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穗芳
人物简介
  林穗芳，男，1929年6月生于广东省信宜县。1947年9月至1951年3月在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学习。1950年8月在广州《南方日报》参加工作（半工半读）。1951年4月至1956年7月先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47军、辽宁省转业干部学校做英语翻译及文化教育工作。1956年8月至1995年7月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先后任外国历史编辑、国际政治编辑室主任、编辑部质量检查组长。2009年12月29日因肺炎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经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0岁。
林穗芳通晓16种外语，其中包括11种欧洲语言（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和5种东方语言（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印尼语、马来语）。1982年至2004年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三、四届全国理事会理事，并任一、二、三、四届译协社科翻译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88年荣获“老出版工作者”荣誉称号，1990年荣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任新闻出版署出版翻译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1999年被北京印刷学院聘为兼职教授。2002年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2009年荣获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的“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
林穗芳被收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第10版）和《国际传记词典》（第23版）；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1991－1992年度国际名人”和“1993年世界知名知识分子”；被美国传记研究中心选入《国际杰出先进人物名录》第5版，并于1994年5月被该中心聘为顾问研究委员会名誉顾问。
林穗芳有子林梅村，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亚古文字学家。在林先生逝世後，林梅村先生撰有两篇回忆其父亲的文章：《忆父亲》、《父亲林穗芳二三事》，真情实感，呼之欲出。
主要成就
林穗芳曾任人民出版社国际编辑室主任，负责多项重要出版工作，尤其是重要翻译书稿的出版工作，在《毛泽东选集》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兄弟党和国家重要著作出版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处理过（包括复核）的翻译书稿，已出版的有100多种，如《朝鲜通史》、《越南史略（初稿）》、《朝鲜劳动党简史》、《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蒙古人民革命党简史》、《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波兰共产党历史概要》、《希腊共产党历史》、《意大利共产党历史》、《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第1、2卷等。他还主持编选了多卷本《齐奥塞斯库选集》和《铁托选集》以及贝林格选件等（参照俄、德文版本）。
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负责编辑《林肯传》，建议以桑德堡的《林肯传》取代原定的鲍尔温《林肯传》，主持节编桑德堡一卷本《林肯传》，将其由100万字节成50万字，并从桑德堡六卷本《林肯传》中选择重要材料补充进节编本。他不仅对全书译文进行通读加工，对有些重要章节如《黑奴解放宣言》、《葛提斯堡演说》则进行了校订加工，并在书中增加了近300条注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试图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内战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还对书后的附录（美国历史和林肯生平大事年表、130多个人物简介）进行了修改。  林穗芳以惊人的毅力自学朝、越、日、印尼、英、俄、法、德、西、希、阿尔巴尼亚、罗、塞、保、波、匈等外语，并通过翻译实践不断提高外语水平。他还在学生时代时（1949年），就翻译了美国小说《唐人街》在香港《华侨晚报》连载。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他翻译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史》（与人合译，德文）、《卡斯特罗言论集》（部分，西班牙文）等著作，并先后参加了《艾地选集》、《金日成选集》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等著作的翻译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组织翻译了夏皮罗的《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原名为《苏联共产党》）。他还组织翻译了多部外国领导人著作，如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的《热情之花回忆录》等。
林穗芳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40年，精通编辑出版业务，具有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他注重编辑工作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研究，翻译出版了多种英文、俄文、德文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资料，并撰有大量关于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论著，其中《列宁和编辑出版工作》于1989年获首届全国编辑出版理论优秀图书奖；论文《图书编辑工作的本质、规律及其他》、《电子编辑和电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发展》，分别获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和中国编辑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他曾于1979年和1986年参加出版代表团赴英国、罗马访问，归国后撰成《比较、鉴别、探讨》等文章，介绍外国的编辑出版工作，探讨我国出版改革方案。
