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汉宸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10月29日，太原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南汉宸和十几个同学积极响应。起义后的第五天，他们被派回晋南赵城、洪洞、汾西一带招收民军。
南汉宸等回到家乡，不到半月就集合了两千余人。他们把这两千余人带到太原，编为义务敢死队，直接开拔娘子关，抵御清军南下。只惜晋燕联军功败垂成，敢死队随即遣散，南汉宸重回师范读书。[1]
师范毕业后，南汉宸对实业救国产生浓厚的兴趣，遂考入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工专一毕业，他便和友人商议，集资五千元，在赵城东山办起了“义集煤炭公司”，自任经理。由于无力与大企业竞争，公司两年后停办。尝试实业虽未成功，但南汉宸由此积累了一生受益的经营经验和理才本领。
如愿入党
  南汉宸1922年，山西籍革命党人续西峰、景梅九等在天津酝酿反对北洋政府，邀南汉宸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重新投入到反封斗争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联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任军需、训练处长等职。
1926年9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回国，奉行亲苏政策，在国民联军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具体指导下，南汉宸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的危机，并渴望自己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1926年10月，国民联军组织参观团访问苏联，南汉宸主动要求前往。启程前，他找到刘伯坚，郑重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是个练达的政工干部，遂和高敬轩一起介绍他入党。
地下工作
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正值冯玉祥先后参加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准备公开“清党”之时。南汉宸赶到潼关找到刘伯坚，一起交换了对大革命失败和北方时局的看法，刘伯坚嘱咐他一定要想办法继续留在西北军中工作。之后，南汉宸按照刘的指示随鹿钟麟到达河南开封，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党内受河南省负责人任作民领导。此时，党的工作处于隐蔽战线，环境非常险恶，但南汉宸在隐蔽战线上仍干得有声有色。　
1927年冬，为加强对皖北工作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让南汉宸带一批共产党员去皖北开展工作。南汉宸接到通知后，秘偕武勉之、高敬轩、刘仲华等离开鹿部，直往皖北。他首先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然后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在当地驻军杨虎城部发展力量。杨虎城素闻南汉宸在孙岳处训练干部有方，热情邀请南汉宸等到他的第十军去。并决定从全军基层官佐中选择400多名进步青年，成立革命军事干部学校，任命南汉宸为校长。南汉宸利用校长一职，在第十军中发展了不少党员。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特委书记，第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魏野畴负责组织工作。1928年春，为隐蔽力量，南汉宸和魏野畴等分头行动发动武装暴动。南汉宸到了亳县。把鹿邑、拓城一带我党力量及第十军官兵、干校学生共五六百人集结起来准备暴动。不料第十军党内有人告密，交出了党员名单，200多名共产党员被当政者孙蔚如集中送走。起义虽于4月8日如期举行，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激战两日，最终失败，魏野畴等中共党员壮烈牺牲。　
1928年10月，山东军阀韩复榘接任河南省主席，由鹿钟麟举荐，南汉宸作了信阳县长。他利用合法职位多次掩护革命同志转移，帮助安排工作。
统一战线
1930年7月，中原大战，冯、阎在陇海线失败，杨虎城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0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南汉宸到西安后，以杨虎城所授专权全力整顿陕政。他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杨虎城的命令，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释放了大批诸如潘自力、李畅英（即李大章）等共产党员，有的被安排到十七路军和各地、县工作。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南汉宸力劝杨虎城排除阻力，下令放人，并请陕西名士杜斌丞从中斡旋，最后把刘志丹营救出来。
杨虎城处理的第二件事是恢复生产。经过多年战乱，尤其1929年赤地千里的大旱，陕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南汉宸协助杨虎城团结鼓励省内外人士献计献策，多方救济。经过两年的努力，陕西各方面情况井然有条，特别是财政收入，足够供养杨虎城的五万西北军。
1932年夏，杨虎城在三原养病，国民党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员。不久，蒋介石又派胡逸民携函会见杨、南。胡逸民把委任状和通缉令一起摆在南汉宸面前，脸色一沉说：你要么到南京当中央监察委员，要么就到南京下狱，任选一张。南汉宸说：“我宁愿选择通缉令”。然而，杨虎城知道南京方面对他重用共产党不肯善罢甘休，建议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
西安事变
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南汉宸在日本收到吉鸿昌的电报，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但他回来时，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南汉宸暂留天津在西北军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
华北事变后，北方抗日浪潮如火如荼。南汉宸和王世英等在学校中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吸收了40余名党员，并且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齐燕铭、吴晗等。
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大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初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秘密中共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给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正式开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
南汉宸根据周恩来指示，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部处理十七路军和西安绥靖公署的公务，他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复杂局面的左右手。
这时，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东北军和西北军统归杨虎城指挥。当蒋介石背信弃义，软禁张学良的消息传到西安时，东北军少壮派群情激愤，主张以死战保出少帅。十七路军中也有波动。南汉宸奉命前去做杨虎城的工作。他反复宣传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稳定十七路军的思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联合抗日
七·七事变后，南汉宸见到了当时正准备由西安赴山西同阎锡山商谈抗日问题的周恩来等。一次会上，周恩来风趣地问大家：“在座的谁是老醯儿（山西人）？”南汉宸和程子华等举起了手。周恩来看了看，说：“好，是老醯儿的跟我回山西，找阎锡山去！”9月1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程子华等人离开西安，前往太原。
周恩来、彭德怀和南汉宸等到太原后，又转到太和岭前线和阎锡山商谈有关抗日事宜，并拟在山西合作建立战地动员组织。1937年10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我党派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南汉宸参加，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1938年春节后，阎锡山电告续范亭到秋林参加会议，企图在会上通过解散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以达到削弱新派力量的目的。南汉宸同续范亭仔细地研究了对付阎锡山的几项原则。5月阎强令解散动委会。南汉宸在奉命处理完善后事宜后，于9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负责统战部的日常工作。
理财能人
1941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一次，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不负领袖重托，一到财政厅，就把“钱”作为解决边区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紧抓不放，一抓到底。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本，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南汉宸的主张。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正式决议发行边币，并宣布禁止法币流通。
为了搞好商品流通，南汉宸还很注意建立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结果方法虽然简便，收益却大增，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日臻完善。　
1941年，粮食问题的解决，使边区渡过了难关。随着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许多机关和部队达到了粮食和副食品自给或部分自给，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负担自然逐年减轻，很快达到了丰衣足食。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所作的努力。[2]
