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里根改革
里根改革
里根[1]最初采用供应学派的主张，但在1981年2月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已吸收了货币主义的某些政策观点，到里根第二任期的后期，甚至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想法。
里根政府实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通过对美联储的加压，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变成了持续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地位上升；里根还紧缩社会福利规模并逐步扩大私人和地方经营的规模，减少联邦政府的干预，减轻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
经过里根政府的改革，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在下降。里根政府的政策为应付滞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西欧和日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里根改革也为美国留下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的新问题，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改革细则
国内政策当里根就任后，他先必须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美国经济面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将使得经济计划相当难以预料）以及20%的银行利率（使得大多数人难以抵押贷款），将近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劳工的平均时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税率平均则高达67%。国债则将近1万亿元。里根在经济上被视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主张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管制，但当时没有人清楚他要如何进行，也不确定由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不会支持他。 
1981年的夏季，联邦政府机场的大量航管人员由于薪资问题和工作环境的争议，由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领导发起了违法的罢工。里根依照事先声明的警告，开除了所有参与罢工的航管人员。由于这个工会是80年大选中少数支持里根的两个工会当中的一个，里根这项动作在政治上引起宣然大波。 
里根第一届任期的主要目标便是复苏美国的经济，当时美国经济处于所谓的滞胀（停滞的经济发展和高通货膨胀）。里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恢复国内在石油生产和探测上的市场动力。[5] 为了解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支持了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戏剧性提升银行利率来达成减缩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计划。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描述当时里根了解到“若要成功遏止通货膨胀，金融的管制和短暂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里根利用紧缩货币供应配合全面减税的方法来刺激商业的投资（依据里根的说法：“芝加哥经济学派、供应面经济学，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称它为里根经济学，直到它开始生效为止…”）。里根的对手嘲笑这是“巫毒经济”、“涓滴效应”、和“里根经济学”，但里根成功的展开全面的减税。通货膨胀为了终结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的供应，使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8]。美国经济在历经1981年-1982年的衰退后，于1983年开始戏剧性的经济复苏，里根政府主张减税帮助了经济的复苏、制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最终将使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军事战略增加了大量军事预算，则导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一些批评家则认为，这种将预算大幅投注军事产业的政策事实上属于古典的凯因斯经济学，并认为接踵而来的经济成长并非减税造成的，而是政府大幅度支出的结果。 
当时由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则反对里根如此减缩社会福利和其他国内的支出。 
由于警觉到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里根指派了阿伦·格林斯潘领导社会福利改革，拟出了减缓社会福利支出的计划。随著年龄的增长，从社会福利取得的津贴也会随之缓慢增长（也配合著逐渐增长的国民平均寿命），使这套制度在接下来50-70年内不会超出政府的负担能力。这套计划也借著提升社会福利的工资税比率来增加政府的税收。 
为了解决预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由国内和国外贷款国债，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民间所持有的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从1963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在1988年国债总计2.6万亿美元，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原本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借债国。 
里根的经济政策拉大了贫富间的差距；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里根政府被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其他人批评没有迅速处理当时崛起的HIV-艾滋病。白宫在1982年10月第一次讨论起这种疾病；里根则在1985年的记者会上第一次公开讨论政府处里这疾病的措施。 
