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与元九书
作品原文
与元九书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注释译文
注释①谪：封建时代特指官吏降职，调往边外地方。
②梗概：大概，概略。
③胝：胼胝，手上脚上因为劳动或运动被摩擦变硬了的皮肤。
④瞀然：垂目下视的样子，形容眼睛昏花。
⑤擢：提拔。
⑥裨补：增加补益。
⑦籍籍：形容喧哗纷乱的样子。
⑧困踬（zhì）：受挫，颠沛窘迫。
⑨铨（quán）次：编排次序。[1]译文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您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您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足下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足下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足下还在面前，竟忘记了足下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您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完全送给您。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足下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足下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唉！计划没有实现，足下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足下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微之微之，知我心吗？乐天再拜。
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诗歌的矛盾与得失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两颗巨星之后最辉煌的明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数量上占唐代诗人第 一 位的二千八百多首诗，且其中不乏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还因为他继承了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新乐府运动。他的至今还有巨大参考价值的现实主义诗论，对这一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白居易的独特贡献。
关于白居易现实主义诗论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名言，他的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核心思想，以及他的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的文学观点，人们已讲得很多，研究得很深了。这里只是就《与元九书》及白居易的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诗论中的矛盾与得失谈一点肤浅的体会。一、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人明确地把为君和为民放在一起。诗人的这种观点，与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历来的评论家早 已 指出，他的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由于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 ， 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实践，儒家的正统观念在他思想中占了主要地位。儒家思想有忠君尊王的—面，也有爱国爱民的—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独善的一面，白居易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与元九书》）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白居易既然接受了这种思想，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便不可能不是为君、为统治者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道家、法家之流是一贯反对文学艺术的，他们对文学艺术深恶痛绝，恨不得毁灭得干干净净。而儒家，从它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开始，一直提倡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 阳货》），可以 “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毛诗序》）。说到底，就是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服务。白居易当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他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育，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育、华声、实义” （《与无九书》）。诗人很清楚诗歌的特征：它具有感化作用，能帮助统治阶级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还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诗人认为，诗歌只要“经之以六义，纬之以五音”，就可以沟通统治者和人民的感情和关系，就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这样，社会矛盾得到调和，于是 “上下交相，内外胥悦” （《策材六十九》），统治者可以垂拱而理，稳坐金銮殿了。为了“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让统治者垂袖而治，白居易不但提出为君而作，还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积极建议组织采诗，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做到 “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 （《策材六十九》），不再使皇帝耳目闭塞，被小人包围，成为昏庸之君。他在《新乐府采诗官》一诗里说得很深刻：“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队，君耳难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白居易的忠君、为君之心，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无须为他的现实主义诗论讳言，不应该因为他写下那么多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讽喻诗就只讲他为人民的 一 面，而恶视了或故 逃 避了他为君的—面。
但是，白居易毕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中也有爱民的一面。他不会忘记自己少年时期因家贫，父亲早死而尝到的艰难生活的滋味，他也不会忘记自己青年时期在颠沛流离中看到的人民痛苦，听到他们在重压下发出的呻吟。他深切同情人民，一心要为人民说话。在“为君，为民而作”中，他强调的是为民。他勇敢地喊出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诗》）、 “但伤民病痛，不知时忌讳” （《伤唐 衢 》）、 “不畏权贵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诗》）。这样自觉地，勇敢地愿做人民的歌喉，唱出人民内心的痛苦，称得上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人。
在白居易看来，为民与为君是能够统一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诗歌既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就要真实地反映 民 间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弊端。他认为只要写出了人民的心声，深宫的皇帝就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而调整和改良政治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于是乎，“上下交和 ，内外胥悦”了。诗人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在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时代，在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国势衰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中唐时期，为君与为民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怎么能够统一呢？“救济人病，裨事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只是诗人主观上的良好愿望罢了。
