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
丰富的早年阅历
  坦克兵元帅雷巴尔科[1]未来的坦克兵元帅 雷巴尔科1894年生于乌克兰，13岁开始在糖厂当童工，后来进了东正教学校学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征兵入伍，在西南战线和奥匈军苦战。俄国1917年退出战争后，德军占领了乌克兰，他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抗击德军。1917年12月参加红军。1919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在布琼尼光荣的的第1骑兵军任团政委和旅政委，参加过南线粉碎邓尼金的战斗和1920年的苏波战争。从波兰回师后，又参加了粉碎克里米亚半岛弗兰格尔男爵的战役。1921年到1924年，他继续在呆在骑兵14师，现在83团，后在84团，参加了在高加索地区的剿匪斗争。1924年8月到25年9月，在第61骑兵团当政委。1926年和1930年两次进红军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学习，1928—1931年先后任第75骑兵团团长、团政委、西伯利亚军群第5库班骑兵旅旅长和骑兵旅政委，基辅军区独立骑兵师政委。1934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任山地骑兵师副师长。但实际上进了总参情报局。1933.11，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第13阿拉木图团应中国新疆督办盛世才邀请，换便衣越境进入新疆，以“阿尔泰志愿军”名义，出动飞机、坦克，协助盛世才击败军阀张培元、马仲英及原新疆督办金树仁的部队。1934.5，苏方派遣了以工农红军总参侦察局2处处长助理马利科夫（1897-1973）上校（1935）为总顾问的军事顾问团，团员中有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原骑兵旅政委、化名傅纪辉的雷巴尔科。1936年返苏，1937年9月到二战爆发他任驻波兰武官，直到德苏两国联合起来第四次瓜分了波兰。受总参情报总局的派遣，从1940年4月到年底任驻重庆的武官，他的后任就是崔可夫。41年1月回国后在情报总局工作， 卫国战争期间爆发后的9月到1942年5月担任红军情报总局的部长，主持培训工作[2]。
坦克第三集团军
  1943年2月雷巴尔科在哈尔科夫经过他不断的请求，1942年5月雷巴尔科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坦克第5集团军副司令，7月任司令，在布良斯克方面军编成内参加了斯大林格勒防御作战、10月和普罗科菲·洛格维诺维奇·罗曼年科对调职务任大本营预备队坦克第三集团军司令，43年1月转隶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队参加过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推进了140里，消灭了15个师的德，意，匈军队，抓了8万俘虏，因此胜利于1月19日晋升为中将。开始了他的光辉的战斗历程。2月参加哈尔科夫苏军进攻战役。收复了苏联第四大城市哈尔科夫，3月为了对付曼斯坦因元帅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反攻（哈尔科夫反击战役）转隶西南方面军，但还是因为受损过重而无力挽回败局。
5月他在大本营预备队重建坦克第三集团军，7月转隶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因在反攻阶段的奥廖尔战役表现出色，击溃了有防御专家之称的德国名将瓦尔特·莫德尔的第九集团军，集团军下属坦克第12和第15军被分别改称为近卫坦克第6军和近卫坦克第7军，机械化第2军改称为近卫机械化第7军，8月中旬调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9月10日编入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10月20日起为苏联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解放左岸乌克兰的战斗中，所属各兵团在方面军内最先于9月22日前出至第聂伯河大布克林地域，强渡该河。因在渡河时表现勇敢，指挥有方，雷巴尔科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从布克林登陆场到柳捷日登陆场成功地变更了部署以后，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参加了基辅进攻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协同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解放了基辅市(11月6日)和法斯托夫市(11月7日)。11月下半月至12月，所属各部队同自法斯托夫市西南地域转入反攻的德军集团。赢得了艰苦的防御战胜利（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雷巴尔科因此晋升坦克兵上将。
  纪念雷巴尔科的明信片在朱可夫指挥的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中，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作战也很成功。所属部队战胜了德军的顽强抵抗，战斗推进约300公里，与方面军所属其他集团军协同作战，给德军的坦克第1和坦克第4集团军以沉重打击。此后坦克集团军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归科涅夫元帅指挥，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集团军在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编成内作战，当步兵刚刚打开一个狭窄的突破口，他就带着坦克集团军挤了进去，其进攻速度不仅使德军来不及反应，而且使苏军总参谋部大为担心，于7月20日前通过科尔托夫走廊前出至利沃夫。但从行进间一举攻占该城的意图未能实现。集团军在短时间内从北面完成了迂回利沃夫的机动行军，前出至亚沃罗夫、莫斯季斯卡和苏多瓦亚维什尼亚地域，切断了德军利沃夫集团向西的退路。此次行动对于方面军战役获得成功具有重要意义。7月底，集团军以其主力向佩列梅什利方向发展进攻，而以其部分兵力进行夺取利沃夫市的战斗。8月，集团军所属各部队进行了桑多梅日登陆场的战斗[3]。
桑多梅日—西里西亚战役(1945)中，集团军于进攻的第一天日终前(1月12日)完成了对德军防御战术地幅的突破，尔后击溃了其战役预备队，并发展了进攻，于1月23日前出至奥得河，自奥珀伦(奥波莱)以北和以南强渡了奥得河并占领了河左岸的几个不大的登陆场。然后，为了尽快解放西里西亚工业区，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转向西南，协同第21集团军于1月24日占领了奥珀伦市，并于1月27日前出至德军西里西亚集团的后方。该集团军勇敢而果断的机动在解放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月，参加下西里西亚战役。3月参加上西里西亚战役，4月至5月初参加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在胜利结束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后。雷巴尔科第二次获得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同时晋升坦克兵元帅。　
