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简介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792～1804年法国曾建立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国,故称1848年建立的共和国为第二共和国。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成立临时政府。2月25日共和国宣布成立。4月23日选举制宪议会,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的议会，温和共和派占多数。5月9日成立执行委员会代替临时政府。6月22日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国家工场,引起工人不满,23日工人起义。24日L.-E.卡芬雅克将军被授予独裁权,残酷镇压起义。卡芬雅克于28日担任共和国的行政首脑。
11月，制宪议会制定共和国宪法，确立立法和行政分立原则。由750名议员组成立法议会，任期3年。总统任期4年,掌管行政权，任免部长与颁布法律，支配武装力量，但不亲自指挥部队，也无权解散或延长议会。议会和总统皆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参政院由议会任命，它预先审定政府的法案，并监督行政机构。12月10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见拿破仑三世）当选总统。1849年 5月13日选举立法议会，以保王派和天主教教士为核心的秩序党获多数席位。宪法规定总统不能直接连任，波拿巴要求修改宪法，立法议会多数反对。波拿巴于1851年12月 2日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建立专政体制。1852年12月 2日宣布成立帝国，波拿巴被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共和国告终。
统治
帝国崩溃曾经威震欧陆的拿破仑帝国的轰然垮台，使法国在强盛之路上开始进入一个大致以1815年和1848为起讫的30年退缩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失去了自大革命爆发以来征服的一切地方；多年来被不少法国人梦寐以求，并一度得以实现的“自然疆界”已不复存在，法国在“自然疆界”以外获得的领土更是如此。一言以蔽之，战败的法国已差不多重新回到了大革命前的疆界，即六边形的边界。波旁王朝终结1814年5月，路易十八乘坐反法联军的辎重车进入联盟占领下的巴黎，再即王位。既然是靠着反法联军的刺刀波旁王朝才得以重新统治，波旁王朝自然对反法联盟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并力图满足后者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就总体而言，复辟时期的法国在对外事务上没有而且也无力推行积极的政策。欧洲各国对法国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大肆扩张记忆犹新，因此决心将法国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决不允许法国在欧洲再有任何拓疆扩土之举。而经过23年劳民伤财的拿破仑战争，特别是最终战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法国国力虚弱因此也无力在对外领域推行积极的政策。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金币当路易十八回国登基，波旁王朝的白百合花旗在法国上空重新飘扬时，极端君主派的著名思想家德·迈斯特尔却伤感地写道："如果认为法国国王是重新登上他祖先的宝座，那就错了。他不过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仑的宝座。"斯人斯言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1814年的法国已经不是1789年以前的法国，革命已使六边形国土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必须得正视这一切。应该说，路易十八算是一名识时务者，其深知自己不可能完全恢复大革命前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同时也知道，与新体制和新兴阶级实行必要的妥协，是自己最为明智的选择。为此路易十八在进入巴黎的前一天在巴黎西北不远的小镇圣多昂发表了著名的“圣多昂宣言”，允诺保证制定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并尊重民主宪政，而且绝不秋后算账。1814年6月，路易十八签署了名为《宪章》的新宪法，史称《1814年宪章》。在它的74项条款中，既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让步，又反映出正统意识以及恢复旧制度的倾向。 
但是跟着路易十八一起回到巴黎的王党分子却不想在行动上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什么让步，这些在1789年革命爆发的25年中"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的人，在百倍的疯狂和仇恨的驱使下，力图夺回自己在大革命中失去的一切。这些人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恐惧和愤怒。特别是在路易十八驾崩、其弟查理十世即位后，波旁王朝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恢复把“王位和祭坛”作为社会架构的“神权政治”，并丧心病狂地反攻倒算。这些情形路易十八生前其实早有预感，他死前就说，“我的弟弟恐怕难以死在这张床上”。1830年7月27日，巴黎终于爆发了起义。29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被起义者占领。善观世态的塔列朗对此留下了精确的记录：“12时零5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对君主制一直恋恋不舍的夏多布里昂也感慨地写道：“又一个政府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被扔下去了。”君主政体随着七月革命的胜利，一个新的王朝--七月王朝在法国诞生了。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虽然在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方面均要明显好于波旁王朝统治时期，但距被重新称之为强国还相去甚远。换言之，法国在这一时期仍处于始自1815年的退缩期当中。 
七月王朝建立后，在前王朝风光一时的旧贵族又纷纷被迫重返乡下，国王路易·菲利浦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国王是由议会选出来的而非靠世袭继承来的，因此他上台伊始便以“公民国王”的面目示人：就如假发、套裤、佩剑象征着旧制度一样，新国王的穿着举止俨然是新制度的象征，他像普通资产者那样，经常头戴礼帽，夹着雨伞，穿着胶鞋，一个保镖也不带地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或面容和蔼地向行人致意，或颇具耐心地与家庭主妇闲聊。然而，国王外表的平民化并无法掩盖其内心的专制嗜权。 
