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肖淦
人物概述
肖  肖淦淦，火炸药和固体推进剂专家，我国兵工事业的创业者之一。他长期从事我国的火炸药事业和固体火箭推进事业的开拓、创建和发展。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他在艰苦条件下参与开拓火药生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曾任我国第一个火炸药研究所和第一个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为我国火炸药事业和固体推进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生平
肖淦，原名施家淦，1917年7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今无锡市），初中毕业前基本上生活于此地。而他的家庭是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几代同堂的名门望族，清末民初出将人相，声播乡里，其中最显赫的是肖淦的叔祖父施肇基，曾官居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驻美大使之位。然而肖淦的亲祖父则不幸英年早逝，其时肖淦的父亲施和伯年仅3岁，只得受庇于施肇基等父辈，直到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工作。肖淦的母亲王韫珍也出身于外交官之家，于上海圣玛丽亚学校毕业后，曾随父母在驻日、加等国使领馆居留多年，婚后则以相夫教子为事。这样的家庭给予肖淦的西洋文化影响自然多于封建礼教的薰陶，寄于他的希望是走留学、为官之路，步前辈外交官之尘。然而天性开朗、思想活跃、好问好学的肖淦，从中国当时的现实中，逐渐懂得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因此，1932年初中毕业后，毅然违背家庭的意志，投考了德国人办的上海同济大学的附属高中，瞄着同济大学的目标。
在同济附中，肖淦课内刻苦学习，课外与几位要好的同学组成一个“无线电研究会”，共同钻研无线电。然而这时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继续进逼，南京国民政府仍然退让，局势使学生的忧愤情绪越来越浓，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成长中的肖淦也逐渐对“科学救国”思想产生了怀疑，更多地关注起救亡问题来。他广泛涉猎报刊，进而成为进步刊物的忠实读者，慢慢看清了国家危殆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反动。随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些群众组织的活动，更自觉、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同济校园立即响应，游行示威抢占火车去南京请愿，成立学生救国会，开展救亡宣传……肖淦都是积极分子。
1936年夏，肖淦升人同济大学，其思想愈趋成熟，及至“西安事变”后全面抗战起，他对抗日救亡要靠共产党这一点有了鲜明的认识，更加有意识地阅读进步书刊，了解共产主义，了解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打响了全面抗战第一枪后，同济大学毁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火之中，学校被迫迁移。途经南昌时，肖淦认识到书是念不下去了，应当走上抗日前线，而要抗日就要找共产党，于是他下定决心投奔延安。旋即到达武汉，经董必武开出介绍信，持之北上，一路风尘，于1938年1月到了陕西吴堡，人青训班学习。一个月后结束训练，转赴延安人陕北公学再学习，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毕业，入伍任文化教员。后于1939年调任宣传干事，1941年再调任团宣传股长。在此期间，肖淦曾用科普笔法编写了《步枪》、《手榴弹、掷弹筒、迫击炮弹》等两本读物，上级很赞赏，责令印发各部队做教材，深受战士喜爱。东北民主联军也曾翻印发给战士学习。
1942年7月，或许由于上述两本读物的原因，肖淦奉命离开部队，进入军工局，到一个刚由农具厂改造成的兵工厂里担任绘图员、生产管理员，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兵工事业。该厂先生产手榴弹，后又制造枪用子弹，条件十分艰苦，生产全靠“土”办法，但是产品技术要求却不低，学校学的东西不足以应付任务，肖淦只得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学习，这倒丰富了他的知识，为以后成长为专家作了最初的铺垫。
1943年10月，肖淦奉调去组建军工局化验室，改行从事化学类工作。这是他一生从事火炸药类化工工作的开端。在这个岗位上，他同样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1946年初，肖淦又调入军工局刚组成的兵器研究室。期间他较深入、系统地学习了炮弹、引信等方面的知识，奠定了终身事业的专业技术基础。半年之后，按照组织的安排，肖淦和一批老兵工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去开辟东北解放区。
