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孙可望
人物简介
孙可望又叫张可旺、孙朝宗，字茂堂，号莲山。乃明末清初西南一带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贵阳是他的大本营。其陕西人氏，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自小为张献忠收养。张献忠比他大十三岁，与其同甘共苦、出生入死，故感情深厚、宠爱备至。献忠成气候后，常开玩笑对人讲，有朝一日我当了皇帝，可旺就是太子。所以他在大西军地位十分稳固，众皆将其看成献忠当然的接班人。以后献忠又收养了张（李）定国、张（刘）文秀、张（艾）能奇，四个义子都十分争气。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献忠在四川西充凤凰山与清军作战，中箭身亡。义子们根据当时风俗，皆改姓归宗，其余三个只将本姓改回，而张可旺除归宗姓孙外，又将“旺”字改成“望”，不知有何深意。翌年，众将共推二十八岁的孙可望为主帅，从四川綦江向黔滇挺进。那时清军势力还未及触至西南，南明将领哪是大西军对手？孙可望很快攻陷遵义，继而占领贵阳。那时孙可望还能体恤部下、团结义弟、群策群力，一致对外。对军队约束得很好，曾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因此军队所到之处“鸡犬不惊”、“秋毫无犯”、“公平买卖”、“军民相安”。凡攻占州县，即贴出告示，“招抚外逃百姓回家复业，不足者供给牛种。”孙可望又派大将白文选至龙里县拜会明贵州巡抚范矿，“共申倡义抚明之约”，范矿最后归顺了大西军，“士民多望风送款”，支持大西军。可惜斯年正月中旬艾能奇攻打惠水中箭身亡，葬于花溪桐木岭。
孙可望采取扶明反清的政策，鼓励民间开矿，废旧币、铸“大顺通宝”钱，以促农工商之发展。还有很关键一点，大力提倡廉洁，反对贪污，对大小贪官一律斩杀，毫不手软，得到群众的拥护。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二月，孙可望与南明化敌为友，俯首称臣，共图中兴。派人将处境十分糟糕的永历帝从广西濑湍接到贵州南笼（即安隆），改为安龙府，每年供养银八千、米六百石，各种抗清力量逐渐凝聚，声势浩大。永历封孙为秦王，下旨曰：“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于是斯年五月，大西军誓师北伐，分兵三路反击清军。孙可望以主帅身份出兵湖南沅陵、芷江，从中路策应北路，东路两军。可是他攻下辰州后，就停兵不前。那时他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而权利欲令其头脑膨胀，渐渐目空一切、独断专横。摆在眼前的强敌不顾，却一心想整刘文秀、李定国。北路刘文秀狠打了几回胜仗，几乎控制四川，可是攻打保宁时吃了败仗，副将王复臣战死。孙可望竟借此削了刘文秀王爵，“令其罢职闲住”，将其部属拆散，引起了各部队的不满，猜忌日多，人心涣散。 
东路李定国率步骑十万及少数民族军队进军湖广，几乎攻下广西全省和湖南大部。清廷急派敬谨亲王尼堪率十五万大军援救。李定国设计三里埋伏，诱清军渡湘江，然后收口袋痛击之。不幸的是孙可望已有内讧之心，“不欲定国成功，而思陷之败死。”竟密令冯双鲤等退军宝庆。李定国不知，险些孤军奋战，幸及时退走邵阳，尼堪见其英勇善战，也不敢追。由于清军征战不利，损失惨重，清廷欲弃湘、赣、粤、桂、川、滇、黔七省，与南明议和，两国分治。大西军形势一派大好。可惜孙可望仍不悔悟，在谋害李定国同时，竟在贵阳大造宫殿，公布典章制度，建“太庙”，组织班子，准备逼永历退位，建立“后明”。“封马进忠嘉定王，冯双鲤兴得王，张虎东昌侯。余大封有差。”又派飞骑急召李定国到武冈开会，“三昼夜书七至”，定国奉命去，走至半路方知孙要谋害他，忙逃回。孙可望于清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年）率十六万大军抵曲靖交水，要与定国决一死战。谁知会战中，兵士全部倒戈。孙只剩三千余骑逃回贵阳，恼怒之余，带着数十骑亲信逃奔长沙，投降了洪承畴。由于带去贵州地图和无数军事机密，顺治大喜，褒其知晓大义、顺应潮流，封为“义王”。翌年由其为向导，清军三十余万长驱直入，打败了李定国，永历帝逃入缅甸，后被吴三桂捕获绞死。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在木兰围场一次狩猎中，孙可望被清统治者以失误为借口射杀，年仅四十九岁。[1]
人物生平
儿时即随从张献忠起义，因骁勇善战，受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张献忠义子，张献忠赐姓为张可望。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络绎南下，准备进军云贵，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
次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他成为国主，年号兴朝。顺治六年，孙可望致书南明永历政权，表示愿“联合恢剿”，共同抗清，请封秦王，但明朝从无异姓封一字王之先例，所以南朝先封其为 平辽王 但孙拒不受封，云南方面，时间一久，军民人等多知孙可望没有得到“一字王”的王封，窃议纷纷，使得孙可望如坐针毡。羞恼之下，他派人入朝，恳请永历帝实封他为“秦王”。阁臣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以及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更加较真，就是不同意加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孙派人携数万黄金白银和贿诸人，皆遭拒绝。于是，愤恨至极的孙可望露出狰狞面目，派其手下贺九义带兵五千人以扈驾为外，前往南宁，刺杀了大学士严起恒和杨鼎和，吴贞毓出差在外，得免被杀。杀人示威之后，孙可望再派杨畏知与龚彝二人入朝，一定要得到秦王之封。
