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小燕
个人简介
周小燕，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及声乐教育家，有近半个世纪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在她奔腾不息的90年生命旅程中，用一个又一个的音符和音阶，在“母亲——祖国”这条旋律线上，完成了一个最精致、最华彩的装饰音。  周小燕周小燕父亲是湖北的银行家周苍柏，家境富裕。1935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赶法国留学。二战期间被困于巴黎；1945年在巴黎国立大歌剧院登台演出；1947年5月和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的妻子钢琴家李献敏女士在第二届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上登台演唱了齐尔品和一些中国作曲家的艺术歌曲。同年返回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任教；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后出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持建立了周小燕歌剧艺术中心；被认为是中国美声声乐界的权威。比较著名的学生有廖昌永、张建一、李秀英、高曼华等。其丈夫为电影艺术家张骏祥。
生平经历
1917年8月17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是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思想的实业家。他非常喜欢音乐，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5年9月，热爱音乐的周小燕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门学习声乐演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小燕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回到了家乡。  周小燕嵌名联1938年年底，周小燕辗转来到了巴黎，在巴黎她结识了著名的作曲家：齐尔品，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了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1945年10月，在经过了七年的辛苦磨练之后，周小燕终于登上了巴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初次登台，她便以精湛的技艺和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此后，周小燕又应邀前往捷克，参加了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周小燕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中国的夜莺”。 
1947年10月，周小燕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了告别九年的祖国，当时中国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人民仍旧生活在苦难之中，眼前的一切让周小燕感到痛心疾首，她四处奔走，为进步的学生们演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小燕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她受聘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 
1952年的5月5日，周小燕与张骏祥举办婚礼。婚礼简朴，只是借了周小燕的舅舅、名医董方中的家办了一桌喜酒请了客人。[1]
十年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她不能开口歌唱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但是对声乐事业的热爱却支撑着她一直在坚持和抵抗，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松就是她文革期间培养的学生。如今国内外的声乐专家将魏松的演唱评论为世界级的水准。 
文革结束后，周小燕重新开始培育学生。1984年，在维也纳的国际声乐比赛中，周小燕的四名学生最终获得三个金奖，一个银奖。这个成绩震惊了国际乐坛。 
为振兴和发展中国歌剧事业，培养歌剧演员、加强国际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1988年5月，周小燕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周小燕歌剧中心。1989年，周小燕歌剧中心开始排演歌剧《弄臣》（Rigoletto），演出获得成功。 
50多年来，周教授培养的歌唱家曾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为中国争得荣誉。其中有的学生已经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旧金山歌剧院（San Francisco Opera）的舞台，成为主要演员。周小燕教授培养了大批优秀声乐人才，有的在国内各高等院校任教，有的活跃在国内外歌剧音乐舞台上，另有在国内外各类国际性大赛中夺冠，如刘捷、廖昌永、张建一、高曼华,朱金专等。 
2000-2002年，在她主持下在上海先后连续举办了三届国际歌剧大师班，邀请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琼·道尔门等十多位专家执教，促进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几十年来，她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声乐人才；他们在国内外歌剧舞台崭露头角，并在国内外各项声乐大赛中频频夺冠。 
鉴于在声乐艺术和声乐教学上的杰出贡献，近年来，周小燕先后荣获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中国音乐艺术最高荣誉奖——金钟奖，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国家军官勋章，上海市政府授予的2002年文学艺术特殊贡献和2003年全市教育功臣奖。
艺比命大
《长城谣》
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武汉街头，简易舞台上，一位年轻姑娘深切地唱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声悲愤苍凉、如泣如诉。《长城谣》——这首抗战名曲，后来被选为电影《热血忠魂》插曲，传遍大江南北。
