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淦昌
个人简介
杰出科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王淦昌（wang gàn shèng）(1907年—1998年)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  王淦昌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淦昌
1982年的一天，在江苏省常熟县，一位派出所的同志领着几位外地来客，走街串巷，来到一座木板房前，来客中的一位老人，端详着这修缮过的房屋，激动地连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位老人就是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来探望深深怀念的生他养他的故乡。[1]
主要荣誉
  王淦昌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王淦昌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先生除了领导了中国核科学事业和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工程，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1940开始至80年代，王先生几乎每十多年就有一项世界级成果和重大发现。
王淦昌先生为人谦逊，生前曾多次告诫身边工作人员，不要把自己誉为“两弹之父”，这个成绩归功于集体、归功于国家和人民。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当今的中国就缺少这种精神。
王先生也多次说过：“要做科学家，不要当科学官。”
王淦昌于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1]​
大事年表
1907年5月18日，王淦昌诞生于江苏常熟。
1941年，王淦昌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
1953年至1956年，他领导建立了宇宙线实验站，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人国际先进行列。
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64年，王淦昌又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科学设想，是世界上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能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氢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1986年，王淦昌与我国三位著名科学家一起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参与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重要经历
学生时代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常熟县枫塘湾。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3岁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又故去了。只有外婆疼爱他，供他上学。
1920年，他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他在小学的时候，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他最感兴趣的课仍是数学。教数学的周培老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鼓励学生自学，在课外组织开展数学自学小组活动，王淦昌是小组的活跃分子。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1925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
清  王淦昌华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从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招收一年级学生，王淦昌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清华大学是用中国政府每年缴付美国的庚子赔款办校的，经费比较充裕，设备条件是国内其他大学不能比的。而化学系的实验条件在学校里又是佼佼者。王淦昌一进清华，就迷上了化学。他在中学时没有接触过多少化学实验，现在他一进实验室就显得异常活跃。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使他惊奇；关于元素和化合物性质的各种实验，他都认真去做；化学元素周期表，他背得烂熟，他觉得化学真是有意思。
可是，一年之后分系的时候，王淦昌既没有考虑从小就喜欢的数学，也没有进化学系，而是选择了物理系。
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由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 （1898～1977）创建的。他很重视为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亲自给学生讲普通物理课。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了一个有关伯努力利方程的问题，王淦昌很快给出了答案，叶先生很高兴。下课后，他把王淦昌找去了，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叶先生引人入胜的讲课，对王淦昌的特殊关怀和鼓励，使王淦昌对实验物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爱上了实验物理，决心要打开实验物理的大门。
后来，中国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从美国回来，叶企孙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主持近代物理课程。吴有训很注意培养提高学生进行实验物理研究的本领。他在教学中，注意到王淦昌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操作能力，他也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动的学生。他自己是通过实验工作接受近代物理学的，他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帮助王淦昌。1929年6月，王淦昌大学毕业了，吴有训把他留下来当助教，并且给了他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目的是要研究北京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这项研究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人做过。王淦昌在吴有训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资料，然后进行实验。每天从早晨9点到11点，重复着那一套繁琐、艰苦而又需要一定技巧的实验，同时记录下当天的温度、大气压、风速、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等。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一共6个月。这真是对青年科学家的一次考验，王淦昌坚持下来了，得到了北京上空大气放射性与气象条件的相互关系的大量数据，写出了论文。
叶企孙、吴有训这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把王淦昌引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王淦昌对物理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浙江大学当物理系主任的时候，新生入学，他都要亲自去欢迎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他对新生们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它研究的对象。它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多么使人鼓舞啊！他也像他尊敬的老师那样，把一批批学生，引上了物理学的征途。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被任命为副所  王淦昌长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1955年美国建成6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用这台加速器很快就发现了反质子，接着又发现了反中子。到1957年，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  王淦昌，就是寻找反超子。这时候，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还在建设中，而联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占几年优势。王淦昌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联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设备如探测器、测量仪、计算机等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研究，王淦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首先，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较小，建造周期比较短的丙烷气泡室，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利、王祝翔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以身许国1960  王淦昌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满了，他就要回国了。
