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靖裔
基本信息
刘靖裔（1880～1932）中国诗人，原名金庆棪，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好友，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史家。曾东渡日本，南下印尼，接受先进思想。先后在省立诸暨中学、浙江第一师范、上海复旦大学执教数十余年。1919年他应经亨颐之聘在浙一师与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一起改革国语教育，被称为“四大金刚”。后任教育部秘书、常务次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等职。二十年代，他曾莅校考察并讲学。
五四运动前就开始写白话诗，是新诗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诗以描写民众疾苦之作影响最大。他的新诗还显示了由旧诗蜕化而来的特点，感情浓烈，语言明快有力，通俗易懂，并以触及重大的社会课题和鲜明的乡土色彩，在五四时期的诗坛上别具一格。1924年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教授。同年出版新诗集《旧梦》。1926年出版第二部新诗集《邮吻》。1928年弃教从政，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浙江大学秘书长，次年去南京任教育部常任次长。出版的著作还有《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白屋文话》、《中国文学史 》及旧体诗集《白屋遗诗》等。1929年还将《旧梦》重编为《再造》、《丁宁》、《卖布谣》、《秋之泪》4集出版。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
1880年10月2日，刘大白出生在一个山明水秀的桃源之乡，这就是浙江省会稽县（现绍兴）平水村。刘大白青少年时姓金，原名金庆，字伯贞，号清斋。 刘大白
1895年，刘大白第一次离开了家乡，赴杭州考科举，得过优贡生，还曾膺拔贡于入京谒选，正在这时恰逢其病亡，才没成功。刘大白成年后，曾任绍兴师范学堂和山会小学教员，于1910年2月结束了故乡看云听水的生活和学堂教书生涯，去北京谋职。刘大白在京谋职未成，决定乘船离京，从海道南归。回到绍兴后，和清末老同盟会会员，光复会会员王世裕合编《绍兴公报》，并且与好友任瘦红在该报共事一年多。1913年，刘大白东渡亡命日本，在日本东京期间，刘大白加入“同盟会”，1915年公开发表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的文章，受到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又不得不离开东京，转赴南洋，先后受到过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在那些地方应当地华侨学校的聘请，教授国文，为时有一年多。 　　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而身亡，刘大白才得以能从南洋回国，定居在杭州皮市巷三号，在《杭州报》任职谋生。1920年6月，刘大白从杭州回绍兴之后，他往返于杭州、萧山、绍兴等地，先后在崇文、安定、春晖等中学任教。在1921年至1922年这两年中，刘大白写了许多新诗和随感，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新诗署名刘大白，随感暑名汉胄或靖裔。刘大白的新诗中有不少是涉及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的。1924年，刘大白加入以柳亚子为首的新南社，同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1924年3月，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五百九十七首诗，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陈望道，周作人为诗集作序，这是刘大白在1919年—1922年新诗创作全盛时期的作品，在刘大白的新诗集中，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的诗，一种是抒情诗，还有一种是说理诗，再有是具有平民思想的诗。 　　1924年2月底，刘大白由杭抵沪，经邵力子的推荐，受聘于上海复旦大学任大学部文科教授，住江湾校舍，后又受聘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刘大白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任教后，开始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刘大白为兴办教育事业，与朱少卿一起加入国民党。刘大白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与徐蔚南、陈望道等教员负责编辑《黎明》周刊。刘大白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运用了“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笔法，切中弊，在校内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6年12月，刘大白另一本新诗集《邮吻》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列入“黎明社丛书”之一，该书共收作者1923年5月至1926年5月三年中写的一百首诗。1928年1月，辞去复旦大学的职务，随即赶杭州任国立浙江大学秘书长之职。1929年8月15日，新任教育部长蒋梦麟请刘大白任教育部常任次长。 
