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本六大财团
简介
在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财团垄断性被削弱，日本经济中又出现了与财团不同的产业型企业集团。产业型企业集团不同于财团，其特点和核心是稳定的超大型企业作为母公司，母公司拥有直接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很大股份，施行垂直领导，很多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也持有母公司的股份，从而形成了一种紧密和相互持股关系，如丰田、日立等集团。由于缺乏金融资本的支持，这些产业型集团中相当部分又是六大财团的企业成员。而在六大财团中，各大成员企业间不存在上下支配关系，是松散的联合体，依靠金融机构和传统的关系联结在一起。
日本财团
三菱财团成立于1954年，共有28家大企业组成，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巨大企业集团。其核心企业有：东京三菱银行、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汽车、三菱电机、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等。该集团主要以汽车、成套设备、军火、电子、石油化学、飞机、造船、核能等产业为重点，并致力于城市住宅开发和新材料开发等，控制着日本的军火工业，1977年后开始积极开展与我国经济交往。经理会称“金曜会”（金曜会，每月第二个星期五聚会，日语星期五为“金曜日”）。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目前有25家大企业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公司是财团的三大支柱企业。其核心企业有樱花银行、三井物产、新王子制纸、东芝、索尼、三洋、NEC、丰田汽车、三越、东丽、三井不动产等。该财团在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发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行业拥有优势。经理会称“二木会”（“二木会”，每月第二个星期四聚会，“木”，日语的星期四为“木曜日”）。住友财团成立于1951年，目前有20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在金属业、金融业以及电气产业方面有较强的实力。其核心大企业有住友银行、住友金属、住友化学、住友商事、松下电器、日本电器（NEC）、三洋电机、朝日啤酒等。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精细化工等部门有基础，后来又经营海洋开发和核能。经理会称“白水会”（白水会，住友财阀起源的“泉屋”的“泉”字分拆为“白水”）。富士财团日本人称富士山为"芙蓉之峰"，所以富士集团又称芙蓉集团，成立于1966年，目前有29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在日本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等各重要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其核心企业有富士银行、日产汽车、日本钢管、札幌啤酒、日立、丸红、佳能、以及日本生产轴承最大企业“日本精工” 及农业机械最大厂家“久保田”等。以纺织业起家的丸红商社（MARUBENI）为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是广东省的“省长顾问”企业，在广东省的投资企业有10多家，今后积极寻求与中国的物流业方面的合作是其目前经营目标之一。经理会称“芙蓉会”（芙蓉会，得名于“芙蓉集团”）。三和财团成立于1967年，目前有44家大企业组成。其核心企业有三和银行、日商岩井、日本电信电话（NTT）、日棉、科思摩石油、神户制钢所、夏普、日本通运、积水化学工业等。其中日商岩井及日棉居日本九大商社之列。该财团在钢铁制造业、通讯业、液化气、陶瓷、橡胶等行业有较强实力。经理会称 “三水会”（三水会，每月第三个星期三聚会，日语星期三为“水曜日”）。劝银财团成立于1978年，目前有48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是六大财团中成立时间较晚而成员最多的一个财团。其核心企业有第一劝业银行、伊藤忠商事、富士通、兼松、清水建设、川崎制铁、旭化成工业、富士电机、横滨橡胶等。该财团在化工纤维、金融、光通讯、计算机、石油开发、食品等方面较有优势。经理会称“三金会”（三金会，每月第三个星期五聚会，日语星期五为“金曜日”）。集团由来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宣布于2000年9月组建瑞穗银行，成为当年世界第一大银行。三和银行、东海银行和东京信托银行宣布于2001年4月合并，组成日本联合银行。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也宣布于2001年4月组成三井住友银行。2005年10月，三菱东京金融控股集团和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合并，组建三菱东京UFJ金融集团，成为日本第一大金融控股集团。至此，6大财团的核心银行，已经通过合并和混业经营，重组为3大金融控股集团。
特征重组
演变日本在二战前的财团被称为财阀，是明治维新后因政府的扶植而逐步发展成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也被称为财阀康采恩）。这些以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财阀，形成于日本的产业革命时期，在国家的扶持和保护下，主要出现了十几家财团，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通称日本的“四大财阀”。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以反垄断为名，对旧财阀实行了抑制政策，解散了日本的财阀组织，但保留其银行组织的存在。从 1951年开始，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又逐步采取了扶持垄断资本的政策，促使日本的财阀组织重新组合。 
