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黎公社运动
背景
巴黎公社掌权期间摧毁凯旋柱（此图片及其它图片后被用于鉴别和处决公社社员）
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
巴黎公社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后在巴黎爆发起义的产物。起义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方面是战争的惨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人阶级持续增长的不满情绪，上可追溯到1830年代，发生在里昂和巴黎的第一次工人起义。
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是于1870年7月由拿破仑三世挑起的，结局却是法军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的新政府，称为"国防政府"。普鲁士并不满足于皇帝的投降，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队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终于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它法国小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不法平民的担心而拒绝。一个与此相联系的但不那么明确的愿望是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这些要求汇总起来变成了一句口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现在已经是新帝国）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
  妇女和儿童帮助搬运两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当时有30万巴黎市民是一个被称作“法国国民自卫军”的市民部队的武装成员，这一部队已极度扩张以协助保卫城市。自卫军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官员，都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包括激进分子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领导者。
他们进一步组建了一个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包括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并且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击败在1871年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以组建新的国民大会。
巴黎人民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因此，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协助，国民自卫军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他们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因为购买这些大炮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发行的公债）搬离了德军必经之路，把它们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个主要的“大炮公园”就在蒙马特尔高地。
阿道夫·梯也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首脑，意识到在目前这种不稳定形势下，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另外，他还担心工人们会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激怒德国人。
巴黎公社的产生和性质
  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瓦尔兰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帝国政府和临时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了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法国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尔的将军，Claude Martin Lecomte, 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Thomas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于是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梯也尔吹嘘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作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作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现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Louis Auguste ）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场，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见下文）。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组织脱离关系。
社会法案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巴黎公社社员墙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妇女选举权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 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废除 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 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 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他们可以接受补偿 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Nathanie Le Mel，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 著名形象如Louise Michel，“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Place Blanche。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象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quartiers”）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攻击
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首先于4月2日与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公社刽子手德·Galliffet侯爵，后曾在世纪之交担任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战争部长（与独立的社会主义者Millerand一起），是梯也尔领导下指挥反击的将军之一。
邻近Courbevoie的市郊被政府军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战斗形势示意图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Jarosław Dąbrowski，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
