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化龙
身世背景
其祖父和父亲是哲赫忍耶苏菲学派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教主，但当时清廷严禁该派传教，祖父马达天（尊称船厂太爷）被以“夜聚明散”之罪捕于兰州，发配于黑龙江，行至吉林船厂被折磨而死。父亲马以德（尊称四月八太爷）虽竭尽全力恢复该派，但慑于清政府的迫害，不敢公开活动，故未能发展。马化龙幼时生活贫困，曾在伏羌南关马二阿訇(又称关里爷)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阿文和经学，学成“穿衣挂幛”为阿訇后，与其弟务农经商，生活富裕，曾捐得“千总”武职。 
少时在伏羌马二阿訇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阿文和伊斯兰经典教义，学成“穿衣挂帐”为阿訇后，与其弟务农经商。1849年继任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第五代教主，遂开始振兴哲派的活动。马化龙，在回族中具有很高声望，“远近回民皆悦服”，“奉之若雷电鬼神，莫敢有异”，把哲赫忍耶门派推向了鼎盛时期。
反清
晚清王朝政治腐败，施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同治二年（1863年）马化龙响应云南、陕西回民反清起义，率灵州一带500堡寨回民起义，自卫保教，成为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他坐镇金积，指挥宁、灵、平、固、秦、伏等地起义军，金积堡成为宁夏乃至西北回民起义的指挥中心。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宁夏回民在退入宁夏的陕西回民起义军配合下，攻占了宁夏府城和灵州州城。在此之前，回民起义军已先后占领了固原州城、盐茶厅城和平凉州城。宁夏南北回民起义如火如荼，清朝在宁夏的统治岌岌可危。  哲合忍耶宣化岗拱北固原被回军占领，使清廷大为恐慌，调集大军分南北两路向宁夏扑来。北路由西安将军都兴阿率领，从陕北经鄂尔多斯草地至石嘴山渡河，很快占领平罗沿黄河一带堡寨，解平罗县城之围，直逼宁夏府城。南路由固原提督雷正绾率领所部24营、甘肃提督13营、河州总兵16营，向北推进，先后收复平凉、固原和盐茶厅城。但三个月后，回军重新夺回固原城，同时为粉碎清军围剿，陕西回民义军也纷纷进入宁夏平原金、灵地区和同心、宁夏府城一带，回军声势大振。同治四年(1865年)南路清军再次北上，先后占领固原、盐茶厅二城，并攻占同心、李旺，进抵金积堡以南10余里的强家沙窝。北路清军也南下，对金积堡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回民义军一方面严加防守，另一方面派军截断清军运输补给线，破坏水源，致使南路清军陷入困境，马化龙随即水淹清军营地，又派万余人围攻清军，南路清军大败，伤亡2000余人，各部相继溃散哗变，无力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同心至固原皆为回军所占，第一次金积堡保卫战宣告胜利结束。
在取得第一次金积堡保卫战胜利之后，回军首领马化龙等向清廷提出求抚，但回民起义军的马匹、军械仍未上交，堡寨也仍然占领着，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同治七年(1868年)，清政府任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干将左宗棠，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统帅。左宗棠把宁夏作为进攻的重点，兵分三路向宁夏发动进攻。同治八年(1869年)初北路清军进驻石嘴山、平罗和宁夏府城，控制了黄河西岸。南路清军越过牛首山和强家沙窝，进抵金、灵地区。东路清军由湘军大将刘松山率领，是进攻宁夏的主力部队，刘松山担任进攻宁夏各路官军的前线总指挥。九月，湘军由花马池向东攻至灵州，一直追杀到金积堡临近的吴忠堡、下桥一带扎营。这时，陕西回军再次大量进入宁夏，壮大了宁夏回军的力量。马化龙命令河西回军再次围攻宁夏府城和满营。河东回军还一度占领灵州城，但很快就被刘松山击溃。刘松山凭借优势兵力和新式武器，展开了对金积堡外围500多座回民堡寨的进攻。而广大回族人民凭借坚固的工事和顽强的斗志，逐寨逐堡与清军展开争夺，使清军每占领一座堡寨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十三日，在争夺马五寨的战斗中，清军统帅刘松山被守寨回军击毙。回军乘清军丧失主帅、军心浮动之机，发动反攻，攻取了青铜峡口，迫使南路清军溃退。为此，清廷严厉斥责了左宗棠，给予“降三级留任”的处分。刘松山死，清廷任命他的侄儿刘锦棠接替他的职务。刘锦棠采用围困的办法，断绝外部对金积堡的支援和补给，抢收和踏毁田地上的粮食，到10月，清军占领了金积堡外围100多座堡寨，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四面合围。
举意归真
此时，金积堡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为挽救全堡人民性命，马化龙于11月16日亲赴刘锦棠大营表示愿以一人之身抵罪，赎金积地区回民死罪。在酷刑拷打五十六天后，清政府也看到马化龙在宁夏的影响，恐其成为李元昊第二。同治十年(1871年)农历正月十三，马化龙被凌迟处死，身首异处，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其家门三百零二人壮烈殉教。哲合忍耶教派惨遭屠灭，标志着宁夏回族人民反清起义斗争的最后失败。教民为纪念马化龙殉难，尊其为“十三太爷”（即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被害之意），并在吴忠设立拱北纪念。
后世评价
