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袁见齐
求学经历
袁见齐，原名张耕虞。生父张鼎铭，清末儒生，世居江苏海门县和合镇（今属启东县）。因家道中落，他8岁时入继上海市奉贤县袁应天，遂更名为袁见齐。他自幼沉默寡言，好  高元贵、袁见齐、杨遵仪学多思，才智敏捷，兼之家业凋零，求学不易，从小就培养了他笃学励志的优良品格。中学是在江苏省第三中学（松江中学）读的。他对自然科学兴趣很浓，数理化各科成绩优秀，博物课（包含有矿物学、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尤其令他着迷。
1924年，袁见齐考入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预科，先入物理系学习，并选修了“地学通论”和“矿物学”，而且成绩突出。1926年正式转入地学系，专攻地质学专业。袁见齐勤奋攻读之余，经常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在南京郊区作地质考察。1928年5月国立东南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29年地学系的地质和地理两专业正式分系，同年7月袁见齐成为中央大学地质系成立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获理学士学位，随后留校担任助教。他独立开设和讲授“测量学”、“矿床学”、“工程地学”等十余门课程。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时，他利用课余和假期，在南京附近进行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曾对凤凰山铁矿、江宁县獾子洞铜矿，以及太湖周缘的煤矿、宁芜间铁矿、浙江金华—武义间的萤石矿床等进行矿床学研究。通过实践体验，使他认识到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有获得第一手资料的能力，然后才能上升到理论。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他一直把认知和实践并重作为明确的教学指导思想。
深入现场，调查研究
1929—1939年袁见齐任中央大学地质系助教，兼任地质系秘书，先后讲授过  北京地质学院工程地质学、地形测量学、普通地质学、地貌学、岩石学、结晶学、矿物学、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曾任张正平、李学清、郑厚怀、Eduard Parejas等教授的助教。在中央大学地质系10年教学生涯中，他主动担任繁重的室内和野外的教学工作，并改进了地学测量、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等课程的实验、实习。 
1929年秋，袁见齐除担任地质学和矿物学两门课的实习和辅导外，适逢工学院土木系二年级新开设“工程地质学”，在郑厚怀教授鼓励下，他承担了这门课的讲课和实习的全部任务。他认真备课，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同事的好评。他这一生遇事不畏艰巨，敢于迎着困难上的精神，就是从这时培养起来的。 
在中大期间，袁见齐就以认知和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1933年，他加入李学清组织的四川地质调查团，在川东南、綦江一带作地质调查，又考察了著名的自贡盐区，后转赴峨眉山测制地质剖面。在返回南京的途中，他又特意攀上江左高峰，考察宜昌黄陵庙、葛洲坝一带的地质构造和工程地质。在这个阶段，他不仅编写了许多课程讲义，还发表了《江宁凤凰山铁矿储量之估计》、《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厂址地质之讨论》和《宜昌黄陵庙、葛洲坝两处筑坝问题》等学术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1938年，西康省建设委员会筹组西康科学调查团，袁见齐应邀参加。1939年受聘云南大学地质系任讲师。他与朱熙人、郭令智合作出版《云南矿产志略》一书。这本专著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翔实的地区性矿产分布和成矿规律的论著。
1940年8月，袁见齐应朱庭祜的邀请，辞去教职，携家至贵州开阳任盐矿技师，参加了云南的元永井、一平浪等盐矿的开发。1943年7月，盐务总局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联合组织西北盐产调查团，谋求开发西北盐湖，发展中国的盐化工业。他是该团惟一的地质学家，负责盐矿地质调查和盐产储量估计。
1947年11月，他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3次年会后，专程调查台湾省各盐场的卤水成分和海盐产量等资料。1948年秋，袁见齐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拒绝随盐务总局南迁广州，辞去盐务总局的技正职务，返回上海。
地质教育，精心育人
国立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迁来上海办学，袁见齐受聘于唐振绪院长，任矿冶系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袁见齐随唐山工学院师生返回唐山时，沿途看到解放区的崭新面貌，令他感叹，促他振奋。在教育问题上，袁见齐强调“要启发式不要注入式”，他在讲课中，  袁见齐力求生动活泼。在唐山工学院期间的教学正如同学们所评论的：“他把矿物学课教活了”。
