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托落茨基自传》
简介
在俄国当时革命领导人中，其政治面貌被歪曲得最严重而且长期难以恢复的是托洛茨基。长 期以来，托洛茨基被当作最凶恶的敌人，几乎是谈“托”色变。“托派”，不但在苏联党内而 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被当作敌人。
作为革命元老之一，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内战期间都做过很大的贡献。当 时他的地位高于斯大林，这一点，斯大林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托洛茨基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当时列宁在国外，主要是他领导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
二、他是十月革命的直接指挥者，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他和斯维尔德洛夫直 接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
三、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仍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 年多的时间内亲临前线，身先士卒，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英法等国支持的叛军的斗争， 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
四、内战结束后，交通瘫痪，托洛茨基又兼任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 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
有关托洛茨基的事迹，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因而大家对他所知甚少。中国的出版界到上世纪 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才开始客观地谈到托洛茨基，揭示当年苏联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传》。这本自传的译者石翁等写了一篇很长的《译者前 言》，对托洛茨基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可以从中了解不少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情况。
章世鸿
《托落茨基自传》中译本译者前言
托诺茨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耿耿于怀呢？看了这本书，读者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托洛茨基。他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理论家和领导者。他一手领导了1905年革命，在列宁不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情况下，又是他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掀起内战，想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监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获得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他们接管的国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的统治和连年战争消耗殆尽的国家。在这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担起了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以其天才的组织能力在战火中建起了一支红军，并率领着这支队伍南征北战、粉碎了邓尼金 
、高尔察克、科尔尼洛夫、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英法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它将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但经济建设的命脉——铁路运输却濒于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 
这样一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物，怎么会败在斯大林手下呢？ 
托洛茨基本人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例外。他这样说决不是为自己巧言辩解，只不过表现出他过于热衷理论、书生气十足罢了。 
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条普遍规律都要有无数特殊规律来补充。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一条普遍规律的话，则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具体发展都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最起码是几个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至于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少的偶然因素所致。无论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在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根据来证实这种现实是历史的必然。托洛茨基未必会否定如果没有他和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如果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十分脆弱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取决于托洛茨基和列宁存在这个偶然因素。“热月政变”的必然性也同样脆 
弱，在“热月政变”成为现实前同样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只是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某种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其他可能性便被排除。不过，我们总不能因此就否认其他可能性也存在过，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遗憾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既 
成事实，而不是选择。所以，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斯大林获胜的原因，难免会流于空泛。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列宁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6人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首先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处于非法组织的状态，因此不可能有广泛的党内民主。纵观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捍卫政权的历史，使人有如履薄冰和走钢丝之感，一个机会把握不住、一个重大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历史重写。就是由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英明果断、才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并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渡过了重重难关、转危为安。 
