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多罗特·升允
生平
  升允（左）[1]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二十六年（1900）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陕西巡抚。历官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宣统元年，升允曾因反对立宪而被革职，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他反对清帝退位，曾率军取陕，以“勤王”为名，妄图攻下西安，迎奉溥仪建立偏安西域的小王朝。升允曾率旧部，经数十战，攻克十余城，正当全陕垂定之际，清帝逊政之诏被颁下，他仍坚持大批杀害战俘和革命者，后因部队拒战而退。
1913年在策动蒙古“勤王”失败后，升允东去日本谋求国外力量支持复辟，并于日本参加了宗社党。升允归国后，居住在青岛沂水路3号（今《青岛日报》职工宿舍，旧宅尚存。）他并不甘心做寓公，而是为复辟清廷四处活动，尤重走日本路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军队向德国驻青岛的军队发起进攻，日本占领青岛后，升允等均受到日军的保护。这时，升允又转向投靠日本。其间，升允和溥伟、善耆做为宗社党骨干，往来青岛、旅顺等地，不断进行复辟活动。1913年，溥伟在青岛策划复辟时，曾派人去联络张勋，升允也不甘落后，紧忙给张勋去信说：“弟知公忠义过人，此得恭邸（指溥伟）书，又盛称之。然则公其当代之伟人，……”以尽吹捧拉拢之能事。后来，张勋进行的癸丑复辟因事泄而流产。1916年，善耆由日本人川岛浪速帮助招募和训练了一支秘密军队，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岛赶往旅顺“阅兵”。他们企图以这支军队为冒险的资本，与蒙古公爵八宝札布的军队相呼应。升允曾去信，煽动八宝札布打起“勤王”旗号，有日本浪人参加，在满蒙一带进行骚扰活动，一度进犯张家口。善耆与升允本来就一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豢养，是不惜卖身投靠日寇的。后来，善耆的女儿金璧辉做了卖国的日本间谍，就是臭名远扬的川岛芳子。
袁世凯死后，张勋便以徐州作为复辟活动中心，升允在徐州同张勋面谈后，便以张勋代表的身份，去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寺内会商。《张勋与佃信夫》一文，讲过升允到日本东京时的情形：“寺内因病在家休养，特更衣接待。升允向寺内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后，寺内说：‘听说先生寄寓青岛，归国之后，届时尽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叙及寺内的谈话十分恳切，富于感情。升允听罢，在感激之余，不禁啜泣起来，老泪横流，不能自禁，连连称谢，竟至语不成声。寺内也被这一为清朝矢忠的孤老遗臣的容态所感动，亦不觉滴下泪来。”当时，在日本和清季遗老间传诵过升允写的一首五绝：“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说明升允在日本是别有怀抱的。为复辟清室，他与日本勾勾搭搭的内幕中可以看出，升允是个坚决走日本路线的人物。升允回到徐州，向张勋回报时，带来了日人支持复辟的信息和丰厚的经费，从而坚定了张勋等人的复辟决心。张勋在1917年复辟清室时，曾授升允为大学士。在《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里，收有升允挽张勋赞云：“呜呼！忠武遭时之屯，托梁公之委蛇，怀汉阳之贞纯；主盟徐方，誓师国门，伸大义于天下，奚可以成败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数日，升允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病故，年七十二岁。[2]
家世
升允，姓多罗特氏，故后人以罗为姓，雪堂书札常以本家同宗隐喻。察哈尔（插汉）蒙古族人。隶属蒙古镶蓝旗。生清咸丰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年），卒辛未七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将；祖色普真，前锋参领；父纳仁，工部侍郎。
升允之死
升允为了复辟清廷东奔北走，颠沛流离，尤其是在主政西北十余年来以来，更是煞费心血，但终于一事无成，不免心情郁悒，渐染疾症，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21年夏，升允受他的朋友、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罗振玉力邀，全家从青岛搬至天津罗振玉当时在法租界德邻里的一幢别墅里居住。当时，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后，每年派人赴津，向升允专致“敬仪”，每次约为银元数百元。1931年9月20日，升允病亡天津，时年73岁，停灵在北京东直门外的延寿寺。升允做寓公时，奔走间作诗以明心志：“老臣尚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苏武书。”看来，他是铁了心想复辟清王朝的。升允临终时，日本军方曾派人三番五次到府上打探信息，最后确人其已死亡才作罢。升允死后，废帝宣统溥仪赠谥曰文忠。升允女婿、国画大师溥儒为其作《神道碑》，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这是站在清廷立场上褒扬忠臣的文字。一些有名的满清遗老前去吊唁，诸如铁良、文海等人，还有升允昔日旧部，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执弟子之礼携子马鸿逵、马鸿炳送了花圈和挽联，马福祥的夫人、马鸿逵的庶母马书诚（云亭夫人）前往升允灵前吊唁，并送去800大洋，不少日本政客也前去悼念。
评价