1946年9月，历经坎坷的肖淦才到达哈尔滨。旋即被分配到东北军工局鸡西办事处研究室，进行建设兵工厂的准备工作。第二年7月，他受命到密山县参加火药厂的建设。在此他先后担任工程师、研究室主任、副厂长等职。建设时负责设计工作，开工后主管生产，组织生产各种弹药，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9月，肖淦又奉调到沈阳负责组建二机部第三研究所，领导开创火炸药研究工作。1956年该所迁到西安，在肖淦所长的主持下，研究工作更加正规、扩大、深入地开展，成果累累。
1962年7月，国防部五院固体发动机研究所成立，肖淦调任该所所长，授大校军衔，领导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的发展。后随体制的变化，他改任由该所变制的固体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负责生产组织工作，侧重领导固体复合推进剂的研究。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肖淦受到很大的摧残，毁坏了他那本就带病的身体，以后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反复住院治疗，终因无效而于1984年5月2日，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间。[1]﻿
技术成就
肖淦早在延安时代就从事兵工事业。初在军工局兵工厂任生产管理员，在十分艰苦、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组织修理枪械、制造手榴弹，以及制造有相当高技术要求的枪用子弹，为抗日战争和反击国民党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犯，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支援。后在由他组建的军工局化验室改行搞化学类工业。一方面协助炼铁厂、化学厂工作，一方面给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上实验课。最后在军工局兵器研究室工作，着重搜集炮弹引信和反坦克燃烧弹方面的资料，学习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为进入城市建设正规的兵工事业作准备。
1946年9月，肖淦从延安到达东北，在东北军工局鸡西办事处研究室工作，主要是收集设备和原材料，开展迫击炮弹的试验研究，为建厂作准备。然后到黑龙江省密山县，参与建设东北解放区第一个较正规的火药厂的领导工作。当时他任工程师、研究室主任，负责建厂设计工作，主要目标是建立东北解放区第一条7.62毫米口径枪用单基药生产线。该厂建成投产后，命名为475厂，肖淦负责技术工作，后来被任命为副厂长，主管生产。在很短时间内，他主持攻破了许多技术难关，使乙醚的产量大大提高；解决了脱脂棉油份过高而导致硝化过程易着火的难题；使单基药的产量突飞猛进，质量日益提高，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特别是1949年7月，肖淦等一行三人，去朝鲜咸兴考察了硝化甘油生产工艺，回来后肖淦主持在475厂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较正规的机械化硝化甘油生产线，摆脱了危险的手工生产方式，从而能够较正规、较具规模、较安全地生产双基药，为生产迫击炮弹和火箭弹的火药提供了核心技术保证。这些武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彪炳史册。其中有肖淦的重要贡献。
1952年全国第二次兵工会议后，当时的二机部决定以东北军工局所属的几个化学实验室为基础，组建第三研究所，开展火炸药研究，调肖淦任副所长，实际全面负责组建工作。后又任命他为所长，主持开展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消化前苏联提供的资料基础上，协助有关工厂试制新产品，以及研究原材料国产化的问题，取得了统一发射药安定度检验标准，确定火工品、炸药、发射药等产品制造工艺和分析方法，试制成功π-45手枪弹药等成果。
后来在主持研究工作的同时，他还负责西安新所的建设。从选址到布局，从工艺设计到设备选择，从规划前景到机构设置，他都一一过问，指导思路，审查方案，把关拍板。新所1956年底建成，设有无烟药、双基药、复合药、火工品、炸药、起爆药等专业研究室，以及化学计量标准化、产品质量检测综合分析、原材料检测方法标准化等方法学研究室，还有各类配套设施与机构，成为国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火炸药研究中心。
1957年，第三研究所迁入西安新址开展工作。肖淦一如既往，对于研究工作，从规划方向到选立课题，从确定技术途经到论证技术方案，从人员配置到条件保证，从研究过程到攻关排险，他无一不予过问、指导。在他的主持下，短短几年内，火炸药领域的众多研究课题，复合药的基础研究，都取得了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协同仿制的空空导弹霹雳型号，黑索今、奥克托金等新型高能炸药和新型引信等新产品试制，都取得了成功；还制定了产品制式化、“六试六定”等技术规程。另外还开展了作为发展方向的用强棉制造双基药和利用无溶剂强棉双基药制造七孔药的研究，已在75毫米口径无后座力炮的发射药中进行了成功的试验，并已开始组织定型生产，但被置疑有安全隐患，而被迫停止了。上述一切为20世纪60年代我国兵器由仿制进入更高水平的自行设计新阶段，在火炸药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还为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的全面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刘少奇、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先后视察过第三研究所，给予肯定和鼓励，寄予殷切期望。陈毅同志在视察中说：我这个外交部长要靠你们支持啊！