诗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写下了大量“ 惟 歌生民病”的讽喻诗，用那枝犀利、辛辣 的 笔揭露社会的黑暗，痛斥统治阶级的残暴 、 贪婪，用饱含同情的笔墨写下了人民的疾苦。他讽刺的笔一直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谴责唐宪宗的奢侈生活：“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 ” （《隋提柳》）；他痛骂那些官僚和将军的骄奢淫逸：“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 ” （《轻肥》）。他嘲讽卑劣的官吏， “置州太守知不知？—丈毯，千两丝，地不知暖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 （《红线毯》）。至于描写农民疾苦的诗就更多了。《杜陵叟》、《观刈麦》、《卖炭翁》 、《 新丰折臂翁》 、 《陵园妾》、《上阳白发人》等，或为身负苛租杂税重压的农民发出沉重的叹息；或为被宫廷使者抢劫一空的孤苦老人忧伤；有的写出了人民对战争的怨恨，有的唱出了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白白葬送青春、美丽的妇女的悲歌。
正因为在现实中，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这类诗当然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憎恨。作者自己描述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与元九书》）。在《伤唐衢》之二中，他又说自己的诗使得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于是，他在皇帝面前失宠了。在宦官与旧官僚的勾结打击下，诗人在元和六年被左降为江州司马。诗人心里也明白是自己的诗得罪了权贵者之故，所以他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与元九书》）。这是白居易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光荣。他生活中遭受的这个重大挫折，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为君” 、 “为民”而作是行不通的。二、内容与形式存在矛盾《与元九书》中，有—段有趣的叙述：“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由是增价。”白居易丝毫没有自夸，事实确是这样，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一出，不胫而走，传遍天下。王公、妾妇、牛童、马走雅俗共赏，无不争相传讯。他的许多诗作一千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道，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它们有极高的艺术性。
但是白居易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与元九书》）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不统一的现象呢？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个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否完美地统一的问题。大凡一个优秀诗人，他的诗能够得以流传不灭，他一定是讲究诗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白居易也一样，他比较注意诗的内容与形式。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又说：“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伟之以五盲，言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 …… ”。他把诗歌写作过程比作植物成长过程，根是感情，苗是语言，花是声韵，果实是实义。这个比喻十分恰切，内容要靠形式表达出来，诗的感情也要靠语言形式表达，语言一定要音韵优美，才能“韵协而 宫 顺，言顺则声易入。”诗人的许多诗按照这样的要求写了，成了不朽的佳作。在内容与形式两者关系中，他坚持把诗的内容放在第—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易。他说：“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真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 ”。他提倡质朴、通俗，是为了让诗歌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诗人认为，只要诗歌有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即使形式粗糙些也比那些华丽空虚，形式精美的作品强。这种观点在《策材》六十八中表达得很清楚：“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诗人的观点，有进步可取的一面，特别是 “自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诗人所处的时代与大历十才子只隔几十年，受大历十才子影响，逃避现实，趋向形式的诗风并未消失，诗人提出 “尚质抑淫，著诚去伪” 的观点，是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在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诗人又比较偏激了些，他强调诗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对艺术形式却显得不太重视。他的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目的是“ 惟 歌生民病，”他满足“篇篇无空文”，至于形式技巧，则“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只求能表达主张就可以了。同样，诗人带着这种比较偏激的标准去衡量自晋、宋以来一直到杜甫的诗歌。由于过分地强调内容，他要求一切诗中都有讽喻，于是，像“余霞散成绮”这类清丽，华美的佳句也因“不知其所讽焉”，而被否定了。甚至，在他这条标准衡量下，连李白，杜甫的诗也不算什么了。“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此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仁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之句，亦不过三、四十苜。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这个评价确乎有点过分了。刘勰《文 心雕龙 情采》篇中，对文与质有过精僻的论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白居易却忽视了这一点，他过分强调了“质”，在一定程度上把“质”同“文”对立了起来，凡是有“质”的，都是好诗，反之，讲究“文”的，都应去之。当他要求诗为时为事而作时，诗只是成了“补察时政”的手段，他忘记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忘记了思想内容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自然地流露，而不是直霹。生硬地说教。从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也可看出，这种观点妨碍了他的一些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固然，他的讽谕诗不少写得明快尖锐，深刻动人，而且由于他的质朴、通俗，对他诗歌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方面，由于诗人过分追求诗的政治讽刺内容，把写诗当作他作谏官时 “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以上” 的辅助方法，因而使他的一些讽谕诗太直太露，缺少诗味，有些概念化、抽象化，影响了艺术感染力。也许，这便是人们更爱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一些杂律诗的缘故吧。
白居易重质轻文的观点，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也起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直接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传统，写了大量有份量的讽喻诗，但大多数作品总使人觉得“质”多了些，“文”少了些，比较浅、直。难怪有人批评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之一杜荀鹤是“诗三百首，唯一联而已”。三百首诗，仅一联佳句，恐是夸张、刻薄了一些，但也反映了他们忽视了文采与技巧的一面。
不可否认，白居易的诗论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写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诗风，有力地影响了当代与后代的诗人，使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白居易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应该看到，他的诗论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些缺陷与局限性，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它的得失，加以批判吸收，这才是我们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作者简介
  白居易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今陕西渭南人。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