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僧帽壶
壶形溯源
“僧帽”，出家僧人头上带的帽子。《佛教大词典》“帽子”条目记载如下：头巾、禅巾、菩萨巾，冬季僧侣头上所戴布制之物。《释氏要览》卷下送终篇头巾条载帽的形制“全长五尺三寸，前面长二尺八寸，背后长二尺五寸。”然而，除南传佛教僧众因为天气的原因基本上未见着帽外，佛僧帽壶(18张)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着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里面有天台、真言、净土和禅宗的区别，有汉传佛教和密宗的区别，以国籍论又有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帽子的区别。早期佛教对带帽的要求比较规范，《四分律》记载，佛言：“比丘不得裹头，是白衣法，若裹头如法治，时诸比丘头冷痛白佛。佛言：听以毳若劫贝作帽裹头。”这段文字记叙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许带帽子的规定，但是后来因比丘无头发，天气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许用毳或劫贝作帽裹头。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仪经》还规定了“着帽之时，不得对佛作礼。”
佛教典籍中，佛祖虽然规定了是否可以佩带帽子，但是却没有为它规定具体形制。因而流传到后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状不单有宗派之分还有国籍之别。中国僧帽壶根据传器型制主要分三种，其一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为时大彬款式，其三为最早出现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壶——“高”僧帽壶。经比较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壶，同一名称的器形差别却很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从上古陶器、青铜器的使用，汉之后由漆器到瓷器，至紫砂的兴起和进步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的更加复杂。从作品的角度来说每个朝代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工艺制作水平和审美风格而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变化，比较同一时期的器物是无法找出它们的传承点和变化原因的时候，转移到历史文化的角度上来，而不能仅仅从工艺设计这一点来看问题。[1]
壶制特点
李茂林款僧帽壶嘴短直，嵌盖，壶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回旋倒读均成文。壶底刻“万历丁丑子京先生索，文嘉铭”。（万历丁丑为公元1577年）壶身上贴的莲瓣花纹装饰应该是根据佛教习惯而来。此壶在僧帽壶中的地位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如将嘴、把不做考虑的话，壶身与当今和尚们冬天所带之
  明宣德青花瓷僧帽壶
帽子最为相象。因此可以说在遍查佛教典籍后，没有发现有关对僧帽的具体形制记载的情况下，此壶和僧帽这个名字的原始意义（上文《四分律》中载僧人因天气寒冷而佛祖准许带帽之语），并和现实情况下（净土、禅宗等中原佛教僧侣所带之帽子）最相符。时大彬款僧帽壶特点颇为明显，壶身六瓣，鸭嘴流，莲瓣装饰上升到壶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飞把）。壶底刻“万历丁酉年时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书。比较僧帽壶中李、时两款均留有铭文
  明时大彬僧帽壶(图2)
显示这两把壶制作时间相差不过二十年，但是形制却差距如此之大。一般情况下同名器形见应存在的一定的相同点或前后变化的传承，于这里却丝毫没有脉络可寻。再翻看资料，介绍时款僧帽壶时多提到了是从元代瓷器中“甜白釉僧帽壶”演变而来，根据时间计算元代要早于紫砂开始盛行的明朝。虽然紫砂圆形僧帽壶本身之间也有一些细微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应该是最早出现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壶造型。甜白釉僧帽壶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成器于元代的甜白釉僧帽壶，元（1260-1368），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蒙古）占统治地位的朝代。虽然从元世祖即位至元顺帝末年不过百余年但是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借鉴一直没有停息，可以断定中原文化在这个时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就更大了。单就器皿上也出现了很多和以往造型不一样的有鲜明少数民族的设计。[1]
