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
简介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镇”是个能引发许多想象的书名。这部小说以1918年肆虐全球、夺取一亿人生命的大流感为背景，从而像许多名家经典那样，又一次在极端的险境中暴露、挖掘了复杂的人性。小说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前几年流行的“非典”和目前正在全球流行的H1N1流感。
————  陈忠实
作者
托马斯·马伦　1974年生于美国罗得岛州，毕业于欧伯伦学院。曾任职于企管顾问公司、历史研究机构、出版社等，三十岁时的处女作《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大受欢迎，获得诸多文学奖项和荣誉，被好莱坞梦工厂买断电影版权。兰登书屋还将于2010年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萤火虫兄弟之死》。
导读
1918年大流感时鲜为人知的骇人情景
一段当年为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所回避的历史插曲
著名作家陈忠实倾情推荐的动人小说
凸显出深厚的历史、政治、人文价值，兼具巨大的阅读满足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2006年获奖记录：
詹姆斯·菲尼莫·库柏奖最佳历史小说奖；
《芝加哥论坛报》年度最佳图书；
亚马逊网站年度五十大好书；
亚马逊网站年度十大新人奖；
《今日美国报》年度最佳新人小说（与《不存在的女儿》同时获选）；
《纽约时报》编辑首选推荐；
独立书商协会选书
厄运临头的氛围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情节，让人难忘。
——《书目》
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于众多意义上胜出——精彩的故事、鲜明的角色、鉴古知今的寓言，简直让人不知该从何夸起。
——亚马逊网上书店
人类“高贵”的本能，其实非常脆弱。
——《纽约时报》
译序
我对陈忠实说，美国的评论家认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以百年前的流感事件为素材，填补了这段美国文学发展史上连海明威、福克纳和费兹杰拉德都不曾处理过的一段空白，让这个多年来沉默不语的故事发出了声音。陈忠实眼睛一瞪：“这与海明威和福克纳有什么关系？作家选材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的。海明威、福克纳、费兹杰拉德三个人，一个是写人性和人的命运的，一个是写家族故事的，一个是写爱情的。谁规定海明威、福克纳、费兹杰拉德必须写流感？”我说，嗯，你说得对。当然对了，我国的“非典”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年了，不是也没有人将这个事件写成小说吗？可见，小说是历史的。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是托马斯·马伦的处女作，于2006年一经出版即获本年度库柏奖优秀历史小说奖和《芝加哥论坛报》最佳图书奖两大荣誉，至今已经被已成了二十八国文字，其法文版在法国上架第一个月就销出九万本。于是，这位197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罗得岛、毕业于俄亥俄州著名的欧伯伦学院的后生再也不用为人打工了，而是静下心来专门从事写作。他的第二本小说也将于2010年2月由蓝登书屋出版。据好莱坞记者鲍里斯·基特对外透露，去年获奥斯卡提名的编剧罗伯特·罗戴特已经被好莱坞梦工厂任命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的电影编剧。全世界都在等着这部电影问世。
托马斯·马伦曾经在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历史研究机构和出版社打工，爱好读书、听音乐、旅游和看电影。写这本书是因为他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一个传染病例子，它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和灵感，于是他完全靠想象写成了这部风靡全球的历史小说。这就对中国作家靠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写小说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冲撞和挑战。陕西作协副主席，小说家冯积岐认为，欧美作家的想象思维比我们中国人发达。我看并不见得，关键是西方人敢于想象。为什么他们敢想？一个是西方人文化程度普遍高于我们，几乎人人每天都在读书；另一个就是人家的稿费相当高，出了一本畅销书就可以不出去工作了，坐在家里继续想，继续写。如果我们的稿费每千字在二百元的话，那我也不用去上班了。如果我们的稿费比每千字二百元再高一倍的话，你看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比美国人差不差！我说这话有点离题了，但作家们肯定会为我的话叫好，肯定会支持我的观点的。一本好小说为人类带来的精神享受是无穷的，为社会提供的启迪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出版之前，托马斯·马伦并不是个作家，他甚至连一个短篇都没有发表过，但美国出版巨头蓝登书屋和哈珀出版公司竞相出版这本书，而且一版再版。台湾的中文版卖到三百新台币一本，印度要卖到六百七十六卢比一本。该书的写作手法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而是沿用了过去老套的蒙太奇方法，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能形成风靡全球的大好局面？主要是它的故事震撼人心。
