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桑维翰
生平
早年生涯桑维翰（899年—947年），字国侨，洛阳人。父亲是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他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桑维翰“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1]这就是著名的“磨穿铁砚”的典故。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进士及第。
宋代史料《清异录》曾记载桑维翰早年的一件逸事：“桑维翰草莱时语友人曰：‘吾有富贵在造物，未还三债，是以知之。上债钱货，中债妓女，下债书籍。’既而铁砚功成。一日，酒后谓密友曰：‘吾始望不及此，当以数语劝子一杯。’其人满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悦而持之：一曰钱，二曰妓，三曰不敢遗天下书。’公徐云：‘吾炫露大甚，自罚一觥。’”。[2]
长兴二年（931年），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联络契丹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借助契丹力量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其中桑维翰表示：“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主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3]于是石敬瑭命令桑维翰写信向契丹求援，信中的内容就是  桑维翰事成后割让幽云十六州，石敬瑭称“儿皇帝”，用侍奉父亲的礼节来对契丹主耶律德光（辽太宗）。桑维翰起草的这份屈辱的求援书虽然得到石敬瑭的首肯，却连另一名支持者刘知远也觉得过分。耶律德光同意了石敬瑭的要求。但是后来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也贿赂契丹主耶律德光，石敬瑭听说后害怕事情有变，于是又派桑维翰直接前往契丹面见耶律德光，力辩援石敬瑭之必要，表示“将竭以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并且“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4]耶律德光被桑维翰“感动”，于是决议帮助石敬瑭。因此史书说：“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1]
在契丹的大力支持下，石敬瑭终于灭亡后唐，自称皇帝，建立后晋，是为后晋高祖。在耶律德光的建议下，桑维翰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权知枢密使事，相当于宰相的地位。[5]后又任翰林学士，相当于“内相”的地位。就这样，桑维翰身兼宰相、枢密院、翰林学士三大要职，成为后晋王朝名副其实的股肱之臣。辅佐后晋后晋建国以后，桑维翰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开国第一功臣，但后晋臣民大多数都反对石敬瑭和桑维翰这种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天福三年（938），桑维翰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光远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6]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外调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天福六年（941年）六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疏请讨契丹，引来巨大响应，这可以说是后晋朝野反抗情绪的总爆发。在这种关键时刻，桑维翰立刻上密奏，力陈对抗契丹的“七不可”，从安重荣抗疏原因，后晋、契丹双方力量对比，国家内政状况，对抗与和亲利弊等方面论证了维持与契丹修好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7]这说明桑维翰并非绝对主张对契丹屈从，一旦形势有变，时机成熟，还是要求改变这种屈辱现状。石敬瑭同意他的意见，没有反叛契丹。
桑维翰虽然有卖国之嫌，但他的政治才能还是相当不错的，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政绩。后晋建立之初，他就建议朝廷“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重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他治理相州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州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6]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6]而且，桑维翰才望素重，其助后晋立国之才得到史家充分肯定。史书记载“开运元年(944年)六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八月，“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8]桑维翰于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受排挤罢去枢密使一职，次年四月因时为枢密使的刘处让奏对多不称旨而废枢密院，一旦复置枢密院，即以桑维翰兼枢密使，其才能可见一斑。