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赵金科
个人简历
1906年6月10日 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文德村。
1932年 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2-1936年 任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
1937-1939年 春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1939年夏-1949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0年 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一级研究员，同年参加九三学社并任南京分社常委。
195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以中国古生物学代表团团员身份访问前苏联科学院，并参加国务院主持的制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会议。
1959-1987年 任全国地层委员会第一、二届常委。
1964-1983年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
1977年 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共江苏省第六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1980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4-1987年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及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
1987年5月18日 在江苏省南京市逝世。
生平介绍
解放前：
赵金科，号子铭，1906年6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秉性温和，勤奋好学。由于全家的鼎力支持被送进学堂。1926年他中学毕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地质系。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他善于学以致用，常利用寒暑假，考察曲阳县境内的地质矿产。离他家40里有个灵山煤矿，经他考察建议沿矿井向东面延伸可以增加更多的产量。他给当地在黄土里开采汉白玉的人指出采挖方向，消除了采石人怕采完后谋生困难之忧。在大学就学阶段，北京大学地质系名师会萃，他深受教益。由于他学习刻苦努力，成绩突出，1932年毕业后，被留任助教。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充分利用图书资料等良好的条件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探索地质学的理论问题。当时“活动论”和“泛大陆”概念对他有广泛的影响。
1939年赵金科学成归国。时值民族危机深重浴血抗战之际，他满怀报效祖国之热忱，绕道香港，直赴桂林，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所长会晤，并任该所副研究员。当时因设备条件缺乏，经费不足，不少人离所，而他却留在该所，与张文佑一道，在李四光领导下，进行广西煤田地质调查，以解决抗战期间的用煤问题。同时，全面研究广西地质及其发展，广泛收集资料，重点研究广西山字形构造的形态和发展历程。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深得李四光的称赞。1942年升任研究员。1944年研究所搬迁重庆，他又与吴磊伯、徐煜坚合作，进行湘黔铁路的工程地质和沿线的煤田地质调查，他们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风餐露宿，风尘朴朴，为民族抗战贡献一份力量。由于他研究工作取得卓越成绩，于1945年获首届“许德佑先生纪念奖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年底赵金科随地质研究所迁回南京。这一时期他系统地整理了广西地质调查资料，完成了一系列的论著。然而，他在回顾抗战时期的工作时，谦虚而风趣地说“路没有少跑，文章写得不多”。其实他手头上积累了大量广西的地质资料，由于战时有更多急于要完成的野外调查任务和调查报告，而暂缓系统论著，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解放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敬意和信赖，以及对新中国的向往，积极参加反迁护所斗争，并与在国外的李四光取得联系，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迎接南京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政务院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他被任命为副所长，1964年任所长，1984年因年事已高，改任名誉所长。从研究所的筹建和各个时期的发展，每一步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为古生物研究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参加制定国家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65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曾担任《中国科学》编委，全国地层委员会第一、二届常委兼三叠系学科组副组长，《地层学杂志》主编，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名誉理事、江苏省古生物学会第一届理事长。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研究所党组成员、第一届党委委员，他还被选为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江苏省第六届委员会侯补委员。
