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玛丽·帕克·芙丽特
人物——玛丽·帕克·芙丽特
人物简介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  玛丽·帕克·芙丽特33)，有译成：福莱特，是一位消瘦、秀气、气质非凡、魅力超群，却又一辈子未婚的传奇女性。她不仅是一位波士顿上层社会的社交名流，而且是一位具有重大建树的一流学者，她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方面都有着极高的素养。这种不同学科的综合优势，使她可以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内的知识融会贯通，从而在管理学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型理论。有人认为，芙丽特的思想超前了半个世纪甚至80年。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的诸多探索，追根溯源都能在芙丽特那里得到启示。由于她对管理学的巨大贡献，当代的大师德鲁克把她称为“管理学的先知”。甚至有人把她与泰罗相提并论，宣称这位杰出的女性应当与“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W·泰勒并列，可称之为“管理理论之母”。[1]
大事年表●1868年9月3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城昆西。
●1896年，出版成名作《众议院发言人》。
●189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萨诸塞州雷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获荣誉文学学士学位。
●20世纪初期，一直从事公益性的社会工作。
●1918年，出版《新国家：作为大众政府解决方案的集体组织》(The New State：Group Organization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1918～1924年，在各种仲裁委员会、最低工资委员会和公共陪审团中无偿服务；形成并推广企业是一种社会机构的理念；在各种组织中推广小组工作制和民主化管理方式。
●1924年，出版企业哲学著作《创造性的经验》(Creative Experience)。
●1926年起，连续数年应邀在英国商人朗特里主办的牛津大学伯利奥尔学院做关于管理学的主题报告。
●1928年，移居英国。
●1933年，应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商业管理系作演讲，演讲的内容后来被厄威克收集并于1949年出版，题目为《自由与协作》。
●1933年12月18日在波士顿逝世，享年65岁。
●1941年，H·C 梅特卡夫和厄威克编辑出版《动态管理——福莱特演讲集》(Dynamic Administration-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ary Follett)。[2]
个人成就芙丽特的成就与她所接受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芙丽特的早期教育，是在塞耶学院完成的。1898年，芙丽特以优异的成绩从雷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毕业，并获得了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她还游学于英国和法国，在伦敦和巴黎都从事过正规的学习和研究，在英国剑桥的纽罕姆学院正式求学。在大西洋两岸众多优秀学府的深造经历，以及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广泛涉猎，使她具备了一名学者应有的渊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1]
传奇人生芙丽特的幼年，就承受了常人所没有的生活磨炼。她的母亲神智不健全，而她深深敬爱的父亲又在她十来岁时撒手人寰。作为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芙丽特过早地肩负起照顾家庭的重担。正是因为童年的自立自强，芙丽特才比常人对生活的苦难有更深切的理解；正是生活的磨砺，使她养成坚强、独立、执着的个性。值得庆幸的是，芙丽特从她的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使她不用为经济来源发愁，并为以后的求学生涯解除了后顾之忧。
芙丽特是一位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的学者，她关心的是如何使人在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创造一个井然有序的、公平的社会。[1]
虽然芙丽特热衷于进行理论探讨，善于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关注前沿问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一流学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追求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学者。1900 年，芙丽特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工作，回到波士顿。按照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择业观，她本该选择从事平静高雅的研究工作，安稳地度过一生。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芙丽特选择了从事社会公益服务，而且把地点选定在位于波士顿的粗俗下层聚居区，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叫做洛克斯伯里的男性俱乐部里工作。她信奉的是“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信念，而不是纸上谈兵。或许是早年生活中养成的坚强、独立性格在起作用，她面对醉鬼，毫无畏惧，绝不放弃自己的努力，行为方式颇有大将风度。有些小伙子害怕面对她们，就把自己反锁在俱乐部的卫生间里狂饮一通。芙丽特和她的挚友布里格斯一道，不依不饶地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坚持不开门的话，她就要搬进一架梯子从窗子爬进去把他们揪出来。
在20世纪初期，芙丽特一直从事公益性的社会工作。使她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在波士顿公立学校组织建立并且经营管理一个职业指导中心，由芙丽特担任顾问。她总是密切关注着中心的各种事务，热情地询问相关结果，全力以赴投身社会工作的大舞台达25年。她出名后，不管是地区性组织还是全国性组织，都纷纷向她寻求咨询和指导。由于具有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在多年的社会工作中，芙丽特一直强调亲自动手，直接参与，这使她不可避免地成为革新家。一旦她有了新点子，就会竭尽所能，尝试各种办法，努力说服别人接受她的建议，并亲自参与实施。在她眼里，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再小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例如，煤炉晚上要封火，这种具体事务，她也要运用各种知识探究，找出最经济的封炉火方法。然后再把这个方法教给负责打扫楼房的工友。在公立学校的管理中，她建议学校当局在课后仍然对外开放学校的相关设施，提供给学生以及社区居民来娱乐和学习，从而使学校成为社区交往的平台之一。芙丽特是一个十分注重细节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公立学校的晚会中心，本来是提供给人们娱乐的，但芙丽特提倡在晚会中心里放置写字台。在她眼里，娱乐是重要的，而工作则更加重要，那些在娱乐的同时可以穿插工作的人需要写字台。所以，她专门做出了适合晚会用的写字台，并且得到其他城市的效仿。这种种细节，改进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管理体系，而且一直被沿用下来。
