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奥林比亚科学院
晚年通信
爱因斯坦的回信致不朽的奥林比亚科学院：
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媚而理性的东西。我们创立了你，为的是要与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看玩笑。多年细心的观察使我确信，我们是多么正确啊。
你的全部三个成员都表现得坚韧不拔，虽然他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但是你那纯朴天真的、朝气焕发的光芒的所有分子至今仍照耀着他们孤寂的人生道路，因为你并没有因他们一起衰老，而却像莴苣根那样盛发繁茂。
我永远忠诚和热爱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A·爱因斯坦（19531）[1]
以上是爱因斯坦于1953年4月3日给他在伯尔尼时代的挚友莫里斯·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和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的回信。哈比希特和索洛文的明信片据1972年出版的由爱因斯坦生前的研究助手班内希．霍夫曼 (Banesh Hoffmann)同秘书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合作编写的传记《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和造反者》(爿Ibert Einstein：Creator and Rebel)中报道，1953年，哈比希特到巴黎访问了索洛文，他们回忆了半个世纪以前那些峥嵘岁月，于3月12日一起写了一张明信片给爱因斯坦。其内容如下：[2]
敬致我们科学院的无比敬爱的院长：
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科学院今天开了一个忧伤而肃穆的会议，虽然你缺席了，还是给你保留着席位。这个保留席位，我们始终使它保持温暖，等着，等着，一再等着你的来临。
哈比希特
我，这个光荣的科学院的往昔成员，当看到该由你坐的那个空席位时，也忍不住老泪纵横。留给我的，只有向你表达我的最微末、最诚挚的衷心祝愿。
M．索洛文
索洛文对奥林比亚科学院的记忆
关于“奥林比亚科学院”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M．索洛文在他编的爱因斯坦《绐莫里斯．索洛文通信集》(Lettres a Maurice、Solovine，巴黎Gauthier-Villars，1956年)的序言中作如下介绍：
1902年复活节假期(在3月下旬——编者)中的一天，我在伯尔尼街上散步(当时M．索洛文是伯尔尼大学的学生——编者，买到一份报纸，发现上面有一条广告，写着：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生，三个法朗讲一小时物理课。我自己忖度，也许这个人可以向我透露理论物理学的秘密。因此我向广告所示的地址走去。......在我进了他家并就坐以后，我向他说：我是学哲学的，但是我也很乐意尽可能加深我的物理知识，以便获得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告诉我，他在更年轻的年代，对哲学也有极大兴趣，但由于哲学中流行着不明确性和任意性，使他改变了爱好，现在他只钻物理学了。这样，我们交谈了两小时左右，谈得海阔天空。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思想是广泛地一致的，这使我们相互吸引。当我辞别时，他陪我出来，我们在街上又谈了一个半小时。约定第二天再见。
当我们再见面时，我们又对第一天晚上中断的问题继续讨论，而把讲物理课的事完全忘掉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他。在我们讨论了一些时候以后，他说：“坦白说吧，你不用听物理课了，讨论物理问题要更有兴趣得多。你还是完全不拘形式地来看我吧，我很高兴同你谈天。”所以我就更经常地看他，而我愈了解他，我也觉得他愈吸引我。我对他洞察和精通物理问题的非凡能力很惊讶。他决不是一个卓越的讲演者。……他在解说时讲得很慢而又单调，可是惊人地清晰。为了使一种抽象思想较易理解，他常常利用日常生活经验的例子。爱因斯坦运用数学工具虽然无比精湛，但他常常讲到要反对在物理学领域中滥用数学。他这样说：“物理学按其本质是一种具体的和直觉的科学。数学只为我们提供方法来表述现象所遵循的规律。”
一天，我对他说：“我们来一道读大师们的著作，并讨论讨论他们所处理的各种问题，你觉得怎么样?”他回答说，这个想法极好。我于是建议先读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的《科学规范》(The Grammar of Science)，爱因斯坦高兴地接受了。几个星期以后，康拉德·哈比希特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哈比希特是爱因斯坦在夏夫豪森(Schaffhausen，瑞土一个州府，爱因斯坦于1901年在那边做过几个月的家庭教师——编者)认识的，现在到伯尔尼来准备学完大学课程，然后去做中学数学教师。爱因斯坦还强调我们三人每天一道晚餐的重要性。食品当然极为简单：一点香肠，一块干酪，一点水果，一盒蜂蜜，一两杯茶。可是我们都极为欢乐，对我们那时的情况来说，伊壁鸠鲁(Epicure)的一句话“欢乐的贫困是美事”确很适用。
