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保险诈骗罪
构成特征
1．侵犯客体是国家的保险制度和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
2．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保险法规，采取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骗取较大数额保险金的行为。保险金是指按照保险法规，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待发生合同约定内的事故后获得的一定赔偿。
保险诈骗的行为方式有以下五种：
(1)财产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物质财富及其有关利益、人的生命、健康或有关利益。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是指在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故意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以为日后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只对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原因引起的保险事故承担  保险诈骗罪[1]赔偿责任，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隐瞒发生保险事故的真实原因或者将非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原因谎称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原因以便骗取保险金；对确已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则故意夸大损失的程度以便骗取额外的保险金。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4)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这是指在保险合同期内，人为地制造保险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以便骗取保险金。
(5)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这是指在人身保险中，为骗取保险金，制造赔偿条件，故意采用不法手段，造成被保险人的伤亡或疾病。行为人具备上述五种行为方式之一，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0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3．犯罪主体为个人和单位，具体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本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可以是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是受益人。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4．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保险金之目的。过失不构成本罪。
认定标准
保险诈骗罪是如何认定的
(一)划清保险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关键在于骗取保险金的数额是否达到了较大，未达较大数额，可按一般的违反保险法的行为处理，达到较大数额构成保险诈骗罪。
(二)　认定保险诈骗罪中涉及有关犯罪的问题。
实施保险诈骗活动，故意以纵火、杀人、伤害、传播传染病、虐待、遗弃等行为方式制造财产损失、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结果，骗取保险金的，依照《刑法》第198条第2款规定，按数罪并罚处罚，如放火罪与保险诈骗罪并罚，故意杀人罪与保险诈骗罪并罚，故意伤害罪与保险诈骗罪并罚，等等。
处罚
保险诈骗罪的刑罚规定
根据刑法第198条的规定，犯保险诈骗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保险诈骗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5年以卜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条文
第一百九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律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第二百八十七条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2]
司法解释
《刑法》第19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198条第1款的规定，个人犯保险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第198条第3款
《刑法》第198条第3款规定，单位犯保险诈骗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保险诈骗罪的牵连犯
保险诈骗犯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犯罪手段可能会触犯其他罪名，构成另一独立的犯罪，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牵连犯。所谓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有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它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以实施一个犯罪为目的；有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即一罪或数罪是他罪的方法或结果行为。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198条第1款用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保险诈骗罪的五种复行为方式。这些复行为中“骗取保险金”是保险诈骗罪的目的行为，在此之前的行为则就是本罪的方法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本罪所列的几种行为方式都有可能构成牵连犯。
关于牵连犯处断原则的观点
主要有三种：
一是从一重处断说。此种观点认为，对于牵连犯应按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在其法定刑之内酌情从重判处刑罚。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二是数罪并罚说。这种主张强调，对于所有牵连犯均应实行数罪并罚。
三是双重处断说。此种理论认为，对于牵连犯既不能一律采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也不能均适用数罪并罚，而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决定究竟采取何种原则予以处断。
双重处断说具体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为以法律规定为标准的双重处断说，即对于刑法无明文规定的牵连犯，应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于刑法明文规定予以并罚的牵连犯，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其二为以罪行轻重为标准的双重处断说，即对于危害程度一般或轻罪的牵连犯，应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于危害程度严重或重罪的牵连犯，则应实行数罪并罚。
相关法律解释
《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骗取保险金的;
(三)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报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于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一、已经着手进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八、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L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1998.11.27〔1998)高检研发第20号)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
学者观点
从我国《刑法》分则对某些具体犯罪的牵连犯的处理来看，有的规定从一重处罚，有的规定从一重从重处罚，有的规定独立的法定刑，也有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牵连犯的立法规定牺牲了刑法公正、平等的价值取向，昭示了崇尚功利的刑罚价值观，即以不同的刑罚方法对牵连犯给予不同的刑罚报应，其根据就是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惩治和预防该种犯罪所需要的刑罚。
