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华文学
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
马华文学一开始就是离散文学:从中国与中国文学离散到南洋,而在星马的文化场域蔓延滋生.文学的地方感性使得马华文学渐渐有了自己的属性.但在独立建国之后,随着华裔移民及其后裔因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继续离散,马华文学也继续流动-不仅是地理上的流动,语言上的流动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九十年马华作家在国内外的耀眼表现,与当代其他离散华文文学汇流,形成一个新兴华文文学的局面.
社会思潮对马华文学的影响
马华新文学发端于一九一九年，它的起步只稍后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数年。从马华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它是受中国新文学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某些学者认为早期马华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支流，乃有着一定的根据。但在特定的时空及不同社会环境下，马华新文学所反映的毕竟是马华社会的各种风貌与活动，有别于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作品。 
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星马地区（包括砂劳越与沙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对文学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作家通过作品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特征。 
战后新马地区所展开的反殖反帝，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参与的包括知识份子、工人和农民各阶层，经历十多年的间，参与者前仆后继的血泪抗争，这一运动对马华社会产生重大冲击，它所形成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涌现的作者之多，以及文学作品的丰盛，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有多方面的成就。
三十多年来，马来西亚的发展是显著的，但马华社会却是在凄风苦雨中成长。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展开的不同社会运动，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维护华族文化教育、捍卫华族政治、经济权益……等重大课题所形成的社会运动，马华文学都有着不同层次的反映，留下历史的记忆。
马华文学反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抗战文艺的勃兴，乃是随着这一社会运动所展现的。抗战救亡成了文学创作普遍的主题，不同于前时期不少作品所反映的阶级对立现象。这种直接或间接反映抗战救亡现实，与当时的救亡运动紧密配合的小说、诗歌与戏剧创作乃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期（1937－1942）的创作主流。
小说创作反映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各个层面，因取材倾向的不同，这里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偏重中国题材的描写，这在抗战初期尤为盛行。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小说作者有很多是刚由中国南来，对于中国的变乱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体验，这些经历就常常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 
另一类抗战小说，是直接取材于当地救亡运动的作品。作者有乳婴、陈南、铁抗诸家，而以铁抗的作品最丰，发挥积极的影响，而铁抗也不幸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令人惋惜。 
抗战时期的马华诗坛空前热闹，优秀作者特多。诸如静海、李蕴郎、东方丙丁、刘思－－等《吼社》诗人，以及晚出的清才、蓬青、野火、三便……等《澎湃社》的作者，这些作者以激情的文字，激励了人们的抗日情绪。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繁盛乃是抗日救亡这一社会运动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文学史与翻译马华:政治性与定位问题
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马华文学”不纯然是个文学议题.她是整体社会文化生态的产物,在国家独立后,她的兼文本(context)-政治性也愈形彰显,马华文学的本质与马来西亚国,马来西亚华人的本质是息息相关的.从文学的角度看,“马华文学”揭示两种可能性:一,她涉入人类学范畴;二,她的书写语言-华语,具有高度的吸纳能力.前者扩大了马华文学的定义与内涵,后者实践了华语的文化性格,两者在书写场域上终于找到了契合点,使马华文学拥抱了更广阔的书写天地.
