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曾思玉
人物简介
  曾思玉同志（晚年留影）
曾思玉（1911—2012），江西信丰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副班长、连政治委员、团代理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司令部通信主任、参谋、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东渡黄河、东征山西等战役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支队政治委员、旅政治委员、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薛公岭、午城、清丰、南乐、封丘、延津、汤阴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纵队副司令员、冀察军区副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等职，参加了邯郸、正太、石家庄、遵化、平津、太原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长江葛洲坝工程指挥长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曾思玉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
人物生平
  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曾思玉[2]
曾思玉（1911年2月2日—2012年12月31日），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3]​
1928年参加信丰县农民起义；1930年加入江西信丰游击队，任小队长；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历任通讯班副班长、青年学校学员、宣传队分队长、中队长；1932年春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同年秋起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八团二连政治委员；1933年春起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七团代政治委员、一○九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五团俱乐部主任；1934年秋起任第二师政治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第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参加了长征；1935年夏起为红军大学一期二科一队学员；1935年冬起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1936年夏起任军委警卫第三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春起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政治委员；1939年冬起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冬起兼任运河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春起任三四三旅政治委员；1942年冬起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4年10月至1945年10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接见曾思玉（左）（1967年）1945年10月起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冬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秋起任冀察军区副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1947年6月起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49年4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六十四军军长；1951年至1955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积极防御作战和反击马良山、高旺山等战斗。
1955年至1957年7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8年1月至1959年10月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1959年10月至1967年7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至1960年5月），其间：1960年3月起任军区党委副书记、第四书记；1966年1月至1967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67年7月至1973年12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历任军区临时党委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书记；1968年2月至1973年1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其间：1970年3月至1971年3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至1973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4年起）；1969年4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至1982年8月任南京军区顾问；  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接见曾思玉1983年离休。
曾思玉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4]​
2012年12月31日上午9时20分，曾思玉同志病逝于辽宁省大连市，享年102岁。
