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隐名代理
释义
中国《民法通则》在一般意义上确认了显名代理。而《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则针对特定的民事活动  隐名代理规定了隐名代理的适用效力，即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情况，依法产生代理的法律后果。并且根据第三人知道和不知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代理关系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从中可知，隐名代理在中国立法上的构成条件包括：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代理人是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实施隐名代理行为；代理人实施隐名代理行为是以其与被代理人之间的约定或法律允许隐名代理为前提的。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隐名与显名是相对而言的，它反映的是代理行为与代理关系问题。从传统意义上讲，大陆法系主张显名主义，即在代理行为中，代理人必须充分表达“以本人名义”的意思表示，这也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基本要素，即只有表明“以本人名义”这一效果意思，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本人才有理论依据。长期以来，显名主义直接指导了大陆法上的代理立法，将不以本人名义的代理行为排斥在代理关系之外，并以间接代理即行纪制度专门调整那些为本人利益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就传统理论而言，普通法上的代理构成则不以显名为必要，由于没有法律行为理论原理的指导和束缚，认为代理权是发生代理的依据，对于那些有代理权但不以本人名义进行活动的行为仍然可能发生代理并由本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这就是普通法上的隐名代理。隐名代理的发生，除了代理权必须真实存在的条件外，还须借助普通法通过判例所确立的两项权利即本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这两项权利成为隐名代理关系中本人与第三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联结点。所谓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享有代理权的前提下，既不披露本人的姓名，也不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或者披露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但并不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而本人仍然将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隐名代理是普通法上代理理论的特色，是相对于显名代理而言的。它与大陆法系代理理论中的间接代理相近似。
形式
隐名代理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二是“本人身份公开但本人姓名不公开”的代  隐名代理理。本人身份不公开“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是指既不明示以本人名义，也不明示为本人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表示意思或接受意思表示的代理。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事实上得到本人的授权、有代理权，但他在订约时并不披露实际存在的代理关系，既不公开本人是否存在，更不指出本人是谁，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商事活动。当然，第三人也没有义务询问是否存在着身份不公开的本人。因此，第三人在和代理人缔结交易时，并不知道被代理人的存在，往往认为代理人就是为了自己利益、并且以自己名义同第三人进行交易的本人或者合同中的对方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此种情形主要适用于第三人根本不愿和本人、而仅愿意单独和代理人进行商事活动的情形。本人身份公开则是指不明示以本人名义，但明示为本人利益而表示意思或接受意思表示的代理。 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在订约时表示有代理关系存在、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公开本人的存在，但不指出本人的姓名。在当前的实际商事活动中，代理商为了使本人不和第三人建立直接联系，通常采取此种作法，中国许多进出口公司在代理本人和外商做贸易时也经常采取这种方式。但在缔约时，由于作为合同的直接当事人风险较大，故代理人一般须在合同中注明“代理本人”以让对方知道他是代理人的身份，但不知道具体的本人是谁。隐名代理的人述两种形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这正是隐名代理与显名代理的本质区别所在。
适用范围
隐名代理
《合同法》第402条将其适用范围限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仅从文义解释，仅在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行为时，方有隐名代理适用的可能。但从比较法上的做法来看，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未尽妥当。
比较法上隐名代理
隐名代理为大陆法与英美法普遍承认。大陆法上，隐名代理规则为欧洲各国法律普遍接受。[1]（p.428）以德国法为例，其为保护意思表示相对人的利益，使其能够知悉自己的交易对手，故奉行代理中的公开原则。[2]（S.236）据此，代理人代理行为时，应当以一定的方式使相对人知悉其所做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不是由他自己，而是由被代理人承担。[1]
类别
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公开或不公开自己的代理人身份的代理。具体说来，它包括两  隐名代理种情况：代理人公开被代理人的存在，但不揭示被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人不表明被代理人的存在，只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而这两种情况的法律效果归属又迥然不同。美国学者鲍斯特德说：“一般原则如下，在没有相反表示的情况下，当代理人声称只替披露的委托人（不论露名或不露名）订约时，他不必向第三人就合同负责”。为什么代理人只披露为本人订约而不披露本人姓名时不用承担合同责任，有的学者解释说：“假如某人与代表不露名的人的代理人成立合同，可以推定合同当事人是谁对他不重要，而他订立这样的合同正好说明他愿意与不知名的人订约”。 又有判例支持下列观点：“代理人声称替委托人订立合同，披露他的代理人身份办事这项事实，但不披露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在这种情况下，条规是，除相反的意向出现，否则他就经授权的合同负起个人义务，法律推定对方不愿只与不知名人士订约”。这种情况下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应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因为代理的法理基础是“不把未公开的被代理人强加于相对人，从而有利于维护民商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未公开的内部情况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公示主义原则，确保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既然代理人已公开表明自己是代理人，第三人对此事实的知悉足以表明他并不计较真正与自己进行交易的对方当事人是谁，因此其作出的法律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从而法律后果理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尽管他的姓名尚未对第三人公开。
处理结果
对于隐名代理的处理结果，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1、如果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则该隐名代理产生与显名代理相  隐名代理同的法律效力，即第三人与代理人所订立的合同直接约束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代理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隐名代理并非必然产生显名代理的效果，而是要通过被代理人行使介入权或者第三人行使选择权而形成相应的法律后果。 
具体来讲，代理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被代理人不履行义务时，则应当向被代理人披露第三人。被代理人因此可以行使代理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与此同理，代理人因被代理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则应当向第三人披露被代理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是，第三人一经选定就不得变更所选定的相对人。相应地，被选定为相对人的被代理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代理人的抗辩权。由此可见，在第三人不知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情况下，隐名代理并不直接对被代理人产生约束，而是通过被代理人行使介入权或者第三人行使选择权，使被代理人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
代理制度
在中国法系的民法典中，并没有关于间接代理的明文规定，间接代理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提法，其原因在  隐名代理于中国法系严密的法律行为制度。中国法系民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任何人不得擅自为他人设定权利和义务，而代理的独特性就在于法律行为人与法律后果承受人不一致。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中国法规定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也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然而法律的这种规定却与现实生活的需要发生了矛盾。在民事交往中，代理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如有时代理人担心揭示被代理人的姓名后，第三人直接与被代理人接触洽谈，从而使其遭受损失或失业；有时第三人只愿与代理人进行交易，而不愿与被代理人交易等。法律关于直接代理的规定并不能对这些情况作出调整，于是有学者主张代理不必以揭示被代理人的名义为必要，因为代理的实质在于“为被代理人计算”，如果拘泥于代理必须以被代理人名义，往往会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中国法系的间接代理和英美法系的隐名代理虽然功能相似，但它们的法律理念却截然不同。在中国法系，代理制度的架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将代理与委托合为一体的模式，视代理为委任而产生的以委托人名义处理事务的行为；另一种模式是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将代理看作是由  隐名代理代理人为本人从事的一种法律行为，并明确地把代理和代理权作为一节规定在法律行为一章中，而把产生代理的委任规定在债法编中。《德国民法典》还把代理的内部关系（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合同）与外部关系（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和合同）区别开来，可见德国的代理理论建立在“区别论”的基础上。这一理论是由德国学者拉班德（Laband）在1866年提出来的，他认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属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而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契约行为则是双方法律行为，它们性质不同，故有区分的必要。该理论的核心是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效果归属关系，而代理人仅仅是本人和第三人架构法律关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