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存秀
主要著作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学术讲座
《自由的体系——费希特的哲学》
主要译著
《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与《黑格尔全集》主编瓦·耶施克交谈[1]《先验唯心论体系》（与薛华合作，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
《自然哲学》（与薛华等合作，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与沈真合作，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
《感觉的分析》（与洪谦等合作，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主要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目的性与因果性》（《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逻辑东西与理智直观》（《哲学研究》1985年第4期）；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进化与退化》（《康德黑格尔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德国哲学》（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谢林》（《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梁志学译《小逻辑》
梁志学先生《小逻辑》新译之观感——邓晓芒
凡是对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迄今为止，在数量越来越庞大的西方哲学著作翻译作品中，真正对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产生了体系性的影响作用的，非黑格尔的《小逻辑》莫属。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一是黑格尔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部最具体系性的完整的纯粹哲学著作，它是整个西方哲学此前发展的集大成之作，从它身上可以在不大的篇幅中极为凝炼地窥见并领会西方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核心和秘密；二是由于张颐、贺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介绍，黑格尔哲学是自从上个世纪初以来最早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西方哲学思想之一，而之所以黑格尔的思想能够在中国畅行，无疑与他的许多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看法具有不少暗合之处有关；三是二十世纪后半叶，黑格尔由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关系，是在国内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较轻的西方思想家，因而对他的思想的研究也就得以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仍然悄悄进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国西方哲学园地中可以说得上没有被完全摧毁的极少数劫后余生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黑格尔哲学的翻译质量堪称上乘，其中尤以贺麟先生所译《小逻辑》最具代表性。贺先生本人是中国现代思想界的著名哲学家，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造诣，且有自己的中西汇通的哲学体系（“新心学”），以哲人而译哲学名著，自然在各种条件上占尽优势。他所翻译的《小逻辑》，不仅文字明白畅达，而且饱含哲思，将这位号称“晦涩哲学家”的高度思辨的思想传达得淋漓尽致，自1950年初版后，又于1954年修订再版，至1962年已重印了8次共8万余册，1980年7月再次修订重印，到1981年4月仅9个月时间就重印了6次，计二万七千五百册！直到今天，虽然黑格尔哲学早已不像当年那样被年轻一代学人所迷恋，贺译《小逻辑》仍然是各个书店的书架上的长销书。可以说，贺译《小逻辑》影响了现代中国好几代学人，提高了他们的思维层次，甚至决定了许多人的致思方向。 　 
当然，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尤其是当文化传递的接受方的思想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部经典著作原则上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将某个译本立为绝对的“定本”，而总是必须随着人们的理解程度、时代需要和接受视野的变化而要求有新的译本。贺先生在世时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译本就是明证。总的来说，贺先生的译本最大的优点表现在“达”的方面，读这本书，中国人首次明白了什么是西方纯粹的“形而上学”，并被激发起深入研究的兴趣；但这个译本主要依据的还是瓦拉士的英译本，虽然参考了德文格罗克纳本和拉松本，后又吸取其他学者的意见依德文本多次作过修订，然而总体上英译本的痕迹仍然还在。再者，正如英译德文著作所常见的一样，贺译本中意译的成分也较多，不太严格遵守德文原文的语序和用词。所以如果随着人们对学术要求的提高，要真正深入地研究和推敲黑格尔思想的细节，不仅原原本本地吃透黑格尔思想的精髓，而且挖掘其文本中某些隐藏的意思，贺译本就显得有些不适应需要了。这种不适应从贺先生当年决定对译本进行修订时虽已经表现出来，但由于中国学术界二十多年的基本停滞不前状态，到八十年代几乎是一切从头开始，然后许多青年学者就对黑格尔哲学不屑一顾了，所以问题还并不太突出。不过有少数学者较早地意识到有必要立足于时代提出的新的要求对该书从德文原版进行完全重译，具有对学术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梁志学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梁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即已开始依据德文版对《小逻辑》进行重译，到1984年初稿完成，后来因种种原因放下了，转而从事费希特哲学选集的翻译，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直到2001年才又重新回到《小逻辑》上来，最后的成果就是2002年底才出版的这部新译本。除恢复了德文原名《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并注明仍可使用《小逻辑》这一俗名）外，该书是国内第一次完全从德文原版直接译过来的《小逻辑》译本，显然更适合于对黑格尔哲学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当然这也并不否认贺译本仍然具有黑格尔哲学启蒙和入门的作用），满足了我国当前学术研究水平已显著提高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对照德文版初步翻阅了一下译文，我感到新译本有如下优点： 
