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洲曲
简介
西洲曲　xī zhōu qǔ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名篇，也是乐府民歌的代表之作。北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收入“杂曲辞类”，认为是“古辞”。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作江淹诗，但宋本却没有记载。在明清人编写的古诗选本里，又或作“晋辞”，或以为是梁武帝萧衍所作。但此诗具体在何时产生，又出自何人之手，  西洲曲千百年来谁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扑朔迷离中一直难以形成定论。然从内容、修饰和风格看，它应当是经过文人润色改定的一首南朝乐府民歌，十分精致流利，广为后人传诵。《西洲曲》艺术魅力自不容置疑。但与一般南朝乐府民歌不同的是，《西洲曲》极为难解，研究者甚至称之为南朝文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西洲曲》的语言一如民歌的清新质朴而少用事典，所以其难解并不在字词的生僻、晦涩，而是整首诗的诗意难以得到一个贯通全篇的畅达的解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诗歌所涉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都有幽暗不明之处，难以得到一个一致的解释。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曾选用“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1]”两句，这两句描写的是秋天莲子成熟时的盛景，而“莲”谐音“怜”，“莲子”谐音“怜子”，表明了女子对情郎既怜且爱的深情，用在《荷》文中，和前文独具朦胧之美的“荷香月色”呼应，使得荷塘的境界陡然开阔、明朗了。
本文入选人教版八上五单元综合实践活动
全文
西洲①曲
忆梅下②西洲，折梅寄江北。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③。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日暮伯劳④飞，风吹乌臼（一说乌桕）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⑤。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⑥，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⑦彻底红⑧。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
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
海水梦悠悠⑩，君愁我亦愁。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注释
①西洲：地名，未详所在。它是本篇中男女共同纪念的地方。
②下：落。落梅时节是本诗中男女共同纪念的时节。
③鸦雏色：形容头发乌黑发亮。鸦雏，小鸦。
④伯劳：鸣禽，仲夏始鸣。 
⑤翠钿：用翠玉做成或镶嵌的首饰。
⑥莲子：谐音“怜子”，就是“爱你”的意思。
⑦莲心：和“怜心”双关，就是相爱之心。
⑧彻底红：就是红得通透底里。
⑨望飞鸿：有望书信的意思，古人有鸿雁传书的传说。
⑩悠悠：渺远。天海辽廓无边，所以说它“悠悠”，天海的“悠悠”正如梦的“悠悠”。 
译文：
思念梅花很想去西洲，去折下梅花寄去长江北岸。
（她那）单薄的衣衫像杏子那样红，头发如小乌鸦那样黑。
西洲到底在哪里？摇着小船的两支桨就可到西洲桥头的渡口。
天色晚了伯劳鸟飞走了，晚风吹拂着乌桕树。
树下就是她的家，门里露出她翠绿的钗钿。
她打开家门没有看到心上人，便出门去采红莲。
秋天的南塘里她摘着莲子，莲花长得高过了人头。
低下头拨弄着水中的莲子，莲子就像湖水一样青。
把莲子藏在袖子里，那莲心红得通透底里。
思念郎君郎君却还没来，她抬头望向天上的鸿雁。
西洲的天上飞满了雁儿，她走上高高的楼台遥望郎君。
楼台虽高却看望不到郎君，她整天倚在栏杆上。
栏杆曲曲折折弯向远处，她垂下的双手明润如玉。
卷起的帘子外天是那样高，如海水般荡漾着一片空空泛泛的深绿。
如海水像梦一般悠悠然然，伊人你忧愁我也忧愁啊。
南风若知道我的情意，请把我的梦吹到西洲（与她相聚）。
赏析
一、心思巧藏，以动作展现心境
