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汪诚信
个人简介
汪诚信主持、参加的《晋东南农村的家鼠及其防治》、《中国鼠传疾病的地理区划》分获部二、三等科技进步奖。共发表论著一百万余字，培养硕士研究生七名。组织和主持了多次国内外学术交流。1986年被评为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1年起获国家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参与起草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1997年被中国科协评为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他本人被中宣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世纪80年代，他创办了《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并任主编至今；倡议并筹建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任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参与筹建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治协会，曾任副会长、顾问[1]。
简历
1933年12月18日 生于江西省贵溪县（现贵溪市）
1947年考取南昌豫章中学高中部
1951—1955年 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药物化学系读书
1955年—1957年 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
1957年—1983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83年—1999年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副所长。
传略
成长经历汪诚信，1933年12月18日生于江西省贵溪县（现贵溪市），在姐弟五人中排行最小。父亲是本县很有名望的医生，为人宽厚和善。汪诚信儿时，正值日军侵占江南，他无从接受正规的早期教育，主要依靠自学积累知识。14岁时顺利考取南昌豫章中学高中部，并因成绩优秀被减免学费。1951年遵父亲意愿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药物化学系，1955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
在汪诚信毕业之际，正当鼠疫流行余烬未熄、政府加大控制力度之时，鼠疫流行需要控制——控制鼠疫需要灭鼠——灭鼠要用鼠药——用药需要懂药的人——懂药的人只能来自药学院校，就这样他被统一分配到东北，在当时全国防治鼠疫的最高业务机构长春鼠疫防治所开始了灭鼠生涯。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撤销，汪诚信等30余人并入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工作至今。
青年汪诚信一踏上工作岗位就深入实际，认真学习，接连发表多篇研究报告。由于钻研业务，工作出色，第二年被评为所级先进工作者；1963年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晋升为比例极少的助理研究员，并于1964年参与指导硕士研究生。他几乎年年深入现场进行科研、调查和防病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很少中断，足迹遍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鼠类防治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他热切的工作愿望也获得更充分的发挥。1979年他被晋升为副研究员，先后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5年起连任该所副所长三届，1994—1996年任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这期间，他组织全国科研、高校、防疫、植保等方面共35个单位成立全国灭鼠科研协作组，协同攻关。1983—1984年，他主持完成的《晋东南农村家鼠及其防制》获卫生部1985年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倡导并组建的全国家鼠鼠情监测网，从1985年开始迄今，在我国的家鼠防治中发挥了作用。20世纪80年代，他致力于全国爱卫办组织和倡导的创建灭鼠先进城市和单位的活动，担任了北京、大连、武汉、青岛等20多个大中城市、机场、港口的技术顾问，为这些城市达标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他大力发挥与农林交通（包括铁路、港口、机场）等部门的横向联合，热心提供技术咨询和人员培训，促进了兄弟系统灭鼠工作的发展。
