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寻租
简介
布坎南（James M.Buchanan）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 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 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
在现代国际贸易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租金仍然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产生的差价收入。这里是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比如某政府为了 某个项目而预支大笔款项，实际上用于项目的钱少之又少，大部分被官员中饱私囊。政府官员的腐败大部分由此产生。
事实上，企业管理中由于企业的用人问题也可以产生寻租，比如利用财务的特殊性要求其他部门给予回扣，构成财务部门的小金库。
常见行为
1.政府的特许权。
2.政府规定，关税与进出口的配额。
3.政府采购。
特点
· 间接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一是直接浪费了经济资源，利用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游说的结果，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更有效率，但对社会来说没有效率而言。
· 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
·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时间和精力反击。
· 寻租活动有合法与非法之分。
· 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独家垄断，就属于合法的寻租活动。
· 行贿和走私即属于非法的寻租活动。
理论渊源
寻租（Rent-seeking）理论思想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图洛克(GordonTullock)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因此有人称他为寻租理论之父。他的观点是，完全竞争理论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实际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而在竞相寻租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认为花费与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费用是值得的。图洛克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垄断租方面，其分析主要以垄断特权为对象。后来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二是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这一理论对于政府失灵问题有巨大的贡献。布坎南本人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奖，与其对寻租理论的贡献有关。弗吉尼亚大学公共选择中心的核心贡献就是对于寻租理论的贡献。他们认为，寻租包括为了取得额外的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这种额外的收益是许可证和配额产生的。为了取得进口许可证而进行的疏通活动，是典型的寻租活动。而外汇管制，也能够产生额外的收益，因此争取外汇而进行的疏通活动，也是典型的寻租活动。政府采购，量大、回报高，而购买者并不是直接的出资人，其行为与作为消费之直接出资人和消费者的消费者不一样，也是额外利润可图的，因此为了争取政府订货、政府采购合同而进行的疏通活动也是典型的寻租活动。
寻租的概念则是由克鲁格（AnneKreuger）1974年在探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来，她的观点类似于图洛克的观点，但发展了图洛克的观点，并在经验上估算了配额所造成的损失。该文认为，人们竞相争夺进口权，从而获取进口垄断权的租金，这种竞争活动对社会是一个损失，必须纳入分析。该论文使克鲁格成为寻租理论的鼻祖之一，也使其成为寻租理论国际贸易学派的创始人。
寻租理论发明后，在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法学领域，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寻租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补充性发展，它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活动的因素，认为政府活动无意、被迫或者有意地影响资源配置，这些影响创造了额外的收益，并引起了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这种活动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的寻利活动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的寻利活动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但寻租活动导致的是社会总福利量的损失。在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里，寻租理论主要应用于分析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即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给腐败者提供了一个收益空间，要遏制腐败，就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遏制这一空间。
寻租理论
布坎南的寻租理论主要探讨寻租产生的条件、寻租的三个层次、政治分配与寻租等内容。定义寻租理论的关键起点是如何界定寻租。布坎南界定了寻租的内涵。他说：
“只要资源的所有者想多得而不愿少得，他们大概就要去寻求租金，寻求租金无非是寻求利润的另一说法。关于社会相互作用的传统经济模式是以一种假定为根据的，即人们都力图使预期的收入的当前价值极大化；而且，经济理论的重要论证涉及这种个人寻求利润与向往的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由于亚当·斯密的缘故，我们得知屠夫与面包师傅寻求利润的活动保证了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利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活动，市场才能使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有效地进行配置，才能组织生产和分配，才能把价格作为比较价值的标准加以确立。在理想化的市场秩序模式中，寻求利润作为一种活动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单个参加者既不能预见到，也不能理解的，但是，把它们作为秩序本身的特点来评价却是‘好的’。所以，在这方面，寻求利润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会造成外部经济；用庇古的术语来说，寻求利润的社会边际产品超过私人的边际产品。
