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盆地意识
起源
盆地意识的起源，应该说祸起“天府之国”——因“水旱从人”而“不知饥馑”。在农业经济时代，这  成都平原是天然的幸福，不值得更没有必要去指责。有饭吃有衣穿有屋子遮风挡雨，这不就是所谓的农业大同社会么？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和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双重低要求下，盆地之内就是天府，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费心劳神去创造另一个天府了。所以，自居盆地，感觉盆地为大，理所当然。于是从意识到行动，盆地意识植入我们的骨髓，也成为必然。
对川人性格的影响
在许多人看来，四川多奇山异水，同样，四川人则多奇异人士，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闭性和自成一体有关系。  巴蜀文化
国学大师程千帆曾述及这种现象：“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人就很奇特”。
条件富庶的川人的“懦弱症”
四川盆地意识的强弱有时间上的差别，也一直有地域上的差异。相比之下，盆地意识深厚的并不是四川的落后地区，而是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
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确实养了一些懒散之人，这一点在成都平原地区显得尤为突出。《隋书》中称“溺于逸乐”，正是“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的原因，这自然是指条件较好的成都平原地区。《宋史》认为蜀人“怀土罕趋仕进”，与《隋书》的记载异曲同工。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古代安土重迁意识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又更加促使了这种安土重迁意识的加深。
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各小区内经济文化发展差别是十分大的，成都平原以外的地区“土旷人稀”，物质基础较差，民性自然不可能有因沉溺于游乐而不思进取，可能多是受地理环境封闭的影响，主观上倒很难说成是有不愿外出的意识存在。  蜀
《隋书·地理志》称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闲”，这可能在事实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学而不求仕进的风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蜀人在外的影响，故范镇《东斋纪事》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张咏以后才有所改观的。
四川人如果有点盆地意识，可能还与自古以来成都人“懦弱”而难以走出外面竞争有关。在历史上许多史籍都记载“蜀人懦弱”、“蜀兵怯懦”，主要是指成都平原上的那些“衣食不期而至”的悠闲者，四川其它地区的民性还是十分刚悍的，不然晋代不会有“巴（即巴国，现重庆）有将”的记载，也不会有宋代川南“义军”的威名，后来也不可能有川军出川抗战的业绩了。
由此看来，历史上四川人有盆地意识存在，但其深厚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而且也主要是指成都平原的“蜀人”而已。不然，笼统言四川人有盆地意识，怎能解释近代四川人在中国叱咤风云的历史？可能也难以解释现在十万“川军”民工在外打工的现象。
不过四川、重庆人对传统的家乡文化的依恋仍是十分强烈的，许多“少小离家老大还”的长者仍是乡音未改，对麻辣的喜好也使许多人食俗不改，也影响到外地人，这正是川菜风行全国的基础。今天四川、重庆人已经大量走出去了，但却以出卖劳力为主，省内城市“棒棒”、“扁担”、“背篼”流行，省外“川军”成了出卖体力民工的代称。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时期有乐于诗书而不求仕进的传统，青山绿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咏诗作画，好文刺讥，悠闲安逸，确实使历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乐此不疲。今天，我们有魏明伦有棒棒军有李伯清等等，在全国不乏影响，但四川的文化还不应仅仅如此，我们还应有更多的融入全国主流文化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四川盆地文化
由于为封闭性盆地地理的原因，四川的自我整体意识比一般其他地方强。民国时期，“川人治川”在四川有很强的号召力。近代历史上四川曾是保路运动、自治运动、独立运动踊跃的地区。自秦朝起中国基本上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制度，为防止官僚腐败因此采用官员任用籍贯回避制度，在政府层面并不实行自治。而在民间，和传统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民国以前实行乡绅自治。
巴文化 
1997年，重庆以及川东南万州、涪陵、黔江四地被中央政府以西部大开发及三峡工程的名义从四川分离出去。巴文化的地位才得以重新被重视，是为现在的巴渝文化。重庆始终是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亦始终是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说重庆、四川各地仍有地方差异，但经过三国时期以来长久的历史和史上的数次移民潮，巴蜀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共性。
蜀文化
当国难当头时，四川人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比如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势力无法渗透入四川，当抗战爆发时，除了欢迎中央政府迁川外，川人并且立即动员起来，川军很快就组织起来开赴前线。四川人有顽强的抵抗精神，在宋朝末年和明朝末年，四川都发生了壮烈而长久的抗战。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四川人在外是否有影响，是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格局发展相关联的，也是与四川当时本身的经济和文化地位相关的。具体讲就是当四川的经济文化地位较高时，盆地意识的影响便小，反之则大。 
汉代四川的经济文化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故有汉征八士、其中四川就有四位的说法，且有西汉五大辞赋家蜀居其三的事实，看来至少说在汉代，四川盆地意识深厚是不科学的。  苏东坡
唐代四川的经济文化地位下降，故盆地意识表现得就相对突出一点。杨升庵曾统计了一个唐代蜀籍诗人的名单，除李白祖籍碎叶城，能算一个准四川人外，只有陈子昂在全国知名度较高。我们知道唐代四川的教育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低于汉代和宋代，由此看来唐代四川人的“盆地意识”可能比其它朝代更浓厚自在情理之中。唐人修的《隋书·地理志》称四川人“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看来并不虚妄。
不过宋代却发生了变化，宋代“蜀学”的影响十分大，《宋元学案》中蜀人的地位已经十分瞩目。宋代四川苏轼、苏辙、苏洵、苏易简、苏舜钦、范缜、范祖禹、李焘、张栻、郭允蹈、魏了翁、李心传等文化名人，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杨升庵所称的“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的依据主要是以宋代情况为代表。值得指出的是，宋代的四川商人、船工在外也不乏影响，许多人已经与外地人互通婚姻，大有走出夔门之势。
