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树翰
简介
王树翰，字维宙，另字惕庵。1882年2月1日（辛巳年，腊月十三）生于盛京负郭洼村之东沟（距两陵各15里）。清末举人。1913年后奉天南路观察使、黑龙江龙江道尹、奉天财政厅厅长、吉林政务厅厅长。1924年后任吉林省省长。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  王树翰
清嘉庆年，祖国玉，曾祖担之，自山东平原腰站闯关东，流徙盖州熊岳。居无何，曾祖殁，祖迁次洼村务穑，后业店。翰父王儒，行二，字俊卿，穷厄农者，早逝。翰幼孤贫，母康氏，37岁守节抚孤。母叹，抚孤尚易，有识难为。
年表
1890年光绪十六年，祖业店，家境稍裕，送翰入庠。年幼，禀质逴荦，砥砺犹坚，师重之，同年尚学“三字经”，翰已学“四书”，课余自律，习书法，学诗文，寓目不忘，多能背诵。若乃，课诗属文，俨然大人之作，师嗟赞，祖欣  王树翰书法然。
翰少有大志，一次，知县至，群生哗然出视，师诘，尔何不出？翰戏言：“吾为知府，何下顾？”师未责其狂妄，却嘉勉之：“吾看尔必成才，燕雀安知鸿鹄志，有大志者必有大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尔记乎？《孟子.告子下》”。尔乃空室中，响起：“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末国库空乏，卖官鬻爵成规，捐官实为资助，朝廷鼓励之。祖店业方隆，作主为翰出资捐官，府审通过，统报清廷。“得知府衔以附生资格行走”。虚衔很高，实靡官可作，翰年十三，仅以廪生资格待职，无廪膳（附生无饭费）。有空衔，则朝庭统一配职。几年后，令翰任江宁将军府衙主稿委员，事未果。  王树翰旧宅四合院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于奉天府衙署内习吏职，翰初为笔生。有司观其狼毫小楷，竿头日进，荷角初露，甚阅之，未几，试令之属文，见，文笔畅达，言辞贴切。嘉言：“英年可畏，仕途无量，弗可等闲相觑也”。
少时，衙署行文、呈文、递禀，有司申说缘由，翰则援笔立就。乃其案牍之务，渐次游刃有余。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翰弱冠，升格，乃寓职奉天府巡防营统领部。以案事干练，恪尽职守，保升府经历。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迁职奉天府衙门机要科长。
1908年膺任奉天行省军械制造厂厂长。
1909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废科举后，在京成立吏部学治馆，培养官吏以推行新政。宣统元年，翰循资（按资格）
考入吏部学治馆深造。 
1910年清宣统二年，卒业返奉，派任奉天清理财政局充当科员，兼任奉天被服厂副厂长。后财政司并入度支局，翰升任科长。
1912年清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首义。翌年，民国成立，清廷踣覆。东三省总督兼巡抚改为东三省都督，翰任都督府秘书，兼任度支司岁入科科长。是时南京建立临时参议院（前身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中央与各地组党办会纷纷扬扬。年末，翰加入共和俱进会（任评议部员，会长齐耀琳），差务冗繁，翰请度支司辞去岁入科科长兼职。
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张锡銮继赵尔巽任东三省都督（巡按使）。翰以共和俱进会奉天分会中坚被都督府擢升为奉天南路观察使（相当清正四品知府衔），即清地方监司之职。为翰仕途发轫之始。驻节营口，任职间，每日乾乾，晨兢夕厉。恪守策章，耽研职事。施措行事，切当果决。巡按使张锡銮见其写之南路观察使志，深有感触，大为嘉许，称其有“马周”（唐太宗名臣）之风。
1914年民国三年，营口船户无端寻衅，欲不纳厘捐。6月6日，翰于南路观察使任上，致电奉天巡按使张锡銮，呈请压服营口船户抗捐风潮，饬责商会无事生非为船户请免厘捐。电称：“各船户厘捐抽收多半省部核准，岂能无故免捐。前由商会征收，并无异说。嗣归官办，该会遂免捐。现在船户罢工，装运停歇，每百石抽钱四串，仅合洋六角余，负担并不过重。此次全体要挟，希图抗纳，显示有怀挟意气，从中鼓劲，此风逞长，凡百捐多相率效尤，尚复成事！营口县均拘押勒追，并无不令，应请钧座主张，以戒刁风，而维捐务，除剀切晓谕，转饬所属妥为弹压，仍候示遵”。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翰将选为洪宪议员。其母王太夫人，嗟叹：“此何时？此何事？而可轻乎出？”，翰豁然而止。（见王太夫人墓志铭）。
1916年民国5年3月22日，袁世凯于怅憾中，取消帝制。尔时，消喝稍侵，渐入膏肓。
4月，张作霖以“奉天人治理奉天”为借口，驱遣袁世凯安插东三省心腹段芝贵。4月22日，袁世凯于病中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6月6日，袁世凯病逝。张作霖又兼奉天巡按使，遂掌握了奉天军政大权。此前，翰被派往浙江未及赴任，旋调往滨江道尹，于吉林趑趄间，又为张作霖调回奉天。张作霖秉政奉天省之初，即对左右云：“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以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弃我，当不辞厚币以招之。”尔后袁金铠、杨宇霆、王树翰、王永江等均得重用。斯辈皆关外“知名人世”，张作霖得此赞襄辅正，如虎添翼，实力与日俱增。
