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堌堆
堌堆内涵
菏泽的堌堆遗址，其土色一般都呈黑色或黑灰色。黑灰土层中包含着大量的陶片、蚌器、骨器、动物骨骼及少量的石器等遗物。在每一个堌堆上，一般都能采集到龙山文化和商代的遗物，有的堌堆甚至存有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等各个时代的遗物，可见堌堆延用时间较长。这些堌堆上，还多发现有灰坑和房基等遗迹。灰坑有圆形、椭圆形、袋形、不规则形等；据1969年山东省博物馆对菏泽市安邱堌堆的发掘，曾在堌堆东部的探方中，发现了龙山时代的房基，有圆形的在下层，方形圆角的在中层，方形的在上层。这既表明了它们之间的时代早晚关系，又表明出它们之间的继承沿袭关系。在该堌堆的西北部断崖处，还发现有许多层居住面叠压在一起。每层居住面有烧土面和黄沙层两部分组成，厚约8厘米。烧土面系用草拌泥土抹在黄沙层上，经火烧而成。再者，1979年试掘莘冢集遗址时，曾发掘龙山文化灰坑7个，在下层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物。这种房基和灰坑在别的堌堆上亦常有发现。由此可见，这类堌堆属于居住遗址。从经过考古发掘的堌堆遗址，以及1976年试掘的12处堌堆遗址来看，情况大致相同，有的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堆积，也有的是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堆积，且一般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时代。据文物调查资料统计，两个以上文化时代的堌堆遗址约占95%以上。它经过有间断的长时期使用，文化层堆积逐次增高，形成了一个个高大的堌堆居住遗址。这是菏泽堌堆的主要特点。另外，在堌堆居住遗址之上，较多的发现了汉代墓葬，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151处堌堆遗址上，就有近146处堌堆遗址暴露两汉墓葬。它清楚地表明，在两汉时期堌堆居住遗址已经成为理想的埋葬地。
自南北朝时期，堌堆之上又始建寺庙。如1980年，在鄄城县亿城寺遗址曾发现了3块北齐造像碑。不久，又在据亿城寺遗址约25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北魏造像碑。逮至明、清时期，堌堆之上建有寺庙者，更是普遍现象。不少堌堆竟因建有某某寺庙的名称来命名，如开发区的安邱堌堆因其上建有安邱寺而得名，巨野的玉皇庙堌堆遗址之上建有玉皇庙而得名。由此可以推论，自南北朝时期起，佛教已在菏泽地域广泛传播，堌堆遗址已作为寺、庙的建筑基址，及至明、清，更为普遍。
综上所述，菏泽的一个个高出地表几米的堌堆，绝大多数是古代村落遗址，且多分布在中部地带，南、北边境较少发现。这类村落遗址的形成与分布，与黄河、济水等河流的决溢、淤积，以及地势低洼、湖泽遍布的地理环境和古代地貌有关。菏泽堆遗址的堆积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大汶口时代，鼎盛于龙山文化时期和商代，此后逐渐废弃。
菏泽的堌堆居住遗址，在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和山东省的其他地市，亦有发现。如在江苏称为墩、岗；河南谓之丘、岗、冢；河北称之为台；山东省的枣庄一带称其为台子、城子、埠子、古堆等。尽管各地的堌堆遗址名称各异，但就其性质和特征而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菏泽的堌堆居住遗址绝大部分都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以上的文化堆积，层层叠压，连续不断，时间之长，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神则灵。”菏泽市的“堌堆”，是先民留给我们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堌堆居住遗址既不能再生，也不能再造，历经沧桑，保存至今。它是菏泽人民的骄傲，也是菏泽人民的一部历史教科书，它不仅展示着菏泽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了菏泽人们不屈不挠、抵御自然灾害的斗争史。
风嘴堌堆
凤嘴堌堆又称黄巢点将台,菏泽境内最著名的堌堆。位于菏泽学院西校区院内,是菏泽市级重点保护文物,对开展文物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形成考证
