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芃生
人物简介
王芃生  王芃生与夫人合影（1893—1946），湖南省醴陵北乡七里山人，1893年1月17日出生；少年就读醴陵县立高等小学、湖南瓷业学堂；早年为同盟会员，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后加入国民党，曾任驻日大使馆参事。1937年11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38年转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候补中委”。
1919年巴黎和会开幕，北洋政府派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五人为中国全权代表。会上陆等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要求，然而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给日本，激起全国愤怒。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定，“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8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分别向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国发出请帖，妄图谋取远东和太平洋的霸权。是时，王芃生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在校期间任东京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外交研究部部长。王芃生等留日中国学生鉴于“巴黎和会”的惨痛教训，认为这次“华盛顿会议”是翻案良机，于是由王芃生起草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的长篇论著，送交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得到汪的激赏：“汝辈均如此年轻耶？后生可畏，中国有望矣”。汪因年老多病，特向外交总长颜惠庆推荐王芃生代替前往赴会。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问题，美英表面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打击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日本反对讨论山东问题，坚持通过中日双边谈判来解决。王芃生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资料工作。1922年2月4日，日本在美英的压力和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形势下，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
王芃生由美回国后，经王宠惠介绍任鲁案调查善后委员会调查部副部长，行政处副主任，青岛接收准备委员会委员，细目协定起草委员。旋任接收青岛行政及公产两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督办王正廷工作。1922年12月10日，中日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中国正式收回了已被德国侵占14年、复被日本侵占八年之久的青岛。
青岛收回后，王芃生任胶澳商埠办公署政务处长，兼法规编审委员长，办理鲁案善后事宜。1923年督办由熊炳琦接替王正廷。王芃生继续协助熊炳琦王正廷督办接收善后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
1924年，王芃生因力劝督办熊炳琦抵制吴佩孚提出的由胶澳筹集巨款收买广州海军的计划，引起吴佩孚大怒。于是两人同时辞职而去。
1937年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器重王芃生对日本的谙熟，命他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抗战8年中,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约三个星期(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也曾送呈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获得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由此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的意图。侍从室情报组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即用红色封套原件加签迅速密呈给蒋介石，蒋阅后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 但美国海军当局并未对此引起充分重视，也未及时做出对策，以致后来使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了惨重损失。” （中国二战时曾破译珍珠港偷袭之密电？）[1]　
他还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等大量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宣传抗日必胜的文章。
抗战胜利后，由于王芃生非蒋的嫡系而不被重用， 1946年7月17日病逝于南京,终年53岁。
人物轶事
国际问题研究所之建立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也结束了。为了做好日本投降后战后中国的工作，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开始战后的整肃工作。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芃生感到了对日情报工作已经临近结束的阶段，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之后，王芃生便召集了谢南光、潘世宪等商谈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将来”问题，经过大家的一阵沉默，最后，王芃生提出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以便将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人员的认可。 
此后的几天，王芃生便开始和傅斯年商谈这个问题。但是，在王芃生与傅斯年的多次协商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其结果不尽如人之意，傅斯年始终认为“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萨”，“不能接受”，以一个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之事。这样，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的计划便泡汤了。就在此时，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军统局要兼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说法。可见，解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已经非常紧迫了。 
此后，王芃生便召集了一批科级以上人员二十余人在其家中座谈，开始商讨“日本投降后，我们对日情报研究机构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王芃生首先说明了政局形势，对并入军统局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并以此征求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始终是想法不一，有人提出“解甲归田”，有人说“自谋出路”，有人提出并入中央研究院的问题，也有人提出改隶外交部的建议，还有人提议改为私人的研究团体。座谈会最后没有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采取了由军委会改隶外交部的设想。但是改隶外交部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机构要缩编、降低，王芃生也不能再继续领导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 
