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司徒慧敏
人物介绍
司徒慧敏（1910～1987）中国电影技术家，导演。1910年2月16日生于广  司徒慧敏东开平，1987年4月4日卒于北京。1928年赴日本学习美术，参加了夏衍等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1930年回国。1931年与堂兄司徒逸民合作研制成功“三友式”电影光学录音机，是中国最早制造的录音机之一。1933年，成为以夏衍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成员。此后，他导演了《自由神》、《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白云故乡》等影片，并为《姊妹花》等片录音。1946年赴美国学习电影制作，并导演了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该片获1948年爱丁堡纪录电影节优秀奖，同年被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音乐舞蹈学院评为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52年回国后长期担任电影技术和事业方面的领导工作，还主持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
人物生平
司徒慧敏1910年2月16日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一个华侨家庭。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他赴日本，进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同时从事电影和无线电的研究。1930年，司徒慧敏回到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1932年起从事电影工作，是我党的电影小组成员之一。他联合了一批左翼和进步的艺术工作者，共同拍摄了《桃李劫》、《自由神》、《都市风光》和《风云儿女》等影片，配合了当时  司徒慧敏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广大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以后，他又积极组织拍摄反帝反封建题材的影片，团结和争取了电影界的大多数人士，对保护和发展进步影片起了很大作用。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根据党的指示，他转到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工作，组织和亲自拍摄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游击进行曲》和《血溅宝山城》等影片。以后，他参加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团结了在港的电影界、文艺界人士。1943年，他在重庆担任党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的领导工作，从事革命戏剧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7月远涉重洋到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同时从事华侨工作。在美国期间，他导演和摄制的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曾获1948年英国爱丁堡纪录影片电影节优秀奖。1952年4月，司徒慧敏回到国内，从此致力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他为发展社会主义电影电视事业，为制定振兴我国电影技术的奋斗目标，建立现代化电影技术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4月4日，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在北京逝世。[1]
大事年记
1910年：2月16日，生于广东开平一个华侨家庭。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赴日本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学习。
1931年：回国后任党的电影领导小组成员。参  《游击进行曲》与创建电通影片公司。
1937年：在香港从事电影工作。
1941年：任旅港剧人协会负责人。
1942年：任重庆中国艺术剧社附属剧团团长。
194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学习。并导演了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该片获1948年爱丁堡纪录电影节优秀奖。
1952年：从美国回来后长期担任电影技术和事业方面的领导工作，还主持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
1965年：司徒慧敏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领导工作。
1978年：7月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外事科学技术工作。
1987年：4月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2]
电影生涯
他是左翼电影运动的活动家和组织者之一，是周恩来派往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的第一人。他执导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他导演的《自由神》、《游击进行曲》、《白云故乡》等影响深远。 广东开平的司徒家族声望颇高，其中著名电影导演司徒慧敏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司徒慧敏的祖父年少时被卖“猪崽”（即到海外后丧失自由，补偿路费）  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与日本大使到美国做劳工，之后又转移到加拿大的渔船上当伙夫，并日渐完成了个人财富的积累以及社会地位的建立。正因为如此，到司徒慧敏父亲司徒盛赞时，他展开手脚在加拿大当地艰苦奋斗，通过开洗衣店、开餐馆等巩固自己的财富，很快就成为美洲华侨领袖。
由于在国外的种种遭遇，司徒慧敏的父亲司徒盛赞对中国的命运尤为关注，他很快就跟随孙中山回国参加了革命，成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据了解，为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司徒盛赞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贡献而出。为此，孙中山曾亲笔写信给他，表示感谢并十分珍惜彼此间的友情。
司徒慧敏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与父辈们相比，司徒慧敏不曾遭遇过贫穷、被讥讽、被轻视，他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17岁参加广州起义1910年2月16日，司徒慧敏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赤坎永坚楼东村，一个在当地有很有威信的华侨家庭。如上所提，他的父亲司徒盛赞是一位华侨领袖，跟随孙中山多年，尽全力支持孙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因为如此，司徒慧敏5岁时，就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广州，那一年，是1915年。在广州，司徒慧敏度过了自己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
