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后讼者辄冒称盗户
原文
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 闻者无不匿笑。
译文
顺治年间，滕、峄这些地方，十家有七家为盗，官府不敢抓，后来被招抚，地方的长官另称他们为“盗户”。遇到与良家百姓争执，官府就刻意袒护他们，恐怕他们再去偷盗。后来打官司的人动不动就冒称自己为盗户，而对方就竭力证明他的虚假。每每两家来打官司，是非暂且不管，却反复争论是不是“盗户”，让官家去查档案。恰巧官衙有很多狐狸，县官有个女儿被其迷惑，聘一个术士来到，用符把它捉入瓶中，就要用火来烤，狐狸在瓶里大声呼喊：“我是盗户！”听到的人没有不偷笑的。
生平事迹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  蒲松龄淄川蒲家庄人。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终生科举不第，以教书为业，晚年成岁贡生。旧志称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盘—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三名）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盘，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三人进学）。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励志向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兴回归）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专（李氏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18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今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 
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晋右）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熟师生涯。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清初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 
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设帐西铺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30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科场偃蹇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岁时，因“闱中越幅（在考场书卷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 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尽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他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志异著述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 》 ,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笃重交游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 、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因而蒲松领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岁贡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盘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蒲松龄科举不第，无缘官场，终身清贫，仅靠教书为生。然而，他却没有颓废，更未流俗，而是集中业余精力，勤奋著述，无偿地为后世流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学瑰宝。 
据同邑文人张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聊斋著作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志异》八卷；还有碑阴所附：“杂著”五册（《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戏”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通俗俚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魔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各一册，《禳妒咒》、《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各二册）。另外还有墓碑未载的部分编选与辑录作品等。由于古人习惯于在自己的诗文等作品前冠以室名，因而蒲松龄的著作分别称为：《聊斋志异》、《聊斋诗集》、《聊斋文集》、《聊斋杂著》、《聊斋俚曲》、《聊斋戏》等。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从20岁始至40岁基本成书，后又继续创作至暮年，  聊斋志异历时40年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近500篇，内容皆搜抉奇怪，其中多狐鬼花妖与神仙故事，虽涉荒幻而断制谨严。旨在针砭时弊，劝善惩恶，移风易俗，抒写孤愤。其素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以及轶闻传说与个人感受。如写明末清初战乱的《韩方》、《鬼隶》、《乱离》、《野狗》、《张氏妇》等篇以及为抚慰落魄书生与孤身塾师的《绿衣女》、《小谢》篇等。 
