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计划志
序
上海市专业志系列丛刊之一的《上海计划志》即将出版。这是上海综合经济和计划管理系统的一件大事。对这部志书的问世，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孜孜不倦编修本志书和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同志表示真诚的敬意。
这部志书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计划管理专业志。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记述了上海综合经济工作和计划管理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综合经济工作改革的实践进行了全面概述。这对我们认识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了解综合经济和计划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推进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面向新世纪，上海将逐步确立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回顾过去，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从事过综合经济和计划管理工作的一名老兵，我衷心地希望上海综合经济和计划管理系统的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扎实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1]
凡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而有重点地记述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管理工作建立、发展和改革的轨迹，记述上海市宏观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溯上海解放，部分上溯民国时期，下限截至1995年底，总述和涉及长远规划内容的稍作延伸或延伸至2000年。
三、本志体例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述方式，志为主体，图（照片）列卷首，各类数据表随附有关章节。全书采用篇、章、节、目结构层次，卷首列总述。
四、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标题格式、文字标点使用、名称和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名称、引文注释、图表处理及纪年等方面，均参照《上海市专志、区志行文细则（试行）》规定撰写。
六、本志使用的各种专用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以后书写时则用简称。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市计委档案室和有关委办、局的档案资料，引用史料不注出处。
八、本志引用数据，为求历年可比，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依据。有关计划制订、实施和完成指标章节中的计划指标和计划执行结果的数字，则按当年计划范围、当年计划不变价格和计划计算口径记述。[2]
总述
上海市地处东经121°29'，北纬31°14'，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汇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2000年，全市土地面积6340.5平方公里，全市总户数475.73万户，总人口（户籍人口）1321.63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经过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和撤县建区，上海已形成浦东新区和15个区、3个县，99个街道办事处、3408个居民委员会和153个镇、3个乡、2771个村民委员会。境内辖有崇明岛，面积为1041.21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岛。
解放以前，上海私营经济占统治地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上是无计划的。但在城市建设方面，当时的市政府也曾有过规划设想。民国18年（1929年）设立了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负责编制《大上海计划》、《全市分区及交通计划》和《市中心区域计划》。民国34年（1945年）成立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编制全市城市规划，具体工作由市工务局负责。但由于种种原因，加上华洋分治，这些规划设想也未能真正统一实施。
上海解放以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了计划管理的轨道。1995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内设综合计划处，行使计划工作职能。1954年12月，成立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下简称市计委），同年，各县计划委员会和行业管理部门、大企业的计划机构也陆续组建（1986年，各区相继成立了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计划体制。在解放初经济恢复时期，私有经济比重很大，为适应这一经济条件，实行了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体制。1953年，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后，鉴于当时上海私有经济面广、量大，计划管理灵活多样，大计划、小自由，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结合，计划与市场结合，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结合。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个以行政管理为主要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以后虽经多次变革，但以行政管理为主要特征、企业无自主经营权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并未发生本质的改变。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革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92年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工作和计划体制发生新的转折，计划管理体制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计划管理职能开始转变，计划管理工作的重点进一步转向宏观调控，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加强对企业和市场的引导，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1950～2000年，市计委会同各管理部门共编制与实施了5个长期规划、10个五年计划、7个专项规划和各年的年度计划以及有关专业计划。
（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揭开了上海发展新的历史篇章。人民政权刚成立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严重恶化。人民政权成立后，就把肃清残余敌人和保护人民民主自由、完成接管、恢复生产和支援全国作为当时的三大任务。在经济工作中首先接管官僚资本的工厂、银行、贸易和交通运输等机构和一批重要资产，并把它们迅速改组为国营经济机构，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社会主义国营交通运输机构、国营贸易系统与金融体系。接管工作完成后，就集中力量转向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全力恢复国民经济。1950年5～9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市财政、税务、工商、劳动和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综合性行政管理机构先后建立。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负责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其所属的计划部，担负起计划管理的职能。华东对外贸易管理局于同年10月成立，负责治理华洋进出口商行，建立独立自主的外贸体系，实行统制贸易和保护贸易，重点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积极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在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展打击投机势力和治理金融、平抑物价的斗争。在上海解放后的半年多，经历了金融市场上打击金融投机斗争，商品市场上打击粮食、棉纱与煤炭投机斗争，以及制止波及全国物价大涨风的4次大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投机势力的进攻，物价日趋平稳，受投机资本操纵、危害国计民生的市场，开始转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发展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市场。