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达赖十三世
基本介绍
达赖十三世（1876-1933） 名土登嘉措，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亲政，以谋害罪处死原摄政第穆呼土克图，遂总理西藏政教大权。 　　1886年，英军由锡金侵入西藏。1888年3月英国又武装进攻隆吐山，中英签订《藏印条约》，中国割让哲孟雄给英国，允许英人在藏开埠贸易。1898年  达赖十三世英印总督寇松两次致函达赖，试图抛开清政府，与西藏单独谈判立约。遭达赖坚决拒绝后，寇松乃以武力相威胁。1899年，达赖通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转奏清廷，请求与清政府直接对话，并请援助军火以御外侮，遭到清政府“逐条驳斥”。1900年，达赖两次秘遣亲俄分子德尔智赴俄寻求支持。1903年底，荣赫鹏率英军三千再度侵藏，由亚东、帕里入江孜。1904年8月攻占拉萨。达赖带少数扈从逃亡，暂驻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再遣德尔智赴俄。1906年4月起程返藏，因英方阻挠，被迫暂栖塔尔寺。此时班禅、达赖先后提出入京陛见。1908年，达赖奉旨入京，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商讨藏事，并由清廷颁给金册。达赖又于雍和宫会见英公使朱尔典，表示友好互利。1909年9月取道藏北那曲返回拉萨。时值驻藏大臣联豫推行各项改革，引起动乱，清朝根据联豫请求，派川军入藏弹压。达赖致电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迫使清朝撤军，同时下令征调民兵阻截川军。次年3月初，川军进抵拉萨，与藏军发生冲突，达赖仓皇逃往印度。清廷宣布革去达赖喇嘛名号。1911年，清朝灭亡。达赖受英国指使，派达桑占东潜赴西藏组织暴动。驻藏川军以“响应革命”为名哗变，大肆抢劫拉萨市民财物，引起西藏人民的反对，被缴械送回内地。驻藏大臣因清帝退位而自动离职，西藏地方政权统治出现暂时真空状态。1912年6月，达赖回藏。1913年10月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主张西藏“独立”，参加会议的北洋政府代表对这一无理要求予以拒绝。从1913年始，达赖在西藏推行一系列“新政”，包括创办新军，设置警察，建立邮政，开办电厂，促进医疗、教育等。1917年和1930年，达赖在英国胁迫下两次发动对西康的进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朱绣入藏，与达赖多次会谈，达赖表示愿服从中央政府。1921年初，发生了拉萨三大寺喇嘛反对英人柏尔扩编藏军，加征赋税的暴动。1924年，以达桑占东为首的亲英少壮派军人谋反败露，被达赖革职查办。达赖乃下令封闭英人在江孜新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拒绝英国派遣代表来拉萨的请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刘曼卿进藏申明政府各项主张，达赖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愿意恢复旧制，派人参加了第二年举行的蒙藏会议，并于 1931年在南京设立西藏办事处。1933年12月17日，达赖十三世病逝于拉萨。
达赖醒悟
柏尔和索南莱登相继遭藏胞反对而返回印度后，英国人又要求进藏，十三达赖喇嘛以“藏人智识未开，恐启疑虑致生意外”为由，予以拒绝。英国的企图一再受挫，遂产生支持擦绒达桑占堆以取代噶厦并要挟达赖喇嘛，务使西藏就范的念头。　　当时身居噶伦兼藏军总司令要职的擦绒，自感受达赖喇嘛及上层僧侣的约束，不能放手按英人所说去做，便拉拢一些亲英的少壮军官，成立秘密组织，进行活动。1923年藏历11月，西藏官员会议讨论扩军增饷和军官的俸  十三世达赖圆寂禄等问题，没有让军队代表参加。擦绒对此极为不满，即与属下上书噶厦，要求允许军队代表参加西藏政务之重大会议。擦绒与少壮军官们还酝酿发动军事政变，以强制推行英国式的政治制度。但是，有人向十三世达赖密告了上述情况。接着，又发生了几名少壮军官闯入大昭寺西藏僧俗官员会议会场，质问僧官为何会议没有军队代表。与会人员对这一越轨行为极为愤慨，决定调集哲蚌、色拉两寺喇嘛前来担任僧官的护卫。藏军亦调兵、发枪，与喇嘛们对峙。达赖喇嘛洞察了亲英派的阴谋，贬惩了参加秘密组织的亲英派少壮军官，革除了他们的职务，后来，又免去了擦绒的藏军总司令职务，但保留其噶伦职务。
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英国插手西藏内部事务，已经危及其在藏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先后停办了江孜的英人学校，明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还拆掉亲英分子在罗布林卡为他修建的一座西式洋房。与此同时，他加强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于1924年派贡觉仲尼赴京接替雍和宫堪布罗桑策殿之职。这实际上是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驻京代表。这样，十三世达赖喇嘛就由前一段侧重联英，转变为加强与祖国的联系。
