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巩天民
基本信息
巩天民1887年12月15日出生于山西大同府阳高县东井集镇东大柳树村。字有民，号甸奎。是20世纪30、40年代，  中国最著名的银行家，是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的红色资本家。曾用名巩殿魁，原籍大同，后搬迁到河北省临榆县（今为秦皇岛市），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沈阳建立中共党组织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 他长期以沈阳金融界名流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坚持在沈阳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下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为马列主义在沈阳的传播和中共沈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巩天民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辽宁省副省长等职，1978年去世。[1]
由于他的党员身份建国前、建国后为便于开展统战工作长期保密，所以一些公开的材料认为他1900年出生在河北秦皇岛。
曾任职务
建国后，巩天民历任东北区民建会、民盟会、工商联主委，东北区行政委员会常委，沈阳市民建会、民盟会、工商联主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辽宁省常务副省长兼省政协代理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民盟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等职，是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
2008年1月，中央电视台第8频道播出的开年大作40集电视连续剧《特殊使命》的主人公巩向光的原型就是巩天民。[1]
海外名校海归
巩天民1887年12月15日出生于大同府阳高县东井集镇东大柳树村。巩天民家中弟兄排行为二，幼年时随父巩润迁徙河北临榆（今秦皇岛）山海关西关。巩天民毕业于山海关英文专门学校，后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1907年始，先后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日本帝国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后学位。1912年，留学回国。
银行家
1912年，巩天民结束留学生活，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他决定办教育，实现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之梦。当年在东井集创办了天民中学，又在阳原西城创建了崇实学堂。次年被聘为山西兵学团（太原斌业中学）教官。社会实践告诉他，教育难以救国，于是，他在办学同时，出资在大同城小南街开办了“晋同银号”（后阎锡山接办）。
民国之初，军阀混战，兵连祸接，社会动乱，国无宁日，以至泉货混乱，物价飞涨，加深民难。巩天民于1916年4月携其父给他的一笔巨款，到奉天（今沈阳）开办“公济平市”钱号，担任奉天“世城庆”信贷庄经理，“志城”银行总经理，“公济平市”钱号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济平市”钱号，资本奉大洋10万元，专门从事钱币及办理兑换汇款等业务。1917年底与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国民政府办的银行）合并，鼓铸铜元，成为铜元票独立发行机关。
1918年6月28日，奉天国民政府成立奉天省银行金融同业公会时，制定公共汇兑所九条办法，设立公共汇兑所开始营业。8月27日巩天民被奉天国民政府督军张作霖任命银行金融同业公会主席。
1919年1月东三省官银号开业。巩天民被张作霖任命为官银号董事长兼总经理，发行铜元票，券种有：5枚券、10枚券、20枚券、50枚券和100枚券共5种。
1920年4月,巩天民开办东三省银行，资本为：个人股份400万元，官方股份400万元，共现大洋（银元）800万元，为巩天民个人与官方合办的银行。总行设在哈尔滨，长春、奉天、黑河、北京、天津等地设支行办事处，共计20处。同年11月该行在哈尔滨的付家甸发行哈大洋票。1922年4月27日，因直奉战争，该行撤消北京支行。1924年初，该行资本缴入额为4667400元，银行的准备金为303500元。为整顿东三省币制，同年6月19日该行合并于东三省官银号（8月9日该行在英文《南满日报》发表纸币总数为1800万元）。合并后，继续继承哈大洋票发行权。共发行哈大洋2500万元，票面额分为10元、5元、2元、1角、5分券。1924年印刷的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印有此券每元作奉小洋壹、贰角在东三省通用并作汇“上海规元”字样。
合并东三省官银号后，资本达奉大洋2000万元。除有货币发行权外，还担负奉天省政府的代理省金库业务，省内外的汇兑，金、银原料及各种外币买卖，放款、存款、期票、汇票、兑现，还代理委托保管证券、证书及贵重物品等业务。
东三省官银号对东北地区其他银行有指挥权力。该号分支机构达88处。经营之企业和附属事业28处。
1923年5月，他同张作霖、杨宇霆、王明宇、张作相合伙出资成立奉天东北银行。
