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维纲
出身与从戎
  黄维纲将军黄维纲，字振三，号雨良，1895年（清光绪21年）11月11日[一说，号雨辰1897年（清光绪23年）]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范营村。相传范营黄氏祖先是明代皇室后裔，历经战乱流落项城，为了避祸而改用母姓，易朱为黄。因为这一层关系，黄家虽然诗书相传，但清一代却鲜有科举入仕者。传说不一定没有来源，但往往可以从现实中找出折射。黄维纲的父亲黄恪济是位私塾先生，吃这一行饭的人若没有功名，不免有些难堪，找出些理由来解释，也属正常。黄恪济娶妻王氏，育有黄维纲、黄萍兄妹二人。 [1]
清末废除科举，黄维纲不再继承父辈道路，而是进了项城县立小学堂。清末甲午、庚子诸役，对朝廷与庶民均有极大刺激，朝廷方面筹建新式陆军，青年中也掀起从军兴国的热潮。1911年12月，黄维纲考入开封陆军小学堂第六期（因陆军小学堂规定，招收本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年龄在15-18岁少年，因此可判断黄维纲生于1895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915年升入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第三期，1917年初从预备学校毕业，下部队入伍训练半年后，1917年秋，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编在步兵科第16连。1917年秋入学的这批保定军校生由留级生及因各种原因该上却未上成军校的学生组成，共计191人。最为集中的一批是福建籍参加北伐的学生，这批学生原本应上第三期，其中毕业于骑兵科的陈长捷，担任过忻口战役中路总指挥。其次这批学员中河南籍学生居多，这其中原因未考。[2]
投身西北军
1919年8月，黄维纲自保定军校毕业，分发到湘西镇守使署任见习官，当时的镇守使就是日后的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冯在北洋军中是个另类人物，虽然有许多新举措，却也继承了不少旧习气，其中之一就是不喜欢军校生，“（冯玉祥）认为军事学校出身的，不大可靠，并给加上一个‘鹰牌’的标签，他说这些人都是满天飞的，哪里有肉就飞到哪里去”。军校生在西北军系统中多数做教育、参谋工作，黄维纲到差不久，1919年从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后派任湘西镇守使署军务处见习排长，1920年任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第二排副排长。 
接下来的日子里，黄维纲没有选择留在模范连做教育工作，而是做了带兵官。对于不喜欢军校生的西北军来说，黄维纲是一个异数，这条路也因此变的特别艰难。 1921年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部队扩充为陆军第11师，黄维纲升任第22旅（旅长张之江）第44团（团长张维玺）第3营的副连长。1922年，冯玉祥改任河南督军，又升陆军检阅使，部队再次扩充，黄维纲升任第8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2团（团长张维玺）第7连连长。1924年，冯玉祥部经过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扩充为国民军第一军之后，黄维纲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此时，不但他那些担任参谋职务的学弟，已经有人官拜师、旅参谋长，在模范连教过的士兵都有升到与他平级的人了。 
对 1924年到1928年之间黄维纲的经历，《西北军将领录》虽有记录，所记番号、事件也与时间不符。从当年西北军的发展，和黄维纲所在部队的情况来看，他应该跟随张维玺（扩充为国民一军后，已经升为第2师第4旅旅长）参加了1926年征甘之役，并在7月间第2师第4旅扩充为第 13师后升任团长，《西北军将领录》记载的“（1927年）任第2师第13旅团长”应为此事之误，时第13旅属第5师，驻于宣化。1926年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挥师解西安之围，而后出潼关与驻河南之吴佩孚部作战。根据《西北军将领录》记载，黄维纲在1927年间升任第2师（师长梁冠英）参谋长。 
冯玉祥平定河南后，于1928年3月在洛阳设立第2集团军训练总监部，由石敬亭任总监，黄维纲调任步兵监，担负步兵训练之任务。其后的1929年，据董升堂回忆，其任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副处长一职时，处长即为黄维纲。1930年3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达成反蒋协议，重回西北军。黄维纲升任第二方面军总部参谋处处长，中原大战期间，黄维纲应总参谋长秦德纯要求，及时提供作战相关资料，很是得秦赏识。[3] 
