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力雄
人物简介
张力雄（1913年－－），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通贤乡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2军34师100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红五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政治部巡视员、随营学校政委，第45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随西路军进入甘肃，参加了高台血战等战役。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陕北，随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一大队二队队长、一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主任、四大队协理员，抗大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委，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委兼六军分区政委等。参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战役和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委，鄂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野战旅政委，华东野战军第12纵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13军副政委、政委，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顾问。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生平经历
张力雄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政治部巡视员、随营学校政治委员，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二队队长、一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主任、四大队协理员，抗大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治委员，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治委员兼六分区政治委员。参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鄂西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野战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十三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1年张力雄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
人物生平
战争年代1934年9月底，张力雄接军团长董振堂命令，率800余名学员，在兴国老营盘白云山阻击国民党军。战役打了三天两夜，顶住了兵力是己10多倍敌人的轮番攻击，为红军主力集结转移赢得了时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仗。随后，张力雄率部集结到于都河边，从那里踏上漫漫远征路。
在夹金山下，国民党飞机扔下的重磅炸弹落在张力雄和大队长鲁瑞林身边约10米处，炸起的土块和泥沙几乎把他们全部掩埋。危险接踵而至。
张力雄回忆：“夹金山上，我突然打起了摆子。警卫员赖国标背着我向上爬，一脚没踩稳就滚了下去，幸好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在收容队的轮流搀扶下，历经12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终于把‘死亡之山’留在了身后。”
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张力雄所在的红5军团改为红5军后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在噶曲河边，张力雄突接通知：“立即出发，南返阿坝！” 一年多后，已是红5军45团政委的张力雄率部第3次过草地。45团是全军的后卫，承担掩护和收容任务。[2]
1936年夏，红五军与红四方面军一起第三次过草地后，向甘南挺进,10月中旬，到达甘肃省会宁县境内，驻扎在离会宁城约30公里的华家岭一带。 
10月19日早晨，军部通信员急匆匆来到四十五团驻地，通知张力雄政委和叶崇本团长到军部去。来到军部，军长董振堂把大家引到桌前，用铅笔指着桌上一张军用地图说：“国民党军胡宗南、于学忠等部共数十万人马，妄图阻止我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并伺机在静（宁）会（宁）地区围歼我军。为确保三个方面军在一起举行长征胜利庆祝活动，上级命令我们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 
受领任务后，张力雄和叶崇本心头都感到沉甸甸的，平时经过的战斗不计其数，但这一仗关系重大。他们决心打好这一仗，确保会师顺利进行。 
20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敌人猛攻三十七团马营一线的防御阵地，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一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在这次战斗中，罗南辉副军长不幸牺牲。罗副军长牺牲的消息传到四十五团后，更激起了指战员们对敌人的仇恨，大家决心为罗副军长报仇。
21日，晨曦初露。敌人用重炮猛轰四十五团前沿阵地，霎时间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全团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毙伤敌数百人，俘敌30余人。22日，敌人在正面进攻多次受阻后，突然改变战术，一方面仍在正面继续猛攻，另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企图从侧翼迂回突破。如果敌人这一企图得逞，势必打乱团防御部署，团指挥所受到极大威胁。情况万分危急。
张力雄和叶团长亲率特务连和一营跃出掩体，朝迂回之敌猛扑过去。叶团长手执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冲在最前面，张力雄从特务连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向敌猛射。正当张力雄抱着机枪扫射时，一梭子子弹从他胸前掠过，他只觉得右胸像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手一摸才发现右胸口袋里一本厚厚的土造笔记本被子弹打得粉碎，所幸没有伤着身体，但站在他右侧的旗语员小王却被打断了左腿。 
战斗至下午3时许，全团奉命迅速撤出战斗，向会宁方向转移。红五军完成了牵制防御任务，这一天，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3]和平年代  张力雄夫妇[4]1967年初，阎红彦成为红卫兵揪斗的对象，阎红彦躲进了云南省军区警卫团，1月7日，造反派大队人马开进省军区大院，要揪斗阎红彦。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的党龄和军区政委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大院，造反派才退兵。不久，造反派发生分裂，一派叫“炮派”（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一派叫“八派”（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1967年3月，张力雄出动武装，逮捕了呈贡大联合指挥部的2名负责人，逮捕了“ 11.30”组织的5名负责人。北教场武斗后，“八派”的涂晓雷发表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文章，诬陷张力雄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配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7月，黄兆其、涂晓雷又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一文，诬陷张力雄和朱家璧夺省军管会的权，搞得昆明满城风雨。谢富治在成都对张力雄说：“我们从北京来的时候，作了充分的调查，李成芳不是叛徒。不存在李成芳是叛徒的问题。对李成芳同志要支持，要帮助，是支持的方针，不是打倒的方针。打倒李成芳是错误的，不能随便揪斗。你张力雄也要作自我检查。”张力雄主持了斗争会，斗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叁天。8月，云南武斗加剧，张力雄被任命为省军管会副主任。
1967年12月31日，毛泽东接见昆明军区、云南军区领导，张力雄在被接见之列。省军管会内部存在着支持“八派”和支持“炮派”的分歧。
1968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和13军、14军领导人会议，对省军管会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将和张力雄进行了批判。5月1日，中央没有发票给张力雄上天安门观礼，张力雄闻讯大哭，旧病复发。当时云南有个工役制工程部队8团，负责修建省内国防公路，工8团持“炮派”观点。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康、张力雄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少将被指责为工役制工人的后台。由于下关发生武斗，工8团被打死7人，工8团的负责人带领77人从昆明出发去下关，欲将留在下关的工8团600余人接回昆明。此事被定为“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案”，昆明军区按照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派部队进行围剿，工8团184人和甘海资煤 矿95人丧生，工8团480人被捉。
1968年2月4日，中央为了解决云南问题，在北京的红山口军营举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时间长达半年，参加的人多达1980人，学习班的主任是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将。5月19日，谭甫仁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委，5月27日，“八派”和“炮派”签订大联合协议，在让不让张力雄签字的问题上，两派发生了争执。谭甫仁对“八派”负责人说：你放心，我谭甫仁到昆明后，一定和你们“八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谭甫仁对“炮派” 负责人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一百进不了省革委，你不要在那里搞。6月，张力雄在学习班上被批斗。学习班结束时，谭甫仁发表了讲话，他说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1969年1月，谭甫仁在讲话中认定赵健民、张力雄等叛徒、特务、走资派是伸进“炮派”这一群众组织里的黑手。张力雄还被说成是“滇东北挺进纵队”的后台。
1975年初，中央召集云南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32人到北京开会，解决派性问题，落实党的政策，将部分在地方上任职的干部调回部队，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调离云南，张力雄调任江西省军区政委，离开了云南这一是非之地。
在江西任军区政委时，讨论著名的李九莲案，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只有张力雄等三人投了反对票。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被评为“全军健康老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