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嘉兴大藏经
嘉兴大藏经
此藏刻版发起于明代万历七年（1579）。袁了凡（黄）向幻余（法本）谈到明代官刻《南藏》岁久腐朽，《北藏》请印不易，不如改刻方册本，易印也易保存。幻余赞同其议而未实行。这时紫柏（真可）听说其事，就力促幻余发起刻藏。其后，紫柏的侍者密藏（道开）一同参加，专任其事。先修建嘉兴楞严寺，并历访江、浙诸山，选择刻场。又得陆左、陈瓒、冯梦祯等赞助，万历十二年陆撰〈募刻大藏经序〉，进行募款。同时组织定期点勘经本的‘检经会约’，订出校经凡例，为藏经的开雕做好准备。
从此，居士中同盟发愿担任募款的有曾干亨、傅光宅、瞿汝稷、唐文献、曾凤仪、徐琰、于玉立、吴惟明、王宇泰、袁了凡十人。紫柏和密藏到北方劝募，又和憨山（德清）订盟。这一刻藏运动便扩大影响到南北僧俗中，而终于实现其事。万历十七年决定以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为刻场，开始刻《华严合论》、《梵网经》、《起信论》等。连续四年，刻成正续藏共五百二十余卷。因为五台山气候过冷，刊刻不便，乃于万历二十年冬南迁径山寂照庵，续刻《梵女首意经》等经。万历二十一年密藏病卒，刻事由幻余、如奇等继续主持。万历二十九年，编刻募刻大藏经各序为〈刻藏缘起〉，并订立‘刻场经费划一’办法。
万历三十一年，紫柏死在燕都。当时有力赞助的居士们也多没落，藏经刊刻事进行困难，不能再集中于径山。便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处随着施款就地散刻，而大部分把刻成的经版送到嘉兴楞严寺经坊印刷流通。这些散刻的地方，后来有嘉兴漏泽寺、吴江接待寺、吴郡寒山化城庵、姑苏兜率阁、虞山华严阁、金坛雇龙山等处。万历三十七年，楞严寺经坊再订《藏版经直画一目录》，刻事至此告一段落。此后即采取吴用先、包世杰的建议，用印经流通余资来续刻经版。像楞严寺般若堂用印经流通余资刻成五部律等，即其一例。万历三十八年复修建径山东麓的旧化城接待寺为径山下院，专门储藏方册大藏经版。
崇祯十五年（1642），利根看到方册藏刻了五十多年，已经刻了十之八、九，而且各处散刻经版并没有全部送藏径山，因而发愿要完成这一桩刻经事业。他奔走各地，募款续刻，又疏请政府协助，催各处所刻经版都送往径山。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正、续藏才基本完成。以后复补刻缺本，于康熙十五年完工。康熙十六年编刻《方册正续画一目录》。方册本大藏经从五台开雕以来，到此已历八十八年，才算全部完刻。
康熙十六年以后，方册藏还续刻了又续藏，大部分在楞严寺经坊编刻，但其中也包含有各处捐赠的经版（如第三十七函《古林智禅师语录》是康熙三十六年在别处所刻而捐入楞严大藏流通的）。这些版片后来是否统统藏于径山，无可考。雍正元年（1723 ），浙江巡抚李馥曾对全部经版中漫漶亡失部分加以补刻，又续藏的编刻到此也就结束了。
方册本藏经因为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较广，现在江、浙地方还保存有它的印本好几部。它全体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共三五二函（此依清·雍正元年刻本目录统计，其先所编目录续藏少五函，又续藏少四函，原来各函的内容也略有变动），约一万二千六百十卷，其中正藏部分纯粹依照《北藏》编次（末尾兼收《南藏》独有的几种），大体即分为大乘五大部经等九个门类，一六五四种，二一0函，约六九三0卷；续藏部分收藏外典籍二四八种，九十五函，约三千八百卷；又续藏部分收藏外典籍三一八种，四十七函，约一八八0卷。《方册藏》倡刻者紫柏、密藏，都很注意搜集藏外著述，开版以来即陆续刻出，所以后来汇成庞大的续藏、又续藏，此实为本版藏经内容之一特点。至于这部分内容，有义疏、各宗著述、忏仪、语录以及融通、护教等籍。义疏以解释《楞严经》的为多，其次是《金刚》、《圆觉》、《华严》、《法华》等经疏及《起信论疏》等。各宗著述则有天台、贤首、慈恩、律、净等籍，大都是明清人所著。语录部分种类特多，几乎占过半数，这也反映那一时期佛教界思想的情况。
