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九岭岗起义
起义准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湖北松滋县的党组织坚持斗争，并英勇地领导了九岭岗起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1]
根据  九岭岗起义烈士陵园[2]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部署，1927年秋冬，湘鄂西地区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如前所述，湖北松滋由于党的组织尚未建立，暴动条件尚未成熟，在这两次高潮中，均未采取武装行动。县委成立以后，武装暴动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被作为县委当前的主要任务进行了反复酝酿和积极准备。
为了加强对武装暴动的具体领导，县委决定成立以张波臣为首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在县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武装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
3月上旬，张波臣在九岭岗主持召开有30余名党团骨干参加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县临时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张波臣、张英、杜若、张维高、张定国、张丹书、杜登庸等7人组成，张波臣、张英、杜若为常务委员。
次日在刘家场召开执委会议，进行分工：张波臣负责全面工作，与杜若等人坐镇九岭岗，组织暴动队伍；张英、张维高负责对敌策反工作，筹集枪支弹药。张维高已于此前打入第五区(西斋)团防局担任中队长，现仍继续在此处活动。张英负责对第三区(王家桥)团防局和县保卫团进行策反。
1928年4月中旬，鄂西特委在江陵岑河口(后转移至公安)召开鄂西党代表大会，各县县委书记出席。因黄杰原在江陵工作已被敌人注目，为防止意外，特委指示松滋由沈德纯参加会议。大会研究了松滋的革命形势与任务，鉴于黄杰入党不久，年纪轻，又是女同志，肩负一个县的主要责任比较困难，即决定调李述礼担任松滋县委书记，黄杰改任组织部长，沈德纯改任宣传部长，县委其他成员不变。
李述礼，广东人，北京大学学生，1926年6月在北大入党，1927年5月调武汉总工会工作，同年8月起先后担任当阳、远安、石首等县县委书记。4月下旬，李述礼由团特委书记李西园送至松滋县城，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会上，李述礼听取了县委其他同志关于前段工作的汇报，传达了中央关于广州起义的文件，主持研究了全县后段工作。
月底，李述礼又在街河市向上学校主持召开党、团县委联席会议，研究武装暴动方面的问题。松滋县委机关原设街河市，为了更好地领导武装斗争，县委决定将机关迁驻九岭岗。
九岭岗地处北大山系，北近宜都，南交澧县，西出石门，方圆数十里，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武装割据的理想地域。此处农民素称强悍，富有反抗压迫的光荣传统。大革命时期这里是农民运动开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这里又是党的活动开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党的组织也比较健全。
5月初，县委机关迁至九岭岗。黄杰驻守设在王家湾的县委机关，县委其他成员则多四出活动，昼夜奔波。县委机关迁到九岭岗不久，鄂西特委在九岭岗召开松滋、枝江、宜都三县联合暴动会议，制定了暴动的具体计划。会议决定三县继续分头准备，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1928年9月28日)同时行动，镇压土豪劣绅，夺取团防武装，然后开往湘鄂边，与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6月中旬，特委又在松滋县城北小洲子召开松滋、枝江、宜都三县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暴动事宜，松滋县委派张英出席。会上，三县代表通报了各县敌情，汇报了暴动的准备情况，张英特别详细地汇报了松滋民团的兵力分布及我方的策反计划。会议要求各县继续抓紧准备，按照原定计划，三县统一行动。县委在积极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精力进行了暴动武装的筹组工作。
首先，以九岭岗地区的农民协会为基础，筹组农民革命武装。筹组这支武装，人员好解决，突出的问题是武器。在县委和县临时执委会的领导和组织下，九岭岗地区的农民日夜赶制大刀、长矛和土抬炮，用土法制造火药，到各地收集鸟枪抬铳。当时曾明确规定，凡农协青壮年会员，每人必备一尺五寸长大刀一把，五尺长长矛一杆。
