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应元岳
简介
应元岳，1896～1991年，浙江宁波人。1921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获美国康乃狄克州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24年，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  应元岳内科学。翌年转赴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和卫生学学院攻读热带病学。1926年回国后。任浙江绍兴福康医院内科医师。1927年在国内首次发现并诊断肺吸虫病。1928年应第四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之邀，任热带病学、寄生虫学、实验诊断学副教授，1932年任内科学教授。193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英国皇家热带病研究院进修，被授予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为我国获得此奖章的第一人。应氏学成归来，继续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中山医院院长。1939年上海医学院内迁，应氏率迁校先遣队入滇，在昆明白龙潭办学。1941年又随校转迁重庆继续任教，并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医院内科主任等职。[1]
1949年受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之聘，任内科学系教授兼主任。1957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及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名誉顾问，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编委，《解放军医学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及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1]
著作
应元岳一生著述颇丰，曾发表《关于人体肺吸虫病在我国大陆的首次发现》、《霍乱患者体内霍乱孤菌存留时间》、《血内恶性疟原虫的数量与临床发作的关系》等论文40余篇。主编《军医参考》及丛书《传染病学》、《内科学》和《内科手册》。他积累多年经验和研究成果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热带病学》专著，3次修订再版。[2]
生平
应元岳，字玄鹤，189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东乡下应村。幼年家境贫寒，祖父和伯祖父都是造船工人，祖母是渔家女，父亲则是个读书人，也曾学过中医。他6岁人蒙馆（私塾）读书；8岁随家迁居浙西武康。父亲在乡间设蒙馆教书、行医，他随父读书。11岁随伯父到湖  上海中山医院州私塾念书。 1909年，他14岁时考入教会办的杭州惠兰中学，并在学校附设的印刷所做排字徒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1912年18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受聘任浙江省立台州中学英文、理化教员。1914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16年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今湘雅医科大学）开办。他有志学医，即转入该校学习，成为湘雅第一届学生。同班10人，内科学家张考骞、肺科专家吴绍青、外科专家任廷桂、儿科专家高镜朗、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等，都是他的同窗好友。1921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获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当年，被该校保送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放射医学半年（这是国内最早的一个放射科学习班，学生多为教会医院外籍主治医师）。结业后应绍兴福康医院美籍同学Goddard院长之邀，任该院内科医师。1924年得该院资助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内科进修。次年夏转赴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学院进修。1926年回国，任绍兴福康医院内科主任。
1928年，原湘雅医学院首任院长颜福庆在上海创办中央大学医学院（后称上海医学院，即今上海医科大学）。应元岳应邀担任该医学院的临床内科、热带病学、寄生虫学及实验诊断学副教授兼科主任。1932年晋升内科教授，时年36岁。次年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被派赴  上海中山医院印度加尔各答英国皇家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进修。学满一年后，参加英联邦联合考试委员会的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成为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学者。应元岳载誉归来后，继续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并兼任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以及上海中山医院临床教授，并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委员。1937年初，兼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应元岳组织医院工作人员收容抗日伤员。在日寇侵占上海前夕，应元岳与王霖生医生借助各方面爱国人士，将数百名伤员及必要的医疗设备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区。转移结束后不到1小时，中山医院院址即被日寇占领。 
