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谢子长
人物简介
谢子长，1897年生，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19年起先后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
  谢子长
加反帝斗争。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根据党的指示，回安定县继续办民团，利用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到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下、政治倾向进步的石谦旅的一个团里任连长，并在该团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特别支部。1927年2月被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曾创办青年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
1927年 10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 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 3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1929年至1931年，先后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3年夏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军第18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同年11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壮大了第2、第3支队，建立了第4、第5支队，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虽死犹生”1934年7月，谢子长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奇袭安定县城，占领县政府，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使红军军威大振，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8月兼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率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进行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他忍住剧痛，坚持指挥，直到战斗完全胜利。
1935年2月5日，谢子长被选为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他的伤势不断恶化，于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
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
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谢子长墓写了277字的碑文。
在谢子长逝世后1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谢子长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1945年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毛泽东再次为谢子长墓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朱德的题词是：“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贺龙、刘伯承都为谢子长墓题了词。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 [1]
人物生平
谢子长（1897年～1935年），原名世元，后名德元，号浩如，化名秋阳，陕西省安定县人。
1897年1月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西安省立一中，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在榆中未及毕业，即回家乡创办小学。1922年秋，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安定办县民团，任团总。1925年，为联络陕北旅京之军界学界人士，进行反对陕北军阀的活动，奔赴京津地区，与陕西旅京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及中共北京党组织负责人接触较多，接受了革命思想。同年，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子洲等人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在安定县任县民团团总。其时，谢子长的友人、中共党员李象九利用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不久，谢、李2人都任石团的连长，利用公开身份，在安定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26年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石谦升任旅长。次年春，石旅中共党组织由特支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谢子长为委员。在军支和谢子长等人的努力下，石谦及其部属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在营、连都建立了党组织，100余名官兵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谢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安定驻防，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士绅，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又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及安定县农民运动训练班，培养农运骨干，并亲自领导县农协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群众对谢子长的领导才能非常敬佩，都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人秘密来到清涧县巡视工作，指示谢子长、李象九等人继续留在石谦部队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反抗军阀的准备。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谢子长、李象九等人一起开展工作。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暗杀，李象九、谢子长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支部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任委员，并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3个连会师。10月12日晚，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清涧起义开始，起义部队里应外合，歼灭了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10月20日，清涧、延川起义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弃城逃跑，3支暴动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宜川会师后，部队驻守宜川，被敌包围进攻，遭受重大损失。谢子长带领一部分人马冲出重围转战韩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重组了军委，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1928年1月，部队在陕甘边界处打游击，因攻宜川城和数次战斗失利，损失过重，起义失败。
1928年2月，谢子长奉中共陕西省委命令去洛南许权中旅工作，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权中旅积极准备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5月，渭华暴动中，谢子长任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委委员兼第三大队长。6月19日，敌分兵3路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寡不敌众，起义军被迫撤退。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委员。
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会后，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作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同年底，谢子长又受命到宁夏，在平罗、贺兰的立岗、姚伏一带从事兵运活动，曾在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旅长职务，并从陕北组织、派遣10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宁夏从事兵运工作，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随后，又同刘志丹打入陇东地方军阀谭世麟部，任团长、营长，利用公开职务收集了各地躲避反革命追捕的一部分中共党团员，争取民团、哥老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
1930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10月中旬，谢子长奉命调往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受训。次年春，回陕北继续在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高涨，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把原杨仲远、阎红彦等人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为在陕甘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932年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2月13日，谢子长率部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陕西军阀急令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长武3县民团约1000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消灭红军。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谢子长指挥两个步兵大队出击，将敌击溃，歼敌500余人。战后，游击队南下避开敌人，转移至耀县照金，向敌兵力薄弱的铜川、宜君地区行动，准备袭击山河镇，开辟根据地。山河镇是敌正宁县府所在地，城内驻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100余人。3月19日夜，游击队袭击山河镇，因走错路，战斗失利。4月13日，在当地赤卫队和农民1000余人的配合下，游击队再袭山河镇，驻西峰之敌前来增援。谢子长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敌援兵，歼敌200余人。这时，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向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驻防，谢子长遂决定奔袭旬邑。4月20日，游击队从四村原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全歼守敌，解放旬邑。
