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包尔汉
人物概述
  包尔汉（1894-1989年），维吾尔族，新疆温宿人。1929年在柏林大学学习。1933年在莫斯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回新疆做地下工作。1934年参加“反帝会”。1946年参加新疆“三区革命”，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副主席。改组的新疆联合政府夭折后，任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1月任新疆省主席，9月发出起义通电，实现新疆和平解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疆解放后，先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政协新疆省委员会主席，省高等法院院长，新疆大学校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后，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埃及友好协会会长。1956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曾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副团长身份出席过在几内亚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和多次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会议。1954年12月至1964年12月和1980年9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著有《新疆五十年》。个人生平  包尔汉与彭习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2]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维吾尔族人民的杰出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会长包尔汉同志因病于1989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包尔汉同志，祖籍新疆阿克苏，1894年出生于俄国，1912年回到新疆。早年在迪化（乌鲁木齐）当过学徒、店员、海关关税检查委员、迪化第一任汽车局长。30年代曾任新疆省设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驻苏联斋桑领事。1945年至1949年，曾任新疆省民政厅副厅长，迪化专区专员，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国民政府委员、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9月，他同陶峙岳将军一起通电起义。起义后，他曾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后，他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名誉会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
成长历程
包尔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经受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对旧制度的反抗思想。1929年，他留学德国，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留学期间，他曾数次去苏联，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1933年他在苏联参加了革命组织，不久即回到新疆从事地下革命斗争。1935年，他参加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民众部副部长，次年又任该会代理副委员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当时任该会会长的中共党员俞秀松，交情日笃，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和路线、政策有所了解，从此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和热爱。1939年他在盛世才的监狱里，饱受折磨，曾写下一首维吾尔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诗中说：“我是一颗由您的光辉照亮的星，用真诚的意志为您开辟道路而奋斗。无论狂风暴雨、山崩地裂，都扑不灭我心中对您无限热爱的火炬。”他以此来激励自己同反动派进行斗争。1944年，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三区革命”。1946年他被“三区革命”的代表推举为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1949年，他深受人民解放军巨大胜利的鼓舞，积极在新疆筹划和平起义。9月，他和陶峙岳将军一起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久，他由王震、徐立清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此后，他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即使遭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逆境中，他也没有动摇过对党和党的事业的信念。
维护团结
包尔汉同志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和进步奋斗的一生。20年代，他与维吾尔族青年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组织了一个争取民族解放的秘密组织，开展了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包尔汉同志坚定不移地支持、参加了新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企图分裂祖国的活动。在40年代，他曾说：“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建设新疆、开发新疆，促进新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后，他又担任了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民族、宗教政策问题的发言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直到晚年，他还十分关心新疆的建设和民族团结。
贡献
包尔汉同志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会长、中国阿联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等职。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他曾出访了亚、非、欧十几个国家，多次参加了国际性的和平会议。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他始终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热情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
维吾尔族学者

