三溪。云沙有径萦寒烧，松屋无人鸣昼鸡。几聚衣冠块作土，当年歌舞醉如泥。早知涉世真成梦，不弃山前春雨犁。”明人柴孝东有《三溪桥吊史相》诗说：“雨洗东山一振衣，过桥草树正霏霏。茅庵小坐成清绝，竹径双开对翠徽。石壁尚存云栈迹，溪浪故绕钓鱼矶，可怜丞相家何在？水自涓涓鸟自飞。”
史书记载
《宋史·史嵩之传》
史嵩之，字子由，庆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通判襄阳府。绍定元年，以经理屯田，襄阳积谷六十八万，加其官，权知枣阳军。二年，迁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寻兼制置司参议官。三年，枣阳屯田成，转两官。以明堂恩，封鄞县男，赐食邑。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四年，迁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六年，迁刑部侍郎，仍旧职。
端平元年，破蔡灭金，献俘上露布，降诏奖谕，进封子，加食邑。移书庙堂，乞经理三边，不合，丐祠归侍，手诏勉留之。会出师，与淮阃协谋掎角，嵩之力陈非计，疏为六条上之。诏令嵩之筹画粮饷，嵩之奏言：
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
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丞相郑清之亦以书言勿为异同，嵩之力求去。
朝陵之使未还，而诸军数道并进，复上疏乞黜罢，权兵部尚书，不拜。乞祠，进宝章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宫，归养田里。寻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帝自师溃，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见，力辞，权刑部尚书。引见，疏言结人心、作士气、核实理财等事。且言：“今日之事，当先自治，不可专恃和议。”乞祠，以前职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医药，不俟报可而归。进宝章阁学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内引，赐便宜指挥，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嘉熙元年，进华文阁学士、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依旧沿江制置副使兼节制光、黄、蕲、舒。乞免兼总领，从之。
庐州围解，诏奖谕之。以明堂恩，进封伯，加食邑。条奏江、淮各三事，又陈十难，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谕之。汉阳受攻，嵩之帅师发江陵，奏诛张可大，窜卢普、李士达，以其弃城也。二年，黄州围解，降诏奖谕，拜端明殿学士，职任依旧，恩数视执政，进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诏入觐，拜参知政事，督视东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鄂州置司，兼督视淮南西路军马兼督视光、蕲、黄、夔、施州军马，加食邑。城黄州。十一月，复光州。十二月，复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进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军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号贤相。
复信阳，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饥。六月，复襄阳，嵩之言：“襄阳虽复，未易守。”自是边境多以捷闻，降诏奖谕。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转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眷顾特隆，赐赍无虚日。久旱，乞解机政。地震，屡疏乞罢免，皆不许。淳祐元年，进《玉斧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二年，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进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国公，加食邑。四年，遭父丧，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赐手诏，遣中使趣行。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不报。将作监徐元杰奏对及刘镇上封事，帝意颇悟。
初，嵩之从子璟卿尝以书谏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办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浸不克终，用人之法，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异赏，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献赂幕宾而得之乎？果能驰身鞍马，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颦奴仆而得之乎？徒闻包苴公行，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祖宗格法，坏于今日也。
自开督府，东南民力，困于供需，州县仓卒，匮于应办，辇金帛，挽刍粟，络绎道路，曰一则督府，二则督府，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闻蜀川不守，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备边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维扬则有赵葵，庐江则有杜伯虎，金陵则有别之杰。为督府者，宜据鄂渚形势之地，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不此之图，尽损藩篱，深入堂奥，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其如天下苍生何！
是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轶于沅、湘，摇荡于鼎、澧。为江陵之势苟孤，则武昌之势未易守；刑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杀降失信，则前日彻疆之计不可复用矣；内地失护，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此隙一开，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则宋室南渡之疆土，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盍早为之图，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不然，师老财殚，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万一不畏强御之士，绳以《春秋》之法，声其讨罪不效之咎，当此之时，虽优游菽水之养，其可得乎？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人谓祸起萧墙，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
