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行政忠诚
百科名片
行政忠诚是行政人员对个人、对组织、对权力等所持的价值观，是行政主体对行政事业的服膺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所引导下的忠诚，它使行政组织更有凝聚力，行政忠诚是行政人员自我发展的需要，是行政组织有效运作的保障，更是人民利益最大化实现的必备前提。[1]
行政忠诚的内涵
什么是行政忠诚行政忠诚是行政人员在执行国家意志的过程中真心实意、无二心的精神。它既是行政人员自我发展的实现前提，又是行政组织有效运作的必备条件，还是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强劲保障。
行政忠诚是一种积极理性的行政情感。行政忠诚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的践履过程中形成的这么一种积极理性的行政情感。这种情感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以及每个人内心所柄持的伦理准则。切斯特?巴纳特（Chester Barnard）在《行政的功能》（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中指出，这些价值观和原则被组织成各种各样的“情意丛”（constellations），他将这种情意丛描述为控制个人行为的私密的、不成文的“法”。他的这种“法”观念意味着价值观和原则不仅仅高居科层制中，也被建构在子系统中。这种主观责任是将自己的需要和习性与角色的要求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形成使客观责任的履行与我们自己内心禀性相一致的一种伦理准则。当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时，实际上是内心最深处的感情起决策性的作用。真正的道德情感活动并非主体为取悦于社会而压抑自身欲望所做出的无奈选择，而是他在对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实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之后所产生的行为必然，所以它是理性的。它不再是对“君”的愚忠，也不是消极的，无以抗争地服从，而是一个具有伦理自主性的行政人员积极理性的选择。
行政忠诚是一种优秀高尚的行政美德。它主要表现在忠实服从、忠于职守、效忠人民三个方面。（1）忠实服从是行政组织的首要美德。2）忠于职守使大众利益的充分实现。行政人员对岗位职责的认真履行就是对行政组织的负责。（3）效忠人民是个人义务的完美超越。当忠诚落实到具体的行政行为之中时，往往会出现个人、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冲突。当行政组织侵犯公众利益时，此时的行政人员应以公众利益为终极义务，实现个人的伦理责任，超越组织的控制与限定。  　行政忠诚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行政精神。行政忠诚贯穿于中西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历史之中，传承至今，它与社会同进步，共发展，仍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仍然是当代社会行政文化的精神与灵魂。当代社会处在一个思想上、文化上多姿多彩的时代，个性的张扬，信仰的宽容，多种价值观的冲撞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不再会以“政治人”作为自己实现人生的唯一目标，也不会将自己的一切依托于“君”，更不会不顾身家性命地追随某位领袖或领导。在价值观各异的行政组织中，只有依靠行政忠诚，才能将它们统一于对行政职责的履行，行政效率的追求和行政良知的倡导之中来。行政发展理想需要行政忠诚的贯彻落实。行政精神不仅是行政实践的积极总结，也是行政发展方向的理想。它以精神感召力引导行政者向其理想迈进，以行政蓝图的理念方式，要求人们为实现其宗旨而努力，从而体现出人们力图以自己的精神面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烈动机和能动性。这些行政理想的实现必须以行政忠诚为桥梁，才能真正地贯彻到行政实践中来。行政忠诚的特征行政忠诚的特征，一是指它与忠诚的一般特性比较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性，二是指忠诚的一般特性在行政忠诚中的具体体现。行政忠诚具有服从性、主动性和层次性的主要特点。
服从性。忠诚必定关涉到对某种权威的服从，藐视权威，肆意妄为显然不是美德行政人之所为，那么，言听计从、惟命是从是否就是行政人的美德呢?更一般地说，服从是否是行政人的一种美德呢?
