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子夏
人物简介
  子夏子夏，姓卜名商，卫国温人，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子夏是继孔子之后，系统传授儒家经典的第一人，对儒家文献的流传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世誉为传经之鼻祖。子夏还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晚年时，到魏国西河一带教学，开创的“西河学派”培育出大批经国治世的良材，并成为前期法家成长的摇篮。子夏在传播儒家经典、发扬儒家学说、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以及培育具有法家特色的弟子等方面都贡献卓著。
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子夏的各方面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旨在对子夏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贡献做一系统整理，对子夏在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进行总结，以便于世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子夏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分作六章，第一章介绍迄今为止有关子夏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分作子夏的国别与家世、子夏与经学的关系以及子夏的学术及学派三个方面分别介绍。从研究现状来看，虽然总体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依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经过考证可知，子夏出生于公元前507年，15岁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直至孔子逝世。其间曾任卫行人和莒父宰。在试图维系孔门集团统一的努力失败后，子夏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设帐收徒，继续传播儒家思想，直至去世。纵观子夏的一生，除短期从政、为父母守丧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儒学思想的学习和传授之上。
与孔子
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  子夏与孔子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结论，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曾告诫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子夏才气过人，《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
孔子去世后，子夏至魏国西河（济水、黄河间）讲学，“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 （《史记·儒林列传》），还做过崇尚儒学的魏文侯的老师。近人有以为子夏思想中具有“法家精神”，韩非子称“儒分为八”不及子夏之儒，是因为将之视为法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
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如东汉徐防说过：“《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 （《后汉书·徐防传》）这里就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得更为具体，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洪迈之说虽未必每事皆实，但学者一般以为亦非无稽之谈。
子夏晚年，因丧子而哭之失明，离群索居。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贡献
子夏易传
史载孔子弟子卜子夏传《易》，并有著作《子夏易传》传世。对子夏易学的一些问题，学者存有争议。本文对古籍所记载的有关于夏易学的一些资料，作了初步考察,以求对《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还是汉人韩婴，以及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获得初步认识。通过考察，一方面证明《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子夏，韩婴为《子夏易传》作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说明子夏既熟知古《易》象数、“卦气”等《易》之“古义”，又能深入契会孔子由“古义”所创发的“观其德”的哲学“新义”，显现出于夏易学秉承孔子、“古义”和“新义”兼容的思想特色。
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也有所侧重
他尤善于《诗》《乐》，曾作《诗大序》；他也研习《尚书》，但不如他经；他擅长《易》理，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撰有《丧服传》；于《春秋》学，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编订六经，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子夏所传经学，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全面继承孔子
