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晓霖
个人履历
一篇介绍个人履历的作文，林晓霖写得传神而美妙。
初二那年的冬天，我家出了祸事，母亲被倒墙砸伤，高位截瘫，工资和家里的所有积蓄都交给了医院。过冬，我没  林晓霖钱买鞋买袜，只能光着脚穿母亲不能再穿的高腰雨靴。体育课上，我将两只肥大的雨靴甩出很远，赤脚站在冰冻的雪地上。  同学们惊呆了，少先队员们特地召开队会为我筹钱。50年代的百姓生活，孩子们很难拿出富余的钱，大家都一筹莫展。林晓霖突然提出：“我常陪爸爸到医院看病，医院里鲜血很值钱，咱们每人抽点血，卖给医生换钱吧……”
不久，我得到了学校的甲等助学金。
在狂欢的元旦晚会上，林晓霖送给我一只巨大的梨，就像个黄柚子，又嫩又甜。因为同情我的困境，晓霖常常和我一起谈心，我们彼此间了解也多起来。留苏生活林彪在延安抗大当校长时，看中了美丽的女学生张梅。这个外号叫“陕北一枝花”的姑娘，嫁给林彪时，只有18岁。不久，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出生了，年轻幼稚的妈妈不会喂养，孩子很快夭折了。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身负重伤，带着妻子赴苏联治疗，生下了他们第二个孩子——就是林晓霖。女儿长得很像父亲，林彪十分珍爱。不放心妻子哺养，他天天守在摇篮旁，精心喂养。
林晓霖长到四个月大时，林彪奉命回国，临走时，答应年轻的妻子，不久就会接她们母女回国。林彪走了五年，音讯全无。五年后，林彪托访问苏联的罗荣桓给张梅带去一封短信，寥寥数语，说他已经在国内结婚，又有了一个女儿。他通知张梅，可以再嫁。
年轻单纯的张梅，犹如晴空霹雳，不知所措。林晓霖被送往苏联保育院生活。父女相见林晓霖被送往苏联保育院生活。妈妈张梅要工作，还要学习，要养活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张梅已经再婚，林晓霖被高岗夫妇接到东北。不久高岗夫人将九岁女孩林晓霖送到北京，父女相见。
初见父亲那一天，林晓霖十分狼狈，不适应国内气候，她头上长了疥疮，索性剃成了光头，身上还是穿着女孩子的花色布拉吉。
光头小女孩儿，怯怯地害羞地站在父亲和后妈面前，不知所措。
叶群是个阴险的女人，又略通几句俄语，抢先做起父女间对话的翻译。
按照妈妈嘱咐，晓霖礼貌地问候了父亲。
叶群却对林彪说：小姑娘太没礼貌！她用俄语骂你是混蛋。
叶群又转身用俄语对晓霖说：“爸爸说你没有教养！”
林晓霖害怕地哭了起来，父女间的相见就这样不愉快地开始并结束了。
晓霖住到了爸爸家里，小小的孩子很快就懂得了后妈的阴险，她从不开口叫妈妈。叶群爱穿很高的高跟鞋，她领着妹妹，跟在后妈身后，学着扭捏作态……父亲的关爱有一天，林晓霖将一张自己和张梅妈妈的合影照片藏在身上，照片后面写着：“你还记得她吗？”
她悄悄地拿给了爸爸。林彪看了照片，很是动情，感慨地说：“她也老了！”
这件事后来让叶群知道了，她不能允许丈夫前妻的女儿，背着她干这样的事，她跳着脚骂人，林晓霖吓得到处躲藏。
林晓霖长年累月生活在后妈的阴影里，很难得到父亲的关爱。
林晓霖封闭起自己，变得忧郁、羞涩而孤独。虽然她很聪慧，曾获得师大女附中学习优良金质奖章，但当年的她，却像一个灰姑娘……
人物生平
哈军工传在滕叙衮所著《哈军工传》一书中讲述：“文革”中，保守组织“八八团”把林晓霖抬了出来，当了他们的头。后来，叶群知道了这件事，让秘书起草了一份《林彪声明》，声明说：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作战指挥才能《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时，林彪被列为“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照片赫然在列，展览使用“出色的作战指挥才能”形容林彪早年的军事贡献。对此，林彪大女儿林晓霖在广东梅州大埔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这是一种官方认可，体现了尊重历史的态度。
日前，在北京的林晓霖再次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虽然在“文革”中，她与父亲林彪一度断绝父女关系，但骨肉感情是难以抹去的。她同时表示，愿意向在“文革”中受父亲迫害、牵连的人谢罪。9·13事件“文革”中，“9·13事件”之后，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
其实，林彪还有一个长女，名叫林晓霖，如今是已经66岁退休在家的普通军人。她为人单纯、朴实、低调，多年来很少为社会关注。
1954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女附中是北京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解放后，这所学校学生将近三分之二是高干子弟，保送在此培养。
那是一个朴实而单纯的年代，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是比学习，比品德，没有人过多关注学生家长身世。
