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肖飒
人物简介
肖飒，男，研究员。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至今。1990年至1991年至禄劝县撒营盘镇不挂职锻炼一年。1991年至2006年，一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从事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政治学。其间，2003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业为科技哲学，主攻方向为技术哲学。2005年被评为研究员；2006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2007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7年8月主持哲学所工作，并当选为云南省思维学会副会长。2008年被评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2009年9月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同年10月至2010年9月作为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进行学术访问和研修。  肖飒（1969-2011）
科研简述
先后参加及主持各类科研、技术项目40余项，参与研究出版专著14部。其中，主持或与他人合作主持课题18项。公开发表和通过鉴定的课题成果累计百万余字，独立撰写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国家级奖项三篇、省部级奖项一篇，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获奖情况：
（1）论文“党的先进性与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2003年获共青团中央、求是杂志社颁“全国青年学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知识竞赛和征文活动二等奖”；
（2）论文“新阶段统一战线内部构成、相互关系和基本特征研究”2004年获中共中央统战部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统一战线”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3）论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一些方法论问题的现时代意义”为1998年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六部门主办的国家级大型理论研讨会云南省唯一入选论文，获云南省首届“文化精品工程优秀奖”。
研究课题目录
1、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的国家级课题《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研之云锡公司卷》，1992；
2、云南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课题《方向与策略——论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1994；
3、《马龙县情与发展》，1994年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4、云南省纪委课题《走向廉洁——反腐倡廉机制研究》，1997年出版（云南民族出版社）； 
5、《砚山发展研究》，1998年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6、云南省“九五”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邓小平社会主义论》，1998年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7、云南省社科院1997年度青年课题《邓小平国际关系思想》，1999，本人独立承担完成，28万字；
8、云南省社科院1999年度课题“澳门问题研究”，1999；
9、云南省委宣传部重点课题《哲学与信仰》，1999年出版（云南民族出版社）；
10、云南省“九五” 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邓小平科技思想与科技兴滇战略实施研究”，2000，本人协助主持；
11、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的国家级课题《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研之云天化公司卷》，2001年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12、云南省委宣传部课题“理论创新机制研究”，本人协助主持，2001； 
13、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的国家级课题《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研之云铜公司卷》，2002； 
14、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2002，本人协助主持，2007年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15、云南省社科院年度重点课题“十六大精神在云南的宣传实施方案”，2002，本人协助主持；
16、昆明市五华区委区政府委托课题“五华区2003——2005年小康社会建设研究”，2003；
17、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指定课题“公选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2003，主持；
18、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指定课题“政治文明建设与云南省党政领导人才资源开发”，2003，主持； 
19、云南省社科院课题“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2003； 
20、云南省社科院年度重点课题“制度创新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2003，主持，2006年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21、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丛书《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2004年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22、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丛书《县域发展研究》，2004年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23、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丛书《政治文明建设与云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5年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24、中央统战部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统一战线内部构成、相互关系、和基本特征研究”，2004年，主持；
25、云南省委宣传部课题“云南‘三农’问题的‘四性’与‘四化’”，2004；
26、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发展指标体系研究”，2004，主持；
27、云南省社科院年度课题“地方政府信用建设研究”，2005年，主持；
28、云南蓝皮书《2004～2005云南政治文明建设报告》2005年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29、云南蓝皮书《2005～2006云南政治文明建设报告》2006年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30、云南省委组织部、武定县委组织部委托调研课题（涉密）“武定县农村党员信教问题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2006年6月通过鉴定验收；
31、云南蓝皮书《2006～2007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研究前沿报告》2007年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32、云南省委宣传部张田欣部长委托研究课题“云南省文化产业新阶段发展思路”，2007年10月通过鉴定验收；
33、云南省人民政府高峰副省长委托研究课题“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状况与政策效果评估”，2007年12月通过鉴定验收，主持； 
34、云南省知识产权战略专题研究之《云南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年3月完成实体研究阶段；
