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云扬号事件
历史背景
从日本幕末时代起，就不断有日本人鼓吹侵略邻国朝鲜，是为“征韩论”，著名倒幕志士吉田松阴所阐述的“失之俄美，补之朝鲜”，就是这种“征韩”思想的典型代表。1868年1月，日本德川幕府崩溃，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并迁都东京，组建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对内实行“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则要“开拓万里之波涛”，逐渐开始侵略扩张。近代以来日本产生的征韩论事实上被明治政府继承，成为日后侵略朝鲜半岛的基调。
17世纪以来，日本和朝鲜的外交是以通信使和“岁遣船”为纽带的有限的交邻关系，1868年以后日本就不断向朝鲜传递国书，通告明治政府成立的消息，并希望朝鲜打开国门，扩大通商，同日本建立近代外交关系。当时朝鲜正值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厉行锁国政策，再加上日本的国书中出现“皇”、“敕”等字样（这些字样在朝鲜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因此朝鲜方面对此非常不满，将其退还。以后日本又多次传递类似形式和内容的国书，但均遭拒绝。同时，朝鲜与日本唯一通商地釜山又发生了“倭馆拦出”等事件，朝鲜方面不仅限制日本人的活动，甚至断绝粮食供应、停止贸易活动，朝日关系一时十分紧张。
以“书契相持”导致的朝日紧张为契机，“征韩论”开始在日本迅速蔓延开来，不少维新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要求讨伐“无礼”的朝鲜，实则要以武力打开朝鲜的国门，以便对内缓解日本国内矛盾，对外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韩论”的沸腾是从1870年出使朝鲜未果的佐田白茅提出讨伐朝鲜的建议后掀起的，而明治维新的元老人物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则大力倡  征韩议论图导，使“征韩论”甚嚣尘上。但此时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征韩”问题发生激烈斗争，内部分化为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缓征派”和西乡隆盛为首的“急征派”，1873年秋随着岩仓具视使团的归国，两派斗争白热化，终于发生所谓“明治六年政变”，在明治天皇的亲裁下，“缓征派”压倒“急征派”而主导明治政府，西乡隆盛等主张“急征”的一派与明治政府决裂，不少武士也对此愤慨不平，“征韩论”的决裂也成为后来日本西南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当时明治政府并非“不征”朝鲜，而正忙于处理内政及与俄国和中国的外交纠纷，无暇顾及朝鲜问题。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属国——琉球，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在台湾遇害，又声称琉球国系日本属邦，遂派西乡从道率3600人大举进犯台湾岛，即“牡丹社事件”，日本这次“征台”之役虽然失利，却仍勒索了中国清朝政府50万两白银。“征台”之役结束后，日本便可腾出手来解决朝鲜悬案，“征韩”终于被提到明治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恰好此时朝鲜政局发生变动，朝鲜的王妃闵妃取代强硬的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倾向于开放国门。1874年9月，闵妃集团秘密派人与釜山倭馆接洽，表示朝鲜政府随时接待日本来使[1]；次年4月朝鲜政府处死了对日强硬的前釜山倭学训导安东晙，并将他“枭首警众”[2]，以向日方传递秋波。然而由于大院君下台后仍不断试图干涉朝政，朝鲜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因此朝日之间的秘密交涉和谈判进展不大。鉴于已了解朝鲜当权的闵妃集团的妥协倾向及朝鲜国内的尖锐矛盾，日本为加快打开朝鲜国门，便学习欧美国家的“炮舰外交”，终于引发了导致朝鲜敞开门户的“云扬号事件”。
事件经过
1875年4月，在朝鲜釜山负责交涉事宜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森山茂、广津弘信建议日本政府利用朝鲜国内政局不稳的情况派军舰威胁朝鲜，打开朝鲜的国门。[3]于是，明治政府决定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派军舰“云扬”号等军舰到朝鲜沿海示威。1875年5月25日，由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指挥的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釜山海域，朝鲜东莱府的倭学训导玄昔运询问军舰入港理由，日方回答是：为保护日本使臣而来，东莱府使黄世渊对此予以抗议，但无效果。6月12日“第二丁卯”号继“云扬”号驶入釜山海域，两舰借口军事演习，肆意放炮，进行各种挑衅行为，整个釜山为之震动，但朝鲜方面对此束手无策。6月20日，“云扬”号和“第二丁卯”号离开釜山港，沿着朝鲜东海岸北上，对朝鲜沿海进行非法测量，并侵入军事要冲永兴湾进行侦查，于7月1日返回日本长崎。
