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区域
中国区域
讲解：中国自古就称为“神州”，到现在被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政权被牢牢控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区域变化自清末后，中华民国就将区域改制为“中央政权——省级区域（市级）——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村（村镇）
封建社会的破裂，后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大致包括五大区域分别是，1华北地区2东北地区3华东地区4中原地区5西部地区
又分为五个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西藏藏族自治区。”还内涵两个特别行政区，1【1997年从英国统治100年收回的香港特别政区】2【199年从葡萄牙手中收回的澳门澳门特别区】，还包含一个外独，国内海峡影响深的区域。【台湾省，早属于国民占据，现多党执政，仍然是回与不回，两分说。这也是近代必争之地。】
还包括五大区内的23个省，甘肃省，广东省，贵州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江西省，江苏省，福建省，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海南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台湾省，河南省，青海省，云南省，浙江省，河北省，安徽省，。
还有十大城市：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成都，西安，重庆， 天津， 广州 ， 杭州 。
中国地理省区域划分：
华北地区（5个）：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华东地区（8个）：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台湾
华南地区（5个）：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
东北地区（3个）：黑龙江、吉林、辽宁
西北地区（5个）：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
华西地区【西南地区】（5个）：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华中地区（3个）：河南、湖北、湖南
今天的区变  中国地图最初的“国”是定居的部族及其所在的地域。那么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这些“国”哪里去了？答案是他们在民间仍然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人是据族而居的，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家族。中央集权制打破了“国”的上层建筑，但这个基层组织并没有被破坏，反而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乡里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政区逐步形成了双环相套的基本建置结构。以省、州、县构成一环，代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我们可以不必管其实际称呼如何，姑且称之为省、州、县三个级别。）县、乡、里构成一环，代表地方的内部自治。两环之间以县为连结点。这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适应行政需要的必然趋势。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曾经一度废除了地方内部自治，代之以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然而实践证明这是不符合客观要求的，因此七十年代末在村一级又相继恢复了农民自治组织。
古代疆域  最早的区图在山海经记载中，神州在滔滔的水流中生活，当时水利工程攻克无法进行，常被洪水流域蔓延，不光人烟受灾，农作物也遭受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有所认识。东晋葛洪在《神仙传》中写道“东海三为桑田”。唐朝颜真卿、宋朝沈括等都以山顶、山崖中所见的螺蚌壳为证据，阐述了海陆变迁的观念。
古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有古地貌、古气候、古水文、古土壤、古生物、古海洋等，分别形成相应的古地貌学、古气候学、古土壤学、古生物地理学、古海洋学等。
古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是将今论古原则。它假定现代所存在的自然地理过程，在过去时期里都同样地存在、同样地进行，因而可以利用现代的自然地理过程和自然地理原理，推论和复原过去的自然地理环境。
但是事实上，在40多亿年历史进化中，地球表面的自然地理过程是不可能不变化的。如当生物圈还处在原始阶段的时候，大气的组分，特别是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大异于今天，生物过程、风化过程和土壤形成过程等也是不同于现代的。因而，在复原环境运用将今论古的原则时，又要对此原则有一定的限制。自然地理学范畴的古地理学，其研究范围主要属于新生代时期(距今6700万年以来)，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大体上适用于这个时期。
