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泰州学派
学派简介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王艮其人，江苏泰州人，师承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王艮长期在小生产者阶层中讲学，从者云集。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人者。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已，息事宁人，因此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  泰州学派『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泰州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樾、赵贞吉、何心隐等，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闹事，实在是五花八门，龙蛇混杂。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 名叫：李贽。另一个确是影响了明朝历史的人物，叫做徐阶。
创始人
王艮简介王艮（gèn）（1483～1541）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立者。 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  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人称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门下只为求生，后经王守仁点化转而治学，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 
好读儒家经典，有疑难，逢人便问；对儒经的解释，不拘泥传注，常常自有发明。王守仁巡抚江西，讲“良知之学”聚徒众多，王艮也拜王守仁为师。王艮家学有其子王襞承传。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徐樾、韩贞、颜钩、赵贞吉、罗汝芳、何心隐等。
先世原居苏州，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始祖名王伯寿。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灶丁”（烧盐的苦力）阶级，世代为灶户，“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 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在十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因善经营，“自是家道日裕”，成为富户。《明朝那些事儿》中的王艮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笏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 
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面，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 
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 
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 
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的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 
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陋规，讲求心学真义之类。 
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你只不过是想出名而已。” 
眼见花招被拆穿，也不好呆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 
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 
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庄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的泰州学派。王艮贡献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思想观点
泰州人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 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兹将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散述如下：  王氏宗祠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二．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正已”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绝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不！在封建专制极端残酷暴虐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四．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悌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心学异同
一．王守仁主张“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王艮却突破了王学的思想框框，认为“身为天地万物之本”。  王阳明“心”和“身”，虽为一字之异，却反映了以精神性为主体还是以物质性为主体的差别。 
二．王守仁主张“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标准。“心”，必须“止于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欲”，就是去恶从善。这还没有摆脱“存天理、灭人欲”的窠臼。而王艮却主张“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这两种不同的正“心”观，也就是“格物”观，一种反映了统治者以“正人”为能事的本质；另一种，则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王艮的思想显然属于后者。 
三．王守仁主张“致良知”，“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却主张：“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圣人安置到神坛上，视百姓如群氓；一位却把圣人从神坛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阶级属性是何等的鲜明！ 
毋庸讳言，王艮虽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但在从学王守仁之后，利用了王学的某些范畴，加以改造、发挥，相得益彰，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复初说”，说：“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说王艮之学，既和王学有一定联系，又和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学派著述
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王东崖遗集》、《韩乐吾集》。 
李贽《初潭集》、《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何心隐 《四书究正注解》、《聚和堂日新记》、《何心隐集》
历史影响
泰州学派在当时的影响超过了王守仁后学的各个学派。《明史-王艮传》说： 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王畿传》也说： 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 王艮作为一名布衣之士，在学术上能够超过王门弟子中的官僚士大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保持了平民的性格和特色，始终没有割断与下层群众的联系，就象王守仁所说， 圭角未融.另外，他能够兼收并取，不拘师说，没有正统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更不坚持门户之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东西南北之人.亦儒亦释亦道，使他能够具有很开阔的思想眼界，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风格的学派。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 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王艮的见识是很高明的。本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个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在最高层次的思想上，无论哪家哪派都会殊途同归，汇合到一个共同点上。
