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三次北属时期
简介
第三次北属时期（越：Thời Bắc thuộc lần thứ 3），亦有称为属隋唐时期（越：Thời thuộc Tùy Đường）[1]，越南史家陈仲金将第三次北属的年代定为603年至939年；另有定为602年－905年。是越南历史上被中国隋朝及唐朝统治，并过渡至独立建国的时期。602年，隋文帝派遣大将刘方平定了前李朝李佛子的势力，将今越南北部直接置于隋朝的统治之下。621年，唐朝取代隋朝并继续统治安南，并设置都护府（曾称作交州总管府、交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镇南都护府等）及节度使等军政官署，管辖当地。在第三次北属期间，该地曾爆发多起民变，并受环王国（位于现今越南中、南部）、阇婆（位于爪哇）、南诏国（位于中国西南）的侵扰。906年，交州豪族曲承裕取代独孤损成为静海节度使，建立了割据交州的曲氏政权。其后，越南人士逐渐取得自主权力，标志着第三次北属时期结束。
历史沿革
隋朝对越地的统治公元6世纪中期，中国南朝梁辖下的交州地区（在今越南北部），爆发李贲的起事，并割据当地，越南史上称作“前李朝”。到589年，隋朝（581年─618年）统一中国，越地则有李佛子势力的盘踞。602年，隋文帝派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兵南下，行军顺利，并向李佛子劝降。李佛子“惧而降”，于是将之遣送隋朝国都大兴城，越南地区遂受隋朝统治。
其后，隋朝对越地的统治有所加强，这在稍后的唐朝政府亦沿袭下去。据中国大陆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论述，指出隋在当地，设置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地方军政机构，加强控制越地及防止林邑国（即占婆）的北犯，务求巩固边防。早在李佛子降后，身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的刘方便立刻在当地实行统治。604年，隋设立总管。隋炀帝时，605年，林邑国出兵北犯，刘方随即受任为驩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击败林邑。此外，隋朝把以往的州、郡、县地方三级制，改为郡、县二级制，精简了地方行政架构，以免叠床架屋。在越地，亦实行了此一模式，设置了六郡（包括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和平定林邑后，一度设置了比景郡、海阳郡及林邑郡）、三十六县。
隋炀帝末年，中国全境陷入群雄割据之局，其中之一的萧铣据有荆州越之地，并与隋廷派任的交趾太守丘和发生冲突。丘和曾致力加以抵抗，后来得知炀帝被杀，便归附萧铣。及至唐政权于621年消灭萧铣，丘和再归附唐。唐朝遂展开对越地的统治。唐朝的军政建置621年，唐朝接管越地。次年（622年），唐在当地设“交州总管府”，管治越地军政，任丘和为大总管。其后又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总管改为都督。628年，唐太宗对全国实行地区改制，把交州都督府划归岭南道。到679年，唐高宗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命刘延祐任“安南都护”，兼任“经略招讨使”。其后，安南都护府曾有更名。757年，安南都护府改为镇南都护府。758年，升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768年，再改为安南都护府。791年，唐朝在安南都护府设置“柔远军”。
在唐朝晚期的唐宣宗、唐懿宗时，中国西南地区的南诏曾向安南都护府发动进攻，唐廷多次遣军与南诏交锋。到866年，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高骈成功击退南诏军队，唐廷随即在越地设立藩镇静海军，由高骈任节度使。其后，又曾称为“安南节度使”。一直到唐朝灭亡，静海军节度使仍在越地进行统治。唐时的越人起事越南地区在第三次北属时期，曾发生多起民变。民变的形成与唐政府官员的素质有关。从唐初开始，遇上此一问题，正如台湾学者吕士朋指出，“交州终不能得良吏以治之，州政不举，贪利侵侮之风如故”。这大大影响了唐地越南地区的民情，元代史家胡三省作这样的归纳：“史言蛮非好乱，苦于贪帅而乱。”
