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水调歌头·弓剑出榆塞
原文
水调歌头
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 
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人生行乐，何自催得鬓毛斑？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世事只如此，自有识鸮鸾。[1]
作者
  作者刘过刘过[2]
（1154～1206）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襄阳人，后移居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少怀志节，读书论兵，好言古今治乱盛衰之变。曾多次上书朝廷，“屡陈恢复大计，谓中原可一战而取”。为韩侂胄客，不识侂胄之败事，识力远不及辛弃疾。又屡试不第，漫游江、浙等地，依人作客，与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交游。后布衣终身，去世于昆山。有《龙洲集》、《龙洲词》。存词70余首。[3]
赏析
刘过作为辛派词人，与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有着较深的交往，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他们都有着英雄豪杰的气质和爱国热情。他们曾积极有为，力主北伐，但在那个文恬武嬉苟且偷安的时代，他们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那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想就只有在他们的心中永存。刘过这首晚年的词正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心情。当时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由于主和派大都在朝廷中掌握实权，因此坚持抗金北伐的刘过深受主和派的压抑，心中郁闷越发难以排遣。这首词就是在这种时势情境中写下的。 
“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词的开头突兀而起，直抒胸臆。词人认为出塞杀敌和著书立说，其武功文名得来毫不费力，失去也等闲视之。使人觉得词人的达观。然而这哪是他的真实思想呢？刘过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虽终身布衣，但志向高远，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愿望极为强烈。虽屡遭挫折，仍念念不忘，壮心不已。他曾极热情地讴歌抗金英雄岳飞的丰功伟绩，并借以抒发自己火热的爱国情怀。也曾写词支持韩侂胄出师北伐，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胜利的凯歌。所作《盱眙行》中充满激情地唱道：“何不夜投将军扉，劝上征鞍鞭四夷。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他不是对“榆塞”生活充满无限向往吗？他自幼好学，曾遍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之书，以诗著名江西。作为一个文人，又何尝没有留名“蓬山”之心呢？而且他确实有了《龙洲集》传世。由此可知，这“得之浑不费力”固然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恃才傲物的狂放精神，然而“失亦匹如闲”一句则为貌似旷达实则愤激不平之语。开头四句，作者对文名武功视若等闲，接下来则转入了对是非曲直的评说，词境向深处推进了一层。“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两句，看似否定古人，替今人说话，其实是否定是非，这由“世事沐猴冠”一句可以看出来。这与辛弃疾的“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西江月》），都是一种强烈的反讽。这在七百年前的刘过那个时代，作者能冲破过分迷信古人的传统思想的藩篱，已显得颇为狂放了，而接下来的“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两句，用“内外”与“中间”包括一切，用“不分”加以统摄，又冠以“老子”一词，作者愤世嫉俗、睥睨千古的狂放精神则更鲜明地体现出来。表面看来，这两句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清解一切，实则仍是激愤至极之语。整个上片在构思上，由否定文名武功继而转到否定是非，进而转到否定一切，可谓一转一深，一深一妙，“尺水兴波”，颇得“骚人三昧”。 
