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袁元素
人物
袁崇焕字元素，号（或字）自如，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石碣镇水南乡（今广东省东莞市）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明末著名军事家。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力挫后金八旗，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生平简介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祖籍广西梧州，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袁崇焕在万历年间中进士，曾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并在同年自请守卫辽东。六年，努尔哈赤统领六万大军，号称二十万，攻击宁远。时袁崇焕所驻守的宁远孤立无援，兵力不足二万，他认为只有死守才能保卫宁远，并命军士在城楼设置红夷大炮。当后金军兵临城下之时，明军发炮轰击敌阵，努尔哈赤指挥金兵蜂拥攻城，城楼上矢石如雨，金兵冒死登城，明军掷礌石，飞火球，投药罐至城下，金兵死伤惨重。宁远之战是明朝从抚顺失陷后的首次大胜，袁崇焕成功保卫宁远，而努尔哈赤在此战中受炮伤而亡，后因崇祯误信谗言，将之磔刑杀害，临终时年仅四十七岁。
袁崇焕说得上是一代儒将，宁远以少胜多，大挫后金军的锐气，同时也收复了辽西大片土地。袁崇焕著有《袁督师遗集》。
邵武知县
清白知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袁崇焕被朝廷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为“八闽屏障”。
走马上任，《三管英灵集》中载述他的《至闽谒大府》诗云： 侵晨持手版，逐队入军门。 衙鼓三声急，官仪一面尊。 人情今未熟，政事昔曾论。 私谒吾何敢，归来夜未昏。 
这是说他是平生第一次做官，规规矩矩，敬敬慎慎。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袁崇焕在邵武县令任上，虽然为官时间很短，却居官清廉，尽心为民。《三管英灵集》中载述他的《初至邵武》诗云： 为政原非易，亲民慎厥初。 山川今若此，风俗更何如。 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 催科与抚字，二者我安居。 
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的重要事迹，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qiáo）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第二，处理冤狱。《邵武府志》记载“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第三，关心辽事。夏允彝《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的军旅生涯，做了初步的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企盼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后在固守宁远之战中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题辞高塔。 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处理冤狱、关心辽
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 
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惟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福建邵武的聚奎塔，对于了解袁崇焕的功业与思想，非常之重要，故多着笔墨，不厌其烦，加以介绍。笔者值参加"武夷山专家休假团"在武夷山市休假之机，于1996年7月5日，专程到邵武市和平镇察看聚奎塔。蒙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傅唤民先生陪同考察。1999年3月31日，值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学返程之机，又专程到和平镇考察聚奎塔。时和平镇地区连续阴天或下雨一个月，是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蒙镇党委宣传委员曾献伟先生、镇党委办公室黄承坤主任、镇文化站廖孝德站长和镇干部陈国明先生陪同，再次考察了聚奎塔。此外，笔者得到张俭东（铁文）先生赠送"聚奎塔"塔额文字拓片。谨此致谢。
聚奎塔聚奎塔位于今福建省邵武市和平镇天符山上。塔为六角形，高五层，系砖、木、石混合结构。全塔分为塔座、塔身和塔刹三个部分。  邵武聚奎塔?塔座：石砌，三层，高为85厘米，平面呈六角形，每边长380厘米，其上层每边长为445厘米，下层每边长为425厘米。 
塔身：面北，塔体以砖筑为主，共五层，每层有券门，其朝向各异。门中有砖雕佛像，雕像细腻、凝重，其上部雕像较为完好。每座券门或券窗上面，有一组(三块)镂空花纹砖雕。每层塔檐，分作六层，自下而上，第一层为方砖，第二层为立砖，第三层又为方砖，第四层为尖砖，第五层为圆木椽，第六层为石板，构成斗栱状。塔身外部每层均辟有券门，券门横额第一层北向，上部有黑砚石塔额一方，长106厘米，宽46厘米，额镌阴文"聚奎塔"三个行楷大字，并有上、下题款。第二层券窗额题"昼锦锁钥"，第三层券窗额题"二涧玄朝"，第四层券窗额题"雄峙中区"，第五层券窗额题"层峦耸翠"。塔身底边每边长380厘米，佛龛高151厘米、宽67厘米、距底座高143厘米。塔高逐层递减，第一层高450厘米，第二层高420厘米，第三层高400厘米，第四层高370厘米，第五层高350厘米。总计塔高为21?25米。塔内中空。塔内沿壁嵌砌石蹬旋梯，第一层15级，其余每层14级，可攀达顶层。楼板及桁（hénɡ）条，均为木质，塔券窗高229厘米。内壁亦每层辟有朝向各异的窗龛。窗龛横额均系四个砖雕大字：第一层为"一柱擎天"，第二层为"慈悲普度"，第三层为"三元昭应"，第四层为"文昌拱照"，第五层为"玉铉上映"。塔的内边，依层递收。其内边长第一层为185厘米，第二层为176厘米，第三层为172厘米，第四层为170厘米，第五层为165厘米。该层内壁镶嵌四块碑石，其中长方、横方各二。塔内每层有佛龛，内龛高150厘米，宽100厘米，各供石雕佛像三尊，历经漫毁，残多整少。其第四层佛像保存完好，左尊座狮，右尊座象，中尊座莲花，雕工细腻，造型拙朴。 
