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缅怀
释义
词目：缅怀
读音：miǎnhuái
词义：远怀；追念；怀念；追想（以往）；深情地怀念。
基本解释
[cherish the memory of;think of past events] 遥念,追思：缅怀亡友。
英文翻译
to cherish the memory of; to recall; to think of
谭嗣同
诗魂擎乾坤（回族）
茫茫宇宙，亘古不语。自然空间，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一定很孤独。文化思想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颗渴唤自由意志的心，一颗敢于换取历史主体觉醒的头颅，太早太强烈地感受了几千年文化潜伏的病痛沉疴，发出了痛苦的呐喊；太早太残地忍视了封建专制了几千年的恐吓淫威，换取了后来者的醒悟。可是，同时代的人听来，却好似囚犯掉了一颗鲜血滴沥的脑袋。直到世纪转折，时代更替，潜伏沉积的病痛症结完全暴露出来，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狂言乱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才从这掉了鲜活头颅人的勇敢果决中看出了民族的价值取向，民族的觉醒。
今天，当我们这个世纪也已经接近临界点的历史时刻，倘若要探溯本世纪唯意志论思潮的源头，我们确实发现不能撇开谭嗣同。一百年前他倒在了淋漓的血泊之中，可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世纪。
谭嗣同所处的时代，非常险恶，清政府已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加之太平天国起义的沉重打击，使腐朽的满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严重地动摇了清王朝已经破碎的统治基础。从鸦片战争开始，两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加速了中国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的进程，也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沉重的沦亡危机的深渊。站在这一文化背景上的谭嗣同，以无比痛心疾首的华夏民族的忧患意识，奔走呼告，呐喊警告国人，民族存亡的劫难将要临头，时代的重心、焦点要聚结在自强改革、挽救亡国灭种的“劫运”上。要自强，要改革，就必须彻底批判桎梏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谭嗣同以政治家所特有的政治眼光、气魄、果敢，审时度势地来医救中华民族沉重的病疴。尽管他的身上弥漫着资产阶级的幼稚气息，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驱动下的坚定绝决，抨击封建强盗政治，痛斥封建的三纲五常的惨祸酷毒的意志、怀古张力是那个世纪转折点上，绝无仅有的。
在谭嗣同看来，三纲五常中的君臣关系最黑暗，最没有人道味儿。他召唤世纪转折点上的人们从酣梦与疲弱中省悟，冲决裙带血源的罗网。他痛快淋漓、直言不讳地说：“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君子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1）他的这种打破偶像，对封建制度、思想、价值取向以致整个封建文化予以扫荡廓清的巨大勇力来自德国伟大天才哲学家尼朱思想对他的影响。
谭嗣同是要中西方文化的巨大撞击中孕育出来的一位思想家，尼采的思想渗透了他的灵魂，他以厚今薄古、洋为中用的态度来冲决封建的细常伦理之网罗，他以批判的思维方式对待那些守旧者的泥古不化。同时，又突破了早期改良派的中体西用伦的藩篱，提出“中外通”的观战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和社会政治学说，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种体现社会发展风在要求与趋势的深刻思想，由于处在封建专制和列强侵侮的双重逼迫下，显得异常的猛烈。尽管谭嗣同对光绪存有幻想，但他毕竟表现出积淀于很久的心理情感矢量。他盛赞法国的大革命，渴求去陈胜、杨玄感那样的反叛者。这种激昂慷慨、自强改革的急切态度，意愿，与世纪转折点上中国民众缺乏革命的觉悟的社会现实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是谭嗣同只得依恃“心力挽劫运”，走向尼采意志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于是，谭嗣同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传统的封建天命论。他心理很沉重地说：“天与人不平等，斯人与人愈不平等。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扶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骨天下而残贼之，我以为天之所命，不感不受。”（2）他的观点透彻犀利，针砭天命是统治者的伪造的实质，揭示出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崇天敬天的心理特点，为封建帝王2伪称“天命”提供了生根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封建统治者对人民采取“民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的遇民政策，汉民族又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多神崇拜的民族，统治者以人格化的天神来驱使老百姓屈从，自然也是顺惠理成章的。在谭嗣同看来，只有把人同天平一样对等，才能冲决天之罗网，人民才有尊严可言。
为了冲决天命的罗网，他对唯意志力非常崇尚。他说：“人所以赤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无不如意。”（3）在他看来，人的心力比天地的力量还大，既能对抗天命，又能改造天地。人的心力一旦达到“诚”的境界，金石为开。可见，“心为”就是人的意志力，心的内在强大驱动力。显然，这是对尼采唯意志论的中国化陈述，揭示出人的意志力的动因作用和专一品格的巨大矢能。
