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九江
简介
朱九江（又称朱次琦），〔清〕嘉庆十一年（ 1806 ），生于南海县九江下西乡太平  朱九江村，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是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老师。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富有正义感的岭南鸿儒，还是一位为政廉洁、关心民众疾苦的清官。 
道光十九年（ 1839 ），他正是 33 岁年华，便开设学堂讲学，招来四方学子结社聚会，使九江儒林之乡文风日盛。 
后来，朱九江先生到山西襄陵当了 180 天的知县，任官时间虽仅半年，但为地方造福却不少，一是抚民平安治；二是治河东狼患；三是抑豪强，斥讼棍，平阳一总兵骄横，先生持法治之；四是息讼事，修水利。因不满衙门内的不正之风而弃官归里，当地老百姓在古驿道的清音桥夹道挽留，充分体现 朱 先生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的品性，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爱戴。 
为官半载两袖清风，在引疾南归时，居然要在江西卖掉皮衣作旅费才能越过庚岭。回家乡礼山办学堂 20 余年，作育英才，他提出“读书以明理……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的主张，今天仍有很深的现实意义。但不知何因，晚年的他却有焚书之举，留给后人的文字遗产寥寥无几，弟子们历尽艰辛将他三十多岁前散落在民间的诗、词收集整理成 ――《朱九江先生集》。本馆在有心人关祥老师的支持下，有幸得其两册作为历史的见证。
年谱
1807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九江乡。 　　1811年，入家族学塾读书，塾师是族叔朱湘麟。 　　1824年，入羊城书院学习，师从著名学者谢兰生。 　　1839年，赴乡试，成举人，与兄长朱士琦同榜中举。 　　1842年，在南海九江南沙陈氏祖祠开馆授徒。 　　1847年，会试中试，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即用，签发山西。 　　1852年，成功平息山西北部边民与蒙古旗主的争端，任职山西襄陵代理县令，政绩卓著。 　　1853年，离开襄陵县，完成《国朝名臣言行录》之例略。 　　1856年，在广州南海县学尊经阁授徒，后因英国侵略广州，离开广州，回到九江乡。 　　1858年，始在九江乡南礼山下陈氏祖祠（即“礼山草堂”）讲学，从学者甚众。 　　1876年，康有为拜其为师。 　　1881年，农历七月，两广总督上奏朝廷予以褒奖，赏加五品京卿衔；十二月十九日病逝，享年75岁。
生平
出仕为良吏退隐为良师朱次琦，字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先生”。朱次琦曾任山西襄陵  汤集祥1984年作《朱九江画像》县知县。不久就辞官归故里。回到九江后，立书院讲学达二十余年，简竹居、康有为就是他的高足。他一生博学，治学严谨，主张“读书务大义，励志圣贤，由体达学”，他常对其学生说：“处子耿介，守身如玉，谷暗兰薰，芳菲自远。” 闻者都非常感佩。广东学海堂曾聘他为学长，他没有答应。但学海堂仍虚位以待，并为他刻印著作。 　　朱次琦生平著述丰富，对文史很有研究。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宋辽金元明五史征实录》等，诗集《是汝师斋遗诗》一卷。可惜这些著作在晚年被焚，流传下来的是他的学生简竹居为老师编撰的《朱九江先生年谱》，辑《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科场不第淡然处之朱次琦在少年时代已颇有才名。四岁入塾读书，五岁能以“大人虎变”对 “老子龙钟”句，对仗得体，锋芒初露。七岁开始作诗，十二岁时所作“黄木湾观海”诗，令两广总督阮元用欧阳修赞赏苏轼的话感叹：“老夫当让！”在越华书院时所作“新松”赋：“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含义非凡，语惊四座。 　　但朱次琦在科场奋斗的道路上却相当坎坷。1928年、1932年、1937年，他先后三次参加乡试都落第了。尤其是第三次，乡试三场中最重要的首场，他的诗文已被选为“荐卷”，但在其后的一次试文中他用历史典故作为佐论，考官一时没弄明白，认为他的试文粗疏。然而在发卷时，考官注意到他的名字后却后悔自己不是具有慧眼的伯乐，很多人也为他惋惜。他自己则淡然处之。友人写信以精美的扇子因遇不到风致佳人而作比喻，同情他的怀才不遇，他却写了一组诙谐的诗回复友人，风趣中可见他的淡定洒脱。 　　在乡试落第的那些年里，朱次琦三次被南海县学选拔为优行生，有机会参加 “优贡”的考试，入读国子监，当时不少人甚至用重金买优行生的资格，他以自己的声望得到，却每次都拒绝了。宁落第也坚持操守朱次琦33岁才中举人。中举后，他前后三次参加会试一再落第。然而，他在精神上摆脱了科举考试的捆绑，以先儒修身践道的理念激励自己，刻苦读书，谨慎做人。他并不把时间都放在四书经义之类应考的内容上，而是尽可能广泛阅读以前不易见到的文献，如当朝的典章制度、名儒循吏的传记等。 　　1847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他，会试被取中，成为“贡士”。殿试只考一天，考的是策论。当天下午日落前，监考官开始催促贡士们交卷，没做完的人很多，纷纷请求延缓时间。朱次琦也没答完，但他当即交卷。其时，有位南海籍的官员，十分欣赏朱次琦，见他没答完，悄悄跟在他身后叫他，希望他回来把试卷做完。朱次琦装没听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固执地认为，读书人任何时候都应有操守。 　　后来，他的学生简朝亮撰文介绍，朱次琦之所以弃卷而走，是因为他敬重江苏常熟人陈祖范的刚直。雍正年间陈祖范参加殿试，抽空拜访了同乡人、大学士蒋廷锡。蒋廷锡说你才华过人，而我又当朝，这次状元非你莫属。陈祖范回来后以生病为借口放弃殿试，不想让人日后说他依附了权贵。朱次琦为保持和陈祖范一样的硕德高行，他宁愿落第而不愿落人口实。当官半年多百姓永怀念朱次琦于1847年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对于一个在科场奋斗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否极泰来、喜上眉梢的事情，但他却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为官者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谈何容易”？他想到的是为官之难，而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个人贪利。