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孝穆皇太后
人物简介
明孝穆皇太后，《明史》称“纪太后”，是广西历史上唯一的瑶族皇太后。她在短短的22年生命中，命运坎坷，遭遇悲惨：13岁被俘入掖庭，16岁被“幸”，17岁生子，22岁认子，不久便自缢猝死宫中。她的命运是封建社会中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的缩影。有关她的身世，只有《明史》《明实录》等史书中有部分记载，且记载或多隐幽不清，后人难窥其详。故在此对孝穆太后的身世重新考证，并从她的身世考察岭南边疆与中原的历史交往。
出身瑶族
《明史》载：“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也，贺县人。本蛮土官女。成化中征蛮，俘入掖庭。”“本蛮土官女。”是当地瑶族长老的女儿。  皇后先茔图1．古代广西王朝建置，呈现东郡县、西羁縻（州、县）的特征，在贺州历史沿革上一直都是以郡县制建置：汉属苍梧郡，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属临贺郡，南朝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属临庆国，齐复属临贺郡，隋大业初省入富川县，隋开皇年间属贺州，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属临贺郡，明洪武初省入贺州，洪武十年（1377年）贺州改称贺县。孝穆皇太后的故乡桂岭（今属贺州市八步区）在历史上是建业、兴业、桂岭县的沿地。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始设建兴县，西晋时改兴业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更名为桂岭县，元末（1368年）并入贺州。[1]
2．“蛮”是指南方少数民族，从孝穆皇太后出生地、入宫时间来考察，属瑶族。据史料记载，太后“俘掖庭”的时间是成化二年（1644年），而从壮族最先落脚的时间及目的来看，桂东一带的壮族主要是明王朝为防范、镇压瑶族起义而调入耕守的壮族士兵——“俍兵”的后裔，从桂东地区壮族的居住地不难看出，现在贺州的沙田、鹅塘、里松、贺街、莲塘等乡镇的壮族，其村落位置均在过去瑶族聚居的山冲口或通往山外的道路口一带，均有明朝士兵屯田守隘之痕迹。另据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镇壮族保存着的明嘉靖四十二年立写的各姓《分关执照》亦可证实，如覃、李、廖三姓的《和彩落籍分关》记载：“落籍分关人李父案、廖父意……原籍在连阳……于成化年间被河池州贼目黄公恶、梁公月等杀占南乡峒，欧法护等绝户，田地无人耕种受管，并入文林里承种。此有老排毛家因粮多丁寡，于成化八年幸得排年吴文赋招来。”成化二年（1466年）前后，正是大藤峡少数民族起义军向桂东北方向发展的时期，贺州一带的瑶民纷纷响应。“河池州贼目黄公恶、梁公月”就是朝廷派来镇压起义的“俍兵”首领，因出现“欧法护等绝户，田地无人耕种受管”的惨状，于是地方官才调原已在芦岗、象墙、阳山等地耕守的“良壮”入南乡屯种。桂岭与南乡相距不远，所以，成化八年（1472年）应是壮族进入南乡、桂岭一带最早的时间。这就是说，壮族都是在明孝穆皇太后被俘进京之后才落籍，因此，“蛮土官女”中的“蛮”排除了指壮族的可能。
3．从广西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瑶族的历史及相关历史事件中可进一步佐证“纪太后”的瑶族身世。早在宋代，贺州就有瑶族聚居，《宋史·蛮夷列传》卷493载：“蛮徭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长宁县属于桂阳之郴、连、贺、韵四州。”又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收藏的宋理宗景定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赐予瑶族的《评皇卷牒》中载：“古置东南西山，置广东海连山，广西怀集山，右成铜钟山，北置通儒乡，继聚南山，广西程家八峒山，南木山，又置流眉山，又置大罗等山……桂东桂南八面山。”其中程家八峒即贺州市八步区与南乡、桂岭镇毗邻的步头镇的双程八山，这说明早在宋代即有瑶族在南乡、桂岭一带居住。到明朝，桂岭一带的瑶族人口已有数千之多，并与广西其他地区瑶族兄弟一道共同反对民族压迫。从明天顺年间至成化二年，先后有征蛮将军颜彪会同两广巡抚叶盛以及湖广总兵官李震、佥都御史韩雍等先后率大军至广西“平瑶乱”，《明通鉴》载：“是夏（明英宗天顺六年六日），湖广总兵官李震，率师由锦田、江华抵云川、贵（桂）岭、横江诸寨，破瑶贼，俘斩二千八百余人。”这是瑶族早已在贺州桂岭一带定居的一个佐证。
