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契丹藏
简介
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称，这部藏经共579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灭字。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13，“靡”字号，每行均为17字）。
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
  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涿州歧沟关天王院遗址出土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刻石的题记文字，透露了有关刊印大藏经的一些信息，为研究辽代燕京地区的历史和寺院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河北省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征集到一件辽代刻石，其题记文字为研究当时燕京地区的历史和寺院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辽代大藏经（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弥足珍贵。 
一、刻石概况 
从形制和内容上看，此石属纪事类经幢，刊立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出土时经幢的天盖与基座俱失，仅存幢身。幢身为汉白玉石质，高67厘米，直径31.5厘米；八棱形，其中大面宽15.5厘米，小面宽10厘米。幢身八面皆刻有文字，均为正书，竖排。首面额题“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字径约5厘米。第二面至第七面为题记、题名与免税田亩的数量及界至，计29行，每行20至30字不等，字径1厘米左右。第八面为经文，首题“烧香真言曰”5字，真言（经文）3行，共38字，字径2厘米。题记文字为（图一）： 
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首座晓能晓伦晓寂讲经律弘幽晓进晓俊诵经晓?□□晓临弘净道□法俊讲经律论方□前监寺观尚座讲论□□法□□□讲论弘宾弘纪弘晟道□□□□□讲经论道□弘□□□讲经弘关讲经迫祥院主道信□□道□道□讲经弘远弘源弘清□□□□寺讲经论沙门晓□书□□□刘司□□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以下为免税田亩方位、坐落及数量的具体明细，近600字，字多漫漶，略去不录。） 
这件佛教石刻的撰文与书丹均出于释子之手，从文章和书法的角度看，不仅记文粗略，而且笔力稚拙，书写也不循行款，实无佳处。然而可喜的是，幢记中关于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在辽咸雍四年六月舍财“新赎大藏经”、“圆满周毕”，与当时政府以免征田税的办法筹资刊印大藏经的政策，为我们今天了解距今900多年前著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件《新赎大藏经幢》（为叙述方便，笔者暂定此名）是继现存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咸雍四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1]之后，第二件与《契丹藏》有关的辽代刻石，而且其文献意义并不逊于前者。 
为了深入了解这件石经幢的价值，有必要对《契丹藏》及其研究情况，先做一点简要的叙述。 
二、关于《契丹藏》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据上文提到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碑文记载，《契丹藏》凡579帙，如果以每帙为10卷计算，共有5790卷。其实《契丹藏》是后世对辽刻佛教典籍的称谓，以别于历史上其它朝代的藏经之刻，而在辽代，则统称之为“大藏经”。 
所谓大藏经者，即佛学经典的总集，也叫做“一切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藏经之刻首创于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后世称之为《开宝藏》，可惜这部藏经已佚，目前所存残帙不足10卷，其具体的经目已难以考 
出[2]。继《开宝藏》之后，便是辽代所辑刻的《契丹藏》了。 
关于契丹大藏经雕印的具体时间，诸多研究者曾一度众说纷纭。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以为：“约为辽兴宗（1031～1055年）迄辽道宗时（1055～1101年）。”[3]罗?先生认为：“《契丹藏》雕印年代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终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4]据辽南京（今北京）著名僧人觉苑所述，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要付雕印，并需详勘，觉苑因此参与了校勘。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劭：《灵岩寺碑铭》），说明当时《契丹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仍继续搜罗佛经，校勘入藏，即《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所载：咸雍四年（1068年），“今优波赛南阳邓公从贵……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5]可为印证。此外，罗?先生认为：“契丹藏前后有‘统和本’与‘重熙—咸雍本’两个版本。‘统和本’共五百零五帙，编校主持人诠明，目录为《开元释教录》及诠明所撰《续开元释教录》三卷；‘重熙—咸雍本’共五百七十九帙，编校主持人可能即是觉苑，目录是其太保大卿师（可能即觉苑）所撰的《契丹藏》入藏录。”[6]据罗?先生之考证，则清水院之“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实为《契丹藏》的重熙—咸雍本。另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师赐紫沙门觉苑，玉河县南安窠村邓从贵合家承办永为供养”的款识[7]，可确证“重熙—咸雍本”大藏经确为觉苑编校和主持雕印，而最后完成的时间应该是辽道宗咸雍年间。这一点，此次新发现的《新赎大藏经幢》亦可做辅证。 
