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晋文化
晋文化发展脉络
丁村遗址从一发现就以它鲜明的文化特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称其为“汾河文化”。“汾河文化”从地域上讲，它处于汾河流域，从文化内涵上看，它可以涵盖此前在山西发现的西侯度文化和 河文化的文化特征。因而它是山西原始文化的典型代表。 
尧、舜、禹及其上古神话 　　20世纪后期，由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中国史学界正在走出疑古时代，过去的许多神话内容正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在山西有许多关于黄帝活动的传说。黄帝究竟活动于何处？这个问题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说法很多，大致有四类，即陕西说、山西说、山东说、湖南说。我们认为可作如下推断，其一，黄帝故迹遍布大江南北，这说明黄帝作为华夏共同祖先的认识由来已久，为华夏所认同；其二，黄帝时代按考古学方法推断，大约还处在游牧部落时代，还没有定居或没有完全定居。所以它活动于多处都是可能的。黄帝曾在山西活动过，是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依据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山西是黄帝活动过的重要区域之一。在黄帝后裔中，尧、舜、禹是其主系。尧被封于唐，游居于陶。由此又引发了一个陶、唐的地望问题，大致有如下说法：山西临汾说、河北唐县说、湖北随县说，三地之争由来已久，但我们仍可作这样的推断，尧居三处都是可能的，而尧最后以平阳（临汾）为都城，定居下来，也是为史籍所确认的，是不疑的事实。 
夏墟考古与夏文化探索 　　综合山西关于夏墟考古的成果，可作如下结论：第一，古文献载的“夏墟”是存在的；第二，山西夏文化考古有两个系统，一是夏县东下冯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二是晋中的东太堡遗址，既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这说明晋南、晋中地区的考古对夏文化的探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两周考古和区系晋文化类型 　　山西的两周考古主要是围绕晋文化考古展开的。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四项突出的成果：第一项是侯马晋国遗址的发现；第二项是侯马晋都新田遗址的发现；第三项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我国东周时期的晋国官方文书——侯马盟书；第四项是1988年对太原晋国赵卿墓的发掘，该墓葬者系春秋晚期晋国赵姓正卿，也有人认为是赵简子之墓。以上发掘，特别是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说明，两周时期晋文化遗存的主要分布区在山西翼城、曲沃、侯马、闻喜一带。这与文献记载的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相吻合。这样，侯马、曲村遗址作为古唐国、早期晋国的范围的认识已无怀疑了，但作为唐国或早期晋国的都邑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也就在这些重大的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提出了关于考古学上晋文化类型的概念。 
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文化 　　战国时期的三晋文化是区别于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晋文化。这时期晋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法家文化。三晋是法家文化的发源地和法家成长的摇篮。 
汉晋时期的并州河东文化 　　三国时山西的并州、河东是曹操最早收复的地方，是当时国内少有的一块相对安定的地区。这段时期也是山西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当时的并州刺史梁习和河东太宋杜几以及河东监高诱在他们任职期间为山西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当时的河东更是南北名士聚集的地方。大政治家仲长统、玄学大师嵇康都来此讲过学。并州、河东文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士家望族的崛起。并州、河东的名门望族对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文化的影响为世人注目。最著名的是太原的王家、贾家和河东的裴家。 
北朝文化 　　北朝文化既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区别于南朝文化的南北朝时期的区域文化概念。从时间上说，它包括从十六国到隋初约300年的历史。就范围讲，主要指长江以北地区的文化。从构成而言，它包括四部分：（1）中原文化；（2）北方游牧文化；（3）一部分江南文化；（4）同佛教一道传来的印度文化。北朝文化的具体形成，有两大因素，一是民族融合，二是佛教东传。 
唐至明清时期的晋文化 　　唐代和唐以后是中华民族文化充分走向成熟的时期。晋文化以它悠久、厚重的优势在这一大段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几乎在每一时期和各个文化领域都独领风骚，硕果累累。如唐代的诗歌，元代的戏曲，明代的小说，清代的考据学，都反映了晋文化的开创精神。
晋文化八大旅游文化品牌
