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版权
基本信息
【词目】版权
【拼音】bǎn quán 
【基本解释】[copyright] 即著作权
详细解释
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亦称著作权。非经同意，他人不得出版或作更改。 
鲁迅 《书信集·致胡今虚》：“但既系改编，他们大约也不能说是侵害版权的罢。”从语源学上讲，版权不仅表示复制权，而且表示对作品本身及其载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时也与文学艺术产权交替使用。与英语版权一词相对应的法语是droit d'auteur，德语是Urheberrecht，西班牙语是derecho de autor。这些名词直接指明了权利的受益人，译成汉语为“作者的权利”。为了保障作者因创作作品获得正当权益，协调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广大公众因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鼓励作者创作，促进作品传播，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世界上已有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版权制度。
概念产生
原始版权概念的产生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的情况，那时还少见。印刷术，特别是公元11世纪40年代毕升的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一件作品可以印制多册出售，作品载体的复制品──图书成为印刷商谋取利润的商品。为了垄断某些作品的印制与销售，印刷商将待印的作品送请官府审查，请求准许其独家经营。中国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东都事略》，目录页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在欧洲，公元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以后，1469年威尼斯共和国授予书商乔万尼·达施皮拉为期 5年的印刷图书的特权。封建帝王和地方官吏发现，通过审查待印的作品，可以禁止新思想的传播，1556年英国女王玛丽一世批准伦敦印刷商成立书商公司，对于该公司成员出版的图书授予垄断权，但同时规定，图书必须送皇家审查，并在该公司注册，方可印刷发行。未经注册，擅自印行，由皇家星法院惩处。由官府授予印刷商垄断某些作品的出版权，或下令禁止翻印他人已经出版的作品，标志着原始版权概念的形成。此种原始版权制度，仅仅有利于统治者和印刷商，与作品的创作者毫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始新闻检查。现代版权概念的产生原始版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700多年，在欧洲延续了200多年。17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哲学家J.弥尔顿、J.洛克等人提出的“人生来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新思想的冲击下，以王室为中心的封建垄断制度开始动摇。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制取代了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王室授予印刷商的垄断权亦随之废除。在英国，王室授予书商公司的印刷特权废除后，书商和印刷商援引文学产权的理论要求对其印刷的图书给予一定形式的法律保护。1709年1月11日下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将图书的印刷发行权授予作者或作品原稿的购买者，这项提案成为1710年4月10日生效的《安妮女王法令》。该法令规定:凡已经出版的图书，自法令生效之日起21年内作者有权重印该书;尚未出版的图书，作者享有28年的出版权。《安妮法令》是世界上第 1部版权法，它废除了王室给书商颁发印刷许可证的封建垄断制度，承认作者有权支配和处理自己的作品，使其成为版权主体，标志着现代版权概念的形成。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天赋人权”的口号给版权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伸，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维护其人格的精神权利。承认作者既享有经济权利又享有精神权利的1791和1793年的法国版权法，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版权概念。
版权介绍
版权是法律上规定的某一单位或个人对某项著作享有印刷出版和销售的权利，任何人要复制、翻译、改编或演出等均需要得到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否则就是对他人权利的侵权行为。知识产权的实质是把人类的智力成果作为财产来看待。 著作权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作品的原创作者，依法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
取得方式
版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自动取得和登记取得。在中国，按照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完成就自动有版权。 所谓完成，是相对而言的，只要创作的对象已经满足法定的作品构成条件，即可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在学理上，根据性质不同，版权可以分为著作权及邻接权。简单来说，著作权是针对原创相关精神产品的人而言的，而邻接权的概念，是针对表演或者协助传播作品载体的有关产业的参加者而言的，比如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等。
侵权行为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 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5）剽窃他人作品的；
（6）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7）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8）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9）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10）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11）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12）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13）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14）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15）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16）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17）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8）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9）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以上第（1）至第（11）项行为，侵权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第（12）项至第（19）项行为，侵权人除了承担上述民事责任外，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在著作权许可使用或转让等合同中，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承担民事责任。
