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鲁班尺
鲁班个人简介
鲁班介绍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里山东滕州)，“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 鲁班(5张)
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鲁班乃木工匠开山鼻祖,鲁班符咒记载:伏以，自然山水，镇宅地板，抵抗一切灾难，家宅吉祥如意，家庭兴旺发达安康。 释解：伏以于鲁班第一个徒弟，自然山水是仙境好风水蕴涵，其指自然山水仙境之中的土地公（神），自然山水同时蕴涵泰山可以镇宅，所有的灾难、大风大浪、雷电鬼怪、土地神泰山可以抵抗，灾难被家地板抵抗了家庭自然没有灾难，顺应自然给家带来好运兴旺发达。
鲁班发明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很多的木工器械都是他发明的。像木工使用的曲尺，叫鲁班尺。又如墨斗、伞、锯子、刨子、钻子等，传说均是鲁班发明的。
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这里面都包含着原始的物理科学知识。
鲁班还是一个很高明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锁，机关设在里面，外面不露痕迹，必须借助配合好的钥匙才能打开。
《墨子》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就是说鲁班制作的木鸟，能乘风力飞上高空，三天不降落。这可不可以认为，是原始航空科学的先头兵。
鲁班还改进过车辆的构造，制成了机动的木车马。这种木车马由木人驾御，装有机关，能够自动行走。
后世不少科技发明家，如三国时期的马钧、晋朝的区纯、北齐的灵昭、唐朝的马待封等，都受这个传说的影响，相继朝这个方向发展过。
在兵器制造方面，鲁班曾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器械，在战争发挥过巨大作用。后来在墨子的影响下，不再制作这类战争工具，专门从事生产和生活上的创造发明，以造福于劳动人民。
由来
鲁班是春秋时代鲁国人，是历史上有名的工匠。木工行业供奉鲁班为祖师。
当木匠在制作供桌神案、门窗家具时会使用一种长一尺四寸四分的尺子，尺子上不仅有尺寸，还标明有避凶取吉的文字，人们就叫它鲁班尺，又叫文公尺。
相传鲁班和文公都是有名的能工巧匠，但鲁班总是技高一筹，令文公非常嫉妒。
一次，两人奉命各自率众修建宫殿。文公趁人不注意，将鲁班用来丈量长度的尺子锯短，一尺半变成一尺四寸一分。当鲁班的徒弟们用这把尺子将木料裁切完毕后，才发现长度不对。时间紧迫，材料用尽，鲁班急中生智，把不足的长度用石墩代替，结果更加坚固、美观。国王十分满意。　当人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思妙想时，鲁班笑答，全靠文公送的尺子啊！从此文公心服口服。这把尺子也就一直流传至今。
即木工用尺，又称“角尺”，主要用来校验刨削后的板、枋材以及结构之间是否垂直和边棱成直角的木工工具。1鲁班尺=0.8市尺
鲁班尺产生不久即融合了丁兰尺，后又融入寸、厘米。是度量、矫正的重要工具。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在风水文化、建筑文化中表现最为广泛。建造房屋和制作家具时，从整体到每一部位的高低、宽窄、长短，都要用此尺量一下，求得与吉利有关的刻度吻合，避开与灾凶有关的刻度，以适应祈求平安吉祥的心理。从所标文词的内容看，显然与旧时的星相学相联系。 
鲁班尺，亦作“鲁般尺”，为建造房宅时所用的测量工具，类今工匠所用的曲尺。它从左至右共分四排，其分别是传统的寸、鲁班尺、丁兰尺、厘米四种标尺。鲁班尺长约42.09厘米，相传为春秋鲁国公输班所作，后经风水界加入八个字，以丈量房宅吉凶，并呼之为“门公尺”。其八个字分别是：“财”、“病”、“离”、“义”、“官”、“劫”、“害”、“本”，在每一个字底下，又区分为四小字，来区分吉凶意义。  铜制鲁班尺其八个字及附带的小标格分别代表的吉凶含义如下：
1、财：吉，指钱财、才能。
A、财德：指在财、德善、功德方面有表现。
B、宝库：比喻可得或储藏珍贵物品。
C、六合：合和美满。六合为天地四方。
D、迎福：迎接福。福为幸福、利益。
2、病：代表凶。指伤灾病患 及不利等。

丁兰尺
为时下风水师必备之工具。主要用于建造坟墓或奉置祖先牌位及神位时，据以测量，并定吉凶。尺长39厘米，分十格，每一格又分四小格；其十格，各印有代表吉凶之文字，分别是
  鲁班尺“丁”：福星 及第 财旺 登科
“害”：口舌 病临 死绝 灾至
