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堂琅文化
堂琅文化概述
为进一步对堂琅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共巧家县[1]委、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2月特成立了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对堂琅文化开展专题研究。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通过对堂琅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形成了研究思路及方向，确立了以堂琅矿冶文化为主要内涵，包括堂琅历史文化、堂琅民族民间文化、堂琅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堂琅文化体系。
对于堂琅县的设置时间，《汉书》等典籍明确记载的建县时间是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置吏为何，郡县之吏也。既置郡县之吏，也应设置郡县。所谓“诸此国”即同书所说的夜郎、滇、邓都、锡唐、昆明等地。这应包括堂狼山中的堂琅县。而且，汉兴，“因秦旧制”，至汉武帝而设堂琅县，则堂琅县“置吏”建县的时间有可能是秦始皇派常頞修筑五尺道的公元前221年的秦国。尤中先生通过深入研究后认为，在古蜀国时期在古堂琅县地就存在过一个堂琅城。已出土的铜质“堂狼山里手辖印（统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也说明在先秦时堂琅县地的堂狼山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堂狼山族群，从而印证了尤中先生关于堂琅城的研究是严谨的。也就说明，堂琅的建置比典籍明确记载的公元前135年更早、更久远。到公元621年，唐代在堂琅县地设唐兴县而废止堂琅县，堂琅县自汉代以来或存或废前后共存在756年，也有可能是从秦代以来的近842年，如果从“堂狼山里手辖印（统管堂琅印）”所显于的堂琅城建置时代算起，则堂琅的建置还要久远。
堂琅县“因山得名也”，其得名于设县时所在之山——堂狼山。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汉书》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刘琳注：‘堂螂县’的‘螂’又写作狼、螂、琅（汉洗作狼），盖其地多堂螂，故以为名。”对于堂狼山之名的来历，《汉书》刘琳注认为，其名得自于“其地多螳螂”。从已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铜质“堂狼山里手辖印（统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可以看出，堂狼山原应是彝族语言地名，所以堂狼山是否确是因“其地多  巧家县版图螳螂”，尚需进一步考证。
那么，古堂琅县治所所在地和堂狼山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有的专家说古堂琅治所所在地在今会泽县政府所在地；有的认为在今巧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1974年由云南史学泰斗方国瑜、朱荣惠、尤中先生共同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堂琅县冶所所在地标注在今巧家县老店镇一带；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对处于堂狼山中的堂狼县的地理位置作了认定 “堂狼县在巧家东75公里老店子”；《新纂云南通志》载“堂琅山在巧家东米粮坝……延袤百余里”，在该书所附地图上明确将堂狼山的位置标为横贯巧家境内始于牛栏江边老店镇迄于炉房乡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
古堂琅县冶所在今巧家县老店镇一带。《水经注·卷三十六》：“朱提山名也。应劭曰：在县西南，县以氏焉。犍为属国也。在郡南千八百许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县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馀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蒙回，下临峭壑，行者扳缘，牵援绳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有泸津，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根据记述：堂琅县因堂狼山得名，县在山中。朱提郡郡治在朱提县故城（今昭阳区土城）。在距朱提郡冶所西南二百里的地方即古堂琅县城。从堂琅县治所向西北行八十余里即“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的泸峰，泸峰旁边有泸水上“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的津渡——泸津，从泸津向东行八十里就是堂琅县。
那么，泸峰、泸津又在哪里呢？《水经注·卷三十六》：“绳水（金沙江）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清一统志》：“按：水经注泸水在朱提界，武侯渡泸，在其地。”金沙江古称绳水，绳水流到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朱提县西即今巧家县一带。泸峰即泸江水东岸的山峰，泸津即泸江水上的津渡。考诸朱提县西今巧家县一带的地形。在朱提县西南200里控扼、围绕堂琅县东北去80余里，“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的泸峰，应即今巧家药山；“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的泸津应是今巧家县白鹤滩镇老渡口一带。据此，在今昭通土城西南200里、药山东南80里、巧家县城老渡口东80里的古堂琅县治所，应在今巧家县老店镇一带；堂琅县因之得名、“绾堂琅县西北行”的古堂狼山应是今巧家县东部以药山为主峰，经老店镇、包谷垴乡等乡镇，延绵80余里的山脉。
堂琅县、堂狼山“出银、铅、白铜”，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自昭通市永善县、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至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的堂琅金属矿带上，其金、银、铅、铜等矿藏采冶历史久远，其矿藏的开采、冶炼、运输、铸造等矿冶文化深厚。经科学测定，三星堆矿料来自云南。通过对东川开采的铜的科学测定，东川的铜与三星堆的低比值铜相同。经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从矿冶开采、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矿料来自巧家堂狼山，是古代巧家堂狼山的螳螂人采冶堂狼山的青铜矿料铸就了古代三星堆青铜文明。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商王武丁（公元前1325年—前1266年）妻妇好墓里的青铜器、剑川海门口青铜器（公元前1115年）、古滇国青铜文明的青铜矿料均来自于古代僰人。僰人为“犍为蛮夷”，即今昭通一带。昭通一带铜矿富集且开发最早的即巧家堂狼山。秦汉以降，堂狼山有色金属创造了秦国青铜文明，使堂狼山成为堂狼洗、朱提洗的铸造中心，成就了朱提银、东川“京铜”的灿烂辉煌和堂狼山作为“汉洗之乡”、“世界白铜之乡”的美誉。清时，巧家老三区（今昆明东川区）汤丹等地的铜运往全国各地，支撑了大清王朝的国库。直至今日，以巧家堂狼山为源头的中国青铜之路，从巧家堂狼山作为起点，以滇东北青铜矿带为主，以滇铜为主，以中国南方为主，开成了通向全国，通向世界的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之路。