孔子的高徒子夏，在孔子去世后的六七十年间，办学成就与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子夏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又在教育目的论、教学过程论、学习和借鉴历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发展创新，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和《大学》、《中庸》等光辉篇章的重要一环。
与六经
孔子之学赖孔子弟子而传，孔子的这些弟子在弘扬师说方面各有侧重，故有的学者将孔门弟子分为传经派、弘道派、践履派。在传经学者当中，子夏应是最为突出的一位。我们可以从有关资料来看子夏与各经的关系。
与诗乐
经学谈到子夏与经学的关系，首先会想到他与《诗经》的关系。经传子书等等的记载之中，子夏论《诗》说《诗》的材料很多，有的是他向孔子请教有关《诗》的问题，并受到了孔子的夸奖；有的是他与同门师友讨论《诗》的问题。他评人论事，常常将《诗》句轻松援引而来，谈论《诗》句，更往往纤细深刻地发掘意蕴。从这些材料看出，子夏对《诗》的了解明显超过了他人，达到了十分熟悉的程度。
孔子是否曾经删诗，学术界看法不一，据传统的史书记载，今见《诗经》乃经过了孔子的手订，但有学者不相信这种说法。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竹简中有《诗论》一篇，因为其中有不见于今本《诗经》的篇名，有人便据而否定孔子删诗之说。其实，《诗》经过了孔子的删订，有不少踪迹可寻，孔子前后有逸诗存在，，应当正是孔子删诗的前提。依笔者研究的结果，孔子删诗之说是不应否定的。孔子对《诗》不仅作了整理的工作，而且还向弟子授《诗》讲《诗》，这对其弟子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其中于《诗》所悟较深者即是子夏。与《诗》子夏于《诗》，主要是作了《诗大序》。《诗序》旨在揭橥《诗》之本义，其有《大序》、《小序》之分。《诗大序》一般置于全书之首，总论《诗经》大义。关于《诗大序》的作者，唐以前一般称作于子夏，而唐宋以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子夏所作之外，尚有子夏、毛公合作说以及东汉时期卫宏所作之说。经过今之学者的辨别考察，《诗序》出于子夏之说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  子夏子夏传授今之《诗经》也是赖子夏传授下来。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据说，各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渊源于子夏。今天所看到的《毛诗》，《汉》、《隋》二志明记出于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又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末云：“三家皆列于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毛诗》比三家多出一卷，很可能是子夏所传《诗序》别为一卷，至于《毛诗故训传》又多出一卷，则可能是训传之文不置于经文之下，又别为一卷，郑玄于亡佚之笙诗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故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常棣》疏引《郑志》答张逸：“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是郑玄本来认为《序》为子夏所作。在这一点上，后来的陆机、王肃看法与郑玄并同，《文选》将《诗大序》明题为“卜子夏”撰，《隋书·经籍志》也明言《序》为“子夏所创”。诗乐不分诗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古代通常所言“六经”包含《乐经》，但《乐经》今无其书，有人说它亡于秦火，有人说《诗》、《乐》为一，自诗言之为《诗》，自乐言之为《乐》，《诗》重在诗章，《乐》重在乐曲。还有人说《周礼·大司乐》或者《礼记·乐记》原出于《乐经》。《诗》三百篇皆可入乐，这一点已经为学者所公认，古代宴会、宗庙祭祀等等往往诗、乐并用。《礼记·孔子闲居》等记有子夏与孔子的对话，孔子由《诗》而谈到“五至”之说，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至而礼、乐亦至，《诗》同时也具有了乐的功能。由此，我们认为古代诗、乐合一说可能没有问题。
子夏对于乐和乐的教化功能也颇有认识，古籍中这样的记载也有不少，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他与魏文侯的对话。魏文侯问子夏曰：（《隋书》卷七十五《经籍志》）从子夏的解说中可见他对所谓“古乐”以及“郑、卫之音”等等都很通晓。
与尚书
有关子夏的材料中，关于他与《尚书》的关系的记载不多，《尚书大传·周传》记有子夏关于《尚书》中所言“慎罚”的理解：
子夏曰：“昔者，三王悫然欲错刑逐罚，平心而应之，和。然后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虑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后行之，此之谓慎罚。”《尚书大传·略说》还记有子夏关于《尚书》的整体看法及孔子对子夏读《书》的评价：
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若明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弹琴以歌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可以忘死生矣。”孔子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