“旺”：天德 喜事 进宝 纳福
“苦”：失脱 官鬼 劫财 无嗣
“义”：大吉 财旺 益利 天库
“官”：富贵 进宝 横财 顺科
“死”：离乡 死别 退丁 失财
“兴”：登科 贵子 添丁 兴旺
“失”：孤寡 牢执 公事 退财 
“财”：迎福 六合 进宝 财德。
以上十字及其小格的字义不难理解，这里就从略了。2011年，中国风水家协会把鲁班尺定为风水勘察必要工具。
尺演化寸
古代鲁班尺长46.08厘米 
现代两种鲁班尺长度分别为42.9厘米和50.4厘米 
古人建房非常重视尺寸，建筑设计师常用压白尺决定房屋整体的空间尺度，如高度、进深、面宽等，木匠则用鲁班尺来丈量裁定门口的尺寸。相对而言，现代人在进行建筑设计和室内装饰时，对房屋整体尺度和门口尺寸的确定就随意得多，很少有人根据压白尺和鲁班尺的吉利尺寸来建房和进行室内布局摆设。 
鲁班尺又称“门光尺” 
鲁班尺是我国古代民间广为流行的建筑工具。一般用于量度和确定住宅门户和家具的尺寸。在《鲁班经》和  八字尺《鲁班营造正式》中称为“鲁班真尺”和“鲁班周尺”。在古代，人们认为按鲁班尺吉利尺寸确定的门户，将会光耀门庭，给家庭带来吉祥好运，所以又将鲁班尺称为“门光尺”。因鲁班尺一尺均分为八寸，寸上都写有表示各种含义的用语，民间又称鲁班尺为“八字尺”、“门尺”、“门公尺”等。 
古代堪舆学非常重视鲁班尺的运用。堪舆学著作《阳宅十书》称：“海内相传门尺数种，屡经验试，惟此尺(鲁班尺)为真。长短协度，吉凶无差。盖昔公输子班造，极木作之圣研，穷造化之微，故创是尺，后人名为鲁班尺。非止量门可用，一切床房器物，俱当用此。” 
故宫安门以鲁班尺为准 
鲁班尺有多长？古人使用的鲁班尺和时下流行的鲁班尺有何区别？古籍记载，“鲁班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间有八寸，一寸准曲尺一寸八分。”“曲尺”即古代木工匠师用木工尺，其长度与历代朝廷工部颁布的营造尺相同。因明清时期的营造尺长32厘米，故鲁班尺的长度为46.08厘米，鲁班尺每寸为5.76厘米。古代流传下来的鲁班尺并不多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把鲁班尺，长46厘米，与古籍记载的鲁班尺长度非常接近。 
目前国内流行的鲁班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42.9厘米，另一种是50.4厘米，这两种鲁班尺和古代的鲁班尺长度都不一样，可以说，这两种鲁班尺都是不准确的。 
鲁班尺的八个字为“财、病、离、义、官、劫、害、吉”，有的尺中“吉”字写作“本”字。一般来说，古人认为八字中财、义、官、吉所在的尺寸为吉利，另外四字所在的尺寸表示不吉利。但在实际应用中，鲁班尺的八个字各有所宜，如义字门可安在大门上，但古人认为不宜安在廊门上；官字门适宜安在官府衙门，却不宜安于一般百姓家的大门；病字门不宜安在大门上，但安于厕所门反而“逢凶化吉”。《鲁班经》认为，一般百姓家安“财门”和“吉门”最好。 
单扇门宜开“二尺八寸” 
鲁班尺在古代不仅是民间建筑安门的标准，也是皇家建筑安门的标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就开列出124种按鲁班尺裁定的门口尺寸，其中有添财门31个，义顺门31个，官禄门33个，福德门29个。 
在《鲁班经》和《事林广记》等古籍中，列出了一些门户的吉利尺寸。《鲁班经》认为，小单扇门宜开二尺一寸，即67.2厘米为义门;单扇门宜开二尺八寸，即89.6厘米，为吉门；小双扇门宜开四尺三寸一分，即  鲁班尺137.92厘米为吉门；双扇门宜四尺三寸八分，即140.16厘米，为财门；大双扇门宜开五尺六寸六分，即181.12厘米，为吉门。 
吉利尺寸应用广泛 
《事林广记》认为，一寸(3.2厘米)为鲁班尺中的“财”；六寸(19.2厘米)为“义”；一尺六寸(51.2厘米)为“财”；二尺一寸(67.2厘米)为“义”；二尺八寸(89.6厘米)为“吉”；三尺六寸(115.2厘米)为“义”；五尺六寸(179.2厘米)为“吉”；七尺一寸(227.2厘米)为“吉”；七尺八寸(249.6厘米)为“义”；八尺八寸(281.6厘米)为“吉”；一丈一寸(323.2厘米)为“财”，这些都是吉利的尺寸，可应用在室内布局各个方面。 
当然，鲁班尺只是古代房屋门户家具的尺度标准，对于现代住宅来说，鲁班尺的尺寸只可以作为一种参考。门户和家具的尺寸归根结底是由人的活动需要和住宅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只要大小适中，方便实用就可以，没有必要墨守成规。
古代度量衡
