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秋零
人物简介
李秋零，1957年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博士，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秋零197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82年毕业后赴联邦德国，先在弗莱堡歌德学院学习德语，后到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哲学，1985年回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7年始在职读书，1991年获博士学位。1987年晋升讲师，1993年晋升副教授，1997年晋升教授。1994年始指导硕士生，1998年始指导博士生。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神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专著及论文数十篇，译有3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及数十篇论文。
获奖记录
李秋零教授获奖记录序号时间奖项012002年《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第三届基督教历代经典优秀译本奖022005年《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第四届基督教历代经典优秀译本奖032010年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
著作列表
李秋零教授著作列表 序号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备注01论隐秘的上帝三联书店1996-11-01译者02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01-01作者03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华夏出版社2000-01-0104彼岸星空 (康德书信选)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01-01译者05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三联书店2002-05-0106康德著作全集 (第1卷前批判时期著作Ⅰ1747-175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07-0107神学研究：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0108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0109康德著作全集 (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Ⅱ1757-177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2-0110康德论上帝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0111康德著作全集 (第3卷纯粹理性批判 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09-0112康德著作全集 (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09-0113中国转型时期资本外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09-01作者14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2-01译者15从黑格尔到尼采三联书店2006-04-0116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5-0117君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05-0118不合时宜的沉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01-0119康德著作全集 (第5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01-0120康德著作全集 (第6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02-0121康德著作全集 (第7卷学科之争实用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7-0122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01-01作者23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01-01译者24康德著作全集 (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4-0125康德著作全集 (第9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4-0126纯粹理性批判 (注释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7-0127实践理性批判 (注释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7-0128判断力批判 (注释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7-0129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 (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01作者30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注释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1-01译者31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商务印书馆2012-07-01
论文列表
李秋零教授论文列表 序号名称报刊时间01古希腊哲学解神话的过程及其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1
02基督教理论化的起因及其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3
03“Der Wille zur Macht”汉译之我见
世界哲学
2002.1
04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兼与安希孟先生商榷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4
05基督教“无”说辨析，宗教研究》总第1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
06“基督教是真哲学”一说分析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二辑
2005
