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安三袁
人物传说
明朝时，湖北有一户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爱，而且他们从个个聪明机敏。但他们从不自持聪明，打小便勤奋好学，对人更是彬彬有礼，深受乡里喜爱。教书先生们都觉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学兼优的可造之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们。后来，兄弟三人都成了中国杰出的大学问家。他们就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称“公安三袁”。
得到老师们的厚爱，兄弟三人变得更加刻苦，对老师越发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负了老师们的苦心。老师们瞧在眼里，乐在心里。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兄弟三人都长成了大人，各自学有所成。先生们觉得：再没什么可教他们了。这一天，先生们把三兄弟叫到面前，点着头逐个看了一番，有点恋恋不舍的说：“是时候了，凭你们现在的学识，考进士应该不是太难的事。老师虽然舍不得你们，  公安三袁但不能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读十多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然而这时，三兄弟不由得想起那些和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三兄弟心里酸酸的，恋恋不舍，一拜再拜，很久才缓缓的离去。
很快喜讯就传回乡里，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进士。袁家一收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腾了，决定设盛宴庆贺。一切就绪，只等三兄弟回来，但左等右等总不见人，终于，兄弟们都回来了，连老师们也来了。原来，三兄弟约好直接赶到老师们家中，接老师们回来庆贺。酒席上，三兄弟对老师们一拜再拜，老师们满面红光，高兴得合不拢嘴，拉着三兄弟连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但此时，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闷气呢，他叫刘福锦，是老三的启蒙老师，由于时间太久，所以袁家对他印象不深，这次宴请，竟将他忘掉了。刘福锦见袁家请客没有请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借机挖苦他，他实在忍不住，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了“高塔入云有一层”这句话，意思是提醒老三，有了今天的成绩可别忘记了老师。老三打开一看，恍然大悟，连说：“失礼了，失礼了。”又急忙去找两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专门请刘福锦先生一次，并重邀所有的师长、长辈作陪。
在送给刘福锦先生的请贴上，老三就刘老师的原话作了一首诗：“高塔入云有一层，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为师终生父，谨请先生谅晚生。”委蜿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着轿子，去刘福锦先生家接他，刘先生假装还生气，不肯上轿。老大和老二在家得知此事，连忙步行赶到刘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请。这一来刘福锦先生大为感动，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轿前去赴宴。酒席间，师生们共叙往事，开怀畅饮，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兄弟三人都成了中国杰出的大学问家。他们就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古称湖广）公安人，史称“公安三袁”。
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宗道
简介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右庶子。“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荆州公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共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1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两篇，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篇论文批驳前后“七子”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主张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着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
