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憨姓
基本介绍
憨[憨，读音作kàn(ㄎㄢˋ)，不可读作hān(ㄏㄢ)]  
姓氏渊源
憨（kàn）姓源出有：  憨姓
单一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时期西域憨哈纳思部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世祖把一部分色目人中的憨哈纳思人、乞儿吉思人、兀速人迁移到朵颜山附近(今黑龙江大庆)，从事后方性的朝廷工业生产。元朝时期的色目人，大多是当今中国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曾和汉族人民一起，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
著名史学家丛佩远在《元朝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一文中，对元朝时期色目人入居中国东北地区的过程作了勾勒，通过深入论证，他认为辽阳行省境内的色目人之民族成份主要有回回族人(今回族人)、畏兀儿族人(今维吾尔族人)、钦察族人(即金帐汗国术赤兀鲁思部，属突厥族，今克里米亚族人和波洛夫奇族人)、康里族人(今古高车族后裔阿拉伯人)、阿速族人(今信仰基督教的波斯族人)、斡罗思族人(今哈萨克族人)、唐兀族人(今蒙古族人)、乃蛮族人(今蒙古族人)、乞儿吉思族人(今吉尔吉斯族人)、兀速族人(今阿拉伯族人)和憨哈纳思族人。本书经过考证，大致同意丛佩远的见解。但要加以说明的的是，憨哈纳思族人，亦称合卜合纳思人，实际上就是原居叶尼塞河上游的一个古粟特民族部落，汉朝时期主要分布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中古东伊朗语，从东汉时期直至在唐朝时期以昭武九姓的名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一直到宋朝时期，他们世代往来活跃在丝绸古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
到了金、蒙、元朝时期，粟特民族的一部分后裔子孙与蒙古族、女真族融合，形成了著名的郭尔罗斯部人，后来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地区，其中的一个分支在元朝时期开始与汉族密切交往，并有融合于汉族之中者，并在明朝时期为兀良合三卫的中坚力量。明朝政府曾于朵颜山设朵颜卫，管控长春洲北境的大庆地区，憨哈纳思部即为朵颜卫的主力。憨哈纳思部在明、清之际，多依附与满清政权，有取氏族原居地名称为姓氏者，称郭尔罗斯氏者；也有以氏族名称首音的谐音汉字“憨”为姓氏者，称憨氏，读音作kàn(ㄎㄢ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五万满清大军在吴三桂缉门之下入山海关，该支憨氏率部随之入关，驻扎在今河南洛阳、嵩县一带，其后一直生息繁衍于斯地。
关于憨氏的姓氏读音，在典籍《广韵》、《集韵》中皆注音为“下瞰切”，即读音作kàn(ㄎㄢˋ)。今汉语词典中多没有其姓氏读音，作为姓氏读音，不可通读为hān(ㄏㄢ)！
迁徙分布
憨氏是一个古老的粟特族姓氏，但在今中国大陆小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一千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九百八十七位，以洛阳、上虞为郡望。
今河南省的洛阳市嵩山市、平顶山市宝丰县，浙江省的绍兴市上虞市，湖北省的武汉市，台湾省的高雄市等地，均有憨氏族人分布。
郡望堂号
郡望洛　阳：亦称洛阳郡。战国时期秦国的秦襄王置洛阳县，该县以在洛水之阳而名，属于三川郡。西汉时期为河南郡治。东汉时期建为都城。三国的曹魏及后来的西晋、北魏、五代后唐皆建都于此，南北朝时期东魏置郡，故城辖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汉水北岸。隋、唐两朝，洛阳故城辖地达今韩国汉城市以西九公里处，大周王朝的武则天曾以洛阳为都城达十四年。由于新莽、唐朝、五代后粱、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国也都以洛阳为陪都，故而多称洛阳为“六朝古都”。
