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奇计划
背景
四十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美苏间的“冷战”便已急速展开。美国为抵制和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浸透”，首先在欧洲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接着又在日本推行了马歇尔计划的翻版“道奇计划”（ドッジ・ライン/Dodge line,1949-51年度），其结果是加快了包括战败国德、日在内的有关诸国的经济复兴。马歇尔计划姑且不论，道奇计划因其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来受到有关研究者的重视。然而有关分析角度各异，评价褒贬不一。日本学者有泽广巳等认为，实施道奇计划后出现的稳定蕴含着“稳定中的危机”。中村隆英指出，道奇计划之所以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就在于此前的“中间稳定”业已奠定了必要基础，而“中间稳定”的恢复生产与抑制通货膨胀一齐抓的设想，要比一味制止通货膨胀的道奇计划“更周密”。欧美学者波顿则干脆认为道奇计划是一种“逆时代潮流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延缓产业复兴”的后果。
与上述低调评价相对照，最近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引人注目。浅井良夫在一篇论文中指出，道奇计划的意义在于实现了三个稳定，即“劳资关系的稳定”，“作为对内稳定手段的通货稳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稳定”。[1] 而三和良一和山崎广明则在大型研究丛书《通商产业政策史》中强调，道奇的基本设想是实现日本经济的复兴、稳定与自立，其三大政策支柱是：(1)控制国内总需求，降低过剩购买力，扩大出口：(2)制定单一汇率，取消补贴，恢复市场机制，促进合理化；(3)依靠政府储蓄和对日援助提供民间投资资金，扩大生产。[2]显然，这“三个稳定”论和“三大支柱”说已相当程度地超出了以往的认识。
与上述分析及其结论有所不同，本文认为，道奇计划作为美国扶植日本加快实现经济复兴、自立的重大举措，意在使日本实现如下三个转变，即通胀经济向稳定经济的转变，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并且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些转变，或决定了这种转变的根本方向。其中，后两种转变带来了经济运行机制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意义可谓深远.下面沿着这种角度试加阐述。
道奇计划的出笼
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在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总方针下，对日本进行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而对日本的现实生产活动与战后经济复兴，虽非像《基本指令》中规定的那样“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3]但也未将其作为占领政策的重点。
为度过经济混乱与生产衰退的难关，打破原材料奇缺，开工不足、物资供给匮乏，通货膨胀日烈的恶性循环，日本政府在1947至1951年间推行了著名的倾斜生产方式，集中力量增加煤炭、钢铁等基础产业生产，从而使国民经济重新进入再生产循环的轨道到（1948年，工业生产指数已由战败初年的30%左右上升到60%以上，严重的经济混乱、生产滑坡局面已经过去）。
然而，倾斜生产时期的经济恢复，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体制庇护下实现的，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仍极大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兴，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外经济的封闭性与依赖美援。近代以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是严重依赖海外市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又招致美国及其他对日作战同盟国实行贸易封锁，使日本受到致命性打击。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国的对日贸易限制仍未解除，日本的外贸、外汇业务处在占领当局的直接管理监督之下，除少量生活必需品外，工业设备及生产原料的进口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在生产原料匮乏，工业生产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中，日本政府被迫采取了以开发国内资源为重点的倾斜生产方式政策。正如日本学者香西泰所言，这是一种“因贸易封锁而被迫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4]但这种政策归根结底只是权宜之计，因为煤炭这种“唯一可以利用的”有限资源迟早耗尽，届时还必须通过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寻求生路。
