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湖西地委
基本简介
【湖西地委】1940年11月3日，中共山东分局鉴于湖西“肃托”事件对党组织的严重破坏，苏鲁豫边区逐渐缩小，决定撤销苏鲁豫区党委，建立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1941年1月，湖西地委正式建立。辖单县、金乡、丰县、鱼台、沛县、湖东等县党组织和徐（州）北中心县委。机关驻单县、丰县、鱼台等县边沿地区。书记潘复生，秘书长李剑波，组织部长郝中士，统战部长郭影秋，民运部长鹿渠清。
湖西惨案大揭密
早在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康生又于1938年2月8日和28日在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刊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造成了恶劣的后果。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肃托”的文件传达到山东和苏鲁豫边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来理解。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方针，颁发《限制异党活动方案》。之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蒋介石揭去了罩在他反共嘴脸上的最后一层面纱，施展了反革命伎俩，一方面，筹集军备，准备进攻抗日根据地，绞杀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派遣特务间谍打入我党内部破坏抗日。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4月，国民党江苏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董铎到徐州召集国民党各县县长会议，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始在政治上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与发展，排斥和打击在国民党军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加紧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限制我党我军发展。同时“加强特务工作，组织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等，在我党领导的党政机关中混入了坏人。如当时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就是混入我党的暗害分子。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足够的应变能力，一遇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起来。加之缺乏原则上的团结，轻信王须仁并委以重任，致使混入党内的暗害分子乘机挑拨离间。与此同时，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为迎合国际上出现的那股反托洛茨基风潮，在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连续发表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的反托派文章，大肆虚构并渲染所谓托派罪行，在许多同志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给不少人的思想造成了混乱。
1939年5月，苏鲁豫特委升格为区党委(即山东第五区党委)，又名湖西区党委，下辖湖边、鲁西南两个地委和3个中心县委、3个直属县委、涉及苏鲁豫皖边区22个县，面积约l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千万。这是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史上蓬勃兴旺的时期，也是湖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政权建设的最好时期。这一时期，各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都转而依靠中共，要求党派干部去其部队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号下，铜北办事处，铜山三区、四区，沛县五区，丰县二区、三区民主政权相继成立，后又建立了湖西专署，湖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湖西“肃托”事件首先是从湖边地委开始的(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地委辖鱼台、邹西、滕西)。湖边地委根据区党委指示，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在鱼台县谷亭镇西北大田家村创办湖边干部学校(青年干训班)，参加学习的都是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干校负责人，名义上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实际上，干校的日常工作由非党员教员魏定远负责。因而，干校内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得较差，政治空气较薄弱，加之，参加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是小知识分子。他们虽有较高的抗日救国热情，但却缺少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思想较易浮动。8月，临近分配之际。部分学员不愿留在湖边工作，特别是一些沛县的学员提出要回沛县去，又发现学员中有“同乡会”组织。湖边地委领导人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惊慌，怀疑是敌人的破坏活动造成的，恰此地委书记李毅正患恶性疟疾，不能主持地委的日常工作，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被认为过去做过锄奸工作、审案子有经验的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调查处理。王须仁未经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即将地委干校发生的一般性思想问题，捕风捉影地与托派联系起来，便耸人听闻地断定：魏定远居心不良，是这一“潮流”的背后组织者和煽动者，主观罗织罪名，将教员魏定远逮捕、审讯，并采用残酷的肉刑逼供和点名指供。魏定远在酷刑下，承认是“托派”，接着又逼出了所谓“托派组织”，牵连到一些人，这样就为“肃托”事件的恶性发展打开了缺口。[1]﻿
地委书记李毅的苦恼 
从湖西来的大部分干部都被抓了起来，王凤鸣恐湖边地委从湖西带来的队伍发生暴乱，便以军队指挥的名义宣布将湖西武装进行改编。人们只得俯首听命，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否则，就要被打成“托匪”，立刻被绑起来。 
接着，王凤鸣与王须仁谋划起如何处置这些被抓起来的“托匪”。 
王须仁狠狠地说：“都宰了，留着也是祸害。” 
王凤鸣点点头：“好，我也有此意，等消灭了这些顽固不化的家伙，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比这更大的托匪！” 
王须仁：“对，我们区党委除白书记外，没有一个好人，都是托匪。我们要杀向湖西，将那里的托匪一网打尽！” 
王凤鸣：“好，清除了区党委内部的托匪之后，再来清除军队里的，分局里的以至中央的大个的托匪......” 
