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克格勃第五局
成立时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苏联克格勃第五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中国有学者撰文认为是“1969年”，但在大量史料文献见证，克格勃第五局并非成立于1969年，而是1967年。曾担任俄罗斯政治周刊《新时代》和《消息报》副总编辑的Л.姆列钦在其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指出：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接替谢米恰斯内。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汇报了苏联国内种种反苏活动情况，认为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是“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派主义者的反动活动”。他在报告中提出警告：“由于受到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有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因此，他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机构。“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长是前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但是仅过去了一年多，负责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官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该局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俄历史学家亚.舍维亚金在其专著《苏联灭亡之谜》一书中，也提及了克格勃第五局成立的时间和经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证实：‘1967年5月18日，我来到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解除谢米恰斯内同志所担任的职务，工作另行安排。勃列日涅夫当时就提出建议：任命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于5月23日回到了基辅。’可以肯定地说，安德罗波夫……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行动计划，因为他走马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臭名昭著的思想五局。”“7月17日被认为是五局的‘诞生日’。克格勃7月25日发布命令。8月4日，任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А.卡德舍夫为五局局长，此人于1968年12月离职。1969年5月23日任命博布科夫出任五局局长”。
历史背景
为什么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此时成立一个专司意识形态反间谍、反颠覆工作的第五局呢？这要从苏共二十大谈起。1956年赫鲁晓夫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引发了剧烈震荡，这种震荡远远超出了苏共领导人事先的估计。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3月5日至10日，第比利斯、库塔伊西、苏呼米等城市连日举行群众集会，并酿成了大规模骚乱。3月9日，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导致几十名集会者被打死，数百人被打伤，一大批人遭到逮捕，其中很多人被判处1至10年不等的刑期。
事件带来的更大震荡，则是相当多的苏联公民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质疑。比如，在一封寄给《真理报》的信中，莫斯科市的科雷洛夫写道：“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呀？还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党？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党，而是一帮伪君子和懦夫！何必还阐释什么这样的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假如这个党由于恐惧而害怕说出真相……再一次地假仁假义，那么还有什么‘联系’可言！”图瓦州党委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汇报说：在学习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时期，“反苏分子开始抬头了，充满敌意的暗中攻讦猖獗起来”。4月初，居民楼的信箱里，发现了写有诬陷和诽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党的州委工作人员内容的匿名传单，其中一张传单写道：“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从马克思开始，将全部被烧掉。”3月26日凌晨，图瓦州的荣誉纪念碑上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割破。而在很多高校，党员们甚至提出应取消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考试。这些反应和震荡让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感到忧虑和担心，于是苏共二十大刚刚开启的“去斯大林化”进程很快被中止。一些党组织被解散，部分党员被开除出党，不少知识分子被判处监禁。正如俄罗斯学者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旧的轨道上去了。”
然而，自主、自由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要想一如既往地禁锢下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一点在苏联知识界和青年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专门成立第五局的根本原因。多年担任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5月，安德罗波夫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一天晚上10点钟，安德罗波夫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提出让博布科夫出任新组建的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第一副局长，同时阐述了组建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目的和动机：“新组建的局不是秘密政治处的翻版”，“这个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立场坚定，有决心巩固苏维埃国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人殚精竭虑地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掌握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们的特工机构，除了那些表面文章，还有秘密的手段，而我们的机关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局应该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克格勃第五局的机构组成及其职能情况是怎样的？根据俄罗斯学者А.С.