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韩帝国
帝国建立
大韩帝国是朝鲜王朝第26位国王李熙在光武元年（1897年）建立的近代君主制国家，通常被认为是朝鲜王朝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现今大韩民国的历史学家又称这一时期为“旧韩国”大韩帝国地图(3张)（구한국）或“旧韩末”（구한말）。大韩帝国的疆域与朝鲜王朝相同，大致相当于现在朝鲜和韩国面积的总和，北面隔鸭绿江与图们江与中国和沙俄接壤，南面隔大韩海峡（即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其地方行政单位与朝鲜王朝时期相同，依然是道、府（州）、郡（县）三级，但行政区划与朝鲜王朝略有不同，平安、咸镜、忠清、全罗、庆尚等五道分别被拆分为南北两道，因此由朝鲜王朝时期的八道变为十三道。首都仍为汉城（今韩国首尔）。
朝鲜王朝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是大清帝国的属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控制朝鲜政权，强迫其废止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朝鲜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4月，战败的清朝政府在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独立。
但事实上，朝鲜当时被亲日的金弘集内阁统治，因而日本不断插手朝鲜政局。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10月，日本人在“乙未事变”中杀死了亲俄的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又嗾使金弘集内阁实行一系列“改革”，如实行公历、颁布断发令等。这些都严重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人们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剪”，朝鲜义兵运动（乙未义兵）迅即展开并蔓延全国。[1]而俄罗斯帝国则深恐日本干预朝鲜内政限制了其在远东的扩张，因而派军舰停泊朝鲜仁川港，“支援”朝鲜反抗日本。建阳元年（1896年）2月，在当时的亲俄派大臣李完用、李范晋等人的劝诱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王族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2]俄馆播迁事件改变了朝鲜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使亲俄派的实力膨胀，随后亲日的金弘集内阁迅速倒台，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俄馆播迁事件为后来的大韩帝国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民众呼吁建国独立更是日甚一日。建阳元年（1896年），著名开化派人士徐载弼建立独立协会。独立协会  大韩帝国成立时庆运宫正门前的盛况强烈呼吁朝鲜独立，实行近代化改革，并近代报刊——《独立新闻》作为其喉舌，大力宣传独立自主精神和西方的民权法治思想，在当时朝鲜各阶层影响很大。为了表示其与历史决裂、追求独立的决心，独立协会还拆毁了朝鲜迎接中国使臣的“迎恩门”，改建为独立门。又把奉迎中国“天使”的驿馆“慕华馆”改称“独立馆”，用作独立协会办公室。这表明大韩帝国的建立势在必行。[3]
公元1897年10月12日，朝鲜高宗李熙在汉城庆运宫（今德寿宫）正式登基，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4]，建元“光武”。李熙还前往圜丘祭天，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
光武改革
大韩帝国的成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同时使韩国正式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在大韩  大韩帝国国徽帝国成立以前，朝鲜政府曾在1894年实行过208条改革措施，史称“甲午更张”。但是这些改革是在日本人主导下进行的，很多措施为朝鲜人民抵制，并不能真正落实。高宗李熙登基后，才开始着手对韩国进行改造。改革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各个方面，历史上把这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成为“光武改革”。[5]
政治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韩国朝廷颁布《大韩帝国宪法》，确立大韩帝国是君主制国家，明确规定了君主的“无限君权”。由于之前掣肘高宗的势力如大院君、闵妃、日本人等均消亡或削弱，所以朝鲜王朝已经衰落上百年的君主权力再次膨胀。高宗皇帝李熙独揽朝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他先下令废除甲午更张时期确立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使议政府、中枢院等机构俯首听命于自己。高宗还总揽军政，自任海陆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副元帅。同时又延续了“甲午更张”以来引进的西方君主国家的文官体制，但这已变成为君主专制服务了。
