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化胡为佛
老子化胡
  老子老子化胡 
老子在道教中是一位非常尊贵的神，被称为“太上老君”或“道德天尊”，认为他是创立道家思想和哲学的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曾经担任过当时宫廷图书馆管理员，非常博学。看到国家开始衰落，老子就辞去职务去了西方。他经过边界时，当地的一个官员请求他写点东西，于是他就写了关于道德的文章，赠给那位官员。这就是老子留下的名著《道德经》，也是后来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传说老子活了160-200岁。 后来有一种说法，说老子并没有去世，而是到了印度。根据道教的传说，他在那里变成了佛，建立了佛教，并开始对印度人实行教化，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只是道教为了获得对佛教的优势而编造的故事。 
历史记载
中国历史上很多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纳西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英雄史诗。《老子化胡经》是一部道教的经典，也是汉民族的英雄史诗，其中记载了早期道士西渡流沙传播道教的史实，反映了汉民族发端源起之时的精神面貌。 
《化胡经》为韵文，读来朗朗上口，而且通俗易懂，便于在民间传播流行。经文原文还应配有乐谱，可以配乐吟唱。现在，《化胡经》仅剩下内容很少的部分残经，乐文也不在了。 
老子化胡经
  《老子化胡经》，西晋道士王浮撰。一卷。以后陆续扩增为十卷。《通志·艺文略》即著录为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亦录为十卷，并称魏明帝为之序。《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著录十卷，并引裴松之《三国志注》、《新唐书·艺文志》等说明化胡成佛故事的发生及对《化胡经》真伪的争议。敦煌写本有此经十卷本残卷，存一、二、八、十等卷，系唐玄宗时写本。按王浮所撰一卷本《化胡经》，早佚，后经增纂的十卷本，也仅存残卷。主要内容是敷衍老子携关令尹喜西入天竺，化为佛陀，立浮屠教，从此才有佛教产生的故事。现存唐玄宗时写本之第一卷，记西域八十一国名称，多与唐代典籍所载相同，当出于初唐。第十卷《老子化胡经玄歌》，则为北魏作品，可见此十卷本非一时一人之作。[1]
化胡由来
中国的道教对待印度的佛教可能是另外一种民族神容忍别的民族神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的形式。在印度佛教传入后不久，中国本民族的宗教道教就建立了。道教的建立虽说是受到了佛教传入的影响，但它却是由我国这个民族自身文化传统中产生的一种宗教。道教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和佛教发生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现为“佛道先后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道教提出了“老子化胡说”的故事引起的。所谓“老子化胡说”是说，道教的祖师爷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国进行教化，而后天竺才有佛教产生。这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比较简单，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记载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后汉书·襄楷传》：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2]　这段记载只是说明当时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这种传说的引起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把老子和浮屠作为神加以礼拜之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经有把老子和浮屠并列者，如(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　“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诏报曰：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看来在东汉时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类的神，而后道教又把老子神化作为他们的祖师爷。据《史记》上说，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看到了周朝的衰微，于是西出关(据说是函谷关)，这时函谷关的长官尹喜请老子为他著书，于是老子就作了道德上下篇五千言，而后西去，莫知其所终。由于原来就有老子西去的传说，于是道教徒们就附会说老子西去入夷狄为浮屠。道教是中国所自出，佛教乃外来文化，中国素来持“华”、“夷”之见，把自己看成是华夏的文明地区，而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没有开化的夷狄之邦，尊华夏而贱夷狄。从道教的观点看，它自己是华夏民族的宗教，而佛教是外来的夷狄宗教，这两种宗教怎么能并列呢？于是创造了“老子化胡说”，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但《襄楷传》所载，仅仅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并没有明确讲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虽然我们可以分析说襄楷所说的话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到三国时，不仅出现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说法，甚至有了老子是佛的老师的说法。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按：鱼豢魏明帝(227—239)时为郎中，卒于晋武帝太康(280—289)之后。