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廷桢
基本信息
张廷桢（1909—1983）原名张廷秀，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
  张廷桢少将1931年参加组织原平省抗日义勇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山西原平县组织委员，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总支书记，政治处组织股股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办公室总支书记，中央教导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延安中央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 北平市公安总队总队长，政治委员，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公安警卫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兼干部部部长，北京卫戍区 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7年8月因病离职休养。张廷桢同志病休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部队的建设。
张廷桢同志因病于1983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1]
革命生涯
建国前张廷桢原名张廷秀，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上长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辈世代耕作，生活贫困。小时候，他们家对门的青年郭立仁早年在外参加同盟会组织，后来回到家中被家里人阻挠不得外出，心情抑郁而死。其间，张廷桢常能听到郭立仁在悲愤时“革命！革命！真革命！”的怒吼。幼小的张廷桢深受震撼，当时他还不懂得“革命”二字的确切含义，但他感觉得到“革命”一定是件很要紧的事。生活的贫困、对郭立仁的深切同情和对“革命”的神往，张廷桢在少年时期即萌发了反对和改变黑暗现实的理想抱负。
1927年，张廷桢高小毕业后，迫于家计艰难而辍学。他跟随到内蒙去看望女儿的他的老师刘生汉到了包头，希望谋个差使养活自己。托了不少人情，张廷桢在一家医院当了一名勤杂工。不久，包头市爆发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暴动，初涉世事的张廷桢以为这就是“革命”，他走出医院加入了农民暴动的游行队伍。游行中人群把他挤到路旁的水沟里，浑身湿透。回到医院后，院方认为张廷桢小小年纪不安分守己，毫不客气地将他辞退。张廷桢走投无路，只好只身返回老家务农。
张廷桢起初决定“走西口”，为的就是不想在家当农民。因为当时农村各种赋税名目繁多，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回家后，他前思后想，又想到了读书。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尽管家境极为窘迫，父亲还是想尽办法要供他上学。1930年，张廷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当时崞县最高学府──崞县中学，入18班学习。
崞县中学坐落于古老的崞县城，它背靠北城墙，西邻县衙门。崞中每年有不少学生考入北平国立大学，当时大学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崞中也就特别受官方和绅士的重视。当时山西省内能与崞中齐名的只有运城中学，时称“南有运中，北有崞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素有“晋北红色学校”的崞中率先受到新思想的洗礼。一些进步学生如刘保粹、李兴唐（即黎玉）等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6年在崞中建立了崞县第一个党支部（为了缩小目标，称为“特别支部”）。后来，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崞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种子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 　张廷桢在崞中上学期间，经常和进步同学在一起讨论时局、交流思想，秘密传阅进步书刊，这使他们对黑暗现实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张廷桢在同学中经历比较丰富，为人健谈诚恳，特别是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坚持正义、表现勇敢，使他很快成为崞县中学的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学生会负责人。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为了扩张军备，下令增收农业附加税，这使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生活更为不堪。对此，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崞中学生怒不可竭，他们在张廷桢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苛捐杂税运动，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学生们冲进县衙门，打了县长袁兴华，又拉出县财政局局长冀聘之游街，最终迫使当局取消了新增税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崞中学生也迅速行动起来，张廷桢带领学生会很快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学生抗日义勇军停课操练，准备奔赴抗日救亡前线。同时又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学生宣传队，在城里和乡下广泛宣传。年底放寒假时，他们又集中绘制了一批墙报，由同学们带回各自家乡，张贴在街头宣传抗日。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曾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的非难和破坏，张廷桢率领学生抗日义勇军砸烂了国民党县党部门上的牌子，冲击其办公场所，吓得该党部所有官员全体逃窜。
