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季羡林
个人履历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即南斯拉夫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吐火罗语、斯拉夫语、巴利语、吠陀语。[1]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季羡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学习，一年后，进济南一师附小念书，后转入新育小学插入高一。10岁开始学英文，1926年，在正谊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又是著名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2001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市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九十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下了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四天——算是我的生日。”这件事也算得上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发一语，也颇耐人寻味。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大一随叶公超学英文。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并另外旁听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的课，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2]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罗摩衍那》，至1977年，终将这部鸿篇巨著基本译完。[1]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  青年季羡林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85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
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2008年，与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共同受聘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文化艺术顾问。[1]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5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他。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至此，季羡林先生实现了生前遗愿—回到“母亲身边”。季羡林先生生前遗愿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还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为季老生前跟好友约好要安葬在一起，“谈一谈生前不能谈的问题”；而另外一部分，则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带回老家山东临清，与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他在《读书 治学 写作》一书中集中道出了学人的人生三维度：读书，治学，写作。
家庭成员
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彭德华她自幼丧母，只有小  季羡林夫人彭德华学文化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季老的婚姻可谓中国封建婚姻包办的悲剧，但是他后来的独居也使得他内心平静安心的专研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正如梅兰芳的寂寞成就了他一样。
1933年季羡林有了女儿，取名季婉如，后毕业天津大学，成为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已病故。季婉如有一子，是季羡林的外孙-何巍
1935年，季羡林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但作为“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自小却很少得到父亲的教诲，父子关系一向冷淡，并曾被父亲“赶出家门”。
同年，  季羡林的女儿 季宛如季羡林在经济濒于破产时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季羡林这一走就是十一年。这十一年当中，季羡林的老祖（季羡林的婶母）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季羡林他婶母出身中医世家，从小学会了一套治病的手段。因自幼丧母，没人替她操心，耽误了出嫁的黄金时刻，成了“老姑娘”。年近四十才嫁给季羡林的叔父做续弦。
1995年，季羡林父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并最终决裂，13年不曾相见。13年后，双方终于冰释前嫌。2002年，季老住进301医院前，他想见季老很方便。在2002年后，他再想见季老时，确实受到了“某些人”的阻挠。终于在2008年，季承见到了已经97岁的父亲，并一直陪在父亲左右。
季羡林的家庭成员，除了人以外，还有几只猫。季家所养的第一只猫，名叫虎子。虎子的脾气像老虎般暴烈，但是对季家三口人却十分温顺，晚上经常睡在季羡林的被子上。[3]
学术成就
主要成就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  1934年季羡林在清华毕业留影，右为毕业证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学术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学术思想  季羡林与他的猫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　　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个人著作
出版书目书目名称
类别
出版年份
出版社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论文集
1957年
人民出版社
《<罗摩衍那>初探》
理论
1979年
外国文学出版社
《天竺心影》
散文集
1980年
百花出版社
《季羡林选集》
散文集
1980年
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
散文集
198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集》
散文集
1986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牛棚杂忆》
散文集