芙丽特极为勤奋，她几乎每天都在“以一种极度的创造性的狂热”从事工作。1918年，她的名著《新国家》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期刊上被纷纷转载，同时也建立了芙丽特的政治思想家声望。这本书使芙丽特成为国际性的杰出人物，把她推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不同层次的仲裁委员会、最低工资委员会、公开法庭以及其他官方或非官方的公共组织，纷纷邀请芙丽特担当他们的顾问或委员。新的职务，使芙丽特看到了政治生活中的另一面。争执对立的双方如何不择手段地互相争夺，如何施展阴谋诡计占尽上风，都暴露在这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女性面前。现实政治中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使她逐渐厌倦了政治学，因为它“似乎并未显示出真正能抓住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由此，芙丽特的兴趣转向了工商企业。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芙丽特全身心地投入企业的管理咨询工作。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位政治哲学家向企业哲学家的转变，她的生命也因此绽放出了更加绚丽的色彩。[3]
在企业组织和管理领域，她新颖独到的见解，征服了一批富有预见性和思维敏锐的管理精英，有越来越多的经理前来向她求教。1924年，她出版了企业哲学的代表作《创造性的经验》，开辟了管理思想的新领域。在纽约有关当局每年为企业管理人员举办的年会上，芙丽特作为管理思想研究方面的权威曾被邀请发言。这说明，尽管人们对她的思想还没有吃透，但已经感受到了她的思想引力。芙丽特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人们对它的理解是相当肤浅的。她独具慧眼地看到，企业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是一种社会服务组织。她已经预见到，人类民主状况的改善必将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思路下，她把企业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并且特别关注企业在社会公平与公正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这一高瞻远瞩的视野出发，芙丽特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管理理念，其中包含了有关权力、领导、控制、建设性矛盾以及融合统一等多种内容。作为一个企业界的“局外人士”，芙丽特一生从未效力于任何一家企业，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企业开出的报酬单。但是，她对企业管理的贡献，却彪炳史册，在多年以后成为不断被学界开发的富矿。
芙丽特后期的著作大多是以演讲稿、报告等零散形式出现的，加之她本人逝世比较突然，所以没来得及集中整理出版。她的密友厄威克在她逝世后，积极地筹备出版芙丽特后期著作。1941年，美国的H·C 梅特卡夫和厄威克共同编辑出版了《动态管理——芙丽特演讲集》。1949年，厄威克又以《自由与协作》为题出版了芙丽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集。这两部著作对全面了解芙丽特的思想具有重大价值。
在技术至上和个人主义的美国，芙丽特的思想没有引起当时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在大洋彼岸的英国，由于有组织的工会比较发达，她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在强调群体的日本，芙丽特的思想得到高度赞扬。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人又重新发现了芙丽特，除德鲁克给她以极高评价外，在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塑政府”浪潮中，芙丽特的思想成为政府变革的渊源。所以，有人指出，尽管直到20世纪80 年代，戴维·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才提出要“重塑政府”，但其理论渊源完全可以追溯到芙丽特，她是“重塑政府运动之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芙丽特的当代意义更为突出。她倡导的融合统一原则，对于异质文化的整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极具指导意义。站在新的世纪，人们会发现，芙丽特在80年前的思想，仍然值得去发掘。[4-5]
管理哲学管理理论特色
芙丽特管理理论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她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应用到管理的实践活动中。她的理论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中，相互之间的联系极为重要，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联系和融合是贯穿她所有著作的主题。芙丽特虽然生活在科学管理时代，但是从学术兴趣和知识禀赋来讲，她却远远超前，开启了社会人理论的先声。按照雷恩的说法，“她既把泰罗的许多想法加以概括，又预测到霍桑实验所得出的结论，从而成为联系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一座桥梁。”(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
环形心理反应
在芙丽特生活的20世纪初期，心理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芙丽特是一个对新事物永远怀有好奇心的人，她跨越学科之间的樊篱，开始研究心理学，并从埃德温·B·霍尔特(Edwin Bissell Holt)所提出的“环形反应”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霍尔特是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之一，是威廉·詹姆士的学生和继承人，他特别重视人的行为“特定反应关系”。 芙丽特的管理理论，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环形反应”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在行为过程中，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种联系不仅存在于刺激物与反应之间。更重要的是，联系还存在于刺激物与之前发生的反应之间。这种学术式的术语，用事例来解释并不难理解。以下象棋为例，首先下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出棋，对手这时也会有相应的动作。但是，到了第二回合，首先下的人必然要考虑双方已经形成的对弈格局，也就是说，他的反应不是单纯地针对对方的动作，而是同时作用于自己的活动与对方动作之间的联系。这个博弈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刺激-反应模式，而是一个更复杂的环形反应(交互反应)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用心理学的观点看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①行为是内部决定的，又是外部决定的；②行为是机体的活动和环境的活动之间相互交织的方程，也就是说，反射是针对某种关联发生的；③通过相互影响的活动，个体和环境各自创造了崭新的自我；④就这样，它们开始了新的关联过程；⑤因此，带来了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环境。在这种心理学看来，生活是一个多种变量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所有的思想都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惟一思维模式。一切一元论、目的论在这里都没有立足之地。必须摆脱一切片面的观点的限制与束缚，积极地在相关因素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去研究它们。(《创造性的经验》)简单来说，就是反应不是针对僵化固定的环境，而是变动着的环境；环境的这种变化，又是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引起的；这种变动的关联，总会引起某种增量。