1932年春，崞中开学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和校方的妥协，崞中学生抗日义勇军被迫解散。此时，张廷桢意识到，传统的教育体制和陈腐教学观念严重地阻碍新思想的传播和学生运动的开展，为此必须改革校政。不久，崞中学生因演戏和踢球等发生冲突，全校罢课。张廷桢抓住这个机会，带领学生与校方斗争，先后驱逐了守旧派校长王宪文和郭世五，要求学校董事会启用“新人”，换上了算是“新派”的李兴林当校长。
在崞中学生中，张廷桢是阅读进步书刊的积极倡导者。1932年后秋，他和同学李阳等在18班组织发起“读书会”，有十多人参加，张廷桢为负责人。他组织大家集资购书，委托在北平读书的崞县籍学生“九　穷”等代买，包括马列著作、高尔基、鲁迅、郭沫若、蒋光慈和丁玲等的小说及“左联”的文艺刊物等。“读书会” 很快吸引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学生，迅速扩大到全校学生中。1932年底，“读书会”改名为“社会科学研究社”，新增会员三十多人，仍由张廷桢领导。他们每周集体活动一次，着重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社会问题，有时请学校里的进步老师指导。
1932年11月，张廷桢领导“社会科学研究社”创办了《抗日半月刊》。张廷桢任主编。该刊当时为石印，八开四版，不光在崞中和崞县境内发行，在山西省乃至北平市的一些大专院校都可以看到。张廷桢不但自己写文章，而且发动同学们投稿，向进步老师约稿。在该刊的第五期上，张廷桢写下这样的诗句：血性男儿要刚强，勿受屈服顺水波，中华儿女齐奋斗，打倒帝国振山河！由于《抗日半月刊》经常抨击时弊，引起崞县县长和崞中校方的竭力反对，1933年3月被迫停办。但学生的爱国热情已经无法遏止，4月，“社会科学研究社”又办起了《抗日月刊》。
1933年6月，张廷桢从崞中毕业，到本县南王就村小学任教。此时，到北平寻找“九穷”并加入党组织的邢志尚刚刚返回崞县。邢志尚是崞中20班的同学，相似的性格和共同的追求使他们结成了莫逆之交。经邢志尚介绍，张廷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和邢志尚一起发展党员，重建了崞县特别支部。张廷桢任特支组织委员，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崞县五区开辟工作。
1933年秋，崞中校长李兴林等密谋驱逐深受学生爱戴的崞中教员、地下党员李舜琴。以此为导火索，张廷桢和邢志尚领导崞中党支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反动校长李兴林的“崞中学潮”，历时两个月，“崞中学潮”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动摇了阎锡山政府在崞县的统治，同时也使许多党员和进步学生青年学生在斗争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炼。
当时，崞县党员的公开身份大都是小学教员。在“崞中学潮”中，当局察觉到学生背后一定有共产党的策划和参与。1934年夏，阎锡山政府为了革新教育，同时洗刷教育系统的“激进分子”，要求各县小学教员集中进行考试，内容有《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国文》和三民主义等。当时学校老教员占多数，他们大多是晚清秀才和童生，除《国文》能够开笔外，其它科目均无从下手。为了自己的脸面和饭碗，他们也竭力反对考试。张廷桢和邢志尚联系学校部分有名望的老教员，发动了崞县小学教员罢考运动，彻底粉碎了当局的阴谋。
1934年秋，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山西省遭到破坏，邢志尚的组织关系暴露，被迫客走他乡。张廷桢接替邢志尚，任崞县特支书记，负责全县党的工作。1935年春，张廷桢的身份也暴露，组织安排他到黄浦军校学习，但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成行。时值山西同蒲铁路招工，张廷桢准备应考，但应考必须有中学文凭。他从崞中毕业时，由于欠学校学费无法偿还，没有领到毕业证。于是，他设法借到了五台县同学张廷桢的毕业证，到铁路投考被聘用。从此，张廷秀更名为张廷桢。这样也有利于他掩护真实身份。后来，中共山西省委安排他到省职工委员会，并在同蒲铁路以列车长的公开身份，在火车上发展党员、组织联络和搜集情报。
1938年2月，由于组织关系再次暴露，张廷桢经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由党组织转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11月，张廷桢转入马列学院，在柯庆施任班主任的职工班学习（同学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江青等），任党组织干事。学习期满后，又转入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由于他学习努力，工作能力强，很快得到时任中央社会部领导的康生、李克农等器重，毕业后调中央社会部任办公室党总支书记。
