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世洲
北京大学教授
王世洲，北京大学教授，祖籍山东省蓬莱县，1953年6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汉族，  [1]1978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82年获得北大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北大刑法学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基金（CLEEC）赴美学习，1988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4年至1996年作为洪博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客座研究员在联邦德国马普国际与外国刑法研究所和奥格斯堡大学法律系进行研究工作，2004年作为英国学会王宽诚研究基金（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ships）客座研究员在英国伦敦大学高级法律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王世洲教授1985年留校任助教，1987年任讲师，1993年任副教授，2001年担任教授，自200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工作。 
中国刑法，比较刑法，国际刑法 
王世洲教授参加了中国1997年刑法典的起草准备与咨询工作，为1996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提供过法律帮助，另外，还帮助起草了中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为中国证券法、著作权法、以及许多单行刑事法律的制定工作提供过咨询意见。
截至2006年底，王世洲教授已经独立出版专著2部，其中《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一书获得2000年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为主编、副主编、主译出版专著、译著4部，其中《美国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周密主编）一书获1995年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参著、合著、合译专著12部，其中在荷兰克鲁沃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3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对策》（周密、康树华、储怀植主编）一书获1990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二届评奖大会二等奖，《中国刑法论》（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一书获1995年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另外，还出版了个人译文集《我的一点家当》和独自翻译了135万字的《德国刑法总论（第一卷）》。
另外，王世洲教授在国内外和台湾地区还发表了论文、译文近70篇，其中包括直接用英文、德文在欧洲、美国、德国、波兰、英国等国家与地区发表的论文10余篇。在“美国比较法杂志”上发表的“论中国刑法中的司法解释”一文被“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入，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双重结构与功能”一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收录，主要观点被收入《中国法律年鉴（1999）》，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死刑制度的反思”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一文获得“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科研成果类三等奖。王世洲教授有论文被翻译成日文和韩文。
2010年，王世洲教授因在刑法学研究领域内的杰出成就和对刑法学科国际交流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被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选拔委员会授予2009年度洪堡科研奖，成为我国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刑法学家。
原镇康县公安局缉毒队副队长
人最应该珍惜的是什么？时间，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然而，当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一个普通的人  民警察毅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赞歌！他就是镇康县公安局原缉毒队副队长王世洲。历史不会忘记，那悲壮的时刻。
