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强制拆迁
发展背景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拆迁房屋数量急剧增加，拆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而由此引发的矛盾拆迁不断升级。作为拆迁矛盾引发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强制拆迁。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房屋拆迁，至今已走过十几个年头，拆迁己经成为人们这个社会进步、城市发展的必经途径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城市原有的格局已经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若要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通过拆迁实现城市空间的延伸和功能的重新布局。二是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自身的居住、生活环境也提出更高要求。三是由于城市改造，城市中许多地方己成为旧城区，同时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原来的城市郊区村被纳入城区范围而成为“城中村”，要实现城市建设格局的和谐统一，也要求对这部分房屋进行拆迁。现实中，或者被拆迁人不满安置补偿的标准过低、或者被拆迁人故意借拆迁的机会漫天要价，常常使得拆迁工作难以顺利进行。然而，拆迁的整体格局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架构上，由国家权力支配的，因此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强制拆迁制度也就与拆迁制度本身相伴相形  强制拆迁
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 条之规定，土地征用房屋强制拆迁应由有关单位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即只有司法强制拆迁才算合法，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各地法院不得以各种理由参与拆迁,法律并未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拆迁的权利，因此行政诸机关对他人房屋的强制拆迁行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非法行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经全国人代会常委会修改后已于2007年8月30日由胡锦涛主席第七十二号令公布施行。这也是法律规定，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因此从时间点上讲。《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失效时间，应当是胡锦涛主席令第七十二号令的公布施行的时间，2007年8月30日。国务院于200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因与新公布施行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规定不一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法律规定（如：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九条）因而失效，这已是非常明确地被废止了，应该停止执行了。在全国人代会公报上公布施行了，也就是向全中国人民公布施行了。 
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在拆迁计划的过程中，将更多地人性化，更多考虑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强制拆迁的。
强拆神迹
凌晨拆房  强制拆迁2008年11月8日凌晨，石鼓区桑园路76号两栋居民楼的居民正在熟睡，一伙身份不明的社会闲散人员突然破门而入，将居民们强行从床上拖起，用的士运走，然后用挖土机将这两栋居民楼夷为平地，居民们的财物全部被埋在废墟中。更令人发指的是，从床上被拖起的居民要求穿件衣服御寒时，竟遭到暴徒的毒打，以至被迫穿着短袖睡衣和短裤，在寒风中冻了数小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牵出了一宗精心设计的侵吞国有资产案及一批幕后“操盘”的国家公职人员。广东强拆2009年16日中午12时，广东一女子买菜回来发现自己家一房一厅一阁楼，总面积30多平方米的房子变成平地。大约3个月前，曾有拆迁办的人说要拆房子，每平方米500元补偿，他不同意。对方说等到拆迁动工时再通知他，却突遭拆屋。律师称拆迁单位侵权。房屋强拆  强制拆迁17户居民终于“动迁”了，但这次“动迁”让他们一脸茫然。2005年8月19日，沈阳市铁西新区拆迁办人员带着两台大铲车，迅速推平了北一路19巷17户居民的家。除贵重家当外，居民的东西都被埋在了废墟里。拆迁办的依据是此前贴出的一纸拆除违建通知，但被推倒的房屋却都是有房产证的……就餐强拆因为不满意开发商的搬迁赔偿条件，家住河池市南新东路的杨女士，成为了原河池市汽车配件厂生活区内唯一的“钉子户 ”。2009年7月30日晚，杨女士的房子被强行拆除。她认为，在她和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开发商就擅自强拆房屋，侵犯了她及家人的合法权益。持刀强拆鑫宝印刷厂位于顺义小东庄，占地300平方米，一夜间这里只剩一片废墟，负责看守厂房的张喜坤站在倒塌的院墙上。据他回忆，2009年29日凌晨2时左右，他被狗叫声吵醒，正当他摸索衣服打算出去看的时候，一把尖刀顶在他脸部。“不让我动，要动就捅死我。”张喜坤嘴上部被刀划伤，但还是隐约记下约有6名男子站在帐篷里。“外面有推土机的声音。”等张喜坤挣扎着出门后看到，整个厂房被推土机推到，十多名陌生男子站在一旁。房子倒塌在还没有签定拆迁协议之前，张家口市退休女市民温春梅的房子，被不明人士砸坏了门窗，派出所在查看现场后要求温春梅去所里作笔录，谁知等温春梅从派出所回来后一看，这次房子竟然倒塌了一半，所有的家具都被埋了进去，而剩下的两间也变成了危房。而当地拆迁办对此的解释竟然是：“在清理旁边垃圾时不小心碰倒了”。2009年11月23日，这样的场景和解释在张家口市桥西区戏剧性的上演。猪场强拆2009年5月24日上午，湖北宜昌市宜昌开发区南苑养猪场遭遇暴力拆迁，一栋两层的楼房和2000多平方米的猪舍被夷为平地，数百头猪被活埋或砸死，养猪场的两名工人在拆迁冲突中受伤。河南强拆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王先生家被开放商突袭拆毁，40多人开着推土机，15分钟内连同屋里的电器家具一齐推成平地，王先生父亲的骨灰盒被踹到院子里，事后围观者的对现场评价“跟地震后似的”。