桑维翰经邦治国之才还表现在健全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上。如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为左拾遗，抵制以亲旧用事的冯玉授官不当之举。桑维翰命官公正，亦可从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证。[9]　被害身亡天福九年（944年），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调回中央，任命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由于后晋不“恭顺”的态度，天福九年（944年）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1]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桑维翰得以重返宰相之位，被擢升为中书令，同时又恢复设置枢密院，以他为枢密使，再度成为后晋最有权势的人物。
桑维翰第二次掌权，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达到了“数月之间，百度浸理”的效果。[6]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引起朝野非议。[6]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府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1]
桑维翰被贬谪以后，后晋向契丹称臣的政策发生改变，这直接为后晋政权带来灭顶之灾。开运三年十二月（947年1月），契丹出兵将灭后晋，桑维翰四处奔走，求见当政者冯玉及出帝石重贵，但都拒不接见。[1]随后契丹攻入开封灭晋，桑维翰被降将张彦泽缢杀。关于桑维翰的死因，《旧五代史·桑维翰传》的记载是石贵重为了避免耶律德光追究他背叛契丹的责任，便密令张彦泽杀桑维翰以灭口，而在《旧五代史·张彦泽传》及《新五代史·晋臣传》中的记载则是桑维翰大义凛然地斥责张彦泽，张彦泽羞愧难当，加上挟私怨，因而缢杀桑维翰，并对外宣称他是自缢的。也有说法是张彦泽贪图桑维翰家的财货而将他杀死。总之，桑维翰不大可能是被石重贵指使杀掉，应该是张彦泽为了个人恩怨或贪图财物而将其杀死的。《新五代史》对他的临死前这样一段描述：“初，彦泽入京师，左右劝维翰避祸，维翰曰：‘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动，彦泽以兵入，问：‘维翰何在？’维翰厉声曰：‘吾晋大臣，自当死国，安得无礼邪！’彦泽股栗不敢仰视。”[1]可见桑维翰还是一个相当有骨气的人。
评价
桑维翰作为石敬瑭卖国的帮凶而一直遭到后人谴责。欧阳修评价桑维翰说：“呜呼！自古祸福成败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其始也，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然方其以逆抚顺，大事未集，孤城被围，外无救援，而徒将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强，能使契丹空国兴师，应若符契，出危解难，遂成晋氏。当是之时，维翰之力为多。及少主新立，衅结兵连，败约起争，发自延广。然则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二人之用心者异，而其受祸也同，其故何哉？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1]
宋朝胡寅就桑维翰对内的失策这样评论道：“宰制运动，据权之所易；知人善任，当国之所难。是时刘知远、杜重威之徒皆为制将，而维翰不能区别才否。既一概用之，又不委知远以权。此失之大者，维翰非于知远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远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维翰必欲御敌，师克在和，无宁力启上心，解崧之意，加礼河东。又致书知远，使坦怀释怨，以济国为务，而专付统御之权，晋岂遽亡乎？”[10]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专门写过一篇叫做《桑维翰论》的文章，斥之为“万世之罪人”[11]；《残唐五代传》责之为 “奸臣阿附”。[12]
但是对桑维翰的评价也随着时代变迁有变化的过程。在北宋时期，上至宋太祖，下至王禹偁，均对桑维翰的治国之才十分推崇，甚至欧阳修与司马光对他的态度都极为温和。直到民族意识高涨、理学兴盛的南宋时期，对桑维翰的批判虽然日渐加重，却仍然存在一定争议。相对于张浚、朱熹、陈傅良等人的批判，胡寅认为桑维翰虽有谋国误国之罪，但“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13]南宋著名政治家陈亮将桑维翰与唐高祖、郭子仪并列，批评他们行天下之末策，“借夷狄以平中国”，令后世大受其患，但也将他们称为“明君贤臣”。[14]陈诚之、吴曾、刘克庄等人也对桑维翰予以了肯定。南宋灭亡以后，桑维翰被牢牢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王夫之所评价的“万世之罪人”。
到了现代，桑维翰仍然是作为历史的反面人物而得到否定的评价。比如陶懋炳说桑维翰是石敬瑭卖国篡位的谋主，指斥为“卖国贼”、“民族败类”。[15]卞孝萱、郑学檬也认为桑维翰是石敬瑭卖国及篡位的主要策划者，是“民族败类”。[16]郑学檬还在一篇石敬瑭评价专文中指出：“石敬瑭当然是罪大恶极，助成此事者桑维翰也是‘万世之罪人’”。[17]所以，尽管桑维翰的确有王佐之才，但他与石敬瑭狼狈为奸，出卖幽云十六州的污点是永远无法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