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贽
人物生平
李贽[zhì]于明世宗嘉靖六年农历十月廿六日（1527年11月19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门外。六世祖李驽为泉州巨商，有妻妾三人。从事远洋贸易，乘船往来于泉州与忽鲁模斯（今伊朗的阿巴斯港）之间，妻妾中一人，即为当地色目女子。
他的父亲李钟秀以教书为业，李贽七岁时便随父亲读书、学习礼仪。
嘉靖三十年，26岁的李贽中福建乡试举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授河南共城教谕。三十九年，擢南京国子监博士，数月后，父白斋公病故于泉州，回乡守制。时值倭寇攻城，他带领弟侄辈日夜登城击柝巡守，与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敌忾。
嘉靖四十二年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三年服阕，尽室入京……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授徒。馆复十余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
隆庆四年（1570），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至万历五年（1577）止，共七年。在南都任职的七年中，相识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后来耿定向的假道学面貌露出时，李贽与之互相辩难。至于李贽对耿定向的弟弟定理以及定向的学生焦竑则一直为莫逆的朋友。在南都时，李贽又见过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以及泰州学派的罗汝芳。李贽对王、罗二人都很崇敬。这一时期的重要关键是李贽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王襞长时期在左右，对“乐学”之说，发挥尤多。
万历五年（1577），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在公余之暇，仍从事于讲学。他居官的准绳是“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而且“自治清苦，为政举大体”。他还在府衙的楹柱上写了两副对联。其一是：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其二是：“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水，两袖清风。”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他此时，“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这颇似罗汝芳的作风。当时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很多，上官严刻，他说：“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在姚安居官三年以后，他厌恶簿书的生活，袁中道记他“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李贽的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活，使他深感受人管束之苦。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  《焚书》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这是多年居官生活的总结，反映了处处与上司抵触的情况。这种抵触，实质上是李贽的反封建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抵触。他解官以后，并不回乡，携妻女往湖北黄安依耿定理。自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在李贽云南辞官的前一年，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被楚抚王之垣缉捕杀害于武昌。李贽对这件事极为愤怒，曾著文二篇为何辩冤，并表示对何的景仰。后来他给焦竑的信中，提起何心隐说：“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见追慕之切。”（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书）信中所称论何心隐者二篇，今焚书卷三中有何心隐论一篇；另一篇，未见。焚书卷六有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五绝一首：“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这诗当做于云南解官后初到黄安时，可见他对何心隐及其弟子的同情。李贽一生未有机会与何相识，他在与焦漪园太史书中曾引以为憾：“弟向在南都，未尝见兄道有此人也，岂兄不是之耶，抑未详之耶？若此人尚不是，天下古今更无可是之人类，则其所是者又可知也。”（焚书卷一）。
李贽弃官后于万历九年（1581）春，应湖北黄安（今红安）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耿家乡黄安天台书院讲学论道，住耿定理家中充当门客兼教师，但和耿定理做大官的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耿定向在李贽看来是乡愿、是假道学的代表人物。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去以后，自然与耿定向不能相容，不可能再在黄安耿家住下去了。耿定理死时，李贽有五言长诗三首哭耿子庸（定理字）。其间万历十一年王畿卒，李亦著王龙溪先生告文，对王畿表示敬仰，如称王畿为“圣代儒宗，人天法眼”，又说“先生今既没矣，余小子将何仰乎？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李贽从黄安移居麻城，因无馆住宿而返。第二年三月才定居于麻城龙潭湖上的芝佛院。龙潭距城三十里，一般人不易走到。他从此安静地读书著作，与一二相知者讲学。