旬邑战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采取左的惩办政策，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撤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5月，谢子长去甘肃组织了靖远兵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不久，在水泉战斗中失利，谢子长返回西安。
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谢子长为游击队总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此时，敌人三路进剿，形势十分严重。谢子长在摸清敌人的部署后，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击其弱点，采取以退为进的战术，在照金地区歼敌400余人，扭转了游击队的困难处境，大大鼓舞了红军和群众的斗志。
9月，谢子长率部攻打保安失利，又重新部署进攻，但敌军大量增援，我军再战失利。10月上旬，游击队撤至人烟稀少的合水平正川一带，处境极为艰苦。谢子长知道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尽量不打扰群众。游击队买到粮食运不回来，他和留守人员一起去背。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谢子长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在篝火旁过夜。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大家，战胜了重重困难。
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宜君杨家店进行整编。这时，省委书记杜衡再次来到游击队，诬蔑谢子长、刘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错误，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撤销这个错误决定），送上海中共中央局“受训”。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先到天津，后又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工作，协助许权中指挥作战。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谢子长回陕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当时，陕北根据地尚在初创时期，谢子长到安定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立即着手恢复第一支队，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经过一段工作，第一支队正式恢复，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谢子长带领部队打土豪，筹经费，采取夜战奔袭的作战方式，打了几次胜仗。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1934年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充一师红军，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使各个游击区连成一片。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7月17日，谢子长率领游击队攻入安定县城，救出被捕中共党员和群众。后来，陕北军阀井岳秀派遣所部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地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部南下。7月23日，谢子长在南梁地区之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7月28日，在阎家洼子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群众粉碎井岳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会议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谢子长和刘志丹领导的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8月15日，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8月17日起，在景武家塌及绥德张家圪台作战数次，连获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8月下旬，谢子长等决定攻打河口，26日晚战斗打响。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负隅顽抗。红军连攻数次，直到天明，仍未攻克。这时，谢子长亲自到前线指挥，重新组织力量，予敌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该据点逃往清涧县城。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不幸中弹，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战后不顾重伤在身，又率师北上，攻打安定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9月15日，谢子长仍带伤指挥部队，攻入安定县城，击毙团总李丕成，并收编了李丕成的民团。9月18日，部队转至安定崔窑沟，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陕北游击队一、八支队共200余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谢子长授了军旗。
12月，刘志丹率红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翌年一月中下旬，多次到红柳沟、灯盏湾、韩河里等地探望了正在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前形势、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等问题交谈很久，谈得十分融洽。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谢子长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身负重伤后，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直到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被转移到杨道峁村休养。敌人时刻侦察谢子长的行迹，图谋杀害。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为避开敌人追踪，把他从杨道峁转移到周家 ，再转移到磁圪湾，后又转移到安塞县韩河里村。春节前，谢子长的伤情恶化。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痛苦地对家里人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时年39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写了碑文。
人物事迹
1926年初，受中共北方区执委会派遣回到陕北，与中共和共青团绥德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后，回安定继续办民团，仍任团总。
不久，在友人、中共党员李象九推荐下，县民团编为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第十二连，谢任连长，以公开的身份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秘密在石谦团建立了中共第二特别支部，谢任第二特支书记，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谢子长在此期间， 他还积极协助中共上级组织建立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书记冯景翼）；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他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等，赶走了全县最大的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当众烧毁了文契、账簿，宣布欠债作废，废除苛捐杂税，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1927年4月， 李大钊等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的消息传到陕北，谢义愤填膺，和冯景翼一起领导安定县农民协会召开大会，追悼李大钊，声讨帝国主义、奉系军阀和蒋介石镇压革命的罪行， 决心武装农民，继续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8月，白色恐怖笼罩陕北，军阀井岳秀企图消灭由共产党掌握的石谦旅，形势十分紧张。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魏野畴和唐澍等秘密到清涧，指示李象九、谢子长要续留在石谦部队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做好武装反抗新老军阀的准备。8月22日，石谦旅长被井岳秀暗杀。石旅的中共组织准备以此为契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12日（一说14日或10日），清涧起义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爆发。之前，谢提笔书联：“大地民方醒，中原鹿正肥。”起义后，中共组织决定谢等率部南下。 
起义部队在谢等率领下南进，在延川会合了石旅的另一个连，途经延长县城时，歼敌两个连和一个营部，谢亲自处决了敌营长祁梅卿。15日，清涧、延川起义的部队赶到宜川城下，与石旅驻宜川的第九、第十连会师，守敌大部投降。由于起义领导人对起义后的行动方针意见不一，指挥失当，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在宜川被优势之敌包围，突围时遭受重大损失。谢带领一部分人马冲出重围，退往韩城。
此时，回西安请示汇报的唐澍携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韩城西庄镇找到部队。12月，根据省委指示，由唐、谢、白明善等五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并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 唐、谢分任总副指挥。1928年1月，部队向陕甘边转移，因途中贸然攻打宜川城和数次遭敌袭击损失过重，加之给养困难，同月中旬起义失败。 