1953年，肖淦在第三研究所任期内还兼任了375厂扩建总工程师，负责扩建设计工作。期间他既注意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又注意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定额，较好地解决了节约和进步及进度的关系问题，既节约又按时建成了我国第一条较先进的纳唐—汤姆逊硝化法硝化甘油生产线，彻底摆脱了落后、危险的“土”方法，并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长期的艰苦、紧张工作，长期的接触化学品，使他的身体受到了损害，耳聋、肝痛……但是他没有躺倒，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鞠躬尽瘁。 
我国的固体火箭事业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开拓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淦领导的第三研究所（此时归属三机部下称三所）几乎与国防部五院同时展开了聚硫橡胶推进剂研究，到1958年底，在845厂协作下，已用压注工艺制成了药柱。
1959年3月，五院派员到三所参加那里的聚硫橡胶推进剂研究。在他主持下，于当年10月开展了在推进剂中加稀释剂以提高药浆流动性的研究，以及真空浇注工艺的研究，都获得成功，突破了聚硫橡胶推进剂的浇注关，成功浇注了直径65毫米试验发动机。1961年3月，五院将其全部固体火箭技术研究力量开赴三所，在以肖淦为主的双方联合领导下，共同进行以聚硫橡胶推进剂为主攻方向的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的开发。10月，聚硫橡胶推进剂的第一个配方即研究成功，并成功地通过了直径107毫米试验发动机的装药和试车考验，测得比冲约为2060米/秒，高于双基药比冲20多米/秒，也比美国最初的同类推进剂的比冲高。
1961年1月，国家召开了推进剂规划会议（112会议）。这是火箭推进剂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起了动员全国有关力量，分工协作，加速火箭推进剂发展的作用。作为复合推进剂研究领衔单位领导的肖淦，在会前筹备和会上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会上决定成立的十四个专题组中的固体推进剂组，由他任所长的三所为组长单位。会后肖淦按照会上确定的三年规划和力量分工，紧抓落实和协调，有力地推动了固体推进剂的发展。
1962年，国家决定在国防部五院属下成立固体发动机研究所，由五院在三所进行研究的力量和三所从事复合推进剂研究及相关的力量组成，任命肖淦为所长。1964年该所变制为五院第四分院，不久又变制为七机部第四研究院（四院），肖淦任副院长，主管固体发动机研制的组织和物资保障工作，而其专业则侧重于固体推进剂的研究。在这漫长任期内，他的建树颇丰。
第一，在上级指导下，肖淦主持筹划、建设、搬迁，于1962年7月1日，在四川泸州的临时立足地，宣告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推进技术专门研究机构——固体发动机研究所诞生。
第二，在上级支持下，肖淦主持与845厂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在全国建立了广泛的特种材料研究协作网，利用兄弟单位的力量弥补本单位初建时期的不足，以加速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的发展。
第三，根据上级精神，肖淦主持制定了第一个固体发动机发展规划，确定了“由小到大、逐步提高”的基本发展道路。实践证明，固体发动机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脱离开这条道路。
第四，建所初期，肖淦主持，建制改变后，肖淦与技术指挥员相配合，主持展开了直径300毫米发动机全面研制工作，并贯彻上级意图，确立了“不急于实用，以走完研制全过程、探索研制规律为目标”的指导思想，使研制扎实稳步前进。初步解决了不稳定燃烧、装药裂纹等技术难题，取消了装药工艺中安全性差的碾片工序，改进了混合机的安全性能。终于在1965年成功地进行了该发动机的地面试车和飞行试验，宣告了中国复合推进剂固体发动机的诞生。在中国火箭发展史中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第五参与领导四院内蒙基地建设，在工艺设计、非标设备研制等方面，更是时时关注，具体指导，尤其是在1965年内蒙基地只完成了部分土建，而研制进展又需要尽快迁人该基地时，肖淦负命到基地作研制条件准备。他深入现场调研，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苦心筹划，最后决定利用已到货的设备，抢建成一条临时装药生产线。这保证了四院于当年年底搬迁后，立即开始发动机由小到大的飞跃，从而具备了接受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发动机研制任务的条件，使四院获得了参加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荣幸机会。