堂琅文化研究就是将以堂狼山为中心的堂琅金属矿带银、铅、铜等矿冶的开采、冶炼、运输、铸造的矿冶文化确定为堂琅文化的主要内涵。从而将堂琅文化界定为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历代堂琅人创造的以堂琅金属矿带（滇东北金属矿带）银、铅、铜等金属矿藏采冶文化为主体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地理空间来说，堂琅文化既包括古堂琅县地，即以古堂琅建置所在地今巧家老店镇为中心的今昭通巧家县、曲靖会泽县、昆明东川区的古堂琅辖地，也包括古堂琅周边即整个滇东北的今昭通市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历代人民创造的文化。从时间来说，它既包含古堂琅县建置存在期间古堂琅人创造文化，也包括古堂琅建置设置以前的先秦时期和古堂琅建置废止之后直至今日堂琅人创造的文化。从文化空间来说，堂琅文化既包括各时代各民族在古堂琅县地内创造的文化，也包括各时期从各地传入古堂琅县地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包括如堂琅矿治文化中的开采文化、冶炼文化、运输文化、铸造文化等所辐射的区域。从创造堂琅文化最主要、最核心的因素——人——来说，既包括历代的原住民族，也包括历代迁入、迁出古堂琅的堂琅人创造的文化，即古堂琅县地原住民族文化、外来民族文化及原住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形成的复合型文化。总之，就堂琅文化的文化内涵及其表达形式来说，堂琅文化是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自古及今的人民创造的以堂琅矿冶文化为主，包括堂琅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文学艺术等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复合型文化。
堂琅矿冶文化
堂琅矿冶文化是指古堂琅县地(今巧家县、会泽县、东川区)及其周边区域（永善县、昭阳区、鲁甸县）的滇东北的堂琅人，自古及今开采、冶炼、运输、铸造以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的金、银、铜、铅等金属矿藏的矿冶文化，是堂琅文化的主要内涵和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宏观的地理区域考察，西南地区云贵川交界的滇东北，有一条金属大矿带。这一大矿带呈东北——西南走向，自昭通永善，经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到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绵延近千里。这一矿带以古堂狼山中的堂琅县治所所在地的今巧家老店镇一带以药山为主峰的堂狼山为中心，分别可以大体划分为三部分：北部为牛栏江东北的古朱提山，自古及今以盛产银矿为主；中部为巧家古堂狼山，即今巧家以药山为主峰的东部山脉为主，自古即“出银、铅、白铜”，以产银、铅、铜为主，更以早于西方15个世界以上的白铜和堂琅铜洗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世界白铜之乡”和“汉洗之乡”；以盛产银、铅、铜闻名天下；南部为巧家老三区（1952年划归昆明市东川区）汤丹一带的绛云露山系的广大山区和巧家老二区（1952年划归四川会东县）南境的大丰岭山区，自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朝时期，其开采的铜成为清朝国家货币矿料的主要来源地。
数千年来，这一矿带上的银铅铜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一直以来，这一矿带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应有的地位并没引起考古学界、文化学者、社会学家应有的重视。原因是众多研究者没有将这一矿带从一个有机的整体上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从朱提银、堂琅铜、东川铜等割离的点去做，这就难以从总体上把握滇东北这一矿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者们，以巧家堂狼山有色金属采冶的研究为中心，对整个滇东北有色金属矿带的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情况查阅了大量典籍，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认识到滇东北金属矿带因其开采历史久远、开采规模宏大，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入持久的影响。因此，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将滇东北堂琅金属矿带的矿冶文化作为代表滇东北区域文化内涵的概念提出来，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因这一金属矿带主要分布在以巧家堂狼山为中心的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上，且古堂琅县地银、铅、铜等矿产丰富，采冶历史悠久。堂琅县地开采的堂琅银是朱提银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堂琅铜成就了古蜀国三星堆、殷商和古滇国青铜文明，铸造了秦兵器、汉洗、白铜等青铜器物，其采冶的数量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使堂琅铜在中华青铜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堂琅铜已成为该区域的主要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区域文化品牌。
