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士禛
人物简介
“神韵说”创始人王士禛职务: 刑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称号：一代诗宗，“文坛领袖”。
生卒: 1634年—1711年
因清朝避雍正皇帝“胤禛”讳，改名为“王士正”，乾隆即位后认为“禛”和“正”连读音都不同，于是再将其改称为王士祯。
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其家族于明清之际，煊赫一时，被誉为“江北青葙”。山东济南府新城(今山东淄博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后升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罢官归里。王士禛论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以「神韵」为宗，要求笔调清幽淡雅，富有情趣、风韵和含蓄性。王士禛的五、七言近体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特色。他不重视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王士禛有词集《衍波词》，以小令为佳，但其成就逊于诗。著作有《带经堂集》，诗选有《渔洋精华录》，诗话有《渔洋诗话》，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其理论著作有《律诗定体》，他对古代诗歌声调韵律作了初步的归纳总结，对后世实有“抛砖引玉”之功绩。幼年神童 童龄即赋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8岁能诗，12能赋，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顺  王士禛治元年（1644年）王士禛11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王士禛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王士禛24岁时，八月游济南，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当时秋高气爽，绕亭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王渔洋触景生情，怅然有感，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秋柳》诗的问世，极易引起共鸣。因此大江南北，一时不胫而走，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从此诗名大噪，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清史记载
王士祯，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於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祯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鹾贾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祯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朱之锡交章论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典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徵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餽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笾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釐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馀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徵进遗书，俟明史告成覈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祯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祯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祯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於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祯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梃刃定轻重。”改缓决，入奏，报可。
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假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祯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讬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祯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锺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斅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於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祯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谕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三十九年，复谕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一代诗宗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发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  王士禛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
王氏家训
下面例举几条：
1、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手须正，持门第不得。
