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皖南事变
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  皖南事变新四军作战图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的该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第三战区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此事件缘于国共摩擦激化的黄桥事件（1940年10月3日-10月6日）。[1]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听命于延安的共产党；毛泽东曾经就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1]：……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卷第三九四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中记载：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德勤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零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所以新四军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不时与同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1940年10月初，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共产党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于交战过程中，击败总兵员达三万以上的韩德勤、陈泰运部队，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而称为“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的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但黄桥在3个月后被日伪军攻占）。
“黄桥战役”中国国民党被歼灭主力部队近2万人，一个中将军长（李守维）和一个中将旅长阵亡。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军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极大的影响了国共关系。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两党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中日战争战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最近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泰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十八集团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吉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19日  项英、周恩来、叶挺在新四军军部合影，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不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全部移到黄河以北，只“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主要过程
移防经过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晧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北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10日，不耐烦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如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项英牺牲地——泾县蜜蜂桶石洞
悲壮七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超过蒋介石规定最后日期的4天后，不遵守第三战区规定的由铜陵、繁昌间直接北渡长江的命令，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随之拯救）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  后方民众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枢延安，要党领导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并无相关回应。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
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定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与确定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国民党同意的路线。
第二种看法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路线。
第三种看法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中共中央指定的路线。
事实上，以上几种看法也有其片面性，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最初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但是由于皖南新四军行动迟缓，在曹甸战役打响后，顾祝同不再同意皖南新四军由该路线北移。
首先，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最初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的路线，但不是国民党最终规定的北移路线。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顽固派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皓电”，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并且无理强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从而发出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动员令。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佳电”，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共方面愿意委曲求全，将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转移到江北。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出指示，要求“军部应乘此时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项英：“（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皖南需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挺军长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据钱俊瑞（军直属队人员）回忆说：“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启）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皖南事变的幸存者傅秋涛（新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杨帆（军直属队）、郑德胜（项英警卫员）、陈毅等人都回忆说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当局商定的路线。 
此外，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岳星明也回忆说，他提出并经顾祝同“大体同意”的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从云岭驻地“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军长最初与第三战区商定的路线。
但是新四军进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打响后，蒋介石异常震怒，于12月10日致电顾祝同，“查江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于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第三战区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随即电令新四军，不准其再东进经苏南北渡，只准其直接北上渡江，具体路线为：“准增改为二线，一为泾县杨柳镇、孙家铺、姚村、小节渡、寿城镇、梅渚镇、南渡镇、竹篑桥道；一为南陵、宣城、毕桥镇、飞鲤桥、郎溪、安兴、上沛埠道”，并在江北无为集结。
