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甲申政变
背景
开化党与守旧派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风雨飘摇，朝鲜的民族危机也不断加深。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82年，随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外国势力开始全面侵入朝鲜，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当时朝鲜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想也很发达了，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摒弃旧思想、旧制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封建地主阶级开明人士为主的开化党就是其中的代表。 
开化党是由实学派中的北学派演变而来，它是受到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的。在朝鲜被迫打开国门以前，朝鲜就已经形成了开化派的雏形，如吴庆锡、刘大致、朴珪寿等。朝鲜开港以后，开化党的形成加速了。这  开化党人物关系图时，开化党的形成与日本有密切关系。1881年，朝鲜政府派30多名贵族子弟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这些贵族子弟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对比朝鲜国内泥古不化、死气沉沉，遂产生了脱离清朝，改革国政，使朝鲜赶超日本的志向。于是“绅士游览团”中的大部分成员逐渐结成所谓的“开化党”。 
开化党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闵泳翊、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他们大多直接受到吴庆锡等早期开化派的直接影响和教导。开化党以两班名门出身的贵族子弟为主，如出身安东金氏的金玉均；领议政洪淳穆之子、出身南阳洪氏的洪英植；朝鲜哲宗之驸马、出身潘南朴氏的朴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王妃闵妃的侄子闵泳翊；领议政李最应（国王伯父）之子李载兢、出身达城徐氏的徐光范和徐载弼等。开化党也包括出身中人的刘鸿基、李昌奎、李东仁、卓挻埴等。开化党倡导开化思想，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因此又被称为亲日派或独立党，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更是3次前往日本，拜日本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开化党得到日本的资助，逐渐成为朝鲜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与开化党相对的，就是长期执政的守旧派。守旧派坚持事大主义，一心效忠宗主国清朝，墨守成规，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称为事大党。1863年—1873年执政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就是典型的守旧派，他厉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外国通商。1881年守旧派儒生又发起“辛巳斥邪运动”，坚决反对开放国门。因此守旧派也是一股强大力量。1873年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大院君的政权，从此闵妃外戚集团开始统治朝鲜。闵妃集团标榜开放，于是逐渐亲近开化党。在1876年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之后又分别派使团访问中国和日本，实行了一些改革政策，起用金玉均、洪英植、闵泳翊等开化党人物，形势似乎对开化党有利。 
在开化党和守旧派之间，又产生了中间派，又被称为稳健开化派。他们也提倡开化思想，要求效仿西方实行改革，又不像开化党那么激进，他们主张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因此提出了“东道西器”的口号。这些中间派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为代表，他们大多是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中间派成为了导致开化党失败的重要因素。 
两派争斗虽然闵妃集团镇压了辛巳斥邪运动，天平似乎朝开化党倾斜，但是闵妃集团并不真正想改革，他们只是把开化党当作政治砝码，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势而已。再加上1882年发生壬午兵变，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驱逐闵妃，再次夺权。开化党也遭到打压，闵泳翊下野流亡，金玉均、徐光范逃往日本，开化党的改革变得遥遥无期。但是闵妃集团很快就卷土重来，引入清王朝势力进入朝鲜。吴长庆率3000清军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镇压了壬午兵变，将大院君逮捕并押往中国天津拘禁（后改保定）。再次执政的闵妃集团对清朝充满感激，因此逐渐成为守旧派。甚至连原先的开化党人闵泳翊，也倒向守旧派了。 
