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朝简史
图书信息
作　　者： 杜家骥 著 
丛 书 名：大学历史丛书 出 版 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1027163 出版时间：1997-03-01  版　　次：1 页　　数：486 装　　帧：平装 开　　本：32开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中国史
内容简介
清朝（公元1644年-1911年）时期，许多西方国家经历丁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国势蒸蒸日上，疯狂向外殖民。其时中国由古代社会缓慢地向近代社会演化，中华古老帝国从兴盛走向衰微，清朝政府在对外事务中被迫破除天朝上国的迷梦而又被弄得不知所措，民众开始觉醒，但还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救亡图存。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生存的空间已经成为“地球村”，各个国家都同国际社会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考察清代的历史，了解中国社会内部及同外界的关系，了解它的演进过程和特点，或许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
杜家骥，1949年生，天津武清县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接续攻读研究生，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史中以明清史为主的研究和教学，其间读在职博士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史研究室主任，兼职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现主持教育部两项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
目录
第一编 清史简况
第一章 清入关前史——清王朝的兴起
一、努尔哈赤与建州女真的崛起
二、征服海西、东海女真，建立八旗制度与后金政权
三、进占辽沈，定都沈阳
四、皇太极继位与天聪朝政
五、皇太极称帝与满蒙汉联合政权的建立
六、扫清入关障碍及顺治登基
第二章 清初建立与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一、清兵入关，定鼎燕京
二、消灭南明，统一全国
三、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
四、八旗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八旗中央集权化的形成
五、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体制的建立
（一）仿行明制及满汉联合——中央机构的满汉复职制
（二）地方上的以汉治汉
（三）广泛招徕汉族士人、官僚
（四）八旗驻防及绿营的广泛设置
（五）建立新朝税收制度
（六）圈地、投充及逃人法
六、清初的社会经济
第三章 康雍乾盛世
一、盛世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王朝财政
（一）农业
（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及市镇经济的繁荣
（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缓慢发展
（四）中外贸易
（五）财政收入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一）蒙古诸部与清中央的关系
（二）平定噶尔丹叛乱
（三）对漠北蒙古的统辖
（四）康熙末雍正中的再征准部
（五）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及经营青海
（六）西南的改土归流与平定大小金川
（七）平定准、回二部，统一天山南北
（八）土尔扈特部回归
（九）治理西藏
（十）边疆其他地区的统辖及少数民族治理
（十一）边疆地区的开发及其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加强
三、盛世时期的对外关系
（一）与周边诸藩属国的关系
（二）耶稣会士来华
（三）中俄关系
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及其政治影响
（一）中央对地方控驭、统治的加强
（二）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强化
（三）思想统治的加强与深化
（四）专制集权对王朝政治的影响
五、盛世时期的社会问题
（一）人口激增
（二）吏治问题
（三）官逼民反
第四章 清王朝的中衰——嘉道咸时期的社会与政治
一、嘉庆初政
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吏治败坏的恶性发展
四、财政支绌，武备废弛
（一）财政收支"入少出多"，库存不断减少
（二）武备废弛
五、人口爆炸性增殖与社会就业的严重矛盾
六、民变频生与大规模反政府活动的总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
（一）嘉道两朝的社会矛盾与民变的频发
（二）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起义
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与清王朝的对策
（一）英国的侵华计划及其发展
（二）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对清王朝的影响
（三）英法联军之役
第五章 同治及光绪前中期的政治与社会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王朝政治的影响
二、列强经济侵略的扩大和深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三、师夷之技以“自强”“求富”——清政府的洋务运动
（一）辛酉政变及洋务派权力地位的确立
（二）洋务运动
四、汉人督抚势力的兴起与清中央集权统治的削弱
五、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
六、广大民众与列强矛盾的发展——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
七、维新思想的产生及其进步主张
（一）经世学派及其思想的发展
（二）早期维新思想及其进步主张
八、19世纪70-80年代列强对中国边疆及四邻的入侵
（一）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
（二）“马嘉理案件”与英国入侵西藏
（三）英俄染指新疆及左宗棠收复新疆
（四）中俄关于西北边疆的谈判与签约
（五）中法战争
第六章 清末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变化及清王朝的灭亡
一、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严重加深
三、爱国志士的救国强国运动——戊戌变法
（一）公车上书与强学会的设立
第二编 典章制度
第三编 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
第四编 学术文化
后记
前言
清朝（公元1644年-1911年）时期，许多西方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国势蒸蒸日上，疯狂向外殖民。其时中国由古代社会缓慢地向近代社会演化，中华古老帝国从兴盛走向衰微，清朝政府在对外事务中被迫破除天朝上国的迷梦而又被弄得不知所措，民众开始觉醒，但还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救亡图存。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生存的空间已经成为“地球村”，各个国家都同国际社会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考察清代的历史，了解中国社会内部及同外界的关系，了解它的演进过程和特点，或许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内容摘录
