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吕库古
吕库古简介
吕库古（(Lycurgus)生于公元前7世纪，创立了斯巴达的政体形式，他是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人物，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在传达神谕时称他是“诸神所钟爱的人，不是凡人，而是神。”吕库古正是凭着这个神谕而受到斯巴达人包括国王的尊重，从而为斯巴达人制定了一系列不成文的“端特拉”(神谕或律法)，并且让斯巴达人发誓永远遵守这些法律。
普鲁塔克所著《名人传》以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以对古希腊罗马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名人为平行主角，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相互并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形象，是西方纪传体历史著作的传世之作、一部融合历史、文学和人生哲学于一身的宏篇巨制。其中的吕库古(Lycurgus，又译为莱库格斯)传说是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立法者，他是斯巴达国王的儿子，其父死于非命后，王位传给了其兄，不久其兄也死了，王位才传给了他。吕库古强调斯巴达人应皆赋道德和健康，养成任劳任怨、勇敢善战、忠心为国的风尚。品库古的名字，对于斯巴人来说是正义的象征，是热爱人民和祖国的理想领袖的象征。他为斯巴达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这套制度不仅保证了相当长时期里斯巴达的军事优势和实力，而且通过这一制度所建构的一种严正和艰苦的生活方式，也吸引了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
吕库古改革
吕库古的改革主要有三项内容：
第一是构建了元老院。元老院由28名元老和两位国王组成的。由于元老院的效能同国王们“狂热的”治理揉合在一起，由于元老院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具有同等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妥和应有的节制。在此之前，内政摇摆不定：时而依附国王，倾向僭主政治；时而随和大众，拥护民主政体。如今元老院的权力就成了国家这条船上的一种压舱物：把它放在一条稳稳当当的船上，国家大事就能得到最完全、最井然有序的安排：需要抑制民主政体时，二十八名元老总是站在国王一边；相反，要反对僭主政治的侵凌时，他们又总是支援人民的行动。元老议员的数目定为二十八名。元老院议员最初是吕库古从同他一起变法的人里任命的。后来，他又规定任何因死亡而空出的席位均需从年过六十的长者中选出最合适的人来补充。由于元老院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具有同样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定和节制。
人民大众拥有表决权，但他们是不允许提出议案的，他们被召集来开会时，只是对于议员和国王提出的议案，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加以反对。后来，人民大众利用增减字句的办法来歪曲或曲解提交给他们的议案的意思，因此，波吕多罗斯和特奥蓬波斯国王就在“瑞特拉”神谕里加进了一项条文：“如果人民大众意欲采纳一个歪曲的议案时，元老和国王有权休会。”尽管吕库古这样调整了国家政体，寡头（少数）统治的因素依旧原封不动地其中占优势地位。
第二是重新分配土地。当时斯巴达人的两极分化已趋严重，在这方面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城邦因充满了贫穷的、无依无靠的人而负担沉重，而财富却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决心要消除骄横、嫉妒、罪行、奢侈以及那更加根深蒂固地折磨着国家的弊病：贫与富。他说服了同胞将所有的土地变成了一整块，然后重新加以分配；劝说他们彼此在划一的、生计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单凭美德去博取功名；使他们确信在人与人之间除了那种因行径卑贱而遭到谴责和因行为高尚而备受赞扬的区别以外，是不存在其它差别和不平等的。
除了重新分配土地，吕库古还分配了斯巴达人的流动财产。他看出人们是不容忍自己的财产直接从身边被取走的，于是，就采取了另一种方法：用政治谋略去克服他们的贪婪。他取消了所有的金银货币，规定只准使用铁币，这种铁币易碎，币值甚小，一大堆沉重的铁币只有些微的价值，它们“即不便收藏，也不值得收藏，不，甚至切成碎片也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有谁要去偷窃它呢？” 所以这种铁币通行的时候，许多罪恶都从斯巴达消失了。” 当然，消失的不仅有罪恶，也有新兴的文明的萌芽，这是普鲁塔克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的。他说：“因为没有货币，就不可能购买外国货物或古玩摆设；航海商旅就不再将货物运入斯巴达的港口；修辞学教师就不再涉足拉科尼亚的土地，就再没有流窜四方的占卜者，再没有蓄养妓女的人，再没有金匠和银匠。于是，奢侈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
