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阎立德
简介
中国唐代画家、工艺美术家、建筑师。出身贵族，为隋代画家阎毗之长子。阎立德继承家学，擅长建  阎立德作品筑、工艺、绘画，具有多方面才能。于唐高祖武德初年为秦王府士曹参军，继而任尚衣奉御，为宫廷设计服饰、舆伞仪仗等物，太宗时升任将作少匠、将作大匠，负责兴建宫室、陵墓等工程。曾主持修建翠微宫、玉华宫以及献陵（高祖李渊墓）、昭陵（太宗李世民墓）等重大工程,深为太宗赞许和重用,官至工部尚书。卒后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是唐初政治集团中重要成员之一。阎立德的绘画吸取前代画家郑法士、张僧繇、杨子华、展子虔之长，艺术上与其弟阎立本齐名，作品题材大都与初唐政治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史载:贞观三年(629)东蛮谢元深到长安朝觐,阎立德奉诏画《王会图》纪其事,以歌颂唐帝国的强大兴盛和与远边民族的友好关系。他还画过《文成公主降番图》，形象地记录了贞观十五年太宗命文成公主赴吐蕃与松赞干布联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作品
绘画作品阎氏自北周时起，世代为高贵，属于历史学家所说的“关陇集团”的一份子。阎立本兄弟的父亲阎毗娶北周武帝的女儿清都公主，阎立本兄弟是北周武帝的外孙。阎毗和阎立德都是有名的工艺学家，阎毗的最有贡献的工程就是修筑了隋朝运河在河北的一段（从洛口到涿郡）。阎立德在唐朝初年承继了他的父亲的工作，设计皇帝的礼眼及仪仗车舆伞扇，井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时期督修皇宫。阎立德的绘画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有《文成公主降著图》，描绘了唐太宗的公主嫁给西藏王这一在汉藏民族的历史关系上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性题材。
《古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像作为一种鉴戒执政者的宫廷壁画，属于极为重要的主题，为历代宫廷所重视。所谓“见  《古帝王图》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从汉代以后，宫廷壁画及卷轴画的帝王图已成为委婉地向统治者规谏的政治性作品，臣僚们利用它来推行政见，帝王也利用它来美化自己，表现自己能接受历史经验，是取贤弃恶的明主。《古帝王国》从汉以来一直延续的题材，尽管各个时代表现都有所发展，但它的基本布局与构思都是有着较固定的格式，人物本态风度都有当时体现统治者的威仪的相近似的程式。
《古帝王图》描绘了汉代至隋代的十三个帝王，即汉昭帝、汉光武帝、魏文帝、吴大帝、蜀昭烈帝、晋武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宣帝、陈后主、北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每位帝王与男女侍从形成一组，人物或行或坐，帝王的上方书写有庙号、姓名及在位年数。《古帝王图》是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作品。作者对人物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形似的层面上，更没有将上列明主、暴君或庸君进行脸谱化、漫画式的处理，而是通过对眼神、嘴角及面部肌肉的微妙刻画，表现他们的心理、气质和性格。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帝王同侍从在身材和用色上均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帝王的服饰、仪仗、起居、侍从等都表现着这一统治阶级的共同特征和气势。但在帝王各自的面貌与情态方面，则微妙地表现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作为帝王的性格与特征。人物肖像图与情节性绘画不同，肖像画只能通过人物的外貌特征来表现内在本质和品格，以达到作者的创作意图。
画家首先描绘了前汉昭帝刘弗陵，他为帝期间，生产发展，政治稳定，是一个既能守成而又有所建树的帝  《古帝王图》王。史书评他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举贤良文学，间民所疾苦”的帝王。画家把刘弗陵相貌表现得文静丰颐，神态从容沉着，修养宽厚有识。而在表现汉光武帝时，则身材俊伟，美须眉秀，大口、隆准、日角，这些生理特征被画家用来刻画人物的胸府与情怀。这就是画家对利用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领袖人物的表达。蜀主刘备则紧锁眉头，眼神疑虑。吴主孙权则仪表温文多识。魏文帝曹丕目光敏锐逼人，双唇紧闭。这些都是画家利用人物瞬间表情勾画出人物一生的境遇、才能与品格。当然，也是画家对每一位帝王的评价。 
《古帝王图》是我国唐代绘画杰作，目前流传的仅是后人临本。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古帝王图》在辗转收藏中，原貌有所增损，如衣襟边缘上的朱色纹饰，就是晚近的收藏者妄加涂饰的 。
建筑作品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  昭陵来的座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在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城四周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门。据史书记载， 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驾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五道， 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 用三干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二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 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苍松翠柏， 巨槐长扬。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黑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 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所有这样的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 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是横向的一条深沟，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九嵕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逞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逞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昭陵建筑时，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记载有“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通达地宫的道路。