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万斯同
布衣修史
万斯同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8岁时，在客人面前能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  万斯同像[1]失一字；到14、15岁读遍了家藏书籍，以后专攻21史，并受业于浙东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后又博览天一阁藏书，学识锐进，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
万斯同像他的老师黄宗羲一样，很有民族气节。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因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后，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又荐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19年。写成明史原稿明史稿500卷，这些稿件无一不由原黄宗羲治下阳明派的文件经过审裁后写出，其艰辛异常，为中国史官的楷模。又为尚书徐乾学纂《读礼通考》二百余卷。他自己说：“史之难言久矣！好恶因心，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何况数百年乎？！……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昔宋史病之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者为贵，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不可益也！”
他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和明代史事。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万斯同看完每一篇初稿。就告诉纂编者，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应当核实，无一谬误。徐元文以后，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相继担任纂修《明史》的总裁，仍延请万斯同继续修《明史》。
万斯同以修《明史》自任。年青时喜欢古文及诗歌，与当时一些名士角逐于文坛，以后，他认为史学是国家需用之学，便由经入史，专攻史学，有志于作一代史籍手。他常常感叹唐代以后，修志时设局分修，造成史书错谬百出，说：“以前司马迁、班固修史，才既杰出，又承父学，事实可靠，才记入史书。以后，专家修史书，才虽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但都不至于官修那样杂乱。修史书，就像入人之室，总是先知其厅堂，而后知其家境如何，礼俗如何；而后知其一家老幼、刚柔遇贤。待到都了解清楚后，才能掌握这家情况。修史书也同样道理。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众人不暇择其材宜与不宜，事实或不实，就像招过路人讨论室中之事。我所以要作总裁，是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他这番话，对后世修史者颇有影响。
万斯同修史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他说过，修史难。修史者以自己的好恶随心毁誉。一室之事，三人传说，往往各异，何况数百年以前的事，是非曲直难以裁别，故受其枉者举不胜举。他说：“我少年时，在城东某氏家中一面当馆师，一面借阅该氏所藏的明代列朝实录。我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待长大后，游学四方，向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凡杂家志传，无不搜罗，并以实录作为指针。实录直载其事，不尚增饰。他书中有错谬者，以实录为证裁。这样，虽不能说完全可信，但谬误就少多了。”他就是以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史。今“天一阁”珍藏有他编纂的《明史稿》列传部分十余册，在史学上有相当地位。