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Eugène Varlin，以及其它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从四月到五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现在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现在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在进攻中，政府军应当为对国民自卫军和平民的大屠杀负责：曾经拿过枪的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
公社曾经于1871年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政府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但这一法令实际并没有执行。巴黎公社曾经数次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交换Auguste·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他的私人秘书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称：“活该他们倒霉（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作过其它谈判尝试，提议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但也都失败了。最后，在流血周及随后的凡尔赛军的大处决中，Théophile Ferré签发了6名人质（包括Mgr Darboy）的处决令，他们于5月24日在火箭监狱被一个班的士兵枪决。Auguste Vermorel嘲讽此事（也许是出于幼稚，因为梯也尔已经拒绝了任何谈判）说：“多么漂亮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唯一能制止流血的机会。”Théophile Ferré本人在梯也尔军队随后展开的报复行动中被处决 。
天主教百科全书宣称有超过50名人质于5月24日至5月26日之间被杀害。有些是被公社领导直接下令杀死的，另一些则被死于暴徒之手。[1]在受害者中有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
流血周
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流血周最后的巷战。到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特别是最贫困的东部地区，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战斗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间全部结束。据说，最后一个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麦克马洪元帅签署了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们占领了最后一处起义据点。今天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
  巴黎公社纪念墙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数千人被起诉。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而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大屠杀的地点包括：卢森堡花园和别墅宾馆后面的Lobau军营。另外还有将近40,000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随后，12,500人被审判，大约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处决；许多人被判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里多尼亚。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10,000到50,000都有。据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公社社员在1871年被杀害。
据Alfred Cobban说，30,000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50,000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另外还有数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了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
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组织产生的可能。”对于被监禁的人，有一条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杀或者纵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
公社反思
  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里纪念公社烈士的铭牌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更加务实的教训出自一名记者Edmond de Goncourt之手，他在La Semaine sanglante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 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在当天和次日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同时开始枪杀人质。
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5月28日，公社失败。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了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了一个多月，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
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
瓦尔兰布朗基德勒克吕兹杜瓦尔弗兰克尔欧仁·鲍狄埃
历史
三月十八日 
1871年初春，在被普鲁士军队团团包围的法国首都巴黎，却感受不到一点春天的气息，人们个个脸色阴沉，心中焦虑。他们都在为祖国的前途而担忧。 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关头。法兰西第二帝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愚蠢地发动了同普鲁士的战争，结果被打得大败，他本人也当了普军的俘虏。帝国的统治垮台了，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里。临时政府公开向普鲁士投降，法国的正规军被解除了武装。不久，国民议会又把梯也尔抬出来做内阁总理。这个几次屠杀起义群众的反革命老手一上台，就刚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把法国的大片领土割让给的普鲁士，还要赔款50亿法郎。在祖国面临着空前危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和劳动群众挺身而出，自动组织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成立了国民自卫军。自卫军人数最多时有194个营，约30万人。武器不够，他们就募捐购买，自己铸造了400门大炮。 由于国民自卫军坚守着巴黎，使普军无法进城。梯也尔为了讨好普军，竟下令国民自卫军交出武器，禁止从事抵抗活动。工人们根本不理睬这个命令，于是梯也尔集中了3万军队，准备使用武力来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 
3月17日深夜，梯也尔召集政府部长和将军们举行秘密军事会议。巴黎市长兼政府军司令维努阿得意地宣布了军事行动计划：先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弹药，然后挨家挨户搜查，逮捕国民自卫军的领袖。会议结束后，他马上下令军队连夜占领了所有的停炮场、工人居住区以及战略据点和交通要道。 