军事韩国承袭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罗斯军官做顾问，组织并训练一支近代化的4000人以上的军队（大韩帝国军）。光武二年（1898年）武士位队内206人作为炮兵队。侍卫队同武士卫队一样（五大队共1000人，俄式训练），另外，曲号队以21人分发在大队内。在地方，韩国政府创设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到了光武三年（1899年），全国各镇的总兵力达5600人，士兵主要散落在全国十四个地方，每支达到200—600人。
经济韩国从光武元年（1897年）在美国人帮助下丈量全国土地，改革土地制度。不过这次改革因1904年日俄战争而中断。
英国人在韩国取得以及架设电车、电灯的专利。汉城的洪陵西大门，光武三年（1899年）电车正式通车。韩国  1900年代安装电线和电车的汉城南大门与美国合办汉城电力公司，汉城电气、自来水供应自此开通。俄韩合办的露韩银行设立。
同时，汉城皇国中央总商会发起商权守护运动，藉此摆脱外国，成立国办企业。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方兴未艾，银行、工厂相继开设，传统纺织工业逐渐近代化，锅下铁路公司成为韩国国人企业公司。 
光武三年（1899年），开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三港口作为供外国船只停泊逗留的国际港口。 同年韩国政府机关商理局改名为商务公司。
文教光武二年（1898年）开城培花女子私立学校建成。直至光武三年（1899年），韩国成立了10间汉城国立  身着西装的高宗皇帝小学、6间外语学校、1间医科学校、1间师范学校及62间地方国立小学。韩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光武年间，韩国的文化上也发生着诸多变化。韩国报业发展迅速，涌现了《独立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日报》等近代报刊。韩文（训民正音）得到提倡，成为韩国的国语。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采用韩汉混用的字体（国汉文混用体）。近代文明也因此开始得到广泛启蒙（参见词条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推翻金弘集内阁后，朝廷虽然废除了强制断发的命令，但随着光武改革的深入，韩国皇室业已在正式场合换成西式装束，韩国的大部分上层人士和一些百姓也相继断发易服，而韩国的警察和军人更是全部穿上西方制服了。
影响光武改革使韩国的社会风貌焕然一新，促进了韩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使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大为发展，同时使朝鲜民族得到启蒙，进一步唤醒了民族意识。然而很多改革措施并不彻底，有的只是流于表面。韩国仍然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外国势力也没有真正驱逐。大韩帝国的政治仍然延续朝鲜王朝时期的黑暗腐朽，据史料《梅泉野录》记载，“光武六年（1902年），平南观察使闵泳喆营行宫于平壤，迫民出钱助役巨万金，他吏掊克率如此”，当时的政治腐败可见一斑。再加上连年饥荒，普通百姓生活更加困苦。韩国并没有因光武改革而走上富强。
由于光武改革的局限性，一直是韩国独立和改革的急先锋的独立协会与政府的矛盾逐渐加剧。独立协会中受过美国教育的激进分子如李承晚等人甚至鼓吹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独立协会于光武二年（1898年）被韩国政府取缔，李承晚等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其创始人徐载弼也被迫离开韩国去美国。
帝国灭亡
日俄争夺韩国大韩帝国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却并没有使韩国被外国支配的情况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韩国的财政和军事实际上就由俄国顾问控制，因而大韩帝国自始至终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大韩帝国成立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了小村-韦伯协定、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韩国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但双方都明确反对以北纬38度线为界直接划分两国在韩势力，因为日俄都欲独吞朝鲜半岛。 
这一时期，日俄两国对韩国的侵略由直接干涉其内政转为以经济侵略为主。俄国利用“俄馆播迁”获得了朝鲜半岛北部丰富的林业资源，而日本则将韩国的渔业权利尽数攫为己有，还在光武七年（1903年）铺设了京釜铁路。处于劣势的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在与日俄的恶性竞争中举步维艰。[6]而韩国与俄国的关系也  反映20世纪初日俄争夺韩国的漫画在大韩帝国成立后发生微妙变化。韩国不愿完全依附俄国，由此引发了光武二年（1898年）8月亲俄派官员金鸿陆毒杀高宗皇帝的“茶毒事件”，这次事件虽然未遂，但也反映了列强争夺朝鲜半岛的激烈。不过大韩帝国前期总体上依然采取“联俄制日”的方针，亲日派在日俄战争前始终遭到打压。
光武七年（1903年），日本和俄国的矛盾逐渐激化。日本主张“满韩交换”，日俄分别占有韩国和满洲。俄国则主张独占满洲，以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半岛为俄国势力范围，39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但是日本不可将其用于军事目的。俄国利用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固有优势压制日本，日本也恃1902年英日同盟而毫不退让，两国爆发战争已是在所难免。这时日本又扶持亲日派开始活动，以便以后顺利吞并韩国。 
