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黎笋
生平简介
1928年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20世纪20年代便以一名铁路工人的身份投身共产主义。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时成为首批党员。1931年任北圻党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被法国殖民当局  黎笋逮捕判20年徒刑，先后监禁于河内、山萝和昆仑岛等地。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执政时获释，回到中圻地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当选越共中央委员，任中圻党委书记。1939年任党中央常务委员。1940年再次被捕判10年徒刑，流放昆仑岛。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后出狱，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法战争期间任南方局书记，并直接领导第七联区（原西贡市以北地区）的抗战工作。1951年在党的第 2次代表大会上当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调回北方工作。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重返南方局。1957年调回中央工作，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接替长征，任越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总书记。1960年越党三大上当选第一书记。1969年胡志明主席去世后，黎笋继续领导越南人民坚持进行抗美救国斗争。越南全国实现统一后，黎笋着手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一面加紧对老挝的全面控制，一面出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此举造成了中越两国关系陷入低潮。而作为回应越南政府大批驱逐在越境内的华人并且和苏联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盟友关系。1976年越党四大将第一书记改称总书记后，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1979年黎笋被授予列宁和平奖。1980年起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60年起连续当选越南国会代表。1986年7月10日在河内逝世。他的继任者是长征。黎笋讲述越南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和目的以及其历史的文章，合编为《越南革命：主要问题和基本任务》一书。
人物生平
参加革命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黎笋生于越南中部的广治省 ﹐ 1928年加入“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 并亦是1930年创立印度支那共产党 的成员之一。1931年黎笋被委任为北圻区委宣传处委员 从那一刻起他便正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该年尾﹐他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并定罪坐牢20年﹐可是到了1936年﹐当法国人民战线掌权的时候﹐实行对印度支那政治犯特赦政策时他获得了自由。1940年黎笋再次被捕﹐ 又被判处10年监禁并放逐到最南部的昆仑岛 坐牢。 
可是﹐ 1930 -- 40年法国殖民当局的监牢其实成了越南的 “ 革命大学 ” ---- 一个印度支那共产党大肆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和吸收党员的处所。正是坐牢的日子深刻影响了黎笋并使他成为一位临危不畏、坚强的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 
1946年12月, 印度支那再次发生战争﹐ 黎笋被委任为南部区书记，直至1954年—-发生了奠边府战役以及关于越南、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签约的那一年。是和是战目前多位研究者都认为﹐当日内瓦协议签订后﹐越南南方的许多位抗战者对该协议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当意料到日内瓦协议所承诺将会进行全国选举的情况不会发生时﹐黎笋敦促河内的越共在南方推行武装斗争行动的政策。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班子没有通过黎笋的提议。当时越共领导层不接受黎笋的建议是因为﹕ 