汪诚信十分重视专业队伍和学术阵地的建设，经他发起并多年奔走呼吁，在全国爱卫办的支持下，争取多方协助，《中国鼠类防制杂志》创刊终于在1985年6月（后更名为《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他亲任该杂志的主编至今，为杂志的成长、提高作出了贡献。在他的努力和组织下，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也于1989年2月正式成立，他历任该分会第一届至第三届主任委员、第四届的名誉主任委员。他还参与筹建了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曾任副会长、顾问。同时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顾问（1992年至2002年）和中国兽类学会理事（2000年至2004年）。
汪诚信还担任过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79年—1989年），中国植保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第1、2届）、顾问（第3届），卫生部医学科学委中会北方地方专题委员（1981—1985），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第1—3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医学宣传顾问（1996年）
他多次被评为院、所先进工作者，被卫生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和“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出访过英、法、泰、缅、苏、日、澳等国和台湾，为加强国际和两岸的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9年汪诚信退休，仍时常奔走于各地，为自己倾心的事业继续发挥余热。目前仍担任“三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课题负责人之一。点滴积累，构建灭鼠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900—1949年间全国鼠疫病人高达115万，遍及20个省区。鼠疫传播的罪魁祸首就是老鼠。除鼠疫外老鼠还传播出血热等20多种疾病。同时，老鼠可使粮食减收5%—10%，每年高达数百万吨。尽快摆脱瘟疫的威胁，消除鼠害，成为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事之一。
当时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情严重。1950年美国违反国际公约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空投带菌疫鼠，我国政府发动全民爱国卫生运动，粉碎了敌人乱我后方的企图。1953年，作为全国鼠疫防治最高业务机构的长春鼠疫防治成立。
不足22岁的汪诚信1955年7月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药学系毕业，同年10月来到长春鼠疫防治所。汪诚信后来回忆道：“当时，同班学友对此无不莫名其妙，哑然失笑，莫不以为我走上了歪门邪道。其后几年虽然有过几次改换门庭的机会，但我已经入迷，决心顺着这条小道走下去。”这一走就是一辈子。为了表明自己的快心，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一些人还在想方设法调离这艰苦而乏味的工作时，他申请把远在江西的妻子接到了天寒地冻的东北。
就这样，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陌生的、常人不屑一顾的领域，满腔热情地开始探索。可参考的资料几近于无，可请教的老师也屈指可数。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述：“非常薄弱的学科基础，近于空白的专业知识，懂药而不懂灭鼠药的我，全凭紧迫的任务定向、热情的鼓励迈步。试探、摸索，最初的一段路确实艰难。”然而仅半年，他就在《鼠疫预防》试刊号上发表了首篇文章“氯化苦及其在杀鼠方面的应用”。在工作后的第一年（1956年），他接连发表4篇实验报告。
当时，围绕着鼠疫的流行，汪诚信和他的同事们刚刚结束了在东北腹地及内蒙古牧区与黄鼠的周旋，接连完成了有关黄鼠短期蛰眠和几种药物毒杀黄鼠的多项研究之后，又来到西南边陲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向黄胸鼠开战，一蹲就是半年多。这期间，他们首次对黄胸鼠的食性、食量、耐饥能力、活动时间、外迁现象以及对着色食物的反应等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并实验了安妥、磷化锌等4种药物对该鼠的毒力，还从多种角度系统地对毒饵进行了实验。以后几年，相继对以杀鼠灵为代表的新型灭鼠剂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并探讨了疫区的灭蚤问题；对氯化苦牛粪等多种熏蒸剂防治旱獭和多种鼠洞进行了实验、观察；对灭鼠粉剂的改进进行了实验；对当时的灭鼠主药磷化锌进行了深一步的研究，如在雨淋、潮湿、曝晒等条件下减毒速度的测定等等；对蚂蚁搬运毒饵及硼砂驱蚁进行了观察研究；对多种野生植物灭鼠和非粮诱饵进行了筛选实验。涉及的鼠种、药种和灭鼠方法之多、实验内容和研究范围之广，迄今为止，在我国鼠类防治研究史上仍属首屈一指。
