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晓声
个人简介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城市泊于镇温泉寨。汉族。现在居住于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文学专业。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中国现当代以青春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如王蒙借《青春万岁》，杨牧凭《我是青年》，韩寒以《三重门》，贾飞靠《中国式青春》系列，这批作家都是以青春文学起步成名，并最终在文坛独树一帜，颇具声誉，成为各个时代的骄傲。
当过知青，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人  文学院教授。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浮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近年发表有长篇小说《生非》，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文章《慈母情深》(《母亲》的节选）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11课。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
著有短篇小说集《年轮》等。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为了收获》《学者之死》《一只风筝的一生》《双琴祭》分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第十届[2]、十一届[3]全国政协委员（民盟）。
其担任编剧的电视剧《知青》，把因为WG武斗导致失业的大批城市青年被驱离城市赶到乡下的“上山下乡”运动美化成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与国家共奋进的动人故事。实际上当时所谓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只有初中、高中文化，到了农村除了被农民欺负外，干活没三两力，根本就没任何作用。梁晓声在《知青》里描写的是少部分且值得赞扬传诵的优秀知青的故事，意在宣扬真善美的理念，对于当时大部分的丑恶现象并无过多赘述，但值得细心的读者从中发现、思考，并加以理解作者的用意。而电视剧版的《知青》则被删改多遍，由于是在央视上映，所以并不能完全体现原著的真情实感。
创作题材
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有人称为“北大荒小说”，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动人的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地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  梁晓声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长篇小说《雪城》最为出色。后期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长篇小说《浮城》以社会幻想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人性和社会的分析，十分深刻。其作品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中。
他创作的作品为我国文学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获奖项：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小说集《天若有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白桦树皮灯罩》...　《今夜有暴风雨》获1984年全国中篇小说奖；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父亲》分别获1983、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改编的电视剧获1987金鹰奖和飞天奖；
《双琴记》分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2010年12月11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文摘报社举办的首届“《作家文摘》阅读人物”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梁晓声入选“阅读人物”。
2011年4月12日上午，北京首届阅读季启动，聘请梁晓声担任北京读书形象大使。
重要事件
1966年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
1968年插队北大荒，在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先后当过农工、小学教师、报导员。
1974年被团木材加工厂推荐上大学，进入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  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
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当编剧。
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梁晓声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现已创作长篇小说六部。
至1994年初已发表六百余万字。其作品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意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他创作的作品为我国文学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12年出版新书《郁闷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郁闷由来已久。1949年之前，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郁闷自不必说；1949年后，“文革”那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10年让人们着实郁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少折腾。现如今人们不愁吃喝了，但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磺姜出现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权钱交易；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了，矿难接二连三；物价飞涨了，买房买不起，租房也只能蜗居了……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又开始郁闷了。”
作品分类