十月革命只迈出了夺取政权的第一步，真正确定政权性质的工作——立法和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更加艰巨。但由于当时俄国的落后，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低下，人民和广大党员与党的领导层的距离非常遥远，又加上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还十分脆弱，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使列宁无法实现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不得不使集权的倾向逐步加强。在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乱后，他取消了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多党联合执政变为一党专政，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最后集中在政治局。从1919年到1923年约4年期间内，列宁主持政治局会 
议约296次，处理和决定了2851个问题。在内战期间，由于党组织、工作方法和组织制度的全部军事化和高度集中制，使任命制得以普遍实行。十大又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这个决议消除了在党内不同观点派别斗争的可能性。这种情况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使本来是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民主正义而建立的专政有可能变成与其原来宗旨相悖的异化物，使工具本身变成目的，产生一批享有特权的官僚。 
印战结束后，列宁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弊端和国家领导人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危险，他力图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监察机构、取消委任制、进行民主选举避免这种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既没有改变国内战争期间己确立的政治体制框架，也没有改善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正因如此，列宁在重病期间才如此重视格鲁吉亚事件，直至下决心撤消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因为列宁把它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有必要声明一下，上面所述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权力高度集中，只是为了对斯大林获胜的历史背景加以分析，而不是对苏维埃共和国体制的否定和贬低。相反，当时的体制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非此苏维埃政权就不能生存。另外应注意的是，那时苏维埃体制还处在草创阶段，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一旦条件允许，列宁立即考虑改革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其他隐患。还要说明的是，权力高度集中并不等于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后者是斯大林体制的特征。列宁领导时期，处于权力核心的是党的领导集团，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的政治家集团。造成这种差别时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素养和人格的差异。 
但斯大林恰拾利用了列宁试图加以纠正的由历史所造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为他独裁创造了基础。他通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勾结控制了政治局，通过组织局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使他可以把一切反对派都置于死地，集权制产生的享有特权的官僚成了他的权力基础。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后，他在搞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已经稳操胜券了。 
当然，在酿成这一结果的过程中，列宁本人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只讲列宁对他的信任及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似乎只有嫌恶和不信任。可实际上，斯大林在权力角逐中获胜与列宁对他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和托洛茨基一样，曾是列宁心目中的继承人人选。 
为什么列宁把两个性格、品质，才能完全不同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谈谈列宁心目中理想的领袖所应有的素质。列宁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是能够把理想主义者忠于学说的原则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人，而且还要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列宁本人就具备这些素质，他的实用主义使他不至沦为乌托邦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使他在处理实际问题上注重策略性、灵活性和随机应变；他的理想主义和理论原则又使他能够高瞻远瞩、忠于理想，永远不为实用手段所左右，而是让手段为目服务，从而保证他不至跌入实用主义 
的泥潭之中。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实际上是一个能够把忠于理想原则和实用主义的不择手段结合起来的人。但在现实中，这种人并不多见。 
托洛茨基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高瞻远瞩、历史洞察力、魄力和组织能力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人之中，在这方面能与列宁相媲美的只有托洛茨基。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证明了这点。但托洛茨基的灵活性、策略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却不能令列宁满意。在《火星报》编辑部分裂时，托洛茨基纯粹出于对列宁的手段不满而与列宁分道热镳，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他又是出于道义考虑而与列宁发生分歧，他为了使世界无产阶级认识问题的本质并揭穿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勾结的谎言，不惜冒遭受重大损失乃至失败的危险 
