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仲夏小调
一：基本信息
原载《莽原》1992年第3期。
二：内容简介
从题目上看，《仲夏小调》似乎是充满轻松的生活喜剧叙事，但是，读下去我们才知道，这个题目是作者有意用的反语，或许他想说明，乡村的“仲夏小调”也不是喜剧，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无法承受之重。小说一开始就是麻狗和他妻子大白桃的家庭战争，战争的起因似乎是因为女儿的伤风败俗，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这种争吵只不过是他们为贫穷生活激起的烦躁感寻找的一个出口罢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最大的压力还是贫穷，在麻狗和妻子大白桃吵架之后，因为大白桃不做饭，麻狗扬言要上街买羊头吃，小说接下来写到：
他在街上走，街上羊肉锅里的香气把他的脑海里塞得满满的。他看到许多人都在羊肉锅前站着或蹲着啃热羊头喝热羊汤，他就使劲咬一口馍。他这样一直走到十字街，他穿过三家羊肉锅，可是他一家也没有去，他走到十字街的时候他的馍吃完了。他把手无聊地伸到裤兜里去，裤兜里有一叠毛票，他想起那是一张锄的钱。他把那些卖锄而得来的票子握在手心里，下了几次决心也没能走到羊肉锅边去；他心里想，妈那个X，反正是不过了，可是最终他还是把那些吃羊肉喝羊汤的人抛在了身后，他的手心里已经出了汗，汗水把那些票予都浸得软绵绵的。
从麻狗的节俭中——宁肯不吃饭也不去吃羊头，我们可以看出，贫穷对于这个农村汉子的巨大压力。接下来，小说又叙写了麻狗一家的其他的日常生活，点种、操场、打麦，等等，写出了麻狗所遭受的身体的重压和精神的屈辱。小说最后是以麻狗一家打麦结束的。虽然历经艰辛终于把麦子打了，但是麻狗在睡梦中却流出了眼泪。这个小说中没有人死亡，但是乡村生活却远非仲夏小调式的充满诗意，而是无边的细碎的苦难。当然，这个苦难的背后的原动力还是贫穷。墨白小说中，凡是具体进行乡村生活描述的，都充满了苦难，概莫能外。显然，这是墨白写作立场的一种表达。对此，墨白自己有过解释，他说：“苦难的生活哺育了我并教育我成长，多年以来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至今我和那些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们，和那些无法摆脱精神苦难的最普通的劳动者生活仍然息息相通，我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决定了我写作的民间立场。”
三：作者简介
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1956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务农多年，并从事过装卸、搬动、长途运输、烧石灰、打石头，油漆等各种工作。1978年考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0年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十一年。1992年调入周口地区文联《颍水》杂志社任文学编辑，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创作、任副院长。
1984年开始在《收获》《钟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学》《山花》《十月》《上海文学》等刊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失踪》、《灰色时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辉煌》、《某种自杀的方法》、《最后一节车厢》、《阳光下的海摊》、《一个做梦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说《黑房间》《告密者》《讨债者》《风车》《白色病室》《光荣院》等四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随笔《〈洛丽塔〉的灵与肉》、《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博尔赫斯的宫殿》、访谈录《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以梦境颠覆现实》等七十余篇；出版中短小说集《孤独者》《油菜花飘香的季节》《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选》《霍乱》等多种；创作电视剧、电影《船家现代情仇录》《特警110》《特案A组》《当家人》《家园》《天河之恋》等多部；总计七百多万字。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获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中篇奖、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
四：评论
面对粗鄙而热辣的现实人生——《仲夏小调》和《生活是太阳》漫评
曹增瑜