晋文化八大文化品牌是指：华夏之根、佛教文化、黄河之魂、晋商家园、边塞风情、关公故里、古建瑰保、太行神韵八大旅游文化品牌华夏之根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山西作为中华文明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留存有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并以“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三大特征组成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深厚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山西始终发挥着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了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戎狄蛮夷逐渐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融合于华夏族。西汉一朝，通过武力打击、和亲通商等政策，促进了与匈奴的民族融合。东汉时，北方草原大旱，匈奴分为两支，南匈奴依附汉朝，南移入山西汾河流域。建安初，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分居山西，合计约20万人。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匈奴四次大规模内附，移民部落多达19种，特别是太原地区成为移民的集中地。与此同时，杂居于山西的还有羯人、鲜卑人、羌人、氐人等。十六国时期，山西是当时矛盾集中的地区，各族迭相称雄，战乱相因不断，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亦加剧。三晋文化因民族融合充实了新鲜血液，各族人民在汉化过程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明时期的大槐移民是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爱国念祖的精神象征。据学者考证，南宋时即有从山西移民事，但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移民规模大、次数多，达20余次，长达50年之久。明廷在洪洞大槐树下设局驻员，为移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证，住户部循入里籍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押解赴各省州县定居。移民不仅来自洪洞，还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则尤为广远，遍布国内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大槐树成为移民聚散地的标志，各地后代移民共认大槐树为其祖先故地所在。
元末明初，中原江淮间战乱不已，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人民死伤无数，城郭为墟，农村残破，兼以水旱蝗灾，两淮、山东、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而山西由于地形险要，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内大部分地区，又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明廷为了巩固政权，恢复生产，采取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举措，将洪洞县广济寺定为移民之地。大槐树移民在各地力披荆棘，除草莱，立街市，渐至人烟繁多，百货骈阗，野有余粮，民无菜色，在各地经济发展、民生振兴中贡献颇巨。后世移民子孙，又外出奔走，近代颇多赴海外谋生者，故海内外华人后代均有以大槐树为祖籍，追念先人辛勤创辟，寄托爱国爱乡之情。广济寺门前汉植大槐树便同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移民之根，成为根祖的代名词，也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渊源。佛教文化汉藏并存、诸宗竞秀的“中国佛教缩影”。山西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是唯一与印度灵鹫山争俊的灵山胜景，是各民族佛教徒心中的圣地，是“中国佛教首府”、“国际佛教文化中心”。五台山的佛教发展，对后世影响甚巨，它是中国佛教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五台山佛教不属一宗一派，其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文殊信仰，包容了几乎所有的汉地佛教各宗派与藏传佛教的各大宗派，可谓显密并存、诸宗竞秀，是佛教华严、净土两大派别的中心或发祥地，是我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场。北魏孝文帝、隋炀帝、宋太宗、元英宗、清圣祖、清高宗等都曾驾幸五台山，至于历朝历代皇帝、皇后遣使札礼五台山者，更是自北魏到清朝，从未间断，翻开五台山各大寺的“庙史”，第一页几乎全是“敕建”二字。五台山佛教文化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特色，与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均有文化交流，并在我国具有“中华卫藏”的重大作用，是中国汉、藏、蒙、满、土等多民族共同遵奉的佛教圣地，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积极作用。黄河之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由北向南在山西境内一泻千里、呼啸奔腾而过，呈现着最具代表的黄河自然景观，孕育了最具民族魂魄的黄河人文精神，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黄河民风民俗。山西“黄河文化”以其厚重的历史底蕴为依托，以“黄土风情”、“黄土风貌”为核心，以“粗犷豪放，原始淳朴，坚忍不拔”的精神共核为内涵，具有浓烈的、史诗般的、独具地域风格的特色民俗文化特色，充满了黄河泥土的韵味，民歌、民乐、民间舞蹈、民间剪纸、面塑直至诸多的鼓乐，无不放射着黄土地、黄河流域文化的芬芳，成为中华文化中的奇葩。晋商家园“晋人善贾”，古已有之，明清时及至巅峰，声名远扬，纵横商界500载，在我国商业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晋商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从内地贸易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蒙古、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晋商开办的“山西票号”使商业经营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为金融领域开辟了一条安全、便捷的流通方式，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了最高峰。边塞风情山西东以太行为天然屏障，西和南以黄河为自然疆界，北边横亘长城天堑，境内太行、恒山、五台、太岳、中条、吕梁六大山脉纵横起伏，丘陵、盆地遍布期间，山地、高原回互相连，地势险峻，关隘众多，形势天成，表里山河，据之则居高临下，东出可取冀豫平原，南下可逐鹿中原，西进可窥视关中，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民族交融之所，文化激荡之处，呈现着独特的边塞风情。
