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人物简介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一个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私生子和无家可归的孤儿，一跃成为乔治·华盛顿最信任  Alexander Hamilton的左膀右臂，但后来卷入一桩性丑闻，在与副总统阿伦·伯尔的决斗中命丧黄泉，享年47岁。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没有哪位的生与死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富戏剧色彩了。在为美国后来的财富和势力奠定基础方面，也没有哪位开国老臣的功劳比得上汉密尔顿。 
虽然他也身为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却始终没能象别的人那样做上美国总统，而且在与其主要政治对手托马斯·杰斐逊的竞争中更似乎是输得惨不忍睹，可孰料——历史的戏剧性就在于此——在其过世之后，他的政治遗产，包括“工业建国之路”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却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甚至一些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总统，如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汉密尔顿的遗产基础上的。最新版10美元纸币正面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的战绩和政绩都非常显赫：作为华盛顿的侍从武官，他对独立战争的贡献巨大，其中最著名的是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他是《联邦党人文集》最主要的执笔者；在华盛顿任总统时，他作为财政部长（1789-1795）政绩非凡，并创建了美联储的前身――合  10元美钞上印有亚历山大的头像众国第一银行；作为联邦党人的首领，他为美国两党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等等。
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的业绩被他形形色色的生活经历所掩盖：账房伙计、大学生、青年诗人、评论家、炮兵上尉、华盛顿的战时副官、战场英雄、议员、废奴主义者、纽约银行创造人、宪法委员会成员、演说家、律师、教育家、对外政策理论家和军队高级将领等等。”切尔诺夫的结论极具说服力：“如果说杰斐逊提供了美国政治论文的必要华丽诗篇，那么汉密尔顿就撰写了美国的治国散文。没有哪位开国元勋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有如此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制订了如此恰如其分的体制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
无父母的孤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年历史有很多谜团。他1757年1月诞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当时，奴隶劳动盛行于该岛，大批住在伦敦的英国遥领地主，掌握着该岛的政治经济实权。外公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其祖先是种植园主。当时赴该岛行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母亲名叫雷切尔·莱温。但是，历史学家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到底是谁。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父亲名叫詹姆斯·汉密尔顿，出身于苏格兰望族，但终生潦倒，一事无成。汉密尔顿是他们俩人的私生子。雷切尔·莱温当时跟他住在一起。
1765年,詹姆斯·汉密尔顿把他和他的母亲遗弃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克罗岛上，自己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圣文森岛经商。汉密尔顿依靠母亲经营的小商店不能维持生活，12岁时就到两个纽约商人开设的店铺作伙计，13岁时母亲逝世，家里的朋友帮他在圣克罗伊岛上找了个活儿，给会计当助手，学记帐。圣克罗伊岛当时叫圣克鲁斯，是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
  小汉密尔顿小汉密尔顿从小就与众不同，其他孩子还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已经立志，长大要做北美殖民地的政治领袖。他阅读了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不管是英语的、拉丁语的，还是希腊语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不少商业和经济知识，能清楚、有力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种表达能力给他的新生活奠定了基础。
当时，一场海上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小汉密尔顿给一个叫皇家丹麦美国公报的报纸写了一篇相关报导，文章引人入胜，他的一些朋友因此决定帮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汉密尔顿拿着他们的钱，到纽约去上学，他打算读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圣克罗伊岛，报效乡亲。
汉密尔顿到了纽约后，申请到国王学院学习，也就是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因为他的教育水平不够，所以没有被录取。所以他决定先到新泽西伊丽莎白镇的一所学校去。
汉密尔顿是学校里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天看书到午夜，早上又很早起床，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他写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在伊丽莎白镇待了一年后，汉密尔顿被国王学院录取了。
美国开国元勋
