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雍和宫
简介
雍和宫(The Lama Temple)位于北京市区东北  雍和宫角，清康熙三十三年[1]雍和宫 五大殿(20张)（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曾于此停放灵柩，因此，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本宫事务，无定员。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雍和宫雍和宫由和天王殿、雍和宫大殿（大雄宝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五进宏伟大殿组成，另外还有东西配殿、“有关雍和宫的图片(18张)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整个建筑布局院落从南向北渐次缩小，而殿宇则依次升高。形成“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的格局，巍峨壮观，具有汉、满、蒙、藏民族的特色。
雍和宫南院伫立着三座高大碑楼、一座巨大影壁和一对石狮。过牌楼，有方砖砌成的绿荫甬道，俗名辇道。往北便是雍和宫大门昭泰门，内两侧是钟鼓楼，外部回廊，富丽庄严，别处罕见。鼓楼旁，有一口重八吨的昔日熬腊八粥的大铜锅，十分引人注目。往北，有八角碑亭，内有乾隆御制碑文，陈述雍和宫宫改庙的历史渊源，以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写，分刻于左右碑。
  雍和宫全景雍和门
两碑亭之间，便是雍和门，上悬乾隆皇帝手书“雍和门”大匾，相当于汉传佛教的山门、天王殿。殿前的青铜狮子，造型生动。殿内正中金漆雕龙宝座上，坐着笑容可掬、袒胸露腹的弥勒菩萨塑像。大殿两侧，东西相对而立的是泥金彩塑四大天王。天王脚踏鬼怪，表明天王镇压邪魔、慈护天下的职责和功德。弥勒塑像后面，是脚踩浮云，戴盔披甲的护法神将韦驮。
雍和宫大殿
出雍和门，院中依次有铜鼎、御碑亭、铜须弥山、嘛呢杆和主殿雍和宫。主殿原名银安殿，是当初雍亲王接见文武官员的场所，改建喇嘛庙后，相当于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殿内正北供三尊高近两米的铜质三世佛像。三世佛像有两组：一组是中为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左为东方世界药师佛。右为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这是空间世界的三世佛，表示到处皆有佛。空间为横向，所以又叫横三世佛。各地大雄宝殿供三世佛的，多为横三世佛。雍和宫大殿的三世佛则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流程，说明无时不有佛，即中为佛释迦牟尼佛，左为过去佛燃灯佛，右为未来佛弥勒佛。空间为宇，时间为宙，意为宇宙无处不佛。正殿东北角供铜观世音立像，西北角供铜弥勒立像。两面山墙前的宝座上端坐着十八罗汉。大殿前院中两庑是“四学殿”。
永佑殿
  蓝丽娜油画《冬日远失的钟声》出雍和宫大殿，便是永佑殿，单檐歇山顶，“明五暗十”构造，即外面看是五间房子，实际上是两个五间合并在一起改建而成的。永佑殿在王府时代，是雍亲王的书房和寝殿。后成为清朝供先帝的影堂。永佑是永远保佑先帝亡灵之意。殿内正中莲花宝座上，是三尊高2．35米的佛像，系檀木雕制，中为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左为药师佛，右为狮吼佛。出永佑殿，便到法轮殿。左右两侧为班禅楼和戒台楼。法轮殿平面呈十字形，殿顶上建有5座天窗式的暗楼，有5座铜质鎏金宝塔，为藏族传统建筑形式。
法轮殿
  东牌楼为“慈隆宝叶”、“四衢净辟”法轮殿是汉藏文化交融的结晶。殿内正中巨大的莲花台上端坐一尊高6．1米的铜制佛像，面带微笑，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这尊铜像塑于1924 年，耗资20万银元，历时两年才完成。宗喀巴像背后，是被誉为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的五百罗汉山，高近5米，长3．5米，厚30厘米，全部由紫檀木精细雕镂而成。五百罗汉山前有一金丝楠木雕成的木盆，据说当年乾隆帝呱呱坠地后三天，曾用此盆洗澡，俗名“洗三盆”。
万福阁
出法轮殿，便是高25米，飞檐三重的万福阁。其两旁是永康阁和延绥阁。两座楼阁有飞廊连接，峥嵘崔嵬，宛如仙宫楼阙，具有辽金时代的建筑风格。万福阁内巍然矗立一尊迈达拉佛（弥勒佛），高18米，地下埋入8米。佛身宽8米，是由七世达赖喇嘛的进贡礼品，用整棵名贵的白檀香木雕成。据说乾隆帝为雕刻大佛，用银达8万余两，这尊大佛也是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还有一尊木雕三绝在万佛阁前东配殿照佛楼内，名金丝楠木佛龛，采用透雕手法，共有99条云龙，条条栩栩如生。
历史沿革
从明内宫监房到康熙皇四子府邸
寻着历史的足迹，雍和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十五世纪。《清宗人府事例》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二月谕宗人府：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允锇……等，俱已分别册封分府，唯胤禛、允祐二人是贝勒，而所封府邸是亲王府邸  雍和宫，规模违制，着由官房租库，将前明内宫监房拨给胤禛……”。文中提到的皇四子胤禛即：清朝雍正皇帝  雍和宫。这时是贝勒身份，按照贝勒府府邸的规制，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将明朝时期太监们居住过的官房(清朝定鼎北京后将这里划为内务府官用房)分给了他。康熙三十三年(1694)胤禛搬进府邸，取名“贝勒府”（年限有待考证）。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禛贝勒府”也随之升为“雍亲王府”。这时的雍和宫从规模、建制到人员配备都与从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座昔日的“贝勒府”真正发生历史性改变则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结束了他为期六十一年也是清朝历史上最为长久的统治历史。同年，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继承皇位，改年号雍正，是为雍正皇帝。皇帝随即迁入宫中，但对曾经居住过三十余年的府邸已有了很深的感情，于是，将这里改为自己的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和宫作为帝王行宫和“龙潜禁地”的历史便由此开始。
从皇四子府邸到行宫
雍和宫改为行宫后，雍正皇帝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改建，只是对东花园(又称东书院)进行了彻底修缮。 