应该承认我国《刑法》的此种立法指导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确实导致司法实践中由于操作标准不同而致使实际处断后果的不统一。例如杀害他人冒充被保险人死亡骗取保险的行为与杀害被保险人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就可能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前者可以从一重处断而后者是数罪并罚。
如上所述，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对牵连犯从一重（从重）处罚，实践中也基本如此。
但我国《刑法》第198条第2款却仅规定，行为人实施第1款第4项或第5项行为构成数罪时实行数罪并罚。
问题讨论1
现在的问题是，就本罪而言，为什么立法只对实施本条第4、5项行为牵连构成数罪时规定按数罪并罚处理，而在行为人实施第1款前三项行为时，同样也有构成数罪的可能（从前三项行为的手段“虚构、编造、夸大”等用语可知，行为人可能同时构成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  保险诈骗罪研究书籍，或者行为人向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行贿时构成行贿罪等罪），却为何未规定要数罪并罚呢？即，为什么实施同一种犯罪在牵连其他不同犯罪时，却要进行不同的处理呢？
回避不如正视，在此，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第2款规定的合理性。
首先，实施第4、5项行为如果牵连的是较保险诈骗罪为重的罪名，仍可以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较重的罪名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处罚从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完全不必并罚。
其次，实施第4、5项行为牵连的犯罪未必重于保险诈骗罪，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按保险诈骗罪这个较重的罪名处罚，更没有并罚的必要。
最后，实施前三项行为所牵连的罪名未必轻于保险诈骗罪，而第2款却未规定这种情况可以数罪并罚。这显然无法说明之所以做出第2款规定的根据和理由。
按照这一规定处理，极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行为人实施保险诈骗罪，其手段行为牵连一个较轻的罪名所受到的处罚却重于其方法行为牵连一个较重的罪名，其原因却仅仅是因为行为人采取了不同的骗赔方式而已。
但理论上的无法自圆其说和实践中的不合情理恰恰表明立法的欠缺。
问题讨论2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行为人实施《刑法》198条第1款第1项、第2项、第3项保险诈骗犯罪时其行为手段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是以数罪还是以一罪处罚呢？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立法对此没有规定时只能依惯例从一重罪处罚。而有的学者认为从构成牵连犯需具备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出发，对为骗取保险金而行贿的行为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对为骗取保险金而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的，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从重处罚的原则进行处理。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行为人实施《刑法》198条1款第1项、第2项、第3项行为的，无论其方法行为触犯的是何种罪名均依照牵连犯的一般论处原则从一重罪从重处罚。
也就是说行为人方法行为不是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而是虚构事故原因、夸大损失程度、编造事故或虚构标的，当方法行为触犯其他罪名时，则应以牵连犯从一重罪从重处罚。
吸收犯
保险诈骗罪的吸收犯
吸收犯是指数个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犯罪行为吸收其他的犯罪行为，仅成立吸收的犯罪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吸收犯成立的关键是吸收关系的存在。
吸收关系在刑法理论上主要认为有以下三种：
重行为吸收轻行为
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
主行为吸收从行为
两种情况
对于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这种情况不单独作为吸收犯处理较好。  保险诈骗罪漫画因为预备行为是实行行为的先行阶段，虽然并非每种具体犯罪都有预备行为，但大多数犯罪往往都是经过预备而转入实行行为的。这时，吸收犯的“吸收行为”和牵连犯“牵连行为”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用牵连犯的理论来处理这种情况。
保险诈骗罪的吸收犯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这里所说的行为的轻重，主要是根据行为的性质来区分的，重行为在行为的性质上较轻行为严重，轻行为应为重行为所吸收。如保险诈骗罪的行为人骗取保险金后，将保险金存放于自己家中。这种情况下，藏匿行为是骗取保险金后的自然结果，保险诈骗的行为在性质上重于藏匿行为，只成立保险诈骗罪而不再成立窝藏赃物罪。
第二，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的。所谓主行为和从行为，是根据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和作用区分的。再将共犯分为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情况下，通常认为实行行为与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相比，实行行为是主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是从行为。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相比，教唆行为是主行为，帮助行为是从行为。因此，在保险诈骗罪的共同犯罪中，若行为人先教唆或帮助他人犯罪，随后又亲自参与到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当中的，其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则为保险诈骗的实行行为所吸收；若教唆他人去实施保险诈骗罪，随后又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则其帮助行为就为保险诈骗的教唆行为所吸收。
因此，对保险诈骗罪的吸收犯，依照吸收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处断。
相关法条
1、《刑法》 第198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
……
八、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九、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十二、本解释中使用的货币数额是指人民币的数额。审理具体案件涉及外币的，应当依照案发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十三、本解释所称“以上”包括本数在内。
案例分析
保险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2001年11月10日，被告人张某经营的货车给货主林某拉桔子到漳州诏安。次日凌晨2时许，车由无证的林振华驾驶至漳州平和诏平线路段发生翻车事故，造成林振华当场死亡，车上的张某、陈景阳、林敦标三人不同程度受伤。当日上午，福建省平和交警向被告人陈景阳和被告人张某作笔录，被告人陈景阳如实陈述了发生事故的经过。当日下午，伤亡人员的家属林孝传、吴贞春、张作文、许良木等相继赶到了平和县医院后，得知当时车由无驾驶证的林振华驾驶，保险无法理赔时，为了取得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就商量决定叫有驾驶证的陈景阳承担下来，并对被告陈景阳因此而被吊销驾驶证所引起损失的补偿问题也达成协议，被告人张某同意。第二天，被告人吴贞春、张作文到平和交警大队找经办人林锋送2000元“疏通关系”后，平和县交警大队民警林峰等按六被告人意思作了虚假的笔录，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陈景阳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2002年2月，张某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漳平市支公司取得保险索赔款82695.59元。后因分赃不均而案发。