到九岭岗起义提前爆发时，起义农民已拥有鸟枪、抬铳80多支，九接力土炮3门，大刀、长矛若干。其次，抓紧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策反工作。当时县内无国民党正规军队驻防，地方武装有县保卫团及各区团防武装，共300余人枪。各区团防除第九区(米积台)有枪百余外，其他均拥枪不多。根据各地敌情，执委会制定了一个策反三区(王家桥)、五区(西斋)团防和县保卫团的计划，打算三处得手后即合力攻打九区，继而各个击破，一举摧毁县内反动武装。
实施过程中，西斋、王家桥两处均有进展，我方打进五区、三区团防局的人员都担任了中队长职务。唯对县保卫团的策反遇到困难，虽经张波臣、黄绍豫、杨其权、张英等多方设法，终因保卫团大队长系县长高季浦的亲信，我方人员无法打入，致使计划落空。
在县委的直接领导、县临时执委会的具体组织和团县委的积极配合下，全县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然而，就在这时，一起意外事故突然发生，致使起义被迫提前。[3]
起义爆发
6月17日，共产党员、交通员王长永在西斋买肉，因挑肥拣瘦与肉案老板发生争执，以致相互殴打。扭打时，王长永头上帽子落地，藏在帽内的秘件被人发现，土豪向芳田、罗经武知情后立即向五区区长、团总雷新民报案。雷新民派人将王长永抓获，经酷刑逼供，获得九岭岗部分共产党员名单。
18日(农历五月初一)上午，雷新民派团局教练长傅生夏率队进山，抓走共产党员邹恒春。敌人进山时，县委并不知道敌人已掌握了我方部分情况，但邹恒春被捕后，已感到问题严重。当时，县委书记李述礼已下山到新江口参加党支部成立会议，沈德纯参加鄂西党代会回九岭岗向县委汇报后，也下山到裴家场区委开会，留在县委机关的县委成员只有黄杰、张波臣、裴光月三人。
邹恒春被捕后，群情激愤，不少农民要杀敌拼命。黄杰等考虑到我们的队伍刚刚组建，很不巩固，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主张暂时隐蔽，仍按三县联合暴动计划行事，至于被捕人员，则宜通过社会关系另行设法营救。然而，县委的意见还没贯彻下去，怒不可遏的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共产党员张俊初在九岭岗地区颇有威望，他首先派人鸣锣通知，召开大会，数百名农民各举武器，齐集陷马池。
张俊初在通报情况以后，将来人分成三支：一支由冉承哉率领到芝麻坡、天坑湾一线；一支由周维新率领到肖家大堰一带；一支由周海涛、卓明藻率领到火烧铺子一带，严密监视敌人。若雷新民再进山抓人，即以铳响为号，杀敌缴械。这时，打入五区团防局的张维高赶回九岭岗，说雷新民又要派人进山，抓捕周昌官，形势急剧变化。果然，到了中午时分，傅生夏带着11名团丁再次进山，到狮子口抓住了周昌官，并声言：“不交出全部党员便将九岭岗烧光杀尽！”
敌人步步进逼，九岭岗地区的共产党员、农协会员和其他革命群众已是忍无可忍。在这危急关头，县委果断决策，同意提前行动。当傅生夏等人将周昌官押到徐家台时，冉承哉登上天坑湾山岭连放三铳，起义队伍听到信号，打出一面红旗(仓促间找来的一块红布)，从四面八方一涌而上，喊杀声、鞭炮声响彻山岭。一千余名起义大军很快将敌包围。冉承哉首先用鸟枪毙敌1名，将周昌官救出。敌人奔放牛坡、煤炭沟，拼命向西斋方向逃窜，起义军穷追不舍，沿途毙杀逃敌。傅生夏逃到烂板桥后，藏身于一土洞内，被抓出当场斩首。
是役，起义军一举全歼进山之敌12名，缴获步枪8支，战马1匹，军号1支，起义军仅1人受轻伤。下午，起义大军在肖家大堰集合开会，动员再战，防敌反扑。大会由裴光月、周维新、张俊初等主持。当晚，起义军分为三队，分别在万寿桥、麻砂滩、郑家店子设卡守卫，等待上级命令。起义爆发后，县委即派交通员赶赴新江口、裴家场向李述礼、沈德纯汇报，要他们立即回九岭岗。
当夜，县委在张家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的行动方案，李述礼、沈德纯连夜赶回，参加了会议。县委紧急会议作出四项决议：(一)立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二)成立起义指挥部。指挥部设张家咀，张波臣任总指挥。(三)将起义军组编为红色自卫队，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驻张家咀一带，由张波臣、张维高率领；二大队驻胡芹塝一带，由李海吾、周海涛率领；三大队驻屏墙湾一带，由裴光月、冉承哉、周维新率领。(四)19日分兵攻打当地土豪劣绅；20日集中兵力进攻西斋团防局，扩大战果。19日上午，各路起义队伍集结于张家咀，组编红色自卫队。指挥部随即下达战斗任务：一大队驻守指挥部，二大队400余人攻打刘家冲，三大队500余人攻打清水冲、严家溪。会后，二、三大队立即行动。二大队赶到刘家冲土豪刘怀山家时，刘已闻风逃匿，自卫队遂将刘怀山之子刘盛义当场处决。三大队开到清水冲，处决土豪严贤臣一家六口(其小孙子年幼未杀)，接着攻打严家溪土豪、保董严勤初家，未获其人，乃将其布匹衣物付之一炬。
是日，自卫队还没收了清潭湾土豪张金堂囤积于肖家大堰的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下午，自卫队三路会师张家咀。随后，又分赴万寿桥、麻砂滩、郑家店子等地把守。此间，沈德纯利用社会关系多方了解敌人动向，得知敌人已掌握我方情况，敌县长高季浦正纠集各区民团，妄图镇压起义，并已派人向驻守宜都的敌四十三军求援。