光武八年（1904年）2月9日，日本不宣而战，进攻驻韩国仁川的俄国舰队，次日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爆发。西方各国宣布中立，韩国长期以来就希望其能成为永久中立国，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韩国政府就四处游说欧美列强承认其局外中立的地位，也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赞成。但是“弱国无外交”，日本一直暗中阻挠，故韩国政府发表的种种“中立声明”也毫无效力。[7]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开进汉城，控制韩国政府，并在2月23日强迫韩国同日本签订六条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战争结束后，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韩国开始进入了被日本控制的顾问政治时期。
乙巳条约订立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光武九年（1905年），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自此独占朝鲜半岛。于是日本政府逼迫韩国与之缔结其一手炮制的保护条约，在韩国宫廷的御前会议上，诸大臣坚决反对缔约，亲日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同意缔约。当年11月17日，日本派遣数万军队开入汉城，包围庆运宫。日本特使伊藤博文和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携条款亲自进宫，由于高宗称病缺席，由韩国内阁的八大臣负责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八大臣威逼利诱，以学部大臣李完用（李完用已由亲俄转向亲日）为首的原本亲日的五大  灭亡韩国的乙巳条约臣同意缔约，其余三人则表示反对，其中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因为坚决反对缔约被日本军强行拖出宫廷。[8]日本军还从韩国外务部夺取国玺，强迫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在《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上签字。韩国从此沦为日本实际上的殖民地。
根据这个协约，韩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外交及内政主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韩保护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皇城日报》立即把签约的真相公布于世。称保护协约公布之日为韩国“全民哀悼的日子”。主笔张志渊所撰写的题为“是日也，放声大哭”的社论，反映了韩国人民对保护协约痛恨之情。文中写道“学生闭校痛哭，教徒呼天悲泣，商贾撤市狂呼，儒生投章叫阖，元老大臣抗事累日，而日人或以兵劫之，或拘而辱之。于是侍从武官长闵泳焕拔刀自刎，原任议政大臣赵秉世饮药自裁，殉于独立。农民金台根在水原停车投石击伊藤博文不中。奇山度、李种大、金锡恒等十一人谋刺……五贼，事泄被逮，李建爽呕血死狱中。”[9]
此后在韩国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其中以忠清道的闵宗植、全罗道的崔益铉、庆尚道的申乭石这三支义兵部队最为活跃，沉重打击了各地的日军和傀儡政府。[10]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工商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签约的当天，卖国贼李完用家被人放了火。《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后，日本对韩国的控制由顾问统治转为日本韩国统监府的太上皇统治，即统监政治（保护政治）时期。11月23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协约全文，并将此事通知与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要它们撤走驻韩外交代表机构。在各国外交使团尚未撤离时，日本就关闭了驻汉城的使馆，成立了统治韩国的新机关——统监府，派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各道的日本领事馆也撤销，成立了统监府的地方机关——理事厅。
统监府的统治光武十年（1906年）3月12日。伊藤博文来到汉城，就任韩国统监。他先后扶植朴齐纯和李完用建立傀儡内阁，又以协助韩国改革为名，强迫韩国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引发了韩国人民的“国债报偿运动”。而高宗皇帝也不甘心做傀儡，《日韩保护协约》签订不久，高宗皇帝就秘密写信给美、俄、德、法4国首脑，宣布《日韩保护协约》无效，但这四国首脑都不予理睬。