这位姑娘就是周小燕。那年她20岁不到，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回家过暑假。抗日战争爆发了，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父亲对她说：“不做铁蹄下的顺民，不要回上海了。”小燕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和妹妹们帮助母亲为抗敌将士缝制棉衣，去医院护理伤病员。她参加武汉合唱团，用那独特的歌喉，在街头、学校、医院……演唱抗日歌曲。《长城谣》《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的。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长城上，身穿黑底红花旗袍的她，以79岁的高龄，再次放歌《长城谣》。风，轻轻吹来，掀起了她的披肩。她举目四望，祖国山河，妖娆无比。天翻地覆的变化啊！她无比自豪，感慨万千。那年她首唱《长城谣》，心急如焚啊，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一会儿这儿沦陷了，一会儿那里被占了，就是怕当亡国奴。今天，国家富强，蒸蒸日上，这是多少先烈盼望的一天啊？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她看到了。止不住，泪水一次次涌出她的眼眶。“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她唱着。“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她的5位学生接唱着。今天，当这一幕又过去10年，周小燕向记者说起时，仍泪流满面，不能自制。
“如果没有为祖国出力，我才会后悔”
1938年周小燕赴法国学习声乐。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她出现在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舞台上。1946年7月，周小燕在卢森堡举办首场独唱音乐会。报纸纷纷发表评价：“嗓音纯净，像水晶般坚实，像钻石般光彩”“花腔技术娴熟高超”她成功了。自此，欧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剧院向她发出了邀请。她被称为“中国之莺”，飞翔在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等国家的舞台上空。1947年6月，她参加了世界乐坛盛会——首届“布拉格之春”。紧接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5大城市巡演。瑞典、挪威、芬兰、美国……各国的邀请函更是雪片似的飞来。正是在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刻，她决定回国。
半个多世纪后，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从法国回来后悔不后悔？”她回答：“不后悔。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她出力了，我不后悔。如果我没有为她出力，我才会后悔。”出国时，父亲就对我说：‘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二，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也演出了，并且获得了肯定和好评，应该回来了。”
祖国——母亲，这不是虚幻的。她再贫穷、再落后、再多难，一个人对祖国母亲要永远充满真挚情感和义无反顾的爱。这个爱是刻骨铭心的，摧毁不了的。这是她朴素的“道理”。
在欧洲9年，她无时无刻不记着自己是中国人。每次上台演出，她总是一袭旗袍，高贵典雅。她能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演唱各国歌曲，每次演出，都要演唱中国歌曲。《蚌壳》《长城谣》《神女》《红豆词》《春晓》《饮酒歌》……都是她经常演唱的。1945年10月，她和著名钢琴家李献敏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一场中国作品的音乐会。音乐会上，周小燕身穿浅色绣花旗袍，李献敏则是一身白色短袖长旗袍。美丽高雅的形象，精湛娴熟的演唱演奏技巧，征服了全场观众。英国广播公司录制整台演出，向全球播放。演出回来，周小燕和李献敏高兴得不能入眠。
1947年，周小燕回到祖国。离别9年的故国，还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在上海南京路上，她看到了用草席卷起来的尸体。这时，上海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她毅然接受进步学生的邀请，到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演唱。“唱破阴湿的天”“从黑夜唱到黎明”……学生们将一面面锦旗，送给这位从海外回来的充满热血的爱国歌唱家。
2005年6月18日，89岁的她，将再次登上上海大剧院舞台，领唱《长城谣》。这是一场她的一些名扬海内外的学生，为庆贺她从教65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有人担心，她还唱得动吗？有人劝她，不要唱了，万一唱不上去，坏了自己的形象。她笑笑，诚挚地说：“抗战胜利60年了，应该唱一唱。这回不是唱声音，是唱精神。”
我以成为党的一员而自豪
在一些人的眼里，名气大的、学术成就高的，又有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与共产党员画上等号。因此，当有些人听说周小燕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位有着49年党龄的老党员时，都不敢相信。于是，有人问她：“你是被拉进党，还是被请进党的？”她摇着头说：“都不是。我是自觉要求，并且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的。”
入党那一天的情景，她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她激动得喜极而泣，好久好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高兴，自己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今后可以与自己敬佩的共产党人一起学习、工作了。她觉得自己有了方向，有了靠山，她要为不玷污这个称号而努力工作。远在武汉的父亲，听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高兴得哭了一场。她的这份情感，来自于她的切身感受。
她的弟弟周德佑，是一位将生命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热血青年。德佑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党的一些地下活动。回到武汉后，在光未然的支持下，他和几位好友恢复组建了拓荒剧团，宣传抗日。剧团演出的第一出戏就是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不久，剧团被改为抗日演剧七队，到抗日第一线演出。德佑又演又编又导，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终于，这位年仅18岁的小伙子累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德佑的告别仪式。小燕忘不了，她的这位聪明、活泼、热情的弟弟，拉着她和父母的手，在生命最后一刻说的一句话：“我不行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她随母亲到医院护理那些受伤的八路军将士，亲眼看到他们怎样忍受没有麻药的痛苦，敬佩他们坚毅的品质。那时，她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是她心里有一种朴素的想法：共产党是好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周小燕应邀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周恩来看到周小燕关心地问：“德佑的坟前竖碑了没有？”小燕回答：“没有。”周恩来说道：“像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真不容易，应该为他竖一块碑。”谈到为国捐躯的小弟，小燕很激动。