既然一切都被否定了，那么还能做些什么呢？作者在下片换头处为读者做了明确回答。酒可以解忧，诗可以言志，因而“酒须饮，诗可作”，但惟独不能“弹铗”。为什么呢？因为战国时代的冯谖为求得孟尝君提高对他的待遇而三次弹铗，礼贤下士的孟尝君都满足了他的要求，而当今的统治者昏庸无能，根本不重用人材，“弹铗”又有何用！一个“休”字，饱含着词人难以言说的无限感慨。“人生行乐，何自催得鬓毛斑？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这几句就过片所抒写的思想感情作了进一步渲染。作者认为人生就是行乐，何必自寻烦恼，枉自催得鬓发染霜呢？大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的萧条意味。况且“牙旗金甲”的显达与“蹇驴破帽”的穷困并无二致，这看似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的信条，其实这仍非作者的肺腑之言。词人曾上书宰相，陈述恢复中原的方略，这哪里是“铗休弹”呢？他是那样迫切地希望报效国家，以取得“牙旗金甲”的显达地位，又哪会视穷通无二致呢？由此可知，他并非真像庄子那样齐万物、等是非，只不过是借诗歌抒写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深广忧愤罢了。“世事只如此”一句是对以上所表现的思想的总结。如果词人写到这里就收结全词，读者真应该把他视为典型的虚无主义者了。然而作品最后一句却词意骤转，正面将全词主旨一语道破。词人用比喻恶，以鸾作为美的象征，坚信“自有识鸾”。一个“自”字，把词人无比自信的口吻维妙维肖地传达出来。这一层转折，在人意料之中而又出人意料之外，合乎情理而又不合情理。因为在抗战有罪、报国无门的时代，作者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心情郁闷至极，以貌似牢骚实则激愤、看似达观实则沉郁的语言抒情言志，原是在人意料之中而又合乎情理的。但这反面文章虽然占据绝大篇幅，然并非全词主旨，直接抒写胸臆虽只一句，却是全词的主旨，是正面文章。这样的艺术构思，表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黑暗的现实不允许作者秉笔直书，只好以曲折隐微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真实感情，以反衬火热的感情与冷酷的现实的尖锐对立。这样，其语言愈显牢骚，愈见其感情激愤之不可抑止，其作者愈故作达观，愈见其内心烦忧之难以排遣，就愈能深刻地表现在现实中难以明言又不得不言的复杂心绪，也愈能有力地抨击当政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可耻行径。因而这一层骤转，笔力遒劲，气魄雄豪，如勒奔马于悬崖，挽狂澜于既倒。又由于前十八句在内容上一气呵成，密不可分，应是一段，最后一句自为一段，因而突破了通常的分片定格。这种内容上分段与形式上分片的不统一，是作者感情上郁怒不平的艺术折光；应断而不断，是由于作者郁怒的感情洪流奔腾直泻，一发则不可止；不该断却要断，是由于作者在反面文章做足了以后，便要点明主旨，道出真意。这种奇变的结构，在作者以前的词作中很少见到，故能超出常境，独标一帜。刘过多年努力，始终未举一第，而光阴虚度，年华老大，故有“虚名相误”之叹。此两句仍承上“直待功成”两句表达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而更为直率，怨意亦深。 
在偏安的南朝王朝，刘过为什么没有立身之处呢？是刘过缺乏文学和政治才华吗？作者于换头之后，不是另辟境界，而是过变不变，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不是奏赋明光”（明光，汉代宫名，武帝时建）三句，从反面着笔，说明他之所以怀才不遇，既不在于他没有文才，不能向皇帝奉献辞赋，也不在于他不能“北阙上书”，陈述治国安邦的良策，以辅佐明主：“我自匆忙”二句，正面说明他之所以怀才不遇，主要在于“天未许”，“天”隐指皇帝，指皇帝不赏识他，不重用他。这段议论，节奏明快，语言犀利，对比强烈，字字有扛鼎之力。接下去“赢得衣裾尘土”六字，用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句意，描写了自己失意的窘迫状态，倾诉出自己“知音者少”的难言苦衷，有岳飞《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意味。这前后五句语言形象具体，笔墨深婉浓丽，一浓一淡，一疏一密，曲折多变，摇曳多姿。 
作者在说出自己落魄失意的原因和不待功成即退的归隐意愿之后，便一气呵成，向稼轩告别。这里的“临别赠言”很是别致，不提大事，不说友情，而说“白璧追欢，黄金买笑，付与君为主”。刘过作为布衣之士，与稼轩为文酒之交，分属宾客，相聚时颇有追欢买笑之事，这在宋朝的名公臣卿，例多风流韵事，稼轩也莫能外，有此亦不妨其为爱国主战派。刘过既去，此事即付与稼轩为主，如此说，亦可见二人相交之深，不拘小节。然后又运用张翰的典故，表示自己决意归隐，怡养天年。而“浩然归去”一语，既有“留别”之意，又道出了自己别后的归宿；既回应了词的开头，又点出了词的本旨。这样结束，水到渠成，卒章显志，斩钉截铁，戛然而止。 
总之，此词用通俗的语言，明快的旋律，把满腔的悲愤向朋友倾吐出来，丝毫不加掩饰，生动活泼，情致婉转，自然成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