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
事件背景
1936年11月，青岛日本九大纱厂工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残酷压榨举行大罢工。大罢工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及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鼓舞下发生的。罢工工人24000余人，规模超过1925年、1929年两次大罢工，反日爱国性质也更为突出。
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的经济侵略，在1929年大罢工被镇压之后继续加强，对棉纺织业的投资又有扩大。除原有的内外棉、大康、隆兴、宝来、富士和钟渊六大纱厂外，1935年又新建上海纱厂、丰田纱厂，1936年7月再建成同兴纱厂，增加为九大纱厂。原有的六家规模也有扩大，如钟渊纱厂工人由5000人猛增至9000人，是日本在华最大企业之一。九大纱厂工人总数超过24000人。1929年大罢工结束后，狡诈的日本资本家一面不断地开除所谓“不良工人”，一面不断招进大量新工人，主要是女工和童工。同时不断地更新设备，提高劳动强度，看车台数逐年增加，工资却未相应增加。又借口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将工人斗争获得的福利如赏金、廉价面粉、房租补贴、例假工资等统统取消。工资本来就比男工少得多的女工、童工（已占全部工人的一半），生活更加困苦。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表明广大工人再一次的大罢工是不可避免的。
1936年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一年，是全国全面抗战的前夜。东北沦陷，华北岌岌可危。前一年，北平大学生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响遍全国。各界救亡团体冲破政府禁令纷纷成立。在青岛，山东大学首先成立了“反日救国会”，继而全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学生宣传队在栈桥和街头演讲演剧，高呼“民族已到最后关头，不奋起，就灭亡”，反日情绪在广大工人、青年会和各阶层中日益高涨。
事件经过
但青岛国民党当局仍然奉行其一贯的“安内攘外”政策，对内反共反抗日反罢工，对外向日本妥协顺从屈服。市长沈鸿烈原为奉系军阀的海军舰队司令，“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学良提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青岛市长。1931年12月上任后，自知非国民党亲信，又兵力有限，力求保官保地盘，对国民党中央奉命唯谨，反共不敢稍懈。对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主动把青岛关税一半送上，得以相安。对日本人最为头痛。他从东北被赶进关内，心中是痛恨的，但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尤其对青岛曾经三次出兵，三次占据，拥有各种特权，视青岛为其禁脔，对其各种利益，只能扩张，却容不得有半点损失。沈氏对此特殊的涉外关系十分敏感，抱定逆来顺受、绝对不敢得罪之的态度。就在沈氏刚接任市长尚未满月，即1932年1月，日本浪人就找借口，捣毁了民国日报社，火烧国民党市党部大楼，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大肆恫吓，沈鸿烈便乖乖地答应日方全部要求，报纸停了，市党部牌子摘了，逞凶的日本人一个也不敢办。但对自己的同胞——工人和学生就大不相同了。就在日本浪人肇事后不过2个月，他派出军警500余名，冲进山东大学，逮捕爱国学生32名之多。
沈鸿烈对待共产党，较其前几任毫不逊色。反蒋的改组派已于一年前清除了，骨干分子或降或逃，国民党市党部已是蒋介石嫡系CC派一统天下了，从而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共产党。在两年中，中共党团组织连续4次被破坏，致使1935年4月以后到1936年举行大罢工期间，已无中共党团组织存在。再者，工会组织，先是改组振的总工会被市党部（CC派）的“工整会”（工会整理委员会）取代，两年后工整会奉国民党中央通令撤销；基层工会改由市社会局直辖；1934年，为怕被人“利用”而“滋事”，又通令统统“停止活动”。这样到1936年大罢工前，连官办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了。这就决定了1936年大罢工初期的自发状态。而在斗争中，由于需要，秘密工会迅速成立起来，并设有总代表、代表、干事、组长以及纠察队的组织形式。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几乎全是参加过1925年、1929年大罢工的老工人，他们是按照当年的组织模式开展活动的。这些工人的反日情绪逐年增长，以致公开贴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标语，这是以往历次所未见的。但由于始终未建立统一的罢工组织，各厂罢工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这对工人斗争是非常不利的。