。列宁则不同，他对现实必要性考虑得更多一些，一旦看到现实必要性，他就能排除其他考虑，乃至使用一些不大光明磊落的手段，如在他反对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时那样，有时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乘德国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此外，列宁对托洛茨基是否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也很怀疑。读了他的自传，我想读者也会觉得他是“至察无友”的人，他对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也确实过于苛求。他的用人原则完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考虑，决不为个人和集团利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对明仁斯基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斯大林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没有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领袖的大智大勇，他的才能完全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不受任何理论和原则的束缚，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后来列宁可能发现，斯大林不是不受理论和原则的束缚，而是根本就没有理论和原则，理论、原则在他手中也不过是达到目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的长处与列宁的一个长处相比，并无太大距离。而斯大林的长处与列宁的另一个长处相比，似乎还要胜一筹。因为列宁毕竟是个革命理论家、理想主义者，他要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他在行动中不会完全摆脱理想、理论和原 
则的束缚。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更加器重斯大林。斯大林在布尔什克的领导人中，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在十月革命后，他的地位稳步上升，除了他强烈的摄取权力的欲望和不择手段、随机应变的能力外，列宁的器重恐怕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内战期间，战胜白军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头等大事，在每一个战役的胜负都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斯大林支持和操纵的军事反对派严重地干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仍没有制裁斯大林，而是极力设法调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以至托洛茨基愤怒地谴责他搞“靠不住的妥协”。 
1922年间，尽管斯大林与列宁之间产生了一些磨擦，但列宁仍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每次见面都与他长谈。直到年底写遗嘱时，尽管他的选择倾向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希望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能够竭诚合作，避免使党分裂。直到他确信斯大林掌权将葬送十月革命的理想、破坏社会主义原则时，才决心撤掉后者的总书记职务。可惜为时已晚，斯大林羽翼已丰，更主要的是列宁的健康情况已不允许他亲手把“炸弹”投向斯大林了。 
任何一场政治或权力之争，胜负都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早在列宁患病之前，虚荣、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为夺取最高领导权进行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由季诺维也夫提议斯大林任总书记一职。列宁患病后，接班人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由于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被他们视为夺取最高领导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此，他们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加米涅夫本人没有野心，但他完全处于季诺维也夫的影响之下，布哈林也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样，除列宁之外的5位最高领导人中，托洛茨基处于绝对少数。 
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总的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 
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 
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场也十分可悲。开始时，他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无原则地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并且比斯大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的领导层，在苏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张扣压列宁的“遗嘱”。季诺维也夫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利用擅长捣阴谋诡计的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毕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党的最高领导权决不会落到一个只会在幕后摘小动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错了，他想利用斯大林时却 
被斯大林所利用，他也没有想到他与斯大林联合进行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党的原则破坏有多大。 
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斯大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党，他动用以切力量，使反对派处于被动挨打、根本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天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此后，他更是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们早就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和残忍本性，他们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前就写下遗书，一旦意外死亡，定 
是被斯大林暗杀。尽管如此，他们在内务部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捏造的罪行时，仍相信斯大林虚假的承诺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践。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 
”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历史惨剧啊。 
