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伏牛山文化
地理位置
伏牛山，为中国河南省西南部山脉。东南与桐柏山相接，为秦岭东段的支脉。北西西-南东东走向。长约400公里，为淮河与汉江的分水岭。海拔1,000公尺左右，主峰老君山海拔2,192公尺。伏牛山位于中国河南省西南部，东西绵延八百余里。属秦岭山脉东段。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熊耳山，南接南阳盆地，东南遥接桐柏山。为淮河与汉江分水岭。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也是河南省境内平均海拔最高、人类活动相对稀少、自然生态保存完好的山区。[1]
文明起源
文明起源包括：伏牛山风俗、姓氏起源、应国研究、方言研究、刘姓研究及人类起源等。
伏牛山风俗地名来源
秦朝的时候，中国人多地少，有的地方只好在石板上堆土种庄稼，收获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穷人经常忍饥挨饿。而官府不是抓丁，就是搜刮钱粮，百姓没有活路，到处都是造反的人。
朝中一个奸臣想出了一个歪主意上朝奏道：“皇上，世上人多容易生是非，不如多杀些刁民。人少了，粮食就够吃了，百姓就不造反了。”秦始皇听了，觉得有理，就派人铸了头万斤铁牛，让官兵们把铁牛拉到百姓家，并规定：铁牛推到谁家，限三天推到别家去，推不走就杀掉全家！这万斤铁牛成了吃人兽，推到哪那儿，哪儿的老百姓就哭声一片。
有一天，万斤铁牛推到了河南省一寡妇家门口。寡妇抱个没满月的娃娃，望着那头吃人兽，眼看到了三天期限，只好哭天抹泪。正哭哩，感觉有人拍了她一下：“别哭了，我给你指条活路吧。”寡妇抬头一看，是个白胡子老头儿，赶忙跪地下磕起头来。白胡子老头儿亮出一样东西，亮晶晶的像根绣花针。他对着绣花针吹了口气，说声：“变！”眨眼间，绣花针变成了一根鞭子。老头儿说：“这叫赶山鞭，是件宝物。到了今天晚上三更天，你拿着它，对着铁牛打三下，保你母子平安。”说完，金光一闪，老头儿不见了。
到了夜里三更，寡妇悄悄地起来，拿起赶山鞭，对着铁牛身上就打。咦，万斤铁牛真地晃起来了！寡妇又喜又惊，把眼一闭，啪！啪！又是两下，铁牛先是一阵抖动，接着一摇三晃，越走越快。由于用劲太大，赶山鞭都戳到牛屁股里了！铁牛走着晃着，赶山鞭左右甩着，一直等到赶山鞭甩掉了，铁牛才慢慢停着不动了。
第二天，官兵们发现铁牛不见了，就来逼着问寡妇。寡妇把白胡子老头儿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官兵们一听有宝贝，赶紧去追。找着了赶山鞭，又赶紧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得着赶山鞭，急忙去赶万斤铁牛，谁知道无论怎么挥鞭，铁牛只是纹丝不动。看到这种情况，秦始皇心里不禁有些发毛，心想：“这也许是上天在警示我？”从此以后，秦始皇再也不敢用万斤铁牛坑杀老百姓了。他拿着赶山鞭，把陆地上许多大山赶进了大海，填海造田，也算干了件好事。从此，万斤铁牛就留到了河南，天长日久，变成了现在的八百里伏牛山。据说送赶山鞭的白胡子老头儿，是天上的太白金星。见秦始皇杀人太多，为了搭救老百姓，才把宝物送到人间。
八百里伏牛山，神峦奇峰紧相连，风景处处如画，到处都有佳话相传。
春节
农历春节包括祭灶、除夕和元旦（正月初一）。伏牛山文化圈内的春节习俗大同小异。
1、 祭灶。
灶神的传说很多，比较正统的说法源于《礼记》。据说，颛顼的儿子祝融是“火官之长”，被尊为灶神。早在周代，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对灶神都非常崇祀。后世祭灶的时间有“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即祭灶的时间官府是腊月二十三日，民间是二十四日，而船家则是二十五日。伏牛山文化圈内祭灶的时间，多数地方是二十三日，如郏县、西平、宜阳、登封、正阳、唐县、嵩县等地；少数地方是二十四日，如洛阳、孟津、上蔡、商水等地；有些则是二十三、二十四都有，如伊阳、信阳、新蔡等地；还有不少地方是二十三日祭灶、二十四日“小除”，即除尘，如禹县、滑县、泌阳、新乡、新安、邓州、汝南、扶沟、浚县、通许等。祭品也各地不一，一般都要用饴糖，希望灶神“上天言好事”，但也有的是为了“以黏神口，使不得言” 。其它还有饧、酒、鱼、糖饼、胶芽等。灶神的“坐骑”，郑县、中牟、西平、确山、滑县、泌阳、正阳、长葛等地要用一只雄鸡，祭祀时，夹住鸡的双翅，主祭者把酒洒在鸡冠上，鸡冠上如果沾有酒则吉，“谓神愿乘此鸡升天，可保一年平安也”3；不用雄鸡的地方，有的用豆秣灶神之马，如禹县、获嘉、夏邑等地；有的备纸马，如商水。禁忌是主祭者必须是男子，民谚说：“男不祭月，女不祭灶。”
自二十四日至除夕，因诸神上天，百无禁忌，故民间多嫁娶，谓之“乱岁”；同时，戚友之间相馈赠，叫“送年礼”或“馈岁”。
2、除夕。
据《吕氏春秋·季冬记》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最早提及“除夕”这一名称的，是西晋周处撰著的《风土记》等史籍，另有除傩、除夜、岁除、大除、大尽等说法。每年阴历最后一天，家人团聚，易春联、桃符，祀神、祀祖先，而后“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卑幼揖拜尊长，谓之辞岁；家长分此银钱于卑幼，谓之压岁；老妇及小儿女夜半不寐，围炉嬉戏，有至六更者，谓之守岁”。但易春联、桃符的时间在各地并不一致。如林县是“二十九日曰小除，易门神，换桃符、春联，击腊鼓，演乡傩，名曰散腊；三十日曰大除，祭墓，至夕，礼拜尊长，曰辞岁。”伏牛山文化圈除夕的习俗有：扫舍宇，如唐县、洛宁、通许等地，郏县则是“洒扫中堂”；撒芝麻杆，横木拦门，如商水“撒芝麻杆于屋院，每门置横木以拦之”、正阳“彩纸裹木炭横置门阶，或布禾麻秸于院宇，以祈丰年”、滑县“撒芝麻杆于庭中，以代爆竹，或用纸炮辫之，名为火鞭，燃以敬神”、长葛“撒芝麻杆于庭院，每门置横木以□之”、浚县“横一木，名曰跌千斤”；烘岁，正阳“爇炭炉，通宵不烬，曰着岁”、新乡“薄暮断木为薪，择石累 砢多节者焚烧于庭，占达旦灰烬为吉”、获嘉“炽炭中庭，谓之烘岁”、信阳“焚苍术、柏枝、棉柴，行腊祭礼”；祀祖先，正阳“祭先灵于寝，兼及五祀各神”、郏县“安祖考神位”、宁陵“诣坟墓，迎祖先，辞岁”、伊阳“迎祖先，祀于祊”，而商水县则是“以纸钱祭墓，曰为祖先送押岁钱”。其它习俗还有，滑县“夜半饱食馄饨，谓之填穷坑”、商水“门檐插纸旗，曰试风”、武陟“所用器具倒贴酉字，树上亦然”、信阳“餤长命菜”、浚县“悬长钱纸”、伊阳“散银钱佩之，为添岁”等等。 
