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丁惠康
人物简介
丁惠康（1868—1909），清末藏书家。字叔雅，号惺庵，广东丰顺县汤坑镇金屋围人，福建巡抚、藏书大家丁日昌之子。“持静斋”所藏之书，他尽发所藏书读之，悉数被其继承。与谭嗣同、吴保初、陈三立并称“岭南四公子”。20岁赴京读书，结交名流谭嗣同等，忧国伤时，研讨方略。不屑于科举之学，笃志于坟典，精于版本、目录学，曾与叶昌炽谈论版本，明眼能辩某书为宋刻，某书为元椠，某书是某家所刻、某书是何人所校，如数家珍。曾仿莫友芝、江标所辑《持静斋书目》之体列，撰《清经籍志》，惜未成而卒。持静斋所藏书在民国初年散出，诸多宋刻精椠流入李经迈、刘体智，明清本为傅增湘、张元济、李文田、莫伯骥、徐绍棨等人所得。广东总督岑春煊派其赴日本考察学校，后在广州主办学堂事务；辞职后在北京闲居，郁度晚年，逝于北京；有《丁征君遗集》。[1]
历史考证
列名高阳《清末四公子》者为：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北巡抚、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吴保初，字君遂、彦复，号瘿公、北山，浙江提督吴长庆之子；丁惠康，字叔雅，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是为“清末四公子”最常见的人选。
如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及《近代诗人小传稿》、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胡先骕《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皆以此四人并举。
但“清末四公子”的名目实有异说。徐一士《一士类稿·陈三立》云：“散原共谭壮飞（嗣同，湖北巡抚继洵子）、陶拙存（葆廉，陕甘总督模子）、吴彦复（保初，故广东水师提督长庆子）以四公子见称于世，皆学识为一时之俊者，而陈谭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抚日昌子，时亦有名，四公子之称，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可见一说有陶葆廉，而无丁惠康。按：陶葆廉，字拙存，新疆巡抚、陕甘总督陶模之子。
另，余绍宋日记民国十八年（1929）6月22日载：“孙慕老（按：孙宝琦）有弟曰宝瑄号仲愚者，已故。当清季时，与丁叔雅、谭复生、陈伯严号称四公子者也。”孙宝瑄，字仲玙、仲愚，其父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任两广总督，兄孙宝琦民国时任国务总理，有《忘山庐日记》传世。
然孙宝瑄其人声名黯淡，跻身“四公子”之列，似甚不相称，而且此说仍是孤证，未可轻信。或者因为（孙）宝瑄与（陶）葆廉二名读音相近，故余绍宋一时误记？
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吴保初条又云：“……与海丰丁叔雅（惠康）、义宁陈散原（三立）、顺德罗掞东（惇曧），人称清季四公子。”此处以罗惇曧为四公子之一，更属不经之言。按：罗惇曧，字掞东，号瘿公，也是清末民初名士，但并非高官之后，公子云乎哉？此当是由于罗惇曧、吴保初皆号瘿公，遂将吴误为罗耳。
“清末四公子”之后，还有“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清末四公子”正逢中西交撞、新旧过渡的大变革年代，故多有指点江山、整顿乾坤之慨；辛亥革命以后，天崩地解，时移世异，所谓“民国四公子”者，则已无雄姿英发的意气，而尚存文采风流的态度。到如今，新的世家公子仍多有其人，然而文采又安在，不过仅余风流罢了。
人物简介
  丁惠康信札丁惠康（1904～1979），江苏无锡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1928年和1934年，先后在上海创办肺病疗养院和虹桥疗养院；民国24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51年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1966年4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丁惠康既是医务工作者，又是文物收藏家。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将出售40幢房屋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收购历代名画与文物。
1939年春，联合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及其他收藏家在上海发起“中国历代书画展”，出版《中国历代名画大观》，提出“展我先民遗迹，发扬民族精神”的口号。
1949年，丁惠康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后，即将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和书籍500余种捐赠中央民族学院。同时将西周青铜大鼎、唐二色釉大壶捐赠国家博物馆。11月，又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文物（包括宋元孤本等）和古籍1100余种，并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他珍藏的宋马远《雪屣观梅图》、明仇英《剑阁图》等精品佳作则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文化部分别授予褒奖状。[1]