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一重要转变，柏尔清楚地写道：“到1925年，达赖喇嘛日益坚定地撇开英国，转向中国。”“我们的老朋友、前任总司令擦绒，一贯亲英，这时他已失去了大部分权力，继而被贬职。1926年，英国在江孜的学校被关闭。”“俄国报刊幸灾乐祸地报道说‘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崩溃。’毫无疑问，英国已大大失去了影响。”
但是，夏格巴的书中完全不写擦绒等亲英分子的阴谋和达赖喇嘛粉碎这一阴谋后疏远英国、密切与祖国联系的变化。他很了解擦绒遭贬，却故作不知地写道：“据说受到达赖喇嘛疏远。”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则不谈事件过程，只突如其来地写道：“西藏开始实施一种独立于它的两大邻国并与之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政策”。不难看出，1924年擦绒被贬事件引起的“西藏独立”浪潮大回落，对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不利，所以他们不想也不敢将此事写清楚。
综观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全国局势极为纷乱艰难。由于英国肆意侵略西藏，而清朝末年几次处理西藏问题严重失当引起的汉藏隔阂，又给了英国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势力以口实，从而酿成“西藏独立”浊流的几度兴起。然而，民国政府有赖包括广大爱国藏胞在内的全国人民支持，终于顶住了浊浪，并设法沟通了同西藏的联系；十三世达赖喇嘛也逐渐从英国所设的陷阱中醒悟过来，开始回到同祖国加强联系的正路上。
人物轶事
袁世凯与十三世达赖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震动亚洲乃至世界的辛亥革命。全国各省纷纷响应，从而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代封建朝廷——清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随之诞生，孙中山、袁世凯先后任大总统。     清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西藏后，驻拉萨等地的川军先后发生内讧、哗变，自相残杀；又因缺饷，军需无着而大肆抢劫，骚扰藏民甚烈。原清朝驻藏官员联豫、钟颖等人，以筹划撤返内地为由，向西藏地方政府勒索钱物，得款后却仍驻拉萨不动。川军一部站到噶厦一边，与钟颖所部冲突，西藏局势大乱。     英国视此为进一步制造“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英印总督明托专程到大吉岭与十三世达赖密谈。事后，达赖喇嘛即派达桑占堆潜返西藏，迅速组成万余名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的川军。在这场冲突中，班禅系统、拉萨的丹杰林寺系统、哲蚌寺的大部分喇嘛和部分噶厦官员站在了联豫、钟颖等一边。联豫、钟颖所部川军，因其在藏的种种劣迹，遭到绝大多数藏胞的强烈反对，又被卫藏民军包围，断了粮草供应，逐步陷入绝境中。     1911年冬，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区随即发生动乱。许多在改土归流中失去权力的土司、寺庙，乘乱杀掉或赶走清政府委任的官员与军队，攻占县城，恢复原有的权力。赵尔丰等在康区建立并经营了数年统治的约30个县，大部分迅速瓦解，仅康定、巴塘、道孚、甘孜、德格、邓柯等少数几个县未被占领，亦均告急。     面对西藏和康区的这种局面，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十分强调维护国家的统一。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宣称：“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85页。袁世凯此令中的思想来源于孙中山，是正确的。但是，袁世凯政府采取的是民族压迫、羁縻等手法，力图以软硬两手解决西藏问题。