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性灵派
“性灵派”概说
“性灵说”的缘起“性灵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诗歌评论中的一种艺术创作主张。以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为标志，在晚明诗歌、散文领域，掀起了以反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模拟风气为内容，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追求个性风格面目的文学革新思潮。清代袁枚在诗歌评论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艺术创作主张，在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称其弟之作：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之故也。
袁宏道认为作诗要“真”，“真诗”是心性、性灵的贯注。江盈科《敝筐集序》中引述了袁宏道的话：
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融，心能摄之；心能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心腕运心，则性灵无不必达，是之谓真诗。
他还强调艺术创作具有真面目，即个性特征。在《与丘长孺》一文中，袁宏道说：
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者？……诗之奇、之妙、之工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209页）
袁宏道求“真”的思想来源于李贽，受李贽“童心说”的启发。李贽把儒家文化看做是使人失去真性的迹化，因而大反儒学，认为：人学习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便使“童心”沦丧，真诚泯灭，成了“假人”，说“假话”，做“假事”。他盛赞“童心”。说：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焚书》卷三《杂述》）
袁宏道认为“童子”是最有生趣的，因为童子能“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保持人性的纯真和活泼是首要的。
袁宏道在强调“性灵”时，对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作了明确的肯定。他认为，“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较之文人的诗篇更有流传的价值，因为这些歌谣“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叙小修诗》），可喜之处即是“真声”的表现，无矫揉造作，得之人的本性的流露。他在《叙呙氏家绳集》中说：“凡物酿之则甘，炙之则苦，唯淡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人真性灵也。”要求诗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发之于真实的情性，而要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
袁枚是清代乾隆盛世的诗歌评论家，著有《随园诗话》。他在诗歌评论上提出的“性灵说”，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袁枚“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实情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情感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他说：
诗者，人之性情也。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
（《随园诗话》）
诗者，心之声也，情性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
袁枚所说的“性灵”，与“性情”是同义语。他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旨”。他对当时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可见，袁枚与公安派的诗歌理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性灵说”的渊源，清人刘熙载曾指出：“锺嵘谓阮步兵（注：阮籍）诗可以陶性灵，此为性灵论诗者所本。”（《艺概·诗概》）其实，袁枚早已说过：“抄到锺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续元遗山论诗》）。因此说“锺嵘实已开明清之际性灵文学思潮之先河。”（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由此可见，人们对“性灵说”的渊源虽溯至南朝，但基本上只将焦点放在锺嵘身上。“性灵说”在南朝已初具规模，颇成气候，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
“性灵说”的内涵“性”的本义，即指人的自然天性。
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许慎《说文解字》）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荀子·性恶》）
夫衣食者，人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谢灵运《游名山志》）
“灵”的本义，则来自充满浓郁自然生命意识的巫史文化。
灵，巫以玉事神。（许慎《说文解字》）
南朝时，“灵”往往用于表示人的生命意识、精神活力及自然本能：
人为生最灵，膺自然之秀气。（朱世卿《法性自然论》）
民秉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秉气怀灵，理无或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记》）
木秉阴阳之偏气，人含一灵之精照。（萧琛《难神灭论》）
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萧纲《劝医论》）
“性”与“灵”二字合用，多表示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意识及宇宙本体：
受山川之英灵，有清明之淑性。（裴子野《刘虬碑》）
降七纬之祯灵，五行之正性。（裴子野《司空安成康王行状》）
凡含灵之性，莫不乐生。（沈约《因缘义》）
而此时“性”与“灵”配用及“性情”、“情性”之义，也常指人的自然天性与生命意识：
性爱山泉，情笃鱼鸟。（何胤《答皇太子启》）
抱疾就闲，顺从性情。（谢灵运《山居赋序》）
情性晓昧，理趣深玄。（沈约《神不灭论》）
心游五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情性胜致，遇兴弥高。（萧衍《敇何点弟胤》）
“性灵”词汇得以产生于南朝，其社会背景是佛教盛行。佛经、佛论尤其喜欢用“心”、“神”、“灵”、“性”等概念。佛教义学的核心是“心性”。梁代的大士傅弘《心王铭》宣称：“识心见佛，是心是佛。……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别无他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宗炳《明佛论》）“三界所有，皆心所作”。（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九）
把“心”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是南朝文学理论中“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其表现为：
第一，确立了“心”为文学本源的地位。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文心雕龙》）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这么一来，便使文学由面向社会转回面向人心；由以社会大众为本位转向以个人自我为本位。
第二，强调“心”作为作者精神主体的无穷活力。
灵而动变者心也。（王微《叙画》）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心游五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性情胜致，遇兴弥高，文会酒德，抚际弥远。（萧子显《敇何点弟胤》）
这实际上是强调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而引发出自我个体感情抒发、精神对物质的支配、心与外物的交感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第三，它与传统的“心物感应说”结合，强化了心的灵妙创造力。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宗炳《画山水序》）
凡斯种种，感动心灵。（锺嵘《诗品序》）
这些都与传统的“心物感应说”（《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有共通之处。
“性灵说”的内涵，是以传统的“心物感应说”为思想根源，以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意识为核心，以佛教“心性”学说为推动，强调文艺创作的个性特征、抒情特征。追求“神韵灵趣”的自然流露，它对整个文学思想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性灵派三大家
袁枚、赵翼、张问陶，并称为“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清代有“乾隆三大家”或曰“江右三大家”，是指袁枚、蒋士铨、赵翼，于是有人把袁、蒋、赵都说成是性灵派的主要代表。其实蒋士铨虽然与袁、赵私交甚好，文学观点亦不无相通之处，但是在思想要害问题上却大不一致。钱钟书曾指出：“袁、蒋、赵三家并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同，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如果要评性灵派三大家的话，那就是主将袁枚，副将赵翼，殿军张问陶。性灵派主将袁枚与副将赵翼以及殿军张问陶支撑起乾嘉时期队伍庞大的性灵派，为使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回归表现真情、个性的健康轨道，扫除模拟复古的风气，发扬开辟新径的创造精神，都作出了卓著贡献。王英志《性灵派三大家简论》（《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04期），对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三大家作了中肯评析。[1]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杭州市）人。清代诗人。清乾隆四年中进士，入翰林，做过江宁等地知县。后辞官，定居南京，在小仓山构筑园林，过着论文赋诗、悠闲自在的生活。他主张诗应该抒写性情，因此，多数作品抒发闲情逸致。袁枚一生，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知县，除了赢得贤明政声之外，留下的文学著作也很多，有《小仓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随园诗话》是他的代表作，有独特的文学见解。他提出“性灵说”，对儒家诗教提出异议。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并宣称“《六经》尽糟粕”。他主张直抒胸臆，词贵自然，反对泥古不化，强调自创精神，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
赵翼(1727—1814)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辞官家居，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 他论诗也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
张问陶（1764—1814）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清代名相张鹏翮玄孙。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五十五年（1790）三甲第55名进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检讨；嘉庆五年（1800），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城；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1810），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十七年（1812），称病辞官；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病逝于苏州，归葬蜀中故里蓬溪县金桥乡两河口。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著有《船山诗草》及《补遗》，共26卷。张船山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不单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为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胡传淮所著《张问陶年谱》对了解张问陶的生平事迹可资借鉴。张问陶与袁枚、赵翼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
  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封面  胡传淮主编《张问陶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