其次，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
1940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皖南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地区，以局部的让步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缓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势，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迎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在给项英等人的指示中，只是从原则上和大的方向上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作了规定，至于新四军是从繁昌、铜陵间渡江到无为地区，或先移苏南，再移苏北，都没有指定具体的北移路线，为的是给皖南新四军的领导人以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以便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情变化决定部队的行止。
当时，可供皖南新四军选择的北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到江北视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路线是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民党军108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我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我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1940年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勤机关人员一千七百人即循此线辗转北移经苏南到苏北地区。
第三条是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都很不利。但在国民党同意我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完成对我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我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
开始，皖南新四军是准备按往东和往北两条路线转移的。
1940年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经我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利（仅有一道封锁与长江），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我们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刻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11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项英：“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同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并周恩来、叶剑英：“我明天开始设兵站，由泾县至竹箦桥与二支队联络，即运动资材及工作人员。”同时表示“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结集，大部密渡皖北，一切完毕仍在年底。”中共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这一行动方案，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二十九日的布置很对……现在开始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后，从12月1日开始，项英、叶挺立即着手组织皖南民众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以及大批器材，在顽军的严密监视下，分两批经指定路线进入苏南。
然而，当“1940年12月3日，我军开始陆续出发，军部所属各部门人员和行李先行，军部机关及一部分部队，也于11日集中，待命出发。讵料顾祝同突然命令我军改道，不准经苏南敌后北渡，只准从繁昌、铜陵渡江。”顾祝同之所以突然命令我军改道，是因为此时华中总指挥部发动了曹甸战役。由于害怕皖南新四军从苏南过江与苏北新四军汇合后力量更加强大，对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构成更大的威胁，蒋介石在12月10日，密令顾祝同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一）查苏北匪伪（指陈毅、粟裕部）不断进攻韩部（指苏北韩德勤），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以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来年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中旬，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改变原来的承诺，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1941年1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雎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17]在此期间，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三个师开入皖东地区，扣留交通器材，占领渡口，封锁了我军经繁、铜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的道路。同时国民党重庆电台十分险恶地广播了皖南新四军将要北移的消息，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日军闻讯立即增调第十五师团于繁、铜地区，并增派舰艇梭巡于长江之上，准备截击我北移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10000余人的大部队要跨越五十华里的河网敌占区和长江封锁线，势必要遭到敌顽的夹击，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鉴于繁、铜地区的严重敌情，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在尚未收到项英电报的时候，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共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开始按照上述方案行动。显然，中共中央同意了新四军军分会（12月28日）扩大会议决定的北移行动方案。
l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署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这个指示电更加明确地反映出，中共中央是知道并且同意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苏南然后渡江到苏北的计划的，不少人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独断专行决定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事实上，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
新四军失败的原因
不少研究者以皖南新四军惨遭围歼的结果，逆推出皖南新四军所选择的北移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是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如童志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刘庭华《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陈枫编著的《皖南事变本末》、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等均持此说。黎汝清同志在其所著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更认为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北移路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如李良志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即持上述意见。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对皖南新四军选择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不能一概否定，南下茂林的路线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路线。
应当承认，由于临时改变路线，不可能对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顽40师的装备与战斗力缺乏了解，有轻敌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南下茂林的路线是错误的，甚至认为是“绝路”。