一类是“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 
  梁晓声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今夜有暴风雪》被视为“知青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作品在粗犷、浓烈、严峻的气氛里，刻画了曹铁强、刘迈克、裴晓云等令人肃然起敬的知青形象。整个作品气势雄浑、沉郁悲壮，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浓郁。这也是梁晓声“知青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他的另一类作品则相对平实，作品取材于城镇、农村、学院、家庭等领域的生活，表现了他开拓生活视野的意向，体现出鲜明的纪实风格。
人物评价
张颐武的评价
文学评论家张颐武这样评价他：二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我们改变得太多太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我们仍然可以从梁晓声这里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梁晓声仍然能够给他的读者想要的东西。关爱学生的教授。
平民代言人
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 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 
梁晓声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力谋取私利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既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苍白。相反，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终日为生计所奔波，但却享受着精神生活上的充实。在这种层面上，反映了梁晓声在“灵与肉”、“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中的抗争与回归，主张回归质朴、知足、正义的人性，摒弃那冷冰冰的理性，那装饰得漂亮的诺言。　—— 《21世纪你应关注的中国人》
爱情言论
一个男人的一百个同性朋友，也不足以代替一个女人。女人是男人寻找自己、走向成功，然后豪迈地走向人生的百折不挠的力量。
“北大荒”岁月：“青春无悔”
在梁晓声迄今的全部作品中，知青文学大概只占五分之一，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迹。
与许多盲目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梁晓声插队到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带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所  梁晓声作品以‘青春无悔’这句话，别人说，我也说，但我说和别人说的含义不尽相同。”建设兵团里的部分知青被称为“农工”，有严格的编制，梁晓声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在知青中威望较高。“我身材不算高大，主要是下乡前读过一些书，为人处世比较容易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梁晓声说，“但是绝不同于老战士们那种极‘左’方式。”有一天中午，梁晓声所在的连队打死了一个人，是农场里的一位老职工———知青们怀疑他“有特嫌”，就把老职工关进小屋里审问，最后殴打致死。当时，班长梁晓声正在睡午觉，阳光下的罪恶悄然发生，又悄然平息，很多人都习以为常。
“我是班长，我要有我的态度。”梁晓声说，“就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严重犯法的事，必须坚决反对。”
可是“反对”能有多大作用呢？梁晓声的想法与很多人相左，包括一些领导。于是他由班长、排长转去做小学教师、团里的报道员，再后来，精简机构，全团只“精简”下来一个男知青，就是梁晓声———他又被派到一个木材加工厂干活。“团里容不下我这样的青年，仅仅让我离开，已经算不错了。”
恰在这时，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姓陈的老师偶然在兵团的《战士报》上读到了知青梁晓声的作品，居然千里迢迢来找此人。从佳木斯到黑河，陈老师找到梁晓声时，这个瘦弱的青年正在抬大木头，还患着肝炎，看起来一脸苦相。“我不知道上海有多远，也不知道去了能怎样，但总归可以跟人谈文学了。”梁晓声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的大转折。
《雪城》换了一台18英寸彩电
1974年，梁晓声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  梁晓声作品片厂当编辑。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了自传体小说《从复旦到北影》。顺顺当当进城定居的梁晓声，比起许多同龄知青，已经幸运太多。很自然地，他开始提笔写作。
“因为知识青年的前身大抵是红卫兵，包括我，也戴过袖标的。”梁晓声说，“所以当时城市里响起一片‘狼孩回城’的惊呼，这其中最敏感的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受红卫兵伤害最深。”可是在梁晓声看来，许多青年是无辜的，尤其是出身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养成“打砸抢”暴戾作风的并非多数。梁晓声希望改变城里人对知青的畏惧，“这十年，青年们也吃了苦，也思念家庭，思念父母。”
于是他先写了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继而是中篇《今夜有暴风雪》，再后来是长篇《雪城》。三部小说，完成了梁晓声对同辈知青们的承诺。在他笔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温情，那些在农村里摸爬滚打、返城后又撞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形象，让一代人的心灵为之震颤。
三部小说陆续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同样影响巨大。“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下雪啦，天晴啦，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啦，天晴啦，天晴别忘戴草帽……”刘欢这首《心中的太阳》就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歌，上世纪80年代一度风靡大江南北。到了90年代，梁晓声又创作了另一部知青题材代表作，这便是直接以剧本形式写成的《年轮》。
早年的写作给梁晓声带来的收入并不高，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经济状况》  梁晓声作品一文里，梁晓声公开了自己的每部作品所获的酬劳：短篇小说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28万字，稿酬4500元；长篇小说《雪城》110万字，稿酬18000元……《雪城》拍成电视剧后，剧组给梁晓声送来一台18英寸的彩电，着实让梁晓声受宠若惊：“我的天，不过就是人家把我的小说拍成电视剧，就给我一台彩电，得有一千多块钱呢！”在此之前，梁晓声没有从影视改编授权里收过酬劳，甚至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播出后，梁晓声都没有和导演见过面：“就是他打电话说，我们要改编你的小说，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这事就算完了。”直到《年轮》，梁晓声才开始得到实惠，每集剧本酬劳为2500元。
