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尾船政局
产生的原因
马尾船政局，是1866 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它的产生和建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入侵的战争中，亲身体验到西洋坚船利炮的威力，朝野上下纷纷讲求造炮制船“师夷长技”。这不仅成为一种思潮，且也已有具体实践。
例如，在鸦片战争中，福建晋江丁拱辰不仅辑有《演炮图说》，且试造了蒸汽作动力的实验性的小火轮船，“惟质小气薄，不能远行”。进入60 年代后，除曾国藩试造轮船于安庆内军械所外，左宗棠亦于1864 年试造成小火轮一艘，驶行于西湖之上。这些造火轮船的思想和实践，主要是为了抵御外侮，同时也有防海盗和镇压人民起义的目的。  
创建的主要目的
创建马尾船政局，抵御外侮是其主要目的，而“御外”又有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 船政局的创办者闽浙总督左宗棠说：现令“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 “至杭属及宁、绍台、温滨海之区，海盗时有出没，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再三呼吁：“欲治海盗以固海防”，固然必须造炮船以资军用，防洋人入侵，尤“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
“夺其所恃”不仅可在军事上做到有效地御侮，而且也是在经济上与洋人竞胜，“分洋商之利”所必需。
历史地位
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重要企业之一。这个造船厂从1866年创设到1907年停办,经营达四十年之久(后来又曾恢复生产)。无论从投资、规模和成效来看,它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第一座船台竣工，并正式开始造船，同治八年五月，第一艘木质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同治十年第五号轮船“安澜”号（排水量1258吨，马力580匹）下水，配备了第—台国产蒸汽机（仿造），这在我国造船史和机械制造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光绪二年，船政局建成铁胁厂，第一号铁胁轮船(木壳护以铁板)安上龙骨下水。使我国近代造船开始摆脱木船时代。光绪七年，又开始试制两千吨级巡洋舰，马力达2400匹。光绪十五年，造成双机钢甲战舰“龙威”号。
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造各种轮船34艘，总计排水量约4万吨，这些船舰中的大部分编进了初具规模的福建、南洋、北洋等三支海军。马尾船政局船政下设捶铁厂(锻造车间) 、拉铁厂(轧材车间) 、 水缸铸铜厂(动力车间) 、 轮机厂(制造锅炉车间) 、 合拢厂(安装车间) 、 铸铁厂(翻砂车间) 、钟表厂(制造仪表车间) 、打铁厂(小锻造车间)、 锯厂(锯木车间) 、造船厂(由3个船台组成) ， 以及船政衙门、耐火砖厂等。船政局一经开创，即先后开办了前后学堂，“艺童、艺徒和三百余人”，“前学堂学制造，后学堂学驾驶、管轮”，造就出了我国第一代近代海军军官。
马尾船政局学堂
马尾船政局学堂是一所合培养造船技术人员和海军军官于一炉的综合学校（民国元年，前学堂改称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称海军学校），造就了相当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以及船政、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在我国近代海军史和造船史上都占有重要一页，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马尾船政局的衰落
战争的破坏使马尾船政局受到致命打击。在中法战争中，法国舰队不但袭击了停泊在马江的福建水师，也炮轰了船政局，使砖灰厂、合拢厂、绘事院严重损毁；水缸厂、炮厂、轮机厂、铁厂、拉铁厂、砖瓦厂、模厂、前学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以后船政局虽得以苟延残喘，但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到年民国十八年（1929）改名为“马尾造船所”。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春，日寇狂轰马尾区。1940年，日本飞机又对造船所投弹百余枚，使各厂遭到摧毁性袭击。翌年，福州沦陷，创办已八十年的马尾船政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终于走到了尽头。
马尾船政局的成果
马尾船政局建厂速度快，因而造船很快提上日程，1868 年1 月即开工造第一艘轮船，次年6 月下水，名为“万年清”号。渔民出身、熟悉海上情形的贝锦泉被破格任为该轮管驾。贝锦泉熟练地驾轮出港试航，沈葆桢亲自登船观察，看轮机运转情况，考察驾驶的技巧，又将船上巨炮周回轰放以测船身牢度。结果均称合度。 从这时起到1905 年止，所造兵商各轮40 艘，据说欧美各国士大夫到中国来游历的，都要绕道闽省，一观我国船政的成绩。
至中日甲午战时马尾船政局造舰船如下：
舰名 舰种 完工日期 排水量 造价 隶属 附注 
“万年青” 运船 1 869.6.10 1,370吨 163,000两 福建水师 1887.1.20撞沉 
“湄云” 木质兵船 1869.12.6 578吨 163,000两 北洋水师 1895.3.6被日俘 
“福星” 木质兵船 1870.5.30 515吨 106,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被击沉 