新生的人民政权取得市场的领导权，并且在斗争中壮大了国营经济，为工商业和其他生产事业创造了恢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1950年初，国家实行财经统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上海从整理税收、推销公债、加强国营经济实力和银行控制投放入手进行贯彻。财政收入全部纳入国家预算，实行统收统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执行“吸收存款，建立金库，灵活调度”的任务，陆续建立贸易、铁道、电信、燃料等金库，规定各地公营单位把当天全部销售所得现金解缴入库。同时，银行在资金上支持国营贸易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1951年7月，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加强对全市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恢复时期，上海坚决执行中央统一财经、稳定金融物价、调整工商业等重大经济政策，宏观上控制“二白一黑”（米、棉和煤炭），对大量私营企业实行市场调节，让私营企业自行安排生产、自行定价、自行销售。同时，发挥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作用。1952年实现了经济恢复和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0.03亿元，比1949年增长91.6%，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确立，全市财政收入从1949年的0.34亿元猛增到19.3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0.5%，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上海从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作好准备，打下基础。
（二）
随着上海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53年起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经济计划工作，基本上是属于计划管理制度的创立阶段，是市场调节向计划调节转化的时期。计划管理工作主要是确定计划工作的方针和基本任务，制定计划的方法制度，建立计划机构。1953～1955年市统计局、市计划委员会、市物资供应局成立，统一管理全市的统计、计划和物资工作。“一五”实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国际形势比较紧张，鉴于上海地处国防前线以及国家要调整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布局，因此国家明确上海不作为“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地区，上海执行了“维持、利用、积极改造”的方针。1955年初，由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制造战争威胁，国防前线局势一度紧张，上海又提出“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的方针，动员大批市区人口回乡生产和支援内地建设，同时，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对工业生产积极发展打算比较少，维持方面考虑比较多。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没有一个安排在上海。1956年7月，按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关于“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精神，在1956年7～8月间，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上海市第一届四次人代会上，确定“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发展方针，中共上海市委明确指出，“一五”时期上海要积极进行改造、改革，充分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的作用，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力争出产品、出资金、出技术、出人才。并明确“上海地方工业不再消极地内迁”。这一改变促进上海“一五”的提前完成，对以后的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一五”时期，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由于私营和个体经济比重大，经济管理工作在转向计划管理和计划调节轨道的同时，比较注重市场的作用，“大计划、小自由”，经济管理灵活多样，经济办法、合同管理运用得比较好。计划工作也注意从实际出发，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结合，以间接计划为主，1955年，工业间接计划产值仍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对国计民生影响大的商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大量消费品、农副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按市场变化自行安排生产；物价管理开始集中，主要工业品价格由国家集中管理，但允许私营零售商经营的手工业品以及农副产品随行就市。金融和财税运用“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信贷、利率、税收政策，支持工业化建设和“三大改造”，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195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亿元，比1952年增长90.8%，工业总产值增长136%，地方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1952年的19.08元下降到1957年的11.76元，每百元社会资金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五”为104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上海还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厂生产43种装备；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过急过快提高公有化程度，所有制趋向单一，一个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国家对经济运行是以统为主，企业生产按国家计划安排，产品由商业统一收购调拨，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产品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投资由国家统一安排，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财政由国家统收统支，企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全部上缴。在中央和地方计划权限划分上，总体上以中央集权为主，地方的计划权限很小。全国的计划管理体制基本上实行的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模式，但各个时期变革也不少。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央和地方权限时收时放中日趋强化。
（三）
1958年起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形势下，计划指标不断修订，节节提高，1958～1960年编制的生产计划指标，有相当部分是不切实际的要求，超常规的高速度增长，在“二五”实施过程中，各年度的计划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不断进行修订和重编，使原来制订的“二五”同实际情况发生较大的脱节。1957年11月，提出上海“二五”工业总产值为176.3亿元，年均增长10%，1958年初修订为370亿元，年均增长26.6%，到8月份又进一步修订为855亿元，年均增长49.6%；1957年确定“二五”钢产量为84万吨，比1957年增长70%，1958年初修订为220万吨，到8月份又进一步修订为300万吨。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挫折，生产大起大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交通运输紧张，商品供应不足。但从整个“二五”时期看，上海由于发扬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曲折中仍取得重大进展，上海开始演变为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阶段，新建、扩建和改建了25个冶金骨干企业、20多个机械骨干企业和一批化学、电子仪表骨干企业，长时期内对上海的工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汽车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国防尖端工业开始起步，并建设起新的卫星城镇和工农业基地，在支援国家建设方面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
