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卢作孚
人物简介
  卢作孚先生像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
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
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
从自学成材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
他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他一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他崇尚务实和科学精神。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人物生平
  《卢作孚文集》封面卢作孚（1893年~1952年），重庆市合川人，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中国航运业的先驱，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材，历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当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初，宣统二年（1910年）在成都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周游上海、北京，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迫夭折。
1924年，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然而红火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  位于重庆市合川肖家镇的卢作孚故居[1]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此间还曾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水脚，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等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主张将川江所有华轮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一致对外。于是从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凡愿意同民生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产均以较高价格折价，然后用部分现金偿还原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如此，不到一年，即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收轮船门只。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并了7个公司。
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从而合并和  卢作孚画传收买华商轮船28只。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
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
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在这段时间中，民生公司又收买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是时，船只最高时达到 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1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除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并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卢作孚先生手迹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赴京开会，周恩来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
但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8年，重庆评出历史名人，卢作孚得到的评语是：“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2]
2011年5月1日，重庆市合川区卢作孚广场扩建工程，卢作孚主题青铜雕塑揭幕并供市民缅怀参观；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卢作孚铜像雕塑及生平浮雕由四川美术学院王官乙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创作，主题雕塑高5.9米，重约10吨，总投资约300万元，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工厂采用精密铸造技术整体浇筑而成，该雕塑每一个创作细节和阶段性创作方案均征得卢作孚先生家属认同。
死亡之谜
作者：卢国纶（卢作孚先生之子）
卢作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
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去世背景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材。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去世原因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去世经过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近来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遗嘱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父亲的遗嘱由于从没有完整地公开披露过，以致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多数系以讹传讹。比如，四川一家媒体1998年曾刊出过一篇《卢作孚自杀之谜》，其中失实之处甚多，在提到父亲的遗嘱时，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遗嘱”的内容有两条与真正的遗嘱不符。一是“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实上，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从来不到公司去，不用说“无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亲回家再说。该文作者特别就遗嘱的内容强调，“从上面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是何等的痛恨。”这当是指“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亲不可能在遗嘱里写出这样的内容，这段文字显然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二是所谓“为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当属公款。父亲从来就不把公款放在家里，因此，就不可能有嘱母亲“送交潘先生”一说。这两条所谓“遗嘱”纯属谬传。还有一本传记文学则把遗嘱简化为“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分析父亲的遗嘱，可以看出，他虽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临终前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父亲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父亲的一生从办教育、办实业到乡村建设，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公众造福，为人民服务，始终秉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宗旨，一心一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实事做好事。尽管他创下了庞大的事业，却严于律己，就是最后离开人世，也是两袖清风而去。
