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革时期背景2
《文革时期背景》
三、现象与本质文革过程十分复杂，各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现在反对文革的人总是拿表象说事，极力掩盖文革本质。本文拟从以下几个大的视角来观察文革，解读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当权派及走资派反复较量的现象与本质。　　
1、外围战役与第一场攻坚战　　
文化领域当时是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重灾区，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因而成为文革运动的突破口。　　 
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革运动的导火索。打倒“三家村”这个集封、资、修于一身的文化堡垒后，运动浪潮开始波及掌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党政机关，批判其在文化宣传工作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性错误。最初成立的文革五人领导小组组长陶铸，在刘少奇授意下抛出了《二月提纲》，反对文化批判涉及政治，试图把文革纳入纯学术批评轨道。不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因此挖出和打倒了以陶铸为首的“四家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5.16通知，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严厉批驳《二月提纲》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反动立场。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16通知确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务，并成立了新的文革领导小组。文革顺利完成了外围战役，正式拉开了大幕。　 
自此，没有人再怀疑文革的政治性质了。毛泽东以为在中央已经明确了文革的政治性质后，刘少奇应该不会站错阶级立场。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到各地去视察文革运动的发动情况。　　 
文革第一场攻坚战，是从北京大学教师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批评了学校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态度。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大字报全文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评论员文章，矛头指向对抗文革的体制官僚精英。全国各大中学校师生就此展开辩论，校园内贴满了意见迥然不同的批判学校党委和为校党委辩护的大字报，出现了群众参与文革进行自我教育的第一个高潮。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一贯认为，必须把群众运动置于体制管理之下，以便掌控运动方向，把体制官僚受到的冲击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和程度之内。他们采取了与干扰四清运动如出一辙的形左而实右的做法，向北京各大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直接领导文革，把文革领导权紧紧抓在手里。工作组以党的化身发号施令，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委一边。他们在内部谈话中把学生批判党委称作“流氓行为”，把文革定性为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继续，要在群众中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到40万右派”篡改了中央确定的文革运动对象。邓小平则在十天内下达三道指示，组织辩论会围攻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学生，并多次说过要对学生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选准打击目标。工作组执行打击一大片、残酷镇压群众的方针，在短短56天里，就把北京各大院校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制造了发动学生揪斗四十余名教师的6.18事件，致使多人受辱自杀。　　 
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愤怒和不满。7月25日北京大学爆发了近万人关于运动方向的辩论大会，学生运动很快波及到了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受工作组镇压的学生和教师形成了最早的造反派群体。当权派无意中造就了文革第一批被逼上梁山的坚定的造反派队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出“五十多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坚决支持了广大群众批判各级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行为。 
2、颁布文革政治纲领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8月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了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象和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方式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阐明正确观点，批判错误思想，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颁布了文革的政治纲领和运动方式。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日和21日，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又先后发文，严厉禁止当权派调用军队和公安警力压制群众性大民主运动。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多次大规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一百多万人。以红卫兵运动为先导的规模空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自此在全国范围蓬勃开展起来。　　 
红卫兵最早产生在1966年5月29日，是清华附中学生成立的秘密学生组织，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红卫兵运动很快成为对文革发生巨大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卫兵积极参与文革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崇尚不破不立的造反精神。后来纷纷建立的社会各界群众组织，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造反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红卫兵和社会各界群众组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和方法，往往基于自己的理解和自身利益诉求，并由此决定自己组织的组成人员、思想观点和行为准则，并因此而分化成不同派别，难以形成步调一致的合力。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文革运动的全部过程。　　 