但开化党在壬午兵变后势力反而不断扩大。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号召“卫正斥邪”的极端保守势力也遭到清洗，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实施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清朝洋务派引入了一系列洋务运动式的改革措施，在朝鲜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有利于朝鲜的近代化，给开化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日本则公开支持开化党，当时日本透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在朝鲜  1883年开化党人在日本的合影京城的驻军权，这为后来开化党发动政变提供了支援。不仅如此，当时开化党人朴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时，日本政府对他们热情款待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和让步，还“动员朝野有影响的人士”引导他们走开化自强的道路[1]，使开化党人对日本进一步产生好感。 
当时，开化党人为了展开活动，一方面寻找机会进入宫廷，接近国王与闵妃，企图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非常喜欢听外国的消息，于是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时常出入宫中，向高宗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刻不容缓。高宗李熙生性懦弱，自即位以来政权就一直掌握在自己的父亲或妻子手中，正欲借助开化党实现亲政，也对开化党表示赞许，而依靠国王进行改革也是开化党深信不疑的手段。另一方面，开化党利用他们的政府职位，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设立治道局、警巡局、博文局、邮政局等近代设施和机构，引入西方农场和先进农业技术，派遣留学生赴日，并创办《汉城旬报》作为其喉舌，宣传开化思想。同时，开化党也意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朝鲜政府曾经派出100多名贵族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称为“士官生徒”，开化党对这些士官生徒进行广泛动员，并将他们和一些支持开化党的年轻人编练成1000多人的新式军队。这些士官生徒后来成为了开化党发动政变的主要力量。 
随着开化党的势力不断壮大，掌握政权的守旧派也对其产生警惕，两派迅速势成水火。1882年到1884年这段时间，开化党和守旧派明争暗斗，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以闵台镐、赵宁夏等闵妃集团大臣为主的守旧派以清朝为后援，同清政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清朝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而清廷也不断在朝鲜政府机构中安插中国官员，如陈树棠、马建常（马相伯）、穆麟德（德国人）等，并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开化党虽然得到国王和日本的支持，但其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守旧派察觉以后，将原外衙门参议金玉均被调任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原汉城判尹朴泳孝也被外放为广州留守兼守御使，后来被免官，开化党的新式军队也被解散。后来，闵妃集团的外籍顾问穆麟德铸造“当五钱”，引发通货膨胀，金玉均表示反对，并获得国王高宗的委托状前往日本借款300万元以纾解朝鲜的财政困难。金玉均到日本前，日本就许诺过他只要有国王的委任状就借款300万元，但金玉均到达日本后，一向支持开化党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绝了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对待他的态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被迫两手空空回到朝鲜，而他与守旧派的对立和斗争日益加剧，鉴于自身处于弱势地位，他被迫“暂退田舍，以貤其祸，以图展后之策”。[2]
守旧派的轮番攻击和日本的态度变化，使开化党举步维艰，处境日益险恶。据一位参加过甲申政变的人士回忆，金玉均等曾希望“以和平手段开拓国运，然毫无建树。终于计划即使采取强制手段也要救国王于宫廷迂腐的环境之中，以颁发敕令，革除一切因习弊风。”[3]于是，金玉均委派申福模组织了以士官生徒为核心的敢死队——“忠义契”，并联络支持开化党的帮会开始等待时机，酝酿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
经过
政变爆发开化党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到了1884年，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先是清廷发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奕訢而起用醇亲王奕譞来辅政。醇亲王是清德宗（光绪帝）的生父，而闵妃集团认为这是清廷释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预兆，便开始对清朝离心。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开始向开化党倾斜。8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闵妃集团中甚至出现了李祖渊、韩圭稷这样的亲俄派，并私下与  金玉均俄国缔结了修好通商条约，准备投向俄国。不仅官方，民间的反清情绪也逐渐产生。当时一名叫崔泽英的朝鲜药房店主被枪杀，凶手据说身着清军军服，于是开化党的舆论机器《汉城旬报》大肆报道和渲染这一事件，企图勾起人民的反华情绪。此时又发生了李范晋案，原来朝鲜贵族李范晋违反合同，与华商发生房产纠纷。依据朝鲜法律，两班贵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员坚持处置李范晋，引起朝鲜全国上下的强烈不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认为清廷在中法战争期间无暇东顾，国内又出现了反清情绪，因此这一年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起事。
