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万年清炮舰
风起浙杭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性情狂异，早年科场落魄，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才逐渐崭露头角，居身曾国藩幕府期间受曾赏识，被命组建楚军以补湘勇不足。1862年初率楚军攻入浙江，数年间横扫浙境，因功递升为闽浙总督，成为一镇诸侯。楚军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得到由法国军官训练、指挥的雇佣军——常捷军大力配合，左宗棠由此首得与外国人合作的益处，常胜军的法籍统领德克碑（D`Aignebelle）、军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也获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和好感。数年后，当左宗棠试图自造蒸汽舰船时，这两位法国人就成了其重要的合作者。
太平天国战争中，蒸汽舰船在中国舞台粉墨登场，当时东南一些沿江沿海省份都有零星购买装备蒸汽军舰或武装轮船的事例，清政府中央也正式委托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帮助从英国订购蒸汽军舰。这样的风潮中，曾通过与常捷军、英法联军的合作切身感受到蒸汽舰船益处的左宗棠也深受影响。然而左宗棠对于获得蒸汽舰船的设想与众不同，他所追求的是自行设厂建造，“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3]，从史籍里目前尚无从了解左宗棠提出这一设想时的更多心迹，但无疑中国传统文人朴素的主权观念起了很大作用，缺乏对外交往实务经验时，显然自造要比外购把握更大，至少不会由此受外人要挟。
在清政府外购蒸汽军舰计划中错失机会的法国人，揣摩到左宗棠的意图，抢先在东南下手。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饶勒斯为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能够继续对中国发生某种影响，委托和左宗棠关系良好，会说中国官话的日意格向左宗棠传递了一个建议，即法国远东舰队愿意将设在宁波的船厂转交给左宗棠，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当听说宁波船厂规模很小，只能进行船体合拢，无法制造轮机时，左宗棠关起了兴趣大门。当时因为推销建议失败，显得有些尴尬的日意格和同行的德克碑没有料到，从这一刻起，他们实际已经进入了中国自造轮船的历史[4]。
此事过后不久，左宗棠找了一名60岁的中国老匠人，竟然土法上马，自己造出了一条能坐2个人的蒸汽轮船，并在婀娜多姿的西湖上成功试航。闽浙总督不可思议的小轮船问世后不久，1864年10月16日，日意格为了常捷军的解散问题来到杭州城内的总督衙门，随着太平天国战争进入尾声，操控在法国人手中的这支军队已经不再有多少重要性，裁撤是必然的命运。当日意格到达总督衙门时，左宗棠竟不顾尊卑，直接站在会见厅的门口相迎，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似乎预示着什么。此后除了就常捷军的遣散事务进行磋商外，左宗棠特别带日意格参观了他在西湖试航的那艘轮船，骄傲地展示中国人的智慧，日意格表面敷衍“棒极了！这证明中国人非常聪颖”，心里却对这条船有些了不介意，“总得来讲，它拥有了引擎发动机的所有细节，足以示范汽船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但也仅此而已”[5]。对于这条船慢得让人叹息的航速，日意格建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6]。左宗棠后来在奏报里说，这次会见后他就直接洽商德克碑、日意格为中国监造轮船，奏折上平淡的文字背后，是不啻于平地惊雷的大手笔，很难想像闽浙总督不动声色地说出这个决断时，两位法国人是如何的表情。
机会终于来临，已经交卸常捷军统领职务的德克碑立刻返回法国，购买舰船图纸、打听船厂图纸以及机械采购、技术人员招募等事，而后将计划寄到中国，由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的日意格转交左宗棠。然而好事多磨，当时正值军务倥偬，左宗棠挥师南下追歼太平军残部，造船被暂时搁置，德克碑前往暹罗，日意格在海关任上，静静地等候左宗棠的好消息。
现代来看，左宗棠当时作出的造船、用人决策似乎非常突兀，有观点认为，左宗棠实际是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1864年，督抚两江的曾国藩、李鸿章师徒接连上奏清政府，请求在上海设厂自造轮船，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虽然受曾国藩提携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场宝座，但是左宗棠因为曾国藩将攻陷太平天国都城的伟功预留给其弟曾国荃，而对曾氏兄弟心怀忿忿，反目成仇，对于李鸿章，也因为其属下的淮军追击太平军时一度越境进入过浙江，而终生视其为敌。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开厂造船，眼见就可能开创中国第一，对左宗棠的刺激可见，可以认为，江南制造局的营建某种程度上成了后来福建船政诞生的催化剂。
另外就设立船厂引进技术而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受阿思本舰队的负面影响，且自己也并没有合适的英国合作人选，左宗棠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法国，而恰好正有2名“驯顺”的法国人可以帮助居间出力。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实际只不过是法国海军的普通低级军官，对于蒸汽军舰的设计、建造没有任何经验，左宗棠脑中非常明了这一点，曾称日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过因为他们与左宗棠在其他领域有过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们将来扮演的角色其实类似于中国官员与外国技术人员之间的协调人，即船政建厂造船计划技术项目的总承包人，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工程师。
