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纯文学
汉语词汇
纯文学理解  著名纯文学期刊《收获》[1]国内对于纯文学的理解如下：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止的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短期效应的）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像天空，像粮食，也像海洋一样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这样的文学家写出的作品，被称之为纯文学。实际不尽然，“谎言去尽之谓纯。”文学作品中能把政治谎言、道德谎言、商业谎言、阶级秩序谎言等愚民性质的谎言去尽才是真正的纯文学，否则只能算是谎言文学。“纯”字释义“谎言去尽之谓纯。”，文学作品中，只有把政治谎言、道德谎言、商业谎言、阶级秩序谎言等愚民谎言剔除干净了，作品才具备了往“纯”迈进的可能。“纯”的文学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内核突进。凡认识过了的，均呈现出精致与对称，但这只是为了再一次地向混沌发起冲击。精神不死，这个过程也没有终结。于写作，于阅读均如此，所需的，是解放了的生命力。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学必然短期效应的读者不会很多，如果又碰上文学氛围不好的话，作者很可能连生存都困难。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势力是太强大了，它那日益变得瘠薄的土壤中如今孕育的，是普遍的萎靡与苍白，它早已失去了独自担负起深入探索人性的工作的力量，但它仍能汇集起世纪的阴云，挡住有可能到来的理性之光。我认为我们的文学急需的，不是那种庸俗的关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令人显得猥琐）而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气魄，一种对于生命的执著，和对于文学自身的信心。只有建立起这样的自信，才不会局限在日益狭小的观念中，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束缚，逐步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界，从而刷新传统。
一些别有所图的大人物由于自己所处的高位，也由于知识结构的陈旧过时，在文坛上不断发表言论，企图将纯文学的概念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让其自行消亡。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作家要关怀他人，理解他人，对大众的疾苦不能熟视无睹等等。试想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内心都不关怀，也不去认识，任其浑浑噩噩，那么他那种对“他人”的关怀，对于被关怀的对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当下“赢得”很多读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暂时的麻醉吧。还有的人将“自我”限定为表面层次的世俗观念，缺乏起码的文学常识，以自己的半桶子水来蒙混读者，以掩盖自己创造力的消失……这些观念之所以能流行一时，说明读者对于究竟什么是纯文学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纯文学在中国这个古老守旧的国度中还是属于新生事物，它的生长，有赖于作家们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开始探索  纯文学作家贾平凹[2]把谎言去尽，这是从胡适鲁迅到《就是》作家共同奋斗的目标。当纯文学的探索开始之际，写作者立刻会发现自己站在了已经存在的自我的对立面，这个自我是由文化、社会、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构成的表层的自我。这些因素坚不可摧，聚成铜墙铁壁。如果人要进行纯度很高的创造，他就必须调动深层的潜力，战胜旧的自我，到达空无所有的极境。因为只有在那种地方，精神的好戏才会开始。那一次又一次对于已有的传统、文化等等的突破。其实也就是精神对于肉体桎梏的挣脱。每一位写作者，他的肉身都是由过去的传统滋养着的，而如今他所进行的发明创造，却使得他必须决绝地向肉体挑战，将这种自戕的战争在体内展开，仅凭着一腔热血和自发的律动进行那种野蛮而高超的运动，并且绝对不能停下来，因为停止即死亡。这便是纯文学作家的危险的困境，也是自古以来纯文学作家的命运。学者见解作为一名生长在中国的写作者，血液里头天生没有宗教的成分，那么，当他要与强大的传统世俗对抗之际，是什么在支撑他，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呢？这是我长久以来在体验的问题。现在答案是一天天清楚了。艺术本身便是生命的艺术，一个人如能执著于纯粹的艺术冲动，那便是执著于生命，执著于那博大精深的人性。在十几年不懈的追求中，我在体验到纯艺术的终极意境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这种纯美之境是同宗教意境并列的，也许还更为博大，并且二者之间是如此的相通。不知从哪一天起，作为写作者的我便不知不觉地皈依了这种生命的哲学，只要我还在写，我便信。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能在行动中实现的信仰。谁又能说得清生命到底是什么？人只能做，让一个又一个的创造物闪耀着奇迹般的光辉，这一过程，大约就是将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吧。即使有一天，我因年老体衰无法再写作了，恐怕也只能生活在那种奇境的回光之中，因为那是我作为“人”的一切。艺术的境界艺术的境界是一种自找痛苦的境界，当然也是唯一不会枯竭的源泉。人的承受力一天天随着痛苦加深而增强，时常为了进一步的突破，人不得不分裂自己的肉身，于是鲜血四溅的场面反复出现，然而还必须凝视这种场面，因为那是生命迈向高级阶段的前奏。既然已与传统决裂，现在写作者唯一可以依仗的，便是体内自力更生似的运动了。不断为自己设障碍，让主体处于狗急跳墙的境地，是每个纯文学写作者日日要做的操练。