“伏波” 木质兵船 1870.12.22 1,258吨 161,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自沉 
“安澜” 木质兵船 1871.6.18 1,258吨 165,000两 福建水师 1874.9.29遇风沉 
“镇海” 木质兵船 1871.11.28 572.5吨 109,000两 福建水师 
“扬武” 木质兵船 1872.4.23 1,393吨 254,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被击沉 
“飞云” 木质兵船 1872.6.3 1,258吨 163,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被击沉 
“靖远” 木质兵船 1872.8.21 572.5吨 110,000两 南洋水师 
“振威” 木质兵船 1872.12.10 572.5吨 110,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被击沉 
“济安” 木质兵船 1873.1.2 1, 258吨 163,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被击沉 
“永保” 木质兵船 1873.8.10 1,353吨 167,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被击沉 
“海镜” 运船 1873.11.8 1,358吨 167,000两 北洋水师 
“琛航” 运船 1874.1.6 1,391吨 164,0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被击沉 
“大雅” 运船 1874.5.16 1,391吨 164,000两 福建水师 1874.9.29遇风沉 
“元凯” 木质兵船 1875.6.4 1,258吨 162,000两 福建水师 1894.11被日俘 
“艺新” 木质兵船 1876.6.10 245吨 5,100两 福建水师 1884.8.23自沉 
“登瀛洲” 木质兵船 1876.9.15 1,258吨 162,000两 南洋水师 
“泰安” 木质兵船 1876.12.2 1,258吨 162,000两 北洋水师 1937自沉 
“威远” 铁胁木壳兵船 1877.5.15 1,258吨 195,000两 北洋水师 1895.2.6被击沉 
“超武” 铁胁木壳兵船 1878.6.19 1,268吨 200,000两 南洋水师 
“康济” 练船 1879.7.21 1,310吨 211,000两 北洋水师 
“澄庆” 铁胁木壳兵船 1880.10.22 1,268吨 200,000两 南洋水师 1885.2自沉 
“开济” 铁胁双重快碰船 1883.1.11 2,153吨 386,000两 南洋水师 1902.6.22爆炸沉 
“横海” 铁胁木壳兵船 1884.12.18 1,230吨 200,000两 南洋水师 1886.2触礁沉 
“镜清” 铁胁双重快碰船 1885.12.23 2,200吨 363,000两 南洋水师 
“寰泰” 铁胁双重快碰船 1886.10.15 2,200吨 366,000两 南洋水师 1902.8.17撞沉 
“广甲” 铁胁木壳兵船 1887.8.6 1,296吨 220,000两 北洋水师 18949.17搁浅 
“平远” 钢甲钢壳兵船 1888.1.29 2,150吨 524,000两 北洋水师 1895.2.17被日俘 
“广乙” 钢胁钢壳鱼雷快船 1889.8.28 1,110吨 200,000两 北洋水师 1894.7.25搁浅自焚 
“广庚” 钢胁木壳兵船 1889.5.30 316吨 60,000两 广东水师 
“广丙” 钢胁钢壳鱼雷快船 1891.4.11 1,030吨 200,000两 北洋水师 1895.2.17被日俘 
“福靖” 钢胁钢壳鱼雷快船 1893.1.20 1,030吨 200,000两 福建水师 1898.7遇风沉 
“通济” 钢胁钢壳练船 1894 1,900吨 1,100,000元 中央海军 1937自沉
马尾船政局的两幅名联
马尾福建船政局衙署内的有两副名联。是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撰写的，其一：“见小利则不 
成，去苟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宵盱勤求之意，敢惮艰难。” 
沈葆桢勉励船政局员工，要奋发图强，不怕艰难，从大处抓起，修身进德，要做有真才实学，不欺世盗名，有敬业尽责之勤，无哗众取宠之心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富强刻苦努力。上下联平仄对仗，字句洗炼，雍容和顺。 
马尾船政局建有祀护海神的天后宫，沈葆桢在天后宫楹上题联云：“地控制瓯吴，看大江东去滔滔，与诸公涤虑洗心，有如此水。神起家孝友，贯万古元精耿耿，望后世立身行道，无愧斯人。” 
由于天后娘娘（妈祖）是海上为船舶护航的“水神”，故上联联系到水，以清廉如水作为从政的基本要求，下联则讴歌妈祖的孝道，勉励后人要孝养父母。 
在马尾天后宫天后娘娘神像两旁，原还有“千里眼”和“顺风耳”两尊神像。沈葆桢不愧为撰联的大手笔，将两尊神祇的形象人格化了。他题“千里眼”联云：“视远为明，知普渡众生，全凭慧眼。思溺由己，愿永清四海，上慰婆心。”题“题风耳”联云：“恰当薄海同风，世人疔■都入听。幸为苍生请命，个中 
消息总关心。” 
两幅对联上下联均平仄协调，对仗非常精当，蕴藏哲理，妙语双关，寓意深刻，点染世情。 
1875年初（光绪元年），沈葆桢第二次作为“巡台使者”巡视台湾，这一年他奏请朝廷建立台北府，这是有“台北”地名的开始。为了开发与保卫台湾，沈葆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台北的天后宫将马尾船政局天后宫的三副对联，复制后悬挂其上，在台湾广为传颂。台北天后宫和它的对联已成为连结海峡两岸人民的一条纽带了。
