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被精神病事件
湖北网友彭宝泉
事发原因
4月9日上午8时许，湖北十堰市宏正酒店门前，该市五交化公司的20余名员工在这里聚集，为“国有资产被少数人侵吞”及“房屋遭受强制拆迁”等问题，他们已经奔波了6年之久。　之所以赶到该酒店门口，是因为他们得知湖北省纪委的一个工作组在这里驻扎，他们期望此举能得到该纪委工作组的重视并使他们的诉求得到圆满解决。
半个小时后，当地警方赶到现场，认为“酒店正常经营秩序及酒店内旅客工作、生活受干扰，并造成该处道路交通受到影响”，予以驱赶并维持秩序，随后，将参与该事件的11人带至公安机关调查。
这11个人中，除了上访代表外，还包括十堰市建设银行职工彭宝泉、报告文学作家邓复华及十堰市粮食局职工吴祖华。当时，彭、邓两人在现场拍照，而吴则用DV录像。次日凌晨，吴被释放，警方认定他只是“路过并拍照”。彭、邓两人则被投入十堰市精神病院。
送彭宝泉进精神病院
警方并未通知其家人
知名网友张洪峰前天上午10时左右，突然接到彭宝泉的电话。彭宝泉说，刚刚在十分钟之前被十堰市人民路派出所“抓捕”。彭说，此前一间五交化公司的20多名职工听说湖北省纪委巡视组下榻十堰市宏正大酒店，便到酒店门前打横幅请求解决企业转制后的员工安置、拆迁和反腐问题，他在旁边拍了几张照片。在离开现场不远后他被警察带回派出所，相机被拿走，人被关在一间名叫“民调室”的房间里。彭表示，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也非该公司员工。
当时，张洪峰认为应该没什么事，安慰了他几句，也未在意。然而，当天夜里想起这事打电话给彭宝泉时，彭的电话却总打不通。张洪峰于是委托陈永刚去了解情况，并向羊城晚报记者报料。
昨天上午，陈永刚辗转从知情人处打听得知，彭宝泉昨天凌晨2时左右被送进了茅箭精神病医院（也叫鄂西北精神残疾人康复中心）。
羊城晚报记者昨天下午致电彭宝泉的妻子叶女士，叶女士称没有任何人通知她彭宝泉进了派出所，也没有人告诉她彭宝泉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她是听了陈永刚所说才知彭宝泉的下落。而彭宝泉的妹妹彭秀敏也是从叶女士那里知道哥哥“出事”了。于是昨天下午到茅箭精神病医院欲看望哥哥，但医院不给看望，并称是派出所要求一个星期后才准见。
茅箭精神病医院住院部一名护士昨天下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彭宝泉是昨天凌晨两点被人民路派出所送进来的，他情绪稳定。她证实，派出所还同时送进来了另外一人（上访职工向记者介绍此人曾在上访现场录像）。
人民路派出所接电话的一位值班民警昨天下午对记者说，两人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具体情况他并不清楚，此事是由一位姓李的警官负责的，该警官忙到凌晨2时，现已下班，要周一才上班。该民警不愿向记者提供李姓警官的手机号码。
记者调查
彭宝泉究竟干了什么？
上访女工：听说她们要反映情况，他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到宏正酒店门前上访并被带进派出所的五交化公司的一名女员工对羊城晚报记者介绍，彭宝泉之前与她们不甚相熟，只是听说她们要去反映一件已上访七年未曾得到解决的事情。她们是在前天上午8时30分左右到酒店门前上访的，整个上访过程约半个小时，始终没有人来接见，而彭宝泉中途过来，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她们随后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上警车后，才看到彭宝泉也被送上了警车。这名员工称她在派出所一直被盘问到昨天凌晨5时许才离开派出所。
上访职工给记者传来了一份加盖“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分局”公章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扫描件，上称已查明这些访民4月9日八时许“打起横幅围堵宏正酒店正门”，在门口呼喊，致使酒店“无法正常经营长达30分钟”，决定对带头者王××行政拘留七日。据这位上访职工称，被正式拘留的仅她一人，她对彭宝泉仅仅是拍了几张照片就被送精神病医院感到无法理解。
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彭妻说：两年前他因与民警起争执被抓，经专家鉴定精神没大问题
彭宝泉的妻子叶女士对记者说，彭宝泉最近言行、精神一直很正常。叶女士坦承，两年前彭宝泉因与派出所民警起争执被抓，当时曾找本地医生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后派出所重新找武汉的专家鉴定，结果是他有点“偏执”，但是不影响责任的承担，遂因妨害公务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叶女士强调，彭宝泉去年初出狱后一直正常。