西湖的烟波中，闽浙自造军舰的大幕就这样缓缓开启了。
船 政
1864年末江浙赣等地的太平军残部纷纷退往福建、广东，左宗棠遂率楚军挥师南下，经过近一年的血战，最终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国嘉应州，彻底扫除南方太平天国余烬。
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时，自造轮船的计划自然而然就重新提起。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请求设厂造船，而且提出了设立学堂培养人才的计划，使得闽省的造船工程更与众不同。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长篇奏折，尽书胸臆，志在必得地将其自造轮船的全部构思和盘托出。从海防、民生、漕运、商业四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证“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并详细阐述了其对设厂造船的各项计划安排，表明这个设想已经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议论奇警地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7]
今人对于左宗棠自造轮船的设想予以充分肯定时，也应注意到其时代局限性，出于节省经费考虑，左宗棠将所要建造的蒸汽船功能定位为亦商亦兵，并不明白军舰和商船存在质的区别，而且左宗棠对于轮船造成后的维持经费想得有些不切实际，认为“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益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8]，这些缺失客观上都为此后船政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全无近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蹒跚起步时很难回避的先天不足。
对左宗棠的奏请，清廷中枢大为所动，议上后仅仅几天就有了批复，同治皇帝非常罕见地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9]。闽浙建厂就此开始。
经过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马尾选定了马尾山下中岐乡靠近马江边的一块宽130丈、长110丈的田地作为厂址。建厂的经费从闽海关的四成洋税下划拨40万两银，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5万两银作为运行经费。[10]与后来从各省协款的北洋海军经费相比，船政的经费来源单一，闽海关又是当时收入仅次于江海关的富关，且设在本省，较易控制，更具可靠性。建厂的技术则主要依靠西方，作为技术工程总承包人的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后到福州签订合约。
正当设厂工作万事待举之际，9月25日清政府寄谕，鉴于捻军西窜，将左宗棠调陕甘总督平定西北，由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兼管船政。由于对新任总督吴棠不熟悉，担心由其兼管可能会导致船政的建设偏离自己设想的轨道，为了不使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脱轨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上奏清廷请求派员直接管理船政事务，意图抢在新任总督尚未到任前先将过这部份权力夺出，一位正在家乡守制的福州籍官员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以幕友为生，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林则徐的二女儿林普晴结婚后不久，沈葆桢考中进士，任编修、御史，原本踏入一条言官之途。但遂因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沈葆桢被外放出京，一度参赞曾国藩湘军营务，受经世思想影响，其任江西广信知府期间，夫妇并肩守城击退太平军，谱成一曲佳话。后来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上，抓获了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福贵，更是立下盖世巨功，成为官场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左宗棠与沈葆桢有师兄弟之缘（左宗棠曾拜林则徐为师），又曾同为曾国藩幕僚，在江西多有合作，对曾国藩同样不抱好感（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期间，因缩减湘军饷源事与曾国藩龃龉，后来曾国荃攻克天京，奏报幼天王已死于乱军，但是未久沈葆桢便奏报在江西俘获幼天王，与曾氏的不快加剧）的官员，相互都有极深刻的印象，曾国藩对二人的关系有过特殊评价，称沈葆桢和左宗棠是“死党”[11]。
