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楚竹书信息
  上博藏楚竹书《孔子诗论》[1]　　【规格】长度23.8至57.2厘米
简宽约0.6厘米，厚度为0.1至0.14厘米
【字数】35000字
【收藏】上海博物馆[2]
楚竹书简介
来历1994年春战国楚竹书出现于香港文物市场。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图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斥资购回。为第一批竹简，残简、完简1200余枚。
1994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次楚竹书有关联，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资收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第二批竹简。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共计497枚。[3]古籍经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当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
由于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虽传闻来自湖北，但无确证。[3]研究1995年，上博邀请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类、释文。
1997年，上博完成了全部竹简的脱水和去除污色工整。同年夏，上博召开所藏竹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会议，邀请简牍文字专家参加。参与楚竹书整理注释的专家人员分别来自上海、杭州、北京、香港等地，分别为马承源、濮茅左、陈佩芬、张光裕、李零、李朝远和曹锦炎。
整理注释过程中，由于竹简文字小，且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字迹识读较困难。为此，上博购置一台高精度的电子数码显微仪，逐字放大百倍进行观察。[3]
楚竹书内容
文献总览  上博藏楚竹书《性情论》[4]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七册，和即将出版的八册所载的文献顺序，列举如下：
1、《孔子诗论》、《缁衣》①和《性情论》。
2、《民之父母》、《子羔》、《从政》、《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3、《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
4、《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②、《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
5、《竞内建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
6、《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和《天子建州》甲乙。
7、《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和《吴命》。
8、《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和《鶹鹂》③。[5]备注：①《缁衣》的“缁”原从纟从才。以“缁”代替，下同。②《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的“脽”原从月从隼。由于无相应字符，以“脽”代替，下同。[5]　　③第八册即将出版，内容由濮茅左提供。[6]文献简述《孔子诗论》，马承源释文考释。存简29支，完简1支，约1006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颂》、《大雅》、《小雅》、《国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是《国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国风》、《大雅》，《国风》、《小雅》等并存。
《孔子诗论》与《子羔》、《鲁邦大旱》篇在字形、长度、简形上一致，整理者认为三者内容有区别，而按整理前后先发表《孔子诗论》。
《缁衣》，陈佩芬释文考释。存简24支，完简8支，计978字。其中重文10字，合文8字。简文均为单面书写，书于竹黄。完简长54.3厘米，满简书写，两端不留白，简文结构稍长，笔画较粗，横竖匀称，三道编线。简文中有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结构严谨。全文以“子曰”为各章起首，章末字下有墨钉，以示结束，全篇有23章。
《性情论》，濮茅左释文考释。可按文意排列的竹简40支，完简7支，另有严重残损者5支，计字1256个。简长57厘米，为第一批收购中最长的竹书。书体工整严谨，字距划一，属此类书体的还有《周易》、《恒先》，当为同一人书写。
简文与郭店简的《性自命出》篇大体相同。[7]　　《民之父母》，濮茅左释文考释。共14简，397字，基本完整，保存良好。无篇题，由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内容大体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为孔子与子夏关于“五至”“三无”及所谓“五起”的问对，于认识儒家道德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亦有助于澄清《礼记》及《家语》的面目。 
  上博藏楚竹书《昔者君老》[8]　　《子羔》，马承源释文考释。共14简，395字，无完简。篇题书于第五简的背面，内容为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禅让及禹、契、后稷依次为天子事，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系统不一，但有关此五位帝王的事迹，则与通常所说不异。
《鲁邦大旱》，马承源释文考释。共有长短简6枝，残存208字。内容记述鲁哀公就鲁邦大旱事求教于孔子，孔子答以祭祷无助于事的问对，以及孔子与子贡关于此事在民众中的影响的讨论。
《从政》（甲乙篇），张光裕释文考释。以竹简长短不同，又分为甲乙两篇。甲篇简18枝，519字；乙篇简6枝，140字。文中提出从政者应致力于“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并作了具体解释，与《论语》、《礼记》等儒家典籍的相关说法可互相参证，为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资料。
《昔者君老》，陈佩芬释文考释。简4枝，158字。无篇题，整理者根据首句内容而定名。四简均不能连读，缺失数无从估计。内容大略为国君自衰老至崩逝，太子朝见过程中之礼仪规范的有关记述。