记者听了张洪峰传过来的彭宝泉与他前天上午十时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彭的思维正常且讲话克制。而据跟他一起关在派出所的一位上访职工称，彭在警车上和派出所内未见有异常举止。
而精神病院的护士称，派出所送彭宝泉进来时肯定经过了当班医生，但医生怎样认定彭宝泉精神问题的她不清楚，这名医生要周一才回来上班。
家人质疑
为何不准家属一周之内探望？
叶女士质疑，派出所把彭宝泉送进精神病院，并未征得家属同意，甚至在送进去后有关方面也没有通知家属，而不准家属一周之内探望更令人不可思议。
面对记者“为何不通知家属”的询问，精神病医院的护士称：“不是派出所通知吗？”
张洪峰昨晚发表博文提出强烈质疑。该博文引用厦门秋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毅的话说，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将人人自危，它已经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
网友评论
两人拍摄群众上访照片被捕甚至被送精神病医院事件动作不能说不大，可就是没有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基层官员无法无天，可怕的是相当官员保持沉默，装聋作哑，真是没人管了。彭宝泉是热心人，彭宝泉的一个哥哥，几年前上访途中，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他觉得很惨，他想帮帮别人。社会底层民众陷入生存困境，政府官员不闻不问。此时，我们的社会需要热忱的人；而不该容忍的正是那些麻木的冷漠看客。 当今社会一再出现健康人被“被精神病”事件，让人心有余悸，这是当地官员默许的违法行为，检验着当地主政官员政治智慧和“执政为民”理念。如果官员一味冷漠、麻木，我们的社会将真的是出了精神问题。这件事，十堰市的主政官员是不是该表态了呢？
彭宝泉
彭宝泉似乎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今年年初，湖北青年陈永刚因在网上质疑“某县领导搞形象工程”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其在被拘留之前告诉了彭宝泉，彭宝泉随后向知名网友张洪峰求助，张洪峰乃发表博文披露。此时正召开全国“两会”，顿时舆论大起，十堰市公安局3月5日撤销了拘留决定，郧西县政府和警方在网上公开向陈道歉。
2001年，他获悉建行十堰分行五堰支行有人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于是向十堰市纪委举报。经纪委介入，该行原行长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但他认为，这个处理并不圆满，因为，他举报中的其他人包括宋某在内没有受到追究。
彭自述，自2003年起，他先后被剥夺客户资源、下岗、被打致残、家庭离散，而这些遭遇的起因，都是因为他的直接上司换成了他举报的宋某的丈夫胡某。
他自述，2005年底人事制度改革，他所在的单位共有3人下岗，一个是司机，一个是电工，另一个则是他。他认为完全是胡某打击报复的结果。为了重新上岗或讨回客户资源，彭数度找胡，以及向上级领导反映。在未有结果的情况下，发生到双方动粗的境地。在几次冲突中，双方互有伤情。2007年在被原营业部主任赵某打伤左眼后，获对方赔偿23万元。而2006年至2009年期间，彭则先后被行政拘留两次共30天，罚款两次共600元，并于2008年9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2007年1月始，彭即在建行办理了病休手续。
今年4月16日上午，本报记者前往建行十堰分行采访，欲求证彭的相关事实时，对方以上市公司有严格规定为由予以婉拒。而该行给市委宣传部提供的“彭宝泉情况介绍”也只简单罗列了彭于2005年落聘后至2009年服刑期满释放期间，如何与营业部主任发生冲突，如何被处罚、拘留直至判刑的基本过程。
河南农民徐林东
徐林东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写下“救救我，想出去”，并署上姓名、日期（摄于4月17日）
  本报记者 王怡波摄
当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面，神智清醒的徐林东拿出笔，在黄色稿纸上写下:“救救我，想出去”。末了，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4月17日。 
这时的徐林东，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6年半。因为怕徐林东出院后继续告状，当初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政府（记者注:2004年，郾城县撤销，大刘乡改为大刘镇，划归漯河市源汇区管辖），6年多来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失去人身自由。 
