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假洋鬼子
词语·假洋鬼子
国人知道“假洋鬼子”一词，大多是从鲁迅先生的小说《阿Ｑ正传》，其符号意义为沾染了“洋味”的中国人，不是真的洋人，故称“假洋鬼子”。而“假洋鬼子”一词原有 所本。
简述“假洋鬼子”
自从鲁迅的《阿Q正传》问世，假洋鬼子与阿Q一样，大出风头，成为某些人物的代名词。这篇文章里，作者解剖假洋鬼子的灵魂，可谓体无完肤，表现了他可笑可恶的嘴脸。本文从四个方面剖析了假洋鬼子，重点分析他搞假革命、摧残革命和压制革命的反动本质。
阅读本文，联系《阿Q正传》，概括假洋鬼子的思想性格特点；想想在现在的社会中，你是否可以发现新的“假洋鬼子”。
一部成功的作品中的主要艺术形象，往往千百年地流传，载诸人民的口碑。但是也有些人物，在作品里并不占很大的篇幅，没有笔酣墨饱的描绘，同样能在社会上存在，在生活中发挥着审美、认识和教育作用。《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作品中他只正面出现过两次，而且都是寥寥几笔，另外就是从别的人物口中，只言片语地提到他。可是自从这篇作品发表后，假洋鬼子这个人物就在社会上活跃开了，似乎历时越久，这个形象越显出他艺术的光彩。有那么一个时候，人们每天念叨着，甚至他的大名竟然被引用到报纸的大字标题上。可见这个人物的社会概括性和艺术生命力。
假洋鬼子这个形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有着明显的社会的时代的色彩。“洋鬼子”是个贬词，原来是指外洋人说的。既然是人，为什么叫“鬼子”呢?这是因为在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压迫，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灾难和危机，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恨。所以，中国人民除了奋起抵抗这种野蛮的侵略外，把外洋人一律叫做“洋鬼子”，表示对他们的仇恨和辱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社会现象。他说：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榨取，人民的生活日渐困窘起来。“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因此，所谓“洋鬼子”的说法，就是在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中产生的。
假洋鬼子也是产生在这样的时代社会中。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灾难，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急，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的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狂潮中，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孙中山、鲁迅这样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也有些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迎合新的形势的官僚地主的子弟，混入留学生的队伍，只不过是投机趋时，猎取虚名而已。《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跑到东洋的。作品中说假洋鬼子“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回国之后，手中拿着黄漆棍子，头上拖着假辫子，行为蛮横霸道，衣着不伦不类，说话怪里怪气。他是土绅士与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封建性，又带着洋奴气味。这种人，装腔作势，在人民面前是暴君，在帝国主义者脚下是奴才。阿Q们称他“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实质上，就是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真洋鬼子是一路货色，而和那些“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民族矛盾尖锐，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里，假洋鬼子这个人物的特点，首先是具有善观风向的反动的政治敏感。他住在偏僻的未庄，却能察觉到时代的动向，顺应它发展的要求。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的风吹起来了，知识分子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何去何从，都要作出审慎的抉择。年轻的假洋鬼子，竟然违背了传统的成见，放弃科举，走进学堂。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行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是经过得失权衡、认真思考后的决定。“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自序》)假洋鬼子也确实因为进洋学堂、留学东洋、剪掉辫子遭到过“奚落”和“排斥”。阿Q们骂他为“秃驴”，家庭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婆跳了三次井，母亲也煞费心机地到处为他剪辫子的“罪责”开脱。而假洋鬼子本人倒对这种社会的非难似乎不大在意，依然穿着一身乌黑的“洋衣”，装着假辫子，满市招摇。鲁迅说，辫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它“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头发的故事》里的N先生曾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被长毛杀!”待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来，辫子又给人民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灾难。为了辫子的问题，《风波》中的七斤家，曾闹过一场轩然大波。可是，假洋鬼子却非同一般，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总能顺应着环境的变化，将辫子时而剪掉，时而留起。留学东洋的时候，他不像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描写的速成班的那些公子哥儿们，头上盘着大辫子，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或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油光可鉴，而是断然剪除。当然，他的剪辫并不像鲁迅那样，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民主的革命献身精神，而只是为了投机趋时。所以，回国之后，又留起头发，装上一条假辫子。革命浪潮到来了，他又放下假辫子，并把留到一尺多长的头发散开披在肩上。如果未庄的人们为了表示革命，“秋行夏令”，将辫子盘起“是万分的英断”的话，假洋鬼子这种拆散辫子是更高过一筹了。因为这既可以显示他是久已剪过辫子的“老革命”，而且一旦有变，又可以将辫子盘起，成为忠于皇清的顺民。进攻退守，无往不利。对于辫子的剪留，他没有很深的成见，既不看得那么轻，又不看得那么重，不像赵秀才那样视若珍宝，因辫子被剪掉而愁苦、痛心、大哭号啕，以至于逐渐“发生了遗老的气味”。所以，假洋鬼子奇形怪状的装扮，绝对不能单纯看作衣着爱好，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出他对社会政治形势的态度。他和赵秀才都是未庄地主的少爷，是他那个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但对新的事物，新的社会思潮，两个人有不同的认识并走着不同的道路。赵秀才更为守旧，不知变通，死抱着封建主义的僵尸，对新起的革命只是愚蠢的仇恨和排斥，幻想沿着科举的扶梯，爬上天子的殿堂，飞黄腾达起来。而假洋鬼子则看到，新的革命浪潮势不可挡，要想保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谋求发展，只有顺应，不能顽抗，于是就因势乘便，打入新的阵营。他们平常“不相能”，原因可能有种种，但其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从他们的阶级立场来看，假洋鬼子比赵秀才要通达、敏感，也就是说要狡猾，并善于投机得多了。
