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诺门罕战役
战争概述
  战场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又叫诺门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及苏联在远东地区发生的一场战役。日本称5月11日至6月上旬的事件称为第1次ノモンハン事件‎，即第1次诺门罕事件；此后至9月16日停火为止，称为第2次ノモンハン事件‎，即第2次诺门罕事件。
战事于1939年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发生。日、俄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交战（以苏联朱可夫元帅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为领导的苏蒙联军），但日、俄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战事以日本关东军大败结束。日、俄双方此后在二次大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苏联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并攻击伪满洲国的八月风暴行动为止。[1]​
诺门罕战役使东北关东军向西侵略的企图彻底落空，进而促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偷袭珍珠港，最终导致日本法西斯完全覆灭。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2]这是蒙古国历史上重要的战役之一，蒙古国为战争爆发70周年作纪念活动。
战争背景
  诺门罕战役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日俄在近代曾多次开战。两国在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爆发全面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中国的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亦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与日本。1921中国的外蒙古宣布独立。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在1932年成立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与蒙古国为邻，并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双方在不少的地段存在边境纠纷。
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从1935年1月至1938年10月，共发生多次军事冲突，规模逐步升级。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涩各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被苏蒙军队击溃。同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不断加强边防。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开进海拉尔。同年10月，苏蒙远东军第57特别军开进蒙古驻防，双方议和停战协定。[1][3-4]​
事件经过
第一阶段  诺门坎战役地图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事件。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5月4日，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由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伪兴安警备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一班士兵立即开枪阻截，并上马追赶，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蒙军第7国境哨所50余名骑兵攻占设在争议地区的伪满锡林陶拉盖哨所。
5月13日晚21时，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奉命率104名骑兵、90名装甲兵到达距诺门罕尚有80多公里的甘珠尔庙，派出侦查兵进行作战准备。关东军司令部将驻齐齐哈尔的飞行侦察第10战队、海拉尔飞行第24战队、关东军汽车队的运输汽车100辆，归23师团指挥、使用。
5月14～15日，东八百藏部队在5架日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742高地攻击。蒙军居于劣势（伤亡30余名），主动撤向河西。5月17日，东八百藏率部队返回海拉尔。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而介入，立即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联的飞机也不断在战事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飞行侦查。蒙军骑兵第6师又渡过哈拉哈河，架起浮桥。
