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健挺
人物简介
  刘健挺（1909－1983）安徽省霍山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陕南游击总司令部营政治委员，第七十四师独立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各四团参谋长，团政治处主任，三八五旅七七0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河南军区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十四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处长，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刘健挺(照片1)刘健挺，1909年生，安徽霍山县人。原名刘守斋。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第73师223团连政治指导员，陕南游击总司令部营政治委员，第74师独立l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参谋长、团政治处主任，第129师385旅770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河南军区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反“扫荡”、反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2旅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第14旅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原突围和淮海、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处长，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3年病逝。
主要经历
革命活动民国16年（1927年）参加革命活动，加入农民协会，组织发动农民抗捐、抗租、抗债。
民国17年10月参加秘密的赤卫队。
民国19年3月，中共组织领导的圣人山农民暴动成功，乡农会正式成立，刘健挺被选为支常委。同年6月，霍山县苏维埃政府派他到七区六乡搞农运工作。
民国2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在七区区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少共区委委员，任少共区委秘书。在革命根据地内部“肃反”中被打成受“改组派”欺骗分子，蒙受冤屈，撤了职，罚做苦工。他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接连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以一名红军战士和共产党员的忠贞、勇敢精神，英勇战斗。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西进。主力红军走后，六安、霍山一带苏区失守，白色恐怖严重，他带领区委机关人员加入红二十七军。艰苦恶劣的环境没有动摇刘健挺的战斗意志。一次，他所在的连担任掩护大部队转移任务，连长牺牲了，他主动带领全连战斗，右肩负伤了也没有后退一步，直到胜利完成阻击任务。
栗杪阻击战后，红二十七军整编为红二十五军。刘健挺被分配到第五十团机枪连，经过考察，恢复了他的党籍，调至第二二三团一连任指导员。
民国23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组成“第二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长征。
在陕南，刘健挺被选为陕南特委委员，担任独立第二营政治委员。民国25年，调红七十四师任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而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抗日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刘健挺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参谋长、团政治处主任，第三五八旅第七七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为保卫延安立下战功。
民国32年底，奉中共中央指示，与张才千一起率领第七七团离开延安，进军豫西。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找刘健挺谈了一次话，宣布取消给刘健挺划的受“改组派”欺骗过的分子的错误决定。中共中央政治上的关心、信任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到达豫西，第七七团编为豫西支队，刘健挺任伊洛特委书记兼豫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和豫西支队政治委员。豫西是联系中原地区的桥梁，战略地位显要，日军对这里争夺十分激烈，战斗频繁，矛盾尖锐。刘健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团结争取进步力量，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对地方著名士绅，一一登门看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征求意见。经过调查和群众推荐，聘请60多位有代表性的人士为参议员，组成伊洛参议会，定期举行会议，商讨抗日大计。对日军进犯，巧妙地组织伏击，先后击毙日军驻伊川正、副司令官，击溃来犯日军，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各种团体纷涌而起，组建起一块拥有3个县民主政权的伊洛抗日根据地。内战时期  1951年刘健挺和皖北军区组织部全体同志抗战胜利后，伊洛军分区奉命南下中原到达桐柏山区，豫西支队改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刘健挺任第二旅政治委员。蒋介石蓄谋已久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内战，从这里爆发了。蒋介石调动11个军、26个师，共30万正规部队，构筑6000余座碉堡，将中原部队重重包围起来，密令“限四十八小时全歼”。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部队决定采取秘密突围，由皮定均率一纵一旅向东佯攻，掩护大部队向西突围，而后转入华东解放区；中原军区领导机关率二纵主力、王震副司令员率三五九旅等部为北路，向西突围，直下陕南；王树声副司令员率一纵二、三旅等部为南路，西越平汉路入鄂西北。这么大的行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完全蒙在鼓里，发觉后，中原大部队已突出重围。刘健挺率二旅随王树声副司令员突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装奔发，于深夜穿过深山峡谷，越过京汉铁路，抢渡襄河，到达鄂西北武当山。在武当山区，刘健挺担任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民国36年2月，奉命率4个连队兵力东进，组织江北游击支队。部队越过礼山县东大山时，遭到国民党军1个团的伏击，加上保安队，兵力超过己方数倍。刘健挺镇定自若，主动提出带1个连加侦察队作掩护，让其余部队冲出险境。当刘健挺完成掩护任务，率余部冲出火网时，部队已经失散，行至斑竹园时，复遭国民党军包围，所剩1个连又冲散。侦察队的人大多负伤，难以行走。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说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东进。