第三是设立公共食堂。为了更进一步地打击奢侈风尚和铲除致富的欲念，吕库古采取了第三个、同时也是最为精心构思的政治措施：即公共食堂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相互结伴共进三餐，饮用同样的、指定的食物，而不是在家里，倚靠着华贵的睡椅，坐在华贵的桌前，让仆人和厨子侍候自己，像贪婪的动物，在昏暗中吃得脑满肠肥，屈服于每一种贪欲和各种饕餮之徒的恶习，并且需要长时间的睡眠、热水浴、充裕的休息，这一切不仅毁坏了他们的性格，而且也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基于此，普鲁塔克由衷地称赞公餐制“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是一个更伟大的成就。”吕库古的这三项措施从根本上涵育了斯巴达人的德性——元老院带来了政治上的节制和稳定，重新分配土地和流动资产从根本上消除了贫富不均这一社会痼疾，养成了斯巴达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单凭美德去博取功名的高尚精神；公餐制不仅使得财富成了不再引人产生欲望的对象，而且使公共食堂成了涵育简朴、友爱、志趣相投、好恶一致等共同行为规范的学校。
吕库古教育
吕库古制定的法律没有一条是写成文字的，确实有一条所谓的“瑞特拉”神谕禁止他这样做。他自己觉得，倘若那些促使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们的习惯和训练当中扎下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确实，他使得教育完完全全地担负起立法的功能。
就教育而言，吕库古把它看作是立法者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他追根溯源，着手精心地调整婚姻与生育状况。他规定：一个男人一直要等到做了父亲，才能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这样的相会，不仅仅锻炼了自我克制和节制，而且夫妻结合的时候，双方身体内部都充满了创造的能力，彼此的情爱高涨而又新鲜，没有毫无节制的房事造成的腻烦和迟钝，而且在他们内心总留存着一束相互渴念、相互爱慕的、没有燃尽的火花。他一面不让婚姻关系受到一切淫乱放荡行为的影响，一面又使得同其他高尚的人共享生养子女这析事受到人们的尊敬。
吕库古没有将儿子看作是父亲的特殊财产，而是当作国家的公共财富。因此，他不愿本邦的公民由随意结合的父母所生，希望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们的后代。那时在婚姻关系上普遍存在的自由，目的在于得到健壮的体魄和建立良好的政治，远不同于后日人们归咎于妇女的那种放荡与淫乱。母亲们教育幼儿知足常乐、不挑食、不怕黑、不怕独处，不让他们沾染上暴燥和哭闹等等不良习惯。孩子一长到七岁，按照吕库古的命令就全部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在连队里他们遵从划一的纪律，接受划一的为练，因而渐渐地习惯了彼此一道游戏和学习。斯巴达人孩童时代的训练实质是一种关于服从的实践。至于读书识字，他们仅仅学到够用而已。其它一切为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惯战。他们的饭食供应量是不足的，为了使自己肩负起对饥饿的搏斗，他们被迫变得胆大而又机灵。
吕库古贡献
吕库古将斯巴达铁币造得分量极重，所含的价值却极微。但是他却使得象货币一样流行的语言使用时简洁凝练而旨深意远；他想用一般的沉默习惯使得孩子们答话时简练而又准确。如果我们根据所记载的吕库古言论去判断，他本人的谈吐就是十分简洁机智的。比如，论及政体，他在答复一个要求在城邦里实施民主政治的人时说：“你回去吧，首先在家里实施民主政治。”
吕库古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象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
在斯巴达人的葬礼方面，吕库古也制定了最旧越的制度。首先，他准许斯巴达人在城里殡葬死者；其次，他不准用任何物品陪葬。
他不许斯巴达人随意住在外邦，不许他们在异域漫游，不仅如此，他实际上还把为数众多的外邦人驱逐出了斯巴达。“在斯巴达，自由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奴隶则是最彻底的奴隶。”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斯巴达人开始对希洛人如此残酷无情是较后时期里的事情。
在斯巴达随后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奉行着他所制定的法律。有人说起斯巴达固若金汤是因为国王知道怎么指挥，国王回答道：“倒不如说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知道如何服从。”我对他们这种说法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人们不会去服从那些无能的统治者，而且服从恰恰是要向统帅学习的一门课程。优秀的领袖人物造就优秀的追随者。如同驯马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使得马儿驯服温顺一样，治国之道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灌输服从观念。
吕库古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让他的城邦去统治其它众多的城邦，相反，他认为整个城邦的幸福如同单独个人的幸福一样，系于德行的广为流布与自己领土范围内的和谐。他所有措施与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思想开阔、自给自足，在所有一切方面都平和节制，并使他们尽可能长久地将这些品质保持下去。吕库古没有撰写作品和文章，但是他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不可模仿的政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