“折梅寄江北”，女主人公折梅一枝，唤起对过去西洲梅下相会的回忆，因思念情人想去西洲，于是穿上了“杏子红”的“单衫”，梳起了“鸦雏色”的头发。一折、一穿、一梳，动作看似随意，却展现出痴心女子对爱人思念之深的心境。诗歌的第七句至第十二句，写出少女沉浸于忆念、相思中。风吹叶落，她误以为情人足音，乃“门中露翠钿”，从门缝中探出头等候情人的到来。一“露”，表露了急切、害羞的少女情怀。但情人依旧是无影无踪，心中的焦急之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为了掩过邻人的耳目，只好借故出门去采莲。此刻的她，百感交集：深切的思念，失意的感觉，受窘为难的心态，一起涌向心头。这种含羞的姿态，渴慕相思的神色，一系列巧作掩饰的动作，描绘的惟妙惟肖，跃然纸上。于平常的动作中，巧妙地刻画出女子微妙的心理，及对爱情胸怀一颗赤诚之心。
二、托物寄情，巧借景物吐真情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民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句是托月寄情，而这一作品则是托“梅”托“莲”来表达相思。“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折梅表达思念之情，以自然景物起兴。“莲花”、“莲子”、“莲心”，由外而内“彻底红”。“莲心”即“怜心”，“彻底红”即红得透彻，喻爱情的赤诚坚贞，语意双关。“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雁可传情，然而，“鸿飞满西洲”，却没有传来情人的音讯，极写相思之深；“海水梦悠悠”，“海水”“悠悠”，喻终年的相思没有穷尽，托物寄情。总之，诗歌善于以眼前的寻常之物，或起兴抒情，或比喻言志，或语意双关。婉转倾吐真情，耐人寻味。
三、时节变迁，巧用民间词语
早春时节可“折梅”，春夏之交穿“单衫”，仲夏之时“伯劳飞”，于初秋“采红莲”，值仲秋“弄莲子”，到深秋“望飞鸿”。诗中巧妙地运用民间丰富的词语，表明了季节的变换，条理井然，时序渐进。女子相思怀念的深情，娓娓动听地叙述在诗的字里行间。
四、蝉联而下，巧“接字”
全诗三十二句，四句一解，用蝉联而下的接字法，顶针勾连，技法之“巧”，真令人拍案叫绝。“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等等诗句，如此环环相扣，接字成篇，不仅声情摇曳，情味无穷，而且节奏和谐，优美动听。
简析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最长的抒情诗篇。诗中描写了一位少女从初春到深秋，从现实到梦境，对钟爱之人的苦苦思念，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感情色彩。
文化
整体把握
《西洲曲》，五言三十二句，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少见的长篇。全文感情十分细腻，“充满了曼丽宛曲的情调，清辞俊语，连翩不绝，令人‘情灵摇荡’。”《西洲曲》可谓这一时期民歌中最成熟最精致的代表作之一。
首句由“梅”而唤起女子对昔日与情人在西洲游乐的美好回忆以及对情人的思念。自此，纵然时空流转，然而思念却从未停歇。接下来是几幅场景的描写：西洲游乐，女子杏红的衣衫与乌黑的鬓发相映生辉、光彩照人；开门迎郎，满怀希望继而失望，心情跌宕；出门采莲，借采莲来表达对情人的爱慕与思念；登楼望郎，凭栏苦候，寄情南风与幽梦，盼望与情人相聚。这其中时空变化，心情也多变，时而焦虑，时而温情，时而甜蜜，时而惆怅，全篇无论是文字还是情感都流动缠绵。[2]
《西洲曲》在艺术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善于在动态中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如“门中露翠钿”一句，生动形象地通过动作表达出了人物的心情。而“采莲南塘秋”六句，是全篇的精华所在，它集中笔墨描写主人公的含情姿态，借物抒情，通过“采莲”“弄莲”“置莲”三个动作，极有层次地写出人物感情的变化。动作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真情感人。
第二是叠字和顶真的运用。“开门迎郎”场景中，四个“门”字的叠用，强化了女子急切盼望心上人的到来，而不时从门缝向外张望的焦虑心情。“出门采莲”场景中，又连用七个“莲”字，着意渲染女子缠绵的情思。而顶真的运用使得句子灵活生动，朗朗上口。
第三是双关隐语的运用。双关隐语，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个显明的特征，它在诗经时代的民歌和汉魏乐府民歌中很少见。一说“莲”与“怜”字谐音双关，而“怜”又是“爱”的意思，隐语极言女子对情人的爱恋。同时，“莲子清如水”暗示感情的纯洁，而“莲心彻底红”是说感情的浓烈。这些双关隐语的运用使诗歌显得含蓄多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诗以“难解”著称，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南朝文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如关于此诗的叙述视角就有不同解读，多数人从女子的视角来理解，也有人从男子的视角入手，认为“忆梅下西洲”中的“梅”指代男主角所寄情的心上人。常言道，诗无达诂，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多种新的视角，从而使诗歌的意蕴更加丰富。