她想，自己也没有为党做什么事，却被选为代表，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很惭愧。她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周恩来说道：“革命不在迟早，只要站在人民这一边就好。你要多向你的弟弟学习。”小燕很感动：共产党这样一位大官如此亲切随和，打心眼里敬佩。她下了决心：好好干，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后，她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1956年3月，周小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近半个世纪过去，在她家的客厅，记者问道：“这么多年来，你对共产党的信念，有没有动摇过？”“没有，从来没有。”她坚定地回答道。十年动乱中，她也被批被斗，被下放到农村，种过地，养过鸡，打扫过厕所。她委屈过、痛苦过，但是没有怨恨过、怀疑过。她说：“我那时经常想，周总理还在中央，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那样，等待着阳光普照的那一天。”
如同她当年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今天她同样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中国。她说：“共产党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设新中国的。刚解放时，不是就有人说共产党领导不好，不出一年就会滚蛋。可是，没几年我们连妓女也改造好了，真是扬眉吐气啊。现在，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我经常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我的弟弟，想到那些先烈。我比他们幸运，一个强大的中国，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来认识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并且以成为她的一员而自豪。”
“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
非典时期，上海有些高校停止了一切课程教育。一天，静寂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办公室电话响了。电话那端传来周小燕痛苦的声音：“张书记，我难受死了。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他们就是我的生命啊。”
1949年，周小燕踏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从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成为声乐系教授。从此，她的生命与学生联在了一起。
“学生是她生命中的唯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副院长魏松说。魏松是1973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师从周小燕。他不能忘记，那时“动乱”没有结束，老师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在下课后把他和另一名学生罗魏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倾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这个从部队来的小伙子，正是从这里开始得到了西洋音乐的启蒙。从而成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男高音”、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评委。
顾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苏省艺术剧院院长。他对记者说：“周老师这个人，就是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活的。”1989年，成立不久的周小燕歌剧中心北上南京，与江苏省歌舞剧院合演意大利著名歌剧《弄臣》。这是亚洲地区第一次上演这出世界歌剧精品。已经73岁的周小燕，每天都在排练场。那天，她边后退边与学生说着戏，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她被诊断为大腿股骨骨折。这时候，大家都担心她受得了吗？她却自责给大家添麻烦，担心地说：“《弄臣》要弄勿好了。”她决定不离开南京，就在当地做手术。9寸长的钢针打进了她的大腿内。没几天，她就将演员一个一个叫到了病房，一个一个地辅导。演出那天，她摇着轮椅来了，悄悄地在观众席边的走道上看。幕间休息，观众们发现了她，立即拥上来。演出结束，她被人们推上了舞台。台上台下掌声一片，欢声一片。顾欣说：“这就是周老师，她的精神、品格，一直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1984年夏，世界247名歌唱好手云集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争夺第三届国际歌唱家声乐比赛的桂冠。中国派出了4名选手，作为领队与教练，周小燕与他们同行。过五关斩六将，中国选手全部站在决赛台上。最终花落谁手？当评委报出中国男高音张建一和中国女中音詹曼华同获第一名时，全场沸腾了。张建一是周小燕的学生。众目睽睽之下，他一下扑在了老师的肩上。他也感觉到老师的身体在颤动，贴着老师的耳朵，激动地说：“老师，谢谢您，今天是我30岁生日，我该怎样报答您啊。”张建一原来是浙江湖州玻璃厂的一名工人。是周小燕，将这位没有一点乐理知识的青年人，培养成世界一流的歌唱家。
在周小燕一长串学生名单中，先后获得法国第41届图鲁兹国际声乐大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的廖昌永，是一位赤着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他记得，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紧张的心怦怦乱跳，“吓”得逃到马路对面，连照面也不敢打。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纠正。廖昌永学习十分刻苦，进步很大，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的研究生。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母亲、朋友。因此，他在功成名就的今天，在众多演唱场合，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老师，我总是想起您》。
1996年，周小燕的老伴、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病逝。他们在美国的一双儿女回来奔丧。临走那天，儿子看到瘦弱的母亲在沙发上直掉眼泪，心中很是不忍，就动员母亲和他们一起去美国。可周小燕不答应：“我不去。我的学生都在这里，我去那里干什么！”还有一幕始终在儿子的眼前：20多年前他在上海开公交车。正好，他开的这条线路，经过上海音乐学院。一天，他开着车，看到母亲推着自行车正与学生高曼华在路边说着什么。他一圈开回来，发现母亲还在与高曼华说话。回到起点站，他再开车上路，母亲和学生还在那儿，谈兴正浓。
人物轶事
不知道自己先进在哪
在周小燕客厅的墙上，挂着一行草体字：以真为美。真，是她为人为艺中最最看重的一个字。这个真，是一种质朴，一种境界。当有人赞扬她培养了那么多优秀学生时，她说：“如果说功劳，我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一大半是学生本人的努力和其他老师及社会的帮助。”
