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并序
作品原文
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并序
太中大夫给事中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兼史馆修撰柱国徐岱撰（1）
奉义郎前试詹事府司直孙藏器书（2）
昔老聃将之流沙，谓门人曰：“竺乾有古先生，吾之师也。”（3）仲尼亦称：“西方有圣人焉。”（4）古先生者，非释迦欤？
夫教之大者曰道与儒。仲尼既学礼于老聃（5），伯阳亦将师于释氏（6）。由是而推，则佛之尊，道之广，宏覆万物，独为世雄，大矣哉。若观其会通，则天地之运不足骇也；极其源流，则江海之浸不足大也。固已越乾坤，遗造化，离生死，证空寂，岂文字称谓能名言哉？
洎菩提达摩舍天竺之王位，绍释门之法胤，远诣中夏，大阐上乘（7）。云自释迦、迦叶，师师相授，至于其身，乃以心印密传惠可（8）。四叶相授，至弘忍大师，奉菩提之记，当次补之位。乃至荷忍大师之付嘱，承本师之绪业，则能大师居漕溪（9）。其授人也，顿示佛心，直入法界，教离次第，行无处所（10）。厥后，奉漕溪之统纪，为道俗之归依，则荷泽大师讳神会，谓之七祖（11）。升神会之堂室，持玄关之管键，度禅定之域，入智慧之门，则慧坚禅师乎？
禅师俗姓朱氏，陈州淮阳人也。汉左丞相之裔孙，唐金吾将军之第三子也（12）。禀四气之和，五行之秀（13），生知道极，动合德符（14），爰自成童，逮于弱冠，不师俗学，常慕真宗（15）。去坳塘而游沧溟，拔填尘而栖沆瀣。以无住为入室，以无利为出家。求法于无所求，得师于无所得。密印玄契，天机洞开（16）。于是，大师悦之，付以心要（17）。禅师以为：“成菩提者，万法必周；随回向者，六度皆等。”（18）乃解尘服于洛阳，受净戒于汾州（19）。
闻抱腹山灵仙之所栖息，圣贤之所游化，负笈振锡而往依焉（20）。其宴坐也，逾于静虑；其修行也，万行皆空（21）。弘先佛之知见，为后学之仪形。仰之者，如鳞介之附龟龙（22）；归之者，如畎浍之距江海（23）。于是，漕溪之道，衰而复兴。时有猛兽伺人，近禅师之居无所犯；陨霜害稼，近禅师之居无所伤。非道德之感通，神明之保卫，孰能如此？故其受鉴也如止水，其应化也如浮云。
乃去山居，游洛下。时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24）。慕禅师之道，展门人之敬，乃奏请住圣善寺（25）。属幽陵肇乱，伊川为戎凭陵（26），我王城荡，我佛刹高阁随于烟焰，修廊倏为煨烬（27）。唯禅师之室，岿然独存，则火中之莲，非足异也。
时虏寇方壮，东郊不开（28）。禅师以菩萨有违难之戒，圣人存游方之旨，乃随缘应感，西止京师，止化度、慧日二寺（29）。秦人奉之，如望岁者之仰膏雨，未渡者之得舟楫。弘阐奥义，涤除昏疑，若太阳之照幽阴，大云之润药木。
大历中，睿文孝武皇帝以大道驭万国，至化统群元（30）。闻禅师僧腊之高，法门之秀，特降诏命，移居招圣，俾领学者，且为宗师（31）。遂命造观音堂，并缋七祖遗像，施钱于内府，征役于尚方（32）。当炎夏赫曦之辰，昆虫蠢蠕之盛，畚插皆作，虑伤厥生。师乃焚香祝之，咸自徙穴。异类旁感，契于至诚。
贞元初，诏译新经，俾充鉴义大德（33）。皇上方以玄圣冲妙之旨，素王中和之教，稽合内典，辅成化源（34）。后当诞圣之日，命入禁中，人天相见，龙象毕会（35）。大君设重云之讲，储后降雷之贵，乃问禅师见性之义（36）。答曰：“性者，体也；见，其用乎？体寂则不生，性空则无见。”（37）于是，听者郎然，若长云秋霁，宿雾朝彻。又奉诏与诸长老辩佛法邪正，定南北两宗（38）。禅师以为：“开示之时，顿受非渐；修行之地，渐净非顿。知法空，则法无邪正；悟宗通，则宗无南北。孰为分别而假名哉！”（39）其智慧高朗，谓若此也。
贞元八年壬申岁正月廿六日，忽谓门人曰：“死生者，昼夜之道也。若气之聚，云之散，寒暑之运行，日月之亏盈，返于无形，会于无性，乃合真识，同于法身。”（40）言讫趺坐，薪尽火灭。弟子普济等怀瞻仰之恋，申顾复之恩，若涉大水而失津涯，若构大厦而折榱栋。
自示灭，春秋七十四，僧夏四十三（41）。遂建塔于长安龙首西原，礼也。至于入灭之后，殆经两旬，俨如在定，髭发犹长，神护其质，众疑于生，灵表昭著，咸所叹异。非夫识洞有漏（42），神游无迹，其孰能返其顺化如此之自在也。
见命撰德，庶无愧词。铭曰：
法本无性，会于清净。心本无生，度诸禅定。弘兹正真，存乎其人。
宗源浚沏，慧用怡神。三乘非乘，一相无相。粤自达摩，默传秘藏。
继统相授，至于禅师。丕承七叶，大拯群疑。发乎天光，应以天籁。
夐超学地，直入法界。如镜之鉴，不将不迎。如云之散，无灭无生。