武后当政时，唐廷任刘延祐为都护，兼任“本管经略招讨使”。刘延祐到任后把原先岭南“俚户”的旧输半租，改为输全租，导致俚户不满，并由交州人李嗣仙领导谋反（《大越史记全书》作“李嗣先”），但被刘延祐所诛。其后，李嗣仙余党丁建、李思慎率众起事，攻破安南都护的官府，击杀刘延祐。唐廷遂派桂州司马曹玄静率兵入安南讨伐，最终擒杀丁建、李思慎等起事者。
722年，安南人士梅叔鸾（《新唐书·宦官传·杨思勖传》又作“梅玄成”、《资治通鉴》作“梅叔焉”）与林邑国、真腊国联络，攻占安南都护府，自称“黑帝”。唐廷遣内侍兼骠骑将军杨思勖前往征讨。杨思勖到当地，招募“群蛮子弟”，加入人数达十多万，于是平定梅叔鸾势力。
791年，安南都护高正平增加赋敛，遭到当地民众反对。农历四月，安南地区的“群蛮酋长”杜英翰起兵进攻都护府（一说领导人物为冯兴），高正平忧愤而死。七月，唐廷任赵昌为安南都护，成功将起事者安抚下来。
803年，安南地区的长裴泰铲去交州城中的沟地，引起民众的不满，州将王季元驱逐裴泰。唐廷任用熟悉安南事务的赵昌再任都护，到任后，当地民众庆贺，乱事平息。关于王季元起事的始末，《资治通鉴》则有另一说法：“安南牙将王季元逐其观察使裴泰，泰奔朱鸢。明日，左兵马使赵匀斩季元及其党，迎泰而复之。”
唐宪宗时，出身“酋豪”的杨清，因不满安南都护李象古行为“贪纵”，加上自身从驩州刺史迁任“牙门将”，于是郁郁不快。819年农历十月，因有黄洞蛮作乱，李象古命杨清率兵三千前往镇压。杨清在途中倒戈相向，进攻安南都护府，杀李象古。唐廷便命桂仲武任都护，意图安抚杨清，授任为琼州刺史，但杨清不从，在安南境内肆行“刑戮憯虐”，导致当地“人无聊生”。桂仲武便联络安南各地酋豪，逐步壮大实力，数月后聚集起七千余人。其后，唐军收复杨清据地，并杀杨清。事件遂平。
828年，峰州刺史王升朝反唐，旋即失败伏诛。据《安南志略》，平定王升朝的安南都护韩约，后来又被乱军所逐。
843年，安南经略使武浑命将士修筑城邑，但引来将士叛乱，烧城楼、劫府库，武浑逃奔广州。其后，监军段士则成功抚平乱局。
唐宣宗大中年间，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强令以盐一斗，交易牛或马一头，又杀当地的“蛮酋”杜存诚，引来民众怨怒，因而联络中国西南地区的南诏进攻安南都护府。中国史家司马光就认为，安南民众对唐朝官吏的不满情绪，“导南诏侵盗边境”，亦即是说与后来南诏长期进攻安南都护府，有一定的关连。越人自主及建国中国踏入唐末五代时，越南地区人士亦开始进行自主。交州人曲承裕自称静海军节度使，控制越地。到曲颢继任节度使时，与盘踞中国岭南地区的刘隐（南汉政权）对峙，“志在相图”，双方因而发生冲突。到曲颢之子曲承美继位后，于930年遭到南汉进攻，曲承美被擒。
南汉铲除曲氏后，便委任爱州人杨廷艺（一作杨延艺）继续管治越南地区，并派军驻防，以备当地人士反抗。但在931年，杨廷艺发难，成功击败南汉驻军，自称节度使，统治越地。937年，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羡（一作皎公羡）所杀。杨廷艺的另一位牙将吴权征讨矫公羡，矫公羡于是向南汉政权求援。南汉君主刘隐遂派皇子刘洪操（一作刘弘操）率军入越。南汉与吴权军队在白藤江爆发战事。结果，南汉战败，吴权在越地建立新政权，是为吴朝。
对外关系
与占婆国的关系中国隋朝在602年，派将领刘方率兵南下，把越南北部地区并入版图后，位于印支半岛的占婆国（中国文献里又称为林邑国），便成为隋朝南邻。604年，刘方获任命为驩州道行军总管，与司马李纲、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等，从越北地区出发，进攻占婆。605年，刘方率军到灵江口，与占婆王范梵志交战，隋军得利。其后深入至阇黎江，刘方击溃敌军，渡江后又再攻破占婆象阵。此后刘方行军甚为顺利，最终攻进占婆国都，范梵志奔逃。隋廷便在占婆国境设置比景郡（初称荡州）、海阴郡（初称农州）、林邑郡（初称冲州）。不久隋军撤退，占婆王范梵志返回故地，遣使到隋廷谢罪，其后朝贡不绝。