塔刹：原塔刹已毁，其高度无据可查。新修塔刹，呈宝珠状，高约50厘米。 
"聚奎塔"三个字是否为袁崇焕所题书？邵武市所立《聚奎塔修缮记》撰者认为，"塔名系民族英雄袁崇焕于天启初任邵武知县时书题"。《邵武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聚奎塔》撰者也认为，"天启元年知县袁崇焕题塔名"。我认为，聚奎塔塔额上的塔名--"聚奎塔"三个字，是邵武县知县袁崇焕题书的。根据是：第一，袁崇焕时任邵武县令，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第二，袁崇焕支持修建聚奎塔，自愿应请题写塔名；第三，塔额系袁崇焕所立，有下款题记为证；第四，邵武是闽北文化繁盛之区，曾出名臣李纲、文学家严羽，宋代就出251名进士，袁崇焕系进士出身，题书塔名为士望所归；第五，袁崇焕以知县的身份、进士的名望，理应由其题书塔名；第六，袁崇焕为当建于明代通往聚奎塔的古桥地父母官，如由官位、声望出其右者题书塔名，定会在塔额下款志记；第七，袁崇焕以"聚奎"名塔，同其聚会奎英、报效社稷的志趣相符；第八，袁崇焕为人谦恭，如果是由他人题书的塔名而不落款题记，似有掠美之嫌。据上八点，整合分析，我认为：福建邵武"聚奎塔"之塔名，是由时任邵武知县的袁崇焕所题书。
单骑阅塞
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千里迢迢，到达北京。这次到《辽东志·全辽总图》 
京，是来朝觐，主要是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在北京的日子，无心升官发财，只念社稷安危。他在北京的居所里，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要到塞外，了解边情。 
辽东形势，更加严重。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天命汗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进入明朝辽河流域的核心地带，将兵锋指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和明朝辽东首府辽阳。 
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重镇。三月初十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大军，将板木、云梯、楯牌、战车，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向沈阳进发。明军闻警，举燧传报。沈阳守将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得警报后，连夜率领一万兵丁守城。沈阳城坚濠深，外围木栅，埋伏火炮，布置严密。十二日，八旗军兵临沈阳城下。明朝武举出身的总兵尤世功，带家丁冲出，杀死四人，略获小胜。努尔哈赤命令用战车冲锋，马步继之，将沈阳城围困。十三日清晨，努尔哈赤再派骑兵挑战。明朝行伍出身的总兵官贺世贤勇而无谋，日日饮酒，贪功冒险，出城迎战。据《明熹宗实录》记载："世贤故嗜酒，次日取酒引满，率家丁千余出城击奴，曰：'尽敌而反'！"努尔哈赤以羸卒诈败，引诱明军。贺世贤乘锐轻进，离城野战。后金军精骑四合，世贤且战且却，从东门退到西门，身中数十矢，坠马而死。总兵尤世功出西门营救，士卒哄散，马仆身死。八旗兵乘机蜂拥过濠，急攻东门。此时，城中溃乱，暗藏奸细，从中内应，八旗军进占沈阳城。明沈阳城兵民被杀死者，有记载说7万人。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后第五天（十八日），乘势长驱，集中兵力，一鼓作气，进攻辽阳。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朝野官员，谈敌色变。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
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职方司主事，是兵部的一个官称。明朝官制，兵部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袁崇焕单骑出阅山海关内外的时间，一说是在他朝觐时等待职务变动期间，另一说是他在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后。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其共同之点是都确认袁崇焕到山海关一带察看关内外形势。袁崇焕同当时文武官员惧怕出关、畏敌如虎相反，敢于冒险、敢挑重担，的确胆略过人。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他在奏疏中一扫文臣武将中普遍存在的悲观、恐惧情绪，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袁、熊二人为图先守后战，恢复辽东方略，诚恳交谈，商酌竟日。袁崇焕辞别熊廷弼，策骑驰往山海关，会同经略，商度战守。不久，袁崇焕出关就职。 
后他在《边中送别》诗中抒发出京赴辽的雄心与抱负：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营筑宁远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四月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袁崇焕杀数人乃定。六月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往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事务。袁崇焕当夜出发，次日抵达前屯。夜行荆棘老虎、豹狼中，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甚为倚重，题请升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广宁失守，明军大败，辽西之局，如何部署？明朝辽东经略王在晋等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即八里铺，再筑一座重城，御山海，保京师。佥事袁崇焕则上书力争在山海关外200里的地方即宁远卫，修筑坚城，捍山海，卫京师。