第一﹐在日内瓦协议签订与越南被分为南北而治后﹐北越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但此运动料想不到产生了许多困难与问题。 
第二﹐八年抗法战争后﹐ 北越武装力量未完全恢复精力。 
第三﹐河内不愿意挑起美国介入越南。此时﹐越共党内多位相信北京与莫斯科的观点﹐认为美国若不被挑衅以及西贡政府不受到威胁的话﹐美国将不会军事介入越南南方。 
最终﹐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大会赞同推出赫鲁晓夫 “ 和平共处 ” 的政策。按照此政策﹐各个共产国家就不该与西方作军事冲突﹐而是与资本主义作经济竞争。当时莫斯科希望河内不要再次挑起战争﹐并与北京一起﹐劝喻越共为避免战争﹐与南越政府解决权力问题而重开日内瓦会议。 河内当时的反应是不想与自己的同盟者关系破裂而公开反对莫斯科的提议﹐希望在武装斗争上继续获得苏联的支持。至少在那个时刻河内没有在17纬线以南进行武装斗争。 
在1956年8 、9月党中央委员会第10次会议后﹐因在土地改革运动犯下了错误﹐总书记长征辞职。胡志明暂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直至找到一位适合的人选为止。1956年底﹐在中央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举行前的几周﹐黎笋向河内寄出了一份南方革命纲领的提议﹐可以说它是自1954年后越南革命的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在黎笋正式向越共中央提交提议前﹐此文件亦曾在1956年12月初于金边举行的南方干部会议上作讨论补充修改。中央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赞成有限度的加强在南方的军事活动﹐此决定后来亦在政治局通过。权力宝座1951年﹐越共第二届党代表大会在北越地区的宣光召开。此会议表明了共产党自1945年11月宣布 “ 自我解散 ” 后再次公开活动﹐ 亦是在此大会上越南共产党改名为 “ 劳动党 ” 。 1957年﹐劳动党中央召回黎笋北上河内担任总书记并进入政治局常委。此一较为出人意外的决定说明越共领导层日益关注和担忧南方的情况。 南方革命家陈文尤后来在1969年7月的《历史研究》杂志上撰文亦承认1957 -- 59年期间是越南南方革命运动 “ 最黑暗的日子 ”。十五号决议尽管在南方推行有限度的加强武装斗争﹐暴力行为仍然不是越共那时的优先政策。在1958年11月举行的14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越共中央不讨论南方的局势﹐只集中讨论北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3年计划。国会与政治局其后通过了此计划。 
黎笋那时并没有出席那些会议，他在一个月前已被政治局派遣南下视察局势。1959年1月返回河内时﹐与黎笋同行的有多位南部党部书记﹐包括海苏﹐陈良与武志功。 
在随后举行的第15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 上述几人曾作了 “ 南方同胞反美吴斗争运动 ” 的详尽报告并建议中央委员会极力推行南方的武装革命。 黎笋与他的南方同志的报告 “ 清楚了解，反映在斗争前线上同志们的对当时革命的失望心理﹐ 并要求中央支持南方的革命。” “ 他们亦反映了南方抗战战士面对美国日益增加对西贡政府援助的忧虑心态。” 第15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结束并做出决议：一方面强调南方革命 “ 有可能采取和平发展的方法 ”﹐ 另一方面准备发动 “ 反美吴集团的起义 ” 的斗争。 此15号决议后来被视为50年代末期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指导纲领的基石。此决议在1959年1月的第1次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但只是到了该年5月份南越总统吴庭艳颁布第10/59号法令一周后才公开发表。河内在此时才正式承诺派遣军队与物资支持南方革命。5月19日﹐ 一支物资运输团人员成立﹐ 为 “ 南方战场的运输开路 ”。到8月份﹐ 第一支北方军队人员上路﹐ 沿着长山山脉新开辟的运输线 ---- 胡志明小道---- 进入南方战斗。  胡志明小道可以说第15号决议是包括黎笋在内的南方革命领导人的一大胜利。在该决议提交通过时﹐ 中央委员会内许多位委员反对。 大多数党内领导人“ 认为﹐武装斗争是必要的，但在其它途径失败后才选择的。” 然而﹐在通过15号决议时﹐北方的领导人仍然不相信已考虑清楚选择其它的途径﹐并认为武装斗争政策的时机未成熟。 若没有来自南方极大的压力， 第15号决议 ---- 对在六年后再发动战事的决议 ---- 是不会通过的。正式担任总书记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 越南革命将同时向两个目标迈进﹕ “ 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与“ 解放南方 ”。参与大会的576位代表选出了黎笋为总书记﹐政治局的第一号人物。 为何是黎笋被选为总书记而不是盛誉国际间的﹐ 地位排名只后于胡志明的武元甲大将呢 ? 
