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查瓦卡诺语
创立碧阳书院原因
古之黟县，自宋代以来，对教育非常重视，那“十户之村、不废颂读”的教育氛围，使人预感这块土地不可低估的前途。为适应这种教育需求而创立的书院，便如雨后春笋。自明代以来，黟县境内颇具名气的书院，除碧阳书院外，还有淋沥书院、中天书院、桃源书院、松云书院、南湖书院等。
客观地说，促使黟县历史上的繁华，与其说是商业，不如说是文化，因为从这块文化氛围极其浓郁的土地上走出去的商人与其他地域商人自身素质的差别，便是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先读书，后经商，是他们藉以成功的根基。
而黟县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商人，对家乡的教育事业都非常钟情，他们基于对自己成功的体味和感悟，给予家乡教育事业以巨大的回报，1808年，黟县重建碧阳书院，耗费白银2.9万两，全部由乡绅捐赠。
黟县那一座座书院中，流溢着徽商们殷切的目光，那厚实挺拔的墙体，是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展示。[1]​
碧阳书院概况
碧阳书院创立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即公元1563年，就城南儒学原址扩建而成，因地处碧山之阳，名碧山书院。明天启时毁塌，崇祯时修复。清乾隆时，撤书院，儒学复移城南。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知县吴甸华复建碧阳书院于迎霭门外（今黟县中学校址），有祠宇、讲堂、书舍等共110余间。[2]复建耗费白银2.9万两，全部由乡绅捐赠。其中西递乡绅胡尚熷曾一人则独捐1.8万两。现存的书院建筑是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复建的。它坐落在黟县县城以南迎霭门外的山头上(原在县城南，因地处碧山之阳，故为碧阳书院。)这里古树参天、古建成片，既无闹市之繁杂喧嚣，又可隐隐望见县城街道，其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办学读书的理想之地。据史料记载，书院有朱子殿、崇教词、书斋词、尊道堂、诚意堂、正心堂、修身堂、迎蔼堂、敬义堂、致知堂、观善堂等祠宇、讲堂、书舍共一百一十余间，崇教祠、致知苑、泮池、碑廊、古树等明清名胜古朴雅致。而如今保存完整的便只有这书院的“崇教祠”了。以及《碧阳书院院规》、《新建碧阳书院记》等古牌刻7块和“尊道堂”大型金字古匾等，皆为珍贵的古文物。这镶嵌在崇教祠里的石碑，铭刻着书院的管理内容，包括细微的收支账目。 [3]
碧阳书院的历史传承
碧阳书院，坐落在黟县城迎霭门外的山头上。这里古树参天、古建成片，既无闹市之繁杂喧嚣，又可隐隐望见县城街道，其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办学读书的理想之地。即使到了碧阳书院已经没落后，依然有很多学校在此基础上办学。如碧阳高等小学堂、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省立四临中、黟县五七大学、黟县中学。碧阳高等小学堂时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书院改为碧阳高等小学堂。改成碧阳高等小学堂以后，便为公立（县立）。正因为如此，舆论普遍认为名不符实。大多数百姓认为，虽然改成了学校，仍应该坚持私立性质。学校校长人选也应该由教育会推选为宜。这股舆论一度左右学校办学。直至民国二十一年春迁徙入黟城考棚，复迁孔庙，即如今的实验小学校址。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时期[4]六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东吴附中（黟校）、复旦附中（皖校）就曾办学于这里，先后长达八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八年间，东吴、复旦不但为沦陷区和徽州培养了许多毕业生，而且开创了黟县兴办中等教育的先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苏州相继沦陷。时任上海东吴附中教师的黟县人叶芳珪约同孙蕴璞、张梦白、周瘦鹃、程小青等多位知名教授、学者来到黟县躲避战乱，同时到来的也还有不少沦陷区的大中学生。另外，在外地任教、求学的黟县人也纷纷回转家乡，其中吴道存、汪玉春、舒耀宗、汪学纯等都系本土乡贤名达。一时间，向来寂寞的古黟山城，成了众多文人学者荟萃之地。