据武之棻回忆：当获悉新四军由泾县云岭南进茂林，有可能进入天目山地区时，上官云相十分紧张地对部下说：“这次作战是胜败的关键。如果让新四军冲到旌德，那里空虚没有驻军队，纵然再增加一倍兵力，也难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若想在后边追着打，那是走不赢的。”如果皖南新四军在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后立即行动，一来可以在政治上占据主动，二来斯时顽40师尚未赶到星潭一线布防，我军一举突围还是可能成功的。即或退一步说，1月7日，我军被阻星潭，形势、地形、时间均对我不利，但如果当时能果断地下决心，不惜牺牲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也是可以突围出去的。
事实上，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哪条北移路线，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
那种把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看作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蓄意制造？
按大陆过去长期的历史观点，认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并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哪条北移路线，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但随着两岸资料的开放和研究，以杨奎松为代表的一些大陆历史学家现在认为，皖南事变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蓄意为之的阴谋，蒋当时并无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精密计划。
首先，在黄桥之战韩德勤部遭受重大损失后，军委会军令部于1940年11月14日将暗中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交给蒋介石请求批准，但蒋出于抗战全局考虑，认为这样的计划势必会导致国共全面内战，故而一直拖延未签。直到11月29日新四军再次发动进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后，蒋才于12月7日正式批准《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可尽管蒋签署了该计划，蒋仍然心存避免国共全面冲突的希望，他表示“此部署和计划可照办”，“惟需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具体时间”。也就是说，在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之前，蒋是没打算签署《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的；即便签署之后，蒋也希望能避免最后的全面冲突。
其次，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资料都证实，最初国军第三战区顾祝同在叶挺的请求下，本是允许皖南新四军东进再从苏南北渡的北移路线的。是11月29日新四军再次发动进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后，蒋才于12月10日致电第三战区顾祝同“查苏北匪伪（指陈毅、粟裕部）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以规定路线亦可”。也就是说，在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之前，国民党对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是很宽松的；在曹甸战役之后蒋不允许皖南新四军走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只是为了防止苏北、皖南新四军合兵后继续进攻韩德勤。蒋更改新四军北移路线是因为曹甸战役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而不是事先就有阴谋。
第三，中共资料称李品仙曾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新四军，这确实是事实，只不过这是10—11月间的事，因为当时新四军叶挺与第三战区商定的北移路线还是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李害怕皖南新四军北上，与自己辖区的新四军会合再次制造类似黄桥的事情，才做的如此部署。但当12月10日后蒋介石、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直接北上从铜陵、繁昌一带渡江在无为集结时，12月12日，蒋已明令李品仙部配合新四军北移，李部也照办，并于12月30日回电蒋，称：“（一），黑沙沟至姚沟为该军（新四军）登陆地点。（二），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也就是说，蒋在12月10日命令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以后，并未下令李品仙于江北阻击，反而命令李部给新四军准备好登陆点和集结地，李部也照做了。
第四，蒋介石、李品仙等人的电文和计划中，尽管有解决新四军等语，但前提均是“如八路军新四军不遵命令”。如12月10日蒋致电顾祝同“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来年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前提说的很明确。再如江北的21集团军李品仙亦于12月28日做出决定称:“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前提说的也很明确，也就说如果八路军新四军途经皖北自己地盘时不遵命令赖着不走，才“廓清之”。而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是12月29日才拟定的，也即蒋给新四军北渡的最后期限的前2天，这也是为了防止新四军不遵令北移而制定的。也就是说，蒋介石、第三战区当时均未下达过诸如“新四军遵令北移亦要攻击”之类的命令。
第五，在新四军一再拖延，逼近了规定的“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时，蒋为了避免双方真的全面冲突，于12月25日在重庆特地召见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这些话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蒋在最后关头极力想避免冲突。
第六，1940年12月31日最后期限到后，蒋在听取第三战区汇报的叶挺陈述的所谓种种困难后，也并没有命令发动军事进攻行动。顾祝同在体会到蒋的不愿真正冲突的心思后，在1月3日给蒋的电报里，他还在替一直找借口推迟开拔日期的叶挺说好话:“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蒋也于1941年1月3日致电叶挺要其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直到此时，蒋还是抱着新四军能遵令北移的希望的。
第七，在新四军军部于1941年1月4日突然南下茂林时，蒋介石与第三战区均不知情。直到1月6日新四军与刚刚到达三溪镇的国军第40师搜索队相遇，第三战区这才知道新四军确已南下。也就是说，第三战区并不是预先针对新四军军部南进茂林，而特意在茂林以前山地设置陷阱。而蒋直到1月8日上午，才接到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正式报告，得知新四军军部没有遵令北移而是突然南下。
第八，第三战区同新四军交战后捷报频传，重庆军事高层中不少人如白崇禧主张趁机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全面围剿。而蒋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并在日记中批评白“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而且在1月15日的军委会会议上，多数与会人员均赞同白崇禧“取消该军（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的主张，但蒋却一再犹豫，在考虑了一夜之后，蒋才勉强于16日晚表示赞同白的主张。也就是说，尽管皖南战事已起，蒋依旧不想将事态扩大化，以免影响抗战大局。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2]
事变后续
主要人物结局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遭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
3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在全国人民的怒骂声中，蒋介石不久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失事，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挺妻子李秀文及孩子。
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人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
