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湖南会同杉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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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的深山攻关
——记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中南林学院会同生态站的教授们
本报记者　李伦娥　通讯员　伍谦　张互助　刘坚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怎么也想像不出，湖南的高校里还有这样一个与长城南极科考站齐名的科学观测站。这个观测站建站24年来，先后走出了两名全国人大代表，5名教授和博导，4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出了大批的科研成果；所拥有的各种观测数据，其数量之多、内容之细、持续时间之久，全国惟一！这个观测站，就是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12月12日至14日，记者往返1000多公里，专程到这个观测站采访。 
肩扛手提，高山里建起观测站，填补了我国在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的空白
时间倒回到25年前。1978年，根据当时中国科学院陆地生态系统科研规划，位于湖南的中南林学院承担了“亚热带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课题。杉木品质好，生长快，作用广泛，是我国南方的主要种植树种，约有1000万公顷，其木材生产量占全国商品材的五分之一以上。但大面积长期以杉林人工林为主的经营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迫切要求把森林土壤、大气、水文、光热、动物、微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中南林学院能承担如此意义重大的科研项目，实属难得。学院予以高度重视。副院长潘维俦教授率年轻的田大伦、康文星、谌小勇、文仕知等同志组成科技小组，开始了艰难漫长的攻关道路。只是当初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关”一攻就是24年。 
在远离学校的湖南怀化会同县的崇山峻岭建野外观测站，白手起家，谈何容易！我们采访时仔细测算了一下，观测站离县城有17公里，基本没公路，仅有的一条山区简易公路也是坑坑洼洼，起伏不平，汽车进去时居然走了一个半小时！这还是现在，24年前的艰难可想而知。 
“所有的仪器都是我们先化整为零，用手扶拖拉机一件件运到观测站后，再重新安装运行的。”同行的康文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他还领我们参观他们当年的住房，那是原“五七林校”的一间杂屋，总面积不过100多平方米，房子一分为四，最大的一间作了大家的集体办公室，其余3间十来平方米、头可触顶的小屋则分别住着潘副院长、田教授和康教授一家人。我们去时，小屋已倒塌，墙倾瓦断，杂草丛生，小虫儿四处飞，可他们在那里居然一住就是10年！其中康文星教授还在那里找了个本地姑娘恋爱结婚。“没有自来水，我们手提肩挑；缺乏粮食和蔬菜，自己买和种；每天早中晚3次去定点测数据，回来再整理分析，日子倒也充实自在。”康教授说这话时，一副诗情画意的样子，但我们能想像得出其中的艰难、寂寞——光是为测地表水和地下水，他们就将4个集水区全部围了起来，全长有6公里！ 
平均每天6次观测，24年里风雨无阻，先后工作过的教师达15人，蹲点时间最长的整整15年
观测站离学院有500多公里，教师们要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观测的一些数据还得到学校进行分析。因此，科研人员们只能到站里轮流蹲点，康文星教授就在点上整整待了15年！24年里，来站里工作实习的本科生有1200多人、硕士生和博士生110多人、教师15人。可别小看这个数字，师生们每次去站里，需要两天时间：转两次火车，然后再乘汽车或拖拉机。 
“晴天一身土和汗，雨天车打滑，每次去站里，对我们都是一次考验。”田大伦教授说。她告诉我们，由于山路崎岖，师生们进山累计翻车十几次，好几次她让研究生去测数据，带回来的资料都满是泥水。“我就出了两次车祸。”田教授说。一次是1986年，她和潘维俦教授及另一位教师一块乘车去观测站，半路上发生车祸，田教授摔出车外四五米远，头部受伤，整整两天处于半昏迷状态，幸亏是摔到一草堆上，不然今天可能也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了。而潘教授当场摔断两根肋骨。两年后，这位观测站的创始人、年仅57岁的中南林学院原副院长、教授、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就在一次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突发脑溢血，不幸病逝。时年47岁的女教授田大伦，勇敢地接过了观测站的重担。 