次年春天，这一群逃避战祸的文人就在碧阳书院筹办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这些知名学者在黟县只待了一个学期，暑假便接到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的通知，于是不少人纷纷离去，东吴附中也就随之迁走。
学校虽撤走，但在东吴附中教书、读书的不少徽州人，还有一些江苏、上海等沦陷区的师生却没有离开黟县，因此县城中失学、失业的青年也就陡然多了起来。在此期间，一批上海复旦大学的师生也避难于此，恰逢暑假，他们便在黟县开设了复旦暑期补习学校。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时期东吴附中迁走后，复旦大学的谢小鲁、马吉先等以及原东吴附中未迁离的教师，就在东吴附中原址——碧阳书院里，在复旦暑期补习学校的基础上，筹办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起初，一点经费都没有，负责后勤的是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黟县人汪介民，他回到家中，动员做“源丰南货店”老板的父亲捐出二百元作为开办费，以解决燃眉之急。
开办学校的备案手续办理是十分繁琐的，更何况又在战乱中。按政府规定：开办私立完中，要有不动产数百亩学田以及为数可观的一笔开办资金。这个规定对于一批流亡的穷书生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条根本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为了绕过这个备案手续的繁文缛节，就决定采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名，并由曾任复旦大学校长英文秘书的黟县人吴道存远赴重庆，征得了已经内迁的复旦大学本部同意，皖南行署才批准备案。得到了政府认可，学校的经费就有了着落，也就保证了学校能长期办下去。
学校聘请了一些有任教能力的教师，其中不乏有一些教育界、文化界名人，如马吉先、黄文望、章渭煊（进步教师，解放后任浙江省九三学社领导）、蒋蘅、（地下党员，绩溪病故）曹新安（地下党员，后于泾县遇害）、吴道存（后回复旦大学任教、全国中学英语教学知名专家）、叶方珪（后为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常委）、汪学纯（后经董必武介绍赴延安、曾任米脂中学老师、吴玉章秘书）等。
9月，复旦附中正式开学上课，设立了高一年级一个班，初中三个年级四个班。另外，还附设了一个商业班。共招收了一百多名学生。开始时学生主要是当地人和留在黟县未离开的沦陷区东吴附中学生。以后，逐日发展，近有徽州各县和贵池、芜湖、青阳东流、至德学子，远至上海、北京、江西、浙江等地的流亡失学青年。学校到第二学年期末（1939年），初一到高三共有10个班级，学生增加到400余人。因办学成绩显著，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嘉奖，复旦大学本部亦以书面慰勉。
黟县虽是僻远小山城，但抗日救亡运动同样是轰轰烈烈。特别是复旦附中建校后，从沦陷区来得青年师生身受日寇的蹂躏，离乡背井，流落他方，抗日救亡情绪尤为高涨。学校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话剧团等学生组织，一边读书，一边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办报刊、出墙报、开展歌咏活动、排演抗日话剧，有力推动了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不但多次深入四乡，还利用假期到太平、石埭、青阳、甚至贵池、至德抗敌前线一带巡回宣传演出，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据地下党员、音乐教师兼学生课外指导章渭煊先生在八十年代回忆说：“有一次在青阳陵阳镇露天演出，忽遇大雨，群众宁愿淋雨也不肯离去，师生们也就冒雨坚持演出，当时情景十分感人。”