1865年4月，沈葆桢的母亲去世，按照清代官场制度，官员的父母长辈去世，应辞去职务，服27个月丧假守孝，称为守制。沈葆桢在老家过着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时，左宗棠前来三顾茅庐了，要想能使造船事业顺利发展，其统领必须是具有官场经验且拥有一定资历声望的人物，才能有效处理好与朝廷与地方官员间的关系，坚持独立建厂的原则，而且必须与自己有某种默契，能够理解执行自己的政策。“死党”沈葆桢不仅具备了上述条件，而且还是本乡本土人，又正处于守制不能任官期间，此时让他在福州老家管理船务，“在籍监造，不为夺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养严亲”，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于这份千钧邀请，沈反复推辞，最后在左宗棠的力请和清政府的谕令下，做出折衷处理，同意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但是在丧假未满之前暂不任事。与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兴建的江南制造局相比，福建船政的级别显然更高，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直接总理负责，而且从大臣的头衔可以看出，“船政”二字意义极广，当时指所有与建造、管理蒸汽舰船有关的事，由此可见，福建船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船厂，而是集造船、教育、船舶人员管理调拨等于一体的大型行政机构。[12]
缔造艰难
1866年11月23日，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印信，迁出总督衙门，居住在楚军营地内[13]，利用开拔前的最后时间继续处理有关船政的事务，努力在自己走之前将船政建设带入轨道。6天后，前往上海找法国总领事在合约上签字担保的德克碑、日意格返回福州，告知船政的建筑工程已经在上海寻觅“中外殷商包办”[14]，这些建筑承包商经左宗棠审核后即可施工。准备工作已经陆续就位，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全面汇报了船政的建设规划。
左宗棠提出的是一个预算300万两的五年计划，主要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即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日意格因为通晓汉字，会说中国官话，定为洋员正监督，即管理洋员的监督，而非船厂工程的监督，德克碑虽然官级、年龄都较日意格为长，但是屈居副监督。洋员监督实际就是船政五年计划的技术总承包人，对这个计划的落实负有责任，所有为实现这一计划从国外采购机器、聘用技术人员，均由他们出面与西方当事者签署合同。比较特殊的是，章程中还开列了一条激励洋员的条款，即五年期限内，以洋员监督为首的洋员承包集体在完成造船任务同时，如果还能“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则奖励总承包人日意格、德克碑各2万4千两银，奖励其余洋员共6万两银，这笔奖赏无论对于哪国洋员，都极有诱惑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左宗棠为了中国学会轮船建造的苦心。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造船，规定自船政铁厂开设之日起的5年内建造11艘150马力轮船，5艘仿外国“根婆子”（gunboat 小炮舰）式样的80马力轮船，鉴于初期的技术现实，决定150马力轮船用的蒸汽机先从国外购买2座，其余9座此后依样仿造，80马力轮船用的蒸汽机则完全进口[15]。这份建造计划显然有明显的缺陷，左宗棠既要求轮船采用“外洋兵船式样”，又强调大轮船要装载百万斤，小轮船装载三四十万斤，亦兵亦商，同时对于所造轮船的技术先进程度没有做任何规范，只要是蒸汽轮船即可，因而只是解决蒸汽舰船的有无问题。五年计划中的第一艘军舰，就是后来著名的“万年清”炮舰。
为了让沈葆桢将来的工作顺利开展，也为了船政能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前进，并和自己保持默契，左宗棠从自己的幕下选择推荐了一支可观的船政僚属队伍，如处理财务、协调事务的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负责财务筹措、物品采办的道员胡光墉（雪岩），负责军事的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善于任事经理的补用道叶文澜，熟悉洋务、后来测绘出近代化的中国海图的同知黄维煊，精通舰船驾驶的五品军功贝锦泉，熟悉西洋火炮的候补布政司徐文渊等。[16]作为船政之父，左宗棠的安排可谓细致已极。
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榕城福州北上，无限深情地告别了他一手谋画的船政事业[17]。7天之后，船政在马江之畔正式破土动工。协调安排好承包商开工建设后，28日，日意格、德克碑取道香港乘船前往法国，为建厂和建造第一号轮船采办机器、雇用技术员工。船政建设全面启动。
日意格、德克碑一行于1867年2月1日到达巴黎，经历了一番波折后，法国海军部同意二人保留法国海军军官身份的情况下受雇于中国。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对中法合作的船政发生了浓厚兴趣，专门接见了日意格等，“谕令监督用心办理，并沐恩典，传谕各部尚书大臣，咨行驻扎中国提督，随时照应”，并颁发勋章以示奖励。工程技术人员主要通过法国阿弗尓市马泽利娜商行（Lamaison Mazelinedu Havre）帮助雇定，均直接与日意格签订合同，准备分三批前往中国，为船政建厂造船采购的第一船设备、材料则于7月15日开航运往中国。[18]
就在满载机器设备的帆船从法国港口扬帆远航一天后，1867年7月17日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27个月的丧假告满，18日拜会了福州将军英桂和新任的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李福泰等地方官员后，沈葆桢马不停蹄立刻赶往马尾，启用船政大臣关防，开始驻厂视事。[19]
沈葆桢抵达时，从去冬开始的船政建筑工程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在周开锡、以及船政总监工叶文澜的统筹指挥下，原先是一片田地的船政厂区已经完全垫高平整，考虑到台风、潮汛的威胁，又围绕厂址打木桩加固，并在厂区对陆地的3面开挖河渠，用以排水，以及方便运货船舶驶入。车间、学堂、衙门、寓所都在陆续兴建，7月的酷暑里，工人们挥汗如雨，昼夜兴工。[20]
到了秋季，厂区一些建筑已经次第完工，10月6日，日意格返回马尾，带来雇佣的首批12名洋员、洋匠，以及随行的4名女眷、1名孩童[21]。然而就在此时，变局突起。