1952年院系调整，唐山工学院采矿系地质组调往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袁见齐也因而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并担任了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务长、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地质人才，他在主讲普通地质学、矿床学、非金属矿床地质学等课程的同时，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方法、内容的改革。1959年在欢庆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他以多年来工作的感受写了《巨人的步伐——从北京地质学院的成长看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旧中国地质教育面貌作了深刻的对比，他歌颂地质教育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他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后，继续钻研，对启发式教学理解更深。他一再强调：“启发式教学不单纯是方法问题，也是教学理论和辩证思想的具体体现。要启发听课者积极思维，必须由教师积极引导。”他把登上讲台比喻为表演艺术家走上舞台，也要“进入角色”。
1978年他已70高龄，主持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工作时（任研究生部主任），为了取得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经验，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课，并就课程设置、实验室建设、论文选题，甚至学生的课业负担、课余活动等，都作了认真调查。他参与制定了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使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步入正轨。1985年他又指出高等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必须传授获得知识的方法，并能运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对研究生部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青年教师的工作，为地质事业后继有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4年袁见齐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委员；九三学社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参议委员。1964—1988年，当选北京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1978—1982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第四、五两届政协常委。1981年他以7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学生们赞扬他“欣逢盛世身犹健，丹心一片志方遒”。
中国盐类矿床研究的开拓者，陆相成钾理论与高山深盆成盐模式的建立者
1978—1986年，他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主任，兼钾盐矿床地质研究室主任，探索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的教学工作。1980年，他主编的《矿床学》全国通用教材，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79年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后任名誉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1988年被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88年后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校学位委员会主任。
袁见齐一生献身于祖国的地质科学和教育事业。中国盐类矿床开发利用的历史极为久远，但运用现代地质学的方法研究盐类矿床，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袁见齐从1940年起对中国西南、西北广大地区的盐矿研究是最为深入、系统的，并在盐类矿床成矿理论的学术研究上也取得很大进展。他在川、滇、黔等省区的盐矿调查中，最早指出西南地区的寒武系、三叠系和中、新生代红层均蕴藏有丰富的盐矿资源，并兴奋地期待“必有新姿态之盐业兴起”。1943—1944年他率先进入西北，调查盐湖、盐矿47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的盐湖地质调查。袁见齐途中抽暇整理资料，陆续寄出论文6篇和记述地理、民俗等的新疆杂记10篇。归来后出版《西北盐产调查实录》的专著。  袁见齐手迹他把盐湖的成因归结为“盐质之来源”、“地形之影响”和“气候条件”等地质地貌环境条件，最早提出“滩盐”系砂砾间潜水蒸发形成，与盐池卤水蒸发沉积盐层有区别，也观察到盐湖区地形变迁与卤水析盐分异作用的关系，如达坂城盐湖中石盐与芒硝的分异等。西北断陷盆地都在山脉环抱之中，“高山与深谷，高下悬殊”，“盆地内气候极度干燥，气温亦炎热而多剧变，故利于盐池之生成”。这些认识，正是袁见齐后来提出“高山深盆成盐理论”的基础。其中，如盐类物质来源，盐湖卤水成分的演化，成盐区的构造控制，地形与气候的关系，以及盐体变形特征等学术观点，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三次深入柴达木盆地，对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作了周密的考察和研究，总结了矿床形成条件，他的学术论文《中国内陆盐湖钾盐沉积的若干问题》不仅首次描述和报道了这个世界上新类型的钾盐矿床，而且他总结得出的陆相盆地的成钾条件和成钾机理已为国内外盐矿学界广泛利用，并称之为“陆相成钾理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斯特拉霍夫（CtpaxoB,1962）在《沉积学原理》一书的第四卷中所引用。