限制进口导致原料紧缺，开工不足，生产下降，物资匮乏，进而又使出口大为萎缩。据统计，1945至1948年间，进出口额为15.14亿美元比5.35亿美元，赤字额为9.79亿美元。这笔巨额贸易亏空是靠美国对日援助弥补的。同一时期，美国对日援助物资总额已达到10.58亿美元，占日本进口总额的69.9%。[5]
显然，只要对日贸易限制的大门不被彻底打开，日本经济便没有出路，也就无从谈论真正的稳定、复兴、自立与发展。
其二，对内严厉的经济统制。日本的经济统制始于昭和初期经济危机时期，全面侵华后根据“总体战”的需要全面付诸实施。战后初期，虽废除了部分战时统制法，解散了各种统制会，但因经济状况恶化，从1946年初起又全面恢复统制，倾斜生产方式的实施，实仰赖于经济统制的庇护。这种统制的主要方式有：物资统制。统制范围包括煤炭、钢铁等几乎所有生产资料物资，以及粮食等主要生活资料。统制物资从生产到配给均处于政府的计划和严格管理监督之下。物价统制。根据《物价统制令》几乎所有商品均被强行规定公定价格，统制品种按中分类计，最多时达万余种。为控制物价总体水平，日本政府指定煤炭、钢铁、粮食等为稳定线物资，要求这些物资按政府公价配给，其亏损部分享受财政补贴，时称价格调整费。同期，日本政府还向进出口贸易提供了巨额补贴。两项合计，财政补贴费在历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中占20%以上。[6]资金统制。长年对外侵略战争的结果，使战败初期日本的“国家财政、重要企业及国民家庭开支皆为赤字”，[7]再生产投资资金告急。为保证倾斜产业的资金需求，日本政府设立复兴金融公库，两年间通过复金投放了1260亿日元政府贷款，约占全国设备贷款总额的70%，其中煤炭、电力、海运、钢铁四大产业接受的政府贷款，分别占其贷款总额的98.1%、92.9%、84%和73.4%。[8]可以说，重点产业的生产，基本是靠政府财政资金启动的。劳动统制。劳动管理与劳动力供给，本来是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和私人企业的自主行为，但是在统制体制下，政府多方面介入。最典型的实例是国家管理煤矿，即私有国营，煤矿生产全面按政府计划进行。与此同时，国家还直接插手解决矿工的生活、待遇、住房问题，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派遣政府官员到工作现场监督指挥生产等等。经济统制只是特殊时期应付特殊问题的极端手段，存在种种弊端。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只要是正常发展时期，统制决不是理想的方法。废除统制，恢复市场机制的功能，是当时面临的严峻课题。
其三，通货膨胀的持续发展。日本战败不久即爆发了恶性的通贷膨胀，经过一阵徘徊，日本政府在通货稳定优先还是生产恢复优先之间选择后者。在推行“生产第一”的倾斜生产期间，尽管通过多种手段控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两年间消费物价上涨7倍，与战败至1946年间的上涨率匹敌。[9] 除了供给绝对不足的根本原因外，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一是前述的巨额贸易、物价补贴，它使国家预算连年赤字；二是政府的财政贷款，当时赤字运营的政府财政本已拿不出余裕资金，然而为保证倾斜产业的资金供给，政府还是放出巨额财政贷款，其资金来自政府公债收入(复金公债)，而认购70%复金公债的日本银行除增发纸币外别无他途。所谓“复金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发生的。
通货膨胀的恶果最终只能嫁祸于国民。由于工资的上涨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劳动者生活维艰，工人运动此伏彼起，经济不稳定又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实施道奇计划前日本社会，经济的实况。另一方面，就在1947—1948年两年间，国际政治格局及远东地区的形势巨变。1946年底至1947年初，美苏这两个二战时的盟友分道扬。冷战的序幕一经揭开便愈演愈烈，在此过程中，美国彻底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在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的停顿方面，再就是从1947年起一再缓和日本赔偿计划，同时增加对日物资援助。到1948年初，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索性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要把日本变成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10]同年，中国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正迅速落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11]加紧了调整其远东战略的步伐，于是日本这颗棋子的作用更显重要。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在野的共和党在1947年中间选举中获胜，抨击政府的援日政策加重了美国公民的纳税负担。在“冷战理论”和“纳税者理论”的鼓噪下，美国政府走马灯似地派遣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和道莱帕，国务院企划部长凯南、联邦储备制度理事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扬格等要员赴日考察，并根据其建议，最后完成政府内部对日政策的意见调整。