1994年8月31日深夜，一个境内外相互勾结的武装贩毒团伙，假道镇康县军弄乡轩岗村，企图到内地贩卖毒品。正在热水河村查处赌博案件的军弄乡派出所所长张从顺获悉后，及时向县公安局报告，并要求协助抓捕。9月1日凌晨，当王世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时，听到队长李忠华“有情况”叫喊声后，他一咕噜从床上跃起，火速备好车辆，在县公安局局长杨新德率领下，与缉毒队长李忠华、队员李云锋、王忠林、石林、王新荣等人从县局出发，即刻向军弄乡轩岗村驶去，为了不暴露自己，王世洲和战友们在距离轩岗村吊桥头2公里处的公路上停下了车，跑步前进，跑出二百多米，与军弄乡派出所所长张从顺迎面会合。张所长说：“快点，时间来不及了，贩毒分子就要过桥了，他身上还带有两颗手榴弹”，在这紧急时刻，王世洲等人坚持要承担堵截身带手榴弹的毒犯这一艰巨任务。他知道毒犯带有手榴弹，知道上去后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还是上去了。他和队长李忠华一起埋伏在公路上侧小路的右边草丛中，与张从顺、李云锋的埋伏地点形成一个铁钳口。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空乌云密布，暗无星光，蚊虫、蚂蝗叮咬得他们又痛又痒。那是何等的难受啊，然而他们宛若一尊纹丝不动的磐石，两眼直盯着毒犯可能出现的方向。这个时候每一分一秒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漫长，又是那样的急促。凌晨1时50分，前方忽然传来“沙沙沙”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眼看上身背着毒品的贩毒分子进入了伏击圈，王世洲和战友们从隐蔽处猛然间一跃而起，勇猛地扑向毒犯，他们将毒犯紧紧抱住摔倒在地，那穷凶极恶的毒犯在垂死挣扎之际，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王世洲倒下了，他的头部、劲部、腹部胸部被弹片炸开了一道道血淋淋的口子，鲜血染红了他那高大魁伟的身躯，染红了运送的车箱，染红了边陲圣洁的土地，英勇的缉毒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边陲竖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在“9.01”缉毒战斗，镇康警方共抓获毒贩1名，缴获鸦片19.33千克，手榴弹1枚，匕首1把。王世洲，1953年12月出生于镇康县忙丙乡马鞍山村，1976年参加工作，先后在镇康县南伞中学，镇康县教师进修学校、县教委、县法院、县公安局工作，1993年被授予二级警司警衔，1994年2月任镇康县公安局缉毒队副队长。
王世洲就这样带着41个春秋走了，他没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留下了人们对他永久的怀念。王世洲是1992年7月告别法院步入公安队伍这一行列的，在公安战线上他是个老兵新战士，由于他勤学苦钻，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需要，工作中他既是一名技术精湛的驾驶员，又是一名出色的侦查员和战斗员。1992年10月31日，当局领导派他去忙丙堵卡点带毒犯回来的途中，他发现朝同一方向行驶着一辆拖拉机，形迹十分可疑，引起了王世洲的警觉，他主动停车检查，当场从拖拉机底部夹层中查获海洛因13000多克，抓获毒犯一名。
从那时候起，王世洲就与缉毒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6月局党委根据王世洲同志的工作表现，准备调他到缉毒队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坦然地说：“危险的工作总要有人干，怕苦怕死不配当警察，只要组织需要，我愿意干”。调入缉毒队工作后，他与战友们同甘苦共患难，不畏艰险，屡建战功，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提升为副队长。
他第一次参加缉毒战斗，就和同志们打了个漂亮仗，在边境抓获毒犯5名，缴获海洛因31850克，黄皮54845克，手榴弹一枚，手枪一支，子弹6发，贩运毒品的拖拉机3辆。1993年元旦，他和战友们在勐堆缉毒点设伏，晚上11时左右，当他得知毒犯从相距勐堆一个多小时路程的方向入境时，他马上率领队友赶往竹瓦。他凭着娴熟的驾驶技术，驾驶吉普车穿过了弯弯曲曲、泥滑路烂的山路，将战友们送到了目的地，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这次战斗共抓获毒犯两名，缴获手枪一支，子弹6发，海洛因12000多克。在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王世洲出差达471天，组织和参加查破贩毒案件11起，抓获毒犯24名，缴获精制毒品157880克，鸦片19.3公斤，毒资50多万元，以及部分枪支弹药和运毒车辆。他就是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昼夜出击，缉拿毒犯，出生入死，他的足迹遍布边境的山山水水，他的身影出没在边陲的村村寨寨。
在成绩面前，他没有一次自我表白，总是在平凡的工作中默默奉献着。王世洲牺牲后，战友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办公桌抽屉内装着一些单据，那是他为单位垫支车辆材料及油料费1247.37元，差旅费3000多元，共计4200多元。不是因为他不需要钱，对于钱来说，他比别人更需要。他一家五口人，上有84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女，妻子体弱多病，又没有工作，仅靠他每月400多元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根据他家的实际困难，单位领导曾多次主动提出让他写困难补助申请，他总是笑笑说：“还过得去，不用了”。他心里完全明白，国家不富裕，镇康县财政困难，不能向组织伸手。就这样，多年来，王世洲一直想把已破损的吃饭桌换一换，但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有换成，他平时的生活是十分简朴的，连一套象样的便服也没有。一次他妻子上街要为他买一套价值120元的衣服时，他心里不忍，妻子好言相劝，最后只买了一条40元的裤子，为了全家老小的生活，后来，他连平时最爱好的烟酒也戒掉了。提起王世洲，他的妻子朱绍兰满怀深情地说：“老王常常出差，没有更多时间管家，有时他的工资也垫支到单位的汽油、材料费上了，我们娘几个，一个月能吃上两次肉也就不错了。他常对我们说：人穷不要紧，可怕的是志穷，我们是个贫困县，能省就尽量省吧！就在他牺牲的当天，他告诉我，好长时间没吃鸡肉了，去买一只鸡让全家改善改善生活，于是，我就去买了一只鸡，但杀鸡的事只得等老王去办，可是等啊等，等不到他回家杀鸡，却得到他牺牲的噩耗传来。”得知王世洲壮烈牺牲的消息：他的妻子几度昏迷过去，醒来后含着泪水说：“娃娃小我会带，担子太重我不怕，我心疼的是他临走时，连件合适的衣裳都找不到。”
看看他一家五口那拥挤的房屋，瞧瞧他那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母，望望他不值几个钱的家当及体弱多病的妻子，人们更增添了对他的怀念，又增添了对贩毒分子的仇恨。
王世洲走了，走得是那么快。人们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能够承受得住，他的亲人需要他，他的家庭需要他，镇康人民需要他，共和国更需要他这样的人民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