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莳绘漆艺
日本高莳绘
莳绘艺术是日本漆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在日本美术史、工艺史上都占有突出地位，是日本传统工艺的一大标志。
  高莳绘据考古资料记载，日本有几千年用漆的历史。著名的漆器产地有轮岛漆器、会津漆器、越前漆器、山中漆器、香川漆器和镰仓漆器等三四十处。在日本传统漆工艺中，莳绘漆器是最杰出的代表。关于莳绘的由来，日本方面也看法不一。著名漆艺家松田权六在《漆论》中，于莳绘的兴起和命名一节里曾说，莳绘起源于‘末金镂’，是用金属粉末和漆混合，然后再描绘的一种泥金漆画，起源于奈良时代。但漆艺家六角大壤在《莳绘技法》一书中认为，莳绘起源于平安时期（794年-1185年），德川时期就非常精细，达到顶点。他们以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御物‘金银钿装唐大刀’为依据，认为莳绘起源于日本，是日本自创并独有的漆艺技术。我国老一辈漆艺家王世襄先生在《髹饰录》中指出，日本所藏唐样大刀乃是中国唐代所制，而莳绘的前身‘末金镂’也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1996年，松田权六先生访问中国时，在观看大量战国出土文物后，借其《漆论》再版之际，纠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
中日两国，自古就是友好邻邦，文化交流颇为频繁。日本于舒明2年（公元630年）始派“遣隋使”、“遣唐使”，全面引进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唐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带去了灿烂的唐文化。随船的漆艺匠师，将中国优良的髹漆工艺带到了日本，对日本漆艺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间，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管理漆工艺的“涂部司”，大批已归化的中、韩工匠在宫廷作坊供职。工匠们广泛吸收各种漆工艺技术，漆艺技法日益丰富，大量精美作品问世。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丰富多彩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传统漆工艺品的精湛水准，其中有些已分不清孰是唐朝的舶来品，孰是日本的仿制品。
日本人在热心接受和学习中国漆工艺技术的同时，并不满足于被动的模仿，而是有意无意地发展创新，并将她融化于自我的审美意识之中。在中国传来的众多漆工艺技术中，莳绘（中国古称泥金画）较符合日本人的审美趣味，深受贵族阶层的珍爱，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发展迅速，并形成具有日本独特艺术魅力的莳绘漆器装饰技法。日本高莳绘各时代的发展奈良时代，日本艺人在‘末金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研出莳绘，它是莳绘最早的技法，即先用漆描绘图案，然后用蒙上纱网的竹管将极细的金银等金属粉末及色粉末撒在纹样上，再反复涂刷大漆于其表面，待完全干燥后，打磨、抛光，显露出自然而奇特的纹饰效果。其色彩由金色过渡到下层漆的棕色或红棕色，层次的变化取决于敷漆的层数。莳绘漆器具有自然而深沉、绚丽而含蓄的装饰风格。日本金刚峰寺的‘泽千鸟漆器唐柜’、‘片轮车螺钿莳绘手盒’（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等便是这一技艺的典型代表作品。
进入平安时代后，日本工艺美术开始摆脱外来文化的影响，公元894年日本废止“遣唐使”，减少中日交流,致使接受中国文化的机会也随之锐减。但日本国内却积极消化中国文化，即从一味模仿唐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孕育出符合日本人审美趣味的工艺美术形式。奈良时代那种“唐风劲吹”的现象大为收敛，开始由“唐风”的华丽繁缛转向“和风”的淡雅优美。莳绘作品工艺精湛，讲究雕琢之功，装饰细腻，倾向于对自然景色的描绘。风格清新淡雅，充满浪漫主义情调，逐渐呈露出本民族独有的风格特征。但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10世纪以后，随着“莳绘”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具有日本本民族特征的莳绘漆器才真正登场。
莳绘漆器发展到廉仓时代（1185-1336年），创造了更多不同于前代的艺术造型。明快的写实精神、反情趣的理性、厚重的量感等，都是各阶层美术共同的特点。除了这种内在的艺术思潮外，中国影响的再度蜂拥而入也是不可忽视的。渡宋僧人和来日宋僧带来的宋朝文化与艺术，其影响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在继承平安时期制作风格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
这一时期，在研出莳绘的基础上，出现了平莳绘、高莳绘、肉合莳绘的分野，因此莳绘漆器更加富有力感。平莳绘就是在纸上描绘纹样后反贴于漆面上，用漆临摹图案，趁漆未干时撒上金粉等，待干燥后，再上漆、研磨。廉仓至室町时代平莳绘主要用于表现线条及作为高莳绘的一种辅助手段。现藏于静冈县三岛神社的“梅莳绘手盒”、以及以秋季花草为表现主题，充满华丽、活泼之感的“秋草莳绘歌书衣柜”（京都高台寺）等就是此种技法的代表作。另一方面，“撒金地”的技法也越来越多样，形成粗细、疏密、浓淡的丰富变化。同时由于漆器纹样受到绘画领域新崛起的“大和绘”（也称“倭绘”。内容取材自日本历史、文学、传说、神化及宗教故事。）的影响而日趋写实，并采用各种莳绘技法结合，使莳绘漆器达到立体感和进深感。与奈良时代潇洒的风格相比，巧致精美的装饰和坚实有力的造型，成为此时漆器的特征之一。