当时，入朝面君的李自成妻弟高必正（高一功）得知此事，唤来孙可望来使，正色训斥道：“大明本无异姓封王之例。我等攻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遇赦，为当今皇上驰驱，得封公爵。你张献忠一党窃据云南，罪固减等，封公爵足矣，怎敢妄求王爵。自今而后，尔等应该与我一起，赤心报国，洗去贼名，勿欺朝廷孱弱。否则，我两家士马相当，当与尔等一战。
永历朝廷得知孙可望杀杨畏知。怕老孙狗急跳墙，就派人封他为一字王，但仍不封他“秦王”，封为“冀王”。孙可望不买帐，大怒道：“我久为秦王，安得屡屡改封！”
他手下心腹进劝：“大丈夫当自己作主，何必朝廷来封！”
于是，孙可望再不顾及永历朝廷，索性大摇大摆自称“秦王”，四处用印。
顺治八年（1651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步骑兵数万人、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围如铁桶”。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奋勇攻城，占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接着乘胜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进攻靖州。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
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自宝庆北遁，六月初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其中有分巡上湖南道张兆罴、分巡下湖南道郭万象、宝庆知府冯桓、永州知府李策鼎、衡州府署印同知赵廷标、长沙知府张弘猷、郴州知州杨士英、道州知州张学仁、茶陵知州萧汉英、署武冈州事赵继登，以及新化、城步、新宁、零陵、祁阳、东安、宁远、永明、江华、衡阳、衡山、常宁、安仁、宜章、桂阳、攸县、长沙、善化、宁乡、益阳、湘乡、桃源、邵阳、浏阳、酃县知县和署印官共三十五名。这样，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府治在沅陵）负隅顽抗。
自北伐以来，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接着李定国又从桂林大获全胜，斩清廷定南王孔有德，随后，孙可望调李定国由广西转进湖南，在衡阳伏击南下讨伐的清朝敬谨亲王尼堪，将其全部歼灭，尼堪本人也被杀。由抚南王刘文秀率领的另一路五万入川大军，由建昌、叙永、彭水展开全面反攻，也是连战皆捷，攻占重庆，直逼保宁，但刘文秀因胜轻敌，保宁一战，被吴三桂打败，丧失了大将王复臣，被迫退回贵州，孙可望还趁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
孙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统筹全局、妥善处理内部关系的胸襟，由于对李定国的战功非常嫉妒，竟谋召李定国赴沆州（今湖南省芷江县，位怀化市西南）议事时杀之，事泄未遂。李定国为了制止孙可望的分裂活动，曾几次派人或去函劝说，孙可望不听，双方矛盾益深。
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与李定国彻底翻脸，派遣大军十四万从贵州进军云南，企图一举消灭李定国部，但因冯双礼倒戈，孙可望大败，溃不成军，逃回贵阳。当年，孙可望降清，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顺治十五年七月（1658年）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
“（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讲述孙可望故事的黔剧《龙城惊变》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个人经历
疑虑渐生张献忠牺牲后，孙可望逐渐成为大西军的头号人物，通管大西军的所有事务。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后，他被封为秦王，掌握南明实权。
  李定国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大西军二号人物李定国部发动进攻。当时李部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李定国采取诱敌深入之法，使孙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这时，李部已经在河对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双方军队尚未接触，孙可望突然发现自己的前军大乱，纷纷后退。经询问，他方知前锋将领白文选不愿内战，已弃军投奔李定国。孙可望大怒，亲自率领精锐充当前锋，从正面强行渡河，渡到一半时，李定国军发动突袭，因是背水决战，孙部不得不拼死向前冲上对岸，双方展开混战。白文选见状，亲自跃马率所部5000铁骑冲向敌军。孙部左军主将马唯兴率部阵前倒戈，与白文选联兵直抄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许多士兵脱掉号衣，跪地高喊：“欢迎晋王!”“归顺晋王!”孙可望见军心已变，不敢恋战，拔马便逃，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李定国也是大西军领袖张献忠的养子，与孙可望以兄弟相称。张献忠牺牲后，他们曾同舟共济，使大西军渡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为何此时兄弟反目，大动干戈，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呢？其实孙、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交水之战只不过是双方矛盾和积怨的总爆发。
