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瓜尔佳·文祥
生平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入工部当官，太平天国军北伐时，许多北京一带的工匠逃走，他被调至在北京设立临时的巡防处作事。1854年升作工部员外郎，1855年升郎中，咸丰八年（1858年）升为内阁学士，同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正式升为军机大臣。授礼部侍郎，后又历任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帝帝出走热河（今河北承德）时，命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䜣留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与奕䜣及大学土桂良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任为总理衙门大臣。任职期间，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清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咸丰帝帝病死后，与其他王大臣疏请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协助奕䜣、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等人。1862年（同治元年），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并任内务府大臣，兼都统。1865年，署户部尚书，率神机营赴东北镇压王达、马傻子起义。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次年，为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帝帝继位后，晋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曾与奕䜣等奏请办理海防六事，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又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光绪二年（1876年）病死。谥“文忠”。有光绪壬午年版《文文忠公事略》四卷存世。
史载
文祥，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盛京。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咸丰六年，京察，记名道府，因亲老，乞留京职。历太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八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武英殿大学士文祥文博川山水轴
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请幸热河。文祥 以摇动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复请独对；退偕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明诏宣示中外。八月，敌氛益炽，车驾遽行，命 文祥 署步军统领，司留守。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於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寻以步军统领难兼顾，疏辞，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疏请回銮，以定人心。偕恭亲王等通筹全局，疏上善後事宜，於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领之，满、汉大臣数人， 文祥任事最专。
时和局甫定，发、捻犹炽，兵疲饷竭，近畿空虚。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於是始立神机营，寻命管理营务。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单薄，胜保所部新募未经行阵。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辅，必得良将劲卒为赞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其军；又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堪大用。疏上，并嘉纳焉。
十一年，文宗崩於热河行在，穆宗即位，肃顺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十月，回銮，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元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都统。二年，管理藩院事务。东南军事以次戡定，江蘇、浙江省城克复，议加恩枢臣，固辞。三年，江宁复，首逆就歼，捷至，加太子太保，予侄凯肇员外郎。四年，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允之。
是年秋，马贼入喜峯口，命文祥率神机营兵防护东陵，督诸军进剿，贼遁滦阳。疏陈：「地方官豢贼酿患，请除积弊，清盗源。马贼巢穴多在奉天昌图厅八面城、热河八沟哈达等处。请购线侦察，调兵掩捕，庶绝根株。」事定，回京。文宗奉安山陵，赐其子熙联员外郎。寻以母病请假三月，回旗迎养。奉天马贼方炽，命率神机营兵往剿，增调直隶洋枪队出关，约东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夹击，破贼於锦州东井子。谍知贼将劫奉天狱，约期攻城，兼程驰援，贼退踞城东南，围抚顺；令总兵刘景芳夜击破之，贼遁出边。遣军趋吉林，五年春，解长春厅围，追贼至昌图朝阳坡，分三路进击，十数战皆捷，擒斩三千馀。贼首马儍子穷蹙乞降，磔之；留兵饷授将军都兴阿，俾清馀孽。请蠲奉天地丁银米，停铺捐。回京，调吏部尚书。文宗实录成，赐子熙治员外郎。
八年，丁母忧，特赐谕祭。百日假满，病未出。天津教案起，力疾还朝。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 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情譸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诿卸。洎穆宗亲政，胪陈历年洋务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 文祥 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後，任事不能如初。 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十三年，病久不瘉，在告，会日本窥台湾，强出筹战守。疏请：「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言甚切至。
是年冬，穆宗崩，德宗继统即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久病请罢，温诏慰留，解诸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时国家渐多故，文祥深忧之，密陈大计疏曰：「洋人为患中国，愈久愈深，而其窥伺中国之间，亦愈熟愈密。从前屡战屡和，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及庚申定约，设立衙门专司其事，以至於今，未见决裂。就事论事，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於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道光年间，肆掠江、浙，自江宁换约以後，觊觎观望。直至粤匪滋事，以为中国有此犯上作乱之事，人心不一，得其间矣。於是其谋遂洩，闯入津门，虽经小挫，而其意愈坚，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时势局固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师虽非劲旅，而闻警偕来；奸细之徒虽被诱胁，而公愤同具，以是得受羁縻，成此和局。十馀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宵旰勤劳，无间隙之可寻；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未至启衅，偶有干求，尚能往返争持，不至太甚，非洋务之顺手，及在事者折冲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乾夕惕，事事期符民隐，人心固结，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未形之患也。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讲求益进，彼此相结之势益固。使臣久驻京师，闻我一政之当则忧，一或不当则喜，其探测愈精。俄人逼於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动之势，益不可遏。所伺者中国之间耳，所惎者中国大本之未摇，而人心之难违耳。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後矣。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於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於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咸丰六年王茂荫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於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实有见於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在此，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用敢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摺时置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隐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 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 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於忧患者正在於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将不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於中外之情相隔，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粉饰，其情形不能上达於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底止。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於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於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措手。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责成，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要之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不应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之本在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使武备果有实际，则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觎觊亦可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托於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於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争相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震动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中国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搆兵而来，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门奏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摺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战之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事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复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载澄奠醊，諡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犂，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後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哗然。谴罪崇厚，易以曾纪泽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法越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於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1]
政治主张
他被认为是勤勉正直的一位政治人物，为官廉洁，私下生活也很仆素，在晚年十多年中对于自强运动的推行，以及与西方的外交事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在死前不久，光绪元年（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认为这样的制度，清帝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引自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三）
历史评价
《清史稿》：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光绪皇帝：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说，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聪明的人。 
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列的“五大领袖”。 
丁韪良：①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②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东京。 
在梁启超看来，19世纪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的时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