朝鲜闻知日本自动撤退，举国大喜。但事情远未结束。1875年9月，日本政府命令“云扬”、“第二丁卯”、“春日丸”三艘军舰研究去中国牛庄的海路的“特殊使命”[4]，实际上要求他们再进行一次威胁朝鲜的军事行动。[5]这一次云扬号的目标是朝鲜西海岸的江华岛，这里是汉江的入海口，同时也朝鲜是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门户，总之是朝鲜军事、政治极为敏感的要害之地，早已在江华海峡的入口立有“海门防守，他国船慎勿过”的石碑。法国在1866年（丙寅洋扰）和美国在1871年（辛未洋扰）也都在这里对朝鲜发动侵略。日本事先不通知朝鲜方面而擅自闯入这一地区不可不谓包藏祸心。
  江华岛示意图
当时，“云扬”号上搭乘士兵100人（包括海军陆战队员24人），“第二丁卯”号搭乘士兵76人，“春日丸”号搭乘士兵134人。[6]3艘军舰从日本长崎出发，1875年9月19日，云扬号等3艘日本军舰驶入江华湾，停泊在月尾岛附近。9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云扬号向北航行，出现在江华岛东南方的兰芝岛，舰长井上良馨以寻找淡水为名义，亲自率领20名日军乘小艇运送至沿岸探测水路，甚至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日称“第三炮台”），沿途进行火力侦查，侦查的结果据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在当年10月9日对英国公使哈格斯的透露是：“我们的云扬舰……放下小艇进入海域，经过第一炮台（永宗镇）的前面，其周围筑着近二里长的城墙，大门开着，城内约有500余名士兵，城内的房屋似乎都是兵营……又来到第二、三炮台前，第二炮台（顶山岛）云扬号事件(5张)似乎是空着的……第三炮台筑着高大的炮台壁垒，城墙上开着炮门，配置的大炮都是12—13斤左右的真输炮，枪是如同我们的二三匀筒位的火绳枪”。[7]可见井上良馨的目的并非单纯地寻找淡水，而是对朝鲜的国防重地进行了仔仔细细的侦查。而云扬号则迅速接近草芝镇炮台，以掩护舰长井上的所乘坐的小艇。
面对日本的挑衅，朝鲜草芝镇炮台不得不对日本舰艇开炮警告。还在小艇上的井上良馨听到草芝镇鸣炮以后，立刻向母舰云扬号发射信号弹，云扬号随即匆忙升起日章旗和信号旗，并待舢板撤回后，向草芝镇炮台发动猛烈的炮击，但由于草芝镇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终究无法在草芝镇登陆，便于9月21日转而偷袭顶山岛（日称“第二炮台”），摧毁了当地军事设施和民宅。9月22日，日军陆战队在永宗镇（日称“第一炮台”）登陆，与当地朝鲜士兵发生交火。那里只有600多名居民和射程只有700米的30多门旧式12厘米小口径火炮，防备较薄弱。日军以2人受伤的代价，击毙了朝鲜士兵35人，俘虏16人，掳获大炮38门，火绳枪130余支，一举攻占了永宗镇。永宗佥事李敏德和400多名朝鲜兵败逃。日军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永宗镇变为一片废墟，原来城中有60多户人家，经过日军蹂躏后只剩下21户。[8]朝鲜京畿道观察使闵台镐向政府这样报告当时情形：“全军颠仆，火焰满城，民家比烧，燃及公廨”。[9]9月22日夜晚，井上良馨以掠夺来的猪鸡牛羊“设宴祝捷”，9月24日，云扬号等3艘军舰满载战利品撤离江华湾，于28日返回日本长崎，向东京政府发电“报功”。[10]朝鲜历史上将这次事件称为“云扬号事件”（日本通称“江华岛事件”）。[11]
反应结果
1875年9月28日，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向日本政府发电报，声称“20日，到达朝鲜江华岛，搭上小艇正在进行测量，由于他们首先开始放炮……不得不由军舰开炮进行还击”。[12]日本政府接便以此报告为基础向全世界宣布由于朝鲜方面对云扬舰的“无理”的发炮行为，日方不得不进行“自卫”。[13]而云扬号事件传到日本国内后，一些日本人欣喜若狂，欢呼“发泄八年来隐忍的绝好口实从天而降”[14]，鼓吹借机对朝开战。由于日本政府的本来目的是打开朝鲜的国门，而且国内社会转型、矛盾丛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决定效仿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先例（黑船事件），暂时不采取过激行动，而是派使臣携“修好条规”出使朝鲜，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使其门户开放。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另派森有礼前往中国北京，试探朝鲜宗主国清朝的态度，得到了清政府“朝鲜虽隶属中国，一切政教禁令，完全自主，中国从不与闻”[15]的答复后更加放心行事。当时，日本以黑田清隆（先为木户孝允自荐担任，但因其突发脑溢血而替换）为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为副全权办理大臣，率“日进”、“孟春”等8艘军舰及800名士兵前往朝鲜江华岛，声称朝鲜“无理”先对云扬  1876年1月驶往朝鲜江华岛的日本舰队号开炮，并就此事向朝鲜“问罪”。对此美国表示支持，其驻日公使平安（Bingam John Armor）干脆赠送了《培理远征日本小史》一书给副使井上馨，并说：“您只要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就定能在朝鲜取得成功！”[16]日方以武力为后盾虚张声势，表示朝鲜如不打开国门与日本通商的话，就赔偿日本在“云扬号事件”中的损失，否则日本军舰将溯汉江而上，进攻朝鲜首都汉城。
