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天宝之乱
时间起因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1]
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后期，政乱刑淫，封建统治渐趋腐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朝廷是奸臣当道，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诬告他与人谋反，因而剥夺了其官爵，清洗了其党羽。杨国忠与安禄山也势若水火，他奏请哥舒翰为河两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均田制己破坏，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开元之季，天宝之末，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帝）之间”。为了防御外敌，曾在沿边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拥有57万多军队，而分布在军镇的就多达49万。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再加上玄宗贪求边功，有“吞四夷之志”，穷兵黩武，因而民族矛盾也有所激化。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本源及其影响
一、陷溺玄宗身心的环境唐代政治组织的核心是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门下省的侍中，对于中书令所拟的法令，虽然有封驳权，但只是促成中书令的再考虑，对于皇帝的既定策略，是不容易更改的。开元时代，中书令的职权更为提高，皇帝更能控制宰相会议。所有的官吏都要对皇帝负责，皇帝的行动可以不受限制．因此政治的好坏，系于皇帝一身，天下的治乱也随着皇帝转变。基于此理，研究天宝之乱的本源，首先要从玄宗本身去探讨。玄宗之生，正当武后以周易唐之际（武后垂拱元年——六八五——八月），他六岁时候唐代中断。那时武氏成为新贵，李氏却变为亡国遗庶。后来唐室虽复，但政局并未安定。玄宗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景龙元年），正送太子重俊起兵诛武三思等，兵溃而死。他二十六岁的一年（景云元年），皇后韦氏弑了中宗，立了温王重茂。韦后想着效法武后，李唐不再中断者，其间几不容发。玄宗见国家之危，结合智勇之士，以宫廷卫军诛韦后，拥其父睿宗即位。以后，玄宗虽被立为太子，但是接着又是太平公主的专权把持，玄宗的太子地位不被废者，亦相差无几。他又经过许多波折和奋斗，先以太子名义监国，后又接受睿宗禅让，即了帝位，然后又平定了太平公主之乱．才得统一政权，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玄宗未得政权以前，当亲冒白刃，出生入死。既取得政权，又因正值韦后乱政之后，政治的百病齐生，诸待整理。更因经济的因难，屡次驾幸东都，仆仆风尘，不得稍安。正因为那种种困难给玄宗的刺激，遂促成他的勇敢奋斗，励精图治。“开元之治”就是在那样环境造成的。开元之治比美贞观，是史家共同承认的事实，但是后来天宝之乱如何酿成呢？亦必定有其本源。唐鉴卷九：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杀监察御史周子谅。对于此事，范祖禹评曰：古之杀谏臣者，必亡其国，明皇亲为之，其大乱之兆乎？开元之初，谏者受赏，及其末也而杀之。非独于此而异也。始诛韦氏，抑外戚、禁珠玉锦绣，诋神仙，禁言祥瑞，岂不正哉。其终也，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矶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玄宗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之甚，必定是因为他的身心有所陷溺无疑。玄宗固然能支配政治，但是他的心理和行动的变化，却还不能脱离环境的支配。而当时环境对他发生影响较大的：一是家庭；二是朝臣；三是国家。兹将玄宗在这三方面的环境，检讨于后。第一玄宗的家庭，使他常感到痛苦的地方颇多。当先天元年（七二一）玄宗初即位时，立王同皎之女为后，是为王后。王后本为玄宗作临淄王时之妃，将清内乱时顿预大计，抚下也很有恩惠；但是天不作美，她没有生儿子，所以玄宗即位后停了四年，没有立皇太子。到开元三年正月，因为太子不可久旷，遂立了赵丽妃所生的郢王嗣谦（即废太子瑛）为皇太子。赵丽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温州时得幸；但不久以后，其爱亦弛。这时，皇太子的母亲不是皇后，王皇后没有儿子，而玄宗的爱，确又在武攸止的女儿惠妃身上，成为皇后、太子、爱情三点分离而不能协调的现象。后来玄宗的家庭常发生问题，使他常感到痛苦的，就基于这种现象。
武惠妃虽得玄宗的宠爱，但是那时正在朝廷上下一致反武的高潮下，连妃的名义都没有。（开元十二年始赐号惠妃）她所生的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和怀哀壬敏（玄宗第十五子），虽然都是美秀极得玄宗宠爱，但都是在襁褓时于开元五年和八年分别死去。其后又生上仙公主，仍是早死。及生寿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之后，玄宗恐怕他再早死，不敢留在官中养育，而让宁王宪的妃子收养在宁邸，名为己子；也不敢封他为王。当时玄宗的脑海里常常为此于的寿夭而担心，略可推知。后来封瑁为寿王者，就含有希望他长寿（不要夭折）的寓意。
