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混沌计算机俱乐部
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
西德电脑间谍案也表明，如同60年代的青年文化一样，80年代以来的电脑文化也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此案的作案人员全部是年轻人，他们仍在为自己无法无天的“牛仔”精神而自豪，但他们实际从事的却是盗窃和出卖信息的勾当。这是对黑客文化的巨大消解。在欧洲大众眼里，黑客就是横行不法的电脑罪犯，和60年代～70年代的早期美国黑客形象相去甚远。Wau Holland1984年，32岁的程序员沃·荷兰（Wau Holland）在汉堡成立了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沃取“混沌”之名是为了耸人听闻，实际上，俱乐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并且有坚定的信仰。沃是一个激进主义者，相信政府和其他大机构无权干涉人们的生活，但个人却权获取一切信息。他和俱乐部成员打击的是由权威机构所拥有和运行的电脑系统，这些机构总是无视个人的存在。因此，像沃这样的黑客总把自己想象成现代罗宾汉。也许有些矛盾的是，俱乐部一方面迎合德国人对法律与秩序的偏好，另一方面又试图宣扬个人自由。沃争辩说，如果黑客打入计算机系统，那也是为了揭穿西德当局“系统无懈可击”的谎言。黑客活动可以暴露电脑安全的不足之处，并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1984年他和混沌俱乐部干出一件大事，以证明他的理论的价值。 
西德邮电部80年代建立了一套电子信息服务系统，意在使计算机终端成为继电话和电视之后的第三种不可或缺的家庭设备。电话线将把家用终端与巨大的数据库连接起来，只要缴纳一定费用，就可以获取任意信息。1984年，邮电部作出了一个大胆预测说，将会有100万西德人使用该系统，进行查询列车时刻、预订歌剧票等种种事宜。但这种系统既昂贵，又令不懂电脑的顾客望而生畏，而且，大量使用它意味着承认技术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是由于残留在脑海中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技术的记忆，西德人始终对技术怀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对某些人来说，计算机会带来失业的幽灵；另外一些人则把它视作对数据保护的威胁。西德公民绝不想要见识新的收集和分析私人数据的手段。所似，一点也不奇怪，到1988年，只有12万家庭订购了这个系统，这项4．5亿美元的投资成了一个巨大的失败。 
沃始终认为电子信息服务系统不是铁板一块。他利用汉堡最大的银行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招数很简单：俱乐部设法偷到了银行在该系统中的识别码和口令，然后使用一台自动拨号机不停地从银行往俱乐部中拨打电话请求信息服务，把费用记在银行账单上。一夜下来，银行的账单高达8．1万美元。沃并不想收取银行的这笔钱，相反，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他们的恶作剧。这使刚刚起步的俱乐部立刻声名大振。西德人开始相信，他们的银行账户不过是电子流氓的掌中玩物，而他们的孩子则加入了混饨俱乐部。 
俱乐部的集会仿佛年轻人的朝圣。纵横交错的电缆将一部部电脑。电话与调制解调器连接在一起，年轻人整夜在计算机上鼓捣，累了就倒地而睡。沃在门口布置了警卫和金属探测器，以防当局的骚扰。很多人把俱乐部视作一个无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团体。它与红色旅、新纳粹等等反对派相比，似乎更多地是为了纯粹的乐趣。俱乐部鼓励这种看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扬自己。很快，记者、制片人和学者的与会人数几乎超出了黑客。技术神童们的最新消息成了黄金时段的电视新闻。潘戈的黑客梦混饨俱乐部中，有一位自称“潘戈”（Pengo）的活跃的黑客，打扮引人注目：长长的头发染成了黑色，并用大量的摩丝使之在头上高高耸起；腰间缠着粗重的链条，脚上则套着黑色军靴。这个朋客打扮的年轻人本名叫汉斯·胡布纳，他怀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黑客。 
汉斯出生于1968年7月，父母都是西柏林的中产阶级。当时的西德正动荡不安，学生运动席卷全国。汉斯的父母都是坚定的反主流文化分子，尝试用一种崭新的方法教育儿童。他们相信孩子应该自己决定吃什么、什么时候用餐具吃饭，甚至什么时候换尿片。他们主张孩子的自我表达不受限制，鼓励汉斯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做父母曾经被禁止做的事情。 
幼年的汉斯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更耽于幻想。他把战后重建的柏林当作自己的游戏场。城市里遍布希特勒时代建造的混凝土工事，这些建筑坚不可摧，建筑师们只好让其留下，有时就在工事上盖新公寓。柏林的孩子们喜欢在防空洞中探险，四处搜寻旧钢盔，军装和其他战争遗物，全然不知这些东西的历史意义。也许，这些纵横交错的神秘暗道使汉斯第一次领略到了“网络”的乐趣。 
汉斯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黑客。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他从同学处借到一部书本大小的手提电脑，立即用它来编写程序，仿佛生来就会编程一样。他具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并且为发现了自己的创造力而兴奋不已。 
个人电脑在80年代初进入西德。第一批消费者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子女们，他们的父母高兴地买下似乎有教育功能的电脑，希望这个玩具能吸引孩子，让他们忘了毒品和朋客。汉斯12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朋客乐队，并开始吸食大麻。然而，一发现电脑，他立刻被迷住了。在废弃的房子里做朋客挺过瘾，和女孩子约会也很带劲，但电脑化空间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打动汉斯的心。 
汉斯很快开始和朋友攒起电脑来了。尽管与刚进入西德市场的苹果机和IBM机相比，自攒的机器显得粗陋不堪，但它的价格低廉。对汉斯来说，这台机器使他真正体会到二进制世界的神奇。 
随后汉斯迷上了电脑游戏。他发现在电子游艺厅的大屏幕上玩尤其刺激。他整日泡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游艺厅里，正是在这里，他尝试了第一次黑客行为。他发现煤气灶的点火器有一种绝妙的效果：只要用它打火，投币游戏机就会以为硬币已经投入了。在投币孔附近打出一次电子火花，就可以免费玩20次游戏。 
这一发现使汉斯得以长时间地尝试游艺厅里的各种游戏。他最爱玩的游戏是“潘戈”，这个游戏简单而刺激。游戏的主角是一只名叫潘戈的企鹅，它在屏幕上把冰块推来推去，撞击一个叫做“斯诺比”的怪物。游戏的诀窍在于，要赶在斯诺比毁掉所有的冰块之前干掉这头怪物，否则潘戈就只有坐以待毙。汉斯玩这种游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常常是早晨6点才偷偷溜回家上床装睡。6点半的时候妈妈要起床上班，7点她会敲儿子的房门提醒他该上学了。汉斯爬下床，穿上衣服，直接去游艺厅报到。 
不久，汉斯撞进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世界：电脑通讯。他曾经看到物理老师通过用调制解调器与学校的中央计算机联络来提取课程表，但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一天晚上，在一个同学家里，他第一次使用调制解调器登录到电子公告牌上。在登录前汉斯必须起一个名字，在计算机术语中这叫做“别号”（handle），他不假思索地取了“潘戈”。那天晚上，汉斯成了潘戈，从此堕入了罗网。 
同学的调制解调器速率很低，每秒钟只能传送700比特信息（大约30个字母）。以这个速率，阅读远程计算机传来的1页文字需要1分钟时间。但潘戈对此并不在意：他兴奋地看到，整个世界都为他敞开了大门。 
进入全球计算机网和玩游戏一样，都令潘戈心跳加快，但刺激性却不可同日而语。他不再仅仅是玩游戏而已，现在，他成了能够完成真正任务的真正机器的主人。他能够得到东西，也可以解决问题。屏幕上不只是闪烁的电子，而是深藏的独立存在的宇宙。这个宇宙是潘戈的父母因不了解而无法发号施令的天堂。 
