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常州府志
概述
地方志简称方志，  明永乐《常州府志》是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体例和格式，有严格的选材要求，有各种研究和参考价值。是综合反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发展状况的百科式要述。常州府志即古代常州的地方志，例如宋咸淳四年《毗陵志》、元大德十年《新修毗陵志》、明洪武十年《毗陵续志》、明万历四十六年《常州府志》、清康熙三十三年《常州府志》等。通过各朝代的常州府志可以了解古代不同时期常州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况。
明永乐《常州府志》
明永乐《常州府志》[1]，  无锡县志是一部珍稀志书，仅在上海图书馆有藏本。它是明代永乐朝以前常州一府四县（武进、无锡、宜兴、江阴）多部地方志的汇编，以《毗陵续志》和《咸淳毗陵志》为主体，然后依次附上《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无锡县志》、《江阴县志》、《江阴军志》、《宜兴风土旧志》、《江浙须知》、《元一统志》等志书相关之原文。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至到、城池、坊乡、桥梁、风俗形势、户口、田赋、土产、宫室、坛遗、官制、公署、学校、兵防、古迹、官寺、冢墓、宦绩、人物、科目、仙释、文章、杂志等，保存了大量早已散佚的宋元志书和史料，特别是宋元时期的常州古志资料。 　
所收元明散佚文献及其史料价值上海图书馆藏明永乐《常州府志》十九卷（孤本），  常州府志收录有包括《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宜兴风土旧志》、《江浙须知》、《毗陵续志》等多篇元、明常州地区早已散佚的方志文献，这些文献记载了常州地方史上宋、元、明初的重大史实和事件，对於解读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故而弥足珍贵。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常州自古以来就以经济发达，教育繁荣，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而闻名遐迩。唐杜佑《通典》言常州：“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宋陆游亦称赏常州“儒风蔚然为东南冠” 。常州为浙西大郡，原为春秋吴国季札封地，名曰延陵。秦时属会稽郡，汉初改延陵为毗陵，历代因革不常。唐初为常州，又改晋陵郡，又复为常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为路，领司一（录事司）， 县二（晋陵、武进），州二（宜兴、无锡）。 明洪武初，改路为府，直隶中书省。改宜兴、无锡二州为县，革去录事司及晋陵，以其地并属武进，又改江阴州为县而隶之，并列为四县。 
上海图书馆藏明永乐《常州府志》十九卷（孤本），为清嘉庆间抄本，卷端及书面、书口均题“常州府志”而未录“永乐”年号，也未署纂修人。原书体例混乱，抄录时抄误、抄脱之处不胜枚举，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由朱玉林、张平生、叶舟点校，纠纰缪，补残缺，编成《明永乐常州府志》十九卷（广陵书社2006年10月版）,线装，一函七册，绫面书衣，开本28×18cm。 
永乐《常州府志》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未有著录，而根据点校者的考证，认为此书还未是正版的永乐《常州府志》，而是明永乐间根据即将要编纂的《{永乐}常州府志》的目录而编排的资料长编，实际上就是明永乐朝以前常州一府四县多部地方志的汇编，正版永乐《常州府志》原书，估计在明代中叶就已经散佚。事实上，永乐《常州府志汇编》更符合这本书的名字。 
在编纂方式上，永乐《常州府志》主要是汇集几部地方志书所记，汇而不纂。而且编纂方式独特，采用分类分条目法，在每一类目下，以《毗陵续志》和《咸淳毗陵志》为主体，然后依次附上《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无锡志》、《江阴志》、《宜兴风土旧志》、《江浙须知》、《元一统志》等志书相关之原文。虽然类目错杂繁琐，体例不一，且多有舛误谬讹之处，但是价值极高，不但保存了宋《江阴军志》、元《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明《毗陵续志》等早已散佚的宋元志书，而且内容丰富，涵盖了地理、至到、风俗形势、山川、宫室、官制、兵防、宦绩、人物、文章等数个方面，保存了大量的史料。由於本书有资料汇编的特性，记载了常州地方史上宋、元、明初的大量史事，特别是保存了常州元至明初已经散佚的史料，正可补此阙佚与不足，因此使得本书尤显珍贵。 
一 
明永乐《常州府志》收入现已散佚的元、明常州地方志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大德毗陵志》 
元刘蒙纂。大德九年（1305年）十月始修，次年一月成书。历代书目中均无此书著录，仅《永乐大典》引征“五湖”、“五泻湖”和“织染局”三条。 明永乐《常州府志》收录约两万字。刘蒙，字梅泉，四明（今浙江宁波）人，时为常州路儒学教授，据《毗陵续志·元秩官题名》，大德七年曾出任常州路照磨。按，照磨为元官名，即“照刷磨勘”的简称，为中书省、行省、六部等属官。主掌审核钱谷出纳、营缮料例之数计、文牍、簿籍等事，秩正八品。参与《大德毗陵志》编纂工作的陈希程在序文中披露本书修成始末：“肃政廉访使谢副使监治毗陵，需毗陵沿革，儒学教授鄞山梅泉刘蒙令纂次以呈，并令旁搜博采，编修此书”，最初曾名为《新修毗陵志》。 
本书收入於明永乐《常州府志》的主要内容有序文、地理、至到、坊乡、户口、文章等近2万字，其中，赋税、户口、学校、坊乡等条目内容资料翔实，价值尤高。 
2、《泰定毗陵志》 
元文志仁纂。原书10卷，泰定二年（1325年）成书。该书早佚，除《永乐大典》引征仅“常州府太平仓” 一条外， 未见於其他书目著录。明永乐《常州府志》收录本书约4万字。纂者文志仁，字心之，巴西（今四川绵阳）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曾出任常州路照磨（《毗陵续志·元秩官题名》）。 
《泰定毗陵志》与《大德毗陵志》二者成书时间虽相隔仅20年，但《泰定毗陵志》的修纂与《大德毗陵志》似乎无递修关系，二者势如参商，互有未见，各自为文。 