2、春秋课农，须身亲努谕鼓舞之。赴游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
3、  王士禛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清、慎、勤”三字。如不努力作好官，亦易滋谤。勉之，勉之！
从中可以看出王士禛是一位身体力行，为官司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的好官。康熙四十三年（1707年）王士禛71岁时，因申告王五一案失出被罢官，出京归里这天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回归故里后，只闭门著书，不理外事。一生著述等身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77岁时，康熙帝眷念旧臣，命复王士禛刑部尚书职，但由于年老多病，未能成行，有儿子扶掖跪拜谢恩。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病卧床，在枕上检阅了自己平生的诗文创作，亲加删定，汇集为《带经堂集》，事竟而终，《带经堂集》92卷，收集了王士禛一生的全部诗集和散文创作，其中诗有4000余首，再加上未收录该集的《池北偶谈》、《居易录》等20多种笔记杂著等，共36种560卷，以洋洋大观的面貌，反映了诗人吟咏不辍的一生。同年以78岁故于新城故里，葬于系河北岸，王氏祖茔。为了加强对王士禛的宣传和学术研究，自1983年开始，桓台县人民政府投巨资修复了忠勤祠，成了王士禛纪念馆，并先后组织召开了数次全国及国际王士禛学术讨论会，王士禛学术研究到空前规模。现在，一个以王渔洋纪念馆为主的学术中心、研究中心、旅游中心，已基本形成，王士禛的学术研究，将迎来一个灿烂的春天。
生平资料
版本1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谥文简。新城（今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  王士禛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
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他五岁入家塾读书。六七岁的时候读《诗经》。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进士（广印人传作乙未误），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他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王士祯的诗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散文、词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所传诗文中，有不少题咏济南风物，记叙济南掌故之作。 曾为蒲评点《聊斋志异》并题诗共勉。
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版本2王渔洋名王士禛，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享年78岁，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追改士正，到乾隆时，乾隆认为“正”“禛”相差太远，恐流传日久，后人不知为何人，诏改士祯，补谥“文简”。
  王士禛　王渔洋从二十六岁开始为官，累官至刑部尚书，是著名的清官廉吏。从政之余勤于著述，一生三十六种五百六十多卷。独创诗论“神韵”说，主盟诗坛半个世纪之久。浩瀚的诗文掩盖了他洁已爱民，廉洁奉公的政绩，被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
王渔洋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先祖王贵元朝末年，从青州诸城迁至新城。四世祖王重光第一个进士，王渔洋是第八世。从王重光到王渔洋，历代冠缨不绝，科甲蝉联，先后出进士31人，举人46人，出仕为官者112人，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可以说优越的文化环境、深厚的文学沃土造就了一代诗宗王渔洋。
王渔洋家学渊源，自幼熏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六岁入学，八岁能诗，十五岁就有诗文出版，十七岁应童子试，三试皆是第一名，被誉为“神童”。二十四岁时，在济南大明湖赋《秋柳》诗四首。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的用典，若明若暗的包含着故国之思。《秋柳》诗一问世，立即引起大江南北，特别是明遗民知识分子的唱和，和者不下百人，为后来的诗坛领袖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渔洋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二十六岁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掌管司法，勘问刑狱。短短五年时间完钦部件83件，使民无株连之苦，僚属惊叹，士庶称绝。政绩显赫，擢升京城。又以博学善诗被举荐，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圣祖玄烨的赏识，传谕：“王士缜诗文兼优，着以翰林官用，改侍讲”，入值南书房。还亲征他的精华之作，定名为《御览集》，这在朝士中极为罕见。更加巩固了他的诗坛领袖地位，当之无愧的被推为“诗坛盟主”，“文坛领袖”。
王渔洋官高权显，文坛地位显赫，交友却不论势位高低，以人品和文品论交。最值一提他与蒲松龄的关系。两人是文字至交，敬重各自的文学造诣，结为好友。他们交往的一条重要纽带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渔洋为其点评注说，眉批36处，并写诗作了极有眼光的评价。使名不见经传的《聊斋志异》身价倍增，很快流传开。  　　康熙三十六年，王渔洋的儿子王启钫官至唐山县令，王渔洋作《手镜录》一册，予以教诲，告诫儿子审慎处事，洁己爱民。
王渔洋一生以“清、慎、勤”为做官准则，告诫儿子也要牢记这三个字的精神。王渔洋在政治忌讳上，绝对谨慎，小心翼翼，从严为官。就连康熙也说他“人品学问，老成忠厚。”从中可以看出，就是在当今社会，王渔洋也是一个反腐倡廉的楷模。
王渔洋自扬州府推官历任十六任，累官至刑部尚书，一生飞黄腾达。虽然如此，最终他还是被罢了官，名义上审告冤案，实际与争权夺力的因素有关，他是封建王朝的牺牲品。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理密亲王胤礽被立为太子后，遭到几立几废，成为高层政治生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王渔洋曾与废太子理密亲王诗酒唱和，被康熙得知后，触犯了他的大忌，借题罢黜。当时降三级调用，王渔洋认为“以微罪被贬，于愿足矣”。于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离京回归。送行者堵塞街巷，无为攀辕哭泣。随身携带仅是“图书数麓，万首诗”，两袖清风回归了故里新城。
