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朝俄密约事件
背景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富有扩张性的国家，自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对外扩张方向主要是西方。但到了19世纪以后，沙皇俄国的扩张逐渐力不从心了，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其锋芒开始移向东方，侵入中亚并鲸吞了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甚至成为了朝鲜的近邻；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同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中遭到西欧列强的遏制。至此以后，俄国便把目光彻底投向亚洲，开始了对中国、朝鲜的扩张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南下政策”。“南下政策”遭到了英国的抵制，致使亚洲出现了俄英争霸的局面。
当时的朝鲜王朝原本对俄罗斯的扩张感到十分恐惧，但自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就处在中日两国的争夺之中，并为中国实际控制。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及掌握实权的王妃闵妃虽然表面上接近中国，但内心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不放心，逐渐想到依靠俄国保护。尤其是1884年“甲申政变”后，日本国内与中国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朝鲜王室对此十分担心。为避免中日战火的侵扰，朝鲜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便打算寻求俄国保护。另一方面，朝鲜王室也受到了民族意识的影响，并非真正的“事大党”，国王高宗“时以三千里江山臣服于华为耻”[1]，内心深处想摆脱中国的羁绊，而投靠俄国正是脱离中国的好办法。当时俄国和朝鲜分别的背景为两国“走在一起”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在中国政府的严格管束下，朝鲜的外交很难有所作为。一个人为朝俄两国的沟通打开了门路，他就是中国政府派来监视朝鲜的德国人——穆麟德。穆麟德在1882年底受到中国清朝重臣李鸿章之托，任朝鲜外务督办兼总税务司，控制朝鲜的外交和海关。谁知他被沙俄收买，成为俄国“南下政策”的工具。穆麟德对内一再对高宗和闵妃鼓吹“引俄拒清”，对外则暗中促成朝鲜与俄国的接触。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提那耶夫（Игнатьев）曾请求李鸿章出面斡旋朝俄建交，李鸿章深知俄国的南下野心并拒绝了他的要求。俄国于是委派其驻中国天津领事韦贝尔（Вебер）为全权大臣，单独与朝鲜交涉。在穆麟德的“巧妙工作”[2]下，朝鲜和俄国竟能瞒天过海，于1884年7月7日背着朝鲜宗主国清朝私下缔结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甲申政变以后，穆麟德背华投俄的活动更加频繁，终于导致了“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
第一次密约事件
甲申政变以后，朝鲜与日本与1885年1月9日签订《汉城条约》，其中第一条规定朝鲜派使臣携国书到日本“表明谢意”。朝鲜政府任命徐相雨为全权大臣、德国人穆麟德为副大臣前赴日本。穆麟德受闵妃集团委托，负有与日本政府交涉引渡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及引进俄国势力以对抗中日这两项使命。[3]2月14日，徐相雨、穆麟德一行抵达日本东京，在使团滞留日本的两周时间内，穆麟德与俄国驻日公使戴维道夫（Давыдов）、书记官士贝耶（Шпейер）签订了所谓的“朝俄密约”，“密约”规定：
1、在中日开战的情况下，朝鲜为保护领土完整而坚持中立。
2、朝鲜需要受到俄国的保护。
3、朝鲜政府聘请若干俄国军事教官。[4]
就在此时，发生了英国强占朝鲜巨文岛的事件。穆麟德又顺便与朝鲜派出处理这一事件的严世永在日本长崎会合，参与巨文岛事件的交涉。同时穆麟德也利用这个机会，向戴维道夫公使表示朝鲜国王已经同意了“朝俄密约”。[5]而此前，戴维道夫就已经收到了关于沙皇敕裁“朝俄密约”的通报，派士贝耶前往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传达“朝俄密约”的内容。
几乎在穆麟德赴日的同时，朝鲜政府派出前营将权东寿、金镛元等4人秘密来到俄国海参崴，转送朝鲜要求俄国沙皇予以“保护”的国书。权东寿一行在士贝耶抵朝前已经返回汉城，带回的俄国复书中有“俄国也要求与中日两国均等的出兵朝鲜的权利”[5]的内容，在朝鲜政府中引起强烈震动。朝鲜外务督办金允植深感事态严重性，于是立即将上述事实通报给中国驻朝商务总办陈树棠和日本代理公使近藤真锄。日本亦十分警惕，并一改先前反对中国干涉朝鲜内政的论调，承认清廷对朝的宗主权，与中国合作防俄。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根据条约内容同时撤兵，俄国便打算趁虚而入。1885年6月20日，士贝耶来到汉城，到朝鲜外衙门谈话。按照事先在日本与穆麟德的约定，他强迫朝鲜接受俄国教官练兵，并说要“保护”朝鲜，质问朝鲜外衙门为何要将朝俄密议泄露给中国人。外务督办金允植回答道：“此事之秘密相议，亦所未知。事大则不可讳，须光明正大，公听并观，庶无悔也。”又说：“吾见译文，始知教师之事。吾谓穆公曰：此大事，中、俄、朝三国壤地相连，往日朝鲜与中国无事不议，今不可于此事秘讳，须议及中国，讲究确定为要。”[6]
