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概况
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 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二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是野史、杂史和别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全书两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
郑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斥五行相应说。
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自上古叙至宋嘉定末，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因以汇集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既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见《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上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他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
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明清之际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清朝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笼络知识分子，大量地编书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为其统治服务。不少学者钻进考据圈子里去。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但当时史学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论理，考史之功虽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代表，而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中唐以来，有关史学的议论不断出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万斯同等评论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议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与《文史通义》。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抬高本朝官修史书，鼓吹“归正斥邪”。意图在于以官史压私史，以官方评论左右舆论，诱导学者好古而不问今，以加强其思想文化专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既反对“务考索”，又反对“腾空言”，并讥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史贵于“义”，史文“质以传真”，志为史体等看法，推崇独断与家学，强调“史德”，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树。
近代史学史 中国近代史学史，包括鸦片战争至1949年之间，又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近代前期面对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民族危机，近代学者及史学家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等思想武器，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国史，兴起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寻求反抗侵略、变法图强的办法。有些学者深感民族危机，注意研究边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这时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唐才常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但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和革命，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这时的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旧史学已日益受到冲击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活跃起来。
旧史学指编撰史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仍属陈旧格调，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学。如仍然编纂清朝实录，甚至入民国后在编修《清史稿》时，借歌颂“大清”，诋毁革命。这种史学，在“五四”以后未完全绝迹。
新史学主要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文，指出封建的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铺叙而不能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批判旧史学的封建性与保守性；同时提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书应当“为国民而作”。章太炎对旧学有很深的造诣，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并拟出了通史体例。他在《致梁启超书》中提到写通史的主旨，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惜未能完成新编中国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节体和浅显的文字撰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是中国第一部新式的历史教科书。其史观主要是历史进化论，以及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20世纪初的方兴未艾的新史学，虽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旧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进步性和优越性。近代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两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包括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两种史观的斗争，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逐步走向科学化。