其实，她不是一个追求结果的人，她喜欢和欣赏的是工作的过程，任何事都是这样。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一根绳子打了死结，怎么解也解不开，儿子就拿起剪刀，想剪掉算了。她看到了，连忙说：“你不要剪，我来解。”于是，她绕来绕去，终于把绳子解开了。在教学上，她看重的是教的过程，学生能不能从自己这里学到什么，而不是他们在以后获得了什么。所以，她多次对人说：“廖昌永成功了，张建一成功了，魏松成功了，他们能够为国家争光、做事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哪些老师把他们塑造出来的，我周小燕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并不重要。”
当今，很多人，一出了名就货币化了。周小燕这个名字，在国际声乐界可以说辉煌了大半个世纪。但是，过去、今天，她都没有将它货币化过，今后更不会。她教学生不仅不收钱，还拿钱为学生办音乐会。她的家更是学生免费的教室和旅店。今天，活跃于世界各地舞台的李秀英，当年就因为生活困难，在老师家吃住了好几年。
89岁的她，今天仍带着学生。有一位学生挺幸福地对旁人说：“我是周小燕老师的关门弟子。”她听到后，问他：“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是关门弟子？”“那么，老师，您什么时候关门？”学生问道。“等我盖棺的那一天。”她回答道。她对记者说：“我是终身教授，就一定要教到再也爬不起来。”
几年前，她重回武汉东湖，寻访弟弟的墓。一切都变了，弟弟的墓怎么也找不到了。她的心里空落落的。她又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收支不平衡”：没有付出什么，却得到了许多。想想这些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他们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当她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昨天想了一夜，不知道我先进在哪里。我是一名教师，教学生是我分内的事。我这一生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我也看过报纸上关于其他先进人物的报道，他们的事迹都是很感人的，但是我没有啊，我很平凡。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向他们学习，让自己的形象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2005年6月12日，中国电影音乐奖颁奖晚会在上海举行。作为颁奖人，周小燕来到现场。“周老师”“周奶奶”……200米长的红色地毯旁，观众发现了款款而来的她，立即欢叫起来。她走进会场，郭兰英、李双江……一个个亲切地拥抱她，久久不放。叫道：“周老师好。”被“扔”在一旁的儿子，见到这一场景，激动万分。他对记者说：“母亲是对的。在这里，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人生价值。”
人物专访
“我就干终身”
已经90岁高龄的周小燕，现在每天都在家中给学生上课。上午4节、下午3节课的工作量，对她来说已是超负荷了，而对于那些研究生、本科生来说能听上周小燕的课却是难得的机遇。在她独特教学方式的指导下，或许不久，这里又能诞生让世界瞩目的声乐人才。
主持人：那么这么多年，您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在国际上获奖，比方说最近获奖的廖昌永，当他演出完以后，评委就认为说，像这样的歌唱家，只有欧美等少数国家才培养得出来，所以我想他们跟我一样好奇，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坐在我对面的，像您这样一位瘦小的女士，怎么能够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培养出这么多的国际一流的歌唱家呢？  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女士
周小燕：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够再培养几个廖昌永。我说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怎么呢？我觉得一个学生的成功，我作为教师只占三分之一，就是起个指导作用、理论作用，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靠本能。他要学会，首先他要会学，廖昌永会学，他晓得得到一点东西，他怎么下去自学，怎么举一反三，他能够发挥他那个作用。
主持人：那么说到廖昌永，我听说这样一件事，当他在参加多明戈比赛的时候，当时多明戈就跟他讲说，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那么今天我还是想请您用非常简单的通俗的说法，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训练体系，这个特殊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周小燕：根据美声的要求，他们总结出来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他们有仪器给你看，发声的零件不外四个，一个是呼吸，是个动力，就像你打鼓吧，一个榔头打下去有共鸣，假如你有个共鸣腔，它就响，我们的共鸣腔就是胸腔共鸣、咽腔共鸣、头腔共鸣，你找到一个办法能够一发声，这个一动都响，因为它看不着，又摸不着，有些地方也没有感觉，所以要凭耳朵、要凭经验。
主持人：那您的特殊的方式是什么呢，能够使学生感觉到这种共鸣？
周小燕：声乐教学的个别对待很重要，除了身体的不同以外，还有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理解、悟性，像小廖，廖昌永，他悟性很高，你跟他一讲，他想一想，他悟到了，悟到了他就会在这个上头去前进，还有，他有个特点，他会抓腔。
主持人：要把韵去做出来。
周小燕：语感、语气，这个语感很重要，所以一个人你说真正到家的话，为什么廖昌永唱，外国人也说他好，法国人很挑剔的，他是1996年到法国去参加法语比赛，就是声乐国际比赛吧，他要唱一首法国歌，他居然得一个外国人唱法国歌的奖，这个很不容易的。
主持人：就跟外国人唱京剧一样。
周小燕：他唱得都对了，所以人家以为他会法语，他说我只会说NO NO NO，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他抓得到这个腔。
1997年，廖昌永在国际最具权威的多明戈第三届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可谁又知道，在八年前，廖昌永还只是一个从未走出过四川家乡大山、连钢琴都没有见过的农村孩子。1988年，他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
周小燕从演唱转到教学，经历了漫长的探索。50年代只教女高音，注重示范演唱，结果出现了声音模式化的现象。此后，周小燕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注重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张。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声部、不同个性的优秀演唱人才。
主持人：廖昌永他经常唱一首歌，叫《老师，我总是想起你》，因为他经常跟各大媒体讲，他说他永远都忘不了您这位恩师。
周小燕：现在嘛，我跟他们的感情都蛮好的，这些学生我觉得很可爱。我的子女不在身边，他们等于说我的孩子一样的。