为此，他一方面于1912年5月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行使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并派官员杨芬等人于6月10日启程前往印度大吉岭与达赖喇嘛联系；另一方面又命令四川督军尹昌衡于6月中旬率军西征，进入康区平乱，声援驻藏川军，同时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出康南配合川军的行动。     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的书中，着重渲染了西藏地方当局对抗民国政府和显示独立倾向的一面，却没有如实反映藏民不愿脱离祖国，西藏地方政府在处理川军问题上留有余地的一面，特别是掩盖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迅即同民国政府联系的许多情节。     在这期间，联豫和钟颖曾写信给达赖喇嘛，请他派代表来拉萨议定解决冲突的办法。达赖喇嘛当即派司伦强钦为首的代表去拉萨谈判。几经反复，至1912年7月底，经尼泊尔驻拉萨的官员从中调停，双方签订了议和事项，其要点是：川军交出枪弹，封存于藏；川军全部经由印度返回内地，钦差、官员仍旧驻藏；钦差、统领各可留枪30、60支；汉方赔偿川军滋扰西藏的损失。据此，8月中旬，钟颖交出了毛瑟枪一千五百余支，火炮三门，机枪一挺，子弹八十箱。     从上述议和条件看，西藏方面是同意“钦差”联豫、钟颖统领留藏的，只是要川军全部撤走，并无完全脱离祖国的意向。但是联豫系已被推翻的清廷之臣，难于再留西藏，遂于8月4日从拉萨启程取道印度返回内地。接着，川军也陆续离藏，经由印度内返。     1912年7月19日，民国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总裁。十三世达赖喇嘛迅即主动给贡桑诺尔布写信带往北京，内称：“去冬川省事起，藏中至今未靖，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   中央政府见到达赖上述来信后，即于10月28日发布命令，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并电告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2月下旬复电袁世凯，其中对袁使用了“威宜福佑袁大总统”、“嘉悦仁明之贵总统”等尊崇的词语。这些来往电报，不仅说明十三世达赖同民国政府一直有着联系，而且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对总统之敬意。     当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杨芬等人到达大吉岭时，十三世达赖已经离印返藏。杨芬被英国人阻挡，不得不滞留大吉岭、噶伦堡一带。后来，杨芬经过多方努力，托西藏人扎喜旺堆设法带函呈交达赖后，达赖喇嘛于当年11月派员专程送信至噶伦堡交杨芬。杨芬分析了达赖函件的主旨，也认为达赖喇嘛还是有内向和拥护共和的可能。     除杨芬外，中央政府还派人于1912年12月17日从北京出发经印度去西藏，但也受到英国的阻扰而未能入藏。12月21日，袁世凯专门就在藏川军与西藏地方政府停战一事致电达赖称：“贵喇嘛宏宣佛法，大扩慈善，必以人道为重。前阅致贡亲王书，极知盼望和平，现已饬钟长官停战，静候中央解决。务望贵喇嘛亦转饬属下停战，以免藏番生灵重遭荼毒。所有滋事以来，汉番曲直，及善后一切事宜，另派专员前往商办，永保和平。”     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武断地说：“清朝皇帝已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所以，两国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关系。”然而，仅以上述中央政府与达赖间的多次联系，就可否定范普拉赫先生的此说。     范普拉赫先生在评论袁世凯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的命令时，还武断地说：“它表明民国对以前清帝国的有关政策有了重大的改变：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提出西藏和蒙古均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藏人和蒙古人也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这完全是信口开河。世人皆知，西藏在元、明、清朝时期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藏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怎么是袁世凯第一次提出的呢？英国政府的印度事务大臣汉米尔顿不是在1903年2月27日就英军准备采取进攻西藏的军事行动时就曾说过对西藏“必须承认是中国一个省份”的话吗？在西藏是中国国土的问题上，袁世凯和前清皇帝完全一样，绝无什么改变。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回到离别近三年的拉萨。