《泰定毗陵志》的修纂发轫于元仁宗在位时期的著名事件“延祐经理”。先是，“延祐改元之明年，郡以经理田粮无籍可稽，访寻旧志，得於前治中徐朝列家。是冬，会儒学尊经阁成，爰命工锓诸梓，而文献之征矣。”这本新刊的“旧志”，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成书于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由常州知州史能之主纂的《咸淳毗陵志》（30卷）无疑，而绝非《大德毗陵志》，因为序文紧接著就说： 
越四年秋，郡幕官赵璧君以旧志所编悉前代故事，我元混一以来，郡县沿革，制度更张，与夫田野日辟，生齿日繁，造作贡赋，有程有则，崇学校，兴科学，置邮驿，立祠宇，纪纲粲然，规摹宏远，其可不笔诸简策哉？遂议同摹，白其事於郡。郡官嘉其议，下所属州县采摭事实，将纂辑成书，以续前志。会公将代，事竟因循。 
赵璧想编纂一本元朝当代的毗陵地方志，并为此做了大量资料采集工作，但因为任满，而成未竟之举。《泰定毗陵志》的“终成正果”是在常州路周姓主政官员的推动下，由文志仁最终纂成： 
至治癸亥，郡侯周太中到任，慨然以修志为念。乃属郡文学文君志仁竟其事。 
我国古代主政地方官甫一到任,往往先查阅当地志书以瞭解地情、民情，而由临民官监修本地方志，也历来是我国古代各级官府的一大传统。修成的志书往往会体现出地方官的政绩乃至失误。同时，志书中所载述的山川水利、疆域民情、地理沿革以及食货风物等，又会被续任的地方官奉作“辅治之书”而十分珍视。 
《泰定毗陵志》序文提及：“毗陵自经兵燹，志之不存且四十馀载。”反观《大德毗陵志》作者刘蒙在自序中也有类似话语：“以毗陵为季子采邑，为浙右名藩，尚礼之遗风馀韵甲於他壤。自火於兵，志不存亦三十馀襈，谓之阙典可也。”两篇序文中提到的“志”，都应确指传世的《咸淳毗陵志》无疑。所以可以肯定，《大德毗陵志》和《泰定毗陵志》一样，修纂时都是直接参见的《咸淳毗陵志》，但后者却未参见过20年前成书的前者，留给后人似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遗憾。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令人费解之处在於：二书的修纂都是同为常州路的官府行为，成书时间又相去未远，两位主纂人又先后出任本路照磨，后者怎麼会不知晓前者呢？那麼，这是否就可以说明《大德毗陵志》行世未久就已散佚？而散佚的原因是否就像参与编纂工作的陈希程在该书序文中曾提及前代旧志难觅，是因为“旧板不存，而旧本之藏在人间者，亦秘而不肯出。”旧志的这种散佚宿命完全有可能在《大德毗陵志》本身再次上演。当然，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明永乐《常州府志》引录该书於赋税、户口、站赤、秩官题名、学校、诗文等条目记载详备，价值颇高。特别是诗文一项，保存了多篇已经散佚的元代文章，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 
3、《宜兴风土旧志》 
佚名纂。除《永乐大典》徵引“太湖”一条外， 据目前所见的各版宜兴志均未有收入其中内容来看，此书已佚。明永乐《常州府志》引录该书约两万馀字，但未有该书相关序文保留，不知为何人所修和修於何时。点校者据该书收录“云峰天福万寿禅院”条，有“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僧子清建”，认为此志最早也应修於元代。事实上，这个推算不够精确。 
明永乐《常州府志》卷三《至到》记敍宜兴界域四至时，引录了该书内容中有应天府、常州府、苏州府、湖州府等地名，这些地名称谓皆始於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市），建立割据政权时期。据《明史·地理志》“应天府”条：“元集庆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申年三月曰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 这一点足以说明此书最早应修於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最晚修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 
从被引录内容看，该书记述宋事较多，其中於乡、都、镇记载尤详，不仅有大量地名，还有位置、风俗、传说等等，是瞭解中世纪常州地方基层社会面貌不可多得的材料。 
4、《元一统志》 
元孛兰盻等著。成书於元大德七年（1303年），共1300卷。此书大约於明代修成《大明一统志》后遭摒弃、散落，至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已经散佚无传。民国间，金毓黻先生据今国家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藏零页抄得15卷，又自诸书辑佚，得4卷，此本刊入金氏所编《辽海丛书》中。建国后，赵万里先生在金氏辑本基础上，增加了从《永乐大典》中新辑出的轶文，编为10卷，於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明永乐《常州府志》所引的有赵氏版本未收佚文约2000字，包括“古迹”中的“鸭城”、“浮翠亭”，“人物”中的“胡宿”、“蒋堂”、“蒋重珍”、“尤袤”等十馀个条目，可补《元一统志》之阙。 
5、《江浙须知》 
佚名纂。该书著於元代，明《永乐大典》徵引有“至到”、“户口”和“衙门”三条，历来并无任何公私藏书目录著录。根据明永乐《常州府志》所引的数千字内容看，不仅有“至到”等一般地理书的内容，而且还有元代常州各级官吏的员额编制及俸禄，是研究元代常州地方官职及政治的主要资料之一。另，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四所收书目中有《浙江须知》，元代以前常州府属浙西地区，因此，很可能《江浙须知》与《浙江须知》为同一本书，因散佚待考。 
6、《毗陵续志》 
明张度修，谢应芳纂。原书10卷，明洪武十年（1377年）成书。《永乐大典》收入元人史孝祥《江阴州儒学君子堂记》文一条。 明永乐《常州府志》收录约5万字。纂者谢应芳在《续毗陵志序》一文中说：“然由元初而至於今，百有馀年，曾无纪述之者，诚旷典也。洪武十年春，中宪大夫张度莅政之初，以朝廷命天下郡邑纂修志书，於是会聚耆宿之士，稽古订今，博采见闻，撰次成帙，凡一十卷。” 《毗陵续志》的修纂也是直接参见《咸淳毗陵志》，可能未见元代大德、泰定所修当地两部志书。该书“叙略”云： 
旧志止于宋咸淳丙寅，德祐以来，曾无纂缉。乙亥春，元兵攻常州……冬十一月，城陷，……元兵遂屠其城，故一郡之文献泯灭斯尽。明年，宋亡，元有国近百年。壬辰、丙申，是州又两罹兵燹，虽官府图籍亦皆荡然无遗矣。今朝命访求典故，顾兹郡邑无所考据。洪武丙辰春，始於它郡购得咸淳旧编，补缀脱简，以彻省部。然自元迄今未有纪述，是用谘询遗黎，及以近岁案牍稽诸事实，群分类聚，编次成册。 
