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元637年
纪年
丁酉年（鸡年）
唐贞观十一年
高昌延寿十四年
新罗仁平四年
年表
太宗自选刺史
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八月，侍御史马周上疏朝廷，建议政府应重视州县地方官吏的选任。太宗闻奏，深以为是，决定以后刺史由他亲选，县令则由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姚思廉卒 
姚思廉是唐初的史学家。隋时，曾任代王侑侍读。唐建立后，为秦王文学馆学士。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六卷，是纪传体的南朝梁代史，其父姚察在隋时曾撰有旧稿，贞观三年（六二九），姚思廉奉命修史后，即根据其父的旧稿补充整理，经七年而成。当时魏征任梁陈齐周隋五史监修官，故《五帝纪》后有魏征撰的论赞。本书是现存梁史比较原始的记载。范缜、阮孝绪、陶弘景传保存了当时哲学思想、目录学、医药学方面的史料。《陈书》为三十六卷，为纪传体的南朝陈代史。成书于贞观十年（六三六），姚思廉也是续其父在隋时的旧稿而成。本书《本纪》和《皇后传》后也有魏征的论赞。二书都无表无志。梁、陈二朝的制度合在《隋书》的有关“志”中。 
房玄龄等定律令 
房玄龄等受诏定律令。玄龄等定祖孙与兄弟连坐都配役，并确定律条五百，定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削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的有七十一条，而削繁为简、变重为轻的条目不可胜数，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删除武德以来的敕格，保留七百条，并确定刑具枷、杻、钳、剿、杖、笞的长短、宽窄。到贞观十一年（六三七）正月实行。 
房玄龄、魏征定新礼 
太宗令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制订出《新礼》一百三十八篇，其中《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分为一百卷。于贞观十一年（六三七）三月颁行天下。 
太宗以武氏为才人 
太宗闻故荆州都督武士擭女貌美，于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十一月，召入后宫，立为才人（女官名）。武氏时年十四，即来日之武则天。
大事
（1）春，正月，徙郐王元裕为邓王，谯王元名为舒王。
（1）春季，正月，改封郐王李元裕为邓王，谯王李元名为舒王。
（2）辛卯，以吴王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慎为秦州都督。将之官，上赐书戒敕曰：“吾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2）辛卯（初五），任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都督。将要赴任时，太宗手书诫敕，说：“我想送给你们珍玩，恐怕使你们更加骄奢，不如得到这么一句话。”
（3）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3）太宗命人营造洛阳的飞山宫。庚子（十四日），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依仗着国库富足，不担心后患，穷奢极欲，使老百姓穷困，以致于被人杀掉，社稷江山变为废墟。陛下拔乱反正，应当深思隋朝灭亡和我大唐得天下的原因，撤掉高大的殿宇，安居低矮的宫殿；假如在旧基上又加扩修营建，承袭旧殿加以华丽的装饰，这便是以乱代乱，必然遭致殃祸，江山难得易失，能不好好考虑吗？”
（4）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以为：“旧法，兄弟异居，荫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荫，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从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武德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又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条，至是颁行之。又定枷、笞、钳、锁、杖、笞，皆有长短广狭之制。
（4）房玄龄等人先前受诏修定律令，认为：“依照旧法，兄弟分居，门荫互不相关，而谋反连坐时均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只发配流放。依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当之处。现今重定律令，祖孙与兄弟株连犯罪的均发配劳役，”太宗同意。自此比照古代死刑，已除掉了一大半，全国称道。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做劳役七十一条，举凡删繁就简去除弊刑，改重为轻，不可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武德朝旧制度，在太学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从祀；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改为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亨。又删减武德以来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到此时颁行天下，又定枷、、钳锁、杖、笞等刑具，均有长短宽窄的规制。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自从张蕴古死后，法官都以减罪释放为戒；当时误抓误判，又不加罪。太宗曾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判刑的较多较重，为什么？”刘德威答道：“这关键在于皇上，责任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宽大则刑宽，喜好严刻则从重。律文写道：错判人入狱的减官三等，错放则减官五等。如今错判了人无事，错放了人却要获大罪，所以吏卒为求自免，竞相定罪，苛细周纳，不是别人让他们这么做，而是畏惧犯罪的缘故。陛下倘若一律以法律为依据，则此风气立刻改变。”太宗高兴，听从这个意见。从此断案大多平允公正。
（5）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客棺而已。
（5）太宗认为汉朝预先修筑陵墓，以免子孙们时间仓促又耗费财力，而且一心要薄葬，担心子孙随从时尚追求奢靡。二月，丁巳（初二），太宗自定送终制度，依山建陵，地宫仅能容得下棺木即可。
（6）甲子，上行幸洛阳宫。
（6）甲子（初九），太宗巡幸洛阳宫。
（7）上至显仁宫，官吏以缺储，有被谴者。魏徵谏曰：“陛下以储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柰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嫌不足乎！”
（7）太宗到达显仁宫，当地官员因缺乏储备，有被降职的。魏徵劝谏道：“陛下因为储备的事就将官吏降职，我担心此风气盛行，则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并非陛下巡幸各地的本意。从前隋炀帝暗示各地郡县进献食品，视其进献多少做为赏罚的根据，所以天下百姓叛离。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又要效法呢！”太宗惊叹地说：“没有你，我便听不到这类话。”进而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从前经过这里，买饭而食，租房舍而宿，如今供奉如此，怎么就能嫌其做得不够呢！”
（8）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8）三月，丙戌朔日（初一），出现日食。
（9）庚子，上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9）庚子（十五日），太宗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修筑此宫苑，与百姓结下积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在宫内谄谀，在宫外堵塞君主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10）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10）房玄龄、魏徵上奏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下诏颁行全国。
（11）以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泰师，上谓泰曰：“汝事当如事我。”泰见，辄先拜，亦以师道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行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始。
（11）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李泰的老师，太宗对李泰说：“你对待王当如侍奉我一样。”李泰见到王，总先行拜见礼，王也以师礼自处。王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先前，公主下嫁，都不以媳妇礼节侍奉公婆，王说：“如今皇上圣明，行为举止都依循礼法，我接受公主行礼，难道是为自身荣耀？只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于是和他的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拿着盛枣栗的竹器，行媳妇侍公婆的馈之礼，洗手后，递上特豚。此后公主向公婆行礼，就从王家开始。
（12）群臣复请封禅，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12）众位大臣又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讨论礼仪，房玄龄予以裁定。
（13）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13）夏季，四月，己卯（二十五日），魏徵上奏疏认为：“君主善始者较多，能够善终的少，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成难吗？那是因为身处忧患则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俟安逸就骄横恣肆而轻薄怠慢；竭心尽力待人则胡、越等族也同心协力，轻薄怠慢则亲属也离心离德，即使以神威圣怒震动天下，臣下也都是外表顺从，表里不一。君主应该能够做到见到希望得到的东西则想到知足，将要兴缮营建的时候想到适可而止，身处高处则想着谦卑，面临盈满则想着减损，遇见安逸享乐则想着克制，在平安的时候想到后患，防止闭目塞听则想到延纳谏诤，痛恨谗言邪恶则想着端正自己，行爵赏时想着由于高兴而乱行封赏，施刑罚时想到会因为恼怒而滥罚。君主常常思考着这十个方面，而选贤任能，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费力以代行百官的职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