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自教会
简介
三自教会或称三自爱国教会特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象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徒会堂这样的使用“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教会可以称为“中国自立教会”，以资区别。）
中国的三自教会由以下“三自爱国教会组织”管理：
基督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合成“全国两会”）。
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即“两会一团”）。 
这些“三自爱国教会组织”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管辖。
中国还存在不属于三自教会的民间独立教会，这些教会的建立违反中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这些教会的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三自教会。
三自教会称中国基督徒有1600万人，一些海外人士称中国基督徒有1.3亿，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至少在6300万。
三自原则
“三自”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就己经被使用，以说明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意指脱离西方教会的管辖，中国人独立自主办中国教会，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国教会或多或少地采用。
最早提出三自原则(three-self principle)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基督徒亨利范恩(Henry Venn, 1796-1873)和美国基督徒卢夫安德生(Rufus Anderson, 1796-1880)，（两人并非联合提出，但不是很清楚两人中谁更早一些），他们最早提出了"indigenous church"（本色教会）一词，提出了本色教会原则：self-supporting（自养），self-governing（自治），self-propagating(自传，Venn使用self-extending一词）。他们二人没有在宣教工场实地服事过，但都长期在本国的宣教机构工作，最后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在组织管理和思想上对宣教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提出的这种三自原则是对当  时的传统的宣教思想的一个突破。
这个原则在实践上常常遇到从宣教士和当地基督徒而来的阻力。美国传教士约翰聂维斯在1885年左右试图在山东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他宣教士反应很冷淡。后来他应邀去韩国与那里的美国传教士同行分享，却广受欢迎。基督教传入韩国虽然较晚，发展却远比中国好，这是一个原因。
这个词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养、自传”，很多的中国教会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一政策。比如1906年开始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另外，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倪柝声建立的地方教会，还有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等等，也是实行三自原则的。这些教会可称为中国自立教会。但是也要看到，到1949年为止，从中国基督教会的总体来看，能够实施三自原则的教会还是一小部分，实施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贫穷动荡的中国，中国自立教会还处在一个成长过渡阶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中”，“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养、自传”，其字面意义与以前大同小异：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在三自教会的文献中，“三自”或者“三自爱国”这两个词还隐含了服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含义。在“三自爱国运动”引发的矛盾中，这个附加的含义是争论的焦点，双方对这一词本来的字面意思没有争议。很多真实实行三自原则的教会的领袖，包括王明道，都因为反对三自教会而入狱。
由于各种的信仰、政治的动机，“三自”这个词的使用中往往带着很多的弦外之音，远超过其字面意思，这样的事情在以前就发生过。1942年北京日据时期，一些教会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致信王明道，称“为促进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贵教会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王明道一直以来主张政教分离，绝口不谈政治，他认为此促进会是日本人的一种政治工具，用来操纵教会，他回信道：“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鄙会堂自创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双方都宣称“自立、自养、自传”的立场，内中的意图、目的却大相径庭。
“三自原则”本来只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宣教政策，而天主教则相信罗马教皇的领导地位，这是天主教教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在“三自爱国运动”中才出现了三自天主教会这么一个独特的现象。
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提供了历史条件。1950年7月，吴耀宗等40位各教派负责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国基督徒拥护新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实现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负责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尔后的三四年间，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基督徒达4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基督徒的三分之二。自此，中国基督教走上了“三自”道路。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500多名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主张割断与帝国主义者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这一宣言得到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响应。尽管梵蒂冈一再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治行动，中国天主教仍在1957年、1958年先后将选出的一名代理主教和两名主教报梵蒂冈。然而，梵蒂冈竟以“超级绝罚”相威胁，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天主教徒的感情，中国天主教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信仰上，中国天主教与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是一致的；在教会管理上，一切内部事务均由中国天主教教会自主决定。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了“联合礼拜”。从此中国教会进入“后宗派时期”，基督教的宗派组织在我国不复存在。