衡量一名作者是否合格，就要看他是否具有“拼命”的素质，因为畏缩和颓废是这种创作的大敌。那种把写作仅仅当作自娱，不思进取的文学并不是真正的纯文学，而是变相翻新的传统士大夫的旧货。纯文学作者不能说是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歌颂生命，高扬精神仅仅是为了表达他们对于一种境界的追求，而非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宗旨。写纯文学的作者一般都沉浸在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而这种理想，又是通过对自我的解剖与分裂来实现的。即使作者主观上是要在痛苦中自娱，这种创作也必定会教育读者，提高读者的境界。阅读了这样的作品的读者，决不会是眼前黑蒙蒙的一片，反而会振奋起精神，以各自的方式向命运挑战，并在追求中摸索出自我分析与治疗的方法。导致结果既然艺术这是生命的形式，那么纯文学作者便一刻也离不开世俗，离不开肉体的欲望，否则创造就失去了源泉。纯文学作者的世俗关怀是最深层次的、抵达人性之根的关怀，也许一般的读者看不到这种关怀，但作者本人必定是那种在内心深深地卷入世俗纠葛，迷恋世俗的个体。他同普通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在卷入、迷恋世俗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带来折磨，带来内耗，而作品，就在其间诞生。这样的作品，带给人类的是认识自我的可能性。我们平时所鼓吹的“世俗关怀”同纯文学里头隐藏的世俗关怀其实并不矛盾，只不过一个是浅层次的，一个是深层次的而已。（当然那种出于意识形态的歪曲论调除外）我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碰见过不少使我眼前为之一亮的纯文学，那种遇见同道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但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我们所属的那种文化的确具有致命的弱点，使得一些纯文学的追求者不能将事业进行到底，半途而废的例子到处都是。但时至今日，整个文坛对于这个明显的事实并没有产生应有的认识，鱼目混珠，似是而非，蒙混过关的言论满天飞，就是看不到真诚。纯文学是小众文学，这个小众文学需要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朝气蓬勃的批评家来对读者加以引导。因为纯文学所涉及的问题是有关灵魂的大问题，对纯文学的冷淡就是对心灵的漠视，如此下去必然导致精神的溃败和灭亡。将成伪问题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3]最近几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出炉之后，总会引出一些话题。一个话题便是，“纯文学大规模撤退”或“纯文学一年不如一年”。在第一次“中国作家富豪榜”前十位中，传统的纯文学作家占据了五席；而到2007年发榜时，这个数字降低到了四席；到2008年发榜时，前十名中已无一个传统文学作家；2009年和2008年基本一致。2010年虽依然可以看到贾平凹、王蒙、麦家、周国平的身影，但这四名作家也依然在前十名之外，而他们的版税加起来（795万元）还不够郑渊洁的零头（1950万元）。
按常理推断，纯文学作家越来越远离那张榜单，意味着他们的图书销量不高，而图书销量不高又意味着读者不多，于是也就有了媒体的惊呼。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有所谓的纯文学吗？如果有，纯文学读者都到哪里去了？如果纯文学已经出现了问题，纯文学是不是已徒有虚名？
好几年前，李陀先生有篇关于纯文学的访谈，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文学用“怎么写”冲击“写什么”时，纯文学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但90年代以来，社会变化很快，许多作家却没有及时调整，而是依然聚集在纯文学的旗帜下磨刀霍霍，结果，这一观念就妨碍了文学的发展。
  作家王蒙[4]根据李陀的描述和分析，纯文学在90年代以来的作家中还挺有市场，我（赵勇）的看法与他略有不同：如果说80年代确实存在着一种纯文学观念，9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已逐渐被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现如今，虽然还有纯文学这种说法，但或许早已名不符实。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纯文学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纯文学了。
再说读者。如果有所谓的纯文学，自然也应该有纯文学读者。而纯文学读者的阅读趣味，往往是在青少年时代开始建立起来的。有人把上个世纪80年代概括为“精神阅读”时期，以此和90年代的“物质阅读”、新世纪以来的“功利阅读”相区别。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这意味着80年代存在着数量不少的纯文学读者。当然，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数量不多，青春文学还没面世，青少年读者自然就只能多去读一些名家名著。在文学名著的世界中呆久了，便会形成一种纯正的阅读趣味。
然而，随着“物质阅读”时代的来临，读者的阅读趣味逐渐为另一种文学样式所建构。比如，以前是通俗文学，如今又有了青春文学。青春文学究竟能让青少年读者形成怎样的阅读趣味，如今还缺乏足够的研究，但无论怎样，恐怕都不大可能与纯文学有关。而一旦青春文学的阅读趣味形成之后，读者既读不懂纯文学，也很可能会排斥纯文学。于是，当今的纯文学，首先失去了大量的青少年读者。
青少年读者缺席，不是还有中老年读者吗？当然没错。但问题是时过境迁，这一类读者很可能已失去了当年的文学阅读热情，于是，崔健所唱的“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念念报纸吧”，就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另一方面，真正的文学阅读还需要有点闲心，那样才能让阅读落到实处。作家马原有言：“看小说一定要沏一杯茶，安安静静的，没有人打扰，心里很闲。不会想：今天股票涨了还是跌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中年读者有闲吗？估计够呛。老年读者倒是闲下来了，但他们已人老眼花，精力不济。这就是所谓的贼心贼胆都有了，贼没了。