1956年，袁见齐受地质部地矿司委托，指导新中国的盐矿地质工作。在北京地质学院成立盐矿科研组，主持钾盐矿床地质条件和预测找矿的研究工作。他应邀担任轻工业部盐业资源勘探队科学顾问。在衡阳盆地找盐工作中，在他的指导下发现并勘探了中国中新生代红层盆地中第一个石盐矿床。他三次赴青海柴达木盆地察尔汗湖工作，总结中国陆相成盐成钾的地质条件。1957年，他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柳大纲共同组建中国科学院盐湖调查队，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
在地质部的领导下，他于1959年主持完成了全国盐类矿床分布规律和矿床远景预测的研究项目，主编了中国第一幅全国盐类矿床预测图，不仅为地质部部署全国盐矿普查工作提供了依据，而且根据中国地质构造特征，分析讨论了中国盐类矿床成矿时代和成矿区域与西欧、北美的矿床差异。尽管当时可供利用的实际资料还不够丰富，但他的预测基本上都为以后的勘探所证实。1961年中国首次在湖南衡阳红层盆地进行盐矿普查，他应邀到现场指导，他从地层、构造、沉积相等方面做了分析，提出新的找矿方向，不久即钻遇厚盐层，发现了红层盆地中第一个石盐矿床。70年代，中国已在许多层位和地区发现了大量盐类矿床和若干地区的钾盐层。他在“中国碎屑岩系中钾盐矿床形成条件”一文中，系统总结了中国盐矿地质资料，概括为（1）盐盆地的活动性；（2）盐类物质来源的多源性；（3）盐类沉积过程的复杂性（卤水掺杂与卤水迁移）；（4）盐类沉积层的多变性（包括变质和变形）等四个方面，并进一步归纳为“高山深盆的成盐模式”。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袁见齐提出的这个理论模式，概括了成盐盆地的构造控制、盐类的物质来源、岩相分布、沉积环境、卤水的演化发展等基本的成矿因素，既有现代实例，也有地质历史上众多的盐类矿床资料依据，并经受了找矿实践的检验。
袁见齐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地质教育事业，他在教学中，一贯主张认知和实践并重的教学思想。他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勤奋努力，精益求精。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也是一位严格要求，具有严谨科学作风的导师。袁见齐常说：“一个人待人要诚要实，对社会尽力去作奉献，这样社会才会不断发展。”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位为人谦和、待人诚恳的长者。
袁见齐一生发表学术论文、专著、教材和译著等100余种，他是中国盐类矿床地质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思想和他对盐矿资源勘探开发的重要贡献，使他在国内外地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少年时代因家道中落，他8岁时入继上海市奉贤县袁应天家，遂更名为袁见齐。他自幼读书勤奋，好学多思，才智敏捷，兼之家业凋零，求学不易，从小就培养了他笃学励志的优良品格。袁见齐的舅父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同盟会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因拒绝为日本人服务（出任县长）被投入监狱。受其影响，青少年时期的袁见齐思想民主，立志报效国家，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袁见齐对自然科学兴趣广泛。酷爱读书，文学功底深厚，历史知识丰富。小学时期的演讲会、中学时代自编油印小刊物的经历都使他终生受益。40年代曾以亲身经历为素材撰写了题为《新疆杂记》的系列文章（连载于《盐务月报》）。
袁见齐于1924年进入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选读了“地学通论”和“矿物学”，成绩优异，遂转入地学系。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研究生部主任等职务，并担任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对地质教育，包括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学方法、专业学科建设、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他一贯主张要加强基础教育，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良好学风，发挥教师的教书育人作用。他长期主管学校的教务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以朴实真诚的精神为教学服务，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地质调查1929年秋，袁见齐除担任地质学和矿物学两门课的实习和辅导外，适逢工学院土木系二年级新开设“工程地质学”，在郑厚怀教授鼓励下，他承担了这门课的讲课和实习的全部任务。他认真备课，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同事的好评。他这一生遇事不畏艰巨，敢于迎着困难上的精神，就是从这时培养起来的。
高元贵、袁见齐、杨遵仪
1929—1939年袁见齐任中央大学地质系助教，兼任地质系秘书，先后讲授过工程地质学、地形测量学、普通地质学、地貌学、岩石学、结晶学、矿物学、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曾任张正平、李学清、郑厚怀、EduardParejas等教授的助教。