按照裴信 ( 曾担任人民军报记者与编缉 ) 在《雪莲花》一书中的解释﹐ 黎笋的优势是 “ 以当时的标准来说﹐ 曾多年坐牢被视为一张必要的文凭﹔经得起考验﹐获得人们的信心﹐可胜任最高权力的职务。” 抗法时期担任胡志明的助手﹐ 后为越共党报人民报主编的黄松2002年在越共党理论刊物《共产》杂志 上撰文亦提到﹕ 黎笋是 “ 在南北中三地革命活动最久的﹐ 坐牢最久的人 ” ﹐ 并 “ 在秘密活动时期对新旧两代的革命同志皆有广泛联系的人。” 
可是﹐武元甲少坐牢的 “ 劣势 ” 并不是黎笋担任总书记的唯一因素。大会定出目标的性质可以说是黎笋当选为总书记的可能更为适合些。第一﹐ 黎笋提出的苏联的发展模式与斯大林的“ 实现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 更加令人信服， 第二﹐更重要的是﹐黎笋长期在越南中部﹐南部活动的经验知识与威信更适合于 “ 解放南方 ” 的目标﹐并对调和南北两方各个党部的合作更为顺利, 才可以得心应手地彻底执行党务。 
黎笋在第三届大会的成功只是领导机构再改组的一部分。范文同继续担任总理﹐五位副总理内有武元甲与范雄，而长征不再当任副总理﹐ 改为国会主席。与长征有密切关系的人被逐出政府﹐包括黄国越与黎文良亦不再在政治局内了。第三届党大会﹐新的政治局由11委员组成﹐包括胡志明、黎笋、长征、范文同、范雄、武元甲、 黎德寿、 阮志清 、 阮维贞、黎清毅与黄文欢，候补政治局委员是陈国环与文进勇。
起初黎笋对越共与政府工作的权力控制仍极有限。黎笋的周围仍然是那些具有极大影响力﹐很有风度的老革命家﹐群众对他们十分敬佩﹐如胡志明与武元甲﹐他们对处理南方的事务持有较为慎重的态度﹐尽管那时政治局已通过了那个第15号决议。
黎笋在担任总书记的那个时候﹐常自我控制﹐改变自己的观点来配合其它各位领导人的观点。 这一点说明了为何第15号决议在1959年获得通过﹐同时在党第三届大会通过。但这位行事谨慎小心的新总书记仍不得不敦促领导层去执行。胡志明与他的同志们仍感到问题的存在，很难定出一个具体的战略计划﹐例如该武装斗争的决议对莫斯科、北京与华盛顿所产生的后果如何。 然而﹐越南劳动党内部权力均衡随着时间而迅速改变。黎笋在当上总书记后几年﹐ 他在北越党中央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巩固。越共内部斗争在黎笋刚担任总书记时﹐ 他常自我抑制自己的主见来迎合其它比他资格老声誉高的领导人。越南人民军上将陈文茶在叙述他成功的历史生涯中披露黎笋初期当任总书记时在党内的影响程度﹕ 1959年的一天﹐ 陈文茶收听到英国BBC广播电台报导越南共和军与同塔梅地区抗战人员的军事冲突。来自该电台消息﹕ 双方枪手进行了两小时的交火后各自撤退而没有任何伤亡。听后陈感到极之惊愕, 认为这是BBC报导有误﹐ 或是南方抗战干部战士们的作战能力有问题﹐ 有待改善。翌日﹐陈文茶在一位队友陪同下前往会见黎笋﹐建议必需派遣干部来训练南方干部战士们﹐增强他们的工作和战斗能力。黎笋接受此建议并初步要求北方派来一百名年青干部南下。但黎沉默几分钟后说﹐政治局难以批准此建议。在陈的坚持下﹐黎最后认为最好把要求的人数减少。一半人数的数字被提出。但黎笋说若人数更少﹐他保证将会得到批准。终于﹐两人达成妥协的人数为25人。几年后﹐越共内部权力的均衡情况不再出现。势力上升胡志明在越共党内所担任的角色日益被减弱﹐ 被限制为 “ 一位久经考验的外交家与外交政策的顾问﹐同时被视为民族与革命的精神领袖的完美人物” 。胡志明的威信与广泛的人际关系﹐例如  胡志明与毛泽东合影胡志明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使他掌管越共的政治与外交等方面上的地位屹立不倒﹔党内年青的领导人﹐不管他们喜欢与否﹐都没法与胡挑战。 然而﹐直至1965年当美国正式派遣军力介入越南南方之时﹐胡志明在越共党内的角色只带有象征性质而已。胡志明身边最亲近的人物武元甲日后亦被孤立与打击。当时国际上的舆论说﹐武元甲是胡志明之后的越南争取独立斗争的第二名英雄。越南境内外的人亦一致认为武元甲是奠边府战役辉煌胜利的指挥者﹐他是北越部队中一位威信最高的将军。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黎笋与一些人赞同在南方进行武装斗争﹐而武元甲却属于温和派﹐主张谨慎行动和有限的军事冲突。和胡志明 一样﹐ 武元甲接受当时苏联提倡 的“ 和平共存 ”策略﹐认为必须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的根基后才考虑南方的武装斗争。这位大将军的主见形成了对黎笋的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最后﹐黎笋亦把武元甲的影响排除出政治局外。从打击武元甲与诸位党内同志的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黎笋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亦说明了沙场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政坛上的胜利者。