争议
这首《西洲曲》，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类，认为是“古辞”。《玉台新咏》作江淹诗，但宋本不载。明清人编的古诗选本，或作“晋辞”，或以为是梁武帝萧衍所作。这个问题，目前很难成定论。但从内容和风格看，它当是经文人润色改定的一首南朝民歌，十分精致流丽，广为后人传诵。
此诗以四句为一节，基本上也是四句一换韵，节与节之间用民歌惯用的“接字”法相勾联，读来音调和美，声情摇曳。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它“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确实道出了它在艺术上的特色。然而，如何正确理解这首诗的内容，却是学术界争议已久的问题，直到目前为止，也未能统一认识。
的确，这首诗主要是写一个少女，刻划她思念情侣的炽热而微妙的心情。然而，它既不是以少女自述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写，也不作诗人第三人称的客观描述，而是让这位少女的情侣用“忆”的方式来抒写，所以全诗都作男子诉说的口气。后来杜甫的《月夜》，写诗人对月怀念妻子，却设想妻子对月怀念自己，正是使用同样的手法。通过她的种种情况的描写，生动地塑造了一位美丽轻灵、纯洁多情的少女形象。这是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的总的设想；若不这样理解，那将是越理越乱，最终变成一团乱麻，使人读来神秘恍惚，造成似懂非懂的印象。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最长的抒情诗篇。诗中描写了一位少女从初春到深秋，从现实到梦境，对钟爱之人的苦苦思念，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感情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纯熟的表现技巧。
全诗三十二句，四句一解，用蝉联而下的接字法，顶真勾连。“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等等诗句，如此环环相扣，接字成篇，不仅声情摇曳，情味无穷，而且节奏和谐，优美动听。
全诗技法之“巧”，真令人拍案叫绝。
最早著录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的《西洲曲》，历来被视为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沈德潜称其“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卷十二)，陈祚明则谓之“言情之绝唱”(《采菽堂古诗选》)，其艺术魅力自不容置疑。但与一般南朝乐府民歌不同的是，《西洲曲》极为难解，研究者甚至称之为南朝文学研究的“歌德巴赫猜想”(见《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陈志明文)。《西洲曲》的语言一如民歌的清新质朴而少用事典，所以其难解并不在字词的生僻、晦涩，而是整首诗的诗意难以得到一个贯通全篇的畅达的解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诗歌所涉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都有幽暗不明之处，难以得到一个一致的解释。也许正因如此，“有人说这诗是若干短章的拼合，内容未必是完整统一的”(余冠英《谈西洲曲》)。但诚如余先生所言：“这话我却不敢信，因为诗的起讫都提到‘西洲’，中间也一再提到‘西洲’，分明首尾可以贯串，全篇必然是一个整体，且必然道着一个与西洲有关的故事。”(同上)可以说，如果《西洲曲》不是一个整体，那么所谓“《西洲曲》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便无从谈起。因此，求得《西洲曲》诗意的完整而畅达的解释，便直接关乎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价。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洲曲》这篇名作的“猜想”远未完成，而不仅仅是一个“诗无达诂”的问题。
