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东商帮
山东商帮
地位山东商帮，顾名思义就是出自山东的“鲁商”，也称“山东帮”。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与并称明清十大商帮的晋商、潮商、闽商、秦商、江右帮、洞庭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相比，其有着独占北方的优势。起源——闯关东东北与内地贸易历史悠久，明代辽东曾有繁荣的马市。清兵入关后，清朝廷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开放政策，鲁商出关经商者日众，据《盛京通志》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在宁古塔、船厂两地，山东、直隶等省贸易佣工即有三四万人。这时的商人远道经商，他们不携家眷，获利即归。清嘉庆后东北部分地区对关内人开禁，在闯关东人潮中，鲁商日渐增多，并开始定居于东北。1860年烟台、营口开埠后，每年去东省贸易之人有五千余人，其中，鲁商是主要组成部分。
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末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均居主导地位。当时的营口有了商会的雏形，叫“公议会”，该会成员都是商业方面的著名人士，他们实际控制着整个城市的工商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营口公议会成员有15人，鲁商占5人，鲁商在公议会中很有发言权，他们经营油坊、粮食、杂货等，后来粤商在该地经营失败，退出公议会，鲁商在公议会中的权力越发大了。大连的公议会成立于1901年，1904年会员30人，鲁商占16人，总理刘兆伊是烟台人，资产达到10万，在他麾下的“山东帮”以绝对优势控制了大连商业界。安东也是当时东北重镇，鲁商在此不仅经营油坊、绸缎、药局、粮店、杂货等，还经营货币汇兑，主要有政记、致和祥等商号，当时“各行商之占势力者则完全为山东帮”。清末长春的大小商铺有1200余家，除银钱号30余家为外省商人经营外，当铺、绸缎、粮栈等大多为鲁商垄断。同样，清末在哈尔滨有4000多家商埠，油坊、绸缎、烧锅、皮货等实业性质的山东商号有500多家，“其根基稳固握有实力者仍为山东帮”。到民国初年，哈尔滨商会共有会员20人，全是山东人，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山东商会了。
在闯关东的鲁商中，又以黄县(今龙口市)商人最多。《山东通志》记载：“(黄县)地狭人稀，故民多逐利四方……奉天、吉林方万里之地，皆有黄人履迹焉。”《黄县故事》说：“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跨行经营，发展迅速，清朝末年达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奉天城所有商家，故有“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之说。据《奉天通志》记载，自1796到1923年百余年间，黄县人在奉天城各街以“天、吉、兴、洪、裕”五字为商号字头，共开设主、分号16处。另据《桦川县志》记载，黄县商人云集桦川县，“商人以山东黄县人为多，约占全数十分之七八”，当时该县所属佳木斯镇有“小黄县”之称。山东会馆山东会馆是随着山东商帮而形成的类似于现代商会的组织，也兼具慈善功能，号召者 一些熟识的山东商号老板召集来，倡议创立山东同乡会，作为山东人临时落脚的地点，同时，通过同乡会来进行联络和沟通感情，大家抱成一团儿共谋发展。凡是山东老乡，到会馆报一声自己是哪个府、哪个县的，登个记，没有吃的，会馆提供吃的；没有住的，会馆提供屋子；失业了，会馆给做担保找工作；婚丧嫁娶没有钱，会馆出面接济。
这样，依托着会馆，刚落脚的山东人就比较容易讨生活；已落脚的，渐渐有了自己的店面；已发达的，事业则更上一个台阶。山东人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山东会馆曾经遍及各地，甚至海外。
鲁商特点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山东商人经营方式很规范，主要有独资与合资两种形式。
独资经营者，一般是资本比较雄厚的大商人，也包括不少资本较小的小商小贩在内。他们规范商业行为主要表现在与生意对象间的信义约束，按约定俗成的规矩行事。
合资经营企业当中，山东商人对合资经营企业的规范行为类似当代股份公司的做法，股东之间“先立合伙合同”。史载：他们的做法往往是“邀同亲友，书立合同，出伙时，则书出伙合同”，以示守信用。
因为山东商人善于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所以，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山东商人显得很质朴，而正是这份质朴让山东商人的经营之道成为了高招。他们的经营方式实在、可行，生意做起来踏实。因此，外地商帮与山东商帮做生意打交道很少有过节，也很少听到别的商帮瞧不起山东商帮。他们虽然不一定欣赏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和经营方式，但也不敢也不愿去贬低山东商人。
可见，善于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是山东商人经营致胜的原因之一。
山东商人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不单单体现在一些大事上，他们在小事上也很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可谓是“细节决定成败”的最早践行者。
形成原因
“天下第一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据传为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并享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之美誉。自古商业发达，至明末清初，已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齐名，成为中国四大“旱码头”、重要的商业名镇，并逐渐形成了以镇中大街为中心的古代商业街市，北京著名的瑞蚨祥绸缎庄就发源于周村大街。电视剧《大染坊》的故事即取材于周村。
地理环境造就鲁商辉煌周村商埠当年不过是“地不过千亩，人不过上万”的地方，为什么却能成为诸多鲁商老字号的摇篮，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企业生存最主要的前提——地理优势。 