有鉴于此，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研究人员一致决定将堂琅矿冶文化作为古堂琅治所所在地的巧家及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的核心文化内涵，将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的整个滇东北存在的这一金属矿带命名为堂琅金属矿带，并对以金、银、铜、铅的采冶为主的堂琅矿冶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堂琅矿冶文化主要包括堂琅金属矿带金、银、铜、铅等堂琅金属矿藏自古及今的勘探、开采、冶炼、运输、铸造等矿冶工作中形成的物质性的矿冶文化和非物质性的矿冶文化。物质性的矿冶文化包括矿冶遗址、铸造文物等。非物质性的矿冶文化包括矿冶文化品牌“巧家沙金”、“朱提银”、“堂琅铜”、“巧家‘京铜’”，矿冶历史等。无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堂琅矿冶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对堂琅文化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堂琅历史文化
古堂琅县冶所在今巧家县老店镇。巧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距今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小东门石棺墓遗址、七里乡三棵树、徐家垴包石棺墓遗址、魁阁梁子石棺墓遗址、蒙姑一村段家坪石棺墓遗址。这些历史遗存缺乏文字记述，究竟属何族群所为，尚待进一步考证，但这一时期，此地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已相当发达。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尤中等考证，古蜀国时设堂琅城，汉朝置堂琅县于古堂琅城的今巧家老店镇一带。
对于堂琅县的建置，《汉书》等典籍明确记载的建县时间是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置吏为何，郡县之吏也。既置郡县之吏，也应设置郡县。所谓“诸此国”即同书所说的夜郎、滇、邓都、锡唐、昆明等地。这应包括堂狼山中的堂琅县。而且，汉兴，“因秦旧制”，至汉武帝而设堂琅县，则堂琅县“置吏”建县的时间有可能是秦始皇派常頞修筑五尺道的公元前221年的秦国。尤中先生通过深入研究后认为，在古蜀国时期在古堂琅县地就存在过一个堂琅城。已出土的铜质“堂狼山里手辖印（统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也说明在先秦时堂琅县地的堂狼山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堂狼山族群，从而印证了尤中先生关于堂琅城的研究是严谨的。也就说明，堂琅的建置比典籍明确记载的公元前135年更早、更久远。到公元621年，唐代在堂琅县地设唐兴县而废止堂琅县，堂琅县自汉代以来或存或废前后共存在756年，也有可能是从秦代以来的近842年，如果从“堂狼山里手辖印（统管堂琅印）”所显于的堂琅城建置时代算起，则堂琅的建置还要久远。其间，公元107年（东汉永初元年）至公元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期间共98年的时间，堂狼县并入朱提县；公元586年（隋开皇六年）至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期间共19年的时间，隋在堂狼县地置开边县，堂狼县二次被废止时间共117年。古堂琅县以其治所所在地今巧家老店镇为中心，其范围无准确记载，后人根据后来东川府所辖范围，认为古堂琅县的范围应这今巧家县、会泽县、东川区二县一区之地。至于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研究。
公元621年，唐朝在堂琅县地置唐兴县。南诏时在今会泽县置东川郡，今巧家县地属之。大理国段思平东川大都督，为乌蒙閟畔部地。元初置閟畔万户府，后改閟畔军民总管府，后属东川路。
明朝初隶云南，1384年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五月改隶四川，置东川军民府，在今巧家白鹤滩镇旧营村置主营兵之巧家营，主粮赋征收的巧家伙目。是为“巧家”见于典籍之始。据1920年（民国九年）《云南巧家县调查地志资料》：“‘巧家’二字，系初开辟时一夷人之名，附城一带，系渠领有，此士殁后，人即以此二字名其领土，设县治时，亦即以此命名。”另说：“‘巧家’系初开辟时彝族首领曲古都家的简称——‘曲家’衍变而来。”巧家为明朝进入巧家所置巧家营和巧家伙目方见诸典籍，其因何而名和其意为何尚需进一步考证。
清初，为便于改土归流，东川土府改隶云南。1727年，于龙格（今巧家白鹤难镇巧家营村）设会泽县，巧家营兵移驻龙格，改龙格为巧家营，原巧家营称为旧营。1728年（雍正六年），会泽县移东川府附廓，移东川府经历于巧家营分防巧家，移东川营右军守备分扎。1811年（嘉庆十六年），于鲁木得（今县城）置巧家抚彝府。1824年（清道光四年）置巧家厅，隶东川府。1913年（民国二年），废府改县，为巧家县，属省。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归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解放后沿之。
巧家药山
药山是古代堂狼山的主峰－－泸峰
堂琅文化之魂——巧家药山 药山之名最早见于清代《东川府志》地图，标注为“大药山”。根据《水经注》、《汉书》和《华阳国志》诸典籍考证，药山即为古代堂狼山的主峰泸峰。根据典籍记述：堂琅县因堂狼山得名，县在山中。朱提郡郡治在朱提县故城（今昭阳区土城）。在距朱提郡冶所西南二百里的地方即古堂琅县城。从堂琅县治所向西北行八十余里即“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的泸峰，泸峰旁边有泸水上“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  巧家药山有行者”的津渡——泸津，从泸津向东行八十里就是堂琅县。
《水经注·卷三十六》又载：“绳水（金沙江）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清一统志》：“按：水经注泸水在朱提界，武侯渡泸，在其地。”金沙江古称绳水，绳水流到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朱提县西即今巧家县一带。泸峰即泸江水东岸的山峰，泸津即泸江水上的津渡。
考诸朱提县西今巧家县一带的地形。在朱提县西南200里控扼、围绕堂琅县东北去80余里，“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的泸峰，应即今巧家药山，地处古堂狼山的主峰；“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的泸津应是今巧家县白鹤滩镇老渡口一带。据此，在今昭通土城西南200里、药山东南80里、巧家县城老渡口东80里的古堂琅县治所，应在今巧家县老店镇一带；堂琅县因之得名、“绾堂琅县西北行”的古堂狼山应是今巧家县东部以药山为主峰，经老店镇、包谷垴乡等乡镇，延绵80余里的山脉。
《汉书》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刘琳注：‘堂螂县’的‘螂’又写作狼、螂、琅（汉洗作狼），盖其地多堂螂，故以为名。”对于堂狼山之名的来历，《汉书》刘琳注认为，其名得自于“其地多螳螂”。从已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铜质“堂狼山里手辖印（统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可以看出，堂狼山原应是彝族语言地名，所以堂狼山是否确是因“其地多螳螂”，尚需进一步考证。
