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齐梁时代
齐梁时代
齐梁两朝虽然仅有78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辉煌时期。历来论南北朝文化，往往以齐梁代指整个两朝。在萧氏皇室成员的推崇倡导下，齐梁文化取得了全方位的发达和兴盛，有着突出的表现。
最早的诗文总集
萧统的《文选》《文选》又名《昭明文选》，是一部古诗文总集。编者为南朝著名文学家萧统，梁武帝萧衍长子。他虽贵为太子，却专心文史，他于梁普通二年（522年）召集著名学者，选录上起周朝、下迄梁朝800多年间、130名知名和佚名作者著作共754篇，所选作家都是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选录作品以名篇为主，情义和辞采并茂，反映了各朝正统流派文学作品的精华，为后代研究这七八百年的历史保存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这部大型文选，受到历代的重视，隋唐以后，研究注释此书形成“文选学”。到了唐代，应试举人、进士者，必熟读《文选》，杜甫教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录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徐陵的《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是一部古诗总集，编者为南朝著名文学家徐陵，东海郯人。528年任梁武帝太子萧纲的东宫学士，受“宫体诗”代表人物萧纲之命，编选《玉台新咏》十卷，选入作品769篇，主要为东汉至梁代文人诗作和乐府民歌，所选偏重“撰录艳歌”，描写有关艳情和妇女生活的诗作，其中收录了一些表现真挚爱情和妇女痛苦等较为有意义的作品，如杰出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书中还保存了不少颇为可贵的文学资料，如所选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篇》等均不见于作者别集。《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又一部最早的古诗总集。
两诗派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永明体”和“宫体”两诗派的产生，以及骈体文的成熟，均在齐梁时代。
“永明体”是南朝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形成的一种诗体，其特点是有意识地讲究声律，辨别“四声”，避免“八病”，力求平仄协调，音韵铿锵，对仗工整，诗采华丽。创造此说者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诗律学家沈约。他精通音律，将当时周颙发现的汉语四声用于诗歌创作，提倡自觉运用声律写诗，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空前创举。永明体成为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对辞赋、骈文以及后来的诗、曲等文体都有很大影响，在我国文学体载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宫体”诗是南朝梁陈时期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主要作家是萧梁皇族成员及其文学侍从，大多描写女性之美，形式工巧，声律严整，形成了梁陈时期诗歌的一道奇特风景线。这种诗体因流行于当时萧纲太子宫的学士们中间，而被称之为宫体诗。历代对宫体诗评价褒贬不一，或斥之为“淫声媚态”作品。从文学的艺术特征来看，宫体诗对于妇女体态、神情、举止的描写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增加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在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和诗歌艺术的进步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对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中对于女性外在美的重视和刻画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骈体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讲究平仄运用，韵律和谐；在修辞上注重辞饰和用典。骈文具有声韵优美整齐、注重艺术性的特点，但它注重形色技巧，影响表情达意，容易形成不良浮艳文风。齐梁时代，骈文清新巧丽，追求声韵美，且名家辈出，是骈文创作的黄金时代，对后代骈文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学批评史上的两部杰作
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南朝梁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全书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体例宏大，内容精深，论述了文学创作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书中指出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阐述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分析了各种文体的特点、流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原则方法。作者总结了前人的创作成就，继承发展了前人的理论成果，颇多精辟创见，既卓立于当时，又影响于后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钟嵘的《诗品》《诗品》原名《诗评》，是梁代文学批评家钟嵘所著的一部名著。《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对汉魏至齐梁122位诗人逐个进行评论。《诗品》初步建立起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关诗歌的精辟见解。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在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和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是重大而卓越的，对后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唐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被称为“诗语之源”。
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哲学著作
《神灭论》作者范缜，南朝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少孤贫好学，博通经术，性质直，好危言高论。范缜是无神论者，齐时草撰《神灭论》，梁时对自己的理论作了更精辟的修订，成为现传的《神灭论》。范缜所撰写的《神灭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严历驳斥“神不灭”的谬说，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的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他对形神关系的论证，把古代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那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捍卫真理而勇于战斗的精神，千百年来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教圆融