纵观整个红卫兵运动不难看出，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是由干部子女组成。他们受父辈影响，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并以老革命的后代自居，自以为有正统的纯正“革命血统”，拒绝那些出身不那么纯正的人加入组织。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人，不会怀疑执掌政权的父辈对毛主席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绝不会否定自己的父辈，无法理解文革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矛头向下，指向党外，采用极端方式“破四旧”和抄家，揪斗“黑五类”等牛鬼蛇神和像剧作家老舍那样出身不好又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在运动方向上与抵制文革的整下保上、打外保内的策略相契合。最后，他们戴着“保爹保妈派”的名声失去了影响力。但他们自恃正统、有靠山、占有较大政治资源等优势而目空一切，往往采取极端的过火行为。他们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今天仍被文革的反对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来诟病整个红卫兵运动。　　
8.18以后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摈弃了反动的血统论，迅速形成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那些受驯服工具论影响较深，认为党委就是党的化身的党员和教职员工，对有人给党委提意见和批判当权派十分反感，看不懂文革。思想状态与他们近似的学生也站在当权派一边，与坚持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学生发生了严重对立。在中央文件约束下，各地当权派被迫刀枪入库，失去了军队和公安等国家机器的保护，不得不寻求别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把这些政治感觉迟钝的“听党的话”的学生组织起来，一手建立起了保守派红卫兵组织。　　 
3、两派群众组织与当权派　　
当文革运动从学校扩展到工厂企业和农村后，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积极参加运动。对待当权派，群众态度与学生状况基本一样，分化成造反和保守两大派，并与观点一致的红卫兵组织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对待造反派，当权派同样是调动保守派力量加以压制和严厉打击。　　 
造反派群众开始参加文革的动机是单纯的，当这种单纯的热情受到莫名的污蔑和打击后，回击便难免具有一定的报复性和强烈的派别意识，难免同站在当权派一边打压过自己的群众组织发生更为严重的对立。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争辩的正确性。为了证明谁更正确，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所有派别的群众组织，争论的焦点便都集中在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执行者上。各派互不相让，互不服气，都为争夺革命桂冠而战，使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受到干扰，难以深入。这种淡化革命原则、具有明显狭隘团体性质的争斗，后来愈演愈烈，对抗也在不断升级。偏向保守的群众实际是那些对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性缺乏认识、并对正统权力保持习惯性认同的普通群众。造反派很难轻易瓦解在这一习惯认同下形成的群体力量。这就是文革中形成两派群众对立的社会基础。当权派利用保守群众压制造反群众，使群众之间的对立愈加难以调和，终于变成干扰文革方向的派性斗争，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派性斗争的政治原因。一般当权派和走资派把派性当做工具来干扰和对抗文革，决定了派性的资产阶级性质。　　 
当权派利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贯穿文革始终，直至发展到指使保守派用武力镇压造反派，迫使造反派“文攻武卫”，发生怵目惊心的武斗事件，一度出现难以掌控的混乱，给仇视文革的人留下了诸多诽谤口实。可以说，派性不是文革的专利，而是当权派栽种培育的一株有毒的罂粟。　　
从本质上看，群众组织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主体。造反派在自我教育中成绩尤为出色，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至今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体制官僚精英不再需要保守派群众的保护，邓小平曾下结论说“两派都是错误的”，把他们和造反派一起边缘化，统统视作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统治对象。保守群众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痛苦体验中，继续完成着自我教育，逐步认同了造反派反对官僚资本精英的立场，两者在根本利益上现在已经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变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庞大社会民众力量。　　 
4、软罢工与抓革命促生产　　 
随着文革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全面批判走向更深层次。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击中了体制官僚的要害，当权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地讲，当权派虽然是官僚精英特权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绝大多数同时又是官僚弊端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忠诚党的事业，加之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理念作祟，很难理解文革的意义，对受到冲击倍感委屈，对群众造反无法容忍，自然而然地站到了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位置上。抵触情绪使他们对日常工作普遍采取了不作为的软罢工态度，体制管理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因之受到影响。　　 
中央并没有因此而迁就他们，改变运动方向。1966年12月初，中央发布“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确认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地位，强调工人作为企业主人努力搞好生产的责任。12月15日又发布了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的道路上前进》，促使很多保守派学生倒戈。造反派的整体力量从此空前壮大。　　 