孙方友和墨白兄弟俩是近年来河南文坛上相当活跃的一对基层作家。他们的作品生活视野开阔，乡土气息浓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回他们拿出来亮相的两部中篇都是近距的现实题材，都是故乡热土上鲜活生动的人生图景，尽管它们不一定是或者很可能不是这对兄弟最好的作品，然而作为评论者，我仍然感到满意。正如胡风在30年代的一篇书评中所说的：“这里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名士才情’，更没有什么‘明净的观照’，但这种‘粗鄙’而热辣的人生，却是这个世界里的事实。我们懂，我们关心，对于那里面的人物和事件我们也就能够说出平凡的观感。”
一
先说远观的印象。
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曾经指出：“赏画可以近观，细辨画家的笔法和刀法。……离画面稍远一些，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构图，这时观察到的是表现的内容。……再远一点儿，就愈见其整体构思。……同样，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常常需要‘站远些’来观照作品，以便发现其原型结构。”
我们不妨借弗莱的“眼镜”来看一看：当我们同《仲夏小调》(墨白)和《生活是太阳》(孙方友)拉开距离、远远望去的时候，究竟能发现些什么。
尽管冒昧，但我还是想说，我看到了它们背后两个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和“黄粱梦”。
“奈父逐日”是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最富于哲学意蕴的故事之一。从世俗的眼光看，夸父很可能是个愚蠢而且狂妄的巨人。为什么要追赶太阳呢?为什么要为这种无意义、无价值而且注定要失败的事情丢掉自己的性命呢?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精神的层面来看，夸父的行为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启示：生命不光是为活着而存在的，它的意义在于对某种价值的确认和坚守，在于通过执著的拼搏，把生命的能量发挥到极致。这是神性的真谛，也是人性的真谛。在这一点上，神和人原是可以相互沟通的。
我把“夸父逐日”的故事看作是《仲夏小调》中隐藏着的一种原型的想法，正是立足于此。墨白笔下的麻狗诚然没有夸父那样的伟力，他只是一个贫困卑微的普通农民，他也没有夸父那样的义无反顾的气魄，在环境的巨大压力面前，他不能不在顽强抵抗之后时时作屈辱的败退，因为他还得艰难地生存下去，担负起对妻子儿女的责任。然而在心灵深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他与夸父之间却不乏相同的地方：他们所执著的，都包含着某种超越世俗利害的价值
(在夸父，是拼搏和较量的意志，在麻狗，是贫弱之中的自尊)：他们所对抗的，都是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夸父面对的是太阳永恒的运行及其炙热的烘烤，麻狗面对的则除了大自然之外还有重利轻义、趋炎附势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奋斗，又都具有一种不计成败的悲剧意味。当然，相比之下，夸父是主动的挑战，麻狗是被动的防守，但是，由于力量的悬殊，麻狗身上这种人性的闪光其实是弥足珍贵的。
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麻狗在打麦过程中那段充满屈辱、愤激和心力交瘁的经历。繁重紧迫的农活一次次把他逼到崩溃的边沿，然而接踵而至的往往又是精神上的打击：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把小山似的麦捆背到“班长”的场上，劈头就遇上“班长”老婆的一顿羞辱，千辛万苦地帮助排在自己前面的老丙打完了麦，一泡尿没尿完，人家却把打麦机推到了小虎家的地里，自己不忍看羊羔妈的哀求，让她家先打，不料打完了她家，打麦机又被有钱有势的赵启推走：满腔激愤还没来得及进发，狂风骤起，暴雨眼看就到，只得“像一条发疯的狗”一样拼着老命往一块垛麦。在艰难的农事、浇薄的人情和喜怒无常的大自然之间，麻狗被无情地推搡着，揉搓着，颠簸着，然而，他又是那祥顽强地挣扎着，抗拒着；搏斗着。一种卑微的生命形态就这样在被推向某种极致的过程中逐渐显示出了不可抹煞的价值和力量。当麻狗最后沉重地躺倒在麦堆上的那一瞬间，我们听到的仿佛正是夸父强有力的生命之弦轰然崩断的巨大声响。
“黄粱梦”的故事同《生活是太阳》的关系比较复杂。以往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只局限在“富贵荣华终究如梦”这个表层意蕴上，实际上故事中还有一个潜隐的层面，即“梦中享尽荣华富贵”。前者反映的是传统文人从自身的精神优势出发，在意识层面对世俗名利的超越：后者则表现了他们作为肉身凡胎的局限性和不能忘情于物欲的潜意识。其实这正是中国文人内心深处隐藏得很久的一对矛盾。
《生活是太阳》这篇小说写穷急的中学教师图谋跳槽以改善处境，在这一点上，与“黄粱梦”中写落魄文人在梦中发迹的故事显然女相似之处。然而这里的置换变形更是多重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S型故事中表层意蕴和深层意蕴的矛盾在小说中已经变成了同一层面上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较量。