1998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这一辈子》散文集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主要著作《〈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季羡林出版书目(13张)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 华蔗糖史》《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全集目录《季羡林全集》目录
第一卷
散文一
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
第二卷
散文二
万泉集、小山集
第三卷
散文三
第四卷
日记·回忆录一
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
第五卷
回忆录二
牛棚杂忆、学海泛槎
第六卷
序跋
第七卷
杂文及其他一
第八卷
杂文及其他二
第九卷
学术论著一
印度古代语言
第十卷
学术论著二
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十一卷
学术论著三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
学术论著四
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
学术论著五
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
第十四卷
学术论著六
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二）
第十五卷
学术论著七
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第十六卷
学术论著八
佛教与佛教文化（二）
第十七卷
学术论著九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十八卷
学术论著十
糖史（一）
第十九卷
学术论著十一
糖史（二）
第二十卷
译著一
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一）
第二十一卷
译著二
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二）
第二十二卷
译著三
罗摩衍那（一）
第二十三卷
译著四
罗摩衍那（二）
第二十四卷
译著五
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五卷
译著六
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六卷
译著七
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七卷
译著八
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八卷
译著九
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九卷
译著十
罗摩衍那（七）
第三十卷
附编
  季羡林全集散文随笔《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随笔作品(20张)《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赋得永久的悔》 等。主要译著《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收入课本《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25课）
《怀念母亲》（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6课）
《夹竹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江苏国标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19课）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为小学生张钫采访季羡林）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2课）
《做人与处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长春版八年级上册第11课）
《永久的悔》（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版八年级下册第2课）[4]
《成功》（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江苏版九年级上册第9课）
巜幽径悲剧》（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23课 主编 洪宗礼）
《清塘荷韵》（上海九年义务制教育九年级第二学期语文第八课）
个人荣誉
所获奖项年份
获奖情况
1986年
论文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
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
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
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
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
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
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9年
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
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
《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
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
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2006年
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人物评价季羡林在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学界泰斗”、“国宝”。对此，季羡林在他的《病榻杂记》中力辞这三顶“桂冠”：“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称：“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经典语录1、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手书