环形心理反应对于芙丽特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的行动帮助创造我正在对其做出反应的环境”。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不仅是对环境的反应，而且也是对“自己的反应改变了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再说通俗一点，就是反应改变着环境，改变着的环境也在同时改变反应。人们总是处于环境和自身变化的交错互动发展之中，从而不断有所创新。在芙丽特看来，这种环境发展的观点对于工商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她曾经就这一点说道：“不仅对企业关系，而且对一切的人类关系而言，有一句话是至关重要的：“既不要让自己去适应环境——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比环境更加必不可少；也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塑造环境--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所有人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远远不足以塑造环境；我们要做的只是考虑我们自己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调整、相互影响的行为，这意味着我们和环境都发生改变。”
芙丽特的睿智不仅体现在她认识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她还意识到这种互动会产生新的价值，即“这种相互影响的活动带来的将不仅仅是调整，也不仅仅是均衡，而是‘增加值’，每一个增加值都意味着进步--个人的进步”。这种思路，跳出了“非此即彼”的限制，从互动关系中找出人类行为的基本机制，进而找出创新和增量的来源。芙丽特给它起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融合统一”。她还进一步指出，“融合统一”所带来的增长，是一种“复利”式增长。这种“利滚利”式的增长不是机械式增长，而是有机式增长。所谓有机式增长，就是几何级数式的增长，即“增长的增长”。
按照芙丽特的观点，如果把情境作为寻求增量的基础，那么，通过两个行动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以及由此而创造出的价值之间的联系，就可以达到“融合统一”的状态。由此出发，芙丽特的所有管理思想，都在这种互相联系引发的创新中得到了拓展。
建设性的矛盾
一般人谈到矛盾，都会谈虎色变，惟恐躲之不及。而芙丽特却与众不同地看到矛盾所蕴涵的积极意义，将它称之为“建设性”的。这同时也体现了她的智慧：“环形的行动作为融合统一的基础，为芙丽特提供了建设性矛盾的思考要点。”
首先，芙丽特正确地指出矛盾与分歧的差异，澄清了人们惯常思维的误区。她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消除矛盾，往往就是指消除差异和分歧。但矛盾和分歧是不一样的，矛盾是冲突，分歧是差异。可以消除矛盾，但不能消灭分歧。必须面对现实和真相，而分歧正是现实生活真相中最基本的特征。害怕分歧是生命本身的悲哀。如果必须要用矛盾这个词汇，那么，就没有必要把矛盾理解为互不相容，更不能把矛盾理解为无效果无意义的冲突，而要把矛盾理解为表现分歧的正常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具有社会价值的矛盾(即分歧)在增进所有人的福祉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然后，芙丽特提出：“让矛盾为我们工作。”这一点初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仔细品味却涵义深刻。她是这样说的：“正是因为世界上处处充满着矛盾——分歧，正因为我们无法加以回避，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利用它。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指责它，而是让它为我们工作。”在这一基础上，芙丽特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矛盾冲突的本质，来衡量我们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进步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我们正是在矛盾中，在分歧中，不断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一意义上，有人说过：“通过一个人所处的尴尬境地，可以了解这个人。”假设有一个人，他处于“我应该不应该去偷窃”的矛盾之中，那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他这种矛盾，正是一种自我道德的建设和努力完善自己的表现。同样的，在企业组织中，检验企业生命力的标志不是看这个企业存在多少矛盾，而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你的矛盾是什么？”以及“你如何处理你的矛盾？”希望不要总是发生无意义的对抗性冲突。但是，同样希望总是拥有建设性的矛盾--拥有那种能够引起发明的矛盾，拥有那种能带来新的价值的分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提出了“建设性的矛盾”和“进步性的分歧”这些蕴含着创新精神的术语。
融合统一
芙丽特倡导用融合统一的方法来处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矛盾冲突问题，她指出，解决矛盾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支配控制，二是妥协退让，三是融合统一。第一种方法就是斗争的方法，即矛盾双方中的一方战胜另一方。从长远看，这通常并不是成功的方法，因为失败的一方会伺机报复，会寻求取胜之道，绝对的斗争只会导致权力的转移和换位，而没有福利的增进。第二种方法在社会生活中被应用得相当频繁，矛盾的双方基于实力的差异而向对手做出不同的让步，这在一定情况下是有效的，但这种让步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得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问题只是得到部分解决，或被推迟解决，矛盾冲突往往还会重复出现。第三种方法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所谓融合统一，“就是要找出一种使双方都感到满意而无需斗争或妥协的解决之道”,这种方法意味着创造和进步。
