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再复
人物资料
简介刘再复（1941.10.22—）[1]福建南安人。  刘再复
1963年毕业后于厦门大学，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编辑。
197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鲁迅研究，著述颇多。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一书从真、善、美的角度出发，闽述鲁迅文学思想的基本体系与特征。 
1985年起担任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现象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著有《性格组合论》等多部理论著作。
他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及“文学主体性”等理论以“人”为核新重建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和争论。
《性格组合论》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获1987年金钥匙奖。 
学术研究之余创作散文诗。他的散文追求思想与情感的结合，哲理色彩较浓，自成一格。 
1989年夏去美国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年底辞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等职务。 作品及成就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1986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与李泽厚先生合著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刘再复还著有《读沧海》《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洁白的灯心草》《寻找的悲歌》等散文诗集以及散文集《人论二十五种》和《漂流手记》九卷：《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第六卷《共悟人间》。　重要著作还有《高行健论》和《红楼梦悟》等[2]。  刘再复 题词
著作书目
鲁迅和自然科学（理论）与杜秋鹏、汪子春合著，1977，中国科学出版社 
横眉集（评论集）与杨志杰合集，1978，百花 
雨丝集（散文诗集）1979，上海文艺 
鲁迅传（传记）与林飞合著，1981，社科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理论）1981，社科 
告别（散文诗集）1983，福建人民 
深海的追寻（散文诗集）1983，湖南人民 
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1984，百花 
洁白的灯心草（散文诗集）1985，天地 
性格组合论（理论）1986，上海文艺 
刘在复论文集 1986，天地 
文学的反思（论文集）1986，人文 
人间?慈母?爱（散文诗集）1988，人文 
传统与中国人（理论）与林岗合著，1988，三联 
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理论）与林岗合著，1988，湖南人民 
刘再复散文诗合集 1988，华夏 
刘再复集1988，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生平经历
1941年　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刘林乡。
1959年　毕业于南安国光中学（前身为“国专中学”），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在校四年期间，  刘再复曾担任鲁迅创办的文学刊物《鼓浪》主编，并开始在《厦门日报》的副刊发表诗文和评论。
1963年　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新建设》编辑部担任文学编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转入文学研究所。
1976年　出版与金秋鹏、汪予春合著的学术著作《鲁迅与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
1978年　出版批判“四人帮”的文集《横眉集》（与杨志杰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年　出版散文诗集《雨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　出版学术论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与林非合著）。两部专著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　出版散文诗集《深海的追寻》（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告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出版散文诗集《太阳·土地·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年　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在《读书》杂志发表《文学研  刘再复 作品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倡导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年底，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上篇，次年年初，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下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引发大陆一场文学理论的论争。
1986年　出版学术专著《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为该年十大畅销书，获“金钥匙奖”。一九八八年台北新地出版社发行台湾版。学术论文集《文学的反思》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执笔写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总论（即头条）正式出版（与周扬共同署名）。
1988年　出版散文诗集《人间·慈母·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华夏出版社）。台北新地出版社推出《深海的追寻》《太阳·土地·人》及《性格组合论》台湾版。与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出版（北京三联、香港三联、台北人间）。同年出版的还有《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与《刘再复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两部论文选集。十二月上旬，作为瑞典学院特邀的第一位中国作家与评论家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赠奖仪式。
1989年　三月第一次到美国，先後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史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学术讲演。八月第二次到美国，在李欧梵教授主持的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学者。开始写作《漂流手记》。