民国5年4月20日，张作霖以奉天省财政厅长因病请辞，请翰暂代厅长。翰与渐渐脱颖于政界中的王永江并称“二王”。翰初职奉天省财政厅长，乐不可支，上任之初，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以图整理财政，解决当务之急。翰以奉天金融危殆已极，倘不设法维持，前途不堪设想。翰6月初亲赴商会召集正副会长、各干事暨奉天省富商世贾到会协商。树翰当众演说，指出奉天金融挤兑风潮并非向来如此，缘起中、交两行停兑令出，人心恐慌，才有群众挤兑风潮，如各商极力维持决无不支之理。众皆曰诚然，遂各情愿合力挽救。
民国5年10月6日，奉天省议会开幕。翰以财政厅长身分与会，届时发表演说：“省议会停开于今已三年。今日继国会重开之后又行开会。鄙人追随省长得与盛典不胜荣幸。查历来办财政者怕人监察，所有预算延不交出。鄙人接任之时，尚未恢复省议会，所有用人一层，均奉承省长无不力求节俭。今日开会时间甚迫，所抱政见不便陈述。将来出席之日甚多，俟后再为报告，诸君见闻较广，对于财政应兴革之处，如有见地一经指示，务必照办，今时备顾问，只以诚之语贡献。”
翰针对奉天纸币紊乱屡起挤兑风潮，经张作霖批准进行币制改革。欲乘机从根本上进行整顿，诚属一举而数得，唯其办法皆是扬汤止沸，弥补一时，实无彻底措置之良方，反向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借贷两次，计200万元，对财政罗掘俱穷之奉省仅是杯水车薪。翰向张作霖报告借款经过称，金融日紧，益觉难支，每当窘迫，辄思告贷，道出翰不得已之苦衷。
靠贷借款过日子终非善策。连年军阀混战，庞大军费开支，使已经紊乱之财政近乎无法维持。以此，翰初任厅长乐不可支劲头浸渐消逝。每月文武机关、各界领取公俸，刻不容缓。稍迟则遭诋骂。尤以28师为甚。翰睹此状，遂萌辞意。欲求外放为道尹。翰之辞意，缘起北京召开之财政会和警政会，“二王”皆与会。未几，奉天政界传出翰在京营谋奉天省长之讹言，或谓永江实谗之，语秘不能详也。翰掌财政年余，力主寓富于民，反对苛刻聚敛，渐为张作霖所不悦，张作霖轻信北京传来查无据之讹言，遂欲罢免王树翰，由王永江继任之。
奉天军人倾轧甫息（指张作霖与冯德麟之争），政界恶声又来，询其根由，实有主使者。翰为辽阳派而非辽阳人，辽阳派首领为当时仕宦中推为世擘之袁金铠。翰自接任财政厅长以来所办各事尚无何等过失。如税差委任，属员黜陟，不分派别，一秉至公。伤及派别利益时，乃有芥蒂产生。为派头者不免进馋于张作霖。张作霖本为耳软之人。逐渐疏远翰，最后竟发展到在委任营口、牛海，安东（丹东）、省城、新民等处税捐局长时，不与财政厅长翰接洽相商，越俎代庖插手委派。翰认为税捐局长委任权属财政厅，而今张作霖插手委任局长，是省长对财政厅之不信任，因而促其辞职。
1917年民国6年4月27日，翰赴省署向张作霖质问委差税捐局长之理由，张作霖强词以对，两人争辩3小时之久，翰当即口头提出辞呈拂袖而去。张作霖为颜面不允其请。翌日，翰又以病辞。张作霖即曰：“既有病未便挽留，办理交待可也。”可见翰辞职的真正原因乃是见疑于张作霖，经他人从中调解，张作霖之疑已释，复拟挽留，乃令袁金铠等数人从中斡旋，但翰辞意已坚，张作霖迫不得已于1917年5月以其病假两个月休养财政厅中，财政厅政务暂委王永江代理。同时，翰辞去所兼的烟酒专卖局长职务。
民国6年11月，翰任龙江道尹。张作霖乘黑龙江省敌争之机，向北京政府引荐其亲翁海城鲍贵卿督黑兼省长，并以翰辅佐之。
1919年民国8年，吉林督军孟恩远不安于位，起兵抗奉。张作霖乘机派鲍贵卿转任吉督取而代之，以其亲信、27师师长孙烈臣督黑兼任省长，并助鲍贵卿进兵讨伐孟恩远，黑龙江省督长之职遂命翰护理。至此张作霖囊括了东三省军政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吉林事变平息后，翰以龙江道尹兼任政务厅厅长及广信公司总办。黑龙江省与奉天当局的诸多事情，均由翰往来奔走。翰不愿久陷财政金融及当政事务之中，故兼职并悉辞去，专任道尹。
1921年民国10年春，吉林督军鲍贵卿见疑于张作霖，以疾去职。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兼省长取代鲍贵卿，翰随孙同往。5月9日，翰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代理省长。7月21日，转任政务厅厅长。
1922年民国11年4月，直奉失和，第一次直奉战起，结果直胜奉败，张作霖退往关外，闭关自保，假借民意宣布联省自治，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形成半独立状态。张作霖为笼络吉林省人民的感情，乃令孙烈臣的督军署移驻长春，以吉林省长还之于地方，省公署设在吉林。委吉林士绅魁升为省长，蔡远升为财政厅厅长，翰为督军署秘书长。原代理吉林省长王树翰，固早有吉林省长之希望，因当时形势所迫，省长一席竟于魁升之手。翰遂有些灰心消极，提出辞呈。后经孙督烈臣之挽留及张作霖电劝，竟未准翰所请。但为时不久，张作霖鉴于吉林省政局日窳，命孙烈臣仍回吉林，摒弃魁升、蔡运升。同年12月18日，改以翰为督军署秘书长兼高等顾问、代理省长。12月26日，翰到署视事。