广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大后方的广西，人口激增，使本来就缺煤的广西省，更感到煤炭能源的紧缺。当时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对广西地质研究工作拟定了两项计划：一是进行广西的煤田地质调查，为抗战时期解决用煤问题；二是全面研究广西山字形构造的形态和发展历程。在李四光领导下，他和张文佑分工合作完成这两项任务。赵金科在广西和湘黔铁路沿线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和工程地质工作。他以坚毅的精神，不畏艰苦，在人烟稀少、瘟疫盛行的大瑶山区，一个月内踏遍了八个县，完成了四幅《1∶10 万地质图》的测制任务。
特别是查明了广西山字形的西翼反射弧和中轴，即出现在大瑶山一带。查明山字形构造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可以根据山字形构造各个不同的部位的力学特点，指导寻找各种不同的矿产，如煤矿通常在山字形构造的两翼和中轴之间的部分；弧顶部分常常是内生金属矿产赋存的部位。由于战时条件所限，而当时的野外调查任务接二连三，直到抗战胜利研究所迁回南京后，方得进一步整理几年来艰辛所得的野外资料和成果，系统地撰写论文。如，建立广西地层层序；论述该区地层发育史；与李四光、张文佑合作编制了《1∶200万广西地质图》；从地层发育的角度论述了广西山字形构造的发育阶段；报道了广西西部早三叠世的菊石新属。所有这些为广西地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
古生物学
1937年，赵金科赴美深造时，所研究的化石就是谢家荣采自湖南湘潭谭家山一带的黄铁矿化的头足类化石标本。这是一批保存精美的菊石，这些菊石的缝合线独具特色，八叶型缝合线具完整的腹叶，以致根据缝合线的“原始”性有人认为化石群的时代为早石炭世；而这些菊石的缝合线的叶基部齿化，是“齿菊石式”，又有人认为其时代应为三叠纪。而实际上这些菊石的时代应该是二叠纪。这表明中国南方二叠纪菊石具有其独特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赵金科在这一领域里的开拓是既艰巨而又极富有科学价值。中国南部的晚二叠世地层是主要含煤岩系之一，赵金科善于从生产实践中找研究课题，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注意到晚二叠世菊石的存在，并采集了部分标本。随着5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区域地质测量和矿产普查勘探的开展，也源源不断地发现了许多晚二叠世的菊石，经过10多年的搜集，积累了数以千计的标本，分别见于80多个产地，是国际上晚二叠世菊石少有的十分丰富的产地。他曾风趣地说：“研究二叠系中国南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早年就意识到中国二叠纪菊石具有其特殊性，应对这一研究领域为世界作出贡献。
1980年前苏联外高加索卓勒法地区存在晚二叠世地层，但由于对某些菊石错误的鉴定，把一部分晚二叠世的化石定为早三叠世，以致长期认为化石层序有反常现象。50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曾组织专题研究，但仍把一部分晚二叠世地层划归早三叠世。赵金科（1965 年）曾首先论证并指出其错误。他和他的学生合作将华南晚二叠世头足类的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华南晚二叠世头足类》，于1978 年出版。这一专著是世界晚二叠世菊石最系统、全面的文献。专著中论证了晚二叠世最早期的原始类型和最晚期的进化类型，是在中国南部晚二叠世海域中发生、发展和消亡的一个大型菊石动物群，并命名为“华夏菊石动物群”。这一研究对论证中国晚二叠世晚期的长兴阶是世界上二叠纪最晚的一个阶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地质年代表中，继二叠纪之后是三叠纪，他在广西多年的工作中收集了大量三叠纪菊石的材料。这项研究对中国和世界都是重要的。他于1959年出版的专著《广西西部下三叠纪菊石》，对三叠纪早期菊石进行了系统研究，这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赵金科对化石头足类的研究不仅有上述集中的巨著，而且对泥盆纪、白垩纪各个地质时代，东起沿海地区，西至青藏高原的广泛地域，都有他的研究成果。足以说明他的学术成就是非常全面的。 在地质年代表中，继二叠纪之后是三叠纪，他在广西多年的工作中收集了大量三叠纪菊石的材料。这项研究对中国和世界都是重要的。他于1959年出版的专著《广西西部下三叠纪菊石》，对三叠纪早期菊石进行了系统研究，这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赵金科对化石头足类的研究不仅有上述集中的巨著，而且对泥盆纪、白垩纪各个地质时代，东起沿海地区，西至青藏高原的广泛地域，都有他的研究成果。足以说明他的学术成就是非常全面的。
教育事业
赵金科于1932-1936年在北京大学任助教的5年中，除了协助葛利普和尹赞勋等教授的教学任务外，还和高振西一起协助系主任安排、管理该系的日常教学行政以及各班学生的室内课程和野外实习等工作，并投入了大量时间参与地质馆的建造设计和室内装修安排。老地质学家孙殿卿在《回忆在地质系读书的时候》一文中写道：“系里很起作用的还有四五位助教：高振西、赵金科、金耀华、胡伯素等”。
赵金科在60年代多次应邀去北京大学为地质地理系古生物地层专业的师生讲授古生物学专门章节：头足动物，把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中去，使广大师生耳目一新。
赵金科还很重视对研究生的培养。自1953年起，他共指导研究生5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吴望始就是他早期的研究生，他晚年虽体弱多病，仍指导着研究生。他培养研究生着眼于锻炼其自由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在学术观点上从不强求与自己保持一致，而且极其尊重他人的劳动。他培养的研究生以后都成为各个研究领域的骨干。由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兴旺发达，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愈来愈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