光武十一年（1907年），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皇帝秘遣李相卨、李俊、李玮钟三人带着高宗致俄国沙皇的书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日韩保护条约无效。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向高宗皇帝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  高宗派往海牙的三位密使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李俊愤而剖腹自杀，以明清白。日本指责韩国违反了保护条约。伊藤威胁高宗说： “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伊藤还指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唆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7月6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会长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明治天皇）谢罪，二则陛下……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双方僵持不下。高宗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11]
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在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皇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改元隆熙。
纯宗即位四日后，在汉城的日本外相林董和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唤至统监府，交给他事先拟好的七款《日韩协约》草案。李完用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一字不动地通过了这一协约，当晚李完用在伊藤住所签字，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协约内容是：第一、韩国政府在改善施政方面，必须接受统监的指导；第二、韩国政府制定及采取重要的行政措施，均须事先得到统监的同意；第三、韩国的司法事务，须与普通行政事务区分开；第四、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须经统监同意；第五、韩国政府应任命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为韩国官吏。[12]
隆熙元年（1907年）7月27日，日本又迫使韩国傀儡政府公布《新闻法》，7月29日，发布《保安法》，剥夺了韩国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一切自由。8月1日，日本强行解散韩国军队。这一行动激起了第二次反日义兵斗争的高潮，日本急忙集结兵力，才在两年后镇压了义兵运动。[13]同时，也开始了由日本人作为次官，实际掌握中央及地方行政大权的时期。 
为加速吞并韩国，日本在韩国加强了军事警察统治。统监府成立时，在韩国的日本宪兵约有800人，隆熙元年（1907年）末已增为2000多人，隆熙二年（1908年）更达到8600多人，宪兵特务遍布韩国各地。日本过去  韩国反日义兵在韩国只有1个师团的兵力，统监府成立后到隆熙二年（1908年）5月前，又增加1个旅团，两个步兵联队（团）和1个骑兵联队。对韩国人民的反抗，采取了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的措施。据统监府显然是缩小的官方统计，从隆熙元年（1907年）7月到隆熙二年（1908年）底，就杀害了近一万五千名反抗日本的韩国人。[14]
隆熙三年（1909年）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令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关于韩国问题的文件。仓知铁吉拟订了吞并韩国的《对韩政策的方针》和《对韩施政大纲》。3月30日，小村向首相桂太郎提交了这两份文件，桂太郎当时即交给内阁考虑。4月10日桂太郎、小村和正在东京的韩国统监伊藤3人就吞并韩国问题密谈。伊藤表示完全同意两个文件。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文件，并得到天皇批准。《对韩政策的方针》即关于日韩合并的决议规定：“在适当时机断然实行韩国之合并。使合并后之韩国成为（日本）帝国版图之一部分。”《对韩施政大纲》则主要有以下内容：在合并韩国时机到来之前，须“在韩国驻扎必要之军队，并增派大批宪兵及警察”；“将韩国铁路移交日本政府的铁道院掌握”；“尽可能多地向韩国移民，以加强日本势力”；“进一步扩大在韩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的日本人官吏的权限”，等等。7月12日，日本又强迫韩国政府签订“协约”。韩国政府向统监府司法厅交出司法权和监狱事务。接着又取消了韩国政府的军部。
日本吞并韩国隆熙三年（1909年）6月14日，伊藤博文辞去统监职务，副统监曾弥荒助升任统监。伊藤博文的去职，标志着朝鲜统监政治时期的结束，进入合并时期。在合并时期，主要是具体实施吞并朝鲜半岛的方案和取得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支持。隆熙三年（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活动，计划与俄国财政部长柯科夫措  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夫密谈，一则密谋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权益，二则事先征得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谅解。10月26日，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死了伊藤博文。12月22日，李在明伏击了李完用，使李完用身负重伤，险些丧命。[15]