林穗芳不仅外文知识极为渊博，对外国历史（特别是德、法、美历史）和国际共运方面的出版情况和学术活动也非常熟悉，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有一定研究。
主要作品
著作——《列宁和编辑出版工作》、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书籍编辑学概论》、《中外编辑出版历史》、《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汉语拼音标准化》等
翻译作品——[美]葛力克《唐人街》、[马]赖·腊伯马南扎腊《马尔加什民族史》、[德]欧伯曼《共产主义者同盟史》（合译）、[苏]《阿多拉茨基选集》（合译）、[美]安·捷尔吉等《东欧共产主义》、[美]赫·沃克《凯恩舰的哗变》（合译）
论文——《图书编辑工作的本质、规律及其他》、《电子编辑和电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发展》、《编辑基本规律新探》、《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论独立的编辑职业的形成》、《“编辑”词义从古到今的演变（上、下）》、《论策划编辑制及有关问题（一、二）》、《谈谈外书编辑的业务学习和工作问题》、《关于图书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关于出版改革实际步骤的两点设想》、《国外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对策》、《列宁和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苏联出版业的近况和改进我们出版工作的几点建议》、《比较、鉴别、探讨》、《美国出版业简况和关于我国出版改革的几点设想（上、中、下）》等
林穗芳：回忆与感想
来社前后
大概是1956年春，我从东北一所军队转业干部学校给人民出版社写信洽译一本俄文书。未想到不久之后收到的竟是曾彦修同志的回信，说他两年前已从广州调到北京，问我是否有可能来出版社工作，此后30年我和人民出版社结下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1951年我参加抗美援朝，离开南方日报以后没有同报社继续保持联系。在丹东意外收到曾彦修同志这封亲笔信，深为感动。分别多年，他还记得我这个在报社工作时间不长的见习编辑。1950年在跨进新闻出版界的大门之前接受他面试的情景又重新在脑海中映现。那年北京新闻学校在全国招生，广州地区委托南方日报代招。我当时还在中山大学读书，也报名投考。笔试通过了，还有口试一关要过，按时赶到沙面报社大厦等候。听说社长要亲自单独面试，不知道要考什么问题，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不久，一位身材颀长，比我们学校一些年轻讲师还要年轻的主考走进我正在等候的考室，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不超过三十，衣着朴素，同报社其他工作人员没有两样。真不敢相信来到自己跟前的就是当时担任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分局机关报的曾彦修同志。解放初期整个中山大学没有几个党员，连普通党员平日都难得见上一面。解放后第一次有机会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单独的谈话，感到和党的距离顿时缩短了许多。口试就像谈心似的，从个人爱好、志愿，所学专业，以至家庭情况，是否团员等都问到了。他态度亲切，没有半点首长架子，我很快就不感到拘束了。南方日报刊登录取名单时把我排在第2名，可能是针对这一点，他解释说考第一的是香港大公报记者，我的考试成绩不如他是很自然的。他讲到，在延安时的生活，在北方还要吃小米窝头，生活比南方艰苦，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他说，你喜欢新闻工作，不一定要到老远的北方去，现在就可以做，边干边学，问我是否愿意留在报社工作。我表示回去同老师商量。报社编委、副刊组长黄秋耘同志随后也来信邀我去帮助编副刊。在曾、黄两位老同志的引导和促进下，我终于决定献身于现在仍在从事的职业——编辑工作。
在朝鲜时当英语翻译，停战后调到军队转业干部学校教书，自学了一点俄文，从苏联《教师报》译过一篇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想找本书译，给人民出版社写信接洽，本来不寄以多大希望。接到复信时最使我惊异的还在于出版社的运营机制，即便是从边陲写来一封普通的涉及选题的信件，它的主要领导人也会及时了解，作适当的处理。按照我现在所了解的某些西方出版社的情况，这类联系写书译书的信件和自投稿多到不得了，编务秘书打开溜一眼，在大多数情况下扔进“废稿堆”（Slush pile）就算了事。
1956年8月学员全部毕业，学校结束，我可以重新分配工作时被调来北京。差不多同时到达的还有校对科从上海选拔来的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像董秀玉等同志不过十五六岁。工会在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特地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迎新会，社长亲临讲话。出版社对“入伍新兵”的热情令人难忘。
在外国历史组
从地方到首都，从部队到国家政治书籍出版中心，一切都觉得很新鲜。人才荟萃，少长咸集，思想活跃，政治和学术空气浓厚，同全国著译界有广泛的联系，是我初到社时的总的印象。
我被分配到外国历史组，那是一个大组，编辑超过10人。正副组长是郭从周和张郁兰同志。一个党员，一个非党员，多年来两人在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人民出版社是中央一级的政治书籍出版社，认真贯彻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社内不仅允许成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而且还吸收党外的业务骨干担任中层领导，甚至是正职，这点从进社之初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国俄语人才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解放前真正通晓的为数甚少。郭从周同志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从北平大学俄文系毕业，我到组内来时他已是出版过十几种学术译著的翻译家了。
组内最年长的编辑是舒贻上同志。毛主席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正在该校担任英语教师。他还掌握日语，负责处理两种外语的译稿。