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成为著名史学家，但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万斯同一生不慕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励名节相切磋。态度谦恭，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但京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不尊称他“万先生”。他在京多次讲学，贯穿古今史实，评论中肯。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品评人才相当苛严，对万斯同却极为赞赏。他说，平生所见，不过数子，如顾宁人（炎武）、万季野、阎百诗“真足以备石渠顾问之选者也”。
万斯同晚年时候双目失明，只能凭借口授的方式编史。而由他口授，温睿临操笔的《南疆逸史》也因为没有刊印，而逃过了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为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葬于浙江奉化莼湖镇乌阳观山南麓半山腰，身边的藏书被钱名世占有。刘坊写有《万季野先生行状》。万斯同的去世，象征《明史》编纂第一个阶段结束，其后经过数次易稿，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距其过世，已有三十余年。经学家杨椿认为：“《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文革时，万斯同墓惨遭破坏，惨不忍睹。
清史文载
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性彊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扬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蕺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靡刂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於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盖鲜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於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藁为本而增损之。鸿绪藁，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於荣利，脩脯所入，辄以以周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没入不得归，为醵钱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佚著考述
万斯同逝世时，刘坊作《万季野先生行状》，称他的遗著共二十二种。次年，温瑞临作《历代纪元汇考》称十六种；又次年，王士祯作《香祖笔记》仅举十种。至于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称二十种。后来，万经续修《濠梁万氏宗谱》称二十二种。雍正八年修《宁波府志》则称三十种。乾隆十年前后，全祖望作《万贞文先生传》只举十一种。乾隆五十二年，蒋学镛作《鄞志稿》举四十种，嘉庆十一年，钱大昕作《万先生斯同传》称十六种，而近人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称三十四种。民国二十五年，沈昌佑得冯贞群先生之助，作《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称三十七种。自康熙至民国年间，万斯同著作究竟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我与先师陈训慈先生商榷和考证，应为三十三种。除本书收录外，尚有佚著十种： 
一、《读礼通考》。始作于康熙十七年，万斯同为徐乾学母丧撰《丧礼》而作，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完成。《万氏宗谱》、刘坊《行状》、蒋学镛《传》九十传，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作一百六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一百二十卷。
此书原为康熙十六年徐乾学居母丧于江苏昆山时所草创，因力有未逮，于是请万斯同撰纂，万氏独力成九十卷。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九年归里，又请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续补审订，积十余年，三易稿而后成。因而严格地说来，这本书万斯同出力最多，但并非为他所作。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九十卷本原稿已佚。
