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汉
简介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新朝皇帝王莽先后颁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西汉中期之后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措  开创东汉的光武帝刘秀[7]施过激过快，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王莽改制不但没能缓解西汉中后期以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空前激化，加之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昆阳城下，面对新朝号称百万的围剿大军，西汉皇族后裔刘秀沉着冷静、奋力死战，终于在其他绿林军配合下，一举摧垮新莽大军。昆阳之战，标志着新朝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消耗殆尽。同年，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朝灭亡。
虽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汉是一个强盛的统一大帝国，但是东汉在文化、军事等方面亦有显著成就。著名者有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域长驻了三十多年，先后击破了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不但令西域诸国一一归顺汉朝，并开拓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期间他还派出甘英出使西域的大秦国，虽未有成功，但足迹已达今日波斯湾诸国。
另外，东汉在91年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汉朝。216年，南匈奴最后一个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匈奴汗国不复存在，困扰汉朝数百年的北方外患终告一段落。
同时佛教也在这段期间传入中国。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派人去西域，迎来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雒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佛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禅让于曹丕，东汉灭亡。
历史
刘秀崛起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襄阳枣阳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钦曾任南顿令。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地皇四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建立大功。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
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8]建立东汉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立汉朝皇裔刘盆子为汉帝，史称建世帝。同月二十二己未日（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在河北称帝，因刘秀系西汉皇族后裔，故国号仍为“汉”，刘秀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称建武元年。因刘秀所建立的汉朝首都在洛阳，刘邦所建立的汉朝首都在长安，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故后世称刘  东汉疆域[9]邦所建汉朝为西汉，刘秀所建汉朝为东汉。刘秀定都洛阳后，不断对四方用兵，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割据陇右立地称王的隗嚣与在西蜀称帝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11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公元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自此，经历了自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古老的中华大地再次归于一统。
刘秀建国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刘秀着意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刘秀在天下平定之后，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的专制权力。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光武中兴在西汉和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流入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与当地人民错居杂处。  强项令董宣[10]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当地人民发生了冲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当地人叛乱，攻击当地郡县，光武帝派刘尚率万余军队前往平叛，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带领四万多人前去攻打。由于北方将士水土不服、不习地形等，汉军死伤大半，马援也因疫疾阵亡。最后，历时三年的武陵当地人叛乱才被平定下来。
光武帝在平定天下之后，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又历经汉明帝、汉章帝30多年的统治，东汉的国力空前强盛，四夷臣服。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明章之治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  汉章帝
在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古哀牢国。公元69年（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因慕汉之教化、威德，哀牢国举国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哀牢之地，范围大半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即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归汉，初步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对云南西部版图的管辖范围，使古哀牢境内的各民族从此汇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也促进了古哀牢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间，为东汉的黄金时代，史称明章之治。
明、章两帝共统治三十一年(公元57年--公元88年)，秉承光武帝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号称“明章之治”。外戚政治汉章帝是一个贤明的皇帝，但他却开东汉大力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后，刚登基的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跋扈将军
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刘隆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政权当然又到了外戚的手中。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汉殇帝只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邓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汉桓帝即位。政局恶化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问题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宦官当然不愿意放弃权力，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陷入混乱。党锢终于被解除，但已经太迟了。走向灭亡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他打算铲除宦官势力。但是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反对。此时，士大夫领袖的袁绍提出建议，让拥兵自重的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建议，一场铲除宦官的计划开始了。