在“大跃进”期间，计划体制有较大变动，按“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原则，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的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和地区相结合的双轨计划体制，实行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类计划指标，必成数和期成数两本帐。允许地方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条件下，对本地区的经济指标可进行调整和安排，搞第二本帐。上海在编制1958年计划时，采用三本帐：第一本帐为全国必成计划；第二本帐为全国期成计划；第三本帐为地方期成计划。地方的计划权限相应扩大。中央各部在沪直属企业一度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国家统配物资也由532种减少到132种。市场物价管理权限也下放地方，商业、银行、劳动、教育和财税等管理权也向地方下放，由于下放过急过快，一度带来某些混乱，不久，中央配合调整任务对体制又进行了变革，主要强调集中统一，中央又逐步收回原来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实行“条块结合、条条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
由于“大跃进”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上海从1961～1965年，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中心，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和轻纺工业，降低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并结合进行工业改组。同时，进一步贯彻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上海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积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支援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得到调整，经济迅速恢复。到1965年，工业生产全面上升，国民经济在全面好转的基础上开始发展新兴工业，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并取得重大成果，上海初步建立起一批新兴工业，生产出一批高级、精密、尖端产品，一个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形成。这一时期，上海还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担负起建设战略后方的任务和出口援外任务。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上海的计划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计划、统计、物价、财税、劳动、工商管理、计量标准化等综合性机构被严重削弱，市计划委员会被撤销，银行作用被否定。在“一月风暴”夺权的形势下，市计委实际上停止了工作。1967年原定的年度计划设想也无法执行，1968年就没有正式编制计划，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也没有正式下达。1969年以后，中央采取一些加强计划工作和扩大地方权限的措施，1970年中央重新确定“由下而上、上下结合、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计划管理权限下放，但以行政管理为主、高度集权、忽视市场、企业无权的体制并未改变。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国民经济正常进程被打乱，损失严重，经济效益下滑，1974～1976年，连续3年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财政收入指标，对内对外开放度进一步缩小，内外贸易萎缩，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但由于广大劳动者的努力，工农业生产在动乱中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期间，先后建设起梅山、大屯、莱芜等原材料和燃料基地，石油化工、仪表电子等新兴工业也得到发展。
（四）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上海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发生重大转折。头二年属于恢复性质，1977年底，经济出现稳定上升势头。1977年、1978年，市计划委员会、市劳动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统计局、市物价局相继恢复或重建，加强综合经济主管部门的工作。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分配关系入手，先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和利改税，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权益。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围绕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进一步简政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套改革，促使企业向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过渡。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关键阶段，企业改革转向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主要按照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加大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90年代，特别是“九五”期间，以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为突破口，加快推进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1992年7月，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国有工业企业享受14项经营权，进一步促进上海国有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工作。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4年，上海按照中央提出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开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1998年，全市已有股份有限公司305家、有限责任公司3.6万家、股份合作制企业1.3万家。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已基本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阶段性目标：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职工能进能出的就业机制、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经营者择优录用的竞争上岗机制等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初步奠定。
市郊农村，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1984年起开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试点。1987年开始，打破公社管理体制，建立起乡镇和村经济联合体，发展各类专业户。大力推行公司加农户、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等形式多样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并注重加强多种形式的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成以县（区）为中心，镇为枢纽，村为基础，户为对象的农业技术服务网络。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提高了农村资源配置效率。进入90年代，上海农村加快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也加快了。