古猿与“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自然界，动物只是凭着自身器官，趋势避害地求得生存的环境，即使是其中最高度发展的古猿，也只能利用一些天然的材料，随意地拾取折断的树枝和散落的石块去与野兽搏斗，挖掘植物的根块和击落树上的果实充饥。这种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只是一种自然的劳动。古猿在长期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终于在难以察觉的速度中开始了一个从猿到人的飞跃。 
劳动是古猿进化成人的决定因素，制造工具是古猿转变成人的主要标志。古猿在长期使用天然工具从事自然  鲁班尺劳动的过程中，促进了大脑的发展，开始对某些规律性的自然现象产生了对比，量的概念就自发地产生了。如一些妇女结队到原始森林去采集野果，发现了一片茂密的果树林，树上坠满了各种果实，甘甜的山果不但可以填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带一些给他们的同伴。一段时间过去了，这里的果实被采摘得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放弃这块地方，再去寻找其它食物。于是多和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些年轻力壮的男子，外出捕捉野兽，有时猎到一只小野兔，有时又幸运地猎获了一只大山羊。天长日久，用手提一提，肩扛一扛也就分辨出不同轻重来了。为了捕捉野兽，常常要寻找一些树的树杈充当武器，太长既不便携带也不便使用，太短又打不到被猎物，经过反复地实践，长短这个量的概念产生了。这些都是对自然界规律性现象产生对比的结果。通过长期对比积累起来的经验，就逐步有了“形”和“量”的概念，开始打制简单、粗糙的石器。考古界称之为旧石器时期。
从对量有了认识到制造工具旧石器时期的“猿人”虽然已把石块分割成不同大小、相对尖锐的三角形、多边形的砍断器和带有锋芒的尖状器，但从这时期石器的表面上看，他们并不能很好地控制石材去制作较为理想的、有一定形状和一定大小的石质工具，只是在任其一击之后产生的震动而发生物理性的分裂。尽管如此，猿人在制造最简单的木、石工具时，都是在对大小、长短这些直觉的量有所比较和认识之后开始的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劳动。这种意识首先反映在对“量”的分辨和利用上。 
大约20万年前后，即旧石器的第二阶段，称之为“古人”。这时期的工具已可分成各种类型：如石刀、石斧、石镰等，甚至出现了复合工具，即在石质工具上安木制的柄，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力。复合工具的制造，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古人在对量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在石斧或石镰上钻孔时，必须考虑到所钻的孔与木柄的粗细如何保持相对的一致，才能达到复合的效果。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的测量工具，但比较下孔的大小、木棒的粗细、长短，石斧的轻重的活动已经产生了。 
旧石器时期发展到距今约四万年前的第三阶段，即“新人”时期，各地遗址除出土数以万计的各种石器外，还发现了颜色鲜艳、松软的灰烬层。标明“新人”们已掌握了人工钻木取火的办法。
从熟食到高温的利用《礼记》载：“昔者先王，米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茹其毛。”这时期的“新人”正处在旧石器向新石器进化的过程之中。而火的利用和骨针的发明，终于挣脱了“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生活，彻底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开始进入古老的文明阶段。 
“火”在大自然中一直存在，只有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被利用。从“古猿”到“人”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逐渐从惧怕火、逃避火到保存火、...... 
......响先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对它从感性上有了高认识，他们在烧制陶器、冶炼金属时凭经验传授，目测火光的变化而对温度进行控制。《考工记》中就有关于观察火候的记载：在铜和锡熔化过程中，先产生黑浊之气，随着温度升高，先后产生黄白、青白和青色的气体，这时便可以浇铸了。类似观察火的方法，在《韩非子》中也有：“视锻锡而察青黄色”之说。
