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水洞沟文化
简介
水洞沟石器以硅质灰岩、石英岩和燧石为原料，可能是使用先进的间接打击法和修理台面技术生产出薄长而两测大致平行的石叶，再用它们加工成有特色的端刮器、边刮器 、凹 缺 器3和尖状器等工具。这些工具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的同类工具相似，因而受到研究东西文化关系的学者重视。据测定，水洞沟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8000年或34000年 。 从地层上看 ，可能比萨拉乌苏遗址稍晚。 
在时间的长河里，3万年只是短短一瞬，而就是在这瞬间，我们与远古的祖先神秘相遇了。在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在离横城古渡不远的明代长城的南面崖壁上，感知着一种血脉的延续与张扬。 
抵达水洞沟已是黄昏，北方的大地苍凉如血，夕阳在不远处，水洞沟的每个角落被渐逝的阳光涂抹上大片大片的辉煌，一条由东向西的小河，把水洞沟遗址切割为南北两部分。我们的身影在光线里投射下细长的阴影，在这个充满神奇色彩与无穷魅力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前，思绪如潮水，与脚下闪烁着光芒的流水缓缓融合着，向远方流淌，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向哪里去呢？
起源
解放前，我国有三处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灵武的水洞沟即是其中之一。20世纪20年代，德国传教士肖特在水洞沟东5公里的横山堡一处冲沟的马兰黄土层中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根据这个信息，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水洞沟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为80多平方米，获得了300多公斤的石器和“混合着碎骨和碳屑的痕迹”，以及13种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1928年，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发表了以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主要材料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和中国旧石器文化调查、发掘及研究的滥觞。 
水洞沟遗址先后经历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有系统的发掘工作，分别是：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主持的第一次发掘，出土标本大部分被运到国外；1960年中国与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的第二次发掘；1963年裴文中先生领导的第三次发掘；1980年宁夏博物馆考古队主持的第四次发掘；2003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的第五次发掘；200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水洞沟第六次正式考古发掘。 
水洞沟北边的断崖壁上是主要文物的发现地。从水洞沟出土的石器和石料多达11000余件，考古学家确定，发现的这些石器是大约在3万年前居住在这里的远古居民留下的。水洞沟的石器，是用十分坚硬的硅质灰岩打制而成的，这说明水洞沟人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打制技术。他们制造的石器，器形稳定左右对称，特别是有纵背的定叶形尖状器，在国内同时代的其他遗址中实为罕见，属水洞沟具有显著特征的器形之一。
发现过程
然而，水洞沟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为水洞沟文化是迄今为止中西方文化交流最东的驿站。而在这之前，尽管对水洞沟先后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发掘，但对水洞沟的认识，似乎一直就没有清晰和明确过。 
对于水洞沟文化的形成，考古界历来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土生土长”，另一种则主张“文化西来”，认为水洞沟文化来自西方。这场纷争历时近一个世纪，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平息。对于水洞沟文化的认定，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学者对莫斯特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的一种认识心理、认识角度和认识过程。 
截至目前，水洞沟遗址已经出土文物4万多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大致分两类，一类与欧洲旧石器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接近，代表物有尖状器、圆头刮削器等；另一类石制品则秉承了华北旧石器时代传统，代表物有雕刻器等。这种东西方文化共生的现象在中国考古遗址里非常独特。就数量而言，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多数属于前一类，接近欧洲的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 
通过考古分析，专家们认为，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欧洲文化和他们的技术传统曾一度传入东亚，而当时的水洞沟属于湖盆地貌，水草肥美，适合人类居住。一位考古学家认为，文化是相互渗透的，可以确定在旧石器时代，水洞沟人使用的技术多数是欧洲的传统，他们的石制品体现了东西方传统的融合，水洞沟人可能本身就是西方人，也可能是传承文化的东方人。近年来，西亚、北亚相继发现了与水洞沟相似的文化遗址，而令人称奇的是，水洞沟向东迄今再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文化遗迹。 
解读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掘史以及国内其他古人类遗址的发掘史，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发现者往往是外国人，而且大都是传教士。 
发现人
法国传教士德日进是发掘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关键性人物。然而，对享誉世界的著名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思想家德日进，我们了解得并不多。 
德日进 （P.TeilhaxddcChardin），字旭初，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他的名字音译为泰拉·德·查尔丹。1881年生于法国奥味聂省。他是法国耶稣会的教士，由于他的异教学说，1923年5月23被教会流放到中国，归天津教区桑志华（E，Llcent）管教。 