历史背景
1757年，乾隆皇帝在北京断然做出了“一口通商”的决策，仅留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主动关上了中国与世界交流往来的大门，从此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然而，乾隆皇帝怎么也无法想到，时隔仅100年后，1856年，英法联军就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且最终杀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并且再没能回去，最终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康乾盛世”的落日余辉终于隐退在漫漫的长夜悲歌之中。此后，在与曾被我们嘲讽的“外夷”的几次“会师”中，无不是以天朝上国颜面扫地而告终。从此外国公使驻京，总理衙门设立，洋务运动兴起，福建船政创立，乾隆皇帝主动关闭的国门在百余年后重新进行了开放，不过这次却是备含艰辛与屈辱的被迫进行的“改革开放”。
2006年5月25日《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乾隆发布封关令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发展面临重大战略挑战的时期。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时期，乾隆选择了闭关政策，也就是选择了落后，选择了倒退，它非但保证不了大清帝国的安全，反而会使英国人沿着‘白银－棉花－鸦片’这样一条路，最终攻入了北京。一个没有改革的古老王朝不仅不敢开放，即便开放，也未必能抵挡得住帝国主义者的坚船利炮。中国近代史的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而乾隆拒绝的不只是开放，更是改革。”
而1866年，也就是乾隆帝在北京关闭国门110年后，晚清帝国的支柱与栋梁之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开始了帝国的革新——马尾船政局诞生了。福建的洋务运动从此开始在海陆空得以全方位展开。处在“四夷”入侵几近崩溃边缘的清帝国再也无力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只能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晚清开始轰轰烈烈的兴起了，尽管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洋务运动仍然只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革新运动。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从此开始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外派遣大规模的船队，更是一次主动的经略海洋，开拓海洋事业的决策。从此世界知晓了郑和舰队的威名，看到了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娴熟的航海技术。
中国不曾为海权国家，但中国却是造船大国，从可考的东晋到郑和下西洋时代，造船一直领先世界各国，从汉代的船尾船到晋朝的水密隔舱，又从两宋的龙骨结构和指南针到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郑和宝船。福建长乐太平港的《天妃灵应碑》见证了郑和的七下西洋的壮举，这个地方正是郑和舰队停泊整顿为下西洋作最后准备的一站。然而由于缺乏远大的政治经济目标，郑和七下西洋的伟绩竟成了近代以前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向海洋进军的空前壮举。600年前郑和率领世界上最大舰队浩浩荡荡驶入印度洋，却成了一场缺乏高远政经目标的海上大秀。
然而在郑和首次出使西洋的460年后，也正是在长乐太平港的边上，中国重新开始以近代海权的观念来审视反思先前对海洋的认识。在长乐太平港边上兴建的马尾船政局，再度吹响了中国向海洋进军的号角，开创了新一轮的对外交往。马尾船政的兴衰反映了近代中国“自强求富”的追求，反映出近代中国造船工业技术和航海驾驶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人们在科技和人才培养观念上的进步。
1757年乾隆帝的“一口通商”决断，仅留“公行”作为与外界通商交往的渠道。但是这种贸易制度与形式根本无法适应当时中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形势，更不可能与当时资本主义向海外拓展市场的需求相适应。旧式的手工业和贸易形式已经无法与时俱进，那么只有让生产力来做出选择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和贸易形式的变革——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成了人们生产和经营形式的普遍选择。生产力最终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国最终也从广州十三行（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作为与外界通商交往的渠道）这种“公行”式的对外贸易经营与交往形式发展为以工厂制为基础的贸易经营与交往形式。
