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华中振兴会社
简介
华中振兴会社，又称“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华中振兴公司”。是日本政府筹划设立的华中地区经济统制机构。1938年4月30日，日本政府以81号法令颁布了《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组织法》，11月7日，华中振兴会社在上海成立。
华中振兴会社是日本在华中地区进行殖民掠夺的主要机构，总部设在上海，  华中振兴会社分社设在日本东京，在南京、杭州设立办事处。该社本身不直接经营业务，主要在于决策、管理和协调，具体业务由其所属的16个子公司经营。这些子公司可分为六类：
①采矿类2个：即华中矿业公司（创立于1938年4月，其资产主要是劫掠中国浙江、安徽、江苏境内的铁矿、萤石矿等组成）、淮南煤矿公司（成立于1939年6月，包括安徽的淮南煤矿和附近的大通煤矿）；
②水电类2个：即华中水电公司（成立于1938年6月，资产由强占上海租界以外、南京、戚墅堰、杭州、镇江、芜湖、安庆等地的电厂、自来水厂组成）、上海瓦斯公司；
③通讯事业类1个：即华中电气通讯公司（公司下属有上海国际电台、上海海岸电台、南京、苏州、杭州电报局、上海闸北、中心区、南京等电话局，共150余单位）；
④交通运输类5个：即上海内河轮船公司（其资产以原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为主，合并了劫夺于江苏、浙江等地轮船公司的船只，拥有内河小轮船及驳船等1177艘，在江、浙境内开辟内河航线90条）、华中铁道公司（成立于1939年4月，公司设立在上海，产业包括沪宁、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沪杭、淮南等约1200公里的铁路线，以及吴淞、浦镇、戚墅堰3个机车工厂和南京下关轮渡、车站、旅馆等设施）、中华轮船公司（成立于1940年2月25日，其产业是由强占招商局所属的船舶、码头、仓库，以及平安协记、华丰宝记、东亚海运等轮船公司合并组成，拥有船舶95艘，均系长江轮船）、华中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成立于1938年11月，是由被日军侵占的南京、上海、杭州3市的公共交通产业为基础组成）、华中运输公司；
⑤纺织类1个：即华中蚕丝公司（1938年7月成立，是在被日军侵占上海、江苏、浙江境内有关养蚕、缫丝场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⑥其他类5个：即华中水产公司（1938年8月成立，专门从事海上捕渔和冷藏加工，拥有渔船30余艘，在舟山设渔业基地，在南京、上海等地设鱼市场）、华中盐业公司（1939年4月成立，是在日军侵占的淮北盐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华中火柴公司（是在被日军侵占的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基础上成立的，包括上海和镇江2厂）、上海恒产公司（成立于1938年8月，主要从事码头和房地产业务）和振兴住宅组合等，每个公司管理若干厂矿，控制了华中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业。
根据日本政府制订的该公司组织法规定，这是一家“特殊法人股份有限公司”。所谓“特殊法人”，系日本政府对公司拥有直接的监督和支配权。如规定“日本政府对于华中振兴公司之业务认为在国防上，以及促进华中经济之开发，有加以统一调整必要时，得颁布命令监督之”。“日本政府对于该公司之决议或监理事之行为，如认为有违反公司规程或有害公益时，得取消其决议或解除其理事之职务。”日本政府对该公司专门设置监理官，等等。
该公司首任总裁高岛菊次郎、副总裁植场铁三、理事伴野清、坪内直文、中山佐吉等人，均分别来自军方和大财阀系统，可见公司是日本军阀和财阀的一个结合体。[1]
华中振兴会社规定，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本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所谓日本投资，完全是空的，往往是用军用票、公司债券之类的废纸进行敷衍。这些企业的经营权和产品都由日方控制，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所以，所谓“中日合办”，是日本侵略者垄断中国工矿企业、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大骗局。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日伪勾结，采取了收买沦陷区人心的政策：“现在由日本军管的公营私营工厂、矿山及商店，除敌资产业及军事上需要等不得已的特殊情况者外，应依合理的方法，迅速谋求必要的措施，移交中华民国管理之。”这是一种骗人的花招。因为他们所说的“移交”单位，只限于“军管理”下的工厂、矿山，而“军管理”下的企业，绝大部分已并入“国策会社”，所剩不多。在“移交”这些企业时原主还得向敌人支付一笔可观的“保管费”和“修理费”，所以他们交还的厂很少，直到1943年底只归还一百七十四个。
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以毒养战”，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华北、华中和华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明火执仗地制毒贩毒。事隔一个月，日本内阁中一个叫“兴亚院”的机构出笼了，它的总裁是内阁首相、陆  华中振兴会社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总裁，可见其权势之大。“兴亚院”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调、计划长城以南的鸦片种植和生产，掌握和制定鸦片贩卖的方针。鸦片收入大部分归“兴亚院”入帐，用于支持中国的傀儡政权。由于毒品交易利润惊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你抢我夺扭在了一起。