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蔡启瑞
人物履历
教育经历
1914年1月7日蔡启瑞  蔡启瑞 院士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马巷镇一个华侨店员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921年开始上学。1929年肄业于集美中学，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该校本科化学系，旋即因病休学两年，1933—1937年读完厦门大学化学系，曾多次获得陈嘉庚设立的“免费奖学金”和“嘉庚奖学金”，毕业时获厦门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职业生涯
1937—1947年任厦门大学化学系助教、讲师。这期间，在张怀朴教授指导下完成了《电位法研究硝酸锌》和《硝酸镉水解》两篇论文，发表在《厦大理工论丛》上；在傅鹰教授指导下撰写了《有机酸混合物萃取分析法》一文，发表于美国《分析化学杂志》上。
赴美留学
1947年3月被选派赴美留学，在E.马克（MackJr）、P.M.哈里斯（Harris）和M.S.纽曼（Newman）教授指导下从事多亚甲基长链二醇及二羧酸的L-B膜行为的研究工作，1950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化学哲学博士学位。鉴于结构化学在化学科学中的重要性，他选择了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羁留美国
1950—1953年因抗美援朝战争，在美国多羁留了6年。这期间，在哈里斯教授指导下，进行铯氧化物（氧化物，亚氧化物，过氧和超氧化物）的结构研究，对离子晶体的极化现象、晶体结构和极化能的关系，以及含部分金属键的晶体，做了有益的探索。他在结构化学、离子电子极化、金属—金属键和物理有机等方面的素养为后来所从事的催化基础研究打下了基础。他虽身居异邦，却为祖国在1949年获得新生而感到无限喜悦和欣慰。在母校厦门大学二十九周年校庆之际（1950年4月），从大洋彼岸发回了一封寄托无限深情的电报：“祖国大地皆春，我怀念你啊，祖国！”片言只语，表达了这位海外学人对伟大祖国和祖国解放事业深切的爱。
回国效力
尽管此时他在国外的生活条件相当优裕，但报效祖国之心始终没有动摇，坚持年年递交离境申请，直到1956年回到祖国。从此，步入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里程——为振兴科学和建设祖国而不倦求索。回国至今，他一直任教厦门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化学会理事，福建省化学会名誉理事长，厦门市科协主席，厦门大学一级教授；历任厦门大学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1974—1982年），国际催化大会理事会理事（1984—198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理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化学组成员，并多次率团出国做学术访问或考察，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人物成就
蔡启瑞回国初期的科研工作包括α-TiCl3等层状晶体和钛酸钡铁电晶体的极化能和晶格能的理论计算，提出计算式。60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络合催化的理论研究。早在1964年，他在国际上较早地提出络合活化催化作用的理论概念，系统阐述了过渡金属化合物催化剂对不饱和有机物以及一氧化碳的络合活化催化作用，总结出络合催化可能产生的四种效应，即络合活化作用、对反应方向和产物结构的选择作用、实现电子传递和电子与能量偶联传递的作用、应用络合活化概念深入关联了许多类型的均相催化、多相催化和金属酶的催化作用。
化学模拟生物固氮
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  蔡启瑞 院士，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1972年，在中国科学院主持下，他与唐敖庆、卢嘉锡两
教授联袂参加共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方略。他以已知的十几种固氮酶底物的酶促反应作为化学探针并根据络合催化原理，和卢嘉锡分别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在国际上最早地提出多核原子簇结构的固氮酶活性中心模型，和已知的固氮酶底物（包括后来发现的新底物环丙烯）的多核配位活化模式；后来，根据国际上有关固氮酶研究的科学实验进展，将这一模型作了演进，为设计合成模型化合物和开展化学模拟指出方向。同时，他还提出了三磷酸腺苷驱动的电子与能量偶联传递机理及其化学模拟方法。化学模拟生物固氮为全面体现络合催化可能产生的四种效应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络合催化的理论体系。
