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曾玉良
“二七烈士”——曾玉良
曾玉良（1886年— 1923年2月7日），汉族，江苏邗江（今扬州邗江区）人。家境贫苦，1906年到湖北汉阳兵工厂当工人，1914年考入江岸机车厂。1921年9月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1922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曾任交际干事。次年1月5日，改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时，任工会委员，因其勇敢坚定，又擅长武术，被选为纠察团副团长。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隆重举行成立大会，遭到了反动军阀吴佩孚及北洋军阀的阻挠和破坏，总工会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并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曾玉良的带领下，工人纠察团迅速组织赶制木棒，准备自卫。2月4日，一场在中国-党领导下的-大罢工于上午9时从江岸开始。在罢工期间，他带领纠察团负责维持罢工秩序，保卫总工会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2月7日下午，罢工进入生死搏斗关头，帝国主义分子伙同军阀镇压工人。在这危急情况下，在林祥谦的指挥下，曾玉良果断地带领纠察团奋勇迎敌，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他凭借着自己的武功、用齐眉棍击倒了一个个敌人，后来又抱着一个敌人撕打起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向他射来，不幸中弹牺牲。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二七”烈士，武汉地区党组织在他牺牲后，特意用“十二园”的棺木收殓，运至家乡安葬。  曾玉良烈士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曾玉良作为江苏铁路分工会的代表，随项英、林祥谦一起赴郑州参加会议。北京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以武力进行阻挠和破坏，总工会遂转移汉口江岸，并决定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江岸分工会积极响应，林祥谦、曾玉良被选为江岸地区负责人。2月4日一早，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9时整，3万多工人参与的政治大罢工开始，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线陷于瘫痪。 
曾玉良率领纠察团，佩戴红袖章，手执齐眉棍，站岗放哨，保卫总工会。2月7日下午，罢工进入生死搏斗关头。5时许，敌军从江岸火车站、头道街、福建街向总工会包抄过来。此时，林祥谦仍指挥若定，曾玉良扛着“工人纠察团”的大旗，和100多名团员威风凛凛地站在总工会门前严阵以待。 
工人们挥舞着铁棍、榔头和斧子向敌军冲去。就在这时，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曾玉良把团旗交给工人梅大龙，凭借身高力大、有武术功底，用铁棍接连打落五六个敌人手中的枪支。敌军官见状，即举枪射击，曾玉良中弹倒地。 
在这场野蛮屠杀中，江岸30多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2月7日夜，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江汉委员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英勇就义。 
曾玉良牺牲后，武汉地区地下党组织和江岸分会买了口黑漆大棺材将其收殓，灵柩由他的四弟曾玉隆和叔伯弟妹曾玉才、曾静珍护送，从武汉水运到扬州六圩码头，再抬至他的出生地悄然安葬。 
1992年冬，邗江县委、县政府在现槐泗镇龙尾村修建曾玉良烈士陵园，供家乡人民纪念、瞻仰、凭吊。1998年3月，这里被命名为邗江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2年清明节前，曾玉良烈士墓已从其老家邗江槐泗迁入扬州革命烈士陵园。据扬州烈士陵园负责人介绍，这是我市开展“慰烈工程”以来又一举措，曾玉良烈士是扬州烈士陵园中牺牲较早的革命烈士之一。
八路军129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
生平1914年生于河南固始。  曾玉良（在新疆时）1930年8月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在通讯队先后任班长、排长、队指导员和队长。
1934年春调至红三十军八八师二六五团任二营营长。
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随西路军左支队突围到新疆。5月随西路军余部到达乌鲁木齐任西路军（对外称新兵营）三大队副队长。
1938年1月奉邓发（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命令到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驻喀什的骑兵四十八团二连任少校连长，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1938年6月参加平息骑兵三十五团叛乱。
1938年9月，受盛世才军阀内部派系倾轧的牵连，被捕入狱，被关押到1939年9月。1939年9月回到乌鲁木齐，任西路军总支队干部队队长。
1940年1月1日，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中营职以下人员360余人，编成一个营，四个中队回延安，曾玉良任营长。历经千辛万苦和种种危险，2月中旬抵达延安，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
1940年8月到冀南军区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任副团长，11月任团长。
1941年8月率部开辟夏津、高唐地区；1942年至1943年间率骑兵团驰骋于冀鲁豫平原，多次在滑县地匹作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在他的领导下，一二九师骑兵团战术水平取得明显进步，战功卓著，1945年被冀东军区授予“哥萨克骑兵”荣誉称号。 
1943年8月15日，在攻打汉奸孙步月的战斗中，被多枚手榴弹碎片击中，牺牲在曹县的后张楼，年仅29岁。
1944年，129师骑兵团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冀鲁豫第四行署烈士陵园）。改造八路军骑兵部队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可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129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是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129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 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129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129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虽然他的团长在43年战死。主要战绩1942 年4月29日清晨，华北日军岗村宁次部对我冀南军区突然实施“铁壁合围”，史称“四二九大扫荡”。由于这是日军首次实施这种新式的作战方法，投入兵力巨大，准备充足，八路军遭到空前的损失。冀南军区总部机关被日军机械化部队团团包围在卫河河畔，其中仅有的战斗部队就是一二九师骑兵团和总部特务团。 
骑兵团在曾玉良团长率领下向王行杖村日军的阻击线反复冲锋，试图为总部杀出一条生路。然而，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和兵力优势面前，骑兵团伤亡惨重。形势万般危急。
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 “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王行杖村。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日军的铁壁合围，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骑兵团的厮杀结束半个小时之后，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的主力就赶到了王行杖村，但冀南军区的主要机关，已经突出了日军的重围  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骑兵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