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兰兹·鲍亚士
人物简介
姓名：Franz Boas  法兰兹·鲍亚士中文译名：法兰兹·鲍亚士/弗朗茨·博厄斯
国籍：德国裔美国人
出生：1858年7月9日出生于德国明登。
逝世：1942年12月21日逝世于美国纽约。
教育程度：德国基尔大学物理学博士(1881)
职业：人类学家
父母：Meier Boas (1823-1899)自由主义者。
Sophie Meyer Boas (1828-1916)理想主义者。
配偶：Marie Krackowizer Boas (1861-1929)
子女：Helene Boas Yampolsky (1888-1963)
Ernst Philip Boas (1891-1955)
Hedwig Boas (1893/94)
Gertrud Boas (1897-1924)
Henry Herbert Donaldson Boas (1899-1925)
Marie Franziska Boas (1902-1987)
早年生活与教育
法兰兹·鲍亚士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明登市。虽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其双亲却如  法兰兹·鲍亚士同大多数的德籍犹太人，依循着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同化于现代德国社会。鲍亚士对其犹太背景十分敏感，虽然他口头上驳斥反犹太主义，并拒绝改信基督教，但他从不认同自己是犹太人；事实上，依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是一个‘族群定义上’的德国人，在美国保存并提倡德国文化与价值”。
鲍亚士早年的思想背景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跃动力。父亲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热衷于公众事务；母亲是理想主义者，对公众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在1854年创立了幼稚园，致力于科学。父母砸碎了教条的枷锁。父亲对他父母亲的家庭的礼仪，依然保持着一份情感，但并不允许这份情感影响他的知识自由。[1]
鲍亚士从早年在明登市福禄贝尔（Froebel）幼稚园的经历，到他在“文科中学”(Gymnasium)的学习中，接触了博物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在他在“文科中学”的工作中，他最感兴趣与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鲍亚士进入大学就读后，起先在海德堡大学，后来到波昂大学。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会，并终身参与它的活动，他关注的却是数学和物理学（尽管他也选修一些地理学课程）。他当时有意前往柏林学习物理学，但为了更亲近家人而选择基尔大学。在那里他向卡思登(Gustav Karsten)学习物理学。鲍亚士希望从事有关常态分布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却引导他研究水的光学特性。该研究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基础。
1881年，鲍亚士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对他的论文并不满意，反而对他从事研究期间深感困扰的感知问题，产生了兴趣。当鲍亚士在海德堡修习库诺·费雪(Kuno Fischer)的美学课程时，以及在波昂修习首屈一指的康德主义哲学家班诺·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课程时，他已对康德学派思想产生兴趣。这一兴趣促使他转向“精神物理学”，关注物理学之中的心理学和认识论问题的一门学问。他再度考虑前往柏林向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学习精神物理学，但是精神物理学在当时的地位并不确定，而且鲍亚士并未受过心理学训练。
毕业后的研究
提欧伯·费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尔，且鲍亚士已将地理学视为一条途径，用以探索他对介于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间的关系，所逐渐增长的兴趣。在当时，德国地理学家们在讨论文化变异的原因这个议  法兰兹·鲍亚士题上，划分为两派。许多人主张，自然环境是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别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试图证明，思想透过人类迁移而传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鲍亚士前往巴芬岛 从事地理 学研究，探讨自然环 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Inuit）迁移的影响。这是鲍亚士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他摘录田野笔记，撰写他第一 本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鲍亚士与巴芬岛的因纽特人共同生活并从事研究，而且他对于探讨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出终生的研究兴趣。[2]
鲍亚士记述，在北极圈冬季的永夜期间，他与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继续驾着雪橇达26小时之久，穿越冰层、软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温。后来，他们安全到达一处遮蔽处休息，并从“饥寒交迫”中恢复过来。
鲍亚士被迫依赖不同的因纽特群体来取得所需的一切，从方位与食物到遮蔽处与友谊。这是艰困的一年，充满著许多极大的困难，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与危险等等的袭击。鲍亚士成功探索了许多未曾调查的区域，并发现独特的民族志事实，但漫长冬季与寂寞的越过危险地形的长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灵魂，为他做为科学家与公民的生命，找寻一个方向。
鲍亚士对于原住民社群的兴趣，在他任职于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逐渐增长。他在柏林经过介绍而结识加拿大卑诗省Nuxálk 民族的成员，这触发他与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终生的关系。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对其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巴芬陆地》（Baffin Land）进行答辩，并被任命为地理学“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  法兰兹·鲍亚士当他在巴芬岛时，他开始发展对于非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趣。更进一步，1885年鲍亚士 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 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 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两年前(1883年)，鲍亚士为了准备前往巴芬岛探险，曾向菲尔绍学习解剖学。