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军统天津站
简介
  历史上的军统天津站军统天津站设立于1932年10月后，日据时期的天津站身处沦陷区，曾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1946年7月1日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当地特务最高指挥机构。天津站是保密局系统中编制比较大的甲种站，其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是会同军警宪特机关镇压天津市的学生和工人运动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保密局驻天津人员纷纷自寻门路逃命，保密局急派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我军俘虏。[1]
站长郑士松
天津站首任站长郑士松，其实姓王，原名仁锵，后来改名王天木。郑士松曾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学习过。后来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还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郑士松体形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为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他喜欢穿最时兴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是讲究的绅士派。“王大哥”混迹于社会各界，颇有人缘。
郑士松是戴笠的老朋友。他们交情深厚，差点成了儿女亲家。在郑士松的努力下，天津的工作很快就颇具规模。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  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以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在华北派遣有大量特情人员，他们分属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人勾结。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1933年秋，军统北平站扩大编组，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与此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组员有七八人，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至此，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正式建立了行动单位，同时增补武器装备。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而当年平津的军统情报站，人力单薄，设备简陋，在仓促领命的情况下，能不辱使命，在华北沦陷区铲除内奸，大快人心，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天津站刚刚庆贺完胜利，不料风波又起。最终导致了天津站站长易人，特别行动组也被解散。
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
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这才释放了王天木。
早年曾有过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就是影射的这件案子。不过据史实研究，当年北平侦缉队的侦破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假案。这场北平的刑事案，真的是王天木与天津站行动组队员犯下的吗？特情人员行事一贯缜密，可为什么这事能如此快地传到了新闻媒体那里？在事实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地处分军统平津区的情报人员？这些疑问，如今都已经湮没在真假莫辨的历史档案中了。
站长王子襄
简介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在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是一位正式的医生。王子襄生于1904年。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1934年，军统又接连下了好几道制裁令，其中包括石友三、吉鸿昌、张璧等。石友三一向反复无常，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当时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吉鸿昌一向被宣传成抗日英雄，可是他留下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却颇为耐人寻味。张璧则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已经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特别行动主要由北平站负责。而侦察任务，按组织体系则由天津站负责。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此人也很有争议。他与王天木、沈醉等一道，被称为戴笠手下的“四大凶”。陈恭澍后来去了台湾，还写了本厚厚的回忆录《英雄无名》。
神秘死亡1934年夏天，军统平津情报站在组织系统上和作业程序上，都有了改变。原先主持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奉命调回南京。特派员一职，暂由邢山代理，不久又由张行深接任。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对上关系，也由单线传达改为双线来往。平津两站的工作，不一定非经特派员进行传达，因此两站的独立性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然而，就在天津站组织重建成功，即将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第二任站长王子襄却离奇死亡了。
王子襄是西医出身，有一种职业医生的认真劲儿。他的家也就是他的诊所，客厅平时招待客人，有病人前来就医，就成了诊室。客厅有几个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王子襄有个爱好叫“试药”。他常[2]常一个人拿自己做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有人劝说他这很冒险，可是他却处之泰然，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除奸的方式之一。因此，往往有军统特工爱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结果王子襄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王子襄性格中的淳朴率真，可见一斑。可是这样的纯真性格，并不符合情报站长的身份。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组长吕一民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除了天津站属下的情报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长，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而吕一民的侄子吕问友则是天津站直属通信员，驻在塘沽。另一位联络员是杨玉珊，是天津站所属情报组的联络员。后来她嫁给了郑恩普，成就了一桩特工姻缘。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日常情治事务。实际上，陈恭澍身兼着北平站与天津站站长的双重角色。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也就是说，陈恭澍既是吴赓恕的后任，也是他的前任。
书记曾澈
1939年初，抗战正是艰难时期。军统紧急电令陈恭澍赴港。天津站的站务，交由天津站书记曾澈暂为代理。后因人事调动频繁，工作也日趋繁重，曾澈升格为天津区区长，直接领导沦陷区的“抗日杀奸团”。1939年9月27日，曾澈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长达300多天，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义，时年仅仅27岁。