宗教内涵
  景泰蓝番莲纹僧帽壶
瓷器僧帽壶也有着鲜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经过多方查找对比后发现元及以后历代以“僧帽壶”来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青花藏文穿连双龙纹僧帽壶”、“甜白釉僧帽壶”等。尤其是现藏于台北故宫的“青花藏文穿双龙纹僧帽壶”，揭示了僧帽壶的来历！此器颈，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几种差别不大，关键在于壶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义为吉祥祝福用语，现将其摘录并翻译如图：“日平安，夜平安，阳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远平安泰，三宝护佑永平安”。此处所谓三宝即是对佛教中佛、法、僧的称谓。这把壶形制仿自元代僧帽壶，为什么明代要原样仿制上一代少数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据这把壶身上藏文吉祥祝语的记载发现藏传佛教和僧帽壶的出现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有资料说永乐皇帝为了在连续不断的法会上减轻僧人们的睡意而定做了数百僧帽壶赐予众僧作为饮茶器具。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赐予藏僧的时间上要早于瓷器僧帽壶的出现，考虑到僧帽壶的使用价值和它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以“藏”民族的一些实用器皿，包括从藏传佛教法器中选取和其有相同处的与之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了藏传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可能也对早期僧帽壶的设计起到了影响。“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带在头上的意思。就形制来说，此冠分五朵莲瓣，每一叶冠中间，都有一个莲瓣形的佛龛，佛龛中间各有一个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这也与僧帽壶颈部以上的设计比较相象。至此，经过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较和对历史上僧帽壶来源的考察，关于其出现的原因的一种解释——它可能是以中原汉族传统器皿“汤瓶”为主体结合藏传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样为顶部设计，并以此来明确其宗教使用特点而设计的饮器。它的用途初期专为佛教僧侣饮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变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壶。[1]
工艺特色
  明永乐红釉僧帽壶
僧帽壶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元代，最早出现时的载体为瓷器。明以后随着大量瓷器工匠转移到紫砂器方面的制作后也将此器形移植了过来。并且根据以上原因来看，紫砂圆形僧帽壶的出现时间要早于李茂林，更早于时大彬款，时款应为紫砂工艺成熟后，由制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据紫砂壶成型特点加以改良后出现的结果。李茂林款僧帽壶应和其它两种是没有传承关系的，其出现的理由可以做以下两点考虑：一，李根据汉地佛寺内僧人实际使用后产生灵感设计而来；二、李根据当时出现的瓷器僧帽壶款式所启发，进而独立创作的。
通过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僧帽壶在历史上有着并且也应该有它独特的地位：其一，解释了壶名的由来，揭示了其与少数民族器用品有着直接联系，并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间交流的历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僧帽壶制作工艺，设计思路转变的过程。通过它能够比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国历史大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历程，说明了“飞把”工艺设计的出处。其三、也展现了佛教传统中从无帽到有帽，以至于到帽子成为法器的一种演变过程。通过这次对僧帽壶的研究后更发现僧帽壶与传统文化分不开，它是折射出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一面镜子。  
僧帽壶是元代创制的瓷器造型。壶式之一，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造型为口沿上翘，前低后高，鸭嘴形流，壶盖卧于口沿内，束颈、鼓腹、圈足、曲柄。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格。元器形体敦实、壶颈较粗、壶流略短，明器壶流略长，清器颈略高，腹部略瘦。最早为元景德镇青白瓷器。明清两代继续烧造。有青花、红釉、白釉器等。[1]