尽管遭受批评，里根在任内支出了570亿美元以对抗HIV和艾滋病，大多数资金都投注至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HIV和艾滋病研究上的资源于1983年增加了450%、1984年增加了134%、85年增加了99%、和86年增加了148%。在1985年9月里根说道：“包括我们在86年的预算，我们已经投注超过5亿元在艾滋病的研究上，我确定其他医学团体也在同步进行这些研究。我们今年有1亿元预算，明年将会有1.26亿元，所以这是我们放在第一优先的问题。这场疾病的严重性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找出疾病的原因。”到1986年里根已经投注大笔经费在艾滋病的预防和研究上，并宣称艾滋病“是我们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公共卫生上排在第一优先的疾病。” 
里根也在另一场有关艾滋病的少见争论里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研究员罗伯特·加罗（Robert Gallo）与法国科学家路克·蒙塔尼埃（Luc Montagnier）都宣称是自己发现了人类免疫不全的病毒（HIV），并各自为其命名，这场争论最后终于由里根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谈判达成共识，让两人和其团队在名称上都占有同样的功劳。这次事件相当的罕见，忽视了在科学上命名的根据，也是第一次在生物学上的争论竟上升到政治的层次。显然的，蒙塔尼埃和里根了解到两个大国不该为了这个议题而产生争执。强烈反对堕胎里根强烈反对堕胎，他出版了Abortion and the Conscience of a Nation一书，书中他指责堕胎是对生命的不敬。许多保守主义的激进份子认为里根是历史上最拥护生命权（Pro-life）的总统。不过，两个由他指派的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罗对伟德案（Roe v. Wade）中投票判定反堕胎的法令违反了宪法。在里根身为州长时，也将自由堕胎的权利写入加州法令中。 
虽然里根的第二届任期最显著的是外交上的政策，但他也主导了许多重要的国内法案。在1982年，里根签署法案使1965年的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得以延长25年期限—尽管在1980年的选战中他曾经反对延期[9]。这项法案保护了盲人、残障者、和文盲的投票权。 
其他重要的法案还包括1986年的税赋改革法令，和1988年的公民自由法案—包含了对二战中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的赔偿。里根也立法授权对牵扯至贩毒的谋杀行为判处死刑。 
米尔顿·佛利民提出了里根任内每年联邦公文（Federal Register,纪录了联邦政府每年发布的法规与管制公文）的数量来说明里根反对政府管制的政策走向[6]。自从1960年代以来，每位总统每年的联邦公文数都持续增加，但在里根上任后发出的联邦公文急遽减少，证明了里根对政府管制的反对态度。联邦公文的数量在里根任内都只维持小幅度增长，直到里根离任为止才又开始大量增加。外交政策和介入里根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一对一会谈。里根是第一位主张共产主义将会垮台的世界领导人。在1983年3月3日他说道：“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可悲而怪异的一页—仍在进行中的最后一页。”当时西方对苏联的主流看法是，苏联新的一批世代即将来临，而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们合作。但里根则主张苏联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打算借由切断苏联与西方的科技交流来使这种危机加大。认为苏联最恶劣的是“与人类历史的潮流相背，抹灭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 
美国学者对冷战结束的正统观点是这样的“由于自由和民主的西方国家持续的在军事地位上、意识形态的动力上和经济系统上保持优势，最终导致苏联的投降和冷战的结束。这些因素显露了共产主义在道德上的非法性并突出了其经济上的停滞。”（Salla and Summy,p 3）这种观点都能被共和党（强调里根扮演的角色）和民主党（强调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长期以来的围堵政策）所接受。这种看法也被东欧国家所广泛接受。举例而言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在2004年时便说：“当谈到罗纳里根时，我必须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谈他、我们在波兰的人都会以我们的角度来谈论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是他给予的。”西德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则说：“他的出现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在里根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后的2年，柏林墙就真的倒了，而11个月后德国便统一了。”爱尔兰首相伯蒂·埃亨（Bertie Ahern）说：“里根总统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抵抗者，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终结了共产主义以及二战后欧洲的分裂”后来于1989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说道：“他是个抱持著坚定原则的人，毫无疑问是他促使了共产主义的垮台。” 
里根选择强硬地与苏联直接对抗，而不像前几位总统如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采取缓和政策。在假设苏联已经没有能力投注比美国更多军事预算的情况下，展开了新一波的军备竞赛，他努力使冷战在经济上和表面上激烈化。规模扩军里根政府以“唯有实力才能获致和平”为名的政策进行大规模扩军，这个名称是为了对照西奥多·罗斯福的强硬外交政策和他的名言“说话温和，手持大棒（意味军事实力）”。里根政府新设立的对苏政策以赢得冷战为最终目标，这个战略被命名为NSDD-32（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Directive），这个战略概述了里根计划在三个战在线对抗苏联：经济上—减少苏联获取高科技技术的机会并减少其资源，包括压低苏联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军事上—增加美国的军事支出以巩固美国在谈判上的立场并迫使苏联转移更多经济资源至军事用途上；处理，从阿富汗的反苏联游击队，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同时也被索罗斯和教廷所支持）。里根并提出了主动战略防御计划，称之为“星际大战”，以外太空为基础建立的导弹防御网。这通常被美国以外的国家视为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将可能抵销苏联对美国“保证互相毁灭”的能力—理论上将能使美国发起核战的第一击而躲过接下来的苏联反击；由于感受到可能因此失去军备竞赛中的平衡地位以及世界的战略根基，苏联的领导人和人民对于情势越来越沮丧。在1986年10月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冰岛会面，会中戈尔巴乔夫急切的希望美国取消这种防御的、同时也是攻击性的导弹防御网。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在新当选的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总统领导下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其余的苏联加盟国也在1991年陆续宣布独立，苏联于是正式瓦解。玛格利特·撒切尔对此描述道：“里根不开一枪便赢得了冷战。” 