1924年5月，又同张学良、郭松龄在开原开设东北银行钱钞市场，进行钞票买卖活动。
自与官银号合并起，巩天民被张作霖任命为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兼总稽查。1926年12月28日，该号成立金融财团委员会，巩天民被使命为总裁。
1925年11月27日，美国钞票公司印刷的纸币3000万元已到达营口港。12月14日因局时紧张，各地停止汇兑业务，12月发行奉大洋25834.5万元。
1926年1月，张作霖在英文《南满日报》发表东三省官银号发行“汇兑券”总额达2亿元。1月5日各地分号开始恢复汇兑业务。东三省官银号由1926年12月至1928年12月，共发行哈大洋票15529.47万元，发行奉大洋110391万元。
1926年12月，铜元票发行额折奉小洋（面值50元）2000万元，奉大洋（面值100元）1700万元；1927年12月铜元票发行额折奉小洋2800万元，奉大洋2300万元；1928年12月铜元票发行额折奉小洋4200万元。该钱号当时发行的铜元票100枚和铜元100枚和小洋1元票等价兑换，毫无限制，其流通一度出现盛况，此后因奉票暴跌，增加铜元票的发行量，加上发行缺乏准备金，对铜元票加以限制，100枚铜元票和小洋票可以交换，铜元票超过100枚不能兑换，随其价格的显著下跌，到“九·一八”事变前，铜元票发行量折换小洋票额达7000万元以上。
该银号在奉票价格下落时，马上发行铜元80万元，得利6100元，巩天民受到奉天国民政府嘉奖。并升任财政厅长。
1930年10月发行现大洋（银元）2500万元。还将库存的原光绪年间清政府委托北洋造币厂铸造的奉天钱币——龙元币60万元，委托奉天银元局改铸成小银元（面值为10元、5元、1元）发行，在东三省通用。此银元中间铸有张作霖头像。
1931年9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9月21日，日军侵华罪魁之一土肥原贤二就任奉天伪市长，发布命令宣告查封东三省官银号及奉天其他银行。10月15日，在日军控制下重新开业。1932年7月1日（伪满大同元年），官银号合并伪满州中央银行。1934年土肥原贤二把清末废帝溥仪从天津诱挟到东北沈阳，建立“伪满洲国”，溥仪任皇帝。不久溥仪了解到巩天民就是清政府内阁大臣巩润之子后，溥仪与土肥原贤二协商让巩天民担任“满洲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巩天民上任后，于1938年利用职务之便，把银行部分资金秘密运往延安，作为八路军军饷。
1934年2月巩天民兼任沈阳最大一家私人银行——志诚银行总经理，资本为200万元。1942年合并到奉天实业银行，成立新的志诚银行，资本为1200万元，巩天民担任董事长仍兼总经理，地址为沈阳市朝阳大街。该行数十年间，以巩天民制定的方针，一直在工商业户中开展存放款业务，因此工商户得利，促进经济的发展，受到业者的好评。
这家私人银行在巩天民的领导下永不衰落，年年利润大增。一直保持到建国后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为止，是沈阳唯一存活的一家私人银行。其他私人银行因经营不善，散了摊子，全部倒闭。
1934年2月巩天民还创建起奉天储蓄会，地址在省城军署街，是各界人士集资较多的金融机关，让各界人士得利受益。
这年他又开设益增庆银行信贷庄，资本现大洋（银元）35万元。[2]
实业家
巩天民为安置失业工人、流浪难民，走实业为民之路。
1922年他投资现大洋（银元）35万元，占地52亩，建起奉天八王寺汽水厂，生产饮料、啤酒、酱油。当年11月20日投产。
汽水厂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其中只有酿造啤酒车间是一栋楼房，用机器生产，有四条生产线，职工200余人，年生产能力汽水10万多箱（每箱50瓶）、啤酒10万多箱（每箱50瓶）、酱油1000万斤。
当时，日本饮料大量涌入市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八王寺汽水厂作为新兴的民族工业，因产品质量好，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起到抵制日货的作用。该厂为了唤醒民众，提倡国货，发展中国工业，广泛征集商标图案，最后采用“金铎”为汽水、啤酒商标。意为唤起民众，警觉帝国主义入侵和渗透，具有较深远的政治意义。
1922年至1937年的15年间，奉天八王寺汽水厂有很大变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因经济效益好，职工工资高，工厂利润年年大幅度增高，款项回笼快，政府、工厂、职工都得利，所以大批股东投资该厂。有：商工银行、中央银行、志诚银行、国有财产厅等。年产量最高生产啤酒50万箱、汽水50万箱。销售国内外市场。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该厂。经日本侵华罪魁之一、商工银行行长四川中著包办，贬值为373745元，把八王寺汽水、啤酒、酱油股份有限公司卖给他的老同事日本昭和商会的吉野晓一郎。吉野将股份有限公司改为日本奉天八王寺酿造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吉野晓一郎，常务董事滩波寿一。接管后，将啤酒车间的机器设备拆除卖现款50万多元，去掉买股份有限公司的付款外，还赚13万元多。
奉天八王寺酿造工业株式会社的资本金为50万元。在伪满时期照样生产汽水、酱油。把原生产啤酒车间，改为生产日本清酒。清酒有金铎牌、日新牌。以金铎牌清酒销量为最广。年产汽水24-25万箱（每箱50瓶）、清洒3万箱（每箱50瓶）、酱油100万斤。1938年为汽水产量最高年份，年产汽水30万箱，直到1945年3月9日沈阳光复。
光复后，国民党进驻沈阳，社会秩序混乱，出现过一股抢夺风，当时由秦怡等组织20余人的护厂队，住在厂内，日夜站岗、巡逻，没遭到抢劫，把老厂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1945年末，国民党统战时期，由国民党奉天市政府接收后，把八王寺汽水厂交国民党奉天市党部经营。
