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之玺
钢铁冶金专家​
人物生平王之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县立第一小学。
1924年毕业于保定第六中学，随即考入北洋大学预科。
1929年暑假，他随地质教授冯景兰到龙烟铁矿考察，在冯的薰陶下，对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王之。
1931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今天津大学）矿冶工程系，获学士学位。 
1931年7月，王之玺由学校介绍到东北矿务局的复州湾煤矿工作，两个月后发生“九·一八”事变，11月，日军接管了煤矿，他借口回家探亲，于年底前回到河北故乡。 
1932年初，经同学介绍到汉口六河沟铁厂工作，实现了从事钢铁工业的夙愿。经半年多工作学习，被提升为工程师。当时铁厂生铁成本高，企业亏损。他怀着“钢铁救国”的信念，为进一步深造，于1934年8月赴英国雪菲尔德大学钢铁冶金系学习，主要进修与钢铁专业有关的课程，一年后即进行“钢表面硬化”的研究工作；假期中则到维克斯特钢厂和匹赤头皂普钢厂实习炼钢和钢材加工，为提高自己的钢铁冶金理论基础和钢铁生产技术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6年秋他学成回国，随即应上海新和兴钢铁公司（上钢三厂前身）总经理王尔绹之聘，赴沪工作，任副厂长。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筹建中央钢铁厂。王之玺于1937年初离沪参加该厂筹备委员会工作，任矿冶专门委员。同年5月，在参加审查德国提出的初步设计后，参加技术代表团，在严恩棫的率领下赴德商谈技术设计。谈判结束后，他到德国克虏伯公司宝伯克炼钢厂实习倾动式平炉炼钢和特钢厂平炉、电炉双联炼钢技术。 
1938年初，抗战声急，王之玺、严恩械、靳树梁、刘刚四人申请提前回国参加抗战。同年4月返抵武汉。当时中央钢铁厂已被迫停建。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也已迁到武汉，并与兵工署联合组成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拟拆迁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有关设备到四川重建。他当即被派参加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工作，参与解决拆迁中的技术问题。由于考虑到运输能力有限、后方资源和建厂条件较差的情况，在严恩械的建议下，决定改拆六河沟铁厂的100吨高炉，选拆汉阳铁厂30吨平炉部分关键设备和除初轧外的全部轧钢设备，以及机修和耐火材料等设备。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选定设备大部分及时运到重庆，为大渡口建厂创造了条件。1938年秋，王之玺与迁建人员一起撤至重庆，参加大渡口钢铁厂建厂规划的制订工作和炼钢厂的设计工作。 
1938年，资源委员会决定筹建云南钢铁厂。12月，王之玺被调往昆明参加该厂的筹建工作。1940年秋，建厂工作暂停，他于11月被派往陕、甘地区会同地质人员进行煤铁资源调查工作。1941年9月，他又被调回昆明，继续参加云南钢铁厂的建设工作。 
1944年初，资源委员会组织高级技术人员代表团赴美考察。他被派考察钢铁工业，先在纽约、华盛顿搜集美国各钢铁厂设备、规模以及美国钢铁协会战时钢铁质量标准等资料，而后到匹兹堡琼斯洛夫林钢铁公司所属的两个钢铁厂参观学习。在此期间，由王宠佑介绍，他被接纳为美国矿冶学会正式会员。 
1945年初回国后，他被借调到战时生产局任材料处副处长，协助美国钢铁代表团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12月他被派参加资源委员会组织的考察团到海南岛调查榆林、石碌两铁矿和东方水电站。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负责钢铁工业全面工作。 
同年冬，王之玺随资源委员会钱昌照主任赴华北、东北等地视察。回南京后被任命为鞍山钢铁公司协理（即副经理）。1947年4月赴鞍山就任，主管技术与业务方面的工作。 
鞍山解放时，大部分技术人员离鞍，他同五位协理和二十几位青年技术人员未走。解放后到安东（即今丹东）学习了几个月。1948年9月调往哈尔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同年11月，沈阳解放。12月他调回鞍山，参加鞍钢恢复生产工作。 
1949年8月，王之玺当选为东北区人民代表，并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候补委员。 
1950年初，鞍钢恢复生产后，他调到沈阳东北工业部工作，评为一级工程师，兼任计划处副处长，参与东北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工作，并继续参与鞍钢生产计划安排和扩建计划的审查等工作。 