据统计，菏泽历史上堌堆遗址近500处，至今保存完好的就达100多处。堌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布点之密，在全国独一无二，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然而，这些堌堆的成因却很少有人注意，至今仍停留在明末学者认识的水平上，其历史文化的考证，仅仅是70年代一两次的试掘和查看，发现了一些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关于“堌堆”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以河南孟津县为原点，往东北至黄河入海口划一条线，往东南至淮、泗入海口划一条线，两条线之间则是一个扇面，自古以来，黄河就在这一扇面形地带来回滚动，或北或南，菏泽都居要冲。在古代，黄河无有堤防，洪水到来被迫离开旧居，洪水退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在旧址上重建家园。在一次次与汛期泽溢、黄河改道等洪水灾害搏斗中，积累了将居住面增高以避免洪水侵袭的浅显道理。千百年来的逐次增高，渐渐形成了这些高达数米、形若山丘的“堌堆”。这个观点出自明代李协：“观黄河者，须知孟津－天津－淮阳三角形，直可以三角洲视之。……则此三角洲面积中，俱黄、淮诸流淤积而成也。其所以淤积如是之广者，迁徙之功也。”可是，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在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的上下贯通的大河，黄河形成后每年携带大量的泥沙在下游淤积，形成肥沃的华北平原。而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为什么只有鲁西南在黄河的冲击下形成这些堌堆呢？距今 4300年前左右，河道在孟津以下，汇合洛水等支流，改向东北，又汇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的古大陆泽中，然后分为几支，顺地势向东北方向流入大海——菏泽不居要冲。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 (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菏泽的堌堆都在现行河道以南。综上所述，“堌堆”形成于黄河滚动说，仅仅是明代学者的主观臆想。“堌堆”是在第四纪新构造运动中形成的，是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衍生物，由于它处在东面的泰蒙山地及西面的太行山地两个高地之间，新构造运动造就了这里高低岗丘林立、大小沟壑交错，是华东、华北强烈侵蚀山地与丘陵、平原地貌的特殊。本文依据这个特殊地貌，根据地球气候的变化、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距今12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依丘而居，繁衍生息，创造着人类最早的农耕文化。 
有关农业的起源问题，进入20世纪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比较典型的是新气候变化说、绿洲说、人口压力说、原生地说、周缘地带说等等，每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可，进而很多学者提出，科学的研究农业起源必须回答四个问题，一是农业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二是农业在哪里起源？三是农业是怎么起源的？四是农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以那个方式起源？笔者认同前三种说法，农业的起源是新气候变化后，局部地区形成绿洲，人类移居到此，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使人口迅速繁衍，人口压力促使了农业的起源。集中在鲁西南的“堌堆”，可以回答农业起源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可是，如果没有气候在当时的骤然变干，他不可能成就这一伟业。气候这一自然因素一直制约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的生生灭灭，它是影响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大约240多万年前地球进入所谓第四纪，其气候特点是冰期－间冰期交替，地质学家称之为旋回。旋回的时间即周期以万年计，但是并不稳定。近70万年来以10万年周期为主。最近一个旋回开始于约12万年前，那时地球气候与现代的温暖程度相当（见中国气候变化网《全新世的气候变化》）。根据冰芯得到的气温历史资料表明，在距今约12万年到14万年之间，地球上也有一个高温期，其平均气温值要比近1万年来的平均气温值还要高。距今11万年～10万年间，气温一直在升高（见百度《古气候》）。依据我国对大理亚冰期（相当于欧洲阿尔卑斯玉木冰期）的考察，这个亚冰期又是由5个副冰期和副间冰期组成。平均一个周期约在2万年以上，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处在北纬35度的鲁西南在距今12万年左右，当属亚热带气候。新构造运动造就的高低岗丘、大小沟壑，经数万年风雨冲刷、侵蚀和气候的变化、黄河变迁，高处变低，低处变平，小壑成湖，大壑成河，广袤的平原上岗丘星罗棋布，湖泊、河流交错其间，土丘上下、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花草，成为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生长的天堂，也为人类的生活创造了条件，为农业的起源奠定了基础。晚期智人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寻觅，终于找到这里。他们在丘之阳用粗糙的石器乃至动物的肋骨就可以挖洞栖居，对于从北方石洞中来的智人来说，他们免除了冬季的寒冷之苦，对于从南方树林中来的智人来说，他们躲开了夏季的风雨之忧。
