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于阔
当代青年笙演奏家，音乐人
  于阔，当代青年笙演奏家，北京京文唱片有限公司旗下音乐制作人，2011年跨入流行音乐领域，其创作的音乐DOME具有超凡的想象力又极能契合主题，广受业界一致好评。5岁学习钢琴的他，具有扎实的音乐功底和较强的音乐创作天赋，被业界一致公认为“90”后音乐人的新锐之星。
个人简介
于阔出生于音乐之家，父亲是山东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笙演奏家于新华，母亲也是当地著名的声乐教师，通俗歌手。从出生家里便为于阔准备了钢琴，从此他与音乐结缘。5岁学习钢琴，7岁升入小学一年级，并作为小学生代表与所在省级演出团体山东省歌舞剧院同台演出了6.1儿童节大型广场音乐会。小学六年级时，已经拿到了”山东省学生艺术考试钢琴等级考试十级水平等级证书”，同年拿到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颁发的“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试钢琴最高级9级等级证书”。
10岁正式学习笙专业，因拥有良好的钢琴基础，于阔民乐道路的开端似乎异常顺利，短短两年时间，便可以演奏其父的笙代表作品《微山湖船歌》，先后在国内各个省市演出达近百场，出访于亚、欧等国家和地区，各种形式的演出使于阔的表演素质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提升。后又跟随笙界泰斗级演奏家胡天泉先生学习，得到了老先生的喜爱和器重。作为2007年、2009年参加了两届CCTV民族器乐电视大赛的优秀获奖选手于阔来说，笙带给他更多的是音乐上的动力和希望。07年新浪对参赛选手于阔的专访中提到“从小患有哮喘病的于阔本身演奏吹管乐器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是他每次看到笙是就会有一种由心底而发出的喜爱，他会为其不顾一切。”多年的锻炼身体，加强药物，控制饮食，终于使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使他的笙技艺也在不断的提升。
时至今日，他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始终坚持每天练习笙，并进一步跟随笙作曲家、演奏家冯海云先生学习掌握了传统笙的衍生品42簧键笙，大量新增的音键使得键笙音域更加广阔、和声更加丰富，这也激发了于阔的灵感，现已将巴赫的古典音乐作品《十二平均律》移植于键笙。他个人表示“希望将这件发源于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乐器“古代之竽，今日之笙”带向一个新的高点，笙需要新鲜的血液，需要大量优秀作品的诞生，甚至可以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现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师从著名笙演奏家雷建功门下。
音乐制作，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对音乐制作的学习，其16年的钢琴基础带给他了丰富的灵感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同年进入了北京京文唱片有限公司，担任流行音乐制作、为其旗下艺人创作流行歌曲等工作，曾亲自为某著名牙膏品牌制作广告主题曲，均为个人作曲、编曲。目前，个人首张国语专辑正在筹备之中，整张专辑均为原创，多元化的音乐形式和曲风将会是其最大亮点。有关于于阔(6张)
革命烈士
个人简介于阔，原名李超士，河北省大名县城西街人，1919年生。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李仲平是清末举人。他幼年在县城小学读书，毕业后入大名县十一中学习。从十一中毕业后，考入保定高级中学，1937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父辈望子成龙，光耀门庭，但他却走上一条与他们意志相反的道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生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辍学，改名于阔，参加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1938年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春，到冀中区第十地方委员会宣传部任干事。和杨沫（《青春之歌》的作者）、马建民、劳成之等同志筹建“黎明战斗报社”。1940年，任安次县（今廊坊市安次区）一分区区委书记。到安次后，面对残酷的形势，他无所畏惧，积极大胆地开展工作，对各村建立的伪保甲自卫团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团结本心愿意抗日的人，对那些死心塌地地效忠敌人的汉奸采取坚决镇压的办法，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1941年秋，成立第三联合县（永清县），任第一联区委（原安次县）书记。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两面政权基本形成，自卫团组织实际上掌握在抗日政权手中。哪里斗争艰苦，他就出现在那里，被同志们称作“满天飞”。1942年2月12日，他在永清县大站乡村研究工作时，由于坏人告密，被敌人包围。他率领3位同志掩护大家撤退，英勇战斗，不幸被子弹击中前胸，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枪和文件包压在身下，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23岁。其他3位同志一同遇难。1953年，烈士遗骨从永清县大站乡村移葬大名县烈士陵园。主要事迹于阔，原名李朝仕。一九一九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地主家庭。于阔的父辈望子成龙，光耀门庭，但于于阔事迹图片(5张)阔却走了一条与他们意志相反的道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辍学，参加了当地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不久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八年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华北前线冀中军区工作，一九四0年春来到十分区地委机关，在宣传部任干事。