适来以时，适去以顺。上缵教父，下传法胤。式刊贞石，以永休问。
元和元年景戌岁夏四月旬有五日建（43）
天水强琼刻字（44）
[1]
作品注释
（1）徐岱，字处仁，苏州嘉兴人，熟读六经诸子，766－779年（代宗大历）年间初任校书郎，785－804年（德宗贞元）初为太子、诸王侍读，迁侍中、史馆修撰。德宗在每年生日诏佛、道二教到麟德殿对论，曾召徐岱等儒者讲说。详《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新唐书》卷一六一。
（2）孙藏器，唐著名书法家。据冉云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考》，现碑林尚在西安存有他刻的两方石碑：《骆夫人墓志并盖》、《秦朝俭墓志并盖》。王亚荣《“慧坚禅师碑”与慧坚禅师》据《宝刻丛编》补充说，《唐光宅寺曰惠禅师塔铭》、《僖王墓志》、《焦伯瑜碑》也是孙藏器书写。
（3）此出自道教的伪经《老子西升经》。竺乾，指天竺。古先生，指释迦牟尼佛。唐玄嶷《甄正论》卷中说：“尹喜又录老子与喜谈论言旨，为《西升记》，其中后人更增加其文，参糅佛义，大旨与道经略同……后人又改记为经。此经首章云：老子西升，闻竺乾有古先生，不生不灭，善入无为……经末又云：老子谓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师也。”作者指出，“竺乾”本应作“乾竺”，在《易经》中“乾”为“天”义，后人抄写时将二字前后颠倒，故成“竺乾”。
（4）在南北朝至唐朝的佛道二教的争论中僧人常引《列子·仲尼篇》所载孔子答商（春秋宋国）太宰关于圣人之问的答话，如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归正篇》所引：“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并将其中的“圣人”解释为佛。现存《列子·仲尼篇》中此文与此稍异。
（5）孔子字仲尼，曾至周学礼，师事老子。《礼记·曾子问》载孔子答曾子等人问礼，四次自称：“吾闻诸老聃曰……”《吕氏春秋·当染》曰：“孔子学于老聃……”另外《庄子》的《德充符》、《天运》诸篇及《史记·孔子世家》也讲孔子曾师事老子。
（6）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书室之史。（《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所说“将师于释氏”，即据前引《老子西升经》等伪经谓老子西出流沙到天竺将以释迦牟尼佛为师。道教的有关伪经很多，在与此持相反内容的伪经中最有名的是《老子化胡经》，谓老子到天竺为佛，教化胡人，释迦牟尼佛本是老子的弟子。《大正藏》卷八一收有其敦煌写本残卷。
（7）神会语录《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最后的六代祖师传载，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国王之第三子，少小出家，悟最上乘，于诸三昧，证如来禅”。中夏，是中国。上乘，即上等佛法。《六祖坛经》说“法有四乘”：小乘、中乘、大乘、最上乘，所谓：“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离，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上乘或最上乘，实指禅宗。
（8）自释迦佛、大迦叶、阿难……至达摩，是禅宗所奉西土二十八祖。在《六祖坛经》中，加上前面所说的过去七佛，称达摩为第三十五祖。达摩又为中土初祖，惠可是二祖。心印，心法的标准和标志，即禅法要旨。因禅宗讲“佛心第一”，“以心传心”故称禅法为心法。神会说：“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内传心印，印契本心；外传袈裟，将表宗旨。”（《荷泽大师显宗记》）
（9）漕溪，即曹溪，惠能从弘忍受法后，先在广州的新州、四会等地隐遁三年，大约在677年（唐仪凤二年）到韶州曲江县曹溪传法。敦煌本《六祖坛经》载：“大师住漕溪山，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若论门人，僧之与俗，约有三五千人，说不可尽。”
