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立铭
人物简介
理论物理学家。江苏溧水人。 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机械系。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长期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及物理教育工作。早年提出原子粒幻数的统计解释，后来提出了原子核低激发集体运动的微观理论并加以推广。80年代以后又从事原子核深层次的结构研究工作，提出普遍的强子结构理论框架。培养了许多核理论研究人才。
人物生平
  杨立铭，1919年2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溧水县。他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他上高中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他的家乡。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他逃难到了四川。国家和民族的屈辱，坚定了他工业救国的决心，所以，在1938年毕业于合川国立二中后被保送进中央大学时，他选择了机械系。1942年毕业后，他曾去昆明中央机械厂工作了一年，后又回到中央大学机械系当助教，同时学习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课程。1944年通过了教育部出国留学考试，于1945年被分派到英国学习。在英国一家工厂（Renold）实习时，他曾帮助该厂解决了刀具设计方面的一个难题，使该厂不再从美国进口这方面的产品。
50年代探讨过量子化规则，以运动方程为第一性，导出了动量在坐标表象中最普遍的表达式，后经H.S.Green推广， 导致了满足仲统计的广义量子化方法。 与导师M.Born合作，借助汤费模型，成功地解释了当时刚发现的原子核的幻数。在原子核多体理论、特别是核内粒子间关联及核内集体运动方面，取得了国际同行赞赏的成果，提出了算符化的波戈留玻夫变换，建立了系统的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微观理论，阐明了核子间关联与集体运动的动力学对称性。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技术成就
杨立铭在大学高年级学习时，就开始感到自己更为向往于学习物理，探索自然规律，这种感觉后来越来越强烈。到了英国以后，他认为是改行的好机会，便于1946年去爱丁堡大学学习理论物理。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爱丁堡大学的M.玻恩（Born）教授十分赏识杨立铭改学物理的勇气和决心，认真了解了他的能力，不拘一格地把他收为自己的学生，并为他提供奖学金。在爱丁堡大学，杨立铭以超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自学打下了全面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投入科研工作，于1948年12月获得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博士学位。接着又在该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他在理论物理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发表了论文6篇。他以运动方程为基本出发点，首次导出动量在坐标表象中最普遍的表达式，由此导出量子对易关系。H.S.格林（Green）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满足仲统计（Para Statistics）的广义量子化方法。这种统计法以后被O.W.格林堡（Greenberg）用到强子的夸克模型中。杨立铭在量子场论的研究中导出的狄拉克矩阵求迹的普遍公式，后来被J.M.约赫（Jauch）及E.罗力希（Rohrlich）作为一个定理收入到他们的专著中。在玻恩的启发下，他根据托马斯—费米（Thomas-Fermi）模型在合理的核内核子密度分布下，成功地解释了刚发现的原子核中的幻数，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在流体统计理论的研究中，他把玻恩—格林（BornGreen）液体理论推广到混合液体，并用统计描述对流体内单个分子进行追踪，导出了扩散系数。在爱丁堡大学期间，玻恩教授的言传身教使杨立铭受益匪浅。玻恩的博学和大师风范使他大开眼界，更增加了他探索自然奥秘和献身科学的决心。
1951年，杨立铭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从事教学工作，先后讲授了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群论和原子核理论，并编写了讲义，同时培养了不少研究生。另外，为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需要，在50年代末，举办了全国核物理讲习班，杨立铭是主讲人之一，他和于敏合作，撰写了《原子核理论讲义》。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的同时，杨立铭坚持不懈地开展前沿领域的科研工作。他回国后科研工作主要在原子核理论方面。50年代末期，国际上出现了勃吕克纳（Brueckner）理论，它是核多体理论的重要发展。杨立铭通过对核内多次散射的分析，导出了这一理论。60年代，核理论又一重要发展是超导体物理中的“对关联”理论在原子核中的应用。1964年他提出了处理变形核中核子对相互作用的新方法，与流行的博格留波夫（Bogoliubov）准粒子方法相比不但计算简单，而且克服了粒子数不守恒的缺陷和不同激发态不正交的困难。这个方法已在有关计算中得到大量应用。从70 年代起，杨立铭开展了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微观研究。1974年A.阿瑞马（Arima）和F.雅开罗（Iachello）提出了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IBM）的唯象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国际上掀起了研究原子核低激发态集体运动的热潮。但这个唯象理论还缺乏更为基本的和严格的微观基础。为了深化对原子核低激发区运动规律的认识，杨立铭提出了系统的IBM微观理论。他直接在费米子空间构造有玻色子行为的费米子对，而不进行通常流行的向玻色子空间的映射，这就严格地遵守了泡利原理，避免了伪态的出现。在构造“S”，“D”时，提出了广义的算符化的粒子数守恒的博格留波夫变换，将构成“S”对的核子与携带前辈数（Seniority）的核子区分开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避免了前辈数混合的难题。在他的微观理论中的玻色子是由模型空间中的矩阵元所定义的具有确定结构的费米子对算符，可直接在选定的模型空间中计算各种可观测量与实验比较。杨立铭的微观理论不但可以做IBM唯象理论的微观基础，也适用于原子核的一切低激发集体态。以后他又扩展了这个微观理论，引入了关联空穴对和电荷交换力，成功地处理了满壳核附近的原子核闯入态。该理论于80年代发表后，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和赞赏。