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沃尔夫冈·顾彬
人物介绍
简况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中文名顾彬，于1945年  顾彬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生平经历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  顾彬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1974年至1975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现任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客座教授。[1]
2012年3月15日正式受聘于汕头大学，现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2012年12月15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成立，顾彬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第一任系主任。主要作品顾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
  顾彬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等。合编、主编或翻译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百花齐放》、巴金的《家》和《寒夜》，以及《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汉文艺批评文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
20世纪九十年代起，顾彬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成绩斐然，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北岛《太阳城札记》 (慕尼黑.Hanser.1991) 
杨炼《面具和鳄鱼》 (柏林.Aufbau.1994)
杨炼《大海停止之处》 (斯图加特.EditionSolitude.1996)
《鲁迅选集》六卷本(苏黎世.Union.1994)
张枣《春秋来信》 (艾辛根，HeiderhoffVerlag,1999)
梁秉均 《政治的蔬菜》 (柏林.DAAD.2000)、北岛《战后》 (慕尼黑.Hanser.2001)
翟永明《咖啡馆之歌》 (波恩.WeidleVerlag.2004)
作为作家的顾彬，也出版了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
诗集：《新离骚》 (波恩.2000)、《愚人塔》 (波恩.2002)和 《影舞者》(波恩.2004)；
散文集：《黑色的故事》 (维也纳.2005)。
人物评价
怀古的顾彬我们跟顾彬都在波恩，对他还是有些了解。他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笑传他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他爱的是中国的古代，相对现代中国，他更会怀古。（艾柯《德国之声》记者）痴迷唐诗顾彬与我已是有二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信不信由你，他最初着迷于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读了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杨武能 著名德文翻译家和日耳曼学者）
相关事件
“德国之声”访谈2006年11月, 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 
  顾彬他的一些看法。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发表了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文章，引起了各界读者和新闻媒体的广泛争议。事后，顾彬对这一事件作了回应，称《重庆晨报》的报道与他的谈话内容有不符合之处。德国只我研究中国文学“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序言中动情地说。这个曾经仅仅在圈内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学家，因为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甚至一度成为一个文化娱乐的标签。但这个严谨的德国人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诗歌以来便迷上了中国文学，而“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所以无论在公开言论还是学术专著中，都对中国诗歌褒扬有加，“我钟爱它（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顾彬在序言中说。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直到我学习中文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顾彬自豪地说。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  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的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 ，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 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看金庸一部等于看了全部金庸作品的现代性不足
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  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的，而传统文学是作为政治工具存在的。以金庸为例，他并不是现代性的作家，因为他太中国、太国粹了。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是语言很优美的，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为中国所需要，并制造了一种中国或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民族最优秀文化的美好愿望，他的作品令读者们感到充满自信。
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造成了现代性不足的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会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们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
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
我原来认为好的文学是谁都想看的文学，但是现在开始质疑，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毕竟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喜好，应该对个人的阅读偏好持宽容态度。
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英语国家的观点则是分为两种：雅文学和俗文学，但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是属于俗文学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讲故事的问题，同时也是道德宣扬的问题。在现在的德语国家，由于传统道德的日渐消失，很多作家已不想通过写作来宣扬道德层面的理念。而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主张的是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观点，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但这些道德并不一定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所接受。金庸的小说情节的设置都有雷同之处，看一部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
“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吸引读者
某些“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这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本身没有什么文学素养，语言  能力也很差，以“用身体写作”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德国的畅销书同样可能有语言水平很差的问题，但读者关注的只是作品能否带来娱乐，能否有轰动效应。
群众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群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通过影视图像、商业广告、消费娱乐方式以及畅销书等传达给读者，是媒体的一个产物。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可以从金庸现象来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1、美学的精疲力竭。到1972年后，金庸只是修订和改写了自己以前的一部分著作，基本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很多中国作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发生，在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同样的情形。2、大部头的问题。金庸的作品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可以被称为“砖头”。出于销量的考虑，出版商知道成功的小说必须是厚重而且吸引眼球的，他们也懂得如何引导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不同读者去购买这类型的书。大部头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写作的成功，而是由于出版商成功的销售策略。3、为赚钱而写，为卖作品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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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你自己！”
——卡尔雅斯贝尔斯对中国可能具有的意义[3]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W kubin）
中国和欧洲之相遇大抵被烙上了一种神秘故事的烙印。其间一直有着相遇的事发生，只不过我们对此所知甚少而已。这常常是由于缺乏语言知识，也往往是因为不具备历史的意识，更常见的仍是由于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使然，正是鉴于此才使得这相遇的故事获得了其应有的权利。当年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不仅损害了中国和欧洲的相遇，而且也对这一相遇的历史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一位德国大思想家违背时代的精神，在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对中国做了介绍，并且将亚洲和欧洲的真实相遇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惟妙惟肖地予以再现，这真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20世纪显现出两种极端的发展：其一是过度的个人主义，其二是过度的集体主义。这两者同样都需要批判。后一种倾向长期以来就有批评家予以抨击，而前一种倾向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作为问题提了出来。愈来愈多地由金钱来支配的东方和西方社会的发展，全力促成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他们认为这一切皆是由于自我权力的完善而得以成就的，并使之根本成为可能。这是一种认为不需要他者的个人主义。不过并没有谁独自生活在一个孤岛上。雅斯贝尔斯说“如果我只是我自己的话，那么我必然会变成荒芜。”或者，“我相信，我之所以会真正成为我自己，并不只是借助于我自身促成的。”正是雅斯贝尔斯“统摄”（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某种东西所统摄着）这一思想，使得他有关交流的理论成为人类存在的基础，也从而使得中国与欧洲的相遇如此硕果累累。
荣誉大奖
2013年，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将今年的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授予了“在翻译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4]波恩大学教授、汉学家、诗人、翻译家顾彬。该奖项是在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大奖，奖金为15000欧元。授奖仪式将于2013年5月18日在爱沙尼亚塔尔图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