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八一宣言
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后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八一宣言》最早刊载于1935年10月1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十期上）。这个重要历史文献是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在莫斯科发表的，使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但和长征途中的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无关。张闻天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召开瓦窑堡会议，只是贯彻了王明的指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推动的。
宣言概括
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在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之后，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
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
宣言的发表，不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实践，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我党愿作发起人。
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并表示中共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历史意义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  一二·九运动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宣言。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华北党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    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宣言原文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账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腆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八一宣言》的出台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  八一宣言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而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已失去电讯联系一年多了，所以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在调整政策方面走在了前列。
王明后来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的产生，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据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产生的过程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3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3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4天，他又进行修改。第5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作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
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记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这个委员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宣言要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由委员会推选一人，在7月20日以前起草并修改好。由此可见，《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后，代表团对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集体修改。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过程中，王明曾向斯大林作了口头汇报。斯大林对此表示肯定。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给了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3日全文刊载。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的影响
《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了这个宣言。同时，它也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八一宣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许多学生读到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毛泽东也曾肯定“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
《八一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不小的影响。
《八一宣言》还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当蒋介石看到《八一宣言》关于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呼吁后，认为可以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1935年底，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了接触，曾养甫派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长江局取得了联系。从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等人进行了谈判。2月，国民党也派人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虽未成功，却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位身居国外的同胞当时在伦敦写信给《救国时报》说：“我以最高的感激与兴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国报上所转载所翻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他又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纲……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在美国纽约，许多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           《八一宣言》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都是加以肯定的。例如从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岑小岑谈判的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与王明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力挺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同顾顺章一样，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尽管向忠发曾跪地求饶，但国民党还是立即将其处决。　　
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顺地挥舞中共最高指挥棒，但处境的危险却又使王明不能尽情享受挥舞最高权杖的快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明决定离开中国，重返莫斯科。当年王明团伙成员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有这样的追述：“他（王明）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为了安全，陈绍禹（王明）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盛岳的回忆多少有些误差。王明夫妇，还有吴克坚、卢镜如，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王明到达莫斯科后，重建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有康生、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仍以中共最高领导自居。在苏联期间，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发布宣言，更常常对国内的“中央”发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态度本来“左”得吓人，从来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到了莫斯科后却渐渐有了变化。这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强调被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应该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使王明头脑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形成。对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有这样的评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撕（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应该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王明政治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说远离国内的环境使王明冷静地思考国内问题从而“思想”发生变化，恐怕并不合实情。其实王明从来是只有“态度”而没有“思想”的。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要王明“左”，王明决不会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决不会偏“左”毫厘。所以，应该把王明“态度”的转变，完全视作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300人壮烈牺牲，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一 ? 一七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宣言》虽仍称呼“国民党军阀”，但提倡“联合”，政治态度已有巨大转变，应该说是《八一宣言》的雏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期间，王明、康生还几次联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中央，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王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也总强调这一问题。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议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王明在1934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据这一新政策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发号施令。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认可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
《八一宣言》写道：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从1927年开始，共产党与国民党拼杀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称，表示愿“亲密携手”，确实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八一宣言》发表后，王明开始积极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国共第二次“合作”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可以说，是《八一宣言》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这样说到《八一宣言》发表时的国内局势：“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和优势。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包括过去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领导的红军，也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使得中共全面而彻底地解脱离危机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战八年，中共及其军队迅速壮大，终于在日本投降后仅用三年时间即击败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没有《八一宣言》中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没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而没有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内战，必须让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这是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从根本上说，斯大林才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缔造者。没有斯大林的旨意，没有对斯大林态度的确认，王明是决不会也决不敢从极左立场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的。
《八一宣言》与新启蒙运动
《八一宣言》一传到国内，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获得极其广泛的拥护和欢呼。《八一宣言》在国内引起的最直接的政治效果，是1935年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刘少奇到天津出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即提出在党内清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以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他改组北方局，以彭真为组织部长，陈伯达为宣传部长。陈伯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文化界发动了一场“新启蒙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
“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学”否定和取代“旧启蒙运动”。而陈伯达们心目中的“旧启蒙运动”，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看来，“五四”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应该以“资本主义文化”来否定和取代之，代替“封建主义文化”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五四”虽然给“封建主义文化”以重创，但却又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而“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以“新哲学”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清算、否定和抗击在中国已流行了20来年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清算和否定“五四”，但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痛快淋漓地否定和清算之，怎么办？陈伯达们采取的策略是，以“五四启蒙运动”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在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下，清算和否定“五四”。他们把“五四”这瓶酒接过来，倒掉其中的“五四”之酒，而装进“新启蒙”之酒。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倒掉其中的“五四思想”，而装入陈伯达们所理解的“新哲学”。
“新启蒙运动”继承了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但又与五四不同。由于时代的复杂性，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计划都胎死腹中。新启蒙运动反映了当时人们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共同对敌，振兴民族，既要强化民族传统，又要批判传统思想。这是一种自尊和危机的二律背反。新启蒙运动没有也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但它却启迪了文化思想界，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做出了贡献。
客观评价
《八一宣言》比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提出的除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抗日大联合的思想，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因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对于《八一宣言》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作用，既应充分肯定，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过分夸大。另外，《八一宣言》本身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这主要是它对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还缺乏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只能一般地提出合作抗日的号召，而不能进一步提出促进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这个缺点和不足，与王明长期住在国外、对国内的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对于《八一宣言》这个重要文件的产生，长期以来王明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党做一些工作完全是应该的，是他分内之事。何况《八一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写出的，是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和认真修改的，不能完全归功于王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