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钹子书
概述
  平湖钹子书
钹子书 是江南吴语区特有的曲艺形式。据《松江县志》记载，形成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现今主要流传于浙江平湖一代，上海西部亦有保留。演唱者以竹筷自击钹子掌握节拍，曲调简单，具有吟诵风格，句末略有拖音。演出有说有唱，唱词基本上为七字句，通俗易懂，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简介
平湖钹子书 又称“说因果”，曾称“农民书”，1956年定名“平湖钹子书”。据《松江县志》记载，形成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道光末年传入浙江平湖县，衍变为浙江  钹子书独有的曲种。有说有唱，分“开篇”和“正书”两类。用吴语平湖口音说唱，唱词通俗生动。曲调节奏明快，有长调、慢调、急调、哭调之分，具有简练、纯补的地方特色。传统曲目均为一人表演。“钹子”（行话称‘响子’）为民乐打击乐器中之小钹的单面及一根竹筷，演唱者自行击节伴奏。传统曲目有《田十景》、《八窍珠》等一百余本（篇）。现能唱传统长篇曲目的老艺人仅存一、两人，并年近古稀，民间职业艺人甚少。
历史
概述平湖钹子书是浙江省著名的民间曲艺形式，自明代万历年间产生，至今已历四百多年。原名“说因果”，长时间在室外“立白地”演唱，后来有了中长篇书目，逐步进入堂馆茶室。建国前后，主要是在城乡茶室演出，欣赏对象以农民为主，故更名“农民书”。1958年，正式定名为平湖钹子书，列为浙江省地方曲种。
在平湖、松江一带城乡，流行着一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民间地方曲艺，名谓“说因果‘，因艺人在演唱时，左手执一钹子，右手持一竹签敲击，作伴奏乐器，故在解放后必称“钹子书”。“说因果”的开山祖师名范昶。抗日战争以前，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城隍庙内的偏殿上，有地尊头戴方巾、身穿海青，一手执钹子，一手握折扇，这便是他的偶像。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祖师范昶的生日，平湖、松江地区的说因果艺人都要到此聚会祭祀。究其原故，确有平历，这里还涉及到松江名宦董其昌强占民女，被子民抄董宦的一段传说。明朝时期  郭敬文在演唱钹子书据平湖市新埭镇老人王振新提供，他以前听本镇耆老周茂琦讲，说因果的平历是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松江董其昌未入仕途前，曾在平湖城西门冯大参家坐馆当过塾师，交有不少文友，其中，与新埭泖口陆兆芳最称莫逆。董其昌六十寿诞，陆兆芳务了厚礼差遣使女绿英押送到松江。董老而好色，见绿英颇有姿色，用暴力玷污后，复藏娇于白龙潭“护珠阁”。绿英乘隙逃回泖口，董贼唆使其子祖权带领家奴一百多人，夜袭泖口陆家庄，捣毁陆家门庭，劫走绿英，并掳掠财物，当即引起共忿，致有曲本《黑白传》流传于市，因陆秀才肤色较黑，董其昌别号思白，故有“白公子夜袭陆家庄，黑秀才怒斥龙门里”的书目，借此影射，绘声绘色地斥责董贼父子仗势欺人的前因后果。董闻讯后顿然恼羞成怒，要官府严究，奈曲本编者可指，便派奴仆到街坊密查。秉性刚产，仗义执言的范昶得知后，并未屈服，他不愿累及别人，心想，你们官官相护，胡作非为，难道貌岸然在阴曹地府也能任你横行？拼着一死，也决不让你逍遥法外。于是，范昶便到松江城隍庙告阴状，因他平素不善管弦，向庙祝借得一史钹子，边敲击边控诉。众香客听后无不义愤填膺，都说天理难容，来日必遭因果报应。董贼心腹骤至，把范昶逼得愤郁致死。83岁的范母冯氏听到儿子惨死的噩耗后，由范妻龚氏陪同赶到松江龙门里董府讨回公道，董子祖权非但不认姨母（祖权之母与范妻本是同胞姐妹），竟命家奴扯破衣裤当众羞辱，致范母当场暴亡，范妻亦含冤自缢，自此民愤益甚，诉诸公庭，庇护偏袒，案悬不断。众见无济于事，三县（平湖、松江、奉贤）百姓三万余人相率到龙门里，共称报仇。董宦见万民汹汹，知中不济，纠集家奴和打手200多人守卫宅第，有上门论理者，用粪尿从屋上泼出，并飞掷瓦片，致人情愈忿，一举将龙门里和白龙潭的董宦宅第和别墅共200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尽付一炬，凡衙宇寺院、楼堂馆所董其昌所题匾额，毁击殆尽。事后，官府责成地方缉捕“说因果“的元凶，奈所到之处都有人在敲钹子，说因果，弄不清谁是主犯，而且听了《黑白传》后还十分同情，只得不了了之。 
