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超人主义
简介
尼采所指的“超人”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超人是超越自身、超越弱者的人，他能充分表现自己、主宰平庸之辈；超人是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超人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超人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尼采所说的超人不是那种卑微琐碎软弱无力的人，超人是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不过，尼采并没有把超人看作是绝对的 ，他所说的超人和与超人相对的“末人” “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超人既能自我超越，又能超越别的。从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出，尼采的“超人”哲学从另一层意义上折射出他的人性观。而对于人性和人的处境的看法最能表现出尼采哲学的现代存在主义特征。尼采之所以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意义，是因为他坚信，人与其他动物有根本的区别，人是“未定型的动物”，人的价值可以通过对自我的超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并且这种价值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尼采说“上帝死了”，实际上是为使人获得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寻找可能和空间，是尼采论述其超人理想的一种理想途径。[1]
理解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尼采的生日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3张)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szlig;en，1795年10月15日－1861年1月2日）的生辰。尼采的父亲是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他曾执教过四位公主，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后来，国王指派尼采的父亲到勒肯镇担任牧师，那个影响世界的天才尼采也就在这里出生。尼采回忆：“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1]
延伸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 Nietzsche, 1861到了真实的快乐。”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祖母关于其波兰贵族家族史的灌输对尼采贵族情结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兰贵族血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号。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团团围住，她们把他娇惯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尼采曾经这样讲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地思考。”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1]
世界超人协会的定义
根据世界超人协会（WTA）的定义，所谓“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是指“断定可以并值得应用理性（科技）根本改进人类自身条件的智力和文化运动，特别是要开发和制造各种广泛可用的技术来消除衰老问题，极大地增进人的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有助于此的增进技术包括基因工程、长寿治疗、把人体和计算机技术整合为一体、应用新的精神药物改进人的认知能力和情绪状态。
超人主义基本特点
（英文transhumanism）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提倡我们拥抱新技术，如增智药物、手术整容和基因治疗，这些新技术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和思维能力，让我们“好上加好”。
超人主义背后的驱动力是进步的：即希望拓展现有医药医疗的模式，使人类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有满足感。
超人主义者宣言
⑴人类在未来将会因为科技而有剧烈的转变. 我们预先看到了重新设计人体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如老化的不可避免性，人类和人工智慧的极限，心理障碍和痛苦的筛选，和我们於地球的局限等的一些参数. 
⑵针对这些未来的研发以及其长期性的因果的理解，一定要赋诸以系统性的研究. 
⑶超人主义者认为本著一种普遍开阔的心胸和接纳新的科技，会比如果我们一味地试著要禁止或是防止它，较有机会来将情势转化成对我们有益. 
⑷超人主义者声张那些期望使用科技来延伸他们的心理和生理 （包括生殖） 能力，以及要改进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掌控能力的人的道德上的权利. 我们追求一个能够超越我们当今生物极限的个人成长. 
⑸在对未来的规划中，一定要将急剧进步的科技潜在能力纳入考量. 如果这些潜在的效益，因为科技恐惧症和一些莫需有的限制而使其无法实现，这将会是人类一大悲剧. 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因为某些大灾难或是先进科技的战争，而使得有智慧的生灵灭绝，这也将会是人类一大悲剧. 
⑹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论坛，来让人们针对所需完成的事项，可以有一个理性辩论的空间，而且也需要一个社会秩序，来让负责任的决策得以实施执行. 
⑺超人主义者声张各种生灵 （不管是在人工智能，一般人，後种人，或是非人的动物中） 的福祉，而且也拥护现代人性主义中的许多原则. 超人主义者没有特别支持任何一个党派，政治家或是政治主张.