分子水平上研究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催化作用和中国催化反应机理的奠基人之一
工业氨合成铁催化剂的发现，已有近80年历史。但有关的催化机理研究和学术上的争论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当今多相催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1980年，在东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催化大会会后的固氮专题讨论中，蔡启瑞提出了N2在α-Fe（Ⅲ）面的多核吸附模式，并与N2在固氮酶活性中心上的μ3（η2）络合方式进行了比较。此后，他指导下的研究集体，采用原位激光拉曼光谱方法，首次测得氨合成反应条件下铁催化剂表面主要化学吸附物种是两种H(a）和两种N2(a），而不是NH(a）或N(a），从实验上否定了为解释已知的氘反同位素效应，基于解离式机理而提出的关于NH(a）或N(a）是主要含氮吸附物种的假设，为采用拉曼光谱方法研究催化机理在国际上提供了第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原子簇活性中心多核络合活化分子氮、降低部分加氢过渡态位能的看法，并进行了反应能学分析，说明N2先部分加氢成N2H(a）或N2H2(a），再断裂N—N键较直接断裂N≡N键来得省力，即缔合式反应途径为主要反应途径。
络合催化反应机理
此外，他还对一些重要的络合催化反应机理提出过有创见的看法。比如，在60年代，他通过缜密的思考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对烯烃氧化取代反应（Smidt反应）的氢转移机理提出了崭新的看法；70年代，国际上对烯烃歧化机理的讨论尚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阶段，蔡启瑞则对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金属卡宾络合物中间态邻位缩合链式反应机理给予支持。同时，他认为侧基络合是氢分子最可能的络合活化方式。80年代初，国际上关于氨合成氘反同位素效应属热力学性质的观点占上风，他通过文献的比较分析，认为这种观点缺乏实验依据，指出更可能与乙烯加氢的氘反同位素效应相似，属于动力学性质。这些见解后来都得到了国外发表的实验结果的支持和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十几年前他预言的N≡N、RC≡N和RN≡C等固氮酶底物可能采取的μ3-型配位方式也已为后来国外发表的相应μ3-配合物的成功合成所证实。
以上有关络合催化作用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以蔡启瑞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催化研究的特色，其工作在系统性和创新性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催化研究中，蔡启瑞充分运用分子轨道理论、价键理论和结构化学的知识，成为中国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催化作用和催化反应机理的奠基人之一。其科研成果先后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是《络合催化理论的研究》（1982年），另一是《在固氮酶作用下和铁催化剂作用下固氮成氨的研究》（1987年）。
成气制取甲醇、乙醇
近年来，他在厦门大学主持开展了由合成气制取甲醇、乙醇和金属-氧化物协同催化作用的研究，对等电子结构的一氧化碳和氮分子在过渡金属催化剂上的加氢转化机理进行了深入的关联，提出了金属与氧化物协同催化作用的机理，采用原位化学捕获和同位素方法成功地证实了他所提出的由合成气制取乙醇的催化反应机理。近年来，在甲烷氧化偶联及其他轻质烷烃氧化脱氢方面，他提出了非还原性稀土基复氧化物催化剂上甲烷、乙烷的氧助活化机理和催化剂分子设计及研制的某些构思。
对大化工发展战略提出有指导意义的见解
蔡启瑞曾多次参加国家有关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近年来，通过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从世界能源化工科技发展的总趋势和中国可燃性矿物资源结构的国情特点出发，力主在能源化工建设中充分重视煤炭、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建议实行“油煤气并举，燃化塑结合”的能源化工原料技术路线；协调配套发展重有机、专用和精细石油化学品的生产，以提高中国化学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改善其经济效益；在搞好炼油和石油化工的同时，组织碳一化学化工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发展煤基甲醇等代用动力燃料以节约石油作化工原料之用，发展天然气甲烷氧化偶联直接制乙烯的新技术以解决石化工业大量乙烯的缺口等等。这一系列有关大化工的发展战略设想都有指导意义。
培育人才