1946年以财政厅长、财团总裁巩天民为领导，成立统一接收委员会。要求按日本人的买价，把汽水厂归还给原股东。经长时间的交涉，于1947年初将工厂交还原股东。
1948年由原股东主持，生产了一年汽水。
1949年5月2日，国家依据民族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赎买了八王寺汽水厂。因大部分设备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毁坏，进行恢复性的生产。年产金铎牌汽水8万箱。
1952年全部恢复了生产，11月20日全厂职工在庆祝“巩天民投资建厂30周年”之际，巩天民专程来厂祝贺并讲话。
该厂生产的金铎牌特级桔子汽水，获国家轻工部优质产品证书。
2002年11月20日该厂隆重集会“庆祝中国著名的银行家、工商界领袖巩天民投资建厂80周年大会”，授予巩天民名誉厂长称号。[2]
革命家
他经常阅读《饮冰室文集》，受梁启超介绍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萌发了追求进步的思想。1921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开始波及奉天，当时巩天民参加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青年会负责人阎宝航、吴竹邮、刘仲明和青年知识分子高子升、郭纲、何松亭等人，以青年会为基地，每星期三晚间聚会，在一起阅读书报，评论时政，讨论国家命运，探讨青年出路，开展反帝爱国的新文化活动。资助黄埔军校1923年10月，巩天民资助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受聘黄埔军校筹委会成员。1924年5月军校成立任军校财政部长。与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结为朋友。之后他奉周恩来之命，潜回奉天以银行家的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几十年他对中国共产党忠贞不渝，忍辱负重，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与敌人巧妙周旋，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
在奉天，他为了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他拜关东武林称誉为“奉天三老”之一的戳脚大师胡老奉为师，从此练就了一身功夫。并由他出资办起了“奉天武术会馆”，被尊为二爷。[2]
加入中共1925年秋，任国祯去奉天组建中共辽宁省委奉天支部，巩天民由任国祯、高子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满州省委奉天支部成立时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巩天民任支部委员、宣传委员、支部副书记。
1927年春，巩天民因对党内“左派”等做法有不同意见，于翌年秋自动辞去支部副书记一职并要求退党，另外从事爱国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予以认可，认为他的做法对长期做地下工作很有利。[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巩天民和刘仲明等人联合一部分青年学生，印发传单唤起民众，反抗日寇侵略，呼吁工商界“勿受日寇愚弄，我们有祖国，不做亡国奴。”巩天民事先已预料到要有大事发生，暗中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但无法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因党组织遭遇到严重破坏，奉天省委早已秘密转移到哈尔滨。他在当夜炮火的轰击中，冒险出了北城门，暗中搜集日军侵华暴行罪证，亲眼目睹了日军焚毁民房、屠杀避难的百姓、枪击因受伤落伍的东北士兵的暴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天亮前巩天民秘密潜回城内，和武林师傅胡老奉商议抗击日军、保护城内百姓事宜。天亮后，巩天民看到日军耀武扬威地进了沈阳城。
不愿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命的武林人士，先后遭到迫害，纷纷避难远走高飞，巩天民不仅暗中保护了曾在东北军任过武术教练的胡老奉，还冒险掩护了许多爱国正义感的武林人士，帮助他们逃离沈阳。
1935年联合胡老奉等爱国武林人士，除去了汉奸万金利。
揭露“9·18”罪状
1932年夏，巩天民代表奉天市文教、工商、银行各方面人士，去北平面见张学良将军，力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日决心。并捐出两万元（现大洋）分别赞助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抗日义勇军”作为活动经费支持抗日。
这年秋天，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真相。巩天民通过基督教会的英籍人士向李顿揭露日寇侵略罪证。巩天民等9人冒死寻找罪证，写了100多封控告日寇侵华罪行的材料汇成册，递交给调查团，有力地揭露了日军侵华罪行。