华盛顿的副官汉密尔顿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表达能力都让国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感到惊讶。汉密尔顿非常关心美国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他参加了抗议英国统治的活动，汉密尔顿在1774年7月作了一次公开反抗英国暴虐统治的讲演。1774到1775年间，他写了三本鼓吹  爱国主义的小册子，支持大陆会议通过的对英国货物采取不输入、不转口输出、不消费的决议，并抨击英国横蛮无理地以牺牲殖民地利益,扩大魁北克领土的政策。这使他崭露头角。同时,他在英王学院还参加了一个名为“科西嘉人”的爱国义勇军组织，每天操练，准备投军从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是孩子的时候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发生一场战争，让我展现自己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就给了汉密尔顿施展才略的机会。独立战争爆发后，1776年8月，他参加了长岛战役，10月又参加了白平原战役,掩护民兵的撤退。1777年3月，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提升为陆军中校，担任乔治·华盛顿参谋部的副官4年。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汉密尔顿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沟通技巧，为大陆军争取资助和供给。
汉密尔顿利用在华盛顿参谋部担任军官职位的便利,结识了一大批有钱有势的豪富、社会名流。1780年2月他因与纽约最显赫的望族舒勒将军的女儿伊莉莎白结婚，跻身于特权阶级社会。1781年4月，他向华盛顿要求授予军队要职遭到拒绝，因而离开华盛顿的参谋部。同年7月，华盛顿让他指挥一个步兵营。10月他在约克镇战役中，因攻下英军的一个堡垒而获得声誉。联邦党的意见他从在军队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战后亲身体验到的联邦政府软弱无力的窘境中认识到，美  伊丽莎白·汉密尔顿夫人国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坚固的诸州联盟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战后，他一直为实现这一目标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结束联邦时期的混乱，他推动了制宪会议的召开。新宪法产生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批准宪法的运动中。他与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一起，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85 篇宣传解释新宪法的文章，其中51篇文章出自汉密尔顿手笔。后来，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为《联邦党人文集》。美国政治学者克林顿·罗西特称该文集是“美国政治学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国“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是美国政治文献中“仅次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位居第三的文献”。正是在确保宪法获得诸州批准的“这最后的决定性斗争中，汉密尔顿对宪法事业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其后在实践中，他又阐明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为宪法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作出贡献。
在建国初期，汉密尔顿是最早对司法审查权给予明确而有力阐述的政治家。司法审讯权是指司法部门享有解释宪法和一切法律的权力，并享有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为无效的权力。制宪会议上，曾有人提出让司法部门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意见，没有被会议接受，也就没有被写进宪法。宪法刚形成时，司法部门是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两权不能真正构成“三权鼎立”之势。汉密尔顿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制宪会议后，汉密尔顿在对新宪法进行解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详细论述了他对司法权的看法。他宣称：“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汉密尔顿明确阐述的司法审查权的思想，对于完善宪法及使三权构成合理的制约平衡关系，有重要的法律与实践意义。后来，司法审查权的思想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加以发扬光大。通过马歇尔的判案，才真正使司法审查权成为法院享有的一项无可置疑的权力。
汉密尔顿最早提出了“暗含权力论”和宽泛解释论，从而开创了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解释宪法的先例。为进一步改善公共信用和健全金融体系，汉密尔顿要求国会批准建立国家银行。杰斐逊派认为，银行是鼓励投机和为少数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手段，提出宪法没有授权政府批准建立银行的条文规定，以“违宪”为由阻止银行法案的批准。汉密尔顿为了捍卫银行法案和驳斥“违宪 ”的指责，提出了“暗含权力论”和宽泛解释论。他认为宪法授予政府的每一项权力中，就包含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力，这是暗含的权力。暗含权力象明示权力一样有效。他指出，必须宽泛解释宪法，才能使政府在应付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成为坚强有力的组织，否则是作茧自缚。
汉密尔顿的论证远远超出了批准银行是否合宪，而是涉及到在实践中如何解释和运用宪法的问题，同时他也用该理论赋予中央政府更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汉密尔顿提出的“暗含权力论”和宽泛解释论，后来也被约翰.马歇尔加以继承和发展。以后最高法院在判案中反复使用这一理论，从而肯定了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样，“暗含权理论”在美国历史发展中就成为最有实用价值的理论之一。汉密尔顿提出的这一理论，几乎准确的预见了以后美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为美国宪法注入了活力。
美国首任财长