被拆迁人员围殴拨打110报警，2小时后警察才赶到，至于出警晚的原因，“你们这个地方不好找。”酒店强拆2008年12月，武汉江岸区余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在堤角边开的一家酒店被人用挖掘机强拆。余女士称，当天数十人赶到酒店，先是将店里的工作人员驱散，接着将她强行架出酒店，后又调来一辆挖掘机将店面挖损。记者与拆迁公司取得联系，一名工作人员称，对余家酒店进行拆除实属无奈。余家对拆迁补偿漫天要价，双方协商多次未果。因拆迁有时间进度安排，余一直不配合，也不愿意出面协商，他们才调来挖掘机。拆恩师房2008年11月有人向记者反映，在安徽六安市、叶集政府非法强占基本农田6359.99亩左右，非法强制拆除农民居住的房164户，更可气的是，学生带队把一个在地方很有名气的近快满80岁樊可安老教师的房屋强制拆除，师母无去处。只好搭建临时工棚居住。半夜强拆2008年3月27日凌晨，苏州几十名“身份不明”男子戴安全帽手持钢管闯入两户人家，将户主拖出屋外，随后强拆房子。当地街道拆迁办否认涉及此事，表示并不知情。11人被埋重庆市奉节中学师生为保护学校土地，阻止开发商挖土作业。施工方拒不理会，野蛮施工导致塌方，有11名老师被埋。官方已证实有4名老师在事故中受伤，据称施工老板曾对操作挖土机的司机说，“挖，挖死一个二十万！”
自焚事件
《重庆晚报》：2009年12月16日下午2点多，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北坞村，玉泉村民委员会在对居民席新柱家进行强制腾退时，席新柱往自己身上喷洒汽油并点燃，导致其面部等处被烧伤，目前仍未脱离危险期。
各地因为强制拆迁而闹出这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自焚”事件，无独有偶，早已有之。
2009年11月，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自焚”；
  成都唐福珍自焚阻拆迁2009年10月28日山东省青岛市张霞“自焚”；
2009 年2月13日内蒙古赤峰发生“自焚”事件；
2008年4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发生“自焚”事件；
2003年 9月15日上午8时40分左右，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身上泼汽油后点燃。
2010年9月10日上午10时许，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发生自焚事件。一死二伤。
呼和浩特
事件概览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东街原呼和浩特市晋剧团宿舍住户李先生反映：“今天早上，一群穿城管制服的人和拆迁公司的人来到这里，不由分说把屋子里的家具搬走，把13间平房拆倒了。”负责此事的玉泉区副区长高瑞军说：“2006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在这里修建仿古房屋、街道展示当年大盛魁原貌，当时是北京的一家公司投资做这个项目。后来，因为资金问题这家公司撤资了，现在又有一家公司接管了这个项目。今天来这里进行拆迁的城管工作人员、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是受玉泉区政府委托工作的，我们也提前下发过拆迁通知。我已经通知了拆迁指挥部，让他们和住户认真沟通。住户可以放心，回迁房已经建盖了三层，到时候大家可以搬进回迁房，搬迁期间的过渡费我们也会妥善解决。至于拆迁补偿标准，我们会和住户进一步协商。”相关评论《视角》（文/平 原）
拆迁是城市改造中的必然举措，拆掉旧的，是为了建新的，按理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办不好，也就成了坏事。近几年，很多地方的拆迁已经陷入野蛮拆迁的怪圈，拆迁公司只考虑自己的任务，不考虑拆迁户的利益，于是很多捍卫自己权利的住户被扣上“钉子户”的大帽子，似乎维权成了没有大局意识的违法行为。在拆迁过程中，先补偿后拆迁是起码准则，住户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就强行拆迁，显然属于侵权行为。可悲的是，虽然《物权法》早已经出台，可是在野蛮拆迁面前又有多大的保护力度呢？晋剧团宿舍的住户面临的情况还不算太糟，至少有了回迁房，可是现在房子已经被拆了，与拆迁公司的补偿谈判还能公平吗？ 怎能放心（文/吾 可） 
听了高副区长的话，不知这些房屋被人强拆的住户能不能真的放心？ 
城区要改造，就得拆迁。旧的不拆，怎能建起新的？所以，拆迁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拆迁时，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需要征得住户同意。否则，即使有一万个拆的理由，也不能强拆。因为，强拆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如果在拆迁补偿的问题上没有和住户谈妥，即使政府确定的补偿标准再优惠，强拆就是对住户合法权益的侵害。遭到强拆，还能放心，这样的住户可能不会太多。一边在实施强拆，一边还让住户放心，这话的可信度又有多大呢？能实施强拆，难道就不能在回迁的问题上强加给住户其他不公平条件吗？所以说，住户能不能放心，不是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在补偿标准还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他们的房子已经没有了，还能拿什么保证让他们放心呢？政府守法(文/啸 天） 
谈到私有财产的保护，最经典的莫过于18世纪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的那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必须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然而，近年来，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强行拆迁事件屡见不鲜，在许多场合人们看到的是“风能进，雨能进，地产商的挖掘机更能进。” 
拆迁是好事，拆旧建新，我们的生活环境才会越来越好。可是，拆迁必须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而不能先拆后谈。如此强行拆除，是对老百姓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要知道，《物权法》不只是给老百姓定的，政府更要遵守法律。政府部门只有成为守法楷模，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实现依法治国。协商胁商(文/朱慧松) 
好端端的家转眼间成为一片废墟，住户们面临“流离失所”的尴尬境地，会是何等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傅崇兰、石向阳、姚晓敏谈强制拆迁问题[1][2]对此，有关方面称会和住户进一步协商。按道理说，既然是协商，就应是真诚沟通、坦诚交流，这样才会收到好的效果。可现在拆迁补偿标准还没谈妥，就先将人家的房子给拆了，这岂不是先上船后买票。在这种情况下，再进行所谓的协商又还有多少诚意可言，恐怕就只能是“胁商”了吧。住户们面对“木已成舟”的局面，不同意对方的要求又能如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如同案板上的肉，只能任人摆布了。 
