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维翰
原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
人物简介  [1]　　[2]张维翰，(1906-1979)，山东馆陶(今属河北省)南彦寺村人。幼时家境贫寒，二哥张维玺为生活所迫入冯玉祥部队当兵，后因在战功卓著而不断得到提升，到1920年时已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三团团长，这才使他们的家境随之富了起来。排行老五的他，也便有了随母亲由南彦寺村到北平上学的机会。
1915年，那时他才9岁，随母亲来到北平，进了由冯玉祥办的第十六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1922年改名为育德中学)，张维翰在此与彭雪枫结识，他俩的同窗之谊，一直延续到此后也是冯玉祥所办的开封政训学院和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
育德中学校长是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不仅准许成立学生自治会，阅读进步书籍，而且在“五卅惨案”后，还准许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组织下乡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而当时东城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正是张维翰的挚友彭雪枫。彭雪枫是冯玉祥部军官彭雨亭的侄子。
  张维翰（左三）和彭雪枫（左二）等在天津1926年韩复榘公开投靠蒋介石，倒了冯玉祥的戈，学院内立即充满白色恐怖气氛，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于是赵伊坪、赵子众、牛连文、王冠英和张维翰等人便连夜逃离学校，到农村隐匿起来。待到1929年八九月间，风声渐息，张维翰才又约集了彭雪枫、赵子众，一起考入了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
这时二哥张维玺已经是冯玉祥部第十三路军的军长以至方面军总司令了，张家的事业也到了顶峰，成为当地最有名的大户。可张维翰在北平求学过着长期独立的生活，虽家境富有，却因受彭雪枫、赵伊坪、赵子众等共产党员的思想熏陶，主动接受了革命理论，大学毕业后，更是决心背叛地主家庭，凭着一腔热血和正义感，去闯一条自己的路。他的二哥张维玺曾介绍他到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基）做事，他在民政厅第一科仅当了四十天的办事员，因不满政府部门中的庸碌腐败作风，主动辞职返回天津。后于1933年11月只身奔赴山东工作，因他血气方刚，疾恶如仇，工作中屡受挫折。
1936年2月，他由县长训练班被分配到牟平县实习，任县秘书科长及代理县长。他在三个月的工作实践中，因发现和举报原任县长王照旭的贪污行为而反遭民政厅厅长李树春诬陷，故愤然离职不干了，又经张维玺介绍去了投奔刚由沂水县县长升任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 范筑先和张氏兄弟是同乡同村。因此，范筑先对由张维玺介绍来的张维翰，是十分欢迎和信任的，当即委以专员秘书的重任。
1937年4月间，张维翰应彭雪枫之约到北京晤面，5月中旬张维翰陪彭雪枫抵达聊城。1937年5月，经彭雪枫、赵伊坪介绍，张维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1月19日，范筑先向全国发出“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通电，并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将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改组为战时体制的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成立了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任命张维翰为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张霖之、王幼平等同志也都在政训处任职。这样，实际上政训处就成了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构，从此摆脱了地下活动的状态。 
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范筑先先后将多股民众起义武装和民团武装改编或收编成为抗日队伍，组成了35个支队，号称“十万铁军”。其中第十支队，是由中共鲁西北特委直接创立的，由张维翰兼任司令。
1938年11月，聊城失陷。率第十支队与陈赓、李聚奎同志领导的部队协同作战，壮大了抗日武装，巩固了根据地。为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1939年1月，八路军总部命令，将第十支队改为一二九师筑先纵队，于1月14日正式整编，由张维翰任司令员兼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主任。从此，十支队就由原来的地方部队升格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1940年4月，筑先纵队与鲁西行署先遣纵队合并，合编为一二九师的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高厚良)。
1942年，新八旅与冀南三分区合并，由张维翰任分区司令员，孔庆德任副司令员、王幼平任副政委。
1943年10月，在敌后环境愈加残酷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张维翰也由冀南三分区到达延安，通过考试，进入中央党校二部16支队学习。