各地造反派积极回应中央的有力支持，喊出了“革命生产一肩挑”的口号，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填补管理真空，主动挑起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流通以及支援农业的担子，不仅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客观上也为随后而来的全面夺权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顺便提及一下，196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还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很落后。而彻底改变这一落后状况，正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里做到的。在没有任何外援和当权派软罢工的情况下，全国工人、农民和科技工作者，挑起了抓革命、促生产，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重担，创出了十年工农业生产总值不含任何水分的平均年增速度8.5%的骄人成就。十年中取得的重大科研、交通、能源、航天、育种和国防建设成果国人尽知，有目共睹，无须在此赘述。　　 
如果说文革期间没有企业倒闭，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下岗失业、没有环境污染、没有两极分化的十年国民经济是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今天所有这些都统统出现了的国民经济，是否更应该说已经“崩溃”了呢？　　 
5、夺权与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8日上海革命造反派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布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这个被称为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标志性事件，说明文革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开始向逐步稳定大局的方向发展。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提出“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央明确要求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　　
1月31日《人民日报》又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对夺权斗争中如何统一思想认识、克服派性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等政策作了说明。强调群众组织要克服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团结一致，去争取最后胜利；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和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允许他们改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夺权风暴迅即席卷全国，没有遇到已经瘫痪了的旧体制的任何有效抵抗，各省、市、县、公社、工矿企业和学校，很快处在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夺权过程中。　　 
革命委员会是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一元化领导机构。群众组织代表工农兵群众，掌握政治方向和大政方针。革命干部担当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接受工农兵的帮助和监督。军队则主要作为专政力量来保障社会秩序和权力机构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政权组织形式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将政权管理体制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继续完成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提供了保证。这个历史任务就是巩固文革所确立的革命原则等胜利成果，尽快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无产阶级大众民主、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滋生官僚精英主义、修正主义，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权力体制。　　 
但是，数量众多的群众组织并没有完全摒弃前嫌，真正联合起来。他们在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更能代表工农兵和哪些人是革命干部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发生了分裂。他们缺乏解决分歧的政治经验，使裂痕迅速放大，难以弥补。另一方面，被结合进新政权的所谓革命干部，都是受过冲击的当权派，表面上赞成支持文革，实际上不理解、不服气、有怨气，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当权派的精英立场。他们暗中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支一派压一派，挑起事端打击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人。军队出于维护秩序稳定的需要，往往选错对象给予支持或打击，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因而，出现了各种力量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权力角逐上的现象，把刚刚具备探索性雏形的新政权如何尽快完善和成熟起来这一重要使命撇到了一边。　　 
尽管如此，这种新执政体制是解决国家管理体制滋生官僚主义的开创性探索，无疑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性。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新政体难免有诸多不足和缺陷，走向完善和成熟的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革委会从一出现就充满了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注定要经历难以预料的曲折命运。　　
6、一次空前残酷的较量　　 
当权派在被夺权之前，集体不作为是为了向中央施压，引起中央对其利益诉求的重视，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得到中央回应，还在造反派夺权后丢失了最后巢穴。绝望使他们夺回权力的意志空前强烈。这种意志集中表现在中央高层中，一些战功卓著的老帅认为文革搞得“过火了”。他们抓住陈伯达违背组织程序打击陶铸的错误，向新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被称作“二月逆流”的反击。军队态度出现了偏向性。各地当权派抓住机会，拉拢军队和保守派群众组织，对造反派发动猛烈反攻，竭尽全力镇压造反派，甚至动员农民进城武力压制造反派，力图把造反派驱逐出革委会。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无情镇压，多数造反组织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被打成反党或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调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惨烈现象。1967年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包围聚集在《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群众和学生，下令开枪，制造了打死170多人、重伤近200人的惨案。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都受到了空前打压，大江南北随处都能听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在当权派空前强大的压制下，造反群众只能用对最高领袖的信仰来坚守斗争下去的信念。文革跌入了低潮。　　 