伊藤博文被刺大大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政府趁机煽动复仇情绪，为吞并韩国制造舆论。军政首脑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劝说桂太郎内阁立即吞并韩国，有的公开发表声明、谈话，敦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御用报刊也推波助澜。“朝鲜问题同志会”、“偕乐园”等组织纷纷出笼，四处演说，鼓吹吞并韩国。隆熙四年（1910年）初，在日本第26届议会上，在野党议员组织“中央俱乐部”，向首相提出质询，要求追究“推动合并不力”的现任统监曾弥荒助的责任。隆熙四年（1910年）春，曾弥荒助回东京治病，日本政府遂将其解职。5月30日，任命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出任统监。6月3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对韩国施政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吞并韩国后，设立总督府，“总督直接隶属于天皇”，在朝鲜半岛“有统辖一切政务之权限”，“委总督以大权，有发布有关法律事项、命令之权限”等。寺内正毅又据此拟订《日韩合并条约》，方案包括“韩国”国号为“朝鲜”等22项条款。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汉城的日本军、宪、警全部出动，警戒全城，城门、要冲、大臣住宅和皇宫更是戒备森严。下午1时，召开了御前会议，总理大臣李完用说明与统监府交涉经过，强调“韩日合邦”不可避免，并宣称全体大臣一致赞成合邦。下午4时，李完用到统监府，提交了纯宗皇帝授予签约的委任状。李完用和寺内正毅在《日韩合并条约》上正式签字。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韩国灭亡。 
《日韩合并条约》共计八条，第一条规定：“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地让与日本皇帝陛下”。第二条规定，“日本皇帝陛下接受前条所举之让与，且允许将韩国全部合并于日本帝国”，等等。同年9月30日，日本公布朝鲜总督府官制，任命寺内正毅为第一任总督，10月1日起成立总督府。总督府在朝鲜半岛推行了以“皇化”（奴化）为目的的“日韩一体”的同化政策，以毁灭韩民族。在日本军人总督手  日韩合并时景福宫挂起日本国旗下，对朝鲜半岛实行军人武断统治，由宪兵司令官担任警务总长，禁止朝鲜半岛结社、集会，取消了言论和新闻自由。此外还颁布《朝鲜教育令》，对朝鲜半岛进行奴化教育，强迫高丽人以日语为“国语”，强制各级学校用日语教学。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经济命脉也进行全面的控制。在吞并朝鲜半岛后10年内，日本殖民者从朝鲜半岛农民手中夺取了一半以上的土地，仅东洋拓殖会社就霸占10多万公顷的土地。朝鲜半岛75%的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沦为佃农、半佃农。在吞并朝鲜的头4年中，殖民者将租税提高了4—5倍。日本殖民者还不断增加朝鲜半岛粮食和原料的输出。从1910年－1919年，按价值计算，大米输出增加了17倍，大豆增加了3倍多，棉花增加了26倍。[16]为巩固其殖民统治，日本政府还不断向朝鲜半岛移民。从此，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李坧则被降为“昌德宫李王”，太上皇李熙被降为“德寿宫李太王”，软禁在这座五百年历史的悠久宫苑中，成了自己国家土地上的异国囚徒。大韩帝国历时13年，传2帝。
与清朝的关系
中韩复交其历史渊源必须从明朝说起。明天启三年三月，绫阳君李倧、西人党李贵等人和南人党联手，发动了政变。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人被赐死，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也就是李朝仁祖大王。光海君被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江华岛。
对十分重视伦理的明朝来说，这种下克上的宫廷政变是不可接受的，且朝鲜废黩的是明朝正式承认并册封的国王，这种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消息传到明朝，当时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即上疏朝廷，声称必须对这种目无明朝、以臣篡君的大逆不道行为进行讨伐，以振王纲：“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朝鲜对此大为惊恐，当下又派出外交使团前往登州拜见袁可立进行传统的“辩诬”行动，希望说服袁可立改变立场，并进而影响明廷对此事的态度。
袁可立此人，应该说是个务实的能吏，对北方女真和朝鲜等势力很熟悉，如崇祯年致原后金复州总兵刘兴祚叛归明朝事，就是由他所主导策反。因此当朝鲜职业辩诬使团抵达山东，言辞恭谦地与袁可立进行了长时间勾兑后，出于对北方形势的务实考虑，因为此时明和后金正交兵，袁可立认为既然李倧已经事实上掌握了朝鲜李朝的政权，则此事可以从权，但在大义名分上却不可让步。最后他上疏朝廷提出了这样一个处理意见：“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此意见和朝廷公议论相合。
虽然最后李倧如愿以偿获得了册封，但这起事件对朝鲜李朝的影响，一直到清朝还没有结束。
五十年后，朝鲜李朝闻听清朝正在修编明史，遂再次派使团出使清朝进行“辩诬”，向清朝声讨明朝官吏袁可立，并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为朝鲜李朝王室的这次政变进行正名和洗冤，以证明现在的王室继位是合法的，并没有什么阴谋在里边。