在年轻的编辑中有清华大学研究生，有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杨静远同志曾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美国文学，兼修俄语，1948年获硕士学位回母校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她辞谢副教授的职称，说我还年轻，应当从讲师做起。像她这样有真才实学、一心报国，不计较个人得失，对自己从严要求的知识分子在我社编辑队伍中是有代表性的。有一次到天津组稿，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在我征求意见时谈到，目下有不少外国史中译本一看就知道是不懂外国史的人译的，他从书架取下一本新出的《美国黑奴起义》（阿普节克著、杨静远译，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说像这样的好译本实在太少了，译者是真正的行家。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特别称赞的这位行家是我社外史组的一位编辑。
解放前我国对世界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外史组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历史学术著作和文献，其中包括世界通史、世界断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国别史、各国革命史、人物传记、世界历史资料丛刊等。为我国学者开展世界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因为世界史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选题也真多。书稿一本接一本，叫人闲不着。办公室墙上挂着本组工作进度表，分选题、审稿、加工、发排、出书等几栏，书稿名称写在一块木牌上，挂在责任编辑名下，随着工作进程移动。全组有哪些选题和存稿，每个编辑正在处理什么书稿，共有多少种，看进度就一目了然。如果某个编辑手头只有一部书稿，而且长期停留在审稿栏或加工栏上不动，总不会心安理得。这个进度表虽然是组长为掌握全组书稿运转情况而设置的，但对组内每一位编辑的工作在实际上也起了监督和促进作用。
初次参加突击出书
  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经常有些政治性较强的书籍，需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各部门紧密结合，在短期内完成出版任务。记得1957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我社决定翻译出版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本书的性质和重要性，只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可以与之相比。王子野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苏联“解禁”后重新出版此书俄译本，对英文原著讲到的人和事提供了帮助读者理解历史背景的材料，对某些史实有所订正。沈昌文同志传达子野同志的指示，让我起草一封英文电报，请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尽快把俄文版寄来。说也惭愧，美国记者以目击者身份写的这部向世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名著，我竟是第一次听说。为了使电文简短，沈建议书名用“ten days”即可，对方一看就会明白所指的是什么书。
社内外共有22人参加翻译，大约一半是我社各编辑室的编辑。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翻译、设计、排校、印装等任务，按时出书。在赠给参加会战的每一位同志的样书上用红字印着：“赠给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前夕以积极忘我的劳动热情参加突击出版本书工作的同志1957年11月”。精神鼓励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至今还能引起对三十多年前往事的美好回忆。此书由组长郭从周同志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参加翻译的人这么多，组织工作和加工整理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他所作的贡献不亚于任何译者。最近为写这段回忆，把赠给我的样书打开一看，二十几个译者一长串的名字赫然在目，唯独没有他的名字。虽然他自己不愿意具名，是干编辑这一行的职业本色，但是作为署名译者之一来回忆这段往事，如果忘记他所知道的编辑功劳就不应该了。
从一个侧面看我社的成长
我社主要领导人，从20世纪50年代的王子野、曾彦修等同志到后来的陈翰伯、张惠卿等同志，不管原来是否以外语为专业的，历来重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外国重要学术著作和国际共运文件有计划的翻译出版。
曾彦修同志l986年在一次编辑业务知识讲座上在强调出书的系统性时讲到他“1954年春末到人民出版社，看到人民出版社已经用人民社与三联的名义出了几种古代希腊罗马重要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名著，觉得很好。便建议我们应该从古代起到近代止，凡外国（包括阿拉伯、印度、日本等）的有代表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艺术学、直到军事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均应有计划的翻译过来。这事报告了上级批准，就由人民、三联、上海人民承担了这项任务”。1956年我来社时看到了我社依靠各个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制订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草稿》，其中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和地理学等6个学科从古到今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1303种，我知道书名的不多，看过的就更少了。这个宏伟的规划使我大开眼界，深感编辑任重道远。
1958年商务印书馆从高教出版社分出后，属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的著作和外国古典学术著作由它规划出版，我社主要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辅导学习读物、苏共重要文件、国际共运文献资料和人物传记，以及外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的哲、经、史方面的理论、学术著作。进入60年代以后，我社根据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加强了兄弟党文件的出版，同时把出版国际共运的参考资料和反面资料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作了系统规划，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和“灰皮书”。在“文革”期间我社翻译出版数量锐减。10年共出九十多种，只有最高年份1955年一年的1/2。“文革”以后翻译书的出版方针作了局部调整，以选泽正面的图书为主，反面材料大量压缩。
