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党鼓书
简介
上党鼓书是起源于长治地区，倍受人们喜爱的又一曲种。1976年，长治县的音乐工作者在挖掘、整理传统曲牌时，集中、吸收当地梆子、落子、秧歌、民间音乐等唱腔素材精华而把它发展成一种新的鼓书说唱形式。上党鼓书一面世，便以其曲牌热闹红火、唱腔激扬优美、板式丰富精彩，并且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节奏明快，上下句对称，表现手法灵活多变等特点深深打动观众。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艺术风格
  上党鼓书融会了秧歌唱腔演唱时，上党鼓书从内容出发，在音乐上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一定音乐形象，在同类唱腔中有着四、五度的移位关系，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板腔体结构。演唱时有3人以上不同人物角色的对唱，也有多人齐唱等形式。演唱者左手打书板，可根据段子的内容进行灵活表演。伴奏，以上党的特色乐器二把为领奏乐器，配以二胡、扬琴、琵琶、笙、大提琴和鼓、锣、小镲、小锣、木鱼、梆子等多种乐器，击乐者可伴唱或领唱。其文词大部分较短，少道白，唱词一般在100句左右，多为七字句和五字句。唱词讲究格律，内容以现代题材为主。在唱法上，讲究字正腔圆，注重吐字。在演唱风格上，根据长治语言抑扬顿挫的特点，呈现出激昂质朴、委婉深沉之势。在唱段中，凡板腔性曲调之间的过门，为唱腔的骨架音。其长、短过门承担连接曲牌、改换唱腔、变化板式的作用，是音乐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党鼓书艺人上党鼓书的伴奏，有通过板式引导唱腔，稳定和变化节奏，对唱腔还起烘云托月之效果。过门乐队的介入，二把的出现，颇有独到之处。
上党鼓书地方色彩浓厚，韵味独特。主要曲目有：《唱煤乡》、《向阳岭》、《县委书记周志坚》、《春苗顶着风雨长》、《喜喜接妻》、《柳二狗与小广州》、《王佐断臂探敌营》等。
上党鼓书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融会了当地的“柳调”和“鼓儿词”的基础上形成的。“鼓儿词”相传直承宋元以来的同名形式而有所发展和变异，“柳调”则兴盛于清雍正年间，相传发源于襄垣县西营镇，最初人称“英哥柳”。光绪年间襄垣县善福乡艺人田维在原有曲调基础上融合了民间妓院柳巷青歌及当地的民歌小调，使“柳调”唱腔更加婉转悦耳，色彩多样，表现力大为丰富，此后人们便改称其为“莺歌柳”，俗称“柳调”。
历史渊源
  三弦清乾隆初年就有师徒组成的民间演出班社活动。道光年间，艺人史金星在说唱表演中吸收了当地的地方小调、道士的“化缘调”以及民间叫卖调，使鼓子词的唱腔更趋丰富；咸丰初年，史金星的徒弟路永泉在说唱民间故事和神话题材节目的基础上，移植和自编了一些中篇和长篇的连本书，并吸收融会了当地的一些地方戏和落子、秧歌的唱腔，使唱腔音乐更加丰富优美。之后，盲艺人苗喜来在原唱腔唱法的基础上，又创出了“悲板”和“抢板”等功能性唱腔。民国初期，第五代传人段明和在说唱“鼓子词”上狠下工夫，进一步丰富了“鼓儿词”的唱腔音乐，使唱腔的板式更加稳固定型。抗日战争时期，当地的上党鼓书艺人自发组成了爱国宣传队，宣传救国。上党鼓书是一种以襄垣地区的方音语汇说唱相间的表演，以唱为主的民间鼓书形式。上党鼓书通常为多人合作表演，其中作为演出掌板的鼓师手脚并用，一人可操作平板鼓、卦板、木鱼、脚梆、小锣、小镲、镗锣、脚打大锣等全套击乐。其余说唱者根据自身条件及内容情节，分行当进行说唱。或轮递说唱，或一领众和，或二人对唱，或众口齐唱；单人表演则表演者只操月琴自弹自演；两人表演则分持月琴和八角鼓自行伴奏说唱。上党鼓书的舞台动作方式通常以坐唱形式为主，也有站唱和走唱的情形。和其他同类鼓书相比，其表演方式尤其是演唱方式更为丰富，几乎囊括了声乐体系中的各种唱法，不仅有独唱、对唱和轮唱，还有领唱、伴唱、齐唱以及抢唱和帮腔等等，非常丰富。
