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箕子
易经中的明夷卦
明夷：利艰贞。
「白话」《明夷卦》象征光明受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在艰难困苦中坚守正道，保持自身的纯洁和善始善终的恒心。
另解： （明夷另解鸣叫的雉鸡，宜于占问艰难的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白话」《象辞》说：《明夷卦》的卦象是离（火）下坤（地）上，离为火，代表光明，为光明入地下之表象，象征着「光明被阻」。君子要能够遵循这个道理去管理民众，即有意不表露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反而能在不知不觉中使民众得到治理。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白话」初九，在光明被阻的时候，要像鸟儿一样地迅速飞走，而且要低垂着翅膀以免被人察觉。君子若要退避隐藏，就是丢掉职位、没有饭吃也不在乎。但君子若在此时行动，必然要受到当政者的责备。
（初九，另解鸣雉于飞行中负伤，低垂着翅膀。君子出行，多日未进食，如有所往，所前往之处的主人，将有过失或罪咎。）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白话」《象辞》说：「君子隐藏退避」是由于坚持道义和原则而不愿再拿这份俸禄了。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白话」《明夷卦》的第二爻位（六二），太阳下山，处在这种光明被阻的情况下，就像伤了左大腿一样，因为能借用好马，增加自己的力量（用拯马壮另解宜于救治马伤。壮，通「伤」--案：此解较牵强。），将会是有利的。
《象》曰：六二之吉，顺而则也。
「白话」《象辞》说：六二爻之所以能够获得吉祥，是因为它柔顺而又坚持原则。（指六二居中得正，能柔顺而守中正之道。）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白话」九三，君主在光明受阻的情况下，到南方去巡狩，将可以消灭罪恶的首领。但是应该注意不要操之过急，要能够坚守正道，持之以恒。
（另解鸣雉飞经南方行猎之处，箭射中了鸣雉的头部；不利于占问疾病。）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白话」《象辞》说：有到南方征伐巡狩的志向，就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白话」六四，进入左方腹部，能够深入了解光明被阻的内中情况，于是坚定地跨出门庭，离开这里。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白话」《象辞》说：「进入左方腹部」，因此能够从内部深刻了解光明受阻的情形。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白话」，六五，应采取箕子那种自掩其聪明才智的做法，这样做有利于坚守正道。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白话」《象辞》说：箕子坚守正道，保持自我的行为说明，光明是不会熄灭的，只是暂时受阻碍罢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白话」上六，不但没有光明，反而带来黑暗。刚开始时升起在天空，而后来却堕入地下。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白话」《象辞》说：「刚开始时升起在天空」，是说它的光明能够普照四方各国：「而后来却堕入地下」，是说它已经因违背正道而丧失了应有的作用，由光明转入了黑暗。
姓名
姓名：胥余
  箕子封号：箕 
爵位：子
世称：箕子
史书记载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约公元前11世纪前后，商周交替之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这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地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致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根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所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造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对此段历史的存在有一定争议，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
《韩非子》：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方志记载
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
箕子与纣同姓，是殷商贵族，性耿直，有才能，在纣朝内任太师辅朝政。
箕子佐政时，见纣五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后纣愈奢靡，旦夕饮酒作乐而不理政。箕子屡谏纣不听。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尹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于是箕子便披发佯狂为奴，随隐而鼓琴以自悲。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而囚禁之。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水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洲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后，箕子过殷（朝歌），见宫室毁坏荒凉，遍地野生麦黍，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今朝鲜平壤有箕子陵，是其遗迹。唐朝时，在朝歌南关建箕子庙，文学家柳宗元为共写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间，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河南省西华县有箕子台一座，原址位于县城东南，为箕子被纣王流放后读书之所。原址已坍塌，后人在县城西北新建一台，仍名箕子台。[1]
中国文化第一子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经历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说：“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箕子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正蒙难”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法授圣”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化及民”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多年以后那个春天，箕子朝周。路过当年故都废墟，不禁悲怆凄然之情油生，于是作诗《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教育思想
⑴神道设教
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神权至上主义，反映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社会现实。他总结了商代神道设教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鲧被诛以后，禹继承了他，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做了这样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必须顺其性而用之。这个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这里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从而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关系，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办法而失败了；禹总结了这个教训，通过实测来掌握山川形势，同时按“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各种物质性能关系的认识，包含有内在联系思想的萌芽，给后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禹经过治水平土的斗争，在初步认识“五行”各种性能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令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制造；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箕子认为如君主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灾异，天人相应。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说。所谓“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顺乎天意，则风调雨顺，万事吉利。所谓“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则降灾降祸，万事不顺。
