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论梁元帝读书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论梁元帝读书 
创作年代：清代 
作者：王夫之 
作品体裁：散文 
作品原文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1）、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2）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3）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4）。好行小慧之不知（5）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6），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7）？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8），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9），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10），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11）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12）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13），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14），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15）。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16），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17）；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18）；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19），则怠荒废事之陋成。元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元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20）。”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1]﻿
作品注释
（1）六博：古代博戏名。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投琼：即掷骰子。
（2）取青妃（pèi配）白：即“妃青俪白”，比喻卖弄文字技巧。
（3）伦物：人伦物理。
（4）色取不疑之不仁：语本于《论语·颜渊》：“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意为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实际行为却不如此，可是自己竟以仁人自居而不加疑惑。见杨伯峻《论语译注》。
（5）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好行小慧，喜欢卖弄小聪明。不知：同“不智”。
（6）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梁书·元帝纪》：“（554年，即承圣三年）九月辛卯，世祖（即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萧詧率众会之。丁卯停讲，内外戒严。”
（7）“黄潜善”句：黄潜善，宋高宗南渡时宰相。虏骑渡江而参圆悟，《宋史·黄潜善传》：“郓、濮相继陷没，宿、泗屡警，右丞许景衡以扈卫单弱，请帝避其锋，潜善以为不足虑，率同列听浮屠克勤说法。”浮屠，佛教徒。克勤，北宋末南宋初僧人，1127年（高宗建炎元年）住持金山寺，适高宗于十月至扬州，赐号圆悟禅师，1135年（绍兴五年）逝世。见《五灯会元》卷十九《昭觉克勤禅师》条。
（8）“抑与”二句：萧宝卷，即南朝齐东昏侯，荒淫无度，梁兵围困京城时，他仍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当夜还未睡熟，为部下所杀。陈叔宝，即陈后主。在位时广修宫室，君臣酣饮，通宵达旦，常常以此取乐。他宠幸贵妃张丽华。隋兵临江的时候，仍然奏乐纵酒，作诗不辍。后来与贵妃逃于井中，被俘虏。
（9）程子斥谢上蔡玩物丧志：程子，即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北宋理学家。谢上蔡，即谢良佐，字显道，上蔡（今属河南）人，程门弟子，学者称上蔡先生。《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程氏遗书》曰：良佐昔录五经语作一册，伯淳见之，谓曰‘玩物丧志’。”
（10）“梁元”句：梁元，梁元帝萧绎，嗜好读书，藏书十四万卷，隋炀，即隋炀帝杨广。《资治通鉴》卷一八下：“帝好读书著述。……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临柳顾言等铨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褾。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帝幸书室，户扉及厨扉皆自启。”陈后主：陈叔宝。魏徵称“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宋徽宗，赵佶，不仅工书善画，而且通晓音乐，能写词。
（11）太子弘之读《春秋》：《新唐书·三宗诸子传》：“孝敬皇帝弘，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于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废卷曰：‘圣人垂训，何书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褒善以劝，贬恶以诫，故商臣之罪，虽千载犹不得灭。’弘曰：‘然所不忍闻，愿读他书。’”太子弘是唐高宗的儿子，为武后所生，675年（上元二年）从幸合壁宫，被毒死，年二十四，谥为孝敬皇帝。
（12）穆姜：春秋时鲁宣公夫人，鲁成公之母。穆姜和叔孙侨如私通，想驱逐鲁国执政季文子、孟献子而占其家财，又想废掉成公而立其庶弟。成公死后，儿子鲁襄公即位，将其迁于东宫。曾命卜史占卦，得《艮》中的《随》卦，有出走的卦象，卜史劝她赶紧逃走，可以免去灾祸。但她认为：“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后来死于东宫。见《左传·襄公九年》。
（13）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后汉书·光武帝纪》：“（41年，即建武十七年）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42年，即建武十八年）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疆，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疆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刘庄即是后来的汉明帝。所谓“《春秋》之义，立子以贵”，说见于《公羊传》。《公羊传·隐公元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恒（鲁恒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汉光武帝将原来的皇太子刘疆降为藩王，而立刘庄为皇太子，这是由于他的母亲贵为皇后的缘故，即依循《公羊传》中“立子以贵”的含义。大伦，《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又《论语·微子》：“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大伦”即是“人伦”。