方册藏的版式，废除了过去藏经的裱折的梵筴式而采用线装的书本式，这完全是受了它以前的武林版的启发（这一版也是用方册式来刻经，其详细情形现已无考）。它每版二十行，行二十字，版心近于正方，分成两页，有边框行线，用宋体字。书口刻部类、书名、页数及千字文编号。每卷末都有刊记，载明施主、校对、写、刻等人的姓名，刻版年月、刻场等，极便稽考。每册容纳经文二至五卷，在印造上比之梵筴要经济轻便得多。如《大般若经》原有六十函、六百筴的，方册本只十五函、一二0册而已。因此，方册本正藏部分各经虽仿照《北藏》用千字文编号，而订册装函则依函数次序，称第几函，详见《藏版经直画一》。
方册本藏经以《北藏》为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数宋、元本藏经对校，照比较合理的文字改订，遇有疑难，在检经会上讨论决定。这样校勘方式比较订得完善，万历三十一年以前所刻，较为认真遵守，后来刻场分散各处，就不能贯彻了。
《方册藏》对于以后刻藏的影响，主要是方册本的格式和藏外典籍的网罗。清代官刻大藏经内新的入藏典籍，大部分采自本版藏经的续藏及又续藏部分。清末金陵刻经处提倡刻经，并引起各地仿刻，版式完全仿照方册本而较缩小；内容也不受旧版入藏范围的限制，不依旧藏的编次，但以流通佚籍和适应需要而选刻；这些可说都是继承了方册藏的优良传统的。（吕澄〈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
◎附︰蓝吉富〈嘉兴藏研究〉（摘录自《中国佛教泛论》）
完成年代
认为《嘉兴藏》之正藏完成于康熙十六年的说法，被以为是最可信的。《中华艺林丛论》一书所收之〈记中国佛藏〉一文曾谓︰‘重庆华严寺所藏的《嘉兴藏》目录，刻于康熙十七年。’如果正藏在十六年完成，则于十七年印行目录，衡情度理，最为可信。笔者在正藏中所找到的刻经题记，至迟为康熙十五年，虽然笔者所查核的是台湾的选辑本，并非全藏。但所核数量为数不少，而且这一年代与十六年甚为接近。因此，如果配合其他种种条件来衡量，则康熙十六年完成正藏之说，应该可以视为定案。
至于续藏，由于并未在《嘉兴藏》的刊刻预订计划之中，因此所收书的内容及数量，并无严格的计划。只能视之为嘉兴楞严寺这一佛书流通处所售《嘉兴正藏》以外佛书的总称。因此，其完成年代，是很难断定的。如果以现存的嘉兴楞严寺藏板佛书来看，乾隆四十九年当为最后一部书。但是，如果该寺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仍然续印佛书，那么，将来很可能又有新的‘又续藏’佛典出现。（中略）
《嘉兴藏》的特质
甲、《嘉兴藏》是我国宋清之间收书最多的一部大藏经。
在现行于世的中文大藏经之中，收书最多的是《卍正续藏》，共收三二七八部佛典。其次是《大正藏》，共收二四七0部。《嘉兴藏》收书二一九一部，居第三位。这些数目，都是包含各藏的续藏所统计出来的。
《卍正续藏》与《大正藏》都是二十世纪以后的现代日本人所编修的。至于在我国古代由宋迄清之间所编修的十几部大藏经之中，收书数量最多的就是《嘉兴藏》。其次是《龙藏》，收书一六六九部，比《嘉兴藏》少收五二二部。
《嘉兴藏》正藏部份收书一六五四部，与《北藏》、《龙藏》都相去不远。因此，该藏收书量之多，完全在于有续藏的缘故。
关于此一藏经收书之多，古人已有记载。依《嘉兴府志》︰‘楞严讲寺藏经，巨细毕举，千函万帙。自佛教入中国来，未有刻成方册若此之备者，可谓盛矣。’因此，收书多，正是此一藏经的一项特质。
乙、《嘉兴藏》是一部以五台（妙德庵）、径山（寂照庵、古梅庵）所刻佛典为主体，而参杂各种外版佛书的百衲本大藏经。
如前文所述，《嘉兴藏》的刊刻处所是早期的五台山（妙德庵），以及南迁后的径山（寂照庵、古梅庵）。而刻出的佛典，则由嘉兴的楞严寺负责发行、流通。但是当时的主办单位，也允许其他各地所刻的佛典附入大藏，亦即将各地所刻经板送到径山或楞严寺贮存，并印行流通。因此，这部藏经也包含有其他各地的不同经版，这些外地经版在被贮存入楞严寺后，即被纳入该寺大藏经中，而成为后世所谓《嘉兴藏》中的一部份（中略）。该藏所收的佛典，有毛晋的汲古阁本、费隐通容的自印本、长水叶祺胤的三塔寺本，以及龙池禹门寺本……等不同的刊本。可见，今人所见的《嘉兴正续藏》，其实是一部集合各种版本于一处的百衲本大藏经。
