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口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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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拐点即在坐标上改变曲线向上或向下方向的点，直观地说就是人口（或人口红利）增加或减少的交接点。
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一般理解意义上，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拐点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增长率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劳动人口）增长率的时候。这是可以通过统计得出来的结果，但是这个以增长率为基础的判断显得相对狭隘。因为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或者财富增加）红利是更加不确定，难以预测和统计的。如果政策和经济的配合与发展得当，当劳动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非劳动人口增长率之后，人口红利仍然是可能持续的。在这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口红利拐点也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人口红利在实际意义上和劳动人口的比重最相关。
中国人口的拐点
[1]2010年春节过后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与2004年起每年出现的“用工荒”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长三角缺工数激增至数百万，除前些年出现的技术工人短缺，普工也开始招不到人。“用工荒”的关注度渐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又轩然而起，接踵而至的新闻是罢工，本田、丰田、尼康、平纺?各类所有制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学家易富贤看来，这些是“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拐点的征兆”。“人口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需要系统全面的反思。”他说，劳动力对于国家而言是“精气”所在，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劳动力供应也是不可或缺的自变量。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学家呼吁，中国应尽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发展”。
易富贤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完药理学博士后，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出国之后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很能生孩子”、“中国人口太多了”这些几近“天然正确”的判断产生了怀疑，零星地写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做妇产科研究工作，由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看电视、不做家务、没有“会”参加的易富贤，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放在人口学研究，2007年出版了广受关注的《大国空巢》一书。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普及一个观念，人口是最重要的产业单位，有了人才有消费、生产、就业这些循环，减少人口不但不能缓解就业压力，而是恰恰相反。”7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馆，操着湖南普通话的易富贤对《商务周刊》说，人口是战略性大课题，视野必须超越一两代人，“得尽快鼓励生育，否则中国面临的是老龄化社会里的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中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民工荒，一些企业也因为工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而遭遇罢工，这与前几年的低廉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逆转？
易富贤：值得大家严重关注的是，今年的民工荒，其实与前几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20-39岁劳动力在2002年开始减少，但由于15-64岁总劳动力以及19-22岁最年轻的劳动力都还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在或即将减少。中国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约40万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组统计也证明了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趋势：200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49万，2009年为834万，2010年再减至803万。
据最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19—22岁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亿，9年下降一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同类数据，这个年龄段人口数也是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亿，14年下降差不多40%。两组数据有些差别，但快速减少的大趋势以及2009年这个节点都是一致的。
这还只是逆转的开始。从人口学的预测看，由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人口到2020年将只减少3.4%，但20—30岁劳动人口却要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
劳动力市场对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而社会负担较轻的状况将不复存在，人口结构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
易富贤：我一直不太赞同“人口红利”的说法。需要养的小孩少了，社会负担低，但谈不上红利。这种靠降低生育率来降低抚养比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想法，因为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淆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谈人口红利，这是不对的。
抚养，是工作的人养不工作的人，所谓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周岁人口，0—14岁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儿童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老年抚养比。显然，儿童与老人都需要抚养，但总抚养比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哪个更多哪个更少，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不同的。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资，是一种人口高利贷。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是50%—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和60%之间。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总抚养比在50%—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这是统计学上的经验总结，从人口学来解释，人口和消费是比例关系。我研究了所有国家劳动力与消费者的关系，所有国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两个消费者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总劳动力（实际就业人口段）与总消费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国的13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亿就业机会，而劳动力是8亿，有1.5亿过剩劳动力。劳动力与消费者比例过高也意味着总抚养比极低，目前中国的总抚养比低于40%，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过低其实并不是好事。