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国家保险法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82695.59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被告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虽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他们是本案的共犯，他们对骗取保险金的故意是相同的，也是明知的，而且均参与实施了诈骗保险金的行为，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规定，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关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问题，这是刑法对参与保险事故调查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时，如何适用法律所做的特别规定，并不能就此认为，只有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其他人不能构成。因为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出于不同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还有可能构成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因此，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也构成保险诈骗罪。他们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均构成保险诈骗罪，是属共犯，应当按该罪处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国家保险法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82695.59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应依法处罚。而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共同犯，首先，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他不具备此身份的人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该条第四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可以构成该罪的共犯。因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和共犯主体必须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上述四被告人均不属于保险诈骗主体和保险诈骗共犯的主体;其次，被告人吴贞春等四人在实施指使被告人陈景阳改变供述时，是在交警部门侦查阶段实施了，是侵犯了交警部门的侦查管理秩序，是独立的一个行为，他们虽然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有共同诈骗保险故意，但他们所实行的指使被告人陈景阳作虚假供述客观上是防碍了交警部门正确作出责任认定，与保险诈骗直接结合的是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他们指使他人改变供述的行为与保险诈骗行为是间接结合，不是共同犯罪构成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环节，他们侵犯的交通证据管理秩序，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的共犯。因此，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在处理交通事故和保险索赔过程中，用威胁等方法指使被告人陈景阳向平和县交警作伪证，其行为应当是构成妨害作证罪。
评析：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理由：
一、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国家保险法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保险制度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了违反保险法规定，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主观方面是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以非法占有保险金为目的为目的。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贿买、威胁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各种非法方式阻止证人依法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从上述两罪来看，要区分出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与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在诈骗保险金中是共犯，还是不同犯，笔者根据各自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以及主客观方面的特征作如下分析：
1、主面方面上。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四人虽然对被告人张某骗取保险金的故意是明知的，但他们并没有非法占有保险金的故意，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完全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要求。
2、在客观和侵犯客体方面上。他们虽然均以唆使的方式参与诈骗保险金活动之中，但他们的行为与诈骗保险金行为不存在直接结合，而是间接结合，直接结合诈骗当属共犯，但如果间接结合(即各自实施数个行为结合起来诈骗的)，则应当根据各自己犯罪的特性进行分析。因此，他们的行为是属于一种待定的犯罪行为，如果能够满足其它更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就应以更具体的罪名定罪量刑，如果没有更具体的罪名定罪量刑，才能够按“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的原则定罪量刑。在这方面上，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在诈骗保险金过程中只起了间接作用，是间接结合，真正与保险诈骗直接结合的是交警部门所作的事故责任认定。所以说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在交警处理事故中是指使了被告人陈景阳作伪证，致使交警部门在责任认定上出了偏差，造成责任认定的错误，他们的行为和所侵犯的客体应当说是独立存在的，所侵犯的客体是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管理秩序，并侵犯了在交警处理交通事故中所含隐着的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秩序，从主客观和所侵犯的客体方面上，他们的行为已经独立满足了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应当按更具体的罪名—妨害作证罪定罪量刑。
二、从共同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共同犯罪故意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是缺一不可的。而本案的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林作文、许良木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明显的，但客观上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保险诈骗整个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也不符合“部分实施整体责任”的共犯刑事责任认定原则。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作为本案中的保险诈骗共犯。
三、至于第一种意见中，将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视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保险诈骗的共犯，持这种意见的人是简单将被告人吴贞春等四人的行为视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直接结合犯罪;其次，简单地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将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认为是共犯。这种意见显然是存在罪责不当的刑事价值取向，是有误的。
因此，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的行为是是构成妨害作证罪，而不是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　
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4]　

赣县茅店镇党委副书记