1923年，司徒慧敏进入广州第一中学。在这里，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全面形成，他经常与进步同学“混”在一起，还参加了共青团领导的“新学生社”和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等进步组织。这些，对司徒慧敏日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4年8月，14岁的司徒慧敏考入中山大学工学院附属中学，选学的是化学专业。这是一所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在这所学校，司徒慧敏与同乡周文雍成为同学，而对方正是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主角。两人在上学期间，经常到附近一家自来水厂的  司徒新蕾夜校教工人识字，讲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在周文雍的介绍下，司徒慧敏于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此之前的1925年，当时年仅15岁的司徒慧敏就参加了共青团，可见其参加革命时间之早以及热情之高。当时正是大革命年代，阶级斗争非常尖锐，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司徒慧敏更加积极地投入与反革命大搏斗的革命活动中去，这在当时算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
对于司徒慧敏加入共产党一事，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多年的其父司徒盛赞是持支持态度的。据说，“二七事变”失败后，司徒盛赞就脱离了当时乌烟瘴气的国民党，在此背景之下，当他知道儿子是共产党后，这样说道：“国民党比保皇党（司徒慧敏的祖父曾是保皇党）进步一些，共产党比国民党（司徒慧敏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党员）更进步一些。”作为一个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司徒盛赞能够用这种发展的进步的眼光看待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父亲的这一态度，对司徒慧敏也是很大的鼓励，更坚定了他参加革命的决心。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司徒慧敏，很快就离开了学校，这一年，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司徒慧敏为做好掩护工作，听从组织安排，开了一家专卖文艺书刊的书店。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之后，他在周文雍的介绍下，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之后，他热切的救国之梦暂时破灭。值得一提的是，和周文雍一起介绍司徒慧敏入党的另一位广东老党员邓胡秋先生曾透露，“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司徒慧敏在老家学校墙上写下了“天变不可畏”的大标语，此事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他的人生中，不知变换了多少职业，大多数是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每干一行都很投入，并且成为行家。他掌握多国语言也全靠勤奋。所以有人给他起了‘司徒牛’的绰号。” 邓先生如是说。妻子曾为毛主席做衣服不过，在老家躲避期间，司徒慧敏却收获了爱情。
司徒慧敏在老家开平农村躲避时，认识了农村妇女邓雪琼，她的裁缝手艺很出名。当时，司徒慧敏就躲在对方家的阁楼里，藏了比较长一段时间，两人就这样相识。这对当时的乡下人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很多人称邓是不正经的女孩子。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司徒慧敏对她的爱，后来也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香港时，司徒慧敏全家就靠邓雪琼做衣服换来的钱支撑整个家庭。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邓雪琼特意为其量身定做了衣服，毛主席后来曾对司徒慧敏开玩笑道：“她才是真  剧照正的英雄。”为此，毛主席还特意送了一张他和江青抱着孩子站在玉米地的照片给邓雪琼，照片的背面还签了毛泽东的名字。另外，邓颖超去世前，对司徒慧敏的女儿说：“你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太好了，特别是那件旗袍。她会拿那些料子做花，我记得很清楚，那些花真漂亮。”
对于两人的感情，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敦多年之后回忆道：“别人不能说我妈一个‘不’字，尽管她肯定有缺点，但她一生中的那几个闪光点是不得了的。作为普通妇女，在丈夫从事那么危险的事业时能够什么都不问，就是照顾孩子，缝衣服，支撑着这个家……”
1928年，司徒慧敏和邓雪琼一起到了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绘画。从日本出发爱上电影去日本之后，司徒慧敏受夏衍、鲁迅等人的影响，进入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图案科。同时，他还是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和早稻田大学电子系的校外生，对电影和无线电兴趣颇浓。在上学期间，他经常到“筑地小剧场”学习并参加各种演出，并参与舞台设计的工作，其中包括《西线无战事》、《毒瓦斯面具》、《暴力团记》等。这段经历，为其日后从事电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兴趣广泛的司徒慧敏还参加了由许幸之、夏衍、沈西菩等人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组织。1929年秋天，他因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盟的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关押六个多星期，后经上野美术学院教授千头庸也出面交涉，才被释放。在日本留学两年后，司徒慧敏于1930年春末从日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司徒慧敏一开始当过业余工人夜校和中、小学教师，在上海美专代课，也在广告公司做过设计师。同时，他还参加了夏衍、冯乃超、郑伯奇、陶晶逊、沈西苓、许幸之等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在里面搞布景设计。1932年，他进入当时著名的天一公司，担任电影的布景设计。他还在业余时间参加左翼“剧联”的舞台装置工作。