“超人主义”以理性表达方式
人类超越自身，意味着创造体能上、智慧上和道德上全新的人格。如今许多新科技为实现体能和智慧的飞跃提供了可能，然而其中又蕴涵了巨大风险:如果道德缺失，科技进步的今天就难以成为人类的辉煌时代
在科幻电影中，特技场景塑造了“超人”的形象；如今基因工程、电子技术、神经医学等新技术的进展使人相信，高科技打造“超人”的现实为时不远了。
日前，世界超人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以下简称WTA）在美国耶鲁大学召开年会。在130多名与会者中，绝大多数人都对以科技推动人的超越表达了狂热的肯定：他们虽然认为在创造“超人”的时候要遵循安全有效的准则，但更强调以积极姿态利用科技进步的力量来“超越”自身。
新的疆界是人本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技术和社会项目主任格雷戈里·斯托克最先发言。他说，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技术问题的回答，总是先从小部分人身上得出来的。如果一种新技术的科研工作正常而有益，就会迅速地扩展到其他人群；否则就会自然销声匿迹。他认为，基因工程和长寿治疗等新技术的扩展就是有益的，因此对新技术进行全球禁止就是下策。
然而，斯托克说：“要形成明智的政策，惟一途径就是让全球出现各种不同的政策”—这是一种“试错法”，它将显示哪些政策有效，哪些应当废弃。
为什么一些人那么害怕新技术？斯托克断言，“其实一些人把新技术看作野蛮的侵犯，但我们把新技术看作人性的最伟大扩展和超越人性局限的机遇—这在先辈中还只是梦想。人类新的疆界不是太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只是接受新技术，而是应拥抱新技术，因为它们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有能力超越自身。”
“谨慎原则”防范风险斯托克的观点在会上赢得了广泛共鸣，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波士顿大学生物伦理学家、法学教授乔治·安纳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称自己的兴趣不是当“未来的啦啦队”，而是关注“科学的黑暗面”。他认为，现在对基因工程的大肆鼓噪甚于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航天科技的赞美—人类登月后舆论以为，人不久还将登陆火星和其他星球。但事实表明，这不过是信口开河，“我们当时极其天真，我认为我们现在同样天真”。
对于各种新技术的潜在危害，安纳斯提议，应当遵循“谨慎原则”：“当某种活动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构成危险时，即使其中的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也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在这种问题上，活动的提议者应当承担证明的责任，而不是公众。”
安纳斯认为，应当成立某种“谨慎原则”的规范机构，确保技术发明者在开发任何新技术前都提交可靠的安全承诺，否则就不允许其开发。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技术不仅更强大，而且正在变得更危险。”
基因修改并无大碍会上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基因工程会不会危及整个人类的命运前途？乔治·安纳斯认为，基因工程是一种可以改变种族甚至危害种族的技术，给整个人类带来了风险，因而需要以“谨慎原则”对待。但基因工程的赞成者认为，他的这种论调是危言耸听。以生殖性克隆技术为例，克隆怎么可能改变或危害人类种族呢？毕竟克隆不过是把先前已自然产生的基因组复制出来。如果说克隆会危害人类种族的话，那等于说拥有相同基因组的双胞胎对人类构成了危险。修改一个胎儿或婴儿的基因，使其不会患糖尿病、免疫系统加强、智商提高，这在将来是可能的，但这很难被认为是改变或危害人类种族。毕竟，早已有许多孩子拥有那样的改良基因，而他们始终都是人类的成员。
与会者指出，事实上，要说改变种族的话，目前的医学进展也许早已通过大量途径改变了人类自身。更可能患糖尿病的基因如今很可能在人类当中更常见了，因为这种基因的携带者已不太可能如先前那样在少年期或青春期就死去，这要归功于1921年发现可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和后来的一系列医学进步。同样，对肺结核等许多疾病的征服，肯定在改变抵抗多种疾病的人类基因的分布。这是在改变人类这个种族吗？严格说来是，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延迟进步就是杀人”总体上，在这次WTA年会上鼓吹利用科技实现“超越”的主张占了上风。超人主义者也承认新技术有着许多风险，但斯托克等人争辩说，“使滥用技术的可能最小化和保护我们自己的办法是让个人来选择”，而不是由政府或全球的超政府机构来管制。人们只能通过实验获得如何恰当地利用新技术的智慧；延迟技术进步的步伐却可能杀人。[1]
斯托克指出，如果一种可以治愈癌症的方法本可以在2020年发明出来，但由于推行“谨慎原则”而延迟到2030年发明出来，这就意味着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本有可能活下去，结果却要早死掉。他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宣称：“未来的人们将充满敬意地回顾我们这个被纷纷开发出来改变人性技术的辉煌时代。生活在现代无比荣幸。”[1]
不过最后，斯托克仍然警告说，鉴于人类还很不擅于防止环境灾难、贫穷和种族灭绝的发生，因此还必须贯彻“谨慎原则”，指导人类防止未来应用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灾难。这一警告值得人们在欢呼科技进步的同时深刻反省：也许人类的福音取决于自身的道德水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