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他推荐，阎鸣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九月初二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调整指挥系统，命将任职：以总兵官江应诏定兵制、监军袁崇焕修营房、总兵官李秉诚练火器、广宁道万有孚主采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岛并负责粮饷与器械。孙承宗一到任，就把防务部署得井然有序。时辽东巡抚阎鸣泰主张守关内，与承宗意见相左。朝廷以张凤翼代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孙承宗坚持守关外，于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初八日，出山海关东巡，达于宁远以东。他奏报道："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孙承宗的战略意图是，山海关外以宁远为重点，将沿线原有各城都恢复起来，派驻军队，层层设防。因而把山海关至宁远200里之间，镇堡收为内镇，建成关宁防线。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孙承宗与袁崇焕布置了一条把山海关-宁远联结成一体的关宁防线。
孙承宗、袁崇焕守宁护关、筑城固御、相机进取、徐图恢复的大计，得到朝廷的旨准。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督导与支持下，同满桂开始营筑宁远城。这是袁崇焕领军守城的开始。
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竣工，逐成关外重镇。 
天启四年（1624年）春，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又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听之。 
九月，袁崇焕马世龙等携兵一万两千巡边广宁，叙劳进兵备副使，继又升至右参政。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遣兵分驻锦州松山杏山等城，同年，因柳河之战，孙承宗屡次遭参，请辞。十月，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宁远大捷
兴城鼓楼（北侧）高第以兵部尚书经略蓟镇、辽东，驻山海关。高第，字登之，滦州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天启三年（1623年）任兵部侍郎，四年致仕。他宦业不显，素不知兵，胆怯无能，以谄附阉党得受封疆重任。高第曾力扼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先固守以图恢复的积极防御方略。他到达山海关之后，借柳河兵败为由，下檄山海总兵马世龙，令弃关外城堡，尽撤关外戍兵。经略高第的守关方略是：枢辅抚镇，"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就是弃守关外疆土，退保山海关。高第采取的是不谋进取、只图守关的消极防御策略。 
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力拒，金启倧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高第不听，仍令马世龙撤宁、前二城之兵。（《孙承宗年谱》），袁崇焕说“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边事小记》）高第只得尽撤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处兵马，弃粮粟尽十万余石。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前。（《督师纪略》）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袁崇焕闻之，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正月十四日，天命汗努尔哈赤亲率诸王大臣，统领6万大军，号称20万，往攻宁远。十七日，西渡辽河。八旗军布满辽西平原，清官书称其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如潮，剑戟似林。八旗劲旅，雄伟壮观，军容强盛，扑向宁远。 后金兵渡辽河，警报驰传明朝，举国汹汹，人心惶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明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山海关，拥兵不救。道臣刘诏等要统兵2000出关应援，高第令已发出的兵马撤回。
"关门援兵，并无一至"。袁崇焕既后无援军，又前临强敌：八旗军连陷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八座城堡。原驻守军都早已撤到关内，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抵抗，直奔宁远。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 
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录》）。 
后金攻城，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宁远通判金启倧也因点炮自燃，为国捐躯。（《明熹宗实录》）。 
“自辰至晡，杀三千人，敌少却。二十五日佟养性督阵攻西门，势更悍，先登，益众。敌俱冒死力攻，城中卫之如前，击杀更倍于昨”（《明季北略》） 
“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 
“……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后奉敕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见（明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 
“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石匮书后集》） 
努尔哈赤自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 
后金攻打宁远不下，分兵掠觉华，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 崔呈秀弹劾高第、杨麟，杨麟因不援削职，高第准其辞职还乡。王之臣代替高第督师辽东。（《国榷》）
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载述宁远之役，现抄录于后："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mènhuì）而毙云。" 