服从是实现行政目标的基本条件。在组织理论中，一直主张个人有义务服从上级指令，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理，也是现代政府组织与权力设置的理论依据。行政组织的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决定政府行使管理的职能，也规定行政组织发挥整体效能的程度。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政府组织与权力设置通常是一种层级结构，这种结构包括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如现代国家的官僚科层制。在这样的组织系统内，下级与上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也是不可逆转的，下级部门与个人必定处于从属地位，其职责也十分明确，下级对上级具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个人应该效忠于组织。这种服从与效忠是实现行政目标的基本条件，也是行政权力的重要来源。
盲从是不良行政人格的形成原因。盲从就是不问是非、不辨真伪、不分善恶地消极顺应和盲目随从。具体到行政活动，就是对权威的迷信、崇拜、绝对地服从。绝对服从大致有两类：一是纯粹外在的表象；二是一种习惯了的、已经内化了的服从意识。所谓外在的服从，它只是行为者应对权力之价值分配能力的权宜之计，往往是因为畏惧惩罚或希求报偿；而对于将服从权威的理念根植于心的行政人而言，已无视权威的具体命令与指示的局限性、不合理性。他们不仅拒绝考虑他人对于权威的怀疑与批判的真理性，而且藐视自我，认为自我无论如何也不及权威那样贤明。因此，这种人不仅在行为上绝对服从权威，而且自己也扮演权威的角色，以同样的严厉和冷酷对待可能尚存的自我意识，最终使自己完全奴化。
智从是优秀行政美德的完美体现。智从是理性地服从。与盲从相反，智从者是具有伦理自主性的个人。与权威主义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和否定相反，主体性良知的基础是独立向善的自我的存在。这一道德的自我，时刻守护在我们的行为意识的全程，审视着我们的行为动机和结果。它或是潜伏，或是彰显；或是对行为的鼓励和褒奖，或是对行为动机与结果的谴责和批判。主体性的自我是我们对于真实自我的充满了爱和关心的心声。当行政人卓越地履行其职责和义务时，所能体验到的，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是良心对此做出的肯定性评价所导致的心理感受。反之，当他违背良知行事时，自我良心的谴责则会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感到内心某种平衡受到了破坏，“另种自我”所持守的原则受到了扭曲。
自主性。行政人是否具有自主性，可以下面提及的“三个超越”作为衡量标准。前提一：是否超越了工具性。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使行政人成为了“无意识”的技术官僚，失去了作为人的本性，对社会的责任。使行政组织成为一个人活动于其中而且为人民服务的体系。前提二：是否超越了合法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不应被单纯理解为大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忠诚和信仰，合法性不是也不会来源于政治系统为自身的统治所作的论证或证明。谋求公众认同和忠诚的方式决不应当通过统治者的说教和解释这种手段，而应致力于政治活动和公共行政行为的道德化，那就不仅拥有合法性，而且可以超越合法性。前提三：是否超越了官僚制。因为他属于个人利益的谋求者，他只有在这个权力集团中才能保证自己的个人利益得到实现。因为他所处的是一个以公共行政为职业的服务性团体。
在西方国家，现代官僚制在得到了充分发展之后走向了“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窒息了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在认识和对待行政人员自主性的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视角。首先，要有一个以善抑恶的设计思路。自主性用来谋取个人私利时，它是恶的；但自主性用来维护公共利益时，它又是善的。长期以来，单纯只从“以恶制恶”的理念设计的制度安排，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窘境中枉然无功。这种外在的约束行不通，那还不如唤醒和张扬善的信念，让他的行政行为的自主性有着更多的善的价值含量，用行政人员自觉的善来克制其恶的一面。再次，必须大力张扬道德责任的。实际上，以善制恶的制度设计突出了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只要公共领域中的善得到张扬，行政人员的自主性自然会是最充分的。道德责任是一种积极的责任，它在充分地履行了责任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感受。如果行政人员能够具有充分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地履行。最后，应创造环境使主体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行政人要成为其行政主体，就必须具有实践理性，必须具备创造性地开展公共行政的权利和能力。创造性行政既是合道德的行政，又须以遵守法律和规范为前提。行政人员所持的创造性态度，不仅是行政人的权利，更是行政人的责任和义务。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使行政人的个体生命不再是平庸的、死寂的、停滞不前的，而是活力的、卓越的、渐渐完满的。