1952年冬，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撤销，他调到北京中央重工业部工作，任生产技术司副司长。1956年6月冶金工业部成立，他先后任技术司副司长、钢铁司副司长、科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王之玺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届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并任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冶金组组长。他曾先后被选为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1979—1984）、副理事长、荣誉会员。1984年离休。离休后任冶金工业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应聘为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武汉钢铁学院顾问。
主要事迹参加建设云南钢铁厂
1938年，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解决该会在云南地区厂矿钢铁材料的供应问题，拟在昆明附近建一钢铁厂。当时缺乏炼铁资源资料，12月，资源委员会委派王之玺到云南省勘查煤铁资源情况与建厂条件。王之玺到昆明后，首先与云南地质调查所联系，获悉宣威、一平浪有炼焦煤，但距昆明较远，可供建厂的铁矿则尚未发现。根据这一情况，他决定先找铁矿。在昆明机械厂吴德楞工程师的陪同下，他先到昆明山区土铁生产地找矿，经取样化验，质差量少，且交通不便，不能利用。不久获悉地质勘探队发现易门八街有铁矿，但尚无正式地质资料。王之玺在资源委员会工程师白荫章的陪同下前往易门勘查，见该矿露头面积大，且向深部和北部延伸，有一定储量。
经取样化验，含铁高，硫磷低，可直接用于炼铁。矿区距昆明仅50公里，又邻近滇缅公路，运输方便，条件优越。随后他又到一平浪和宣威煤矿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到宣威煤煤质好，炼成的焦炭强度高、硫低，自是好煤，但距离铁矿区约300公里，运输困难；一平浪煤炼的焦，含硫不高，但强度稍差，估计可供容积不大于200立方米的高炉使用，运距则在100公里左右，可用汽车运输。接着在白荫章的陪同下进一步调查了水、电供应情况及辅助材料条件。经三个多月调查，了解到昆明湖通长江的螳螂川，水量充足可供利用。昆湖电厂有余电可供钢铁厂。滇缅公路安宁沿线有石灰石和白云石，昆明湖边有耐火粘土，设备材料可从越南海防进口。经反复考虑，王之玺提出用易门铁矿、一平浪焦煤、在滇缅公路沿线建设钢铁厂的方案。根据上述情况，他在安宁附近选定了两个厂址。1939年6月，王之玺把建厂方案报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接到方案后，即于8月间先后派孙越琦、严恩械赴昆复查。王之玺详细介绍了建厂方案，并陪同他们复查了煤、铁矿和辅助材料，察看了拟选厂址。复查后资源委员会迅速批准了方案，并于同年9月联合兵工署和云南省政府组织成立云南钢铁厂筹备委员会，由王宠佑任筹委会主任，周仁任副主任。严恩棫任委员兼工务处处长，负责钢铁厂全面建设工作。王之玺协助严恩械处理工务处业务。建厂规模初步定为日产铁200吨和相应的炼钢和加工设施。第一步先建50吨高炉和1.5吨侧吹转炉，并调来靳树梁、谭振雄、吴之风、许声潮、方刚等参加筹建工作（建厂详情请参阅同卷严恩械传略）。1941年秋，原筹委会改为理事会，周仁任理事长。工务处改为云南钢铁厂工程处，严恩棫任处长，王之玺任副处长，负责全面建设工作。在材料设备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过一年多时间，建成50吨高炉一座，1.5吨转炉两座，分别于1943年6月、11月竣工投产。生铁质量良好，满足了云贵地区对生铁的迫切需要，还部分支援四川。 　
为复建鞍钢做贡献
鞍钢是以原昭和制钢所为主体，与周围十几个附属企业构成年产钢10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是一个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以及轧辊、钢锭模与机械制造，耐火材料，线材加工，生铁铸管等的庞大实体。日本投降后，苏联将主体设备拆走2/3，解放战争期间部分设备又遭到破坏，加上技术人员少，物资缺乏，恢复生产确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工程。留用的日本专家声称：“八路军会打仗，鞍钢不可能恢复，将来只有种高梁”。鞍山解放后，领导上要求迅速恢复生产，并让我国技术人员和日本留用人员各提一个复工计划。李大璋经理由王之玺、邵象华、李松堂、杨树棠陪同参观了各厂，并决定由王之玺起草鞍钢复工计划。这时日本专家也提了一个复工计划。经领导研究，决定采用王之玺的计划，并调他到计划处工作，参与恢复工程的实施。 
计划要求用一年半时间恢复三座高炉、二座焦炉，恢复第一炼钢厂和初轧、中型、中板、小型、带钢等轧钢厂，以及有关辅助工厂的生产。计划恢复到年产60万吨铁、50万吨钢、40万吨材。 
为迅速恢复鞍钢生产，组织上从上海、北京、四川、广东等地招聘了一批技术人员，并动员广大职工献交器材，有力地促进了恢复工作的进行。只用1个月时间就把中型、小型、中板等轧钢厂开动起来。 