斯梅卡林的研究，第五局的构成主要是：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对外国人进行分析研究，负责创作协会、科研院所、文化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反间谍工作；二处，负责跟克格勃第一总局协作，拟定并实施针对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中心的各项反间谍活动措施，遏制人民劳动联盟、民族主义者以及沙文主义分子的活动；三处，负责大学生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遏制青年大学生、高校教授和教师的敌对活动；四处，负责宗教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教徒系统的反间谍工作，同时负责防范境外宗教势力和宗教中心的破坏活动；五处，负责在预防大规模群众性危害社会的活动发生方面，给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提供切实帮助，侦查匿名反苏作品和传单的作者，检查恐怖活动的预兆和信号；六处，负责总结和分析敌人在实施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方面的情况资料，在拟定可行性计划以及情报工作方面拿出具体措施。1969年8月成立了七处，其职能是“揪出并检查出于反苏目的企图使用炸药和爆炸装置的人”。对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口头恐吓和书面威胁都可以视作恐怖活动。针对地方领导人的恐吓和威胁，则由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查处。1973年7月，成立了八处，负责“揪出并遏制搞破坏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1974年5月成立了九处，其职能是“对被怀疑参与了有组织的反苏活动的人（民族主义者、教徒、信徒除外）进行最重要的甄别和分析研究”。该处还负责遏制印制并传播反苏材料之人的敌对活动，为查获境外修正主义中心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各类反苏活动而实施各项间谍业务措施。同时成立的十处，负责跟克格勃第一总局协作，开展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反苏组织（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民族主义者的敌对组织除外）的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中心的反间谍活动。十一处成立于1977年6月，其职能是“为粉碎敌人和敌对分子在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准备和进行期间的各种破坏活动而开展肃反工作”。但在奥运会闭幕后，该处并没有撤销，它被责成对体育界、医疗卫生界和科研机构进行监视。为了同社会主义各国安全机关的活动协调一致，成立了第十二组（享有处的权利）。成立于1982年2月的十三处，其任务标注得有些模糊：“查出并遏制具有演变成有利于敌人开展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政治上敌对组织倾向的活动。”实际上，这里指的是非正式的青年运动——1980年代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朋克、新奇的花样滑冰手、神秘论者等。该处之所以会成立，是克格勃对青年人从共青团的监控下摆脱出来的一种反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闻工作者协会，以及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则由成立于1982年2月的十四处负责监视。成立于1983年11月的十五处负责对一些重要公司的所有子公司及所有工程项目开展反间谍工作。
А.С.斯梅卡林在文中还指出，克格勃五局的最初编制为201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С.К.茨维贡具体分管五局工作。1982年五局人员编制增加到424人，谍报机构人数众多，平均每个州有200名谍报人员，因为苏联有123个州，意味着仅仅替五局效力的谍报人员就达到了25000人。由于苏联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刑法进行了修改，1989年8月29日，撤销第五局，成立“З”局。
工作机制和方式
从克格勃第五局机构的组成及其职能划分可以看出，其分工精细而明确，工作覆盖面非常广泛，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因此，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苏联国内公民，并且聚焦于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等阶层和群体。
但这绝不意味着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就只能在苏联国内开展工作，而不能像克格勃的情报局和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那样可以出国。实际上，为了更有效地监视对象，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常出国，因为被监视的对象，比如演员、运动员等，经常有出国演出或比赛任务，而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则经常有出国留学、讲学、科研、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正如自1977年起就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尼.基奇欣所述：“当博布科夫被提升为克格勃副主席后，局里出现了许多走后门进来的人。他们看中的仅仅是有出国机会的处。当然，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工作的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因为可以同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们一道出国。”“如果在上级看来是危险的事情你认为不危险，那么你就会被开除。许多工作人员曲意逢迎领导，专拣领导爱听的报告。如果将军认为某个作家是个坏蛋，我又怎么能说他是个好人呢？”实际上，不仅克格勃第五局内部的工作机制如此，整个克格勃乃至整个苏联国家机器的工作机制也是如此。整个国家机器听命于党及其领导人的旨意行事，这是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克格勃第五局必须在社会各阶层为自己物色、发展大量的谍报人员，亚.尼.基奇欣指出：“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出来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协会、剧院及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画面”，“在这一领域，有些人跟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转告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得到一些物质上的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对苏联社会的思想钳制
为了对社会涌动的自主、自由思潮进行有效的控制，苏共和苏联政府于1962年7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罪”，规定触犯这一条将被处以6个月至7年不等的监禁。1966年9月，又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增补了第190条：“对于经常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或印发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作品者，处以三年监禁或劳改一年或罚款100卢布的惩罚”。
根据上述刑法，苏联社会一批自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严酷惩罚。