人物年表
1911年  曾思玉将军手迹2月2日生于江西省信丰县。
1927年2月参加本区农民的请愿斗争。
1928年3月参加本县农民暴动。
1929年春，参加乡和县苏维埃赤卫军。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11月转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12军第36师第106团宣传分队长、师政治部宣传队中队长、第108团第2连政治委员。
1933年春进红军大学第四期上千队学习，同年夏任红36师第107团代理政治委员，同年秋任第109团政治委员。
1934年夏任红1军第2师第5团俱乐部主任，8月任第2师司令部通信主任。1935年冬任军委警卫第3团、第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黄河。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任八路军第343旅第685团政治处民运股长，同年冬任第686团政治处主任。
1938年冬任第344旅第689团政治委员。
1939年冬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0年夏任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政治委员。
1941年7月任第115师教3旅政治委员。
1942年冬任冀鲁豫军区第8分区（后改2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后转战吕梁山地区，继而参加了强攻清丰、南乐、东平、阳谷、封丘、延津、滑县、汤阴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任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副司令员。
1946年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1947年任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
1949年任第64军军长，率部参加了邯郸、保南、保北、正大、大清河北、青沧、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进军察南，转战冀东，后参加平津、太原、宁夏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第64军军长。
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先后参加了第5次战役、积极防御作战和反击马良山、高旺山等战役。
1954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7年任沈阳军区参谋长。
1959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67年起历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长江葛洲坝工程第一任指挥长。
1973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1980年任南京军区顾问。
1983年离职休养。
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2年12月31日病逝于辽宁大连，享年102岁。[5]​
人物轶事
长征路上长征出发前，  晚年的曾思玉接受采访回忆长征正在于都宽田集结的红一军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要曾思玉带一个排，到红军总部去领地图。第二天一早，曾思玉带着步兵排、挑夫就出发了，一路急行，下午4时到了总部。刘伯承叮嘱他们，千万不要把地图弄湿了。那时没有塑料布，就用油纸包好，回到师里再把地图分到各个团。在分地图时，师长陈光对曾思玉说：“你是信丰人，对安西、古陂的地形熟不熟？”曾思玉回答：“从信丰到南雄一带都熟悉。”陈光高兴地对曾思玉说：“那你是一张活地图啊！部队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就由你当向导。”
曾思玉所在的红一军团二师是红军长征中的先头部队。作为师部通讯主任，每到一地不仅要保障师部对内对外的联络通讯，而且还要调查行军路线，侦察地形敌情。曾思玉自己就经常参加侦察连的行动，因此，他备有三套“行头”：一套红军服，一套国民党军装，一套老百姓衣服，见机行事，随时换装。
长征途中，有一天师长陈光接到总部保卫部门通知，要二师给毛泽东挑选担架队员。师首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曾思玉。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担架队里挑了六位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他们分别来自瑞金、兴国、于都等地。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毛泽东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担架队员在一旁陪着，当曾思玉经过时，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喊他：“曾主任，曾主任，你们赶上来啦！”正在担架上看书的毛泽东听到喊声，便问：“哪个曾主任？”担架队员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主席：“他就是我们二师司令部通讯主任。我们几个人就是他一个一个谈话挑选来的。”曾思玉赶忙停住脚步，向毛泽东敬礼问好。毛泽东也随即问了他的年龄，和他攀谈起来。临走还说：“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我曾两次到过你们信丰，还给县苏维埃政府送过十支步枪。”接着，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起信丰县城的古塔，桃江河上的廊桥，最后还鼓励曾思玉：“通讯工作很重要。有许多命令的传达就是靠你们铁脚板完成的。”这是曾思玉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地谈话，一路上曾思玉兴奋不已。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乌江飞速逼近。12月30日，军委直接指挥的红一军团二师由师长陈光带领四团走前卫，最早到达乌江岸边，抢占了南岸的江界河渡口，中央纵队在二师后跟进。