七月王朝是一个三色旗的君主政体，但它所依托的阶级基础却狭窄至极。选民的资格是根据纳税额确定的。1830年，在3000万法国人中，约有100万人缴纳营业税，但只有其中的10万人有投票权。1831年的选举法将标准稍稍放宽，参加选举的人也不过增至16?8万人，1845年基佐在众议院曾经明言：“在法国，能够理解并独立行使选举权的人不超过18万。”根据这些规定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自然是国内富有者及其代表。大资产阶级终于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制度，即它在1789年所期望的制度，为了维护这一让他们心满意足、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大资产阶级利用国民自卫军来实行严密的社会防卫，秩序和稳定也因此成为七月王朝国内政策的中心。 
在国内政治日趋僵化的同时，七月王朝的对外政策却明显体现出见机行事的"灵活"特征，这就是：在无关"欧洲和谐"大局的偏远地区可以积极行动，但在欧洲本土及有关敏感地区则要谨慎行事。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839年开始，法国军队在比若元帅的率领下对阿尔及利亚展开全面的征服行动。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也在这一时期相继落入法国人之手，如西非的达洛亚（象牙海岸，1842年）、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1842年）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1842年）等；另外在1844年还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相比之下，在欧洲本土，七月王朝则显得颇为中庸。1831年比利时国民大会决定将王位献给路易·菲利浦的次子，但被路易·菲利浦拒绝；1831年波兰人发动反俄起义，路易·菲利浦也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在对英关系上，七月王朝也奉行以和为上的政策。七月王朝的这些政策不能说完全一无是处，但法国诸多阶层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的，有的指责它不顾其他民族死活，有的指责它对外软弱无能。其最终结果便是加重了法国人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失望。 
因此，政治的僵化、社会的停滞以及外交的无能成为压在七月王朝政府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作为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首相基佐并没有意识到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不过统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却预感到了危机，如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在众议院说：“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革命还离我们很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请你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见解和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会吗？”托克维尔没有说错。在他发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还不到一个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1848年革命果然爆发了，七月王朝在这场“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了。 
1848年的“二月革命”令七月王朝猝不及防，而随之而来的共和制也是出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预料的。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让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然而随着春天里一系列滑稽性民主试验的失败，工人阶级愤恨不满、农民阶级也是满腹怨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几乎发挥了与街垒起义同等功效的倒戈作用，与共和国“劣迹”没有直接关系的路易·波拿巴靠着民众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在随后的几年中，以恢复其叔叔的帝国事业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清除了一切障碍，在大众的山呼万岁中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帝国皇帝，历时4年的共和国旋即成为明日黄花。第二帝国虽说第二帝国的历史是从1852年拿破仑三世戴上皇冠算起，但是体现帝国特征的政治统治模式在1851年12月政变之后就逐步形成了，因此第二帝国与第二共和国历史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更何况这二者的最高主宰还是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在这位以怪异著称的路易·波拿巴的领导下，法国的政局经历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法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作为欧洲众多君主中的新成员，拿破仑三世的皇帝身份受到了其他君主的质疑，如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不愿将君主间传统的称谓“我的兄弟”用在这位法国皇帝身上，而只是不痛不痒地称之为“我的朋友”， 拿破仑三世对此倒是安之若素，他宣称自己是被一条新原则的力量推上了旧王朝才能拥有的崇高地位，这条新原则就是全民公决，就是人民的意愿。尽管到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时，各国的君主像雨点般降临到法国，但最终历史证明这些带给拿破仑三世的所谓国际地位优越感都是些虚幻的东西。 