早在“禛贝勒府”时期，当时宅院东侧就辟有一小院，内有亭、台、廊、室，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供作为贝勒王胤禛读书阅典、贝勒王福晋赏花观月。往后，随着胤禛爵位的升迁，这里得以不断扩建和修缮。雍和宫改为行宫后，东书院又在原来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亭、台、楼、阁。《国朝宫史续编》中对东书院的一门一匾，每幅楹联、每幅匾额甚至  雍和宫一草一木都有详尽记载。重建后的东书院被装点的古朴典雅，清幽明净。乾隆以后的各位皇帝，必须按“定制”每年最少来雍和宫礼佛三次，即：每年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诞辰和正月初三的忌辰，必须“盛装隆从，威严如仪”地先到雍和宫各佛殿拈香礼佛，然后到东书院向乾隆遗像致祭；每年五月的夏至节，皇帝到地坛祭拜后，也必须“原班原仪”先到雍和宫拈香拜佛，然后至东书院尝新麦——吃新麦面粉做的麻酱面，即每年夏至“芳泽事毕，临此园少歇、进膳”。东书院则成为清朝自乾隆以后各位皇帝在雍和宫礼佛之后休息的重要场所。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东书院的规模几乎与雍和宫相当，当时，两种风格不同、格调迥异的建筑群相辅相成构成了雍和宫的全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雍和官规格的不一般，使得东书院各殿房陈设，如桌案、围屏、宝座、古玩等都和故宫一样。这里也曾设有“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等文、武官员。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即：看管东书院所陈大量珍宝古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东书院被日本人所烧，大量物品也都被日本人抢走。东书院连同这里所发生过的故事都已成为历史。 
1995年，为改善僧人住宿条件，雍和宫管理处在东书院遗址上盖起了两幢极具古典建筑风格、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僧舍，雍和宫的大多数僧人常年居住生活在这里。
从行宫到藏传佛教寺庙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圆明园，爱新觉罗·弘历即位。乾隆皇帝一改清朝旧制，于同年九月将父亲梓棺安放雍和官(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玄机，众说纷纭)，雍和宫也因此结束了它整整十年的帝王行宫历史。 
期间，为迎棺椁，雍和宫主要建筑在十五天内改覆黄瓦，雍正灵柩就安放在他当年的寝宫(今永佑殿)。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十一日，移棺易州西陵，此后，永佑殿则常年供奉雍正影象，这就是常说的“影堂时期的  雍和宫雍和宫”。实际上，在雍和宫没有真正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宫内大部分殿堂已成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颂经的地方。 
从“贝勒府”到“雍亲王府”、“行宫”直至影堂时期的雍和宫，雍和宫的每一阶段都演义着不同的宫廷斗争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疑团。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从此，雍和宫开始了它既为皇家第一寺庙又为连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的辉煌历史。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俸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
雍和宫的建筑由来及发展
雍和宫建筑群的形成，在清代的历史上，前后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经历王府、行宫、庙宇三个时期；时至今日，建筑历史三百一十九年（1694年——2013年）。  雍和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雍和宫这座昔日的皇家寺院极为重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曾多次来此视察，并对保护这一藏传佛教文化艺术宝库，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1961年3月4日雍和宫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置专职机构----雍和宫管理处----组织落实实施。 
70年代以来，人民政府再次筹集巨额资金，对雍和宫古建筑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整理；并在1981年2月5日（其时为1981年农历正月初一，即中国传统重要节日春节）正式对内外香客与游人开放。 
作为北京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和著名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以来，雍和宫曾接待了来自世界上17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元首及知名人士，每年接待内外客人近二百万人次。 
雍和宫的今日，“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春来丁香玉兰花影扶疏，满园芬芳；夏日盆盆荷花亭亭玉立，香气盈溢；入秋核桃银杏果实累累；冬季苍松翠柏白雪压枝，可得四时之雍和景象。[2]
宫中瑰宝
雍和宫拥有众多极具特色的佛教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文物有
殊胜庄严的七珍与八宝、藏传佛教艺术的精华——坛城、金刚铃与杵、御用摇鼓、朝服、五佛冠、
“洗三”与“鱼龙变化盆”、精美的五佛宝冠、乾隆期白缎璎珞法衣、乾隆的夏朝冠、黄缎绣云龙纹朝服[3]木雕三绝指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龛。「五百罗汉山」在法轮殿，整个山体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层峦叠嶂、阁塔错落；五百个用金、银、铜、铁、锡铸制的罗汉置身其间；讲演佛法的、降龙伏虎的、乘鹤飞升的，或坐或卧，或醉或思，或笑或痴，姿势生动，神态各异，造型逼真，雕技精湛。可惜历经战乱，山上罗汉仅存四  雍和宫百四十九尊。
檀木大佛就是万福阁的迈达拉佛。这尊巨佛是用一棵白檀树的主干雕成的，高二十六米，地上十八米(地下埋有八米)，直径八米，全重约一百吨，是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由于雍和宫坐落在柏林寺右，乾隆帝恐其影响「龙潜禁地」风水，准备在雍和宫北部空旷之地建高阁供一大佛，以作靠障，借助佛力保佑平安。一七五〇年乾隆帝将治藏大权交与七世达赖喇嘛，达赖为报答「浩荡皇恩」，用大量珠宝从尼泊尔换来这棵巨大的白檀树。由西藏经四川，历时三年之久运至雍和宫。之後，先搭盖一座「芦殿」雕刻大佛，然后再建万福阁。「迈达拉佛」是蒙古语，梵文Maitreya 音译迈特蕾耶，简称「弥勒」，是「当来下生佛」。《弥勒下生经》说他是释迦牟尼弟子，被释迦指定为接班人，先于释迦涅盘，升入兜率天，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即「未来佛」。这尊大佛体态雄伟，全身贴金，镶有各种珠宝。他身上披的大袍，连里带面就用去了五千四百黄缎。
