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利安·考贝特
简介
英国海军战略学家朱利安·考贝特
朱利安·考贝特的海军战略思想，主要集中于他的著作《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中。该书使考贝特成为世界闻名的海洋战略学家。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对他的评价是：“考贝特对海战理论的研究成果，使其跨入世界著名战争理论家的行列，并可与克劳塞维茨并驾齐驱。”
背景：19世纪的英国海军
1815年的转型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的工业实力世界第一。即便在19世纪后期，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英国失去了第一工业国的桂冠，但由于惯性和对全球资源产地的控制，英国依旧拥有新兴大国无法匹敌的综合国力。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英国海军实力独步全球。
19世纪初期，随着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和拿破仑政权的最后崩溃，英国海军在欧洲和全世界已无对手。1815年，英国皇家海军调整其建设目标，从建设一支“打不败的舰队”转为一支“敌人不敢冒险进攻的舰队”。
这一时期，风帆战列舰依旧主宰着海洋，但已有少量蒸汽明轮船加入海军。此时的英国海军主要由大、慢、结构坚实、火力猛烈的风帆战列舰组成，在当时达到了战舰建造技术的极至，是一支用于海上决战的力量。但要建设一支“敌人不敢冒险进攻的舰队”，则需要大量速度快、吨位稍小、火力较强的大中型战舰，即除了保持足够数量的战列舰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护卫舰和巡洋舰，以维持英国庞大的海外殖民地。
与此同时，海军技术也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得到迅速发展。1821年，法国炮兵军官帕克汉斯发明了杀伤力强于实心弹的榴弹，并首先装备法国海军。1846年，意大利制造出第一门后装线膛炮。在舰艇技术方面，1813年，美国人富尔敦建成了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军舰，1837年，瑞典人埃里克森发明了螺旋桨推进器，并帮助美国建造了第一艘螺旋桨战舰——“普林斯顿”号。
克里米亚战争正如英国当时海军大臣所说：“法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再希望用划时代的新舰艇来打倒英国，夺得海洋霸权，有两次他们几乎超越了皇家海军，一次是在1850年，‘拿破仑’号蒸汽船下水，一次是在1858年，‘光荣’号铁甲蒸汽舰下水。”尽管英国并不是这些新技术的发明国，但海权大国的敏锐眼光使得英国立即引进并掌握了这些新技术，将之运用于海军。
从1815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国海军完成了其第一次战略转型。1854年1月，英法舰队进入黑海，俄国对英法宣战。此时的英法联军已普及了线膛炮，舰队中蒸汽舰船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在绝对的技术优势下，俄国黑海舰队土崩瓦解，残余的风帆战舰被俄国人凿沉以堵塞航道。在取得黑海的绝对制海权之后，英法联军于同年6月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来自顿河的沙俄哥萨克骑兵猛烈冲击英法联军，数次在战斗中给英法联军造成重大杀伤，战争一度呈胶着状态。但英法掌握黑海的绝对制海权，从而在后勤、火力支援上始终占据主动。尽管陆地战争中双方各有胜负，但后劲充足的英法联军人死补人，枪丢补枪，经过苦战终于攻占塞瓦斯托波尔。1856年3月，《巴黎和约》签订，黑海中立化，俄国失去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力。
英法联合舰队与俄国黑海舰队的较量，是一场不对等的局部战争。因此，在海上占据技术和数量优势的英法顺利取得了制海权，并将之用于支援对陆地的攻击。克里米亚战争的获胜，证明英国海军的全球海洋霸权日益巩固，并从以往的威慑性力量，进而发展到能对一个中等西方工业国家的濒海地区进行直接打击。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尽管发生了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但欧洲海上局势相对和平，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遇毁灭性打击，已不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威胁。但这一时期正是蒸汽螺旋桨舰队大发展的时期，而英国同样也敏锐地看到了海军技术发展的巨大作用，再次在蒸汽舰队的海军竞赛中夺得桂冠。
