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瑞骅
人物简介
李瑞骅（1924-2009），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籍江苏苏州，1924年生于上海。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48年赴加拿大桥梁公司工作。195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应我国政务院邀请，在朝鲜战争期间，绕道欧亚十多国，行程数千里回到祖国，先后担任上海华东设计院、建工部金属结构设计研究所、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工程师、顾问总工程师。属回国定居专家。　　数十年来，李瑞骅致力于发展我国钢结构设计和科研事业。负责过数百项大型军用及民用钢结构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首都体育馆、北京325米大气监测塔等重点钢结构工程及援外钢结构工程，先后负责编制两届国家钢结构十年科研规划和三本国家钢结构设计、制造、安装规范及规程。多次出席国际会议，发表论文。是我国金属结构设计研究工作的先行者和带头人。 [1]​
人生经历
李瑞骅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20世纪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的-个范例。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儒商。
李瑞骅小学先上的是智仁勇小学，后来三年上了育才公学。育才公学是上海英租界公部局办的，老师大部分为英国人，教学方法完全按英国学校的传统进行。　　1946年交通大学毕业后，他去浙江省杭州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约半年多，1947年春回上海鹏程建筑事务所。此后，他的父亲听从做教育工作的朋友的建议，决定把三兄弟先后送到国外留学，开眼界，长见识。　　李瑞骅引以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到达加拿大那天起，直到他离加回国止，都辛勤工作，自食其力，没有一天是没有收入的。他先到加拿大的桥梁公司工作，被作为永久职员培养，1950年辞职读书，到多伦多大学土木系读研究生学位，不仅得到全A的成绩，也始终在课余兼职制图工作，读书期间收入也颇丰。　　李瑞骅本应该在1952年夏季多大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被授予正式的硕士学位，而且因为成绩优异，还会给予很大的荣誉。但是因为他急于在三月份离加返国，所以放弃了参加这次典礼的机会，连硕士文凭也没有拿到。直到五十年之后， 2000年的时候，由在加拿大的嫂嫂桂仙代他与多大联系，他才取得多伦多大学正式的硕士学位证书。　　1951年末的一天，哥哥瑞麒的一个朋友董漠海突然来说：中国方面来人了，是从日内瓦来的。当年很多国家都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唯有瑞士是中立的国家，中国有驻日内瓦的公使馆，公使名冯铉。董说，正因为这样，来人不便直接和留学生见面，而是请大家相互传达转告，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并说只要每人各自写信给周总理，他就会给每人发来回国入境证。李瑞骅和其他许多愿意回国的人就按照这一办法写了信给周总理，后来他果然收到中国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952年2月8日的复信，欢迎他回国。　　那时，朝鲜战争正酣，他们已完全没有可能从美国直接回国，唯一的办法是绕道欧洲辗转而行。1952年春，李瑞骅和兄嫂、高自浏、胡爱民一行5人从多伦多出发，奔赴瑞士。　　到瑞士后见到公使冯铉，还有一位温参事。温参事知道李瑞骅是学工程的，就郑重地对他说：瑞士公使馆是新中国唯一的对外窗口，所以需要扩大。他们打算另觅合适的地点买房，希望李瑞骅留在那里协助工作，可以给每月400美元的工资。李瑞骅说：我可以协助工作，尽量为你们解决工程上的问题，但我不愿接受工资，也不愿单独留下来。因为我出国时拿的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我怕如果脱离集体以后一人独自回国，万一发生问题就难以应付了。后来李瑞骅和温参事去看了有意购买并装修的楼房，提了一些建议，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当时他们也问过：如果从莫斯科走，是否会安全一些，因为中国和苏联已经建交。温参事却认为不妥，那条路线不一定能走得通，而且费用高得惊人。他说还是按原来的计划比较合适，英国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那里有我国的代办处。通过代办处联系回国事项，就安全多了。从英国乘船到香港，再过铁丝网到深圳，在边界上就能见到解放军，向他们出示政务院的信就可以了。　　他们就辗转到英国，搭乘Curnad Line号邮船回国。在从斯里兰卡到新加坡途中，有一天一个美国牧师来找他说，头等舱里有一个日本驻英国使馆的领事，想到新加坡上岸办事，但没有像样的领带，想借一条。李瑞骅有许多领带，回国以后就没有用了，就拿了几条给他，说：“如果你需要，我就送给你了。”