5000多年前，河东解州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黄帝族先后战胜了炎帝族、九黎族，形成了华夏民族。古代战争遗址，有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战役“长平之战”古遗址，有闻名遐迩富有历史传奇色彩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有曾经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金沙滩古战场，有荒冢累累葬有万千汉代戍边将士遗骨的山阴汉墓群以及至今仍然较好保存的代县杨家将祠堂、宁武宋建宁化古城、新广武城与旧广武城等。古代众多名将如战国的廉颇、李牧；汉代的卫青、霍去病、李广；三国时的关羽、张辽；唐代的尉迟恭、薛仁贵；宋代的杨业及杨家将、狄青等，皆出自山西，他们与长城一道演绎着民族的历史，铸造着民族的精魂，是山西乃至长城文化的不尽源泉。关公故里关公文化。关公文化以“忠、义、仁、勇”为核心，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融合体现了中国儒释道的伦理道德精神，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凝聚力和融合力。关羽的崇拜价值在于，他的行为构成了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价值的楷模，忠孝节烈，神勇武威，为国捐躯、生之人杰，死亦鬼雄。因此自孔孟以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古建瑰宝山西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宝库”和“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现存的古建筑无论从数量从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看，在全国都首屈一指。山西遗存了我国古代从北魏至明清各个朝代各种类型的建筑典范，辽金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总计达540余处，占全国现存同类建筑的70%以上；唐代木结构建筑在我国有5处，4处在山西；宋、辽、金代在山西有近百处著名建筑，元代以后的建筑则更多。现存古代彩塑12712尊，古代壁画24000多平方米，在全国均位居榜首。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3400余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现存古戏台2888座，其中元代戏台和元代戏曲壁画山西独有。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平遥古城、云冈石窟)，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大同、平遥、代县、祁县、新绛)，全国历史文化名镇2个(灵石县静升镇、临县碛口镇)，历史文化名村4个(临县西湾村、阳城县皇城村、沁水县西文兴村、介休市张壁村)。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考察，才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宋代遗传的《营造法式》这部建筑学“天书”的解读太行神韵古色太行——古老的人类文明。太行山是一座不朽的人类历史丰碑。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这片沃土繁衍生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就在这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农耕的伟大变革。太行山亦曰王母山，又名女娲山，“神农尝百谷”、“粒王填海”、“参卢农耕”、“羿射九曰”“、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都发生在这里。相传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及尧、舜、禹都在此活动过。女娲的主要活动舞台就在山西太行山，有不少女娲遗迹留存，如长治天台山有女娲“炼石补天”的“望天台”；晋城浮山北谷，有女娲“炼石补天”的“娲皇窟”；长子发鸠山，有女娲“精卫填海”的遗迹；黎城广志山，有女娲所至的“娲皇庙”等。
太行山历史悠久，不仅有古老的人类文明，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宝藏。太行山两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散发出古色古香的魅力，留下了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贤士、文豪武杰、宗教名流、神医巧匠的足迹。“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代诗人李白曾吟出《行路难》的诗句；三国魏相曹操在北征途中也写下了“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的凄凉与哀叹。先人的感悟使太行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苍茫，从山西解州的涿鹿大战到中国历史上的夏商，从晋国诸侯到开创东周，从春秋晋国到三晋分家，从长平之战到秦朝一统，兴衰起伏的历史剧在山西轮番上演。历史的凝固使山西的地面古建筑占到全国的72%，这72%中在太行山地区就占到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