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要点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源流及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初期
同盟会的成立 民国前七年（乙巳年）春，总理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总理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并曾通过总章，发表宣言。 〈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 中华民国的名称，也是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迁台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例如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变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负面评价
三民主义的批评者众多，他们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丁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刘宗正批评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 ，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民族主义第四讲）[1]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2]，他说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3]。
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权能区分
孙中山又常以诸葛亮与阿斗的故事说明“权能区分”的重要性[4][5]，“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6]。这些理论的问题点在于孙中山混淆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欧美的“阿斗”其实“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适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孙文思想这个病理的是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后来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析》一书中指出，“现在欧美各民主国家，人民不但拥有孙文所称的政权，同时有治权，政权与治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所称的治权是人民的权力的本质，政权则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方法。”[7]
西方对三权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孙文却只怕不是“万能政府”。他认为可以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防止万能政府变成独裁政府。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是理论可行，实际上不易实行的。若是罢免的条件订的很苛，则等于没有罢免权，如果订得很宽松，则时时在罢免，民代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专心行使立法权。[8]。
国民大会
孙文发明权能区分，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如此一来，孙文对共产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这种情况下，国民大会变得很复杂，国民大会若是完全按共产制度来实行，运作的程序，优点和缺点很清楚。但是，在国民大会外另社总统，情况就复杂了。本来，五院是直接归国民大会管理监督，现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设总统，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时，张君劢拿出三权宪法，要求国民大会无形化，其权力只剩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等等。然而，这些权力除选、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之外，其他的权力又都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国民大会到底是甚么，我实在不清楚。[9]
五权分立
孙文采取三权，确认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更重要的是，孙文不采取西方“性恶论”的思想，却采取“性善论”，让五权分工合作，造就一个万能政府，把以性恶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政治价值观，一变成以性善为基础的宪政思想，这种转变是何等的巨大，整个宪政的架构和运作不同，甚至目标也不同。[10]
考试制度
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所以，后来就陈仓暗渡，在行政院下设人事行政局，当时设立这机构是黑机关，所以就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以合法化，但临时条款废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为黑机关，政府又将它放在《国安三法》中夹带过关[11]。
监察制度
台湾宪法专家李鸿禧指出“国父孙文发明了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在国外，弹劾权是国会两院制的国家才具有的，由下议院提出弹劾，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在我国：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这是违背法学、政治学学理的笑话。弹劾是追究政治责任，不是追究法律责任。谁才能追究政治责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将监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机关已是大笑话，因为有权追究公务员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们所选的民意代表，但现在监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来追究行政机关人员的责任，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的成员又是轮调、派任的法官担任，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又何德何能来审判公务人员是否有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规划，整个司法问题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12]。
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以为“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13]此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归公便无从实施。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于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张五常认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中华电信等企业赚取大量的费用但是服务品质也不见提升，原因就是没有竞争，自从开放民营竞争以后品质才略有改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但因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虽然打著是发扬、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中左倾的部份，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青年学者 刘小烽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就是消除“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一句话，共产主义首先也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因此，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的指导精神上是统一的。
三 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礼是什么呢？《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礼，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赋予社会阶级秩序以道德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识。所以，“仁”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礼”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亦即使造反作乱没有道德依据或没有意识形态基础）。“民”既无造反之必要，又无造反之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两者中，如果统治者不讲“仁”而只讲“礼”，那么，礼就不能为被统治者长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如果统治者不讲“礼”而只讲“仁”，仁的推行就会使被统治者轻慢其统治，因而在不受“礼”的约束的情况下，便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相辅相成，仁礼一体，缺一不可，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礼”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有何体现呢？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权与法制思想及中国传统行政、司法经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民权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党的第二个口号，同法国革命口号的平等是相对待的。”“什么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从那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但是“……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人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么情形，现在可以就讲坛的黑板上绘一个图来表明。
第一图 不平等
帝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 民
……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主的专制。……专制帝王推倒以后，民众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假若照民众相信的那一说去做，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象第二图一样，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第二图 假平等
圣 贤 才 智 平 庸 愚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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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有世界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好象第三图的底线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第三图 真平等
圣
贤
才
智
平
庸
愚
——————————————————劣
由上可见，孙中山民权主义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是充满道德精神的。在此前提下发端的，“人民与政府分享政权和治权”的权能分立学说，也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制精神之外注入了道德的内容。所以，民权主义的社会秩序不仅体现为一种法律秩序而且也体现为一种道德秩序。它运用了儒家“礼”的精神，于普通所谓的法律秩序之中特别体现了“礼”的原则。
共产主义的“礼”是什么呢？列宁写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列宁选集》第页）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依靠此“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确立自己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于共产主义条件下“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人们之“习惯于遵守”，事实上也就是依靠于社会成员之共产主义的提高（亦即道德水准的提高）。因而，这种社会秩序的实质也是一种道德秩序，也是一种“礼”。
所以，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礼”的精神上也是统一的。
四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别性和统一性之关系
（一）差别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孙中山选集》第页）。由此可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主义。但是，其革命的性质却有所不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简明政治学辞典》第页）；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页）。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第页）。所以，作为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阶级性的不同；作为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不仅有阶级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不同。
（二）统一性的辩证性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我们要把儒家的仁和礼，看作是能够为一切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所共同适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统治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地把它仅仅看作是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和封建礼教之三纲五常。我们也不能把民生主义很局限地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致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总的称谓。我们也不能把对民权主义的理解局限在“五权宪法”的狭小范围，而应该把它扩大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我们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呆板的缺乏联系的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营养补充的理论体系。所以，三者之统一，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三）三者之统一的意义
儒家思想是统治的学说，但是它也主张“逆取顺守”，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学说，但它们同时也是建设的学说。因此，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命与统治兼顾的学说，前者侧重于统治（即阶级秩序的建设），后者侧重于革命（即阶级秩序的变革）。所以，三者之统一可补各自的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简明哲学小辞典》第页），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页）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 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
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是在“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都充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所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会的两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没有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谈不上按需分配；没有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谈不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因为按需分配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的标准问题。而人类的需要总是一个不确定值，它总是随着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具体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远是一个不确定值。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在“此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与“彼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也会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体，只能是社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道德的高度综合。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因为集体主义道德必然而且也只能来源于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高度的集体主义道德只能是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必然的意识形态。
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才会不断加强；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加强了，集体主义才会逐渐由一种社会道德变成一种生存之道。而只有当集体主义道德变成人们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原则才会真正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须，人们才可能“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类奋斗的杰作。其所由实现的途径便是：一、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即行“仁”；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建立集体主义的社会道德秩序，即建立集体主义的“礼”。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之统一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要谛。 
最后，总结起来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统一才能使中国（儒家）文化获得新生，也只有统一才能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雄壮其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