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行为公共经济学
发展进程
许多行为公共经济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当中，就列举了一些可以论证他以经济学观察个人行为的一些心理学原则。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认识发展成为现代行为公共经济学家的重要依据。“当人们从一个更好的环境跌落至更差的环境时，他所感受到的痛苦会比人们从较差环境转移至更好环境享受到的快乐程度要高”这便是“损失厌恶”。边沁的效用理论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他写了许多关于效用的心理学原理的论文，其中一些从效用的心理学影响因素出发的研究直到最近才被人关注。埃奇沃斯（F.Edgeworth）的数学心理学介绍了他著名的“盒子”图，讨论了两人谈判结果。他所得出的社会效用模型表明，一个人的效用会被另外一个人的支付所影响。  
学术界对行为公共经济学的出现给予了支持，首先是经济学家运用预期效用和贴现效用模型来描述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制定。大约在1960年左右，认知心理学开始借助一些科学设备获知关于脑部的信息而成为一门显学。这时期出现的一些研究集中在新古典主义概念中的效用最大化和行为主义的认知方面。与此同时，一些心理学家如W. Ed-wards、D.Luce、A. Tversky和D.Kahneman等人也将经济学模型和心理学模型进行对比研究。最具有贡献意义的研究是，Tversky&Kahneman（1974）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阐述，启发式的捷径判断偏离了根据统计学原理推断的可能性。而在随后其1979年在《经济计量学报》（ Econo-metrica）上发表的论文则以心理学原则为基础，提出了“决策制定是存在风险的”，并且作为一个公理替代了预期效用。  
具有里程碑的事件发生在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经济学研究会议上，会议论文多数都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解决经济学问题。10年后，《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个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专刊。早期的行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研究主线：（1）识别规范假设或模型。经济学家经常用如贝叶斯更新，预期效用和贴现效用。（2）识别异常。即揭示假设或模型的差异，仔细的排除替代的解释，如混同或交易成本问题。（3）使用思考创建替代的理论和概括现有的模型。（4）使用行为假设从第三步获取提示，并且进行检验，进一步构建公共行为的经济学模型。
研究方法与基本工具
实验方法在行为公共经济学发展的初期阶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传统标准方法而言，实验控制更有利于对行为方式的解释。例如，“最后通牒”讨价还价实验中，匿名的实验参与者经常会放弃大量的货币奖励并且最终一无所获（ Camerer&Thaler，1995）。在类似的一些实验研究中，当我们讨论诸如法律案例、高费用的离婚进程、劳动纠纷时，就很难判定对提供物的拒绝到底是重复博弈中声誉建立、代理问题、还是对非公平对待的一种抗议的表达。在一些实验中，很好的检验了个体的判断失误，从而避免心理学实验影响价格和市场供给数量。实验室对这些研究来说很有效，因为个体的和市场水平的数据可以被大量的观测到（ Camerer，1987；Ganguly，Kagel&Moser，2000）.  
尽管行为公共经济学家一开始比较依赖实验方法，但是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实验经济学存在较大差异（I_oewenstein，1999）。行为公共经济学家更多的认为他们的研究基础不在于方法的选择。因为行为公共经济学虽然使用一些研究工具和方法，但是不局限于此，更多的是运用心理学的视角来讨论一些公共经济学的问题。行为公共经济学家会比较关注人口统计因素、自我报告、反应时间和其他的认知测量。并且对实验的环境控制也非常关注，因为在行为公共经济学研究者的眼中，环境的变化会对决策的制定过程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Goldstein&We-ber，1995； Loewenstein，2001）.  
总而言之，行为公共经济学家聚焦于将心理学现实主义和经济学运用在公共问题研究过程之中，通过在实验室之外的实证研究和拓宽实验室研究中的方法来提升研究成效。随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行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超越了实验研究的领域，开始更为广泛地运用经济学的常用研究方法与工具。如运用现场数据、现场实验、计算机仿真、脑部扫描技术等。
研究范畴
福利政策分析福利政策分析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1）公共政策究竟怎样影响着每个人的福利；（2）个人福利如何整合成社会整体福利。新古典经济学对福利政策的分析认为，通过检验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个人的偏好排序较好界定，可用做福利评价的基础，即每一个体拥有一贯的偏好；每个人的偏好排序是一系列关于生命条件的消费路径；在一定的时间和自然情景下，生命周期内的消费个体的排序被限制；个体总是会从可行方案之中选择最为喜爱的替代方案（Bernheim&Rangel，2005）.  
