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立历史博物馆
简介
国立历史博物馆就位于南海学园，它是一座除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一个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为主的公立博物馆。绿瓦白墙红柱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建筑，揉合了明清风格，典雅瑰丽。这里也和故宫博物馆相同，都是收藏中原文物，国立历史博物馆主要的是接收原河南博物馆的文物和日本战后所归还的文物。国立历史博物馆(8张)
「国立历史博物馆」位於「台江内海」，早期是台湾最重要的经贸中心，也是台湾第一处与国际接轨的地方，台南成为台湾发展最早的地区，经过荷兰、郑成功与日本等统治，相继有亿载金城、赤崁楼、安平古堡、孔庙等历史建筑落成，因此选址於此别具意义，「台湾历史博物馆」是属於台湾人共有的历史，以庶民文化与自然连结，是馆内重要的呈现内容，不论建筑、典藏和展示品，博物馆内外都以台湾意象为出发点，例如建筑即以「渡海」、「鲲身」、「云墙」、「融合」四个台湾经历的历史过程，呈现先民渡海来台的景象。建筑结构则融合了汉人红砖合院建筑及原住民干栏、石板等建筑，充分展现民族融合的风貌。馆内设有专为小朋友打造的超大型儿童展演厅，透过活泼的互动方式呈现，主题包括时光隧道、自然台湾、农村采风及游戏童年等古早风光，让小朋友於游戏中了解台湾历史，达到承先启后的效果[1]。
特色
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个绿瓦红墙的建筑物，标准的清朝风格，没有瑰丽的装饰，朴素的风格，  国立历史博物馆正显示了博物馆的幽雅。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有五万多件，上从殷商时期下至民国，可以说是贯了中国大半个历史，国立历史博物馆中收藏近5万件，主要来自河南博物馆迁台文物及日本战后归还的古物为主。包括安阳出土的铜器；洛阳出土的先秦绳纹陶；六朝的唐三彩等。其中包括有青铜器、铜器、玉器、陶器、书画、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等，可以说是非常的难人可贵。
国立历史博物馆在政府机构和私人收藏家的捐赠下，使得该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展品更为充实。除了这些展示品之外，这里还有一处吸引人们长驻的地方，那就是四楼后头的景观休憩区，这里不只是个赏景，也是个品茗的好去处，座在窗棂旁，一大片的荷花就在眼前，一阵阵的茶香，那可真是人间的一大享受，而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舍外头，还有露天的咖啡座，这一切可以说是风雅极了。想享受一个休闲且又有知性的下午，这里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馆舍一~四楼规划成展览室，一、四楼是特展区，二、三楼为常设展览场，分别展出唐三彩和中华通史为主题的文物。
绿浪翻飞、红艳凝香的荷花池，向有“台北西湖”之称，为不辜负自然美景，馆方特将临荷花池的二~四楼后侧辟为观景休憩区，分别命名忘言轩、荷风阁、挹翠楼，参观古物走累了，可在此凭窗赏荷，幽雅的古典音乐混合着茶香，在空气中回荡。[2]
现存文物
现国立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八万余件，以出土文物为主，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甲骨文、钱币、袍服等类，均为1956年以来部门及社会各界捐赠。
以历史文物保存、展示与介绍，尽量发挥现代的艺术文物，将历史文物宣扬到海外，吸收世界各国古今的文化艺术并加以介绍为宗旨。
设有固定性馆藏展览、特展、一般性书画及其它展览，国内外巡回展览，并设有机场画廊。
历史
1955年冬，依据教育部部长张其昀的构思，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筹备建立“文物美术馆”；1956年春，文物美术馆开馆，开馆时使用日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木楼（即原本的“商品陈列馆”）为会馆。文物美术馆开馆时，因中华民国政府拨交文物尚未到位，馆方亦无经费蒐购文物，故多半展示文物的模型或复制品，被讥为“真空馆”。1956年春，教育部正式颁令，将原河南博物馆托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代管运抵台湾的38箱文物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归还的51箱文物拨交文物美术馆典藏。