3 、元旦。
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唐以后，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民国改用公历，曾禁止民间用阴历，但“人民安于旧习，严令不能止也”。故民间仍以阴历正月初一日为新年的第一天。新中国为了区别于阳历的元旦，把祭灶、除夕、正月初一合称春节，本文则指阴历元旦。
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伏牛山文化圈的习俗是：初一，长幼新衣冠，张灯火、燃爆竹，祀神、祀祖先，拜尊长，族、邻互相贺岁，食水饺等；禁忌有不汲水、不讨火，慎器物，忌毁败等。但是，各地风俗也有差异。如“熰岁”，烧榆柳木根的有长葛、商水等地，烧柏叶的有洛宁、汜水等地，烧木炭的有西华、淮阳等地，郑县则较为复杂，“燮烈炭于堂中，谓之旺相；贴青龙于石上，谓之行春；插芝麻梗于檐头，谓之节节高；插柏枝于柿饼，盛以大橘，谓之百事大吉”；祭祖一般都在家、祠堂进行，但获嘉有“黎明，无论男女老幼，皆更新衣，展墓”，初三日拜墓的则有扶沟、灵宝、汝阳、商丘等地；亲戚间拜贺的时间，新蔡等地“三五日而罢”，泌阳、林县等则“自元旦至上元无虚日”，淮阳等地则是“元月内几无虚日”。
新年的另一项内容是以阴晴占灾祥。《荆楚岁时记》有“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以阴晴占丰耗”得习俗，把一年头七日的阴晴与人及六畜兴旺与否相联系。伏牛山文化圈受此影响，正阳、夏邑、考城、仪封、林县、安阳等地有此风俗，但又有不同，除了排序不一样外，日子也有增加。夏邑、兰考、安阳为八日，如夏邑是“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其日晴明则所属之物蕃育”；林县则为十日：“一鸡、二犬、三牛、四马、五猪、六羊、七人、八谷、九果、十菜，晴则主收，阴则否。”
初五日为“破五”，也较为普遍。“乡俗五日内百事禁忌，逾五日则破忌；初六日，商贾祀神开市，戚友互请春酒。”但各地习俗不尽相同，如泌阳，“是日贺岁者多不出门，妇女亦停针线；早膳面食与水角（饺）相参。谚云：金丝缠元宝”；林县，“以是日不吉利，停止拜年，各家早晨将柴灰些须送十字路口，曰送穷灰”；正阳“不试刀剪，忌梳发，不出行”等等。
其它还有，信阳初二日祀财神；宜阳，七日为人日，合家卑幼酌春酒，以介长者之寿；偃师，初七日则妇女剪彩为燕，或贴或插戴；扶沟，三日为鬼节、拜墓，七日赛火神；商丘、夏邑初七日祀火神；获嘉则是“初八日，例祀火神，乡间赛会酬神，有装演故事者，颇热闹；初十日，曰石不勤，讹十为石，凡磨碾碓臼之属，皆忌动移”，修武也是“八日，鼓乐旗繖祀火神，岁丰醵钱赛会”。
悬长钱纸”、伊阳“散银钱佩之，为添岁”等等。
元宵节
元宵节也叫元夕、元夜，又称上元节，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因有观灯习俗，故亦称灯节。元宵节由来的说法有多种，一般认为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祀神的先声。后来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元宵灯会，且时间也被延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宋代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提前到初八。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只是时间有所缩短。正因为这个缘故，伏牛山文化圈内各地元宵节持续的时间也不尽一致：张灯时间一般为十四、十五和十六，如修武、中牟、滑县、获嘉、考城、洛宁、确山、新乡、信阳、光州（潢川）、上蔡、新蔡等地。据说，吴越王钱鏐纳土献钱，买了两夜，故宋代吴越之仁和、钱塘张灯五夜，而宋都汴梁仍沿袭唐时的三夜。所以，直到清代、民国时期，伏牛山文化圈的元宵节仍是张灯三夜：十四日夜为试灯，十六日夜则为残灯。但也非全是如此。民国《重修滑县志》引《贻谋录》说：“宋太祖乾德五年诏，上元张灯，更放十七、十八两夜。”清代洛阳是“上元放灯，十四日起，十七日止”，民国时的光山则是“自十三夕始张灯，连五夕”。事实上，由于有填仓节或燕九（亦作烟九）节，民间元宵节持续的实际时间更长。《东京梦华录》云：十九日收灯，户人争先出城探春。清代、民国时，此风仍存。如禹县，十九日亦如同闹元宵，“谓之过燕九”；偃师十九日“各家张灯点盏，曰完灯”；汝阳也“张灯宴客，为烟九”；滑县，十九日为“小填仓”，“仓庾、缸、囤、碓、磨间皆燃灯照耀，光辉夺目”；新乡，“门户、床笫、仓庾间燃灯殆徧，光茔夺目，曰添仓”等。
