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衡哲
人物简介
陈衡哲  任鸿隽、陈衡哲赠与友人之照片[1]（1890—1976），笔名莎菲,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人,1890年7月29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城的一个书香家庭。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13岁以后随舅父庄思缄到广州读书自修。
1911年入蔡元培办的上海爱国女校学习。远离父母、远离舅父,一个少女在上海只身奋斗达10年之久,经受了人生和社会的各种锻炼,同命运搏斗不止,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主权。她抵制了父亲包办的婚姻,也拒绝了别人提供的做达官贵人的少奶奶,自己缔造了美满的爱情生活。她进过几所学校,英文基础打得很牢固。
1914年,清华大学在上海招收留美学生,她考取了,因而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在美国沙瓦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西洋文学,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民主和自由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大量接触和深入研究西方思想文化之后,她在学术上、思想上独树一帜、很有见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上女学者、女思想家罕见的现实,成为思维犀利、风格卓异的著名女才子。
1920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女教授。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四川大学任史学教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工作,撰有学术著作《西洋史》、《文艺复兴史》、《文艺复兴小史》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
她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20世纪初,她以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把握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悟,才华横溢地挥笔创作,为新文学呐喊助  任鸿隽与陈衡哲（中国科学社合影，1915年）[2]威。
1917年,她在美国用白话文创作了第一篇小说《一日》,生动地反映了美国女子大学新生在一天中的生活,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
1917年到1926年,她以"莎菲"的笔名,创作了《小雨点》、《运河与扬子江》等许多作品,发表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文学主要刊物上,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她34岁写的奇文《运河与扬子江》,通过安份守命的运河和奋斗造命的扬子江两种人生观的对立和交锋,抒发作者崇尚斗争的情感和精神,可视为她一生奋斗、不稀罕别人赐予的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
她的成长与成就都得益于一种观念、一个宗旨,那就是"造命"。赋予她"造命"思想、并且提携鼓励她走上"造命"道路的,是她的三舅父庄思缄先生；庄先生经常对她说:世上的人都说命,但对命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就是"造命"。"希望你造命,我也希望你能造命一一与一切恶劣的命运奋斗。"
正是这种奋斗不止的精神和自己给自己造命、不信宿命安排的人生观,把她造就成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有成就的女学者、女教授、女作家。她曾4次代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理事会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发表自己的研究观点。
1931年9·18事变后，陈衡哲曾愤然致电疾呼抵制日本人，六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带着三个儿女，从北平逃到庐山，任鸿隽当时正在山上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不久，日军南侵，陈衡哲全家逃往广州，最后抵达香港。想不到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香港随即沦陷，陈衡哲只好带着儿女登上法国海轮，1942年辗转回到重庆江北任家花园，全家人终于团聚。
陈衡哲在重庆断断续续住了5年，是住得最长的一次。1943年初，她曾应周恩来之邀到红岩村访问。
陈衡哲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2]侄孙任尔宁说：“我小时候在上海，三娘姆（即陈衡哲）对我讲过，她一生中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丈夫任鸿隽；另一个就是周恩来。”去红岩村那天，陈衡哲坐着任尔宁父亲任百鹏驾驶的吉普，开到化龙桥，然后坐滑竿到达红岩村。周恩来已等在那里，见到陈衡哲，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年1月7日，86岁高龄的的陈衡哲因肺炎及并发症病逝于上海。
陈衡哲的丈夫是著名学者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1908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临时政府北迁，任国务院秘书，1914年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任董事长兼社长，编印《科学》杂志，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执教，后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晚年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主持了中国科学社末期的善后工作，1960年退休，翌年11月9日去世。
人物评价
1929年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封面[3]3月，胡适为陈衡哲《小雨点》作序时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司马长风所著《中国文学史》给她以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是陈衡哲,她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女作家。
陈衡哲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妇女界的一大骄傲，只要数点她所夺得的锦标，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这位成就斐然的知识女性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和忽略的：她是享受庚子赔款泛洋的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她是执教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她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
杨绛在其回忆文章《怀念陈衡哲》中称羡陈衡哲“才子佳人兼在一身”。[4]​
人物轶事
