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联盟简介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1928至1929年间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
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努力下，“左联”于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1]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1936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
成立背景
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前在广州领导国民党改组，当时极需经济支援，使“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俄容共”政策成为共产国际支援中国的条件，造成国民党左右两派展开长期暗斗。1928至1937这十年间，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大成功，也是共产党失败和挫折时期。1927年的清党使共产党作家从此努力在文学方面夺取领导地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於1930年3月2日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但实际在背后握权是两度留苏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左联势力主要是由1926年急转成激烈革命派的“创造社”成员郭沫若，与1928年“太阳社”钱杏邨，汇合个人主义立论的“语丝”鲁迅、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茅盾等人停止混乱的内斗，苗头一致转向对“新月派”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进行笔战，在不断攻击、不团结的冲突而建立起的共产党战斗传统，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终食恶果。 
直到1936年解散，左联已为共产革命思想创造极大同情，此一胜利促使了大部分中国作家的左倾与把五四以来自由心灵带上为政治革命服务的道路。左联的解散，一是表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妥协，二是“中国文学家的集体抗日救国”到了最后阶段，亡国灭种的现实使国民党终于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出全国对日八年抗战。
发展历史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王尧山、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　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6年初，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行解散。
社会影响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品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领导机构
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品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戴平万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主要成员
鲁迅-茅盾-郭沫若-周扬-田汉 
蒋光慈-孟超-阿英
王任叔-郑伯奇-洪灵菲 
陈荒煤-戴望舒-端木蕻良-冯铿-关露 
胡风-胡也频-李伟森- 楼适夷-柔石 
沙汀-谢冰莹-徐懋庸-阳翰笙-叶以群 
殷夫-于伶-郁达夫-张天翼-周文 
-丁玲-夏衍-冯乃超-马加 
马子华-王志之-王余杞-王西彦 
方土人-方之中-东平-叶灵风-叶紫 
田间-白薇-任白戈-任钧-许幸之 
孙席珍-杨骚-杨刚-李辉英-丽尼 
邱韵铎-何家槐-林淡秋-欧阳山-周立波 
周而复-草明-柏山-洪深-聂绀弩 
夏征农-陶晶孙-萧三-舒群-蒲风 
雷石榆-穆木天-艾芜
创办刊物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珍贵文物)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有会刊《新诗歌》。
存在缺失
“左联”也存在一些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激进盲动，不注意利用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却在国民党当局控制很严的中心城市组织“飞行集会”、“节日游行”等，不仅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而且吓跑了一些本来同情与靠近“左联”的民主作家们；理论上有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倾向，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组织上犯有一定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中不少作品流露出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有些作品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
从左联的理论纲领和工作方针中，我们看到了列宁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不同文化”的学说的运用，看到了革命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及其与被压迫阶级联系的观点。它的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革命热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对于左联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它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理论纲领也有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到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没有提到团结广泛的作家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文艺活动。其中所谓我们的艺术是“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如果作为左翼作家思想改造的自我要求来说，是正确的；但纲领指的乃是我们的艺术所担负的社会斗争任务，这就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利于团结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理论纲领的缺点，反映了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影响。鲁迅在成立大会上所作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对左联的理论纲领的有力补充。
在充分估价左联的伟大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看到它还有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左联存在期间，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党内又出现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国际上还有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福本路线的影响，党内的错误路线虽然受到很多左翼革命作家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但不可否认它对左联工作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左联的某些指导性文件，对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估量，就有左倾的错误观点。首先是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清楚，认为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提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就会吓跑一些人。又如左联本来是文学家的组织，但在领导思想上却混同于政治组织。每逢纪念日，左联都搞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散传单，写标语。有些成员对于鲁迅、茅盾抵制这些作法，还想不通。政治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文艺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毛病都不利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育，加上瞿秋白从1931年夏天开始参加领导文艺工作，上述错误才逐渐有所克服。自然，“左联”的缺点错误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从主观条件说，作家的思想改造这个关键问题，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逐渐有所认识，但仍未得到普遍的应有的重视。
意义深远
“左联”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组织机构，许多成员如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等人本身就是革命家，从事着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左联”成立以后，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但是，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左联”仍然顽强战斗，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油画：左联在集会创办刊物，繁荣文学创作 “左联”成立以后，先后创办了一批刊物，如《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这些期刊杂志吸引了一大批新老作家，形成了一支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大军，出现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新局面。鲁迅后期的杂文、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夏衍、田汉、洪深的戏剧，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收获。在鲁迅的关怀爱护下，叶紫、沙汀、艾芜、丁玲、张天翼、周立波、萧军、萧红等一批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写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绩。
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据统计，“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约有700种，占1919年至1949年全国翻译总量的40%。除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一批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外，辛克莱的《屠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故事》、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王》等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奔流》（鲁迅、郁达夫主编）和《译文》（鲁迅、茅盾主编）上译介了易卜生、惠特曼、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密支凯维支、裴多菲、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1935年，郑振铎主持编辑的《世界文库》，以规模浩大著称，其中收有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译）、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译）、薄伽丘的《十日谈》（武光健译）、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傅东华译）、卢梭的《忏悔录》（张竞生译）、夏落蒂·勃朗特《简·爱》（李霁云译）等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在引进外国作家作品的同时，鲁迅、郭沫若、茅盾、张天翼、丁玲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推向了世界。
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 既然左翼文艺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必然提到首要的地位。“左联”成立后，就设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1931年，左联执委会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大众化问题是左翼文艺理论的焦点之一，鲁迅、郭沫若、冯乃超、郑伯奇、沈端先、华汉（阳翰笙）、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等先后都发表过文章，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冯雪峰（洛扬）认为：“‘文艺大众化’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个笼统的问题。‘文学大众化’，是目前中国普罗革命文学运动的非常紧迫的任务。”并说：“‘文学大众化’，一方面要提高大众的文学修养，一方面要我们在作品上除去那些没有使大众理解的必要的非大众性的东西，同时渗进新的大众的要求，使作品和群众的要求接近。”（《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为了使革命文艺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许多人都主张采用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瞿秋白则认为，在旧形式中应加入新成分。他说：“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指出既不能一味搬用旧形式，也不能全盘加以否定。他认为：“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把握住了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作家，也写了一些大众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好东西歌》、《南京民谣》，瞿秋白的《东洋人出兵》 、《上海打仗景致》等。此时的大众化文学虽因条件尚未成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左联”作家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则对文艺大众化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 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导初期，创造社成员激烈地宣布告别他们曾极力张扬的浪漫主义，独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现实主义与其他创作方法对立起来。1931年前后，“左联”的理论家们从前苏联的“拉普”理论家那儿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以政治、哲学代替艺术，将世界观等同于创作方法，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思想情调时，再次否定作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1933年9月，周扬介绍了1932年10月全苏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清算“拉普”错误的情况，并于11月发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批判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周扬从理论上详尽阐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真实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应注意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是“为大众的文学”，“具有为大众所理解的明确性与单纯性”。文章还指出，浪漫主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倾向竞争中去实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巨大而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