1992年　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马悦然中国文学研究客座教授”。《漂流手记》第一卷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马悦然夫人陈事祖开设“刘再复散文”课程。
1993年　《人论二十五种》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印行《寻找的悲歌》散文诗集（天地图书公司）。
1994年　主编《文学中国》学术丛书（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高行健《山海经传》作序。《远游岁月》（《漂流手记》第二卷）和学术论文集《放逐诸神》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同年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出版《漂流于记》和《放逐诸神》台湾版。
1995年　和李泽厚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第一版在香港发行（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九年在台北麦田出版社推出台湾版。
1996年　香港三联印行《传统与中国人》第四版。
1997年　《西寻故乡》（《漂流手记》第三卷）出版（天地图书公司）。
1998年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和葛浩文教授组织和主持“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会议导言：“金庸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
1999年　《独语天涯》和《漫步高原》（《漂流手记》第四、第五卷）出版（香港天地图书）。散文选集《当代中国文库精读──刘再复集》出版（明报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诗选集《读沧海》和重印《性格组合论》及《传统与中国人》。
2000年　和女儿刘剑梅（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合著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出版（天地图书公司）。秋季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十一月，《论高行健状态》第一版发行（明报出版社）。
200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独语天涯》和《共悟人间》。
2002年　《共悟人间》被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香港电台评选为香港“二〇〇二年十本好书”。杨春时教授编选的《书园思绪──刘再复学术思想精粹》出版（天地圈书公司）。七月《阅读美国》（《漂流手记》第七卷）出版（明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共悟人间》和《独语天涯》增订本。十一月，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新世纪散文家·刘再复精选集》。[3]作品文摘摘自刘再复《红楼梦悟》— 五十四
《红楼梦》中的女子一个一个自杀，有的伏剑自刎（尤三姐），有的吞金自尽（尤二姐），有的投井自坠（金钏），有的触柱自亡（瑞珠），有的撞墙自毁（司棋），有的挂绳自缢（鸳鸯）等等。晴雯之死和林黛玉之死，虽不是自杀，但也是被自己的忧郁与悲伤所杀，其重量也与自杀相等。 
  刘再复曹雪芹笔下的这些未被世俗尘埃所腐蚀的少女，都比男性更热烈地拥抱生命自然，更爱生命本身。她们之中有的也很有文化，但对文化保持警惕，她们不受文化所缚，却个个为情为生命自然而死。而《红楼梦》中的男子除了潘又安这个“小人物”之外，没有一个堂堂男子汉为爱殉身。贾宝玉和柳湘莲为爱遁入空门，已不简单。和女子相比，男人在死亡面前，心情要复杂得多。他们有文化，不死的理由也“丰富”得多，包括“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理由，男人总是被欲望所牵制，被功名利禄所诱惑，对世俗世界有太多的迷恋，加上善于用各种主义、理念制造“精神逃路”，自然就不肯轻易赴死，而女子则不同，尤其是少年女子，她们对世界的迷恋往往简化为对情感的迷恋，对情一旦绝望，就会勇敢面对死亡，该了就了。《红楼梦》以死亡为镜，更是照出女子为清、男子为浊的世界真面目。作品评论《红楼梦悟》书评
作者刘再复读《红楼梦》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在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是喜欢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他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
作者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宝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
所以作者刘再复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 ，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
经典语录
尼采认定高贵来源与外，即来自外部的等级之分，来自上等人的道德（来源于森严的等级）。曹雪芹则认为高贵来源与内，即来自超等级，超势力的内心（来源于美好内心）。两种哲学，两种道德观，哪一种更值得我们向往？我们当然要崇尚曹雪芹，扬弃尼采。尼采那套超人哲学，权力意志这哲学，哪能和曹雪芹相比。尼采这套哲学只能导致压迫，导致侵略，导致纳粹式的疯狂。而曹雪芹才是真人道，真人性，真神性，才代表人类的未来精神走向。
红楼梦显示的是“心乃人间第一要义”，人间风景万般万殊，唯有心灵最宝贵。林黛玉作为贾宝玉第一知心人，就因为她明白这一点。宝钗虽然聪明美丽，很有知识，却没有抵达心灵真理深渊，情感真理深渊，心灵深处必须仰仗“悟”。“辨”和“论”无能为力。
评价
《中华儿女》杂志赞其为“漂泊的思想者”按道理说，刘再复先生与我恰好属于两个时代。他的大作在国内掀起巨大影响时，我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我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时，刘先生早已名满学界，但这并不能弱化他对我的影响。无论是他早年出版的《性格组合论》，还是引起广泛争议的《告别革命》，我都想办法找来读过，在他温和但又不失铿锵的语句中，我年少时的灵魂仿佛受到了一种号召，使得我在大学四年里，攒出时间读完了他的大部分著作。
后来我从事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更发现刘再复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无论是早年的鲁迅研究、人学研究，还是后来客居海外时就思想启蒙、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等学术议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都屡屡使我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茅塞顿开。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读到了其令爱刘剑梅教授的作品。父女均在知识界负有盛名，在当下中国这确实堪称无出其右。
凭借微博这一新兴通讯工具，我有幸结识了远在马里兰大学执教的刘剑梅教授，通过刘剑梅教授温文尔雅、谦和博学的气度，使我间接地感知到了刘再复先生的君子风范。于是我提出，非常期盼为久仰的刘再复先生做一个访谈。
当刘剑梅教授第一时间将我的意愿转达给刘再复先生时，刚刚抵达马里兰的刘再复先生竟欣然地答应了我的邀请。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毕竟，可以这样近距离接触一位杰出的学术前辈，既是我这个后生的荣幸，也是一堂无声的启蒙课程。 “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1941年，刘再复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码头镇的刘林村。