“这不就是城市吗”
或许正因为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长期清苦的生活，梁晓声一直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描写挣扎在社会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而出现在梁晓声作品中的其他社会群体，则几乎是“无商不奸”、“无官不贪”，这也为他招来不少非议。一些批评者认为，梁晓声的价值观是简单的二元化，人为划出了富裕者和贫民的对立界限，仿佛道德与财富不可兼得，只有“贫贱者”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拥有指责“富裕者”的话语权。1997年，梁晓声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将这一矛盾推向高峰。“仇富”、“伪平民意识”、“新民粹派”……一顶顶帽子开始扣到梁晓声头上。
“我承认，《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本书，确实是感性多于理性。”梁晓声说，“但不正视某些社会现实，则更加危险。”
他想过向现代都市题材靠拢，也做出了多样化的尝试。毕竟文坛面貌已变，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他有些应接不暇。90年代后期至今，他写过痛揭人性丑恶面的长篇小说《恐惧》、  梁晓声作品《泯灭》，写过二百多万字的散文，还写过《伊人，伊人》这样的都市情爱小说，但总想在声色犬马之外，寄托一点什么。有人说梁晓声不熟悉现代都市，他大手一挥指向窗外：“这不就是城市吗？”
他也想过不再写作，既已衣食无忧，何不颐养天年？可搁下笔，他又心生惶恐，焦躁不安。他认识一位茶乡的老妈妈，七十多岁，每天早早起来采茶。“她的儿女都说，妈妈你可以不必采茶了，强迫她休息几天。可老妈妈看几眼电视，就会倒在床上睡觉，身体不舒服，会郁闷，会觉得没意思，会惦记她的茶。”梁晓声悠悠地讲起寓言般的故事。“我就跟她的儿女说，不要试图改变老妈妈的生活方式，也许她只有去采茶，才会活得健康快乐。”梁晓声说，写作对于自己而言，也是这样的状况，离开写作，他就彻底不知应该如何生活。
可是写作给他带来的痛苦多过欢乐。有时午夜梦回，辗转反侧，内心深处会有很大的苦楚。“我想像中的文学，还是应该包容个体面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感觉’。”这种“中国感觉”不在当下：“尽管当下人们感觉到股票在上涨，收入在增加，到处莺歌燕舞，可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事情很多。”梁晓声习惯强调时代打在自己身上的烙印。“晚上躺在床上会不断回想这些事，今天中国所有的现象，都是先前那些事情演变过来的。”怎样表现这种“中国感觉”，是个难题。有时候，梁晓声也会宽慰自己，大部分人的生活在越来越好，自己这点文学上的问题实在不算什么。“我的痛苦不会是别人的痛苦，别人的痛苦恐怕是另外的痛苦。”
精神旗帜
梁晓声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强心针，从短篇到中篇到长篇，一次更比一次强
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坛，梁晓声是叱咤风云的人物。1982年，他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横空出世，不知感动了多少中国人。小说所张扬的审美刺激和愉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那些高举理想主义旗帜，与现实世界无法和谐相处的青年来说尤其如此。对于理想主义来说，这个世界当然无法满足膨胀的主观意志。而贯穿于世纪80年代的，就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义。梁晓声无疑是这一思潮的旗手之一。
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和长篇小说《雪城》，写满了数十万北大荒兵团战士理想主义的追求，“人定胜天”的浩然正气使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现实生活面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青春和生命），但他们从来没有在恶劣环境下低过头，有的只是对命运的无怨无悔地抗争。不管是在北大荒，还是回城之后，他们始终被内心的理想主义激情驱使着，在人生的荆棘之途上大踏步地前进。这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因为当时中国有的是用理想主义锻造出来的四肢和头脑。他们都有过与梁晓声类似的心路和经历。
梁晓声从1968年到1975年曾有7年的北大荒经历；他的这些小说号称“北大荒”小说系列。他的同龄人不只是在 
梁晓声北大荒，就是在“南大荒”、“西大荒”、“东大荒”，不是兵团战士，就是知识青年。战士的大无畏和青年的豪迈交织出了那个时代。在梁晓声写小说时，在无比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主义已经受到了相当的挫折，甚至已经破灭。但他们不愿意相信，或者说还不甘心；仿佛还要再忍受一次，再奉献一次，再试验一次。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最后的确切证明，他们还需要一剂强心针，促使他们心中无比珍视的理想主义回光返照，再美一回，再辉煌一把。梁晓声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强心针，从短篇到中篇到长篇，一次更比一次强，仿佛他要把全中国青年心中的理想激情彻底用完，只有用这种激情方式才能祭奠他们曾被激情点燃又被焚毁了的青春。 
有人甚至喊出1984年是“梁晓声年”
正是如此庞大、浩荡的民意，1982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得了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获得了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这一年他的另外一篇感人肺腑的作品《父亲》同时拔取了短篇小说奖的头筹。有人甚至喊出1984年是“梁晓声年”。从当年的一些评论文字中，我们可以见出如何风靡一时的“梁晓声效应”。
《雪城》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走向了千家万户，尤其是刘欢激情演唱的主题歌更是传遍大江南北，使梁晓声的声誉达到了顶峰。我读这部小说之前，先看的电视。当时我正在上大学，几乎天天跑到宿舍楼的传达室去，扎在同学堆里，看这部片子，几乎一集不落。白天，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少年人，在一起时总要聊聊《雪城》。在各种形式规模的文艺晚会上，在卡拉OK厅里，在大街小巷，在湖边桥头，你随时可以听见嘹亮的男高音，“天晴了，天晴别忘戴草帽；下雪了，下雪别忘穿棉袄”。有时是独唱，有时是合唱；听的人，唱的人，有时都会热泪盈眶。??