他不带家属，只身赴任，本拟绕经开封，拜访中举时的主考官潘铎，因潘铎长时间任职山西，他想讨教山西政情民意。但是为了避免借拜师打通任职关节的嫌疑，他毅然改变主意，不去拜访。 　　在太原等了两年零七个月才得到空缺，暂代襄陵县令。任期内，他没有敷衍了事，更没有抓紧时间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据记载，在任期间他取得了显著的政绩。首先，得知关在狱中的大盗越狱潜逃，朱次琦装病未与原县令交接，麻痹贼人，另一面却出重金派人侦查贼人的下落，并于到任之日将逃犯逮捕归案。其次，到任后，得知辖区内一些地方狼群咬死人畜的事情频频发生，而百姓对狼又恨又怕，认为它们是“神物”不能击杀。朱次琦亲自到当地神祠祷告，要该神于十天内驱除狼群，否则推倒神像、放火烧庙。群众怕朱次琦真要如此，非常震惊，连忙投入打狼行动，终绝狼患。此外，他还整顿水利、劝学积粟、禁敛民财、禁止同姓通婚（近亲通婚）、在衙门中厉行节约等，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绩。 　　他代职期满准备离任，襄陵百姓纷纷上书山西巡抚乞求让他留任，无奈，百姓的请求被拒绝了。他离开襄陵的那天，农夫放下耕作，商铺全部关门，成千上万的襄陵人为他们的好县令送行。在朱次琦走后第二年，襄陵人集资专门为他修筑了生祠———朱使君祠。历史上为官而被人民立祠纪念的本来就不多，在生之年即被民众立生祠奉祀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为官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爱戴怀念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朱次琦正是实践了为官就要为民办实事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而赢得人民的赞誉。礼山设教影响深远朱次琦从政的时间只不过半年多些。他在未中进士之前，曾当过私塾教师；在山西的七年里，很多士子拜他为师。他辞官回乡后，在礼山下设馆讲学，达二十四年。他生平耗费心力最多的是教育，成就最大的也是教育。 　　据朱次琦的学生简朝亮、康有为、凌鹤书等人的追述资料可以得知，朱次琦在论学方面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融会贯通。在当时普遍讲“一经一史、文章一家、经济一门”的情况下，朱次琦明确反对专攻一经、专学一门的狭隘，讲求学问的本源，知识的融会贯通。二是平易笃实，他既反对清中叶汉学考据的繁碎和门户之见，也反对宋明心学的空疏玄谈，试图以一种平易笃实的方式向学生阐明儒学的本来面目，他主张扫去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见，一切归宗于孔子。朱次琦还指出读书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养个人身心，而不应该只专注于八股、八韵和八法这些应试的东西。 　　虽然，他所生活的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使朱次琦没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还是比较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主流学说的种种弊病。他渴望能出现大批操守高洁、才干卓越的通才，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担当起天下的重任。应该说，他的努力没有落空，他的愿望在他的学生和后学那里实现了。朱次琦最终将他的学生康有为等人托上了新旧思想交汇的风口浪尖。
门生
康有为：广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康有为（1858-1927）1876年乡试落榜后，到礼山草堂拜读在朱次琦门下。此前，他曾跟随过六七位老师，但直至来到朱次琦门下，他才深感找到了真正的导师。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好像疲惫的旅人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又好像盲人睁开眼睛看到了光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 　　在朱次琦的指点下，康有为对几千年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脉络初步融释；在老师独立思考的精神影响下，康有为试图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然而，康有为毕竟比老师年轻了半个世纪，且师从朱次琦之前他就有机会读到《瀛寰志略》和《地球图》等书，对当时西方文化已略有所知。暮年的朱次琦由于长期隐居，与外面的世界比较隔阂，他深厚的传统学养渐渐满足不了这个年轻而志大才高的弟子。两年后，康有为离开了礼山学堂，他日后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引发的飓风和地震，也与他的老师朱次琦的思想观点相去甚远。然而，康有为始终非常爱戴尊敬朱次琦，并视朱次琦为指路的良师，他经世救民的宏伟愿望，无疑也出自朱次琦的启示。简朝亮：被认为是最能继承朱学的人简朝亮（1851-1933）恪守师说，持身耿介，淡泊功名，不事标榜，被认为是最能继承朱次琦学说的人，有大儒风范。简朝亮24岁开始跟随朱次琦学习，科场不顺，屡试不第，39岁后绝意科场，专心读书和讲学。他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等地讲学，以朱次琦修身读书的教学要旨为本；他数十年潜心疏证儒家经典，著有《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孝经集注述疏》、《读书堂问答》等。在整理传扬朱次琦事迹方面致力颇多，编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和《朱九江先生年谱》，还编辑朱次琦所遗诗文，成《朱九江先生集》。不过，简朝亮的治学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比如在西学已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仍认为西学乃继承汉学的弊端，则显得闭塞和保守了。梁耀枢：广东最后一位状元梁耀枢（1832———1888）是朱次琦学生中科名最显著的一位。他跟随朱次琦时间比较长，成举人后仍留在朱次琦身边学习。他1862年中举，1871年登进士，为状元。他是广东最后一位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湖北学政、山东学政等职。他为官谨敏，遗传下来的文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