开化党利用形势变化决心发动政变，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又重新对开化党十分热心了。日本政府从1884年夏天起就多次转告金玉均等人支持他们的活动，金玉均虽然已经在借款事件中领略了日本人的狡猾无常，但他仍对日本抱有幻想，且他认为日本是其唯一的外部依靠。因此开化党和日本一拍即合，密谋发动政变。1884年11月19日，金玉均入宫，对国王高宗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金玉均又分别向日本和美国求助。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表示联合开化党发动政变，美国也支持开化党发动政变，向开化党出售300支步枪。金玉均对日本并不放心，他多次与日本公使馆接触，恳求其予以保证，竹添进一郎说：“我也像你一样坚决，请不要相疑。”于是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人经过多次密谈，决定在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他们的计划是在邮政局趁款待大臣之机放火，然后趁乱将闵泳翊等四营营使刺死，又入宫谎称清军作乱，让国王写下求助日本的命令后去日本公使馆搬救兵，然后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景佑宫是供奉先王画像的地方，其地狭窄，易于守卫），并由开化党的政变队伍——“忠义契”和日本军负责守护景佑宫。他们还命令申福模率士官生徒40人在朝臣入宫的必经之地金虎门埋伏，准备暗杀进宫问安的闵台镐等3名守旧派大臣，然后宣布改革。就这样，甲申政变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夺权过程1884年12月4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6时举行的邮政局落成仪式上，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准备藉此将守旧派大臣一网打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缺席，驻朝清军首领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金玉均与日本  邮政局遗址公使馆书记岛村久坐在宴席上，他们频繁用日语小声交谈。其他开化党人和一些日本浪人则准备在邮政局附近之世子别宫点火，将守旧派大臣引诱至此并逐一杀死。开化党人以“青天”和“妥当”为接头暗号，在别宫纵火，但没有成功。他们请示了金玉均以后，只好焚烧隔壁民房。接着，他们高呼失火，右营使闵泳翊带头冲向失火处救火，谁知开化党过早行动，将他砍成重伤。闵泳翊负伤挣扎回邮政局大厅，让宾客迅速离开。在场的大臣大惊，遂逃之夭夭。开化党企图在邮政局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
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仍决定按原计划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然后将原定于在邮政局刺杀的其他三名营使在骗到景佑宫中杀掉。金玉均先让宫女高氏（人称“高大嫂”，政变失败后被处决）在王宫昌德宫埋了炸药，后又和朴泳孝和徐光范趁着夜色闯入昌德宫，向国王高宗报告说：清军作乱，邮局失火，形势十分紧急，请国王去易于防守的景佑宫避难。正当国王高宗犹豫不决时，传来  朝鲜高宗李熙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闵妃、世子、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
途中，金玉均建议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了一道教旨，上书“日本公使来护朕”（一说“日使来卫”）。金玉均把教旨交给朴泳孝，让他到日本公使馆搬救兵。
这时，刚从邮政局逃离的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和大殿宦官柳在贤一同来了。柳在贤告诉高宗说，外面并无变故。眼看事情就要暴露，金玉均等人急得满头是汗。突然，从仁政殿方向传来两响爆炸声。金玉均抓住这个机会，怒斥柳在贤蒙骗国王，理应斩首。三名守旧派大臣争辩不过，只好跟着高宗来到景佑宫。
高宗一行刚在景佑宫安顿下来，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率200多名日军也赶到了，和开化党的武装力量——尹景完率领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守卫，把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金玉均对李祖渊等三名守旧派大臣说：“现在情况危急，所以请日本兵来护驾，你们身为国家的营使，理应出宫保护殿下才是。”三名守旧派大臣信以为真，匆忙离开景佑宫。到宫门时，被暗中埋伏的开化党刺客全部杀死。
然后，金玉均假传王旨，召守旧派大臣左赞成闵台镐、知中枢府事赵宁夏、海防总管闵泳穆速到景佑宫议事。这三人在宫门被开化党刺客逐一杀死。
次日晨，开化党处死了大宦官柳在贤。至此，守旧派大臣全部被开化党铲除，为开化党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在开化党主导下成立了新政府，支持开化党的王室宗亲李载元被推举为领议政，洪英植为左议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徐载弼为兵曹参判前营正领官。此外，中间派（稳健开化派）中的金弘集、金允植、尹雄烈也被吸收进来。接着，开化党宣布了其十四条政纲，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要求清朝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