在唐代前期，与占婆国的邦交处于友好状态，占婆曾多次遣使到唐入贡。但到唐朝中叶，占婆国踏入第五王朝（中国典籍又称为环王国）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而唐朝治下的越南地区亦首当其冲。803年农历一月，占婆王诃梨跋摩一世的军队侵入驩、爱二州。数年后，809年，占婆再度入侵安南都护府辖地，但被安南都护张舟所击破。824年农历十一月，占婆联同黄洞蛮入侵陆州（在今越南谅山省一带），陆州刺史葛维在战事中阵亡。到唐朝晚期，安南都护府因与南诏国发生战事，未暇顾及占婆。而占婆国在第六王朝时的君主因陀罗跋摩二世，则曾于877年遣使到唐廷入贡。爪哇地区盗寇的侵扰在中国唐代时，爪哇地区的诃陵国（又称阇婆），与中土之间有着通商和邦交的关系。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一批来自爪哇的“昆仑阇婆”盗寇，入侵安南都护府地区，在767年更攻陷安南地区州城。唐廷调度军队，由安南经略使张伯仪与武定都尉高正平联手，成功击破昆仑阇婆。其后，张伯仪修筑大罗城（又称罗城，即现时越南河内），以作防卫。此后，安南未再受其侵扰。南诏国的侵扰南诏位于中国西南，与唐朝为邻，与安南都护府所辖的越南地区亦亦互相接壤。自唐朝中叶起，南诏便与唐多次在四川地区相攻，势成水火。唐朝官府在安南的治理又时有失当，使南诏对安南有机可乘，把战线蔓延至当地。唐宣宗大中年间，李涿（一作李琢）任安南都护时，为政贪暴，强令以一斗盐市马牛一头，并杀害“蛮酋”杜存诚，惹起当地民众不满。加上李涿把峰州戍兵裁撤，使到原替唐廷担当防务工作的七绾洞蛮孤立无缓。七绾洞蛮酋长李由独经南诏利诱后，便决定协助南诏，入寇安南。858年，南诏进攻安南的交趾城（即大罗城，为现时越南河内），然而安南都护王式已早在该地设防，“树芀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选教士卒甚锐”，南诏军队知无法进攻，便撤兵而去。
其后，唐廷任李鄠为安南都护。李鄠上任不久，就杀害“蛮酋”杜存诚之子杜守澄。到860年农历十月，李鄠对南诏用兵，收复位于黔中道的播州，但杜守澄的宗党却联合南诏，合共兵力三万，攻陷安南交趾，李鄠出逃到武州（位于现时中国广西）。唐廷在861年的正月，便发起邕州一带军队抗击南诏。到该年六月，李鄠率武州兵击退南诏军队，但唐廷仍因他“失守”及“杀守澄之罪”而加以流放。事后，唐廷有感与杜氏一族在当地甚有声望，“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
861年七月，唐、南诏双方战事不断，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邕州、巂州等地互有攻守。到862年二月，南诏再攻安南，安南经略使王宽向唐廷告急，唐廷便派蔡袭代任为经略使，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各道兵力，合共三万，准备反击。南诏军见唐军势盛而撤退。
蔡袭统率各道军队驻守安南，却引来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忌恨。蔡京便向唐廷奏称“南蛮（指南诏）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荒陬路远，难于覆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还本道”，要求把各道军队撤回。蔡袭虽已多番上书，极言“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甚至作“十必死状”，希望挽留驻兵，但唐廷最终只接纳蔡京建议。结果在862年十一月，南诏派军五万入侵安南，蔡袭（时任都护）告急，唐廷才急忙调动荆南、湖南、桂州等地兵力数千赴援，却又遭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从中阻挠，奏请唐廷先守卫邕州。唐廷便令蔡袭退守海门镇（位于中国广西。元代史家胡三省认为这等同是“弃交趾”）。蔡袭则坚守交趾，并继续要求增援。但南诏大军已将交趾重重包围。到863年正月，南诏军攻陷交趾，蔡袭战死，唐军亦告溃败，南诏据有该地，由将领杨思缙领兵驻守，另又设安南节度使，由段酋迁任职。在唐廷方面，于同年六月废安南都护府，在海门镇另设“行交州”。但不久又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其后唐朝又积极从事收复失地。
