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朱
历史背景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上非常自由繁盛的时期，百家争鸣一向被我们认为是学术上呈葱茏盎然气象的写照，众多圣人贤士或创独立之见解，或阐前人之余音，难能可贵的是，俱言行合一且当作信仰遵从。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们实在是耳熟能详了，孔孟老庄韩墨之学说在如今也是广为流传，广被接受。而有些人则似乎不如他们那么出名，也没有流传下来著作好供后人参考，可是仅凭他们的只言片语，却足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杨朱正是如此。  犬吠黑衣另外，台湾学者陈冠学曾推证庄周即杨朱。见其专著《庄子新传》（1978年2月初版、1989年9月重印初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主要事迹
杨朱这个人很有意思，看他的行事不像个思想家，倒像个诗人，据说有一次他外出到了一个岔路口，竟然哭了起来，因为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歧路，心中不禁伤感起来。还有一次，他的弟弟出门时穿了身白衣，回来时因为天下雨就换了身黑衣，结果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来，朝他狂吠，弟弟气得要打它，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假设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地感到奇怪吗？”这样看来。杨朱有些诗人的多情善感。
杨墨之辩
差不多和墨子在同一时期的哲学家杨朱，和墨子的思想极为对立，他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正如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所总结的那样：“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子主张的是‘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  杨朱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甘心情愿的。）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
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
禽子曰："假济，为之乎？"
杨子弗应。
禽子出语孟孙阳.。
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
曰："为之。"
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
禽子默然有间。
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
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列子，杨朱》）
隐者
据《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论语·微子》）的“避世”（《论语·宪问》）之人。这些隐者嘲笑孔子，认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其中有一位隐者更是把孔子说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回答了这些攻击，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1]
隐者正是这样的“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败北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不可救药。有一位隐者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论语·微子》）这些人大都离群索居，遁迹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于这种人。[1]
早期道家
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隐者，只图“避世”而“欲洁其身”，不想在理论上为自己的退隐行为辩护。道家是这样的人，他们退隐了。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他们中间，最早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看来是杨朱。 
杨朱的生卒年代未详，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一前约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一前约289年）之间。因为墨子从未提到他，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已经具有与墨家同等的影响。孟子本人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列子》是魏晋时代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杨朱》。照传统的说法，它代表杨朱的哲学。[1]
其它影响
杨朱思想的基本观念《列子·杨朱》篇有“杨朱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  一毛不拔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对此，贺麟先生认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端的中道。”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现代学者们对杨朱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同情理解，正与王弼在阐释《损》卦九二：“弗损，益之”时，所提出的“九二不损而务益，以中为志也”的中道说，是遥相呼应的，亦表明了人们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价值的认同。因为真正的或合理的利己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虽不会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别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且自保自利虽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虽有相当的才智学养，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亦须有相当的修养和克制，方能不致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故利己主义，亦有其道德价值。”[2]政治思想杨朱的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②《说苑·政理》记载，杨朱曾与梁王论"治天下如运诸掌然"。他把自己比成尧舜，自称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贤人。他不治家，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韩非说杨朱与墨翟一样有治世之才。
杨朱反对法先王。他认为舍弃当今的人而去赞誉古代的先王，是赞誉枯槁的死人骨头。因此，他主张建立新的社会。这种政治主张是从"为我"而不"侵物"的学说衍生出来的。即一方面从"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衍化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①另一方面，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还应衍化出：人人不以天下大利，人人不易其胫一毛，天下治矣。就是说，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思想怎么会导致无君论呢？因为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