1939年，上海医学院内迁。应元岳率领师生员工，由海路经香港、河内入滇。在昆明几经周折才借到校舍、职工家属宿舍。由于教学器材大都留沪未能带来，所以教学条件极为艰难，1941年，上海医学院北迁四川重庆歌乐山，应元岳到渝继续任教。
1942年应元岳以热带医学专家的身份，一度负责调查中印公路沿线情况，指导防疫工作。
1943年秋，重庆高滩岩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办，应元岳受聘为内科主任，不久该院改组为卫生署重庆中央医院。当时的青年医生有陶寿淇、林传家、陈过、张国治、李宗明、池芝盛、郭仓、翁心植、林传骧、曾畿生、诸荣恩、陈淑清、钱岳年、刘约翰、吴锡琛等人。
应夫人苏守真医师在上海医学院内迁前即携子女4人到滇，任昆明省立医院和惠滇医院妇产科主任，是中国早期的妇产科医生之一，她医技精湛，医德高尚，且为难得的贤妻良母。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长期独力承担了教养子女、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应  疟原虫元岳在事业上的成就，与她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1945年春，苏医师不幸患斑疹伤寒去世，应元岳极为悲痛。因全家迁渝为不可能，他只得恳辞渝职，留滇行医。当时，昆明数家大工厂竞聘应元岳任特约医师，省立昆华医院与市立医院均聘他为内科顾问。
1948年秋应元岳返沪与阔别多年的老母等亲属团聚。因需接济在沪家属及子女上学，只得再次开业行医。1949年他受华东人民医学院（后称上海军医大学，今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崔义田的邀请任该院附属医院（今长海医院）内科教授兼主任。1956年上海同济医院划归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今长征医院）后，他还兼管二院内科的定期查房和临床教学任务。1957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他先后担任过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理事会名誉顾问，上海市科协委员，国家卫生部科委委员， 《中华医学杂志》 、 《中华内科杂志》 、 《解放军医学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荣誉委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专家组成员。 
应元岳晚年患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肺原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前列腺癌，1990年12月12日因肝肾综合征、多器官衰竭住入长海医院，1991年1月21日治疗无效病逝。临终前他立下遗嘱：①我死后丧事从简，②我一生在二医大，死后遗体捐献给学校作医学解剖，③家属子女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并嘱将存款捐给学校，作为医学教育及科研奖励基金。[1]
培养医学人才
上海医学院初创时院址在上海吴淞，每次上课需自带教具搭乘小火车往来，十分不便。但他一向按时上课，从不迟到早退。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同事担心内地艰苦，不愿内迁，一些稍有名望的医生都挂牌行医，收入可观。而他坚持带领许多有志向的师生员工远迁昆明。他在昆明任  相关图书教时，住在北门街，临床实习在昆华医院，实验诊断上课却在6公里外的白龙潭。他每次上课都身背教具偕助教朱益栋步行前往，风雨无阻，即使遇日寇空袭骚扰也从不间断。在重庆时，他身为主任教授，月薪微薄，一直与学生同吃同住。他的夫人在昆明病逝后，他为抚养子女，只得在其学生的诊所中开业行医。但他对穷人从不收费，如对西南联大的不少穷教授、穷学生求诊，一律免费。在省立昆华医院任内科顾问时，每周查房3次、讲课一次。他讲课精简明了，容易记忆；对病人真诚和蔼、细致负责。当年曾有一名由华北流亡来滇、素不相识的穷学生患病求诊，应元岳见他衣衫单薄，即解呢大衣相赠。当晚到昆华医院讲课，青年医师见他冬衣单薄，群以为异，其后了解内情，深为感动，乃集资购呢大衣相送；为他量尺寸时恐被他发现，乃谎称院方为其制白大衣。应元岳感其情真意切，难以退却，将此呢大衣珍藏。当时，他还每周去昆明市立医院查房3次、门诊3次，对病人不论贫贱，一视同仁，和蔼可亲，深受病家欢迎。有人送他一架很好的台灯，他却立即转赠医院公用。市工医院原址本是一所破庙，医疗条件较差，由于应元岳和全院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作出了成绩，获得了社会各界重视，市政府因此捐到一所大厦作为该院新址，医疗条件亦相应改善。 
应元岳十分重视课堂教学，他讲课条理分明，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听后印象特别深刻。1962年，他曾将课堂教学经验概括为6点：首先教师应认真备课，熟悉教材内容；其次应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教学对象（即学生）的水平，做到因材施教；讲课时要掌握全面、突出重点；讲课时应面对学生，观察他们的反应和表情，引导学生集中注意力，防止干扰；还要注意自己的姿态和语调。在教学中，他一向喜欢采用讨论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最后他用少量时间作出简明扼要的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人才外流，上海各医学院校人才甚缺，延聘应元岳者不少。但他认为培养新一代军医人才是他不可推卸的光荣任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华东人民医学院的聘任。当时的华东人民医学院房舍、设备都很简陋，条件很差。附属医院（后称第一附属医院，今长海医院）主要设有内科与外科，内科包括传染病科、神经科、皮肤科、小儿科在内，只有20多名医生。