升允女婿、国画大师溥儒为其作《神道碑》，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这是站在清廷立场上褒扬忠臣的文字。
铁良给升允的挽联写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辛亥之乱，第一忠臣”。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的挽幛是：保清室守边疆忠心不二，志未深遵君命抱恨终天“。升允晚年的落魄，也使得曾经辉煌的家族陷入底谷。
贡献
纵观升允一生，除了对清王朝愚忠外，升允为官比较清廉，也曾做过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
2001年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了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由陕西巡抚升允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绪皇帝的亲笔朱批，再次以实物形式印证了西北大学的前身确实是陕西大学堂，这说明建立西北大学的首倡者就是升允。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升允在兰州创办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后改初级师范），令各地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入堂肄业，一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学堂当教习。每名生员月给伙食银8两，每年需银96两，由该地方官批解藩库，再由该学堂领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升允在兰山书院创设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各地中学堂培养教习。他令各府县选送贡生、生员、监生120名，人堂肄业，每月每人发津贴银3两。教职员工20多名，月薪多者数百两，少者数两。两者相加，每需经费数千两，由藩库支出。三月，升允在甘肃举院、小西湖创设甘肃农业试验场，分内外两场，占地70多亩，引进麦、豆、蔬菜优良品种，予以培育、推广。闰四月，升允任命兰州道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主持兴办地方实业。总局下设农工股（分管农业试验场和工艺制造厂）、商矿股（分管商品陈列所和矿质化验厂），领取藩库银2万两为常平经费，得以在全省各地推行实业。五月，在升允的支持下，彭英甲在甘肃举院开办劝工局厂，利用甘肃资源，引进西洋设备技术，制造绸缎、铜、铁器等轻工产品。较有规模的有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等四大厂，还有制革厂、铜器铁器等小厂。共有员工148人，其中的艺徒由各厅、州、县选送。经费主要来自官款，其中除厂内产品售款及各地解到艺徒津贴外，岁需银7984两，采购原材料岁需1．9万多两，由农工股按月拨领。
此外，升允还有刚直的一面。庚子西狩之役，他在陕西迎驾，见太监沿途骚扰，就大力抑止，铮铮有声。后又弹劾权贵，凛然不惧。慈禧太后七十寿诞时，庆亲王命各省献金祝寿。升允不仅不献金，反而上疏要求停止献金。故史称升允“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
文学
升允《自述》云：我本插汉一老胡，云龙际会来燕都。身受国恩历七代，休戚与共无相渝。自读儒书服儒服，渐忘边外牛羊牧。美食鲜衣日不足，非复北来古风俗。单于犹是有君臣，中华乃为化外人。王者迹熄匹夫责，吾欲藉此明彝伦。呜呼礼乐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岂得已。
升允在陕甘主政时，曾写下《望河楼》对联：上联：陇云秦树穷千里；下联：岳色河声共一楼。陇山在甘肃。因以陇为甘肃省的简称。秦：古国名。嬴姓。秦襄公始立国，至秦孝公日益富强，为战国七雄之一。春秋时，覆盖有今陕西之地，所以习称陕西为秦。联语清新淡雅，绘声绘色，扣一“望”字，目穷千里，画意诗情，尽揽于一楼之中。此对联曾被收入《民国名联三百首》中。
后代
升允晚年的落魄，也使得曾经辉煌的家族陷入底谷。
长子札克丹（汉名罗寿松，号友梅），曾留学德国，辛亥革命前由升允推荐到湖广总督瑞徵帐下为机要幕僚。不久，被任命四品顶戴湖北省牙厘局总办。武昌起义爆发后，札克丹正在衙门躲避，被革命党人抓获，上额被砍了一刀，侥幸未死。混乱中，他化装逃出武昌，绕道上海回到北平。为此，他把一切仇恨都加在孙中山先生身上，以卖文鬻字了却一生。
次子扎拉芬（汉名罗寿恒，号延龄），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又东渡日本学习。曾任清延禁卫军第三标标统。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在直隶省（今河北省）滦州一带举行秋操演习时，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士兵，响应辛亥革命号召，将参加演习的禁卫军三标驻地包围，扎拉芬用战刀砍死三名革命党人，率部冲出重围，逃回北平。后来在郁闷中死亡，临终之际还咬牙切齿，诅咒辛亥革命。
三子扎寿恒（汉名罗寿风，号友竹），1900年在端王载漪率领的虎神营当差，1907年，又到御前善扑营当差，因此，受到辛亥革命浪潮的直接冲击。他保存有两支单打一的老式手枪。扎拉芬曾经回忆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在通州防御八国联军时，见有两个义和团人逃跑，便大声喝道：“你们说刀枪不入吗？为啥还要逃跑呢？”说毕，便枪杀了这两个人。辛亥革命后，由于父兄的去职，家庭潦倒，扎寿恒也将咒骂革命党，咒骂孙中山挂在了嘴边。扎寿恒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夜深人静时，他眉飞色舞地向子女讲述枪杀两名义和团人的故事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