版权登记
关于版权登记。在中国，版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版权登记不是取得版权的前提条件，但是版权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一种初步证明，可以作为主张权利或提出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诉讼的证明文件。计算机软件，可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登记；其他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文字、美术、摄影、电影、音乐、建筑作品及工程设计图等，可由省版权登记部门负责登记。在某些国家，作品如未登记，将产生一些不利后果。
构成条件
关于作品的构成条件。根据通说，构成作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具有某种精神方面内容，即作品要具有某种思想或者美学方面的精神内容；第二，上述精神内容需要通过一定的表达形式表达出来，停留在大脑里的构想还不能称作作品，必须要要有具体的表达，另外，必要要在外部世界中产生出来，但是否像录音或者写作那样保存下来还是像歌唱或者演说那样即兴而作转瞬即逝的，在所不论；第三，要具有独创性，即通过个体的智力劳动完成的作品，显然，抄袭的就不算了。现代人创作作品显然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往往使用了某些前人已经创作的作品或者已经处于公共领域人皆可自由使用的作品作为素材进行创作，这种方式的创作完成的作品，该创作者仅就其独创的部分享有版权，这种独创部分可以理解为其独创的片断以及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
作品类型
可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包括小说、诗词、散文、论文、速记记录、数字游戏等文字作品；讲课、演说、布道等口语作品；配词或未配词的音乐作品；戏剧或音乐戏剧作品；哑剧和舞蹈艺术作品、绘画、书法、版画、雕塑、雕刻等美术作品；实用美术作品；建筑艺术作品；摄影艺术作品；电影作品；与地理、地形、建筑 、科学技术有关的示意图 、地图、 设计图、草图和立体作品。
法律规定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版权所有人可以根据法律在法律规定的年限内对作品享 有独占权。一般而言，其他人需要使用作品，应当事先取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但是著作权法也规定了若干情形，在法律规定的使用方式下，该种使用无需取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或者无需向其支付报酬。版权的期限，简单来说，对个人而言，是死后五十年，署名权等精神权利期限无限制；对单位和法人而言，是作品首次发表后五十年。
外国人或者外国在中国国内首次出版的，受我国法律保护，其他的根据国际条约确定，多数重要国家已经和中国一起参加了共同的国际条约，在这些缔约国境内产生的作品同样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学理，版权具有地域性，也就是说，各国承诺保护作品的知识产权，但是如何保护，作者有哪些权利，保护期限多长，由各个国家自己决定，在中国发生的作品使用行为显然就需要按照中国的著作权法来判定，在美国发生的著作权使用行为就需要按照美国的版权法来判定。
版权，又称著作权[1]，含以下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我国法律保护。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其著作权自在中国境内出版之日起受中国法律保护。
作品形式
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一）文字作品； 
（二）口述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作品； 
（四）美术、摄影作品； 
（五）电影、电视、录像作品； 
（六）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 
（七）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 
（八）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1、著作权是依法而产生的。
2、又叫版权。分为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其中著作人格权的内涵包括了公开发表权、姓名表示权及禁止他人以扭曲、变更方式利用著作损害著作人名誉的权利。
3、有以下几条权利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要保障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保护思想本身，因为在保障著作财产权此类专属私人之财产权利益的同时，尚须兼顾人类文明之累积与知识及资讯之传播，从而算法、数学方法、技术或机器的设计均不属著作权所要保障的对象。
权利种类
著作财产权的种类在过去一百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原先较单纯的出版权、演出权，因电影的发明而有公开上映权、因广播及电视的发明而出现公开播送权，时至今日因应因特网的普及化，公开传输权随之而生，除了这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新型态著作权利，另外一些较传统的权利也由于人类生活型态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例如因为国际间的交流日渐频繁，著作物在各地区以及国际间的散布权问题获得重视；著作物所有人以往基于所有权拥有将该物出租的权利，规模有限，对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影响不大，但由于大型连锁租书店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从而使得著作物的出租权亦须被顾及。
一般来说，著作权人对于著作享有若干项基本权利，其中有一些是专属权利。他们享有使用、或根据议定的条件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的专属权。
著作权人可以禁止或许可：
以各种形式对各种著作进行重制，例如以印刷或录音的方式重制语文著作或音乐著作。 
将其著作公开口述、演出，例如将戏剧及表演著作或音乐著作公开演出、将语文著作公开口述等等。 
将其著作通过无线电、有线或卫星或因特网加以公开播送、公开传输。 
对其视听著作公开上映；对其摄影著作、美术著作、图形著作加以公开展示。 
将其著作翻译成其他语文，或对其加以改编，例如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本、将英文版本改译为中文版本。 
