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风说书
本义
“风说”是日语词汇，本义为谣言、传言。相关书籍有《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1]
简介
西方势力东进的前夜, 幕府表面上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实际上则通过风说书制度积极主动地搜集海外情报,了解外部世界动静, 而不像中国那样固守华夷尊卑观念, 漠视外部世界的存在与变化。
锁国时代的德川幕府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荷兰商船必须向长崎地区最高行政长官长崎奉行报告海外局势, 这种报告书统称为风说书。风说书按其来源不同, 分为 兰之风说书、唐之风说书,介绍欧洲、东印度及东亚事务。另有别段风说书专门对幕府所关心的重大事件进行整理并收集报道。这些风说书经风说役翻译、整理后呈递幕府, 既是锁国体制下幕府了解海外的主要情报来源和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参,也对维新前的日本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时代背景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处于“锁国”状态之下，但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学习却没有由此而止步。17世纪30、40年代幕府实行一系列锁国令后，还留有长崎一港与中国、荷兰等国交往。幕府要求在长崎入港的外国商人向幕府提供一份有关中国、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情报——“风说书”。
风说书的起源
在锁国前, 荷兰为了取代早已来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对日贸易地位, 排斥西、葡在日势力,多次以政府的名义致函幕府, 中伤天主教会传教士, 指责传教士唆使日本制造内乱, 以方便两国派兵征服日本。正当荷兰人一再致函幕府之际, 恰逢岛原地区发生了信奉天主教的农民的反封建领主压迫的武装起义, 加之西班牙人又已征服菲律宾,幕府于是对荷兰人有关西、葡大军不日即将攻来之言深信不疑, 并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德川幕府于宽永10 年( 1633)开始, 连续5次颁布􀀁锁国令􀀁, 日本由此进入长达220年之久的锁国时代。锁国期间, 日本人严禁出海, 只在长崎保留着同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国船只往来, 一律被禁。
宽永18年( 1641), 日本完全锁国。幕府又规定: 来日通商的中、荷船只, 在长崎入港时必须向幕府提交有关海外世界情况的报告书, 并设立专门机构风说定役专门负责收集、整理这些报告书。这种情报、信息的书面呈递书, 在日文中称为风说书。风说, 即传闻、传言、谣传之意。
分类
江户时代，与日本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荷兰，所以风说书主要由这两个国家的商人提供。其中，中国商人提供的风说书称为“唐风说书”；荷兰商人提供的风说书称为“荷兰风说书”(和兰风说书)。
风说书的内容
􀀂 风说书是由"风说定役"(以下简称"风说役")这一专门机构负责统一收集、翻译、整理并交由长崎奉行转呈江户幕府的。风说役的最高长官即风说闻役, 又称长崎闻番役、长崎在番、长崎在役, 由幕府的关西十四藩轮流担任, 并接受长崎奉行的领导。而长崎奉行则由关西四大藩即福冈、佐贺、熊本与长崎地方轮流担当。
􀀁 风说役中最多的官员就是通词(日文称翻译), 包括大、小通词与稽古通词等职务。人数因时而异, 幕末时达数百人之多。通词是作为世袭职业而存在的, 大的通词家族有40多个, 其中吉雄、
小西、马田、本木四家人才辈出, 被誉为四大名门。幕府的风说役在收集海外情报方面效率很高。一部风说书从商船入港开始制作, 到出现在江户幕府高级幕僚手中, 一般只需28天左右。从形式上看, 风说书的标题多采取􀀁 “进港顺序+ 出发港名+ 船人口述”的形式, 以赴日船只的进港时间为序, 以船只的出发港为名编写。从内容
上看, 一般分为欧洲风说书、东印度风说书、中国风说书三大类, 分别以介绍欧洲、东印度与中国地区事务为主。从来源上看, 则分为 兰之风说书、唐之风说书与别段风说书。
兰之风说书锁国后应幕府要求, 新任荷兰商馆长和荷兰商船在长崎入港时, 都必须向长崎奉行递交讲述荷兰见闻的书信及有关海外形势的最新情报, 其内容涵盖荷兰欧洲本土事务与荷兰商船访日航程中所途经的非洲与东印度一线的所见所闻, 并长崎奉行交风说役翻译、整理后呈报江户幕府。这就是兰之风说书, 也称阿兰陀风说书、荷兰上告
文、和兰告密。
为垄断欧日贸易, 荷兰商人们也积极响应幕府的风说书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 荷兰风说书也因沿成格, 内容逐步扩大, 并于正保四年( 1644)形成定制。荷兰风说书从早期由商人、船头口述逐渐规范为由荷兰商馆长负责综合整理相关材料编写;并参照日方对荷兰商人、船员的问询为主编撰而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风说书所载事件的真实性, 因为作为荷兰政府驻日的全权代表,荷兰商馆长是以政府的名义在向幕府提供这些文告,必须对所报告的事件负责, 故其报告的可信度是普通商人、船头所不能比拟的。