士贝耶又根据穆麟德在日本说过的朝鲜国王同意密约而去找朝鲜高宗商量。谁知高宗竟然拒绝了士贝耶的要求。这显然是高宗由于对于俄国无理要求驻军、练兵的不满和警惕而转变了亲俄态度，重新亲华。7月，高宗派吏曹参判南廷哲来到中国天津见李鸿章，商定对俄方针及要求清军暂缓撤军。7月20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又将自己拟的《朝鲜外务办法》八条献给李鸿章，这实际上是日本调整对朝、对华政策的一个体现，因为里面全是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内容及教中国如何防俄的问题。[7]由此可见日本为了成为最后大赢家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即先假借中国之手抵制强大的俄国，避免俄国搅局，其后再打败中国。此后清廷在朝鲜行事基本与《朝鲜外务办法》吻合。这时，英国驻仁川领事将穆麟德背叛清廷的情报捅给李鸿章，穆麟德的行径最终暴露。[8]不久，李鸿章下令罢黜朝俄密约事件的关键人物——穆麟德，以美国人墨贤里（H.F.Merrill）和德尼（O.N.Denny）取代穆麟德，分别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和外交顾问。另一方面，李鸿章也知悉了高宗和闵妃的贰心，便于10月放回了壬午兵变后一直软禁在中国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借以牵制高宗和闵妃。同时，又任命武官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以三品道员的头衔监视朝鲜，加紧对朝鲜的控制。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次密约事件
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过去一年后，第二次事件又起。这次事件的背景是袁世凯在釜山、仁川、元山三港派出中国代理商务委员，加强对朝鲜通商口岸的管理；又时常出入宫禁，监视王室，引起了闵妃集团的不满。汉城又风传金玉均将联合日本浪人入侵江华岛的传言，人心骚动不安。恰值此时，俄国首任驻朝公使韦贝尔抵达汉城，朝鲜王室为了寻求俄国保护以对抗中国和日本，再次亲俄。此时中、英、俄深陷巨文岛事件中，各国互相牵制，尤其是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背景，使得朝鲜的局势十分复杂。在这种状况下，发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
1886年7月25日，朝鲜事大党大臣闵泳翊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又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袁世凯听了传言以后，立刻决定采取手段，8月5日，袁世凯将闵泳翊告密事件电告中国，8月6日，袁世凯又在电报中斥责里力主附俄之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对于国王高宗也非常不满，建议清政府“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9]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埈镕为新王。[9]8月13日，袁世凯得闵泳翊手中的“密约”原稿，并电告国内。原稿写道：“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威胁，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贵国也。肃此仰布，统希雅鉴，敬颂勋安。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初十日，奉敕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据闵泳翊称，原稿上有朝鲜国玺，还有沈舜泽的图章。[10]
李鸿章得到袁世凯的报告以后，于当天电告清朝驻俄公使刘瑞芬，要他力劝俄国政府不要接受朝鲜的要求。在次日与醇亲王奕譞商议朝俄密约事件时，李鸿章认为“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11]但中国派兵应慎重，先拟派陈允颐驰往朝鲜，密与袁世凯及大院君商议废黜高宗的事项，如大院君有铲除乱党之力，即嘱其一面诛灭群小，一面电告北洋，由李鸿章相机酌办。这时候，袁世凯进入王宫，向高宗力陈联俄之不可行，高宗及大臣们听说后大为吃惊，急忙辩称并无此事。8月20日，李鸿章一夜连接袁世凯七电，报告朝鲜诸大臣皆云：王及政府皆不知，必小人假造。袁世凯要求，既不知，当索还此文，如假造，当查办小人。他们先找这件事的始作俑者闵泳翊，结果闵泳翊已经溜到了香港。朝鲜政府则称，已派员索俄文凭，俄使云无此事。8月22日，驻俄公使刘瑞芬来电，报告俄外交大臣言：“未闻朝有求保护之事。”[12]李鸿章当日复电刘瑞芬，嘱向俄外部声明：“如有此事，即作废纸。”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的风波便平息下去。
后来据中国海关相关文件证明，闵泳翊手中的“朝俄密约”的密函，实际上是英国驻朝总领事巴伯尔（E.C.Baber）伪造的。[13]而其目的正是因为英国在巨文岛事件中处于下风，而俄国在朝鲜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因此要挑拨中俄关系，借中国之力赶走俄国，挽回英国的在俄英争霸中的局面。袁世凯和李鸿章被英国人耍得团团转，立刻起了“废君”的念头，导致中朝关系降至冰点。朝鲜高宗和闵妃也害怕与中国闹翻，导致王位不保，于是将金嘉镇、金鹤羽、赵存斗等亲俄派下狱治罪，并派外务督办徐相雨去中国，分别向北洋和礼部表明“朝鲜无异志”，清政府则劝朝鲜国王亲贤臣、远小人，算是稍微弥补了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后中朝之间产生的裂痕。
影响
朝俄密约事件的实质是西方列强对朝鲜激烈争夺的体现，并且与同时发生的巨文岛事件构成了这一时期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缩影。朝俄密约事件牵涉国家非常多，朝鲜、俄国、中国、英国、日本都不同程度的卷入了这场事件，这说明了那时的朝鲜已经沦为各大国的角逐场所。然而，所谓的“朝俄密约”，仍是捕风捉影的产物，历史学家对于到底有无书面密约难下断语。但有两点结论是肯定的：第一，这是沙皇俄国“南下政策”和朝鲜王室出现亲俄倾向相结合的产物；第二，这两起“密约事件”的发生对当时中朝的宗藩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事中朝关系发生严重波折，加剧了朝鲜对清朝的离心。中国表面上平息了两起风波，但朝鲜王室并未放弃自主之路，他们稍后又去寻求美国帮助，于是又引发了派使西国之争（朴定阳事件）。而对于俄国来说，这只是俄国进军朝鲜的起步，到了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后，俄国势力才全面渗透朝鲜，开始同日本争夺朝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