（10）此为惠能禅法的特色。顿示，引导信众迅速体悟自心佛性。法界，这里相当真如法身，特指佛的境界。教离次第，所传禅法不是渐教，是超越内外、先后阶次的。行无处所，主张修行不必规定特定场所。惠能主张顿悟，称自己禅法是“大乘顿教法”，引导信众“顿见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自性顿修，亦无渐次”；寄坐禅于自然无为和日常生活之中，“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详《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后附论文）
（11）神会从曹溪惠能受法，先到南阳龙兴寺，后入洛阳荷泽寺传法，一度受北宗诬陷被放遂荆州，因在“安史之乱”中主持度僧鬻牒筹集军饷有功，受到朝廷嘉奖。此后他的法系地位提高，门下奉他为直承惠能的七祖。796年（德宗贞元十二年）朝廷确立他为七祖。
（12）西汉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汉初置一丞相，惠帝、高后时置左右丞相，文帝之后仅置一丞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朱姓任丞相的仅有哀帝时的朱博。此前他任大司空，与丞相同位。（参《汉书》卷八三《朱博传》）也许朱博就是碑铭所说的汉左丞相。唐金吾将军，属左右金吾卫，有左右两位大将军，官位正三品；左右将军四人，从三品。（《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
（13）四气之和，据《尔雅注疏》卷六，为春夏秋冬四季的“和气”，“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气和，谓之玉烛”，注文对四气分别解释为：“气清而湿扬”，“气赤而光明”，“气白而收藏”，“气黑而清英”；释文曰：“太平之时，四气和畅以致嘉祥之事也”。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也是天地、阴阳和合所生，它们的“秀异之气”（纯清之气）聚而为人，所谓：“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正义·礼运第九》）
（14）道极，道之准则，亦即道。德符，德之标志，即道德规范。
（15）成童，十五岁。《礼记·内则》汉郑玄注：“成童，十五以上。”弱冠，《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古代年二十行冠礼，表示成人。真宗，南北朝的佛教判教学说常将《法华经》、《华严经》等经典所说“诸法实相”、佛性等教理归于说“真实”的“真宗”（详《法华玄义》卷十上、《华严五教章》所引十家判教学说）。后来禅宗将自己所讲的禅法称为“真宗”，例如北宗《传法宝纪》有：“无上真宗，岂系言说”；神会死后，朝廷敕赐祖堂额曰：“真宗般若传法之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
（16）坳堂，地上低洼之处。沧溟，大海。填尘，填坑的尘土。沆瀣，夜间空中水气。
（17）无住、无利、无所求、无所得，皆是神会禅法的要旨。无住，不持特定的好恶、取舍意向。惠能说他的禅法是以“无住为本”；神会说：“心无住处。”又反对贪爱财色、园林等“粗妄”和追求出世、解脱等“细妄”；“以无所得故，则无病本。”（《坛语》）。碑文将慧坚从神会所受上述禅法宗旨比喻为入室、得师等。密印玄契，意为慧坚对所受禅法的理解得到神会的印可。天机洞开，先天具有的悟性得以开显，即达到开悟。
（18）心要，禅法要旨。唐张说《大通禅师碑》：“持奉《楞伽》递为心要。”大师，指神会。
（19）大意是，虽然从道理上说达到觉悟（菩提）须修一切佛法（万法），然而从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任何一项的功能来说，都具有将众生引向解脱的功能。禅宗实际不主张修持各种佛法。
（20）是谓于洛阳出家，到汾州（治所在山西隰县）受具足戒。
（21）抱腹山，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志超传》，在汾州介山（今称绵山），志超在此创立禅寺，谓“岩名抱腹，四方有涧，下望百寻，上临千仞。泉石结韵于仙石，风雨飘清于林端”。据《元和郡县志》卷十三，介山在介休县（在今山西）西南二十里。剑南保唐禅派的无住和唐后期的的无业也曾在此修行。（见《历代法宝记》、《宋高僧传》卷十一）振锡，意为拄着锡杖行走。