流感来时，美国社会不知所措，报纸报喜不报忧，政府不允许媒体说真话。
1917年至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流感在全世界杀死了一亿人，甚至更多，其中杀死了两千万美国人。流感将美国社会彻底孤立了。人们变得极端自私，也面临着生存与道德的两难局面。美国政府在流感的风口浪尖上手足无措，没有应对机制和控制手段，使全社会一片恐慌，而政府却背道而驰地采取了“极左”路线，成立了一个“公众信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设了一个“美国保护联合会”，机构遍布全美国，成员达三十万之多。美保会雇用了大批的流氓打手随意搜查民宅，到处抓人，使万民痛恨。书中的“招之即来的民兵”志愿者也是威尔逊政府“公众信息委员会”的产物，专门负责反德国宣传，鼓动人们报名入伍，参加欧洲大战；督促人民购买战争债券，支援美国参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流感肆虐时期，是美国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和流感的同时来临，对美国和美国人民进行了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考验。从《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这本书里虚构的乌托邦式小镇康芒威尔思，我们可以看到，将近一百年前的美国，许多人的人性道德十分脆弱，流感来临时，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拯救自己的亲人，宁可把别人送入地狱，宁愿背负道德沦丧的杀人犯骂名，也要开枪杀人，不能不说这是那时美国边陲地区社会道德的沦丧。
但是，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社会里，善良与邪恶总是对立存在的。马伦塑造的康芒威尔思镇的创始人查尔斯和小镇上唯一一个医学权威贝恩斯医生这两个人物，是两个大公无私、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光辉形象和典范，使人深受感动。与这两个人物以及查尔斯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老婆丽贝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格雷厄姆的自私形象。然而，查尔斯和贝恩斯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有令人颇为遗憾的一面。他们在仓库楼问清了第二个士兵的来历后，由于害怕他携带流感病菌传染给他们，便把他锁在了仓库楼里不让他走，给格雷厄姆制造了杀死他的机会。据说很多外国读者看了这个情节的描写，对查尔斯和贝恩斯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之所以在全世界形成畅销的局面，正像我的几个国外朋友说的那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家将流感病人的症状和病情发展经过描写得淋漓尽致，使人们了解了流感的真相并得到了预防知识。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关注：全镇一半人都染上了流感，五十七岁的贝恩斯医生也不知道这次流感是怎么回事，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但他尽职尽责，每天挨家挨户去给病人做检查。流感病人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痰中带血，甚至喷出血雾。而这位老医生每天被病人的咳嗽喷得满脸是血污。染病的人太多了，他每天出完诊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他疲惫不堪地躺在冰冷的床上，想起死去的老伴儿，悲从心起。加上对病人日益增多的焦虑，他禁不住每天夜里拿起酒瓶借酒浇愁，不知不觉床头边摆满了空酒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众多流感病人每天都将病菌传染给他，他却没有受到感染，除了一身疲惫，依然健康无恙。这种现象医学界至今都没有做出定论，但无形之中人们得到了一个启示。该小说有许多故事情节对读者具有启发性，读者能够从中受到教益。