第二天一大早，红四团的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等指挥员就冒雪来到江边，研究渡江方案。由于敌军两个纵队在薛岳的指挥下，已离乌江不远了。1935年1月2日拂晓，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江边，指示要尽快渡江，否则全军只有背水一战，情况会更加险恶。上午9时，红四团紧急动员扎竹排搭浮桥。陈光知道曾思玉家离桃江近，有扎竹排的经验，就把扎排搭桥的任务交给曾思玉。四团一营全力砍伐石竹，两个工兵连就拼命捆扎竹排。北岸的守敌不断用机枪、步枪向红军作业的现场扫射，曾思玉全然不顾头上“嗖嗖”呼啸的子弹，奔波在两个连队之间，指挥现场作业。曾思玉说：“我那时是二师的通讯主任，师长要我亲自指挥架浮桥扎竹排，哪怕伤的伤，死的死，也要扎啊！你不扎过不了河，那得服从命令，那真是不怕苦不怕累，冰天雪地下到河里，伤亡很大。”曾思玉带领两个工兵连，绑扎了六十多只竹排架起了浮桥，不仅保证了红二师官兵强渡乌江成功，而且让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了乌江。3日黄昏，毛泽东赞叹说：“真了不起，我们的工兵就地取材，以筏架桥，世界上都没有过。”[6]生死攸关1935年6月14日  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视察部队，红一、四两方军胜利会师。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凭借人多枪多，不惜以红四方面军将士为筹码，向中央讨价还价，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上从阳奉阴违到公然反对。
1935年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译电员吕黎平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匆匆看了一眼就愣住了。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字眼。叶剑英感到事态严峻，便以上厕所为名，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陈昌浩得到张国焘的密电，找到毛泽东说：“接到来电要南进。”毛泽东将计就计地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就要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病重，都住在三军团部，动不了，我和洛甫、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和周、王开个会吧。”陈昌浩一点也没怀疑地点点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领红一、三军团立即北上。
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把曾思玉叫去。陈光手中拿着一封信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十万火急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一切都为送信任务服务。”随后，陈光、肖华带曾思玉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聚会的屋子里。陈光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任务。”毛泽东说：“好，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毛泽东用手指着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
曾思玉即刻带六团一营和电台，迎着细雨，冒着迷雾，火速启程。经过强行军，大约在下午2时，曾思玉和所率的一营就赶到了岔路口，立即进行东西道路的观察，并判断徐总指挥的马队尚未经过此路口，曾思玉当时心想完成送信任务有了把握，随即命令营长带部队立即布置警戒及派出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曾思玉带一个班则在岔路口南侧雪松下休息等候。大约等了两个小时，观察哨的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奔过来了。曾思玉想，可能是徐总指挥的马队来了。果然，先头几个骑兵飞奔而来。曾思玉立即拿着信摇晃着并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下了。曾思玉得到肯定回答后赶快把信呈上。徐向前接过信，看信封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就迅速拆开仔细地看着。只见他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并非常气愤地随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时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心里也是极度紧张，他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徐向前略为思索后说：“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签上名字。”并详细地询问了曾思玉的职务，以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身体状况。曾思玉接过签字的收条后就火速返回了部队。[6]突破天险“在腊子口，毛主席在肯定红二师四团指定的奇袭战术时这么说：腊子口非久留之地，路，只有这一条，只能前进！要发扬飞夺泸定桥的精神，坚决顽强地突破腊子口，歼灭守敌，乘胜前进，保障后续部队迅速通过腊子口就是胜利！”回忆起长征途中经历过的大小战斗，曾思玉最难忘记的就是突破天险腊子口的一幕幕情景。曾思玉说：“正如毛主席在战斗结束时所说，我们的红军指战员不愧是英雄钢铁汉。在红军面前，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没有战不胜的困难，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1936年9月16日，红一军团二师的前卫部队红四团抵达北上必经之地——天险腊子口。这里地势险峻，两侧山崖近在咫尺，整个地形就像被一把巨斧劈开似的。汹涌激荡的腊子河从峭壁下奔腾而过，河上的木桥成为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敌鲁大昌部三个团的兵力扼守在这里，妄图阻挡红军前进。