王渔洋诗文一生，著述浩繁，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带经堂》集是他重病卧床，不能起的情况下，枕上口授，命儿子启开帮助编写成册。九十二卷，收入他的诗4000余首。编次完毕，并未刊印时，先生就已经谢世了。他一生吟咏不辍，至老不倦的著述态度是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的。
由于他才学出众，康熙念念不忘这位御前诗人“深可悯念”，在他七十七岁高龄时，诏他官复原职。此时王渔洋重病在身，不能前往，使几辈扶掖向阙谢恩。七十八岁故于新城。
  王士禛王渔洋逝去，他的友人、门生弟子极其悲哀，纷纷前来吊唁和挽悼。最有代表性的是蒲松龄，作哀悼诗四首，表达他的哀伤心情。对诗坛盟主凋谢所造成的巨大悲哀，用“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形象描绘。可见他是一个光彩闪烁的人物。
至此，他一生为官四十五年，最后七年居家著书。从政从文，都有成绩。从政，政声清明，人品高洁。从文，是他更重要的一面，以诗论“神韵”鸣响海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坛宗匠的地位。王渔洋与诗缠绵一生，先是以诗受命至上，位极人显，诗作也身价倍增。最后离京回乡，也是因诗而起。可以说他与康熙皇帝始于诗，终于诗。版本3王士禛（1634～1711）　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清初济南府新城县（今桓台县）人。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自幼聪颖，8岁即能诗。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十四年八月，邀济南名士游大明湖，创秋柳社，所赋《秋柳诗四首》，名闻遐迩。顺治十六年（1659年）授扬州推官，任职五年，兴利除弊，多有善政，且“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人称“天才”。康熙三年（1664年），被举荐为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因博学善诗文，赋诗称旨，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迁侍读，入值南书房，后擢国子监祭酒。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历官至刑部尚书，兼任国史馆总裁，编修类书《渊鉴类函》454卷。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因故罢官还乡，潜心着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官复原职。次年，病逝于故里。乾隆三十年（1765年），补谥“文简”。[1]
王士禛是继钱谦益、吴伟业之后，康熙时的文坛盟主，被誉为“泰山北斗”。诗、词、散文皆善，传世着作达数十种。创“神韵”说，称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之最高境界，强调“兴会神到”，“神韵天然不可凑泊”，提倡清新淡远、蕴藉含蓄的诗风。着有诗集《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词集《衍波词》。另有《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分甘余话》、《渔洋诗话》等。
神韵学说
学说渊源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禛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 ”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 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今人钱钟书说：  王士禛纪念馆“‘气’者‘生气’，‘韵’ 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 □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 ”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 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 ”，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禛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 ,余少时深喜之,今  王士禛始知其□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禛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禛的诗论。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宋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 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学说发展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禛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 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 (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兴之言”，“□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 、“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 。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禛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在王士禛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禛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禛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禛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禛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 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禛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文学生涯
