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教论衡
中国三教论衡历史
三国时代吴·康僧会曾就孙皓所问，谓周孔虽亦说善恶报应，但却略嫌显近，释教则备极幽远。曹植亦曾作《辩道论》，驳斥道教不老不死之说。又，《广弘明集》卷一〈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项记载阚泽答吴主孙权之问，谓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则天法奉行，不敢违佛。因此孔老不能与佛教相比。凡此，为我国三教论衡之始。西晋时代帛远与道士王浮论佛道优劣，王浮因辞穷而伪造《老子化胡经》贬抑佛教。后来佛教徒也作《清净法行经》，以三圣派遣说酬之。东晋时，孙盛作《圣贤同轨老聃非大贤论》及《老子疑问反讯》攻击道教。同时也有所谓轮回与果报问题的争论，罗君章作《更生论》、庐山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论神识之不灭；孙绰作《喻道论》、慧远作《明报应论》，说因果报应之不妄；戴安公则作《释疑论》破因果之说，周道祖与慧远尝写文章与之论辩。又，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说明佛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礼俗。对此，何无忌则撰《难袒服论》加以非难。南朝方面刘宋时代主要是神灭论、天命说与灵魂不灭论的对立。慧琳着《白黑论》、何承天着《达性论》，主张神灭、天命，而反对佛教之说。对此，宗炳作《明佛论》酬之，并与何承天、慧琳书信往复讨论，颜延之亦与何承天往复辩难，刘少府制《答何承天》破其说，郑道子作《神不灭论》。此外，何尚之撰《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回答宋文帝关于因果报应的疑问。刘宋末，道士顾欢撰《夷夏论》，以佛教为夷狄之法，僧绍着《正二教论》、僧敏着《戎华论》驳之，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慧通亦作论驳之。
相传为东汉·牟融所撰的《牟子理惑论》，应是此时代的产物。该论叙述佛教与儒道二教的调和，以及剃发、不婚、神灭、夷夏等方面的问题。萧齐时代张融着《门律》，提倡以道教为主的佛道一致说，周颙与之往复辩论，孟景翼则作《正一论》赞成张融之说。此时，由于范缜再倡神灭论，神灭问题之讨论盛极一时。萧琛作《难神灭论》，曹思文与范缜往复辩难。其后，梁武帝亦主张神不灭论。北朝方面北魏太武帝深信道教，重用道士寇谦之，乃于太平真君七年（446）灭佛，毁坏经像、坑杀沙门。未几，文成帝立，佛教才告恢复。孝明帝时，令昙无最与道士姜斌论佛道先后，后姜斌被判配徙。北齐文宣帝，亦令佛道二教论法而终排斥道教。北周武帝纳道士张宾、卫元嵩之言，于天和四年（569）令佛道二教辩论优劣。甄鸾着《笑道论》、道安着《二教论》、僧■撰《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均斥击道教。建德三年（574）敕废佛道二教。后来北周灭北齐，亦灭该地的佛教。宣帝时恢复二教的流传。北齐末，颜之推着《颜氏家训》，此书之〈归心篇〉尝论五常与五戒同一。隋唐时代隋·李士谦有《三教优劣论》。吉藏作《三论玄义》，主张佛教为优。
唐兴，皇帝为抬高皇族的血统优越感，以老子相传姓李，故推重道教，致使道教与佛教之间屡起争端。高祖武德四年（621，一说七年），道士太史傅奕上‘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事十一条’，痛陈僧尼寺塔之弊，佛教徒法琳撰《破邪论》、李师政撰《内德论》、明概撰《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与之对辩。不久，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佛教徒刘进喜撰《显正论》反抗之，法琳也着《辩正论》力斥其非。武德八年，为行释奠礼时用道、儒、佛的席位次序，慧乘与李仲卿论战。贞观十一年（637），诏以道士位于僧尼之上；智实、法常等上表请以佛先道后，为此，傅奕与普应、蔡晃与慧净又有论诤。
高宗时，以道教为国教，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之势益盛，与佛教的冲突也告增大。佛教徒会隐、神泰、义应、静泰、子立、灵辩等与道士黄颐、李荣、黄寿、姚义玄、惠长等交互论难。此时，道士鉴于佛经的优越，遂剽窃佛理而制道经，常有妄诞之说。为此，麟德元年（664），道世上表辩道经之伪。于是在总章元年（668），诏僧道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后被禁断。至嗣圣八年（691），诏僧尼之位次先于道士，于是纷诤稍缓。
玄宗时，又尊崇道教，依姚崇所奏，淘汰僧尼，严禁寺院佛像之造立。又，玄宗时有道氤与道士伊谦，代宗时崇惠与道士史华，德宗时覃延与道士葛参成及儒士徐岱，敬宗时沙门道士四百余人，文宗时义休与道士杨弘元及儒者白居易等，互论三教优劣。同时又有湛然出自儒家而弘天台教观，其门人儒者梁肃着《止观统例》；澄观论《华严》与《易》之类同；李翱撰《复性书》而采拾《起信》、《圆觉》、《楞严》之说，以为宋代儒学之先驱。