杨朱理想的社会如何治理呢？他认为治理这个社会的人要"贤"，而且要有谦虚的美德，"行贤而去自贤之心"，②即行为贤德而不自以为贤德。杨朱认为，这个社会的成员都应该谨小慎微。《荀子·王霸》说杨朱哭"歧路"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故事说，杨朱走到十字路口，感慨地说："在这个地方要是方向走错半步，就会导致千里的差错呵！"因此，他伤心痛哭起来。杨朱哭"歧路"正是为了人生的道路。如果不慎而选错了道路，就会贻害无穷。杨朱理想社会里的成员，既要"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这两方面并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认真考虑才行。这个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小土地私有者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和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
杨朱主张建立人人为自己而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它只不过是小私有者的美好幻想而已。正如《韩非子·八说》批评杨朱时指出的那样：杨朱的主张虽然明察，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本行不通的。[1]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汜论训》）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1]杨朱思想的基本观念的例证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1]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1]杨朱思想在老庄之中的体现在《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能见到杨朱基本观念的反映。《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这就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庄子》的《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沿着杨朱思想的路线走，先秦道家认为，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的办法。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庄子》另一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一个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运将会和桂树、漆树一样。 [1]
所以《庄子》里有一些话赞美无用之用。《人间世》篇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这一篇最后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为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他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有大用。[1]杨朱思想与道家的阶段发展老子之后，道家思想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稷下学派的一批人物以社会政治为中心，欲将老子的思想与  老子管子的思想予以贯通，从而使道家由形上追求转至形下操作，形成一套治国之道；而后者以庄周、杨子为代表，关切的是自我、自由与本真。属内在精神生命追求。
这一章所讲的是先秦道家哲学于后者发展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哲学追求内在精神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我说《老子》、《庄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 [1]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为了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这种大彻大悟之言，《庄子》有许多地方加以发挥，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它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庄子》的《山木》篇有个故事，把这一切发展都表现出来了。故事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 
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这个故事的前部分，表现的就是杨朱所实行的全生理论，后部分则是庄子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材”，相当于前面引用的《养生主》所说的“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相当于“缘督以为经”。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1]
杨朱学派，按其学说宗旨，属于道家，但又与老、庄有别，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杨朱是其代表人物。
一、“贵己”、“重生”的人生理想
“阳生贵己”、“为我”意在“重生”，就是杨朱和杨朱一派思想的主旨。杨朱一派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利益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大和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别的利益只能服务于而不应有损于“生”。就是说，保全我的生命是我个人利益中之最大者。杨朱一派还用“所为”与“所以为”的道理来论证“轻物重生”的原则。他们认为，生命是“所为”者，是主体；“物”或“利”是“所以为”者，是服务于“生”的。
二、“重生”和“全生之道”
杨朱一派固然以“全生”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我”之最大利益，但是，“所为”的“生”又离不开“所以为”的“物”。此，杨朱一派对人的物质欲望作了充分的肯定。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全生与物欲的关系，于是，为了实现“贵己”、“重生”的人生理想，又提出了他们的“全生之道”。杨朱一派认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为人的实情。为欲望之求，必须以“贵生”为根据和目的。
总之，杨朱一派认为，为了“全生”，不能没有欲望的满足。不然的话，“与死无择”，就与死没有区别了。但是，根据“轻物重生”原则，欲望的满足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全生”为限度，因而又提出了“制欲”或“适欲”的“全生之道”，也就是所谓“早啬”，要求及早地克制欲望，爱惜自己的生命，使“精不尽”，从而使“生以寿长。
三、“贵己”、“重生”的思想实质和历史意义
诚然，杨朱和杨朱一派的“贵己”、“重生”的思想，不是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而且，在“轻物重生”的范围内，由于他们轻视富贵利禄，当时的“世主”曾为之而“贵其智而高其行”。在当时，不乏赞誉之辞。但是，其想实质，不能不是一种独特的“自我主义”的人生哲学。杨朱一派在对待个人生命价值上的“自主义”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贵己”、“重生”作为一种“自我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糟粕。但是作为这种人生论的某些论据，则包含着一些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杨朱一派的“重生”论充分肯定个人情欲的自然合理性。朱一派主张对欲望有节制，要“适欲”，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而是肯定了对感性欲望和个人利益追求的自觉的理性裁制，因而避免了纵欲主义。就此而言，也不无合理之处。
在以保全自己作为人生目的和意义这一点上来说，杨朱一派确与老、庄道家，尤其与庄子的思想有一致之处，可以说杨朱一派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但他们把“全生”实现于现实的感性欲望的适当满足，具有功利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