1945年8月，在延安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1947年3月，任晋冀鲁豫军区九分区司令员。1948年3月，任冀南三地委武装部长。1949年8月，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邯郸地委常委、邯郸军分区司令员，1953年以后，历任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防体育协会陆上运动部部长、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9年10月11日病故于北京。计除汉奸范筑先将军残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张秋镇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布置吴连杰部由临清往南，齐子修部从清平、博平往西，王金祥部集中全力往北，王来贤则从第十支队的背后，四面进攻，妄图围歼第十支队，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挤出鲁西北。
民军第一路参谋长刘冠千从张秋镇开完会回来，在路过馆陶县城南面的万善时，被第十支队的哨兵拦住查问。刘冠千装腔作势地说：“我是第一路参谋长，公务在身，快送我过卫河!”他带着十几名随从，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想骗过哨兵回曲周东目寨。未料哨兵立即报告了第十支队驻万善的部队，由部队将刘冠千“护送”到了馆陶县城第十支队司令部。
原先，范筑先麾下的鲁西北抗日武装，除35个支队外，还有民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三支部队。民军第一路，是由华北抗日义勇军收编而成。其司令王来贤系土匪出身，他最初在馆陶四区和曲周一带拉杆，很快发展起来，自称华北抗日义勇军。至1938年初已编有七个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手枪营。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争取帮助下，走上抗日道路。因王来贤号称万人，应区别于支队，经政治部建议，给以民军第一路番号，并委以王来贤中将司令，参谋长刘冠千和下属七个团不变。1938年11月，日寇进攻聊城，刘冠千带领第三团担任东关菜市、猪市、龙湾一带防务，临阵脱逃，和国民党配合，陷主帅范筑先于聊城。聊城失陷后，王来贤投敌，当了馆陶伪军司令。因此，张维翰一见刘冠千，就警觉地问：“你从哪儿来?”他见刘冠千支支吾吾，神态反常，就知道他心中有鬼。当刘冠千说到有公事在身马上要回部队去时，张维翰为留下他问个究竟，就客气地说：“我晚上请客，给您洗尘。”
张维翰没放刘冠千走，稳住他之后，随即与省委代表张霖之及袁仲贤、王幼平等第十支队领导成员紧急磋商，该如何处置他。他们一致认为，正是刘冠千在聊城不战而退，才使范筑先司令陷于死地，他罪该万死!聊城失陷后，第一路又是在他的煽动下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今天是给他算这两笔账的时候了，怎能放他走呢?于是，就决定在设宴时把他搞掉。
宴会由张维翰亲自负责布置。酒过三巡，张维翰以举杯为记，上前敬酒的一位副官把刘冠千的两只胳膊往后一拧，下了他腰间的手枪。刘冠千惊慌地说：“干什么?不要误会，咱们都是范司令的人啊!”张维翰一听此话，气愤地质问他：“你为什么把范司令陷在城内?你临阵脱逃，带着部队溜回东目寨，该当何罪?现在该是跟你算总账的时候了!”刘冠千吓得魂不附体，还想继续狡辩，张维翰一声令下，让警卫人员将他押送到司令部后院的军法处审讯。军法处长王润槐夜审刘冠千，从刘冠千的口供中了解到了国民党张秋镇会议决定围攻第十支队的罪恶阴谋。当天晚上，为洗雪鲁西北广大人民对刘冠千的仇恨，张维翰就下令把他拉出去处决了。蒙冤受屈1952年1月，全国上下忽然搞起了来势迅猛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由于他与省军区个别领导关系不很融洽，靠“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创建起来的邯郸军分区被视为运动的重点部门，地主家庭出身的他成了内定的所谓“大老虎”，谣传他是邯郸地区的“四大家族”之一，抄了他的家不说，还断了他家的电，并将他与后来被判死刑的张子善、刘青山一起，集中关进了河北省军区招待所，隔离审查。
张维翰这内定的“大老虎”被关在省军区招待所一年多才放出来。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结束，为维护组织上的面子，硬是在审查结论上给他罗织了三个问题：第一，政治上麻痹，放纵反革命分子王傅；第二，在搞生产经营上，擅自用19万发子弹换取粮食，再用粮食折合钱办厂建货栈，不请示、不汇报，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第三，搞铺张浪费，共计970(万)元。并决定要开除他的党籍。
张维翰当然不服，对这莫须有的三大罪名一一加以申辩：其一，王傅原是他的二姐夫(后离异)，解放初政府动员逃亡在外的地主回乡生产，路过邯郸时来找他，因他正要去保定参加省军区的会议，就交待军分区政治部对王傅的历史情况进行审查后，视情况而定，如有严重问题就交地方政府处理，如无问题则放其回家。经审查，王傅曾带领馆陶县八区民团数十人参加抗战，1940年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后，王傅编余回家后被组织选任为两面政权的村长，1942年逃亡他乡。因此，他根本不存在所谓包庇历史反革命的问题。其二，冀南军区九分区撤销，编入十四纵队时什么也没有留，所谓19万发子弹不知从何而来?解放初地方粮开支权在地方政府，军分区根本无权开支，搞生产经营的经费都是经邯郸地委讨论通过的，他只不过是执行地委的决议。其三，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搞生活特殊化，任军分区司令员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报销970(万)元出差及办公费用，怎能说是铺张浪费?更何况当时是实行供给制，盖营房、建操场都是自筹经费，亲自动手带领大家干出来的呢!