是时，前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已去职，但军政两政高级官吏，多出于夤缘请托，或为孟督军干儿义孙，地方官员也若此。官场腐化，苞苴公行，习于弊风，寡廉鲜耻。翰既管省政，思欲革除积弊，遂于孙烈臣相约，凡督军托交任用而以攀附升迁之人全部拒而不纳用，可见翰兼代省长事属艰难，但确有兴革或除弊之决心。
1923年民国12年，翰代理省长系孙烈臣之委托，故遇用人、行政之事必先行征得孙督军意见，方施行办理，翰上任后，为商请整顿行政、调动官长、调剂金融、整理财政以及收容沙俄旧党等各项重要事宜，特于1923年1月23日，先行赴奉与张作霖商榷妥当，然后偕同孙烈臣一同遄返吉林任地。翰素重俭朴，往来均无异于平民，故其往来踪迹一时鲜为人知。
吉林省政费不足，库款支绌，翰为解决燃眉之急，欲先节流以裕财政。特实行减政，并于自己任过厅长职之政务厅先行一步，共核减50余名，每月可省去大洋3600余元，省署作为首倡，其他各机关亦酌量裁减。翰又亟力规整地方官吏，以节糜费。严禁鸦片，以除流毒。令止官赌，以清政风，取得一定成绩。
吉林地处东北边陲，两大强邻虎视，华洋杂居；尤以俄人居多，旅居俄人旧党时有煽惑。1923年4月，吉林一次护送俄军民120人出境，以靖地方。此外，吉林匪患素来猖獗，境内外国教堂常借口遭匪劫掠，寻衅纠缠。为维护国防信誉，翰下令各地对教堂妥为保护。对教堂在地、教士国籍，有无教产等情况查清理呈报。翰还针对省垣市政不良的情况，责成市政公所负专责，进行管理，便利交通，以壮观瞻。
翰为推行各项新举措，加强与省议会联系，以贯彻实施。为便于咨询，征求意见。翰特委前省议会议长，官银号总办刘砚生为省公署参议，刘氏乃由财政部卸职归吉。翰为治理吉林省求贤若渴，其志可嘉。
孙烈臣督吉兼长，又负奉军陆军整理处统监之责，公务繁忙，常常不能脱身料理吉林军政两务，长期居住奉天省垣，加之宿疾未愈，精神衰弱，惟恐贻误戎机，故向张作霖提出辞呈，并保张作相督吉，翰为省长。张作霖未予允准。于是吉林政务全落在翰一人肩上。身负重担，更是躬身办理，推行其兴利革弊之措施。
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败北后，表面倡言联省自治，实际吉林军政大权仍掌握手中。吉林劣绅杨锡九不服，提出“以吉林人治吉林”的主张，私下里招兵买马，委任将弁，图谋起事，于1923年7月3日案发。杨被吉林警务处捕获，并搜出自治军委任状、“吉林自治军总司令”之木质印信一枚。翰因案情重大亲自过问，派高等审判厅厅长诚允等军政要员多人在省署会审，到4日凌晨4时许方审理结案。初步查明：杨锡九组织自治军，自任总司令，拟纠合股匪起事。翰以案情非同一般，即将供词、人证、物证及杨锡九等要犯于4日晨递解长春督军署发落。此案经复审无误，于7月7日晚7时许，在长春将杨锡九处决，并出示布告以安民心。
翰代理吉林省政后，感到多年来股匪滋扰地方，遍地盗贼，解决匪患为棘手。为仿奉天省大清乡，以除匪患，翰决计恢复于1922年春裁撤的清乡局，定于1923年4月12日开始办公，专司清乡剿匪，维护社会治安。当时吉林匪患已积重难返，为解民悬，制服大小股匪，翰以公署名义下发了一个又一个训令。他认为保境安民，以弭盗为先，弭盗之方以办团练为要。团练系当地子弟，有身家财产关系，其责任心较其他军警尤强。翰指出：各县团队缉捕尽力者不乏其人，而因循误事者也大有人在，更有甚者一遇匪警即张惶失措或冀图幸免，以至枪械被掠资寇，全队哗变反贻害地方。究其原因，乃负责者办理不善，团丁多滥竽充数，良莠不齐，养痈成患。为此翰指出，县知事有守土之责，督练团丁尤为责无旁贷，切实整顿团队系当务之急。
翰在整顿团队的同时，加强县防，鉴于各属城壕炮台多未修筑，翰屡次饬令察斟，妥为计划，就地筹款督办兴修。为及时修建设各项工程，翰敦促伊通、岭宾、方正和桦甸等县知事及鸟珠河设治局，迅及督饬所属克日兴工，添筑炮台，加强防务。然而，吉林匪患积习有年，匪患之嚣张已到令人难以置信之程度，竟于省城除夕之夜，人们点火燃放鞭炮辞旧迎新之际，发生股匪乘隙而入，抢劫财物，绑走人票之事，令人发指。更有甚者，匪首西边好、仁义、老公平、老四海以及叛变炮手队与各小股土匪等约2000余人，群聚蛟河镇至吉林县一、九、十区一带，往返骚扰，肆抢绑，人们携儿抱女，纷纷逃避，哭号之声震天动地。翰闻之愤怒异常，遂即电请奉天张作霖、吉林督军孙烈臣，速发大军痛剿，以救民涂炭。以一省之长吁请剿匪，实不多见。在翰呼吁下，孙烈臣、吴俊升立即电令各省派遣得力部队联合痛剿。
吉林匪患已危及省垣。监于省城兵力单薄，防务空虚，翰商得孙烈臣允诺，将旧警卫队改编为警备队，并添招两队，合编为吉林省会警备队，专司防护省城。为防止军警剿匪扰民之事发生，翰对全省警察也加强了管理，下发了“警察观剧之禁令”。禁令指出，如有警队涉足剧场姿情娱乐者，管长官从严查禁。以上诸项措施，对于清乡、剿匪、除患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3年夏秋间，吉林一些地方连降暴雨，遭遇自1888年（光绪十四）年以来少见水菑。翰非常关注灾情，体衅民瘼，及时呈报，以对受灾过重地区妥善赈济。桦甸县因山洪下泄，灾情严重，县衙街面水深丈余，已成汪洋。于是，翰一面派员前往视察灾情，一面急电磐石县知事就地运粮急赈。而对罹灾后速来省面陈灾情，撤离职守之桦甸县知事则予饬责，令其速回坐镇救灾，以慰民心。为亟应筹赈以救灾黎，翰决定在省公署附近设专门赈灾机构“水灾赈济处”，其工作人员均系义务职，不支薪俸。每逢灾年，奸商不法分子往往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工商两会，妥筹平价办法，克日实行，有不肖工商者抬价居奇，只图个人私益不顾地方大局者，即责成该厅查明重究。