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伴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学论著《史学要论》。在其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与人生观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写成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介绍进来，如何炳松讲授和翻译了鲁宾逊的《新史学》。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史学，讲授并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中国政治史和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学风失于浅尝多变，晚年关于史学的议论，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击的封建史学“四弊”的倾向。胡适把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用于历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装饰”。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其实质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论战才告休止。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很多进步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运用唯物史观，对种种唯心史观如“民主史观”及“意志哲学”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他们写出了一些历史科学专著，也注意到历史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史学工作和中国历史的言论。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与方法，强调对待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自20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经过整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学方面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②自发现甲骨文以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历史以从来所未知晓的崭新面貌出现；③汉晋竹木简的发现，为当时边疆的开发、军事的设施、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④敦煌宝藏的发现——几万卷写本和大量壁画、雕塑等，为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明清档案的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学中意义重大、成绩卓著的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精湛造诣。他治史的特点，是把新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和大力整理新发现的材料，并以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等印证和解释古史，使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为古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先秦史与甲骨文字的阐释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但他的“二重证据法”限于“以事实决事实”的实证法，不作理论阐释。他的学术论著主要结集为《观堂集林》。
陈寅恪学识渊博，思想敏锐，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治学严谨，很有史识。他重视民族与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强调通识，把握民族与文化史的发展变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说明问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伪、伪中存真的特点和诗文的史料价值，善于以史注诗文和以诗文证史，著有《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外，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少精辟论述，起了开创的作用。
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著作很多。有关于古代几种外国宗教传入中国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空白。关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极为有用、裨益后人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专著。《通鉴胡注表微》则是以考史形式寄托爱国热情。他治史重史源，讲类例即分类列举之法，优点是条理清晰，缺点在平列事例，不利于历史地分析问题。
顾颉刚最先以“疑古”著称，所编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观点考辨古史的集体著作。他以疑古为手段而以考信为目的，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一些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作用。他对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导之功，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也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在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邓之诚撰写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王朝为序，叙述各朝政治经济文化因革递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识的力著。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孙毓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产生影响。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献，在史学上不断地辛勤著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写出了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又写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在文献学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显著成就。