新任的闽浙总督，安徽明光人吴棠向来以思想保守著称，加之左宗棠在其到任之前，将船政这一用钱、用物的重大工程夺走，另委他人，吴棠对此早就心怀忿忿。利用总督的权力，借一些不知来源的匿名信和打油诗为证据，吴棠对左宗棠委任的一些船政官员痛下杀手，以贪墨等事奏参弹劾，并质疑船政工程。对这一可能危及船政生命的打击，沈葆桢与福建将军英桂等忍无可忍，上奏据理力争，远在陕甘的左宗棠也愤然反击：“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22]最终，吴棠被清政府调任四川总督，在闽浙总督任上仅仅不满一年，被吴棠革职驱逐的船政官员均重新起用，而以观念较开放的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闽浙总督。
笼罩在船政上空的阴霾一扫而空，拨云见日，在新落成的船政衙门前，沈葆桢满怀豪情地题下楹联：“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第一号轮船建造
1867年11月7日，比日意格晚了一个月，第二批受雇的洋员从法国来到马尾，与上批不一样的是，这次到来的洋员人数虽然只有4人，但均为高级职员，其中尤以原法国罗什福尓船厂的工程师达士博（Trasbot）的地位最为重要，这位法国人实际上是船政拥有的第一位真正的造船专家，也是船政第一位总工程师，对船政的早期设厂、造船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3]。
达士博到任后立刻为营造第一号轮船开始忙碌，在厂区江边搭建起临时的板棚，将从法国带来的船政第一号轮船图纸1：1放样绘制到地板上，达士博手把手向中国工人讲解，日意格则当起了法文翻译，不厌其烦地向中国工人说明安装方法，“分行布线，细如茧丝，凡船身所有斗榫衔接处莫不有图，各不相混，曲直、尺寸志以洋字，令中国木匠一一辨识，俾按图仿造，可以不烦言而解”[24]，由于当时第一号轮船的材料几乎都是在国外制造成型后运来中国的，因而达士博实际就是在指导工人们如何组装。
建造轮船所需的船台也很快开始搭建。工人们用原始的打桩机，站在云梯上，数十人奋力拽动七百斤的铁锤，将一根根长达6－10米的木桩慢慢砸入地面，夯实船台的地基，“星罗棋布，以固其基”，而后再在这块特别加固的地面上交叉叠放枕木，枕木间用长1米多、直径0.1米的铁钉钉连，架成一个前高5米余，后高半米余，长达76.8米的枕木船台，船台两侧另有巨木支撑。1878年元旦来临之前，12月30日船政第一座船台大功告成，其余3座相似的船台也陆续兴工。[25]
冬天的马江之滨，数里之内都可以听到船政厂区传出的打桩声，工人们喊着号子，拎动巨锤，夯实的不仅仅是船政的基础，也是近代中国迈向海洋的基础。
1867年12月13日，第一艘从法国装载船政订购物资的帆船到达马尾，数百人用了20多天时间，将火锯、钻铁机、劈铁机等一件件祖辈们完全没有见过的古怪机器，以及建造第一号轮船所需的铁片、铁条搬运就位。到了岁末，在香港等地订购的船材木料也开始运到，日意格、胡雪岩从上海、江浙等地招募的129名工匠、水手，也陆续到厂，万事俱备。
1868年1月18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船政厂区旌旗猎猎，虽然时近岁末，马江之畔却还依稀是秋意怡人。船政大臣沈葆桢朝服冠带偕同洋员监督日意格、船政总工程师达士博等一起祭告天后妈祖，用这一极中国化的仪式开始了船政第一艘轮船的建造。而后，沈葆桢与船政提调周开锡、夏献纶等一起将第一号轮船的第一截龙骨捧上船政的第一座船台，“闻者皆欢声雷动，手舞足蹈，出自至情”，从创议开始，历经4年光阴，在一片空地上一无所有起家的船政开始了蒸汽舰船的建造。[26]
晚于第一、二批洋员，德克碑在法国料理了机器装运等事后，于1868年4月11日带领最后一批外国雇员回到马尾，计洋员5人，工匠17人。[27]连同此前两批到达的，以其其他陆续报道者，共计45人，另有女眷8人，孩童4人，这批洋员工匠成了船政早期的技术骨干。（不久之后，德克碑对屈居于资历、知识不如自己的日意格之下表示不满，两名洋监督的关系发生危机，沈葆桢倾向于支持日意格，德克碑遂离职前往西北投入左宗棠营中，日意格另雇法国海军军官斯恭赛格E.D.Degonzac作为自己的技术副手）[28]
进入暑期，福建沿海多大雨、风暴，6月19日，船政面临了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晚上9点以后，西南风骤起，狂浪扑岸，正在营造第一号轮船的船台右侧前方，一块宽约130米，纵深30余米的江岸坍塌入水，形势岌岌可危。警讯传来，沈葆桢立刻亲率官员、夫役奔向江岸，在船台外围江岸赶钉入3层木桩加以保护，最终化险为夷，后来又将江岸全部改为石岸加固。[29]从船政至此的建设来看，无论是人祸天灾，可谓历经坎坷，如若不是掌事者有坚定的决心，很可能船政事业几次就会中道夭折。
由于大量材料都是来自海外的现成品，第一号轮船的建造过程更类似于在外国技师指导下的装配学习过程，通过组装来熟练中国的工人。1869年2月7日，沈葆桢上奏清廷，报告第一号轮船的船身已经完工。在报告中沈葆桢用了大量细致的技术语言，对成果的来之不易做了说明。由于第一号轮船的结构是全木质，需要选用大量合适的木料作为船材，然而台湾的樟木产自深山，难以运出，总工程师达士博于是亲赴暹罗购买柚木。1868年10月11日第一艘运木船“华德西乐”从暹罗运到柚木500余节，沈葆桢、日意格立刻组织第一号轮船船体施工，然而后续的运木船却迟迟不至，于是被迫前往厦门和香港的外国船厂商购木料，但是数量极为有限，“虽俱陆续到工，而撮壤涓流，随到随尽。”[30]这种捉襟见肘、左腾右挪的日子过了2个月后，12月4日后续的第二艘暹罗运木船“麻勒阿三丁”到达马尾，运来用作船肋骨的曲木270余节，方木190余根，以及用作船壳板的柚木板360余片，缓解了燃眉之急。紧接着，12月10日第三艘运木船“安密俐”也到达，运来的木料更多，计有曲木1220余节，方木220余根，柚木板190余片，至此船政的木料储备终于充盈，不仅第一号轮船完全足用，还有大量木料可用于后续船只的建造。[31]木料到齐后，利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船体终于完成，可以设想，如果木料供应及时，第一号轮船的建造速度必定会更快。沈葆桢的报告中还特别记载了一个施工细节，足见船政大臣对于造船的认真、关注程度。全船龙骨、肋骨搭建完毕，封船壳板时，由于尾部的肋骨非常弯曲，需要把船壳板也进行弯曲才能安装。洋员们在船台旁设立了一座特殊的筒形装置，将柚木船板放入筒中，封闭筒口，而后用锅炉向筒内供汽熏蒸船壳板，2个时辰后木板便柔韧如牛皮，“曲折随心”[32]。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869年春天，船政大臣沈葆桢竟然开始自学起了物理（当时称为格致、格物），科举出身，满腹圣人经典的传统官员开始对西方科学孜孜以求，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也可以看出沈葆桢任事的勤勉，对于操控如此近代化的工程项目，总理大臣自己如果能够拥有相应的基础知识，显然对于主持大局、监督洋员都有好处。在阅读船政所有相关书籍时，沈葆桢还上书军机处求助，对于如此好学的官员，军机处乐得助力，一下子给寄来了五套新印的物理书《格物入门》，沈葆桢逐细攻读，认为“较之前人所辑奇器图说、近人所刊重学数等书，尤切实晓畅”，申请再下发五套，以便组织船政中国官员学习[33]。在船政学堂学生们传来的英文、法文朗朗读书声中，船政官员组成的学习型集体不是吟诗作赋、对月高歌，而是一起在刻苦攻读物理、高等数学，成了中国官场上的奇景。