864年，唐廷任高骈为安南都护及经略招讨使。865年，高骈命监军李维周稍迟出击，自己拣选士卒五千人先行，在邕州（位于中国广西）击败协助南诏的“林邑兵”，又在龙州屯击败南诏军，南诏军烧毁物资及畜口，狼狈而逃。唐军遂开进越地，在峰州击破敌军，安抚降众，并将所获物资充当军用，并向交趾城（大罗）步步进迫。866年六月，唐军包围该交趾城，战情发展对唐军甚为有利，但这时李维周向唐廷进谗，称高骈“玩敌不进”，唐廷因而把高骈召回，派出王晏权代替高骈。不过王晏权未能胜任，而李维周又性格凶贪，军中将领不愿服从。到唐廷得知高骈破敌得胜的真相后，便令高骈复职。高骈在军中鼓舞士卒，于十月攻破交趾城，歼灭南诏军三万余人，斩其将段酋迁。当时仍有两个峒蛮依附南诏，唐军乘胜击破之，恢复了唐朝对安南的统治。战后，唐廷在安南设静海军，任高骈为节度使。
社会文化
宗教发展佛教在越南地区，渐成重要信仰。中国唐朝时期，禅宗中的毋言通一派，于9世纪传入越南，其中心地区在现时河内城郊扶董一带的建初寺（另有毗尼多流支派，在6世纪后期，即第二次北属末期传入越南）。当时安南都謢府更大力鼓励佛教，在各地兴建寺院。
此外，据越南出土的唐代文物青梅社钟铭文所显示，越地佛教在中唐时期，与中国一样，传统的“社”与“法社”渐相结合，形成一种融合式的“民间社”。此外，该钟的铭文上记载的人物名字，既有佛教信众，也有道士，他们均是铸造社钟时的捐施者，此一情况，与今日越南儒释道三教融合，大概有一定程度的关连。中国文风的南被中国的唐代为文化发展蓬勃的时期，在文学上取得突出的成就。越南地区在第三次北属时期，亦受到唐代文风的薰陶。在该时期，中国内地文人，因事被贬到越地，或受命到当地任官的有不少。被贬到当地的有王勃、杜审言、沈佺期等等，到当地任官而精通诗文的则有晚唐时的高骈，他们都留下关于在当地生活及工作的作品。与此同时，中国内地有不少人士，与越地朋友以诗文互赠，如杨巨源的《供奉定法师归安南》、贾岛的《送安南惟鉴法师》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内地和越地文人之间，有频繁的文化交往，并从而带动越地文风发展。
在越地亦有凭著文才，入仕唐廷的文人。较著名的是爱州人姜公辅。公辅在唐德宗时参加科举，登进士第，因而入仕，曾官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为德宗一朝的重要历史人物，并与朝中名臣陆贽友好。他的作品《白云照春海赋》及《对直言极谏策》，在后世被收录到《全唐文》，反映他为具有文才及见识的安南文士。本土习俗越南地区在此一时期当中，虽笼罩在中国文化之下，但该地仍有部分的部落民众，较少接触中国文化。这些民众被称为“生獠”。据晚唐时期曾在静海军任职的崔致远所提及，“生獠”在日常习俗、人际关系、衣着、嫁娶等方面，均与中原内地有所相当差异，保留了自身的特色。在他的《补安南录异图记》里记载：“管内生獠，多号‘山蹄’，或被发镂身，或穿胸凿齿，诡音嘲哳，奸态睢盱。其中尤异者，卧使头飞，饮于鼻受，豹皮裹体，龟壳蔽形。捣木絮而为裘（原注：獠子多衣木皮，熟捣有如纤纩），编竹苫而作翅。生养则夫妻代患，长成则父子争雄。纵时有传译可通，亦俗无桑蚕之业。唯织杂彩狭布，多披短襟交衫。或有不缝而衣，不粒而食，死丧无服，嫁娶不媒，战有排刀，病无药饵。”
越南地区的这些习俗，在10世纪后半期依然存在。980年，中国宋太宗皇帝起兵攻越时，曾下谕提到中越民俗的不同，并因此而动武：“尔民头飞，我有车马；尔民鼻饮，我有酒食……。尔民断发，我有衣冠；尔民鴂舌，我有诗书……。向化我其赦，逆命我其伐。”由此可见，越南从第一次北属到第三次北属的约一千年间，仍与中国存有显著的的文化差异，并成为两国争端的肇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