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赵宗燠
人造石油之父
  中科院院士、中走进21世纪，“石油”这两个字越来越牵动世人的神国人造石油之父走进21世纪，“石油”这两个字越来越牵动世人的神经。政治家和军事家们，为了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日夜不停地谋划他们的石油发展战略。人们已经预见到，不久的将来，石油将无可挽救地走向枯竭。于是，超级大国不惜发动残酷战争，以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去攫取和控制石油资源。而我国，除了以政治的、经济的方式参与有序竞争，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力求降低能耗，特别是研究开发接替能源。我们的办法之一就是搞人造石油──从煤炭中提炼石油及其产品。今天，当我们重新开启这个思路并扶托煤炼油工程再度上马之时，不能不想起我国的人造石油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宗燠先生。
爱国救国，求索路漫漫
赵宗燠(1904 11.28 - 1989 10.10)
1904年11月28日深夜，重庆荣昌县一个殷实的赵姓大家庭的后院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赵先生给这第三个儿子起名赵宗燠。
赵宗燠的父亲赵云渠幼时饱读诗书，曾入仕，做过重庆江津区知事和四川江防第二区司令。他对兴办现代工业颇有兴趣，曾与同盟会成员筹办过川南瓷厂、搪瓷厂和火柴厂。赵宗燠的家里时常有各种客人来访，其中几位从欧洲回来的长辈，他们的高谈阔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德国竟能从煤炭里提炼出焦油来！
1924年，赵宗燠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1929年留校任教，并攻读研究生。“九·一八事变”之后，赵宗燠参加了业余军事训练班和抗日“十人团”。1932年“一·二八”松沪之战爆发，赵宗燠参加了学生义勇军，任第四大队队长。他率领32名队员，不顾当局和学校的重重阻拦，奔赴上海前线，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为前线将士运送弹药、食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亡形势，激起了赵宗燠实现“科学救国”、“工业救贫”理想的紧迫性，1935年，他不顾父亲和妻子的阻拦，赴德国留学。
1935年出国前上海
在柏林工科大学化工学院，赵宗燠攻读石油加工和石油代用品转换工程技术(煤化学工程)专业，在乌贝洛德院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从理论上接触到煤炼油工程的各个方面。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他认识到开发煤炼油或煤化学工程不是少数人专攻一两个课题而能奏效的，于是，他一面学习研究，一面联络和组织我国理工科留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留德学生燃料读书会，他要求大家尽量全面系统地调查收集工程建设方面的技术资料，准备日后为国家建设所用。尽管大家都尽力去做了，却收获甚微。因为德国煤炼油的主要工程技术对外国学生是保密的，参观时只让他们在厂房外走马观花而过。赵宗燠只能从煤的气化、净化、催化、筑炉等书本知识里间接进行研究和学习。1939年，赵宗燠获柏林工科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完成毕业论文《油类紫外光谱分析》。
此时，我国抗战处在最困难阶段。得知赵宗燠即将学成回国，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纷纷致信邀他去当教授。他也收到军政部的来信。信中说，由于日军封锁，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汽油、煤油、柴油运不进来，军用燃料奇缺，有些汽车已靠烧木炭行驶。因此他们计划要搞石油代用品加工厂，请赵宗燠回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得悉赵宗燠回到重庆，军政部交通司负责搞交通油料供应的朋友们立刻和赵宗燠接触上，他们对赵宗燠说，现在抗战前方后方用油都很困难，你无论如何不能去教书，一定要留在重庆。军政部的领导也来动员赵宗燠。当时的军政部部长是何应钦，次长叫张伯旋，是留美的，也是学燃料的，很想搞一点事业。他一再挽留赵宗燠留在交通司工作，办一座燃料工厂，包括：植物油代替柴油，酒精代替汽油；还有一个最难的也是最需要搞的工程，就是搞个煤炼油工厂。按他们的要求，赵宗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介绍了国外煤炼油工业发展情况：一个方法是费托(Fasher thops)合成，将煤气化后，通过催化合成汽油。另一方法，就是煤炭直接加氢，变成汽油、柴油、高级汽油、航空煤油。尔后，交通司据此制订了一个办费托法煤炼油实验厂的方案，由赵宗燠担任军政部交通司合成油厂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办。