在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宣布“凡是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他在讲话、公文中，关于中国皇帝与西藏政教首领仅系檀越关系等调子也有所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其文告中并没有独立于清政府的词句。     对此，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竭力加以渲染，把达赖和其他一些西藏上层人士在民国初年显示出的某种“独立”倾向，夸大为西藏形成独立国家的开始。     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中，中国内地的18个省中有14个省宣告独立。这些独立是对清廷而言，是拒绝清廷统治，为了争取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中央，而并不是要脱离中国。清廷的反动统治，就是在这些起义和独立之中土崩瓦解的。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1912年初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十三世达赖等表现出的某些“独立”倾向，固然与内地各省的“独立”不尽相同，如没有革命党人进行推翻帝制的起义，却有英帝国主义者的策动等等；但也有相同的一面，如时间都是在辛亥革命期间，都有着反对清廷腐败统治的目的。当旧的清廷权威已经结束，新的中央政府权威尚未很好建立之时，这种地方性的“独立”倾向往往表现得颇为强烈。但是，一旦新的中央政府趋向稳定，权威树立比较牢固之时，这种地方性的“独立”倾向就会减弱乃至消逝。民国以来，全国各省出现的“独立”情况均如此，西藏地方的“独立”倾向总的来说也是如此。     当然，所谓的“西藏独立”，也有与各省不同的情况，其最大特点，在于企图使西藏脱离祖国。但是，因为受制于元代以来西藏与祖国几百年形成的血肉不可分的传统关系，受制于一再明确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或宗主权的多项国际条约，受制于仇英内向的西藏上层人士的劝谏，受制于广大藏胞对祖国各族人民悠久的历史感情，受制于中华民国大总统等数次郑重宣布“五族共和”的明确态度，所以，十三世达赖实际上并没有下定决心去实行这种完全脱离祖国的“西藏独立”，而是说得多、做得少，既想做、又顾虑，做一点、看一看，一不行、就转弯，处于一种内心矛盾、行动徘徊状态中。其后二十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十三世达赖返回拉萨以后，曾经召集了一次各宗溪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广泛听取对西藏今后政务以及其他改革方面的意见。在讨论到与祖国的关系问题时，绝大部分代表提出：只须反对清廷对西藏实行的错误政策，但不愿意西藏脱离祖国。对此，达赖很是踌躇，难下决心。柏尔所著《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也承认：“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西藏虽倾向自主，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     以上可见，在民国初年，经过民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多方联络，英国怂恿的“西藏独立”只不过造了一点声势，并没有搞成。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与黄慕松入藏1933年12月17日（藏历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享年58岁。他的一生饱经忧患，领导过西藏人民两次坚决抗英和反对清廷民族压迫的斗争，其后虽一度有亲英反汉倾向，但并未把事作绝，晚年又致力于恢复、改善同中央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平素勤学，特别是佛学造诣很高，写过数部经典著作。以上种种，使他在广大藏胞中享有很高威望。依循清代以来历世达赖圆寂后，噶厦均需及时向朝廷禀报之定制，噶厦立即电告驻京办事处：“达赖佛座于藏历亥月三十日（即国历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时半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处理。希安心供职，并呈报中央。”贡觉仲尼当即向蒙藏委员会陈报，并请转报行政院。 