《容成氏》，李零释文考释。有篇题，共存完残简53枝，约2200字。内容为有关上古帝王的传说，可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讲容成氏等21位最古的帝王；第二部分讲帝尧以前的高辛氏；第三部分讲帝尧；第四部分讲帝舜；第五部分讲夏禹；第六部分讲商汤；第七部分讲周文王和周武王。文中谈及禹分九州，其州名与《尚书·禹贡》等书所见有异。文王平九邦一事，邦名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于此文可以得到补足。[9]《周易》，濮茅左整理、注释。共58枚简，涉及34个卦内容，1806字，是已经公布的三批竹简中篇幅最大的一篇。它是迄至二十一世纪初发现的最早《周易》文本。完简长44厘米，三道编绳，每简书写约44字，书体工整严谨，字距等同。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为历史文献中首见。这些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
《中弓》，李朝远整理、注释。战国佚书，共28枚简。中弓是孔子弟子，孔子比喻他为“犁牛之子”，称他是有德行的弟子之一。全文采用问答形式。
《恒先》，李零整理、注释。共13枚简，为战国道家佚书，是一篇首尾完整的道家著作。497字，完简长39.5厘米。三道编绳，书体和《周易》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书。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
“恒先”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为永远创造力的“道”。
《彭祖》，李零整理、注释。战国的道家佚书，存8枚简。彭祖，名篯铿，也称彭铿。因世居彭城，所以称为彭祖。彭祖是古代传说中的寿星。楚竹书中关于彭祖的记载，说明在战国时代已经开始有彭祖其人的传说。[10]　　《采风曲目》，马承源释文考释。存6简，残损过甚。最长简为56.1厘米。内容是五声中的“宫、商、徵、羽”四种声名及各所属歌曲的篇目，尚未发现“角”的声名。
《逸诗》，马承源释文考释。残简2篇，无篇名。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共388字。均单面书写于竹黄，字体工整，字距划一。内容由《昭王毁室》和《昭王与龚之脽》两篇文章文章合成。《昭王毁室》叙述昭王新宫建成后，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昭王与龚之脽》内容多残，不能通读，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见，后才见龚之脽。
  上博藏楚竹书《柬大王泊旱》[11]　　《柬大王泊旱》，濮茅左释文考释。23篇，总601字。竹简两端平齐，长24厘米，字体舒展，工而不苟，字距相近。竹简无标题，整理者以全文首句为篇题。柬大王即楚简王，简文记载楚国在面临王病，国家大旱的重患交迫下，楚简王及同僚所表现的无奈。内中涉及有关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内容，应非儒家专属文献。
《内豊》，李朝远释文考释。共10支简，完简4枚，长44.2厘米。第一简背原题内豊。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远认为或与《礼记·内则》有关。
《相邦之道》，张光裕释文考释。残存4简，共107字，原无篇题，整理者以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
《曹沫之陈》，李零释文考释。共45支简，内容记鲁庄公与曹沫之问对。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篇题《曹沫之陈》，应是归为兵家之说。[12]《竞内建之》，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简长42.8至43.3厘米。书体工整，字距基本相同。第一简后有篇题。记述隰朋和鲍叔牙与齐恒公的对话，劝诫恒公行先王之法，善待百姓。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陈佩芬释文考释。共9简，共340字，简长40.4至43.2厘米。书体工整，字距相同。有篇题，内容亦为鲍叔牙与隰朋直谏恒公要借鉴夏商周代兴的原因，并警惕竖刁与易牙。
《季庚子问于孔子》，濮茅左释文考释，共23简，完简长38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句而定名。记载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之事，全篇以问答形式，记录了孔子对治国兴鲁的看法。
《姑成家父》，李朝远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10简，完简长44.2厘米。原无标题，整理者据篇首四字而定名。内容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记述三郤在见恶于晋厉公之后的行事。
《君子为礼》，张光裕释文考释。共41简，完简54.1至54.4厘米。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弟子问》，张光裕释文考释。共25简。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三德》，李零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22简。原无篇题，整理者补加。简文内容多言天地与刑德之关系。
《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曹锦炎释文考释。共8简，完简长53厘米。《鬼神之明》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简文内容主题定名，为《墨子》佚文，有关鬼神有所明和不明的问题；《融师有成氏》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数字而定名。叙述上古传说人物故事。[13]　　《竞公疟》，濮茅左整理、注释。原题，篇题位于第二简上段背部。本篇残存13简，总489字，其中合文二、重文一。缀合十例。缀合后推断，完整竹简两端平齐，满简书写，原长应约55厘米，三道编绳。“竞公”即齐国国君齐景公，公元前547至前490年在位。简文记载了围绕齐竞公病甚，而引起的朝廷内部激烈争议之事。老臣晏子直谏齐竞公，使祝、史两大夫得免，割、棃受处。简文为研究齐国历史、宗教、哲学、医学、治国策略、以及《晏子春秋》的取材、成书年代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孔子见季桓子》，濮茅左整理、注释。篇题取用全文首句，原无篇题。共27简，总554字，其中合文6组。在流传过程中折损严重，存简也无完整者。根据竹简的现状可知：原完简两端平齐，长约54.6厘米，三道编绳。本篇为儒家的重要佚文。全文以对话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的有关讨论。时间约在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至前496年（定公十四年）的十年间。篇末附有《季桓子与孔子的相关系年》。
《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9简，由《庄王既成》和《申公臣灵王》两篇合成。前篇《庄王既成》的首句与后篇《申公臣灵王》的首句同在第四简上，篇间由墨钉划分。《庄王既成》三简半，简长约33米余，皆完简，两道编绳。共93字。第一简背有篇题“庄王既成”。记载了庄王与重臣子桱的对话，讨论的中心是楚之后人如何保住霸主的地位。《申公臣灵王》五简半，原无篇题，佚书，全篇117字，是一篇完整的史籍。记载了王子回与申公相争王位，结果申公愿为君王臣事。