陈衡哲，祖籍湖南衡山，祖父是晚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父亲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员。她夙慧天成，又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明的家庭中，从小习诵诗书，少女时代即具有咏絮之才。一代才女兼学者  陈衡哲著作《西洋史》封面陈衡哲求知若渴，十三岁那年，她征得母亲的同意，随舅舅远赴广东。她为此痛哭一场，“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她也说不准自己为什么要为此落泪。
由于不够年龄，陈衡哲在广东未能立刻就学。她不肯偷懒，跟着舅舅学习《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另外阅读一些充满新观念的报章杂志。她认为这种教育使她“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她无疑是感激舅舅的，这在她的文章中充分显示出来：“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1911年冬，陈衡哲随舅母前往上海，考入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这一阶段（1911—1914）她自觉在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但她所学的英文助她后来考取了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资格。陈衡哲先后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修西洋历史和西洋文学，历时六年，获得硕士学位。
在新大陆，陈衡哲不仅智识日进，而且眼界大开。1916年，她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胡适通讯相识，两人在书信中反复探讨白话文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最终达成共识。当时，胡适呼吁文学革命，这一主张在中国留美学生中并不叫座，赞成者不多，连他的好友任鸿隽（后来成为陈衡哲的夫君）也不以为然，惟有陈衡哲毫无保留地认同。因此，胡适视陈衡哲为异性知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之间的通信更像是在玩一种斗智的文字游戏，单是一个称呼问题，就有许多诙谐的文章可做。1916年11月1日，胡适率先“发难”：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两天后，陈衡哲的回信就踏着绿色邮路款款而至，问题之后仍跟着问题，大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虽幽默，却并不“慷慨”，他不想在称呼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匆匆收兵，以和为贵：先生好辩才，驳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这种游戏酬答之片，在今人看来，事极寻常，在1916年，却是相当不容易了。在美国留学时，陈衡哲标榜“不婚主义”，挡掉不少慕名而来的追求者，她与胡适的友谊则自始至终金坚玉洁，比男女之间的恋情更为持久，也更加弥足珍贵。陈衡哲婚后将胡适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里，她从未想过要藏掖什么，一切出自真诚，别人如何误解，她是毫不在意的。 1921年，胡适为女儿取名素斐，即用莎菲（陈衡哲的笔名）的谐音。海外学者唐德刚先生据此怀疑胡适暗恋陈衡哲，夏志清教授则通过研究陈衡哲的小说《洛绮丝的问题》认为陈衡哲爱慕胡适。应该说，他们捕风捉影的功夫尽够了，考证的本领却比先师胡适差得太远，思想也不如陈衡哲、胡适二人豁达通脱，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1919年，任鸿隽三万里（由中国赴美国）求婚的诚意感动了陈衡哲，她终于在二十九岁上抛弃多年坚持的“不婚主义”，与他订立婚约。翌年，他们在北京完婚，举行文明婚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颇具戏谑意味。
1920年，胡适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了一首新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即是赠给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的，最见他们三人非同寻常的友情：雪全消了，春将到了， 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万松狂啸， 伴着我们三个朋友。风稍歇了，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1920年，北大校长蔡元培率先在大学教授队伍中开放女禁，致电陈衡哲，聘请她为历史系教授。陈衡哲属于柯灵先生所称道的“作家而兼学者”的典型，她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后来还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四川大学，专教西洋史。她的文学创作涵盖新、旧体诗、散文和小说，其中她对小说用功最深，《洛绮丝的问题》等小说关注女性角色的社会定位，富于思辨色彩。陈衡哲认为，对于女性而言，爱情固然是重要的，但事业成就（即实现个人价值）更为重要，它是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根本的保障。这一主张出现在大多数女性仍在追求婚姻、恋爱自由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先锋性不言而喻。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惟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做小说的惟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做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她的这一观点显然有别于法国作家萨特的“每天必写一行”。《川行琐记》引争议1935年  陈衡哲著作《中国文化论集》封面8月，任鸿隽就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据任、陈的长女任以都回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是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1936年3月、4月和6月，陈衡哲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三封“公信”，即总称《川行琐记》的文章，不料想这三封公信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起因是，任鸿隽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关系不谐，他力图改革川大，刷新教育，欲解聘一些学力不足的川籍教授，因此招致川人嫉恨。陈衡哲的文章成为了火药桶上的导火索。
在《川行琐记》中，陈衡哲秉笔直书，批评了川人的保守和落后，她称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人间的鸦片烟云，四川的“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四川的鸡蛋缺乏蛋味，水果缺乏甜味，兰花缺乏香味；诸如此类。她还给川人开了五副“药”：掘除鸦片烟苗的铲子、销毁烟具的大洪炉、太阳灯、鱼肝油、真牌社会工作人员。文章出炉后不久，陈衡哲即被四川新闻界的专栏记者和专栏作家“棉花匠”、“乡坝佬”和“佛公”，还有一些“义愤填膺”的读者牢牢揪住，不肯放手，一时间群起而谇之，群起而攻之，她遭到来势汹汹的口诛笔伐，其中不乏措辞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协会指控她犯了“诽谤罪”，欲提起公诉。当年，四川的省会成都是主要的讨伐战场，《新新新闻》和刘湘直接掌控的《新民报》是主要的进攻利器。
