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兆恩
简介
林兆恩(1517-1598)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世称“三教先生”，教徒尊为三一教主夏午尼氏道统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师。莆田县（今城厢区）人。三十岁时弃科举，专心研究宋儒和当时王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创儒、道、释“三教归一”学说。著有《三教正宗统论》36卷，劝人为善，反对邪恶。其学说影响至深且广，弟子几遍天下。现国内外许多地方均有许多规模不一的“三教祠”。而东岩山报恩寺前这“宗孔祠”则被世人称为“麟山祖祠”。《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一书早期散失海外，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笔者对此书颇感兴趣，但苦求索无门。前些时候，一位老先生推荐给我1992年出版的《明清小说研究》3—4期合订本，此文集上刊有此书的提要介绍，可窥其梗概。
祸患
明代倭寇扰乱是莆田历史上最大的祸患，先后侵犯骚扰兴化府先后达15次。特别是明嘉靖22年（1543）至42年（1563）最为严重，抢劫民财，残杀百姓，给莆仙人民带来莫大灾难。嘉靖40年（1561），倭寇从夏到冬三次攻埭，扰乱周围村庄，城郊荔浦一带百姓被杀甚多，血流染红了沟水。城内瘟疫并起，死者为数不少。林龙江命弟弟兆居、弟子黄仕钦等七人，雇工在城内外收尸2220多具葬于太平山。嘉靖41年（1562）春，倭寇攻陷兴化城，百姓被杀甚众。林龙江先生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园等10多人在城内外收尸火葬约5000多身。南北洋各地也尸骸遍野。同年5月，他又命僧云章等10多人收尸，前后历时8个月，收尸约万余身。万历年间福建莆田人林兆恩，学贯天人，理参释道。人称三教先生，有门人宗孔，字大儒，长沙人，与羽士袁灵明最契，同居金陵崇正坊混元庙。林兆恩往访之，正值峨嵋山行脚僧宝光亦至，众人遂兴立三教盛会，禅三教合一之法，日与处士辛德、萧闲、蔺啬、费用、吴明等讲道。不久，林兆恩返回莆田。而处士辛德之子与蔺啬之子、吴明之子交结歪邪子弟戚情、陆欲等，不务正业。大儒欲诲之，戚情怒而推倒混元庙中镇狐之碑，放出狐精。狐精遂变化骗人，勾淫女子。羽士灵明与行脚僧宝光设坛捉妖不获，适有僧真空游方至庙，与宝光建道场，施法超度蔺啬之子蔺豸，结果误放地狱众迷魂入世。后吴明又请王道士捉狐精，狐精率众迷魂摆迷魂阵，为王道士所破，捉住狐精，众迷魂四散逃去。
其人其事
人称大儒、宝光，灵明恐迷魂造祸世人，立志外游破迷，闻知林兆恩在杭州，遂往访之，一路上或“开释”，或“戳破”，或“劝化”世俗各式人等的“叹贫迷”、“好胜迷”、“争竞迷”、“邪说迷”、“过谦迷”、“好名迷”、“苦思迷”、“好奕迷”。众人至杭州，知林兆恩已入京，转而离杭北上访林兆恩，一路上又开各式人等的“愚昧迷”、“急躁迷”、“慢滞迷”、“美男迷”、“阿谀迷”、“忌妒迷”，至使三教名益扬，求开迷者日多。众人又开商人“求利迷”，又历破百姓“懒惰迷”、“做官迷”、“银子迷”、“妄想迷”、“杀生迷”。众人至京，又知林三教已南归，遂乘船南下，一路上又化解各式人等的“惊恐迷”、“慕禄迷”、“贪戾迷”、“闲散迷”。至莆田，林兆恩又已出游，众人遂返金陵混元庙，出金榜历述开迷二十款，超化群迷，地狱一空。后宝光、灵明均成正果，宗大儒立功建勋，衣锦还乡。 显而易见，其书《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纯属虚构的演义小说，极似古希腊神话小说中的“潘多拉”之盒，但林兆恩却确有其人。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门徒尊称为三教先生，林三教，三一教主，福建莆田人。生于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年），年十八为诸生，此后参加省试，连续三次名落孙山。自30岁始弃名学道，出入儒道释三门，精研佛道旨义，创三教合一之说，从者甚众，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享年八十二岁。 林氏博学多才，学贯三家，著述颇丰。