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第一届 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1]2007年11月9日至10日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来至全国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单位的近50位负责人以及福建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领导出席本届论坛，200多名师生参加。 　　论坛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展开了充分讨论。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就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指导原则、学科发展状况、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发表主题报告。他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面向现实，实现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从学术刊物、学术团体、学术活动、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等多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各国有不少的学者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复兴的迹象。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李建平教授作了题为深入展开文本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发言，深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并提出了在北京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教授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对话，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等问题阐释自己的看法。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陈学明教授以我们应该从伯恩斯坦那里吸取哪些教训为题发言，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注意吸取五个方面的具体教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就中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建立、上海社科院副书记童世骏教授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实践、新理论，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征鲁教授就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问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马艳院长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表了演讲。 　　参与论坛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会议决定以后将每年举行一次论坛，以加强各教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完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第二届 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2008年 12月20日至21日[2]，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广西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在邕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 　　本届论坛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分别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探索、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与解放思想等多个视角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本届论坛为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对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了解，促进马克思主义学科带头人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实施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习生/陈帆 记者/周仕兴）
第三届 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2009年9月26－27日[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南京政治学院共同主办的“新中国60年与马克思主义——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在南京隆重举行。南京政治学院政委文忠民首先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全立发表了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乾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学明等作了主题发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理论学科教学与研究的60多位院长和专家学者，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从多学科、多视角深入探讨了在实践运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硕成果。会议还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论坛结束时，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建平作了总结发言。现将论坛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阶段与主要成就 　　科学划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阶段，有助于梳理研究脉络，把握时代特征，更深入地研究在实践运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进程问题，程恩富、胡乐明教授提出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阶段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探索。他们认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历了1949－1965年的奠基起步、1966－1978年的僵化停滞、1978－1992年的复兴发展和1993年至今的繁荣创新四个阶段。奠基起步阶段的最大特征，是适应全国学习、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机构和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在第二个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遭受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曲解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谓的研究多是从马恩列斯著作中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和注解。在复兴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得以恢复和新建，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一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繁荣创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前繁荣，基础建设工程不断推进，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深化，研究成果与时俱进。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新中国的60年，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60年；高度赞扬了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和柱石性的理论支撑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展示其科学性和生命力的60年。程恩富、胡乐明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就概括为，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不断审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张继良认为，厘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为此，需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程恩富、胡乐明的观点具有积极的创新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人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兴茂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有其自身的三个层次结构：即理念层次、制度层次和策略层次，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从策略层面开始，继而进入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这一过程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南京政治学院训练部何怀远副部长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问题”的范畴来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的立足点。这一总问题展开为四个方面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病在何处？未来理想社会优在哪里？实现理想社会路在何方？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应当具有怎样的世界观方法论？进一步可以概括为三大论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论、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主张不是纯粹的哲学主张，而是研究了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和建设成理想社会的制度体系和基本策略，富足、平等、自由、和谐是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的价值理想。南京政治学院韦定广教授则将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即对人类解放追求及其实现的论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着“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终孜孜以求、着力阐述的“大问题”，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及本质特征、科学性、生命力或当代价值等，也主要因此而获得检验与证明，从而避免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的文化“误读”、文明“误读”和需要“误读”。正如赵剑英所言，尤其要注重马克思主义批判功能与建设功能的结合。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程恩富、胡乐明提出，必须大幅度提高作为高端“软实力”的学术思想影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在展开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全方位、实质性的学术对话的同时，积极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地介绍到世界各国，使之成为国际上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和学术前沿之一，不断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要始终坚持在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研究、创新和发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贡献。张继良对学界存在的用文明史观取代唯物史观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杨楹的研究表明，“总结范式”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协同展开，未能充分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理论贫困及“本本”与“现实问题”之两难困境，需要从方法论高度加以克服与超越，如此才能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把握当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真问题。 　　揭示现代经济运动的规律，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的放矢地解决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目的。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如何消解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化金融危机为战略性机遇，提高驾驭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部长赵学清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表现为理论与现实、理论与理论的双重“悖论”：一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悖论”；另一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实的矛盾。解决双重“悖论”的出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对资本二重性的创新解读，其主线是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南京政治学院张克难教授认为经济危机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内在弊病的全面反映。这是一种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在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新阶段上爆发的新型危机，其表现为金融产品过剩和物质产品过剩的危机相继出现、交互作用的“双过剩”危机。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面对危机陷入集体失语相反，马克思的理论对“双过剩”危机具有强大的解读力，需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应对和防止危机。