1、有些译法更为准确了。这里只举两例。贺译本在1981年版的第260页上有一段话，我怎么也读不懂：“这样，本来想要扬弃矛盾的根据好像又发生了一种新的矛盾。但即就根据作为一种矛盾来说，它并非静止地坚持其自身的矛盾，毋宁要力求排除矛盾于自身之外。”按黑格尔的意思，矛盾应当是一切运动之源，怎么可能被“静止地坚持”？根据本身即是一种矛盾，又怎么可能把矛盾“排除于自身之外”？后来我查到德文原版（《黑格尔全集》纪念版第8卷第282页），这段话后面一句为：Als solcher aber ist er nicht das ruhig in sich Beharrende? sondern vielmehr Absto﹖en seiner von sich selbst．于是将这句话改译作：“但即就根据作为一种矛盾来说，它并非静止地坚持其自身，毋宁说它要力求把自己排除于自身之外。”（可参看拙著：《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意即根据并不是无矛盾地坚持自身，而是一种自我排除的矛盾。这里虽然理顺了其中的意思，但仍有迁就贺译本的痕迹。这次读梁先生译本，发现译文更加忠实于德文原文：“但作为矛盾的根据并不是静止地僵持在自身的东西，而是根据对其自身的排除。”（梁译本，第232页）在这里，“僵持”（或坚持）和“排除”都恢复了原文的动名词形式，与“根据”一词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彻底杜绝了可能的误解。 
又如贺译本第7页上有一段话：“这样一来，于是哲学在这些人手里遭遇了最恶劣的命运，当他们装模做样要研究哲学，一方面要理解它，一方面要批判它时，许多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特别是宗教方面的活生生的事实，由于这些反思式的抽象思想不能把捉它们，因而遭受歪曲了。”读起来一气呵成，十分顺畅。但梁先生的译文却是：“当人们装模作样研究哲学，一方面要理解它，一方面要评论它时，哲学本身在这些人手里一定会遭遇到最坏的命运。正是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尤其是宗教生活的事实，会遭到那种无法理解事实的反思的歪曲。”查德文原版中，“当……时”这一从句是属于“哲学……命运”这一主句的，而不是属于“事实……遭受歪曲”这第二个主句的，梁先生的译法显然更精确。虽然意思在这里并无很大的出入，但设想一个年轻人想要从贺先生的译本中学习如何进行哲学翻译，又不具备贺先生那样强的理性把握能力，就有可能以为这样打乱原文的语法结构是无关紧要的事。现今许多译文很难卒读，在不少情况下都与任意窜混句子的语法关系和上下文结构有关。而梁先生的译文在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2、梁先生在书中加上了180多条译者注释，充分体现了该译本的专业性。这些注释不单单是一些人物资料、引证和典故的出处，而大多数是对一些深层背景知识的介绍，如黑格尔的某一提法见于黑格尔其他某本著作或他以前某位哲学家的著作及言论，或后人（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这一提法的评论；又如黑格尔某个观点最早是由谁在何处提出来的；再如黑格尔所讨论的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他的论敌的观点的介绍等等。所涉及的资料凡有中译本的，译者都详细列出，大大方便了中国读者的查阅。读了这些注释，人们可以对黑格尔的思想有一个身历其境的全面把握，黑格尔被放到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源流和对话的语境中，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独白者。这样的翻译在当前的哲学翻译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它需要译者对整个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几位大家有广博的知识和深透的理解，目前具备这种功力的译者在国内寥寥无几。梁先生在这方面则是驾轻就熟，除费希特选集外，他的黑格尔《自然哲学》、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等译作早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对康德哲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因而不少注释其实是他自己长期翻译和思考的研究心得。 
3、该译本注意尊重和吸收前人在黑格尔翻译上已经做出的成果，择善而从之。这一点看起来容易，其实是需要很高的眼光的。现今有些译者喜欢标新立异，将本来很好的一些译名故意摒弃不用，搞出一些个人性很强的译名来，以显示自己的独创性（等而下之的连人名都要译得怪怪的），徒然增加了读者理解的困难。梁先生是术语译名上的“改良主义者”，他主张“沿着贺先生开辟的途径前进，并在若干地方作出改进和修正”。而在作出修正时，他还参考了其他前辈学者的译法。如Schein一词，贺先生原译作“假像”，梁先生吸收了杨一之先生的译法改译作“映像”。又如贺先生将Reflexion译作“反思”，梁先生同意这一译法，但认为在表示“本体论的关系”而不是“认识论的关系”时应增加一种译法即“映现”。再如die schlechte Unendlichkeit一词，过去都译作“恶的?坏的?无限性”，梁先生主张改为“单调的无限性”，显然要好得多（不过，我以为“映现”一词丢掉了原文中的Re－，似译“反映”更好，它同样可表达本体论的含义；“单调的”的确符合在同一层面上无限相加的意思，但黑格尔用这词的本意更可能是要强调其“朴素的”这层含义，暂且存疑）。至于被称之为一个“大祸根”（王太庆语）的Sein的翻译问题，梁先生仍旧依贺译本作“存在”，我也以为这至少是目前比较稳妥的办法。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该译本一个很容易弥补的不足就是缺乏一个全书的译名索引，当然这在以前是根本不算什么不足的，但现阶段我国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对这方面似应有更高的要求。 
梁先生是我在德文哲学文献翻译上的第一篇处女作康德《实用人类学》译稿的审稿人。记得当年（1986年）接到梁先生寄回给我的经过批改的译稿和充满鼓励的回信时，感激和钦敬之情难以言表。梁先生的字迹清秀而严整，包括信封上的字都一笔不苟，几乎可作“硬笔书法”的范帖，令我深感惊异。这种字只有心气极为充盈的人才写得出来。梁先生作为前辈名家对我的点拨使我在翻译技巧上茅塞顿开，更重要的是，他的严肃认真的学问态度给我的示范是我终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