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谈家桢
人物语录
“当今科技界对量子生命科学的研究竞争很激烈，惟有人才的优势，才能使中国取胜。”——谈家桢院士 
生平简介
谈家桢先生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中国遗传学第一人。他为我国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并担任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副主编。主要经历谈家桢先生于1909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30年获苏州东吴大学理学士，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院士(10张)1932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理硕士，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解放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和校长顾问等职务。
1978年以来，先后发起和担任中国遗传学会副会长、会长和名誉会长，遗传学报主编，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长。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荣誉，曾任第八届（1948年在瑞典）国际遗传学大会常务理事，第十五届（1983年在印度）、十六届（1988年在加拿大）、第十七届（1993年在英国）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1996年又当选为于199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自1978年以来他先后当选为日本和英国遗传学会名誉会员，被美国罗斯福夫人肿瘤研究所聘为高级研究员，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德国康斯登茨大学功勋奖，美国加州政府荣誉公民称号，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聘为科学顾问，国际遗传学报，国际生物学与哲学杂志和美国“科学家”报等聘为顾问编辑。1984、1985年分别被加拿大约克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1995年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获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谈家桢先生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　主要工作及研究成果谈家桢先生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已七十年，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实验进化学、细胞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辐射遗传学、原生动物学等课程。他先后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和学术论述方面文章，主要汇集在“谈家桢论文选”（1987年，科学出版社）和“谈家桢文选”（1992，浙江科技出版社）中。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有关瓢虫、果蝇、猕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重要论据。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谈家桢先生坚持科学真理，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他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荣誉奖项：1995年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1999年获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做出贡献
谈家桢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遗传结构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拓性成就，为奠定现代进化综合理论提供重要论据。谈家桢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已七十年，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实验进化学、细胞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辐射遗传学、原生动物学等课程。他先后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和学术论述方面文章，主要汇集在“谈家桢论文选”（1987年，科学出版社）和“谈家桢文选”（1992年，浙江科技出版社）中。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有关瓢虫、果蝇、猕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重要论据。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谈家桢先生坚持科学真理，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2009年，谈家桢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遗传学第一人。
主要作品
《生物学引论》《遗传与物种起源》《基因与遗传》《谈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基因工程》《谈家桢论文集》《谈家桢论文选》《基因的萦梦》
《奇妙的克隆》收入初中语文人教版八年级上第十七课。
国外荣誉
  谈家桢在国际上享有崇高荣誉，曾任第八届（1948年在瑞典）国际遗传学大会常务理事，第十五届(1983年在印度）、十六届（1988年在加拿大）、第十七届（1993年在英国）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1996年又当选为于199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性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未利用植物开发委员会委员。
自1978年以来谈家桢先后当选为日本和英国遗传学会名誉会员，被美国罗斯福夫人肿瘤研究所聘为高级研究员，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德国康斯登茨大学功勋奖，美国加州政府荣誉公民称号，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聘为科学顾问，国际遗传学报，国际生物学与哲学杂志和美国“科学家”报等聘为顾问编辑。1984、1985年分别被加拿大约克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获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同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他所写的《奇妙的克隆》已被选入八年级人教版语文教材。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8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7年，当选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9年，当选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德国康斯登茨大学功勋奖；美国加州政府荣誉公民称号；
1984年，加拿大约克大学荣誉科学博士；
1985年，美国马里兰大学荣誉科学博士；
1995年，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1999年，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中国遗传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 
《中国遗传学报》主编  
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长
第八届（1948年，瑞典）国际遗传学大会常务理事
第十五届（1983年，印度）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
第十六届（1988年，加拿大）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
第十七届（1993年，英国）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
第十八届（1998年，北京）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
日本遗传学会名誉会员
英国遗传学会名誉会员
美国罗斯福夫人肿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科学顾问