当天夜间，红四团组织火力正面强攻敌人未获成功。这时，二师师长陈光命令曾思玉在腊子河的下游拐弯处组织指挥，试图用骡马运送突击队过河。但是，由于河底石头崎岖，河水湍急，经过几次试涉，未能成功。这时，二师的前线指挥部设在背敌的山脚下，与四团前沿指挥所有一段距离。在返回师指挥所的途中，敌人火力很猛，子弹不断在曾思玉他们头上飞过。在师前线指挥部，陈光正在向毛泽东及军团首长汇报攻击腊子口的作战计划：准备加强正面火力支援，砍倒河岸的大树架独木桥；突击队攀登悬崖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突袭；同时组织投弹手登上峭壁，居高临下向敌人的碉堡投掷手榴弹，配合正面强攻。毛泽东当即回答：“好，我赞成这出其不意的奇袭战术。”曾思玉指挥工兵连担任砍树架独木桥的任务。他们很快就架起了可以过人的简易独木桥。
天将破晓，迂回到敌后进攻的突击队有了回应，腊子河对岸升起了一红一绿的信号弹，总攻开始了。刹那间，山上山下都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激励着红军前进。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带领迂回部队出其不意出现在敌人侧后，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手榴弹、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压制着敌人，支援突击队猛攻。勇士们端起刺刀和敌人拼博，好似从天而降的神兵！经过激烈的血战，红军终于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石崖下守敌坚守的阵地。
“战斗结束了，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毛主席和军团首长带着胜利的微笑，随大部队通过了腊子口。”曾思玉回忆：“只见敌人阵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伤员和死尸，还有丢下的枪支弹药。地面上、悬崖上血迹斑斑，山坡被炮火熏得乌黑，手榴弹的木把铺满了地面，记录着战斗的异常激烈和极端残酷。敌人企图阻挡红军北上的阴谋彻底破产。”初入陕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曾思玉（左）与陈再道接见装甲部队（1964）70周年之际，听老红军、老将军曾思玉畅谈长征往事，深受教益。 
在长征路上，老将军有着传奇的经历，他曾率队化装侦察，为毛主席判断“陕北有红军”提供了可靠依据。 
1935年9月18日，红军就要进入哈达铺前夕，红一军团二师直属侦察连奉命先期进入哈达铺侦察敌情，为红军大部队开路。因侦察参谋刘茂生在四渡赤水后就下落不明，从那时开始，作为师通信主任的曾思玉就经常被陈光师长指令带领侦察连执行任务，这次行动他又参与了组织和指挥。 
18日，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的侦察连向哈达铺开进了。连长梁兴初化装为中校，曾思玉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为少校，几个机关人员和副连长刘云标化装为少校副官，走在队伍的前面，摆出了“中央军”的架式，于下午进驻哈达铺。正巧，鲁大昌部下一个少校副官带领一个只有几十匹骡马组成的运输队也刚刚驻进了哈达铺一骡马店，他自己住在镇公所。曾思玉、梁兴初带领侦察员们刚进镇公所，这位少校副官和镇长就急忙跑步来到门口，规规矩矩立正敬礼后谦恭地说：“中校，你们辛苦了！兄弟我没有出来远迎，还请原谅！”梁兴初不客气地说：“不要客气，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来嘛！我们是兼程到此，人地生疏，还望少校多多提供方便啊！”少校忙说：“好说，好说，兄弟一定尽力。”梁兴初又问：“你们的运输队从哪里来，到哪去，部队都驻哪了，安全吗？”敌少校回答说：“我是从兰州来的，带运输队回队伍去。”梁兴初又问：“你们骡马队驮了些什么东西？”对方回答驮了服装、弹药以及白面等。梁兴初说：“你带我们到骡马大队驻地看一看。”少校就带着曾思玉、梁兴初他们走到了骡马队。看着满院的物资和骡马，大家都非常高兴，梁兴初连长一脸严肃地对那位副官说：“少校副官，骡马运输队的东西全部交给我们接收，不打收条！”少校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梁兴初接着讲道：“不明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过你不用害怕，你可能也知道，共产党红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只要放下武器，一律给予优待。”少校副官顿时脸色苍白，低下了头。就这样，少校和他的骡马队人员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俘虏。清理物品时，有捆报纸引起了曾思玉的注意，他知道毛主席非常爱看报纸，作为通信主任，曾思玉多次兼作侦察参谋的工作，他知道报纸对于当时被严密封锁下的红军的重要性，所以他以最快的速度亲自将报纸上交了师部，陈光师长也丝毫没耽搁，很快就把报纸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党中央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院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会上，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同志们，我们胜利了！粉碎了蒋介石调集重兵前堵后追和侧击……同志们，我们的长征是不会白走的，长征是播种机，沿途留下了负伤的同志会生根、发芽。长征是宣言书，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几万万民众都知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剩下这几千人，人数是大大地减少了，但这是我们党和红军的精华。有了我们这些坚强的同志，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最后他以激昂的语调说：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二师的侦察连在哈达铺俘获了敌人的一支骡马运输队，缴获了一些新近出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陕北“赤区”的消息，那里有一支红军，我们再走几天行程，就到陕北了，就同陕北苏区红军会师了。 