由于1953年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放宽了持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股份及兼职的限制，如金融机构持股限制由5%扩大至10%，缓和了对卡特尔的限制等。在新的政策环境下，旧财阀的金融机构重新聚集了原来的下属企业，以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高度融合为基础，演变成日本的新财团。其中以三井、三菱、住友、芙蓉、第一劝银、三和等六大财团最为庞大，从而构成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三井财团、三菱财团、住友财团是在原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的基础上，联合原财阀的一些企业再加上一些新加入的企业组合而成；而芙蓉财团、三和财团、第一劝银集团没有以前的银行组织基础，是分别以富士银行、三和银行、第一劝业银行为中心联系其它企业组成的新财团。 
经过此次重生，日本财阀的封建性和封闭性都极大的弱化了。新形成的六大财团相对于旧财阀，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金融机构为中心，财团内各企业环形持股，即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同时，其民主性、开放性和竞争性都有所增强。各财团的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长会”的成立，社长会是财团主要成员企业最高负责人组成的集团最高协调机构，事实上具有类似“大股东会”的性质。各财团社长会的名称各异，成员企业间就重大问题通过社长会协商解决，社长会也是研究财团重大经营战略的中枢机构，但它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主要特征日本财团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金融制度，主要包括主银行制度和相互持股制度，这两种制度是在日本特殊的历史进程中生成和发展的，日本财团金融制度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1、主银行制度
主银行制度是企业与银行之间通过长期交易形成的，是银企之间通过长期交易形成的一种惯例。在银行与企业的融资交易中，主银行的融资额最大，这是主银行制度的定量特征，这一特征使银企双方间确立了重要的交易关系。日本财团中的主银行是借款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企业结算的中心银行，通常也是企业的主要股东，向企业派遣重要职务的人员。主银行制度中，主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是以合同形式明确地规定的，而是双方默认的。银行帮助企业稳固其经营权，在企业经营业绩恶化时，企业将经营权移交给银行，由主银行负责进行救助。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主银行关系不断扩展，在企业融资和企业治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相互持股制度
日本六大财团的成员企业之间实行圆环形相互持股，这种持股关系使财团各成员企业之间的资本联系得到空前加强，是财团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和最强有力的结合手段。相互持股比率是衡量财团凝聚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不仅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持有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股票，工业和商业企业也持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相互持股比率越高，财团的凝聚力也就越强。从股票持有关系看，财团内各企业的股票都被对方相互持有，而不是一方单向持有，这也是日本财团的一个显著特点。日本财团内部的相互持股是日本长期以来禁止持股公司存在的一种变通形式，以法人持股代替过去自然人的家族财阀持股。20世纪90年代，日本六大财团的内部平均持股比率为55%左右。 
3、人事派遣制度
除了主银行制度、相互持股制度，日本六大财团还存在系列融资和人事派遣等特征，以加强企业之间的人事结合。一般主要是由银行、综合商社向各大企业派遣高级职员，如银行向其融资数额和持股份额高的企业派遣职员担任企业的重要职务，以保障银行的债权和对该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企业为加强同银行的密切联系、保证其资金来源的稳定和贷款，也愿意接受银行所派人员，并委以重任。同时，由于工业企业有时也是银行的股东，工商企业也向银行派遣人事，对银行施加影响和控制。
形成发展
日本现代财团体制形成于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时期，之后日本分别经历了4次经济萧条。它们分别是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经济从假象的繁荣坠入了急性萧条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工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当1973年原油价格上涨三倍的时候，日本真实的GDP增长率从60年代的10%降低到1974年的负增长，并且随后出现了4年的经济萧条;1985年7月发生的日元风暴中，日元在广场协定签署后的两周内升值了100%，这导致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日本的产品就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昂贵了，日本的工资水平达到了世界最高，这使日本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本，日本财团的根基主办银行受到极大的打击，经营环境逐步恶化，不良债权越积越多，利润率不断下降，坏账总额曾高达73万亿日元(约合 6500亿美元)。