小说的前半部几乎充满了这种冲突。积极催促丈夫改行从政的胡娜娜其实可以看作是黄光灵魂的另一半。传统的文人价值观使黄光保持着在以往生活轨道上的惰性，窘困的生活状况(工资长期拖欠，连买油买肉的钱都没有)和鲜明的对比(弟弟黄小的暴富)则迫使他作出更加现实的考虑和选择。胡娜娜当然又是黄光所面对之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干预着黄光的内心冲突，促使黄光改变自己的人生追求。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及有关场景的描绘，不仅印证了“黄粱梦’所提示的传统文人的心理结构，而且反映出了新的现实环境对它的挤压与扭曲。
只是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来看，这里的冲突显得有些简单化。胡娜娜的形象缺少充实丰盈的血肉。特别是，作为一枚举足轻重的砝码，黄小组织“中州侏儒杂技团”陡然暴富的故事显得传奇色彩太浓，缺乏生活实感。所有这些，都妨碍了黄光内心矛盾的深入表现。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轨道。黄光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被抽调到镇党委当上了专职陪酒的“陪秘书”，后来又由于偶然的原因失去了这个职位。这一得一失的情节主线，本来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而且为生动刻画、深人展示主人公的性格心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的是，作者把大量的笔墨白白地浪费在一些旁逸斜出且不尽合理的次要情节上。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富于个特特征的内心矛盾到此已经中断，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浮沉飘流在生活的浊浪中。他因当上了“陪秘书”而沾沾自喜，因失去了这个职位而痛苦万分。镇党委张书记突然显露的深刻思想和新上任的白书记无懈可击的原则立场更衬托出了
他的浅陋卑俗。于是，当代文化人更富有时代特征的内心痛苦被忽略了。整个故事也就从知识分子在现实困境中的两难选择变成了一个小市民在世事变幻中的得失计较。
二
再说近观的感受。
近观所见，是一些细微之处。只觉得两部作品的叙事态度大不相同。根据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在小说中，作者的叙事态度是通过叙述者表现出来的。随着现代小说技巧的发展，作品中的叙述者越来越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它们的叙事态度，对作品的艺术效果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墨白的《仲夏小调》里，叙述者采取了一种很谨慎且很投人的姿态。它仿佛一位陌生的隐形人，第一次跟随主人公进入这个世界。它紧紧地追踪着这位名叫麻狗的农民，观察着、倾听着、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同时，它又常常像幽灵一样附着在麻狗身上，用他的眼光来看，用他的耳朵来听，用他的心来感受。它像一架忠实的摄像机，不加删节、不加修饰地围绕着主人公摄下一盘又一盘的胶片。随着这种叙述，麻狗的身份，他的处境，他的性格，他和家人及村人的各种关系以及他急躁烦乱的心情、疲惫劳累的感觉，无不在一幕幕平凡琐碎而又艰难困顿的农家生活场景中如浮雕般生动地凸现出来。
这种叙事态度的一大特点是精细。但这不是为了突出重点场景、强化某种感受而特意安排的精细，而是意在传达生活原貌保留生命本色的那种近乎不加选择的精细。当我们按照叙述者的指点，观看着、感受着、体验着麻狗在他那卑微辛酸的人生之路上的每一步艰难的跋涉，每一声沉重的喘息，每一次倾尽全力的挣扎时，你会突然感觉到，你和麻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你仿佛能触摸到他粗糙的皮肤，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你会惊异地发现，自己和另一个陌生的生命之间竟然可以如此贴近。于是，你不能不经由那些平凡琐碎的细节全身心地沉浸在麻狗的人生境遇中，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共鸣。
冷静是这种叙事态度的又一特点。叙述者显然不打算把麻狗作为歌颂的对象，但它也不想渲染麻狗的不幸以换取读者一味的同情。麻狗是弱小的，但又是倔强的：他是卑微的，又是自尊的，是粗鲁的，又是有感情的。他的缺点和长处俱在。总之，他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生命个体。作品所以能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冷静叙述、客观呈示的叙事态度有关。在《仲夏小调》里，叙述者基本上隐藏在故事和主人公的背后，不评论，不解说，不煽情，甚至尽可能地不作倒叙插叙式的补充，努力让麻狗的生存状态以及他同周围世界的关系按照本来的面貌自然呈现出来。这就避免了对故事内涵的单向度阐释，为读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把握故事的意蕴提供了可能性。