当时鞍钢恢复生产的关键是炼铁，而恢复炼铁需要解决两项重点工程：一是修复高炉，鞍钢原有高炉9座，苏联拆走了6座高炉的机械设备。只剩下1、2、4号三座高炉，其中除2号高炉完整外，1号高炉停炉时未出铁，炉底有积铁要清除，4号高炉炉身在战争中被炸毁，需要清理废料，重建炉体；二是焦炭问题，鞍钢原有焦炉12座，只有两座可以修复投产，为保证三座高炉用焦，必须再修建两座焦炉，同时还要利用存焦。经研究，高炉修复工作量虽大，但根据鞍钢机修部门的能力，可以完成，只是时间要拖长一些。砌焦炉则是一个难题，当时缺乏熟练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恰好鞍山解放时，有一德国筑炉技师曼纳尔留鞍未走，因此商留他帮助筑炉，并由王之玺负责控制存焦，除炼铁外一律不许作它用。 
随着炼焦、炼铁两个难题的解决，在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号高炉提前于1949年6月投产，1、4号高炉也相继于同年11月和次年1月出铁。其他各项工程在高炉出铁后的半年内陆续恢复生产。仅用1年多时间，鞍钢就恢复到年产50万吨钢的水平。这确实是一个奇迹。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开工典礼时，王之玺被推荐在大会上发言。在鞍钢公司召开的立功奖励大会上，他荣获一等功臣称号。 
1950年冬，苏联黑色冶金设计院派专门小组来华搜集鞍钢扩建设计基础资料并征求中方对扩建的意见。王之玺提出了两点建议，均被采纳。一是：鞍钢是以原昭和制钢所为主体，厂区北部纵列有八个附属工厂，其中有的是为鞍钢服务，有的是利用鞍钢坯料加工成材，都是鞍钢的组成部分，扩建设计上应考虑把钢厂主体车间与北部各厂在生产联系上、物料运输上融为一体以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我国今后生产建设中既需要中厚板，也需要薄板，在板材轧机选型上应考虑能满足以上两种需要。 
1951年底，苏联黑色冶金设计院提出了鞍钢扩建初步设计。王之玺参加了审查工作。审查中他提出了两点设计中的缺点，可惜未被接受，造成鞍钢扩建中的损失。一是：设计中取消了鞍钢原有的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贮气罐。王之玺提出应保留贮气罐，否则会因没有贮气罐而煤气无法调节，导致煤气大量放散，造成大量能量损失。由于苏方未接受，造成鞍钢多年来大量放散高炉煤气。二是：冷轧厂镀锡板采用落后的热镀工艺不妥。他建议采用欧美已大量应用的电镀锡新工艺。由于苏方不同意改，结果要多费2/3锡，提高了生产成本，质量也差。 　
推广先进技术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钢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水平很低，以致建国初期我国钢铁产品质量和品种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发展的需要。为此，重工业部于1951年5月召开了一次全国钢铁质量会议。会上朱德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产品质量还不好”，并特别强调“要建立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订立规格标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会议期间起草了部分技术操作规程和规格标准草案，并要求各企业建立技术监督机构和订立技术监督制度。这次会议为新中国的钢铁质量工作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重工业部和钢铁局都把这项工作列为重点。 
1953年王之玺调任中央重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后，在1953～1954年期间，他协助部领导推行原苏联的计划管理、调度制度、技术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1955年起，他组织各主要生产单位参照苏联最新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各种钢铁品种提出标准草案，在全国钢铁标准会议上由有关生产厂和用户参加讨论。根据用户的需要和生产单位的可能，进行技术协商，陆续制订出较为先进的标准。由部颁发施行，称为部颁标准，在生产和销售上有法律效力。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创建了我国钢铁产品第一套完整的标准，对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66年，曾受到国家标准局的表扬。 
为了交流经验、促进生产，1953年钢铁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炼铁会议。由此建立了一个制度，每个专业隔一两年就由生产技术司召开一次全国性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我国各厂和苏联的先进经验；制订全国统一的炼铁、炼钢、轧钢的操作要点，并由各企业根据“要点”制订具体操作规程。这些措施促进了全国各专业技术的共同发展，也保证了新标准的贯彻执行。 