1956年应元岳兼管新接办的上海同济医院内科的定期查房、医疗、教学任务。1957年受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还到上海岳阳路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训练班讲课。为了改进全面的临床教学工作，他还数次带领工作组到临床实习基地各医院调查了解学生实习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1962年，长海医院建立热带病房及热带病实验室，他经常到病区巡诊，并指导实验室研究工作。此外，他还经常应邀参加上海华东医院等医院的会诊工作，帮助解决许多棘手病例的诊疗问题。[2]
医德高尚
应元岳对医疗工作十分细致认真，经常深入医疗第一线，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绍兴、上海、重庆时期，一些发热待查的病人常常患有疟疾。为了及早明确诊断，他常在昏黄的豆油灯下用显微镜寻找疟原虫连续数小时。在绍兴福康医院工作时，他就是这样在显微镜下找到肺吸虫  相关图书虫卵而首次证实中国大陆存在肺吸虫病。 
应元岳在查房、会诊、临床病例讨论会、临床病理讨论会中，都注意发扬学术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他对工作严谨、认真。对发热病人即使血片已查出疟原虫，他仍不满足，排除其他发热原因后才肯定此诊断。应元岳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从不发表不成熟的见解。
他对待学生和青年医生热情诚恳，关心青年的成长，犹如兄长、慈父。他对待下级的错误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而是与人为善地诱导他们自动改正。在昆华医院查房时，一病人反映便秘灌肠无效，腹胀难受。他即戴上手套，亲自从病人肛内挖出粪便，在场的医生护士既内疚，又感动。文革后期，他著文批评废弃高考，不重知识，“开门办学”那一套。[2]
热带病的贡献
应元岳早年主攻热带病学。肺吸虫病是国内22个省市的多发病，但早年医学界不知中国大陆存在此病。仅沿海地区有个别病例报告，但不能排除从日本、台湾、朝鲜等地带回的可能。1928年5月～6月间，绍兴县兰亭和东坞的2名农村青年，因长期咳嗽、咯血而到福康医院内科求治，应元岳在他们的痰和粪便中多次找到肺吸虫卵，确诊肺吸虫病。因他俩均未远出过，乃肯定是在本地得病。病例发表于（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30年第16卷。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发现肺吸虫病。其后，吴光等在兰亭的石蟹体内找到了肺吸虫囊蚴，完全证实了这一发现。朝鲜本是肺吸虫病流行区，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志愿军因吃溪沟中捕得的蝲蛄而感染肺吸虫病的人很多。有一部分被长期误诊，转来上海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今长海医院）后才得确诊治疗。 
应元岳有关霍乱患者体内霍乱弧菌存留时间的研究、昆明恶性疟患者血内恶性疟原虫的数量与临床发作关系的研究、昆明及上海所见斑疹伤寒等的论文，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40年）及华盛顿版（1943年）上，颇受医学界重视。
1950年代初驻华东部队，特别是上海市郊县驻军开展水上练兵，接触疫水，发生大量急性血吸虫病病例。长海医院不但尽力收治患者，还派医疗队进驻南翔，并在一些祠堂、庙宇中开设简易临时病房收治血吸虫病病人。当时采用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疗法，毒性反应多而严重，一旦发生心原性脑缺血综合征（亦称Adams－Stokes二氏综合征），往往致命。应元岳是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员，经常到各病房和郊县临时病房巡视，指导改进治疗措施，减少危重病例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
1962年，长海医院建立热带病房和热带病实验室，虽然规模小、设备差、条件简陋，应元岳仍经常关心、指导其工作，重点进行中暑、病毒性脑炎、疟疾、阿米巴病等当时的常见病的诊疗技术的研究。兔热病是第二军医大学两个附属医院内科共同组成的平叛医疗队在西藏东部洛隆地区最早（1960年）发现的传染病，应元岳认为控制此病很重要，必须进行赴藏实地调查的实验室准备工作。后因故未能成行。
应元岳所著医学论文40余篇，刊于国内外重要刊物。[1]
编写教材
应元岳开始任教时，医学院所用的教材全为外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版，连教师讲课、学生写实习报告、医生写病历也要用外文。应元岳对此早已痛心疾首。他在重庆中央医院时就大力倡导用中文书写病历，以培育青年医生自尊、自重、爱国之心。到了上海，立即倡导编写中文教材。1950年《内科学讲义》在他的主持下很快编成出版，成为当时国内第一本自编内科学教材，由于内容新颖丰富，得到国内多数院校的重视和好评。应元岳积多年经验编写的《热带病学》是中国第一部热带病学专著，1951年初版出书，到1958年先后修订出版3次。他主编的军医参考丛书《内科学》及《传染病学》 ，在50年代也曾一再重版，对部队卫生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起了一定作用。他主编的《内科手册》1954～1986年间先后修订再版5次，发行总数已逾50万册。在50年代，应元岳为《人民军医》杂志写了很多文章，如《航空病》、《晕船及晕空治疗简报》、《在部队中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一些关于战伤手脚疾患的研讨资料》等。 