潘戈装配了一台自己的调制解调器，每天下午一回家就打开电脑，在电子公告牌上与人闲聊一阵，互相交换情报。然后，他就开始设法侵入各种网络，虽然人在柏林，但他的头脑却在电子宇宙中游荡。有时候他会攻击特定目标，有时只是漫无目的地闲逛。网络在地理上距他越远越好。有时，看到他到达的机器正有50个用户同时进入，潘戈就会感到一阵狂喜：他潜入了一股强大势力的核心部位。 
潘戈有很多东西要学，他靠摸索无师自通。他学会了编写扫描程序，可以整夜不停地拨号，以寻找另一端的调制解调器的高频讯号。他学会了一旦进入计算机系统后，怎样发掘自己需要的内容。有时候他忍不住要和系统管理员聊天。 
1985年的一天，潘戈在早晨4点侵入了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他向一位系统管理员打招呼，那人似乎很喜欢同一位远在德国的黑客聊天。不久，他又遇到了第二位系统管理员，这人却叫他赶紧滚蛋。潘戈回答说他不准备离开，如果他们强迫他这样做的话，他就要造成系统瘫痪。管理员不以为然，于是潘戈就开始发难。他写了一个循环程序送到SLAC的计算机上，这个程序的运行方式如同连锁信一样：它先复制两份拷贝，每份拷贝运行后又变成两份，如此循环不止。这是个迅速穷尽一台计算机资源的绝佳办法。不到1分钟，计算机就因不堪工作重负而陷于停顿。潘戈知道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但又觉得自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再说，破坏SLAC的强大而重要的计算机，在黑客圈里着实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这就是黑客们喜欢显示的电子威风。一方面，黑客活动是一场单打独斗的游戏；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大公司或研究室的计算机系统被第一次突破，又是一件可以大肆吹嘘的“壮举”。告诉别人自己的伟绩会提高一个黑客的地位，同时，黑客的传统也要求分享盗窃的口令。当然这会带来各种风险，因为会有更多的黑客对已突破成功的计算机发动更多的袭击，系统管理员会因发现敌情而改变口令。但是，黑客们很难做到不与其他人共享胜利的喜悦，因为只有黑客才能理解黑客的成就。这也符合男孩们争强好胜的天性。 
16岁时的潘戈已经把学校功课扔在脑后，对同学也视而不见。他离开了游艺厅，整日和他的电脑、调制解调器相依为命。他的母亲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忙到黎明，也搞不懂他为什么如此频繁地使用电话。但她不想干涉儿子的自由。她没有要潘戈解释，潘戈也没有主动解释。像许多父母一样，她为儿子精通电脑而感到高兴。世界各地的教育家异口同声他说，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尽可能早地学习使用电脑，而父母们则是这一说法的忠实信徒。潘戈的父母不是唯一对计算机的其他影响缺乏认识的人。对于有冒险精神、不遵守纪律的青少年来说，玩计算机很容易导致青少年电子犯罪，但父母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潘戈的爱好得以继续下去。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母亲甚至让他搬到父亲的公寓去住（潘戈的父母很早就离了婚）。 
父亲为儿子定下一条规矩：电话只能晚上8点以后使用，所以潘戈总是在8点以后开始他的电子历险，直到半夜父亲来敲门要他上床休息。父亲一转身离开，潘戈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又开始6小时的奋战，饿了就打开冰箱搜罗一番。在漫长的夜里，他靠奶酪充饥——因为奶酪不会掉渣到键盘中。 
就是在像这样的一个晚上，他认识了汉诺威的黑客们。 　　
汉诺威集团潘戈结识了卡尔·寇奇，一位来自汉诺威的混饨俱乐部成员。他很想认识沃·荷兰，但这位混沌俱乐部之父的年龄和政见都使十几岁的潘戈难以接近。尽管柏林到处都是反叛青年，潘戈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条好汉，但寇奇的狂放不羁却使他甘拜下风。自我介绍之后，寇奇从便携式电脑的电池盒里取出一块大麻。吸食毒品只是寇奇生活的一面。他告诉潘戈，他喜欢管自己叫海格巴德·西莱恩。 
这个名字取材于一部惊险小说《光明会三部曲》，书中的主角海格巴德·西莱恩上尉英勇无畏地与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光明会作战。光明会始于11世纪伊斯兰教，后来统治了全世界，为了消灭这一组织，上尉潜入了光明会，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壮举。这个住在1985年的汉诺威的海格巴德相信，光明会依然存在，并且策划了暗杀从约翰·肯尼迪到伊恩·弗莱明（007间谍小说的作者）等各种人的阴谋。他相信自己就是惊险小说中上尉的化身，其使命就是为了阻止光明会激发核大战。他还认为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是一种阴谋手段，负责这些网络的人们妄想独霸全世界。他要渗人网络中粉碎这些人的罪恶企图。 
潘戈很欣赏海格巴德。他自己使用计算机设备进入电脑化空间，但海格巴德似乎真正地住在那里。他知道海格巴德的幻想与吸毒对脑子造成的伤害有关，但即便如此，海格巴德诗意的气质仍是他所喜欢和羡慕的。 
两人一起乘火车去了汉诺威，潘戈也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新朋友。海格巴德的父亲很早就离家出走，把年幼的海格巴德和妹妹丢给母亲。海格巴德亲眼目睹母亲患癌症死去，16岁时，父亲也因同样的病症撒手人寰。在高中时，像许多西德学生一样，海格巴德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坚定地反对核战争。但在父亲死后，大麻和LSD取代了政治。 
海格巴德把潘戈介绍给汉诺威的黑客圈子。在这里，潘戈终于找到了像他一样反对权威但又脱离政治的年轻人。毒品和电脑密不可分，潘戈开始了解海格巴德的现实观：唯一的现实是你自己选择的现实。汉诺威的黑客集会意味着整夜战斗在电脑前，用大麻刺激灵感，用可卡因驱除疲劳。 
这些人中，有一个绰号叫做道伯（Dob）的26岁的程序员，本名是德克一奥托·布热津斯基。他在做学生的时候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巧妙地逃脱了服役。他是大型西门子电脑的编程专家，最爱好纯正大麻和佳酿美食。 
潘戈结识了卡尔·寇奇，一位来自汉诺威的混饨俱乐部成员。他很想认识沃·荷兰，但这位混沌俱乐部之父的年龄和政见都使十几岁的潘戈难以接近。30岁的彼得·卡尔是汉诺威一家赌场口齿伶俐的服务员，1988年，当道伯因酒后开车而被没收驾驶执照后，卡尔就成了他的司机。尽管潘戈胡作非为过，但与卡尔相比不过是小儿科。卡尔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常常干些向西班牙走私汽车和毒品的勾当。1985年，他从阿姆斯特丹向西德走私大麻途中被捕，被判处9个月缓刑。 
汉诺威集团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成员叫马库斯·赫斯（Markus Hess），他是汉诺威大学物理系学生。与其他3人相比，他更像个守法公民。他是郊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典型子弟，没有父亲早亡的历史，也没有逃避兵役的劣迹。他在当地的一家公司福克斯公司有一份程序员的兼职工作，该公司专门经营Unix软件。 
这5个人走向电脑的道路各有不同。卡尔曾上过技校，但跟不上课程进度，只上了一年就退学了。此后，他对搞技术的人就特别崇拜。他丝毫不懂计算机，但对懂行的人则奉若神明。道伯则把电脑当作逃避现实的手段，就像喝酒一样。海格巴德则被关于光明会的幻想所驱使。潘戈热爱电脑化空间里的生活，并且一直怀有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黑客的野心。赫斯的少年时代循规蹈矩，遭遇电脑后，他发现了背离父母为他安排的道路的可能性。他喜欢两种生活的强烈反差：他的公开身份是福克斯公司的程序员，却偷偷地在电脑网络的世界里倘佯。 
赫斯很快通过伦敦的一所大学找到了通往互联网络的网关（gateway）。这正是黑客们梦寐以求的进入互联网络的跳板。1986年，赫斯和海格巴德发现了加州的SLAC。由SLAC出发，赫斯又到达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伯克利分校的电脑很难进入，但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却是门户大开。实验室喜欢鼓励外界的研究人员使用实验室的计算机，进入实验室的口令常常就是用户名。在这些悠闲的加州人眼里，安全似乎只是玩笑。 