里根主张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了；快速电脑化的经济、高科技的技术是主要力量，但苏联在这方面远远落后，甚至连韩国的高科技也超越了它，而且一年比一年的落后。里根进一步禁止美国和盟国对苏联输出高科技技术，使苏联处境更为恶劣。有一段时间当石油价位极高时，这种落后由于苏联输出了大量石油而得以掩盖，但这个优点在1980年代初期也丧失了。要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竞赛显然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次改革，他期望新政策中的开放性（glasnost）和新思维（perestroika）能够重新复兴苏联经济，但这些改革却得不到解决的方法、反而产生更多对苏联体制的不满。里根的大规模扩军行动和他强硬的反苏言论，造成苏联在1983年北约的例行演习（Able Archer 83）中产生近乎恐慌的反应，虽然这次核战的危机随著演习结束而迅速平息，但这次演习也显示了里根的强硬态度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一些历史学家如Beth B. Fischer在他所著的The Reagan Reversal里主张这次危机对里根的政策有著深远影响，使得他的对苏态度从直接对抗转变为和睦友好的政策。 
在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他最主要的同盟国、同时也是他要好的朋友是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撒切尔也支持里根对苏联的威慑态度。尽管里根与苏联签订了限武条约如中程核子武器条约（INF）和裁减战略武器谈判（START I），里根依然进行著星际大战计划，部署外太空为基础建立的导弹防御网，以环绕地球的军事卫星来拦截导弹，使美国能在核子大战中不受损伤。批评家认为这项计划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违背了反弹道导弹的条约，支持者则认为这项计划能迫使苏联投入更多无法负担的军事支出。事实上，苏联也曾尝试著自行建立起一套类似的系统，或至少同时经由限武条约来减缓与美国间的军事差距。最后苏联在后者上表现的较为成功，由于试著追上美国的军事和研究开发经费（不只是星际大战系统）而严重损害了原本已经不稳固的苏联经济，这也被认为是导致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强硬对抗黎巴嫩的真主党里根政府强硬对抗黎巴嫩的真主党（Hezbollah）恐怖团体，真主党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开始绑架美国公民并攻击平民目标。里根政府也强硬对抗在西岸地区和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较具争议性的是里根将萨尔瓦多的FMLN和洪都拉斯的游击队战士也视为恐怖份子。他也将南非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武装派系非洲之矛（Umkhonto we Sizwe）视为是恐怖份子组织。 
里根在任期中对于萨尔瓦多右翼政府的支援相当具争议性，因为他担心FMLN可能会在萨尔瓦多内战中获胜。这场战争导致75,000人死亡、8,000人失踪和一百万人无家可归。不过里根原先所保证的民主选举进程也获得一部分成功。 
在联合国下令于黎巴嫩进行限期的多国部队托管后，800名美军陆战队被派遣至贝鲁特以撤离巴解部队。在1982年9月16日于贝鲁特发生了萨布拉-夏蒂拉大***（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后，里根组织一支新的多国部队。在积极的外交行动后终于达成了黎巴嫩与以色列间的和平协议。不久后美军部队开始撤离，但却在1983年11月23日发生了汽车炸弹对美军军营的攻击，造成多达241名陆战队队员阵亡。里根称那天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生涯里最悲伤的一天。 
小岛国家格林纳达于1983年发生了共产政变，里根迅速命令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推翻了新成立的共产政权。能让任何一方输在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中，美国最初保持中立，后来逐渐牵涉其中。有时候美国同时支持两方，但主要是支持伊拉克，因为美国认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比起伊朗领导人霍梅尼对于区域安全的威胁性较小。亨利·基辛格指当时美国的政策是“不能让任何一方输”。美国担心若是伊朗胜利会鼓舞阿拉伯国家中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将可能导致非宗教的政府被推翻、进而危及西方国家在当地的公司，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和科威特等地。最初伊拉克的军事胜利后战局开始倒转，1982年伊朗可能获得胜利，美国政府这时试图切断伊朗政权取得武器的门路（但稍后又开始船运武器给伊朗而导致了伊朗门事件）。美国也提供伊拉克的军事政权许多情报资讯和金融上的支援。美国政府也允许了一些能够被用作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军商两用货品”船运至伊拉克，伊拉克以农业用品、医疗研究和平民用途等名义进口这些货品，却被侯赛因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 
在支援伊拉克的同时，里根政府也秘密的进行军武贩卖以资助在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这导致了伊朗门事件丑闻。里根公开承认他对这项秘密计划并不知情，并迅速召集美国独立检察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进行调查。最后10名里根的政府幕僚被判罪而被迫辞职。里根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被控告作出伪证，最后在审判开始前一天取得了乔治·H·W·布什的特赦。历史学家在2006年提出的一份报告将伊朗门事件列为美国总统犯过的最严重错误中排名第9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