1982年应邀作为主讲人赴意大利Erice国际核物理讲习班讲授这一理论。1983年根据国际同行建议，杨立铭在苏州主持一次关于原子核集体态的国际会议。1985年IBM创始人之一F.雅开罗邀请杨立铭到耶鲁大学作访问教授，1986年西德慕尼黑工业大学聘杨立铭为客座教授。1987年IMB另一创始人有马朗人主动提出东京大学与北京大学核理论研究组签定为期三年的合作协定，开展原子核集体运动的研究。国际上的著名核物理学家，MIT的H.费许巴赫（Feshbach）和塔耳米（Talmi）（壳模型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们的报告和文章中对杨立铭的微观理论分别作出肯定的评价，杨立铭也因此项研究工作获得了198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杨立铭在集中精力研究原子核低激发态的同时，又注意到核物理向更深层次的发展。由于70年代以来微观物质结构和基本相互作用研究的新进展，核物理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杨立铭及时地将其科研组的工作重点从核强子层次转移到夸克层次去研究原子核。经过几年的探索，他已拟定出一个理论框架。首先是对强子结构要有一个与现今实验及强作用多体系理论更为相符的物理描述。选择能量不太高区域内的适当的自由度，充分考虑到强作用的对称性及其真空特性，以严格的运动方程为基础，只对真空激发模式做必要的简化，就可以求出各类强子的结构。这个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求得强子结构的同时，也得出了其在核介质中的效应。其次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处理中、低能区以强子自由度为基础的核物质动力学方程。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但又相当艰巨，有待于集体攻关的任务。物质结构的奥秘是无穷的，杨立铭所追求的理想也是没有终极的。他总是坚毅地奔驰在科学前沿。 
简历
40年来，杨立铭培养了一大批理论物理和原子核理论的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人才，培养了博士、硕士研究生30余名，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已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其中很多是研究生导师。杨立铭在带领年轻人开展研究工作时，总是循循善诱，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学术讨论，鼓励年轻人大胆闯练，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总是提醒年轻人要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掌握第一手资料，严谨地开展研究工作。他的良好的治学作风，给年轻人做出了榜样。杨立铭虽已年近八旬，仍然不停地工作，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在他与以前的学生的一次聚会中，他说他好象是神话里的那个受到天神的惩罚、要不停地跑步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工作的使命感。为了更好地工作，他长期坚持适合自己身体情况的体育锻炼，他的工作热情总是那么饱
简历 
1919年2月5日 出生于江苏省溧水县。
1938～1942年 在重庆中央大学机械系学习，获工程学士学位。
1942～1943年 在昆明中央机器厂实习。
1943～1945年 任重庆中央大学助教。
1946～1949年 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理论物理博士生，获博士学位。
1949～1951年 做爱丁堡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1951～1952年 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 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 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
1984年 任中国核数据委员会特约顾问。
1985年 任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1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留英期间，曾在量子化规则、流体统计理论及原子核幻数的统计解释等方面取得了有特色的理论成果。
1997年 任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原子核理论中心顾问。
回国后集中研究原子核理论，特别是核多体理论及核集体运动。对50年代以来由实验及唯象分析揭示出来的原子核低激发区的主要自由度及动力学对称性进行详尽的微观研究，提出算符化的波戈留波夫变换，较严格地处理了粒子关联对的结构，从而为唯象理论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并由此对后者加以扩充。人生的道路常常是曲折的，但只要有一颗向往科学求真理的心，就能在前进中不断调整方位，扬长避短，走上有益于社会与人民的道路。 
自我介绍
我出生于一个比较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后来当了小学教师。母亲勤俭持家。在他们的敦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和简朴的习性。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使这颗幼小的心灵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了一种自信心——只要我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好。 1937年日本的侵华战争把我从平静的学生生活中惊醒。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摧毁了我的家，炸死了无数父老乡亲，使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了大西南。在四川读中学时，日本飞机又炸死了我的老师。使我深深感到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如此欺侮我们，还不是凭着他们的飞机大炮。于是我下决心要学工程，要工业救国。当我中学毕业被保送上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大学机械系。进入大学后，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要建设好一个国家，需要多种人才的共同努力。一个人在年轻时期，应该朝着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方向努力。从我的条件与爱好看，我倾向于学数理而不是工程。经过几年时间，大学毕业后我才下定决心要改变专业方向。但我采取了渐进的方式，一面在机械系任助教，一面自学与旁听理科课程。