诗词作品秋 柳
王士禛
(一)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二)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三)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四)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
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
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词学创作王士禛在扬州对写词应该比较在意，至少没有置于诗之下。康熙元年冒襄曾寄书于他，索《阮亭诗余》，似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当时词坛对他词创作的关注。另外，孙默康熙年间汇刻《国朝名家诗余》，王士禛曾为除他之外的各家作评，可见他对当时东南一地词学也了然于心。不过，王士禛是靠词学活动得到大名，他的创作从艺术上并不足以支撑他。王士禛的词作，据李少雍校点的《衍波词》，共132首，这个数量，在明清之际的词坛上，谈不上高产。例如，嘉兴王翊（1602—1653 ）存词165首，仁和徐士俊（1602—?）存词203首，吴县徐籀存词164首，嘉兴王庭（1607—1693）存词 276首，云间李雯（1608—1647）存词129首，太仓吴伟业（1609—1671）存词118首，南通陈世祥存词164 首。当然，数量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王士禛的词在艺术上怎么样呢?从其词多拟作以及追和古人之作来看，实则为晚明风气，开拓性并不大。而在风格上，则延续《花间》、《草堂》之风，基本上仍然可以说为云间词派所笼罩，尽管他也有意无意突破了云间的藩篱。况周颐曾经极力为明人辩诬:“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小慧侧艳”一语，移以评王士禛词，也不失准确。陈廷焯对于孙默所编《国朝名家诗余》的去取颇为不解，认为王士禛诸人“于词一道，并非专长”。作为一个在词学鉴赏上有着独特造诣的批评家，他的意见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词学活动所以，能够体现出王士禛重大影响的不是他的词学创作，而是他的词学活动，尤其是群体活动。他通过唱和等活动聚集了一批词人在自己的周围，同时，通过选评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同地的邹祗谟、彭孙遹通等都是著名词人，可能在词学上比他下的功夫还大，但不具备他在其他方面的条件。吴伟业等前辈词人创作上成就更大，但进入新朝，已经不复再有当年十郡大会一样的豪情，况且在东南敏感地区组织群体活动或也有一定顾忌。东南其他地区的作家也经常有群体社集唱和之事，但缺少一个像扬州那样的社会、自然和文化氛围，终没有多大影响。另外，龚鼎孳和梁清标等辇毂大臣在京城主持风会，孙默以此二家词入《国朝名家诗余》，虽然是王士禛离开扬州之后的事，但一定也体现了以王士禛为代表的扬州群体对词坛的认定。京城历来是文化中心，辇毂之下，这些位高之人确实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著名的秋水轩唱和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不过，秋水轩唱和并不是在群体活动中产生的，据汪懋麟唱和《词序》云：“《秋水轩唱和》一编，始于南溪学士，而广于合肥宗伯。纵横排宕，若瑜、亮用兵，旗鼓相敌。一时名流相与争奇夺险，愈出愈工。如糪子、方虎、伯通、雪客、古直、纬云、湘草诸君，俱各挥洒流畅，妙极自然，无复押韵险涩之迹。……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统冠之以‘秋水轩’者，大都登坛树帜，鼓诸军之气，而卒以奏成功者，雪客之力为多也。”这一次对清初词坛风会转变非常重要的唱和活动，其构成方式却是“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的，和王士禛主持的秋柳唱和与红桥唱和的反响方式，倒有非常相似之处。所以，尽管京城诸公的词学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王士禛词学群体的活动似也有一定的区别，况且时间也推后了八九年。不过，京城的情况比较特殊，也许应该别作讨论。这样看来，在东南一带，能够具有王士禛这样的组织群体创作活动条件的，确实不多。特别是，到了扬州，王士禛的宗主意识已经明显出现，既有钱谦益和吴伟业等老辈的期许，又有同时俊彦的追随，因而就成为济南唱和之后的一个合乎情理的发展，即通过创作得到声望，通过选政加强声望。
王士禛
陈维崧回忆顺治七、八年间和邹祗谟、董以宁以词相交游时，曾对当时的词坛有一个判断，略谓:“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 其实，所谓少，只是专门家少而已。事实上，从晚明以来，词学就俨然有振兴之势，写词的人并不少，存词数百首的人也不少，但真正有成就的却不够多。一直到王士禛从事词学活动的时期，词坛总体情况亦大略如此。在词学复兴的各种因素不断蕴积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动，王士禛正是被赋予了这种历史使命的人。尽管他的创作本身变革性不强，词学观念也有保守的一面，但他组织群体的词学活动，主持选政，确立经典，推动风气，给清初词坛树立了榜样，激发了对词学探讨的进一步展开，从而成为清词复兴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这样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也许是他事先并未预期的。
个人贡献
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而就成就、贡献、影响而言，最大者当属诗学方面。他为官四十余年，但吟诗和研讨诗艺是其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官居何处，政务繁闲，不废登临吟咏，结交风雅文士。王士禛一生创作五千余首诗，其诗内容、格调不尽一致，集中阐发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成为清代“神韵”诗的卓越代表，故诗学作品也是《全集》辑录之重点。王士禛生前刻诗甚勤，单刻的诗集有二十余种，临终前删繁就简，多有删汰。《带经堂集》中有《渔洋诗》、《渔洋续诗》、《蚕尾诗》、《蚕尾续诗》四集，收诗三千余首，未收者尚有早年之《落笺堂诗》，汇刻《渔洋诗集》所删汰之诗也多达数百首。为尊重其意，《全集》仍以《带经堂集》中四诗集为主体，《渔洋诗集》未收之《阮亭诗集》、《阮亭壬寅诗》等集以及《同人集》中诗依作期先后，另编为《落笺堂诗》、《渔洋集外诗》，分别置于《渔洋诗集》之前后。