前面笔者曾推绎过《大德毗陵志》可能成书不久即已散佚。《泰定毗陵志》的散佚时间有可能在“叙略”中提到的壬辰（1352年）和丙申（1356年）常州的“两罹兵燹”，所以，明初修《毗陵续志》未见此两部元代志书。 
明永乐《常州府志》所录本书内容甚多，大量元至明初的珍贵史料藉此得以保留。其中，秩官、俸禄、公署、坊乡镇、贡举、文章、人物记载尤详，为我们研究元明鼎革易代政治官僚制度的差异及传承、官员待遇提供了大量史料，另外，各处公署如司狱司、税务、仓、库、驿站、急递铺、惠民药局、养济院等场址的沿革因袭，也是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二 
明永乐《常州府志》正文共50余万字，其中一半以上的内容不见於其他志书，对研究宋、元、明初常州、无锡、江阴、宜兴等地的历史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价值。 
首先，它直接记述了元、明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史实和事件，对於解读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兹举例如下： 
（一）元初毁禁城墙与元末明初重筑城墙 
元朝在平宋战争的过程中，为削弱新征服地区城市的防御能力，先后下令拆毁淮河、长江流域，乃至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城市的城墙，这在《元史》及元修地方志中有多处记载。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九月，元朝占领南宋都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就命有司“隳沿淮城垒”。之后，拆城的范围持续向南扩展，同年十一月，“隳襄汉、荆湖诸城”。十四年二月，“隳吉、抚二州城”。 十五年三月“命塔海毁夔州城壁”；八月“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馀悉撤毁”。 这种拆毁城墙的行为在元修方志中更是屡见不鲜，《至顺镇江志》：“元混一海宇，凡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以示天下为公之义。” 《至正四明续志》：“国朝混一区宇，无恃偏壕支垒之险固，郡城之废，垂六十有馀载。” 《大德南海志》：“天兵下南，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 
但是，到了元末，由於各地义军风起云涌，元政府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墙。此时，割据一方的朱元璋也在儒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议下，加固城池，并且在明开国前后，对南京等城市进行大规模修复改建，据《明史》记载，仅仅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一月，“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 明永乐《常州府志》所收《毗陵续志》，亦有多处相关元末明初在常州重修、增修城池的记载。如无锡县：“旧子城一百七十步，元因之。岁久而圮，至正乙未重修。……本朝洪武初复加修治。周回1620丈，高2丈，濠深2丈，阔7丈。辟四门，皆有重屋。”江阴县：“旧无城，元至正丁酉始筑土城。本朝甃以砖石，比旧增加。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一丈五尺，濠阔四丈二尺，深七尺。置四门，仍旧名，曰春晖、天庆、朝宗、爱日。门皆有楼。” 
（二）民族分化政策与民族融合 
众所周知，元代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即所谓的“四等人”制度，将全国民户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前三种人统称为“北人”，南人为原南宋统治区的民众，南北分线大致以淮河为界。四种人在国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上享受不等的权利，以南人地位最低。《泰定毗陵志》详细记载了常州路及在城录事司的南人、北人的户口数据。又，元以居民所从事的职业划分户籍，如军户、民户、站户、盐户等等，统称诸色户计，作为政府徵收赋税的主要对象。据《泰定毗陵志》记载，常州路诸色户计，总计211652户，1099163口。南人207690户，1084225口；北人3962户，14938口。其中，在城录事司南人户4223，口21800，北人录事司户1634户，口5240。 
从中可以看出，常州一路主要居民为土著南人，侨寓於此的北人户不足2%，且主要居住于本路录事司所在地。各别县诸如晋陵、武进，仅有北人40户和29户，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仍然反映了元代各民族杂居融合的时代特徵。 
除此之外，元《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以及明《毗陵续志》都有对本朝及前朝常州人口数位的详细记载。特别是《大德毗陵志》运用引征文献记录了从晋代以来各种地方志中载记的常州一地各时期户口数位，包括晋、南朝宋、隋、唐、后周、宋，沿袭至元代，特别是唐、宋两代各时期的人口数字，为我们重建古代常州人口变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线索。另外，元末农民战争对於常州人口的破坏非常大，其恢复过程也相当漫长。如宜兴人口，据《毗陵续志》：元户80119，明初实有户37809，永乐元年是41740，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才恢复到元代人口记载的一半多。上述史料的贯穿，是研究常州人口史和民族史的重要资料。 
（三）包银制 
《泰定毗陵志》“税贡”条记载有包银一项，常州路“岁办包银钱505户，该钞505锭。” 
包银是元朝政府以民户为徵收对象的赋税科差之一，最初实行於北方，后推行到江南地区。元宪宗蒙哥时期，定为每户纳包银六两，后只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元世祖时期改为以钞输纳，每户钞四两。延祐七年（1320年）十二月，元英宗至治改元诏书宣布：“减天下租赋二分，包银五分。” 所以后来的史料就有“包银之法，户不过二两。” “又江南无地人户科著包银，每户额纳二两，折至元钞十贯。” 但是地方官府在实际徵收过程中，远远高出每户二两的标准，“而州县征之加十倍”。 泰定间，元政府所征全部包银差发，岁入高达11万锭。 