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此事。蒙藏委员会石青阳委员长迅即于12月21日发出唁电：“惊闻达赖大师圆寂，震悼殊深。遥念西陲，弥切关怀。除呈中央从优褒恤，暨令蒙古、青、康、平、热、五台各寺唪经外，特电致唁。”1934年1月8日，贡觉仲尼呈文蒙藏委员会称：“拟请速派大员入藏吊唁，借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以慰远人而利边局。”1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为入藏致祭达赖喇嘛的专使。     1月26日，西藏司伦、噶厦等致电驻京办事处转报中央：“达赖佛之职权，在佛未转世及转世后未登座期间，现经（僧俗官民）大会公举热振呼图克图代理。”其后，国民政府批准热振呼图克图任摄政，又于5月29日册封热振为“辅国普化禅师”。热振于6月22日电谢国民政府的册封。     致祭达赖喇嘛专使黄慕松一行，于4月26日从南京出发，经四川、西康，历经艰辛，于8月28日抵达拉萨。他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首次派遣入藏的大员。噶厦按照迎接清朝驻藏大臣的规格，先派官员迎于墨竹工卡，继在拉萨东郊贡崩塘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五品以上官员身着礼服恭候，藏军列队奏乐、行军礼，拉萨市民几乎倾城出动，途为之塞。黄慕松下榻后，当天傍晚便去大昭寺朝拜。次日，四噶伦前往拜见黄慕松。此后，黄又去布达拉宫、三大寺一一朝拜，并向各僧众熬茶布施。仅此就说明民国以来中央政府仍与西藏地方有着政治关系、檀越关系，足可推翻范普拉赫先生所说民国以来“已不存在任何关系”的武断结论。     9月23日，拉萨各界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典礼，向达赖喇嘛遗像献了玉册玉印。10月1日，又按照西藏习俗选定的这一吉日和国民政府所定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庄严的致祭典礼。     在进行册封、致祭活动前后，黄慕松开始与西藏地方当局正式谈判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     英国忌恨黄慕松入藏扩大中央在藏的影响，遂由其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派锡金籍职员饶依巴都入藏，名为祝贺热振就任摄政，实为了解、监视黄慕松的活动，与西藏亲英上层密商对付中央的办法，并向噶厦索要1931-1932年藏军东犯前后购买英国枪械的欠款，借此压西藏疏远中央。饶依巴都在拉萨散布谣言，并买通西藏官员，探听黄慕松与噶厦的交往情况，极力挑拨汉藏关系。其后，威廉逊也从锡金来到江孜活动。英国插手是造成黄与噶厦谈判障碍重重的根本原因。     黄慕松在与噶厦官员的谈判中，坚持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西藏服从中央；保持西藏原有政治制度，许可西藏自治，西藏自治范围之行政，中央不干预；其对外则必须共同一致，凡全国一致性之国家行政，归中央政府掌理，外交归中央主持，国防归中央策划，交通归中央设施，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呈请中央任命；中央派大员常驻川藏，代表中央执行国家行政，指导地方自治。     对此，噶厦开始表示不参加五族共和，不承认民国统治，坚持汉藏为平等檀越关系，“汉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不得改变西藏政教制度。”经黄慕松反复恳谈，痛陈利害后，噶厦表示：“对外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内外之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西藏与外国立约而洽商之重大事宜，则由汉藏共同办理”；但在其他问题上仍坚持己见，如不愿中央政府在藏驻军；要求迅速解决康藏地界问题，前提则是将金沙江东岸德格、瞻化等县交与藏方管理；提出“西藏内务应如现在自权自立”等。     黄慕松在拉萨工作近三个月，见噶厦所提仍与中央相去甚远，短期无法解决，遂请示南京方面同意，离藏经海路返回，但商得噶厦同意，留随员刘朴忱、蒋致余二人并电台在拉萨，以保持与噶厦的接触和中央的联络。随后，此即成为蒙藏委员会的驻藏办事机构。     11月28日，黄慕松从拉萨动身离藏。启程前，噶厦特地送交黄一函，尽力表白自己，将谈判未获明显成果的责任推诿于僧俗官民大会，并略有自责，请黄原谅，同时流露出与中央改善关系之意。因此，从整体上说，噶厦仍然表现出既想与中央加强联系，又怕得罪英国而不敢走得太远；既想得到英国支持，以利向中央讨价还价，又顾虑完全遭英控制而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当时，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屈从于英国，特别是在日本入侵面前步步退让，使西藏地方当局认为国民政府不足深恃。