（周小燕说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
周小燕：近来我总是很容易激动。
（在周小燕的眼泪中，廖昌永唱起了《老师，我总是想起你》。）
廖昌永：因为当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有很多就是这么多年一步步走下来，中间遇到的挫折，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情感，老师对我的帮助，包括她有很多对你讲的话语，都在那一幕一幕，都在你面前像过电影一样这样过来，所以当时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就会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在排练的时候从来没有流泪。
周小燕：在音乐会上，不晓得怎么的，他激动得全场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感情是蛮真实的。他回想他自己成长过程，当然他这个老师不是指我周老师一个人，他想的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师生有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是蛮自然的。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您和您的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浓烈的情感呢？
周小燕：我也说不好，我想大概从他们的角度讲，也许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们东西，他们在我身上学到了东西，对他们一生都有用的东西，所以他们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他们可爱、朴实，对事业执著，你越是坎坷，越是吃过苦头，以后就可以成大器、成才，确实是这样。生活里头坎坷的，比方说廖昌永，他从前放过牛，还会捉螃蟹，我说你吹牛的吧，有一次他真是，一个VCD里头，进去到一个小沟里，钓一个螃蟹出来，所以他什么都会做，他会烧饭、烧菜、洗衣服，他都能够干，他觉得习惯了，假如都不会做，成不了大器的。
主持人：生活的磨炼对一个人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周小燕：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跟妈妈们讲，我说不要太心疼他们，让他们去锻炼，去闯，有好处。
主持人：但是您的家庭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您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我听说他是个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他，说是个大音乐迷吧。
周小燕：他特别迷恋音乐。
主持人：那么小的时候，父亲在培养您对音乐兴趣方面，他都做了哪些事情？
周小燕：我父亲很有意思，他自己五音不全的，唱不入调的，但他喜欢音乐是，他们叫他是音乐迷，就是音乐疯子一样的，只要你是学音乐，他都支持。所以后来我的弟弟，有一个弟弟就是吹萨克斯，有一个弟弟拉小提琴，我妈妈也是弹钢琴的，那么我是钢琴，小提琴、萨克斯，客人来了就是，小燕唱，唱个歌，我就去唱。
父亲好友的琴行是周小燕童年最喜爱去的地方，她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音乐的启蒙。1935年，周小燕考入上海国立专科学校，开始声乐学习。自以为会唱歌的周小燕在学校结识了一个小伙伴，从此走上了坎坷的声乐求学之路。
周小燕：到上海来了，他就给我们介绍郎静山的女儿郎毓秀，她也是学唱的，她比我还小一岁，我那个时候是唱电影歌曲，我记得她就是唱歌剧《托斯卡》，这么响，真高，把我镇住了，好，我也要学。
主持人：可能她的这样一种表演方式，这种演唱方式当时给您触动非常大，也是她给您一个刺激？
周小燕：就下决心，这回就不再变了，不学别的乐器了。对，要学了，好了。我去跑到她的老师那去，声音上不去了，憋住了，到这个咪发的地方过不去，一到那就破了，这怎么办，哭鼻子，我说我不学了，又不行，后来幸亏那个时候换老师，换了好几个老师也不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父亲周苍柏坚决不让女儿为了学习而去做顺民、做亡国奴。在音专学习了两年的周小燕回到家乡武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并且同好友组织成立了武汉合唱团。
周小燕：那个时候独唱演员就是我，叫我唱，可是唱，哆拉哆拉哆发，到发，我一到发就破，怎么办呢，不能唱，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唱，我就尽量想办法躲着唱、叫着唱，后来有一天唱过去了，因为到台上去，要求去唤起民众，忘记了，不晓得怎么一叫，唱过去了，就这样度过了。所以我就得出我自己教学的一个结论，不要让学生一开始就是想得太多，情绪一来，他自己就出来了。
（周小燕在长城上唱《长城谣》）
主持人：您刚才唱的《长城谣》，应该说是您首唱以后全国流行，其实到现在，人们也还经常唱起这首歌，那您通过这一系列唱抗日歌曲的这些活动，您当时在思想上是不是也有些变化？
周小燕：那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我父亲，我就说他爱国的，惟恐做亡国奴，我们也是，所以我妈妈在家里头就缝棉袄，带着到医院里头去，你比方我弟弟也参加了抗战剧团。
从上海沪江中学回到武汉的周小燕小弟德佑，和30多位流亡学生组成了抗战剧团。他既做导演、编剧，又担任演员，身兼数职，带领战友开始在鄂北、山西一带工作，然而，夜以继日的工作使还不到19岁的德佑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累死在抗战前线。
周小燕：他牺牲的那天还开了个追悼会，总理、邓大姐他们都来的，董必武都来的，我不晓得他们，但是我觉得与众不同一种感觉，尤其总理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给我留下印象，我对马列主义什么我不懂，我只觉得共产党员是好人，共产党是救中国的党。
周小燕组织的武汉合唱团在抗日歌咏运动中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是，处于抗战中心的武汉也兵临城下。父亲周苍柏希望女儿能够学有专长，决定将周小燕和她的大弟天佑送到意大利学习声乐，由于意大利突然加入法西斯阵营，姐弟二人只好改道去巴黎留学。
主持人：巴黎留学应该说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
周小燕：那时候中国人翻译他的名字为齐尔品，是个俄国人，他是个音乐家，他老早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后他到中国来，后来又娶了个我们的校友，中国姑娘叫李献敏做妻子，两个人结婚。那个时候，我到巴黎的时候，他们也到巴黎，在大使馆里我们碰上了，他们就给我们介绍，就认识了。是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介绍什么学校，怎么学习，而且常常带我们听音乐会，这两个夫妇人很善良，很朴实，他对我们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主持人：而且这位齐尔品，好像后来您在巴黎的很多大的事情都是跟他有关，像您第一个老师布朗热，也是他介绍的，是吧？
周小燕：布朗热她一看见我，她就喜欢，她叫我到她班上去。
主持人：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关于中国画的对话特别有意思，是吗？