宁远之役，就总体而言，就战术而论，历史的结论是：努尔哈赤兵败宁远。明朝与后金的宁远之战，以明朝的胜利和后金的失败而结束。明朝由"宁远被围，举国汹汹"，到闻报宁远捷音，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自"辽左铁佛郎机子铳 
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的一个大胜仗；也是"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的一个大胜仗。明天启帝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因之，宁远与宁远大捷，对于明朝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宁远，为山海之藩篱，关京师之安危，系天下之存亡。与明相反，努尔哈赤原议师略宁远城，夺取山海关，不料败在袁崇焕手下。时袁崇焕43岁，初历战阵；努尔哈赤已68岁，久戎沙场。努尔哈赤在宁远遭到用兵44年来最严重的惨败。宁远之战明军获得大捷，兵部尚书王永光向皇帝盛赞袁崇焕的功绩言：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
宁锦大捷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十一日，后金军至锦州，距城一里，四面扎营布兵，将锦州城包围。时明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守城。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撤入锦州，凭城固守。皇太极得报后，传令攻城。后金兵攻城数日，伤亡惨重，别无所获。　 
十六日，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人送给纪用、赵率教的书信被后金兵截获，内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云云。皇太极信以为真，即收缩围锦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明援师。 
至二十六日，后金军已围城15日不克，人马疲惫士气低落。 
二十七日，后金军分兵为两部：一部继续留驻锦州，在锦州城外凿三道濠，加以包围；另一部由皇太极率领官兵数万，往攻宁远。　 
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坚壁固垒，避锐击惰，相机堵剿。”总督蓟辽、兵部尚书阎鸣泰题奏：“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此奏，得旨：“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朝廷为确保宁远，不允许袁崇焕亲自率领援兵，前往救援；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驰援锦州。 
二十八日，辽军与后金军在宁远城，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袁崇焕列重兵，阵城外，背依城墙，迎击强敌。皇太极欲驰进掩击，贝勒阿济格也欲进战；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天聪汗皇太极对于三位大贝勒的谏止，怒道： 
“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明辽军与后金军两支骑兵，在宁远城外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明总兵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受伤。两军士卒，各有死伤。 
明军骑兵战于城下，炮兵则战于城上。袁崇焕亲临城堞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齐力攻打。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房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重大。明太监监军刘应坤奏报称：“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和第四子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后金军死伤甚多，尸填濠堑。 
二十九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军撤离宁远，退向锦州。 
辽东巡抚袁崇焕欣喜地奏道：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拚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 
皇太极攻宁远不克，又转攻锦州。 
先是二十八日，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激战之时，锦州的明兵趁后金军主力西进、势单力弱之机，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攻向后金大营，予敌一定杀伤。稍获初胜之后，迅即撤退回城。后锦州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 
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向锦州城发起进攻。　 
初四日，皇太极攻城不下，遂命撤军回营。明总兵赵率教疏报：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明镇守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 
初五日，凌晨，天聪汗皇太极从锦州撤军。 
初六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锦州报捷疏》言： “……孰知皇上中兴之伟烈，师出以律，厂臣帷幄嘉谟，诸臣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也！” 
宁锦之战，后金军攻城，明辽军坚守，凡二十五日，宁远与锦州，以全城而结局。明人谓之“宁锦大捷”，载入中国战争史册。
平台应对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 崇祯任命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平台。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袁崇焕复奏掣肘，袁崇焕奏曰“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嫉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岂臣谋”。（《崇祯纪事》）二十四日崇祯赐崇焕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袁崇焕疏谢并陈方略,崇祯赠蟒玉银币,崇焕辞莽玉不受。