上引《泰定毗陵志》岁办包银505户，应该是指那些无地商人和散居常州路的回回人户，收钞505锭，户均一锭。但地方官府在徵收时，并非是统一按户摊派的，而是依照各户贫富不同及户等不一而分别摊派不同数额。元代钞法的换算，50两为一锭。那麼常州路的这些包银户所纳竟然比规定标准高出25倍，可见官府盘剥之重；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视出常州路经济状况较为富庶，否则地方官府是无法从中渔利如此之多的包银钱的。 
（四）延祐经理 
延祐元年，中书平章政事章闾向元仁宗谏言：“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为仁宗所采纳，“於是遣官经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於官。”官民如有欺瞒隐骗，营私舞弊，皆量罪处罚。然而由於“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於籍者，往往有之。”结果民不聊生，盗贼并起，逼出了江西宁都人蔡五九的反元起事。 
尽管朝廷镇压了这次起事，但由於怨情沸腾，仁宗被迫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经理后的江浙行省总计官民荒熟田995081顷。 《泰定毗陵志》记载了常州一路在延祐经理过程中，自实官民田土的情况：“本路经理自实官民田土总计60264顷4分七厘1毫，官田土17661顷33亩1分4厘，民田土42603顷1亩3分2厘4毫。”另外还详细列举了经理后本路田、地、山、荡、杂产等具体资料，以及所辖各州县的官民自实田土数字。这些资料，对於我们进一步深入瞭解延祐经理这一元代重大事件具有重要价值。 
（五）元代的站赤 
站赤的设立，“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元代疆域辽阔，为加强对全国各地的联系和控制，元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驿传体系，形成以驿站为枢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驿站分陆站、水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据《元史》统计，全国共设各类驿站达1500多处，其中江浙行省所辖计262处：计马站134处，马5123匹。轿站35处，轿148乘。步站11处，递运夫3032户。水站82处，船1627只。 但具体到常州路，则为《元史》所未载，而《泰定毗陵志》和《毗陵续志》正好可以补《元史》之阙，据二书记载，常州路在城设置的水、马站计有站船30只，站马60匹。” 
除水、马站之外，元代的驿传系统还包括急递铺的设立。急递铺专门负责朝廷和官府紧急文书的传送，“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於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签起铺兵。”每铺铺兵5～16人不等，按规定，文书一昼夜要传递400里，路上行人必须避让。 《泰定毗陵志》和《江浙须知》等志书都分别详细介绍了常州路所辖各州县的急递铺及铺兵数额。据《泰定毗陵志》载，常州路设立急递铺23处，铺司兵172名。《江浙须知》载：晋陵县5铺，司兵37名；武进县5铺，司兵40名；无锡州13铺，司兵95名。《江阴志》记载江阴州东路6铺，西路7铺，共13铺，各铺所在地皆有名称。这些对於我们考察古代常州的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六）元代冗官现象 
元代官府冗杂，叠床架屋，冗官冗员充斥其中，这点从《江浙须知》记载可见一斑：额设衙门56处，官吏264员名；有俸衙门34处，官吏182员名；管民官21处，官吏150员名。对於元代的冗官现象，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元代之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氾滥、高官剧增以及与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密切关联等特色肆虐於政坛，从而使元代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和官吏冗滥十分突出的时期。” 
其次，明永乐《常州府志》所收录的散佚文献，对於我们瞭解宋、元、明诸时期常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以及其他诸多方面都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常州处於经济富庶的浙西地区，这里历来是历朝政府财政倚仗之地。元人有言：“惟两浙，东南上游，襟江带湖，控扼海外。诸番贸迁有市舶之饶，岁入有苏湖之熟，榷货有酒盐之利，节制凡百余城，出纳以亿万计，实江南根本之地。盖两浙安则江南安，江南安则朝廷无南顾之忧。” 明永乐《常州府志》非常注重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故于田土开辟、赋税钱粮诸项，官庄民田之产，夏熟秋成之赋，可谓锱铢备载，而“物产”、“土贡”之类，遍引古书，胪列名状，详加细述，为该地经济、财政史研究提供丰厚史料。 
常州素号“文献之邦”，儒风蔚然。元代科举制度虽一度停废，但当地对於学校教育仍然十分重视，《泰定毗陵志》云：“圣朝一统，崇重儒道，每降德音，必及学校，庙宇损坏，随即修完。”从教学内容来看，除儒学外，还有蒙古学、阴阳学、医学等专业教育。在各级学校的设立上，既有郡学、州学、县学，也有书院和义塾等，反映了常州文风兴盛的局面。 
明永乐《常州府志》还保留了大量其他书籍阙载的诗文，仅未收入《全宋诗》的诗歌作品便有一百多首。其中《泰定毗陵志》和《江阴志》中所引录的大部分文章未见收入于各类文集和总集，基本上为孤篇。未收入《全元文》的就有十馀篇，如白挺的《常州路宜兴州天申万寿宫重新修造记》、文及翁的《重建武进县记》等文章，不仅有极高的文史价值，而且补充和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和史学宝库。 