他现在最想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作为一个正常人去生活
物极必反，梁晓声的可贵和高明之处在于，他预见到这也是理想主义在中国的极致，《雪城》是最后一搏。接下来发生的事，使他这个老牌理想主义者不得不挥泪向理想主义告别。谁如果还要高唱理想主义，或者说不把理想主义从意识形态身上剥离出来，那就是徒劳的挣扎和良知的出卖。
梁晓声陷入了反思，这种反思由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是历史层面，另一个是文本层面。从前者来说，他觉得中国的理想主义应该终结了。这仿佛是主动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他写了电影剧本《保尔·柯察金》，通过解构保尔·柯察金这个影响中国几代人心灵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解构了他自己的理想主义情结，从而使自己轻松下来，他开始以平常人的心态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以及隐含在常态下的问题和危机。
从后者来说，他痛感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承担了过于庞大的任务，被挤压得没有自我反照和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拿他自己来说，他在写作时，只管让自己的笔冲锋陷阵、尽情燃烧，缺乏对文学本身的思索和探索，从而使作品在形态结构上和叙事模式上严重地自我重复。他现在想的是如何以从容的心态在文体上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
他的探索和转变使我这样铁杆的梁晓声迷不知所措甚至大失所望，因为我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梁晓声那样的作家通过作品造就的，而现在他把我们装在理想主义的网罗中后，自己却要离我们而去，我们怎能忍受？梁氏《保尔·柯察金》在播出前后，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肯定一方和否定一方，意见都相当激烈。读者在说梁晓声时，都是力图在为自己的心灵寻找出路。
为此，梁晓声调入了比较稳定的大学，在更加讲究地从事创作的同时，他发现讲课也是他早应该从事的职业，他为大学生们开设“文学作品欣赏”课程，从而以更加直接的方式，通过言传身教，去培养青年的人文思想。他现在最想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作为一个正常人去生活。?
个人轶事
作家的他，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曾用知青文学搅动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此后，他记录平民生活，为他们代言，被他们称作“人生的指导者”。  
梁晓声教师的他，在北京语言大学主讲“文学写作与欣赏”，有时也走进别的校园，最常讲的是“中文与中文能力”这样的题目。“传播情感和思想，这是中文的光荣所在”。
不愿“出书”的作家
梁晓声揉了揉疼痛的颈椎，指着放在床上的厚厚一叠文稿说：“这些事情就不是我愿意干的。”
他说的是校对文稿。一家出版社策划出了一个“点子”，把一些名家所写的与这个“点子”相关的文章收录起来，包装成一套新的文集，其中有梁晓声一本。
梁晓声说，这样一拼凑，那样一拼凑，左结一个集子，右结一个集子，这样出来的书，我不喜欢。
似乎没人理解他，不少人问他，出书不是有稿费么，你怎么会不喜欢稿费呢？“实话说，现在我不必靠那两万元稿费养家糊口。当一个作家到了不指望两万元来过日子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改头换面的‘旧’书心里是不愉快的，也是很不舒服的。”他说。
可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样的出书方法，却是风险最小，稳坐稳收的好策划。因为所选作品并非首次出版，作家们不那么要求印数，出版社首印上一两万册，在市场中分流得很快，顷刻之间就能消化了。 
尽管梁晓声并不乐意这样的结集方式，每每看到这样出来的书也是少有满意的。但每当面对一些关系不错的出版社或者编辑，梁晓声便有些不忍心，“都不容易，答应了算了”。
尽管一直在犹豫，我还是告诉了梁晓声我对于他首次叩问男女关系的作品《伊人，伊人》的感受：是很难适应的。他笑了，他所说的出版《伊人，伊人》的初衷，让我目瞪口呆。“我嫌恶青春剧，我希望我搞一个出来放在那儿，人家就说，这个剧种到此为止吧，在这以后就不要演了、也不要写了，过多少年之后再说吧。我感觉可能起到了这种作用。”