这种巨大矢能实际上是同情仁爱之心力，即善良意志。谭嗣同又将“心力”分解为“机心和”“愿心”两面三刀种，“愿心”可以挽救“劫运”，“机心”可以造劫运。他主张“以心力挽救劫运”，其“心力”是慈善、仁爱的心力，不是谋算、巧诈、诡计多端的心力；其“愿力”是普度众生，与民同乐的愿力，不是只为自己享有，享用，享受，享乐的愿力。所以，他主张以“仁”为自由意志的目的与归宿。自然，他是以“仁”或“慈悲”为自由意志的价值取向。这样，自由意志就达到与自身本体的合一。
可见，谭嗣同主张的心罚作用与自身本体的合一，就必须去除只为自己谋取功名得禄的“机心”，以仁爱之心待人，感召别人也去除“机心”，达到人我相通的仁的境界。显然，谭嗣同的心力说表现出鲜活的非理性主义化身完全受尼采的唯意志论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加以改造，使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具备了：正是为了爱天下的人，才要以“心力”对抗统治者伪造的“天命”，才要以“愿力”去除“机心”的历史主体竟醒的思想内涵。
谭嗣同的唯意志论思想与进化论思想也有密切的联系。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已具备了哲学形态上的进化论。最早对进化论改造的是康有为，他以公羊“泄”说改造历史进化论。而对中国近代哲学进化论贡献最大的是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哺育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匀都用进化论去批判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错误观点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观点，以推进变法维新。作为世纪转折点上的谭嗣同，也是放眼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背景，立足于现实的政治改良，以西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而走向唯意论的。谭嗣同接受进化论，有他哲学上的理论积淀。他从《周易》中掌握了朴素辩证法的变易观念，认识到世界、社会、自然是变动不居的。他说：“抑闻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物之变者宜也，而物极必反，则变而不失物则也。”（4）以此来批评顽固派的守旧泥古心理。谭嗣同还发扬了王夫之“道不离器”的唯物观点，将体用与道器连结起来，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从而形成了他的“日新”观，他说：“然公言新，则新与所新者亦无辩。昨日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乌足以状其盛美而无憾也？吾又何尝求其故于《礼》与《易》矣。《礼》着成汤之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系》也子之赞：‘日新之谓盛德’。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她足以为盛美而无憾，执此以言治言学，固无往不贵日新矣。”（5）显然，这是一种历史进化观。谭嗣同把历史进化的过程界定为由“逆三世”的过程而反为“顺三世”的过程，把康的为的公羊“三世”说与〈周易〉干卦六爻相配，形成“两三世”说。使康有为的理想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
作为世纪转折点上的政治改革家的谭嗣同，他接受进化论并没有把它当作科学理论，而是视作世界观、哲学观，以此看待历史，并把历史理解为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他主张人只能顺应历史潮流及时地去作变革，否则就要亡国灭种。由此可见，谭嗣同的社会进化论的决定因素、内在动力是：善良意志，即对自由意志的渴唤。这“自由”就是建立一种“博爱、平等、科学、民主、自由”的社会理论政治制度，充分发挥心力的巨大矢能，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
谭嗣同进而把个体自由意志选择的范围，从伦理关系推广到社会人生观。作为社会改革家，他很自然地强调统一人民的意志去变革社会。自强要求诸已，靠人的主观能动性，靠人的努力，靠统一的意志矢量。当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环境发生矛盾，环境作为外在因素阻碍自由意志的实现，使愿望事与愿违。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因为失败而泯灭，选择的唯一标准仍然是主体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谭嗣同的自由意志论是同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紧密相关的。他认为世界本体的“仁”是不生不灭又遍及万象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与正统儒学的性善说有本质上差异。谭嗣同并不认为封建道德是上天赋予的，也不是封建纲常规定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之类。他认为　通是仁的最高原理，人的天赋道德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科学的人道主义原则。另外，他还主张性善情也善，人的感性欲望是正当合理的。这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幼稚的兴新资产阶级的人生社会理想，是他自由意志论的又一侧面的体现，是人文主义对从属的赞美。
谭嗣同作为世纪转折点上的思想先觉者，在没有科学的社会理想，人民群众又尚未深情的时际，社会变革需要他这样的一意孤行、勇敢果决的豪杰。尽管他对国民的力量矢能的估计太过于肤浅，但对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洞察是很深透的。正是这种眼光，才使他彻底地抛弃了苟安的生，选择了慷慨悲壮的死，以淋漓的鲜血唤醒国民的觉醒。