“兴亚院”出面调解，使两家签定了一个《关于鸦片输入地和划分鸦片贩卖区的协定》，明文规定由三菱办理对伪“满洲国”的鸦片供给，三井则办理华中、华南的鸦片供给，而华北则由两家分摊。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0%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滚滚，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的肌体。天津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厂；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个地区无法计算；在南京每月抛售的毒品达300万日元以上。日军在东北催植鸦片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沈阳种植200公顷、四平400公顷、吉林400公顷、内蒙800公顷，而热河竟要种植10000公顷。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已刨除了用于资助傀儡政权的金额。在天津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一个叫娄来贵的中国人歪躺在卧榻上拼命地吮吸着自己的骨髓。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黄的柴棒。他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侵略过程
《判决书》认定：星野直树在伪“满洲国”的职位，“使他能够对伪‘满洲国’的经济发生极大的影响，并实际上运用这种势力使伪‘满洲国’工商业的发展为日本所控制。他与伪  华中振兴会社‘满洲国’事实上的支配者关东军司令官，紧密合作进行活动。不管名义上如何，在实际上他是关东军的一名职员，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伪‘满洲国’的资源服务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三个曾以经济手段侵略过中国的人，一个是铃木贞一，一个是松冈洋右，一个是贺屋兴宜。他们都曾在直接盘剥中国人民和支持战争的经济部门任过要职。贺屋兴宜“七·七”事变时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松冈洋右曾长期在“满铁”任职，1935年至1939年任“满铁”总裁。铃木贞一接替星野直树，于1941年至1943年任规划院总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经济急需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富于理财经验的贺屋兴宜被近卫文麿选任为他的藏相。战争爆发后，贺屋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及待地伸向了中国华北。经他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和财阀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打着中国资本家合股的虚假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制铁、发电、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实体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占当时中国铁矿蕴藏量半数以上的华北铁矿，在华北地区产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矿，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饿灰了眼的恶狼吞食捕获到的猎物一样，顷吞的速度是骇人心魄的，仅两年工夫，“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的资金就由当初的三亿五千万日元猛增到五亿五千万日元，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苦难、血泪和生命。
贺屋伸出腥气熏天的长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长嚎了一声，又扑向另一个猎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个杰作“华中振兴会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贺屋兴宜通过这两个渠道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6000多万吨铁砂、5000多万吨煤炭、100多万生铁，贪婪和野蛮可想而知。贺屋辞职后仍参与“兴亚院”对中国的盘剥。
看样子每当日本要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时刻，都需要贺屋的经济智慧。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经星野直树的举荐，贺屋再度出任藏相。贺屋是个多欲而胃口大的家伙，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农业。他下令在中国沦陷区设立了20多家银行，滥发纸币，竭泽而渔地榨取民脂民膏，搅乱国民党后方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疯狂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经济政策，强行征地、圈地，搜刮粮食充作军用，紧紧掐住劳动人民的脖子。以上海为例，沦陷后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不足三两，且多是掺了砂土的豆粉、苞米粉等杂粮，使得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饿殍无计，1942年2月间的几天时间里，就有800多人冻饿而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贺屋又把这套扒皮抽筋的剥夺手段推广到东南亚，犯下了新的罪行。贺屋兴宜毫不隐晦地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供给日军必需品，第二是扩充日军的军备。”大量的钱财也就落进了日本财阀的腰包。 