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去世的45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几种著作问世。见于记载的有《林子全集》、《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林子会编》等，国内外现存的不同版本的林兆恩全集就有16种之多，分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日本内阁文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及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处。但笔者查阅了有关三一教主林兆恩本人及其门徒的著述一百多种，不见有此书目的记载。 三教合一，是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而明代则是三教合一论的重要发展时期。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带头鼓吹三教调和。明嘉靖以后，三教合一论十分盛行，不但流行于士大夫和僧尼之间，而且在民间传播开来。林兆恩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的三教一致说。他认为三教不但同源，而且在各方面并不存在着严格的差别，所包含的内容基本相同。他认为，三教都是关于心身性命的学说；三教都主张向内反省，发明本心；他认为，三教立身处世的原则相同，都提倡内外双修，心身性命与纲常人伦不相妨碍；他认为，三教都主张“不争”，而且三教体验“道”的途径相同。林兆恩就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颇具特色，庞大而完整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当今，仍有不少学者指出，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容纳了墨子的对立理论，补充了老庄道家学说之不足，接受了佛教学说精华，又清除了神学成分，使之哲理化，加上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已臻至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合理的思想文化体系。 林兆恩生平著述虽丰，但有相当多著述出自门徒之手，而且版本繁多，有的还散失海外，《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一书便是其中之一。所不同的，只是它是以演义小说这种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三一教的宗旨而已。全书共二十卷一百回。万历间白门万卷楼刊本。明嘉靖年间，福建倭患严重，仅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至四十二年(1563年)间，倭寇入犯莆田多达九次，抢、掠、烧、杀，莆仙一带民众死者相枕，积尸盈野，景象惨不人睹。林兆恩变卖家产，无私奉献，先后六次组织其门徒收埋和积薪火化尸体上万具。使“生者不病于疫，死者得安其灵”，其精神可嘉可叹！
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嘉靖41年（1562）11月29日，倭寇攻破城池，占据兴化城时达60天，大肆凶残杀害百姓，烧焚民房、县府衙门，被烧杀的百姓达2万多人，其中进士就有19人、举人53人、府县生员356人。当时，戚继光率领军士来莆剿灭倭寇。贼兵闻讯后惊慌退出兴化城逃窜沿海。这次，城内外百姓被杀不少。龙江再次派弟子刘献策、僧法从等18人到处收尸骸，完整的尸体就有4000多身，残缺不全的尸骨有百余担，全部烧化后葬于南北河尾山。
嘉靖42年（1563）11月，倭寇另一路侵犯仙游城，次年贼寇被戚家军剿灭，积尸遍野。林龙江命门人许梦笔、僧明圭等10多人往仙游收尸800多身，并为莆仙县城清理街头街尾秽腥。据传，新任知府易道谭知城内外尸体遍地，停留福清不敢来兴化府上任，龙江派人清洒之后才进城。自嘉靖37年(1558年)至42年(1563年)，倭寇侵犯莆田达9次，杀死百姓不计其数，林龙江前前后后5次用卖田的银两共收埋、火化尸体骸骨共23000多身，收尸骨一百多担。
其他相关
