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姚广孝
生平简介
姚广孝，长洲人（祖籍福州长乐），为大名赫赫的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姚氏的后裔，生于1335年，出生乱世的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十七岁出家，取名道衍。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精通阴阳术数。交际广泛，与文学家宋濂、杨基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说他：“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二十三年（1363）于径山从愚庵大师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成为当时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终未曾放弃成就大业的抱负，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开国功臣刘秉忠，欲成开国建业之功。　因为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经人举荐成为燕王朱棣的重要谋士，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靖难”称兵前，他曾推荐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并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又于王府后苑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建文元年（1399）六月起兵前夕，计擒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靖难之役中，他留守北平，建议燕王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又劝朱棣勿杀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十月，辅佐燕王世子率万人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仍多赞谋帷幄，终使朱棣夺得皇位。朱棣即位后，初授官僧录司左善世，收郑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号福吉祥。永乐二年（1404）再授为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同年八月，姚广孝回乡省亲访友，至长洲拜访其姐，其姐闭而不见，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又跑去见其姐，其姐又骂他。广孝为之惘然，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临死之前他请皇帝释放建文时的主录僧溥洽，明成祖答应了他。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病逝庆寿寺，“帝震悼，辍视朝二日”，以僧礼葬，百官吊唁者竟达“肩摩踵接，添郭溢衢”。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晚年，姚广孝既厌惧官场争斗的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的追求，故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份，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又著《道余录》专诋程朱，人称“黑衣宰相”。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
主要著作有《逃虚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五卷等。
人物介绍
姚广孝（1335—1418），长洲人，即今江苏吴县人。俗姓姚，初名天僖。十四岁时，度发为僧，改名道衍，字斯道，号独庵，亦自号逃虚子。三十岁时，姚广孝前往径山随师习禅。其间，他游历四方，与当时许多吴中文人往来频繁，交游酬唱，评书品画，所以有人把他列为“北郭十友”之一。及至四十八岁，姚广孝经人举荐，入燕府辅佐燕王朱棣，并密劝燕王举兵，策动“靖难之役”。靖难之谋既成，做了皇帝的朱棣便拜姚广孝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复其俗姓，赐名广孝。不过，姚广孝虽贵极人臣，却不改僧相，仍居僧寺，清净自修，且重新监修了《明太祖实录》及《永乐大典》。永乐十六年（1418），姚广孝八十四岁，病逝于久居之庆寿寺，受追封为荣国公，谥号恭靖。  姚广孝姚广孝居于吴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与北郭社的成员常有同游、酬唱之乐。他曾写过《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乃是与北郭诸友同咏之作。其中有“去官归故里，侨隐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风席上琴”一首，言同里张适辞官退隐山林，诸友人相访之事。当时同往乐圃的，亦有高启、倪瓒等人，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而“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一首，则是姚广孝写乐圃林馆幽静、空寂之味。远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嚣，乃是元末明初，文士们向往之境。而驯鹤与蓄鹅的闲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之参悟。
姚广孝既是通晓文艺、擅长诗文的僧人，自然与文人交往颇多。于此十余年，姚广孝与社中灵魂人物高启最相投契，赠答尤多。高启是元明之际最出色的诗人。按照清人赵翼的说法，其诗“使事典切，琢句浑成，而神韵又极高秀，看来平易，而实则洗炼功深”。此即是说，高启作诗，有兼师众长，待其融于心而浑然自成的特色。而姚广孝亦“读古今圣贤书，研究道理，作为诗文，刻意追古”。两人彼此切磋，渐成相通之作诗、赏诗的标准与理念。譬如，高启以为作诗“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姚广孝未有此类言说，却循此躬行实践。所以，高启在为姚广孝《独庵集》作序时，言其爱广孝之诗，读之不厌，更赞其诗“浓淡迭显”、“圆转透彻”，“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可见得，广孝诗染当时之文风，通达古今，与文人切磋，彼此影响，渐成一派。