措施之一是被驱逐出境。曾在苏联劳改营里受过八年煎熬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根据自己多年在劳改营里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一批反映劳改生活和劳改营里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非常短暂的“去斯大林化”的特殊背景下，他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侥幸在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接替他位置的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揭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以发表的原因：“关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争论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鲁晓夫——笔者注）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发出了整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信号：“我认为，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于是，克格勃加紧了自1965年起就已开始实施的对索尔仁尼琴的跟踪和监视，并对他的亲友也实施了跟踪和监视。在索尔仁尼琴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月后的1970年11月，克格勃就建议“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此后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同样建议。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驱逐出境。
1968年4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剥夺И.Я.加拜和А.Т.马尔琴科苏联公民资格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建议。根据1975年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仅1975年一年内，就有“25名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和煽动其他反苏行动者，被通过移民渠道驱逐出境”。
惩罚措施之二是流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三次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由于站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前列，1980年1月22日，他在上班的路上遭克格勃逮捕，被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并长期监禁。曾经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对萨哈罗夫犯下的罪愆：“在那时候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机关的负责人也曾经作出过不少遭到社会谴责的决定。我也不想逃避自己的责任。萨哈罗夫院士事件就是其中一个——院士被从莫斯科遣送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当时称为高尔基市）。”
惩罚措施之三是监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解密了苏联时期的大量案件卷宗，这些卷宗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占相当大比重的囚犯，因为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种种内外政策不满，进而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和绝望，并通过一些诸如直接批评领导人、散发传单、组织地下组织和团体等言行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痛苦，最终锒铛入狱。其中，相当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收听“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而获罪，比如，一份卷宗指出：“М.Б.库布拉诺夫，生于1945年，犹太人，工业学院德语教师，居住在加里宁市，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自由’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内容……被判2年徒刑。”1968年11月5日，克格勃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是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编排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曾感慨地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成透明的。”也就是说，企图用包括克格勃第五局在内的国家机器，遏止随着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开启的自主、自由思想，是徒劳的。根据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仅1967~1970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就达到了2456人，其中犯“叛国罪”423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81人；1971~1974年，有2423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犯“叛国罪”350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48人。
惩罚措施之四是关押进“特种精神病医院”。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这一问题时，竭力为克格勃辩护，认为这是一种谣言，可他同时又承认：“根据苏联刑法第70条的规定，当时的确有几个犯人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记者就是抓住了这些精神病患者！”“报界开始造势，一下子出来了数千人，就像记者们说的那样，他们本来是健康的人，可是被国家安全机关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我一直认为把一个人的疾病拿出来在报纸上讨论是无益的，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说出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那些人的姓名。”
可是，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评价时曾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被驱逐出国境。”这里所说的“疯人院”，就是精神病院。
Л.姆列钦在其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也披露了一份材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1967年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们大为震惊……报告的起草者们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企图在红场上用自制炸药炸死自己……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此外，克格勃第五局还实施了一种特别的措施，即威胁性预防警告。克格勃的一份报告指出：仅1967年至1970年，受到预防警告的总人数为“58298人”，其中，“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者”5039人，“政治上有害行为者”35316人，“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23611人。1971~1974年，相应的数字则为“63108人”、“6310人”、“34700人”、“27079人”。