对于第二帝国的历史来说，其对外政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拿破仑三世长达2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要打破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是拿破仑一世、波拿巴家族以及整个法国失败的产物，它是法国从此变得人微言轻的一张耻辱证明；因此，要使法国重新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进行国际政治重组。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拿破仑三世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了同情心甚至为之提供了物质和军事上的援助。其二，要以有限的战争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从个人性格来说，拿破仑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样的战争狂。例如他与曾经使其伯父吃尽苦头的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1849年他甚至提议英法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影响的所有问题。然而在强权政治的时代，他的这些想法尽管美妙但却十分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与之周旋的皆是加富尔、俾斯麦等极为精明且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几乎都得到加强的同时，法国的实力和地位却遭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且皇帝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对外冒险中突如其来地被画上了句号。 
当然仅从法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业绩来看，第二帝国不乏得意之处：在北非，1857年法国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1859年皇后欧仁妮的亲戚莱塞普斯承包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1869年完工后，运河由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进行管理，法国从中获利甚丰。在亚洲，1857年应英国“邀请”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库赞率几百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败了清军，随后又与英军一起洗掠了圆明园，通过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和经商的特权，同时还获得了大量赔款。拿破仑三世对这一结局颇为满意，库赞也因此成为参议院议员并被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此外第二帝国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 
如果说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拿破仑三世为法国抢来了一些比较持久的利益的话，那么在欧洲大国角逐方面，他则是在一系列虚幻的光环下将法国一步步送进孤立无援的陷阱。其实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格局还算明朗，即由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强联手防止法国可能会给欧洲秩序带来的威胁。第二帝国开始后，与英国的关系还算是差强人意，因此，法国当时面对的主要国际障碍就是大陆上的俄、普、奥三国。其一，拿破仑三世显示帝国权威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直接参与以打击俄国为主要目标的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年~1856年）。战争的结果是法国以10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巴黎和约》的签署，其中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存舰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维持领土完整。这一结局对拿破仑三世的鼓舞是巨大的，因为俄国似乎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遏制，而且巴黎再一次成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活动中心，皇帝本人也似乎成为高人一等的欧洲仲裁者。实际上，欧洲其他各国对法国皇帝这种"仲裁者"的地位并未当真。其二，拿破仑三世打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奥地利，由于当时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仍然占有大片的领土，因此法国的打击行动是以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控制这一看似正义的方式进行的。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就打算为“意大利做点什么”。1858年他与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达成联合对付奥地利的密约，1859年法撒联军与奥地利的战争开始，联军不断获胜。但出乎撒丁王国意料的是，在奥地利尚未被完全打败的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却于1859年7月与奥皇签署了停战协定，加富尔闻知后一度想自杀，但撒丁王国还是被迫接受了停战协定。关于停战的缘由，拿破仑三世这样说：“为了对意大利独立尽责，我违背欧洲意愿进行战争；一旦我国命运受到威胁，我就媾和。”从根本上说，拿破仑三世的意大利政策最终产生了与原先设想背道而驰的结果：对奥地利的遏制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意大利也没有停留在邦联式的四重格局上，以撒丁为主导的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几年之后，意大利的统一终告实现。其三，如果说在意大利问题上拿破仑三世只是一次"失算"的话，那么，与普鲁士的争斗则是他的一次彻底的灾难。从中世纪起，法国与德意志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就一直存在，到第二帝国时期，则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法国方面，拿破仑三世竭力推行的基本构想就是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阻止德意志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由于法国历来都是将奥地利视为"大德意志"地区内最具威胁性的头号强国，因此，自以为判断准确的拿破仑三世对于普鲁士的发展采取了听之任之甚至是鼓励的态度，这样在德意志地区就出现了两强相争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德意志的分裂和软弱就将继续下去，法国的安全和其他利益也就有了保障。不过这只是拿破仑三世的一相情愿。