吉林省不但匪患猖獗，官灾也事同劫掠，使黎庶不得安生。吉林各绅民因陆军及地方其他军队在各乡勒索柴草，民不堪其扰，请愿省议会议长转咨军民两长严禁以维民生。1923年11月13日，吉林省垣农工商教四会为此晤面驻军官长和防队统领，吉林江东第九、十区乡民也因团队在乡勒索粮草，于同日结队来省向省长翰呼吁。针对乡民强烈呼声，吉林军民两长同时下发训令，严禁军警及团队勒索柴草，为害地方。训令指出，军警团队本为保卫地方，缉捕盗匪而设，但民众控告各县团队驻扎乡间，任意骚扰或勒索柴草，强行抓车，甚至作威作福，勒索供给。为此责令各县知事，职司监督，督饬该管区总队长，随时严加查禁，不得隐匿，违者并究。翰言之可谓深切明著，但惟恐是官样文章，下边官员不尽职责。恰逢11月间，吉林县属榆树楞地方股匪攻原姓居民，而近在咫尺的县保卫团游击马队则见危不救。翰抓住这件事情，特发一通报。通报指出，吉林县保卫团游击马队正分队长赵麟等拥兵坐视，并不往援，以致原姓一家生命财产悉遭惨劫，即非有意放纵，亦属临阵退缩。另据吉林县知事呈，保卫团赵、关两队长在响水河子地方暗通股匪，接济子弹，居心险恶更甚于匪，若不从严法办，殊不足以肃军纪而敬效尤。翰派清乡局曹总办提案审讯，赵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当即下令将赵麟立即枪决示众，其他在逃同案案犯关荣焕等限期缉拿究办。翰还就吉林军署决议即军警划区防剿土匪，限期肃清匪患，然后交由地方负责之机关，重整警团，搜捕小股土匪，以使小股不至汇聚成大股；并令各县整顿县防，拟定具体计划，遍查户口取缔游民，收缴民有枪支及搜捕盗匪窝主，申明今后考核官吏以盗匪之有无为据。
翰为贯彻其施政措施，亲自处理一些典型案件。如同善堂经理崔万有，前被军人殴成重伤，行凶军人虽拿获，随即又被警察释放。同善堂堂长乃呈报市政公所，转呈省公署查办。翰于1923年12月24日，亲令警务处将各肇事者按律惩办。翰对工作既有布置又有检查，要求各县保卫团队在填报剿匪成绩时，按队名、接仗日期、地点、伤毙生擒匪数，破获赃器物，阵费枪弹数及阵亡长、丁数等，一一呈报。
翰对省议员之选举异常重视，意在扫除前之积弊。1924年初，吉林省议会第四届换届选举，各县调查选民均已完毕，纷纷电陈选民总数。翰为选民总监，对各县初选择选选民考核尤严，各县上报选民总数，逐一认真复核，以防伪选假冒。敦化、富锦、滨江、宁安等四县弄虚作假，翰当即去电驳斥。在给敦化县的驳斥电指出：该县选民总数超过1920年调查户口，男丁总数将及一倍，其为任意伪造无疑，应即派员按名复查，将当事调查员依法严惩，对滨江、富锦、宁安等县也都去电，一一驳斥。
1924年民国13年4月，吉林督军兼省长孙烈臣，因胃病复发病逝于奉天本宅。张作霖委任其绿林老伙伴张作相继任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上任后，仍委王树翰代理省长。
张作霖统治东三省时，鸦片税收为政府之最大财源，而吏考核多以收入多寡为优劣，于是种植鸦片在各县渐成风气。翰则认为种植鸦片是饮鸩止渴，不可倡举，应立即在吉林全境禁种。此议得到吉林督军张作相的支持，因此吉林成为全国唯一禁种鸦片的省份。王树翰于1924年春，下发“播种罂粟之禁令”给四道尹、警务处、39个县、两设治局及驻省警备队，统领部等。通令开宗明义指出：“禁烟为国家要政，民法所系，国信攸关。迭经通饬严禁，实行烟地归公，惩办邻佑各法，以为拔本塞源之计。”但近年来边远各县仍有烟匪乘隙偷种一隅，滋扰贻害无穷。翰强调，目前正是播种毒卉之期，各道尹、各县知事，应遵照迭次通令，督同各署实力奉行，并按照规定会同驻军亲赴辖境协力查勘，务期荡涤瑕秽永绝根株。翰对贯彻禁烟令甚是严厉，又且雷厉风行，坚持将调查情形按月具报，逐级考核，遵照执行，这对于禁止鸦片种植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翰驭下有方，奖惩分明。1924年夏秋之交，据报滨江、额穆、舒兰三县知事或亲冒矢石，身先士卒；或运筹指挥，使大股匪徒销声匿迹，零星小股渐欠肃清。执着勤劳宜加优奖，三县知事均记大功一次，以示优异而劝来兹。同年双阳知事孙殿魁未经呈报擅离职守之禁令。鉴于匪乱未平，防务重要，地方官尤不能远离，特将该知事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
民国13年，翰鉴于上年灾患深重，迭据报查各县春耕艰难，辍耕甚多必筹备款项设法量予接济不足，以资苏息，翰特令永衡官银号筹拨大洋3万元，即解省署暂行悬挂，到年底该号营业有盈余，即在余利项下支销，翰对灾黎胞舆关怀备至。同年辉民河泛滥成灾，桦甸等县受灾严重，王拨巨款赈济。同年11月，延吉道区延、辉、和、站四县旱灾严重，民生困难，翰令永衡官银号贷款赈济。翰在大灾之年更加勤政，关心民瘼，严禁滥加派和地方私征附捐，为此曾下发一“擅加捐税之禁令”翰很注重以丰补歉，积谷备荒。曾于1923年7月颁发规则，令各县认真筹办。翰惟恐成为空文，以文敷衍，乃严令各道尹督饬各县知事，趁此丰裕藏谷之时，照章切实征积，务即购谷储仓，并将保管仓谷之积弊一律剔除。翰用人赏罚分明，在吉林省赈事告竣之时，对办赈和募捐得力之人员酌予奖励，得奖者19人，分授一二三等银色奖章。
翰先后兼代吉林省长三年有余，为吉林省各项事业发展不遗余力。对文化教育尤予以重视，扶助少数民族子弟入学，使蒙旗子弟均得补助费而入学。翰鉴于奉天王永江筹建东北大学，感到吉林亦不可无高等学校，而高中学校为数较少，于是先设大学预科班，工科学科专科班，为后来张作相建立吉林大学奠定了基础。翰认为人民智愚，直接与教育有密切关系，而为教育供给材料之重要机关是图书馆。图书馆为地方文库，所以，翰很重视图书馆事业。