《契丹藏》失传已久，其“面貌”如何，历代研究者多有猜测而未敢定论。所幸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了《契丹藏》的少数残卷，为深入了解这部古代佛教文化典籍提供了实物资料，从而明确了其编辑及雕版印刷的地点在燕京（今北京）的寺院内（如弘法寺），董其事者皆为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 
三、《新赎大藏经幢》刊立的社会背景 
经幢是佛教刻石中的一种，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来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如意宝珠，下端装有长木杆，树立于佛像前。后来人们用石块模拟其形建造，是为石经幢。考古发现证明，石经幢的建造始于唐代初年，一般作八棱柱状，亦有六棱、四棱或用多种石块雕饰而成的。柱顶有盖（俗称“天盖”）为檐，单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璎珞图案为饰。柱身刻经文或佛像，经文多汉、梵文相间，佛像则或浮雕，或线刻。经幢内容丰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经文，后有题记和题名，文字多镌于幢身；造型或简或繁，有置多层“天盖”和须弥座者，雕饰亦渐趋繁复。经幢名称繁多，有称“八楞碑”、“石柱碑”、“八佛头”的，也有称“法幢”、“妙幢”、“宝幢”、“花幢”、“顶幢”、“香幢”的。如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征集的这件经幢，额题中便自称“香幢”。 
经幢以刻写佛教经文为主，原来的目的是用于留存和传播佛法，后来则主要用于祈福祛灾，也偶有用来纪事的（仅限于佛教活动），如这件《新赎大藏经幢》，可称为纪事幢。目前发现的辽代经幢大都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刻写《金刚般若经》、《多心经》、《华严经》、《智矩如来破地狱真言》、《七惧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汉间书，也有全用梵文的。信奉佛教的人相信：刻写了经文的经幢，其影子映照在身上，其微尘沾染于身上，即所谓“尘沾影覆”，就能使人消除罪业，免入地狱；而建造经幢，更是功德无量。 
《新赎大藏经幢》所刻经文仅38字，均为汉文，而且名为《烧香真言》，这在目前所知的辽代经幢中十分罕见。烧香是一种佛教仪式，为五种供养及六种供养之一。世谛的解释为拂邪气、请神灵；第一义谛的解释为能使所修之功德遍及于一切处。按幢记中所记的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们“各舍净财”赎大藏经的行为，自应是无量之功德，而弘扬这种功德使之遍布于一切处，便是其刻写《烧香真言》经而不用其它经文的缘故了。 
经幢是一种佛教石刻，也是古代的一种建筑小品。有辽一代，这种石刻十分流行，分布也很广泛。涿州在辽代隶属南京析津府，下领范阳、固安、新城、归义四县，其佛教文化活动的范围，应划入燕京（今北京）文化圈内。今北京地区的辽代经幢石刻，大多数发现于伽蓝旧地或市坊遗址，多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其形制、规格各异：精美者奇巧胜出，简略者粗拙质朴；大者逾丈高，小者仅数尺。幢身以刻经为主，多数附有偈语颂赞，有的附有题记和序文，文后则大都刻写施助者的名姓与刊立年款。此《新赎大藏经幢》从仅存的幢身看，无疑是一通规格较小、形制简单的纪事幢。 
此幢的幢身首面竖刻“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明确表示建幢纪事是为祝延国祚和为皇上祈福的主旨——因为刊印和赎买藏经一事乃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倡导的。“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尊号。《辽史·道宗纪二》载：“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对照史籍，幢记中道宗的尊号为“广智”2字，又“聪仁”在《辽史》中作“总仁”。这些都可以相互对照，以订史之误。 
在道宗一朝的幢类刻石中，这类额题“奉为天?皇帝……”的经幢比较多见。如上文提到的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昌平龙泉寺《舍利塔记》及现存涿州市华阳公园内的歧沟村经幢，均题有“奉为天?皇帝”的字样。 
上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因为辽圣宗至辽道宗时期（982～1101年）是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佛教活动最兴盛的时期。在我国佛教史上，由于帝王扶持倡导而法事大兴者虽不乏其例，但尤以辽代为甚。如辽圣宗耶律隆绪，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位“垂衣而御宇宙，握镜以统黔黎”的人皇令主兼觉皇佛主的皇帝。据文献记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耶律隆绪曾临幸燕京延寿寺和延洪寺礼佛；统和十二年（994年）十二月，以景宗像成，又幸延寿寺并饭僧；统和十五年（997年），再次临幸延寿寺。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也是一位佞佛的皇帝，有记载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以宣献皇后忌日，兴宗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燕京悯忠寺、延寿寺、三学寺。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不仅与其列祖一样崇信佛教，而且钻研教理，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相关文献记载，道宗通晓梵文，深究佛理，据传他尤善佛教华严宗之教理，对佛教其它宗派的学说亦通二三。因而辽道宗在位的45年间，对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派均加弘扬，各佛教宗派于辽国流行之盛，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当时有一位叫法悟的和尚曾著文盛赞辽道宗佛学修养之深：陛下传刹利之华宗，嗣轮王之宝系；每除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微，光流异端；穷圆宗而制赞，神告休征。在这溢美之辞中，他指出了道宗深谙华严之学，并为华严之教亲制赞文。事实上，辽道宗的确对华严之学颇有研究，他曾著有《华严随品赞》、《华严经赞》和《华严经五颂》等文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而《契丹藏》能在咸雍年间刊印完毕，无疑与这位佞佛的皇帝有极大的关系。 
