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鲁滨逊新史学派
鲁滨逊新史学派简介
美国现代史学大师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6.29-1936.2.16）与其影响下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贝克、巴恩斯、肖特威尔、海斯和桑代克等，一起组成了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风云全美的“鲁滨逊新史学派”。
鲁滨逊新史学派是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大本营和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核心而形成的一个带有某种共同治学取向又具有一定的史学派别性质的史学家群体。时人即有“鲁滨逊先生派”、“哥伦比亚史学派”之称。今人论著中多以“鲁滨逊新史学派”冠名之。
鲁滨逊新史学派成员
鲁滨逊新史学派由J.H.鲁滨逊及其同事和弟子所组成，学派成员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鲁滨逊及其嫡传弟子，诸如巴恩斯、肖特韦尔、海斯和桑代克等；第二类是学生，如贝克；第三类是受其影响但又很难说有师生关系的人。鲁滨逊学派之所以在美国能形成并发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
一、J.H.鲁滨逊长期在美国学生最多的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担任欧洲史的主讲教授，培养出许多的学生，大多在美国各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他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贝克、绍特威尔、海斯、史来生格尔、穆恩、巴恩斯、桑戴克、福克斯、沙波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界的名人，从而扩大了他的影响。
二、他写的许多历史教本，风行美国，这些教本大都经过多次增订再版，广泛发行，使教师和学生都熟悉他的名字。
三、鲁滨孙的著作被广泛采用，历久不衰。这样就使“鲁滨孙新史学派”成为美国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史学流派。鲁滨逊新史学派中除了居宗师地位的鲁滨逊外，作为核心人物，还有三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是比尔德、卡尔·贝克和巴恩斯，可称之为该学派的三巨头。
鲁滨逊新史学派特点
一、积极入世的态度从鲁滨逊、比尔德、贝克到肖特威尔、巴恩斯、海斯、桑代克，都抱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们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力主历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例如，鲁滨逊积极参加当时美国的进步运动，利用历史学开启民智。他曾经担任美国教育部的学术委员，负责审查中学生的历史教育，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持过全国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二十世纪初，鲁滨逊提出，“历史学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满足我们急切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及其同伴，以及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前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与比尔德合写的《西欧史大纲》的序言中，他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作者所谈该书写作目的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公开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而是为了弄清今天的世界。如今世界，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理解。为了能使我们跟上自己的时代，对过去两个世纪进行精心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还说：“历史学至少可以烛照我们现实的困境和混乱。”在历史学的现实作用中，他看重的是促进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在《新史学》中说：“我们并没有利用始终一致的方法去培养青年男女的进步精神，并没有使他们明白他们肩负的责任——那种向前看和进步的精神。他们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抽象的和古典的；我们至今还不敢将教育和生活结合起来。他们所读的历史并没有使过去给他们一种教训。他们从小就养成尊重过去而不信将来的心理。这样，我们的教育岂非不但不能作为改进的路标反而成为进步的重大障碍了吗？”
再如比尔德，他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获得的荣誉有：1926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1933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48年国家文学艺术署颁发的“突出成就”金奖。他同样主张历史学要“给予学校里的男女生们关于他们作为公民生活和参与其中的社会的‘现实的知识’”，而“实际的知识最好是通过被称为‘历史研究’的而获得。”