据徐林东的家人叙述，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政府，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将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2009年12月7日,大刘镇政府又将其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4月21日，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到了徐林东2009年的住院病历和收费票据，所有证据都证明徐林东是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刘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的。 
4月22日，三弟徐桂林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提出让徐林东出院的请求。该院副院长丁红运当场拒绝:“那肯定不行，这得通过乡政府，你家属没这个权利。” 
  被电击55次，两次逃跑、几度自杀
4月17日周六上午，正是家属集中探望的时间，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东方今报记者以徐林东家属的身份，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见到了徐林东。“唉……”一见面，徐林东就一声长叹，“快6年半了。” 
接受采访的1个小时中，徐林东逻辑清楚、谈吐清晰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 
据徐林东回忆，1997年，他开始代理张桂枝的官司。2003年10月，正在北京帮张桂枝上访的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抓回来，先在当时的郾城县拘留所关了10天，后又被送到空冢郭乡一个皮革厂里关了4天。 
2003年10月30日，大刘乡政府把他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的徐林东，被强制进行各种“治疗”。徐林东说，医院给他打伏晨针（音），打完针之后，他的血压升高到180，后来又打伏晨，血压升高到200，“最近这5年之中，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除了打针，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6年多里，徐林东共“被他们捆绑过48次，过电过了54次，那滋味真不好受，有一次过电把我这儿（指着额头两处）都烤焦了，过了1个小时还多。” 
因为不堪被强制治疗之痛，徐林东两次尝试逃跑。有一次，他趁大家洗澡时，下楼偷跑，跑出医院外，但因地形不熟，被医院的人骑着摩托车追上。逃跑不成，徐林东还几度尝试自杀。“他们给我打伏晨，我实在是受不了啦。有一次我把吊扇上的电线弄开触电，没死成。后来在厕所我用头使劲撞墙，也没死成。”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期间，徐林东的身体不断恶化，不断生疮、生癣，“他们又不给我治疗，一直在里边关着，也不叫出去”。而徐林东的家人，直到2007年7月，才知道一直下落不明的徐林东被关在精神病院，这才到驻马店探望。 
关于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费用，徐林东肯定地说:“政府交的钱，大刘乡政府交的。”虽然徐林东没有亲眼见过乡政府的人交钱，但曾有护士跟他说起此事:“一开始一个月1300元，后来一个月1500元。”从护士口中，徐林东还得知:“如果我再上访，再找事儿，乡政府的当官的就会就地免职，所以不让我出去。” 
2009年12月7日，徐林东被大刘镇政府转移到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其原因，徐林东说是“因为他们（指弟弟和张桂枝）为了营救我不断（奔波），后来医院也不知道咋知道有报社（得知了消息），律师也来让我签代理协议，可能害怕这种事，所以才通知乡政府把人接走”。 
据徐林东回忆，从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转出来时，东王村村支书徐铁钢和大刘镇政府的人一道，去了五六个人。“因为我穿的是精神病院的衣服，出来时得换衣服，他们就去给我买衣服，弄了一件裤子和袄，其他啥都没有。没办法，我就把在驻马店医院的一件病号服也穿过来了。”徐林东掀开外套，露出里面的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病号服，上面印有“市精神病医院”字样。 