刘大白不但是位创作甚丰的诗人，他在文学的评论方面也有超乎一般见解之上的深刻警辟的思想，著有《白屋文话》、《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等谈诗论文的集子。从刘大白以上三本文学论著来看，他对文学遗产的认识是较全面，评价得颇公允的，他对古人留下的遗产，既不一笔抹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由于刘大白有这个基础，所以无论是他的旧体诗和新诗，都极少用粉饰之字，镂金错采，敷衍成章，很能显示这位诗人精深博大的功力。由于前阶段的潜心研究，在1929年刘大白出版了多种著作，12月，他编写的《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工具书。同年12月15日辞去了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1931年开始，刘大白闭门进行写作。1932年2月13日，刘大白静静地躺在钱塘路九号里的床上，与世长逝，享年五十三岁。
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旧梦》（诗集）1924，商务 　　《邮吻》（诗集）1926，开明 　　《旧诗新话》（诗论）1928，开明 　　《白屋说诗》（诗论）1929，上海大江书铺；1958，作家 　　《白屋文话》（杂文）1929，世界 　　《再造》（诗集）1929，开明 　　《丁宁》（诗集）1929，开明 　　《卖布谣》（诗集）1929，开明 　　《秋之泪》（诗集）1930，开明 　　《白屋书信徐蔚南编》1932，上海大夏书局 　　《中国文学史》1933，上海大江书铺 　　《文字学概论》1933，上海大江书铺 　　《故事的坛子》（散文）1934，上海黎明书局 　　《白屋遗诗》（旧诗）1935，开明 　　《中诗外形律评说》（理论）1943，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鲁迅郭沫若刘大白郁达夫四大家诗词钞》1950，上海秀州出版社 　　《刘大白诗选》（诗集）1958，人文 　　《刘大白精选集》1970，台北宏业书局 　　《刘大白文集》1977，台北大汉出版社 　　《刘大白选集》1981，香港文学研究社 　　《刘大白诗集》1983，书目文献 　　《五十世纪中国历年代编》1929，商务
编辑本段代表诗作
邮吻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只是缓缓地，轻轻地，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我知道这信唇里面，藏著她秘密的一吻。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很郑重地展开了。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一字字一行行，一行行一字字地很郑重地读了。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只是缓缓地，轻轻地，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我知道这邮花背後，藏著她秘密的一吻。秋江的晚上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秋夜湖心独坐 　　被秋光唤起， 　　孤舟独出， 　　向湖心亭上凭栏坐。 　　到三更，无数游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时此际， 　　密密相思， 　　此意更无人窥破；── 　　除是疏星几点， 　　残灯几闪， 　　流萤几颗。 　　蓦地一声萧， 　　挟露冲烟， 　　当头飞堕。 　　打动心湖， 　　从湖心里， 　　陡起一丝风，一翦波。 　　彷佛耳边低叫，道「深深心事， 　　要瞒人也瞒不过。 　　不信呵， 　　看明明如月， 　　照见你心中有她一个。」 　　1921心上的写真从低吟里，短歌离了她底两唇，飞行到我底耳际。但耳际不曾休止， 　　毕竟颤动了我底心弦。 　　从瞥见里， 　　微笑辞了她底双唇， 　　飞行到我底眼底。 　　但眼底不曾停留， 　　毕竟闪动了我底心镜。 　　心弦上短歌之声底写真， 　　常常从掩耳时复奏了； 　　心境上微笑之影底写真， 　　常常从合眼时重现了。 　　1922 　　是谁把心里相思， 　　种成红豆? 　　待我来碾豆成尘， 　　看还有相思没有? 　　是谁把空中明月， 　　捻得如钩? 　　待我来抟钩作镜， 　　看永久团圆能否?
