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网络问责
简介
“问责”最简单的表达就是责任追究，是指问责主体（归根到底是公民）针对问责客体（主要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问责客体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行为。所谓网络问责，就是公民等问责主体借助网络这一新兴媒体对问责客体进行责问、质询。
“网络问责”作为一种新的监督形式，正走进中国的政治生活。从千万网民奋起反腐，到一群“幕后英雄”(网络编辑)倾力推动，再到整个社会剑指“问题官员”，网络有力地推进了社会正义的实现。
网络的快速发展，已从开始时的虚拟逐渐走向现实，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就产生一个责任问题，即每一个人在现实中做事要负责任，在互联网里做事同样要负责任，大家都可以相互监督，共同进步。这就是工具的发展带动了社会进步。
产生背景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较2008年增长28.9%，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升到28.9%，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突破1亿。网络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网络与政治的互动已受到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走进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并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是政治家与互联网联系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网络问政”逐渐发展到“网络问责”，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都拓宽了网络举报的渠道，为网络问责奠定了基础。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称，国家预防腐败局每天安排专人进行信息汇总和归纳，对网友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将及时处理。重庆等地方也将在2010年试行“网络问责”。
在国外，通过网络问责官员而致官员“下台”的案例已不鲜见。如2008年2月10日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焚，此后，韩国公众特别是网民对有关官员进行强烈的问责。面对公民的责问和声讨，韩国有关职能部门并没有“删贴”、关网站，而是让民意“赤膊上阵”，让舆论充分表达。最终使首尔市长在很短时间内向公众致歉，文化财厅厅长主动请辞。
公民借助于网络参与政治、进行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典型的网络问责案例包括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周久耕“天价烟”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郑州市规划局逯军“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事件等。网络问责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将会更深入、持久地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并将日益成为我国问责方式的一种常态。
发展
2008年出现2008年，堪称中国的“网民年”。
  网络问责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接近3亿。他们的“地位”和“生活”在这一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
从2008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给网友的一封拜年信，点燃起“网民问政”这把火，到各地执政者纷纷向网民“求计问策”，邀请网民“灌水”、“拍砖”，接受网民监督……再到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交流，中国网民的热情开始喷发。下半年，中国网民的热情从“网民问政”发展到“网络问责”。网民的眼睛盯向“问题官员”，一些平常不被人注意的蛛丝马迹，一旦被网民推到网上，都成了当事者难以遮盖的罪证。网络的威力让“问题官员”无所遁形。
从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而丢官获罪，到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酒店借酒撒疯，被网友“搜索”出身份遭免官；从一叠丢在地铁上的国外旅游账单被网友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员受处罚，到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因不当言论被网友“人肉搜索”，进而“搜”出他抽”天价烟“、开豪华车等生活腐化行为，从而引发官场一次次“地震”：一时间，许多官员不敢戴名表、不敢抽好烟，不敢到豪华饭店公吃公喝，不敢去娱乐场所公款消费；更有“问题官员”谈网色变，生怕某一天，自己的丑行也会被网民“晒”到网上……
2008年，“网络问责”事件排浪式地出现。虽然网络上的信息和舆情也反映出网民的一些稚嫩甚至偏见，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已经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乃至各级领导的重视，被网民“问责”者受到查处的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网络问责”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引来公众一片喝彩。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相关民调显示，71.9%的公众认为，网络表达将成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
优势
特征网络问责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方式，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开放性和平等性。相比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网络不受时间、地域和版面的限制，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发贴”、“回帖”等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问责官员，因而具有开放性。网络还打破了传统媒体往往被社会精英掌握话语权的现象，为普通公民开拓了话语权领域，包括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有了比较平等发言的平台。
草根性和异体性。网络问责的主体是普通网民，具有草根性。问责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另一种是异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外部对其成员的问责。显然，以网民为主体对各级官员的网络问责是一种典型的异体问责，具有同体问责无法比拟的优势。
快捷性和互动性。网络问责不需要像传统问责方式那样有大量的层级组织，而是可以“越级”、“零距离”地直接向问责客体进行问责，具有快捷性。同时，问责客体也可以针对网络问责进行反驳、解释。这一过程就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的互动过程。
分散性与集聚性。一方面网民是高度分散的，在问责过程中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共同的地域集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使得千万个网民针对某一问责事件的信息集中、意见汇聚，从而产生一种“合力”，形成民意。网络问责与与传统监管体制相比较网络改变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位置。在过去“从上往下”的监督体制中，存在以下问题:一、具有监督权利的群体往往缺乏必要的信心；二、掌握大量信息的群众不具备监督职权；三、与“问题官员”级别平行或掌握部分监督权力者不敢进行监督。与此不同的是，互联网带给我们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它既具备广泛的信息来源，又赋每个监督者平等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再加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效果强的特点，使得很多足不出户的丑闻，都因为网络的“曝光”，在朝夕之间传遍天下。      