从此，“说因果“就成为平湖、松江一带的地方曲艺而在民间流传下来。敲钹子说因果便成为一部分民间艺人的谋生手段。清朝时期到了清道光二十四年，杭嘉湖道杭州知府朱煌（原平湖县知县）对小说、戏曲、民歌实行高压政策，严禁著作、刻印、市卖、演  钹子书唱，违犯者轻者则充军，重者杀头，企图永远禁绝。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饬令上海道立碑永禁戏曲、民歌演唱，对开设戏院、书场自应一律示禁区。曾经盛及一时的花鼓戏、说因果，在各地都遭到官府和乡吏的歧视和扼杀，逼得艺人走投无路，濒临绝境。从业人员迫于一计，从此转入乡村，到农家小茶馆和立白地演出，民间戏曲无法得到发展，艺人文化素质日趋低下，致使艺术水平日渐有退无进。至辛亥革命时，保留的长篇曲本仅存《天宝图》《三侠五义》《四香缘》等40余个，开篇《彭阿培拔翎手》《吕太爷上匾》《东乡十景》等10余篇。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说因果艺人没有固定的书场，都是以单个流散在平湖和松江等地乡村，在小茶馆或立白地演唱，靠听众随意施舍来糊口。也有少数艺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唱“社书“，由各村坊社主包场，作祀神后的馀兴娱乐，酬金稍丰，故艺人们的生活十分清苦。建国后建国后，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视，由平湖县人民文化馆将流散的艺人组织起来，先后于1950年8月和次年春举办二次艺人讲习班  钹子书表演，有42人参加，将“说因果”改名为“农民书”，艺人进入城郊和乡镇茶馆，有了固定演出场所。10月，成立“平湖县农民书改进协会”，会员36人。1953年3月成立“平湖县农民书艺人联合会”1956年11月，进行艺人登记，发“演出证”，改名“钹子书”，并成立“平湖县曲艺协会”，会员51人，实行集体管理，分散演出，交纳会费，收入归己。1958年10月组建“平湖县曲艺团”，团员15人，实行“集体经营，分散演出”，收入交公，领取月薪，其余转为半职业艺人或转业务农。
传承
在漫长的岁月中，聪明智慧的民间说因果艺人创作出了一百四十余个平湖钹子书曲目，其中长篇书目有近一百个，每部书可说唱数月，给浙北及上海松江等十来个县（市、区）的人民群众带来欢乐，曾是这一地区最主要、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活动形式。钹子书曲目中褒忠贬奸、弘扬民族正气、与人为善的主流内涵，一直是流行地区人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教材。直至“文革”前的1964年，仅平湖一地茶室书场的钹子书听众，有票房记载的一年就有76万人次。
形式
演出的曲艺形式有单片和锣鼓两种：单片单片，即钹子书，演出形式简便：一只钹子，一根竹签，一把折扇，一块静木，无其它伴奏乐器。演出都为单档，1962年后始有女徒登台。1958年12月，港中公社文工团将钹子  钹子书书曲调进行改革，分男女、快慢等板式，以体现剧中人物性格；配上鼓板、二胡、月琴、琵琶、三弦、笛子等乐器，由一人发展为多角同台演出。自编《第二次上战场》，参加县业余文艺会演，获得一致赞扬。1960年1月，钹子小戏《母女争先》参加嘉兴专区戏剧会演，被评为“优秀节目”，并参加专区春节慰问团到各县巡回演出，先后尚有城北、新埭、新仓、全塘等10个公社文工团试演钹子戏。1961年，港中文工团被迫解散，“戏改”就此中断。这次尝试为以后的曲调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锣鼓锣鼓，演唱者左手执小铴锣，右手在胸前挟一小扁鼓，边敲边唱，也称“铴铴书”。据初探，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封土立社，以祈福报功”的“社日祭神”，主持这一祭礼的是“太保”（官名，古代三公之一，位次太傅）。平湖和松江地区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按时结社，举行祭神仪式，相传，这是古代历史的沿袭，故又称“太保书”。艺人也叫“太保先生”。