正月十六日的“走百病”习俗十分普遍，但各地的“走”法不一，有如《荆楚岁时记》所说的“过桥”走百病的，如邓州“士女出外竞游，登高过桥，谓之走百病”、夏邑“男妇俱卜方向出游遇桥，曰走百病”、伊阳“老幼俱出过桥，名走百病”等；有走亲戚的，如宁陵“女归宁”、新安“岳家携馒头送女（女以拜节归），曰送馍”、正阳“民间妇女赴姻戚家，谓之走百病”等，虞城则是“男子过桥，母家迎女，号曰走百病”；有结伴迎喜神的，如获嘉“迎喜神，男女结队出游”、修武“男女出迎喜神，以散百病”等；还有林县“乡民男妇选胜出游，或戴柏枝”、通许“妇女登高”、仪封“士女登高阜，炙石人，以免生病”、长葛“男女出游，谓之游六，以散百病”，偃师则是“男结伴，遍游寺庙、街巷，曰游百病”；新乡最为奇特，“于旷地叠木以为星桥，曰天桥；结草成闉，方十丈许，曲折通径，男女绕行，昼夜不疲，谓之走百病”。此外，还有“过桥祈子”的，如郏县“架天桥，供观音像，祈子”、洛宁“或结彩桥，谓之百子桥，妇女行其上，谓宜男”、修武“搭天桥，祀送子观音”等。
清明节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至唐朝初年，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
伏牛山文化圈中秋节的习俗大体是：亲友送月饼，家人团聚；夜晚则设瓜果祭月，或赏月。如获嘉“夜则以瓜果、月饼祀月”、确山“雕花瓜，设果饼礼月”、正阳“妇女或行拜月礼”、禹县“设月饼、瓜果祭月”、滑县“日暮妇女陈月饼、瓜果及毛豆角于庭，向东拜月，喃喃祝祷，谓之愿月”、中牟“祭月，供饼、雕花瓜、设果品，焚香拜献，俗名为愿月”、叶县“设瓜果以祭，家人会饮”、通许“妇女陈瓜果、设香案于闺阁以拜月”、长葛“夜间妇女设几于庭前，陈月饼、果品，焚香拜月”等。谚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但伏牛山文化圈东南部的习俗有所不同。如汝南“间有男亦拜月、女亦祭灶者，头必戴笠，以表通融之意”、新蔡“男女罗拜，已而欢饮，谓之玩月”、光州“各家列瓜果、月饼，男女望月罗拜”。中秋节祭月的祭品比较特殊的如许昌，“供大蒸饼，以象月形”；食品比较特殊的如林县，“食饺子、大米，佐以酒肉”；出行比较特殊的如登封，“或游法王寺，名曰嵩门待月”，还有光山，“或有至遇仙桥而膝行上下者，谓可医腰疾”；祭祀比较特殊的如新安，“祀先祖”等。中秋送礼谓之“追节”，如太康“前数日，戚友尤多往来馈遗”、新安“以枣糕、月饼、梨、柿、石榴等视女，曰送糕”、正阳“逆女追节，与端阳同”、长葛“亲朋以月饼、果品等物相馈赠”；商水除了“弟子相率馈师”，还“招佃户饮讌，以定来年去留”。过节最隆重的，似属宜阳，“献月饼，陈时果，韵士赏月赋诗，酣歌饮酒，笙管嗷嘈，通宵欢乐，所谓金吾不禁者也”。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女儿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端五、重五、夏节、天中节、浴兰节、屈原日等。按照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五月即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所以一些地方又将端午节称之为五月节、艾节、夏节。
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纪念屈原、纪念孝女曹娥、迎涛神（传说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龙节、恶日（先秦时，人们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据说，此日邪佞当道，五毒并出）等。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西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伏牛山文化圈的端午节，各地都有戴榴花、插艾叶，食角黍，饮菖蒲酒、雄黄酒，小儿系五彩缕等习俗。以雄黄酒涂小儿手足、七窍避虫毒的，有许昌、鄢陵、西华、获嘉、虞城、偃师等地；“取吓蟆置墨口中，晒干磨涂疗肿毒”的，有商水、西华、林县、许昌、汝南、汝阳、新蔡等地；竞渡龙舟的，有周口与黄河沿岸；采草合药的，有泌阳、汝南、夏邑、伊阳、虞城、登封、洛阳、汝阳等地。也有一些地方的习俗比较特殊，如商水有“士女彩船首尾衔接，纨绔子弟以鸭投水，名曰赏标”，滑县“五月一日以五色线系小儿手足”，郏县“姻家更用币、角黍，别以槲叶为之，名槲䭔，谓之䭔节”，宁陵“馈师、遗女（送女回婆家）”，林县“或剪红纸壶芦帖之”，许昌“女家具夏衣礼品往婿家，名曰追节”，汝南“各家取香油，做油果、糖糕、菜角，又用枣米包角黍，亲友馈送，谓之追节”，虞城“迎女追节”，洛阳“佩朱砂囊，妇女藏茧虎”。此外，旧俗还有“贴天师辟兵符”，但是，清末、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天师无灵，亦无贴符之家矣。”
中秋节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至唐朝初年，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
伏牛山文化圈中秋节的习俗大体是：亲友送月饼，家人团聚；夜晚则设瓜果祭月，或赏月。如获嘉“夜则以瓜果、月饼祀月”、确山“雕花瓜，设果饼礼月”、正阳“妇女或行拜月礼”、禹县“设月饼、瓜果祭月”、滑县“日暮妇女陈月饼、瓜果及毛豆角于庭，向东拜月，喃喃祝祷，谓之愿月”、中牟“祭月，供饼、雕花瓜、设果品，焚香拜献，俗名为愿月”、叶县“设瓜果以祭，家人会饮”、通许“妇女陈瓜果、设香案于闺阁以拜月”、长葛“夜间妇女设几于庭前，陈月饼、果品，焚香拜月”等。谚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但伏牛山文化圈东南部的习俗有所不同。如汝南“间有男亦拜月、女亦祭灶者，头必戴笠，以表通融之意”、新蔡“男女罗拜，已而欢饮，谓之玩月”、光州“各家列瓜果、月饼，男女望月罗拜”。中秋节祭月的祭品比较特殊的如许昌，“供大蒸饼，以象月形”；食品比较特殊的如林县，“食饺子、大米，佐以酒肉”；出行比较特殊的如登封，“或游法王寺，名曰嵩门待月”，还有光山，“或有至遇仙桥而膝行上下者，谓可医腰疾”；祭祀比较特殊的如新安，“祀先祖”等。中秋送礼谓之“追节”，如太康“前数日，戚友尤多往来馈遗”、新安“以枣糕、月饼、梨、柿、石榴等视女，曰送糕”、正阳“逆女追节，与端阳同”、长葛“亲朋以月饼、果品等物相馈赠”，；商水除了“弟子相率馈师”，还“招佃户饮讌，以定来年去留”。过节最隆重的，似属宜阳，“献月饼，陈时果，韵士赏月赋诗，酣歌饮酒，笙管嗷嘈，通宵欢乐，所谓金吾不禁者也”。