南京政治学院胡磊博士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基本矛盾和信用经济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成的客观基础、制度根源和重要杠杆，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充分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全面激化，“需求泡沫”破灭在宏观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兴起则把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作为认识、应对、化解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理论依据，认为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机遇。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指明了实现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个性的发展等。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尺度。构建自主联合劳动的新劳动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途径。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理论对建立“人的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非凡成就 　　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和柱石性的理论支撑作用，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思想深刻、内容统一、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和不断开拓丰富的科学体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学明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历程的反思集中归结为五个问题：能否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可否把这60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在这60年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这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什么？这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问题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热议。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向军归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断深化和拓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南京政治学院曹雷副教授的观点，即尽管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但作为一个整体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础上的发展，不能割裂和对立。诚如南京政治学院徐军博士所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不仅指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致性、稳定性和总体性，也包含了这一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总体传承性和发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南京政治学院李昆明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发展，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当代概括和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其总的指导思想的价值，在具体实践路径上，西安交通大学王宏波教授认为，我国当前进行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社会工程理论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丰富和深化。 　　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交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南京政治学院顾智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杜人淮、蒋伟翔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互动的过程，其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及学说，实践基础在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建设，同时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真理属性，而且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践拓展。在天津财经大学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林看来，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在60年间成就的伟业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并夯实了其富强的根基。中国经济理论的生成、探索和发展与新中国60年的曲折历程息息相关。学界在探索中逐渐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转向，后者只应扬弃前者而不应完全否弃之，进而确立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福州大学蔡晓良副教授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或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理想，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指出了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逐步迈向“自由人联合体”为终极目标，以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共生共长的合作关系为现实目标。上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问题、资源配置问题、权力运行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南京政治学院杨宁副教授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围绕新中国6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执政回应能力角度探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分别从执政的现实规定性，即国情要求回应能力；执政的时代规定性，即世情要求回应能力；执政的价值规定性，即人民要求回应能力等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回应能力。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姜迎春副教授提出，艺术的商品化和文化的资本化必然导致文化成为资本的附庸，马克思的文化批判全然不是这样，马克思的文化批判建立在经济批判的基础之上，它在解释现实的基础上，为我们指明了改变世界的历史必然性和实现文化和谐的现实道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应当建立在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基础上，否则，文化市场就会成为自发文化的乐园，以抽象人性论为思想基础的文化产品就会大肆泛滥，我们在“全球文化风暴”面前就会失去自身的特色和前进的方向，新中国60年积淀的社会主义文化基础就有被蚕食的危险。南京政治学院唐志龙教授认为，坚持以人为本的时代价值，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以人为本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坚守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拓展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尺度、价值取向和价值实践。法治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创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湖北省行政学院黄金桥教授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得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治国方略在我国确立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就是法律权威在国家控制和社会治理中不断被认知、重视及尊崇的过程。在根本大法领域，江苏省委党校余红副教授指出，经过改造、“过渡”和改革等三个主要阶段，我国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历次《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了新中国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的成果，这是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前行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蒋乾麟提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官兵，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军队理论武装工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部队、教育官兵，对于进一步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一观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样适用于地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四、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新中国6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努力，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在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核心的整个学科体系趋于完善。程恩富、胡乐明提出，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规律，合理设置学科目录、学科边界、学科结构、学科功能和学科体系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张兴茂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科学体系，而非片面地或者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是在强调其整体性的前提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李昆明认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学生、培养人才，是新中国60年来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肩负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书育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构建全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历史重任。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教学，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要拓展理论视野、深化理论认知、完善知识体系，实现理论体系向知识体系转化；体现在教学模式上，就是要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实现知识体系向学生的思想素质能力转化。韦定广认为，从加强学科建设角度考虑，需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即如何重视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阅读，以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怎样从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层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主题；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属性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播、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妇女理论、列宁现代化思想、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体创新、大党与大国的发展之道、国庆纪念的社会功能等问题交换了看法，进行了研讨，在某些领域达成了共识。
第四届 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4]，2010年4月在贵阳召开。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做《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报告。中央党校严书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等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论坛。专家们强调，继承和发 　　扬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 专家们说,75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有划时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曲折走向顺利、从艰辛探索走向逐步成熟的历史关节点。遵义会议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证明:什么时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改革就能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带来损失。 　　专家们指出，今天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和学术成果，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问题，有学者指出，从逻辑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三个逻辑递进环节，即学习与坚持、结合与转化、突破与创新，其结果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从逻辑展开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包含两方面的飞跃：马克思主义要从思想家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社会大众的集体意志，实现由思想家的个人思想向广大群众的集体思想的飞跃；广大群众要把马克思主义深化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当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科建设问题，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总论、概论、历史发展、基本内容、道路研究、世界历史意义和国外研究现状等方面展开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