政策与政绩汉密尔顿为结束美国财政混乱不堪的状况做出了卓越贡献。1789年当他任财政部长时，国库空空  汉密尔顿财长[1]如也，战债积累不堪重负，信用濒临崩溃。他向国会呈交一系列报告，提出了他的关于整顿财政与发展经济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使长期积压的债务问题得以解决，重建了美国在国内外的信用，健全了金融体系，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财政管理制度，国家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从根本上结束了财政混乱状况，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密尔顿积极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因为他的财政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紧密联系。美国独立后，在经济上仍不能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进出口贸易主要与英国进行，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进口税，如果与英国发生冲突，汉密尔顿刚刚建立的财政大厦顷刻就会倒塌，因此他主张与英国保持友好。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不久，欧洲战争爆发。在他的极力主张与推动下，华盛顿总统立刻发布了避免美国卷入欧战的“中立宣言”。其后不久，美英之间出现战争危机，他又积极推动签订了美英《杰伊条约》，使战争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他为美国早期外交注入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告诫国人：没有固定的朋友，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敌人。无论何时，都要坚决把美国的现实利益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重要准则。美国还是一个太年轻的国家，它需要时间成长，因此要极力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他的这些思想被明确的表达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里，成为美国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形成的思想基础。
在建国初期，汉密尔顿是最早洞察到英国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的深远意义的政治家。他向国会呈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论证了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出国家扶持制造业发展的措施。这一报告体现了汉密尔顿预使美国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强烈愿望。可惜，他的这一报告没有被国会采纳，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感受到发展制造业的紧迫性。他的报告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冷漠。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工业革命开始起飞的时候，这个报告成为美国人热切研究的文件。弗农·帕林顿称汉密尔顿似乎是美国18世纪领袖中的“最现代化的和伟大的美国人”。可以说，汉密尔顿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资本主义代言人。美国金融战略1790年4月18日，33岁的美国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走出位于百老汇大街的乔治·华盛顿总统官邸（纽约是当时年轻合众国的临时首都），恰好撞上47岁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两人寒暄几句，心直口快的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对杰斐逊说：“国务卿先生，请求您帮帮我吧。您知道，我提交的国债法案，国会四次辩论都未能通过。如果您能够改变主意，凭借您的巨大影响力，下次辩论就有望过关啊。”“财长先生，您知道，我连宪法都反对，何况是您的国债法案呢，宪法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承接独立战争时期的联邦债务和各州债务啊。不过，您要是乐意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晚餐，聊聊这事儿，我也打算请麦迪逊先生一起来。”“太好啦，国务卿先生，我一定准时赴约。”
汉密尔顿喜出望外，他知道机会来了。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告成立还不到1年，各州为争夺永久首都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谁都明白：赢得合众国永久首都将带来多么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论经济实力，纽约最强，不仅仅因为它已经是临时首都，是当时北美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城市，而且纽约市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联邦首都，已经投入巨资，自然势在必得。
而论政治实力，却是弗吉尼亚占优。弗吉尼亚不仅为独立战争做出了最大牺牲和最大贡献，而且有数位声望卓著的建国之父来自该州，最著名的当然是华盛顿、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三人都热切期望合众国的永久首都迁入弗吉尼亚州。假若纽约州能够配合，则大事可成。汉密尔顿知道杰斐逊就是要和他谈这个交易。
果然，第二天晚餐时，杰斐逊和麦迪逊明确提出“交易”条件：如果汉密尔顿愿意说服纽约州支持弗吉尼亚州成为合众国永久首都所在地，他们两人就承诺支持国会通过汉密尔顿的国债法案。汉密尔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天后，美国国会顺利通过汉密尔顿起草的《公共信用报告》，华盛顿总统立刻签署成为法律。国债市场迅速崛起，成为美国金融货币体系最根本的支柱之一。
人类历史上，总有极少数天才人物之思维和战略，远远超越他的时代。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之间的著名“交易”充分说明：即使是像杰斐逊和麦迪逊那样杰出的人物，也不能理解汉密尔顿倾全力创建国债市场之深谋远虑，当时能够明白汉密尔顿天才构思的人物可谓少之又少。
纵然是20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可能也只有那些金融精英们才真正懂得汉密尔顿“金融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今天，当我们激烈辩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美元汇率、全球失衡、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关乎所有国家最高利益之重大问题时，我们绝对有必要重新反思200多年前汉密尔顿的金融思维。
当我们深入思考面向未来的中国金融战略时，汉密尔顿的远见卓识最值得我们思虑再三。
