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季达
个人简介
  姓　名：李季达　

工作经历
李季达 天资聪颖。15岁时，只身来到重庆，在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学习三年。1918年，告别家人，沿长江而下，抵达上海。1919年7月，考入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在成都设立的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法文。入学不久，便和同学们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京卖国政府的洪流之中。1920年7月，取得赴法资格，成为全国第十七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以后，在一家钢铁机器厂做工，同先期赴法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有所接触，通过他们，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个人事迹
在党的培养下，他于1921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成员。接着，受党组织的选派，同聂荣臻、蔡畅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1925年4月回国，投身于方兴未艾的第一次大革命。回上海不久，“五卅”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他奉党的命令调到天津，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原天津市党、团领导人一起，组织各阶层群众和民众团体声援“五卅”运动，成立天津总工会，领导宝成纱厂的工人罢工，直至取得罢工胜利，它打响了“五卅”运动后天津工人运动高潮的第一炮。在裕大纱厂遭到资方镇压，工人前去支援，并在盛怒下，砸毁了机房和设备，从而造成天津工运史上震撼津门的“砸裕大”事件。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对工人运动举起了大棒和屠刀，捕杀工人的时候，他领导天津地委动员各方力量组织营救。天津总工会、纺织工会联合发出《为李景林残杀天津罢工工友通电》，学生演讲，报界宣传，天津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轰动全国。1927年初，刚刚成立不久的天津工人俱乐部遭到军阀的破坏，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天津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异常严酷的环境，他召集地委研讨新的斗争策略。很快，天津地委就在这座城市中重新建立起有效的领导。1927年6月，党中央在天津成立了中共临时顺直省委，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和工人部两个部的部长，同时兼任天津市委书记。不久，由于党组织内部出了叛徒，在南开体育社典华学校被捕，1927年11月18日就义于白骨塔。 
李季达的一生
20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一大批仁人志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僻处西南地区巫山县的少年李季达立志报国，从践行“工读主义”做起。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于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回国后，李季达全面领导了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多次掀起工人运动高潮。1927年8月16日，为奉系军阀所忌恨的李季达被捕。3个月后，年仅27岁的李季达被杀害，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少年立志报国
李季达，字世昌，化名李吉荣，1900年1月10日出生于巫山县城关镇（今巫峡镇）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他天资聪颖，5岁入私塾，10岁入县立小学，15岁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李季达考入重庆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边做工边学习。在重庆的3年间，他十分关心国内外的政治消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同学中很有声望。1918年，吴玉章发起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李季达积极响应。1919年7月，他瞒着家人，考上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设立的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入学不久，李季达和同学们便卷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京卖国政府的革命洪流之中，他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那时，成都昌福馆有一个华阳书报流通处，专门出售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李季达经常抽空去阅读。渐渐地，李季达开始意识到要想解放中国，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但这时他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很肤浅。他企图从教育入手，将“工读主义”作为“改造社会，解救中国”的救世良方。李季达和肖树棫，穆青、程秉渊、黄映湖等13位同学成立了一个宣扬和实行劳工神圣的团体——“劳人团”，设想通过工读方式“养成一种勤工俭学的学风，使他们（指人民大众）闻风而动。将来人才日多了，民智日进了，为贵族政府奔走的人一天天少了，贵族的政权就会日益消亡，那平等自由的社会就自然的兴起”。
1920年7月，李季达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通过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考试，取得赴法资格，成为全国第17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之一。赴法同学约定10月赴上海启程，李季达便先期回巫山等候出发。
有别于离家时的青涩模样，这时的李季达已是一位潇洒英俊的青年。他给家人讲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和社会发展前景，并劝家道殷实的哥哥不要买田地，把乡下的田产卖掉，不要剥削农民；安慰嫁在乡下的四姐:“不要难过，城里乡下都一样，今后都要靠劳动吃饭。”家里人以为他这次回来就不再离开了，母亲便忙着为他娶亲，哥哥们也忙着为他安排营生，都被李季达一一拒绝。他劝慰母亲说:“人各有志，孩儿长大了，就该走自己的路。”