复原不同的自然地理现象，必须根据要求选择恰当的时间间距，选择的时间间距小于该特定现象的变化率，其成果才有意义。如重建更新世时期“洲”级空间尺度的古环境，时间间距应不超过一万年；重建全新世间冰期期间的古地理变化，时间间距应不超过一千年。
不同类型岩石的生成和分布，都代表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分析某一地质时期变质岩和岩浆岩的分布，有助于识别古造山带、火山岛弧带和地震带的分布等，根据沉积岩的颜色、矿物成分、粒度、磨圆度、分选程度，结合所含的化石，可复原当时当地的沉积环境。
判断海洋环境最可靠的标志是沉积物中含有的海生生物化石。根据沉积物及化石的性质，可进一步区别海洋环境中的超深海带、深海带、半深海带和浅海带，以及当时海水的温度、含盐度、清澈度、氧的含量等条件。
在陆相沉积物中，冰碛物及相应的冰蚀痕迹、第四纪黄土堆积、红层、古沙丘和蒸发岩，对恢复古地理环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冰川是寒冷气候环境的产物。通过对冰碛物、冰川纹泥、羊背石、冰擦痕等研究，可恢复古冰川的分布范围及其消长过程。气候最寒冷时期，冰川的覆盖面积约为现代冰川面积的三倍；最温暖时期，覆盖面积略小于现代。更新世时期冰川的多次扩展和退缩，冰期和间冰期的多次交替，标志着中、高纬度地区气候和古地理环境的反复递变。
第四纪黄土在欧洲、北美主要分布在冰川外缘，表明当地当时属于寒冷苔原环境。中国的黄土主要分布在干旱荒漠区的外缘，表明当地当时属于干寒草原环境。随着冰期。间冰期的交替，黄土的沉积率有明显变化。间冰期时气候转暖，黄土沉积率低，在有利的生物-气候条件下，黄土表面发育土壤层。欧、美、亚洲的黄土沉积剖面中都夹有多层古土壤，它是冰期气候多次为较温暖的间冰期气候所中断的明证。
广泛的古沙丘和短暂片状洪流形成的洪积扇群，通常反映当时属于干旱环境。根据沙丘的排列格局和交错层的倾向，可推断当时的盛行风向。蒸发岩由石盐、石膏、钾盐等组成，大型的蒸发岩沉积主要形成于大型封闭盆地内，大多属于浅水环境，且当地的蒸发量须大于降雨量和河流泼水注入量，因而也是干旱环境的标志。沉积剖面中多层蒸发岩的出现意味着干、湿环境的多次交替。
生物化石是重建古地理环境最重要的依据。如现代造礁珊瑚生存在热带、亚热带浅海中，在年平均温度低于18℃的海域只能生存，不能造礁，因而珊瑚礁的存在不仅表明属于浅海环境，且是属于热带亚热带环境；棕榈属于热带、亚热带植物，现在分布于北纬35°～36°以南，第三纪时它在北半球的分布范围要比现在广阔得多，表明当时热带、亚热带所跨纬度比现在宽广；在不列颠群岛，现代矮桦生存环境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2℃，八瓣仙女木不超过23℃，它们在第四纪冰期时在中欧平原的出现，表明当时该地曾经是寒冷苔原环境。
生物化石的某些生态特征对重建古地理环境有重要意义。如树叶有滴雨尖是热带雨林的特征，披毛犀的长毛意味着气候寒冷。一般说来，同一种属的哺乳动物的个体，有向两极寒冷环境增大的趋势；与此相反，冷血动物的个体有向赤道湿热环境增大的趋势，最大的甲虫，蚱蜢、多足类动物等都出现在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的繁茂程度也是探索古地理环境的依据。厚煤层的出现一般表明当时当地环境温暖润湿，有利于植被的生长。
生物化石的微细构造可用于追索古环境的细节。如根据植物化石中的年轮可推断当时的温度季节变化和降水季节变化；年轱木明显，可能表明当时当地是全年高温多雨的环境；特殊的年轮现象有可能标志着异常气候的出现。
与枝、叶、花果等植物机体相比较，植物的孢子和花粉具有数量大，耐酸、碱，耐高温(可达300℃)，耐高压，容易保存等优点。因此，植物孢子花粉组合分析在重建古植被群和恢复古气候、古地理环境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沉积物和化石的化学性质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环境特点，因而地球化学与化学地理资料是重建古地理的信息。许多元素有显示古环境的意义。如高价氧化铁所染红的砂、页岩，具有指示高温、低纬的古地理意义。含镓较多的页岩属于淡水环境沉积物；铷、硼的相对含量较高的岩层属于海水沉积环境，因为它们随水体中含盐量的增加而增大。海洋介壳类外壳中镁和锶的含量随水温而变化，根据海底富含无脊椎动物介壳的钙质沉积物中镁和锶的含量可推断古水温：含量较高一般为低纬暖水环境；含量低的一般为高纬冷水环境。
粘土矿物的性质能标示不同的古环境。伊利石的含量在赤道地带最低，随纬度升高而增高，高岭土相反，在赤道强烈化学淋溶地区含量最高。南美亚马孙河口不同时期沉积物的分析表明，全新世时期的沉积物中高岭土含量较高；最后冰期时期的沉积物中高岭土含量较少，且含有占相当比重的未分解的方解石。这说明该地现代为热带雨林植被，在一、二万年以前则是稀树草原植被。
火成岩和沉积岩中都含有细粒的磁性矿物，这些磁性矿物在冷却沉积过程中，都受当时地球磁场的作用。成岩以后，这些古磁场特征，包括磁极方向及对纬度高低起指示意义的磁倾角大小，便保存在岩石中。
不同年代的岩石作古地磁测定，可确定当时磁极的位置和采样地点的古纬度。各大陆不同年代岩石样品的古地磁测定表明，地球的磁极位置是在不断移动的，而且从不同大陆上的岩石中所测到古磁性磁极的移动路径不一，说明各大陆的相对位置随着时间的推在变化，这是大陆漂移说和板块构造说的重要依据。
同位素分析依据的是三种氧的同位素：氧16、氧17、氧18。不同环境中的水，其氧18与氧16含量之比是有差异的，陆上水体中的比值均小于大洋水体中比值的标准平均值。离海洋蒸发源愈远，水体中的此值愈小。同位素分析方法在研究洞穴沉积物、树木年轮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好成果。
