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三种人
概述
解释之一第三种人：非具有正常男女关系的人，非同性恋者而是站在一边看这两种人的人。  第三种人解释之二“第三种人”
指30年代初的苏汶。文艺主张有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倾向。左联曾和他展开论辩，批评了他的文艺倾向。通过论辩，左联也检讨了理论上和策略上“左”的错误。解释之三第三种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维新月派之后出现的一种文艺流派。所谓第三种人，即标榜自己不站在任何阶级立场上，对各个阶级，对各种文艺不加以褒贬。该派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代表人物有胡秋源，苏汶。1931年底胡秋源在《文化评论》上发表《阿狗文艺记》宣扬艺术至上主义。“声称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旨在反对无产阶级对文学艺术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苏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胡秋源的主张，并自命为“死抱住文学不放手”的“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系统地宣扬了超阶级的文艺观。该派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文学主张，受到鲁迅，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革命作家的批判。
历史背景
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  第三种人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倡导思想
苏汶之流反动文人，和当时文艺界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这些作家的代表，竭力投其所好。一部分作家由于在“文艺自由”等问题上存在着糊涂观念，容易为他们的反动言论所吸引和欺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实际上又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斗争。如何严格地从政治上分清敌友的界线，一方面击退敌人的进攻，一方面团结更多的同盟军一起前进，是这次论争中一个复杂而且重要的课题。革命作家在充分揭露胡秋原、苏汶的同时，明确表示了自己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鲁迅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注：见《论“第三种人”》，这段引文发表于《现代》时和收入《南腔北调集》时，文字略有出入，现据《南腔北调集》)冯雪峰在批判“第三种文学”的同时，也肯定了进步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作用。他说：“一切写实的，能够多少暴露着社会的真实的现象，尤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腐烂崩溃，帝国主义的  瞿秋白侵略压迫的真相，小资产阶级的没落、动摇、分化的现象，等等的文学”，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存在价值的；并且指出“第三种文学”的真正的出路，是要创造一种“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义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的。”(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冯雪峰把进步小资产阶级文学当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他与鲁迅争取、团结“同路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种严格区别敌友的态度，击破了敌人中伤左翼文艺界和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团结合作的企图，同时也反映了左翼文艺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正在逐步克服宗派主义的情绪。这次斗争，也帮助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认识，摆脱幻想和苦闷。此后不久，当革命叛徒杨村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重复类似谬论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就象鲁迅所说的只需“一嘘了之”(注：《南腔北调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了。客观事实证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作家和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联系日益密切，在以后的活动中，不断得到他们的配合和支持。
有价值的文艺观点
一是提倡文艺创作上的自由，反对把文艺 变成政治的留声机，提倡文艺的真实性原则，反对创作可以离开时代超越时代创造时代的观点。
二是指出“第三种文学”存在的重要性，反对普罗文学“谁也不许站在中间”的关门主义。
三是在工作上批评左联重文学批评而创作成绩不佳，要求左联拿出货色来。
这几点批评都基本上此种了左联早期的主要失误。
代表利益
社会背景胡秋原、苏汶的这些言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于为数不少的作家具有相当大的欺骗作用，因此危害就更大，批判也更为必要。本来，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文学，就是受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客观上总在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在斗争激烈、阶级阵营分明的文艺领域里，并不存在着什么第三者。但自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实施文化统制，屠杀无辜，豺狼野心，变幻莫测；文艺界  冯雪峰的确有一批小资产阶级作家，一方面厌恶甚至痛恨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又对革命前途感到迷惘，以至于对革命怀有误解或者恐惧。他们厌倦政治，害怕斗争，幻想摆脱任何政治的羁绊，作为第三者而超脱于阶级斗争之外。他们还有意无意地将艺术神秘化，企图紧紧地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使他们长期陷于无所适从的苦闷中。利益影响“九一八”以后，人民群众抗日反蒋浪潮日渐高涨的形势，有可能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直接卷入斗争的漩涡，向革命力量靠拢；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公开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联结起来的事实，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以至于抵触，妨碍他们进一步和革命作家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调，迎合了也利用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时又对后者苦闷的根源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他们以“自由人”、“第三种人”的姿态出现，不仅不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反而蓄意咒骂左翼文艺运动，妄图将那些作家引到远离革命文学、甚至与之对立的境地。他们曾经和左翼文艺运动有过一些联系的经历，使这种挑衅具有更大的迷惑作用。当时，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起应、陈望道等许多作家识破了他们的这种诡计，充分意识到这场挑战的严重意义，积极投入这声战斗，和他们进行反复的辩论。除上海外，北平“左联”的刊物也发表了批判文章。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是整个“左联”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文艺论战。
文学争论
论争起源一九三一年底，《文化评论》(和胡秋原等有关的一个刊物)创刊号的社评《真理之檄》表示：“文化界之混沌与乌烟瘴气，再也没有如今日之甚了。”因此他们这群’自由的智识阶级”决心担负起思想批判的天职。他们还标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和信心”。话中已经向左翼文化运动放了几支暗箭。胡秋原在同一期发表《阿狗文艺论》，叫嚷“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不久，他又写了《勿侵略文艺》，扬言艺术只能表现生活，不能对生活发生任何作用，“艺术不是宣传”，让政治主张“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并反对“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这些话表面上装成是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国民党改组派文人的“民主文艺”而发，但这两者原是反动政客玩弄的把戏，在文艺界没有任何影响。他指桑骂槐，矛头所指，分明是对着当时已成为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紧接着，胡秋原又写了《钱杏村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扯下原先的面具，借清算钱杏村理论为名，肆意谩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以《文艺新闻》为阵地，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给予回击。由瞿秋白执笔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注：《文艺新闻》第56号，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揭露他们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着重批判胡秋原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他的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调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服务。