6年多来，视力越来越差，他现在写字都得拿放大镜。不久前，徐林东向张桂枝要过笔和本，说要写此前的经历。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稿纸上，记者看到，徐林东所写的仍全部是与张桂枝案件有关的申诉——关于自己的遭遇，则只字未提。 
整个采访过程中，徐林东多次向记者说“谢谢”。离开时，记者给了徐林东一包烟，看到他的眼里含着泪。 
祸因，只为帮邻居讨公道
如果不是因为张桂枝，徐林东不会在精神病医院一待就是6年多。 
张桂枝是徐林东的邻居，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东王村村民，丈夫耳聋，大儿子是脑瘫患者，而张桂枝自己则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这个五口之家只有女儿和二儿子是健全人。 
1997年2月，张桂枝开始考虑大儿子的婚事，打算拆掉老房建新房。麻烦来了。她先是和邻居王永安发生了宅基地纠纷，后又和乡土管所所长陈永和发生肢体冲突。她坚定地认为，乡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使用证上做了手脚。 
得知张桂枝的遭遇后，徐林东不顾家人反对，当即让张桂枝一家人在一个全权委托书上按了手印，帮助张桂枝状告乡政府。1998年6月，在两审皆输的情况下，徐林东带着张桂枝开始到北京“越级上访”。 
2003年10月14日，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派人从北京“抓”了回来。这就有了徐林东自述中提及的先关看守所后进皮革厂再送精神病院的那段经历。 
徐桂林说，2003年冬天，家里知道二哥被乡政府接回来后，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曾去乡政府送过衣服，但当时徐林东已不在那里，打听下落也没人告知。 
直到2007年7月，徐林东通过一个去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病的漯河老乡，才将消息传递给了家人。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赶去探望，这是徐林东在精神病医院4年多后第一次看到亲人。　
病历显示:徐林东很正常
4月21日下午，在从郑州专程赶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的争取下，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到了徐林东在该院的病历。 
在一份病案号为“090459”的病历上，徐林东住院过程被详细记录:“2003年11月21日，被乡政府送入我院观察，2003年11月21日在我院司法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也就是说，徐林东被乡政府送来一个月之后，医院才做出了“偏执性精神障碍”，而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丽则称:“我们这儿先鉴定再收治。” 
徐林东的病历上，联系人一栏名字为“赵振”，在与病人关系一栏注明为:干群（干部与群众的意思）。 
而本报记者在大刘镇政府采访时，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干部里根本没有一个叫“赵振”的人。而病历上“赵振”的手机号码，是大刘镇分管政法的副镇长赵廷耀的。 
在一份徐林东2009年2月2日的住院证上，登记徐林东的住址为郾城县信访局，联系人一栏的名字是杨耀勤，与病人关系同样注明是“干群”。这些，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医务科张科长看来，“完全符合正常程序”。 
病历中，医院在对徐林东的检查中记录道:“意识清、仪表整，谈话接触可，尚能适应病房环境，对时间、地点、人物回答准确无误，饮食可，睡眠好，大小便正常，个人卫生知料理。认知活动方面:否认存在有感、知觉及感知综合障碍，谈话语速可、语量中等，在思维联想活动量和速度方面未发现异常。情感活动:情绪易激动，情感活动适切，无发现有病理性激情及强制性哭笑等，本能欲望如食欲、性欲无明显增强或减弱。无发现有关系妄想，被控制感等智能方面检查及记忆力方面检查，如常人谈话注意力集中，否认自己有病，拒绝住院治疗。” 
从这些描述看，徐林东无疑是一个正常人，医院最后的初诊结论仍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主要依据是:“在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公安局、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上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在对徐林东的治疗记录中，有使用“氯普塞吨”、氯氮卓等药物，还有多次电针治疗的记录。而病历中夹带的2009年2月~12月的收据显示，期间共缴纳了1.2万元左右的费用，缴纳人处填的是徐林东。徐林东告诉记者，这钱是大刘乡政府交的，不是他交的。 
