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方增先
人物简介
方增先[1]（1931-），男，浙江浦江西塘下人，祖籍兰溪。汉族，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1953年毕  方增先[1]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留校后为研究生。1955年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创作《粒粒皆辛苦》。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99年当选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上海大学讲席教授。[1]
代表作
长期致力于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新与教学。其代表作《粒粒皆辛苦》(1  方增先代表作品《说红书》[1]955年作)，被美术界公认是中国人物画早期革新的典范；《说红书》(1964年作)，《美术》以专文介绍，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新人物画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母亲》评为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并获“齐白石奖”。另有《古诗意图》等分别被山东省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江苏省美术馆收藏。出版画集有《方增先人物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方增先水墨画诗意画》(日本西武画廊)、《方增先古装人物画集》(上海朵云出版社)、《方增先人物画四十年》等。著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发表有《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素描》等论文。
方增先年表
1931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西塘下村。父亲方自成，原为当地小学教师；母周云鹊，家庭妇女。
1934年去离家二里路的通津桥村外婆家住。读《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报》等。
1943年就学通津桥私塾。由于私塾陈先生指点有方，接受并喜爱上中国古典文学，能阅读  方增先作品《唐诗》、《古文观止》等。
1949年7月，考入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950年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作品在春季全院创作评比中名列前茅。秋，全院赴安徽皖北，参加两期土改。
1953年夏，毕业于绘画系，毕业创作画油画《师与徒》。留校，转入本院创办的研究生班，指导老师为油画家黎冰鸿。
1954年夏，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入新创设的中国画系。后随同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敦煌考察队赴千佛洞，研究、临摹壁画三个月，又深入草原藏区写生。
1955年，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时年春，由指导老师叶浅予、邓白、史岩、金浪带队，随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师生组织的文物考察队，赴敦煌千佛洞考察、临摹，为期三个月。 7月、8月，在兰州天祝藏区深入生活，画彩墨画《拾蘑菇》。9月，回杭州创作《粒粒皆辛苦》。同年，黄宾虹去世，在吊唁仪式中作水墨画《黄宾虹像》。
1956年，《粒粒皆辛苦》随中国画展去民主德国展出，并发表在该国美术杂志封面上。秋，去上海中国画院进修中国画，从指导老师王个研究吴昌硕派花卉四个月。
1958年，随学生入农村现场教学，画大量速写。开始深入研究人体造型结构，结合教学，以线描作素描，试行中国画专业素描。夏，在浙江海宁海边农村现场教学，画海塘工程《驯服大海》。
1960年，在浙江嵊县现场教学，画大量反映农村生活的速写。回杭州后创作《浙西三秋》。同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作水墨画《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63年，写《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此书为新水墨人物写生技法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因  下地(彩墨画)而大受群众欢迎。 1973 年又再版，共出版几十万册。
1964年创作《说红书》。
1965年，《美术》第2期发表马贡戈撰写的《〈说红书〉的艺术成就》一文，指出《说红书》一画在艺术上是新人物画中最突出的代表作品。秋，因胃病加剧，去杭州屏风山疗养院治疗。
1974年为画《艳阳天》插图，赴北京郊区密云县，搜集素材。
1975年 完成《艳阳天》水墨插图三十幅。这些插图后来由北京、上海、河北三地的出版社出版了三个不同版本的单行本。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两项提案：一是建议恢复黄宾虹纪念馆，二是建议建立潘天寿纪念馆。（两项建议均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第二年潘天寿纪念馆筹建。
1979年被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工农兵画报》出《方增先作品选》专刊。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丛刊》上发表论文《人物画的造型问题》，针对全国各美术院校的中国画人物专业基础课，首次提出必须改革的专论。创作《孔乙己》插图三十幅。