1955年到1956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各厂都建立了技术监督机构，对技术操作规程的执行和产品质量的好坏进行检查，防止发生生产操作事故和不合格产品出厂。可惜在“大跃进”时被撤销，多年未得恢复。现在只有极少数现代化企业仍在施行。 
王之玺很注意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1956年上半年，王之玺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起草工作，任冶金组组长，具体负责矿山和选矿部分，同时参加冶炼部分重点项目的研究。当时已查明我国铁矿资源中有大量贫赤铁矿和包头、攀枝花两个多金属共生的复杂铁矿。他建议把包头、攀枝花矿的综合利用和贫赤铁矿的选矿方法列为长远规划中的三个重点课题。在钢铁冶炼方面，奥地利发明的氧气顶吹转炉工业生产已成功，苏联科学院院长巴尔金来访时曾建议我国发展该新工艺，国内部分专家和单位已建造设备进行试验。王之玺建议在唐钢建设5吨氧气顶吹转炉进行试验，并列为重点课题。 
1962年国务院组织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又把红矿选矿新方法，包头稀土的回收、分离、提纯及稀土在工业上的利用，高炉喷吹煤粉，无料钟炉顶，强化高炉冶炼和上下部调剂，平炉、电炉、转炉用氧，合金钢镍铬代用等列为重点题目。 
1956年9月，冶金部钢铁工业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和民主德国，进行了3个月的参观。参观中，在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看到高炉风温高达800℃以上，打破了风温600～700C的传统；在红十月特钢厂和土拉试验厂看到建有两套直立式板坯和方坯连铸机；在德聂泊尔特钢厂看到了钢水真空处理和真空浇铸试验。这三项新技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重视，认为应该推广。王之玺回国后，在刘彬部长助理的领导下，经冶金部技术司加以推广这三项技术。
在有关炼铁厂的大力支持下，高炉风温逐步提高，到1960年，鞍钢9号高炉风温竟高达1200C，创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连铸技术于1958年在上海冶金研究所试验厂和重钢三厂相继进行试验，重钢坑下式连铸机试验成功。真空浇铸和真空处理于1957年在大连钢厂进行了试验，结果不佳，未能推广。其后，大冶钢厂、抚顺钢厂等先后引进国外真空处理装置，对钢水脱气提纯，改进钢质量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这仍是重点推广的新技术。 　
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
攀枝花铁矿是高钛型钒钦磁铁矿，这种矿石的冶炼是100多年来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想用规模大、产量高的高炉冶炼，更是科技领域中的一大难题。原因是高钛渣过粘，堵塞高炉，无法冶炼。然而利用攀矿建设我国西南钢铁基地则是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既重要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58年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批转了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报告，当时解决攀枝花铁矿的冶炼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1959年，为与苏联科学院合作研究攀矿冶炼，王之玺曾组织钢铁研究总院、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进行了攀矿小高炉冶炼试验。后因故停顿。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结束，钢铁工业需要进一步发展，攀矿冶炼试验需要继续进行。由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直接领导这一工作。是年春，王之玺代表钢铁司商请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研究室李公达主任组织一个小组赴攀枝花矿区进行实地调查（详情参阅同卷李公达传略） 
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并请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王之玺因而于6月中旬在京召开了有关技术人员和炼铁专家的研讨会，讨论攀矿冶炼方案。会上争论激烈，有的说用高炉冶炼，有的建议用电炉，化工冶金研究所叶渚沛所长则建议用高炉“三高”（高风温、高湿度、高顶压）方法冶炼。莫衷一是。同年7月，王之玺到矿区了解了攀枝花矿的储量和矿石特点。8月，又在鞍山召开的科委冶金组会议上进行了第二次讨论。会上仍有同样的争论，但多数主张进行高炉冶炼试验，王之玺也赞成以高炉冶炼试验为主，同时进行电炉试验，并提出，为加快速度，试验必须从半工业性或工业性试验着手。最后确定以高炉试验为主，同时进行电炉和“三高”冶炼试验。 