巩天民和他的战友们分工合作冒着危险四处搜集材料。“比如说他们通过伪省政府管卷宗的爱国分子，在晚间下班时将日军给伪政府的命令偷偷带出拍照。”“父亲则利用自己是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夜入商会找出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伪满洲国’游行‘送赏金千元’的原函，赶晒成蓝图。”巩国贤说，“父亲还利用夜间偷揭布告，密拍机要军事照片等方法，在40天内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册。”[3]
材料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证据汇编，第二部分是说明书，  现辽宁宾馆即国联调查团下榻的“大和旅馆”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在每篇末又依据证据，揭穿及驳斥日本的欺骗世人谎言。主要证据如下：
1.英国人J·Dorward签字证明，他的朋友由欧洲来，乘满洲里直达快车，在“九一八事变”当晚9时10分准时到达沈阳火车站。车入站前并未遇任何阻碍。
2.日军于9月19日入沈阳城，将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
3.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于“事变”后第四日就任沈阳市长的布告。
4.东北治安维持会告示，内载“奉日本军令组成本会”，却未有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署名。
5.中国行人惨遭日兵枪伤的伤员名单。
6.各地百姓在刺刀下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的群众庆祝“建国”游行摄影。
7.辽宁省立师范学校林翌轩校长申述，日系副校长威逼师范学生签名请愿“建国”声明书。
在此期间，日军还在沈阳上演了一出闹剧。调查团到沈阳第三天的早上，调查团发现旅馆窗外站着很多人，约有500人左右，他们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是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满洲国’，国联无权干涉。”
调查团的赫士通过翻译对他们说：“好，我一定把诸位的意思，转达给调查团。”一个多小时后，赫士外出办公，却见这群人或坐或站在旅馆外，就问他们为什么不走，有人回答说：
“我们都是在南市场卖劳力的，今早有人招我们来这喊口号，喊完即回去。原定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到现在还没给钱，我们不能走！”
赫士听后，与翻译相视而笑。[3]
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容忍中国人民揭露其侵略罪行。特别是当国联调查团把巩天民撰写的《调查报告》一发表，日本便恼羞成怒，宣告退出国联。
1935年，巩天民因向“李顿调查团”提供日寇侵略罪证，于1935年秋遭日寇逮捕，受到日伪警察和宪兵的严刑拷打。巩天民除承认自己向调查团提供材料外，未牵连任何同志，也未泄露任何秘密。连日本宪兵队也认为“巩天民是个硬汉子”。因日寇未抓到任何其他证据，最后不得不以“思想犯”释放，但却对他加以监视。[4]
潜伏国民党中统
1938年，毛泽东、周恩来派中共地下党员张为先带电台来沈阳开展工作，  周恩来和他见面会谈与巩天民秘密接头，巩并把张掩护在自己的志诚银行任会计。不久，奉周恩来指示，以掩护在志诚银行的共产党员张为先、丁执中（又名丁宜）为核心，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觉社”，从事收集日军的军事、经济情报工作。巩天民是该社成员之一。他利用志诚银行总经理、金融同业公会主席、商会会长的合法身份，积极为党工作。后来，志诚银行里的共产党员又增加了几名。实际上志诚银行成为中共地下工作机关。党中央为了很快地得到情报，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来电，指示巩天民利用合法身份以及与蒋介石的私人交情，尽量打入日伪机关，以便更好、更快地掌握敌情发送延安。于是巩天民迅速去重庆拜访了蒋介石，巩与蒋私人交情很深，曾给予蒋大量资助，所以蒋不敢怠慢巩。蒋安排巩任国民党中央“中统局”局长室主任，协助局长朱家骅工作。
巩天民在“中统局”任职半年后，于1939年夏以特派专员身份调回奉天任海城国民党驻军“中统室”特派专员兼副主任，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巩天民利用这些职务在“中统”组织的一切应酬活动中周旋，巧妙机智地掩护了党组织的安全，直到1945年“三九”抗战胜利。
1947年夏，在上海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同志秘密来沈阳与巩天民会晤，巩支助了一些钱款。第二天回上海时，被国民党军统人员发现追击，巩天民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通过暗室护送回到上海。年底，巩天民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秘密逮捕，准备枪决。上报南京后，蒋介石念他是黄埔老人，对国民党作过贡献，判他无期徒刑。直到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时才被我党营救出狱。
全国抗战胜利后，巩天民任全国中等友协总会总务部长。[2]
毛泽东批示党籍问题
1945年10月，由周恩来、叶剑英为入党介绍人，巩天民再次加  毛主席接见巩天民入中国共产党。重新入党时，中共中央社会部下发通知：