计斩岛帅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经大王山风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八日泊双岛。二十九日，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当晚，毛文龙至。 
六月初四，袁崇焕颁东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员名赏，军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士兵每名一钱。并将饷银十万两发于东江。袁崇焕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叁将商谈。随后要命令毛文龙，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又命令制定东江营制，同时命令准备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均不同意。 
六月初五，袁崇焕传东江各兵登岸，较射给赏。毛文龙问“袁崇焕何日行?”。袁崇焕云：“宁远重地，来日行。今邀贵镇岛山盘桓，观兵角射。”又说：“来日不能踵拜，国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毕，登岛山。谢叁将暗传合营兵，四面密布，将文龙于随行官百余员，绕围内，兵丁截营外。袁崇焕询问毛文龙随行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毛文龙曰：“俱是敞户小孙。”袁崇焕曰：“岂有俱姓毛之理?似尔等如此好汉，人人可用。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等，倘然不能深(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人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尔等亦受我一拜，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无饷。”各官垂泣叩首。 
随后对文龙说：“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莱登 ，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沥肝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狠子野心，欺诳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夫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说完，向西请命，缚毛文龙，去冠裳。毛文龙尚倔强，不肯就擒。袁崇焕又说：“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员大将。"随即颁布毛文龙十二条罪名,并对东江各官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来官俱相对失色，叩首哀告。毛文龙语塞，叩首乞生。袁崇焕说：“尔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以非皇上有也。”请尚方剑，合水营都司赵不歧，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又令将毛文龙首级，备好棺木安葬。围外兵丁汹汹，见袁崇焕兵严整，不敢犯。 
崇焕又谕东江各官云：“今日斩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杀人安人，尔等照旧供职，复原姓，为国报効，罪不及尔。”后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为四协,用文龙子承祚管一协，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其余二协，东江各官举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分管。将带来饷银十万，分给各岛官民,令冯旗鼓，往旅顺宣抚。又令将毛文龙将剑，东江事权，让陈继盛代管。谕毕,离岛登舟,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檄承祚偿所欠各商银两,差官查岛中寃狱，并抢来各商船只。俱即发商人洪秀等。 
六月初六，备祭礼，到文龙棺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戚叹。 
六月初九，往旅顺，官军迎，宣谶毕，扬帆以归。(《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 
崇祯虽然不满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毛文龙，但由于毛文龙曾经两次带兵到山东抢掠钱粮，狂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劣迹斑斑，又在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已经有投敌的趋势，崇祯自己也对毛文龙早有不满，认为毛文龙“通夷有迹”，故而对毛文龙之死甚喜，对袁督师斩毛文龙嘉谕倍至。 
据《明季北略》记载：“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是其大恶。又骄恣，所上事多浮举，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甚喜，嘉谕倍至。” 
明末时事小说《镇海春秋》则把袁崇焕杀毛文龙说成是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的条件之一，并被当时的一些史书传抄，但在袁崇焕与后金往来的书信中并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史学大家孟森认为：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朝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管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孟森《明史讲义》） 