希望有关方面能真正拿出诚意来，切实为住户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职能部门也要介入调查，看看这样的拆迁行为是否违规，若确有问题，必须对责任人严惩不贷，以避免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先拆后补（文/瞿方业) 
依靠强势地位先强行拆除了人家的住房再谈补偿的做法，也太霸道了吧。难道政府发个通知就可以先强行拆除老百姓的房？如此天寒地冻，房子被拆除，让老百姓去哪里住？政府部门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些。 
强行拆除他人房屋的行为，是侵害他人物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的行为，严重违反物权法。如果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目的，总是与民争利，这样的结果非常可怕。如此一来，公民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强制拆迁的受害者。 
无论如何，强拆是侵害住户利益的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滥用职权的官员，应当问责。对于政府主导的强拆行为，更应当警惕，如果政府都不能遵守相关法律而依法办事，必然侵害社会公平，侵害民众的利益。
拆迁大战
---摘自经济半小时神迹概览(记者：鄢闻余 摄像：白羽)
今天我们来关注强制拆迁的话题。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看一段惊心动魄的拆迁场面。
“你们是哪个法院的，也没有法院的判决书，如果没有，就是强占我的土地，侵犯我的财产。”
这名站在楼顶上的女士名叫潘蓉，在发生前面片子所记录的那一场冲突之前，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米的四层小楼，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潘蓉和丈夫张其龙都出生在这个区的乡镇。上世纪90年代夫妇二人到新西兰留学，之后又取得了新西兰的国籍。2004年夫妇二人回国，把属于张其龙父亲的一所农村住宅翻盖一新，张其龙也开始回到国内工作。然而2008年，潘蓉接到的一纸虹桥机场交通枢纽的拆迁裁决，打破了他们一家平静的生活。上海机场集团要兴建机场的交通枢纽工程，而潘蓉的这栋小楼正好位于这一工程项目的范围之内，因此潘蓉一家必须在期限之内办理原先的住所，房屋将做拆除。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潘蓉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计算下来潘蓉的拆迁补偿是67.3万元。
上海市居民潘蓉：“我就跟动迁组说，我说你那个价格评估出来67万，那样我给你70万，你就跟我买一个跟我差不多屋况的，如果跟我一模一样那我就为难你了，就跟我差不多情况的这个房子，你给我去买一个，他说这不可能的。”
潘蓉所在的闵行区是上海市最大的行政区，临近虹桥机场。在住宅市场上，它属于上海市的四类地区，类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早已经高达每平米1万5千多元。潘蓉的住宅虽然不是商品房，但是这套小楼，仅仅靠一层二层的向外出租，就能获得每月4000元的租金。潘蓉用常识来衡量，也觉得这个补偿价格显然不符合市场。因此潘蓉一家商量决定：既不认可这个评估，也不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潘蓉：“你不能把我那只羊牵走了，然后拿一只鸡来跟我说，我这只鸡很漂亮，然后你看他会下蛋，会怎么样，硬塞给我，我不要，你还是把那只羊牵走了，那不行的。”
不能进行协议拆迁，上海市闵行区的这个虹桥枢纽工程还得要顺利进行下去，在履行了告知，送达拆迁行政裁决书15天以后，潘蓉仍然没有搬走，闵行区政府启动了了对潘蓉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的程序。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碰到矛盾做工作，做不听的按照程序走，也只有这个办法，你其他没有办法。”
高宝金，华漕镇政府副镇长。也是主管镇里拆迁工作的领导。在实施强制拆迁的当天，高宝金也在现场，协同闵行区政府以及公安、消防、城管以及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等各有关部门组织执行强制拆迁。
潘蓉：“那天是早晨很早大概7点那个样子，7、8点那个样子，就听着哗啦哗啦机器的声音，我在说汶川地震我们家里怎么了，然后跑那里一看那些机器就过来嘛，它过来的时候不是那种压重很重的嘛，很沉的嘛，然后我就说好像不好了，他们真的要动手了，要拆了。”
八点15分，强行拆迁开始实行。
潘蓉：“那些人就冲上来了，扔石头的扔石头，然后谩骂的谩骂，第一个铲车上来的时候，把我们家一层的那个门，因为是防盗的那种铁门，一下子就是撬开，就冲上来了，冲到了我们家的三楼，冲到了三楼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三楼还有一道防盗门，然后他们冲不进来，然后又在那个上面又叫又跳。”
强制拆迁果然事到临头了。究竟应该怎么办？潘蓉觉得自己还不是那种钉在工程上，提什么条件都不肯搬走的钉子户。在她看来，她所要求就是一个符合市价的赔偿价格。但是除了基本沿用原有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外，潘蓉几乎没法和拆迁方协商到一个更高的价格。几次协商价格无门，搬迁无法完成，拆迁的强制程序却开始一步步启动了。
高宝金：“我跟你老是说你不通，那不通工程不干了，你说一年不通，五年不通，十年不通这个工程别搞了，那国家肯定要采取措施嘛。”
潘蓉：“我就拿着那个话筒嘛，我就对着来拆迁的人，就面对面的势均力敌的那种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我的合法财产，如果你拿了法院的判决书呢，法院如果判我是违法的，那拿了法院的判决书我就是开门让你们进来拆，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来，你那种没有法院的判决书，那就是属于违法的，那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财产的，我要反抗的。”