二、扩大历史研究范围和方法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这一学派的第二个特征。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扩大历史研究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鲁滨逊的一贯做法。正如有人所云，“早在1912年，著名的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呼吁他的同事们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探索新技术，发展新方法，扩大他们对历史进程的性质所持的看法。”巴恩斯更是一个主张历史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吸取方法的史学家，他的《新史学与社会研究》就是这一主张的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关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都做了阐述。其中谈社会学作用的论述最为典型，认为“历史学必须重重依赖社会学，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为学者提供重要的视野广度、适当的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知识·····历史学家只有被训练成社会学家，才能希望成为成功的综合的历史学家，尽管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的作用和主要研究领域可能是互不相同的。”
这一派不仅在理论上如此主张，而且在实际中这样做了。鲁宾逊致力于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巴恩斯关注欧洲的巫术和科技史的发展，肖特威尔重视劳工史文献的编撰，比尔德抓住政治军事史背后的经济因素，贝克条理《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的内在理路，这些是人所共知的。
鲁滨逊的其他一些学生也采取这样的做法。例如蒙恩，他的《法国的劳工问题和社会天主教运动》是关于劳工和宗教的。其《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看似写政治和战争的，实际上它叙述了十九、二十世纪，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动机、目的、历史和影响；他的着眼点是研究外交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力量，指出产生于1914年战争的观念与利益已经引起了许多战争，而且这些战争还在很大范围内继续着，因而这本书并不是围绕战争本身展开的，而是以观念和利益问题为中心的。再如沙比罗，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其学位论文《社会改革和基督教改革运动》。其他著作有《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近代欧洲社会不信回教运动》、《危机中的世界：20世纪政治和社会运动》，这些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他所编教材《现代和当代欧洲史》，改变传统的欧洲编年史的突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进行一些主题叙述的做法，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军事史、政治史进行综合的叙述；因而工业和农业革命及其对近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影响，被过去史学家忽略的文学史，对各国芸芸众生的观念和生活发生了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成了本书关注的对象。
三、重视史料搜集和强调历史解释这一学派的第三个特征是既重视史料的搜集，又强调历史的解释；既要把历史学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又提倡发挥主体的能动意识。例如鲁滨逊，很重视史料，他说：“我们所有关于过去事情和情况的信息必须来源于某种证据。这种证据称为史料”，“在这一领域专门化的真正可信的历史学者应该进步去看原始证据，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批评流行的轻视史料的态度，“然而我们当中流行的历史知识不是来自第二手史料······而是来自教科书的阅读、百科全书、故事、戏剧和杂志上的文章。通行的手册和文章一般由对原始史料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人写的。因此它们甚至依即使据最好的第二手的叙述，那至少也是第三手史料。”吉本为了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做了大量的材料搜集与整理工作，这在理性主义史学家中是突出的。尽管如此，鲁滨逊还是不满意，批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仅仅是对其他人记录的记录。因此它不是第一手而是第二手的史料。”
但是鲁滨逊同时强调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解释，正如论者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多年里，当鲁宾逊‘越来越对大学围墙外的世界感兴趣时’，他对无用的历史事实的不满明显地增加了。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他偶尔否认存在的一些东西——他希望过去的事实服务于现实的需要。他在其主席致辞中抱怨，历史学家，尽管他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崇拜在原始史料中被揭示的事实，已证实不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时期的俗人要明智。还有，当鲁宾逊批评那些按照战时气氛阅读史实的人时，他一点也没批评那些依照二十年代阅读过去事实的人。提倡那种把过去与晨报相联系的历史学，他鼓励史学家从过去选择来解释现实的事实”。
再如，连有着强烈的相对主义思想的比尔德都承认，“‘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还是对的。知识仍然通过目录学的、详尽的研究、证实和检验的方法获得。”他同时强调历史的解释，关于其中的原因，他认为，历史作品反映了时代、国家、种族、阶级或者阶层的精神，这样历史研究的主体对史料是有所选择的，他们的偏见、成见、信仰、感情、通常的教育和经历，特别是社会和经济的经历，是影响历史写作的。“所有写出来的历史——村庄的、城镇的、农村的、城市的、国家的、种族的、集团的、阶级的、思想的或者广阔的世界的——都是对事实的、关于过去实际被记载下来的碎片的选择和组织。而且这种事实的选择和组织——一种被结合在一起的和复杂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选择、确信、关心价值的解释，事实上是一种思想。人们知道无数的和超乎推测之外的事实，但是事实没有选择它们自己或者使它们自己自动进入某种史学家脑海里的安排好的固定的主题。史学家在思考的时候事实就被他选择和排序了。”因此，“许多史学家都津津乐道其作品，说他们的事实仅仅是依据内在的需要选择和组织的；但是持这种立场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对其他人的著作表示同样的正确性和肯定性，除非后者的爱好符合自己的样式。”