说实话，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24年连续野外观测和研究的日子是无法坚持下来的。观测站的工作枯燥而单调，记者采访时就到现场体验了一把：穿越500多米的田间小道，自己划着颤悠悠的小船过河，然后爬山，到山腰和山脚的8个观测点进行观测，其中有两个观测点要徒手爬上20多米高的铁塔。记者试着攀了一下，才七八米就心发慌不敢继续了，而这样的翻山越岭和徒手攀铁塔，老师们和其他的工人们，平均每天是6次，仅是气象水文因子常规观测，每天早中晚就3次。此外，每天还要上山进行其他项目的观测3次左右。平均一天6次，一年2190次，24年则是52560次，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哪怕是大年三十。这还是正常情况，遇到下雨或涨水，小河过不去，则要绕道十来公里，就只能整天呆在山上了。当然，翻船落水对老师们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有一年冬天，一个姓高的老师坐小船去时落水了，回来又落水了，弄得最后都没衣服穿了。 
老师们每天要测的数据有多少呢？田教授告诉我们，一年下来，野外观测的原始数据至少有10万个，化学分析数据在1万个以上。比如采集生物量，要把一棵树树根连根拔起，锯成一段一段称；要把新鲜的树叶收集起来烘干。“当时电路又不好，怕起火，每次烘树叶，我根本不敢睡觉，一次就是三天三夜。”田教授说。而由于经费困难，从1988年开始，田、康两位教授是自己掏钱给工人发工资、买记录纸，这些钱加起来有3万多元，还不包括课题组获全国奖所得的1万元奖金，当时，两位教授的月工资才100多元。直到1994年上面有经费下来，大家的“垫钱”日子才结束。 
刮风下雨、雷电交加之时，科研人员更得闻“风”而动，闻“雨”而行，顶风冒雨，上山采集各种样本和数据，很多时候一测就是一整晚。“其实那样很危险，雷雨中特别容易触电。”24年后的今天，田教授对记者说，可当时，他们压根没想到这个。“我们心里想的只是数据，数据。”田教授说。那么24年里他们究竟观测记录了多少数据？“太多太多了。”田教授说。仅近5年，他们就获得气象、水文、植物、土壤、亚热带常见树种的原始观测数据41万个，试样分析数据3万多个，并已分门别类地建立好数据库。难怪日本荻原秋兰博士参观原始记录数据后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样健全的长时间的连续数据，是国宝。”美国生态学教授焦顿尔参观后评价道：“你们的实验研究是非常成功的，我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但类似这样的研究还不多见”。该站先后接待了14位外籍专家和42位国内专家参观访问。 
整整24年啊，进行这样的观测和分析，费时费力费钱，意义何在？我们就此问题一再地求教于课题组。专家们搬出大批的专著和论文，计有专著6部、统编教材2部、论文268篇(其中被SCI引用5篇，国内核心期刊引用103篇次)。大量专业术语和陌生提法的论文专著我们也看不懂，但我们知道了，通过20多年的努力，课题组至少创造了这样几个第一：在我国率先开展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生物量及生产力的研究；率先把小集水区的宏观控制和径流场封闭技术结合起来；率先得出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水文学过程中营养化学动态及平衡模式；率先用生态系统中生物量和营养元素含量指标取代我国传统的用测树学指标来衡量森林抚育间伐效果；率先估算了杉木人工林采伐后的生态损失。而且作为纯基础理论研究的这样一个课题，还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光是提出的免烧免耕造林技术，每公顷林地就能减少2480万元的经济损失。课题组因此有8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6项。这些成果，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了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国土整治、经济和产业决策的科学依据，同时又及时推广到林业系统各研究部门和基层单位，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近，该站又承担了国家科技部重点项目——“国家森林生态野外监测规范与标准化的研究”。 
采天地之灵气，汲日月之精华。24年里，作为教学科研的理想实习基地的观测站，还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学科带头人田大伦教授，38岁到观测站，如今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林业生态学专家、博导，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54岁的康文星，也由一名工农兵学员成长为博导，“除了在观测站的训练外，其余没有受过任何培训。”康教授自豪地说。是啊，这样的一线观测站，还不是一所最著名的、最能锻炼人的大学校？(本报记者　李伦娥　通讯员　伍谦　张互助　刘坚)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