赵宗燠拟定了一个办厂计划，提出先筹办一个小型试验装置，从煤炭的低温干馏开始，生产一部分焦油和煤气，再催化合成汽油；资金是个大问题，虽然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无论如何也要调拨一定资金；还有人才，光他一个光杆司令不行，还需要化工、工艺、工程、机械以及基建建设等方面的技术人员。计划送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认为资源委员会是搞技术的，就叫何应钦写了一封信，连同计划转给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由他审定。孰料这一批转就是三四个月。
就在赵宗燠焦急等待之时，周君实又来登门造访。周先生时任教育部长，他此番屈驾惠顾，是要聘请赵宗燠当同济大学校长。同大其时已由上海搬迁到昆明，他和教育部还要把它搬到四川来。他要赵宗燠一定帮他的忙，一起去接收同大。赵宗燠说我已在军政部为上校技正，任厂长的消息也准备要发表了。军政部有规定，凡军用人员不能请假。周君实说不要紧，蒋委员长那里他有很多朋友和熟人。于是他就写了个报告，去活动。果然军政部就批了：“准予借调。”因为是借调，周君实只好让赵宗燠做了同济大学教授、秘书长、总务长。赵宗燠就同他从重庆飞到昆明，接收了同大。之后，按照周君实交给的任务，飞回四川选校址。即将动身时，接到军政部交通司的电报：办合成油厂的计划翁文灏批准了，何应钦、张伯旋叫他马上回去办厂。赵宗燠问周部长怎么办？周君实说，你可以把找校址和办厂的工作结合起来一起干。
回到四川，赵宗燠立即着手选校址之事。他认为乐山离重庆不太远，也算个城市，有山有水，比较安全；而且附近有煤炭，厂址也可考虑选在这里。就带了事务主任、总务主任，到了乐山。果然觉得这里适合办学，周部长也同意，校址便选定了。但乐山山高路曲，运输有很大困难，在此办厂不合适，最后厂址选定在重庆北碚宝源煤矿坑口附近。
不久，赵宗燠任合成油厂厂长的消息正式发表，并给予视同少将的待遇。
该厂隶属于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副主任钱昌照曾先后带领行政、财务、人事、物资等部门的负责人前去视察。初时虽然没有完全满足赵宗燠的需求，但也调拨了部分资金和物资，尤其在所需人才方面，得到同时留欧回国的经济学博士、时任资源委员会人事处代处长宁嘉风的大力支持，调来了留德和国内的大、中学毕业生多名，组织起数十人的技术队伍，使得建厂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抗战时期办厂，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赵宗燠信心十足，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一边指挥土建工程的进行和机器设备的采购和安装，一边带领技术人员开始了以煤为原料合成汽油等车用油品及其他代用品(包括煤层快速干馏、煤焦油裂解、加压脱水制酒精等)的研究试验并进行投产准备。煤炼油研究试验工作很快取得成果，有的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根据研究成果，赵宗燠与几位技术人员合作，发表了《合成石油铁催化剂研究》、《合成石油镍催化剂研究》等论文。不久，小装置生产试验取得进一步成功。
然而，在他准备进行工业化生产，期盼着不久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汽油、煤油、柴油送上前线，让我们的汽车、飞机、大炮、坦克向敌人发威时，在资金和物资方面却越来越得不到有效支持，最后几乎成了无米之炊。如果说仅仅因为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实在是捉襟见肘，还可以理解；可是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高官贪污、腐败，甚至大发国难之财，却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他多次找翁文灏等负责人交涉，他们也表示爱莫能助。
1945年，抗战胜利了，赵宗燠满怀希望地以为这回可以放开手脚搞工业建设了，他很快提出了一个扩大合成石油生产的计划。但建议不但不为当局采纳，还得到相反的命令，云“日军已败，抗战工业不再需要，工厂停办，人员解散”。他费尽心血办起的合成油厂竟然被关闭了，绝大多数工友被解雇失业。他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痛心疾首，又迷惑不解。
1946年初，赵宗燠奉资源委员会之命，带领几位技术人员参加接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工业遗留，其中有锦州煤炼油厂。这一下又点燃了他搞合成石油研究和生产的希望。他带领技术人员来到该厂，收集起散落遍地的图纸资料，并找到几个未被苏军带走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讯问，花了几个月时间全面检查了工程建设和损坏情况。他认为此厂完全可以恢复重建起来，给国家打下一个新技术、新工程的基础。他高兴地拟订了恢复建设锦州合成油厂的建议，呈国民政府东北行政当局及行辕主任卫立煌等裁定。痴心搞工业的赵宗燠似乎有些天真了！因为卫立煌们的当务之急，是在蒋介石催督下，与解放军在东北决战，岂能拨出财力给你建工厂！赵宗燠陷于焦急等待之中。