1956年7月至1957年春，文物美术馆接收原河南博物馆出土文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归还文物。1957年，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莅临文物美术馆，并指示文物美术馆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1957年10月10日，文物美术馆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
1962年6月15日，立法院第29会期第28次院会三读通过《国立历史博物馆组织条例》；同年6月26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组织条例》公布施行，史博馆成为法定机关。1964年，史博馆成立中国博物馆学会。1973年后，史博馆始兴建揉合明清风格的古典式大楼建筑。
历任馆长
包遵彭（1955年3月－1969年6月） 
王宇清（1969年6月－1973年7月） 
何浩天（1973年7月－1985年10月） 
李鼎元（1985年10月－1986年2月，代理） 
陈癸淼（1986年2月－1990年2月） 
陈康顺（1990年2月－1995年2月） 
黄光男（1995年2月－2004年7月） 
黄永川（2004年8月－2005年8月，代理） 
曾德锦（2005年8月－2006年2月，代理） 
黄永川（2006年3月－2010年1月） 
张誉腾（2010年1月－现任） 
交通
搭联营公车1、204、268路等，在建国中学、植物园等站下车即抵。  
1.公交车: 1、204、630 于「建国中学」站下车;5、38、227、241、243、235、295于「南昌路」站下车;罗斯福路各线路公车于「南门市场」站下车亦可。 
2.捷运 1.捷运至「中正纪念堂」站下车，由1、2号出口后，往回走至南海路口，沿南海路步行约10分钟。[3]
民国时期展览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19 2 6年第1册），“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办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
民国时期，因政局动荡，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名和隶属关系几经变更，经费严重短缺，事业屡遭挫折。但经过博物馆人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至1949年10月前，国立历史博物馆根据社会需要，共举办了十几个展览，展览题材广泛。除常年开放的十余个陈列室用于展览金、玉、刻石、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兵、刑器，发掘品外，还根据社会需要，单独或与其它学术机构合作，举办了多次临时展览，开展社会教育。
一 基本展览 
1924年8月1日，国立历史博物馆通过精心准备，将午门城楼开放，公开预展部分文物。在午门楼东厢展览信阳汉墓和钜鹿故城出土文物及明清档案等；在西厢陈列散氏盘拓片，天龙山石刻，汉魏石经拓片以及南明永历四年宁圣愍肃皇太后烈纳上罗马教皇书影片。展览期间，历史博物馆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馆参观，对展览进行“研求考证”（故宫博物院档案《古物陈列所收历史博物馆函研求考证定于八月一日（1924年7月25日）》）。  历史博物馆致函古物陈列所研求考证信
1926年春，“承国外学者之赞助，洪煨莲先生之斡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90页），历史博物馆募集到开办费一万元，用于添置设备，筹备开馆。同年10月10日，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开放10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一为售品存贮；二为金、玉；三为刻石；四为教育博品；五为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明器、模型；六为针灸铜人、杂器及寄陈文物；七为兵、刑器；八为发掘文物；九为模型图表；十为国际纪念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历史博物馆80年》）。
展览开放以后，各方人士前来参观、指导，络绎不绝。民国文人徐风陶曾在参观展览后赋诗一首，对展品进行了一一描述：
午门开博物，两阙耸巍巍。中藏历代宝，世人所见稀。 
帝王貌赫奕，将相骨嵚奇。诏谕文诘屈，奏疏字珠玑。 