我们不会想到，德日进之所以来到中国，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剥夺了公开讲学和发表文章的权利。由于他的进化论主张，他被教廷斥为异端。于是，为了自由与真理，他作为一个流亡者开始了在中国长达23年的学术之旅。是他，在中国最早发现了人类化石，是他，研究鉴定并确认“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成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1946年，德日进回到法国，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但他依然没有公开活动和言论的自由，他又只身到非洲等地考察，1954年他移居美国，次年4月10日在美国去世。由于他的发现和遭遇，当今有人赞誉德日进为“哥白尼的再世”和“现代的伽利略”。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贾兰坡在上世纪30年代曾做过德日进的助手，他回忆德日进，说这位神父在华北旅行过很多地方，学会了骑驴或骡的本领，也很懂得牲口的脾气，随着他那 “嗒——”、“驾——”、“唷——”的吆喝声，那些牲口满听他的使唤。而他讲述的关于德日进与水洞沟“张三小店”的故事，更是让我们对德日进充满了敬意。 
l923年5月，德日进从巴黎来到天津，和桑志华联袂北上，以包头为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狼山东麓，然后折向西南，在蹬口附近东渡黄河，又傍黄河右岸向南到银川市东南的横城，到达水洞沟。当水洞沟的工作结束后才东去到鄂尔多斯。 
水洞沟是荒漠地带，附近一带至少在方圆5公里以内荒无人烟。但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店房，叫作“张三小店”，是为了东西来往的旅客设立的。小店至多只能住四五个人，也不卖饭，只是客人自带粮米代为烧饭罢了。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那里发掘的时候，据说是住在东间，西间是张三夫妇居住，中间一间是厨房。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过外国来客，面貌、服装、习惯又和当地人不同，因而他们的到来惹起很大注意。直至今日，人们一提起这两位外国人来，还谈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两位西方客人，每天只能吃土豆和鸡蛋，吃顿烙饼也不容易，因为附近难买到面粉，更不用说咖啡和牛奶了。 
贾兰坡在回忆中充满深情地写道：这座小小店房，现在虽然只保存下一点残迹，但对我的教育却很大，我也常常用它教育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说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该有多么高贵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著名地质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得者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序中所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今天，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到东方来，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了旧石器考古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与一位普通老百姓张梓所开的“张三小店”有着密切的关系。 
眼前的张三小店伫立在静静的黄昏里。张三小店院子不大，除了几座当年发掘水洞沟的科学家们的纪念头像外，院子里停了几辆车。不错，这车已经不是当年的马车，而是现代化的越野车了。 
在记载水洞沟的历史资料中，除了贾兰坡的回忆外，有关“张三小店”的记载很少，从有限的资料里，我们寻找着“张三小店”的传奇。张三本名张梓，汉族，1894年出生，宁夏灵武横城人。其兄弟4人，因排行老三，故人们常叫他张三。 
20世纪初，水洞沟一带只有四五户人家，“张三小店”前身是张三之父张天义开的车马大店，大店北距水洞沟遗址约500米，是宁夏银川到内蒙古、陕北的必经之路。当时，店面颇具规模，有上房8间、配房客房和马棚数间，分东西两店，店门面北。清末民国初这里过往客人很多，东来西往的人均在横城渡口过河，然后入住该店。张三之父经营时，生意兴隆，一家人的生活也殷实。 
到20世纪20年代，因其父年事已高，初始由张三弟兄轮换经营，但由于边关封锁，过往行人稀少，生意萧条惨淡，店房被拆去许多。后来，小店由张三一人经营，所以大家叫“张三小店”。 
据早年见过张三的宁夏灵武市民王朴云回忆，1960年他到临河横山村亲戚家讨山芋时见到的张三中等个头，脊背微驼，细眯的眼睛里，挂着血丝，脸上布满斑点，两颊泛出一种病态的红晕。张三正在与村民侃当年发掘水洞沟的故事，他对自己见到过外国人感到很自豪，因为他在人们眼里是“见过世面”的人。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由宁夏银川前往陕西，途径横山水洞沟，晚上就歇在“张三小店”，张三第一次见到了大个子、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肯特在水洞沟东面不远处，发现了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 
1923年，德日进参加桑志华率领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到中国进行新生代地质和古生物研究考察。6月11日到达水洞沟，当晚住在了“张三小店”。晚饭后，德日进看到水洞沟北部断崖上有磷火闪现，便跑到北崖沟下搜寻，发现崖壁上显露出灰烬。之后，他回来找到张三，给了他五块银元，打着手势要张三为他找个大梯子，然后又返回到崖上，挖掘到一些动物头骨化石。当时，德日进和桑志华万分激动，兴奋得呜哩呜啦地唱着歌跳起舞来。德日进还紧紧握住张三的手，说起生硬的中国话：“合作！合作！”张三当时近三十，他为德日进当向导，骑毛驴到银川采购粮、油、盐和罐头等生活用品，照顾德日进的生活起居。那段时间是“张三小店”生意最好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小店里，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水洞沟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篇章，完成了推翻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论断的伟大创举，张三和“张三小店”同德日进、桑志华一齐载入了发现和发掘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史册。 
“张三小店”一直存在到解放后的合作化时期。1965年，张三病逝，其妻张赵氏一人独居于此。1972年以后，张赵氏因体弱多病，搬至十几公里外的临河乡下桥村，由其亲戚照顾。同年“张三小店”由赵龙（张三妻弟）之子拆除。 
如今，“张三小店”已经被今人复原，“张三小店”的马棚、羊圈等其他附属建筑，店内家具、设施均根据健在的张三妻弟赵龙老人的口述资料进行布置，恢复了原貌。在“张三小店”门前塑有德日进、桑志华、张梓等考古专家的胸像。这座浓郁朴实的农家小院，如今已成为游人参观的必去之地了。
2009年，《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联合评选中国最具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水洞沟名列榜单。而争得这项荣誉的，是一些微小的鸵鸟蛋壳环状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出土时最大的只有绿豆那么大，在鸵鸟蛋皮或是骨片中间钻孔，边缘打磨，有一些还用矿物质染过颜色。这些现象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交替期，人类就已经开始有审美情趣，同时还可以说明在这一时期水洞沟地理环境、生活环境达到一个当时最好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