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牡丹江边墙
简介
牡丹江边墙始建于唐代渤海国时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1]牡丹江边墙蜿蜒于牡丹江中游长白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2]牡丹江边墙虽位于牡丹江境内,但知道它存在的市民并不多,有幸一睹其“真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3]据介绍,牡丹江边墙分布在牡丹江市和宁安市辖区内,总长60余公里,共分为三段,分别是牡丹江段、镜泊湖段和江东段。[3]牡丹江边墙防御的主方向在北面，即牡丹江下游及其东北和西北地区，受其保护的政治中心在南，即牡丹江中上游及其以南地区。历史上在牡丹江中上游及其以南地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的有渤海国、东丹国、东夏国(东真)。渤海国自第三代王文王大钦茂虽然开始“文治”时代，但北部的黑水靺鞨、南部的新罗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威胁。公元819年至820年之间，大仁秀曾发动了对新罗的进攻，牡丹江边墙即为防黑水靺鞨入侵而沿江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1]
遗址概况
牡丹江段边墙分布在牡丹江市爱民区北部山地的山顶和山岗上,整体呈东南-西北走向,东端起自牡丹江左岸牡丹江市北安乡江西村东北1.5公里的浅山区山脊上,西端消失在北安乡半拉窝集村(现三道关五村)西南3.4公里的中山区山坡上。牡丹江段边墙全长38余公里,历经爱民区北安乡江西村、新丰村、三岔河六村、三岔河五村、三岔河四村、三岔河二村、三道关一村、三道关旅游区、三道关二村、三道关三村、三道关五村,调查段落总计169段。该段墙体没有附属单体建筑,没有相关遗存,没有相关的关堡。从北向南地理位置上看,牡丹江段边墙构成了第一道古代军事防御线,用以封锁牡丹江左岸交通。[3]  牡丹江边墙遗址[1]
江东段边墙分布在宁安市江南乡江东林场南部山地的山顶和山岗上,整体呈东南-西北走向,东端起自宁安市江南乡永泉村东南6.8公里中山区的山顶上,西端止于江南乡缸窑村西南1.8公里牡丹江右岸的江边台地上。江东段边墙全长22余公里,历经宁安市江南乡永泉村、四方村、永乐村、斗沟子村、江东林场、缸窑村,调查段落总计35段。该段墙体没有附属单体建筑,没有相关遗存,有相关城堡岱王山山城,位于缸窑段墙体北约3.1公里的岱王山山顶上。从北向南地理位置上看,岱王山山城和江东段边墙构成第二道古代军事防御线,用以封锁牡丹江右岸的交通。[3]
镜泊湖段边墙分布在宁安市镜泊乡江山娇林场北部山地的山顶和山岗上,整体呈东南-西北走向,东端起自宁安市江山娇林场东北4.6公里大青沟北侧的山坡上,西端止于江山娇林场东北4.75公里镜泊湖右岸的湖边。镜泊湖段边墙全长近5公里,此段墙体蜿蜒穿梭于宁安市镜泊乡江山娇林场东北的山顶或沟谷中,没有穿越别的村屯,调查段落总计10段。该段墙体依附有38座马面,没有相关遗存,有相关城堡两座,分别为城墙砬子山城和重唇河山城。城墙砬子山城东南1.38公里处是镜泊湖段边墙的止点,北13公里处是重唇河山城。从北向南地理位置上看,镜泊湖段边墙、城墙砬子山城和重唇河山城构成了第三道古代军事防御封锁线,镜泊湖段边墙封锁镜泊湖东岸的陆路交通,城墙砬子山城和重唇河山城封锁镜泊湖和牡丹江的水路交通。[3]
人文历史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赤峰市敖汉旗东部)登基称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随后阿保机两次领兵南下中原，均无功而返。他及时改变策略，决定先消除北方游牧部落和东北渤海国的威胁之后再率兵南下，攻占河东及河北地区。公元926年，阿保机出动几十万大军攻占了渤海国的西部重镇扶余城(今吉林农安)，随后兵分两路翻越长白山，经过六昼夜的急行军到达渤海国京城。契丹铁骑将京城团团围住，城中的军队多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渤海国王无奈之下率领几百名大臣投降，建立了二百多年的渤海国灭亡。阿保机将渤海改建为东丹国，将渤海京城改名为天福城，成为东丹国都，任命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东丹即东契丹，在渤海故地统治不到三年，在公元928年便由天福城南迁到东平郡(今辽阳)，并升东平郡为南京。[1]
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当金廷内外交困之时，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先是叛金降蒙，后又叛蒙在金故地建立东夏国。他很了解蒙古的势力。为维持东夏政权的存在，他沿用牡丹江边墙作为其防御蒙古的战略防御军事工事，以防止蒙古大军绕过张广才岭从其北端顺松花江而下，继而逆牡丹江而上向牡丹江中上游进发。金哀公元1233年（宗天兴二年），蒙古大军攻破东夏国南京城(今吉林延吉市城子山古城)，东夏国历时十九年而亡。[1]