而未来则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30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结构中的儿童比例持续下滑，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未富先老的问题正在迫近。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还只有11%——就是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而现在年轻劳动力又开始了持续减少的走势，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两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儿童越来越少，年轻劳动人口也开始出现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导致总抚养比逐渐加大，这对于综合国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日本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龄化压力下，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将难以恢复。我们的问题则是强制生育率带来短暂的“红利”后，反弹到另一个高点：中国已经未富先老，这样下去还将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但从直观感觉上说，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至少从就业上来说，年轻人减少会让上学和就业竞争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贤：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后，少生了1.3亿人口，看上去少抚养了1.3亿人，但也少了1.3亿消费群体，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看作是产业的话，生产婴儿是人类社会投资拉动率最高的产业。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所以降低儿童抚养比意味着人口投资的减少，而年轻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让我们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时间远低于婴童，资本回报率低，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大，相应制度建设不健全，银发市场能有多大？
就业难成因极为复杂。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能就业，靠的是人多劳动力便宜这样的比较优势从国外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大学生失业则恐怕是因为产业升级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而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刚才讲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额外过剩”的1亿多劳动力无法找到国内对应的消费者，从而强化了不涨工资的比较优势。
《商务周刊》：这真是与众不同的逻辑。我们换一个问题，现在依靠涨工资倒逼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又有些苗头了，您刚才也说总劳动力供应量2012年开始减少，是不是刘易斯拐点来了？
易富贤：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理论价值，从劳动力总量来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比如国内经常举例的日本。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
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这个年龄段的人口197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1990年代又出现过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的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经过所谓刘易斯拐点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经济发展会更好，比较平滑。换句话说，日本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
《商务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学界的激进派,主张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年轻人口。
易富贤：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只是希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长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但中国1990年之后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了。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在2012年之后爆发。
其实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不需要强制调控。中国大陆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了。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也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
今年是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三十周年，当年公开信里说的明白：“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人口政策，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人口拐点的特征
更大的流动性与“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这给多位人口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世界各国在转型时期，都曾出现人口的迁移、流动。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摇摆、潮汐式流动，且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李建民预计，中国人口的流动在未来仍将持续，城镇化浪潮还将继续
而在北京大学人口学所穆光宗教授看来，2.6亿的人口流动，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
然而在现阶段中国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转移接续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并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同时他也担忧，庞大的流动人口如果不能合理管理，将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稳定问题。
分析六普的报告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而“五普”时的排名是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翟振武教授分析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
在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李建民说。
“这警示中国，与人口分布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应更加向有利于引导人口的正常流动倾斜。”翟振武说。比如武汉、环渤海地区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区，“这方面的综合政策倾斜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
低生育率之忧在六普以前，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生育率大概在1.5到1.8之间，六普数据给了中国人口专家一个新的启示。“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1.4-1.5之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低于诸如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国际上通常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或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10%，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26%，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87%。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认为，这些数据再次验证了他关于中国人口生育率过低、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判断。
根据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的计算，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从2030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每十年减少1亿。而65岁 以上老年人口，在2030年将要达到28%左右，占总人口的9.1%。抚养负担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劳动者（18~64岁）供养1位65岁以上老 人，快速加重到2030、2050年平均每3.7与 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在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人口红利”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这次人口调查数据确认，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表示，从总量来讲，中国在2013年劳动力总量、劳动力资源总量很可能到达顶端，劳动力供应还是充裕的。但是从2013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适龄的劳动人口会逐步的下降。
在这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很多中国人口专家在近年来一直呼吁调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适当放松生育二胎。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建议中国可以尽快平稳过渡到二孩晚育间隔政策，也就是在设置适度晚育时限和间隔时限的前提下，放开生育二孩政策。他认为二孩政策可以大大改善劳动力相对老龄人口匮乏的问题，同时晚育、间隔措施保证了总人口不会在短期内迅速上升。