孔子之于《尚书》，所见与子夏有别。孔子说自己曾经专心于《尚书》，即他所言“悉心尽志，以入其中”，感觉《书》之义蕴既高且深，就像“前有高岸，后有大谷，填填正己而已”。孔子认为，《尚书》中的每一部分所能显示的各有深意在焉：“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可以观美。”《尚书大传·略说》的这段话，《孔丛子·论书》、《韩诗外传》卷二第二十九章都有相近的记载，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了解了这些，才能算了解了“《书》之大义”，子夏读书既毕，只是见其表，窥其门，“未为精微者也”。所以，《法言·君子》所说“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可以作为对子夏之于《尚书》关系的概括。
与《易》
与《周易》子夏与《周易》的关系，马王堆帛书发现整理后，人们给予了新的认识。汉初（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帛书《周易》不仅卦次不同于《序卦》，与《十翼》十篇差别甚大，而且篇数亦非十，有少于今本者，也有今本中所不见者。由此可知，战国时代作翼以解《易》的学者不会止于一个人。
孔子弟子子夏可能即是解《易》学者中的一位，据说，孔子死后，子夏讲易学于西河，但孔子门人中有人认为他对易学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易学的传承不见确实记载，后世目录书中所著录的《子夏易传》，后世学者多视为伪书，其实，依笔者看，这还有继续探究的余地。首先子夏曾作《易传》，《隋书·经籍志》有明确的记载。其曰：周文王作卦，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
传统上认为“易更三圣”，孔子与《周易》联系密切，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的表述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其中的“序”与《隋志》的“为”应为同位词。有学者指出，这里的“序”字作为动词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孔子研读和整理编次《周易》时，曾为《彖》等作序文。今传本《易传》之中有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帛书《易传》的发现，也支持了这样的推断。如此，子夏曾作《易传》便有了很大的可能。第二史料显示，孔子有可能曾授《易》于子夏，这正如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中所谓“卜商入室，亲授微言”。《孔子家语·六本》记：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说苑·敬慎》也有与之相同的记载。此外，据《孔子家语·执辔》的记述，子夏还曾对孔子讲述《易》理中人类和动物所受元气的分限，即所谓“气分”。从这些材料看，子夏对于《易》的确有所钻研。第三后世学者也有人看到子夏与《易》之间的某种联系。在孔子之后的传经之学中，子夏一系的学说对荀子之学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就说：“传经之学，子夏为多。”又说：“传经之功，子夏为多。”这似乎点出了荀子与子夏之间的学术关联。《荀子》中关于《周易》的言论有四条，其中三条沿袭了《论语》中所显示的孔子的谈《易》方法，即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着重于从义理上引申发挥，所以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另一条见于《大略》，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其对《咸》卦的解释，运用了卦义说、爻位说、刚柔说，则与《易》传有相通之处，因此，有些研究者便依之而断定《易传》属于儒家中的荀子门派，或即由荀子门徒所作。其实，荀子《易》乃继承了前人，而对其影响较大的或即子夏《易》学。
与丧服传
子夏之于礼学，实长于丧服研究，曾撰有《丧服传》，这是解释《仪礼·丧服》的文字。《丧服经传》记述了天子以下人死后相互哀丧的礼节、服饰。篇中依据尊尊、亲亲、名分、出入、长幼、从服的原则，对丧服的等级、服丧的年月、亲疏隆杀的礼仪作了详细说明。
在《仪礼》中，仅《丧服》一篇有传，《丧服》的经与传本来分别单行，1959年在武威汉墓出土的木竹简，其中有单行的《丧服》传两种，又有单行《丧服》一种，可见西汉时仍有单行的《丧服传》。
《丧服传》是否出于子夏，尚有不同看法。《隋书·经籍志》曰：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谓：“‘传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为。师师相传，盖不虚也。”唐石经《仪礼·丧服》标题作“丧服第十一子夏传”。唐朝以前，对子夏曾作《丧服传》看法比较一致。
但后来有人提出疑议，认为《丧服传》不仅解释《丧服》经文，亦解释《丧服》经后之《记》文，并有援引《礼记》中有关论丧服者之位置，从而以为《丧服传》之撰作时代较晚，不应在子夏时，当产生于《礼记》有关记丧服诸篇之后，甚至在战国后期。如沈文倬先生将汉简《服传》与《礼记》有关文字对照后，便认为《服传》“是在《礼记》诸篇的强烈影响下撰作的，其时在秦火前夕”。
《礼记》出于鲁儒，为孔门后学汇集前人论礼之文以成，其中有关丧服诸篇也是如此。将《礼记》、《服传》的相关文字比较，二者之间相似的论述很多，这当然是正常的，而从前人的文字对比中，其实看不出《服传》删削《礼记》的痕迹，倒是《礼记》可能是在《服传》基础上删繁就简，或铺陈演说，袭用其义而改撰其文。关于这一点，学者稍稍留意，并不难察见。人们带着怀疑的目光去观察前人古籍撰作的成说，往往陷入类似的逻辑颠倒。