为今之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庶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视失而不知救，视非而不知革，薰莸同器，驽骥同枥，天下大势，骎骎日趋于危亡之域矣。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则吾族幸甚！天下生灵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居无何，璟卿暴卒，相传嵩之致毒云。嵩之为公论所不容，居闲十有三年。宝祐四年春，授观文殿大学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遗表上，帝辍朝，赠少师、安德军范度使，进封鲁国公，谥忠简，以家讳改谥庄肃。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夺谥。
墓园发掘
根据浙江省文物局安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12月开始对史嵩之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出土了少量玉器、钱币、丝织品等，其中出土的记载史嵩之生平与家族情况的圹志，明确了史嵩之墓的埋葬位置，弥补了史料之不足，纠正了史料之误区，同时出土的保存尚好的丝织品为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填补了浙江省乃至全国南宋服装史研究的空白，对于南宋浙东经济史、手工业和纺织业技术史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
墓顶圹志确认史嵩之墓  史嵩之夫妇墓由北向南全景此次考古发掘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车厩五联村林夹岙山腰，墓园南高北低，呈西南东北走向，掩映在一片竹林中。史嵩之墓由墓园和功德坟寺组成，目前墓园已经面目全非，寺庙遗址保留。此次发掘的是墓园内的墓室部分，共清理古墓葬4座，其中两座为清代晚期平民墓葬；另两座分别为南宋右丞相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之墓。
史嵩之夫妇墓均为长方形石顶砖椁单室墓，南北平行相距两米。古墓由“甬道、排水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顶顶端覆盖着一整块经过雕凿的梅园石大石板，石板长3.8米、宽1.9米，厚40公分，重量超过8吨。“之所以确认这是史嵩之墓，是在墓顶石板中央覆盖着一块长方形圹志，上面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及其家族情况，明确了这是史嵩之夫妇墓。”圹志中除记载了史嵩之夫妇埋葬的具体位置，还记载了史嵩之的生平、官职及子孙等家族情况，“圹志中最有价值的是为研究史氏家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比如它弥补了史书之不足，也纠正了史料之误。过去史料认为，史嵩之卒于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但圹志上清晰地记载着史嵩之卒于南宋宝佑五年（1257年）。”
此外，据史氏族谱记载，史嵩之墓葬在其生前已经建好，称为“寿葬”，此次出土的圹志印证了这一说法。出土圹志、纺织品等研究价值高  史嵩之墓出土玉佩史嵩之墓被盗严重，出土器物不多。尽管如此，出土的遗物依旧让考古人员眼前一亮。
史嵩之墓出土了一具赭红色漆木棺，木棺主体保存较好，长2.37米，宽0.7米，高0.92米，木棺厚10－11厘米。在木棺破损前盗洞处，发现了一件玉佩，一件镏金铜环、水银若干、少量古铜钱及丝织品残骸。这件“和合二仙”玉佩雕刻精美，镏金铜环由方形和圆形相连，鲜亮如新，环上还残留着灰黄色的纺织物。
考古人员分析：“棺内水银应该是防腐作用，这件铜环初步推断为史嵩之衣物上的配饰。为了更好地保护棺内残存丝织品，已对史嵩之墓内木棺实施了整体搬迁，出土的丝织物已经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提取作进一步研究。此次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大、规格高、种类丰富，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局部保存尚好，这填补了浙江地区南宋服装史研究的空白，为研究南宋服装制造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赵氏墓葬同样曾经被多次盗扰，除出土少量古钱币和1枚金钗外，墓室空无余物。考古专家分析：“赵氏圹志为史嵩之家族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宋代赵氏宗室及明州（庆元）史氏望族、宋代宁波地方史志也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据记载，赵氏为史嵩之继室，生三男六女，死后被封为“魏国夫人”。
对此前称史嵩之墓内有“金首”等多种传说，市文保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金首’之说不可信，这是以讹传讹的说法。”针对“史嵩之是由其爷爷葬在此地”的传言，负责人也表示这是“无稽之谈”。勘误史嵩之家族关系史嵩之（1189年—1257年），字子由或子申（由于圹志残损，字迹模糊不清，是“由”还是“申”不能确定），鄞县人，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在位时联合蒙古灭掉金国。史料认为史嵩之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功勋显赫，但同时认为他是一个追求权力、专横独断之人。
据考古人员透露：“对东钱湖‘一门三宰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的关系，过去也有误读之处，这次史嵩之墓出土的圹志纠正了这一误区。”过去误认为史嵩之是史浩之孙，圹志显示，史嵩之为史诏四世孙；史嵩之的祖父为史渐，是史浩的堂表兄弟；史嵩之的父亲为资政殿大学士史弥忠，史弥忠与史弥远是堂表亲的关系。
对于史嵩之墓考古发掘的意义，考古人员表示：“史嵩之夫妇墓是宁波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官员级别最高的墓葬，具有明确的历史纪年，该墓的发现对于研究南宋时期高等级官员的墓葬结构形制等具有重要意义。墓室内保存尚好的木棺也是宁波首次发现的高等级官员的木棺，对于研究南宋时期的木棺形制结构以及丧葬习俗、漆木工艺等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