第六，在固体发动机由小型向大型发展，研制直径770毫米、1400毫米等中大型发动机的前期，肖淦对科研生产的精心计划、精密组织，有力地保证了技术方案的实现。在解决不稳定燃烧、药柱裂纹、装药脱粘等三大技术关键，以及壳体试制、封头外协加工等难题中，他负责组织生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1966年5月，国防工办委派肖淦为组长，带领由化工部、科学院、五机部等系统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国内与固体推进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生产厂家，进行了一次调研，分析了聚硫橡胶、聚丁二烯、双基等推进剂和高能粘合剂、高能氧化剂、高能添加剂等推进剂原材料的研究与生产情况，结合国内资源状况与前景，提出了固体推进剂发展问题的建议，得到了国防工办的首肯。该建议提出了固体推进剂能量两台阶（2059～2256米/秒生产供用，2550 米/秒上下抓紧研究）的基本发展战略，对于全国固体推进剂的研究与生产指出了方向。
第八，1968年2月，四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由各工业部和科学院系统有关单位参加的高能推进剂会议（212会议），肖淦作为会议主持者，在会上对于技术途径选择、攻关项目确定、组织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次会议的决策，对于推进剂性能和能量提高的方向与目标的明确，对于分工协作加快固体推进剂的发展步伐，都具有重大意义。后来固体推进剂能量提高到约2300米/秒，即是这次会议的效果。
第九，1968年5月，陷入“文化大革命”恶浪中不能脱身的肖淦，为制定规划只好委派人员组成调查组，到上级领导机关，到导弹总体部门，到各兵种机关，调研对于固体发动机的需求和技术要求。该小组的调查报告被肖淦视为重要依据，主持制定了固体发动机和推进剂发展规划。这份规划更切合实际，更具有指导发展的作用。自此迄今，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的发展，虽有调整，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这份规划的框架。
第十，1966年，国家决定开展固体发动机立式装药生产线研制（158工程），由一机部和七机部联合进行。七机部指派由使用单位四院负责，四院确定由肖淦主持。为此工程，肖淦作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和内部筹建、配合工作，以及设备接收、安装和资料接收、归档等工作。1969年主要设备2000升立式混合机试运转成功，安装在四院389厂使用。后续生产的两台，分别安装在四院三线装药厂和066基地装药厂，正常运转至今。158工程立式装药线研制于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只可惜肖淦没有看到。 
“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彻底摧毁了肖淦的身体，但是他的理想未泯，他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1970年，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的那个夜晚，他被押解到四院驻地的一个沙丘上观看。当他发现了长空中缓缓飘过的那颗中国星时，他为自己付出许多心血的航天事业之伟大成就，激动得热泪长流。
1973年，他刚被解除了看押，还是无职无权时，就被只身派往武汉，去处理高能推进剂会战中的问题。他孤身旅途，无怨无悔，只知道“工作着多美好呀”！
1974年，他被允准外出就医。在困于医院、囿于病床的岁月里他仍心系事业，写出了“十年回顾”一文，回顾了固体推进剂的十年发展历程，总结了经验教训。此文很受七机部重视，曾写了按语印发各单位，要求都应像肖淦那样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
1976年，他出院后到四院三线工作。带着一身伤病，他一如既往，拼命工作。一次高烧未退就外出开会，竟晕倒在那里，但一好转，就又投入工作。后来的几年中，他就这样周旋在岗位和医院之间。直到实在无力支撑下去了，才长期住院治疗。然而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还是关注着四院的情况，脑海里盘桓着关于事业的思考，常常向院里提供意见。就在逝世的前两天，他还向去看望他的42所两位领导，提出了改进固体推进剂的建议。
1984年5月2日，肖淦同志停止了对事业的思考，溘然长逝。他对固体火箭推进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个人简历
1917年7月18日 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今无锡市）。
1936～1937年 上海同济大学学习。
1938年 安吴青训班、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1942年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宣传股长。
1942～1946年 陕甘宁军工局任兵工厂生产管理员、化验室负责人、兵器研究室研究人员。
1946～1947年 东北军工局鸡西办事处研究室研究人员。
1947～1952年 475厂任研究室主任、副厂长。
1952～1962年 二机部第三研究所（后属三机部）任副所长、所长。
1962～1984年 国防部五院固体发动机研究所、五院第四分院、七机部第四研究院，任所长、副院长兼陕西七机局顾问。
1984年5月2日 病逝于陕西省西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