牡丹江段边墙作为第一道古代军事防御线，用以封锁牡丹江左岸交通；岱王山山城和江东段边墙构成第二道古代军事防御线，用以封锁牡丹江右岸的交通；镜泊湖段边墙、城墙砬子山城和重唇河山城形成第三道古代军事防御封锁线。这三道军事防御线在牡丹江市东北郊至镜泊湖段边墙的这近百公里的地域上，形成此地域的立体式纵深防御体系。[1]
发现过程
从“边墙”到“长城”牡丹江境内这几段神秘的边墙,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只是在1924年(民国十三年),《宁安县志》中对镜泊湖段边墙做了简要的记录。”市文物管理站副站长申佐军介绍。[4]牡丹江边城图片(5张)
《宁安县志》卷三·古迹·古城条记载:“登此古城 (城墙砬子山城)瞻望湖之南岸(实为东岸),有边墙一道,高约5尺余,直达延吉,不详其里数,盖辽金防戍之具最重边堡,如江省洮儿河迤北现存之泰州堡即其例也。” 民国期间县志上的语焉不详,让这盘桓在牡丹江的边墙更为神秘。而居住在边墙附近的村民也难道其详,只是有人时不时提起“我们村边山里石砬子上有成片的石头堆和土围子。”[4]
这些边墙,何时修建、何人修建、防御何人,不得而知。长期以来,笼罩着牡丹江边墙的谜团,正是新中国考古工作者要破解的谜题。 [4]
这是一串牡丹江边墙被不断发掘和重视的特殊“履历”,从中可以还原出被它认定为长城前的身世。[4]
1964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永祥、吕遵禄首次调查镜泊湖段边墙;1979年7月19日,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首次发现牡丹江段边墙;1982年夏,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吕遵禄、李砚铁、赵洪光复查了镜泊湖段边墙;1984年4月28日,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完成了牡丹江段边墙的全程调查;1992年,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宁安市文物管理所首次发现江东段边墙。[4]
2006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签发《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公布牡丹江边墙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2007年,根据黑龙江省文化厅、黑龙江省测绘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的通知》,按照省文化厅《黑龙江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实施方案》的总体部署,牡丹江市成立长城资源调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市文物管理站。[4] 从2008年9月到2010年6月,市文物管理站完成对我市境内多段边墙的田野调查。2011年5月,进行了资料整理,并将数据登录到了长城资源数据采集系统中。6月1日通过了省文物局验收,6月27日通过了国家文物局验收。9月25日至10月10日,国家文物局对各省材料审核,牡丹江边墙通过初审。[4] 2011年11月6日,在长城资源认定审核会上,牡丹江边墙正式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中国长城的一部分。这是黑龙江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省内同时被认定为长城资源的还有齐齐哈尔的金界壕。[4] 然而,厘清牡丹江边墙被认定为长城前的历史,只是破解诸多谜题的开始。[4]解密沉睡古长城“每天迎着朝阳出发,每天都有一次惊喜。”市文物管理站参与牡丹江长城资源田野调查的王玉宝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这些如巨龙般沉睡在山野的宏大军事工程,几乎每天都会给文物工作者带来惊喜和触动。[4] 2008年11月2日,王玉宝正在山间对牡丹江段边墙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一直蜿蜒连绵的墙迹却在眼前失踪了,这让工作人员非常沮丧。可当人们爬至山上619米的高点时,突然出现了一段以石砬子为基础又加入人工砌筑的山险墙。这条宽2-4米,长290米的边墙,曲折变化,参差错落,内外绝壁。