1939年5月28日拂晓，由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一部约1058人、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约200人及伪满兴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分三个方向围攻蒙军，结果被苏蒙军击败，日军搜索队战死115人、失踪81人，几乎全军覆没，东八百藏本人也被击毙；而日军山县部队战死151人、生死不明92人，伤亡率为20%。[1]​第二阶段  诺门罕战役[5]6月18日，朱可夫被苏军统帅部任命为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后，开始集结兵力，储运军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今乔巴山）等地开辟野战军用机场，苏战斗机开始在空中与日机周旋。6月19日，苏机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500桶汽油被炸起火。6月20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人向诺门罕进发。关东军司令部调第1坦克团和第2飞行集团支援第23师，共有12个步兵营、70辆坦克、180架飞机。
6月21日，日军第2飞行集团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把他的司令部从新京（今长春）迁至海拉尔，调来4个飞行团，集中17个战斗轰炸、侦察机中队。6月22日，苏军出动150架飞机空袭甘珠尔庙、阿木古郎将军庙一带的日军集结地和野战机场，日机也倾巢出动。双方从22～24日，在诺门罕地区上空大战3天，近60架飞机被打落在草原上。此后，苏机不断增多，而且出现新型战斗机，日军则逐渐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6月27日上午3时，137架日机在海拉尔机场起飞，编队布满海拉尔上空。6时20分，日军机群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机场顿时黑烟覆盖。日军作战部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击落苏机99架，击毁地面飞机25架。
6月下旬，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3师团尽快发动地面攻势。兵力共计2万多人、84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7月1日，日军在小林少将的指挥下，6000人的部队向哈拉哈河西岸攻击，中午时攻占河东岸的谢尔陶拉盖高地。朱可夫组织150辆坦克、154辆装  士兵甲车、90门大炮和全部飞机及其它部队，分三路反攻。由于巴音查岗高地周围全是开阔地，非常有利于飞机和战车作战，日军全部裸露在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炮的面前。7月3日上午7时，第一批苏军轰炸机和歼击机对日军进行了轰炸和扫射。同时，苏蒙军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集群。这两股火力立即阻止日军行进，日军无法开展火力，只顾匆忙地在沙地上挖掘个人掩体。上午9时，苏军第11坦克旅的150辆坦克向龟缩在沙丘掩体的日军开火。7月11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势，进行战线整顿，决定向诺门罕前线调兵。从内地调来独立野战重炮联队，从奉天（今沈阳）、北安、齐齐哈尔等地调来反坦克速射炮中队，给23师团补充武器和兵员，增加飞机和车辆。
关东军司令部从战争一开始，就指示石井部队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7月13日，石井细菌部队碇长少佐带领22名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2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军进行细菌战。竟有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病，731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达40多人。[1]​第三阶段  诺门罕战役[6]7月23日，日军在诺门罕前线各部队经过半个月的补充和休整后，集中25000名兵员，82门大炮全线发动总攻击。24日，苏军发动反攻，日军退回原地。25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停止进攻，构筑阵地”的指示。
8月4日，日军为实施统一指挥，在海拉尔组建第6军（辖第23、第8国境警备队等，司令荻州立兵中将），兵力约2.5万人。
为早日解决诺门罕地区战事，苏军统帅部决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别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这是临时组织的具有独立作战职能的多种合成的大兵团。苏军集结第1集团军（6万余人，辖3个步兵师，即第57师、第82师、第152师）、摩托化第36师，机械化第5旅，装甲第7旅、第8旅、第9旅，坦克第6旅、第7旅、第11旅，空降第212旅、机枪第5旅、炮兵第185团，反坦克炮第37、85营，第63、66、150防空营等其他部队（另附外蒙骑兵第6师、骑兵第8师等部队），共计机械化大军10万余人（另外动用铁路昼夜不停的运送来18000吨炮弹，6500吨炸弹，7000吨燃料，4000吨粮食和4000吨物资、3000辆载重汽车..... 苏军一共498辆坦克、346辆装甲车，542门大炮，515架飞机）。7月15日，朱可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1]​第四阶段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苏军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8月20日凌晨，苏蒙军发起总攻战役。苏蒙军以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5个装甲旅，1个机枪旅，1个空降旅以及大量的飞机、大炮，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反攻。日军虽然1辆坦克也没有，被苏军成千吨炮弹猛烈轰炸，还被苏军装甲部队合围，但日军毫无惧色，在阵地上勇敢地和苏军激战。