1999年，父亲卢作孚和母亲蒙淑仪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永远伴随着他的母亲河－－嘉陵江。
早在1927年，父亲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祖国的巨变更是一日千里，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父亲如果有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了！
自杀揭秘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服安眠药自杀。虽然当时重庆的党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都曾报道过他自杀的消息，但是长期以来围绕他的自杀还是笼罩着一层迷雾，尤其对于他的死因一直没有清晰的线索，当时“三反”“五反”运动还刚刚揭开帷幕，民生公司开了一次动员会，矛头指向了他，但他尚没有遭到似乎足以致命的攻击。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试图揭开这个谜底是一项艰难而浩大的工程，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尤其是足够的勇气，这是不可想象的。
本文作者不断地寻访当事人，不断地查阅原始档案，跨越十二个年头，她终于搞清楚民生公司一步步通向毁灭的那三年发生的事情，卢作孚自杀的线索也由此变得清晰起来。
这不是一部讲述民生公司辉煌的历史，而是民生公司的毁灭史，也是卢作孚的自杀史。
站在1949年的历史转折点上，当时在香港的卢作孚至少有四条路可以选择：
一是去中国台湾，张群、叶公超等政要曾一再劝说他走这条路，但他拒绝了；
二是去美国写回忆录，安安静静地去总结二十几来办民生公司和建设北碚的经验，挚友晏阳初会为他安排一切，但他谢绝了；
三是留在香港，凭他掌握的那些轮船和自己的实力影响，“船王”恐怕就轮不到后起的包玉刚之辈身上；
四是北上，回到经历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陆……
1950年6月10日他最终选择了北上之路，即使选择了回来，他也可以留在北京，以工商界头面人物的身份担任风光的荣誉职务，这也是新政权求之不得的。然而，他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回重庆民生公司，他生死与共的那块土地，回家之路，就是通往死亡之路，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过。他心里念兹在兹的只是他的事业，他的民生公司，他不愿甩下不管。其实，他不是民生的老板，不是资本家，当然他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在晚清、民国的企业史上，几个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同属这一类型，比如张謇、范旭东等，他们本来没有资本，在企业的股份微不足道，或几乎没有什么股份，却因为手创企业、为企业成长付出了长期努力，成为企业的灵魂，与这个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甚至到了企业即他、他即企业那样一种程度，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不知道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史上是否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卢作孚做出北上的决定，在内心并无太大的挣扎，因为他的根在重庆，如同他和儿子说的：“我对事业负有责任。”就是“责任”这个词，注定了他最后的命运。 
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他希望“公私合营”，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运转资金，他与新政权对公私合营的理解并不相同，结果将是什么，他并不明白。在合营之前的过渡时期，公股代表就已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风声鹤唳，随时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令人惶惶不安，眼看着与他一起筚路蓝缕创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打击，或被清洗，他却无能为力。
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给他的震撼怎么估计都不会太过分。
他深知“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这位把事业看得高过一切的实业家，为实业救国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为宝贵，把民生的一条条船看为宝贵，他更把民生的员工尤其被以往岁月证明的民生管理团队看为宝贵，当然在他心中还有他和民生同人共同缔造的“民生精神”。
目睹剧变之际，那宝贵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内心的那种挫伤、痛苦无人可以体会，他连妻子都无法倾诉。
不愿做大炮，愿意做微生物，信奉渐进改革路径的卢作孚遭遇了一个与此相悖的时代，赵晓铃转述了他早年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因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着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了积习，更是人类一种痼疾!”正是在“急遽”改变的政策、心态支配之下，“强迫”导致的“愁怨或恐怖”笼罩在整个民生公司，也笼罩在卢作孚身上，这种“愁怨和恐怖”渐渐地吞噬了他。
与政治运动相伴随的是事故不断，从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发生了海损事故502件，平均俩天一次，死亡232人。新政权在民生公司没有“彻底改革”之前，不愿借款维持……所有的这些，都让这个无比乐观、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小个子产生了不可挽回的绝望感，他眼看着手创的事业在塌陷，却无能为力。
尽管那时“三反”运动还没有如火如荼，仅仅在动员阶段，但是动员会上的气氛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绝望感，绝望感的不断累积到了不能承受的限度，他想到了最后的自卫，就是他至少还有自杀的权利。
一个毕生为理想奋斗、长期受人尊重、享有巨大社会声望的人，在被刻骨的绝望包围时，保持尊严和体面的道路却是狭窄又狭窄的。自杀对他是一种解放，几乎成了他最佳的选择。
上海“三反”运动中，被捕的企业家200多人，其中自杀的48人，许多人选择了最简单的跳楼方式，那些自杀未死的，未来的命运不知如何?