人物生平
丁惠康，1904年出生无锡，自幼受父亲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一心攻读医学，1927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在学习期间连获八次奖学金，并在1925年开始担任《中西医学报》主编，1926年担任《德华医学杂志》主编和《早报医学大纲》主编，1935年底，德国汉堡大学授于医学士博士学位。
1935年2月，丁惠康出访德，奥，瑞士三国，参观了各国著名医学院校，医院，研究院，疗养院等一百余所，并调查各国的劳保和公费预防等先进制度，为我国医疗事业和防痨工作引进了有益的科学经验，并将全世界有关肺结核的治疗等重要发现和最新措施，写成《各国实验疗肺学》和《世界各国肺结核统计》两书，当时对肺结核尚无特效疗法，他的著作起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1936年初，丁惠康回国，在上海医学院欢迎会上公开提出“要做好我国防痨工作”，首先应建立公医及普及劳保，才能达到预防的目的。以后他放弃了对虹桥疗养院的全部诊务（每日有数百元诊费收入），集中精力，一心扑在防痨事业上。同时兼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和《时事医学周刊》主编，在《周刊》论中公开提出医学应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口号，因此遭到反动派的迫害，杂志出版到第十期被迫停刊。
虹桥疗养院与《申报》联合发动起“X光集团检查”，供全市医生作论断参考依据。疗养院又对全市居民发动起体格检查和梅毒康瓦氏反应等，便于实行三早（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措施，控制病情。正是这三早原则救了笔者的小命，所以本人对丁惠康医生也就感到亲切了。
1939，丁惠康发起“上海市第一届防痨运动”，凡经检查发现有病灶的，即行免费摄片。这次防痨运动摄片一千多人。
1940年，丁惠康又联合全市公私立二十家医院，包括红十字会医院，共同发起上海市第二届防痨运动，得到《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等报社支持，仅丁惠康主编《第二届防痨运动特刊》，就刊出六次多，每次广告费全由各大工厂热心捐助。此外，还印赠防痨标语十万张，编印专集分赠各界，并在各电影院用幻灯片宣传，公布二十家医院地址，动员全市人民参加免费检查。全市几十位专家，在电台轮流广播，造成浩大声势。在为期十五天的第二届防痨运动中，免费X光检查的达八千余人次。还指定全市各大药店根据防痨运动处方，半价发售鱼肝油等药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汪伪政府令全市医师向南京傀儡政府领取医生证书，丁惠康严正拒绝，新虹桥疗养院改由夏其昌，郑定竹为正副院长。
一九四三年，汪精卫女儿忽患神经病，派飞机邀请粟宗华医师前往南京，随后，汪女来沪住进淮海虹桥疗养院，陈璧君以伪主席夫人身份，每天下午来院视其女，丁惠康拒不一见。不久，护士长桑美元对丁惠康说，陈璧君带来两皮箱储备券，以捐赠医院，现放在他女儿病床下，要又接受，丁惠康嘱桑美元拒收。陈璧君又派一个汤院长邀请丁惠康担任伪卫生部长，也被丁惠康拒绝。丁惠康一拒领证，二拒捐款，三拒当汉奸大官，因而有三拒汪伪之称。
西安事变前夕，1936年春，张学良住进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力生疗养院，每月费4万元。同年夏天杨虎城偕夫人住进虹桥疗养院，每月只收费485元，中外医院收费差距达百与一之比，实际上是虹桥疗养院对杨将军的优待。同年秋，杜重远从国民党反动派狱中释放出来，丁惠康和他素昧生平，但同情他的遭遇，钦佩他的高贵品德，便冒着风险请他住进虹桥疗养院，一切免费优待，把杜当作良师益友。
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最早成立于香港，到解放战争后期，为迎接黎明到来，丁惠康帮助宋将中国福利会会址迁至淮海虹桥疗养院的香雪园。该园原为丁的老友周瘦鹃主办的盆景花圃，有一所高大的茅屋，旁有荷花池等，颇有花木之胜，宋会长每天前来办公，丁从此得以时聆教益，在她的影响下，丁惠康更加同情革命，拥护革命。
1949年1月，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丁惠康把他们安排到医院免费住院，这时张治中，邵力子和谈代表也常赴虹桥疗养院看望张澜，罗隆基，交换意见。在特务监视下，丁惠康依然给他们治疗。
丁惠康的收藏除了从他父亲那里得到几件东西，大部分是自己出资购进的。1939年春，他联合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其他收藏家，在上海孤岛发起中国历代书画展，出版〈〈中国历代名画大观〉〉专集，提出展我先民遗迹，发扬民族精神的口号，宣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提倡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展览会盛况空前，门票收全部捐献上海医师公会，成立救护小组，开赴前线。