1948年10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做出《关于对日政策的劝告—一极秘NSCl3—2》决议，决定停止在日本的一切改革，“今后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复兴。”[12] 12月10日，美国政府又以“中间指令”形式，向占领当局部署了《日本经济稳定计划》，这是继NSCl3—2号决议后有关对日经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这份俗称“经济九原则”的计划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坚决果断而综合性的政策”，制止“全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保证尽快准备能够确定单一汇率的各种条件”。为达此目的，必须实现预算平衡；加强税收；控制金融贷款；稳定工资；加强物价统制；加强外贸外汇管理；改善配给制度；增加生产；提高粮食配给效率。[13]如果对“经济九原则”的内容略加分析，则可以指出，这一计划的实施步骤是先实现稳定，再统一汇率，解除贸易限制，使日本回到国际经济社会。而实现稳定的重要手段，是进—步加强统制、计划与管理。这里，计划本身忽视了对内经济机制与对外经济机制的衔接问题，即对日本正在实行的经济统制，与其说是尽快使其缓和乃至废除，倒不如说是嫌其统制不够，效率不高。这说明“经济九原则”规定的政策体系尚欠完整性。
但是，受命来日本推行经济稳定计划的约瑟夫·M.道奇却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灵活地把握美国政府提示的“原则”，对日本经济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造。
稳定经济的诸措施
以往的研究大多存在着一种倾向，即道奇计划是以财政紧缩为重点的全面经济紧缩，经济稳定正是通过诸种紧缩措施实现的。这种观点无疑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并不全面，甚至存在错误的偏向，许多重要的史实也被忽略了，因此极有必要澄清。
笔者认为，道奇为实现日本经济的稳定可谓机关算尽，但其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却不可用“紧缩”一词所概括，实际上是有“紧”也有“缓”。简单地说即“三紧四缓”。
“三紧”措施具体表现在：
其一，编制“超平衡紧缩预算”。道奇认为，国家财政预算不平衡是导致通货膨胀长期化的总祸根，因此，解决日本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不能搞苏联式的物资统制，二不能象西德那样货币贬值，只能通过财政平衡来实现。[14]结果，道奇亲自主持编制的1949年度日本国家财政预算自战后以来首次出现黑字，黑字额为1569亿日元。若与1948年度的1419亿日元赤字相比较，则更能感觉到1949年度预算确是个紧缩预算，[15]这个预算无疑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紧缩性效果。其二，强化税收是经济紧缩的又一重要手段。 1948年，日本中央及地方税收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25.9%，已创战后新纪录，实施道奇计划的1949年，这一比例被提高到28.5%，创下“明治，大正、昭和年代以来”日本税收率的“最高”纪录。[16] 强化征税不仅支撑了超平衡财政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和国民消费，使社会资金供给更为吃紧。
其三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业务。如前所述，复金财政贷款是倾斜生产方式时期重要产业资金供给的主渠道，它一方面支撑了重点产业的生产恢复，一方面又助长了通货膨胀的蔓延，道奇认为，政府投资很难产生民间投资那样的良好效果，“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17]因此断然下令停止复金新增贷款，并限期收回放款.结果仅用一年时间，复金的千余亿日元债务便全部还清。 应该说，以财政预算为主的上述三项措施，构成了道奇计划下经济紧缩的主格调。对此，以往的研究者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问题在于下述的四项缓和措施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有些论者甚至囫囵吞枣地将之列入“紧缩”名单。这四项措施是：
其一，维持财政补贴。1949年3月，道奇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日本经济的看法，他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现在(日本)采取的国内方针政策，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日本经济如同踩高跷(竹马)一样两脚不着地，高晓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是国内补贴金。如果这两条腿抬得过高，就有跌倒而折断颈骨的危险，因此有马上斩断之必要”。[18]这就是道奇有名的 “日本竹马经济论”。许多人只是鉴于道奇这番话，便把斩断这两条“竹马”之腿也视为道奇计划的主措施之一。然而史实并非如此。
