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韵珂
人物简介
  刘韵珂[1]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生年不详，拔贡生。嘉庆十九年(1814年)朝考第一，以七品小京官分刑部用，期满，升额外主事，又升员外郎。道光八年(1828年)，出任安徽徽州知府，道光十年(1830年)调安庆知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升云南盐法道，道光十三至二十三年(1833～1843年)先后任浙江、广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浙江巡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升为闽浙总督。
刘韵珂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定海被英军攻陷后接任浙江巡抚。任职第一年，曾积极设防备战，并与闽浙总督颜伯焘联衔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定海再陷，镇海、宁波失守，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和钦差大臣裕相继阵亡后，刘韵珂对抗战的信心动摇，认为英军“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不及”，亟欲谋求妥协。及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扬威将军奕经对浙东三城反攻失利、浙江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刘韵珂对时局便更加悲观，在《慈溪失利事势深为可虑折》中，提出所谓“十大焦虑”，竭力主张对英求和。刘韵珂在担任闽浙总督7年中，为保持“抚局”，对外一再妥协退让，以求“华夷相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厦门英国领事记里布姆以英商贩来的货物不能全销，要求按照实际销数输税，余货准贩他口分售；又以厦门人口稠密，时有火患，请求让英国人在鼓浪屿居住。刘韵珂对后者婉拒，而对前者则认为“尚合情理”，同意办理，“以示体恤”。
同年五月，英国领事李太郭到福州开市，住在城外南台鸭姆洲。八月，英国公使德庇时到福州察看码头，称领事住宅过于“卑陋”；接着，李太郭便要求到城内白塔寺附近租屋居住。绅民李有年等闻讯联名到藩司请阻。刘韵珂和布政使徐继畲最初也以“民情不顺”加以拒绝。由于英方一面从外交上施加压力，一面由李太郭私自向乌石山积翠寺僧人租屋数间，擅自迁入居住。英国领事强行入城后，刘韵珂、徐继畲便承认既成事实，一面与李太郭面约：“嗣后惟领事官准租城内房屋，其余英商俱遵约住城外港口”；一面向道光帝上奏道：自李太郭到任后，英国货船很少来到福州，“该领事并无应在城外查办之事，……其住城内与住城外，系属同一闲居”；而《中英南京条约》对领事“在五处城邑居住”一事，“并未分别内外”，若必令他们住在城外，难保英人不以我们“违约”相稽，“于大局所关非浅”。竭力为自己的妥协辩解。
同年十一月，两名受英国人雇用的中国人，因在战争中以食物济敌，在厦门被捕。英国领事阿利国提出抗议，刘韵珂等居然承认领事有权保护英国人所雇中国人，将囚徒释放。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福州英商恃强行凶打人，官府派兵护送英商回商馆。民众不服，到商馆与之评理。英国通事开枪打伤两名过路人，群众愤怒，冲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有些不法之徒乘机抢劫。刘韵珂害怕事态扩大，亲自审问，判罚群众28人；而对滋事的英商及其通事(中国人)，仅照会英国领事“自行查办”。
同年十二月，英国两只商船在泉州洋面遭海盗袭击，死了一些人。刘韵珂闻报，即令将有关巡洋员弁“摘顶棍责”，并限期缉凶。而对中国商船被盗，却从未如此认真。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卒。咸丰帝继位后。因受当时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斗争的鼓舞，对外态度稍微强硬了些，谕令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留心察看，择要密防”。刘韵珂、徐继畲接谕后，认为闽江港道宽阔，厦门港口宽深，“限于地势，智勇皆无所施”；而福、厦“华夷”杂处，“我有所动，彼皆知之”。若无事演炮，“夷人定启猜疑。……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为了避免外国人猜疑，二人竟自愿放弃防备。
同年二月，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有意违背协议，把两名英国传教士引入福州城内神光寺居住，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林则徐倡议驱逐，并领导福州士绅仿效广东绅士致英国公使书信做法，缮写公启，要求英国领事令传教士立即搬出城外，声势相当浩大。但刘韵珂不予支持，强调“福州民气散弱，心志不齐”；此事只能“缓图”，“急则生变”，结果拖了将近1年，英国传教士才从神光寺搬出，迁入道山观，仍在福州城内居住。
刘韵珂因处理神光寺事件不当，受到福州绅民的猛烈抨击，只好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间称病请假。咸丰帝对刘韵珂也不满意，趁机令其开缺，“毋庸赏假”，回原籍。同治三年(1864年)病故。
寒门学子　跻身高位
刘韵珂出生于汶上县刘楼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儿时虽家境贫寒，但却非常喜欢读书习字。少年时为生活所迫，给村中一大户人家做小工。因其聪明机敏，被这家的老爷看中，成了小少爷的伴读。又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村人多以“刘三”呼之。仕至高官后，复在“刘三”后加“大人”二字。时至今日，汶上人提起刘韵珂时，辄亲切地以“刘三大人”称之。
嘉庆十三年（1808年），刘韵珂16岁时得主人家资助应乡试，一举中得秀才，同年入京城国子监学习。在这里，刘韵珂得到了许多名宿大儒的指点，再加自己的勤奋与刻苦，书法和文章很为时人推重。可惜在随后的省试中未能取得举人功名。这令他十分懊悔，更引为奇耻大辱，从此益发刻苦，励志成才。