因此，简单地划分不同视野的对错，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正因为王艮能够不拘师说，不具成见，才能 往往驾师说上之 ，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特点。
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弟子遍天下，而且流传的时间也很长， 绵绵数百年不绝。 袁承业在《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的《序言》中说： 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 该表著录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载入《明史》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 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按地区来分，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东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从以上的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一是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十分广泛，但仍以下层群众为主；二是泰州学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学派，而是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赣水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主。
泰州学派的影响之大，并不是由于它宣传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而是因为它贯串了平民意识，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不同的 异端 思想，从而在下层群众中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
泰州学派的平民性格使得它很少有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犹豫和顾忌，而表现出鲜明的战斗风格，李贽称赞王艮是个有 气骨 的人，是 真英雄，他的后学也都是 英雄.比如王艮的学生徐樾， 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 徐樾的学生颜钧 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 ；颜钧的学生罗汝芳 虽得免于难 ，但终被张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隐 以布衣倡道 ，又遭到统治集团的杀害。何心隐之后，又有钱怀苏，程学颜， 一代高似一代.李贽感慨道： 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至于李贽本人，更是威武不能屈的坚强之士，他的 叛逆 精神和 异端 思想可称得上是泰州学派的精华。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及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黄宗羲是从正统儒学的立场，以王守仁的 良知 说为标准来进行批评的，因此相当尖锐。
他指责王艮违背了王守仁心学的宗旨，使得 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在《泰州学案-序》中，他这样批评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公曰： 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在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黄宗羲的批评自有他的标准和道理，然而从所谓 掀翻在地 ，我们正可以看清泰州学派的叛逆性格。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泰州学派的风貌，我们还应了解几位重要人物。
学派传人
1．王栋与王襞。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泰州姜堰镇人。王艮的族弟。曾师事王艮，得家学之传。先后任县训导、教谕、州学正。开门授徒，主持过泰州安定书院。王襞（1515——1587），字宗顺，号东崖。王艮的次子。九岁起，随父至会稽，游学于王守仁门下。守仁命襞师事王畿等，先后留越中近二十年，结交多巨儒硕士。王守仁死后，王艮回到家乡开门授徒，王襞成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后，他继承父业开门授徒，并先后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讲学，“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襞还忠实地遵循父亲的嘱咐，不事举子业，终身不仕。王栋、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们在继承、发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栋、王襞，人们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号波石。江西贵溪人。进士。先后任礼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门下受业。王艮谓其内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个儿子）乃尔所生，是儿（指徐）乃我所生”（盖指传道之得人）。王艮在考察徐樾前后达十一年以后，乃于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学”（经过改造了的、平民能够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称：徐为其父“高第弟子，于父之学，得之最深“。据说，徐受业王艮门下后，曾有过辞官的意愿。后来，徐任云南布政使时，中土司诈降计，战死于沅江城下。
3．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从学徐樾三年，后又经徐介绍卒业于王艮门下。因而，颜亦得“泰州之真传”，颜本人也以“泰州正传”自居。颜在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会”，集自家、本族、同乡老壮男女近七百人，“讲耕读孝悌之学”，“士农工商皆日出作业，晚皆聚宿会堂”。在泰州学成之后，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徕一千多名参加科场考试的学子，向他们宣讲“大成之道”。颜钧的种种言行，当道者惊恐万状。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诱骗颜至太平府讲学将颜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转侧”，几被打死。颜被关在南京狱中，因无法定罪，难以重处，只得诬以“盗卖官船”罪，坐牢三年。颜出狱时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龄病故，历时近三十年，坚持传道讲学，受尽人间颠沛流离之苦。此前，颜曾专程从江西至安丰场，为其师王艮守墓三年。当他听到老师徐樾战死的消息后，又孤身前往云南，辗转数年，终于寻得徐的碎骸，归而衤付 葬于安丰场徐师王艮的墓侧。 
4．罗汝芳（1515——1588），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听颜钧讲学时拜颜为师，为颜的得意门生。罗中进士后，不参加殿试和入朝做官，周游四方多年。以后，罗任过知县、刑部主事、知府、参政等，因在北京广济寺讲学，触怒张居正，被勒令解官归里。罗对其师颜钧非常崇敬，颜被捕入狱，罗朝夕侍奉，且“揭词”鸣冤，变卖家产和募捐为颜“补赃”，终于营救颜出狱。 
5．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拜颜钧为师。郡试中第一名。他本可以沿着这条坦道进入康庄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学派的思想，“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拜颜钧为师，从此走上了“反封建斗士”的人生旅途，成为封建专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无畏者。他学习其师颜钧在家乡办“萃和会”的举措，也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会，义相近），进行理想社会的实验。何在聚和堂里，献出家财，“捐千金，购义田，储公廪”，并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族内子弟宿于祠、聚于祠、食于祠，过集体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学成之后，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鳏寡孤独失所者，皆有所养。何心隐理想社会的实验，不仅打乱了封建等级秩序，而长期下去必然危及统治者地位的稳固。因此，县官以妨碍公务、诬蔑朝廷命官罪将何逮捕入狱，判绞罪，后改为充军。不久，被友人程学颜营救出狱。以后，程学颜入京供职，何亦随程进京。在京师何结识了颜钧的另一个弟子罗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并通过耿的关系与张居正（时任国子监司业）会见于显灵宫。