抗日战场平型关大捷之  曾思玉骑在缴获战马上（1943年）[2]后，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第635团、第686团，转战到洪洞、赵城一带集结休整。当时任第685团政治处民运股长的曾思玉，曾奉师部罗荣桓政委之命带1个连直插到同蒲铁路沿线的大谷、祁县、介休地区，进行小部队活动，执行宣传群众、扩兵、筹款等任务，依靠八路军的崇高威望再加上他的智慧和才能，得到了新区各阶层人民的爱戴与支援。两个月后，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带着扩来的300多名新兵（配上了武器）和筹集的3万余元（黄金、白银），回到了第115师师部。初试锋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思玉受到了罗荣桓政委的表扬和赞赏，并任命他为686团政治处主任。这一年他仅25岁。尔后，由团长杨勇、参谋长彭雄率领第686团，在蒲（县）大（宁）公路沿线捕捉战机，打击疯狂进攻的日军。先后取得了午城镇、井沟伏击战的胜利，接着又是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在南偏城伏击日寇战斗中，击毙日军山口旅团长。当第686团即将随师部向山东挺进的前夕，他又奉命到第344旅第689团当政委，到了晋东南的长子。这是1939年元旦之后的事。可是，曾思玉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9月初，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个电话把他叫到总部去，对他说：“115师到达山东后，形势发展很好，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壮大，急需大批干部。把你调回115师，并由你率领‘抗大”1分校的400多名毕业学员赴山东。”并说：“你马上到壶关县神郊村找‘抗大’1分校周纯全校长，接收这批学生。”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带上这一批学员，组成了山东营。虽然也任命了营长卢迪和教导员魏金山，但曾思玉实际上就是这一群徒手学生兵的指挥员。山东营对外称为独立游击大队，而他就是大队长。这样一支没有实战经验的徒手学生兵，要从山西出发经过河南、河北到山东去，沿途既要经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又要通过日伪军严密把守的平汉路、沙河、卫河等几道封锁线，欲顺利通过并非易事。
然而，奇迹却真的发生了。这支400多人的队伍，在曾思玉的带领下，辗转迂回，几经波折，先是通过陵川、草坡一带的孙殿英、朱怀冰新5军的区域，亲眼看到了“国军”的骄横与腐败；后又转到林县万羊坡、秦家一带，找到了赵基梅、谭甫仁支队。原准备由此向东，在安阳、新乡之间跨过平汉铁路，不料事不凑巧，正赶上敌人在铁路沿线“扫荡”。于是转向北面，沿着太行山东麓经涉县，过漳河，爬上峻极关，向东插到沙河，终于在一个初冬的黑夜从沙河、永年之间跨过了敌人深沟加碉堡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当晚，冀南部队向日军进行袭击以引开敌人的注意，这群学生兵才得以顺利通过。当然，这是曾思玉大队长通过与冀南军区部队联系并了解情况后，才采取的行动。
他们跨过平汉路后，在大平原上行走，很快就进入了鲁西平原。这一次小小的“长征”，400 多学生兵，迂回行军1000多千米，在3个月的时间里，历经艰险和困难，一枪未发，一人未减，在友区、敌区、根据地、游击区纵横穿行，终于全部安全到达了第一个落脚点——鲁西地区第115师独立旅驻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次曾思玉不仅带来了400多名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而且让每个班从太行山总部背来了10套苏联外文局出版的精装本《联共（布）党史》（共200多部）。此书在敌后可以说是一份极珍贵的精神食粮。
这次行动，对这一群从课堂上走出来的学生兵来说，无疑是增加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感性知识。这百多个日日夜夜的行军，可以说是“抗大”的又一个进修班。学员们亲自实践了行军、宿营、侦察、警戒，亲自接触了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其实，大队长曾思玉比学生兵大不了几岁，但他那严谨干练、十分标准的红军军事干部的机灵、睿智的精神状态，他那平易近人、淳朴宽厚的风度，处处都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学生兵们觉得不论哪一方面都应该跟他学习，因而对他的命令、指示都乐于接受，乐于执行；而结果又往往证明他的命令和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一路行军，他事先要计划，要安排路线。路上他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随时观察了解沿途的情况。他有一匹马，但没有见他骑过；他有一个年纪很小却很能干的警卫员，但也只不过给他打饭、打水而已。学生兵们都觉得他无时不在自己身边，十分信赖他。
初冬，鲁西平原上晴空万里，濒临东平湖的岱庙镇迎来了又一个晴朗温煦的早晨。独立旅旅长杨勇，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在一座普通农舍里迎来了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曾思玉。
故友重逢，兴高采烈，说了别后的思念之情，也谈了鲁西根据地开创的经过，这里虽然不十分富庶，比起山区却又优越性多一些。因此，我们党和部队在这里坚持长期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今后要全力以赴地在这个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谈话中，杨勇特别向曾思玉介绍说：鲁西这一带是一个古老的战场。范县东北有一个村子叫道口，实际上叫马陵道口，就是战国时代孙膑大战庞涓，用诱兵之计使庞涓孤军深入，最后把他困于大树下，万箭齐发使他愤而自杀的那个马陵道。往东，就是水浒传故事发生地水泊梁山了。东平湖在夏秋季有方圆数百里的湖面，沿岸有许多村子都与梁山英雄们的战斗故事相关。例如张青营就是孙二娘开店卖人肉包子的地方，阳谷县的沙堌堆就是武松打虎的景阳岗，袁口、靳口就是朱贵施号箭的金沙滩，昆山、岱庙就是阮小五、阮小七的家乡，小吴就是军师吴用的三家村。此外，西南的濮阳就是昌布打败曹操的古城。稍往南走，东明、长垣一带又是有名的曹操、袁绍，官渡之战的古战场。南面的菏泽地区，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王仙芝的故乡。再往东，徐州周围和我们所处的湖西地区，就是刘邦、项羽、张良、韩信、萧何等名人、名将崛起的地方。清代农民起义军王伦的家乡就在阳谷，他所攻下的临清州旧城也在边区西北部。