再次，由於本书编纂于明代初年，因此其中收入的《至正无锡县志》等应该保存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宋元本原貌。如宋金交战，宋人均称金为“虏”，而清本诸书如四库本《无锡县志》为避讳，均改“虏”为“金”。本书虽抄於清代，却依旧保留了旧本原貌，仍称“金”为“虏”。由此可见本书还具有很高的校勘补正功效。 
最后，历代所修方志，散佚现象十分严重，因此通过古志中徵引过的材料，重新搜辑整理，恢复志书的原貌，对研究古代方志的内容和性质，以及整理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收入的多部散佚的常州方志，若将之进行整理，对研究中国方志编纂的演变，以及对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文学史、文献校勘、目录学等诸多学科都有著极其重要的价值。正所谓，零圭碎璧，犹可珍惜；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地方文献组） 
(清)龚自珍：《定盦文集·补》古今体诗下卷《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四部丛刊初编本。 
(宋)陆游：《修河碑记》，(清)陈梦雷、蒋廷锡辑《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722《常州府部艺文一》，齐鲁书社，2006年影印本。 
《元史》卷62《地理志五》，页1494，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下同）。 
《明史》卷40《地理志一··常州府》，页921-922，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下同）。 
《永乐大典》册18卷2260、册20卷2270、册178卷19781。见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下同），页568-569。 
《永乐大典》册81卷7514。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页569。 
《永乐大典》册18卷2260。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页587。 
《明史》卷40《地理志一·南京》，页910。 
《永乐大典》册69卷7235。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页572-574。 
(元)谢应芳：《龟巢稿》卷14《续毗陵志序》，四部丛刊三编本。 
《元史》卷9《世祖纪六》，页188。 
《元史》卷10《世祖纪七》，页204。 
(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城池》，页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元)王元恭修，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卷3《城邑》，宋元方志丛刊本，页6469。 
(元)陈大震原著：《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卷8《城濠》，页50，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明史》卷3《太祖纪三》，页45。 
《元史》卷27《英宗纪一》，页608。 
《元史》卷184《王都中传》，页4231。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77《正始十事》，北京图书馆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元史》卷184《王都中传》，页4231。 
《元史》卷175《张珪传》，页4077。 
《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页2354。 
《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页2592。 
《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页2596。 
参阅李治安师《元代冗官述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页103。 
(元)阎复：《江浙行中书省新署记》，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常州市重刊明永乐《常州府志》珍稀古志再见天日。
古雅的栗色封面，宝蓝色盒装，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七册十九卷《明永乐常州府志》日前由市地方志办公室隆重推出，标志着常州古地方志孤本抢救工作再获硕果。业界赞誉：这是常州文化事业的一项新成果，也是常州对中国史志文化的一项贡献。 
市政协委员、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玉林于2003年向市政协提交提案，呼吁政府尽快组织力量，整理重刊常州古地方志孤本、善本。该提案引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副市长居丽琴亲自予以批示、转办。作为职能部门，市方志办义不容辞承担了此项工作，他们邀请专家学者，很快展开了对古籍的抢救，市政府拨专款予以支持。从2003年开始，市方志办确定用三年时间抢救整理《宋咸淳毗陵志》、《明永乐常州府志》等三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学术文化价值的古志书。 
如今，方志办按照一年完成一部的计划，如期出版了前两部古志的重刊，第三部常州五大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著作汇编，也已基本完工，预计明年付梓出版。 
据了解，《宋咸淳毗陵志》是现存常州七部古志中年代最早的，也是我国仅存的30多种宋代珍稀志书之一，历来被公认为“名志”。原刻本收藏于日本私人藏书馆，是当今世界仅存的原刻孤本。经过方志办的不懈努力，这本古稀方志终于得以补齐、校勘、重刊出版，从而以善本的形式传承于后世。 