07康德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8.1
08汉语神学的历史反思，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基督教卷
民族出版社
2008.1
09康德与启蒙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6
邂逅康德
李秋零说，自己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完成先生遗志。从2000年开始，李秋零与200多年前的德国哲人康德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漫长对话，总字数达300多万的《康德著作全集》最终经他手化为中文。为了让康德能“说中国话”，作为主编和主译，李秋零可谓煞费苦心，每一个词句的翻译都被他细细斟酌，头上的缕缕白发见证了其中辛苦。  李秋零
十年的翻译，使他得到了“跟踪”康德、“理解”康德和“变成”康德的机会。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是一次长跑。十年中，为了潜心于翻译，李秋零的办公室门口贴着“非约勿扰”的纸条，手机也经常处于关机状态；电子邮箱却被设置为五分钟收一次邮件，因为除了上课和出差，以及必要的外出，他每天都在电脑前端坐。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已是常规，全部家务也交由妻子处理。十年的辛苦，胜利的喜悦，不只属于他个人，还有他的家人。读者可以在每一卷《康德著作全集》的后记中读到他的心路历程。完成《康德著作全集》翻译之后，李秋零又在思考新的目标，他说这是学者的使命使然。 
《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是苗先生倡议和启动的。苗先生治学，历来非常强调翻译。一方面，他说翻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功和前提。研究一位西方哲学家，必须得懂他的语言，否则就没有资格研究；同时必须能翻译，要翻译哲学家的整部著作。另一方面，苗先生还强调要善于让哲学家自己讲自己的思想。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极端的观点，认为硕士、博士论文不一定去写自己的研究，翻译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就可以作硕士或博士论文。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重视。
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完成后，苗先生就决定翻译《康德著作全集》了，但那时他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以前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我就不再做主编了，因为怕将来名字被打上黑框。”他坚持让我做主编。这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推迟了几年，苗先生急了，在一次给博士生上原著选读课时，直接打电话到办公室，把我叫去他家。他一见我就把手里的书摔到沙发上，发火道：“你还要让我用这书到什么时候？”那是蓝公武本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它的声誉一直比较高，可以说是一个信本，但毕竟它的语言已不符合现代习惯了。老先生一发火，我就没法再推迟了，等于是被“逼上梁山”了。当时我们两个就做了分工，我做主编，负责组织工作和德文审校。苗先生负责写序，以及所有译稿的最后审定。但是没想到，第一卷还没有译完，苗先生就去世了。 
除了对翻译的重视，我的翻译本身也受到先生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不像苗先生那样受过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按照信、达、雅的传统标准，在“雅”这方面我是没法跟先生比的。他对中国语言的运用驾轻就熟，而我们这一代人教育程度不够，语言训练缺乏，所以赶不上先生。但是“信”、“达”这两条，我还是努力做到了，“信”就是把意思弄明白，“达”就是把意思说清楚。
翻译与写作不同。写作时遇到困难可以绕过去不写，但是翻译不能绕，碰到任何问题都要解决。  李秋零
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康德太博学了。他的著作涉及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做翻译必须追踪作者的知识。对于他的哲学，我们基本上已经比较熟悉了，特别是他的批判哲学，这部分翻译难度不大。虽然他的语言晦涩一些，有时使用一些与现代不一致的拼写或者句式，这些都不构成太大的困难。何况我们使用的底本，编辑者已做了很多校勘工作，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最困难的是涉及当时自然科学即前批判时期著作的翻译。在康德生活的18世纪，自然科学的规范与现代并不一样，他使用的很多术语现在已经淘汰了；他涉及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早已被历史抛在后边，甚至已被历史抛弃了。翻译时必须了解他那个时代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有些资料查起来是相当困难。在翻译的初期，互联网不发达，为了确定一个词在康德时代的具体含义，常常要到图书馆去查半天。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最后一卷中的《自然地理学》。这本书涉及世界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康德一生都没离开过哥尼斯贝格。他全是靠别人的游记了解各国的信息。这些游记的作者并不都具有专业的知识，有的是靠自己的观察，有的是靠道听途说，有些实际跟现代知识科学根本不沾边。比如某些动物的名称，在现代科学里根本没有相应的术语，没法翻译。同属于拉丁语系的英国人、法国人都是把拉丁字母照抄就行了。日文的康德全集，也是把拉丁字母抄下来，在下边加一个注：“不明”。后来我也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保留原文。如果勉强翻译出来，反而制造混乱。翻译康德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跟上他的知识，康德时代的知识。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者，要理解康德，首先得把自己变成康德，沿着康德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超越康德。首先要进去，然后跳出来，才能评价康德。翻译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首先得变成康德，不只要沿着他的思路去思考，还要回到他那个时代。在翻译过程中，我掌握了不少知识，因为必须把那个时代再复习一遍。在此基础上，了解康德，把自己变成康德，然后才能让康德说汉语。 