马华文学的基础
一是拥有完整机制(例如报纸、杂志等等，可发展的空间很大)
二是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华文文学奖，鼓励新进的作家。
三是有相当多的评论家，可以将马华文学介绍出去
四马华文学的质跟量都有相当的份量，颇受学者们的注意。
“断奶论”的争议
1997年马华文坛爆发大规模的论战。黄锦树发表了《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指出了马华文学的危机所在：马华文学因象征而神圣，而非文学。黄锦树认为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对抗，如：书法、舞狮舞龙等立意虽然不错，但是当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华文学/文化的内涵时，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的表现方式，通常是通过文化表演，但是这些文化表演，很多时候沦为了表演文化，甚至于不足之处还进行再创造，于是就有了廿四节令鼓的诞生。他同时指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原本就是以地域色彩为立足点和中国保持距离而设，结果问题复杂化后无法简单解决。如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对抗，但是当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华文学/文化的内涵时，那问题就复杂化了。为何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再创造，而不是在马华文学/文化上再创造是黄锦树觉得吊诡之处。
由此大前提之下，黄锦树于1997年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断奶论”，要与以大中国本位为中心把马华文学当作支流控制安抚的大汉沙文主义的奶水断绝关系，认为马华的作家再喝这种奶水是对马华文坛的一种荼毒，其实是一种意识上的断奶。而温任平、陈雪风等人认为中文与中华文化千丝万缕，此奶如何能断得掉，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断奶角度理解而已。“断奶论”的提出，引起轩然大波，报章刊物上笔战连连，林建国、何启良等人对此纷纷表态。而事实上，不过是意识上与形式上的理解认同的不同，而形成的两个高度不同的对骂，换言之，也就是鸡同鸭讲。由于论争的结果，在1998年，黄锦树先后发表了《痛苦的道义》和《烧芭余话》，认为马华文坛的泥土已让现实主义作家们如枯树般搞得乌烟瘴气，不如一把火烧掉，以让土地恢复肥沃，滋长出更健康的幼苗的论调，引起了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极大反感。他们厌恶黄锦树，把黄锦树与众多留台生画上等号；黄锦树也不屑这些作家们，并把他们与大马本土也挂上了等号，加剧了本土与留台的作家们的对立。
之后2005年黄锦树在南方学院开讲的“告别马华文学”，认为马华文学必须告别马华特性，即告别国家、方修、革命文学，甚至告别读者，未来才能有突破性的发展。国家文学是一种霸权手段，逼迫不符合国家文学条件的各类文学低头，因此马华文学必须走向跨国越界，告别在国家文学之下的马华文学。此外，他也认为马华文坛缺少的是文学革命，指出所谓的文学革命是让文学回到根本。黄锦
马华文学土壤之外的旅台文学
旅台文学跟马华本地文学只有血缘上的关系，极大部分的旅台作家都是“台湾制造” 。他们的创作源泉，或来自中国古典文哲经典，或来自在台湾出版的中、台、港现代文学著作，以及各种翻译书籍。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马华旅台文学也算是台湾现代文学的一环，尽管他们关注的题材、文学视野、发声的姿态有异于一般台湾作家 。
一九七○年代下半叶，旅台或离散马华作者李永平、商晚筠、张贵兴因获得台湾两大报文学奖而在当地文学场域取得立足地。是旅台新诗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第二代是商晚筠、李永平 、潘雨桐 、张贵兴等四人，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年为止，十年间，四人共夺下十三项台湾小说奖，其中十二项为两大报小说奖，不但创造了旅台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开拓了未来旅台作家进军台湾文坛的主要路径。第三代可以从一九八九年林幸谦 夺得中国时报散文奖开始，翌年黄锦树也开始以小说为主的得奖历程，接着是陈大为的诗和钟怡雯的散文加入文学奖的征伐行列，全面掀开旅台文学在三大文类的得奖时期。十年下来，四人共赢得十一次两大报文学奖，以及数十种其他公开性文学奖。第三代的旅台作家共有七人，除了创作与学术双管齐下的林幸谦、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辛金顺，还有在大众文学创作方面表现非常杰出的的欧阳林和张草 。进入二○○○年以后，李永平和张贵兴再度展现他们旺盛的创作力，一连拿下多项十大好书奖，壮大的旅台文学在台湾文坛的声势。原本孤军作战的旅台作家，累积到九○年代不但完成较大的阵容 ，而且其中多人兼具学者身分，再加上在大学任教的评论家张锦忠和林建国，旅台“学者” 人数达到空前的高峰──八人（作家九人）。学者比例的提高，让九○年代的旅台文学同时以创作和评论的双重优势，正面冲击沉寂多时的马华文坛。
迈向21世纪的马华文学
近年来马来西亚教育普及和生活水准提高，由于华人社会高度商业化和具功利主义，文学一般上不受重视，使马华文学似乎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一是喜欢文学和有阅读文学作品的青年有减少的迹象，以致纯文学的刊物难以生存；〈蕉风〉停刊就是明显的例子。文学作品主要的发表园地是在报章的文艺副刊。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的执着以及出版社的支持，单行本的马华文学作品的出版反而有增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