丙、今本《嘉兴藏》是明末清初嘉兴楞严寺所流通佛典的总称。
现存的《嘉兴正续藏》是由正藏与续藏（及《又续藏》等）所组成的。由于主办单位的财务基础不健全，又加上人事更迭等问题，使正藏的完成时间，拖延到清代的康熙以后，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在财务上如果只是一味支出而无收入，那么要继续刊刻下去，是甚为艰难的。因此，主办单位在筹划之初，即规划楞严寺为出售佛书的发行所。而该寺也因此而成为刻经事业的财务源头。在现存的《嘉兴藏》正藏的刻经题记里，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佛典，是由楞严寺（题记中常加上‘般若堂’或‘楞严寺经坊’字样）出资刊刻的。一直到续藏部份，由该寺出资印行的佛书，为数更多。楞严寺之财力能够愈来愈雄厚，除了接受捐资刻经之外，主因当系该寺出售佛书以赚取盈余的结果。这种现象，说明了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经典是可以零卖的，请购者并不须要整套大藏经一次购齐。在《大正藏》的《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册）中，所有《藏版经直（值）画一目录》，其实就是《嘉兴藏》所收各书的价目表。
此外，《频伽藏》所收的《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一书，是《嘉兴藏》的正藏目录。该录卷首也附录明·万历年间，吴用先所撰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在呼吁请购者在购书时不要讨价还价。该文云︰
‘以上经刻，日增月益，法宝种种，倍于曩时。奈何请经者仍执初价，是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也。兹令经房将续刻诸经直（值），汇成一编。请者务如其直（值），无致损额。掌出纳者积有余赀，分毫归之经房，另作刻本。’
可见当时的经营方式，是先印行若干佛典出售。待积蓄若干盈余之后，即以之另作刻本，再印新书。如此辗转相乘，以期盼全藏能够全部印出。
在这种基金不足的情况下，出资请购者所需求的经典，便可能成为刻经单位优先考虑印行的佛书。因此，虽然主办者在最初拟以《北藏》为准，刻完全藏。但是各地刻经者的不同需求，以及外地经板在非预期情况下的陆续入藏，乃使刻经处无法按照原先排定（先印正藏）的顺序出书。在《嘉兴藏》的续藏里，有一些书是早期（万历年间）刻印的（如戒环的《楞严经要解》），但是，如前文所引，正藏中反而有不少书是入清以后才刊刻的。
上述这种情形反映了一项事实，亦即倡印单位原先的刻藏计划，并不能完全主导刻藏事业的进行。倒是其他市场需求与外版书介入等因素，反而成为导引刻藏方向的主要动力。到最后，有不少未在原初出版计划内的佛书，陆续地介入。其中，有些是弟子纪念先师所印行的语录，有些是各地方弘法会因应信徒需要所印行的佛典。这些佛典的刊板，在贮存入楞严寺经坊之后，与原来所刻的佛典刊板，混集而成楞严寺所发行的一套佛教丛书。这套丛书，就是后世所谓的《嘉兴藏》的续编（包含《续藏》及《又续藏》等部份）。
续藏部份所收的书，事实上，并未经过严格的筛选。因此，其中也包含有密藏所深恶痛绝的《法华大意》一书，甚至于还有由扶乩的乩笔所撰的《金刚经注释》。可见续藏部份的刊行，并没有编修大藏经的虔敬、严肃的宗教意识。只不过是一个规模不小的佛书出版中心为各种佛典所做的刻印及发行业务而已。
从续藏的这一显著特质，加上正藏之可以零星发售、随印随卖，这种流通情况使我们觉得《嘉兴正续藏》，其实也可说是明末清初嘉兴楞严寺所售佛典的总称。因为它的刊刻，并不是在一严格的大藏经规划下所完成的。它其实是一项在原始计划飘摇不定的情况下，所零星累积而成的文化成果。
关于《嘉兴藏》的特色，最脍炙人口的，是它的装订方式之‘易梵筴为方册’。亦即将早期流行的梵筴本改为今人所谓的‘线装书’形式。这项特色，笔者在拙作〈略论嘉兴大藏经的特色及其史料价值〉文中已曾说明，兹不赘述。