假设将福利标准看作是基于机会而不是分配，就避免了将福利测评的方法简单化，利用那些没有经过检测的假设进行系统的行为观察。Gul&Pesendorfer（2001）认为如果将偏好定义为分配和选择集的话，就可以对一定范围的迷惑行为进行观察。选择那些吸引人的方案，如果可能损害人类共同利益，那么人们会倾向较小的选择集。涉及到社会偏好，人们渴望遵循群体标准，厌恶不平等。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偏好不仅是个人的消费约束，而且还应考虑社会产出、其他人的消费约束等方面。  
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个人偏好及其消费路径是不会改变的吗？行为异同因素使得这一假设不成立。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存在与先前承诺不一致的矛盾。一个标准的战略模型需要赋予个体在不同的时间点拥有不同的生命周期行为偏好（O’Donoghue&Rabin，2001）。而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偏好也会随着自然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显示性偏好理论认为人们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因为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方法对自我兴趣行为进行评价，就很难说明个人行为是否与其自身兴趣相反（Gul&Pesendorfer，2004）。选择和偏好不一致情形的存在，是因为个人选择可能很明显违背他个人的兴趣。考虑特定的情景，公共政策对福利的影响也会受到显示性偏好假设放松的影响。行为公共经济学支持政府为实现财产权、纠正市场失灵或实现资源再配置而干预自由市场，也同意运用缩减规模、降低失误率等一些新的方法改善福利。  
成瘾行为政策成瘾物质的消费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着社会经济阶层、公民甚至是国家。虽然有许多调节成瘾物质消费行为的政策，如，征税、对康复项目进行补贴、司法补偿、刑事处罚、产品禁令，但也是鞭长莫及。新古典主义的理性成瘾理论认为，纠正二度抽烟、防止信息失真等成瘾物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是有效的。在Bernheim&Ran-gel（ 2004）提出的成瘾模型中，政策干预在失误频数、失误后果等能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是合理的。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神经科学理论对成瘾的研究都是基于“快乐原则”。研究认为，人们开始使用药物来达到某种快乐，而不管这种药物是否会使他们产生依赖性而变得堕落。这些享乐的特性容易被并入到标准的消费者选择模型中。过去的十几年，一些新的科学研究开始出现，主要考虑成瘾的自然属性。发现成瘾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具有快乐效应的物质带来的享乐主义。成瘾物质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神经系统学习的机能，导致一些特别的学习过程发生错误。Bernheim&Rangel（2004）的成瘾分析说明人们在既定偏好下做出优化选择，优化选择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引发系统性误差的事件，可能性会随着替代品的使用而变化。经过致瘾物质的反复刺激，用药者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和复杂性，大脑会因过去用药的体验而高估下一次用药带来的快感。  
成瘾是大脑中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身体依赖，它会导致控制能力减弱，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渴望和冲动。随着对成瘾生物越来越多的了解，科学家们在禁毒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神经科学的发展在更大的程度上将帮助公共医疗机构针对具体成瘾行为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通过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案和定制的康复方案，法律界人士可以制定禁毒的公共政策和法案，这种方法有更强的实用性，同时也降低了监禁成本（Eagleman&Correro，2010）。  
巴西和加拿大要求每包烟的包装上要显示诸如肺部疾病、新生儿发病率等吸烟有害的标识。但由于吸烟有害健康众所周知，这条政策在信息传递和预算约束方面没有预期的成效。然而，成瘾理论利用一条充分强大的反暗示来降低政策的失误率。这种反暗示引发思维过程引导消费者抵抗欲望，当反暗示起作用时，公共政策通过介入认知过程来影响行为。  
多数成瘾行为理论认为干预政策是合理的，因为干预能在保证自主选择的情况下，为自我约束提供更多的机会，干预政策对自主选择权遭到侵犯的人有益。限制致瘾药物的销售时间、地点、环境有利于消费者的自我约束。设计完善的政策，原则上也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自我约束。事实上，禁烟和禁毒等公共教育运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成瘾理论强调有限信息化政策，认为人们的学识水平并不会影响其选择的理性。即使成瘾者拥有丰富的学识，也不一定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滥用药物不仅会影响首次用药的体验，而且会影响神经机制从而改变对理性谨慎决策的态度。  