《平王问郑寿》，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七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约33厘米余，两道编绳。佚书，共173字。记载了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郑寿，郑寿与平王有间，郑寿告有疾，不事到端正事。
《平王与王子木》，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五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33厘米，两道编绳。佚书。记载了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 
《慎子曰恭俭》，李朝远整理、注释。本篇共6简，第三简背有篇题“慎子曰恭俭”，简长32厘米，两道编绳。佚书，共128字，合文二。文中提出了“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均分而广施”等思想。慎子即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
《用曰》，张光裕整理、注释。本篇共20简，原无篇题。佚书。文由“民之初生”起说，多谈及民生国政大事。文中多警世之语，如：“唇亡齿寒”、“莫众而迷”等，强调慎言的重要。篇中诸节之间，每见叶韵，对楚方言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天子建州》甲乙两本，曹锦炎整理、注释。甲本完整，共13简，全篇407字。乙本11简。《天子建州》分为两章，章未均有章节号标注。儒家文献，所记主要关于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从其内容和篇章结构分析，属“礼家杂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学提供了资料。也对了解和研究荀子思想及其学术传流也有一定帮助。[14]　　《武王践阼》，陈佩芬释文考释。存15简，原无篇题。全篇以问答形式，记述了师尚父告武王以丹书，武王铸铭器以自戒之事，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
《郑子家丧》，陈佩芬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7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郑子家丧，楚国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其相关内容，可与《左传》、《史记》等相互参照。
《君人者何必安哉》，濮茅左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9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范乘因君王爱玉而力谏君王之事，今以范乘醒君之言为题。
《凡物流形》，曹锦炎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甲本存30简，乙本存22简。“凡物流形”为原有篇题，书于甲本第三简简背。全篇多以“问之曰”起首，有问无答，“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层次清晰，结构严密。其体裁与性质，与屈原名篇《天问》极为相似。
《吴命》，曹锦炎释文考释。存九简。“吴命”为原有篇题，书于第三简简背。全篇大致可分为两章：第一章记述吴王率军北上，至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军遂派遣使臣与吴交涉周旋，终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章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周天子之辞，文句大致同于传世本《国语·吴语》。[15]
楚竹书出版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16]　　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马承源主编。内容为《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书中将0.5厘米见方的竹简文字放大至1.8厘米。
2002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六篇，简115枝，约4000字；彩色图版放大3.65倍。《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篇）、《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四篇，分别为《周易》、《恒生》、《仲弓》和《彭祖》。
2004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七篇，分别为《采风曲目》、《逸诗》、《柬大王泊旱》、《昭王毁室》、《内豊》、《相邦之遣》和《曹沫之陈》。
2005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出版。
本书共收入竹书八篇，分别为：《竞内建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
2007年7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九篇，分别为《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和《天子建州》（乙本）。
2008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五篇，分别为《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及《吴命》。[17]《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即将出版。计10篇，有《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和《鶹鹂》。[18]
楚竹书的发现
一、发现了战国佚书《孔子诗论》。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二千数百年来，它的再现为研究者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为研究者了解孔子思想、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首次发现了的《颂》《大雅》《小雅》《国风》的类次。