楠木佛龛在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内，上下两层共十间楼房，楼里有一尊照佛（旃檀佛）。佛经说，释迦牟尼到兜率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讲《涅盘经》，佛弟子请求佛留下影像，画师画像时不便直视佛，只好请佛站在水边，照水中佛影画，所以叫「照佛」。佛像画好后，用旃檀木按佛的形象制作∶右手屈臂上伸，称「施无畏印」，表示佛能除众生苦；左手下垂，名「与愿印」，表示佛能满众生愿  雍和宫。后来，仿照此形象制作的佛像也叫「旃檀佛像」。照佛楼的照佛是仿木刻旃檀佛，用铜浇铸而成，很名贵，但供奉这尊照佛的楠木佛龛更为名贵；佛龛从地面直达楼顶，高约十几米。照佛背后有一火焰背光是楠木雕刻并涂以黄色，黄铜镜镶嵌在背光中，夕照时，佛像生辉，蔚为壮观。同时，利用透雕手法突出的九十九条立体金龙翻腾于云海之中，形态逼真。[4]铜铸须弥山雍和宫大殿前的庭院里，椭圆形汉白玉石座上的石池中，有座高达一点五米的青铜「须弥山」。须弥山是梵文Sumeru 的音译，意译为「妙高」。它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据说是世界的中心。佛经认为，世界的最底层是风轮，其上是水轮，再上是地轮。地轮之上有九山八海，须弥山就在这山海之间。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由旬」是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日月环绕须弥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须弥山层层建立。须弥山腰有「犍陀罗山」，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还有四大部洲即∶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和北俱芦洲。这四大部洲就由四位天王护持。须弥山顶部为「帝释天」。帝释天下面有一圈星象图，是按古代天文观测的结果依次排列的。据说这些星座的分布和标记大体上符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在佛教中，须弥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山顶的帝释天自然也就是世界最高的天，是天堂极乐之处。因为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佛祖释迦牟尼经常在此讲经说法。不少寺院石窟佛都坐在叫做「须弥座」的座位上，成为一种象征。竖三世佛雍和宫大殿原是雍亲王胤禛在府里升殿受贺的地方，叫「银安殿」。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后，银安殿成为正殿，便供奉三尊高两米的铜佛，两侧汉白玉石座上排列蒙麻披金的十八罗汉。这三尊铜佛都结跏趺坐。佛像背后是蛟龙背光。背光象征像的身光，成叶形屏风状，上雕刻蛟龙象征释迦牟尼诞生时九龙灌浴。这三尊铜  雍和宫像的中间为释迦牟尼佛，他是现在世的佛，结跏趺坐，右手放在右腿膝盖上，称「成道印」,表示他在大地上艰苦卓绝的修行唯有大地能够证明；左手向上放在左腿上是「禅定印」，表示他静坐思虑人生的无尽苦难。东边上首是燃灯佛，他是代表过去世的佛，佛经说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释迦牟尼前世曾买五茎莲花供献燃灯佛，燃灯佛预言释迦牟尼九十一劫後之「此贤劫」(现在世)时成佛。燃灯佛结跏趺坐，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扣在一起，合成一个圆圈，表示修成正果。西边弥勒是代表未来的佛。他结跏趺坐。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三会龙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大殿供这三尊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到无限遥远的未来，都是佛的世界；这是从时间上说佛教历史悠久、生命久长。由于时间从上古到今世到未来呈竖向，所以称「竖三世佛」。六道轮回图雍和宫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原是乾隆生母供佛之处。那里陈列着两幅画像：旃檀佛画像和「六道轮回图」。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的，认为世世代代的人处于不停的车轮般的回旋之中，机会均等。人死了以后，来世有六种「出路」：或为天神，或为人，或为阿修罗，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下地狱。《长阿含经》说，人在来世的归宿，主要看现世的表现，如积善德，下等种姓下世可成为上等种姓；如劣迹斑斑，上等种姓下世也会成为下等种姓，甚至沦入地狱，这一切就是佛教所说的「轮回」。「六道轮回图」绘一个长爪三眼、形如黑熊的巨大怪物坐在地上，抱着一个大车轮形的圆圈。圆圈四周彩绘各种人物和烧、杀、奸、诈、劫、盗、吃、喝、嫖、赌等恶行劣迹。几股气流将圆轮分成六道。第一道内五色云端中宫阙巍峨，宛若仙境，称「天道」；第二道内市井社会，平民百姓，称「人道」；第三道内硝烟四起，有水、火、旱、涝，称「阿修罗道」；第四道内男女鬼怪，口内生烟，骨瘦如柴，正受严刑拷打，称「饿鬼道」；第五道内猪狗牛马、鱼介昆虫，称「畜生道」；第六道内刀山冰谷，火海炼狱，鬼怪在受煎熬，称「地狱道」。此图形象地儆戒世人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达到劝恶从善的目的。
雍和官是汉藏文化的瑰宝，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雍和宫佛仓雍和宫与班禅(5张)走进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过九顶牌楼，便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在甬道东侧红墙外，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寺内最大的佛仓。在政府的关怀下，雍和宫这一佛仓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圆满竣工。此佛仓现占地面积1755平方米，建筑面积827平方米。分为三排，共有住房19套，39间。在修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记忆，原有的建筑材料能用的全都用上。来  雍和宫到这里，映入眼帘的是青砖灰瓦的外墙、枣红色的木窗、青砖地面，房屋垛子上的方形砖雕，外檐下的苏式彩画，其中，还保留了一段原有的彩画，虽然那接板、额枋上的纹饰已经模糊，但尚能感觉到历史的印痕。