极乐寺纪游高梁桥水，从西山深涧中来，道此入玉河。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堤在水中，两波相夹，绿柳四行，树古叶繁，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余。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对面远树，高下攒簇，间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间。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殿前剔牙松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暇日曾与黄思立诸公游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思立亦以为然。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韵各赋一诗而别。
注释进贤冠：古代懦者所戴之缁布冠。这里指文官所戴之冠。六桥；西湖苏堤上六座桥，名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解说暇日，能携同二三好友，到郊外去饱览田园风光，对不得不在官场中讨生活的袁宗道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解脱。所以，他关注的重点不是朱门绀殿的寺院，而是路途的景物：白练千匹，山如螺髻；两波夹堤，绿杨成行……秀丽清幽的景象也许和钱塘苏堤有几分相似，这不能不使“身在魏阙，心系林下”的作者触景生情，发出“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的感喟。
袁宏道
简介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生平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满井游记》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习禅——由精猛到稳实袁氏三兄弟中，宗道研习佛教较早，宗道为太史时，就以性命之学启教宏道，其后休沐归里，又与宏道一起朝夕商榷，研习华梵诸典。根据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及《石浦先生传》所载，伯仲三人虽“亡食亡寝”地“极力参究”佛典，也仅“时有所解”，直到读过张子韶《格物论》后，才对佛意有较多的理解。万历十九年，宏道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1），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2）他们相互商证也是以佛禅为契的，李贽“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3）宏道的佛学造诣主要在于净土，但是，深为李贽推赞的《金屑编》就是一部禅学著作，可见其对禅学有所体悟，他在《金屑编自叙》中自谓曾“遍参知识，博观教乘，都无所得，后因参杨岐公案，有所发明。”于是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是宏道的参禅心得。在其对前代宿德的推奉之中，亦可见其对禅学的基本态度。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其倡求文学新论，也与受佛禅的濡染有关。
一“白首庞公是我师”
虽然袁宏道对李贽十分崇奉，以至抠衣称弟子，但在致李贽的尺牍之中，论及佛禅的内容寥寥。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禅门居士庞蕴曾屡屡提及。这或许与李贽有关，李贽亦推崇庞蕴，曾云：“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4）因此，师习李贽与称引庞蕴是一致的。通过宏道论庞蕴，我们可以看到其论禅的特色。
庞蕴，字道玄，唐衡阳人。“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5）贞元初与石头和尚、丹霞禅师为友。举家入道，信佛而不剃染。随马祖参承二年，其后机辩迅捷，声名远播。《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曰：“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但《全唐诗》中仅收其诗偈七首。