刘林村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与清丽风光的小村落，它处于高盖山下，村内有两个大姓，一个是侯姓，一个是刘姓，侯姓原本也属于刘姓，但因后来战乱，被迫改姓为侯。因此，长期以来两大宗族和平相处，“两姓一家”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现在。
在这里出生的刘再复，童年时却在饥饿中度过。自他出生开始，便是从抗战到内战漫长的八年，这八年里，中国的乡村处于近代史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对于刘再复一家而言，更是困难重重：当他七岁时，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不幸病逝。
父亲病逝后，留下了刘再复兄弟三个，母亲守寡养育他们，当刘再复开始上小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年代，当地的小学只实行一种奖励办法：全班第一名免除学费。
“我读第二名都不行，读第二名我都会哭的，期中考我第二名我就会哭，我一定要期末得第一名，否则我下个学期没法读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刘再复言及当时“做不了第一就会失学”的恐惧感，仍然心有余悸，有一次期中考试，刘再复考了全年级第二名，自己偷偷地哭了一场，母亲知道后，用柳条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童年的磨难锻炼着刘再复的意志，逐渐长大的他，体会到了母亲的不易与艰辛。那时正好是自然灾害与国家建设的困难时期，刘再复时常是带着一罐咸萝卜去学校，一周后再把空罐子带回家，如此往复，便是他每天的菜肴。但他仍然坚持苦学，丝毫不懈怠，15岁时，考入高中的刘再复因品学兼优被选为少先队辅导员，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刘再复，受到了学校、老师格外的关爱。因此，在怀念自己一位老师的散文中，刘再曾如是感慨：“在我的梦境中，在我的心坎里，总是那样甜蜜，总是那样和暖，总是那样神圣”。
“读大学的时候又碰到困难时期，大饥饿时期，当时的浮肿病，这个医生给我按下去这个肉都弹不上来。所以我的青少年时代，我最深刻的体验就是饥饿的体验。”刘再复如是感叹自己的青春岁月，但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他依然充满了大爱，“我的良心是对底层工农的记忆跟对童年的记忆，因为我在童年这个记忆里边包含着很多良心的内涵，你看父老乡亲那么艰难，那么困难，那么艰苦，自己的母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所以我到美国，我从来不觉得苦。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
在这样的苦境下，一路拿奖学金、靠学校救济的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并于1963年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进修，相对于大多数同龄人来说，刘再复依然是幸运、顺利的，他将这一切归于新中国对他的培养。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发自内心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所以我当然是充满感激之情，肯定是这样子的。”“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刘再复，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茫然。
与许多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一样，“文革”成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政治运动开始了，一切学术研究、写作工作皆一一停止。而他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便成为了“文化”走向“大革命”的重灾区。
2009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达敏教授站在文学所门前的走廊上，对笔者说：“文革这里发生了无数的悲喜剧，但是我认为，悲剧的数量远远大于喜剧。”
“你想文学研究所多少名人，全社会科学院多少名人，一个一个地自杀，有的撞火车，有的喝敌敌畏，有的甚至在暖气管上吊死都可以。”面对自己尊敬的师长如此惨烈地走向不归之路，刘再复至今都感到悲恸不已，而年轻的他在遭遇这一切时，又显得如此的无力，“我真正在这个时候要替老师说一句话都那么难。所以，维护人的尊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茫然”，持续了整整十年，但也让刘再复变得更加清醒，对于人的思考，他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每天无休止的高音喇叭、大字报、批斗会乃至武斗层出不穷，“揭发”、“自首”成为了家常便饭，为求自保而使得人的伦常与道德底线竟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这些浩劫，刘再复看在眼里，想在心上。
我们知道，人文学者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就是社会。“十年浩劫”为青年刘再复，提供了一个反思社会、重构人性的绝好机会，时代的不幸，却造就了学者刘再复独特的批判视野。“穿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历过炼丹炉一样，我觉得，在此之后我整个思想变化非常大。”刘再复感叹自己在这十年里的精神历练为他今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使我这种乖孩子觉醒了，就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说我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做到，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这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浩劫结束，万象更新，刘再复重新回到科研岗位，此时的他，不再是彼时刚从饥饿中走出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即将接近不惑之年的中年学者。
“十年浩劫”的末期，一些言论、思想逐渐被放开。刘再复开始从事鲁迅研究，通过对鲁迅反传统的研究，刘再复发现了民主、科学与启蒙的历史意义。但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语境下，刘再复只能在“应景”的文章中尝试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1978年之后，刘再复开始关注一系列宏大的文学命题——人的性格究竟是什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为什么是模糊的组成？文学如何真正地做到“人的文学”？带着这一系列的思考，八十年代的刘再复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其他灵魂开始复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刘再复开始用自己的勤奋、多思来弥补“十年无成”的历史缺憾，但他又凭借着自己十年的自我反思，成为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