以药山为主峰的巧家古堂狼山是堂琅文化的发源地
巧家堂狼山是堂琅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其在堂琅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是堂狼山是堂琅城、堂琅县和堂琅文化的来源。“堂琅县因山（堂狼山）名也”说明堂琅城、堂琅县和堂琅文化皆因堂狼山而得名，体现了堂琅文化在历史文化上的传承性；二是堂狼山是堂琅文化的发祥地。堂琅文化的堂琅矿冶文化、彝族的发祥地文化、彝药起源地文化和孙世祥独特而厚重的《神史》等几大核心文化皆发祥于堂狼山。
堂琅文化以堂狼山矿冶文化为核心，将堂琅文化定位为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历代人民创造的以堂琅矿冶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地理空间来说，堂琅文化既包括古堂琅县地，即以古堂琅建置所在地今巧家老店镇为中心的今昭通巧家县、曲靖会泽县、昆明东川区的古堂琅辖地，也包括古堂琅周边即整个滇东北的今昭通市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历代人民创造的文化。从时间来说，它既包含古堂琅县建置存在期间古堂琅人创造文化，也包括古堂琅建置设置以前的先秦时期和古堂琅建置废止之后直至今日堂琅人创造的文化。从文化空间来说，堂琅文化既包括各时代各民族在古堂琅县地内创造的文化，也包括各时期从各地传入古堂琅县地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包括如堂琅矿治文化中的开采文化、治炼文化、运输文化、铸造文化等所辐射的区域。从创造堂琅文化最主要、最核心的因素——人——来说，既包括历代的原住民族，也包括历代迁入、迁出古堂琅的堂琅人创造的文化，即古堂琅县地原住民族文化、外来民族文化及原住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形成的复合型文化。总之，就堂琅文化的文化内涵及其表达形式来说，堂琅文化是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自古及今的人民创造的以堂琅矿冶文化为主，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文学艺术等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复合型文化。
药山区域的巧家古堂狼山是彝族圣山、彝族发祥地、彝族先民的活动中心
巧家堂狼山是彝族祖居地、彝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已逝彝族同胞灵魂归依的“祖界”。
康熙《大定府志》记载堂狼山即罗尼山，是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的居住地。康熙《大定府志》载：“有祝明（笃慕）者，居堂狼山中，以伐木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彝文典籍《六祖分支》记载，彝族再生始祖笃慕居罗尼山，彝族六祖于罗尼山分支。贵州彝文《指路经》说：“祖母住靡莫，父往堂琅地，孙往夜郎国，撑天地建国家，多同管理诸小国。”四川凉山彝族《指路经》载：“去兮去兮，欲行路边站。堂狼山之旁，除秽摇神扇，倘若不摇扇，难把秽来除；人逝名犹在，倘若名不在，难把路来指……”因四川彝族不清楚堂狼山之所在，在其注释中说：“堂狼山：虚化的地名，传说为古代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陈本明、傅永祥先生在《彝族史探》中明确指出：“洛尼山（洛宜山、罗业白、洛宜白）即汉代的堂狼山。”“足见堂狼山，也即是洛宜山（洛尼山、洛尼白、罗业白）在昭通地区巧家县境内。”范文钟先生在《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中说，彝族六祖分支的事件“就发生在堂狼山（今巧家县境域仍存此称谓）”。堂狼山为横贯巧家境内始于牛栏江边老店镇迄于炉房乡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古堂琅县治所在今老店镇。
商末周初的时候希幕遮从“牦牛徼外”带领部族跋山涉水迁到今巧家县城附近沿金沙江一带的平坝地区的“邛之卤”。这里依山傍水，山上可狩猎放牧，坝区可耕种，金沙江里可捕鱼，是个理想的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东部数十公里即是富藏银、铅、铜等矿产资源的堂狼山。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希慕遮和他的子孙们在这里发展生产，创造文化。后来，由于发生世纪性大洪水，希幕遮的三十一世孙笃慕带领部族就近迁往堂狼山，主持了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租分支”。秦汉以降，随着大规模的中原移民的到来，曾经的古蜀国辖地古堂狼迎来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民族大融合时期。
“堂狼（螳螂）山里手辖印”代表的族群的直系后裔是丽江堂琅人
昭通、威宁出土的二枚古彝文铜质印章，直译即“堂狼（螳螂）山里手辖印”“堂狼（螳螂）山里木手印是”。“堂狼（螳螂）山里手辖印”汉语的意思即“统管堂琅印”；“堂狼（螳螂）山里木手印是”相当于军事上的虎符。这充分说明远在秦代中央王朝在这里设吏置县以前，堂狼山就生活着一个以“堂狼（螳螂）山里手辖印”为权力象征的强大部族。堂狼山中的部族和人民也因堂狼山而称堂狼山部族、堂狼（螳螂）人。现在云南丽江玉龙县太安乡的螳螂族人就是从巧家堂狼山经昭通、楚雄、大姚、永胜迁去的。
据2001年版《丽江地区民族志》记载：彝族“纳若”支系包括“他鲁”、“他谷”、“纳咱”、“崀峨”、“支里”以及“螳螂”。“腊鲁”支系包括“水田”、“香堂”等各种自称和他称的分支。经地方史志的考证，汉文谱牒等记载，“纳若”支系原籍在楚雄府大姚县最早仍源于昭通一带，从元代以后陆续循金沙江而上迁徙至丽江地区。从文献记载和从昭通经楚雄、大姚到永胜的葬俗送魂路线，均证明丽江地区彝族“纳若”、“腊鲁”各支系与小凉山的“诺苏”支系都是渊源于昭通的同源异流不同支系的彝族，只是前者要比“诺苏”支系迁入丽江地区的时间早两三个世纪。
其中的“螳螂”支系，自称“螳螂让”，他称“螳螂”，主要聚居于丽江市玉龙县太安乡红麦行政村，现有人口1027人。从族名看，他们保留了祖先居住地的最早的称呼。在汉文献中，“螳螂”、“堂狼”、“堂琅”等均为同一称谓，指今天云南巧家堂狼山所在地。一个人口很少的族群，却保留了自身族群最原始的称呼。这是个神秘而智慧的族群。他们有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能熟练使用纳西语、普米语、汉语等当地主流语言，而自己的语言仅限于自身族群内部交流。他们没有任何关于自己族群的传说，只说祖先从南京搬来。歌谣已失传，曾经有《十二月调》，用白族语唱,如今没人唱了。舞蹈和纳西舞相近，如今很少人能跳。他们没有彝族那样完整清晰的父子联名式的谱系，他们的谱系制作成一个松木灵牌，灵牌上仅保留三代人的姓名。当第四代人出生了，就要把牌位上辈分最高的一代的名字刮去，牌位上始终保留三代。曾经有自己族群主持各种仪式的老人，称司阿姆，但现在从衣食起居到婚嫁丧葬，他们的所有风俗习惯都跟纳西族相同，以至他们中的老人过世了请的是纳西东巴做法事。祭奠祖先时在坟前祭台上垫上青松叶。从体貌特征，语音状况，习俗来看，他们大都和彝族相类，但他们坚决否认和彝族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令人奇怪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回复到历史上去考察，可以理出这样一个思路：在从堂狼山沿金沙江上游迁徙的过程中，这个螳螂族群为了纪念自己祖先的居住地和祖先辉煌的历史，保留了“螳螂”的族称，要知道他们的祖先有过多么荣耀的过去，今天从他们自豪地称自己是螳螂人即可看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里，为了族群的生存延续，在和其他强大族群的周旋中，他们练就一套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努力隐瞒自己的历史，隐姓埋名，隐藏在其他族群中，但却把代表自身记忆和文化的语言保留下来。