宏道对古代佛教中人称引最多的当数庞蕴，且无论前期的论禅还是后期的持净，对庞蕴都极为推崇，时间跨度达十一年之久。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十六次称引，除一次（6）之外，都在诗中。二、直接以“庞公”称代“禅”，如《闲居杂题》其二“酒障诗魔都不减，何曾参得老庞禅。”（7）《述内》：“陶潜未了乞儿缘，庞公不是治家宝。”（8）《乙已初度口占》：“蛮歌社酒时时醉，不学庞家独跳禅。”（9）或以“庞公”自况，如《和散木韵》其二“禅锋示妻子，输我作庞公。”（10）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景德传灯录》及《唐诗纪事》中有关对庞蕴的记载来看，除留下了一些机敏的机锋偈颂外，并无专门的佛学著作。这与同时的希迁有《参同契》、道一有《大寂禅师语录》、《马祖道一禅师广录》传世不同，可论的仅是他的出、处态度（11），对其佛学思想很难详论。因此，文中论述很少而不象对马祖那样列为接武先秦儒学，下启王学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对庞蕴又是极其推崇的。这主要是因为袁宏道的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与庞蕴一致。首先，庞蕴传世著作并不多，但与希迁论对问答之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禅偈：“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12）最后两句几乎成了祖师禅随缘任运宗风的典型表述。这与马祖所谓“平常心是道”完全同一。他将人的自然、现实的生活要求与玄妙的佛理统一起来，人的欲求被合理化、中国佛教被人化了。这对深受明代启蒙思潮沐染，习禅而又任运，“一帙《维摩》三斗酒，孤灯寒雨亦欢欣”的袁宏道来说，不啻是隔世知音。其次，庞蕴是一居士：不剃染，（13）不出家（14），袁宏道也“是释长鬓须”（15），认为“佛不舍太子乎？达磨不舍太子乎？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16）因此，对于袁宏道来说：“庞家别有一枝灯”，对其推崇备至，以师尊之：“白首庞公是我师。”再次，庞蕴诗偈虽现存不多，但宋代时还有三百余篇，（17）明代时数量也许相当可观。同时，从现存的七首来看，虽然不无枯燥之憾，但直白浅显的风格与袁宏道诗作的浅露有相似之处。其中第七首写得还不无情趣：“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悉，可怜谷隐老禅伯，被唾如何亦见羞。”（18）因此，袁宏道将庞蕴的偈颂与白居易的诗视为同类，曰：“销心白傅诗，遣老庞公偈。”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明显（且有摹拟之作），对庞蕴的推崇之理自可推绎。
以上所述主要是袁宏道前期思想与庞蕴的契合点，而后期的学术、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佛学思想以修净为主，但仍推崇看话禅，贬斥的仅是所谓“默照邪禅”。对庞蕴的态度一仍其旧，个中原因与看话禅有关。看话禅始于宗杲，一般认为溯其源可直至赵州从谂。其实从谂之前的庞蕴则首先揭橥了看话禅的端绪。《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庞蕴）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明代秀天端禅师主要参“谁”字，明清之际莲池之后，净土念佛之风大盛，清代以参“念佛是谁”为最普遍。这明显可溯源于庞蕴。因此，推崇看话禅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举庞蕴的一个重要原因。
斥默照禅而崇看话禅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对佛教以修净为主，而反对所谓“禅学之弊”。首先反对“狂禅之滥”，万历三十一年前后，又转向对“小根魔子”的否定，认为“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禅。”（19）“小根”原是指受小乘教的根性，虽然宏道云：“此等比之默照邪禅，尚隔天渊。”（20）但据“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21）及“若遇杲公，岂独唾骂呵叱而已。”（22）可知，“小根”，在袁宏道看来原本于默照禅。默照禅的倡导者正觉强调寂然静坐，息虑静缘，处于无思虑的直觉状态之中。与此相对立的大慧宗杲则攻击其为“闭眉合眼，做死模样” ，是“鬼家活计”。（23）宗杲倡导的看话禅则要求从古德话头中参悟，视古德话头为“工夫”曰：“承日用不辍做工夫，工夫熟则撞发关捩子矣”（24）袁宏道称宗杲为“杲公”，称引宗杲的次数仅次于庞蕴，且都在文中，将宗杲所论视为不刊之论：“妙喜（即大慧宗杲）与李参政书，初入门人不可不观。书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为魔所摄。’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经论中可证者甚多。”同样，在《珊瑚林》中也常有推崇看话禅和大慧宗杲之论，如他云：“参禅将彻时，惟守定一个话头，便是真工夫，若舍话头而别求路，必难透脱矣。”