1869年的春节船政厂区在繁忙中度过，除了随机器运到而陆续兴建的厂房车间外，大家的焦点都在第一号船台上那艘日益完整的轮船身上。从正月到4月上旬，“广招捻、钻各匠，捻灰、穿孔、塞罅、沤钉，铁匠打镶铁粱、铁胁、铁条等件”，将船体基本完成。4月至5月，一面制作安装桅杆、舵叶等件，一面在洋员的悉心指导下，将蒸汽机、锅炉安装进船体内，同时制造安装通风筒、螺旋桨等，第一号轮船的动力系统基本安装完毕。5月以后工匠们在已经竖立起的桅杆上搭建桅盘，在船头安装起锚绞盘，以及包裹船底的铜皮。至当年6月初夏季节，第一号轮船大功告成。[34]由这一系列过程可以得知，材料到位后船政第一号轮船的建造效率相当之高。
6月10日，模样初具的第一号轮船旁人头攒动。先期一日，原本在第一号轮船身下的船台枕木被撤掉，代之以木楔，此刻船体低俯在木楔胎架上，两舷被十余根撑柱抵住，铜皮包裹的船底外厚厚地涂抹着猪油、牛油、肥皂。船政大臣沈葆桢率提调周开锡等船政官员祭祀了妈祖、江神、土神、船神后，中午时分，在洋员总监督日意格指挥下，工匠们依序撤除船舷外的木撑，敲出船底剩余的木楔，天蓝色涂装的第一号轮船乘势划向江面……“一瞬之间离岸数十丈，船上人乘势下碇，抛泊江心，万斛艨艟，自陆入水，微波不溅，江安无声，中外欢呼，诧为神助。”[35]
船政大臣沈葆桢亲自为第一号轮船命名，称为“万年清”，英文译名Wan Nien Ch’ing，寄寓着无限深意。此时，船政厂区内，举目还大都是低矮的临时板棚，就在这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中，中外努力造成的第一号轮船问世了。
“万年清”
“万年清”属于船政五年造船计划中的150马力大轮船，船型上大致可以归纳入炮舰一类。对于“万年清”军舰设计的来由，从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中只能模糊地得到在法国设计这一大致印象，2006年根据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庄彦先生的发现，“万年清”军舰的设计母型很有可能就是法国的La Motte-Picquet级炮舰。
La Motte-Picquet级炮舰是法国开工于1858－1859年间的一级蒸汽军舰，同级共建造了Coetlogon、La Motte Picquet、Lutin、Lynx、Tancrède等共5艘，排水量687吨，舰长54.55米、宽8.52米、吃水3.22米，装备一台蒸汽机，功率虚数150马力，实数570马力，航速7.9节。[36]这级军舰船型上很类似风帆时代著名的快速船型——飞剪船，外形修长优美。“万年清”从外观上看与La Motte-Picquet几乎一模一样，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按样仿造，“万年清”在尺寸、吨位上都进行了扩大，这一点就是为了满足左宗棠提出的兵商两用目的，在原本炮舰的设计上增加货舱，以便同时具备炮舰和货船双重身份。
“万年清”舰的排水量达到1450吨，几乎是母型的一倍，舰体水线长68.02米，全长76.16米（不含舰首的牙樯，即斜桅），也大于母型，但是“万年清”的舰宽8.9米，与母型相近，舰宽不动、加大了长度，使得“万年清”外观上看起来更为修长。吃水方面，“万年清”重载时舰首吃水4.03米、舰尾吃水4.64米，这样的吃水在国外而言并不是很深，但是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大都没有过机械疏浚，水深较浅，“万年清”4米多的吃水对于很多港口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一点也成为后来“万年清”遭受诟病的原因之一。[37]
根据左宗棠最初的计划，第一号轮船“万年清”的蒸汽机和锅炉以及配套机械都来自海外，由日意格、德克碑采购而回。由于运输途中在海上航行旷日持久，运到之后搬运又耗费了40余天时间，机器长期封闭在船舱内，受海汽熏蒸生锈，经过拆卸刮修后才安装上舰。[38]“万年清”安装了1座蒸汽机和2座锅炉，单轴单桨推进形式。蒸汽机的形式是英国制造的立式2汽缸往复蒸汽机，高3.84米，基座宽2.88米，长3.2米，[39]功率虚数150马力，实数600马力[40]，与母型La Motte-Picquet级军舰装备的蒸汽机功率相近，船政五年计划中要求的轮船功率，显然指的是虚马力。虚马力、实马力（虚马力又称号马力）这两个名词在现代早已不再使用，以致很多现代的研究者对此一头雾水，有些想当然的把虚马力说成是号称功率、虚假功率等等，实际虚马力和实马力是两个按照不同标计算标准测得的数据，属于两种计量单位。18世纪，英国科学家瓦特以煤矿上马的起重力为标准，为蒸汽的功率制定了单位，即xx匹马力，1马力具体就是一匹马1分钟起重3300磅的重物至一英尺的力量，为了测定蒸汽机的功率，瓦特以蒸汽机汽缸压力为7磅/平方英寸为定数，再结合活塞面积、活塞每分钟运行的距离等参数，套用一个专门的公式来求出蒸汽机功率。虽然后世随着蒸汽机不断进步，汽鼓压力早已不止这个数字，但是瓦特当年测定的7磅/平方英寸作为定数，在19世纪仍然广泛使用，计算时不按具体蒸汽机实际的汽缸压力，而根据瓦特定下的数据套入公式计算出的功率就是虚马力。实马力则是计算公式不变，但其中的汽鼓压力数值不按瓦特当年定的数值，而根据蒸汽机汽鼓实际压力算出的功率参数。由于后代蒸汽机的汽缸压力基本都大于瓦特时代，所以一般实马力的数字都比虚马力大。[41]
