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博泉
简介
张博泉（1926.1～2000.10.9）一名甫白，字在清，号东梁，满族镶黄旗人。原籍辽宁辽阳首山乌龙台。  张博泉像金史学家，东北史大家，吉林大学教授，中国20世纪末叶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著有《金代经济史》、《金史简编》、《金史论稿》（合著）、《女真新论》、《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等，均体现了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学术思想和风格，在金史学界，乃至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新时期的金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范式。他的这些金史专著，对金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奠定了新时期金史研究的框架和体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新观点。
他在论述金朝历史地位时，曾破除过去人们的偏见以及对女真族金朝历史的种种误解。他的求实叫真的研究风格，在其著作中处处得以体现。
他除阅读过大量马列著作和古代历史文献与专业论著外，还重点阅读了相关经济、地理、民族、考古、古音韵、女真语言文字等方面论著，因为学术功底丰厚、思想开阔、才思敏捷、著作等身、硕果累累，成为继20世纪前半叶东北史、金史泰斗金毓黻以后有突出贡献的金史、东北史大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
履历
生于辽宁省西丰镇，原籍辽宁省辽阳县。幼年生活于辽阳城西20里的农村。1948年底从辽阳联合中学考入东北行政学院行政系。1952年9月至1954年9月，为中国人民大学与东北人民大学联合培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1957年始致力于中国地方史、辽金史、东北民族与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学术思想
自50年代末选定以东北古史为基础，以金史作为主攻方向，旁及宋、辽、元，进而扩展到中国北方民族扶余、鲜卑与高句丽和东北民族政权，乃至整个中国地方史、中华一体的研究，学术视野十分开阔。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便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对金代的社会性质、奴婢问题、租佃关系、经济状况和猛安谋克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著述，为后来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力作《金代经济史略》、《金史简编》、《金史论稿》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在《金史简编》纵论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对金史研究的总观点和总看法，从中可以看到他那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史学思想已日臻成熟：
金朝的历史地位在对待金朝历史地位问题上，他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金朝120年虽然短暂，但他确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朝代。其所以重要，他强调原因有三：其一，它是由祖国东北边疆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因此历史赋予这个王朝统治以许多特点，并从中可以看出由少数民族统治着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样发生着变化而走向历史先进行列的；其二，金朝是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出现的与南宋长期对峙的一个王朝，它更加充分的反映出南北对峙阶段历史发展的诸特点，由此而发生的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应给予合乎实际的研究和回答；其三，它是在先后灭亡辽和北宋两个都比自己“先进”的王朝后发展起来的，这就不能不使这个王朝更为错综复杂。
金朝的历史贡献与影响首先，政治上，金灭辽后，因俗而治，沿辽之北南面官制，北面实行的是女真族的勃极烈制和猛安谋克制，南面实行汉制。后来发展为统一的汉官制。金朝早于南宋将尚书省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南宋实受金改制的影响。金设行台尚书省为地方行政机构，金末于各路设行省、行六部，这是我国省制的开端。此种制度影响到后来的元朝，元在全国范围内设行中书省。元代千户、百户之制也是受金朝猛安谋克制的影响。金朝用路府州县将东北全部统一起来，对推广府州制度和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次，在经济上，金继辽后，在东北草原树海中出现许多农田区和半农田区，中原形制的生产工具分布于东北各地，鞍山铁矿的开采始于辽、金，东北经济得到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大的发展。金朝两税变成真正意义的地税和银币进入流通成为法制，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金，在诸行业中金代出现了专门的“银行”。
其三，在文化发展上，金朝远远超过辽朝，是在北宋的基础上综合吸收，推陈出新的结果。虽从整体上讲文采不及南宋，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起色。金代文化发展的最大特点，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而更重要的表现在民族和区域的更加广泛的发展上。在东北地区先后涌现出不少出身于女真族、渤海族、契丹族和兀惹的文人，他们之中有的是金代文人中的佼佼者，这是南宋所难以比拟的。金继北宋先贤之后，文人辈出，“金代文物，远胜辽、元”（《金史·文艺传赞》）。金代文化的发展不仅自树于宋元之间，而且足有可称者。[1]　　
金朝女真族的社会性质金朝女真族社会性质本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张博泉首先申明，金朝女真族的社会性质和金政权的社会性质有区别。前者是就女真社会而言，后者是就金政权统治下的多民族的社会成分而言。
金代女真族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太祖、太宗时的“一如本朝之制”时期。阿骨打即位后，确定的一条“未改易旧俗”、“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的发展奴隶制的方针。他们也曾用本国制度改编了一些被征服的民族，这种“本国制度”是与辽、宋封建制度相区别的女真族的奴隶制度；第二个时期是熙宗、海陵“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的时期，女真人土地占有关系仍然是牛头地或新施行的的“计口授地”，这种“计口授地”只是在土地分配原则和经营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它既有利于向一家一户的封建个体经营过渡，同时也有利于女真奴隶主贵族借此获得土地，仍用奴隶耕种，而且“计口授地”的女真屯田户仍保有合产聚种和聚居聚种的经营方式，这又束缚了向个体经营的发展，但合产聚种却是由聚居聚种向析居析种的个体经营转变的过渡形态；第三个时期，是世宗时女真族奴隶制最后瓦解的时期，此时期特点是世宗想尽办法维护旧奴隶制，但女真户已急剧向个体经营转变，出卖奴隶，将土地转租给汉人佃种，这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巨大变革潮流，至章宗时，方正式承认出租土地的合法，并颁布废除奴隶制的法令。[2]