1936年11月8日，上海内外棉各纱厂以及同兴、东华等共7家纱厂15000名工人举行大罢工，10日、11日又有大康、上海、公大等纱厂6000多名工人参加罢工的消息传到青岛后，各日商纱厂工人们积压在心头的怒火立刻燃烧起来，他们互相探问：“上海动起来了，我们还等什么？”无人无组织进行发动、完全出于个人的自发的怠工和停工在车间里频频出现，并迅速蔓延开来。此后数日，罢工人数在增加，规模在扩大，由一个厂到各个日本纱厂，而汇成罢工的洪流。从11月中旬到12月初半个多月的汇合情况如下：汇合情况11月17日上午9时，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3小时后被强制复工。
18日上午6时，内外棉白班工人怠工。
19日上午9时，日商各纱厂同时罢工，旋即复工。中午，大康纱厂一、二、三场罢工，下午3时30分复工。
20日零时30分，大康、内外棉500名工人罢工，不久复工。上午6时，隆兴纱厂白班工人因反对厂主开除6名工人而罢工。9时复工。上午11时半，丰田纱厂工人怠工。2名工人被日本监工打伤。下午1时，工人罢工并退出工厂。夜班开工。上海纱厂工人怠工。
21日，日商瑞丰染织厂工人罢工。
24日1时，丰田工人罢工。瑞丰染织厂日本监工殴打工人，工人反抗，厂主宣布关厂。内外棉、隆兴纱厂又起风潮，罢工。
25日，丰田、内外棉、隆兴纱厂白班复工。中午，大康纱厂罢工。下午2时45分，4000余名罢工工人出厂，游行示威，并包围公安局第五分局，要求释放工人总代表耿忠柱。游行中砸了日本人汽车，丰田纱厂厂主山田省三的儿子被砸伤。市长沈鸿烈急调海军陆战队前往镇压，捕去工人29名。同日上午8时30分，同兴纱厂白班工人罢工，半小时后复工，转为怠工。夜班上班后，9时罢工。午夜厂方宣布关厂。工人退厂。
27日，宝来纱厂工人罢工。公安局捕去工人41名。下午1时30分，同兴纱厂工人罢工，反对解雇工人。
28日凌晨4时，宝来纱厂夜班工人罢工，退出工厂。白班上班出勤不足50%，出勤工人怠工。大康工人第三次罢工。厂方午后宣布关厂。同兴工人继续罢工。
30日，丰田工人向日本总管乱掷杂物泄愤。
12月1日，各日营纱厂动乱普遍加剧。11时，内外棉厂方关厂。下午1时30分，隆兴厂方关厂。
2日，下午，日本青岛纺织同业会决定：各纱厂一律关闭。下午5时各厂贴出布告，命令工人退出工厂。6时，各厂关闭。
至此，九大纱厂工人大罢工进入全面交锋新阶段。
日本资本家对付工潮的策略，仍然是诱骗与镇压两手。先是厂主宣称工人每月可以配售低于市价1角钱的面粉一袋，工人拒绝。于是厂主们挥舞起大棒。首先去找市长沈鸿烈。11月20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西春彦到市政府，厉声质问沈鸿烈，称上海纱厂发生工人反日大罢工，青岛纱厂受外来唆使，也罢工呼应，市公安局和社会局为何不采取严厉措施？沈回答发生工潮是受了时局影响，如果改善工人待遇，当能得到平息。沈鸿烈当即提交日方四项工人要求：四项要求（1）实行工间休息，仍为下午3点和9点；（2）把头不得殴打女工、童工；（3）关心工人生活，提高工资；（4）不得无故解雇工人。工人罢工提出的要求本为6项，另有承认工会和发给工会津贴两项被沈鸿烈压下了。沈氏对西春彦称，如果接受此四项要求。他将保证工人全部复工，并制止工会活动，取缔外来不法分子。对此，他均有相当布置。所有涉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反日分子以及国术界与基督教青年会分子已在公安局监控之下，中国海军陆战队亦受命登陆，担任日营工厂地区的警戒任务，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凡此请日方放心。西春彦当面应允带回四项要求与同业公会研究。27日，西春彦答复云：同意四项要求。日方决定：（1）从12月1日起，纱厂工人每人提高工资5%；（2）吃饭时间原则上停车；（3）不无故解雇工人；（4）不虐待工人。沈鸿烈闻言大喜，允诺达成协议后，再有不法分子进行煽动，定将严惩不贷，绳之以法。当日下午5时，市政府贴出布告，宣布达成的四项协议内容，告诫工人“务必恪守秩序，安心工作，不得有罢工怠工情事，尤不得有秘密集会结社及一切越规行为。倘敢故违，定即从严惩办，决不宽贷”。日本纺织业同业会也发表声明，称赞沈鸿烈的协调之力。但广大工人对四项协议普遍反对，拒绝接受。因为近年来实际工资一再下降，各项福利待遇全被取消之后，仅仅增加5%的微薄工资实是微不足道。厂方在布告中又否认有过虐待工人的事，那么其余三项显然根本不想实行，全属欺骗。并且，既然不承认工会存在，无工会进行监督，这协议岂非白纸一张？
而沈鸿烈在贴出布告后，28日上午亲自率领公安局长王时泽、社会局科长董志道等，到四方、沧口各纱厂监督开工。罢工工人不为所动，有躲藏不见的，有出面讥讽谩骂的，坚决不去上班。军警乃拘捕150多名“不良工人”，仍不能达到开工的目的。当日下午4时半，刚从上海赶到青岛的日本第三舰队参谋长去见沈鸿烈，要求从速彻底取缔罢工，警告说日本第三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已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在青岛登陆，“协助市政当局恢复正常秩序”，开工生产。这既是给沈鸿烈撑腰，用武力强迫工人复工，也是在警告沈鸿烈：如果不能顺应日方要求，连他的官位也将不保。沈鸿烈无可奈何，29日，下令拘捕自己的部属社会局劳动股主任国民党员陈克曜，及其所属社会局职工消费合作社的朱纯等4人，罪名是“涉嫌鼓动工人罢工”。实际上，他们都是老国民党员，因为长期与工人们打交道，了解工人遭受的痛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却并非共产党，也非改组派非蒋分子。在四方、沧口、东镇，日本各工厂仍呈僵局。
