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乐天宇
简介
1921年，他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即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前身）。翌年，农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他任团支部书记。1924年1月，农校团支部全体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任党支部书记。1927年1月，乐天宇奉命回家乡宁远开展农民运动，同年5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入狱。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时成功越狱，但由于左脚受伤未能跟上红军队伍，不得不潜赴衡阳养伤；同年底，伤愈离开衡阳，先后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河南省第五区农林局局长、湖北省文化研究院导师、甘肃省庆阳县县长、湖南省衡阳船山高级农校主事等职。
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9年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
1940年6月他率边区考察团历时47天，走了甘泉、延川、固临等15个县，采集了2000多种标本，考察了整个边区的土壤、气候、林相及其分布情况，行程千余里。在回延安途中，他发现离延安80多里处，有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有80平方公里大小，水源丰足，土质肥沃。如果在那里开荒种粮，边区军民的吃穿就不用发愁了。他撰写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提议建设边区，开发烂泥洼。他还向毛泽东当面做了汇报。长沙一别就是20年了，两位老友相谈甚欢。交谈中说到了乐天宇家乡的九嶷山，毛泽东还没去过，十分神往，这为建国后两人成为诗友做了铺垫。但此次谈话，使他俩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成了挚友，毛泽东再见到乐天宇，总是称他为“九嶷山人”。
  乐天宇不久，乐天宇奉命陪同朱总司令先后三上烂泥洼考察。总司令看上了这块宝地，正式建议将此地改名为南泥湾。毛泽东欣然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老总下达了开垦南泥湾的命令。于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于1941年3月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开进南泥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1年春，乐天宇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
上世纪30年代末，李森科在在苏联“崛起”并统治苏联科学界十数年，此即所谓的李森科事件。我国的左派学者和许多青年学子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崇拜，开始从相信“传统遗传学”转向拥护“新遗传学”（即米丘林学说）。乐天宇也是热烈的追随者。1941年初，乐天宇以延安“中国农学会”主委的身份大力传播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1949年初发起组织中国的“米丘林学会”。1949年秋，以乐天宇为院长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迁进北京，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受命出任校务委员会“第一把手”。
在当时“一边倒”的国策和中央高层对“李森科主义”的政治肯定的大背景下，乐天宇利用行政权力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在这样的学术政治环境中，北农年青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李景均教授1912年生于天津，1937—194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应聘在已经迁往成都、条件非常艰苦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34岁的李景均转到北大农学院任农学系主任，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李景均出走时离建国日1949年10月1日才5个来月，离1949年9月三校合并也还不到半年。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同样震惊了中南海高层，毛泽东亲笔批示对乐天宇予以批评和处分，并于1951年3月将其调离北农，乐天宇的政治生涯从此告终。此即“乐天宇事件”。
1962年秋，乐天宇回到故乡九嶷山区进行科学考察，碰到当时也在湖南作社会调查的周世钊和李达。故乡遇故知，三人商定送几件有特色的纪念品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毛泽东，并附上各自的诗作。于是，周李二人送了九嶷山斑竹笔、汉蔡邕《九嶷山铭》拓片，乐天宇则从三分石伐几根斑竹，裁成四段，附上一首七言诗，呈送毛主席。诗曰：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东接都庞越城雨，西嘘大庾骑田虹。我来瞻仰钦美德，五风十雨惠无穷。为谋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谒石枞。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观盛世同。乐天宇诗作落款为“九嶷山人”。
毛泽东收到礼物后睹物思情，心驰神往，于是将满腔诗情，倾之于纸，写就了题为《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的答诗。诗稿送给郭沫若征求意见，郭沫若又约见乐天宇，乐天宇诚惶诚恐地说：“我这个人办事莽莽撞撞，弄得不好要给毛主席惹麻烦，诗上最好不要写我的名字。”于是当着郭老的面把“乐天宇”三个字划掉了。后来此诗发表时题为《答友人》，且写作时间成了1961年。
《七律·答友人》全诗如下：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的千古绝唱和诗友乐天宇深沉厚重的九嶷情结，珠联璧合，自成佳话。
文革中，乐天宇遭受了种种磨难；1980年，老人再次回家乡考察，向地方政府倡议，成立了九嶷山泪竹自然保护区，晚年还在家乡自费创办九嶷山学院，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在办学期间积劳成疾，1984年7月15日突患脑溢血辞世；从延安走来的这位革命农学家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耐人寻味！
早年经历
乐天宇原名天愚，又称天燏、天遇。1901年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官桥乡蔴池塘村。自幼聪慧，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社会，并接受进步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和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汤”（汤芗铭），“驱张”（张敬尧）等爱国运动。