陈衡哲被骂为“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摆洋架子和臭架子的阔太太”、“卖弄华贵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中的汉奸”。有的作者攻得兴起，竟然攻击陈衡哲的私生活，说她心里爱的原本是胡适，因为江冬秀河东狮吼，不容许卧榻之侧有别的女人鼾睡，胡适惧内，不敢离婚，她想做白话文祖师爷的如夫人亦不可得，没奈何才下嫁给川人任鸿隽，她挑剔四川的劣病，实际上是歇斯底里的泄愤，是恨乌及屋！有的人则更具政治敏感度，指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国御用学者眼中的中国”。当年，留学欧洲的学者多半看不起留学美国的学者，留学法国的李思纯即趁机起哄，对任鸿隽、陈衡哲的“学者”身份和地位表示质疑。还有一些文化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独立评论》派和胡适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
平心而论，陈衡哲与胡适、任鸿隽这些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则不以为然。1936年3月4日，黄炎培赴川大演讲，即提醒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要做爱国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正因为如此，陈衡哲以诤友的角色出现，她对乡土观念极强的川人很有些看不顺眼，批判起来不留情面。《川行琐记》确实贬损了川人的形象，有以偏概全之嫌，陈衡哲自己也承认：“有几位他们的太太不在成都的朋友近来对我说，‘我们的太太看了您的第二封公信之后，不肯到成都来了，这怎么办？’”再者，该文发表的时机也不对，当时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抗战迫在眉睫，陈衡哲选定此时批判川人的种种劣病，正是授人以柄，川人决不肯饶她，乡坝佬就指责陈衡哲的《川行琐记》是“发泄畛域观念，挑拨地方情感，有背中枢统一团结之旨”。至于那些老对手，他们更是找到了攻击独立评论派的活靶子，对胡适大泼其粪。
1937年，在陈衡哲的强硬坚持下，任鸿隽毅然辞去川大校长职务。虽然行政院、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极意慰留，胡适、王世杰、翁文灏等好友诚恳劝驾，无奈任鸿隽去意已决。履行精微的母职上个  陈衡哲著作《西洋史》封面世纪三十年代初，陈衡哲写过一本倡导妇女解放的小册子，但她的观点是温和的，并不主张妇女敌视男性伴侣，无端地从家庭中叛逃出去，她在这本小书中有过这样的感慨：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
她认为，妇女解放是从观念上和行动上把自己塑造成对家庭和社会有用和有益的新人，而不是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所以说，一个得到了解放的妇女，不仅仅拥有与男人平等相待、平等相处的若干权利，还应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给丈夫、子女、家庭和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造成多赢的局面。陈衡哲非常忠实地践行自己的理论，在家中，她“独裁”、“专断”，任鸿隽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乐得享有遐迩皆知的怕老婆的美名。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对比，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没多少文化知识，是典型的遵行三从四德的传统妇女，按理说更应该是良母贤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倒是喝过洋墨水、身为名教授的陈衡哲才称得上最高标准的贤妻良母，她不单是能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帮助家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抗战期间，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江冬秀并未随行，待在国内无所事事，整天东风白板红中发财，沉溺于牌局不能自拔。一旦失去父亲的管束，胡适的幼子胡思杜就频频逃学，混迹于上海滩那些声色犬马的娱乐场所，不仅学业荒废，眼见着人也要堕落了。无奈之下，胡适将幼子接到美国，但胡思杜恶习难改，竟把学费拿到跑马场去撞大运。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曾骄傲地说，“思杜是我创造的”，言下之意，他对恩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念兹在兹的，所以要给爱子取名“思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猛批胡适的运动中，滞留在大陆的胡思杜竟轻松自如地来了个窝里反，向他父亲投去一枚重磅炸弹，径直斥骂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可谓立场鲜明：“他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胡适若读到这篇出自幼子胡思杜之手的批判文章，该会怎样苦笑和悲叹呢？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陈衡哲正当事业辉煌之际，她却毅然辞去教职，为的是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出去, 做一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三个孩子。据说，她当年作出这个决定，与胡适的女儿素斐不幸染病夭折有很大的关系，她突然醒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这话出自一位“五·四”时期功成名就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口中，与“推动摇篮的手即是推动世界的手”出自一代天骄拿破仑之口，同样耐人寻味。
事实证明，陈衡哲所作出的牺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她的两女一子都很有出息：长女以都，颇有其母遗风，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很有孝心，大学毕业后，回国照顾双亲，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真是一家两代五教授，实堪称书香满门。[4]​
人物自传
基本介绍《陈衡哲早年自传》
作者：陈衡哲 著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页数：268
字数：145000内容简介陈衡哲  陈衡哲早年自传 封面[5]，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女生之一，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陈衡哲得风气之先，并为现代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她在文化与思想方面的重要先导作用，远远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她与任鸿隽、胡适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多的关注。
陈衡哲创办了现代史上的重要刊物《独立评论》，并多次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她在西洋史的研究方面更是颇有建树，曾著《文艺复兴史》、《西洋史》等。
陈衡哲在其早年自传中说：“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喜悦。”[5]​图书目录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 扬子江与大运河
第二章 如烟往事
第三章 父亲和母亲
第四章 早年的教育和环境
第五章 塑造我人生道路的影响
第六章 再见了，我的家，再见了！
第七章 在广东和舅舅在一起
第八章 孤身一人在上海
第九章 在女子医学院
第十章 赴川之旅
第十一章 在家危机重重的一年
第十二章 在常熟和姑母在一起
第十三章 关于中国家庭与婚姻的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