构筑在蒙古旷野上的土木机构工事很快被苏军的大炮轰成平地，日军就依托单兵用工兵铁锹挖成的简易单兵掩体作战。8月24日，日军竟然还发起了反击，3000名没有炮火掩护的日本步兵被阻止在铁丝网和野战工事以及大炮面前，随后苏军坦克开始出击，日军后退。战斗到8月26日，日军第23师团已经被完全合围了。在苏军重炮群、坦克群、航空炸弹的猛烈轰击下，日军第23师团损失惨重。此役，苏军重创重日军第23师团搜索队，全歼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大队，日军第64联队和炮兵第13联队被苏军大部歼灭，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和炮兵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均被击毙，23师团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亦被击毙，日军仅有的22门加农炮全部丧失。
8月31日，在被上万吨炮弹轰击第11天后，弹尽粮绝的日军第23师团决定突围。2000多名第23师团士兵用手榴弹近战杀出一条路，突出重围。日军各部队亦随之突围。8月29日，鉴于日军在诺门坎地区的不利情况，日军大本营决定在我国关内战场调集：第5师团（驻青岛），第14师团（驻河南开封、新乡），野战重炮兵第9、第10联队，速射炮9个中队，16个野战高炮队，1个飞行战队，22个汽车中队到达我国东北，以增强诺门坎地区。同时关东军司令部调集第2师团10000人、第4师团9800人、第7师团8000人、高炮部队和国境守备队主力向诺门坎前进，企图战胜苏军。但在攻势发起前的9月3日被日军大本营阻止。
9月9日，东乡驻苏大使向苏联提出诺门坎停战要求。
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于9月16日凌晨2时停止一切实际军事行动。[1]​
战役结果
  诺门罕战役1939年8月中，欧洲形势急剧变化。苏、日两方亦在八月底后加紧外交谈判。苏军虽然在远东取得战役的胜利，但无意扩大战果。双方于9月16日停火，事件最后以日本退让，承认现存边界结束冲突。1940年6月9日，苏、日两方正式缔结协议。
诺门罕之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6万余人。[3]​
战斗伤亡
苏联方面在四个月的战事中，苏军投入约10万人、坦克500余辆及装甲车约350辆；苏联伤亡解密数据见克里沃舍夫准将(GF Krivosheev)的出版书籍。英文版为《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绝对减员: 阵亡　伤死　病死　失踪　合计
诺门坎之战　6472　1152　51　 2028　9703  相对减员: 受伤　疾病　合计　总损失合计
诺门坎之战　15251　 701　15952　 25655
苏军真正死亡失踪人数约9700人，另外约16000人受伤。日军方面战后，第6军的军医部公布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出动兵力总数为58925人。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数其中是有一些疑问的，负伤的人数与阵亡的人数太接近了，如果将阵亡人数加上失踪人数，两者几乎相等，而且阵亡失踪人数比负伤的人数还多。有人因此质疑日军数据的准确性。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负伤人数比死亡人数大得多、且大致为3:1的情况只适用于击溃战，而对于歼灭战而言这一规律并不成立。歼灭战一般是死亡人数与负伤人数接近或死亡人数大于负伤人数，诺门坎战役苏军对处于弱势的日军显然是一定程度的歼灭战，所以日军第6军军医部的数据非常合理，符合实际情况。而日军出动的58000余人中，实际参战的只有以23师团为核心的25000余人，其余的部队都是战争末期的8月29日以后才调来的，这些部队实际并未怎么打过仗。
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举行了一场“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的活动，朝日新闻报道中称这是战死人数为18000人的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日本历史学家五味川纯平在他1975年发表的著作《诺门罕》中有这样的评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 然而这篇报道只是一则不超过30字的未署名的简讯,并非靖国神社的独自公布数字,仍然很值得怀疑是否是记者把伤亡一万八千弄成了死亡（靖国神社战后从未进行过排除日本官方数字的独自伤亡调查）。
日本步兵第23师团整体全军殆尽、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第一独立守备队和第1坦克师团也受一定损失。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但日军第7师团只是一部分参战（约4000人），日军第23师团、第7师团一部、第8国境守备队一部等部队怎么凑也没有5万人，最多3万余人。
诺门罕前线日军最后只剩下一些残兵坚守，整建制跑出来的只有第72联队765人、野炮兵第13联队626人等部队。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一年后病死，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斩断。这场战争让日本第23师团的许多指挥官损失殆尽。朱可夫对日军的评价是下级军官很优秀，战斗很狂热，但是越往高层越烂，特别是含金汤匙出生的高级将领只能用无能形容。另外曾在GRU任职参与过该战役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兹上校在回忆中认为苏军的战斗有很多缺陷，是靠巨大的人力和兵器优势打胜的。苏军弹药消耗达到31000吨，相当于库尔斯克战役消耗量的15%。日军方面，7月攻势中82门师属火炮储备了1万发炮弹用于进攻，平均每门炮备弹366发，大致是平均每门炮0.2个会战份。1937年在中国战场日军师团平均每门炮约为0.5个会战份弹药.