移居麻城的时候，李贽将妻女送回福建，自己孑身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收入《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及与道学家耿定向反复论辩而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6卷。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李贽倡导绝假还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李贽在麻城还多次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万历十六年（1588年）夏天又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毫不畏缩。他喜爱清洁成癖，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衿裾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其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双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贽认识了在当时文学上反对复古主义的公安三袁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次年，袁宏道（字中郎）又来麻城访李贽，二人并同至武昌。《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载：“时闻龙湖李老，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李老大相契合，赐以诗。……留三月余，殷殷不舍，送之武昌而别。”袁宏道之兄袁宗道，对李贽也表示倾仰，自认为能够了解李贽的一人。他在答李信中说：“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云中信使不断，幸以近日偶笔频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读亦能解也。”（白苏斋类集卷一五）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宗道致李贽一面，更为推崇：“翁明年正七十，学道诸友，共举一帛为贺。盖翁年岁愈久，造诣转玄，此可贺者一。多在世一日，多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贺〔者〕二。”（白苏斋类集卷一六李宏甫）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往山西大同，著《孙子参同》，修订《藏书》。梅国桢是麻城人，也是与李贽甚相契合的友人之一。李贽著观音问中所称澹然师便是梅的女儿。袁中道梅大中丞传记载他：“尝曰，人生自适耳，依凭轨迹，外张名教，酷非所屑”，又称“女澹然以孀为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严，于道有入，父子书牍往来，颇有问难。”同年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撰成《净土诀》，这时新安汪本钶来从。汪自万历二十二年即来龙湖问学，至李贽死为止，先后相从九年。李最后在狱中给汪有“嗟子胡然泣涕洟，相依九载不胜奇”的诗句。万历四十六年（1618），李贽死后的十六年，汪本钶编辑了李贽晚年的书信诗文而成续焚书，汪本钶在书的序言中对李贽的思想作了以下的评论：“钶从先生游九年，所朝夕左右未尝须臾离也。称事先生之久者无如钶，宜知先生之真者亦无如钶。顾钶何足以知先生哉？则先生之自知也，先生自与天下万世人共知之也。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瞆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而心折焉。”　
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贽七十二岁，春天仍在北京，次年春天与同在北京的焦竑共往南京，并将自己的零星著作汇成《老人行》，并再度研究《易》，撰写《易因》，最后编订其巨著《藏书》。《藏书》共68卷，系纪传体史论，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不与传统见解苟合的评价，旨在反对儒学。如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李贽曾在与焦弱侯书里，约略透露了著作藏书时的情况：“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批阅，得与其人会觌，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书）李贽对藏书的评价，自许甚高。他说：“藏书收整已讫。……一任付梓矣。纵不梓，千万世亦自有梓之者。盖我此书，乃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续焚书卷一与耿子健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在山东济宁编成《阳明先生道学抄》、《阳明先生年谱》。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到山西、通州、济宁、南京游历。在济宁、南京曾两次与利玛窦见面，讨论教义。二十八年回到麻城。同年冬天，湖广佥事冯应京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又毁坏他预为藏骨的墓塔。李贽被迫避寓麻城东北商城县黄檗山中。二十九年，罢官御史马经纶闻讯将李贽接到通州，住莲花寺。