至今，梁晓声创作了400万字的长篇小说，200多万字的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的杂文，200多万字的影视作品。1000多万字的创作量，让他毫无争议地成为当代作家中少有人能比的高产作家。对于他的书，他给予的评价是“有影响的，但不是畅销的书”。“我是可以写出畅销书的，我写了这么长时间，太知道加入什么元素、怎么操作就会畅销了，但我不愿意这么干。”
教书不带研究生
梁晓声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主讲“文学写作与欣赏”。他这么表明过态度：第一，不教大一大二，也不教大四；第二，不带研究生。
俞德术是梁晓声第一届学生，当年读大三。虽然他已经毕业了，但在梁晓声的心里还占据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至今，他还牵挂着他，常打电话问他的情况，在我刚坐在梁晓声面前时，他便问我对俞德术供职的那家都市报有什么看法。他告诉我，俞德术的这份工作是本着生存第一找到的。前些天，他打电话给俞德术：“现在能给家里寄钱了吧？”“能了。”“寄一千？”“不止。”“两千？”“也不止。” 
梁晓声说德术把大部分钱都寄给家里了，梁晓声说，多好的孩子啊。可惜，他现在的工作距离文学有些远了，我担心把他耽误了。说到这儿，梁晓声不再说话了。我能感受到他对学生那种真挚的关心和爱护。
梁晓声说自己喜欢班上所有的孩子，但特别关爱德术。自从得知他是贫困的农家子弟，是一心一意冲着“中文”二字才报考中文系时，自己难免更偏爱他几分。
对于教授梁晓声来说，教书的意义和幸福，莫过于遇见像俞德术这样的学生。
梁晓声2002年自愿从教，这让很多人不理解。的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什么比专职更有利于写作的呢？
梁晓声也知道，专职的状态好处太多了，但他还是想去教书，给那些真正喜欢文学、又有潜力的年轻人讲课，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他相信。
尽管中文系的学生不都是俞德术，尽管有一些学生对中文兴趣不大，有一些学生能力稍显不足，但梁晓声还是尽心尽力地启发他们，甚至费尽心思给他们补课。
其中，补得最多的，是感性思维的课，这一在中学时期被逐渐抑制、甚至扼杀了的思维方式，他要让其在学生们头脑中复活。他还将几大册广告设计图本带到课堂上，侃侃而谈广告创想，让学生拟写广告创意。每一年，梁晓声都是教学标兵。
到高校当老师，连梁晓声自己都承认，是一个很理想化的行为。不过，想当年，梁晓声本人的命运，也是因为一位教师的提携而改变的，他对教师、对学校的那种感情和感激，应当是超越于一般大学生的。
1974年，他还是北大荒知青时，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被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到，这位教授当即乘火车到哈尔滨，又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到梁晓声所在的兵团，和他谈文学。回到学校后，这位教授向中文系力荐梁晓声。不久，梁晓声就收到了复旦的通知书，通知书上还写了一行字：不得转让。梁晓声带着通知书，走入了复旦大学，人生从此改写。
关于“灰社会”
2010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著名作家和高校教师，政协委员梁晓声这次关注的领域并非文化或教育方面，而是国企高管薪酬和“灰色阶层”问题。他认为，“灰色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比黑社会还要可怕。
梁晓声表示：“我很忧虑中国将出现‘灰色阶层’。”何谓“灰色阶层”？梁委员解释说：“有一种服装的颜色叫‘高级灰’。在西方，精英们都喜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这些由各方面精英等组成的高级社会利益集团就是‘灰社会’。国外的‘灰社会’现象比较明显，但在中国，我觉得是不是有个‘灰色阶层’呢？”
“‘灰社会’是相对于‘黑社会’来说。但黑社会比之于灰色阶层来说，并不可怕。因为黑社会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十分明显。但‘灰色阶层’的犯罪行径相当隐蔽，他们对社会的侵犯不像黑社会那样明显，但是伤害也很大。”
“像黄光裕，在案发之前，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竟然还把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拉下了水，他们所造成的危害要更大、更隐蔽。我对这种‘灰色阶层’现象也更加担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