1921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结识邓中夏、何孟雄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成为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追随者。1922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出任团支部书记。1923年3月8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24年1月，北农大团支部和全体团员经批准转为中共党支部和党员，乐天宇任第一任中共北农大党支部书记。在北农大学习期间，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林学家梁希教授对他非常器重，常以“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相勉。乐天宇也以此为奋斗终生的目标。
1925年，乐天宇在北农大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察哈尔、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为革命奔走，出任过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张家口地委农委书记。在张家口，他以西北督办署实业厅林业技术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600余人。同年秋，因冯玉祥将军主持的国民军西撤，农运受挫。他不得不离开张家口，到安徽省六安农校执教。
1927年初，南方革命运动高涨，组织上派乐天宇回到湖南宁远，开展农民运动，他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宁远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正当全县农民运动高涨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农民协会遭受血腥镇压，为保存革命力量，组织上要乐天宇离开宁远，辗转回安徽六安农校。“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后，国共两党彻底分裂，乐天宇到达六安不久，就被捕并押回长沙，投入监狱。
1930年7月，工农红军攻打长沙，乐天宇与难友趁机越狱时负伤，不得不潜赴衡阳养伤。同年底，伤愈离开衡阳，先后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河南省第五区农林局局长、湖北省文化研究院导师、甘肃省庆阳县县长、湖南省衡阳船山高级农校主事等职。
奔赴延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7月“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半壁河山，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全国人民奋起投入抗日救国战争。乐天宇决心离开较为优裕的生活和妻子儿女，于1939年冬只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乐天宇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他一面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兼课，一面组织酝酿农校教师和学员，对边区林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双重封锁和包围下，经济十分艰难。中共中央号召边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持久抗战。
乐天宇于1940年4月，提出《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得到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的重视和提供480元经费支持。1940年6月，组成6人的考察团，成员为林山、江心、郝笑天、曹达、王清华等，由乐天宇率领，乃于6月14日从延安出发，途经甘泉、志丹等15个县，东自固临、西至曲子、南至淳耀、西北到志丹，考察了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曲西等6个林区，于7月30日返回延安。了解了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条件，并收集重要植物标本2000余件，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报告还对陕甘宁边区“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的农业环境，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边区森林改善边区农业气候的观点。认为：一是北面大沙漠的干燥寒冷气候的影响，二是西边甘肃台地大陆性气候的影响，三是南面桥山平台地的小高原气候的影响。还有，我国东部沿海的海风吹入内地，第一步为河南大平原的大陆性气候所吸收，第二步为太行山、吕梁山所阻隔。南面向北来的重湿度的空气，第一步为秦岭、太白山、终南山阻隔，第二步为桥山台地所吸收。这样，在边区境内，便成为外部恶劣气候影响的焦点……说不上农业气候，所幸的是有千万平方里的森林，与各方面的恶劣气候进行着抗争，从而改善了边区的气候。考察发现，在较大的林区内，便有优美的农业环境，气候变动小，农作物长势必好，从多方面论述：保护好这千万平方里宝贵的森林，充分发挥它的调节气候的作用，是边区农业发展的关键。　
李富春阅后，在《报告》上批注：“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看……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不久，朱德总司令派邓洁会见乐天宇，专门了解南泥湾详细情况，并要他分别向毛泽东和朱德当面汇报。汇报中，他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建议，并三次陪同朱德总司令视察南泥湾。最后，朱德同志决心调一二○师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一面垦荒种粮，一面进行军训。边区政府建议厅也在南泥湾设置垦殖办事处，组织安排各单位和安置外来难民前往开荒，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地。　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生物系，乐天宇任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为了充分发挥农林技术人员的作用，他和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李世俊、边区农业学校的方悴农、光华农场的陈凌风等共同发起成立解放区的中国农学会，有会员30余人，乐天宇任第一届主任委员。农学会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的关注，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李富春、王首道等多次到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指导并支持他们的工作。农学会在开垦南泥湾，发放耕牛、农具和植棉贷款、改良作物品种、指导植棉、种稻、扑灭牛瘟、防治谷子螟虫以及发展养蚕等一一提出具体建议，并组织农林科技人员和农校学生到农村发放农贷，帮助春耕，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推进解放区农牧业的发展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乐天宇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长治，在那里负责筹建北方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1948年夏，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乐天宇任农学院院长。
