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长湴村
交通
公交站长湴市场：46 54 135 297 400 高峰18 B11
射击场：235 28 30 39 535 564 84A 84 534
天河客运： 884 夜10 126 303 126 884 503 回程不停上元岗
地铁站天河客运站：3号线 6号线（尚未开通）
长湴站：6号线（尚未开通）
长湴村的历史：
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广州学生迅速响应，于12月12日，由中山大学带动全市大、中学校举行规模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口号。次日，中山大学继续举行学生大会，通过决议：组织义勇军，男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女学生接受救护工作训练；由中大发起召开全市学生大会，联合举行示威游行；请政府实行抵制日货；联合全市学校组织仇货检查队，没收各奸商日货；组织打狗团，诛锄汉奸及奸商；全市学生罢课一周，下乡宣传救国。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长湴村民深为中大师生的爱国热诚所感动，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懂得了“国破家亡”，“要保家必须卫国，要救国必须抗日”等道理，激发了爱国热情，一些青年，还随同中大师生去宣传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中大师生为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在长湴村的主动配合下，开展“扫盲”活动。他们利用祠堂，办起有100多农民就读的民众夜校，不仅义务辅导农民识字，还结合当时形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课余又常上门家访谈心，细说革命道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我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31日，日机6架，首次空袭广州。继而不断狂轰滥炸，黄华塘村(现黄华路)被炸为平地、死百余人；广州缝纫厂被炸，死伤女工百余；新亚酒店被炸，死伤近千；法国天主教堂(石室)亦被炸，死伤妇孺百余；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美华中学等校，均无幸免。广州各大学被迫迁离，中山大学于1937年10月迁往云南澄江(后迁回粤北仁化)。次年1月，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及青年抗日先锋团，联合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等8个救亡团体，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组织32个“战时工作队”，奔赴全省92个县开展活动。中大留校师生莫福生、廖衡、杨瑾英、陈柏如(夏水)、李家珍、刘坚及中大附中的部分“抗先”队员，在中共中大支部领导下，到长湴住下，以民众夜校为阵地，深入群众，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救亡运动。长湴村的青年在他们的培育下，觉悟提高，同仇敌忾，满怀激情，组织起广东第一支农民抗先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长湴分队”；推举陈恩(当时是中共广州市委青年部副部长)为队长，长湴村农民梁成益、梁帝添为副队长。队员有农民梁明、招新、梁容基、梁容柱、梁八妹(女)、梁帝真、梁大发、梁金礼、梁友(女)、梁坤照、梁银崧(女)、姚宽等30多人。在成立大会上，上级隆重授旗，队员庄严宣誓，与会者情绪激昂。“长湴抗先队”成立后，长湴村的抗日救亡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抗日标语贴满街巷，老少高唱革命歌，中大学生常在树阴下向农民作抗日演讲，夜校成了话剧排练场。抗先队员们还到邻村宣传演出，尤以土华村来往最多，彼此切磋，携手共进。在这其间，经中共中大支部同意，由廖衡介绍，吸收梁万益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在长湴村播下了种子。