余冠英先生在《西洲曲》的注释中说：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对所欢的思和忆。开头说她忆起梅落西洲那可纪念的情景，便寄一枝梅花给现在江北的所欢，来唤起他相同的记忆，以下便写她从春到秋，从早到晚的相思。诗中有许多辞句表明季节，如“折梅”表早春，“单衫”表春夏之交，“采红莲”应在六月，“南塘秋”该是早秋(因为还有“莲花过人头”)，“弄莲子”已到八月，“鸿飞满西洲”便是深秋景象。(《汉魏六朝诗选》第三卷)
这一具有经典性的解释，至少意在解决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首诗是一个多情女子对自己情郎的思念之歌。游国恩先生曾以为《西洲曲》从开头到“海水摇空绿”句皆为男子口气，只有末四句为女子自道心事；叶玉华先生则认为全诗部是女子的口吻(参见余冠英《古代文学杂论·谈西洲曲》)。余冠英先生确定“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对所欢的思和忆”，而以为“篇末四句当然是女子的口气，这四句以上却不妨都作为第三者的叙述”(同上)，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者已无疑义。第二，诗中女子居于江南，而其情郎住于江北，西洲则是二人共同纪念的地方。余先生说：“西洲固然不是诗中女子现在居住之地，也不是男子现在居住之地，它是另一个地方。……它何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江中的洲呢?”(同上)第三，这首诗写的是“四季相思”。
显然，上述三个问题正是理解《西洲曲》的关键。如果说，第一个问题现在已不成问题，研究者早已取得共识；那么，后两个问题虽很少有人再有疑问，但笔者感到，要想贯通全诗，其中仍有阻隔。首先，女子居于江南，其情郎居于江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西洲与江南、江北的关系是什么呢?一般据诗中“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二句，认为西洲距女子居处不远，或谓即在江南，或谓距江南岸不远而两桨可渡。那么，其与江北便相距甚遥。但是，诗末却说：“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这两句千古传颂，正因其涉想新奇，情思无限；它寄托的显然是这位女子对情郎的思念之情，如果西洲离女子居处不远，“吹梦”又有何必要?其次，正如余冠英先生所说：“这首诗表面看来像是若干首绝句联接而成，其实是两句一截。”(同上)所谓“两句一截”，正是从诗意着眼的；所谓“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正说明整首诗诗意的完整、统一而浑然一体。以“两句一截”的形式而写“四季相思”，不仅少见，而且很可能会破坏诗意的完整、统一。诗歌所写，乃一位女子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尤其是她的一连串的动作；这一连串的动作怎么会分到四季写呢?比如，从开门盼郎至出门采莲．从采莲南塘至低首弄莲，这显然是这位女子的一系列连贯的动作，怎么可以分散到几个月去写呢?现代影视艺术有所谓“蒙太奇”的艺术手法，通过镜头的剪接、组合，可以有较长时间的跨越、衔接而产生连贯的效果。但省略的时间亦必须有结果体现出来，连贯只是效果的连贯，决不可一个连续的动作跨越很长时间。因此，如果说《西洲曲》写的是“四季相思”，即在现代艺术也是颇难理解的，更何况它是千余年前的作品呢?不过最后一句说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我想也可以理解为本诗描写的是一个人的梦境，这样诗中四季更迭的纷乱意象就不难理解了。
以上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诗歌所涉地点不确或理解有误，便难以真正弄清其所涉时间。这两个问题的幽暗不明，便使得整首诗诗意难以连贯，许多解释也就龃龉难合。其实，诗歌的末四句为女子自道向无异议，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则明确地显示出西洲即是这位女子的情郎所居之地，它正在江北。只有如此理解，才能真正确切把握“南风吹梦”的诗意。范云《闺思》诗有“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句，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句，皆从《西洲曲》化出；他们对“南风吹梦”诗意的理解，正说明西洲只能是情郎所居之地。温庭筠《西洲曲》谓“西洲风色好，遥见武昌楼。”武昌在长江南岸，既云“遥见”则西洲可能正在江北。而据“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之句，可知诗中女子距南塘之地不远。《新唐书·地理志》说：“钟陵，贞元中又更名，县南有东湖。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开南塘斗门以节江水，开陂塘以溉田。”耿湋《春日洪州即事》亦云：“钟陵春日好，春水满南塘。”可见南塘在钟陵附近，即在今江西南昌附近。因此，诗中女子乃居于南昌附近，其与西洲相去远矣；所谓“南风”、“吹梦”，正以此也。借用余冠英先生的话说：“‘江北’可不见得近啊！要是近，就不会有这许多梦，许多愁，也就没有这首诗了。”(《谈西洲曲》)笔者以为，西洲正在江北，《西洲曲》所谓“江北”亦正指西洲。