“文革”时期，中国基督教一度中止活动。1980 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活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三自爱国运动，开始了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新探索。1996年基督教第六次全国会议，将这一时期的探索总结为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自治要自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向全国基督徒发出了“一个好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公民”的号召。
随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过去外国传教士传下来的一些神学思想，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不相适应，产生矛盾和冲突。在丁光训主教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积极探索开展神学思想建设。1998年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济南召开全体委员会，作出了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神学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阐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道德规范，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0年9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庆祝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大会，对50年来的三自爱国运动进行了总结，宣布继续坚持爱国爱教方向，要把三自爱国运动推进到神学思想建设的新阶段，在带领广大信徒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取得明显的进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争议
1950年的“三自宣言”在“总的任务”中说“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一些教会领袖看来，“在政府领导下”完全违背了教会以基督为元首的基本原则。比如，1954年12月1日，王明道在“顺从人呢？顺从神呢？”一文中说“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他又明确说明在哪些事情上是不能顺从人的：“基督徒应当顺从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惜做任何牺牲。我们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从圣经中使徒的行为和王明道自己的实践可以看到，这种不顺从显然是非暴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三自教会的领导具体地体现在：神学思想经过政府批准，神职人员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地任命，政府财政拨基本费用，教会组织接受宗教局领导，教会成员不得在教堂以外的场所传教，教堂的建立需要政府批准和限制，等等，这些政策与反对三自教会的意见是水火不相容的。
赞同和反对三自教会的矛盾在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派（或称自由派神学）和基要派神学这两种的矛盾。在发起三自宣言的40名基督徒中，只有一名可以算是基要派。三自教会的倡导者吴耀宗是现代派的代表，他在1951年7月发表“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说“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现代派的观点不认为圣经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所以，当他们看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很明显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时，他们就放弃圣经中与此相矛盾的思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种理论是基要派完全不能接受的，基要派称现代派为“不信派”。
不可否认，在大陆以外的反对三自教会的基督徒中有很多人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但在新政权以后还留在大陆的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比如王明道、倪柝声、汪佩真，都对共产党的政权在原则上持相当中立的立场。他们支持或者反对三自教会都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但他们的想法显然与政府的观点有很大的差距，在政府看来，任何的立场都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反对三自教会而入狱的的基督徒都是被判为反革命罪而入狱的。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均自称中国没有类似于外国的众多教派：“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基督新教，也只有一个中国天主教。”而实际上，中国还存在着试图摆脱官方控制的民间独立教会，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这些教会长期受到政府的监控、限制，甚至拘禁、毁坏。
相关演说
来源：《丁光训文集》——1984年9月28日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演讲 
首先，我衷心感谢在中国颇为知名的同志社大学邀请我担任今年西间讲座的讲员。这对我，对中国基督徒，都是一个荣誉。我特别高兴在京都讲“三自为何必要?”这个题目，因为我国三自运动的教外同情者之一，已经去世的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六十年前曾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过。今天上午我们去瞻仰了为他树立的纪念碑。
让我也感谢同志社大学歌咏团这么美好地演唱了中国的赞美诗。要不是担心可能违反日本习惯，我都要鼓掌了。
在有些圈子里，让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问题是不作谈论的，谈这个问题简直像是破坏了基督教会的超国家性质，把一个世间的、政治的内容放进了超脱一切的基督教信仰。