正当山穷水尽之际，却又他乡遇故知。在奉天(沈阳)他与掌管东北财权的宁嘉风先生重逢了。宁嘉风厌恶国民党的腐败和打内战的行径，也主张和平建国，愿意助赵宗燠一臂之力。他说只要有个上面的什么批复，我就把资金拨给你。而这个问题在东北不可能解决，去找中央政府，找那些也愿意搞工业建设的阁员们，如翁文灏、孙越崎、钱昌照等。
于是赵宗燠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命。他知道这一使命的艰难，为作“持久战”计，偕贤内助王应明女士同往。他真的有些不识时务，那时的国民党当局正与解放军决战东北和京津，岂肯顾及战争以外的事！如此在南京耽延八个月之久，当局为了拒绝他的“胡闹”，竟以停发工薪治之，他的旅资很快用尽。为了坚持这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几次把自己珍藏的字画卖掉，再后来，又不得已电求四川家中兄弟支援。然而，当局并不为所动，又以对他处分相威胁，明令他不得再过问石油工业之事，调他到沈阳化工厂任厂长兼总工程师。
离开锦州，赵宗燠仍不甘心，一再嘱咐几位技术人员，千方百计保护好厂里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一定要争取机会再行重建。
不久赵宗燠又被调到天津，任天津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命他撤到南京,再去台湾，并通知夫人先行。“科学救国”、“工业救贫”理想一再遭遇阻厄和波折的赵宗燠，对妻子王应明说：“我对国民党是彻底没了信心。我一生就想给国家办点新兴工业，为改变国弱民穷的落后面貌出力。可是我遭遇到的，不是偏见歧视，就是恶意中伤；不是门户排斥，就是压制打击；至于国民党政府中的贪污不以为耻，贿赂可以公行……我更是看够了，我是死也不跟他们去！”王应明说：“这些年你所遭遇的坎坷，我感同身受。你不去，我也决不走。我们两人患难与共，要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块。”
战争进行中，他积极组织天津化学工业公司及两个分厂的工人和职员，保护厂里的机器、设备和资产，迎接解放。
建设新中国的合成油厂
1963年，在西德世界石油展览会上，赵宗燠（右二）与奇马公司董事长奇马先生合影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一天，一男一女两位客人，突然来赵家造访，他们是东北工业部派来的干部李新和杨洁。他们说，东北已完全解放，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心迅速重建东北工业，他们是专程来天津恭请赵宗燠参加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特别是锦州合成油厂的重建工程的。
赵宗燠喜出望外，他对李新和杨洁说，不仅他要去，还要带上几位工程技术人员一同去。于是，他即刻收拾行李，出关北上。到沈阳后即被任命担任东北工业部化工局总工程师兼锦州合成油厂总工程师。
到任后，赵宗燠对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说，虽然东北已经解放，但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继续，人民解放军需要粮秣弹药的供给，也需要汽、煤、柴、润等石油产品的支持。很快全国就要解放，国家必然要全面恢复和进行经济建设，而我国现有的天然石油矿藏不能满足需要，是世界上公认的 “贫油国”，将来我们会找到大油矿的，但要能供应亿万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所需，恐怕十年、八年也难以实现。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基础和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快生产出、多产出合成油来，为改变国家人民的贫穷落后状况贡献我们的力量。
复建开始了。赵宗燠在当年留下来的几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找来几年前收集和保存下来的不太完整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作为参考，与厂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研究讨论后，制订出复建方案，指导和带领二三百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日以继夜地进行设计、检修、安装、调试，原料的采购和运输，到1949年底即恢复了原料气制造设备DDR炉的运行。同时，他指导了与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合作，研制出生产合成油的常压钴催化剂、钍催化剂、镁催化剂及合成生产装置，解决了造气、合成等关键技术问题。而后与大连石油研究所再次合作，研究开发出性能更好的用于合成油生产的溶铁催化剂，获得了国家级奖励，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获此殊荣的重要成果之一。1950年，合成油生产装置全部试运成功，生产出合格的合成油产品。这是日本人搞了八年、他在重庆搞了四五年也没有的结果。到1954年该厂复建全面完成，合成油年产量达到3万吨，大大超过原设计能力，几乎与当时全国最大的玉门油矿的产量相当。