确定了诗歌所涉地点，则诗意的贯通便较为容易了。首二句“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并非写梅落西洲、女子折梅。“下”者，到也。温庭筠《西洲曲》谓：“悠悠复悠悠，昨日下西洲。”“下”正是“到”的意思。南朝民歌《那呵滩》亦有：“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其意甚明。但“忆梅下西洲”也并非这位女子要到西洲去折梅花，而是说这位女子想到自己所寄梅花可能早已到了西洲，到了情郎的手中。“折梅寄江北”是对“忆梅下西洲”的补充说明，或谓首二句就是一个倒装句。“折梅”是过去所为，“忆梅“才是现在所思。只有如此理解，方与下文所写季节相合。如上所述，谓此诗为“四季相思”实难讲通，这不仅因为诗意难贯，而且通常所谓诗中表明季节的辞句，其实不然。如谓“单衫”句表春夏之交或春天，“单衫”岂止春天可穿?“杏子红(黄)”与“鸦雏色”相对而言，所指为“单衫”色彩，亦不表明季节。又如谓“日暮伯劳飞”表夏天，更属望文生解。《礼记·月令》诚有“仲夏?始鸣”之载，《诗·豳风·七月》亦有“七月鸣?”之句，“?”即为伯劳；但伯劳“始鸣”与“伯劳飞”井非一回事是显然可见的。因此，《西洲曲》所涉时节决不用“猜”，“采莲南塘秋”已作了明确说明；至于采莲时节又有“莲花过人头”亦并不奇怪，故亦不必再分初秋、中秋和深秋。所以，秋天便是《西洲曲》的季节背景。“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江淹《别赋》)，正是在秋日怀人时节，这位女子想起自己曾寄梅花一事，从而有所盼望。先说“忆梅下西洲”，而后补充自己曾经“折梅寄江北”，正表明心情的迫切和思念之深重，极为切合此时女子的心态。实际上，忆及折梅、寄梅之事，只是一个“引子”，是绵绵之思的开始。
诗篇在写了女子想到西洲以后，插叙了一下女子的打扮及其美丽的容貌，即“单衫杏子红(黄)，双鬓鸦雏色”，这可以说是一种体察入微的心理描绘或烘托。本来，“西洲在何处”的交代紧承“折梅寄江北”正合乎逻辑；然而女主人公既想起了情郎，想起了自己曾折梅寄往江北，因而她多少抱有情郎可能归来的希望，下文所谓“开门郎不至”正说明了这一希望的存在。正因有这个希望，她才在想到了情郎之后，立即注意到自己的装束和姿容，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要是情郎已站在门外了呢?所以这两句正绝妙地刻画出女主入公此时的心理活动，而不只是对其装束的简单交代。“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二句，既交代了西洲之位置，亦表现出此女子对其挂怀之情；之所以值得如此魂牵梦绕，正因其为情郎所在地。所谓“两桨桥头渡”，一般释为划两下桨就到了，所距很近。其实这是误解。南朝民歌的《西曲歌》中有《莫愁乐》二首，其一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所谓“两桨”，指的就是船的两个桨；在《西洲曲》中，借以指船。其意是说，要到西洲去，需要乘船过江，此亦正说明西洲在江北。以上六句所描绘的乃是一个静坐相思的女子的形象，而非正乘船到西洲采梅的女子形象。如此理解，则与下文正好贯通。
“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是对女主人公居住环境的描写。《古微书》说：“博劳好单栖。”所以，这里的环境描写也是一种象征，显示了这位女子的孤独和凄清。“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则静坐相思的女子形象方直接呈现出来。如上所说，盼望郎归已在情理之中，而归来又并不是现实；“开门郎不至”就既写了现实的严酷，又暗含了女主人公的希望。静坐相思无望，便“出门采红莲”，以遣不尽的相思之情。然而，既然带着思念的心情“出门”，则相思之情注定非但难以去除，反而因采莲而加重。以下对采莲情节的细致描绘，正体现了这种情形。研究者早已指出，“莲”与“怜”谐音双关，则“青如水”的“莲子”正是女主人公纯洁爱情的象征，也就难怪其如此爱怜，以至于“置莲怀袖中”了；“莲心彻底红”，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爱情的象征。