1926年，美国的有声电影问世，此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司徒慧敏对电影的热情更是达到了最高峰，他以极狂热的兴趣来钻研电影录音技术。这一年，他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以及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过机械工程的马德建一起，研究有声电影录音技术，并在自己家里建立了录音技术研究室，反复研究试制录音机。1933年年底，他们制造的“三友式”录音机正式用于电影录音，使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据了解，还在该录音机实验阶段，田汉、夏衍等人就经常到他家里试录，同时，田汉还陪同来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运动的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前来参观，对方看后十分高兴地说：“你们不但注意到进步的文艺、进步的电影，你们还注意掌握进步文艺的科学技术武器，这是我到中国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令人欣喜的是，“三友式”录音机在诞生之后，干了不少“大事”。当时，司徒慧敏作为录音师，先后为当时著名的《渔光曲》、《大路》、《新女性》、《姊妹花》、《脂粉市场》等电影录了音，引起极大的反响。1934年，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司徒慧敏任摄影场主任，兼任制片人、导演，由此开始了自己真正的电影导演生涯。
1935年，司徒慧敏的导演处女作《自由神》问世，该片中穿插了不少新闻纪录片的镜头，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感，非常具有战斗力。之后，司徒慧敏主持的电通制片公司拍摄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四部影片，均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力。1936年，在国民党的迫害下，电通制片公司不得不停业，而司徒慧敏转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导演及录音师。这段时期，他与蔡楚生联合编剧，导演《联华交响曲》中的《两毛钱》和《艺海风光》中的《前台与后台》。用电影的力量抗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司徒慧敏用电影开展了各种抗日工作。他于这一年转往香港，因为当时的粤语片在香港及海外均有市场号召力，司徒慧敏迅速联合一大批粤语电影工作者，与独立制片公司合作，积极筹划抗战粤语片的拍摄。很快，他们的首部抗战片《血溅宝山城》就于1938年4月在香港上映，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最早一部公开宣传抗日的影片。该片故事由新闻事件改编而成，讲述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抗日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事迹，表现了抗日将士不怕流血牺牲抵御外来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血溅宝山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对前往重庆汇报工作的司徒慧敏说：“你们在香港能把《血溅宝山城》拍出来，而且是抗战以后写抗战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这种很快写出来的急就章，要求它在艺术上很高很感人比较困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拍这样的片子很有意义。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写出反映战争的作品就很少。看来，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一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司徒慧敏与夏衍、宋之的、于伶、金山等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由他主持戏剧《雾重庆》、《希特勒杰作》、《戏剧春秋》以及《北京人》的演出，进行抗日。是年年底，香港沦陷，司徒慧敏在港的电影工作者纷纷撤回内地。1943年，司徒慧敏前往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片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司徒慧敏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筹组昆仑电影公司。
周恩来派他去好莱坞
1946年，是司徒慧敏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这一年，周恩来派他前往美国好莱坞去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临行前，周总理这样对他说：“我们的党很快要接管全国了，你要去美国好莱坞学习他们的电影技术，将来发展我们的电影。”
到了美国之后，司徒慧敏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课程，同时，他还利用暑假期间到好莱坞当实习生。在美国这段时期，善于交际的司徒慧敏结识了不少美国电影导演、演员以及相关技术专家，并与世界电影大师查利·卓别林成为了好朋友。这对他在电影方面的迅速成长及成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7年，司徒慧敏在美国导演和摄制了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该片由当时旅美的我国舞蹈家戴爱莲主演，这部电影曾于1948年在英国爱丁堡纪录片电影节中获优秀奖，同年年底，此片被美国纽约布洛林音乐舞蹈学院评选为五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49年，司徒慧敏到纽约雷电华公司实习和工作，他的勤奋和努力，令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迅速提升，这对他日后回国拍戏功不可没。建立八一制片厂1952，司徒慧敏在接到回国指示之后很快就回到离开6年的祖国的怀抱。回来之后，他被建国初期祖国建设的蓬勃朝气所激励，决心为此贡献出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力量。这一年4月，司徒慧敏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并编导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该片在“1949～1955年国家优秀影片评奖”中获得三等奖，重要的是，此片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培养了大批专业的创作及技术人员。
1953年，司徒慧敏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之后，司徒慧敏担任中国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科学所所长，长期奔波于西安、广州、成都等地为电影制片厂选厂址，并规划和参与电影洗印厂以及上海、南京等电影机械厂的建设工作。他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个拓荒牛的作用。1965年，司徒慧敏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领导工作，与相关工作人员一起研究拍摄计划。
“文化大革命”期间，司徒慧敏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身心遭遇极大的摧残。直到1975年，他才正式回到电影局工作。1978年7月后，司徒慧敏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外事科学技术工作。此外，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学会理事长、全国侨联委员会第三届顾问、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华侨摄影学会会长、文化部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主席等职务，是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