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伟章
个人简介
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四川文学奖等。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
罗伟章主要作品年表
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小说界》2004年8月长篇小说专号。 
《寻找桑妮》：《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8月长篇小说专号。 
《在远处燃烧》：《江南》2007年第1期。 
《不必惊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磨尖掐尖》：高考背后的硝烟与黑幕
中篇小说《姐姐的爱情》：《青年文学》2003年第6期。 
《生活的门》：《当代》2003年8月中篇小说专号。 
《我的同学陈少左》：《青年文学》2004年第1期。《小说选刊》2004年第3期转载。 
《我们的成长》：《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 。《中篇小说月报》2004年第8期、《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小说精选》2004年第9期、《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等转载，多家报纸连载；收入由《小说选刊》编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4中国中篇小说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21世纪年选系列·2004中篇小说》，进入2004年下半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故乡在远方》：《长城》2004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1期转载。 
《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转载，被《文艺报》、《文学报》列入专家推介榜，《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媒体评介，入选取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夏天过后是秋天》：《清明》2005年第3期。收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写实小说系列”丛书，改标题为《代价》。 
《谁在喧哗》：《芙蓉》2005年第4期。 
《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12期、《小说选萃》2006第1期转载，多家报纸连载；《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评介，被称为“底层叙事”的力作；入选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进入2005年度下半年全国小说排行榜。 
《狗的一九三二》：《十月》2006年第1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2期转载，《文艺报》等评介，称这部小说“全篇始终在奇异的想象中展开”。 
《水往高处流》：《清明》2006年第1期。《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转载，收入“2006年度中国优秀中篇小说选”。 
《心脏石》：《长城》2006年第1期。《文艺报》等评介，称该小说“现实的眼光，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都让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 
《变脸》：《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小说月报》2006年第5期、《小说精选》2006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增刊、《小说月刊·选刊版》转载；《文艺报》等发表评论。 
《我们能够拯救谁》：《江南》2006年第2期。《小说选刊》第4期、《小说月报》第6期转载，《小说选刊》发表评论《无奈中的挣扎与坚忍》，认为该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找到了“第三种方法”。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世界上的三种人》：《中国作家》2006年第4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5期、《小说月报》2006年中篇小说专号转载。《小说选刊》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部久违了的好小说”，“触及了当代人文伦理的敏感处，对当代人的生活有重要的反思、反省和启示意义”。 
《水》：《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7期转载，《文艺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小说以缜密的叙述演绎了人性的残酷与阴暗”。 
《舌尖上的花朵》：《青年作家》2006年第6期。该刊评论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作家对人性深刻的洞悉，安静、从容不迫的叙述，让我们找到久违的亲近大地、天空和自然的方向，让小说有了更高的品质和视野”。 
《路上》：《红岩》2006年第4期。 
《奸细》：《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10期、《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第10期、《小说月报》2006年第11期、《小说精选》2006年第11期转载，多家报纸连载。 
《明天去巴黎》：《现代小说》2006年立秋卷。《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6期、《上海小说》2007年第2期转载。 
《潜伏期》：《十月》2006年第6期。 