室町（1336-1573年）和桃山时代（1573-1615年）是日本社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阶段。这一时期虽不长，却是日本美术史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漆器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工艺品之一，它与桃山茶陶的粗犷简素，恰成对比。在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后，民族活力得到复苏，并带来了工艺美术的飞跃发展。统治阶层的鼓励（信长与秀吉重奖优秀工匠，赐予“天下第一”的称号），市民阶层经济实力的积累，加之同欧洲文化的初次接触，都给工艺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憧憬未来的乐观情感、对现实世界的依恋，都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创造中。另一方面，日本漆器制作的规模不断扩大，莳绘技法较前进一步发展，且图案更趋于复杂、精巧，从以往的平莳绘发展到堆砌图案的高莳绘（即识文描金。以漆液混合炭粉或粘土堆塑成浮雕式的纹样，再施金屑或泥金。），以及肉合莳绘（即将漆面形成隆起的缓坡，多用来表现山岳、云彩。）。其中“竹柏纹莳绘手箱”、“春日山莳绘砚盒”（东京根津美术馆）、“花草纹莳绘漆艺阅览架”、“芦穗莳绘鞍镫”（国立博物馆）等就是这一时期莳绘装饰漆器的杰出代表。这些作品既反映了室町至桃山时代日本工艺美术基本定型时期的面貌，又可从中体味到当时那种自由而新鲜的艺术气息和情调。
此外，桃山美术彻底摆脱宗教的束缚，更彻底地反应雄才伟业的气魄，城廓殿舍的大障屏画也因应而生，宏伟无比。建筑装饰以及室内陈设日趋豪华、优雅，越来越多的家具和日用器皿也开始用莳绘方法来装饰。残存至今的有‘都久夫须麻神社’拜殿柱子和门框上美丽的莳绘装饰，以及高台寺中完整保留的，被称为“高台寺莳绘”的莳绘作品。此时的漆器创作，除摄取中国漆器技艺的营养之外，还充分吸收了朝鲜及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洋艺术的一些技艺和表现形式，走上了多元发展之路。
进入江户时代（1615-1867年），日本的漆工艺在不断吸取中国明清文化和欧洲异域文化的养份中逐渐成长起来，无论是图案的创新或髹涂的手法，均已钲臻至莳绘大成的顶峰。“南蛮漆艺”就是这个特殊时期的典型产物。（所谓南蛮，是当时日本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对最初到达日本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称呼。）这类漆艺是指专门为教会制作的圣祭品，或西洋人特别订做的柜子、木箱、棋盘、椅子等等。“南蛮莳绘鞍”（以南蛮人为图案的描金漆器马鞍）就是这类漆艺作品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国内连年战乱，经济萧条，日本趁势替代中国，一越成为漆器的最大出口国。但不同于中国漆艺过早退出百姓生活，成为宫廷贵族的玩赏之物，江户时代的漆艺始终保持贵族化与贫民化两条并行不饽的发展道路。此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莳绘漆艺传世之作有：本阿弥光悦设计的“舟桥莳绘砚盒”群鹿莳绘笛筒（大和文化馆）、樵夫莳绘砚盒（MOA美术馆），以及尾形光琳创作的八桥莳绘砚盒（东京国立博物馆）、住之江莳绘砚盒、虫笼莳绘果子器（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杰作。他们的莳绘漆器较莳绘的意匠更为洗练，富于哲理性，追求意境的表达。但是这种兴盛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至江户中后期，莳绘等技艺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日本的漆工艺也开始止步不前了。日本高莳绘的总结在不断吸取西洋新旧艺术、中国古典美术的养分中，日本传统工艺美术在近代得到了复苏。特别是帝展工艺部的设立，标志着日本漆艺新旧时代的交替，为日本现代漆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莳绘技艺，在松田权六、高野松山、音丸耕堂、佐治贤使、田口善国等众多艺术家的热情参与、积极创新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立足于日本古老传统，同时将多种表现技法融合并用，更将日本莳绘在近现代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松田权六在超越前辈漆艺家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设计方法，在更广阔的思路下更新设计思维；佐治贤使把莳绘、螺钿和干漆粉等各种技法混合起来，通过色彩的微妙变化来构筑抒情性画面；田口善国艺术性地运用莳绘，以科学的方式掌握精深的艺术技巧，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精致。他们通过正确和熟练地把握漆艺的材料和技法，将自己的风格特点突出地表达出来。近代日本漆艺家所制莳绘珍品有：松田权六设计的《蓬莱之棚》、《“木真柏图”莳绘手箱》，赤冢自得设计的《竹林图莳绘文盒》，此外还有高野松山的《莳绘文具“初夏”》、寺井直次的《春》金胎莳绘水盂、田口善国的《野原莳绘小箱》、生田的《夹伫花丛纹莳绘漆箱》等等。这些作品形式与内容、实用性艺术性高度统一，将技术和艺术精巧的结合在一起，是传统莳绘技艺在新条件下的完美展现。这些艺术品虽历经时间长河陶洗，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称颂。
综上所述，日本的莳绘漆艺源至中国，但由于他们深入学习、大胆探索、创新求变，使得日本漆艺的技术水平、生产繁荣程度得以在近代后来居上，甚至反过来影响中国本土，大大提高我国漆器生产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