受著作权保护的许多创作性作品需要进行大量发行、传播和投资才能得到推广（例如：出版物、音乐作品和电影）；因此，著作权人常常将其对作品享有的权利授权给最有能力推销作品的个人或公司，以获得报酬，这种报酬经常是在实际使用作品时才支付，因此被称作授权费/版税。
著作财产权有时间限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条约，该时限为创作者死后50年。但各国国情不同，各国国内法可规定更长的时限。这种时间上的限制使得创作者及其继承人能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就其著作获得经济上的收益。
著作财产权人通常可透过行政手段或透过法院保障自己的财产权益，前述手段包括以搜索住居处的方式查找生产或拥有非法重制的——亦即“盗版的”——与受保护作品有关之物，作为证据以实施权利。权利人还可要求法院对非法活动发出禁制令，并可要求侵权者就其在财产上和表彰姓名等人格权方面所受损失负损害赔偿之责。
网络问题
简介版权，国内网络中至今未能解决症结。侵权行为不断，被起诉的却寥寥无几。一方面是普遍缺乏保护版权意识，另一方面盗版者多，分布范围广而侵权行为普遍较轻，起诉成功的补偿常常不及起诉时人力财力的消耗。
对于中小网站，常见的侵权方式集中于非法转载。
非法转载的情况的常见情况包括：转载变原创某网站转载文章，通过更改文章标题等部分内容将文章改头换面，署名却不是原作者。这类情况侵犯了作者多项权利，包括署名权、编撰权等，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侵权行为，这类情况在一般只存在于一些小型网站中，某些大型网站也存在这种情况，但不是很多。转载不署名指的是转载的文章不标注作者信息，这是第一种情况的变种，不署名常常默认是网站原创。且第一种情况往往是用这种方式实行。转载无链接目前这只在原作者注明转载需要用链接方式注明出处的时候才属于法律上的侵权。这种情况常见于大型网站中，这是最轻的侵权行为，但被许多大型网站普遍采用的方式。这类侵权只在互联网中才会出现。作为站长，大家都知道链接的重要性，互联网评价网站权重的第一要素是外链的多少，无连接的转载会使得搜索引擎检索出现的文章出现混乱，往往原创作者的文章并不是排名第一位，转载网站的文章才出于第一位，对于读者来说是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从产生的影响来说，这显然属于不道德行为。现在许多独立博客主推崇的cc协议同样禁止这种行为，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属于侵权行为。但是如果作者注明转载需要用链接方式注明出处时，根据相关条款，“转载无链接”属于侵权。非法转载当作者明确禁止转载时，强行转载，虽然注明作者并用链接方式指向原文，这仍然属于侵权。
目前互联网管理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文本，现在最全面的互联网法规是国务院出台的互联网工作条例，互联网无时无刻在飞速发展，我们期待着全面完善的互联网法律的出台。版权限制从版权法产生之初，版权限制与版权保护就如影随形：版权保护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提供物资和精神的激励，版权限制则确保社会公众及时获得作品、最大限度地分享文化进步艺术繁荣带来的利益，从版权法平衡作者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立法目的而言，二者不可偏废。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既处于此消彼涨的永恒冲突之中，又总是追求和谐共存的动态平衡，一部版权发展史其实就是追随技术进步的步履不断调整保护与限制平衡点的历史。
随着数字网络时代的到来，作品的复制与传播成本日益低廉，复制质量完美无缺，无所不在的私人复制严重损害了版权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版权体系的传统平衡，于是版权人竭力要求强化版权保护，取消对版权的限制——正如美国10年前推出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报告即白皮书所述：“在数字世界，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将日益缩小，如果不是完全消亡的话。”事实上，正如版权发展史所表明的，即使在网络时代，基于人权保护、促进竞争、保护公众利益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需要，版权限制制度也仍然有适用的余地。“即使数字技术将改变一切，也无法改变作者、出版商、唱片制作者、读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维持上述利益的平衡则是版权法永远的目标。
一、人权保护与版权限制
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正日益引起各国立法者和知识产权与人权学者的重视，人权与版权的冲突则首当其冲。许多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现自由、信息自由、民主辩论、隐私或个人自治的利益，都可以为限制版权提供正当理由。以表现自由为例，正如吴汉东教授所指出的，表现自由在基本人权体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经济自由等权利，表现自由应当具有“优越地位”，即应看作是具有优先性的法价值。表现自由优于经济自由的原则在各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中都得到承认。这就是说，版权的独占性质不应构成思想表现和信息交流的障碍。在这种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各国版权法都对作品的独占权利设定了必要限制，以保障表现自由权利的实现。没有理由认为，在网络时代，基于表现自由对版权的限制会失去存在的基础。比如，出于批评、评论的目的，人们有权对版权作品进行适当引用或复制：学术论文出于评论目的可以复制他人作品的一部分，报社记者为了指出其错误可以发表政治家的演讲，所有这些都是本原意义上的合理使用制度。考虑到在因特网上各种批评、评论、新闻报道和公共辩论将更显活力，合理引用或者合理使用规则在数字世界必将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在传统印刷世界的情形一样。
“隐私权是公民对其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享有的不被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2]一方面，某些作品如纪实文学、素描绘画作品可能会包含有涉及他人隐私的材料，这样，作者发表权的行使就要充分考虑到对他人隐私权的尊重；另一方面，某些复制作品的行为发生在私人生活领域，坚持严格的版权保护会侵扰人们的私生活宁静，因此版权人无权干涉发生在私人领域的复制行为。也就是说，要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版权执行制度，将版权之手伸向人们的家庭范围之内并要求人们出示其所拥有的包括作品在内的所有信息的收据或者许可证，这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版权效力向私人领域的延伸与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利益相冲突，这些利益在历史上对信息政策诸如言论自由、保护隐私、竞争政策和百家争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版权人只能放弃对某些私人复制的控制。这也许是生活在自由社会所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更何况，在网络时代，侵犯隐私权正在演变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为保护隐私权加大对版权的限制显得尤为必要。
二、公共利益与版权限制