短暂的战后岁月
  莫斯科的雷巴尔科街纪念碑1946年批评朱可夫的时候，虽然他和朱可夫关系不是很好，但他还是替朱做个辩护，他认为朱可夫的脾气不好是真的，但是他在履行大本营协调职责和当方面军司令员时，为完成给予某个或几个方面军的任务，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经验和知识。说朱可夫政治上是不可靠是夸大其词了。这次会议上，随着科涅夫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他也于4月担任了苏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第一副司令，自1947年4月起任司令。他在这些岗位上为改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的作战训练做了大量工作。但很快就于48年8月病逝了。
生前担任过苏联第二届最高苏维埃代表。获列宁勋章2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3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和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各1枚，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塔什干高级坦克指挥学校即以雷巴尔科的名字命名。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城市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科涅夫评论战友
  新圣女公墓的雷巴尔科雕像在叙述方面军后两个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时[4]，我不得不再次提及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的名字及其战斗业绩。我想较详细地叙述一下这位杰出的人物；按照战斗行动的经过来叙述，就能做到这一点。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如实地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得到一个类似他真人的形象，而且，无疑将是一个军人的形象。 
我在战场上第一次遇到雷巴尔科是在1944年。在此之前，他作为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曾参加过一系列重大战役，如解放乌克兰，强渡第聂伯河，解放基辅，进攻西乌克兰等。我是在1944年5月接任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时遇到他的。 
这次战场上的头一次见面，并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同他见面。我认识他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学习。实际上，当时该院还不是这样称呼的，当时，伏龙芝还活着，而且，正是他派了一整批老政治委员(30人)到进修班学习。我说“老”，可当时这些政治委员都只有二十六、七岁。这一批中就有我和雷巴尔科。 进修班毕业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没去担任政治委员职务，而是担任指挥职务，当了一名团长。他先后指挥过团和师，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的驻波兰武官。以后，再次从事指挥工作。战争过程中，成为一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我碰到他担任这一角色，是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差不多二十年。 
不论从总的方面看，还是从军事方面看，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不仅毕业于高级首长进修班，而且几年后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那里，我们又一次在一起学习。不论是在进修班，还是在军事学院，他都学得很好，名列前茅。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 高深的理论素养，多方面的指挥经验，使雷巴尔科成为一位成熟，懂行而自信的军事首长。他有非凡的自制力，而这种自制力又是与毅力和坚强意志结合起来的，这些都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整个行动中。 在友好的交谈中，他表现的机智灵活，喜欢并善于争论。但是，我以为，善于团结他所指挥的，紧紧围绕在他周围的集体，是雷巴尔科的主要优点和高尚品格。 
雷巴尔科办事从不采取退让、安抚、奉承或原谅的办法。相反，往往给部属提供出最严厉的要求(在军队中，这是必要的)，但同时又很公正无私和对人关怀备至。他具有一种远非经常可以碰到的军人品质，而这种品质是我特别珍视的。他虽然对部属的任何过失总是全力追究，但过后不让部属受到体罚，折磨和感到无地自容，而且往往自己为部属的那些过失承担责任。 
他非常正确地建立了自己同军事委员会的关系。在近卫第3集团军里，军事委员会是一个优秀的、团结的领导机构，工作齐心协力，当然，司令员具有毋庸争议的优先地位。军事委员会委员С·И·梅利尼科夫，前面我曾提到过他，出色地弥补了П·С·雷巴尔科的不足之处。公平地讲，这是他们双方的功劳。 梅利尼科夫不仅研究全体人员的政治思想状况和政治教育问题，而且深切关注本集团军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事情，例如物质技术保障等。在战场上，物质技术保障的意义向来是重大的，而在坦克集团军里更是如此。他经常和雷巴尔科一起待在先遣部队里，在必要的时候，总是善于以自己的勇敢去影响下级。在这方面，他们两人彼此相似。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是个勇勇的人，然而决非故意装出勇敢的样子。他善于区别真正的关键时刻和表面上的关键时刻，并很清楚，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他。而这对一位司令员来说尤为重要。他不像其他某些人那样瞎忙，从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然而，一旦情况需要，他又会不顾一切危险，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在需要的地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能阻止他。 