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内部差异
一、研究的重点是不同。鲁滨逊致力于欧洲思想史；比尔德和贝克注重美国史的研究，肖特威尔和海斯的重点是国际关系史，巴恩斯和桑代克的关注西方社会文化史。即使同是研究思想史，也有不同的路数。鲁滨逊偏重宏观问题的研究，而且处处与开启人们的智能相联系；桑代克注重科学思想的探讨；比尔德注意思想背后的经济因素，或者换句话说，他考虑的是思想本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贝克探讨的是思想自身的内在理路。罗伯特·艾仑·斯哥塞姆说得好，“鲁滨逊把写思想史的原则普遍化；比尔德出版了被有特色地同经济环境相联系的思想史；贝克更细致地分析了思想，但仅仅对美国的思想做出了简单的研究。”
对待历史解释方法的态度不完全相同
二、对待历史解释方法的态度不完全相同。这一派并非像国内学者一般所说的那样，敌视马克思主义或者即使称赞马克思也是虚伪的。他们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看成是对历史的一种经济解释，而且表现出很大的尊重。鲁滨逊在谈到使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给予马克思以充分的肯定；比尔德敬佩马克思的博学和思想的敏锐；肖特威尔同样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有价值的；贝克是这一学派中非议马克思最多的人，尽管这样，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还是推崇的，他承认，“作为对最近千年的欧洲历史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最有启发性的”，甚至是“唯一鲜明的解释。”
这一派别毕竟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大踏步发展过程中诞生的，那时的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到足以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问题；而且那时作为本土化的哲学实用主义，已经取代了过去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黑格尔等人的欧洲的哲学。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法则恰是对黑格尔的继承，因此他们既不信奉马克思的历史法则，又不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言。鲁滨逊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是很具体，他只是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滥用了。比尔德提出，并非任何一种历史的经济解释，都必须用于马克思的革命目的，它也可用于相反的目的。
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法则的当然推论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贝克在这个问题上反对马克思是非常激烈的，他不愿看到革命的发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共产主义革命是可以通过人的自觉作用而促进或阻止的，在这方面我从属我的阶级和尽最大努力去阻止它。”需要指出的是，贝克的这种观点是由其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他本人都承认，“我是一位教授，那就是说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正是资本主义支持了我；因此为什么我不应该为我的阶级和我自己的利益战斗呢”。可见，鲁滨逊学派对待马克思态度的程度还是有差别的。
历史学的新旧划分的合理性分歧三、历史学的新旧划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鲁滨逊是主张史学有新旧之分的，这在《新史学》中多处出现。巴恩斯也是主张历史学有新旧之分的，在其许多著作中都有反映。倒是其他人采取了另外的说法，比尔德在批评兰克史学时说：“兰克，一个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在法国革命的风暴和压力之后写作，那些为了革命而写的历史著作或者充满革命宣传内容的历史书，他是厌烦的。······兰克所属于的德国统治阶级，在1815年安定中获得喘息，希望得到和平以巩固其地位。而写出冷酷、真实和不被时代激情所扰乱的历史，最能有助于不愿被扰乱的人们的事业。后来这一套话语被固定在自然科学的伟大概念中——冷酷中立胜过物理世界的材料和力量。······但是人们的思想和兴趣在不断运动着，保守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奴役受到了批评，也被形势的发展打破了。”这里的“保守主义”与“旧”的思想和倾向是同义语。而贝克则说：“把历史学家分为旧的和新的既非常不合适又毫无意义。此外还有其实际困难。”还说：“我不要求历史学家去写新史学而不是旧史学，去写心理学的历史而不是政治的历史；我只要求他写一本关于他感兴趣的好书。”可见，贝克在这个问题上与学派的其他成员是相对立的。不过，贝克似乎更是针对巴恩斯的。巴恩斯写过《史学史》和其他一些论述史学的著作，其中充斥着“新史学”和“旧史学”字眼。贝克批评巴恩斯的《史学史》道：“保守的史学家在这本书中扮演着配角，对此不敢苟同。我拿不准在人群中是否碰到过这样的人，按照定义，保守的史学家似乎是胆怯的、文雅的教授，······对政治、军事和外交史感兴趣，没有意识到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大大夸大了个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我有点困惑的是，巴恩斯先生自己在外表上，尽管不大被描写成胆怯的，也不被理解成为害怕失去工作；然而当关键时刻，他在其它方面倒是保守的。我似乎记得，在《世界战争的起源》中，他专门叙述了政治和外交事物，结束的时候提到四个人，以为他们的恶毒的行为应对引起战争负主要责任。更让我迷惑的是，尽管从巴恩斯先生关于‘新史学’的一般讨论中，我们应该想到实质上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史学家都是保守的，然而我在他的书里惊异发现，没有几个史学家严格地属于保守的。