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石濂
个人履历
石濂 清画僧。（1662-1705）。江苏吴县人，善画。
人物生平
石濂为大汕和尚之号，字厂翁，号石濂，一作石莲，原俗姓徐，明遗民。明崇祯六年（1633）生，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籍贯江苏吴县（一说是江西九江）。清初曾与他交往甚密的大诗人王士祯（一作士禛，字贻士，号渔洋山人）在其《分甘余话》中对此也莫辨真伪：“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看来，只有曾与大汕同行去过越南的挚友曾灿（字青藜，江西人，工诗词古文，“易堂九子”之一）所说最为可信，他为大汕的诗集《离六堂集》作序说：“和尚为吾乡（江西）九江人”。大汕早年情况仅知“幼而警敏，善画仕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见潘来：《救狂砭语》） 
历代画僧中，大汕可谓一位名噪一时的和尚。然而，有关评价他的一些资料，却是褒贬并存，褒之者认为他极可能是位反清复明志士（见庵：《大汕其人其像》）；贬之者认为“他本是一个混迹法门，追逐名利的投机家”（见中华书局1987年版《海外纪事》前言，余思黎撰）。
大约中年以后，大汕来到广州，自称觉浪和尚（名道盛）法嗣。觉浪和尚是当时佛教曹洞宗在今南京一带的名僧。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曾从他学过佛。凭借这关系，加上大汕诗画兼擅的才能，很快便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岭南名士结交。又凭他善于制造古玩家具，工绘花鸟人物，得以投靠平南王府尚之信门下，以学问僧身份出入广州的官绅、士人中间。在尚藩势力支持下，不久就当上了广州城西长寿寺（今广州市长寿路附近，故址已毁）住持。于是大汕交游日益广阔，连省外名流吴梅村、陈其年、高士奇、宋牧仲、万红友、田纶霞、王士祯等都与之交往，声势日盛。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安南（越南）阮福周政权遣使来广州，请大汕前往顺化主持佛事。于是，他不顾渡海之艰险远赴安南。在顺化，大汕被尊封为“国师”，授戒传法，曾一次就授戒1400多人。他所传扬的并不限于禅宗佛学，“大而纲常伦纪，小而事物精粗，莫不条分缕析，理明词畅……其为禅益政治实多”（阮福周《海外纪事序》）。实际上大汕所讲是佛道儒三教的杂糅，以适应阮氏政权的政治需要。不过客观上也起到“以中国之纪纲，变殊方之习俗”（毛端士《海外纪事序》）、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第二年秋，大汕携大量获赐赠的珍宝财物回到广州。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刊印出《海外纪事》六卷，内容是他在安南期间撰录的笔记、诗文，为后世留下了一部17世纪越南中部地理历史、风俗人情及海上交通等珍贵而生动的史料。大汕此举，也是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要事。
大汕回广州后
用所得的财宝修建广州长寿寺、白云山麓弥勒寺、清远峡山寺，并扩建澳门普济禅院。按长寿寺本来创建于明万历年间，至康熙初已废。大汕善于园林布置，经他复兴的长寿寺，“文木为梁，英石为壁，曲房奥室，备极精工”（张渠《粤东闻见录》），具池沼、园林、宫室之胜。王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曾赞其“营造有巧思”，且亲书楹联“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潮”赠给大汕。又在其《分甘余话》笔记中，以“奇石”为题专门记载了长寿寺离六堂侧池上的一株奇石：“云产七星岩，其色黄如蒸粟，莹润如蜜蜡、琥珀……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此外，大汕还善营造家具器皿，“以紫檀、花梨、点铜、佳石”做家具器皿，“多巧思佳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著），时常赠送各方名流，备受赞赏。
成就及荣誉
大汕“能诗善画”，他自重修长寿寺后，王渔洋、潘次耕（擅音韵、诗文及史学，撰有《遂初堂诗文集》及《别集》共三十九卷）、梁佩兰、陈恭尹等士大夫，常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大汕著有诗集《离六堂集》12卷，还喜欢作竹枝词。过去在香港举办的广东名家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他的《侬梦寻欢竹枝词卷》12首，其中如： 