国际遗传学报顾问编辑
国际生物学与哲学杂志顾问编辑
美国《科学家》顾问编辑
往事略集
刻苦学习，和蔼大度谈家桢，1909年（夏历八月初二）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的慈溪。他的祖父是个世传的银匠。父亲谈振镛在家乡的一个杂货铺里当学徒，以后在邮政局里当一名小职员。母亲杨梅英心地善良、勤劳刻苦。6岁那年，谈家桢在当地上私塾，12岁毕业于教会办的道本小学。1921年，谈家桢进入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1925年转学到浙江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1926年毕业并被免试保送苏州东吴大学。他曾想攻读平时基础好的数学，但由于对生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最后选择了生物学专业。
  童年时期的谈家桢1927年，北伐取得胜利。国民革命形势激励着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他积极参加学校的罢课和驱逐反动外籍教员运动。大学三年级时，美籍教员特斯克讲授的“进化遗传学与优生学”课，对他日后以毕生精力从事遗传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谈家桢学习勤奋，三年半修满了四年的学分，于1930年夏毕业，并获得理学士学位。在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当特斯克的助教。在此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在桃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他还主办了东吴大学1930年届年刊，自任社长，并兼任东吴大学青年会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免费招收贫穷孩子入学。这一时期，他生活上虽然紧张清苦，却感到很有意义，特别是主持惠寒小学的工作，更加强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谈家桢的刻苦好学，勤奋上进和思想敏锐、和蔼大度，给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0年秋，经胡经甫推荐，谈家桢成了燕京大学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谈家桢的研究课题由胡经甫提出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色斑遗传规律的研究。这可能与胡经甫毕生从事昆虫学研究有关。李汝祺也同意这个课题。在以后一年半时间里，谈家桢天天与这些小昆虫打交道，经常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完成了一篇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硕士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遗传》，获得了硕士学位。
按照李汝祺的意见，谈家桢把硕士论文分拆成各自独立成篇的3篇。其中《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与李汝祺联名发表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另1篇题为《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是整篇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直接寄往闻名遐迩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后，甚为欣赏这位中国青年研究者的才华，接受谈家桢到自己的实验室来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谈家桢告别了母亲和新婚夫人，只身漂洋过海，成了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研究生。
那时候正是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研究领域。在摩尔根实验室的两年里，他利用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了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不同种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同时还进行遗传图的研究和绘制工作。他单独或和法国、德国等遗传学家合作写成了10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答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国取经，科学救国谈家桢的刻苦治学精神及作出的优异成绩给导师和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导师盛情邀请他留下继续从事遗传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救国”的志向使他坚定了返回祖国的决心。在这同时，谈家桢通过留美同学朱元及其老师胡刚复的引荐，收到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他为生物系教授的聘书。1937年，谈家桢到达浙江大学就任。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学辗转内迁。最后生物系迁到湄潭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唐家祠堂里。在这以后6年的时间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同时也培养了以后在科研、教学上成绩卓著的第一代研究生。1944年，谈家桢在这座祠堂里研究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1945—1946年间，他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赴美作客座教授。他对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在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的论文。这些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1946年，谈家桢在美讲学期间，他读了李森科撰写的《遗传与变异》英译本小册子，并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等名词，谈家桢心情十分压抑。他想，明明是科学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以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充斥其中？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会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会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到意大利、法国、荷兰和美国进行讲学和考察。当时中国正处在解放前夕。鉴此情况，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劝他定居美国，安心从事遗传学研究。此时的谈家桢确实处于矛盾之中。在苏联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如此呢？作为摩尔根学生的他，会受到何种待遇呢？在这之前，他多次有定居国外的机会而只想回国，原因只是一条，即在异国他乡决不能实现早年立下的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大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事业心，促使他于1948年底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人民的教育家60年来，谈家桢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他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谈家桢培养学生（包括研究生）着重抓住三点，即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实验技术。他认为只有把基础打好了，在实  20世纪50年代的谈家桢（左）践中才能较快地具有较广的适应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他反对家长式的教育方法，提倡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死死捆住学生的手脚培养不出有出息的人才。他讲课逻辑性强、重点突出，而且从历史发展观点来阐明生物学理论，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因此，他的讲课使学生容易理解和记忆，又能启示学生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以便更深入地揭示科学规律。