宏道后期于禅学尚稳实，他认为参禅需是利根人所为，钝根人入不得，但是，聪明过人者一般少有所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稍稍有悟，便为自得，因此，他们的所得并不能满足他们聪明的分量，而宏道认为，大慧宗杲则是不断参悟，以满其聪明分量的典范，他在与众人同时颖悟以后，“大慧自以为未得，又参三十余年，方大彻。”（25）宏道认为，这才是大慧的聪明过人处。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在明末甚为流行，云栖、紫柏、德清这些高僧或推敬，或以之作为修行方法，士林中人也多受大慧的禅法所影响，看话禅成为晚明期间的禅法主流。大慧参“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话头，实质即是要激发疑情，对此，宏道也基本承绪了前人的参禅路径，是一种摒除知解的一种体悟方式。他与石篑的尺牍中云：“世岂有参得明白的禅？” 即是此意。他乃至这样描述了参禅与道理的互碍：“参禅人须将从前所知所能的道理及所偏重习气、所偏执工夫，一一抛弃，略上心来，即与斩绝，如遇仇人相似！”（26）当向其问及参禅三要时，云：“参禅的无别法，只是一些道理不上心来，一毫意见学问不生此，即有六七分了。”（27）这些都是禅宗传统的直觉体悟、言语道断的宗风。禅家由达摩的“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和慧能“但行直心，不着法相”等人生态度发展成了随缘任运的禅风，而宏道也认为道本平常，“别无奇特，唯平常行去便是。”对当时的参禅者“或行苦行，或习静定，或修福德”（28）的求道行为不以为然。由此可见，宏道于禅学并无多少新见，值得注意的是，宏道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基本的学术取向是禅净合一，但他谈禅时更多地透示出对前期思想的回归，论净时，则常常是对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后期论禅之时，仍可见到一个英姿卓荦的宏道，可见其前后思想的连贯与顾盼。我们在其作于万历三十二年的《珊瑚林》中，既可见其对道理闻见的不屑一仍其旧，即使是尚求狂狷的人格取向也在谈禅之时再次表现了出来，云：“今之慕禅者其方寸洁净，戒行精严，义学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得个英灵汉担当此事耳，夫心行根本岂不要净？但单只有此总没干耳。此孔子所以不取乡愿而取狂狷也。”显然，他得于禅学的是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那说得破、道得出，字句之中“有一段逸气挟之而行，一种灵心托之而出”（29）的作品以及诗文理论，与其对禅学的独特体悟正相符称，因此，他认为禅当是利根之聪明人所为，而敢于担当的“胆气”对于禅法更为重要，云：“有聪明而无胆气，则承当不得；有胆气而无聪明，则透悟不得。胆胜者，只五分识可当十分用；胆弱者，纵有十分识只当五分用。”（30）而这些后期的谈禅之论，了无“稳实”、修持的痕迹。
宏道之崇尚净土，主要表现在《西方合论》之中，而《宗镜摄录》、《珊瑚林》都作于《西方合论》之后，延寿的《宗镜录》是一部广延天台、贤首、慈恩教义以证明禅理深妙的著作，宏道作《宗镜摄录》也可见其在《西方合论》之后，又有一个向禅学复归的过程，对此，《珊瑚林》中有这样一段明白无误的记述：
问：“先生往年修净土是何见？”
答：“大凡参禅而寻别路者皆系见未稳故。”（31）
不难看出，宏道在作《西方合论》，“寻别路”而推信净土之后，又生“见未稳”的悔悟，“往年修净”即含有当下复归禅学的潜台词。在《西方合论》之后所作的《珊瑚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谈论净土的内容，而一以谈禅为务，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万历三十一年给陶周望的尺牍中也有所流露，他对“狂禅之滥，偶有所排，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而主要是认为李贽的禅法偏重悟理，尽废修持，不够稳实而已，宏道对狂禅的不满，也是以救宗门之弊的姿态出现的。而当时的“小根魔子”，则是目无古宿，“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乃至大慧、中峰等人也受其疑谤，在宏道看来，这无异于背弃禅门宗风，宏道重又护卫禅学当与此不无关系。诚如他与陶周望所言：“弟学问屡变，然毕竟初入门者，更不可易。”（32）对于佛学，宏道“少志参禅，根性猛利，十年之内洞有所入”（33），恰恰是首先自禅门而入的。而宏道在主张持修净土之后，又作《宗境摄录》，这也足可见宏道修净而不废禅。《宗镜摄录》虽然与《西方合论》的立论基点稍有不同，一是以禅为主，一是以净为要，但是，两者都是因为当时“专逞聪明，惟寻见解”，“轻狂傲慢，贡高恣睢，口无择言，身无择行”（34）的禅风而发的。
重经教、尚义学而作《宗镜摄录》袁宏道高卧柳浪期间，闲静悠然，曾以较长的时间“于贝叶内研究至理。”（35）研习永明延寿所著《宗镜录》，“逐句丹铅，稍汰其烦复，摄其精髓”，（36）成《宗镜摄录》一书。由此可见，宏道在著《西方合论》，意欲修持净土之后，并未舍弃禅学，期间还“日课《宗镜》数卷，暇即策蹇至二圣寺宝所禅室晏坐，率以为常。”（37）同时也可见重经教、重义学，沉潜内敛是宏道这一时期基本的学术取向。这与延寿撰著《宗镜录》的旨趣正相契合。