那日本领事连连90度鞠躬，千恩万谢地拿着去了。一个外交官连体面的领带也没有，可见战后日本之困苦。在新加坡他们也上了岸，瑞麒同班的李姓同学曾拜托他们途经新加坡时一定去看望他的哥哥，说他哥哥是曾在英国读法律的，名叫李光耀。当时他还没有从政，但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声望，所以他们上岸后一打听就找到他家了。那时他住一栋老式的木屋，相当朴素。　　邮轮到达香港的那天正巧是星期日，因为他们没有香港的签证，不能停留，只能过境。领到行李后，一行人马上赶到香港深圳边境，那时的罗湖口岸什么也没有，连一间房屋也没有，唯有一片荒野和铁丝网，铁丝网的另一边站着一位执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最后他们过了铁丝网，当晚住在深圳的留学生招待所，随即去广州。在广州脱掉了西装，换上了解放装，他们历经行程数千里，绕道欧亚十多国，历时4个多月，终于回到了祖国。　　1955年夏，“肃反运动”刚开始时，有一个名叫梁广义的同志来找他谈话，说因为他到过国外，情况复杂，所以成立了专案组。那一时期他就不能回家了，白天他还上班，晚上专案组的组长梁广义住在他家里，打地铺，调查问题。　　有一天上午，来了三个人，拿出一张搜查证，上面有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盖章，开始非常仔细地搜查。所有的家具，甚至连墙壁、电灯开关也都细细检查，无一遗漏。把每一本书中的每一页都仔细翻开看过，连一罐白糖都全部倒出来看里面是否有问题。　　这个组有二十多人协助调查，让他把凡是认识的人，都尽可能提供出来，甚至在工程方面仅接触过一次的也都写出来。结果竟提出了一个有400人之多的名单。按照党内的规定，凡提到的人名，必须派至少2个人去调查，不可有一遗漏。梁广义说他本来以为两个星期就可以结束调查了，岂知竟拖了四个多月。他跟李瑞骅说：“我天天躺在地板上睡不着，听你打呼噜，你倒什么心事也没有，我可心急如焚啊！”他还说：“你是吃小灶的，一切都按正规的手续办。我看你这个人不宜搞政治，你连托派（托洛茨基）和铁托都搞不清，是要出大问题的。室里的同志都反映你的业务很不错，待人也诚恳。我看你今后还是专门搞你的业务吧。这次查了你，以后不会再搞你了。”李瑞骅听了他的话，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参加政治活动。而后来的一次次运动，李瑞骅因为这次查的彻底清楚，也没再有什么疑问和麻烦了。　　“肃反”结束后，设计局的晏家华副局长找李瑞骅谈话，第一句话就说：“你现在是我们的自己人了。部党组五人小组给你一个正式由他们签证的结论，说明你没有问题。”接着宣布他调离设计局，到金属结构局设计室当主任工程师，负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军用及民用重点工程，并说：“这些都是国家发展的命根子，相信你一定会搞好的。”　　当时李瑞骅才回国不久，对这样的政治审查很不理解，所以心里有气。那时他刚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上下班都骑摩托车。每天一早发动摩托车，发出很大噪音，闹得建工部大院甲五楼宿舍楼的人们都能听见，都知道他是心中有委屈。　　不过审查的事情事后想来就容易理解得多了，李瑞骅将要参与的是很多重大、重要工程，也有很多保密的工程，不进行严格的审查，搞清楚历史问题，似乎也是不合适的。　　的确，在他的专业上，李瑞骅回国后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研究设计了三门峡、新安江、刘家峡等水电站缆索式起重机钢结构；广州200米电视塔的设计建造；首次使用角钢网架结构的首都体育馆，曾是“亚洲之最”的北京325米高的大气监测塔……他做了很多填补空白的开创性工作，在专业领域获得的成就感，肯定是和留在国外公司日复一日的工作不可比拟的，所以他说“不后悔”绝不是虚言。　　金属结构室从1954年开始筹建，1956年成立，工作完全从零开始，直到1966年“文革”前达到鼎盛，成为国内唯一的钢结构专业队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原金属结构室的人员全部下放到河南、山西和湖南三省的不同单位。从此全部被拆散。“文革”后虽有少数同志调回北京，但已形不成力量。李瑞骅说他虽往往被认为是钢结构界的先行者，对个人来说是很大的荣誉，但每思及金属结构室的消亡总有无限的遗憾。他说这一毁灭性的打击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更无可言表。　　1958年，国家决定建造人民大会堂，并作为大跃进的一项主要标志，必须在十个月内建成，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时要建好，毛主席将要在大会堂陪同赫鲁晓夫观看演出，工期非常紧迫。这个重大工程由周总理亲自抓，负责人民大会堂工程结构的主任总工程师是北京市设计院的朱兆雪，他是留学法国的，对钢结构不熟悉，所以要李瑞骅在钢结构方面全面负责设计、制造、安装。　　他曾跟李瑞骅说：“我们两人的脑袋好比是挂在裤腰带上的。”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工程不仅重大还处处是挑战。其中重要的钢结构任务有：人民大会堂60米跨度的屋盖；二层宴会厅48米跨度的钢结构桁架；人民大会堂二楼出挑16.5米的悬臂看台。在当时环境下，既不容许有丝毫浪费，又必须确保安全，达到百年大计的水平，计算书也必须公开审查。