在中央大学地质系10年教学生涯中，他主动担任繁重的室内和野外的教学工作，并改进了地学测量、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等课程的实验、实习。
1933年起他在郑厚怀先生指导下率先在中国矿床教学实验中引入“矿相学”研究方法。在《江苏江宁獾子洞之成矿作用》（1936年）一文中，首次发表了运用矿相学方法系统地进行矿石物质成分、结构构造方面的研究，从而得出矿床成因的结论。谢家荣先生认为该文“……为精心结构之作，所附示矿石结构之绘图6幅，精美绝伦，极堪取法”。教学之余，他在江浙、鲁皖、宁芜等地从事矿产资源调查和矿床学研究。由于他对宁镇地区的地质情况十分熟悉，经常在教学中安排现场教学示范，如地形测量、地质制图、矿产调查方法等。他认为，地学教学如能随时结合野外实习，方能使课堂上所学的书本知识融会贯通，而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的积累，也无不得益于勤于实践。
1933年他随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四川地质调查团”带领学生调查四川綦江铁矿，西行到峨嵋县，为了测制震旦系玄武岩剖面，他和李春昱、张祖还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攀登八百余米的悬崖，直达金顶。1938年，他与李承三、郭令智赴西康调查。在雅安、康定、道孚、新龙等地作路线地质及矿产调查。入康途中，他因马惊而伤左腿，途中无法治疗，仅草草裹伤，请人从马上抬上抬下，以惊人的毅力坚持随队西行，直至调查任务完成。
解放前，中国边远地区交通困难，治安混乱，高等学校经费困难，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地质工作不仅辛苦，还有安全问题。但他从不把个人的甘苦放在心上，总是说：“赏山水之乐，识宝藏之丰，只有地质学家能体味个中乐趣”。由于勤奋努力，青年时代的袁见齐在地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科学论文发表，如《江宁县凤凰山铁矿储量之新估计》（1934年）、《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厂址之地质讨论》（1935年）、《宜昌黄陵庙、葛洲坝两处筑坝问题》（1941年）、《西北盐产调查实录》（1946年）、《新疆库车、拜城、温宿岩盐之成因》（1946年）等。
精心育人1948年，盐务总局南迁，袁见齐拒绝迁广州、撤台湾，返回上海改任唐山工学院（临时在上海办学）教授。刚步入壮年的袁见齐，此时已无法安心于课堂教学。他隔江遥盼北斗星，终于迎来了祖国的解放。1949年5月随工学院师生返回唐山时，沿途看到解放区的崭新面貌，令他感叹，促他振奋。
北京地质学院
1952年，他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并担任了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务长、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地质人才，他在主讲普通地质学、矿床学、非金属矿床地质学等课程的同时，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方法、内容的改革。1959年在欢庆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他写了《巨人的步伐——从北京地质学院的成长看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旧中国地质教育面貌作了深刻的对比。
在教育问题上，“要启发式不要注入式”，向他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他回顾自己十余年的教学经验，感到只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易于理解，便于记忆，已远不能达到“启发式”的要求。因此，他在讲课中，力求生动活泼。在唐山两年的教学正如同学们所评论的：“他把矿物学课教活了”。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后，他继续钻研，对启发式教学理解更深。他一再强调：“启发式教学不单纯是方法问题，也是教学理论和辩证思想的具体体现。要启发听课者积极思维，必须由教师积极引导。”他把登上讲台比喻为表演艺术家走上舞台，也要“进入角色”。讲理论时，要像参加辩论会那样，辨疑解难，讲清概念。讲描述性知识时，应如身临其境，探幽发微。他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效果受到师生的赞扬，他多次上示范课，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听他讲课既学到知识，又学到辩证法，还学到科学作风。他的课堂教学能融合科学技术、教育学、心理学、美学于一体，这是他几十年刻苦钻研教学艺术的结果，也是他十分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的体现。他坚持地质学家必须做到既动脑又动手。因此，在他主管北京地质学院教学工作时，十分重视周口店教学实习基地的建设。对学生的毕业实习，他坚持毕业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努力结合地质找矿工作。