《魏略》大概作于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经典《当为当时的某一经典》，此处所说的“《老子》经，”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经》之类的“经”，当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经》，因唐道宣《归正篇·佛为老师章》的注说“出《老子》、《符子》”，或此处《老子》指《老子西升经》。　与鱼豢大约同时有杜挚作《笳赋》，在其序中说：　“昔李伯阳避乱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造斯乐。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　《后汉书·窦章传赞》章怀太子注说：　“茄，胡乐也，老子作之。”　《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说，杜挚《笳赋序》说老子入西戎作笳乐，可见三国时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为流行。在汉末至曹魏这一时期，虽已有“老子化胡”之说，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佛教徒方面对这种说法提出的反驳。推究其因，或因为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在当时仍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而老子不仅是两汉以来黄老之学推崇的对象，而且也是魏晋玄学所推崇者，其在人们心目中之地位当在佛之上，所以还没有对“老子化胡”这一说法提出异议。　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说”仍很流行，如作《高士传》的皇甫谧尝说：　“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　皇甫谧大约生于汉末建安年间(215前后)，死在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晋书》有传。皇甫谧的这段话较之襄楷的话就明确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晋时出现了一本据说是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早已散失，后于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经》残卷，据大忍渊尔《敦煌道经目录》所载，有《老子化胡经》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残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经》残卷据考证已不是西晋时的原本，而是经过后人加工扩大而成的。关于记载王浮造《化胡经》以及他和僧人法祖关于佛道二教正邪的争论的材料，在此一时期有东晋末竺道祖撰的《晋世杂录》、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梁裴子野的《众僧传》等。记载“老子化胡”故事的书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但最重要的材料应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中的记载，其文说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后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争正邪。浮屡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　慧皎《高僧传·帛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帛远字法祖，是晋惠帝时(290—306)的人，这时已是西晋中期了。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西晋时道教不仅有“老子化胡之说”，而且创造出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书，用以证明佛教是出于道教；第二是，西晋中叶后，佛教势力渐盛，不再能容忍道教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因而与之争辩。但是王浮与法祖争论的内容不得其详，大体上是争论哪一种宗教是“正道”，哪一种宗教是“邪道”，似乎也还不是直接争论佛道先后问题。　《弘明集》卷一有未详作者的一篇《正诬论》，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佛道先后的问题，，其文说：　“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讲道德之经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　这里所说的“经”是《老子西升经》，在《广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这句话，即说出自《老子西升经》。《正诬论》这篇文章虽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说“晋言无为”云云，大体可断定为西晋或东晋的作品。由此可知，在晋时佛教徒已可以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来为佛教争取地位。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难道道教的著作《老子西升经》会自己说他们的祖师爷老子是佛的弟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仔细读所引《西升经》的文字根本得不出老于是佛的弟子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书中“古先生”是指谁并未明言，何以见得是指佛呢？据史料内容看，《老子西升经》大概也是西晋时的作品，而今存《西升经》有多种版本，据《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经·西升章第一》说：　“老子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终不始，永存绵绵。”