（14）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汉书·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两个字的名），因使使者以讽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悦。”《公羊传·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地名，同“郓”）。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这是这篇文章中“讥二名”的出处。讥，遣责，非议。
（15）“王安石以国服”二句：《周礼·地官司徒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国服，原为一地区所出产品之意。王安石用此经文推行青苗法。《宋史·王安石传》：“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入敛。”苏辙《再论青苗状》所说“熙宁（注：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指1068—1077）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实放债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饰其事”，即指此事。经且为蠹：意思是以上汉儒、王莽、王安石妄用经义，犹如蠹鱼蛀蚀经文。
（16）汉高：汉高祖刘邦。韩：韩信。彭：彭越。
（17）“读光武”二句：指汉光武帝废太子刘疆，另立刘庄为太子事。元良，《礼记·文王世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后因以元良为太子的代称。
（18）“读张良”二句：“张良辟谷以全身”的事情记载于《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辟谷，不食五谷；及行道引之术，指古人以为可以长生的方法。炉火，指道家烧丹炼汞之术。彼家，儒家指佛、道为彼家。
（19）丙吉之杀人而不问：《汉书·丙吉传》：“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
（20）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出自《论语·为政》。[1]﻿
作品译文
梁武帝承圣三年，江陵沦陷，元帝烧毁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烧毁图书，他回答说：“我读书万卷，还落得如今这个下场，所以要烧毁图书。”没有人不憎恨元帝不悔改政治上的错误和对人民的无道，却将罪责归咎于读书的。人们说：“书籍有什么对不起你元帝呢？”但这不是懂得读书的人所说的言论。元帝自取灭亡，固然不是因为读书的缘故，但也未尝不是因为读书所导致的。拿元帝所撰写的文章来看，无非不是收集一些华丽的史料典故，以排比对偶的句子，用来夸耀自己博文强记，认为自己如果不是读破万卷书，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在当时，武帝（萧衍）被叛贼挟持，国家面临东西分裂，灭亡的危机，而元帝早晚苦读，乐此不疲，精力消耗，正义不能伸张，有时机不能把握，那和沉迷于赌博，喝酒，美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人心一有沉迷依赖，那么圣贤的训典经书，就足以禁锢志气，只在咬文嚼字字里行间的文字上下功夫，得到只是一些文字的精巧而忘记了其中的要义，被文章典故迷惑而丢掉了微言大义。而且成了“基本原则错乱”的借口，况且把儒家学说以外的各家学说，就像青色白色相配的绘画小技巧，卖弄文字技巧，这又怎么值得一说呢？ 唉！难道只有元帝的不仁，而读书真会导致放荡荒淫吗？宋朝末年元朝蒙古少数民族的统治的时代，号称有学问的读书人，亲自推究“格物”（探究事物原理）的大道理，却不想这种穷究将有什么用处，计算着《五经》、《论语》、《孟子》总共有多少字句，在经书章句之间的文字结构、前呼后应、文字意义上去比附揣摩，整日吃饱没事干的，只辛辛苦苦作一些无益的文字校勘订正，而所写的文章，精工于结构排偶，对身心有何益处呢？对人伦事理有何用呢？对政治教化有什么好处呢？在别人面前自以为精密而骄傲，而认为别人疏陋；在别人面前自以为专一精确，而而认为别人散漫；在别人面前自以为勤劳，而认为别人懒惰，像这样不是外貌仁慈而实无德行，喜欢卖弄小聪明而并无智慧吗？，这样的人不得志时，以这样的方法教人，则会禁锢限制他人子弟智慧的发展，这样的人得志做官时，以这样的理念执政，则误了别人的国家，这和元帝敌兵已攻到城下了还讲《老子》，黄潜善敌人已渡江还参禅听高僧说法有什么差别呢？又和萧宝卷，陈叔宝亡国了还曰曰笙歌夜夜醇酒，刀子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呢？所以程子斥责谢上蔡沉溺于无关道理的事物，玩物丧志。有所沉溺，没有不丧失志气的，梁元帝、隋炀、陈后王、宋徽宗都是读书人，宋朝末年元朝的小学者也是读书人，他们的沉溺迷惑都是一样的。
有人说：“读先圣先儒的书，不是雕虫小技可以相比的，实在不失为君子。”先圣先儒的书籍，岂是像佛教的言论，只要每天书写诵读就会有功德的吗？读先贤先儒的书，考察他们的事迹，分析他们的字句，于是自命为君子，也难怪从事“致良知”之说的学者，会群起而斥责了。然而致力于“致良知”的学说，却沉迷于所谓良知，将抽象的良知描绘得彷佛若有其事，以致于使人舍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更为严重。
那么应该怎么读书呢？领会书的精神实质，以确立修己治人的本体；观察隐微精义的言论，以达到善于精通事理，达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境界，而将获取的知识经验付诸实践中。读书有了心得而将自己的言行用书中的道理检验纠正的很少。而有心得，比这次一等的，如太子李弘读《春秋》、《左传》上记载臣弑君而不忍心读下去的很少，比这次一等的后，如穆姜命卜史占卦，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惭愧的人也很少了。不抓住书中的重点，不研究书的精华，不审察它是否合乎时宜，而且像汉儒曲解《公羊传》而废皇后，太子；王莽曲解古书之义，讥刺匈奴的复名，王安石以国家贷款推行青苗法，都造成弊害，史论就更不用说了。读了汉高祖诛杀韩信、彭越以清除叛乱根源，那么要杀害亲近贤能的人就会更加狠毒；读了光武帝废除太子以安定国家，那么想要废除太子的会得到启示而产生私心；读了张良从赤松子学道以避祸，那么炼丹这些道教的法术也会超的见识来掌握书本的大旨，没有取舍的标准独立思考加以明辨事理，而提出独特的见解，那么读书万卷，只是导致更迷茫，倒不如不如不学无术的人还保持他的纯朴。 所以孔子曰：“我十五岁立志求学。”决定求知的目的，学问才能精进，没有听说过无目的而单单为学习而学习的。心无定局，随着所学到的东西而随时改变自己的志向，异端邪说，学说，流俗的传说，放荡轻浮散漫的小聪明，严重的会腐蚀人心，小则浪费时间，是元帝的所作所为至死都不觉悟的原因啊！怎么能不归罪于涉猎了万卷的书籍呢？一般的学者，却效法其卑陋浅薄，怎么可以不加以警惕呢？[2]﻿
作者简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别号一壶道人、夕堂、梼杌外史等，学者又称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1642年（崇祯十五年）举人。次年，张献忠攻下衡阳，招他作官，他不从。明亡，清军南下，他于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南走桂林。瞿式耜向南明王朝永历政权推荐他，被任用为行人司的行人。南明政权灭亡后，浪迹在浯溪、郴州、耒阳等地，最后归隐于衡山的石船山，著书四十年以终。
王夫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都有研究，尤精于哲学、经学、史学。他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他善诗文，工词曲，散文充满战斗精神，文笔纵横捭阖，气概雄肆。其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汇集为《船山遗书》，有三种版本，共收录了367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