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春二月，遗言以身上的旧衣服安葬，不可更换新衣。同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最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入狱后，“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意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又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狱中写下绝命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三月十五，呼侍者剃发，夺其剃刀割喉，气不绝者两日，三月十六日（公历5月7日）子时气绝，享年76岁。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称李贽“不食而死”。死后，马经纶收葬于北京通州北门外马寺庄迎福寺侧(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今墓地尚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贽的学生汪可受、梅掌科、苏侍御捐资为李树碑。
李贽生有4子3女，除大女儿外，其他都不幸夭殇。
思想主张
形成背景1．政治上：明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专制腐败的王朝政治；农民起义。
2．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工商业者成为重要力量；重商主义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
3．文化上：明晚期，科举制度使思想界因循守旧；因循守旧的八股取士；文字狱；理学家鼓吹的理论具有虚伪性导致知识分子逆反。思想主张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进步的历史观1．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李贽对《六经》、《论语》、《孟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著作是当时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2．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3．民本思想。虽然孟子早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当在历代统治者中，实际均未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政治思想李贽在反对政治腐败和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
①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焚书·续焚书·答周二鲁》）。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李贽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孔丘，认为孔丘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话并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不能以他的是非为是非，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丘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② 提倡人类平等。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他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③ 反对封建礼教。李贽还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进行抨击，认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如《论语》、《孟子》并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他反对歧视妇女，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指出：“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他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④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焚书·续焚书· 夏焦弱侯》），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四书评·大学》）。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李氏丛书·孙子参同》）。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李卓吾批点皇明通记》），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焚书·续焚书·兵食论》）。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⑤ “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李贽自述
在《自赞》一文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选自《自赞》）
关于落发为僧，在《与曾继泉》一文中，李贽写道：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选自《与曾继泉》）
坦然入狱：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系中八绝·其一》）
遗言：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即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信仰评析