1938年6月，国民党广州当局，无理封闭《新华日报》广州分社及拘押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代表，中山大学等校学生掀起反封闭及营救爱国学生出狱的斗争，长湴抗先队派梁万益、梁容举、梁帝添等参加。当廖承志以《新华日报》广州分社名义、在永汉北路(现北京路北段)哥伦布餐厅，为上述斗争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梁容举手擎“长湴抗先队”的红旗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会上，梁容举代表农民作了发言，他表示拥护廖承志的讲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应立即解除对《新华日报》广州分社的封闭、释放爱国青年代表。还高声疾呼：“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与会者热烈鼓掌响应。在爱国力量团结奋斗下，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二、坚持敌后斗争1938年10月11日，侵华日军在惠阳澳头登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日军未遇多大抵抗，便于同月21日下午2时侵占广州。其时，长湴抗先队员，义愤填膺，奋不顾身，在村后的岗顶埋伏，狙击敌人，至日军机械化部队滚滚而来，敌我悬殊，才悻悻撤退。邻近乡村群众，在长湴的推动和影响下，纷纷组织起来抵抗日寇。无奈国民党腐败无能，弄至“广州不战而陷”。有民谚嘲说：“余汉无谋(战区司令)，吴铁失城(广东省主席)，曾养无甫(谱，谐音。广州市长)。
国民党弃守广州后，中国共产党派出干部，在广州领导和坚持敌占区的抗日斗争。派到长湴的，先是莫福生，后有杨德元、王其昌、王日新、谢鹤筹、李光信、王永祥、叶明华、李英平、黄自、曾谷、徐幽明等同志。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公开身份是教师，秘密进行活动。在长湴人民大力支持配合下，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把一批党的干部，扮作兄弟、亲戚，介绍到邻近乡村当教师，凌塘有徐幽明，林和有王日新、王永祥，冼村有叶明华、王其昌等等，后来还扩展至猎德、棠下、车陂及南岗沙浦。他们都是以教书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
1943年间，上级党组织调莫福生去增城，派杨德元(建国前后曾任东江纵队第四支队政委、广东省副省长)来长湴。杨同志经历长年累月的风餐露宿，患上俗称“风痰鹤膝”的恶疾。此时复发，双脚痹痛，举步艰难。当时日伪不时进村搜索，环境险恶，但长湴村的同志不畏艰险，悉心护理，不能行走就背他出入。村中医疗条件差就护送他到广州梁国泰生草药店留医，欠下医药费就集体筹款清还。正是“病魔无情人有情，不是亲人胜亲人”。在村民的护理下，杨德元的身体得到康复。
长湴梁基，有一枚刻着“邓”字的戒指，虽是白银锻造，但它的纪念价值，却远非黄金可比。原因是1943年5月间，盟军飞机连续轰炸日伪机场和其他军事据点，日伪惊惶失措，四处侦查抗日志士。其时，东江纵队邓子明等四位同志，奉命侦察天河机场。他们白天在长湴梁基家隐蔽(东纵派来的同志，大都是在梁基家食宿)，晚上进行侦察活动。不料日军突然进村，声言搜查，侦察员们不知就里，准备突围。梁基冷静分析，认为日军一贯所谓搜查，多是虚张声势，借以吓唬群众，并无实际目标。此时突围，自我暴露，正中敌计。倒不如先在柴房隐蔽，让他去“疏通”，再随机应变。侦察员们接受他的建议，梁基便去找村长梁标，通过这位“白皮红心”村长与敌人的一番周旋，终于使日军撤走，侦察员们平安脱险。梁基临危不乱使他们化险为夷，邓子明同志深为感动，特把自己的戒指赠他留念。