孙可望与李定国在联明抗清问题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退守云贵，这时清朝已经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这要求大西军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广泛联合抗清力量，反对清朝统治。
  孙可望入滇后的铸币永历元年(1647)二月，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他慷慨激昂地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故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李定国大怒，当即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出宝剑，准备自刎。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归李，虽心中怏怏不乐，也只好顺水推舟，勉强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嫉妒定国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确定，但直到永历三年(1649)，孙可望才派人赴广西与永历朝廷谈判。原来，孙可望不愿联明，此时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这与李定国联明以恢复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区别。
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增强的猜忌和对李定国战功的嫉妒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为此，孙可望寻机将他拷打了一次。永历二年(1648)，众人约定四月初一在演武场会操。李定国早到，便让旗鼓官按惯例向他鸣炮致敬，同时将“帅”字大旗升起。孙可望姗姗来迟，只听见金鼓齐鸣，又见帅旗高高飘扬，不禁火冒三丈。他明知此乃李定国主使，便借题发挥说：“据军中定制，主帅入营，方能升帅旗。既然以我为主帅，应等我到方能鸣炮升旗。违者军法从事。”李定国未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便挺身而出：“大哥息怒，炮是我让他放的，旗是我让他升的，要罚就罚我吧!”孙可望并不示弱，大声叫道：“平西将军擅自鸣炮升旗，目无主帅，这让我日后如何统帅大军？必须处以军法。”刘文秀等人纷纷  悲情英雄李定国劝阻，众人越劝，孙可望越是不依不饶：“既以我为主帅，就要打平西将军一百军棍，以示惩戒!”李定国怒目圆睁：“你敢打我？”孙可望气得就要拂袖而去，被刘文秀劝住，接着又劝李定国暂时受点委屈，免得全军不和，各人散了，误了抗清大业。李定国听后顿时软了下来，被刘文秀等按倒在地，用棍痛打起来。打到五十下，众人看看李定国支撑不住，再次为他求情，孙可望才同意免去五十军棍。众人扶起痛得龇牙咧嘴的李定国。孙可望一见真打痛了，便又抱着李定国痛哭起来：“我为维护军纪，责辱兄弟，愿从此兄弟之间不要再有猜疑了!”虽然表面上和解了，但二人嫌恨却越来越大。
永历六年(1652)，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一时声威大震，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大为不快，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中监视，另派一支人马尾随其后，妄图借机除掉李定国。次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杀死清军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出师以来，两蹶名王，接连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孙可望见李定国战功赫赫，非常嫉妒。阴谋篡位永历七年(1653)二月，他率军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杀害李定国。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探听到孙可望要下毒手的消息后，立即派人飞报李定国。李定国接到命令后，正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密报，令他左右为难；如果不去，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斗争。他犹豫再三，还是停了下来，没想到孙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国无奈，只得率部向沅州进发。途中又遇到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劝阻他。至此，李定国才相信孙可望终不能共事。为避免冲突，他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二十余年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