为“万年清”舰配用立式蒸汽机可谓兼有优弊，优点是，立式蒸汽机较为节省平面空间，对于需要在舰内留出大量空间布置货舱的商用目的较有价值。缺点是立式蒸汽机当时主要是商船使用，安装在舰体对安装位置的高度要求大，势必造成军舰干舷加高，随之而来的就是舷侧战时备弹面积大，中弹概率也高，在炮舰这一用途上，显然存在弊端。左宗棠创想的兵商两立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也终究是个愿望，落实到军舰设计上，是必然要有所侧重的，从舰体加大、采用立式蒸汽机这些特征来看，商船在“万年清”的设计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与蒸汽机配套的2台锅炉同样是购自海外，属于方形燃煤锅炉（rectangular boiler），俗称箱形锅炉[42]。这种锅炉在19世纪中期左右的蒸汽舰船上广泛使用，英国海军早期的“勇士”号等著名蒸汽军舰都是使用的这种样式的锅炉。方形锅炉实际上是一种低压锅炉，旧称小抵力锅炉，“万年清”的2台方形锅炉工作压力2.75个大气压，[43]因为军舰宽度较窄，2台锅炉锅炉采取的是炉门分别朝向军舰首尾的背靠背安装样式，而非大型军舰上炉门分别朝向军舰左右舷的布置。朝向军舰前方的锅炉高3.39米，宽5米，纵深3.16米，有5个炉门，朝向军舰后的锅炉只有4个炉门，高、纵深和前方的锅炉一样，宽度则只有4米，[44]2台背靠在一起的锅炉共用一个大燃膛。为方便燃煤就近补给，又在两座锅炉的炉门前方各安排了一处煤舱。
根据后来航试测得的数据，全速时螺旋桨每小时转动约4680转，逆风逆潮时航速10节左右，乘风乘潮时航速14节左右，取风平浪静时的速度，“万年清”的航速为12节，西方资料上出现的10节航速记载，可能属于设计航速。[45]由此可以看到，“万年清”的航速大大超过母型La Motte-Picquet级的7.9节。
“万年清”军舰从外观上看很大程度还保留着风帆军舰的特点，船首装有牙樯，主甲板上分布着3根向后倾斜的主桅（其中前桅带有横桁，中、后桅只有斜桁），必要时可以挂起风帆航行。“万年清”的露天甲板上建筑非常简单，中桅前方是机舱棚和烟囱、风筒，对应的锅炉、蒸汽机就在其下方的舰体内，烟囱之前不远是全舰的指挥中心——横跨两舷飞桥，上面装有标准罗经，两翼安装航行灯，飞桥之下是一间木制的操舵室，并没有后来军舰上必备的装甲司令塔。作为那个时代军舰的通例，除了操舵室里的主液压舵轮外，“万年清”后桅之前还有一套备用的人力舵轮，因为军舰吨位较小，推测是双联舵轮。在烟囱、飞桥建筑的前后，甲板上可以看到分布着两组巨大的货舱盖，货舱容量为260吨[46]。机舱、货舱几乎占据了“万年清”舰内三分之二的空间，在剩余的舰首甲板下是锚链舱、厕所、水兵舱等舱室，舰尾剩余的空间则全部是军官生活区。
作为一艘炮舰，“万年清”自然装备了武力。从侧舷看，“万年清”军舰每舷开有5个炮门和1个登舰口，理论上最多可以安装10门火炮，根据后来的记述，“万年清”下水初期只布置了6门火炮，关于火炮的型号记载比较混乱，有前膛、后膛以及6门炮并非同一型号等多种说法。[47]由于炮门非常狭窄，火炮的射界调整余地很小。
“万年清”外观的重要特征还包括它的涂装，从现存的“万年清”舆图分析，当时使用的是非常漂亮的法式涂装。舰体全部涂刷成天蓝色，由于船体是木制，为了让水下部分更加耐腐蚀，水线下的船体用铜皮包裹，因而水线下的颜色是铜色。这种优美的涂装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犹如突然而降的天马一般，令人称奇。虽然“万年清”是一艘军舰，但是修长的舰体、华丽的涂装，使这条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美丽。
与中国的福建船政类似，当时东瀛岛国日本发展自己的舰船建造工业，同样也是在法国总工程师和技术的支持下，令人称奇的是在“万年清”问世多年之后，1876年6月21日，日本横须贺造船所下水了一艘与“万年清”非常相像的军舰——炮舰“清辉”。这艘在法国工程师指导下完成的军舰排水量897吨、长63.1米、宽9.1米、吃水3.9米，装备1台蒸汽机，单轴推进，功率443马力，航速9.6节[48]。可以看到“清辉”舰长不及“万年清”，宽度却大于“万年清”，长宽比上显然不如“万年清”更适宜快速航行。此外，“清辉”的主机功率不及“万年清”，航速也低。与这艘比“万年清”迟到了几乎6年的军舰相比，就能看到船政建船最初的技术起点，在这一刻，中日两国的近代蒸汽舰船建造水平处在同一道起跑线上。
北调南差
“万年清”舰下水后，就停泊在船政附近的江边，进行舾装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考虑到“新船如生马，非衔辔均调不相习”，非常有远见的决定预先为“万年清”选配官兵，在舾装阶段就上舰训练，熟悉军舰，而后由近渐远，逐渐练习驶出大洋。[49]
38岁的副将衔补用游击题补澎湖右营都司贝锦泉任“万年清”管带。贝锦泉，字敏修，浙江宁波人，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早年家境贫寒，经乡人介绍上葡萄牙船当水手，由此迈入了近代航海知识的门槛，后因病返乡，靠渡船为生。当时，中国沿海海盗横行，宁波地方政府和士绅花钱购买了一艘改装的蒸汽明轮炮舰“宝顺”号，聘贝锦泉为管带，北上、南下，击灭了大量海盗船，由此声名赫赫，贝锦泉也成了第一位管带蒸汽军舰的中国人。左宗棠督抚闽浙后，受左的亲信幕僚胡雪岩推荐，贝锦泉进入闽浙总督帐下，出任福建购买的“华福宝”小轮船管带，是当时闽浙乃至中国难得的军舰指挥人才，左宗棠将他留用给沈葆桢，沈葆桢将其委任为“万年清”管带，可谓知人善任。
极有特色的是，“万年清”第一批官弁水手，除了3名军乐队的成员是江苏人外，其余包括大副沈仁发、二副孙晓云、三副屠才友在内的94人无一例外都是浙江宁波人。[50]宁波是二次鸦片战争中常捷军的诞生地，同时宁波沿海渔户众多，“宝顺”轮船击灭海盗、以及宁波官商招安的中国海盗舰队击败盘踞宁波的葡萄牙海盗，都是闻名一时的例子，[51]宁波出好水手，也就成了时人的共识。如同北洋海军的船配用荣成、蓬莱水手一般，船政的军舰上配用宁波籍的水手，几乎成了一种传统。
1869年9月初，“万年清”的舾装完成，日意格与达士博等带领西方技术人员对蒸汽机进行试机、调校，一切情况良好。9月18日，在船政官员黄维煊会同下，贝锦泉指挥他的老乡们升火起锚，“万年清”驶离船政江边，沿闽安、馆头、壶江一线，在马江中进行首次试航。9月25日傍晚，沈葆桢在日意格等的陪同下亲自登上“万年清”，船政大臣首次体验蒸汽军舰的感受。26日凌晨，“万年清”顶风逆潮驶出马江，进入了浩瀚的大海洋面，当时东北风大作，浪潮极大，沈葆桢异常激动地记下这从未见过的壮丽景观“星月在天，一望无际，银涛万迭，起落如山”，船政大臣在海浪颠簸中逐渐感到有些眩晕，体力不支，但是欣喜地看到“万年清”上的水手“皆动合自然”。经过航海、测速、试炮等多项检验，“万年清”试航成功。[52]