姚广孝曾作《绿洲曲》，五言四句，写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语，却入禅味。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教义之一，故禅与诗的关系，譬如春与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与诗，融会通达而无滞碍。宋代严羽以禅喻诗，言“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诗禅一致，拈出“神韵”二字，以言透彻玲珑之境。诗境与禅境，并不全同，以禅喻诗亦非以禅说诗。诗之美，在于气物感人、吟咏情性，以自然之春风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欢离合、生活际遇，感发心灵。而禅之深，在彻见自性，于山色云林，平常生活中，参悟佛之诸法实相。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譬如禅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胜。故禅味入诗，即是于心灵感发之中，了悟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以臻审美与圆融之境。  姚广孝塔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可见出姚广孝对现实生活种种之历史感悟。孔子一篇云：“仲尼昔在鲁，里呼东家丘。谁知百王师，圣德与天侔。要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遗经勤后来，一变乃从周。”秦始皇一篇云：“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27其所谓“笔削成春秋”，实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经典作为后世之规范，有治国安民的效用，亦能构建一个颇有秩序的社会。而所谓“鸿鹄骤一举”，则表现了一种救世心态。秦汉之际，与姚广孝所处之元季乱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刘邦为喻，则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于“剧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广孝心中对人世之关爱。姚广孝本是医家子，自是熟谙种种病痛人之苦难。为医者，救乡人于肉身顽疾之痛；为圣为贤者，则救世人于精神妄念之苦。姚广孝陷溺于此，成为一种在世的情感牵系。
姚广孝常怀耽溺之苦痛。前述所言，于姚广孝心底，有感性的、耽溺于世的一面。他牵系政治，欲以儒家之理想社会救人世之苦难，故其写诗，常有现实之感怀。且此种感怀，常是自信与积极的。譬如他写“悠悠范阳郡，蔚蔚娄桑村。村民深居稠，鸡犬日相闻。闾相具揖让，古来风俗淳”。或有桃花源中真淳之民风，或有盛唐诗人敞亮之精神。然此一《秋蝶》，却有淡然之阴霾，好像另一种声音，言理想未得之苦痛。
广孝潜心习禅，亦怀人间事之理想及抱负。其理想及抱负，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众生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于乱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纲混乱，盗贼四起。虽有张土诚割据江南，偏安一方，后亦有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广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长久以来，他始终活在“机”之期待里。至遇见当时之燕王朱棣，姚广孝年近五旬。而至辅佐燕王成为一代永乐大帝，姚广孝则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于姚广孝而言，譬如钟摆往复于左右，成为—种永恒。而在此永恒与无限里，个体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萤虫，被吞噬于时间之维。于是，一种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诗作中，姚广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残”，心则在无尽之等待里“憔悴”。一种归宿难觅之感，一种“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之慨，乃是显然可见的。
知性使姚广孝有一种超然精神。他可以无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摈弃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岭之中，云松之间，可以栖心；昼夜交替，四时变化，皆是自然而然。对他而言，心存于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够了悟应对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来与去，终与始，总是顺此因缘。就好象“声来本无始，声去宁有终”，而“禅翁已深悟，焉能动乎中。”30姚广孝晚年曾作《少师真容自跋》。诗云：“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算作此种反省与自识。参禅使姚广孝秉有一种知性，去观照广袤无垠的宇宙，周而复始的生命。而儒家圣贤之学，则使姚广孝寄广博之爱于人世间。一种感性的、人世之爱，与另一种知性的、出世之悟，郁结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为悟道”里了。所以，姚广孝的生命里，始终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郁而澹泊、热烈而清冷的气息。
人物墓塔