延寿是法眼文益的法孙，法眼曾作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这是针对当时和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而发的。延寿也承绪了这一思想并以之作为《宗镜录》的创作缘起。《宗镜录》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38）便是对不重经教的禅风而言。宏道此时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学，他与延寿为救宗门极弊而作《宗镜录》、《万善同归》一样，也通过《宗镜摄录》求“稳实”之学。他在回答他人“看《宗镜》便觉快活，至参话头便冷谈，又觉费力，奈何看？”的问题时，将《宗镜》与参禅视为绝然不同的两种参悟方式，云：“《宗镜》乃顺事，如放下水舟，顺快无量，然示免有障悟门，若参话头乃逆事，如百丈滩，泝流而上，其间高橹 笮又不用，故参禅者，才隔丝毫犹属费力，决无快活省力之理。”（39）不但如此，《宗镜录》还与参禅互碍，云：“《宗镜录》乃参禅之忌，祖师公案及语录乃参禅之药。”（40）但袁宏道对《宗镜录》并不满意，对延寿亦时有贬词，以至认为永明延寿“见地未真”（41），“道眼未明”，这并不是说袁宏道反对延寿救宗门之弊、标举“一心为宗”的意旨，而只是不满于《宗镜摄录》卷帙浩繁而“愈讲愈支，愈明愈晦”（42）而已。《宗镜录》共达一百卷之多，通读全书的人并不多见，因此，雍正时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便阅读。宏道作《摄录》缀摄其要，以明“道眼”。该书虽然今已遗佚，但是，据《明史·艺文志》载，凡十二卷。中道在《宗镜摄录序》中谓之：“词约义该”，较之延寿原作“爪甲粗删，血脉自如。”寒灰等人从吴中到柳浪，因爱其书，曾手抄一过携去，可见宏道摄录甚精，篇制不宏。由此也可见宏道作此书的意趣所在。
宏道平生共节录过两部经论，一部是《六祖坛经》、一部是《宗镜录》，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怀疑有人增伪而删削，一是因烦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经论中可堪疑问的甚多，宏道唯独对这两部用功甚勤， 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学术所尚。而重视延寿，除了与以义学补当时空疏不实的禅风有关而外，还与禅、净合一有关。延寿提出有名的四料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当来作佛祖。”继承了慈愍的禅净兼修之风。袁宏道推举延寿也基于此，云：“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以此解禅者之执情，以此为末法之劝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43）“极乐上品”即指净土法门。他作《西方合论》，与延寿的思想正相顾盼，云：“《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44）
究竟宏道对禅宗自觉是否有得？这是论及宏道佛学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宏道于净业有自撰的《西方合论》。于禅宗虽然也有《金屑编》、《六祖坛经节录》、《宗镜录》，但是，前者是“拈出古宿”
（45）语录，“一一提唱，聊示鞭影”（46）而已，宏道往往以一些简括形象的文字加以评唱，如他举“云门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日里看山。”宏道评唱道：“垛生招箭”。“看山好，莫被白云瞒了。平芜尽处晓烟攒，天涯一点青山小。”如此等等，其中虽然多机敏的智趣，但并无多少系统的理论，这与《西方合论》明显有别。而《六祖坛经节录》、《宗镜摄录》则均为删节前人的著作。关于宏道于禅宗多有所得，论者往往引用其于万历二十五年给张幼于信中的一段话：“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47）但万历二十四年给曹鲁川的信中却说：“走弱冠即留意禅宗，迄今无所得。”（48）两说判若天壤，究竟何说为实？我认为，袁宏道于禅学主要是因袭了李贽的思想而已，并无多大发明，与张幼于所言，是意气之论，而非平允的陈述，为此这里有必要作一辨析。