瑶族，最早见于《梁书·张瓒传》：“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在湘桂粤三省交界处，史书亦有“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徭人”③的记载，而在贺州瑶族中共有过山瑶、土瑶、八排瑶三支之分，纪太后属于哪个支系呢？根据笔者在贺州八步区桂岭、大宁、南乡、双程等瑶、壮民族集中地区的实地考察，当地居民、本地人（汉族）都异口同都声地说，他们祖先在此落脚之前，当地为八排瑶所居住。另在八步区步头镇双程山区坪景村瑶民中至今还保存有八排瑶的先人墓葬和一条当年八排瑶在半山坡上开辟的用于防范官兵征讨逃命的古道。古墓葬墓形及墓地位置都与广东连南八排瑶葬墓相同：墓形呈长形锥体，无字石块墓碑嵌入长形锥体前端，地处高山陡壁之上。这进一步证实双程、南乡、桂岭一带为瑶族中八排瑶的支系，从而可以考证纪太后的民族身份应为排瑶。
由于“排瑶”累遭明王朝的残酷镇压，为了生存，他们只好结村扎寨，且往往是数千人一寨，并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组织——瑶老制，其“天长公”、“头目公”、“先生公”、“放水公”等就是“头人”或“首领”。《明史》载的“土官”就是指此，并非“土司”，孝穆皇太后应为瑶“头人”的女儿。
太后姓名
《明史·孝穆纪太后传》载：“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也。”按此记载，孝穆皇太后姓纪，但《明史》又记载了一宗冒认皇亲之案：“帝（明孝宗）悲念太后，特遣太监蔡用求太后家，得纪父贵、纪祖旺兄弟以闻。帝大喜，诏父贵为贵，授锦衣卫指挥同知，祖旺为旺，授锦衣卫指挥佥事，赐予第宅、金帛、庄田、奴婢不可胜计。……遣修太后乐茔之在贺者，置守坟户，复其家先是，太后在宫中，尝自言家贺县，姓纪，幼不能知亲族也，太篮郭镛闻而识之。太监陆恺者，亦广西人，故姓李，蛮中纪、李同音，因妄称太后兄，令人访其族人诣京师。恺女兄夫韦父成者出冒之，有司待以戚畹，名所成里曰迎恩里。贵、旺曰：‘韦犹冒李，况我实李氏。’因诈为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自此帝数求太后家，竟不得”。此案引发了太后姓“纪”、“李”之争。经笔者考证，纪太后为姓李：
1．《明史·孝穆纪太后传》载“先是，太后在宫中，尝自言家贺县，姓纪，幼不能知亲族也，太监郭镛闻而识之。太监陆恺者，亦广西人，故姓李，蛮中纪、李同音，因妄称太后兄，令人访其族人诣京师。”陆恺太监在李女进宫入册时正在旁边。他亦为广西人，能听懂李氏的方言，知道纪氏本姓李，入册时，误将李姓记为纪姓，便把此事记在心里。当他见纪氏兄弟冒认皇亲时，便出来作证，这是史料证据。
2．在纪太后的家乡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世代相传口述历史中，明孝穆太后的姓名为“李唐妹”。经考证，“李唐妹”之名至少符合以下三个习俗之一：第一，取名符合瑶族法则。在瑶族中，婴儿的取名其中一种主要形式就是婴儿出生后，第一个进屋踩生的人的姓为名。此外，也有让孩子认一命好的人作寄父，其名取寄父之姓的，因此在现桂岭、南乡、双程等瑶族聚居地，取名为“盘赵妹”、“赵黄妹”等的女孩不少，“李唐妹”亦可能属此列。第二，现在桂岭镇一带仍有大量李姓、唐姓的人们居住，“他们的族谱可以与连山（属广东省）上草的唐、李姓人族谱联系得上。现连山上草唐、李姓人要求与排瑶认同。”④第三，孝穆皇太后父亲姓李，母亲姓唐，其年幼被俘入宫，后家乡亲人为想念她，取父母的姓为其名，称“李唐妹”。
太后籍贯