影响
钹子书在后世的发展中分为两个流派，主流的便是平湖钹子书、另外上海西部地区亦有流传。钹子书在上海是青浦农村流传较广的一种民间曲艺，清末即已形成。钹子书有东乡调和西乡调之分，青浦流行的是西乡调。演唱者以竹筷自击钹子掌握节拍，曲调简单，具有吟诵风格，句末略有拖音。演出有说有唱，唱词基本上为七字句，通俗易懂，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传统曲目有《岳传》、《万花楼》、《天宝图》、《地宝图》等。民间有“听了天宝图，忘记肚皮饿”的谚语。
本县钹子书艺人以练塘地区居多，著名艺人汤永明，解放前在青浦同乐书场演唱《岳飞枪挑小梁王》，曾连演数月。解放后，钹子书是青浦县曲艺队的主要曲种。除演出传统曲目外，也编演一些新的曲目，如《林海雪原》等。1960年，县文工团曾尝试钹子书的改革，编演过《好外婆》等短篇，除自击钹子外，还增加了二胡、月琴等乐器伴奏。在群众文艺活动中，也常有钹子书演出，并有钹子书群唱、表演唱等形式出现。
相关内容
钹子书的演出■ 张玉观 
传统的钹子书，演出时在书台上的穿着装扮大都很简单，刚开始时只穿随身服装，后来则以穿长衫为主。长衫是大襟纽扣，浅灰色彩面料居多，白色夹里，大袖口。上台说书时为显示说书先生形象，发型上有朝后梳型，也有西式头型，抹得乌光锃亮，看上去神采飞扬。
传统钹子书的演唱形式，都是以一只钹子，既有坐着说，又有站着唱，说书时姿势随机应变，一人边敲边唱为主，人称“单片子”，又称“一拍头”。上个世纪60年代期间，县曲艺团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改编成钹子书，采用的是男女混合演唱，并配有民乐伴奏。1978年以后又恢复了传统钹子书的单片子演唱形式，但在各种文艺演出舞台上，为了适应现代年轻观众的欣赏需要，也将传统钹子书进行改革创新，采用民乐伴奏，甚至加入电声乐队伴奏，并开始有双档、三人档及多人演唱的钹子书表演唱，还有钹子书坐唱、钹子书合唱、钹子书舞蹈等多种形式。
传统钹子书演唱，最原始以“唱”为主，后来逐步发展为以“说”带“表”，再加入“唱”，故传统的钹子书称之为“说书”或者叫“唱书”。说唱的都是历史上的传统书目，以中长篇居多。表演者通常被称呼为“说书先生”，又叫“唱书先生”。说书时，先生上书台随带一只书袋（用蓝布或黑布缝制而成，袋口有一根带子可松紧），里面放一只钹子、竹签、扇子、醒木、一块手帕共五样道具，携带极为方便。解放后平湖钹子书被称为“文艺轻骑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钹子是铜制的，但与锣鼓配音的铜钹有不同，特别薄，敲起来声音较清脆。竹签用竹削成，与竹筷差不多，因此有的先生就用一只竹筷，演唱时边敲钹子边唱，故钹子书被人称为“单片子”。醒木也称“惊堂木”。醒木的大小体积，一般以说书者的手能握住为准，最小的如一张“麻将牌”。醒木的材料以红木类为主。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醒木的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级衙门都在开庭时使用，都刻有象征权威的图案。清代以前常见的是龙型的图案，一块醒木，在不同身份者手中使用时作用是不一样的。皇帝的醒木叫“震山河”，用它击案板，以显示皇威。丞相手里的醒木，称为“佐朝纲”，表明身份，振兴朝纲。后来，民间也纷纷模仿，演变到说书先生使用，是要起到“止语”之用，是说书之前对着听众拍一下，意思是告诉听众别讲话了，听我开始说书啦！旧时教书先生用的醒木叫“呼尺”，用来维持课堂秩序。药房里用的醒木称为“戒方”，用来压药方的。文人的醒木则用于“镇纸”。在传统钹子书说书过程中，醒木不仅是拍一下之用，用处很多，如书说到升堂开庭、将军发令、拳打脚踢、怒火冲天、紧急关口语时都要用醒木一拍，展示书中现场气氛。钹子书先生用的扇子都是折扇，以黑色居多，是说书时重要道具之一。