1985年，刘再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与《文学评论》主编。在这一年，他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学界广泛争议，进而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次年，刘再复的代表作《性格组合论》出版，这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中一部具备里程碑意义的著述，这本书重新定义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这一核心要素，理清了人与文学的真正关系。与该著相对应的学术论文《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亦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刊发，这本书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金钥匙图书奖”。一九八七年，刘再复与老一辈文论家周扬一道，共同执笔《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总论”部分。
无疑，刘再复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风头无二的“关键词”，直至现在，知识分子们一旦论及“八十年代文学”，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名字，多半是“刘再复”。这一点刘再复自己也承认：“在八十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是潮流中人，是‘弄潮儿’。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
“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经历过八十年代，跟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真是不一样。”时至今日，刘再复如是感叹，“今天对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现在中国是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一九八八年，刘再复受邀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他成为瑞典文学院邀请参加典礼的第一位中国文学学者，这一年的获奖者是埃及小说家纳吉布·迈哈福兹。
走出国门的刘再复，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旅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漂泊者”的生涯。他决定辞去文学所所长的职务，游学世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漂泊的思想家”。
初到美国的刘再复，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甚至最开始的语言关，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此之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自己客居的美国之外，刘再复还先后到过法国、瑞典、荷兰、丹麦、挪威、俄罗斯、拉脱维亚、加拿大、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二十多个国家进行客座、讲学与写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再复是唯一一个完全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行走最多国家的当代中国学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再复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先贤对于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在路上，刘再复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他不但完成了大量的学术作品，还出版了不少的行走手记与旅行随笔，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
2004年，作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刘再复首次回到祖国大陆，到广州进行学术演讲，一时间引起国内知识界较大轰动，成为了当年文化界的公共事件之一。一时间，“刘再复热”被再度提起，出版社、杂志社纷纷开始刊登刘再复的著述。由于“他乡观照”，已年过古稀的刘再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且独到的认识，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述来阐释这类问题。
譬如他在《共鉴五四》中，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点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启蒙”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红楼四书》则是刘再复站在时代与理论的前沿对《红楼梦》的全新诠释，用刘再复的话讲就是“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另一部较有影响的《双典批判》则是基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对《水浒》与《三国演义》的进行重构性的解读。除了出版著作之外，刘再复还多次在大陆进行学术讲座，并受聘担任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如此执着、勤奋地进行一种的新的经典解读与文化实践，“晚年刘再复”成为了当代文化界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
“反向努力”是刘再复对自己近些年笔耕不辍的一个总结。“我们这个时代，是欲望燃烧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最强盛的时代，但也是功名心最盛的时代。在今天这种时代里，知识分子要放下功名很难。”这是刘再复缘何在古稀之年“重新出征”的精神根源。
而且，刘再复的女儿刘剑梅近年来亦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取得了不凡成绩，父女俩合著的《共悟红楼》、《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等著述，既体现出父女间脉脉的文化温情，又体现出了刘剑梅对刘再复严谨态度与灵性思维的继承。值得一提的是，刘再复赴美时，刘剑梅正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攻读硕士学位，那时的她，曾自告奋勇担任过刘再复的“英语老师”。
一九九七年，刘剑梅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博士学位，师从于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目前，她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终身教授。“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这既是王德威教授对刘剑梅的评价，亦是对于刘再复“家学渊源”的高度肯定。
随着刘再复回到大陆讲学次数的增加，作为“漂泊的思想者”的他已然成为了国内学界、媒体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文化名人，只是，此“漂泊”并非是去国离乡之漂泊，而是刘再复依然在求真、向善、唯美的文哲学术之海里“漂泊”——尽管年过古稀，但刘再复仍积极著书立说，在国内外诸多期刊上，时常仍读到他的高论，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在先前的访谈中，刘再复曾坦诚自己对于祖国的未来抱有美好愿景：“我离开时候是一个中国，我现在回来好像另一个中国似的。所以我回来了。而且我确信有一条，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