⑵补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要反复，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主张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
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这是箕子设计的治国方案。
⑶重视“五事”
箕子在总结殷亡的教训中，还提出对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说所谓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肃；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利；视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通达，就能成为圣人。箕子作为太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所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圣君。
⑷选用平民
平民是商周社会中低于士卿、师尹，高于奴隶的一个阶层。箕子主张在平民中选择合乎贵族统治所需要的人任用之。他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在平民中，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应该看重他，重用他；凡是没有能够上你所建的标准，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错误的，你也应该宽容他。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局限的例证。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国家重要的政府要员八位：“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治理军务。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见他对教育的地位是重视的。
历史地位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箕子开发古朝鲜
概述箕子开发古朝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论证：1、古代中国史书的记载；2、古代朝鲜史书的记载；3、考古发现与民俗的证明;4、从后代历史往前推断。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公元前12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200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韩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史书记载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其曰：纣王末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入商都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出狱后的第二年，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陈述了《洪范》九畴。武王听了，非常高兴，要重用箕子。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于是请求前往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
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4年之后，箕子从朝鲜前来朝见周王，经过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箕子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作了《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箕子到达古朝鲜地区以后的情况，《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后汉书·东夷传》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现在，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箕子开发古朝鲜高丽王朝僧一然著《三国遗事》追述了朝鲜族始祖檀君的神话，并提到了箕子。书上说：天帝的庶子桓雄与化为女子的熊结合，生下"檀君"王俭，他就是古朝鲜全民族的共同始祖。现代韩国与北朝鲜仍然有时采用檀君纪年,即以公元前2333年为檀君元年。檀君御国1000多年以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就谦让地退隐了。
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具体情况，该国史书《东史纲目》的记载比中国史书更详细。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写《东史纲目》时，不仅参考了中国的各种史书，而且广泛总结了该国《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丽史提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等史书和历代作家文集的成果。他在《东史纲目》卷一记载说：
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
馀。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仕殷为太师。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而囚之，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鼓琴以自悲。及周武王伐纣入殷，命召公释箕子囚，问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王乃问以天道。箕子为陈《洪范》九畴。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筑城郭。施八条之教。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初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家奴，女为婢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其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归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
[按：据《高丽志》记述，箕子所筑平壤古城遗址，石筑周8200尺，土筑10205尺，高30尺。]
定田制，教民田蚕。
箕子用殷田制，教民以田蚕织作。不三年，民皆向化。礼俗以兴，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都邑之江比黄河，以其山比嵩山[注云：即大同江、永明岭]，作歌颂其德。韩氏百谦曰："余到平壤，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在，周然不乱。古圣人经理筹划变夷为夏之意，犹可想见。其田形亩法，与今孟子所论井字制不同。其中含球、正阳两门间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而见之，有四田八区。四田，四象之义耶?八区，八卦之象耶?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其法象先天方图。噫！此盖殷制也！《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效宗国。
壬午（周武王十六年），（箕子）四年，箕子朝周。箕子以素车白马[注：殷人尚白也]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人闻之，皆为流涕。
戊午（周成王三十三年），（箕子）四十年，箕子薨。寿九十三。葬平壤北兔山。这里记述了箕子到朝鲜立国的情况。箕子率领5000人到达朝鲜地区之后，定都平壤，传播中原的文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制定了成文法，采用了类似殷商的田亩制度。
该书还记载了和箕子后代（箕氏王朝）的情况。箕氏朝鲜王朝一直存在到汉高祖时代。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被燕人卫满灭亡。《东史纲目》列箕子传世图，说从箕子立国到箕准被卫满篡位，共历年930年；箕准至马韩，称南康王，到被百济所灭，历年202年(按：应该是201年），总共传世1131年。它记载箕氏王朝的情况说：戊戌（周显王四十六年），燕伯僭称王，侯欲伐，不果，亦称王。箕子薨，子孙世君东方,而年代无考。至是，燕易王僭号，欲东略地。朝鲜侯欲兴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亦止不攻。侯复称王。
庚辰（秦始皇二十六年），王否，服属于秦。寻薨，子准立。初，朝鲜称王，其后子孙稍骄虐。燕将秦开，尝质于东胡，胡甚信之，归以袭破东胡；攻朝鲜西方，取地一千余里，至满潘为界。朝鲜始弱。及秦并天下，王否畏秦，遂服属于秦，不肯朝会。否，箕子四十世孙也。寻薨，子准立。辛巳（秦始皇二十七年），王准元年。己亥（汉高帝五年），（王准）十九年，与汉以水为界。