然而，事情不幸泄漏。宦官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先下手为强，杀掉了何进。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  东汉末年军阀图，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大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赶到，张让自杀身亡。可此时董卓的武力已经到达帝都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他首先废掉了汉少帝，立他的弟弟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他又把汉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杀掉。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引起了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他们推举历代公卿的世族人士袁绍为代表，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虽然这次战争虎头蛇尾，未能达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董卓于是挟持万岁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洛阳，经营多年的京师洛阳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公元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中央政府的权威一度恢复。然而不久之后，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中央政府再度陷入混乱。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洛阳。但洛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
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汉献帝只能听命于曹操。 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改国号为“大魏”，东汉结束[11]
疆域
范围新莽末年，疆域萎缩。东北撤销真番、临屯二郡。西东汉行政区划详图(15张)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海南岛上的珠崖、儋耳二郡。光武中兴后形势得到改观，版图基本恢复。东汉末期，中原战乱不断。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
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与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钩町王共同并存。
东汉兴平元年（汉献帝年号公元194年），李傕控制下的汉献帝分凉州和三辅地区置雍州。辖郡九。治所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偏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及青海黄河以南的一部分。区划州名
古名
今地
大致范围
所辖郡国
司州
洛阳
河南洛阳东北
陕西中部，河南西部、北部，山西西南部
京兆尹(12个县)左冯翊(13) 右扶风(15)弘农郡(9) 河内郡(18) 河南郡(21)河东郡(20)
冀州
鄗县
河北柏乡县北
河北中南部
魏郡(15) 钜鹿郡(15) 渤海郡(8)常山国(13) 中山国(13) 安平国(13)河间国(11) 清河国(11) 赵国(5)
幽州
蓟县
北京市
河北北部，辽宁大部、朝鲜半岛北部
涿郡(7) 代郡(11) 上谷尹(8)渔阳郡(9) 右北平郡(4)辽西郡(5)辽东郡(11)玄菟郡(6)乐浪郡(18)广阳郡(5) 辽东属国(6)
并州
晋阳
山西太原西南
山西中部、北部、陕西、宁夏、蒙古的一部
太原郡(16) 上党郡(13) 西河郡(13)五原郡(10) 云中郡(11) 定襄郡(5)雁门郡(14) 朔方郡(6) 上郡(10)
凉州
陇县
甘肃清水北
甘肃及宁夏大部
陇西郡(11) 汉阳郡(13) 武都郡(7)金城郡(10) 安定郡(8)北地郡(6)武威郡(14) 张掖郡(8) 酒泉郡(9)敦煌郡(6) 张掖属国(5)居延属国(1)
益州
雒县
四川广汉
四川、云南大部，广东、陕西一部分
汉中郡(9) 巴郡(14) 广汉郡(11)蜀郡(11) 犍为郡(9) 牂牁郡(16)越巂郡(14) 益州郡(17) 永昌郡(8)广汉属国(3) 犍为属国(2)
交州
龙编
越南河内东
广东、广西南部等地区
南海郡(7) 郁林郡(11) 苍梧郡(11)交阯郡(12) 合浦郡(5) 九真郡(5)日南郡(5)
荆州
汉寿
湖南常德市东北
湖北、湖南二省及陕西、河南、贵州、广东的一部分
南阳郡(37) 南郡(17) 江夏郡(14)零陵郡(13) 武陵郡(12) 桂阳郡(11)长沙郡(13)
扬州
历阳、寿春、合肥
安徽和县、安徽寿县、安徽合肥西北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及江苏、安徽南部
九江郡(14) 丹阳郡(16) 豫章郡(21)吴郡(13) 会稽郡(14) 庐江郡(14)
豫州
谯县
安徽亳县
河南东部、安徽西部
颍川郡(17) 汝南郡(37) 梁国(8)沛国(21) 陈国(9) 鲁国(6)
徐州
郯县
山东郯城
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
东海郡(13) 广陵郡(11) 琅邪国(13)彭城国(8) 下邳国(17)
青州
临淄
山东淄博市
山东北部
平原郡(9) 东莱郡(13) 济南国(10)乐安国(9) 北海国(18) 齐国(6)
兖州
昌邑
山东金乡西北
山东西南部、河南东北部
陈留郡(17) 陈郡(15) 泰山郡(12)山阳郡(10) 济阴郡(11) 东平国(7)任城国(3) 济北国(5)
西域都护府
它乾、柳中
新疆新和县、鄯善县境内
同西汉

政治
中央系统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建立后，都会在遵循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  说唱俑[12]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东汉不设丞相（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重的一笔。[13]
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内官、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在宫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亦称“禁中”），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 在皇帝身边执役、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但任。[13]
汉光武帝即位，置大司马官，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参考：《后汉书·百官一》太尉条原注：“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建武二十七年（51年）改大司马为太尉。按东汉制度，三公掌谋议国之大政。太尉的主要参政途径就是与司徒、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东汉一朝，仅见牟融、徐防以太尉录尚书事，与太傅参决政事。这说明太尉除非被任命为录尚书事，并没有决定政务的职权。
汉光武帝即位，置大司徒官，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
汉光武帝即位，置大司空官，负责水利工程、城防建筑、宫室营建等事务。与太尉、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
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以三公领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  东汉行政区划图
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13]