丁惠康并发起个人摄影展览故宫影展，展品一律放大至二十四寸，以此作为对华北沦陷二周年的纪念，激发民众收复故土的决心。还起吴昌硕遗作展览会，刊印〈〈缶翁遗墨〉〉一书。
丁惠康收藏的古代陶瓷曾印有一部非常典雅的目录，书名《华瓷》，所著录名贵古瓷有晋越窑大角，黑釉鸡首壶，唐代越窑刻花壶，黑钧彩双耳罐，钧窑黑斑天蓝大坛，黑钧蓝彩壶，蓝彩银釉坛，唐三彩刻花盘，唐三彩天鸡壶，宋代钧窑天蓝紫霞大钵，钧窑天蓝洗，钧窑三足炉，定窑暗雕荷花大碗，官窑菱花碟，哥窑菱花碟，北龙泉刻花八角碟，天目釉飞凤盘，磁州窑飞凤图坛，磁州窑黑白花坛，元代内府黑釉大坛，龙泉窑划花盖坛以及明代洪武，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及明建窑，法华窑的瓷器。清代瓷器中，有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所谓新三代的珍瓷。该书共著录珍瓷九十件，由叶恭绰作序，又自序一篇，阐述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沿革，并说明自己收藏的目的，是有感于文物大量外流，“鼎革以来，海禁大开，国内文物菁华，辄输海外，而此不求，更复何求！”除了藏瓷，他亦热心古画及历代其他文物的收集，解放前有一次曾卖掉四十幢里弄房屋，花血本用以收购古画。
抗日战争胜利，丁惠康原欲复兴虹桥疗养院，但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重起，在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不得不放弃原计划，待光明。
1947年2月，丁惠康和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同船赴美作医事访问，参观了纽约克菲勒医学中心，洛杉矶市医院和不少博物馆，美术馆，使他触目惊心的是，仅波士顿美术馆就收藏我国宋代名画四百余幅之多，超出我国保存宋画的总和，美国私人博物馆收藏的康熙黑地三彩此时公开展览，国内没有一件能与之比拟，珍贵文物被大量盗卖出国，因此丁惠康在痛心之余，尽量收集，等将来献给祖国，还于人民。
1948年春，丁惠康在南昌路法文协会（今科学会堂）举办台湾高山族文化展览会，由蔡元培夫人周俊持剪彩，在当年的报纸上有过详细报道，前往参观的人甚多。
1949年10月，丁惠康应北京清华大学邀请，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会后即将高山族文物和书籍五百余种捐献给国家，现存中央民族学院。同时，他在北京琉璃厂发现端方旧藏的西周青铜大鼎一座，为稀世之珍，当即购置捐献给国家。不久，张澜从《人民日报》上得知消息，便写了一首《献鼎诗》赠予丁惠康：“独建虹桥供疗养，更持周鼎赠清华。人群伤病中心恻，古物陈观众口夸。”
11月，丁惠康得知政府因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著名文物而超出预算，便慷慨解囊，帮助国家完成购置重点文物的任务，这其中包括秦汉以来历代著名名墨，以及宋元孤本书籍一千一百余种，全部捐献给人民，现存北京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馆缺少出土文物，丁惠康托墨林运去其全部出土文物，现列为国宝的唐代二色釉大壶，便是当年北运的文物之一。以诗书画金石为世人所重的朱复戡先生（泰山市政协委员）曾赠诗赞云：“欣看故宫百磁录，君有三窑列宝藏。”
同年，宋庆龄聘请了丁惠康为中国福利会顾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因丁惠康捐献高山族文物向他颁发奖状。丁惠康收藏的台湾高山族文物甚为丰富，武器类有火药筒，弓箭，盾，枪，佩刀和匕首，还有高山族的贝货及劳动工具各种生活用具，如陶器，刳器，藤器，梳，枕，盘，杯等，艺术品则有人象，祈祷用器，祭器，屏风，柱板，此外还有高山族的服饰，包括具衣，长衣，皮衣，头饰，耳饰，腰饰及脚饰等。<
丁惠康所捐赠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曾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展览，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观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也颁予奖状，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聘丁为顾问。1952年他任同德医学院教授。1956年2月，虹桥疗养院响应全市医院改私为公的号召，第一家向市卫生局呈送捐献书。
1956年8月，丁惠康参加在京召开的“中华医学全国第十届代表大会”，向傅连璋会长呈交关于虹桥疗养院以前的第一手材料《萤火虫》六十大张，包括我国第一个职工治疗机构中国保健社的宣言。傅会长亲笔复信说虹材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做出各项医学和群众结合的运动，给丁予高度的评价。
丁惠康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国庆节，丁惠康怀着极其兴奋喜悦心情，看到他的旧藏的旷世珍品——宋·马远《雪屐观梅图》大轴和明·仇英巨制《剑阁图》丈二尺大轴走进上海博物馆。
他了却他最后心愿，于1979年8月20日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