谈家桢虚怀若谷，热情鼓励学生要超过自己。他认为，在学术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创造条件让他们超过自己。教师的责任是引路而不是画地为牢，把学生圈死在一个圈子里。教师应该多讲自己对问题的见解，以启发学生，但不能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要让学生充分独立思考，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提倡青年人要尊重老师尊重老科学家，但不要盲目崇拜。认为老科学家年纪大了，在学术研究上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有些老科学家曾经站在以往的科学前沿上，但是在当今科学上不一定能站在前沿。他认为，老科学家要给青年人充分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在学术观点上或思想方法上，有争论有分歧是正常的。他要求学生尊重老师又不迷信教师，更不能在学术上无原则地随声附和。他说，学生超过老师，正是对老师的尊重，因为他们做了老师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他常对学生讲，今天你们是学生，明天就是教育学生的老师。一个导师如果看不到科学发展的趋势，固执己见，墨守成规，甚至阻碍学生的发展，这是一钟扼杀人才的行为。如果你们培养的学生缺少创新的精神，始终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学科就停滞不前，社会也就难以发展，这是教育的失败。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提到这些学生时他总是骄傲地说：“这些学生确实比我强，这使我感到欣慰。”他深信一代必将胜过一代。
谈家桢希望我们的教育有一个新的局面。他说，培养人才通过各种渠道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学生光学科学基础知识还不够，还需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会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科学意识，也是合格公民所需具备的条件之一。近年来，谈家桢大声疾呼“理、工、农、医”结合。他认为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从其生物学属性来说是高等动物，人与植物、动物都是生物。现代生物学的基础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和数学。是以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这些物质的低级运动规律为基础的，当然还有自己特有的规律。因此，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而言，缺少物理和化学的知识，不可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这就给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工、农、医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不仅适合中国经济调整的需要，也是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1992年6月，谈家桢一行12人（7位科学家，5位家属）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邀请，作为大陆第一批科学家访问台湾。这次访台，谈家桢担负起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的铺路人的重任。他认为，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海峡两岸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将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能更好地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伟大的贡献。在台湾，他向同行介绍了大陆科学发展的情况，特别是他所从事的生命科学的发展。他带去一份大陆科学家拟定的一项为期20年的长期研究计划。这就是与美国合作研究人体基因，探讨各人种间的差异。大陆科学家很可能拟定其中一段与中国人特殊疾病相关的基因做研究。这项研究将对中国下一代的优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他已经考虑到海峡两岸学术界的一起合作投入，共同为占世界1/5的中国人的未来做出贡献。谈家桢不愧为人民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胜一代“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超过我，一代胜过一代” 
当年谈家桢曾经工作过的摩尔根实验室，不仅以卓著的研究成果闻名于国际学术界，而且具有一套卓有成效的教育体系。谈家桢虽然仅在那里工作了三年时间，但摩尔根实验室培养学生的独特方法对他影响很深。谈家桢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六十余年，他师承摩尔根“教而不包”的教学原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遗传学方面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一直令谈家桢牵肠挂肚。几年前他在书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的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提纲中，用“总而不综、薄而不博，奶油蛋糕、卖条头糕”四句话，形象概括地指出了综合性大学中学科不全、培养对象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的弊病，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充分重视。圣经的故事1921年，12岁的谈家桢从教会小学毕业后，又被父亲送进了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谈家桢并不乐意在这所学校里继续上学，因为这里把《圣经》列为重点课程，课上要熟练地用英语背诵《新约》与《旧约》，每天早晨还要作祈祷。对此，谈家桢非但不感兴趣，反而感到憎恶，因为他从小看到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情景。但这却是谈家桢父亲的主张。他父亲在英国人主办的邮政局当一名小职员，为了爬上邮务官的高位，尽管卖命工作，还是没有如愿，因为他的文化基础差，尤其不懂英文。为此，他希望把儿子送进教会学校，希望儿子掌握英文，以实现自己的未竞之志。在学校里，谈家桢学习很努力，尤其在英文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渐渐地，他也熟读《圣经》，还到教堂去做礼拜，并非为天主所吸引，而是为了提高外语听觉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斐迪中学，谈家桢是为数极少的不信教的学生之一，因此，一些外籍教员对他侧目而视。有一天，一名外籍教员要谈家桢回答：“人是谁创造的？”谈家桢没有按照《圣经》中《创世说》所宣扬的那样回答说：“人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说：“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我们还不清楚，这要由科学来回答。”教员一听，大为恼火，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报告了学监，把本来准备奖给他的一笔奖学金取消了。同学们深为谈家桢可惜，对他说：“你真傻，为什么不照《圣经》说的回答呢？象留声机那样重复一遍多方便！”谈家桢说：“我不信上帝信科学，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科学会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拿出稿费奖掖故乡后生“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是1989年谈家桢先生80华诞祝寿会上宣布成立的，此后他多次用自己的稿费向奖学金捐资扩充基金。作为宁波人，谈家桢设立这项奖学金的初衷就是为了鼓励家乡学子报考生命科学领域的各专业。自1989年至今已有600多人获奖，期间评奖标准略有不同。从去年开始，凡是从浙江保送或考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各专业的应届优秀高中毕业生，都能得到这笔奖学金。
人物交往
与毛泽东的交往谈家桢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56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正逢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一天晚上，毛泽东指名要接见谈家桢等人，当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和蔼地笑着，伸出他那只有力的大手，紧握谈家桢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毛泽东笑问谈家桢，对贯彻“双百”方针、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耐心地倾听谈家桢的意见，不住地点头，最后，他表态了：“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这次谈话，使谈家桢受到极大的鼓励，回到上海，正赶上大鸣、大放，本来就是“大炮”脾气，加上毛泽东接见时的一番勉励，他又直言不讳了。不久，“反右”开始，有人几次跟谈家桢“打招呼”，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有关方面甚至已将他划为“内定右派”。谈家桢又忧心忡忡了。