《漂白》：《清明》2007年第1期。《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转载。 
《最后一课》：《当代》2007年第2期。《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4期、《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5期转载。 
《红瓦房》：《北京文学》2007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3期转载。 
另在《天涯》等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多篇，其中短篇小说《独腿人生》收入《中学语文实验教材》。
小说集《我们的成长》：作家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奸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获奖情况 
《我们的成长》：获2004-2005年度中篇小说选刊奖。 
《奸细》：获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我们的路》：获2003-2006年度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 
《大嫂谣》：获第五届四川省文学奖；第十届巴金文学院小说奖。
罗伟章创作心灵之路
底层展现自由的路径罗伟章最受关注的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等写的都是底层生活，因而在人们的言说中，他有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身份:“底层作家”。也似乎只有作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的命名，我们才能在众多的青年作家中轻松找到罗伟章的身影。然而，罗伟章坦言自己并不接受这样的文学命名。他说:文学只有好坏之分，与题材、地域、流派等等无关，文学没有边界。而且他对“作家”这个称呼表示警惕，显然他更喜欢“写作者”这个词。“‘作家’给人一种功成名就的印象，‘写作者’却是在行动，而所谓作家也无非是为人的心灵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径。”
“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你不得不面对它，当你把它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一种表达。”
在给一位朋友的小说集所做的序言中，罗伟章写道: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这块疤别人看不见，甚至写作者自己也看不见，但它活着，它不断提醒你去舔食初始的疼痛，不断挑战你的尊严。你不能不管它，你得面对它，当你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对罗伟章而言，这块伤疤或许就是记忆中童年经受的饥饿和苦难。童年回忆罗伟章老家在四川省东北部，那里勉强属大巴山系，土黄天青，出石头和荒草，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在他很小的时候，那里发生过一场天灾，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节，却是七十三天滴雨不下，害得方圆数百里颗粒无收。这段饥饿的日子，在罗伟章的生命中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记。他说:“许多人都在赞美蓝天，但我看到蓝天，就会想起那段日子，就有饥饿的感觉，分明刚刚吃饱了饭，这时候又饿了，厉害的时候还饿得肚子痛。饥饿对人的打击相当大，它展现出的力量，超过了革命和战争。”
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母亲过早地去世。罗伟章回忆说:我母亲得病的起因仅仅是感冒，她不愿意花一分钱弄药，还像男人那样挣工分，结果病越拖越沉，终于很快就起不来了。母亲去世那年我六岁，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而那时我的妹妹，只有两个月大！妹妹吃不到母亲的奶，闻不到母亲的体味儿，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父亲抱着她去村里寻奶吃，那些正奶孩子的妇人，乳房瘪瘪的，自己的孩子也吊不住，哪有多余。她是怎么活过来的，我至今想起来是个奇迹。现在，妹妹也是过三十的人了，而且是个高个子，可我每次看到她，都听到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对于写作的影响苦难的童年生活对罗伟章的小说创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谈到所谓“底层写作”的缘起，罗伟章说:“我过着那样的童年，看到的是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该我写的，你叫我写啥呢？现在，我的亲人和村里的绝大部分年轻男女，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他们的故事我经常听到，他们的感情我能够理解，不仅仅是理解，还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将其表达出来。”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不说他那些主要写“底层生活”的小说，即使中篇《奸细》、长篇《寻找桑妮》、《在远处燃烧》这些看似与“底层写作”有距离的小说，在罗伟章看来，其中对世界的缺乏安全感，对价值判断的疑惑，都很显然还是受着童年记忆的影响。 
“小说是要表达某种意义的，而这种意义，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义，而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意义。”