这是造成噶厦上述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慕松的西藏之行，扩大了中央政府在康藏地区的影响，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加深了对藏区情况的了解，特别是设立驻藏办事机构，结束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央在藏没有常驻机构的历史，这些都为国民政府进一步开展西藏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夏格巴和范普赫先生的书中，都叙述了黄慕松进藏致祭达赖喇嘛等事。但他们都没有叙述英国从中作梗的重要情节。范普拉赫先生只是在书后的注释中，不小心披露了当年英印政府掌握黄慕松在拉萨活动的许多情况，都是饶依巴都报告的。夏格巴的书中倒是承认饶依巴都来拉萨“实际上是监视黄慕松的行动”。     必须指出，范普拉赫先生在此有一严重背离史实的叙述，即黄慕松交给噶厦的建议中有所谓“中国应考虑西藏是独立的而不应干涉西藏内部的行政事务”和“中国军队不应再在西藏的任何边境地带布防”两句话。经我们查证，黄慕松的建议根本没有这样两句话。     在黄慕松入藏前后，国民政府与噶厦多次讨论九世班禅从内地返藏问题。班禅如果返藏，则前、后藏之间多年的矛盾可望缓和，中央在藏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因此，英国千方百计阻挠九世班禅返藏。1936年8月，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带人到达拉萨，商谈班禅返藏和向西藏供应军事物资等问题，同时试探在拉萨设立英国常驻机构的可能性。噶厦拒绝了英人的这一要求。但是，古德反复申述、要求，并将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黎吉生和电台强行留在拉萨。最后，噶厦只好默认。在英国的阻挠破坏下，九世班禅未能返回西藏，于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圆寂。     以黎吉生为首的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后来能量很大。该代表处的职员饶依巴都，竟然取得噶厦授予的扎萨官衔，可以出席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会议。整个代表处成为培植西藏亲英势力、谋划“西藏独立”活动一系列事件的策源地。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与吴忠信入藏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按照西藏的传统方式，开始寻访转世灵童，并于1938年在青海省湟中寻得幼童拉木登珠，1939年迎到拉萨，取法名丹增嘉措，确认为转世灵童，1940年举行了坐床典礼。这就是当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对于现代中国西藏地方历史中的这一重大事件，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在掩盖了许多关键性的情节后，武断地下了完全违背史实的论断。夏格巴说：“中国声称吴忠信是派到拉萨去主持达赖喇嘛坐床的。但实际上，吴的出席仪式比其它国家的代表并没有更多的意义。”范普拉赫先生说：西藏“对中国代表的礼遇和对其他外国政府代表的礼遇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他们的这种严重歪曲，历史作了最好的回答。     1. 关于灵童的寻访     寻访达赖转世灵童，是由热振摄政主持，经西藏僧俗官民小型会议决定，派出寻访人员的。赴青海寻访的格仓活佛等人，于1937年到达青海后，蒙藏委员会即通知青海省政府给以关照和保护，特别是准其使用青海省的电台与拉萨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规定抗战时期须统一检查密电，使格仓活佛等一度感到收发电报不方便。为此，他们于1938年2月28日从西宁致电蒙藏委员会吴忠信委员长，请求给予方便。     蒙藏委员会接此电后，即于3月10日请青海省政府尽可能给以便利。3月13日，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复电蒙藏委员会表示“遵即照办”。     蒙藏委员会迅即将青海省允许给予方便事通知格仓活佛。4月3日，格仓活佛致电蒙藏委员会表示感谢。以后，交通部还批准免收其电报费。     可见，西藏地方当局在青海寻访达赖转世灵童，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国民政府的各种支援，特别是照顾给以免费发报，西藏地方当局同格仓活佛等的联系才能那样及时和方便。     2. 