姓氏起源以姓为氏。姓作为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部落的标志符号而产生，其后人有的便直接承袭为氏。母权制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 姬、姜、姒、姚等。 
以国名为氏。如我们所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胡、许等，皆成为今天常见姓。 
以邑名氏。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予同姓或异性卿大夫的封地。其后代或生活在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继之为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岔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岔生后代便姓苏。据统计，以邑为氏的姓氏近200个。一些复姓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至今已不甚为人知晓。 
以乡、亭之名为氏。这类情况不多，今日常见姓有裴、陆、阎、郝、欧阳等。 
以居住地为姓。这类姓氏中，复姓较多，一般都带邱、门、乡、闾、里、野、官等字，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以先人的字或名为氏 。出自此条的姓氏很多 ，据统计有五六百个，其中复姓近200个 。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 ，其后代以林性传世 。宋戴公之子公子充石，字皇父，其孙以祖父字为氏，汉代 时改皇父为皇甫。
以次第为氏 。一家一族，按兄弟顺序排行取姓 ，如老大曰伯或孟，老二曰仲，老三曰叔，老四曰季等。后代相沿为氏，表示在宗族中的顺序。但也有例外。鲁庄公之弟庄父、排行老二，本为仲氏、仲孙氏，因他有弑君之罪，后代便改姓孟，或姓孟孙。 
官职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一些以官职为姓的姓氏，单从字义上看，也可以分辨出来，如籍、谏、库、仓、军、厨等。 
以技艺为氏。如巫、卜、陶、 匠、屠等。 
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 
以谥号为氏。因赐姓、避讳而改姓。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包括观音文化、酒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荆山文化、陶瓷文化等。观音信仰与吴越佛教印度佛教于两汉之交传入中土，与汉地华夏文明相遇，自然激起碰撞的火花。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两者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然而，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这两种不同民族原创性文化，却不是互相绝对的排拒，而是相互趋近、吸纳、融合，即通过特殊的文化“嫁接”过程，终于使外来的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并且能茁壮生长，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中国佛教，足以与中土的儒学、道教相拱相倚。推究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扎根成长，持续地发挥作用和长期产生影响，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历代佛教信奉者对这种外来宗教的不断重塑、改造乃至变革有密切关系。在长期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乃是由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的演化，即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发展，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和佛教神祇愈来愈演变得具有中国人认同的形象，如弥勒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本土化，这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主要表现在高僧大德在教义思想和规制的创新改革方面，后者则突出表现在广大佛教信徒们的信仰层面上。