于阔同志身材魁梧，黑红的脸膛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初到地委机关时，穿的是陕北老乡式的破绽百纳的棉袄，带一顶破帽子，特别引人注目。于阔在宣传部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有时也到区县检查指导工作，这对于总是向往着火热斗争生活的他，显得有些不适应。所以，他经常和同志们流露“不满情绪”：“我们抗大学员毕业时，个个要求上前线，想不到来到了前线却又留在机关。一九四0年夏，雄县县委成立后，他一再要求去雄县开辟抗日工作。后来，在他的再三恳求下，地委决定让他到安次县工作，任一区区委书记。他不计职务高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于阔到安次以后，正是环境异常残酷的时期。县城里的敌人纠集各据点的伪军频繁扫荡。一九四零年，县大队在大北市被三百多敌人包围，伤亡很重，各区小队所剩也不过三、五个人，地方干部多数隐蔽了起来，白天不敢出来活动，个别意志不坚定分子还投敌当了汉奸。敌人在加剧“扫荡”的同时，还新建了不少据点，一部分村被敌所迫相继建立了伪保甲政权及保甲自卫团，到一九四一年春各村普遍建立了这种伪组织，这对我们的工作构成了很大威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智勇双全的于阔来到了这里，开始了工作。他先找一些隐蔽起来的干部了解敌情，分析形势。那时，伪保甲自卫团遍布全县，敌人妄图利用自卫团，拒我进入，借以断绝我与群众的联系，于阔认为，目前亟待解决的就是自卫团问题， “掌握不住自卫团，我们就站不住脚”。并进一步提出了对付自卫团的办法：又拉又打。
首先，于阔同志大胆决定在日军据点东栗庄村召开伪乡、保长和自卫团长会议。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很胆小，怕人民政府给他们戴上汉奸帽子。但于阔同志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和方法。他对来参加会议的人说：“你们在座的诸位都不同程度地为抗战卖过力气，有过功劳，政府是知道的。敌人反复‘扫荡’，你们出来应付敌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人民政府是理解的。”在分析了形势之后，他机智地地话锋一转说：“但是你们不要因为一时乌云压顶，就认为八路军不行了，就甘心当汉奸办坏事，应看到抗战终究会胜利。大家不要因一念之差而前功尽弃，后悔莫及。他又说：“你们应付敌人，但是不能真给敌人干，明里给他们干，暗里必须给人民政府干”。于阔的一席话，给与会者吃了定心丸，接着，于阔同志一边询问敌情，了解群众情绪，一边和大家商量对敌斗争的方法，会场立刻变得活跃起来。不少人说了心里话：“谁愿意替日本办事，‘资敌’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然的话，全村都得遭殃”。
这次会议后，干部和群众对抗战胜利真正有了信心，更明确了斗争方向。不少自卫团头头被我们拉了过来，也有那么一些死心踏地效忠于敌的汉奸，于阔对他们采取了镇压的方法。罗官屯有个董林昌，亲日最坚决，召集会议他不来，给八路军征公粮他也不给，我们的队伍进村他就打，于阔同志便把他列为打击对象。因他防守严，行动诡密，我们的队伍抓了他几次也没抓到。后来还是于阔出了个主意：“咱抓不到他，叫敌人抓他”。他便通过邮局给董林昌写信，信的大意是：“你给我们送的子弹，药品收到了，”然后，于阔又通过在县城做敌工工作的同志，利用关系到日本宪兵队告发他。日宪兵队立即把董林昌家包围了，果然搜出了信件，便把董绑架到城里，借敌人之手，惩治了这个坏蛋。中马庄有个刘德元，是自卫团的头头，他看到我们力量暂时薄弱了，便威胁团丁不准与八路军往来，还经常往县城跑向敌人报告我们活动的信息，于阔安排了几个战士，在刘德元去县城的路上等候，待这汉奸回来时就将其处死了。随后，我们又连续处决了几个铁心给敌人办事的自卫团头头，为民除了害，狠狠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当时的汉奸，听到于阔的名字，都闻风丧胆。在消灭这些汉奸的同时，我们还在各村选派了可靠的人当自卫团头头，这样，自卫团组织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一九四0年冬至一九四一年秋，通过使用“又拉又打”的斗争策略，凡是于阔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两面政权基本形成。于阔作为在敌占区坚持斗争的一个基层领导同志，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站住脚，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把党的政策和当前的斗争实际巧妙地结合起来，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方法，为我十分区以后促进两面政权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九四一年秋后，第三联合县成立，安次县划为一联区(包括水清县城东一带至安次的平津铁路线)，地委决定任于阔同志为第一联区区委书记。原安次县县长李桂芳同志任联区长。做为区委书记，哪里斗争艰苦，他就出现在哪里，安次的许多农村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同志们形象地称他是“满天飞”。
水清县大占村(属一联区)，位于永定河套，沙地多，树桁子多，便于隐蔽打游击，区干部也常来这一带活动，这里成了一联区的秘密根据地。一九四二年春节刚过，二月十二日(阴历正月初六)这一天，于阔和其他区干部又来到了大占村，照例驻在堡垒户王晋家里。白天一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于阔又开始和区干部们一起研究工作。大约到了夜里十点左右，忽闻街内有狗叫声。原来是有坏人告了密，驻韩村据点的几十个伪军把这个堡垒户包围了。
当时区长李桂芳等都迅速冲了出去。而当时只有一个名叫杨凤桐的同志正在睡觉，于阔不忍心抛下这个同志，待将他唤醒时，已经耽误了时间。敌人包围了他们所在的这套东厢房。于阔见势危急，已经冲不出去了，就和杨凤桐与小杜同志与敌人展开了搏斗。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四周房子上都趴上敌人，形成了三面包围，另外杨、杜两人都受了重伤不能继续战斗，只剩下了于阔一个人，他机警地跑到外间屋的锅台后面把自己掩护起来。然而，敌人凶残的子弹雨点般密集，很快就把门打烂了。于阔见门坏了，料定敌人会下房进屋，他又跑到锅台上面，准备打“开门战”，不料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胸膛，于阔倒在了血泊中。当时，于阔的神志还清醒，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翻了一下身，把枪和揣在腰里的文件包压在身下，(文什包中有我党的机密和许多革命同志的名单)鲜血浸透了文件包……于阔临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想着如何保护党的秘密，怎样保护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
于阔同志牺牲后，乡亲们都非常难过，大家说:“老于那骨头最硬，那才是真正抗日的呢!”他的不幸，是三联县的巨大损失，使一联区失去了一位有胆有识，德才兼备的好领导。于阔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却激励着后人，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着后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