此外，据当时县教授刘仕锐查勘上报朝廷，林龙江先生有义行善举13项。他家财变卖的所得巨款全部用于收尸埋骨，或赈济难民、灾民。嘉靖39年（1560），倭寇拢乱莆田，城外百姓进城避乱，龙江先生给予每人钱和粮。万历18年(1590年)和22年(1594年)，莆田先后二次发生饥荒，他捐银2万多两、稻谷100多石赈济灾民。嘉靖37年（1558）4月14日，倭寇进攻兴化城。当时湖湘麻阳兵千余人过境，龙江先生获悉后与仕绅们计议，请麻阳兵退寇，给酬金2000两。龙江先生先垫付部分银两。
林龙江创造“九序心法”（也叫艮背法）可以治病。他把技术传授门人为百姓治病。当时，也有不少官吏士大夫也登门求教治病之方。林龙江对明朝政治腐败及一些贪官污吏，不顾人民痛苦，极为愤慨；对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深恶痛绝。他自觉献粮献钱、出卖田地支援官兵抗倭及受倭害的群众，很受人们敬仰。
林龙江母亲李氏患病去世，林在家守丧，心里很悲痛。有一天，林龙江听门人报告说，有一股日本倭寇窜到莆田来，正疯狂地攻打府城。守城官兵思想准备不足，粮钱欠缺，难以抵敌。这天寒风呼呼，阴雨连绵。守城官兵防守非常艰难，府城危如累卵，林龙江听到这个情况，在丧母极度悲痛中，马上召集门徒和家人商讨援助官兵抗倭之事。大家都一致赞成，林龙江家属同意献粮献钱。门徒们看林家要献粮钱，纷纷表示要克服阴雨和道路泥泞的困难，决心把粮钱送到军营去。
林龙江挑选一批身体强壮的门徒和当地的青壮年帮助把钱、粮送去。官兵们得到粮钱，很高兴。城内附近群众听到林龙江送粮钱援助官兵，也筹集粮款联合送给守城部队。官兵受到援助，吃饱用足，认清敌情，个个精神振奋，士气高昂，一举赶走了倭寇，府城终于无恙。林龙江得到群众敬仰，莆田处处建祠纪念。
林龙江先生多行善举，乐善好施，变卖家财，济世救人，堪称一代慈善先贤。
故事
兴化城地处东南沿海，是倭寇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也就在兆恩母亲驾鹤西行的一个月后，倭寇进逼兴化，当时防守甚急，又值冬季，偏逢一连数日下雨，守城将士苦不堪言，兆恩获知此情形便吩咐家人随其一同去慰劳守城的将士。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嵩误国，突然草疏弹劾严嵩，杨继盛在写给嘉靖皇帝的奏文中援引两个王爷为证人，严嵩闻知大喜，以为可以因此反告杨继盛无故把宗室牵引入纠纷之中，帝听了严嵩之言，果然认为杨继盛用意险恶，立既下令当廷杖打杨继盛一百，并命刑部定罪，形部不敢得罪严嵩，将杨继盛定为死罪，系之于狱，拘押三年。嘉靖帝其实并不想杀掉这位学问深厚并享有天下清名的直臣，也有人劝严嵩不要杀杨继盛、免得招来众怨，严嵩心动，无奈其子严世蕃及党羽非要置杨继盛于死地，天天劝说严嵩下手，于是，在第四年秋决时，严嵩揣知皇帝深恨“抗倭不力”的都御史张经和巡抚李天宠，肯定要被处决，便将杨继盛的案卷夹在这两人的案卷里递呈上去，嘉靖帝未细看，御笔勾决，杨继盛就这样被杀，时年四十岁。
严嵩父子仗恃皇帝的信赖和手中的权势排斥异已的事，何止是这一件，如果熟谙中国官场政治的人，听到这些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但此事经坊间传到兆恩耳朵里，却让他义愤慎膺了好一阵子，尤其是东南倭乱愈演愈炽之际，严嵩想的不是国家安危，竟安插自己的心腹赵文华主剿倭寇，赵文华无略小人一个，胡乱指挥，幸亏有胡宗宪，俞大猷等人能干，平徐海、俘陈东、使东南倭患大有收敛。当然，这些成绩，赵文华皆为已功。为此，朝廷还加封其为太子少保、荫其一子为锦衣千户。
严嵩误国，用赵文华主剿倭寇，其罪之一也。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对兴化百姓而言，真可谓是祸不单行，倭寇侵扰又加上瘟疫流行，使不少人被传染、病死。一些贫穷者，没钱买棺材安葬已故家人只好跪在街头求施舍，兆恩看后，嗟叹不已，他以“穷不可救，但急不可不顾”的理由，说服妻子陈氏与家人，变卖了家中数十亩田地，把所得银两，悉数买了一些棺材，施舍给那些穷人。此举虽赢得许多的感激，但也招至家人的埋怨，妻子陈氏便絮叨兆恩，只顾眼前，不想将来。一些族里长者也登门呵责，骂兆恩是个败家子，祖上的基业，必将毁在他的手中。兆恩不想解释，也无从解释，古往今来，但凡这种有悖常理的事，也解释不清。况且，像他这样的世代书香门第，钟鸣鼎食之家，竟然沦落到变卖田产的地部，就难怪家人着急上火了。