1939年7月12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央社会部调张廷桢到中央警卫教导大队任党总支书记。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前身是朱、毛井冈山会师时的特务队，从井冈山时期、红军长征直到在延安，一直担负保卫党中央主要领导和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1938年2月，扩编为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由中央军委参谋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干部战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张廷桢初到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确曾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因为他虽然做过党组织的工作，对于部队工作却没有经验。但他深知，要保卫好党中央，就必须确立组织建军、政治建军的思想。
当时延安的部队，都是从各根据地过来的，有的干部战士不安心做警卫工作，想到前线去与日本鬼子拼杀；有的认为到前方去职务升得快。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张廷桢做了很多工作。他从总政治部找到一本《古田会议决议》，油印成小册子组织大家学习。后来又提出“警卫毛主席最光荣”、“做保卫工作，思想上要准备做一辈子”，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张廷桢真诚热情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干部战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扩充警卫部队、加强警卫力量，将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和保卫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备团。20日，在延安侯家沟召开了成立大会，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和总政治部秘书长陶铸等亲临大会，任命吴烈为团长兼政治委员，张廷桢为政治处主任。会上，叶剑英同志风趣地说：“中央警备团应当叫‘钢盔团’。钢盔是保护脑袋的，中央警备团保为的就是党中央。”
在中央警备团的部队建设中，张廷桢很善于动脑子想办法，为部队培养出一大批像张思德那样的优秀干部战士。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毛主席警卫队的通信班长，1944年9月5日，在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张廷桢亲自致悼词。毛泽东主席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
在拥政爱民方面，张廷桢也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队和驻地百姓亲如一家。当时的侯家沟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张廷桢组织干部战士与村民联谊，创建了“军民一家俱乐部”。他们每月办一次晚会，组织部队宣传队与村民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如洋琴、胡琴、清唱、小调等。每年春节举办“军民联合秧歌队”，取材于实际生活创编了《二流子转变》、《赶猪》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又组织“军民变工队”，与农民开展生产互助。还成立了“军民学校”，派教员教农民识字。一次，他们组织“军民纺线比赛”，原打算在侯家沟和毛主席的住地枣园举行，消息传来后，周围好多村庄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去了，后来不得不扩大场地，毛主席看后曾有“沙场秋点兵”的感慨。开设“军民助产室”，改变农村生孩子不卫生的习惯，给去世的老乡开追悼会，年终给村民写对联、画年画等。后来，警备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辛哲就此在警备团自办的《战卫报》上作了报道，康生看后，认为这种做法很有代表性，以《军民一家侯家沟》为题，推荐到《抗战日报》发表。从此，侯家沟变得很有名气，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来学习经验。
张廷桢做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讲究民主作风。部队每年年终工作总结时，连队要开军人大会，给连队干部提意见；各团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给团领导提意见；师里开营以上党委书记会议，给师领导提意见。各级干部提出意见或建议，张廷桢主持力戒打击报复。对犯错误的同志，他总是主张以批评教育为主，组织处分从宽。张廷桢关心干部战士，受到大家的普遍尊重与爱戴。
1942年，“整风”运动普遍展开。1943年7月，“抢救”运动开始，康生曾四处喊“特务如毛”、“山大必有老虎，水深必有大鱼”。警卫部队虽然在业务上受中央社会部领导，但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并没有按康生那一套错误做法搞，没有一个干部战士受到不公正待遇。但由于这段时间政治气氛紧张，部队组织建设陷于停顿，很多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入不了党。直到1945年6月党的“七大”之后，组织发展才走上正轨。期间，张廷桢为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抗日战争中，延安处于国民党和日伪军的包围之中，敌人经常派遣特务汉奸潜入边区，进行暗杀、放毒等破坏活动。由于地理条件的局限，中央领导办公和居住都比较分散。警卫工作既要保证领导机关和首长的安全，又要便于领导机关和首长接近群众，因此任务非常繁重。部队除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外，还要负责重大集会的安全。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这次大会是公开进行的，因而会场就成为国民党和日寇破坏的重要目标。张廷桢带领部队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至6月19日，圆满完成了任务。
