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詹才芳
人物介绍
  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黄陂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一军第一师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长，第三十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川西第五纵队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生平经历
一代战将詹才芳在董必武教诲下走上革命道路
詹才芳，1907年9月1  詹才芳2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高桥区黑石咀村。提起他的童年，真正是惨不忍闻：7岁那年，母亲又病又饿地离开了人世；12岁时，父亲和二姐因误食有毒的野菜也弃他而去。此后，在大姐的悉心抚养下，詹才芳得以长大成人。
1924春，时年16岁的詹才芳来到了湖北武昌，经姐夫余楚臣介绍，跟随武汉中学(实际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余义民到武汉谋生，先在武昌为一家饭馆当杂役。余义民是詹家的远房亲戚，也是董必武的外甥。一来二去，董必武就了解到了詹才芳的情况，并主动让詹才芳到他主持的武汉中学去半工半读。
一次，董必武问：“才芳，工作累吗?”
詹才芳说“不累，我很愿意干呢!”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以前你为别人于活，为填饱肚子，为生存而卖命。而现在呐，你为革命、为战友、为人民作贡献。你的心情当然就不一样了。”  詹才芳这时，詹才芳才真正体会到“主人翁”这个词的含义。从此，他工作、学习得更加自觉。当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詹才芳的学习基础差，董必武常常给他开“小灶”，并教导他说“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言下之意，是要求詹才芳付出比常人多十倍的努力。从此，别人学一小时，詹才芳就学两小时，晚上别人睡觉了，他还在加班加点地学习，而且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起床背书了。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詹才芳由原来的粗通文墨变得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
1925年春，党组织把董必武从武汉中学调出去专门做党的统战工作。他除了定期回校讲课以外，还常常找同学们谈心。期间，他让机警灵活的詹才芳跟随自己，到别的学校、工厂去讲课、宣传，实际上是让詹才芳“搞警卫工作、交通工作。后来，又要我去搞一个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詹才芳语)
一天晚上，董必武把詹才芳等几个黄安籍的党、团员叫到他房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把他们派回家乡黄安县，到农民中去宣传革命，组织人民，大办教育，去充实“赴黄安县工作组”的力量。詹才芳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归乡的道路，董必武亲自把他送到长江边上，目送他远去……
回到黄安，詹才芳与王健、王秀松等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高桥河、王兴六、詹家寺、帅家畈等地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他还当起了教师、校长。遵照董必武的指示，他们以办学校为名，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剪发、放足，宣传打倒土豪劣绅、  詹才芳打倒地主分田地。1925年6月，董必武由武汉回到黄安指导工作，他还参加了在王健家召开的高桥区党团骨干分子会。听了詹才芳等人的汇报后，董必武说：“你们以教书为掩护的办法很好，既组织了群众又教育了群众。你们要把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还特地对詹才芳说：“才芳，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大字识不得几个，如今竟变成了教师、校长。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听后，詹才芳诚恳地说“这都是在您的教育下，我才有了些进步。没有您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至今我不还是个小长工吗?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1926年冬，高桥区农民协会成立，同时组织了区农民自卫军，詹才芳担任队长，从此他与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董必武的教导下，詹才芳成功走出了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他始终视董必武为“心目中最崇拜的好老师”。
1927年3月18日，詹才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迈出了革命生涯的重要一步。当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彻底失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白山黑水到大西南
1945年11月，中央军委宣布成立冀东军区，詹才芳任军区司令员，李楚离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中权任政治部主任。在一年多的奋战中，面对军区主力调往东北、强敌环伺的不利情况，詹才芳与冀东的战友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坚持斗争，曾率三个野战旅两次参加保卫承德战役继之，又在冀东粉碎了国民党军10多万人的多路进攻。从1946年9月至1947年6月，冀东军民共歼敌2.5万人，配合了我军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作战，收复了敌占我冀东的所有城镇。詹才芳一次次为冀东人民立下了战功。