对这种融合统一，芙丽特以到图书馆看书加以说明。某人到哈佛图书馆读书，希望把窗户打开，而另一个也来看书的人，则希望把窗户关上。一方战胜另一方，则意味着其中一个人的愿望被完全否定；妥协退让(如窗户开个缝)，则两人都得不到满足；但这两位读者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比如，把临近没人的房间窗户打开，这样，两人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融合统一。芙丽特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方法：一个由奶牛场场主们组成的合作组织，都要向一个乳制品制造商收购牛奶的平台上转卸奶罐，但在谁先装卸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差一点闹得不可开交。由于乳制品厂位于山下较远的地方，住在山上的人们认为他们应当优先转卸；而住在山下、需要爬上山来装卸的人则认为，他们要比山上的人走得更远，因而自己应当优先装卸。双方彼此对立，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也被限定在只有这两种可能性的樊笼之中，而对自己的“有理”执着不放，使他们不会去尝试甚至想不到还有另外的解决途径。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找到了一位多多少少有点专业知识的调解人，这位调解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改变收奶平台的位置，使住在山上和山下的人们可以同时卸货。所以，芙丽特强调：“融合统一需要发明创造，聪明之处正在于认识到这一点，而不要让思维被限制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解决方案中。”
芙丽特认为，融合统一可能是处理矛盾和分歧的最有效的途径，但是她也认识到，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做到融合统一。例如，当两个男子都想娶同一个女子为妻的时候，或者当两个子女都想继承同一座老房子的时候，这种矛盾是无法融合统一的。关于这一点，她曾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剧，我想说明的一切只不过是：假如我们注意、重视融合统一的优越性，我们就可以经常地融合统一，而不是妥协退让。”
由环形反应到融合统一，芙丽特从心理学出发，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哲学式推论，进而对社会生活中的差异和矛盾进行了逻辑分析，最终得出合作式的创造性发展思路。这一完整的思过程，构成了一个哲学上的连锁反应链，建立起了芙丽特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这一哲学色彩十分浓厚的体系，不但比当时管理学界的研究更为深邃，而且也给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带来了新的曙光。后来在政治学领域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热潮，在经济学领域试图跳出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两极对立的研究思路，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得到过芙丽特哲学思想的启发。社会科学中凡是跳出对抗性思维的新理论，不论是否直接来自芙丽特，都无法否认其与芙丽特的逻辑关系。[6-7]
组织理论开启先声
管理离不开组织，芙丽特以她的融合统一理论为基点，对组织和权威进行了自己独到的研究。她的组织研究，开启了巴纳德协作系统理论的先声。
“集体工作网”
就在芙丽特的同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组织理论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他提出的官僚制组织(bureaucracy)，被认为是人类迄今发现的管理大型组织的最好模式。这种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它的形式、结构和运行机制，表现为高度理性化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体系。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或出身门第。相对于传统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来说，官僚组织的实质，就是抛弃人治，实现法治，屏蔽情感，崇尚科学。
然而，基于自己独特的民主政治观，以及对于人类组织中普遍存在的联系行为的强烈认同，尤其是基于对“人”的重视，芙丽特在韦伯提出官僚组织理论的同时，从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的角度，提出了组织设计的新模式，即“集体工作网”，相当于后人所说的“团队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环形心理反应的互动机制上。国外一些研究芙丽特的学者指出，芙丽特想用她的集体工作网来取代韦伯的官僚制组织模式。对于这种观点，还无法信服。芙丽特的组织理论，反映了社会变化的新趋势，即从一个工业化社会向一个知识化社会的过渡。尽管这种社会转型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现在知识经济时代喊得震天响，充其量只能说是反映了社会变化的一部分而已)，但芙丽特以她的敏锐，觉察到了这种变动的历史意义，并为这种变动提出了预案。这一点，也正是芙丽特超前的地方。因而，20世纪后半叶，凡是批判官僚制的学者，总会在芙丽特的理论中找到共鸣。而芙丽特对组织的重新设计，并不是彻底否定官僚制。官僚制立足于工具理性，追求效率，但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芙丽特则立足于价值理性，以人为本，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她的理论是对官僚制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僚制忽视“人”的弊端。
非人称化权威和情景规律
任何组织理论都必须对权威和权力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否则，无异于在沙滩上构建理论大厦。为了给融合统一的行动原则提供理论前提，芙丽特对权威有自己全新的阐释。雷恩曾对芙丽特的权威理论做出了简明的概括：“芙丽特试图用‘共享的权力’来代替‘统治的权力’，用‘共同行动’来代替同意和强制。当存在‘发号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的时候，融合统一就难于实现。‘上级’和‘下级’的角色区分，为利益共同性的认识制造了障碍。为了克服这一点，芙丽特反对‘专断的权力’，创造性地提出使命令‘非人称化’，并服从‘情景规律’。”(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
在发布命令问题上，芙丽特指出：“专断的命令忽视了人类天性之中最基本的因素之一，那就是主宰自己生活的愿望。任何无视人们的自尊和情感的待人处世的方式，将会得到罢工的报复。”“发出专断的命令有四大缺点：①会失去可能从被指挥人那里得到的贡献；②容易引起工人和工头之间的摩擦；③非常严重的是影响工人对自己工作的自豪与骄傲；④削弱了责任感。”尤其是第三点引起了芙丽特的强烈关注，她多次强调：“工人们往往热切地希望获得某种地位，并且希望他们的表现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正如他们的雇主一样，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最大的乐趣，来自于完成了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作品的满足感。”以往的命令方式，是一种的典型的“他治”方式，而芙丽特倡导的新命令方式，必须改“他治”为“自治”。
要实现服从命令与自治的融合，就必须解除命令中包含的人身支配关系。所以，芙丽特提倡“一个命令最好不要以涉及人身问题的方式发展，这不是因为发出命令的人希望事情被做好，而是因为这个命令是形势所需，即‘情景规律’。”(厄威克编辑：《自由与协作：芙丽特对企业组织的演讲》)所谓“情景规律”(law of situation)也被译为“形势规律”，是指命令来自于事实和环境，而不是来自于发布者的意志。比如，一个关于工作安排的命令，调度员就比总经理更有权威。由此出发，芙丽特号召人们尽量作到命令的客观化和非人称化。以“命令来自工作，而不是工作来自命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要作到命令的非人称化，就得改变一些原有的思维定势。传统的等级制组织中，权力与职位直接挂钩，上司给下属发号施令时处于不对等地位，一般不会考虑下属在接受命令时的感受。而在芙丽特的“情景规律”支配下，“上司”和“下属”的角色都有了相应的改变。“一方面，上司应改变武断地发出命令、强迫别人盲目服从的习惯。因为这样做往往会破坏下属的创新精神，打击自主意识，挫伤自尊心。另一方面，对于下属来说，接受命令的最佳态度是理智的调查，提出改革建设的热情，以及礼貌的建议方式。双方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才能取得对别人的控制，而是我们所有人如何才能取得对环境的控制。”这一观点的微妙之处，是芙丽特采取了与韦伯完全不同的思路，但要达到的却是与韦伯相同的目标。芙丽特把韦伯式的单向命令权威变成了以情景为平台的双向互动，所要达到的效果，却正是韦伯追求的“去魅”和“非人格化”。而这种“非人格化”，又提供了通向巴纳德式“权威接受论”的逻辑通道。