3月18日凌晨3时，一支政府军队在列康特将军带领下，悄悄摸上了巴黎北部国民自卫军停放大炮的蒙马特尔尔高地，这里停放着170余门大炮。几名守卫大炮的自卫军战士来不及鸣枪报警，就被宪兵用刺刀杀死。 当列康特命令士兵们拖走大炮时，被附近的居民发觉，他们立即叫喊起来。有人还坐在马路上，阻止把大炮拖走。几个年青人干脆夺下一门大炮，接连发射三颗炮弹向全城报警。“ 嘀嘀”的警钟声和“咚咚”的战鼓声很快就响遍了全城，人们像潮水般地向蒙马特尔高地涌来。 几名妇女抓住政府军骑兵的马缰绳，指着士兵的鼻子责问道：“你们交给普鲁士人两千门大炮还不够，还要把我们的大炮也送给他们，不害羞吗？”士兵们被说得面红耳赤，低下了头。列康特又急又怕，一连四次下令开枪，士兵们却把枪口朝下，根本不理睬他。这时从人群中走出几个人，把列康特捆了起来。群众开始和士兵联欢，大炮又被拖回了原来的阵地。 蒙马特尔的警报使整个巴黎惊醒过来。当天下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决定领导人民发动起义，立即占领陆军部、市政厅和其他政府机关，同时发表了起义宣言：“巴黎的无产阶级已经亲眼看到了政府的叛卖行为。由我们来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一天，梯也尔从清晨起就在外交部等待好消息，但传来的却是一个个坏消息：“蒙坞特尔高地被暴徒夺回去了，拖下山坡的大炮被妇女截住！”“士兵们放下武器，同暴徒联欢！”“暴徒们袭击了陆军部和市政厅！”梯也尔急得坐立不安。 下午3时，几个卫兵跑来报告：“列康特将军已被工人们枪毙了！”一会儿，满身血污的陆军部长跑进门来，嘴里嚷道：“好险哪！我差点在巴士底狱广场被他们抓走，要不是副官带人来救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下午3时半，两个卫兵冲进门来报告：“快！快！大批暴徒向外交部大厦涌来，请梯也尔先生也快离开这儿。”梯也尔再也坐不住了，连声说：“马上走，马上走。”说完，他逃往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当晚，瓦尔兰、别尔热尔和阿尔诺德领导的三支队伍在和平街会师。接着，各路自卫军攻入旺多姆广场，向市政厅发起了最后的冲击。炮声隆隆，战旗飘飘，国民自卫军潮水般地冲进市政厅。两名战士矫健地爬上屋顶，把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市政厅大厦的楼顶。广场上的人们顷刻欢呼起来。三月十八日起义胜利了！这是巴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武装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伟大壮举！马克思热情地称颂道：“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3月28日，20万人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前宽敞的广场上，欢呼巴黎公社正式成立。这是有史以来，无产阶级第一次建立的自己的政权。
公社的诞生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投降。巴黎人民掀起9月4日革命，推翻第二帝国。胜利果实却落入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和帝制派奥尔良党人之手，成立了“国防政府”。1871年2月17日，L.-A.梯也尔出任法国政府首脑。28日签订法德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大片领土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梯也尔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巴黎民众纷纷要求成立公社，以监督政府。3月15日，国民自卫军251个营队的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 。3月18日晨，梯也尔政府出动军队袭击蒙马特尔和梭蒙高地 ，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417门大炮，逮捕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员，从而触发武装起义。当晚国民自卫军控制巴黎所有政府机关和塞纳河上的桥梁。梯也尔政府成员及其军队 、警察和官吏仓皇出逃凡尔赛。3月26日巴黎进行选举，3月28日正式成立巴黎公社。
政权形式
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__________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政治制度
普选权和委员会制度 公社设立10个委员会（执行、军事、财政、司法、治安、劳动与交换、粮食、教育、社会服务、对外联络）作为新的政权机构。实行普选制，组织广大人民管理社会，实行有利于人民的各种措施，对政府人员实行民主选举。
公社议会 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表现了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改造专政机关 公社解除资产阶级常备军，取缔旧警察机构，根本改造司法机关，实行法官选举制。
废除官僚制度 公社通过全体公职人员需经选举始得任命的决议，颁布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规定最高年薪6000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以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经济制度
公社在所有制、分配、管理和劳动立法方面实施某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工人合作社 通过将逃亡业主遗弃的工场转变为工人协作社法令，改变薪金收入高低悬殊现象，实行保持合理差别的劳动报酬制度，并着手劳动者直接参与企业管理的试验。
劳动保障 公社还制定若干保护工人直接利益的劳动法令，如取缔面包房夜班制、禁止任意罚款和克扣工资法令等。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社先后通过若干减轻人民负担和解决生活困难的法令。
减免债务 其中有一切债务延期在3年内分批无息偿还法令、无偿发还典当金额不足20法郎低档典押物品法令、免收3个季度房租法令等。
文化和社会制度
政教分离 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
教育改革 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女权运动
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NathanieLeMel，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ElisabethDmitrieff，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实现了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著名形象如LouiseMichel，“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Place Blanche。
非政府组织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象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为满足社区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小卖部，急救站）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公社的遗产是丰富的，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妇女运动、公务员制度对后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是高度民主制度的典范，以至于民主社会主义至今都无法与其比拟。即使是某些政策失误，只要我们想到其所处的环境，在被严密包围的情况下，公社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无疑是令人惊叹的。
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 巴黎公社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即——
——分权、自治、人民监督、思想自由。
公社把自己的斗争看作国际性的事业，宣告“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公社团结许多国家的侨民为共同事业并肩战斗。波兰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组成侨民兵团。参加保卫公社的波兰人多达500～600人，其中有将领J.东布罗夫斯基及W.符卢勃列夫斯基等。5月6日，公社拆毁沙文主义和民族压迫象征的旺多姆纪念柱，将旺多姆广场改名国际广场。