众所周知，我国中原佛教并不是从其发源地印度直接传播过来的，而是经由中转站——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中亚）——递传过来的。在这佛教从西到东一路数千里的传布过程中，佛教神祇的造像则随着不断东移的路途，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面孔上的鼻子由高变扁、眼窝由深变浅，同时服饰上也一点一点地向中国样式的方向演化。对此，即使不是佛教造像的专家，只要从新疆的克孜尔佛窟——到敦煌莫高窟——到麦积山石窟——到云岗石窟——到洛阳龙门石窟——再到杭州飞来峰造像，作一番参观考察，就一目了然了！这是中国历代石窟佛像雕凿绘画的民间艺人们（也是信仰者）主观信仰心理所使然，心中所想手中所做，是不可遏止的入乡随俗的大趋势。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文化在异国传播自然而然形成的规律性反应罢！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由男身神祇向女身定型化的演变，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
观世音与妙善三公主
在中国，有关观世音菩萨的佛教经典，如《悲华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等，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翻译成汉文。佛经言：观世音菩萨乃转轮王之长子，名不眴，从佛出家修道。不眴对佛言：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堕大暗处，忧愁孤穷，无有救赎。若念我，称我名字，我天耳所听，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恼者，我终不成正觉。佛言：观世音菩萨，称名，即时观其声音，皆得解脱。[1]
清末国学大师俞樾，见尊信观音菩萨的民众极夥，也对观音菩萨的来历作了追踪考察。他摘录道：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众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名不眴，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天上普提。”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2]
正因为观世音有这样解救众生苦难的大善心，而且只要默祷其名，诵念其声音，皆可得到他及时的救助，脱苦免厄。所以受到佛教信众们最广泛的信仰与崇奉。早在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苦难深重，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就十分普遍。当时，就有很多《应验记》之类的书藉，记述着受难者，因口念观世音，菩萨应声而至，搭救其出离苦难的故事。[3] 同时，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和塑像，在各地寺庙和佛窟中，几乎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凡在南北朝时的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形像皆为男身。
按照佛教经典所言，观世音本为男身。但是，当他入佛修道成为佛菩萨之后，则可随时化现为长者、居士、宰官、比丘、比丘尼、优婆夷或童男、童女等三十三种身形。我国历史发展到了唐朝以后，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大发展，长安城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得到了大发展。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观世音的名字，因为要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为观音。更重要的是，观音逐渐由男身向女身转化。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亲善万方的奇妙神明，似应为女性更为合情合理，即内心里天然地向往着母性关爱的情怀。据传，初唐时南山律师道宣，得到天神所赐的一本《香山大悲菩萨传》里，已经明白地说：观音菩萨原来是庄王的三女儿，妙善修道而成。并且言道：汝州香山寺，就是妙善出家修行，最终修成正果的寺庙。据此，国学大师俞樾判断：观音菩萨为女身，在“唐已盛行”。这位大慈大悲、急人难、救人危的观音菩萨，到了“盛唐”时，依照善男信女的信仰心理需要，终于神秘地完成了向慈眉善目的白衣柔美女子形象的转化。而到了宋代，这一“转化”则普及到了全国。
北宋元符二年（1099），翰林学士蒋之奇出守河南汝州。一次，蒋之奇出巡，来到本州的龙山香山寺，意外地见到了该寺僧人，呈览的唐代传本《香山大悲菩萨传》。这位文人出身的太守，十分倾慕佛法，见《大悲传》则甚奇之，视为可传世之典。遂于次年，将此本《香山大悲菩萨传》，鸠工勒碑，模刻于香山寺内。且在《大悲传》前，附以蒋之奇之《赞文》。碑首赫然题有“蒋之奇撰”、“蔡京书”。
国学大师俞樾，在其《茶香室丛钞》中，曾援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以见证此事。
宋朱弁《曲洧旧闻》云：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4]