吉林省城图书馆自清末遭水劫后，藏书不多，迄未恢复原状。为提高民智，启发地方文化，翰将其本人应得之某项款，捐廉购置书籍。他说：“本代理省长为提倡文化起见，特捐廉资大洋3万元发交永衡官银钱号存储，作为吉林图书馆基金”关于利息数额、支取办法，使用范围都做了详细规定。
翰深知读史明鉴，认为郡县应有志，方可记载古今建置之沿革，川原之疆理，物产之丰欠，岁时之风俗，农家之占候，樵鱼之经验及里巷之歌谣等，给后辈以利弊，比较而知食货丰俭。翰根据近年吉林设治渐多，交通亦渐开通，但各县有志者尚缺乏。纵然有志，也过简略，遂指令各地方官长注意查访，督促未编志亟图著述，已有志过于疏漏者，也应酌情补订，臻于完善。翰在其省长任内，注意保护文物。吉林县内有小白山，龙潭山两处山林，在清朝时为祀典之用，一向由旗署管理，包括看守人员及维修费多由旗款拨付。早在1918年省署即训令吉林县，不得将两处山林视为官荒勘放在案。翰恐岁时久远而被忽略，故再次申明前令。
翰仿照奉省规模，亦下令修筑吉林省的官道，滨江县率先动工。王永江倡修由奉天北关至海龙朝阳镇的奉海铁路，使奉吉两省开始连结起来。鉴于此，翰也为便利交通和军运起见，议论吉海铁路，接轨于朝阳镇，直达吉林省城，到翰去职时，该工程筹备就绪，张作相主掌吉林军民两政后，在此基础上兴工建成。
翰主政吉林时有三载，论政绩著称者。当属滨江市的电灯、电车设置。该工程承办之初，由于美商某公司不信守合同，迟迟不能开工，翰对美商之行为极为不满，遂于1923年设滨江市电业公司，改派章启槐为总办，重新审核该工程，以延误工程为由，向美方提出废止已订合同，另与德商某公司签订合同。竣工后整个工程仅用吉大洋240万元，为国家节省500余万元。此举表明翰对外不丧利权之立场。
1925年民国14年2月，朱庆澜辞去东三省特区行政长官职，由翰兼代，后因政务繁杂，两职不能兼顾，不久辞去特区长官职。
翰兼吉长以来，因处多事之秋，棘手之事颇多，其中尤以匪患和筹款二项实属艰难，不时萌发辞意。孙烈臣督吉时，以翰之理政廉明，政声优卓，依重方殷，决不准辞。特拜托东三省银行总行长刘尚清来吉垣劝慰。并致电慰留，意甚恳挚，翰不得不作罢。
1926年民国15年春，翰患眼疾，适遭母丧。因之再度提出辞呈。张作霖、张作相慰留未允，首批段假两个月养病发丧。同年3月，翰扶榇赴奉殡葬后，即归长春修养身体。
奉天当局得知翰心存隐意，决不准辞。吉林省垣各法团以翰“治吉三载政绩懋著，口碑载道，舆论翕合，省长去吉以来，商民若失所依，省政措施重要未便久乏主持。”拟联衔挽留，乃一面电张作霖、张作相促翰速回吉林任所，一面联袂赴长春恭迎劝驾。时张作相正在锦州为庶母治丧不能脱身劝驾。旋派督属参谋长熙洽为代表，赴长春诚恳慰留。继之，5月2日，张作相由奉返任途径长春，躬身往访，诚恳想留，力劝速归。翰对张之殷恳深表感激之忱，但又表示因母丧心绪不佳，百日孝既未期满，失明眼疾也未痊愈，加之神经衰弱无心问世，仍请从缓。张作相又动以私人感情竭力劝慰，翰仍婉言称谢，坚不回任。张作相慰留未果，遂于当日返任，于5月11日，委任政务厅长郑重祺代理吉林省长。翰去大连住院治疗康复，于同年8月归奉住南关，后移居商埠地。
1928年民国17年夏，国奉战争，奉军节节败退，不能立足于关内。6月3日张作霖出京返奉。6月4日晨，返奉专车行抵皇姑屯车站东三洞桥处，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张作霖被炸成重伤，旋即殒命。日本关东军欲乘虚而入，奉天省城，人心惶惶，讹言频兴，危如累卵。寓居奉天商埠地的翰，闻变后即与旧交同窗好友、奉天省长刘尚清等设计并导演了一场病榻乔装的悲喜剧：佯称张作霖身受微伤，一面假扮逐日上谒状，一面密召张学良微服返奉。翰协助刘尚清等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居然瞒过日本人的耳目，使关东军一时弄不清事实真相，而不敢轻举妄动。
血案发生之初，奉省高级官员齐集商讨善后事宜。当时群龙无首，从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血案发生系日本人谋害，故应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也有人主张趁此契机与南京政府合作。翰初时缄默不语，当大家举棋不定，不得一决时，翰才慢慢地说：“诸位，关于此次事件之是否出于日本人的阴谋一节，我们究竟有无确证，如无确证，即勿庸多论。即使有证据，我们对日本又能奈何？能战固好，如不能战，空喊证据又有何益？况且当前的要务，并不在日本人的策划如何，关键不是对外，而我们内部的稳固的团结。”一席话，使在场院者皆默然不语。翰所见与刘尚清等略同，遂不再追究事件真相，而作内紧外松与日周旋状，静候张学良返还。经此危疑震撼、妥善安置后，终于宣布父业子继，渡过了难关。翰分享了处变之功。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重视翰善于处变之才，先任命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掌枢要之重任。是年7月19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翰为17委员之一。张学良决计统一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于7月1日派出翰等四人入关赴京，就东三省易帜问题同蒋介石、阎锡山诸人全权商谈。东三省易帜、南北统一问题，东北当局所处阻力很大，外有日本人的干扰、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内有以张学良的父辈挚友张作相为首的反对派；当然也有唯张学良之命是从的中间派。翰则是力主南北统一的坚定派。