蔡启瑞在教育方面成绩同样是卓著的。1956年他回国后就承担培养结构化学研究生的工作，1957年开始招收催化研究生，1982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接受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人员在其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1956年以来，他及其指导下的催化室共招收研究生70余名，已有50余名毕业获硕士学位，10余名毕业获博士学位。此外，曾三次接受原高教部、教育部和国家教委的委托，先后举办催化讨论班、进修班和现代催化研究方法研讨班，为全国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培养催化科学中、高级人才，促进了催化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使一些优秀的人才得到培养，他曾不顾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并千方百计地为之创造学习和研究条件，义无反顾。他精心育才，十分重视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对他的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短处都了如指掌，及时加以疏导，使之能健康成长。在他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自然发展的规律。他总是鼓励他的学生、助手广开思路，敢想敢闯，衷心希望他们超过自己，并竭诚奖掖后学，诲人不倦。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K.O.霍奇逊（H0dgson）教授来厦门大学讲学时，列席了蔡启瑞指导的两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他返回美国后在给世界银行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水平，可以和中国以外的任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比；中国硕士研究生的水平这样的高是他始料不及的。美国驻华使馆前科技文化参赞O.施呢泼（Schnepp）教授曾为洛杉矶的教授们举行过一次报告会，介绍中国的文化与教育，认为蔡启瑞是中国几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之一。而今，蔡启瑞的学生遍布全国，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有关单位的学术带头人。
严以律己
蔡启瑞严以律己，无私奉献。刚回国时，组织上决定给他二级教授待遇，他坚持要求改为三级。他认为自己虽是从国外归来，也应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为年轻的共和国出力流汗、艰苦创业的同事们同工同酬，而不能有所特殊。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每次节省下来的外汇都如数上缴归公或用于为公家购置实验室用器材。1979年初夏，他病倒了，诊断可能是胃癌。消息传到校园，师生员工无不震惊，一种巨大的损失感攫住人们的心。面对死神的威胁，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中断自己挚爱的事业。他坚持在病榻上给党组织写信，对许多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临手术前，把主要的助手紧急召集到福州，对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交待。他没有要自己的儿女来到身旁，并不是对他的家庭无所牵挂，对儿女们无所眷念。在他看来，事业高于天伦之情。看到同志们泪水盈眶，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他反而劝慰大家：“工作要紧，不要为我担心”。手术结果，癌症的怀疑排除了。同志们如释重负，奔走相告，额手相庆。蔡启瑞现已年逾八旬，但他在科学研究的园地里仍不倦耕耘着。他每天都去实验室，常常到下午2点和晚上10点钟以后才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他年轻时，喜欢下中国象棋、打桥牌，留美期间，在俄亥俄州首府报纸桥牌专栏上的难题征解时，曾多次破解获奖，出过一些“风头”。时至晚年，为搞好科研和培育人材，他却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业余爱好了。
社会职务
蔡启瑞于1978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荣获厦门市劳动模范、福建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德比松劲柏青
中科院院士蔡启瑞出生于厦门翔安区马巷镇。这里是闽南金三角一个小有名气的古镇，地灵人杰，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在科技璀璨的群星中，蔡启瑞则是一颗灿烂的明星，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芒。