大药山文化奇葩－－孙世祥的《神史》
孙世祥的《神史》是孙世祥的学术思想的代表，是中原文化和原住民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巧家文人文化的代表，是堂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神史》最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学术和思想。2005年3月《神史》获昭通市人民政府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文学类二等奖。2006年，清华大学教授杨汝清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了《神史》研讨会。2006年7月22日，北京汉语研究所把第六届“汉语贡献奖” 授予孙世祥，“祝贺他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2007年，《神史》获云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入选奖。2008年，《神史》列为云南省专家推荐的“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
《神史》是重要的青年励志书、汉语教育的经典读本和百科全书式的滇东北社会风俗画卷。首先，《神史》是上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堂狼山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诚如学者张宇光先生说的那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几部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某个领域的生活的最高成就。《金瓶梅》是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写照，《红楼梦》是那个时代贵族阶层的写照，《儒林外史》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写照。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中国社会在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正在快速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传统意义的乡土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空前的、方兴未艾的变革中，中国社会取得长足进步。在传统乡土社会行将结束的情况下，孙世祥的《神史》出现了，它描写了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塑造了众多鲜活的农民形象，为几千年的中国乡土社会作了厚重的注脚，它所展示的乡土背景上的文化为乡村生活、农民阶层作了百科全书式的总结。其次，从汉语空间的捍卫和拓展来说，诚如北京汉语研究所的授奖词所说的，孙世祥的《神史》“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第三，从小说主人公的奋进精神来说，孙世祥的《神史》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难得的教育资源。第四，从文本的贡献来看，孙世祥的《神史》拓展了汉语的叙事空间。以《神史》作者孙世祥的学术思想所代表的文人文化是堂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民族的歌舞瑰宝、戏剧活化石－－发拉花灯
花灯是汉民族数千年来重要的娱乐文化，它酬神娱人，既有“傩戏”酬神的功能，又有娱人娱乐的价值，是汉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
“傩”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事象，渊源于商周时期的方相氏驱傩活动，史料就有孔子曾观看“有司大傩”的记载。“傩”与民间“百戏”结合后，成为娱神娱人的“傩戏”。从汉代始，“傩戏”进入每年元宵灯节的“百戏”活动，渐渐发展成为汉民族的“花灯”而成为汉民族的数千年来的歌舞、戏剧形式。随着历史变迁，汉民族这种原生态歌舞、戏剧形式的“花灯”在中原等发达地区逐渐消逝，而进入云南等边远省份的花灯，很多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成“新花灯”，原生态的老花灯已逐渐很难寻见。
巧家堂狼山区山高谷深，环境幽闭、地理边远。600年前从中原流落到云南的花灯进入发拉村后，因发拉村所处地理位置的封闭，从形式到唱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从而让人们可以从中了解600年前汉族人民的娱乐、民俗、宗教信仰等文化，从而，发拉花灯以其保留的完整性、表演的原生态性，极大的文化研究价值和娱乐价值，而成为中国花灯领域的“活化石”、汉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
世界水窖之父——孙廷文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多，环境的恶化，气候的变暖，水资源紧缺成了世界性问题。尤其在世界干旱地区，水资源成了当地的“命根子”。正当世人为水资源紧缺的难题一筹莫展时，1974年至1976年，巧家县堂狼山区域金塘乡大洼村小长箐村民小组一个叫孙廷文的普通农民，带着家人，顶着各种压力，在自家居住地旁边修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小水窖。从此，孙廷文发明的小水窖如雨后春笋在周边缺水的地方蔓延开来。
七十年代末，因巧家水窖成功推广对解决农村生产生活用水所具有的重大成效，全省“五小”水利建设现场会在巧家召开，“地窖”迅速在全省、全国旱区推广。1985年5月，全省人畜饮水工作现场会在巧家召开。是年9月，中央水电部在全国人畜饮水工作会议上推广巧家县的经验。于是水窖在全省、全国旱区得到进一步推广。孙廷文带领家属修建的那口水窖被称为“中国第一窖”。孙廷文被喻为“水窖之父”，巧家也被喻为“水窖之乡”。孙廷文发明后推广的数以千万计已建和待建的水窖正在改变或即将改变着数以千万计的严重缺水的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这是堂狼山人在当代为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