这一时期，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实力迅速在新式战舰的建造竞赛中超过了法国，海军舰船实现了蒸汽动力化和装甲化。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例，英国的远征舰队中仅有一艘风帆推进的战舰，且在开战不久即将其替换回国，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入侵舰队相比，仅仅20年过去，舰船面貌就完全焕然一新，而这仅仅是针对一个东亚落后国家的殖民战争，英国海军当时的整体实力可见一斑。
英国海上实力的急速膨胀和竞争者的相对衰落，使得英国拥有了现实的全球性海洋霸权。欧亚非海域的“五把战略大锁”以及日益密布的航线是其海权的直接体现，也是其海洋霸权的保障。正如剑桥战争史所说：“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吨位之和，也不及英国海军……英国由于拥有除达达尼尔海峡之外的所有扼守重要海上航线的殖民地而独占鳌头。” 
英国海上霸权的动摇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德两国的工业产值相继超过了英国，英国丧失了工业霸主的地位，而列强经济与海外权益的不平衡导致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军备竞赛，海军是优先发展的对象。这一时期英国海上实力仍旧是世界第一，但由于其他强国海上力量的不断发展，英国海军只能勉力维持“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的总吨位要大于等于世界第二和第三海军强国的吨位之和。
这一时期，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发起挑战的国家更多。不仅有从战争中恢复的俄国和法国，新兴的美国和德国，甚至还包括东亚新崛起的日本，各国间的海军竞赛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其中，德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最为直接的威胁。英国被迫把注意力放在了欧洲，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为此，英国于1901年同美国签订了《海庞福斯特条约》，放弃了在北美的海上优势，同意美国修建和保卫巴拿马运河；1902年放弃“光荣孤立”政策，与日本结成同盟；1904年与法国结盟；1907年与俄国结盟。1912年3月，英国大西洋舰队从直布罗陀撤回本土，地中海舰队撤至直布罗陀驻防。1913年，英国内阁明确宣布，皇家海军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本土水域。
尽管英国采取了收缩防御的海上战略，但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海军实力依旧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1908年，英国海军舰艇总吨位大致相当于美、法、德三国之和，战列舰数量超过美国和德国之和。在质量上，英国也在这一时期始终保持领先。19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在战舰上普及小口径管退式速射炮，并迅速研制出大口径管退式舰炮，作为战列舰的主炮。1893年，英国“皇权”号战列舰服役，性能优于同时期美、德建造的战列舰。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也使得英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获得先手。1906年，“无畏”号战列舰服役，从而开启了海军的“无畏舰时代”，跨越式的技术发展使得各国现役和正在建造中的“前无畏舰”完全过时，引领了海军技术革新的潮流，也为英国在海军竞赛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英国海军虽然主力收缩，为未来的本土海上防御战作准备，但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依旧有较强的海上力量，世界的主要水道依旧在英国手中。在这一时期，英国还发动了数场非洲的殖民地战争，参与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显示出此时的英国海上力量尽管主力被禁锢于本土，但其殖民地分舰队依旧有进行一场局部战争的能力。
朱利安·考贝特的“绿册子”
朱利安·考贝特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海上霸权最为强盛的时代，因此考贝特的海军战略理论是基于当时英国海军现状的，即为一支实力强大、海军基地和殖民地遍布世界的全球性海军量身定做的海上战略理论。