翰是东三省易帜谈判东北方面的代表之一。东三省代表翰等4人于7月10日下午从天津抵北平，由何成浚、蒋作宾陪同，前往西山谒见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开始商洽一切。蒋询问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榷税情况，翰一一做详细回答，蒋介石方知翰非等闲之辈。同乡邢世廉说，若非尔来吾等被动矣。7月中旬，就奉天省长一席，张学良迭次分别商请莫德惠、王树翰出任，王等均辞谢。7月21日，翰等会晤蒋介石，报告：“日本驻奉领事正式用书面劝告“之情事，蒋仍谓：”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为所愚，“应催张学良不可为倭奴恫吓所屈服”，当即决定派方本仁为驻奉代表，翰等陪同赴奉。行前翰电告张学良途经营口。张学良即由奉派专车往营口迎接。此后，翰往来关内外，为东三省易帜而奔走。
同年12月28日，张学良将29日易帜事正式电呈国府，国民政府于28日会议，批准东北政务委员会名单，张学良为主任委员，翰是15位委员之一。12月下旬，东三省道路委员会成立，于珍是执行委员长，翰是11位委员之一。同年12月29日，东三省正式易帜，使奉系军阀集团以和平方式对等条件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还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翰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长官公署编制序列中任秘书厅厅长，名列郑谦之后。当时蒋介石欲引翰为已助，先委任其为国民党政府委员，继而未征求翰的同意又任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对此极高职位，王仍坚辞不就。
1929年民国18年，翰对“杨常事件”持反对态度。张学良说：“杀杨、常，事前我只与王树翰商量过。我说我要放炮，他说万万不可”（《张学良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这件不同寻常重大事件，吾辈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翰之信任，非同一般矣。1月10日，“杨常事件”发生。11日上午召开东北保安委员会会议，翰出席，参加讨论善后事宜。
7月10日，“中东路事件发生，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形势骤然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始知事急，电告南京政府，不得要领。翰达权通变，深知如何摆置此事。中原尚逐鹿，国未统一，以地方之力无力对赤俄发动全面战争。众议后，采用翰建议，派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为东北地方当局代表，与苏俄折冲谈判并由政务委员会拟定方案，呈请南京政府批准，交蔡运升赴满洲里与苏方洽谈。事将成，蒋介石予以责难，以地区性派员交涉为越俎，即或议成，中央政府亦不予承认，张学良会商政务委员会数委员，以服从中央政府为是，遂即电蔡运升中止同苏联会谈。翰闻讯顿足叹曰：地方将遭涂炭！知事已无法阻止，便不再多言。但翰为妥拟办法监视赤俄籍人，于1929年8月12日，致函辽宁省政府。
张学良在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下，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强行收回中东路路权，决定对苏俄武装越境挑衅进行还击。张作相持反对意见，学良除请人做张作相的工作外，又约翰、王树常，邹作华，刘翼飞等4人开会研究。这4人相对而坐，默不作声。当刘翼飞问王树常：“怎不讨论呢？”王树常说：“什么事情有维宙呢？”可见当局凡有军事、政治、外交等问题，翰必参与运筹，有人背地里称翰为“王丞相”，实不足为奇。就中东路出兵反击问题，当时翰等人都极力劝阻，因张学良意已决，全然无效。中俄武装冲突终于在11月全线爆发，结果中国在东西两线皆遭惨败。于是，翰提出由东北地方自决。适逢蔡运升南来请命，翰则认为，事已至急，不应揖让救火。政委会诸多委员中惟袁金凯敢言，可前往求之，事有可成。政委会遂议决授蔡运升全权至俄境与对方代表会谈。蔡运升与俄方代表达成协议，竟不待请示，在《伯力协定》上签字，罢兵而归。周折一次丢了“黑瞎子岛”。事后南京政府咎蔡运升不经请求擅自签字，予以责备。至于翰从中主持、斡旋则鲜为人知。
1930年民国19年4月，蒋、阎、冯、桂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拥兵东北，大有举足轻重这势，因之各方代表对张极尽拉拢之能事，尤其阎锡山，表明阎奉合作倒蒋愿望强烈，为此，张学良不得不令翰赴晋当面申明东北中立态度。与此同时，张学良于6月间，在沈阳召开东北军政高级要员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的良策。与会者有三种意见，其中以翰为代表的一派，赞同与石合作。由于众说纷纭，反使张学良左右为难，迟迟未决。张学良表面上在善意中立的前提下，采取了坐视观变的态度，而实际上张在北戴河期间就已决定出兵关内进行武装调停，站在蒋介石一边。此次会议不过是听下边意见以固决心。