朝鲜对于“云扬号事件”大为震动，甚至开始朝鲜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入侵，朝鲜史书记载道：“畿沿留泊之异船，姑未知何国何地之人，而犯入内洋，已是叵测，冲火放炮，尤为可恶。此与年前抢掠之番舶一类也。”[17]同年10月到11月，日本军舰又连续袭击釜山港；12月，日本海军士兵58人突然冲出釜山倭馆，挥刀舞枪乱砍朝鲜军民，造成朝鲜人12名重伤。[18]1876年1月，倭馆代理馆长山之城祐长正式通知朝鲜：“日本国全权大臣将前往江华岛与贵国秉权大臣会议。如若大臣不出迎，将直进京城（汉城）。”[19]面对日本的侵略，朝鲜政府内部迅速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以金炳学等原大院君派系官员为主，主和派包括闵奎镐、李最应、朴珪寿等人，他们多是闵妃集团官员。而民间则以在野的大院君和儒林为首，几乎一致反对同日本讲和，不惜与日本一战，只有个别人如吴庆锡、姜玮等开化派主张打开国门。主战与主和两派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以申櫶为接见大官，尹滋承为副官，前往江华府摸清日本来意，与日本谈判。
日本终于达到目的。随后他们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成功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并为以后将朝鲜列为日本殖民地开辟了道路。
双方观点
现在朝鲜和韩国都认为“云扬号事件”是日本为了打开朝鲜国门而蓄意谋划的一次侵略战争，是日本“征韩论”的实施和对朝鲜主权的挑衅，也是“炮舰外交”的典型事件。首先云扬号等军舰的所谓“研究到清国牛庄的海路”的任务就是一个障眼法，因为云扬号军舰全副武装，载有24名海军陆战队员和8门110斤“命中率非常准确”的大炮[20]，事件爆发时云扬号连续作战3天，发炮时间在8小时以上，可见其炮弹数量非常多，因此绝不可能是单纯地测量海路的目的，而是早有预谋的侵略。行至江华岛时寻找淡水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从常识来看云扬号等军舰不可能忽略或误算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饮用水问题。日本的蓄意侵略也可从事后日本攻占永宗镇、屠杀和平居民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而且当时日本并未悬挂其国旗，而是一面黄色的旗帜，从日方记载来看直到开战时云扬号才匆忙升起日本国旗，也是为了制造“侮辱国旗”的借口。且日本挑衅在先，朝鲜开炮在后，而事后日本竟将责任转嫁给朝鲜，所以“歪曲‘云扬号事件’真相”也被朝韩方面认为是日本篡改历史的重要证据之一。比如朝鲜历史学学会便在2011年撰文指出：“‘云扬号事件’是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  日韩两国教科书对于云扬号事件描述的差异在航行途中在获得饮用水的名义下，没有任何通告、也没有升起日本国旗而在朝鲜领海江华岛草芝镇前海非法侵犯、朝鲜士兵自卫炮击的事件。”[21]韩国历史学家李基白也称：“云扬号事件是日本人蓄意导演的一幕闹剧。”[22]
而日本的主流观点则认为“云扬号事件”是云扬号军舰在测量通往清国海路过程中的一次偶发事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这样描述道：“1875年日本军舰到达汉城（现在的韩国首都首尔）附近的沿岸进行演习与测量时突然受到朝鲜的炮击（江华岛事件），政府以此为据开始以强硬的态度与朝鲜进行交涉。”[23]日方认为云扬号等3艘军舰的确是因为测量海深和寻找水源的单纯目的才在朝鲜江华岛一带投锚的，并不是事先预定的挑衅行为。而且当时云扬号等3艘军舰的确悬挂了日本国旗，因此朝鲜草芝镇炮台先对日本军舰开炮是朝鲜锁国时代遗留的排外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是朝鲜方面昧于国际公法的体现，日方是因为必要的反击才攻击炮台，而并非是蓄意挑起的。但日本方面也没有否认当时明治政府“征韩”的基调和打开朝鲜国门的目的。但是也有部分日本历史学家对主流说法提出质疑，比如渡边胜美说：“虽把受炮火所击辩解为既突然又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受击并非突然或出乎意料，而是预谋盼望受炮击。所以，我认为受炮击不仅不出乎我国意料，而且是我国所盼望的。”[24]并指出：“这是对朝鲜当局的挑衅性行为，‘测量水路’之类只能使人想到不过是借口而已。”[25]山边健太郎也对云扬号所谓“补充淡水”而侵入江华岛的理由质疑道：“饮用水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云扬舰于9月20日经过江华岛前海，28日回到长崎，途中却未曾补充过淡水。”[26]总之，日韩间关于云扬号事件的观点分歧很大，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