他们在丘之旁采集，在水之滨渔猎，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无疑步入了天堂。苏联学者HoNo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便于人们从事采集渔猎和栽培植物的生产活动。在长时期的采集生活中，他们发现遗弃的粟粒、丢弃的果核，来年能发芽、生长，但是，他们没有进行有意识栽培，直到人口增加，仅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时，才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当他们有意识的把粟粒、果核洒入土中，早期的农业伴随着这些粟粒、果核的出土开始萌芽了。在狩猎中，他们捕获的是大小不等、老幼不同猎物，在富余的情况下，他们把幼小的留下，放置一段时间宰杀，原始的饲养就这样出现在这一个个“堌堆”旁。原始的种植和养殖让他们艰难地度过了不止一个的副冰期。距今24000年前进入末次冰盛期，由于温度的下降不是直线，而是由一系列波动组成的，部分先人南移，部分在这里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着。在抗争过程中，种植完成了手耕到锄耕的演变，养殖完成了乱向到定向的演变，并摸索出新的御寒方法---用麻做布。距今约18000年前后，更新世最严酷的降温来临，大量植物灭绝、动物南迁，掌握了种植和养殖技术的先民，大部分恋恋不舍的南下，少部分部分留守在这里。降温给留下来的人们带来灭顶之灾，只有极少部分在这些“堌堆”旁幸存下来，而这极少部分人发明了制陶术。长时期的寒冷逼迫他们不得不长时间的以火驱寒，长时间被火烧烤的洞壁变得比其他地方坚硬，且不易潮湿。在距离石源较远的这片“堌堆”地带，他们首先想的是制作出较硬、较薄的东西代替石器，被火烧烤的洞壁可以变得坚硬给他们启示，于是，他们进行了和泥做饼放在火上烧烤的尝试，终于陶铲出现了。后来把泥饼凹下去烧制，世界上第一把陶勺诞生了。对于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都使用石器的他们，和泥制陶的成功无疑是生活上的一次革命，很快陶器取代了大部分石器，人们在庆祝之余，把这里的土丘昵称为陶丘，定陶原名陶丘，陶丘因此而得名。 
11000年前地球气候转暖，幸存下来的先人很快繁衍增多，因生活所需，种植、养殖、纺麻、建房等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由农耕发展而来的史前文明到达顶盛。距今10000年左右，这里的气候潮湿起来，加之日益增多的人口和生活资料不足的矛盾，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开始了，为了生存，他们向东西南北无目标的移动。 
距今6400年前后，母系风姓氏族的领袖华胥带领先民在 雷泽【1】周围渔猎时，踏了雷泽岸边雷神的脚印而怀孕，并在雷泽岸边生下人首蛇身的伏羲。伏羲是龙的儿子，其氏族图腾变成了龙，我们都成了龙的子孙。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说明先人们开始了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 
距今8500年到7000年地球为波动升温期，温度比今天平均高3.5&ordm;C，处于温暖潮湿的高温期阶段。高温天气使缺少御寒能力的先人快速发展，加上生产力的提高，各部落迅速发展壮大，以至于人满为患。距今8000年左右，地球温度在波动升温期中局部降低，这时，数支部落浩荡南移，直到今天的长江中下游。距今6400年左右，一次“大暖期”持续了近千年，千年中发生了数次迁徙，先有一部北迁，后有一部东移到泰山脚下、大汶口一带，规模最大的是西进，十多个部落先后沿水出发，最远的挺到甘肃一带，部分定居于迁徙途中、河水两岸。两次大的迁徙，他们把农耕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 
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温度的降低，恶化了先民的生活环境，在这片平原上，发生了一场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蚩尤与黄帝之战【2】。这场“战争”是本地部落与迁往泰山一带的东部部落，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而引起的，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开创了华夏一统的局面。距今5000年到4000年为较稳定温暖期。前承炎黄，后启尧舜的颛顼、帝喾，一直活动在济、濮流域。其时气候适宜，人口与社会急剧发展，为更好的管理部落，尧在此立邦定都。尧，姓尹祁，号放勋，因部落号陶唐，也称陶唐氏【3】，因立邦定都在这“堌堆”林立之地，定都时又改为“尧”。（《说文》中云：尧,高也；从垚,从兀；“垚”是土高,兀高耸突出）。尧在这里把帝位禅让于舜。禹治水功大，受舜禅让而为帝；禹子启杀治水有功的伯益而自立为王，在此建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的夏后王朝。夏桀荒政，氏族部落反叛。公元前1766年，商汤联合各方国 的军队兴兵伐夏。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于三朡，今定陶左丘一带。商汤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随后商汤绍告天下，在此践天子位【4】。 