此书内容虽名“读礼”，其实皆为丧礼。有康熙三十五年徐氏传是楼家刊本。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久十卷本原稿已佚。
二、《读礼附论》。即《读礼通考附论》，见《陆清献公日记》卷八。朱彝尊《经义考》列入。已佚。
三、《丧礼辨疑》，四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见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已佚。
四、《庙制折衷》。二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据全祖望《传》，万斯同为徐乾学撰《读礼通考》，又以其余为《丧礼辨疑》及《庙制折衷》。已佚。
五、《声韵源流考》：一卷。作于在京修史后期。据冯辰《李恕谷先生年谱》，康熙四十年十月，万斯同与李塨曾论及声韵，可知为其殁前一年草创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不过储诸书之材，而尚未能著书。”此书《四库全书》存目，今不见。
六、《经世粹言》。据杭世骏《叙礼记集说》卷首《姓氏》：“国朝，万氏斯同，字季野，鄞人。著《经世粹言》。”但此书诸家都未论及。
七、《明通鉴》。刘坊《行状》和《濠梁万氏宗谱》都说已散失。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题为万斯同所著的《明通鉴》三册，为清初抄本，存弘治十二年至十八年。首页下有“汪琬之印”及“苕文”两印。书后有今人潘承弼《跋》，说他旧藏万氏《明通鉴》残本十一册，1943年至1944年之间，因衣食不结，不得已出售。而此残本三册，于抗战胜利后购自苏州书肆。除潘承弼所说外，前中央大学教授丁山在《致友人论小学书》中，也说1945年冬在苏州书摊上购得此书四册，并考定为万斯同未刊之稿。
据陈廷敬《汪先生琬墓志铭》，汪琬于康熙十八年予修明史，然仅六十日，即称病一年,以病免故里，撰史稿百七十五篇，于二月中再撰《明通鉴》巨著，似不可能。然潘、丁两位何以定为万斯同所作？又何以落入汪琬之手？书中汪琬两印章，其真伪也难定，凡此，都必须进一步考定。
八、《明史表》。作于京师修史时期，十三卷。万经增辑《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斯同著有《明史表》十三卷，与《补历代史表》并列。后朱彝尊作《补历代史表序》，称斯同作《历代史表》补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近人陈守实在其所著《明史稿考证》中说，此十三篇，后为张廷玉“割入”于《明史》，故《明史》之《表》，“必出于季野之手”。然张《表》称南明福、唐、桂三王之帝号为“潜号”，清军为“大清”“王师”，显然与斯同建议温瑞临撰《南疆逸史》的书法不合，与万氏“隐忍史局”二十年，企图“藉手以报先朝”之志不合。《明史》十三篇《表》，决非出自其手。故编者采（民国）《鄞县通志·艺文》二“《明史表》实为《明史稿》而作，非《历史史表》之续也。盖因当时有所忌讳，故终未出”之说。斯同《明史表》十三篇未刊行，今已佚。
九、《康熙宁波府志》。作于康熙十二年，三十卷。宁波府知府邱业主修，万斯同与其他兄弟斯选、友人赵时赟分修。邱业于此书《序》中说，凡三月阅而成，可知修得很仓卒。曹秉仁、万经在《雍正宁波府志序》中说，宁波郡志，“虽经国朝邱、李二郡守之续修，皆为成书”①，可知此书实未完。
《咸丰丙辰鄞县志》述及郡志源流时说，此书“未及刊行，其抄本郡中藏书家有之。”②本世纪六十年代前，此抄本宁波私人仍藏有，但经“文革”浩劫，已不传。
十、《难难》。《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刘坊《行状》说：“《难难》一卷，散失。”可见此书在康熙年间已佚。
除此一种外，斯同友人杨宾在《万季野小传》中说他“又私撰弘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可知为未完之作，原稿已佚。据斯同在京弟子温瑞临所著《南疆逸史凡例》中说，斯同连他专取南明成一外史，亦可能其私撰四朝传记，已融入于《南疆逸史》的本纪与列传中。
万斯同遗著尚有三种须要说明，或应予以否定。争论最大的为《五礼通考》。蒋学镛《鄞志稿》卷一二《儒林传》下《万斯同》中说：“尚书（徐乾学）又请遍撰五礼，遂节略前书，复补其四，共二百余卷，未及缮写，先生卒，稿本留京师一故家。近时有检得之者，其书多以片纸粘缀，或脱落失次，因重为编葺，竟窜名已作。昆山（徐乾学）所刻（指《读礼通考》），人知出先生之手，而《五礼通考》，人或未之知也，因附著之。”于是遂启此书作者之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中说，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点出“窜名”者为秦蕙田。按《读礼通考》所考的仅是丧礼（凶礼），而未及吉、军、宾、嘉四礼。万斯同后来补撰其四，实有极大可能。他卒后遗书多为钱名世所窃，或有散落。然确否为秦蕙田所检而窜以已名，已无足够实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对蒋、梁两人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说无征不信，认为他们“厚诬古人”。