在《生活是太阳》里，孙方友的叙事态度显然与乃弟迥然有异。作品也是第三人称叙事，这一点和《仲夏小调》并无不同。它们的区别在于，墨白笔下的叙述者相当谨慎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和活动方式，而孙方友作品中的这位叙述者却是不甘寂寞的，为了把中学语文教师黄光的这段人生经历讲得尽可能曲折生动，富有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孙方友笔下的这位叙述者表现得相当活跃。一方面，为了让读者尽快地进入故事规定的情景，它总是不停地对当下的事态发展补充各种各样的背景材料，同时，为了体现作者的意图和倾向性，它还利用各种机会，对诸如胡娜娜的小市民气和黄光的夫子气之类进行批评和调侃，此外，它更要经常用类似于过场戏的概括叙述联结相关的故事场面，从而把故事按照预定的轨道推向前进。
这种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自然有它的好处。比如便于控制叙述速度，梳理故事线索，交代故事背景，显示故事意蕴等，比较适合讲述情节曲折头绪众多的故事。
问题是，在《生活是太阳》里，这位叙述者似乎过于相信自己驾驭故事的能力，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人物在故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小说中固然能看到，黄光在人生之路上充满尴尬的“升迁”和不无屈辱的跌落，但是，对于这位主人公在此处境中的具体感受，我们却所知甚少。我们搞不清楚，这位热心创作、不惯钻营的中学语文教师后来去当无所事事、遭人非议的“陪秘书’何以会心安理得?搞不清楚他从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突然转入一种新的环境，自身原来的价值突然变得几乎不值分文的时候，何以能够保持；b理平衡?究竟是生活的冷酷扭曲了他的形象，还是他压根儿就是那种假模假式、附庸风雅的无聊文人?叙述者似乎忘了给我们以必要的提示，或者说至多只提供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蛛丝马
迹。这种粗疏看来与叙述者过于注重以概述推动故事进程而忽略了人物性格通过场面描绘的充分展示有密切关系。
比较两篇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叙事态度的差异其实集中地体现在对待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态度上。在墨白的《仲夏小调》里，所谓故事的叙述，实际上就是主人公麻狗的生活在某一段时间轴上的展开。故事的灵魂，就是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处境。故事的魅力来自人物生存状态的真实性，来自人物性格的独特性，来自读者对人物的关注和心灵上的沟通。叙述者决不以自己的存在干扰生活的自然展示。在《生活是太阳》中，情况就不一样了。故事凌驾于人物之上。故事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而人物，包括主人公在内则只是支撑这个故事的活的道具。故事的叙述者可以自由地决定告诉我们什么不告诉我们什么，仿佛在我们同生活、同人物之间垂下了一道厚厚的帷幕。只有根据它的安排和选择，我们才能对大幕后的世界看上一眼两眼。更多的时候则是靠叙述者的旁白来了解剧情。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以责怪失去耐心的读者了。
三
《仲夏小调》和《生活是太阳》两部作品无疑都体现了作者拥抱现实的热情，这也许是大多数河南作家的共同优点。至于这两部作品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恐怕也有一定代表性。从《生活是太阳》来看，作者似乎较多地受到旧的思维定势和艺术经验的制约，急于用故事表达自己对某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看法，而未能使自己的体验达到较深的层次，亦未能把自己的体验从容化为独立自足的艺术形象。《仲夏小调》的作者则显然得益于80年代中期以来新鲜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经验的影响。他的作品虽然也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然而却立足于对“人”这种生命现象的完整体现。这里所面对的当然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角色，而是一个浑身涂满了各种色彩打满了各种烙印却仍然不肯就范不可限定的活生生的性格和灵魂。只是由于功力不够，作品写得还有些平板。相对于泼辣生动的人物语言，叙述语言还缺乏自己的特色。然而无论如何，从他们身上，我们毕竟可以看到巨大的创作潜力，可以看到河南作家正在上升的创作势头。新的突破，新的崛起，也许正有待于扎根生活沃土中的他们和全省各地众多的文学新人来实现。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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