周小燕：对，很大的一幅中国画。她就问我，这幅画是中国什么朝代的，我那时候哪晓得什么朝代，我就跑去看，我说这个好像是，我那个时候说这个是汉朝的，也不知道什么朝，我就说了一个朝代，我说可惜这个作家没有留名字，我说我们中国常常这样，一些作家的名字不写的。她说那有什么可惜，这个真品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这个真品是谁画的，这个并不重要，我那个时候那么年轻，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印在我脑子里很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教学也是这样的，小廖成功了，张健一成功了，魏松成功了，哪个成功了，他们能够为国家做好事是主要的，至于说哪些老师把他塑造成功的，我周小燕在里头起了什么作用，这并不重要，主要是真品、成品能够传下去。
布朗热是国际第一流的声乐教授，她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然而周小燕跟随她学习视唱练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周小燕差一点放弃了对音乐的追求。
周小燕：我去的时候，我自己学了蝴蝶夫人咏叹调，后来他们就传了，来了一个小蝴蝶，老师一听，因为我一直唱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不会亡……”，就是这样，都是唱这些歌，唱这些歌跑过去。说我喉音太重，我说唱歌不用喉咙那怎么唱，喉音重，听不懂，好，那就不用喉咙吧，躲，就躲着唱，唱到后来音也唱不准了，声音也没了，哭鼻子了，怎么办，就找到齐尔品那里去，哭啊，哭得伤心得不得了，他说做什么，我说不会唱歌了，我要回去又回不去。
在齐尔品的帮助下，周小燕进入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成为意大利著名声乐教授贝纳尔迪的学生。
主持人：可我听说他的教学方式就更离奇了，说禁止你唱歌，弄得你当时一开始很痛苦，是吗？
周小燕：很痛苦，只练声，差不多练了几个月，用我们现在算一个学期了，都没有唱歌，你唱不了歌，一个歌总要到咪吧，但是我一到咪就破了，就拐弯了，就是唱中声区，唱了好久。
1940年，法西斯德国入侵法国，无依无靠的周小燕姐弟二人只好跟随房东一起逃难，但不久就被德军抓住，押回巴黎。颠沛流离的周小燕又回到了贝纳尔迪的课堂，她的声乐学习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机。
周小燕：他说你下一课你就准备《弄臣》的《吉尔达》的《亲爱的名字》这个咏叹调。
主持人：那你当时不吃惊吗？
周小燕：怎么一下唱这个，当然高兴啊。我能唱得出来吗？那就是咪，咪瑞哆西哆咪发咪瑞，都在这个地方，他有经验了，就专门从这个地方起音往下走，起音往下走，他就想着这样一个咏叹调，就这么唱出来了。
贝纳尔迪全新的教学方式，让周小燕跨越了声乐学习的障碍。经历七年艰苦磨炼的她登上巴黎国家大歌剧院，以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1947年5月，她应邀前往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音乐盛会。
主持人：说起二战之后的首届布拉格之春的音乐节，应该说到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令人激动的，应该说是那个时候音乐界的一个盛事，你像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他们都有参加，那么当时云集了应该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音乐家，那么您非常幸运，作为一个中国人，跟他们能够同台演出，进行交流，那是不是觉得一生都是难忘的？
周小燕：真是，所以我说我是幸运的，很多事情都证明了我是幸运的，像这个布拉格之春也是。第一届布拉格之春，派去的代表都是一流的，这是奥伊斯特拉赫，肖斯塔科维奇（作曲家），美国的波恩斯坦，还有捷克的库布利，还有英国的梅纽因，全部是世界级的，梅纽因跟奥伊斯特拉赫在音乐会上拉的二重奏，声音纯得，音乐处理得，那真是美，真是好极了。给我最大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些音乐都是第一流的，可以说世纪的音乐家，可是他们朴素，奥伊斯特拉赫也好，肖斯塔科维奇也好，都是亲切可爱，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才是大家，他是平易近人。
主持人：那您那次跟他们同台演出，您演唱了什么歌曲呢？
周小燕：我记得那次差不多都是中国歌，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一些曲子，《红豆词》之类的，还有齐尔品专门替我写了几首歌，比方说《春眠不觉晓》，还有民歌改编的《大河》《杨柳》，我唱的就是这一类的歌，所以他们觉得美得不得了。
主持人：所以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歌曲他是接受的。
周小燕：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我们的音乐文化。我记得吴祖光有一次回来，要寄一个报纸的简报，他给我，他说他到法国去出访，碰到一个法国的汉学家，他就问他，你怎么引起对中文的兴趣，你成为一个汉学家，他说，说起来也好玩，他说我曾经听见一个中国姑娘唱中国歌，我觉得中国语言美极了，那个中国姑娘就是我，那个时候一个小胖子，就是唱这个《紫竹调》，他就觉得美，尤其在国外在唱中国歌感情不一样的。
主持人：听说您那时候演出，每一次都是坚持穿中国的旗袍，是吗？
周小燕：对，我总是穿中国衣服的，然后坚持唱中国歌。
主持人：所以说看来如果是我们把自己国家的歌唱好，同样中国的文化也能够去流行在国外，也能够在国外引起反响。
周小燕：所以我觉得，我跟小廖说，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唱他的东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会唱他们的东西，不会唱自己本国的东西，人家看不起你，不光觉得你是个瘸子，他看不起你，就是你们国家没有文化，或是觉得你们国家有这么悠久的文化，你没有文化，所以这种民族的自尊心要有，而且可能越在国外越有这种民族自尊心，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会尊重你，你自己没有民族自尊心，对人也是一样的，你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你要有自信，人家才会信任你。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音乐会上，周小燕以完美的演唱技法和夜莺般的歌声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欧洲舆论界将她称为“中国之莺”。当布拉格之春帷幕落下之后，世界各地的歌剧院都向周小燕敞开了大门，而此时，她却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主持人：那您看，周先生，应该说这次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也是奠定了您在国际乐坛的地位，那为什么在您的事业正好往上走的时候，应该说蒸蒸日上的时候，您却放弃了这个阵地，毅然决然回国了呢？
周小燕：我去的时候，我父亲就是几句话，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人，第二，学好了不要呆在外国，要回来，要回来对你的国家效劳，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呆在那里九年，我学完了，我演唱了，基本上得到好评了，该回去了，我没有考虑什么，觉得是应该的，我就这么回来了。
周小燕的回国掀起了一股周小燕热，为了声援进步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她在各地筹办音乐会。此时，陶行知在上海创办的育才小学向周小燕发来了邀请，希望她来为孩子们担任声乐教师。周小燕放弃了再次返欧访美的计划，留在育才小学义务教学。