有评论家说，罗伟章的小说总是轻轻地打开一扇门，读者只要进了这扇门，就会发现，里面是一个越来越深广的世界，从对现象的考察，深入到对价值疑难的剖析以及对灵魂的追问；罗伟章总是在沉着的叙述中，从容不迫地展示出引人深思的艺术说服力。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些年来，不少作家无意也无力对社会、时代做出发言，甘心于自我玩味的历史叙述、风花雪月的私性写作中编织自己的文学版图。不过就“底层生活”的书写而言，它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始终存在，打工文学的兴盛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罗伟章在众多“底层生活”的写作者中脱颖而出，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谜底或许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为底层而写底层，他的笔触抵达了更深远的境界。
比如饥饿、苦难，可以说是“底层写作”中很难绕开去的文学命题，有了苦难的童年记忆，罗伟章似乎更有资格在自己的小说中对此做出有力的反映，而事实上他却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无意于为“底层”代言，他相信文学创作是个体心灵的回声，只写自己眼睛里和心灵中的世界。罗伟章说:我们需要不时回到自己的内心，想一想我们走过的路，想一想时间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再想一想这个大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跳出自己，想一想你的近邻，想一想远方的人们，想一想正在迁徙途中的野马、正在消失的森林和灭绝的物种，好好想吧，想出味道来了，你再问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的思索，在他的众多小说中都得到了清晰的、富有力量的表达。罗伟章在小说中把对底层的关照上升到某个高度，由是读了他的小说总能让读者产生一种久违的崇高和厚重的感觉。
后记
在长篇《饥饿百年》的后记中，罗伟章引用瓦尔特·惠特曼的话说:“那种插科打诨和表面虚饰，即使搞一百万年也不会奏效。”这意味着他的文学观是“向外”的，他强调小说是要表达某种意义的，而这种意义，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义，而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意义。人类走过了这么多万年，生存状态变了，生活方式变了，而人类的同情、悲悯、牺牲精神等等真情实感，却是亘古不变的。罗伟章就希望自己既要写出变化的东西，更要写出不变的东西。
“所谓‘底层写作’，其实彰显的是一种眼光，一种角度，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方向。对于写作者而言，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灵的真诚才是最主要的。”
罗伟章的出现似乎为“底层写作”找到了一条好的路径，文学界为此感到惊喜，不过也有评论家对此表示了质疑。在《放弃耐心的写作》一文中，评论家邵燕君就以罗伟章去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3期头条的短篇《变脸》为例，对罗伟章的写作技巧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进而引申出“底层写作”如何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长更远的命题。罗伟章对此表示坦然。他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具体到文本，都免不了有一个文学品质的考量，他的某些小说，也确实存在一个不够空灵的问题。“在那里看到的是腿，看不到的是翅膀，至少是翅膀不够坚强，这样，拥有了大地，就可能失去天空。而失去了天空的小说，就够不上现实主义的格。” 
对眼下正在讨论的“底层写作”，罗伟章表示自己感到困惑。他说，在所谓“底层写作”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认为，似乎写了底层人生，就是立场站对了，另一些人认为，你立场虽然站对了，却丧失了艺术立场。“这当中让人不可解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立场应该是在写作者一边，而不是在被写者一边，写底层与站对立场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呢？其二，写了底层，怎么又必然地丧失了艺术立场呢？”
作为一个倾心“底层写作”的作家，似乎免不了受到在物质上“脱离”了底层生活以后，如何与底层继续真诚沟通的追问。罗伟章说:所谓“底层写作”，彰显的是一种眼光，一种角度，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方向。写“底层”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是底层中的一员，或许物质上越朴实，越简单，越能保持住精神的稳定。但对于写作者而言，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灵的真诚才是最主要的。
赞赏也罢，批评也罢，对罗伟章而言，他似乎从来就没在意过别人怎么评价他，对文学理想的忠诚，使他深知自己的使命，他柔和谦逊的外表底下，有一颗倔强的心。这颗心放得很远，不设边界。说到将来在写作上的打算，罗伟章淡然地说:当然还是写，至于写些什么，还是等写出来之后再说吧。
罗伟章访谈
□ 李永康
罗伟章简介：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成都。先后做教师、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出版有政论《北京关注下岗》、艺术论著《毕加索》（与刘华合著）、《跨世纪对话》（与张育人等合著）、长篇小说《妻子与情人》、《怀念爱情》、《指向死亡的宝藏》等五部。近两年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创作，在《天涯》、《当代》、《青年文学》、《长城》、《芙蓉》、《百花园》等国内十余家刊物发表作品。
李永康（以下简称李）：罗伟章先生，尽管在读者的眼中，你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的数量（仅指篇目）比小小说的数量多，甚至影响更大一点，但我这次采访你的话题还是要局限在小小说的范围内，这有点削足适履的做作，对你不公平，可也没办法，因为我有私心——偏爱小小说；另外，我的报纸读者也大多是小小说爱好者。