《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于1911年由英国伦敦康韦海滩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1972年该公司再版。该书第一版的封面为绿色，因而该书在海军界也被称为“考贝特的绿册子”。在书中，考贝特建立了自己的海上战略理论体系，提出了独到的海上战略理论原则。
考贝特与马汉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俩都是核时代之前的海军战略理论家，都从研究历史与海战入手，总结出海战的基本规律和原则，都强调争夺制海权的重要性，强调海上集中兵力的原则，强调摧毁商业航运不是海战的决战样式，强调海军为国家政治服务。
考贝特与马汉的不同之处在于：马汉主要根据约米尼的战略理论研究海洋战略，而考贝特是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研究海洋战略；马汉所处的时代，美国正处于实力的上升期，因此马汉的海军理论可形容为“龙虎争霸”，海军需要突破老牌殖民帝国的固有势力范围，考贝特所处的时代，英国海上力量已达到顶峰，他的理论强调“以虎搏兔”，将海军转变为对殖民地和传统陆权强国进攻的利器。考贝特的海军战略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要点：
海洋战略是大陆战略的延伸考贝特强调海上战略是更大的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他曾指出，海军战略或舰队战略只是战略的一个分支，所以不能仅从海军作战的观点来研究战略。实际上，考贝特认为，海洋战略是为大陆战略服务的工具。考贝特的一句名言是：“人类是在陆地上生存繁衍，而不是在海中。” 
考贝特认为，原则指导战争，海洋是战争的一个战场。必须把海上战略看成更大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海上战略目标是根据国家政策目标制定的。他坚持必须结合国家政策考虑海战的性质。
考贝特还强调海军与陆军联合作战的重要性。他指出，海战目的不仅是寻歼敌舰队，更重要的是战略目的。即使在海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不能阻止一个强大的、资源丰富的陆权国家，如德国和俄国，在欧洲大陆上破坏“国际秩序”。
从国家战略出发，考贝特重新评价了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海军的作为。考贝特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转折点。英国虽然在海上决战中击败了法国舰队，从而获得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制海权，使得法国丧失了北非的殖民地，但法国依旧依靠其强大的陆军占据着欧洲大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法国依旧在陆地上采取攻势，继击败普鲁士、奥地利之后，又于1812年远征俄国，在远征俄国遭到彻底失败之后，拿破仑帝国才真正衰落。在此期间，英国始终掌握着制海权，但由于未能将海洋战略与大陆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海军未能很好地对陆军的行动起到支援作用。
鉴于此，考贝特提出：海军不能单独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必须学会与陆军紧密结合，共同完成政府赋予战争的政治目标。鉴于人是生活在陆上而不是海上，最后的决战必须在陆上进行。成功的海上战略必须重视陆军与海军的关系，只有使陆军和海军达到正确的均衡，并恰当地使用它们，才能取得胜利。他认为，与陆军联合作战才是海战的最高杰作。
有限战争和“从海上”考贝特还独创了海上有限战争的观点。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有限目的而战的战争，一类是旨在全面摧毁敌人抵抗意志的绝对战争。考贝特指出，在克劳塞维茨关注的那种大陆战争中历来都不重视有限战争，因为这种战争不可能割裂出有限目标。而在海上战争中，有限战争却非常重要。因为要在有限战争中取胜，不需要全面摧毁敌军，只需要有能力占领和守住一个足够重要的有限目标，就可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前。
考贝特认为，19世纪英国的多数殖民战争都具有有限战争的特征。如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远征军掌握着中国海岸线的绝对制海权，在兵力规模较小的条件下，对当时的清朝采取有限战争的方略。远征舰队通过不断在中国海岸线试探袭扰，找出其中的薄弱点加以打击。在广州遭遇较强抵抗之后，远征舰队随即转移，由南自北逐个攻击清王朝沿海的要塞。