1947年8月，詹才芳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与政委李中权率部参加了东北的秋冬两季攻势作战，大力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的作战。至1948年2月，詹才芳率9纵在冬季攻势中五战五捷，夺取杨家杖子，攻克朝阳、北镇、沟帮子、辽中、台安等城镇，先后歼灭国民党第49军、第92军的主力部队达2万余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嘉奖。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并开展了春夏两季大练兵，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詹才芳率9纵奉令迅速秘密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敌人，继而向敌纵深挺进，渗透至锦州以北攻克北帽山，直逼锦州市，封锁敌锦州机场，共歼敌8000余人。10月14日，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9纵是首先攻入城内的部队之一，并俘虏了仓皇逃窜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6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等高级将领，共歼敌2万余继而，又奉令参加了辽西会战，活捉敌第71军中将军长向风武。这时，詹才芳又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急电，率部火速赶往营口切断敌海上逃路，所部平均昼夜行军230里。经11天强行军，连涉阳河、辽河、太子河等地带，包围了营口。因敌人距营口近，又是车运，他等不及兄弟部队赶到，就指挥9纵与辽南独立第2师发起攻击，歼敌第52军1.8万余人，缴获大炮88门，汽车66辆，枪支上万。9纵在辽沈战役中的不凡表现，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嘉奖表扬。
1948年12月上旬，辽沈战役刚结束，詹才芳率9纵同各兄弟纵队百万大军从长城各关口开赴平津前线。作为攻打天津之南突击集团，詹才芳率9纵经29小时激战，突破津南敌之坚强设防，在巷战中突入市中心耀华中学，与东西突击集团会合，俘虏敌北宁路司令兼天津市长杜建时及白英杰等将领，共歼敌2.6万，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甚表满意。
1949年春天，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9纵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詹才芳担任军长，李中权担任政委。当年4月，詹才芳奉令率部南下解放中南、华南，途经华北、中原，再经武汉渡江和3个月的急行军；8月，第46军的159师进驻岳阳，138师警备长沙，军部率136师、137师南下参加衡(阳)宝(庆)战役，然后渡湘江消灭固守之敌，解放了衡阳市，参加了对白崇禧主力的歼灭战斗，均圆满完成任务。期间，第46军解放衡阳、衡山等11座县城，歼敌4.7万余人，俘敌将军14名。随即，詹才芳奉令在湘南剿匪，又协助湘西剿匪，军部驻衡阳，担任支援向西南大进军任务。第46军南下，战果累累，詹才芳更是功不可没。
鄂豫皖
1927年9月，在王树声的带领下，詹才芳率众以手中的土铳、  詹才芳鸟枪、大刀、长矛、脚鱼叉为武器，勇敢地参加了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史称“九月暴动”。
1927年11月13日，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发动。3万余人的农民武装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和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多人。在攻城战中，詹才芳亲自率领30余人的突击队，一举攻进南门。起义军共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90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进步分子。当时，人们纷纷传唱：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11月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布成立，黄麻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义军为鄂东军第一路，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詹才芳担任排长。
黄麻起义的消息，震惊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不及时消灭黄麻的革命势力，其他几个县再闹起事来，将直接影响到武汉、南京的安全。于是，武汉政府调遣第12军一个师前来镇压。作为鄂东军第一路的一员，詹才芳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由于众寡悬殊，起义遭到了敌人的血腥镇压，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生怕自己的脑壳搬家，悄悄地离开了队伍，有的甚至投敌叛变成了叛徒。可是，詹才芳却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鄂东军幸存人员包括吴光浩、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王建安、周纯全、秦基伟等人，毅然奔向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武装斗争，成为著名的木兰山七十二名游击英雄之一。徐向前曾高度评价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有了这几十个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形势就不一样。”
1928年1月，鄂东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7月又改编为红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1930年4月，红11军第31师与鄂豫皖的其他两支红军(红32师、红33师)合编为红1军，由黄埔一期毕业的许继慎、徐向前担任正副军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成型。1931年1月，红1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15军合编为红4军，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1931年1  詹才芳1月7日，以红4军为骨干，成立鄂豫皖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詹才芳一直战斗在红四方面军不同时期，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老人”。期间，他历任过黄陂县工农游击大队大队长、红11军第31师营长、红l军第1师3团政委、红4军第10师30团政委(团长王树声)。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伊始，国民党军就在调兵遣将，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兵力已增加到15个师。中共鄂豫皖军分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攻势作战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第一仗便是黄安战役，集中8个团的兵力歼灭了敌军赵冠英的第69师，夺取了黄安县城。战役中，王树声、詹才芳率领红30团担任总预备队。12月20日，敌军援兵在火力掩护下进攻红军阵地嶂山，敌军一度突破前沿阵地，逼近红11师指挥所。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指挥徐向前亲临火线指挥，命令总预备队红30团投入战斗，由嶂山以西倒水河西岸向敌军左侧迂回包抄。红30团在兄弟部队紧密协同下，俘敌800余人，缴枪千余枝，并乘胜追击逃窜之敌，彻底打垮了敌军对黄安县城的增援。王树声、詹才芳绝地反击，保证了“围点打援”战术的成功。