可以想见，在北宋时由翰林学士蒋某撰文，大书法家蔡京书写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隆重地树立在汝州香山寺内，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佛教盛事，定会轰动于一时，远近闻名。尤其在佛教信徒中，必然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吴越的观音信仰
——《香山宝卷》的面世 
吴越地区的佛教，到东晋及南朝时期，得到了大发展。据沈曾植《南朝寺考序》中引《释迦氏谱》言：“东晋偏安一百四载，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有八，可谓侈盛。自宋迄梁，代有增加。”由此，可见南朝佛教盛况。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江南春》一诗中，也描绘了这一“盛况”：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吴越地区在隋唐时，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五代时吴越王钱氏父子当政时，佛教更加炽盛，寺庙几遍天下。众所周知，吴越王钱镠好释，遂广造寺庙。到他的后继者钱俶，则更胜一筹，仅佛教宝塔，据说就建了八万四千座！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所建寺庙数量之多，东南佛教之盛。宋代承继东南吴越之繁盛，又未有北方战乱之瘐，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杭州地区也成了佛教最兴盛的中心之一，时有“东南佛国”之称。
前节提到：蒋之奇于元符三年（1100）在汝妙香山寺树《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证言观音菩萨乃庄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一事。曾经引起社会轰动影响。尔后仅四年，即宋崇宁三年（1104），该碑文即已传到杭州，并且由杭州天竺寺僧道育，将“蒋之奇撰、蔡京书”的碑刻，重刻于天竺寺内，以广其事。因此，《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吴越地区更广泛地流传。观音菩萨为慈祥女神，且为庄王之三女儿妙善修化，则已成为世人共识。《香山大悲菩萨传》中言：
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亲救父疾。
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施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5]
此后，则有人在“庄王”前面加“妙”字者，也有人在“庄王”前加“楚”字者，虽然说法不一，而且将此“国”所处的地域尽量西移，但那目的无非是在显示该《传》真确不伪。可是，不管怎样，这位妙善三公主既然是在汝妙香山寺修道成观音菩萨，就自然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着密切的乡土血缘关系，却是无可怀疑之事了。
当我们梳理追踪印度佛经中的男身观世音，是如何在传入中土之后，逐渐演变成女性神祇——观音菩萨的过程时，发现天神启示的那本《香山大悲菩萨传》在由唐及宋，由汝州移至杭州的流转变迁中，起着信息载体，这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我国迄今所知的第一部宝卷——《香山宝卷》，也与这本《香山大悲菩萨传》有着不解之缘！
关于这部《香山宝卷》，是否可以确定即是卷首题记所言为“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持有疑惑，认为“题记”属于神话传说，不足作为凭据；有人却径直予以否定，认为纯属伪托，无法置信。[6] 对此，我国最早关注宝卷研究的郑振铎先生，曾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做出如下的评断：
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所作。普明于宋崇宁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示而写作此卷，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北平图书馆藏有宋或元人的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7] 我于前五年，也在北平得到了残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一册。这是元末明初的金碧钞本。如果《香山宝卷》为宋人作的话不可靠，则“宝卷”二字的被发现于世，当以《销释真空宝卷》和《目连宝卷》为最早的了。[8]
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史》中，准确地缕述了宝卷从唐变文演变而来的历史，并颇有远见地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宝卷之已于那时（宋）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宝卷在宋代出笼面世的可能性。只不过对《香山宝卷》是普明禅师“受神之示”而编撰，这一具体案例表示了理性的怀疑罢了。对郑先生在科学考察中的远见卓识，本人由衷地表示敬佩，而不象某些学人割断历史，主观地认定，成熟的宝卷要晚到明正德年间才正式出现？！