李季达在家呆了近两个月，便辞别家人，乘船东下，于10月底抵达上海。1920年12月15日，李季达同140多位赴法学生乘法国海轮“智利”号离开上海，1921年1月20日抵达法国马赛。
留法入团转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法国工业还没有恢复，经济萧条。来到法国的李季达等18人被分到位于法国西海岸的圣日尔曼中学学习法文。4月，李季达进入克鲁梭史乃德公司钢铁机器工厂生产火车轮子的铸造车间做工。他一边做工，一边自修法文，同时广泛阅读书报。那时，他仍然相信工读主义，坚持勤工俭学能够学知识、救中国。后来，通过与先期赴法的赵世炎、周恩来、李隆郅（立三）、邓希贤（小平）、陈毅、刘伯坚等人的接触，又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李季达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放弃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的幻想，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他就在这时完成了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史乃德工厂有华工约3000人，李季达所在的车间也有不少华工。他和赵世炎等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还研究如何在华工中开展工作等问题。他和华工们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将学到的革命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华工听，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北洋政府出卖华工利益的罪行。不久，勤工俭学学生中爆发了“反对中法借款”和“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李季达和同学们勇敢地投入斗争，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
1922年春，李季达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同年秋，他同邓希贤（小平）等几个川籍同学转到巴黎近郊蒙达尼附近的夏莱特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时，被该厂团（时称少年共产党）小组作为发展对象，很快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秋，李季达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李季达考入梭米尔工业学校电机专业。1924年春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一员。9月，受党组织的选派，李季达同穆青、郭隆真、傅烈、范易、聂荣臻、蔡畅等人一起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努力研究，从早回国”的口号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革命工作。
领导天津工运
1925年4月，李季达同王若飞等一道回国，积极投入国内革命运动。
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迅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6月，中共中央派李季达到天津，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了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
李季达同原天津市党、团领导人一起，组织各阶层人民群众声援“五卅”运动。首先由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负责人邓颖超等出面，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1925年8月，天津市总工会成立，李季达以总工会负责人的身份统一领导天津的工人斗争，发动了著名的天津纱厂工人大罢工，组织集会和游行，酿成了天津有名的“砸裕大”事件，打响了“五卅”运动后天津工人运动第一炮，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
同时，李季达积极协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了著名的天津海员大罢工，掀起了天津人民反帝运动新高潮，给英、日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当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捕杀工人的时候，李季达领导天津地委动员各方力量，全力组织营救。天津总工会组织工会联合发出《为李景林残杀天津罢工工友通电》，在白色恐怖下，组织学生演讲，组织报界宣传，组织天津工人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1925年冬，冯玉祥部国民军进驻天津，李季达充分利用时机，提出“国民军要与民众结合”的口号，适时转变斗争策略，领导党组织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发展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对国民军官兵的争取工作，并以联合战线组织的名义，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宣传，积极发展团、工会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
在那段艰苦而繁忙的岁月中，李季达还主持出版了《工人小报》，并常为之撰稿、审稿，从而为中共天津组织打开了半公开活动的局面。1926年1至3月，李季达连续组织了7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在2月举行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李季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谈到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的“二七”死难烈士时说:“先烈们赤手空拳和握有枪炮的反动军阀搏斗，他们宁死不屈，虽然受着深重压迫，生活十分贫穷，但决不为金钱、地位所引诱……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同月，李季达派于方舟、郭隆真、李井泉等召开工人大会，共同总结罢工中砸毁机器、造成工人失业的经验教训。3月12日，李季达主持召开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到会讲话，一致痛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即国民党内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编者注）。由于正确分析形势，对策得当，天津工人运动又从低潮转入高潮，工会组织蓬勃发展，联系工人约10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450余人，建立党支部24个，团员发展到170余人。