《聊斋志异》广泛继承了古代神话、传说，汉魏六朝的史传、志怪，唐代传奇与宋元明各代白话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蒲松龄以狐鬼花妖神仙怪异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和手段，“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语）；兼采六朝志怪与唐代传奇之长，“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博取史传文学、白话小说及戏曲文学等艺术技巧，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最后一座高峰。 
从作品内涵看，《聊斋志异》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很宽泛。一介布衣寒儒蒲松龄不仅关注着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吏治腐败，贪暴不仁，而且也关心着社会各阶层与世风、民瘼。他尤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深受其害的科场不公与考官昏庸，其中还寄托了他向往美好人生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如《促织》、《潞令》、《鴞鸟》、《梦狼》、《放蝶》、《胭脂》、《商妇》、《张鸿渐》、《盗户》、《公孙夏》、《梅女》、《伍秋月》、《席方平》、《续黄粱》；《画壁》、《考城隍》、《钟生》、《陈锡九》、《张诚》、《二商》、《曾友于》、《辛十四娘》、《林氏》、《马介甫》、《大男》、《云翠仙》、《姚安》、《韦公子》、《宫梦弼》、《雷曹》、《素秋》、《酒友》、《崔猛》、《义犬》、《大力将军》、《丁前溪》、《种梨》；《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何仙》、《贾奉雉》、《饿鬼》、《三仙》、《神女》、《考弊司》、《胡四娘》；《红玉》、《绿衣女》、《连琐》、《香玉》、《小谢》、《嫦娥》、《爱奴》、《凤仙》、《青梅》、《娇娜》、《乔女》、《连城》等。 
《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空前而绝后。独具匠心的蒲松龄超人之处，在善于虚构，突破常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假幻设以寓意，虚拟鬼狐花妖，实写现实人间，借以抒情，用以警世。然而这些创新成就却遭到后来纪昀的反对，而纪昀所反对的，也正是这部名著数百年盛传不衰的根源。 
《聊斋志异》里虽经高珩、唐梦赉作序，王士祯评点，但蒲松龄生前却无力印行，仅靠民间传抄流传。至乾隆三十一年，第一部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睦州问世，随后各种批点、诠释、评点、图咏、拾遗本相继在海外出版。迄今，外文译本约有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罗、波、匈、保、挪、瑞、荷、马来、印尼等20多种语言、数十种版本在世界各国流传。《聊斋文集》《聊斋文集》是蒲松龄的散文、时论、应酬、拟作等文集结集，原为四卷，后人辑为13卷，包括赋、记、引、序、疏、论、跋、题词、书启、文告、呈文、婚启、生志、墓志、行实、祭文、杂文、拟表、拟判等，共计五百多篇。其中除部分作品为自作外，其余多是代人歌哭之作，而骈文竟占十之六。 
作品内涵大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部分作品体现了蒲松龄的为民思想，如《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循良政要》、《淄邑流弊》、《盐法论》等。文章构思精巧，典雅生动，成就之高，深受王士祯好评：“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龠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至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聊斋词集》聊斋词，其墓碑、行述中均无记载，仅在蒲立德致王洪谋书中提及有“词集一册”。路大荒先生在辑录整理聊斋词作的基础上，将西安发现的“柳泉居士词稿”（手稿）残卷内容与以前所收，去复校讹，共得92阕，厘为一卷，并且把唐梦贲《聊斋词序》手稿置于卷首。此为目前所见聊斋词的真品，（另有民国石印本《聊斋全集》中的26阕词、262首诗以及6篇文与两卷“笔记”全系伪作）。 
从聊斋词作时间看，起自康熙初，多在其南游后与坐馆西铺间。内容多与友人唱和，戏赠，也有慨叹自己的困窘与乡试败北的悲愤，有赞美女性才貌及男女爱情的欢愉，有写景状物及讥讽世相的等等。作品特色，一如唐序所称：“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并无词家常有的“粉黛病”与“关西大汉病”。《聊斋杂著》《省身语录》作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年），其内容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仅存《序》，而无文。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1994年春自日本庆应大学带回抄本复印件，辑校出版《聊斋遗文七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曾刊于《蒲松龄研究》（题名《聊斋编处世格言百全》）。 