如同船政初创时的缔造艰难一样，这期间，曾出现过一丝不和谐的插曲。日意格在聘用船政总工程师达士博时，对其到中国后的职务多加许诺，称监督中若有一人离开，就由他接替职位。随着船政副监督德克碑离职，达士博满心以为自己将接替副监督的职位，然而愿望落空，使得达士博与日意格的关系发生问题。9月18日“万年清”第一次航试时，达士博出于慎重，建议用洋员领航，沈葆桢为了历练中国自己的航海人才，则坚持必须完全用中国人，为此达士博拒绝参加试航。当决定“万年清”展轮北上接受国家检阅时，达士博仍然拒绝合作，沈葆桢于是快刀斩乱麻，将这一不受自己节制的高级洋员开除。达士博依据和日意格签订的合同，认为这样解雇他违反了合同条款，向福州的法国领事提起诉讼，状告签约人日意格，日意格败诉，赔偿达士博损失22000两（183663法郎），赔款后来由船政经费中支出。[53]德克碑、达士博等高级洋员，接连与日意格发生矛盾，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日意格本人当时在洋员中的人缘关系不佳。
“万年清”北上受阅未受这一事件干扰，10月1日，沈葆桢上奏清廷，称已派船政提调（提调即提举调度，清代新设机构中处理具体事务的高级官员）吴大廷督率“万年清”于当天启航北上天津，作为船政的成果汇报，请清廷派大员检验。随这份奏折，沈葆桢还附带了一套船政绘制的“万年清”船体、蒸汽机、锅炉图纸。奏折中沈葆桢始终没有用自己拟定的“万年清”舰名，而是使用“第一号轮船”的称谓，并请清廷“宠赐嘉名”，足以体现其为官任事的谨慎风格。[54]
1869年10月25日，商船云集的天津大沽口驶进了一艘特殊的轮船，引起在此停泊的各国船只的注目，天蓝色的船身，飘扬着红底金龙三角牙旗，犹如横空出世的天马，中国自己的蒸汽军舰“万年清”在这一片惊叹声中缓缓进入海口，驻泊在紫竹林津海关前。“华夷观者如堵，诧为未有之奇”。
清政府随后选派三口通商大臣（这一职务即后来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崇厚检验第一号轮船，同时对于军舰的命名加以认可，正式谕令使用“万年清”之名。而沈葆桢奏折附件呈送的军舰图纸，引起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趣，“留中备览”。[55]
崇厚，完颜氏，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与那些依靠血缘、家世迈入官场的八旗子弟不同，崇厚经历十年寒窗考中举人，而且思想开放，是当时官场上著名的洋务人物，在天津创办了著名的天津机器局，1870年出使法国时还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起义。清廷选择这样一位开明人物验收“万年清”，无疑是船政可以期待的最好境遇了。11月5日，崇厚带同天津镇总兵陈济清以及直隶的洋务官员和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一并登上“万年清”，准备乘坐出海试航。但是由于连日西北风大作，天津内河水小，吃水较深的“万年清”行驶极为艰难，“节节阻滞”，直到11月7日大潮，“万年清”乘潮而行，于傍晚时分抵达大沽，第二天清晨驶出大沽口。虽然在天津内河这段航程异常艰难，但是进入大海的“万年清”如鱼得水，据崇厚奏报，“该船在大海之中冲风破浪，船身牢固，轮机坚稳，舵工、炮手在事人等驾驶、演放均极操纵合宜，动作娴熟”，“今闽省沈葆桢悉心讲求一切轮机器具，教习驾驶，实能集外国之所长，得其窍妙，从此精益求精，续造大小各号轮船，自必更臻妥善，以之靖宇宙而宏远模，洵属无疆之利”[56]。崇厚显然对自造轮船动了感情，一面自赠了小刀、丝绸等物品奖励贝锦泉等管带官员，一面要求他们返航时将海上所见所闻记录成书，刊印发放给南北洋各处，以资学习。[57]
得到清政府大加赞赏肯定的“万年清”于1869年12月2日离天津返航，1870年1月8日抵达船政，这次全由中国官兵驾驶的北上活动圆满结束，看到“万年清”漂亮的身影回到马江之畔，船政“人人额庆”。[58]此后不久，“万年清”首次执行了与其军舰身份相符的使命，率领拨入船政的闽省外购军舰“长胜”、“华福宝”开赴浙江洋面，痛剿海盗，颇为奏效。率领小舰队在在宁波、温州一带洋面航行的“万年清”，炮击海盗，绥靖海面，八面威风。[59]
根据当初左宗棠的设计，船政造出的舰船并没有专项的维持经费，船舶的维护、舰上人员薪饷都要依靠去装载商货来赚钱维持。当“万年清”已经造成之刻，左宗棠这一创想被发现实际是无从操作的，船政不可能花费专门的精力去招商揽活，而用这么一艘船去参与商运竞争，与那些成规模的外国船运公司相比，显得势单力薄。即使获利，而要用此维持一艘事实上的军舰，也极为艰难。然而船政的经费开支早在左宗棠在任时就已限定，沈葆桢只能另辟蹊径，与此时的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协商从福建省的财政收入中筹措，百方设法，最后决定从鸦片税中提取，作为养船经费。[60]
依靠这笔收入维持，“万年清”以及船政后续建造的几艘军舰，都留归船政差遣，沈葆桢还上奏将这些舰船编练成舰队加以训练，由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船政轮船统领，即船政舰队统领。[61]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自造舰只的日益增多，仅靠鸦片税也以无法维持军舰的日常费用，一项颇具特色的轮船调拨制度应时而生。
为解船政养船经费无着的燃眉之急，1871年首开将“湄云”舰调拨浙江的先例后，清政府下旨谕示各沿海省份拨用船政建造的舰只，“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62]按照清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办公，即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实际上这些船只成了各口岸的公务军舰。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使用。
由于南洋已经有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可使用，所以事实上从船政调拨船只的主要是直隶、山东、两广。清廷的政策下达后，各省很快遵照执行，船政造成的军舰陆续被认领。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中了船政的第五号轮船“安澜”，但是两广总督瑞麟抢先一步，已经将“安澜”认走，船政答应将正在建造的第八号轮船“飞云”留给山东，为补“飞云”造成前山东的需要，先将“万年清”调往山东听用。当时各省督抚都瞄准了船政的新造轮船，唯新船而争之，对于第一号轮船“万年清”，丁宝桢想当然地认为太旧，宁可多等两个月，也要新船，于是“万年清”依旧留在船政使用。[63]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挑起台湾事件，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船政舰队渡海抗衡，奔波往来于海峡两岸以及福州与直隶间的航程中，就有“万年清”的身影，不过“万年清”所扮演的只是运输、通报舰角色。1876年初，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船政军舰演习，原先派往各处的船政造轮船均调回参演，经过考核，“万年清”舰在枪炮、帆缆科目上名列前茅。[64]