几十年来，他在鼠类防治领域内一直辛勤开垦，迈出许多第一步，在鼠类防治学科前期的基础研究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许多工作琐碎而枯燥。为了直接观察鼠类的行为规律，汪城信试用过各种方法，有一阵，他把自己扣在大柳条筐里，守在鼠类时常出没的地方一动不动，一呆就是一天。许多研究从建立方法起步，从手持野鼠港灌药的手形到现场样方设置，从称药、灌药、支鼠夹到收集鼠粪，从设计实验到撰写研究报告，一点一滴积累，一步一步探索，每个环节都亲自动手。这一切为后来《灭鼠概论》的成书和作为学科带头人，积累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工作现场多处边疆和贫困地区，汪诚信和他的同事不畏艰苦，正如他在一篇短文中所说，“我到过大部分疫区，经受过白毛风的锻炼，体验过摔马的滋味。”独自一人在茫茫的草原上多次被狼尾随，1967年中秋之夜青藏高原的大雪把帐篷压塌在他的棉被上；野外考察曾三次从车祸中逃生。只要能工作，他从不言苦。初到长春，吃大米的南方人吃不惯高梁米，他满不在乎，“有什么关系？当地人几千年都吃了，我也可以吃！”他在那里工作，就努力适应那里的饮食，后来，他连藏民的糌粑、酥油茶都吃的津津有味。无论到那里，他都能和当地的同志打成一片，积极开展工作。有时白天出野外，晚上开会。在摇曳的油灯下，他一边开会一边写工作小结。依仗他厚实的文学功底，散会时小结也写完了，立即读给大家征求意见。加上他的幽默和风趣，常常给艰苦条件下紧张工作的同事们平添许多欢笑。
1985年，他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评为科技现场先进工作者。
他依靠扎实勤奋、勇于探索的精神，积淀了扎实的学科基础，为新学科的创立，为改革开放后的厚积薄发蓄集了力量。适应发展需要，开辟学科园地老鼠属于小型兽类。“在旧中国，兽类学是一个空白点，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著名动物学家寿振黄语，1958年）。至于鼠类对人类的危害，虽然早在《诗经》中已有描述，但人鼠之战一直是沿用“土法”，即用鼠夹、鼠笼、挑杆、地箭、水灌、碗扣等零星进行。
1947年东北鼠疫流行，解放区人民在用土法灭鼠的同时，开始局部少量试用化学药物，范围很小，方法简单，也不规范。1955年汪诚信加入这个领域，和各地同行共同努力，局面渐渐发生质的变化。1959年，他接受任务，从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自编《灭鼠讲义》，为全国流行病医师进修班讲课。此类进修班几乎每年一届。他边讲边征求学员意见；进一步，补充修改一遍，不断摸索、充实、提高。字数由3万多增加到12万，内容大大丰富。
经过近10年的摸索、总结，通过反复实验、分析、提高，逐步使鼠类防治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1964年，他编著的《鼠的防制》由安徽医学情报研究所作为讲学资料汇编，以讲义的形式问世，及时填补了空白，很快成为各地鼠类防治的指导性读本。10年之间几经补充修改，相继在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地翻印，影响很大。此书于1981年2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为《灭鼠概论》。
《灭鼠概论》是我国首部系统总结、论述鼠类防治技术、方法的著作，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新的视角对鼠类防治方法作了全国的总结和细致的论述。《灭鼠概论》的成书对健全我国的鼠类防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此书当时几乎成为医、农、牧、林、交通等各系统灭鼠工作者的必备教科书。书中全面讲述了灭鼠研究方法，其中“室内实验”包括：对实验室和实验动物的要求，给药途径和方法，药品稀释方法，毒力分级和测定方法，蓄积中毒观察，耐药性测定，适口性实验，拒食性实验，粉剂使用浓度实验，驱鼠实验方法，经皮毒力实验等：“现场实验”包括：实验点的选择，样方的设置，灭效实验的步骤和大面积灭鼠的抽样调查等，介绍了灭鼠效果调查的主要方法、计算公式和注意事项；在全国介绍器械灭鼠、生态学灭鼠和生物学灭鼠的基础上重点讲述了药物灭鼠尤其是经口药物灭鼠，一一介绍了37钟经口药物和近10种熏蒸药物，以及对它们的化学鉴定；介绍了毒饵的配制、投放、安全使用和中毒急救办法等，应有尽有，覆盖了鼠类防治实践中涉及的各个方面。读过《灭鼠概论》，便不难想见在细致的观察、缜密的实验、丰富的资料、深厚的积累和深入的研究中埋藏着的巨大工作量。之后，汪诚信又陆续出版了其他几本专著，全部是他多年辛勤工作的经验总结。书中的许多学术见解，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共识的发扬。