  姚广孝墓塔姚广孝墓塔，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位于房山区常乐寺村北。为八角形九级密檐式砖塔，坐北朝南，通高33米，整座塔坐落在一级四方形的平台上。最下面是八角形基座，基座上立有两层八角形须弥座。须弥座式塔座束腰浮雕寿字和菊花、莲花和西番莲花的造型图案，其上为三层外顷的莲花瓣。中间塔身，四正面雕仿木隐作隔扇假门，其它四面则雕有仿木棂假窗。正面门楣之上嵌方石一块，其上楷书：“太子少师赠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之塔”。塔身往上是九层叠涩檐，各角均悬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悠扬。塔刹铁制，状似葫芦，为莲花形刹座的仰莲托着球形刹身，刹杆串起的相轮、圆光、仰月和宝珠，构造清秀匀称。刹由八条铁链锢之于檐角上。姚广孝墓塔整体结构匀称，塔身上的花卉图案别致，且雕刻精细。整个塔身轮廓清秀而挺拔，充分体现出明代塔的建筑风格。。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碑立于宣德元年(1426)，高4米，宽1.1米，厚0.33米。
明史文载
姚广孝，长洲人（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湘城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高僧军师姚广孝文献(14张)
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
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景隆、平安等先后败遁。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复攻东昌，战败，亡大将张玉，复还。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
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从之。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出振苏、湖。至长洲，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重修《太祖实录》，广孝为监修。又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书成，帝褒美之。帝往来两都、出塞北征，广孝皆留辅太子于南京。五年四月，皇长孙出阁就学，广孝侍说书。
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睡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  姚广孝塔(局部)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亦推奖之。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其至长洲，候同产姊，姊不纳。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复往见姊，姊詈之。广孝惘然。
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嘉靖九年，世宗谕阁臣曰：“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于是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
诗作特色
情深思睿姚广孝诗之特色大致有三；其一，登览山水、访师问友之作，常有深挚之情与睿智之思。此一特色，乃是就姚广孝诗之内容而言。靖难以前的姚广孝，为一方云游僧，行于诸方，与道徒、文士结伴，参禅学道，观览胜概。故其于所到之处、所遇之人，作诗以记，抒之以情，寓之以理。譬如“偶来值禅侣，清谈忘永夕”；“忘彼区中缘，乐此尘外境”。
因之，在人与事一面，有送别思怀、赠答宴游之作。如“我住城西寺，君归湖上山。马声知驿路，树色认乡关”，写离别之事。于姚广孝而言，云游经历一方面增益他在哲学与诗学上的修养与磨砺；另一方面则使他与友人相知相交，结下深厚的情谊。所以，“离人千万意，都在短亭中”。短亭筑在城外，立于路边，其中融入了客游人无限之离别意。且在离情别绪里，更平添一分对往昔乐游之追忆。譬如他写，“去年折花寄邻叟，今年邻叟无何有。可怜见花不见人，肠断东风绕花走。但愿东风休作恶，且使北人相与守。一枝送尔表情亲，侑花得句何须酒。”乃是寄思念之情于东风，追忆与友人把酒言欢、切磋诗艺之真趣。
姚广孝居于吴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与北郭社的成员常有同游、酬唱之乐。他曾写过《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乃是与北郭诸友同咏之作。其中有“去官归故里，侨隐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风席上琴”一首，言同里张适辞官退隐山林，诸友人相访之事。当时同往乐圃的，亦有高启、倪瓒等人，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而“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一首，则是姚广孝写乐圃林馆幽静、空寂之味。远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嚣，乃是元末明初，文士们向往之境。而驯鹤与蓄鹅的闲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之参悟。
在景与理一面，则有登览、题画及怀古之作。其中，登览与题画之作，多以今之眼光，或绘自然之景，或抒感怀之情，亦或寓哲理之思。如《洞庭谣》，以“七十二峰在其下”，“太湖三万六千顷”，极写洞庭的磅礴气势，由高僧军师姚广孝墓塔(20张)岚云水气之晦明变化，到阳动开
霁之波平湛湛。山水景物，千态万状，尽在三十二句七言诗里了。又如《题画》一首，写“小小板桥斜路，深深茅屋人家。竹屋夕阴似雨，桃源春暖多花”，以六言道出山里人家之恬淡与真淳。“小小”、“深深”迭音，竹屋、桃源交融，夕阴似雨，春暖多花，似有自然而然、清丽澄彻之味。另一类题画诗，如《题倪云林墨竹》，则常有睹物思人之意。诗中写“开元寺里长同宿，笠泽湖边每共过”，即言姚广孝与倪瓒往昔交往之情谊，淡泊而真挚。
至于怀古之作，亦常有以古之眼光，观照现世。如《春日过显忠墓》一首。姚广孝立于墓冢前，遥想古人昔时龙风姿，一时“四海服威怒”。然转瞬间，恍惚如梦，万物皆空，只叹“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寓。事业水上沤，功名草头露。死生谅莫测，荣华何足顾?”对姚广孝来说，古人的经历与事业，譬如浪花卷过，江水浮影，流逝不返。而现实之功名与死生亦辗转如烟，缘去缘来，终在历史与自然里归于空净，终在永恒中归于消散。所以于功名、死生、荣华之执念，全可抛弃。这种超越的观照，既是禅佛之体悟，亦是内心旷达之流露。另外，如《淮安览古》、《过顺德城》等诗，皆如此类，寓古今融通之情致。