骨针的发明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发现了一枚骨针，把我们的思路引向了另一层次的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中。骨针长82毫米，最粗直径约3.3毫米。针身光滑、针眼狭小，针尖也比较锐利。山顶洞人精心磨制出来的骨针，穿上兽筋或兽皮做成的“线”，便可以把兽皮缝合成可以抵御风寒的衣服了。从“量”的角度来分析，这时期的先民不但会把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长树枝截成短枝，而且会把小块的兽皮拼成大块，缝合成皮囊盛水，制成有一定形状的衣服穿在身上了。这类活动已蕴含着对总量和分量的朦胧理解。又过了漫长的岁月，在采集、渔猎的活动中，逐步掌握了利用树皮、草茎等植物纤维经过搓制成绳索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知识的积累，有从结绳发展到利用有韧性的纤维如葛、麻等，再经过搓捻，提高其强度，便可以编制更细密的纺织物了。新石器时期出土了大量陶轮、骨椎等，说明了衣着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在甘肃辛店出土的彩陶上，绘有穿着衣裙进行舞蹈的人们。这时期的衣服已不仅仅只是拼成大块后随意地裹在身上挡挡风寒，而且还注意到服饰的长短、式样了。他们在缝制这类衣裙时，比较一下各部位的“尺寸”已成为必要。
从量到数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数学是数量的科学，它从数量这个概念出发”。数是比较抽象的，人类社会早期并不会数数。先民们对数量的最早认识是从具体的自然单位“量”的基础上形成的。如采集野果时，一个野果是“少”，一堆野果是“多”。当人们对“量”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后，便逐步学会了各种表示数量的方法。“结绳记事”、“契木记时”就是对早期记数活动的描写。而“测量”则是用“数”来表示事物具体的“量”。在测量的过程中，数和量是不可分的。严格地说，人类在没有学会数数之前就没有测量。
古老的村落，测量的开端人们有了对数量的认识之后，逐渐开始了简单的测量活动。以居条件为例：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过着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的生活。有时在遮天蔽日的大森林里“构木为巢”，有时又迁徙到蜿蜒起伏的山丘，寻找可供居住的洞穴以避风雨。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人们已不满足于居住在不稳定的树上或阴暗潮湿的山洞，而要求有一个比较安定舒适的居所而开始了建造房屋的工作。 
西安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它依山伴水、气温适中，土地肥沃，是氏族部落定居的好地方。1953年在西安市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发掘出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揭开了原始公社的帷幕。国家还在这里建成了一座别具风格的半坡遗址博物馆。 
进入博物馆大厅，好似亲临几千年前原始人居住的村庄，俯瞰着一座座圆形、方形的房屋地基，抚摸着渗透了祖先血汗的简陋工具，环视画家们描绘的一幅幅公社村民劳动、生活的画卷，好像看到了一些身披兽皮、体格强壮的人群胝手胼足地建造着一幢幢低矮的土屋。另一些人手提木棍，背着猎获的野兽欢欣地奔跑。以及氏族酋长带领大家开垦着一片片荒地。这些充满着沸腾生活情景的场面，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半坡村落分居住区、制陶区和氏族墓地三部分。居住区在村落中心，也是主要构成部分。房屋的风格各异，主要以方形、圆形两种。要建造方形、圆形的房屋就离不开测量工具。《尸子》中说：“古者，倕为规矩、准绳，使天下仿焉。”传说中倕是皇帝时代的人，又说是尧舜时代的人。时代虽不能确定，但从距今六七千年氏族村落中这些圆形和方形房屋地基足以说明，原始社会已有划圆和方的工具了。建造房屋时对长度的简单测量是必不可少的。如用“规”划圆，圆的直径要多大，“矩”划方，每一边要多长才能适合居住。半地下式的房屋地下挖多深，地面的墙筑多高，这些都离不开“数”和“量”。人类在建造最原始的住房时，每一个建筑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步距或拉绳为准去测量地基。在砍伐木材时，只要带着自身的标准，用手臂或身高去比较一下长短，用手幅去测量一下粗细以帮助记忆就可以了。对测量的准确度还没有提出要求，也还不需要统一的单位和建立统一的标准。 