有两位当事人回忆中原大战时提到过黄维纲。一是服务于阎锡山部队的张樾亭，他回忆到“我到车站见着冯的参谋处长黄维纲，我俩同学相知，彼此闲谈，黄对这次会议进一步规定部署，曾向冯指出晋军以主力用于津浦线，一部用于陇海线担任正面，似有包打徐州抢占南京之意。冯表示恐怕他包不下来，到那时再看我们的”。二是时任张自忠部副旅长的李九思，他去郑州找冯玉祥要补充兵源，“冯玉祥批准由过之纲新兵师拨一团人，过不给，又经过司令部黄维纲处长打电话联系，过才拨给一个团”。前一件事可以看出黄维纲的军事眼光，后一件事则展示了协调手腕。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联军败局已定。冯玉祥令联军西退郑州外围，准备最后决战。此时，过之纲军长送大量新兵到郑州补充各部，秦德纯向冯玉祥推荐黄维纲带兵官，冯任黄为刘骥三十军第一师（师长童振玉）补充旅少将旅长，重得带兵机会。1930年10月25日，潼关失守，杨虎城部陕军直趋西安。至此，冯玉祥西北军难回西北。豫北的孙连仲见回陕无望，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中央第二十六路军番号，率董振堂等部远走山东。仅张自忠、刘骥、刘汝明等少数部队不降蒋，撤退到晋南，黄维纲的一旅残兵也在其中。 
张学良入关后，收编反蒋联军残部为东北边防军。张自忠为保西北军血脉，联系驻晋西北军各部共同受编，几经周折，成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推举宋哲元任军长，于1931年1月16日通电就职。黄维纲一旅原有约三千人，逃亡离散不少，剩下的官兵编为一个团，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第2师（师长张自忠）第4旅（旅长童玉振）第2团。西北军已经沦落为杂牌部队，黄维纲又是败军之将，有个团长职务已经不错。当初黄维纲拨给张自忠一个团补充队伍，如今张还了他一个团长，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交易。然而张自忠毕竟不是冯玉祥，他知道有完整军事修养的军校生对一支部队的作用，对黄维纲颇为倚重。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黄维纲很快超越张自忠的那些旧部，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以及职务上的接班人。 
不久，东北边防军第3军改番号为陆军第29军，所属师、旅、团番号随之更改，黄团变为第223团，隶属第38师第 112旅，驻山西娘子关、平定一带，1932年石友三之变后，宋哲元拥护张学良的行为得到回报。张学良给了29军察哈尔省的地盘，黄维纲部移驻察哈尔张家口、蔚县、阳原一带。
抗战生涯
“九一八事变”之后，举国悲愤，29军上下也是群情激昂，通电请缨抗日，提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进窥热河。张学良决心抵抗，向冀热边区增派部队，二十九军奉命向冀东的三河、蓟县和宝坻地区集结。2月初，三十八师进行战前整补，112旅旅长易为黄维纲，辖董国政223团、董升堂224团和刘振三225团，113旅旅长仍为佟泽光，辖李九思226团、宁殿武227团和祁光远228团。 
1933年3月初，热河日军铃木服部两旅团1万余人，由平泉向喜峰口进犯，司令部命38师增援，师长即命黄维纲率112旅急驰喜峰口。当时西北军军官中认为学生官打仗不行，胆小怕死。黄维纲则以作战勇敢，指挥若定，嬴得大家的信赖。3月11日他率部攻击喜峰口及其左侧孩儿岭时，遭到日军猛烈阻击。他赤膊上阵，指挥战士，反复冲杀，并在战况不利的境况下，令士兵烧掉撤退的木桥，以示血战到底的决心。3月14日，日军多次组织反攻，均在112旅、109旅左右夹击下受挫。至3月16日，日军不支，向平原方向溃退。虽有喜峰口、古北口等精彩片段，但因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因此，在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向抗日将领颁发勋章的想法。直到1935年华北局势微妙，国民政府为稳定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驻军，特颁发当年的参战者宋哲元等四十九位各级军官以青天白日勋章，黄维纲也在其列。其后有不少人撰文称黄维纲曾获两枚青天白日勋章，其实为误解，青天白日勋章没有颁给一人两枚之说。引起误解的原因概是黄维纲曾遗失青天白日勋章，成为补办勋章的第一人。那被流传的“第二枚”青天白日勋章应该就是补办的那一枚。 
1935年1月初，日军派飞机向112旅驻地（赤城、龙门所）频繁侦察，并投掷炸弹威胁。同时，日军热河驻军司令森一朗向黄维纲旅长提出警告：要求所部撤出龙门所，遭黄严词拒绝，1月16日，日军组成2000多人的步骑炮联合作战队，向龙门所阵地发动进攻，多次树云梯爬城头，并派飞机配合作战，均被击退。黄维纲部以劣势武器对日军优良装备，扼守长城，激战3天，歼故800余人，后日军借口“误会”，缩回原防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7月28日，大举进犯北平的同时，天津方面日军也占领了东局子飞机场和天津车站等地，当时驻防天津市的二十九军李文田师长，召集附近各旅开会研究对日作战事宜，第二天午夜，李文田率部向日寇进攻，在东局子飞机场烧毁了日寇飞机二十多架。驻守小站的是二十九军黄维纲旅，黄维纲是七人会议的成员之一。8月初，日寇分水旱两路向小站进攻。