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健秋
人物简介
陈健秋（1932—2002），  陈健秋（中）与《刘少奇的四十四天》演员湖南湘阴人。1932年9月25日出生于南京。1938年在湘阴县城关镇东门外的八甲国民小学读书。1939年与母亲一起迁至成都。1944年小学毕业，入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二分校初中一年级。1945年转入成都黄埔中学就读初中。1948年入成都荫唐高中一年级。1949年入成都市立男子中学二年级就读。
1950年安置回原籍湖南湘阴。1950年中止学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湘潭军分区卫生训练队学习；1953年复员，在家乡先后做过医生、文化馆馆员。
1957年，考入湖南省话剧团任演员，并开始学习写剧本；1970年前后，成为专业编剧；1982--1985，担任剧团团长，1997年退休（1985年开始担任湖南谷雨戏剧文学社社长）。
1959年，集体创作、由其执笔的第一个大型话剧《阳光下》由本团演出并发表（处女作）；1970年后，集体创作、本人执笔的话剧及同名电影《枫树湾》由本团及全国几十个剧团上演或移植上演。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特定时期，有较大的影响。　
1982年，大型话剧《梅子黄时》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即后来的曹禺戏剧奖）；1994年，大型话剧《水下村庄》获首届曹禺剧本奖，1999年上演并在北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的展演；1996年，昆剧《偶人记》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并参加全国昆剧汇演，1997年，获本年度曹禺戏剧奖提名奖；1999年，湘剧高腔《马陵道》由湖南省湘剧院演出，并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庆五十周年展演，获曹禺剧本奖，2000年获文化部的文华大奖（同时获文华编剧奖）；2000年春节前后，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连台本京剧《宰相刘罗锅》第一本，作为贺岁戏在北京公演；2000年6月，花鼓戏《阿弥石》由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投入排练，拟参加同年秋天的全省新剧目汇演。本剧写的是40年代江南水乡的一段故事。[1]
陈健秋先生于2002年去世，享年70岁；以现实主义为基点，建构多样化剧作模式是陈健秋剧作总体特征之一；陈健秋的创作抛弃了“主题先行”、“耳提面命”等僵死的思维习惯，而是从真实生活中提取真实的人文心理，加之艺术化处理，透射现实生活本质，使剧作成为时代的一面反光镜。
陈健秋先生的夫人是原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单平（其学生有潘峰、李维嘉、汪涵、仇晓），2003年去世。[2]
人物创作
任何  陈健秋创作研讨会合影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满足自己已取得成就的，陈健秋便是如此，他的《梅子黄时》获1983年中国优秀剧本奖；《五月早晨的丹麦王子》获湖南省建国40周年最佳剧目奖和优秀剧本奖；《水下村庄》获第七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陈健秋努力尝试不同风格样式作品创作。其90年代力作昆曲《偶人记》（近获第十届曹禺文学奖提名奖）、湘剧高腔《马陵道》渐入化境，此二剧既是现实，又超出现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在现实与非现实的边缘寻幽探密生命真谛。 
关于《偶人记》，笔者在《昆剧〈偶人记〉的形象体系极其价值意义》（刊于《戏剧春秋》1995年第六期）一文中曾论及：剧中，偶人有偶人的不幸与幸，真人有真人的忧与无忧，无论偶人或是真人都无法摆脱控制他们命运的有形或无形之线，因此，《偶人记》亦可看作是一出惆怅凄凉的命运悲剧，它把人带入到灵魂提升的艺术自由王国，让人思考何为人之初，何为人之极致？在这儿，陈健秋先生以其艺术形象的假定性与艺术主题的终极关怀性求得结构化审美本体实现，使观众产生既是感性又是超感性的高层次艺术情感。
他从微观入手，寻觅着中国文化人的心路历程。《马陵道》围绕孙膑与庞涓斗智，把故事铺程得有声有色、有起有落、引人入胜。全剧通过孙膑与庞涓一善一奸、一丈夫一小人、一谋国一谋身的鲜明对比，表现中国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型，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观、处事观。其实，孙膑与庞涓如同一张两面镜，亦可看作中国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展示。在不同社会地位情况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有时又象孙膑，有时又象庞涓，难道不是吗？由孙膑、庞涓二人遭遇引伸开来，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见一斑，对现实社会的“我”、杨惕吾更了解了三分。