布坎南的定义是从区别寻租与寻利角度来界定寻租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通过竞争来寻利，这种寻利对于他人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中，人们通过竞争来寻租，这种寻租活动对他人没有好处。经济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动态的剩余，它有助于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因为任何新的利润都是通过创新活动获得的，企业家要获得利润就必须创新，但是这种剩余是动态的，会通过市场竞争而消失。寻租意义上的租金，则不是动态的，不会通过竞争而消失，因为不存在竞争。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寻租产生的制度条件。条件寻租产生的条件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它往往与政府干预的特权有关。在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寻利的企业家发现寻利有困难，转而进行寻租活动，取得额外的收益。例如：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汽车工业步履维艰。宽敞气派但耗油量大的美国国产汽车的市场需求量锐减。与此同时，相对小巧玲珑而且省油的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却大为出彩，市场份额步步扩大。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汽车工会以及来自产车州的政治家们联手组成强大的院外活动团队，花费巨资游说立法人员与行政当局通过立法阻止日本汽车进口，保护国内市场。最终，里根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在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同日本政府达成了关于汽车进口配额的协议。这一协议使1981年到1983年期间美国国产汽车的价格每辆上涨了400美元，日本生产的汽车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每辆上涨了1000美元左右。1984年，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由于这一协议而增加了89亿美元。
这89亿美元的利润，不是经由技术创新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或提升产品品质而获得的正常生产利润，而是企业或相关当事人通过投入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借得权力东风，阻止正常竞争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牟取的非生产性利润。这种非生产性利润，以及所有通过借助政府权力所获得的组织和个人利益，均称为"租"或"租金"。在市场经济中，各组织机构和个人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搜寻政府政策的缝隙，寻找政权的薄弱环节，物色见钱眼开的官员与政治家，以金钱开道，换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条款、生产经营授权、政府工程、相关稀缺的经济技术资源，等等。这种活动就是所谓的"寻租"。只要寻租活动的收益大于寻租活动的成本，或者说，只要寻租活动的边际成本小于其边际收益，那么，寻租活动就难于遏制；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总是把寻租活动的水平推进到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为止。层次寻租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对此，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进行限制，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这时寻租的活动在三个层次上进行：
一是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这时，没有执照数量限制与有出租车执照数量限制之间的收益差额就是寻租的空间。这一层次的寻租可以通过竞争性拍卖的方式来出售执照。如果拍卖过程是充分竞争的，那么执照的价格就是寻租的空间，由于该寻租空间已经表现为价格，已经不值得寻租，因此寻租活动在这一层次会消失。当然，拍卖制度是需要高额费用的，这一费用实际上就是非生产性的支出。也就是为了遏制寻租活动而额外支出的费用。并且，只要制度是需要成本的，其寻租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腐败也自然随时会产生。
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第一层次寻租空间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寻租活动真的消失了。实际上寻常活动会转向第二个层次。这就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一旦出租车执照是有价值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就成了肥缺，潜在的企业家就会在退出出租车执照寻租的同时转入政府肥缺或者能获得拍卖的收益的职位的寻租。当这些职位能够获得拍卖出租车牌照的收入是尤其如此。当然，如果把拍卖出租车牌照的收入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或者政府职位竞争上岗，通过竞争的方式付给报酬，这一领域的寻租活动也会减少，甚至消失。但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也并非没有成本，政府职位竞争上岗的制度设计更为复杂，因此寻租空间总是可能存在的，腐败空间也总是难以消除的。
三是对政府收入的寻租。一旦政府通过拍卖出租车牌照获得了收入，并变成公共财政的一个来源。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公共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过程中，其民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一旦进入公共财政的范围，其收入用于什么民，用多少，大有文章可做。为了获取公共财政支出而进行的寻租活动是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人们常说的“跑部钱进”，实际上就是布坎南所说的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在这一领域，遏制寻租空间的方式，一是减少公共支出的量，如果没有公共支出，自然就不会有寻租活动了；二是提高寻租活动的公开性和竞争性。显然，这一层次的制度设计要比第一个层次的制度设计要困难得多。因此，公共财政支出领域的腐败机会也最多，由于制度设计的困难，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腐败的容忍度也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