曾思玉对杨勇、欧阳文、何德全等几个老战友的介绍听得很入神，可是没有想到杨勇最后说：“老曾啊，我已经发报请示过朱德老总、彭德怀老总和罗主任，他们答应把你留在鲁西了。你和我们再作搭档，并肩战斗吧！老伙计，怎么样？”不但把他留在鲁西，而且把他带来的400多名“抗大”毕业学员也留下一半。其余的学员由山东营营长卢迪带着到师部去分配工作。曾思玉是一个党性、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何况，他对杨勇这位英勇善战的年轻指挥员一向很钦佩，早就希望同他一起战斗。从这时起，曾思玉投入了鲁西大地抗日战争无比壮阔的浪潮之中，奉命担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就在这时，萧华这位第343旅的老政委又率领转战于冀鲁边区的挺进纵队来到了鲁西，与鲁西独立旅合编为第343旅兼鲁西军区，下辖运河支队和黄河支队。曾思玉被任命为运河支队的政委，辖第4 团、第5 团。这是两支颇有特色的武装。第5团是在模范红5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部队，从山西打到冀鲁边，如今又到了鲁西；第4团是以山东泰西人民抗日自卫团为基础，发展成为山东纵队第6支队，于1937年举行武装起义、夜袭界首车站之后，在泰安、肥城山区组建起来的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党员和部分红军干部为骨干的一支朝气蓬勃的年青队伍。鲁西抗战山东鲁西  曾思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首任军长[2]地区,既是有名的古战场,又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聚集活动的水泊梁山所在地。战国时孙膑大战庞涓、三国时吕布打败曹操、曹操又与袁绍大战官渡的史话，以及梁山好汉们那说不尽道不完的传奇故事，一直在人们中流传。然而历史发展到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曾思玉领导抗日军民痛打日本鬼子的一个个传奇故事，比梁山好汉们的传奇故事更为人们乐道和传颂。
抗战之初，曾思玉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晋中南地区，1939年冬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带领400名抗大学员从山西来到鲁西平原，开始担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半年后任运河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7月任一一五师教导三旅政治委员，1942年冬任第八分区（后为第二分区）司令员。
在鲁西的六年抗战中，曾思玉所率的基本部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三旅第七团，人称“老七团”。这老七团的前身是由南昌起义部队保存下来的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中央苏区时期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林彪、陈毅曾分别担任过这个团的团长和团代表。这支战功赫赫的红军老部队，在曾思玉带领下纵横驰骋于鲁西古战场，打得日本侵略者鬼哭狼嚎，闻风丧胆。在与日寇无数次血战中，最有名的是范县附近甘草崮堆突围和奇兵突袭八公桥战斗。
在鲁西的6年抗战中，曾思玉所率的基本部队是八路军115师教导3旅第7团，人称“老七团”。这个团的前身是由南昌起义部队保存下来的井冈山红四军第28团，中央苏区时期的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林彪、陈毅曾分别担任过这个团的团长和团党代表。
1942年9月27日，曾思玉仅带领两个步兵连、两个班长训练队和一个排，总共不足300人的兵力，从鲁西鄄城县北部的大石庄，前往郓城县北的李楼村，准备到那里召开一个会议。这时，日寇已纠集日伪军3万余人和10余架飞机、30余辆坦克，对鲁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曾思玉等一行刚行至范县附近的甘草崮堆村，就发现已陷入日寇的四面合围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被日寇合围的还有未来得及转移的地方机关、医院、报社、学校人员和一些地方武装及数千名群众，他们都聚集到曾思玉所率部队周围。危急时刻，曾思玉沉着冷静，决心带领部队和群众冲出日寇重围。他站在一个小土堆上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凭着十多年来驰骋沙场的丰富经验，他发现包围自己的敌军并非“铜墙铁壁”，且有薄弱之处：敌军虽将八路军和老百姓团团包围，但他们是“一线式”展开，在甘草崮堆村千米远包围圈以外的纵深，敌人尚未配置兵力。他眼睛一亮，毅然决定采用集中兵力宽正面猛打猛冲的办法，以突然动作冲决敌人的一面，掩护机关人员和老百姓突出重围。曾思玉一声令下，八路军4个连队加上一个地方大队在宽正面上一线展开，18挺机枪和几百枚手榴弹同时朝敌军开火，随即八路军官兵们呐喊着朝敌阵地奋勇冲杀过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待他们清醒过来，包围圈已被撕开一个大缺口。被包围的机关人员和老百姓跟在八路军后面，潮水般地奔向安全地带。曾思玉又命令部队在缺口两侧顶住敌军的反扑，掩护老百姓全部脱离险境。这次惊心动魄的突围战斗，八路军伤亡20余人，而命丧黄泉的日军却有100多人，其中还包括一名日军中尉军官。这次成功的突围战斗，受到冀鲁豫军区领导的赞扬，当地老百姓将其与历史上“刘玄德携民渡江”的佳话相媲美。
1942年11月16日。当时，盘踞豫东北为虎作伥的伪军孙良诚部2万余人，趁八路军主力跳出到外线粉碎日寇“九二七”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兵力空虚之机，进占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濮阳县地区，对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的威胁。伪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孙良诚的总部，驻在濮阳县的东南八公桥。为打退伪顽军的进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决定采用掏心战术，一举端掉孙良诚设在八公桥的总部，打乱敌指挥系统，迫敌全线撤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杨得志司令员将它交给曾思玉去完成。八公桥是濒临黄河故道的一个大集镇。孙良诚在镇东西两端筑起高6米的围砦，在围砦外挖有宽5米、深约4米的两道外壕，并设有木栅栏和鹿砦。围砦四门和四角都有坚固的碉堡，街内十字路口又有一个核心碉堡，工事十分坚固。曾思玉根据敌军火力部署，决定避实击虚，不用强攻，而是奇兵偷袭八公桥。