名壶示例
明永乐红釉僧帽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永乐红釉僧帽壶，高20厘米，口沿作成僧帽形，上配一圆形盖，口部有槽状流，腹部圆鼓，曲柄。明永乐、宣德红釉及甜白制品最为珍贵。清康熙朝多仿永乐、宣德器，亦很精美。[2]明时大彬僧帽壶明  明时大彬僧帽壶(图1)代万历后期，宜兴紫砂茶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的学生时大彬。时大彬做壶要求很高，稍不合意，即打碎重做，不留于世。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的僧帽壶，就是时大彬的杰作之一。 
明时大彬僧帽壶（图1），通高9.3厘米，横宽9.4厘米。壶身的上部，口沿长有五瓣莲花，壶盖呈正五边形，边缘隐现在花瓣之中。盖钮为佛球状，犹如僧帽之顶。壶颈不长，紧接花瓣，好比是帽沿，如此造型，活像一顶僧帽，僧帽壶之名，也由此而得。僧帽壶的壶底为正五边形，再加上壶的嘴和柄的造型也非常奇特，整体给人以刚健挺拔，神韵自若之感，因而为世人称绝。
传说宜兴金沙寺僧始创紫砂壶时，做的就是僧帽壶，他是仿造自己的僧帽制作而成的。后来，供春也制作过僧帽壶，时大彬也仿僧帽制壶。其实，据查证: 明宣德窑曾烧制过宝石红僧帽壶，这种壶的形状是仿西藏茶壶的，造型与时大彬僧帽壶大同小异。而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至少比供春所处的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 要早70年以上，也就是说，僧帽壶并非金沙寺僧首创。
明时大彬僧帽壶（图2），宽：16.5厘米 高:17厘米。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江苏江都地区，砖红色，属宜兴紫砂明代始创期，欠火温，胎土明显不熟，冲泡热水能变色，与扬州博物馆藏六方壶是同一胎土，为时大彬早期手法，制作技艺还不算成熟，较原始，底款“时大彬于茶香室制”楷书八字，字体漂亮，为印章，故“茶香”二字略浅。此壶最大的价值应是首创紫砂之型。清初戏剧家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了大彬壶的特征：大彬技指以柄上拇痕为标识。而此壶把手上下有明显的指纹印。虽此壶做功不精，但气韵具足，可见大彬早期制壶便出手不凡，似天生就是为壶而生的人。而艺人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早期作品与成熟时期相比，相差之距也就合乎情理了，这也是一个艺人必经的过程，今天观此壶可定为鉴证早期宜兴紫砂壶的标准器，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2]明景德镇甜白僧帽壶  甜白僧帽壶
规格: 高19.4cm。元景德镇窑有青白釉品种，流行于明代，以永乐、宣德红釉及甜白釉为贵。 
该器特点是圆颈、鼓腹、圈足，口和肩之间安一曲柄，顶盖部如同一只僧帽，与柄相对处有流。甜白釉器以明代永乐窑生产的最为著名。永乐白瓷大多薄胎，釉极莹润，能照见人影，比枢府窑卵白釉有更加明显的乳浊感，给人以温柔甜净之感，所以称为甜白，素有“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之誉；又因在此白瓷上可以填彩进行绘制，而又称作填白。甜白这种高质量白瓷的诞生，为青花、釉里红的彩绘作了很好的衬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僧帽壶在元时就有景德镇青白釉器，它流行于明代，以永乐、宣德红釉、甜白釉产品为贵，以至清康熙时仍有仿制品。[2]明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  明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
高20.4厘米，口径16.5×11.2厘米，底径7.5厘米 僧帽壶因口似僧伽之帽而得名。原多为金属制品，瓷制僧帽壶从元代景德镇开始烧制，以明代永乐、宣德甜白釉、红釉为贵。白瓷发展 到明永乐时，由于釉料淘洗精细，含铁量极少，而烧制温度高，形 成釉面洁白细腻，釉质温润如玉，给人一种“甜”的感觉，故名“甜 白釉”。它代表了明代白瓷烧制取得的最高成就，为白瓷中的上 品，倍受世人珍视。此壶通体施甜白釉，锥刻有缠枝花、卷草、莲瓣 纹等，造型隽秀，胎白釉润，为永乐甜白瓷的杰作。[2]明宣德鲜红釉僧帽壶  明宣德鲜红釉僧帽壶
高20cm，口径16.1cm，足径17.2cm。壶阔颈，溜肩，鼓腹，瘦底，圈足。一侧口边至颈部置宽带形曲柄，相对的另一侧出鸭嘴状流槽。附圆纽伞形盖，盖边和壶口后部各置一个小圆系，可供穿绳连接。外壁施红釉，釉色明艳纯正。圈足内和器里施白釉，无款识。
僧帽壶因壶口似僧侣的帽子而得名，是藏传佛教用器。明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场有大量生产僧帽壶。
清代康熙时景德镇窑曾仿制宣德红釉僧帽壶，其釉质接近宣德器，但造型却略显笨拙，区别如下：宣德器的颈部轮廓线呈内倾弧线状，较为秀气；康熙器的颈部近于直筒状，略显臃肿。宣德器腹部上宽下窄，最大腹径在上腹部，有变化之巧；康熙器的最大腹径在中腹，故显得浑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