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何公敢
简介
何公敢(1888～1977)，男，原名崧龄，福建闽侯人，1888年出生。曾留学日本，1911年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旋归国参加辛亥革命。后再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1920年毕业。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1927年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兼福建盐运使。1931年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福建省财政特派员。1933年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海省省长。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先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支部、南京市支部主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司法厅厅长，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等职务。1977年8月在福建逝世，享年89岁。[1]
生平
留学举义何公敢原名何崧龄，福清县(今福清市)龙田镇人，1889年生，排行十八。清道光年间，他的高祖父何碧轩从福清龙田迁居到福州朱紫坊。因此，熟悉他的人都叫他为“何十八”，他居然也乐于接受。他的父亲经商。他的四伯父何咸德，进士出身，当过翰林院编修。五伯父何刚德也是进士出身，任苏州知府，极力支持何公敢读书。1902年，刚刚14岁的何公敢就被送到日本留学，许多留日学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何公敢也是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成功后，何公敢急赴苏州，找他担任苏州知府的伯父何刚德，劝他起事。何刚德不允，急得何公敢没有办法，只好找堂兄(何刚德的儿子)商量，悄悄地用两床白被套缝成一面大白旗，用竹竿撑着，挂到屋顶上去，然后大放鞭炮，喊着：“苏州起义了，苏州起义了!”革命军一拥而人苏州知府衙门。何刚德捂着被子大哭，只好宣布起义。这一起义倒让何刚德捡了一个大便宜，被认为起义有功，民国期间还当过江西省省长。何公敢以革命义士的身份在苏州起义后，又匆匆回福州参与组织“敢死队”。当时福州的形势十分紧张，福州将军府密探四出，搜捕何公敢，吓得连他的父亲也不敢在朱紫坊老家住，悄悄地躲在南台下杭街的何氏祠堂里。1911年11月8日，何公敢等人组织敢死队参加于山战斗。于山起义胜利后，福建成立革命军政府，何公敢被任命为“盐务使”，负责管理福建盐务。[2]
管理财政何公敢任盐务使时才23岁，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福建历来食盐走私严重，如能整顿好盐务，便能让刚成立的军政府在财政上得到极大的支持。何公敢决心整顿盐务，惩处贩私的盐商。可是这些盐商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群起反对，而且都威胁到他的家里来了，他的父亲很生气。原来何公敢赴日留学的时候，家境并不是太好，全靠父亲的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支持，其中一大部分都是盐商。可是，何公敢说：“我不能因私废公。”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自此，他干脆把何崧龄改名为何公敢，晚上就在办公室里睡觉，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林文卿也扔在家里不管了。尽管如此何公敢仍然管不了福州的盐务。福州盐商的势力历来是不能小视的，他们联合起来，把状告到军政府去。军政府妥协了，把何公敢调到泉州任盐务使。
1932年，杨树庄当福建省长的时候，因为何公敢在日本是学经济的，就请他出任财政厅厅长。何公敢又想进行一番“开源节流”的财政改革。按规定，各厅厅长都有一笔厅长经费，授权给厅长包干使用，余款也不上交政府。因此，厅长们都得到好处。何公敢的改革就想从厅长经费开始。他把自己的“厅长经费”取消了，同时要取消福建省所有的“厅长经费”，引起厅长们强烈反对。这没有人敢干的事，何公敢却大胆地干了。福州民谣：“天下无人敢，惟有何公敢”，对何多少有一些赞誉的意思。他惨淡经营了一年多，财政厅厅长职务又被撤了。[2]
著书立说辛亥革命前，何公敢在日本留学时就是高材生。辛亥革命后，他从福州盐务使调任泉州盐务使，郁郁不得志，便第二次赴日本留学，成了河上肇教授最得意的门生之一。1921年他从日本学成回国，适逢陈嘉庚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他受聘为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兼任总务长。后来何公敢做了福建省财政厅长，旋即又被撤职，即有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聘他为编辑主任。他在上海翻译了一本《财政学》，还编有《英汉字典》和专著《公债》。其中《公债》为“万有文库”丛书之一。当时他的境况十分困窘，甚至到了无米为炊的程度。有一次，他的妻子说，“明天已经没有钱买米了”。无可奈何，他咬咬牙把旧报纸卖了，勉强维持了几天伙食费。还有一次妻子说，“明天便是新学年了，孩子们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何公敢不但要负责儿子的教育费，连他几个弟弟妹妹的学杂费也都由他想办法，现在可真的让他山穷水尽无法可想了。妻子说：“你还是把手头的稿子先拿到书馆里当一笔稿费回来再说。”当时他还在写《公债》一书，深受启发，晚上开了夜车赶写许多篇幅，第二天跑到商务印书馆，先预支了一笔稿费才解了燃眉之急，更可喜的是他因此也为社会留下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事后何公敢十分感谢妻子，撰联称赞她说：“终身无遗憾，四邻皆称贤。”
何公敢对新文化建设是执著的。在王云五的《四角号码字典》还没有开编的时候，他早已有了《三角号码字典》的书稿送到商务印书馆去。1934年“闽变”失败后，他流亡到日本、香港，仍然坚持学习《资本论》，并撰文结集在香港出版。1948年，他在上海创办《展望》及主编《孤军》杂志，鼓吹民主革命。同时还担任过福建学院院长、福建体育学校董事长等职务。解放后，他仍然积极地编撰《新时代辞典》和《汉字检字法》两部大部头工具书。[2]