嘉庆十八年（1813年），京城科考拔贡，刘韵珂以朝考第一，被任为刑部七品小京官。此后，在京候补，连续七年未被录用。没奈何，刘韵珂只得在京城赁屋苦读。
道光初年，刘韵珂经皇帝身边的红人荐举，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副对联。此联甚得道光赏识，从此仕途一帆风顺。未多久，刘韵珂即被录为额外主事。道光六年（1826年）升员外郎，京察一等记名，授道府级爵位。道光八年（1828年）授安徽徽州知府，旋调任安庆知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云南盐法道，次年升浙江按察使。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四川布政使。同年二月，其父病逝，刘韵珂按例丁忧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丁忧期满，刘韵珂先后被朝廷起用为广西按察使和四川布政使。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浙江巡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擢至闽浙总督之高位。
刘韵珂既非满人，也非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他既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他的官却升得很快。原因在哪里呢？品三国的易中天先生考证后得出结论的是，刘韵珂“一办事老实，二为人乖巧。” “办事老实”为皇帝欣赏，“为人乖巧”讨同僚喜欢。
由战转和　顺应朝廷
不少人（包括某些学者）认为刘韵珂在鸦片战争中是主和派人物，其实不是。至少在战争初期，刘韵珂是个彻头彻尾，与林则徐立场完全一致的主战派。
道光二十年也即公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于是年6月发动了著名的鸦片战争。在林则徐等率广东兵民的积极合力防御下，英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便按原定侵略步骤，北上进犯。7月初，英军攻厦门不下，遂乘浙江防务空虚，攻占了定海。时任浙江巡抚的乌尔慕额因“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被革职，刘韵珂被朝廷调任。到任后，刘韵珂于宁波安抚难民，并在沿海巡防，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农历正月，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赴任杭州后，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的主战言论。作为颜伯焘的密友，刘韵珂亦极力主张“必应寓剿于防，歼此丑类”。他俩联名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祯等主战派人士。同时，刘韵珂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并“请添铸位，以资分布”，配合两江总督裕谦积极筹办浙江防务。
招宝、金鸡两山隔港对峙，形势甚为险要，而港口只宽三百余丈，为防止英舰联结闯入口门，刘韵珂与由粤到浙的四品卿衔林则徐再三商筹，“拟购长大木桩，又从港口偏旁，层层扦钉，填塞石块，或明或暗，疏密相间，将江门束窄，则逆船势难直闯，而炮台均可会攻，于防剿似俱有益。”
对镇海和定海的防务，刘韵珂亦多次征询林则徐的意见。对于民众自发抗击侵略军的行为，他大力支持，并上书朝廷，赞赏定海各地乡民“慕敌忾同仇之义，相形踊跃”。
同年六月，道光下令各省撤兵时，刘韵珂竟抗旨不撤，并奏称“臣自上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痛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壕，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
同年八月十七日，英军再攻定海，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军五千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定海再陷，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后投水而死。宁波守城兵勇望风溃散，宁波失陷。在此情况下，刘韵珂不象其他官吏似的慌张失措，而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命令“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总兵李廷扬，按察使蒋文庆、道员鹿泽良驻守绍兴，募兵二万人守省城”，并“厄守具，清内奸，抚河匪十麻子投降效用”，保住了省城杭州和绍兴等地。
战事屡次失利后，道光帝便不再对前线增调新兵，认为军事抵抗无用，只能另寻他路。刘韵珂领会了皇帝求和的意图，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也由于他看透了形势，即由主战派转为主和派，向道光上了著名的“十可虑”奏折。一至七可虑为，英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军心、民心不二用。第八可虑，因为战争，糟粮难收，大军失利，军心不稳；第十可虑，因战乱频繁，当地军民相背，官军顾此失彼。而尤能打动道光的应是第九可虑，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敢于讲真话，敢于与当时的阿谀奉迎，大拍马屁的官场风气唱反调，这既表现了刘韵珂对国家的忠心，更体现了他的胆量。这应是他在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原因之一吧！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副对联，道是“扬威威不扬靖逆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一中丞忧国忧民”。其中“扬威”指“扬威将军”奕经，“靖逆”乃奕经之弟“靖逆将军”奕山。兄弟二人寡谋少断，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中丞”即指当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由此可见，民间对刘韵珂是持赞赏态度的.