洛扬(冯雪峰)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里，揭露了胡秋原“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洛文学运动进攻”的“真面目”，指出当时胡秋原的“反对普洛革命文学已经比民族主义文学者站在更‘前锋’了。对于他及其一派，现在非加紧暴露和斗争不可”。在这种变幻着的新的形势下，文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苏汶观点当革命作家开始反击胡秋原的论点时，苏汶以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种人”自居，出来为后者声援。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诬蔑辩证法就是“变卦”，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左翼文坛根本不要文学，在他们的“霸占”下，“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当这些攻击遭到驳斥，他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把革命的政治和艺术的真实对立起来，认为“以纯政治的立场来指导文学，是会损坏了文学的对真实的把握的”，“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正确的”，以此反对政治对于文学的“干涉”。他还危言耸听地硬说革命作家把“所有和他们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错认为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剥夺了他们“创造即使不能严格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至少也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种作品的自由”。他恶意地断言，“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我觉得是认友为敌”，硬给革命作家栽上迫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敢动笔”的罪名。苏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竭尽歪曲诬蔑之能事，对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的关系大施挑拨离间的伎俩。他和胡秋原一唱一和，证明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确然是一丘之貉。各界观点针对着胡秋原的谬论，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开始就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所谓文艺“自由”时说过的名言：这种“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拳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注：此处据《列宁全集》中译本译文，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略有出入)。瞿秋白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所要求的，正是“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至于他用来支持自己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恰好把普列汗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注：《现代》第1卷第6号，1932年10月1日，署名易嘉)。当胡秋原对这些批判进行反扑，坚持反动论调的时候，周起应在《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中，根据列宁的反映论和文学的党性原理，再一次驳斥他抹杀艺术的阶级性、党派性，否认艺术能够反过来影响生活的能动作用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注：《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署名绮影)。
对于苏汶，瞿秋白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需要用文艺帮助革命，“不但要普通的煽动，而且要文艺的煽动”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批驳苏汶所谓左翼文坛只要革命不要文学的谎话。瞿秋白还分析了作家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严重歪曲革命斗争，散布“无论那一种政治，都是整个的黑暗”的反动谬论。当时和苏汶在一起的作家如穆时英之流的所谓新感觉主义，也都反映了他们腐朽的生活与空虚的精神世界，是在“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他们的作品也根本不是什么“第三种文学”。周起应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中，指出苏汶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真理，是一种极其恶毒的歪曲。他着重说明了由于“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无产阶级的政治不但不会破坏文学去反映生活的真实，而且会帮助作家正确地认识生活。鲁迅评论鲁迅的笔锋主要指向苏汶。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在《又论“第三种人”》中，他还以人体有胖有瘦为喻，指出那些看上去似乎是不胖不瘦的人，“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不可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以说明文艺界也决不会有“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存在。他再一次用生动的比喻，确切地阐发了文艺的阶级性，使人们从形象的联想中领悟这一重要的真理。鲁迅还由此指出，“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而在于实际上“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因而也不会有“第三种”文学。他严正地批驳了苏汶将一些作家的苦闷归罪于左翼文学运动的诡计，同时也劝告那些希望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只有及早抛弃幻想，站到进步的立场上来，才能从莫知所从的彷徨中解脱出来。在这次论争结束后不久，有的“第三种人”“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为反动政府效劳，“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胡秋原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证实其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不过是用来粉饰自己替反动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法而已。
文学影响
现象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艺战线上三次主要的斗争。此外还有一系列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争论(如对于《论语》派的帮闲文学的批判)。在这些斗争中，人性论也好，“民族中心意识”也好，“文艺自由”论也好，公开的攻击也好，隐蔽的破坏也好，对方的矛头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文艺的阶级性上，目的都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根本任务——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这些，也就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原因这是因为：敢不敢公开承认文艺的阶级性，以及究竟为哪一个阶级的政治服务，正是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分水岭，正是两者最根本的分歧。在斗争中，革命作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则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方向，给予各种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以毁灭性的打击，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前进扫清了道路。这些都是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瞿秋白在《欧化文艺》一文中曾经指出：“文艺革命运动之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严重的任务。资产阶级，以及摩登化的贵族绅士，一切种种的买办，都想利用文艺的武器来加重对于群众的剥削，都想垄断文艺，用新的方法继续旧的愚民政策。”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对于文艺运动的领导权的斗争，正是决定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的斗争。这就是这些论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影响虽然由于产生和支持这些反动论调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势力在旧中国还继续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类似的叫嚣和挑衅以后还多次出现，但是经过这么几次批判，它们的面目不得不愈来愈隐蔽，它们的影响也愈来愈缩小；无产阶级对于革命文学的领导权则愈来愈巩固，在以后频繁的斗争中，继续不断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