宪宗时，韩愈着《原道》、《原人》等文，论佛道二教之弊，又上《谏佛骨表》以佛教为夷狄之法，后又撰《与侍郎孟简书》攻击佛教。对此，孟简以《论夷夏》与《因果报应》酬之；圭峰宗密着〈原人论〉斥儒道二教为迷执，又说《周易》与真如缘起之说近似；河东节度使巡官李节撰《饯疏言》论驳韩愈的《原道》。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用道士之言，实行大规模的破佛。未几，又复天下佛寺。此后，三教论诤被称为三教论谈，成为朝廷礼仪之一，渐趋融合，如马远、陈清波、孙位等，画孔、老、释迦三圣像一帧，以表示其融合。宋代儒学勃兴，排斥佛教之风大盛。孙复的《儒辱》、欧阳修的《本论》、石守道的《怪道》、胡寅的《崇正辩》、李觏的《潜书》皆力主儒学而排斥佛学。特别是欧阳修撰《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将有关佛教的事全行删除，可见其极端。对此，智圆在《闲居编》中倡三教并存不废之说，契嵩撰《辅教编》及《非韩三篇》明儒佛之一贯，张商英撰《护法论》指斥韩愈、欧阳修之言。此外，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朱紫阳等大儒均倡排佛论，然其学说取之于佛教者甚多。杨时、李纲等则主张三教融会。
在道教方面，乾德四年（966），河南府进士李蔼因撰《灭邪集》排斥佛教而被流放。开宝五年（972），定僧先道后的位次。淳化元年（990），参政苏易简、僧统赞宁与道士谢德共同奉敕集三教圣贤的事迹。真宗撰《崇释论》论儒佛一致，后转归道教。当时主张道教的有王钦若、张君房等人。至徽宗，颇崇信道教。大观元年（1107），置道士之位于僧尼之上。政和七年（1117），令天下的大寺改号神霄玉清万寿宫，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焚弃诽谤儒道二教的佛典。宣和元年（1119），令改称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住持为知宫观事。南宋先有宗杲倡三教融合之说，接着孝宗撰《原道论》、宗晓撰《三教出兴颂》、刘谧着《三教平心论》、子成着《折疑论》、志磐于《佛祖统纪》卷四十一、金代李纯甫撰《鸣道集说》等，都反对儒家排佛而倡三教一致。
南宋末年，道士李志常与沙门印简同受蒙古忽必烈尊崇，至淳祐九年（1249），李志常受命掌天下道教，于是佛道二教的轧轹再起。后来忽必烈就西藏僧八思巴受戒，道士的反感益增。宝祐三年（1255），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率领全真教徒侵占京郊的佛寺四八二所，并毁弃佛像，刊布《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宝祐六年，佛道二教在元宪宗前辩论《化胡经》真伪，李志常败。元·至元十八年（1281）， 敕令除《道德经》外，烧弃道藏及其印版。至元二十八年，敕祥迈撰《辩伪录》以明道教之伪。
但在这段时间内，金代王中孚创全真教、元代郦希诚创大道教、张宗演创正一教，流行于大江南北，其教会组织初步确立。又，明·正统年间（1436～1449）完成《道藏》，万历年间（1573～1620）续入补成，其教势因而振兴。明代太祖撰《三教论》、《释道论》，沈士荣撰《续原教论》，姚广孝有《道余录》，屠隆有《佛法金汤编》，德清撰《大学决疑》、《观老庄影响论》、《道教经解》，袾宏撰《竹窗三笔》、《缁门崇行录》，智旭撰《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儒释宗传窃议》等，均论三教之调和。儒家胡敬斋、罗整庵、王阳明等人，均有批评佛教之说。叔心撰《居业录》、詹陵的《异端辨正》、曹端的《夜行烛》皆倡排佛之论。但大体说来，明儒大多主张儒佛调和。清初一明着《会心内集》、《无根树解》等，亦倡三教融会。然而此时期，各教都丧失生气，渐趋萎靡沉滞。民国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儒佛二教均力图振作，二教之间也曾有过大辩论。即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以儒家为主，评论佛教思想。对此，刘定权撰《破新唯识论》、印顺撰《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熊氏又作《破破新唯识论》、黄艮庸撰《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以反驳上述刘、印二文。
日本的三教论衡
在日本，有佛教、神道及儒教三教的论衡。日本自上古以来即以神道为政治及道德的规范，至应神天皇在位（270～310），阿直岐、王仁等人自百济传入《论语》，为儒教兴学之滥觞，不久佛教也传入，遂有三教。钦明天皇在位（540～571）时，苏我、物部二氏对奉祀佛像一事有论诤。其后，以皇室为首，一般均重神祇，同时也崇信儒佛二教。后来，本地垂迹之说兴起，致使神佛融合之论盛行。即自中古来，三教或以佛教，或以神道为中心而融合。
德川时代，神道及儒教与佛教对立，乃至有排他论产生。如自儒家林信胜倡理当心地神道之说，破神佛之融合以来，说儒教者多事排佛。宽文（1661～1672）初年，智脱撰《儒佛合论》破之，于是有儒佛的诤论。到了近世，儒者与国学者也盛行排佛论，佛教徒也多有反驳。明治元年（1868）颁神佛分离令，三教事实上分离对立。在1870年前后，曾发生颇为强烈的‘排佛毁释’运动，对佛教打击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