由是，拈出姚广孝诗之第二个特色，乃“兼采众家，不事拘狭”，有唐宋及汉魏的风格。元代诗人，写诗常染纤之习，而姚广孝好学古人之道，作诗往往有拟古之迹，诗风清新雅淡，亦有高格。譬如“古淡岂易学，五字真吾师”，“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此一特色，与当时文人风气有关。
姚广孝既是通晓文艺、擅长诗文的僧人，自然与文人交往颇多。元至正二十年（1360）至明洪武七年（1374），是北郭诗社结社的时期。于此十余年，姚广孝与社中灵魂人物高启最相投契，赠答尤多。高启是元明之际最出色的诗人。按照清人赵翼的说法，其诗“使事典切，琢句浑成，而神韵又极高秀，看来平易，而实则洗炼功深”。此即是说，高启作诗，有兼师众长，待其融于心而浑然自成的特色。而姚广孝亦“读古今圣贤书，研究道理，作为诗文，刻意追古”。两人彼此切磋，渐成相通之作诗、赏诗的标准与理念。譬如，高启以为作诗“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姚广孝未有此类言说，却循此躬行实践。所以，高启在为姚广孝《独庵集》作序时，言其爱广孝之诗，读之不厌，更赞其诗“浓淡迭显”、“圆转透彻”，“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可见得，广孝诗染当时之文风，通达古今，与文人切磋，彼此影响，渐成一派。禅佛哲理姚广孝诗之另—特色，即诗中有禅佛哲理。诗人写诗，常于现实之此岸世界，吟咏山水，抒情写意。而姚广孝既为禅僧，又作诗人，故诗有禅境，亦有对彼岸圆融世界之悟性。譬如“冥观了无法，何有寂与喧”，“竹云时驻影，桂露夕阑香”。
姚广孝曾作《绿洲曲》，五言四句，写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语，却入禅味。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教义之一，故禅与诗的关系，譬如春与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与诗，融会通达而无滞碍。宋代严羽以禅喻诗，言“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诗禅一致，拈出“神韵”二字，以言透彻玲珑之境。诗境与禅境，并不全同，以禅喻诗亦非以禅说诗。诗之美，在于气物感人、吟咏情性，以自然之春风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欢离合、生活际遇，感发心灵。而禅之深，在彻见自性，于山色云林，平常生活中，参悟佛之诸法实相。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譬如禅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胜。故禅味入诗，即是于心灵感发之中，了悟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以臻审美与圆融之境。
这首诗的开端：“夕阳阁远树”，此句所写之景象，开阔且绚丽，使人自觉地有一种远眺与醉心之感。“阁”是动态的间隔。夕阳底下，云蒸霞蔚，譬如红花映照、金线镶嵌，弥散于山林远树之间。白居易有“日出江花红胜火”，写旦明之景。此处则将日暮之瑰丽，幻化成人境之亭阁楼榭，于写景中加以造境，别致且有韵味。后一句继之以“春云散澄江”，遂使日暮绮丽之景，蓦地添了一分疏野与清淡。此句中之“云”，乃是诗人常用之字。然境之不同，意亦有别。佛之公案曾说，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本是讲未悟、初悟与彻悟的三个阶段。于“云”而言，亦应是见云是云。
然而参禅境界不同、观物方式之差异，使禅僧诗人在心境上视野上，对云之体悟有了不同的感受。姚广孝写“春云”，于视野而言，把春之青色着于白云。春云如碧，融于夕阳之曼妙，似可以江淹“日暮碧云合”称之。而就心境来说，云有逍遥闲适之意，亦有清寂孤高之味。姚广孝用一“散”字，却将悠然自得、心旷神怡之情致，活泼地显现出来了。云散于江水，而诗人之情思又散于浮云，水流云在，皆是澄澈、明静了。此一静虑的心境，正是禅者所修之“不住心”与“平常心”。平常心是道，乃是禅者常用之语。姚广孝于“春云散澄江”一句，不着一字，却尽得纯粹心灵的澹泊与宁静。
至于后两句“不见荡舟人，空对白鸥双”，则写近景。王国维标举境界，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由是观之，姚广孝“不见荡舟人，空对白鸥双”之句，似是入了无我之境，与纷繁外物皆无对立。小舟无人，白鸥双飞。诗人以超然之心立于空寂之景，似乎观物而忘我，融会物我合一之境。这与佛之事事无碍、万物融通的理趣颇为相近。姚广孝习禅之余，常游山水，亦于山水中体会佛理圆融之旨趣。又譬如，他曾写“五仗石边琴一曲，桃花三月鲤鱼飞”，人与境谐协，物与我俱融，乃天然妙合之景。
姚广孝另有一些明言佛理与禅机之作。譬如“禅翁指示人，又在第二义”，即言第一义不可说。禅宗以为最高的真谛，是任何话语皆无以表达的。若强说之，则会落入言筌。由是引申出类似“无言得真趣，何用觅玄音”此种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义。禅宗所谓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实是取消了文字的权威性，取消文字于日常事理之中心性与导向性，而代之以本心之感悟。故以禅心观世，更为真淳与澄澈。
事实上，赏阅姚广孝诗文，至为重要的乃是以诗观人。世人议论广孝，常以异僧诋毁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劝导且帮助燕王夺太祖嫡孙之位，既违背了佛法戒律，亦忤逆了儒家君臣之礼。然而观其终究不改僧相之举，则不能单以纯粹之功利心定论。由是，以其心中郁结之感性与知性矛盾去返观，仿佛恰当些。这种郁结使姚广孝在精神修养上，对宇宙、生命秉有一种圆融之理解。而另一面，在现实生活中，又使他对人世充满了实在而宽阔的真挚情感。
身后
同月十八日，姚广孝病逝庆寿寺。朱棣听闻后，辍朝二日，并以僧礼下葬，百官吊唁者众多。此后追赠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朱棣亲自为其制神道碑记录其功。
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嘉靖九年，明世宗对阁臣商议，姚广孝虽然有功劳，但是毕竟为出家人，供养太庙总有所不尊。于是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大兴隆寺，由太常寺逢春秋致祭，后得到明世宗批准。
著作
《逃虚集》
《逃虚子诗集》
《逃虚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