丙午，（王准）二十六年，燕人卫满来降，拜为博士，守西鄙。汉燕王卢绾，反入匈奴；卫满亡命，聚党数千人。椎髻蛮夷服,东走出塞，渡水来降。说王求居西界故秦空地上下障，与诸亡命为国藩屏。王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戊申，（王准）二十八年，卫满叛袭王都，王南奔。满称朝鲜王，都王俭城。王攻破马韩，都金马郡。考古发现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檀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汉书》说箕子制定了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地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其次从该国古代的族源神话看。该国族源神话基本是卵生神话。高句丽国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罗国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也是卵生,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驾洛国的6个国王也都是卵生。这些神话本身，与中国卵生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卵生神话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简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参见《史记·殷本纪》）；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业，其后代曰孟戏、中衍，仍然鸟身而人言（参见《史记·秦本纪》）；直到明末清初，满族还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神话传说（参见《清史稿·太祖本纪》及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据诸多学者考证，东夷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带，后来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东北迁徙，并达到朝鲜、日本等地。更有人认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为东夷分支。《孟子·离娄下》便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我们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划为东夷范围，但它们与东夷诸族相互影响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从卵生神话这个角度看，古代朝鲜与箕子所带去的殷商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从姓氏及有关考古发现看。中国《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有"箕侯"字样。而且，箕子东去朝鲜时，在路经河北正定时留下了一支子孙，就是后来"鲜于"复姓的来源。《风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朝鲜半岛的姓氏也一样可以作为证明材料。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并到中国河南省淇水县朝歌镇的三仁祠寻根问祖。还可以从服饰、古代历法、风习等看。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古朝鲜的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该地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殷商有杀人殉葬的风俗，而《东夷传》等记载扶余国"杀人殉葬，多者百数"。《东夷传》还说，该国"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王"。这又使人想起《吕氏春秋·顺民》的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民乃甚悦"说明百姓认为汤这样作才对，否则就不对，也就是说把大旱归咎于汤。而且，《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还说，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话、民俗，各个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证箕子与殷商遗民对古朝鲜的开发。古朝鲜开发者《史记·朝鲜列传》明确记载说：西汉建立政权后，与古朝鲜以水为界。燕人卫满，是燕王卢绾的部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卢绾反叛，投降匈奴；卫满逃跑到朝鲜地区，后来夺取王位，建立了卫氏王朝，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吕后当权时，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三代，至孙子右渠王。右渠王与汉朝关系紧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使者涉何与右渠王反目，涉何杀死朝鲜的裨王长，右渠王派兵杀死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尼相参杀了右渠王投降。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儿子长降以及尼相参等人为侯。以上史实，是两国学术界都承认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贺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就是这样记述的："纪元前3世纪，中国周灭亡，分裂为数国，互相混战。当时古朝鲜的侯也称为王，拥有相当的官僚机构和相当的武装部队。……后来，秦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时（纪元前214年），古朝鲜的否王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后来，他的儿子准王收留北中国燕、齐、赵等国避乱和迁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鲜西部地区，扩大了古朝鲜的领域。""纪元前206年汉统一中国后，修万里长城外的辽东故塞，以卢绾为燕王，与古朝鲜以浿水为界。纪元前195年卢绾叛汉，亡命匈奴，其部下卫满聚众千余名，渡水入朝鲜。准王赐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统率亡命于古朝鲜西部国境之汉人。卫满在古朝鲜的西部境界扩张势力，于纪元前194年袭击王俭城，驱逐准王，自立为古朝鲜'国王'。""汉四郡的设置对朝鲜各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汉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各部落之间的交易广泛开展起来了。考古遗迹发掘工作中（仅辽东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庆尚道地方，都发现汉朝时代的文化遗物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如果不否认汉武帝灭卫氏王朝建立乐浪等郡的历史，那么，就不可轻易否认卫氏王朝取代箕氏王朝的史事。如果承认有箕氏王朝，就不可轻易否定箕子入朝鲜的历史记载。否则，箕否王、箕准王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我们利用史料决不可割裂。而且，根据先秦典籍记载，箕子是确有其人的。殷商的三个著名人物，比干被杀，微子封于宋，都没有疑义，为什么单独怀疑箕子去朝鲜呢?而且，如果没有去朝鲜，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资料提出箕子的其他去向呢?一部世界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和平的交流；一是武力的征服与反抗。箕子入朝鲜属于前一种类型；卫满的入侵与汉武帝的征服，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箕子入朝鲜，奠定了中国和朝鲜地区几千年文化交流与友好的基础。所以，古代韩国传统史书，从来就肯定箕子的开发之功，并以箕氏王朝为正统；对卫满则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箕子及其后代不仅对开发半岛做出了贡献，而且已经融合为古朝鲜民族的一部分，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东史纲目》评论卫满说："卫满未有积仁行德，徒以亡人以诈逐王准，夺之国而并之，不义甚矣！二世而灭亡，暴得者暴亡。何以传世久长，与礼箕并哉?"该国古代三大诗人之一的李齐贤，在《题长安逆旅》中，把自己的祖国称为"海上箕封礼义邦";并且赞扬该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河山万世同盟国"。该国著名小说家金时习写的《醉游浮碧亭记》，以箕准的女儿为女主角。作家通过女主角的口说："卫满乘时窃其宝位,而朝鲜之业坠矣！"小说还写了朝鲜开国始祖救助箕准之女，使她成仙。小说的倾向性非常明显。
箕子墓地：在今山东省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