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家属没权接人，只有乡政府才有
从2009年9月到12月，张桂枝一直在驻马店奔波，她找到一个当地律师，也有地方媒体记者在她报料后前往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采访。院方感受到了压力，随即通知大刘乡政府把人领走。 
2009年12月7日，一辆红色面包车驶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车上下来的一个人张桂枝认识，正是他们的村支书徐铁钢，另外几个人则是乡政府工作人员。 
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丽告诉记者，出院手续中有乡干部“赵振”的签名，亲属签名是侄子徐铁钢。徐桂林说，徐铁钢虽然按辈分也叫徐林东叔叔，但绝非直系亲属。 
宋丽的说法是，大刘乡政府告诉她，徐林东被接走后就可以回家。而实际上，他又被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得知二哥被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以来，徐桂林没有放弃救他出院的念头。4月21日上午,记者和他一起赶到大刘镇政府，同来的还有该村村支书徐铁钢。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与徐桂林有这样一段对话—— 
工作人员:我听说你想叫他回来？你把他弄回来，家里有地方住没有？ 
徐桂林:住的地方有啊，他还有一套院，吃的也没问题。 
工作人员:现在回家咋弄，你也不能天天把他关屋里。 
徐桂林:乡里一年得一两万花，他在医院受着罪。 
工作人员:要是能不花钱跟你弄回来，谁都不想花钱。乡里这钱能不花谁都不想花，但是这没办法。 
4月22日上午，记者同徐桂林再次来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在病房区，徐林东找到了该院副院长丁红运。 
面对徐桂林想接哥哥出院的请求，丁红运说:“你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过来的，你跟乡政府协商，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徐桂林问:“可乡政府不是他直系亲属啊。”丁红运回答:“不是直系亲属，乡政府也有这个权力，直系家属没有。” 
丁红运说:“因为徐林东反复去北京告状，影响到了乡政府，影响到了社会治安，所以才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个事情只有通过政府协商。” 
律师常伯阳问:“他又没攻击他人，又没造成社会危害，难道非得强行收治吗？”丁红运说:“这个事情你找政府，医生没有权利解释。他的行为上可能没危害，但是他的认识上偏执，偏执本身就是个精神问题。” 
丁红运下了逐客令，“我再给你说一句，乡政府送来了可多（方言，很多的意思）人，你找乡政府的书记就可以了”。 
而徐桂林再次去大刘乡政府找领导时被告知，所有领导又去区里开会了。现在，他还不知道，二哥徐林东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精神病院。 
本报漯河4月22日电 
  河南漯河“被精神病”农民返家 6年半遭电击54次
2010年04月26日 23:45东方今报
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漯河农民徐林东，六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昨日，他终于回到了家。
徐林东的回家之路，真是一波三折——送他进精神病院的大刘镇政府先同意家属领人，后出尔反尔，最后签字同意。本报记者在采访中被殴打受伤。
等待出院 镇政府同意领人又突然变卦
4月24日，今报报道徐林东事件的第二天，记者从徐林东弟弟徐桂林口中获悉:大刘镇领导同意家属接人。
当日下午2时许，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副书记孟庆春等人约见徐桂林夫妇谈话。徐桂林夫妇提出，要先将二哥接回家休养几天再做精神鉴定。在场的大刘镇领导均表示同意。事后，徐桂林提供的一份谈话录音证实了这一点。
接到消息，记者立即奔赴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在大门口，大刘镇党委副书记孟庆春突然反悔，称从没答应家属领人。
临近傍晚，孟庆春才同意徐桂林陪同进入精神病院。记者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通过病房栏杆见到徐林东，他向记者展示一个洗衣盆，说已经将自己的衣服整理好放在盆里，等候出院。
稍后，记者拿到了一份由源汇区区委宣传部提供的“情况通报”，对报道涉及的乡镇工作人员赵廷耀予以停职，等候相关部门的调查，而未提及赵廷耀副镇长这个身份。