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版权的限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但一般说来，世界各国都从立法上承认了下列限制，包括：在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面授过程中表演版权作品；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保存版本、更换毁损藏书或者其他合法目的而制作作品复制件；为盲人制作演绎作品。可以预言，这类限制在网络时代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屡遭诟病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也试图在版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因而规定了限制版权的条款，使得图书馆和档案馆可以出于上述目的制作作品的数字复制件以及印刷和传真复制品。该法案还授权国会图书馆进行相关研究，以帮助国会确定从促进远程教育的角度考虑，应如何制定版权规则。有时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可以援引合理使用制度为在法律程序中（如作为与正在辩论的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为了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如证明某一毒品的效力）复制版权作品的行为提供正当性辩护，在立法或修订法律的过程中有关机关适当复制相关法学作品和实证材料则更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三、促进竞争与版权限制
竞争政策也可以为版权限制提供依据。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能够促使市场主体生产或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而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却赋予权利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作品的供给量低于竞争状态，供给价格则高于竞争价格，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无谓损失。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过强的版权保护导致超出法定程度的垄断，就必须对版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比如，在美国版权法中，有两例属于基于竞争政策的版权限制制度：其一，针对音乐版权人的强制许可，以便有更多的企业制作某一音乐作品的录音带；其二，针对广播信号权利人的强制许可，以便他人通过有线系统被动转播被广播的材料。美国的合理使用抗辩有时也用于促进市场竞争，如在Sega v. Accolade （Sega v. Accolate， 977F.2d 1510（9th Cir. 1992）。）案的审理中，法院认定虽未得到授权但具有开发具备兼容性程序之合法目的的解构他人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正如该案所表明的，当信息表现为数字形式时，竞争政策问题会不时浮出水面。而美国司法部针对微软公司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实际上也是试图通过对微软公司通过软件版权而获得的强大市场垄断地位进行限制以促进竞争。
四、弹性机制与版权限制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立法者很难准确预测将会出现怎样的新技术、人们将如何使用这类技术以及版权法应如何应对。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法律试图跟上技术的发展，而结果却总是技术走在前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规律。”这样，当立法机关对特定案件的情势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时，法院就常常采用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一种弹性机制，以便平衡这类案件中版权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1984年Sony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应推定非商业性私人复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必为了保护对作者的创作激励而禁止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没有明显影响的私人复制行为，对这种非商业性使用作品行为的禁止只会阻碍人们获得作品的思想，而不会带来任何收益。”而在Lewis Galoob Toys Inc.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支持原告发行一种“游戏精灵”的权利，这使得任天堂游戏的用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些临时性的变化，[3]而在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案中，法庭认定，在线服务提供者自动张贴源于用户的因特网信息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4]上述案例都成功地利用版权限制法理解决了法律不时与高新技术发展脱节的矛盾，使得版权法保持面向未来的适度弹性和灵活性。
五、市场失灵与版权限制
“市场失灵”是解释版权限制依据的经典理论之一。根据这一理论，版权法之所以不愿意扩大版权保护范围以彻底禁止私人使用，不但不追究在理论上有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反而将其认定为合理使用，是因为立法者认识到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难以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对于社会来说，得到半条面包（社会公众自由使用作品而版权人得不到使用费收入）比什么都得不到要强（即社会公众不能自由使用作品，版权人也得不到使用费收入）。也就是说，当为达成许可而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远远超出交易的预期收益（既可以表现为许可收入，也可以是其他利益，如名声或者商誉的提高）时，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这时，人们自然可以援引合理使用抗辩。