这天夜晚，正好狂风陡起，黄沙遮天，一团漆黑。曾思玉带领部队不走大路，不过村庄，专拣黄河故道的荒沙滩和村外田野经过，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伪军阵地，干掉伪军警戒人员，突然从四面八方攻入围砦。伪军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会遭到八路军进攻，一个个从睡梦中惊醒，乖乖地当了俘虏。孙良诚的总部就这样被曾思玉给端掉了，遗憾的是孙良诚本人在当日下午乘汽车到开封去了，不然他也要成为八路军的俘虏。这一仗使伪第二方面军受到极大震动。在八路军猛烈打击下，伪军3000余人先后被歼，被迫从占据的据点撤退。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安全得到保障，还使中心区域与第3、4、5分区连成一片。解放石门石家庄  曾思玉（右1）在抗美援朝马良山前线[2]解放60周年前夕，石家庄解放战役中的英雄将领、原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这是这位年届97岁的老人60年来第一次就解放石家庄的话题接受国内媒体采访。采访结束后，曾思玉老人欣然为石家庄解放60周年题词：“英勇无敌，攻克石门”。 
曾思玉将军是当年参加石家庄战役至今健在的级别最高的解放军将领，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思玉将军60年前作为解放石家庄的两大主力部队之一——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对那场影响中国革命命运的大战记忆犹新，他回忆了在清风店战役缴获敌军石门城防图、击毁发电厂、攻克石家庄制高点云盘山、突破内外市沟、抓获敌军城防司令刘英等战斗经过。 
1947年10月24日，曾思玉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将缴获的敌石家庄城防绝密部署图亲手交给聂荣臻司令员，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更加坚定了我军迅速解放石家庄的信心。11月6日，曾思玉率第四纵队从东北方向向石家庄进攻，他首先命令炮兵向发电厂奇袭，发射十几发炮弹，命中目标，立即中断了电源，造成全市敌人惊慌失措。云盘山是突出在石家庄东北面的制高点和重要屏障，曾思玉指挥三十团奋力强攻，夺取云盘山，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为整个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胜利之门。从8日下午开始，四纵健儿又先后突破了外市沟和内市沟，接着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攻入大石桥核心阵地，端掉了敌军指挥部，曾思玉亲自审问了被俘的师长刘英，残余守敌很快缴械投降，石家庄宣告解放。 
曾思玉还回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解放石家庄的高度重视以及石家庄军民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尤其是石家庄战役作为城市攻坚战的范例在解放战争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曾老拿出珍藏了整整60年的石家庄战役笔记，上面不仅详细完整记录了战斗的全过程，还绘制有当年战场的敌我攻势图，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采访结束时，曾思玉将军为纪念石家庄解放60周年挥毫题词：“英勇无敌，攻克石门”，用笔刚劲有力，饱含激情。曾老告诉记者，这是他60年来首次就解放石家庄战役接受新闻采访，并祝愿石家庄繁荣发展，再创辉煌。重型炮队在平津  曾思玉与夫人洪林在朝鲜战场战役中，曾思玉指挥所部于1948年12月7日开始，在新保安顽强阻击了东逃的傅作义部之第35军，并与兄弟部队一起将其全歼，为平津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头功。
1948年12月21日夜，兵团司令杨得志宣布总攻开始，解放军的炮火一撞新保安城墙，傅部35军的官兵就叫了起来：不得了啦！共军有了现代化武器了！确实，这次解放军的炮声很厉害，与往常有点不一样。不过，并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仍是那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迫击炮，只不过华北军区第2兵团4纵队把它们编成了“重型炮队”。这支“重型炮队”在总攻的命令下达后，用“轰轰隆隆”的吼声吞没了所有的声音，给敌军造成了错觉和恐惧。
“重型炮队”的诞生，是曾思玉想出的一个绝招。35军被包围在新保安后，曾思玉的4纵队作为攻城部队主力之一，使曾思玉感到既高兴，也有从未有过的压力。他下部队、摸情况，仔细琢磨着攻城方案。
一天，有个参谋向大家悄悄宣布：“曾司令员头发白了，你们注意到了吗？”大家不信，曾司令不到40岁，本来是满头乌发，怎么几天时间就会白了头？有人跑去“侦察”，发现原来曾司令刚从郊外检查部队的战备工作落实情况回来，满头布满了冬日里落下的寒霜。在经过反复的推敲之后，曾思玉对纵队的几位领导说：“怎么样？咱们成立重炮部队吧！打新保安没有炮不行。”他说得绘声绘色，很兴奋，似乎他这个步兵司令员已经变成了炮兵司令。可其他的人包括政委王昭都被蒙在鼓里：什么“重炮部队”？哪儿有呀！曾思玉笑了：“我没把话说清，没说清，怪我！怪我！”他把自己几天来费尽苦心思考出来的打算说出来。原来，他是要把纵队各团的迫击炮连集中起来，编成营、团，并配发数门山炮、野炮，集中统一使用，发挥炮火聚集的威力。大家一想有道理，纷纷表示赞同，于是“重型炮队”就这样诞生了。轰！轰！轰……东城门终于被“重炮”彻底轰垮，整个城门楼在一声天崩地裂中哗然倒塌，城门洞底下地堡中的守兵全部被压在里面。解放军闪电般地快速冲锋，像洪流一样涌向东门……城楼上飘起了一面红旗。修建铁路新  曾思玉担任葛洲坝工程第一任指挥长[2]中国成立以后，曾思玉来不及拂去身上的战火硝烟，又奉彭老总命令率领六十四军全体官兵及兄弟部队一部，投入到修筑西北宝鸡到天水铁路的战斗中。这条153公里长的铁路，国民党从1939年春开始兴建，到1945年共花去7年时间也未修通，西北人民称之为陇海路上的“盲肠”。
