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克柳
人物简介
周克柳，1912年6月出生，江西省于都县曲洋乡小源村人。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5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戎马生涯中先后参加了江西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曾任红三军机枪连副指导员、少共国际师营部管理员。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六军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副军长。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5年离职休养，享受副军职离休待遇。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1935年7月，中央红军正艰难地行进在长征途中。过草地前，部队已经缺粮了，过草地时，粮食更紧张，用野菜充饥是常事。有一次二排战士上山去找吃的，只采到一大堆野蘑菇回来，灰的、花的，五颜六色，煮了一大锅。那天傍晚，周克柳到排里去看战友们有没有吃的，正好赶上战友们围坐在篝火旁准备吃蘑菇，二排战士们拉住他，也要他尝尝鲜，周克柳便和大家一起吃了起来。吃完后，不知过了多久，全排20多个人都“死”过去了，周克柳也不例外。等炊事班的同志赶来时，发现他们已经没有了知觉，以为他们真的死了，就将他们抬到路边，盖上几把野草，算是把他们掩埋了，还分别在他们头边的位置插上块生死牌。周克柳头边的牌子上写着：周克柳，江西于都人，六连战士。
后面的部队开过来，有的战友深情地向木牌默默一瞥，向不幸的战友作永远的告别。有个老战士看见了周克柳的名字，就把草扒开想看看是不是他。这时，周克柳慢慢有了微弱的意识，他努力睁了睁眼睛，模模糊糊地认出这是自己认识的一位战友。原来，周克柳和二排的战友是吃野蘑菇中毒引起昏厥，但并没有致死。在被老战友拉起来之后，周克柳将那块小小的生死牌揣在怀里，跟随后续部队踏上了新的征途。回忆起那永志不忘的一幕，周老说，就这样，我和战友们算是躲过一劫。  周克柳给济南市税务工作人员讲长征故事[1]
周老讲完过草地千难万险、“死而复生”的事后，又回过头来给我们讲诉了当初在苏区参加革命和红军长征初期的情景。他说，我出生在江西省于都河畔， 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当我再次回到阔别70多年的故乡时，看到那蜿蜒流淌的于都河，依旧发出 “哗哗”的水流声，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70多年前，他跟随中国工农红军挥泪告别家乡父老乡亲，渡过于都河，踏上万里征程的那一幕幕浓重悲壮的历史画面，令周克柳至今仍记忆犹新。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的一天，周克柳所在的营接到上级命令，要加速前进，到前面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抢渡湘江。营长周尚言命令他，马上带全营炊事员到前面的小村子里做饭，并赶快送到阵地上。
当他和炊事员把做好的饭菜送给战友们时，营长对他说：“经过一天的强行军和激烈的战斗，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快过完江了，你马上带着全营的伙食担子和营部的重机枪班，在天黑前快速渡过湘江，跟上团部，继续前进，我带领几个战士掩护你们。”周克柳想，全营数百号人不能没有指挥员，因此，他坚持让营长带机枪班先走，自己留下来掩护，但营长马上瞪起眼睛，大声喝道：“赶快行动，这是命令!”于是，周克柳迅速组织营部7个由十六七岁的红军小战士临时组成的战斗班，冒着枪林弹雨往大部队前进的方向急追。天已经快黑了，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上来，他们边打边跑，天上四五架敌机轮番轰炸，地上敌人的大炮、机枪猛烈射击。他们手里除有一挺重机枪外，就只有大刀、梭镖了。当与敌遭遇时，他们就和敌人巧妙周旋，边打边撤。在周营长的掩护下，天黑时他们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无一伤亡地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渡过了湘江。枪声渐渐远去，而此时团部早已不知去向，红军主力部队也毫无踪影。回头望去，二营阵地已化为一片火海……。当时他们缺粮少衣，天气又寒冷，有几个小战士因为饥饿，几次晕倒过去，周克柳便和几个年龄大一点的相互搀扶着、背着他们，艰难的寻找大部队。当时，他们抱着一定要赶上大部队的坚定信念，忍着饥饿和疲惫，继续摸索着前进。走了两天时间，总算赶上了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司令部，他们被编在司令部警卫连。
他是红色“管家”