竞争实质这4次经济萧条，几乎是每隔10年发生一次，这不仅是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和国家较量的产物。日本经济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和争夺，其惨烈程度不亚于在战争中的拼杀。贸易立国和制造业立国的国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就体现在“商权”的争夺上。这个“商权”争夺的具体体现就是不放过从上流的资源到下流的市场整个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在这个“商权”争夺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以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三井物产总投资额达到4亿美元左右，参与投资的企业有152 家，但其在华的业务量只占其全球业务量的8%左右。对于三井物产这样的跨国巨头来讲，4亿美元的投资额显然不算很大。但三井物产这样的大型商社，其实是一个投资放大器，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至少可以带动40亿美元的投资。三井物产有自己独特的投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少有自己百分之百投资的项目，大多数项目都是携其成员企业一同投资。 
三井物产基本没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但集团当中有很多世界性的大企业，丰田和东芝这样的日本跨国公司都是三井财团的成员，三井甚至把美国通用和中国宝钢这些日本之外的大公司也视为自己的成员单位。欧美的投资往往是直接投资获取利润或者靠资本培育来赚钱，三井物产对企业的投资与欧美金融机构的理念完全不同，三井物产的投资很少会控股，往往是带着它的成员企业共同投资。三井物产更加重视的是与企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投资往往是长久的，是战略性投资。对三井物产的投资来说，利润是第二位的，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投资回报也是长期的，也可能是间接的。 
作为制造业企业的引路人和产业的组织者，综合商社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生意都会做。用三井物产中国副总代表魏林的话来说:“问我们做什么，不如问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弹药这些违犯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商权”一旦掌握财团的相关制造业企业就蜂拥而入占领市场，日本的汽车、电器、电气、半导体等产品能迅速占领欧美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控制“商权”是日本财团驾驭日本经济的重要砝码。创造新生制造业的成本最主要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力成本，二是原料成本。日本企业正是利用财团掌握的“商权”，把大量资产和生产能力转移到人力和原料成本很低的东南亚国家。日本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业企业和主办银行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相关财团的主办银行和金融机构借贷实现，这和欧美国家的企业通过股市融资不一样，所以说日本经济的命脉(金融危机前)在于各大财团的主办银行。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日本金融业在大藏省“护卫舰队”(各大金融机构和法人企业互相持股稳定股价)保护下,一路顺风而行,主办银行以其稳定、安全和高效率成为信誉优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性大银行，银行破产几近神话。但是随着日本对外投资的加剧和西方各国对日元汇率的操纵，“护卫舰队”体制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弱点。 
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是真正动摇日本根基的“巨大危机”，不过日本企业毕竟实力雄厚，靠着财团内部的互相扶持和政府的金融改革，日本经济才慢慢地转危为安。为清理呆账坏账，日本政府通过“金融再生法案”，由政府注资给银行体系，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破产银行实行国有化，另外保护银行储户的利益。此项软中带硬的举措和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金融局面，为银行业复苏创造先决条件。另外，日本银行业内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现在已经形成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东京金融集团、瑞惠金融集团。 
尽管组成联盟并不能减少坏账、提高资本充足率，但却可以通过精简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合并业务、调整经营策略等方法获得成本效益，使银行整体规模加大和承受坏账的能力有所加强。重组后的银行集团将加快从“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同时也从“保护型”的协调竞争向“开放型“的竞争转变。 