金融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去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迎接华北的解放。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南汉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期间，他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工委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筹备人民币发行事宜。南汉宸带领这个小组，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这时起，直至建国初期，他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建立新中国金融体系的伟大事业中，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各根据地银行都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二是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在军管会领导下接收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采用接管并加以改造的办法。三是保持原中国银行的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方针，研究调整了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以及金融业内部的劳资关系。经过这次调整，不仅帮助私营银行克服了困难，而且引导其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以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改造中，南汉宸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全国金融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12月提前完成，成为全国最先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3]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是董必武写的，但至今仍在使用的人民币上的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却很少有人知道。原来，南汉宸平素喜欢书法，在考虑第二套人民币的字样时，他获悉银行员工马文蔚隶书写得好，便以试笔为名，大胆启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圆、角、分等几个字，这些字一直沿用至今。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经周恩来总理反复提出修改意见，经中央批准后，于1955年正式兑换发行。
关于人民币还有一个故事。1947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到西柏坡请董必武书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人民币的票额数字。当时，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国际惯例，拟在票面上印毛主席像，毛主席不同意，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1952年，南汉宸着手筹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当时还处于保密阶段。一次，南汉宸在中南海开会时当面请示毛泽东：“您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在第二版人民币的票子上可以印上您的像了吧？”毛主席说：“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主席还是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决议，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和建筑物的名字，所以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
国际开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冲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外事往来，中央决定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1952年春，周恩来特派南汉宸主持贸促会工作，担任贸促会主席。
世界和平理事会酝酿举行一次民间性的国际会议，并推举苏联、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印度等2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发起人委员会，宣布于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既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反击，又是新中国开辟国际贸易的一个难得机遇。　
1952年4月，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率领由2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此次会议共有49个国家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471人出席。
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他接触了与会的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女）、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等三位日本议员，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的繁荣景象，热情邀请他们来我国访问。这三位日本议员欣然应允，冲破阻力，绕道欧洲来到中国。以后飞抵北京，南汉宸又受周恩来委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会晤。当这三位日本友人言及旧日战事而深感内疚时，南汉宸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应该往前看，以后中日两国还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议员为之涕泪纵横。经过友好协商，于1952年6月1日双方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南汉宸与三位议员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签署的第一个中日贸易协议，这一行动实际打开了冻结良久的中日关系的冰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日友好往来，都是由贸促会负责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汉宸率中国代表团多次出访亚、非、拉各国。每次出访，他都坚持党和政府的外交原则，既增强了同亚、非、拉人民的友谊，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1961年，南汉宸访问拉美国家。在巴西，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古拉特副总统于同年8月应邀来华访问，南汉宸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巴西贵宾。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有力地冲破了美国推行的新“门罗主义”。
人际交往
挚友杨虎城上世纪20年代末，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结识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双方一见如故，并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兄弟和挚友。
“七七事变”爆发后，被迫留洋的杨虎城因抗日报国心切，于1937年10月辗转归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监禁。
1938年底，南汉宸只身带领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秘密来到贵州的玄天洞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百感交集地说：“汉宸，我没有按你的意见坚持绕道从苏联回来，落此下场，悔恨莫及啊！”他一边抚摸着儿子，一边对南汉宸说：“看来我肯定是出不去了，今后拯民就交给你了。”并嘱咐杨拯民说：“今后一定要走你南叔指的路。”此次相见竟成两人的诀别。手足傅作义南汉宸与国民党著名将领傅作义原为太原陆军小学同窗，长期保持着联系，堪称“手足之交”。因此，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南汉宸便多次担任我党和傅作义的联系人。　
1936年8月，南汉宸奉中共中央指示，携毛泽东主席亲笔信秘密到绥远，积极动员与鼓励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抗战。11月，傅作义率部迎击日军，取得百灵庙大捷。毛泽东再派南汉宸携亲笔信赴绥远。
1948年11月，东北大军进关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对北平形成“围而不打”的态势，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曾发电报请中共中央派南汉宸作代表来进行和谈。当时作为傅作义副手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单独约傅作义在“全聚德”吃饭。席间，邓宝珊从怀中取出了南汉宸的信，傅作义阅后频频点头。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终与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古巴朋友1961年3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并主持在哈瓦那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作为古巴革命成功后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古巴，南汉宸一行受到古巴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华侨的热烈欢迎。　
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分别与南汉宸进行会见和会谈，并参观了中国展览会。　
4月，当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正在与南汉宸会谈时，突然接到美军登陆吉隆滩的报告，卡斯特罗既要去指挥作战，又担心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因此心中有些不安。南汉宸平静地对他说：“你去指挥战斗吧，大不了我们和你们一起再上山打游击！”事后，卡斯特罗感慨地说：“中国才是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