12岁开始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关于李贽青少年时候的治学情况，有如下记述：“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然好易，岁取易读之。”（李氏文集卷一一易因小序） 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用剃刀在狱中自杀。他在咽气之前，用手指写字，与狱卒有如下的对话：“和尚痛吗？”“不痛。”“为什么要自杀？”“七十老翁何所求？”①很明显李贽至死还是以僧人面目示人的。
又，明朝李贽在点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时激动地在书上眉批道：仁人、圣人、勇人、神人、罗汉、菩萨、佛。他把了世界上最高尚的评价都给予了鲁智深。②径山大惠禅师手执火把，直来龛子前，指着鲁智深，道几句法语，是：“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③
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李贽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④其幼年表现颇合大乘根器与赵州和尚所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简直是同宗同脉。李贽这样的性格乃至思想转变与禅宗宗师豪放无拘的洒脱境界是何等相似！
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说:"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⑤终上所述，李贽属于大乘禅宗一派应可盖棺论定。
注：①李贽的朋友袁中道给李贽所作的传记《李温陵传》[1]
②李贽在谪居龙湖期间，曾精心评点《水浒传》 百回本 ，自认为这是他评点前人著作中最称心的一部。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北宋末年，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此传是所为发愤矣。”李贽在评点全书之后，特冠以“忠义”二字，以抒发施耐庵、罗贯中发愤而作之用心。在评点《水浒传》时，李贽采用眉批、夹批和各回总评等形式，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和事件，作出了褒贬分明的评价。
③《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2]
④李贽：《王阳明先生道学钞》附《王阳明年谱后语》。转引自厚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卷（一）第46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3]
历史评论
褒李廷机《祭李卓吾文》：“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孑然置一身于太虚中，不染一尘，不碍一物，清净无欲，先生有焉。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池方显《谒李卓吾墓》：“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
汪本钶《续藏书》序：“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瞆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而心折焉。”袁宗道：“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云中信使不断，幸以近日偶笔频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读亦能解也。”
袁中道《李温陵传》：“……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锺会如奴隶。鸟巢可复，不改其凤咮，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
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吴虞《李卓吾别传》：“张问达、王雅量能焚毁卓吾之书于一时，诬陷卓吾之身于一日……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焚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贬顾宪成《束高景逸书》：“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
《四库全书总目·别史类存目》：“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抨击孔子，另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诛者。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如置之不论恐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曝其罪。” 另外，姚瓒在《近事丛残》中说：（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懦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沈铁《李卓吾传》说：“载贽再往白门（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其它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李贽又被当作尊法反儒的英雄，加以推崇，他的著作被划归“法家”。
李贽的著述先后数次被禁毁，民间盗印、假托者不绝，门人汪本钶说：“（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
著述作品
李贽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　《李氏藏书》《藏书》六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于金陵。