在1949年度财政预算中，各种补贴金总额破纪录地达到Z149亿日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5%。据载，大藏省最初的方案是，新年度价格调整费仅700亿日元，但经道奇修改后，一下子提高数倍。当然，道奇的补贴金预算中包含了贸易补贴金。尽管如此，该年度的贸易、价格补贴费仍比上年度的两项支出总和多出46亿日元。[19]在补贴金问题上，道奇所做的只是将以往“看不见的”贸易补贴正式编入预算，并未使出“马上斩断”的绝手。
其二，增加对日援助。这一点与国内补贴金的处理方法类似。道奇计划实施前，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确曾表示过日本经济若不实现稳定便停止对日援助的强硬态度，但同时也许诺只要日本经济稳定，援助行将继续。看一下美国对日援助的变动情况便知，其具体数额是：战败至1946年1.93亿美元，1947年4.04亿美元，1948年4.61亿美元，实施道奇计划的1949年5.35亿美元。[20]显然，事实与道奇的有关言论相反。
尽管如此，并不能因此说道奇在补贴金和美援问题上立场模糊。从长远观点看，其本意确要砍断这两条“竹马”之腿，而现实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稳定。在此意义上说，暂时保留乃至加长这两条“竹马”之腿虽属权宜之计，但亦与实现稳定的目标并行不悖。这里体现了一种即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政策与策略的关系，或许可以认为，这正是道奇的经验之所在。
其三，设立美国对日援助回头资金。实施道奇计划前，美国对日援助巳逾10亿美元，但是这笔收入多未回收，有限的回收款也被纳入贸易资金特别会计中，既不明确，使用上亦多不当。1949年，在道奇主持下特设美援回头资金特别帐目，规定该项资金用于“直接而迅速地偿还政府债务及为经济重建发挥作用的资本投资”。[21] 同年，该项会计的千余亿日元资金一部分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另有数百亿日元用于产业投资，从而实际上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复金贷款停止后财政投资的空白。
其四，金融缓和。道奇计划下货币供给与资金流动状况的特点是财政紧缩、金融缓和。黑字预算与复金国债的还付，造成841亿日元财政资金还流，社会流动资金减少，企业普遍感到资金难，怨叹之声日甚。如果任其下去，势必影响生产，进而引起就业减少、社会不稳。结果，从1949年6月起，在财政紧缩的同时，金融政策大为缓和，日本银行利用政府还付的大笔复金债，通过城市银行扩大对民间的贷款，并多次降低放款条件(如缓和高利率限制、降低贴现率等)，积极参与国债、公司债的市场买入操作，组织协调融资等。同年日银新增放款额达829亿日元，与财政还流资金额大体持平。应该说，在道奇计划的紧缩之年，之所以仍能保持一定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与这种“财政还流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再次放出”[22] 的金融缓和政策直接相关。
对当时的金融缓和措施，道奇似乎没有发表什么公开言论，是否得到他的同意尚无从考证。但可以判断他至少采取了默认态度。不过，当1949年底至1950年初银行普遍出现放款过多现象时，道奇及占领当局终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警告。
上述“三紧”措施也好，“四缓”措施也罢，都是道奇根据日本经济的具体情况开出的处方。即根据“病人”的诸多症状，有的“一刀割除”，有的缓而治之，但中心目标是明确的，即一切为了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道奇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经济稳定的即期目标，更大的意义在于要改变日本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实现经济机制及体制上的“转轨”与“接轨”。
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与“接轨”
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若干方面有别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也同样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靠市场机制使近代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如前所述，昭和经济危机及侵略中国东北以后，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对外开放的经济逐渐因其侵略战争的升级而被关闭了大门。可以说，1931年起日本连续发动十五年侵略战争的过程，既是其政治上走向彻底孤立直到最后破产的过程，也是其内外经济机制变形、脱离“常轨”的过程。直到实施道奇计划的1949年初，这种“变形”、“脱轨”的机制基本未动。
应该说，经济九原则已明确提示了将封闭的日本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其手段是制定稳定的统一汇率，使日元具有国际兑换性，并规定只有具备经济稳定的前提条件后，方可实施统一汇率计划。
为使日本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道奇从两个方面展开其行动。一是统一汇率，改变现行外贸体制；二是缓和、废除经济统制，恢复市场机制，使日本国内经济机制与国际经济的自由市场机制“接轨”。