交通和资源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鲁商能够在清末的周村初现雏形，交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村地处山东腹地，东西位于济南、青州间，为济南、青州等鲁中地区与沿海间人货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北处于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山区与平原进行物资交易的重点中转站。 
正是凭借以上的地理优势，周村的经济日益繁荣，成为济南开埠前，山东内陆最大的经济中转站。 
如果说地理位置是过去鲁商诞生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于当代的鲁商，地理资源就成了他们发展初期最重要的生存条件。 
看企业的成长，就像养小孩子，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教育虽必不可少，但充足的食物、丰富的营养是孩子最基本的需求。 
鲁商：走进济南壮大自己现在，每逢谈起商人，都自然或不自然的想起温州人。其实，让人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温州人的财富，而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当年许多在周村经营的老字号之所以走出周村，来到济南，为的是占有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信息，把自己的买卖做大。 
周村工商界元老梅永祯老人介绍，济南开埠后，大量原来在周村经营的商人涌入济南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历任山东巡抚的新政措施大都在济南推行，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氛围；当年，为了与德国控制的青岛相抗衡，清政府在济南制定和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得济南的近代化大大加快，外资大量涌入；初具规模的鲁商们，在济南开埠后，没有固守自己在周村的“地盘”，而把目光放得更长远，最终把商号迁往济南或在济南设立分号，事实也证明，这种举动是正确的，当时只有在济南他们才能迈进国内市场竞争的门槛。 
当年鲁商的经验，现代商人也在实践着，时势造英雄。无论对于当年的鲁商还是现代的鲁商，善于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空间，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会学习才能 生存得更好被人欺负不可耻，可耻的是抵抗的方法就摆在面前却不知道去学习、去应用。 
当年，鲁商们看到外资涌入所带来的后果后，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但周村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到了开埠后的济南。 
不仅是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济南开埠后，同样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外国的许多产品都是中国从未有过或没有大规模开发过的，这种产品极大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对济南传统经济的局限性形成了冲击…… 
这一切使得济南在短短几十年间飞速发展，同时得到了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的大力支持。事实上，外国资本在济南开埠后的经济发展中只是配角，真正主导济南商埠的是善于学习、后来居上的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 
时至今日，使老字号再次获得新生的依然是那些拥有先进生产经营模式的现代鲁商。也难怪，当年力诺接收济南老字号宏济堂时，没人会想宏济堂会再度辉煌。但事实证明，学习并吸收先进管理模式的老字号正在焕发它的青春。 
鲁商们走出周村，来到济南，启示人们——企业善于学习，学会结合自己的实际寻找发展空间，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换个角度说，一个地方要发展当地经济，就必须为企业打造适合它们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归纳百川的大海，最终使自己收益。
儒商精神
综述“新鲁商”指的是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山东企业和山东企业家。新鲁商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他们敢于挑战传统，敢于破坏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逐步开创和运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聚集起了大量的财富，为一方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鲁商大多没有什么特权，有的也没有很高的学历，更多的是白手起家，历经商海沉浮，是平民时代的商业领袖。新鲁商更相信细节决定成败，注重第五项修炼和流程再造，喜欢基业常青，重视执行力，信奉简单就是美，也对中国式管理越来越感兴趣了。新鲁商是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光大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宽、敏、惠、勇，这些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齐鲁文化：开放与保守的融合山东是古代齐国和鲁国的所在地，山东文化也称为齐鲁文化。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是分别形成的，两种文化形态是有明显差异的。周武王把姜太公和周公分别分到了齐和鲁两个地方，由于两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有明显的差异，加之他们及以后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所以两地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特征：齐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有鱼盐之利，工商业也就发达起来，“尊贤尚功”“、尚功利”、开放进取、雍容大度、与时变、随势化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与时俱进”；鲁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强调“亲亲上恩”、“布德于民”，其文化特征中积极的一面是强调责任和承担，重和谐与秩序，讲诚信仁义，消极面则是重农抑商，因循守成“，不知时变”，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比较严重。当然，随着齐鲁两国的统一，齐、鲁文化也在不断地博弈、碰撞、磨合中经历了一个互相审视、选择和渗透的过程，已经交融为一个整体。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又都深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如果以漫画的手笔刻画鲁商，那会是“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
