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沙洋监狱
简介
沙洋监狱是全国第二大的监狱，下辖13个监狱，遍布天门，钟祥，潜江，沙洋，京山等县市。
过去由于体制原因，监狱内部单位的在职人员一部分为警察，以前也曾有过“以工带干”的说法。内部学校的老师也是在编人员，属监狱警察编制。2003年后，各监狱陆续撤销学校，中小学生改由设在沙洋县城内的局一中和二中就读。同时也有独立的内部医院--沙洋监狱局总医院
管理局
1952年8月13日，湖北省国营沙洋农场正式成立，此为对外称号，对内叫作“湖北省劳动改造管教纵队”。
1956年5月30日，湖北省公安厅决定，撤销沙洋农场总场，成立省劳改局驻沙洋办事处，将分场并成大场。
1956年9月19日，省委决定，撤销沙洋农场办事处机构，成立中共湖北省沙洋农场委员会和沙洋农场管理委员会。
1957年12月21日，省委决定撤销沙洋农场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共湖北省沙洋农场管理局委员会和沙洋农场管理局。
1958年1月4日，省委决定，自1月起，沙洋农场由荆州专署统一领导，相关业务由省公安厅、财政厅共同研究下达。
1960年1月，省委将沙洋镇建成专区直辖市，省委决定，沙洋农场由荆州市委和沙洋市委双重领导。
1963年，沙洋农管局收归湖北省公安厅领导。
1971年1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以鄂革政法[71]第44号文明确沙洋农场管理局为地区级单位。
1981年2月21日，湖北省劳改局通知，为逐步建立劳教工作管理体制，决定沙洋一农场改为沙洋劳教所，生产、财务从1981年1月1日起由省劳改局直接领导。后来，省劳教局成立，劳教工作正式从监狱管理部门分离出来。
1983年7月，沙洋农场管理局由省公安厅移交给省司法厅领导。
1985年1月，省政府以鄂政函[85]8号文批准沙洋农场管理局为副厅级
1995年8月，沙洋农场管理局更名为沙洋监狱管理局
2009年12月 根据（鄂文〔2009〕18号）精神，设立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副厅级），为省司法厅管理的行政机构，挂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牌子
改革开放后直至监狱体制改革前，沙洋监狱局沿袭的是发端于计划经济时代“监企社合一”的监狱管理体制。沙洋监狱局除设有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总医院、电力局、商业局、供销处、农科所、局中学之外，各监狱还重复建设有中小学校、派出所与监狱医院。这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优势，对监狱工作的起步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
所辖监狱
沙洋监狱局现辖13个监狱（行政级别为正县处级）：
沙洋汉津监狱 沙洋长林监狱 沙洋平湖监狱 （以上均位于县城内）
沙洋范家台监狱 沙洋小江湖监狱 沙洋漳湖垸监狱 沙洋七宝山监狱 
沙洋汉江监狱 沙洋刘家巷监狱（原沙洋监狱五农场与广华监狱二农场合并，现为广华监狱） （以上均位于县城郊区）
沙洋荷花垸监狱（位于天门多宝镇）
沙洋熊望台监狱（沙洋杨集监狱数年前就已与其合并）（位于天门市，沙洋县和钟祥市的交界处）
沙洋官垱监狱 （沙洋官垱镇）
沙洋广华监狱 （潜江市广华）
所搬迁的两个监狱：
沙洋苗子湖监狱 （2011年12月底搬迁至仙桃干河办事处双龙村） 
沙洋马良监狱（马良镇，后搬迁至孝感）
五七干校
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与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如今，更因“文革”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沙洋“五七干校”成为当时在全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了北京和武汉。
如今，在沙洋城区周围的小江湖分洪区、湖北省沙洋警官学校旁、李市镇蒋台村、七里湖劳教所等原“五七干校”所在地，当年那些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一栋栋简易红砖瓦平房仍在，书写在墙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语录”仍清晰可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变得破旧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们却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仍向世人讲述着“五七干校”的故事。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 
“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五七战士”们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而且由于许多人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五七战士”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蔬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最初大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人还将小麦认成韭菜。为了使“五七战士”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与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每当谈起这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五七战士”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有的人年龄大，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五七战士”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五七战士”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而地方上有事请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样板戏和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组织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片断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颂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当地的江汉油田、农村慰问演出，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运动，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还要“早请示，晚汇报”，“革命生产两不误”。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那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五七战士”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年龄尚小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红卫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董场中学等中小学读书，财政部还自己办起了“五七中学”，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农场化纤厂、沙洋变电站、沙洋邮政局等单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几年后，招工到沙洋各单位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了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深深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著名画家周韶华回忆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经历时，曾深情地说：“五七干校”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书本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忆，在沙洋“五七干校”的两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风恶浪，而且“体健心宽”，以至，连感冒都没患过。 
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在沙洋留下了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和矢志不移的信念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2]。
党委书记
尹作斌
陈文贵（现任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
汤登明
彭卫民
办事处
沙洋监狱管理局驻汉办事处位于武汉市汉口民意一路（公交505起点站往里走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