2、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3、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4、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5、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6、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7、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8、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9、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10、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11、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12、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3、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14、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15、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6、“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17、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5]
趣闻轶事
三辞“桂冠”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 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1991年季羡林80高龄骑车到北大图书馆。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 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怀念许国璋季羡林：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绝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反观我同国璋兄的关系，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们并不在一个学校工作，见面的次数相对说来并不是太多。我们好像真是一见如故，一见倾心，没有费多少周折。我们也都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终于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清华北大缘清华好比中国古代“诗仙”李白，北大好比“诗圣”杜甫。
季羡林与母校清华大学有过十四年的不解之缘，而他在北大也已经呆了五十五年。在回  1997年10月10日，季羡林在北大校园散步答网民关于清华和北大应如何比较的提问时说，两个学校风格肯定不一样，这并不奇怪，就好比李白和杜甫是两个好朋友，但却风格迥异。
季羡林解释说，二者风格的不同来自其基础的差异。清华一九二五年建，受当时资本主义的影响深些，而北大从大学堂到国子监，一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传统文化的禀承使得北大文化积淀深厚，缺点就是封建的东西多了点。清华的特点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是深厚凝重。要比的话，清华就象“李白”，北大好比“杜甫”。
作为造诣精深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季先生在其长达六、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海内外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有着崇高声誉。
季先生说，现在五花八门的方式在给国内大学排名，但无论往上排还是哪儿排，我想最能代表中国学术水平的还是北大、清华。德国的情缘在德国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不能诉，一切的不幸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但是，诚如《红楼梦》中所云：“大不幸中却有大幸。”季羡林在哥廷根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为人憨厚朴实，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字闺中。
迈耶家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  季老在《留德十年》谈到的德国恋人伊姆加德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适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自己又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的字。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除了打字季羡林去迈耶家外，后来，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
季羡林当年离开哥廷根后，伊姆加德就一直在等待他回来，虽然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季羡林90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伊姆加德从哥廷根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满头银发，端庄恬静地微笑着的老人，给季羡林一直牵挂也愧疚的心，带来了温暖的慰藉。关于大国学首先是“大国学”。面对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他的心情是喜忧参半。被笼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当然是他乐于看见的。但是，他认为，复兴与弘扬传统文化不应局限于“尊孔读经”。大约在跨入21世纪后不久，他就开始思考、揭出“大国学”，明确提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他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所说的“大国学”不是19世纪晚期以来学界倡言的狭义的国学，其间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认为，今天倡导“国学”，绝对不是为了恢复昔日的“尊孔读经”，而是旨在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切全貌。因此，“大国学”就必须包括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除了中原以外的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
第二.“大国学”理应包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向其他民族、国家、地域、文化学习的成果，比如佛教，比如明末以来传入的西方思想，比如近代以来大规模传入的各种学说思潮。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大国学”是和他本人超过一个甲子的、成就辉煌的专业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绝非凿空立说。然而，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的意见似乎并没有得到当下狂飙躁进时代的理解和接受。眼下的“国学热”，不仅基本上局限在传统儒学的范围内，还令人担忧地鼓荡起一股欠理性的民族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的狂潮。这是必须警惕的。