侬梦寻欢路万里，欢在江南亦梦侬； 
欢梦来时侬梦去，欢侬依旧不相逢。 
忍看花田欢燕，行人春日换春衣； 
最怜昨夜花田月，如见夫君春燕归。 
（季子：《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他善绘画，尤能画肖像，曾为诗人陈维嵩画肖像。可是王渔洋北归后突然憎恶起大汕，在其《分甘余话》的“妖僧大汕”中说他“常以素女秘戏图状以媚诸贵人”，显然含有歪曲诋毁成分。现广州美术馆藏有大汕的《墨竹图》，写竹迎风挺立，“墨色浓厚，用笔潇洒利落”（见谢文勇：《广东画人录》），很有才情韵致。他的画友有石溪和尚等。此外，大汕还是一位版画高手。据榆庵《大汕其人其像》一文，康熙年间大汕在自己的“怀古楼”刻印的《离六堂集》，卷首有大汕自己刻写的插图33幅，为反映其生平事迹的图象，是画笔极其工致、绝妙的版画，每幅都有当时诸名家的题诗。 
秘密反清复明的志士
个人其它信息
大汕早年的事迹是个谜，而当了和尚却依然写儿女情长的竹枝词则属奇怪。更奇的是，大汕并非是个剃度落发的和尚，澳门普济禅院里祖师堂供奉着的大汕自画像，是个披发头陀相，#庵在其《大汕其人其像》中认为，这和在石涛年谱里《石涛种松图》中的头陀相仿，是很有寓意的，“这就是不肯剃发，不肯降清的意思”。 
大汕交往虽广，然而深交的挚友却是像曾灿、石溪这样的明代遗民。曾灿早年曾参加过反清活动，与大汕特别投契（当然大汕本身也是明遗民），大汕赴安南是与曾灿一起去的。《离六堂集》的《序》也是由曾灿作的，“……大汕常与之谈当世之务，娓娓不倦，盖其天文、地理、兵法、象数，以及书画、诸子百家之技，无不贯通其源委。……今和尚之为人，岂与枯寂浮屠同日而语乎，抑有托而逃者耶？当其狂歌裂眦，淋漓下笔之时，怀抱渊源，空今旷古，此其志岂小哉！然和尚之善藏妙用者，又未知涯矣”，“余（曾灿）浪游三十年，欲阴求天下之奇士……而有奇士如和尚者，神龙莫测矣”。联系曾灿序文开首“往余与无可大师游，得参天界浪杖人（名道盛，字觉浪，大汕所从的法师），听其绪论，无一不归之忠孝，故其门下士，皆文章节义魁奇磊落之人，或至有托而逃焉者。”可见大汕是个蕴蓄不凡的人，托身和尚仅是表面遁迹空门而已。#庵先生分析序文，开首以“忠孝”、“节义”立论，文末归纳为“善藏妙用”，有暗示干“秘密工作”之意。
个人作品
《离六堂集》中有诗《自题寄友人》云： 
满林黄叶一溪寒，白日青山卧懒残。 
但恐云深人不见，聊将住处写君看。 
曲折地反映了明亡后他的苍凉心境，和不甘清廷统治下的屈居现实，只好隐退空门。这与八大山人、石涛等遗民僧人大致相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民族气节。
另外
看过《离六堂集》藏本的#庵先生认为，卷首的33幅自画的版画中，第三十一图为“制器”，看图意是制铁器，大汕既然知兵法，必定是制兵器了，不过在当时环境下不敢说明罢了，其意思是可想而知的。 
《海外纪事》刊行不久，潘耒（1645—1708）（字次耕，吴江人）即针对该书和大汕，罗织了“种种不法之事”，主要是说该书“少实多虚”、“有伤国体”、“有碍法门”；大汕行事则“饮酒食肉”、“穷奢极侈”、“目若无人”、“大言欺世”、“存心险毒，以倾人陷人为能事”。（见潘耒《救狂砭语》）后来突然憎恶起大汕的王渔洋也在《分甘余话》中诋毁他，称之为“妖僧”，列其不法之处亦不过“常以素女秘戏图状以媚诸贵人，益#近之，于是无所忌惮”，“后闻其私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珠之属，直且巨万，连舶以归，地方官亦无谁何之者”。看来也没有重大发现。而大汕被捕，却是按察使“许中丞（嗣兴）独恶之，辄逮治，诘其前后奸状，押发江南原籍，死于道路”。（见王渔洋《分甘余话》“妖僧大汕”） 
关于大汕的罪状从来没有“谋反”一条，由此导引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一文的作者季子先生的推断：“关于大汕在海外活动，以谋推翻满清统治的证据，到现在已经没法找得到，就是在当时，也未必能找到，即使可以找到，地方官吏也只有设法消灭，不是回护大汕，只是回护当时与大汕往还的一班名流。当时大汕的交游，的确太广阔了。”连屈大均在后来也公开指摘他窃取别人诗句、欺世盗名。总之，都有点“欲加之罪”的意思。可以理解，在当时“文字狱”那样严酷的环境下，大汕的直接“罪状”谁敢点破？相反，指责和诬毁大汕却是一种恐受株连的自我保护措施吧。
社会评价
不过，还有一点是可以反证大汕是反清的，那就是大汕的《离六堂集》，在乾隆年间列入了《禁书总目》的《浙江省查办应缴应毁书目》及《江苏省奏缴咨禁书目》。加上《大汕其人其像》的作者#庵先生曾读过这本稀有的诗集后，写下“书里有怀念故明、反对满清的诗句，自不待言”的结论，可以为我们认识大汕这位历史人物提供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