1932年3月22日到5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皖西发动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由于团长王树声此前负伤住院，詹才芳得以展示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3月21日晚，詹才芳指挥红30  詹才芳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在进军中击溃了由苏家埠增援青山店的国民党军，然后又转而进攻苏家埠。进攻中，詹才芳指挥红30团官兵把篾条、稻草扎成把，用水浸湿后在堑壕前堆成垛，用来抵抗敌军射来的子弹。另外，他们又在周围挖出一条1人多深、3米宽的里外3层，足有2、3里的堑壕，提高了部队的防御能力。此外，詹才芳还组织官兵向国民党军积极展开宣传攻势，给因困饿开小差的敌军士兵送食物。这一举动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的士气，到红军阵地前投诚的官兵日益增多。詹才芳指挥红30团围困和瓦解苏家埠的守敌，使蒋介石如坐针毡，最后迫使蒋任命第7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调集15个团2万余人，从合肥出发增援苏家埠，结果正中了徐向前的埋伏。红军俘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  詹才芳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以下官兵1.8万余人；缴获步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山炮4门、迫击炮40门、电台5部、手枪1000余支，取得了红军战史上的特大胜利。最后，苏家埠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外援无望，内无粮草，战斗力彻底瓦解，在红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之后，被迫全部缴械投降。提起苏家埠战役，不能不提到詹才芳。
三路围攻
1932年10月12日，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的瞎指挥，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向西穿  詹才芳过京汉铁路，作战略转移。詹才芳所在的红10师作前卫，踏上了西征转战4000里的漫漫征途。
10月19日，西征转战的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枣阳县以南80里的新集以西的吴家集、宋家集地区宿营，准备在此稍事休整后反击追剿的敌军，得手后再打回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军第10师、第83师及独立第34旅等部，向方面军总部和红11师、红10师发起了猛烈进攻，詹才芳率红30团奋勇反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将敌军击退。
漫川关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的关键一仗。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一个隘口。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恶。当红军行进到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几乎陷入绝境：
西北军杨虎城部3个团已据守漫川关，堵住了去路；胡宗南部的两个旅，也由郧西赶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敌44师，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敌65师、51师，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敌42师，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在这里，敌人共动用了5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10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
面对强敌，张国焘一度失去信心，痛哭流涕，居然提出了分散突围、分兵游击的主张。徐向前总指挥认为，分散突围，好比把一大块肉切成小块，会被敌军一口一口地吃搏而集中突围，则是一大块肉，即使敌军的嘴张得再大，也难以一口吞下。危难时刻，总政委陈昌浩坚决地支持了徐向前集中突围的正确意见。总指挥部当即命令红12师许世友的第34团，向敌军第44师阵地猛烈进  詹才芳攻；红11师第30团(詹才芳任团长)及28、29团，各自坚决抗击当前敌军的攻击。红军以肉搏战反复冲杀，终于在敌第44师两个旅的接合部，杀开了一条血路，红军主力得以集中突围，最终胜利粉碎了敌人欲“围剿”红四方面军于漫川关峡谷的罪恶企图。
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各部相继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建立了根据地，给敌军以极大震慑。
1933年1月，四川军阀田颂尧的38个团，近6万人，分组左、中、右3个纵队，向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展开反“三路围攻”战役。时任红12师政委的詹才芳与师长一道率部在巴中恩阳河一线阻击敌军的防御作战中，还抓住战机于巴中南郊之南龛坡，突然向敌军两翼实施反击，歼敌1000余人。4月下旬，川军发动全线猛烈进攻，红12师以猛烈的还击和灵活的战术，顽强阻击并大量消灭了敌  詹才芳军有生力量，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5月下旬，红12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向敌军发起反击，在取得空山坝大捷后，彻底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谈起红12师的表现，徐向前有言：强将手下无弱兵!