鲁商先贤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子贡，他是孔子的弟子，山东人，典型的儒家，虽然从商，“义”且“信”，孔子去世，别的弟子守灵3年，独子贡复又3年。另一位是辅佐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齐国，隐姓埋名，在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做起生意。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坚持“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自然规律，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
陶朱公祖籍河南，在山东发家，成为富豪后，广散其财，富而行其德，热衷“公益事业”。“陶朱事业”后来竟成为商业的一种别称。
事实上，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压抑了鲁商的形成，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清末时期，山东淄博周村的贸易以及潍县（今潍坊）工业的兴起，才让鲁商再次走上商业舞台，那个时期，孔孟之道正承受着现代文明的激烈冲击。商业巨子孟鸿升要算是当时鲁商的典型，他于光绪19年（1893年）创办瑞蚨祥绸布店，直到今天，还屹立在北京前门。他数次去邹城认祖，却屡次因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门外。
将孔孟文化与商业文化合而为一，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并非山东人，而是一位远离孔孟之乡的日本人涩泽荣一。这位日本株式会社企业形式的创始人同样是位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晚年潜心《论语》，1923年确立“论语算盘”说，以“义利合一”的思想，影响着几代日本企业家。“尊贤尚功”与“尊尊亲亲”在山东，力诺集团董事长高元坤是位颇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济南市政协副主席。高元坤原是山东沂南玻璃厂厂长，后来去山东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医药管理局。按他自己的说法，创业并非出于经商挣钱的冲动，在医药管理局的日子富足，没想过去闯荡江湖。可是有一天，沂南玻璃厂的一位老搭档找到他，相告企业垮了，高元坤说自己受不了昔日职工没有了饭碗，决心为大家找条路，这才有了从银行贷款50万元创业的举动。
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也算是鲁商“义利合一”的一种实践。
山东有齐鲁大地之说，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是齐国与鲁国的辖地，齐强而鲁弱，到今天，称谓都是齐在前，鲁在后。而在谈及山东商人时，缘何称之为“鲁商”，而非“齐商”？
周讨纣王，天下大定，分封诸侯，姜子牙领封齐地，就是今天淄博、潍坊及以东一带，周公姬领封鲁地，也就是今天曲阜泰安一带。齐王问，如何治理鲁国，鲁王说，“尊尊而亲亲”；鲁王问齐王，如何治理齐国，齐王的方略是，“尊贤而尚功”。
经商习气，在齐国由来已久，位于临淄的齐国故都博物馆展示的齐国刀币，见证着2000年前齐国的商业文明。陶朱公、子贡，皆出于齐，也是环境使然。
直至今日，齐鲁之地依然透露着不同的商业文化。青岛一带的“齐地”更具海洋文明的外向经济特质，而1904年开设商埠的济南一带，略显保守。内圣外王新鲁商深得“内圣外王”之道。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内圣外王”。这一说法并非儒家首创，而 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文中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这一学说后来演变为儒家的基本命题，所谓“内圣”，即孟子所说的“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即要求在个人生命内完成最高的道德修养；所谓“外王”，即要求圣贤不只是追求个人生命的道德完美，更要求把这种“内圣”外化为道德实践和“经国济民”，立志为地方、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这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相当于《大学》里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反映在新鲁商的经营哲学方面，是儒家精神对新鲁商“义利”观的影响和启示。后世往往错误地认为，儒家过分“重义轻利”。实际上，虽然孔子没少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类的言论，但他并没有以言利为耻。他排斥的是“不义而富且贵”，反对的是“见利忘义”，他也讲“富且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我们说的“义”，“信义”，即诚信，又是最基本的“义”，诚如孔子所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应该说，新鲁商已经深得其中精髓。仁者爱人　以人为本新鲁商尊崇“仁者爱人”、“以人为本”。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则将它发展为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它的首要含义就是“富民”，“先富而后教”。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实现大道流行的社会理想。这与齐国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是一致的。博施济众　依群利己新鲁商信奉“博施济众”、“依群利己”。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自然难以摆脱“经济人”的身份。