1885年，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呼吸，清帝国的顶梁柱倒下了，这个“帝国大厦”还能维持多久呢？不过，他在福建所开创的洋务事业——马尾船政局，却仍然支撑着他终生匡扶并力图振作的帝国：正是马尾船政局缔造的福建水师与法国侵略者在马尾进行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以后的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在中法战争中，一发克虏伯大炮击中法国旗舰，令法军司令孤拔魂断马江；在甲午海战中，也正是马尾船政局培养出来的杰出将领与日寇在黄海展开了近代最大规模而又惨烈悲壮的一场海战：“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和广大官兵与舰同沉，“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也正是在马尾船政局，出洋留学归来的王助、巴玉藻与船政的技术人员一起制造了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遂使马尾成为中国初期航空工业的摇篮。
马尾船政局为一个暮气沉沉的清帝国多少带来了一点阳刚之气。在一片破碎山河中，马尾船政局为一个处于落日余辉的清帝国谱写了一篇荡气回肠的历史，同时，在日薄西山的晚清那彷徨的履迹中，又创造了一段辉煌灿烂的企业文化，它包括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在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那种坚持不懈的企业改革与创新精神；在世界历史滚滚向前的潮流中，那种以发展的眼光迎难而上经营船政企业的坚毅品格，以及在民族和国家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培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企业凝聚力。马尾船政文化，特别是船政企业文化的内涵，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要大力加以研究和拓展的。它能够为我们的企业经营、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源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推动企业积极的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们应该相信并且也能够做到经济的全球化与爱国主义二者并行不悖，而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船政企业文化中找到历代先贤们曾经探索过的历史痕迹。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取之不尽的企业文化财富。
马尾船政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它是以近代工厂制组织起来的一个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单位，是中国生产关系与时俱进的鲜明体现。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的活动范围早已跨出了一国的范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新的整合与流动。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和经营形式使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企业作为组织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制度，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局，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造船工业基地，马尾船政局一度是远东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全面的造船企业。马尾船政局为我国积极迈向海洋文化，对外进行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紧随当时世界造船业的发展潮流，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并不断创新企业的产品，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脉搏跳动保持共振。马尾船政局开创的这种企业文化为后人所缅怀。时隔140年后，在当年沈宝桢等船政先贤们奋斗与战斗过的地方，胡锦涛总书记于2006年初在考察调研马尾造船厂厂区时，缅怀先人的业绩，对中国的造船业发言，“我们不能只干苦活、累活……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船舶工业目前的状况”。事后，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总经理赵琥这样解读胡锦涛调研船厂的用意：“总书记的视察看似意外，实质是透过对百年老厂的关心，对全国的船舶制造业寄予厚望，特别要大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业。”（《南风窗》杂志：百年船厂的艰难崛起，2006年3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近代中国最早的造船基地发表的这段讲话，无疑的为今后我国造船企业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更是对马尾船政局在历史中创造出的企业自主创新文化的一种褒奖与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