  华中振兴会社《判决书》写道：贺屋兴宜“参加了日本各项侵略政策的树立及为实行此类政策在日本财政上、经济上、产业上的准备。在这时期中，特别是作为第一次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的藏相，以及作为‘华北开发公司’总裁，他曾积极从事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对西方各国的侵略战争之准备与实行。”
对松冈洋右和铃木贞一两个人，法庭也掌握了他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证。松冈洋右在他于1931年撰写的《动乱之满蒙》一书中说：“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死守这条生命线。”松冈就是以这样的激情在“满铁”经营了十多年，残暴地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至于铃木贞一，《判决书》认定他的罪状之一为：“他是‘兴亚院’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该院的政治及行政部门的首长。在这种地位上，他促进了开发利用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工作。”
华中振兴会社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作出最后的判决，星野直树、贺屋兴宜、铃木贞一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法官叫到铃木贞一的名字，他走上前去脚后跟一碰，向法官们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法官的宣判使他紧紧地咬住了下唇。听到判决的时候，贺屋兴宜习惯性的眨巴眼一下定住了，好长时间没有眨动。星野直树不服气的神情似乎又很胆怯，似乎里面有一只小兽在战抖，他在1958年获减刑释放出狱后写道：“昭和21年5月3日开始的这一世纪的审判，实质为报复性的审判，就其内容来看对日本人是非常遗憾的。” 而生着一双短腿的松冈洋右，也是一个短命鬼。接到逮捕令的时候，由于青年时代患的肺结核病复发，他正在长野县的家中养病。当年他是何等地盛气凌人，他叫嚷道：“的确，日本是在扩张。但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呢?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孩子要长大。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孩子长大，那就是死亡！”在法庭上，他全没了那副神气，他的脸又青又肿，额上僵硬的血管清晰可见，一副病殃殃的样子，没等到宣判，这个被近卫称为“火枪”的家伙就呜呼哀哉了。他去得还挺潇洒，死前他写道：“无悔无恨赴黄泉，生生不息。”这个“孩子”终于没能长大。
然而应该注意到，松冈是个诡计多端的外交官，铃木则是个罪恶累累的军棍，经济侵略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罪状。即使星野和贺屋，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财阀，他们只是财阀在政府中的代表。
评析
28名受到起诉的甲级战犯竟然没有一个真正的财阀。 正如从铃木茂四郎的书中引述的那样，日本大财阀们都给自己勾勒出一副挑动战争者的形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几家大财阀把全国的经济纳入战争轨道，把从日本和被占领国剥夺来的财富转化为军火，向军队提供车辆、大炮和粮食，“三菱”制造出性能极好的0式战斗机，而财阀也获得了巨额利润，发了战争财，1937年，四大财阀拥有日本重工业的5%，十大财阀拥有25%，而到了194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改写为32%和49%。他们同皇室与军部结成了强有力的联盟。他们的罪行不断地出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指出：能否通过近卫文麿为发动战争而推行的国家总动员法，“取决于企业家的意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全国动员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然而，他们的名字在《判决书》中被用“企业家”、“银行家”这样一些空洞的称谓掩盖了，也没有一个财阀被送上被告席。
这归功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根源在于以苏美为两极的“冷战”愈演愈烈。美国要把日本变成它的前线堡垒。但战败使日本成为一个已遭毁坏的国家。它的巨额投资都已丧失，房屋、城市和工厂均遭破坏，贸易商船无几。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胶和盐等工业资源枯竭。农田荒芜，粮食和日用品奇缺。《纽约时报》记者帕罗特写道：“如果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出现剧烈的革命以图抛弃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无利可图的联系，转而向新的左翼主义求援，依赖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资源，而后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业力量。”
美国要依靠财阀来重新武装日本，而且，美国人要用来祭刀的本来就限于那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不宣而战的人。