只不过虽然朝鲜李朝使团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社交攻势，国王李淳也亲自上奏康熙表达了这一意愿，但中国史书最终并未完全如他们所愿进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国的姿态记录了这一政变，并对其进行了定性。
一个国家，国王的册立需要他国册封承认，无论如何，这都是心头一根去不掉的刺。这种情绪经过多年发酵，1897年，朝鲜李朝的李熙终于称帝，改年号为“光武”，并改国名“朝鲜”为“大韩帝国”，终止了一直以来和中原帝国的从属藩国关系，至此中国失去对朝鲜的控制。
大韩帝国和清朝的关系是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两国的外交关系自1899年9月建交起，到1906年2月由于日本剥夺韩国外交权而使清廷撤回驻韩公使为止。朝鲜王朝过去一直是中国明朝和清朝的藩属国。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唆使朝鲜金弘集内阁宣布与宗主国清朝断交。1895年1月，高宗李熙率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但由于朝鲜毕竟是清王朝两百多年来的附属国和甲午战争期间的敌国，因此清政府对中朝复交持保留态度，对朝鲜的亲日政权也很不满，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较为缓慢。尽管如此，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经济文化联系紧密，且朝鲜在1896年2月“俄馆播迁”以后由亲俄政权取代亲日政权，而同年6月清朝大臣李鸿章又在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两国又都有了“联俄制日”的政治基础。如此一来，中朝两国复交条件业已具备，是顺理成章之事。朝鲜方面多次请求清朝与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但清朝政府仍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说什么“英、法、德驻韩皆是总领事，南美如秘鲁、伯理维亚（玻利维亚）等小国，俄、奥、德亦派总领事”“如果韩王必欲居自主之国，……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汉城，代办使事，以存属国之体”，仅同意设领事官而已。1896年11月24日，唐绍仪被任命为驻朝总领事，中朝虽然并未正式建交，但毕竟迈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大韩帝国成立以后，依然积极谋求和清朝建交。但清政府还是不肯低头。在韩国外部大臣闵种默拜访中国总领事唐绍仪、通告大韩帝国成立并恳请中韩建交时，唐绍仪即表示：“甲午事后，我国本未认朝鲜为平行自主之国，况认国王为皇帝乎？……且此事攸关昔年体制，我政府定不愿与闻。”并对建交一事也持拒绝态度：“……然（韩国）自主之权何在？今竟欲与我国立约，是亦徒存臆想耳！”但两国山水相连，交往已久，而且有共同的国家利益，中韩建交不可能延宕太久。韩国多次遣使赴华，清廷也逐渐缓和态度、放下身架，与韩国接触并决定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光武二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8月，清廷派安徽按察使徐寿朋为首任驻韩公使，并开启了中韩改约和缔约的协商。值得一提的是，清德宗（光绪帝）亲笔将国书中的“朝鲜国主”改为“韩国皇帝”，并斥责总署官员思想僵化。光武三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9月，清朝政府和韩国政府在韩国首都汉城正式签订了《中韩通商条约》，经过5年的断交和波折，大韩帝国和清朝最终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17]
边界争端大韩帝国时期，与中国清朝的外交事务中最主要的就是边界争端，即著名的间岛问题。这里所谓的“间岛”并不是一  间岛个岛，而是指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今天中国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这里历来是中国领土，然而由于19世纪末以来朝鲜北部地区居民的大量“越垦”移民，这里竟成为中韩两国边界事务中的“多事之地”。
根据光武三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9月11日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第12款的规定，中韩两国应在该条约签订之后“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以便确定两国陆上边界并重开边境互市。同年9月23日，清政府首任驻韩公使徐寿朋曾草拟陆路通商章程24条并呈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却以其他国家可能要求“援照”为由而决定“暂时搁置”。
到沙俄出兵占领东北地区之后的光武四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韩国方面在俄国的支持下，趁机加紧对图们江西岸地区的蚕食和侵犯活动，致使中韩边境局势日益紧张。被韩国政府先后任命为“视察使”及“北边垦岛管理使”的李范允，先是在图们江西岸的中国延边地区调查“越垦韩民”的人口及其生活情况，进而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而在延边地区组织非法武装，征收税捐，甚至袭击中国地方官员和军队。中国政府一再向韩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制止李范允在延边地区的非法活动，却都遭到了拒绝。