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说：　“老君曰：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将返神，还手无名，绝身灭有，绵绵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见……喜出庭中……即仰睹悬身坐空中，其状如金人。”　这段文字大概也不会是晋时原本的文字，但《西升经》既为道家著作，决无以“古先生”为佛是老子之师的道理，因此大义应是不差的。前面引的一段《西升经》所说的“古先生”自然只能是指老子，并说他去天竺开导其地。后一段更说明老子悬身空中，状如金人，即变化为佛。晋时的佛教徒改《西升经》只改了个别字，加了一句“善为泥洹”，使文意不清，而解释说“古先生”是佛，是老子之师。到唐初道宣的《归正篇·佛为老师章》就改为：“老君曰：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云云，成为老子自己说他的老师佛“化游天竺”了。　原来道教徒伪造“老子化胡说”，作《老子化胡经》，后来佛教徒又纂改道教经典，把本来是“老子化胡”的意思改为佛是老子师“化游天竺”。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为了信仰的目的，要把自己的宗教派别抬高到其他宗教派别之上，不惜造假，用以骗人，也骗自己，这种事在宗教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一“老子化胡”问题的争论越演越烈，佛道二教双方都大量伪造历史，把自己祖师爷的生年越提越早，越来越神化。东晋著名的和尚支遁作《释加文佛像赞》其《序》中说：　“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呈百使以为粹，导庶物以归宗，拨尧孔之外犍，……络聃周以曾玄……”　这样一来，佛不仅是老子的老师，而且是他的祖师，老子和庄周只是佛的曾孙和玄孙辈了，连作佛的弟子的资格也没有了。还是这个支遁又作《月光童子赞》，文中说：　“灵童绥神理，恬和自交忘。英姿秀乾竺，名播赤县乡。”　月光童子是佛弟子，支遁说是月光童子来中国教化了中国，而不是佛自己来教化。不仅中国僧人的作品中说“月光童子教化中国”，而且这时翻译的经典中也出现了所谓“月光童子教化中国”的说法，如《佛说申日经》中说：　“申日有子，名旃罗法《原注云：汉言光明童子》……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千岁以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泰国，作圣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　这部经收在日本《大正大藏》中，题为西晋竺法获译，但据唐智升《开元录》卷二，在法获译《月光童子经》下注说：“初出，名《月光童子经》，或名《申日经》。”然查今存法获的《月光童子经》，其中根本没有上面引的一段，因此上引今本《申日经》中的一段显然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还有一种《灌顶经》也说佛派遣了所谓“三圣化导中华”，文说：　“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我遣三圣在中化导，人民慈哀，礼义具足。”　所谓“震旦”，是当时印度人称中国之名，或译为“真丹”。“三圣化导”指佛派遣三个弟子化导中国。上引文显然也不会是原来经文所有的，而为翻译的人对抗“老子化胡说”而增加的。　佛教在南北朝有很大发展，帝王、大族信奉者日众，此时道教虽同样也有很大发展，但毕竟赶不上佛教的发展。因此，到刘宋以后道教本身也逐渐受到佛教的影响。如前所言刘宋道士陆修静已在一些问题上接受了佛教的影响，于是在道教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向佛教让步，调和佛道的趋势。宋齐之际有道士顾欢作《夷夏论》，仍持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的观点，以华夏为礼义之邦，而佛教为外族之教，“下弃妻子，上废宗祀”，是夷狄之法。但在《夷夏论》中有下面一段反映了道教一定程度上向佛教的让步，文中说：　“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寻二教之源，故标二经句。《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割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欢论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无方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　这段话中所引用的道经《玄妙内篇》仍持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但所引佛经又似言佛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不过这些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顾欢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照他看，从国师道士方面说，最高莫过于老庄；从儒林之宗方面说，最高莫过于周公孔子，所以老、庄、周、孔的地位就相当于佛的地位。上述二部经典的说法无非是说：老子可以是佛，佛也可以是老子。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顾欢得出一个折衷的结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佛和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和光同尘以明近，或者是灵光照耀以示远。佛道的真理都是为的拯救天下，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应适用。佛道的大圣人的智慧普及万物，对任何事物都是一视同仁的。可见顾欢所强调的是佛道二教同有教化济世的功用，老子和佛对世人说有同样高的地位，他不再强调老子是佛的老师了。但是，此时佛教方面并不因为顾欢的让步而妥协，他们还继续坚持要在佛道中分一高下，有和尚慧通者作《驳夷夏论》，其文说：　“论云：‘老孔非佛，谁则当之？”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经云：‘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光净童子，彼名仲尼’；将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　此外驳顾欢之《夷夏论》者尚有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袁粲、僧愍、明僧绍等。