1957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谈家桢接到通知，要他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出席会议。谈家桢未曾料到，毛泽东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认出了他，笑呵呵地对他说：“老朋友啦，谈先生。”继而又风趣地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毛泽东的这些话，便把谈家桢从“敌人”拉回到人民中间。
1958年1月6日傍晚，他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匆匆赶到市委统战部。原来，毛泽东特意派了自己的专机，要他和周谷城、赵超构一起到杭州。抵达刘庄，已过晚上10点，毛泽东竟亲自站在门口等候着他们，令人深为感动。于是，在夜色迷的西子湖畔，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方面，但见他谈笑风生、旁征博引、气度恢宏、妙趣盎然。
“谈先生，把遗传搞上去，你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在毛泽东的亲切的询问下，谈家桢郁积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他的话后，再次表态：“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谈家桢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是在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来到上海，在锦江饭店约见了谈家桢。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紧握着他的手问：“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十分激动：“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学校里已经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毛泽东当即表态：“我支持你！”站在一边的负责上海统战工作的刘述周同志随即表态：“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笑了，点点头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由于毛泽东的关心，复旦大学于1959年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1961年又扩大建立了遗传学研究所，由谈家桢任所长。自1962年至1966年间，谈家桢领导的研究集体共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了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种，由遗传所培养的教学和科研人才，都已成为工、农、医、林、牧、渔及高等院校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力量，成绩斐然。
然而，十年动乱，谈家桢却在劫难逃。一夜之间“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谈家桢”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而来。批斗、毒打、无休止的非人折磨，给谈家桢带来了个人和家庭悲剧。1966年7月的一天上午，他的夫人终因不堪折磨，含冤离开了人间。谈家桢痛不欲生，但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这时，毛泽东又一次想到了谈家桢。1968年11月的一天，谈家桢在农田里劳动，有人轻轻地对他说，从明天起你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谈家桢顿时意识到，他将获得自由，不由得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后来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他：“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毛泽东的一句话，使谈家桢又回到复旦大学。与邓小平的交往1974年冬，毛泽东已经病重，却还记挂着谈家桢和他的遗传学研究，让王震带去了口信，王震对谈家桢说：“毛主席很关心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毛泽东的关怀，令谈家桢激动不已，他多次对人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谈家桢的今天。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谈家桢曾多次聆听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亲身感受到小平同志无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令他印象与感触最深的，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那次大会被郭沫若誉为“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石破天惊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嗣后，又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同志的话语，小平同志的思想，对于谈家桢等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确确实实，是春天，是及时雨，是旱天雷，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艳阳天的发端！与江泽民的交往谈家桢认为，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来的二十年，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一个大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远远不适应于当前发展的需要。教育体制急需改革，科技体制也急需改革。为此，谈先生曾在1995年10月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书中央，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支持。
1997年4月，谈家桢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奔走于上海、浙江等地，考察了多家基因研究与产品开发单位，他深深感到：中国的基因研究与生物工程产业化的高潮即将到来，但又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冲击。基因就是财富，其密码一旦被解读，用以投入生物制药，其科学价值和经济效益均十分巨大。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基因大国，人口多，民族多，家系多，疾病种类也多，这就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他们纷纷以“合作”的名义，来中国搜取大量的基因组标本（血样）。谈先生对此十分焦急。1997年7月，他为此专门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大声疾呼：中国人类基因资源流失情况已十分严重，如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基因资源将被掠夺殆尽。
谈家桢教授的这一意见和建议很快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江泽民总书记作了批示：“岚清、宋健、陈云同志，我仔细地读了这封来信，我认为谈家桢同志的意见是十分恳切的，建议你们召开一次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提出解决的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为了更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加速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进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谈家桢又提出在中国建立南北两个基因组研究中心。这个建议被中央所采纳，南方基地就设在上海。在谈家桢的直接关心下，1998年促成了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成立。
主要著作
《生物学引论》
《遗传与物种起源》
《基因与遗传》
《谈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
《基因工程》
《谈家桢论文集》
《谈家桢论文选》
《基因的萦梦》...