汉密尔顿1757年生于今天的维京群岛，7岁父亲失踪，13岁丧母。10岁到码头打工谋生，14岁出任贸易公司总经理，17岁只身跑到纽约国王学院学习（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旋即投笔从戎，很快被华盛顿看中，出任贴身副官。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回到纽约学习法律，以半年时间完成平常人最快也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不到3年，即成为纽约最有名、最赚钱的律师之一，他处理的多个案件成为后来美国法律制度之经典范例。与此同时，作为《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作者和制宪会议最早的发起者和最热诚的参与者，汉密尔顿实际上主导了美国宪法的制定。1789年合众国联邦政府开始运作，华盛顿提名他担任财政部长，不到4年时间，就构建了异常完整的美国金融货币体系。困扰今天历史学者的一个有趣问题是：汉密尔顿究竟是从哪里学到那么艰深的金融理论？他如何可以有那样全面、系统、深刻的金融战略思维？须知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而且那时也没有今天热闹非凡的各种金融专业。
简言之，汉密尔顿为美国构建的货币金融体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统一的国债市场；其二，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其三，统一的铸币体系（金、银复本位制）；其四，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其五，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贸易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汉密尔顿自始至终从整体国家信用角度来设计五大政策和制度安排。他说：“一个国家的信用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协调，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样，一根树枝受到伤害，整棵大树就将衰败、枯萎和腐烂。”
的确，汉密尔顿的五大支柱恰像五根树枝，完美配合和协调，共同支撑起美国金融体系的参天大树，最终成长为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元霸权体系。国债市场是国家整体信用优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银行负责维持银行体系和货币供应量之稳定；统一的铸币体系(后来是美元纸币体系)极大降低金融贸易之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贸易、产业迅速发展；税收体系确保财政健全和国债市场之良性循环；制造业(真实财富创造能力)则是金融货币的最终基础。
汉密尔顿的金融哲学基于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英国崛起经验的深刻把握。早在出任财长之前，汉密尔顿就写道：“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经济发展之关键是最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动员和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体系。一个人拥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个企业拥有最高信用，它就有无限的资源来扩张；一个国家拥有最高信用，它就能够动员全球的资金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汉密尔顿早就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质。历史很快验证了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和高瞻远瞩。18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还是一塌糊涂，到了1794年，欧洲投资者就给美国国债和整个金融市场以最高信用评级。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宣称：“美国国债运转良好、安全可靠；美国政府对国债市场的管理是如此规范，美国经济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担心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正是国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欧洲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著名政治家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经如此评价汉密尔顿金融战略对美国的重要性：“汉密尔顿创建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富强的神奇密码。他叩开信用资源之门，财富洪流立刻汹涌澎湃。美国人民满怀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满怀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们钟爱的希腊神话。然而，汉密尔顿创造的金融战略比希腊神话还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灵机一动，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美国两党斗争汉密尔顿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可谓是一位保守的共和主义者。他曾在制宪会议上公开宣称，“英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杰斐逊派据此指责他为“君主主义者”和企图将英国式的君主制引入美国。尽管他赞赏英国制度，但是他从未建议在美国建立君主制。他拥护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但是，由于他对人民和民主制度的极端不信任，他主张建立的强有力政府是高度集权化的。
汉密尔顿是个有鲜明个性的人。他思维敏捷，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斗争的勇气和不倦的精力，对于为之奋斗的事业，有牺牲与奉献精神。他有许多值得称颂的品质，然而他也有极其突出的缺点和不足。他性格耿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脾气急躁，一些作法不免失之谨慎；他不怕困难和任何阻力，敢于斗争，可是对不同意见，他也毫不容忍，不懂得妥协的重要性。作为政府官员，他直接参加党派论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同时政府官员的杰斐逊。1800年总统大选中，他又公开发表小册子直接攻击自己党的总统候选人亚当斯。这些冲动的做法，不仅使他失去许多追随者，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声望。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引起了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形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两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政党领袖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斗争中当然首当其冲。