十四条政纲注：括号内内容为政纲原文，摘自金玉均著《甲申日录》。“事”是条文内容后的助词，无实义。
一、立刻交还大院君归国，废止对清廷的朝贡；（大院君不日陪还事。朝贡虚礼，议行废止）。
二、去除门阀，树立全民平等权，登用人才；（闭止门阀，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
三、改革地租法，杜绝弊政，充裕国库，保护穷民；（革通国地租之法，杜奸吏，而叙纾民困，兼裕国用事）
四、废止内侍府，选用其中人才为官；（内侍府革罢，其中如有优才，通同登用事）
五、严惩贪官污吏；（前后奸贪病国尤著人定罪事）
六、豁免各道的欠纳粮款；（各道还上永永卧还事）
七、废除奎章阁；（奎章阁革罢事）
八、设置巡检，确立警察制度，以加强社会治安（急设巡查，以防盗贼事）
九、废除惠商公局；（惠商公局革罢事）
十、受流配禁锢刑者，酌量减刑；（前后流配禁锢之人酌放事）
十一、合并四营，设置禁卫队；（四营合为一营，营营中抄丁，急设近卫事，陆军大将首拟世子宫）
十二、命户曹统辖国内财政，废止多余的财政衙门；（凡属国内财政总由户曹管辖，其余一切财簿衙门革罢事）
十三、各大臣、参赞每日在议政所集合，议定并执行政令；（大臣与参赞课日会议阁门内议政所，以为禀定而布行政令事）
十四、罢除六曹以外的一切冗官，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施行；（政府六曹外，凡属冗官尽行革罢，令大臣参赞酌议以启事）
甲申政变后开化党公布的十四条政纲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要求的目标。在第一条开化党首先试图打破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藩属关系，建立独立的近代国家；开化党还全面打击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规定一切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得以施行，将议政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限制君权，从而实现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又分别废除了管理封建社会特有产物宦官和儒林的机构——内侍府和奎章阁。开化党还宣布废除门阀，四民平等，不分贵贱登用人才，否定了朝鲜长期以来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乃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思想。在经济上，开化党提出统一财政管理，以限制王室的挥霍以及官府的贪污，并改革地租法，废除人民对国库负有的实物债务——还上米，以及惩办贪官污吏等，都有缓和社会矛盾，打击封建经济制度的作用，其中废除惠商公局则是废除了保护官商和封建行商（褓负商）的温床，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化党还设立近代警察制度，缩编封建旧军队，以加强近代国防力量。这些政纲都体现出了这次改革的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开化党人要求建立独立、文明、富强的近代国家的愿望。
结果
袁世凯崭露头角除了颁布政纲外，开化党还在1天之内宣布了80多条政令，包括国王自称“朕”，旨意称“敕”，尊称由“殿下”升为“陛下”；废除科举考试；设立宫内省，将宫廷事务与政府事务相分离；发行内外公债；派遣留学生及断发易服等。另外，开化党夺权以后，还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公使先后晋谒朝鲜国王，向其表示祝贺，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12月4日夜，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从邮政局逃回公署，袁世凯即带队至邮政局，寂无一人。又至宫门巡视，宫中亦无动静。汉城街道、宫墙四周亦无一人。至天将晓，清兵收队回营。12月5日下午，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密告袁世凯，袁世凯等人这才明白宫廷政变已发生，以往熟识的大臣均已遇害。
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认为宫中有日本军队，惧生衅端，迟疑未发，同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致书国王高宗，请求入宫护卫。金玉均矫旨不许。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  袁世凯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
在开化党公布新政府的成员名单时，驻朝的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情况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向众人转达了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师出无名，衅自我开。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按兵不动，以免伤及被日人挟持的国王。