在此情形之下，这位女子盼郎归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以至于“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了。诗歌对女主人公翘首以望飞鸿的描绘可谓生动传神，韵味悠长。“望飞鸿”既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然动作，又是一种有目的的盼望——盼郎不至而盼有信来，所谓“鸿雁传书”。然而信也没有。以下所谓“鸿飞满西洲”，并非女主人公看到了大雁飞满西洲，而是一种猜度之词。其意是说，时值秋日，“鸿飞应满西洲”，而人皆谓“鸿雁传书”，为何你竟无音信?正是带着这种疑惑的心情，这位女子“望郎上青楼”了。“青楼”，漆成青色的楼，在南朝所指不一。曹植《美女篇》云；“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则“青楼”指显贵家之闺阁。《南齐书·东昏侯纪》谓：“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则“青楼”指帝王所居。梁诗人刘邈《万山见采桑人诗》有：“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青楼”便指妓院了。“望郎上青楼”句显示了《西洲曲》带有文人诗的色彩。青楼虽高却仍然望不见，望不见又并不甘心，便有了“尽日栏杆头”的执着。所谓“尽日”，乃夸饰之词，是说凝望有时，而非终日伫立。较长时间的扶栏眺望，自然会注意到平常所不注意的事情；所谓“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正写出女主人公此时百无聊赖的心境，与上文“单衫”两句恰成鲜明的对照。“双鬓鸦雏色”还显示着自信和希望，而“垂手明如玉”则表现出愁怅和怨恨，因为此时
是空有“垂手明如玉”，尽日望郎郎不归！这种心理活动的描绘是白描式的，甚至“不着一字”，然而又是细致入微的，可谓“尽得风流”，体现出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风韵。“栏杆”二句写女主人公对近景的仔细而又是漫不经心的注意，“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二句则是对眼前远景的观察。余冠英先生说：“以上二句似倒装。秋夜的一片蓝天像大海。风吹帘动，隔帘见天便觉似海水滉漾。一说内地人有呼江为海者，‘海水’即指江水。”(《汉魏六朝诗选》第三卷)鲁迅先生在小说《白光》中有这样的描绘：“空中青碧倒如一片海……”其境正似“秋夜的一片蓝天像大海”的“海水摇空绿”。不过．从下文“海水梦悠悠”句看，“海水”似有实指，而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与其说“海水”即指江水，勿宁说它指的是湖水。这不仅因为内地许多湖即名为海，而且上文所引《新唐书·地理志》正指出南塘附近有一“东湖”。
诗歌至此，女主人公盼君君不归，等书书不到，心情陷入无端的愁怅。“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她不仅自己愁思绵绵，而且也想到了情郎同样会愁绪满怀；他们的愁思像蓝天、湖水，无边无际，缠绵不绝。此时，便只有在梦中相见的希望了。“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这是想像，更是希望；这一想像和希望既合情合理，是情之所至、不得不然，又新奇鲜美、生动感人。它是情之所至，那是因为女主人公自“日暮”盼郎，经历了南塘采莲、望郎登楼等一系列活动，至此天色已晚，她必须就寝休息了，盼望梦中相见是所剩惟一的希望；它涉想新奇，乃是因为她并非如一般所谓自己多么希望能梦见情郎，而是把自己的心事诉诸南风，请南风把自己的梦吹往西洲，带到情郎的身旁。这种含蓄、细腻、婉转的表情方式，集中而典型地体现出南方民歌的艺术特色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综上可见，《西洲曲》乃心系西洲、怀念郎君之作。其所涉地点只有两处，一是郎君所在地西洲，一是女子所在地南塘附近；一在江北，一在江南，且相距甚遥。其中人物，出场的是女子，幕后的是情郎；全诗既可以看成以第三人称而写女子，亦可视为女子自道，或者其中既有女子自道，亦有以第三人称而作的叙述，但其中没有男子的声音或描写，则是显然的。本诗的时间，不是写四季，也不是写春夏秋三季或夏秋两季，而就是写秋天；而且其中所写，只是秋日某天下午至天黑这段时间里，女主人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有这些，实际上又可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这位女子的相思之情。《西洲曲》可谓中国诗歌史上的“言情之绝唱”。
二、 郑小驴同名长篇小说《西洲曲》。原载《江南》杂志2012.3期头条