除因拿破仑战争等特殊事件致使荷兰商船数年内未能来日之外, 在发掘整理出来的历代风说书中,兰之风说书篇幅最大、数量最多, 达184个年份。
唐之风说书当时的长崎虽有近万华商, 但不像荷兰商人那样有专门性的商馆对情报进行统一申报与管理, 所以报告的分散性很强。长崎奉行依据华商特点, 每有唐船入港, 即派唐通事与风说役官员登船查问,且往往预先拟定有查问要点, 包括此次航程经过、船员及海客构成; 近期中国国内及周边态势与海员的家乡风土等情况。最后由风说役官员将询问情况汇总成册, 递交长崎奉行转呈江户幕府。
由于日清之间直到1877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故而此前对中国船只, 日方亦沿用旧称唐船。由此而来的风说书即为唐之风说书, 亦称唐商口单。
享保元年( 1716)之后,唐之风说书数量日减且内容日趋简单。这可能与雍正以后中国社会秩序安定, 没有大的战事和变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相对稳定有关。由于值得船员、商人报告的事件相对减少, 风说书中也多次出现“大清诸省静谧”等字样的套话,风说役官员也逐渐将多艘船的风说书并作一篇上报。
而道光至咸丰年间,唐之风说书􀀁数目逐渐增加。这与当时满清王朝统治衰微、内忧外患不断、局势动荡加剧有关。这一变化引起了日方的强烈关注, 关于禁烟、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太平天国等事件在风说书中都有大量反映。日本学者森睦彦的统计结果表明, 鸦片战争爆发后, 赴日华商所提供的风说书剧增, 1840-1843年竟多达
19件。
别段风说书􀀁 别段风说书亦称特别风说书,是长崎通词们根据外国商人口述或摘译外国报纸上的新闻,在风说役的下属机构“洋书调所”汇总编译而成。1845年以前的别段风说书主要围绕英清关系展开, 1846年之后则主要讲述一般性的世界形势。
总体而言, 别段风说书带有很强的专题性质,对所关心的事件, 可以就相关各方均作全方位深入报道和关注。如在对太平天国事件的报道中, 就不单单关注中国国内的交战双方, 更是将目光紧紧地盯住在华的诸国列强及其幕后行动上。
综上所述, 三类风说书关注的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科技、新闻等各个方面, 并辅之以西方主流报刊的社论。政治事件如1649年英国国会处死詹姆士一世, 军事方面如1703年英荷舰队击败法西联合舰队、英国在西南大西洋海域组织对海盗的大规模讨伐战。时政新闻方面, 今天保存在京都东洋文库的别段风说书原稿中就有关于1853 年11月摩鹿加群岛发生地震并引发海啸后东印度公司前往救援的事件报道。社论方面则关注到从普鲁士迁徙到北美定居的人数呈逐年上升之势, 这与普鲁士国小而人口过剩有关。另外, 当时的新技术、新发明等新生事物, 也是风说书关注的重点, 东亚地区最早关于苏伊士运河的修建报道和1852年英法铺设海底电缆的事件, 就是由兰之风说书提供的, 而这也是亚洲科技文明史上有关海底电缆的首次记载。
虽然风说书所涉猎的范围并不全面, 对西方的了解也不够深入, 尚处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初级阶段,但对于17世纪末至18、19世纪初日本这个远东的弹丸小国来说, 能首先做到这一点, 实属难能可贵。
作用
通过风说书传递的情报，日本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世界，尤其是掌握了西方国家的形势和发展动向，为明治维新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对风说书的评价
思想家的认识深度标志着一个时代认识的深度, 政治家的认识则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与民族前进的方向。锁国时代风说书的传播及风说书制度的确立, 在日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近代化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多亏了风说书这一主动看世界,了解外部讯息的制度性、正规性、经常性渠道, 日本才没有在剧变的世界形势下像中国那样因锁国而妄自尊大、自我隔绝, 对西方的变化茫然无知, 一步步走向民族危亡的深渊。锁国时代的风说书及其制度在促使幕府深化对西方文明与世界的认识的同时, 也促使其作出深刻的反省。在鸦片战争前后, 面对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东进, 日本已通过风说书积累了相当多的西方情报与科技知识。这对于日本以自身实力为前提, 有理有据应付欧美列强的滋扰与寻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经验, 并对日本以开港为契机开始的近代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中国的广州十三行作为中外通商的窗口、交往的桥梁, 本来兼有商务与外交的双重性质, 却空有其名, 从来没有主动了解西方、认识世界的举措。直到日本风说书制度诞生200余年后,林则徐才开始代表中国睁眼看世界。可以说, 19世纪中叶后, 中日两国迥异的历史命运, 早在200多年前就已埋下了伏笔。
风说书制度锁国政策在近代传统国家中并不罕见, 这是传统国家本能的自我保护。但风说书制度却具有开创性, 它初创于幕府时代的宽永18年( 1641) , 此后逐步完善并形成定制, 一直延续到明治元年。200余年间, 其报告从未中断。