其中除袁粲托为道士通公作驳之文见《南齐书》者外，他文均见《弘明集》中。如宋释僧愍作《戎华论》以折顾欢《夷夏论》，其文说：　“……是以如来使普贤行西路，三贤并导东都。故经云：大士迦叶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诡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缘既尽，回归天竺。故有背关西引之邈，华人因之作《化胡经》也。”　这里僧愍不仅肯定地说老子是释迦的弟子，而且说明为什么会有老子西出关之说。他说，先是佛派老子教化中华；在老子对中华进行了一番教化作了“五千言”之后，他的任务算完成了，于是西出关回天竺。于是有人就造出所谓“化胡经”的问题。僧愍的这些说法当然也是毫无根据的，不过他总算为“老子西出关”问题找到一种有利于佛教的解释。在道教在这个问题上节节退让时，当时的佛教徒却毫不退让。可见当时佛教的势力是大于道教的。上述几篇佛教文章除论佛道先后问题外，更主要的是说佛教的教理高于道教，这就不是本题所要讨论的了。　不仅南朝有“老子化胡”问题之争论，同期北朝也在佛道两教中存在着这一问题的争论。北魏道士寇廉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假托神人，依傍佛典，制作伪经，造浮屠为三十二天延真宫主之说，以抬高道教，据《魏书·释老志》言：　“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　这里所谓“经云”当然是指某种道教经典。道教的寺院多称“宫”或“观”，“宫主”指某一“宫观”的主持者，这里说“佛”是“延真宫主”自然不会是指道教中最高级的神仙。按：《道教义枢》认为“仙人”的位业有三等：一三清位、二九宫位、三十转位。所以“宫主”之位在“三清位”之下。寇谦之把佛排在“宫主”之位，也就是把佛教排在道教之下。魏太武帝信奉道教，以至于有毁灭佛法之行动。至孝明帝时，有佛道争论于朝延之事，而所争论之焦点仍为佛道先后问题。据《续高僧传》载，正光元年(520)，孝明帝请佛道二教上殿议论。有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人昙谟最对论。此事《广弘明集》卷一亦载，其文尤详：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门人殿前斋讫，侍中刘腾宣教：“请法师等与道士论议，以释弟子疑纲。”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最对论。帝曰：“佛与老同时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充侍者，明是同时。”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按《老子开天经》是以得知。”最曰：“老子当周何王几年而生？周何王几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即位三年(元前605)……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至敬王元年(元前519)……年八十五，见周德凌迟，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元前1029)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元前949)二月十五日灭度。计入涅槃后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几经四百二十五年，始与尹喜西遁。据此，年载悬殊，无乃谬乎？”斌曰：“昔佛生周昭王时，有何文记？”最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　这一段记载虽说明至北魏孝明帝时“老子化胡”之争仍在继续，所谓《老子开天经》，乃上接寇谦之谓浮屠为三十二延真宫主之说，而佛教徒伪造《周书异记》及《汉法本内传》以驳道教，亦当作于北魏中叶。至北周时，武帝曾于建德二年(573)又集群臣沙门道士辩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儒教为先者，乃帝历来之宗旨。而先道后佛很可能是由于武帝受到卫元嵩的影响所致。于是佛道之争又盛。有僧？著《十八条难道章》，又作《释老子化胡传》一卷，驳斥“化胡之说”。兹不详述。
佛道之争
《老子化胡经》曾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相传作者是道士王浮，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传》里说："．．．昔，祖（师）平素之日，与浮（王浮）争正邪，浮屡曲，即竟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最早《化胡经》的作者是王浮，得到了佛教文献的旁证。 [3]
佛教最早正式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东汉明帝刘庄的杰作。有一晚，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大人，驰走殿庭。正要问他话，他却飞走了。醒来尚觉惊悸，早朝时便把梦境讲述给群臣听。博士傅毅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昔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贡金佛像一尊，置诸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刘庄听了，十分好奇，即遣郎中秦景，蔡愔出使天竺，求取佛像佛经。于是取来佛像与佛经四十二卷，用白马驮回。刘庄看到佛像，也并不是梦中的人。那些佛经都是梵文，也没有人看得懂。即命在洛阳建寺，取名白马寺，放置佛经，让同来的两个天竺沙门住宿。渐渐有人去跟沙门学习佛法，中国儒家的士大夫们首先提出反对，认为佛教是夷狄乱言，无父无君，不耻一顾，或应该废除。 
