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
作品原文1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1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2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3誉4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1]
注释1.牟：古通“蟊”。《汉书·景帝纪》：“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玉篇·牛部》：“牟，取也，夺也。”这里引申为贪取、侵夺之意。
2.磏：(lián砚)《说文》：“磏，厉石也。一曰赤色。”原意指有棱角的石块，这里引申为有方正之意。
3.任：《管子·大匡》：“吾权任子以死生。”《史记·季布栾布传[2]》：“为气任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王甚任之。”《说文》：“任，保也。”这里用为信任、保护之意。
4.誉：《诗·周颂·振鹭》：“以永终誉。”《礼记·射义》：“则燕则誉。”这里用为荣誉、美名之意。
译文贪生怕死逃避危难，是在战场上投降败北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珍视生命的读书人”。学习人生道路立定奋斗方向，是背离法度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文化的读书人”。到处游说寄居篱下得到丰厚供养，是侵夺别人的寄生虫，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读书人”。讲起歪理来很聪明，是虚伪诡诈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雄辩有智慧的读书人”。玩弄利剑行凶杀人，是凶残冒险的暴徒，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刚正勇敢的斗士”。救活乱臣贼子藏匿奸邪之人，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保护美名的读书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称赞的。为国家赴险尽忠，是为节操而牺牲的烈士，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不会计算的傻瓜”。不关心社会新闻只顺从命令的，是守法的良民，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简朴粗陋的笨蛋”。努力耕作得以食用，是生产财富的能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缺少才能的草包”。善良厚道单纯质朴，是正派善良的君子，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蠢幼稚的白痴”。重视生命敬畏事业，是尊重上级的贤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窝囊废”。挫败乱贼遏制奸邪，是使上级君主明白的俊士，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阿谀奉承的马屁精”。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诋毁的人。奸邪诡诈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竟像那样来称赞他们；耕地作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却像这样来诋毁他们；这就称之为“六种反常”。布衣百姓考虑到自己的私利而称赞那些无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听到这些虚假的名声就礼貌地敬重他们，礼貌地敬重他们，利益必然也就加到他们头上了。百姓考虑到对自己有害而诋毁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被这种世俗偏见所蒙蔽而鄙视他们，被蒙蔽而鄙视，灾难必然就会加到他们头上。
所以名誉奖赏给了那些谋私作恶该受惩罚的人身上，而诋毁刑罚却落到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受奖赏的人身上，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简析六反，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前面六种应该受到惩罚的奸邪之人，却受到世俗的称赞，而后面六种应该受到称赞的人，却受到世俗的诋毁。难怪至今有许多人心理不平衡。普通老百姓从私利、私害的角度出发，任意毁誉各种人物，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统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舆论的蒙蔽和影响，必然就会使赏罚失当，从而不能使国家富强。世俗舆论不仅能蒙蔽统治者、领导人，就是对于普通人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很多人就是因为承受不了世俗舆论的压力而走上斜路走上绝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谨慎地对待世俗舆论，既不要受世俗舆论的影响，也不要完全不参考世俗舆论。现代各国政府很重视世俗舆论，称之为“民意调查”，有许多事情都要参考“民意调查”，搞“听证会”，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普通老百姓考虑问题往往都是从自己的私利、私害出发的，很少有全局观念。而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那绝对是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这两者截然不同。再说，大部分民众都没有自己的主见，往往是人云亦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说的就是大部分民众都有从众心理，会被环境所影响，会被环境所移动。所以，谨慎地对待世俗舆论才是正确的。
作品原文2
【原文】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1痤2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3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注释】
1.弹：(tán潭)《韩非子·说林下》：“秦医虽善除，不能知弹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弹之。”《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元年[3]》：“弹疽不严，必半复聚。”这里用为针刺之意。
2.痤：《山海经·中山经》：“金星之山多天婴，可以已痤。”《荀子·君道》：“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韩非子·解老》：“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则烦心不可支也。”《说文》：“痤，小肿也。”《素问·生桉通天论》：“郁乃痤。”这里用为人皮肤上的肿疮之意。
3.郄：(xì怯)同“郤”。也作“隙”。《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虽锢南山犹有郄。”《史记·留侯世家》：“九江王鲸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黄帝内经·素问》：“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脱色。”《正字通·邑部》：“郄，同隙。”这里用为空隙、裂缝之意。
【译文】