边局平稳以后，刘韵珂积极主持了修建营房，疏浚水陆要道等活动，并负责赈济抚恤了流利失所的15万难民。对朝廷要求增加的捐税，他坚持“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余不可捐”的观点，竭力为治下的百姓减损失，谋福趾。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刘韵珂升任闽浙总督。为防国家与英人做生意时受损失，他采取“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做下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43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后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对此，刘韵珂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刘韵珂的措施是不妥当的，可站在历史的角度，却未免不是一计良策。
同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无限制地扩大事端，寻衅滋事，他根据道光的意旨，制订了《沿海口岸防条二十四则》。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他针对外国商船来中国做生意，不经政府检查货物和按律纳税直接与商民谈生意的做法，便上书道光皇帝，要求政府制订一部完整的对外贸易条款。这两项举措，对于保卫中国领海，保护关税权，维护中国的司法、海关等主权，防止列强侵入内地和白银外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惜垂暮的道光皇帝和其后昏庸的咸丰皇帝未纳忠言，致使以后的中国日渐凋蔽，并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入侵者所凌夷掠夺。亲赴宝岛　支持开发
刘韵珂对祖国宝岛台湾，亦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不惜涉险过海，亲赴宝岛，看望慰问高山族同胞，与同胞们密切接触，频繁交往，“同行同饮同乐”。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接到台湾淡水同知史年伯禀报，台南高山族同胞埔里等6社“求官经理”，要求朝廷开发台湾。朝廷命闽浙总督刘韵珂派员赴台调查。为了组织好这次活动，以便把台湾人民的真实情况反映到朝廷上去，刘韵珂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曹士桂前往。
曹士桂通过调查，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台湾和祖国血浓于水，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与祖国不可分裂。这是历史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台湾人民请求政府开发的态度是真诚的。
听了曹士桂的汇报后，刘韵珂除了行成文字上报朝廷外，并在曹士桂的陪同下亲赴台湾。
当高山族同胞按当地风俗杀鸡款待他们，并邀请他们与民同乐时，刘韵珂认为“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便“慨然应允”。为了更好地表示对高山族同胞的尊重，刘韵珂除根据朝廷旨令将曹士桂由江西南昌县令调任台湾淡水同知外，还安排专人协助高山族同胞搞好开发。临行时，他专门设官宴宴请高山族同胞的头面人物，对其他高山族同胞“命以大坛酒给从人与群番畅饮”，“以此御寒，且以同欢”。刘韵珂、曹士桂等官员真诚的关怀高山族同胞，为他们的生计所焦虑，“慨然者久之”，“恻恻然欲泪”，令台湾同胞也深受感动。正是因为刘韵珂等从维护祖国统一，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始终心系祖国，即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泛舟三湖　书名远播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军即将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很快就成燎原之势。再加福建、浙江一带连年灾荒，官府依旧向农民催粮逼税，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流离失所，穷困不堪，对政府的仇恨与日俱增。闽浙乃边疆要塞，少数民族颇多，民风犷悍，常有聚众与官府作对的事件发生，官府亦镇压缉捕不及。刘韵珂精于世故，在探知洪、杨等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后，密奏道光。谁想垂暮之年的道光皇帝早为英夷等外国入侵者的事缠得焦头烂额，对刘韵珂的密报未予理会。面对如此局势，刘韵珂认识到，一旦有人首起举事，百姓便会云集响应，其势必不可收拾。而对丧失疆土的败军之将，清政府定然严惩不贷。思前虑后，他觉得不如趁现在局势平稳之际脱身。同年11月，刘韵珂以年老多病为由，向道光皇帝请假回籍调理。道光旨谕：“闽浙海疆紧要，刘韵珂既系久病俱增，毋庸赏假，著即开缺，回籍调理······”显然，道光皇帝对在多事之秋临阵脱逃的刘韵珂已露不满之意。第二年秋天，刘韵珂卸职退居家乡。
事实恰如刘韵珂所料，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广西金田村就暴发了后来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刘韵珂非常庆幸自己的及时抽身而退。