古地理学研究古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因而确定每一幕古环境的年代是极其重要的工作。缺乏年代，难以建立演变过程的顺序；对各种不同来塬的资料，也只有在定出确切年代后，才能相互对比和综合。20世纪中期以来古地理学取得许多重大突破，是与多种有效的绝对年代测定方法的出现分不开的。
现代常用的年代测定方法有：放射性元素年代测定法；古地磁年代测定法；氨基酸年代测定法；年轮年代测定法；地貌-沉积年代测定法；标准化石测定法等。
古代政区制度
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 
  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的地方行政区划、地方政权机构及其职官设置等制度。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的沿革演变，可分为分封、郡县、州郡、道路、行省五个时期。其制度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发展。
分封制指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实行的地方政治制度。史载夏王朝为当时各部落的盟主，只能以“封诸侯、建藩卫”进行统治。商承夏制，西周发展为全面的层层分封。当时已出现中央与地方的统属关系，有的都邑直属中央政权，有的都邑则由诸侯国管辖，西周还有“六乡六遂”制度。但这个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尚不成熟，史书所载也互有出入。
郡县制这是古代较完整的地方政治制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最初的郡县互不统属。后因经济开发，人口增殖,中原各诸侯国北部边境的郡开始分县而治,中原腹地的县逐渐划小，数目增多，于是在县上置郡，形成郡县两级政区。至战国后期，各诸侯国除都城外已普遍置郡。秦统一六国时,将各国都城改为郡治。这样,除秦都咸阳设内史管辖外，郡县制行于全国。
秦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使地方分权而治。郡设郡守主行政，郡尉主军事，中央派驻各郡的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守官秩相当于中央九卿,郡尉略低,均置丞作为助手。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不满万户者设县长。有县丞掌文书及仓狱，另有县尉主治安。县以下设乡、亭、里。其中，乡置三老主教化，啬夫主诉讼和赋税，游徼主治安；乡辖亭，亭置亭长；亭辖里。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有下属办事机构与职能部门。办事机构称门下，置门下主簿，下设文书档案、侍从警卫、财务出纳和谋议等机构。职能部门称列曹,有掌民政的户曹、田曹,理财政的仓曹、金曹，主兵政的兵曹、尉曹，管司法的贼曹、决曹。县还设负责营造交通的司空、将作、桥津、传舍等部门。各部门主管称椽史和啬夫。这样，形成宝塔式的严密统治机构。
两汉承秦制，但因片面总结秦亡教训而大封同姓诸侯王以为藩辅，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地方行政制度。即将当时全国60个郡的3/4分封给诸侯王，中央直辖仅15个郡。于是重蹈战国时割据之势，终于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西汉朝廷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并以“推恩令”分割王国封地，缩小其辖境。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郡国并行制名存实亡，实际已恢复秦的郡县制。
州郡制指东汉末形成的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州起源于汉武帝所建部刺史监察制度。由于十三监察区借用儒家经典内古代州名，故当时即以“州”作为监察区的俗称。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派中央九卿出任各地州牧，集中一州所辖各郡之军、财、民力镇压起义民众。从此，州由中央监察区变为地方行政区，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各州均置行政机构和长史、司马、东曹椽、诸校尉等官属僚佐。由于州牧、刺史手握重兵，并以此为割据资本，使中央集权陷于瓦解，导致三国鼎立割据局面。
魏晋南北朝期间，各王朝大体皆沿东汉末年的州郡县制。自永嘉之乱后，东晋南朝还出现侨州郡县这一特殊制度。当时因北方战乱，大批北人举族南徙长江中下游定居避乱,其聚居区仍沿用北方原籍的州郡县旧名,于是各地出现大量侨州、侨郡、侨县，造成地方政治制度混乱。后经长达二百年的九次“土断”，才基本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南北两朝政权还多次滥设州郡。至北周大象二年(508),北方已有221个州、508个郡、1124个县；梁大同五年(539)时，南方也有州107个、郡586个。不少地区出现有州而无可辖的郡,郡无可辖的县;有的两州同在一地或一地有两个郡名，使地方政治制度陷于极度混乱境地。隋立国后，对地方政治制度大力整顿。其措施有：①撤销郡级机构，以州辖县；同时裁并滥设的州郡，全国并为311个州。隋炀帝即位后改州为郡,进一步并县，使全国有郡190个，县1255个。②地方人事权收归中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下诏除授，六品以下由吏部任命；并提倡科举考试选官，替代魏晋以来“九品中正”荐举任官制度。③恢复地方军政分治，并规定郡县长官由外地人担任,县令以下官吏三年一调,不得连任。④仿汉监察制度，设司隶台大夫、别驾、刺史等监察大员，分别巡察各地,也按六条问事。