1933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12师扩编为红9军，何畏担任军长，詹才芳升任军政委，许世友担任副军长。
六路围攻
1933年10月，在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发起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依据反“三路围攻”战役的经验，继续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打破刘湘的“六路围攻”。至1934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经过3次“收紧阵地”和马鞍山、分水岭反击战，共歼敌3.7万余人，抗击了刘湘的3次总攻。战役中，詹才芳政委和许世友副军长亲临火线指挥，红9军指战员越战越勇，  詹才芳在最激烈的万源保卫战中威震敌阻，红25师第73团的2个连，于大面山阻击了敌军近5个团10余个小时的轮番进攻，红军战士站在工事上面大喊：“你能打退我们七十三团算你狠!”第75团的1个连，击退敌军3、4个团的连续攻击，只伤1人……红9军指战员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激战两个月，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胜利。战后，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表彰红9军战时政治工作出色：“九军各部党团委会及各团政治处负责同志，个个都亲在前线工事与部队一处，一面打仗，一面帮助指挥，人人做政治工作及白色士兵工作，深得战士信任，更能提高士气，使党能于激烈战争中领导群众。”作为军政委，詹才芳功不可没!
1935年3月22日，中革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接到电示，决心发起嘉陵江战役，以接应中央红军。当时，詹才芳调任红31军政委，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军长，受命率部参加嘉陵江战役。詹才芳紧密配合王树声指挥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在艄工指导下，抓紧学习划船、泅渡技术，演练水上战斗、  詹才芳抢占滩头阵地的战术。这期间，詹才芳深入一线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响亮地提出“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战斗口号。3月28日晚，渡江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詹才芳参与指挥红31军在架溪口强渡嘉陵江成功，迅速攻占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了川军一个旅。经昼夜激战，红四方面军胜利突破川军沿嘉陵江右岸设置的防线，并乘胜向纵深挺进。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在南下转战川康边期间，詹才芳先后率领红31军、川西军(任政委)、第5纵队(兼司令员)和兄弟部队一起，吃尽千辛万苦，翻越多座雪山、三过草地，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恩)战役”，都圆满完成战斗任务。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做出了重大贡献。
奔赴战场
1937年早春，詹才芳和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一道随红大(后成为抗大)离开保安到了延安，不久担任学员一大队副大队长。一到延安，他就先去看望了董必武。一见面，董必武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把他让到炕边坐下：“十年了，十年了啊!……”
詹才芳告诉他“武汉中学的同学们都是好样的，很多同学都参加  詹才芳了黄麻起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的在黄麻起义中，有的在西征中，有的在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了。但也有些人，如汪奠川、戴克敏、王秀松等同志都死于推行王明路线的张国焘之流的手中。”
董必武感慨地说“你们四方面军在肃反中还有许多好同志遭到了诬陷与迫害。有许多人冤死了啊!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也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听人说你在肃反中曾尽力保护过一些同志。这很好啊!”于是，詹才芳把当时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等人被打成了改组派、第三党、AB团时的情形，以及自己在紧急时刻，急中生智使他们免于遭受更大的灾难的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
在向董老告辞时，詹才芳请董老给他写几个字，董老当即挥笔写下了“大勇若怯、大智如愚、大善若恶”十二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之后，詹才芳经常到董老那里请教哲学、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每次，董老总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把问题剖析得明白透彻，使詹才芳受益匪浅。