之后，赵宗燠继续指导锦州合成油厂的第二期工程开发建设，增加了5台水煤气发生炉和第三段脱硫装置，建立了催化剂中型试验装置和三座硫化床反应器，到1955年，该厂原油年产量已达5万吨。
这样的产能在现在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部天然石油年产量才30万吨的国家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它向世人表明──我国完全有能力利用自己的煤提炼出石油！人们都知道，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天然石油的勘探和开发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而煤炼油的生产却远超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家对能源的急需。
此外，这期间，他还急我国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需，组织技术和生产力量，研究、设计和建设成七碳烯烃环化制甲苯装置，生产出甲苯供制造军火所用。
1955年，赵宗燠调到石油工业部任生产技术司总工程师，并任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59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常务委员，是全国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召集人。
当他第一次走近仰慕已久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时，周总理亲切地指着他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介绍说：“这位赵宗燠同志是我们中国的人造石油专家。”
首倡首创 开发能源
1964年，赵宗燠调到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任总工程师。因为该院具有管理全国石油科技工作(科技司)的职能，所以他仍担负着指导全国炼油科技和生产建设的任务。
作为人造石油专家和全国政协常委，赵宗燠曾多次到有煤矿和油页岩矿(用油页岩炼油也是人造石油的一种途径)的地方考察和视察。那些地方堆积如山的低热值煤矸石和油页岩引起他的思考和忧虑。这样堆积下去，等于平地造山，土地会越占越多，而且生长灰尘，污染环境。他认为，这些东西并非全是废物，如采取一定的工艺技术，也能产生热值，供生产和生活之用，岂不可为国家开辟一种可用能源，从而节约优质能源吗？1963年他出访德国时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过认真考察，回国后即提出《关于西德低热值油页岩沸腾床燃烧锅炉的报告和建议》，并结合我国情况开展低热值煤矸石和油页岩的开发利用的研究，提出建设沸腾床燃烧锅炉的工艺设想和建议。在石油部的支持下，他组织有关单位设计、施工、建设和试验，于1965年在茂名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大型沸腾床燃烧锅炉，日处理低热值燃料颗粒页岩300吨、蒸发量14.5吨/时，并取得连续稳定运行5万小时的稳定生产纪录。由此，这种低热值沸腾床燃烧技术受到国家重视，很快在全国广泛推广。至80年代末，在他的指导和一些科研单位的参与下，逐步发展成多种工艺型号的燃烧锅炉2000多台。
这一工程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发生严重经济困难，能源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当时工业发达国家都把建设这种能充分利用低热值煤矸石和油页岩的沸腾床燃烧锅炉列入优先发展的重要工程，这一成功亦使我国跻身较早开发成功的国家之列。
近二三十年来，赵宗燠一直关注着中国能源的发展状况，深为自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就泛滥的“左”的思潮和十年动乱给能源开发、建设和利用造成的损失而忧思。
1979年初，我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经济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人们没有节约意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石油资源多得不得了，很快可以建设十来个大庆。据统计，在1978年，全国各行各业的窑炉，居然把近一亿吨石油的40%多当作一次性燃料烧掉了。至于用油用电的设备和工具普遍落后，单耗高、效率低的状况，几乎从上到下都不重视。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的能耗要比发达国家高出一两倍，甚至更多。而与此同时，许多重要建设工程却因为缺电缺油上不了马。