其次，当革命风浪波及未庄的时候，假洋鬼子的活动，更充分暴露了他阴险的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政治投机分子，但在革命高潮中，假洋鬼子显得活跃主动，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轻而易举地把革命引向变质。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说得好：不管官僚和绅士们怎么千方百计狠毒地反对，“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坟》)这就是赵秀才革命前后形象的写照。他平时对阿Q勒索敲诈，阿Q从“中兴”走向末路的时候，又恶狠狠地吩咐地保，把他赶出未庄，气焰何等嚣张。但是，听到革命党进城的风声，便坐卧不安，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大街上观风向。可巧碰上阿Q只是酒醉后的一通“造反了”的嚷嚷，便把他吓得六神无主了。在未庄，他的“声望”本来是远在假洋鬼子之上的，而“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并托他为自己奔走，千方百计设法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从城里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秀才这样慌忙地、低三下四地向假洋鬼子投靠，固然显示了他的投机钻营，但也应该看到革命风声到来之际，他惊恐惶惧的心理。相形之下，假洋鬼子却是另一付神态。他对于赵秀才的前来靠拢，不动声色，慨然释却前嫌，对赵秀才简直有求必应，亲自跑到城里，推荐他参加了革命党，并主动给他代买了一块“银桃子”。假洋鬼子为什么不乘机抬高身份，摆摆架子，为难一下秀才呢?我们想这绝不是他的宽宏大度，而是别有用心。因为，假洋鬼子本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在革命的风浪中他和秀才的利益是一致的。风雨同舟，理应和衷共济。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也很容易理解。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原来“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可是革命风声传来之后，举人老爷到乡下遣散财物时，举人老爷虽然没有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假洋鬼子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当赵秀才移尊投靠时，他就欣然同意，认为“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从来阶级斗争都是极其微妙复杂，垂死的阶级总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千方百计地阻挠时代车轮的前进。鲁迅和那些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从赵太爷为举人老爷在革命风暴中藏匿财物，到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言归于好并“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的事实，证实了鲁迅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性。这里我们看到了在革命高潮中，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集结起来，并进而狼狈为奸，──他们接过革命的口号，挑着旗帜，也要“革命”了。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他们本身就是大地主，就是革命的对象，可笑的是这些人竟然也要“相约去革命”了。革谁呢?革王胡、小D、阿Q这些一贫如洗的受压迫者的命么?不，假洋鬼子没有那么愚蠢，他不干这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于是这两个反革命的阴谋家，挖空心思地“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静修庵里去革命。”是的，庵堂寺院本来是旧社会搞封建迷信的地方，那里住着的老尼姑和小尼姑，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负隅顽抗，并且确有一块颂扬清王朝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到那里去革命，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不但师出有名，也没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并保证可以旗开得胜。于是他们便大摇大摆地闯进静修庵，“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清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历史上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在进行阴谋活动坑害人民的时候，总离不开帽子和棍子，也就是要捏造罪名，给以镇压。假洋鬼子们竟然把老尼姑“当作满清政府”，而且“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这是多么荒唐野蛮的行为，但他们就用这样滑稽透顶的事实，宣告未庄的命已经“革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假洋鬼子们的玩弄下，用变戏法的手段，张冠李戴，烟消云散。鲁迅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感慨地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这里，他用辛辣的讽刺和夸张的手法，勾画了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狼狈为奸，使革命变质，“变得合于自己”的阴险的行为；也为我们认识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了真实的历史画卷。