解放战争期间，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生活异常艰苦。乐天宇带领全院师生发扬南泥湾精神，边学习边劳动，开荒种地，养猪种菜。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他根据延安引种甜菜熬糖的成功经验，创办糖业专科班，培养人才，并建立了22个糖业工作站。当年熬制了红糖数万斤，解决了解放区长期缺糖吃的困难。他还聘请民间有经验的中兽医为导师，创办兽医专修科，招收学生，边学边干，由师生自己动手上山采集和制作中草药，学习推广针灸等民间传统技术，办起了兽医院，不到两年时间，兽医院发展到34所。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农学院的教育事业，也从长治、太行山扩大到邯郸、石家庄、保定一直到刚解放的北平，都建立了华大农学院高级兽医教育工作站，实行教育、生产、研究三结合的体制，在民间中兽医传统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兽医科学技术，对猪瘟、牛瘟、炭疽病等流行疫病的防治，取得了明显效果。
北方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还根据解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了评选和推广小麦、玉米等作物良种，总结群众经验，普及种麻、沤麻、种烟、烤烟、种蓝打靛等先进技术，对解放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理论结合实践，育才著书立说
  乐天宇1949年5月，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部，由石家庄迁到北京。同年9月，乐天宇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代表，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华北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由乐天宇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党总支书记。
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形势，他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努力探索理论结合实践的改革之路。他提出学生参加农耕实习和组织教师参加生产实践。以便农大学生掌握从播种到收获的农事活动的全过程，提高学生实际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联系群众的作风；为农大教师提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专业配合、推动生产发展的条件，提高了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1950年4月至5月，乐天宇组织农大农学、土壤、森林、畜牧、兽医、园艺、农业经济等7个系的教授、讲师参加的“东北工作团”前往哈尔滨、佳木斯、密山等垦区进行实地考察，协助当地驻军安排春耕，推广生产技术，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合理进行森林采伐、封山育林、荒山造林、建设草原和农田防护林带、兴建排灌系统以及发展畜牧业等。随后又组织“西北工作团”，对大西北进行了考察，提出了适合当地发展农林牧业的意见。这两次考察，不仅对教师是一次实际锻炼，而且也为今后培养新型农业人才创造了条件。
乐天宇早年在革命根据地工作，就重视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在延安时期，跑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了解实际情况，采集标本，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科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能文能武”的建设人才。并与徐纬英合作完成《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边区自然状况、植物资源、森林资源，阐述了西北地区森林演变过程。书中主要内容曾在当时《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对根据地干部和群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增强科学观念，发挥有益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业出版社于1957年6月将它正式出版。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入全面反攻，胜利在望。迎接新中国建设的任务，摆在解放区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面前。正在这个时候，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苏联，在斯大林鼓励下，大张旗鼓地宣扬李森科的关于《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颂扬米丘林学说在遗传学上的胜利。乐天宇在它的影响与鼓舞下，在石家庄发起成立米丘林学会，提倡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并在他主持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大力推行米丘林遗传学。在这个时期他陆续撰写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础》、《新遗传学讲义》、《新遗传学讲话》、《自然规律的遗传法则》等论著，系统介绍了米丘林学术观点、内容、研究方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实行封锁包围，外交上不予承认，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对学术界也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遗传学上发生米丘林与摩尔根两种不同学派的学术争论。乐天宇在主持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期间，强调米丘林学派，排斥摩尔根学派，伤害了一些科学家，年轻的归国遗传学家李景均被迫出走。领导上发觉后，把他调离北京农业大学。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兼党总支书记）主持下，学校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CC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将李景均的《遗传学》换成李森科学派的“新遗传学”。乐天宇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李景均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了一边。
尽管乐天宇仅仅是校务委员会主任而无任何行政头衔，但凭借其老革命的资历及执政党的地位，乐天宇的话远较当时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话有分量。不久，李景均间接地接到一个要他辞去系主任的消息，他第二天就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乐天宇及其随从曾试图在李景均手下招募一些能批判李景均的人，但均未成功。
当时对李景均的一个指责是，李景均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进步”思想，所以不懂李森科学派的新概念。为了证明这个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从1949年7月开始，李景均与陈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根据杜布詹斯基的英译本翻成中文出版。与陈延熙副教授的合作，一方面是因为李景均与陈交情较深，且陈的中文更为流畅，另一方面也因为陈与官方关系良好，翻译完后出版的机会更大一些。事实上，乐氏在得知李景均在翻译李森科的书时就极力阻扰，并散布谣言说，李景均的译本是根据另一个“反革命遗传学家”（指杜布詹斯基）的英译本翻译的，只能歪曲李森科的学说。幸运的是，经胡乔木审阅后，这本译著很快出版了，且出版后仅几周就售出了几千本之多。