主持人：但是有一点我确实觉得很难理解，一般的年轻的演唱家或演奏家，他由于要忙着他的演出的事务，一般来说，他不太愿意花时间去教学，因为在台上演出和教学是两回事，台上是个人才华的一种展露，教学他是园丁，他是幕后的，那您当时应该说事业非常好，你怎么会有兴趣到育才小学教这些难童唱歌呢？
周小燕：这恐怕是家庭影响的，我好像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对我的舞台艺术有矛盾，或者什么，好像没有考虑这么多，就觉得很高兴，等一去，看到这样的条件，很同情，就是这么工作上了。
主持人：但育才小学应该说是您歌唱教育事业的开始，您从教这些孩子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周小燕：我教他们，从同情到发现他们里头有个别的确实是有嗓子，而且那种眼睛看着我，就是巴不得好学的那种，迫切的求知欲，这种都使我很感动的。
1949年，在迎来新中国成立的同时，周小燕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惊喜之余，她又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周小燕：在文代会上见了周总理 、毛主席，这些党的领导，还有一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丁玲、田汉、郭沫若、周总理，都是说要做人民的音乐家，做人民的代言人，要人民喜欢你 ，后来我跟周总理说，我也没有为革命做什么，人家说我是投机，好啊，他说但是你投人民的机，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就好，我想又是人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我说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人民，要为中国人民做事情，为自己的祖国做有益的事情，现在我就只能培养人，我就只能做这一点事情。
建国后，她作为文化的使者，经常出访东南亚及东欧国家。同时，她也从一名歌唱家变为一名声乐教育家。走工厂、下农村、访部队，音乐成为她生活的全部。然而，这一切在文革期间都被剥夺了。
主持人：那您说文革那一段，您也不能教课了，这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些打击呢？
周小燕：那个时候很痛苦的，又不能唱了，连看书都不许看，所以那时候很苦的，所有的书、唱片，都要自己撕掉，自己毁掉，这个心里头觉得，干吗要这样做啊，那都是很痛苦的，但是也无能为力，也就这样认了，叫我自己回家，自己消灭四旧，我说什么是四旧，高跟鞋自己敲掉，唱片自己摆在一个不平的地方踩了，毁掉它，书称斤卖掉、撕掉，那时候是很痛苦的，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最残酷的就是毁灭了文化、教育。
历经文革磨难，周小燕重新登上了讲坛。80年代初，她的学生屡次在国际声乐比赛获奖，这是中国音乐界同世界隔断了20年后的复苏。
主持人：那么您教出这些学生，他们为中国应该是增光的，在国际乐坛上占有一席之位，但是您的这些学生，大部分他们现在都是留在了国外，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这对您和国家来说，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悲哀吧？
周小燕：并不是大部分，大部分还是在国内，有的不是在舞台上，在教育岗位。比如说现在音乐院的教师里头，好多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教书。在舞台上最有代表性的，廖昌永、魏松、顾欣，他们这些人还是在国内的。在国外也有，但还不是多数，现在有几个尖子学生都在国外，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国内他们唱到这样的水平，国外要他们，跟他们签合同，国内呢，反倒没有舞台给他们，那他学了半天无用武之地，那也是个可悲的事情。
周小燕：我搞歌剧中心就是，我不能唱了，不能上台了，我要创造舞台让他们上，给他们创造条件，只要我们国内有舞台，他们就会回来，或者回来教书，或者回来当演员继续唱，他们都这样跟我表示。
1988年，为了振兴中国的歌剧事业，70岁的周小燕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并亲自出任艺术总监。虽然没有任何演出活动经费，但她每周上课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许多歌剧演员开始慕名而来。
主持人；那么在国外，像您这样的一个歌剧中心，它是由很多大的实力雄厚的财团来支撑它，那您背后是有背景吗？
周小燕：没有，开始真是蛮辛苦的，是怎么呢，我说我的歌剧中心搞了快二十年了吧，十几年，能够搞得这样，确实是各方面的支持，跟我合作。
周小燕歌剧中心成立以后，很快同江苏省歌剧院合作，排演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的经典歌剧《弄臣》。在排练期间，周小燕不慎摔断腿骨，但是，在病房里，她还坚持给演员指导排练。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弄臣》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主持人：这个《弄臣》当初别说在中国了，就是在整个亚洲，都没有一家歌剧院独立演出，那您当时又是一个新的，是您以您自己命名的一个歌剧中心，经济也不是很雄厚，再加上又是您自己的名字，您不觉得一下子就演这么一部大的经典的歌剧，有点儿冒险吗？
周小燕：这个剧目我是比较熟，而且我的手上有这么几个演员，演小丑的、演公爵的、演女孩子的，有这么一批演员，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曲目，大家觉得也蛮好听的，就是稀里糊涂的，也没有考虑。
主持人：你也没想到是不是冒险，也没有想到说会不会搞砸？
周小燕：没有，假如说失败，我就觉得不会失败的，因为我有这些人，这些演员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把握，不会失败，我就没有想到要失败。
主持人：所以这样很乐观的，结果《弄臣》就弄成了。
周小燕：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那个信心怎么来的？还是要靠奋斗、工作，你工作了，你就会把事情办成功，你办成功了，你就有信心了，有了信心你就再想干，又有信心，这个信心就逐渐逐渐加强。
主持人：周先生，有这么一个问题，很多音乐学院的学生，他的技巧方面是没有问题，他也很刻苦，但是他的知识结构方面，确实有些欠缺的，比方说他本身，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可能不太重视文化课，那么就像您说，真正伟大的艺术，它是一个全面修养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有呼吁过，或者是采取过一些措施吗，怎么能够改变现状？
周小燕：过去声乐系就是学声乐，就是唱那么几个歌，现在也有表演课、形体课，这已经是发展了，再这么全面的慢慢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充分利用这些，现在我们也在进行全面教改，将来我们音乐学院的学生绝对文化面要广一点，所以我觉得不要很早就专，不过我们也希望早日能够看到音乐学院尽快地改变现状。
主持人：那么今天，作为86岁的您，您觉得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周小燕：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干一天就干一天，能够多培养些人才，尽我最后的力，我就在这方面尽力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为止。所以他们有一个学生，他们说他是周老师的关门弟子，我说，谁跟你说我关门了，旁边有个人说，那周老师，你什么时候关门，我说盖棺的时候关门，反正我也没有退休的，终身的，那我就干终身的。