他找到地下党组织，安置好伤员，自己化装成一般商人，沿大别山东走，找大部队。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临淮关，找到中共津浦路西区党委。年底随六合工委游击队到达中共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所在地舒城晓天。刘健挺将鄂西北突围部队失散自己化装至津浦路西的经过，向区党委书记彭涛、司令员曾绍山作了汇报，要求组织审查他的这段历史。皖西区党委将刘健挺的情况转报中共中央中原局。经中原局批准，于同年12月电示恢复刘健挺党籍，任命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筹措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民国38年3月，被任命为皖北军区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参加了渡江作战。建国后期建国后，刘健挺先后担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的本色。下基层，他同指战员、民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身体有病，体力差了，也尽量参加一些集体劳动。机关植树造林，助民劳动，他跟着干轻活。“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重灾区，家乡亲友登门，刘健挺总是让家人节衣缩食，尽可能给予帮助，而他常年吃着南瓜萝卜丝。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刘健挺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8年，刘健挺调任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在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时，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落实政策后又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
1983年11月辞世。[1]
人物事迹
六霍起义显身手刘健挺，原名刘守斋，1909年出生于霍山县下符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发仁，母亲吴长英，为勤劳俭朴的农民。刘健挺兄妹3个，他排行老二。哥哥刘守矩，曾任东北乡苏维埃政府司务长。弟弟刘守国，曾任红四军独立第九连政治指导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妹妹刘守英也参加革命，红军长征后留在地方工作，后被疯狂反扑的国民党卖往英山。刘健挺结发夫人万吉云随刘健挺一道参加革命，曾任烂泥坳乡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婚后十几年病故，为病故烈士。
刘健挺7岁放牛，11岁时读了两年私塾，两年学堂，后因家境艰难辍学，回家做农活，学道士。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舒传贤、刘淠西等纷纷回到家乡霍山从事革命活动。刘健挺与舒传贤同为东北乡人。舒传贤回乡后，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团结进步青年农民，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27年冬，舒传贤成立了以“交换知识，联络感情，砥砺学术，主张公道”为宗旨的学术研究会，开办农民夜校，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刘健挺参加了舒传贤开办的农民夜校学习。通过理论学习和舒传贤的启发教育，觉悟提高很快。1928年9月，刘健挺由叔父刘永贞、刘介臣介绍加入下符桥秘密“农协”，不久担任下符桥乡农会常委和支农委常委、东北乡赤卫队队员。是年，霍山旱灾严重，收成锐减，地主豪绅又乘机逼租逼债、加税增捐，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舒传贤与特区委、农协研究决定发动秋收斗争。刘健挺与东北乡农协主席吴宏观带领300多位农民拦截了地主储华峰所收的1万多斤租稻，分给贫苦农民。此外，他还积极参加舒传贤在东北乡发动的“五抗”（抗租、抗税、抗债、抗捐、抗夫）斗争及1929年的春荒斗争。刘健挺因斗争勇敢、工作积极，被党组织派往诸佛庵等地发动群众，作农运工作，并任霍山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少共区委委员兼秘书。
1929年11月，六霍起义全面爆发。独山和西镇暴动后，为支援桃源河暴动，刘健挺与舒家庙、花园畈、大河厂和六安县凤凰台等地农协会员、赤卫队员等500余人，在闻家店、张家冲、横旦岗等地扒掉大地主家粮食30余户3000余担，分给穷苦群众。
1930年1月，皖西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在霍山成立。2月1日，刘健挺与霍山东北区赤卫队2300余人，配合红33师第一次攻克霍山县城。为配合红军攻城，刘健挺率下符桥乡农协，在刘介臣、陈祖燕的领导下，扒掉地主刘有勤、黄跃轩的粮食，镇压恶霸刘守义。4月6日，六安县反动自卫团在霍山东北乡搜捕农协会员，抄了舒传贤的家。中共霍山县委和东北区委决定立即举行东北乡武装总暴动。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四五万农民参加东北乡赤卫队。下符桥乡赤卫队在刘健挺等的率领下，将六安自卫团围困4天。霍山东南乡及六安南乡农民群众起而响应。赤卫队打垮了民团的多次进攻，踩掉了青山街的反动局子，一直打到苏家埠东的马家庵子。4月12日，红33师第二次攻克霍山城，毙俘敌自卫团200余人，活捉敌总指挥秦华轩，缴枪85枝，并与东北乡赤卫队汇合，全歼六安民团，东北乡暴动大获全胜。霍山县苏维埃政府遂在霍山城关成立，霍山全境赤化，成为安徽第一个全境赤化县，被定为安徽红色区域中心。刘健挺在东北乡暴动中，作战勇敢，表现出色，初露锋芒。1931年6月，刘健挺经熊宗华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乡支部委员兼少共书记，后在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工作，为霍山苏区的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努力工作。身经百战建奇功1932年9月，刘健挺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75师223团，不久任红25军第75师223团连政治指导员。刘健挺加入红军，正赶上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敌人以约20万兵力继续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清剿”之时。刘健挺立即投人反“围剿”斗争。9月10日，红25军在金家寨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其73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第75师（2个团）担负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配合方面军主力作战。刘健挺所在的223团在完成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黄安地区转移的任务后，即到达黄安以南地区，与军部特务营一起留在该地区活动。10月下旬，在邓家桥歼敌第13师1个连。10月24日，在高桥河予敌第13师73团以很大杀伤。10月26日，在宫樊塘打击敌保安第四团和湖北第四区保安队，毙伤敌百余名。10月底，在八里湾打击反动民团，毙伤俘敌300余名。之后，刘健挺随223团转移至七里坪、檀树岗及麻城以北地区活动，在七里坪附近歼敌第80师1部。