从普鲁士方面来说，在1815年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中，普鲁士在领土、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就已具备了一定优势，1866年普奥战争胜利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进程不断加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已近在眼前，拿破仑三世的德意志政策有如意大利政策一般又一次满盘皆输，法国国内的情绪出现剧烈的波动。皇后欧仁妮认为，这一局势是"王朝末日的开始"，马涅则在给皇帝的信中这样说：“如果法国人从干预中归根到底得到的只是在侧翼拴上两个因实力过度增长而变得危险的邻国（意大利与普鲁士），民族情感将深受伤害。所有人都感到，强盛是相对的，当新的力量在周围积聚时，一个国家原地踏步就可能被削弱。”马涅的话为拿破仑三世勾勒出一幅可怕的图画：拿破仑一世的失败使法国侧翼出现两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英国与俄国；而拿破仑三世政策的失败则会使法国侧翼又出现两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国家--意大利与德意志。而结果正是如此，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拿破仑三世率法军投降而结束，皇帝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一群共和派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并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第二帝国就此灭亡，君主政体在法国也就此绝迹。而1873年拿破仑三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围绕那场让他的强国梦想灰飞烟灭的色当投降：“我们在色当不是怕死鬼！”辉煌与没落[1]1870年巴黎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1940年）其政治寿命长达70年，在这段时间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法国有两大忧患，时至今日，这两大忧患依然未消。忧患之一是德国，1871年德国打败了法国，兼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忧患之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后一种忧患与前一种有关，但忧患的内容更广，更难以名状。这种忧患意识在法国政治家与文人的作品言论中随处可见，并激发了像戴高乐（生于1890年）这样的年轻人的“忧患爱国主义”。法国自第三共和国以来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它讲述了法国领导人为了对付东面强大的邻国以及威胁到法国世界地位的力量而奉行的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遇到的一个转折点，战后法国的形势既微妙，又险恶。这既是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最后希望，同时也因法国致命的劣势而无一丝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法国是战胜国，它报了在普法战争中惨败的一箭之仇，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部分受到肢解，军队被遣散，政治上动荡不安。新独立的波兰成了法国的保护国，法国还与新成立的部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结成了同盟。它夺取了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前德帝国的部分地区，扩大了自己帝国的版图。但这只是法国作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最后辉煌。因为在另一方面，法国的胜利代价沉重，150万法军士兵在战争中阵亡，法国的人口状况急剧恶化。法郎因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战后的重建而变得疲软。法国人的两大忧患并没有从此消失。德国受到重创，但它没有伤到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的地步，而是发誓要一扫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甚至法国发现其外交环境还不如大战爆发前的1912年或1913年。它失去了俄国这一盟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谴责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意大利是法国战时的盟友，墨索里尼上台后便加入了要求修改现状国家的阵营。英国遵照一贯方针，玩弄平衡游戏，它似乎更担心法国独霸欧洲，而不是德国有可能东山再起。法国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在东欧，可这些国家更像是法国的战略负担。法国于是成了一个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国，然而维持现状需要本钱。而法国已没有了这种本钱。就国际体系而言，要遏制德国就必须有一个同盟。而法国在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制度下拼凑不出这个同盟。最重要的是，影响法国行动的国际因素已不再对法国有利，事实上是这些因素已变得十分不利。法国人因为战争的消耗和伤亡精疲力竭，退伍军人协会喊出了"决不再战"的口号。而法国政府直到希特勒上台为止，一直在两项政策之间摇来摆去。一项政策以普安卡雷为代表。他主张压制德国，把安全问题置于战胜国裁军议题之上。这项政策遇到两大障碍：其一是得不到其他国家响应；其二是德国以大萧条为借口，巧妙地抵制法国的要求。另一项政策的推行者是白里安。他主张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实现与德国的和解。尽早撤出法国占领的德国领土，迅速把萨尔地区还给德国。然而这项绥靖政策一时还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白里安的战略是以和解求得地位虚弱的法国的安全。而他的一些盟友，如参议员赖伐尔，甚至愿意把欧洲的霸主地位让给德国，如果这是避免又一场战争的代价的话。希特勒崛起后，德国公开追求复仇并废除1918年后建立的欧洲秩序。而法国害怕打仗，更没有了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用战剑描绘欧洲地图的勇气。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自1933年起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转折点是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而1940年“奇异的溃败”更是敲响了第三共和国的丧钟。1940年7月维希法国成立，一直为法国自豪的法兰西空间被纳粹德国或直接占领或间接统治，明确地宣告了法国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更谈不上是一个能在欧洲举足轻重，并在整个世界具有影响的大国。 