海格巴德缺乏编程技巧，因此无法领会这家实验室可能提供的机会。而赫斯则能够发现程序中的臭虫并利用系统存在的缺陷。他很快认识到一个叫GNu Emacs的程序可以提供超级用户特权，有了这种特权，他在实验室中如入无人之境。他发现一个用户已经数月没有登录，便决定借用他的账户。他的警惕性很高，每次侵入都小心翼翼地观察用户的动静，一旦发现系统管理员在监视，便立刻溜之大吉。 
1986年10月，在与道伯和海格巴德一起喝啤酒时，赫斯感到情形有些不对，他们似乎有什么新的打算。他们话中提到一个叫瑟吉的家伙，并且流露出有办法用电脑挣到钱的样子。两周后，道伯提出要跟赫斯做一笔交易。只要他弄到伯克利Unix（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出的一种Unix操作系统版本）源代码（source code）的拷贝，定有重酬。赫斯同意了。伯克利Unix的使用很广泛，搞一个拷贝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赫斯花了一周时间汇集了Unix源代码交给了卡尔。直到一个月以后，道伯和海格巴德约他出来散步，赫斯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Unix源代码被卖给了苏联，这意味着你现在跟我们上了一条船。” 
这证实了赫斯的怀疑，道伯的话并非戏言。卡尔、道伯、海格巴德、潘戈和他现在成了一个间谍小集团，向苏联人出卖电脑情报以换取金钱。 
1986年，用黑客活动谋取财富的想法刚刚在西德出现。一位汉堡地区检察官设想：年轻的黑客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电脑专业知识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甚至为苏联效力。擅长操纵他人的克格勃官员要想发展几个任性的孩子作间谍，应该不会是什么难事。不仅神经质的西德政府和充满想象力的研究计算机犯罪的专家有此担心，黑客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可能性。 
汉诺威的黑客小集团决定把他们的黑客才能产业化。在道伯的公寓里，卡尔、道伯和海格巴德在大麻的刺激下进行了整夜的讨论，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如何与苏联人接上头，一种办法是去苏联驻波恩大使馆；另一种办法，也许是从间谍小说中看来的，是往护照中夹一张小纸条，在穿越东西柏林边境时拿给东德卫兵看。3人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卡尔没有他的伙伴们的技术天才，但却不乏勇敢和乐观，他自告奋勇去东柏林接头。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是一群能够进入世界上一些最敏感的计算机的黑客，从这些计算机中他们能窃取到最机密的信息，而这正是苏联人所需要的。并且，他们可以为苏联人提供先进的软件，以帮助他们赶上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苏联人怎不动心？当然他们清楚，这样做是犯法的。但通过向苏联出卖军事和科学情报，他们将能够保持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均衡，因而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做“平衡计划”好了。 
这个想法的关键是，不能向苏联人传授黑客技巧，而是要不断地用恰到好处的情报吊足苏联人的胃口。如果苏联人想要了解黑客的诀窍，那将是一笔一次性买卖，价格可不能太低。他们决定开价100万马克。随着大麻剂量的增加，他们的想象力越发丰富。干吗只同苏联人做生意？为什么不加上中国人呢？这个主意很快被否决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还算不上超级大国。平衡计划必须集中目标。
平衡计划1986年9月，卡尔驾车从汉诺威到西柏林，然后乘地铁到东柏林找到苏联贸易代表处。他对卫兵说他有个商业建议，希望与代表处的人谈谈。他相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克格勃。半小时后，出来了一个人，问卡尔有什么要求。卡尔解释说，他是来自西德的电脑黑客，能够搞到二些“有趣”的信息，不知是否能做点交易。那人点了点头又走进去。10分钟后，走出来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男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瑟吉，然后把卡尔带到另一间屋子里。 
卡尔再次讲述了他的来意。瑟吉似乎不大明白“黑客”是什么意思，卡尔尽其所能作了解释。他说黑客可以闯进许多西方的计算机系统，夺取从高能物理研究机构到银行的种种情报，他愿意把相应的黑客技术及美国的一系列军用计算机系统的登录名和口令一次性卖给苏联人，条件是买方一次性支付100万马克。瑟吉吃了一惊，但没有说什么。 
瑟吉肯定觉得又好笑又好奇。这是他第一次见识电脑黑客。由于苏联感兴趣的技术，特别是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大多在“巴统”的禁运范围之内，苏联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各种手段想方设法获取西方的软件和硬件。FBI始终坚信，硅谷遍布苏联间谍。它声称苏联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美国的技术盗回国内。它怀疑领事馆内暗藏着林立的天线和各种监视设备，目的都是为了捕捉硅谷的电话通讯。 
没人知道苏联是否有利用西方的年轻黑客的计划。至于苏联人已经集结了一组精选的年轻专家以刺探美国计算机、派遣瑟吉这样的人潜入混沌俱乐部的集会以招兵买马的理论，恐怕只是西方官员的神经过敏。但当卡尔主动找上门来的时候，瑟吉不禁心动。 
瑟吉告诉卡尔，他很感兴趣，但他还不可能为一些他不仅没见到、而且也没弄清的东西付100万马克。他要卡尔下次带一些样品来，以便他拿到莫斯科进行分析。如果情报确实值100万马克，他会付这笔钱的。随后，瑟吉拿过卡尔的护照，作了一些记号，便离开了房间。很快，他回来告诉卡尔说，下次再来的时候，走弗里德里克或是波赫马大街的边境检查站，警卫会放他自由通过。当时西柏林人要想去东柏林，通常要提前一天申请，再交25马克。 
两天后，卡尔开着道伯的车来到波赫马边境站，果然，警卫只看了一眼他的护照就挥手放行。这次他交给了瑟吉一些样品。两星期后，莫斯科有了回音。样品里的确有些有趣的东西，但还远远达不至莫斯科的要求。100万马克是没戏了，但瑟吉表示，彼此仍可以做点交易。苏联人希望得到有关雷达技术、核武器和星球大战计划的资料。要是能弄到VMS和Unix操作系统的源代码、编译程序以及CAD／CAm 软件，西德黑客们将不会空手而归。 
瑟吉交给卡尔两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小孩，还有这位妇女的名字、地址和电话。瑟吉交代卡尔，如果西柏林当局间他为什么频繁穿越边境，他应当回答说去看女朋友，他们有个小女儿。 
此后卡尔每周到东柏林见瑟吉一次，每次领取600马克。但瑟吉对他带去的东西却不满意。他告诉卡尔，交来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信息索引而不是信息本身。卡尔有些焦急，他不想让平衡计划付诸东流。他决定带潘戈去见瑟吉。他对瑟吉吹嘘说，潘戈是个出色的黑客，一定能弄到有价值的情报。 
潘戈给瑟吉带去了一些见面礼：DEC计算机的安全程序及其他软件。但瑟吉不为所动。他说他需要各种先进的工程软件，或者是用以设计芯片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潘戈解释说他能够通过一台电脑周游全球，但在目前，他传输信息的手段极为有限。他的调制解调器速率太慢，盗窃瑟吉所需的软件要花上几天时间，这样做太危险了。能否提供一台强有力的电脑和高速的调制解调器？“如果有合适的设备，我就能完成任务。”毕竟，使用一台高性能电脑从事黑客活动是潘戈的梦想，但他没有告诉瑟吉。 
一般18岁的少年，无论对电脑多么热爱，都不会与克格勃间谍谈生意。如果有人问潘戈，如何从政治甚至道德的角度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潘戈多半会耸耸肩膀，点燃雪前，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无关宏旨。这和政治、道德有什么关系呢？黑客活动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信息及其内容不过是第二位的。他只想要一台强大。的电脑用以施展才能，自己负担不起而苏联人却有这个财力。既然他们能帮助他满足愿望，那么替他们搞点东西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甚至觉得他的行为具有某些英雄色彩，因为他的动机非常纯洁：要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黑客。平衡计划只是这个伟大目标的第一步。而卷入只有在间谍小说中才能读到的阴谋，更令他觉得充满刺激。 