（22）宴坐，即坐禅。静虑，禅（禅那）的意译，传统佛教有四禅、八禅。禅宗的禅定与以往禅定不同，不要求持固定程式，说：“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神会《南宗定是非论》）认为“定慧不二”，只要能体悟本有的佛性，一切行住坐卧皆为坐禅。故碑铭称此禅定超越于传统的静虑。万行，一切修行。传统佛教的修行范围主要是戒定慧，而惠能、神会不要求按照常规修行。惠能说：“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主张以与般若空义相应的“无念、无住、无相”作为禅法的基本宗旨。神会说：“见无念者，虽具见闻觉知，而常空寂。”认为世间万有，也包括一切修行，本质皆空幻不实，不可执着，故谓“万行皆空”。
（23）鳞，鱼类；介，带甲壳的虫和水族。鳞介，是水族的通称。古代以龟为“介虫之精者”，龙为“鳞虫之精者”。畎浍，田间沟渠。距，此处意为至。此句当取意于后汉蔡邕《郭有道碑》之中的“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文选》卷五八）
（24）嗣虢王，唐高祖的玄孙李巨，《旧唐书》卷一一二、《新唐书》卷七九有传，758年（乾元元年四月）至翌年二月任河南尹、东京留守。保厘，驻守治理。成周，即洛阳。《尚书正义·多士》：“成周既成（洛阳下都），迁殷顽民。”孔颖达疏曰：“周之成周，于汉为洛阳也。洛邑为王都，故谓此为下都。迁殷顽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为成周。”
（25）圣善寺，据《唐会要》卷四八，在洛阳章善坊，唐中宗为武后荐福而建，寺内有报慈阁，后又扩建。著名译经僧善无畏、律僧怀远曾在此居住。（《宋高僧传》卷二、卷五）
（26）幽陵，原是唐在北方铁勒族拔野古部的设的都督府名，这里指以胡人为主体的史思明叛乱武装集团。肇乱，此指史思明复反。伊川，即伊水，在洛阳城东南，此借指洛阳。凭陵，意为侵扰。唐朝叛将史思明在757年（至德二载）投降，但在第二年又反，于759年（乾元二年九月）再度攻陷洛阳。
（27）由于史思明父子叛军的焚掠和两军反复激战，洛阳城和圣善寺等寺院、高阁、长廊等受到极大破坏。《通鉴》卷二二二记载，“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待唐军于762年再次收复洛阳，民众死伤惨重，“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
（28）虏寇，史思明叛军。东郊不开，唐东都洛阳的郊祀不能举行，已不能发挥国都职能。
（29）菩萨有违难之戒，是指大乘戒律《梵网经》所载第三十七戒“冒难游行戒”，谓僧人修行应避开发生灾难的地方、“恶国界”、“恶国土”。京师，即长安。化度寺、慧日寺，分别在长安的义宁坊、怀德坊（《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原是隋代三阶教僧人信行在京都所置五寺中的二寺。（参《续高僧传》卷一六）
（30）大历，是唐代宗年号。睿文孝武皇帝，唐代宗的谥号。大道、至化，大致同义，是指至高的政治伦理原则。群元，是指百姓。
（31）僧腊，或作僧夏，从受具足戒以后的年岁，以每年的夏安居结束为新岁开始。招圣，即招圣寺。宗师，有学德的法师或禅师。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三之《论》称禅宗从达摩至惠能的六代祖师为“六代宗师”。
（32）内府，内府局，为内侍省诸局之一，掌皇帝内库钱粮出纳、帐设和澡沐等事。尚方，尚方监，原名少府监，下设诸署和诸监，掌管百工技巧手工业等事。说明建造观音堂，绘制七祖像等都由朝廷主持进行。
（33）贞元，唐德宗年号。据《贞元释教录》卷十七，788年（贞元四年）德宗敕命宾僧人般若翻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鉴义，或许即是证义。唐代译经有译主、笔受、证义、润文等分工。查在般若翻译六部七十卷经时担任笔受、证义和润文的人当中，没有慧坚的名字，也许他参加的不是般若的译场。
（34）玄圣冲妙之旨，即道教。唐朝廷奉道教教主老子为玄元皇帝，玄宗上尊号：“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冲妙，即冲和妙气，为阴阳二气交会，互相作用的状态。《老子》四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唐玄宗《道德真经疏》谓：“道动出冲和妙气……阴阳含孕，冲气调和，然后万物阜成。”素王，原指不在帝王之位而有其德的人，后来儒者多称孔子为素王。东汉王充《论衡·定贤》曰：“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中和之教，指儒家伦理学说，《礼记·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中和作为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内典，指佛经。