在《偶人记》、《马陵道》中，所谓“突转”、“发现”等戏剧技巧在陈健秋手里运用自如，信手拈来。假如他单纯靠这些戏剧技巧支撑剧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佳构剧高手，一个熟练的戏剧工匠罢了。陈健秋聪明之处在于他在各种戏剧技巧中汇入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体验，使他的剧作形式与内容有机结合，风格日益自由洒脱。
面临戏剧的日趋式微，陈健秋先生一向抱着一颗平静坦然的心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踏踏实实进行自己的戏剧创作。80年代，探索戏剧以狂飙突进之势卷袭全中国，陈健秋并没有盲目跟从，而是循规蹈矩地写了绝对现实主义的《梅子黄时》，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无可否认，《五月早晨的丹麦王子》多少借鉴了探索戏剧“意识流”手法，但其主题意旨是现实的；至于《水下村庄》、《水上饭店》更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佳作。反而倒是他近年的《偶人记》、《马陵道》借助传统戏曲形式，渗和进深邃的探索意识，与同时代的《伐子都》（姚远编剧）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调笑古人、藉古寓今，何尝不是剧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弹呢？
陈健秋先生不拘泥自己以往创作模式，乐于进行各种戏剧样式创作实践。他以现实主义为基点，建构多样化剧作模式，塑造立体化、生动化“圆形人物”，且渐入化境，于其创作中寻幽探密生命真谛，特别是他忠于现实的创作原则，超逸的精神境界，尤给当今危机四伏的剧坛启迪。
人物评价
20  陈健秋与《雾失楼台》（湘昆）演员合影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舞台涌现一股探索热潮。马中骏、贾宏源的《屋外有热流》开中国当代话剧探索之先风，尔后，刘树纲的《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为这股“探索热”推波逐澜，而高行健的《野人》则将中国当代探索话剧推向顶峰。
“探索者”们在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派戏剧手法、打破舞台幻觉、学习中国传统戏曲虚拟化手段、使话剧趋向写意性方面功不可没，然而，过于强调形式感与严重脱离本土也是以探索剧为主流的中国80年代戏剧的一大弊端。 
但是，陈健秋先生面对80年代轰轰烈烈的戏剧观大争鸣，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我十分关注这场讨论，并吸纳运用了其中许多我认可的主张，比方如何从再现到表现、主体意识的觉醒、戏剧文学在人学意义上的回归等等。但我同时对一些太前卫、太西方现代派的主张也不尽苟同。”这表现了陈健秋作为一名剧作家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的艺术人格和不媚时、不趋势的严谨的创作态度。事实上，陈健秋先生的确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始终扎根在现实主义土壤中，默默耕耘，尤其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追求。
其新时期代表作《梅子黄时》、《五月早晨的丹麦王子》（又名《今天星期七》）、《水下村庄》、《偶人记》、《马陵道》等无一不是他的人生感悟在文学层面上的印证——陈健秋总是以热烈的创作激情来展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的作品于平淡中见真情，同时，又渗入剧作家冷峻的社会道德评判，体现了湖湘文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化反思精神。
人物影响
中国  陈健秋创作执笔的电影《枫树湾》DVD封面戏曲新时期以来，戏剧观众流失现象迫使戏剧工作者们从里到外对戏剧陈规旧习进行质的更新。陈健秋也在创作中力求突破过去单一的创作思维，摈弃功利性因素。他没有象当年的某些同行那样，刻意去创造一个标新立异的前卫形式，或者营造一个晦涩难懂的故事情节，而是取传统易卜生式社会问题剧模式精华，不断深化、丰富、拓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 
整个80年代，陈健秋都在进行创作上的自我探索。《梅子黄时》以多角度、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关照方式，围绕老实巴交的冯谷雨状告厂供销员韩杰一案，展现顾元贞与沈国材、顾细贞与冯谷雨两对夫妻离离合合的故事。剧中，作为自然现象的“鱼”化身成一个无名角色，点染剧情。同时，准“三一律”式剧作结构的《梅子黄时》奠定了陈健秋在中国当代剧坛的地位。
进入90年代，陈健秋从自我探索中走出，毅然选择了现实主义回归这条路子，在解构中建构着自己独有的剧作模式。他的《水下村庄》讲述了60年代初，雾溪人民为修水电站，不得不移民到荒凉的丝茅洲居住。二、三十年后，以柳湘涛为代表的这批移民回到雾溪，帮助那里的山民脱贫。陈健秋出于对我国农耕文化的考察，从总体上把握全剧厚重的现实主义基调，其中又不乏抒情色彩。
《水下村庄》既是由一幅幅大色块历史画面自然组结而成，又是一个按客观时空顺序展开的完整故事，“片断组合式结构”与传统开放式叙事法则被陈健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水下村庄》更以其史诗式的宏篇，承载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敢于负重的精神实质，在现实与浪漫中交融着历史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