当年的皖南，在日寇飞机的直接轰炸和日寇军队的封锁威胁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办学条件也就更加艰苦了。当时，遇到的困难再多，大家的办学热情还是高涨的。教学仪器奇缺，师生们自己动手做；教材课本不够，同学们就相互手抄。以致迄今在老徽州一带，偶尔还可以收集到当年复旦学生手抄的教科书。生活上有时连盐也难以保证供应，师生们却也还是无怨无悔，正如在他们校歌中写的那样，在抗战中“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交相勉前程远”。虽然是战时，但复旦教学工作一刻也不放松，学校制定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各项讲课、听课、作业、批改、考核、升留级等制度。晚上没有电灯，晚自习就在书院的大讲堂里点起几盏汽油灯，师生们集中在一起，学生学习，老师备课、改作业。抗战几年中，皖南唯一的一次高中毕业会考，复旦附中的成绩名列前茅。复旦附中后几年毕业的学生，有不少都考上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录取率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
在复旦的师生中，也聚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党组织。学校里进步的教师也比较多，进步的学生也不少。因此头几年，学习风气是浓厚的，抗日活动是活跃的，整个学校呈现出勃勃生气。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通过学校当局对全校师生加紧了控制，大力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县党部、三战区派出特工人员混在师生中，监督进步师生。通过训导处用体罚、禁闭等手段打击进步学生，干扰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破坏学校地下党组织，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遭到逮捕和驱逐。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学校的爱国师生，抗日活动依旧进行，并且利用伙食问题，闹起罢课学潮。学生占领了学校，把负责人和军训官都赶跑了，此时不但惊动了皖南行署，甚至引起教育部的关注。
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复旦附中也完成了它在黟县碧阳书院的办学使命，先是迁至宣城，随后归回上海本部。
“祖国前哨，皖南心脏，群山环绕，古黟城郊，集合着一群年青的学子，汇流着一道前进的思潮，物质我们虽不够，精神却无比的坚强............我们在抗战中生长，我们要在抗战中光大发扬（《复旦三周年纪念歌》陀夫词，唯行曲）”八年抗战，八年兴学，复旦附中在古老的碧阳书院至少培养出了千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六十年后，重返碧阳书院的复旦学子们在纪念碑上镌刻道：“时值物资奇缺，条件极差，然教师艰苦教书，学生认真钻研，英才迭出............”。省立四临中时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日寇加紧了对安徽等地的空袭，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机关、厂矿、学校和商店等先后往内地疏散。为了培养人才，解决战时大批中学生入学问题，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曾决定，将安徽中部地区原有的中等学校，混合建立四个临时中学。其中芜湖、贵池等地的一部分师生被集中到了至德县（即现在东至县南）境内，设立安徽省第四临时中学，简称“省立四临中”。
1938年5月，鉴于设在金寨县砂流硐村的省立一临中遭受日寇飞机轰炸，死伤严重的情形，6月中旬，安徽省教育厅急忙通知全省各地中学提前放假，全体师生迅速往湘西吉首等处转移。省立四临中因为设立在偏僻山区，消息不灵通，而且交通不便，故迟迟没有行动。直到1938年农历5月份，日军已经逼近安庆，在四临中的校园里，已经可以听到激战的隆隆炮声，空中也时有敌机侵袭，再加上有消息说安徽其它临中已流亡到了汉口，于是四临中师生在校长桂丹华先生的带领下，向后方转移。由于行动迟了一步，原先设计的线路已被敌人切断，所以只得绕道山路，交通极为不便，运输更加困难，流亡时间拉长，加上行动仓促，因此公私财物沿途抛弃甚多。
经过三四天的辗转，师生们到达祁门县历口镇。在此休息了两天以后，又转移到了黟县的碧阳书院。
碧阳书院是黟县文化的据点。清朝道光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以后，书院资产归属黟县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至此仍然保护完好有祠宇、书舍、讲堂等一百三十余间，还有花园、池塘等。宽敞的房舍，优美的环境使长途迁徙的师生暂解了奔走的劳苦。更因为黟县地处皖南深山腹地，暂无敌寇入侵的危险。在广大师生的一致要求下，四临中打算除毕业班外，其余同学均拟在此长驻继续学习。为此，桂丹华校长专派教务主任叶孟安等一行，到屯溪向皖南行署请示。