其实，这问题在出现第一代基督徒那时就出现了。当时有非犹太民族的人信了主。是不是由于当时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又因为向他们传福音的人是犹太人，因此“外邦人”信主也就得归入犹太教呢?譬如说，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得接受割礼呢?《使徒行传》第15章所告诉我们的耶路撒冷会议，其主题正是这个。它决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犹太教律法习俗。这决定对基督教整个历史，以至对世界整个历史，关系太重大了。保罗关于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守律法的教义，是大有解放作用的。这就是说，基督教将不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而存在，它将有自由同其他文化进行对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宗教。恩格斯在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传到外邦的基督教抛弃民族宗教及其礼仪，向一切人开放，不加限制，成为第一个世界宗教。”
这一世界宗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不同任何文化相结合的世界主义的信仰。它总是本地的，在它同各种文化相接触的过程中，它总是取得本地的色彩。爱伦·理查逊在他所著的《<新约>神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地方性”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
“教会不是像一个斯多葛或伊壁鸠鲁的哲学学派，在一地的存在是很偶然的。公教会必然是一个地方性教会，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的教会，――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这些是普世教会的必要标志。”
显然，如果基督教不从犹太教框框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能获得自由，使它的信仰能为希腊头脑和后来能为其他许多民族的头脑所领略的话，基督教的神学创造力必然遭受严重限制，它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在神学发展上必然会停滞的。这样，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关于基督的教义，关于圣灵的教义，关于教会的教义，还有其他种种教义，必然停留在极不发展的状态之中。
外邦基督徒是否必须同时做犹太教徒这一问题，在一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在另一形式下又发生了：由于基督教是一个欧洲和西方的宗教，当一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他是否也得学着像一个欧洲人或西方人?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利玛窦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他愿望吸收若干中国的东西，形成一个同欧洲基督教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基督教。他这么做，基督教就比较能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十八世纪初期的皇帝康熙就比较同情基督教信仰，他能够就耶稣基督的受死写出这样的一首诗：
“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埃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尽管作者没有对基督复活表示任何肯定，但对耶稣基督还是显露了同情和钦佩。看来当时本来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出现一个忠于基督、又向中国民族文化开放的宗教。
可惜，在罗马的压力下，一些后来的传教士转而对中国民族文化采取敌视态度。他们以保卫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为名，离开了利玛窦的思想，结果，这同一位康熙就命令驱逐传教士。
值得指出，自治、自养、自传，这作为在一个国家建立教会方针的三自，在西方基督教较开明的圈子里早就被提出和接受了。英国圣公会教会传教会主任干事亨利·樊(Henry Venn)可能是把这三者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人，他在1850年所写的《本地教会组织》里还提出“差会结束”的观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华北圣公会工作的传教士罗伦特·爱伦以极大的说服力指出，保罗的传教活动旨在促使教会独立，具有地方性质，不依靠所谓“母会”。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有民族觉醒的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说是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这一政治性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以致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不会愿意来听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信息。因此，许多中国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在十九世纪，中国有个基督徒为了要由一位中国牧师给他施洗，宁愿暂不受洗，后来坐了小船到几百里之外去找中国牧师。此后，他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布道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许多独立教会，它们强调教会应由中国人来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来维持，当时有的还形成了全国性组织。可见教会三自运动和独立运动并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突然出现的。这一运动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在中国和外国开始了。在中国解放以前，不少西方传教士也是支持三自这一理想的，他们有份于中国教会独立的基础工作。
我想，可以说，从公元四十九年耶路撒冷会议接触这一问题那时起，在近二千年间，不论福音传到哪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部落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三自的问题就都跟着出现，尽管人们不一定用“三自”这名词。香港有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试图渲染三自是共产党人强加于基督徒的，他们既没有研究《新约圣经》，也没有研究历史。 
有两个重要原因，要求任何国家的教会具有一个不是借来的，而是它自己的自我，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一)为了这一教会在它所处环境里有效地作出见证，(二)给普世教会对基督的认识和崇敬添砖加瓦。让我对这两点都说一些话。
福音要求人们承认罪，承认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就使福音成为许多人不欢迎，并加以排斥的东西。这是福音本身内涵的“绊脚石”。这一“绊脚石”在我们是不能丢掉的，否则福音就不成其为福音而成为别的什么了。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所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保护福音信息传向人间的通道，不让人为的异己的东西插人进来致使人们接受福音更为困难。在接受异体移植的时候，人体有时会发生排斥异体现象，传福音也会发生这一现象，传福音者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非得倒空自己身上不属于福音的外来物不可。这在一个人民具有高度民族觉醒的国家更为重要。