1955年国家为部队军官授衔，报纸上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照片，大家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班上林晓霖和徐鲁溪都是元帅的女儿呢！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看看，晓霖的两道浓眉，多像爸爸！秀丽白净的徐鲁溪也很像她的老爸徐向前！
林晓霖是个内向和羞涩的女孩儿，浓眉，眼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鼻梁两旁有几粒小雀斑，平常爱穿夹克，脚上总是一双鹿皮靴子，短发，爱笑，笑起来更像一个小男孩。
晓霖爱看书，却不爱说话，她在苏联出生，长到九岁才回国学说中国话，学认汉字。课余，她看的书都是那种砖头般厚的、烫金书脊的苏联小说。下课看，上课有时也偷着看。只要是教室门口，她那几个从苏联一起回国的小伙伴叫她“晓霖琪卡”，她便换了个人似的，欢天喜地扑过去，几个人用俄语说着，又说又笑又闹。
林晓霖初次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在作文评讲课上。刚刚留校的教语文的女老师，偏爱具有文学天赋的学生。一次，她出的作文题目是“谈谈我自己”。课上，她要大家好好听听，林晓霖是如何将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写出诗般的意境，她动情地念：“我出生于1941年，那是战争年代的美丽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僻静的乡村医院里……”
人物访谈
“文革”中与林彪断绝父女关系记者：在一些出版物曾提及您与父亲在“文革”中有一些恩怨。
林晓霖(以下简称“林”)：“文革”开始时，我是保守派组织“八八战斗团”的骨干，不是保守派的领袖。当时，哈尔滨各高校集中到我们哈军工进行了一次大辩论，保守派和造反派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大辩论的那篇文章的名字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我从演讲台下来时，工作人员立刻收到40个条子，要我的这个稿子。他们从我手里拿走稿子，赶紧抄，还有打印的。整个东北散发得很广。我没想到，这个事情影响特别大，引起造反派到北京告我的状。
告到“林办”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份《林彪声明》，说我政治落后什么的。后来在一本《毛家湾纪实》的书里，父亲秘书赵根生回忆说，这份声明其实是叶群完成的，然后就在全国广泛散发。
这份声明一下子把我打入地狱，让我死不得、活不成，搞成个反革命一样。因为当时，按照“公安六条”，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在这份声明散发前，他们用欺骗的手段，用飞机把我搞到了新疆戈壁滩上软禁起来。在新疆，有人对我宣布了这份声明后，我大哭了一场，给林彪写了一封断绝父女关系的信。我还绝食了。在“文革”中，我绝食了好几次。“九·一三事件”后涌现骨肉情记者：那份声明中称，你一贯反对父亲。事实是这样吗？
林：我当时的政治观点，就是保守派的观点。我反对打倒老干部，把他们批斗得那么惨。我看不下去，心里难过啊。把各级党委全部砸烂，靠边儿站，学院整个都瘫痪了，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
我在大辩论那篇文章中，讲了很多道理，用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语录。我父亲和江青他们那个时候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我却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我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当时的整个大方向。
我认为，他们如果不把我打下去，抛出那个声明，那中央“文革”小组能答应吗？他们支持造反派，而我作为林彪的女儿，却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这样，就把我作为牺牲品打下去。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记者：“九·一三事件”前后，你的处境怎样？
林：“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我很快就知道了。领导找我谈话，我很震惊。
在头几天，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很多人过去见面，都笑嘻嘻、很热情，怎么一下子都拉下脸不理了。过“十一”，报纸上也没有父亲的名字了。我夜里睡不着，预感大祸要来临。虽然我写了断绝父女关系的信，但这时候，骨肉之情就冒出来了。“我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记者：30多年过去，作为女儿，您对父亲在“文革”中的“九·一三”事件怎么看？
林：我后来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的二号人物，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这是我的看法。