上虞州：上虞是浙江省建县最早县份之一，历史悠久。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活。相传父系氏族社会后期，虞舜避丹朱之乱来此。据郭沫若考证，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上虞”地名。夏帝少康后属越国，战国时期楚灭越后属楚，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己卯，公元前222年)置上虞县，属会稽郡。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己巳，公元9年)，废上虞入会稽县，属会稽郡。东汉建武初年(乙酉，公元25年)恢复上虞县，属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己巳，公元129年)，分上虞南乡入始宁县，同属会稽郡，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不变。隋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废上虞、始宁入会稽县，先后属吴州、越州、会稽郡。唐初，今上虞境仍为会稽县的一部分，属越州。唐朝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曾以剡县与故始宁地为嵊州，唐武德八年(乙酉，公元625年)州废。唐天宝～至德年间(公元74～758年)，属会稽郡。唐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后，仍属越州。唐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年)分会稽复置上虞。唐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年)并入余姚，次年复置，属越州。五代时属吴越国东府。北宋仍属越州。南宋绍兴元年(辛亥，公元1131年)改越州为绍兴府。元朝至元十三年(丙子，公元1276年)改绍兴府为绍兴路，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公元1366年)复为绍兴府，上虞皆为其属县。清承明制。民国初年改府制为道制，上虞属会稽道。民国十六年(丁卯，公元1927年)废道制，直属于省。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属浙江省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公元1935年)属第三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属绍兴专区。1952年2月起属宁波专区，1964年9月起属绍兴专区。1968年6月起初属绍兴地区。1983年8月起属绍兴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虞与绍兴县、余姚县相邻部分地区有几次变动。1954年秋，绍兴县东关区及汤浦区的四峰、渔浦、汤霞、四村、胜江五乡和富盛区的长东、保山、长塘、会胡四乡划入上虞。1956年11月，丰惠区永兴乡和下管区王家庄、大岭顶村划归余姚县，绍兴县川下村划归汤浦乡；1960年8月及1966年1月，下管大公社的大山、隐地、黑龙潭、悬岩、溪山五村以及陈溪公社戴王、糜家两村划归余姚县。1992年10月18日上虞撤县设市至今。
堂号洛阳堂：以望立堂。
上虞堂：以望立堂。
历史名人
憨玉琨(公元1888～1925年)，字润卿；德亭上峦峪村人(今河南洛阳嵩县)。著名民国初期陕豫军阀。憨玉琨幼年家贫，沿街乞讨，常摘野果充饥，稍长为富户放牛。  军第一师长憨玉琨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杨子沟富户郭八仙被人抢劫，而自己又不知抢者为谁，便诬告憨玉琨的长兄憨同生为盗，被县衙抓捕入狱，并装入木笼示众后杀害。憨同生在临刑前，对二弟玉琨说：“郭八仙被抢，决非我为，打死也不能屈招。我死的冤枉，以后请二弟报仇！”憨同生死后，憨玉琨立誓为大哥报仇，遂投奔嵩县大章人绿林盗首关金钟。关金钟说：“未穿西衣者不收！”(本书按：穿西衣，为旧社会河南绿林黑话，既有杀过人的历史。)憨玉琨回家，乘杨子沟唱夜戏之机，带上大刀前往，看到郭八仙在台前看戏，即藏于暗处伺机动手。郭八仙觉察有疑，戏演完就慌张回家，行至老阴崖，憨玉琨突然跃出，把郭八仙一刀砍死，又投奔关金钟部入伙，开始了他的“刀客生涯”。憨玉琨胆大豪爽讲义气，深得关金钟的信任，后被推为二架杆，在大章乡、旧县等地打家劫舍，人、枪日增，势力越来越大，后被王天纵招收于杨山结拜弟兄，憨玉琨排行老十，号称憨老十。憨玉琨在杨山承担外线防御。