张幼于，名献翼，一名敉，字幼于。著《文起堂正续集》、《周易韵考》等，时贤王世贞对其评价甚高，曾为其作《文起堂续集序》、《文起堂新集序》、《周易韵考序》、《张幼于生志》等文，谓其“藻颖绝世”（49），又云：“余读幼于私语，远本天道，迩证人事，上标先德，下述已构，哲昆懿交，纤善毕罗。”（50）。钱谦益：“（幼于）晚年与王百谷争名，不能胜，颓然自放，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或紫衣挟伎，或徒跣行乞，遨游于通邑大都，两人自为俦侣，或歌或哭。”（51）王世贞也谓其“晚节虽小异趣”（52）从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写这封信之前，给张幼于的信另有三通，并赠诗一首，为张幼于诗、箴铭题识两次。而根据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所述得知，张氏早年并非颓然自放，而是“淳谦周密，恂恂规矩”，“不失为儒生”（53）乃至“建牙握节之使，邦君大夫与缙绅逢掖之贤豪长者，多幼于所故识，即非故识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颈愿结欢张先生。”（54）与袁宏道性格并不相似。宏道认为人各有性格，不必效颦学步，强求划一，因此，陆云龙谓其“真幼于知己”，可见其交谊甚笃。但从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给幼于的信，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交谊已不复存在，由此信可知，宏道与幼于之隙主要有三：其一，张幼于认为袁宏道诗似唐人，袁宏道虽说“此言极是”，实则对其所论大为不满，云：“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宏道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宏道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昨已为长洲公觅去发刊，然仆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决无一句入眼也。”（55）由于宏道是以独抒性灵、不慕古法而誉著文坛的，因此，幼于取宏道似唐之诗，而摒弃其自得之作，这是宏道与幼于的根本分歧。其二、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曾赠张幼于诗一首，云：“家贫因任侠，誉起为颠狂，盛事追求点，高标属李王。鹿皮充卧具，鹊尾荐经床。不复呼名字，弥天说小张。”（56）宏道尚狂狷而恶乡愿，因此，袁本意是赞誉张，不意张对此颇为不满，于是袁在此信中对“颠狂”进行了详细辩解，云：“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对“颠”则以普化、周颠、米颠为例，但普化等人都是智者佯颠而已，很显然“誉起为颠狂”本是恭赞之语。而“夫仆非真知幼于之颠狂”一句，足可说明袁宏道对张幼于已甚为不恭了。其三，关于“吴侬不解语”一事，宏道在致王百谷的信中曾言及在吴与诸名士在一起“以吴侬不解语”而不能论禅为恨。张幼于则认为指的是自己，因此，袁宏道解释此事“尤与幼于无交涉，”并毫不客气地说吴中无谈性命名理之人，幼于也不例外，曰：“幼于自负能谈名理，所名者果何理耶？他书无论，即如《敝箧》诸诵，幼于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下三点’，如何是‘扇子跳悖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汲尽西江水’？幼于虽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亡锋结舌去。”（57）紧接着便是袁宏道对禅宗十分自负的这段话，由这样的语言环境可以看出，这段话是负气炫耀之言，并非平心之论。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万历甲辰，年七十余，携妓居荒圃中，盗逾垣杀之。”（58）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即宏道写此信之后七年，张幼于才被击杀身亡，这其间再无一次通信，与以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此信是袁、张反目的标志。因此，袁宏道前期于禅学主要是师习李贽的“狂禅”，其后虽然对狂禅、“默照邪禅”、“小根魔子”有所批难，但是，其禅学意趣仍是传统的看话禅、杨歧公案的内容。
融通三教的理论路向宏道在佛教内部融摄禅、净、教，学凡数变，不拘一说。于“外道”亦然，他会合三教道：“一切人皆具三教，饥则餐，倦则眠，炎则风，寒则衣，此仙之摄生也。小民往复，亦有揖让，尊尊亲亲，截然不紊，此儒之礼教也。唤着即应，引着即行，此禅之无住也。触类而通，三教之学，尽在我矣。奚必远有所慕哉？”（93）在他看来，三教融通已深深地融入了百姓日用之中，是毋庸辩说的事实，无需远慕，不假外求、自然而然。晚明期间虽然三教融通之论甚多，但不落理碍，即身而自得，莫过于宏道。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三教本出一源，他作诗云：“堂堂三圣人，同宗偶异胤。刻影求飞鸿，雾眼自生晕。白水涌冰轮，千江同一印。”（94）他作《广庄》，但“语有禅锋”（95），因此，陆云龙叹其“直为三教之冶。”（96）而对于佛道、儒佛之间的融通关系，宏道则分别从性命双修和借诠解“格物”等不同的途径进行了论证。
代表作《满井游记》燕 (yān) 地寒，花朝 (zhāo) 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lì)。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zhé)返。