华北军区看了他的申诉书，认为河北军区对他做出的审查结论不属实，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河北省军区只得将对他处分决定改为“党内撤销职务、行政降两级”。张维翰仍然不服，便到北京，找总政干部部提出申诉。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对他说：“你的案子肯定是错案，但马上就纠正过来，恐怕有困难，只能过一些时间再说。你与其这么在京干等待，不如先去工作。”一年多不工作了，张维翰也确实憋屈得慌，急切地想回到能发挥自己才干的工作岗位上去，而这时军委创办的军事体育学校正物色干部，考虑到他学生时代就爱好体育运动，1940年又在太行山八路军全军运动会上得过总分第一名，就选派他去广州当了军体校的副校长。后军体校撤销，军委成立国防体育协会，他调任国防体协陆上运动部部长。1958年11月国防体协并入国家体委，他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任陆上运动司司长，直至1963年7月离职休养。
“文革”初期在被关押审查，挨批斗、遭毒打；受尽非人的折磨后，于1969年和老伴范树瑜一起，拖着病弱之躯，下放到晋东南山区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文革”后期，张维翰已入古稀之年，才得以在老部下的帮助下，离开干校到邯郸党校栖身养老。患癌症后，先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治疗，病情加重后回京就医，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不是军人的他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最终平反在张维翰闭眼而去之前，他不断申诉了20年的冤案尚未得以平反。因此，当许多老战友在听到他的噩耗后都惊奇地问：“怎么他的冤案还没平反呢?”时任空军政委的高厚良当即打电话到北京军区找副司令员兼纪委书记徐深吉，刚巧徐将军在石家庄视察部队，高厚良将军就让张胜利带上张维翰生前所写的有关申诉材料，赶赴石家庄去找徐深吉将军。徐深吉看完张维翰的申诉材料，当着张胜利的面给河北军省军区打电话：“立即召集省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我随后就到，参加你们会议。”就在这紧急召集的河北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做出了对张维翰历史冤案进行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上报北京军区党委批准：“张维翰同志当时的所谓三项错误事实，不能构成错误，建议将张维翰的结论和处理全部撤销，予以改正。”
10月27日，追悼会举行，邓小平、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送了花圈。王任重、宋任穷及张震、王新亭、李聚奎、高厚良、徐深吉等近百位将军，段君毅、王从吾等几十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则参加了追悼会。
张维翰不仅在追悼会上享受到了应有的哀荣，而且还经胡耀邦同志的批准，追悼会的消息由新华社发通稿，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党和人民终于还张维翰一生以公正的高度评价。
台湾当局监察院代理院长
张维翰(1886-1979)，字季勋，号莼沤。云南大关人。早年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1909年任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秘书。曾参加辛亥革命，后任云南都督府秘书。1912年加入国民党。1913年2月，任云南省行政公署总务科长。10月出任盐兴县知事。1916年，任四川省督军公署秘书长。1919年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及东京市政研究会，选修宪法及市政等科。1922年回滇，任蒙自道尹、昆明市政公署督办。1928年6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外交部特派员。1929年8月兼云南省民政厅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秘书长。1939年6月调内政部任政务次长。1946年1月被派为云贵区监察使。1947年12月当选为监察委员。1948年返昆明，任云贵区监察行署委员。1949年受聘于香港新亚书院，教授文史。1950年去台湾。历任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台湾中华学术院“中华诗学研究所”所长、诗经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晚年潜心学佛，井长南方宝刹理事会，监修大藏经。1979年9月1日在台湾病逝。著有《都市计划》、《田园都市》、《法制要论》、《行政法精义》、《莼沤类稿》等书。联作较多，门类齐全，俱见功力。
  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拍摄的图片，[3]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饱学之士张维翰，曾任云贵监察使，台湾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代院长，主持编撰《昆明市志》，在台湾审定出版《大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