1967年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和“军委十条”，彻底否定了当权派镇压群众的做法，痛斥“二月逆流”，给造反派群众平反，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领导人和骨干，肯定了他们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方向，并且再次下令严禁用军队弹压群众。　　 
此时，在二月逆流掩护下匆忙组建起来的革委会，造反派几乎被驱逐殆尽。当权派、保守派和军队结成了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造反派依据中央精神，希望已经大权在握的革委会为自己平反和重新进入革委会的要求，无一例外受到重重阻碍，被迫陷入为自己正名的苦斗之中。　　 
造反派要求平反和正名的斗争十分顽强激烈。当权派担心重新到手的权力得而复失，必须阻止造反派翻身上台。中央已明令禁止调用军队压制群众运动，当权派无法借用国家专政力量，便指使保守派群众组织武力压制造反派。　　 
最典型的事例，是武汉市人武部组织起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对造反派比较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点进行武力清除。3月27日，在武钢抓捕造反派群众500多人，又先后制造了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六渡桥、汉阳轧钢厂和武汉体育学院等大型武斗事件，打死多人，打伤的人难以计数，多数造反派被迫逃离武汉，很多人躲避到上海和北京等地。直到中央6.26通令下来以后，武汉流血武斗才告一段落。　　
一份1984年发现的河南省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透露，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十大总部”，计划在短时间内用武斗彻底打垮造反派，在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这是当时当权派最明确的具有政治意图的武斗计划。　　 
这一时期，当权派摆脱了之前的软弱状态，拥有了军方支持和保守组织武力扫除障碍的巨大优势。有的军队仍然不顾中央禁令，发放武器，导致武装对抗。武斗在全国蔓延，逐步升级，直至发生了从武装镇压造反派到矛头指向中央的震惊全国的7.20武汉事件。　　 
7、造反派的局限性与文革的战略收缩　　
夺权斗争后，党、政、军、群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造反派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难以看清方向。他们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镇压他们的“军内一小撮”和极力从中调节矛盾维护稳定的党政高层，有人甚至要揪出周恩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很快走向绝对化而形成高潮，相继发生了冲击外交部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有人还写出文章，说整个国家机器的性质都已变成资产阶级的了，彻底否定了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简言之，置中央再三告诫要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的要求于不顾，轻率地把矛头从打倒党内走资派转向了砸烂国家机器。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国家政权毕竟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中国的社会性质毕竟是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要革体制官僚的命，是要医治体制中的疾病，不是粉碎国家机器，打倒党内走资派，是要防修防变，不是不要共产党。他们还不懂得，把握好党政军群关系平衡、稳健掌控全局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智慧，不知道这种方向性错误和冲动做法，会打破这种平衡，客观上使毛泽东陷于孤立之中，使矛盾性质发生变化，突破中央支持和保护造反派的底线。毛泽东这时曾提醒他们“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了”。中央随后下发文件，不允许“乱军、乱政”，否定了造反派的错误认识和过激行为。当权派抓住机会，从中央文件中挑选出对自己有利的内容，继续打压造反派，进一步激化矛盾，制造混乱。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原来一直依靠造反派和政策舆论掌控运动方向的方法失去了效力。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军队多次袭扰中国北部边界，阻扰中国边防部队正常巡逻，不断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和渔民，制造多起流血事件，在国境线一侧集结大量军队，并对珍宝岛虎视眈眈，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由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在苏联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的威胁下，国家安全已上升到了首要突出位置。国内形势，从高层到基层的当权派与中央貌合心离，实力仍很强大。文革小组和地方造反派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难堪大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审时度势，不得不后退一步，对当权派作出暂时退让，力求尽快稳定国内局势，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备战备荒准备打仗上来。认为完成文革使命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不可能做到毕其功于一役，以后要隔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由此转入收缩阶段。　　 
8、决定命运的最后较量　　 
文革的战略收缩使当权派看到了希望，认为中央有维护国家稳定的动向，似乎又开始相信和使用他们了。他们抓住时机，对仍在鸣冤叫屈和争当彻底革命派激情中茫然不觉的造反派发动了战略反攻，精心组织了两次围剿造反派的重要战役。　　 