佛仓，意为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的住所、行馆或府邸。在清代，蒙藏地区的大活佛来到北京，都有一处驻京的行馆。这行馆分为三种，一为“城内本寺佛仓”，即在京城内有其本人一座寺院。像地安门内的松祝寺，是章嘉活佛的本寺院佛仓。二为“城外本寺佛仓”，如德胜门外的后黑寺，是察汗达尔汗活佛的本寺院佛仓。三是“赐居佛仓”，即是其本人在京没有寺院，又因职务关系需长久居住，并且其职务还与雍和宫有关，则会在雍和宫院内或附近赏赐一所院落，雍和宫的佛仓当属这种。
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时任雍和宫住持的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向乾隆皇帝推荐了数位藏地的格鲁派活佛，参与雍和宫的宗教事务。于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及周边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从而形成了雍和宫的各个佛仓，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载：“寺内有阿嘉呼图克图仓，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宫之东墙外东花园，有土观呼图克图仓。东板子门内，有诺门罕呼图克图仓。门前藏经馆，原名北大门，初为那木喀呼图克图仓，光绪三十四年改变喇嘛印务处。东有济隆呼图克图仓，为西藏喇嘛来京住锡之所，民国十八年设西藏驻平办事处，其后有果蟒呼图克图仓。”呼图克图系藏语“朱必古”的蒙古语音译，意为“化身”、“长寿者”，《大清会典》云:“喇嘛之最高者曰呼图克图”，清朝廷以此封号称呼蒙藏地区的大活佛。
在清代，雍和宫辇道西边红墙外为三个紧凑的院落；青砖、青瓦、木窗，第一个院落原是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前后五排，计瓦房38间，内分为佛堂、卧室、客厅、厨房等。第二个院落原是萨木萨呼图克图仓，计瓦房10间。第三个院落原是诺门罕呼图克图仓，计瓦房25间。现多为民居，但还能看出当年的布局。而在辇道东原是阿嘉佛仓，由连房改建，原有瓦房66间，内有游廊，并以走廊相连，阿嘉佛仓是雍和宫各佛仓中规模最大的。以上四座佛仓均在雍和宫甬道两侧，俗称“内围子佛仓”。而在雍和宫原东书院及附近的四座佛仓俗称“外围子佛仓”。雍和宫唐卡(15张)
说到阿嘉佛仓还要提到二世阿嘉喜饶桑布(1642—1707)，他生于青海湟中李家山阿氏家族，是从西藏到塔尔寺传法的高僧楚臣回乃的转世，曾是塔尔寺第十六任法台，由此形成阿家活佛，后改称阿嘉活佛。1689年，他主持扩建塔尔寺大经堂。三世阿嘉洛桑丹贝坚赞(1708—1768)，在乾隆十一年(1746)奉旨进京朝见，受封“述道伯勒格图诺门罕”称号。并留京供职，驻锡雍和宫，任副扎萨克达喇嘛。雍和宫阿嘉佛仓即在此时兴建。
在清代，这些佛仓的建立表明以上活佛与雍和宫的密切关系，也表明雍和宫的地位与影响。雍和宫的佛仓曾经成为清中央与藏、蒙地区大活佛联系的纽带。斗转星移，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常往来于阿嘉佛仓这幽静的院落。那时后面两排房居住着多位老僧人，有乌达木却、根敦、彭措阁等，像大巴、恩和白音等一直在此居住。乌达木却老人的僧舍不大，一进门是老人在花盆中种植的各种花草，长势茂盛。他曾在这里念诵了五遍法轮殿内的大藏经甘珠尔部，老人的心愿就是祈祷国泰民安。他及其他数位老年僧人曾多次将积攒下的钱进行施舍，乌达木却与根敦世寿都近百岁。
阿嘉佛仓作为雍和宫内老年僧人的居所，整体配备上了中央空调、暖气、厨房、上下水、卫生间，房间内还配备了衣柜等家具。在这里他们将修习、生活、颐养天年。
雍和宫的佛仓以和谐、厚重的形式庄严着寺院。老年僧人的入住，既很好地保护了文物，又使雍和宫的历史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利用与续写。
古槐繁茂
雍和宫的古槐
曾为六朝古都的北京，有大量古树，其中槐树是京城的特色，自元代起，即为北京行道树中的当家树。此乡土树种具有耐寒、抗旱的特点，适应北京地区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加上树形壮美，生长快，故栽植广泛。现京城常能看到的树龄在数百年至千年的国槐，如北海公园画舫斋院的唐代古槐，故宫武英殿东侧断虹桥畔的古槐，虽历经沧桑，仍枝叶繁茂，而京都古刹雍和宫内的古槐，  雍和宫也是一大景观。
走进雍和宫第三进院落雍和门院内，即可看到十余株老槐树。庭院深深，古槐参天。花开时节，清风徐来，这古槐散发出阵阵淡雅的香气，弥漫在空中，使人陶醉。浅绿色的槐花层层叠叠布满树冠，带来阵阵清香。层层绿叶，遮挡着阳光，形成片片绿阴，游人在树阴下歇息，谈天说地，读书看报，令之流连忘返。七八月份，槐花渐渐落了，那点点淡绿又不断点染着庭院的地面，麻雀、喜鹊欢悦其间，又是一片生机。临近九月，秋风乍起，槐枝欢舞着，树下的小松鼠跳跃着，游人来来往往，成了一道温馨的风景，迎着散落的槐花我漫步其间，体会着“满地槐花秋”之境。偶有僧人在树阴下对弈，“一树槐花几幽香，棋盘素茗曲悠扬”，那又是一番境界。丁亥年夏月，京城槐树花期正逢大年，花势旺盛，雍和宫也不例外，每日花飘满院，引人驻足。而槐树的叶则落得晚，12月初才纷纷落下。大雪过后，古铜色的树干托着银絮，厚重而剔透，更显其沧桑本色。别致的景色，忙坏了爱好摄影的人们，怪不得当年曹植曾留下“羡良木之华丽，爱获贵于至尊”这赞扬国槐的诗句。
古树名木与古建并存，是京城的特色，也是雍和宫的特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建设国子监辟雍的过程中，有51株槐柏准备伐除，乾隆皇帝知道后，当即下谕:“凡能移栽的幼树，不准砍伐。就近移植于太学门外、雍和宫，余下不能移植的大树，要利用到辟雍工程上去。”雍和宫的古槐即是在这时从国子监移植过来的。
这古槐与雍和门院的建筑相呼应，布局基本呈对称形栽植。细观之，最粗的一棵在雍和门西侧，已有300多年，属一级古树。此树苍老遒劲，树叶浓绿，生机盎然。主干上高低不平、斑驳的树鳞，似乎诉说着那一段段不寻常的历史，诉说着这座古寺的变迁。而另外数棵200至300年间的古槐则各具身姿，有的做招手状，有的做鞠躬状，有的静静侍立似护卫着古寺，正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清代乾隆及以后各帝是经这槐树间到各殿礼佛的；自清代以来，雍和宫的金刚驱魔神舞(俗称“打鬼”)仪式，是在这槐树旁举行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也是经这棵棵槐树来雍和宫视察的；1997年，歌唱家胡松华及画家王定理、官布、马海方、王尧民等是在这槐树阴下挥毫泼墨，喜迎香港回归的；这些年，第十一世班禅是经过这槐树间至法轮殿讲经说法的。
“名园易得，古树难求”。我在雍和宫的这些年，眼瞅着这古槐的成长，那树枝叶茂盛犹如伞盖，树皮皴褶更为粗壮，裸露的树根也更加突出了。棵棵巨槐映衬在这黄瓦朱壁、飞檐峰脊的殿宇间，正因雍和的名称，显得那样宏大、厚重与和谐。雍和宫僧、俗二众对于如何保护这些活文物花了不少心血，并请专家对古槐精心修枝、除虫，对数棵有洞的古槐进行了复壮，将树干的腐朽部分除菌后填充了养料封严，使古槐充满了生机。
春节氛围
春节期间的雍和宫
李立祥
