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论语注
作者简介
人物生平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文学家、诗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南海（今属广东）人。早年曾受业于广东名儒朱次琦，受到“济人经世”的思想影响。光绪五年（1879）游香港，以为西方人治国有法度，深为羡慕。八年（1882）往上海，购置大量西方著作译本。光绪十四年（1888）第一次上书朝廷，提出“变成法”、“通上情””、“慎左右”三项建议，希望朝廷变法图强。从光绪十六年（1890—十九年1893）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以今文经学阐发变法理论。光绪十九年，中清廷举人，二十一年（1895）与梁启超进京应试，因不满《马关条约》之签订，愤而联合六百多举人（一说一千三百余人），领衔上书朝廷，提出“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史称“公车上书”。
同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之职，坚辞不就。与文廷式等人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洲湾，康有为又赴京，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诏至总理衙门与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谈论变法事宜；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又上《统筹全局折》。后来，康有为又组织保国会，受到光绪皇帝诏见，与谭嗣同等一起促成“百日维新”，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变法法令很难在各省贯彻执行，由于袁世凯叛变告秘，慈禧太后发动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得以成功，康有为被迫逃亡国外。逃至国外的康有为日趋保守落后，曾组织保皇会，发表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反复阐发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坚决反对资产阶级革命。1912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康有为仍然对清室眷恋不已。1917年，清废帝溥仪被张勋的“辫子军”重新拥上皇帝宝座，宣布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旧制，康有为被授任为弼德院副院长兼太傅，不久复辟失败旋又下台。1927年，因病逝于青岛。终年七十岁整。
文学才华康有为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武器为他所作领导的政治运动服务。他不仅是一位著名散文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宏阔的艺术境界，汪国恒《光宣诗坛点将录》对他的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今诗人尚意境者宗黄、陈，主神韵者师大历，锤幽凿险，则韩、孟启其宗风；范水模山，则谢、柳标其高阁。其纯然乎古代出乎古人者，则南海康有为也。南海平生学术，不以诗鸣，徒以境遇之艰屯，足迹之广历，偶事歌咏，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仅巨刃摩天而已也。反虚入浑，积健为雄，惟南海足以当之矣。”他的政治论文，都是直接地“为时而作”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他饱含政治热情，放言高论，笔锋犀利，言人所不敢言，能够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同时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往往先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问题症结所在，继而又大量列举古今中外的事实，层层深入地去分析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康有为是清代末期的散文大家，应是当之无愧的。
海外逃亡1898年的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经香港逃往日本，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日本曾多次派人跟康有为联系，希望他能吸取惨痛教训，把立场转移到革命派方面来；但他坚持改良的主张，拒绝了革命派共同合作的要求，并把“保皇”确定为新的行动纲领。1899年，康有为自日本赴加拿大，组织了“保皇会”，以后三、四年间，他转徙于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间，并在新加坡、槟榔屿、印度接受英国保护，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写成《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学注》等著作，《论语注》便是他在1902年居印度大吉岭时潜心著述的作品之一。
学术著作由于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中，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的学问基础，对《论语》等儒家典藉更是十分熟悉。作者在《论语注》中旁征博引，考证字句、阐发意义、发表议论，使得《论语注》成为一部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学术著作。与他在《新学伪经考》中的观点一样，康有为仍从要用儒家经典作为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的实用目的出发，强调古文经学著作是“伪经”，对《论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他在《论语注·序》中所言的：“其流传，自西汉，天下世讽之甚久远，多孔子雅言，为六经附庸，亦相辅助焉。不幸而刘歆篡圣，作伪经以夺真经，公、谷春秋，焦、京易说既亡，而今学遂尽，诸家遂掩灭，太平、大同、阴阳之说皆没于是，孔子之大道扫地尽矣。
宋贤复出求道，推求遗经，而大义微言无所得，仅获《论语》为孔子之言行所在，遂以为，遂以为孔学之全，乃大发明之，翼以《大学》、《中庸》、《孟子》，号四子书，拔在六经之上，立于学官，日以试士。……圣道不泯，天既诱予小子发明《易》、《春秋》阴阳、灵魂、太平、大同之说，而《论语》本出今学，实多微言，所发大同神明之道，有极精奥者。又，于孔子行事甚详，想见肫肫之大仁，于人道之则，学道之门，中正无邪，甚周甚备，可为世世之法。自六经微绝，微而显，典而则，无有比者，于大道式微之后，得此遗书别择而发明之，亦足为宗守焉。其或语上语下，因人施教，有所为言之，故问孝问仁，人人异告，深知其意而泥其词，是在好学深思者矣。”
书籍介绍
《论语注》除有小序外，共包括二十卷，逐卷对《论语》进行注疏，内容依次为《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在注疏体例上，《论语注》每一卷先在开头解题，然后注明《论语》原文中共几章，再对每一章抄录原文后进行详细注解。注解时往往先解释个别字词的意思，然后引证前代儒学诸家如郑玄、朱熹的注疏阐释句义，然后再以大量笔力由此阐发开去，洋洋洒洒，发表自己的议论，颇有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之势，这些议论往往结合时事，有的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如在《为政第二》的第二十三章进行注解时，作者在对原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也’”进行完文字疏通后，议论道：“盖民俗新承，故后王之起，不能不因于前朝，弊化宜革，故一代之兴，不能不损益为新制。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因，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已预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乱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据乱。
故美国之进化，有红皮土番，中国之文明，亦有苗、獐、黎。…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岂止百世哉？……孔子之道，暗而不明，郁尔不发，为天下裂，岂可言哉！幸微言尚传，赖修明恢复之。”康有为借孔子关于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的话，尽力发挥，在阐发孔子所谓“微言大义”的语句时，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关于社会进化和时代变迁的观点。注解时喜发议论，议论时喜结合时事，这是康有为《论语注》的最鲜明特点。如在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进行注解时作者议论道：“盖乱之害，显在人世，人易知之；巧诈之害，微在心术，人所难知，而其为害于人世人种则一也。此皆乱世之俗，而为害人尤甚。误信惑之，不为反噬，亦为所累。孔子生当其时，故先恶之，若太平世，则自无此矣。”
表述了看待圣人言论也要因时因世而异而不要一昧墨守成规的观点。虽然在本质上，《论语注》只是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针对清朝政府的政论文章，但这毕竟是唯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的著作。既如此，这部书在异国他乡写成后，辗转传回中国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便可想而知了。早在1898年八月丁酉，慈禧太后便下谕说：“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畔道之言。著将该革员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德宗实录》卷四二七）。至二十六年正月，又下谕说：康有为、梁启超“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
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著各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著严查销毁，从伸国法而靖人心”（《德宗实录》卷四五八）。从这样的上谕发布以后，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撤消禁令，凡康有为的著作都被统统销毁，《论语注》（光绪年间上海大同译书局刻本）自然也难逃劫远。
另也有东汉郑玄所作《论语注》，今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