安土重迁，这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并不奇怪，不过由上可见，宋代很难说四川盆地意识十分深厚的。但明清以来，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大大下降，四川人在外的影响日益减弱，盆地意识倒是越来越深厚了。明清两朝在全国各界有重大影响的四川人着实不多。德国人李希霍芬在19世纪中叶也称四川人怀悉乡土，在其它省份很少见到四川人，而且四川人缺乏商业精神，许多大宗的贸易都让给陕西人和江西人，而钱庄、当铺都让给了山西人。不过清末近代以来，四川人又在历史上风光了一段时期，这又另有原因了。
为盆地意识画像
据描绘，“盆地意识”之貌有八：
一、左顾右盼，畏首畏尾，不敢率为天下先；
二、因陈袭旧，亦步亦趋，不知今朝是何年；
三、仰承上峰，惟命是从，不辨不察，奉陈规为天条；
四、自我束缚，安之若素，无追无求，视脱颖为非分；
五、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哪管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六、自足处优，怡然自得，不知富裕何来、小康何谓；
七、开口“万一”，闭口“万一”，宁舍“万一”之利，不担“万一”之虞；
八、口斥“盆地”，心拘“盆地”，附会穿凿议论一气，只尚玄谈，不思进取。
盆地意识剖析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四川曾一度走在全国的前列。但在随后的发
展中，四川被后起的沿海省区抛在了后面。这一现象早已引起四川省
委的高度重视，于是提出了克服“盆地意识”的思想，以增强全省人
民的商品经济意识。关于“盆地意识”的思考一时间成为全省普遍关
注的热点。《刘茂才文选》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剖析这种“盆地
意识”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刘茂才同志围绕四川破除“盆地意识”问题
从文化层面上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和剖析。首先，他以《解放思想，推
进改革》（1992年）为题，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的历程，深刻地阐明了这样的历史启示：“思想解放，总是引导了
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而思想的保守甚至复旧，必定带来社会的
退步与经济的停滞。”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上进
行梳理，对影响思想解放的若干重要关系问题，如稳定与发展、市场
与计划、先富与后富、改革开放与廉政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辨析。尤其
是在1993—1995年期间，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从哲学层面上阐释了
经济与文化的互相作用问题，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经济发展中各个环节
与文化互为中介的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作者便十分自然地触及到“盆地意识”的
地域文化观念。他提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的产品经济”，
必然“塑造特有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便是；“空间视野的狭
窄性，时间眼光的短浅性，思维方式的定势性。”结合四川实际，他
指出：第一，四川是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农业大省，而天府之国实际
上是一种小农经济，由此塑造了小农意识。第二，四川是一个多民族
的省份，由此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第三，四川是一
个军工企业大省，大锅饭思想是四川文化观念的一大特点。他认为，
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复合的圈层构造，就是四川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接着考察了四川独特的经济社会现象的演变规律：以小农意
识为基础的思想观念，在面对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巨大冲击时，
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由此，出现了五个“流失”的严重后果：一
是慢动作，慢节奏，造成时间流失；二是看重人的体力，忽视人的智
力，造成人才流失；三是自给自足，容易满足，造成机遇流失；四是
只知掠夺性的开采，忽视高技术含量深加工，造成资源流失；五是只
看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造成效益流失。作者总结说，在四川独
特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蜀文化有两面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蜀文
化中的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与参与意识，值得继承发扬，
是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培育的观念。而由蜀人个体经济引发的内耗性、
投机性和短期性则是负面的效应。作者提出，要“从蜀文化的独特性
出发培育和实施集团战略，培育名牌战略，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
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培育集团精神和整体意识”。具体讲，就是既
要发挥蜀文化中的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参与意识，从而
推进市场化的过程，又要善于抑制投机意识的内耗性和短期性，强化
整体意识，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1]
破除盆地意识
不过时过境迁。现代社会，封闭和小农经济，只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点无需细讲。那种抱着土饭碗自我陶醉的思想，迟早要被外界的金饭碗砸得稀里哗啦，而且，主动把土饭碗锻炼成铁饭碗和被动地被砸，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从经济上算笔粗帐。
不仅仅如此。这种“肚里有食不看天”的思想，一旦植入骨髓，是很难根除的。因为不愁“肚里无食”，那种由天所赐的渐进式怠惰思想，也就有了阵地。而且，这种思想越是强大，就越害怕因为改变而让现成的“天所赐”之物丧失。所以，宁愿守着自家的白米饭，也绝不渴求邻居家的红烧肉。一旦这种思想形成，“盆地意识”也就最终占领指导行动的思想高地，绝不肯轻易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也“天府”，败也“天府”。
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再也不能等了。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时说：“思想解放，总是引导了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而思想的保守甚至复旧，必定带来社会的退步与经济的停滞。”也就是说，小富即安的盆地意识，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思潮。在当今世界，地方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即退。保守的思想，必然会带来社会的退步与经济的停滞，那种妄想死死抱住土饭碗就能安身立命的想法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有破才有立。只有破除盆地，打开一个缺口，让外面的新鲜空气流进来，给盆地重新注入活力，然后，才有可能“奋力爬坡，变盆地为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