延安地处山区，农业生产不发达，工业基本没有。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物资供应极为紧张。干部战士夏天穿草鞋，冬天无鞋可穿。部队冬天烧的木炭，除一部分自己用，大部分卖掉买棉鞋，但毕竟数量有限。张廷桢在福利待遇上总是先人后己，结果有一年冬天没领到棉鞋，冻得实在不行时，他找到一块棉布和一点麻，想做一双夹鞋，自己又不会做。后来请一位战士做好，心里过意不去，送给那位战士一支铅笔作为报答。
在大生产运动中，张廷桢向警备团提出的口号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把荒地变成米粮川、花果园。中央警备团利用自办的《战卫报》宣传先进，在劳动现场办《生产小报》和《山头黑板报》，及时表扬好人好事，提高了部队的生产热情，使中央警备团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战士杜林森外号“死气牛”，曾一天开荒6.6亩，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按照当时规定，中央首长也有生产任务。但为了保证中央首长集中精力处理国家大事，张廷桢带领警卫部队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每人代耕粮食三石五斗、代种两分菜地。后来，张廷桢主管的团里的缝衣加工厂，给全团每个干部战士做了一套深黄色毛呢子军装，还送给中央领导每人一套。1944年，中央警备团举办生产成果展览会，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去参观，给予很高的评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中共中央曾打算迁往承德。1945年，周恩来副主席把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一部分改称中央先行警备团，吴烈任团长，陕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任政治委员，随李富春到承德开辟工作。另一部分留在陕北，仍叫中央警备团，原参谋长刘辉山任团长，张廷桢任政治委员。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18日，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代号取名“亚洲部”，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张廷桢任副政治委员，带领部队保卫中央。29日，中央决定领导机构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分散，派出由刘少奇、朱德领导的工作团，组成中央工委，到华北地区领导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作中央的参谋和助手，到山西临县开辟工作。为了牵制与消灭敌人部分主力，党中央毛主席以伟大的革命胆略，继续留在延安，领导中央前委工作。此时，警卫部队大量分流，留在延安的只有四个连和一个手枪排。张廷桢带领两个班的兵力，直接负责毛主席的个人安全。6月，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扑向中央住地王家湾。张廷桢带领一个排的兵力与敌人周旋达三个多小时，掩护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转移。这就是著名的王家湾战斗[2]。
1947年7月，中央后委的警卫部队扩编，李克农调张廷桢到山西临县训练部队。为了获得城市卫戍任务的经验，张廷桢又被派往太原，准备组织太原解放后的警卫工作。1948年3日，毛泽东主席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后，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党中央毛主席住地，正在太原执行任务的张廷桢被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肖克紧急调回石家庄，组织部队在河北大清河阻击傅作义部队。期间，他曾率部打下敌人一架侦察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中央已经决定建都北平。为了保证北平市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2月3日，中央派张廷桢带领扩编后的中央警备团七个连共八百多人，以“北平市公安总队”的番号进驻北平。张廷桢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进城后的任务是：一方面了解情况，为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平的警卫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担负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平市委、以叶剑英为首的军管会以及部分先期入城的中央机关、各主要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和谈”代表的警卫。
北平市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中心，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统治机构尚未触动，由华北战场退下来的大批散兵游勇和从敌伪军中逃散的人员，分散隐藏在城内和近郊，围城时，还有部分敌人的宪兵特务潜伏于城外，伺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给北平解放初期城市治安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起初，张廷桢和大多数干部战士一样，三个月未曾脱过衣服睡觉。
建国期间为了加强北平的卫戍警卫工作，保证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安全，1949年9月5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下设两个师。毛主席亲自签发命令，任命张廷桢为纵队党委成员，第二师政治委员。