仿佛一条神龙蜿蜒腾挪,舞动着千年不朽的生命。[4] 正在唏嘘赞叹之时,王玉宝的目光又遭遇了另一重惊喜:前方的一座石砬子小山,极似一个面朝东方的国王,头戴王冠、额、眉、鼻、口、颌分明。他神态凝重,仿佛正在指挥千军万马。不知是上苍派下的天将在庇护我们的先民,还是先民们把他们心中的英雄雕成不朽的石像。由于风雨剥蚀,已看不清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先人的巧夺天工。[4] 再向前行,有一段坍塌严重的石墙,残留6-12层不等,内侧有2段砌有9米×1米凹槽,明显是为方便站人瞭望或者射击之处,间有几处高3米×3米的正方形石台,似烽火台。还有一个直径3米,用大石围成的圆圈,似山泉取水口。不远处有10米×10米正方形的石砌房基,房基西侧有2米×1.8米长方形空心石台,看似灶台。能看到这么多的先民遗迹,文物工作者被震动了。[4] 这道边墙向东北59米处,又与长202米、高600米的大石砬子山相接。然后沿着东偏北方向连续排列5座大石砬子,石砬子间隔14-23米不等,均以土墙或者石墙相连。王玉宝惊呼:“这不是碉堡加铁丝网吗?”同事们也会意地说:“原来小鬼子那套是从咱们祖先这里学去的啊!”[4] 长城筑造之谜对边墙建筑方式、特点的调查,是文物工作者重要的工作内容。“牡丹江边墙是在山顶、山坡或谷底自然原生地面上顺山势就地取土堆筑和就地取石垒筑的,土质为黄褐色夹砂土,墙体断面处未见夯层。”市文物管理站副站长申佐军介绍。[4]
牡丹江边墙所属的三段墙体均修筑在低山区和中山区群山的山顶上,部分地段的墙体横截山谷,跨越谷底山溪,一路随山势蜿蜒曲折向西北延伸。牡丹江段边墙和江东段边墙墙体多有相近之处。根据墙体材质的不同,分为土墙、石墙、山险墙和山险4种类型,谷底、谷底两侧的山坡、较平缓的山顶多是堆筑的土墙;石砬子的两端和石砬子顶部的豁口多是用石块垒砌的石墙。[4]
石墙多利用自然山体岩石做基础,毛石干垒;部分地段在山脊东侧或北侧削土为墙;部分地段串接石砬子或山脊为墙。山坡、谷底多处修筑朝北或东北防御方向凸出的圆弧形土墙,部分山顶土墙遇浑圆山丘而后绕丘修建,墙体也呈圆弧状,起到马面的作用。[4] 镜泊湖段边墙只有土墙和石墙两种类型,墙体没有牡丹江段边墙和江东段边墙那种朝北或东北防御方向凸出的和绕浑圆山丘的圆弧形墙体,只有骑墙上的38个马面。[4] 这些建筑特点之外,防御方向也是厘清牡丹江边墙身世之谜的主要证据。经过对边墙的系统考证,文物工作者发现,边墙的防御方向均是北或东北方向。[4] 有了这些实物的研究和考证,结合牡丹江牡丹江的历史,牡丹江长城的最终身份呼之欲出。“边墙主要是唐代渤海国为防御该国北部的黑水革末革曷联盟而修建的。(渤海国属于粟末革末革曷建立的唐代地方政权,受中原政权册封)”申佐军介绍。[4] 联系牡丹江各处边墙所在的位置,不难勾勒出当时渤海国的立体防线。牡丹江段边墙作为第一道古代军事防御线,用以封锁牡丹江左岸交通;岱王山山城和江东段边墙构成第二道古代军事防御线,用以封锁牡丹江右岸的交通;镜泊湖段边墙、城墙砬子山城和重唇河山城形成第三道古代军事防御封锁线,这三道军事防御线在牡丹江市东北郊至镜泊湖段边墙的这近百公里的地域上,形成此地域的立体式纵深防御体系。[4] “牡丹江边墙是目前发现认定的全国唯一的唐代渤海国时期的长城。”申佐军说,其作为一个带有纵深防御体系的军事工事,对唐代渤海国的稳定、发展和开疆扩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段边墙的存在为研究唐代东北地方政权的军事防御的构成,特点,形制,工事,体系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唐代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战争,发展,民族融合,政权演变乃至唐代东北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唐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考古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4] 虽然身世的迷雾已经部分揭开,但这些宛如巨龙的长城还是留下不少悬而未决的谜题。[4] 
遗址价值
牡丹江边墙对唐代渤海国的稳定、发展和开疆扩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段边墙的存在对研究唐代东北地方政权的军事防御构成、特点、形制、工事、体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唐代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战争、发展、民族融合、政权演变乃至唐代东北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牡丹江边墙的存在和发现，为研究中国唐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考古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1]