首先，关于统一汇率和外贸体制的改变问题。
1948年，美国政府曾派遣扬格使节团赴日调查汇率问题。使节团在回国报告书中指出，多重汇率是造成日本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使日本扩大出口，实现经济自立，必须统一汇率，并建议美元与日元比价为1美元兑换270—330日元。到1949年初，由于物价又有上涨，估计进出口汇率为1美元比330日元。但在同年4月确定单一汇率时，却变成l美元兑换360日元。道奇是有意压低日元比价的，一方面是考虑到通货膨胀有使日元进一步贬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是要让80%的日本商品在这一汇率下有出口竞争力。[23] 重要的是，由于汇率的统一，不仅使日本外贸活动和结汇核算方便易行，而且通过把日元变成可兑换货币，密切了日本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
外贸体制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占领当局将日本贸易的管理权交还日本政府，变国营贸易为民间贸易。道奇莅日不久，即责成日本政府成立外汇管理委员会，研究草拟新体制下外贸、外汇管理的法律、法规。1949年10月28日，占领当局宜布日本民间贸易进口于同年12月1日、出口于翌年1月1日全面放开。12月29日，又将外汇管理权及6700余万美元外汇结余全部归还日本政府。12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外汇特别会计法》、《外汇管理委员会设置法》及《阁僚审议会令》，通过这“三法一令(政令)”，确立了以民间贸易为主体、以国家外汇管理为基本特点的新外贸体制。在此前后，日本还颁布了《外资法》。统一汇率与外贸外汇管理权的转移，相应法律法规的建立，意味着战时以来对外封闭的日本经济重新开放。以此为基础，日本于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员。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又走上贸易、资本全面自由化的道路。与这一经济开放的过程相一致，日本经济迅速完成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其次，关于解除经济统制、恢复市场机制问题。
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自由竞争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实现的。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虽使这种观念得到一定改变，开始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但并未否定自由竞争的“原理”和市场机制。相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勿宁说重新确立了市场竞争的“秩序”。
然而如前所述，战后直到倾斜生产方式时期的日本经济已经远远脱离自由市场竞争的常轨，而若继续保持经济统制，无疑不能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对接。也就是说，国内经济运行机制必须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而改变.
不过经济九原则并未明确要求日本废除经济统制，从其指令的内容看勿宁说相反。因此可以认为，是道奇在执行经济稳定计划时，灵活地把内外经济机制的衔接问题统一起来加以处理，推进了废除统制的进程。此外，有证据表明，重新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在废除统制方面也采取了与道奇合作的积极态度。
在道奇的监督指导下，废除统制工作急速展开。贸易统制缓和已如前述，民间贸易放开后，国家主要通过外汇管理制度实行目标管理，原则上不限制民间贸易行为。资金统制的废除主要是通过停止复兴金融贷款业务进行的，由于堵住了财政融资的主渠道，并提倡商业贷款，资金统制大为缓解。物资统制的废除进展也很快，1949年4月，指定生产资料为233种，生活资料57种，一年后，分别减少到49种和16种，废除率为79%和72%。价格统制在1949年4月时按中分类多达10715种商品，一年后即减至941种，废除率9l%。[24]由于废除统制，专事统制业务的15个政府统制公团先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到1950年4月，有8个统制公团被解散，余下的4个统制公团到1951年3月也销声匿迹。
道奇对经济统制的否定，事实上也就是对1947年以来日本政府全力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政策的否定。因为诸项统制措施的相继废除，终使完全仰赖统制的倾斜生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以为继。迫于这种形势，日本政府于1949年9月13日正式作出《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决议，它意味着一项新的产业政策的诞生。
小  结
从1949年2月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一年多时间，可视为广义的道奇计划实施期。在此期间，道奇多次来日，亲手帮助日本政府制定了两个年度的财政预算，并推行了上述的诸项政策。那么，其效果如何，意义何在呢?