另外，马伦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里着重对菲力浦和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埃尔西这一对“不知道怎样互相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进行了描写，写到最高潮时也没有使读者受到太大的感官刺激，但却使人潸然泪下。
多么期望早日看到马伦的第二本小说《萤火虫兄弟之死》。
孔保尔      2009年7月9日于西安
译后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从2008年2月27日开始翻译准备到出书，历时一年半时间。4月初，我做完了准备工作后，即开始动笔翻译。这本书的原著共四百一十六页，翻译过程中，突然降临了令人心惊肉跳的“5.12汶川大地震”。我们西安有许多房屋倒塌，人也有一些伤亡。我住的楼房是1980年代修建的砖混结构，如果再来一次8级地震传到西安的话，我有可能会和未完成的译稿与原著一起被掩埋了。“5.12”以后，西安大的震感每天要有五次之多，因此，无论白天还是夜里，我都不得不“随波逐流”地与几百万人一起从房子里落荒而逃，往大街上跑五次；如果不跑，很可能就没命了。其间，还有多少次小的震动使我在究竟跑还是不跑之间犹豫。那时听说地震要持续两三个月才能结束。为了保证翻译进度，我想了一个办法：在书房里拉了一条细绳子，中间吊上一个八角形桂林香包，地上放一盆水。如果香包摆动，盆里的水荡漾了，我就跑。香包微微晃动，不予理睬，继续翻译。
思维是正常的，也是混乱的。头脑很清醒，心里很害怕。“5.12”以后，四川人民在地震中等吃喝，陕西人民在吃喝中等地震。我一边等地震，一边翻译《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我与康芒威尔思镇里的人有着相同的命运，小镇里的人随时有染上流感的危险，而我虽然不会染上流感，却随时有被“地震之神”接走的可能。
起初，一有震感，我抱起译稿抓起原著就往外跑。译到近半时，伟大的“糟糠”全部替我在电脑上打好，下载到U盘上，将U盘放到我的手边。一有风吹草动，我拿起U盘、原著和小灵通就跑。后来，“屋里的”说，再跑就不要带原著了，把U盘和小灵通拿上就行了。现在想起来，U盘真是伟大，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地神果真发怒了，断水断电，世界一片漆黑，小灵通还有用吗？
我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译完，无忧无虑地去躲地震。每天在忐忑不安中翻译，地震的震中已经到了陕西境内，有三天时间，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我不停地翻译着。“屋里的”早上起来帮我打稿子，睡眼惺忪地说，你这哪里是在翻译啊，简直是在玩命！后来，全书初稿终于译完了。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陕西分院院长彭林贤晚上为我庆祝了一下，把酒中，我说先把稿子存在电脑上，这几天地震弄得人太紧张了，等一阵再说。那位院长大人说，地震了，楼全倒了，你的电脑就不知道是谁的电脑了。这还了得，提前结束彭院长的犒劳和庆祝，回家立即投入到校改当中。
在每天数次的余震之中，它震它的，我对照原著一字一句地校改我的。书中的每一页故事都吸引了我，生死都已抛到了脑后。我只记得“准确流畅，达意传神，妙笔生花”。
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编稿子，是对着原著一句一句看的。他们都是各个语种的专家，任何译者的译文要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准确、流畅、传神方面要求甚严。所以，给译林打工，一个字——难。我即使译完了，也不能轻易交稿。
后来，地震的威胁终于渐渐远去。在一遍遍对照原文校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在战战兢兢中译完的初稿中有许多不妥甚至谬误之处，庆幸自己有机会尽心修改译文。
最后，我终于觉得，自己能使的劲儿都已使上去了，已经完全尽力了。《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这部小说的翻译终于告一段落。
我校改译稿的时间并不比我翻译初稿的时间短。
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翻译和校改的过程中，我的两位美国朋友，肯尼迪国际研究中心七十一岁的教授詹姆斯·赖特先生和布里格姆·扬大学六十八岁的教授珍妮特女士，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帮助。他们两个都是在大学教授了几十年美国文学、法律和商贸专业课程的资深教授。他们的指导，使我避免了在解决晦涩难懂的句子和了解历史事件方面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此，对两位美国老教授的大力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已尽力，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出现谬误仍然在所难免。每位读者都是我的老师，恳请方家指教。
孔保尔                  
2009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