永历八年(1654)，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队伍受到瘟疫传染，清军又大举增援，他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他兵败。当他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李部经过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被孙可望杀害的明十八先生之墓南明朝廷及官员的推波助澜也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永历元年(1647)春，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受到他的格外信任。他看出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日益骄纵自大，想继承张献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国等人不服，于是他就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孙可望受封为秦王后，俨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对永历帝也极尽侮辱之能事。永历帝实在难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最终发生了“十八先生之狱”，使孙、李矛盾更加不可调和。永历十年(1656)正月，李定国进入安龙，迎接永历帝到昆明。当这一消息传到孙可望的耳朵里时，他恨得咬牙切齿，怒骂不绝，决计要与李定国决一雌雄。兵败降清孙可望失败后，狼狈逃到普定，守城将领不但不开门迎接，反而关闭城门，并登城指挥放炮。孙可望无奈，只得逃回贵阳，进城时正是半夜，刚与守城主将冯双礼相见，忽然听见城中“轰隆”、“轰隆”、“轰隆”三声炮响，一时人声鼎沸。冯双礼假装惊慌失措，大叫道：“追兵已至城下，怎么办？”孙可望不知是计，连忙回王府携带金银细软和家眷逃出贵阳。这时他仍可与李定国重归于好，联手抗清，或承认失败，退出军政舞台，隐居以终，但他却压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
面对大西军和永历政权的实权派人物来降，清廷非常重视，这年十二月，特地下旨封孙可望为义王。为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携带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在长沙举行了册封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丘红极一时的人物。效力清廷孙可望降清对南明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为取悦清廷，孙可望还与洪承畴会同各提督、总兵进行图上作业，绘制地图，聚米为山，以使清军将领更加了解西南地形。他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的军事机密，献上了云、贵两省的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批熟悉地形的向导，为清军迅速打跨永历政权立下了功劳。
清军在云、贵地区节节胜利，孙可望的地位却迅速下降。顺治十五年（1658），他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由于战乱，兄弟二人天各—方，孙可升几经飘零，成了清军的一名士兵。这年七月，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然是惊喜交集。孙可望向朝廷汇报了这一聚合奇缘，同时请求利用驿传将在上海的孙可升家属搬来北京，以实现全家团聚。孙可望本以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然而出乎其意料，这件小事却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顺治让兵部计议后上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知道后立即上疏抨击孙可望本是亡命来归的有罪之人，并非凭功德获封王爵，驿传本为朝廷紧急公事及官员来往而设，非庶人可以随意使用。孙可升不过一食粮兵丁，搬取家眷则应自备脚力，现在孙可望悖礼背义，妄越名分，请求皇上严加处分，以正纪纲。这让孙可望非常害怕，他立即上了一道《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疏》，向皇帝请罪。顺治十六年(1659)，有人揭发他放债取利，这在满族八旗中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孙可望却为此遭圣谕斥责。次年，西南大局已定，永历帝逃入缅甸。孙可望又遭谏官弹劾，被迫请求辞去“义王”封爵，虽未获准，但表明孙可望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死因不明  永历皇帝殉难处顺治十七年(1660)十一月孙可望突然死去。对于死因，清朝官修史书《清史列传》及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说他是病死，但自清初以来有些野史就对此表示了怀疑，如戴笠的《行在阳秋》和吴伟业的《鹿樵纪闻》说他随从出猎时，被人用箭射死；林时对《荷牐丛谈》更是说他被鸩死。孙可望究竟是怎样死的，今天已难以确定，但他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在当时流传很广。康熙八年（1669），清廷派人招抚台湾的郑经，他还以孙可望的结局为例来驳斥清政府的种种许诺。他在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拿我见到的来说，像方国安、孙可望等人，哪一个不是竭诚降顺贵朝，现在都怎样了?往事可鉴，足以令人寒心。”无论孙可望死于自己的郁积，还是死于别人的妒害，或清廷的有意安排，都逃脱不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可怜下场。
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由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在昆明缢杀永历。次年李定国病故。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先后降封为义公、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规定停止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