计划体制，由行政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变为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改变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管得过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状况，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计划工作由原来对经济活动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转变为间接调控。进入90年代，市计委的职能转变为出大主意、拟大政策、抓大项目、搞大平衡、建大市场和宏观调控及协调服务。计划体制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下有重大突破。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显现，上海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地方性市场为基础、区域性市场为骨干、国家级市场为龙头的多功能、多层次、强辐射的现代化的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镇职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8%以上。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值不断下降，1995年就已下降到3%左右，商品市场化程度已达到98%以上。农村实行了几十年的统派统购制度早在1985年就全部取消。实现以市场引导生产，促进消费。在投资决策上由集权转为分权，扩大区县、部门的投资决策权，市计委抓重大项目，放一般项目，集中财力确保上海重大建设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独唱投资主体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国有集体、私人、外资等多种经济类型共同投资的多元化格局。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宏观调控和综合部门的协调配合得到加强。1984年起，市计委、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市物资局、市劳动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物价局、市社会保障局、市审计局等综合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市政府进一步明责放权，按照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郊县“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思路，制订新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政策，进一步向区、县下放经济管理和投资审批权限，极大地调动了区县发展社会经济的积极性。
（五）
在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同时，对内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全面扩展，中心城市功能得到重塑和加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上海由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经济逐步向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和合作的开放式、外向型经济转变。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确定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力争到二十世纪末把上海建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与此相适应，又制订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是重要的国际港口”，并提出浦东地区的开发和新市区的建设。上海的改造与振兴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1988年2月，国务院又原则批准《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上海充分发挥浦东开发开放的龙头作用，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国内外宣布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开放，在浦东实行经济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同年5月30日，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对外办公，浦东的开发开放工作全面展开。
1991年、1992年，邓小平提出“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上海要后来居上”，根据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上海修订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用20年时间把上海建成“三个中心”之一，在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上海“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中明确到2010年，为把上海建成“三个中心”之一奠定基础，初步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发出“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号召，上海从1992年起，对“八五”纲要作了相应修订。1992～1994年开始实现第一个大变样的三年。1995～1997年又开始新一轮大变样的三年，这是大提高的三年。上海的改革开放更趋向纵深方向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对外贸易在“大外贸、大口岸、大集团、大市场”的发展方针指引下，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经营主体、多样化贸易方式、全球化外贸市场的发展新格局。到2000年，全市有各类外贸企业668家，“三资”企业1万多家，已与20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上海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已达到1093.11亿美元。到1999年末，上海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456项，吸收外资合同390.34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发展迅速。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也扩大开放，按照“学各地之长，创上海之新”的要求，同全国各省市积极探索优势互补，互利互惠，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新路，横向经济联合打破所有制、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全面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内经济联合与合作。到2000年，外省市在沪企业达到1.5万家，注册资金总额602亿元。上海在全国各地投资企业达4200家，上海方投资超过180亿元。2000年上海与西部省市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529个，总金额402亿元。对内对外全方位双向开放，促进了上海经济循环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转向依靠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上海进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迈上国际化新台阶。
浦东开发开放全面扩展，领先带动作用持续显现。“九五”期间，浦东开发迈入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新阶段。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形象已初具轮廓。四个重点开发小区开发面积达到35平方公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功能开发已取得明显成效，开始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2000年浦东新区实现增加值920.63亿元，占全市比重20.2%，进出口商品总额254.86亿美元，占全市比重23.3%，全区已有16家国家级、市级研发机构和70多家创新企业落户，创业创新氛围逐步形成。浦东新区已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热土。
（六）