罗伦特·爱伦在1922年所写的《华北方针》中是这样说到“政治性困难”的：
“现在，中国人一般把传教士看成政治人物，被派遣来收买人心，为某一外国的统治作准备。这一猜疑由于西方国家利用诸如胶州事件等等反教士事件为扩张领土的借口，而更为加强了。”
由于十架和国旗的这种结合，人们对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印象。你们一定很容易想象，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同西方势力的统治是完全分开的，还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尽管同西方许多东西一并进入，可是基督耶稣不是亲西方的，他有他的绝对性和普世性，是人类不能不倾听的，这是多么困难。考虑到这个，那么，我们的教会需要非西方化和非外国化，同保罗和早期外邦信徒需要基督教非犹太化相似，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教会作为外国的一个附属品而存在，这一事实对福音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西方传教组织领袖并非毫不觉察。罗马教廷第一位驻华公使散尔克苏·康斯坦铁尼1922年首次来华途中曾写道：“在中国，外国人的政治地位是基于特权。靠着治外法权，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约束。中国教会在法律上也处于这一特权地位，这就得罪了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教会是靠了条约才被容忍的。传教士是外国人，人们怀疑他们同外国列强相勾结。”“使徒时代建立教会，让独立的主教治理各地教会。……尽管当时人们有种种反对教会的话，可其中没有说它是外国宗教的一条。……如今中国人把天主教视作舶来品，还同外国政治利益联在一起，这难道是中国人的过错吗?”可是此人的正确分析不过停留在纸面上。尽管他说过这些话，直到1949年，在中国140个左右的天主教教区中，只有20个由中国人当主教。
反对让基督教适当接受民族文化和民族理想的人，每每莫须有地大事鼓吹“混同主义”的危害。高举批评这个“主义”的大旗每每是同殖民主义帝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僵化和目空一切联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一个西方宗教，那是由于人们在神学上、灵性上、艺术上敢于创新，敢于使用西方文化条件为媒介来表达上帝奇妙的作为。可叹的是，当这个获得了西方自我的基督教进入现代并进人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它这个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对基督徒起了抑制作用，使他们难以认识和敬拜一位真正普世的基督，也使接受了其他文化教养的人们难于接受这位作为西方人的基督。
正由于此，尽管中国在长时期中曾是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传教经费最多的传教区，信教的人却特别少。1949年中国得到解放的时候，基督教新教信徒没有超过七十万人。
今年，在解放三十五年和发起三自三十四年之后，根据保守的计算，基督教新教信徒增加到三百万以上。他们成为信徒的经历当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切经历的背后，有一个普遍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今天，中国教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它原有的西方形象。不但它的领导同工都是中国人，不但它的经济收入依靠中国信徒，而且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崇拜、美术、音乐等渠道，也开始越来越中国化。
我们不是一个在教育、医药、福利等方面办有种种事业的教会，也没有高级的传播工具，但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和日益增长中的教会。基督徒正在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作出见证。现在，人们再也不大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了，各阶层都有人比过去更愿意听听基督教究竟说些什么。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必须自己去赢得使人们聆听的权利。
三自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为了传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中国来，为了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是感谢上帝的。基督徒服从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基督的吩咐是一回事，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是另一回事，两者有牵连，这是问题之所在。到外国去传教，有它合适的时间，时间不对，外国传教士就不该去，尽可让本地教会成长，成为有自己特色的教会。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不少昔日在华传教士回来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变化，看到中国教会的情况，就表示高兴，表示赞成三自，同我们一起感谢上帝，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快乐。
关于三自对教会传扬福音工作的重大意义，就说这些。
三自对于丰富普世教会的灵性宝库，使教会真正成为普世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任何地方或民族的教会都有两极，它的普世性和它的特殊性。我们对两者都应当具有敏感。
198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讲过下列两段话：
“在十六世纪，当改教者决定用英语来诵读《圣经》的时候，英吉利教会实践的就是一个三自运动。他们用人民的本国语言来制定了崇拜礼文。他们建立了一个安立甘教会，既不离开公教会的教义，又维护地方独立和自治原则。”
“只有维护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作出贡献。”
耶稣基督内涵的宝藏要全部开发出来，还得要让各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都来投入才行。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门，在它的北面、南面、东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门，让基督徒和教会从四面八方来进入，大家带着各自特殊的灵性宝藏和看见，一起来进入基督的丰盛。教会的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之中。地方教会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种种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所在。中国基督徒愿望自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队伍，进入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作为其他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