编辑本段旧诗新话
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印刷装订粗糙，错误百出。全书从左往右横排，四十开狭长本，500页订成厚厚的一册，封面灰色，刘大白很不满意。1929年9月，刘大白把《旧梦》完全打散，“剔除了些，添补了些，移动了些，订正了些”，重新斟酌组合，“把撕碎了的《旧梦》，做成现在的——《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4本诗集。上海开明书店分别于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出版了这4本新诗集。 1930年前后，刘大白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1928年5月，《旧诗新话》作为黎明社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29年7月，《白屋说诗》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29年8月，《白屋文话》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29年12月，《五十世纪中国年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成稿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概论》、《中诗外形律详说》等也在其逝世后印行于世。 　　《旧诗新话》共有六十篇诗话，前四十五篇作于1926年以前，可以说是为文学革命“呐喊”的文字。作者要“从古墓中掘出抒情诗来”，以历史中的白话诗为由头，倡白话、反纲常。其文不仅有学问、有见识、有性情、有才华，而且也透露着“五四”的热情、凌厉与欢快。而后面十几篇，则是关于自家诗歌的诗话。 　　《旧诗新话》中有一篇《双红豆》记述了他与江苏农民运动领袖周刚直的友谊。1924年元旦，周刚直赠送给刘大白一双红豆，过了几天又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老树一株，死而复苏；现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时不结子，有时结子仅十余粒或百余粒不等，如将此豆作种别栽，又苦不易活；即活，也不容易长成；望它结子，更不知等几何年。所以此物颇不易得，实是珍品。”刘大白细观此物，颜色微紫，形状颇类心房，感叹古人以它为相思的象征，大约不是无故。刘大白睹物怀人，倍受相思之苦，作了三首红豆词。词前面还有一个小序：一九二四年元旦，江阴周刚直君赠我一双红豆，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 　　1929年10月《旧诗新话》再版时，又增加了五篇，其中的《泪如红豆红》是刘大白在得知故友周刚直惨遭杀害后所作：“书一通，叶一丛，慰我相思尺素中，看花约我同。约成空，恨无穷，死别吞声泪泗重，泪如红豆红。”并在序中说周刚直“因为提倡农民合作的缘故，被赏以赤化的罪名，惨遭杀死了！我知道，周君底心是赤的，周君底血是赤的，周君赠我的红豆，也可以算是赤的:除此以外，甚么是赤的呢？……然而江苏省议员勒令他赤，江阴县知事勒令他赤，五省联军总司令勒令他赤，他又怎能不赤呢？于是三刀斩下，赤血横飞，而周君便真的赤化了”。《泪如红豆红》表达了诗人相约成空、此恨无穷的悲痛心情，词中的情感热烈，似乎能听到诗人的声声泣诉。 　　西安书友文泉清寄我一部台湾的《旧诗新话》，中华民国七十年（1981年）三月庄严出版社三版。系该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刊”之五，封底印有出版《古典新刊》的宗旨：“创行《古典新刊》的目的，在于以浅近生动的白话，透过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重新阐述中国古典作品，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使国人能够了解先民伟大的心血结晶，浸泳于浩瀚的书海中，获得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智慧与才情气概，从而享受到读书的性灵乐趣。” 　　该书由蒋梦麟作序。蒋梦麟是刘大白的老同事，也是老朋友，他们相识于1917年，当时刘大白任浙江省议会秘书，1928年，蒋梦麟任职浙江教育当局，他找到了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白，想让刘大白任自己的秘书，他对刘大白说：“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刘大白说：“来。”就做了蒋的秘书，后来蒋梦麟升任教育部长，刘大白也被任为次长。 　　蒋梦麟的序作于民国四十六年（1957年），说明台湾版的《旧诗新话》初版于1957年。该书有诗话六十篇，删掉了那篇《泪如红豆红》，因周刚直是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所以台湾的出版物不可能收录这种揭自己疮疤的文章。虽同样是六十篇，但也不是完全按初版本照排的，因为初版本是1928年5月出版而台湾的《旧诗新话》中有1928年9月的文章，台湾版的《旧诗新话》是从刘大白的作品集《白屋诗话》、《旧诗新话》和《白屋说诗》三本集子中选编的。 　　刘大白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作为清朝的举人，他的旧学功底深厚，可他反对传统文化的情绪尤为激烈，他与胡适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写作，并致力于新白话诗的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编辑本段文学地位