距今4000前后，气候出现了一次的急剧变冷，距今3000年前后又出现过一次高温，温度的变化，迫使先民先后两次向南和向北转移。这两次迁徙把由农耕文化发展的中华文明扩散至大江南北。 
自然史学家研究断定，距今4000年前后，即大禹治水的时期，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时期。“在短短一二百年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洪水滔天，坏山襄陵。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夏禹宇宙期 ”。（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o费孝通）。《尚书o尧典》，其中讲到史前大洪水：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尧帝召集四方的首领们来共议，大家共同推荐让鲧来治理：佥曰：“於！鲧哉。”结果却是：“九载绩用弗成”。滔滔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大批人口和牲畜死亡，房舍和积蓄也为洪水所吞噬。一个个“堌堆”犹如漂浮在汪洋中的一叶叶扁舟，成了先民唯一的求生之地。大水过后，人员百存其一，原来的生活、耕作之地被埋在数米乃至数十米深的泥沙中。在菏泽这些“堌堆”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石器、陶器、蚌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发现了多处房址、墓葬和众多的灰坑遗迹，大多是大汶口、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地层堆积多达几米或者十几米。这次大水是历史记载中的最早的一次，然而，从11000年前地球气候转暖到这次水灾的7000年间，又发生过几次这样的灾害呢？可以肯定的是不止一次，那么，禹前期的文化遗存就埋在更深的地表下。本人在70年代初，曾参与菏泽诛赵新河的开挖，在 5米深的河底处，挖掘出大量树梢；80年代初在自来水公司工作，第三眼水井打到五六十米处时，在泥沙中发现一个骨针；90年代，定陶县杜堂乡打井，在30米处掏出大量黑淤泥，并杂以贝壳、河蚌、藕莲子之类。当时，这些都没引起本人及他人的注意。 
注： 
【1】《太平御览》卷87，引《诗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 西晋黄甫谧撰《帝王世纪》，再一次明确写出：“太帝疱羲氏，风姓也，母曰华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疱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困，故位在东，立春象日之明，是以称太嗥。” 雷泽，又名雷夏泽。雷夏之名，首见于《禹贡》。《尚书o禹贡》是我国最早最权威的地理著作，共1900余字，其中把位于今菏泽市境内的菏泽、雷泽、大野泽、孟诸泽和菏水、济水、雍水、沮水、陶丘等十五处地名具列篇中。文曰：“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沮会同。” 目前，不论是《辞海》、《辞源》、《康熙辞典》还是《中国历史地图册》、《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各种工具书，对雷泽的解释，皆在菏泽境内。 
【2】祥见：潘建荣《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 
【3】“帝尧者，放勋”。“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史记o五帝本 纪》）。帝尧部落号陶唐，故称陶唐氏。帝尧号陶唐渊源有二：一说是因制陶著称。陶即制陶，唐与古煻字通，有烘焙之义，“陶唐”合称即烧制陶器，尧的氏族以 制陶见长故称陶唐。也有人用甲骨文的“尧”字象形一个人顶举陶坯、且尧与窑同音来解释帝尧号陶唐。一说是与地名有关。《说文》段注云“尧居于陶丘，后为唐 侯，故曰陶唐氏”；而《史记集解》臣瓒注“尧初居唐后居陶，故称陶唐”。氏族的游动性很大，时常迁徙是正常的，但上述两种说法的迁徙方向却正好相反。近年 来，随着对中原氏族部落迁徙与演变研究的深入，学界比较认可“尧初居唐后徙陶”的观点。著名炎黄史专家何光岳先生在其《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年4月版）一书中写到：“陶唐氏帝尧，系黄帝之后，姬姓，一说为祁姓。他在今河北唐县立国称唐，以后迁徙数地，到了山东定陶一带。”《群经义证》 谓：“然则尧初居唐，及陟则居陶，故举其终始而称之曰陶唐氏。”《尚书》蔡沈传也持此说：“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史记集解》引韦昭注 亦云：“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