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厌女症
厌女症一词的起源
“厌女症”（misogyny）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和种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并“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琼·史密斯Joan Smith《厌女症》） 　　一组据说是人大女生“豪放毕业照”的照片正在网上流传， 引起“是个性还是堕落”的争议，还掺有“妓女”、“无耻”的辱骂，和对如今大学教育的痛心疾首。其实所谓“豪放照”名不符实，女孩们不过是撩起学士服秀了秀大腿，那腿上的裤子、裙子一件都不少，脸上的表情更是个个乐不可支，明显是在搞怪。 　　毕业前的青春纪念，历来是花样百出，其中总有一点点戏谑，一点点反叛，无伤大雅，尽可一笑了之；若要深度索解，可以看出女生们借庄重的学士服故作媚惑，多少有点对教育制度的嘲弄，或者更多是对终于熬出十年寒窗苦的自嘲，又戏仿如今司空见惯的性感文化，以讽刺性的快乐表演让观看的男性欲望失重；总之浏览也罢深思也罢，都要有些幽默感的会心，才不负这些女孩的娱乐精神，若上纲上线，牛刀宰鸡地施以道德谴责，就实在远离这些照片的本意。 　　但现实却是这些照片遭到了充满语言暴力的声讨，不仅没有幽默感，更流露出对女大学生这个群体的道德敌意，和女生们的搞怪相比，这种道德敌意的借机发作才值得警惕。保守道德观从来对女性言行十分敏感，一方面高调赞美女性对传统规范的遵从，指望个别的遵从样板救赎整个社会伦理，另一方面则对逾矩者严厉谴责，将之视为“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标志而痛心疾首，无论是赞美还是谴责，背后都是双重标准的保守道德，而谴责则是一种歧视性的潜意识——厌女症的典型征候，通过对女性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苛刻检查和恶毒围攻维护男性中心的传统价值观。
女大学生成为厌女症的靶子
女大学生成为厌女症的靶子并不从这一事件起，许多关于女大学生卖淫、放荡的传说已经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污名化，关于其中的原因，姑妄揣测，恐怕是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女性，她们一方面具有男性欲望觊觎的青春魅力，同时更加自主独立不羁于性别规范，可爱却不容易被“搞定”，焦虑的男性欲望因此需要通过恶意涂抹她们的形象重建自己的优越感。有欲望作祟，满口仁义道德的厌女症患者同时高度窥淫，于是边看边骂，以扭曲的观赏心理让无名女孩象征性地受害。
厌女症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上厌女症患者多数都是年轻人，然而他们的道德观看起来却比上一代人更加保守，并且在网络匿名的保护下显得更加粗野，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比这次照片风波更典型的是前一阵的“铜须事件”，一桩莫须有的婚外偷情竟导致万人“追杀”，对于总有灰色隐情的生活无奈，年轻人无知却强硬拒斥的态度和巨大的破坏性一样令人吃惊。若再做一次姑妄揣测，我将之归结于，在这个主流道德仍然强势，却已经被人们的实际行为架空而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虚词的年代里，迫切需要建设价值观却缺少引导的一部分年轻人可能在懵懂中做最容易的选择——通过投靠保守道德，获得道德优势而建立自我认知，但整个社会和他们自己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还没能引起警醒。 　　那些女孩们小小宣泄了一把，可以轻装上阵去了，看客的扭曲心理怎么才能矫正？以义愤为名的道德仇恨让人与人相互隔绝，让社会丧失宽容运转的润滑剂，搞笑照片所折射出的世相一角却让人笑不出来。    厌女症的社会影响也很严重。例如英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就是厌女症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78年录音了《一些女孩》，尽管这首歌为厌女症歌词，但它成为了滚石乐队最成功的唱片之一。
厌女症成因和具体性状
“自我”与象征秩序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标志着婴儿对自身认识的起点，这个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认同的过程。通过镜像，婴儿已经初次领会到一个完整的人体的能动性。拉康将婴儿的镜像称为理想我（ideal-I），在此基础上形成婴儿的自我及自我意识。自我与日后通过掌握语言而形成的主体是不同的。自我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一个虚构的方向发展，自我永远是主体的一个异化和疏离的部分，而婴儿和镜像的关系构成想象的秩序。　　