根据《香山宝卷》题记，该卷是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受神人之示”，感悟而撰写出来的，时在宋崇宁二年（1103）。考证这一年，恰好是杭州天竺寺重刻《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正式落成的前一年。更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汝州香山寺，主持撰文立《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的太守蒋之奇，也恰好在崇宁元年（1102）十一月至崇宁二年（1103）十月调任为杭州知府。[9]蒋之奇于崇宁元年来杭州任知府、天竺寺僧普明于崇宁二年撰《香山宝卷》、天竺寺于崇宁三年《香山大悲菩萨传》重刻落成。这三件事依次相继发生，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否。其中必有某种历史的因果机缘在！
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考察，《香山宝卷》题记所言，上天竺寺普明禅师所谓“受神人之示”，显然是受到汝妙香山寺那本为天神传示，且由太守蒋之奇撰文刻石立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启示而已，其有他哉！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翰林学士蒋之奇。他不仅全力襄助《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汝妙香山寺树碑这一善举，还在于他乘崇宁元年（1102）调任自古繁华的杭州任知府之便，特别把本人撰文、蔡京书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携带到任所，且将传扬此《大悲传》视为重大功德，散播于杭州佛教界知名人士。尔后才有天竺寺主持僧道育见碑文大悦，遂发愿把香山寺原碑，重刻于寺内这件大事的发生。同时，可以连带推想，《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妙善故事，也深深感动了该寺中善于讲唱佛教故事的普明禅师。他遂依据该《传》故事，敷衍编撰成流传后世的《香山宝卷》。以上的推理，应属合情合理，可谓是对“神人之示”这一神秘“托词”严丝合缝的解读。
至此，我们根据这一珍贵史料的发掘，完全可以将郑振铎先生的“可能性”，更改成“现实性”啦！也就是说，《香山宝卷》题记“宋崇宁二年普明禅师编集”，虽有神秘的“受神人之示”的托词，似神话传说，但那只不过是编撰者为了神圣其《宝卷》的惯常便通手法而已，丝毫不影响该《宝卷》出笼面世于“崇宁二年”的历史真实性。而关于《香山宝卷》面世的具体时间确定为北宋崇宁二年这一判断，也必将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宝卷的研究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香山宝卷》，在佛教界人士又称其为《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它是由文白与七言押韵的诗偈（间有五言、十言）交互叙说组成，没有后来成熟宝卷中常见的三、三、四字组成的十字攒（亦称十字佛）和曲牌，显示出带有宝卷初创时的“胎记”。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版本《香山宝卷》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本，卷首署有“天竺普明禅师编集、江西宝峰禅师流行、梅江智公禅师重修、太源文公法师传录”，出版单位是：“古杭州妙昭庆寺大字经房”。这清楚地证明，它已不是普明编撰的原本了。该《宝卷》经过此后多位禅师的加工，即所谓“流行”、“重修”、“传录”之类，其内容当已经历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故事情节当然更加符合中国普通信众的礼仪、风俗与口味。尽管妙善的父王，是“须弥山之西兴林国国王”，年号为“妙庄”，该国所在地更加模糊难测，但是三公主妙善出家的寺庙，却赫然标明：“初在汝妙龙树县白雀寺”，尔后历经艰难曲折，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的寺庙，则是“惠州澄心县之香山寺”，明确无误地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宝卷》中还演述了妙庄王得了重病，妙善公主全然不计较曾受父王的种种责罚迫害，出于至诚孝心，自愿舍双眼、双手搭救父王，使妙庄王大难不死。而妙善自己也因此受善报，由现手现眼而长出千手千眼来。谓“舍双眼得千眼报，舍双手得千手报”。这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的来历。而后世信徒隆重纪念的观音诞日（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日），皆是妙善出生、出家与成道日相同一致。
宋代以后，观世音的传记，屡有人重写，最著名的是元代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之妻管道升居士所撰《观音菩萨传略》，并镌刻于碣石之上。该《传略》云：
观音生西土，讳妙音，妙庄王之季女也。将笄，王以三女觅赘婿。长妙因，次妙缘顺旨，妙音以忤王被贬。后王病疮濒死，乃自幻形为老僧上奏：非至亲手眼不可疗。王以二女为至亲，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长济度生灵，一启口必可得。”王使臣从仙长求，即自断剜其两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见仙长，果无手眼。吁叩天地，求为完之。于是叙父子之情，极欢。劝王修善，王从之。
