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加薪潮
加薪潮不会影响中国吸收外资
2010年6月12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月度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年出口形势仍不乐观。同时他表示，部分省市最低工资的上调符合趋势，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会影响中国吸收外资[1]。
近期有观点称，随着中国基本工资的上升，可能会影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
此前，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焦佑钧称，富士康加薪，意味着大陆生产成本将会不断上扬，在成本考量下，未来三五年内，大陆台资电子厂离开大陆将势不可当。
针对对吸收外资可能引发的影响，姚坚昨日表示，“对于现阶段中国外资环境怎么看的问题，我想工资水平，或者说廉价的劳动力，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
他表示，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其次是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
姚坚补充说，此外中国产业配套能力很完善，以及劳动力方面，人口素质正在普遍的提高，而且我国中西部有庞大劳动力市场，也能够为企业提供充足劳动力并在劳动力价格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除了上述因富士康和本田而起的加薪潮外，2010年以来，深圳、北京等地，也宣布上调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也必然加大了各地的劳动力成本。
姚坚昨天表示，注意到部分省市对最低工资的上调，这也是符合国家整个经济和产业政策变化趋势，是要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和全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他表示，“就业是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加薪。”
加薪潮符合经济趋势
针对近期中国沿海多个省份先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010年6月12日指出，工资水平，或者说廉价的劳动力，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提高劳动工资符合中国整体经济与产业趋势，要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和全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2]。
姚坚称，当前中国吸收外资的最重要因素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法制环境进一步完善，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还有受教育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
姚坚同时坦言，包括出口在内的中国部分产业利润水平比较低，会受到原材料价格与加薪等因素影响，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要防止多种负面因素出现叠加。他强调：“企业正常运营是保证就业的基础，就业是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加薪。”
对深圳富士康事件，姚坚表示，通过国家劳动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协调，大部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总体来看，中国在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是较为健全的。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程度的加深，国内的市场规则也在不断的完善。相关问题在劳动法律法规框架下，应该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机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昨天表示，有关富士康事件，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还在调查之中，“调查结果当然要向社会公布”，但这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昨天也表示，富士康事件处置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关工作仍然在加紧进行当中。
加薪潮，长远有利中国经济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6月10日刊文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是大势所趋，且将成为一种常态，传统上依赖廉价劳动力创造利润的企业，必须在转型升级或结束业务之间做出选择。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样其实有利于中国整体国民和经济[3]。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是大势所趋，且将成为一种常态，传统上依赖廉价劳动力创造利润的企业，必须在转型升级或结束业务之间做出选择。 
尽管许多企业为郭台铭所称“又快又猛”的加薪方案暗暗叫苦，但上海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系副教授董静认为，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其实是有利于中国整体国民和经济。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供应下降和农产品价格上升，都使得农民工人数减少。根据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1985年民工平均年龄是20岁，2010年已经是35.4岁。而农村尚待转移的劳动力只剩下5000万左右，   2015年招工难现象将从目前区域性扩大为全国性。 
一些企业加薪虽然未必会得到其它企业跟进，但中金公司不久前的报告指出，根据日本经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常态。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倒逼企业加大结构调整、实行产业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报告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较高，去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就比珠三角要轻微。
董静预见大幅加薪必然伴随裁员和人员与生产结构的优化、机械化等调整。这其实是上海已经在发生的事，上海金桥加工出口区去年一年就有25家有相当规模的外资制造业迁往内地，原因正是成本上涨。 
低利润的生产性企业从沿海走向内陆或其它国家，其实近几年来已陆续发生，不过令人关注的是，郭台铭的行动会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一波迁移潮。 
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秘书长、杭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智通昨天表示，许多台商都有意回台投资设厂或上市、上柜，主要问题是劳工聘用必须解决。 
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日前也公开呼吁业者转往印度和越南等地，理事长焦佑钧表示，在成本考虑下，台商电子厂未来三五年出走势不可挡，公会今年将带领会员启动“南进策略”。 
董静认为大陆内需市场刚刚启动，如果考虑大陆市场的厂商，往内地迁移的好处还是比较大。 
对长三角来说，加薪潮果真出现，冲击可能不小。可能的局面包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浙江，可能经不起较高的人力成本而出现倒闭潮。 
对浙江民企有实地研究经验的董静表示，过去活力十足的浙江民企，商业诚信和融资体系都发展得很健全，但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出现瓶颈，产品技术更新无法突破，虽然钱很多，但人力不够充裕，例如温州，近年增长已经相对放缓。 
在过去两年的房地产飙升中，就有不少来自长三角的民企老板不再搞生产线，把钱投入房地产，助长了涨势。 
一旦工资上涨幅度过高，就可能使民营企业家干脆洗手不再经营。 
至于江苏，苏州、昆山等地台资和外资密集，而且是大规模劳力的工厂，如果工资上涨形成风潮，牵动企业出走决心，就算只是迁往内地，对当地的冲击也会是大而紧迫。 
中国制造业可能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往前走要面对技术提升的问题，而技术提升必须靠大量人才，不再是人海战术。
几天前刚出台的“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是中国第一次发布有关人才发展的高层次纲要性文件，董静认为，人才对提升企业素质很重要，但对个体人的重视更重要，“人是不是幸福感强、生活得有尊严，都要开始被重视。”董静说，“以人为本”现在至少关注的层面更高，也看到更实在的行动了。这是值得一提的背景，时代发展走到这一步，企业家必须要调整了。
加薪潮，企业如何应对
首先,面对物价及生活成本高速飞涨,工资水平还在原地踏步,导致了人们生活压力逐年增加。绿豆、蒜头、蔬菜、粮油等农副产品在涨价,水费、电费等日常生活必须耗费也在涨价,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柴米油盐”的价格无一不在上涨,另外,最近几年房价的急剧攀升,更是让普通的工薪阶层无法承受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以北京为例,一个大学本科生刚毕业的平均工资也就2500元左右,而六环以外的房价平均都达到1万元每平米,如此而言,该本科生工作五年都买不到10平米,这让他们如何在这个城市生活。因此,为了响应国家保增长、促民生的政策方针,未来提高工资,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将成为必然趋势。 
其次,“招工难”、“民工荒”也是助推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民利益的政策保护,国家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农民的收益越来越大。相反,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批量农民工,他们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在自己亲生建造起来的城市中得不到必要的保障,逐渐成为了城市里的二级公民。因此,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对此有了理性的比较和选择,农民工回归潮导致了大量企业招工难,珠三角等东部沿海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国家如要解决此类问题,除了加快产业升级之外,还必须提高农民工们的工资及社会保障,让他们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对平等的待遇,才能保证他们为城市化建设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连续十年持续下降,09年甚至世界排名倒数第一,这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内需不足。由于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费基本上采取保守态度,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因此难以解决。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劳动薪酬结构,使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相符,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