（35）诞圣之日，德宗皇帝生日，农历四月十九日。禁中，皇宫内。人天，指群臣和皇帝（天子）。龙象，高僧大德。
（36）大君，皇帝，此即唐德宗。储后，太子，此为后来即位的顺宗。雷，原语出自《周易·震卦》，意为连续不断的雷声，因《周易·说卦传》谓“震为雷，为龙……为长子”，后人用此词比喻太子。如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有“游雷之讲肆”之句，指出席太子主持的讲席。
（37）谓“性”（本心、佛性）是诸法的本体，“见”（认识、体认）是心体的作用。体有不变、空寂的特性，故谓之不生，无见。
（38）意为奉诏与诸高僧辩论北宗、南宗禅法（所谓顿教、渐教）的是非，确定何者正确，何者为正统。关键是神秀，还是惠能是继承弘忍之后的六祖。此在慧坚去世（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之前。《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谓：“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为第七祖，内神龙寺，敕置碑记见在。”所载当是事情结局。
（39）意为接受禅师开示心性之理，是顿悟；而修行却是渐修。神会说过：“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南宗定是非论》）宗通，原出自《楞伽经》，意为通过心性转变达到与真如法性相应的境界。神会则解释为：“但了自性空寂，更不复起观，即是宗通。”（《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
（40）无性，相当于唯识学说“三无性”中的“胜义无性”，即“圆成识性”，与真如、法界相通。无性与真识（无垢识）、法身也没有根本差别。慧坚是说他死后将回归真如法界。
（41）据此，慧坚生于719年（唐玄宗开元七年），于750年（天宝九载）受戒。
（42）有漏，指人的情欲烦恼。识洞有漏，心识已经洞彻一切烦恼（促成心识转变）。
（43）元和元年，唐宪宗年号，806年。景戌，即丙戌，因避唐高祖父名之讳改丙为景字。
（44）强琼，王亚荣《“慧坚禅师碑”与慧坚禅师》说西安碑林中的《国公功德铭》也是他刻，并据《关中金石记》卷四指出他是位太监（中人）。
[1]
作品说明
《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并序》是《慧坚碑铭》的全称，太中大夫给事中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兼史馆修撰柱国徐岱撰，奉义郎前试詹事府司直孙藏器书。碑铭是1945年在西安市西郊出土，1949年移入西安碑林第三室，保存完好。最早撰文详细介绍此碑的学者是华裔加拿大学者冉云华。1994年台湾佛学研究所发行的《中华佛学学报》第7期发表了冉云华的《“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考》，对此碑文所涉及的历史和佛教的种种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并且联系神会荷泽法系作了深入的考察。然而对于嗣虢王李巨在洛阳（所谓“保厘成周”）和慧坚再次到洛阳的时间，以及慧坚再度离开洛阳的背景（“属幽陵肇乱……时虏寇方壮”）等的解释，有若干失误之处；文后所附录文也有个别差误，并且没作标点和分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杨曾文曾撰文指出此文的失误之处，并且提出其补充解释说明，刊登在1995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题目是《关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的补充说明》。