另外，芙丽特还倡导通过职业培训来强化命令的非人格化。她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给工人提供销售培训课的商店，当一位女售货员正在卖一件服装的时候，她想到的不是命令，她只是在按照她所受到的训练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罢了。想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只是自己工作的技能技艺，这要比将其视为遵循命令，这两者给工人心理上带来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职业培训的作用不可低估。”(梅特卡夫、厄威克编辑：《动态管理：芙丽特论文集》)。
权威的基础
为了实现权威的非人称化，芙丽特提出，权威的基础是知识。当一个人服从的不是上司的指令，而是服从知识时，他就不会同上司发生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感到是在遵循情景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受某人的支配。这种权力就是一种共享权力，而不是统治权力。再进一步，芙丽特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实质就在于尽量限制“统治权力”的出现，而尽量创造“共享权力”的氛围。在更深的层次上，芙丽特认为，只要是对抗或斗争，肯定就会追求统治的权力。芙丽特甚至对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颇有微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比较隐蔽的统治权力表现形式罢了，是在被压迫的“贱民”中寻求服从和追随。芙丽特不赞成甘地的斗争方式，认为只有追求合作，权威才能够与知识和经验相辅相成，变成共享权力。
芙丽特还认为：“权力-责任-利益三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合作关系。”“由工作本身，而不是在官僚等级制度中所占据的职位，来决定一个人拥有怎样的职权和多大的职权。”这一点决定了芙丽特的理论与传统等级制组织的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则与韦伯的非人格化权威耦合。“在这里权威从属于工作、职责，并与工作、职责同在，权威是一个过程，不存在‘最终权威’。”由权威与责任、利益的不可分割性，芙丽特又推导出权威的过程性，并否定“最终权威”。她说：“在这里，最终的决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影响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些影响可能是以组织的形式做出的，并且这些相互作用着的影响不断地积聚着力量。一个决定的形成往往是通过一个过程来实现的，这里体现的是职权的累积。”芙丽特还指出：“正是通过对产生着权威的过程的规律的理解，人们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权威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由此，芙丽特完成了从环形心理反应出发、到互动式的权威情景规律、再到相互作用形成职权的理论推演，她的理论在画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后形成了一个自洽且近于完美的闭环。[7-8]
领导哲学管理的实质
按照芙丽特的思想，管理的实质是心理上和利益上的融合统一，组织的实质是情景支配下的互动体系，所以，组织与管理中的领导活动也要随之产生全新的变化。在芙丽特的理论中，领导不再是对他人的统治和支配，而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相互影响。她认为：“人们在团体中寻求归属，在联合中寻求安慰，在隶属中寻求实现。”所以，管理的本质是寻求合作。“权威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所以就不应该把人们分隔开来并将他们分成两个阶级--发出命令的阶级和服从命令的阶级。”由此出发，芙丽特对领导问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阐释。
开明的领导者
芙丽特强调，经理人员应当具备领导能力，但这种领导能力不是颐指气使，不是发号施令，而是实现组织的协作，确定共同的目标，进而鼓励和引导人们对情景做出积极反应的能力。经理作为一种社会职业，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芙丽特说：“人们必须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那样来严肃地对待这种职业。他们必须认识到，正如所有的专门人士一样，他们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他们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的众多职能中承担着一种创造性的职能，一种我认为只有经过训练并有纪律的人才能在将来成功地承担的职能。”(《动态管理：芙丽特论文集》)
首先，领导的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控制整个局势的能力。“领导并不仅仅是对人的领导，而且还是整体环境的领导。领导者是一个可以总结集体经验的人，他们懂得如何组织一个企业的全部力量，并且使之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正是她的互动反应哲学在经营管理实践中的逻辑推演，并为后来的研究者强调管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奠定了基础。
其次，领导者要有预测能力。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时刻处于变化的环境之中，所以决策必须对发展做出预期。决策仅仅适用于当前环境的，一般都是二流人物的标志，领导者的任务正是对由眼前到未来的过渡做出卓越超凡的理解”。芙丽特还说：“我们往往拥有我们自己创造的环境——对于企业成功的意义，没有哪句话比这句话更加富于创造性了。这就是领导者的任务如此艰巨的原因，就是伟大的领导者需要伟大素质的原因——最精确、最敏锐的领悟力、想象力和洞察力，同时还有勇气和忠诚。”这一点，对管理的动态性进行了说明。
再次，领导者应当有冒险精神。对于什么是冒险，芙丽特有自己的经验性界定：“冒险精神并不一定意味着赌徒的禀性。它应当是开拓新道路的开路先锋的精神。”这一点，又使领导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最后也是芙丽特最看重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培养下属。由于在芙丽特的理论中非常强调领导与部下的协调，所以她认为，领导不是让部下服从，而是让自己和部下都服从于共同目标。这样才能建立共同的情感，形成彼此积极理解对方的同情。她说：“最好的领导者努力培训他们的下属，使下属成为领导者，而一个二流的管理者则往往试图将自己的领导强加给别人，因为他害怕这将威胁到他自己的领导。第一流的领导者则努力培养自己的下属的领导能力。他不需要对自己俯首帖耳之辈、对自己无条件服从之人。今天，最能干的人有着更大的目标，他们想要做领导者的领导者。”这一点，涉及到对领导活动本质的认定。人们常说“关键在领导”，而芙丽特则抓住了“领导的关键”。
不可或缺的“交叉”机制