对二战的影响
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它战役，诺门罕是一场不为经传的战事。但是它对二次大战的局势发展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战事发生前，日本东京当局仍为“北进”及“南进”的策略而争论。北进计划是以陆军向苏联西伯利亚发动攻势，目标是进攻至贝加尔湖一带。而南进计划则是以海军为主，夺取东南亚资源（特别是荷属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诺门罕战役的失败，说明苏联红军的实力对日本  诺门罕战役陆军来说仍然是相当强大。在一定程度上，诺门罕战役导致日本改为倾向采用南进的战略目标，最终引致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和最后的战败。
诺门罕战役中，朱可夫指挥装甲部队以机动战首获大捷，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嘉奖。苏联政府得到包括间谍理查德·左尔格的情报得知日方的南进，因此应该不会即时对西伯利亚发动另一次攻势。苏军于是被调往欧洲；在1941年12月，朱可夫再指挥西伯利亚部队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成功发动反攻击败德军。
诺门罕战役(21张)从政治意义上看，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德双方当时拚得灯尽油枯，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没有诺门罕之战，斯大林绝不敢冒此奇险。另外，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从军事角度上看，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陆、空军的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大清洗”后新提拔的年轻军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气。特别是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储备好了帅才（朱可夫后来参与指挥了苏德战场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被誉为“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就是诺门罕战争）。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3]​
朱可夫作战思想
综述  装甲兵部队以坦克为代表的装甲兵部队，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装甲兵部队还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兵种存在。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装甲兵部队的战略战术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组建大规模的装甲机械化军，以装甲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投入战斗的作战思想被许多军事理论家所认可，如德国的装甲兵作战专家古德里安、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富勒等。在苏联，朱可夫是这种装甲兵作战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在其指挥诺门罕战役过程中，将自己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付诸实战。通过以这种作战思想为指导的战地指挥，将苏军在装甲兵方面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取得了诺门罕战役的胜利。诺门罕战役的胜利，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冒险，使日本被迫放弃了“北进”侵苏的战略计划。作战思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
通过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苏联的军事实力有了很大提高。这种提高既体现在武器装备方面，又体现在作战理论方面。在武器装备方面，“1934到1938年间，苏联红军坦克增加了近2倍，飞机增加了1.3倍，火炮增加了近80%，人数增加了1倍。”在军事理论方面，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界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创立了纵深进攻战役理论，这种纵深进攻战役理论正是以拥有大量的飞机、火炮、装甲兵等机械化部队为前提的。“纵深战役的主要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对敌人整个战术纵深进行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第二项任务是立即将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该部队在航空兵的协同下应向敌整个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直至消灭敌人集团为止。”由此可见，装甲兵作为机械化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纵深进攻战役理论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苏联陆军在20世纪30年代装备了大量的装甲作战车辆，为纵深进攻战役理论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但是，围绕着如何使用装甲兵的问题，苏联军界却存在分歧。  朱可夫