史料显示，子夏的确善长丧服古礼。《礼记》的《檀弓上》、《曾子问》等篇，《孔子家语》、《终记解》、《曲礼子夏问》等篇都记有不少子夏与孔门师友谈论丧服的事情，他向孔子请教相关问题，他本人不仅对丧服制度表现得兴趣浓厚，而且明显地在这方面长于他人。《丧服传》出于子夏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与春秋
依笔者看，孔子作《春秋》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在《春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正名”主张，并且以之教授弟子孔子弟子中受《春秋》学较精者首推子夏，据记载，解释《春秋》经义的《公羊传》、《谷梁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李启谦先生说得好：“《春秋》一书要没有《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就很难读懂，而有了它就大有助于后人的阅读。而这些成就是和子夏有直接关系的。”
孔子以《春秋》授子夏，史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古微书》所记更明确，《春秋纬·春秋说题辞》称：“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孝经纬·孝经钩俞诀》则曰：“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
后人以《古微书》属纬书而不信其说，其实这些说法不为无据。《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经过卫国去晋时，有读史的人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马上听出“三豕”为“己亥”之误，说明他精于春秋史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称“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又说：“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春秋繁露·俞序》记曰：“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又记：“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如此等等，皆能说明子夏与《春秋》的密切联系。
子夏所传《春秋》到底是哪部书呢？有学者误解《史记·儒林列传》“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一语，认为吴起也是子夏的弟子；再加上吴起为军事家，而《左传》中又有不少与战争有关的描述，遂认为吴起很可能是《左传》的作者，而吴起之学即来自子夏。
关于孔子之后《春秋》学的传授，《宋书·礼志》所引东晋太常荀崧上疏之语正符合事实真相：“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左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榖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其意是说《左传》出于左丘明，而《公羊传》则出于子夏的传授。是则《左传》与子夏并没有什么关系。
子夏受《春秋》于孔子，非常重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从前引《春秋繁露俞序》的记叙中不难看得出来。解释《春秋》“大义”的《公羊传》、《榖梁传》便都出于子夏的传授。据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所引戴宏序说，《公羊传》乃子夏传公羊高，其说口授相传，到西汉时，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才著于竹帛，据唐人杨士勋的《春秋榖梁传序·疏》，《榖梁传》也本于子夏的传授，榖梁赤为鲁人，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榖梁传》，以后师弟相传，到汉宣帝时方大行于世。《公羊传》、《榖梁传》同出于子夏而有不同，情况很可能是，子夏发掘《春秋》义蕴以授弟子，公羊高、榖梁赤皆受《春秋》于子夏，二人依据师说，在继承的基础上各有侧重的进一步发挥，以后递向传授，才形成了两部解经之作。中因为二书都渊源于子夏，故体例相近；二书又有不同，主要是公羊、榖梁进行解说，故分别以《公羊传》、《榖梁传》称名。
经学特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子夏的经学具有明显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皆有钻研第一，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也有所侧重孔子一生所教授的学生数量众多，他们所学一定各有侧重。而在经书的传授方面，子夏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
在学术思想方面，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他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其实都属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即使所谓的《春秋》之“作”，其实也只是对鲁国旧史材料的整理，其注意力则在于“属词比事”，通过这些方式以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学生，孔门弟子对于孔子所整理的这些典籍皆有所学，其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所言的“六艺”应该即指儒经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书。然而，诚如后人所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其他弟子虽通六艺，而在后来接续孔子事业，并以经书从事教育，传授弟子的，子夏可谓最为突出。