1945年冬，我有机会到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大工厂实习，应用我的机械工程的基础，为他们解决了一个渴望多年而未获解决的刀具设计问题，对此他们自然对我很感谢。我提出要去大学学习，他们也欣然同意。我于1946年4月来到爱丁堡大学，向我景仰已久的当代物理学大师M·玻恩教授提出申请。他审慎地端详一下这个来自东方的愣小伙子，又看了看我的成绩单，便答应让我试试看。就这样我走进了理论物理的殿堂，开始了我一生中全新的一页。尽管我已做过一些准备，工程基础与物理基础间的差距在我身上仍然是存在的，对此我有充分信心与勇气去克服。这个过程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当时玻恩教授正在与他的得意门生H.S.格林着手建立一个液体统计理论，他要我把这个理论推广到混合液体，特别着重于两种不同原子间的扩散。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因为当时的铀238与铀235的分离就是靠扩散来完成的。几个月后玻恩教授对我已经有了信心，他为我从英国哈威尔原子能研究中心申请到一个奖学金，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约一年后我到这个中心去汇报我的研究成果，讲的是通过追踪流体内个别原子的运动，导出混合液体中的扩散系数。它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1949年发表在Proc.Roy.Soc.上。我于1948年底获得了理论物理博士学位（Ph.D.），当时H.S.格林在他得了Ph.D.学位以后又将完成他的学位，他劝我也念一个学位。我的想法是：在多个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工作可以扩大我的知识面与工作面，这与继续再攻读一个学位有一点矛盾的。结果我选择了仍留在玻恩教授身边作他的研究助手。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的工作模式好似打游击战，在一个小山头打上几枪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去。起初我对量子化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是否在正则量子化的背后还有更基本的东西？就谐振子这个典型而又重要的例子做了分析后，我发现运动方程可能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出发点。我导出一个在坐标表象中动量的最普遍的表达式，再加上对波函数解析性质的要求，就可以唯一地导出正则对易关系。这个工作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几年以后，H.S.格林在此基础上放宽对波函数解析性质的要求,导出了推广的量子化关系,称为仲量子化(paraquantization)。后来又被O.W.Greenberg用到强子的夸克模型中。 1949年M.G.Mayer与J.H.D.Jensen首次从分析实验数据提出原子核中存在幻数。玻恩教授以他对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与广泛联系，立刻觉察到原子核中存在着壳层结构以及可能的统计解释。他要我用Thomas—Fermi模型对此进行分析。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合理的核密度分布下，导出了这些幻数。这使他很高兴，我们共同在Na-ture上发表了这项工作。 1950年我在学习量子场论的新发展过程中找到了求Dirac矩阵乘积阵迹的简单方法，这个工作发表在Phys.Rev.上，后来被J.M.Jauch及F.Rohrlich收集到他们的书中。 1950年冬，周培源先生去英国访问，并到爱丁堡拜访玻恩教授。他见到我时，邀请我去清华大学工作。当时我已有较好的工作待遇，但作为中国人我想我是一定要回祖国参加建设的，何况当时解放不久，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专业人才。至于回国以后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我都不予考虑了，只认为我已具备了必要的专业基础与科研经验，可以在任何地方独立开展工作。现在正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于是我于1951年秋登上了回国的远洋客轮，从此开始了我生命中又一新的一页。回国后的前几年，我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学上，但从未放过科研工作，而且常常与培养青年教师、研究生结合起来，40多年来与他们共同工作，始终是我生活中重要一部分。近来我发现我国核物理界的很多骨干都是我的学生，这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回国前的某些愿望果真实现了。我回国后科研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我不再打游击战，而是集中力量在某一个领域打攻坚战。主要集中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特别是核多体理论与核集体运动。我们的工作都是与国际上核物理的新发展相呼应的。例如Brueckner多次散射理论、核场论、核内对关联效应、相互作用玻色子理论等。在80年代初期，我认为原子核的一些基本运动模式，特别在低激发区，已基本上比较清楚，能够解释大量实验数据，一些主要的自由度已经被揭示，可以说低能区的行为多数可以由核内存在的关联对所决定，它们具有近似的玻色子性质。由此得出结论：原子核在低激发区具有近似的动力学对称性，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我们的贡献主要是在这一理论的微观基础上做了切实、详尽的分析论证，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扩充。物理学的前沿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子核物理领域当然也是如此。随着探测粒子的能量的不断提高，及探测手段的不断改进，就会发现原子核内还存在着更多的自由度。70年代以来粒子物理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它与高能核物理必然要交叉。从物质结构的层次来看，这是很自然的。摆在核物理工作者面前的严峻的任务就是：必须进入更深一个层次来研究原子核，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经过几年来的摸索，我们已经基本上有了头绪，制定了主攻方向与路线。为了提高我国中高能核物理的研究，加强国际协作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近期还不可能在国内建造研究高能核物理所必需的大型实验设备。生命就是要对真理进行不断的探索，离开这种探索，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主要论著
6 杨立铭，曾谨言.大变形核中对力对内部激发的影响，物理学报，1961，20：846 
7 夏蓉（杨立铭 于敏的笔名）.原子核理论讲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