我最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想到写小小说的？你写第一篇小小说之前系统研读过类似的作品吗？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首先说明，我的创作还谈不上什么影响，从事写作的人那么多，而且高手如林，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无法与他们相比。
至于为什么写小小说，我没刻意去想。写成啥样是根据素材来定的，这个东西只能写成小小说，就不把它弄成短篇。勉强打个比方：如果小小说是一粒石子，扔过去伤不了人，却能给人痛感；如果把这粒石子用一团棉絮包起来，连给人痛感的力量也消解了。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懂。虽然懂，但很多人还是愿意在石子外包上棉絮，比如我那篇《拾荒者》的小小说被《文艺报》转载后，一个作家朋友看到了，提醒我说，以这些情节为线索，再加些人物进去，就可以弄成中篇甚至长篇。我知道这是一片好心，但不会这么做。对多数创作者来说，“数字”不仅成为诱惑，甚至成为标准，然而数字本身不能带来荣光。艺术需要直达生活的本质，需要挤奶而不是发水；“发水”给创作带来的最大伤害，是把那一点有意思的东西淹没和稀释了。很多人之所以能够终生从事创作，就因为觉得“有意思”，从大处说，只有诚实的劳动和诚实地给予才有意思，“发水”只是敷衍，不会有意思。认真一辈子难，敷衍一辈子也不会轻松。
我至今没有系统地研读过小小说，但读到一篇有力度的小小说总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许多人都向往并追求“精悍”这种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我也是。
李：应该说你是幸运的，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很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了固定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让很多人羡慕。突然间，你却自己打碎了这个“铁”饭碗，举家迁居，远离故土，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这让人大惑不解。你能谈谈离职的原因吗？
罗：这问题以前也被人问起过，我的回答是：对文学的热爱，是惟一的原因，所有的原因。当然在单位上也能搞创作，现在写得很好的那批人，很多都是业余作家，但我以前在一家报社，又负点儿小责，类同于部队上当连长的情形，在某个范围内你是头儿，但凡事又必须冲在前面，这占据了我的白天，有聊和无聊的应酬又占据了我的夜晚，我没法写作。我多次想调到宽松一些的单位，但均告失败。如此，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你看我已是三十大几的人，再不拿出点手段，我就白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其他一切道路对你都是宿命的道路，如果我不认真写点东西就老，就死，我就只是在舔生活的盘子。这样说好像我在文学上有多大的志向，其实不是。人生只有一次，从人道的角度讲，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该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你脱离了别人为你规定好的轨道，其艰辛就自不待言，但既然选择了，就必须有勇气付出代价。世间的每一种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
李：你是怎样中文学的“毒”的？文学究竟给你带来了什么？还有，你写的东西又会给读者什么帮助？
罗：我想，大多数中文学之“毒”的人，都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我六岁就死了母亲，母亲没死几天，别人就拆了我家的房子，说地基是他祖上的。那时候我妹只有两三个月大，虽然乡亲们把本就不充足的奶水喂她一点，但毕竟吃不饱，而且嗅不到母亲的气息，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那种哭声至今还常常刺痛我的神经。母亲是个能干人，她去世前，父亲里外不管，她这一走，所有的担子都扔给了父亲。父亲领着一家人，把日子一步一步地扛。那时候农民的主要任务是保命，一般不太重视读书，但父亲硬是让我念了大学，为给我借钱，父亲神思恍惚，曾三次摔下数丈高的悬崖，虽都幸免于难，但每次都在床上呻吟一二月之久。父亲的勤劳、执著和坚韧，是我一生的榜样。活到现在，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念初中的时候——厨房一个认识我的师傅见我终年吃不上肉，便偷偷把一份烧白扣进了我碗里，我舍不得吃，把肉刨出来锁进木箱，要给父亲带回去；那是春末的一个星期三，我们要星期天才能回家，肉身上长了很深的白毛，父亲用开水把白毛洗去，流着眼泪，一绺一绺地撕下来，分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吃。
文学给我带来的，是让我知道一个人要明白地活，所谓明白，就是知道自己是谁，再就是福克纳说的，要有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等等人类永恒的真情实感，归纳起来就是爱。我的作品能给读者什么帮助，我不敢说。
李：有一次，大概是在你家里同你聊天的时候，听你说过，你上大学的时候曾将但丁的《神曲》倒背如流，至今也有“黎明前的阅读”习惯。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你是深有体会并下过一番苦功夫的，那阅读的乐趣又在哪里？你都喜欢读哪些书？
罗：《神曲》也不是都能背，只限于其中的《炼狱》篇。阅读给我的乐趣超过任何东西，包括写作。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智慧跟科学不一样，它不随时间的推进而发展，许许多多美好深邃的思想，埋藏在历史的河流里，许许多多“每日都面对永恒”（海明威语）的著作家，在时间的深处孤独地吟哦。通过阅读，我认识了那些思想，成了书的朋友，也成了著作家的朋友。你问我喜欢读哪些书，我就喜欢读那些能够成为我朋友的书，它的基本格调不是斗争的，而是宽爱的抑或忧伤的，是与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的；其中最高级的部分，是能引领我走向自然，回到童年。