2004年，他虽年逾古稀，仍组织数十名专家合作编写专著《有害生物治理》，共130余万字，由此字工业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德高望重的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为该书题词、作序，向全国推介。
1982年8月，汪诚信走出国门，出席在英国汉姆夏举办的“脊椎害兽防治的组织与实践”学术会议，《灭鼠概论》作为重要专业著述在会议上展出；在出席会议的23个国家的55篇报告中，汪城信所作的大会报告《中国的灭鼠》受到好评。
为了媒介生物学及防制这一新兴学科和充实和发展，开辟学术阵地，他不满足于自己著书立说，不满足于汇编文集，继续奔走呼吁，《中国鼠类防制杂志》终于在1985年正式创刊（后更名为《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亲任主编。杂志的创办活跃了学术气氛，为同行特别是年轻人开辟了学术交流的园地。随后，几经努力，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也于1989年宣告成立。这一切，标志着我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期间又横向联系成立了“中国植保协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为健全我国农田鼠害防治工作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推广研究成果，培育专业人才1978年12月卫生部、中央爱卫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全国除四害、农村环境卫生科研协作会议。会后，各地都根据会议制订的1979—1985年规划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福建省卫生防疫站主任技师、原南方灭鼠科研协作组组长詹绍琛所说，“无锡会议之后，在汪诚信研究员的带领下，新药灭鼠协作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得到推广应用，使我国灭鼠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这期间，汪城信更加繁忙，主要精力放在推广应用技术、技术队伍培养上，并承担了组织全国灭鼠研究、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培养研究生的一系列工作。从1979年开始，他担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新成立的消毒、杀虫、灭鼠专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直到1989年改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的主任委员，义不容辞地提负起了学科带头人的角色。他一边实践、一边及时总结，仅1981年一年就发表论文20多篇。
20世纪80年代鼠害发生面积迅速扩大。1981年据18个省区不完全统计，农田鼠害发生1亿多亩，1982年为2.1亿亩，且保持继续扩大的态势。与此同时，鼠传疾病的发病人数也比70年代高出1倍多。为了迅速控制鼠害，汪城信设计并主持了《晋东南农村的家鼠及其防制》项目，组织五个单位协作。此项目从深入调查影响家鼠密度的生态因素入手，包括建筑物的结构、房龄、建材、位置，养鸡、养猪、养猫对鼠密度的影响，以及不同调查方法的比较，不同鼠种间的关系，家鼠和野鼠的关系等等，系统而深入、详尽地调查，取得了大量过去未曾取得过的数据。据此设计的灭鼠方法效果好、支出少、操作简便，基本适用于北方广大农村，及时解决了实际问题，获得了卫生部二级成果奖。
在全国爱卫办的领导与支持下，他倡导并于1985年组建“全国家鼠鼠情监测网”，在全国范围内设点定期监测城乡家鼠密度，及时掌握动态，拟定对策，在我国的家鼠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他还倡导组织了“全国鼠药抗性监测网”，对及时发现抗性起了重要作用。
1984—1985年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首创的“一次达标”无鼠害活动，在自治区和全国爱卫办的组织下相继在一大批城市推广。汪诚信及时总结各地经验，予以提高完善，并借用我国成语“毕其功于一役”，建议改“一次达标”为“一役达标”无鼠害系统工程，使之更趋科学与合理。此后，这一工程在各地的努力下不断完善，收到很好的效果，使数以千万计的居民生活在鼠密度较低的环境里。这一反映我国灭鼠工作特色的进展，受到了国外同行的重视与好评