表演形式
  月琴上党鼓书的唱腔属板腔变化体结构，有鼓儿词、柳调两种曲调，一般相间使用，有时只用其中一种。鼓儿词唱腔以大板为主要板式，另外有抢板、散板、哭板等。柳调单独演唱形式是，一人手敲八角鼓，另一人挎月琴伴奏，对唱表演。
上党鼓书以坐唱为主，在演唱长篇书时，由多人分任其中的主要人物角色，以独唱、对唱、齐唱等形式来表述情节和刻画人物。演唱者分操乐器伴奏，弦乐有京胡、二把、胡胡、月琴等四大件。人数再多时可加三弦、二胡、中胡等。
由宋金鼓词演变而来。清代乾隆初年，襄垣盲艺人成立了“三皇会”，借以传授鼓书技艺。后来代代相传，并在曲调上不断有所丰富和改革。上党鼓书的早期演唱形式是：桌上放一只矮木架支书鼓，演唱者操挎板、鼓键击节，另一人操老胡或二胡伴奏，唱腔只有慢板、一快板两种。
  表演清道光年间，盲艺人们又吸收当地民歌小调和道士的化缘调，充实了原有曲牌，丰富了歌唱的表现力。咸丰年间，盲艺人们又吸收了地方戏曲上党梆子、上党落子、秧歌唱腔，曲调和板式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清末民国初年，盲艺人段小五又创造增加了起板、二性、垛板、截板，并将抢板改造成紧抢板和慢抢板，使鼓儿词的形式更丰富更完善。后来，又有人创造了由鼓儿词转唱成戏曲的“转板”。击乐伴奏，除了原有的书鼓，书板外，增加了大锣、大钗、镗锣、小铮、梆子等，但都由一人操作，手脚并用，整套锣鼓节奏紧、尺寸严、气氛红火，使鼓儿词的唱腔、板式基本定型。
传统书目
上党鼓书由于历史悠久，上党鼓书传统书目丰富，长篇书目有《五女兴唐传》、《金鞭记》等三十余部。中篇有《杨七郎打擂》、《高文举宿花亭》等四十余部。小段有《小二姐做梦》、《小两口争灯》、《穷汉过年》、《皇历迷》等八十多段。
主要种类
  单皮鼓唱腔分鼓儿词、柳调两大类，属于板式变化体结构。一般曲词中可以相间地使用两种唱腔，也可只用其中的一种。鼓儿词唱腔以慢板为主要板式，另外有抢板、散板、哭板等;柳调唱腔以平板为主,另外有鼓板、小哭板、散板及起、送、导等过渡板。在演唱短篇曲目时，由一人主唱。艺人董财源能兼操锣、钹、镲、木鱼、鼓板等九种打击乐器来演唱，另有弦乐伴奏。在演唱长篇鼓书时，由多人坐唱，分担生、旦、净、丑等脚色，以独唱、对唱、齐唱等形式来表述书情和刻画人物。演唱者分操乐器伴奏，弦乐有京胡、二把、胡胡、月琴等四大件，另外可加三弦、二胡、中胡、低胡等；打击乐有单皮鼓、檀板、板鼓、木鱼、碰铃、小锣、钹、梆子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艺人们在当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影响下，自动解散了“三皇会”，成立了盲人爱国宣传队,编演了《打蟠龙》、《打段村》、《血泪仇》等新的曲目，起到鼓舞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上党鼓书进行了全面挖掘整理。 
上党鼓书是山西省东南部襄垣县及其周边县区以至阳泉、陵川等地流行的一种古老曲艺形式。它上承宋元“鼓子词”的说唱传统，融会了当地的“莺歌柳”即“柳调”表演并与之合流，成型于明末清初，清朝中叶发展成熟并开始兴盛，至今仍是当地百姓娱乐教化的重要乡土艺术。
演出方式
  乐器组合上党鼓书的传统演出方式为：由一人、二人或多人分持鼓、板、锣、钹和二把、二簧、胡呼、月琴、三弦、八角鼓、二胡、笛子、笙等乐器，自行伴奏，说唱相间表演。其中的演唱，就有独唱、轮唱、对唱、领唱、合唱、伴唱等等丰富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场合与需要，还分别有着坐、站、走等多样的舞台演出动作方式。有些技艺超凡的掌班（掌板的鼓师）艺人，可以一人手脚并用，同时演奏平板鼓、挂板、脚锣、小锣、镗锣、脚梆、木鱼、镲、钹、惊堂木等全套击乐。 