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获得了复苏，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特需”，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办银行的贷款和坏账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的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所谓的经济低迷阶段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办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经过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再次崛起的势头。 
日本特有的“儒家资本主义”崇尚创造价值而非“金融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赚钱，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强大的制造业无疑是在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制造业是任何国家崛起的根本，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金融工具是无法取代实物商品，金融业的发达与制造业的低迷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如果一个国家偏重于靠金融获取利润而忽视通过制造业创造价值，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的根基是相当不稳固的。他山之石金融危机以后，日本经济陷入真正的低迷，2001年4月小泉内阁上台以后，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以及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日益恶化，日经指数一路狂跌，到2003年4月28日更是跌到了7067.88点的低点。但是从2003年开始的4年间日本经济从调整期向上升期转变，截至去年10月，日本景气恢复已持续了4年10个月。 
日本各大企业抓住美国和亚洲经济强势增长契机,在营业销售和利润均实现“大丰收”,如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佳能、任天堂等企业的经营业绩都再度刷新历史纪录。汇总日本各大上市企业新近公布的2006年度上半年(4至9月)的财务决算报告显示，制造业平均销售额增长 10.3%，纯利润增长27.2%。非制造业的平均营业额和纯利也分别增长10.3%及23.2%。其中,丰田汽车、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在利润排行榜位列三甲。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家企业都是传统的财团企业，其中两家更是财团的核心综合商社。 
作为日本财团的核心的五大综合商社，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在2005年度纯利润合计为9300亿日元，较2004 年度大幅增长83%，与日本四大钢铁企业的利润总和9230亿日元并驾齐驱。利润大幅上升,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五大商社积极参与海外能源项目获利颇丰，如三菱商事在澳大利亚的煤炭项目获利达1000亿日元，住友商事参与北海油田开发，使其全年利润达到1650亿日元;另一方面，机械设备和不动产在2005年度也行情渐好。 
在强大的能源供应压力下，日本财团旗下的各大公司对节能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且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生产。石油危机成了日本在节能方面取得全球领先地位的催化剂，这一领先地位的获得曾经使许多产业受惠。石油危机还促使日本进行创新并在先进技术产业(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消费品制造业)立足。结果在电视机的生产方面，降低能源消耗的渴望促使日本制造商较早地从真空管转向晶体管，这一转变还带来了其他的许多好处，如产品的可靠性、多功能性和易生产性。 
日本在金融危机以后加速处理不良债权、加大金融业的改革重组，银行效益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日本六大金融机构2005财年中期的税后纯利估计达到1.4万亿日元，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东京股市日经平均价格指数也在2006年11月突破14000点重要关口。 
无疑，日本在战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走过了”无艰不商“的心路历程。21世纪的今天，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经济上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同时这种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
文化变迁
明治维新(1868年)让日本走上了兴盛之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主导日本经济的主角是财阀企业。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认为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之路，并为战争提供了经济支持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的财阀。 