此外，萧穆《靖孚类稿》说万斯同为其侄万言的《明史举要》一书曾重为参订。他在清末上海某书肆中曾见此稿。稿后有杭世骏《跋》，杭氏在《跋》中说，万言归里后，“穷年建户编纂《明史举要》一书，其卒也未及校仇，应征士潜斋先生（即应撝谦）参补校阅，历时二年而全书始毕。其后季野重为参订。及九沙先生经归自贵阳学使任，复于是书缺者补之，繁者芟之，乃成有明一代之信史，惜乎力无能刊也。书中潜斋用朱笔，季野用墨笔，其黄笔乃九沙也。”杭世骏这一《跋》文极为可疑。按《濠梁万氏宗谱》，万言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应撝谦卒于康熙二十八年(见全祖望《鲒锜亭集》卷一二《应潜斋先生神道碑》)，万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他们都比万言早卒，岂有已卒之人为未卒之人“参补校阅”、“重为参订”其著作的可能？所以说万斯同重订《明史举要》，实属子虚。
又沈昌佑自补其《遗著目录汇志》，述及万氏有《璇玑图》一卷，状如回文诗，宁波朱酇卿藏。先师训慈先生告知：《璇玑图》为清人万树《璇玑碎锦》之回文诗附图。其友人宣宝琛曾致函先师，《璇玑碎锦》“系清乾隆庚甲年扬州江氏柏香堂校刊藏本，原著作人为清万红友先生。……万树，宜兴人，字花农，一字红友，佐两广总督吴兴衽幕，以才称。尤工词曲填乐府二十余种。以诗余谱旧图，多紊乱，成《词律》一书。……又有《璇玑碎锦》，此集内容系回文诗词，附图六十余幅。”（此函存于编者处）由此可知，《璇玑图》与斯同毫无关系。
人物墓葬
万斯同墓为清代建筑，原位于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今为恒  万斯同与弟合葬墓春街南侧，市府三招后面），坐东朝西，前为庙前河，北与西塘河相接，南与南塘河相连。万斯同墓曾长期湮没无闻，清末才被当地人发现。于1937年大修，并在莼湖建“乡贤祠”一所。墓朝南偏西，直径7米，从墓后壁到拜坛前沿深17.7米，拜坛呈方形。墓前有清大学士王顼龄题“鄞儒理学季野万先生暨配庄氏傅氏墓”的墓碣，两边有翰林裘琏题的这副墓志联。拜坛上有祭桌一、石凳二，墓前100余米处有牌坊一座，上有“万季野先生墓道”六字暨时人题的对联，墓道口有华表一，上书“万乡贤墓”四字。墓三面皆山，前离象山港不远，风景优美，“文化大革命”中该墓遭破坏，现墓与拜坛已修复。乡贤祠在莼湖街，分前后两进，前进为大门及厢房，后进三间，正厅中间设先生像及神主，左右两边挂有先生手迹数幅，后为莼湖小学大礼堂，1997年小学扩建校舍时拆除。2005年3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翰林裘琏曾题墓志联：班马三椽笔； 乾坤一布衣。
蒋介石题联：史笔殿千军，先生不死；布衣终一生，后进群瞻。
人物故居
万斯同故居位于宁波环城西路东侧  万斯同故居的“白云公园”万家河畔的白云庄内。白云庄轴  万斯同故居线上有牌楼式大门、三开间正厅和后屋组成。大门门额上书着“白云庄”三字，这是沙孟海先生的手笔。正厅中上方挂着一幅“证人书院”横匾，其下为八扇隔扇，为书院讲学时的陈设，。后屋为“万氏家史陈列”。陈列黄宗羲生平事迹。
紧挨白云庄的南面，就是万斯同故居，由南面牌楼式大门、前厅和后厅组成。前厅，五开间硬山顶建筑。正厅门上方挂一匾：“浙东学术文化陈列”。后厅明间廊下挂着“万氏故居”横匾，后厅前廊西侧边门外就是明代都督万泰之父万邦孚及万泰第五子万斯选、第四子万斯昌的墓葬。 1963年3月，白云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藏书之家
万斯同多藏古今之书，在京师时，携书10数万卷。藏书楼“寒松斋”，卒后，旁无亲属，所有藏书全数归于钱名世。《明史稿》落入王鸿绪手中，每卷改为王鸿绪著。藏书印有一长印文：“吾存宁可食无肉，吾亡宁可发无椁，子子孙孙永无鬻，熟此直可供饘粥”、“季野读过”、“万氏寒松斋珍藏之印”等。著述有《补历代史表》、《庚申群遗事》、《纪元汇考》、《南宋六陵遗事》、《历代宰辅考》、《宋季忠义录》、《河渠考》、《群书疑辨》、《书学汇编》、《儒林宗派》、《石园诗文集》等。[2]
人物小传
原文万贞文先生传
〔清〕全祖望著
贞文先生万斯同，字季野，鄞人也，户部郎泰第八子，少不驯，弗肯帖帖随诸兄，所过多残灭，诸兄亦忽之。户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顽，闭之空室中。先生窃视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读之甚喜，数日而毕；又见有经学诸书，皆尽之。既出，因时时随诸兄后，听其议论。一日伯兄期年家课，先生欲豫焉，伯兄笑曰：“汝何知？”先生答曰：“观诸兄所造，亦易与耳。”伯兄骤闻而骇之，曰：“然则吾将试汝。””因杂出经文目试之，汗浸千言，饿顷而就。伯兄大惊，持之而泣，以稿户部曰：“几失吾弟。”户部亦愕然曰：“几失吾子。”是日始为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读书。逾年，建请业于梨洲先生，则置之烽帐中高坐。先生读书五行并下，如决海堤，然尝守先儒之戒，以为无益之书不必观，无益之文不必为也，故于书无所不读，而识其大者。