王皇后因武惠妃有宠和阴怀倾夺而感不平，对玄宗时有不逊语。玄宗愈感不悦，因之便密与秘书监姜皎谋废后。姜皎泄其语于外，被杖流钦州，卒于道。但因王皇后无显明罪状，玄宗犹豫于废后事者数年之久（自开元十年到十二年）。到开元十二年七月，后兄王守一使胡僧为王后求于，祭南北斗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玄宗名合而配之，祝曰：佩此有于当如则天皇后。事发，玄宗下制废后。当年十月废王皇后即死去。
王皇后死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似乎可以继为皇后了，但是事实还是不能如玄宗的意。通鉴卷二百十三，开元十四年载：
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雠，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
以上“或上言”事，旧唐书贞顺皇后武氏传未载，新唐书贞顺武皇后传谓为御史潘好礼上疏曰：“礼，父母雠不共天，春秋子不复雠，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唐会要谓：“苏冕驭曰：此表非潘好礼所作。”是否为潘好礼所作，暂不深论，纵然此表为后人伪托，但所提的各种理由，确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观点和舆论。
假设玄宗不顾一切而立武惠妃为后，大臣是阻止不了的。不过当时在政治上反武潮流极盛，玄宗为顾忌当时的环境和舆论，不得不中止立武惠妃为后，同时又待武惠妃的礼秩一如皇后。他对于皇后与爱情不能统一于一点，其内心的矛盾可知，何况皇后、太子、爱情三点分离，他的家庭悲剧，势必继续发展下去。
玄宗对于皇后、爱情、太子三点的不统一，心里常想着统一起来。王皇后死后，武惠妃终不能得到皇后的名义，玄宗始终不能满意。而待武惠妃的礼秩一如皇后，玄宗心里可以稍感安慰。对太子的问题，仍想继续去求解决。．
自赵丽妃失庞，太子瑛（原名郢王嗣谦）当然随之失宠。同样情形，皇甫德仪所生的鄂王瑶，刘才人所生的光王琚，也因其母爱弛而失庞。三人同病相怜，眼看着武惠妃所生的寿王瑁庞冠诸子，且有要夺太子之势，自然就结合起来，同出怨言。再经小人的挑拨，武惠妃势必向玄宗告御状。玄宗早就想着三点统一，闻太子瑛等出怨言，便想借机会废太子了。
通鉴卷二百十四，开元二十四年载：
武惠妃泣诉于上曰：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之。（张）九龄曰：“陛下践祚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漠武帝听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逐失天下；
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上不悦。旧唐书卷一百七废太子瑛传：
（惠）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于，亦指斥至尊。玄宗怒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令张九龄奏曰……玄宗默然，事且寝……，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
根据以上记载，自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即有意要废太子，到二十五年听李林甫之言，绝决定废。观“玄宗默然”和“上不悦”等语，知道在那一年的时间里，玄宗内心必有犹豫和苦痛。玄宗对张九龄之言和历史上废太子的往例，不是不懂得，对于高宗欲废王后而立武后时，李绩所答：“此陛下家事”的话，以及所引起的后果，也不会不知道；但是在外不能明辨李林甫的阿谀，在内耐不住武惠妃的泣诉，原先知这是不可试作的错事，最后反倒不免走上错误的路。他的心理必定是经过本性与情欲、正义与邪僻的剧烈搏斗，是毫无疑问的。
通鉴卷二百十四，开元二十六年载：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上以忠王玙（即肃宗）年长（时二十八岁），但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时年五十四岁）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从太子瑛死后，玄宗就开始为立太子事而烦心，他既爱武惠妃，为什么不立她生的儿子寿王瑁呢？那就是在客观环境上，确实有困难的条件存在。当开元二十四年时，寿王瑁不过十五、六岁，忠王年已二十六岁，而且已有相当的功勋和势力，据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说：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讳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献皇后杨氏，切各嗣升，封陕王，开元四年为安西大都护，性仁孝好学，玄宗尤爱之。遣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邢寿？等侍读左右。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为朔方都度大使单于大都护。十八年，奚、契丹寇边，乃以肃宗为河北道行军元帅，遗御史大夫李朝阳等八总管兵十万以伐之。居二岁，朝隐等败奚契丹于范阳北，肃宗以统帅功迁司徒。