领导与组织紧密相关。芙丽特的把组织看成是“集体工作网”，并积极提倡组织内部的横向合作模式。她曾经说过：“横向合作与纵向合作在今天的许多工厂里都存在着。我认为，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趋势是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交叉作用的体制。”为了实现这种横向交叉，芙丽特用“交叉作用的委员会”和“平行的诸葛亮会”1 来描绘“水平式的职权”。这种组织设计，不但标志着领导方式的变化，而且预示着组织变革的方向。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组织扁平化的意义，并在改变着他们的领导方式。原来那种对垂直发布命令的青睐和依赖，对权力等级链的维护和强调，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转向通用公司的韦尔奇所倡导的那种水平状“无边界组织”(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转向领导和部属的互动。矩阵组织和团队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芙丽特的部分理想。管理领域时髦的环形组织、椭圆组织、网络状组织，以及方兴未艾的学习型组织等等，都验证了芙丽特的预见。[9]
从管理学诞生以来，直线指挥和参谋咨询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论证不断的话题。芙丽特对这一问题，也从交叉机制角度进行了阐释，以寻求经理与专家的合作。一方面，芙丽特认为，对于专家在制定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她并不过分夸大专家的作用，反对专家凭借技术优势控制直线领导。尽管直线领导对于专家意见应尽可能地予以高度重视，但同时她也指出：“没有哪个管理人员由于有了专家而放弃思考，专家的意见不应当不经思考而自动地形成决定。”在直线和参谋的关系上，芙丽特依然试图通过“融合统一”的方法协调二者，把专家的专门知识与经理人员的管理知识结合起来。
控制、协调和服务
芙丽特对控制提出一种新的解读：
①控制越来越多地意味着对生产要素的控制，而不是对人的控制。也就是说，控制不能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②控制是集体控制，即调整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一个由上级单方实施的控制。也就是说，控制来源于情景，每一种情景都能产生它自己的控制，因为正是情景的事实以及情景中许多团体的交织决定着相应的行为。绝大多数情景都过于复杂了，以至不能由最高层集中控制而有效地发挥作用。所以，必须在组织中的许多“点”上形成“控制集合”或“相互关联”。这种交织和相互关联是以协调为基础的。
在芙丽特看来，协调就是：①一个环境中所有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②通过相关责任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进行协调；③在初期就应当开始协调；④协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四点共同构成了组织的原则，并包含着这样一个结论：协调和控制是重合的，协调的目的就是保证有控制地实现目标。协调是为了达到统一，而统一就是控制。
在谈到协调是 “一个环境中所有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时，芙丽特纠正了一个人们长期以来的认识误区——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要无私地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利益。这一点是理解芙丽特管理思想的一把钥匙。芙丽特曾经明确指出：“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要无私地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利益的谬论，是我所知道的最普遍、最有隐患的谬论之一。”她解释说：在国际事务中，不应当使自己的国家丧失民族性，而正是这种民族性，才使国家具有了国际性。企业也是这样，部门主管不应当放弃自己部门应有的权利，而应当使自己的部门与整个企业统一化、整体化。融合统一不是一种没有个体支撑的想象中的“集体”，而是许许多多具体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谈论个体的人、某个部门时，都不应该使用“牺牲”这个字眼，而应当使用“贡献”这一词汇。融合统一不以牺牲个体为代价，恰恰相反，它以个体作用为前提。从这一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芙丽特的团体原则正是基于对个性、自我利益的深切认同，由此，以人类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为前提，在集体的环境下达到人性的全面释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正是以上这种基于“合作”的哲学理念，芙丽特对“服务”的传统含义提出了挑战，创造性地提出了 “相互服务”的概念。她反对那种把企业看作单纯“营利组织”的观念，坚持认为企业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只有经济责任。她认为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是统一的。“企业事实上并且也应当被视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服务部门”。她用典型的坦率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以前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在白天，一个人为自己挣钱，这是一个自私的职业；而在晚上，他通过参加学校委员会或者某种与公益有关的会议，为社区提供自己的服务。或者，他可能在企业中度过他生命的早期和中期，努力挣钱，再在以后的日子里，通过把他的金钱用于对社区有益的方面，来为社区服务——但愿他能够活着看到那个阶段的到来。拥有的比这个健康得多的观点是：“我们为利益而工作，为服务而工作，为我们自己的发展而工作，为对创造事物的热爱而工作……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对社会的最伟大的服务。” 芙丽特的这番关于“相互服务”的概念的诠释，表达了她的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即“企业与社会是的统一的”。正是在这种统一中，她把企业管理与政治哲学融汇到了一起。[10-11]
政治哲学简介
想要透彻理解芙丽特的管理思想，就离不开对她的政治哲学观的准确把握。芙丽特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在整合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上，对人类问题进行全面思考的结晶。她曾经说过：“我想我们不应对我们遇到的任何问题进行单一学科的思考，我认为我们没有单一的心理上、道德上和经济上的问题，我们只有人类问题，这问题含有心理、道德、经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得益于这样一种多学科的思维方式，芙丽特形成了具有她本人风格的政治哲学观。在芙丽特的政治哲学观中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时刻关注人本身，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
芙丽特政治哲学的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新国家》。在这本给她带来政治哲学家国际声誉的著作中，芙丽特首先将富有创造性的人放置在集体环境中，时刻不偏离这一中心；其次，从纵向维度出发，对人类的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政治哲学观点进行点评，并在批判前人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最后，从横向角度出发，在考虑一战的大背景下，立足美国，放眼全球，提出世界国家的设想。