其一是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当权派毫不掩饰“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却又不想因此招来迫害群众的恶名，继续用一派群众去打击另一派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交给保守派组织去执行。他们既要围剿造反派，又想避开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嫌疑，便学着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样子，拿过造反派忠于毛泽东的誓言来装饰门面，让军宣队或工宣队去组织群众，大搞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事实表明，阉割毛泽东思想革命灵魂，用庸俗化、封建化和符号化把毛泽东变成无害偶像推向神坛的人，正是善于伪装的当权派们。　　 
当权派用这种仪式化了的群众热情大搞个人崇拜，在相当程度上从造反派手里夺走了“毛泽东旗帜”，割断了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剥夺了造反派的政治合法性。再此基础上，他们开办各种形式的接班人“五项标准学习班”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正言顺地把造反派统统列入审查对象，设立专案，清查处理。老道的政治经验使当权派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反复旧”不过是造反派一次无力的反击。其二是随后而来的“清查5.16分子”，全国900多万人被捕，造反派几乎全军覆没，被彻底瓦解。　　 
造反派作为执行毛泽东文革意图最坚决的群众组织，在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代价。他们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的群众性。各自为战，组织松散，缺乏政治经验，这使他们视角单一，谋一域而盲全局，不能广泛团结有共同根本利益但认识上有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前进。文革小组在中央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今天，左派阵营里的许多人仍然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忽视全局，以偏盖全，不讲团结，陷在脱离现实的空想中大发议论指责同路人，热衷于求证唯有自己头上戴的才是真马列主义桂冠，完全忘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分析和指导不同客观条件下的现实斗争，而不是形而上学引经据典的经院式思辨。　　 
夺权前夕的革命派大联合，给各自为战的群众组织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统一起来的契机。但是，群众组织的上述局限性，使他们没有真正联合起来。那些被结合进新政权的当权派则利用裂痕，挑起事端，排挤批判过他们的人。军队更愿意打击“不服管教”的造反派。从而出现了各派力量都投入到权力角逐之中，致使文革在这段时间一度丧失了其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决定了毛泽东会在保障政权基本安全的框架内把握政治斗争的烈度，在一定阶段上表现为政治斗争的不彻底性和对斗争对象宽容的改造态度。但在思想斗争上却表现得极为彻底和坚决。这一情形在造反派群众身上则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造反行为是对体制官僚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否定，具有阶级对抗性质，同时也懂得这个斗争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毁灭。因而在实际斗争中既有绝不与走资派妥协的强烈的思想自主意识，又有希望得到正统权力承认而显得缺乏政治自主意识的表现。上海造反派希望得到中央承认的安亭事件和敢于夺权第一个吃螃蟹，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之一。当权派却与之恰恰相反，思想和政治自主意识极为彻底和坚定，从文革初期工作组开始，就不承认文革的积极意义，在种种假象掩盖下，把与造反派的对抗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始终没有改变反对文革的政治立场。　　
不管当时的当权派或今天的走资派如何否定文革的积极意义，文革作为一场思想文化革命，除了深远的政治含义外，在诸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村赤脚医生等新生事物所代表的社会进步意义，同样是任何恶意诽谤抹杀不了的。教育革命反对压制学生独立精神的“师道尊严”，取消考试制度的最高裁判权威，提倡走出校门，开门办学，实现工农兵对学生的再教育，贴近社会现实，注重真才实学，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教育革命的最高成果是工农兵上大学，直接体现了教育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文艺革命彻底扫除了文艺舞台上的封建糟粕，在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和美术等各个领域，坚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生动刻画工农兵形象，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弘扬革命正气，创作出了包括样板戏在内的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几乎人人会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为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净化灵魂、陶冶情操，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作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了配合文革收缩战略、开发农村边疆地区和减缓城市就业压力等暂时的策略性考虑外，最为根本的意义是有利于改造青年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使他们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在现实风雨中锻炼成才。有人在大浪淘沙中被无情淘汰，躲进伤痕文学里寻求精神寄慰，更多的人则得益于脚踏实地的艰苦锤炼，成为今天社会政治和经济界的骨干力量。直到现在，他们中多数人对流逝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决不后悔；赤脚医生直接面向广大农村，奉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精神，不脱离生产劳动，只拿微薄的工分补贴，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尽职尽守、满腔热忱、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半夜三更，随叫随到，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和尊重。他们主要由经过短期医疗培训的知识青年和民间医疗世家组成，在解决农村地区防疫、防病，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治疗大量常见病和多发病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被农民看做是为穷人服务的天使。一句话，这些新生事物所反对的都是精英统治，所倡导的都是发扬大众民主和为人民服务。　 
