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童心说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童心说 
创作年代：明代 
作者：李贽 
作品体裁：散文
作品原文
龙洞山农叙《西厢》（1），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2），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3）。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4），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5），又变而为传奇（6），变而为院本（7），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8），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9），更说什么《语》、《孟》乎（10）！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11），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1]
注释译文
作品注释（1）龙洞山农：或认为是李贽别号，或认为颜钧，字山农。《西厢》指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
（2）见：通“现”。
（3）矮人何辩：这里以演戏为喻，矮人根本看不到，就无法分辨了。
（4）《选》：指萧统编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5）近体：指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6）传奇：指唐人的传奇小说。
（7）院本：金代行院演出的戏剧脚本。
（8）举子业：指科举考试的文章，也就是八股文。
（9）六经：指儒家的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10）《语》、《孟》：指《论语》、《孟子》，《四书》中的二种。
（11）道学：指道学家。[1]​作品译文龙洞山农在为《西厢记》写的序文末尾说：“有识之士不以为我还有童心的话，就知足了。”童心，实质上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 
儿童，起人生的开始；童心，是心灵的本源。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那么，童心为什么会贸然失落呢？在人的启蒙时期，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感性知识，长大之后，又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的闻见和理性的道理一经入主人的心灵之后，童心也就失落了。久而久之，所得的道理、闻见日益增多，所能感知、觉察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从而又明白美名是好的，就千方百计地去发扬光大；知道恶名是丑的，便挖空心思地来遮盖掩饰，这样一来，童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的闻见、道理，都是通过多读书，多明理才获得的。可是，古代的圣贤又何尝不是读书识理的人呢！关键在于，圣人们不读书时，童心自然存而不失，纵使多读书，他们也能守护童心，不使失落。绝不像那班书生，反会因为比旁人多读书识理而雍塞了自己的童心。既然书生会因为多读书识现而雍蔽童心，那么圣人又何必要热衷于著书立说以至于迷人心窍呢？童心一旦雍塞，说出话来，也是言不由衷；参与政事，也没有真诚的出发点；写成文章，也就无法明白畅达。其实，一个人如果不是胸怀美质而溢于言表，具有真才实学而自然流露的话，那么从他嘴里连一句有道德修养的真话也听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童心已失，而后天得到的闻见道理却入主心灵的缘故。 
既然以闻见道理为本心，那么说的话就成了闻见道理的翻版，而不是出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跟我又有什么相干。这难道不是以假人说假话，办假事，写假文章吗？因为人一旦以虚假为本，一举一动也就无不虚假了，由此去对假人说假话，正是投其所好；跟假人讲假事，肯定信以为真；给假人谈假文章，必然赞赏备至。这可真是无处不假，便无所不喜呀！满天下全是虚假，俗人哪里还分辨得出真伪。即使是天下的绝妙文章，因被假人忽视埋没而后人无从得知的，不知有多少。原因何在？因为天下的好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如果童心常在，那些所谓的闻见、道理就会失去立脚之地，那么，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都可以写出极好的作品来。诗歌，何必一定推崇《文选》；散文，何必非得看重先秦。古诗演变成六朝诗外，近体格体，古文也发展为唐朝传奇，金代院本，元人杂剧，《西厢记》，《水浒传》，还有当今应科举的八股文，凡是讲求圣人之道者都是古今杰出的文章，绝不能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厚古薄今。所以，我对那些发自内心的文章体会最深，实在用不着言必称六经，言必称《论语》、《孟子》。 
六经、《论语》、《孟子》，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辞，就是臣下的阿谀之言，不然的话，也是那班糊涂弟子们，追忆老师的言语，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是据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写下来汇集成书。后代书生，不明此理，就以为全是圣人的精辟理论，而奉若经典。又哪里晓得，这其间多半根本不是圣人的精论呢！即使真有圣人讲的，也是有的放矢，不过就一时一事，随机应答，以点拨那些不开窍的弟子罢了。对症下药，不拘一格，怎么可以当成万古不变的真理呢！显而易见，六经、《论语》、《孟子》早已被拿来用做道学家唬人的工具，伪君子藏身的挡箭牌了，绝对没法和发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同日而语的。呜呼！我又到哪里去寻找童心未泯的真圣人，与他一起探讨作文之本呢？[2]​
作品赏析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朱子学本来自有其丰富、深刻之处，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它就逐渐走向僵化，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之一。明初士人读书议论都不能背离程朱的规矩。永乐年间（1403—1424），三部《大全》的颁定，一方面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同时也表明程朱理学开始走向衰落。顾炎武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十八）《大全》以抄袭前人（尤其是程朱）为主，这正是加强思想统一的需要。[3]​
《童心说》是《焚书》卷三里的一篇杂论，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4]​
作者简介
  李贽画像[5]李贽（1527—1602），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号卓吾，又号宏甫、温陵居士等，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二十六岁中举，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授河南辉县教谕，历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1577年（万历五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寓居湖北黄安耿定理家。不久移居麻城龙湖芝佛院，著书讲学。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受马经纶请，赴北通州。次年，被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下狱，自刎而死。他是明代中叶的重要思想家、文学家，他以“异端”自命，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的散文见解精辟，犀利泼辣。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