两位领袖成为强硬的敌手和“死对头”。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两位伟人的激烈斗争构成了极其引人注目的历史篇章。两位伟人尖锐对立，根源在于两个人有不同的社会理想及不同的建国方略。杰斐逊的政治理想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汉密尔顿则想把美国建设成象英国那样的一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强国。两人在建国方略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人有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建设的方针与主张。在政治领域，杰斐逊从对人民的高度信任出发，极力主张加大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有力制约行政部门；汉密尔顿则从对人民的极端不信任出发，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有力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在经济领域，杰斐逊想走农业立国的道路；汉密尔顿则想走工商业立国的道路。两位伟人处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寸土必争”。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这两位伟人之间的尖锐斗争，孰是孰非，200年来吸引了美国众多学者的注意。学者们不惜笔墨写出大量鸿篇巨著，对两位伟人做出评价，并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角度分析两位伟人斗争的实质与意义。
总的说，特别是在“进步学派”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明显存在着“抑汉扬杰”的倾向。二战后，“进步学派”的地位发生动摇。近几十年来，有众多美国学者写出赞誉汉密尔顿的著作，纠正了“抑汉扬杰”的倾向。随着世事的不断变迁，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同时不断对过去进行反思，纠正偏激看法。美国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达成这样的共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都是建国时代的伟人，都对美国历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这两位伟人尖锐对立，其结果是“相辅相成”。路易斯·哈克认为，美国已从不同角度接受了两位伟人的影响，如果美国人相信政治民主化是不可缺少的，就得承认杰斐逊的不朽贡献；如果美国人相信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有尊严的政治是必要的，就得承认汉密尔顿的不朽贡献。“两个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我们都是杰斐逊者，我们都是汉密尔顿者。”纳尔逊.布莱克说，“像汉密尔顿、亚当斯和马歇尔这样的联邦党人，都为他们的国家很好的尽了力。尽管他们并不信奉民主，但是，他们的积极进取的国家主义有助于创建一个强大的、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最后能够被引向民主目的。”尽管在美国仍有学者对汉密尔顿的历史地位提出挑战，但已不属于美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2]
决斗与逝世
晚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重归于年轻时候信仰的基督教，但他在临终之时要求  1804年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纽约特尼提教堂（Trinity Church）为其举行圣餐礼时，却一度被拒绝，原因是他始终难以放弃“决斗”这一有违基督教义的行为——他的死便是出于与政敌、杰斐逊的副总统阿伦·伯尔（Aaron Burr）的决斗，当时汉密尔顿答应了决斗，却因为基督教信仰而故意将子弹打偏。汉密尔顿的雄辩最终说服了教堂方面，为其举行了仪式，他说，他已经虔诚地忏悔，并愿意与所有的人和解，包括伯尔。 
按照决斗的规则，汉密尔顿先开枪，奇怪的是，他发出的子弹离伯尔甚远。而伯尔毫不手软，一枪命中汉密尔顿的右胸。在整理汉密尔顿的遗作时，人们发现他决斗前一天晚上写的日记。汉密尔顿在日记中说，自己明天不会开枪。为什么汉密尔顿有此打算，而第二天他又开了于事无补的一枪，并造成自己的死亡，艾里斯保持了开放的结尾，没有作出定论。
后世评价
汉密尔顿一般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相对于汉密尔顿的这些政治遗产，人们更关注的是那种在当时被主流政治忽视甚至攻击，而在后世却逐渐显现出其高瞻远瞩性的部分，以对其进行当代意义上的重估。比如，汉密尔顿因注重发展工业而长期被杰斐逊以来的许多人攻击为是“平等和自由”的敌人，他们认为，汉密尔顿鼓吹的城市和商业社会对他们所钟爱的以种植园经济为核心的美国乡村民主而言是一个威胁。有历史学家指出，尽管汉密尔顿饱受民主派的批评，但他本人却是一位废奴主义者，并主张美国走工业化道路；而且，历史学家切诺争辩道，汉密尔顿坚持走工业道路正体现了他对“自由和机会”的忠诚，而不是相反。值得让汉密尔顿欣慰的是，他生前没有实现的理想，几十年后被同样出身寒微的林肯所继承并实现：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并通过战争打败南方，使得美国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重塑共和党》（How to Reinvent the G.O.P.）的长文，其中对汉密尔顿的这一政治遗产进行了梳理。他这样写道，我们现在有三种政治传统：一种相信大政府，因为它有利于实现平等和社会正义，该传统体现在民主党身上；一种相信小政府，认为这样才能保证自由和个人责任，该传统体现在的共和党身上；而第三种则主张建立一个有限但却有力、善于为个人提供机会的政府，认为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活力以及国家的团结，该传统由汉密尔顿建立，可惜目前无人承继，处于休眠状态。布鲁克斯认同汉密尔顿传统，他认为这种进步的保守主义传统（progressive conservative）是建立在对这样一种个人的尊重的基础上的：他们年轻、野心勃勃、勤奋、独立自主却总能为别人创造机会，希望美国在世界上发挥其独一无二的使命作用。布鲁克斯认为，共和党要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保持目前的优势地位，就需要向汉密尔顿传统转型。为此他勾画了该传统的传承关系图： 创建者汉密尔顿→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辉格党（the Whig Party）→林肯和早期的共和党→西奥多·罗斯福。在罗斯福时期这一传统一度呈现辉煌，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该传统逐渐消失在对政府大小之利弊的伟大争论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