12月3日凌晨4点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755名官兵在海军大佐宇垣率领下非法登陆，分别开到日本海军集会所、日本第一小学以及四方、沧口、东镇的日本九大纱厂和瑞丰染织厂一带，强行从中国军警手中接管了警戒任务，同时又派分遣队分别包围袭击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胶济铁路国民党党部与警务段、市图书馆、通讯社、平民报社、胶济日报社、市国术馆，以及财政局第三科科长向宗鼎的家，均强行闯入，翻箱倒柜，没收文件，殴辱人员，最后抓走了平民日报社社长张乐古与财政局第三科科长向宗鼎及其3名佣人、市党部职员2人、国术馆员工3人，共计9人。他们被押到日本登陆队部被突击审讯侮辱后，直至近中午，才移送市公安局。
日本帝国主义这次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是早有预谋的。11月中旬工潮初起时，日方就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19日罢工扩大，泊在青岛前海的日本第三舰队就奉令做好登陆准备。该舰队有专人与日本驻青总领事馆密切配合，同赴各纱厂现场，观察工潮情况，每日汇报。登陆的目的不止在镇压罢工，保护日本人利益，尤在于伺机挑起事端，制造借口，占领青岛。28日，参谋长从上海赶到青岛，做好了登陆准备，并向沈鸿烈提出“彻底取缔罢工”的警告，实际是最后通牒，对此沈鸿烈是完全了解的，便决心与日方同心联手，镇压工潮。这就是他次日（29日）一面加强封锁、监视罢工各厂区，一面拘捕被日方指控的社会局陈克曜等人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将自己指挥的中国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和两个保安大队全部武装调往70里外的城阳、即墨一带，放弃守土之责，而听任登陆日军横行市内，对日军肆意打砸捕人的暴行噤不作声，任其呼啸而去。倒是日本领事西春彦先是向市政府提出了四项要求：（1）不准市党部对日本工厂有任何活动；（2）严厉取缔国术馆的排日越轨活动，禁止国术馆在四方、沧口设馆练习，不准吸收日本工厂工人参加练习；（3）市政府所属机构的日籍人员出缺时，仍应聘用日籍人担任；（4）严厉取缔妨碍邦交的新闻报道。对此，沈鸿烈一一应允照办。12月8日，日本各纱厂同时宣布，开除“不良工人”（共531名），着其余工人“等候开工”。10日，西春彦再向沈鸿烈提出关于工潮的七项要求：（1）被解雇的工人中，重罪者应予处罚；（2）“不良工人”系外地者应遣送出境；（3）除遣返外的被开除工人，如发生意外，应由市政府负责处理；（4）已在造册中提出的背后煽动者，也应遣送出境；（5）中国政府应积极督促工人复工，制止阻挠工人复工之活动；（6）被解雇的工人，市政府不得雇用；（7）公安局应独立负责维持治安，严厉取缔“不良工人”。
结果
沈鸿烈当日下午即通报市政府做出四项决定，完全接受日方七项要求，并加上具体措施如下：
1、此次各厂的遣散及开除的工人，其在外县者，一律由公安局遣散回籍；原属本市的工人，则由各村长取保监视。
2、已经遣散的工人，如有仍回本市，或开工后仍有不良工人，可通知公安局责办。
3、开工前后，如有不良分子阻止工人上工情事，由公安局巡逻队查办。
4、开工后如发生纠纷，务于当时报告公安局，以便随时派员处理。
5、嗣后事无大小，须秉此合作办理。
6、通知工人上工办法，除由市府布告外，在本市者由社会局长亲赴各乡区办事处，召集各村镇长通知工人上工。其在外县者由社会局分别申请各县政府通知。
日方对6项措施表示满意，于是决定12月14日各厂一齐复业开工。
是日，市政府和日方都做了充分准备，完全实行武力强制办法。沈鸿烈把其全部武装即保安大队、海军陆战队，加上从威海特区调来的海军教导队（属第三舰队），都开赴四方、沧口和东镇各日商纱厂、染厂地区，岗哨林立，荷枪实弹；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更是凶神恶煞，戒备森严。两国陆海军警多达4000多人。沈鸿烈、西春彦、新任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等在青首要亲往督察。在强大的武力镇压下，工人被迫复工。日本资本家开业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为了进一步取悦日方，沈鸿烈于复工次日，命令将在押的社会局劳动股主任陈克曜以“对罢工负有责任”，开除公职；对社会局第二科科长董志道，以“对工潮处置不力”，记过；公安局长王时泽与社会局长储镇二人“请辞”，照准；国民党市党部摘牌，不得公开活动；劳工教育馆封闭，平民日报停刊，国术馆不得在日厂招学徒，禁止进行反日宣传，学校军训取消等，青岛市由此被推向“特殊化”的境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