黎笋有绝对权力的欲望。通过孤立胡志明、武元甲以及其它同志的事件﹐体现出黎笋曾建立了他在河内的不仅是忠实于他﹐还可共同决心全力推行他的革命目标的领导机器”。 签订1954年日内瓦协议﹐使黎笋认为﹐为了革命的成功﹐他必须以任何的代价﹐排除哪一位不相信以武装斗争赢取胜利的人。意识形态的争吵陈书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 当时国家的气氛是 “ 主战的心理笼罩着北越社会 ” 以及 “ 就算有人主张和平共存与两方和平竞争﹐ 亦不敢说出来。” 黎笋一派与其它人的冲突达到高峰反映在1963年第9轮党中央会议上﹐继之﹐严重的分裂发生了1967年在河内逮捕了多位党员的事件。 
1963年捷克总统诺沃尼访问河内﹐ 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报反映出苏联的观点并高度赞许和平共存是 “ 最正确的政策 ”。可是﹐ 当诺沃尼返国后﹐ 越共党内“ 亲苏派 ” 与“ 亲中派 ” 的矛盾冲突升级。外交部长翁文谦被指责与诺沃尼发表的联合公报并被撤职﹐ 由春水接任。 
根1963年东德驻河内大使的说话﹐外交部、新闻通讯社等等的重要职务由 “ 追随中国路线 ” 的干部占位。 这一现象亦表明了越共注重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抵河内的访问。刘之行把河内更倾向北京﹐双方的联合公报宣布 “ 修正主义 ” 与 “ 右倾机会主义 ” 同是威胁到国际共产运动的主要因素。 在北越的报刊日益表明他们的 “ 亲中 ” 观点立场。 劳动党内 “ 各亲苏同志 ” 已被有系统的孤立。至九月份﹐ 中央组织部部长黎德寿 在越共党报《人民报》撰文指出﹐ 一些党员受到 “ 修正主义 ” 的思想影响﹐因此﹐ 他们对党统一国家的政策存怀疑态度。当时东德大使馆认为黎德寿的文章是 “ 对亲苏观点的党内同志的一次直接的进攻 ” ﹐以及此行动是为即将举行的第九次党中央会议作铺路之用。 
南越西贡总统吴庭艳被刺杀﹐ 政变刚发生不久﹐ 1963年于河内举行了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会议。越南局势使重新提出是否在南方推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提供了适当的讨论条件。同时﹐中苏两国在国际上日益严重的争吵使河内处于荆棘处境。越共清楚知道﹐为达到国家的统一﹐他们必需同时依赖这两个同盟者。 
黎笋、黎德寿与范雄在第九次中央会议上批判和平共存的主张。会议决议提出在南方实行武装斗争。第九次中央会议后﹐ 黎笋为首的一派增强批判 “ 现代修正主义” 行动 ( 针对由苏联赫鲁晓夫时代提倡的各个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竞争﹐ 而中国当时极力反对的政策 ) 。 
第九次中央会议后由黎德寿撰写的题目为《为巩固党﹐ 增强思想战线》的一系列文章中承认﹐党内一些党员同志不跟随党的路线。尽管文章不具体的提及名字﹐但据观察员的认为﹐他们是在第九次中央会议上发表反对黎笋政策的人﹕裴公呈 、杨白梅、黎廉、翁文谦等。 黎德寿宣布党员们将要参与各种学习政训班以深刻了解第九次中央会议的决议。 强调﹐ 学员要清晰分别出甚么为 “ 真正的马列主义” 与“ 修正主义”。 这场整训战役 “ 不仅为对付党内不同观点的人﹐还为北方人面对战争将要升级作精神准备”。1968年的事越共党内的争吵始于1963 -- 64年间﹐ 并延续至1967-- 68年间。起初﹐由于担忧失去苏联的援助﹐黎笋一派持慎重态度﹐不公开排苏亲毛的态度。因此﹐第九次中央会议的草拟决议中先前写上了直接批判苏联领袖赫鲁晓夫的段章﹐可是后来在黎笋的要求下﹐那些字句被删除了。 然而﹐发生在1964年赫鲁晓夫失去苏共党总书记一职﹐美军介入越南方以及1965年美机空炸北越一系列事件令到越苏关系更加亲密。自那时起﹐黎笋及其它的同路人认为﹐他们的信心十足﹐继续更猛烈的公开发动排斥修正主义者的战役。 在1967--68年所发生的事件中﹐约有30多位高级人物被捕﹔可能有300人被排斥而失去职务﹐包括军队中的将领、理论家、教师、艺术人士与记者等等﹐他们大部份曾是被送往苏联受训的人。