创立实业
北川铁路
1927年8月，卢作孚从上海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勘测设计修建，总长18公里，克服种种困难，于1935年3月全线通车。该铁路有火车头、货车厢、客车厢、水车厢，常年穿行于当时属于江北县与合川县界的文星乡和戴家乡境内（今北碚天府矿区），不但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入了新时代，并成为了当时北碚的一大景观，成为了四川的第一条铁路。[3]
天府矿业公司
1933年，卢作孚促进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较大的煤厂合并，成立了天府矿业公司。抗战时，卢作孚与“煤油大王”孙越崎促成了天府煤矿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的合作，使天府矿业采用了矿灯照明和绞车提升，设备、器材和技术不断加强，产量大大提高，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供煤量达45%。
三峡染织工厂
即后来的大明织布厂、重庆绒布总厂。1930年10月，三峡染织工厂由峡防局工务段改组成立，卢作孚任董事长，是四川第一个机械织布厂。其广告曰：“三峡国布，风行全国；花样新颖，永不褪色”。
中国西部科学院
即现重庆自然博馆。1930年3月，卢作孚派人打菩萨，将火焰山东岳庙上殿改建博物馆。在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等大力支持下，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任院长，陈列有风物、卫生、工业、煤炭等物品。随后，设立了地质、生物、理化和农林等研究所。
兼善中学
1930年秋，卢作孚所办北碚私立兼善中学开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诠释了“兼善天下，兼善教育”的办学理念，立校训“舍得干，读兼善”传承至今。当时，兼善中学办有兼善农场、兼善餐厅、兼善公寓和石灰厂筹实业，既是培育学生的劳动基地，又坚持了自力更生地办学。
北温泉公园、北碚公园
1927年，卢作孚一到北碚不久，就利用缙云山下的南宋初建的温泉寺创办嘉陵江温泉公园，增建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设施，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1927年底开始，卢作孚组织在北碚新营房受训练的各期青年学生，在北碚火焰山上修建平民公园，即现北碚公园。
峡区地方医院
即现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又名民生医院。卢作孚1927年用旧庙作院址，“创办一个地方医院，为远近的人民治疗疾病”而创办，抗战时期为江苏医学院。“情系民生、追求卓越”为办院理念。1936年，卢作孚主持峡区举办了敬老会，旨在“提倡健康的人生”。
北碚图书馆
“创办一个图书馆，供给近的人们到馆里读书，远的人们到馆里借书。”1928年，卢作孚在北碚关庙，利用大家捐赠的四百本书，办起了峡区图书馆，即现在的北碚图书馆，人们亲切地称“红楼图书馆”。
北碚体育场
1927年8月，卢作孚在北碚鞍子坝租了一块土地，着手建体育场，于第二年建成，命名为“北碚体育场”。1929年4月20日至26日，卢作孚主持峡防局在这里举办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专案最多、参加面最广的“嘉陵江运动会”，来自重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和北碚共38个单位及社会团体的1161名运动员勇跃角逐。
《嘉陵江日报》
1928年3月4日， 卢作孚改组《学生周刊》，创办了三日刊《嘉陵江》报，刊载省内外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和嘉陵江三峡各项事业的消息。卢作孚以“努力的同人”的名 义，在《发刊词》中说：“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位小朋友。我们盼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至少流 到太平洋……”由于白话浅显易懂，编辑简明扼要，新闻素材丰富，专人派送发行，时效性强，受众广泛，该报很快就改为两日刊。1931年1月改为《嘉陵江日报》，赢得广大读者喜欢。
北碚花园城的雏形
卢作孚文选载：“北碚面临嘉陵江，高出江面八丈以上，然而是要被洪水淹没的。后面被一条溪流围绕着，中央高而周围低，每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市场的人无法逃避。最好是将溪流填了起来与北碚一样平，作人们逃避的道路，而且增加现在无法发展的市场一倍以上的地面。”据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先生着文说：“父亲依靠全体民众的辛勤劳动，环绕北碚后面的一条很深的溪流填筑起来了。北碚市区的面积也成倍地扩大了。父亲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建起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并在北碚的周围种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梧桐，使北碚有了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