在与半坡同类型的临潼寨居住区遗址中，也能看到当时房屋规划的大致情况。在已发掘的八千多平方米内，有九十多座房屋，其中有四座方型的大房子，最大的一座面积约120平方米，其余三座面积约80平方米左右，其中有一座四面地基均长9.1米。可以推断，在修建时是经过测量的。依照当时的生产水平，要建造这类宽敞的大房子，往往要集中一定的劳动力共同协作，在共同劳动并进行比较式的测量时，很可能临时规定一个统一的长度标准，必要时相互比较一下。房子盖完后，这个临时的标准往往会被遗弃，并不会成为盖所有房子统一的标准。在盖各自的小房屋时，面积大小只是约略相同。在跨步或拉绳来确定房基时，即使各人步距大小并不相同也不会引起争议。
从种植到分配据考古发掘报导，半坡遗址除有许多房屋之外，还有许多地窖，是氏族公社的公共仓库，其中一个大地窖里发现了堆积层厚达18厘米已腐朽的粟（小米）。有那么多储存的粮食，是当时生产效率已很高，粮食多得吃不完了吗？如果那样想可就把氏族公社太理想化了。 
粟是较耐旱的农作物，适合于黄土地代生长。黄河流域的氏族村民们，用砍倒烧光的办法，开垦着大量荒地，经过火耕的荒地既松软，又有一定的肥力，只要撒种、栽培，当年都能有所收获。农业生产虽然带来了比较固定的生活来源，但是仍处在以石斧、石镰为主要工具的时期，收获量之低是可想而知的，仅靠种植农作物尚不能维持生计，大多数时间还得外出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在集体劳动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氏族公社没有私人财产，大家仍过着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原始共产社会的生活。在这样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下，地窑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粮食呢？原来这些都是氏族公社集体的储备粮。其实对储存粮食的必要性，半坡村民也是经过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才逐步认识的。初期，在收获的季节里，氏族酋长按人口把所有的粮食都分给了大家。得到比较多的粮食后，大家不再外出寻找其它食物进行补充了。一旦这些粮食吃完，尤其是冬季来临，自然界又找不到其他食物时，不少人会因长期得不到食物而先后死亡。许多年代过去了，大家才逐渐认识到收获时不能把所有粮食都分光、吃光，而应该有所储备。经过氏族议事会讨论后，才决定在收获的季节里只把一部分粮食分给大家，其余的储存起来，平时不足的部分仍以采集、狩猎来补充，待到天寒地冻，再把储备的粮食分给大家。因此大大减少了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 
在分光吃光的年代，可以临时找一件陶罐作为分配的工具，每人得到的粮食也能做到基本相等，下次分配重新再找一件。当有了储存活动之后，就要考虑储存多少才能勉强度过寒冷的冬季，今年与去年相比收获量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等等。 
于是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把前一年的收获量记录下来，待第二年仍用同一个陶罐来测量。这样，年复一年，终于总结出一个经验，知道应该分配多少、储存多少。这时选择一件或几件容器，每年都用它来测量和分配粮食，久而久之，这些器具便成为在一定范围内固定的测量器具了。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制定出统一的单位和固定的量值，这些测量器具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度量衡器具。