黄树民（1966.10-）江西省赣县南塘镇南塘村人，中共党员。1980年12月至1984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5901部队服役，历任后勤仓库保管员、后勤处通讯员。1985年1月至1990年9月，在赣县南塘麂滩小学任教（期间：1987年9月至1989年9月在江西教育学院政教系专业学科函授学习）。1990年10月至1995年10月在赣县南塘镇政府工作，历任镇民政所会计、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党政办副主任、纪检副书记。1995年10月至1996年10月，在赣县白鹭乡任人武部副部长。1996年10月至2003年3月，在赣县江口镇任党委委员、人武部长。2003年3月至2007年1月，在赣县大埠乡任党委副书记。2007年1月调任赣县茅店镇党委副书记。曾多次被评为县征兵工作先进工作者、优秀专武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1998年被赣州市委、市政府、赣州军分区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
简介黄树民，男，1945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祖籍广东潮州市。1967年获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1773年  黄树民荣获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1977年荣获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75年至1977年任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讲师，1977年至1982年任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1982年至1987年任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副教授，1987年任同系人类学教授，2001年至2005年任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2006年被特聘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主要著述主要著述有《农村的凋落：台湾乡土社会体系的变动》（Agricultural Degradation: 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wan）（1981）、
《盘旋之路：当地干部眼中的中国乡村变迁》（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Local Leader）（1989，1998）、
《台湾民族学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视角》（Ethnicity in Taiw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合编）（1994）、
《想象中国：区域划分和国家一体》（Imagining China: Regional Division and National Unity）（合编）（1999）、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2002），
主要译著有《巨变：当代政治经济》谈大陆哲学概述 　　谈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不能忘记中国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一般都会着重发展应用科学，比如工学、农学、医学这些实用性强的学科，而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不够。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早期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呈现出的社会问题不那么复杂，所以面临的问题也不那么难以处理。 
早期大陆哲学 　　早期的、尚未开发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属于一种比较单纯的、简单的、单一性的文化或社会。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复杂性越来越强，一般人不但在生活方式上、想法上越来越呈现更多元的现象，而且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从单元到多元的变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个人喜好、价值观念越来越不同，需要学会互相协调，相互之间达成一个共同生存的基础，在这个时候，一般发展中国家，就会慢慢注意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问题，很多不是像从前那样，用一个很简单的行政命令、一些政策来解决。怎样从一个简单的单元社会走向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不论在研究工作中，还是在一般的教学上，怎样提升这个社会的一些特质？就会变成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大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早年比较简单、比较一致、比较淳朴的简单社会，发展到现在面临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里有些学科很容易受到执政当局的注意。比如说经济学很有价值，因为要发展经济；接下来就注意到社会学，因为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也都占有很重要很长远的意义，人文学科亦是如此。
近期大陆哲学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最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投资、发展，有更多国人走出国门到异国工作，但因为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管理方式与当地居民不同，起了一些冲突，有些是比较大的冲突。其实，像这些冲突，假使经过一些学者好好研究的话，是可以用比较缓和的方式来加以疏导、加以处理的。中国现在已经慢慢走向所谓和平崛起，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要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在这种状况下，怎样培养一些能够更有包容性，更能够跟人家和平相处的中国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以前不会想到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在日程表上出现的问题。 
比较来讲，像日本跟中国的台湾地区，其实也走过今天大陆所走过的路。日本早年并不重视社会科学，也不重视人文学科，但是等到60年代日本开始往外走，面临到各种问题时，才开始慢慢投入更多资源进入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台湾地区也是在70年代以后，才逐渐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
现代大陆哲学
从最近十年二十年来看，大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非常健康的。因为从8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哲学社会科学在大陆慢慢抬头，慢慢从无到有。最近十年来的发展非常乐观，不但学者人数、研究项目和学科在不断增加，而且水平也越来越高。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方面。但在另外的方面，怎样在制度上让它继续完整化，我想同样很重要。也就是说，在学术的评介上，在人才的晋用上，不是以人际关系为导向，而是能够慢慢用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摆脱一些人情包袱，摆脱一些不是以学术标准为衡量的做法。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但大概也是大陆在未来五年、十年之内必须很快解决的问题。著作《林村的故事》简介      田野调查，可以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正如写历史如小说的《万历十五年》。也正如《万历十五年》独独黄仁宇做得，一则他是华人，所以不隔，二则他是外籍，所以不著，这田野故事惟黄树民做得，因他有他者的眼光兼此岸的关怀。
故事情节
林村是中国的蒙塔尤——法国人勒华拉杜里专心写他的1294—1324年间的蒙塔尤，一本专著，成了畅销书，一个小山村，成了旅游点。林村却不必作景点看，只须看它是中国的代名词就行。 
这本书以林村支书叶文德的生活历程为经，以30年的社会变迁为纬，描绘了一个人、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的成长史、变迁史和发展史，它的文本是“书写文化”的阐述方式，它的情结是对人性怀抱了乐观的期待，所以受到学界广泛好评，被欧美一些大学当作必读参考书，认为是了解1949年以降中国农村生活的入门书。
历史往事
1930年，《上海小志序》，胡适写道：“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这些日常生活的历史，与宏大叙事的历史一道，担承了共同的记忆，是并行不悖的双轨，引着我们日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