对此，王芃生表示要以安置机构人员为首要任务。此后，在给国民党侍从室解释改隶的理由时，他这样讲到：日本已经投降，对日的敌情研究应改为平时的对日政治、经济研究，所以国际问题研究所应该改隶外交部。对此，侍从室的批示是“与外交部洽谈改隶事”。随后，王芃生派谢南光去外交部商谈并入问题。在改隶之事上，国际问题研究所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国研所保留原名，只是改由外交部领导，直属于外交部部长的独立研究机构。而外交部的方案是设立一个隶属于该部情报司之下的研究室。从方案看，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想借此继续保留其原有的地位，而外交部则意在压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最后经谢南光与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反复协商，达成了并入外交部问题，但是隶属地位问题没能解决。9月初，因战后复员及接受伪满问题，谢南光奔赴南京，组织南京办事处，同外交部的具体谈判便一时被打断。 
随后，王芃生派潘世宪与外交部对人员安置问题继续谈判。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初衷是要保留一个120人的规模，这样在人员数额上明显的超越了外交部的原来设立一个研究室的设想，外交部自然不同意。 
后来，经过几个轮回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商定研究所的并入人数是60人左右，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对此，甘乃光认为，现在先不作肯定，到那时看最高当局的意思，能争取到与司级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隶属在情报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后再谈。这样，谈判问题便被搁置起来。 
国际问题研究所之终结1946年初，谢南光被王芃生推荐到驻日代表团工作，邵毓麟和潘世宪也被派往驻韩代表。而在此时，王芃生也有放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的打算，他想去日本主持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对出使日本颇有期望。为此，王芃生也向蒋介石表达了这一意愿，蒋许愿派王�生去日本处理对日问题。但是由于亲美分子的鼓动，结果蒋介石任命亲美分子侍从室高级参谋朱世明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这样王芃生去日失败了。后来，王芃生表示返回外交界，也历经挫折，先是应军事代表团邀请赴华府工作未成，而后驻土耳其大使空缺，有人建议亦未能接替。这些政治上的失败，使王芃生从此对政治失去了信心，开始专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改造问题。1946年3月间，王芃生奉命先后出访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处理日侨遣返事务，在此期间，王芃生也遍游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站征求改造意见。这样，从以上情况粗看，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呈现出一片散伙的景象，整个研究所内部人心惶惶，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也弥漫着解散的气息。 
王芃生的仙逝加速了国际问题研究所这段时期的惊慌。王芃生本有心脏病，在出访视察期间，病情严重，到南京后发病，到上海时更加严重。此后稍加治疗，飞往北平后，病情又加剧。1946年5月16日飞返南京赴命。17日接待宾朋，撰写报告，晚10时病发去世，享年54岁。临终索笔并书“国研所改组事”六字。一代哲人、一代爱国人士王芃生就这样结束了生命。1946年5月18日，各大报纸争相登载王�生先生去世的消息。南京各界也为王芃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经国际问题研究所同仁与贺耀祖的商量，追悼会成立了以贺耀祖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这样，王芃生的治丧事宜便顺利地进行了。王芃生的追悼会极为隆重，灵前摆满了各部会各团体的花圈、挽联和祭幛。国民政府也发布褒扬令，表彰了王芃生一生的业绩。蒋介石亲派姚琮为代表致祭，撰祭文并书“荩怀茂绩”以挽。此外，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艺术界名家徐悲鸿、军政大员程潜、覃振、杨杰、刘裴以及陈布雷和智囊团的张群、吴鼎昌，社会名流张季鸾、胡政之以及苏联顾问约尔克和波兰大使高乐佩等也参加了追悼会。王芃生墓葬南京钟山南麓灵谷寺侧小白龙山，位于著名先贤廖仲恺墓左后。墓志铭由张群撰文、吴稚晖篆额、许世英书丹。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标有如笔杆，象形王芃生一生文章报国的志向。 
王芃生丧事结束后，蒋介石就下达指示，由唐纵负责处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善后问题”。对此，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有其自己的打算。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商讨走民办道路：即由第一组副组长留日学法律的潘君约同原上海站徐君领导的小组组员余守中和潘彼得筹建“新亚通讯社”，以收听日本用拉丁语广播的新闻并加以评论，向上海各大报纸发稿。这得到了《大公报》赞助。但是后来余守中被捕以及电台遭到破坏，“新亚通讯社”开展工作遭受重大影响。此后这条道路便行不通了，这样走民办的道路也失败了。在走民办道路的同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把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告知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请求再改隶外交部。这个请求遭到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拒绝，改隶外交部一项已被否定了。后来唐纵主张将国际问题研究所划归军令部第二厅郑介民处，以便使军统局轻而易举的实现吞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野心。 
当然，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不愿走毁于军统之路的。继而国际问题研究所潘世宪提出了“结束、解散”的想法，经与原军统局局长贺耀祖的一再协商，侍从室最后同意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结束工作的请求。此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以邵毓麟为首的临时班子来处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项结束事宜，开始把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物资、档案移交外交部及新成立的国防部，人员遣散也相继进行。到1946年10月，全部移交遣散工作结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这段历史便就此结束了。 
人物作品
王芃生一生著述较多,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出版《时局论丛》,收入文章32篇。著有《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土耳其论文集》、《匈奴史之新研究》、《小梅溪堂诗存》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