公社的失败及其原因
从4月2日起，公社战士与凡尔赛政府军在巴黎近郊展开激战。由于德国在4月间释放10万余战俘以补充法国军队，至5月中旬，凡尔赛政府已能调集13万兵力进攻巴黎。而与之相对抗的公社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全部兵力仅有18000人。5月8日，凡尔赛军开始炮击巴黎城防工事。5月10日，法、德正式签署《法兰克福条约》，并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凡尔赛军越过德军防线进攻巴黎，德军对巴黎实行封锁，切断粮食供应。同日，新雅各宾派领袖L.-C.德勒克吕兹临危受命，担任公社军事代表。公社将士顽强奋战，多次主动出击。5月17～20日，凡尔赛军集中300门海军炮和攻城炮猛轰巴黎西区各城门。5月21日，凡尔赛军由叛徒引路从圣·克卢大门废墟攻入巴黎城区。23日，凡尔赛军经德军防线前面“中立”地带包抄蒙马特尔，占领该地。公社战士逐区进行街垒战。25日，德勒克吕兹殉职，E.瓦尔 兰继任军事代表。28日，瓦尔兰、C.T.费雷等公社委员率领公社战士进行最后的抵抗。凡尔赛军对巴黎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据统计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
公社革命的失败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当时的法国,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历史条件远未成熟。国际、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于无产阶级不利。在普法战争失败的特定历史时刻，法国资产阶级极端虚弱，因而出现革命形势，起义获得胜利。一旦德法议和，俾斯麦政府支持梯也尔政府镇压公社，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变化。公社革命未能取得外省革命运动有力配合，亦未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陷于孤军奋战境地，在力量悬殊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招致失败。主观因素方面，由于法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出现若干严重失误，如没有抓住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及时进军凡尔赛,没有没收拥有30亿资产的法兰西银行，听任其向凡尔赛政府提供经费等。公社委员会内部在作战紧要关头对面临的严重局势和应采取的紧急措施出现重大分歧，围绕成立救国委员会及其职权、组成问题产生多数派和少数派，并在5月中旬一度濒于分裂。由此表明，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不可能紧密团结革命队伍，采取正确斗争策略，去夺取胜利。
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无产阶级自发进行的一场革命，第一国际并没有以任何行动直接促使公社诞生，而是以其思想和影响孕育了公社革命。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40名成员中半数以上是国际成员。当选的81名公社委员中有36名国际成员。除了某些重大失误，公社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尤其是社会经济措施，都与国际的原则相符合。
K.马克思、F.恩格斯3月19日得悉巴黎爆发起义，满腔热情地赞扬巴黎无产者的革命创举。公社革命期间，国际总委员会共举行7次会议，主要讨论公社问题。马克思还与公社委员弗兰克尔·莱奥、瓦尔兰建立了通信联系。公社失败后，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强烈抗议反动派镇压公社，谴责梯也尔政府暴行，发动营救、支援和救济公社流亡者的活动。巴黎公社革命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巴黎公社虽然只斗争了72天，但它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公社英雄儿女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新生政权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
意义
1.巴黎工人在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
1792～1794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
2.1792～1794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政自治机构。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前夕，巴黎部分选民在市政府组成维持秩序委员会，组织民团，任命J.S.巴伊为市长。大革命胜利后，组成32人的市府委员会，另设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2人。民团改称国民自卫军，由M.-J.-P.-Y.- R.de拉法耶特 任司令。1791年在马尔斯校场发生君主立宪派枪杀集会群众事件后，巴伊被免职，J.佩蒂翁任市长。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前夕，28个区的代表夺取市府权力，当时称革命公社。公社委员会增至288人。常设机构是非常委员会，由15人组成。原吉伦特派的市长佩蒂翁留任，但实际领导人是检察长马尼埃尔。公社在国民公会选举、处决在押犯、审判路易十六、抗击外国干涉军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在与吉伦特派 斗争中全力支持雅各宾派，成为与立法议会并存的政权。12月P.-G.肖梅特任检察长，J.-R.埃贝尔任副检察长，J.N.帕什为市长。1793年5月M.de尚邦当选市长，F.昂里奥为国民自卫军司令，公社在6月2日最后推翻吉伦特派的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公社参加1793年9月4～5日的群众示威，推动雅各宾派政府实行恐怖统治。但公社发动非基督教化运动和要求扩大恐怖活动引起救国委员会的不满。1794年3月埃贝尔派因发动反对罗伯斯比尔政府起义而被镇压，公社成员被清洗，此后公社完全处于救国委员会控制之下。热月政变后公社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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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权威专著《马克思主义辞典》词条
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
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马克思各种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组成《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几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写的导言）；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家与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为塔列尔的《巴黎公社》所写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对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议的解释。