《卖布谣》最早发表于1920年6月6日的《星期评论》上。这看似浅显实则涵义深刻的短诗，立即为广大读者所喜欢，并由刚从美国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先生谱成歌曲传唱。赵元任先生的音乐创作很讲究字、腔、声、韵的运用，一向以旋律优美流畅、吐字准确著称，像徐志摩的诗《海韵》、刘半农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都是由他谱成曲后久唱不衰；这首《卖布谣》也把当时农村织布人的凄楚表现得极为哀怨。 　　刘大白生于1880年，是我国新诗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在他的家乡绍兴主办过《禹域新闻》，用诗文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称帝。反袁运动失败，他被迫流亡南洋，1919年“五四”运动，他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卖布谣》等就是他倡导用新诗反帝反封建的代表作。 　　当时，写新诗的人不少，但处于刚开始阶段，诗篇都多少带有一些洋味或旧诗词痕迹，刘大白诗的风格却是平易清新，容易入口，这是与他早年中过举人，中国文学功底深厚，又在国外居留多年，广泛接触了欧美文化，思路开阔有关。 　　1924年3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诗集《旧梦》，收集了包括《卖布谣》在内的新诗597首。短短的5年中，他写得这样多，真是诗情喷涌；周作人、陈望道都为他这本诗集写了序，周作人一向很赞佩他的古典诗文的功力，序言中曾表示：“刘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也可见他在写新诗时，力求大众化、通俗化所作的努力。他的诗有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也有对人生的难以捉摸的感叹，如他的《泪痕之群》组诗第37：“明明镜在花前/为什么花又在镜里？/明明水在月下，/为什么月在水里？/明明人在梦中，/为什么我又在人底梦里？”。 　　再如《泪痕之群》第46是这样表达了个人对世事无能为力的感叹：“窗间的蜂儿，/何尝不认识光明？——/但要从玻璃上求出路，/未免太不量力吧！” 　　但他又勉励自己要尽力向前，如《泪痕之群》第48：“不妨的，/无路可走，/走就是了！/筑成的砌成的是路，/踏成的也是路呵！”第65则更昂扬：“筑就了牢狱，/把思想监禁了，/但是她一瞬间就越狱而突飞了。/掘好了坟冢，/把思想埋葬了，/但是她一瞬间就破冢而再生了。”第132虽然又叹道：“我在黑暗的世界里，/只有这一盏孤灯；/如果被吹灭了，/待怎样呢？”这看来又是处于犹豫傍徨中，但在第133中又振作了：“过去的防御线，/只是保护过去的；/未来的，/该重新筑起呵！” 　　在那大变革时代，诗人的复杂心情都通过诗表现出来了。他的诗作被文学史学家认为“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潮”，这一评价很准确。 　　1924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上海大学文学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政务次长。忙于教书和公务，写文学讲义，与民间和底层隔离了，诗也写得少了，也不可能再写出《卖布谣》那样深刻倾诉人民苦难的诗作了。 　　但有的人认为“刘大白稍后的诗作（如《邮吻集》）思想日趋孤寂颓废。”却是对他过于苛求。他的《邮购集》中的诗多数写于1923年至1926年的教学之余，风格不一，有《卖花女》这样含义深刻的诗，也有如一幅画图的《秋晚的江上》：“归巢的鸟儿，/尽管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阳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但也有《西风》这样豪壮之情的诗句：“西风，/你只能在人间放浪吗？/假如我做了你，/就天上的银河，/也吹起它壮阔的波澜来。”虽然不如几年前《卖布谣》那样倾诉民间疾苦，但他忙于教务，仍能有这样的诗情，还是不容易。 　　刘大白去世后的第三年（1935年），上海良友印刷公司编印了赵家璧先生主编、全书10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的新诗卷是约请朱自清先生负责编选，“大系”入选的59家诗人，刘大白的诗有11首，与冯至所选数相同，比第一个写中国新诗的胡适多两首，比戴望舒多4首，逊于郭沫若（收25首）、徐志摩（收26首）、冰心（收18首）、闻一多（收29首）等诗人。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的“现代诗歌”栏目中，由于刘大白在新诗人当中年岁最长，成就也大，把他列为26名的榜首。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大白另一件不亚于新诗写作，却一直被人忽略了的文学成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史》。这部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933年）才出版的文学史，是他没有完成的一部巨著，500余页的篇幅只写了引论，上古至商，周至秦，两汉，三国至隋，唐6章（还有计划中的五代至元、明至清没有写）。他的国学功底深厚，又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影响，谈各种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艺术上的优劣，都特有见地，也是中国文学史中较早出现的一部，对后来的写文学史者启示很多。 　　他博学，论及某一时代的文学时，既能以多个作家的作品为例来表达那一时代的风格，还能引用古今学者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来说明得失，或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来剖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学中，成就最大，出现最早的诗歌，以及被称为“诗的花海“的唐代诗歌，更是从政治原因、宗教原因、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诗歌会这样发达，而其他文学样式又相对处于滞后状态，更是说得详细具体，使人读来清楚明了。都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学的造诣深厚。只可惜他1932年仅52岁时就病故了，不然他这部文学史会更完整、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