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在主峰地宫山之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 突厥的颉利、 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前人曾说这些石像，“高逾常形，皆深眼大鼻，弓刀杂佩，壮哉，异观矣!”从发现的残体来看，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9尺许，并未超过常形，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其余则不能确知。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
在祭坛东西两庑房内置有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驰名中外，曾有诗云：“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这是李世民自己选定的题材。他在隋亡以后，为统一割据的局面，巩固唐王朝新建的政权，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他骑过的六匹马，联系他的战叻。据说当时担任营山陵使、工部尚书、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起图样，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镌而成的。这六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浮雕，也叫“高肉雕”。每边三具，皆背靠后檐墙而立。居记载，原石在每块上角有欧阳询书太宗自撰的马赞诗，随后另有殷仲容隶书刻于座上，这些今俱不可见，原诗收入《全唐文》中。六骏的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马呙”、“白蹄乌”。现存西安市博物馆，其中“飒露紫”、“拳毛马呙”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各高2．5米，横宽3米，皆为青石浮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在“飒露紫”中表现了唐太宗在与王世充作战时为流矢所中，丘行恭进前为他拔箭那种亲切形象。昭陵的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也不用祥瑞、辟邪之意，独具一格，所有石刻都是写实，富有政治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
昭陵的寝宫，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后因供水困难，移到山下，称“陵下宫”，在山陵的西南脚下，与南面的朱雀门大致在一条线上，后因山火焚毁，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距陵18里。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不但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必到之处，也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 日进食、朝夕祭之处，不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
今昭陵下宫遗址未作清理，其规模不可知。
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 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这是援引汉代的  昭陵石刻制度，唐代从献陵开始。起初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次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 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或官为立碑；或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积石山；李绩(徐懋功)墓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即郁都斤山)；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李勋碑为高宗撰书，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当时艺术精品。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勋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意。唐太宗能与功臣“相依为命”，既不滥杀功臣，且妥善安置，使能保持晚节，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1]
轶闻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又赵郡李嗣真《论画》，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阎立本，洎其兄工部尚书大安公立德之画曰："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右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出《谭宾录》）
【译文】
唐太宗贞观三年，东蛮人（按少数民族）谢元深到京城朝见皇帝。他戴着黑熊皮做的帽子，用金丝络额，穿着用毛皮做的衣服，绑裹腿，穿鞋。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皇帝说："从前，周武王治理国家达到太平盛世，边远的国家都来归顺求和。周朝的史官就将这些事情为武卫编纂在一起。现在，凡是皇上的恩德所施到的地方，许多国家都来朝拜修好。来朝拜的使臣中，穿着用絺葛做的衣服上面绣着鸟形花纹的，都住在蛮（按：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的统称）馆里，实在有必要将这些使臣绘图画像留给后人，用来张扬我朝恩施边远的德政。"太宗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请，就让阎王德等人为这些蛮邦使臣绘图画像。又有赵郡人李嗣真在他的《论画》一书"上品第三"中，论到右相博陵子阎立本和他的哥哥工部尚书大安公阎立德的画时说："阎立德与阎立本，难兄难弟，自从江北陆谢云死去，北朝杨子华去世，给表演各种技艺的人画像，他们兄弟二人可算是画得最好的了，实际上是使绘画又振兴起来。至于各国前来京城朝拜、献宝的使臣们的形像，为接待这些使臣所安排的仪式，以及这些使臣所展示的用鼻子饮酒、用头撞球等奇异的风俗，都被他们兄弟绘画下来，而且深得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