日本财阀因此而被强制解散，财阀家族持有的股份被卖给了公众。据估计，从财阀家族转让到公众手中的股份总量占了日本公司股本总量的40%。这导致日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时间成为公众持有企业股权比例最高的历史时期，1949年时约为70%，但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财阀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日本经济的中心。 
根据战后解散财阀委员会的定义，凡是财阀母公司(本社)持股10%以上的企业均属财阀集团内的企业，包括由财阀子公司再往下控股的企业。按此标准计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四大财阀的资本总额占全部企业资本总额约1/4，四大财阀下属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资本总额则占到全部金融机构资本总额的一半。财阀住友(始创于1590年)和三井(始创于1673年)是最老牌的日本家族企业财阀，兴起于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8 年)。三菱的起步相对较晚，是从明治初期由岩崎弥太郎所创建的一个海运公司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时期，三井、住友等这样已经持续了200多年时间的企业，都是100%的家族所有。完整、严格的家族宪章为其企业治理的基本原则。 
明治政府为日本的传统家族企业和当时新兴的家族企业成长为大型的财阀企业集团提供了第一推动力，否则难以想象日本的家族企业何以如此强盛，并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统治性力量。明治维新中，日本政府出资兴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但这导致了政府的大量负债。为了解决政府的财务负担过重问题，1880年明治政府大规模，但同时也是低廉地出售“国有企业”。三井、三菱、住友等当时已经有一定实力的家族企业都从中购买了一些重要企业，从而各自掌握了一些日本的重要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金属、机械、造船和纺织等等。很多研究日本的学者认为，这是日本财阀的真正“起点”。正是这些产业，尤其是矿山，为这些家族企业的扩张、进入其他领域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支撑。 
如同中国的红顶商人一样，财阀家族与明治政府也发展出了类似的一种互相支撑、互相利用的互惠关系。如三井家族通过在最初几年的困难时期里大力支持了明治维新运动而得到政府的信任，承担明治政府的金库代理业务。这使其发展出了庞大的全国性的分支网络。三井物产，获得了日本国有煤矿优质煤出口业务的垄断经营权。当时这些煤出口到中国，利润十分丰厚，1876年为此建立的上海办事处就是三井走出日本的第一站。 
业务扩张和引入优秀的家族外人才这两方面的需要，导致这些家族企业开始以组建新形式的企业——公司的方式开疆拓土，从事新事业。开始吸收家族之外的股权资本，包括公众资本，但是家族保持控股地位。这样逐渐形成了最上层是家族，家族持有绝大多数股权的财阀总公司(本社)，往下是一层、二层、三层，并构成了层层控股的企业金字塔。开放股权到了20世纪之后，在不放弃家族对企业绝对控制权的前提下，日本家族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外部股权融资，以至日本的资本市场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1936年，日本公司的股票市值总额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6%。即使是全球资本市场如此发达的今天，也只有美国和英国等极少数国家公司股票价值总额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这让我们不得不惊叹日本历史上的这种家族企业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状态。除了股权集中度相对还是比较高之外，总体上可以说一种股东至上和股东所有权主导的公司治理文化。 
财阀家族除了对本社(就是控制财阀集团企业的总公司)和重要的第一层子公司保持着很高的股权比例之外，财阀整体对下属企业的控股比例下降趋势十分明显。1929-1943年之间，除安田之外，四大财阀中的三井、三菱和住友，财阀整体持有下属企业股权的平均比例基本都从50%左右降到30%多一点。安田对下属企业的持股比例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因为安田在这一期间没有像其他三大财阀那样大踏步地发展，其下属企业数增加很少。不过从四大财阀 1928年时对其第一层子公司的控股比例来看，安田已经是最低的，只有48.1%，而三井、三菱和住友对其一级子公司的控股比例分别是90.6%、 77.6%和80.5%。 
1945年，财阀被解散时，四大财阀企业集团中，三井和三菱的本社——母公司也都已经不是100%的财阀持有。三井和三菱是家族、财阀的第一层下属企业和财阀外股东共同持有本社的股份。三井是三井家族持有63.6%的本社(三井合名)股份，加上第一层下属企业，财阀总体持有64.5%的本社股份。三菱是家族持有47.8%的本社(三菱合资)股份，加上第一层下属企业财阀总体持有58.6%。这种股权集中控制的程度基本跟当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差不多，也被认为是开放股权的第一步。直到被解散时，住友和安田的本社股权仍然是封闭的。安田是家族100%持有本社(安田保善社)股权，住友则是家族持有 83.3%的本社(住友合资)股权，第一层企业持有另外的16.7%。我们可以按外部人持有其本社股权比例给四大财阀的股权开放程度排序: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财阀下属子公司和孙公司的股权开放程度要比母公司大很多，就对一级子公司的财阀控股程度来说，由高到低依次三井、三菱、安田和住友。二级子公司 ——孙公司的财阀控制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 