1981年《美术》第9期发表江丰为《方增先画集》序撰写的《要突破中国画的无人之境》一文。
1982年赴绍兴农村小镇，画《乡镇早市》。7月，浙江日报》刊登《方增先在创新的道路上》一文（来永祥撰文）。9月，香港《文汇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作品及《方增先人物新作》一文（马克撰文）；《迎春花》第 1 期人物专号刊登《粒粒皆辛苦》、《孔乙己》、《艳阳天》插图、《李时珍》等作品及《为当代人传神写照》一文（马克撰文）。 10 月，《浙江画报》刊登《人物画家方增先》一文（郑朝撰文）。
1983年，入上海中国画院。11月，安徽《画刊》刊登古装人物《深山鸟语》、《咏梅》、《  方增先画作步月》等。 7月，赴青海玉树州藏族草原。 9月，又赴青海藏区泽库草原。 10月，画《帐棚里的笑声》。《中国文学》第9期刊登《屈原》、《牧牛》、《海燕像》等作品及《人物画家方增先》一文（李瑞林撰文）。
1984年 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帐棚里的笑声》参加全国美展，获上海地区优秀奖。同年，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随上海文化局文化代表团赴日本参加日本富山北陆书道院活动。台湾《雄狮美术》刊登作品《屈原》、《海燕》。
1984 年 1985 年 7 月，赴甘南藏族自治州深玛曲大草原。
1985年 任上海美术馆馆长。
1986年2月，再赴甘南夏河拉不楞寺庙会。 8月，山东《艺术天地》刊登《方增先和他的水墨人物画》一文（徐虹撰文）。上海《书与画》第3期刊登《方 增先近期水墨画》一文（吴亮撰文）。1988年10月，携上海近现代中国画展赴法在马赛、里昂展出，并参观巴黎主要博物馆。
1989年7月16日《羊城晚报》发表《母亲》。10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美术创作的新收获》一文（邵大箴撰文），对《母亲》一画作评论。《母亲》参加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获银质奖、齐白石奖。
1990年，香港《收藏天地》一文刊登《方增先简论》一文（徐虹撰文）。《美术》第5期刊登《方增先的水墨世界》一文（徐虹撰文）。 6月，《香港明报》刊登《方增先的水墨人物》（周天黎撰文）。以上海文化代表团团长身份携中国画、版画、摄影作品赴日本横滨办展。
1991年 被美国传记研究院授予该院终身董事和国际顾问。时年《母亲》获上海文学艺术优秀奖。《美术》第2期刊登《方增先随访录》一文（陈秋田录）。 5月，携上海中国画展赴澳门办展。 6月，赴珠海创作古装巨幅作品《古文士图》，至 12 月，画成六十幅。同年 11 月辞去上海画院副院长一职。
1993年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1995年 受聘为上海大学讲席教授。
1996年举办第一届上海双年展，任艺委会主任。
1998年受聘为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1998年举办第二届上海双年展，主题为“融合与  收玉米(大界长歌供图)拓展”，以水墨为表现形式。
1999年被选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2000年举办国际性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日本NHK电视台专场播放节目近一小时。进入积墨画的探索，画《大山的回忆》。
2001年用积墨法画《闲看行路人》、《行行复行行》。
2002年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以“家”为主题的室内家居设计展，全国各艺术院校都参与，任展览总策划人。用积墨法画《家乡板凳龙》。参加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系列展——上海作品展。
2003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草书兰亭序》。
2004年获文化部文学艺术成果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草书后赤壁赋》。
2005年画《穿旧裘皮的人》。作品参加在浙江潘天寿纪念馆举办的浙派人物画文献展。
2006年举办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
200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方增先》画册，《方增先图文回顾录》。创作《祭天》。
2009年8月，完成《晒佛节——祈福》。浙江美术馆举办“方增先人物画大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方增先人物画》。
诸家评论
张立辰教授谈方增先 
方先生的探索过程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画的核心问题：笔墨结构。其实到了中国画非常简练、非常概括的这种表现手段的高度上，无论是以线为主、[2]还是团块为主，方先生已经取得的成就代表了中国画现时代的一种理想。方先生上课时这样讲过，中国画以线为主，当然这个线是通用的，西方或者其他画种，包括工艺设计，都是把长线条用线来代替，中国画后来也借用了线的意思，实际上是借用人家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把笔画简化，简化是中国画对于线的理解和概括。简化的意义是强调简化过程中的内涵量和质量。讲究用笔、讲究象征意义、讲究笔法笔意。同时强调作者的感情和创作状态。那么线更带有图式性，但是中国画借用这个线以后，对于线，更强调线的质量跟内涵量。这是中国画说线跟其他的区别，但是这时候我们近代都沿用线来说明，因为其他的人听了以后，你要说笔墨听不懂，说线就马上知道是线条了。但是这个线方先生在讲课的时候特别说明了，长线条固然是线，短线条是点，宽线就是面。
田黎明谈方增先
方先生解决了人物画的用笔问题[3]、造型问题。他吸收了西方严谨的素描造型方法，又跟中国文人画强调骨法用笔和中国画山水的关照方式结合起来，使人物画的造型既达到了写实的高度，同时又发挥了中国画的特色。
艺术成就概论