折扇远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在使用，但说书先生用的折扇出现比较晚，到了明代才开始流行。扇子原是夏天的用具，但在钹子书先生手里与季节无关。钹子书先生常用的折扇是辅助说书表演的一种常用道具，它的作用在说书先生手里发挥得丰富多彩。而且，钹子书先生一般有两把折扇，一把是好的，一把是破的，破的一把有时一拆两，可作提灯等多种用处，好的一把用处更多，如书说到武打时，可当作“刀、枪、斧、棍、剑、锤”等多种武器。有时两把扇双手齐用，可当作“双锤、双枪、双鞭、双剑、双刀”等等。当书说到文雅情景，厅堂、书房相会时，员外、书生、状元相公等人物出场，手持折扇以表示人物的神态与风采。
旧时，钹子书先生因不受社会重视，没有固定的说书场所，只得手拿钹子沿途卖唱，有时选择一块白场地拉场子说书，既没有书桌又没坐凳，是立着说书，故称为“立白地”。后来逐步发展到进入乡村茶馆说书，但仍没有固定书台，也不售书票，说书先生只有靠着一只茶台说唱。唱完后，先生自己将钹子翻个身，到每只茶台前向茶客听众讨钱，这叫“兜铜钿”，听客给多给少随他们便。先生兜好钱往往接着再说一回书。再后来发展到有“茶馆兼书场”，也有“专业书场”，说书先生开始有固定的说书场所。
传统钹子书艺人的说唱艺术特点丰富多彩。旧时，钹子书艺人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学艺就靠死记硬背，先生在台上说唱，学徒在下面心记，要把一部书十万乃至几十万文字的内容都记在心里，要面对听众说上半月或一个月时间，并要把历史背景、帝皇将相大小人物名字、马匹刀枪名称、地理环境，甚至于人物装扮都数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传统钹子书先生一个人不仅只有一部书，多的有几部或者十多部，如徐阿培先生，他一生就说唱过26部传统书目。
旧时在书场或茶馆说书时，没有扩音设备，传送说书内容，俗语称“送音”。先生一人在书台上说唱，他的说与唱的音量都能使后排听众听得清楚，这也是传统说书先生的真本事。
传统钹子书的说唱唱词，原先并没有脚本。说唱过程中，随着行书情节安排，人物心中的所思所想，先生不说不唱听众会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其人物心中的心里话，或某一事物情景，说书先生就拿起钹子一敲，肚里一盘编，马上一段唱词临时就边唱边编出来了，而且唱词内容符合现场说书中情理，使听众听得入耳动情，这就是传统钹子书几百年久唱不衰的独特之处。
在说书时为了适合书中的情景，有必要加入口技，加深对听众的艺术感染力。说书中的口技，一般都是艺术模仿，但有一定的技巧，要熟悉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才能模仿得相似，使听众听后感觉到真切，入耳动听才有衬托书情效果。一部书中口技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击鼓、敲锣、放炮、打枪、刀枪声、马嘶、虎啸、鸡啼、狗吠、火车声、汽车喇叭声、钟声、开门声、橹声、刮风、雷电下雨、武将吼叫等等，都是用口技艺术充入书中，使书说得更生动更直观。从理论上讲口技是说书中的绘声，因说书是一门听觉艺术。因此说，口技是传统钹子书艺术中一种具有独特效果的艺术手段。乡人回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平湖乡村里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那时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不多见，在乡下业余生活更单调，除了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扑克，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可言。于是在小镇上的茶馆里，由民间艺人说唱的钹子书，大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农民吃过中饭都要提一只竹篮子到镇上来，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喝白，再沿街走一圈，捎带买些油盐酱醋回去，这叫“上镇”，也是一种生活习俗。每天中午，几家茶馆里总是顾客盈门，人头济济。说唱钹子书的艺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茶馆里泡一壶茶，占茶桌的一角，摆出他的一扇、一碟、一筷、一木四样道具，开唱他的钹子书。 