《明永乐常州府志》，也是一部珍稀志书，仅在上海图书馆有藏本。它是明代永乐朝以前常州一府四县（武进、无锡、宜兴、江阴）多部地方志的汇编，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至到、城池、坊乡、桥梁、风俗形势、户口、田赋、土产、宫室、坛遗、官制、公署、学校、兵防、古迹、官寺、冢墓、宦绩、人物、科目、仙释、文章、杂志等，保存了大量早已散佚的宋元志书和史料，特别是宋元时期的常州古志资料，从而弥补了常州元代无志书之缺陷，是研究常州古代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我国著名方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巴兆祥高度评价常州所做的工作，他认为，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书，地方志对于研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常州地方志办公室在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下，继点校《宋咸淳毗陵志》后，紧接着又开始进行《明永乐常州府志》的点校工作，是嘉惠志林，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历代常州府（毗陵）志序选录
宋咸淳四年《毗陵志》序毗陵有志，旧矣。岁淳佑辛丑，余尉武进。时宋公慈为守，相与言，病其略也，俾乡之大夫士增益之。计书成且有日。越三十年，余承朝命长此州。取而阅之，则犹故也。嘻!岂职守之遵绌不常，而郡事之轇轕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续邪？抑有待而然邪？夫周官：“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以辨地物，以诏地采。”盖将使来者有考也，而可忽诸？毗陵自晋改邑为郡，至唐易郡为州。代更五季，民窳于兵。宋奠九壥，江南既平，郡始入职方氏。一马渡江之后，钱唐(塘)为天子行在所繇，是与苏、湖、秀均号右扶。寰宇记所谓“人性吉直，黎庶淳逊”，其所从来古矣。今山川暎发，民物庶蕃，谨固封圻，为国之屏壤，地非小弱也。而郡志弗续，非阙欤？乃命同僚之材识与郡士之博习者，网罗见闻，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书于常簿季公之家，讹者正，略者备，觖者补，盖阅旬月而后成。虽然，余岂掠美者哉？事患不为，为而无不成。余之续之，所以成前人之志，而广异日之传云。尔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咸淳四祀月正元日，四明史能之叙。 
元大德十年《新修毗陵志》序古者地有图，以别州里之远近；郡有志，以见古今之沿革。二者不能相无也。虽然，志又图之详者也。风土之所宜，人才之所钟，仙佛之所都，名贤之所宦游，须此焉。考是以一郡必有一郡之志，自不能忘言者。职此之故，以毗陵为季子采邑，为浙右名藩，尚礼之遗风余韵甲於他壤。自火于兵，志之不存，亦三十余祀。谓之阙典可也。余承乏郡文学，馹骑旁午，问必首是。访微索隐，书亡几不复出。大德甲辰，郡侯仁卿赵正议由尚书出牧，慨然以修志为念。余考之方舆，节略而不可述；询之耆旧，嗫嚅而不能言。因循又年余。乙巳冬，廉车谢副使分按索是书甚切。讲书陈希程执方册，忽趋进而喜曰：“此某曩昔游学时手抄也。近得於故箧中，亟以出示。观其所载，虽未能详，然亦得其大概。意者藉以成是书乎?”就委编次，酌古准今，增益其所未有，自附於叔孙緜蕝之举，非敢曰备。是书也，始於乙巳之良月，成於丙午之端月。命工锓梓，以启其先，后俟识者订正云。鄞山刘蒙谨书。 
元泰定二年《毗陵志》序毗陵郡有志，其来尚矣。毗陵自经兵燹，志之不存，且四十余载。延佑改元之明年，郡以经理田粮无籍可稽，访寻旧志，得於前治中徐朝列家。是冬，会儒学尊经阁成，爰命工锓诸梓，而文献之征矣。越四年，秋，郡幕官赵君璧以旧志所编悉前代故事，我元混一以来，郡县沿革制度更张，与夫田野日辟，生齿日繁，造作贡赋，有程有则，崇学校，兴科举，置邮驿，立祠宇，纪纲粲然，规摹宏远，其可不笔诸简策哉?遂议同摹，白其事於郡。郡官嘉其议，下所属州县采摭事实，将纂辑成书，以续前志。会公将代，事竟因循。至治癸亥，郡侯周太中到任，慨然以修志为念。乃属郡文学文君志仁竟其事。蒙不鄙疏陋，俾賛厥成。於是芟烦剪浮，列为一十卷。第〔弟〕见闻不广，纪录未详，尚当考之图经，询诸耆旧，以增益其所未备焉。时泰定二年龙集乙丑八日暨阳刘文炳序。 
明洪武十年《毗陵续志》序昔人谓九州之志，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也。郡志之作，本诸此乎?毗陵为古名郡，其山川、土田、风俗、名物之属，登载旧志，固班班可考。然由元初而至於今，曾未有纪述之者，诚旷典也。洪武十年春，中宪大夫广东张度来守是邦。下车之初，适朝廷命天下郡县纂修志书。于是会集耆宿之士，稽今订古，博采见闻，撰次成帙，以续旧编，凡一十卷。其间耳目所不及，蒐访或未能尽。阙文遗事，讵容无之。然而百年之间，时有异同，事有因革。即是编而求之，亦可以概见矣。是岁丁巳十月既望，郡人谢应芳序。 
明成化六年《毗陵志》序郡志，纪事之书也。辨土疆，陈职贡，同贯利，彰人文；凡一郡之事，咸在所当纪，而尤贵体要焉。沿诵训之制，遵笔削之旨，使统纪相承，名实不爽。如是而后可以质前闻而属来裔。夫自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事掌四方之志。其后图经起于郡国，集记出於风土，志舆地者亡虑数十百家。求其克尽体要，与历代史志并传，千古盖不多见。此江文通所以有“作志之难”之论也。毗陵郡故有志，既多散轶，其存者惟宋咸淳本。然洊更多故，版籍漫毁。历元至我国初，百有余年，而乡先生谢子兰始为续志。嗣是而未有续者，又百年于今矣。理陈编于残剥，益新制於隽永。太守莆田卓侯天锡、贰守河东谢侯庭桂，盖尝锐意于斯。属时郡政多先务之急。成化己丑春，始聘郡士朱昱纂述之，以昱尝潜心于是而有得者。继集其徒施谨辈，以备讨论，资缮写；而亦不鄙谓予，俾粗加隐括，懊猥以菲才，待罪太史；修纂之任，屡叨上命，而顾使一郡之志废为旷典，诚有未容以难为解者。乃取二志会而通之。而重阅传记，旁采闻见，订其舛讹，补其缺遗，门分汇别，诠次成编，凡为卷四十，而图表不与焉。既成，二侯遂命工锓梓，以传其意。盖将使四方之士，有志於远览者，取而观之，则吾郡山川之胜，疆域之广，物产之奇，宫室之美，皆宛然在目，庶少寄卧游之意；而夫风俗之醇，治化之隆，典章文物之盛，后之人或有考焉，亦可无文献不足征之叹矣。昔吴人范石湖作志，郡士咸荐的闻，而龚颐正为多。然则斯志也，余之有赖於朱君者，亦岂少哉?成化庚寅夏孟月既望，赐进士及第、南京翰林学士、奉议大夫兼修国史郡人王序。 
