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清帝第一书
康有为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以后又易号更生，更?，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9日）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敦仁里一个官僚簪缨世家，他五岁即从叔伯们读唐诗，能诵数百首，六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父亲去世后，十一岁的康有为即跟着祖父住在连州官舍里，由祖父亲自执教，并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扎实的旧学基础，在祖父任职处，他还看到了不少清廷发到各地的“邸报”，渐知朝廷政事。康有为自幼胸怀大志。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闭口不离圣人，乡邻戏呼其“圣人学”。
他又喜欢杂览群书，写那气概纵横豪宕的诗文，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却很是厌恶，十四、五岁时两次考秀才皆未中，1874年他见到了讲述各国史地风俗的“瀛环志略”、“海国图志”和地球图，开始接触“西学”知识，十九岁至二十一岁到九江礼山草堂从学于广东著名学者朱次琦，系统学习经史典籍，接受“济人经世”的实学，这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三年的苦读钻研在他一生的思想上烙有深深的印痕，然而，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青年，面对国家和民族遭到的厄难，他深感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找不到可以解救鸦片战争后江河日下的国势和使祖国富强振兴的答案，产生了传统学问“究复何用”的怀疑。
1878年冬，他离师而去，避入当地名胜西樵山中，潜心佛道之学，可仍然未能解决他心中的疑惑和苦闷，后来，他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他俩“过从累年”、“谈学最多”、“博闻妙解，相得至深。在张鼎华的指引下，他开始接触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眼界为之一开。不久，他先后游览了香港、上海，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一些侧面，深感“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头脑中的传统偏见开始动摇了，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要比封建制度优越。自此，购买、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经过翻译的西书，大讲西学，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萌生非变革不足以救国的思想，他对中国的旧文化和旧风俗也日益厌弃了，在家乡创办了“不裹足会”，制订会章条例，发动亲友参加，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对封建势力和传统陋俗进行的冲击。
1884年（清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康有为受到强烈的刺激，经过长期的探索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把中国传统的哲学跟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的哲学体系，还把《公羊传》上的“三统”、“三世”的变易观点发展成“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的历史进化观，并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据乱世”向“开平世”再向“大同世”发展的，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体系正式形成了，他不无自满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上清帝第一书》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以布衣身份向清光绪帝上书，极陈列强相逼，中国危难之状，请求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变法纲领，这就是《上清帝第一书》，希望光绪帝取法泰西、日本，自上而下改革，由于封建体制的限制和旧守官员的层层阻扰，这封书并未到皇帝处，康有为反因布衣（平民）上书而受打击嘲讽，谣谗四起，但原稿在一些倾向变革的官员和士大夫中流传，恰如在一潭死水中扔进一块大石，在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播下了变法的种子，人们都知道了广东有个不怕闯祸，上书言变法的康有为，这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潮由理论研究发展成实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次尝试。
背景《上清帝第一书》开篇就提出了众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必欲瓜分而后快的严峻形势，十九世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的清王朝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次又一次打了败仗，由于中国长期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发展缓慢的的状况，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近代面临着亡国的巨大的危难。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我领土和进而划分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治，中国遭到愈来愈厉害的掠夺和奴役，清朝政府的封建政权也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被瓜分的惨祸已临眉睫了。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近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今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经纲教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恭贺太平，顷河之决不塞，兖豫之民，药折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当时的清王朝实在是内外交困，却一味尚且偷安，溺于“兴土木”，“习宴游”，康有为进一步指出，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难局势已到了不容忍视的地步。“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内同我，其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其得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剪朝鲜向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则诰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已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己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
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伸入中国西南边陲的事实，揭发了其狼子野心：“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了家诸小国，及棵苗诸种，法人日煽亡，比闻诸夷令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迹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亡？”针对这样的形势仍有人苟安旦夕，“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康有为“日夜忧惧”，提出了改革主张，即“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引用了前朝历代先例的加以佐证。
“今论治者，皆如其弊，然以为祖宗亡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阶级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亡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同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训，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亡有法，犹治痛之有方也，痛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范围，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期定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面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康有为用治病要对症下药来作比喻，说明时代变了，法律制度也要随之改变，否则只会“危国”，这是变法的必要性，而为了证明变法的可行性，他不但援引了中国历代变法先例，而且在下文同日本成功明治维新的事实来加强佐证。“日本崎岖小国，近者君者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向其莫敢伺。”
以后几年中，康有为著书讲学，从事变法理论的研究，培养出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青年其间几次上本，包括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些都使变法运动深入人心，而成为一股有一定力量的政治潮流了。
发展《上清帝第一书》手迹：见《南海先生遗稿》。有正书局印本，刊印较早的是《救时刍言》和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馆印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此外，《皇朝经世文新编》、《康南海书牍》等也都登载，今据手迹录出，手迹“臣”字，沈曾植批云：“篇中不必作臣字”，“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臣改为生”。康有为的政治论文，以他上清帝的前后七封书和戊戌变法时期的奏议为代表作。这些文章都是直接地“为时而作”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饱含政治热情、放言高论，笔锋犀利，言人所不敢言，故能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如《上清帝第五书》中有力地指出：“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职员狂言获罪，虽死亡日，犹生之年也，否则诏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不复有云。
书中关切国家命运，对很可能到来的亡国惨祸抱着忧愤的心情，议论亢直，大声疾呼，的确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连光绪帝读了都感动得“垂涕湿纸”，作者的笔锋带着强烈的爱和恨，爱的是祖国，爱的是人民，恨的是外来侵略者，恨的是国内的顽固派，文章中描述顽固派卖国投降的心理活动，真是入木三分：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惊，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义成后，可数十年中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适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上清帝第二书》作者要求对顽固派严厉惩处，“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散其事，诏告天下，暴物罪状。”
康有为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说理透辟，为了阐自己的论点，作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列举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实，层层深入去分析问题，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在《强学会序》中，一开头就说“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东映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指出中国处在列强虎视眈眈的危险境地，接着举出印度，土耳其等或亡国或丧权失地的例子，说明守旧之国不能瓦全的道理，最后是号召国人同心同力，为挽求国家危亡而奋斗。故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改革起源”中评论本文说：“康有为撰此开会主义书痛陈亡国以后惨酷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因此往往康有为的文稿一出，便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开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文章笔风
大笔淋漓，雄奇瑰伟，是康有为的文章风格一大特色，如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洋洋万余言，一气呵成，汪洋恣肆，很能代表他的政论的独特文风，他自己，当应考时，由于自己的“策论瑰伟”，连考官都能辨认出来说：“此卷当是康某。”康有为的文章，摆脱了传统的古文形式的束缚，也没有受到盛极一时的桐城派讲求“义法”，“雅沽”的空洞模式的影响，文章的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在行文上或骈或散，信笔所至无一定格，有时喜欢运用一连串的排句和偶句连类引发，气势甚盛。
这种宏伟壮阔的文章风格得到梁启超的继承和发扬，形成风靡一时的“新民体”，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宣传家们就是利用这种新的文体跟僵化的八股文体进行较量的，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益发显出它的优越性。康有为文章的语言跟内容配合得很恰当。一般来说，大多数的政论都写质朴得明白，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以便读者了解和接受，而康有为的哲学论文的语言却都比较幽深古典，文艺论文的语言又比较新奇瑰丽。我们纵观康有为的全部著作，则可发现作者在掌握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技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康有为是清代未期的散文大家，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