站在四楼阳台上用电喇叭喊话的，就是潘蓉本人。通过喊话，要求拆迁方出示法院的文书，在她看来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认定他们家的财产已经被剥夺了，那么他们就始终拥有对这栋房屋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潘蓉：“那天我们还看了《物权法》，我说那个《物权法》非常好，然后我们还深信一点，就是《物权法》都出来，那肯定是按照《物权法》，国家的法律都在那里面，怎么可能跑到人家家里来然后把房子拆掉，然后我跟你说，给你多少补偿款，你就拿多少补偿款，你总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你没有标准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很理直气壮的。”
强制拆迁是对拆迁户的侵权，潘蓉的这种说法并不只出现在她一家。华漕镇的高副镇长说，几乎每一家强制拆迁户，都用这条理由抵制拆迁。每一次高宝金都觉得自己是磨破了嘴皮子和居民解释，但这种解释往往都不被对方认可。
高宝金：“你说你现在有一部分人，到现在为止，他认为你这个动迁不合法，你动迁都有文件，都上面有文件的，他还说你们不合法，就是他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你怎么讲他也转不过来。”
拆迁户拿的是《物权法》和高宝金争理，认为拆迁方侵犯了他们的物权；而高宝金带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拆迁人也就是通常说得拆迁公司如果已经履行裁决规定的义务，被拆迁人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这一条款进行解释。但是双方各认各的法律，各说各的话，无论如何也没法达成一致。
高宝金：“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所有的强迁程序，所有动迁的法律规定都给他们了，他们转不过弯子来。”
记者：“就在这一点上双方是很难一致的？”
高宝金：“当然这是少数，因为五千户人家，不可能都，有的人脑子别住了，你怎么说也，做了一百多次工作也转不过来，这么个情况。”
九点，潘蓉家的大门被推土机凿开，拆迁人员进入楼内，要把潘蓉一家清除出楼房实施拆迁，但是由于潘蓉家里一二层用于出租，三四层还有一个防盗门，所以拆迁人员到了三层以后没法上楼，双方隔着门开始叫喊，地面的人开始向四楼扔石块。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9点15分，挖土机开始凿房屋的外墙，楼下的阳台被机器手拍断，部分墙壁开裂并且倾斜。
潘蓉：“当时他们拍我们的围墙，拍我们墙的时候，我先生就开始跟我说，不行了，要阻止他们，然后就给他们扔汽油瓶的。”
潘蓉站在顶楼的阳台上，要求拆迁方提供法院文书。但是这个做法对于阻止强制拆迁的进行并不奏效。潘蓉和他的先生张其龙开始扔掷自制的汽油瓶。事实上，潘荣也知道，自己的这一做法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相关的条款。对于自己当初做出如此疯狂而且不理性的举动，潘荣坦言当时自己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潘蓉：“就是很紧张，我也很害怕了，我上去的时候还喝了大半杯的，我们家不是有那个酒，喝了大半杯的威士忌，我想壮一下自己的胆，壮着胆子上去的。”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当时任闵行区虹桥枢纽动迁指挥部的主任，金至今他仍然记得现场的情景。
记者：“当时丢汽油瓶的时候，这边有没有害怕？”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没有害怕。”
记者：“有车什么的，下面不怕得下来？”
吴仲权：“这个没有的，我们安全工作做好的，他把燃烧瓶扔在我们好像那个抓斗机上。”
吴仲权告诉记者，当潘荣扔下汽油瓶的时候，现场的拆迁人员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他们完全可以对潘荣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手段。
吴仲权：“这种事情呢怎么说呢，反正现在好象各地这样的情况都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是这个情况，后来因为他用燃烧弹烧煤气，涉及到一个治安问题，所以说作为治安问题来处理。”
就像华漕镇副镇长高宝金所说的那样，几乎每一家强制拆迁户都用《物权法》与拆迁方手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峙。这两部法律法规为什么会打起架来呢？
是啊，潘蓉扔汽油瓶的举动，按她自己的说法，确实是非常疯狂，非常不理性，也触犯了我国的法律法规。那么她的汽油瓶能够阻止得了这次强制拆迁吗？事件探讨强制拆迁，暴力反击，责任与谁？　前面我们看到，潘蓉之所以通过暴力手段来抗拒拆迁，是因为拆迁方答应给他们的补偿，与市场价格差距巨大。
在多次协商和反映自己述求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行强制拆迁如期而至，潘蓉为了阻止拆迁，开始用投掷汽油瓶等违法的暴力手段来进行反击，但是这能阻止铲车的开进吗？
10点，投掷汽油瓶的活动仍然在继续，但是汽油瓶并不能阻止拆迁的进行。
上海市居民潘蓉：“一开始我们扔的时候是没有碰到他那个车嘛，然后那个车就退回去了，退回去了我想他们停止了，不行，他们叫来消防车，像打仗一样的。”
潘蓉事后回忆，她当天不论是在楼上喊话，还是投汽油瓶，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让拆迁的机器停下来。觉得这样至少可以表明自己捍卫财产权的态度，并以此对抗拆迁方的侵权。
记者：“整个拆迁的面积有多大？”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17平方公里。”
记者：“潘蓉的家在地图上哪里？”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在这里。”
吴仲权，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当时是闵行区动迁指挥部的一把手。潘蓉家执行强制拆迁他也在现场。他说，整个虹桥枢纽工程土地拆迁面积高达2万5千亩，涉及到的农户有5000多户，企业2100多家。他坦言，在他工作的过程当中，拆迁户特别是强制拆迁户向他提出最多的问题就是指责区政府的强拆侵权，这让他频繁遭遇激烈矛盾。
吴仲权：“他们自己觉得好象你们是不按法治来做，好象你们强迁来做，那么这个项目上真正强制动迁的是有的，一共有，到现在为止一共是27家。”
并不只是吴仲权遇到这样的难题，华漕镇政府的高宝金也屡屡遇到激烈的矛盾冲突。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动迁那不得了，我的车子都给人家砸了两次了，肯定有部分人对你不满意了，要是有1%的人，那里面的人就不得了了，你说对不对这个数字，因为人家不认识，其他领导干部他不认识的，就我认识的，都从小一起长大的，何况我在搞动迁这个工作，这个难度很大很大的。”
强行拆迁究竟是否如潘蓉所说涉及侵权呢？
上海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克健：“那么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怪现象，就是各用各的法，各说各的话。”