农历正月初一日，标志着新一年的开始。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内的僧人们很早就起来了，有的还通宵不睡。初一凌晨众僧身披袈裟手持经书，穿过一道道院落至大经堂法轮殿。在荧荧的灯光映照下，大家齐诵《大威德金刚》、《吉祥天母回供》、《永保护法》等经文，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一年风调雨顺。这经文是僧人们日课必习的内容，因为改寺初始，乾隆即颁旨，寺院内设显、密、时轮、医学四大札仓(学校)。当时，雍和宫成为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中心，是高僧大德向往之地，也是沟通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关系的纽带与桥梁。众僧学经习律，代代相传。如今，尤以陈列在法轮殿两侧的藏文大藏经最为著名，其中《丹珠尔》经为清康熙年版，朱砂印制，而藏于经楼的一万余块木制经版，数十块佛画原版，多为清代乾隆年制。再说日课，乃指信众每日定时持诵、学习经文、顶礼佛、法、僧三宝和梵呗唱赞的法事，简称“功课”。“功”是要有收获成效，“课”是要有计划定量。是佛教日常修持的重要法门。在我国古代，有经咒、梵呗等较为简单的念诵，晋代之后念诵渐趋复杂，唐代马祖建丛林，百丈制清规，形成寺院的规制。至明清，佛教丛林中形成朝暮课诵制。自此，早晚二课与日常的诵经法事，成为僧人的修持系统。而藏传佛教的朝暮课诵以使僧人“期思惟以还净，冀觉昏而除昧”，成为规范自己身心的必修课程。僧人在日课礼诵时要虔诚恭敬，身心清净，身体端正，口出清音，意随文规，依教奉行。雍和宫众僧认为，吃饭是维持生命，做功课是养活慧命。在做功课时，要达到经典的真正领悟，必须背诵。因为义由文显，文如不牢记心中，义则无从谈起。
雍和宫住持嘉木扬·图布丹是一位广识博学的学者型高僧，他熟识经律，熟练掌握藏、梵语文，虽已83岁高龄，但春节期间和节庆日的每日早课仍和大家一起上殿诵经，他总是说：当今是雍和宫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应该精进不懈才是。老僧人们不会忘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两次拨款对雍和宫进行了全面修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雍和宫视察，对僧人的生活、寺院的管理，给予极大的关怀。在十年动乱期间，承蒙周总理的关怀，使雍和宫得以保护。1981年，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1995年，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新僧舍落成。2000年，雍和宫佛学院工程竣工。2007年，雍和宫甬道东侧的佛仓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圆满竣工。现为老年僧人的居所。雍和宫还自筹资金，对建筑、佛像、唐卡、法物等文物进行了全面的维护，按照佛教仪轨逐渐恢复了各项佛事活动，出版了多种书籍，举办了多个展览，开通了雍和宫网站，并积极支援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助建了多所希望小学。
到初一的早晨，众僧下殿后，僧人们穿梭于各院落相互祝贺新年，“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新吉林赛”(蒙古语“新年好”)、“洛萨尔桑”(藏语“新年好”)的问候声不绝于耳。这日，僧人和寺院内的管理人员纷纷到住持、经师处敬献哈达，但见人们双手捧着哈达，口中吟诵吉祥的祝词献上哈达，气氛祥和。住持为众人摸顶祝福，祈愿新年吉祥。
初一清晨，礼佛的人特别多。讲到礼佛，有人认为大年初一礼佛最好，其实并不尽然，古人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应该说日日是好日，关键在于我们的心，何况礼佛需要的是清静与感悟。春节期间，人们穿戴一新，来到雍和宫，迎接新年。在人们所购的门票背面还印有雍和宫住持寄语：欢迎您来雍和宫礼佛，祝您全家新年六时吉祥等内容。信士手持点燃的三支香，虔诚礼佛，并轻轻插于香炉内。说到佛像前燃香，其实只燃一支足矣，一般燃三支，代表礼敬佛、法、僧，或寓意去除贪、嗔、痴。需知敬三宝、戒三毒，均在心上，在平时的修行中。而不是燃大把香就可以敬、可以戒的。应该说法无定法，法无执著，广行善举，才是根本。从人们静静的祈愿和充满幸福的笑脸上，可以看到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对于未来的信心与希望。进入雍和宫后，人们可看到旗杆上和各殿院悬挂着以丝绸印制的经幡，每面经幡中心绘有象征兴旺的驮宝骏马，图案之间印有经文。此旗称“风马旗”是藏文化的重要内容，有着深邃的历史渊源，片片小旗随风舞动，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其实，雍和宫在每年数次佛教节庆日期间均要在殿院内悬挂一排排五彩小旗，无言的风马旗，就这样岁岁年年，在蓝天白云间飘动着，如同为国为民祈愿祝福。
信众进入寺院后以顺时针方向行进，礼敬佛、菩萨像。礼敬也有寓意，双手合十称“合掌”，表示和平、友好、一心、圆成佛果。合十时手掌背微躬，掌心略弯，从合掌的手心到手指间有着空隙，表示悟入空性。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的位置距离心脏近，寓意对于觉者的恭敬。
春节期间，雍和宫这座藏传佛教古寺，以其宏伟的建筑、优美的环境、肃穆的宗教氛围、丰富的文物收藏展现于中外游人面前，传播着和睦、吉祥、友善与幸福的祈愿。
佛事活动
大愿祈祷法会大愿祈祷法会，又称善愿日，传大召，藏语称：曼兰钦摩，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重要节庆。明永乐七年(1409)，已经在西藏享有盛誉的宗喀巴大师，为了纪念释迦牟尼，纯正佛法，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大愿祈祷法会。此后，宗喀巴每年都举行大愿祈祷法会，并形成惯例。 
清康熙末年，这项活动传到北京，首先得到朝廷的支持。雍和宫因为是皇家寺院，从此，每年举办大愿祈祷法会。雍和宫在每年农历的正月二十三日(大建为二十四日)至二月初一日为法会日期，其中正月二十九日 (大建为三十日)、二月初一日两天要跳金刚驱魔神舞。 
1988年，大愿祈祷法会得以恢复，雍和宫全体僧人每日在法轮殿诵经。殿内数百盏酥油灯置于几案之上，酥油花、面供，鲜果一层层排列着，晶莹绚丽。大愿法会的诵经及活动安排为： 
第一、二日，“略诵”， 
第三、四日，“广诵”， 
第五、六日，“略诵”， 
第七日，跳“金刚驱魔神舞”，并通过诵经加持，使参加法会的众僧即为护法，以驱除邪恶，祈求吉祥。 
第八日，“绕寺”日。 [5]喜迎新年大法会正月初一日，标志着新的一年开始。在清代，每年此时，清宫要从雍和宫派36名僧人，在中正殿诵《迎新年喜经》。如今，正月初一日凌晨两点，僧人们就起来到殿上，诵《大威德金刚经》、《吉祥天母回供经》直到天明。初一晨，僧人们又伴着浑厚、深沉的钟声，穿过一道道院落至法轮殿，诵《永保护法》等经文，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一年风调雨顺。 
此日到雍和宫礼佛的人特别多，信众们虔诚礼佛、燃香、转经。从他们静静的祈愿中和幸福的笑脸上，可以看出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与希望。[6]金刚驱魔神舞金刚驱魔神舞，藏语称为“羌姆”，蒙语称为“布扎克”，蒙汉结合语义称“跳布扎”，俗称“打鬼”。它是以西藏土风舞为基调，吸取本教仪轨和印度瑜伽宗面具舞的某种形式而成。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密乘宗教舞蹈。 