1978年他主持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工作时（任研究生部主任），为了取得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经验，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课，并就课程设置、实验室建设、论文选题，甚至学生的课业负担、课余活动等，都作了认真调查。他参与制定了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使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步入正轨。1985年他又指出高等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必须传授获得知识的方法，并能运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对研究生部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青年教师的工作，为地质事业后继有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六十多年来，他与翟裕生等合作主编了《矿床学》等多种教材，撰写科学论文和学术专著百余篇。主要获奖成果有：《中国碎屑岩系中钾盐矿床的形成条件》（1980，袁见齐、霍承禹着，国际交流地质学术论文集，为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撰写），获1981年度武汉地质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高山深盆的成盐环境——一种新的成盐模式的剖析》（袁见齐、霍承禹、蔡克勤着，地质论评），获1983年地质矿产部成果三等奖；《江汉盆地钾盐矿床的发现及研究》，袁见齐代表了参加单位（武汉地质学院）获石油部1985年度科学进步三等奖；《矿床学》（国家统编教材）（1988，袁见齐、朱上庆、翟裕生着，地质出版社），获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钾盐矿床微机专家咨询系统》（袁见齐、帅开业、彭盛凤着），1988年获地质矿产部成果三等奖。
1963年起，袁见齐教授历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分会副理事长，后为名誉理事。1979年，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4年后改任名誉理事。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盐湖考察队副队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盐湖组成员。袁见齐教授曾长期兼任地质部地矿司科学技术顾问，化工部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科学技术顾问，北京市科协自然科学小丛书编委、地学组主任编委，《沉积学报》编委、《矿床地质》杂志常务编委，《大地构造与成矿学》杂志编委。1954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委员；九三学社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参议委员。1964—1988年，当选北京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1978—1982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第四、五两届政协常委。1981年他以7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学生们赞扬他“欣逢盛世身犹健，丹心一片志方遒”。
中国盐类矿床研究的开拓者
30年代谭锡畴、谢家荣、李春昱、李锐言、林斯澄都曾对四川黄卤、黑卤、岩盐的成因和相互关系进行过理论探讨。但对盐类矿床和盐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则首推袁见齐。
1937年，南京沦陷，袁见齐随中央大学地质系师生西迁重庆。1939年他转入云南大学任教，与朱熙人、郭令智共同编著《云南矿产志略》（1940年）时，沿途屡见“赤贫之家，往往其食菜中不得盐味”。又值抗日战争时期，海盐来源断绝，内地盐价飞涨。激于地质学家的良知，他决心从事盐矿和卤水资源的调查。1939年他在滇中元永井、黑井进行了较详细的地质调查。1940年8月他辞去云大教职，应朱庭祜的约请，到贵州开阳担任盐矿技师，经常只身奔走在云贵的高山深谷中。
在从事滇黔找盐时期，他逐渐与以侯德榜教授为首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有了联系。其时，侯先生因沿海沦陷，正谋求在内地重新发展中国的盐化工业，迫切需要调查盐矿、盐湖资源。1943年7月，盐务总局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联合组织西北盐产调查团，袁见齐作为该团唯一的地质学家，负责盐矿储量地质调查工作。中国西北盐湖广布，开发利用历史悠久，但无人做过科学的地质研究，盐矿资源毫无记载。当时广阔的西北地区，大漠荒野，盐湖、盐矿几乎都处于人迹罕见的戈壁深处，穷乡辟壤，举步维艰。他一行4人，冒着风险，在新、甘、青、宁、蒙五省（区）行程2万余公里，历时13个月。他在《西北盐产调查实录》（1949年）一书中，记载了“山盐（盐矿）16处，池盐55处，重要滩盐19处”，并指出：“西北各省，位居大陆中央，距海辽远，水流不能外泄，雨量稀少，产盐丰富，甲于中国”，“新疆省内，无百里之内无盐”，从此，中国西北丰富的盐矿和盐湖资源始为世人所知。这在中国盐矿研究史上实是一件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轻工业部组织了盐业资源勘探队，在他的指导下，对茶卡、柯柯、吉兰泰等盐湖进行了钻探，计算储量与40年代估计数量差不多。现在上述盐湖已成为机械化开采石盐的工业基地。同时，在他的指导下，湖南衡阳盆地首次发现了古代陆相厚层石盐矿床。
为了农业化肥化，他投身于寻找钾盐资源的工作。应地质部宋应副部长约请，多次参加了工作部署的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促进了云南、新疆及东部各省的红层盆地、四川三叠系和山西奥陶系的找盐找钾工作，取得了进展。除找到云南勐野井钾盐矿床外，还发现了云南及东部沿海各省多处石盐、芒硝、天然碱矿床和钾盐找矿线索。新疆库车盆地的盐矿床和达坂城盐湖等也得到进一步了解。在60年代前期，他正负责北京地质学院的教学领导工作，但他不辞辛苦。在盐矿地质人才培养、工作部署等方面，不仅参与组织筹划，并亲自奔走于川滇黔和东部各省工地，他三度进入柴达木盆地，不顾严重的高山反应，白天奔走在崎岖的盐垄之间，夜晚冒着严寒露宿于盐滩之上，为找盐找钾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还根据国外经验，提出了找油气工作中兼探盐类矿床的方法，得到地质和石油两个部门的重视。1972年在江汉盆地中，可能找到硫酸钾盐层的预见终为钻探所证实。