中国在西汉全盛时期，领导哲学思想是《黄老》，就是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后来道教称它做："黄老道"。道教是东汉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最早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作了注解—《想尔注》，把《道德经》注成了宗教的经典，把老子这位哲学家供奉为教主，是道教最尊贵的神—太上老君。道士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佛教，基本上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两汉以至于魏晋，道家思想，黄老哲学，以及老庄哲学，在社会上具有不可衡量的势力和影响力，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做法上与中国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于是极力向道教靠拢。当时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认为佛教也不过是一种附属于道教的东西。它的教义理论，很多都是老子说过的，佛陀释迦牟尼讲的都是老子的理论，应该可以当它是道教里的一个分支。于是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轻易地包容了进来。这种一相情愿的看法，不仅是在道教里面，一般社会上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一种对佛陀个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顾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练中的一种方法）如此，乃能成道。"（见后汉书．襄楷传）。对佛教一般的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见三国志．魏书）。可见当时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的，并没有把它严肃对待。对佛教的教义，碍于语文不通，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当佛教初始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它的难度之大，是很可以想象的。经过了很久撮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拌和进去，甚至把道家的养生医术，图谶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论上把“空宗"和"玄学"的类似观点，尽量发挥。将一个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同时强调"三世因果"，"天堂地狱"，把实证性格的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思想的不够周延的地方，突现了出来。佛教的"转世回轮"给了人们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力；"布施赎罪""诵经超度"给了人们贿赂天神地祗的取巧机缘。"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往西方极乐世界"，给了人们最简单方便的高升门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护，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排外打击，于是一帆风顺，到了晋代，遂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势。佛史里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的发展过程。就在晋惠帝时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虽然化胡经的内容不过是再次补述传统中国人对佛教的普遍看法，但由此证明：那时对佛教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势力已经大到不再"忍受"，那种对"佛教不敬"，"诬谤"的言论了。 
不过这个"老子化胡经"的真正来源，很令人置疑。如果老子出关以后，骑着一条青牛，居然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诺大年纪，单人匹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所谓："化胡"，由他本人亲自去印度，用印度语言开班讲课，就更匪夷所思了。那么所谓："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说白了，也就是老子的灵魂投胎转世。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当时，就马上会说话，会走路。他从母腹出来，走了八步路，并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八个字。如此了不起的人物诞生，必须有一个了不起的灵魂来投胎才行，一些差一点层次的鬼魂，马马虎虎怎么能转世成为这么了不起的活伟人？这轮回转世的说法，是世界人类四大发源地中，唯一的印度"特产"。中国的儒家原本很排斥这种飘渺无稽的怪、力、乱、神的鬼话，道家也不热衷，老子道德经中绝对没有转世之说。印度的佛教"三世因果论"是其基本理论，没有投胎转世的理论，也根本就没可能有佛教。到现在，西藏佛教领导人的"转世"还是铁定的制度。而老子转世成了释迦牟尼，这种神话只有印度人才能说得出口。从此得知，："老子化胡经"，是佛教人士在中国的杰作。中国人，特别是道教人士，胡里胡涂吞下了这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中了人家偷梁换柱之计。还自以为得意，把"化胡经"拿来当作与佛教斗争的主要武器，难怪"（王）俘屡曲"，其"说不过人家"失败的命运是绝对注定了的。 
佛教在晋代兴盛了起来，到了南北朝则盛到极点。例如南方梁朝的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在佛寺，然后要大臣们出资把他从佛寺中赎出来。这样为佛教筹募资金的办法，真是令人绝倒。也可以由此说明，佛教的势力何其浩大，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结成一体。萧衍不是傻瓜，而这样迷信佛教，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交换的代价的。第一他要借重佛教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力；第二在那个朝代象走马灯似的时代里，希望佛祖能大显威灵，保佑他福利平安，国祚绵长。殊不知佛祖是要世人摆脱罪恶苦难的红尘世界，他自己以身作则，把过眼烟云的王朝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抛弃如同敝履。他曾警告说："拜佛无益，反有祸害。"就是说，拜佛去祈求福利平安，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根本是南辕北辙。佛要你舍弃，你偏要佛帮你窃取。你这个拜佛就拜倒在自己的迷惑、愚昧和罪恶中去了。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萧衍式媚佛的结果，是国家反乱，自己饿死台城。这是媚佛，对佛教妥协对一面。