倒是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得更为深刻：“他（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他怎样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时要搞掉的是什么人。他设置种种圈套，指控人们搞背叛。”在这方面，他比托洛茨基高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是由于后两人的国际视野比斯大林的开阔所致，斯大林整布哈林是反右的历史趋势的体现。但就是这个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颇深的布哈林，在20、3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也不象他在其遗嘱中所说的那样清白。在20年代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因为当时的党内斗争仍沿袭列宁时期党内斗争的传统——论战，当然已不是真正的平等辩论，而是采用包括吹口哨、跺脚、驾大街等不正常手段在内的种种方法剥夺对手的发言权。似乎不应怀疑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真诚，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论战的确是由于他与后者的理论观点有分歧。但他不会不知道斯大林的目的和种种阴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仍积极协助斯大林，不能不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污点。 
看了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赞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评述斯大林夺权斗争时的一句话：可悲的不是在党的领导层中有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而在于他的对手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过，还应补充一点，即托洛茨基相对来说责任最小，一是因为他在列宁丧失活动能力后，确实处在寡不敌众、孤掌难鸣的地步，二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他一人对斯大林背弃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直到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务杀害。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目光短浅，他们为了自己夺权 
或其他原因与斯大林联合起来战胜了托洛茨基，但全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本人很快也成了这场胜利的牺牲品。 
早在托洛茨基被暗杀之前，他的所有亲人几乎都已惨遭不幸。在他被驱逐出国后不久，他的前妻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及他的小儿子谢尔盖、女儿尼娜、女婿涅维尔松和他们的两个幼小的孩子（托洛茨基的外孙），还有另一个女儿齐娜伊达的丈夫沃尔科先后都被杀害。齐娜伊达逃到柏林也难逃脱死神的追逐，1933年被苏联特务杀害。在流放及流亡国外时一直陪伴托洛茨基并协助他工作的长子列夫也在巴黎被苏联特务暗害。这就是这位十月革命领导人、苏维埃制度谛造者的命运。他惨死异乡，还背负着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含冤九泉，不禁使人感慨历史的不公。 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1988年以来，苏联陆续为斯大林在20－50年代所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和党籍，害人者也受到了应有的遣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杰出领导人也先后得到平反。87年11月，苏共中央书记雅可夫列夫宣布，苏共中央已决定重新编写党史教材，88年6月，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因歪曲历史，为斯大林的阴谋服务而被禁演。 
由此看来，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永远任人篡改，迟早会做出它的庄严宣判，嘲弄历史者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 
由于托洛茨基的自传是写给知情者看的，因此，一些重大事件只做了些提示，粗略地勾勒几笔就够了。其中某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列宁在患病期间与斯大林进行的斗争，在斯大林掌权后被一笔勾销，有关文献被严密封锁，官方党史对此更是讳莫如深。有鉴于此，在这里对此稍加介绍并非多余。 
首先介绍一下有关外贸垄断权的斗争。1921年，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认为外贸人民委员会不能有效地处理国际经济交往事务，因而主张放权或取消外贸国家垄断。斯大林、布哈林都赞成这种观点。1921年底，参加里加谈判的苏维埃代表米柳亭宣称将取消外贸垄断。但列宁却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对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这等于允许外国商人同国内私商直接接触，这是十分危险的，它将导致破坏苏维埃本来就十分虚弱的工业，有助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农民结盟，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 
22年3月，列宁的观点似乎已经获胜，并颁发了几条加强外贸垄断的法令。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胜利，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制定新计划。这些做法严重地损害了苏维埃外贸代表在同外商谈判中的地位。列宁对此深感不安，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申外贸垄断原则，并撤消一切反垄断的计划。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批道：“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 
5月22日，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在列宁第一次发病和休养期间，反垄断派获得了胜利。在10月6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因病未能出席），通过了索柯里尼柯夫降低国家贸易垄断的提案。列宁决定为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战斗，他分别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写信、会晤，谋求支持。当他得知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时，他于12月12日建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共同反对官僚主义。13日他给政治局发出急函，断然要求否决上述中央决议。政治局被迫让步。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附了一张条：“列宁同志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即认为……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但他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同意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便条中请他在中央全会上表明，说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并在给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宣称“我已就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托洛茨基将和我一样坚持我的观点。” 
