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吕荧
人物生平
  吕荧先生像吕荧（1915—1969），原名何佶，笔名吕荧，安徽省天长县新何庄（今仁和集乡）人。
民国4年（1915 年）11 月25 日出生于一地主家庭，7 岁起在家读私塾，民国17 年去南京，在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中学期间，爱好文学，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阅读了鲁迅等人作品和苏联小说。民国24 年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大学期间写诗，又写文艺评论文章，是北京大学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民国26年北平沦陷后，吕荧随流亡学生赴武汉，民国27 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结识了胡风等文艺界知名人士。胡风还在《七月》杂志为他发表短篇小说《新中国的火炬》。是年，又与罗锋等结伴赴延安，至西安时因国民党封锁了道路，遂去山西临汾“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后因身体多病，难以适应，于民国28年去西南联大复读。
民国29年，开始以吕荧的笔名发表译作和文艺理论文章。民国30 年大学毕业，民国31 年至民国34 年在四川教中学，与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胡风、邵荃麟、冯雪峰、骆宾基等联系甚多。民国35 年春，任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与一些进步教授创办《时代周刊》，进行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的宣传，遭到校方保守势力的攻击，民国36 年夏愤然离校，辗转至台湾师范学校任教授。 
自民国30 年大学毕业到民国38年全国解放前夕，吕荧发表大量译著和论著，他的主要研究方面是：翻译俄国普希金等人的作品，评价苏联文学，研究国内革命文学等。 民国32 年译著《普希金论》（卢那察尔斯基著）由远方书店出版。民国33 年重庆之围书屋出版他翻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普益尼·奥涅金》。民国34 年，他和夫人潘俊德以“泥土社”的名义，自费出版论文集《人的花朵》，书中对鲁迅、艾青、田汉、曹禺等革命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作了探讨研究。民国36年，译著《普希金传》（吉尔波丁著）、《叙述与描写》（匈·卢卡契著）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49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吕荧离开台湾经香港至北京，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到北京后，即以欣喜的心情撰文指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文艺工作者应将表现新现实、新人物作为自己的新课题。7 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全国解放后，去大连深入了解工人文艺的情况并辅导创作；1950 年应邀至山东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此间，发表了不少关于新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同时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文艺理论研究。1952 年3 月完成文艺论文集《关于工人文艺》和译著《列宁论作家》（均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正当吕荧以十分的热情投入新中国文艺事业之时，厄运袭来。1951 年11 月，《文艺报》发表文章，以“左”的观点，点名批评吕荧所谓在文艺理论教学中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具有诗人气质、性格倔强的吕荧对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以致被认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数次，形成运动的声势。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不想扩大势态，几次劝说吕荧，象征性地做一点自我批评，以便解脱，但吕荧坚决不肯做违背心愿之事，并于1952 年春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1952 年冬，吕荧应老友冯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翻译。1954 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顾问至1956 年。 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了《列宁与文学问题》、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并以主要精力从事美学研究。1953 年7 月完成美学论文《美学问题—— 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对蔡仪的“美是客观”的观点提出批评，在国内美学界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的观点，认为美是主观的。这一时期吕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论文结集为《艺术的理解》和《美学书怀》两个集子出版。 正当研究与翻译不断取得成果之际，吕荧又一次被卷入政治漩涡。1955 年5 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其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心口如一的吕荧不满这种做法，立即登台发言，提出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不应等同于政治问题，当场遭到斥责，被赶下台。 6 月10 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指出：还有一部分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站起来替胡风辨护的就是这个吕荧”。19 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吕荧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 直到1957 年12 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著名美学论文《美是什么》（毛泽东亲自校阅了该文的“编者按”），才公开为其平反，恢复声誉。 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中，吕荧精神上遭受严重摧残，导致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59年以后，身体时好时坏，加之家庭破裂，单身生活几不能自理。肖军、聂绀弩等人时常去探望他，吕荧在桌上、床上、沙发上到处都放着书，乱放着香肠、罐头、面包，烟灰缸里的烟蒂叠成塔形，屋子里弥漫着中药味，有时甚至不肯让朋友进屋。病情严重时，神智不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坚持学术研究，1962 年发表了《关于“美”与“好”》的美学研究论文。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吕荧再遭迫害，作为“胡风分子”被投进劳改农场。临行带去英文打字机和一包包蜡烛，准备在农场从事写作和翻译。但在农场他被视为“疯子”，受尽非人的折磨。 平时他既不带《毛主席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被作为大会小会斗争的靶子，常遭斥责、谩骂和殴打。整日沉默寡言、闭目静坐以示抗议。他囚室的门前一片苗围和稻田，田野上有株开着白花的茨菇，瘦弱不堪的吕荧披着破旧的衣衫，拄一根柳条，绕着那白花转，一转就是几小时。有时与花对话，不断喃喃称赞：“真美，真美！” 1968 年冬天病情严重，身体瘦弱得只有50 多斤，得不到治疗。 1969 年3 月5 日，于冻饿中逝世于北京清河农场，终年55 岁。 1979 年公安部为其平反。 1984 年，由其学生李希凡等发起，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以为纪念。
