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孟河丁氏流派
历史沿革
孟河流派是我国著名的医派之一，流派是以地域为名，孟河丁氏流派便是孟河流派的分支之一。  
关于孟河医派的形成背景，现在能查寻到最早的源头，可追溯至东汉三国时期。庐江左兹授九丹液仙经于葛玄，沛国谯人华佗传学于弟子吴普，吴普与葛玄素有交往，葛玄的孙子葛洪尽传祖上衣钵，是中国医药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当时就隐居在毗陵郡豁地内的茅山，他用毕生精力汇帙晋以前所能见到的医籍上千卷，辑成《玉函经》，书虽佚失，但今尚能见到它的精选本《肘后方》和葛洪弟子陶弘景补厥成的《肘后百一方》。日本著名学者丹波元胤说：“按是书名肘后者，言其方单省，足以力办，可以挂之肘后以随行也。”《四库全书提要》也称：“其书有方无论，不用难得之药，简要易明，大旨精切。”这样的书，向来受到家乡医家的青睐，孟河医派里的费伯雄所著《食鉴本草》、《怪疾奇方》，马培之著述《青囊秘传》，巢崇山的《千金珍秘方》，丁甘仁的《外科丸散验方录》等书都能找到《肘后方》痕迹。道是葛洪医药余绪是完全有根据的。
到了宋代，常州出了个许叔微，进士出身，以医名于世，著有《本事方》，秘藏本传至高僧荆山浮屠，再传到宦官罗知悌手里，罗是元朝末年名医朱丹溪的老师，丹溪翁特别珍视《本事方》，让他的弟子整理出版的《丹溪心法》即是仿照《本事方》而作的，这便是如今医案类著作的初始形式。孟河医家都将自己的经验案例分付学生传抄留世，与这位许叔微先生当年的做法一脉相承。
明代常州又出了一位进士出身的名医，他是金坛王肯堂，著《六科准绳》凡一百二十卷，《四库提要》说：“其书采摭繁富，而参验脉证，辨别异同 ，条理分明，具有端委。故博而不杂，详而有要。于寒温攻补无所偏主。……世相竞传，为医家之圭臬。”可以看出王之所以要著这部大型类书，是因为六科缺少准绳之故。他本着“宗学术之规矩，不事猎奇斗艳，求醇疵互辨，读书融会贯通，视古人为知已”的著书立说理念，为后来费伯雄作《医醇剩义》，旨在纠偏归醇，大有启发和开悟。
清代学者陆膺一谓：“叶天士之后，江浙间医家多以治温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出，并不专治温症。由是医界有孟河派、叶派之分。”叶天士，江苏吴县人，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名医，出身世医之家，幼承庭训，博览医籍，转益多师，30岁时已声名远扬。对温病的传染途径、致病部位及辨证论治方法等，均有独到见解，他以仲景之说为体、河间之论为用，系温病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平心而论，叶天士绝非“长于外感温病，拙于内伤杂症”，相反他对内伤杂症也有着相当精湛的造诣，是位杰出的临床大家。只可惜与他同时的名医表现出相当的不团结，他与薛生白之间的相互抵毁，与徐灵胎之间的轻视诟病，都有史实可证，使叶派这个优秀品牌不停地受到伤害，在叶的学生中又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能为叶派重振旗鼓。而就在那一时期，形势出现转折，常州已积集了一批学养很深的医界人物，如与徐灵胎关系相当密切的法徵麟、法公麟兄弟，著有《本经疏证》、《本经续疏》、《本经序疏要》的邹澍，著有《医学读书志》的曹青岩等人，以“研古籍，穷义理”在学术界已形成相当浓厚的气氛，而且与孟河早期的一批精英，如王九峰，费士源、马省三、巢沛三、丁佩堂、沙晓风等已建立学术上的沟通，为孟河医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毋怪乎丁甘仁说：“吾吴医学之盛甲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1]
19世纪以后，孟河医派发展到了成熟时期，形成了费、马、巢、丁四大家族，其医术虽然主要以世袭祖传为主，但是他们同时也可贵地做到了以弘扬医术为宗旨，不分门户，收徒受业，如马培之得祖父马省三医学真传，又师从费伯雄；巢渭芳为费伯雄寄子，又从马培之游；丁甘仁师从费氏，又聆教于马氏、巢氏名医；马氏外族门人为邓星伯，贺季衡等；费氏外族成名门人有余景和、邹云翔等。各家又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互相渗透交融，博采众长，如费伯雄之子娶马培之的妹妹为妻；丁甘仁娶马培之的女儿为妻．费氏门人余景和后人与丁甘仁后人结亲等，使各家族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无疑都有力地促进了孟河医学的兴盛和发展。[2]
代表人物
丁甘仁孟河丁氏医学造诣最深的是丁甘仁（I865-1926)，名泽周，原居丹阳，后迁盂河。12岁时始读医学经典．受业于马氏家族成员之一马仲清。15岁时从师于费氏门下之族伯丁松溪游2年。又聆教于马培之、巢氏名医2年，能兼蓄马氏内外喉三科之长。