所以，今天纯文学读者很可能已经少之又少。而失去了大量读者的阅读与呵护，纯文学的生产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与影视联姻的纯文学作家越来越多了，这种做法自然也能让一些观众再度变成读者，但问题是，一旦某部小说很适合影视改编，文学的纯粹性便打了折扣。结果，纯文学又开始变得不纯了。
小品中有纯爷们一说，实际生活中却是这种爷们越来越少，文学似乎也是如此。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全面抹平”吧。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再过若干年，“富豪榜”发榜后，人们已不会关注纯文学这个问题了，因为纯文学已变成了一个伪问题。[3]上文引自某报刊，作者基本没有把谎言文学和纯文学区分开来，这种论述目前在国内比较普遍，但是并没能把握纯文学的实质。
台湾刊物
简介60年代的台湾，有官方文坛与民间文坛之分。这是台湾政治尖锐对立、省籍情结复杂化的结果。林海音编的《纯文学》月刊，属民间文坛的一块重要园地。[5]创刊背景1963年4月23日，经林海音之手在《联合报》副刊左下角刊出风迟所写的诗歌《故事》，此诗见报后，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以第一速度察觉，后将《联合报》副刊剪报送往军事审查官审查，认定此诗有严重的政治问  主编林海音题：“影射‘总统’愚昧无知，并散布反攻大陆无望论调，打击民心士气。”在当天早晨，便由“总统府”出面打电话到《联合报》，质问该报发行人王惕吾刊登此诗用意何在。后来《联合报》还获悉，当时已有人向“内政部”出版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文宣的第四组（相当于“中央宣传部”，即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投诉：《故事》中写的“愚昧的船长”系影射蒋介石，“飘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明指台湾，“美丽的富孀”暗指当局接受美援，“她的狐媚”是说美国用美丽的谎言欺骗当局……
说到此诗的刊出，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即“当天副刊编好后，发现遗下一小块空白，而这一小篇短诗正好补上空白的位置，于是才临时从编辑台抽屉里拿出来补发的”。林海音“常常夜半惊醒，想起白天发的稿子，有何不妥吗，错字改了吗”，这种谨小慎微的作风，是不可能把明知有反“总统”内容的作品加以刊出的。正因为相信她的“纯洁”，过去又未有过“通匪”的前科，且是文坛有极高知名度的女作家，故当局才会让她“在和平的会谈下辞去职务”了事。要是换了别人，正如临危受命接手她编副刊的马各所说，一定会和作者风迟（王凤池）一样被交付台北县生教所“感化”：坐上三年又五个月大牢。
作为“匪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林海音离开《联合报》副刊后，觉得有加强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不再在官方监控的媒体供职，而另外创办由自己当老板的文学杂志。[5]特点这时的林海音已十分厌倦政治权力的斗争，对官方设置的创作禁区，也甚不以为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为了提拔新人，她“勇敢地顶一顶”（痖弦语），连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稿件也敢刊用。像王拓刚步入文坛写的《吊人树》，因内容敏感被许多报刊拒之门外。可当他把这篇屡试不中的稿件给《纯文学》时，林海音却抛开政治因素，从审美的角度肯定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便决定录用。当然，林海音也讲究策略和斗争艺术。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她不能不做些让步，诸如删去《吊人树》个别招人注意的“外省”而非“外乡”的对话，以便保护作者，同时也保护声誉甚高、招牌甚硬、规矩甚严、处事甚公的《纯文学》这块净土，不再让政治家借口入侵。　　正因为在检肃“匪谍”条例、“戡乱整治”条例满天飞的年代里，林海音采取超然的立场，所以她在办刊物时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尤其在绝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皆被查禁的情况下，为了不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中断，林海音勇敢地冲破当局不准宣传大陆文人的禁区：从1967年2月起，在《纯文学》开设“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　　这里讲的“近代”，不是大陆通常所说的乾嘉时期，而是指从1919年起的五四时代。这个专栏共介绍了庐隐、周作人、凌叔华、郁达夫、俞平伯、朱湘、鲁彦、孙福熙、孙伏园、夏丏尊、罗淑、戴望舒、许地山、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介绍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许地山等人，保险系数大，但评介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沈从文、老舍、俞平伯等文人，就有一定的风险。尽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选的均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左翼作家，有的还是大陆政治运动中的整肃对象，但介绍他们在当时仍属犯规，弄不好会被人冠之于罪名。可受五四新文学熏陶过的林海音顾不了这些。她只是认为老舍等人是纯文学作家，所写的是与政治关系不大的纯文学作品，应该从尘封的书橱中拿出来介绍。在介绍时，她还主动邀约一些同时代的作家或大陆作家在台的友人以及研究者写评介文章。