司马迁也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企业家虽然是企业的“掌舵人”，但也要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然而，众多新鲁商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正己正人、成己成物”，还有不少新鲁商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临沂华盛江泉集团董事长王廷江，上世纪90　年代就把自己价值600万元的私人企业无偿捐给了村集体；德州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的农民企业家梁希森，在接手北京一个别墅项目赚了不少钱后，回乡投资4200　万元为全村 136 户村民盖起了联排别墅，实践着“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的新农村发展之路。与时俱进　自强不息新鲁商崇尚“与时变”的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是开拓创新的原动力，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大学》里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实际上都是在呼吁一种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创新不止的精神。
创新是山东经济持续高速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创新也是一批新鲁商得以成功的文化基因。
百年老店
综述企业只有不停地为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变化，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善于和敢于从已有的成就中走出来，以实现更多的梦想。宏济堂、谦祥益、瑞蚨祥这些百年老字号，在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后，都从摇篮里走出来，开辟出了自己的新天地，让鲁商的名称响彻全国。“瑞蚨祥”绸布店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是一家全国有名的布店，创始人孟洛川从山东章丘起家，一步步从周村到烟台，从青岛到天津，再从上海到北京，他所经营的“瑞蚨祥”遍布全国各地，他也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人之一。
“瑞蚨祥”绸布店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这种管理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严格而规范。
为了确保布匹的质量，孟洛川对那些价格奇贵，利润可观的绸缎采用定点织造、定点印染的方法进货。例如由“瑞蚨祥”根据市场的要求，对需要进货的品种提出花色、规格等要求，然后去苏杭一带找厂家织造印染，并订立契约。在验货时，特别注意把关，要求相当严格，不仅要检查质量，而且对花色、幅宽、长度、分量等，一一进行验收，如有一项与契约不符，不但退回货物，还会要求赔偿损失。
由于“瑞蚨祥”设有很多门面，“瑞蚨祥”很重视员工的形象教育，要求员工以商号利益为重，让他们时刻意识到个人形象就是商号的形象，良好的商业形象源于顾客对员工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的好坏又源于员工的行为举止。为此，“瑞蚨祥”规定，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所有售货人员一律穿长衫，不得吃会发出异味的食物，如大葱大蒜之类，不准在顾客面前摇扇子，不得与顾客吵架，不准聊天、不准吃零食、不准吸烟喝酒。
“瑞蚨祥”还费尽心思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营业程序，要求员工严格遵守营业程序，并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例如：顾客进门时，要笑脸相迎，热情问候，并以茶水招待，让顾客在布店里慢慢地挑。售货员对想买布而又拿不准主意的顾客，要先了解顾客是自己买的还是代他人买的，之后，多拿些样品供顾客选择。取货时，售货人员要让顾客先挑选中下等的货物，如果顾客不满意，再拿上等的货物让他挑选。对于货物，要耐心解释，直到令顾客满意为止，不得露出厌烦的情绪。
成交时，如果需要找零钱。要把钱整齐地放在柜台上等顾客收钱，不准直接交给顾客手中。成交之后，要先检查一下绸布有无残损，当着顾客的面量好尺寸，确保无误之后，再进行剪裁，剪好后包好，让顾客称心如意地离开。
“瑞蚨祥”这种严格的做法，其最终目标在于维护商号的信誉，以便赢得更多的顾客。孟洛川曾说：不注意小事的人干不成大生意，因为大生意是由小生意逐渐发展起来的，没有人一上来就给你大生意做，你只有把小生意做好，才能做更大的生意。东兴楼饭庄东兴楼饭庄也是一个很注重规范细节的商号，东兴楼始创于光绪二十八年，在东华门外东安门大街路，由山东福山商人刘姓与何姓合股开办。该楼经过东家的经营，成为了清朝大小官僚、阔商歇脚休息之地。
东兴楼的经营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譬如东兴楼经营的菜肴，店主定下的菜肴特点是清、素、鲜、嫩，油而不腻，厨师炒菜、煮菜一定要达到这种水平，否则，扫地出门。
东兴楼选菜也很有讲究，要求选菜的人员做到：选料精、制作细、质量高。
东兴楼里的装饰也是大有名堂的，桌布要求是花布，餐具是象牙筷、银匙，碟子是蟠龙花纹瓷碗碟。
东兴楼有职工140余人，对于职工要求非常严格，工作时间不准擅离岗位，不能接待私人，不能随便外出，不准聚众谈笑聊天。
正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东兴楼终年顾客盈门，甚受中外客人欢迎，年盈利四五百万两银子。正明斋饽饽铺还有一个小案例可以说明山东商人规范商业行为的特点。
前门外煤市街正明斋饽饽铺，是同治三年（1864）山东掖县商人孙益增的祖上开的。其曾祖在道光初年掖县大旱，来北京谋生，向同乡借了些钱摆了个小酒摊，因而发了财。同治三年（1864）在前门外煤市街南头路东，正式开设了正明斋饽饽铺，生意日渐兴隆昌盛，成为了一个百年老字号店。
正明斋饽饽铺发财致富的原因，是管理有方。首先，对职工关心，在待遇上很优厚，工人学徒，除固定工资外，年终还有分红；其次，商品品种齐全，糕点款式品种按季节而生产；第三，保证商品的质量。从选料来说，要西山的薄皮核桃、密云的小枣、云南的桂花、北山的山楂等，次货一概不用，不以次充好，要求投料足；第四，正明斋饽饽铺，非常讲究包装，内要货真，外要美观大方。
可以说，正明斋饽饽铺的经验对现在的小店业主也是很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