居家十余年间，刘韵珂除有时泛舟游于南旺湖、蜀山湖和马踏湖外，尤致力于书法临摹和研究。他的书法作品刚健雄强，颇得力于柳公权和欧阳询，再加曾任边疆大吏，一时书名远播，甚至高丽、琉球商人也不远万里，亲来求其墨宝，以得之为幸。而刘韵珂也全然不像某些故作矜持的官僚一般，乡里亲友，无论谁来求书，他无不应允。至今在闽浙地区及鲁西南民间，其存世墨迹仍被百姓视为珍宝而世代相传。他的代表作品是《汶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等。重建文昌阁记的碑文现在依然存在。此碑现在存放于汶上县博物馆。
同治初年（1862年），皇帝诏刘韵珂进京，委以四品京官。刘韵珂以耳聋目昏，年老体衰为由，力辞不就。同治三年（1864年），刘韵珂以七十三岁高龄，寿终于汶上老家。
刘韵珂、徐继畲与真实的福建神光寺事件
道光三十年，林则徐与刘韵珂、徐继畲在福建神光寺事件中意见不同，史学家一般将神光寺事件看成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由于清朝官吏破坏而遭到了失败。时任浙闽总督和福建巡抚的刘韵珂和徐继畲被看成妥协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神光寺事件导致了刘韵珂和徐继畲在政治上失势，而病中的林则徐则被重新起用，作为钦差大臣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林则徐与刘韵珂和徐继畲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后者却是投降妥协的庸吏。这似乎已经定论。笔者近年来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感到这一结论有失偏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必要加以澄清。本文拟用档案资料，对神光寺公案进行考证、分析，并对林则徐和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神光寺事件中的意见分歧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①
我们在探讨神光寺事件以前，首先要搞清鸦片战争之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对外交涉活动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任福建布政使。五月，刘韵珂由浙江巡抚迁闽浙总督。刘韵珂在任闽浙总督七年中，外交上基本上依赖布政使（后为巡抚）徐继畲。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刘韵珂接奉上谕：广西巡抚著徐继畲补授，福建布政使著陈庆偕补授。刘韵珂立即上奏了《密陈夷务急需得人》一折。刘韵珂认为，闽省夷务“虽稍减于广东，而实难于江浙”。原因是“江浙通商，每省均止一口，又距省城较远，有府道县为之维持，均不甚难。闽浙则两口通商，一在南台，逼近会垣，为入省门户；一在厦门，孤悬海外，为台内咽喉”。另外“英夷领事又驻居省垣，稍有未周，即难保不别生枝节”。刘韵珂说：“臣自莅闽以来，时深顾虑，幸得新授广西巡抚徐继畲,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时向厦门道恒昌指授机宜。故虽英夷或间有背约要求，或夷商因纳税狡狯，或华夷因语言不通，口角争斗，均可设法随时了结，相安无事。”刘韵珂在赞扬了布政使徐继畲后，即表现出对福建巡抚郑祖琛的不满：“夷性偏执，非其所习好相信之人，竟难冀其听受。是以抚臣郑祖琛到任已及半年，英夷领事，从未禀陈一事，亦绝不至署请谒。”因此英人“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徐继畲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其开导之法，悉与臣意见相符”。刘韵珂坦诚地说：“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畲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为己有也。”而“欲求如徐继畲之人地相宜者，实难其选”。刘韵珂最后写道：“臣为夷务紧要起见，谨不揣冒昧，缮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在刘韵珂密奏上朱批：“国事为重，何冒昧之有！”接受了刘韵珂的意见。即刻下了谕旨，将新任广西巡抚徐继畲与福建巡抚郑祖琛互调。②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福建对外交涉活动的实际中心人物是刘韵珂和徐继畲。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推行了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妥协政策。这一结论有失偏颇。笔者前几年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闽浙总督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奏的一件留中密片。刘在密片的结尾处写道：“所有臣等年余中筹办福州夷务事宜，并年来揣测夷情，因均关机密，正折内不便胪叙，谨附片内详细密陈，伏乞圣鉴。再，臣等所办各情，因夷性阴狡，巧于窥探，故除藩司外，余人皆未知悉。皇上垂览之后，并乞俯赐留中。”道光帝在密片上朱批：所见所办俱好，切不可令该夷知觉，是为至要。