李景均为该译著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译序》。他写道：“农学博士、列宁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的轰动世界的遗传理论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书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在这本书里，诚如齐门乃夫所说，他阐发了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必得仔细研读体会，才能了解其理论的真谛。”整个序言不失客观尊重，亦无娇枉做作粉饰献媚之嫌。
这本出版于1950年1月的译著和这篇《译序》，充分表明李景均对于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并非他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窍不通。
随着《遗传及其变异》译著的出版，李景均对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一窍不通的谎言不攻自破。乐天宇之流就又换了一种伎俩。他们又散布谣言说，李景均曾骂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在当时，官方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任何批评苏联的言论都可视为间接批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因此，这种对苏联的称呼不啻为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可置人于死地的言论，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当时尚未撤走），“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这些谣言和言论，无非是想把李景均描绘成亲美反苏的“反动分子”。其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伎俩，令人扼腕。
乐天宇是“李景均出走”事件的始作俑者，擅长打棍子，扣帽子，曾竭尽全力迫害李景均先生。李景均出走之后，消息传到中央高层，乐氏受到严重批评。然而，乐氏不思悔改，之后又在北京农业大学导演了“转系事件”——乐天宇提出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三个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非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乐天宇却泰然处之，说“转光了也不要紧”，“改革哪有不痛苦的”。胡乔木得知后，严厉批评他“不接受批评，阳奉阴违”，令其“深刻检讨”。1950年11月，乐天宇被撤销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调任中科院遗传选种馆（后为遗传研究所）馆长。
但乐天宇可谓是铁杆的反摩尔根派。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节，连陆定一作为生物学的门外汉也看出其“门户之见”了。
1952年4月，中科院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乐天宇同志所犯的错误”。政务院科学卫生处同中科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并通过了会议决议。决议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指控乐氏，指责他“对于科学工作采取一种武断、肤浅的态度”。令人玩味的是，该决议说“我们知道，旧遗传学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应该用理论和实践来驳斥它的虚妄。
决议还指出，作为一个“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乐天宇，其错误集中表现为：“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指挥，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意味深长的是，决议仅仅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乐天宇个人品性的缺陷及“学阀作风”，丝毫没有意识到体制上的缺陷，且不明智地介入了学术之争。若干年后，反右及文革造成了许许多多远比“李景均出走”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
匪夷所思的是，在基因及DNA的存在已成不争事实之后，乐天宇还唆使江西省南城县的中学青年美术教师王欣如在1976年3月和1977年2月上书华国锋、叶剑英，要求对摩尔根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与基因工程进行批判。这种对科学事实置若罔闻、倒行逆施的行径令人叹为观止。而这恰恰发生在一个曾任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身上，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1]
坚持植树造林，造福子孙后代
1951年，乐天宇调离北京农大后，为使他在学术上有所发展，由他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馆长。1953年，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乐天宇参加领导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筹建任务，他为在海南岛开发种植橡胶，踏遍海南全岛的山山水水，收集数百种植物标本，系统调查研究橡胶的生长发育规律，提出在开垦种植橡胶的同时，要保护森林资源，营造防护林带和提高橡胶产量的综合治理方案，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乐天宇1954年，由于长期野外作业，乐天宇不幸罹患恶性疟疾，经送广州医院抢救治疗后，回到北京，安排在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并被推选为第三届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同年，他还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乐天宇历来重视森林保护工作。在延安经过调查研究，陕北本来是沃野千里，绿树成荫的好地方，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以后，由于战乱，放火烧山，滥伐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沙漠进逼，耕地减少，如能植树造林，恢复“林相”（指现有适当密度的乔木，必有略为密集的亚乔木，在高低秆草本植物掩护下，还有羊齿等地被植物的生态而言），涵蓄水量的作用极大，水土保持效应极好，完全可以逐渐改善陕北等地的生态环境。为此，乐天宇不厌其烦，不断提出建议，供领导部门在制定森林政策时参考。但由于种种原因，森林保护政策累遭侵害。
乐天宇在晚年仍然大声疾呼保护森林。他认为，人类从远古到现在曾经有过茂密的森林，后来被砍伐了。曾经吃尽了洪荒之苦，可是人们仍然不懂得去爱护树木。祖宗把灾难留给了我们，我们又把灾难加倍地留给了子孙。因此，他常呼吁：“救救森林，救救子孙！”
无私无畏，鞠躬尽瘁