12月1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宣布它原来的决定无效，这一斗争以列宁的胜利告终。列宁兴高采烈地向托洛茨基祝贺：“好象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由此可以看出，这场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斗争仅仅是列托联盟所筹划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战役，而与官僚主义的决战却是由格鲁吉亚事件触发的。 
格鲁吉亚事件最后决定了病中的列宁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使列宁下决心彻底铲除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可以说它是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为捍卫他的革命理想和原则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 
格鲁吉亚事件的起因比较复杂。在1920到1921年间，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由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所订立的双边协定来调节的，每一个共和国都有一套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平行的结构，各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指导地方政府，但同时又通过党的内部纪律服从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1921年，列宁要求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3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的朋友、高加索局的首脑奥尔忠尼启则十分热衷于这项事业，但遭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强烈抵制。格鲁吉亚人关心民族独立，强调格鲁吉亚在苏维埃体制框架内独立的原则。格鲁吉亚人与高加索局的矛盾由于奥尔忠厄启则轻视地方领袖的意见而进一步激化。在奥尔忠尼启则准备新的进攻时，格鲁吉亚人通过了决议，坚持他们的民族独立不可侵犯。奥尔忠尼启则无视格鲁吉亚人的意见，依靠较为驯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袖宣布建立一 
个联邦政府。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1922年整整一年，这场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它是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建立以来，在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1922年8月10日，政治局会同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旨在调整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委员会成员中俄罗斯联邦的代表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等，其他共和国各出一名代表，格鲁吉亚的代表是穆迪瓦尼。委员会主席是斯大林、他起草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独立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即所谓的“自治化计划”的决议，该计划使各独立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使俄罗斯联邦政府凌架于其他共和国之上。列宁由于患病不能办公，没有参予此事。 
斯大林的决议草案遭到3个共和国的抵制，格鲁吉亚人更是断然反对。奥尔忠尼启则对此做出反应，高加索局不仅通过批准了斯大林的决议案，它还运用党组织的上下级关系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必须服从斯大林的命令。 
正在康复的列宁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9月，他听取了斯大林有关委员会工作进展的情况汇报，斯大林把有关的全部卷宗送给他。列宁经常会见所有当事人，但他当时对事件的态度还是倾向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列宁曾指责穆迪瓦尼是“有稿‘独立活动’嫌疑”的分子，不过，他也认为斯大林有些操之过急。因此，列宁拒绝了斯大林的自治计划，并建议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列宁说：“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为了保证平等，他从斯大林的计划中删掉了有关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段文字，并 
建议改成“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列宁建议成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联邦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政府不是联盟的政府，它本身也将纳入这个组织的管辖范围之中。 
但斯大林却不能忍受这点，他一心想造成既成事实。他认为列宁对此事的干预毫无意义，并对此十分愤怒。在一次会议上，他和加米涅夫就列宁的备忘录交换了简短的便条。 
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写的是：“伊里奇已下定决心为维护独立而战斗。”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决地对付列宁。”9月27日，斯大林把列宁的备忘录送交政治局，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公然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说他鼓励分裂主义分子，对列宁的论点逐条批驳。在意识到他在中央委员会将处于少数时，他才全面让步，把他的自治计划改为联盟计划。 
10月6日，列宁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张便条：“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斗。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在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中绝对坚持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 
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一致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指定一个委员会担任起草一个草案提交下次会议。穆迪瓦尼不反对这个草案，但他要求格鲁吉亚也象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做为独立成员，而不是南高加索联盟的一部分。格鲁吉亚人再次向莫斯科抗议、反对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粗暴的答复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抗议。于是奥尔忠尼启则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依靠莫斯科书记处，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离开他们的本土，把他们召到莫斯科听候处理。但这些措施也不能使格鲁吉亚人屈服，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他们 