他对女真族奴隶社会发展的分期预分析师精辟深刻的。他还明确指出，女真族奴隶制，是指女真族氏族社会的废墟上并经过变革之后确立的，具有一些明显特征。最后他认为，正确了解和把握金朝女真族奴隶制，是了解章宗以前金朝历史发展的关键，如不了解这点，很难准确了解这段历史诸矛盾发展、变化的根源，机器各种矛盾斗争的性质。
金代北方经济的状况过去研究金史者，往往误认为女真人进入中原后，北方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并认为终金之世中原经济一直处于衰败残破的境地。在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里，大多也这样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几乎已成定论。张博泉教授在深入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此说法进行了分析解剖，得出自己的新结论。他指出，金代经济发展前后是有变化的，它经历了由残破转入复苏到再度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在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在北宋之下，而在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则远远超过了辽代，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3]
这个分析论证，奠定了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基础，并为著名的史学家邓广铭先生首肯和推重，对新时期的金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华一体论张博泉教授指出，平等的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正确对待我国多民族的历史，揭示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与规律，研究他们无论是在统一还是分裂时期与整个中国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民族，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她曾对我国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发生过重要影响。金朝继辽、北宋之后，在改变中国历史的面貌、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上，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朝代，女真族及其所建立的金朝，是属于肃慎系统的民族发展中一个重大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中华民族历史不是由于金朝的出现而中断，相反的，是在新形势下更加发展。[4]
张博泉教授从宏观和微观结合上，对金朝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历史贡献所作的精辟概括和论述，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估金代的社会面貌和发展水平，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轮廓，加深了对金史的认识，对过去旧史学存在的民族边检和传统的正闰观念给予有力驳斥。他多次强调，民族的进步思想是金朝在北方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金朝是历史上进步民族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南宋已成为金政权的附庸，汉族在中原统治势力的下降，他们要恢复过去在中原的统治地位。视金为外国，北方诸族为外族，坚持以宋为中国、中华，这就难以继承历史上的兼容蕃汉的思想。金朝则与此相反，他们以中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自居，从历史上接受了大一统、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兼容的思想，将汉人、契丹人与女真人视为一家，海陵反对民族间“贵彼贱我”，认为不用管中国的哪一个民族只要将全国统一为一家，皆为正统。从辽以后，历史上民族进步思想主要不是掌握在宋，而是掌握在金手中。[5]
此论十分确当，并在其另一部力作《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中进一步系统化加以论证，使他的治史思想体系和金史研究框架进一步升华成熟。他在1993年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金史研究的进展与管见》一文中，阐述了他对今后金史研究的进展和构想提出研究和树立金史学科的主体思想和主体意识，要用新观念看金朝的时代和特点，概括起来是：金朝处于当时我国的多中国王朝、列国和列部并存的新时代；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后北朝发展的典型；是在中原由过去以汉族为主统治转向以少数民族为主统治的时代；是由过去“炎黄之遗”的大民族主义的血统论向统一的道统、文脉的一体论的变革时代；是社会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同态的时代；是由旧的分中国与四海的统一模式变革为新的不分中国与四海的统一体模式的时代，是各民族自强自树的能力空前发展和走向各民族全华的时代；是中华意识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各民族大发展和大进步的时代。[6]这是他对金朝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特点的最新、最全面的高度概括。
他对金史研究的构思颇有新意。他转变理论思维和机制，把现代金史学研究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接轨，提出了“中华一体论”的新史学思维体系，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族置于一个整体内的同等地位，从共同发展和共同意识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最先提出“中华一体论”。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发表10余篇相关论文，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该书在其近20年来研究金史、中国地方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基础上，针对历史上传统的“华夷正闰观”和国际上曾风行一时的“南北对立论”的观点，提出了“中华一体论”。
此论以中国历史、中国地方史为蓝图，以社会史内容为依据，以“中华一体”为主体构思，重点研究其史的发展时期和层次、社会形态与经济类型、文化人类学系统的观念、族类系统的华夷观念、区域系统的中外观念、政治系统的同轨、文化系统的同文、心理状态系统的同伦以及中原王朝承受系统的正闰观念等。同时也侧重研究北方民族、政权的一体，以及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根据中华一体的观点，女真族当属国内民族、金朝属于中国王朝，这种观点已被学界多数人首肯。加上后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7]观点，从此使学界更多人更加信服中华一体论的科学性、系统性。