1942年底，中共珠江三角洲党委，拟将抗日游击战争引向广州市郊，进而控制广州。长湴的党组织积极响应，梁基、梁容毕、招振强、招新等，不畏艰险，胆大心细，四出串联，经各地的地下党同志的同意，于1943年间，在凌塘、新塘、冼村、东圃等四个村镇，先后动员了梁池、温露、简应、简锡兴、简振友、冼全、冼八、梁泉、梁道等60多人，还有广州的李荣光、袁荣参加了“抗日青年大同盟”，把抗日斗争的活动范围扩大，并为上列村镇培育了骨干。
1944年春，负责长湴地下党的王其昌，带同梁明、招新到东莞地区抗日模范团参观。他们看到该团的工作，样样走在长湴的前头，不愧有模范之称，表示要虚心向其学习。他们又了解到成功的关键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放手发动群众，长湴的工作就会大有奔头。取经归来，把所见、所闻和自己所想，向长湴青年汇报。青年们听后，像一锅烧滚的水，热气腾腾，纷纷表示要向东莞抗日模范团学习，拿起枪杆，保卫家乡。梁明趁热打铁，提议要立即行动起来，全场响应，一致同意成立组织，定名为“维持治安青年会”。(后改名为长湴村自卫队)，报名参加的有140多人，并推举梁明、招新为负责人，主要成员有梁容基、梁容彬、梁帝真、梁安、梁容柱、梁栋辉、梁锦桃、梁华新、招汉兴、招家熏、梁灿、梁文焕、梁传道、梁传坤、梁标、梁容毕、招振强、招牛仔、梁耀棠等。队员的武器以自购自用为原则，全队有枪40多枝，还以“维持治安青年会”名义，办起夜校(经费向菜栏募捐)。学文化，学政治，全村青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随后，杨德元、莫福生又向他们作了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欢迎爱国青年参加东江纵队的动员报告，梁明首先报名，梁大洪、梁均池、招新、梁传坤、梁帝真、梁容柱、梁安等也接着参加。同年7月，在罗浮山游击区受训了半年的梁明，奉命回村，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活动，把抗日斗争扩展至车陂、棠下和东圃。为了加强与东江纵队的联系，先后在长湴梁基家和新塘简应家建立交通站，为游击队递送情报，运送物资，护送参加东纵的广州青年陈炳、陈树白和长湴的青年上山，又常从山区带回宣传品和文件，分发到各处。
1944年8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国共产党长湴村支部光荣诞生。当时主持长湴工作的是谢鹤筹、李光信，首任党支部书记是王日新，第一批入党的有梁明、招新，次年又发展了梁容毕、招振强。从此，长湴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在东江纵队第四支队支持下，战斗不息，取得重大成绩。
1.把村政权变为“两面政权”。1944年间，土匪谢大傻、狗肚明、钟孟常和日伪保安队梁福基，相互勾结，横行乡里，设卡收税，还冒充抗日队伍，到处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仅长湴村，一夜之间，被盗耕牛5头，而村维持会长梁恩，以个人安危为先，把村民疾苦置后，遇上土匪伪警便哈腰点头，逢迎迁就，致使匪患日益猖獗，时仅两月，长湴失去耕牛24头。全村震动，人人愤怒。共产党员梁明和招新挺身而出，同梁基、梁大洪、梁耀棠、招牛仔等向他们展开斗争，先是有节有理地揭其“臭底”，杀其气焰，再以政策攻心，促其改过自新，最后是义正词严，提出警告，如再与乡里为敌，就是自绝于人民，是死路一条。同时，发动群众，引导群众认识耕牛连续被盗，村维持会长难辞其咎，长湴如要安宁，必须有个得力的村长。群众有了共识和要求，党支部就组织村民大会。会上群情激愤，一致同意撤销梁恩的村维持会长职务，推选了梁标(维持治安青年会会员)为村长。这次斗争，大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打消了中间分子的疑虑，对反动势力敲响警钟，促使他们逐渐分化，有些向革命靠拢，为我们提供情报，个别人还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从此，村政权被改造为“白皮红心”的革命政权。