明成化六年《毗陵志》序尝读山海经，至所谓唯圣人能通其道，因窃叹夫周知之不易，而况有所纪述者乎?毗陵志自宋州学教授三山邹补之始为之十二卷。咸淳间，郡守四明史能之复增益至三十卷。故其广轮之数，庶政之殷，风气所生，土俗所有，靡不具悉。爰历我朝洪武初，乡先辈谢子兰又续成十卷。厥后虽两经载笔，而世无传焉。昱不揆末学，谨摭所闻，以补其遗阙；殆将一纪，寝食屡忘，不自知其为僻也。属者郡大夫使言下及，猥以缪悠荒涩，岂敢自速其讥议哉?乃质诸故老，重加删订，上自三代，以至国初，考其沿革，为之表次。自汉、唐、宋以迄於今，录其事为之志，总凡四十卷。有征於前，无废於后。阅八月而后成。凡文辞之丰褥，义例之详明，皆一系乎旧刻。至如蒐罗剔抉，核其大不遗其细，固得以少置力於间哉。虽然，踵前人之余绪，为一郡之成书，有不待山林槁朽之序辞。然而道之所存，俗之所丧，深有惧焉。故为之如此。达观博物君子，幸鉴之哉!成化六年十月既望，郡人朱昱序。 
明成化十九年《重修毗陵志》序成化十八年春，新淦孙公伟德守毗陵三载，刚柔不偏，政事惟和，人用康×。惟靖江县之新置，郡志未收，无以维系人心，同归於圣化。乃协谋贰守吴公廷用，而属儒士朱昱氏增修之。其凡例卷帙。无改於前志，仍就少宰王先生而正焉。志成，复属余序。余考毗陵，本周吴国；继是历代称为名郡。我朝在邦畿之内，以近天日之光华，故其气运转而日盛，山川若增而胜，风俗乃还而淳，土产益繁，田赋愈丰；郊野多诗书之士，庠序有俊×之才，其用而见诸事功，光明正大可观者，济济乎盛矣。时不有书，后世曷从而考之哉?前守卓公纯嘏有见於此，乃合咸淳、国初旧志而重修之。是以百有余载之故实采录无遗，笔削惟允，可谓明备矣。越今十有三载，才士师师，文物日炽，名魁乡闱，而前后之相望；秩贰台省，而两京之相辉。三辅钦亮之彦，莫之或先。厥休屡书不尽，岂惟靖江未收之为阙典哉?以靖江之收，而联文献之四邑，盖欲岛人就之观化，即召公欲以周人化殷人进善之意也。夫然后上不负县其地，而遂一视而同仁；下有幸编其户，而与四邑而同文。此其著已然之迹，而冀成未然之化。岂曰小补哉!於乎!善观禹贡者，必观其声教之讫，有以知唐、虞重华之德被於远；善观斯志者，必观其文物之盛，有以知圣世文明之化笃於近。王畿为四方之本，化笃於近而举於远也，必矣。然则斯志之增修，岂徒然哉?亦足以观世道之升也。用序以著之。成化壬寅岁孟秋吉旦，赐进士及第、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奉直大夫前经筵官同修国史金溪徐琼序。 
明成化十九年《重修毗陵志》序毗陵志以成化己丑修纂成书，梓行於时久矣。自己丑迨今，又十有三祀。其间典册之颁，官尹之迁，政教之施，人才之成，民数之登，物产之滋，灾祥之见，与夫宫室河渠之兴复，词章翰简之述作，其类不一，所宜增修。而其为事最钜，则靖江之建县，郡治之缮城，尤不可无纪述者也。太守新淦孙公伟德有见於斯，乃举前守卓公纯嘏故事，礼聘郡士朱君(上矛下心)易而属笔焉。(上矛下心)易於是繙阅搜访，比类续书，文雅事核，视昔尤备，而犹不自满。假会余归自南雍，乃请於公，俾为订定，余辞之，以来京师曾无几何，而公以书成告矣。余尝载考石湖作志，止於绍熙。自绍熙已后，至于绍定所未续者，则郡守李公俦老，俾其寮属，用褚少孙史记例补成之。然则公之所为是编之续，似亦不为无据也。虽然，卓公已久陟藩省，公今继之，且荐历华要。而余与(上矛下心)易，去此亦将老矣。嗣是以续於方来，补其阙遗，传之无穷，则尚有望於后之君子云。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上浣，南京吏部右侍郎、郡人王(左亻右与)书。 
明正德八年《常州府志续集》序常州府，古毗陵郡也。旧志防於宋教授邹补之，而续於咸淳太守史能之。然尚未备也。后百余年，我国初乡先生谢子兰始续成之。自是又百余年，为成化己丑，郡士朱昱殚力采摭，补其阙遗。历岁既久，适前守莆田卓公属以编辑。时王文肃公方在史馆，乃为订正，协而成之，为四十卷。既十有五年，郡守新淦孙公以靖江县治建置未录，且虑政有损益，久而复湮，仍属以续之。而文肃公方为南都少宰，政务颇暇，再加(上隐下木)括，遂刻以传。其考据之精核，义例之详审，文辞之体要，固无容议矣。然迄今又三十年于兹。政以时异，俗以习殊，制度有因革，财赋有盈缩，人物有隆污，则又不能无可纪者。正德辛未，渤海李公来理郡事，适当多事之余，城池既固，逋寇已平。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举。乃阅旧志，谓宜增续。顾恺不肖，索居寡俦，属以诠次。恺惟作志之难，古今尚矣。明春秋者，或不知琅琊之为鄅；专纪载者，或未识“金根”之为车。人材或病於臧否之不公，岁月或患於亥豕之多误。举其一不知其二，得于此或遗于彼。岂能免当世之訾议乎?虽然，天下事未有不废于因循而成於强勉者。使人皆畏其难而莫之肯为，则将来之责谁其任之?用是不敢以寡陋辞。乃合五邑之所纂集者汇而次之，稍加(上隐下木)括，分为八卷，名曰府志续集，姑以为他日秉史笔者之助。且复于公曰：“请藏之库笥，以备遗亡之万一。”公曰：“然，可矣。与其藏之蠹毁，孰若梓之可久乎?”於是复属恺为之序。正德八年岁在癸酉中秋日，致仕运使、锡山后学张恺识。 
明万历四十六年《常州府志》序先是常州府有志矣，百余年而未修。武进自入国朝，二百五十余年矣，竟未有志，人人两谓缺典。万历乙巳，南昌晏侯怀泉绾符武进，既以绩署上考，计日优陟矣。忽一日见柱，以武进志请余，鹤徵力谢不敏。晏侯不之许也。欧阳府公宜诸亦以郡志见委。不久而府公晋秩去，晏侯请之愈勤，强为具草，以俟作者。府志竟寝，余之南。太常王府公钟嵩以属之顾光禄。光禄结撰未毕，而王公以忧去。郡志又寝，及今且十四五载矣。罗山刘公海舆实来守常，以其迎刃輙解之才而持之详慎，以其纤芥必严之操而用之宽和；奸蠹尽剔，弛废具举，打蝗祷雨，天不能为之灾；课艺抡文，士实大受其赐。思及郡志，必欲以其余暇之力，而竟此久远之谟也。即余鹤徵而图之曰：“子不尝为武进创乎?何难於一府续也?”鹤徵曰：“此未可以一概论也。识非有进於将至，精已尽销於耄及。庄生所称陈人已尔，又焉能为?凡五往返，逾数月而恳恳不已。又遴选诸生之足任遍(编)纂者五人，且出五邑之新志，与顾光禄所修人物志九卷以示之。鹤徵不得不拜命。其凡一如武进志：一地理，二财赋，三文事，四武备，五名宦、名将，六人物，七辞翰，八摭遗。悉与诸生分任之。凡有涉於地理，则属之恽生兹；凡有涉於钱谷，则属之张生剑光；其文事、武备、名宦、名将，则属之吴生瑞；辞翰、摭遗，则属之吴生锺峦；诸年表，则属之汤生桂祯；人物则余鹤徵得以臆见臆闻而进退之，以请裁於刘公。未几而督学使者校士。又未几而棘闱登俊。诸生勉强完役，余独与汤生为之校雠，又安能精核而详考，以几成章而成书哉?刘公又以志完，余鹤徵当有一言於其首。余以为志如此，安足言成书?又安足以期行远?虽然，少不自揣，尝有志尽括郡县之志，而本之画野分圻之初，以观其棋布星罗之局。审之沿革、离合之后，以判其连络、涣散之情，或相使而为臂、指、首、尾，或相错而为犄角、犬牙，或相依而为辅车，或相峙而为鼎足。又察其厄塞险要，以佐战守攻围，要其陵谷沧桑，以妙因应变化。呈之以图，缀之以籍，则形势之重轻，钱谷之虚实，户口之繁耗，有不了然心目之间者哉?天下有变，则敌之得失、胜败，我之制变、出奇，不下堂皇而决策矣。古人之贵图籍，必以是也。乃检之各志，无一言及之者。何其宜及而莫之及也?既而熟思之，国之利器其不可示人哉?子长善酂侯之收秦图籍，曰：“独先入，收丞相、御史图籍。”则知天下事惟丞相、御史能决策，故图籍亦惟丞相、御史得而见之。