金刚驱魔神舞，是戴着藏传佛教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随着鼓、钹、莽号等法器的节拍，抑扬进退疾徐有序的舞蹈，为驱邪逐祟、祈求吉祥的宗教仪式。从佛教上来讲，跳金刚驱魔舞以圣者及众多护法和他们的眷众之身份翩翩起舞弘法布道，消灭诸如“黑魔如扎”之类恶魔邪障，以保护佛教事业的兴旺和百姓安居乐业。跳舞时，舞者身、口，意需与本尊、护法相应，结手印并执法器，口诵真言，心想本尊，护法威仪，以息灾、调伏的密法驱魔除祟仪式。就此舞本义来讲，所称“邪魔”，主要指人类本身的弱点和恶念，也就是“我执”。 [5]
素斋馨香
雍和宫的罗汉菜
提起罗汉菜，还要说到佛教寺院，因为我吃到的正宗罗汉菜还是在寺院内。虽然有的饭馆或素斋馆也做此菜，但终究赶不上我在寺院吃这菜的味道。而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的罗汉菜则与一个佛教节日有关，藏语称“萨噶达瓦”，南传佛教称“卫塞节”，意为月圆日。对于信众来讲，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与佛陀一生中三件重要的大事即诞生、成道、涅盘联系在一起。1990年5月，经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倡议，汉传佛教各寺院也将农历四月月圆日定为佛陀纪念日，称“佛吉祥日”。如此，全国各佛教寺院均要在这日举行庆典和法会。这样做，既可体现佛法的庄严与一致性，也有利于增强各地各族佛教信众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这日，雍和宫的僧人们在大殿内将数百盏酥油灯一一点燃，四周环绕着鲜花以及用糌粑、酥油塑出的花草模型。各种器物均寓意一千，以示千供。中午要进行舍斋活动，供来到寺内的僧俗人士受用。这顿斋饭的菜即为罗汉菜，又称“罗汉斋”，均为素菜。从佛教教义上讲，信众食素，乃是佛教慈悲为本的具体体现，也是其日常修行的重要内容。“素”意为清净、简单、朴素，“食素”即食清净、简单、朴素的食物，以此培养人们的慈悲之心。其实，这种茹素饮食风俗的流行，推动了蔬菜类植物的栽培，促进了豆制品、面筋制品技术的发展，开创了具有独特风味的菜系。“素”之相对的词是“荤”，其中，“荤辛”本意指植物类中葱、蒜、韭等刺激性强的食物。是戒律所禁止食用的。而“荤腥”的“腥”则指肉类，生活在雪域高原、蒙古草原的藏传佛教信众，在每日饮酥油茶、奶茶的同时，一般不戒肉食，这首先是由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因为藏、蒙古等民族主要是“以乳酪为饮，畜肉为粮”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民族。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原、草原上，逐水草而居，与牛羊为伍，靠牧业为生。地势高旷，气候寒冷，生存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饮食结构。但是，作为藏传佛教信众，要食“三净肉”，即“眼净、耳净、心净”。眼净为：自己没有亲眼看到宰杀牲畜的情景。耳净为：自己没有听到宰杀牲畜的景况。心净为：自己的内心没有宰杀牲畜的念头。其本意是不杀生的慈悲精神。
由于罗汉菜乃佛门的斋饭，菜名出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十八罗汉。释迦牟尼佛圆寂时嘱托十八罗汉不入涅盘，永驻世间，弘传佛法，不少名山古刹都供奉有十八罗汉的塑像。而罗汉菜始于唐代，众佛寺精选各种素菜为原料，一般要选用十八种，与“十八罗汉”同数，是对罗汉广为行善、弘传佛法的敬仰。元代书法家、诗人鲜于枢云：“童炒罗汉菜，其名盖已古矣。”至清代这罗汉菜成为宫廷名菜，御膳房常做，慈禧太后对“罗汉菜”喜爱有加，“罗汉全斋”、“罗汉菜心”、“罗汉豆腐”、“罗汉面筋”她均喜食。清人薛宝辰《素食略说》云“罗汉菜，菜蔬瓜之类，与豆腐、豆腐皮、面筋、粉条等，俱以香油炸过，加汤一锅同焖。甚有山家风味。太乙诸寺，恒用此法。”由于对罗汉形象的亲和之感，江浙一带将蚕豆称为罗汉豆。
佛家注重修行，在饮食上勤俭朴素，食罗汉菜表达了信众敬佛、持斋守戒的清净之心。我注意到，雍和宫罗汉菜是以黄花、木耳、香菇、冬笋、面筋、玉兰片、荸荠、豆腐、白菜、胡萝卜等炖在一起，再加少许素油而成。每次罗汉菜都要做十多锅。当今，上海玉佛寺的罗汉菜烹饪原料有：花菇、口蘑、香菇、鲜蘑菇、草菇、竹笋尖、川竹荪、冬笋、腐竹、油面筋、素肠、黑木耳、金针菜、发菜、银杏、素鸡、马铃薯、胡萝卜。赵朴初曾为之题词：“精心调五味，宾主皆欢喜，舌齿永留香，万方敦友谊。”
每逢这一日，带着对宗教文化的敬仰，我与众人一起吃这寺院内的罗汉菜，真是有种鲜嫩爽口的味道，有种回归山野的感觉，我想，这菜是简单、朴素、和谐的象征，“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吃此菜的过程真是一次心灵逐渐清静、逐渐洗礼的过程。
雍和宫的相关信息
门票：25元（凭学生证可以买学生票）
小贴士： 开放时间为9:00—17:00 
交　通： 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乘地铁5号线或2号线到雍和宫C口出，公交62、44、特2路雍和宫下车，公交13、116、684路在国子监下车。
昔日风光
  雍和宫今天到过雍和宫的人，无不被它辉煌的皇家园林建筑、神秘的藏传佛教造像以及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所吸引。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雍和宫现在所展示的一切只是在尽可能地将历史上雍和宫最繁荣，最辉煌的那一段真实地再现在现代人面前。 
乾隆年间，在决定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寺院之后，从清乾隆九年(1744)始，清朝政府在几年之内陆续完成了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基本建制。诸如：拆影壁，建昭泰门；设桅杆，立宝坊；立碑亭，建钟楼、鼓楼；对内部主要殿堂，如雍和门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讲经殿、药师殿等十个殿堂进行翻盖；在寺院外围相继修建了八百余间包括连房(僧舍)、印务处、经史馆等在内的附属用房，使原来的行宫逐渐具备了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规模。乾隆皇帝为其赐一藏语名：“噶丹敬恰林”(即“雍和宫”，意为兜率壮丽洲)。 为着这里将要发挥的特殊作用，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建制、管理、宗教机构设置、僧人来源等诸方面给予很高规格和严格规定。 
就行政方面而言，清朝当时在雍和宫设有一个很高的管理机构，即：“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直属清朝管理全国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理藩院”，官员称“领雍和宫事务大臣”，只设一名，一般都从亲王中选派。其下有“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人数不定，一般从王公和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送。当时，清政府在雍和宫设有三房，即：“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他们分别负责管理雍和宫的文书往来、僧人念经，以及佛像造办之事。其中在“文案房”下设有笔贴式(书记)和苏拉笔贴式(副书记)负责文书往来的具体工作；“经坛房”下设有副管领，首领太监，太监喇嘛若干名，负责喇嘛念经之事；造办房其实是清廷设在雍和宫的一个规模相当的制造佛像的工厂。工厂中除负责人员外，另有工人四十名，这些工人被分为九组，分别从事铜金、镀金、铸铜、雕刻玉石、雕刻牙木、彩画、装金、彩绣、缂丝等不同种类佛像的制作。清朝的八旗军则承担着雍和宫的保卫工作。 