相对性。行政忠诚在不同的行政环境下，忠诚的客体是呈多样性的，当这些多样的行政客体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冲突时，行政忠诚的相对性的特征便突显出来。当上级的命令与行政组织目标不一致时，行政人员是忠诚于组织还是上级?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时，行政人员必须理性审视上级的权威命令，应以组织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敢于拒绝上级不合理的命令。虽然在层级制的行政组织系统中，上下级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政人员必须根据自己的职责，把自己界定为服从上级长官的“角色人”。可另一方面，组织的目标与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容任何人侵犯，哪怕是必须要服从的上级。那么，只要上级越出了其责任范围，违背了整体组织目标，就理应得到下级的规束与劝阻。更重要的是，组织对每个行政人员有“个人必须承担他在执行上级命令时所履行的行为的责任”的要求。
当不道德的上级侵犯公众利益时，行政人员是应该忠诚于上级还是公众?此时，行政人员必须坚定地以公众为自己的终极义务。任何代理机构都必须对其多种多样的委托人负责。行政机构的委托人是广大民众，所以，公共组织应以公民为终极性的委托人，应对公民负责，对公共利益负责。可是，面对行政组织内部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行政长官违背公共意志的行为屡屡发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高科技手段引入政府管理过程，这在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为身居要职的行政长官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提供方便，导致行政腐败的范围与方法都较以往频繁复杂。行政人员对上级的不道德行为，不能“视而不见”，甚至“助纣为虐”，必须以公众利益为最高目标，积极履行“为人民服务”的终极义务。
当不道德的团体违背公众利益时，行政人员是忠诚于组织还是人民?这种状况下，行政人员应该遵从自己的道德良知，勇敢地捍卫公共利益。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由于行政长官道德感的缺失和权力本身的易腐败性，往往会出现不道德的组织侵犯公众利益的现象。行政人员在这种情形下的忠诚选择是最需要勇气的。当选择拒绝为这样的组织科层制效忠时，行政人员可能会在生活、事业、名声和个人经济收入等方面遭受严重的损害。但是应该坚信，具有自我道德判断能力的行政人员比比皆是。在官僚组织权威系统内，他们可以相对自如地保持个人的独立判断，不盲从那些违背公共利益的上级决策和指令，勇于与不道德的组织环境抗争，甚至不畏报复，检举上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揭发行政内部的不道德现象。
总而言之，正确的行政忠诚要求行政人员应以人民大众为终极义务，以道德良知来审视自己、上级和组织的行为。
行政忠诚的实现
行政忠诚实现的途径行政忠诚的实现有多种途径，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首先，每个行政人员必须要有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这种理念地树立有利于权力的正确行使；其次，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要提倡自主的精神，从而形成高尚的行政人格；最后，行政忠诚必须要以责任伦理为行动的指针，从而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性。
第一、树立公共利益至上理念。追根溯源，行政本身是指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公共行政人员是公民的雇员，虽然公共行政人员首先是公民，但是，公民不一定是公共人员。由于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行政公共人员只是人民的雇员。但我认为，这种雇佣关系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是建立在契约者双方的利益基础之上，即出于有利于己的目的。行政公职人员则不是。他一旦成为公职人员，他就被人民所雇佣，他就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任命公职人员不是为了履行个别偶然的职务，不是为了公职人员个人自己的利益，而是让他代表公民的政府履行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它不是由行政人员个人本身的自然人格和出生决定的，而是公共行政本身职能所衍生的天生条件。
公共行政人员在管理公共行政事务时，必须以此为最高理念，不允许独立地或任性地追求自己的主观目的。黑格尔说：“国家职务要求个人不要独立追求主观目的，并且因为个人做了这种牺牲，它才给与个人一种权利，让他在尽职履行公务的时候，而且仅仅在这种时候追求主观目的。”黑格尔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家职务是一种公共职务，公共职务要求公共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能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这是成为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前提。
换而言之，公共利益至上的实质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就是甘当公仆的价值定位。“公仆”就意味着对工作对象的服务性和仆役性，而不是恩赐性、施舍性或发号施令性。“甘当”则意味着心甘情愿、忠心耿耿，而不是虚情假意，出于被迫，指明了行政人员应有的道德良心和道德自觉性，也就是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合乎道德的主观认识。作为人民的公仆，只有珍惜权力、爱护权力并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行政人员只是人民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决不因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存在地位的高低、职业的尊卑、工作的贵贱。