王克健，上海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07年，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20多名律师致信国务院，提出由于现行的《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已经颁布实施的《物权法》，以及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已经产生矛盾，本着下位的行政条例要服从于上位的国家法律的的原则，提请国务院要修订或者废止现行的《城市管理条例》。
王克健：“我今天看到这个案例只不过是对抗激烈了一点，其实城市房屋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全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起，它的问题实质完全是我们立法体系方面的一个问题，是由上面的立法造成的。”
王律师指出，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与此同时物权法还规定，国家、集体、私人财产均依法受到保护，这三者的财产同等重要，同样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王克健：“他手里拿着土地使用权证，他拿着房屋产权证，在我的权证在手的情况下，在你那个登记薄上依然登记我是产权人的情况下，我是土地使用权人的情况下，你怎么就来拆我的房子了，你法律不是要保护权利了嘛，我这有权证，就应当受法律保护，你怎么不保护，这时候老百姓肯定问了，你那个拆迁许可证，难道比我房产证的权利还大。”
那么政府要征收土地应该怎样处理呢？《物权法》第42条对政府征收公民个人的房屋和不动产采取了例外允许、严格限制的态度。该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王克健：“大家注意，这应当是征收补偿，而不是拆迁补偿，因为公共利益审查过之后，它是征收而不是拆迁，征收是所有权变更的一种方式，你征收去了，我的房子你征收去了属于你政府的，所有权变成你政府的，你拆的是你自己的房子，它就永远不存在强制拆除。”
王律师强调，依照物权法的规定，确实属于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在给与了足额补偿之后，政府要将财产的产权变更到政府名下才能实施拆除。2001年以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之初，为保证旧城改造和项目的顺利实施确实起到了高效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和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推出，这一条例就与之后实行的两部法律产生了矛盾。
王克健：“那么当你拿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你没有经过征收的情况，去拆别人《物权法》保护物权的时候，使之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侵权。”
王律师的这一番阐释是不是的确符合物权法订立的原则呢？《物权法》起草人之一的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肯定了王律师的说法。
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权法》起草人之一孙宪忠：“《物权法》在这个上头已经明确指出来了，你这个征地拆迁首先是政府方面的责任，因为你要为了一个公共利益去征地和拆迁，征地和拆迁的结果实际上是消灭了民法上的另一个合法权利了，那你这个拆迁人，他是一个公司，他是一个企业，他哪有权利去消灭一个别人的一个权利。”
在王律师看来，从现象上看是像潘蓉这样的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实际上它反映出来的实质是两部法律和条例之间的冲突。
潘蓉：“消防车来了嘛，然后消防车的那个人就开始冲我嘛，用水枪冲，消防车来以后那个车又上来了呀，上来以后，我们又急了嘛，急了又把瓶子扔下去，扔下去的时候，他就开始为这个车灭火，为这个车灭火，灭火了以后就开始喷我们。”
《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物权法》的现实版“大战”该如何解决？
潘蓉告诉我们，她和丈夫张龙其都是新西兰国籍，如果依照新西兰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迁，先是政府给出一个评估价格，如业主觉得不公道，政府会出钱，让你到市场上随机挑选两个权威的评估机构，选择平均评估价格支付。
可是在国内，《物权法》和《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矛盾，却在现实中演绎成了潘蓉夫妇与拆迁方的对立。两个人的汽油瓶保卫战最终能让铲车停下来么？再来看看事件的结局。
潘蓉：“喷了我以后我就退出去了嘛，退回房子里换了衣服，再到楼上去，但是那时候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哭了，因为他在三楼，他拍的就是他脚下的二楼，他肯定最清楚，就是那种房子的震动，他感觉到了，他哭了在里面，就哇哇哭，又哭又叫。”
儿子的哭闹让潘蓉放弃了阻挠强制拆迁的行为。房屋最终被推平了。至今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潘蓉也觉得，这样疯狂的举动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因为用投掷汽油瓶等违法手段来抗拒政府拆迁，事后潘蓉的丈夫张其龙被判妨碍公务罪。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刑事案件，因为政府强迁合法的，你跟政府对抗，那肯定触犯了法律，那肯定要处理的。”
导致潘蓉始终不能和拆迁方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就是拆迁的赔偿过低，那么这样的补偿办法究竟是如何制订出来的呢？虹桥机场动迁办的工作人员告知记者，这个方案是由闵行区政府的各相关部门开会决定的。记者仔细研究了虹桥枢纽的补偿方案，对于赔偿方面，该方案使用的是该地区的土地使用权基价作为赔偿标准，然而建设部在2004年就曾经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权基价的做法与《拆迁案管理条例》规定的以市场评估作为赔偿依据是不相符的。
记者：“你觉得这个是市场价格评估吗？”
吴仲权：“应该说计划带市场。”
记者在闵行区政府和枢纽工程建设公司签订的土地拆迁大包干协议当中看到，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的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那么每亩地余下的100万元费用是由政府取得了？对于记者的疑问，吴仲权认为，闵行区虹桥枢纽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
吴仲权：“它主要是靠了虹桥交通枢纽这个建设，那么这个建设不是你群众本来有的，是因为虹桥交通枢纽投资了一千个亿，是带动了区域周边的房价。”
