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潘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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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潘鸿强生前的工资存折，只剩下0.46元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2010年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随即发生。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潘鸿强(右一)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更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地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还过得去。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的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同是车间工人的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为了生活，耿田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渐渐有了起色。如今，他们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和工厂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所有工资加起来，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元。作为朋友，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可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贷，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潘鸿强也想过改变，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门。”耿田刚说。
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终日子越过越拮据。“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荡荡地，啥都没有。”耿田刚说。
而他又好面子。红白喜事，别人要掏二百，他咬咬牙，也要掏。“他爱充大头”，工友的妻子这样说。
而在朋友眼中，潘鸿强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心性强，在人跟前从不示弱。谁想在他跟前说风凉话，没门！”耿田刚说，虽然潘鸿强对人都很和气，脾气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这个在朋友眼中“很硬气”的男人，平时的爱好是喝点酒。
今年春节，他们两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鸭。那次他看起来还算高兴。“多年没见他开心了！其实有啥开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车。去年，要分房了，本来是高兴的事，对他，倒成了灾难。买了一屁股债。”耿田刚叹息着。 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不习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夫妇俩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1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翻不过身来”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潘鸿强遗书和他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孤独者”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都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这个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 “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1-2]
反思
用生命诉说精神健康代价
王宏义的精神案例还未结束，“孤独者”又再次引起媒体关注。西安东郊幸福路华山厂潘鸿强生前是一名国有企业工人，却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他的儿子潘琦向媒体诉说：“大约31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他写给儿子的遗书落款用的就是“孤独者潘鸿强”。前妻冯萍看着遗物痛苦地说：“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潘鸿强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只有850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转型中的工人群体内的一个失败案例？他的死是性格悲剧？
曾经发生的多起精神分裂症患者制造的幼儿园惨案至今我们还历历在目。
富士康13起跳楼事件，青年用生命告诫社会精神健康的代价。
王宏义耽误8年时光才得到社会的治疗。
这一切都是是由于社会整体长期缺乏心理精神基本常识造成精神疾病歧视隔膜，同时这也对患者造成极大的伤害。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中心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精神分裂症和自杀现况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
报告，在接受调查的120万人中，有近10%的人表示，因为生活压力大，他们每月至少有14天生活在高度紧张之中，并因此而患上多种精神疾病，如心情抑郁、情绪焦躁和失眠等。调查发现，精神疾病发病
率与生活贫困有密切关系。生活越贫困,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就越多。
精神疾病一般都有缓慢的发展过程，在早期只是心理问题、心理障碍，是最容易矫治的，早期发现，早期正规系统治疗，多数患者可以康复。但是在中国农村,有2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未能就医,城市中这个数据大约是10%。一项调查显示，在农村60%的人未听说过“抑郁症”。当人们面对心理危机时，不知该去哪里求助。
对于精神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不能单靠政府的管理，更需要全社会从思想意识观念的改变直到治理的改变，让他们“身有所安”，我们才“心有所安”。
据了解，我国正在把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建设范畴，目前西安市的明星工程已经启动了对精神疾病治疗管理项目，西安市雁塔区作为国家公共卫生治疗示范区，其社区医护培训、社区网络建设正在进行中，为患者创造康复条件。在不久的将来，在社区设立个案管理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随访、治疗与医院治疗可以同步。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精神疾病都没有免疫力，关心精神疾病患者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精神病人就是关心社会的和谐，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社会和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