我们有不少优秀的坦克兵首长，但是，我不是过低估计他们的功绩，我还是要说，根据我的看法，雷巴尔科最了解大坦克兵团的特点和能力。尽管他并非从小就是坦克兵，可是，他热爱这一技术装备，珍视它，非常了解它。他知道，从这种技术装备上可以得到什么，这种技术装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任务时，总是牢记这一点。 
伟大卫国战争后半期，坦克兵是一个先进的兵种，在战役中居主导地位。而雷巴尔科善于运用自己的部队的力量，发挥坦克宾决定整个战役速度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他总是十分周密地准备自己的每一个战役。 当他在沙盘上，或在地貌图上，或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同自己的指挥员们一起，事先推演军、旅的战斗行动，推演完成同一种任务的不同方案时，我不止一次地待在他那里。当他在集团军范围内准备利沃夫战役的时候，我也在他那里；在准备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时，我也在他那里。 
精心训练指挥人员，虽然是雷巴尔科的一项极重要的事情，但毕竟只是他操心的一部分。他还同样精细过问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关注一切与坦克的技术保障、修理、抢救、修复有关的各种问题，因为他懂得，只有在技术上正确使用坦克，才能在战斗中收到最大效果。 
毫不奇怪，这样一位坦克将军，在战场上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因此，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成为一个优秀的集团军，并不是偶然的。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大规模的运动战条件下，只要正确地、有远见地指挥我们的坦克兵团，就会得到很多东西。 
至于我同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私人关系，简单地讲，我们是朋友。因为讲的是战争所以更准确地讲，我们是战友。在战争中，方面军司令员同他的集团军司令员之间的友谊的可贵之处是什么?首先是信任。我们俩是互相信任的。而信任，这是指挥员之间关系的原则基础。 我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信任是逐步形成的，它是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共同进行大量工作的结果，是在服役期间的相互往来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从一开始，这种信任就是相互的。 
正是这种相互信任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不只是局限于两个人的关系，还会通过各种环节传到下面，传给部属。这就产生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部队就会感到：上级相信我们，信赖我们，信赖我们团、我们师，我们军，我们集团军。这种气氛在战争中是特别需要的，它影响着战斗的进程。 
可以说，方面军司令员与各集团军司令员之闷，集团军司令员与各军军长之间，等等，无论哪一级，彼此是否信任，是很重要的。战争是与预见不到的一些情况相联系的，经常有必要对某些东西作若干修正，并寻求新的决心，因为不论事先怎样计划，也不可能把一切都部署好，都指示清楚，而且，也不可能根据每条理由，都事先作出全部指示。这样，信任问题就上升到了首位。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是我完全信赖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那么，我知道，在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没有完全预见到的地方，他都能预见到。 
当我看到某个职级高的首长（科涅夫在这里无疑是在说朱可夫），给自己的部属形式主义地下达任务，像个冷酷无情的人，不知道他面前坐着一些活生生的人，也不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我的内心里总有一种反感情绪。这样的首长通常甚至也不扫一眼周围的人，就口授起来：“第一点，关于敌人……，第二点，关于我军……，第三点，你们的任务是……，我命令你们……”等等，等等。形式上好像一切都是对的，可是没有灵魂，同自己的部属没有联系。我是用反衬法回忆这种首长的，因为雷巴尔科正好与这种人截然相反。他在提出任务，下达命令时，当然，是按照军事科学的一切规则表述的，但同时往往从中可以感觉到人的因素。而且，他把人看成是另一种人，不只是机械的执行者。 
在你有时让部属担负繁重的担子时，你不是用命令的语气，而是用信任的语气，人道的态度对他讲，这是很重要的。“彼得罗夫同志，您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责任重大的任务。但是我相信，彼得罗夫同志，您一定能完成它，我了解您，我和您一起战斗已不是第一天，也不是第一年。但是，除此以外，您还耍记住，困难时您随时可以指望我的支持。虽然我相信，即使没有这种支持，您也是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您应于日终前前出至那里，夺取那个地方。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将在您的右翼行动，而左翼则是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他们都不会使您感到为难的人，这一点，您比我知道得还清楚。因此，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两翼，尽力快速前进。” 
我不是要在这里准确地再现某次具体的谈话，而是要说明对待部属的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是雷巴尔科一类的军事首长所特有的。同时，我要重复一句，这种作风绝不排除最严格的要求。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正是这样的人。在我叙述过程中，还要对他的战斗业绩，不止一次地加以回顾。这里只是对其形象补充几笔。
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再次同他一道工作时，我还是坚信我对这个人的高度评价。当时，他指挥我们的坦克兵。 军队正在向平时状态过渡，在自己新的、十分重要的岗位上，雷巴尔科要解决许多问题，总结装甲兵在战斗年代积累的全部战斗经验，根据未来发展远景，拟订这支部队平时的发展规划，正确制定坦克制造方面的一整套技术政策。因此，那时我就认为雷巴尔科是一位天才的、有远见的、果断的军事首长。 担任苏军坦克兵司令员，是雷巴尔科的最后一任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去世了。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去世了，因此，这不仅对他的所有战友，而且对我们整个武装力量，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