至此,地方政治制度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道路制指唐代的道制和宋代的路制。唐初有州328个、县1573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10道，后增至15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方镇）、州府、县三级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府建于唐开元时，相当于州。当时凡属京师、陪都或本朝帝王驻跸地，皆建府以显示其特殊地位。府的行政长官为府牧、府尹、少尹，其下属机构府、州大致相同，均置司录、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府（州）学等，但府属官吏的品秩比州高。从五代至宋、元，建府地区逐渐扩大。到明代，全国已普遍建府，取代唐以前的州。
唐代地方机构还有都督府与都护府。都督的名称始于东汉，魏晋以后常兼驻地所在州的刺史。北周改称总管,至唐复为都督。景云后凡持节的都督改称节度使,都督的名称遂名存实亡。都护府源于汉的西域都护。唐代沿袭该制于四境置六都护府，成为管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都护府下属机构与内地府州大致相同。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政区。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于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县以下行政机构，隋唐为乡里制，北宋一度推行保甲制，但因新旧党争而时行时废。
在宋代，与宋王朝并存的辽、金、西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地方政治制度均受中原文化影响，或仿唐，或学宋,同时保留其原有制度。如辽仿唐制置五京道,为道—府、州、军城—县三级政区。道属行政机构，又仿宋制，置都总管府、处置使司、转运使司相互牵制；契丹族原有的头下军州、斡鲁朵等机构也予保留。金早期仿辽制置五京道，入主中原后仿宋制分路而治，仍保留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明立国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元的行省制加以改革：①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与中枢相同的机构与官名，降低其品秩等级。②地方分权，相互牵制,由布政使司掌民政、财政,另设都指挥使司主兵政，按察使司主刑狱,三机构互不统属,各直隶中枢，凡遇重大政事便共同商讨。③整顿地方机构统属关系，实行布政使司、府和直隶州、县和一般州三级统属。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废中书省与丞相制，原由中书省直辖地区更名直隶，归六部管辖。从此，“省”的机构不复存在，只因各布政使司辖境与原行省相同，习惯上仍以行省称之。但自永乐以后，鉴于地方分权无法应付农民起义与边患，不得不派部院大臣担任巡抚奔赴出事地点，总揽军政大权，相机处理。明中叶后还加派更高官秩大臣出任总督，跨省区统一指挥。但明朝廷严格规定督抚为中央派遣大臣,限制其插手地方政务,督抚辖境、治所尽量避免与布政使司重合。布政使司虽听从督抚指挥，仍为一省的行政首脑。明代县以下为里甲制,110户为一里，置里长；10户为一甲，置甲首，以当地丁粮最多者担任。城区、近郊置坊和厢。后又改里甲为保甲制，保辖10甲，甲辖10牌，牌辖10户，分置保长、甲长和牌头，负责征收赋税并维护治安。
清承明制，在内地设18行省。省置巡抚，总揽军政；撤销都指挥使司,降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为省属机构,使巡抚成为一省之长。同时置8总督，统辖除鲁、豫、晋3省以外的行省。其中，直隶、四川为一省一总督,两江总督辖3省，余皆各辖2省。督抚治所除江苏外，皆在省城。同治后经逐步调整,凡督抚同在一城的省,存总督而废巡抚；非总督驻节的省,巡抚可全权处理军国大事,只江苏一省因督抚治所不同仍维持原状。至此，行省制臻于健全。辛亥革命后仍沿袭，只将督抚更名为督军、督办、省长而已。清行省以下机构大都承明制，但其长官称知府、知县。后因省区太大，政务日繁，又在行省与府、直隶州厅之间置道，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称道台，设四品道员1人。辛亥革命后废府存县，道台演变成省府派驻各地区之行政专员公署。
清代边疆地区政治制度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北部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五将军，分别统辖从东北到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保留各少数民族原有制度。光绪时还改设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4行省。西藏地区由当地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与清驻藏大臣三方共同协商政事，保留其原有地方行政机构。西南民族地区沿袭元明土司制，并通过改土归流纳为地方行政机构。这些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的地方政治制度既保留当地民族习惯，又能统一于中央政令之下，故能为边疆[1]各民族所接受，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