丁甘仁系出齐玎公（丁甘仁祖父）后，世居武进通江乡之孟河。父惠初（丁甘仁父亲）国学生，乃四品候选，追赠朝议大夫，前配许太恭人，无出。继娶李太恭人（丁甘仁母亲）生子三，长鹤年，次炳裕，再次即丁甘仁。祖上早年是业儒，耕商的殷实之家，至咸丰年间，家业衰败。丁氏宗谱上丁甘仁的描述：于光绪24年皇封中宪大夫，花翎，四品衔候选道。[3]
丁甘仁学识渊博，除重视钻研《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中医经典外，还攻读《脉经》、《医门法律》、《张氏医通》、《温热经纬》、《世补斋医书》等著作。除丰富的学识外，丁甘仁为人乐善好施，对病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尤其是劳苦大众前来求诊，常免收诊金，甚至赠送药物；举办武（进）丹（阳）荫沙义渡局、孟河接婴堂、孟河敬老院、通江市文社等。平日捐款修桥铺路，从无吝色。[4]
丁济万丁济万（1903-1963），名秉臣，近代医家。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武进。他是孟河丁氏医派的代表人物，丁甘仁之长孙，嫡系亲传弟子，亦为一代名医，蜚声上海，于医学颇有心得，并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曾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及上海国医学会理事长，并主持上海华隆中医院，南北广益善堂等机构。丁济万历任考试院考试委员，卫生部中医委员，军统局医官，上海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国医学会理事长，上海济社理事长，华隆中医院院长，上海中医学院院长，及现任国大代表。[3]其临证经验极为丰富，尤精内、外、妇、儿诸科。曾整理出丁甘仁之医案，后移居于香港及台湾行医。
学术思想
总述丁氏学派，崇尚医德，多从病家疾苦考虑，故其治病用药特色和准则可以用“轻，清，效，廉”四字概括。轻者：用药剂量不宜过重，按中药的气，味，轻，重，也按历代传统剂量为常规，达到一定疗效为准。清者：用药清简，抓主要证治要点，君臣佐使，排列清楚，不无理加药。一般用方数味，不超过二十味。效者：用方求效，虽方药轻清不重，但还需讲究有效，丁氏用药已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故其验案，套方得到了后辈的认可，并作为学习的蓝本。廉者：其方药轻，清，效，药味不多，剂量不重，药价便宜。病家因病而伤财，对于贫困者尤其加重负担，药价便宜，可得以继续治疗，更利于治疗效果。[5]
在学术上，丁甘仁推崇张仲景《伤寒论》，临证处方以六经辨证为纲。他认为把握六经分治准则是分析病情、辨证用药的关键。丁甘仁曾说过，临证有两大法门：一为《伤寒论》之六经病，一为《金匮要略》之杂病，此二书为中医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二者不可缺一。[6]
内伤病丁甘仁对内科杂病的治疗，则以伤寒、金匮方论结合马绍成、汪莲石的经验进行辨证施治。辨证正确，处方有准则，如治胸痹心痛用瓜蒌薤白白酒汤、薤白瓜蒌半夏汤；肿胀（水肿）用五苓散、越婢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吐血色鲜红用金匮柏叶汤、千金犀角地黄汤；色黑如墨用附子理中汤；寒湿下利用桃花散，湿热下利的用白头翁汤；黄疸用栀子柏皮汤；阴黄用茵陈术附汤；湿热并重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茵陈五苓散。丁甘仁尤其擅治中风证，如真中风，属阳虚夹痰者用小续命汤、参附汤、半硫丸、人参再造丸等温阳通络法；属阴虚夹痰热者用自制验方天麻半夏羚角汤、温胆汤、至宝丹、指迷获苓丸等柔肝熄风、豁痰疏络法，无不得心应手。丁甘仁认为，医生临诊时，第一，要估计患者体质的强弱；第二，要酌量病势的轻重缓急；第三，对患者的居处习惯、饮食嗜好等也要作适当的考虑。在投药无效时，必须细究其原因，是药不对症，还是药不胜病，然后加以变动。对病后调理及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要注意脾胃。他着重指出，治脾与治胃迥然有别，并推崇《叶氏医案》中“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以及“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7]