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讲词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中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  皖南事变纪念雕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将他们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么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榘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踞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么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中国民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复次，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澈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因此，我宁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凡属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借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烈士陵园
  1990年，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安徽省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占地 15万公顷，建筑面积7000万平方米。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傍泾川，邻城区，环境优美，入口跨公路建有7米高石阙，形成壮观的入口空间。进入陵园，沿台阶行约3000米，有一小型广场，正对面挡土墙上镶嵌叶飞题写“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字碑。从小广场右转，经50米长神道，拾级而上，通过两亿个石阙形成的神门，进入主碑纪念广场。广场由纪念碑、纪念廊、无名烈士墓等组成。从山顶俯视，纪念广场与外围的花圃组成一献给烈士的巨大花圈；从远处眺望，纪念廊和名人题字廊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白色马头墙簇拥着巨大纪念碑身。碑高12.36米、宽27米，碑面镶邓小平“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题词。碑下方为一汉白玉雕刻的花环，环周白色纪念廊内，镌刻着新四军军歌及《皖南事变烈士纪念碑碑记》。碑后为无名烈士墓，墓室四壁钢筋水泥浇铸，中间为墓池，池中有洁白大理石石棺，池后是祭坛，坛上燃烧着常年不息的火焰，象征着先烈们革命精神永不熄灭。整个陵园庄严、肃穆、凝重；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人物探秘
被俘人员探秘
上饶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产物——关于皖南事变中牺牲和被俘的人数，历来的说法都是大部分牺牲，少部分被俘，或者只提大部分牺牲，不提被俘问题，1991年1月7日安徽省隆重举行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纪念大会，领导人讲话中仍只提“大部分遇难”，从199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起，开始使用“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的笼统提法，而对牺牲和被俘各有多少不再具体提及，据1941年10月25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蒋介石、何应钦的一份代电稿，称“原收容叛军（即对新四军的辱称）官兵3369名，续收891名——这个数字基本上准确。（事实上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集结近10万兵力对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进行攻击，但还是有2000人成功突围）　
如何处置皖南事变中被俘的4000多新四军人员？这是事变后摆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要求“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再次严正要求“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为此，中共中央还保留了叶挺将军的新四军军长的职务，在同日宣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只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直到1946年4月8日叶挺军长在山西黑茶山遇难，才取消“代理”二字）。
正在为策划围歼新四军成功而弹冠相庆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理睬中共方面的要求，不可能释放叶挺军长和其他被俘新四军将士。
三战区长官部对被俘新四军将士的第一步，就是把下山谈判被扣的叶挺军长和其他俘获的新四军重要干部迅速押送长官部驻地江西上饶囚禁。叶挺1月14日下午下山被扣后，17日即被押送到上饶，囚于设在长官部附近的李村监狱。稍后几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也被押送到上饶。张正坤、徐锦树等囚禁在离长官部稍远一点的七峰岩监狱，黄诚、李子芳、林植夫囚禁在李村监狱。他们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第一批新四军“囚犯”。
除上述高级干部之外的被俘新四军人员，因数量较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请示派员前来接受的同时，指派刘夷华、侯荫黎和陈淡如三名上校军官前往皖南，以“  根据皖南事变创作的油画训练”的名义将被俘新四军人员编成三个“训练大队”，刘、侯、陈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训练大队的大队长。为统一管理这三个“训练大队”，1月26日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顾祝同调六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唐肃任训练总队总队长，陈谈如任副总队长。
训练总队成立之后，负责"训练"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继续清查被俘新四军人员的身份，发现其中排长以上干部不少，班长以上军士也不少.顾祝同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被俘新四军干部和士兵分开"训练",把清查出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官大队",顾祝同调三战区军统特务头子，政治部情报室上校专员张超任"军官大队"大队长，把清查出的新四军班长以上军士也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士大队",由副总队长陈淡如兼任"军士大队"大队长，原第三训练大队撤销，该大队里的被俘新四军士兵分别编进原第一训练大队和第二训练大队，改称为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仍由刘夷华，侯荫黎分任大队长.据当年三战区长官部有关文件资料记载，"军官大队"逃跑26人，还囚有657人；"军士大队"逃跑81人，还囚有276人，两个士兵大队共逃跑460多人，还囚有2500多人（其中有少数没有查出身份的新四军干部）. 
2月17日，经参谋总长何应钦审定，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了密件《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明确指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负责主持新四军被俘官兵的管训工作，并规定"管训方针"为："
子，使其认识新四军叛变之错误.
丑，使其正确明了中国抗日建国之真实意义.
寅，使其认识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之特殊使命和任务.
卯，使其觉悟自新能为本党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工作."
说透了，这个"管训方针"就是要通过"管训",向被囚新四军人员灌输反动思想毒素，使其叛变革命，转而为国民党 反共政策效力.这也是随之建立起来的上饶集中营的反动宗旨. 
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这份文件要求，被俘新四军的"官长与军士之管训分开地点实施，并严密防止与当地民众接近".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军士的地点由顾祝同选定.顾祝同便选择在上饶邻近的铅山县.文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地点设在赣南的瑞金或者赣西的吉安一带.顾祝同则考虑到瑞金或吉安一带离长官部太远，不便管训，决定改设在上饶城南比较偏僻的周田村一带，向上呈报备案. 
3月上旬，根据顾祝同的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总队部率第一士兵大队，第二士兵大队和军士大队（357人）由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铅山县，总队部和军士大队驻在永平镇，第一士兵大队（1487人）和第二士兵（1504人）大队驻在石塘镇，军官大队单独开往上饶，进驻周田村.军官大队（683人）名义上隶属于训练总队，实际上是独立的，由顾祝同亲自掌握.军官大队大队长张超直接对顾祝同负责，无须经过训练总队. 