和他一样，赫斯也对加人间谍集团感到兴奋。他知道这样做意味着犯罪，但他绝没有停止黑客生涯的意思。他刚刚看了电影《战争游戏》，其中的少年黑客打入了北美空防指挥部（NORAD），几乎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迫切希望再现这个少年的荣光，因为他已侵入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而这一实验室四通八达。他坚信，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定能进入NORAD。 
赫斯一直坚持说，黑客活动对他来说只是一场惊险游戏，他对军事网络的兴趣源于他想偷吃禁果的欲望，而不是为了给苏联人跑腿。他继续进行入侵。 
当卡尔交出赫斯搞到的Unix源代码后，瑟吉第一次付出了一笔重赏——25000马克，全部是100马克的现钞。此后，根据瑟吉认定的软件的价值，他支付的报酬从3000马克到5000马克不等。卡尔的做法是至少把一半钱留给自己，另一半则分给软件的提供者，他觉得自己拿得心安理得，因为最肮脏的活都是他干的。而且此时他失了业，这笔进项对他格外重要。尽管如此，没有人因为平衡计划而大财，事发前，瑟吉付给这个间谍集团的钱总共只有9 马克。 
建筑
潘戈怀疑卡尔和其他人只是为了钱，而他却有自己的理由。靠黑客活动挣钱，去东柏林与苏联特务接头，只是他选定的黑客生活的一部分。他相信黑客本身自有其存在价值，而他是这一价值的卫道士。他的这种想法部分是出自吉布森的小说《电脑魔异》。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吸毒成痛的计算机牛仔凯思，通过侵入网络、盗取数据而使自己从腐化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电脑魔异》成为潘戈的教科书。要不是因为他已有了别号，他就会给自己取名凯思。在潘戈的头脑里，为苏联人做事有很正当的理由，因为凯思也会这么做的。他模糊地意识到，出卖情报好像与间谍活动有关——但他无法把它与自己所于的联系起来。他在做的事情是他一直不曾放弃过的事情：侵入计算机。而现在终于有人认识到他的天才了。 
到了1987年，潘戈继续为瑟吉工作，但他在寻找苏联人所要的东西方面进展甚微。每月卡尔给他打一次电话，问他有货没有，而潘戈总是给予否定的回答。他知道自己辜负了卡尔的期望，但侵入计算机越来越难了。卡尔对潘戈日渐失望。道伯的态度也令人生气，他变得无精打采，虽然他精通西门子电脑，但却没找到任何源代码。与此同时，瑟吉要求卡尔开除海格巴德，因为他毒瘾太大，而且口没遮拦。 
只有赫斯赢得了瑟吉的尊敬。赫斯似乎精通美国的军事网络，而且，只有他能定期提供一些成果。平衡计划已逐渐从百万马克的梦想一落成为零打碎敲的小买卖，稍微大一些的生意都靠赫斯。 
但赫斯不知道的是，他正在一步步落人圈套。 
克利夫·斯多的执着克利夫·斯多一眼看上去就像个电脑狂人。他留着长长的棕色卷发，没有一刻安宁的时候，说话也带着极度夸张的意味。他的举动显示，他也是60年代的产物。 
斯多6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是狂热的反越战分子，思想左倾，但却不是新左派的一员，因为他自认讨厌一切教条。他更多地依照自己的原则做事，比如说，他的一个原则是，他只为纯粹的科研机构工作。他绝不会进入劳伦斯利沃莫尔实验室（LLL)，因为它担负着为美国军方设计核弹头和星球大战武器的任务，更不必说申请国家安全局（NSA）的职位了。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主要职能是保证美国政府和军方通讯的安全性，破译外国的秘密通讯，以便搜集情报。在那里工作的计算机专家，在斯多看来，属于间谍一类。 
所以，1986年，斯多来到了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LBL）。LBL坐落在伯克利校园内，是LLL的姊妹实验室。斯多的主要工作是为夏威夷的天文台设计望远镜。其时里根政府正在削减基础科学的研究费用，而把资金转移到军事武器的研制上。斯多的研究经费告罄，他被迫寻找其他的活计。好在他中学和大学时代都热衷于计算机，这使得他比其他天文学家多了一点优势。8月，他应聘成为LBL的电脑系统管理员，负责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及帮助实验室的科学家更有效地使用大型主机。虽然这并不是斯多理想中的工作，但他总算可以留在伯克利了。 
斯多最初的任务中，有一件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消除一个微小的会计误差。实验室自行设计的会计软件显示：系统的账目和实验室的实际计费有75美分的出入。为了这神秘的75美分，斯多一直工作到深夜。 
他渐渐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有人在盗用实验室的账户从事侵入活动。这个黑客会造成危险吗？LBL系统中的信息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并不关乎国家安全。黑客可以看到项目申请书。电脑系统的说明。闲聊的电子邮件甚至情书，这些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斯多担心的是，黑客会利用LBL的计算机跳到互联网的其他地方。实际上，入侵的黑客已开始对LBL的计算机失去兴趣，正试图远程登录到Milnet上——这是一个连接国防部各基地的军事网络。 
斯多一向憎恶军方，所以他并不清楚Milnet上运行着一些什么东西。但仅仅看到一些军事基地的地址就足以令人相信这件事非同小可：阿拉巴马州红石导弹指挥部，帕萨代纳喷气推进实验室，阿尼斯顿陆军兵站，弗吉尼亚与佛罗里达海军基地，加州埃尔瑟冈杜空军系统指挥部航天分部。黑客不仅打入了这些地方，而且还在有意寻找一些信息。他命令计算机搜索带有“隐形”、“核武器”和“北美空防指挥部”字样的文件。他还侵入了有关航天飞机秘密任务的档案。 
斯多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过，曾听到许多有关黑客的故事，但他认为那些人只是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者而已。然而他这次的感觉却有所不同。他对这个黑客在全国性网络中肆行无忌十分吃惊。很多情况下，黑客只进行一些简单的猜测就可以令计算机系统门户大开。这些系统的安全管理惊人地松弛。例如，一个远方账户可以使用“客人”作为登录名和口令。或者，使用姓作登录名，使用名作口令。因而，黑客可以命令计算机显示所有的用户名，然后用这些名字逐一试验以进入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当黑客设法获取了超级用户身份后，他可以建立自己的账户，或是改变现有账户的口令以备将来之用。 
当斯多看到黑客到达了LLL的一台机器时，他惊慌起来，因为那里有核弹头和星球大战的秘密。他打电话给LLL，通知系统管理员关闭那台机器。 
斯多怀疑这个黑客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安分的学生，决定要在他现场作案时将其抓获。他设计了陷饼，把黑客每次入侵的情况记录在打印机上，还写了个程序，每次入侵者登录，电脑就会呼叫他。所有黑客活动的细节，斯多都详尽地记在一个登记本上。很快，追踪黑客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偶尔，他会在办公室里打地铺以对黑客进行昼夜监视。 
在计算机系统中发现一个人侵者，和入侵者成功地猜出口令从而打入系统一样，充满了偶然性。追踪黑客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需要大量时间，还需要运气。特别是当黑客总是小心翼翼掩盖踪迹的时候，追踪者必须具有和黑客同样高超的技巧。这意味着分析黑客的思维，预知他的下一步行动。像斯多这样的系统管理员之所以对黑客穷追不舍，不仅仅是因为计算机安全遭到了破坏，还因为他的自尊也受到了伤害。他必须保证实验室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把黑客拒之门外。 