有学者比如宋兴昌先生指出：近年的“国学热”，虽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但已经充满强烈的蜕变的气息。他“大国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中华文化与学术被迫接受的转型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说明中华文化与学术已经摆脱了被动接受的地位，进入文化与学术自觉重建的新时期。这与此前的“批判”与“接受”基调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宋兴昌先生对他的“大国学”的精彩申说值得引述：“大国学”既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应该是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　　因此，所谓“国学热”就是应该“热”在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不应是排他主义。无原则地复古或打压都不是正确化解传统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间张力的应有的态度，只有如实客观地认识到新旧无法截然分开的事实，才能在此基础上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把握其中的精髓，加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合理阐释和创造性转换，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有全球化的视域。一方面，中国文化应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世界文化也对中国文化参与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寄予着厚望。只有摆正姿态、准确定位，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大国学”。
先生的另一个思考是“和谐说”。他对“和谐”的思考有一个似乎未被注意的背景，那就是国学泰斗钱穆先生在台湾去世前，提出中国文化最具价值，并且最能够贡献于世界的是“天人合一”观。他经常说：“我很喜欢陶渊明的四句诗，实际上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他在晚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谐这一伟大的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我们是不讲弱肉强食的。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物，包括植物都是我的伙伴。这就是中国的思想。‘和谐’这个概念，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忽略了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所倡导的“和谐”是有三个层面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当下很多人的“和谐”观还仅仅局限在前两个层面，罕见有人关注到“和谐”的真正基础“人内心和谐”。而正是这个“人内心和谐”，又使得他回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他作为世纪老人，也坦言自己也是一个“世故老人”，深知“人内心和谐”的艰难不易。有一次他和友人谈到这个问题，慈眉善目的他瞬间变得严肃起来，略带忧虑地讲道：“和谐是一种文化。我要讲的是天人合一，人人合一，个人合一，三个层次，缺一不可。而个人合一很重要，讲的是个人修养。读小学的时候，我就上过一门课，叫‘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他一贯赞成，在晚年更是特别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心目中，这是“和谐”的起点和必由途径。
追忆大师
新闻摘录群众排长队追思季羡林
  季羡林追悼会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北大百年讲堂拉起进场围栏[6]，仅几分钟时间，前来拜祭的各界人士就已排起了50米长的队伍。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均穿着素色衣服，耐心地等待着入场，虽然天气也非常闷热，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厌烦的情绪，每个人都在静静地等着。
一位对外经贸大学的退休教师称，她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季老是她的系主任，她眼中的季老是个十分朴素温和的人。
在排队的长龙中，记者发现了北大教授、北大原东语系党总支书记贺剑城。据贺剑城教授称，他和季羡林先生是十多年的同事，还是季先生的入党介绍人。贺剑城称自己“为老搭档的逝世感到悲痛”，他回忆道：“季先生对待学术、工作非常严谨，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精力过人，每天到单位非常早，有时竟然会提前三个小时到。贺老称，季先生一生对待学问十分刻苦，提及他在德国同时学三门语言的情况，笑称‘简直是自我折磨' 。”
中午12点，贺老等人排队进入百年讲堂，参加季羡林的追思会。悼念者都领到一朵纸做的小百花，排队走上前，在季羡林的照片前鞠躬。有些人对于季先生的辞世非常悲痛，在季先生的遗像前跪地磕头表示敬意。
据悉，今天下午季老在京的学生们会集体参加北大吊唁活动。
中山装遗像体现朴素、平和和乐观本色
照片中的季老身穿一件中山装，头戴一顶淡紫色毛线帽，面带微笑，身后的背景是初春低垂着的杨柳。淡淡的绿色衬托着那身简朴的中山装，老人那淡淡的微笑显得格外慈祥和健康。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树叶都刚刚发芽，天气还有点冷，季老穿得比较多，那时季老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季羡林先生唯一的儿子季承说，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充分体现出了季老朴素、平和和乐观的本色。
中央领导对季羡林辞世表示深切哀悼
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徐才厚、李瑞环、李岚清、陈至立、马凯、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不同方式向北京大学转达对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深切哀悼，委托北京大学向季老亲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
对大师不敬的一些事北大涉嫌虐待季羡林
北京消息 此前被爆涉嫌偷窃国学大师季羡林藏品，并拿出去卖钱的秘书杨锐，已于11月4日被正式更换。杨锐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之妻。而新任秘书也于同一天由北大一位副书记带领到301医院与季羡林见面。
据报道，杨锐此前长期担任季羡林秘书，但却对这位当年已97岁高龄的老人疏于照顾，甚至拿吃剩的鸡骨头给老人当午餐。为此，季羡林曾向总理温家宝去书求助，要求撤换秘书。虽然温家宝亲自回信督办，但北大方面却以“领导未能齐集开会”为由，迟迟没有动作。
季羡林求助温总理换秘书