35、中宣部委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研究》，2008年4月启动；
36、云南省人事厅“云南省行政机关推行‘三项制度’及‘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绩效评估方案”，2008 年5月；
37、云南省经济社会及城乡综合改革试点之：红河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方案，2008年8月；
38、云南省文产办委托研究项目《云南文化产业十年报告1996-2006》，本人任执行主编，2010年1月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39、云南省文产办委托研究项目《2007云南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本人任执行主编，2010年1月出版，云南大学出版社；
40、云南南天信息产业集团委托课题“南天企业文化建设”，2009年10月立项，2010年9月完成；
41、云南智库课题“推进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议研究”，主持，2010年2月立项，2010年3月完成；
42． 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课题“昆明市官渡区塔密佛寺重建规划方案” ，2010年6月立项，2010年10月完成；
43、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项目“云南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研究”，2010年12月，任首席专家；
44、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党建研究会课题“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特点与规律”，2011年3月；
45、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党建研究会课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制度环境建设分析”，2011年3月；
46、云南南天信息产业集团委托项目“南天管理人员培训”，2011年4月；
47、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委托项目“环保使命的理论基础研究”，2011年5月，主持。
学术思想简要自述
在哲学方面，主要研究兴趣是技术哲学，确切说应该是“经由技术哲学路径的元哲学及元技术”探讨。主要思路如下：
技术哲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型部门哲学。由于新兴，就显得时髦。但是如果仅仅是赶时髦，技术哲学就仅仅只能局限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部门哲学，而这种“真正意义”的部门哲学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技术哲学不应该仅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部门哲学——比如以前曾经风靡一时的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更不应该是日常意义上的通俗哲学，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哲学、爱情哲学等等。技术哲学，应该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更加强盛的生命力，更加重大的使命。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在地球村的有限境遇中如何处理生存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被表述为各种命题的“可持续发展”。而其问题原型则是在有限资源前提下，现有技术体系的一切改进可能性可以维系人类生存的期限。一般而言，认真直面这个问题是很难让人乐观起来的。所以，伦理学家们倾向于渲染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一般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政治家们一般倾向于不那么严肃地直面这个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则致力于改善技术条件以修饰这个问题。
对该问题更抽象的表述是：在给定条件下，如何解决问题。给定条件是：人类目前的技术条件已经使得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成为现实。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技术体系对生存期限的逼近速度。改进制度性安排对于技术来说，作用非常有限，并且基本上不会影响这种逼近的趋势与轨迹；改进技术或者寻求新的替代技术，或许能够减缓一些速度，但是并不能改变整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所以作用也有限。
必须有一种改变，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的面貌，因为正是如此这般的文化预订了如此这般的技术体系，同时也正是如此这般的技术体系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的整体面貌。而文化的大模样，是由一个时代的哲学根基所塑造的。这样，就需要一种植根于这种技术时代根本问题进行思考的新哲学，这种哲学可以称之为“技术哲学”。
但，这肯定是一种不同于已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哲学。为什么呢？这需要从技术哲学的现状谈起。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技术哲学，概而言之，有如下四种“技术”进路：一是用技术说一切事的工程论进路，二是对技术说其他事的人文论进路，三是拿技术说自家事的分析论进路，四是以技术说别的事的批评论进路。其实质都是技术的对象论，也就是把技术作为一个对象。严格来讲，这样的“技术哲学”既不十分“技术”，也不十分“哲学”。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对自身使命的自觉——任何事物在一个时代的产生必定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和使命，尽管在其诞生之初往往都不会有这种自觉。
那么，技术哲学所籍以产生的依据是什么呢？这得从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和问题来查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问题有二：一是整个人类文明在现今的技术体系中遇到了困境，我们有时甚至会对发展的极限问题感到绝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就是证据；二是哲学作为时代文化的根基已经遭遇自身的困境——关于哲学的出路与定位的问题，这其实是自二十世纪初期就产生的世界性焦虑，存在论转向以及语言学转向其实都没有解决这个难题。从技术的角度看，目前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技术社会，而技术社会最要命的问题也有两个：一是整个技术体系正在无可回避地趋近技术边界的底线，也就是资源的边界。这一趋势从农业种植技术的传播开始就不可逆转，进入工业社会后以加速度发展，后工业社会仅仅是屏蔽了现场感。二是技术无法变革自身，尤其是当我们把技术视为一个渗透所有日常生活细胞的母体——Matrix的时候。我们既无法依靠这个体系继续生存，也无法脱离这个体系而生存，同时，我们还不能在这个体系当中改造它。这是一种“三难”困境。有没有解？如何求解？这需要一种任何知识所无法提供的求解，只能是哲学求解——因为仅有哲学据有这种“平常心，异常思”的功能特征。
但在此之前，哲学得先解决自己。
哲学，就其自身的发展理路而言，也到了不得不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了：知识论问题式之后，何去何从。不解决这个问题，哲学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都很成问题。而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哲学将成其为真正的实践智慧，以往的哲学史则都可以视为这种智慧的准备。（从对“概念”的操作，成为对“形势”与“变通”的操作）。哲学将打破近代以来对欧洲古典哲学脉络的单一依赖，迎来百家争鸣的新“轴心”时代。
改变一种技术，需要改变一种思考的角度或思路；改变整个的技术体系，需要改变整个哲学的模样，或者是整个哲学的思维方式。技术无法从其自身产生异质性的灵感，它需要来自文化根基的变革所带来的点提。然而，哲学也无法从其自身——既有的哲学体系——中产生不同的问题式，它需要技术的棒喝。
因此，技术哲学所肩负的使命有二：一是为人类技术社会探寻出路，二是为哲学的时代的定位探寻出路。惟其如此，技术哲学才能步入正轨，进入成熟阶段。这样，技术哲学需要变态，脱胎换骨为一种新的模样：首先是一种能够为哲学脱困的哲学，其次是一种能够为技术社会脱困的文化根基。技术哲学就负有双重的“元”任务：一方面是“元”哲学，另一方面是“元”技术。在逻辑上，“元”技术必先“元”哲学。而在思维的操作上，这两手又必须同时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