我国历史上实现儒、释（佛）、道三教圆融，使之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文化之一。
梁武帝萧衍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他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同时对道教学说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家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三教同源说”，说孔子、老子是佛的学生；佛是日，儒、道是众星，即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
梁武帝萧衍一家世代信奉天师道，他即位第三年宣布舍道归佛，把佛教抬高到“国教”地位，对道教也采取宽容政策，对儒学也依然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三教兼弘的。为此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其核心是指儒教、道教同源于佛教。这样就可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既用儒道的道理教人在世间行善，又用佛教教义劝人出世成佛。所以梁武帝有时又把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这一学说，是三教矛盾斗争的产物，是三家学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结。这对实现外来文化本土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及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齐梁文化
齐梁时代在历史上的这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与齐梁这两个朝代所实行的宽松政策和萧氏皇室成员的作用密不可分。
一、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来考察，齐梁时期处在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代。
这个时期，各民族的流动和接触，北方与南方各种文化的交融和吸收，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晋、南朝与北魏几百年的相对安定，以及对教育、文化、人才的重视，这些都促进了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之南朝齐梁皇室的倡导和推动，作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活动，必然出现一个文化繁荣昌盛时代。
二、齐梁皇室所实行的宽松政策推动了齐梁文化的发展。
齐梁皇室成员，尤其是梁武帝萧衍喜好文学，他除主持和亲自编著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外，还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政策。在皇室的推动下，梁代文人的处境比较好，所以创作繁荣，现存南朝诗文亦以梁代为最多。萧衍称帝前，常与文人一起，聚于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官舍，史称“竟陵八友”，诗文交流，相互探究。在齐武帝萧赜和梁太子萧统周围都聚有文人群体，撰写诗文，编集作品。梁时学术环境的宽松，最突出的事例，是对范缜及他的《神灭论》的态度。齐梁皇室萧氏崇信佛教，范缜却“盛称无佛”，草撰《神灭论》。在齐代，精信佛教的宰相萧子良组织群僧与范缜辩论，但都不能屈服他。朝廷不因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不同而迫害异见，在齐永明帝建武中，范缜还官迁领军长史，出任宜都太守。梁武帝称帝后，范缜任晋安太守，迁尚书左丞，而范缜更于此时精修并发表《神灭论》，引发大弘佛教的梁武帝和大僧正释法师，组织曹思文等64人，写作了75篇文章，与范缜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梁武帝亲自撰写《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给范缜扣上“违经背亲”的帽子，但仍允许有关问题在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中，齐梁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个各种主张并起，不少风格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
三、齐梁皇室成员在文学上的提倡和成就，影响了齐梁文化的发展。
在齐朝皇室成员中，齐高帝萧道成，博涉经书，擅长诗文书法。萧道成的儿子齐武帝萧赜喜爱文学，是“永明体”诗歌的倡导者。齐武帝的儿子萧子良不仅本人能写作诗文，而且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文人，世称“竟陵八友”。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萧子显及其弟兄们都是能文之士。入梁后，萧子显撰修《南齐书》列入正史，他倡导文学的“新变”和创作的“灵感”，是独创的文学观点。萧子云是位书法家，文学也较为有名，梁末侯景之乱时东奔晋陵，饿死于显灵寺僧房。
历来在论及梁朝文学成就时，把梁武帝萧衍和其子萧统、萧纲、萧绎并称“四萧”。梁武帝在位46年，不仅是政治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佛学家，在我国文化史上颇有影响，有“诗人皇帝”之称。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给后世留下了卓越的文学遗产。梁武帝三子简文帝萧纲，能诗善文，而且对文学批评亦有其见解。他擅长诗歌，写妇女题材是其创作特色，在文学史上是梁、陈“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他还擅长骈文，主张“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文学创作要有足够的自由和独创。梁武帝七子萧绎，其人不可取，但颇有文才，以写艳歌闻名，是“宫体”诗的又一代表人物。他的骈文与萧纲齐名，辞藻、对仗确有长处。他采民歌入赋，为当时文人作品中少见之特色。他主张文学创作既要“博而不繁，省而不率”，又要“文而有质，约而有润”，既有事理，又有文采。他对文学发展的看法和对诗文内容与技巧的关系的看法，还是可取的。其实梁武帝诸子中还有萧纶、萧纪都有诗文留传后世。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在整个齐梁两朝时代，出于南兰陵萧氏一族人物的文集就有23种383卷。《隋书》是由《隋志》改写的，按《隋志》记载，梁代情况，还应加上5种74卷。这还仅仅是文集一项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所编的总数及其杂著，数量更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