那么，在网络时代，这种“市场失灵”是否依然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在数字网络环境下，适度的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存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有可能按照使用或者复制作品的次数和时间收费，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理论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实际上，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更不用说一整套网上支付交易系统的运行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上述成本对于大量市场价值不高的普通作品而言，足以构成“市场失灵”的充足理由。事实上，许多为私人目的复制作品的行为要么没有明显的经济上的重要性，要么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便利研究工作而被认定为正当。更何况，虽然网络的触须正在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由于经济、地理和人们自身的原因如存在视力、智力障碍，网络终究有其局限，对于某类地区、某类群体，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网络失灵”。这样，网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存在使得版权限制制度依然有相当的适用空间。
六、反共地悲剧与版权限制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试图运用经济学上“反共地悲剧”理论为网络时代的版权限制制度进行辩护。“反共地悲剧”是与“共有地悲剧”相比较而存在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共有地悲剧”和“反共地悲剧”分别以两种极端的情形来说明保证土地（其实可以被视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的代表）适度开发利用的理想产权架构：没有产权保护会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利用甚至资源枯竭，如过度放牧导致土地沙化使人们失去牧场，即所谓“共有地悲剧”；而在土地上存在过多过强的权利甚至权力又会阻碍资源的充分利用，如现实中多个部门共同掌握土地等资源的审批权，各种权利/权力相互牵制，最终导致土地长期荒废，这就是“反共地悲剧”。
上述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作品和版权保护。数字网络技术使得作品管理和版权交易的成本下降，减少了基于“市场失灵”的版权限制，但一方面，版权过于充分的“行使”会增加作品使用者的成本、减少作品的使用量从而对社会不利，因为对于社会来说，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使用，另一方面，过强的版权保护也会阻碍新作品的创作，这是由于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必然会牵涉到对许多在先作品的利用，存在于在先作品的过多过强的版权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网，必然阻碍甚至窒息作品的创作，陷入一种“反共地悲剧”。这就说明，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必须追求一种版权适度保护模式，维系版权保护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七、使用者权与版权限制
早在前网络时代，为对抗作者享有的版权，一些学者就明确提出，包括读者和其他作品使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享有一种“使用者权”。根据这种观点，合理使用不仅是一种消极抗辩，更是社会公众享有的积极权利。也就是说，一旦版权人将其作品在公众中传播，对该作品的合理使用就成为公众享有的一种“权利”。版权法只是授予版权人在有限时间内的有限权利，而将所有其他权利包括合理使用权都保留给公众，这已成为版权保护史上一脉相承的传统并体现在网络时代的典型案例中。例如，1992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Accolade公司出于兼容目的解构Sega公司软件代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行为。[5]此后，为达到兼容效果而解构他人软件就成为一种权利。而在另外一个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如果版权法要实现其促进知识进步的宪法目标，就必须为合理使用留出合适的空间。[6]因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合理使用是公众享有的一种如此强有力的权利，以致于可以根本不考虑旨在排除合理使用的合同条款或者技术保护措施的限制。
总之，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恰如版权天平两端的砝码，任何一端砝码的不当增减固然会导致天平暂时失衡，而完全去掉“版权限制”的砝码则势必摧毁版权天平本身。正如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时代在不断变化，但对经济学而言，“有所改变的只是答案而不是问题本身。”对于版权法来说也是如此：在网络时代，版权天平还是那架天平，砝码还是那两种砝码（即“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立法者的任务也依然是保持天平的平衡，有所改变的只是天平两端托盘中的砝码数量以及为维持平衡而增减砝码的频率。[2]
经济基础
一部作品的各类权力，只有在被用于谋取经济利益时才有市场交易价格。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签署版权协议，由专业版权代理和专业律师进行具体的业务依法授权办理。
版权立法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是中国第 1部版权法。民国四年(1915)北洋军阀政府和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党政府亦分别制订过版权法(当时均称“著作权法”) 。但这些法律并未起到保护作者权利的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作者的正当权益。1950年 9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窜改等行为”；出版物“在版权页上，对初版、再版的时间、印数、著者、译者的姓名及译本的原书名等等，均应作如实记载。在再版时，应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进行必要的修订”，“稿酬办法应在兼顾作家、读者及出版家 3方面利益的原则下协商决定；为尊重作家的权益，原则上应采取卖绝著作权的办法。计算稿酬的标准，原则上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该决议还规定，为适应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需要，对于篇幅过巨、销路不广的专门著作，由政府协助出版。这项决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关于保护作者版权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随后，政府有关部门陆续颁发了书籍出版稿酬、剧本上演稿酬、电影故事片稿酬、节目录制稿酬等使用作品的付酬办法。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986年 4月12日通过、1987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4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第 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将版权保护写进国家民事法典。版权(著作权)包括的具体内容，将由版权法规定。1985年7月建立的国家版权局正在起草版权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