既然所有的言辞都被大它/石祖/父亲的名义/法律——象征界的中心、语言的中心——所固定、所锚定，那么在落入象征界的某个位置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得经过一个有性别标志的门廊。女孩子的位置不同于男孩子的位置，男孩子比女孩子更靠近石祖，虽然没有人是或者有石祖。而主体，只是石祖——属于语言自身的结构——分配和支配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被象征秩序所分配和支配的对象。 　　
只有服从了语言自身的规则——父亲的法律——才能进入象征界秩序。然而女性难以完全认同男性的认识和规则，因此她们无法充分接受和内化这个象征秩序。她们虽然也进入了这个秩序，并在秩序内受到压制。在这个秩序内，女性得到的是男性的词语——男性气质的词语。然而这些词语不能表达女性所感受到的一切，而只能表达男性的思想。由于缺乏女性的词语，妇女在这个象征秩序之内只能含糊其词或者保持沉默，不可避免地陷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正如拉康认为的“她们只能留在象征秩序之外，超乎思想和词语”，因此她们是不可知的。拉康甚至说：la femme n`existe pas.（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的这种与象征秩序疏离的关系构成了负面意义投射的基础。　　


结论
事实上，我们从婴儿向成人的转变是一个拒绝母亲、贬低妇女及所有女性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由于男孩和母亲有性的差异，男孩可以彻底完成这个断裂，从而实现他对独立、对无所不能的渴望。但由于女孩和母亲的性是相同的，女孩绝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决裂。但是，只要自我定义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理解为拒绝母亲因而也就是拒绝女性的过程，那么女人，正因为他是女人，她就依然是缺乏独立性的，并且因为这个否定的过程对女性来说包含了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否定，女性缺乏自信和坚实的精神基础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甚至，这种对自身的否定衍生出各种女性自虐行为——她通过惩罚肉体的方式实践对女性的否定，她通过贬低自我的方式抵抗对自我强大力量的恐惧。但是遗憾的是，这种社会性别安排的方式却使两种性别的人都停留在童稚状态，他们将大量的精力都耗费在不断排斥、否定、寻找定义的过程中，而不是真正地为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担负起责任。这些破坏性的性别关系安排，成为我们越来越无能力彼此相处以及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相处的症候。　　我们都是被象征秩序所赋予的结构左右的个体，甚至人的“自我”都是依照象征秩序的规律形成和被填充的，因此很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偏差”无法避免，最后，人们发现，这种秩序无法与多种多样的现实生活所重合，比如无论怎样因为恐惧强调男女差异和距离，一旦男人想建立稳定和谐的关系，他就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抛开文化、语言赋予的轻视异性的理由和方式。而女人也发现，她必须学会真正尊重自己，排除那些自我轻贱的意识，才能和男人达成和谐平等的关系，才能将两个人作为一个合体，而不再是一个分裂的集合去体验爱和完整。
“厌女症”的文化批判
也许这是一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说法。但是“厌女症”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在父权制话语中，对女性最具侮辱性的称呼莫过于“贱货”。还有一句被标为“国骂”的“他妈的”，则把无数中国人的母亲都直截了当地作为辱骂的对象。显然，在对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光大发扬中，对掺杂于其中的那些“厌女症”的顽劣成分，毫无疑问是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的。　　首先，“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权力话语，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极度蔑视。在许多典籍中，女性被描绘成愚蠢、只求官能满足，情感幼稚、喜怒无常，不能节制、喜好性事，精于欺骗、狡诈，易堕落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成为女性天生比男性低级的根据。当然，做这样描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巩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厌女症”的例证绝非鲜见。