当行政人员将公共利益摆在第一位，成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的目标后，行政忠诚才可以真正实现。首先，明确了这一理念，公众的利益将会得到最大化的保障。如行政人员真正能做到以此为行动的指导理念，行政忠诚将不会走样，不会一味地迎合不道德的上级和小集团，而偏离应然的行政目标，出现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其次，有了这一理念，行政人员在面对公众、组织和个人的忠诚冲突时会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在这三者的忠诚关系的选择上，个人必须效忠于组织和公众，不能将个人利益置于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之上，个人利益更不能以牺牲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来实现所谓的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必须是在组织价值、社会价值中得到升华和实现。
第二、实现行政人格的自主性。人格是一种具有某种道德品质的主体资格。既然具有主体的资格，那其行动应该是极具自主性的，应该处于一个自由的、不受奴役的状态。具有自主性行政人格的个体，他便会心甘情愿地、义无返顾地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伦理法则，真心实意地、尽心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可是，在行政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传统型、魅力型，还是法理型组织，自主性的行政人格都会遭遇压制。
在传统型组织中，统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个人的“主子”，他的行政管理班子首先不是“官员”，而是他个人的“仆从”。决定行政管理同主子的关系，不是事务上的职务职责，而是奴仆的个人忠诚。由于被统治者的吃、穿（即“俸禄”）；升迁、权力的执掌都由统治者给予，所以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在魅力型组织中，行政忠诚表现的是一种对先知、战争首领、公民大会或会议中所有伟大的煽动家身上超凡魅力秉赋的效忠，这种效忠意味着领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他的门徒、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表现出的效忠，针对的是他本人，是他个人所具有的素质。而法制型组织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统治者是“上级”，行政管理人员的荣誉所在，是他对于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样，能够忠实地加以执行。即使这命令在他看来有误，而在他履行了文官的申辩权后上司依然坚持命令时，他仍应忠实地执行。．
于现代而言，官僚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官僚制排斥自主性的行政人格与人们个性的张扬，具有科学、理性的精神的不相称。官僚体系中的人仿佛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行政人成为了“无意识”的技术官僚，失去了作为人的本性，更失去了对社会的责任。然而，公共行政是一个需要价值理性指导的领域，只有超越工具理性，行政人员才会获得作为人的一切实质性内容，使行政组织成为一个人活动于其中而且为人民服务的体系可是，在旧的行政模式中，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很容易失去自主性，就会被权力的网络体系推着走。在当代新的服务型的行政模式中，行政人员必须超越官僚制，看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应把与公共利益、组织利益不协调的个人利益排除在外，行政人具有了自主性时，行政忠诚呈现出更为理性的特征。当权威是正当的，即合乎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并以良法为根据时，行政人便会服从它；反之，倘若权威所提出的要求、所发出的命令违背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时，行政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拒绝它所以，当行政人员拥有自主性的人格时，行政忠诚行为才会是一种真正理性的，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满足。
第三、遵循责任伦理的价值观。韦伯认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其一是“信念伦理”，另一是“责任伦理”。信念伦理主张，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动者的心情、意向、信念的价值，它使行动者有理由拒绝对后果负责，而将责任推诿于上帝或上帝所容许的邪恶。信念伦理是通过强调道德目的的纯洁性来解决上述难题。责任伦理认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义无返顾地对后果承担责任。责任伦理是通过后果的善来补偿和抵消为达成此后果所使用手段的不善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有一定的相对性，但不是绝对的对立。通过韦伯的进一步阐述，责任伦理的准则可表述为：依据你心中的最高信念而行事，除此之外，你的行为还得保证，可以依据你的最充分的知识，同时考虑自己行动的可预见性后果。这就要求行动前须对各种可彼此替换的善（包括信念价值和效果价值）作细致的衡量。不仅要合理地选择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也必须根据对后果的考虑而合理地权衡确立行为的信念或目的。这种细致地衡量显然要依赖于切实的对话和讨论。