上党鼓书的音乐唱腔独特而丰富。由早期传统的“鼓子词调”和后来形成的“柳调”两个系统融合而成，属于板腔体裁。以至于在艺术的表演和传承方面，两个系统仍各有侧重、各成体系。其音乐唱腔不仅具有快、慢、跺、抢等多样性的唱法，而且有着哭、悲、喜、怒等功能化的唱腔。并有起板、二性板、紧板、慢板、散板等多种板式，和十多种常用的器乐伴奏与闹场曲牌。长期的发展流变中，又逐渐吸收融会了当地的地方小调、道士化缘调、民间叫卖调以及梆子、落子、秧歌等等的唱腔元素，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主要特色
  小锣上党鼓书是现存北方鼓书类曲艺中历史较为悠久的曲种之一。不仅保存了许多宋元“鼓子词”的艺术基因，而且吸收化用了明清以来诸多当地民间相类艺术的诸多元素，说唱方式独特，唱腔曲调丰富，传统书目众多。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举凡节日娱乐、婚丧嫁娶、祈福禳灾、兴建迁徙等生活礼仪和民俗活动，都有上党鼓书的演出作为重要的仪式和内容。至今在当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党鼓书的内容主要来自民间，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反映了当地丰富的民俗风情。如说“愿书”、“神书”。举凡当地庙会、祝寿、满月、婚丧、暖房等等农家大事，上党鼓书都被请来助兴或充作仪式。上党鼓书艺术以师徒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传授方式为单师传单徒，截至目前，共传九代，早期艺人以说书为主，兼作算卦等营生。现代鼓书艺人多为中年人，较为优秀的有王海燕、李先玲、杨海兰、胡婉红、申虎威等。
上党鼓书艺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保护和传承自身艺术，发明形成了一种称之为“调诀”的独特行内“暗语”，俗称“调噱儿”。是一种便于内部交流的特殊行话术语。过去主要在“鼓儿词”的盲艺人中间使用，“柳调”和明眼艺人不用。上党鼓书不仅承载了当地人对于生活的认识、理想、愿望和趣味，而且大量蕴含着当地人的社会伦理与生活常识，使得上党鼓书的表演不是单纯的艺术和娱乐，而且兼具民俗载体、乡土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多重功能。
主要结构
  上党鼓书表演上党鼓书属板腔综合体结构，板式繁多，曲调优美，内容丰富，既擅叙事，又擅抒情；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盲人；伴奏时，一人操作全套打击乐器，多人弦乐伴奏。 
199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采风”团观看了上党鼓书演出后，给予高度评价，著名作曲家生茂先生称其为“中国的摇滚乐”。
上党鼓书音乐研究专家、1985年《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长治集）编委王德昌老师；襄垣县图书馆长、当地著名秧歌剧演员韩国俊，襄垣县曲艺队现任队长李杞，原曲艺队业务队长、当地著名老艺人王俊川，曲艺队演员、当地著名老艺人贾福明，以及王显平、余焕成、郝水成、曹彦明、张俊华、申素兰、路水清、马兴平、余芳芳等中、青年曲艺队演员。观看演出、录音录像、收集和研读资料、比较研究等工作，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展现上党鼓书全貌，找出上党鼓书衰落的症结，谋求一剂振兴上党鼓书（以及有相同境况的民间曲种）的“良方”。
形态特征
唱腔结构上党鼓书经历了单曲体——基本曲调板腔变化体——板腔综合体三个发展阶段。所谓板腔综合体，即在板腔体的基础上插入其它曲牌的综合体结构。 
（一）基本板式　
1.鼓儿词，又称大板，上党鼓书最古老、最基本的板式之一。一板一眼，2/4记谱，词格为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句结构，均落5音。因节奏、速度变化，又分为慢板、二性板、紧板三种。