克格勃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克格勃，既是苏联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苏联政体赖以维持存在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之一，它直接效力、听命于苏共及其最高领导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的多处表述揭示了这一点：“党中央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害，他们往往要干涉知识分子的创作过程，干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一无所知”，“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都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由于遭到了禁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仅一部分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党中央的文化和宣传部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也同样明白，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党的领导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样一来，一大批俄罗斯文学作品不能与读者见面，很多生活在境外的天才的俄罗斯人代表的名字无人知晓”，“安德罗波夫在致政治局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安全机关无权处理这一类问题”。再比如，在谈及“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问题时，他同样揭示了党及其领导人与克格勃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前还是今天，很多像萨哈罗夫这样的科学家的命运，并不是取决于克格勃，这个问题是由更高领导层决定的。”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在对待萨哈罗夫的问题上，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推行专制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实行人治而非法治，那么，类似克格勃这样的怪胎的出世和肆虐就势在必然，一个本应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效力的国家机器沦为极少数专制者和统治集团控制、奴役广大民众的工具也同样势在必然。这一怪胎不仅给苏联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痛楚，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解着他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认同。纵观整个苏联时期，实际上广大民众对共产党和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疑惧从未停止过。这本来很正常，也很自然，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注定了既会有成功的一面，也会存在着种种欠缺和失误的一面，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践行和发展民主政治，进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来消弭民众的种种疑惧，不断增强和提高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度，而是用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国家机器压制、摧残广大民众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此以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不可避免。[2]
历史结论
第五总局确为勃列日涅夫的集权统治立下汗马功劳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得以接任总书记的重要原因，尽管苏共党内最高层权斗总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出现。
勃列日涅夫起初是个“弱主”，而由弱变强的条件必然是强化对国内异议的镇压，以及在最高层调整权力结构。这两点是独裁主义“君主”的通行策略，不同的是有的做得明显，有的做得隐蔽；有的把前者错后而后者置前，或者并行谋划。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以突出苏共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为借口，将中央主席团改为政治局，主席团的第一书记也就变成了政治局的总书记；到1977年，历经十一年的“艰苦奋斗”，勃列日涅夫终于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独裁者，他是总书记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军衔则是大元帅。不过，到这个光辉的顶点，他的来日也不多了，1982年11月10 日，这个疯狂的权力分子寿终正寝。
安德罗波夫自然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摊子，很快做出外交调整，和美国谈核裁军，和中国谈改善边境态势。两者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苏联门内部困难重重，改革就以不明显的形式发生了。所以说，现在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发起人，是不全面的说法。至于安德罗波夫隐形改革是否具有伦理价值，还是个疑问，他最大的动机是改善国际环境，进而把更多资源用于国内事务。一句话：为政权续存之故。
也正是他的隐形改革没取得明显的国内效果，到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才不得不采取公开的与系统化的改革。但是，苏共整个的统治已经失效，也即作为医生的同时，苏共也是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而导致病入膏肓，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的特务统治。
特务统治是苏共的致幻剂，是剧毒健身药；特务统治是苏联腐蚀剂，是等待引爆的高当量炸药。
苏联出现叶利钦是必然的，或者说不出叶利钦也会另外的这类历史巨人。微妙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地位追求，尽管他要借助非常反人性的特务统治。勃氏称他接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苏联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并将此论写进宪法。发达社会主义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或曰“以人为本”的哲学探讨。因此，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苏联知识精英（包括异议分子和体制内良心人士）都在不停地探索人道主义、人性论，试图使苏联走上以人为本的良知与良治之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此种讨论借助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而大盛，实乃苏联社会与人民的幸运。
人性的反省，当然会对特务统治做出结论。叶利钦的1975是个无法抹掉的印象，因此他后来对克格勃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忏悔与灵魂救赎。他说：“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线人与告密者的代称），而是相关的国家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道德伤害……在民主化时期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这是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前说的话。也正是鉴于特务统治的反人性本质，当然还有此前对他选举活动的破坏，他在当选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拒绝接受克格勃机构提供的警卫服务。较之与叶利钦，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即受命解散这个罪恶机构的政治人物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也许不算著名，但是，他的总结确比叶利钦更直接：“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会（恩克格）、国家保安部（姆勃格），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没有什么可值得惋惜与同情的，更没有什么可“祭”的必要！相反，苏共亡党实在值得庆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