深入了解上海这起拆迁事件，我们发现围绕拆迁补偿、拆迁程序到底是按什么样的法规标准来执行？政府、业主和法律界人士，各有各的说法。问题的根源也不难理解，就是《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物权法》、《宪法》修正案13条各有各的说法，当事方都认为自己理直气壮。
两年前，《物权法》出台的时候，人们就寄希望于它能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避免再出现最牛钉子户的情况。可为什么两年后还存在这种法律法规彼此打架的情况，我们也采访了《物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
记者：“我们在之前就了解到，在《物权法》出台的时候，当时就曾经提到过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那么有关拆迁和征地的条例也会进行修订，但是为什么在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修订的条文出来呢？”
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权法》起草人之一孙宪忠：“你谈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了，当时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我们实际上就开始这两个条例的修订工作，原来要预定就说再2007年的3月份修订颁布了《物权法》，然后到10月1号，2007年10月1号生效的时候，这两个条例就应该颁布出来。”
记者：“新的这个修正以后的条例应该颁布出来？”
孙宪忠：“要修正出来，这两个条例也要颁布出来同时生效，但是后来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从国务院、从上头，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我们也参加这个工作，后来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一下子没有颁布出来。”
记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方面的压力？”
孙宪忠：“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反对，他们认为原来征地拆迁就是我们政府就躲在后面，这个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他们之间进行法律上的协商，我们政府躲在后面给他们做中介人，但是实际上经营土地是政府，出让土地、征收土地出让金等等这是政府很乐意干的事情，政府收取的高额出让金，政府它又躲在后头，把矛盾的交给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这个做法从法理上是不妥当的，这个障碍就在这里，上海最高一亩地是30万块钱，你看就是同样这一块地，它给农民30万块钱，政府给农民30万块钱，然后交给政府，政府然后再交给企业就一百万，从中赚70万，就是叫做第二财政，就给政府拿去了。”
半小时观察：警惕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绑架法律法规
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像潘蓉这样的业主拿着《物权法》却扛不过《城市拆迁管理条例》，挡不住强制拆迁的车轮？孙宪忠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在这场法律和法规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利益之争，面对靠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势单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没有任何威力。潘蓉夫妇面对强制拆迁采用了一些违法违规的暴力手段，有关部门也对她们进行了相应处罚，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的无奈。几千年前，孟子就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一个重要的治国思想，国家管理者必须让百姓拥有稳定的产业和收入，这样百姓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们应该保护国家和个人的合法财产，这不仅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更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立法、司法体制，只有公民财产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市场经济才可能有持续健康的发展动力，中国经济才能有长远未来。
解决方法
叫停强拆------荆楚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如此，任何人要征收住户的房屋都必须得到住户的同意，实行公平交易，从住户的手中把房子买去，如此一来，建设方就拥有了房屋的产权，想怎么拆就怎么拆，压根儿就不存在强制拆迁的问题啦。现在的情形根本就不是这样，某些地方政府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没有与住户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强行拆除住户的房屋，这是典型的侵犯私人财产，无疑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就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邀请建言全国人大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北大5名法学学者举行座谈会，研讨拆迁制度修改的有关问题。这表明《拆迁条列》即将得到修改，的确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不管《拆迁条列》如何修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能够切实保证不再发生被拆迁户“自焚”的悲剧。强制拆迁----新京报
固然，在有些领域，行政部门为了公共利益，并不排除行政强制力的使用。但是，在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理由面前，是否还可以纵容这类行政强制力的使用或滥用？ 
针对近段时间城市拆迁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和陈端洪五位学者，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 