事出突然 记者采访遭到拳脚袭击
昨日凌晨2时，徐桂林突然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村干部刚通知他，镇政府要去医院把徐林东接走做精神鉴定。徐桂林听到家门外有汽车发动的声音。
本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记者亦在第一时间给大刘镇相关领导打电话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后来给记者回电话说，车出现在徐桂林家门口，是因为镇里工作人员白天找不到他们，现在准备找他们商量事情。
昨日早上7时，徐桂林的电话再次打来，说镇政府的人带着他大哥徐林甫去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记者赶到后，徐林甫说，大刘镇政府人员进入精神病医院和院方商谈，家属被拒之门外。突然，一名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要锁住铁门。
徐桂林和记者上前问为何要这样做。一名五大三粗的男子突然冲出，开始推搡记者，本报记者胸口连挨几拳，右臂被抓出一道血痕，而一家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也受到了该男子攻击。之后男子快速离开。警察接警赶到后，没有找到该男子。
记者在该院见到了此前暗访时接触过的副院长丁红运，他称“昨天已经给徐林东办好了出院手续，他随时可以出院”。
镇政府松口 与家属签协议后同意徐林东出院
昨日上午11时许，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的到场打破了僵局，随同李一起来的还有卫生局的田局长和当地一名律师，并有一台小型摄像机跟进来拍摄。李启龙首先解释了凌晨发生的那件事情，称是个误会，表示今后不会发生同类事件。
上午11时27分，李启龙代表大刘镇政府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先给徐林东做常规的健康体检，确定其没有疾病后由家属领回家先休养，而后再商量做精神鉴定事宜，中午12时，大刘镇政府和家属达成协议，并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
下午1时04分，大刘镇党委副书记孟庆春代表大刘镇政府为徐林东办理了出院手续，徐林东终于走出了精神病房。而在他出来之前，镇政府工作人员为他买来新鞋，让他换掉了长年累月穿的那双凉拖鞋。
漯河市精神病医院门口，徐林东在这里照了一张出院照，以纪念他在精神病院六年半的岁月。
回家的路 卫生局见证他体检一切正常
徐林东和亲人们吃的第一顿团圆饭是烩面，当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徐林东很想喝点酒，但因为下午要体检，被哥哥劝阻了。饭店不远处有一家理发店，徐林甫提议带弟弟理理发，刮刮胡子。从理发店出来，徐林东打趣说:“这叫改头换面。”
下午2时45分，徐林东到达漯河市中心医院二楼一个专家门诊时，源汇区卫生局派来的专人已经到达，这种情况下，徐林东的体检一路绿灯。下午4时11分，徐林东前期体检结束，医生给开了两盒治疗皮肤病的药品，他的身体一切正常。
下午4时14分，从医院出来的途中，大刘镇一名孟姓副镇长提出要给徐林东买身新衣服，在路边一个衣服摊旁，徐林东换上了崭新的裤子和夹克衫。地摊上没有买到腰带，徐林东已经等不及了:“回家再说吧。”
乡亲相见 “跟大家都打招呼，哪像精神病”
下午5时，大王村沸腾了。从大刘镇政府的面包车上走下来的徐林东被人群包围，他挨个和乡亲握手。“林东哥，回来了？”“林东大（方言，叔的意思），回来了？”一个又一个声音跟他打招呼，徐林东拿着大哥给他的100元钱，走进了一个小卖部，和店主热情地打完招呼，买了两条香烟，走出门向每一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递烟。
8年前离家到北京上访，6年半前被送去精神病院，徐林东终于又见到乡亲。几个同村的妇女说，“变化太大了”，走时的黑发已经花白。但几乎所有人都说，“你看他谁都认识，跟大家都打招呼，哪像精神病”。
在三弟的院子里稍做停留，徐林东迫不及待地去看自己住的小院，院门外杂草丛生，甚至找不到大门钥匙，表弟张得旺把锁砸开，他才得以进入家门。
表弟砸锁时，徐林东提起了父亲，他说，父亲最疼他，也最理解他，在家人都反对他帮张桂枝状告乡政府时，只有父亲鼓励过他。“我想对老父亲说，我回来了”，“父亲的坟在哪儿”。此前，徐林甫曾告诉记者，他父亲死于自杀，时间正是徐林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时候。
房间里堆满了禾秆，家具已经腐朽，在邻居家小楼的映衬下，更显破败。“代价太沉重了”，徐林东语音颤抖，他说，今后的第一个打算，就是为自己失去自由六年半讨个公道。
郑州汪飞董事长
董事长突然被逮去精神病院49岁的汪飞（化名）是河南省酒类销售的大腕儿，他经营着一家酒业销售公司，自己是董事长。