蓦然回首，百年春秋，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的解放，殚精竭虑，奔走呼告，无数先烈英雄，为推翻压迫剥削，抛头颅洒热血埋葬了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们用坚挺的硬骨驱除了践踏蹂躏中国土地的帝国主义到强，用生命的精魂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富裕起来了，中人民族以此强大起来了，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坚如盘石。而领导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赢得这一伟大胜利、创造今天这一伟大建设成就的本世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他们的英名也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回溯上个世纪转折点上的民族思想家谭嗣同，他用渴唤自由意志的一颗沸腾的心灵，用换取历史主体觉醒的一颗思想的头颅，震撼了无数的为民族解放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的灵魂，扣响了无数的为人民谋求幸福的思想先驱的思维门限。在我们即将掀起中华民族深沉重的世纪之页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仰首遥望一下大自然的星空，一百年前在文化思想窨闪现最早的、最孤寂的巨星谭嗣同，用百年来人民血汗创造的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的全部丰硕成果作为祭品，来祭奠这颗在浩浩中华之魂中熠熠闪烁的永不殒落的文化思想巨星的英灵！
朱光潜
几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前辈师长当中，不论就学问造诣的精深还是就道德修养的深厚来讲，都要首推朱光潜先生。
我最早是在中学国文课本上读到朱先生的文章的，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当时我觉得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读起来引人入胜，绝想不到后来能成为作者的学生。作为一个曾经亲聆朱先生教诲的学生，他那和蔼而又严厉的面孔和他严格要求、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随着半个世纪岁月的流逝，这些印象不曾变得遥远、模糊，而是显得更加清晰、亲切，终于凝成常常萦绕心头的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朱先生学问功底扎实深厚，写作认真严谨。当年选进《北京大学国文选》的《咬文嚼字》一文是我读到的第二篇朱先生的文章。朱先生非常重视文字的洗练，认为行文中一字之差，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他说：“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又说：“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朱自清先生称赞朱光潜的文章“像行云流水，自然极了”。又说“深入浅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的特长”。（见《文艺心理学序》）其实这种文字表达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作者在炼字上下的功夫。
文如其人。朱先生这种在写作上不放过一个字的认真态度自然也反映在他的教学上。记得当年在他开的翻译课上，每一篇指定学生翻译的英文散文（所用教材是徐燕谋编的《现代英文选》），他在讲课前都自己先译出来，以便在学生读出各自的译文时，立刻正确地给予改正。在翻译课上，朱先生常常对学生讲，在将原文译成中文后，首先要问一问自己：“中国人有没有这样说的？”这个标准实际就是对严复所标榜的“信、达、雅”中“达”字所作的最浅近的诠释。
朱先生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的译后记中说：“译者所悬的标准只有两个：第一是对原文忠实，第二是译文尽量用流畅可读的口语。”他在《歌德谈话录》的译后记中讲得更简朴：“译者所悬的目标只有两条，一是忠实于原文，二是流畅易读。”朱先生多年前在翻译课上要求学生的也正是这两条标准。
朱先生是位严师，上课时不苟言笑，显得有些严厉，但更是一位敦厚长者，对青年学生饱含热情。他总是抱着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态度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记得有一位同学对翻译课不够重视，作业做得不好，因而受到批评。事后这位同学到朱先生家当面请教。朱先生对他非常客气，主动将自己的多篇译文交给他看。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正是对他们的深切关心和爱护。朱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一贯的。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开的诗歌课旁听，因为听同学讲上他的英诗课获益最多。朱先生首先告诉我，听他的课一定要有预备，不然随便来听是不会有真正收获的。乍一听来，好像要求未免过严，实际上朱先生是指出预习在学习中的重要性，而这恰好是一般学生所轻易忽视的环节。
朱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中外文学功底很深的学者，称得上学贯中西。他在解放前任北大西语系主任，除了在本校授课外，还曾在辅仁大学兼教唐诗。他在1948年出版的《诗论》中对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以及如何走上律诗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的研究由于与西方诗歌比较而富有创意。朱先生以自己对中西诗歌的第一手体会为根据，讨论问题自然显得切实可靠、令人信服。直到今天，该书仍旧是一部研究中国诗学的重要论著。
一谈到朱先生的学问，大家自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他的美学，原因是美学研究伴随了他的一生，是他最感爱好和下工夫最多的学科。朱先生一直关心文学与艺术，而文学与艺术的讨论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便是美学。在朱先生的美学著作中，有最早留学欧洲时期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回国后写成出版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谈文学》、《克罗齐美学述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大学教材《西方美学史》。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朱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美学家的地位和声誉。