何、居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预感地说：张这个人“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在北京，何还策划计杀奸相严嵩，不成，改名易姓（将梁汝元改为何心隐）南避，飘泊讲学近二十年。这时，万历帝起用张居正为相，张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对人民也实行了严厉的统治，如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下令“得盗即斩”；推行税役合并为“一条鞭法”等。对于张的这些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张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何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张示意四处缉拿何。万历七年（1579年），何62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狱中。见巡抚，何“坐不肯跪”，“择健卒笞之百余，干笑而已”。何宁死不屈，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对其进行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营救，有的愿舍身替死，特别是何的学生胡时和从祁门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后为之收殓尸骨，并遵遗言将何与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学颜合葬。
6．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南京人。高中进士第一。师事王襞、罗汝芳，“尤笃信卓吾（李贽）之学”，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学者，以博学多才称著于世。参加主持会试时，曾慧眼擢选大科学家徐光启于“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7．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自称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本姓林，因三世  李贽祖被统治者杀害，族人改姓李。李贽在考中举人后就不再赴考。在南京，李拜来此讲学的王襞为师。李在五十三岁时就弃云南姚安知府（四品）官职归隐。他为官清正廉明，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他为官期间病饿而死。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题。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李贽，进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统、也更激进的阶段，亦即顶峰阶段。李贽一生反对封建道学，他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相背离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汉）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他针对尊孔派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说教，讽刺地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他说：《论语》、《孟子》等书，是孔孟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的东西。他把官吏比作老虎、娼妓，说：“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者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满朝奸臣，不如一娼”。他说：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李贽一生的著作，数量十分巨大，达几十种之多。其代表作有《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焚书》6卷；《续焚书》5卷。对于李贽的言论和著作，统治者恨之入骨，骂他为“狂诞悖戾”、“剌谬不经”、“左道惑众”、“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异端之尤”、“猖狂无忌惮的小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李极尽了迫害之能事：以“大坏风化”之名，驱逐他出境（麻城），拆毁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好心的人劝李避走，李毫无怯意。说：“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盖人总有一死，无两个死也”。“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若我去告饶，则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争斗到最后，最高统治者————万历帝亲自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他带着不支的身体，跋涉数千里、冒着大风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与共的挚友马经纶家（马字诚所，官御使，因触怒万历帝，被贬斥为民，回北通州家居）。李这时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处平静地了却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写下了《李卓吾先生遗言》），但是他终于在这年的三月间被捕了。大金吾审讯时，衰弱不堪的李贽，由“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问：“若何以妄著书？”李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表现得一点也不屈服。由于不堪侮辱，李贽在狱中趁给他理发之机，夺剃刀自刎，次日，这位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勇士才气绝。马经纶依李遗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门外，墓前立了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并遵嘱请焦漪园书写墓碑。李贽生前死后，统治者还先后下令将他的著作“尽行烧毁，不得存留”；结果是“卓吾死而书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颗划破黑压压长空的光灿明星。 
8．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进士。任过知县。师事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罗汝芳。他的作品十分丰富，除创作西戈剧《牡丹亭》这一千古名篇外，还留下200多首诗和几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任过知县、教授、助教、礼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世称“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焦 的学生，又自称是李贽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对嘉靖年间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称著于世。 
10．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年间徐光启参加顺天会试，罗汝芳的学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启卷，阅而奇之，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毅然将名落孙山的徐光启拔至第一名。七年后，徐又高中进士，选庶吉士（进士中之优者）。历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兼河南监察御使、礼部主侍郎（督领修历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徐在我国首先提出学习“西学”、“会通中西”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他是开向西方学习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很多，主要有《农政全书》60卷，并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等。同徐光启一起学习、研究西洋科学的还有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徐光启提出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较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魏沅（遵林则徐嘱，编《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早两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