我虽忝属蔡先生同乡，却是两代人。1947年春，他漂洋过海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时年我才八岁。1956年3月，他抛弃高薪职位和优越科研环境，毅然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时，我已到外地念书了。蔡先生名闻遐迩，我却对他知之甚少。但从家乡人的口中，我听到不少关于他勤奋好学、聪慧过人的传闻，油然而生敬仰之情。到了我结婚后，老伴的娘家与蔡先生的旧居只有一巷之隔，门户相对。这时，我才在岳父家看到蔡先生回乡探望老母的匆匆身影，老伴也时不时对我提起他的为人。至此，我心仪已久的蔡先生才和科学家的现实渐渐融为一体。漂泊生涯1914年1月7日，蔡启瑞出生在一个华侨店员家里。他父亲离井背乡，先漂泊于越南东京，后谋生到安南，风里来，雨里去，积劳成疾。启瑞仅18个月时，父亲便病逝他乡。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蔡先生的家庭顿时陷落困窘的境地。断瓦颓垣的危房，隅立于小巷的深处。每当夜阑人静，衰败的窗棂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嘀嗒嘀嗒”的缝纫机声，从幽暗的巷道轻轻地泻出，如泣如诉……那是他老母在替人做衣裳，靠针线活来哺育襁褓中的他。
小时候的蔡启瑞心怀高远，聪敏好学。可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古老的小镇的教育非常滞后，虽有初级小学，但离家远，蔡先生年幼，老母又不能接送他。好在他家附近有一间“育婴堂”，内设小小的识字班。他的启蒙之航，就是从这简陋黉舍启锚的。后来为了求学，他辗转他乡异地；因手头拮据，求学时断时续，其间当过学徒，执过教鞭。在嘉庚先生倾资兴办的集美中学里，有科学楼，学生常做实验，这激起了他的求知欲望，渐渐地他痴迷上了化学。现在人称蔡老是催化泰斗，那筑建催化化学学科宝塔的第一块基石就是在此奠基的。后来他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成绩卓绝，校方欲选派他赴美深造，可慈母在堂，本不宜远游。但为了报效祖国，他别母抛雏，求学异邦……
我曾经疑惑，出身寒门的蔡先生，在长夜难明漫漫求学之路上，是谁支持他攻关不息？老母的针线活，微薄的工钱，够吗？究竟是谁给他无穷的动力源呢？
关于蔡先生的种种传闻，已使我约略能触摸到他那厚重的历史，可我一点也不敢轻易下论断。当他置身于悠悠岁月氤氲的浓厚氛围中时，我真想叩听他那律动的心声。文革期间“文革”武斗期间，蔡启瑞在家乡呆了将近半年，我也回乡避难。闲着无事，有时我也跟老伴到他家聊聊。那时，蔡启瑞五十几岁，儒雅的外表，让人一点也看不出是留洋的大学者。他长年在外头，偶尔回乡，当他穿街过巷时，有人说他是穷教书匠，有人说他是下乡的小干部，只因他那白皙的脸，那瘦挑微驼的身材，那朴素的衣衫。乡亲们惟独没有想到，这是名闻海内外的科学家蔡启瑞回乡来了。
面对可亲可敬的蔡先生，我的紧张情绪顿时释然。于是，平时的疑惑，我坦然相陈，是谁支撑您攀越科学高峰？他深情地说：“我有今天，全靠校主陈嘉庚先生的支持。你想想，一个穷苦孩子要学有所成，需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艰辛。单讲学费，家里的补贴仅仅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嘉庚先生的助学。我读小学时受嘉庚先生的资助，学费比较省。上集美中学时，甚至不要交学费。上厦门大学，我得到嘉庚先生的奖学金。可以说，陈校主富有前瞻思想，他懂得科教兴国，倾资办教育，培养众多人才。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心系祖国正缘于此，蔡启瑞身在异乡，心系祖国。1950年4月6日，正当母校厦门大学29周年校庆，他发来越洋电报祝贺：“祖国大地皆春，我怀念您啊，祖国！”寥寥数语，拳拳爱国情溢于言表。当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上空，他的报国之心更为迫切。尽管抗美援朝的战争爆发，中美对峙，在美国的中国专家学者不准回国。他有家归不得，国有难不能效劳。他心急如焚，望穿秋水，年年坚持递交回国申请。盼啊盼，盼到1955年底，才等到离境签证。可是还要办业务的移交手续，不能马上走。
为了赶最近一班船，蔡启瑞日夜打点行装。他懂得新中国百业待兴，科研成果比什么都重要。他自己的私事一点也没有办，却争分夺秒地收集资料，整理研究成果，把几年来实验的数据一页页拍成照片，准备统统带回祖国。到了1956年3月，船期已定了，个人该办的私事却没有办。朋友劝他下班船再走，他头一摆，义无反顾地说：“我一天也不能等了。” 
其实，蔡启瑞并不富裕，但是为了早一天回到祖国，他——
再等两天就能领到一个月的薪俸，放弃了；
保险金手续没时间办理，不要了；
小汽车来不及处理，扔下了；
不便携带的东西，全丢了；爱国情怀……