包尔汉同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维吾尔族学者。由于家境贫寒，包尔汉同志幼年时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但他刻苦自学，奋发向上。1929年他考入柏林大学政经系。他掌握了维、汉、俄、土耳其等多种语言文字，后来在盛世才的监狱里，他以顽强的毅力编纂了《维汉俄词典》，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译成维吾尔文。他对新疆和西亚的历史也颇有研究。针对学术界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观点，他在1952年发表了《论阿古柏政权》等论文，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包尔汉同志在解放前曾两度出任新疆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民族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长、新疆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他的著作还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剧本《火焰山的怒吼》等。
评价
包尔汉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包尔汉同志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恢复国籍
申请恢复中国国籍
中国很早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华侨华人中同样有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包尔汉在自传中写道：“我于1894年出生在一个华侨贫农的家庭里。祖籍是新疆阿克苏县依列克村。”包尔汉出生在俄国喀山省特铁什县一个偏僻的小村，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塔塔尔族。到包尔汉成长的时代，离祖辈迁居俄国已百年以上，但他却不忘家乡和祖国。
1912年，包尔汉独自回到了祖辈们日思夜想的祖国和故乡，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俄国洋行里工作。当时，俄国商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新疆享有领事裁判权、免税贸易等很多特权，沙俄领事馆为扩大侵略，在新疆大肆引诱中国人入籍，发放“俄侨证”，而包尔汉这个真正的“俄侨”，却在1914年向中华民国内务部申请恢复了中国国籍，并且努力学习，在较短时间里熟练掌握了汉语。
1920年，包尔汉开始在新疆省政府工作，1922年把全家人接回新疆定居。1929年，包尔汉因公到德国，后来进入柏林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开始比较系统地自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3年，包尔汉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回新疆后，又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化名王寿成，曾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会长）同志建立联系。此后包尔汉的公开身份，仍然是新疆政府中具有进步倾向的官员，但实际上已经在从事革命工作了。1937年，包尔汉被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派往苏联当领事。
个人事迹
编纂《维汉俄词典》
1938年，包尔汉追求进步的举动引起盛世才的疑惧，包尔汉回国后就被盛世才下令逮捕，关押在迪化。盛世才手下的公安管理处处长和两个苏联陪审员，给包尔汉安上了“帝国主义的走狗”、“里通外国”、“依靠德国和日本势力在新疆搞独立的回教国家”等罪名。包尔汉坚决否认一切诬陷，他不仅遭受重刑，还被强迫高举双手连续站立21昼夜。在酷热、黑暗和潮湿中，包尔汉用火柴梗蘸墨在纸上写了一篇维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其中一节这样写道：“您开辟了通向真理、自由、劳动者解放和幸福的道路/敌人在您面前发抖，而人民欢欣鼓舞/我是一颗由您的光辉照亮的星，用真诚的意志为您开辟的道路而奋斗/无论狂风暴雨、山崩地裂，都扑不灭我心中对您无限热爱的火炬！”包尔汉在理想信念的鼓舞下，在狱中编纂了《维汉俄词典》，还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全部译成维吾尔文。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派专人找到了《维汉俄词典》遗失的手稿，并在1953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本汉维语言交流的工具书。包尔汉还创作了反映1913年吐鲁番维汉人民联合反抗军阀统治武装起义的剧本《战斗中的血的友谊》（后改名《火焰山的怒吼》），这是新疆第一部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
1944年，国民党取代了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蒋介石任命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为安抚人心，释放了一些盛世才逮捕的非共产党员的“有声望人士”，包尔汉也得以获释。1946年6月，他在国民党政府和三区革命双方和谈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中，担任副主席。
率新疆文艺团赴台演出
1947年5月，包尔汉被撤销新疆省副主席的职务，改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同年9月包尔汉飞抵南京，当新疆文化艺术团在南京首场演出时，包尔汉坐在蒋介石旁边，对节目进行翻译和解释。新疆文化艺术团从上海乘船抵达台湾基隆，还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参观演出，当年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誉满全台。当时“二二八”事变刚结束不久，在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政策之下，台湾本省人对大陆存在一些反感情绪。离开台湾之前，包尔汉特别发表了广播讲话，主要内容是新疆地处西北，台湾雄踞东南，祖国边疆的两个省份遥遥相望。两省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亲如手足，维护统一，保卫祖国。这样，包尔汉成为新中国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中，为数极少的到过台湾的人。
批判“东土耳其斯坦”
1944年，新疆伊犁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当时，控制了革命领导权的宗教上层伊力汗吐拉公开鼓吹“东土耳其斯坦是我的祖国”，革命者建立的政府竟然自称“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包尔汉对革命中出现的分裂祖国的逆流深表担忧和警惕，他认为，用“东土耳其斯坦”这个侵略者的说法称呼新疆，是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同胞的侮辱。
包尔汉觉察到，三区的武装斗争得到苏联的援助，他对苏联在迪化的副总领事说：“我是坚决支持伊犁革命的，但是他们脱离中国，成立独立的国家，我不同意。”
包尔汉从南京回到新疆后，担任了新疆学院（今天新疆大学的前身）院长，他在批判泛突厥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散布的谬论时指出：“新疆两千多年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个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一个民族，在新疆范围来说就是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范围来说就是犯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解放后，他在繁忙的行政和外事工作之余，继续从事新疆地方史研究，与分裂势力论战，他撰写的《论阿古柏政权》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直到今天，包尔汉的名言“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我们的祖国”，仍被各族人民牢记。