还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写信，但这使他们受到新的指责。更叫他们失望的是列宁听取了布哈林的汇报后，在10月21日给他们的复电中对他们加以谴责。格鲁吉亚人不能期望从莫斯科得到公正的处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们于10月22日集体辞职。奥尔忠尼启则马上指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莫斯科立即接受了前中央委员们的辞职和新的任命。但老的中央委员们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实行怠工，针对着莫斯科的意外事件和控诉接连不断。这种情况激怒了奥尔忠厄启则，他竟然在办公室中动手打了一位穆迪瓦尼的支持者。马哈拉泽等人写了一封抗议书，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 
直到这时，列宁才对此事有所警觉。当政治局要他投票表决书记处派往格鲁吉亚负责调查党内争端问题的委员会名单时，列宁弃权。他对这个委员会能否秉公办事表示怀疑，因此他想寻找其他情报来源，以便对事件做出判断。于是他指派正在格鲁吉亚的李可夫对此进行调查。这时，列宁才意识到他与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斯大林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简单粗暴的方法与他想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在斯大林自治计划的第六条中暴露得最充分： 
“本决定如经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玩弄强权把戏”，硬把强制命令乔装打扮成民意，弄虚做假，搞阴谋诡计是斯大林处理事情的典型手法。危险的是这种命令主义的搞法已成为一种制度，起原则并非来自十月革命。 
列宁也要巩固国家，但他认为少数民族的问题只能慢慢地解决而不能强制，国际主义不能作为集权主义的牺牲品。列宁的联盟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这就是要保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权利和它们各自的民族感情，他所创立的体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侵犯其他民族，同时要保证各共和国的地方共产党人能够在党内从法律和体制上维护自己的观点。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在一个被他征服的国家中竟然象总督－样，这是打击整个革命政体的迹象，而且还将继续为害。格鲁吉亚事件在列宁眼中的意义骤然增大，用什么方式解决格鲁吉亚问 
题变为一场关系到十月革命原则和传统，苏维埃共和国向何处去的斗争。因此，列宁开始考虑撤换斯大林，彻底改变党的建制，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恢复它的权威。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列宁积极活动。 
最关心接班人问题的斯大林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接近深感不安，做为中央委员会指派的患病的列宁的监护人，他千方百计地限制列宁的活动，医生为病人开处方和做建议须和监护人协商。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斯大林还正式指示，在列宁病榻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汇报。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护”下列宁的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列宁为了争得行动权，不得不以拒绝与医生合作相要挟。 
12月22日，斯大林得知克鲁普斯卡娅据列宁的口授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即祝贺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获胜的短笺，斯大林就在电话里对她进行“无端的辱驾和威胁”。 
12月23日到31日之间，列宁口授了一份文件，其中最后一条是1月4日增补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件。12月30至31日，列宁口授的是关于民族问题和自治化问题的文件，他在这里严厉地谴责、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 
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搞垮斯大林，列宁全力以赴，积极准备。1923年头几个月，他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事件。3月3日，委员会得出了它的调查结论。3月5日，列宁口授了那封授权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的短信以及给斯大林的最后通牒。3月6日，列宁口授了支持格鲁吉亚人的便笺。列宁打击斯大林的“炸弹”已经制好，可惜他已不能亲自用它来炸毁目标。3月7日，列宁再度中风，3月10日再度偏瘫，从此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列宁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虽然他把“炸弹”（他的笔记和全部案卷）交给了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没有在十二大上把它投出，却与斯大林达成了“靠不住的妥协”，使列宁在其政治生涯最后时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付诸东流。
《托洛茨基自传》作者前言
我们这个时代回忆录又重新繁荣起来，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这一 是因为有的可说，二是因为时代的戏剧性越强，转折越多，人们对当前的历 史的兴趣就越强烈。风景画的艺术决不可能在撒哈拉沙漠中产生。我们这个 不同历史时期交错的时代产生了要以其积极参加者的目光回顾昨天和已经如 此遥远的日子的需要。自最近一次大战以来回忆录文献的巨大发展的原因也 许就在于此，撰写本书的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作者积极的政治活动的中止为本书的问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君士但丁堡 （君士但丁堡系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注）是我一生中预料不及但又并 非偶然的阶段之一。我在这里暂时栖身——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耐心地等待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革命者的生活没有一点“宿命论”的成分，根本就无法 思议。无论如何，君士但丁堡的间歇为在条件允许继续前进之前回顾往事， 提供了最合适的时机。 
开始时，我为报纸写了几篇简明扼要的自传性特写并以为事情到此为止。需 要马上指出的是，我在避难所中无法看到这些特写以什么样子到达读者的手 中。但每项工作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只是当为报纸撰写文章的工作结束时， 我才进入到这个题目之中。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我选择了一个大得多的 规模，把全部工作重新搞了一遍。在最初的报刊文章和本书之间的唯一的共 同之处是它们所讲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在所有其他方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 的作品。 