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共有14万卢布（旧币，折合新币14000卢布）。他想，祖国和人民正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看了这个故事，读者可能会想，王淦昌是教授，工资高，一定有很多钱吧。他的学生曾经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师的薪水很低，王老师又在病中，生活艰苦，营养不足。有人私下议论：王老师是28岁当教授的，抗战前，应该拿高薪，那时候物价也比较低，发的是硬币银元，师母也善于节俭治家，估计会有积蓄  王淦昌，为什么生活这样艰苦呢？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为了支援抗战，王老师和物理系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废铜烂铁，给政府造抗日枪炮。而王老师是既出钱又出力，把他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家里积攒多年的银元都捐献了。王淦昌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学生。
王淦昌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妇女，子女又多，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有一颗非常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常常以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总是想着国家，想着别人。他40年代的一个学生，在1957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时间断了生活费的来源，王淦昌知道后，就给这个学生写信，要他安心做好《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生活费由他负责。以后，他每月按时给这个学生寄30元生活费，直到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问题确实解决了，这才放心。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这样做是要冒受批挨斗的危险的。
1982年  王淦昌，因为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他们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得了3000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他说，他是想为娃娃们的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使他们为原子能事业更好地工作。这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寄予极大的期望。
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企图把中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有关部门，集中到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
1961年3月的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刘杰、钱三强正在等着他哩。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这个决定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他脑子里一下就联想到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以身许国。”
汽车离开了二机部大楼。王淦昌陷入了沉思：“3天？”他想起了刚才刘杰同志向他转达的周总理的口信：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是啊，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并且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不就是祖国的强盛吗？他深深地感到，党和国家对自己是多么信任，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地为这神圣的事业奋斗了16年。
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开始，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没有试验场地，是借用解放军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了靶场，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插雷管，直到最后参加实验。一阵阵“轰”、“  王淦昌轰”的爆破声，震撼着古老的长城，一年中，他们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
就在这一年中，王淦昌到广州开会，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副总理作了一个握紧拳头，然后猛地展开的手势，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满有信心地答道：“再过一年。”陈毅副总理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  王淦昌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他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是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要促生产，可真不容易啊！
他亲自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志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王淦昌在严重缺氧的高原上，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同志们要求他说：“王老，你歇歇，让我们去跑吧！”但是，有高度责任感的王老，仍坚持要亲自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去。他说：“任务那么紧，项目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后来。因为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袋，坚持工作。
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比较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听到这个情况，很为在地下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他分析原因，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仍有一些同志心里不安，几次找王淦昌反映。王淦昌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情况，并恳切地要求道：“希望大家发扬我院优良传统，加紧工作，缩短在洞内停留的时间。”最后，大家都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而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
王淦昌领导同志们按期完成了国家试验任务。却因为他坚持科学态度，说了实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又因为同志们提出“对在洞内工作的同志保健应有所改善”的要求，王淦昌答应向党委建议解决，又被当成搞