并密谕刘韵珂：“驾驭夷人事宜，密之又密，不可稍露端倪，致令有所藉口。”③根据刘韵珂的密片及道光帝的谕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1.密片说除藩司徐继畲之外，余人皆未知悉，证明这一策略是刘韵珂和时任布政使的徐继畲密商之后制定的。2.道光帝对这一策略是完全赞同的。3.道光帝再三强调密之又密，说明这一对外政策不仅英人不知道，而且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清楚。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道光帝可以同意侵略者割地赔款的要求，而不愿意福州开埠通商，其原因有两点。首先，福州是省会，华夷杂处，自然要影响统治阶级的政治威望。而维护天朝统治阶级至尊无上的“光辉形象”，是道光帝对外政策的基石。所以当耆英上奏：“若坚拒不准，许易他处,该夷既以天津藉口，诚恐又添枝节”时，道光帝立刻软了下来。英人如在天津开埠通商，其政治影响自然要比福州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时道光帝才不得不同意福州开埠通商。刘韵珂和徐继畲认为，英人是为了收买茶叶而要求福州开埠通商的，如果断绝了英人的茶叶贸易，“则福州一口虽有如无，该夷不能开市，其势自难久住，庶上可以副圣意，下足以靖海疆”。因此他们在英人未到福州之前，则在“茶商应行经由及可以绕越各处，节节设卡稽查，使内地贩茶之人先多阻碍，则人情不以为便，必仍贩往粤东等省行销，不复来福”。道光二十四年五月，英人李太郭到达福州，刘韵珂和徐继畲“密派文武员弁，分赴各地查访，不准稍有偷漏。一面又委熟悉之员，向省城内外之巨商大贾密加晓喻，以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该商等勿得即与互市，俾免在此勾留”。④由于刘韵珂和徐继畲暗中下令华商不得与英商互市通商，使英商处于困境，所以福州开埠多年，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对外贸易。
英人入城问题是福州开埠后的重要事件。人们认为“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福州人民反对，只准英国领事李太郭在城外设立领事馆”。⑤这种说法并非事实。道光二十四年九月,英人德庇时来福州查看码头时，以英国领事李太郭住处卑陋为由，提出了李太郭移居城内的要求。刘韵珂和徐继畲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准住城邑之语。所云城邑二字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要求，特以省垣重地，与省外之郡县不同，且其所指之白塔寺地方居民稠密，未便与该夷错处其间。故先以和约内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该夷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之言，由刘韵珂和徐继畲向英人说明。同时他们“密令绅民许有年等，联名赴署具呈请阻，欲令该夷知舆情不顺，或行中止”。另外又令地方官“在南台觅得宽大民房数处，引令李太郭前往相度”。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刘韵珂和徐继畲“委曲筹办之策，原欲拒其入城，以免华英错杂”。⑥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英国领事入城，又必须有恰当的理由，刘韵珂和徐继畲才密令绅民具呈请阻英领事入城。这就是福州开埠之初所谓福州人民反对英国领事入城的内幕。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英国领事李太郭又私向城内积翠寺僧人租房数间，搬入居住。刘韵珂和徐继畲却未加拒绝。六年之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处理神光寺事件时，向咸丰帝透露了当年英国领事李太郭搬入城内积翠寺的真情。徐说：“福州一口，当道光二十四年开关之际，英夷派有领事夷目李太郭来福驻扎。李太郭即欲在城内租屋居住。时臣徐继畲尚在藩司任内，经臣刘韵珂密与商酌，以夷目准住城邑，虽已载入条约，但城厢重地，使丑类杂处，诸多未便,务当设法拒绝，方臻妥善。惟官为禁阻，该夷必以有违条约藉口，必须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然后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葸中止。随饬前署侯官县保泰向绅民密为授意，并令先具联名公呈，以便由县据此照会。俟李太郭进城之日，再行邀集多人，在南门外坚持力阻，俾臣等得以措词理拒。讵联名具呈者虽有二百余人，迨李太郭入城之日，绅耆士民，竟无一人出城阻止。闽县差役家丁，上前劝阻，几致决裂。李太郭随入城租住乌石山积翠寺房屋。”⑦由此说明，刘韵珂和徐继畲当年是反对英国领事居住城内积翠寺，并且暗中布置了福州绅民加以阻止。但在英领事入城的关键时刻，福州绅耆士民无一人出来阻止英国领事入城。这一现实打破了刘韵珂和徐继畲原来的设想和安排，迫使他放弃利用民众力量阻止英人入城的计划。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给道光帝的密片中奏陈，同意英人在乌石山积翠寺设立领事馆的三点原因：1.英人提出的租住积翠寺僧寺是城内荒凉僻静之区，与民居并不毗连，没有华夷错杂的忧虑。另外，英国领事进城仅两三人，亦无虑其向民滋扰。2.民间没有不令英人入城之意，许有年等呈请阻止，系臣等密令具呈，并非绅民本谋。3.最关键的是，英人在福州未能开市,无利可图，难保不另乞别处码头，以求足原给五处之数。这一点提醒了道光帝。他即在密片上朱批道：所见周到之至。并在上谕中说：“该夷酋等情既诡诈，性复贪刁，惟有设法羁縻，妥为驾驭”。英人请租积翠寺问题，“自应准其暂住，以顺夷情”。完全赞同了刘韵珂和徐继畲的意见。⑧刘韵珂和徐继畲在允许英国领事租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时，又与英领事议定，只许领事馆人员入城居住，而英商租屋居住须经地方官盖印，方能生效。