乐天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被下放到广西邕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0年农林两院合并，又被转至辽宁兴城“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批斗”。后来年老多病，成为佝偻，就让他回到过独身生活在街道小厂工作的大女儿家“休养”。  乐天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天宇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和原工资级别待遇。也未安排工作，令其离休。这时，乐天宇已年逾七旬，由于他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以党的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带上补发给他的全部工资，回到湖南宁远县家乡自费办学。他的创举得到萧克将军和各方友好人士的支持，并受到当地政府和山区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1980年，乐天宇回到宁远的第二天，就到了离城70里的九嶷山（也称九疑山，又名苍梧山）选择校址。之后，他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建设九嶷山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并拿出补发给他的工资数万元，作为筹建九嶷山学院的经费。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下，1981年九嶷山学院正式开学，分设畜牧、林果、医学、文史4个系，学生200余人。建校初期，条件艰苦，乐天宇坚持与全校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菜淡饭，还将每月从原单位离休后照发的350元工资，除留50元生活费外，余均交给学院充作师生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他还不取报酬，亲自讲课，经常工作至深夜。 　九嶷山学院越办越兴旺，学生发展到500余人，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他自费办学的事迹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上报道后，受到国内外很多人士的赞誉和支持。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寄来了有关科技资料，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湖南农学院等相继赠送大量图书仪器。大家无不为他爱国爱民的热忱所感动。
1983年冬，乐天宇终因长期艰苦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住院治疗3个多月后，病情略见好转，于1984年3月回到学院，又继续拼搏，终因心力交瘁，突患脑溢血，抢救不及，于1984年7月15日辞世。
乐天宇献身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道路上，为发展祖国的农林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
生平大事记
  乐天宇1901年1月20日　生于湖南省宁远县官桥乡麻池塘村。 
1920年　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1925年　北京农业大学毕业。 
1926年　因农民运动受挫，他和妻子儿女去安徽省六安农业学校任教。后任西北督办署实业厅林业技术员。 
1931—1937年　先后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教授、湖南农林局局长、湖北文化研究院导师、甘肃省庆阳县县长、湖南省衡阳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主事等职。 
1937—1940年　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对边区林业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并在边区农业学校兼课。 
1941—1946年　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任生物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1941年延安成立中国农学会，任第一届主任委员。 
1947年　任晋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　华北解放区统一后，任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9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1年　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 
1953年　负责筹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 
1954年　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一级研究员。 
1980年　自费创办九嶷山学院。 
1984年7月15日　病逝。
主要论著
1　乐天宇．植物单宁材料的初步试验报告．1942年，（内部资料）．
2　乐天宇．边区的农业气候与护林造林运动．1945年1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
3　乐天宇．发动晋冀鲁豫边区种甜菜的办法．1948年，（内部资料）．
4　乐天宇．自然规律的遗传法则——遗传正确应用的商讨．1948年，（内  乐天宇部资料）．
5　乐天宇．新遗传学讲义．1949，华北大学农业生物学研究室出版部．
6　乐天宇．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解放日报》连载，1943年．
7　乐天宇．开发南泥湾调查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
8　乐天宇．米丘林生物学的哲学基础．1949年华北大学农学院农业研究室印，（内部资料）．
9　乐天宇．生物种内种间关系．1949年华北大学农学院农业研究室印，（内部资料）．
10　乐天宇．生活力的更新与品种保纯问题．米丘林学会会刊第三期，1951年．
11　乐天宇．遗传选种要义．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2年．
12　乐天宇．植物生态因子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林业科学，1956年第三期．
13　乐天宇．徐纬英．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中国林业出版社，1957年．
14　乐天宇．森林选种及良种繁育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年．
15　乐天宇．应用不同生态型的杉木杂交取得杂种优势的研究．中国林科院科技情报室，1963年．
16　乐天宇．生态型及其有机体的生活规律．中国林科院林科所遗传选种室，1964．5． 　17　乐天宇．植物生态学．
18　乐天宇．物种遗传学．
19　乐天宇．小气候．
20　乐天宇．植物生态型学．
21　乐天宇．杨树育种学．
22　乐天宇．传统遗传学批判．
23　乐天宇．种性遗传学．（油印本），1975年．
24　乐天宇．为纪念《自然辩论法》出版100周年．反蒙诺教义．对蒙诺著《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批判，1975年批判蒙诺通讯．
25　乐天宇．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重大作用．载于《人民日报．农业科学文选》第2辑，1964．
南泥湾的发现者
脍炙人口的歌曲“南泥湾”中国妇孺皆知，可是你知道是谁发现了南泥湾？又是谁向毛泽东和朱德建议开垦南泥湾？