然而，管夫人的《传略》多在文人学士中传布，远不及《香山宝卷》通俗易懂，情节动人，不仅在善男信女中狂热传颂，并能在平民百姓中流布。所以，《香山宝卷》不胫而走，迅速流向全国。不同版本《香山宝卷》一印再印，抄本更递转传抄，可见社会需要之广。[10] 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宝卷、戏剧、小说、唱本也纷纷面世风行。如《观世音菩萨普渡授记归家宝卷》、《观音送子宝卷》、《观音大士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鱼篮观音宝卷》、《观音十二圆觉》、《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观音十叹宝卷》和《普陀观音宝卷》等。戏剧有《香山记》。小说有《南海观音全传》、《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等。
据考，这些宝卷、戏剧、小说，大多出自江南，特别是吴越地区。而且在吴越地区特别流行宣卷、演唱不衰。
传说在唐代时，有一位日本僧人慧谔，从五台山请了一尊观音菩萨圣像（当然是女身菩萨像），欲运回日本国供奉。但是，船行到普陀洛伽山海面，受到无数的铁莲花阻遏，寸步难行。于是只得登岛上岸，把观音菩萨留在了普陀山，建一座“不肯去观音院”。从此，浙江舟山群岛上的普陀山，遂逐渐演变为南海观音菩萨的大道场，兴起无数座以观音为中心的佛教寺庙，尔后发展成了全国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供全国信众的朝拜，从而构成吴越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
主要由《香山大悲菩萨传》和它的通俗说唱形式的《香山宝卷》广泛流传、深入的影响，几乎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遂使原来佛经中男身的观世音菩萨，演化成妙善三公主在中国的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女身观音，而且进一步幻化为身披白色中式长袍，手拿插有杨柳枝净瓶，美丽慈祥，仪态万方的南海普陀观音大士，受到亿万民众，特别是女性最虔诚的信仰崇奉，甚至不惜跋涉千里，也要赶到普陀山朝拜！实际上，在我国广大群众中，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是不次于佛祖释迦牟尼，甚至达到了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
歧路灯简介
《歧路灯》篇章漫长，达108回，河南开封贡生谭孝移，为人端正谨慎，家教甚严。为其子绍闻择师选友，颇费心思。孝移临终留绍闻八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时绍闻未及弱冠。同辈子弟，有夏鼎、张绳祖、管贻安、盛希侨等人，生于宦门，浮华浪荡，尝诱绍吃酒赌博，绍闻因父严未敢。之谭父既故，处长来引诱。绍闻再无约束，遂从之。五人结拜兄弟，同吃共赌。绍闻渐染恶习，拈花惹草，无恶不作。几人开赌场，窝土娼，甚至宠爱娈童，私铸银钱。夏鼎等体乃纨绔子弟，吃喝心肠，友朋兄弟之谊淡薄且屡骗绍闻。绍闻陷于泥沼，无可自拔。后作奸犯科，入狱候审。家人倾家荡产，使得出狱，为偿债，绍闻伐尽祖坟林木，遭族人不容，为世人耻笑。后颠沛流离，穷愁潦倒，备尝辛酸，终迷途知返，立志悔过。年至不惑，闭门谢客，潜心攻读，后至国子监肆业。由赖族兄提携，抗倭立功，得授知县。绍闻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篑初，篑初随父读书，考场屡捷。后钦点翰林，重振家事。《歧路灯》主要以康、乾盛世社会生活为背景，反映了富家子弟谭绍闻如何由一个败家子到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可以被认为是一部教育小说，小说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青少年堕落的四大原因:家庭教育不当,教师素质不高,社会交往不慎,个人意志不坚。概括出了古今青少年失足犯罪的一般规律,对于当代人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它真实地描写了谭绍闻堕落和自新的全过程。作者要劝戒世人：教子要严，延师要正，交友要慎。书中谭孝移的临终遗言“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则是小说的主旨，堪称封建时代教育子弟的指路明灯。[2]
作为一个学问博洽、练达世情的通儒，李绿园是本着一种写实的精神来写这部小说的。《歧路灯》真实地描绘了中国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风貌，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社会史的材料，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这也是一部中国小说史上仅有的以“浪子回头”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李绿园他的巨笔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人物长廊，这部伟大作品为后人了解封建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