最古老的测量器具——大地湾陶量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化，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明显进步上。这时期各地出土的大量石器，一般都通体磨光。大型石斧、石刀、石锛等，经过研磨后，都表现出器形规整、轮廓清晰、刀口锋利，大大提高了砍伐树木，开垦荒地的效率。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饲养业的兴旺。在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使一小部分人脱离第一线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从事手工业劳动，并且逐渐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促使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社会化的大分工,造成氏族公社成员之间地位上的差别,客观上为私有制观念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对财富的贪欲，又使人类意识形态产生变化，即平均分配观念产生了动摇。分配制度重大变化，使分配方法比平均分配时要复杂得多。为了要对量的多少有相对稳定的概念，保留几件专门用来测量的器具便首先在父系氏族社会产生了。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一座罕见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编号F901。经发掘者全面研究考证后认为，应属家庭私有制出现并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遗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F901房屋基址中出土了一组容量成倍比关系，形制非同一般容器和祭祀礼器的陶器：条形盘、铲形抄、箕形抄和四柄深腹罐。研究者认为，这四件容量约略成倍比关系的陶器，是私有制产生后，为解决合理分配出现的专用量器。理由如下：F901房屋遗址规模宏伟，工程浩繁，是个需要耗费几百以至上千个劳动日，动员整个氏族力量来修建的大型建筑。根据房屋结构和周围环境分析，很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活动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的“宫殿式”建筑。四件陶器与其他陶鼎等祭祀性礼器同置于房基遗址的主室内居住面上。经将器物修复后，测算出四器的量值，得到它们之间容积比例大致为1：10，1：20，1：100。即1四柄深腹罐=5箕形抄=10铲形抄=100条形盘。但是必须说明，这4件陶器的器形很不规整，出土时又有很大程度的破损，虽经修复，也很难准确地反映它们的容积了。这组数据是考古学家将器物修复后，用现代手段测算出来的。这样精确的比例关系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即便如此，这4件陶器之间已有了约略的倍比关系。部落首领们用它们来分配和计量粮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些量器在当时是否已有专门的单位名称已无从考证了。
原始的时间计量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原始的农业是在采集和保护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通过长期观察、实践，逐步了解到一年生草木植物生长的规律。由物候——植物的谢荣、动物的迁徙、出入现象入手，是探索一年季节变化最早的方法。我国以物候定农时到星象定农时的阶段，至迟在先商以前已经完成了这一过渡。《晋书·律历志》云：“断考历数，时以计农，月以记事，其所由来，遐而尚矣。”其意为：用四时记农，用各月记事，起源于十分遥远的古代，而且是被视为极其重要的事。古籍中记载：“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见《世本》），即早在黄帝时已命令他的臣子羲氏、和氏二人观测太阳，常仪观月亮，臾区观星象，伶伦编制乐律，大桡编制甲子纪年的方法，命令隶首作数。《尚书·尧典》又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历象”在此作动词解，就是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以定春夏秋冬，并规定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定四时。由于有确定农时的需要，身为人君必须因势利导，颁行授时典礼。“敬授”二字含有人君代天颁行历数，表示出对历法的极端重视。什么是历法呢？简单地说，就是人们为了生产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长时间的纪时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对年、月、日、时人为的安排。 