张博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与“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两个时期、四个发展层次。他在1991年8月在山西大同召开的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第四届年会暨首届辽金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系统观点。他说的“中华一体”中的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多元也是一体内部的多元，是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结合。特别是对“前中华一体”的界定，认为辽宋金时期，出现了新的南北朝，指出无论是在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上，都发生了阶段性的转折。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辽金确立了宗主国的地位，分华夷、分中外的传统“正闰观”受到了批判，趋向统一于一个中国之中成了历史的主要倾向，人们对于民族的观念已冲破了固有的局限。赵秉文对“汉”的含义做了重新界定，认为有公天下之心者皆宜称之为“汉”。而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提出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凡继承同一道统的都是中州人物。他的中华一体论所提出的一些列独特见解，既是他自己治史应当奉行的主体思想，也为金史研究的历史定位找到了新的根据，成为他建立新的金史学的重要理论依托，眼界更宽，视野更扩大了。自从80年代中期起，他把研究重点向“中华一体”方面转移，即从金史、东北史向北方民族和政权研究方面扩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与“中华一体”有关的问题，写出这部拓荒之作——《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这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其中许多部分也是为金史研究的神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其博大精深的金史研究框架和体系日臻完善充实。
治学思想与治学精神他说古人治学有三个途径可走，一是标新立异，非奇不爱，非异不取，以奇险为务；二是有所宗，集诸家之优，综合出新；三是集前两派之所长，兼而有之。一般是遵循第二种的发展道路，而兼第一种之所长，是集大成者所发展的途径。[8]
张博泉教授治学之道一贯强调标新立异，要有三新，即“从新、立新、创新”，“治学决不能因循守旧，更要别辟蹊径”。
这当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时间。他发明一个“治学延寿法”，给自己规定每日中午不休息，以补偿其他工作所占去的时间。为抓紧时间读书，只好补水五角，这样每天可以挤出2小时，一年就可以比别人多出二三个月的时间，一个70多岁的老人便可以年轻10多岁这边是他治学延寿法的奥妙所在。
学术著作
著作《甫白文存》，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7  《金代经济史略》封面《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合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12
《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5
《箕子朝鲜论集》，吉林文史出版，1994.12
《中国地方史论》（合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11
《鲜卑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12
《女真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金史论稿》（第二卷）（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金史论稿》（第一卷）（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7
《东北历史名人传》（上古卷，上）（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7
《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11
《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2  《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封面《鸭江行部志注释》（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4
《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东北历代疆域史》（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8
论文《“满洲”名称考释》 ，《史学集刊》1996年 03期  
《高句丽五部与统一的民族和国家》，《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 01期  
《〈金史〉“合里宾忒”语义释略》，《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04期  
《从“一体”和“多元”探清以前长春建筑史纪元》，《社会科学探索》，1997年增刊  《东北地方史稿》封面　　《中华民族学初探评议》，《民族动态研究》，1993年4期
《华夏、炎黄谫论》，《社会科学探索》，1993年7期
《关于按出虎、会宁和上京几个名称之我见》，《北方文物》1993年 03期  
《中华一体论与中国地方史学》，《史学集刊》，1993年1期
《论东北民族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统一》，《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2期
《谈历史上的“汉化”、“华化”与应用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992年5期
《肃慎·挹娄·女真考辨》，《史学集刊》1992年01期  
《一体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
《“桃花石”的名与义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4期
《“中华一体”的构成概观》，《北方民族》，1991年2期
《中华一体观念论》，《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4期
《中华一家论》，《北方民族》，1990年，1期
《中华一统论》，《史学集刊》，1990年2期
《北方民族政权史论》，《北方民族》，1988年创刊号
《试论历史上的“一家两国”与“一国两制”》，《史学集刊》，1987年4期
《中华一体论》，《吉林大学学报》，1986年5期
社会兼职
吉林省史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会长、名誉理事长、顾问、名誉会长
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顾问
吉林省东北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吉林省地名学会及吉林省地方志学会顾问与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