网络监督压缩了“问题官员”的犯错空间。在我们现有的体制里面，“问题官员”之所以能坏事得逞，主要因为他们集决策、监督、执行三大权利于一身，即便做了违法失德的事情，也大可以借自己的权势息事宁人。但互联网打破了这种局面。中国有近3亿网民，他们所提供的大数量、不确定、全方位监督，让“问题官员”们“吓破了胆”，从而不得不谨慎规范自身行为行为，这自然压缩了贪腐、失职、渎职的空间。网络问责更具“民主”色彩。在这种没有限制的网路参与中，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通过不断吸取、筛选、传播，在网络信息集成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逐渐呈现出“问题官员”的真实面貌。可以说被“网络问责”“问倒”的每一个官员，都与网络参与者们的“跟帖”和“转帖”息息相关，民意表达也有此得到了最大化。这进一步激励了网络参与者对现职官员的监督，从而形成网络监督与民主政治相互促进的格局。
特别要指出的是，网络问责是典型的“以下问上”，是一种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我国的问责制必须改变目前行政色彩浓厚的“以上问下”的问责方式，建立“以下问上”的具有明显民主特性的问责方式。虽然我国现行的“以上问下”的问责方式有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2009年“天价烟局长”、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落马”的事件中，公民通过网络对官员进行问责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问责是由网民发动的“下问上责”，一改我国长期以来“上问下责”的传统。
网络正在成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而网络问责具有拓展问责渠道、广泛表达民意的重要作用，具有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的巨大功能。草根性和异体性。网络问责的主体是普通网民，具有草根性。问责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另一种是异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外部对其成员的问责。显然，以网民为主体对各级官员的网络问责是一种典型的异体问责，具有同体问责无法比拟的优势。
影响
震动官场从网民发现周久耕抽的是“天价烟”，到南京市江宁区委决定免去其局长职务，前后只用了14天。这场“一包烟撂倒一个局长”的“网络问责”战背后，是一群“中国最有名的私家侦探”，被称为“网上纪委”、“民间纪委”。其中，“网探”是此战的发起者，网站编辑则是推动者。 
周久耕 “天价烟”被揭发，是周久耕事件的第一个转折点。周久耕事件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天价烟”一帖登上“天涯社区”网站头条，从此它成为全国性新闻话题。被眼明手快的网民推到舆论的旋涡中——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被质疑抽“九五之尊”天价烟、戴“江诗丹顿”名表，开“凯迪拉克”豪华车，且“兄弟和儿子都是其辖区内的房地产商和建材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周久耕因擅自发表不当言论被免职，“九五之尊”烟、“凯迪拉克”车、“兄弟和儿子”等问题都在进一步调查中……
网络监督，推动纪检介入。中共南京市江宁区委对周久耕作出了一个处理决定：鉴于周久耕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同时，经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周久耕存在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为此，江宁区委研究决定，免去周久耕江宁区房产局局长职务。
2008年事件简表
当事人问责内容处理结果周正龙等2007年，陕西省林业厅宣布周正龙拍到华南虎照片。但照片被网民看出破绽，引发质疑。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厅向公众致歉。6月29日，官方通报周正龙作假，周被捕。11月17日，周正龙案审结，为“正龙拍虎”事件画上句号陕西省林业厅和镇坪县13名相关公务人员，因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等受到严肃处理。9月27日，周正龙一审被判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11月17日二审改判周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并处罚金。山西有关企
业管理人员
9月14日，记者孙春龙在博客上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的举报信，指出8月1日山西娄烦山体滑坡事故中存在瞒报谎报，事故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国务院成立调查组。10月7日，国家安监总局通报，查实遇难和失踪人员45人，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10月25日，6名企业管理人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被公安机关刑拘。1291次
列车长
9月25日，旅客曹大和在1291次列车上疑似狂躁症发作，被列车长等工作人员捆绑后死亡，有关经过被网友发布在网上，引起网友对铁路部门的批评。曹大和的弟弟曹大军接受铁路方面12万元的赔偿方案，其中包括2万元的保险和10万元的补偿。1291次列车的列车长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组的调查。哈尔滨6名警察
10月11日晚，大学生林松岭在哈尔滨某酒吧门口与警察斗殴，当场身亡。10月14日，现场监控录像在网上流传，迅速引发关注，并围绕林松岭是否为高官家属等，引发对事件的质疑。11月18日，哈尔滨召开新闻发布会，涉案的警察齐新、刘力男、杨森已被批捕，另外几人取保候审。江西、浙江
有关出国考察官员
11月26日，网友将在上海地铁捡到的江西省新余市、浙江省温州市公务考察团在美、加考察时的消费票据拍照发在网上，引发网友对以考察为名公费旅游、违纪违规问题的质问。11月29日，江西省新余市将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刘忠平、副主任刘群等免职，所有出访人员写出书面检查，违规旅游经费全部由当事人负担。温州市委和市纪委研究决定，对市委组织部门的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理。强建周西安电子科大未经学生同意，给一万多名学生办了银行卡。12月中旬，校宣传部长强建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要占领天涯论坛”，“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引来一片批评。强建周表示歉意。湖南开会打瞌睡的干部12月18日下午，湖南省衡阳市在市政府会议中心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有干部打起了瞌睡，照片被网友发布到网上。12月25日，衡阳市委决定，对该市轻工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刘梓恒等六名开会打瞌睡的干部，免去其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并取消这六名干部个人及所在单位当年度的评优评先资格。
弊端
作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手段,“网络问责”值得肯定，但这种监督还有待规范和完善之处。网络本身的匿名性，信息来源的分散性，舆情集中造成的偏激化倾向……这些都可能让网络提供的信息不准确、不客观、不全面。因此，公民在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行政问责时，一定要注意核实相关信息的真是性；网络编辑在进行二次传播时一定要分清谣言和客观事实，注重对当事人隐私权的维护；相关部门监督人员在参照网络信息来源履行监督职权时，应注重网络之外的核实程序；政府在面对网络监督这种新生事物时，更要在鼓励的同时将其与制度化监督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扬网络之长，避网络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