追踪黑客对斯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黑客的活动横跨许多网络。他可能与某个网络只连接几分钟，何时连接也难以预料。因而，斯多尽可能地使追踪活动自动化。起初，他不知道入侵者由哪个端口进入，所以在通往被袭击的计算机的每条线路上都安装了打印机。这一措施使他很快发现入侵者使用的是X.25端口。这是一个世界通用的端口，所以入侵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动。黑客一旦入侵，斯多的寻呼机就响起来，这时无论是在洗澡间里，自行车上还是早餐桌前，斯多都会立即放下一切，冲到计算机前观察黑客的一举一动。 
这场追捕战愈演愈烈。许多次斯多已经精疲力竭了，入侵者仍在那里不断撬门。斯多开始怀疑入侵者会不会是一台机器人。有可能存在一个专门用来寻找军事情报的计算机程序吗？他很快否定了这一点，因为入侵者常常拼错单词。 
这个黑客也不可能来自伯克利分校，因为虽然他熟悉Unix，但却对伯克利Unix一无所知。他到底来自哪儿呢？ 
斯多一直在学术圈内工作，与外界接触很少。在他眼里，一切事物都黑白分明。从事纯粹科学研究。拒绝与军方合作的科学家是好人，而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军方则是邪恶的、不可信任的。这个黑客也是这样。他不仅在他无权进入的计算机系统中游荡，而且还在浪费着斯多宝贵的时间，这些时间他本应用来帮助实验室的天文学家设计望远镜。一些宽宏大量的同事谈到少年黑客时只是淡淡一笑，但斯多却觉得他们不可原谅。他希望把他们送进监狱。 
斯多知道要想抓住黑客，就必须追踪电话。而这样做必须有搜查证。为此，斯多做了一件有悖自己原则的事情：他给FBI打了电话。他解释说，他的计算机中有一个黑客，似乎对军事机密十分上心。FBI的回答令他吃惊：警探们有比75美分误差大得多的事情要做。 
地区检察官的态度要好得多。斯多告诉奥克兰市检察官，为了追查到黑客电话的起源，他需要电话公司的合作，而电话公司必须有搜查证才能行动。检察官立即签发了一张搜查证。 
在电话公司的帮助下，斯多追查到弗吉尼亚州麦克林一家国防工业承包商门下。这家公司赌咒发誓说，它绝没有可供黑客利用的安全漏洞。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黑客以该公司为跳板潜入其他电脑，给公司留下了上千美元的电话账单。他还在系统中埋下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在用户输入口令时复制一份送到一个隐藏的文件中以备后用。这家公司的系统管理员惊慌失措。他们要求斯多保密，因为如果人们知晓了一家承包制造计算机安全系统的公司遭到了黑客的袭击，那可是天大的丑闻。作为交换条件，斯多要求公司提供过去几个月的电话记录。 
记录显示，黑客在入侵LBL之前已活跃了好几个月——比斯多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他已经闯入了近30个计算机系统。黑客在Milnet上找到了4个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网址和电话。他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因为它们并不与公共计算机网络相连。但他似乎在步步逼近。斯多思想斗争了一会：为什么要与当局同流合污呢？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拨通了中央情报局的电话。中央情报局的4位侦探立即赶到伯克利。 
至此，斯多的努力已同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国防情报局，甚至当初无动于衷的联邦调查局搅在一起。尽管他时时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但却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深入的电话追踪已显示，黑客发动袭击的地点在德国。这种国际联系使斯多嗅到阴谋的味道。他想象黑客间谍们在黑暗的小巷中互相耳语的情景。然而，他却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现在，黑客事件的揭密依赖于多方合作。当局的行动是迟缓的，斯多只能想象“那边”的情景，并尽量减少黑客可能造成的损失。 
如果黑客开始删除文件或损坏系统，斯多就用unix中的“杀死”指令中断他的联系。如果黑客进入含有机密情报的计算机内，或是试图下载敏感文件，斯多就使用一种低级而有效的方法：从口袋中掏出钥匙挂在黑客入侵的线路旁边，造成瞬间短路。黑客以为这是线路杂音，重试一次，斯多会再次挂上钥匙。黑客最终只好放弃尝试。 
下一步就是等待西德境内的追踪结果。西德邮电部在美国的要求下，追踪到不来梅大学，不来梅大学为此关机3天。但黑客并没有停止行动。下一次追踪显示他是从汉诺威出发的。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黑客就是一个德国人。准能保证汉诺威不是一个跳板呢？要想真正发现黑客的踪影，需要美国和西德当局的密切配合。对斯多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等待。 
1987年的新年来到了，斯多越来越烦躁不安。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知道耐心是必需的，然而他的耐心似乎快到了极限。他不得不依靠官僚当局来完成他的任务，而外国政府的介入只会使事态更加复杂。
间谍曝光看到斯多被黑客折磨得寝食难安，他的女朋友玛莎·马休斯想出了一条妙计。 
玛莎是一位24岁的伯克利法学学生，她生性安静，与斯多的狂躁形成鲜明对比。她建议说，既然这个电子流氓对军事机密如此感兴趣，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设个套？搜集一些政府的公开文件，把它们伪装成绝密军事情报，然后放在LBL的计算机里作为钓饵，何愁鱼儿不上钩呢？斯多恍然开窍。 
两人立即着手搜集了好几百页枯燥的政府文件，为这些文件单独建立了一个账户，每个文件都被精心地重新命名，使看到的人以为它们是在描述一个协调“星球大战”研究的新网络。在其中一份文件里，他们甚至插了一封信，邀请人们写信索取进一步的信息，包括《星球大战网络连接须知》、《1986一1988年星球大战网管理计划》，甚至《星球大战网络成员秘密名单》。斯多把这些文件进行了巧妙的安装，使得只有他和任何假冒系统管理员的人才能看到。剩下的事情就是守株待兔了。 
几天后，黑客照例到LBL巡视一番。果然，他在几分钟之内就注意到了有关星球大战网的文件。他在里面“淘”了1小时之久，这使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追踪者得以成功地查到他的电话。他住在汉诺威的某个地方。 
1987年6月27日傍晚6点，位于汉诺威的福克斯公司依然是一片繁忙景象。公司总裁乌都·福洛尔正要下班回家，门铃响了。门外站着7个人——2名联邦刑事部侦探，4名不来梅警察，还有一位地区检察官。检察官向福洛尔出示了搜查证，罪名是电脑诈骗，而嫌疑犯则是马库斯·赫斯。 
福洛尔吃惊不小，他知道赫斯骨子里有股冒险精神，所以听说他从事黑客活动并不感到意外。但许多程序员都爱好入侵计算机系统，这是预料中的事情，甚至还可以说，赫斯的部分工作就是检验系统的安全性。福洛尔怎么也不能相信，赫斯犯下的罪行有这么严重，需要兴师动众前来调查。 
赫斯也很吃惊，但并不慌乱。警察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又驱车前往他的公寓搜查。两小时后搜查结束，赫斯一刻也没有停留，径直去了一个酒吧参加黑客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在会上，他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第二天他照常去上班。 
但经过这场事变，赫斯不再进行黑客活动了，但他并没有停止向卡尔和瑟吉提供软件。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许多软件他不过是从福克斯公司的计算机上拷贝下来的。 
与此同时，斯多越来越不耐烦。第一次追踪成功已经过了5个月，但当局却连调查进行到哪一步都不让他知道。 
最终，在6月底，斯多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告诉他已经抓住了那名黑客，他的家和办公室也被搜查过了。但他们仍拒绝透露黑客的名字。既然黑客已经就擒，LBL就不必再设钓饵了。于是斯多立即更换了实验室的口令，加强了安全防卫。神秘入侵从此消失了，斯多也恢复了他的日常工作。他和同事谈起这起计算机入侵的道德含义。斯多认为，计算机网络是科研人员、计算机专家和学生共享信息、合作研究甚至谈情说爱的工具，用户必须相互信任。随着网络的扩张，这种信任感也必须加强。那么，如果类似汉诺威黑客的家伙出来滥用网络，计算机专家怎样才能建设和维护像互联网这样的开放网络呢？对斯多来说，这一事件暴露了一个难以走出的困境：要安全还是要信息交换？ 