以上说明，鸦片战争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推行的并非是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政策，而是推行了“明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对外政策。正如刘韵珂在密片中所说：“臣等惟有与藩司（即徐继畲）尽乎力之所能为，阴加阻挠，密为钳制，使该夷不能即遂所谋。外则仍待以德意，曲示羁縻，使其冥然罔觉，无以借词生衅，以免枝节。如能仰赖皇上福庇，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⑨也就是说，表面上仍恪守条约，民夷相安，使英人找不到挑起边衅的借口,而私下设卡阻挠内地贩茶之人来福州，并晓谕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勿得与英人互市贸易，使英人在福州不能通商，最终迫使其灰心离开福州。
我们在搞清刘韵珂和徐继畲对外策略思想之后，进一步考察他们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表现。道光三十年，英国驻福州领事若逊回国，由翻译官金执尔代理领事，办理通商事务。六月间，一名英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来福州，金执尔代他们向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僧人租屋一间，并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侯官县令兴廉“忆及上年曾有夷官租赁城内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误为事同一律，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
如前所述，刘韵珂和徐继畲同意英国领事李太郭及其他领事馆人员住进福州城内积翠寺，但仍然严格禁止外国其他人员入城居住。现在侯官县令兴廉在租期半年的契纸上盖了印，也就承认其他英人入城居住为合法。此时刘韵珂在外阅伍，徐继畲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以该县兴廉办理错误，严行申斥。兴廉即向英官金执尔言明错误，嘱令遵约搬移。这时金执尔提出索要照会，兴廉即根据徐继畲与英人议定的条约，照会金执尔，让寄居神光寺的英人在福州城外另行租赁。金执尔将照会抄呈香港总督文翰查核，并回答侯官县令兴廉，英人是否应出城，须俟文翰批回后办理。在这以后，福州绅士缮写公启，交侯官县转致金执尔，令神光寺英人立即搬出。不久，神光寺生童以神光寺系当地生童会课之所，难容英人租住。应各约会同至寺内,与英人讲理，公具告白。同时福州街头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粘贴字条。金执尔接到公启，又见公白字条，两次到巡抚衙门投递申陈，声称是否退租神光寺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并要求福建巡抚保护。刘韵珂和徐继畲表面上曲存英人要求，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但同时又照会金执尔“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逼令搬移，致使露处。但省中绅民，既不甘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一面致书士绅，称“此时若将两夷人逐出”，英国“势必借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并饬该管府县密谕生童，从缓设法，使英人“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
让生童多体此意，勿再肇衅。不久生童就默喻止息了。刘韵珂和徐继畲采取的两面手法，使“该夷疑团已释，该绅士亦无异词”。至于侯官县知县兴廉办理错误，咎有应得，徐继畲将他“先行饬司记过，仍责成他从容布置，务令该夷人等自愿搬移”,如果不知愧奋，“办理始终失当，即当从严参办，以示惩儆”。
刘韵珂阅伍回省之后，查知徐继畲办理此事，不动声色，暗中筹画，必欲使该夷搬出城外，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认为徐继畲所办极为合宜。刘韵珂和徐继畲知道英人“所租寺屋非常破旧，即饬令鹿泽长授意闽、侯两县及委员郭学琠，“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向泥作木匠等人遍为晓谕，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当有生童投递公禀时，他们将生童传至署中“复以前情密为指授，嘱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而去”。并饬鹿泽长照会英官星察里“以众怒难犯各情，面向该夷目明白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