会商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应对策略。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他编练的朝鲜新军。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此时开化党的形势已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的实际统治者——王妃闵妃在金玉均得欺骗和恐吓之下来到狭小的景佑宫，本来就十分不爽，又得知自己的族人闵台镐、闵泳穆已被开化党杀死，最宠爱的侄子闵泳翊也被砍成重伤，因此她对金玉均等人恨之入骨，决心铲除开化党。当时，另一名守旧派大臣沈相薰成了漏网之鱼，他利用入宫值勤的机会，将闵台镐等六大臣被杀的事情写成密信，放入御膳中，交给闵妃，并在信中建议引来清兵消灭开化党。闵妃则利用宫女要求沈相薰火速出宫，与闵妃集团官员和清军取得联系，并制造舆论，诱导人民反对开化党。而她自己则竭力怂恿高宗搬回宽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尽管开化党人坚决反对，但在苦不堪言的王室成员和宫女宦官的强烈要求及竹添公使出人意料的许可之下，12月5日，高宗、闵妃等王室成员从景佑宫搬出，经过桂洞宫（李载元之府邸）回到昌德宫。而在宫外的情况则使开化党的末日全面到来。12月6日上午，开化党政府发布改革政纲。开化党本来就没有群众基础，如今又与日本兵勾结，劫持国王，杀害大臣，所以社会上流言四起，说王妃已被开化党杀害，国王生死未卜，开化党将另立8岁的义和君李堈为新王。汉城市民并不认同开化党的政纲，反而不满其犯上作乱的作为，纷纷聚集起来，要杀尽倭寇，解救国王。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勤王。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
在两次致函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后，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新军左右营赶赴景佑宫。
三日天下终结日本政府鉴于自己目前还不是清朝的对手，并不支持日本军介入政变而引起中日纠纷。当时日本实权人物伊藤博文听到竹添进一郎将派日本公使馆守备队协助开化党的消息后，“令次官发电止之……适电文到公使手，京城之事变已起。”[4]因此竹添进一郎在12月6日向金玉均宣布撤兵。金玉均听到后大惊，连忙请求日本暂缓3日撤军，并借款300万元。竹添以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勉强同意。当天下午2时，清军和亲清朝鲜军就大举进攻昌德宫了。袁世凯从敦化门入宫，吴兆有从宣仁门入宫。清兵一入宫门，便遭到士官生徒组成的“忠义契”和日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李坧趁乱逃出宫门，投奔清军大营，其他宫中女眷也纷纷逃走。袁世凯攻入昌德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日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先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朝鲜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急转直下。
此时，开化党和日本人乱作一团，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把国王高宗转移至东京，洪英植要求高宗移驾江华岛，金玉均则要求前往仁川。但高宗坚持留在宫中，哪儿也不去。等到清军打败日军，攻进昌德宫后，金玉均和竹添便挟持高宗逃跑，在路上金玉均极力劝说，甚至带着威胁，要高宗逃到仁川。不料竹添首先动摇，准备违背诺言，先行撤离，金玉均则拼命哀求。竹添恶狠狠地说：“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定将以武相待！”而实际上他已决定率领  记载镇压甲申政变的史料日军退回公使馆。高宗则命人带他去城北关帝庙避难。日军要撤回公使馆，高宗要去北关庙，开化党人被迫作出抉择。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党骨干亦随竹添逃跑，洪英植等人护卫高宗出宫赴北关庙。
昌德宫内的整个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北关庙抢夺，与此同时，洪英植、申福模、朴泳教等7名开化党当场被清军斩杀。开化党的“三日天下”宣布终结。
次日，国王高宗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在甲申政变中，清军有10人阵亡。汉城市民见到日本人即打，33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尹泳观、朴齐絅、吴鉴等未参与政变的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91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竹添进一郎因使馆连日遭到成千上万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并逃往日本。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也跟着竹添断发易服逃往日本，一路上遭到人民的追打，无一安生之处。最后他们乘坐停泊在仁川港日本轮船“千岁丸”号逃到了日本。
12月10日，朝鲜高宗回到昌德宫，并组成以沈舜泽为领议政，金炳始为右议政，金弘集为左议政的新政府，政权重新落入事大党手中。高宗国王宣布金玉均等“五贼臣，借他国之兵，挟制君父，罪不容诛。”谴责“日公使之信听其言，党助叛臣，亦非常情，不可测也。”甲申政变最终以清军获胜，开化党和日军失败告终。
影响
甲申政变后，朝鲜政府为开脱责任，同时为被杀害的大臣报仇，一方面将责任全部推给金玉均等人，一方面大力清洗开化党，当时开化党的核心人物除了朴泳孝因与王室有姻缘关系而没有遭殃以外，其余人士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俱被处刑，就算是曾官拜领议政的元老大臣洪淳穆（其子是洪英植）也被赐死。另有12名开化党边缘人物被处死，其后又有多人被陆续处死，被杀害的开化党人多达100余人。[5]福泽谕吉曾在1885年2月26日写过一篇《朝鲜独立党的处刑》的文章，极写开化党及其家属（尤其是妇女儿童）被杀戮之惨酷，抨击朝鲜事大党政权的野蛮，称朝鲜为“地狱国”。朝鲜政权又落入了以闵妃集团为中心的事大党手中。朝鲜失去了一次实现近代化的机会，至此经历了10年的停滞时期。