一路由马厂减河逆水而上，从东进攻小站。一路乘汽车，从北直扑小站。因小站无险可守，黄维纲接到情报后，将部队西撤八里，至西小站隐蔽待敌。午夜时分，黄维纲旅突然回师，挟带小站百姓捐献的门板搭上濠沟，挥刀冲杀进小营盘，将驻所在小站镇的日寇五十多人全部歼灭。其后部队撤转至山东东阿、平阴附近。此时，三十八师奉命扩编为58军，黄维纲遂升任38师师长，不久在驰援石家庄作战中，他率部队西行至河北省广平县与邯郸东进的日军遭遇，黄即令部队迅速展开，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歼其400余人，缴获大批战品，日军狼狈回窜。1938年2月，日军为了打通津浦线，企图南北夹击徐州，当时淮南明光、池州、定远等地相继失守，日军又强渡淮河，河北之小蚌埠、曹老集亦为其所陷。38师奉命增援淮北，部队行至固镇与北犯日军相遇，黄维纲部迅速向日军猛烈攻击，并乘胜克复曹老集、小蚌埠，迫日军退回河南。 
3月上旬，日军板垣师团围攻临沂，战况吃紧，38师驰援前线，一昼夜急行军180华里，于3月12日到达临沂城郊。为捕捉战机，38师未加休息，即于当晚强渡沂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板垣师团背侧，避其优势装备之长，采用夜战、近战的战术，在佛房头、沙岭子、独树头、大小太平、许家太平、陈家太平等6处，突入敌人阵地，血肉相搏，一夜歼敌2000余人，日军遂放弃攻城。3月13日、14日，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犬牙交错，战况激烈，在3天激战中，毙敌5000余人。38师中的排、连长因阵亡几乎换了一遍，营长以上亦牺牲不少。3月15日，黄维纲亲临前线，入夜，赤背指挥战斗，鏖战至16日子夜二时，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再无抵抗能力，遗尸千余具，仓惶向临沂北50华里的汤头溃退。中国作战军队，乘胜追击到董官屯、白塔、鲁村与汤头之敌对峙。3月19日，38师奉命进驻费县。汤头溃敌在得到板本旅团增援后，又卷土重来，向临沂再次进攻。3月25日，38师转马又回援临沂。在临沂城西北部，向敌侧背发动攻击，日军亦全力反扑。38师在毫无凭借的情况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虽伤亡相继，但士气旺盛，无不勇往直前，以血肉相拼搏，激战到3月31日，敌终不能支，向北溃退。前后两次临沂战斗，歼板垣师团和板本旅团过半，使其不能前进，为以后台儿庄大捷打下了基础。此两战役，黄维纲所率的38师（辖三个旅），每战都首当其冲，牺牲较重，战前全师15000人，战斗结束剩下不足3000人。 
  1938年5月，黄维纲师长与记者陆诒等合影
1938年9月，38师转移到河南信阳一带整补。此时，日军分五路进犯武汉，图宜昌。其中一路由安徽合肥、六安犯河南潢川、固始、商城，38师奉调开赴潢川阻击西进之敌。该师112旅在潢川东春河集与日军遭遇，经迎头痛击，将敌扼止在潢川以东地区。此时，38师在左、180师在右，从宴家河起至淮河止，沿潢水左岸布阵，阻击日军前进，使其多次进攻均不得逞。9月底，武汉失守。38师奉命由孝感、花园、安陆向京山、天门转进。 
1940年5月，在随枣会战中，由黄琪翔部（第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第三十集团军）、张自忠部（第三十三集团军），分别担任正面和左右翼作战。汤部为保实力，在战争打响后，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张自忠所率的74师及手枪营和骑兵一部，5月16日遭日军包围，在激战中，因众寡悬殊，张为国捐躯。5月17日，黄维纲奉命反攻，含愤率部协同179师，与日军激战一昼夜，克复南瓜店附近山区，找到了张自忠的遗体。7月，收复枣阳。此次随、枣战役，历时30余日，日军遗尸5000余具，马匹器械无算。日军企图占领随、枣、襄、樊、南阳的企图破灭。 
1940年5月22日，冯治安继总司令，对五十九军将领进行安抚，上报李文田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张克侠为参谋长，黄维纲继五十九军军长。在湖北荆门县安家集召集五十九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时，黄维纲说：总司令为国家、为民族英英勇牺牲了，我们应按照总司令的意志在抗击倭寇战争中继续做贡献，要为总司令报仇，加紧整顿部队，准备与日寇再拼。 
1940年8月在河南邓县桑庄整训，五十九军为五战区预备队，归孙连仲总司令指挥。1941年8月，日军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从花园地区向唐河、南阳进攻，五十九军奉命在南阳以北地区阻击敌人，经一昼夜的激战取得南阳大捷。 
1943年3月3日，黄维纲因连年征战，操劳过度逝于湖北南漳防地。 主要荣誉1935年因长城抗战功绩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0年5月，获“三等宝鼎勋章”。
1943年病逝，重庆国民党政府明令褒奖，追晋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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