赤峰经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经验。中国南方气温高，温度大，毒饵易霉变致使鼠类拒食，鼠尸易发臭生蛆，不能完全照搬赤峰经验。1986年，汪诚信等向全国爱卫会建议，将武汉、重庆作为南方灭鼠的试点城市。在汪诚信的指导下，武汉市爱卫会制定了全市总动员的技术方案，使用安全的抗凝血灭鼠剂，全市灭鼠时间定在冬季。当年一役达标，鼠密度由灭鼠前的88%下降到1.87%，且避免了毒饵生霉，鼠尸腐臭，且削平了武汉市出血热（鼠传疾病）流行高峰。武汉市成为我国南方第一个无鼠害城市，为我国南方鼠类防治、控制出血热等鼠传疾病创造了经验。全国爱卫办两次在武汉举办鼠类防治培训班，推广武汉经验。此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特别是南方城市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灭鼠活动。1986年，全国流行性出血热发病人数为11.6万，1987年为6.5万；至2004年，发病人数再没有超过1987年的水平。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高顺龄在总结武汉市灭鼠工作时说：“这是武汉市有史以来在人与鼠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科学知识在群众中普及、新技术和新产品推广应用、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范例。”这次胜利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汪诚信教授的指导、宣传功不可没。
此时，他深知把灭鼠工作推向更高层次，任务非常艰巨，又及时提出把“当前全国无鼠害工程巩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注意点”列入今后的工作日程。
汪诚信他一直十分注重技术人员的培养和技术队伍的建设，自1959年起直至退休，先后举办鼠类防治训练班10余期，每期学员40—90人不等，为我国鼠类防治工作前沿阵地输送了大量技术过硬的人才。他还专门召开本专业的中青年骨干学术会议，评选优秀论文。这一切，对促进我国鼠类防治事业的发展、专业队伍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30多岁的汪诚信开始认识到数理统计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决心掌握它。在听过几次讲座之后，便挤业余时间自学。半年之后，他学会了常用的数理统计方法，并能在本领域中运用自如。此后不久，为了帮助更多的同行掌握这一重要工具，他参照有关资料并结合自学心得，编写了易学的《数理统计方法初步》讲义（46页），并多次为全国性的进修班授课；1972年加工提高，充实了灭鼠试验统计的实例，写出《数理统计初步》（78页）。
其后的两年多时间，为了积极倡导科学的工作方法，汪诚信常常利用业余时间给联合灭鼠课题组的成员讲授实验的设计方法、数理统计、鼠疫流行病学等课程，抓住一切机会讲解专业知识，培养技术人才。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浅显易懂的讲解，风趣幽默的表述，每使听者兴趣盎然，且课后布置作业，决不马虎。
针对工作中的问题，汪诚信还先后自学了动物学、植物学、土壤学、气候学、数学等七八门学科的教材。结合工作撰写的有关专业技术文章和讲稿累计百万余字，其中大部分在报刊发表，为后人留下许多可供参考的资料。他还创作了大量科普文章和广播稿，指导过多项科教电影和录像带的摄制，向民众普及有关科学知识。长期的出色工作，使他获得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称号。崇尚科学精神，勇于承担责任坚持独立思考，注重科学实践，使他能不断前进并有所建树。青年时代的汪诚信就表现出敢于争鸣的精神，诸如商榷某公式的合理性、讨论对鼠类某种生态现象的不同见解等等。且事后实践常常证明，他提出的修正意见是正确的。对于外国专家的观点，他也决不盲从。磷化锌是早期就用于灭鼠并大量使用的一种化学药物，60年代初，他从现场工作中察觉到，磷化锌的稳定性并不象国外期刊上介绍的那样差，如不恰当评价将招致人畜中毒，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此他针对磷化锌对有机酸、水、不同气候条件的稳定性展开系统实验，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对磷化锌性能的把握更为准确，使用更为科学、合理、安全。
几十年来，汪诚信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他在一些鉴定会上，在一些文章中，常常能指出不足，提出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令同行钦佩，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招致不公正的回应，他从不后悔。
从他大量的考察报告和大会发言中，也能看出：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甚至直接指出某些高层领导认识上的差距对当地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企图通过宣传恢复生态平衡和发动群众土法捕鼠来控制疫情，作为指导工作的思想是不负责任的、危险的”，明确指出了鼠疫疫区灭鼠存在的问题。针对蓄意夸大工作成果的不实现象，疾呼“真实情况不容乐盲目乐观”。从学科带头人的宏观高度，他客观把握形势，及时发现问题，为控制疾病和鼠害的蔓延，为保障人民健康尽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关键时刻他不计个人得失，勇于负责。1992年洪水泛滥，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决定航空杀虫，调集了飞机和杀虫剂，整装待发。卫生部指派汪诚信率领专家组到现场配合，收集相关数据供领导决策。