甲申政变后，日本借机勒索朝鲜，于1885年1月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向朝鲜索取了谢罪、赔款、惩凶、增兵等条款。1885年4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订立《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因而在事实上在朝鲜确立了同清朝对等的地位。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
甲申政变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这次政变的行动中立下大功，因而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并时常出入王宫，俨然朝鲜监国。清朝在朝鲜的宗藩关系得到强化，刺激了朝鲜的民族意识，因此甲申政变后朝鲜人追求自主的斗争反而增加。同时，法国、奥匈帝国等更多的国家也与朝鲜缔约建交，朝鲜与外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播被宣布为合法，甲申政变后的朝鲜虽然处在闵妃集团统治下的停滞时期，却也在平静的表面下酝酿着更为重大的变革。
意义
甲申政变是朝鲜历史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它企图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朝鲜的近代化，从而使朝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政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带有鲜明的进步性，反映了新兴的朝鲜资产阶级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的愿望。其开化思想也促进朝鲜的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它也为后来朝鲜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改革——甲午更张铺平了道路。但开化党采取的亲日态度以及与日本的合作，无疑是与虎谋皮。这又在根本上违背了朝鲜民族的利益，因此它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朝鲜人民的支持。如果政变一旦成功，将不可能带来开化党主观期望的朝鲜的独立富强，相反会大大加快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进程。之后的甲午更张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甲申政变推动了朝鲜历史的发展，是朝鲜近代化的重要一笔。
甲申政变也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虽然违反国际法，图谋颠覆朝鲜政权，并且被清军打败，但是却在外交上反败为胜。日本透过这一事件同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实现了自己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对等地位，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朝鲜的势力，对内则养精蓄锐，准备与清朝在朝鲜半岛决一死战，从而使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成为必然。
关于甲申政变的总结和评价，历来是史学界的争论热点，尤其是对于其性质的论定，更是由于所处时代和历史观点的不同而众说纷纭。当时的朝鲜王朝政府对甲申政变持完全否定态度，将开化党称为“逆党”、“叛党”。日本学者早期亦多把甲申政变视为朝鲜王朝传统的年轻士族与外戚权贵之间的“党争”，并认为中日两国的卷入是“两国官方不明朝鲜政情而被利用罢了”。到了现代，朝鲜、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在甲申政变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不少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分歧也很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起初认为甲申政变是贵族阶级中的革新分子在外国（日本）势力的影响下发动的政治阴谋和宫廷政变，但朝鲜战争以后，这种看法逐渐发生变化。1958年出版的《朝鲜通史》将甲申政变定性为“朝鲜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第一次反对封建制度的运动”，“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上层改革运动”，这样评价道“诚然，这次改革运动极不彻底，但它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在当时朝鲜社会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这也就是甲申政变的意义所在。”并认为“甲申政变也招致了清日两国势力向朝鲜进一步渗透的恶果”。中国大陆史学界的观点与《朝鲜通史》的观点大致相同。但1970年代主体思想在朝鲜确立后，朝鲜史学界又将甲申政变的性质改为“资产阶级革命”，并延续至今。韩国史学界本来也对甲申政变高度评价，韩国历史学家李瑄根根据朴正熙时代的“国防史观”，称开化党（独立党）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者”，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亦在其著作《韩国近代史》中认为：“‘三日天下’虽然结束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必须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随着韩国的民主化，甲申政变的负面评价逐渐增多。[6]所以甲申政变的评价至今分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