1995年9月在少林寺召开了纪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释永信、吴立民主编的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其中刊载了王亚荣《“慧坚禅师碑”与慧坚禅师》的论文，对此碑的出土经过、撰写碑文者的情况以及慧坚的主要经历、他与神会的关系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论证，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但文章同样对李巨所谓“保厘成周”的史实、慧坚再次到洛阳的时间和离开洛阳的背景没能作出准确的解释；文后所附他所校订标点过的碑文仍有错字，而且也没作分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杨曾文对此碑铭重作校订、标点和分段，并且加上简要的注释，即目录中的作品原文和作品注释。　[1]
作品价值
一是关于神会的后继弟子的问题。神会的弟子，各书记载多寡有异，据日本宇井伯寿、镰田茂雄的统计，在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载有19人，在其《圆觉经略疏钞》卷四谓有22人，在宋赞宁《宋高僧传》中载有约14人，在道原《景德传灯录》当中载有18人。（宇井伯寿着，岩波书店1339年出版《禅宗史研究》第五章；镰田茂雄着，筑摩书房1981年第三次印刷《禅源诸诠集都序》第29页）其中有详细传记的人很少。在《禅门师资承袭图》所列神会的弟子中有所谓“西京坚”者，镰田茂雄在《禅源诸诠集都序》的注释（该书第294页）中说：“西京坚，即唐招圣寺慧坚。”但未言所据。柳田圣山在其《语录的历史》（载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出版《东方学报》第五十七册）之34《漕溪的后继者》中已经注意提到此碑，对慧坚的事迹略有介绍。《慧坚碑铭》有一千余字，为我们研究神会死后荷泽禅系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二是朝廷确立神会为禅门七祖，以南宗为正统的问题。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禅门师资承袭图》虽载796年（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召集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集传法旁正”，敕“立荷泽大师为七祖”等。但对于禅宗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酝酿经过却未涉及。《慧坚碑铭》记载，在贞元初至792年（贞元八年）慧坚去世之前曾奉诏“与诸长老辩佛法邪正，定南北两宗”。说明从朝廷提出确定禅宗旁正宗旨到最后做出决定，绝非在贞元十二年之内完成。
三是关于神会禅法的顿悟渐修的问题。神会虽主张顿悟，但并不否定渐修。他曾说：“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南宗定是非论》）；“于顿中而立其渐者。”（《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这种观点也被后来的宗密注意到，其《禅门师资承袭图》指出：“荷泽则必先顿悟，依悟而修。”慧坚继承神会的禅法思想，也主张顿悟渐修，《慧坚碑铭》说：“开示之时，顿受非渐；修行之地，渐净非顿。”
四是为嗣虢王李巨将神会遗体迎归洛阳安葬的事实提供旁证。原来因为对《神会塔铭》字迹辨认不清，录文误将“嗣虢王”写作“嗣号王”。（据《唐书》校改）。现在有了《慧坚碑铭》又提供了新的证据。碑铭记载，慧坚在洛阳从神会受法之后，到汾州受戒，又到抱腹山修行和传法一段时间，再次到洛阳，“时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可见慧坚再度回到洛阳正是李巨从758年（乾元元年四月）至翌年二月任河南尹兼东京留守的时期。李巨对慧坚“展门人之敬，乃奏请住圣善寺”。神会死于乾元元年五月，据《神会塔铭》，正是李巨主持将他的遗体迎归洛阳安葬的。会通这两篇铭文，可以推想，慧坚在“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之时再到洛阳，也许就是为了参加神会的葬礼。撰写《神会塔铭》的“门人比丘慧空”，从名字看大概与慧坚是同时受戒的师兄弟。《宋高僧传》卷九所载的慧空是普寂弟子，曾应代宗召请入居西京广福寺，没有旁证证明他与这位慧空是一个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