1937年10月上旬，在延安抗大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曾一度把张个人的错误波及到下面，批判的面宽了些。詹才芳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曾遭到了过火  詹才芳打击。这时，董必武坚持自己提出的不搞扩大化的意见，对詹才芳等人的遭遇表示关注与不平。最后，由毛泽东出面纠正，并亲自找许世友、詹才芳等人谈话，才平息了事态。
1938年春天，董必武和詹才芳又进行了一次谈话，董老谆谆教导地说“一个党员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在风浪中不要失去信念与信心……我讲的这些，你是一定能够懂得的。”
詹才芳说：“我很明白。毛主席受的委屈比我们还多。我们会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何况他也已经亲自与我们谈过话了呢!他说明了这件事是抗大个别人搞的，并不代表中央。”
董老说“这就好，现在前方吃紧。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了起来。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你记住一句语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詹才芳听后很受感动，他向董老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也是您的学生。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以宽宏大量对待自己遇到的委屈与不幸，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待革命工作。”
1938年秋，詹才芳与抗大一大队政委胡耀邦率队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到河北灵寿县扩编为抗大晋察冀二分校，詹才芳担任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既投身军事教育，又战斗在杀敌战场。
1940年冬，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为聂荣臻麾下一名战将，率部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望都，詹才芳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开辟了唐河游击根据地。
1944年10月底，詹才芳调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政委程子华)副司令员。
感情世界
河北灵寿县相识1940年早春，草色遥看近却无，杨柳枝头开始微微泛青，春天不管远方刺耳的枪炮声，按时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河北灵寿县的牛庄村。牛庄村朝西不远，是一条泛动着薄薄冰块的小河，两个佩戴“八路”臂章的姑娘在缓缓地踱步，聊天。
年岁稍大的姑娘叫童广生，刚刚谈妥了对象，眼下正准备着当新娘。身材苗条，皮肤略黑，模样特别俊俏的叫杨静，她有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绰号“黑牡丹”，由于名实相符，这个绰号一直从延安叫到晋察冀。她被分配到这里配合童广生开展妇女工作，二人生活在一起，无话不谈。“说吧，我的童大姐，今天把咱叫到这河边来，到底有什么事？是不是让妹子帮忙筹办婚事呀？”杨静嘻笑着问童广生。“我问你一个人，看你是否认识。”“谁？”“詹才芳！认识吗？”“他呀，抗大二分校的特科大队长，老长征，谁不认识他呀！前天还听他讲抗战形势呢。”“你觉得詹才芳那人怎么样？”“不错呀，好心肠！”“那么，你和人家结个夫妻如何？”
童广生开门见山，一下把杨静憋了个大红脸，半天才说：“童姐，你真会下套儿，又开始胡说八道了！”“不，是千真万确的！”童广生眯着眼回答。“讨厌，讨厌！自己的喜糖还没给人家吃，倒先做起红娘来了。我倒要问问，你今天这是自告奋勇，还是受人之托？”杨静低着头问。“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童广生说，“老实告诉你吧，静妹子，詹大队长看上你‘黑牡丹’了，并且声明：这辈子非‘黑牡丹’不娶！”童广生接着便谈起詹才芳是如何看上杨静的，又是怎样拐弯抹角地托童广生传递信息，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到最后，童广生拍着杨静的肩膀劝道：“我的好‘黑牡丹’妹子哩，机会难得，快拿主意吧，若不是我童广生已有了人家，恐怕詹才芳就先归我所有了！”杨静红着脸听着，心里真像十五个吊桶在打水。
在杨静心目中，詹才芳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个受人尊敬的领导。但要跟他结为夫妻，却有点犹豫。看詹才芳的模样，足有30多岁年纪了，而自己呢，刚满20岁，人家不更说自己高攀吗？看看童广生那热情期待的目光，杨静退也不是，进也不是，无可奈何地反问一句：“童姐，你看我该怎么办好呢？”童广生笑了笑说：“这事我看没啥犹豫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然规律。再说，詹大队长也是个很不错的人嘛！”童广生建议，不管心里同意还是不同意，应该先跟人家见个面谈谈。杨静觉得童广生的话在理，便点头应允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天傍晚，她应约来到了詹才芳的住处。未曾见詹才芳前，杨静已经下定决心：想几句比较合适的话谢绝詹才芳。可当她真的见到詹才芳时，对方那英俊的身材，那双充满自信而坚毅的目光，尤其是詹才芳那热切而真诚的话语，迅速吸引了杨静，也感动了杨静。她心里印证了许许多多关于詹才芳的传说：这的确是一个正直、勇敢，对同志对下级有颗火热的心的好同志。