古代有谚语说：“为政就好比洗头，虽然会掉一些头发，必然还是要洗的。”舍不得掉几根头发的耗费而忘记洗头能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的人。用针刺痈疮是疼痛的，吃药是苦的，但如果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愿意打针吃药，那么命就活不了，病就治不好了。如今上下级之间的接触交往，没有父子之间那种恩泽，而想用行为于最佳行为方式去禁控下级，那么交往必然就会有裂痕。况且父母亲对于子女，生了儿子就去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生了儿子就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这是因为父母亲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缘故。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尚且以盘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观念去对待他们，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泽的上下级关系呢？如今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思想，从相爱的原则出发，这是要求君主对臣民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一种不善于讨论恩爱的无知之谈，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所以明白的君主是不接受的。圣人对于国家的治理，是明确地制定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清楚了，那么官府就能依法办事；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不偏，那么民众就能使用。官僚机构得到治理那么国家就能富强，国家富裕了那么兵力就会强盛，而称霸天下的事业就能成就。称王称霸，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这个称王称霸的大利益来治理国家，所以任用官吏的时候要求有相当的才能，进行赏罚时也没有偏私。使读书人民众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尽力拼命，那么功劳就可以建立而爵位俸禄也就可以得到，爵位俸禄得到了而富贵荣华的事业也就成就了。荣华富贵，是臣子的最大利益。臣子怀着这种荣华富贵的大目标来做事，所以行为于危难之事直到死亡，他们力量即使用尽了也不会有怨恨。这叫做君主不仁爱，臣下不忠诚，那么就不可以称王称霸了。
【简析】
韩非在本节认为，君主统治不应该讲仁爱，因为再讲什么仁爱都是虚假的，再有什么仁爱也比不上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因此，上下级之间讲仁爱，就是反常现象。君主，统治者所应该讲的，一是依法治理，二是赏罚分明，只要有这两条，做臣子的就会拼命卖力，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当官的。韩非的这节评议偏激了，儒家所说的仁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善良关系，相互爱护的关系。并不是指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恩爱关系。人们虽然也是为了爵位俸禄去当官去卖命，但也是为了人民百姓的幸福安宁而当官而卖命。再说，上下级之间的仁爱关系，应该看成是互相爱护的关系，只有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爱护上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谁都不爱护对方，只为了自己的私利去为人处事，那么统治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爱护，是相对等的，赏罚也是相对等的。依照孔子的对等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对等，那么任何关系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君主、统治者如果不爱护臣下，而只要求臣下爱护自己，要求臣下忠诚，要求臣下卖命，卖了命而又不奖赏，这种不对等关系能维持吗？臣下对君主统治者亦是如此。所以，统治者不仁爱，臣下不忠诚，称王称霸是不可能的。
作品原文3
【原文】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译文】
那奸邪的，必然被知就会有戒备，必然被诛就会停止作恶；不会被知就会放肆，不会被诛就会为所欲为。如果把轻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货物陈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虽然是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值得怀疑；把百金悬挂在市场上，虽然是大盗也不敢去取。不被知道，那么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就值得怀疑；必然被知道，那么惯偷大盗也不会去拿悬挂在市场上的黄金。所以明白的君主治理国家，防范措施多而惩罚重，使民众因为严格的法令受到约束而不因为品行的廉洁停止作恶。母亲对子女的爱比父亲还要加倍，但父亲之命令子女却是十个母亲都比不上的；差役对民众没有什么爱，其命令对于民众却是父亲的万倍。母亲积聚母爱而命令却行不通，差役只要一威严而民众就要听从，威严和仁爱的策略到此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亲对子女所企求的，在行动工作方面希望他们安全有利，在立身处世方面希望他们远离罪过。君主上级对于民众，有灾难就用他们卖命，安定太平时就使他们竭尽全力。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关切子女安全有利而子女不听从，君主凭着没有仁爱有利的办法求取民众卖命而命令却能贯彻执行。明白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以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多半会道德败坏，这是因为推行了爱；父亲用很少的爱管教鞭笞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善良，这是因为利用了威严。
【简析】
韩非在本节又一次否定了“爱”，他认为，只要法、罚重，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法制严密，奸邪的行为就会被知道——被觉察，法制不严密，那么谁都值得怀疑；所以法制、法治是重中之重。接着他论证说，就是在家庭里也是这样，母爱是最美好的最伟大的，但子女们基本上都不会听母亲的话，而且母爱会使子女道德败坏，父爱因为比母爱要少许多，且父亲多持威严之势，所以子女们多会听从父亲的话。也就是说，父亲是家庭里的执法者，人们服从法制就会变得善良，人们沉溺于母爱就会道德败坏。其言下之意就是，爱，不值得提倡，只有法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韩非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很错误的，人类正因为有了爱，才建立起人类社会，人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如果都是互相敌对，互相仇视，那么人类也就发展不到今天。而人类的发展，并不是靠有了法制才发展的，而是依靠共同的生活经验，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也就是“礼”，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无不受着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的约束，没有谁在任何一个行为前先考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人们考虑的仅是亲人、朋友、同事、上下级对这个行为的看法。而周围人们的看法其实就是“风俗习惯”。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关键的就是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并且根据各种原因，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法律，只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补充，一种外在形式的，一种条文形式的补充，也就是说，法律，是对违反、违抗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惩处。因为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社会行为规范，是大部分人认同的，违背了大部分人认同的东西，必然就不受欢迎，所以人们要依照法律来惩处。
而国家、国家机器，是为了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所以必然要惩处少部分人的不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确实，恩爱、宠爱、溺爱会使一些人放肆自己的行为，尤其是执法者的这些爱会使许多人忘乎所以；而正是因为执法者凭借自己执法的权力才使被恩爱、被宠爱、被溺爱的人忘乎所以，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恩爱、宠爱、溺爱，而是执法者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不执行法制，让爱处于首位，法律处在第二位，才使得被恩爱、被宠爱、被溺爱的人忘乎所以。告子说：“食、色，性也，”饮食与爱，是人类的天性，其中男人的本性是去宠爱，女人的本性却是希望被宠爱。
作者简介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非”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作者思想
《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选自《韩非子》[1]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