如在刊登老舍的《月牙儿》时，正值音乐家马思聪从大陆的“文革”浩劫中逃离出来，他向海内外读者带来了老舍因受不住残酷批斗，于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这一信息。林海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请老舍的生前好友梁实秋写了《忆老舍》与《月牙儿》同时刊出。林海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的气氛有异，我硬是仗着胆子找材料、发排。‘管’我们的地方，瞪眼每期查看。”她又说：“看现在编辑先生这么轻松放手编排的两岸三边的文艺征文、转载、破口大骂，等等，真是令我羡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这里讲的“气氛有异”，系指“戒严”时期没有言论自由，如有位台湾大学教授因在课堂上讲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发到情治单位，由此受到处分，还差点丢了饭碗。林海音当时冒着风险去介绍“近代”（这一用词也煞费苦心）作家作品，弥补了因查禁30年代文艺作品使台湾读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状况知之甚少的情况，对一些大陆作家因政治运动频繁生死不明的情况所产生的误传（如台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写过“悼念”当时还健在的胡风的文章），也起到了澄清的作用。[5]停刊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纯文学》，让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挂帅而文学形式纯正的作品登场，甚至采用日本左派三岛由纪夫的评论《结合剧作家的才能与小说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战斗文艺”的对立形态和文坛的补充力量出现的。不管当时创办者对《纯文学》刊名作何种解释，可“纯文学”一词正是对政治压迫文学的一种反抗，其潜台词是认为反共文艺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战斗”而无“文艺”，不算纯正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观念编出来的杂志，自然与主流文学呈不同风貌，这就难为官方所容。就像当年林海音参与编辑的《文星》被当局所封杀一样，《纯文学》在官方控制的园地里也显得异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时就曾造谣，说“林海音当年编的《文星》杂志是美国人出资办的，现在又是美国人出资办《纯文学》月刊”。　　《纯文学》后来停刊，和销路打不开、一直亏老本有极大的关系，但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才是促成《纯文学》之花凋谢的真正原因。这一点均为《林海音传》及其他回忆文章所忽略。据一度成为台湾作家却不写“战斗文学”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纯文学》主编王敬羲写的纪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说，《纯文学》的终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主持人为了避祸，不惜‘自废武功’，最后停了刊”——　　这要从李荆荪案谈起。60年代在台湾，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时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柏杨、李敖之外，还有崔小萍（传媒人）、陈映真（小说家）等。而到了李荆荪被捕（1972），也就达到了最高峰，因为李荆荪是著名报人（《大华晚报》的总主笔）。我记得在李荆荪被捕之后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台北，住在馆前路的中国大饭店。一天早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听时发现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带着万分紧张的声音：“王敬羲，我必须现在来酒店一趟，和你见面谈！”当我们约好在酒店的顶楼的咖啡厅见面后，他立刻挂断了电话。何凡在北京长大，讲一口京片子，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果然，半小时后就见何凡从咖啡厅的门口匆匆走进来。他戴着大近视眼镜，神色严肃，坐在身后，还左顾右盼了一阵子。我为他叫了饮料，他开始说：“王敬羲，林海音有话跟你谈。我来替她说。”　　他的紧张传染了我，我怔怔地望着他。　　他说：“王敬羲，你回香港后准备一下，《纯文学》要停办了。”那时《纯文学》虽然一直亏损，在台港两地已出版了超过五个年头。他说：“《纯文学》办不下去了，林海音办这个刊物，熬夜校对眼睛都快瞎了。学生书店（《纯文学》的投资人）赔了几百万台币还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张望了一下，继续说：“李荆荪给拉进去啦，你在外边想必已经知道了，早几天主笔团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就把人拉进去啦。说拉就拉，谁还敢办刊物？……现时林海音手头还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台北这边就决定停刊了。香港那边，你自己斟情处理吧。”说完他站起身，说句“我先走了”，转眼就不见了人。　　台湾版《纯文学》停止运作后，香港版《纯文学》则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终止。跨越三十三年后，即1998年5月，港版《纯文学》在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复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这种“纯文学”香火不断的现象，也算是对“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个慰藉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