药山（堂狼山）杂药——彝药的发源地
药山有中草药不完全统计986种。每年从药山区域运出的天然中草有
依托于药山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彝族中医药在药山（堂狼山）以源，“螳螂附子”（一种类似于草乌的中草药）是典籍记载的有史以来最早的彝族中草药，药山是彝药的发源地。汉族、彝族、苗族等民族无数中草药医生在药山中创造的灿烂的中草药文化，“黄家医圈”就是从巧家药山走向世界的中药“瑰宝”。
金沙、牛栏大峡谷
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明珠—金沙、牛栏大峡谷
金属的槽道里自如飞翔的河流
巧家金沙江大峡谷（一）古代南北民族走廊——巧家金沙江大峡谷
巧家金沙江段古称泸水，大峡谷分两段，从蒙姑至葫芦口江面宽阔，水势平缓，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南北民族走廊，文化交流、交汇之地。从葫芦口至小牛栏山高谷深，遍布数十险滩，险滩急流，如白鹤滩等险滩名闻于世；江东岸的巧家境壁立千刃，风景险绝，百里铜运古栈道悬于崖岩之间，数百米溜渡横于高空之上，险绝如鹦哥溜渡者，称“亚州第一高溜”。
1、金沙江南北交通要冲——泸津
泸津自蒙姑至葫芦口的金沙江段河床宽敞，江流平缓，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自古成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文化的交汇之所、兵家的必争之地。
（1）南北民族走廊要冲及文化的交汇交融之地——巧家泸津新石器石棺墓文化
1991年，在古堂琅县的泸津边、今巧家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县城小东门）修建职工宿舍发现了距今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板墓群，出土一批海贝、海贝珠、石镰、石锛、石镞、石碗、和田玉和陶罐等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单竖耳罐、海贝、海贝珠、玉片。据专家考证，单竖耳罐迄今为止仅巧家一地出土，意味着墓主人所创造的文化是独特的。海贝、海贝珠，来自印度洋或太平洋。玉片为新疆大沙漠上的和田玉。像小东门这样的石板墓群，在巧家县城附近的魁阁梁子、三棵树、七里徐家垴包及蒙故乡段家坪也先后发现，这些石板墓群均分布于金沙江东岸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的平坝地区，当地谷称米粮坝。其中，2009年12月发现的蒙故乡一村段家坪石板墓群占地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而且墓葬密度大，墓和墓之间相距仅数十公分。
巧家出土文物表明，在3000年前，海洋和内陆文化在巧家县城所在地的金沙江大峡谷碰撞、交流，巧家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成为南北民族走廊要冲，文化的交汇和交融之地。迄于清初，泸津仍是云南入川 “通京大道”的交通要冲。
（2）兵家死生地
A、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的遗迹——泸津岸边的堂狼毒泉
相传诸葛亮“五月渡泸”，就在今巧家葫芦口至蒙姑乡近100公里的江面上。今巧家县堂狼山中蒙姑乡新塘村民委员会辖境豆腐沟存在三国蜀相诸葛亮南征的“堂狼毒泉”等历史遗址。
巧家“堂狼毒泉”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三国演义·第八十八回》载：“马岱欣然去了，领兵前到沙口，驱兵渡水；因见水浅，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过，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马岱大惊，连夜回告孔明。孔明随唤向导土人问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泸水，日间甚热，毒气正发，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饮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时。须待夜静水冷，毒气不起，饱食渡之，方可无事。’”《三国演义·第八十九回》载：“孔明……遂令王平领数百军为前部；却教新降蛮兵引路，寻西北小径而入。前到一泉，人马皆渴，争饮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报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时，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惊，知是中毒，遂自驾小车，引数十人前来看时，见一潭清水，深不见底，水气凛凛，军不敢试。孔明下车，登高望之，四壁峰岭，鸟雀不闻，心中大疑。”蜀军中毒后，在危难之际，经一老者的指点下饮用了一种叫“安乐泉”的泉水，又找到一种叫“薤叶芸香”的野草，得以化险为夷。
对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记述的印证见于《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汉孟优，蒙化人，居巍宝山，土帅孟获兄也。素怀道念，来往澜沧、泸水间，得异人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军中误饮哑泉，辄平足四禁不语，或谓优有良药，使之往求之，优进仙草立验，亮惊异之，与语人：天运会深有契。后入峨眉山，不知所终，其子孙元时赐孟氏。”这段记述颇为简略，对哑泉的地理位置未作详细交代。昭通高世清先生在《奇而又奇的金沙江“堂狼毒泉”》中作了考证，诸葛亮南征士兵在堂狼县山谷中喝的“哑泉”即今巧家县堂狼山中蒙姑乡新塘村民委员会辖境豆腐沟的“堂狼毒泉”。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从西昌“五月渡泸”，经今巧家县白鹤滩镇老渡口——“扬柳古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堂狼县，顺金沙江东岸南行。金沙江东岸堂狼县金沙江边一带，地处干热河谷，这里是《水经注·三十六卷》中记载的距朱提县“八十余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的泸津所在地，因其“时有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而使诸葛亮南征艰险异常。蜀汉军队遭遇的“堂狼毒泉”距今巧家县城约25公里，位于蒙姑乡新塘村民委员会辖境茶棚子以南，石龙过江东北向豆腐沟下的山沟里。此地海拔840米，泉水流量8升/秒，系冷泉，泉水清澈。
今天，当地还流传着诸葛亮南征的种种传说。据说，当初诸葛亮的军队驻扎在金沙江西岸的圆堡山上，夕阳西沉，照射在猎猎的军旗上，其影子映到石龙过江上面的断崖上，连山崖都被映红，当地百姓仍称那座红色的断崖为“旗子岩”。诸葛亮带领将士攻打云南村，渡江后误饮毒泉受挫，后得高人救助得以取胜。
据记载，历史上曾有行人路经此地渴饮此水而死亡的多起事件。民国时期曾在必经之道上立一碑石（毒泉碑箭)写道：“此水有毒，行人欲止渴，饮之则见鬼”。