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1月5日，憨玉琨伙同王天纵等杨山弟兄1000余人，马200匹，经卢氏县入雒南至潼关，与民主革命先驱、陕西新军大都督张钫所率领的秦陇复汉东征军会合，被统编为秦陇豫东征军，攻击清军。憨玉琨任第4标标统，在东征军出关东征时加入中路主力作战，直捣渑池。袁世凯急调集兵力，以赵倜为前线总司令，对东征军进行反扑。东征军力不能支，返守潼关。憨玉琨随张钫退至雒南进行休整。东征军休整后准备再战，南方已停战，迫于形势，与清军谈判，签订了和约。至此秦陇豫东征军战事即告结束。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4月，袁世凯决定裁军，东征军内豫西3000人编调，经张钫与河南当局商定，把这部分人编为河南地方部队，定意名为镇嵩军，刘镇华任统领，兼洛陕汝道尹。憨玉琨被编为第3标标统。镇嵩军组建完毕，奉命回豫剿匪。10月下旬，全军出动，水陆并进，云集陕州。在陕休息三日，即分头出发，分驻豫西22个县剿匪。1911年冬去参加东征军时，都各留一部分人马在豫西“拉杆”，其杆首同镇嵩军官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让他们剿杀自己的亲友，不易下手。刘镇华、憨玉琨等，为了巩固其所得地位，只有一面与赵倜、张钫迎奉拉扰，一面下狠心剿匪。憨玉琨下狠心把他为非作歹、祸及乡邻的胞兄憨玉琳枪毙于旧县街头，使当地百姓拍手称快，皆赞憨玉琨大义灭亲，并得到张钫的表扬。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7月，憨玉琨等一举击溃了沈心宽、丁长江、郭广山、范怀金等绑匪。时间不长杀了3000多人，收编了一大批著名绑匪，豫西的地方秩序一时好转。通过剿匪，镇嵩军也摆脱了“刀客”名势，取得了生存条件，也得到了发展。护法战争开始后，陕西民军组成陕西靖国军，反对皖系督军陈树藩。陈树藩邀刘镇华率镇嵩军入陕帮助镇压靖国军。而刘镇华想占领陕西地盘，憨玉琨也想离开了豫西另图发展，遂一致同意入陕。刘镇华把镇嵩军改为3路，憨玉琨为第3路司令，于民国7年(公元1918年)入陕，解除了西安之危，刘接任陕西省长加入皖系。
民国9年(公元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刘镇华又与直系吴佩孚拉上关系，出卖了陈树藩，保住了省长地位。从此，镇嵩军又依附直系。此时，嵩县张世臣、万选才等率杆赴陕受抚，经憨玉琨说服收编，并借机扩展势力，不久憨玉琨已发展到2万余人，镇嵩军已达10万人之多，这是镇嵩军的鼎盛时期。镇嵩军人数猛增，扩编为4个师，直系军阀吴佩孚为诱憨玉琨拉出镇嵩军，将憨玉琨的第3师统编为中央陆军第35师，憨玉琨向吴表示听从，而刘镇华则利用憨玉琨对他的忠诚，始终予以控制。后来，憨玉琨听信吴佩孚派去的军官学生的话，军中的师爷(参议)渐渐失去作用，先后脱离军队到地方上任职，无人调解内部矛盾，憨玉琨也成为镇嵩军中最难控制的一个。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2月10日，刘镇华令所属陕师马振武部侵夺郃县(今郃阳)高峻部防地，发生战争。17日，刘令柴云升、憨玉琨师分路向澄城、白水两县进攻。高峻为保存实力，退出澄城、白水。而憨玉琨、柴云升二部攻进城去，大肆掠夺民财达800万元。由于满清靖国军高峻部有功，得到吴佩孚的嘉奖，北京政府授憨玉琨为“肇威将军”。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冯玉祥等乘机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传芳、岳维峻组成国民一、二、三军，拥护皖系军阀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政，由国民二军占领河南。吴佩孚在山海关兵败，但仍然保持有河南地盘，他电令憨玉琨驻潼关军东进郑州，阻击国民二军南下。此时，段祺瑞也电令憨玉琨出兵打击吴佩孚的残部。刘镇华召开紧急会议，商定对策。刘镇华想借此机打回河南，欲当豫陕西省总督，憨玉琨亦返回河南占领地盘，但在策略上有分歧，刘镇华主张奉段、拥吴、讨胡。憨玉琨主张奉段、联胡、逼吴。经过反复协商，最后通过了逼吴佩孚下野的决定。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1月23日，憨玉琨出师潼关，到陕州成立国民豫军，自任总司令。12月2日，憨玉琨命参谋长吴沧州率六千人为先头部队进军洛阳，至磁涧下车，分头向洛阳挺进。吴佩孚怕就擒，仅带百余部队仓皇逃离洛阳。憨玉琨给段祺瑞发了下野通电，6日段祺瑞上了鸡公山。憨玉琨部长驱兵直入，到达郑州，先后占据开封等地，致电段祺瑞，国民二军勿南下。刘镇华亦致电段祺瑞为憨玉琨确定职务。