此举既顾及了王士禛生前删存作品之用心，又最大限度地辑录和保存了其所有作品。另外，王士禛尝“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也曾填词、评词，以小令为佳，但数量不多，《全集》收录了其词集《衍波词》。?诗词之外，王士禛常倡议古今典制和人事、评论政务得失、辨别事理真伪、稽考亡佚、点评诗文、存文献掌故等，著述了大量散文、笔记、杂著等。《带经堂集》有《渔洋文》、《蚕尾文》、《蚕尾续文》三集。而集外佚文为数甚多，有散见于他书者，如吴嘉纪《陋轩集序》、查慎行《初白诗抄序》、与颜光敏、冒襄等人书札数十通；有的尚存其手稿，如与林佶、汪扶晨书札数十通。《全集》亦依次汇入《带经堂集》三文集，集外佚文汇编为《集外文辑遗》。王士禛在出使秦蜀、南海时著有《蜀道驿程记》、《皇华纪闻》、《陇蜀馀闻》等杂文，不仅记行程、经历，还采掇故事、考古述今。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汇录以往多年笔记杂录为《池北偶谈》，后有《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专著《浯溪考》、《国朝谥法考》等。《全集》共收录了其杂著笔记十九部。
人物评价
政绩卓著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 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神童之誉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8岁能诗，12能赋，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 顺治元年（1644年）王士禛11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王士禛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王士禛24岁时，八月游济南，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当时秋高气爽，绕亭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王渔洋触景生情，怅然有感，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秋柳》诗的问世，极易引起共鸣。因此大江南北，一时不胫而走，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从此诗名大噪，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池北偶谈》泰山北斗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秘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 ”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以文论交造成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
王士禛纪念馆
王士禛纪念馆座落在桓台县新城镇。王士禛纪念馆址忠勤祠原是明万历十六年（1588）为纪念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而建，距今400余年。整组建筑系砖木结构，分东西主跨两院，保持了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馆内设7个展室和石刻园。其中石刻展室展出国家三级以上刻石185块；王士禛生平展室，详细介绍了王士禛历仕及吟咏不缀的一生。石刻园是在忠勤祠东跨院的基础上与古代园林建筑相结合修建的。元代礼部尚书，散曲家张养浩的“苍云”“振玉”两巨型太湖石和国家一级石刻“水月松风”亦在园陈列，供游人观赏。与忠勤祠毗邻的四世宫保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国内仅存的砖坊，坐北朝南，气势雄伟，集古代建筑，雕刻，书法艺术于一体，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王士禛纪念馆于1986年12月9日建馆并对外开放，1992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定为山东省优秀社会教育基地，1998年公布为首批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士禛纪念馆所辖忠勤祠、渔洋祠、渔洋墓、四世宫保坊、王士禛故居等。每年接待游客约五万人次，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国外友人和港澳、台胞。 
王渔洋纪念馆即忠勤祠是一组典型的明代宫殿式建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西南隅的新立村。原为纪念王士祯的高祖王重光而建。王氏后裔，将其视为家祠。根据《新城县志》记载，忠勤词以明万历
戊子（ 1588 年）经始，已丑（ 1589 年）落成，距今已是四百余年历史。
明未清初祠盛时占地三十余亩，院内及广场参天松柏百余株，遮天蔽日，翠盖浓荫，气象庄严。有厅台、碑廊、制门、碑亭等。碑碣林立，松柏成林。大门外广场前有制门，制门青石柱上方刻有“诸侯戴露朝天” 圆雕。中间的石额是“登辛丑科进士王重光” 。青石柱上镌联句：“万里勤王忠侔日月昭青史，一身殉国气作出河壮紫 ”。广场边均为青砖砌就，条石压顶。制门至大门笔直的甬道。甬道旁建碑两座，一为砖造，一为石造。大门额为“忠勤祠”横匾。进大门为仪门，中门陈列世石匾额，“忠勤报国”礼部尚书吴山奉旨题写。向里是正厅大院。正厅五间，取中三间又出一厦，厅前设有月台，环以青石栏杆。东西厢房各配三间，皆前抱厦。大厅正前有两株合抱松柏两株，雌雄相依，苍劲挺拔，虬枝盘旋，蔚为壮观。
相关链接
1、《王士禛诗歌研究》作者：王利民      出版社：中华书局
2、《王士禛与清初诗歌思想》作者：黄河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题秋江独钓图
清·王士桢·题秋江独钓图。 
原诗： 
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樽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鉴赏： 
一个人孤独地在江边垂钓，钓的是一江的秋意。这首诗描写秋江边，渔人独钓的逍遥。一个渔人、一件蓑衣、一顶斗笠、一叶清舟、一枝鱼杆，渔人一面唱歌，一面喝酒，逍遥中却又深藏着几许萧瑟、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