我是在新仓镇上长大的，记得我11岁那年正在上小学，有一天走过一家茶馆旁，被里面传来的一阵欢笑声吸引住了，原来是唱钹子书的艺人，在演唱时插进了一段逗人的笑话，引得听书的众人哄堂大笑，我忍不住走了进去，靠在一根木柱子上听起书来。这是我第一次领略钹子书这门民间艺术。那天唱的书名叫“双枪陆文龙”，讲的是宋朝一个抗金名将的故事。我被那个说书艺人的说唱艺术吊住了胃口，此后每天必到，总要听完了下回才恋恋不舍地去学校上课。以至于影响了下午的功课，因常常迟到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在这几年里，我先后听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彭公案》、《小五义》等许多部钹子书，使我获得了不少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并养成了看小说、故事的习惯，可谓受益匪浅。 
记得说书艺人开头总是一边用一根竹筷敲一面破铜碟，一边拉着腔唱：“三王五帝开乾坤，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出了忠良将，代代为官出奸臣。”唱完这几句开场白后，拍一记惊堂木，就用说评书的腔调讲说故事，往往是接着上一天留下的悬念讲下去。说到精彩处，每每插进一段自编的笑话或野文，造成新的悬念，待听众们一个个张大嘴巴听得入迷时，又突然拍一记惊堂木刹住，俗称“卖关子”。说书人到这时就拿着他的破铜碟，走到一张一张桌子前来兜听书钱。每当听书的人往他的铜碟里丢下几分钱，说书艺人总是满脸堆笑地点头称谢。每唱一场书，说书艺人总要停下来兜两三回听书钱，如果没钱给，说书艺人也不恼，因为只要来听他唱的书，就是给他捧场。茶馆落市后，他就一个人坐在茶桌边数钱。每当这时，开茶馆的人总是提着把大茶壶站在边上笑嘻嘻地说一句：“今天生意好来！”说书艺人就笑着答一句：“托您的福！”接着掏出香烟来，弓着腰敬开茶馆的人，并殷勤地给他点上。 
说唱钹子书的艺人，不像唱评弹的艺人，有的上过评弹艺术学校，有的参加了评弹团，属于科班出身。说唱钹子书的民间艺人，大多是半路上出身，虽然也有从师学艺的，但一大半是自学成材。往往先是喜欢听钹子书，坐在茶馆里听，听的遍数多了，对故事情节烂熟于心，就换个地方学着唱，几遍唱下来就得心应手了，于是就成了一种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那时新仓镇上有个瘸子叫阿明，没有上过学，可谓一字不识识扁担，是个无业人员，闲着没事，每天坐在一爿叫“红绿”的茶馆里听钹子书。后来文化大革命，钹子书被定为“四旧”不许再唱了，那个阿明仗着自己是个残疾人，又是光棍一个，没人能拿他怎么样，每逢有人家喜庆，就找上门去唱钹子书，活跃喜宴的气氛，让喝喜酒的的人开心开心，竟然很受欢迎。唱完后东家总会请他喝酒，待酒足饭饱后还会给他一笔说书钱。 
平湖钹子书这门民间艺术，不但给人带来了欢乐，还传播了一些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有些老农民不识字，讲起“三国”、“水浒”来却是头头是道，这都应该归功于听钹子书。
编入教材
2008年4月14日，平湖市文体局举行《平湖钹子书基础教材》第一次论证会，来自该市的曲艺界、音乐届、民俗研究届的10多位专家应邀参加论证，并通过了论证。 专家们对编撰行为表示充分肯定，“局里是做实事的。”专家马宏军说。“解放以来对钹子书这么重视还是第一次。”专家张玉观感慨。但是按照论证需要，专家们提得最多的还是“反面意见”，包括本书的体例完备、概念界定、资料翔实、行文风格等，可谓义理、考据、词章一应俱全。根据这些意见，编撰组将酌情予以修改补充，并适时召开第二次论证会。