我格外详细地叙述了苏维埃革命的第二个时期，它的开始与列宁患病和 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揭幕相合。追随者的夺权斗争，正如我力图指出的 那样，并不是个人的斗争。它揭开了政治新篇章：反对十月革命和蕴酿热月 政变（①热月政变系法国共和历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28日）推翻 雅各宾派专政、扼杀法国大革命的反革命政变。——译注）。人人们经常问 我：“您是如何失掉政权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此可以自然得出。 
革命政治家的自传必然会触及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与俄国社会、在某 种程度上与全人类的发展相关，特别是与那些被称为革命的危机时期相关。 当然，我不能在本书中深入研究复杂的理论课题。特别是所谓的不断革命 论，它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曾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当前对 东方各国具有如此迫切的现实意义，仅做为副主题贯穿全书。如果读者对此 不满，我只能对他说，研究革命的课题实际上可以构成另一本书的内容，在 那本书中，我将力图对近几十年的经验做出重要的理论总结。 
因为在拙著的字里行间出现了许多人物，我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自己及他们 的政党所选择的描述并不总能吻合，于是其中不少人认为我的描述缺少最起 码的客观性。在期刊上登载的片段已经引起了驳斥，这是理所当然的。毋庸 置疑，即便我能把我的自传写成我生平的银版照片（但我根本不想这样 做），它也仍会引起往日争论的余波，那些争论当时是由于书中所叙述的冲 突造成的。但本书并非是我生平的刻板的照片，而是我一生的组成部分。在 本书中，我继续进行着那场我为之献身的斗争。在阐述时，我下鉴定、做评 价；在叙述时，我自卫，但更多的是进攻。我以为，这是使传记成为更高意 义上的客观传记，即使它更为等值地表现人物、环境和时代的唯一手法。 
客观性不在于装出来的冷漠之中，那些不可救药的伪善者就是这样谈论自己 的朋友和敌人，在不便对读者直说的地方就拐弯抹角地暗示他，这类的客观 性仅仅是世俗的圈套，仅此而已。这种客观性我不需要。我既然听命于讲述 自己的必要性——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撰写自传而不谈自己，那我就没有理 由掩饰我的好感和反感、我的爱和我的憎。 
这是一本论战性的书。它反映了完全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会生活的进程。学 生对老师的无礼、充满妒意却貌似殷勤的沙龙刻薄话、永无休止的贸易竞 争、在技术、科学、艺术、体育等所有领域中的疯狂的竞赛、由深刻的利益 矛盾导致的议会冲突、每天不断的激烈的刊物战、工人罢工、枪杀示威者、 文明的邻国间相互发射炮弹、我们这个星球上绵延不熄的内战烽火——所有 这些都是社会“论战”的不同形式，从虽然紧张但却几乎察觉不到的寻常 的、每日不断的正常论战到异乎寻常的、爆炸性的、火山爆发式的战争和革 命的论战。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我们和它一起成长。我们和它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想永远忠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祖国，我们怎么能不是好论战的人呢？ 
但有一条更基本的标准，它所涉及的纯粹是叙述事实的严谨。正如最不可调 和的革命斗争也要考虑时间地点的情况，因此，论战性最强的著作也应该遵守物 与人之间固有的比例关系。我希望我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局部上也遵循了这－要求。 
诚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情况下，我以对话的形式写下了几次交谈。没有人 会要求逐字逐句地再现多年前的谈话，我对此也不奢求。某些对话更多的是象征 性。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那样的时刻，某次谈话特别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这类谈话往往对自己的知交和政治朋友反复讲述，因此，它们会牢牢地留在脑海中。 我这里所指的首先当然是政治性谈话。 
这里我想指出，我素来相信我的记忆。它提供的材料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客观 检验并成功地经受了检验。但是，这里必须做一个补充声明，如果说我的地形记 忆相当差，更不用说音乐记忆了，视觉记忆和语言记忆相当一般，可思想记忆却远远 地高于一般水平。然而在这本书中，思想、思想的发展和人们为这些思想所进行的斗 争，实际上占据的是主要地位。 
当然，记忆不是机械计数器，它的私心最重。它往往把从虚荣心的角度来看 对操纵它的意识不利的情节遗忘或推人阴暗角落。但这是“心理分析”批评的工 作了。这种批评有时机智敏锐、颇有教益，但望多的是任性和胡闹。 
无须表白我坚持不懈地借助文件证据来监督自己的记忆。不管工作条件对我 来说有多么困难，这里指的是图书资料和档案参考材料的匮乏，我仍有可能检验 我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情况和日期。 
从1897年起，我主要是以笔为武器进行斗争。因此在32年间，我的生活事件 在出版物上留下了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痕迹。对自1903年起的党内派别斗争具有丰 富的个人经历。我的对手和我彼此攻击、毫不留情，所有这一切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文字痕迹。自十月革命后，革命运动史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许多学术机构的研究工 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务厅的档案中寻找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将它们出版，对其中的事实加上可靠的注释。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那时还没有掩 饰和伪装的还要，这项工作得以十分认真地进行。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列宁文集》和 我的部分著作，在每卷中都附上长达几十页的注释，其中包括有关作者活动及相应时 期事件的不可缺少的资料。所有这些都减轻了我的工作，有助于我确定正确的编年顺 序、避免事实性的错误，最起码是严重的错误。 
我不能否认，我的生活道路的确有些不凡之处。但是，其原因与其在我个人 身上寻找，不如到时代环境中去寻找。当然，同样也需要一定的个性特征，才能 完成我所完成的那些或好或坏的工作。但在其他历史条件下，这些个人特点可能会平 静地沉睡，正如人的无数天赋和激情在社会条件不需要的情况下始终沉睡一样。但也 可能会出今天被排斥或压抑的其他素质。客观因素凌驾于主观因素之上，而且最终起 决定作用的是客观因素。 
我的自觉的积极活动大约从17－18岁时开始，它始终是为一定思想的不断地 斗争。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件单凭它们自身值得引起社会的注意。我 身后一切多少有些出众的事实都与革命相关，并从革命中获得它们的意义。只有这一 情况能够为我的自传问世辩解。 