《李氏续藏书》《续藏书》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史纲评要》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阁刻。《李氏焚书》《焚书》六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于麻城。《李氏续焚书》《续焚书》五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阳虹玉斋刻。《初谭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称《言善篇》）四集。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宛陵刘逊之刻。《李卓吾遗书》十二种二十三卷。明·继志斋刻（包括《道古录》二卷、《心经提纲》一卷、《观音问》一卷、《老子解》一卷、《庄子解》二卷、《孔子参同》三卷、《墨子批选》二卷、《因果录》三卷、《净土诀》一卷、《暗然录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庆答问》一卷）。《李氏文集》、《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李氏丛书》《易因》二卷。明刻。《李氏六书》六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包括《历朝藏书》一卷、《皇明藏书》一卷、《焚书书答》一卷、《焚书杂述》一卷、《丛书汇》一卷、《说书》一卷）。《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继锦堂刻。《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枕中十书》六卷。明·刻本（包括《精骑录》、《筼窗笔记》、《贤奕贤》、《文字禅》、《异史》、《博识》、《尊重口》、《养生醍醐》、《理谈》、《吟坛千秋诀》）。《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100回。明容与堂刊、芥子园刊（另《批判忠义水浒传全传》121回，明·杨定见刻）。《批点西厢真本》二卷、《批评红拂记》二册、《批评幽闺记》二卷、《批评洗纱记》二卷，明刻。《评选三异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谐刻（包括《方正学文集》十一卷、《传状》一卷、《于节暗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谱》一卷、《传状》一卷）。《读升庵集》二十卷、《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四书评》、《坡仙集》十六卷、 《九正易因》二卷、《李氏说书》八卷、《姑妄编》七卷、《李温陵集》二十卷、《禅谈》一卷、《龙湖闲话》一卷、《文字禅》四卷、《左德机缘》三卷、《李氏因果录》三卷、《业报案》二卷，明刻。
他曾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
著名文章：《童心说》、《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等。
诗词选读
【独坐】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
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
客久翻疑梦，朋来不忆家。
琴书犹未整，独坐送晚霞．
【系中八绝·老病初苏】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
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石潭即事其四】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祖籍考略
李贽（zhi 四声）（1527年-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龙湖叟等，是明代杰出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4]
李贽生辰和出生地， 据《卓吾论略》：“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即李贽生于1527年10月。《清源林李宗谱》、《历年表》却记载李贽生于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十月二十六日，但据乾隆《泉州府志》及李贽生前至交马经纶等人记载，李贽年七十六。《光绪乙亥学前李氏分刊·族谱源流》亦载“十月廿六日卓吾祖伯诞辰祠中行礼祝文式”。由此可推论李贽当出生于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十月二十六日。今新编的《泉州市志》、《南安县志》均从其说。《卓吾论略》又云“居士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也。居士谓吾温陵②人，当号温陵居士”。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年）三月十六日，李贽在狱中自刭。享年76岁。葬于河北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侧，1953年10月迁至通州城北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今西海子公园）。
李贽是南安人。历史上多谓为泉州或晋江人，其实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为1974年以后陆续出土和发现的大量墓志铭、碑记、宗族谱志所证实。因而1986年始重编的《泉州市志》和1984年始重编的《南安县志》均明确记载李贽祖籍南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事物的发现总是有一个过程的。由于李贽生活的年代距今400多年，时过境迁，史料大量湮没，加上李贽著述为明清朝廷所禁，或焚或毁。李贽又长期生活在外，本地留下史迹极其有限。故长期以来，李贽家世湮没难考，人们亦只好以其出生地泉州或晋江（明时泉州市区为晋江县辖地）为祖籍了。
碑刻出土和谱志发现