在宗教上，雍和宫内当时设有两套班子。一套称“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负责管理北京，东、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各喇嘛寺院的工作；另有一套机构专门管理雍和宫的宗教事务。管理雍和宫的这套机构设置相当复杂。最高一级称“总管喇嘛印务处”，简称“喇嘛印务处”。一般都由僧人组成，这些僧人又按职位高低分为七级，依次为“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副扎萨克喇嘛”、“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学习喇嘛”。“学习喇嘛”中又分为四级即：“德穆奇”、“格斯贵”、“格隆”和“班第”。 
除了完备的管理机构，当时，雍和宫内还有严格按照密宗四续部理论建成的四大“扎仓”即僧院，它们分别是：(一)扎年阿克学(数学殿)。内设教习堪布一名，总管全殿教务；设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管理上下殿唪经事宜。学徒(又称学艺喇嘛)共分四级，先后要学习藏文、佛经、历算等功课，完不成学业还要续学三年，之后才能应考更高一级的喇嘛职衔。(二)曼巴学(药师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四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药师经及四种医学经。(三)擦呢特学(显乘殿，或显宗殿)。内设教习堪布喇嘛一名，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共有十三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显宗的主要经典。(四)巨特巴学(密宗殿或密乘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五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秘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等佛教经典。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四大扎仓在学经师傅安排、学习时间、学习次第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是每个扎仓所学的内容不同。一个新学徒要从一个扎仓学成出来，一般要经过十余年的苦读，有的甚至要穷尽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四大扎仓后来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藏传佛教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四大扎仓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 
早在四大扎仓建成初期，乾隆皇帝就降旨：各扎仓适合担任教习的老师一律要从西藏选送。谕旨即下，一大批精通佛法、道行高深的高僧即刻从雪域高原赶往北京。当时，显宗院上师由西藏哲蚌寺哈东然坚巴·阿旺群佩担任，密宗院上师由后藏选派的贡却丹达担任，药师殿上师由彭措赞林担任，诸明扎仓上师由莫觉夏仲担任。其他僧人的导师分别由拉萨三大寺和(拉萨)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担任。 
各个扎仓的老师确定之后，乾隆皇帝还对僧人的来源和选拔制定了一系列相当严格的制度。 
首先明确，僧人必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聪明的青少年中选送。《雍和宫导观所》中有这样的记载：“各该扎萨克拣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已出痘者于每年年终派员引送到京，一面赴部投文，一面往该庙守候，听凭验收。限次年开印之日，由掌印呼图克图逐一验看岁数，合格者即交该宫扎萨克喇嘛收留，倘以年岁不合，或有疾病及无籍匪徒希图滥竽充数者，均不收留，仍交原送官员带回，并将该旗应负责任之扎萨克报部议处。”经过如此认真的挑选，再经过在雍和宫多年的学习和苦修，一大批“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的藏传佛教人才脱颖而出。 
清廷把雍和宫视为御用家庙。喇嘛除在寺内四学殿(扎仓)参加正常的佛教修习外，还必须担任到宫廷和其它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诸如：常年不断的每天向宫廷中正殿等处派僧人诵经；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藏传佛教吉日进宫诵经；年节及帝、后登极、诞辰、忌辰等重大日子举行法事活动，以上活动雍和宫每次派出僧人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据《大清会典》资料统计，仅“内课”经差一项就达41种之多。此外，雍和宫的僧人还要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 
清朝政府对雍和宫僧人的待遇相当优厚。据史料载，当时除八十名学艺喇嘛的开销由所送之旗按月送交，其余喇嘛之开销则按照扎萨克喇嘛、苏拉喇嘛、教习苏拉喇嘛、格斯贵等不同级别每月均由政府拨给，具体做法是先由庙内德穆奇造册呈报，从广储司国库支出发给理藩部，再由该部下发至雍和宫。 
一般僧众的固定待遇有：每人每月粮米七斗五升以及数量不同的银钱；每人有进宫念经时穿戴的黄蟒袍等法衣14套，另有各种“特赏”、布施。乾隆年间，雍和宫的香灯地亩遍及北京周围29个县，年地租一项收入就达白银近万两。至于雍和宫堪布及在雍和宫兼有虚职的驻京呼图克图等上层人士，除雍和宫喇嘛钱粮外，朝廷还加发“驻京喇嘛钱粮”，多数人还享有清廷提供的“佛仓”(住所)和封给的寺庙庙产、牧场、牛羊及基本固定的每月“特赏”白银150一300两。另外他们还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故有“驻京喇嘛不亚于王爷”之说。被清朝封为唯一一位灌顶大国师、位居驻京掌印呼图克图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乾隆朝就兼任着雍和宫总堪布，更占有十多座大中寺庙及庙产，外加亲王俸缎一份，月特赏500余两，其国师金印重88．8两，可以撑黄伞、坐黄轿，皇帝还不时赠给各种金玉珠宝、古玩字画，其地位和待遇俨然高于一般亲王。 