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然而，重要的是，1/3的当选者均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员是由巴黎选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外地掌握国家权力一周之后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选举中产生的。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在其部分部队和民众举行联欢之后，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着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383页）。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378页）。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参看蒙蒂·约翰斯通：《公社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以及政党作用的概念》，载“参考书目”①）。近期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J·布吕阿的《1871年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79期（1972年 4—6月号）。关于主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文选可参看舒尔金德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③）。关于近来史学问题的争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收在利思所编的著作中（见“参考书目”①）。
（ES）
参考书目：
①J.A.利思编：《公社的形象》，1978年英文版。 
② J.罗热里编：《一八七一年》，1972年法文版。
③尤金·舒尔金德：《巴黎公社—左派观点》，1972年英文版。
④布吕阿、多特里、特尔生合着：《1871年公社》，1970年法文版。
巴黎公社教育
bali gongshe jiaoyu
巴黎公社教育
ducation en Paris Commune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公社成立后，即采取了使劳动人民彻底获得解放的重大政治措施,改革国民教育即其中之一。3月29日公社成立相当于政府部一级的教育委员会，着手改革教育。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免费普及世俗教育的法律草案4月20日教育委员会进行机构调整调整后的委员会由第一国际成员工程师医生.-.瓦扬主持工作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发布一个正式阐明它的教育方针的纲领性文件 但公社委员会在接见群众性组织新教育社”的代表们时,就新教育社提出的学校与教会分离,按照科学的原则办教育和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主张,明确表示公社完全赞同本着这种精神对国民教育进行根本改革”。
教会势力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支柱，是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当时，法国的学校均操纵在天主教会手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公社于4月2日发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命令,逐步接管学校,使教育世俗化。这一措施遭到教士们的坚决反对。他们拒不交出学校，后在武力威胁下，才离开学校。接着，公社清除了学校中的宗教崇拜物品，规定学校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共和国”等口号代替一切宗教性的题词，取消教义问答课和赞美诗课，用世俗教师代替教士教师。巴黎公社力图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使教育成为每个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的权利，这成为家长、监护人及社会的义务，并强调教育事业应该由国家来办理。
公社希望对下一代进行 “科学的完整的教育” 和“职业教育”。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就是向下一代教授人人所必需的知识，使他们成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不仅能用手工作而且能用脑思考”的完人。职业教育就是使年轻人具有一种用以谋生的好手艺，把他们理性地引导到劳动的道路上去。为此目的，巴黎公社号召凡愿意传艺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工人，到各区政府登记。并且号召现代语、科学、绘画、历史等学科的教师，给这种新型的教学以帮助，搞好劳动教育。公社十分关注下一代的品德教育，要求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热爱祖国并为祖国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好公民”。此外，还要教育年纪小的公社社员像他们父辈一样忠诚勇敢和憎恨压迫。
1871年,巴黎大多数教师年薪只有700～850法郎,教师助手只有400～550法郎。女教师更差,不超过650法郎；助手只有350～400法郎。公社注意到教师的薪水太微薄，并认为他们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任，应当受到社会的尊敬。5月18日教育委员会决定提高教师的薪水,规定教师的最低薪水每年为2000法郎，助理教师为1500法郎，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薪水平等。此外,公社对学前教育、校外教育，也很关切和重视。可惜，由于公社存在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
巴黎公社虽然仅存在短暂的72天，但它在战火纷飞的困难条件下，对教育所作的重大改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K.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1871)一书中对巴黎公社的教育作了很高的评价。
公社女战士
当时的报纸报道：1871年5月25日，当国民自卫军的战士放弃水堡街的街垒时，突然有一群妇女冲出来接替他们。她们稳稳地端着枪，口里高喊着：“公社万岁！”队伍中有许多年轻的女孩，其中有一位19岁的少女，身穿海军陆战队的制服，英勇战斗，后来被一颗子弹射穿额头。最后，她们被凡尔赛的军队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公社是什么
在法国，公社的最早名称可追溯到中世纪中期，当时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市民为了反对城市领主的压迫而自动联合起来，结成自治团体，建立自卫军武装反抗的封建领主对城市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争取自知权利的城市就称为“公社”。公社仍承认封建主的某些权利，继续按规定缴纳赋税，承担劳役，各封建主也不得不承认公社的自治权.
国际歌
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在群众的掩护下，躲进了蒙马特尔我人基特家的阁楼，幸免于难。在这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无法平静，5月30日，他用战斗的笔，写了了震撼寰宇的宏伟诗篇－－《国际》，正式宣告向敌人“开火”。 
1887年，他在贫困中与世长辞，巴黎的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以满腔的激情为《国际》谱写了曲子。从此，它便成了世界无产者最喜爱的歌，从法国越过千山万水，传遍全球，1890年出现了西班牙译文的《国际歌》，1899年被译成了挪威文，1901年出现了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的《国际歌》，1906年正式传入了俄国，为了便于传唱，翻译这首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柯茨只选择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段，1923年瞿秋白将它从俄文翻译成了中文，因此我国所唱的《国际歌》也只有三段。 
列宁在为纪念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的《欧仁·鲍狄埃》一文中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国际歌》节奏抑扬顿挫,慷慨激扬,感情丰富,蕴涵深刻的道理。国际歌代表着社会底层人民的一种反抗精神,一种反抗压迫反抗专制反抗剥削的一种精神.哪里有压迫,哪里有专制,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着国际歌的声音！  欧仁·鲍狄埃【法】欧仁.鲍狄埃词 【法】比尔.狄盖特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