朱可夫认为，装甲兵应集中起来投入战斗，并建议苏联最高领导层建立以装甲兵为核心的大规模机械化军。在朱可夫的积极倡导下， 1932年苏联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机械化军中编制有2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机枪旅和1个独立高炮营。到1936年初，苏联机械化军的总数已达到6个，每个机械化军大约集中了500辆坦克、200辆汽车，这样一来装甲兵的力量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集中，就好比是散开的手指攥成了一个拳头。应该承认，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组建装甲机械化军方面曾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期的德国只有3个装甲机械化军，至于其他国家的装甲兵部队无论是在编制规模上，还是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较之苏联更是相差甚远。但这种装甲兵编制方案并没有得到苏联军界的普遍认可，“尽管组建了机械化军，但苏军内仍有一种意见，反对建立专门的装甲部队，认为装甲部队只有分散在步兵中或其他部队中才能发挥作用，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少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因此对最高统帅斯大林影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通过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领导层作了反映，“反复阐明，装甲兵在现代战场上可以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种新的强有力的武器不应和行动缓慢的步兵一道展开，这样会降低其威力。”与朱可夫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装甲兵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兵种存在，而朱可夫却坚持认为装甲兵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投入到未来的战争中。装甲兵到底应该如何使用，是应该分散，还是应该集中？当时，西方一些富有远见的军事理论专家对于装甲兵的认识与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不谋而合。例如，德国著名的装甲兵作战专家古德里安认为：“凡是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应该算是一种主要武器。至于说战车是否应该配属给步兵的问题，可以用下列假想战役来做一个澄清说明：假设红、蓝两军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战车营。红军把所有的战车配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将其集中编成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加以直接控制。假使战线长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战车所不能通过的；100英里是战车很难运用的；另外100英里则是适于战车活动的地形。那么在实战的时候就会有下列现象发生：红军战车分配各师，有一部分战车配置在战车所不能活动的地区，结果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部分战车虽然可以活动，但受地形限制太大，使它们成功的希望变得非常微弱。在便于战车活动的地区，红军所能使用的战车只是它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反之，蓝军则不同，它可以将  装甲兵部队全部的装甲兵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求产生决定性作用。所以，需要集中的不是步兵，而是集中战车。”
对于是否有必要组建独立的机械化军的问题，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认为：“由于坦克能比步兵以更快的速度运动，为了在战争爆发时能夺取主动权，就必须在平时保持足够的机械化部队，以备战时迅速动员，……把坦克与步兵结合在一起就好比把拖拉机与马连在一起。要求它们在火炮协同下作战是荒唐可笑的。” 
朱可夫的意见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斯大林最终还是被另一种意见所说服。最终，苏联撤消了军一级的装甲兵编制，装甲兵部队以团或营的规模被编制到步兵师或骑兵师里，只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对立的装甲兵旅。这是苏联装甲兵作战理论的倒退。苏军决策层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苏军在苏德战争前没有将强有力的机械化军解散，甚至是按师一级的编制规模集中100至200辆装甲车辆，那么苏军的装甲军配合以苏军航空兵在苏德战争初期应该会对德国装甲集团军的冲击起到抵制作用，而不是以团或营为单位配置在步兵师或骑兵师中，十几辆或几十辆被德军击毁或俘获。在苏联，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没有被苏军高层所采纳。但在德国，朱可夫对装甲兵的认识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943年5月，在苏军缴获的一份德国军事文件中这样写道：“朱可夫是一个说话坦率、勇于行动的人，……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并在实践中成功的加以运用。”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正确性，最终在爆发于1939年5月的诺门罕战役中得到了检验。诺门罕战役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与诺门罕战役
诺门罕战役是“1939年5月4日—9月16日，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在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和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的一场激烈战争。”诺门罕战役是日军在远东地区的一次军事冒险，是其实施“北进”侵苏夺取西伯利亚资源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日本对发动这场战争可以说是蓄谋以久的。早在1938年秋，日本参谋本部就着手制订了代号为“第八号行动计划”的侵苏战争计划，并在此计划的基础上详细制订了两个方案：“甲”方案规定把主要的突击区指向苏联的边疆区；“乙”方案则指向后贝加尔。最终，“乙”方案被通过。为此日本作了积极的战争准备，至1939年夏，日军在伪满洲国的兵力总人数达到35万，并装备有1052门火炮和350架飞机。苏联对日本的军事挑衅也有所准备，积极地向远东地区调兵遣将，1939年6月2日，朱可夫奉命赴诺门罕指挥苏军作战。