他开始考虑写作一本书，描述他追踪西德黑客的过程。1988年初，他整理出一份写作提纲，并为一家计算机杂志撰写了一篇技术论文。但4月的时候，就在这篇论文得以发表之前，一份名为《迅捷》的德国杂志捷足先登，披露了汉诺威黑客事件。很快，《纽约时报》也在头版刊出西德黑客的故事，并提出利用网络从事间谍行为的可能性问题。LBl 为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几天之内，有关西德黑客在机密的美国计算机系统中横行无阻的消息就传遍了各地。一个机灵的记者甚至设法打听出赫斯的名字予以公布。许多媒介打电话到他家里。 
赫斯竭力躲避记者。他猜想他在LBL的黑客活动被迫踪了，但他没有想到他受到斯多如此严密的监视。《迅捷》的报道更令他大吃一惊：上面赫然登出他坐在电脑前的照片！那是通过他公寓的窗户偷拍的。 
这一事件本来会被人逐渐遗忘，如果不是出现了那份电传的话。 
1988年初，慕尼黑警察局想在慕尼黑和威斯巴登的联邦警察总部间建立一条高速数据专线，以传输电传信息。由于电传通讯的特殊要求，编程工作既费力又不讨好，警察局请利多富公司（NixdOrf）来做，利多富则把它转包给柏林的一家小软件公司。凑巧的是，这是潘戈新开的公司。此时的潘戈还在技术大学读书，但他已经放弃功课一心追求金钱。他开玩笑说自己已成了雅皮士。 
潘戈的公司正愁没活干，当然不会放弃送上门的机会。潘戈觉得此事十分滑稽。他，一个西德有名的黑客，为苏联人服务的“左翼人士”，现在开始为警察局效力了！他的同事帮助警察局架好了线，然后请慕尼黑警察局输送一段电传样本，以便拷贝到磁带上，带回柏林试验用。这位同事把电传打印出来给潘戈看，潘戈十分得意。上面有一封红色旅发给西德研究部长的恐吓信，还有两位警察局高级官员的旅行日程，附带计划中的保安措施。当海格巴德到柏林来访友时，潘戈忍不住把电传拿出来炫耀一番。 
海格巴德此时的处境每况愈下。他屡次进出精神病院的戒毒中心，对他头脑中的幻想更加坚定不移。他认定艾滋病的缩写AIDS的真实含义是“反光明会摧毁系统”，而自己正是艾滋病的起源，上天让他感染上这种病毒是为了彻底消灭光明会。他的毒痛越来越重，因而，当一位汉堡的记者找到他挖掘有关计算机入侵的材料时，他告诉他们，自己是最强大最有才能的黑客之一，但他们必须高价收买他的故事。 
他声称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的入侵。记者们想亲眼见识一下海格巴德的本事，就给了他500马克，让他到汉堡的一家高级饭店住一晚。他们甚至还出钱让潘戈来了一趟。西德黑客对媒介的这种做法习以为常：他们一向靠泄露秘密换取报酬。记者们告诉海格巴德和潘戈，如果故事能在（迅捷》之类的杂志上刊出，他们还会付更多的钱。 
在汉堡的饭店里，海格巴德对记者发表了一通黑客宣言，当然不乏海格巴德·西莱恩上尉和光明会之类的故事。他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准备发动未来战争——一场以“软炸弹”即电脑病毒为武器的电脑战。“是的，”海格巴德总结说，“这场电脑战，我们的软战争，已经开始。” 
但当记者请海格巴德坐到计算机前时，他根本无法证实自己的神话。他试图进入好几个地方的电脑系统，但都悲惨地失败了。他知道自己必须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 
所以，他想到了潘戈给他看的那份电传。他向记者炫耀说，黑客们甚至打入了慕尼黑警察局的系统。 
这时已是1988年7月，黑客故事已发表了3个多月。报刊上有关此事的喧嚣仍未平息，潘戈开始害怕。他对“星球大战网”的事情一无所知，但全西德的人都在谈论间谍案，这使他十分不安。他与海格巴德议过此事，但海格巴德已陷入疯狂状态，对许多记者胡言乱语。他对道伯抱怨海格巴德的多言，道伯安慰他说，没有人会相信海格巴德说的话。 
然而西德电视记者阿曼和莱哈特听说了海格巴德的电传故事，径直到柏林寻找潘戈。阿曼深信汉诺威黑客案与苏联有关，所以，当上司安排他采访黑客潘戈时，他立刻答应了。潘戈对记者们讲述了电传故事的真相。很好，记者们说，但他们现在想了解有关赫斯的情况。 
“你跟赫斯熟悉吗？” 
“我根本不认识他。” 
“能不能谈谈有关黑客和间谍的事情？”记者们穷迫不舍。 
“我对此一无所知，”潘戈坚持说。 
阿曼并不灰心。“你听说过星球大战吗？还有北美空防指挥部？” 
到这时，潘戈已喝了3大杯啤酒，开始松弛下来。 
“好吧，”他平静他说，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确实，有一些软件交给了苏联人，但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开始讲述整个故事。记者们吃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掉下来。他们安排潘戈向秘密警察自首。 
自首数月以后，潘戈为自己感到庆幸：他发现，在他自首前几个星期，海格巴德已在律师的鼓励下自首了。两人的想法惊人地一致：通过自首换取特赦。哪怕潘戈再迟几天，当局可能就会对他立案侦察了。 
到1988年底，卡尔隐隐觉得有人在监视他。第二年元旦后不久，卡尔又来到东柏林，交给瑟吉有关莫里斯蠕虫案的报告。他相信，如此威力强劲的蠕虫程序一定是苏联人感兴趣的。他还交给瑟吉一份由克利夫·斯多撰写的病毒报告。事情真是充满了讽刺性。 
瑟吉对卡尔说，他们的活动必须暂停。他相信西方的情报部门正在监视卡尔的活动。卡尔想，该移居西班牙了，开一家电脑公司。与瑟吉的生意越做越清淡，现在他又提出暂停，谁知道这一事业会不会就此破产。卡尔希望到国外重打锣鼓另开张，把间谍的事情彻底抛在脑后，这样他就永远不会被抓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看起来他们将毫发无损。 
就在这时，警察行动了。 
1989年3月2日凌晨，道伯、卡尔和赫斯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捕。当天晚上，300万西德电视观众从阿曼和莱哈特制作的“广角镜”节目中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节目的第一个画面是柏林格列尼克大桥，这是东西方交换间谍的场所。黑客的侧影被打在屏幕上，接着，镜头切换成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有许多箭头，由硅谷指向莫斯科。观众意识到，这是一起重大的间谍案，预示着一个新的高科技问谍时代的到来。克利夫·斯多出现，讲述了发生在LBL的事情。他凝视着观众，若有所思他说：“有人侵入我的计算机寻找有关星球大战的信息。” 
节目主持人宣称，黑客间谍案是1974年纪尧姆案件以来发生的最大间谍案，在那起案件中，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的密友和助手冈特·纪尧姆被发现是东德秘密警察的一名上尉。全国大哗，勃兰特被迫辞职。这次，西德秘密警察的头目称黑客的行为“是一种新的恶意侵入我们的数据网的手段。”内务部发言人则说，逮捕这些黑客“给了克格勃狠狠一击。” 
“广角镜”在媒介引起了连锁反应。间谍在西德人中向来是一个敏感话题，他们尤其对这种新的阴险的间谍活动方式感到震惊：心怀不满的青少年发现计算机的薄弱环节，利用它们威胁西方的军事安全。官员和计算机专家不断强调说，北约的一些最机密的数据，就藏在赫斯和其他黑客进入的计算机中。即便他们获取的数据是未加保密的，苏联人也可能根据这些数据推测出绝密情报。 
但是，没有多久，内务部就开始从给克格勃狠狠一击的说法上退缩。随着新闻最开始的轰动效应的减弱，多疑的记者开始询问：这一群黑客问谍到底给国家安全造成了多大损害？他们出卖了高度机密的情报吗？还是仅仅一些无害的公用软件？
对黑客的审判“广角镜”没有暴露潘戈的名字，因为他与记者有约在先。但他并没能隐姓埋名多久。几天后，有关谁卷入了间谍案的传言就在黑客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混沌俱乐部之父沃·荷兰怒不可遏。如果潘戈确实与此事有染，那将是对黑客精神的不可饶恕的背叛行为，对混沌俱乐部也是极大的损害。他起初根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更不相信潘戈会卷人其中。他一向认为潘戈有点天真，但还不至于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他痛恨的倒不是出卖软件给苏联，而是出卖来自混沌俱乐部的软件并向西德秘密警察告发俱乐部成员。在他看来，这比官方的指控要严重得多。 
几天后，西德最大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登出了所有卷入间谍案的黑客的姓名。潘戈与海格巴德与当局合作的经过也被逐渐曝光。 
潘戈立即起来捍卫自己。面对人们对他从事间谍活动、背叛朋友、与当局合作的指责，他给“风险论坛”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该论坛是一个探讨计算机潜在危险的国际性讨论组，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专家中影响很大。“风险论坛”的主持人、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彼得·纽曼在论坛中读到潘戈的电子声明，大吃一惊，决定全文发表： 