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根据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决定重建红25军，独立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刘健挺参加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与红25指战员及根据地人民一道，打破了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箝制了敌人大量兵力，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红25军发起七里坪战役，损失惨重，加之“肃反”，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934年11月，红25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经过独树镇、三要司、庚家河战斗，胜利入陕。1934年1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庚家河会议，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刘健挺积极参加新的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陕南游击总司令部营政治委员，率领红军指战员，团结群众，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财物和土地，组织和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解除民团武装，扩大红军，建立巩固的后方，带领军民，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两次“围剿”，坚持了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
1935年7月，红25军西征北上。敌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除以部分兵力尾追红25军外，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叫嚣要把陕南山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重。9月，鄂豫陕特委成立。10月6日在商南碾子坪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红74师，决定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刘健挺先后任第74师独立1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刘健挺与74师指战员在同上级失去联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界的24个县境，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打破了敌人三次围攻，取得了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战争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刘健挺参加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所在部队编入晋冀鲁豫军区。1937年8月，八路军改编后，主力各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保卫党中央和后方机关，9月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各师抽出部分兵力，以129师385旅为骨干（不包括769团）组成八路军延安总部留守处，12月改编为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安定人民生活，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肖劲光任司令员，刘健挺先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旅385旅第4团参谋长、二团政治处主任、四团政治处主任，第129师385旅770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并任河南军区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中共伊洛特委书记。
八路军3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后，留守兵团与自卫军相互配合，共同担负着守卫黄河千里河防、保卫边区、巩固后方的战略任务。部队的力量显得有些薄弱。日军乘机多次对我边区发动进攻，妄图同国民党顽固派配合夹击，将我后方战略根据地吃掉。至1939年底，日军对黄河防线进行了23次大小进攻，每次投人兵力少则2000人，多达万余人。我河防部队在主要防御点的兵力最多时为1个团，兵力悬殊甚大。刘健挺与留守兵团各团一道，根据不同情况，紧紧依靠群众，机动灵活，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边区的安全。与此同时，留守部队与自卫军配合，胜利地剿灭了由国民党和日寇派遣，侵扰边区，进行捣乱破坏活动的48股土匪4000余人，平息了内部的匪患，使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日臻巩固。此外，刘健挺还参加了边区反“扫荡”、反顽，开创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健挺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2旅旅长、政治委员。1945年10月24日，八路军、新四军三大主力在桐柏胜利会师，30日正式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人民解放军。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以5个战区20多个师30余万大军的重兵，构筑6000余座碉堡，从四面八方扑向中原，密令“限四十八小时全歼”，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的指示，主力部队等编为2个纵队和3个独立旅，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晚同时向西突围。李先念、郑位三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13旅、15旅45团为北路一支；王震等率359旅和干部旅为北路另一支。北路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下，突破平汉路封锁线，翻越桐柏山，穿过豫西南，于7月下旬进入陕南。河南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之水东八团编为第一纵队，下辖一、二、三旅。刘健挺任第二旅政治委员（旅长张才千），辖4、5、6团。王树声司令员等率第一纵队的二、三旅（皮定钧率一纵一旅声东击西，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后向东突进），以及第二纵队15旅（缺45团）为南路万余人，冒着酷热伏雨，于1946年7月1日，在广水和花园之间的王家店一线冲破平汉路封锁线，跳出敌人第一道包围圈，11日在宜城流水沟、垭口强渡襄河，使敌人在襄河渡口等地消灭我南路主力的“美梦”成为泡影。一路上，敌军的堵截、追击和飞机的扫射全然落空。南路军胜利突出重围，进人鄂西北武当山区。21日，刘健挺与一纵广大官兵在谷城石花街狠揍堵我去路的敌185旅553团等部，歼敌300余人。8月中旬，又在房县冠木河附近歼敌16旅一个营。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一纵于8月27日与先行突围到鄂西北地区的江汉军区部队会合于房县之上龛，建立了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随即在鄂西北战略展开，先后建立5个军分区。兴房保宜（兴山、房县、保康、宜昌）分区为二分区，杨秀坤任司令员，刘健挺任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辖1个团。9月2日，鄂西北区党委为创建根据地向各军分区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应“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再“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要依靠群众，改善部队的群众纪律，建立政权组织；要建立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并切实解决供给问题。各军分区依照指示，立即分散，着手创建根据地工作。刘健挺任新成立的鄂西地委书记。至9月底，鄂西北根据地初具规模。