玉玺托金绶，印纽绾阴龟。币值启秦汉，方孔以圆规。 
服制盛周礼，博带而宽衣。战伐持弓箭，交易包贝皮。 
度量观秤尺，礼器觇鼎彝。错杂殷商简，骈比晋魏碑。 
一一入吾目，遍览靡孑遗。莫叹文献缺，应共史编垂。（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193页） 
  
1929年8月13日，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后，将“各室原陈物品重新划分” ，“归并各项物品，分别门类，照常陈览” 。陈列室由10间改为7间，展品“二千九百五十八件，分置大小玻璃桌柜一百二十张” 。各室陈列状况，具体如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91-100页）： 
特别陈列室：恭陈孙中山总理遗物，内有总理手制国旗、总理初次入殓西式木棺奉移开道旗行列牌、礼节牌以及碧云寺遗像、亭石台台垫、棺围、灵幛、桌帏、纱灯等49件。 
第二陈列室：陈列发掘器物，共陈物品655件，分置玻璃桌柜27张，其中重要物品，可分四部分：
1．钜鹿宋城器物，有桌椅以及各种瓷器，如瓿、甀、瓶、罐、盘、盂、盆、碗、瓷、瓮、瓷枕、砖瓦、石硙、铜釜、铜鉴、铜镫、铁鼎、崇宁钱币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214件。
2．信阳汉冢器物，如洗、瓷壶、瓦瓿、瓦罂、人骨、柩钉、五铢钱、四乳鉴、铁镰、铁斧、金环，又陶鼎、陶瓿、陶钟、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砖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223件。 
3．湖北枝江古冢器物，有墓砖、柩钉、铜鉴等35件。 
4．中央地质调查所移赠物品，有上古石器、斧凿、刀镰及陶鬲残片、有色陶器残片等，共计183件。 
第三室陈列室：陈列各种石刻写砖，共有石刻、写砖66种，其中刻石77方，写砖3方，其性质可分五种：
1．遗像，有北魏比丘僧智等造像碑，西魏巨始光造像碑，北魏洪懋册余人造像（残），北齐江阿欢夫妻造像（残），北齐光林寺尼静妃造像（残）五种计刻石五方。 
2．墓志，有北魏元羽墓志，北魏元显儁墓志以及隋唐宋各墓志共46种，计刻石48方。 
3．经幢，有唐佛说佛顶神妙章句幢，后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宋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幢3种。 
4．国学旧存石刻共计刻石21方。 
5．写砖，有墨书唐郭冲墓志并盖，朱书明常应登为常住银买地莂共2种，砖3方。 
第四陈列室：陈列金、玉，共有物品955件，分置玻璃桌柜27张。重要物品计：
1．金类、周代戈、戚，有汉代铜洗、车器、弩机等件，唐犁、唐剑、银镯、银钗，西夏官印，历代泉币，汉唐各式古鉴铜、铁佛像，湖北舆地学会所制铜版地图，日本东亚考古所捐山东济南、山西太原等处出土矢、镞等，共计857件。
2．玉类，有琮、璜、圭、璧、珑琥等17件。
第五陈列室：分为东中西三部，陈列物品共计910件。
东部陈列明清档案、殿试策、官印。如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宗实录，明神宗实训，大明会典，明仁宗御制集目录，宣宗御制集；清太祖实录、天聪实录、世祖实录，清文宗圣训、穆宗圣训，乾隆起居注、太上皇起居注等。还有清代历朝殿试策及博学鸿词试卷及各种官印等。
中部陈列周代彝器及国学旧有器物，如召仲簠、康侯鼎、内言卣、素洗、雷纹壶、牺首罍、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觚；清高宗临雍所用各物，有御座、御案、围屏、炉鼎、笔墨、表章经学之宝以及祀孔所用玉、铜、锡、竹各项礼器，国子监图等。共计181件。
西部陈列明器及各种史地模型图表。除挂幅外，分置玻璃桌柜55张。其重要物品计：
1．明器土俑，洛阳出土汉唐明器，如瓦屋、瓦灶、车、井之属，以及唐三彩釉胡瓶、杯、盘、唐瓷尊等，汉魏唐宋各种土俑，又河南登封汉冢出土陶仓2件，共计247件。
2．模型，陈列历史博物馆罗庸模制的周代衣冠，历代尺度及罄制，算器沿革，《周礼·考工记》兵车、乘车模型，柩车模型等。
3．图表，陈列历史地理图表21帧。  
第六陈列室：陈列各方移陈及捐赠物品，共计208件，除挂幅外，分置玻璃桌柜8张。其中重要物品计：
1．各处移陈物品：针灸铜人一具，各部署新印15方，勋章1批，共计42件
2．各方捐赠物品：如施景琛先生捐赠铜器，米和伯先生捐赠陶瓶漆盘，张庆瑞先生捐赠宋瓷碗，刘勉成先生捐赠影青瓷碗，周豫才先生捐赠明青花瓷碗，暹罗教育总长但尼亲王捐赠伯里文贝叶经等件。
第七陈列室：陈列兵、刑器物，共101件，其中重要物品有三种：
1．兵器甲胄，有明宣德元年金枪，清神机营、火器营及北平城垣旧存子母铁炮、劈山炮、牛腿炮、各式铁炮、鱼尾抬枪、长把抬枪、线枪、快枪，高丽刀、排刀、青龙刀、腰刀，弓矢、藤牌等，又明李国桢盔铠，清多尔衮甲胄等共计70件。