这座囚禁皖南事变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周田监狱，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上饶集中营的主体部分.周田监狱除军官大队外，还有一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囚禁皖南事变前后从东南各省地方上抓捕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80余人，以及事变后搜捕到的30余名突围未成的新四军干部."特训班"主任也是张超.张超是上饶集中营的大总管. （上饶集中营的范围自然还应包括前述囚禁叶挺军长的李村监狱，囚禁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等的七蜂岩监狱，以及后来囚禁黄诚，李子芳等的石底监狱，还有专门囚禁周田监狱"顽固不化"革命志士的茅家岭监狱. ）
训练分为两期，每期13个月。1941年11月下旬，第二期训练结束，长官部以连为单位把第一第二两个士兵大队中“中毒不深者”2341人分别补充到国军26军49军与第100军，绝大多数是到搜索连当兵地。这些人员后来多数跑掉了，不少重新回到新四军部队。部分“顽固分子”于1942年3月前后，与军士队军官队中的“顽固分子”350多人组成“训练补充大队”，军官队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一直到1945年8月，其中的大部分拔补到徐州绥靖纤公署所属部队，部分编入第12军军官总队。
叛徒结局
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3个新四军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赵凌波：侦察中共情况被枪毙。赵希仲：“文革”期间投黄河自尽。刘厚总：1952年现形被枪决。[3]
历史评价
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  皖南事变纪念陵园消灭总兵力达90万人、35万支步枪、4万挺机关枪之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道指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的后续处理。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毛泽东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评价则截然相反：“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移的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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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是如何发生的？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的矛盾是怎么回事？“八一”建军节期间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映的26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以准确的历史史料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向观众展示了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品精心塑造了一个“犯了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项英”的形象——项英的错误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犯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准确、辩证地看待项英的错误。”这成了剧组塑造项英的原则。
  电视连续剧《新四军》剧照项英早年投身于党的工人运动，以后到江西苏区；红军长征以后，他和陈毅等人坚持了3年多的赣南游击战，抗战爆发后，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为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委的“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即“新四军”，剧中通过诸多细节，展示了项英对党忠诚、工作认真、艰苦朴素、关心同志等优秀品质，比如军部照顾项英，给他开了小灶，项英却把仅有的一点肉拨给伤员吃，自己偷偷地吃野菜……他和叶挺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叶挺。有人向他反映叶挺生活上闹所谓特殊化时，项英勃然大怒，严肃地批评了这个同志的狭隘心态，坚持要他向叶挺道歉。冯国庆的表演细腻真实，把人物可亲、可敬、可爱的一面展露无遗。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项英对贯彻党中央既定的新四军东进战略优柔寡断，对国民党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严重估计不足，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对项英在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个人作风上的专断，剧中都给予了真实的披露。尽管项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犯了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剧中，宁海强导演为项英在山洞牺牲这场重头戏，精心设计了一个重要细节：项英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剖白。尽管没有史实的依据，但创作者们认为这个艺术虚构的细节，比较符合大家目前对项英这个人物的理解和评价。山洞里的项英被叛徒的子弹击中，生命垂危，冯国庆饰的项英双眼热泪盈眶，喃喃道：“党中央、毛主席：我本来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死很简单，活着还要面对考验。但我宁愿活着去见你们，请求中央对我的处分，无论是降职、罢官、判刑或枪决我都无条件接受，因为是我葬送了几千名兄弟姐妹的生命……”
有关部门在审片时认为，该剧“重大史实无误，题材很有份量，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小说简介
  小说《皖南事变》这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这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不是《百年孤独》，不是《世界末日之战》，它有中国古典军事文学真实而浪漫的情节，有纪实小说型的确凿的历史依据。真实性是它的生命，思辨性是它的灵魂；这部近60万字的长篇，出自60岁老作家黎汝清之手，尤为可贵。 
这是一部政治上大胆而审慎的、文学史学方面丰富而缜密的、军事上有研究价值的、社会学哲学方面思虑颇深，教训深刻的多功能的巨制。它具有斗争史诗和心灵史诗交融的特点。它值得有识之士、有心之人一读。它不是《百年孤独》，不是《世界末日之战》，它有中国古典军事文学真实而浪漫的情节，有纪实小说型的确凿的历史依据。真实性是它的生命，思辨性是它的灵魂。
作者简介
黎汝清，山东博兴人。中共党员。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历任上海警备区宣传副股长，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教导员，十五师直工科副科长，江苏省第六届政协委员。曾立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三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冬蕾》、《万山红遍》(上、下)、《叶秋红》(上、下)、《故园暮色》、《故园夜雨》、《芳茗园之夜》等，儿童文学集《秘密联络站》，诗歌散文集《在祖国的土地上》、《青凤岩》、《战马奔驰》，中篇小说《我守卫在桃花河畔》、《自由》。  小说《皖南事变》
小说目录
序
第一卷 事变前
第一章 项英、刘厚忠、今井武夫、陈部信行
第二章 项英、周子昆、赵令波
第三章 叶挺、林志超、顾祝同
第四章 项英、白沙、叶挺、袁国平、周子昆、赵令波
第五章 叶挺、项英、周子昆、赵令波
第六章 林志超、赵令波、叶挺、项英、袁国平
第七章 林志超、林志兰、郑芳雪
第八章 林志超、赵令波、周子昆、叶挺、项英
第九章 林志超、郑芳雪、王自中、吴民三、陈家庆
第十章 陈冠群、郑芳雪、陈家庆、周佩琳
第十一章 项英、吴民三、包忠良、陆绍泉
第十二章 郑芳雪、赵令波、周佩琳、林志超
第十三章 赵令波、闻瑗、陈冠群、陈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