虽然在芙丽特的政治哲学中个人是居于首要位置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个人不是自由主义视阈里的独立自主的行为人，而是要承担集体责任的义务人。芙丽特始终将如何实现人与生俱来的潜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但在她的政治哲学观中，占主要位置的人却被限制于集体的层层约束之中。“个人优先”和“集体至上”这一对看来是个悖论的命题，是解读芙丽特政治哲学的关键。
对“民主”谬误的批判
芙丽特对自启蒙运动以来日益彰显的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资产阶级主流政治观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点评，着重指出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重大弊端。这些弊端主要体现在越俎代庖的政党政治、群众心理学、没有活力的联邦制等几个方面。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史上，在20世纪之前，自由主义思想在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禁锢方面极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最能体现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亚当·斯密的理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政府的职能被压缩到被动的守夜人角色。在政治领域，《人权宣言》、《权利法案》、《独立宣言》等这些被人类社会普遍予以承认的纲领性文件建构了崭新的国家。在这些新的国家里，从宪法层面上通过承认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优先性、承认社会契约论的价值正当性，确立了以代议制作为组成政府的基本方式，并进一步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监督体制。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在自由主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同时，它的缺点也逐步凸显出来。芙丽特在她的《新国家》中，对这些缺点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她认为，虽然自由主义本身所强调的理性方式和意志自由、个人权利至上值得肯定，但是自由主义在“彰显自我”的路上走的太远了，以至出现了斯宾塞等人所提出的“适者生存”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倡导“大鱼吃小鱼”的丛林法则，在国际政治领域鼓吹“强权即公理”的强盗法则，这是芙丽特不能接受的。更加严重的是，这种走过了头的自由主义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原子式的个人，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斩断，离开了集体的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内心日益孤独，公民意识也日渐淡薄。芙丽特对这种使人格力量日益萎缩的社会弊病发出了尖锐的批判。她的矛头直指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基石的代议制，认为代议制是社会弊端的根源，而作为支撑代议制的社会契约论当然也难辞其咎。
在芙丽特的分析中，代议制的最大弊端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它会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在投票箱出现的地方，公民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就被无形剥夺了。一旦选出领导人，投票人就被撇在一边了，政府的官僚机器就会自行运转，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被代议制限定在投票环节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是纵向的，它以自上而下的等级官僚制形态出现，面对国家机器这个利维坦式的怪物，个人自然是无力的。也就是说，在“主权在民”的伟大理念下，名义上拥有自主权利的公民，按照“统治要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的社会契约论原则，通过权利“让渡”的方式，实质上却剥夺了自己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芙丽特提出用“权力同在”取代“权力统治”。公民的权力不能通过“让渡”的方式被剥夺，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基于代议制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如何建构一个积极有效的民主国家，重塑公民精神就成了芙丽特关注的焦点。
强大的联合力量
在芙丽特的思想中，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必须围绕人本身来建构。而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需要从人的交往中寻找路径。芙丽特的思路是，借助集体组织的力量来重塑新时代的公民精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首先，她强调，联系作为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即使是隐居的雅士，也要在思想层面上与人类千百年积淀的精神文化相联系。其次，联系还是一种能带来改变的积极因素。在联系的哲学思维里，一个人的行为作用于其他人或外部环境，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而这种新的变化就有可能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借助于这种力量就有可能实现创造性的改进。这种基于组织成员之间不断接触、交往而带来整个管理环境变迁的观点，构成了芙丽特政治哲学的起点--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组织，以开放的胸襟来与人合作，将思维方式由“适者生存”的对立竞争扭转到创造性的“融合统一”上来。
芙丽特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通过集体组织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才能摆脱原子式孤立的处境，才能在与他人共同致力于一项事业的情感中培养公共精神，丰富自己的人生、释放被压抑的潜能。她很注意对集体组织运作过程的研究，认为每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之中，通过脚踏实地的一点一滴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最终获得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真正的民主存在于组织生活之中，只有在组织提供的舞台上，个人的才华才能得到开发。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决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少数人的独裁和大多数人的被奴役。再进一步，芙丽特对“集体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进行了有创意的区分。融合的整体才是集体，原子状的集合不过是群众。在“群众”状态下，会产生“人多势众”的非正义行为，即“多数暴政”，其实质是凭借人数上的优势来压制少数人。一麻袋土豆还是土豆，不过是量上的积累罢了，本质丝毫没有改变。“群众”虽然人数很多，但大家相互之间彼此隔绝，缺乏联系所能带来的变化，所以没有建设性的力量。真正的建设性力量，是在融合形成的集体之中。
民主的训练