小说的背景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主人公“我”（水壶）的回忆为线索，写生活在石门普通的一家五口人（我、父母、姐姐左兰、哥哥罗越）的命运遭遇。一天深夜，前来石门躲避计划生育的北妹来到我们家，开始了暗无天日的躲藏岁月。年轻貌美、性格善良的的北妹深受一家人的喜欢。同时也给了水壶深深的吸引力。殊不知她已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了。她朴素的梦想是给丈夫谭青生下一个男孩，让谭家续上香火。她悄悄躲在水壶家，长达几个月之久，终于被石门的一把手“八叔”察觉。就在她即将临产的关键时刻，计生组的人将我家小院子团团围住。北妹只好躲入地窖，因长时间缺氧，她最后的梦想流产，前功尽弃，导致精神崩溃，投河自尽。
妻儿皆亡，谭青踏上了他绝望的复仇之路。他认为罪魁祸首莫过于像“罗副镇长”、“八叔”这些在体制这台巨大的机器面前麻木地执行命令的人。他们的冷漠与失去人性的做法，在谭青看来，他们应该为其罪行付出代价。他故意杀害了一位年轻的少年——罗副镇长唯一的儿子，“我”最要好的朋友罗圭。谭青因此也深陷内心“罪与罚”的极度痛苦与自责之中。他发现即便将“罗副镇长”、“八叔”这类人全部杀了，也无法终止悲剧的发生。
姐姐左兰是石门最漂亮的女孩。她对人生和未来有着各种美好的设想，梦想去广州，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她的梦想被一场“爱情”摧毁，只能逐渐接受残酷的现实，草草嫁给一位自己并不喜欢的道士。而哥哥罗越，是一位三届皆名落孙山的复读生。家人寄托他能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在第三届高考前夕，他的信心彻底崩塌，离校出走，开始了南方的打工之路，并很快陷入了传销的魔窟。
母亲是石门一位善良的普通妇女。她一生最难忘怀的是她的第二个儿子——怀孕七个月时被强行流产的婴儿罗克。她永远也不能忘记血淋淋的婴儿被埋往医院后面的“婴儿山”的场景，从此患了忧郁症。北妹、罗越和左兰的遭遇也深深刺激到了她，认为生活无望，她最终走向了绝路。
小说采用回忆的叙述方式，不断穿插于石门、南棉两点之间，写了80后这代人面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乡村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一些回忆与感想。将普通的一家五口人命运置之于风起云涌的九十年代的背景中，如一曲哀愁的挽歌，带着少年忧郁的青春气质，完成最后的绝唱。
《西洲曲》后记
二○○九年秋天，昆明阳光普照，在那儿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西洲曲》的初稿。在缺乏经验的世界里，时而激情燃烧，时而沮丧不安，我意识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和我以往的中短篇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很多次失败的经验告诉我，百米冲刺过后意味着疲惫和心虚，只有放平心态，储备体能，方有成功地跑完长篇的马拉松。写完初稿后，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三年时间以来，我一直缺乏勇气将它拿出来示人，甚至缺乏修改的激情。我以为这个弃儿将永远离我而去。它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我们将彼此陌生，渐行渐远。
和所有喜新厌旧的人一样，大家都在有意地遮掩自己幼稚的过去。他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在路上，用新的履历去覆盖过去不值得回味的往事。二○一二年，我雄心勃勃，试图用一部新的长篇与过去的这部不成功的习作说再见。
但是当我准备彻底放弃《西洲曲》时，有天猛然地想起了堂姐，她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事复述的热情。大约十六年前，这位堂姐因为躲计划生育，深夜潜伏至我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如果没记错，在她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某天深夜被突如其来的一批干部吓得匆忙躲进了地窖，因长时间处在混浊的空气中，导致流产。死婴是个男孩。她为了要个男孩，做了不下三次的人流。她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我相信，这次打击对她而言是超乎寻常之想象的。好在她并没有自杀，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后，咬紧牙关又挺了过来。几年后，我听说她终于狡兔三窟后，成功地添了男孩。只是身体基本上已经垮了。后来再见她时，昔日容颜清秀的她，脸上布满了妊娠斑，皱纹绵延横陈，在时间面前，她过早地屈服，衰老了。这朵曾经我为之骄傲的魅力之花，站在众多普通的乡村农妇面前，别无二致，早已泯然于众人矣。我算了算，她一生最为美丽和宝贵的青春期，至少有十年时间耗在了与国家政策玩捉迷藏的游戏中。