经学者实地考察及调查，明孝穆太后故里为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白石村。《明史》载孝穆纪太后为“贺县人”；《明孝宗实录》对孝穆皇太后事件亦有记载：“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甲申 遣太监蔡用往广西访取孝穆皇太后亲属，……即随同去平乐府贺县。督委官员拘取本县桂岭乡迎恩里龙塘村耆老人等列官，询访孝穆皇太后”；“弘治元年（1488）十月壬辰命工部差官至广西贺县，修孝穆皇太后先茔，仍令本县拨人夫三户守视，复其杂徭”；“弘治二年（1489）六月癸已，设广西贺县龙潭巡检司。以守臣言‘孝穆皇太后祖茔，去府治远，请巡检司守之’，故也。”这里记载的“贺县”就是今广西贺州市，贺州在元朝时为州，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降为县，隶属平乐府，因此可以证实，孝穆皇太后为广西贺州人。根据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人代代相传，说孝穆皇太后家住在贺州五岭山脉的萌渚岭的南麓。
女史之职
李唐妹入宫后任“女史之职”。
女官之制是中原王朝一项传统的宫廷制度，其建置最早始于周代，“周制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其内则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供宫中之职。”⑤秦汉以降，各朝定制率多参酌周礼，女官制度被承袭，隋炀帝时把女官的设置确立了“六局二十四司”的机构规制，到明朝洪武后，女官制度最为完善，设“六局一司”，即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和司计司，下辖二十四司及彤史共二十五个分支机构，女官总数约300人，分别掌管内宫的礼仪、戒佥、宝玺、图籍、财帛、羽仗及衣食供给等宫廷事务，在二十四司内均设女史，职责均为掌执文书。⑥《明史》载，李唐妹是“成化中征蛮、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内藏”，后是“帝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的，这说明：
1．李唐妹当时是在宫中掌管财帛的部门任女史，即“守内藏”，负责掌执文书，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为何李唐妹出身南蛮，且是“俘入掖庭”的，还“授女史”，且“命守内藏”呢？这要从明朝统治者设置女官制度缘由说起。明代女官制度的创辟与兴盛，是明太祖洪武后，原因一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王权、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的需要，而女官之制从周秦到唐宋一直是中原正统王朝的一项重要宫廷制度，承袭传统是现实的需要；二是“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记、首严内教”⑦，故设置女官，导引中宫各事，使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三是为了贬抑宦官，以女官分割其事权。明太祖主政后，便规定诏宫监不得识字，更不得预言政事。他曾说：“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内待权倾人主，吾故防之极严。”⑧宦官不识字，宫中之事诸如财帛登录、宝玺图籍、宫人名籍、书记功过以及嫔妃进卿次序排记等事务因之分归女官执掌，目的就是抑制宦官势力。为此，女官之需大增，为确保宫禁所需，明政府制定了一套从民间选取良家女子入宫的选秀女之制。这套制度的革新之处就在于改变过去后妃嫔嫱出身偏重豪门望族的传统，唯重民间“儒门单族”，规定“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女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寅缘为好，不利于国也。”⑧。在明代选入后宫的秀女有三类：一是后妃嫔妾；二是宫娥婢女；三是宫廷女官，即通文墨，备使会的管理人员。前两类是以貌取人，而后一类首要条件是必须知书识理，聪慧机灵。而三类秀女中，宫廷女官最为缺，明人沈德符曾评论说：“观此敕，则禁中须女官甚急。向来宫掖充满，俱系此产，故命江南选择，不独取其美丽，亦以慧黠堪给事左右也。”⑨ “南蛮之女”的李唐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了宫。《明史》记其“警敏通文字，命守内藏”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2．李唐妹“女官承御”，在明朝后宫制度里应属例外。