平湖钹子书2007年底被文化部公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作为省级非遗项目，市、镇文化部门单位高度重视平湖钹子书的传承，积极支持广陈中心小学等开展平湖钹子书传习教学，但由于没有教材，影响了传习工作的有效进行。2007年8月，本局建立了由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领衔的编撰小组，确立了“实用”“系统”“科学”的编撰思想，聘请平湖钹子书传承人戎永鑫先生任主笔，着手组织编纂《平湖钹子书基础教材》。根据计划，还将制作配套教材《平湖钹子书影像教材》。
《平湖钹子书基础教材》的编纂既是平湖钹子书保护的重要环节，也是实施“平湖钹子书重回民间计划”，培养传承人，发挥地方曲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作用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有“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等明确要求。
据了解， 2005年以来该市教育局根据上级要求，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了“一校一特色”的创建工作，目前全市被评为平湖市特色学校的已有5所，被评为平湖市特色项目学校的已有12所。平湖钹子书教材的出版，无疑为各中小学开展特色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全日制学校对特色文化资源的需求，也为平湖钹子书的传承保护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传承基地
老艺人舒心地笑了，孩子们开心地笑了，同行们羡慕地笑了。昨天下午，已经在平湖钹子书传承道路上奋斗了两年多的广陈镇中心小学迎来了一块担负着荣耀与重任的牌子：平湖钹子书艺术传习单位。
从平湖市文体局副局长刘靖手中接过这块牌子，热心于传承这项民间艺术的广陈镇中心小学校长曹华祥激动不已，他说：“这是上级部门对我们前期工作的肯定与鼓励，我们一定要把这项民间艺术传承发扬下去。”
“别看钹子书表演时只有一钹一筷，它曾经到中南海亮相，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呢。”平湖钹子书的第九代传人徐文珠说，“可又有谁会想到，这钹子书的生存命运如此艰难？”
据介绍，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年老的平湖钹子书艺人已经不能上台表演，年轻的逐渐转行，在舞台上，人们几乎看不到平湖钹子书的影子。
就在文体部门思量着怎样让平湖钹子书继续传承、老艺人们担心这一艺术失传时，一所农村小学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悄悄走出了传承这项民间艺术的第一步，它就是广陈镇中心小学。曹华祥说起两年前决定办平湖钹子书兴趣班的初衷时只说了两个字：“责任。”原来，广陈镇既为平湖钹子书的发源地之一，又培养出了几代表演平湖钹子书的佼佼者。
“经过两年多的教学，广陈镇中心小学在平湖钹子书的传承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我们讨论决定把传习单位的资格授予这所学校。”刘靖对记者说。
在授牌仪式前，10多名学生穿着统一的服装往台上一站，手中的钹子一敲，平湖钹子书演奏就开始了。虽然由于用声的技巧还不纯熟，孩子在演唱时曲调不能做到悠扬婉转，但清晰的吐字、地道的韵味，特别是孩子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让大家看到了平湖钹子书传承的希望。每一项民间艺术的传习单位并不是随意就能授出的，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功底与成绩，而广陈镇中心小学正好符合这些要求。
徐文珠看到平湖钹子书终于有了一个传承教育基地非常兴奋，她最担心的事就是平湖钹子书失传，如今看到了希望，她高兴地说：“如果需要，我愿意担任业余的传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