攀枝花地处我国西南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无法运出大量矿石。针对这一情况，王之玺提出了一个配矿试验与原矿试验相结合的三步试验计划，即： 
第一步，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高炉上用承钢现有的含Ti028%～10%的铁精矿和含Ti0245%左右的钦精矿配成矿成分，进行小型工业性模拟试验； 
第二步，利用西昌28立方米的小高炉直接用攀矿进行验证试验； 
第三步，如验证成功，为确保攀钢建设大高炉冶炼成功，再在首都钢铁公司1号高炉上进行大高炉配矿冶炼试验和转炉炼钢及轧钢试验。 
这项试验计划经徐驰副部长同意并得到负责攀钢建设的李富春和薄一波两位副总理的赞同。 
随后，王之玺立即与承钢联系组织试验准备工作。1964年冬，王之玺商请由李公达担任承德高炉冶炼试验组组长，由蔡博担任在吉林铁合金厂进行的电炉冶炼试验组组长，由叶渚沛负责在首都钢铁公司进行的“三高”冶炼试验。后来因李公达有病，不能长期驻留承德，因由冶金部商调鞍钢炼铁厂代厂长周传典为副组长，具体负责试验工作。 
高炉试验工作，采用承德钢铁厂含钦较低的钒钦磁铁矿精矿粉，配加承钢的钦精矿，使其达到攀枝花铁精矿成分，而后烧结入炉。试验从1965年1月24日开始到同5月，共用了3个多月时间，在实验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摸清了情况，落实了技术措施，解决了高钦渣高炉冶炼的根本问题。在此期间，王之玺每两周去承德一次，了解试验情况并参加研究讨论。 
承德试验成功后，又按计划进行了西昌小高炉的验证试验和首都钢铁公司的大型高炉试验。结果完全一致。这一试验的成功突破3百多年来世界上没有解决的难题，肯定了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前途，为攀钢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开拓学会工作
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冶金工业部冶金、金属材料等方面的专家与学者在北京相会，倡议筹建我国冶金方面的学会并组织了筹备委员会。推周仁为主任，刘彬、靳树梁、王之玺、张文奇为副主任。195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金属学会。由此时起，王之玺连续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1980年当选为副理事长，1986年当选为荣誉会员。
前后30余年，为中国金属学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发展学会工作，他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坚持学术活动结合冶金工业实际。如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轧钢会议，对我国轧钢工业现状与其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提出应用连铸逐步代替初轧，用连续式冷热宽带钢轧机代替劳特式中板轧机和迭轧薄板轧机，用冷轧硅钢片代替热轧硅钢片，用连续式棒材、型材轧机代替横列式轧机，用步进式加热炉代替推式加热炉等等，据此写了轧钢会议报告，受到好评。 
1983年7月，中国金属学会受冶金部委托，对冶金部编写的《钢铁工业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及《钢铁工业科技发展规划大纲》进行论证。在周传典副部长的直接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下，王之玺组织了400多位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作了修改。最后由冶金部编印成集颁发试行。这一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集体一等奖。 　
为钢铁事业奋斗终身
王之玺1984年离休，时已78岁。他已届耄耋之年，犹念念不忘国家钢铁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担任冶金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时提出建议，还于1987年到1991年协同学部委员魏寿昆等两次远道跋涉，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发展钢铁工业的专题报告。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目的是调查我国钢铁工业原燃料情况。他们走遍东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的十多个省市和鞍钢、宝钢、武钢、马钢、包钢、攀钢等十几个重点钢铁企业，查明了我国铁矿资源不足的情况，提出了合理利用国外铁矿资源的方案。