二、发现了一部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最早《周易》。《隋书·经籍志》记载：“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但一直没能见到古易的真正面貌。当在《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中看到楚人给《易》所下的定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时，都在等待战国的《易》出现，看到了真正的战国《易》——楚竹书《周易》。楚竹书《周易》的出现，为了解、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提供了可靠的文物数据，在中国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易学史上将产生深远意义。
三、发现了一部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最早字书。濮茅左已作了初步整理，命之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字析》，简称为《楚竹书〈字析〉》。这是一部楚国文化发展时期的官方整理、规范文字的竹书。书写工整，字形严谨，
四、发现了战国道家佚书。《恒先》是一篇完整的有篇题的战国道家佚书。《彭祖》是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所发现年代最早的彭祖书。
五、发现了战国的曲目竹书。古音乐专家陈应时等教授称之为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采风曲目》记载了三十九篇曲目，宫、商、征、羽等声所属歌曲的篇目及其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以及楚国郢都诗曲的调名《子奴思我》、《丧之末》、《牧人》、《道之远尔》、《北野》、《咎比》、《王音深谷》、《思之》、《良人亡不宜也》、《奚言不从》等。
六、发现了战国记载的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孔子所述的远古帝王系统。《容成氏》记载了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二十余人，并述三代前后禅让、争位之风。简文所述“九邦”首见。《子羔》载孔子所述尧、俊和三王排列成五位远古帝王系统，为传世东周儒家著述中所未见。
七、发现了同时代不同传本的竹书。如《缁衣》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缁衣》；《性情论》和郭店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使研究者能比较流行于战国的不同传本，有的还能和传世本比较，明其历史流变之异。
八、发现了战国逸诗和赋。《逸诗》记载的《交交鸣鸟》歌咏君子“若玉若英”的品性和“若虎若豹”的威仪以及《多薪》歌咏兄弟两人之间亲密无比的关系的诗为首次出现。发现了佚赋《兰赋》等。
九、发现了战国有篇题的佚兵书。《曹沫之陈》出现了曹刿的异名，记载了曹沫以“毁锺型”、“修政善民”、“俭以得之，而骄大以失之”、“刑罚有罪，赏爵有德，贵贱同待”之策谏鲁庄公，有关对答补充了军事史上的重要兵计。
十、发现了除《周易》、《缁衣》以外，不同于传世本的《民之父母》、《竞公疟》等，对认识历史传本及其流变情况，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例。同时根据同文比较，更使对楚人的用字、用词有了深入的了解，也为考释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
楚竹书的价值
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战国楚竹书的文化震撼，首先来自于它的文化经典价值。经典当指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在于它是先秦文献的主要文化依托、千古历史之谜的重要文化载体。新的文献发现，松动了约定俗成的文化板块。文献编次和本意的坦露，引来了对传本文献的变革性的认识。早本文献的提供，在比较学的意义上使后人杜撰之处显而易见。不少文献的面世，在填补文献空白、完善精辟论述和便于今本篇目对照的结合上显示了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
文学史的文化价值
以《孔子诗论》、《缁衣》和《性情论》为例，足见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孔子诗论》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可与《子羔》和《鲁邦大旱》同卷。《孔子诗论》有总论和分论。在形式上总论和分论的记载方式不同，总论起首有5枚简，简上下留白，内容为表述赋诗、奏乐、著文必须具有的志、情和言，并论《讼》、《大夏》及《邦风》，有关论述《小夏》的简虽失散，但从文意及他篇竹简可判断出《小夏》的存在；分论以若干诗篇为单位，对每一篇诗作了简短、深入、反复的递进论述，一论、再论、乃至三论来解释诗义，以加深对诗的深入理解。诗篇的组合次序今本未见，为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研究诗的内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孔子提出的“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三条准则性的论点为首见。“诗毋离志”这个提法，比《诗谱序》中“诗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学语言的意趣。赋诗的人必须有自己意向，印证了《左传》和其他古籍中记载的，在一定的政治场合和礼仪中，古人赋诗以表明吟咏者的态度，以及乐和情、文与言的关系。《孔子诗论》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影响。
儒学文献的文化价值
《缁衣》有别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和传世本《礼记·缁衣》。《缁衣》讲述的内容是忠君爱民、恭敬廉节、谨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后的“刑不试而民咸服”的理想教化，是有关儒家的著述，基本内容也见于传世本《礼记·缁衣》，或以为出自公孙龙子，或以为出自子思子。《缁衣》篇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内容基本相同，而与今本有异，如章节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内容、文字为汉人所杜撰，作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面目已变。《缁衣》的问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缁衣》原貌，实为可靠的历史文献。《缁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诗》涉及《大雅》、《小雅》、《曹风》、《周南》，所引之《书》涉及《尹诰》、《君牙》、《吕刑》、《君陈》、《君奭》、《叶公之顾命》等，这些珍贵的资料对研究《礼记》、《尚书》、《诗》等的成书年代、文字运用，及其真实的思想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使研究者对今本文献及儒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文法文体的文化价值