人物成就
吕荧先生21岁就参加了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为该社的主要成员；24岁，发表了进步小说《北中国的炬火》；26岁，发表了译作：G·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27岁，发表了论艾青与田间的《人的花朵》，译作：高尔基的《普式庚论草稿》。从此，文思若涌，多产而且高质量；32岁，当了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36岁，当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9岁，参加当时我国美学界的激烈论争，成了“美在主观”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吕荧先生的美学研究，奠定了山东大学美学研究的精神传统；吕荧先生在山大教书时的学生，后来在美学研究上卓有成绩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来祥先生曾深情地回忆起吕荧先生给他授课时的情景；周先生承认，他对于美学的兴趣和爱好，正得之于吕先生的启蒙和指导。周先生认为，吕先生对于真理的探求精神，治学的严格与严谨态度，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介绍，都对自己后来的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山东大学的美学研究之所以在全国举足轻重，吕荧先生有开启之功。
吕荧“美是观念”的主张，在当时许多“唯物论”者看来，颇有些“唯心论”的嫌疑，这当然得不到多少人的赞同。但吕荧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对真理的探求，反而极力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这种“独战众数”的精神，凸现出吕荧的人格和追求，这也为他后来在胡风落难时敢于力排众议，在大会上公开为朋友辩护埋下了注脚。
人物佚事
执教山东大学1950年，吕荧应邀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讲文艺理论课程。当时还是山大中文系学生的李希凡先生回忆道：他高高的身材，脸庞白皙而清癯，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
我记得，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时，似是初春季节（可能是1951年的3、4月间），学生们的春装已经上身，可吕先生仍然是全副冬装——大衣、绒线帽，棉鞋，外出时还要戴着口罩！那身体衰弱的情况，确如碧野同志在文章中所说，谁也难以想象，我们的吕先生，在当年的北京大学的跳远比赛中曾获得过第一名！不过，他身体虽然衰弱，讲课时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哪怕是坐在后面的同学也听得很清楚。他的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正像他的论著一样，高度概括，很少水分，如浓缩的结晶品，但又决不枯燥，让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并能引起你举一反三的联想。他讲授的文艺学，在那时就已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贯串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证、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这些都是我们从当时已有的一些文艺理论教材中难得见到的。（李希凡回忆录：《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编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951年11月的《文艺报》（第5卷第2期）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某干事（后调离）的来信《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这封信指责和批评吕荧先生在文艺学教学中所谓的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封信在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大讨论。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这类的“文艺批判”总是和“运动”联系在一切的。
因此，这封来信不仅在山大中文系引起了思想震动（不如说是引起混乱），而且还造成了一种‘运动’的声势”（李希凡语）。尽管吕荧先生在《文艺报》上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XX同志没有去听过文艺学的课，可是他引了我在课堂上讲的话。这些话经他一写之后，和原意正正相反。还有一些话我根本就没有讲过”，表明自己的文艺理论教学不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且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释文艺现象，尽管在运用过程中不是那么纯熟和全面，但当时宁左勿右的思想大势，却使吕荧先生不得不接受《文艺报》（1952年第2期）上“编辑部的话”里概括的定论：“在该校的行政领导下，该系同学经过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之后，大都明确地认识了吕荧同志教学中脱离实际、脱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并迫切要求改进”。
吕荧的性格倔强执拗，他自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批判”，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爱吕荧的才华，他为了保护吕荧，曾几次劝说他，只要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但以吕荧的个性，是不肯做这样违背自己心愿的事的。这样，他终于不辞而别，拂袖而去了。
事过三十年后，当时参加这次批判“运动”的学生李希凡先生曾怀着深深的自责和忏悔谈到这次批判运动，他认为：“实际上学生只是被运动起来给先生提意见，批评先生的‘教条主义’。事情过了三十二年，这场我们所独有的‘运动’，似也可以看清楚了，即它反映了十七年文艺思潮中‘左’的倾向，或者也可以叫做‘左’的倾向的萌芽……这场批判运动，并不是张祺同志一人的过错，这种‘左’的不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我们这些学生们身上也是存在的……而我们却很快懂得了，这样的‘左倾’幼稚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师长，也给我们那未完的文艺学学习造成了怎样的损失！”美学讨论中的“主观派”离开山东大学后，吕荧来到北京。在冯雪峰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高级翻译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文艺界正在进行的美学大讨论，并卓然成为“主观派”的代表人物。
