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支那
词源
1，“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有人指出：Ci^na之名在《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罗摩耶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现了。但还不能确证这就是指中国。《释迦方志》引用了后汉献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话：“成光子云：‘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那么振旦最迟在东汉以前就已经广为印度人熟悉了。 
“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 na之说，也已为学界公认。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对我国的称呼，除了有缯绢之义转化来的Serice(塞里斯)外，还有与支那同源的Sin, Thin，或 Sinai, Thinai。春秋时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秦始皇时代，又迫使匈奴西迁。他们就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同时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并以为那就是中国了。这种说法还有争议，但从《史记》中说秦国“禁不得祠”来看，如果“不得祠”就是佛陀寺，那么秦与印度早就有交往了，佛经中的支那就是秦，从而转化为中国之意的脉络就很清楚了。 
日本僧侣空海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佛经，因此可以推断他书中的“支那”，是从汉译经典里学来的。以后一些佛教界人士为显示博学、虔诚也开始用起了“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但明治维新时，山鹿素行等人觉得国名之争，可以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认为与中国相对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写了一本《中朝实录》来争这个“中朝”之名。接着福泽谕吉等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1919年留日学生在国内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继续使用“倭人”一词以外，还因为英语中的Japan源于漆器，而且日本想脱亚入欧，就用它的音译，称之为：“假扮”。
2，在一段时期内，“支那”是对中国汉人的尊敬。“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延伸
1，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为了培养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一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称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2，中国人经过革命结束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时候，作为近邻的日本却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一些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了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国民政府才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日本民间使用“支那”的现象并无减少。
3，由于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态，让一些日本学者转了空子，一些学者撰文说：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国本土，并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等地。
4，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外务省也开始追随军部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称“芦沟桥事变”为“支那事变”。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一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人。
5，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媒体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坚持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断挑衅中国人。
相关
1931年日军侵占全东北并随即建立伪满政权后，为泯灭当地居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对敢于自称“中国人”的民众轻则打耳光、重则抓捕，强令他们必须自称是“满洲国人”。在近年国内有些描写伪满时期的电视剧中，出场的日本侵略者还训诫居民“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这一听便知是编导者不了解伪满时的社会状况。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华宣战，只称这是一次“膺惩暴支”的“事变”，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间的战争法规。此时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称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豚尾奴”发展而来)。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和平居民实行大屠杀。19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悔过的日本战犯通过反省，追思为什么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洗刷对日国耻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则大都如丧考妣地集合收听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华儿女以3500万人伤亡(其中死亡2000多万人)的代价赢得胜利，同时也使“支那”这一辱华之称走向了终结。
日本自战败起，其新闻报道开始改变了“重庆政权”、“支那军”一类传统称呼，出现了“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正式称号。战后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发现某些媒体中仍出现“支那”一词，马上以战胜国身份要求盟国占领军禁止，美国占领当局就此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这个通知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使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许多表现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确立起尊重，战后的中国又仍处于内战和极度贫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的言论，日常口头习惯仍使用“支那”一词。
后来的历史证明，“支那”一词在日语的口头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并使美国舆论惊呼遇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时，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惊！他们对过去数典忘祖而一度轻蔑的神州古国重新产生了敬佩之感，“中国”一词就此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震动了日本本土，当中国军队对美军作战的捷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从苏联递解过来而对华表示不服的战犯们也都低下了脑袋。这些一向只崇尚强者的人，就此才纷纷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认识中国的力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