“活命哲学”，怕苦怕死的典型。一顶顶帽子扣到他头上，他却泰然自若，用沉默予以抵制。开完批判会，一回到住地，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同志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满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作了汇报。王淦昌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要进洞作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要进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大家一再说，可以保证工作的质量。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永不知足的追求者原子能研究所里静悄悄的。全所职工都在礼堂开会，王淦昌所长正在讲话。他，情绪微微有些激动。前不久，1979年12月1日，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跟着共产党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作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实现“四化”更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必定要尽一切力量，争分夺秒地努力去完成各项任务。这就是一个新党员老科学家在新的形势面前作出的答复，  王淦昌也是对他所领导的全所同志发出的号召。
王淦昌看到实现“四化”，能源是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开发利用核能（核电站）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利用国庆休假，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发展核电。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听取意见。从此，他对核电就抓住不放了。率领考察团出去考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作报告、给有关杂志写文章，广泛地宣传核电。
1980年，中央书记处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课，其中第三讲的内容是安排能源问题。王淦昌听说后，主动找科学院联系，提出应增加核能的内容。核工业部推荐王淦昌去讲。王淦昌认真准备，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反复修改讲稿，制作幻灯片，还进行了几次预讲。充分体现了他对发展中国核电事业的负责精神。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淦昌兼了10多个职务，经常出去开会，但是，他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亲自抓一个研究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室，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1982年，他把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辞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辞掉了，把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也辞掉了。他说：“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他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惯性约束核聚变。有一次他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电影后，非常高兴地说：
“巴甫洛夫活了90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
聚变反  王淦昌应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反应。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他与苏联巴索夫几乎是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设想，他向国务院写了一份建议书，很快上海光机所就开始从事强激光的研究。后来，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强流加速器产生的高能带电粒子束引发核聚变，花钱比较少，适合中国国情，有巨大的潜力，他就和科研组的同志一起，设计、建造这种类型的加速器，开展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工作。现在他又引导这个研究室把工作的重点转变到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上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人物生平
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王淦昌王淦昌，江苏常熟市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1]​
王淦昌非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相关轶事
他质问巡捕：“凭什么抓我？”
那是1925年6月
年仅17岁的王淦昌来到上海不久，便与同学们一道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暴行。队伍走到英租界，王淦昌被一位印度巡捕抓住。 
王淦昌理直气壮地问：“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散发传单，你凭什么抓我？” 
巡捕被问住了，过了好半天才回过味来，用英语进行诡辩：“你自己的国土？可这是英租界！” 
王淦昌严词用英语批驳他：“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为祖国的命运拼搏，你却为侵略者效劳。若此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住自己兄弟同胞吗？” 
王淦昌一阵言谈，说得巡捕哑口无言，只好将他带到僻静处，悄悄地放了。临走，这位印度巡捕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小兄弟，你说得对，我理解你！”大沽口事件那是1926年3月12日 
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却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满身是血。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的天安门血案。当王淦昌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恒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从此，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对德籍教授说：“国难当头，我应该回去！”王淦昌与束星北浙江大学期间，浙江大学有一种学术制度，是讲座式研讨会。主讲人在台上讲演，台下人随时随地提问。王淦昌与束星北常常互相争论不休，围观的学生也深受知识熏陶，思考接触到了最新、最前沿的科学争端，如李政道、程开甲、吴健雄等。束星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与他争论最多的科学家。解放后，束星北因不习惯新制度，导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驱逐，他与赵九章、程开甲等人想办法挽救束星北，让束星北做气象学研究，但是王淦昌因参与原子弹项目，一时难以凑效。但是，束星北未被整死，赵九章反而不堪折磨，生吞安眠药自杀了。王淦昌的爱情1999年9月18日，在纪念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党和国家隆重表彰为建国强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两弹一星”功臣们，当23名“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共和国金质奖章时，人们悄然发现，他们中少了几位，其中一位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之为“两弹先驱”的中科院院士王淦昌。1998年10月12日，这颗升起在二十世纪科学星空光芒四射的彗星陨落了，时年91岁。 
王淦昌无疑是个成功者，他的成就辉煌，他的名声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人生路。
结婚时他们不懂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淦昌不敢有违
王淦昌的家乡在富庶的江苏常熟，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成为远近闻名的郎中。