外感病丁甘仁对外感热病的研究，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试观《丁氏医案》中对伤寒、温病的治疗总是伤寒方与温病方同时采用，并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临证灵活掌握运用，疗效甚佳。比如，在治疗伤寒类疾病方面，他总是根据伤寒邪从外来，循六经传变规律，辨别其夹杂情况，随机应变，施以适当治法。对于温病的治疗，丁甘仁则于临证中详加辨析证属风温或是湿温。他认为风温邪从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有急剧的变化。“本病利在速战，因风从阳，温化热，两阳相劫，病变最速；尤其是伏温化火伤阴，来势更急，这是与湿温根本不同之点”。概括言之，其治法为：邪在卫分、气分，按三阳经治法；湿胜阳微，按三阴经治法；邪热从阳入阴，按温病热传营血治法。从以上这些治例中可以看到，在辨证施治上，丁甘仁是采用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相结合的办法，在方药上则经方与时方综合运用，打破成规，独出心裁。可以说，丁甘仁开创了伤寒、温病两学说统一的先河。[7]
外科病丁甘仁外科疾病辨治思想，总结为内重托补、顾护正气；善辨经络、重视痰湿；成药入汤；露剂代水的四大特色。“以消为贵，以托为畏”，是中医外科界耳熟能详的名言。以清热解毒，视同抗生素治疗，导致原来的消、托、补三法，到如今成了独重消法。而丁先生治外科病，多崇古训。医案中所录丁甘仁先生治疮疡，多以托补为主。治发背、脑疽等外科重症，都用大剂量生黄芪、鹿角胶、当归、西洋参、阿胶等物。凡遇久病正虚，出脓不多，疮顶深陷，盘根不紧，都以托补法治之。即使用清热解毒之法，多在菊花、薄荷、连翘、金银花等几味中出入，绝无一味蛮攻。丁先生治外科如内科，用药轻灵平正，而平淡之中显神奇。外科之病，邪毒之所凑，其正气必有虚。“和则无猛峻之剂, 缓则无急增之功。”重视托补，顾护正气，用药和缓而不伤正，方才最终转危为安。丁氏论治外科疾病，尤重经络。《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中，首列十二经气血歌诀，外科之病发于外，往往有经可循，故尝谓：“脑旁属太阳，为寒水之府，其体冷，其质沉，其脉上贯巅顶，两旁顺流而下背脊属督脉所主”；发背乃“脊旁为太阳之经，督阳已衰，太阳主寒水之化，痰湿蕴结，营血凝塞”；乳房病“属胃，乳头属肝，肝胃两经之络，被阻遏而不得宣通，乳部结块”；瘰疬为“少阳胆汁不足，少阳胆火上升”。其辨经络甚明。江南地低水多，气候多潮湿，人多生痰湿。丁先生治内、外科病，都十分重视痰湿的调治。尝谓发背“多由痰湿稽留太阳之络，营卫循序失常”所致；瘰疬乃“胆火挟痰凝结”而成；疔疮更是“湿火蕴结，血凝毒滞”；湿疮由“风湿热蕴蒸脾肺两经”而作。用药常见陈皮、茯苓皮、贝母、僵蚕、半夏等理气化痰、软坚散结之品。丁派本擅长成药入汤，露剂代水，治内科病常用甘露消毒丸、清宁丸、紫金丹等入煎剂，而把枇杷叶露、金银花露等代水煎药。古之习外科者多不善内科，故中医外科积累成药很多，但光用成药难以体现辨证论治的特色。丁先生精通内外，学验俱丰，治疗外科疾病，除了善于辨证外，亦把中医外科历代著名成药，入汤剂同煎，真可谓既能继承过去精华，又能有所创新。外科蟾酥丸、消醒丸、小金丹、万灵丹乃是先生常用之品。而治乳岩需通络者，则用丝瓜络煎汤代水，需调心神者，以蔷薇花露代水，需和胃者，以香稻叶露代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丁氏外科的细腻。[8]
妇科病孟河医派认为,“女子以肝为先天”,且肝脾同居中土,肝病容易传脾,故孟河医派治疗妇科疾病重视肝脾,是穷源返本之谋。中医基础知识肾主生殖,又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正如《傅青主女科》所云:“经水出诸肾”,采用补肾大法是其情理中之事。然而孟河医家秉承独到见解认为:经血乃气血化生,以心生血,脾统血,肝藏血,而细推营血之源,实由二阳所处。后天脾胃者,二阳也。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再则营血的产生正如经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又由:“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如果木克土虚,中焦失其变化之功能,则生之血日少。上既不能奉生于心脾,下又无以泽灌乎冲任,经来愆期而少,已有不月之渐,一传再传,便有风消息贲之变,蚁穴溃堤,积羽折轴,岂能无虚。先哲云:“肝为刚脏,非柔养不克,胃为阴土,非清通不和”。《丁甘仁医案》中载有月经过少案，用当归、白芍、石斛等柔润养肝,以青龙齿、代赭石、茺蔚子、广橘白、旋覆花等泄肝安胃,则土木不争,诸恙可愈。孟河医派遣方用药上,以轻、灵、巧见长,特别崇尚“轻可去实”之法。临床常见症状不外乎虚实二类,治疗时一般非攻即补,但每遇曲折迂回的复杂之症,在攻补二法难以施效之时,孟河医家们另辟蹊径,采取“轻可去实”之法,以达到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丁甘仁医案续编》中载子晕案，用方宜清泄风阳,和胃化湿。取冬桑叶二钱,滁菊花三钱,薄荷炭二分,佩兰梗半钱,清水豆卷三钱,仙半夏二钱,水炙远志一钱,川雅连三分,枳实炭一钱,炒竹茹二钱,嫩钩藤(后入)三钱,夜交藤三钱,荷叶边一圈。气有余则阳气偏亢,加之外感湿热之邪,内外相合,则湿热内阻,气机失调,清阳不升,故头晕胸闷纳呆,湿热郁遏胃气不和则泛恶、卧不安。丁氏治以芳香清透,清泄湿热,和胃调气,可谓得其所矣!孟河医家对“异病同因”、“异因同病”以及“复症多因”的复杂病症,能明辨证因,洞悉症结,进而制定温凉同进的治法,使之有反有常,有缓有急,层次井然,可法可从。其处方,能既取寒热颉抗,且又相互照顾,组成“复方多法”。温凉同进有反佐之意,古时妇科方如《千金要方》白薇丸的姜、桂合白薇,《金匮要略》温经汤的桂枝合丹皮,《女科证治准绳》奇效四物汤的艾叶与黄芩同用,均是此法,孟河医家运用此法更为普遍,可谓驾轻就熟、得心应手。[9]