曾教授计算，在该政策方案下，中国人口总数预计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然后平缓下降，不会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也不会造成资源的紧缺和环境保护的失控。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政府似乎并没有表示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松动的可能。
人口拐点正是转型契机
作为人口学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我国21世纪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对策研究”的首席专家，左先生的数据均来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联合国的最新人口展望，他有一句话让人警醒：“未来中国面临的将不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劳动力不足。”我想，一个在过去30年收获了巨大人口红利的国家，当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将意味着什么？ 
人口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数据问题，它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意义。按左学金的说法，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很快会在2015年出现下降。拐点到来的时候，真的会出现用工紧缺，年轻人找工作不愁，并且能拿到一份比前辈更高的工资吗？这些问题我们还得拭目以待。左学金认为拐点正是转型的契机，现在我们更需要一种思维的拐点，那就是加快经济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
今年的经济表明，传统的增长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以低工资、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工代价换取人口红利的时代正在逐渐远去，依靠高储蓄率、高投资推动的投资型经济也面临挑战。而城市超低的生育率，加速的老龄化，人们家庭中老少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逆转，这种变化也将影响社会结构的转变，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如何尽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人力资源结构的提升、户籍制度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应对人口结构性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回到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本，这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如果展望未来30多年，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央强调科学发展，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有很多的客观原因。 
我研究比较多的是关于人口的问题，从人口变动趋势来说我们一个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人口的增长正在放慢，劳动年龄人口在三年之内可能会出现下降，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对老龄人口的支持比在下降，然后劳动密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下降。未来中国面临的将不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会变得比较贵。
由于人口的变化我们的储蓄率也会下降，国内投资的钱是从储蓄来的，所以储蓄率下降后投资率也会下降。我们现在主要出口是劳动力和制造业的产品，出口的劳动密集制造业竞争能力也会下降。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南非的劳动力可以更便宜，可以制造更便宜的出口商品。
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在未来20年、30年逐步下降，会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甚至低速的增长，过去30多年我们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这一个五年规划国家把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在7%，这两年我们的增长率还是高于7%，但未来的增长率会从目前8%左右下降到7%左右，甚至会下降到6%以下，这都是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国家资源禀赋的变化。什么叫资源禀赋？就是我们劳动力丰富，资金丰富。这些因素变化会倒逼我国经济增长，倒逼我们国家经济的转型，所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但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去竞争技术，我们又不能和发展中国家去竞争廉价劳动力，那么我们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我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普查数据再一次确认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但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和变化的趋势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快一些。我们现在有很多研究，包括联合国关于世界人口前景的展望，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大概是14亿，原来我们说16亿，低于我们原来的预测，而且峰值到来的时间会提前到2025年左右。 
联合国对中国大陆人口预测分为中方案、低方案和高方案。高方案脱离我们的现实。根据中方案，大陆人口总量在2026年达到接近14亿的峰值以后开始进入负增长，在本世纪末会下降到9.41亿。根据低方案预测，大陆人口总量将在2017年达到13.58亿峰值以后进入负增长，并且在本世纪末下降到5.06亿，低于1949年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无论中方案还是低方案，印度都会在2021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
有个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妇女平均生孩子的数量。联合国中方案预测我国总和生育率2010年到2015年是1.56，不到1.6个孩子，然后下降到2020年的1.51，以后逐步回升，在本世纪末达到2.01。低方案是从2010年到2015年的1.31，下降到2025年的1.03，到本世纪末回升到1.51。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按人口理论，总和生育率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维持既有人口数量不变。低于2.1被称为低生育率。
未来中国人口到底怎么变化，取决于今后年轻人生多少孩子。孔夫子强调多子多育，但未来是不是这样？可以看看和中国文化接近的东亚地区。201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是1.39，韩国1.23。全球最低的四个地区是中国的台湾地区1.16，中国香港1.09，中国澳门0.92，另外新加坡1.02。尽管他们有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但生育率还是最低。因为华人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很多钱花在小孩身上，大家可能不愿意生很多孩子。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个人判断我国未来人口变化可能在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我国人口总量变化，劳动人口也会变化。按15岁到64岁这个定义来算劳动年龄人口，我国劳动人口会从2010年9.77亿增加到2015年9.96亿，然后开始逐步下降，在本世纪末中国劳动人口会降到5.26亿，就是说大约相当于2015年峰值时的一半多一点，在2075年后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略高于55%，现在是高于72%。就是说到那时总人口里老龄人多了，拿养老金的人占比大幅提高。 
还要说明一下，我们的就业人口实际上是少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如，现在很多人在读大学读研究生，所以真正从事劳动的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要少得多，这样对经济是有影响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如果没有劳动力数量增加以及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根据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率将放慢1/3以上。这里还没有考虑因为人口变化对投资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以中央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
中央早就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今后的政府可能要“三重”：第一是重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没有回报，企业不大愿意做，但是基础研究对整个社会有好处，应该政府来做。第二抓基础设施，包括教育设施、通讯设施、能源设施。第三重环境，商务环境、法制环境，知识产权的保护，信息的透明，执法公平公正，这些东西对创新都非常重要。
另外三个减少。第一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第二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第三减少过度规划和不断变化的规划。我们现在无论是产业还是城建都有很多规划，但是有的规划过度了，而且经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