可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一方面要执着于信念的善，另一方面暴力手段又是必要的。面对这种道德上的两难困境，韦伯主张任何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遵循责任伦理行动。责任伦理要求政治家发自内心地感受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并在一种开明的对话中实现各种信念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平衡与弥合。韦伯虽然将责任伦理只当成政治家区别于行政官员的独特品质，但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每个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也必须遵循责任伦理，既要坚定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又要对自己的作为负不可推卸的和无法由人旁贷的责任。这才是现代忠诚观的超越之处。韦伯又提出履行责任伦理的三种品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地献身于一项事业的热情。责任感是基于对现实目标的热切关切而得到的使命感，它鞭策着自己做出相应的行动去追求这个目标的实现。判断力是一种不带情绪、冷静的面对现实和洞察现实的能力，它要求对人和事保持距离。行政忠诚也具有责任伦理的三种品质，也是一种将炽热的激情与冷静的判断力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理性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行政管理人员会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某种超个人的事业，而在那样的事业中，他们将忠诚自己的信仰，同时还不在这一过程中迷失自我。行政忠诚实现的方法如何才能形成行政忠诚精神呢?如何才能使这种精神长久存在呢?我想，这是本章需要解答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可以通过忠诚情感的培育，然后使这种情感在现实中得到践履，随着不断的实践以及行政人员对公众和组织的情感的逐渐加深，慢慢地就会形成行政人员的忠诚美德。美德的张扬与保障将通过内在的个人修行和外在的监督机制使其长久地发挥作用。通过这样一种内部观念强化和外部制度保障地结合，行政忠诚一定能得以很好地实现。
其一、培育行政忠诚的积极情感。行政忠诚是一种与一般情感相区别的、理性的道德情感。作为主体的人，是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人的意识和思维总称为理性，因为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因素和理性活动，表现出有目的、有意识的特征，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而进行的自觉过程。理性成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在人的精神属性和精神世界中，还有无意识、直觉、情感、意志、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及其活动。非理性因素在人的心灵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调节人类生活的重要手段。道德情感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人类情感，是个人情感机制与社会道德准则的有机结合，是人类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高度统一。
道德情感是人类维系道德生活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行为个体从事道德实践活动的基础，它统摄着人的灵魂，蕴含着人的深刻理性，也是人类道德行为的最基本的激活因素。道德情感是人们无声的交流方式，无形的联接纽带。道德情感是心灵之光，它不仅内含着驱动道德行为、理解人性优劣、感受人间温情等功能，而且拥有强大示范、命令、表率的外显指导功能。行政忠诚作为一种理性的道德情感，具有如下功能：激发功能——心理学家利珀认为情绪是一种具有动机和知觉作用的积极力量，具有组织和激发全部行为的作用；选择功能——对自己的行政行为作出自由选择，承担道德责任；评价功能——对客体之是否满足或符合公共利益或组织利益做出客观的感知和判断；预测功能——以预测的形式，引导行政人员追求一定的道德理想；教育功能——通过预测行政道德生活的发展趋势来确定培养什么样的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行政忠诚情感主要依靠道德智识、道德反省、道德实践、道德境界四个途径来进行培育。道德智识是道德智慧和道德知识的结合，道德智慧是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智力水平和聪明程度，是人作为道德主体所具有的判断善恶是非的智力，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提供了行政忠诚道德情感的培育基础。道德反省是直面人生及其言行，敢于面对自己一种勇气，一种客观地了解自己、解剖自己的能力。它为行政忠诚道德情感提供了不断升华、更新的内容。道德实践是积极投身于现实的生活并加以体验，真正体会出道德善恶价值的真谛，从而拥有刻骨铭心的道德情感。它为行政忠诚提供了现实的途径。道德境界是人们通过接受道德教育和自身的道德磨砺所达到的道德觉悟程度。它为行政忠诚道德情感指明了不断进步的方向。