探讨美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在当时的美学界主要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是观念”，持这种看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吕荧和高尔泰；第二种看法以蔡仪为代表，认为美是客观的，“美在物本身”；第三种看法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其代表人物是朱光潜；第四种看法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种看法的代表是李泽厚。他们当时就美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吕荧早在《美学问题》（1953年《文艺报》第16期）一文中提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他说：“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会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本身无所谓美丑，它们美或不美，是人给它们的评价”。
1957年，吕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美是什么》一文，又进一步提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他说：“我仍然认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他在《美学书怀》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定义作了这样的解释：“美是通过生活概念被人认识的”。“美和善一样，是社会的观念”。他认为自己的美学观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宣称‘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映像，用以肯定美是物的属性时……美学就必然离开社会生活的基础，只能限于物本身立论，在物本身寻找美的规律（即种类典型），走生物学的美学道路了。因此，“辨证唯物论者认为美不是物的属性或者物的种类典型，它是人对事物的判断或评价”。
吕荧“美是观念”的主张，在当时许多“唯物论”者看来，颇有些“唯心论”的嫌疑，这当然得不到多少人的赞同。但吕荧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对真理的探求，反而极力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这种“独战众数”的精神，凸现出吕荧崇高人格，这也为他后来在胡风落难时敢于力排众议为朋友辩护埋下了注脚。
而在另一方面，吕荧先生的美学研究，也奠定了山东大学美学研究的精神传统。
吕荧先生在山大教书时的学生，后来在美学研究上卓有成绩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来祥先生曾深情地回忆起吕荧先生给他授课时的情景。
周先生承认，他对于美学兴趣和爱好，正得之于吕先生的启蒙和指导。周先生认为，吕先生对于真理的探求精神，治学的严格与严谨态度，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介绍，都对自己后来的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山东大学的美学研究之所以在全国举足轻重，吕荧先生有开启之功。
公开为胡风叫屈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胡风和他的战友们如路翎、鲁藜、阿垅、绿原、曾卓、牛汉、贾植芳、彭柏山、王元化、冀汸、张中晓等纷纷被捕入狱。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和深入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年5月13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曾经和胡风关系密切的吕荧，没有被列入逮捕的名单。
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还发表了一篇《评明朗的天》的评论文章，分析曹禺新作的优劣。 
早在1937年初，吕荧与胡风就开始联系了。1953年胡风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后，吕荧便成了胡风家中的常客。在胡风夫人梅志的印象中，“他比过去见得更为古板了，学究气更重了。他在我们家聊天很少有开怀畅笑的时候，只有文文静静地说点什么，他年纪并不大，但看去已没有了青年人的朝气，成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学者。”但“老成持重”的描述，绝对与1955年5月25日的吕荧挂不上号。 
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胡风等人已经遭受的结局，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信息。到会的700多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他的决议。接着，有20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重复着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
在这700人中，也包括吕荧。将胡风等一下子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吕荧忿忿不平。他一直将胡风的问题视为文艺问题，过去对胡风的批判，虽然已经令他反感，但毕竟限于文艺范畴，他还能够接受，可如今……这时，吕荧走了上去。
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
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谁也不会想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着惊奇，这样一个神圣、严肃的会上，怎么能容忍他说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为一个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在此起彼伏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暂时未上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不让他出门，软禁一年后，才恢复行动自由。 
新华社报道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消息中，提到了这个与700多人不同的人—吕荧。“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十几年后，在文革中，吕荧被捕入狱，罪名是手持刀威胁革命群众。起因是因为生活琐事他与人争吵，吵架时他拿着手中的水果刀胡乱比划着—他正用它削苹果。
1969年，吕荧冤死于狱中，他再也无法看到他为之辩护的胡风后来终于平反出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于1979年5月31日作出的《关于吕荧同志被收容强制劳动问题的复查结论》说：“……吕荧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干扰和破坏下，于1969年3月5日在清河农场含冤病亡，现撤销原收容吕荧同志强制劳动的决定，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人物著作
人的花朵（论文集）1944，重庆泥土社
火的云霞（论文集）1949，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
文学的倾向（论文集）1950，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
关于工人文艺（论文集）1952，新文艺
艺术的理解（论文集）1958，作家
美学书怀（论文集）1959，作家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 1984，上海文艺
翻译书目
普式庚论（理论）苏联·卢那卡尔斯基著，1943，远方书店
叶甫盖尼．奥涅金（长诗）俄国·普希金著，1944，云围书屋
普式庚传 苏联·吉尔波丁著，1946，国际文化服务社
叙述与描写（理论）匈牙利·卢卡契著，1947，新新出版社
列宁论作家 1952，新文艺
列宁与文学问题 苏联·米雅斯尼科夫等著，1953，国际文化服务社
仲夏夜之梦（戏剧）英国·莎士比亚著，1954，作家
论西欧文学 苏联·普列汉诺夫著，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