《启示录》第2、第3章里有圣灵写给以弗所、土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些教会处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各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面临着各不相同的问题，信的内容就各不相同。但是，在每封信的末尾有一个劝告是相同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这七个信息是准备让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各教会倾听的。
因此，当我们在中国讲三自的时候，自我孤立不在其内。是的，我们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但同时又要重申我们同一切其他地方的信徒的一体，要从历史上一切社会制度和一切文化环境之内一切特殊教会共同体现的使徒所传的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怀抱里获得营养。我们不能许可自己不听听圣灵告诉其他教会的话。我们坚信基督徒之间超越国界的互相依赖的原则，只是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先做到独立，我们才能更好地互相依赖。
教会的公性就它的广度来说包括整个世界一切时代、一切地区的教会，就它的深度来说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拢来。这两个层面的公性今天仍然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三自正是中国教会为实现这一公性所作的贡献。当我们看到福音怎样改变中国人，又看到中国人怎样丰富全教会对福音的认识的时候，普世教会将变得更为富足。
任何一群基督徒的传教使命不应当同另一教会在其本国进行传教的使命发生矛盾。基督徒应当不让他们自己的自我扩张去侵占另一教会的自我的神圣空间。正是这一考虑，导致我们中国基督徒向全世界宣告：为了保护我国教会正在生长的自我的幼芽，使之不致被国际干涉主义踩在脚下，也就是为了防止教会在我国重新拾起外国形象，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建立教会是中国基督徒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海外任何团体，不论其成员的肤色，在没有得到中国基督教协会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在中国进行此项工作。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误会，认为我们对教会的普世性采取拒绝态度。不是的，这不过是对中国自我的成长和做到广传福音采取的保护措施。我们希望国际基督教对中国基督徒正在进行的工作采取同情态度，至少采取迦玛列式的静观态度。在旧中国，我们的海关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由于缺乏保护关税制度，舶来品价格低廉，充塞市场，我们的民族工业濒临绝境。今天，为了加强中国教会的自我，从而为普世教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某些保护性措施也是必要的。
你们可能注意到，三自的全称里面有“爱国”二字。由于有些人在“爱国”名义下所做过的坏事，人们可能要怀疑，三自是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的运动。这个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至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我们要作些区别。有一种民族主义，要求人们首先忠于国家，主张“不论是非，我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这是国家沙文主义，在这一主义之下，对国家错误政策的批评受到抑制，压迫和侵略得到许可。把这个也称为“爱国主义”，是妄用了这个词，因为长期以来爱国主义所包含的是很高尚很美好的内容。中国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很多基督教领袖，在“文革”时期，由于首先忠于耶稣基督而不是首先忠于政治当局，就受了许多苦。这事实说明，中国基督徒所讲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国家至上主义或国家沙文主义。
有一种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抵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的民族领土，使民族的文化、语言、经济不受强权践踏。这不容同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有这样的时候，小国的文化、古老的文化、包含着善和美的文化，被国内专制政权或跨国经济、科技集团的优越势力所蹂躏，那时，遭受其害的人们起来自卫，企求享受过去的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基督徒理应作出站在人民一边的抉择，支持一个促进历史前进的民族主义。孙逸仙博士，一位基督徒，就是作出这样抉择的，他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我们至今记得日本朋友给予他的支持。
真正的爱国主义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这两种爱国感情《旧约圣经》里都有。《诗篇》第137篇为国家遭难而表示悲愤忧郁：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诗篇》第126篇为人民的幸福而表示欢欣感谢：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从这两段经文和《圣经》中其他许多段落，我们知道，对祖国的一种健康的挚爱，同《圣经》不是格格不入的。对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基督徒不应抱虚无主义态度。
今天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意味着决心向仍旧残存的阴暗面继续斗争，也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正义和人的尊严而继续斗争。这是对我们的国家一种负责任的爱感。基督徒应当关心全人类的福祉，这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首先意味着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仅仅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不够的，但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我们的起点，是我们热爱全人类的起步处。这一关怀同国际主义不相矛盾，它自然地延伸到国际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个部分。
特征
1）教堂建筑（教堂的风格，有明显的十字架记号，十字架上没有耶稣像，而且外表并非十分华丽，有耶稣像的，并十分华丽的一般为天主教教堂）　
2）有神学院毕业的人员专职侍奉工作，并且牧师长老这些神职人员是由政府宗教部门指派和委任的，并非真正的由教会按立。　
3）教会体系由负责人，牧师，长老，同工，执事等组成，再下则才是义工和普通信徒。　
4）受政府宗教部门领导和管理，活动较小并收敛，不会组织在户外的公开的福音工作。　
5）教牧信息供应受到严格监管和控制，因而导致信徒对信仰原则的认识会有偏差，并且生命成长极为缓慢。　
注：圣经明确说明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