1931年民国20年4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司令行营，翰任秘书长。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怂恿下，率东北军入关驻节北平，节制华北诸省，遂置沈阳及东北于不顾，给日本人入侵中国东北造成可乘之机。不及半年，竟酿成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事变。当初，东北政委会讨论东北军出兵关内问题时，翰如能象袁金铠侃侃直言，或许张学良会重加考虑，不敢轻而率军入关。有人说这是翰过于持重之咎，不无道理。
“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一系列侵华事件。如1931年7月2日，制造的“万宝山惨案”，日本人唆使朝鲜浪人在万宝山强占民田，开渠筑坝，当地农民愤起添渠，遭日本军警枪击，死伤数十人，被捉去受刑者十余人。东北当局应付迟缓，地方官宪非常软弱，翰对此甚为忧虑，表示应采取忍让灵活态度。他在给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张作相的电报称：对此案如无损主权，得了且了不能纯唱中央高调。翰建议张学良速派人去南京请命，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既免东北地方当避应付日本之困难，又可暂缓东北一隅之危难，怎奈张学良当进轻信亲美派之言，相信依靠“国联”牵制日本，日本未必敢于发难。遂置翰之议于不用。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北大营。翰在北京铁狮子胡同32号（借王正廷的房子），午夜11时半，突然收到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来告急电，立刻会同住在对过中山先生会馆之国府要员顾维钧，赴张学良住处，商讨对策，张感事变突然，大军在外，己方与日方军力相差悬殊，抗之难取胜，犹恐伤东北军元气，乃令撒退。于是，翌日国内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谴责与抗议张之不抵抗之举。  王树翰洋房旧宅
日本发难，张学良始感翰之言有所先见时，为时已晚。
1933年民国22年，沈阳陷落后，东北军相继退到华北。同年3月热河失守，张学良代蒋受过，背上不抵抗将军之罪名。于是翰劝其引退出国，俟机再起，张学良以为然。张被迫下野出国“考察”。翰蛰居天津，优游自遣，不肯复问世事。
是年， 翰倡议在董公馆（董士恩）河北路217号，组织成立了奉系董家俱乐部，成员有：王树翰、董士恩、王树常、张作相、潘复、鲍贵卿、龚心湛、佟兆元、吴景濂、章士钊等奉系与北洋归隐之军政要员。以加强联谊、沟通、交流，促进天津工商发展，为少帅张学良东山再起做准备。1933年—1945年12年间，奉系董家俱乐部为团结奉系将帅及北洋经济巨擎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在西安事变后，奉系重臣王树翰在董家起草了致张学良电，呼吁勿杀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学良下决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了至要作用。
1934年民国23年初，张学良归国，被蒋介石委以剿共重任，幕中颇引用少年锐进之士，与翰意趣渐异，故翰仍留寓津门，张学良亦未招之来。
1935年伪政康德二年，回东北沈阳大洼桑梓省亲（是时，家之数堂叔均已年迈）、扫墓、祭祖，兼措置房地债事。张作相与之同行，于沈阳停留数日返津。
1936年民国25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集团内呈现一片混乱。为营救蒋介石使出各种手段，派人北上天津，利用翰在东北军中的的影响。强迫在各大报声明，指责张学良实行“兵练”是以下犯上，是“劫持统帅”。为翰所拒。王树翰、刘尚清、张作相等只是以旅津名流名义，于12月14日，电张学良释蒋，文称：“此绥局初定，国际地位稍见增高，举国热烈拥护领袖，即世界和平民族，亦盼我团结图存，似此猝然兵谏，自行分裂，内为国人所共弃，外为友邦所藐视，动摇国本，影响全局，自招灭亡，噬脐曷极！切望熟权利害，悬崖勒马，迅速恢复蒋公自由，私衷共济，以延国脉，谊切桑梓，难安缄默，临电涕泣，不暇择言。尚祈亮察”。言词剀切、感宕。全文刊载大公报上。对张学良释蒋，至关重要。国民党政府电促翰赴南京，面商救蒋之策。翰深知西安少壮派军人必不喜其前往，乃言如去西安，必须假道太原，并托阎锡山转询究竟。然翰尚在途中，蒋介石已于12月25日获释。翰遂罢归天津。