其一，“通胀经济”向“稳定经济”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是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破车上走过来的”，[25]通货膨胀一直象恶魔一样缠魇着日本。但是，实施道奇计划仅一年，便基本控制了通货膨胀。国家财政预算，1949年度首次出现黑字；货币发行量，比之于上年度的增加43%，1949年度减少0.4%；货币流通量，比之于上年度的增加40%，1949年度仅增加5.7%；[26] 国民储蓄，紧缩之年反而由上年的6.5%(与国民收入之比)，增加到8.3%；[27] 物价上涨率，生产资料价格1947、1948年为130%和99%，同期生活资料价格为128%和50%，而到1949年则骤降至18%和一10%；公价与黑市价之比由1948年度的1：2.8，降至1950年初的1:1.3左右；工资增长率，1948年度为159%，1949年度仅14%；[28] 工业生产，1949年度比上一年增长25%，国民生产总值亦增长7%。[29]这样，便出现了通货、物价、工资、生产相对稳定的局面。
之所以说相对稳定，是因为这种稳定中还存在着许多学者业已指出的“危机”。即失业增加，库存滞货已高达1000亿日元以上，经济危机大有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蔓延之势，是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的“天助神佑”，吹散了笼罩日本经济的阴霾。
不管怎么说，以道奇计划为转折点，日本经济走上了稳定复兴、自立与发展的道路。道奇确定的平衡财政原则，虽然也时有偏差，但却被日本政府一直坚持实施到1965年“国债财政”为止。
其二，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封建末期以来，日本人为的锁国和开国各有两次。德川幕府的锁国被欧美列强用“商品加大炮”打开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二战期间因日本的侵略扩张，日本被反锁国门，尝尽苦头。道奇计划的实施，使日本重新回到美国主宰的国际经济社会，得以推行其“贸易立国”政策，进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奇计划可称为日本的第二次“开国”计划，而“开锁”者便是道奇。
当然，“锁国”之门被打开之后，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全面开放，而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其后的路程还很长，但这却是向经济全面开放转变所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其三，统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通过实施道奇计划，“各种有形的限制被一个个解除，市场手段和自由企业体制开始发挥作用”。[30]以此为契机，日本经济继战后初年的民主改革后，又进入一个新的重建市场机制、调整乃至改革经济体制、制度的重要时期。具体说来，除本文论及的外贸制度、体制外，产业组织及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也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从而在实现经济复兴的过程中，又逐步建立了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机制”。
（本文原载《南开学报》1995年4期）
[1] 浅井良夫著：《道奇计划的历史意义》，日本《土地制度史学》135号，1992年4月。
[2] 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卷(总论)，通商产业调查会，1994年，第204页。
[3] 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日本占领及管理重要文书集》第1卷(基本篇)，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年，第136—138页。
[4] 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29页。
[5] 经济安定总部1952年度《经济白皮书》，至诚堂，1952年，第7表。
[6] 经济企划厅编：《战后日本的资本积累与企业经营》，至诚堂，1957年，第19页。
[7] 经济企划厅编：《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日本经济新闻社，1972年，第20页。
[8] 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100、102页。
[9] 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9年，第65页。
[10]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一一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64－66页。
[11] 饭田经夫等：《现代日本经济史》上，筑摩书房，1976年，第22页。
[12]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一一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79—81页。
[13]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一一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83页。
[14] 池田勇人：《严衡财政》，实业之日本社，1952年，第215—216页。
[15] 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56页。
[16] 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297页。
[17]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8卷(资料2)，东洋经济新报社，1982年，第38—39页。
[18] 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战后复兴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404页。
[19] 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战后复兴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415页。
[20] 经济安定总部1952年度《经济白皮书》，至诚堂，1952年，第7表。
[21] 中村文隆：“道奇路线至朝鲜动乱期工业化政策的展开”，明治大学政经研究所《政经论丛》52卷2、3号。
[22] 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战后复兴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417页。
[23]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3卷(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429页。
[24] 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49页。
[25] 道奇语。见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7l页。
[26] 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总观篇)》，大藏省印刷局，1958年，第249页。
[27] 前揭《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第580——581页。
[28] 前揭《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第75页。
[29] 前揭《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第52页。《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第578—579页。
[30] 大来佐武郎：《发展中经济类型的国家与日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