《怀刑录》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存《序》而无文。从其序看，该书“集五服之礼，并稽五服之律”，旨在“使读礼者知爱，读律才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使尊卑之分，亲疏之义”一见可了。此书久已失传，至今未见面世。 
《历字文》是蒲松龄设馆西铺毕家时，“于《四库》书中细心搜集，费尽数载心血，汇纂成书”的一部有关“吉凶禁忌，福利休祥”等内容的书稿。国内失传，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其残抄本。马振方先生复印带回国内，整理点校后先发表于《蒲松龄研究》中，后又收入其《聊斋遗文七种》一书中。 
《日用俗字》稿成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3年）正月，至乾隆间始刻印成书。当年蒲松龄见《庄农杂字》一书多有脱漏、杜撰，不尽人意，因而详查《字汇》，另编成《日用俗字》一书。其中读音，悉从《正字通》，而难识者皆注以音切。共分身体章、庄农章、养蚕章、饮食章、菜蔬章，器皿章等31章，包容了世间生物、社会行当，方方面面常用俗字。不仅是很好的识字读本，更是当时社会民风民俗的百科全书。 
《农桑经》是蒲松龄在韩氏《农训》基础上根据因地制宜原则进行增删，又博采古今论蚕者，编辑而成的。旨在“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内含《农经》71则（包括一年四季整地施肥，种植各种农作物的时间、方法以及治虫、灭荒御灾等）;《蚕经》21则（包括择种、养蚕、择茧及齐茧法等）;《补蚕经》12则;附录《蚕祟书》27则以及《种桑法》10则等。是一部有价值的农业科普著作。 
除以上五册杂著外，蒲松龄还先后编选辑录了多种著作，如《婚嫁全书》、《<帝京景物略>选》、《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小学节要》、《药祟书》、《家政内编》、《家政外编》、《观象玩占》等。可见其勤奋，更见其为人之心。可惜的是，除《药祟书》抄本与《家政内、外编》手迹残稿近已得见外，其余诸书早已失传，仅有序跋留存而已。《聊斋戏》《闹馆》写教书先生在饥荒之年难找主顾，形同乞讨的沿路喊叫：“教书”。在苛刻的顾主一番还价后，他竟以极低的报酬成交，并甘愿无偿地为东家接送孩子，还兼干各种家务活。尽管每天只有两顿不象样的饭，也总比挨饿强。充分反映了“斯文不值钱”的社会现实。 
《钟妹庆寿》通过钟妹送鬼为兄庆寿，写面目不扬而才能吐凤的钟馗，因恨朝廷重相貌轻文章，愤撞金阶，死后被上帝擢为九幽三曹都判官。他认为世间的不公，都是几个邪鬼作祟，于是专吞邪鬼入肚。“养成一个鬼脾胃，顿饭非鬼不美”。其道白：“扫尽群魔千里雾，放日月照阴城。”说出了怀才不遇，恨科场不公的蒲松龄心底的话。 
《窘闱》（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前者写乡试闱场里，考生在答卷过程中焦急、无奈、怨恨、乞求、梦幻等各种窘态与心理变化;后者写应乡试的秀才，从仓促备考到闱场门外、候检、入场，以及在答卷前后与出场始悔的各种感受和心态。将考生的窘态与艰辛刻画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三出戏生动幽默，写出了蒲松龄的亲身感受与对科场不公的愤慨。《聊斋俚曲集》聊斋俚曲，按蒲松龄墓碑原载为14种，其中《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作为一种计算，实际上应作两种，共15种。当年路大荒在整理《聊斋俚曲集》时未收入《琴瑟乐》一种。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用淄川方言创作的说唱与戏剧作品，其形式类似今天的琴书说唱与地方戏，所用曲调是借用当时流传的几十种曲牌音乐（填词）演唱的（因作品中未附曲谱，仅靠口传，至今只凭录音整理记谱十数首）。 
从写作时间看，除较短的几种写于作者中年外，其余多作于暮年。从写作动机看，作者是为“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用以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大多数作品写于西铺的直接动因，是为取悦于毕际有的孀妻王老夫人（王渔洋的从姑母）。 
从作品内容看，其中半数改编自《聊斋志异：《姑妇曲》即《珊瑚》，《慈悲曲》即《张诚》，《翻魇殃》即《仇大娘》，《禳妒咒》即《江城》，《富贵神仙》与《磨难曲》即《张鸿渐》，《寒森曲》即《商三官》与《席方平》。作品大都反映了家庭伦理关系如婆媳（《姑妇曲》）、夫妻（《禳妒咒》）、后母与儿子、兄弟（《慈悲曲》）、父子（《墙头记》）关系等，到街坊邻里关系（如《翻魇殃》）到社会不公问题（如《富贵神仙》、《磨难曲》、《寒森曲》），直至朝廷的昏庸荒诞（如《增补幸云曲》）。除少数游戏笔墨外，无不浸透了作者的救世婆心与良苦用意。部分作品至今仍富教化作用。 
从艺术效果看，作品的取材与方言俗语的运用，深受当地听众、观众与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如《墙头记》等作为地方戏，至今盛演不衰。 
从写作形式看，聊斋俚曲经历了一个从短篇到长篇的发展过程，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琴书说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戏演变进程，如最后完成的《禳妒咒》、《磨难曲》与《墙头记》。作者的思想也由最初的自悲自喜，进而转化为与大众同悲同喜的最高境界。聊斋俚曲最终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成为俗文学的高峰。 
怀才不遇的蒲松龄，超脱了世俗的享乐追求，艰苦卓绝地背负着雅、俗两座文学艺术高峰，登上了世界之巅，他为自己铸就了一座丰碑，更为后世树立了人生楷模。
主题思想
借一个虚幻故事与传说辛辣讽刺当地清廷官员面对地方盗匪蜂起的现象治政无方、昏庸无能的丑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