“2，2”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使张得以冷眼看世达百多年矣，真真假假，世事纷沓，终会琢磨出点味道儿。上世纪末辽宁组团，请其回访老家，芹献不菲，依然被拒。可想那碗酒不是那么好端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少壮派军人视翰为亲蒋，多不原谅。张学良关蒋被扣南京。东北军经过“2，2”事件后，执行乙案（注：“2，2”事变后东北军何去何从？张学良自己提出甲、乙二方案，蒋做些修改。甲案：1、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2、第十七路军各部应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3、自潼关至宝鸡铁路各县，归中央驻扎。乙案：1、东北军全部调往豫皖两省。2、以王树常（或由张学良另保一人）任安徽省主席。3、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帅豫鄂皖之东北军。4、调杨虎城为甘肃省主席，仍兼17路军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往甘肃）东调。事前就甲乙两案取舍时，东北人士曾在天津翰宅邸会商，翰也极力主张实行乙案，故东北军被东调分割，众议推东北资望较深者一人为皖省主席，借以安插东北流亡关内人士。但不倾向王树翰，而是老来官运亨通的刘尚清出任。其原因皆在于此。然蒋介石对翰待之亦不薄，后来蒋自任总统时，又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37年民国26年春，翰赴溪口，晤面软禁中张学良，这是翰同张学良将军的最后一面。
翰寓居天津时，偶遣老友出关，为经理财产。事为伪满某要员所知，代信给翰说，如能回籍，将委以要职，以示利诱。翰笑答：“吾仕至益司，谬膺方面者屡矣。且进为中央‘党委兼国府委员，位不为不高，讵肯下侪于石敬塘，张邦昌之流，为万世唾骂呼，’”不为所动。
1942年民国31年夏（伪政康德9年），是伪政建国10周年，各处拉人参加庆典，伪满大臣蔡运升派人来游说王树翰、张作相等四人，曰“公等久客天津，田园庐墓尽在东北，讵宜置而不理？何若借机一来，虚与委蛇倘如此不致没夺若辈之志，岂不甚善。”。是时，翰久居津门，离开治地吉林亦十多年矣，想借机一视十年变咎。探看江沿亲翁依将军（依克唐阿）家近况，会见吉地相识与故旧。
6月下旬，王树翰、张作相，一行三人，途经沈阳停留，受到伪奉天省长金荣桂等日伪高级军政人员的迎送和款待。翰在大小宴会上给日伪写了字画条幅留念。当王树翰、张作相等一行到达长春时，到站迎接有张景惠等七八十人，下榻新京（长春）“大和旅馆”。第二天，在日本人松本益雄陪同下，进宫叩谢天恩，并到伪“宫内府”进行礼节性拜会。翰等在长春与吉林故旧会晤旬日。与伪政之接触拜会乃虚与委蛇也，后又转回故乡沈阳大洼，省亲，扫墓，祭祖。旋即返回津门。代马依风，思念故土，人之常情也。
1945年1945年8月，中国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当盟军美国于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是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行辕下设政治经济委员会，翰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后合并政治经济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陈诚任主任委员，翰副之。随着国共之战进展，翰也感到国府前途暗淡，遂坚辞返归天津。
1948年天津解放前，蒋派机接王树翰与张作相，翰以吾辈已至桑榆之年，弗能任事相辞。直到天津解放再未出山。
1953年新中国诞生后，翰已至老耄之年，常游北京，为老友章士钊所闻，乃之于中央文史馆。1953年应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1955年锡和在台湾，入囹圄，妻佟氏（佟道尹女）离异。翰一股急火上涌，不省人事。于1955年2月8日，病逝于津门寓所，终年74岁。瘗于东北义园（后改为西静园），忠四十一列十位。余丁亥过之，无视桃园墓垗，但见乱蒨荒墟满园耳。方今，墓被陈希同之辈搰之。墓地被划为圆明园遗址，依在荒凉中。
后记
翰一生推崇儒学兼尚上黄老之术，多主张清静宁一，不愿多事更张。翰于多忌之世，有不得已之苦衷，过于小心谨慎，以保无咎无誉。但为官为宦，以民为天，奚能遮敷应景；于学于业，蹈厉奋发，何肯苟且求安。常律以：“庄敬日强，安适日偷”。犹欣赏儒者“把酒看剑，焚香读书”之格调。
翰中年以后，喜聚书籍，由奉徙津门时，积书数百箱，其中不乏希版、孤版、绝版书（宋代绢书）。九一八事变后，秦少伯（官银号督办）冒险为其运回天津120箱。翰亦嗜翰墨，临李邕、孙过庭书法，直到晚年书写不辍，遗卷盈房。翰始坚持一生写日记80余本，寓居天津时存于银行中。日本进关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感局势紧张，恐落日人之手，取出付之一炬。日伪统治期无人抄其家，实为过份小心，乃翰一生之大憾事。更无法想到，后来抄其家者竟是自己同胞。翰晚年又喜吟咏，有诗稿藏于家中，毁于“文革”。 “文革”浩劫，家中古玩，名画全部被搜走。落实政策回归时，唯存一扇面耳。有司称：“当事者出红差，无法质对，算政治账，莫算经济账”。如斯全部被腐败了。阶级斗争岁月，其子孙也多被仇划为逆类。翰一妻二妾。元配恩氏，早丧无出；侧室鲁氏，有子锡钧（蒋介石英文翻译、北外教授）、锡衡（在美）、锡龄。如夫人刘氏，有一子三女，子锡和。
翰之一生奉献，有案可稽。最后一步，是殃是福且留后人道短长矣哉。
主要参考资料：《静晤室日记》、《东北政要》、《北洋时期吉林军政长官》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