12月6日，北京政府改变原来许诺，命令胡景翼为河南省督军，刘镇华、憨玉琨二人大失所望。12月10日，国民三军在开封，接着胡景翼的国民二军渡黄河到郑州，10日上午，憨玉琨令部从开封、郑州撤至荥阳，11日，胡景翼在开封就职，这样河南就出现了三雄争豫的局面。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后，胡景翼与刘镇华、憨玉琨两方争豫矛盾加剧，双方都招兵买马，扩充实办。憨玉琨在豫西大量收编土匪武装，庙道会、民团，很快扩充到九个旅。吴佩孚在洛存放的军械归憨玉琨所有，憨玉琨部由两万增至四万人，在洛阳设政务、财政、军警、秘书、参谋、副官、军需、军法八大处，并将周围四十余县的知事均更换为亲信，大肆勒索，搜刮民财，扩军备战。国民二军也由入豫时的三个师，又扩编三个旅，加之收编吴佩孚的两个师一个旅，又收编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及国民三军第二师，总兵力达二十万人。胡景翼军集结荥阳以东陇海线一带，憨玉琨军集结于虎牢关以西地方。经张钫从中调停，胡景翼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等打下湖北后，河南督军之位让给憨玉琨，憨玉琨认为胡景翼是表面应付，双方矛盾日趋严峻。胡景翼又提出统一河南政令。憨玉琨认为胡景翼要他交出豫西地盘，逼人太甚，因此憨玉琨暗中调兵，伺机用武力解决。另一方面憨玉琨提出豫人治豫、陕人治陕，意在鼓动驱逐胡景翼。憨玉琨紧急调张治公师南下，协助王镇旅占领登封、密县、攻击新郑，然后夹击郑州，双方激战一触即发。胡景翼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1月25日下总攻令，胡景翼、憨玉琨之战正式爆发，憨玉琨把主力第三十五师布防陇海线对抗国民二军岳维峻第二师，憨玉琨以全力猛攻，意在夺取郑州。初战胡景翼军受挫。南线是密县、登封一带，由张治公率王镇、李镇旅布防；国民二军由李云龙、樊钟秀旅布防，双方激战，憨玉琨部处守势。张钫居间调亭，劝胡景翼、憨玉琨停战，而双方部队似箭发怒张，已不可挽回。战斗开始，憨玉琨不准备在荥阳失战，一开始西撤，国民二军岳维峻，依靠铁路运输之便，很快攻到黑石关，此时憨玉琨亲率第三十五师及柴云升、马河清旅，在黑石关反击胡景翼军。是年3月4日，憨玉琨军夺取了巩县兵工厂，均未驻守。5日胡景翼军又夺回兵工厂后，胡景翼在厂内休息，憨玉琨军包围了兵工厂，胡景翼率部突围，然后组织反攻。此时北风大作，胡景翼军占上风，遂用铁锨顺风扬沙土障天，乘机猛攻。憨玉琨军弃兵工厂，退至黑石关。6日憨玉琨军准备反攻，胡景翼亲率部队担任前锋，并派部抄小路绕道黑石关，四面夹击，憨玉琨军大乱，节节败退。7日在洛阳北邙山激战，憨玉琨军多次向胡军袭击，均未成功，伤亡甚大，正面主力溃不成军。憨玉琨率部队后撤，加之弹药不济，乘机逃脱。3月8日胡景翼军占洛阳后稍作休整，乘胜追击到陕州、灵宝一带激战三日，镇嵩军大败，张治公逃南阳，柴云升跑卢氏，刘镇华过黄河投靠阎锡山，号称十万大军之镇嵩军在一个月内彻底瓦解。3月29日，胡景翼下令，宣告胜利结束此次大战。不过，胡景翼虽获胜，但于二十天后的4月18日即暴病死亡。憨玉琨溃败后，精神失常，仅带二十余人亲信卫士沿邙山西逃，曾跳沟自尽，被卫士抱住。郭志杰由大章去洛阳，行至洛河岸，见憨玉琨徒步过河，衣裤尽湿，两鬓纯白(时仅三十七岁)。憨玉琨见到部将即挥手说：“不中啦！不中啦！他妈的！他又不干啦(指张治公)！”憨玉琨逃到嵩县大章，部下人马星散。憨玉琨往见老母，又被五弟所阻，派人到蛮峪叫部下杨景宽(蛮峪人，时旅长，已逃回家)。杨景宽只身空拳，无脸见憨玉琨，对来人说：“要头拿走，要不不去。”憨玉琨因此再一次大受刺激，精神愈失常，见人就说：“一分家业，叫我一脚蹬掉，我活着咋见人。”柴云升返里。憨玉琨以为柴阵亡。3月中旬某日下午，憨玉琨怒斥卫士卢跃娃(旧县人)说：“枪不擦好，遇事能打敌人？”顺手将卢跃娃的手枪夺去，对周围人说：“气数已尽，天灭我也，谁敢到我跟前来，就打死谁，我能落全尸足矣！”卫士无法近身，看着他吞鸦片毙命。憨玉琨死后，其长夫人之胞弟吴西光怕胡景翼部进剿，遂对憨玉琨死尸粉骨，当夜把憨玉琨糜尸埋葬于大章学校后坡，并用耕牛五套将所埋坟地周围七、八亩地全部犁耙一遍。
憨玉琨死后三年的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2月25日，方起葬于蛮峪故土。
国民军以少胜多，取得了胡憨战争的胜利，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是胡景翼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第二，是胡景翼军得到孙岳的国民三军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的支援。