其二、完善行政忠诚的美德行为。美德即美好的品德。人们如果没有美德，那么再好的道德规范也不可能真正被遵守，从而得到实现；只有当人们具有美德时，道德规范才能真正被遵守，从而得到实现。美德是一个人长期的道德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是一个人长期遵守或违背道德规范行为和表现出来的心理自我。换而言之，它是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德性”。 　忠实服从是行政组织所要求的首要美德。不管是传统型组织、魅力型组织还是法理型组织，都要求组织中的行政人员认可组织的合法性和统治的权威，服从“主子”、“领袖”或是非人格化的上级，从而实现行政组织的有效运转。忠实服从是行政权力需要的首要美德。在行政组织的构架与权力的配置中，作为“角色人”的组织成员理应从属于组织整体。组织中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纪律，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行政忠诚给行政组织增添了巨大的凝聚力，使行政组织能有效的运作，最充分地发挥组织整体的效能。
忠于职守使公众利益得到充分实现。行政人员在行政组织中都有相应的行政岗位，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都履行着相应的行政职责。对岗位职责的认真履行就是对行政组织的负责，对人民大众的负责。首先，行政人员要立足于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增强行政岗位所要求的专业素养，努力使自己成为高效行政的“业务上的专家”。其次，行政人员要有“不看人办事”的行政理念，为各个阶级、广大的人民群众办事、服务。再次，要有“为”行政而生存的价值观念，从内心认定，要成为此项事业的忠诚卫士，将行政作为自己的生命。
效忠人民是个人利益的完美超越。具有忠诚美德的行政人员都会以公众利益为终极义务，一个公共行政人员个体有责任避免直接或间接参与不道德的行为，有责任试图阻止别人的不道德行为，有责任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公布于众，有责任减轻犯罪行为的破坏性影响。
其三、建立行政忠诚的保障机制。行政忠诚的实现除了依靠行政人员自身的努力外，外部的保障也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外部的保障主要可从宪法和检举两个途径着手。宪法可以行政人员处理忠诚冲突的准绳。行政忠诚中的冲突就是行政管理活动中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行政人员所面临的选择困境。当行政人员面对上级的错误决策，或明显地违背公共利益的决定，是否应该忠诚?是否应当服从?当不道德的上级决策或行为的出现时，下级是站在上级立场上加以维护还是站在相反立场上加以反对?我认为当这样情况出现时，一方面是要求具有道德自主能力的公共行政人员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不道德的行为，阻止组织中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甚至可以将无法组织的事情公诸于众；另一方面是要求行政人员必须超越传统的组织原则，尤其是服从与忠诚的界限，应该选择更高、更具权威性的准则，即最高法律—宪法。
尊重宪法就意味着尊重公众的意志，而不是长官意志。公共权力来自普遍的公民权利，是公众意志的体现。负责任的公共行政人员的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在价值多元化的行政环境中，现代民主社会对个人权利与义务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当行政人员试图履行某一职责时，应该考虑“基于人权，基于法律规则的基本原则 ”。因此，任何具有道德自主能力的行政人员，维护宪法就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众意志。
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当组织严重地偏离了法律的要求，而且公众利益也被私人利益所取代时，最后捍卫民主政府，反对其中腐败和违法行为的，就是公务员个人的负责任的行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也是公众对他们的责任要求”。在这种情形下，检举揭发不再是违背忠诚的行为，相反，是忠诚于宪法的要求，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这种非常规的手段，恰恰是一种极好的方式，可以与组织中违背公共信誉的行为抗争。对腐败的防治而言，“检举”已经成为现代公共行政人员的一种重要责任。这种责任不同于官僚制责任，严格地说，这是个体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不是基于组织结构与权力等级的秩序，而是源自个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与个人理解公共利益和社会职责的程度相关。从这个意义来说，行政责任的实现最终归结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感，依系于个体道德的发展与完善，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行政责任的落实，最终都需要个体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能力。总而言之，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感这种“内在监督”与遵守宪法、检举这种“外在监督”同构出了一个行政忠诚的保障机制，使行政忠诚得以在行政实践中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