除了译者之外，很多研究者也要引用康德的原文，有时他们并不引用汉译本，而是直接引用德语本或者英译本，自己翻译，所以在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上就存在着混乱。我相对保守一些。在秦国商鞅变法时，反对派中杜挚曾提出“利不百，不变法”，我翻译时也基本上遵循这样的原则，不是明显有错，不会影响我们理解康德的，尽量采用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比如“先天”、“先验”等词，我采用了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译法。对于有些术语，比如Sein有两种译法：“是”或者“存在”。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康德使用这个词时，就知道这个词本身包含了“是”和“存在”两层意思，没有必要一定规定到哪一个。 
但有个别的术语，我提出了特殊的译法。比如 E rsch e in u n g 和P h ae n o m e n a这两个词，过去都被译作“现象”，而它们在康德那里是有明显区别的。我将前者译作“显象”，后者译作“现象”。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出于两层考虑：一层是在20世纪有“现象学”(Phaenom enologie)学科。Phaenom ena是现象学的词根，所以我把“现象”译法留给了Phaenomena，这就意味着必须另找一个词翻译Er-scheinung。第二层考虑是，它是“显现”出来的。中国社科院组织编写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其中康德部分的作者陈嘉明有一个注：“德文Erschein-ung本来即为‘显现’，李秋零译本把它译为‘显象’，使之回归本义，并将它与Phaenomena区别开来，后者被译为‘现象’。”（见《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六卷，140页）  康德著作全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康德哲学在中国。具体到翻译问题，我认为邓晓芒和杨祖陶先生把“三大批判”翻译出来，加上邓晓芒翻译的其他康德著作，对于术语统一有所推动。《康德著作全集》绝大多数是由我自己翻译的，其他译者翻译的部分，我也逐字逐句审校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能够起到统一术语的作用。当然，这能否被学界接受，还要拭目以待。
李秋零谨遵苗力田老师确立的翻译标准：确切、简洁、清新、可读。以谨慎为基本原则，不强调“雅”，只重“信”和“达”。比如，康德文中有一句“我们不能因为空气脏就不呼吸”，他自然想到“因噎废食”一词，但考虑再三，还是照着字面意思翻译了，这样至少能告诉读者，德国人是如何表达“因噎废食”这一层意思的。翻译界常说的一个笑话，是将“银河”译成“牛奶街”。李秋零却认为，这至少透露了一个信息：西方如何表达我们眼中的银河，从这个意义上说，“牛奶河”不算十足错误的翻译。西文的俗语“说魔鬼魔鬼就到”，是否要翻译成“说曹操，曹操到”？“鳄鱼流眼泪”翻译成“猫哭耗子”吗？李秋零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依此原则，李秋零充分尊重学界的习惯译法，比如继续将transzendental译作“先验”，将apri鄄ori译作“先天”。他举例说，我们开始将God译成“上帝”，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与中国固有的“上苍”“上帝”概念相混淆。但时至今日，我们说“上帝”一词，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那么就不必改动了。“先天”“先验”等概念的情况就属于这类。 　又比如Sein这个概念，英文的being，德文的dasein，拉丁文的esse，本来就没有统一的译法，同一个概念，在黑格尔那儿是“有”的意思，中世纪哲学指的是“存在”，而逻辑学家当做“是”，这些研究者都很清楚，所谓得意忘言，就不必过于死抠译名。 但是，对于可能导致误会的概念，李秋零却很慎重。他翻译康德的名言“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用“扬弃”取代以前“限制”、“抬高”等译法，将“信仰”改译为“信念”，都受到了学界的肯定。Erscheinung和Ph?nomenon是康德哲学中一对语义接近又有区分的概念，蓝公武均译作“现象”，韦卓民则分译为“出现”和“现象”，邓晓芒译作“现象”和“现相”，李秋零则分别译作“显象”和“现象”。
当然，这些译名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尚需拭目以待，毕竟既有理解的差异，也有长时间养成的用语习惯问题。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学术版多卷本《西方哲学史》虽然认为把Erscheinung译作“显象”是“使它回归本义”，但仍“为照顾到以往的习惯用法”而采取“现象”的译法。另外，李秋零的翻译也非常精细。在康德的美学部分，也就是《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用了lust和gefallen两个词，意思差不多，但既然是两个词，他便译作“愉快”和“愉悦”两个不同的词，以示区别，事实上，在康德那里，愉快是愉悦的一种。
翻译和研究不同，研究者可以超越康德，但译者不能，译者的最高境界，就是追踪康德，最终变成康德。回到他的时代，像他那样思维。翻译中最难的部分是前批判时期的文章和自然科学的部分。常常为了一个现在早已废弃的度量衡单位，要查好几天的资料。日文翻译这些专有名词，可以直接用片假名，汉语则必须字字落实，不能生造。李秋零在翻译中，几乎完整地“复习了18世纪的自然科学史”。张志扬比较了邓晓芒翻译的三大批判和李秋零的翻译，认为邓译属意在言先，理解在先，而且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了翻译，李译则是言在意先，康德怎么说，他就怎么译，还尽量让康德说中文，翻译是让原文再生。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风格。熊伟先生曾说，翻译是给懂外文的人看的。确实，翻译不仅是帮助不懂外文的读者阅读外版书，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学术需要建立中文的术语体系，韩水法提到，翻译其实是在创造学术术语系统。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就是从翻译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语言的形成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之前，译者往往不注意译名的统一性。apriori一词被译作“先天”、“先验”、“验前”不等。康德的重要伦理学概念Neigung，关文运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便没有通译，分别译作“好恶”、“爱好”、“喜好”乃至“情欲”。基本概念译法不统一，不仅给读者和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误解。邓晓芒一人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加上其他康德译著，对译名的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康德著作全集》尤其注意这一点，虽然个别概念随语境的不同有所变化，但核心概念总的来说保持一致。这非常有利于术语体系的建设。无疑，在百余年的康德中译史上，《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意义，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慢慢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