1929年初，周克柳参加工农红军时还不满16岁，小伙子大字不识几个，可那股聪明机灵劲却使同志们十分喜爱。　-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一天，领导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采购粮袋。当时，由于敌人对陕北封锁严密，红军后勤供粮十分困难。为了保证部队打仗时有足够的粮食，急需一批粮袋。要买大批的粮袋，只有到白区去采购，可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常常使我军采购人员空手而归，甚至有去无回。考虑再三，领导便把采购粮袋的任务交给了周克柳。
接受任务后，周克柳买来长褂礼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商人，越过重重封锁线，来到西安城。住宿登记时，老板询问他是哪里人，进城来干什么，周克柳说是生意人，来购买布袋的。店主上下打量他一番，似乎明白了什么，直言劝告：“我看你不像个生意人，本小店常有人来盘查，不安全。”周克柳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感到店主人是个可信赖的人，满含感激而又巧妙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既然住进贵店，就全拜托给您了。”在店主的指点下，他白天四处采购，晚上躲到戏院听说书，半夜才回店睡觉，躲避了一次次检查。经过多日筹措，购齐了粮袋，又几经周折，周克柳终于将数百条粮袋安全运回目的地。
这项任务顺利完成之后不久，周克柳被任命为红军大学财务科长。当时，学校教职员工达8000多人。由于国民党利用国共合作之名，强调“一切统一”，禁止陕甘宁边区使用工农民主政府印制的“苏维埃纸币”，不承认红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不发给学校军饷，更不发给教育经费。这样，周克柳所在学校的经费和物资供应就成了极其棘手的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学校增设了一些服务单位，如购买队、合作社、粉房、豆腐房、洗染塘等等，使生活保障有了改观。经费短缺问题让周克柳急得团团转，他在征得领导同意后，采用写欠条的办法到合作社买东西。后来，他又提议把欠条印成欠津贴券，按月发给教职员工，持券可到合作社买物品。他根据当时津贴费的发放标准，亲自设计了欠津贴券票样，由延安广义书局石印。欠津贴券的内部流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职员工买东西的困难，缓解了学校经费的紧张局面。
从此以后，周克柳与我军后勤管理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好学，周克柳越来越精通军队后勤管理工作，先后被任命为财务科长、后勤处长、后勤副部长、后勤部长。
罗瑞卿给他俩当红娘
周克柳老人展示给我们的另一件珍藏，是右上角印有黑白双人照的2009年的一张月历。这张照片是周克柳与爱人封霞光于1951年拍的第一张纪念照，用现在的话说，照片上的小伙子英俊，姑娘秀气。
周克柳老人说，早在几月前，我们就庆祝过钻石婚了。他还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的婚姻，还是罗瑞卿做的媒呢！”　1935年初夏的一天，红军宣传队来到陕西省甘泉里一个偏远村庄演出。15岁的封霞光看到头戴八角帽、腰扎牛皮带的红军女战士十分羡慕，看完演出后立即随宣传队参加了红军。1937年，参军两年的封霞光被送进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学习，1年后她又被送到中央团校进修，1938年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封霞光生性聪颖，在学员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多次受到队领导口头嘉奖。临近毕业时，女生队学员都强烈要求到线去。但学校对女学员定下了分配原则：凡是配偶在学校工作的随总校迁移到前线，其余学员留延安二分校。封霞光一听急了，三番五次找队领导要求留总校上前线，这可让领导犯了愁，队长就把这件事向时任副校长的罗瑞卿同志作了汇报。
听过汇报后，罗瑞卿猛然想起前些日子到下面检查工作时，对财务科长周克柳的工作十分满意，队领导还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周科长什么都好，就是还没找上媳妇，请首长帮助解决。想到这儿，罗瑞卿哈哈大笑说：这事好办啊，财务科长周克柳，二十六七岁还没有对象，小伙子又精神，只要小封同意就可按分配原则办理，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嘛。当时封霞光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上前线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就这样，她带着“学员封霞光系你部周克柳同志的爱人，现分配你部工作。请接洽”的介绍信报了到。