廿 (niàn)二日天稍和，偕（xié）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jiā）堤（dī），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 (hú)。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zhà)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xiá）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yán）明媚，如倩（qiàn）女之靧（huì）面而髻（jì）鬟（huán）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 (liè) 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léi）而歌者，红装而蹇（jiǎn）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jìng)，然徒步则汗出浃 (jiā) 背。凡曝 (pù) 沙之鸟，呷（xiā）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liè) 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fú)不能以游堕 (huī) 事，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wū）能无纪？己亥（hài）之二月也。
译文北京地区气候寒冷，花朝节过后，残留的寒意仍然很厉害。冷风时常刮起，起风时就飞沙走石。只好拘束在一间屋子里，想要出去也不行。每次迎着风快步疾走，不到百步就(被迫)返了回来。　二十二日那天，天略微暖和了些，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出了东直门，到了满井。河堤两岸生长着高大的柳树，肥沃的土地有些湿润。放眼望去是一片空旷开阔的景象，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从笼中飞出去的天鹅。在这时河上的冰面开始融化，水波开始发出亮光，泛起一层一层像鱼鳞似的浪纹，清澈见底，河水亮晶晶的好像刚打开的镜匣，冷光突然从匣子里闪射出来一样。山峦被融化的雪水洗干净，美丽的样子像是刚擦过一样，鲜艳明媚，像美丽的少女洗了脸刚刚梳好髻鬟一样。柳条将要伸展却尚未伸展，柔嫩的梢头在风中散开。麦苗高一寸左右，游人虽然还不算很多，但汲泉煮茶喝的，拿着酒杯唱歌的，身着艳装骑驴的，也时时能见到。风力虽然还很猛，但是走路，就会汗流浃背。凡是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浮到水面上戏水的鱼，都是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一切动物都透露出喜悦的气息。（我这）才知道郊外未尝没有春天，可住在城里的人不知道啊。　我不能因为游山玩水而耽误公事，在山石草木大自然之间潇洒自然的，就只有我这种闲官。而满井这地方刚好离我的居所近，我游山玩水将从此时此地开始，又怎能没有记录的文章呢！这是己亥年二月了。
注释选自《袁中郎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明代文学家。满井，明清时期北京东北郊的一个游览地，因有一口古井，“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所以叫满井。
燕（yān）：河北北部地区，这里指北京一带。
花朝节（zhāo）：传统节日名，在农历二月十二日（也有说是二月初或二月十五日）。相传这一天为百花生日。
冻风时作（zuò）：冷风不时的刮起来，作：兴起。
砾：小石块。
局促：拘束。
廿（niàn）二日：旧时以阴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说这天是百花生日。　 
和：暖和。
偕（xié）：一同，一起。
东直：北京东直门，在旧城东北角。满井在东直门北三四里。
土膏：肥沃的土壤。膏：肥沃。
若脱笼之鹄（hú）：好像是从笼中飞出去的天鹅。
于时：在这时。
冰皮：河面冰层，指水面凝结的冰层犹如皮肤。
乍：刚刚，开始，初，始。
鳞浪：像鱼鳞似的波纹。
晶晶然：亮晶晶的样子。
新开：新打开。
匣（xiá）：指镜匣 
山峦为晴雪所洗：山峦被融化的雪水洗干净。为，被。晴雪：融化的雪水。
娟然：美好的样子。
倩女之靧（huì）面：美丽的少女洗了脸。靧，洗脸。
髻（jì）鬟（huán）之始掠：刚刚梳好髻鬟。鬟，梳成的环形发髻。掠，这里指梳理头发。
披风：在风中散开。披，开、分散。
麦田浅鬣（liè）寸许：意思是麦苗高一寸左右。鬣，兽颈上的长毛，这里形容不高的麦苗。
泉而茗者，罍（léi）而歌者，红装而蹇（jiǎn）者：汲泉水煮茶喝的，端着酒杯唱歌的，穿着艳装骑驴的。茗，茶。罍，酒杯。蹇，这里指 驴。泉、茗、罍、蹇都是名词作动词用。
浃（jiā）：湿透。
曝（pù）沙之鸟：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
呷（xiā）浪之鳞：浮到水面戏水的鱼。呷，吸，这里用其引申义。鳞，代指鱼。
毛羽鳞鬣：泛指一切动物。毛，指狐兔兽类；羽，指飞禽；鳞，指鱼等水生动物；鬣，指马驴一类动物。合起来，泛指一切动物。