尽管二战之后法国的“大国梦”依然在延续，尽管法国在其漫长的兴衰历程中不乏在短暂的衰落后即迅速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先例，但法国已经不会再拥有同样的幸运了。这并非是由于法国已不具备东山再起的愿望与能力，而是因为在战后世界的一流大国已是法国所不可能成为的“超级大国”。事实上，虽然戴高乐等领导人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使出了浑身解数，而法国战后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出现的“辉煌的30年”，亦使法国的综合国力较之以往大大增强，但对于一个战后法国来说，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重大事件
二月时期（1848年2月24日——5月4日）
历史事件：二月革命 
阶级分析：奥尔良王朝结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地位。制宪议会（1848年5月4日——1849年5月28日） 
（1）1848年5月4日——6月25日 
历史事件：国民议会开幕（5月4日）；巴黎无产阶级试图解散国民议会，但遭受失败（5月15日）；六月起义，无产阶级失败（6月22日）。 
阶级分析：其它阶级对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失败。 
（2）1848年6月25日——12月10日 
历史事件：制定共和国宪法（11月）；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秩序党人巴罗组阁，共和派专政结束（12月10日）。 
阶级分析：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专政。 
资产阶级共和派主张共和制，反对君主立宪制；它并不是一个紧密的资产阶级集团，而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组成的派系。 
（3）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28日 
历史事件：秩序党通过军队，逼迫制宪议会解散（1月29日）；社会民主派和社会主义的领袖取得和解（2月）；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开会（5月28日）。 
阶级分析：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瓦解。共和派（立宪议会）vs.秩序党。立宪议会灭亡。共和派失败。 
秩序党包括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派”、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奥尔良派”。两派在镇压六月起义中联合为“秩序党”。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资产阶级，所以正统派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对策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资产阶级，所以奥尔良派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秩序党是大资产阶级的党。立法议会（1849年5月28日——1851年12月2日） 
（1）1849年5月28日——6月13日 
历史事件：山岳党议员对波拿巴及其部长提出弹劾案（6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弹劾案，山岳党退出议会（6月12日）；山岳党人与政府决裂，国民自卫军中支持小资产阶级的部分被驱散（6月13日）。 
阶级分析：秩序党掌握着行政权、立法权和军事权。共和派只剩下五十人组成的集团。社会民主派（山岳党，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合，但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大的反对党。小资产阶级vs.波拿巴。小资产阶级失败。 　 
（2）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 
历史事件：国民议会休会（8月中旬——10月中旬）；秩序党的巴罗内阁被解散，奥普尔内阁组成，秩序党失去了对行政权力的支配（11月1日）；补缺选举，山岳党人占优势，波拿巴重新对秩序党表示妥协（3月10日）；新选举法通过，普选权被废除，无产阶级回复到二月革命以前缺乏权利的地位（5月31日）。 
阶级分析：秩序党专政。 
（3）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 
历史事件：国民议会休会（8月11日——11月11日）；在两次阅兵时，波拿巴试图拉拢军队（10月3日、10月10日）；波拿巴任命新内阁（1851年1月12日）；议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1月18日）；波拿巴批准内阁全体辞职，任命过渡内阁，其中没有议会议员参与（1月20日）；波拿巴恢复1月18日内阁（4月11日）；波拿巴派提出修宪案（5月）；修宪案被否决（7月19日）；国民议会休会（8月10日——11月4日）；波拿巴宣布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0日）；内阁全体辞职（10月16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回复普选权的法令，并飞出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11月13日）；法兰西帝国成立（12月2日）。
政权变动
七月王朝崩溃，第二共和成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条：
经济危机不断 
政权腐朽衰败 
人民希望民主 
1845年，经济危机席卷欧洲。首先是农业，霜霉病的流行使土豆歉收，引发了1845年至1849年爱尔兰的大饥荒，工业也受到波及。农作物的低收成（小麦、大麦、黑麦供不应求）给农民（占当时法国人口的75%）造成巨大伤害，消费锐减。法国各地受灾程度不一，沿地中海各省及罗讷情况稍好，卢瓦尔和中央平原饥荒最为严重。
尽管1847年曾出现短暂的好转，不可否认的是，最为贫困的农民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数十万的农村人口被迫节衣缩食；羊毛与棉麻纺织业濒临崩溃。工业生产过剩，各类工厂，特别是易受行情影响的中小型工厂，纷纷倒闭。
这次危机也暴露出法国银行业结构的脆弱性。由于大部分银行无法保证充分的资金周转和必要的投资盈利，企业家很快就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运转资金的减少引发了大金融中心如巴黎和里昂的银行业恐慌。
尽管到1847年末和1848年的头几个星期市场出现好转的趋势，市场行情的极大不确定性以及现状的不稳定性已造成了城乡人口的巨大变化。失业人口骤增加剧了农村人口贫困化，大量乡村小企业的失业工人迁入大城市寻找工作。就这样，经济危机加速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村难民现象），后果是小市民政治力量的壮大（尤其是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