康熙戊年，诏征博学鸿儒，则获奖巡道许鸿勤以先生荐，力辞得免。明年，开局修《明史》，昆山徐学士元文延先生往，时史局中征士许以七品俸，称翰林院纂修官，学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总裁许之。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虽其后不尽仍先生之旧，而要其底本，足以自为一书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时议意其专长在史，及昆山徐侍郎乾学居优，先生与之语《丧礼》，乃知先生之深于经，侍郎因请先生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当时京师才彦雾会，各以所长自见，而先生最闇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而先生与人还往，其自署只曰“布衣万斯同”，未尝有他称也。
先生为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师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馆于督师少为宽假，先生历数其罪以告之。有运饷官以弃运走，道死，其孙以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钱忠介公嗣子困甚，先生为之营一衿者累矣，卒不能得，而先生未尝倦也。父友冯侍郎跻仲诸子没入勋卫家，先生赎而归之。不衿意气，不事声援，尤喜奖引后进，惟恐失之，于讲会中惓惓三致意焉，盖躬行君子也。卒后门人私谥曰贞文。
（选自钱仪吉纂《碑传集》，有删节）译文万斯同是贞文先生，字季野，鄞县人。他是户部郎万泰的第八个儿子，年少的时候很顽皮，不肯顺从地跟随兄弟之后，所经过的地方都被毁坏，兄弟们也就都忽视他。父亲将他寄养在僧舍之中，因为他顽劣，把他关在空的房间中。万先生看到书架上有几十册明史的书，读了之后很高兴，几天就读完了，又发现有经学类的书籍，都看完了。出来之后，经常跟在兄弟们的后面，听他们评论人或事物的是非、高低、好坏。一天长兄在家里上课，万先生想参与进来，伯兄讥笑他说：“你知道什么？”先生回答说：“看兄弟们所做的文章，很简单。”长兄突然听到他这样说，感到很吃惊，说：“既然这样，那么我要考考你。”于是混合着经文出题，万先生洋洋洒洒千言，很快就做成了。长兄非常吃惊，拿着他的文章痛哭，把文章给父亲看说：“差点就错过了弟弟的才华。”父亲也吃惊地说：“差点错过了儿子的才华。”当天为万先生买新衣新鞋，送他到私塾读书。过了一年，跟随梨洲先生学习，在那里学的很好。万先生读书一并学习五行，像要冲破海洋的堤岸，然而遵守先儒的戒条，认为不必观看没有价值的书，不必做没有价值的文章，所以读了很多书，但是能够识读其中的伟大作品。
康熙戊年，皇上征召博学的大儒，万先生获得巡道许鸿勤的推荐，但是却极力推辞。第二年，编写书籍的机构编纂《明史》，昆山的徐学士带着万先生前往，授以七品俸禄，任命为翰林院纂修官，学士按照惯例授职，万先生要求以布衣的身份加入编书的机构，不署名，不接受俸禄，主管官员同意了。纂修官们写好稿子都送到万先生那里审核，先生阅读完毕，对侍者说：“某本书的某卷某页应该加上某事，某书某卷的某事应当参考着校对。”侍者按照他说的话去找，没有差错。《明史稿》五百卷都是万先生亲手定夺的，虽然之后没有全按先生的旧例，但是如果要他的底本，可以自成一本书。先生初来京城时，当时都说他的专长在史学方面，昆山徐侍郎的乾学很好。万先生和徐侍郎一起评议《丧礼》，才知道先生对经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徐侍郎于是请先生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当时京师的才子贤士聚集在一起，都以自己擅长的方面进行表现，万先生最为闲适淡泊，但是王公以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先生，但是先生和人来往，只是署名“布衣万斯同”，没有其他的称呼。
万先生为人温和雅致，坚定执着。前任督师的家眷正居住在要津，乞求史馆对督师的行为稍稍宽恕，万先生遍数他的罪状告他。有个押运粮饷的官员因为放弃押运逃跑，在路上死了，这个官员的孙子通过行贿请求把祖父列在因公事而死的人物中，先生训斥并且赶走了他。钱中介长子困顿，先生为他谋划出路，不遗余力的为之奔走而不感到疲倦。父亲的朋友冯侍郎的孩子的财物被私人侵吞，人也失去自由，先生赎出了他并且让他回家。不带意气，不做公开的言论，喜欢嘉奖引荐后辈，唯恐错失他们。在集会上恳切地再三致意，身体力行的君子，死后门人私谥为“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