未始无春：未尝没有春天。这是对第一段“燕地寒”等语说的。
堕（huī）事：耽误公事。堕，通“隳”，毁坏、耽误。
潇然：形容无拘无束潇洒的样子。
此官：当时作者担任顺天府儒学教授，是个闲职。
恶（wū）能：怎能。
纪：通“记”，记述。
己亥（hài）：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注音燕地（yān） 花朝节(zhāo)飞沙走砾（lì）廿二日（niàn）鹄（hú） 
波色乍明（zhà）倩女（qiàn）靧面（huì） 髻鬟（jì huán） 
浅鬛（liè）茗（míng）罍（léi）蹇（jiǎn）浃（jiā）曝（pù） 
呷（xiā）堕事（huī）恶（wū） 纪（jì） 
古今异义
1．土膏微润 
古义：肥沃 
今义：糊状的东西 
2． 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 
古义：梳掠 
今义：夺取 
3．柔梢披风
古义：在风中散开 
今义：一种披在肩上没有袖子的外衣 
4．恶能无纪 
古义：怎（么），哪 
今义：厌恶 
5．局促一室之内 
古义：拘束，局限 
今义：常指“拘谨不自然”等 
通假字
纪：通“记”，记述。
一词多义
1．于：①于时冰皮始解（介词，在） 
②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介词，从） 
2．然：①娟然如拭（形容词的词尾，……的样子） 
②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表转折，却） 
③晶晶然（……的样子） 
3．鳞：①鳞浪层层（名词作状语，像鱼鳞一样） 
②呷浪之鳞（借代鱼） 
4．之：①若脱笼之鹄（表修饰关系，可译为“的”） 
②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表示限定关系，可译为“以”） 
③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取消句子独立性） 
5．乍：①波色乍明（副词，初，始） 
②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副词，突然） 
6．始：①余之游将自此始（动词，开始） 
②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前一个作副词，才。后一个作副词，尝；曾经） 
③于时冰皮始解（刚刚） 
7．得：①欲出不得（能够） 
②悠然自得（得意、满足） 
8．时：①冻风时作（经常） 
②于时冰皮始解（这时） 
词类活用
1．作则飞沙走砾(动词的使动用法,使……飞，使……跑) 
2．鳞浪层层(名作状，像鱼鳞一样) 
3．泉而茗者(名作动，汲泉水，煮茶) 
4．罍而歌者(名作动，端着酒杯) 
5．红装而蹇者(名作动，穿着艳装，骑驴) 
特殊句式
1．山峦为晴雪所洗(被动句。……为……所……,被动语态。) 
2．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宾语前置，倒装句，应为“而城居者未知之也”) 
3．局促一室之内（被动句，可加“于”至“促”字“一室”之前
袁中道
人物简介袁中道（1570-1623） 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万历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长愈豪迈。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
三袁兄弟中，小修享年最长，著作的数量也最多。万历四十四年（1616），小修四十六岁，这一年，他经过二十多年的场屋之苦，好不容易考取了进士，使他喘过一口气，如他自说的，“叨得一第，聊了世法”（《与愚庵》），或换一个说法，“卑卑一第，聊了书绩”（《寄王以明居士》）。这时他想到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积年所写的诗文，为自己的文集做一个总结了。他给朋友钱受之，也就是有名的钱牧斋，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弟前岁（指万历四十二年[1614]）一病几殆，故取近作寿之于梓，名为《珂雪斋集》。盖弟有斋名珂雪，取《观经》“观如来白毫相如珂雪”意也。近转觉其冗滥，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诗文之精警者，合为一集。时方令人抄写。完后当寄一帙受之，为我序而传之可也。日记系另一书，目下亦未可出耳。诗文之道，昔之论气格者近于套，今之论性情者近于俚，想受之悟此久矣。……
创作作品小修生于隆庆四年（1570），卒于天启三年（1623）。终年五十四岁。伯修寿四十一岁，中郎寿四十三岁。袁氏三兄弟，小修的年寿最长了。但两位兄长功名早达，伯修二十七岁举会试第一，中郎二十五岁登进士第。小修则迟至四十六岁对科第已几频绝望时，方考取进士。所以中年以后，他诗文中的失意自伤情绪是相当浓厚的。
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袁小修日记》）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