2.柳调，源于民间曲调《莺歌柳》，有板无眼，1/4记谱，词格为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句结构，上句落1或6音，下句落5音。因节奏、速度变化，又分为柳调、紧柳调、垛板。
3.抢板，鼓儿词或柳调之间较长的连接部分，用于描述场景，上下句结构，上句落5音，下句落1音。演唱时，无伴奏，句间无过门，只用梆板打节奏。因速度不同，分为慢、快两种。
慢抢板，多转接鼓儿词的慢板、二性板或柳调，一板一眼，2/4记谱，切分节奏，一般为两人对唱。
快枪板，多接鼓儿词的紧板或柳调，有板无眼，1/4记谱，有对唱、独唱两种形式。
4.哭板，分为大哭板、小哭板、散哭板三种。
大哭板，独立成段，也可转接鼓儿词的慢板、二性板或柳调，有四句式、六句式、八句式三种唱法。
小哭板，曲调与其它板式不同（从其旋法来看，笔者认为应是一个独立曲牌，有待进一步考证），一板一眼，2/4记谱，速度较大哭板快。
散哭板，一板一眼，2/4记谱，速度较大哭板慢。
此外，以上四种板式都有各自的叫板、起板、过板、转板、送板、切板等辅助板式。
（二）风搅雪
上党鼓书在演唱基本板式中，还常常有夹唱襄垣秧歌、上党梆子、上党落子等其它剧种板腔的情况，俗称“风搅雪”。伴奏音乐开场曲牌：吸收、借用上党梆子、民间小调以及解放后的革命歌曲等。常用的有：满堂红、打开门、小开门、大拾番、小拾番、刮地风、绣荷包、九连环、靠山红、打连成、割韭菜、渡灵英、十朵花、放风筝、楼上楼、南瓜花、柳叶青、叫五更、摘棉花、摘葡萄、抹底儿等二三十首。
间奏音乐：多用各板式的曲调片断。伴奏乐器分类名称定弦（外-里）备注
拉弦乐器二　簧25领奏乐器，主奏乐器之一
二把63主奏乐器之一
胡乎15主奏乐器之一
二胡51或36
弹拨乐器月琴15主奏乐器之一
三弦515
打击乐器平板鼓置于演奏者正前方桌上（演奏着右手持“锣槌”击打）
卦板演奏者左手持
木鱼置于演奏者与平板鼓中间
小锣高音、堂音置于平板鼓右侧
小镲置于平板鼓左侧
大锣平筛、中高音悬于方桌下方（演奏者脚绑“锣槌”操打“锣槌”击打） 
上党鼓书以二簧、二把、胡乎、月琴为主奏乐器，一人操全套打击乐，且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所有的伴奏乐器。传统上党鼓书没有吹奏乐器，但有时为招揽观众，也常在开场之前以唢呐、笙等，吹奏一些上党梆子、上党落子和歌曲。近几年，为了演出效果还加入电子琴、大提琴等。书目（一）传统书目：反映民间神话传说，民间英雄、贞女故事为主，中、长篇，约140余部。
（二）新创书目；宣传政治主题，针砭时事，讽刺社会不良行为，中、短篇，作品极多，具体数字不详。
历史沿革
清道光年间，襄垣三皇东会艺人史金星吸收揉合了当地的民歌小调和道士的“化缘调”，对鼓儿词的唱腔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咸丰初年，史金星的徒弟路永泉自编中、长篇书目，题材扩大为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为了更好地表现书中的戏剧冲突和刻画人物性格，他开始将地方戏曲上党宫调、落子、襄垣秧歌的掺入鼓书中。之后，盲艺人苗喜来在原唱腔基础上，创造了“悲板”和“抢板”。
民国初年，五代传人段明和在原有的紧、慢、悲、抢诸板的基础上，创造出起板、二性、垛板、截板，还将抢板细分为慢抢、紧抢两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上党鼓书的板式。其弟子侯义成、董才元等成功地把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襄垣秧歌完美地揉合到鼓书中，形成了上党鼓书中自如夹唱其它剧种板腔的特点。同时，董才元开创了一人操全套打击乐的先例。
在鼓儿词发展的同时，另一种以“明眼人”为主的说唱形式也悄然出现。据“柳调”第五代传人宋双环《襄垣“柳调”名艺人师徒排列表》）回忆：清光绪年间，襄垣县善福村秧歌明眼艺人田维，在“鼓儿词”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流行的小调《莺歌柳》，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唱腔，称为“柳调”，上下句反复说唱，开始只持八角鼓伴奏，后加上胡乎。