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包含了两个基本的法律精神：
第一，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这是国家出于重大的正当理由，对公民财产权和意思自治的限制。显然，这是一个行政法的范畴。 
第二，虽然政府可以不依照民事契约行为而强行取得他人财产，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权力可以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国家征收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并不是无偿剥夺，而应当给予补偿。如何补偿或补偿多少，则涉及民事法律的范畴。 
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每天都在进行，政府对土地的征用和居民拆迁当然难以避免。但是，当残垣断壁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纷纷塌落时，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传统屏障却冥顽难移。这种严重的不协调，势必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和相关恶性案件的频频发生。 
应当说，在实体法律的规定方面，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在这个领域内已经基本一致和到位。但是，在有关程序法律的规定方面，则出现了严重落后、脱节和混乱的局面。我们已基本上解决了“过河”的目标问题，但在如何“过河”的方式方法上，一直还踯躅不前。 
依照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提出了对公民不动产的征收和征用的指令后，通常是将“拆迁人(多为房地产开发商)”推至前台直接面对“被拆迁人”，自己“淡入”幕后，扮演一个“行政仲裁人”的角色。即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对簿公堂，政府也可以回避涉讼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运动员兼任裁判”的方式，实在令人费解。 
而且，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一方，还可以转身兼任“法官”———行使最后的强制执行权。固然，在有些领域，行政部门为了公共利益，并不排除行政强制力的使用。但是，在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理由面前，是否还可以纵容这类行政强制力的使用或滥用？遗憾地发现，中国是至今还保留有直接用行政强制措施处理不动产征收、征用问题的极少数的国家之一。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司法原本是解决社会矛盾、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当需要对公民财产权和意思自治采取极端限制的时刻，即便出于重大的正当理由，也必须慎重行事。因此，为了避免“铲车和汽油瓶”之间原始对抗的频频发生，如今，是到了考虑将“行政强制权”从政府手里收回的时候了。将这个领域的最终强制权统一归于司法领域，是最终解决拆迁暴力冲突的必由之路。 
尽管还不能向人们证明，司法解决方案在中国可以高枕无忧。但是，司法程序的相对公开、透明，证据呈供的严格、律师的法庭辩论以及对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协助等，显然可以发挥一定的透析程序、缓解矛盾的作用。同时，通过镇定而费时的司法程序，可以间接地减缓城市发展的速度，也会契合当下“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要彻底解决城市土地和房屋征用和拆迁中的失序状态，仅靠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够的。在目前情况下，亟须对个别明显滞后和混乱的法规和规章进行及时的清理与废止。世界法律文明史表明，一种游戏规则，只有当大多数人承认其公平公正而甘受其约束时，这种规则才可能发挥真正的效力。否则，依靠习惯的强力压制来维持，不满与危机就会在暗地里蔓延。拆迁搬迁2010年01月25日 10:52　来源：光明日报　
备受关注的房屋拆迁立法又有了新进展。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再次就有关立法邀请专家召开座谈会。对此,参加了座谈会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记者表示,在整个环节中,房屋的征收、补偿才是核心,而拆迁属于实施阶段;只要征收和补偿真正得到落实,后面就不会出问题。 座谈会上提交讨论的条例草案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与去年12月的讨论稿相比去掉了“拆迁”二字。同时,新条例草案中“拆迁”的概念成为历史,并由“搬迁”取代。对此,薛刚凌解释说,条例草案的这些修改是为了弱化“拆迁”的概念,而把关注重点放在征收和补偿环节。这对于遏制强制拆迁、暴力拆迁能起到积极作用。 　薛刚凌表示,新的条例草案进步明显:在立法思路上,条例草案纠正了现行拆迁条例与物权法不一致之处,贯彻了物权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才能启动行政征收程序,商业开发则要由开发商出面和业主协商;在补偿环节,条例草案对补偿标准、评估程序和公众参与都有详细规定。 　薛刚凌提醒说,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混合是目前立法的难点。比如,建一座大商场,肯定有商业利益,但也方便了社区居民购物,还能拉动上下游其他产业的发展。在这些建设项目中,既要充分保障业主的权益和补偿,又要避免漫天要价、极端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因此,立法上不能绝对化,而要理性考虑。
紧急通知
2011年9月9日电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必须慎用强制手段，凡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当事人以自杀相威胁等极端行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等恶性事件的，一般应当停止执行或首先要确保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 
以下为通知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