他原想绕道新加坡看望堂叔  蔡启瑞，也不能成行。他放弃的东西太多了，唯独对祖国执著追求的赤忱之心不可丢！他曾在一篇《祖国颂》文章中抒发了这种爱国情怀：“我们的祖国，好比是我们的母亲，在她的怀抱里，我们永远感到温暖。而且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走到天涯海角，我们也永远与她同命运、共荣辱。”蔡启瑞回国之后，凭着这颗炽热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他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只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牺牲个人的利益在所不惜。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当蔡启瑞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则消息——在中国的松辽平原发现储藏丰厚的石油时，心情激动万分：祖国刚刚获得新生，可是化学工业和炼油工业还十分落后，要改变这一现状，催化科学基本上还是一项空白，需要有人去填补。
国家的需要，就是科学家责无旁贷的职责。蔡启瑞回国后，正潜心研究离子晶体极化现象等系统理论，又初见成效。如果改行转向催化科学研究，一切要从零开始，而手头上呕心沥血研究的课题即将获得成果却要弃而不顾，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比割心头肉还痛呵！但蔡启瑞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振兴，他义无返顾地中途改行，无怨无悔。
在校领导和时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系主任卢嘉锡先生的支持下，1958年秋天，蔡启瑞和他的助手们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催化教研室，并从此成为中国催化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
几经探索，多次研究，硕果累累，蔡启瑞成为中国催化化学学科奠基人。国际上先后用来做催化剂的汞、铅、砷和镉等元素均有剧毒，严重损害人们的健康。他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凭借自己深厚的理论基础，勇于实践，终于制成无毒催化剂。他勇攀高峰，自强不息，攻克道道科学难关，在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在人才培养方面桃李满门，其师德人品同样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中国化学界大师唐敖庆称赞他：“学如流水行云，德比松劲柏青”；美国驻华使馆前科技文化参赞施呢泼教授认为蔡启瑞是中国几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之一。科研生涯在科研生涯中，蔡启瑞对化学模拟生物固氮酶的研究是他与卢嘉锡先生和唐敖庆先生等协作攻关的一个新课题。上个世纪30年代，他与卢嘉锡同在厦门大学化学系就读。卢嘉锡出国留学时，蔡启瑞毕业留校正是接替卢嘉锡的助教工作。1945年，卢嘉锡学成回国后担任厦大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系主任，他十分赞赏蔡启瑞，全力推荐蔡启瑞赴美留学。回国后他们又并肩攻关。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的主持下，蔡启瑞与唐敖庆先生、卢嘉锡先生联袂参加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方略。为了探索出酶活性中心固氮模型，蔡启瑞日日夜夜奋战在实验室、书房，书房、实验室……蔡启瑞与卢嘉锡分别在厦门和福州，从略微不同的角度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原子簇结构的固氮酶活性中心模型。因此，这也被化学界称为卢嘉锡——蔡启瑞模型。但名师们都淡泊名利，胸怀博大、精神境界崇高。每当人们议论这一成果时，蔡启瑞总是先讲卢先生，而对自己却从不张扬。
1986年11月，中国化学会、福建省化学会、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和厦门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祝贺卢嘉锡、蔡启瑞从事化学工作50周年学术讨论会。鹭岛之滨云集了全国各地的200多位教授、专家、学者。当记者争先恐后地采访这两位被誉为“化学泰斗、士林师表”的老师时，蔡启瑞总是谦让地说：“我能取得一点点成绩，也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在厦大的早期工作，都是得到卢先生支持的。”而卢嘉锡对蔡启瑞努力求学却作了生动概括：“探赜索隐老而弥笃，立志创新志且益坚。”两位化学大师的高尚情操在科学界留下一段佳话。呕心沥血回国近半个世纪  蔡启瑞，蔡启瑞付出的实在太多了。他勤耕苦砺，呕心沥血，发愤图强地遨游在知识海洋，孜孜求索，奋斗不息。他羸弱的身躯有着旺盛的活力，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病魔的吞噬。1979年他胃切除四分之三，术后严重低血糖，经常头晕目眩。1982年夏天，有一天，他突然晕倒在地。送到医院抢救，诊断出脾拉裂，大量内出血，不得不又要切除脾。那是风雨交加的日子，手术一动，大量出血，血库没有血，暴风骤雨的恶劣天气，血浆调不来。蔡启瑞病情恶化，危在旦夕。血就是生命，不能及时输血，生命之火就会被扑灭。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高度重视，坐镇指挥，人民子弟兵奋勇献血，挽救蔡启瑞于危亡之中。两次腹腔手术，引起肠黏，1984年又做了第三次大手术。党和人民对科学家关怀备至，蔡启瑞无恙了。他又身先士卒，带领这支被誉为“国家登山队”的催化战斗集体勇攀高峰……
