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阮受贤
个人履历
阮受贤 原名阙帧和  (1917~) 
聂荣臻的卫士长，老红军。
阮受贤，男，1917年6月20日出生，现年94周岁。1932年4月参加中央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任勤务兵。1933年任红一军团军部无线电台监护班班长，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参加长征，任特务连通讯员。1935年8月过草地时调军部，任聂荣臻警卫员。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毕业后任晋察冀军区特务连连长。1948年任华北军区汽车管理员。1950年任临汾军分区警通连连长。1952年调山西军区后方医院任连长、科长、院长并转业。1962年调山西省荣军医院任总支书记、省民政厅党委委员。1973年调山西省101高干疗养院任主任。1982年离休享受国家省级待遇。他曾荣获国家颁发的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章”。事迹载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聂荣臻回忆录》，《开国将士风云录》。
专访老红军阮受贤
10月18日上午，按照预定的采访计划，叩响了88岁老红军、山西省康复医院原院长阮受贤的家门。不料，阮老突发疾病。帮着把老人送往医院，怏怏而归。
  　　3天后，去医院看望阮老。斜倚在病榻上的阮老已精神许多。不等我们提问，健谈的老人便讲起了红军的故事——
难忘的岁月
老红军阮受贤的故事曾经有伟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没有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民族。”
阮受贤生于1917年，今年已经是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他1932年4月，当时只有15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1932年6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和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带领11名战士俘敌496名，活捉了敌59师师长陈时骥。他亲历了红军战史上，极为惨烈的广东南雄“水口战役”。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过草地时，做了聂荣臻的随身警卫员。他紧紧地跟随着中央机关。也正因为如此，他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中央首长，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左权、肖克、彭真、陈赓、孙毅、吕正操等。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他追随聂荣臻，参加了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初创。1942年，在朱总司令的建议下，聂荣臻批准他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边学习，边战斗。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曾一个人对付上百个日寇。被政治部授予歼敌第一的称号。
他勇敢机智，临危不惧，危难时刻总能化险为夷。他的革命经历，充满了传奇，让人唏嘘，感叹，敬仰。
他的一生，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随着人民的军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成长起来的。
他荣获的，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奖章》、《抗日战争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等，见证了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贡献。
老人性格乐观豁达，记忆还是那么清晰。他的耳朵有点背，需要戴助听器。由于多年的糖尿病，脚也十分痛疼。然而，当他讲起那些革命经历的时候，他立刻会容光焕发，声似宏钟，眼睛里充满了烁烁的光芒。把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叙述得详详细细，如数家珍。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个跃马扬鞭、驰骋疆场、手握双枪的红军战士；看到那个为民族、为新中国的建立、对党对人民始终赤诚不渝的战士。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参加红军 漳州入伍1932年4月，家住福建永定一个偏僻山村的阮受贤(永定堂堡乡乌石栋)，听人们说，红军打进了漳州，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分地给农民，是咱穷人的队伍。年仅15岁的阮受贤，从儿时起，就深受地主土豪的压榨。听说有这样的队伍，心一横，三天三夜走了300多里，直奔漳州。一进漳州地面，就像走进了另一个天地，城里城外都是身穿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和蔼可亲的红军战士，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给农民”、“要当兵，当红军”等标语。
阮受贤找到了报名参军处，接待他的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肖华上将。当时肖华是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
阮受贤说：“我要当红军。”
看着又瘦又小的阮受贤，肖华笑着问：“为什么要当红军啊？”
“有饭吃，有衣穿。”
“今年多大了？”
“16了！”为了能当上红军，阮受贤多说了一岁。
“太小了。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年再来，我们一定要你。”
“不。不回去。”
“为什么？”
“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我一个孤儿，回去了不饿死，也得被地主老财活活打死。”
这句话把肖华说服了。从此，阮受贤踏进了红军的队伍。由于他年龄小，被留在军部无线电台25分队。
“说长征，不能不提及第五次反‘围剿’。”阮老的脸色有些愤懑，“都是王明，还有那个洋教头李德。我参加过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还和战友们亲自活捉了敌59师师长陈时骥，这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都有记载。啥子‘御敌于国门之外’，狗屁！当时我在军部工作，记忆特别深刻，前线指挥员汇报军情总是紧锁眉头，要么就是骂娘：‘不知捣啥鬼哟，我们几夜不困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人家的堡垒，我们得用身体去堵，去炸。’仗越打越残酷，根据地越缩越小，迫不得已，红军只能选择战略转移——长征。”告别兴国 告别苏区“开始，谁会晓得，这一走，竟会走成了长征，更不知道，会走二万五千里，只知道国民党重兵压境，根据地保不住了。”