雍和宫在财务管理上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奏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雍和宫七月份应领香灯钱文因数目错写，多领二十千文，经笔贴式德罄告知，副内管理伯文即当分析报明更正，乃伯文隐讳不报，复于八月份应领数内少领二十千文，以抵上月浮多之数。以至钱粮款项不符，虽无蒙混冒支情事，但有心蒙混冀图迁就了事实属罪无可迁。应将副内管理伯文照钱粮混行造报以至款项不符降一级调用……，笔贴式德罄系承办七月份香灯钱文文领之人，乃将二百一十之数误写为二百三十，以至多领钱二十千文，事后虽经查出报明，究属怠忽于前，应将笔贴式德罄照造册数目错，罚俸一年……。多罗履郡王永成等系管理该处事务之人，未能查处，亦属疏忽，应将多罗履郡王永成、尚书素尔纳、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均照疏忽例，各罚俸三个月。”这件事在雍和宫整个管理中虽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乾隆年间雍和宫喇嘛人数之多，管理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雍和宫每年还对教习喇嘛和勤奋苦读的学艺喇嘛进行奖赏。乾隆三十九年，管理雍和宫事务大臣永容奏：“经询问章嘉呼图克图，雍和宫翻经之喇嘛四十三名内有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一名，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五名，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现今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二名。臣伏思，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现今翻经俱稍有成效，应分别奖赏；其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皆伊等有志勤学之所至。似应一体酌量奖赏，以示鼓励……”乾隆时期的雍和宫，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培养出了一批批出色的藏传佛教人才。 
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在京都的学府，在众多大德高僧的辛勤培育下，不少人经过多年刻苦修炼，获得不同的学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原籍后成了当地喇嘛寺院的骨干，同时，雍和宫也造就了不少专家、学者。 
比如，曾在雍和宫学习的内蒙古察哈尔镶白旗的罗布桑楚勒特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雍和宫学成后返回家乡从事宗教、著述等活动。经过在雍和宫学习，他不但精通蒙、藏文，而且对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研究， 
撰写了多部专著，诸如《青册》、《察哈尔格西全集》、《祝颂词》、《甘露》等。以后又在察哈尔查干乌拉喇嘛庙兴办蒙文印经所，刊印了大批经书和文学作品。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在该所以经卷规格刊印了著名翻译家阿拉纳于1721年蒙译的《西游记》；他还著书介绍印度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和藏族文学史诗《格萨尔》等，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成为著名蒙古族学者、文学家、出版家。 
又如，雍和宫培养的历算师达喇嘛乌力吉巴图，成了颇有威望的藏传佛教历算学家，他所著《第十四丁卯周的甲子年(1864)历书》，完整地绘出了我国18个省首府和蒙古22个旗的北极高度(即纬度)和距京都的东西偏度(即经度差)。19世纪中叶，这部藏传时宪历传至甘肃拉卜楞寺，被选定为学习时宪历课程的教材。20世纪初又传到拉萨，在各寺院里设置了传学此法的课程。此后，他推算日、月食的方法被载入了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中。由此可见，雍和宫在一定意义上是藏传时宪历的传播站。 
雍和宫在清朝培养出了大批的各种藏传佛教人才，这种影响即使到了清光绪年间也还发挥着一定作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沈均禀奏：“窃以近时世，列国竞争，非学术无以振兴我大清之蒙藏各番封，皈依黄教已历数百年，近来各国咸思，伸势力于东北、西北各边地已非一日，是以频起觊觎之患，蒙藏民族屡受其愚，弗可枚举……殆非边陲民智不开，素日一味崇信佛教，不求学术，侮由自招所致乎。为今之计，要使开通边地民智，舍教育他无善策。故先设喇嘛学堂，由教授喇嘛人手，逐渐普及……素有相识雍和宫喇嘛江曲开藏，系英果敏公之侄，壮岁从戎，向随僧忠亲王左宫保带兵转战各省，功绩甚伟。嗣后辞职披剃，蒙恭亲王送人雍和宫北花园为喇嘛，去岁由藏回京，谈及该处民情，……风气未开，职即欲立喇嘛学堂各节向伊謦述。渠意以为然。……拟就雍和宫北花园设立喇嘛学堂，选择青年好学之喇嘛，教以汉文并中国历史，以系其心。并拟设师节一班，以备将来分赴蒙藏各地担任教习之选……”这是一份呈辞恳切的奏折，在边陲危机之际，在蒙藏地区庶民备受欺凌之挥的作用已经与乾隆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雍和宫经多次修缮整理，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雍和宫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雍和宫重新对外开放。从80年代初期开始，雍和宫先后从内蒙、青海、辽宁等地招收了一大批青年喇嘛。雍和宫内佛学造诣深厚、同时又承担着繁重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一些僧人，都是从改革开放初期所招的年轻喇嘛中成长起来的。雍和宫自乾隆年间开始的宗教活动正在逐步得到恢复，雍和宫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享誉海内外的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 
雍和宫现有两套完备的管理体制。一套是教务管理机构即“雍和宫庙务管理委员会”，由住持喇嘛，副住持喇嘛。德穆奇等人员组成，负责日常宗教事务。另一套是负责雍和宫行政管理工作的，称“雍和宫管理处”，是市政府和市宗教事务局的派出机构。设主任、副主任及若干职能科室。另有一个与旅游开放形势相适应的旅游服务公司。雍和宫的宗教活动和旅游开放事业进行得井然有序，僧人在这里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交通线路
乘地铁2、5号线会直接载您到雍和宫站，选择C出口，高高的万福阁已在向您致意了，往西走150米便可看见大门。 
公交线路62、13、116、44、特2路到雍和宫下。13, 18, 44内, 44外, 62, 75, 116, 684, 909, 特12内, 特12外, 特2
就近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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