民国初年，“柳调”的伴奏乐器改胡乎为月琴，唱腔上出现了哭板、抢板、紧板。同时，开始与盲人演唱的“鼓儿词”交流融合，“明眼艺人”与盲艺人互相学习，逐步形成了今天的“上党鼓书”。此时的鼓书内容既有“神书”、“愿书”，也有民间故事和传说，且篇幅较长，有的可以说十五天至二十天。因盲人的行动不便，故很少有表现战争、打斗场面的书目，多是反映“忠与奸”、“才子与佳人”的主题。说唱形式为：乐队人数增加到五人以上。一人坐于乐队中间操全套打击乐器，文乐伴奏乐器：一人操作二簧（唱秧歌、鼓书）、矩琴（唱梆子）、板胡（唱落子），其余人分别操二把、胡乎、三弦、月琴、二胡、低胡。唱腔有起板、二性、紧板、慢板、垛板、截板、慢抢板、紧抢板、哭板等多种板式；曲牌以鼓儿词基本曲牌为主，夹唱其它剧种曲牌，属板腔综合体；叙事兼抒情且能表现戏剧性冲突，唱多说少。击乐者为主唱，伴奏者按书目中的角色分配，担当一至两个角色，大致分出了生、旦、丑等行当。这一时期，上党鼓书的板式与演唱形式基本定型，并开始初步发展。但是盲艺人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低下，被称为“下三行”。
兴盛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进驻太行山之后，上党鼓书开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盲人们摒弃了卜卦、说“神书”，开始以“宣传进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创作主题，创编新书，在太行山区义演。——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使得上党鼓书迅速成为了太行山地区最具影响力、最为流行的说唱曲种之一。同时，上党鼓书在创作思路上开始紧跟时代主题，而且这种创作传统被继承下来，直至今天。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领导下的专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民间流散艺人、民间班社也迅速增多，形成了双轨发展的现象。
发展
功能转变1.“三皇会”解体与“盲宣队”成立——组织机构的变更
据王德昌老师整理的“上党鼓书大事年表”载：1938年1月，襄垣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襄垣第一个盲人爱国宣传组，随后太行山地区相继成立了“盲人爱国宣传队”、“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等等一批进步的盲人曲艺宣传组织，召集和吸收了大批民间的盲艺人，在太行山区以曲艺形式宣传抗日。此外，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还召开了三次会议，在会上传达新政策、新指示，并进行新书交流。
1945年秋，襄垣的三皇会解体，成立了“襄垣县盲人爱国宣传队”（以下简称“盲宣队”），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为主，配合形势进行宣传活动。宣传队下设若干小组，每组5—8人，平时只有一组留守曲艺队，其他组按地区分片走村串户进行演出，吃住由当地村长安排在农户家中，年终或有新编书时回到队里集中学习。这个时期，上党鼓书在曲调、曲牌、板式结构、创作题材以及学习和借鉴姊妹艺术等方面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并且在太行山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扩大了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襄垣县盲人爱国宣传队继续保留，全体队员都为城镇户口，享受供应。至此，上党鼓书开始以政府专业团体的形式，开始了更新更快的发展。