某些网络文章称“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王文是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在平津、冀东等处开展敌后特工行动，让日本人和敌伪宪警都恨之入骨，一心想把他缉拿归案。1939年9月间，王文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日本人逮捕。他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最终从容就义于北平，时年刚满30岁。
在陈恭澍被调走之后的8个月里，平津两地特情组织损失惨重，接二连三受到敌伪的破坏。包括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还有“抗日杀奸团”成员多达数十人。前任站长吴赓恕后来也在上海牺牲。
抗日战争杰出的贡献
刺杀张敬尧(2张)1933年5月7日晨，地处北平城中心的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仍沉浸在春夜的酣畅中。突然，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夺门而出，迅速钻进一辆候在那里的汽车，飞驰而逝。不一会儿，接到报警的警察蜂拥而来，见到的是一具躺在血泊中的男尸：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浓黑的两撮小胡子，下巴底下还有一撮长毛。这不是曾任过湖南督军、大名鼎鼎的北洋军阀悍将的张敬尧吗？奇怪，张敬尧怎么会悄悄住进六国饭店？又怎么会突然遇刺身亡？ 　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干将，后投靠日本，被戴笠和郑介民密谋，派杀手暗杀于六国饭店。张敬尧，安徽霍邱人，生于1880年9月，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干将，袁世凯死后，成为"皖系"中的大将。在1917年到1919年任湖南督军治湘两年中纵兵殃民，出卖湖南地矿权利给外国，罪恶累累，民众骂他叫"张毒"。1920年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1925年投靠张宗昌。北洋军阀瓦解后，他避匿大连日租界，勾搭上了日本人，1932年到长春投靠刚成立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日军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了六国饭店，收集旧部，勾结流氓土匪，策动驻军，准备配合日军在北平城内暴动。 　张敬尧和日特勾结，对国民党政府构成了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务处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正为华北局势头疼，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特务处处长戴笠制裁张敬尧。 　戴笠领命后，立即电令特务处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从北平速赴南京总部商量刺张事宜。郑介民与戴笠进行了几天策划，决定由会讲广东官话和马来亚土话的郑介民化装成南洋华侨巨商，回国做人参生意，也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先侦悉张敬尧的行动规律，再指挥特务实施暗杀。 　1933年4月底的一天，郑介民打扮得西装笔挺，满身洋气，随携着10多只大皮箱，气宇轩昂地住进了六国饭店。郑介民住进饭店后，神态随和，出手大方，很快就与茶房混熟，了解到张敬尧住的房间号数与位置。郑介民又以散步与工作为由，多次到张敬尧的房间附近侦查，发现张敬尧与其副官以及参谋长赵庭贵三个人分住三楼三个房间，夜间睡觉经常变换房间。如果暗杀定在白天，人多不易下手，而且刺客难以走脱；若在夜间暗杀，又不知张敬尧当夜住哪个房间，且张的武功枪法都很厉害，弄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郑介民在为难之际，召来华北特区北平站的大特务王天木、陈恭澍等人计议，决定多邀集几个特务轮番上楼，伺机待动。 　郑介民侦察到张敬尧每天起身很早，洗脸、修面花的时间很长。这时，客人们多未起身，人少便于行动，而且张敬尧此刻疏于防备，故乃是实施暗杀的大好时机。郑介民通知王天木行动，且指定北平站行动员、年轻力壮的白式维为暗杀的主要执行人，并研究了进入饭店的方法与动手后的逃走路线。另外派人在楼梯口、饭店门口掩护刺客撤退，还安排了一辆小轿车来接应。 　1933年5月7日凌晨，张敬尧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正当他洗脸时，白式维出现在洗脸间的门口。张敬尧发觉动静，猛扭转头，白式维看清了此人即张敬尧，飞速地抬手连开三枪，子弹准确地射进了张的脑袋，张立即倒地毙命。当饭店的茶房与客人们惊醒时，王天木与白式维等人已狂奔出饭店，钻进小轿车逃走了。汽车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白式维下车，混入人群，步行去了八面漕的清华园。 　郑介民这个"南洋巨商"不告而别消失了。当天晚上，他从北平军分会得到准确消息：张敬尧已死，立即电报南京。第二天北平各报上刊登了"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遭刺殒命"。而不久后，国民党北平机关报证实"常石谷"即张敬尧，并说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被"锄奸救国团"击毙。
抗战胜利后的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
军统天津站(1张)
1945年12月初，戴笠亲自到天津裁撤了原有各潜伏组织，建立军统局天津站(1946年7月1日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当地特务最高指挥机构，以老牌军统特务陈仙洲担任站长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和天津财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按照保密局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分离、秘密单位指挥公开机关的原则，保密局派吴景中任天津站站长，白世维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位吴景中即电视剧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湖北黄陂人，早年曾加入中共，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加入军统，历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合作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等职，1949年去台。
天津站是保密局系统中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据沈醉在《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中透露:“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为160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110人；更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只有60人。”天津站就是编制比较大的甲种站，其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是会同中统天津区、宪兵第20团、天津市警察局、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青团天津支团等军警宪特机关镇压天津市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并且指挥全市范围内的大逮捕、大搜查。1948年秋，保密局又把派驻天津的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分别编成若干情报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保密局驻天津人员纷纷自寻门路逃命，吴景中趁机借故南逃。后在南京被毛人凤关押，次年去台湾，1950年经蒋经国保释出狱。吴景中离职后，孤城天津已岌岌可危，保密局急派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李俊才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我军俘虏，1966年4月16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
军统天津站地址
军统天津站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天津的新华路36号就是军统天津站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