巩天民同志原系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授命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务组织。鉴于有关党中央派遣巩天民同志打入敌特机构的情况，经全面调查核实而得以证实，且巩天民同志十数年如一日，在严酷的环境中，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默默为党工作，特别是在保卫中央机关，粉碎胡宗南等进攻延安的战斗中，建立卓越功勋，经中共中央社会部研究，并报请毛泽东主席特别批示，同意恢复巩天民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籍，党龄从1925年7月算起。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社会部
部 长 康 生
副部长 李克农
民国卅四年十月一日[2]
中国六君子
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号召并带领工商界人士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购买公债等爱国行动，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次赴朝慰问团，以沈阳分团团长的身份亲自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反”、“五反”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积极拥护“三反”、“五反”斗争，教育工商界爱国守法，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衷心拥护党的和平赎买政策，帮助鼓励工商界人士，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
1949年3月5日巩天民去北平出席全国各界爱国知名人士座谈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把巩天民、林伯渠、郭沫若、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称为中国的六君子，他们的功绩和英名将永远载入中国的历史史册。
1949年9月，巩天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会议中巩天民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同他亲切握手，周总理说：“啊!我知道你，工作做得好!工作做得好!”巩天民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0月1日，他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2]
统战工作
1949年夏，巩天民以东北区工商界代表身份，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经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委阎宝航、何松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总会常委。
1949年9月，他被推选为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巩天民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后，留在政务院工作长达五年之久，他先后协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工作，协助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工作，协助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工作。协助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工作。
1950年初，巩天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关于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统一东北和关内的货币问题。会后，毛主席设家宴招待巩天民、薄一波、南汉宸三同志，这是巩天民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巩天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对贯彻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50年，巩天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对创建东北民盟组织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此后他历任东北区民建会、民盟会、工商联主任委员，沈阳市民建会、民盟会、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协第一至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至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1952年，巩天民参加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并被选为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后，巩天民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会）。