应元岳对有关教材、论文的审阅，都是有求必应，认真负责，一字一句，亲自修改。1959年王季午主编的全国高等院校教材《传染病学》 、1980年四所军医大学合编的五年制军医系基本教材《传染病学》，都是请他审阅的。钟惠澜主编的巨著《热带病学》也是由他写序。1964年，他通过审稿的体会，总结了写作科学论文的七条基本要求：目的明确，言之有物；表达通顺，措词恰当；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用词精确，繁简适当；文字审慎，不杜撰滥造；数字精确，统计有方；反复审核，细致踏实。所举例证，对审稿写稿都有重要意义。[2]
人物简历
189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鄞县东乡下应村。
1912年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
1912—1914年任浙江省天台县台州中学教员。
1914—1916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学习。
1916—1921年在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湘雅医科大学）学习，毕业时获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
1921—1922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训练班学习。
1922—1924年任浙江省绍兴县绍兴福康医院（今绍兴第二医院）内科医师。
1924—1926年先后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学院进修。
1926—1928年任浙江省绍兴县福康医院内科主任。
1928—1931年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后称上海医学院，今上海医科大学）副教授兼主任医师。
1931—1943年任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教授，兼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及上海中山医院临床教授。1937年兼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
1933—1934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进修，获热带医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
1943—1945年任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后改组为重庆中央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1946—1948年任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市立医院内科顾问。
1947—1980年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1981年起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名誉顾问。
1947—1957年任华东人民医学院（后称上海军医大学，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学系教授兼主任。
1957—1988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
1963—1984年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名誉顾问。
1991年1月21日病逝于上海。[2]
主要论著
1应元岳．婴孩软骨症最近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22，8（3）：139～145．
2应元岳．疟疾之奇特症状数则与奎宁静脉注射之功效．中华医学杂志，1923，9（3）∶182～187．
3应元岳．白司克氏姜片虫症之概论．中华医学杂志，1924，10（1）：11～5．
4应元岳．华人寻常血压之测量．中华医学杂志，1926，12（4）：344～350．
5应元岳．近世疟疾治疗法之进步．上海医学院季刊，1936，1（2）．
6应元岳．简易实验诊断学．上海：中华医学会．1937．
7应元岳．航空病．人民军医，1950，1（1）：24～26．
8应元岳．晕船及晕空简报．人民军医，1950，1（2）∶52．
9应元岳，等．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上海：血吸虫病防治局．1950．
10应元岳．一些关于战伤手脚疾患的研讨资料．人民军医，1951，1（3）∶24～26．
11应元岳．食物中毒．人民军医，1951，1（5）∶12～15．
12应元岳．丝虫病在病理和临床方面的认识．人民军医，1951，1（6）∶55～58．
13应元岳．热带病学．1951，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新1版；1954，新2版；1958，第三版．
14应元岳．流行性感冒．人民军医，1952，2（1）∶22～25．
15应元岳，等．特种传染病临床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第二版．1956．
16应元岳，等．内科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第二版．1958；第三版．1963；第四版．1965；第五版．1986．
17应元岳，等．军医参考丛书·传染病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54．
18应元岳，等．内科学讲义．上海军医大学教材处．1955．
19应元岳，等．军医参考丛书·内科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55；新一版．1956．
20应元岳．部队中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人民军医，1955，（7）∶37～41．
21应元岳．军医参考丛书．传染病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新一版，1956．
22应元岳．序．见：钟惠澜，主编：热带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