当时若按领导意图行事，即使耗资多效果差，甚至出现疫情，专家组都不会承担风险。汪诚信等审情度势，综合分析，郑重建议上级不用飞机，充分调动灾区群众的积极性，地面喷药。这一改变不仅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且可避免对有益昆虫的误伤，减少环境污染。但是，按此方案执行后万一出现疫情，建议人责任重大。专家组成员从国家利益出发，一致同意停用飞机的建议，汪诚信作为组长郑重签名以示负责，建议被采纳并获得成功。由于此次抗灾中的突出表现，他被评为全国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种传媒大力宣传“邱氏鼠药”，“几十年内可以把老鼠引出来”，“想灭公鼠就灭公鼠，想灭母鼠就灭母鼠”，邱氏鼠药因此遍布全国；同时误食邱氏鼠药而引起的中毒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汪诚信向中央领导建议召开“全国灭鼠技术研讨会”，获得同意。会议期间，来自全国的十几位专家经过现场实验、资料分析，结论是：邱氏鼠药中的引诱剂有待改进，所含剧毒的氟乙酰胺不得使用；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鼠药管理条例。今后邱氏鼠药“毒鼠强”蔓延的势头和各种媒体的宣传并来减弱。1992年初参加会议的汪诚信等5位科学家发表题为“呼吁新闻界要科学宣传灭鼠”的文章。文章一发表，邱氏鼠药发明人邱满囤以“名誉侵权诉论状”将5位科学家送上被告席，汪诚信被列为第一被告。诉论、审理长达两年半，一审败诉，二审胜诉。“邱氏鼠药家”激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反响，在国外也产生影响。其间，近400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多次提安，众多科学家及有关专业委员会纷纷坦陈直言，支持5位科学家；两院院士将其列入“1994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一审败诉，不法个体鼠药贩子极其兴奋，各地防疫部门感动压力，汪诚信等人压力更大。事后他说：“打官司我以为要有信心、决心和公心。有信心是因为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决心来源于我们写《呼》文的初衷——禁止使用国家禁用药，维护人民健康，保护生态环境，目的不达到，决不动摇。公心，就是这场官司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1995年，国务院批复了联合调查组的报告，通知各地对市场上正在销售的邱氏鼠药予以涂改和销毁。2004年，全国全面禁用“毒鼠强”。坚持实事求是，把握学科方向作为一个与老鼠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科学工作者，他深知控制鼠害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工作开展的各个阶段，他都注意从实际出发，适时的提出指导性的建议。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国鼠害普遍趋于严重时，一度流行“野鼠增多是因为天敌太少”之说，甚至片面提出养猫可以恢复生态平衡。有不少基层文件也跟着大力提倡，过分渲染，过多、过偏地责难了药物灭鼠。汪诚信针对各种模糊看法，在许多场合全国辨证地分析猫和鼠的关系以及生物灭鼠和利弊。他用史实说明：中世纪时尚无农药伤害老鼠的天敌，也无养猫限制，但并未遏制鼠疫大流行。另一方面他强调，猫固可制鼠，但也可将疫鼠拖回家中，吃鼠留蚤，散播病原，促进疫情蔓延。因此养猫并非万全之计，疫区不可提倡。凡此等等，对及时澄清模糊观点，起到了指导作用。
综观几十年来我国灭鼠学科发展的历史，从建国初期学习原苏联的“灭鼠拔源”，发展到结合国情而提出的“疫情监测”；从要求“无鼠”发展到达标：从鼠疫疫区灭鼠到出血热疫区灭鼠：从农田城镇一般民居灭鼠到火车、轮船、港口、飞机等特殊环境灭鼠；从单纯使用急性药物，发展到以慢性药物灭鼠为主；从“一次达标”发展到“一役达标”；从“灭鼠”到“鼠害防治”到“害鼠管理”；以及围绕“用与禁用”引发的那场震动海内外的“鼠药官司”，这一切，反映了随着我国鼠类防治事业的发展，认识小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
总结过去，汪诚信提出，“在新世纪里，首先应加强媒介生物防治的科研和调查，加快技术更新速度，合理使用现有方法；其次，要进一步提高和改进管理水平和手段，在保持我国特点的前提下与国际接轨，向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第三，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防制策略和指标，又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特点，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稳步控制媒介生物的密度；第四，要加强科学普及工作。总之，使我国的媒介生物防治工作，沿着保护环境、保护人畜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