第三，是刘镇华、憨玉琨之间存有矛盾，刘镇华对憨玉琨不怀好意，暗中掣肘。
第四，是前苏联红军顾问和铁路工人的支持与帮助。
胡憨战争曾对当时和今后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善后会议造成了严重的危机。1925年2月27日，善后会议会员马君武、胡适上书赵尔巽议长、汤漪副议长，要求善后会议开会期间“应该有全国停止战争的条件为开会的基础”，如果段祺瑞无力制止胡憨战争，那么“善后会议应停止开会”。3月19日，善后会议经济专门委员穆湘王月、张超、严智怡等十九人亦吁请民国政府“速行严令制止”。但此时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毫无权威，根本无力制止战争，只是一味地敷衍塞责，致使段的威信丧失殆尽，各地军阀均视其为摆设而不再重视他及其执政府。可以说，胡憨战争加速了段祺瑞政府的灭亡进程。其次，为国民军向西北发展提供了契机。胡景翼在取得战争胜利后不久，于4月10日因疔疮不治身亡，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兼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上任后，大肆扩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将国民二军扩充为十一个师、十三个混成旅、十二个补充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此时，孙传芳、岳维峻的国民三军驻扎于豫北地区，其兵力由原来的两个团扩充为两个师、四个混成旅，总兵力达七万人。仅靠河南一省，根本无力供养近三十万大军。为此，岳维峻与孙开会决定，国民三军进军陕西，国民二军全力协助。7月9日～8月29日，国民三军占领陕西，孙传芳被任命为陕西督办。国民三军控制了陕西，就为国民一军进军甘肃创造了条件。9月30日～10月底，国民一军进占甘肃，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至此，国民军占有北京、绥远、察哈尔、河南、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其总兵力也达到四十二万多人，成为中国北方与奉系军阀比肩的另一大军事集团。国民军从刚成立时的不足七万人发展到四十二万多人，其关键就在于胡憨战争中消灭了当时西北地区军事势力最大的镇嵩军，打开了进军西北的道路。面对实力雄厚的国民军，张作霖倍感不安，深恐构成对奉系的威胁。为消灭国民军，张不惜与旧日夙敌吴佩孚联手，共同对付国民军。可以说，胡憨战争点燃了奉系、直系和国民军战争的导火线。同其他的军阀混战一样，胡憨战争也给战区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战前的任意搜刮，战时的严重破坏，均令人触目惊心。就国民军方面而言，胡景翼于1924年12月就任河南督办后，为了对付刘镇华与憨玉琨，大肆扩军，甚至不惜“招徕土匪”。又不经过河南省议会的通过，擅自发放军事公债二百万元，并强迫各县分摊。由于盲目扩军，士兵成分复杂，致使军纪败坏，在驻地烧杀淫掠，民愤很大。特别是“禹县惨案”，更暴露出其部队的残暴性。至于镇嵩军，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憨玉琨自进据豫西后，俨然以“土皇帝”自居，垄断财政、把持民政、招收土匪、强编民团、任用私人、为非作歹。他派人到桐柏等县强行提款，声称眼下军需紧张，每县先行提洋四千元。又称嗣后凡属正杂及其他应解之款，均应全数解往洛阳，以便支配，否则将派人来县强取。由于横征暴敛，人民不堪重负，检举信与控告信如雪片般飞往北京，临时执政府军务厅给刘镇华发电，要求予以制止。但刘镇华、憨玉琨阳奉阴违，表面上答应约束部队，背后仍我行我素。当地人民对镇嵩军恨之入骨，这也是镇嵩军失败的一大原因。胡憨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虽只限于豫西地区，但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通过这场战争，国民军由弱转强，终成一支叱咤风云的军事力量，对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冯玉祥将军曾在日记中感慨地说：“是刘镇华、憨玉琨二人反养了国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