哑泉水为何能使人哑语得病甚至死亡？智慧如诸葛亮者也不解个中原因，哑泉遂成千古之谜。
巧家县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员从哑泉中提取样本化验，结果发现该水的总硬度为916，而国家规定饮用水的总硬度标准不能超过450，堂狼毒泉的总硬度超过了饮用水标准的一倍多！堂狼毒泉里的泉水呈青绿色，水底及流经之处有坚硬的白色沉淀物。经有关科研人员考察，此泉水中含有各种矿物质钙、镁等。据化验，哑泉水所含的钙、镁浓度极高，使水的硬度严重超标，少量饮用口感略甘涩，饮入过多则会中毒，首先影响声带，对人体的声带神经和语言中枢有强烈的麻痹作用，使发声嘶哑甚至暂时“失声”，同时伴随着肚腹胀痛，如不及时就医则有生命危险。
巧家地处云贵高原的金沙江大峡谷地段，地质状况复杂，富藏各种矿产，此地即古代盛产铜矿的堂狼山，其天然生黄铜纯度高达80—90%，远在古蜀国时候即由当地的彝族先民“堂狼人”开采运往成都平原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明。而自然界的泉水本就是一种存在于含水层里流动的地下水，泉水在地下流动途中，势必会掺进一些岩石矿物的化学成分。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流动的地下水把附近的钙、美、铜等矿物质带到了这口泉中！
由于自然环境的险恶，交通不便，历史上，途经此地的行人屡屡发生中毒事件。一旦发现有人中毒，则以药茶两用的“岩黄茶”解之。“岩黄茶”，生长于属亚热带的金沙江峡谷的峭壁上，小灌木，四季常青，五月以后开白色小花，其药用价值为清热解毒，消炎化肿，民间中医常用它治疗肝炎等疾病。在交通不便的过去，为了避免穿越炎热峡谷的旅客误饮毒泉，当地人在交通要道上特开茶铺，“茶棚子”就因此得名。千百年来，在这里开设茶铺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今天居住在茶棚子的滕姓、唐姓的祖上都曾开过茶铺。
B、堂狼大战
公元323年（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蜀中成汉政权派李骧率军经泸津渡金沙江和东晋争夺宁州(今天的曲靖)。驻守宁州的王逊派大将姚岳到堂琅(今天的巧家老店一带)抵挡。《晋书》卷81，列传第51《王逊传》载：“先是，越西太守李钊为李雄所执，自蜀逃归逊，逊复以钊为越西太守。李雄遗李骧任回攻钊，钊自南秦与汉嘉太守去王载共距之，战于温水，钊败绩，载遂以二群附雄。后骧等又渡泸水寇宁州，逊使将军姚崇，爨琛距之，战于堂琅，大破骧等，崇追至泸水，透水死者千余人。”
李骧攻堂琅不下，又赶上雨季，淫雨连绵，山中毒瘴弥漫，盛夏飞鸟难渡，军需困难，李骧便从城下撤军，退到泸津（今巧家白鹤滩镇老渡口一带）。姚岳一路追到金沙江边。成汉军队无心恋战，争渡逃命，落水而死者上千。姚岳远离后方，担心作战不利，也不穷追，引军而还。那王逊原本残暴无道，早已众叛亲离，还容不得一个姚岳，大骂姚岳纵敌，还举鞭痛抽了一顿。王逊自已也气得不行，“甚怒，发上冲冠，冠为之裂”，当天夜里，竟气极而死(《华阳国志 南中志》)。
C、石达开踹石入川
清同治年间，太平军先后两次从这里渡江北上。公元1862年，清同治元年的秋天，赖裕新率领四万太平军进攻宣威、东川(今会泽)等地，年底从蒙姑顺江而下，攻占巧家厅城，就从泸津渡过金沙江北上入川。第二年春天，石达开又率太平军从鲁甸渡牛栏江攻入巧家，在城里设置集市，征购粮食，在老渡口、石膏地、彳嘴子等处用篾编成竹缆，横贯两岸，上铺木板，搭成浮桥三座，人称“索桥”。后清兵追来，太平军已沿桥过江，进入四川。当时已是初夏，江水暴涨，“索桥摇晃”，太平军战士落水不少。此后不久，石达开部在大渡河边紫打地被围，全军覆没。据说干冲村里有块巨石，石上有个大坑，是当年石达开一脚踹出来的！
（3）“点石成金”——金沙江泸津上的巧家奇石
从蒙姑至巧家葫芦口的江段，即是近年名声大振的“巧家奇石”的出处。最早的发现者，就是当年的淘金人。奇石自金沙江上游峡谷中被江水冲下来，被磨砺得光滑如玉，到泸津沉积下来，又被江水和泥沙中的硅、铁、铝、镁、钠、钙矿侵蚀，形成了似山、似河、似人、似鸟、似虫、似鱼、似草、似木，又有红、紫、黄色彩色纹理，线条流畅清晰，对比鲜明生动的奇石奇特图案，成就了今天的巧家奇石，备受藏家青睐。据说如今一块奇石在巧家卖价可达数百元乃至上千元。
巧家发现的奇石已有50多种，其中的芙蓉石、血筋石、石英岩图案石和古生物化石等特别有价值。
（4）云南石龙走四川——泸津上三次山崩
A、导致金沙江改道的巧家葫芦口山崩
民间称葫芦口处为“万里长江一口吞”，曾发生山崩导致金沙江改道。
民间传说古时候巧家县城一带有一个湖泊，湖泊的出水口即今四川省宁南县葫芦口。那时水从葫芦口流出，与宁南县的黑水河汇合后从葫芦口后面的峡谷流入金沙江。后来葫芦口旁的山被冲开，金沙江改道，湖泊才消失。
对于金沙江的改道，曾有一个传说，说是有懂阴阳的两师徒帮人找阴地，师傅从下游找上来，徒弟从上游找下来，师傅先找到葫芦口旁的山上，认为那里是“万里长江一口吞”，是棺好阴地，就在那里埋了一个有洞孔的钱。徒弟后来也找到那里，就在那里钉了一颗钉子。徒弟见到师傅后，就带师傅去看他找的地，结果发现徒弟的钉子钉在了师傅的钱孔里。师徒二人找来主家看他们帮了找的地，扯了根干龙毛竹插在那里，说第二天早晨去看，如果他们找到好地，那么第二天早上去看，干龙毛竹上就会长一朵莲花。他们的话被一放牛娃偷听到了，放牛娃回到家，就和他父亲说了，第二天清早，放牛娃父子早早的就来了，果然见到干龙毛竹上开了一朵鸡蛋大的莲花。于是父子两偷偷将莲花摘了。等主家和两阴阳先生来时，发现只有一根干龙毛竹，主家不相信两阴阳先生，认为是骗他。阴阳先生则怀疑是主家不想付钱，偷偷派人把莲花摘了。于是说：“找也找准了，就是被人识破了。等他家埋了，雷打火烧。”放牛娃父子将放牛娃的爷爷的坟迁了，用坛子装了去埋在那里。三月后，一天忽然下大雨，雷电交加，放牛娃爷爷的坟被雷打，坟被打成两半截，一半在云南巧家这边，一半在四川宁南那边，金沙江水从雷打开的地方流出，时间一长，河道越冲越深，湖泊也就不在了，金沙江也改了道。如今那里还叫坟坪子，也叫莲花地。
据巧家县老店镇文化站站长张官亮介绍，十多年前，巧家白鹤滩镇大坪、旱谷地群众请时任巧家县水保办主任的熊文龙找水。熊文龙将大坪一带的地质标本钻探后带到天津请专家检测。结果表明在18000年左右，巧家白鹤滩镇大坪、旱谷、巧家营一带曾发生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在白鹤滩镇黎明村水碾沙坝下面还有深达三公里的海底。至今当地即称这里叫海底坝，《新纂云南通志》地图上即在这里明确标注“海底坝”的地名。
传说中被雷打火烧冲开的金沙江道，即如今的金沙江大桥葫芦口两边的大山，从江两边的山的走势、江两边的断面都可以看出，以前这里是相连的一匹山梁。这匹山梁从巧家玉屏山下来，从白鹤滩镇的巧家营村、野鸭村、黎明村直接四川的葫芦口。将金沙江拦江截断，在上游的金沙江上形成了一个湖泊，金沙江湖泊的水从葫芦口流出，与黑水河汇合后，从葫芦口后面的峡谷流出向东奔去。
在今四川宁南县葫芦口处以前的确存在一个很深的沟，以前黑水河曾从这里流出进入金沙江，既然黑水河能流出，若有湖泊，在湖泊存在的时候，水位高于黑水河，金沙江也可以从这里流进去与黑水河汇合。这一深沟在前些年建设街道时填了。如今在葫芦口集镇一带还能见到河沙。
B、石膏地山崩——云南土地搬四川
巧家民间有“过了金塘乡，云南搬四川”的说法，说的是1880年（光绪六年）巧家石膏地山崩。距巧家县城9公里的石膏地发生高速高位滑坡，约3亿4千万方滑坡物质瞬间堵断金沙江，金沙江断流3日，逆溢百余里，对岸四川省会东县小田坝村平地成丘，村庄埋没，压死村民数百人，沿金沙江一带打捞尸体上岸千余具，受灾灾民1亿余人。《东川府续志》记载，是年三月初九，“巧家厅石膏地山崩，先于更静后，忽吼声如雷，夜半从山顶劈开，崩移对岸四川界，小田坝平地成丘，压毙村民数十。金沙江断流，逆溢百余里，三日始行冲开，仍归故道”。山崩后三十年，小田坝村在乱石岗上修了坟、建了庙、立了碑。那碑有序，说当年“滇山崩倒过江，阻断江水三天三夜，压绝数十家，易姓亦绝”，“自此墓下村一概被压，惨不胜言”。