仿佛是与山东有缘分一般，原由山东调拨驻防烟台的“飞云”舰南下参演后，又乘机进厂大修维护，经丁日昌与山东巡抚周恒祺协商，为补山东海防空缺，“万年清”被调往山东烟台，烟台山下、芝罘岛旁出现了“万年清”的身影。当年末“万年清”完成任务仍回船政，此后作为船政舰队的一员，一直投用于台澎巡防、运输、联络。[65]
星陨吴淞
1881年11月9日，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上奏报告船政第二十四号军舰，铁胁木壳巡洋舰“开济”号开工。非常巧合的是，在报告船政的技术再次飞跃时，同时提交了一份对船政元老“万年清”的改造方案。
与当初全由法国人设计不同，此时的船政无论是舰船设计，还是施工指导，已经完全由中国人担当。留学回国的工程师们决定将“万年清”炮舰加商船的船型，改制成练习舰加商船。具体的方案是在“万年清”开阔的舱面上添加一个长12.96米、宽5.44米、高2.5米的客舱，里面左右各分10个房间，用作居住。将“万年清”原来设在船头、船尾的水兵、军官生活区大范围改造，变成货舱，增加210余吨的载货量。另外将“万年清”的蒸汽机、锅炉全部拆出，更换为船政自行建造的新式复合蒸汽机和2个圆式高压锅炉。其他如水线下的铜皮、桅杆上的桅盘、船体的所有捻缝、铜钉铁栓全部更换。[66]
改头换面后的“万年清”拨用于台湾防务，往来大陆之间载运物资人员，递送信函，期间经历了中法战争，“万年清”被派在台湾沪尾隐蔽，躲过了马江劫难。1885年底，下水已达16年之久的“万年清”因为在台湾沪尾遭遇飓风，船体多处损坏而返回船政维修，1886年3月修理完毕重新返回台湾。[67]谁也未能想到的是，“万年清”这一走，竟然是与出生地的永别。
1887年1月18日，“万年清”载运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公文、军饷，经过上海时锚泊在吴淞口外铜沙灯塔船东南约8英里处的锚地，等待次日乘潮进入黄浦江。19日清晨6时10分，江面大雾弥漫，正当“万年清”的管带下令起锚时，一些水手突然听到浓雾远处有隆隆的轮机声传来，“万年清”鸣响雾笛提醒来船。未能料想的是，很快一艘飘扬着米字旗的轮船就出现在“万年清”面前，虽然来船已经在试图规避，但距离已经过近，而且来船航速过快，船头猛烈撞上了“万年清”的右舷，“万年清”木制的船体无法低于这样的撞击，立刻进水下沉，15分钟后，福建船政第一号轮船没入水中。
由于事发突然，处于停泊状态的“万年清”根本无法躲避，船只沉没后，“万年清”上放下的舢板抢救了一些人，闯了大祸的英国大英轮船公司的“尼泊尔”轮也急忙施放舢板救人，然而 “万年清”下沉速度过快，先后共只救起181人，其余114人不幸身亡，随船而亡的基本都是在露天甲板下的人员，现场只捞获6具遗体。至于搭载的军饷、公文，都淹没殆尽。[68]
得悉噩耗，江海关道龚照瑗急忙赶到现场料理，一面安顿救起的人员，一面带领外国潜水员设法打捞尸体和饷银，同时向上司李鸿章以及台湾巡抚刘铭传通报。经李鸿章转禀，总理衙门也获悉了这件重大海事事故，异乎寻常地作出严肃处理的指示。经江海关道龚照瑗会同上海县令办理，由当时在“万年清”上经历了撞船事件的生还者台湾道台张鸿禄作为证人，聘请上海知名的洋律师担文，和英国轮船公司打起了诉讼官司。[69]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撞击“万年清”的“尼泊尔”轮船属于英国大英轮船公司，中国史料中称其为“英国来申公司轮船”，即到上海来的英国商船，现代一些著作中却把“来申”误作“京申”，以为是英国公司的名称，称“万年清”是被英国京申轮船公司的船撞沉了，引起一段讹传。
上海是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根据一、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开放条约，对于涉及缔约外国的诉讼、案件，上海县令无权受理，只能由领事裁判管辖。这起针对英国轮船的诉讼案件，由设在上海的英国审判机构大英按察使司衙门（The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 H.B.M.）受理。
海难中撞沉的是中国官方的舰只，而且死难人数巨大，受到上海各界乃至全国的关注。1887年2月2日，“万年清”案开庭，中英双方律师首先进行法庭辩论，英国法官宣布将于2月17日正式审判，江海关道龚照瑗担任陪审员。关于当日的法庭辩论情况，北洋大臣李鸿章得到汇报后曾用简洁的语言向总理衙门汇报，“‘万年清’船案，两造律师初十在英按察公堂辩驳，担文理直”。扼要的“理直”二字，透露出的是无限的自信。
经过几轮审判，1887年3月21日，大英按察使司衙门作出宣判，“‘你泊而’轮于迷雾中航速达16节，船舵忽左忽右，漫无一定，错在‘你泊而’，‘万年清’轮放汽笛，拉号灯及停泊在锚地范围内，均与航海定例相符，事实一无错处，‘你泊而’应承担赔偿损失的全部责任。”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桩胜诉的对外海事诉讼。[70]
判决宣布，沪上震动，华界纷纷奔走相告，当时上海《点石斋画报》对这一事件特别予以图绘报道，新闻标题是虽然简洁，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的“‘万年清’胜”4个字，画面上中西人等围在大英按察使司衙门前观看宣判告示，在这副图画报道上还有一篇文字评论。
“去腊二十六日，我‘万年清’船为‘你包而’公司船撞沉，势不得不入讼，之而竟得直。沪上诸日报论之详且尽，无俟仆赘言，然试思所以能胜之者，未尝无故也。从前中国积弱久，欧西人协以谋我，故难间，近则自强之机日起而有功，而西人以争利故各国猜忌，不似从前之见好，事异而势殊，故得所藉手以告成功，若事在十年之前，恐未必如此之大公无我也……”。
“万年清”当可瞑目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