1974年，泉州文管会在市内李贽后人林福如等家中发现珍藏数百年的《清源林李宗谱草创》卷之三《历年表》、《清源林李宗谱》残页及李贽故居的地契一纸。《历年表》记自元至治元年辛酉（1321年），下迄清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年），至1935年再补二条。书中按年记载林李宗族的生娶、科第、卒葬等事，但详老二房而略长房，可见泉州此一支脉系老二房所传。据《历年表》等发现，泉州历史研究会会长陈泗东先生于1974年写了一篇有关李贽家世的文章，发表在《文物》杂志上。推测出李贽的世系为：“一世林闾，二世林驽，三世林通衢，四世林易庵，五世林琛，六世林义方，七世林白斋，八世李贽。”这是泉州第一篇探讨李贽家世的文章，认为“李贽直系的上代是海外贸易大商人”。但随着碑刻等出土文物及家族谱志的不断出现，这一说法有误。陈泗东先生在1987年《纪念李贽诞辰四百六十周年》一文中作了自我纠正。
1974年9月，在泉州工作的南安榕桥胭脂巷人林昌如先生，发现泉州亦有叫“胭脂巷”的地名，与其家乡同名；又发现百源川池南畔民宅有“榕桥世第”匾额，与其家乡原住李姓竟有同源之巧合！于是开始着手调查探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其祖厝的门槛下发现《处士龙山李公墓志铭》，铭中言及其先祖“历宋、元由光州迁闽之泉郡，已由泉郡支分南邑小郡。宗故赫赫，即二千石樾公，……载质（贽之误）公、奇材公……”等语。系万历已亥（1599）李氏后裔李民寄所撰。11~12月间，福建师大中文系陈树田主任、林海权教授同晋江地区李贽文物资料调查组陈泗东、林昌如等人先后两次到南安县城关公社榕桥三十都一带，进行广泛的深入调查，南安县文化馆、城关公社革委会和当地大队也派员参加，笔者斯时亦参与其中。经调查三堡、杏莲、下都、上都、西坪五村，先后发现了一批李贽宗亲族裔的墓志铭石刻。计有：①李贽的叔父《明故处士章田李公暨配丁氏、媵 张氏合葬志铭》一方，刊立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文为李贽族兄林奇材所撰；②李贽的三世叔祖母、李广齐之妻《故李母黄氏墓志铭》一方，刊立于明宣德二年丁末（1427年），文为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清源庄谦所撰；③李贽远房族叔《明故乡饮宾善寿李莲塘公墓志铭》一方，刊立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文亦为林奇材所撰；④李贽的远房堂弟《处士龙山李公墓志铭》一方，刊立于万历二十七年已亥（1599年），文为李贽族侄李民寄所撰；⑤李贽远房堂伯叔《明处士梅轩李公暨配淑婉孺人郑氏合葬墓志铭》一方，刊立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年），文亦为李民寄所撰；⑥李贽族人《皇明先考邑庠生明宝李公圹志》一方，刊立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文为其子李锡兑所撰；⑦李贽的远房族弟《明陆凉州知州封奉政大夫觉石府君墓志铭》一方，刊立于明崇祯三年庚午（1630），文为刑部尚书苏茂相所撰；⑧《明陆凉州知州封奉政大夫觉石府君行状》一方，刊立于崇祯三年，文为其子李佺台所撰。
以上石刻墓志铭与行状，现存泉州文管会，对于研究李贽的身世及家族迁徙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明故处士章田李公暨配丁氏、媵张氏合葬志铭》。据考证，该墓志铭是李贽叔父李廷桂（字钟气，号章田）的，是李贽的族兄林奇材所写。这林奇材生于明武王正德十六年（1521），比李贽大六岁，是李贽族兄，嘉靖三十九年进士，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尚宝司司丞、广西平乐府知府。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揭开了李贽与南安榕桥李氏的血缘关系，而且直接解释了李贽先祖的传世情况，澄清了以前的不实猜测和误解，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而有力地佐证李贽的祖籍在南安榕桥这一新的发现。（该碑石现存泉州市海外交通博物馆）
随着李贽家世文物的不断出土，榕桥李氏宗族民间收藏的宗族谱志也不断发现。计有①《光绪己亥年学前李氏分刊·族谱源流》（1899年抄整）载有“李氏族谱序”、“族谱跋”、李贽族弟李志辉所写“武荣李氏族谱”、李贽祖伯李广齐所写“垂戒论”、李贽族兄林奇材所写“睦斋公圹志”，以及李贽族祖伯直斋、复斋等人的圹志、行状，“详世系谱”，祠堂联文祭仪，“清源林李同宗历代文物科第总录”，“李氏世系图”，“诉娘仔桥樟树禀单”等。然后从一世睦斋公（闾、字君和）派分林李载至二十二世，略长房而详二房。②《南安榕桥李氏族谱》（1986重修），内容与上册略同。而详于角落房柱分支谱。文中载有清光绪年间李氏族人十月廿六日“卓吾祖伯诞辰祠中行礼祝文式”及其祭文。另外，还有散落在各角落房柱的分支谱志10余种。这些李氏宗谱中均载有“李氏字行”（自一世睦斋公君和起）：君景广秉溥，维夫道克士，可子孙，公卿侯世德，丕承远垂芳，厚导声显曜，贤富应扬辉。李贽远祖以上资料的陆续发现，使李贽家世逐渐明朗。李贽的远祖，据《族谱源流》中的《李氏族谱序》（宣德十年乙卯李氏二十一世孙李广齐请翰林院编修萨琦书）曰：“泉之荣山李氏，其先有讳弘弼公为寿州参军，乔居于泉迄今已二十一世”。李广齐在其祖“第一世”（泉州）后载道：“公讳辅，字弘弼，唐武阳懿公大亮之八世孙，光州刺史若翁之仲子。乾符甲午年（唐僖宗元年，874年）任寿州参军。光启元年己已（885）秦宗权僭乱于蔡州，辅官与王氏来栖于闽之汀、漳。越明年，提众以归。因循，乃息旅于泉。是时，朝纲不振，群盗蜂起，而王氏又王闽，辅官乃解组弃介，遁而不显。尝囊琴拽策，游于诸山岩之间，逍遥吟咏，以乐其志。王氏累请，谢病不起，遂家于泉焉。”文中李广齐认为泉州李氏一世祖李辅官（字弘弼），从寿州（今安徽寿县）与王潮兄弟入闽，定居于泉州。据查《泉州府志·人物·王潮》：王潮系河南光州固始人，881年寿州人王绪攻陷光州，王氏三兄弟往投，队伍入福建，连陷汀州、漳州等地。后其弟王审知为闽王。李广齐在《李氏世系图》注明泉州李氏派系一至十八世是：弘弼—武复—尹慎—勋元—阳朔—仕通—徽德—智叔—孟颛—克仁—志隆—伯殷—仲彧—孔雍—公佶 —季谅—璟安—智平。“智平公生四子，长君怀，传新菅派；次君达，传湖头派；三君派传同安派；四君和，即我睦斋公也，而从此为一世祖焉”。