玄宗对于太宗的杀建成，自己的起兵诛韦后和平定太平公主之乱，都不会忘记的。他知道忠王玙不会甘居寿王瑁以下的，纵然立寿王为太子，可能更增加他的不安全；所以于开元二十六年，因高力士的建议而决定立忠王玙为太子。
在武惠妃的理想中，太子瑛死后不久即当立寿王瑁为太子的，结果迟迟不能实现，因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太子瑛死后半年）。当时玄宗下制有曰：
奄至沦殁，载深感悼，逐使玉衣之庆，不及于生前，象服之荣，徒增于身后，可赠贞顺皇后。（旧唐书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
由此可见玄宗哀悼之情，和内心的矛盾。
开元十二年王皇后之废，开元十七年杨皇后（后追封）之死，玄宗都已受到相当的刺激，及武惠死时，玄宗已是五十三岁，思念往事，考虑当时（惠妃死时，尚未立肃宗为太子）心里的苦痛，当然不免“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了。
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
白香山诗长庆集十二长恨歌附长恨歌传：
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官，内外命妇，熠羝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顾遇，左右前后，粉色如土。
这不仅免姿色观点，也夹着感情成分，也不纯是对一人的感情，而是参年来玄宗家庭悲剧叠积的结果。
大凡一个人的心理，常常潜藏着一种补偿思想，也是物理学所讲的物极必反，居危则思安，常劳动则思安静，常感到痛苦则必思安乐，这是一定的道理。玄宗在他的家庭悲剧叠积的情形下，他焉能不寻求麻醉？
及至寻到“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旧唐书杨贵妃传）的杨贵妃，
他焉能不沉湎于酒色以求补偿。
第二关于朝廷大臣方面：在开元前期，玄宗所用名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逻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而最为玄宗所尊信者，莫过于姚、宋。姚崇于开元九年九月卒，宋璟于开元二十一年以老（七十一岁）致仕，其他名臣，或卒或罢。待开元二十一年以后，朝廷正臣起初尚有张九龄，但终为小人李林甫排挤以去。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多数皇帝喜欢顺从己见而憎恶违反其意者，喜欢帮助他的人，而厌恶阻挠他的人。这是人情之常，不只玄宗为然。唐太宗是中国最有名的能纳谏的皇帝，但是据隋唐嘉话说：太宗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
可见容纳面析廷争的大臣，是太宗皇帝所难能的事。玄宗的英明和识人的能力，不能超过太宗，而他在位的时间，长于太宗，年龄也高于太宗，他纵然一时能压抑自己的情感而接受谏诤，时间久了，便不能不露出喜顺恶逆的天性来。
通鉴二百十四，开元二十四年载：
张守圭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圭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圭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禳苴诛庄贾，孙武斩官嫔，守圭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出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说：
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玄宗怒，谋于宰臣，将罪之。九龄曰：“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不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玄宗不悦。
又说：
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有政能。玄宗加实封。九龄又奏曰：“边将训兵秣马，储积军实，常务耶。陛下赏之可也，欲赐实赋，恐未得宜，惟圣虑思之。”帝默然。仙客翌日见上，泣让官爵。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玄宗滋不悦。
通鉴卷二百十四载：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李林甫的作事，无处不顺从玄宗，迎合玄宗，例如玄宗欲用牛仙客时，旧唐书李林甫传说：
九龄对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关于玄宗欲废太子事、张九龄谏阻，玄宗不悦时，通鉴记曰：
林甫初无言，退而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