  延安时期的谢子长此后， 谢被派往洛南许权中的暂编第三旅，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5月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高克林等一起领导了渭（南）华（县）起义。谢在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任委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率部英勇奋战，歼敌甚多，并领导暴动的农民打土豪分财物，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由于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派三师之众“围剿”，起义又遭失败。谢离开部队抵达西安。不久，奉命秘密回陕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1929年2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同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会后，谢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1930年1月又去甘肃、 宁夏苏雨生、谭世麟部进行兵运活动，争取民团、哥老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
同年10月初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组织，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 谢任总指挥，至1931年1月行动委员会撤销。同年10月， 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在陕甘边界会合，1932年1月建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共陕西省委派谢任总指挥。他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使大家明确红军的政治任务，纠正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在陕甘边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2年2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设总指挥部，谢仍任总指挥，率部在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旬邑县城、耀县、宜君等地同国民党军作战，连战皆捷，歼敌近千人，缴枪600余枝；还领导农民群众斗地主，成立农民协会，进行分粮抗捐斗争。4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指责谢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谢任总指挥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强令他离开部队，到甘肃搞兵运工作。5、6月间，谢和焦维炽等人领导了靖远兵变，成立了陕甘边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谢任总指挥。
由于群众发动不充分，加之思想麻痹轻敌，遭敌突然袭击，起义失败后奉命回陕。8月末，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谢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9月，谢率部南下耀县，采取避实击虚、以退为进的战术，在照金地区歼敌400余人，缴枪300余枝，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扭转了游击队的困难处境，鼓舞了红军与群众的斗志。
12月，中共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到陕甘边，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进行整编。杜衡诬蔑谢子长和刘志丹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等错误，撤销了他们两人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以留党察看处分（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3年夏，谢被派往北方，在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并做党的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又到北平和天津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回陕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一说为驻陕西或驻陕北军事特派员）。
谢于1934年初回到安定，立即着手恢复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还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创建根据地，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为了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谢率部南下，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 兼任该师政委。
8月15日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由南梁抵达安定地区。17日起，先后取得了安定景武家塌、 绥德张家圪台战斗的胜利。8月26日率部奔袭清涧河口。在27日的激烈战斗中，谢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胸部中弹，鲜血渗透了他的夹袄，仍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
战后他不顾重伤在身，挥师北上攻打安定董家寺，击溃井岳秀的一个营，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新军阀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2月初， 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今属子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以统一领导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的党和红军。
谢因伤重未出席会议，仍被推举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说刘志丹为军委主席） 。由于伤势继续恶化，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毛泽东先后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为纪念这位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主要创建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5月批准，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人物纪念
  谢子长陵园谢子长出生于1897年，他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和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谢子长不仅自己献身于革命，还教育和带动全家投身革命，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他家中先后有11人参加革命，在1932年至1936年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就有8人为革命英勇献身。 尽管身居高职，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一线指挥作战。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在一次战斗中胸部中弹，因伤情恶化，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出生的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这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烈士命名的县名之一。
谢子长将军牺牲后，毛泽东主席先后数次为他题词，称赞他是“民族英雄”、“虽死犹荣”，并亲笔为子长墓撰写了碑文。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了纪念谢子长烈士，邓小平为谢子长陵园题写“子长陵”。1989年,谢子长陵园列入全国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小学在谢子长陵前举行了“谢子长爷爷永远在我心中”庆“六一”大型综合活动。活动分为“烈士纪念碑前的献花”、“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革命歌曲大合唱”、“近距离感受谢子长爷爷的故事”等十个板块。
全校1700多名师生及部分学生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整个活动生动活泼。同学们或唱或跳，或讲或听，或书或画，以不同的形式感受“六一”所带给我们不同的欢乐。[2]
人物陵园
陵园坐落在（陕北）延安子长县瓦窑堡东北部的走马梁山脚下。陵园四周环绕着白色的砖砌围墙，占地10o0多平方米。
20多米宽的铁栅栏大门上，镶着象征革命的红五星和镰刀斧头。门顶横立着“谢子长烈士纪念馆”8个鲜亮的大字。大门两侧，有砖雕蓝底黄字对联：全心全意树立革命旗帜，矢忠智勇堪称人民英雄。 “革命烈士纪念塔”在门内，有10多米高。塔身呈方形，四面正中各镶十块青色碑石。塔顶是虎殿式建筑，精巧秀美。塔顶和塔身之间有几何图纹，洁净朴素。塔后是宽敞的院子，院中有笔直的砖道。砖道两侧是陈列室。  谢子长将军雕像陈列室后边，松柏成林，百花放香，雅静肃穆。再向后，有7米高的台子。陵园的主要部分——纪念堂和灵墓，就建在高台上。
纪念堂碧瓦红柱，古色古香，内立4块碑石，上面镌刻着毛泽东给谢子长烈士的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等。
谢子长墓在纪念堂后边。灵堂高大，棺木上覆盖着红色棉被，灵堂挂有谢子长画像。
谢子长有一个模范的革命家庭；父亲谢彪鹏出钱出物支持儿孙们参加革命活动。大哥谢德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安定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谢子长牺牲后，为避免敌人下毒手，他带全家进居外边，后因患病无钱医治而死。二哥谢占元，被敌人押进监狱进行严刑拷打，最后惨遭杀害。二侄儿谢福成，在甘泉县下寺湾战斗中英勇牺牲。三侄儿谢绍安，在榆林鱼河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阵亡。全家先后有9人被敌人迫害致死（其中有5名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