日期：1989年3月10日星期五10：09：25 
自：汉斯·胡布纳＜pengo＠netcs.SMTP＞ 
事由：克格勃／阴险黑客的新闻 
我成为网络社区中的一名积极成员已有两年时间，现在，我想直率地声明：我的网络活动与东、西方的秘密机构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现在20岁了），的确有一个小团体试图与东方的一个秘密机构达成交易。我卷入了这个小团体，1988年夏我向西德当局报告了我卷入其中的来龙去脉。我希望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至于我本人，我把自己视为一个黑客。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摆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得来的。不错，这些计算机有许多是企业机构的私有财产，它们甚至一点都不知道我在使用它们的机器。我认为，黑客创造性地使用着技术，而不是仅仅把技术当作一份工作——他们为电脑社区提供了有益的服务。有人已经指出，大多数“有趣”的现代电脑概念都是由自称“黑客”的人们发展和总结出来的。 
我16岁的时候开始入侵外国系统。我只对计算机、而不是其磁盘中存储的数据感兴趣。我那时正在上中学，根本没钱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我通过x.25网访问计算机系统，对其松弛的安全管理喜出望外。 
你也许会说，我应该耐心一点，等到上大学时再玩电脑。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能够明白；等待不是一件我那个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我已经陷入计算机中而不能自拔，所以我不断地进行入侵活动。我希望我已把原因解释清楚了。这绝对不是为了使俄国人占据美国人的上风，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乘飞机到巴哈马群岛度假。 
说到惩罚，我已经丢掉了现在的工作。自从我的名字在《明镜》和“风险论坛”上曝光以后，我的商业合作伙伴对我卷入间谍案越来越感到不安。在可见的将来我打算做的几件事都被取消了，这迫使我在某种意义上只好从头开始。 
——汉斯·胡布纳 
对近3万名计算机科学家、学生和研究人员——大多是美国人——来说，潘戈给“风险论坛”的信相当大胆。他们很难对这个自我忏悔的间谍给予多大同情，大多数人觉得可怕。往最好的方面说，这是一个不知自己所为何来的家伙，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如果像这样没有廉耻、自私自利的人经常光顾网络，那么还会有多少潜伏的危险呢？ 
沃也不为潘戈的自我辩护所动。他认为潘戈完全是在为自己开脱，对其冒险行为将会怎样影响其他人，没有丝毫道德上的反省。他决定与这个年轻捣乱分子完全脱离关系。他指示西德的黑客们，只要是潘戈的电话一律挂断。圈子里开始流传一个笑话，汉斯选潘戈作别号简直再贴切不过了：他就像游戏中的那只企鹅一样，为了挽救自己不至陷入灭顶之灾，不断地在冰块上跳来跳去。 
海格巴德也受到围攻。但他没有公开为自己辩护，而且借此机会大发横财：他为一次独家采访开价3万马克。他意识到自己的商业价值来自于新闻价值。两个月后，间谍故事渐渐失去魅力，记者们也开始遗忘这个有着特别绰号的年轻黑客。 
1989年5月23日，在汉诺威北面的一个小村庄外，农夫发现了一具焦黑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个汽油罐。周围3米～4米的植物被烧成了黑色。尸体面朝地俯卧，一手放在腹下，另一只手举过头顶。这一姿势也许表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念头，想卷成一团扑灭火焰。也可能是有人谋害他，而他在拼命逃脱。这就是海格巴德。 
海格巴德之死使黑客间谍案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西德报刊上登出了许多猜测死因的长文。克格勃获得的情报到底重不重要？海格巴德会用如此痛苦的方式自杀吗？不像眼药或是开枪自杀，自焚往往使死因变得扑朔迷离。离奇的谣言开始不胫而走：海格巴德是被左翼恐怖分子杀害的，他们曾收买他充当黑客打入国家计算机窃取情报，现在又杀人灭口。  
很多人相信，海格巴德至少是被媒介和政府“谋杀”的：它们只想从他嘴里套出东西，为了达到目的根本不管他的处境。他死于23日不是出于偶然：在《光明会三部曲》中，23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数字。“所有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死于23日，”在书中，一个光明会成员对他的同伴说。 
哈伯的一群朋友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我们为我们朋友的死感到愤怒和悲伤。我们确信，如果不是因为警察和媒介把他当作罪犯，毫无原则地追求轰动效应，从而将他逼上绝路，他还仍然活在世上。 
1990年1月11日，法庭正式开庭审理黑客间谍案。开始，主审法官想要上一堂短课。他要求道伯解释“黑客”意味着什么。 
“根据我所了解的，”法官间，“黑客们试图进入计算机系统。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道伯显然不愿在法庭上授课。“侵入电脑是一门现代化的电话艺术。”他回答。 
法官仍然迷惑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必须有一条电话线，”道伯说。 
法官对新知识锲而不舍：“如果我想进入汉诺威大学图书馆读一本书呢？” 
“我对内容从来不感兴趣，”道伯说，“我只对计算机本身感兴趣。” 
“好吧，”法官说。“假设我们在一个黑客的公寓里。他会做什么？一般的入侵活动会持续多久？” 
没有回答。 
与传授黑客知识不同，道伯在讲述“平衡计划”的由来时显得很积极。他说，他们的动机是建立超级大国间的平衡。苏联应该拥有比自家制造的软件更可靠的西方软件以控制核弹，否则的话，苏制软件可能会漫不经心地引发核大战。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卡尔也利用世界和平大作文章，但法官对此很冷淡。“世界和平？在你对警察所作的193页证词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世界和平。” 
黑客们对世界和平的关注很快上了报纸头条。《黑客们想要保证世界和平》是第二天柏林《日报》的大字标题。 
赫斯在法庭上历数了他入侵的电脑。在上百次的尝试中，他进入了大约30台电脑。他承认自己无法改掉入侵的嗜好。 
“为什么？”法官问。 
“入侵是一件上瘾的事情，”赫斯说，“在你惹上麻烦之前，这种瘾很难戒掉。” 
潘戈也出庭作证。他介绍了把他引入黑客行动的科幻小说，如约翰·布鲁纳的《电波骑士》和吉布森的《电脑魔异），以及书中的电脑朋客。 
“书中的角色是不是赚了很多钱？”法官问，显然没有理解潘戈试图表述的东西。坐在后面的潘戈的朋友们大笑起来。 
“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刺激是冒险，就像突然置身于一部电影中。” 
斯多专门从美国赶来作证，他证明赫斯入侵了LBL，但却无法证明情报流入了苏联。赫斯坚持说，他给苏联的只是拷贝来的公用软件，与入侵电脑活动毫无关系。 
尽管黑客间谍臭名昭著，法官最后不得不承认：被告对西方安全危害甚小。最后的处置很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间谍案中最为活跃的卡尔，被判2年徒刑，3000马克罚款。赫斯被判1年零8个月徒刑，1 马克罚款。道伯被判1年零2个月徒刑，5000马克罚款。但他们都不必进监狱服刑，只须服缓刑。事实上，只有一个人的损失无法挽回：海格巴德。 
斯多此前已在美国出版了《杜鹃蛋》，记叙了他追踪西德黑客的过程。他写道：“一个本领高明的黑客能够进入许多计算机，就像一个能干的窃贼可以撬开许多房门一样。加固门户、切断联系、设置特别障碍，采取这些应对措施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使笔者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宁愿看到未来的网络和电脑社区建立在诚实和信任的基础上。” 
斯多的期望显然过高了。西德间谍案审判后不久，斯多转到哈佛大学天文物理中心工作。他仍然是一位系统管理员。一天，他上班时发现，他的电脑收到了一条讯息：“现在蛋在杜鹃的脸上。”这里，”脸”显然是指斯多的电脑显示器。 