关于灵童的入藏     格仓活佛一行访得灵童后，马步芳视达赖灵童入藏为发财良机，从中大加刁难，公开声称要留灵童在塔尔寺升座受拜后，再行送藏，实则是向西藏地方当局强索巨款（先后达40多万元），否则不予放行。对此，西藏方面从1939年1月至6月，多次电请蒙藏委员会督催马步芳予以放行，恳请中央派员去西宁督办此事。4月29日，热振致电蒙藏委员会，提出请吴忠信飞青海偕灵童一道入藏。此事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考虑到与西藏地方的民族关系大局，因而多次亲自过问。蒋介石向西藏方面表示灵童入藏之事他可绝对负责。西藏方面对此十分感谢。马步芳从西藏地方当局索得巨款后，于6月15日致电蒙藏委员会，请求转发路费等十万元。6月19日，蒋介石电令付此十万元。     从西藏、重庆两个方面索得巨款后，马步芳才派人于7月护送达赖灵童离青赴藏。噶厦于7月14日致电吴忠信说：“青海灵儿于国历七月一日启程入藏，蒙中央发交马主席旅费十万各节。承中央先后维持，恩惠兼施，感谢之至。”①     以上可见，达赖灵童入藏，是同蒙藏委员会的反复交涉以至蒋介石亲自发出指令并拨巨款分不开的。如果单靠西藏地方当局同马步芳交涉，达赖灵童由青入藏一事能够取得如此圆满的结果吗？     3. 关于吴忠信进藏和西藏方面的接待规格     格仓活佛等在青海寻得灵童前后，其它两路寻访人员也各寻得灵异幼童一名。此时，蒙藏委员会开始考虑金瓶掣签问题。按清代旧例，掣签典礼应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因此，需由国民政府派大员前往拉萨会同热振摄政主持掣签。但是，热振等均偏重认定青海灵童，并有不愿中央过问之意。后经蒙藏委员会反复交涉，申明旧例，热振于1938年12月12日致电吴忠信表示：“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应当派员参加。”②     为此，国民政府于12月28日下达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③     其后，西藏地方当局多次表示接受中央这一安排。1939年4月23日，西藏驻渝办事处奉噶厦电又向蒙藏委员会表示，欢迎吴忠信委员长入藏。     吴忠信一行于1939年10月21日离重庆飞香港、仰光，再乘船去印度转赴西藏。     由于英国和西藏亲英势力从中作梗，在吴赴藏途中，噶厦拟不等吴入藏即在三灵童中，排除另外两童，只要青海一童，不行掣签。对此，蒋介石迅即电示噶厦：灵童之“征认手续暨各种礼节，应俟吴委员长莅藏后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办理，会衔呈核，方足昭大信而杜纠纷，希即遵照为盼。”①     吴忠信一行19人，经印度、锡金进入西藏，于1940年1月15日到达拉萨。噶厦特派藏军前往亚东担任沿途警卫，又派亚东总管负责沿途随侍。噶厦在西郊接官亭处组织了对中央官员前所未有的隆重欢迎。热振活佛的代表、三位噶伦并七品以上僧俗官员70余人肃立恭候，藏军700名列队接受检阅，数千藏胞夹道欢迎，城内鸣礼炮27响，盛况空前。吴忠信下榻后，四位噶伦立即前往拜见。当晚，噶厦设宴为吴洗尘。当时，专程前往拉萨的英国代表古德根本没有受到对吴忠信这样的欢迎和接待。至于尼泊尔、不丹的代表则原来就驻拉萨，更不需专门接待。     4. 关于灵童的正式批准     吴忠信在拉萨拜见热振，面交了国民政府特派热振主持典礼之特派状、蒋介石的亲笔信、中央册封热振之册文及金印、中央颁发热振的彩玉勋章等。热振即于1月23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表示感谢。       当时西藏地方僧俗官员认定青海灵童即为达赖转世，确有不愿吴忠信再予察看确认之意，其中的亲英派自然是企图以此否定中国对藏主权；众多的爱国派和中间派人士则只是担心中央会不会排除经他们按传统方式已经反复查证“确有灵异”、视为神圣的达赖灵童而另立别的幼童，并无否定中国对藏主权的意向。这种情况，在十二世达赖和八世班禅转世时，也曾出现，后由驻藏大臣呈报清廷请求免予掣签。清廷因西藏向其呈报，体现了主属关系，即批准免予掣签。因此，参照历史定制，吴忠信坚持必须保有中央察看之权。这是体现中 央对藏主属关系的重要形式。几经交涉，热振终于同意吴忠信察看，并于1月26日呈交长函一封，详尽叙述了寻访灵童的经过和认定灵童的理由，请吴报告中央免予掣签。吴忠信在取得察看权并核查热振长函的情况下，审时度势，于1月28日电请“国府颁布命令，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俾得及时筹备坐床典礼，以昭郑重。”① 1月31日，吴忠信赴罗布林卡看视年仅五岁的灵童，认为其不同寻常。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② 对此，热振于2月17日致电林森表示叩谢。     这样，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正式确认达赖喇嘛的各种手续，终于履行完毕。     以上可见，夏格巴所说吴忠信比前往参加大典的其他国家代表并无更多意义的话是站不住脚的。     5. 