从被解散后的日本财阀企业集团的所有权变化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已经呈现出其逐渐开放股权的趋势。三菱、三井等财阀企业集团也已经开始在母公司层面上扩大所有权开放程度，而对子公司保持着较高程度的股权控制，逐步向现代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模式方向转变。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想，实际会如何演变无从考察，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地与意大利家族企业做个对比。同样是战败国，二战前的意大利经济也是家族企业统治，但是没有引起美国人的痛恨，因此没有在二战后被强行解散。今天的意大利是大家族控制的大公司已经转为国际化的运作模式，剩余的则是汪洋大海一般的中小家族企业。如果没有解散财阀这一外部施加的激进制度变革，日本大概也基本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不会有下文要探讨的日本战后这种缺乏真正控制中心和总部的所谓“企业集团”了。系列企业日本经济的另一特点就是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究其根本，战后日本银行主导、法人相互持股这一“系列企业”制度可以说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制度根源。 
日本政府的战时统制经济措施废除了家族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甚至一度以战时法令的形式废除了股东的分红权，企业经理直接听命于政府的计划官员，按战争需要组织生产。这直接奠定了战后股东退居二线、银行走向前台、经理和政府官员操控企业的所谓“日本模式”的心理和文化基础。解散财阀的举措，进一步割裂了明治维新开始积累起来的日本的股东主权文化和战后日本企业之间的联系。 
战争和解散财阀作为“外部冲击”，隔断了日本的家族财阀企业按照其本来很强的股东主权主义的逻辑和逐步分散股权的路径，使其未能完成其向现代国际化企业制度模式自然演变的过程，但财阀还是为战后日本新形成的“企业集团”——系列企业，提供了重要并不可或缺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战后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本身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就是财阀的“遗产”。在主要靠自我融资，资本相对短缺而又要保持控制的情况下，财阀下属企业之间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相互持股现象。以被解散时住友的主要企业股权结构为例:住友银行除住友家族和住友本社分别持有11.3%和24.1%的股份之外，其他住友公司持有16.7%，这样合计起来就保持了52.1%的控股权。住友信托银行的主要股东则是住友银行，住友家族、本社和其他住友公司是其小股东，总计持有 45%。住友起家产业和核心企业——住友金属矿产的股权控制比较严，家族直接持有53.4%，然后是住友本社持有26.6%，加上住友银行和其他住友公司总计100%，完全为财阀自己拥有。我们从住友的主要企业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持股结构,而在解散财阀的过程中，只是解散了本社，并把家族持有的企业股份转卖给了公众，但没有涉及下属企业相互持有的部分。 
解散财阀的结果，就是把表3中的住友家族和住友本社两个集中持有的股东变成了分散持有的公众股东。公众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持有大量股份，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就学会做企业的股东。而且战后日本普通民众极为贫困，以至194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之后，民众蜂拥而至，出售股票，为日本企业增加法人相互持股提供了充分的股票来源供给。正是财阀家族股份转卖给公众后股权高度分散所带来的并购威胁，以及“父母去世了，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助”这一财阀集团企业的文化遗产和经理情感要素等等，共同推动了战后日本企业的法人相互持股和安定股东制度的形成。以至到了1991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合计持有日本公司全部股票的比例达到70%，正好把1949年个人占有70%的状态翻过来了。 
可以说，交叉持股是战后日本企业在其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和历史条件约束下所“生成”出来的一种在股权分散条件下，保持企业控制权的做法。我们习惯上笼统地说，英美模式是股权分散而日德模式是股权集中，这是很不准确的。事实上，日本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公司股权分散程度第三高的国家。 
为什么面对股权分散和并购威胁，日本企业走上了交叉持股，而不是像美国企业那样采取一系列的反并购措施？这除了前财阀企业的交叉持股遗产及前财阀成员企业之间的情感联系等软性因素之外，法规方面的硬性因素，尤其是战后《反垄断法》的法人持股比例限制以及《公司法》的禁止企业回购自身股票 (1998年修改)等起了重要作用。前者使美国公司抵御并购威胁的“白衣骑士”变成了日本公司的“兄弟姐妹众人齐上阵”，后者则使美国公司化解收购危机的回购股票做法(“绿色邮件”敲诈)在日本变成了必须由“关系户企业”来做。 
看看现代日本所谓六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和构成，尤其是其中直接起源于财阀，并且延续了财阀商号的三菱、三井和住友，我们可以发现财阀的制度和文化遗产，尤其是前财阀成员企业经理们相互情感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通常所谓的六大“企业集团”，实际上完全是两个类型。如果说三菱、三井和住友属于“父母早亡”之后遗留下来的“亲兄弟”们自然团结在一起的，那么芙蓉、三和和第一劝银，则属于模仿前者而形成的“结拜兄弟”。前三井财阀成员企业经理们是在 1946年6月，三井家族委员会刚被解散后马上就开始了他们定期的“午餐会”。住友和三菱的财阀成员成立其各自“总裁会”的时间也很早，分别是1949年和1950年。相比之下，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新集团”，则是在日本战后银行主导的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三和集团是在1967年由44家企业结盟而成，第一劝银“集团”的形成更晚，它们于1977年由48家企业结盟而成。 