1976年后，袁见齐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时，十分注意盐类矿床地质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除继续寻找钾盐矿床外，应注意蒸发盐建造中其他矿种的寻找。他虽不能亲往找矿现场，仍以80高龄亲临化工部钾盐矿床培训基地，并登临泰山极顶。
陆相成钾理论与高山深盆成盐模式的建立
由于袁见齐在盐矿地质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他受聘于轻工业部盐务总局担任资源勘察队的顾问。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面恢复了食盐的生产，满足了国计民生之所需。鉴于中国历代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农用化肥的矿产资源的找寻。他根据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农用化肥的发展经验，多次指出中国磷矿有较好的资源优势，但缺乏钾肥资源，中国钾盐成矿条件和找钾方向的研究实属刻不容缓。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矿床教研室成立了以他为学术负责人的盐矿科研组。不久，他又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柳大钢先生共同组建盐湖调查队，并任副队长。1957年，青海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发现，对他震动很大。为了弄清这个内陆盐湖钾盐的成矿条件，他于1958年起3次到察尔汗盐湖工作，对这个面积达5800平方公里、钾盐储量达数亿吨的矿床做了科学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内陆盐湖钾盐沉积的若干问题》（1961年）和《含钾沉积形成条件的几个问题》（1961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陆相成钾理论的学术论文。与此同时，为指导盐类矿床工作，他组织北京地质学院师生三十余人，于1959年完成了中国盐类矿床分布规律和远景预测研究，主编了中国第一幅中国盐类矿床预测图。在这项工作中，他指出中国盐类矿床成矿时代和成矿区域与西欧北美的著名矿床不同，结合他十多年以前在新疆指出的盐体变形和卤水迁移的特点，决定从中国盐类矿床的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总结成矿理论，以提高中国盐类矿床找矿水平。同年，衡阳盆地找盐工作遇到困难，他应邀到现场指导，根据沉积中心迁移的观点，提出了新的找矿方向。不久，轻工业部盐勘队钻遇厚盐层，发现了茶山坳石盐矿床。1961年云南边陲的江城县发现钾盐矿床，他立即带领师生进入矿区，通过野外观察，指出了这个钾盐矿床物质成分和矿体形态的特点，并率领研究生亲自参加了这个矿床的研究工作。在60年代前期，他根据察尔汗盐湖钾盐沉积过程和沉积环境的实际资料，以及云南勐野井、湖南茶山坳、新疆库车盆地的盐矿所见到的矿床特征相参照，概括出盐类（钾盐）成矿理论的若干观点，这些观点与百余年来作为盐类矿床成因理论基础的沙洲说不尽相同，而和国外某些新观点颇多相似之处。
70年代，石油地质工作者在东部中新生代地层中发现了分布广泛的石盐矿床，也发现了一些含钾的盐层，为袁见齐成盐成钾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80年为参加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而写的题为《中国碎屑岩系中钾盐矿床的形成条件》的论文里，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盐矿研究30年来的主要成就，概括为：盐盆地的活动性；盐类物质的多源性；盐类沉积过程的复杂性；盐类物质的易变性（包括变质和变形），并进一步概括为“高山深盆的成盐模式”，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1983年），受到普遍的重视。程裕淇先生在会议总结中指出：“高山深盆的成盐模式”是中国盐类矿床成因理论的新发展，也是对传统成盐理论的修改和补充。袁见齐院士提出的这个理论模式，概括了成盐盆地的构造控制，盐类的物质来源、岩相分布、沉积环境，卤水的演化发展等基本的学术观点，既有现代实例，也有地质历史上众多盐类矿床的资料依据。他对盐类矿床成因理论的总结，尤其是他根据中国地质资料对钾盐成矿理论的发展，已形成一个系统的学术体系，成为国内外受到重视的学术流派。
1988年81岁的袁见齐患了食道贲门癌。他天天坚持晨练，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项工作。直至1991年春末夏初病情恶化，他仍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坚持参加一些会议，审阅研究生论文，并参与有关察尔汗盐湖文章的修改工作……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想方设法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自己新的认识和看法提供给后人参考，更好地完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任务。
1991年10月28日凌晨，袁见齐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
撰有论文《中国内陆盐湖钾盐沉积和若干问题》、《高山深盆的成盐环境－－一种新的成盐模式的剖析》。著有《西北盐产调查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