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中引发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有的被执行人以自焚、跳楼等自杀、自残方式相对抗，有的以点燃煤气罐、泼洒汽油、投掷石块等方式阻挠执行，有的聚众围攻、冲击执行人员酝成群体性事件，有的法院干警不当使用武器致人死伤等等。前不久，湖南省株洲市又发生一起被执行人在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中自焚(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事件。上述事件虽属少数或个别，但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极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其中的教训也极为深刻。为防止和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现就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
一、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往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矛盾多发的领域。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干警必须站在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此作为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以更加严格执法的信念、更加严谨审慎的态度、更加务实细致的方法，依法慎重处理好每一起强制执行案件，坚决反对和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行危害大局之实的一切错误观点和行为，坚决防止因强制执行违法或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恶性事件。
二、必须严格审查执行依据的合法性。对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征地拆迁具体行政行为的，必须严把立案关、审查关，坚持依法审查原则，不得背离公正、中立立场而迁就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凡是不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以及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或裁定不予受理；凡是补偿安置不到位或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合法但确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情形的，不得作出准予执行裁定。
三、必须严格控制诉讼中的先予执行。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得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确需先予执行的，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
四、必须慎用强制手段，确保万无一失。对当事人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或既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行为确定义务的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听取当事人和各方面意见，多做协调化解工作，尽力促成当事人自动履行。凡最终决定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务必要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详细工作预案。凡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当事人以自杀相威胁等极端行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等恶性事件的，一般应当停止执行或首先要确保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并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协调、维稳工作，确保执行活动安全稳妥依法进行。
五、必须加强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上级法院要切实履行监督指导职责，增强工作协同性，及时发现和纠正下级法院存在的各种问题。下级法院要主动争取上级法院的指导和支持，充分发挥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优势。凡涉及征地拆迁的强制执行案件，相关法院在执行前必须报上一级法院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六、进一步优化执行工作司法环境。鉴于目前有关征地拆迁的具体强制执行模式尚待有关国家机关协商后确定，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争取各方理解和支持。凡涉及征地拆迁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必须事前向地方党委报告，并在党委统一领导、协调和政府的配合下进行。同时，积极探索“裁执分离”即由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的模式，以更好地发挥党委、政府的政治、资源和手段优势，共同为有效化解矛盾营造良好环境。
七、严格重大信息报告制度。凡在执行中发生影响社会稳定重大事件的，有关法院必须迅速向当地党委和上级法院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做到信息准确、反应灵敏。对不具备交付执行条件的案件，凡遇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压力和不当干扰的，必须及时向上级法院和有关机关报告，坚决防止盲目服从、草率行事、不计后果的情况发生。
八、明确责任，严肃追究违法失职行为。凡是因工作失误、执法不规范或者滥用强制手段、随意动用法院警力实施强制执行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严重损失等恶性后果以及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者对重大信息隐瞒不服、歪曲事实，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等负面效果持续扩大的，要严肃追究有关法院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并予以曝光通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