我决心将《西洲曲》进行一次大修改，几乎是重新写一遍。原来十二万字的小说，舍弃了近七万字。小说的主题不再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而是侧重到了比较沉重的话题：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个五口之家的命运走向。
我借用那段青涩的少年回忆，来书写我们这代人对计划生育的记忆与看法。事实上，两年前写短篇《鬼节》时，就涉足到这个题材了。那个小说采用了我的童年记忆。我没办法忘掉计划生育带给我童年时代的恐惧与不安。深夜的手电筒、狗吠、敲门声，干部们的威逼利诱与专横跋扈——它们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同龄人中也会有很多和我拥有过同样记忆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某天赶集的路上，因躲计划生育而弃家而逃的人，他们的房屋被砸出一个个黑乎乎的大洞，屋檐片瓦无存。干部们用野蛮的手法惩罚这些躲藏户，他们常踹掉大门，敲开墙砖，揭掉瓦片，再搬走家里能搬得动的一切东西。这些凋敝的荒无人烟的房屋无不显露出凄凉的景象，有的甚至长满了蒿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发誓不生个儿子，永不回家，永不妥协。传统的观念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不可能凭借国家意志而转变。我决定将他们这一朴素的梦想与诉求写进我的小说。我从不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国家权利被集中到某一人或部分人身上时，他们的个人意志一旦替代国家意志，对老百姓而言，便会演化成一场折腾不息的灾难。我们习惯将这些悲剧的根源归罪于体制，却很少归罪于执行国家命令的具体的个人。正因为这些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道德感的螺丝钉们，披着合法的代表国家意志的外衣，有恃无恐地制造着一起又一起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们法律或道德上的约束与惩戒。我想，在他们在实施野蛮行径之前，如果能想一想，这么下去，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得到惩罚，付出代价，情况又会怎样呢？我让小说中的谭青去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
我关注到的一些社会事件中，很多悲剧的诞生都是因为僵化的体制造成的。站在施暴者的立场上来讲，他们并不感到负疚和自责，因为“体制”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他们的替罪羊。任何场面，他们只需将体制作为挡箭牌，便能心安理得地推卸掉自身的负罪感。受害者们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他们唯一能反抗的，是直截了当地从千人一面的施暴者当中，揪出具体的个人，以牙还牙。小说中的谭青大概算得上这样的受害者。他的妻儿因为计划生育而双亡，代表国家意志的“罗副镇长”和“八叔”等人是直接执行国家命令的具体个人，在谭青的世界里，他们是国家意志最强势一方的代表，元规则下的真凶，是他们导致了悲剧的诞生。这场生存游戏最后只能以血腥收场。谭青付出生命的代价，让他们接受了施暴者应得的惩罚。但这样的暴力循环并不能终结悲剧，相反只会让更多的悲剧上演。我们只能说，在愤怒的受害者面前，这群合法的施暴者们兴许会有所收敛，至少可以表现得更文明一些。这是谭青付出代价后的意义所在。
深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八○后，相信对这项国家政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我而言，童年时期深夜的围堵，政治标语，口号，妇检和弃家逃离的凄凉景象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个人，我无力在这项饱受争议的国家政策面前说三道四，我只能忠于我个人的记忆，我的立场，我的看法，用文字还原记忆中的真相。
最后感谢《江南》杂志社和谢鲁渤、袁敏、钟求是等几位老师们的鼓励，使这个能在《江南》杂志发表；感谢贺绍俊等老师们的鼓励，使我下决心重新修改了这部习作，也感谢河南文艺社的编辑任瑜，没有她，这部小说将继续沉寂下去。
2012/4/12 衡山福严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