清军虽然最终把以马化龙为领袖、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回族起义镇压下去，但清廷几乎是倾其财、倾其军，年耗费白银1000万两，还不惜出卖主权，借外债银达300万两；在军事上，先后调动湘军、淮军、川军、豫军、楚军、晋军、鲁军，直隶京兵和吉林、黑龙江马队，以及蒙古兵和番兵(藏兵)，总计达210营，近20万部队，前后参加剿办的总兵官以上大员有300余名，历时12年之久，才在征抚兼施的情况下勉强取得胜利。可见这次回民起义是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又一次给予清王朝封建统治沉重打击的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并成为同治新疆回乱的诱因之一。冲突主要是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式大屠杀。以回族为首的穆斯林趁清中央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无暇西顾之机，企图在陕甘地区建立高度自治的伊斯兰政府乃至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十余年后终被中央政府镇压。这场暴乱除陕西、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省，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据相关史料显示汉族被屠杀人口保守估计约2000余万，造成汉族聚居的村落、城镇出现十室九空的惨状。
这场战乱被视作冷兵器时代最后一次超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并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民对在陕西、甘肃两省汉族人民展开大规模血腥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暴动乱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人口，比例高达74.5%。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
同治回乱中回族对汉族人民的残酷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战前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 ，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时甘肃靖远民谣：“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在战乱期间，西北回民对世代相邻并且是回民血统主要来源的西北汉族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中记录，当时回军攻破村寨之后，四处寻人杀人，有躲入地窖中，军人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熏死大半。这种残忍的手段使得陕西人口锐减，田地、灌溉渠等基础设施被破坏，乱后关中不少地区千里赤地，一片残破景象。直到光绪年间，“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其次，曾经闻名天下的秦商就此一蹶不振，例如大荔县，严、赵两家都是“盖省的财东”，不仅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兼营商业，在陕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号，赵渡镇属朝邑县，该镇阎家是闻名全国的大财东，阎家出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这些秦省的精英阶层损失严重，例如大荔县的赵权中在村堡被攻破后，被回民杀害。西安六村堡在遭受回民围攻时，曾向外大量撒放金银元宝等物以求解围，然而回民不为所动，六村堡终于被攻破，居民遭受屠戮，财货亦为所掠。泾阳县号为西北汉口，本为关中经济之重心，商路之枢纽，后被回民先后攻破两次，从此一蹶不振。但至今，由于1949年后新政权的政策考量可以淡化处理同治回乱的种族屠杀性质，致使大多数回民后代仍认为是身为不信伊斯兰教者的汉族人民挑起的冲突，所以对汉人的屠杀是合理自卫，并嫁祸于清政府。
此次战乱对回民也损失惨重。战前陕西省有回民170万人，在该省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地区。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战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作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少部分逃亡，其余人均已死亡。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的死亡率也相当高，但仍在该省居民中占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为逃避报复，随白彦虎叛逃至俄国，演变为今天所谓的的东干族。
此外，当时的新疆局势也深受这场战争影响。同治三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占领新疆的大片领土，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国”。而陕甘回乱恰恰阻挡了内地向新疆派送兵力和物资的道路，致使新疆孤悬，幸左宗棠平定陕甘战乱，进而及时进军新疆，平定叛乱，否则中国又经分裂之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