1945年农历元月18日上午，伪保安队队员梁福基，带领30多名伪兵进入长湴，收“种烟税”，遭到农民拒绝。伪兵蛮横无理，殴打农民，“白皮红心”的村长梁标闻讯赶到，同其说理，梁福基竟置若罔闻，还气势汹汹地命令伪兵下田拔苗，妄图迫使村民就范。岂料，百多村民在中共党支部带领下，手拿木棍、锄头赶到田头，把伪兵团团包围。这班伪兵本是乌合之众，见势不妙，便拖枪溜走，但毒如蛇蝎的梁福基却不甘失败，竟向日军谎报长湴有共产党游击队。驻扎石牌的日军，闻讯惊惶失措，如临大敌，立即派兵数百包围长湴，还出动飞机多架在上空监视。在这一发千钧之际，村长梁标立即找到曾替日军煮饭、懂得日语的村民梁女，同去石牌找那相熟的日军军官说明情况，要他向负责石牌防务的日军头头疏通。当这日军头头得知是梁福基率领伪兵到长湴强索烟税不成而虚报军情后，大叫上当，喝令撤兵。长湴村民避过了一场浩劫。
长湴村内的如珍茶楼是宣传抗日的据点，其后台老板是东江纵队第四支队短枪队队长周应芬和长湴的梁基，顾客都是村民，他们在这里既可“一盅两件”叹茶，又常能听到抗日新闻，看到抗日传单。茶客常作义务广播员，把看到、听到的真消息传播出去。如珍茶楼在“白皮红心”的政权掩护下，成了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1945年夏的一天，由梁基负责“看风”，周应芬在店内向茶客演讲，宣传盟军开始大反攻，日寇节节败退，抗战胜利为期不远，并向茶客散发传单。听讲者大受鼓舞，村民喜笑颜开，奔走相告。
2.严惩汉奸，砸掉黑窝。汉奸陈湛作恶多端，人神共愤。1944年夏，住在新塘简应家的东江纵队四支队短枪队队长周应芬，奉命严惩这一民族败类。在他的领导下，由凌塘的梁池，新塘的温露、韦胜等负责，长湴党支部派员配合，一举把陈湛等人捉获。在押往增城永和的东纵四支队的途中二人逃跑而被击毙。
沦陷期间，龙眼洞设有警察所，它为虎作伥，横征暴敛，群众恨之入骨。1945年夏收期间，东江纵队新塘情报站站长宋文波(波仔)，奉命砸这黑窝。他同凌塘的梁池先行侦察后，作了精密的部署，由长湴同志利用村民梁焰的旧关系，当晚进入“老更馆”(龙眼洞自卫队)，负责防止自卫队支援伪警所；部分东纵游击队员，则化装为农忙雇工，在警察所门前的地台上露宿。半夜，由梁池悄悄潜至警察所门前，制服了门卫，随即发出信号；埋伏在门前地台上的农忙“雇工”一跃而起，冲入所内，高喊：“举手不杀，优待俘虏！”平日作威作福的伪警，此刻蜷缩在床，睡眼惺忪，惊恐不已，不得不跪在床上举手投降，乞求饶命。这次突袭，一枪未发，缴获步枪20余枝，弹药一批。
3.筹款买枪，支援“东纵”。1945年间，驻沙河的日军翻译郑木，其妻黎某在沙河开设牙医馆。东纵四支队情报参谋许沸腾(肥仔许)，着令简应、梁池要与郑拉上关系，了解敌情。简、梁两人，先向其妻入手，逐渐与郑木相识，成为“朋友”，从而了解到日军一些动向。7月初，盟军全面反攻，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同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其时，郑木之妻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简应见状，佯作问候，她便凄怆地吐露心声：“时势已成定局，看来要‘走路’(逃亡)了，但手无分文。真烦啊!”简应乘机说有枪就有钱，如老郑捐枪出来，他可找到“路数”(介绍)换钱。不久，郑木盗出一挺轻机枪，卖价要5000斤谷。简应一口允诺，但说买方一下子难付巨款。郑木急于卖掉，便说可先交30%，并说枪已放在家里，要尽快运走，久则会有危险。简应立即找梁明商量，由梁明、梁基向在燕塘墟当秤手的梁容觐、梁华新、梁灿各借了5担谷，合共15担谷(折款)买下机枪。由梁基、简应、梁池三人，买了袋鸭毛(当地惯用鸭毛下田作肥)作伪装，避过沙河和岑村机场两个关卡的检查，把枪运到新塘简应家，再由短枪队的五位战士运回部队。买枪借下的钱，梁基拿出10担谷，梁池拿出了3担谷，梁明捐出一窝猪仔，其余由长湴党支部成员凑够，一一清还。那剩下的70%，虽曾追问，后因日本投降，郑木逃跑，便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