但有关方面负责人认为，当时黟县碧阳书院已由东吴大学孙蕴璞、沈祖懋陈海澄等先生创办有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招收有各地流亡学生近两百人。同时复旦大学佘凌云、谢小鲁、朱启林等先生也正积极筹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同年二月，已报安徽省教育厅备案，开学在即。如果省立四临中仍滞留碧阳书院，师生过于集中，恐不安全。另外，数校云集，校产分配也不便操作，特别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因为风俗习惯等诸多原因，时有争执与矛盾（这在《复旦三周年》一书中有所反映）。所以省立四临中还应按计划继续迁移去湘西。因此，四临中在碧阳书院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踏上征途，向省外移动。当时的学生中，凡家在皖南的一部分相继转入复旦附中继续学习，其余的学生大都随学校流亡。
约在当年农历七月，四临中从黟县出发，经过屯溪流亡至浙江兰溪，后改乘火车到了长沙，最后至湖南洪江镇落脚安顿，师生全部归并国立第八中学工作学习，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5]​黟县五七大学中学部时期文化大革命后，黟县革委会决定黟中撤离分迁到各公社、镇办学。1969年首批教师下放各公社创办中学。原黟中仅留一个小组看门，致使黟中教学设备、生活设施受到一定损失。黟中原址两间教室一幢女生宿舍被原黟县向阳镇借用开办“向阳中学”，招生一个班50人，学制二年，春季始业，入学不需考试，而由“贫下中农推荐”。
1970年原黟县向阳镇办“向阳中学”与红旗公社办“红旗中学”合并为“向红中学”，改由黟县革委会直接管理，计划招生二年制初二，一个班，三年制初二，三个班，共约学生200人。自此以后，初中学制又改为三年。由于片面强调“五七”指示中的“兼学别样”。这一年师生劳动时间几乎占教学时间的一半。四个初中班计为县茶场采茶三万多斤，为校农场种水稻三十多亩，还种有油菜、黄豆等。同时开辟篮球场两个。同年2月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4月，政治大清查指挥部成立；9月，在黟中校址基础上，成立县的“五·七”大学开学。
1971年县革委会决定将“向红中学”并入黟中原址办的“黟县五七大学”，改校名为“黟县五七大学中学部”。直到1972年根据县“四五”规划，向阳、大寨、横岗、钟山学校初中班并入黟中，恢复“安徽省黟县中学”校名。安徽省黟县中学时期抗战烽火燃烧的1944年，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黟校）、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皖校）的基础上，安徽省黟县中学正式建立，初名黟县县立初级中学。于1945年迁入碧阳书院，解放后，改名为皖南区黟县初级中学。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黟县初级中学。1958年开始设立高中部，更名为安徽省黟县中学。文革期间学校一度解散、合并、改制，1972年春恢复安徽省黟县中学校名后至今。
碧阳书院的保护
当地县政府已启动崇教祠修复工程，完好保存“碧阳书院规条”等古碑，筹建徽州文化黟县研究所，整理编辑了《从碧阳书院到黟县中学》等校本科研成果。而且日前，黟县教育纪念碑林在黟县中学校园内建成。碑林作为黟中校园改扩建工程的一个重要建筑景观，与学校大门前广场正中的“书山”景观石相互辉映。进入学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六块方整高大、高低错落有致矗立着的大理石碑刻组成的碑林。碑上镌刻的大字，分别标示了黟县从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至今，不同历史时期在黟中校址上兴办的办学机构名称。从正对着校园的“碧阳书院”巨碑逆时针环绕一圈，依次为黟县碧阳书院旧址碑，黟县碧阳高等小学堂旧址碑，复旦大学附中皖校旧址碑，东吴大学附中黟校旧址碑，安徽省立四临中旧址碑，黟县五七大学中学部旧址碑。碧阳书院修复希望能为黟县争创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