则图籍固朝廷之秘册也，是以宜及而莫之及也乎?然则志地理者，亦仅可为幽人游览之胜，词客吟咏之助，徒文具而已。以此概之，何往非文具哉?即人物一类，作志者无不难之。盖以众论之难合也。余鹤徵，仕也未尝操贤否之目，退也未尝为月旦之评。人伦冰鉴，实非所长。闻见几何，而欲扬榷今古乎?春秋一书，圣人犹以知我、罪我听之人，矧荒耄如不谷者乎?虽欲托声文具，有所不敢，矧曰信史?近年之载与不载，以时为限，非有去取也。其他诸类，多见行当事，副在有司，其亦附之文具可乎?以此塞刘公之请，其能无余愧哉?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七月，太常寺少卿、郡人唐鹤徵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常州府志》序吾郡志自唐太常续王文肃而后，迄今七十余年。时远代更，事多湮没。近者屡行纂葺，而旋作旋辍，究无成书。此其故由，当事者不能好文下士，未免秦越人之视肥瘠；又念刻费浩繁，畏难而中阻，往往托之空言而已。康熙二十九年，郡太守于公，以天子近臣，屡擢而莅兹土。三年以来，利无不兴，弊无不剔，民安讼息，俗美风淳。爰以志事进玉璂而谘之。玉璂谢不敏，公则式庐殷殷，用意逾笃。玉璂乃曰：“公之举诚善矣。然则费将安出?”公曰：“予固筹之。有俸金在也，遑他求乎?”玉璂喜而从命。遂设馆尚中堂西偏，下榻，授餐，凡两阅月。因日取王、唐二志反覆展玩。大约王之长在简，唐之长在详。今以二志为师，或简而未该者，则参之以详；或详而似冗者，则仍归於简。王、唐二志中之取裁以此；即王、唐二志后之取裁，亦莫不以此为准的。故以七十余年之故实，事增文省，卷帙只稍溢於王，而较唐尚有所不及焉。若二志之未尽考校，而大有关於吾郡者，不得不一为正之。尔雅曰：“殷置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山海经曰：“南望诸毗，是毗陵之所由称也。楚地产荆，故荆、楚二字可以通用。”自祝融锡土，奉炎帝之后为君，其去江南甚远。泰伯自秦中由汉阳至荆州采药，荆之人未有义之者；再至勾吴，吴之人义而君之，与荆何与?若云荆蛮归泰伯，是时祝融之后甚为昌炽，荆人安能舍祝融之后而奉泰伯乎?史记云：“禹治水於吴，通渠贯江湖。”则吴之名久矣。乃欲以荆、扬混而称之，不大可哂耶?又按，历代帝王起於西北；周都洛阳，以河南为中原。至曹魏以篡得中原，而江南为孙策所有。后与汉昭烈中分荆州，则以三国之年号为据。自晋未并吴之前，不应用魏文年号。唐季昭宗为朱温所立，旋为朱温所弑。至天复二年，温既篡位，晋岐淮南，移檄天下，恢复唐室，仍称天佑。后唐庄宗灭朱友贞，诏废温父子为庶人。至唐清泰三年，石敬塘篡梁，而南吴徐义祖禅位於南唐李异。此十四年内，江南并未有朱温、石敬塘之伪号。宋欧阳修不削朱、石，识者非之。逮明一统志改称曰杨吴、曰南唐，顺逆了然。然则作吾郡志者，岂可仍称朱、石篡弑之号，以污我毗陵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自以荆蛮之称被吾土，以朱、石之号被吾土，其名不正者已千百年。今遇我于公，深识远略，毅然厘定，而予也得掭笔以从之。其为吾郡之幸何如哉!他如志中各类，公莫不斟酌，以归於至当。倘一义未安，一字有误，必细加改窜；而於人物列女，尤兢兢焉。大节在所必彰，寸长亦所弗弃。公之秉衡既定，而崔、刘两广文先生，以暨同学数子，互相参订，一再而三，厥功甚伟。谫劣如璂，不过整齐具文，谬得挂名末简，愧何如乎!璂伏思今天子右文崇儒。前年命天下纂修郡乘，颁付史馆。其时期限迫促，仅得抄誊应命，鲁鱼挂漏，俱或有之。越数年，而于公始重加校辑，捐棠付梓。岂非一志之成，良非易易。然则公宁徒有功吾郡，其於国家之倚赖何如哉!是为序。时康熙岁次甲戌五月既望，郡人陈玉璂椒峰氏撰於峃圃。 
清康熙三十三年《常州府志》序粤稽唐、虞之世，时巡以察民风；暨乎成周，采列国之诗，陈之太史。其间政治之得失，习俗之贞淫，按其诗，如入其疆而目睹之者。今郡邑之贵有志，犹昔日之采诗也。然诗所自作，率出士女、野人，就一时之歌谣裒而辑之。其事近，其词简，其任较易；而志之纪载山川险阻、赋税盈缩、城市沟涂、陂泽原隰，代有异同。至人才之毓於其乡与莅於其土者，所言所行，巨细兼举，又往往生不同时，事非目睹；网罗搜剔，显微阐幽，芟繁就简，使事迹炳麟，可鉴后世，则取裁为独难。然以其难而竟置之，百年之间，徒见山高而水清；访其轶事，故老俱无在者。或录焉而不得其详，详焉而不既其实，是又不可不慎也。今皇上御极以来，政教覃敷，德化翔洽，薄海内外，慕义向风。纂修一统志诸书，制作明备。然犹宵旰靡宁，励精图治，亟亟焉以养民为务，填简守令，使百官劝职，争进其功。大江之左，毗陵素称剧郡，人文财赋，渟蓄荟萃；圣驾南巡，两被恩幸，击壤歌衢，莫不戴尧天而负舜日矣。琨以葑菲末才，承乏守牧；夙夜冰竞，思董率属吏以噢咻之。既逾四稔，修举废坠，旌别淑慝，罔敢陨越。爰征往纪属邑五志，次第纂修，厘然成帙，而郡志阙如。自明万历唐太常续修以来，距今八十余年。虽亦有起而议修者，而旋作旋止，论者辄谓资无所出。余叹息者久之。因阅张恺续志序云：“天下事未有不废於因循而成於勉强者。”假令以无资诿，将使数十年未修之志，卒听其汗漫无纪，湮没不讲已乎。况废兴沿革之事，虽多散见於邑乘，而有不可不统以郡志者；犹之邑必有令，郡必有守。而守之所司，综大纲，持大体，不同於令。固以阖属之要领，犁然在心，然后作而行之，可告无罪。倘其分野井疆、钱谷户口、风俗淳浇、人材消长漠不之省，至有问而不能答；是曲逆之主者，同於绛侯之不知何以称乃职也。余自膺任之后，旁徨未暇。甲戌春中，矢志辑成，首先捐俸，为纂修剞劂之费。而武进王令、无锡徐令、江阴刘令、宜兴赵令，亦各捐俸一年以勷其事。於是敬访郡属之博洽望重乡国者，如陈中翰玉璂、郡学刘广文雷恒、武进学崔广文学古、无锡张生夏、武进吴生恪立、宜兴陈生履端，暨原任江阴令陆次云，延集郡斋，各分辑校，商榷开纂，昼夜披阅。簿书少间，勤加考订，迄夏五而告成，共集三十八卷。由是遐览，山川形势萦绕，可以卧而游也。稽察田赋，丁口耗增，林林总总，如在目前也。岁时丰歉，若金饥木穰之流行，循环往复，则储备宜豫也。政教废兴，若夏忠商质之不同，因革损益，则酌剂随时也。或崇贤祠春秋，或好德详碑颂；其人虽往，而流风可百世也。或忠孝光国家，或节廉辉闾巷；不淡於所见，尚甘於所闻，可思而可慕也。下及文章讴咏、片简单词，发乎性情，关乎风化，莫不皎如贝列，了若星莹；较之五邑之志，尤简而严焉。是则一郡之广，疆邑之延袤几何里，烟火之参错几何家，孝友睦姻之相风者几何族，出入友助之相望者几何井，人之孰贤而孰伪，事之孰是而孰非，政之孰当而孰否，皆当代之治绩散见而分布者，其谓黼黻太平之所可阙也耶?汇而修之，庶几晓土地之宜，参古今之故，所行不戾於俗，鞅掌以供厥职，仰副圣天子慎简守令之万一，而昭兹来许；亦犹古人采诗之陈太史，如入其疆而目睹之，岂不快哉!若欲方之范成大之吴志，陆务观之会稽志，名当时，垂后祀；琨之不文，又何敢望焉!康熙岁次甲戌八月下浣之吉，知常州府事、燕山于琨撰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