这不是境界问题，谁也没有理由去要求世俗之人均有“佛”的境界。但兆恩却始终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善事，而且是其创立中华夏教的精神铺垫。这是智者的深谋远虑，也是圣者的灵光普照，但凡，成佛业求千古不朽者，都要经历舍已求仁的过程一样，兆恩的毁家纾难之举。必将被后世称道。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十(1558年4月27日)，数千年倭寇攻围福清，其中有千余人乘胜南下，在三江口登陆，这些倭寇驻扎在新桥头、涵江、镇前、洋尾等村庄，每日结伙打掠，附近村庄已被焚掠一空。十四日(5月1日)，倭寇见未有有大的抵抗，便变得气焰愈加地嚣张，他们凭借手中的火枪，居然肆无忌禅地进逼兴化城。当时，城内的少许官兵已在外围防守，一时城内无兵可用。恰好有一队千余人的广东兵驻扎在城里，这些外地的兵士，根本不受兴化城当地官府的节制，即便是在城池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候，乃在营中按兵不动。
官府想请，但拿不出钱来，兆恩获知这一情况后，召集乡绅商议，打算合资聘请广东兵代为追贼。
广东兵听说有人愿出钱请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兆恩和众乡绅才与他们订立契约，击退倭寇给予二千金的奖赏。说来可笑。官兵不抗敌，出兵就要钱，国之如此，民何心安。
订好契约，广东兵这才追到城外，渡河迎击，并获得斩杀倭寇2人的战绩。倭寇害怕了，纷纷撤退至三江口一线。
事后，广东兵入城向兆恩和乡绅们索要奖金，但兆恩和乡绅们以广东兵在击退倭寇后，沿途捞草打兔子，大行掠夺百姓财物为由，拒付这笔赏金。广东兵自视自己有枪就是草头王，那容得兆恩讲理，他们不由分说，当即把兆恩捉去，扣为人质。绑在演武场，鞭打捧击，强迫他到几个失约的家里去讨赏金。还扬言，若不给钱，就杀了兆恩。
弟弟兆居闻讯和嫂子、黄七都赶来说情，求广东兵放过兆恩。兆居说，他哥哥与兵爷们有此契约，也是情急之下，以图安此城池，意不在私，而在公，在替百姓安危作想。
广东兵哪听得进这番解释，兆恩的妻子陈氏，虽平日里对丈夫的怪异形为多有不满，但在此危难之际，也在一旁苦苦地哀求，恳请广东兵放过自己的丈夫。她满眼的泪水、哽咽地说：“再怎样，也不要打人，你们实在是非得要钱，总该容些时日，让我们去筹措”。
黄七则提出先把兆恩放了，他可留下来顶替兆恩当人质，广东见黄七那样子，挥起鞭子，象平日抽打听使唤的马匹一样，直抽得黄七转圈地躲避。兆恩见状，大声喝道：我昔与你们许盟，今倭夷既退，你们复肆遍掠，现又这般抽打无辜，好无道理。好汉做事好汉当，凡事冲着我一人就行，何故连累他人。
广东兵见兆恩形似文弱书生，却有如此凛然的风骨，在心里也不由得有了几分敬意，便收住鞭子，把兆居，陈氏和黄七赶出演武场。
乡绅们听说兆恩在演武场宁死不屈，都深受感到，他们为了解救兆恩，只好向府衙先借银一千九百金，加之此前已经给过的一百金，凑足了二千金，这才从广东兵的手里换回了兆恩。
“这是什么世道啊！”
“官军抗倭不但要用钱雇，而且乘机捞上一大把”。
“倭贼可恨，官军同样可恨，倭贼掠民，官军照样掠民，大明朝腐败到这等地步，岂有不己之理”。
一路上乡绅们垂头叹息，这外患起于内忧，皆为国体已危。
兆恩回家后，全身肿痛，卧床不起，但他却似乎忘记了肉体上的疼痛，依旧咏歌如常，妻子陈氏，本想借此机会，劝诫兆恩，接受此次教训，别再事事出头，安分守已地呆在家中，可兆恩却说，“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民不聊生，那有安分可守。陈氏骂其冥顽，兆恩笑道：“我的志向，岂是你等妇道人家所知”。
第二天，督学胡庭兰亲自来林府探访，当听到兆恩的歌声，再看到兆恩遍体淋伤地仰卧于床上，感叹不已。胡庭兰感动地说：“你真道人也，非勘破生死，岂能如此啊！”
这件事在兴化城内广为流传。大家把这次保住全城之功都归于兆恩，百姓们设彩帐，横额上书着“一券全城”四个镏金大字，借此来表彰兆恩为民驱倭的义举。按院樊献科也赠送题为“尚义”的金匾，以表扬布衣兆恩主持公道，甘于为民承担风险的正义行为。
嘉请三十九年(1560年)，倭寇再欢猖獗，城外避难者纷纷逃至城里、致使整个兴化城难民象避雨的蚂蚁一样，成群结队地挤得人满为患。
这些难民，无处可以安身，却就地而睡，受饥挨饿苦不堪言，兆恩整日忙得昏天黑地，筹集钱、粮、沿街分发，他还鼓动哥哥兆金，弟弟兆居捐钱帮助难民，共度兵灾。
兴化府兴化卫中所千户白仁奉命率领关勇乘战船出海围捕，意在拒敌于门外，此役活捉倭寇14人，大挫了倭寇的锐气，其后，白仁在江口东岳庙附近布阵拒敌，不料倭寇纠集大军，乘夜窜犯，白仁孤军奋战，身危重伤仍与倭寇搏斗至死。白仁将军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让兆恩很受感到，他说：“只要武将不惜命，百姓不惜财，倭患就必定能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