但是，这个根源也给作者造成了困难。个人生活事实与历史事件的内容紧紧 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彼此分开。然而，本书毕竟不是历史著作。事件的取 舍不是根据它们的客观意义，而取决于它们与个人生活事实的联系。如果本书对个别 的历史事件和几个阶段的评述中没有一部历史著作中所应的匀称比例，这并不奇怪。 自传和革命史之间的分界只能凭经验去摸索。既不把生平记述消融到历史研究之中， 又要给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依据。我根据读者了解重大事件的基本轮廓，他的记 忆所需要的只是对历史事实及其间先后顺序的扼要提示，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本书即将问世时，我已年满50周岁。我的生日与十月革命日正好相合。天 知道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公元的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思想 象、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始人，相信灵魂轮回说。——译注）的信徒们会从 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十月革命后整整3年，我本人才发现了这一有趣的巧合。在 9岁前，我一直居住在偏远的村庄里，从不外出。在中学读了8年，第一次被捕是在中 学毕业后。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侨居国外成了我的大学。我曾两 次被投入沙皇的监狱，前后一共蹲了4年。曾两次被沙皇流放，第一次流放了两年，第 二次是几个星期，曾两次逃出西伯利亚。两次侨居国外，在欧美各国度过了近12 年：1905年革命前两年，革命失败后近10年。世界大战期间，我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 被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第二年从法国被驱逐到西班牙，在那里，经过马德望监 狱的短期囚禁和在加的斯警察的监督下过了一个月后，被驱逐到美国。当我在美国时 爆发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我在离开纽约回国的途中被英国人逮捕，并在加拿大 的集中营里关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革命和19l7年革命，1905年曾任彼得堡工农 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再度当选。后来，我亲身参加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是 苏维埃政府成员。我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在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 园、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淡判。作为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我用了近5年 的时间组织红军和重建红军舰队。在1920年间，我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担负起恢 复被破坏了的铁路运输网的领导工作。 
但是，党务活动和写作活动构成了我一生——内战年代除外——的主要内 容。 
1923年国家出版社着手出版我的作品集。它只出版了13卷，早出的5卷军事 著作不算在内。1927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变得格外残酷时，我的著作的出 版工作被中止了。 
1928年1月，我被当今的苏联政府流放，在中国边境上度过了一年。1929年2 月，我被驱逐到土耳其。我今天在君士但丁堡写下了这儿行文字。 
即使在这样简要的阐述中，我一生的外在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单调乏味 的。相反，就转折、意外、尖锐的冲突、起落沉浮的次数之多，我的生平毋宁说 是充满了“奇遇”的。同时我要说一句，就天性来说，我与那些探险求奇者毫无共同 之处，从习惯来看，我毋宁说是一个有几分迂腐、保守的人。我喜欢纪律和制度，这 不是为耸人听闻而是出于实事求是。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无秩序和破坏，我始终是 一个非常勤勉认真的学生，我一生都保持着这两种品质。在内战的岁月中，我乘着专 列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绕赤道好几圈，我每看到一道用新松木做的新围墙都感到十分高 兴。列宁得知了锥的这个癣好，曾多次友好地拿它取笑。一本从中可以发现新思想的 写得很好的书和借助于它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别人的漂亮文笔，过去和现在都一直 是我最珍贵和最喜欢的文化成果。我从末放弃过学习的愿望。我在生活中曾多次产生 过这样的感觉，即革命妨碍了我系统地工作，我近30年的自觉生活完全被革命斗争所 占据，尽 
管如此，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踏上同一条道路。 
我不得不在国外流亡（算来已是第3次了）时写下这些文字。这时，我的最亲 密的朋友们却都被赶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或被关进监狱，在共和国的创立 过程中，他们的参加是有决定意义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动摇、退却、向对手投降，一 些人是因为道德沦丧；另一些人是因为不能独立地找到摆脱环境迷官的途径；还有一 些人是由于顶不住物质惩罚。这样大规模的背离旗帜的情况，我曾经历过两次：一次 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次是在世界大战初期。因此，我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清楚地 知道什么是历史潮流的起落，它们服从自己的规律。单凭急躁不能加快它们之间的交 替。我已经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前景。认识所发生的一切的规律 性，并在这一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革命者的首要责任，同时，这也是不把 自己的任务消融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崇高的满足。 
列.托洛茨基 
1929年9月14日 
于普林吉坡 
普林吉坡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是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译注
作者简介
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时期著名政治家，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第四国际领导人，联共（布）党内反对派，所谓“托派份子”首领。1917年8月，担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海陆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由于和斯大林政见不合，受到迫害，被苏共宣布为叛徒、卖国贼，最终亡命天涯：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38年在巴黎组织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党），反对第三国际。1940年被暗杀于墨西哥城。
他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广泛的，不但在苏联共产党内部，而且世界各国共产党内也有人支持他的观点。然而，在可以以思想和言论定罪的不民主的专制统治下，他的观点成为了对他人进行政治斗争、政治迫害的辫子。
他在著作《不断革命》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完成”，“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
曾让全世界无数工人景仰的红色宫殿克里姆林宫，在冬日的苍茫中显得萧索和暗淡，现在让人回忆到的更多是专制、阴谋和罪行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继续处在孤立的地位，它最后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正是这个观点使他和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