他是一位很早就走进农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又是很早投身到农运洪流中的革命家，他是开垦南泥湾的主要参与和策划者——乐天宇！
1938年，党组织通知乐天宇，调他去延安做统战工作。1939年冬天，乐天宇到了延安。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他想：自己的专业可以在这里大展身手了，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尽快帮助边区政府发展生产，摆脱困境，渡过难关。
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最高首长，是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乐天宇直接找到李富春，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立即组织科技人员，对边区的农林资源进行一次考察。乐天宇的建议得到了中央主管首长的批准，心里非常高兴。他冒着严寒，拟定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纲要》，1940年5月中旬。乐天宇一行6人，辗转47天，走遍了甘泉、延川、固临等15个县，采集了2000多种标本，考察了整个边区的土壤、气候、林相及其分布情况，行程千余里，回到了延安。把一份厚厚的考察报告交给李富春。
李富春连夜看了乐天宇的考察报告。他兴奋得睡意全消，拿起笔来，在报告后面写道：
阅后感言：今年三月，与乐天宇同志细谈边区经济及森林事业，天宇同志畅快而沉痛地叙述其对边区森林的意见，我完全赞同其见解，极力赞助其先组织边区森林考察团。经过乐及江、郝、曹、林、王6同志47天的努力考察与研究，得此报告书。虽其中有再加考虑与研究之点，但已成为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读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边区林务局的建立统筹林务，是迫不及待的工作。李富春　1940年8月22日
更叫富春同志高兴的是，乐天宇说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是他在回延安途中，发现离延安80多里处，有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有80平方公里大小。那里水源丰足，土质肥沃，很有开垦价值。如果把那个烂泥洼开荒种上粮食，边区军民的吃穿二字就不用发愁了。这个惊天喜讯，通过富春同志，一下子就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和朱德随后又分别亲自听了乐天宇的汇报。
谈完了正事，毛泽东留乐天宇坐了一会儿。从长沙、北京到延安，一晃就是20多年过去了。不知怎地，他们谈到了九嶷山。乐天宇如数家珍，毛泽东也十分神往，背起了古人咏九嶷山的诗词。停了一下，毛泽东说：“我这个湖南人，全国也跑了不少地方，却冒到过九嶷山。红军长征时从那里过，也冒停脚。那时节是后有追兵，停不得的苦呵！”
乐天宇说：“红军过宁远时，走烟竹塘那一带过。我们九嶷山的确是个好地方，可湖南人冒到过九嶷山的，何止您一个？我念首诗您听听吧！‘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嶷山。消磨筋力知余几，踏遍人间五岳还。’”
毛泽东问：“谁的诗？”
乐天宇说：“何绍基的。何是道县人，和宁远一山之隔。但他壮年在外做官，一直到70多岁告老还乡后，才去九嶷山一游，写了这首诗。”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拿何绍基的诗笑我呀。何绍基的诗一般，但字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去九嶷山看看。那是舜帝南巡的地方呵。我要是写诗，大约比何绍基这首强，否则对不起钟灵毓秀的九嶷山啊！”
自此，毛泽东再见到乐天宇，每每情不自禁地称他为“九嶷山人”。
不久，乐天宇奉命陪同朱总司令，先后三上烂泥洼考察。总司令看上了这块宝地，正式建议将地名改为南泥湾。他和毛主席商量好以后，亲自下达了开垦南泥湾的命令。
与毛泽东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他倡导广交朋友，寻觅知音，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在毛泽东众多的朋友中，乐天宇就是鲜为人知的一位。
乐天宇（1901—1984），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官桥乡麻池塘村人，曾就读于长沙第一中学。1921年，他考入北京农业大学，认识了邓中夏等北京共产党组织成员，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并与杨开智、蒋文孝成立农大社会主义小组。翌年，农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他任团支部书记，1924年1月，农大团支部全体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任党支部书记。乐天宇是农林战线上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在60多年的人生征途上，乐天宇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驱张运动中，他俩是密友；在农民运动中，他俩是战友；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俩是挚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俩是诗友。
驱张运动中的密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政权，中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湖南就成了南北军阀反复争夺的主要战场。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同湘桂联军作战，直皖联军获胜后，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入主湖南，成为督军。他在统治湖南的两年中，完全采取类似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残暴行为，祸害湖南人民。他“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摧残教育；暗罪公民；钳制舆论；私加盐税；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其暴政劣行，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公愤和反抗。
1919年9月间，毛泽东便开始了秘密的驱张运动。他以湖南学联为基础，联络教育、新闻各界人士，策商驱张办法。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同全国学联等团体取得联系，寻求支持，开展反张宣传活动。11月间，他又以重新组织湖南学联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学联发表“再组宣言”，提出湖南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决定”，鼓动湖南人民行动起来，推翻张的反动统治。当时，正在长沙第一中学读书的乐天宇，“经常与毛泽东同到杨昌济老先生处求教”，因此相识相知，结为密友。乐天宇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汤（乡铭）驱张（敬尧）等进步运动。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发生日本暴徒持械殴打学生的“福州惨案”，湖南学联散发传单表示声援，并要求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查出的日货立即焚毁。12月2日，乐天宇应毛泽东之约，带领长沙第一中学学生，涌进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的万人洪流，高举“民众联合”、“打倒强权”、“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参加了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的镇压，数十名学生惨遭殴打而身受重伤，义愤填膺的乐天宇和同学们被强行驱散回校。