社会的大变革，带来社会的大进步，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在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谈话以来，上海抓住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使中共十四大确定的上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得到实质性推进，整个城市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一时期上海的计划管理工作，具有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特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安排上，以推进上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为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布局结构整体性调整；坚持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促进经济建设尽快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九五”期间，是上海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阶段。是把“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的五年。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性质从工商业的城市转向经济中心城市，城市建设从还历史欠账转向建设枢纽功能性设施，经济运行从相对封闭转向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经济发展重心从“调整中发展”转向“发展中调整”，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从量的扩大转向质的提高，城乡人民生活从温饱型转向比较富裕的小康型，人们的活动方式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经过全市人民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励精图治，圆满完成了“九五”确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各项任务。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九五”期间，在亚洲金融危机效应扩散和国内出现通货紧缩趋向下，上海经济抗波动能力逐步提高，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4%，高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均8.8%的增长幅度。2000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551.15亿元，比1978年增长15.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498元上升到2000年的3.46万元。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目标如期实现，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工业推动上海快速发展。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总产值1427.1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0.6%。在金融保险业带动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8.6%提高到2000年的50.2%，首次超过经济总量的一半，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格局得到进一步加强。农村经济由以单一的农业产业为主转变为以多元非农业产业为主的发展格局，并正在不断向都市型现代农业方向转变。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投资环境显著改善。1979～1998年20年投入建设资金1122.73亿元，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投资总量的43倍。2000年又完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资449.90亿元。上海先后建成了南浦、杨浦、奉浦、徐浦等大桥，以及内环线高架路、南北高架路、地铁一号线、地铁二号线一期工程、明珠线一期、延安东路隧道、沪宁与沪杭高速公路、延安路高架路、漕闵高架路等一批重大交通工程，初步形成上海浦东浦西贯通，平面立体并举的交通网络构架。同时相继完成了外滩、人民广场、豫园、铁路上海新客站、徐家汇、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等一批中心城区重要地段和商业街区的改造，使上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浦东国际机场、首条黄浦江越江人行隧道、外环线一期工程，东海天然气转换、合流污水治理二期工程、信息港主体工程等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已正常投入运行或正在不断完善之中，环保绿化等生态环境建设长足迈进。
城乡人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明显提高。2000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8.01元，比1978年增长超过18.5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524.05亿元，比1978年底净增2505.87亿元，上海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前进入了小康阶段，并正向着富裕这个更高目标层次迈进。居民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从1980年的56%下降到1999年的45%。市区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4.5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的11.8平方米。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1978年的0.47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的4.6平方米。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健康保障水平大大提高，平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创建文明社区不断推进，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
上海解放以来，在曲折的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上海已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口岸，也是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2000年，上海人口占全国1%、从业人员占全国1.2%、上地面积只占全国0.1%，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1%，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的15.9%，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国的23%，口岸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国的24.7%，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3.1%，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国的4.1%，图书出版量占全国4%，医生占全国2.4%。为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半个世纪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是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长期艰辛探索和奋斗的结果，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上海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改革开放思路，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上海特点的走社会主义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
自2000年5月起，市计委同全市各部门和各区县着手编制和修订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2005年）。这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开始实施国家第三步战略部署筹划21世纪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已经2001年2月12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十五”时期是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新时期，也是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阶段。
实现“十五”总目标，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一主题，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全面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全面提升上海经济实力；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环境保护，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努力维护公共安全，确保社会稳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