当时，菲尔绍卷入一场与他昔日学生恩斯特·海克尔之间对于演化的喧嚣争论。海克尔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决定放弃他的医生职业，改而研究比较解剖学，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德国推广达尔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数在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学以及1918年现代综合理论发展之前的自然科学家，菲尔绍感觉达尔文的理论是薄弱的，因为他们缺乏一套细胞突变性的理论。因此，菲尔绍偏爱拉马克学派的演化模型。这一争论在地理学家中引起共鸣。拉马克论者相信环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机体快速与持久的变化，该变化并没有遗传原因；因此拉马克论者和环境决定论者时常发现他们处在争论的同一方。
而鲍亚士与巴斯典更为密集地工作，后者以其对环境决定论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试图证明“人类心智一致性”，这是一个信念，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知识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则。他试图证明，习惯与信仰的变异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一观点呼应鲍亚士在巴芬岛的经历，并吸引他转向人类学。
在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鲍亚士开始对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产生兴趣，并且在他对大学任教资格论文进行答辩后，他经由美国纽约前往加拿大卑诗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纽 约获得《科学》(Science)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鲍亚士远离了在德国愈演愈烈的 反犹太 主义与国家主义，以 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
除了他在《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鲍亚士在1888年还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人类学讲师“dozent”的职位。但鲍亚士在克拉克大学的机会有限，因为这所大学并未设立人类学系。而且，鲍亚士担心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对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鲍亚士加入了大批其 他克拉克大学教师的辞职行列，以抗议霍尔对学术自由 的侵犯。鲍亚士此后于1893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类学首席助理。
人物年表
1858年7月9日出生于德国明登。
1881年，鲍亚士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
1883年鲍亚士前往巴芬岛从事地理学研究，探讨自然环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Inuit）迁移的影响。这是鲍  法兰兹·鲍亚士亚士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
1885年鲍亚士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
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对其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巴芬陆地》（Baffin Land）进行答辩，并被任命为地理学“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
1887年1月，他在纽约获得《科学》(Science)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鲍亚士远离了在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
1887年，在他的巴芬岛探险之后，鲍亚士写下了《民族学分类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
1888年，他摘录田野笔记，撰写他第一本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
1888年，还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人类学讲师“dozent”的职位。
1892年，鲍亚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学教师的辞职行列，以抗议霍尔对学术自由的侵犯。
1893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类学首席助理。
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民族学与人体学的助理研究人员。
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体质人类 学讲师。
1897年他组成了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场为期五年对于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这些人的祖先是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迁移而来。
1899年，升等为人类学教授。
1903年，发表《阿拉斯加人针箱的装饰图案：传统设计的历史，以一个美国博物馆的材料为基础》。
1905年，他的取向使他与博物馆总裁杰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馆长班普斯(Hermon Bumpus)发生冲突。于是辞职，再也没有为任何博物馆工作。
1911年，出版《原始人的思维》（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20年，发表《民族学的方法》。
1942年12月21日逝世于美国纽约。
学术生涯晚期
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体质人类学讲师，并于1899年升等为  法兰兹·鲍亚士人类学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学的人类学家分属不同科系。当鲍亚士离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将人类学家集中到同一个系，鲍亚士将主持该系。鲍亚士在哥大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第一个设立博士课程的人类学系。[3]