他们了解到我国焦煤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浪费严重，又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山西丰富的焦煤、肥煤支援各地区的意见。最后提出了《我国发展钢铁工业原料路线的建议》的调查报告。第二次是在1990到1991年，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对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六个沿海港口进行建厂条件的调查，认为有四个深水港口具备建设大型钢铁厂的条件。同时还到上海宝山钢铁厂进一步了解引进新技术、高技术发展钢铁工业的具体经验。结合第一次调查资料，针对钢铁工业面临的挑战，经过详细分析研究，提出了两个战略问题：一是2000年后第三步建设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发展规模与合理产品结构；二是采用宝钢新技术、高技术改造旧厂、建设新厂的建议。他们写了《我国钢铁工业长期发展中若干战略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两个报告都上报了冶金部和中国科学院，得到冶金部领导的赞许和表扬。中国科学院还把第一个报告上报国务院。 
现在王之玺年事更高，但他仍然坚持在有生之年，不辞劳累，兢兢业业地为冶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钢铁工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着。
主要论著1、王之玺．钢铁在工业上的应用．工程，1936； 
2、王之玺．云南省炼焦煤和铁矿资源调查和钢铁厂建设方案的报告．1939； 
3、王之玺．战后钢铁工业发展规划初步方案．1942； 
4、颜任光，王之玺，吴震亚．海南岛石碌、榆林铁矿和东方水电站调查报告．1946； 
5、王之玺．鞍山钢铁公司全面复工计划方案．1949； 
6、刘彬，王之玺．苏联、民主德国、捷克钢铁工业考查报告．1957； 
7、王之玺．攀枝花钒钛铁矿高炉配矿三段试验计划方案．1964； 
8、王之玺．钢铁工业调整和技术改进方针的建议．1981； 
9、王之玺．我国冶金工业调整和技术改造中科学技术的重点研究方向．1982年技术科学部扩大会议报告，1982； 
10、王之玺．关于钢铁工业科技发展和技术改造长期规划的几点建议，1983； 
11、王之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重点研究方向．东北工学院院刊，1985； 
12、王之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展望．冶金规划参考资料，1985； 
13、王之玺，魏寿昆．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原料路线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咨询报告（总001～006），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1989：12～22； 
14、王之玺，魏寿昆．我国钢铁工业长期发展中若干战略问题的研究．1992。
参考文献1、王之玺．解放初期鞍钢生产建设和东北钢铁工业的问题．中国冶金史料，1986（1）：43～48； 
2、马北异．新中国钢铁质量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介绍1951年5月召开的全国钢铁质量会议．中国冶金史料，1986（2）：79～80； 
3、王之玺．资源委员会发展工业概况．中国冶金史料，1986（3）：43～47； 
4、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5、徐驰．周总理领导我们建攀钢．中国冶金史料，1989（4）：5～12； 
6、周传典．攀枝花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杂忆．中国冶金史料，1989（4）：13～22； 
7、李身钊．大型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科学技术攻关．中国冶金史料，1989（4）：53～70。[1]
朔州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王之玺，男，1964年5月生，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雁北师专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86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朔州市国资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现任市财政局总会计师，2012年11月30日拟任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