童年，并没有给王淦昌留下美好的记忆，4岁那年，父亲阖然辞世。13岁那年，母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父母双双去世后，外婆早早地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姑娘叫吴月琴，是邻村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长淦昌3岁，上过私塾，知书达理，门当户对。王淦昌不敢有违，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一切从“礼”，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的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慢慢地融合了。
王淦昌在家乡念完小学，到上海念中学。“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喊得震天作响。王淦昌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起向他袭来。
4年苦读，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放寒假了，王淦昌回家过年，刚进家门，妻子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孩子取个名吧！”“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荷，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在深深地自责，又在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开学了，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大学毕业了，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考取了赴德国官费留学的研究生。家里人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上大学4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3个儿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谁来抚养？他对得起妻儿吗？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孩子和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犹豫了，动摇了。吴月琴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淦昌，出国留学机会难得，是去是留你自己选择，我和孩子不拖你的后腿，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以后千万不要忘了孩子……”“不，还包括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王淦昌留给妻子的承诺。
转瞬间十多年过去了，王淦昌成为知名的科学家。但何为人夫？何为人父？面对妻子儿女，他感到内疚
1930年秋天，王淦昌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王淦昌的导师迈特内是一位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
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4年。这4年，他心无旁骛，刻苦钻研，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那个令人仰慕的头衔回到了灾难沉重的祖国。从1934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其间爆发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如今当了教授，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他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
1937年，伴着战争的阵痛，他的第四个孩子出世，回忆那段往事，他感慨地说：“前三个孩子出生我都不在家，连孩子的名字都不是我起的，这次我一直守在妻子身边，看着她分娩，才知道生孩子是那么艰难和痛苦。”孩子出世后，他给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颂扬妻子的伟大———“德如磐基”。
1940年，浙大迁址贵州遵义。王淦昌的小女儿王遵明在这里诞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当时，学校住在一个山凹里。王淦昌买来一只小羊，每天牵着那只小羊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再到山上牧羊。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当时，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作了伟大的奠基。
1956年，王淦昌受国家委派赴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王淦昌出国不久，妻子和儿女的突然到来给他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没想到吧？”妻子以问作答。王淦昌的确没想到，这是周总理的安排。“到苏联工作的中国专家，是我们强国的骨干和精英，一定要让他们集中精力搞好科研，生活上要给他们安排好，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这是总理的指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没有忘记关心几个在国外工作的专家的生活问题，为此，王淦昌深受感动。正是这份特殊的关爱激发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不久，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人一起完成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王淦昌的神秘“消失”，不止外国人感到奇怪，就连家人也感到奇怪。直到十多年后，妻子才知道了丈夫的“秘密”
正当杜布纳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成果时，王淦昌却悄然离开杜布纳回到祖国。
“王先生，这次让你回国，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做，让你参加并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刘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部长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他感谢部长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毛主席给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它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绝对保密，从现在起你必须长期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来往和关系，这些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能做到！”王淦昌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
“你是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为了工作需要，你必须有个化名，叫什么名合适呢，你自己想想看？”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好，王京同志，就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吧！”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淦昌从中感受到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她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
从苏联回来后，妻子的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变得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连家里人也感到陌生起来，经常到外地出差，回家后很少说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你为什么要改名？”妻子问道。“工作需要。”王淦昌回答。“什么工作这么保密？”“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就连家里人也不许知道。”妻子知道丈夫做的是大事，以后从不再问及。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一人去了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妻子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可孩子们不知道。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却像木头人似的很少说话。孩子们的工作没时间考虑，孩子在想什么他无暇过问，3个女儿相继结婚他没参加一个婚礼，孩子们对他有怨气。好在孩子们争气，5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