李：读到你发在《江南》杂志的随笔《黎明前的阅读》时，我对你的思考不是很在意，却对以下的这段话兴味颇浓：“通常情况下，我不喜欢那些以著书数量来衡量自己成就的人，当然也不大读那些人写的书。每当我看见有人把自己写的书摆在最显著的一角，有人去他家（不管这人是谁），就拉着客人站在书前炫耀一番，客人临走前签名送上一册甚至几册（不管客人要不要），我的心情就很不好。”这让我也很不好受：我也曾经自费印过两本书，也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有些是朋友索要）就赠了出去。当然结果是：别人（包括朋友）也不会轻易把时间花在这些书上，尤其不能在“黎明前阅读”，浪费了时间和资源。难怪你要呼吁《抢救对季节的感觉》。浪费资源等于破坏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等于扼杀生命。这种现象在快餐文化和通俗文学里面比较严重，小小说界也出现了苗头：以创作数量（多是自我抄袭）和纸本印刷册数取胜，真正的精品微乎其微。
罗：哪怕才华丰沛得如大江大河的作家，精品也不容易产生，但对精品的渴望却应该成为一个好作家必备的精神素质，这种素质最可宝贵的地方在于“不妥协”。我上文所说的那类人，与这种素质刚好相反，不仅向世俗妥协，还向自己的无能妥协。向自己的无能妥协的极端形式，就是凡出己手，便字字珠玑。我认识一个作家，出了一部可以说很不好的长篇，请朋友写评论，那评论员说：该书展示了《悲惨世界》一样壮阔的生活图景。见报之后，作家大发雷霆，并跟那写评论的朋友绝交，原因是他的小说是独创，不应该和《悲惨世界》扯到一块儿。我认为人活到这份上，也就够凄惨的了。我的所指是这类人。说到你，事实上，我找你要书不下三次，可惜你就是不给我。
你说的小小说界出现的苗头，一点不假，全国每年出产小小说数万篇，但真正有质量的太少，除了自我抄袭，还模糊文体；许多以小小说标榜的其实是小品。这个问题，我曾向你提起过的河北作家杨金平多次在电话上跟我讨论过。小小说的中心词是小说，这一点把握不住，小小说就不可能成为与长、中、短篇并列的小说品种。那种买一回菜就写一篇小小说、跟办公室的同事聊几句天就写一篇小小说的弄法（发现了特殊的意义除外），展示给人的不是小小说的繁荣，而是小小说的廉价；其直接后果是戕害这种本来就不成熟的文体。
李：你和你夫人现在是靠写作生活——也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自由写作者为职业的特殊家庭（毫无其他收入）。有没有生存的紧迫感和压力？有没有计划每天必须写多少字？
罗：生存的紧迫感无时不在，有时我正写到兴头上，突然想到马上有一笔什么开销或者可能的开销，就停下手，垂下头，半个小时一动不动。但老实说，这并没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内心的安宁。我觉得定居法国的越南僧人一行禅师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安详，内心深处的安详。这种安详使我们坚不可摧。”由于此，我们不可能规定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只是知道每天必须劳动。“劳动”这个词是所有词汇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
李：还是回到小小说的话题吧。你去年在《百花园》发表的小小说《独腿人生》，不仅被多家刊物转载，收入多种选本，而且还连续获了两个大奖：一是《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的优秀作品奖；二是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金山》杂志承办的年度评选一等奖，你是如何看待评奖和作品被转载的？
罗：得奖和作品被转载，都让我快乐。但如果下笔之前就想到这些，那就没法写了。
李：你对小小说这种文体是怎样认识的？
罗：对此前面已经说到一点，说过的就不重复。除了把握文体特质之外，就是小小说必须有亲和力。这有读者的因素，更是小小说的“小”字决定的。有亲和力的东西都必须是明朗的，那么短的篇幅，对作者的要求就是一针见血，如果针尖一挑，流出来的是水而不是血，小小说就败了；如果流出来的不仅是水而且是脏水甚至脓水，那自然更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明朗跟明确不同，跟单薄更不同。比如一棵树，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它，但也摸到了它的温度，闻到了它的气息，同时也感受到了阳光的照耀、枝叶的扶疏、鸟雀的呢喃甚至这棵树生长的力量——这是明朗；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树，它就仅仅是一棵树，没有自己的生命，也不与其他生命发生联系，就与明朗无关。另外，我曾在《百花园》发表短论，名叫《气氛大于故事》，是针对有人说“故事是小小说的灵魂”而言的，论者不仅认为故事是小小说的灵魂，还认为小小说都必须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我觉得，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当然幸福，但如果把给故事一个超常规的结尾作为标准就很可怕，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超常规”，悲苦哀愁，赏心乐事，早就融入我们的生命体内，如“水消融于水中”，小小说的谜人之处，就在于捕捉那“消融”之前一瞬间的态势，即“内心的冲突”；在这里，故事已退居次席，作品的气氛成了主宰——我把这作为衡量一篇小小说是否具有艺术含量的试金石。有一次我俩谈到欧·亨利的小小说，你说虽然知道他结尾要变，可怎么也猜不中他将如何变，这当然是高手，另当别论。
李：最后，请你谈谈创作长、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的感受。
罗：有人说写长篇是智力长跑，但必须是写好长篇才有资格这么说，我已经出版的那几部长篇，都说不上好，自己感觉满意的却遇到出版方面的诸多困难，至今搁置在电脑里。写长篇的最大诱惑在于“打楔子”（也就是把一些多余的东西往里面挤），因为它给予你那么多机会，所以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最需要提防。写中短篇对一个作者的磨练是全方位的，除了结构的因素，还有角度、语言特别是对描写细节的悟性——当然只要是搞小说创作，无论写哪一个品种这些都离不了，但我觉得中短篇对这方面的要求似乎更高些，所以每写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我都让自己紧起来。小小说是凝练的艺术，是智慧的闪光，我认为其关键因素在于善于发现，一粒沙里看世界事实上不可能，但一双敏锐的目光和一个会思索的头脑，却能看出曾经有人带着歌哭悲欢从此走过，而且还会有人从远方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