孤军战斗《孤军》创刊于1922年，是当时在上海以至全国比较有影响的政治刊物。一批上层知识分子围绕《孤军》逐渐形成一个被称作“孤军派”的政治派别，最鲜明的目标是“打倒军阀”。“孤军主将”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陈慎侯。陈慎侯亲自起草《孤军宣言》，但第二天便病逝。在伤痛之余，何公敢又得到郭沫若等朋友的支持，勉为其难地成了主要负责人。《孤军》的创刊号就有他写的《译<努力周报>的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努力周报》表现胡适之一派的政治主张。在今天看来，何公敢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能纵谈时势，不畏强权，确实也难能可贵。《孤军》出版后，得到国内外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特别是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踊跃加入《孤军》杂志社附设的“孤军经济研究会”，成为《孤军》战斗的基本队伍。研究会经常组织经济和社会革命策略问题的讨论。有一次在上海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阮肃清和林植夫议论不合，还各摆架势挥拳相斗呢!可见其认真和热烈的程度。以后他们每年暑假开一次大会，第一次在日本京都，第二次在日本箱根温泉，第三次在杭州“花港观鱼”，最后一次在庐山海会寺。《孤军》毫无保留地发表左、中、右各派的观点，因此一方面被误认为国家主义派，一方面又被认作是在宣传共产主义，以至于在北京、江西、云南等省市，都被禁止发行。有一篇《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其作者漆树芬还被认作是共产党员而被军阀所杀害。
《孤军》参加过许多社会活动。如1927年，为配合纪念“国耻日”，出版了“五九”纪念专号。1924年9月，江、浙发生齐(齐燮元)卢(卢永祥)战争，《孤军》发起调查战祸工作。何公敢亲自写有《浏河兵灾调查记》。此外还有郭沫若写的《到宜兴去》，刘友惠、李心民写的《无锡兵灾调查记》。1925年“五卅惨案”，《孤军》迅即发表《本社关于“五卅”的表示》，还发表罗益增的《上海惨案给予我人之教训》。
《孤军》因为不依靠政府，发挥独立战斗的作用，所以经济来源是很困难的。除了每本可以卖两毛钱(有时只卖一毛钱)外，其余全靠有识人士的捐赠。如1924年的“战祸调查”，江苏省的陈陶遗先生捐赠400元。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知道《孤军》的印刷费无以为继，慨然答应把商务印书馆要付给他的400元稿费全数拨给《孤军》。如此这般，《孤军》经过3年不平凡的奋斗，改为《独立青年》，并组织“独立青年党”。但“独立青年党”只是在名义上成立，并未有任何具体组织。1927年，胡汉民邀请何公敢和他的《孤军》同仁参加国民党，“独立青年党”宣布解散。但由陈立夫和陈果夫操纵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却不肯发《国民党党员证》给何公敢等人，以至于何公敢始终不是一个国民党党员。[2]
参加“闽变”大革命时期，陈铭枢执意要请何公敢任十一军宣传处处长。他同陈铭枢的关系十分融洽。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他积极支持十九路军。1933年11月被调往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又称“福建人民政府”)，何公敢积极响应。他的家和同样住在朱紫坊的萨镇冰家毗邻，许多“闽变”的计划都是在萨家和他家商定的。何公敢第一批签名参加了以陈铭枢为首的“生产人民党”，成为“闽变”的中坚分子。11月20日，他作为福建省的第二名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当晚被大会主席团公推为“人民革命政府”的11个委员之一。22日被“人民革命政府”任命为“闽海”省省长，24日宣誓就职，表示要解放农工，一致起来向共同的目标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南京政府。12月，何公敢以连江县为“试验田”，颁布《连江计口授田暂行条例》，着手进行“计口授田”的土地改革。但“闽变”只经历54天，不幸失败。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翌日，何公敢等人乘汽车离开福州南下，以后流亡日本、香港，同李济深、黄琪翔、陈铭枢、蔡廷锴等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决心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迎接解放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何公敢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战地文化服务处总干事和政治部设计局委员驻在武汉。当时的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他和郭沫若有很深的友情(1977年何公敢逝世的时候，郭沫若特致唁电凭吊)。后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也从武汉撤退到了桂林，又从桂林撤退到重庆，一路上在日本飞机轰炸的弥漫硝烟中死里逃生。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通过陈布雷透出消息说，可以拨出一笔钱让他写书去，不要再搞“第三党”的活动了。陈布雷是他在商务印书馆里的同事，这时正“红”得发紫。但何公敢没有听陈布雷的游说，同沈钧儒、史良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南京支部长，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为蒋介石代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感叹说：“公敢走得远了!”甚至有一个叫龚德柏的人，在“大高同学会”宴会时，指名道姓地说何公敢是“狗”，是共产党的“尾巴”。何公敢大怒，就和他动起武来。何公敢坚信跟着共产党走是不会错的。
解放前夕，何公敢回福州以创办乌山农场和渔业公司为掩护，联络革命同志，迎接福州解放。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他即同萨镇冰等人联名发出公告，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省民盟副主委和福建省司法厅厅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脱去“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7月病逝。[2]
子女
何公敢有二子一女。长子何孝光，曾留学日本，抗战时在前线牺牲。次子何孝垚，又叫何方生，1947年在上海参加民盟，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入闽，195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从事体育工作，离休前为福建省体委副主任，有《生命在于脑运动》等多篇论文贡献于社会。何公敢的女儿何端孙是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他们都努力继承乃父遗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