1934年10月16日，照例是急行军。阮受贤所属的25分队，奉命来到兴国东南的宽田。下午5时，开饭号把阮受贤惊醒。送还了借来搭铺的门板，集合号便在军部各机关和连队驻地陆续地响起来。一队队荷枪的战士，一个个挑着担子的炊事员、挑夫，都迅速赶往集合地点。阮受贤说，那天，他的腿像有千斤重。驻地的男女老少，都是苏区的老乡啊，站在道路两旁，为我们送行。
分队长的话虽然宏亮，却略带嘶哑：“今天是在兴国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离开苏区，离开我们的根据地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更坚定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还要打回来。”
军部命令出发的号音打断了他的话。队伍出发了。路旁的老乡们，不停地向我们招手。依依惜别的心情随着战士们前进的脚步涌上心头。这里，是他们生活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根据地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熟悉、亲切；特别是兴国，这里是红军的摇篮，从这里走出去54名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将军，这里的山村、田野，都有着红军的足迹，多少战友、兄弟，在这里流血牺牲……
再走几里路，就要离开兴国，就要告别根据地了，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再次回头深情凝望这块熟悉的土地，心里默念着一句话：兴国，再见！我们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的！湘江 泸定桥长征路上，红军打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在阮老的回忆中，让他特别难忘和亲身经历的就是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
“湘江战役，那叫个惨呵。”阮老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同病房的老甘递过水杯，让阮老润润嗓子。
“五团的政委易荡平就那样牺牲了，当时他腿负了伤，为了不让蜂拥而上的敌人抓去当俘虏，掏出枪给自己补了一枪。和我同年参军的福建战士小何，也在湘江战役牺牲了。”
“敌人那叫个多哟，打下去一批，又上来一批，我们阻击的是桂军主力夏威，他的部队很能打，轮番冲击，前面的像高粱杆刚刚倒下，后面的又蜂拥而上。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红军的阵地，被炸得稀巴烂，有的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的松树，也被炮火打得只剩下半截枝干。谁也记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只是在心里默念着：中央机关赶快过江。” 　　“湘江并不宽，浅的地方趟着都能过去。”阮老回忆着，“可中央机关庞大啊，什么文件、骡马、包裹，坛坛罐罐，只能慢慢地从桥上过，每分每秒，都是红军指战员的血啊！”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部队中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才有了以后的遵义会议。
“大渡河边，毛主席着急啊！”虽然在安顺场找到了一条船，红一团也渡了过去，可仅靠这条木船，要渡过中央红军的几万人马，最少也得7天7夜。“敌人不给我们时间哪。必须火速拿下泸定桥。”
320里路，命令规定3天赶到。路全是山路，蜿蜒曲折，左边是刀劈一样的峭壁，右边是深数十米、波涛汹涌的大渡河。
“和敌人赛跑呗。”阮老说到这里，风趣地笑了。红军利用刚刚被打垮的敌人3个营番号伪装自己，和对岸的增援之敌玩起了捉迷藏。蠢猪似的敌人万万没想到，和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日夜梦想都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红军抓住了战机，抢占了泸定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千军万马从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翻越夹金山 过草地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懋功以南，山上终年积雪，从山下望去，像是用银子砌起来似的。一军团许多是江西、福建的红小鬼，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巍峨瑰丽的大雪山，看傻了。
“那天，军部让我们多买点烈酒，还有辣椒，每人准备一根拐棍。”这时还正是盛夏，战士们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里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无法买到，能找到的只是树枝做的拐棍。
山上雾雪覆盖，时浓时淡，人在其中，宛若腾云驾雾。山风吹着雪花，脸上身上刺骨的寒冷。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战士们一步一停，一步一喘，但是，谁都不敢停下来坐下，一停一坐，就可能永远再起不来。大家相互搀扶着，拼尽全身力气往上爬，将近山顶，六月天，刚才还艳阳高照，突然下起了一阵冰雹，战士们只好捂着脑袋向前走。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待命。离开毛儿盖北行40里，前面就是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草地。军部找了一个藏族老太太当向导，老太太有病，我们得用担架抬着她走。
“前三天，我们还有炒面，还有干粮，因为我们是直属军部，还能用废旧的文件生火煮饭。第4天，干粮没有了，炒面也见了底，大家只能各自寻找能吃的东西充饥。”地下的草根，地面上的蘑菇、田鼠，都是充饥的食物。草地夜间寒冷，不少人生病发疟疾，有的战士支持不住，倒在路旁昏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在追忆过草地的这段经历时，阮老无比感慨地说：“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红军中团结互助、友爱无私的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红军才能战胜一切困难，胜利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成为后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骨干力量。”
采访结束了。金秋十月，一束温暖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在老人脸上，那张经过二万五千里征途洗礼的老战士脸上显出了特有的神采，那是长期战火锻炼出来的刚毅和稳健，那是岁月沧桑镌刻出来的信念和坚强。（本报记者 郝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