史料价值
《嘉兴藏》正藏部份所收的佛典，大体仿自《北藏》，虽然稍有更动，而差异不大。在所收书中，《北藏》所未收而为《嘉兴藏》首度入藏的佛典，仅下列五书而已︰
(1)《注四十二章经》︰宋真宗注。
(2)《大乘百法明门论解》︰窥基注，普泰补注。
(3)《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4)《大慧普觉禅师年谱》。
(5)《密云禅师语录》。
在这五部书之中，后三书为研究宋·大慧宗杲与明·密云圆悟二位禅师的主要史料，在近世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上，甚有价值。
与正藏相比，《嘉兴藏》续藏部份的史料价值可谓至为惊人。其中所收佛典，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料的一大宝库，因为它收集了五百多部在它以前的各种藏经所未收的佛典。从《开宝藏》以迄《龙藏》的我国古代大藏经，像《嘉兴续藏》这样收有五百多部首度入藏佛典的情形，是绝无仅有的。
续藏首度入藏的佛典共有五一六部。扣除目前已告佚失的九部‘缺本’，仍有五0七部之多。这五0七部加上正藏的五部，则《嘉兴藏》的首度入藏佛典共有五一二部。
在这五一二部书之中，后代藏经曾收录入藏的佛典数量如次︰清代的《龙藏》收有三十六部；近代日本的《大正藏》收有十九部；《卍续藏》则收入二0九部。而完全未被收入其他大藏经中的佛书，仍有二八八部之多。
上列这些首度入藏佛典与独家所收佛典的庞大数目使《嘉兴藏》的史料价值清晰地凸显出来。除了二百余部被其他藏经继续收辑入藏的佛典，具有文化薪传的意义之外，其余的二八八部独家佛典，则使《嘉兴藏》成为佛教研究者心目中具有极大开拓价值的学术园地。兹依其中较显著的特质，略述如次︰
甲、所含明清禅宗史料最多，后人可据以改写明清禅宗史。
在二八八部独家史料中，有二四0部是属于明清二代的禅宗典籍。其中，明代有五十一部，清代有一八九部。在书籍的性质上，则以语录为最多。语录的主角大多为明代万历以后，迄清代雍正以前的禅师。因此，这些书可以说是明末清初的主要禅宗史料，这二百多部禅宗典籍，绝大多数是尚未被中外学术界注意的。其中，曾被学术界引用过的，为数恐怕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如果能充分地、妥善地应用这些史料，那么，一部前所未有的《明清禅宗史》，必将可一新世人耳目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近代名史学家陈援庵，只不过应用其中的一小部份资料，即写出令人赞叹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与《清初僧诤记》二书。因此，如能再扩大、并深入地加以探索与应用，则谓为可能改写一部崭新的《明清佛教史》，绝非夸诞之词。
关于这些禅籍的内容，可以从下列二例，窥见史料价值之一斑。
(1)《黄檗无念禅师复问》︰新文丰版第二十册。
本书作者无念，是明代的著名禅师。深得当时缁素名流所推戴。憨山德清曾经这么批评他︰‘比来宗门寥落，野干乱鸣，殆不堪听。所幸（无念）老师踞窟狮子，虽全身未露而爪牙无敢撄者。’（〈本住法颂寿念师八十〉）
袁宏道也说︰‘余见天下衲子多矣，（中略）然求苦参密究，具宗门知见者，如吾友无念禅师实近日海内之优昙也。’（《法眼寺记》）
此外，李卓吾也说︰‘有僧无念，学道精勤，众人不知，目为庸僧。我与念僧，相伴九载，知其非庸。’（〈无念上人诞辰〉）
憨山、袁宏道、李卓吾三人都是明代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三人对他评价如此，可见其人决非泛泛之辈。然而，像这样的佛教人物，现代专研明清佛教史的学者大多未能给予适度的注意。
本书共有五卷。前三卷是无念回答世人询问禅学与生死问题的回信。所以，书名称为‘复问’。卷四是他所撰的〈醒昏录〉，内含法语、酬问、牧牛图颂等。卷五为无念的传记资料。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禅学史料，在佛教史研究上之不容忽略，是可想而知的。
