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伐三苗之战
战争背景
尧、舜、禹时代主要有对三苗的战争，三苗属于江汉民族，亦即苗蛮集团，所以这是一场两大河流域不同部族集  帝尧画像[1]团间的战争。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江汉地区的古族迅速发展，打开了北上中原的道路。而在中原地区，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集团加速融合，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活力，开始沿苗蛮集团北上的道路南渐。河南南阳地区是这一交通线的重要枢纽，也是华夏与苗蛮集团争夺之地，伐三苗的战争正是围绕着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而展开的。[2]
苗蛮集团也是一个兴旺发达的部族共同体，包括很多氏族部落进入英雄时代以后，也建立了一批部落联盟和若干范围更大的联合体，其中最著名的是与中原部族集团进行了多次战争的三苗，因此在载籍中，“三苗”这一用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一是泛指苗蛮集团，一是指其中曾与尧舜禹作战的一支。《战国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这是指整个苗蛮集团的活动地域，彭蠡、洞庭就是后世的鄱阳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经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县（今河南南召县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详，但可知尧舜禹伐三苗以前，苗蛮集团的居地范凿在洞庭、鄱阳湖之间，北界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个南阳盆地。[4]
苗蛮集团的先世不仅与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一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社会发展水平也毫不低于黄河流域。江汉民族从事稻作农业，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往往发现大量的稻谷、稻壳或用稻秆拌泥作建筑材料，显示出粮食生产的总量相当大，制陶业也相当发达，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量不同规格的陶纺轮，可以满足精纺、粗纺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明显地高于同期的黄河流域。从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状况看，社会分工与交换比中原更为发达，由此导致的社会财富积累、掠夺战争的频繁及社会变革的发生都不低于黄河流域，相反，某些文明因素的成果还走在前面。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堡出现在屈家岭文化中。生气勃勃的江汉民族在长江中游崛起以后，开始向北扩展生存空间。[5]
苗蛮集团的强大和参与中原逐鹿的势头无疑使黄河流域部落共同体的首领们感到了威胁，所以当北方社会的发展也同样临近文明的门槛，而有足够力量与之抗衡时，开始连续发动了对三苗的战争，以解除威胁、进而夺取有利于南下发展的交通要冲，这是尧舜禹伐三苗的根本原因。[6]
尧舜禹伐三苗战争的起因主要见于《尚书·吕刑》的记载，其中提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7]文中列举“三苗之君”的罪状是不敬神灵而作五刑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反复诅盟。无辜受戮的百姓求告上帝，上帝因闻不到祭祀的馨香，只有滥用刑罚的一片血腥而震怒，所以尧哀怜人民的苦难，用武力遏绝“三苗之君”的暴虐，并使他永无后嗣。这虽然标榜伐三苗是替天行罚，却曲折地反映了苗蛮集团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如社会分化的抽剧，社会矛盾前尖锐化，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习惯法已被抛弃，原始宗教也发生了变化。这些记载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三苗社会文明因素的成长已走到黄河流域前头的现象可相印证。同时也透露出在南北部族集团的交往中，三苗屡屡破坏和解盟约，在交战中，北方屡屡处于被动，早已感到了三苗的威胁。所以三苗社会矛盾尖锐化，成为尧舜禹伐三苗一举将其削弱的契机。[8]
三苗的领袖人物参与过中原权力之争。如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9]，还传说“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都反映了在尧的联合体议事会中或他的近亲氏族中，曾有权力之争的失败者，远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领袖人物。但在这种情况下，“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10]，显然进一步构成威胁，这应是尧舜禹伐三苗的直接诱因。[11]
战争地点
关于伐三苗战争的战场，历来存有疑义。传统看法认为三苗之居既然在洞庭、鄱阳两湖之间，战场必在长江两岸。然而一般认为古有夏墟之称的晋西南是与尧关系密切的一个政治中心，今已在襄汾陶寺发掘了大型中心遗址。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代，从黄河之滨出发，越过长江征伐三苗是不可能的。据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利用地上、地下史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可知尧舜禹伐三苗的战场就在南阳地区，这里是“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12]的交通枢纽，因而也是南北两大部族集团争夺之地。征伐对象则是苗蛮集团的一支，居于南阳盆地的一个部落联合体“三苗国”。[13]
战争过程
战争于尧时拉开了序幕，文献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可知尧所征伐的“南蛮”就是“有苗' 亦即“三苗”。丹水即今丹江，源于陕西尝商县冢岭山，东南流，经商南县名丹江。据记载，流经河南南阳淅川县、内乡县附近，“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还有丹崖山，崖高三十丈，赤壁如霞，若红云秀天，这应是丹水得名的由来，所谓“三苗国，在赤水东”[14]的赤水即丹水。[13]
尧伐三亩的战场当在丹江沿岸，进军路线还有可能选择水路，因为南洛河中下游是华夏集团活动的一个腹心地区，而南洛河上游与丹江的上游仅有一山之隔，尧率其部族顺丹江而下，发起进攻，三苗则利用有利地形据守，决战于今丹江水库一带。此战双方互有得失，似尧并未取得实质性胜利，因《史记》记载，后来舜请“迁三苗于三危”是因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汉代的荆州包括南阳郡，可见三苗仍居于南阳地区。[15]