在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李季达和中共天津地委清醒地看到，国民军势单力薄，难以在天津站稳，因此制定对策:在国民军进驻天津期间，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合法条件，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开展各项活动；另一方面，要随时注意时局的变化，没有特殊需要，不再搞大规模的公开活动，以免将来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自此后，李季达和地委其他成员减少了公开活动。
就在这时，3月12日，日本军舰在天津大沽口炮轰驻防此地的中国国民军部队，蓄意挑起了践踏中国主权的“大沽口事件”。3月18日，李大钊主持5000余群众在北京天安门集会，抗议日、英、美等8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在李季达和地委的组织下，3月21日，召开了天津“废约驱段”国民大会，有140多个团体参加，并于会后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强烈抗议日舰进攻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和段祺瑞血腥屠杀北京请愿群众的罪行。
3月22日，国民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夹击下被迫退出天津，奉系军阀诸玉璞代替李景林卷土重来，对革命施行疯狂报复，各工厂的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大多被开除。李季达主持地委开会决定:停止一切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撤离部分同志。不久，中共北方区委调来傅茂公（彭真）等党的一批骨干，地委领导机构作出相应调整，李季达仍任天津地委书记。由于采取了周密、果断的措施，天津党团组织在几个月时间内几乎未遭到损失。
为冲破军阀诸玉璞的禁锢，中共天津地委决心把工人斗争恢复起来。1926年8月，李季达同意建议，在革命力量相对集中的北洋纱厂首先发动了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工人们重建了工会组织。其他工厂深受鼓舞，相继展开斗争。两个月后，天津总工会组织再度成立。
再度兴起的工人运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恐惧，他们勾结英国殖民者对工人运动进行了镇压，对共产党组织实施破坏。1926年11月23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15人遭逮捕。1927年1月，粟泽、傅茂公等30多名党、团组织领导人又遭逮捕，总工会组织被破坏，李季达多方奔走营救。
严酷的斗争环境，孕育了李季达与地委妇运负责人王贞儒（王卓吾）的爱情之花。1927年元旦，他们结婚了，租下的新居——英租界小河道集贤里六号，同时也是天津地委的办事机关。
为革命英勇牺牲
1927年4月，全国局势急剧变化，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大屠杀开始了！4月初，李大钊在北京被捕；18日，江震寰等15位革命志士在天津被杀害。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李季达格外镇定，他一面嘱咐各级组织谨慎行事，一面将党的重要文件和全天津500多名党员的名单存放在法租界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的第一号保险柜里。同时将地委机关转移至松寿里79号，后又移至59号求志里17号，积极采取措施保证党组织的安全。
6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李季达任省委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8月初，小刘庄区委管辖的海津地毯三厂党支部被破坏，官厅逮捕了在陶园开会的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粟泽等4人。由于叛徒出卖，加上敌人多处卧底，先后有12人被捕。8月16日，李季达及其夫人、中共天津市委妇运负责人王贞儒在南开体育社典华学校内被捕。
狱中，李季达化名李吉荣，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受尽压杠子、灌辣椒水、点天灯等酷刑，多次昏死过去。但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他始终坚贞不屈。亲友探望送来的食物和用品，他总是分给难友们共同享用。党组织曾发动50多家巨商出面具保，亲友也多方营救，但终无果。除少数人因“罪证不足”获释外，李季达等人摆脱不了被残酷杀害的命运。
死亡，早在意料中。李季达泰然自若，为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没有丝毫遗憾。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特别想念阔别多年的家乡和亲人，他在给亲人们的信中说:“这也许是我给家中最后的信，希望哥哥们听从我过去的劝告，不要买田，不要剥削人，要靠劳动养活自己。”他托人把信和一本当年在法国买的字典转交家人，作为永久的纪念。他也想见监禁在同一监牢、结婚不久的妻子，虽近在咫尺，却无法向她道声珍重，今后，他再也不能尽一个丈夫的责任了。
1927年11月18日下午，李季达、粟泽和青年团员、天津地毯三厂工人姚宝元3人被押赴刑场。天津《益世报》报道说，李季达等虽“发须过长，但面不改色，立在[囚]车上大声疾呼，打倒军阀，坚持到底等语”。李季达借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游街示众的机会，向沿途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屠杀工农、摧残革命的滔天罪行。他大义凛然的临刑演说，“气壮山河，怒发冲冠，持续一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天惊地。鹄立候观的津埠人民无不为之感动”。在“围观者人山人海的南市上权仙前刑场，他一面大声演说，一面高呼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万恶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日下午1时许，李季达在刽子手的枪声中倒下了，时年27岁。他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