说明文《奇妙的克隆》选入八年级上册 第17课
题字紫砂壶
在笔者收藏的名人茗壶中，以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大家为题而制的居多，唯有一款是为研究生命科学的专家谈家桢而作。
2003年初，谈桃林受茶叶学会之托为出席第11届国际茶文化节的国外茶界宾客创意一款珍藏壶，设计中，几易其稿，最后把世界上首部茶叶专著--《茶经》的作者陆羽，开紫砂艺术之先的供春的“树瘿壶”和将科学思想融入茶叶研究的实践者谈家桢巧妙地融为一体，古今合璧，既展现中国茶文化古老的艺术又引入了现代科技的理念。此壶在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的长乐陶庄制成后，他欣然用隶书在生坯壶上题了“茶圣陆羽1270周年纪念”，落款“徐秀棠”，繁体手迹在段泥薄胎的仿“树瘿壶”上更显古朴庄重。
  谈家桢题壶我国遗传科学奠基人之一的谈家桢在壶上题词是此壶的最大亮点。那天，桃林兄来到谈老下榻的嘉定众仁老年公寓，身为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的谈老知道来意后，便爽快地题上了“清茶涤虑，明泉旷神”并署上了名，边题还边说，为茶壶题款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面对充满诗意的题词，有人说这是谈老的经验之谈，笔者却认为，他的许多科研成果确是在清茶一杯苦思冥想反复实验中取得的，但难得的是他在茶中还悟出了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在平时，他常奉劝别人少上酒楼，多去茶馆，酒令人昏，茶使人清。是啊，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的生活所迷惑，成了金钱的奴隶。谈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却保持了一份清醒，不为所动，甘于清贫。为了科研，他慷慨地从积蓄中捐出了15万元。获得100万元科学奖金时，有人劝他留些家用，他感到每月4000余元的工资已足够，将50万元捐给摩尔根生物研究中心，10万元捐给上海老年中心，10万元捐给一个遗传学国际研讨会……当他得知要给被陆定一称之“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建纪念馆时，他不仅写信祝贺，还托人捎去1万元作共建费……
谈老在任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的20多年中，他不挂空名，无论学会举办品茗、研讨，还是少儿茶艺、保健讲座等活动，只要抽得出空，他都会参加，鼓励茶事发展的题词那就更多了，笔者见过他为茶叶学会题的一幅“以茶养生，延年益寿”的墨宝。这并非信手而书，是一位茶叶受益者的有感而发。谈老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在“抗癌讨论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茶叶的药用价值研究，让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研究开发。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提升“国饮”的地位，同时，也是在为全人类的健康而努力啊。[1]
2008年11月1日，刚喜度百岁华诞不久的谈老驾鹤西归。夜幕下，笔者时常在家中的“家桢壶”中沏上香茗，揭开瓜蒂壶盖，随着四溢的茶香，在璀璨的星空中，寻觅着一颗被国际天文组织命名的“谈家桢星”。
长寿之道
作为中国遗传学的开拓者，晚年的谈家桢，虽年事已高，却思路清晰，内脏完好，每天都要看1至2小时的书报与杂志，了解世界最新科技动向与成果。
其实谈家桢的健康长寿经并不复杂，一条是遵守生物钟，生活追求规律。对谈老来说，每天何时起床，何时看书，何时锻炼，何时吃饭都有极严格的时间表，从不打乱与违背。一条是推崇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作为脑力劳动者  2005年6月参加复旦百年校庆的谈家桢的谈老从不吸烟，在他看来，烟不仅对人体气管与肺部有损害，还会引发其他疾病，每年中国死于吸烟的患者有近百万，所以，要想健康，一定要远离烟草。谈老爱饮绿茶，一年四季不断，他说：绿茶含有茶多酚、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有抗衰老与抗癌作用。中国有个绿茶之乡，那里的老人都很长寿。一条是和气待人，心胸开阔大度……
毕生在生命科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的谈老桃李无数，他是一个种树者，也是一个造星者，当谈老在养生方面的观察、实践和思考被更多的人认识后，他除了用他那曾经的耕耘继续为我们打造“科星”之外，他在养生方面的探索就会为我们的社会打造更多的大度之星、健康之星，长寿之星。
因病于2008年11月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