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
我读过余秋雨写的《借我一生》，看到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打击。我见到他时，替我父亲向他家谢罪；在王光美追悼会上，我见到刘少奇的孩子，也向他们谢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杀，我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谢罪；井冈山联谊会时，到场的都是老红军的一些子女，我站起来向他们替我父亲谢罪。我到过广东惠州一个部队，这是我父亲曾经带过的一个部队，我也谢罪。这么多年来，在很多场合，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替我父亲谢罪。
我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我明白，这是宽恕不了的。
有人对我说，你谢罪有什么用，你又没有钱，也没有权。你谢罪，也给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么些年，很多人死去了、走了，还有少数在人间。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我真是无能为力。替父羞愧和谢罪，已无济于事，只是一种内心沉重而持久的感受罢了。“我和林彪的父女情是抹不掉的”记者：您与父亲林彪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文革”中您写信与父亲断绝关系；“九·一三”后，您也不免受牵连。您内心里有怪过父亲吗？
林：我60多岁了，有时还做梦梦见父亲。从个人感情说，我和林彪的父女感情是怎么也抹不掉的，怎么也消失不了的。这是人的天然亲情。
虽然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不是很久，因为我的后妈，我就像是一个灰小鸭，被排挤在外，受罪受苦。但是，给我亲情、给我父爱的，也就只有我爸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人世间，没有任何人给我这种父爱的感受。“对林彪的评价，功是功，过是过”记者：在广东大埔时，您说到父亲的相片3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在军博展览中，感到身上的一个包袱终于卸下时，落泪了……
林：多年来，我内心里确实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后，关于我父亲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功，被尽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经到解放军画报社，想花钱把我父亲的照片洗出来。在指挥平津战役的将领合影中，他们把我父亲抹掉了。我找他们说，这不是原来的照片，历史就是历史，我要原来的照片。现在这两张照片，被抹掉的和没被抹掉的，我手头都有。
我说过，对林彪的评价，功是功，过是过。他在几十年中曾立下了辉煌战功，但这不能掩盖他后来发生  的“九·一三”事件的结局。同样，“九·一三”事件不能把他过去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功劳完全抹杀掉。
这些年，我在替父亲谢罪的同时，也努力希望我父亲曾经带领过的部队在战争岁月里的功绩能够得到肯定。1994年1月，当时四野战史没有着落，而其他野战军史正在编写甚至听说有的已完稿，我给陈云同志写信提出写四野战史及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这个事情后来解决了。我这样做，都是出于谢罪感及责任感。
现在，官方对父亲的评价有改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表现。这是一个进步，向着历史的真相跨近了一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真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我宁愿做个小老百姓的孩子”记者：人们总是把将帅的女儿称之为“红色公主”。您也是一个“红色公主”，有何体会？
林：我有一些老同学说，小林是最倒霉的。“九·一三”以前，有这么一个后妈叶群，尽是受气，没享什么福；“九·一三”以后，又因为是林彪的女儿，也没有好日子过。
总的来说，我感到很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低调，有一种非常沉重的心理，平常我不太愿意接触社会。
有时，我觉得，如果不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我真是宁愿做一个小小老百姓的孩子，做一个工人、农民、小市民、职员、中学老师、小学老师、知识分子的孩子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