王淦昌90岁寿辰，他的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李政道博士问他，你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回答说，他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核聚变。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
1997年8月的一天，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路边散步，被一个莽撞青年骑车撞倒，他股骨颈骨折被送进医院。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妻子吴月琴又住了医院。王淦昌拖着未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半年后，老伴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又是一个半年后的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和他相伴了78年的妻子而去，为世人留下一部伟大的世纪爱情经典。启发思考 循循善诱王淦昌先生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4月回国，同年7月受聘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知名教授，又因为他长得一副娃娃脸，有些老教授都戏称他为“娃娃教授”。他一直活跃在物理发展前沿，造诣很高，备受大家敬重。王淦昌先生来校后提倡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重视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论做实验，还是上课，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己去解决问题。由于王淦昌先生讲课活，深受学生喜爱，因而除本系学生外，还吸引了大批外系学生找王教师请教问题。
一次，一位学生向王教师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难以解释的光学现象，请他指点。王先生先是一言不发，弯下腰用手提起他的蓝色长衫的一个襟角，往长衫上甩了一些水，然后双手提高长衫的两个襟角，对着窗外的天空，让那位提问的学生在后面往外看，接着问那位学生：“明白了吗？回去想想再来讨论。”
学生问的这个问题，说不上是个难题——衣服湿了为啥颜色会变深呢？看着王淦昌先生的神情，当时旁观的学生进入了深深思考，最后终于明白过来。有的学生还在脑子里闪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在山大两年多的教学中，王教师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渐渐使学生明白过来，教书不只是传授知识，更要启发思维，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淦昌老师传授知识的方法是巧妙的。受王淦昌老师的影响和带动，一些教师学会了一套教学艺术，巧妙地解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迂回诱发，多做教学演示，也故意保留一点结论，让学生自己去琢磨。
50多年以后王淦昌先生回忆这段教学生活时说，30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每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会上，向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王淦昌先生在山大两年半的时间中就作了8次学术报告。当时，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出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1935年，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物理学考试和征文两项竞赛，公、私立大学各选3名学生参加，山东大学物理系选送5人全部入选，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自制教具“一箭双雕”1933年，山东大学在青岛较为稳定的环境里，有大批的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但是，当时国难当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学设备非常匮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们亲自带领学生克服困难，自制各种教学仪器。光学和电子学，分别由何增禄、李珩、任之恭和王淦昌等负责开设。近代物理实验设备除了大部分从德国订购外，有不少简单的部件，例如光电管、计数管等都是由王淦昌先生带领技术员、助教和高年级学生一起动手制造的。王淦昌先生除了教学工作之外，就到实验室指导大家并亲自动手制作一些教具，干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这是他倡导的很重要的工作，把它当作教学的一部分。他非常幽默地对同事说：“这样做‘一箭双雕’，不但保证了教学的急需，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在王淦昌先生的亲自带领和努力下，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并充实了近代物理实验室。回想这段历史，使王淦昌先生长期萦系于怀的是，那时学校善于管理，处处注意勤俭节约，把行政人员减到了最低标准，把行政经费压到最低限度，从原来不足的经费预算中，通过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每年坚持，积少成多，用集腋成裘的办法建设学校。到1936年，王淦昌先生离开山大去浙大时，山大已建成科学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等一大批设施，并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教学设备。50年后，王淦昌先生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优良传统，应该是山东大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往深情 无限希望1981年9月，74岁的王淦昌先生来济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住在南郊宾馆。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到山大，住在山大简陋的招待所里。他不顾开会后的疲劳，要求“在山大走走”。他在王祖农副校长的陪同下，视察了山大晶体所、微生物实验室、物理系和校园，仔细观看了山大的实验设备，尤其对离子束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和微生物所自制的仪器特感兴趣，还向刘清前和王鲁聪副教授询问了制作的具体情况。也许是由于这些，再次使他感受到山大几十年来惊人的变化吧，他不无感慨地说：“1934年秋季，我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受聘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岁月不居，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沧海桑田，社会主义屹立在世界东方，而我对山东大学两年多的执教生活，却记忆犹新，回忆往事，历历在目。”王淦昌先生看了山大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引发了他对往事的很多回忆。他对周围的人说，看了这些，听了介绍，既引起了五十多年前在山东大学的回想，又从中得到了无限的安慰。我看到了今天山东大学的进步与发展，使我格外高兴。他希望山大有更大的发展，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王淦昌先生来山东时因车祸腿上受了伤，他仍然坚持步行，兴致不减地要多看看山大的教学设施和仪器设备，当陪同人员劝告他休息时，他不愿停下来。他一面参观一面向王祖农、陈继述、周北屏先生询问。看到生动活泼、蒸蒸日上的山大校园，不住地说好。他说，现在山大与50年前山大不一样了。条件好了，要有更大的进步，更快的发展。回到寓所，他接受了山大报记者的采访并同陪同他参观的人合影留念。当山大报记者问他对山大和山大的师生还有什么要求时，王淦昌先生主动索要了笔墨纸张，题写了“教学相长，科教并重，发挥特长，精益求精，列于世界先进大学前列，并为祖国和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笑着说：“这就是我要说的。”这题词里面倾注了王淦昌先生对山大及山大师生的一往深情和无限的希望。
人物雕塑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标志性建筑，与钱三强先生雕塑并立于原子能院主楼北面翠柏林中，周围被鲜花环抱，为了纪念王淦昌教授卓越的科学贡献以及缅怀王先生在原子能院工作所建。每年都有各地人士和青少年前往瞻仰。
南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物，为了纪念王淦昌教授对南华大学核专业的贡献而建。
王淦昌教授系南华大学（原中南工学院）顾问，曾几度到原中南工学院指导核科学技术学科的建设工作。  王淦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