关于坐床典礼上吴忠信的座位     1940年2月，英国派驻锡金的行政官员古德赶到拉萨，以“观礼”为名，行监视吴忠信、破坏中央在藏威信之实。在古德等的恶意挑唆下，噶厦少数官员提出将吴忠信在大典上的座位设在热振对面，高低与司伦相同，并将英人的座位与吴排在一起，企图以此降低中央大员的权限和地位。对此，吴忠信坚持自己代表中央，主管蒙藏事务，至少应循清朝驻藏大臣之例，在达赖喇嘛的平行左方设面南之座。经过严正交涉，在热振的支持下，噶厦终于应允按吴忠信所提设座。     1940年2月22日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隆重举行，中央及西藏地方官员共五百余人参加。吴忠信座位在达赖喇嘛之左，面南平坐，其他中央官员坐东面西；热振率众僧坐西面东，三噶伦及众俗官则坐南面北。① 由于英国挑唆低设吴忠信座位的阴谋破产，古德没有参加典礼。     6. 国民政府为坐床大典拨发经费     格仓活佛在青海迎请达赖灵童入藏，被马步芳敲诈勒索了四十多万元，弄得西藏上下怨声载道，噶厦叹说支付极难,并有为此向英国借款的想法。吴忠信到拉萨后查实，西藏方面被马步芳索要款项共计四十三万九千元，据此提出“拟请中央以颁发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大典名义，特给以法币四十万元。”行政院接吴电后，当即呈报国民政府下令，正式拨款四十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的艰苦岁月，国民政府财力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数次拨巨款投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用，为西藏解决这一重大财政问题，实属不易。对此，热振和噶厦分别于3月7日和8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电感谢。     7. 关于吴忠信是否主持了达赖喇嘛坐床大典     这是国内外藏学界至今有些争议的问题。依照西藏习俗，举行典礼，召开会议，确实没有主持人一说。但是，有两点是很清楚的：     第一，从语词上看，国民政府的命令中，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西藏驻渝办事处和热振摄政、噶伦等相互之间来往的多次电报中，据粗略统计，使用“主持”二字，达38处之多，明确写道派吴忠信赴藏主持转世事宜或坐床典礼。如1940年3月6日，噶伦彭康致函蒋介石称：“此次承钧座垂注，特派吴委员长莅藏，在布达拉宫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极为圆满。”他们当年都已经使用了汉文的“主持”二字，今天又如何能够改变这一历史档案的白纸黑字？何况汉文还是中国的主要文字，是代表国家向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文字呢？另外，当时对达赖转世、坐床使用的“主持”一词，与今天对会议、电视节目等的“主持”含义不尽相同，有近似“主要负责”、“主要办理”等义。     第二，从实质上看，如前所述，吴忠信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问题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解决了敦请中央令青海放行灵童、建议拨发坐床大典经费、排除英国干扰等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从这一系列维护中国对藏主权的的正确举措来看，吴忠信代表中央在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整个活动中所起的主持作用是很明显的。吴忠信在两年中为此亲手拟发办理的电报、函件达300多份。如果没有吴忠信的一系列工作和中央对吴的信任支持，单凭西藏方面进行宗教方面的活动，涉及到的各种问题是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的。     吴忠信在藏期间，经过一番筹划，并与热振协商，在黄慕松留下的驻藏机构人员基础上，于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4月14日，吴忠信离拉萨，经印度返回。西藏地方当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随后，噶厦还派人到重庆，沿袭清朝惯例，向中央致谢，并表达西藏民众支持抗日救国的心愿。     综上可见，吴忠信入藏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连英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也不得不承认“总的说来，吴的出使巩固和改善了中国在拉萨的立脚点，使它立于正常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