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战争主体间性
概念提出
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目的的对抗性决定了战争这种交往形式的暴力性特征。战争以暴力方式打开封闭的、原始的部落或国家的大门，迫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开展交往活动，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和主体间性。[1]“战争主体间性”的概念出自董子峰的《信息化战争形态论》一书。
基本涵义
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指作为自为存在的人与另一作为自为存在的人的相互联系与和平共处。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把这种人与人相联系的关系称为主体间性的世界。[2]当代西方哲学认为，主体间性是指这样一些事物，它们不独立于个体主体或人类意识而存在，又具有对每一个主体都通用的超个人性，或达于一致的途径。[3]它主要研究一个主体（或意识）是怎样与另一个主体（或意识）相互作用的，又称主体际性，共主体性，相互主体性等。战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in warfare）则指战争中军事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和普遍联系的表现形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军事主体的交集，是一个军事主体进入另一个军事主体内部的程度，反映了不同军事主体间的融合程度。[1]
战争主体间性理解
针对战争主体间性的理解方式，董子峰在《信息化战争形态论》一书中对战争主体间性从四个方面做了说明。
第一，战争主体间性在不同的军事主体之间具有不同的意蕴。军事主体是与军事客体相对应的军事哲学范畴。“它主要指在军事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具有思维和行为能力的现实的人。军事主体既是军事活动的物质载体，又是军事活动的发动者、主导者，它表示军事活动中能动的方面。”[4]军事主体是军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不同类型的军事主体所构成。军事主体的类别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区分。比如，按照军事主体从事军事活动的范围和形式，可以分为个体型军事主体、集团型军事主体和社会型军事主体三种形式。个体型军事主体指单个人作为军事主体，即在一定的军事系统中，在一定的军事岗位上相对独立地进行军事活动的单个人。这个人可以是指挥员也可以是士兵，可以是军事科研工作者，还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由人——机系统构成的飞机、舰艇、火炮、坦克等单个火力单位或作战单元。集团型军事主体指由各种各样（不同规模、不同功能、不同军兵种）从事军事活动的群体构成的军事主体，军队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为了达成特定的军事目的，军人的军事实践和军事认识活动，虽然有个体形式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是集团性的。社会型军事主体是指一定的国家、非政府组织及其多国联盟的军队所构成的军事主体。它是各种军事主体中的最大集合体，但又不是个体型军事主体、集团型军事主体的简单总和。另外，按照主体之间的矛盾性质，可分为对抗性军事主体和非对抗性军事主体；按照军事主体的活动空间，又可分为现实军事主体和虚拟军事主体，等等。不同军事主体之间，战争主体间性会有不同的内容和结构。因此，我们在考察战争主体间性时应明确这一概念的指向，在通常情况下，它主要指敌我军事主体之间和双方内部的军事主体之间两大类。[1]
第二，战争主体间性是一个军事主体与另外一个同时作为完全的军事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军事交往活动是军事主体，包括单兵与单兵、单兵与分队、分队与分队、军队与军队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和交流，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军事交往活动中，交往客体是双重的、复合的或二元的。这里涉及到军事主体与谁交往、拿什么交往以及交换什么的问题。充当直接客体的一般为物质、能量、信息，即战争中介系统，但在特殊情况下是人，比如交换战俘，就是拿人进行交换的情况。战争是不同军事主体间的暴力交往。因此，军事交往活动只能在人以及由人构成的共同体之间进行，充当间接客体的只能是参与交往的人而不是物。即使在虚拟空间，虚拟主体也具有“人”的规定性，代表了不同军事主体的利益和战争意志。在交往过程中，人首先作为活动的指向而存在，他可能成为直接客体的主体，也可能不是。因为他接受了对方发送的物质、能量或信息，就拥有了这些物质、能量或信息，至于他会作怎样的处理，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只有当他对这些物质、能量或信息进行处理并反馈给对方时，才真正同时成为交往活动中的完全主体，拥有与对方一样主体性。当然，在军事交往特别是战争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的物质、能量或信息暂时保持沉默，这不能理解为没有处理和反馈，因为沉默本身就是信息。这就是说，参与军事交往活动的双方具有同等主体性是有条件的，是以同时成为交往活动中直接客体的主体为前提的。在这里，直接客体是它们双方具有同等主体性的中介，战争中介系统的革命性变革，必然导致战争主体间性的变化。从严格意义上说，战争主体间性在军事交往层面上也只能是这种交互主体性，是作为完全主体的“自我确证”和相互“确证”过程，而不是一般的军事交往关系。[1]
第三，战争主体间性是不同军事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关于某同一客体的互识和共识。战争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战争主体间性也只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与物、物与物或别的什么东西之间。这样，人类军事交往关系也就成了战争主体间性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形式。就主体间性的产生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战争主体间性是解决军事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途径和环节。既然是交往，那么认识客观有效性的实现，必然既是认识与其对象对照的过程，也是主体之间相互检验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认识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且是主体间的互识。这种互识，这种主体间认识的检验和承认，不是主体间一般的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而是要求参与交往活动的双方必须都是关于同一认识对象的主体，是以双方都对某一对象有所认识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种互识不是对对方一般性质和具体特征的认识，而是对对方关于某同一客体的认识的认识，也就是进入对方内部的程度，即所谓的“通则”。在军事交往中，这个“共同客体”具有不同的结构。从战争的起因看，可以理解为对经济、政治利益的认定；从战争的直接目的看，是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军事运动基本形式看，是进攻、防御和控制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从军事决策角度看，是对安全的不同理解，等等。军事交往主体对不同的“共同客体”的互识和共识，是战争主体间性在不同论域的展开，它们构成了信息中介条件下战争主体间性的丰富多彩的图景，对发动、遏制和控制战争具有重要意义。[1]
第四，战争主体间性关注的是参与交往的军事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唯物史观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谈交往，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两大系列矛盾，把交往看作人与人相互作用，讨论人与人相互作用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而行动交往理论则是从交往行动的目的性着手，立足于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媒介等中介系统相互作用后双方的变化，考察这种变化程度与变化形式间的区别和联系，即关注交往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人类奋斗的目标”[5]。哈贝马斯说：“当技术规则和行为方案的有效性依赖于经验上是真实的，或者分析上是正确的命题的有效性之时，社会规范的有效区别仅根植于对意向的相互理解的主体交互性，并由对义务的普遍认可加以维护。不同形式的规则的违反所带来的后果也大不相同。”[6]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的基本实践和视界是处在主体—－客体的两极框架之中，所宣扬和实行的是单一主体中心论，每个人都把“他者”看作是被消灭或被支配的“客体”。数字化、网络化社会使得交往实践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在生存方式的转型中，单一主体性开始转变为多极主体性。”[7]与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不同，交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通过物质、能量、信息作用于另一方的同时，自己也被对方反馈的物质、能量、信息所改变，双方的认识与实践进入新的层次和状态。在军事领域，军事主体A通过战争中介系统MA作用于军事主体B，改变军事主体B；同时，军事主体B通过战争中介系统MB 作用于军事主体A，使军事主体A也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中介系统MA 与战争中介系统MB存在共同部分和非共同部分，共同部分是双方表达意志、取得共识的通道；而恰恰是非共同部分，对形成新的战争主体间性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反差越大，双方融合后引起的变化越大，对新的主体间性越具有革命性意义。[1]
在信息中介条件下，军事主体有了新的主体性，它们之间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的主体间性。不同的主体间性反作用于数字化战场和信息化军事主体，必然引起战争指导、军事体制、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变革，从而形成不同的作战方式和战争形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