带领新疆通电起义
1949年1月，包尔汉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当时，虽然全国解放在望，新疆的局势仍极为复杂。哈萨克族上层人士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在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克南（Mackenan）的支持下，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发动叛乱。
甘肃军阀马步芳控制的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和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打算发动暴乱，杀害包尔汉。包尔汉与陶峙岳等拥护和平解放的军政要员，与顽固势力进行巧妙斗争，以同意他们长期聚敛的个人财产换成黄金带走为条件，最终迫使3个顽固军官放弃指挥，离开新疆出国。这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扫除了障碍。
1949年9月上旬，邓力群奉中共中央命令秘密到达迪化。1949年9月25日，以陶峙岳为首的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宣布起义；1949年9月26日，包尔汉带领新疆省政府通电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7日，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抵达迪化。王震传达中央指示，对新疆少数民族中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分子，可以直接吸收入党，免除候补期。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1949年12月31日，包尔汉光荣入党。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包尔汉担任首任主席。
1952年，包尔汉被推选为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主任，为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筹建全国面积最大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投身外交
1955年2月，周总理对包尔汉说：“我国的国际威望正在逐渐提高，我们同伊斯兰教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发展，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需要调一个人到北京来。中央认为你比较合适，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有什么困难？”包尔汉答复：“我是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党把我安排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工作。”总理连声说：“你的态度好，态度好，态度好！”
在北京，包尔汉主要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同时担任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职务。1956年2月，包尔汉带领中国政府派出的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了埃及、苏丹、埃塞尔比亚、叙利亚和黎巴嫩；1956年7月，他又带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朝觐团到沙特、约旦和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包尔汉遭受不公正对待，甚至被指责为“外国人”，但是他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又不顾年过八旬之身，继续为党的民族宗教事业贡献力量，直到1989年8月27日辞世，享年95岁。

概述
全名阿巴斯·包尔汉，维吾尔族，新疆阿图什人，出生于1932年10月。大学毕业，编审。现中国科学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从中学毕业后，于1950年在政干班学习参加工作。1951年至1957年，曾先后在新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新疆大学，先后担任过教师和生物系副主会，校务委员等。1976年至1978年石河子农学院，任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
成长
1978年起在新疆科学技术协会担任党组书记、主席。后至今正厅级调研员曾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第二、三届中国科协常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顾问，新疆科学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长等兼职。早在50年代开始翻译等工作。40年来，先后发表了各类科学文章和论文296篇，校审科学读物358篇；用维吾尔文创作和撰写专著11部，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出版社等；翻译著作13部、校审著作17部由上述单位出版，审核和编著词典3部。创作和撰写的专著主要有：《生命与环境》等11部。
翻译著作
《动物学》、《达尔文》等十三部。审订和编著的词典有：《汉维科技词典》。1987年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聘请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他自己校审的科技书都有《生物学》等17部著作。发表各类科学论文，校审科学读物598篇。《繁荣省数民族科普创作》论文获中国科协优秀论文奖。《遗传与遗传工程》一书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还有《有刺勇士》等9部作品授优秀科学文章奖。《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已出版128期，87年这个杂志被评为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他创办并担任总编的科技出版社已出书380余种。从五十年代起就参加了科学写作工作。
担任职务
1978年新疆科协重建恢复中，他一直担任科协主席。对科协的迅速恢复重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长期从事科学工作，被称为：“知识的耕耘者”，在工作科技工作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先后为组建中国科普出版社新疆分社《知识就是力量》、《科学与生活》杂志担任总编和主编工作，作出了突出成绩。还和农科院合作，创办了《农村科技》杂志。83年他荣获劳动人事部、国家民委、中国科协联合颁发的“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奖励“1984年获自治区对应三家联合颁发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奖“，各种科学文章名次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