子夏通于各经，但明显有所侧重。如前所述，子夏于《尚书》就没能窥其堂奥，即所谓“未为精微”；子夏于礼学，也仅仅长于丧服古礼。但子夏于《诗》《乐》之学、于《春秋》微言大义、于孔子所见的《易》学之理，尤其见解独到。发掘大义第二，子夏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大义
从前述孔子与诸经的关系中，不难看出子夏习经很擅长发掘经书潜在的深义。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六经”时当然不会是随意对经书进行整理编排，而是有一定的指导思想蕴含其中，《春秋》如此，其它各经恐怕也是这样。子夏等人号为“孔子之通学”，他们便常常用心体味经书中的孔子思想，关于这一点，有关的材料表现十分明显。
例如《诗》。据说孔子以前《诗》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他将《诗》整理删订成三百余篇，这是因为孔子看到了《诗》与社会政治的内在联系，看到了《诗》的“温柔敦厚”的教化功能。孔子认为《诗》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兴”），对人起到思想启发和感情感染作用；《诗》能够观察社会民情，“观风俗之盛衰”；可以会通思想感情；还可以讽谕不良现象。孔子以后，《诗》更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内容，出现了强以附史、勉为教化的倾向。然而，如果稍稍细心研究《诗》的研究历史，便不难发现这种倾向是自子夏开始的，《诗大序》就称《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以后，《诗》便成了儒家伦理教材，除了少数者外，大部分解《诗》注《诗》之作都有意无意地对《诗经》进行神圣化的解说，有的诗篇被解为具有“美刺”的意义；有的诗篇被看作有“颂德”的内含；还有的诗篇被看成“正俗”之作。
再如《书》。子夏于《尚书》虽然只“见其表”、“窥其门”，但他却认为《书》之论事“昭昭若明”，他认为自己读《书》首先沐浴了“先王之风”，“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
子夏与《春秋》、《易经》更是细察其理，专门发掘经文大义。现存的《春秋》三传，经子夏传授的《公羊》、《榖梁》与《左传》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在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而《左传》则以史实的铺陈解释《春秋》，与前者有明显不同。孔子于《易》，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是从义理上引申发挥，子夏受《易》治《易》，自然也是如此，后人所谓“卜商入室，亲授微言”很能说明问题。子夏传经第三，子夏传经，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学说内容十分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研究孔子，材料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研究者甚至仅仅局限于《论语》一书，这自然影响到对孔子思想的全面把握。
有学者已经指出，今本《论语》只有一万余字，显然只是孔子言行的很少部分，其它孔子门人所记孔子的言行录，其性质与《论语》一样，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献。我们今天研究孔子，自然不应舍弃这些重要资料。更何况，除了孔子的言行录，他所整理编辑的文献也是研究其思想的珍贵材料，而这种研究显然离不开子夏所传诸经之说。
例如孔子《易》学思想。孔子曾作《易传》没有，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长沙马王堆帛书有关《周易》的材料被发现以来，孔子与《周易》的密切关系才有了较为确定的意见，孔子晚年“好《易》”、“喜《易》”被肯定下来。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看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便清楚多了。
《隋书·经籍志》称子夏曾经作《易传》，说：“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对这个记载，笔者以为不可不信。关于记载关于孔子言论的记载，以前不断有学者加以探讨，如邢昺《论语正义》就说先秦乃至汉代典籍中的“子曰”皆指孔子，是孔子弟子所记孔子之言。孔子论《易》之言有不少就是赖孔子弟子记录并传留下来。从长沙马王堆帛书所出《缪和》、《昭力》等篇《易传》看，孔子晚年的论《易》之言乃出于其晚年弟子的传述，今本《易传》可能也是如此。而从前述《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看，今本《易传》的传人很有可能就是子夏，如果是这样，子夏对于孔子学说的弘扬实在功不可没。轶事典故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臞。今先王之义胜，故肥。”（出自韩非子·喻老）
子夏拜见曾子，曾子说：“怎么胖了？”回答说：“打了胜仗，所以胖了。”曾子说：“指的什么事啊？”子夏说：“我回家看见先王的仁义道德就以（遵守）它而觉得快乐，出门看见富贵的好处又以（能够）富贵才会快乐，两个念头在脑子里斗争，不分胜负，所以就瘦了。现在是先王的仁义道德胜了，所以胖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