詹才芳在谈到自己的婚姻大事时，话说得很坦率：“我从小就受穷，参军后在部队上才学得了几个字。我知道你是红军队伍里的高才生，我配不上你。可除了喜欢你之外，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做妻子啊，既是终身的伴侣，也是我终生的教师……”
生性活泼的杨静，此时满脸羞得通红，面对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从詹才芳那发自内心的话语里，她听到的是真诚、纯朴，丝毫没有城市来的那些学生兵的忸怩与缠绵。“这样吧！我知道你们女同志都爱面子，不好意思开口，咱们就来个简单点的：如果同意的话，你就点个头；如果不同意呢，咱们现在就分手，算是相识的同志和战友。”杨静抬头看了看33岁的詹才芳那真切的、渴求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羞涩地却又显得那么自信地点了一下头！詹才芳的脸上立刻闪现出兴奋的光彩，他一把攥住杨静的手：“太好啦！太好啦！”杨静的双手生来第一次被一个男子紧紧攥着，她体味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欢悦。可她还是冷静地提出：“不过，也请你答应我，咱们不要急着结婚，我们总还要熟悉和相互了解一段时间吧。”1955年授衔又一个金色的秋天到来了。经华北局书记彭真批准，詹才芳和杨静要结婚了。这是二分校的一件喜事，也是晋察冀的一大新闻。前来贺喜的将军们挤满了詹才芳的小房间。红娘童广生跑前跑后忙个不停。眼看要举行婚礼了，她看看詹才芳穿着一身缀满补丁的军装，而杨静参军3年连一身完整的军装也没发过，就把自己的意见和供给处长吴先恩说了。被称为“抠门处长”的吴先恩这回真的开了恩，破例给新郎新娘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
穿上新军装，詹才芳一下子显得年轻多了；而杨静，这军中“黑牡丹”更富迷人的光彩。换上新衣，杨静自己先惊喜地叫了起来，将新郎官匆匆忙忙地拉到村外，留下了作为终生纪念的一帧合影。婚礼当中，有两个曾在陕北公学读过书的宣传干部故意出新娘的洋相，把杨静贴“安民告示”的事重新端了出来，惹得哄堂大笑。童广生趁机解围说：“‘黑牡丹’10年不嫁人，那是在陕北，如今这儿是晋察冀嘛！地点变了，安民告示作废。”一席话，把大伙儿逗得更欢了。
新婚的第三天，中央一纸命令，把詹才芳从二分校调至晋察冀三分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又担任了晋东军区司令员，他们相距得更远，甚至一年也难得一见。然而，他二人的心却离得很近很近，是追求民族解放的远大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历史褒奖
1950年5月，詹才芳调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6军军长。10月，他奉命参加组建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并担任司令员，中南公安部队辖4个正规师、8个省市总队、3个边防独立团和公安学校，是担任中南地区内卫任务的一把利剑。1955年6月，詹才芳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作为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詹才芳当选过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党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1988年7月，他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2月2日，詹才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讣告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一生。
人物评价
詹才芳将军素食，猪、牛、羊、鸡、鸭、鹅肉均不沾，为红军中有名之“斋公”。吴克华将军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宣布军区大院不准养鸡规定时，补充一条，曰：“詹才芳副司令员例外。他不吃肉，只吃鸡蛋。”将军常曰：“粗茶淡饭，百事可做；清心素食，万物不移。”
詹才芳
詹才芳将军乡土情结极深。凡家乡来人，必以最高礼遇待之。较好之衣服、鞋子、裤子、大衣、帽子，均送老家。将军有一支双筒猎枪，儿子多次想要，将军坚拒之。老家来人临行，将军取猎枪送之。儿子问：“为什么给他，就不给我？”将军对曰：“老家苦得很，他们很可怜，猎枪带回老家可以打猎，解决吃的问题。”
“文革”中，詹才芳将军负责湖南省“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6月，周恩来总理问詹：“湖南还有没有干部可以出来工作？”詹答：“有两人，一个叫万达，一个叫华国锋。”总理问：“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詹答：“老实可靠。”总理问：“华国锋现在何处？”詹答：“‘湘江风雷’所握。”于是，将军依总理指示，亲往长沙夺之，并用专机护送至北京。华国锋由此得“解放”。后，詹才芳每入湘，华国锋必设素宴招待。
1990年5月23日，詹才芳将军在北京三零一医院11楼18病室8床养病。医生、护士说：来访之人有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等，徐向前元帅称之为“老战友”，李先念主席称之为“老班长”，陈锡联、陈再道、秦基伟等将军称之为“老领导”。某日中秋，詹才芳将军托秘书刘曙光看望陈锡联将军，陈夫人闻知，即对警卫言：“告诉首长，就说首长的首长派人来看首长了。”将军资历之老，亦鲜为人知也。 
将军轶事
李先念称之为“老班长”，陈锡联、陈再道、秦基伟等将军称之为“老领导”。某年中秋，詹才芳将军托秘书刘曙光看望陈锡联将军，陈夫人闻知，即对警卫言：“告诉首长，就说首长的首长派人来看首长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