我国最早的历法知识虽无文字记录，但史前时期的天文知识，还是可以从出土器物上所绘图像中零星地得到一些印证。1960~1973年，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绘有“日”、“月”、“云”、“山”的图案。从图形中我们看到太阳紧贴在云彩和锯齿形的山头上。山上的云气托出初升的太阳，为早晨的景象。反映了远在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掌握了一定的与“日出”、“日没”相关的知识，这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时间概念。其后1972~1976年，在仰韶文化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了一些有太阳纹、月牙纹、月亮纹的彩绘陶片，提供了考察距今约3070~3790年前，史前人对天象观察的资料。根据陶片上太阳纹的大小形状而绘制的复原图中，可以看到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图的大河村人，已经开始把太阳在星空背景上绕一周的路径均匀地分成12个等份。从而可以进一步推测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将一年分成12个月和一个太阳月分成30天的天象知识和历法观念了。 
在文字出现之前，这些历法知识的表达和传递的途径，只能是通过结绳和契木来表示数，用图形示意。而“契木记时”当决非只是后人的臆想。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所刻的各种符号，虽尚不能确知其含意，但很可能是时数字的记录或对某些重大事件的示意。在当时，以人君到民族群体最关心的无非是获得更多的农作物以充饥。那些符号如果与历法无甚关联，推测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表述方式，只可惜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中国古代第一位建立度量衡标准的人——治水的大禹 
“微禹吾其鱼乎”。“微”在此作如果不是解。这是古人面对滚滚黄河发出的感叹；如果没有大禹治水，我们早已变成水里的鱼虾了，（见《左传·昭公九年》）。翻开中国的古籍，有多种、多处提到鲧和禹治水的故事。
堵与疏相传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水灾，洪水泛滥持续了几十年。《孟子》中说，当时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洪水横流，浩浩滔天，五谷不登，禽兽逼人。以治水而著称的共工氏，采用铲高填低的办法却几经失败。当特大洪水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时，不得不引起部落酋长们的高度重视。《尚书·尧典》说：帝尧忧于洪水泛滥。问大家谁可以治水。四岳公推夏部落的酋长鲧。《尚书·洪范》载：“鲧陻洪水。”湮是窒塞的意思。《国语·周语》又载：“有崇伯鲧……称逐共工之过”。是说他不适当地沿用共工氏的旧办法，即“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他为了防治水流，就把高处割平，低处填高，修筑堤埂和土围子来保护居住区和耕地。在当时劳动工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要把堤坝修筑或坚实牢固，足以阻挡凶猛的洪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终究无法成功。鲧既失败，被逐远出。 
水患未除，治水还得另举贤者。四岳再推鲧之子禹继承其父的遗志。禹受命治水，一方面邀请契、后稷、皋陶三位氏族酋长带领部落群众加入治水行列。另一方面又认真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找出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察看水的流向，不了解山川泽数的自然状况，所以不能因势利导去排除水患。《淮南子》中说：“是故禹决渎也，因水为师。”“渎”即水沟，“因”作依照或凭借解。又说：“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都是说禹治水已总结出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依照水的流向去疏通水道，加速了洪水的排泄。《尚书·禹贡》中，大致记述了禹考察和经过的地域，与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的走势基本相吻合。多种史籍还记述了禹多年在外奔走，跋山涉水，探寻水源，疏通水道。《史记·夏本纪》载：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国语·周语》也说：“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州。”这些记载，对禹治水曹经实地调查，测量之事，都言之凿凿。综合许多资料可以证明，大禹治水是有规划，有路线并经过测量，最后把当时所了解的疆域划分为九州。 