乐天宇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联席会议，研究驱张对策。1919年12月3日，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4日，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出席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又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和全省各地扩大驱张宣传。乐天宇参加了上述会议，力主联合社会各界，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各校联合的大罢课斗争
1919年12月6日，按照长沙学界联席会议的决定，长沙各校学生实行罢课，乐天宇毅然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罢课斗争。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乐天宇和长沙第一中学学生，不顾张敬尧派来的密探威胁，不怕张手下官员的恫吓，投入了长沙各校联合的大罢课斗争。
之后，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赴北京，开展驱张宣传活动，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他的密友乐天宇则留在湖南，继续参加驱张斗争。由于湖南人民坚持斗争和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1920年6月，在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的情势下，张敬尧被迫出走，毛泽东领导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农民运动中的战友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就已开始探索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陆续在各地组织农会，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毛泽东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主讲《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等课程，为北伐战争和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计有52个县17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有统计的会员130多万人。12月20日，毛泽东应邀到会发表演讲，主要讲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12月28日毛泽东再次到会作了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讲。两次演讲均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遭到了地主和国民党右派的恶毒攻击。为了反击对农民运动的诽谤，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文献，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组织武装，深入斗争，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
领导农民运动
正在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1927年1月，毛泽东的老友乐天宇奉党组织之命回到家乡宁远县特别支部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主持下，宁远县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组织上，宁远县农协大力发展区乡农协和农会会员。1927年初，宁远县农会会员不到1万人，乐天宇回乡后，中共宁远特支根据省农民协会要使各县农会迅速组织起来的部署，于1927年4月，召开了全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宁远县农民协会，乐天宇当选为县农协委员，着手大力发展农会组织，吸收农会会员。截至1927年5月止，全县建立区、乡农民协会100多个，会员近5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近20万人。在政治上，宁远县农协全力打击豪绅地主。为了有效地打击土豪劣绅，宁远县成立了“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对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分别按其不法行为情节轻重加以处置。在经济上，宁远县农协认真清算土豪官僚。1927年4月，宁远县农民协会成立了遗产清理委员会，协助乡（镇）村农会清理各村公款和租利账目及土地房屋。在军事上，宁远县农协着手建立农民 自卫武装。宁远县农协组织农会会员没收或夺取团防局与土豪枪支，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拥有600人，200枝枪，这支农民自卫军，在农民革命中，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严惩了土豪劣绅和不法分子，为保卫轰轰烈烈的宁远农村大革命做出了贡献。在思想文化领域，宁远县农协坚决反对封建恶习。宁远县农协在开展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倡导农民移风易俗，培养新的道德风尚。为此，专门成立了整顿社会秩序仲裁部，发布文告，对烟鬼、赌痞、盗贼、流氓等进行严厉制裁，收缴了大量的烟枪、赌具，查封了赌场，抓了一些赌痞、暗娼及盗贼。
组织大集会
全国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挥起了屠刀。1927年5月1日在中共宁远县支部的领导下，宁远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大会发表了五一节纪念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和资产阶级代表。宁远县三十万同胞，受各反动派的压迫，已弄得财力俱尽”；宣言号召“受奴役、遭压迫的劳苦大众要翻身求解放，必须团结起来，继承‘五一’精神，齐向反革命进攻，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坚决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会后全县城乡相继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动豪绅地主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1927年5月26日，零陵的反动派发动了“宥日事变”，残酷镇压零陵各地的农民运动。乐天宇外出避难时被国民党逮捕，押解到长沙陆军监狱。敌人以各种酷刑逼供，他始终守口如瓶，严守党的秘密，被判处死刑，经多方营救，改判10年徒刑。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乐天宇与难友趁机冲出监狱。