尧以后，舜继续与三苗作斗争。鉴于三苗的强大，舜采取了大修武事、文教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战争的  帝舜画像[16]手段，如文献所载“舜伐三苗”、“杀三苗于三危”[17]，另一方面是积蕃力量，推动中原文化的南渐，加强对三苗文化的影响渗透。即所 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18]，两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文献记载“三苗髢 首”、“中国冠笄”[19]，表明三苗与中原先民服饰不同，一大区别是唯有中原用簪笄，而今在淅川和湖北郧县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却发现了笄，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是“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的成果之一。由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仅于这两个靠近丹江水库的地点出土了笄，说明舜的对手仍是南阳地区的三苗国。《淮南子》等古籍记载：“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南征三苗，道死苍梧”[20]，表明军事征伐并不顺利，舜本人甚至死于征途。“苍梧”之地后世多认为 在湖南的九嶷山，但《山海经》载苍梧之野在赤水之东，它不仅是舜的葬地，还是流亡于丹水的丹朱葬地[9]，所以此“苍梧”原也应在豫西南，以后才随先民的迁徙和衡山等山名、水名一起到了湖南。[21]
舜修武事文教为伐三苗奠定了基础，待到其后继者禹时，随着华夏集团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两集团间终于发生一场大战，这就是《墨子·非攻下》所载的，“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于）市，夏冰（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电诱（谆）祗（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大抵反映禹时三苗遭到自然灾害地震、水灾、气象异常，造成人心惶惶。禹乘机出兵，标榜受命于天，出师前在大巫高阳氏留下的神宫中，由其继任者主持隆重的受命仪式，当时雷电大作，就像有了天帝的认可，南正重的继任者、代表东方之神勾芒的巫长执圭参加了典礼。因此禹师士气大振，在战场上射杀三苗首领，苗师大败溃退，从此衰微下去了。利用敌人的困难，抓住战机，是禹赢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时利用宗教的力量，标榜受命于天；举行誓师动员，“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标榜出征是“除天下之害”，这些对鼓舞士气，一举击败三苗也起了很大作用。[22]
影响和意义
尧舜禹伐三苗的战争最终以黄河流域部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石家河文化退出南阳地区，虽然整个石家河文化仍  帝禹雕像[23]继续发展，走向自己的顶峰，但江汉地区的先民却失去对南阳这个交通要冲的控制，从而也失去了北上中原争雄的机遇，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发展的舞台受到一定限制。而随着伐三苗的胜利，河南龙山文化进入南阳地区，不仅解除了南方的威胁，还打开了中原文化南下发展的通途，对于后来中原王朝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揭示，河南南阳地区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古代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一一古代华北人，但又同近代华中组居民体质特征如此相似，表明近代华中居民与新石器时代汉江流域的居民有极密切的血统关系，它应是受到来自华北地区古代居民向南迁徙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向南延伸到华南以至南亚。这种大迁徙与伐三苗战争有密切关系，而且随着北方民族的南下，也牵动了南方民族的迁徙，它促进了民族的大杂居、融合，以及文化的大交流、发展。华夏、苗蛮的部族界限逐渐打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苗蛮集团的先祖列入了华夏的帝王世系，苗民始制的“五刑”也被北方部族的显贵们接受并加以发展。[24]
伐三苗的战争进一步体现了原始战争性质的转变，不再具有血亲复仇的动机，而是为了夺取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战赂要地而进行的征服战争，战败者宗庙被夷为平地，祭器被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即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25]。这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破坏旧的氏族制度，推动了夏王朝的诞生。[26]
考古佐证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古地图是以南为上，与今左右方位相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郅县（今天水地区〕古地图则以北为上，与今左右方位同，可见不能据“左孟门、右漳釜”否定彭蠡、洞庭的实际方位。不仅如此，考古学证明，正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这一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是自成系统的，曾存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期。河文化等三种有承继关系的古文化。存在于公元前4300至前3200 年的大溪文化，其北界已越过汉水，文化影响到达河南南阳地区。此后的屈家岭文化更有一个大扩展，进入了南阳地区，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开始于公元前2600年的石家河文化，前期分布地域略同，后期西北边界向后退缩，南阳地区成为河南龙山文化先民的居地。这不仅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在南阳地区的进退，还证明了伐三苗的战争确曾发生过。[5]
在河南南阳盆地曾是仰韶文化先民世代的居地，后来，黄河流域系统的古文化却突然在这里中断了。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规划整齐的排房多是遭火焚而毁弃的，室内有未及携走的石斧、石凿和骨锥，更有大量陶器被倒塌的墙体砸碎飞 散，很像是毁于战火。此后，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时代。丹江边上的淅川下王岗也有类似的现象，包括20个单元房的仰韶文化曲尺形长屋仅留 下残垣断壁，堆积着大量毁弃的建筑物残块，居住面上遗留着用陶器的残片和生产工具，同期遗存中仅石斧就发现近百件。聚 落显然毁于突发事件，而不是正常迁徙，此后屈家岭文化先民来 到附近定居，在仰韶文化聚落的废址上留下他们的窖穴和墓葬。可见苗蛮集团的先民是用武力来拓展居地的，通过战争手段，迫使仰韶文化先民退出南阳地区。[27]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是交通枢纽。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先民占据这一地区以后，将自己文化的影响四向传播，向北则达黄河岸边。如今在河南郸城、禹县、郑州、偃师、渑池、陕县以至黄河以北的山西垣曲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因素，稍晚的石家河文化某些富有特色的因素在项城、淮阳、禹县、郑州、洛阳、伊川也出现了。这些地点大都在颍河、汝河、伊洛河、黄河岸边及其附近，从淮水通过古颍水、汝水可直达伊洛平原以至黄河之滨；从南阳盆地出南襄隘道，再沿汝水上溯，是又一条重要通道。江汉地区古文化影响的北上传播标识出这些古道的开通是很早的，传说“三苗之君”曾参与黄河流域部族的权力之争，并非毫无根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