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将美国人类学会(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组织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个伞形结构组织。鲍亚士起初希望美国人类学会的成员限定为专业人类学家，但是麦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参与由鲍威尔所领导的BAE的地质学家）主张，该组织应当开放其他学科加入成员。麦克基的立场站了上风，而且他在1902年被选为美国人类学会的首任主席。鲍亚士与普特曼（Putnam）、鲍威尔和荷曼斯（Holmes）同时被选为副主席。
鲍亚士同时在哥大和美国人类学会，鼓吹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概念；他亲自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做出贡献。他在这些分支的工作担任开路先锋：在体质人类学，他领导学者远离种族的静态分类学，而强调依照人类生物学与演化进行分类；在语言学，他打破了经典文献学的局限，并确立一些现代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他（与马凌诺斯基一起）建立了脉络论者的研究取向，探讨文化、文化相对论与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认定不仅将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家集中到一个科系，更是透过将人类学研究的不同课题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课题，来重新设想人类学，这是鲍亚士对这个学科的重大贡献，并成为美国人类学有别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人类学的特征。这个研究取向将人类学的课题－－人类物种界定为一个整体。这个焦点并未使鲍亚士寻求将所有的人类与人类活动形态化约为某些最小厘米母；更恰当的说，他明白人类物种的本质，将是在于人类形态与活动方面的为数庞大的变异（这是一条类似于达尔文探讨一般物种的研究取向）。语言学
尽管鲍亚士曾出版对美国土著语言的描述研究，并撰写关于语言分类工作在理论上的困难之处，他仍将这个主题留给同事与学生如萨丕尔（Edward Sapir）去研究文化与语言间的关系。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关于交替语音》（"On Alternating Sounds"）为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两科的方法论，提供了非凡贡献。这是对1888年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Daniel Garrison Brinton）所发表论文的回应，当时布林顿为宾州大学的美国语言学与考古学教授。布林顿观察到，在许多美国土著的口语中，某些语音规律地交替。这显然不是个人口音所产生的作用；布林顿并未暗示说某些个体对于某些单字的发音异于他人。他主张有许多单字，甚至在被同一个说话者重复说出时，其发声法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运用演化理论，布林顿主张此种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语言处于劣等的标记，以及美国土著都处于他们  法兰兹·鲍亚士演化过程低等阶段的证据。
鲍亚士对布林顿所讨论的内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岛和太平洋西北从事研究时也经历类似事情。然而，他主张“交替语音”绝对不是美国土著语言的特征——甚至他主张它们根本不存在。鲍亚士并未将交替语音当做文化演化不同阶段的客观证据，而是从他多年来关于客观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的研究兴趣，来看待它们。他也思考先前对演化取向的博物馆展示的批评。在那里，他指出两种东西（如物质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来是相似的，可能在实际上却是非常不同。在这篇文章，他提出一种可能性，两种东西（语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实际上却是相同的。
简言之，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不同语音的“感知”上。鲍亚士以提出一个经验问题开始：当人们用不同方法描述一个语音时，是因为他们不能感知其差异，或是可能存在另一个理由？他立刻就确定立场，他不关心关于感知缺陷的个案——等同于色盲的听觉障碍。他指出，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个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等同于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这是研究描述语言学的关键：当研究一种新语言时，我们如何注意不同单字的发音？（在这一点上，鲍亚士预见了并奠定了音位学（Phonemics）与语音学（Phonetics）的区别。）人们可能用多种方法来发音一个单字，而且依然认知他们正在使用同一个单字。那么，问题并不是“这些知觉未能被他们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认知到某些发音的差异）；而是这些语音“是依据其相似性而被分类”（换言之，人们将多种被感知到的语音归成同一类）。一个类似的视觉例子包括描写颜色的单字。英语单字“green”能被用来指称多种明暗、色调、浓淡。但有些语言并没有指称“green”的单字。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能将英语使用者所称的“green”归入“yellow”或“blue”中。这不是一个色盲的例子——人们能够感知颜色的差异，但他们归类这些相似颜色的方式有别于英语使用者。
鲍亚士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因纽特语的研究。研究者们已发表某个特定单字的许多不同拼法。在过去，研究者透过许多方法解释这项资料－－它可能指出对某个单字发音方式的各地变异，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鲍亚士主张另一种解释：差异并非在于因纽特人如何发出这个单字的语音，而是在于使用英语的学者如何感知这个单字的发音。这项差异并非在于英语使用者本身无法感知这个被讨论的  法兰兹·鲍亚士发音；而是英语的语音系统无法适应被感知的语音。
尽管鲍亚士对描述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贡献，但是他最终的论点是意义深远：观察者的偏见并不必然是个人的偏见，它可能是文化的。换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范畴，可能有系统地导致一位西方人误解或无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个有意义的成分。如同他对梅森的博物馆展示所提出的批评，鲍亚士论证了这个看似文化演化证据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乎科学的方法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优越的信念所产生的结果。这个论点为鲍亚士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某个文化的各种成分，从该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即使它们从另一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