最先被捕的是黄明政先生﹐ 原哲学研究院院长﹐被捕时间为1967年7月﹐ 随后入狱。 在1967-- 68年反修正主义这件事件中﹐没有一个被牵连的人出庭受审。直至1990年代﹐一些生存者和已去世者的家属曾致函党中央﹐要求恢复名誉。对于1967--68年事件﹐ 有各中纷纭的解释。1994年由越共发布的《一些敌对分子的反抗活动》的资料中透露﹐指控黄明政与多名反党分子偷取了关于越中会谈的秘密资料并意谋把它寄往外国﹔他们亦被指责收集资料﹐为撰写反党文章和建立反对派的政治纲领。 可是﹐曾被牵连入狱的人认为﹐ 发生 “ 反党事件” 的原因是黎笋意图利用 “ 修正主义的威胁 ” 为借口来打击武元甲的威信。 黎笋转向瞄准一群拥护武元甲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党与政府中与武元甲最亲近和忠诚的高级人物。”在所谓 “ 反党 - - 修正主义案件 ” 结束后﹐越共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陀明显倾向黎笋的一边。所有拥护黎笋的人被提拔入党政领导机构中﹐成为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物。黎笋的同盟者在黎笋整个从提升至掌握党的最高领导的过程中﹐黎德寿对黎笋的协助是功德无量的。 黎德寿自1920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在狱中呆过多年。1945年出狱后﹐黎德寿被派遣到南方﹐在整个越盟与法国斗争的阶段他一直是黎笋的助手。两人密切的关系对日后在党内各方面上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当黎笋担任总书记时﹐他被选为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 若得不到黎德寿的支持﹐黎笋根本不可以如此有效率的巩固他的权力地位。黎德寿对黎笋的忠心与协助是必要的﹐使到河内领导层中清洗行动进行顺利无阻。” 在越南战争中﹐另一位担任重要角色的人物是阮志清。在1960年代中﹐北越只有两位四星的大将﹐他们是国防部长兼总司令武元甲与政治总局主任阮志清。 武元甲在1966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及南方的冲突问题。他认为﹐这场战斗是漫长的﹐并且军事斗争是需要许多年后才可获取胜利。他表示他不相信 “ 使用大规模的正规部队就可取胜﹐ 因为 只可使敌人的战略有利。” 阮志清立即作出反应。他在《学习》杂志上撰文反击﹕ 在南方进行战略进攻是取得胜利的正确的 ﹐ 同时指出反对此的人的论点 “ 不逻辑 ”。黎笋与阮志清成为亲密的联盟的理由之一是两人最初的观点一致认为﹐夺取南方的胜利道路只有采取军事斗争。 很久以来﹐武元甲指责阮志清的军事思想﹐ 而且他公开表示怀疑阮志清大将的进攻战略….. 武元甲在抗美战争中一直持慎重与实际的态度。一些人认为这就是武元甲失去政治舞台的原因 。 “ 以提拔阮志清为手段﹐ 黎笋成功的在军队中树立了一位新的形像。尽管阮志清大将在1967年猝死﹐ 但他的那种观点 “ 若没有大规模的正规部队的支助参与﹐人民战争是不会取得胜利 ” ---- 仍然在河内领导人中占较大的影响。自1965年尾至1975年当战争结束时﹐不断的大量的正规部队从北南下参战。黎笋一方面减少胡志明与武元甲在党军中的影响﹐另一方面提拔忠诚于他的人进入党政的领导机器﹐而他们的信念与原则一直深深的影响着越南。战后时期1976年尾﹐在党第六届代表大会上越南劳动党改名为越南共产党。黎笋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政治局的14位正式委员是黎笋、长征、范文同、范雄、黎德寿、武元甲、阮维贞、黎清毅、陈国环、文进勇、黎文良、阮文灵、武志功、朱辉敏。三位候补委员是素友、武文杰与杜梅。 
  1985年的黎笋（中）会见印度总理拉-甘地在谈及和平时期的越南共产党人﹐ 戴维艾利奥特 在他的《越南战争》书中高度评价那些领导人。他分析那些越共领导人仍然生存至战争结束最后一刻﹐ 他们 “ 常是那些意志坚强﹐教条以及绝对坚信革命的人。但是那些人并不是具有能力把越南引上发展的道路。” “ 他们曾体现异常的勇敢﹐甚至是英雄的行为。但他们亦学会了生存的手法而它使战后应采有开放的策略的发展受到限制……最严重的是﹐他们相信革命运动比个人的各种权利更加重要﹐并使许多干部﹐许多蔑视法制的人以它为借口来贪污﹔他们认为革命目标可以代替方法。”