“财阀遗产”成为了三菱、三井和住友这三大集团比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另外三家凝聚力更强，更像是“一个集团”的根本原因。仅是他们主要核心企业共享来自前财阀、传承几百年了的同一“商号”这一点，就是以银行为中心的新集团所不能比的一大优势源泉。而且，在成员构成和组织上，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也明显更为松散，主要是以作为其中心的银行的巨额融资为凝聚，与其说是“集团”，不如说是“互助会”或者“俱乐部”。这三家新集团，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金融性的企业战略联盟，各有一家大银行作为战略联盟中心企业。日立制作所同时加入了芙蓉、三和、第一劝银三个集团，这种自身已经成长为日本一个举足轻重的集团性质的企业，它与其所加盟的“集团组织”之间，只是一种友好关系，目的是为了利用更多方面资源。走向未来源自旧财阀的三大集团和以银行中心的三大集团所共同具有的主要特征就是主银行和交叉持股。但是这两个曾被作为其优势源泉的战后日本企业体制的主要特征，在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和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都受到了普遍的诟病。这种诟病并不仅仅是来自美国，在日本企业内部，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思和自主改革力量。 
正是在缺少股东主权的约束和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企业大量投资，大量购买地产和股票，吹起了地产和股票两大泡沫，既葬送了持续几十年的高增长，也带来了十几年的“迷失”和艰巨痛苦的调整。金融业失败、制造业保持胜利，这是很清晰的战后“日本模式”的结局。 
事实上，我们以前所熟悉，甚至津津乐道意欲模仿的那些战后日本企业的传统体制特征，从主银行、安定股东、交叉持股到终身雇佣等等，无一不在逐步地减弱和消解。 
从1987-2003年间，股权被交叉持有的日本企业比例从93%下降到了83%,也就是已经有接近20%的公司不存在交叉持股现象。交叉持股所占的企业股份比例更是大幅度的下降,银行通过交叉持股持有的企业股份比例从6.70%降到2.99%，产业公司通过交叉持股持有的企业股份比例从 10.67%降到了3.76%。与此同时，安定股份占全部企业股份的比例也在大幅度并逐年地下降。 
也许现在就断言日本以银行为中心、通过交叉持股所形成的“系列企业”制度或说“关系企业网”已经宣告破败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比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前那段时间来说，银行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在下降。从制造业中成长起来的那些新兴大型国际化的日本集团企业，已经不再主要依赖银行融资，而是走上了全球资本市场，通过全球发股、发债来融资，并且由此成长为新型的日本企业集团。日立、丰田、索尼以及东芝、佳能、富士通等等这些真正并且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本集团企业，其运作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旧式财阀企业，也不同于经典的日本系列关联企业模式，以至一些日本学者认为研究这些国际化大公司的治理结构已经不能算是研究“日本的公司治理”问题了。 
1910年开始创业、1920年正式设立的日立制作所，是原属旧日产财阀系的企业。日产财阀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与其他日本财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从其开始就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家族，起步就不是家族企业。近年来，日立的改革步伐很大，日立系统在全球有近20家上市公司，已经整齐划一地按照 2003年日本修正的《公司法》转变为了外部董事占1/3以上的“委员会制公司”。日立制作所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并且是在全球主要市场均上市。日立制作所上市的交易所包括日本国外的5个——卢森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纽约和日本国内的5个——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和札幌，共计在10个交易所有股票挂牌。日立股东总人数达41万，外国人持有其股权30%以上。作为日本“国际化”步伐迈得最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索尼的股东基础就更为广泛了，在日本国内的5个交易所上市，在海外的纽约、太平洋、芝加哥、多伦多、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诗人海涅的故乡)、布鲁塞尔、维也纳和苏黎世等11个交易所上市，股东总人数83万。 
日渐分散的股东结构也给日本财阀企业带来了崭新的面目，股东的公众化也已成为日本财阀企业的发展趋势，而这并不会影响其仍将在日本的经济版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变将更加有利于日本财阀适应新的世界经济环境，更加灵活地参与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