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伦·福斯特·斯诺
人物生平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生于美国犹他州，1931年8月来到中国，翌年冬天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在中国，他们先后结识了宋庆龄与鲁迅，从而改变了“来中国看一眼就走”的初衷，随之便投身到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解放事业之中。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华北。这期间，埃德加·斯诺夫妇住在北平家中的小客厅，成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的聚集场所。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斯诺夫妇在游行当日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1937年，海伦.斯诺历尽艰难，独自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学生。根据采访，她写出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慢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  海伦的墓碑虽然埃德加和海伦在事业上都是目光敏锐，才华横溢，而且相互密切合作，配合默契。但她们由于在性格、气质和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终于在1949年离婚。离婚那年，海伦42岁。但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其后，海伦用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继续写作。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座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进养老院。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海伦晚年曾获得两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1997年1月1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0岁。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1]
会晤宋庆龄
1932年，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会晤了宋庆龄，这是她与孙逸仙住过的老家。
海伦回忆说：“ 孙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一手抓住项圈，抱着那只硕大的德国种牧羊狗。她同我握着手，那乌黑溜圆、极其动人的眼睛直视着我，好象她原是出来接一位朋友，结果却接着了一个敌人似的。我感到受窘，但她马上展露笑容，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笑窝，这样的笑窝，她是不在公开场合的照片里出现的。她的微笑是她极其吸引人的习惯动作，是谦逊而奇异的微笑，同时又是那么机警，使人觉得她脸上有点要捉弄人的神态。她的脸庞圆圆的，动人而富有表情，是黑眼睛的苏珊娜的脸。”
“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雄视整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大的雕花黑木扶手椅，完全是中国式样。我注意到椅上放着厚厚的绣花沙发椅垫，坐上去非常舒服。孙夫人对我的穿着显得很感兴趣的样子，并说，这是很漂亮的美国时装。”
海伦认为，孙夫人的打扮从无模仿或生搬硬套之嫌，是源于她自己非凡的鉴别力。孙夫人天生情趣高洁。她自然很有教养，有着女性的温柔优雅的天赋。她的举止同上海暴发户的粗俗形成的鲜明对照是惊人的，虽然宋家有着同暴发户一样复杂的经济背景。孙夫人象她的母亲，生就一副儒家妇女懿范，再加上她所受到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育，使她成了美国南方的尊贵小夫人，温文尔雅而又活泼甜美。[2]
一二·九运动前后
1935年，斯诺夫妇居住在北平崇文门内苏州胡同里的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们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华北之大，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爱国学生们义愤填膺，呼吁抗日救亡。此时，斯诺夫妇家成为了北平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以及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而这些人正是后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3]
在斯诺家的小客厅里，学生们商议给孙夫人写一封信，表示抗日救亡的决心。斯诺完全赞同，并表示愿意把信代转到孙夫人手里。于是，学生们用英语起草信稿，由海伦打了出来。信里陈述了学生们的抗日情绪和心中的苦闷，并向夫人请教：怎么办？后来，信由正好住在斯诺家的史沫特莱女士带往上海，交给了孙夫人，并很快收到了孙夫人的回信。她在信中赞扬了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并说：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4]
青年学生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游行当日，斯诺夫妇则在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夫妇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3]
访问延安
西行漫记背后的秘闻：真正到过延安的是斯诺夫人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如探险家一般进入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成功地采访了一批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挥员。红叶染霜时节，斯诺回到了他在北平盔甲厂13号院中的家。面对从陕北根据地带回的一大堆珍宝般的照片与文字资料，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珍藏了多年委托斯诺带回北平翻印的早期照片，夫妇俩开始讨论如何将它们整理出版介绍给世界。“可惜，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朱德等其他一些杰出的红军将领。”斯诺一边翻阅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一边不无遗憾地说道，朱毛，朱毛，两者不分离。“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也到苏区去一趟。”海伦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要把你没来得及访问的人物采访回来！”
1937年4月下旬，海伦悄然离开北平，历尽艰险到达陕北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丈夫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她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丈夫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慢记》），而且还写成了堪与《西行慢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慢记》）3本书。
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越洋颁奖
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斯诺。
当年秋冬之交，基金会会长张锲赴美向海伦颁奖。海伦拿出一份当年9月30日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一篇题为“毕生热爱中国”的写她的文章，提高嗓门说:“这不是一个毕生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她说，从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两人小组，任务只有一个:从事实中来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她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都不过是独立思考、客观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