侵略扩张的反华之路70年代，中美关系的逐渐复苏和正常化已经使越南领导人对中国产生不满情绪，同时与中国关系处于低谷期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意图拉拢越南，完成其南北包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黎笋开始实行亲苏政策，并在1976年之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反华。越战结束以后，黎笋要求中国归还前南越政权非法占领过的南海部分岛屿，而之前胡志明曾明确承认该区域为中国领土，在中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黎笋派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南海六个岛屿。同时，不断在中越陆地边境挑起争端，侵占我边疆、射杀我边防人员，并大规模驱逐国内华侨华商。由此，中越之间分歧和矛盾开始公开化。在越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黎笋没有将越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到战后重建、恢复生产上来，而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扩充军备，于1978年12月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还仿照勃列日涅夫主义，加紧对老挝的控制，意欲将其变为“卫星国”。于是，曾经由胡志明为了联合抗美救国需要而提出的“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竟成了黎笋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随着越南在中国边境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中国方面最终忍无可忍，对越南实施了武装反击，中越战争爆发。从此以后，中越关系陷入低谷，实际上断绝了关系（象征性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中国官方也开始将黎笋领导下的越南党和政府称为“黎笋集团”、“越南黎笋反动集团”。
1986年7月黎笋逝世。黎笋之死打开了与北京恢复关系的大门。黎笋死后，阮文灵被选为党总书记以及执行的革新政策说明了越南推行斯大林式的领导的终结。在此﹐我们可以把越南1986年的改革年代视作为有如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 “ 冰解 ” 的时期更为适合﹐若把它视为如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维新改革是不确切的比较。 
一位名叫思维林毕阿拉的作者在述及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以及赫鲁晓夫上台那个时期时认为 “ 那是一个混乱的阶段﹐人们在各种的压力面前随时会爆发出他们日久以待的反应﹔一个使人们更加广泛的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的阶段。赫鲁晓夫的继任﹐以及由它产生的自然的重要性﹐成为了推动在社会上积累已久但没有机会来表示与体现的各种力量与倾向。” 越南在黎笋逝世后所发生的演变与斯大林死后情况相同无异。 在阮文灵掌政之年﹐却与赫鲁晓夫的年代一样﹐ 亦突然改变过去的做法﹐ 使党内提升了一位较为少 “ 激进 ” ﹐更为慎重的领导人上台。
黎笋遗产
作为一位总书记﹐黎笋在越共党内担任主要角色﹐我们要承认他在越战期间对越南共产党所作出重要决策的成绩。北越曾接受来自苏联与中国的大量援助﹐ 河内当局在抗美战争中坚持自主独立的政策。整个北京﹐莫斯科与河内之间亦在不同的时期内各自对某一方表示不满与愤慨﹐以及互相怀疑对方。在黎笋的时代﹐越南共产党与苏联中国合作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但肯定它不是两强国手中的扯线木偶。 
主要著作
有《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夺取新胜利》(1970)、《世界形势及我党的国际任务》(1975)、《越南社会主义革命》(1976)、《越南工人阶级与工农联盟》（1976）、《寄给南方的信》(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