大生产运动中的挚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主要精力放在敌后战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实行经济封锁，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使抗日根据地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战胜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他自己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不准卫士们代劳，他种的白菜、辣椒、豆角、西红柿等喜获丰收。
乐天宇冲出监狱后，不幸左脚受伤，未能跟上红军队伍，后几经周折，于1939年冬到达延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根据他的专长，党组织把他分配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1941年春，乐天宇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
乐天宇就职边区建设厅后，一面调查研究，熟悉情况；一面在边区农校任教。他向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提出建议，组织科技人员对边区进行一次考察。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后，他很快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纲要》，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于1940年6月14日率边区考察团从延安出发，顺桥山山脉和横山山脉前进，途经甘泉、志丹等15县，于7月30日返回延安。通过47天的考察，共搜集重要标本2000余件，了解了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条件，根据考察资料撰写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详细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情况，提议建设边区，开发南泥湾。他分别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当面汇报，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建议，得到了首肯。于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经济困难的号召，执行“屯垦”政策，于1941年3月，由王震旅长率领，开进了南泥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响应毛泽东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
经过三五九旅指战员的艰苦奋战和辛勤劳动，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先后视察了南泥湾，并盛赞南泥湾的艰苦奋斗精神。
在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乐天宇主动献计献策，响应毛泽东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挚友情谊。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诗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天宇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54年，被评为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后又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他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祖国的林业建设中。建国后，乐天宇仍然与毛泽东保持着朋友的交往。
  九疑山第二高峰三分石一次，毛泽东和乐天宇聊天时说：“宁远有座九嶷山，那里有斑竹，我很喜欢。”后来，在一次晚会上，毛泽东又不无惋惜地说：“我是湖南人，却没到过九嶷山。”乐天宇当即念了清朝何绍基的一首诗：“生长月岩濂山涧，老来又入九嶷山。消磨精力知余几，踏遍人间五岳还。”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表示今后一定去九嶷山看看。1960年秋，乐天宇带领一个五人考察小组来到家乡九嶷山，登上了三分石，考察香杉和斑竹的生长、分布情况。他特意挑选了两根精壮笔直、罗泪分明的斑竹，把它截成四段，携带回京，一段送给了李维汉，一段送给了萧克，一段赠给了当年的挚友毛泽东，另一段自己留作纪念。乐天宇感到，仅送一段斑竹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诗兴涌来，拈笔写了一首题为《咏三分石》的七言古体诗：“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西播都庞越城雨，东嘘大庾驰田虹。我来瞻仰钦虞德，五风十雨惠无穷。为谋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谒石枞。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落款是“九嶷山人”。连同斑竹一起送给了毛泽东。当时，一同从湖南考察赴京去见毛泽东的还有周世钊、李达。周世钊送给毛泽东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李达送了两支斑竹毛笔和一首咏九嶷山的诗。毛泽东睹物思友，感物生情，不久便写下了友谊之歌，怀乡之曲，于是“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的名诗就问世了。1961年，家乡来客给乐天宇捎来了九嶷山的斑竹，他很高兴地精选了一根斑竹，让自己的儿子给毛泽东送去。同时，还附了一封信和一首诗。不久，乐天宇接到了毛泽东寄来的一首和诗的诗稿，题为《七律·答乐天宇》，乐老十分高兴。
一天，乐天宇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题为《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的诗稿。他忙对田家英说：“我这个人平时做事莽莽撞撞，弄得不好，往后可能会给毛主席添麻烦，不能用我的名字。”说着顺手拿起笔来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当时，郭沫若正在编注毛主席的诗词，田家英便把乐天宇的意见转告了郭老。
有一天，乐天宇到郭沫若家去做客。碰巧郭沫若正在忙着筹集出版毛主席诗词。郭老笑着对乐老说：“主席的诗中，有你的名字哩。”乐天宇连忙摇摇手，并向郭沫若谈了自己的意见。郭老听后说：“那也好，不如改为‘友人’吧”，并解释道：“友人表示多数的意思”。因此，在公开出版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乐天宇同志”也就成了毛泽东匿名“友人”了。
四人帮的严重迫害
乐天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不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坚信党，依靠党，始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祖国绿化。1980年乐老再次回家乡考察，向地方政府倡议，成立了九嶷山泪竹自然保护区。他始终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晚年还在家乡自费创办九嶷山学院，积极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在办学期间，因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于1984年7月15日，不幸逝世。
毛泽东《七律·答友人》的千古绝唱和诗友乐天宇深沉厚重的九嶷情结，珠联璧合，已成佳话，后人自当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