后世影响
师古不泥 传承求新孟河丁氏流派的学术源于《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且用其长而化其偏，师古人意而不泥古人方。
传统孟河流派主张治疗和法缓治，寒温并施，用药多轻灵醇正。丁甘仁很好的秉承了孟河医家的这一学术特点。然而丁氏家族善于汲取各家所长，其学术造诣更是颇具特色。
丁甘仁在“和法缓治”基础上加以发扬，认为名曰和、缓，“和”则无猛峻之剂，“缓”则无急切之功，“和缓”乃先贤遗风。其在处方用药上，大都以轻灵见长,最擅运用“轻可去实”之法[10]。 
另外，丁甘仁精通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并在临床实践中融会贯通，逐渐摸索形成了丁氏治疗外感热病的独特风格。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泥于四时温病。在外感热病辨证论治方面，采取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及其主治方药的综合运用，创立寒温融合辨证体系，突破了寒温分立的格局[11]。
总之，孟河丁氏流派的学术思想别具一格，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博采众长 汇通中西丁甘仁青年时期所处年代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之间存在很深的鸿沟，而丁氏并不介意于此，能择善而从，由温热派兼学伤寒学派，从时方派入，而由经方派出[11]。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并在临床实践中融会贯通，逐渐摸索形成了丁氏的独特医疗风格。
基于丁氏开明的学术思想，常主张其弟子熟地背诵各类经典著作并阅读临床实用性强的医学专著，在继承孟河医派学术思想的同时，当撷取各家精华，融汇贯通，验于临床。
然而，孟河丁氏并不拘泥于中医辨证论治，在坚持中医为体的基础上，主张吸取现代医学技术与知识，这一方面，丁氏的思想无疑是领先的。丁甘仁所提出的“昌明绝学保存国粹融汇中西，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的宗旨[12]，不仅彰显了其海纳百川的学术精神，更为后世强调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想埋下坚实一笔。同时，这也是孟河丁氏之所以能名医辈出，至今薪火相传，代代不熄的重要原因。
改革传承 广传薪火丁甘仁倾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尤在后期，丁氏家族认为靠家族或师徒传授，虽能精研于该医派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但丁氏所处年代中医思想保守，出现了医术秘而不宣等现象。丁甘仁认为此不利于中医人才的培养和学术传承，因而筹资办学。
随着当时西方学校教育的传入，学校教育在中国立足并逐渐普及。1917年7月，丁甘仁携手夏应堂、谢观等人正式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由政府批准的民办中医高等教育学校，开启了中医学院教育之门。
1919年丁甘仁又创办女子中医专门学校，其后又进一步在沪南、沪北设立两所广益中医院，南北两院均设有门诊及住院部，以备学生见习与实习之用，因之门墙桃李遍及全国。他门下的学生，佼佼者颇不乏人。程门雪、黄文东、王一仁、张伯叟、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王慎轩等中医名家，1920年，丁甘仁又发起成立“国医学会”，首次把中医师组织起来，相互切磋，开团结协作之风。为了加强中医学术研究，又发行《国医杂志》，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丁甘仁为首任会长。[13-14]
孟河丁氏的教育改革对现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医学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医教育形式，扩大了中医的影响，同时鼓励学生主动接受西方医学知识，开创了“中西汇通”为特色的医学研究风气，这种创新精神，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