泉州李氏十九世孙讳闾字君和，号睦斋，始分泉州林李两大派支。关于为什么林李分宗及睦斋公的生卒年月、墓葬、子孙衍分情况，李贽族兄林奇材于万历十一年（1583）在《族谱源流》中的“睦斋公圹志”载曰：“睦斋公讳闾，姓林，字君和。生于元朝至和元年戊辰（1328）二月十一日吉时，卒于大明洪武十七年甲子（1388）十二月初一日吉时。……葬在晋江县三十九都清源山麓，土名北山老君祠边右畔……生二子：长讳驽，次讳端。驽生五子：长讳信，次讳仙保，三讳信生，四讳玉生，五讳福生。端生二子：长讳信与，次讳添与；因信与弗嗣，添与永乐二十年（1422）始籍南安县三十都，姓李，改名广齐。时信生从焉。迨宣德（明宣宗年号，1425-1435）、天顺（明英宗年号，1457-1464）年间，玉生偕福生而入南安县，亦改从李；独信与仙保居住泉城，支属世仍林姓，而二姓并祖公云。因元季兵饷费多，粮银推迫，一人焉能特持？又兼幼孤常在于外妈之家，是以变名而入外妈之林姓。今元朝解组而大明中兴，谁敢不念其祖而探其本哉。且元季海内鼎沸，巨族迁窜，靡定宇所，在兵燹谱牒鲜存。故公之先代苗裔未易稽核。”李贽族兄林奇材所记这段文字,清楚说明其先祖由李改姓林，后部分迁居南安又恢复李姓的史实。即其远祖由寿州入闽后定居泉州，传至于18世李衡（智平），娶妻“八泰孺人林氏”，传四子：君怀、君达、君派、君和。其中长子君怀传南安新营李氏，次子君达传安溪湖头李氏，三子君派传同安李氏，四子君和（睦斋）传泉州，为泉州林李宗一世祖。林君和生驽（景文）、端（景顺），驽生五子：信公（居斋）、仙保（通衢）、信生（允诚）、玉生、福生，端生二子：信与（广懋）、添与（广齐）。为什么自19世君和兄弟中：君和改为林姓，其余姓李、出现二姓并祖？林奇材认为是由于“元季兵饷费多，粮银推迫，一人焉能特持，又兼幼孤常在外妈之家，是以变名而入外妈之林姓”。刑部尚书苏茂相在其崇祯三年（1630年）所撰《陆凉州知州奉政大夫觉石李公墓志铭》也说：“公讳应先……系出河南固始，唐剌史弘弼公始入泉。其后从外姓为林。”
永乐二十年（1422年），添与（广齐）“始籍南安县三十都，姓李，改名广齐。”由于广齐的兄信与无嗣，其伯林驽之子信生（允诚）亦随同前往。在宣德（1426~1435）或天顺（1457~1464）年间，林驽之子玉生、福生亦定居南安榕桥三十都。林驽之子信生（李允诚），便是李贽的在榕桥的直系祖先（三世祖）。
这样，李贽一世祖林闾留在泉州的子孙，就只剩下林驽及其子信公（无嗣）、仙保一脉了。李贽近祖汉族我们说李贽祖籍南安榕桥，是因为李贽的近祖，即从李贽上溯五世，就开始从泉州移居南安榕桥胭脂巷。直至李贽的父亲李钟秀（号斋），才从榕桥携眷往泉的。虽期间亦有隔代居泉而姓林（如四世林乾学），但多数居南安姓李。
据《清源林李宗谱》载，李贽始祖林闾“常扬帆海外诸国。是时元纲解组，夷人据泉，干戈扰攘……公每散财以济之，活人者多。娶钱氏，浙江钱塘人，父兄仕泉，好修佛寺，构弥陀殿，塑金刚像于开元寺之西。”《陇西李氏族谱》载：闾长子林驽“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漠斯（伊朗古代港口），等教不一，为事不谐，行年三十，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人归于家。”文中所载，林驽远航阿拉伯异域，由于信仰不同，生意上带来很大不便，加上年过三十，只好入乡随俗，信仰伊斯兰教，受戒于清净寺，娶当地穆斯林姑娘（蒲氏）。林驽携妻归国后，由于信仰的不同，生活习俗上有了很大变化，使深受儒、释（其母礼佛）影响的家庭为之震撼。其弟林端由于“不能革其兄之异习，乃退而自居城南”③。其弟“肇分林李之派，其隙亦开于此矣④。”嗣后即率儿子广齐出游南邑。其子广齐在《族谱源流·垂戒论》一文中对伯父行为予以痛斥，论曰：“今伯父为缙绅之裔，过色目之俗而不能悟，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不行其行而行夷狄之行，……夷狄之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入夷狄，则夷狄之……恐后子孙袭其弊者，以特严戒之”。可见林李之分，始于二世，而信仰之异便是李广齐及允诚等相继前往南安榕桥，另辟新居处之缘故。
民族解疑
李贽是佛教徒
李贽二世祖林驽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并娶阿拉伯女人为妻，但林驽本人仍是汉族，信仰并不能改变其血统和民族属性。在那个父权至上的时代，无论他妻子是不是色目女，其生活习俗，也会随着林弩意愿而改变，何况子女？林弩自己背叛汉族习俗，他会让子女民族成分依谁？其亲生子女依父意愿焉能不从？林弩子女无论信仰什么，就是为了尊重父亲习惯，也不会违拗父亲吧！因此，林弩子女的民族成分，依父亲意愿，也会顺从林弩色目妻子的民族成分。正因为此，林弩弟林端由于“不能革其兄之异习，乃退而自居城南”，林端的儿子不满伯父林弩的行为，在《族谱源流·垂戒论》一文中对伯父行为予以痛斥，论曰：“今伯父为缙绅之裔，过色目之俗而不能悟，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不行其行而行夷狄之行，……夷狄之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入夷狄，则夷狄之……恐后子孙袭其弊者，以特严戒之”。
李贽故居
李贽故居位于泉州鲤城区南门万寿路，是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青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后人将其居室改为宗祠。近年加以修葺，室内悬挂李贽画像，以供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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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墓地
李贽墓在北京市通州区西海子公园。李贽去世后，马经纶遵其遗嘱，将其安葬于通州城北的马厂村。1610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1612年，马经纶之子马健顺协助詹轸光立有《李卓吾先生墓碑》。均先后被毁。年，得以迁至西海子公园内，方得安宁。
墓前立其好友焦闳书“李卓吾先生墓”碑，碑阴有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书《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其西有通州区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记》碑。两碑前有周扬题“一代宗师”碑。
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的环绕中，李卓吾先生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