四、《新赎大藏经幢》的文献价值 
此幢记的文字虽然较多，但去掉题名、免税田亩明细、界至及经文，与《契丹藏》相关的记述则仅有二段，计68字。一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一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前段文字中的范阳，是辽代涿州的倚郭县，辖域约略与今河北省涿州市相当。歧沟关，遗址在今涿州市松林店镇歧沟村，是唐、宋时期幽州西南的重要关隘。歧沟，地方文献中又写作祁沟或奇沟。这里唐末设关，辽金时期是涿州西南郊的一个较大邑落，元初改名歧沟镇，清中期又名歧沟村。天王院是辽金时期涿州域内的一座著名寺院（这一点可以从该寺院僧众能够有财力赎购大藏经及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上看出来）。如今这座寺院虽然仅存遗址，但历年都有零星文物出土，如现存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的歧沟经幢就发现于歧沟村，其上有辽、金两代天王院僧人的题记。据此可知，直到金代（1115～1234年），天王院应该仍是涿南的一座名刹。 
“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是说本院僧众集资，以赎买的形式购藏了大藏经一种，事情结束后，将施助者的姓名镌于贞石，以垂后世。这里的“净财”，即干净的钱，佛教认为施助佛事的钱为“净财”。“杂宝大藏经”疑为指大藏经中的一部分。藏经中有《杂宝藏经》，北魏时吉迦夜译，内容是举王子以肉济父母百二十一条之因缘，劝人作福与持戒。但此经仅十卷，恐非幢记中所言赎购的“杂宝大藏经”。近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写经目录里，有《大乘杂宝藏经及唱词合册》一目，卷帙亦不甚众，恐怕也不是幢记所言的“杂宝大藏经”。另佛教有“杂藏”一语，指佛祖示寂后，佛教经典的结集，有二藏、三藏、四藏、五藏等之别。《分别功德论一》谓：“杂藏者，非一人说，或佛所说，或弟子所说，或诸天颂，或说宿缘三阿僧?菩萨所生。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故此推测，当时天王院僧众所赎的“杂宝大藏经”即是合而言之为五藏的“杂藏”。 
幢记中的另一段“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一句，十分重要，但可惜语句欠通，易使人产生歧义多解。第一种解法是将“咸雍二年十月日”一句析出，归为上文题名的落款，那么，此石的刊立时间就应是咸雍二年（1066年）十月，而非咸雍四年（1068年）六月了。不过，此句另起一行，与“大通田……”相连做一行刻，这种排列形式不像前文的结尾。而且，如将此句析出归上文，则下文“四年六月七日”则似缺文而不通，因“至”字上无起始之时限，则后面的“四年六月七日”便因无从止迄而费解。因此，笔者将其连读为一句，理解为天王院僧众在“舍净财”赎购大藏经后，将官府免其田税的承诺刊之于石，以立此存照。 
此外，免税优惠的“大通田”一词也难确解。查《辽史·食货志》，其载辽代有公田、私田与闲田三制，而无“大通田”之制。据幢记中所列“大通田”的明细、数量，均在天王院周边，推测均为该院田产，即近代所谓的“香火地”、“功德田”，也许当时曾称之为“大通田”。按照幢记所列，天王院彼时享有免税优惠的大通田计有591亩，估计这些只是其拥有农田的一部分。 
依据此幢所记可以推知，辽朝统治者在倡导刊印《契丹藏》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时，曾广开筹资门路，除鼓励佛教信徒无偿施助外，还以减免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较大的寺院出钱，提前“赎”购（“赎”其实是买的另一种说法，“赎”在这里谓“赎生”，原意是用钱买生物来放生，也是佛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寺院出钱购置大藏经不说买而说“赎”，应该是一种特定的用语——笔者注），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辽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经时的这种做法，史籍无载，所幸幢记为我们传递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还应该提到的是，记文末尾“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10字，位置排列可能有误。这10个字本是记文的首题，应按序单列一行顶格排在“大辽国涿州……”之前，但不知为什么却刻在了捐资僧人题名之后，与“咸雍二年……”挤在一行，且字形甚小，书写潦草。 
清末叶昌炽认为：“辽碑文字，皆出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8]此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如以此幢书法而言，也并非刻薄之评。不过，这件辽代刻石的书写与撰文虽然粗劣，却因为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其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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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卢迎红等：《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2]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3][4][6]引自释成宽：《〈大藏目录〉与〈蓝本入藏目录〉比较分析》，《中华佛学学报》1991年4期。 
[8]清·叶昌炽：《语石》卷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