金塘乡石膏地山崩崖壁，长约百米，百丈断崖，如裂柴斧劈，当地人称垮崖子；江西一岗，大可百亩，乱石堆垒，似龟头伏水，今为四川小田坝。这一岗一崖，隔江相对，都是一模一样的乌砂黑石，而龟头岗后的龟颈和龟身，却是连绵一片的红土褐壤，相比之下，那龟头就是江东空降的“飞地”。
据石膏地一带居民说，传说金沙江原从西岸的“U”型龟颈处流过，东岸的黑崖子如石龙过江，从东到西，把“龙鼻”伸到江中，直逼对岸，那“龟头”本来是黑崖子的崖尖。后来山崩暴发，黑崖子“龙鼻”崩塌，塌阻金江，“龙腰”崩裂，裂为新谷。金沙江断流三日，积蓄了巨大的能量，从新谷中一泄而下，冲出新河道。这一来，原来江东的“龙鼻”就变成了江西的“龟头”，以江划界，云南之地就变成了四川之地，这就是“云南变四川”！
碑一说，人一说，孰是孰非？ 
C、未能过江的石龙留下的遗迹——“石龙过江”
在蒙姑茶棚子毒泉下面的江边有一地名叫“石龙过江”。 当地传说，金沙江西岸山中有奇宝，东岸大龙得知，冲江而去，要取那宝。眼见得就要跨过大江了，体力却全部耗尽，困在江心，动弹不得，一卧千年不起，化作石龙。
今见该处一道铁色石壁，横江而过，直逼西岸山坳，却被金沙江挡在江东。这就是有名的“石龙过江”。
回看石龙，千米山梁，辟空而下，冲到江边，一个平卧，转个大弯，直逼对岸，真有“偷渡”之势。
2、险绝的金沙江大峡谷
（1）自古不通舟的白鹤滩大峡谷
金沙江在历史上虽然在清代铜运时期曾开修金沙江航运通舟至巧家蒙姑，但从永善黄草坪至巧家蒙姑，有白鹤滩等15滩一直未曾通航。京铜运输时采取盘驳过滩。白鹤滩摩崖石刻《安澜吉水》题赋七绝云：“金江自古不通舟，水急天高一望愁。何日天人开一线，联樯衔尾往来游。”
（2）亚洲第一高渡——鹦哥溜渡
鹦哥溜渡位于茂租乡鹦哥树边的金沙江上，高有360米，宽220米，是亚洲最高的溜渡，有360米。 
溜渡古称笮桥，也称索桥。据史料记载，最迟不晚于两晋时期，溜渡便是巧家金沙江、牛栏江两岸百姓实现彼此抵达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唐人独狐的《笮桥赞》载：“笮桥组空，相引一索。人缀其上，如猿之缚。转贴人渊，如鸢之落，寻檀而上，如鱼之跃。顷刻不戒，陨无底壑。” 公元1678年戊午(清圣祖康熙十七年)顾祖禹撰成《读史方舆纪要》对牛栏江溜渡作了记述：“牛栏江……至府北境而合于金沙江。江之下流，江阔水急，夷人用藤索横江，贯以木筒，过者缚于筒上，用游索往来相牵以渡，谓之索桥。今在府北百二十里。”
清同治二年（1863）农历正月，横江决战失利后，石达开率残部抵达云南旅游昭通牛栏江边的竹林湾。牛栏江无舟渡，也无栈桥，上万人马只能靠溜渡过江。困顿在江岸的崖洞中，见沿江两岸竹林森森，莹莹碧绿的竹丛中，有红黄青紫的野花点缀，落魄的翼王怦然心动，随口吟出一联：“无事看花兼看柳，有时长啸复长歌。”表面上的旷达、散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焦灼、苍凉。随营有善书、擅刻者，把翼王的吟咏刊石摩崖于江岸，至今遗迹犹存。牛栏江岸某村妇，晨起背负山货，怀抱幼子，赶鲁甸集市，为了渡溜，把幼儿放怀中的围腰，用嘴咬住围腰两角，不知是风急还是浪大，当她抱着溜壳滑到江心，她受惊而张嘴，孩子掉进滔滔洪流。渡过对岸的妇女抹去泪痕，一如往常汇入赶街的人流……
（3）悬于崖岩间的铜运古道
巧家以产铜闻名于世，开采史可上溯至距今3200多年的商，东汉时堂琅铜洗远销全国。清代巧家老三区汤丹一带产铜的鼎盛时期，产铜达600多万斤。到乾隆年间，清政府百分之七十的铸币用铜都来自巧家。
巧家铜及所铸之铜币经水路、陆路，千里迢迢运送到北京，这条古道起于清代滇铜的主产地巧家汤丹，经鲁甸、昭通到永善，从黄草坪下金沙江，过叙州(今宜宾)水运到泸州，沿长江过重庆、汉口，到扬州转进运河，北上天津、通州，又陆运京师，而水路从小江口直接进入金沙江，途经今天的11个省、直辖市，全程万里以上，称得上是水陆联运的“万里京运之路”。
为开通金沙江水路以济铜斤，清时动员了数十万民工，开修巧家蒙姑至永善金沙厂水路，在巧家滩险水急的葫芦口经白鹤滩至金沙江与牛栏江交江处的小牛栏江岸的崖岩上留下了百多公里的铜运古栈道。这些栈道悬于崖壁之上，险绝无比。
牛栏江(堂狼江)大峡谷（二）堂琅文化的发祥地－－牛栏江(堂狼江)大峡谷
牛栏江巧家境内江段在汉时称堂狼江。堂狼江西岸巧家境内的堂狼山区域是堂琅文化的发祥地。该区域内新店、老店一带是古代矿冶文化的发祥地和彝族发祥地罗邑所在地，这里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1、从堂狼江（涂水）到牛栏江
牛栏江巧家境内江段汉时称堂狼江，后称涂水。涂水即堂狼江，彝族称“堂狼”为“妥鲁”，“涂”即“妥鲁”的连读，涂水即堂狼水，即古堂狼江。牛栏江流域的今巧家老店镇一带是古堂琅县冶所所在地，是堂琅矿冶文化发源地和彝族发祥地，是堂琅文化的发祥地。
2、从堂狼山的罗邑到巧家的东米粮坝
堂狼山是彝族的发祥地和彝族先民活动中心。堂狼山的中的罗邑是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筏木通道建成的“罗邑”，堂狼山也因堂狼山中的罗邑而被彝族称为“罗尼山”、“洛尼山”、“罗业山”、“洛尼白”等。堂狼山在巧家县境内东部以药山为主峰的山脉，罗邑即古蜀国时的堂琅城，后来的堂琅县冶所，在今老店镇一带。
今巧家东米粮坝一带即古代的罗邑。《新纂云南通志》说：“堂琅山在巧家东米粮坝……延袤百余里。”今巧家县城金沙江沿岸一带，自古即俗称米粮坝。而“延袤百余里”，且相对于金沙江沿岸县城一带的米粮坝的“巧家东米粮坝”，应在今巧家老店镇一带。
3、从堂狼山泸峰到药山
药山为主堂狼山的主峰泸峰，古代称其“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南中诸郡和三蜀之人都认为“至险”。药山山体面积220平方公里，主峰金顶山海拔4042米，雄踞于滇东北群峰之上。1984年5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划定保护区范围102平方公里。 
堂狼山自古以盛产杂药著称于世。出产各种药材而得名，著名的野生药材有柴胡、党参、贝母、天麻、虫草、黄芪、草乌、防风、龙胆草、仙茅参、刺参、秦高、黄连、重楼、短柄乌头、升麻、岩参、芍药、三七、蚕豆七、玉竹、黄精、丹皮、麻黄、细辛、玉带草、伸筋草、见肿消、弩箭药等，在中草药市场素享盛名据不完全统计，在巧家县境内东部以药山为顶峰的堂狼山区域，至今仍是滇、川、黔交界地区少有的盛产各种药材的地方，已知的药用菌物和植物种类共达836种，如党参、柴胡、贝母、天麻、虫草、三棵针、三分三、岩白菜等等。其中，有不少中药材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是难于找到的，这不仅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日常所需的各种药品，而且向周围地区乃至内地提供了当时难于找到的珍贵药材，直至今日，古堂琅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虽已发生巨变，但在堂狼山区域的药山、老店等乡（镇）仍有不少公司和个体商家长年驻地收购药材。每逢集市，均有居民上山采收的各色药材大量上市交易。仅药山镇近二十家个体商贩每年向外地运出的中药材或制药工业用原料就达数百吨。堂狼山区域的老店、药山等乡（镇）一带已成为地区性的药材生产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