在周代时，女官制度与后妃制同时产生，两位一体。后妃嫔妾和宫廷女官都同时具有承御及管理宫中事物的双重身份。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汉晋，北朝孝文帝曾一度将嫔御与女官区分开来，但随后隋炀帝一味遵宗周制，又使嫔妃与女官泾渭难分。到明朝，明太明为避免阃围之政与杜阉宦之祸，建立了十分严密的后宫制度，使后妃嫔御与宫廷女官各成系统，职掌明确，嫔御为皇帝配偶，女官则无此职责，故史称明朝“宫壶肃清”、“超佚汉唐”。女官李唐妹得幸，应属历史之偶然，或李女个人魅力所致，故《明史》记“帝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
亲属身世
由于“排瑶”是瑶族中较为剽悍反抗精神较强的一支，明王朝对他们的镇压也最为残酷。因此，贺州桂岭的“八排瑶”，除被掳掠、杀害之外，其余的也向外逃了。
明孝宗在得知纪贵、纪旺并非真是纪太后的亲人后，“复遣给事中孙王圭、御史滕间行连、贺间，微服入瑶、僮中访之。”⑦结果还是“数求太后家，竟不得。” ⑦而《明孝宗实录》亦记：“韦父成知其家无人，乃冒承之。”原因是什么呢？孝穆皇太后的家人为何找不着呢？弘治三年（1490年）礼部尚书耿裕的奏书道出一定的道理，耿裕上奏说：“粤西当大征之后，兵燹饥荒，人民奔窜，岁月悠远，踪迹难明。……今纪太后幼离西粤，入侍先帝，连、贺非徐、宿中原之地，嫔宫无母后正位之年，陛下访寻虽切，安从得其实哉。”在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都是实行压迫、掠夺政策。明朝犹甚，不但掠夺土地，而且还掠夺妇女及牲畜财物。而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瑶族是历史悠久、人口较多且是受压迫最深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明史·土司传》记：“然广西惟桂林与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而无地无猺獞：桂林之古田，平乐之府江，浔州之藤峡、梧州之岑溪，皆烦大征而后克，卒不能草剃而兽焉之，设防置戍，世世为患，是亦不得而略焉。”谢启昆《广西通志》引梅雪堂刻本《丛载》就记载了瑶妹李唐妹被掠的情形：“是岁大兵征其乡，俘僮寇数千，流水皆赤。”原来在明宪宗成化初年，贺县、平乐一带的壮、瑶人民对明王朝的压迫不满，纷纷起来反抗，攻打州县。明王朝派官兵镇压，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到宪宗时，广西浔州大藤峡苗、瑶人民起义，各地少数民族纷纷响应，浙江左参政韩雍，召为金都御史，赞理军务，带领督兵十六万人，分五路攻入修仁、荔浦随下。“向峡口进发时，俄见道旁有数百人，有老有少，不容说完，韩雍喝令拿下，推出辕门，尽行枭首。复饬地把尸首支解，郀出肠胃，分桂林菁间，累累相属。”⑾韩雍在大藤峡征剿中，单成化二年一次就 “获贼妇二千七百十八人” 〔12〕，斩杀者不计其数。据统计，从弘治四年（1491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的80年间，全广西户数由459640户减到218412户，人口由1676274人减到1186179人。〔13〕正如万历四十四年昭平县令柯寿恺感叹说：“自府江洗甲之后，几无遗种”。
留传碑文
明孝宗虽多次寻亲，终不可得。在寻亲不得情况下，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只好在其母曾在掳掠途中暂住的桂林西门外东街“圣母寺”和“圣母池”前，立下石碑。碑文奉天承运皇帝制日：德积于先者，大则庆延于后者，岂为天道福善之足征，抑亦国家报功之有典也。咨尔李公乃朕圣母孝穆皇太后之父，韬光岭海，笃行乡邦，久著贤称，丕膺景右，是生圣母配我先皇，诞育眇躬君临天下，顾发祥之有，自可恩礼之无申，兹特追封尔为推诚宣力武臣、持进光禄大夫、柱国、庆元伯，谥端僖，立祠致祭，用昭积累之厚，允慝慰报之情。精爽如存，尚其歆鉴。制日：国家推恩外戚，必原其始生。既穹秩，以封其身，又宠号，以表其配。盖褒德旌善之典，古今帝王之所同也。尔唐氏乃朕圣母孝穆皇太后之母，秉德勤俭，赋性柔嘉，积庆深长，致生贤淑，赞天成化，敦本垂祥，是用，封尔为伯夫人。国渥方殷，纶光远被。冥灵式慰，永播鸿休。弘治三年闰九月初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