面对这种状况，赵宗燠十分忧虑。此时，他先后两次参加全国政协和国家经委组织的能源考察团赴欧洲、日本访问。团长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赵宗燠为副团长。在考察中，他特别注重能源短缺的工业先进国家在能源转换、节省和利用方面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日本、德国在能源利用上的节俭和精细，对他的触动很大，他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我国在能源开发和利用上存在着巨大浪费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
回国后他即刻赶写出《日本节能报告》和《日本和西德能源转换研究情况和建议》，交给全国政协、国家经委，并在一些专业会议上宣读。
他决心在节能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他查阅国外文献，深入研究了一些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能源的现状和问题，毅然举旗，首倡在我国开发“第五大能源”。1979年11月1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有效利用能源的八条建议》后，12月2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积极开发第五大能源》的文章，翌年3月，他又在全国政协举行的科技报告会上作了《争当开发第五大能源的急先锋》的发言。
什么叫“第五大能源”？
他说，煤炭、石油(包括天然气)、水电和核能是我国和世界主要开发和利用的四种能源，而太阳、风、氢、海洋、生物等能源在近期都难以大量开发和利用。先进国家的能源利用率为40%～50%，并还在努力，以期再提高20%～30%；而我国能源利用率还不到30%，大有潜力可挖。他说，如果第一步把我国能源利用率提高5%，即可得到目前天然气、水电、核电生产的能源总量，而且其潜力还远不止于此。如果解决了我国能源非科学的开发、利用和严重浪费等问题，就如同开发出一种新的主要能源，所以称其为“第五大能源”。
为了促进“第五大能源”的开发及能源学术的研究与交流，赵宗燠及首都能源界的科学家和学者于1979年成立了我国第一家能源学术团体──北京能源学会。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大家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赵宗燠为首届理事长。
大声疾呼生产人造石油
游览潭柘寺时，偏偏选择和首钢冒黑烟烟囱合影，表露其对三废污染的忧患之情
物体的温度是由组成它的全部分子的动量决定的。一个国家和社会也同此道理，它的发展和进步是靠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创造推动的。因此我要尽最后一点力量，再为国家做些事情，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赵宗燠写在八十岁生日时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石油及其产品实现基本自给；也由于天然石油，特别是轻质原油的加工成本低于人造石油，这使得一些人，包括领导，认为我国能源问题已经解决，因而出现一些缺乏远见的主张和做法：其一是缩减乃至停止人造石油的建设和生产；其二是我国的燃料结构由以煤炭为主转为以石油为主。这在赵宗燠看来是十分幼稚的，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他认为，石油是宝贵的化工原料，应主要用于工业生产；而且其蕴藏量也很有限，经不起无限开采，再有半个世纪左右，世界上将无油可采。在人类未找到新能源以前，只有煤炭是可替代的能源。所以，煤炼油工业不但不应下马，还应有更大的发展。
然而，在“左”的思潮越来越泛滥的情况下，他坚执的意见,他的高瞻远瞩并没有被接受。结果是：建设中的大同煤炼油厂和北京煤炼油厂都下马了，石油五厂(锦西煤炼油厂)很快转为加工天然原油，而石油六厂(锦州煤炼油厂)坚持到1967年9月也终于停产；惟一的煤炼油科研机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煤炼油研究所也合并到四川，不再安排煤炼油任务。
在以后二三十年的岁月里，赵宗燠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同这些在能源利用上急功近利的、违反科学的、愚昧的思想和行为做斗争。
1982年，赵宗燠在出席国家科委煤炭汽化液化专业会议和石油部科技委会议时，接连发出《我国亟待制订一个煤炼油样板厂发展规划》和《石油部亟待制订一个开发石油代用品样板厂的工业发展规划》的呼吁。
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他联合侯祥麟、汪寅人等委员共同递交了《采用煤炭直接液化技术，生产清净的液体与气体燃料》的提案。
1987年，锦州炼油厂邀请赵宗燠出席该厂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赵宗燠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恢复煤炼油生产。他著文写道：“我国煤炭资源尤为丰富，分布又广。但使用效率低，环境污染大。如果采用合成油工程，将煤炭就地转化为能级高、质量好、技术密集型的石油和石油化工产品，不但能成倍提高使用效率，而且能10倍地提高经济效益；再加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效益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和有煤少油的省市，要尽早考虑以煤为原料的合成石油及石油化工的战略部署，或制定工程发展的具体计划。这并非言之过早，而是事不宜迟！”