对这些，周克柳全然不知，还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组织干事拿着一封信，笑哈哈地对他说：“周科长，你媳妇分到咱们科里来了。”周克柳不明底细，以为是开玩笑，转身便走。组织干事一把拉住他说，真不是跟你闹着玩，你看看这信。他展开介绍信一看，又惊又喜，像是天上掉下个“仙女”。组织干事连忙告诉他：“你要感谢罗瑞卿副校长，是他特意安排封霞光同志留到总校的，就是为了给你解决婚姻大事。”就这样，周克柳、封霞光成了夫妻。
他们是幸福的，但这幸福又是多么不容易啊！封霞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周克柳与封霞光夫妇1951年的首张合影[2]
1943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八路军根据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提高一批干部的军政素质，总部领导决定从前线抽调部分骨干返回延安“加钢淬火”，周克柳、封霞光两人同时被选中。这时封霞光已怀孕8个月，行走困难，为了照顾她，领导专门安排了一头毛驴让封霞光骑坐。一天，正在行走时，敌机低飞扫射，一颗炸弹在他们不远处爆炸，毛驴一惊，封霞光被重重地摔下来，致使她腹痛难忍，鲜血顺着裤管直流。当天晚上，她在一个农民家里产下了一个不足月的男婴。极度虚弱的封霞光高烧不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持续三天不见好转。见此情景，上级速派人把她送往一个安全的村庄，请来老中医给她诊治，连续吃了20多剂汤药，封霞光身体才稍有好转。当谈起这段往事，封霞光老人平静地说：“当时我真担心撑不过来。不是我怕死，我总觉得，不是死在战场上或敌人的手中，而是死于生孩子，我怎么见马克思？要是那样的话，我死也不瞑目。”
红色家规家风
周克柳的子女较多，他们有出生在山西、河北的，有出生在吉林的，还有出生在天津、北京的。加上子女的配偶，周克柳、封霞光的家是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也是非常和睦的家庭。老人拿给我们看一张彩照，照片上是他的一个孙媳妇，怀抱一个幼儿。老人还以一首《双喜临门》的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诗是这样写的：“一国两制国家兴，一家两制喜临门。两位青年有缘谊，香港回归结伴侣。成家立业是祖传，生儿育女古传今。勤劳致富强中国，家庭和睦万事兴。”老人特意注释，孙媳妇是香港人。从诗句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老人爱这个家，但从不娇惯子女，他用他的革命“家规”管束这个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周克柳、封霞光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如何过好晚年的生活”便成了两位老人常常谈论的话题。他说：工作上的事情不用操心了，我们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治家上，家和万事兴嘛。我们还坚持锻炼身体，身体好了少给儿女添麻烦。两位老人的想法得到统一后，他们召开了一次家庭成员会。会上，周克柳宣读了家规，明确规定：儿女工作之后，经济独立，生活自立；婚姻大事，各自决定，父母不予干涉；儿女要主动照顾父母，探亲和互相来往，以礼相待，往返车票各自负责；遇有天灾人祸，互相支援，给予部分物资和经济援助；遗产分配以父母遗嘱为准，未尽事宜，由父母所在单位的领导作主。
前几年，周克柳老人看到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心里着急。为了教育晚辈处世做人，他不顾病魔缠身，又把7个子女从各地叫回开“家务会”。周老语重心长地说：“我当了一辈子后勤干部，管了一辈子钱和物，从未贪占过公家的一针一线。你们在做人的道路上也一定不能走错路啊！”他为此再补定“四不家规”：思想上不能放松要求，学习上不能掉队落伍，工作上不能贪图安逸，生活上不能奢侈攀比。老人还把这个“家规”打印出来，发给子女们人手一份，要求子女们严格按照“家规”约束自己的言行。他常常跟儿孙们说：“如今，我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只有一句话，你们要记住，虽然生活条件优越了，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你们要自立自强，努力做精神上的富有者……”
周老戎马一生，离休后始终保持着一个老红军战士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1998年，组织上为周老配了专车。但他除了去医院和到社会上参加公益活动外，其他场合很少用车，子女有时想用一下也不行。周老用自己的言行教育晚辈，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如今，周克柳一家四世同堂，相互间团结和睦，子女们虽然在普通的岗位上工作，但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离休几十年，周克柳老人一直关心社会和人民群众，不断应邀作革命传统报告。去年四川大地震期间，他正因病住院，听到消息后，立即捐款千元，献给受灾的人民。（杨凤山 孙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