风说书制度, 应幕府之需而产生; 风说役, 应幕府之命而设立; 风说书则直接上呈江户幕府。因为有风说书的存在, 使得日本的锁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关自守。从17世纪上半叶起, 日本在以锁国政策清除西方殖民实力的同时, 巧妙地通过风说书表示着对周边情势的关注并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使日本在闭关锁国体制下仍能认识西方, 吸取西学, 实现民族独立, 完成近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也是我们评价风说书制度的关键所在。
纵观现存的近千部风说书, 我们不难看出, 日本风说书及风说书制度本是日本主动锁国后防止西、葡大军入侵的被动应对之举, 但却实实在在地收到了种豆得瓜的效果。锁国源于日本统治阶层中一直存在的害怕西人入侵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幕府通过风说书主动地开眼看世界, 了解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动向,以做到知彼。而正是这种主动的了解与认识, 使日本在逐步加深对西方世界了解的同时, 完成了自身的建构。
作为幕府的窗口,风说书在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整个民族的眼睛, 风说书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新知与开化, 催生并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前期对民众的启蒙。它使幕府可以适时地根据国际风云变化调整政策, 并使一批民族的精英意识到中国已不再是绝对的􀀁天朝􀀁, 从而突破了传统的慕夏文化观的束缚, 并将崇拜中国的天平逐渐向西方倾斜, 促使兰学在日本兴起。这对日本摆脱传统世界观的束缚和锁国政策, 吸取西方文化, 走向世界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幕府与各级官吏在近代, 传统国家能否在西洋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下,保持民族独立,并走向富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世纪中叶以前200年间统治阶级对世界局势、文明剧变的认识程度及其相应的对策。对当时的中日两国而言, 更是如此。
风说书是一扇窗口。通过阅读一件件承载各地局势的风说书, 一些地方实权大名与官吏亦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有了相当的认识, 并开始对幕府的政策制定展开影响。
比如1853 年美国佩里舰队来日事件。早在1852年9月, 幕府就已通过风说书了解到: 希望同日本结成贸易关系的美国政府已有派遣舰队远征日本的计划, 由洛克大佐统辖的密西西比号, 将于11月1日至10日从纽约起航, 佩里海军少将的夏·莫多号与之同行, 并于1月前出航。远征舰队由佩里少将担任总指挥, 预计来年11月(位于东海岸的纽约是其母港, 需途经大西洋, 绕非洲好望角, 经印度洋, 穿马六甲海峡才能到达中国。舰队作战沿途均需补给物资)抵达日本海域, 并与在琉球海域巡航的美国舰只会合后一同驶向日本。主要负责测绘、导航任务的第一特遣舰队则由海军大佐灵马路多指挥, 先期向中国海域进发。在随后的风说书中, 还有关于佩里舰队的详细编成、配置等的报告: 该舰队有一级战斗巡洋舰共八艘,合计大炮236门, 成员3125人。在1853年5月24日的􀀁风说书中还提到: 预定驶往日本的美国舰队已多数在中国南方海域完成集结和出航准备,通信船卜波耶号已于5月8日离开
香港, 波斯顿号于11号驶离澳门, 运输舰阿莱克璃号目前在澳门待命。这支舰队在抵达日本前预计将在琉球汇合集结, 但由于机械故障和菲律宾事件, 预计能够前来日本的美国舰队不会超过5-8艘。
而事情的发展确如风说书所言: 佩里舰队最终只由4艘蒸汽巡洋舰组成, 于1853年7月8日在东京的久里滨登陆。换言之, 在佩里舰队到达日本前的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 美军的人员、火力、配置及每一步动向都已被幕府通过􀀁 风说书􀀁所掌控。这就使得幕府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处理好国内各方关系, 并作出了切实加强浦贺一线的防卫, 增加彦根、会津、川越诸藩军力的备战部署。而不至于像满清政府那样, 在开战前还不知英吉利地方几许? 与回疆可有旱路相通? 直至开战后, 才匆忙从内地调兵迎战。
也正是因为风说书报告了佩里舰队的详情和此前中国战败的惨状, 使得幕府对外部世界的局势有了一个清醒认识, 对即将来到的美国舰队作出了较为客观与合理的判断, 并最终决定放弃抵抗, 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故当美国舰队还在澳门集结时, 幕府就已下令各地要竭力避免因海岸炮台贸然开火而引发战争。这一合乎时宜的策略, 使日本总体上避免了与列强的正面冲突, 巧妙地实现了无血开国。
通过《亲善条约》、《通商条约》完成的开国, 使日本避免了像中国那样遭受割地赔款的损失, 并为日后修约留下了余地。而且日本在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一直坚守一条底线: 坚决禁止列强对日输入鸦片。这无疑又是日本通过风说书所吸取的最大一条中国经验。