1954年8月调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协助省长杜者蘅工作并兼省政协代理主席。之后他主要分管交通、金融、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他不顾年迈，不辞辛苦地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公路交通、百货商店和银行信贷、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工作情况，深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爱戴。1954年9月25日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他曾担任过的奉天最大一家私人银行——志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该行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原所有200余名工作人员随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全部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巩天民一度兼任分行党组书记兼行长，并仍保留志诚银行名义，将牌匾挂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门前。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巩天民参加由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西藏拉萨参加庆祝活动。并且还给他二妹巩喜荣革命烈士敬献花圈，扫墓。[2]
社会关系
山西大同巩氏家族是中国近代著名家族，是许多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的参与者。
祖父巩举林为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及武英殿、翰林院掌院，是奕䜣和文祥的同事。
其父巩润为工部尚书及内阁大臣。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为慈禧太后提供超过十万以上的银两，并供应逃难队伍的衣服和食品等。
阎锡山的祖父和父亲曾长期在巩氏家族商号内就业打工，阎锡山读书也曾获得巩氏家族的不断资助。
巩天民家中弟兄排行为二，幼年时随父迁徙河北临榆（今秦皇岛）山海关西关。
三弟巩有贵是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家，雕塑家，文物修复专家，实业家，为中国建材事业现代化做了一定的贡献。
四弟巩有忠在1970年10月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后任总统府军调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
他的长妹巩喜茹，和徐永昌为隔着一条胡同的儿时玩伴，长大后曾留学海外，归来后曾任教于归绥中学，曾入黄埔军校成立读书，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班长、排长、连长等军职，抗战爆发前后从事妇女救国工作，后长期担任宋美龄秘书，解放后追随宋美龄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元老会议重要成员。[5]
二妹巩喜荣长期坚持敌后抗战，1951年在解放西藏战役中牺牲于拉萨，年仅39岁。
三妹巩喜花，193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产党，任东井集妇救会主任，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于伪蒙疆政府辖区一带，曾掩护八路军出入于张家口、大同。解放后历任东井集公社主任，东井集镇长、党委书记、张家口地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妻子呼泽生（原名呼重恩）和妻妹也是他从事秘密工作的助手，在东北抗战期间常为他给他站岗放哨，转移和收藏秘密材料。[3]
身后之事
文革中受冲击，1978年含冤去世。
中共中央及中共辽宁省委根据巩天民生前的要求，经过调查，于1984年7月作出决定  他的儿子巩国贤，恢复巩天民中共党员的党籍。依据巩天民的生前遗嘱，其夫人呼泽生代替他本人向中共辽宁省委党组织补交了2000元特别党费。
巩天民的有关党籍资料档案留存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为中共党史人物，他的个人专集由中共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辑，由中共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胡华撰写，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卷）。
2002年10月31日，巩天民之子巩国贤亲自将父亲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使用过的皮包、照相机、笔架和镇纸等4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文物管理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