据此，县委决定抓紧战机，赶在敌大军到来之前，进军西斋。20日天未亮，自卫队三个大队同时出发，进抵西斋西一里之七里庙，县委多数成员随军指挥。黎明时分，自卫队1000余人冲进西斋镇，直捣五区团防局驻地灵鹫寺。此时，雷新民已率队潜逃，自卫队四处搜寻，在四巷子活捉五区前任区长雷子敬及雷新民保镖黄老五，当即将其处决。西斋地区及周围劳苦群众，纷纷前来助战，起义队伍猛增至万人。自卫队攻打团防不着，正待回师，雷新民突然率队反扑过来。自卫队迅速抢占七里庙一线山头，待团防接近，突发抬炮两响，大军奋勇出击，团防狼狈溃逃。自卫队穷追10余里，至石牌一带，便不再追赶，而转至雷家岗雷新民住宅，没收其粮食财物，散分贫民百姓，并将其房舍焚烧一光，然后集合队伍，胜利回师九岭岗。[3]
起义镇压
在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县委就已经清醒地分析了所面临的不利形势：起义被迫提前，必然打乱鄂西特委关于松、枝、宜三县联合暴动的计划；我方力量单薄，准备不足，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要取得最后胜利是很困难的。所以，县委一面派出张维高寻找特委汇报，请求指示，一面派人到湘西寻找贺龙部队联系，请求支援。但因设于沙市的特委机关于此前遭敌破坏，刚在宜昌组织的临时特委又立足未稳，张维高没能找到特委。到湘西的人员也因敌层层封锁，音讯不通，未能与贺龙所部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县委决定用少数兵力扼守主要山口，掩护已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掩护外籍同志撤离松滋，以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就在起义队伍开始疏散转移的时候，敌人开始了镇压起义的行动。
6月20日，雷新民逃到县城向县长高季浦报告。当日，高季浦便一面调集各区民团，一面派人到宜都向四十三军求援，同时发布命令，通缉李述礼、张波臣等人。22日，雷新民没等援军到来，就迫不及待率队进山“清剿”。其所率领的团防武装刚近张家咀，即遭自卫队猛烈反击，雷新民再次败退。
24日，高季浦纠集五个区的团防武装及四十三军一部200余人，分四路向九岭岗逼近：一路走白田坪、四方桥，一路走麻砂滩，一路走郑家店，一路走七里庙，将九岭岗团团包围。敌人进山之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在掩护县委机关和革命群众突围的战斗中，不少共产党员、自卫队员正气凛然，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共产党员、九岭岗支部交通员李世玉参加了攻打刘家冲的战斗，漏网土豪刘怀山对他恨之入骨。
6月23日，刘怀山将李世玉父子三人抓到他家，用铁丝穿着李世玉的锁子骨绑在石磙上。24日，雷新民赶到刘家冲，威逼李世玉交出组织，李世玉拒不回答，还要两个儿子做革命的好后代。雷新民见威逼无效，下令将李世玉父子三人同时杀害。
卓明藻、卓明宝兄弟二人于1928年初同时入党，6月18日起义那天，他们冲锋在前，亲手击毙几名进山之敌。19日，卓明藻又将土豪刘盛义处决。24日，兄弟俩在宝塔山掩护群众撤退，战斗中，卓明藻被俘，关押于七里庙。雷新民亲自审讯，软硬兼施，卓明藻毫不屈服，并将雷骗至身边，随即飞起一脚，踢其下身，说：“老子革命不怕死，你半句话也叨不出来”。雷新民恼羞成怒，遂令先划破其嘴，后撕裂其皮，但卓明藻至死不屈，仍将大口鲜血喷吐在敌人脸上。
卓明藻牺牲20多天后，卓明宝被捕，虽遭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英勇牺牲。共产党员周维新是九岭岗党支部干事、红色自卫队第三大队负责人。
6月24日，九岭岗被围困后，他化装成团丁侦察敌情，直到县委机关突围后才隐蔽他乡。敌人烧了他家的房子，把他的两个哥哥抓去严刑拷打，还威胁他的母亲交出儿子。
周维新得知后回到家中，先将随身保管的一枚公章交给母亲，请老人代为保管，又嘱咐妻子领儿女逃出虎口，将来为他报仇。敌人来抓他时，他爬上自家被烧破的木楼，高声说：“我们共产党好比东方的红太阳，出在东方，落在西方，今晚落下去一个，明天还有个新太阳!”说罢，亲过不满周岁的女儿，便吞服下大量事先准备的鸦片。当他被抬着押到七里庙时，已经奄奄一息，残暴的敌人将其枪杀后，还将他的遗体开肠破肚，挖出内脏，填满石头。周维新牺牲时，年仅30岁。
敌人在九岭岗一带烧杀抢掠，持续一个多星期。据不完全统计，有55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杀害，130多户近千间房屋被烧成灰烬。
在敌人围攻九岭岗的前一天，即6月23日，黄杰就按照沈德纯、张波臣的安排，在群众的掩护下撤离九岭岗，转移到台山坪沈德纯家中。24日，李述礼也化装转移，到了台山坪。
敌人占据九岭岗后，张波臣、张维高、彭杰三又先后赶到沈德纯家，与李述礼、黄杰、沈德纯会合，县委决定张波臣、张维高立即赶赴宜昌向特委汇报，李述礼、黄杰马上撤离松滋，县委工作由裴光月负责。[3]
起义意义
九岭岗起义是松滋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壮举，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在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2]起义虽然最终失败，却在松滋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