禹是如何去完成这样伟大的治水和疆域划分工程的呢？
左准绳，右规矩禹疏濬水道，引水入海，首先要考察水势，寻找水的源头和上下游流经地域，这一切都离不开测量。规矩准绳就是最古老的测量工具。《史记·夏本纪》云：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都是说一切均以勘测为主，用准定平直，“绳”测长短，“规”画圆，“矩”画方。“矩”还可以用来定山川之高下，大地之远近，那么一根矩尺是怎样来测量大地的呢？《周髀算经》开篇中假设了周公跟商高的一段问答。周公问商高，大意是说：天没有台阶，人不可能登上去，地这么广大，不可能一点点去测量，那么测量的结果是怎样得出来呢？商高说：“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偃”是仰卧，指股在下，勾直立以测高，“覆”是指倒立，将矩倒立就可以测深了。“卧”是平放，指测水平方向宽远的方法。只要探索出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就可以摸索出对一些不可直接测量物进行测量的办法了。所以商高说：运用“矩”通过测算就可以把握万物数量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无所不为了。故赵君卿在《周髀算经注》中说：“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使东注海，无浸溺之患，此勾股之繇生也。”据他推断，运用矩尺的勾股原理测量距离、水平和高程，早在大禹治水时已经萌生了。《尚书·益稷》说：“（禹）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史记·夏本记》也说：“（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刊”和“表”在此都有刻划的意思，都是说治水过程中，在各个测量点竖立起刻划了一定数度的标杆，这种在高山河流处设置各种高程标志，有如今天大地测量技术中采用的标杆方法。
身为度，称以出测量离不开数和量，因此必须有记数和计量的办法。治水这样大规模的测量必定要有统一的计量标准，这个标准是怎样建立的呢？《史记》给出了答案：“（禹）身为度，称以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以禹的身长和体重定出长度、重量的单位。有了单位和标准，并把它复制到木棍、矩尺和准绳上，测量长度时就可以直接读数和计算了。治水工程即使在不同地区也就可以复现和传递这个量了。 
王嘉在他所撰志怪小说《拾遗记》中说：禹因得到神的帮助而获得丈量工具，他在开凿龙门而进入一个深数十里的岩洞时，“幽暗不可复行”，出来一头如豕（猪）的怪兽，口衔明珠在前面引路，至一开豁明亮处，只见九河神女华胥之子，蛇身人面的伏羲端坐在前。伏羲交给禹一支长一尺二寸的玉简，使量度天地。禹即用此简评定水土。大禹治水的传说尽管带有许多神话色彩，但它总还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反映。无论是伏羲的玉简，还是《史记》所说的禹身为度，都说明了治水是离不开度量衡的。 
《淮南子·地形训》中还有一则记载：“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大规模地治理水患，必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初步地勘察。太章、竖亥，善行人。禹派遣二人去四方勘测，“步”便成为测量大地最原始的单位。《考工记》说：“野度以步。”这种以步为丈量土地的单位甚至延续了几千年。怎样才算一步呢？《孔丛子》说“跬，一举足也，倍跬为步。”即一条腿跨出的距离称“跬”，再把另一条腿胯出的距离称“步”。这些都说明了大禹治水是用各种测量方法最后达到治水的目的。 
禹治理了水患，人民得到安居，他在部落联盟中的威望也日益增高。舜死后，禹成了继承人，并建立了夏王朝。从此治水时建立起来的度量衡便成为夏朝法定的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