风说书对日本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幕府, 而是遍及整个统治阶层。一些先进的日本人在􀀁锁国􀀁的厚重帷幕下, 利用风说书这一缝隙, 拼命吮吸西方传来的􀀁新风􀀁。风说书作为开国前的􀀁胎动􀀁, 则将这股􀀁新风􀀁带进了封闭、板结的日本。许多幕府重臣、各地藩主大名通过风说书加深了对西方的认识, 从而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 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认识到开国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盲目排外。􀀁日本要孤悬于国际社会之外的话, 国家是无法发展的, 必须要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去, 才能使日本成为强国。例如面对佩里舰队, 在各地藩主大名纷纷掀起􀀁 攘夷论􀀁高潮的同时, 日本却出现了一个冷静的声音。以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筑前藩主黑田长博及松月藩大名为首的一批􀀁开国论􀀁者认为, 同外国通商是大势所趋, 若不自量力, 贸然攘夷, 就是盲目排外。不如就此开国,通过贸易生产, 输入近代科技文明, 以谋求国家开化和富强。
长町若年寄(官职名)高岛秋帆则根据其职权所能接触到的风说书预言: 广东之战, 清国必败。随着老中水野忠邦于1842年颁布天保薪水令, 幕府也开始松动紧闭的国门, 开始缓和与西方的矛盾与对立关系。史家所谓“鸦片战争, 中国吃败仗, 日本吃教训”, 就有这个意思。
普通民众风说书是一双眼睛。作为绝密情报的风说书, 最初只限于在幕府的高级幕僚和大老、老中、若年寄等少数官员中秘密传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风说书数目的增加, 其内容不免通过大臣, 尤其是通词流入民间。著名学者盐谷磐阴就是利用在老中水野忠邦身边供职的机会, 收集抄录了大批有关鸦片战争的各种风说书, 并将其汇编在􀀁阿芙蓉汇闻􀀁一书中, 以供国人参阅。该书在当时就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 被争相刊印, 广泛流传。而
盐谷在此书序言中明确说明, 此书资料来自􀀁清商、兰客(荷兰商人)之报单札记(风说书) 􀀁􀀁 。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的风说书, 为兰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海外情报, 并促进了兰学的发展。江户儒官林恕(日本汉学家, 很崇拜中华文明, 一家人都起了汉人名字)父子利用职务之便, 将所经眼的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其所作的􀀁华夷变态􀀁与􀀁崎港商说􀀁中, 其原始资料大部分来自正保元年-享保二年( 1644~ 1717)间的22000余份中国传闻书,并且参考荷兰传闻书, 对中国传闻书的内容加以佐证。
借助风说书所提供的相关海外情报, 少数精英还敏锐地观察到了即将出现的民族危机。他们又通过著书立说, 将这种危亡意识传递给了广大的民众, 以唤醒民众的救亡意识。于是, 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抗争意识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 从而促进了民族的启蒙与觉醒。布衣林子平就以风说书为主要依据, 先后刊行了三国通览说、海国兵谈􀀁。他还从收集的风说书与散落民间的漂流人的记述中察觉到俄国对日本北方领土有野心, 于是强烈建议加强对虾夷(今北海道地区)的开发􀀁。长崎人新井白石则以风说书为资料, 编写了􀀁西洋纪闻􀀁, 对西方自然科技做了高度评价, 并将其与基督教分离开来, 承认其独特的价值, 这对于以后日本西洋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词从延宝元年( 1673), 长崎奉行应幕府之命颁布锁国时代以来的第一个正式的培养荷兰通词令, 为风说役挑选10-12岁的少年学习荷兰语开始,风说书制度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干练的翻译人才。以1774年译自荷兰的解体新书的问世为标志,经过101年的努力, 日本进入直接翻译西方书籍的时代。也正是由于这些书籍的引进与翻译, 日本从此进入了兰学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些通词们是日本顺利接受兰学和进行维新启蒙的通道与桥梁。更进一步说, 如果没有培养他们的风说书及其制度的话, 兰学的兴起与此后的维新的顺利进行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把日本人从认识西方到摄取西方文化视为一个连续的、渐进的发展过程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线索, 即: 以打开日本人视野的风说书为起点, 至江户时代中后期逐步发展的兰学, 到幕末终于形成一个具有近代科技知识与社会革新思想并成为维新原动力的西学集团, 风说书在其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无视这个历史过程, 尤其是风说书的历史地位, 而孤立地谈兰学、讲维新的话, 是不可能赋予明治时代的一切以应有的历史价值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