曾思玉领受任务后，与军队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指挥4万多官兵暂时放下枪杆大炮，扛起铁锤刚钎，仅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治好了这段“盲肠”，修通了这段铁路，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写下了成建制大规模支援祖国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宝天铁路顺利通车的汽笛刚刚拉响，曾思玉和他率领的六十四军官兵们来不及分享胜利的喜悦，又接受新的命令，奔向抗美援朝战场……晚年生活曾思  曾思玉（右）百岁寿诞留影[7]玉将军离休后，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及家乡建设。1996年11月，曾思玉回家乡信丰县考察，并向信丰中学赠送了《回忆录》。
建党80周年之际，曾思玉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纪念建党80周年，我最深刻的感怀，就是共产党人的大局意识最要紧。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要自觉地服从大局，顾全大局，这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应该具备的党性原则和党性美德。”近些年来，曾思玉老将军撰写了100多万字的回忆文章，出版了《八年抗战》、《烽火岁月》、《血铸丰碑》等多部革命传统教育书籍。某集团军重修军史，聘请他为编审委员会主任。在战争年代不论战斗多么频繁、环境多么艰苦，每战下来他总是将敌情、我情、地形、战斗决心、战斗过程以及经验教训，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随身携带。和平时期，他更加持之以恒，坚持写日记、写体会，记下了大量有关军队作战和建设的经验，这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真实宝贵的材料和依据。修军史那段时间，他常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还忘记了开饭时间。他老当益壮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的精神，使部队的同志深受教育  中华儿女杂志社拜访曾思玉（2009）。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开幕的日子，曾思玉老将军家布置得格外喜庆，老将军早早守候在电视机旁，以极其喜悦、兴奋的心情观看党的十六大开幕的盛况。
曾思玉老将军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他又从电视里听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作的报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说，江泽民同志作的报告，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崭新宏图，是中国共产党蓬勃发展、兴旺发达的新的里程碑。听了报告令人热血沸腾，催人奋发有为，借十六大东风，我还要为党、为军队再发挥我的余热。
人物评价
  曾思玉为长征胜利70周年题词（2006）[5]
曾思玉，小名曾世裕，他身材矮小壮实，晚年略胖，然不减机灵之质、刚毅之气；曾思玉自称“福将”，身经数百战，历险五十余次，都大难不死，晚年谈及此事时，朗声大笑说：“我的命大福大造化大，敌人的臭子弹一次都没有挨过。” 
曾思玉将军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他参加过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亲身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思玉将军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转战吕梁山地区，参与创建和扩大了晋西、鲁西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指挥参与过多次重大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曾将军指挥部队进军察南、转战冀东、攻取遵北；他参加了平津战役，夺取太原，进军西北，解放宁夏；还率部修复了宝鸡到天水的铁路线。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将军率六十四军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取得了反击马良山、高旺山等战役胜利。老将军战功彪炳，1955年首次授衔，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曾思玉将军是一位传奇般的英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爱将，40年间数十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他是一位传奇英雄，数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当他还是“小人物”时，就为确定红军长征的胜利方向作出过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大军区正职级别上的他又做出了令很多人瞠目的选择：带头告别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要求“裸退”，把岗位让给年轻人。
他101岁，耄耋之年他战胜了癌症，百岁之际他又一次与死神抗争，得以百岁重生；他出版的自传名为《我的前一百年》；建党90周年前夕，老将军在沈阳军区病床上，将他的人生智慧口述给未来时代的年轻读者：如何让生命跨越百年，如何让生命价值永恒。自由和光明，只有长期在黑暗中挣扎的人才能体会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要保持和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如果忘了这些，国家就会危险，人民就会遭殃。
晚年的曾思玉同志从“书法用以养心愈疾”的古训中得到启发，将书法作为治病疗疾、延年益寿之法。他的书法艺术深受行家好评，有不少作品为名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