中心的电脑通过互联网与外界相连，对斯多不怀好意的黑客无疑是走这条路径进来的。中心被迫切断同外界的联系，用两周时间进行整顿。 
很快，斯多接到了一个陌生人从澳大利亚打来的电话： 
“你好！我是戴夫，从你的书看，显然你讨厌黑客。其实你大可不必，你应该对我们表示钦佩，因为我们很灵巧，能打入你的电脑。” 
4月，同斯多捣乱的3名黑客在澳大利亚被抓获。其中2名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的学生，1名是程序员，分别只有18岁、20岁和21岁。他们通过澳大利亚电话系统打入本国和美国的一些电脑网络，受害者包括波士顿。纽约、普渡和得克萨斯大学，花旗银行，DEC公司，甚至两家绝密研究机构。 
计算机应急小组为此发表声明警告说：“入侵者正在不断地尝试进入与互联网相连的计算机中。” 
该小组是一家专门保护互联网安全的组织，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内。而此时，大部分公众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日后如火如茶的互联网第一次为人所熟知，要归功于另一桩著名的黑客案件：莫里斯蠕虫案。
《杜鹃蛋》的故事随着计算机和电话逐步从精英标志变成全民性的基础设施，黑客不再是一种修炼，而成为一种职业。不再是一种游戏，而成为一种犯罪。如果说Levy的书还是一本充满理想色彩的旧派武侠小说，那么，C. Stoll的《杜鹃蛋》(1989)堪称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它第一次把黑客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黑客极具破坏性的黑暗面也浮出海面，并且永远改变了黑客的形象。迄今仍是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Stoll是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天文学家和系统管理员。1986年夏，一个区区75美分的帐目错误引起了他的警觉，在追查这次未经授权的入侵过程中，他开始卷入一个错综复杂的电脑间谍案。神秘的入侵者是西德混沌俱乐部的成员。他们潜入美国，窃取敏感的军事和安全情报。出售给克格勃，以换取现金及可卡因。一场网络跨国大搜索开始了，并牵涉出FBI、CIA、克格勃、西德邮电部等。《杜鹃蛋》为后来的黑客作品奠定了一个主题：追捕与反追捕的惊险故事。而且也开始了新模式：一个坚韧和智慧的孤胆英雄，成为国家安全力量的化身，与狡猾的对手展开传奇的较量。
与武侠小说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同，黑客作品的作者本人往往就是主角之一。因此使故事更具真实性和趣味性。《杜鹃蛋》的作者就是此书的主人公。围绕作者(追捕者)与黑客之间，究竟谁是真正的黑客，谁是真正的英雄，也富于争议。因为他们同为计算机天才，往往是这个行业一枚硬币的两面。Stoll协助中央情报局擒获黑客，虽激动不已，却也时时感到良心上的不安。而另一黑客事件更使当事人及作者陷入极大的争议。
《杜鹃蛋》简介本书讲述了一个天才的天文学家追踪一个黑客的真实故事。
Clifford Stoll是在美国加州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工作的天文学家，由于科研经费不足，调到计算机中心负责记帐系统的管理工作。在新岗位工作的第二天，他发现记帐结果中一个小小的错误：有75美分的帐单是不平衡的。从这75美分开始，Stoll开始了对一个黑客的旷日持久的追踪。
本书描写从他新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到他抓住黑客并把他送到法庭上为止这中间的曲折经历。Stoll不畏艰难，单枪匹马地追踪黑客，其间他同美国各政府机关和军事机关打交道，要求得到帮助，包括FBI, CIA, NSA等，但是得到的是各种官僚主义的搪塞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视，Stoll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也不以为然。但是Stoll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来抓住黑客。在追踪过程中，几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又几次化险为夷，出现转机。最后，在Stoll的女友，一个法律系高材生的帮助下，Stoll设下圈套，使这个黑客自投罗网，并最终以铁的证据把他送上法庭。
这个黑客是前西德臭名昭著的“混沌俱乐部”的成员Markus Hess，他侵入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窃取情报，出卖给前苏联的克格勃。在本书中描写了他利用Unix系统上著名的共享软件Gnu-Emacs的一个安全漏洞，通过作者的网络侵入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研制核武器的Livermore实验室、Anniston的陆军导弹库、空军系统指挥部、五角大楼、位于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位于西德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国海军海岸系统、陆军第24兵团、一些国防承包商等处的机密计算机。黑客使用和侵入了电话网、西德的Datex-P网、Tymnet、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的局域网、ARPANET和MILNET，总共对400多台军方的计算机实施了攻击。
本书是作者真实经历的真实记录，书中对追踪黑客的全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对涉及到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做了通俗易懂的解释。书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有刚愎自用的上司、由于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而经常互相顶嘴，但是又热心地帮助Stoll的软件大师、傲慢的FBI官员、不提供帮助，只想下山摘桃子的CIA特工、热心提供电话追踪的电话公司技术权威、为Stoll提出鼓励和建议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周旋于各法律部门的实验室女律师、其子制造了著名的Internet蠕虫事件，自己却在国家安全局(NSA)负责Unix系统口令加密系统研制的Bob Morris，还有聪明机智的，在关键时刻想出了绝妙的主意一举抓获黑客的Stoll学法律的女友。
本书正文共330页，书后有三个附录，第一个讲述了作者与Bob Morris的交往和Internet蠕虫事件，第二个是对黑客和制造蠕虫事件的小Morris的法庭审判过程与结果，还有作者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第三个附录是参考文献。
本书出版之后，连续4个月居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电视台多次采访Stoll，还为这次黑客事件拍摄了电视专题片，请Stoll描述追踪黑客的具体过程。Stoll目前仍然在Berkeley从事天文学研究，但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去进行有关计算机安全的演讲。
本书被认为是描写计算机犯罪的一本最好的著作，在许多其他的书中多次引用此书，如著名的Hobbes' Internet Timeline（HIT, Internet大事记，记述了Internet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认为本书的出版是Internet的一件大事，它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以前没人提及的新领域，HIT上对此类事件的记载只有两件，另外一件是轰动世界的小Morris的Internet蠕虫事件。另外Brendan P. Kehoe的《Zen and the Art of the Internet》、Bruse Sterling的《The Hacker Crackdown》等书也多次引用本书和本书所描写的事件。国内出版的一些有关计算机犯罪和黑客的书籍也提到这次事件，如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脑杀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