而这一切又不得不在使用低质量钢材的前提下完成——明确要求必须全部采用国产钢材，但当时因为大炼钢铁，钢材的质量极为低劣。　　人民大会堂60米跨度的屋盖，包括钢屋架和大型屋面板，上面加五层油毡防水，还有保温层、找平层和最上面的一层小石子，而施工时往往还要超重，所以自重太大，安全系数低到危险的地步。李瑞骅和朱总因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再三考虑后，他们向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局长提出：“你们要求我们设计时不考虑屋顶上站人，我们认为不妥。万一放焰火时许多人上去观看，我们就不能保证其安全，出了事故由你们负责。”局长听了，打报告向上级领导反映，结果同意每平方米加400公斤的活荷载，也就是把屋面当成楼面来设计，这样安全度就足够了。当时我国最大轧制角钢的能力是轧200 × 200 × 20毫米的角钢，用这样规格的角钢做60米跨度的屋架上弦显然是不够的，最后李瑞骅只能别出心裁地设计一种新的上弦断面：在两根角钢之间夹一片20毫米厚的钢板，三位一体，全部用铆钉连接，使之截面成为一个T字形，共同受力。　　宴会厅的大梁长48米，重148吨，因为是在二层，难以把如此长的大梁运上去，所以必须在二层现场施工，为此设计搭建了一个临时施工平台，用此承托148吨的桁架。当时这种大型桁架只能采用铆钉结构，才比较可靠。李瑞骅说，在没有高强螺栓前，都必须采用铆钉，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也是采用铆钉建造的。宴会厅钢桁架施工时，工人要把烧红的铆钉摔到28米高空的平台上，然后用铆钉枪在两面对打，直至铆钉冷却为止。铆钉必须摔在离建筑物一定距离之外，所以接铆钉是很困难的，有时工人需要把两条腿钩在钢架上，身体则悬在半空中去接铆钉，虽有安全带，也很危险，但在下面摔铆钉的和在高空接火红铆钉的工人都是有特技的，决不会失手。李瑞骅说，加拿大桥梁公司每年都有摔接铆钉的技术比赛。今后这样身怀绝技的工人可能是再也不会有了。　　他的第三项任务是大会堂出挑16.5米的悬臂看台，它也是很特殊的。周总理给他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姓李的将军在延安唱京剧《武家坡》时，群众非常激动，跳跃叫好，结果造成剧场二楼的看台倒塌，当时周总理也赶去救人，脚跟还踩上了一个钉子，所以对这次事故印象很深，一再叮嘱他们设计看台时要十分注意，不能给人有震动或不安全的感觉。李瑞骅就重新修改设计，加大了挑梁的截面，还请建筑研究院专门来测试挠度。周总理非常认真，挑台建成后他调了许多解放军来，在看台上坐得满满的，座位之外另外还有许多人站着，由军官发出“起立，坐下”的命令，周总理自己也坐在看台的最前面。最后他说： “很好，没有感到震动。”在施工期间，周总理经常来人大会堂工地，中午就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由周总理决策解决的：人大会堂全部所需4000余吨国产钢材，到1959年7月份时，发现已经制造好的部分钢构件的钢材质量有问题。周总理知道后，立即命令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当天赶去鞍钢，监督生产6000吨合格钢材，限两星期内全部运到北京，重新加工制造，再择优选用。当时鞍钢正在轧制京沪双轨铁路的铁轨，立即停下来，全力以赴保证人大会堂工程的需要。　　人大会堂工程结束后，周总理在福建厅召开庆功大会，宴请参加国庆十大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李瑞骅也有幸被邀。人大会堂工程为十大工程之首，周总理请设计人大会堂的代表第一个上前接受他的祝贺，一共上去三个人：北京市设计院的朱兆雪总工程师、铁道部的汪菊潜副部长和作为建工部代表的李瑞骅。三人走到周总理面前，他说： “祝贺你们成功！”并和他们一一碰杯，一饮而尽。当时站在他旁边的彭真市长说：“总理满意不满意？”总理说：“满意！满意！”彭真说：“给个分吧。”总理伸出一只手，连声说：“五分，五分！”全场闻言热烈鼓掌。回到桌上后，这三人商量说，应该是我们去向总理敬酒才对，正准备上去，边上的警卫人员给挡住了：“今天总理特别高兴，喝酒喝多了，你们就免了吧。”　　人大会堂工程虽然如期在十个月内完成，但因为建设时间非常仓促，所以小的事故不断发生。例如用螺丝拧上去的玻璃灯罩容易松动，有一次就在西哈努克到人大会堂前10分钟，在他将要经过的路上有灯罩掉下，幸好没有出大问题。后来灯罩都用铁丝网保护起来了。在屋盖系统里也出过事故，有一次夏天开会开了数小时，突然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两声犹如打枪的声音，原来是因为当漫天星吊顶的灯光全部打开时，热度极高，有几个连接支撑的螺栓断掉，掉下来打在吊顶的钢板上。1959年10月1日那次断电要算是出了一个大事故，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刚坐定下来，全场突然一片漆黑。公安部长罗瑞卿急得团团转，大声问“是谁干的？”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工人在舞台后面的化妆间里插错了插销，烧了保险丝，导致断电。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周总理提出：“用十个月建成，用三年完成检修。”按照总理的指示，检修工作持续了三年。那段期间李瑞骅经常要去人大会堂，往往在最靠近北门左手的新疆厅开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