著名历史学家李光涛曾经痛骂给毛文龙翻案的清朝遗民、伪满洲国大汉奸罗振玉： 
“癸酉，即民国二十二年，罗氏因从来不用中华民国纪年，所以只书癸酉。九一八事变’日寇成立伪组织，罗氏尝为首任十大臣之一，以其衰老之年，犹为此无耻之事，其以毛文龙之“通敌叛国”为伟功，以叛徒孔耿等之屠杀同胞篇佐命之勋，亦无足异矣。毛文龙通敌原书，载明清史料，姑勿论罗氏曾否见之，即如金梁之满洲老档，云己毛文龙私通之事，亦大胳可见，此书出版较早，罗氏当亲见之，彼又尝手编坐史料丛刊，其中亦截有毛文龙种种罪恶，彼皆不肯征信，独信此至东江遗书一书，且又摭拾由来一贯之浮言，妄毛文龙有功之状，其为“贼贼相护”有意淆乱是非之心理显然可知矣。” 
（李光涛论罗振玉刊《东江遗事》）
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这时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与后金征战多年，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赵率教的四千骑兵在平原野战，全军覆没，就是明证。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袁崇焕率领关宁九千骑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赶在皇太极之前驰抵京师城下。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了。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德胜门之战：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拚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 “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粜米蒙冤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 
「辛末，召象乾及廷臣於平台问。象乾方畧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閧，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荅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攎，白台吉仅身免，东投於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 
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欵，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 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 
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磔刑处死
明思宗（1610—1644）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四十七岁。（《石匮书》）。 
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平反经过
一些史料记载，南明政府早在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前多年，就曾经为袁崇焕平反： 
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详细记载了南明政府对袁崇焕的三次平反，层次不断提高。 
史料之一 
（崇祯十七年五月），安宗《登极恩诏》……又复袁崇焕、赵光抃原官。 
明安宗即弘光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在崇祯死后于南京即位登基。 
袁公于崇祯三年冤杀， 
赵光抃在崇祯十六年冤斩。 
崇祯十五年，蓟州被围，光抃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关、通州、天津诸军务。光汴治军严谨，作战骁勇，临危不惧。光汴至蓟州前线，率二骑冲破鬼子重围疾驰入城，城上欢呼“新督莅任”，满寇望而惊叹，蓟州之围遂解。光汴率部援南闯北，“不释鞍甲者七阅月，斩虏首千六百有奇”。十六年初夏，在截击满寇归路的螺山战役中，国军将领各保实力，互不协同作战而被敌各个击破。后来皇帝却逮捕光忭，作为替罪羊杀害。 
史料之二 
弘光元年二月，（安宗）予袁崇焕、王在晋祭葬。 
弘光元年即公元1645年。王在晋在崇祯朝为兵部尚书，因张庆臻改敕书事牵连，被崇祯帝处罚过当，革职回家死去。 
史料之三 
昭宗以邝露言，谥袁崇焕“襄愍”。 
明昭宗即永历皇帝。邝露在永历朝任中书舍人，在1650年清寇广州十二日大屠杀中遇难， 
“襄愍”解释为：“甲胄有劳曰襄”（见《正义.谥法解》）；“佐国逢难曰愍”（见《经世大典.臣谥》，刘熙曰：志义未究，遇难而死，可闵惜者也，故曰愍”）。属于赞扬性的褒谥，用来表扬有军功但蒙冤遇害的大臣。 
熊廷弼抗敌有功却被阉党杀害，崇祯为他平反后，赠给熊廷弼的谥号，也是“襄愍”。被阉党余孽陷害的袁崇焕平反后，因为他立功和蒙冤的情况与熊公类似，政府就赠予了同样谥号，也是情理之中。
历史评价
“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於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崇祯实录》卷八）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 
“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守信地。关外城堡幸尔得存。至于宁远解围，誓众效死。金启倧一炮打坏虏营一角，虏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天启六年正月） 
“（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 
“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而崇焕先置于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冤哉！”（《明季北略》二十四）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清高宗实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 。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
纪念袁崇焕?