二人一唱一和，用心十分险恶。 
王须仁：“看来我们的担子还是挺重的啊！” 
王凤鸣哈哈大笑，随之神秘地说：“担子越重，挑起来越够味！”接着又向王须仁示意：“出了问题有   我顶着，你放开胆子干。咱们合作起来大干一场吧！” 
王须仁忙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都是为了事业嘛！” 
王凤鸣把手伸出，握住王须仁的手：“好，祝我们合作成功！” 
王须仁问：“什么时候动手？” 
王凤鸣：“我已让人到村外挖坑去了，就在今晚……” 
夜，渐渐黑了，一切都变得阴森可怕起来。 
从湖西来湖东的人们都在回忆着白天那令人心悸的场面，不禁毛孔悚然。 
好端端的一个个革命干部为什么会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竟变成了“托匪”？ 
这“托匪”的帽子难道能是随便戴的吗？ 
自己又将落个怎样的结局的呢？ 
人们想询问清楚，让人解释明白，可眼前一片漆黑，向谁去说？ 
李毅十分苦恼，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他一直发着低烧。在今天的会上，他还没讲话就被人打断了，而且接着是逮人。他后悔自己不该和王须人一起定那么多的人名子，这些人里有好多人都在用眼睛瞪着他。 
离开会场，他咳嗽得更厉害，吐出的浓痰里带着鲜红的血丝。 
李毅想不通，革命怎么这么难！两年前，为了抗日救亡，他响应党的“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到敌后去”的号召，从天津卫来到鲁西南这个偏僻的穷苦地方，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扩大抗日力量；他经受过一次次刀来枪往的血腥考验，闯过了—道道艰苦生活的难关，但他毕竟是个“文弱书生”，风餐露宿，窝头野菜，加上夜以继日的奔波，身体渐渐垮了下来。湖边“肃托”开始时，他的肺病正在发作，尽管上级巳安排他休息养病，尽管王须仁主动承担了工作重担，可他有一种‘慷慨悲歌赴国难”的革命热忱，有老黄马般的吃苦耐劳精神，又有为党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出于地委书记的强烈责任感，还是尽可能地参与领导了湖边肃托运动。 
谷亭会议对他启发鼓舞很大，他认为这是一次在苏鲁豫边区创建史上有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湖边既然有“托匪”，就不能含糊，就必须彻底肃清。上级既然肯定了前段的肃托成果，就应该进一步抓好。可这例霉的身体使他力不从心，不得不建议领导把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王须仁。对王须仁，应该说他是信赖的，这个经他一手保荐上来的组织部长，是很有办法的。但斗争复杂呀，他工作中一向严谨细心，不亲自过问，总放心不下。 
一阵剧烈地咳嗽憋得李毅满脸紫红，他努力吐出喉管里的粘痰，才感到身上轻松了许多。于是他的大脑皮层也随着活跃起来。他感觉，王须仁确有魄力，仅仅一个多月，“肃托”的烈火竟然烧得这么炽烈，挖出来的托匪竟这么多！谷亭县委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有问题，湖边地委的主要负责人除了他和王须仁以外也陆续被捕。这使他想想上形成了沉重包袱，甚至感到忧心忡忡，似乎难以置信自己身边会隐藏着这么多敌人。“万一搞错了……伤害了自己的人？……”他不感往这方面多想，他觉得那就是怀疑“肃托”是错了的……那岂不……他这个地委书记岂不负有直接责任？ 
李毅曾经和王须仁多次交换意见，提醒他不要搞逼供信，要掌握政策，要真凭实据。可须仁一常态，执拗得出奇，一口咬定不采取刑讯，—定无把托匪一网打尽。再说，区党委既然把“肃托”领导权交给了王须仁，自己就应该支持王须仁的工作。自己就是不放心，也不好固执己见，更不应横加指责和干预。今天在会上他配合王须仁的举动，让很多的人不理解，他觉得很委屈。可是，为了党的事业，再委屈，他也要忍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