10月初，鄂西北根据地形势逐渐恶化。敌人乘我立足未稳之际，集结4个师约10万兵力，向鄂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清剿”。11月初，我军虽经艰苦战斗，但因敌众我寡，各分区相继撤出，损失惨重，减员1/3。
为挽救危局，鄂西北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将所有部队整编为3个支队，向3个方向打游击，收容失去联络的地方干部和零星武装。
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告鄂西北党委《关于坚持鄂豫陕游击战争的指示》”，错误地要求“游击队以分得越散越好，活动地区越大越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兵力过于分散，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各军分区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继续同强敌硬拼。
2月4日，区党委和军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及时正确地作出了新的突围转移与坚持斗争的决策和部署，决定军区三大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战争主动权：由张才千率领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4团（1200余人）；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7团（700余人）；二军分区司令杨秀坤、政委刘健挺率领5团（800余人），这三大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保存实力。
会后，部队各线转移。刘健挺与杨秀坤率部东渡襄河，挺进大洪山和鄂西北地区打游击，沿途遭遇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部队越过礼山县东大山时，遭到国民党军1个团的伏击，加上保安队，兵力超过己方数倍。刘健挺镇定自若，主动提出带1个连加侦察队作掩护，让其余部队冲出险境。当刘健挺完成掩护任务率余部冲出火网时，部队已经失散，行至斑竹园时，复遭国民党军包围，所剩1个连又被冲散。刘健挺率侦察连40余人准备打回老家－大别山区，转战至霍山烂泥坳，又遭到敌人大部队围击，伤亡很大。刘健挺并没有灰心，他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安置好伤员，自己化装成一般商人，沿大别山东走，找大部队。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临淮关，找到中共津浦路西区党委。年底随六合工委游击队到达中共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所在地舒城晓天。刘健挺将鄂西北突围部队失散，自己化装至津浦路西经过向区党委书记彭涛、司令员曾绍山作了汇报，要求组织审查他的这段历史。皖西区党委将刘健挺的情况转报中共中央中原局。经中原局批准，于同年12月电示恢复刘健挺党籍，任命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筹措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刘健挺任鄂豫军区二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第14旅政治委员），中共鄂西北二地委书记，皖北军区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他率部2000余人，随刘邓大军转战于霍邱、固始、金寨、霍山等地，为皖西地区的最后解放作出了贡献。
皖西解放后，刘健挺离开家乡，参加了陇海、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几十年戎马倥偬，出生人死，身经百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开辟和创建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平建设展新姿建国后，刘健挺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处长，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顾问，中共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虽身居要职，却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以崭新的姿态投人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下基层，他同指战员、民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身体有病，体力差了，也尽量参加一些集体劳动。机关植树造林，助民劳动，他跟着干轻活。“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重灾区，家乡亲友登门，刘健挺总是让家人节衣缩食，尽可能给予帮助，而他常年吃着南瓜萝卜丝。他谦虚谨慎，团结同志，深入实际，勤恳工作，任劳任怨，为祖国海边防对敌斗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建设倾注全力。
196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红25军战史》编审小组委员会，并成立了办公室、编辑组、资料组、秘书组，着手红25军战史资料的征集、编写工作。徐海东任编委会主任，刘健挺任编委会委员并担任战史编写修改办公室副主任。刘健挺与战史征编工作同志一道，组织人员广泛搜集和熟悉战史资料，精心编写初稿，然后将初稿分送分散在各地的红25军老同志审改，再将老同志意见进行归纳和研究。经精编严审，三易其稿，历时近3年，于1965年写出《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初稿。刘健挺为红25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付出了诸多辛劳。他那严肃认真、高度负责的工作作风赢得编写成员的一致好评。
在十年动乱中，刘健挺受到迫害，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身处逆境仍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作不懈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勤奋工作。任顾问以至离休以后，仍坚持学习，努力工作，热情传、帮、带，恪守共产党员的职责，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
半个多世纪以来，刘健挺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的事业，终因积劳成疾，1983年11月病逝于福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