《性情论》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该文从宏观的角度起论，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关系，主论“性”、“情”，兼及“道”的概念与特性，提出了彼此间的派生关系说。全文观点鲜明，结构严整。文中所说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共性，朴素地指出“性可习”，注意到性与习的关系，阐明了人性的可变性，认为人性的变化在于“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导致人性的变化不同。《性情论》辩证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于因恒则固、“待习而后奠”。本文阐述了七种使人性变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养、礼教、乐教等方面提出了有关理论及概念。“情”来源于“性”，《性情论》提出了人情七爱、五知、三恶等准则。《性情论》明确“道”为人道，人道是以礼为主体，提出人的道德行为是可以用“四术”即《诗》、《书》、《礼》、《乐》引导。《性情论》中的墨钉、墨节、墨钩等墨标使研究者看到了战国时代用字、词、句、章的结构原形，为研究者研究当时的文法、文体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楚竹书的多重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战国楚竹书共有简数1200余枚，计达35000字，在已出土楚简中占有较大比重。楚竹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不少经典论点的首见，将对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产生深刻影响。这些战国楚竹书为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先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而简书本身又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10种，足见发现这批楚竹书的独特意义及其重大价值。
研究道家学说
战国楚竹书中的古籍版本无疑见其时间之“早”。竹书《周易》是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部。《周易》涉及35卦内容。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竹书《恒先》是一篇难得的道家文献，整篇完整无缺。这在竹简发现史上是少见的。篇题为当时人所命名。文章论述了道家虚静的理论，提出了天地起源问题。道家的这一宇宙生成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竹书《恒先》的发现和整理，对于道家学说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
研究先秦音乐
楚竹书对于先秦音乐解密亦有特殊意义。马承源在《战国竹简中的诗乐》一文中论及楚竹书中有关先秦音乐的书——《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马承源指出：诗本是音乐的组成部分，诗句就是乐曲的词。楚竹书中的《诗乐》是残件，所见七枚简上端正地抄写各种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诗的各种音高。其中有一个篇名称《硕人》，同样的篇名见于《毛诗·卫风》，古代诗有篇名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情况，因此不能决定简文中的《硕人》是否与其是同一篇，但是作为诗篇名是没有问题的。其余40种篇名有的和《毛诗》其他篇名用词的格调相似，应都是305篇以外诗的篇名，这是两千多年来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种音名就是音高。音高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或“阶”名，其次是变化音名，有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见于曾侯乙编钟，楚王青铜钟上也有“穆商”这个名称，这九个音名是否都和楚国的乐名有关尚待研究，但是可以说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竹简上这些音调名是未见过的重要发现。可知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调可以自由地吟唱，从这一点也可以推知《诗经》时代音乐的成熟和曲调的规范。
研究战国文字
  上博简的书写章法研究[20]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还具有文字学意义。有的先秦思想家的佚文拾贝，进一步提示了战国文字的通用、假借、书写、形体等规律，有益于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专家学者根据与郭店楚简的重本以及传本重本的比勘，可以了解到在战国时代文字通用、约定俗成的状况，以及在文字流变过程中文字的通假，这对解读战国文献有直接的帮助。同时，也为研究六国文字、楚国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献。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还提供了与传本相异、颇具比较价值的文献材料。《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传世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恰相反，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传世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传世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传世本《诗经》小序中“刺”讽刺、“美”赞美的内容。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为对战国竹书的版制的了解和中国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实物证据。战国楚竹书版本的最短尺寸是23.8厘米，最长尺寸是57.2厘米，其中有多种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简简宽约在0.6厘米左右，厚度为0.1厘米至0.14厘米。编绳有两道，也有三道，一般长的竹简多数为三道编绳。编绳质料为丝。由于被埋藏竹简的软化以及地层的压积，一般留下的编绳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简右侧都加工出契口，契口呈凹状，用以固定编绳。每简契口处都有编绳结，以维系上下左右，方便开卷收卷。[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