建国前后，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活动，给担负警卫工作的公安中央纵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1949年9月21日到30日，二师担负了警卫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10月1日开国大典，首都广场三十万人，张廷桢带领二师担负了天安门城楼上下及周围的警卫任务。12月6日，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新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由于三十年代在同蒲铁路工作的经验，张廷桢对火车驾驶技术非常熟练，此次出访，他亲自驾驶毛泽东的专列。这一传奇经历曾于1998年在《北京晚报》上披露，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建国后1951年5月，张廷桢担任公安警卫师（全军唯一的独立师，直属中央军委）政治委员兼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1956年11月，由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点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发命令，任命张廷桢为公安军干部部部长。1957年8月，国防部长彭德怀任命张廷桢为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兼干部部部长，同时是警备部党委成员之一。1958年3月，张廷桢兼任警备部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李逸民）。1959年1月22日，北京卫戍区成立后，张廷桢任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兼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军事组组长。期间，张廷桢带领部队警卫了1956年党的“八大”、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在整个五十年代每一个国庆节，张廷桢均担任阅兵副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和过度劳累，加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营养不良，进入六十年代后，张廷桢身患严重的慢性肝炎。1963年，他离开工作岗位。1967年正式办理离休手续。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剧烈动荡。张廷桢虽然离休，但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家形势的变化，他在家中研究政治、经济、哲学等书籍，渴望有一天能康复身体，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天，康生办公室主任和康生的老婆曹轶殴打电话询问张廷桢的病情，试探性地问他能否出来继续工作。张廷桢多年在康生手下工作，深知这位“整人专家”的用意，他委婉地以病相推。
“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委首先遭到冲击，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的刘涌遭受迫害。原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张汉湘也同遭厄运。刘涌曾在三十年代同蒲铁路上与张廷桢共过事；而张汉湘则是张廷桢在崞中时的低年级同学。刘、张被打倒之后，一些人带着拟好的关于刘、张的“黑材料”，几次骚扰张廷桢，要他在上面签字。张廷桢看着满纸胡言，怒不可竭：“这上头写的全不对！你们要调查材料，我写！或者你们甚时候写对了，我再签字！”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张廷桢在家坐立不安，他多次给周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写信，要求继续参加工作，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党政机关。但是，由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又增加了糖尿病、肺炎、膀胱癌。叶帅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安慰他在家好好养病，“积蓄继续革命的本钱。”
张廷桢一生艰苦朴素，却总是忘不了关心别人，体谅国家的困难。在延安时，每个干部每月有五斤保健面（白面），他自己舍不得吃，总是送到医院给病号。“文革”期间，他想方设法关心受迫害战友和同事的子女，安排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或在经济上给予援助。他自己有把藤椅，坏得几乎散架了，也舍不得丢弃，叫人用绳子栓绊起来继续使用。期间，张廷桢还几次掏腰包给家乡购买果树苗、捐赠书籍，关心家乡建设。病休以后，按照国定规定，张廷桢每年都可以享受外出公费疗养，但他从来没有去过。
人民的好儿子
张廷桢同志因病于1983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1983年1月12日，北京八宝山公墓追悼大厅里哀乐低回，肃穆怆然。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卫戍区原副政治委员张廷桢同志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鲜花中、鲜红的党旗下。全国政协、中央调查部、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等600多人肃立默悼，深切缅怀人民的好儿子张廷桢同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