虽然国家在煤炼油工业生产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上走了一段弯路，但在赵宗燠等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总算没有完全放弃。1987年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机关党委在其第三期《简报》中提到：“在石油代用品的生产建设方面，在赵宗燠同志的建议促进下，无论是石油部，或后来的石化总公司，都列入了每个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保持了适度的投资。”
可以告慰赵老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项事业进一步得到重视，他所在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在相隔40多年后，与其他科研单位合作，重启煤炼油课题项目；2004年以来我国已有四座年产100万—300万吨油品的煤炼油工程上马，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煤炼油工业将形成相当一亿吨原油的生产能力。
老骥伏枥，志在环保
1981年春，美丽的西双版纳迎来了一批客人──以赵宗燠为首的全国政协环境和能源调查组。这是全国政协领导采纳赵宗燠等一些科技界委员建议，决定由赵宗燠率团到云南、广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察。
车队急驰在西双版纳深山中。其山势之险峻，道路之崎岖，林木之繁茂，景色之壮美，令客人们惊奇和陶醉。
突然，在一个急转弯处，随着一阵轰隆巨响，云南省政协的前导车一下子跌入数十米深的山谷中。考察团陷于只有丛林，难见天日，只有野兽，难觅人烟的境地。此时，赵宗燠却十分镇静，俨然是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的将军，当仁不让地组织和指挥搭救工作，还亲自到路边拦截过往车辆，请求援救。
一回到北京，他就把《全国政协环境和能源调查组关于四川、云南、广西的调查报告》交到全国政协。
环境保护本不是赵宗燠所从事的专业，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对我国工业生产中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十分忧虑。那时，对工厂的烟囱冒黑烟，是当作工业建设的成就来歌颂的。到了80年代初，在大城市里，由于居民、汽车和新开工的工业建设工程日益增多，污染问题更为严重。于是，赵宗燠在倡导和推进开发“第五大能源”的同时，更加关心三废污染的治理、工业与民用能源结构的改革问题。
1984年5月，他在同《经济日报》记者谈话中，在我国较早地论述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强调“要同步走，不要独脚跳”。
1984年1月23日夜晚，赵宗燠家厅堂里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正上方，可伏案疾书的这位八旬老人好像忘记了是子时还是午间，他手中的笔尖不停地在方格纸上奔跑。直到凌晨三点钟，他房间亮了半夜的灯才熄了。他是在为国务院煤炭基地研讨会准备发言稿。这些天白天活动多，腾不出时间，他只得这样连续几个晚上地赶写。
第二天会上，他强忍疲惫，总算作完发言。回到座位时，他突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窒闷、绞痛、眩晕、虚软。为了不打扰会议，他悄悄为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了安排，把身体在桌椅上稳固好……须臾，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经过医院紧急抢救，赵宗燠醒过来了，他看着大家，颇有歉意地说：“到底叫我把会给搅了。快送我回家，大家继续开会吧。”
从死神那里挣脱回来，两个月之后，他又开始到北京的一些垃圾场(站)去考察，抱病完成了洋洋万言的《固体废弃物(垃圾)污染的调查报告和建议》，随即由全国政协印发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及北京市政府。1985年5月，全国政协在印发此文时写道：这份报告是科技组副组长赵宗燠常委在医生嘱咐不能过劳的情况下，对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和处理问题进行了调查后写成的。
1984年，赵宗燠感到生命似乎到了尽头，便向党组织表露出入党的愿望。几天之后，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这之后，赵宗燠又为解决石化用于工程材料、农业和包装用塑料制品的污染治理问题开展研究工作，他还有很多新的构思，和许许多多要解决的问题……
1989年10月10日，赵宗燠因病逝世，终年85岁。
按照赵宗燠临终嘱咐，他的夫人王应明及子女，将他毕生购集珍藏的科技图书和资料计1320册，赠给了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