与西汉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上公不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太保官。汉献帝时，董卓迁都长安，自任太师，位在太傅上。这是权臣擅权所为，死后即废。据《汉官》记载，太傅所属官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各二十二人。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掌章奏、顾问。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分曹办事。令史、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办理文书、车马等琐事。
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位次上公。三公师长百僚，名义上为最高官职，其实并无实际权力。
东汉任命三公多以知名经师为之，以宣扬经术治国的理念。其实不过是政治花瓶而已。皇帝以尚书参决政务，并不以实权付三公。因三公以硕儒经师居官，所以往往要为很小的差错承担非常严重的责任，以示高节。例如：宋弘为大司空，在位五年，因考核上党太守无所依据而免官。伏湛行大司徒事，以冬祭高庙（汉高祖刘邦的宗庙），因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在庙中争论失仪，而伏湛没有上奏此事，免官。汉光武帝对大臣非常严厉、苛刻，韩歆为司徒，以直言忤旨，免官遣归乡里，与其子皆自杀。之后，欧阳歙、戴涉相继任大司徒，下场都是论罪下狱、被处死。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品级最高，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三公之上还有太傅，其职责辅导皇帝，但不常设。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没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掾属、令史、御属各二、三十名。其中，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掾是正职，属是副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按东汉以三公领九卿的制度，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它的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上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上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碌勋与卫尉负责，光碌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碌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碌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九卿是太常、光掾、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长掌典礼，光碌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属太尉；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属司空。
东汉九卿均于官称上加“卿”字，如太常卿等，秩中二千石。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物。性质与就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地方官制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
东汉将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另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称司隶部。司隶校尉是京官，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东汉时，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所以司隶校尉号为“雄职”。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称“三独坐”。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警察部队，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
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州领九郡。
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职如汉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务；相有长史一人，职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职如郡都尉，是主管军政、缉捕盗贼的军官。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仆一人，秩千石，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治书数人，秩六百石，职如尚书；谒者数人，秩四百石，职务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等，秩皆比四百石。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长官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边郡另置长史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侯国置相一人，相当于县令或县长（以侯国大小为异），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满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东汉的侯另有乡侯、亭侯，所封之地各为一乡、一亭，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与乡、亭相等。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称邑，置令、长。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隶属于郡，多设于巴、蜀等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县丞、县尉各一人。东汉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负责管理盐场、盐矿，征收盐税。出产铁的县置铁官，负责冶炼、铸造。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负责管理工匠、征收工商税赋。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负责管理渔场、征收税赋。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东汉在县以下的官制与西汉无异，具体可以参见西汉官制。
军事
军队建制在军事方面，相当三公的中央高级官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相当九卿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以上将军均开府，府属有长史、司马各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职掌参谋，均由朝廷任命。将军直接领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别设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统兵官。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东汉铜车马(5张)
另有所谓杂号将军，临事设置，事毕即撤。唯度辽将军因南匈奴所部时有内乱，自永平八年（65年）后常设。汉灵帝设西园八校尉，统率首都洛阳驻防军队，以宦官主之，这是后世宦官领兵的开端
常备军由中央与地方军（郡国兵）组成。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北军下辖五个兵种的部，番号分别为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长官为校尉，副职司马。全军总数约五千人不到。北军平十卒驻屯在京城长管君主宿卫、助理首都治安，发生战事就成为组建出征步枪队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主要战争东汉时期军事战争