在30、40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范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古代史的名作，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夹叙夹议，文字简洁，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邓初民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何干之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首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建树最多，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国庠等也有关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问世。范书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指出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胡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专著中的代表作，阐述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中国反动势力对待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占有材料，总结中国历史；二是为革命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贯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不断开拓进取，虽然先后经历了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狭隘地“为政治服务”以及影射史学等的干扰，中国历史学仍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史学论著、发掘和鉴定史料、考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是旧中国史学界所做不到的。
（施丁）
李宗侗版《中国史学史》图书
版权信息书 名: 中国  史学史
作　者：李宗侗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10年8月1日
ISBN: 9787101074116
开本： 16开
定价: 29.00元内容简介《中国史学史》内容简介：先师高阳李玄伯先生（讳宗侗），是我国第一位兼跨古代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他十八岁负笈法国，人里昂大学读书，又在巴黎大学深造。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及中法大学，当时法国的古史专家古朗士，将民俗学知识引用于希腊古代史，获得丰硕成果。玄伯师借用这一种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现象，为中国古史研究新辟了蹊径，例如他从寒食易火的风俗，与古人崇拜“火”的观念中，取得民俗信仰的新解。
玄伯师的另一贡献，则是对于古代姓氏字源的研究。当时的民族学，于“图腾”一词，极多解释。玄伯师虽然也用图腾观念，考察“姓”的本质，他实际着力之处，则是古文字学、语音学与古代地理各方面的综合整理。根据古代族姓分合，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一工作的另一层面，则是“姓”与“氏”的结构与相应的功能，玄伯师在这一重要课题，厘清了不少自古相传的误解，同时，他对性、姓、命、祖、祖之所自出……等名词的阐释，都有精辟的见解，为这些抽象的名词找到了古代的原义。作者简介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出身于晚清世家大族，为名臣李鸿藻之孙，南皮张之万曾外孙。早年随叔父李石曾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1926-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参与故宫文物清理和接收。抗日战争期间，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1948年故宫文物迁台，参与清点整理，设立“故宫博物院”，安顿国宝。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国史学史》、《历史的剖面》等。章节目录自序
第一章 史的起源
第一节 史之初义为史官
第二节 古代史掌于贵族
第三节 史书的演变
第四节 史的分类及其范围
第二章 上古的史书
第一节 《尚书》
第二节 《春秋》与《竹书纪年》
第三节 《左传》与《国语》
第四节 其余上古史书
第三章 两汉的史书
第一节 《史记》
第二节 《汉书》
第三节 汉代所修之本朝史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
第一节 诸家后汉书
第二节 三国的史书
第三节 诸家晋史
第四节 十六国史
第五节 南北朝史
第五章 唐代的史学
第一节 官修前代史
第二节 私人修撰前代史
第三节 官修当代的国史
第四节 起居注与实录
第六章 刘知几与《史通》
第七章 五代宋元的史学
第一节 五代及宋所修《唐书》
第二节 宋修《五代史》
第三节 宋人所修实录及国史
第四节 宋代的几部重要史书
第五节 元官修《宋史》
第六节 元官修《辽史》
第七节 元官修《金史》
第八章 《资治通鉴》及其同类书
第一节 《资治通鉴》
第二节 《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第三节 诸家续《资治通鉴》
第四节 《通鉴纲目》
第五节 《通鉴纪事本末》
第九章 宋代历史考证学
第一节 《新唐书纠谬》
第二节 《五代史纂误》
第三节 《两汉刊误补遗》
第四节 《资治通鉴考异》
第十章 通史与郑樵
第十一章 专门史
第一节 典制史
第二节 学术史
第十二章 地方史宗族史家谱及年谱
第一节 地方史
第二节 宗族史及家谱
第三节 类传及别传年谱
第十三章 明代的史学
第一节 官修《元史》
第二节 官修及私修明代史
第十四章 清代的史学
第一节 官修《明史》
第二节 清代的官修国史
第三节 清初史学家
第四节 清后期的史学家
第十五章 注史与补史
第一节 注史
第二节 补史
第十六章 章学诚的史学
第十七章 隋唐以后的史官及史馆
第十八章 廿五史通论
第一节 本纪
第二节 志
第三节 表
第四节 类传
第五节 自序
第六节 论赞
第十九章 中国史学之特点
第一节 中国有累世不断之史籍及专掌记注之史官
第二节 正统的观念
第三节 书法
第四节 尊王与攘夷
第二十章 史料范围的扩充及史学的将来
第一节 史料保存流传方法的增加及史料范围的扩充
第二节 通史专史的研究及集体的撰述
金毓黻版《中国史学史》图书
版权信息书  名：中国史学史
ISBN：978-7-100-05587-1
作者：金毓黻 
开本：大32开
装订：平
字数：300 千字 
定价：￥23.80
版印次：1-1
原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朱绛
