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夷校尉
历史渊源
秦惠文王经营西南夷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前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秦始皇开拓西南夷  秦始皇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王赵政灭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与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郡县制引入西南夷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汉武帝大规模开拓西南夷汉武帝(7张)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有效控制西南夷地区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南朝封南夷校尉
南朝官制宋、齐、梁、陈偏安江左，建都建康（今南京市），合称“南朝”。四朝统治时期共170年（公元420—589年）。四朝更替虽然频繁，但官制大体沿用魏晋之旧。《隋书·百官志》序说：
魏、晋继及，大抵略同（按：即与两汉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
这段叙述说明了南朝设官的源流。但是四朝仍各有许多改置，尤其是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余年（公元502—549年），制定了许多官号。比之前代，更为复杂。现将四朝中央官制略述如下。刘宋即位一、刘宋（公元420—479年）
刘宋官制，大体如晋，中枢设太宰（即古之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第一品。《宋书、百官志上》说：自太师至太保，是为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所以训护人主，导以德义者。
三公之下置相国，其位极尊，《宋书·百官志上》说：“自魏、晋以来，非复人臣之位矣。”刘宋仅以少数权臣（如萧道成）充其任。又别设丞相一员，宋孝武帝初年，以南郡王义宣充其任。此外，还设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司”。“三司”位居第一品，职掌同於前代。又有大司马，大将军，均属第一品。
刘家在军事上所设置的将军名号较多，因为当时争战频繁，军事占首要地位，所有身任要职的多半带将军称号，但并不一定统兵，只是为了提高其地位而已。至于出任地方军政长官的，自然更不例外。这种将军以征（如征东、征西、征南、征北），镇（如四镇），安（如四安），平（如四平）为序，最贵者为征东、征西，特别尊贵的就再加“大”字，称某某大将军。若单称大将军，则必是把持朝政最有实力的权臣。另外还有一些杂号将军，如骠骑、车骑、中军、镇军、抚军、左右前后将军等号，则是加给其他官员的。南夷校尉治宁州尚书省，设尚书令1人，第三品，任总机衡。左右仆射各1人，第三品。此外，还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6尚书，均第三品。下设20曹，由仆射及6尚书分领。左仆射领殿中，主客2曹；吏部尚书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4曹；祠部尚书领祠部、仪曹2曹；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4曹；左民尚书领左民、驾部2曹；都官尚书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2曹。
中书省，有中书令1人，中书监1人，均为第三品。中书侍郎4人，第五品。刘宋初年又置通事舍人4人，而中书侍郎的职责减轻。舍人直阁内，其下有主事，宋用文吏充其任。
门下省，有门下侍中4人，第三品，掌奏事，直侍皇帝左右，应对献替。御驾出，则正直1人负玺陪乘。殿内门下众事皆由其执掌。给事黄门侍郎4人，第三品。与侍中俱掌门下众事。
此外，又有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侍御史等官，所掌如前代。
刘宋统治地区在我国南方，与少数民族关系较为密切，故特设统治各族之郎将校尉，例如“平越中郎将”（治广州）、“南蛮校尉”（治襄阳）、“南夷校尉”（治宁州）等官。
刘宋时官品（第一品至第九品）与禄秩之制同时并用。[1]
南夷校尉霍氏墓壁画
霍承嗣曾任南夷校尉霍氏墓壁画，原墓位于距昭通市约20里的后海子中寨，1963年出土，1965年迁入市区。霍氏是三国  墓内壁画两晋时期的“南中大姓”之一。该墓建于东晋太元年间（公元四世纪末），墓主人霍承嗣是霍峻、霍弋的后裔，曾官居东晋建宁、越崔、兴古三郡太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吏，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进封成都县候。墓室概况墓室呈正方形，由长方形砂石叠砌而成，边长3米，高2.20米。墓中文物早已被盗，室内四壁绘满题材丰富的壁画，其中有墓主人、侍从、家丁、部曲、金童、玉女等人物形象，有天、地、日、月、青龙、白虎、朱雀、鹿、三足鸟和人面虎身兽等，还有留着“天菩萨”髻，披披毡，赤足的少数民族，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的服饰一样。此墓为云南发现的唯一壁画墓，对于研究东晋时期云南与中原的关系，汉彝融合，彝汉部落，以及服饰、建筑、风俗等，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实物依据。霍氏墓壁画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