在当时的北方，恰巧相反。由于佛教势盛，给政府的压力太大，使得政府忍无可忍。于是政府就采取不只一次的反弹和反抗的姿态。中国整个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唐武宗李炎），北朝独占其二，可见佛教当时的势力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佛教势力的继续扩张，并不因当时政府和帝王的态度，媚佛或是灭佛，而受到影响，一直逐步壮大强盛。到了唐代，政府不能不制订政策："三教并尊，以道为大。"李唐得国时与老子认了宗亲，政权建立后，把道士纳入《宗正寺》管辖，算是皇室中的一分子。并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虽然特别偏袒道教，但对佛教，儒教并不敢疏忽，所以三教并尊。而佛教势力大到不止一次的在盛唐时期要求召开"御前会议"，挑战道教，要和道教辩论，拚出个青红皂白。太宗时的御前辩论大会，有个法淋和尚，口似悬河。处处都是他的理，道教辩不过他。唐太宗却捏他一个错，打了他的屁股，还把他流配远方。到了唐高宗，再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又辩不过他。于是皇帝有这样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这时的佛教为什么非要把《化胡经》禁绝呢？第一他们的羽毛丰满，要独立门户，没有再利用老子的必要。第二他们还是很在乎《化胡》之说，成了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锱珠必较，绝不轻轻放过。从此可见佛教人士比道教人士尖锐，激进多了。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到了中宗时代，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于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经》列为国家永禁之书。政府的理由是："这本书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经》把该讲多都讲了，没有了《化胡经》这本书，也没有什么亏损。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许多麻烦。"实际上，《化胡经》还在继续流传。不仅如此，《化胡经》一面是被诏令禁止，可另一面，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反而成为一部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真是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这把佛教人士弄得非常恼火。 以后战乱相继，兵荒马乱，好容易到了宋代。宋代的气候并不太利于佛教，尤其是宋真宗赵恒，非常崇信道教，对编辑《道藏》下了很大功夫。这部《道藏》里不仅有《老子化胡经》，还加了"老子化波斯摩尼教"的故事。以后的神宗赵顼，徽宗赵佶都崇信道教。再后又是战乱相继。大家都顾不过来争什么化胡的问题。 
元代开始时，中国道教的《全真派》很得势，因为道士邱处机很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尊敬。后来在北京特别为邱道士建造了一所修养的大宅子，就是现在北京的《白云观》。全真道盛时，凭他一个教派单独的力量，就编辑了一部《道藏》，不仅内涵《老子化胡经》，还增加绘制了《老子八十一化胡图》。这使佛教气愤到了极点，居然提出口号，与道教拚了，以死相拚，激烈到要"斩头相谢"。时逢元廷后代子孙转而媚佛，在宪宗时，朝廷已经被佛教密宗所把持。继而喇嘛教大兴，喇嘛的势力大到在通街广道上，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前，强奸男人（他们专好男色），地方官不敢问。（见元史）。到元世祖忽必烈十八年，诏告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版本及画图，一概焚毁，隐者罪之。全真道在元初所编辑的《道藏-大元玄都宝藏》，计有七千八百多卷，几乎被焚禁殆尽。元朝规定，把国内人种分成四等，最上等是蒙古族，次等民族是"色目人"，就是洋人。三等民族是汉人，末等是南人。对代表汉族文化的道教，成了被歧视，打压的首要对象。所以，佛教时逢其会，终于得到了全盘胜利。这次对《道藏》的毁禁，执行非常彻底，人民不敢匿藏。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大劫，永难弥补。后来明朝定鼎，集全国的力量，复修《道藏》，仅得五千三百余卷。其余二千五百多卷，俱已葬身火窟，包括《老子化胡经》，据说《老子化胡经》从世上永远绝迹了。清朝是满洲人入主中国，对汉人有一定的歧视和顾忌。虽然没有对《道藏》作过过激的毁损，不过在精神上，打击和压制代表汉文化的道教，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把统理天下道教的张天师，从国师二品的地位贬为五品，品级不如一个地方官知府的地位。同时永禁张天师到北京，另一面却欢迎达赖喇嘛到北京，待遇差别显著。经过满清三百年的打压，道教到现在都没能完全回复元气。 