2.紧跟时代主题——创作思路的彻底革新
1953年7月文艺界开始大整风，盲宣队组织全体成员学习，提出“宣传队不搞口是心非，嘴里高唱社会主义，暗地偷搞封建迷信”的口号。从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上党鼓书和盲宣队的主要任务，“紧跟时代主题”成为其艺人创作的一种传统。革新兴盛1.襄垣曲剧——上党鼓书的第一次移植
1959年初，襄垣县政府鉴于上党鼓书一直局限于盲人说唱的范围，对继承与发展这一说唱艺术有很大限制，且很多盲艺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故决定成立襄垣曲艺培训班，招收外形、声音条件好的身理健全的青年男女，聘请当地名艺人、基层音乐工作者等担任教师和指导，开始了上党鼓书的移植工作，1960年又成立曲艺团，并欲改名为“襄垣曲剧”。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曲协将襄垣县曲艺团列入全省重点剧团。然而，随着1962年山西省文艺团体整顿，襄垣县曲艺团解散。曲艺团演员一部分调入县秧歌剧团和曲艺队（曲艺队即“盲宣队”。据曲艺队盲艺人王俊川介绍，“盲宣队”于1957年改名为曲艺宣传队，1962年在曲艺团解散不久，曲艺队也解散了，所有队员包括盲人户口全部迁回农村，由各村公社组织演出。），一部分自谋出路（多改为民间说唱）。
襄垣县曲艺团的成立，是对上党鼓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却极大地推动了上党鼓书的发展。在培训过程中，当地名艺人和基层音乐工作者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唱词、唱腔、音乐过门及表演进行了全面大胆的革新，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上党鼓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据时任曲艺培训班指导的王德昌老师回忆：“当时编演的剧目，很受群众欢迎，几乎是演一个火一个”。尽管曲艺团最后解散了，但他们充实到农村之后，通过村公社组织演出和搭班演出，进一步扩大了上党鼓书的影响，培养了大批观众。
现况
（一）组织机构仍沿袭建队初的传统，设队长一名，副队长两名，会计一名，宣传队下设若干小组，每组5—8人，平时只有一组留守曲艺队，在城内演出。其他组按实现划分好的地区，分片走村串户进行演出，一年一换。（二）人员流动状况从业人员与分组数逐年减少，年龄段逐渐增大。
从时间上来看，曲艺队90年代之前比90年代之后受尊重。从群体来看，老年人比年轻人尊重曲艺队员。原曲艺队业务队长、当地著名老艺人王俊川这样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称“宣传队”、“曲艺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部分人仍这样叫，有些叫“盲人说书的”，还有叫“瞎子们”的；到现在，叫“盲人说书的”，甚至“瞎子们”的，年轻人占多数。20世纪80年代，县委领导对待曲艺队的态度，曾使得使曲艺队状况好转起来。　
1.因为盲人生理上的残疾，所以为了生计只能学说书。同时，盲人们生活要求不高，所以可以长期稳定地在曲艺队带下去，从而使一直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现在的人们不只要听书，还要看“说书”，即喜爱看走场说书。
2.技术技巧上，经费不足，没法排练，因此人们就更不愿听鼓书了。
3.现在的年轻人从小耳朵里没有灌输鼓书音乐，所以有个社会教育环境的问题。
4.没有学徒，是由于曲艺队不能给予经济上的保障，同时鼓书艺人也不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