(2)《布水台集》︰新文丰版第二十六册。
本书是明末清初名僧木陈道忞所撰的诗文集。内含诗、序文、碑铭、塔铭、传记、奏疏、尺牍等多篇。道忞为明末名僧密云圆悟的弟子，也是清初顺治帝所至为优遇的僧人。其人在清初佛教界声势显赫，且交游甚广，因此该书所涉及的史料学范围也相当大。在明末清初佛教史的研究领域中，是不容忽视的。兹举数例如次，以见其中资料之颇有足资考史者︰
其一，卷首有钱谦益序，卷二十二又有与钱氏来往之书信数通。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文人，其人在当时的佛教界甚为活跃。因此，研究明清文学史或佛教史的学者，对他的历史地位是不能忽略的。此处所收诸文，是与钱氏有关的史料。
其二，卷五有道忞撰〈世祖章皇帝哀词〉、〈世祖章皇帝御书佛字颂〉等诗作多首。这些资料与道忞的另一著作《北游集》都是研究清初佛教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素材。
其三，卷十三至卷十六，有道忞所撰名僧塔铭、行状等多篇，是研究明末清初佛教的重要文献。其中〈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一文，更是探讨明末名僧密云圆悟的第一手史料。
其四，道忞在该集中所撰文章多篇，也颇值研史者取资。如卷二十四〈法派说〉一短文，叙述近世中国佛教史上的法派传承原委，甚为罕见，弥足珍贵。
此上略述的是道忞《布水台集》等二书的史料价值。举一概余，稍谙史料之重要性者，当可推知这二百余部禅籍在学术史上所具有的研究价值。
乙、为宋代以后的近世佛教史研究，提供甚多珍贵资料。
除了二四0部明清禅籍以外，其余的四十余部佛典，包含有下列几类︰
(1)一般佛教著述︰如《道余录》、《憨山老人梦游全集》、《灵峰宗论》、《天乐鸣空集》、《周易禅解》、《护法录》等书。
(2)仪轨︰《金光明忏法补助仪》、《怡山礼佛发愿文》、《大忏悔文略解》、《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等书。
(3)佛书注释︰《相宗八要解》、《金刚经疏论纂要刊定记会编》、《心经说》等书。
(4)其他类︰《北京五大部直音会韵》、《寒山诗》、《密藏开禅师遗稿》、《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牧牛图颂》、《天然居士怀净土诗》等书。
这些书都是近世中国佛教史研究者必须注意的著述。数目有四十余部，可以提供的研究素材与考史凭据，是显然可见的。
丙、各书的附属文献，也可能为治史者提供重要的研究线索。
此处所谓的‘附属文献’，是指附属在该书，但并非由作者所撰的某些零星文字，包括外人为该书所写的序、跋、塔铭、行状、年谱、刊刻题记、像赞、缘起、题词、题诗……等附属资料。在二八八部独家所收资料中，据笔者粗略的估算，附属文献当不下于一千篇。这些文字的作者，有在家，有出家。历代名流也不在少数，像憨山、智旭、紫柏、袾宏、道忞、澹归（今是）、宋濂、姚广孝（道衍）、徐渭、袁宗道、瞿汝稷、李卓吾、冯梦祯、曾凤仪、陈维崧、钱谦益、毛晋、吴伟业……等人都曾出现过。而钱谦益所撰的序跋类文字尤为常见。
除了《嘉兴藏》的独家所收书之外，在与其他藏经共同入藏的佛典里，《嘉兴藏》所收版本，也常附有其他藏经所无的文献。譬如宋代提倡看话禅的名僧大慧宗杲，《大正藏》中，收有其主要著述《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与《宗门武库》二书。但《嘉兴藏》所收的这二部书，则附有《大慧禅师年谱》，这是《大正藏》本所没有的，此外，像唐代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一书，《嘉兴藏》本也附有二篇序文，及一篇李通玄事迹，这三篇资料，《大正藏》也都附诸缺如。这也是《嘉兴藏》在史料上令人不可忽视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