根据麦克阿瑟的授意，基南把盟军总部拘留的甲级战争嫌疑犯由A至H分为8个组，每组都配备一名美国法官负责组织调查侦讯。D组由霍威茨与霍克斯赫斯特负责，侦查的对象 
  华中振兴会社是池田成彬等12名财阀，后来又加上满洲的财阀星野直树等人，增至16人。侦查结束后，除了一个倒霉的星野直树，其他的都被一古脑地放掉了。侦查开始前，基南向他俩暗示：只有直接参与战争谋划、犯有“破坏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两人心领神会。就是说财阀成员大力推动飞机大炮的生产，帮助政府达到战争目的，获取高额利润，这还够不上当战犯的资格，还不能构成“破坏和平罪”。
于是他们向基南“负责”了。经过一通“偷工减料的侦查”，他们向基南提出一份报告。在执委会上汇报的时候，他们埋怨时间太紧，说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财阀们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这么干，我们只调查那些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实业家。可是，能掌握的关于嫌疑犯的情报都是些能写入名人辞典的溢美之词，而这些嫌疑犯的知识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来。我们中间的一个虽然有64岁了，且在俄亥俄州当过40年的律师，可是，我不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关于财阀方面的知识，心里虚而困惑，手无王牌而软。所以，唉，只有瞪着两眼干着急。
他们差点没把自己说成是个空啤酒桶，可怜兮兮地让人滚着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胸有成竹地拿出结论。
他们说，眼下不要把鲇川义介、古野伊之助、乡古沽、大河内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岛知久平几个人当作被告，因为这些人都说自己反对战争。就拿前《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来说吧，他说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斗志昂扬”鼓舞日军的报道，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为之，否则他的报纸将得不到纸张；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他说他曾向东条英机和星野直树书记官长提出过抗议，反对他们错误的新闻政策，反对他们向国民说谎。当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托了一下金丝边眼镜，环顾一下众人的反映，接着说下去。当然，《读卖新闻》的铃木东民总编有相反的意见，他强调说正力是一位极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曾经积极地与好战分子进行合作，但是前社长却说正义曾反对日美战争。于是，我们宁可相信其本人的话。
至于其他的人，中岛说自己反对军部及其侵华的政策；池田和藤原虽然有成为被告的可能性，但两人已年迈，又染病在身。尽管检察方面的协助者田中隆吉说池田给极右分子提供过资金，但另一个人却说池田由于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主张，反对对美开战，军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谋害他。还有人报密，说池田和津田曾当过为建立日本和满洲新秩序而设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顾问，但在讯问中他们矢口否认。
就这样，大财阀们被一个一个地从嫌疑犯的人堆子里扒拉出去，最后孤零零地剩下一个星野直树。
听了两人的汇报，基南满意地点点头。“是呀，我本打算选择一名代表财阀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人最好与新旧财阀都有关系。可是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这个打算只好放弃了。”
这大概是吸取了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与大军火商克虏伯两个大财阀被送上了被告席，后来在众目之下搭救他们，招惹了太多的麻烦。
基南甚至想出一个猫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坏和平罪’予以起诉的证据不充分，而长拘禁不予起诉是非法的。”财阀遂被悉数释放回家。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苏联等国检察官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的指责。面对记者，基南与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基南正颜厉色地说：“我们既没有收到著名经济界人士同发动战争者共同谋划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这些证据，这一点与德国完全不同。在德国，希特勒骑在马上的时候，企业家扶着马蹬。在日本，银行家和经济界要人即使扶着马蹬，那也是被枪口逼着干的。”
霍威茨则以平静的口吻说：“从日本的许多情况来判断，只要不能确切地判定其有罪，那么，控告实业家就非属上策。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受到了无罪判决，那么，日本的实业界和实业家的战争责任就将被全盘否定。”
正是日本皇室、阴谋家、大财阀与法西斯军人的这种利爪、胃和脑袋的联盟，使日本实施扩张主义政策，向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全面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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