相比之下，今天与之背道而驰的教育模式，不仅把学生禁锢在扼杀创造性思维的应试教育之中，而且把追逐经济利益当做首要目的，培养大批丢失灵魂的社会白丁，灌输封建士大夫思想和极端自私的资产阶级精英意识，甚至成为一些奴颜媚骨、数典忘祖等民族败类的孵化器；文艺界封建文化泛滥，肆意篡改歪曲历史，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汉奸文化大行其道，日益幼儿化的弱智的衰男嗲女和无床不成戏的淫盗暴力充斥荧屏；赤脚医生现已被“乡村医疗证书”所扼杀，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也被充满铜臭的经济利益取而代之。越来越豪华的医疗模式，把缺乏支付能力的底层民众拒之门外，钱比命贵、见死不救、收费天文、大而无当、医患纠纷等现象随处可见。当前采取的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不过是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调节医患双方的经济利益而已，并没有改变为金钱服务的医疗服务方向的本质。赤脚医生早已成为贫民患者渴望悬壶济世的梦想。　　 
9、转入高层较量与最后结局　　 
发生在中央高层中的王关戚倒台和林彪事件，以及一反常态自上而下开展的批林批孔、评《水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反映出上层各派力量因斗争方式不同所导致的政治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毛泽东对待犯过错误干部的一贯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意了邓小平想重新出来工作的请求，让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考察他是否真的改变了反对文革的立场。　　　 
毛泽东认为，文革“七分成绩三份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975年11月20日，病重中的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作出肯定文革的决议，遭到邓小平断然拒绝。毛泽东不得不停止邓小平统管全面工作，让他专管外交事务。随后，毛泽东在一次“打招呼”会上说：“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把在整顿工作中出现的反文革做法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2月25日，华国锋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布署全面揭批邓小平复出后实行的各项整顿措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主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文章，在全国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　 
4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运动进行到8月，中央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在全国展开批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了高潮。　　 
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华国锋在军方支持配合下，随即逮捕“四人帮”，打倒了政治上不够成熟的江青等中央高层文革派核心力量，为邓小平最终彻底翻案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进入了尾声。　　
华国锋的政治角色，实际上是受过冲击后参加三结合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怕失去受毛主席信任和“革命干部”这两个具有保护色彩的光环，在全国人民面前承担背叛毛泽东、反对文革的政治责任，提出“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继续批判右倾翻案风，拒绝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想用自己的地位解除来自右派的威胁。他在高估自己的同时低估了对手。左派已被打倒，他独木难支，在军方压力下最后还是同意了邓小平再次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画上了句号。　　 
由此可见，任何领导人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原则立场，不能正确看待文革，奉行机会主义，离走资派就仅有一步之遥，一旦否定文革，就会立即与走资派同流合污。　　 
76年，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中国第一场生死较量的帷幕徐徐落下。随后发生的苏东资本主义复辟剧变和人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私有化大逆转，无不验证了毛泽东四十多年前的预言。　　
中国共产党内否认阶级斗争、维护旧官僚体制的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中，已经转化为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救中国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落下的幕布还将再次开启，上演远未结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剧。　　 
四、远未结束的斗争对立统一规律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客观事物运动的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形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下，必然转化为社会主义不断趋向完善的统一形态中去。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暂时的。阶级对立会不断打破社会主义暂时的统一，既是苏东剧变和中国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倒退或反复，也不过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更高一级的肯定中，社会主义向更加完善的统一形态转化的必然过程。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导致阶级矛盾的对立形态无法向社会主义更完备的统一形态转化，而是转向资本主义的统一形态。苏共和中共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正是在这里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坚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毫无疑问，是否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自己思想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否承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自己执政理念的实质和根本准则，能否正确评价和科学总结文革，已成为区别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标准。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盘踞在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排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力掩盖历史真相，蒙蔽人民，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不仅剥夺了社会主义赋予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且剥夺了他们维权罢工的天然民主权力，成为彻头彻尾的官僚资本和新生资本的代言人。　　