2．武试用品，清代武试所用弓、刀、石13件。
3．刑刀，司法部移拨前刑部决囚斩刀、五柄凌迟刀13柄，计18件。
对于这些陈列室的基本陈列，傅振伦先生后来总结：“今天看来，本馆文物杂然并陈，漫无统绪，无异于古玩店、挂货铺，但在当时而论，还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前人缔造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二 临时展览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除平日开馆供人参观外，遇有新集物品及寄陈物品，或为赞助社会公益事项，辄规定日期举行临时展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352页）。其中有的展览是为了“售券筹款，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有的是为激励国人，抗击日军而举办的，有的是为筹款救济难民而举办的。
古火器展览：1931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委员陈寅恪、徐中舒、裘善元等人努力下，该馆共征集古炮1460余尊及 明代炮车、炮弹、火药碾钵等多件。应社会各界人士的要求，历史博物馆将“端门内东廊房全部及西廊房一部，为陈列地点，排垫炮位，标立说明，录悬款识，并分别修筑炮台，制备炮架，于二十年双十节起，公开展览三天”。
景教石刻展览：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征集到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刻两方，“颇为学术界人所忻羡”，原计划“即日公开展览，供众研究”。但“适值津沽变起，平市震惊，遂未举行”。1932年元旦，“始行公开展览，期间共为五日”  
明清档案展览：为了慰劳抗日将士，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联合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自1932年3月18日起“联合开放三天，售券筹款，全数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历史博物馆“除将各陈列室完全开放，并添陈物品外，更商同本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二年来整理所得明清两代重要档案及馆藏史料，其重要者有明太祖神宗宝训、太宗、世宗、熹宗实录、清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圣祖起居注等件，又金国汗致崇祯皇帝书、致袁崇焕书、致孔有德等书、致明众臣宰书，又与明边官生军民谕、清太宗致粗大寿书稿、袁崇焕致金国汗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书、吴三桂降清摄政郑王吉儿哈朗入关贺表、朝鲜国王李倧贺表奏本，苏禄国苏老丹奏疏对印居子国贺表、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以及康熙遗诏、昭圣太后遗诰等百余件，辟室陈列，以作慰劳筹款之展览”。 
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因“国难日亟，东北傀儡登场，洪氏人格事迹颇有其相当刺激性，为供国人鉴戒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32年6月“特检集馆藏史料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作有系统之陈览，重要文件计顺治初年承畴为详察西南地势情形，预计三路进取云贵密揭，及刘泽清致承畴书札等件，清兵犯锦州杏山血战情形各题奏，吴三桂报及兵部奏松锦失守，洪承畴被掳不屈死难情形，以及承畴领受五省经略新印揭帖，擒杀明瑞昌王朱谊泐及黄道周等揭报进兵楚粤及滇黔题奏等六十余件，同时更将上项故宅洪庄冢墓等影片拓本分别装裱，改编洪氏年谱为年表，宗谱为世系表，一并悬陈，俾资参证。陈览期间计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共为九日，入览人士多为学术界人”。