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婴儿一旦降生，便立即有了性别等级的区分，若生的是个男孩，便是“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珍贵的美玉)”，而女孩是“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制的线捻)。东汉才女班昭对此的解释是，女人一生下地，即给她如此这般的教训，是为了“使她将来永不致有出位之思”，即明白自己是个“主下之人”。显然，“璋”、“瓦”之分亦即男贵女贱之分。延至今日，偶尔还可见有人因生子而在家户门上贴出“弄璋之喜”，相反却不会有贴出“弄瓦之喜”的。这充分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厌恶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女子卑贱，既不能承宗启后，又要勤加管教约束，一有错误就是父母祖宗的羞辱，谁又愿意生女孩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女性一出生就遭人厌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生男如虎，生女如鼠”。　　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还表现为在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的“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还体现在把“女色”置于与“淫声、狗马、畋猎”同一序列的奢侈性消费品之中，并且在历代为有权势、贪图声色犬马享乐的男性津津乐道。而就在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同时，父权制文化又构建了女色具有“媚惑”作用的看法，即认为女人是诱惑男人的“狐媚子”，导致了男人的贪色和淫乱，所以是具有很高危险性的一种“物品”。这些“厌女症”的表现，还扩大到了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方面，于是演变成了把女色妖魔化、邪恶化的“女人祸水论”，即把社会危机的发生、政权的覆没都统统归之为因女色而遭到了扰乱破坏。女人于是便成为一切坏事的原因，更是“以色祸国”的罪恶源头。对此，还有一种“倾城倾国亡国亡天下”的说法，即女人越是美丽动人，危险性也就越大。据《古烈女传》记载，武王灭商之后，为警戒世人，竟把纣王妃妲己的头割下挂在城墙头，并插上了小旗，上书“祸商者，此女也”。《尚书》就曾对帝王发出劝勉，要求“惟王不迩声色”，以避免女色迷惑了君主。而若是君主耽于其中，就可能使这些坏女人得到了“干政”的机会，继而将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覆灭。《诗经》对此的描述则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儒学创始人孔子，更是把“女”与“德”对立起来，提出君子必须“戒之在色”，“好德不好色”。《礼记》也有“好田(畋，狩猎)好女者亡国”的告诫，警示诸侯们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丢掉了江山。林林总总，不难看出，一方面是父权制对女性变本加厉的贬低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大言不惭地把江山社稷之乱统统归咎于女性“干政”、或女色扰乱，而目的就在竭力掩饰父权制及其文化本身的淫乱、荒谬与堕落。道貌岸然而内在庸俗、猥琐、自私，正是深深嵌在父权制文化之中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清除的糟粕。　　随着封建社会的演进与衰败，“厌女症”的程度愈演愈烈，甚至对女性由“厌”发展到“惧”和“恨”，以至宋代程朱理学提出的“灭欲说”，竟然吸收了来自佛学的拒斥女色诱惑的“妙方”。这就是，正人君子们若要抵制女色，且把面如桃花的美女们看成是如“臭皮囊”、“枯髑髅”一般极为可怕的样子，就可使自己免于诱惑，以加强修养达到无欲无念的“至高境界”。在这类观念的影响下，社会更加剧了对于妇女的鄙视和压制。而妇女的处境也愈加悲惨，她们本身更自轻自贱，自认天生有罪，自甘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皇上后宫三千，有权势者妻妾成群，文人雅士狎妓成风，又何曾消停过呢？　　然而，历史自是历史。不论父权制及其“厌女症”曾经如何寻找借口、如何推卸责任、如何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该消亡的仍要消亡，该生长的仍要生长。自“鉴湖女侠”秋瑾发出“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的呐喊，反对父权制、争取女性“人”的尊严的浪潮已不可遏制。“厌女症”固然顽劣，至今也未完全消亡，但在滚滚历史车轮下，它必定要被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