2012年7月20日，他早早来到公司，和员工一起忙碌着生意。不知何时，一辆救护车停在公司门口，车上下来6个彪形大汉，直奔汪飞而来。“就是他！”瞬间，汪飞就被几名彪形大汉包抄并按倒在地。还没等在场的员工愣过神，汪飞就被控制得严严实实，继而强行搜身，手机、劳力士手表等物品被全部掳走。“你病得很重！”“我没有任何病，我没有……”不容分辩，汪飞就被强行架上救护车，拉到了郑州某精神病医院。
等汪飞明白时，他已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医院戒备森严，他被绑在病床上。“我真的没有病，正常得很。” 被强行拉到这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后，只要有机会，他都极力向医生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然而医生根本不听，反认为“病人”已失去理智，是不想配合治疗。汪飞说，进到医院，“我的手脚全部捆绑到病床上，腰间还系一根绳子，这样的捆绑持续了24个小时”。住院后，医生、护士强行撬开汪飞的嘴巴“喂”药，还注射针剂。汪飞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医护人员就打他。因为病房“与世隔绝”，他的活动范围仅限病房、楼道，里面都是穿着病号服的精神病人。没人可以沟通，也不准和外界联系。要想出去，谁送来谁接走2000年，他和前妻离婚，因经济问题他们发生过矛盾。
汪飞的前妻“委托”精神病院把汪飞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汪飞辩解：“如果我是精神病人，还会有人来找我做生意？”
接受“救治”的第三天，趁有人到病房探望，汪飞多次乞求后，得到一位病人家属的怜悯，给他使用手机。他的四弟小汪接到求救电话后，联系律师参与营救。当天下午2点，他们赶到了这家精神病院。折腾了几个小时，医院仍是不放人，小汪无奈报警。民警明确告知院方，凭直觉“患者”汪飞没有精神病。院方负责人和医生均声称没有家属，也就是汪飞的妻子同意，医院无权“放人”。
“入院”第四天，小汪和律师再次来到精神病院，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医政科长宋某、精神科主任王某仍解释，“谁送来的谁接走，必须要有汪飞的妻子殷女士到场才能放人”。“殷女士不是他的妻子，他俩早离婚了。”汪飞弟弟说。但是院方说：“他们是不是夫妻，医院不负责查实。”
胞弟、公安民警、律师反复交涉，郑州某精神病院就是不“放人”。
汪飞知道这一切都是前妻“设计”的， 可是，他不明白，医院为什么不做检查，单凭前妻的一句话，就认定他是精神病人。“被精神病”80多个小时，医院逼他口服、静脉注射药品，并被无端捆绑、殴打，苦不堪言。
小汪又向几家媒体反映，迫于各方面压力，当晚6点30分左右，已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0多个小时的汪飞才获得自由。告医院讨回道歉和3万赔偿为讨要说法，汪飞将医院告到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律师认为，精神病院非法收治正常人，限制汪飞人身自由80多个小时，严重侵犯他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要求赔偿20万元。院方逼迫他吃药，并遭到无端捆绑、殴打，严重侵犯他的身体权、健康权，要求赔偿10万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40万元。并要求医院公开道歉。
院方承认，后来得知汪飞和殷女士已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当时，殷女士拿出两人的户口本表明两人还在一起生活，而且她还和孩子一起送汪飞来医院治疗。医院还举证说，“病人”汪飞不积极配合治疗，打骂医护人员，为稳定情绪，才给他使用了药品。根据精神病诊治流程只有送病人入院的殷女士才能签字，为其办理住院和出院手续。因殷女士一直不愿出面才导致汪飞住院三四天。
法院认为，精神病院仅凭殷女士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汪飞带往医院诊治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汪飞的身体权和自由权。
最终判决，医院当面向汪飞赔礼道歉，并赔偿汪飞精神抚慰金3万元。
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判决书的那一刻，汪飞热泪纵横。说法精神病院收人谁说了算？ “医院凭一面之词就能将人强行带走？”汪飞非常困惑。
可喜的是，我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防止医院和医生“错判”“误判”，《精神卫生法》增加了法律救济渠道，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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