其实，世界上五大宗教，道、儒、释、耶、回，各家都有一本"化胡经"。儒家的"怀来远人。"不是叫明了，对那不知"礼义"的夷狄，都要用怀柔的方法，把他们同化过来吗？事实上，最古的夷狄不说，晋后，五胡乱华，那些"胡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蒙元，特别是满清，他们又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能否认，汉文化具有巨大超强的同化能。释（佛）教的"普渡众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又当怎样解释呢？明明的这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扩张主义的。这不就是佛教的"化胡（华）经"吗？佛教传到中国，表面好象是汉明帝始作俑者。实际上，武帝时放在甘泉宫的金佛像是怎么来的？傅毅又怎么会把汉明帝的梦，一下子就附会到佛教上面去？可见在明帝前佛教已经非正式地传到了中国。如果佛教完全没有"侵华"的意图，为什么留在中国不回印度去，并且拼死拚活地在中国抢地盘。耶（基督）教，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不是耶教的"化胡经"么？曾记得清末，西洋人到中国来传基督教，不惜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他们也费了好大力气，闹到天翻地覆。可是到现在中国真正基督教民，到底又有多少，占十二亿人口的几分之几？我没有准确的资料，只凭想象，恐怕还是微乎其微。白牺牲了好些宝贵生命，白费好些枪炮子弹。美国是有名的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可真正的基督徒都还不过是凤毛麟角。因为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要连右脸也给他打。人家要你的外衣，你要连里衣也给他。""见到女人就动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难免地狱的火。""你若要进天国，必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回教当初有"一手可兰经，一手杀人刀。"这也是他们的"化胡经"。一度也真是轰轰烈烈。此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互相传承，很难划出一定的界线。黑格尔说："存在的必合理；合理的必存在。"这个道理在学术思想的传承上，也是相通的。只有道教单独写了一部《化胡经》，却是在老和尚们喋呱不休，不可理谕之后，王浮才"不可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显然是被逼出来的。不知道沙门都已经在中华有了相当的地盘了，何以还如此咄咄逼人？其实，道教传入印度也是千真万确的事。例如：唐太宗时，唐僧陈江流到印度留学，去了十四年，在天竺很受尸罗逸多王的优待。因为唐僧屡次在国王面前陈说中国如何强大，天子如何英武圣明。唐僧回国时，带回佛经六百五十部。尸罗逸多王派遣了使节随唐僧东来，谒见太宗，奉上表文。太宗遂派梁怀儆持节往抚。到了天竺，尸罗逸多王说："中国是摩诃震旦，今有使节到来，理当出迎。"于是出郊恭迓，膜拜受诏，顶在头上。更遣使同梁怀儆入朝，献上入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礼物。太宗也厚赏来使，遣令西归。贞观廿二年，太宗令王玄策为使，蒋师仁为副，出使天竺。到了边境，竟突然有印度兵来袭。王大使只有从骑数十人，且战且走。与副使脱身逃到了吐蕃，从骑全部阵亡。吐蕃的赞普弄赞派兵千人出援玄策，并檄召各部落共讨天竺。泥婆罗国遣七千骑来会。当由王、蒋二人率领，兼程南下，猛攻三月，胜了又胜。原来尸罗逸多王去世，大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为王，怕唐廷问罪，所以发兵拒绝唐使。自是阿罗那顺大败亏输，最后只有束手就擒。王玄策打下了印度五百八十余城，执送阿罗那顺一家，献俘阙下。太宗责他谋国篡位，拒绝天使，罪应加诛。到底皇恩浩荡，特开法网，恕他不死。惟阿罗那顺身边站立着一个人，庞眉皓首，鹤发童颜。太宗问他名字，他俯伏金阶，自称名叫：那逻迩娑婆寐，现已二百余岁，素奉道教，得老子真传，所以长生。太宗闻言，益加礼遇，令他改居宾馆，早晚请教。后来不久，他以年老，不服中国水土，请求回国，太宗遂下令，礼送他回印度。 从这段史实来看，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而同时道教也由中国传到印度。不然那逻迩娑婆寐，如何能"素奉道教，得老子真传，以得长生。"他德高望重，并无所干求，又何必说谎，他鹤发童颜也不能只是装腔作势。老子"化胡"之说，由此为证，应不是空穴来风。至今，原是印度的佛教，在印度已经没落，而在中国经过道化和儒化后的佛教，成为"中国式的佛教"，亦已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广义来说，这也未始不是"化胡"的结果。例如"佛"这个字，是中国人的独创。印度话应该称为：不达或不得哈。拼音是：Buddha。中国人叫他作"佛"，天差地别，印度的释迦牟尼在天上应该是听不懂，不知所云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念了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经）。正确发音应该是："啊米达不得哈"。如果念成：阿弥陀佛，是否还能产生效果？同样，中国人叫"菩萨"，印度文应该称：玻的撒他乏（Bodhisattva)。中国人如果喊叫："菩萨救我"，那印度的"玻的撒他乏"，也应该不知道是谁在叫谁。这三个佛教里最重要的字，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独创的名词。诸如此类。除了从前印度的佛教不说，就是《印度教》的教义里面，不是有着浓厚的道教色彩吗？就是德国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与他所用的辩证法，处处都能见到老子的身影。
前些时，有人作过调查研究，说：现今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第一是基督教的圣经，第二是老子的道德经。基督教教会和团体为了传教，往往大批赠送圣经，这自然会使圣经的销售量大增。如果从个人自愿购买的角度来看，道德经从来没有被人在现今世界上大量赠送。既然如此，那么真正居首位的应该是道德经了。即使算是居第二位，全世界多少人在读道德经？难道读者们不多少受到老子的教导和启发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广义的"化胡"吗？比起从前单化佛教的意义大得多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用"坚船利炮"，到世界上去推广过道德经。道德经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全凭它自身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学术性，这种发展全是自然而然，很合乎老子的本意的。
过去在中国历史里，佛、道两教之争，只限于"辩论"和"打笔墨官司"。最后，言归于好，所谓："佛道一家"。这是非常文明的作风，也是中国式的。不象欧、美，和世界其他地方，宗教间的争执，造成战祸，杀人流血，极为残酷，是千年不解的深仇大恨。从这点看来，中国人还是比较文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