芙丽特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她一生致力于研究“是什么使我们最具有人性”这一涉及终极关怀的问题。她按照自己所信仰的集体原则，提出了关于民主的一种新概念：“民主是一种从人发展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民主利用每一个人，把所有的人在多成员的社会中交织在一起，而使个人的不完整性得以补足，而这个多成员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的上帝的显现。”(《新国家》)雷恩评价道：“对芙丽特来说，民主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她认为‘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已没有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政府理论’。新的和真正的民主，就是从小的临近地段的团体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地区团体、州团体、全国团体，以至成为国际性的‘意志’”(《管理思想的演变》)。概括地说，就是自下而上，从基层建构民主社会的坚实根基。芙丽特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也比较大，她曾说：“世界性问题的解决，最终必然建立在人们在各个地方进行的、自觉努力解决关系问题的一点一点细小的经验的基础上。并且，这种尝试在企业组织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进行得更为自觉、更为彻底。”
芙丽特对民主的理解与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十分契合。两者都倡导通过团体生活释放被压抑的人性，反对社会出现千人一面、个人日益平庸化的趋势。更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是，她对于如何建构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方案，这就是民主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层面，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扎根于公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在生活的具体过程中实践民主的理念，因此芙丽特极力提倡通过培训来让公民学习和运用民主。在这里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由于芙丽特对于集体组织所具有的功效具有极强的信心，所以她进一步建议把公民实践民主精神的场所定在集体组织中。大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外交斡旋、小到社区组织的日常协调，这些活动都是围绕组织机构进行的。所以，人类通过在各个层面的组织生活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齐心协力地共同完成组织目标，可以达到有效民主的目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具体来说，芙丽特设计的“新国家”，以个人为逻辑起点。首先，在地方生活层面上，通过社区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内，组织成员通过与其他成员的共事来学习民主生活所要求的技巧，以及如何通过与其他人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来找到组织归属感和积极有力的公民精神。其次，走出单一社区组织的限制，通过寻求在组织与组织之间更大层面上的相互关联性，将民主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扩展。再次，把这种“集体民主”推向整个国家。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上，以美国为例，芙丽特指出应该重新调整美国的联邦制，将联邦制的目标定位为实现真正的集体主义，在这个大的国家中，每个州与其他州的联合不只是表面上的一纸契约，更重要的是通过联邦政府在全国各个联系松散的州之间形成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有机共同体。最后，在整个世界上的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联系紧密的、强有力的协调性组织，来培养整个人类彼此之间亲密友爱、休戚与共的情感，促进整个人类的整体性进步，使世界走向融合统一。芙丽特的政治哲学，归宿于乌托邦式的世界大同理想。[12]
思想述评芙丽特的基本假设，既非经济人，也非社会人，既非性善，也非性恶，暂且可名之曰“集体人”。而形成集体的就是“联系”。“联系”在芙丽特那里，就好像孔子的“仁”，老子的“道”那样须臾不可缺少。芙丽特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中，相互之间的联系极为重要，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联系是贯穿她所有著作的主题。但她自己或许未意识到，这种联系，使她在客观上铸造出了泰罗和梅奥之间的链条环节。更重要的是，她开启了后来更多管理学家的思路，管理学领域的宗师级人物林德尔·厄威克和彼德·德鲁克等人，先后都从芙丽特那里汲取了大量思想财富，而且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芙丽特立足于社区组织的政治分析。长期的社区工作经验，使她形成了公民合作的政治理念。
在政治哲学方面，芙丽特是19世纪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思想传人。
芙丽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对托克维尔理论的具体实践。[13]
社会资本理论是芙丽特的合作组织理念在当代的发展和深化，两者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
芙丽特为何要从政治哲学转向企业管理，这是理解她的一个关键。在芙丽特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她一直勇于挑战常规思维，尤其是在生命的晚年，她毅然决定改变学术旨趣，从潜心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政治科学中抽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芙丽特在企业组织中建构她的和谐社会。
在芙丽特逝世后的日子里，她所开辟的这条通过企业组织的民主化管理来促进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道路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她也因此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可以说，芙丽特的理论是自我超越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新的阐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芙丽特无愧于“先知”的称号。[14]
书籍——玛丽·帕克·芙丽特
基本信息图书书名：玛丽·帕克·芙丽特
作者：(英)葆琳·格雷汉姆(Pauline Graham)主编
ISBN号：7-80127-422-9
发行地：北京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4
页数：11,27,318页
开本：20cm[15]
内容摘要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昆西，1898年她以优异成绩从雷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c College）毕业。她是一位消瘦、秀气、气质非凡、魅力超群却叉一辈子未婚的传奇女性。她不仅是一位渡士顿上层社会的社交名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