出版日期：2007-09-01内容简介本书完成于1939年，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开创时期一部影响较大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作者自己较为满意的著作。作者从史官、史家、史籍、史学四方面展开，阐述中国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其趋势，在此基础上，把中国史学的发展分为五期：上古至汉初为创造期，两汉为成立期，魏晋至唐初为发展期，唐至清末为蜕变期，清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革新期。本书版本采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作者简介金毓黻（1887~1962），辽宁辽阳人，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章节目录导　言 
本编之四要义 
第一章　古代史官概述 
史以纪事为职不过掌书起草　史字之本义　中与贰之释 
义　周礼五史与左史右史　古代史官表　汉官有太史令 
无太史公　古籍掌于百司之史即百家出于王官之所本 
古人未尝以史名书 
第二章　古代之史家与史籍 
六经皆史之释义　尚书春秋俱为古史　春秋与左氏传 
左氏传与国语　逸周书　竹书纪年　世本　战国策　穆 
天子传及山海经　春秋时各国皆有史　古史保存之法 
孔子与左丘明之史学 
第三章　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司马迁作史记之动机与背景　史记之得失　史记释名 
史记缺篇　褚少孙补史记　班彪史记后传　班固因父作 
而修汉书　汉书之得失　史记、汉书之优劣　续补汉书 
荀悦汉纪　史记、汉书皆属于撰述亦皆为私修之史　纪 
传一体之所本　马班二氏之史学梗概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 
(一)后汉史：东观汉纪与三史　范晔后汉书　司马彪续 
汉书八志　后汉书之得失　袁宏后汉纪 
(二)三国史：陈寿三国志　三国志与汉晋春秋　裴松之 
三国志注 
(三)晋史：十八家晋书　臧荣绪晋书与新晋书　诸家晋 
书之得失　唐重修晋书 
(四)十六国史：崔鸿十六国春秋　十六国春秋伪本与辑 
本　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 
(五)南北朝史：宋、南齐、梁、陈四史及魏、北齐、周、隋四 
史　李延寿南史北史　李氏侪隋代于七朝之故 
南北二史可补八书之阙　附于隋书之五代史志 
本期私史繁多之原因　本期史家之等第　史例典礼与方志 
第五章　汉以后之史官制度 
职掌天时星历之太史与修史之官分途　史官之名凡三 
变，初名著作，次名史官，再次名翰林官、女史　记注之法 
及其得失　刘知几论设馆修史之弊　韩愈、柳宗元之论 
修史　万斯同论设局分修之失　唐宋以来官修国史之原 
因　中朝之史官不若州县之典吏　历代史官制度沿革表 
第六章　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 
本期纪传体正史私修者少之原因　唐宋以来官修国史之 
制度 
(一)编年体之实录：实录表　唐实录　宋实录　辽实录 
金实录　元实录　明实录　国榷　清实录　东华 
录　宣统政纪 
(二)纪传体之正史；旧唐书　新唐书　旧新两唐书之得 
失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辑本与原本　宋史　宋 
国史　辽史　金时所修之辽史　金史　刘祁与元 
好问　张柔献金实录　王鹗初修金史　元代迟修 
三史之故　脱脱主修三史　三史义例　三史之得 
失　元史　明修元史凡两次　明史　明史之改订 
清史稿 
(三)典礼：经礼与典礼　唐会要　宋会要　元经世大典 
明会典　清会典　两汉三国诸会要　大唐开元礼 
政和五礼新仪　大金集礼　明集礼　大清通礼 
(四)方志：隋区宇图志　宋元丰九域志　元大一统志 
明寰宇通志　大明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　宋以后 
之地方志　各省通志　官署志 
官修之史与史家之关系 
第七章　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 
一、纪传体之正史别史 
(一)创作之史：王偁东都事略　王鸿绪明史稿　契丹国 
志　大金国志 
(二)改修之史：古史与尚史　续后汉书二种　晋记与晋 
略　五代史记与续唐书　宋史质宋史新编　宋史 
记与宋史稿　元史类编与元史新编　元史译文证 
补　蒙兀儿史记与新元史 
(三)分撰之史：西魏书　两南唐书　十国春秋　渤海国 
志　南宋书　西夏书事与西夏记　南明史　清开 
国史　太平天国史 
(四)总辑之史：通志　通志初名通史　通志与通史　通 
志二十略　续通志 
(五)补阙之史：补志　补表　补传　辽史拾遗　金史补 
(六)注释之史：诸史旧注　汉书补注　后汉书集解　晋 
书斟注　新唐书注　史记会注考证　诸史志表列 
传之单篇注释及考证 
(七)合钞之史：南北史合注　南唐书合订　新旧唐书合 
钞　五代史记补注 
(八)辑逸之史：清代私家所辑诸史　清代官辑之史 
二、编年体之《通鉴》 
英宗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　通鉴初名通志　通鉴 
之佳　考异　外纪　前编　胡三省注通鉴　续通鉴长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　三朝北盟会编　王薛二 
氏之宋元通鉴　徐乾学通鉴后编　毕沅续通鉴　明纪 
明通鉴　通鉴补正　通鉴纲目　续纲目　纲目三编　纲 
目前鉴　通鉴辑览　辽金纲目 
三、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　宋以下诸史之纪事本末　通鉴长编纪事 
本末 
四、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 
刘秩政典　杜佑通典　通典之美善　杜佑理道要诀　马 
端临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命名之故　通考与通鉴　通考 
与通典　宋白续通典　王圻续通考　朱奇龄续通考补 
清续通典通考及清通典通考　徐乾学读礼通考　秦蕙田 
五礼通考　四通与五通　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　国朝学 
案小识　两汉三国学案　汉学师承记　各体专史　裴秀 
贾耽之地图学　元和郡县图志与太平寰宇记　大元混一 
方舆胜览　读史方舆纪要与天下郡国利病书　史表　清 
代著名之府厅州县志 
本期史家之商榷及史学之趋势 
第八章　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 
史学之称始于石勒　刘宋立史学及史科 
(一)刘知几与史通：史通释名　史通次第各篇之意旨 
史通以扬榷利病为主亦兼阐明义例　史通之精要 
语及应节取各事　史通之作由于愤悱　史通可以 
考逸又为史学而治史　论才学识三长　刘氏所撰 
之他书　史通之注释　史通之刊正　史通之续作 
(二)章学诚与文史通义：论六经皆史　论记注与撰述之 
分　论通史　论方志　论校雠　史学之阐明　因 
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　章氏之阐明义例　刘章二 
氏之比较　文史校雠两通义之校刊　章氏遗书全 
稿之编刊　史籍考　主修各方志　校雠通义之续 
作及史籍考之重修 
郑樵非刘章二氏之匹 
第九章　清代史家之成就 
清代史家与浙东史学　黄宗羲　万斯同　全祖望　钱大 
昕　王鸣盛　赵翼　邵晋涵　纪昀　崔述　徐松　张穆 
何秋涛　治西北史地与东北史地诸家　清代因修史罹祸 
之诸家　王国维及其他诸家　清代史家之趋向 
第十章　最近史学之趋势 
(一)史料之搜集与整理：殷墟之甲骨文字　敦煌及西域 
各地之汉晋简牍　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 
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　古代汉族以外之各族文字 
各地之吉金文字史前遗迹与无文字之史料　梁启 
超之史料分类与搜集鉴别之法 
(二)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梁启超与何炳松　通 
史与专史　章炳麟通史略例及目录　梁启超通史 
目录及文化史目录　陈曾二氏之通史略例　史籍 
分部之新旧两式　主题研究法 
疑古派之批评 
结　论 
史学之分期　本编备史籍之要删兼为史学之总录　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