苏、日之间于1939年7月3日展开的巴英查岗山之战，是诺门罕战役中一场极为关键的战斗。当时，日军与苏蒙军驻守的巴英查岗山仅隔着一条哈拉哈河。日军在兵力和火炮数量上都要胜过苏蒙军。“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10000余人，而苏蒙军只有1000余人，日军拥有近百门火炮和反坦克炮，而苏蒙军只有50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拉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单从兵力对比来看，当时的情况对于苏蒙军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如果当时日军强渡哈拉哈河，苏蒙军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此时苏军也并非毫无优势，相对于日军而言，苏蒙军在装甲兵方面就有绝对优势。“苏蒙军投入战斗的  对空警戒有苏军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摩托化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第8装甲营。因此，苏蒙军的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朱可夫决定立即使用装甲兵从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敌人，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的防御。”苏蒙军在装甲兵方面的优势给了朱可夫一个将自己的装甲兵作战思想应用于实战指挥的好机会。在指挥战斗过程中，朱可夫集中了苏蒙军的装甲车辆，给正在渡河集结的日军以突然打击。“7月3日10时45分，苏军坦克第11旅从西北实施突击。它的一个坦克营协同蒙古骑兵第8师的一个装甲营和炮兵第185团的一个重炮营从南面进攻敌人。由营长米哈依洛夫少校指挥的一个坦克营在坦克旅主力的先头序列向前推进，由库德里亚绍夫指挥的一个装甲排已经在坦克营的前面冲进敌人的战斗队形。……日军在苏军的冲击下绝望退败。但苏蒙军的坦克兵、装甲兵仍然不断前进，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参加了这场战斗的日军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7月3日，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鸣，拖着火炮前车四处乱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日本军医松本草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7月3日，登上蒙古高台的卫生队，把物品装上3辆马车又出发了。可是刚走了不到一里路，就听见有人尖叫‘右前方苏军坦克15辆！’我急忙拔出战刀大喊：‘全体卧倒’！话音未落，苏军坦克就开了火，15辆坦克扇形散开朝卫生队冲了过来。……遍地死伤士兵我不能不管，他们有的被坦克压成了乌鱼干，有的被压断了腿，还有被炮弹炸死、炸伤的。眼前的战地救护已使我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追赶前线部队。”从当事人的日记与回忆录中，不难看出苏军是在日军渡河尚未完成集结的时候，集中了全部的装甲兵力量，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向日军发起突然袭击，致使日军遭受惨败。此次战役，苏蒙军投入作战的坦克近150辆，装甲车200余辆。单从装甲兵的使用数量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并不算大。但这种集中使用装甲兵独立的完成对地面目标突击任务的作战方法，体现了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巴英查岗山之战不仅验证了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正确性，还使苏军在诺门罕战役初期由于兵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不利局面得到了扭转，从而奠定了整个诺门罕战役的胜局。1939年9月15日，苏联、蒙古与日、“满”当局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长达4个月之久的诺门罕战役以苏蒙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诺门罕战役的胜利，暂时解除了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的威胁。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也在诺门罕战役中得到了验证与完善。思想发展诺门罕战役与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发展
在诺门罕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朱可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并于1940年5月被提前晋升为大将。不久，升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随着朱可夫地位的提高，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也受到了苏联高层的重视。在诺门罕战役中获得的实战经验也使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苏军的装甲车辆在诺门罕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也得到了相应的改进。
（一）诺门罕战役与苏联装甲车辆的改进
在诺门罕战役初期，苏军装甲兵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与日军装甲部队的较量中苏军装甲兵占有绝对优势。“1939年7月4日，在苏日诺门罕战役中的坦克交战中，双方投入了100辆左右的坦克和装甲车。苏军坦克也和日军坦克近似,吨位小，装甲薄，行动半径小。但是日军坦克部队出场很少因此大部分时候日军很难抵挡苏军坦克。”在整个诺门罕战役的坦克战中，日军的装甲部队因为露面甚少并没有给苏联装甲兵带来多大损失，但日军所采用步兵自杀式冲锋配合以集束手榴弹和土造燃烧瓶在诺门罕战役初期的确摧毁了很多苏联装甲车辆。“苏式坦克的汽油发动机给部队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苏军损失的坦克很多是被火焰瓶（燃烧瓶）引燃的。”苏军坦克容易起火主要是由于当时苏军的装甲车辆以汽油发动机为主，诺门罕地区的夏季本来就十分炎热干燥，加之日军燃烧瓶的攻击，坦克发动机内的汽油遇高温自然就容易起火。后来针对这一问题，苏军将装甲车辆进行了改装,1939年12月开始投产的BT-7M就安装了柴油机.松本草平回忆到：“诺门罕之战初期，土造的燃烧瓶的确发挥了威力。烧毁了不少苏军装甲车。可是到了战争后期，这种土造的武器就不灵了，据说苏军把所有的烧汽油的坦克全部改造成了烧柴油的，并且后面还加上了防护板。这样，即使燃烧瓶投上去也很难燃烧起来。”实际苏联资料表明在诺门罕战役中并无这种改装。某些型号的苏军装甲车辆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改装可以解决，如所使用的坦克全是BT,T–26型坦克,面对反坦克炮兵装甲防护弱（事实上据BATTLEFIELD。RU记载大部分坦克损失是由于日军反坦克枪炮,而且据苏联资料苏军从未在战时进行过改柴油机的改造因此松本的这个说法可以否定）等。“尽管朱可夫使用装甲兵打了胜仗，但也发现这些坦克存在某些缺陷（苏联的较重坦克都部署在欧洲,在亚洲只有十多吨的小坦克以致于战役中最大的坦克是97式而T-26的正面装甲15毫米，89式中战车是17）。而同样地苏军损失的坦克装甲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只有很少数被燃烧瓶击毁，绝大多数毁于日军反坦克枪炮（来自BATTLEFIELD。Ru的报告）在战斗中日军发现用7.7毫米穿甲弹集中射击或是车载13.2机关枪射击即能击穿BT坦克的装甲。此后，苏联研究设计了一个新的装甲车辆序列，其中包括在二战中赫赫有名的T–34型坦克。”