我社自建立40年来共出书约7000多种，其中翻译书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近3000种，平均每年70种，著作和翻译为6：4。据不完全统计，“文革”前（1950～1966年）我社出版翻译书l800多种（其中经典著作300多种），占出书总数3200多种的5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翻译书的机构增多，使我社有可能缩小翻译书的出版规模，以保证重点，但翻译书的比重仍占1/4左右。建社初期翻译书主要译自几个大语种，而且偏重于俄语。随着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友好关系的发展，同东方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译自英语和小语种的书籍逐渐增多。40年来我社出版的翻译书籍总共译自二十几种外语，按出书数量排列，前10种依次是俄（约1/2）、英（约1/5）、德、日、法、塞、朝、阿尔巴尼亚、西、越语，其余为罗、匈、波、捷、保、意、挪、希、蒙、泰、柬、老、他加禄语等。从这个侧面也多少可以了解我社的成长过程。
1990年3月20日[1][1]
任马：从事三十年外文书籍编辑的林穗芳
林穗芳，广东省信宜县人。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已经三十年。现任国际政治编辑事主任。
在一份表格的“懂何种外国语”一栏，他这样的填着：
“粗晓英、俄、德、法、西班牙、阿尔巴尼亚文，大体上能把这些文种的一般国际政治和外国历史书籍译成中文；
略懂日、朝、越、印尼、塞、罗、意、波、捷、保文，多少做过一些有关这些义种的选题、审稿或译稿加工工作。”
尽管他写着“粗晓”、“略懂”这样的谦虚之词，但我们只要数一数这些文种就知道，他一共懂得十六种外语，包括了联合国使用的六种世界主要语言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大概没有一个外语系会教给学生十六种外语，这不禁使人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学的呢？！
回答只要简单的一句话就够了：他是边工作边学习，因编辑工作需要而努力学习，学习好了也提高了编辑工作的质量。他在三十年编辑工作中坚持不懈、勤奋努力，学习经典著作和外语知识，而用这些知识处理过一百多种外国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的书稿，其中有不少外国党的领袖选集这样的重要书稿。
林穗芳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后来受一位家庭教师的影响培养了对英语的爱好。抗战胜利后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学习，一九四九年，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开始翻译一本美国小说《唐人街》，在香港《华侨晚报》连载。解放后他到《南方日报》工作，组织上同意他在倒休时间回校上课，这样，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同时，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一九五一年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当英语翻译，当文化教员，审讯俘虏等工作，战争环境和部队生活锻炼了他的意志，提高了他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一九五六年，他又回到编辑工作岗位，在人民出版社外国历史组工作。
外国历史并不是他学习的专业，为了做好工作，他抱着从头学起的决心，边工作边学习。为了处理好《朝鲜通史》、《越南史略》等书的译稿，他学了朝文和越文。他意识到编辑分工固然不可能太细，但自己业务学习应当有所侧重，他开始攻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和语言，并争取多处理一些有关这两个国家的书稿，主动提出这方面的新选题。一九六二年，他从外史组调到国际政治组。人民出版社那一时期出版的阿、朝、越、日、印尼、古巴等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著作大多经过他的手。这些书稿政治性强，所使用的文字他大都没有学过，看译稿感到有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又陆续学了一些新文种。他先后参加过《艾地选集》、《金日成选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等三个翻译班子，做译稿加工工作。
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做为《林肯传》的责任编辑参加了《林肯传》翻译小组工作。他发现原定翻译的鲍尔温的《林肯传》不太适合我们出版，建议翻译组改译另一作者桑德堡的《林肯传》。后来，他和翻译小组一起，把一百万字的桑德堡《林肯传》删节成五十万字；他又从同一作者的六卷本《林肯传》中选择一些重要材料补充到节编本中去。他不但对全书译文进行通读加工，并对某些重要章节如《黑奴解放宣言》、《葛拉斯堡演说》等的译文进行了校订，还为这本书稿加了将近三百条注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内战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由于他和翻译小组的共同努力，使得《林肯传》的译本成为一本质量较高并符合中国读者需要的节编译本。
随着我国和罗、南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出版齐奥塞斯库和铁托著作的工作已提到日程上来。他根据罗、南两国出版的两位领导人言论集、专题文选、各种单行本，并参照苏联，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出版的文选提出了齐奥塞斯库选集和铁托选集的编选方案，组织翻译，现在两人的选集已各出了五卷，为中罗、中南人民的互相了解，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他参加出版代表团到英国访问。英国出版社人员少、出书多，中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他为代表团写了一份考察报告，还在人民出版社业务刊物《求精》上写了一篇题为《比较·鉴别·探讨》的长文，提出许多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文化部批准授予他编审职称。他今年五十五岁，是人民出版社现有编审中最年轻的一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