现在的满族人口中，历史上由汉、女真、野人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部落融合而成并且现今中国绝大多数满族祖先为汉族人。清朝初期，通过剃发易服和文字狱来抑止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清朝 统治者对内：采取了民族分治的民族政策；在文化上，制造文字狱，压制汉族进步思想。对外：实行海禁，闭关锁国 ，轻视外国先进思想和技术。这些政策维护了清朝的疆域扩张和社会稳定，但却导致了其统治时期内此起彼伏的民族 问题，和末期的国家极度贫弱。清军进军全国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 ”，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 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清朝也有很多弊病。明代后期的君权有一定的松懈，而清朝又把封建专制推向了最高峰。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 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制造了多起文字狱，加强对文人思想控 制，导致思想上“万马齐喑”；在编撰古籍时又大肆销毁古籍。剃发易服，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汉族的文化传统；给旗 人寄养的特权，使其迅速腐化。统治者轻视科技和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科技极大落后西方。1840年后帝国主义的入 侵，使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逐步沦为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朝虽然依靠武力开疆扩土，但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后 期确有了较大退步。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狱式的统治。在经济上把关外落后的奴隶制带入中原，大力推行圈 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他们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视察 八旗军发现他们驰马坠地，箭箭虚发）也使得清朝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由于前期不断征战，尽管从越南引入了优良 稻种，清朝还是到了乾隆年间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在政治上，明代后期的君权有一定的松懈，而清朝又把 封建专制推向了最高峰。为了巩固其统治，制造了多起文字狱。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可以和春秋时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 清代终结。知识分子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钻进故纸堆去考究古书，这就是所谓的乾嘉学派文化政策剃发易服是清朝范围最大、坚持最久、冲突最多、影响最大的政策，所以“剃发易服”一般特指清朝初年的“剃发令”。是指中国清初时期满族统治者规定蒙古族（不包括厄鲁特蒙古）、汉族（包括其它南方少数民族）脱下汉服改剃满族发型的政策。不是所有民族都要变更服饰：厄鲁特不用，朝鲜人不用，维吾尔族四等以上伯克才要，藏族就只有藏军需要。　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强压汉族的民族反抗意识和民族自尊，在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满洲贵族叫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清军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发，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顺治二年（1645年）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强迫各族人民改满服。这就是所谓的“剃发易服”。　尽管清军对反抗汉人进行疯狂镇压和杀戮，然而汉族人民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比如嘉定、江阴一带百姓就因反抗剃发易服而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到八月连续反抗清兵，最终造成了“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的惨剧。清政权还严厉禁止私藏明朝衣冠，不少人因为私藏“方巾”等明代服饰而被清政府扣上大逆罪名而遇害。满清大力推行满洲服饰，逼迫汉人穿马褂、长衫，戴瓜皮帽和类似于毡帽一类的帽子。而官场上则继承了明代的补服，朝服也行上衣下裳之制度。清朝历代皇帝都不遗余力的保护满洲服饰，说什么“满洲先民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守”、“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衣冠不可轻易”。就这样，“剃发易服”政策的执行与清王朝相始相终，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止。
危机“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腐败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入关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风一直不好。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涌现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的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帝时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减少腐败。火耗归公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一些官员的贪污钱路，养廉银措施给官员以可观的经济收入（即高薪养廉），让他们不要为贪钱而失去现在的俸禄。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较好。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吏治又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实际现在学术界估算应在2000~3000万两之间）白银，可见当时官员贪污达到了什么样个状况。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日益猖獗，“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运动”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加强了君权；“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资本主义的萌芽。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钱穆旗帜鲜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满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国自唐宋以来，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到明末，已经产生反思儒学、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宋明社会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逐渐没落，社会思想的逐渐解放极大地冲击了明代专制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所谓“清承明制”，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时期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虽然票拟作用的大小决定于皇帝是否采纳，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怠政，导致了内阁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阁，但是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从中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加紧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时，西方国家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走向共和，从这点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越有成效，危害越大。沿海迁界沿海迁界，使中国在很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迅速从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但沿海迁界的过程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清初的海禁从清朝入关(1644)多尔衮时期就开始发生，在康熙八年（1669）开放海禁，广东一省对外贸易骤涨。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禁海令，使清朝长达83年的再次断绝了与世界的往来。一直到1840年再次开放海禁。圈地令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洲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对外关系﻿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并且须遵守种种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对外商来华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国门关闭得更加紧密。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