与此同时，朱先生还译出了大量西方美学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和维柯的《新科学》等。可以说，就上个世纪海内翻译西方美学名著这项工作来讲，朱先生的贡献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学者。作为20世纪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翻译大家，也许只有朱先生可以与19世纪后期的严复相提并论。
朱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副敦厚长者的风度。他对青年的谆谆教导，并不局限于课堂之内。从他早年发表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可以看出，他一生都是青年人的知心朋友。他写给青年一封又一封语重心长、布满感情的信，无一不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用浅近的语言讲给读者听的。这些感悟都来自他亲身的体验，所以读者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像是一位老朋友同你聊天。朱先生引人入胜的文笔更是吸引着你饶有兴味地一封又一封读下去。
美学对朱先生来说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他观察人生的重要视角，同他的道德修养密不可分。朱先生在《论美感教育》一文中，引用了英国诗人雪莱在《诗的辩护》中所说的话：“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径是想像；诗从这根本上下工夫，所以能发生道德的影响。”朱先生解释说：“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像。”还说：“儒家认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在朱先生看来，美学与伦理学始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提供完美的人生理想。
朱先生在讲艺术时必讲到人生，而在讲人生时又必讲到艺术。从艺术讲到人生，是说艺术来自人生。他说：“离开人生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从人生讲到艺术，是说人们要以艺术家的眼光观察人生，做到超功利的观赏。这样人生才有情趣，才能从狭隘的功利束缚下解脱出来。
朱先在《谈美》一书的开场话中说：“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我在“文革”之后，曾去他在燕南园的住所看望他。他说自己天天打一趟太极拳，晚上喝一点酒。看来他是过着一种与世无争、得意其乐的生活。他之所以能够保持平淡宁静的心态自然得力于平素的道德修养功夫。朱先生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人生”也就是“有情趣的人生”，所以他一直以求真务实的豁达开朗的精神去看世界，不管碰到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处之。
朱先生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我想再也没有比《人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里说的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松更能比拟朱先生的人格的了。的确，一棵苍劲的古松显示给世人的是耐霜傲雪、坚忍不拔、树大根深 、巍然挺立的气度与品质。在朱先生身上这些品质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记得在50年代初，大学教师刚刚开始改造，朱先生一时间成了被批判的“典型”、“重点”。但是他却处变不惊，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事后也不为此耿耿于怀，而是表现出心胸开阔、豁达大度，照常上课。假如不是有深厚的人格修养，这是不轻易做到的。
顺便说一下，由于朱先生平时行文严谨，说理清晰，就连他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思想检查，同学们读后都觉得比其他教师写得好，因为有些教师在检查中往往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文字上也显得零乱，一句话，文章的可读性差了很多。
朱先生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从事教学、写作和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他在历次运动中，虽经受冲击，多次受到批判，但他仍以其特有的睿智，走完了他卓有成果的一生，成为20世纪中国少有的道德学问都值得后世景仰的大师。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朱先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为后世楷模，可以说是立德；朱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培育了不少人才，可以说是立功；朱先生一生著作等身，留下的著作有几百万字，可以说是立言。说朱先生做到了三不朽，绝非溢美之词。说句实话，人们好像更应该静下心来，多读一些朱先生的书。特殊是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写给青年人的书信和文章。朱先生的文章浅显易懂，是一剂并不苦口的良药。他的书能向你提示人生的真谛，不让各种引诱将你带入迷途。读他的书只会培养高尚的情操、艺术的情趣，让人发扬仁爱和同情心，不要陷入贪婪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读他的书不仅会增长你的学识，扩大你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提高你的道德、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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