蔡先生重任在肩，工作繁忙，我也不便多去打搅。从那次在他旧居叙谈之后，他有时还是回家看看，却是悄悄来，静静走，不声张，难得见上一面。直到我退休寓居市区，偶尔在路上碰到，见他行色匆匆，也只是颔之而已。后来，《集美校友》编辑部知道我与蔡先生同乡，便嘱咐我去采访他。
有一天清晨，我和老伴步入厦门大学的菁菁校园，因从未到过他府上，只得七转八拐地找到敬贤楼。我轻按门铃，门开了，和蔼慈祥的蔡先生把我们让进客厅。“老邻居了，坐、坐。”蔡先生忙着沏茶，保姆连忙接手过去，边斟茶边说：“蔡先生知道你们要来，早早吃完饭等着。要是平时，他现在还在忙哩，饭都顾不得吃。”他九秩之年了，身材高大，有点瘦，白发萧萧。但他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走路，说话都快，做事还很利索。我庆幸动过几次刀的蔡先生，身体还硬朗得很。朴实无华置身于朴实无华的客厅  蔡启瑞，我仿佛又走进陈嘉庚先生的故居，两者何其相似啊。没有刻意的装饰，只求天然的本色。木的窗棂，塑料的地板。环顾四周，没有气派豪华的真皮沙发，只有陈旧简易的藤条靠背椅，一茶几再普通不过了，一台25寸的彩电，也许就是这简朴客厅里唯有的高档品。斯是陋室，简朴而温馨。
我说明了来意，蔡先生马上接着说：“我对集美有不解的情结。陈嘉庚先生在社会黯澹，长夜漫漫中，看到开发智力资源的重要性，倾资兴学，在政治、经济、人文、科技各领域培养出如此众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实在功不可没；他亲手制定的校训‘诚毅'是我们立身之本，那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校友。我回国不久，到祖国各地参观考察，领略多娇的河山。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再好，我也不受聘，偏选在厦门大学从教，这是我对校主的情缘，因为厦门大学是校主创办的。当年新加坡的经济受到战事的冲击，生意萧条，政府接办厦门大学，拟改为福建大学。为了发扬光大陈校主的精神，萨本栋校长竭力主张不改校名……”
蔡先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粗黑的双眉镌刻着岁月的艰辛，胸中舒展着世纪的情怀。他深情地缅怀萨本栋校长，用浓浓的乡音叙述萨校长的高风亮节——萨本栋萨本栋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蜚声海内外。“七·七”卢沟桥事变，厦门大学由政府接办，为了将嘉庚先生创办的大学办得更好，年方35岁的他，便临危受任校长，至1945年应邀赴美讲学为止，前后八年。这八年是炮声隆隆的八年，是学校内迁长汀的八年。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萨本栋校长以陈校主的精神办学，创建基业，声誉大振，厦门大学被称为加尔加答以东最佳学府。
“萨本栋校长为弘扬嘉庚精神，鞠躬尽瘁，日夜操劳。他初来厦大，身体挺好的，常跟员工打网球。在八年的日日夜夜里，他除了肩负繁重的校务，还教了数门的学科，终于积劳成疾，离开厦大时是拄着拐杖走的。”蔡先生赞叹不已，“萨校长是我的楷模。我开了几次刀，还能工作，完全是陈校主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激励，也是受萨本栋校长的感染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等毕生所要为之奋斗的啊！”
人总要有点精神。蔡启瑞正是这样，虽被“文革”耽误了十年，却犹如伏枥之骥，终于等到扫清阴霾的日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此时，他虽已到耄耋之年，却不待扬鞭自奋蹄，不仅为中国催化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突出成绩。1984年2月9日，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时，蔡启瑞等教授受到他的亲切接见。
东隅虽已逝，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蔡启瑞仍然孜孜不倦地搞科研。深夜，他家书房的灯常亮，映着他那微驼的身影。同事劝他注意身体时，他却说：“生我育我的家园，还待我们去开发；科学上的难题，还要我们去攻克。敢将衰朽惜残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还要工作！”
告别了蔡老，徜徉在花红柳绿的人流中，我心想，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蔡老生活上毫不奢求，却执著地追求人生最美好的价值——自己的理想，他的人品宛如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