1.袁督师庙（北京）???袁督师庙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有康有为题书的“袁督师庙”匾额和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 
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2.袁崇焕纪念馆（北京）
袁崇焕死后，世传有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乾隆修订的《明史》也记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七·袁崇焕》）。袁崇焕纪念馆在北京崇文区花市斜街广东义园旧址，即原来的袁崇焕祠墓，袁崇焕手迹《听雨》以及康有为题写的“明袁督师庙记”手书等珍贵文物将珍藏于该纪念馆。原墓堂廊柱曾悬有保皇党人康有为所书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 
1952年2月，北京市规划局准备迁移城内所有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城市建设。照此规定，袁督师庙和墓均在迁移之列。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袁墓： 
“主席赐鉴：兹有陈者，北京市府因计划关系，将城内各义冢饬迁出城，其中广东新旧两义园有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墓和饲宇历见载籍，数百年来祭扫不绝。明末满洲久为边患，能捍御者以袁崇焕为最。满酋后施反间，崇焕竟以冤死，天下痛之。今日新史学家亦佥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词。墓即在咫尺。兹当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拟乞饬所司于该两处袁崇焕词、墓特予保全，并力。崇饰，以资观感，不胜企幸。”毛泽东回复叶恭绰：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 
至此，经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人的多方努力，积极呼吁，北京市政府对袁崇焕墓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墓古迹得以保存。 
3.袁崇焕纪念园（广东东莞）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由该镇村民与海外袁氏宗亲捐资一点二亿元人民币，在明代袁氏故居遗址兴建，占地共十一万平方米。包括袁故居、袁督师祠、雕像、衣冠冢、三界庙等。 
2007年04月25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将军专程到袁崇焕纪念园参观。迟浩田将军表示：“咱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自古以来可以说是英雄豪杰辈出，袁崇焕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英雄，我们岳飞、袁崇焕都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褒有贬，经历坎坷，但是最终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公正的。”并亲手为纪念园写下了“护国爱民、英名永辉”的题字，高度评价民族英雄袁崇焕一生忠于国家、在民族大义面前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 
4.袁崇焕祠的守墓人
袁崇焕祠左边墙上有袁崇焕手书的“听雨”二字以及康有为撰写的《明袁督师庙记》，祠堂后袁崇焕墓位于正中，前面有一个石碑上书“有明袁大将军墓”，左边较小的圆墓据说埋葬着冒死盗取袁崇焕头颅的佘姓义士，也就是为袁崇焕守墓372年的佘姓家族的先人。 1630年，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处以极刑，北京百姓误认为袁通敌，恨之入骨，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腥的场面“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到了夜里，袁崇焕的头颅在刑场，他的佘姓部下趁夜盗取了头颅，就埋在现在东花市斜街52号院内，还交代子孙，不必再回岭南原籍了，世世代代就在这里陪伴。60多岁的老太太佘幼芝自称从1630年至今，佘家已经守了372年的墓，历经了十七代。 在“十年动乱”期间，袁崇焕祠墓受到很大的破坏，不但石碑被推倒，因为传说袁崇焕的头颅是黄金打造的，袁墓还被刨开来，结果挖了一丈多深，没有找到黄金头，也没有人敢看到底有无尸骨。 1992年，政府重建了袁崇焕墓，2002年初，北京市政府又决定重修袁崇焕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