人物传记
图书信息作者：张鲁、张湛昀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6月 
书号：978-7-214-06208-6 
定价：78.00元（全三册）编辑推荐能与胡雪岩比肩的，可能只有卢作孚。
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大亨，一个小学毕业的教授。 
这是一部航运领袖的传奇，一个时代巨子的沉浮。 
毛泽东邀他同路，蒋介石称他为“作孚兄”，周恩来请他回新中国…… 
1952年，他自结生命，逝如孤舟。 
一个堪称伟大与完美的商业巨子、民族资本家，生于艰难时局，长于腥风血雨，死于春暖花开。
1893年，离腐朽的清王朝灭亡还有18年，卢作孚降临在贫寒人家，自幼为人硬气又不失韧性。 
革命成功后，年少的他拒不受封；20岁时被反革命军追捕，却能死里逃生。 
33岁时他白手起家，40岁时便将川江上漫江飘舞的万国旗一统为中国旗，当上了“中国船王”。 
45岁时他惊动海内外：在一面是日军轰炸，一面是枯水的情况下，将撤退到宜昌河滩上的十万吨机器、三万多人全数运走，将“中国工业、兵工业的命脉”根本挽救，日本军界一片哗然。 
56岁时他应周恩来的邀请，以金蝉脱壳之计骗过特务，从香港回到内陆，并带回了公司的全部海轮。 
59岁时他留下遗书，服下安眠药。那几行字，昭显了自己的清白，又不诬陷、伤害任何一个诬陷和伤害了自己的人。内容简介本书全三册。 
上篇描述卢作孚从懵懂幼年到接受启蒙的新青年。他闹过革命，上过刑场，入过死牢。辛亥革命后，他选择了从革命救国转向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艰辛之路。 
中篇描述卢作孚从一个清贫书生投身商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以一条小轮船为起点，与中外轮船公司进行激烈商战，在危机和杀机中寻找商机，成为一统川江的中国船王。 
下篇描述卢作孚在日军的连日轰炸中完成惊世壮举－－宜昌大撤退，挽救了中国工商业。他凭魄力5分钟定下企业生死大事，与国民政府巧妙周旋，夺回船队，最终将公司交给新中国后却猝然离世。作者简介张鲁，重庆电视台编导，国家一级编剧，电视剧《卢作孚》编剧，多次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最佳编剧奖；主要作品：《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南行记》。2010年11月12日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
相关影视
电视剧2010年初，30集电视剧《卢作孚》于重庆正式开机；该剧将斥资3000万元，跨度60年，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讲述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波澜壮阔的一生。演员表果静林－－卢作孚
何 晴－－蒙淑仪
严晓频－－卢母
徐 敏－－郑东琴
李进荣－－卢子英
刘 湘－－石兆棋
王 策－－董肇成
车 缙－－卢作孚（少年、青年）
陈子为－－童年卢作孚
马瑞泽－－少年晚春
刘思怡－－童年晚春
金琳玉－－清秋
王裕明－－毛弟
研究组织
研究中心卢作孚研究中心于1997年4月14日在西南师范大学成立。研究中心的成员由西南师大相关院所及重庆市和北碚区有关单位的有志于卢作孚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中心的成立得到了民生公司（当年卢作孚创办）的支 持。作孚学社一个立志于弘扬与宣传卢作孚精神的学生组织，2007年在西南大学成立。 作孚学社是在西南大学校团委的指导下，在卢作孚研究中心的专家具体指导下，在民生公司的大力支持下由付立平等组织成立的学生社团。
作孚学社自成立之始，就注重学习和借鉴卢作孚先生的管理智慧，结合社团活动的实践经验，大胆创新，在学社的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都突破了以往的团队运作模式：在组织建设方面，实现了组织结构的“准企业化设置”；在活动管理方面，实行项目制和小组工作法相结合的模式；在社员管理方面。实行工作责任制，为每一位社员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说明书，真正实现了定岗定编。同时，社团建立了完善的社员培训体系和绩效考核制度以及社员晋升制度，为每一位社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学社现设理事会、办公室、新闻宣传部、社刊编辑部、“北碚文化之旅”部、项目拓展部、文艺部共7个机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