方增先，二十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个案，方增先身上集中体现了新  方增先作品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画家为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不断地求变革、图创新、不懈探索的艰辛艺术实践历程。
领衔浙派人物画，创造新中国人物画经典风格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为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传统中国画的革新成为当时美术界的迫切任务。如何突破传统国画的规范与束缚，创造能适应新时代的审美需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国画”，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画革新、发展的主题，“新国画”要求新的内容、新的形式。顺应时势的变化与发展， 1955 年，方增先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重新恢复了中国画系，原本学习油画的方增先也因此被转入国画系。在此背景下，天资聪颖、勤奋钻研的方增先充分利用学院当时的教学资源，博采中外各家之所长，创造出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水墨画传统（主要是写意花鸟画传统）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画的人物造型问题，用中国传统的水墨材料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气息的人物画探索由此走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也是中国画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篇章。
方增先的中国人物画基础是“线性人体结构素描”，它的形成是从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可夫的分面法到美国伯里曼结构学，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实现了潘天寿有关  方增先作品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是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表达的迫切现实需要。由于这套方法行之有效，易于掌握，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学校的重视，很快在浙美的国画教学中普及开来，之后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成为中国画系人物画教学的基础课程。而方增先也以其对于中国人物画现代化改造产生的重大影响，当仁不让地成为浙派人物画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五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六十年代的《说红书》、七十年代的《艳阳天》，既是方增先写实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是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的艺术“经典”，蕴涵着丰富的艺术、历史、政治、社会等诸多价值和意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是象征性的图像符号，是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正是这些记忆，让我们能更清醒地反思过去、立足现实。
探索个性化水墨语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也宣告了极左文艺路线的终结，中国文艺界迎来新的春天。美术界，对于艺术本体的思考重新为人们所关注，关于艺术中的“内容与形式”、“形式美”等问题的讨论成为一时之焦点。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政治附庸地位，发掘真实美好的人性、表达纯朴真挚的情感成为艺术家们绘画创作的主要动力。面对日渐自由宽舒的文化环境，方增先以极大的热情和愉悦的心情投入到创作中。一方面他努力弥补自己在中国画传统基础工夫上的欠缺，另一方面他不辞辛苦、深入青海藏区，作了大量的人物写生。 1984 年，他创作出自己在文革后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帐篷里的笑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随着对外窗口的开放，有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流派、思潮的各种图书被翻译介绍进国内，国内艺术家们的视野一下子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他们开始尝试以各种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手法进行创作，寻找自由表达的途径，中国美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写实人物画亦由原先的主流而变成为多元艺术中的一元。同样，在政治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渐渐弱化后，写实人物画如何走出自己全新的发展道路，形成既有时代特点又有自我个性化语言的新面貌，成为摆在人物画家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