1.1937年抗日宣传队:夏之秋桂涛声《歌八百壮士》合唱曲，周小燕担任女声领唱，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唱响了这首歌，夏之秋亲自为她伴奏。武汉大公报发表文章，评论“中国不会亡”这个口号提得好，这首歌很快被印成唱片，四处传唱。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周小燕首唱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和《歌八百壮士》成为人心混乱时的一针强心剂。 
2.电影《抗战歌辑》，选中了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 
3.1945年10月，萧子升　齐尔品谱制《蚌壳》（后改名《农夫与仙女》）在巴黎的国家大剧院首演，巴黎舆论界十分关注，周小燕的照片出现在各大报纸上，著名音乐评论家也撰文表示赞赏。 
3.1946年3月30日，伦敦白宫剧场，周小燕和李献敏介绍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专场音乐会。曲目包刮齐尔品《美酒美人》(又名《桃花店，杏花村》，根据中国云南民 歌《过年》改编) 孟浩然诗《春晓》等,两首歌均是按照周小燕花腔技巧特长度身制作，《蚌壳》选曲，法语演唱。伦敦报纸上的消息题为“the song of little swallow”，英国广播公司现场录音，向全球传送。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 
4.1946年7月底，周小燕首次个人独唱音乐会在卢森堡的卡西诺剧场隆重举行，曲目包括佩戈莱西、普赛尔、舒伯特、李斯特、威尔第等等外国作曲家和贺绿汀等中国作曲家的歌曲精品。 
5.1946年10月，应邀首次访问德国柏林，在复兴剧场举行了两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为周小燕赢得了“中国之莺”的美誉。报纸兴奋地评价：“最充分地表现了舒伯特的情趣！”“中国的黄莺唱出了舒伯特的歌声！” 
6.1946年12月9日，巴黎的“中国之夜”假座化学会总会举行，巴黎使馆钱泰大使及夫人、联合国科学文教大会的代表和官员，以及中国科教文代表赵元任、李书华、程文放、竺可桢四位博士，华侨知名人士钱三强、汪德昭先生，女画家潘玉良等也都济济 一堂。周小燕和李献敏在上下半场各表演了一组节目，上半场是中国歌曲《采莲谣 》《红豆词》《叫我如何不想他》等，后半场则用英、意、法、德等国语言演唱了 原文歌剧咏叹调和外国艺术歌曲。《申报》驻巴黎特约记者强仁写了通讯，12月26日的《申报》即以“海国扬威之女歌唱家周小燕、旅欧有年之女琴师李献敏”为题，详细报导了晚会盛况。这位中国记者在通讯中写道：“鄂粤两姝功候造诣均与欧美人才相匹敌，自非有十年上下金钱与时间之大量牺牲不可。” 
7.1947年1月18日，法国广播电台特请周小燕作了15分钟演唱，2月，恩师布朗热女士指挥演出巴赫的《热情》合唱曲，也邀小燕担任女高音独唱部分。2月25日， 周小燕又登上专为世界一流音乐家开音乐会的加伏大厅成功举办独唱音乐会，之后 
又在巴黎闻名的香榭丽舍剧院演出清唱剧《蚌壳》，中国驻法大使钱泰亲临主持了 
这场音乐会。当时专家们对周小燕歌唱的评价，按郭有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归纳，可分三个特点：一是纯粹无瑕疵，二是水晶般透明结实，三是有个性，保持了中国的文化背景。英文版的《巴黎周刊》则评论说：“音乐会能使听众感到如此兴奋是由于艺术家完美的歌唱能力和修养，以及对作品的表现。”“特别要指出她完美无瑕的声乐技巧，连音、跳音、轻音、半强音和强音都很明亮，给人以不寻常的享受。” 
8.1947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主办的首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周、李两人的照片和音乐会节目单登在“布拉格之春”精美的印刷品上，节目单上还有一大段介绍中国当代音乐的文字，这段文字出自齐尔品的手笔，演唱了三组歌，第一组是江文也的《lovecall-inthefields》、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红豆词》；第 二组是《长城谣》等三首；第三组是《蚌壳》片段，以及齐尔品谱曲的《春晓》《饮酒歌》等。
周小燕与学生朱金专：
朱金专对周小燕先生的评价，周小燕老师为中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成名的学生在国际上比比皆是，国内有多大六万多学生，直接或间接受到教育，朱金专是其中一位，很荣幸得到周小燕先生的真传，在演唱和教学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更重要的是做人，我会把一生献给声乐教育事业。
  周小燕在美国黑黛
人物轶事
给潘玉良当模特儿
1938年，20岁刚出头的周小燕到法国留学，进修音乐。有一次，中国著名大使顾维钧先生在法国宴请法国总统，并把当时所有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请去一道赴宴。钱学森和他的夫人也去了，潘玉良也去了。就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上，周小燕与潘玉良第一次相见认识。由于一个学音乐，一个学画画，此后两人虽同在法国，却并无来往，各忙各的。
后来，周小燕与在法国留学的一位野兽派画家凌卓住在一起，而凌卓是搞画的，与潘玉良同行，潘玉良经常来她们的住处玩，这样，潘玉良与周小燕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于是也成了熟识的朋友。周小燕说："潘玉良其实长的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大概在1945年，有一天，潘玉良对周小燕说："我来给你画一张肖像吧。"周小燕心想，不就是给你当个模特吗，于是就一口答应了她。
潘玉良当时住在巴黎的拉丁区，自己单独租了一间房子，里面很简朴，都摆满了画。因为给潘玉良当模特，周小燕去了潘玉良家三天。每当看到潘玉良家的许多画得很棒的素描，周小燕就特别喜欢，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要，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三天后，潘玉良就把油画肖像画好了。周小燕描述："当时我一看，把我画的很美，但不象我，很静很静的神态。而那时我个性很活泼，所以我不太喜欢，就没要。"这是一幅很大的油画，大约90×90。
周小燕去法国留学时，潘玉良早已在巴黎几年了。周小燕于1947年回国后，潘玉良仍留在法国画画。到90年代，有一天，周小燕在上海收到一位英国女朋友的信，信中夹了一张照片，正是潘玉良给周小燕画的那幅油画肖像。原来，这位英国朋友在信中告诉周小燕，她来中国访问时，在安徽举办的一个《潘玉良遗作展》上，突然发现其中一幅画很像周小燕，反复看后又发现潘玉良亲笔题的"XIAO-YAN ZHOU"，但毕竟过了这么多年，心中产生疑问："这是不是中国歌唱家周小燕啊。"于是她便把这幅画拍下来，寄给周小燕。
朋友曾开玩笑对周小燕说："你怎么这么傻，当时要下来的话，现在价值连城了！"
周小燕笑了，笑的很开心。
谈到潘玉良，周小燕说："自那次给我画过画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潘玉良。我回国后，听到过很多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和诽闻。我替她难过和不平，真是人言可畏。我在法国那段时间，跟她拍过许多合影，大多是她来参加我的音乐会时拍的。可惜啊，都在文革时被我当"封资修"给撕毁了。当时家里有很多照片，我都把它同歌谱、唱片等当"封资修"统统消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