季羡林的老友、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山东大学教授张衡近日披露，季羡林收藏的数十幅名人字画，从去年开始，分批流向拍卖市场。之后，唐、张两人先后到医院探望季羡林后，才发现这些字画是在季羡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卖的。季羡林强调:“我并不需要钱，也从没委托任何人拍卖我收藏的字画和其它物品”。事件曝光后，媒体经过调查，纷纷将矛头指向杨锐，因为杨近年来一直担任季羡林秘书，是掌管季羡林内外事务的“大总管”，又握有季羡林住宅的钥匙。
张衡3日证实说，今年10月开始，季羡林曾多次向北大负责人表示，“像我这样什么实际工作都没有的人，有一个所谓秘书是多此一举，建议取消”。但同时他又写信向温家宝求助，称自己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山东大学蔡德贵同志是我多年的老友，他最适合担任这个工作。”但北京大学有关方面直到11月3日才对老人的这一要求作出回应。
友人报案指北大做法不当
不过对于北大更换季羡林秘书的举动，张衡表示并不认同。他说，这件事情不能这样不了了之。由于拍卖公司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拍品来源的详细信息，他已于上周末向北京海淀刑警大队报案。但迄今为止，海淀刑警大队对此事未做任何反应。张衡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在未向季羡林有任何交待和征求任何意见的情况下，擅自更换秘书不是对老人尊重的做法。北京大学党办、督察室目前对此均答复“不方便就相关事件发布消息”，而杨锐本人的手机也一直关机。挽诗摘录同为国学大师的饶宗颐写了一首悼念季羡林的挽诗：
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
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
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
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
红学大师周汝昌悼季羡林先生
古历己丑闰五月十九日惊闻季羡林先生谢世痛悼不已，敬赋小诗略展悲怀。
大师霄际顾人寰，五月风悲夏骤寒。
砥柱中华文与道，渠通天竺梵和禅。
淡交我敬先生久，学契谁开译述关。
手泽犹新存尺素，莫教流涕染珍翰。
季羡林最后三分之一骨灰安放易县
后续事件
故居被盗案件一度沸沸扬扬的季羡林遗产风波，在季羡林去世后曾暂归寂静，不想此事又起波澜。季羡林之子季承透露，季羡林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中玻璃被人砸碎，近五千册古书和一些雕塑、文物丢失，12月16日，季羡林先生之子季承报案，并向北大校方反映情况。季羡林弟子钱文忠在博客中说，失窃物品价值起码以百万计。
20日，季羡林先生生前的男保姆方咸（小方）如和季老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王如被警方抓获。记者得知，20日晚上11点左右，嫌疑人被带到海淀刑警队北部队进行突审。次日凌晨3点左右，嫌疑人被带往看守所。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该案件还有另外两名嫌疑人同时被警方控制。不符合盗窃罪条件历时3年多的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故居盗窃案2日有了结果。该案被告、曾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干女儿的王如，经法院审理认定无罪，目前已获释。法院认为，王如确是为了“抢救”季羡林故居财产而为，并不符合盗窃罪的条件。
2009年，季羡林去世后，财产归属纷争风波乍起。季羡林独子季承曾表示，季老身后财产都是季家的。季羡林的秘书李玉洁及王如都认为，季老生前立遗嘱表示，他的全部财产都捐给北大。
2009年12月16日，季羡林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故居遭到盗窃，室内物品被洗劫一空。当晚，季羡林之子季承向警方报案。同年12月20日，北京警方将嫌疑人王如和方咸如抓获，被盗物品全部返还。
检方指控，2009年12月15日晚，在季羡林朗润园家中担任男管家的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下，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北京大学朗润园季羡林故居内，窃取各种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鉴定，这些物品的价值高达333余万元人民币。王如在得知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报案后，又伙同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藏匿。
王如对于检方指控其涉嫌犯盗窃罪矢口否认。她在庭审时说，当时出于安全考虑，她才让方咸如转移了季老的物品。她强调，是转移，不是盗窃，而转移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季老的文化遗产。
王如称，她对北大违背承诺放弃维护季羡林遗愿的行为气愤不已，因而才做出转移财产的举动。
王如表示，她在季羡林身边工作多年，深受季羡林信任，季老还准备聘她为下一届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她说：“所转运的季老这些图书和物品是国有资产，既然北大不出面保护，我就责无旁贷地不得不出面保护。转运绝不是非法占为目的，也不是秘密窃取。”
在搬运过程中，王如请来认识季羡林的熟人帮忙，并电话报告给季羡林基金会现任秘书长李玉洁，还向北大校领导请示该怎么处理这些书籍和物品。王如的这一系列做法说明她的这一转移行为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与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相去甚远。不予追究刑责王如的辩护律师表示，王如的行为属于擅自转移暂存在季羡林住所的北大财产的行为，而非盗窃犯罪，应按民事法律关系处理，不应按刑事法律关系追究王如的刑事责任。[7]天价遗产之争季羡林大师于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一位大师仙去，但是留给后人却是一堆扯不清、理还乱的纷争！
媒体报道2012年10月21日，季承（季羡林之子）称法院在开庭前曾对这起案件的纷争进行过调解，法庭上北京大学曾提出以金钱补偿季承的方式，来化解这起由来已久的纠纷，但随后又予以否认。对于季承方面的说法，北大的律师张东表示，北大并没有金钱补偿的说法，至于具体的情况他不便于透露。[8]作品获文津奖第六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出炉。在入围的50种图书中，综合图书内容和读者投票两项指标，经过终评会议的投票及讨论，最终确定了10种获奖图书及30种推荐图书。大师季羡林的作品亦在其中。
大师季羡林的获奖作品是《风风雨雨一[9]百年》，是季老自选集的最后一册，评委会专家称，书中的7个部分像一串串记忆的珍珠，把老人风风雨雨的一个世纪串起了一个美丽的圆。季羡林纪念园8月2日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诞辰101周年纪念日。季羡林先生与泰山有着深厚的渊源,对泰山文化有独到的见解,曾担任泰山文化协会名誉顾问。
为纪念季羡林先生，2012年 8月2日上午,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纪念园奠基仪式在泰安长安园举行。目前,季羡林先生纪念雕塑的设计图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