通过对原有装甲车辆的改进和对新型装甲车辆的研制与开发，使苏联装甲兵的作战装备有了很大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为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提升提供了物质前提。
（二）诺门罕战役与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提升
诺门罕战役的胜利使朱可夫对自己的装甲兵作战思想更加坚信不疑。1940年，朱可夫在参加苏联最高统帅军事会议时第一次提出：“以机械化部队为骨干的方面军和方面军群实施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进攻的新理论”。这一新理论的提出，是朱可夫在吸取了对日作战经验之后，对纵深进攻战役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也在这种新的作战理论中得到了充实与提高。从三十年代的对装甲兵的集中使用，发展到使装甲兵、航空兵、摩托化步兵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新思想。看似简单，但其中对各兵种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与统一指挥所提出的要求是相当复杂的。朱可夫通过诺门罕战役的实践，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加紧组建机械化军对苏联的意义。1940年在受到斯大林接见时朱可夫说道：“如果我没有2个机械化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六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对于在即将爆发的苏德战争中，苏联装甲机械化军将起到的作用，朱可夫认为“如果法西斯德国把战争强加到苏联头上，苏联就得同装备有大量的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及强大空军的法西斯军队作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必须继续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兵团，以便在力量对比上与德国相等，还必须改编、改装空军和防空、防坦克部队，这是实施陆上进攻的先决条件。”对于装甲兵、机械化步兵在未来战场上的地位，朱可夫反复强调：“德军陆上进攻的骨干力量是以坦克为主导的机械化军队，坦克与机械化军队的出现，是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顺应了战争发展的需要与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着当时陆上作战的发展趋势。如果苏联仍站在自我封闭的立场上对待这场残酷的战争，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的节节溃败，以及大片苏联领土的沦丧证明了这一“代价”的确是巨大的。同时，也证明在当时朱可夫对机械化兵团，尤其是对装甲兵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
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在苏联的装甲兵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苏军装甲兵部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苏德战争中，对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做出了突出贡献。
外界评价
  《纽约时报》“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1939年7月20日，《纽约时报》的社论这样评价苏联红军和日本军队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直到两年后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脑地扔到了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一战改变了日本的作战对象，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这个弹丸小国给了他们致命一击。美国人为自己的骄傲和轻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曾说过：“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诺门罕战役便是典型的一例，当初谁能料到亚洲腹地一场不起眼的边境冲突，会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4]​
战争影响
在这次战役中，再次充分暴露了日军各军兵种之间缺乏协调作战的致命处，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狄州立冰将军曾担任日本驻苏联武官，他却告诉部下：“此时的苏联红军跟日俄战争时的俄军没什么区别”。正是在日军高级军官这种片面渲染下日军根本不把苏联红军放在眼里，这也导致了他们最后的惨败。反观苏联红军，虽然此时苏联国内的“大清洗”尚未完全结束，苏联红军的战斗力已受到严重削弱，但对日军来说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苏军在此次战役中各军兵种之间的密切配合让他们重创骄横的日军，使得日本国内狂热的对苏战争情绪被泼了冷水，促使他们立刻冷静下来。他们认为此时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要远强于日俄战争时的沙俄军队，在对美英开战未取得胜利时不应与苏联交手。最后，日本和苏联签定了停战协定，日本决定全力以赴对付南洋的美英等国。
这里还要说一点重要的，就是苏联在这次战役中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朱可夫将军。应当说，日本发动的这次战役恰好拯救了这位在二战中名扬世界的苏联元帅。1939年，苏联进行的“大清洗”已渐入尾声，但这场运动并没有要完全结束的迹象，仍有不少人受到株连甚至被杀害。虽然朱可夫将军此时已是苏军中着名的将领，但是“大清洗”魔爪已向他渐渐伸了过来，一但他被治罪，恐怕是必死无疑。日军此时发动的诺门罕战役恰好救他一命，前线形势十分危险，前线苏军迫切需要一位有能力领导他们的优秀指挥官，朱可夫就这样被派到了前线，整他的“魔手”暂时收住，等打完这一仗在治他罪。结果，朱可夫在前线的卓越指挥使苏军大胜更使他免遭毒手，不然，苏联在二战中就不会有被誉为“胜利象征”、斯大林左膀右臂之一的朱可夫元帅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