相反，在《社会和文化史》和《德国史》的章节里，我发现了证据，使我认为新史学至少和伏尔泰一样古老，上两个世纪大多数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完全集中兴趣于政治史或明显夸大个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他为“旧史学”辩护道：“正是在一个时代里，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政治和立宪问题，革命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怎样形式的政府，为了建立一种保护个人政治特权和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的宪法。按照詹姆斯·哈威·鲁宾逊看法，用历史学‘对现实发生影响’，‘按照进步的利益而利用过去’，这些正是新史学家和所有的史学家要做的，如果政治史学家不这样做，那么他们还能做什么呢？难道弗利曼在他的时代里不是一个新史学家吗？”显然，贝克利用巴恩斯和鲁宾逊的逻辑矛盾，否定了他们对史学家进行“新”、“旧”划分的合理性。
关于采用什么方法研究历史，前期他们都主张对历史进行综合的研究，但事实上每个人的重点是不同的。对于比尔德的历史的经济解释，海斯是有微词的，“我们大学研讨班的环境和狭隘的特别训练，一定解释了为什么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他反对这种单一的方法，主张用文化或社会的观点解释历史，“我希望曾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历史研究和写作产生过刺激性和有价值影响的‘经济解释’，现在由更广义的‘文化解释’加以限定和补充。”
贝克也对巴恩斯的跨学科研究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懂得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新科学，或者它们中的一部分，可能的确是有用的。但是，系统掌握如此之多的原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它要求有百科全书或等同于百科全书的脑子。巴恩斯教授就有这样的脑子，他获得了这种综合的知识，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知识。我希望他现在仍然很好地使用它，写出新的历史而不是写更多的文章和书去告诉我们如何写新的历史。”可见，贝克批评巴恩斯的观点，是从巴恩斯理论建树多而实际突破的。
另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贝克还批评了巴恩斯的史学史研究。他指出巴恩斯《史学史》出于某种目的而遗漏了一些史学家。“我要说，一定有大量的史学家他没有提到，甚至我想说有许多他都没听说过。然而相对来说，他毕竟选择了一些；假如按时间来看，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就会有不适当的限制。”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创造美好的社会，对此，巴恩斯保持着热烈兴趣，他深信，如果使用历史学加以正确理解，就可以更好认识现实困境的原因；因此他相信，历史学家只要完全从泥古中解放出来，并用其知识影响现实社会问题，就更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巴恩斯的目的，“史学史就是评价历史学家对现实知识的贡献。”贝克指出，巴恩斯的这一要求过于苛刻了，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人致力于有用的知识，倒是有如此之多的人倾向于《周六晚邮报》上时髦的、关于社会科学的通俗作品”结果巴恩斯大失所望，对历史上所谓的“保守主义”史学家大肆讨伐而又无可奈何。贝克说：“巴恩斯容易被激怒。这是其品质中的一个缺点。他仅仅是个优秀和有学问的讨伐者。······这种气愤，部分地、随便地、不时地随着对‘保守史学家’——一种在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时代之前被认为处在繁荣状态、泰然自若、还没有完全过时类型——的轻蔑和无礼议论所缓解。”巴恩斯认为，史学史的写作应该“完全忘记历史学家对现在知识的贡献，从整体上关注在他们自己时代文化模式中的作用，这些是值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史家应该主要关注肖特威尔教授愉快称之为的人类的渐次的‘时代的发现’，或更广泛地说，关注涉及在一些风气条件下人类思想领域，和品质在时空上的渐次扩展。”显然，贝克对巴恩斯的这些做法非常不满。
同时，贝克还批评巴恩斯将史学与其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分析的做法。应该说，巴恩斯的《史学史》是颇有特色的：它注重对史学的整体研究，即使是对史学家个体的研究也是纳入这个整体的，例如在《第七章社会与文化史的兴起：理性主义的发现和成长的年代》中，首先揭示了欧洲扩张对历史著作的一般影响，然后分析了理性主义与历史著作之间的关系，接着论述了伏尔泰及其后继者、蒙德斯鸠学派、卢梭的原则，然后又谈到通史、编年史和历史进步理论问题，这样对理性主义史学的研究成为分析与综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了。它的另一特点是略古详今，全书古代和中世纪差不多占五分之一，而近代和当代各占五分之二。总之，这本书所体现出来的慧识在那个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尽管这样，贝克还是以颇为讥讽的口吻说：“‘文化背景’的特征和根据背景的‘历史写作主导线索’的说明，尽管大部分满足了作者的目的，然而还是简要的，应该说有点儿草率；它没有对本书的主旨起作用。书的绝大部分关注巴恩斯先生非常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关注‘注意史学家的贡献’和‘假设历史科学中所具有的一些进步’。毕竟依据现代标准和技术评价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价值，是这本书的原则性目标，并且这毕竟是巴恩斯先生做得最好的。也许由于太多的史学家被提到，因此有的时候著作退步为人名目录……特别是后面几章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巴恩斯先生知道得太多了，当人名开始在其记忆中弥漫的时候，他自己的判断躲到云后去了……就像我一样，不被巴恩斯先生轻易贬低的有学问的人，将会随处发现错误或有问题的判断。”贝克对巴恩斯的批评，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