长达三十年对文革的妖魔化舆论宣传，使人民群众表面上看似认同了文革是一场动乱的主流说法，但却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人认真思考文革所主张的革命原则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也正在无情打破漏洞百出的主流说教，人民群众已经处在逐渐觉醒的进程之中。　　 
当初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们现已基本退了下来，他们排斥造反派的态度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但随着对抗力量的缺位和落实政策带来的政治翻身及高薪修养，多数人已经心平气和，原来的对抗意志已大大减弱或淡化。但面对私有化造成的种种恶果和人民群众缺失尊严的艰难生存状况，革命战争和毛泽东思想曾赋予他们的基本觉悟和正义感，又使他们良心不安，陷入丢失信仰的困惑之中。其中有不少人开始理解文革的意义，觉得愧对毛泽东，愧对人民。更有人放弃个人恩怨，走出“老干部”群体利益的小圈子，拍案而起，重新站到人民群众立场上，反思改革开放，怒斥私有化，仗义执言、奔走呼吁，反对倒行逆施的党内修正主义私有化政治路线。　　 
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知识分子会附在五张皮上。精英意识和趋炎附势的小资生存之道，使很多人附在官僚资本这张皮上。他们抛开民族和人民大众，透过狭小的自我感受视角，以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标准，刻意渲染个人或某些人的“不幸经历”，哀怨命运，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只看现象不见本质，对文革作出肤浅和错误的评判。另有一些人则自觉站在资产阶级精英和买办卖国立场上，为官僚集团出谋划策，摇旗呐喊。他们仇视人民大众的大民主，肆意歪曲、攻击和妖魔化文革、共产党和毛泽东，成了当前中国最反动的文化黑帮。袁腾飞、茅于轼、辛子陵、吴敬琏、李锐等人就是其部分代表人物。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附在人民大众这张皮上，他们在人民群众尚未完全觉醒的状态下，率先对文革进行了清晰而有理性的剖析和阐述。他们已经成为唤醒人民起来反对私有化和除奸爱国的思想先驱者。　　 
在文革中曾起来造反的学生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主流观念迷惑，对今天的私有化现实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他们正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告别过去，走向成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蕴含巨大革命能量的骨干群体。在已经开始的新的斗争中，历史必将对他们作出与过去全然不同的评价。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当社会生产关系中私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主要成分，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失去主导地位的新的社会条件下，文革不可能复制，也不会重演。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大众民主的实践，如同一笔伟大的意义深远的遗产留给了人们。人民大众一定会从这笔宝贵遗产和今天的切身经历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继续完成自我教育，逐步成熟，看清方向，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长期、复杂、激烈和不断反复的斗争，直到彻底解放自己。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追求更高文明的进步史。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展到必须依靠霸权掠夺他国资源和生产劳动成果才能生存的腐朽阶段。霸权的野蛮本质无疑是对一切社会公平的彻底否定，同样也否定了资本主义曾经拥有过的文明意义，已成为一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没落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其大众公平原则必将取代资本霸权已是不可改变的社会文明进步方向。　　 
中国从康梁大同到孙中山大同的理想追求均以失败告终的事实表明，只有共产主义大同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无产阶级夺回资本统治权力、最终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才是彻底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的唯一正确途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经在推翻封建专制中建立过辉煌的过去。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革命，则必将在推翻资本精英专制中创立更加进步辉煌的未来。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中又一个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真正公平的新大同的步伐，绝不会因为苏东剧变和中国私有化改革这种暂时挫折而发生丝毫改变。　 
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运动，践行了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消灭维护私有制的一切上层建筑附属物，同一切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继续革命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极为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历史尝试。它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一闪即逝。但巴黎公社劳动大众民主的公平原则永存。它的伟大就在于它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次历史尝试。它像一场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在历史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它的伟大就在于它践行了巴黎公社原则，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无知叫嚣，已经被曾经发生和仍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彻底粉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欺骗手法，每天都在被无情拆穿。共产主义信念正在人们心中逐步回归，越来越多的人再次唱响了《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内尔一定要实现。”　　
社会主义正在走过寒冷的冬夜，人民有理由相信，黎明的曙光就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