英国人将战争的关键点选在长江下游的南京，这是清王朝漕粮北运的起点，同时是设防薄弱的大城市，攻占南京，断绝通往北方的粮道，就可以迫使清朝屈服。因此，英国舰队沿江而上，对南京发动攻击，在击败军心涣散的守军，控制南京江面之后，清王朝随即屈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故伎重演，同样是自广州开始进行沿海袭扰，由于法国的加盟，使得英法联军可以组织起一支更大规模的陆军部队，因此这次战争的“有限目标”选在北京。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之后即向北京进军，在击溃了满清唯一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骑兵之后，顺利占领北京，迫使清王朝签署城下之盟。
无限战争中的有限干涉在海上全面战争中，考贝特强调，英国海军不一定要将主力参与到大规模的海上决战中。这里的全面战争，指的是与英国不直接相关的、发生在第二、第三海上强国之间的战争。考贝特阐述了在“无限战争”中施行“有限干涉”的理论，他认为，新技术、新兵器使得新的海战战法不断出现，海军可以以有限的手段达到控制海洋的目的。
考贝特认为，干扰敌方海上交通线，能够以较小代价，达到影响敌国经济、心理和战争潜力的效果。考贝特曾说：“干扰敌人的贸易有两种效果，它不但是实行次要战争，施加压力的辅助手段，而且可以作为打击敌国国民抵抗意志的主要手段。”
20世纪初叶，现代潜艇出现，各国对这种新兴的水下兵器反映不一。在英国海军内部，相当一部分海军将领认为潜艇是一种“不人道的武器”，它的攻击是“卑鄙的、缺乏绅士风度的”，因此甚至要求在国际军备控制会议上提出禁用潜艇的法案。但考贝特看到了潜艇在未来“无限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考贝特认为，潜艇虽然无法对抗高速而坚固的主力战舰，但作为破坏敌国贸易的有限手段，潜艇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上的水雷出现，随之出现的“海上封锁”和“港口封锁”理论，也使得考贝特从中找到了“有限干涉”的最佳武器。当时的水雷是一种防御性武器，布放在己方的海域内，防御国家自身的港口、海岸线、河湾。但如果使用小型舰艇将水雷布设在敌国港口和近海，则同样可以打击敌方的海上贸易。水雷封锁属于低强度的作战方式，使用时具有非直接对抗性，却可以产生强大的心理吓阻作用。考贝特的水雷战思想得到了英国海军的高度评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水雷战术都对德国的海上交通线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使用制海权的方法考贝特的海战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制海权论，二是海上集中兵力的特殊性。考贝特分析制海权思想得出的结论是：制海权思想的准确定义是控制共同的交通线。
考贝特认为，海战的目标就是控制交通线。远洋公海无法占领和统治、又不能供养部队，它对国计民生的唯一积极价值在于提供交通便利。打击一个濒海国家的国计民生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让它得到海上贸易资源。控制交通线，可分为全面与局部控制，永久或暂时控制。全面控制只能通过舰队决战，这通常是优势舰队的做法；局部控制可通过部分成功行动，通过阻止敌人使用一个特定区域，劣势舰队也可采用这种办法。
海上集中兵力的特殊性在于往往你集中了兵力都找不到敌人，打不着敌人。因为劣势兵力都避免决战，可以躲在防守严密的港内保存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优势海军如一味集中兵力寻歼敌舰队，往往达不到目的，不如把兵力部署到敌海军无法规避作战的地方（如袭击敌海岸或商船等），迫敌参战。海军兵力机动灵活，可以分散攻击或保护海上交通线，当大的威胁出现时能够迅速集中于指定海区。这里关键是分散兵力时也要随时做好进行舰队决战的准备，非如此，舰队决战不可能发生。
考贝特在使用制海权的方法上，与马汉的海权理论有某种相通之处，但在马汉的基础上，增加了“绝对优势”的舰队如何寻找和歼灭处于收缩防御中的“劣势舰队”的方法，是对马汉思想的发展与更新。
考贝特海军理论的重新兴起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考贝特的海上战略理论重新抬头，在美国海军内部，考贝特的战略思想日益受到重视，美军的将领和理论家普遍认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海军，正需要考贝特的战略理论。在2006年的美国海军学刊上，有刊文指出：美国海军学术界现在仍蔓延着二战以及冷战时期的马汉海权理论，而对考贝特的战略学术没有足够的重视，这是不合时宜的……美国海军的远征作战和沿海作战，必须由更适宜的海军战略来指导。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