于是，从光武四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到光武八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间，延边地区的中韩交界区域一再出现边界争议甚至武装冲突事件，从而导致了中韩近代边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局面。到日俄战争爆发的光武八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2月初，清政府决定中韩两国之间的“陆章从缓，勘界先办”，并于3月15日照会韩国政府，正式提议对于两国边界即日派员“会同重勘速定，然后再议陆章，以期久远遵守”。
然而，因2月23日的《日韩议定书》而已受日本武力控制的大韩帝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在边界会勘等重大外交问题上的独立决定权，因此没有对此提议做出正式答复。当时，受到中韩边界冲突及其紧张局势直接冲击与危害的，首先是与韩国仅隔一条图们江的吉林地方当局。光武八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3月，护理吉林将军富顺根据署理延吉厅同知陈作彦的报告，将光武五年（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来“韩兵越界烧掠伤人情形”详细咨报清政府外务部及驻韩公使许台身，并建议向韩国政府要求赔偿并惩办有关“带兵官弁”，同时还提出了由陈作彦拟定的“中韩边界善后章程”草案，主要内容包括重江防、禁潜越、核租种、杜勒买等四项。清政府却没有及时做出明确的指示，也没有据此向韩国方面提出进一步的交涉要求。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韩国政府的拒绝态度以及清政府的软弱立场，才导致了中韩边界问题未能在两国中央政府层面得到及时有效的协商与解决，而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干涉更使这种协商难以展开。同年6月15日，中韩签订了《会议中韩边界善后章程》12条，但这个章程并没有对两国边界作出最终判决。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韩国沦为日本的实际殖民地，韩国在《日韩保护协约》中彻底丧失了外交权。原先的中韩边界争端便成为了中日双方的交涉。在中国官员和学者（包括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的多方努力下，日本被迫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隆熙三年（1909年，宣统元年）9月，中日双方代表在京师（今中国北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确定间岛为中国领土。[18]中韩两国对于间岛的争端告一段落。
大事年表
1897年8月：高宗定年号为光武。 
10月12日：高宗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1898年2月：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逝世。
8月：茶毒事件，亲俄派暗杀高宗未遂。
12月：朝廷下令取缔独立协会，其领导人李承晚被捕。
1899年8月：颁布《大韩帝国宪法》（大韩国国制）。
11月：《韩清通商条约》签订，中韩建交。
1900年《军人敕谕》制定。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韩议定书》订立。
8月：《第一次日韩协约》订立。
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日韩保护协约》）订立。韩国成为日本保护国。韩国人民掀起反日义兵运动。
1906年3月：日本设立韩国统监府。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韩国统监。
京义线铁路完工。
1907年6月：海牙密使事件。
7月：高宗退位，纯宗即位。《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款条约》）订立。
8月：韩国解散军队。韩国人民掀起反日义兵运动的高潮。
1909年9月：《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订立。
10月：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订立，韩国被日本吞并。
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日本设立朝鲜总督府。大韩帝国正式宣告覆灭。
皇帝世系
追尊的朝鲜王朝国王庙号姓名谥号在位年代年号备注太祖李成桂（李旦）高皇帝1392年—1398年洪武​真宗李緈昭皇帝——朝鲜英祖之子，孝章世子庄祖李愃懿皇帝——朝鲜英祖之子，庄献世子正祖李祘宣皇帝1776年—1800年乾隆、嘉庆​纯祖李玜肃皇帝1800年—1834年嘉庆、道光​文祖李旲翼皇帝——朝鲜纯祖之子，孝明世子宪宗李奂成皇帝1834年—1849年道光​哲宗李昪章皇帝1849年—1863年道光、咸丰、同治​大韩帝国皇帝庙号姓名谥号在位年代年号备注高宗李熙太皇帝1897年—1907年光武1863年—1895年为朝鲜国王，1895年—1897年为朝鲜大君主，1907年—1910年为太上皇，1910年以后为德寿宫李太王，1919年去世（疑为日本人毒死）纯宗李坧孝皇帝1907年—1910年隆熙1910年以后为昌德宫李王，192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