我开始认识爱因斯坦的时候，他还是专利局的试用检验员，正在耐心地等待转正。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做私人教师；可是不容易找到学生，而且收入也很少。一天，在谈到怎样谋生时，他说最容易的大概是到人家院子里去拉提琴。我回答说，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拉提琴，我一定学习吉他去给你伴奏。
我们那时的经济情况很窘，但在学习科学和哲学的最高深的问题时，兴趣极浓，劲头极大。在读了皮尔逊的书以后，我们又一道读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Analyse der Empfindungen)和《力学》(Mechanik)，这两本书爱因斯坦自己已经学过；弥耳(Mill)的《逻辑学》(Logic)；休谟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ca)；亥姆霍兹(Helmholtz)的一些论文和演讲稿；安德雷—马利·安培(Andree-Marie Ampere)的《科学的哲学论文集》(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中的一些章节；黎曼的《几何学的基础》(Grundlagen der Geometrie；阿芬那留斯(Avcnarius)的《纯粹经验批判》(Kritik der reinen Erfahrung)中的一些章节；克利福德(Clifford)的《事物的本性》；戴德金(Dedekind)的《数论》(Zahlentheorie）；昂利·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ese)；以及其他著作。特别是彭加勒这本书对我们印象极深，我们用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它。我们也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如索福克里(Sophocle)的《安提戈妮》(Antigone)；拉辛(Racine)的《昂朵马格》(Andromaqae)；狄更斯(Dickens)的《一首圣诞节颂歌》(ChristmasCar01)；以及《唐·吉诃德》(Don Quixote)等等。在我们学习晚会的过程中，爱因斯坦还时常拉拉提琴，助兴不少。
对于长时间的激烈讨论，遗憾的是我现在简直无法描绘出一幅适当的景象。有时我们念一页或半页，有时只念了一句话，立刻就会引起强烈的争论，而当问题比较重要时，争论可以延长数日之久。中午，我时常到爱因斯坦的工作处门口，等他下班出来，然后立刻继续前一天的讨论。“你曾说……”，“难道你不相信这一点吗'……”或者“对我昨晚所讲的，我还要补充这样一点：…”。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追寻科学原理基础的英雄时代，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也在这一方面。对于戴维·休谟关于实体和因果性的特别聪明尖锐的批判，我们讨论了几个星期。弥耳《逻辑学》第三编所讲的归纳法，我们也曾长时间地学习讨论。
“我们的科学院”(我们就是这样诙谐地称呼我们每晚的聚会的)的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我们都热忱地渴望扩充并加深我们的知识，从而在我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深挚的友情。同时使我好奇的是爱因斯坦也以同样的热情参加，而且不允许我缺席一次。有一晚我缺席了，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研究基本概念时，爱因斯坦喜欢从概念的起源谈起。为了阐明这些概念，他利用了他在儿童时期所作的观察。他还时常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的工作，从这些工作中已可看出他的精神力量和巨大的创造性。1903年他发表了《关于热力学基础的理论》，1904年发表了《关于热的一般分子理论》，1905年发表了十分惊人的论述相对论的著作《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不得不提一提，当时除了普朗克，没有人认识到这篇著作的非常重大的意义。[2]
奥林比亚科学院后记
“奥林比亚科学院”到1905年11月停止了活动。那时M．索洛文离开伯尔尼，到法国里昴大学学习。C．哈比希特则于1904年去瑞士东部的希尔斯任数学物理教师。爱因斯坦直至1909年10月才离开伯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