第三，假洋鬼子搞假革命，必然要摧残革命、压制革命。《阿Q正传》里，作家用专章写了“革命”与“不准革命”的矛盾。这两章主要是写革命高潮冲击着未庄的时候，阿Q要起来革命，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我们姑且不讲阿Q对革命的认识多么模糊，这里实质上写出中国民主革命时代，农村两种势力的斗争。原来，阿Q对革命是很反感的，但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和未庄的人众恐慌不安的神情，他心里像六月里喝了雪水似的高兴。他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于是就乘着酒兴，在大街上“造反了，造反了”的一通嚷嚷。回到土谷祠，“酒已醒了”。他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幻想着：“造反?有趣，……”怎么个有趣呢?就是他再不像现在那么贫穷、憋气、饿肚子，可以随意杀人、打人、抢东西、找女人，……可见阿Q的革命认识，还是很糊涂的，和真正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可以说很少有共同的地方。但在他这些糊涂和愚昧的想法中，却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些可贵的思想因素。就是说他的革命理想，虽然只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但是，他杀人、抢东西的时候，却要杀掉赵太爷、假洋鬼子，要抢赵家的、钱家的这些大地主的财物，想到找女人时，也敢于在秀才娘子、假洋鬼子的老婆身上打主意。他在大街上“革这伙妈妈的的命”“造反了”的呼喊，是不自觉地在酒后流露出他对社会的不满、怨毒和复仇的决心。他在土谷祠里那些对革命可笑的幻想，事实上也是要搅乱旧的社会秩序，而旧社会秩序的任何破坏，都是动摇赵、钱这些大地主的统治，对人民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假洋鬼子这个反革命分子，从他的立场出发，也很懂得这条阶级斗争真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团结谁，打击谁，敌我界限他清清楚楚。他清醒地意识到，举人和赵太爷、他和赵秀才之间的矛盾，是阶级内部的事，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是可以调和、可以消除的。因此，革命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产生共同的观点，并携手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而阿Q迫切地要求革命找不到门路，来投奔假洋鬼子的时候，他却是另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作家独具匠心地描写了这个场面：
“唔，……这个……”阿Q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尽管阿Q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而假洋鬼子却不容他说一句完整的话，便无情地扬起棍子把他赶了出去。这和赵秀才来投靠时的亲切、融洽的场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知道阿Q是他的“对头”，是他真正的敌人，是绝对不能准他革命的。阿Q被赶出钱府大门之后，心里便涌起了忧愁，“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一个落后农民从内心燃起的革命火花，就这样遭到扑灭。
鲁迅在写到假洋鬼子的时候，总要着重刻画他手中的黄漆棍子。革命前阿Q曾遭到这根棍子的毒打，投奔假洋鬼子要求革命的时候，又看到它在眼前挥动。对于假洋鬼子的这根棍子，鲁迅是极其厌恶的。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曾借着N先生的嘴感慨地说：“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得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这个博士，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分子的嘴脸，所以N先生说：“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假洋鬼子继承了这个真洋鬼子本多博士的衣钵，手中拿着那条黄漆棍子，既表现了洋奴性，也表现了在人民面前的野兽相。“革命”和“不准革命”，在《阿Q正传》中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不论阿Q的革命有多少荒唐可笑的成分，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就是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因为他完全清楚，如果让阿Q们起来革命，就等于在自己身边燃起了烈火，他就要在这烈火中葬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不准他人革命的人，必然是包藏祸心的反革命阴谋家。特别是不准别人革命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民族。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扬起棍子把他赶了出来，阿Q也不准小D革命，甚至要“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和阿Q不准小D革命，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其思想病根是相通的。这种病态的思想流毒极为深广，以至在作品发表三十多年后，毛泽东同志还说，在不准他人起来革命这一点上，我看“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论十大关系》)假洋鬼子这个艺术形象顽强的生命力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吧。
最后，谈谈假洋鬼子到哪里去了。假洋鬼子在未庄人的心目中，本来不是最显赫的人物，革命一来，骤然威风起来，成了未庄第一号的革命家。赵秀才匆匆忙忙向他靠近；曾经骂他“秃驴”的阿Q也来投奔；就是平常围着赵家转的他们的真本家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也都聚拢到假洋鬼子的周围了。他在钱家大院中怪声怪调地论革命，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其实都似懂非懂，莫名其妙，但却都“挺直的站着”，“必恭必敬”地聆听。他胡扯什么革命如果按照他的办法“早已成功”，洪哥“再三再四”地请他上湖北，显然都是吹牛皮，夸大其词。可是，他野心勃勃，不愿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也是多少有几分可信的。因为从他一贯的行径来看，是个不甘寂寞，权势欲望极强的活动分子。革命之后，他上窜下跳，奔走于城乡之间，和城里的革命党混得很熟，很不费力地给赵秀才搞到一个“银桃子”。“银桃子”把举人、秀才和假洋鬼子联系起来，从城里到未庄，结成一个反革命的黑帮。他们互相勾结，先发制人，在未庄搞了一场尼姑庵的“革命”。可见假洋鬼子这个投机分子很懂得政治，懂得斗争的策略，懂得权力的重要，很有一套反革命的经验。这种人，是非往新政权里钻不可的。可是后来却无踪影了。阿Q受审的时候，县府大堂上的官员，有满头剃得精光的，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肩后的，奇怪的是不见假洋鬼子。他到哪里去了?作家没有写。我们想，这个人物不会安分守己地呆在未庄，而要混水摸鱼，乘机捞权的。他也许钻到更高的政权机构中去了吧。后来鲁迅经过了许多事变，总结革命经验的时候说：要“防被欺”。中国的旧官僚和绅士，对革命者诬蔑、陷害，甚至到官府告密，其手段之残酷、卑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可是，历史的潮流不是几个反动分子所能逆转的，革命终于起来了。
那些官僚绅士们，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在“咸与维新”的那些官僚绅士们，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在“咸与维新”的口号下，许多诸如假洋鬼子之类的反动分子，投机潜入到新的政权里。所以革命刚赶走一条“狐狸”，而大大小小的“桃偶”又粉墨登场了。他们从内里将革命蛀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形象，所提供的革命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