储蓄行为政策过去的几十年，许多发达国家储蓄率明显下滑。较低的储蓄率产生了对过度投资、金融安全、个人家庭开支等问题的广泛关注。公共经济学家需要掌握金融决策的相关理论，用来解释观察到的行为并对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测，对规范性的问题提供清晰的回答。  
储蓄行为与预期生命周期假设保持一致。例如，当工作生命周期阶段面临结束时，人们会储蓄财富，诸如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用以支付退休后的消费。许多研究发现在人们快退休的时候，因为预期未来可能的收入会下降，因此其消费水平也显著地降低了。这种消费水平的降低很大程度与个人财富积累相关联，那些积累较少的人消费水平降低得更多。  
许多人在生命周期规划方面没有准备，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帮助。人们低估了混合利息的威力，也不太理解金融工具。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对自我控制过程的相关文献研究发现，那些行为动态不稳定的人希望能在指导下通过使用承诺机制练习实现自我控制。  
Imrohoroglu&Joindes （2003）、Diamond&Koszegl（2003）研究指出，很多员工的退休金太少，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畸形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违背帕累托改进的政策干预。如在生命周期的某个时期，通过实施强制性储蓄政策来增加个人福利水平。  
储蓄补贴是税惠储蓄方案的基本应用，如美国的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账户。在高额税收的环境下，提供储蓄的小额补贴有利于改善福利（O’Donoghue & Rabin， 2006； Krusell， Kuruscu &Smith，2000，2002）。对于那些自我控制存在问题的个体而言，因为其储蓄太少，补贴能够给其福利带来一级改善，而对那些没有自我控制问题的个体则可带来二级改善。通过调节循环信贷额度的分配，并授予信用上限控制信贷可获量，能够提高与自我控制有关的福利。而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周期性调控，则能够有效地限制人们的借贷和储蓄水平（Rodden&Wibbels，2010）.  
公共物品供给政策从环境保护到学校财政，从战争、贫困问题到基础财政，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研究包括了大量的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物品供给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群体怎样很好地克服搭便车行为，并保证提供恰当的资金水平。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多项实验研究发现，当人们面临公共物品供给的两难困境时，如果存在反社会行为的惩罚机制设计，则能够增加合作的水平。Nikiforakis（ 2010）的研究发现，当存在反惩罚机会时，人们不太愿意惩罚搭便车行为。当不存在惩罚时，搭便车行为大行其道，成员间合作关系破裂，团队成员获得较少的收益。  
Andreoni（1989，1990）提出了一个关于公共物品提供的“热心肠”模型，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标准模型。他认为“热心肠”机制表现为：当人们做出遵循或是超越道德标准的行为时，会经历一些正面的情绪（如骄傲），而当他们在某些道德行为标准失范时，会经历负面情绪（如罪恶感）。人们会考虑周围的人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到某些推断－－是否慷慨或具有公共精神，这会提高他们贡献的意愿（Shang&Croson，2005）。当考虑未来群体的合作时，人们会因为标准规范的互惠而对群体形成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当群体成员因为明显的或是非明显的威胁相互受到伤害时，贡献将会上升。  
公共物品及其外部性在公共政策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共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测试更为合适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型，用他们来解释公共财政、政治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等方面的基础问题。考虑到心理和思维过程，包括研究同情、惩罚和合作的神经学基础（ Rilling et a1.，2002，2004），如果给予互惠、社会标准、社会情绪、社会信号和诸如此类问题更多的关注，这样的分析框架就尤为重要。不能忽略了慈善组织对个体行为的作用。慈善机构在基金募集活动中利用社会信号，并有意识地散布信息（Andreoni&Petrie，2004）。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慈善机构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个体的捐赠行为。慈善机构的活动同时受到政府政策和其他非营利制度的影响，如政府会通过补贴慈善机构以减少其募集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