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安石变法
简介
王安石变法，指北宋时期，大臣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立意虽好，但并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于是与反对者间长期反复地争斗，导致处于被批评的局面，但是一些具体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变法背景
三大矛盾  王安石变法[1]1、阶级矛盾尖锐：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
3、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三冗危机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为了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稳定社会秩序，宋代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两积问题1、积贫，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积贫局面的形成。
2、积弱，北宋吸取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藩镇割据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领兵作战的将领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带来的后果是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降低，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
“三冗”、“两积”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革新除弊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变法历程
王安石简介王安石（公元1021—公元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东乡县上池村）人，  王安石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因生性倔强，时人戏称“拗相公”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有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个人仕途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第四名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由此王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是：内则不能无以  宋神宗赵顼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 文学造诣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变法前奏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王安石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变法举措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机构改革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税赋改革方田均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内藏钱五百万，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行使均输法，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行使均输法都不另拨本钱，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也算是创新。[2]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王安石变法
青苗法：青苗法起源于陕西转运使李参，所以青苗法是一个地方实践后推向全国的产物。[3]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兴修水利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军队改革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 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　：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宋代武器原归中央三司胄案和诸州将作院制造，质量粗劣，严重影响战斗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科举改革关于科举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论来源就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由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转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主要谈到当时科举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课试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学，以及人主没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养之、教之、任之”的方法。[4]
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三经新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诗》、《书》、《周官》等书。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熙宁八年(1075)，《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变法影响
成效王安石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结果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字元泽）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原因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有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失败原因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祐初期全被废罢。史称元祐更化。
变法失败后四十一年，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反响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不久王 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  司马光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馀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将宋神宗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司马光将自己国家的领土无偿奉送给西夏，这是一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这不仅在政治上不体面，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结束兵不连解局面的目的。虽然宋朝实行弥兵政策，一再命令守边将士不要妄动，可是西夏反而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不断进攻兰州等地。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历史评说
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南宋至晚清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  王安石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国外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