在时代发展变化和个人自觉艺术追求的双重推动下，方增先开始积极地进行着新的尝试，方增先水墨(20张)以寻找水墨人物画现代化的新的可能。为此，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之间苦苦求索。他既向西方现代艺术汲取灵感和形式资源，在水墨人物画中融入西方现代艺术中构成和变形因素，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形式特点做研究，还回溯历史向传统中国画寻求笔墨形式与精神内涵上的支持，将文人画的笔墨特性、审美意趣反复琢磨、研究，融入进自己的创作。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画了大量的草稿、速写，不断进行自我语言上的锻造和提炼，以寻找联结古今东西且能表达自我情感和精神的个人风格图式与水墨语言。这是试图超越自己既有艺术成就的非常勇敢的探索。从青海写生到古代诗意画和白描人物，再到积墨法的实验以及结合书法线条的平面造型探讨，方增先以一个与时俱进者的姿态进行着自我艺术征程的跋涉，在不断地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超越自己。 
以 皴、擦、点、染为基本技巧的 积墨法在宋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方法基本上也只是在山水画中运用而已。方增先为寻找新的水墨人物表现方法，在学习和研究传统绘画的过程中，受到山水画积墨法的启发，而萌生将其引入自己的人物画创作的想法——用以增加所画人物的厚重感和质感，并立刻付诸行动。
关于积墨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古代题材人物画和藏民题材人物画中，方增先就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当时这种积墨的方法都是用在表现人物的衣着上，尚未用在人物的面部上。从 2001 年开始，方增先开始将之运用来处理人物的脸、手和肌体。在创作的过程中，画家发现了积墨法在塑造和表现方面的诸多好处：用积墨法画人物，可以增强群像的整体感、形式感，在运用明暗法时，不再局限于西画式的一个光源，而是根据形式的需要来分布黑白。这样的明暗，是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它是由画面笔墨关系和黑白关系去主宰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象也因为某种明暗关系而发生改变。积墨能产生斑斑驳驳的肌理效果，既可以表现衣着的质感，如皱巴巴的西装、厚实的棉衣等，也使这些衣物产生特别的形式感，画面中的形象与现实的形象已不再一样了。
用积墨法绘制的人物，给人的感觉大都凝重而沉郁，带有岁月的沧桑和苦涩味，与传统中国人物画笔墨所传达的文人式审美情趣和精神气质有很大差异。而从乡村走出来的画家方增先认为，这恰好可以表现自己内心一直所关怀和敬重的对象——那些质朴的农民和牧民们，他们是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又是历史和生活的创造者。 近年来，积墨法已成为方增先人物画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怀素书蕉》、《祝酒舞》、《梦》、《佛珠》等作品，是为方增先积墨法初试告捷之作。《大山的回音》、《闲看行路人》、《家乡板凳龙》等则已是具有典型性的积墨画法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积墨法显然得到了非常成熟的运用。
走向综合与自由
当积墨法得以成功运用进人物画以后，方增先的水墨人物画创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扎  方增先作品实的造型功底、浑厚沉郁的积墨画法、清癯爽利的书法用线、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今天的方增先先生，我们可说他在非常有选择地吸收古今中外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已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水墨人物画风格。
观方先生近作，就绘画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看来，他在创作上已进入了相当自由的境地。无论是传统中国画题材表现文人之高蹈境界与幽雅趣味的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反映牧民或乡民以及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作品，其墨色之浓淡、线条之繁简、墨与线之多寡，工与写之比重，构图之平淡与奇崛，气韵之风流与沉滞，都有不同的侧重，由此他笔下的水墨人物亦呈现出生动而丰富多变的神韵和气质。尽管写实是方增先人物画的基础，然而他作品画面形态的丰富性说明了他为水墨的形式表现和画面构成留出了足够的发挥想象的余地，他是以形写神，踩上写实的基石后又不求形似，尽全力去把握被表现对象的神韵与气质，追求所谓的画外之境、言外之意。关于形式与意境，画家说过的一段话里点明了二者的关系：“ 近两年，体质益弱，但我正在试以书法入画，并希望在笔墨的探索中，加强意笔画‘意'的浓度，在我看来，中国画中的意，只是一种情绪，由笔墨中表达出来。在西方现代、前卫艺术中，形式语言如有真心的表达，也是在情绪的范围之内。……但并不是有了形式就能出情绪，唯美的形式，只是一种表层的美感”。而关于艺术创作的真谛，画家自己亦总结说：“艺术的原创，在于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在于对事物的感受和对感情、思想的表达”。
个人荣誉
2004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人物成就奖”。
2013年1月29日，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4]
作品展示
  方增先作品  方增先作品  方增先作品  方增先作品  方增先作品  方增先作品
  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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