23年—36年
新莽地皇四年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东汉开国战争
刘秀、
云台二十八将
23年—26年
新莽地皇四年至东汉建武二年
东汉统一河北之战
23年
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元年
昆阳之战
刘秀、王莽
24年—27年
更始二年至东汉建武三年
攻关中、洛阳之战
26年—30年
汉建武二年至六年
东汉统一关东之战
26年
汉建武二年
春漳水之战
26年
汉建武二年至三年
睢阳之战
27年
汉建武三年至五年
黎丘之战
29年
汉建武五年
祝阿、临淄之战
30年—34年
汉建武六年至建武十年
东汉平陇西之战
30年—185年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至汉灵帝中平二年
东汉与羌的百年战争
32年
汉建武八年
天水之战
35年—36年
汉建武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十一月
东汉灭蜀之战
35年
汉建武十一年三月至十月
攻公孙述之战
35年—36年
汉建武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十一月
广都、成都之战
42年—43年
汉建武十八年至十九年
东汉征交趾之战（收复安南之战）
马援
45年—186年
汉建武二十一年至中平三年
东汉与鲜卑的战争
47年—49年
汉建武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平武陵蛮之战
马援等
72年—74年
汉明帝永平十五年至十七年
东汉征北匈奴之战（天山之战）
窦固、耿忠
74年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
东汉统一西域之战（攻降车师之战）
窦固、耿秉
78年—87年
汉章帝建初三年至章和元年
东汉统一西域之战（降伏莎车之战）
班超
75年—76年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至汉章帝建初元年
东汉统一西域之战（守疏勒城之战）
耿恭
89年
汉和帝永元元年
东汉灭北匈奴之战（稽落山之战）
窦宪、耿秉
89年
汉和帝永元元年
勒石燕然
窦宪、班固
90年—91年
汉和帝永元二年至三年
东汉灭北匈奴之战（金微山之战）
窦宪、耿夔
90年—91年
汉和帝永元二年至三年
东汉统一西域之战（逼退月氏之战）
班超
90年
汉和帝永元二年
东汉退兵贵霜之战
班超
94年
汉和帝永元六年
东汉统一西域之战（平定焉耆之战）
班超
107年—118年
汉安帝永初元年至汉安帝元初五年
东汉平西羌之战（第一次）
115年
汉安帝元初二年
东汉平西羌之战（赤亭之战）
虞诩
123年—127年
汉安帝延光二年至汉顺帝永建二年
东汉统一西域之战（再通西域之战）
班勇
139年—144年
汉顺帝永和四年至汉顺帝建康元年
东汉平西羌之战（第二次）
159年—168年
汉桓帝延熹二年至汉灵帝建宁元年
东汉平西羌之战（第三次）
184年
汉灵帝中平元年
黄巾之乱
皇甫嵩、卢植等
191年—208年
汉献帝初平二年至建安十三年
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
200年
汉建安五年
官渡之战
曹操、袁绍
208年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赤壁之战
曹操、孙刘联军
215年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八月
合肥之战
曹操、孙权
218年—219年
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汉中之战
曹操、刘备

经济
冶铁技术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东汉环首刀(6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南阳官员、发明家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排的极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约早于欧洲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铁制兵器开始逐步取代青铜兵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冶炼钢铁技术——“百炼钢”。所  东汉时期陶楼[14]谓“百炼钢”，就是将块炼铁反复加热折叠锻打，使钢的组织致密、成份均匀，杂质减少，从而提高钢的质量。用这种技术制造的刀剑——“环首刀”，刀柄端带有金属圆环以利操控，刃直刀长，刚硬锋利，质量上完全无可挑剔，轻易的压倒了青铜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
环首刀和百炼钢技术的孕育阶段是在西汉，而成熟和普及则是在东汉，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东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和效率的进步，对钢刀的炼制锻打次数已可有西汉的10多次提高至30次乃至50次。1974年7月，在山东临沂苍山地区出土一把东汉的环首刀，刀身上还刻有隶书铭文十八字：“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卅湅”就是三十炼，也就是这把刀曾经使用“百炼钢”技术将钢材折迭锻打达三十次之多，而在这把刀的刃部还发现有经过“淬火”以提高表面硬度。而正是在这种先进武器和汉帝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下，东汉军队彻底消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被完全汉化。最终这部分西迁的北匈奴后裔辗转来到欧洲，被称作匈人，将暮年的西罗马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东汉杜诗水排(5张)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著的成  东汉雕塑—汉光武帝陵石辟邪就。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水利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东汉民居建筑(8张)
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 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牛耕技术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  徐州东汉慕画像石《牛耕图》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人口情况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
东汉时代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公元年份
户数
口数
垦田数/顷
57
4279634
21007820
75
5860573
34125021
88
7456784
43356367
105
9237112
53256229
7320170
125
9647838
48690789
6942892
144
9946915
49730550
6896271
145
9937680
49324183
6957676
146
9348227
47566772
6930123
156
10677960
56476856
东汉时期中国南方经济加快了发展。西汉时，会稽郡户22万，口103万，东汉时，原会稽郡分为吴郡、会稽郡，会稽郡有户12万，口48万，吴郡有户16万，口70万。西汉时，豫章郡有户6万，口35万，东汉时户数达到40万，口数166万。西汉时蜀郡户26万，口124万，东汉时户数30万，口135万。西汉时益州郡户8万，口58万，东汉时分原来益州郡为益州郡、永昌郡，其中益州郡户2万，口11万，永昌郡户23万，口189万。庄园经济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  东汉五诛钱[15]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文化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水平。造纸业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  蔡伦的造纸术[16]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改进，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手工业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  东汉丹阳铜镜[17]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自然科学东汉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巨人—张衡，他发明了水运浑天仪与地动仪，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尽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地动仪，直到1700多年之后，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他在天文学巨著《灵宪》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揭示了月食成因的人。医学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在医学比较落后的封建时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成为了日后中医学的“医方之祖”。绘画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儒学与史学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张仲景