文物的破坏
随着生产生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让边墙毁损面临着进一步加剧的趋势。随着村镇、开发区、风景区的建设以及私企的延伸布局,人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浅山区的开发,而是逐渐向中山区甚至高山区推进,砍伐、修路、取土、采石均对边墙造成较大破坏。来自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边墙的毁损,几乎是过去20年的总和。[4] 文物工作者调查发现,宁安江东边墙的斗沟子沙场段、永乐南山段、种畜场东山段,牡丹江边墙的四道车岭子段、封家段、新丰大水冲沟段等多处墙段毁损严重,有的已经夷为平地,其中多数为人为毁损。在新丰23号边墙的墙体上,文物管理人员曾发现过附近村民挖的菜窖,更恶劣的是,边墙遗址附近的土基还被人为地开了运输木材的路。由于体制、经费、人员等各种原因,这些墙段尚未得到及时的保护,更谈不上维修。[4] 而在整体层面,对边墙的保护又一度缺少总体的保护规划。据了解,牡丹江边墙自发现以来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只编制过三道关、镜泊湖两段的保护区规划,没有编制总体的保护规划,更无明晰的保护思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精神和国家文物局要求,以及加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到随着生产、生活的现代化进程,遗址及其环境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与压力,亟需做好《牡丹江边墙保护规划》的修编工作。”这几乎已成为牡丹江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共识。[4] 损毁严重的另一个侧面是,边墙保护力量的薄弱。涉及牡丹江边墙保护与管理的只有牡丹江文物管理站和宁安文物管理所两个单位,其中牡丹江文物管理站编制8人、宁安文物管理所编制8人,管理范围大,工作强度高,经费保障低,限制了牡丹江边墙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4]
文物的未来
1981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黑政发(1981)15号文件】,城墙砬子山城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黑政发(2005)5号文件】,重唇河山城被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 另外,牡丹江边墙相关的多处重要位置都竖立了诸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的说明碑和文物保护界桩,以此提示人们关注和保护边墙。[4] 1989年3月20日,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在《关于对重点文物保护区用地规划的批复》中,公布了牡丹江边墙保护范围和措施:墙体及两侧5米以内为特别保护区,严禁动土、动石、毁墙、砍树;墙体两侧5米—10米为重点保护区,禁止动土、挖坑、挖沟、筑路;墙体两侧10米—20米为一般保护区,要保护好地形地貌,禁止筑路、建房。[4] 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长城资源的一部分,牡丹江边墙保护项目,已经列入国家文物局长城专项‘十二五规划’。”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副站长申佐军介绍。[4] 规划的总体思路也逐渐明晰,“要尽快编制实施全面的牡丹江边墙保护规划方案,加强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干预力度,积极争取国家项目库和地方政府经费,对牡丹江边墙实施3—5个保护项目工程,强力遏制牡丹江边墙毁损加剧的趋势。”申佐军说。 [4]
在未来,要实现边墙险情基本排除;加强保护,合理利用,增加文物旅游景点;镜泊湖段逐步纳入遗址公园;提高安全防范水平,确保不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到2015年,将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边墙保护体系,文物会得到全面有效保护。[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