圆明园遗物展览：圆明园“清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毁于西洋番达主义”，1932年8月，“北平学术界鉴于名园遗迹，日就摧败，设不早筹维护，并此劫后残余，亦将荡然，爰即商同市府共组‘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希冀掇拾残丛，以留世人凭吊研寻之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唤起社会人士注意起见”，于1932年9月11日至17日“发起圆明园遗物之展览，藉以昭示国人”。“特别展览七天，供众参观，颇为一般人所注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04页）。 
明代倭寇史料展览：1932年10月，“当国难日亟之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特从事搜集关于明代倭寇史料，加以陈览，藉资警惕。其展览物品中，除借陈历史语言研究所有关明代倭寇事迹档案多通并倭书等件外，更仿绘平倭伟人戚继光肖像，翻印李宗城等影帧，连同万历年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诰命写真等一并悬陈。此外复向北平图书馆借到《皇明驭倭录》、《张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参以《明史》本纪系统陈列，供人参观。于10月间特别展览一星期，来参观者甚伙，尤以学术界同人为多”（同上，408页）。 
联合展览：1932年11月5日至1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研究院天文陈列馆、景山等八处联合开放。“所有收入全数购置寒衣，寄赠前方”，用于东北抗敌战士御寒抗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午门楼上特辟专室，展览殷墟出土龟版、鹿头、铜器、骨器、蚌器等珍贵物品”，中国营造学社亦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室陈览蓟县之独乐寺、宝坻之广济寺实测图影帧等件，共襄盛举”。历史博物馆的展品“除发掘金石图表等十三大类一并陈列外，并将新增定兴汉冢陶马、土俑，易县燕下都陶器多件配置陈览”（同上，408页）。1934年5月15日至27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持办理了“北京燕京大学百万基金运动”，“开放团城联合展览三天，售票所得，扫数捐赠该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46页）。 
展览西北文物：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举办西北文物展，展览除将馆藏“甘肃兰州金天观敦煌千佛洞造像壁画等影帧，甘肃远古陶器，新疆石器及旧地图等件外”，还有苗长惠寄陈的大宗物品，“如敦煌泥佛澄泥比丘等造像，畏兀儿、西藏、印度梵文等各体文字经卷，莫高窟皇庆寺碑拓本等多件”，“入览人数达二千人，颇极一时之盛”（同上，446页）。 
日伪统治北平初期，历史博物馆展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39年以后，历史博物馆“酌渐恢复各项工作。除例常事务之外，首将各处外观及各外门炮台加以修整，库藏物品渐复提陈”，各项基本展览逐渐恢复。1938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北平研究院移交的西安出土器物整理后，在“第二室试行展览一部分”。1941年10月“又专辟东廊古器物陈列部，予以陈览，总计共达二万余件，尚称盛况”。同年，将山西万泉县出土陶骨器整理后，业检选一部归类陈列，余各古兵、旧炮、陶瓷、印章、牌匾、模型、洪承畴旧邸铁狮、康南海遗物、郑成功遗像等均分别整理存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历史博物馆沦陷期工作报告》） 。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3月25日贺孔才捐赠历史博物馆文物5371件，受到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该馆为此举办了“贺孔才先生捐赠文物特展”。6月5日达古斋霍明志捐赠文物万余件，其后，个人捐赠文物的有：尹达、王冶秋、范文澜、徐悲鸿、沈从文、启功等，至此捐赠文物达16962件，为此，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新中国人民捐赠文物展览”和“新收文物展览”；1949年7月，举办《鲁迅之家照片特展》。  
此外，民国期间，国立历史博物馆多次运送重要文物参加国际博览会，并多次获奖。如1913年，参加德国莱比锡万国文字印刷术展览会；1926年，参加美国费城赛会；1930年，参加比利时世博会；1933年，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