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
班固所著的《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成为了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其中“纸圣”为蔡伦，“科圣”为张衡，“医圣”为张仲景，字圣为“许慎”，仅东汉一代就出现了四位“圣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佛教传入  释源祖庭-洛阳白马寺汉明帝时，因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向西而去，遂派蔡谙和秦景到天竺拜求佛法。蔡、秦等人用白马驮回了佛像和四十二章经，及带回了两位在途中遇到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居住，并将寺院取名为“白马寺”，以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后来两位高僧将四十二章经译成中文，佛教从此传入中国。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被尊称为“释源”、“祖庭”。释源祖庭-洛阳白马寺佛教作为一种由印度发端的外来文明，由汉朝官方主动引进，并在以后的千百年时间里逐步汉化成为一种最具中土特色的本土宗教。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原文明强大的固有生命力、影响力，同时也展现了汉王朝在强大国力支持下的面对外来陌生文明时的豪迈自信、虚怀若谷和包容兼蓄之精神。　
民族
匈奴南匈奴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东汉灭北匈奴之战与北匈奴西迁图(3张)
北匈奴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 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乌桓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鲜卑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东汉还收买鲜卑部落大人，使之专门对付北匈奴。  苍山东汉墓画像石《胡汉交战图》
东汉中期，北匈奴残部西迁，鲜卑族乘机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迅速强盛起来。从此以后，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羌族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蛮族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大量汉人流入湖南地区，与蛮族人民错居杂处。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蛮族人民发生了冲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首先起来反抗，攻击当地郡县。刘秀派万余军队前往镇压，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又派伏波将军马援带领四万多人前往镇压。汉军死耗大半，马援也因疫疾死亡。最后，起义者才被镇压下去。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外交
印度缅甸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公元120年（永宁元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两个国家，两国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日本在日本列岛上居住着大和民族的先祖，东汉时有一百多个小国。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  矮奴国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倭奴国王印”金印。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并作为中日两国最早友好交往的证明，现藏于福冈市博物馆。波斯罗马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东汉时期的欧亚大陆(4张)。西汉末年，丝绸之路荒废，到东汉初，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也是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西端从东汉京师洛阳，东端到欧洲（罗马）。《后汉书》：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罗马）商人由海路来到东汉洛阳，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觐见汉桓帝并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帝王世系
庙号
谥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
年期
世祖
光武皇帝
刘秀
25年—57年
建武
25年—56年
建武中元
56年—57年
显宗
孝明皇帝
刘庄
57年—75年
永平
58年—75年
肃宗
孝章皇帝
刘炟
75年—88年
建初
76年—84年
元和
84年—87年
章和
87年—88年
穆宗（后除庙号）
孝和皇帝
刘肇
88年—105年
永元
89年—105年
元兴
105年—105年
孝殇皇帝
刘隆
105年—106年
延平
106年—106年
孝德皇帝
刘庆
－
－
－
恭宗（后除庙号）
孝安皇帝
刘祜
106年—125年
永初
107年—113年
元初
114年—119年
永宁
120年—121年
建光
121年—122年
延光
122年—125年
北乡侯
刘懿
125年
－
－
敬宗（后除庙号）
孝顺皇帝
刘保
125年—144年
永建
126年—132年
阳嘉
132年—135年
永和
136年—141年
汉安
142年—144年
建康
144年—144年
孝冲皇帝
刘炳
144年—145年
永嘉
145年—145年
孝质皇帝
刘缵
145年—146年
本初
146年—146年
孝穆皇帝
刘开
－
－
－
孝崇皇帝
刘翼
－
－
－
威宗（后除庙号）
孝桓皇帝
刘志
146年—167年
建和
147年—149年
和平
150年—150年
元嘉
151年—152年
永兴
153年—154年
永寿
155年—158年
延熹
158年—167年
永康
167年—167年
孝元皇帝
刘淑
－
－
－
孝仁皇帝
刘苌
－
－
－
孝灵皇帝
刘宏
168年—189年
建宁
168年—172年
熹平
172年—178年
光和
178年—184年
中平
184年—189年
弘农怀王
刘辩
189年
光熹
189年—189年
昭宁
189年—189年
孝献皇帝
刘协
189年—220年
永汉
189年—189年
中平
189年—189年
初平
190年—193年
兴平
194年—195年
建安
196年—220年
延康
220年—220年
蜀汉国
刘备、刘禅
221-263
注：
在汉敬宗（汉顺帝）之前本来是阎太后（汉安帝太后）拥立的(前)少帝刘懿，刘懿做了半年皇帝即死亡，敬宗趁机即位。现在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懿归于汉朝皇帝一类，有的则称为北乡侯。
献帝以前是(后)少帝刘辩，当了四个月皇帝，而且还有许多时间都在避难之中。现在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辩归于汉朝皇帝一类。但董卓毒杀少帝刘辩以后，改谥为弘农怀王，故，世称(后)少帝为”弘农王“。
蜀汉昭烈皇帝所上谥为“孝愍皇帝”，但上谥时刘协并未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