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071年
历史纪年
1071年是一个平年，是农历辛亥年（猪年）；辽咸雍七年；北宋熙宁四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越南神武三年；日本延久三年。它的第一天在星期五开始。
通鉴记载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四年（辽咸雍七年。辛亥，一零七一年）
春，正月，戊子，辽主如鸭子河。
己丑，韩绛使种谔袭夏人，败之。绛素不习兵事，开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选番兵为七军，复以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信任之，命诸将皆受其节制，众皆怨望。绛与谔谋出兵取横山，安抚使郭逵曰：“谔，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误大事。”绛奏逵沮挠军事，召还之。谔寻败夏人于啰兀，因以众二万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为报复计，吕公弼言谔稔边患不便，宜戒之，弗听。已而绛言谔入夏之功，乞加旌赏，诏从之。
壬辰，王安石请鬻天下广惠仓田，为河北东、西、陕西、京东四路常平仓本；从之。
乙未，渝州部夷梁承秀等叛；命夔州路转运使孙构讨平之。承秀与其党李光吉、王兖导生獠入寇，巡检李宗敏等战死。转运判官张诜请诛之，选构为使，倍道之官。至则遣浯州豪杜安行募千人往袭，自督官军及黔中兵击其后，斩承秀，入讨二族，火其居，馀众保黑崖岭。黔兵从间道夜噪而进，光吉坠崖死，兖自缚降。以其地建南平军。构，博平人也。
丁酉，朝谒太祖、太宗神御殿。
先是括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掌稼政以资牧养之用，按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赋民以收刍粟，从枢密副使邵亢请也。至是河北屯田司屡言丰岁所入，亦不偿费，诏：“沿边屯田，不以水陆，悉募民租佃。罢屯田务，收其兵为州厢军。”
丁未，立京东、河北贼盗重法。
庚戌，罢永兴军买盐钞场。
辛亥，以着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先是议更贡举法，帝以苏轼言为是，它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此盖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则必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以不变。”赵拚亦是轼议，安石曰：“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仁进别无它路，其间不容无贤，以为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帝以为然。
已而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于是罢明经及诸科、进士试诗赋，各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其殿试则专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进士及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路学官，使之教导。
辛酉，诏治吏沮格青苗法者。
甲子，以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两参政，盖指冯京、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乙丑，女真进马于辽。
丙寅，辽南院枢密使姚景行，出知兴中府事。
戊辰，诏赈河北民乏食者。赙恤西界战死军人。
壬申，进封高密郡王頵为嘉王。
癸酉，诏审官院所定人赴中书，察堪任者引见。
甲戌，赐讨渝州夷贼兵特支钱。
三月，丁亥，夏人陷抚宁诸城。初，种谔进筑永乐川、赏捕岭二砦，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砦与河东路修筑，各相去四十馀里。已而夏人来攻顺宁砦，遂围抚宁。折继昌、高永能等拥兵驻细浮图，去抚宁咫尺，啰兀兵势尚完。谔在绥德节制诸军，闻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书召燕达战，悸不能下笔，顾运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筑诸堡悉陷，将士殁者千馀人，果不出郭逵所料云。会庆州军叛，诏罢西师，弃?罗兀城。
夔州路转运使孙构言杜安行等讨夷贼，斥地七百里；诏遣着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先是李承之荐惇于王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子，庆州广锐卒叛，转运司以闻，帝召二府，出奏示之，深以用兵为忧。枢密使文彦博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不当有所偏听。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帝曰：“询访邻近百姓，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
诏讨庆州叛卒，平之。
庚寅，诏诸路置学官，州给四十顷以赡士；并置小学教授。
辛卯，诏察奉行新法不职者。
癸卯，减河东、陕西路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民缘军事科役者，蠲其租赋。
丙午，种谔坐陷抚宁堡，责授汝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寻再贬贺州别驾。
丁未，韩绛坐兴师败衄罢，以本官知邓州。
己酉，辽主如黑水，论讨五国功，晋秩有差。
都水监丞宋昌言，从内侍程昉之议，请浚漳河，役兵万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财用不足，文彦博曰：“足财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开，不出于东则出于西，利害一也。今发夫开治，徙东从西，何利之有！”会京东、河北风变异常，民大恐，帝手诏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漳河之役妨农，来岁为之未晚。
夏，四月，丙辰朔，恤刑。
癸亥，罢陕西交子法。
戊申，以邓绾为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时新法皆出司农，而吕惠卿居忧，曾布不能独任其事，王安石欲藉绾以威众，故有是命。绾言：“判亳州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佥判、管句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使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弼上奏，乞独坐，且云：“青苗一事，天下之人皆知为害。臣来本州，不散钱斛，愿当严谴。其馀徐公衮以下州县吏，望圣慈特与矜贷。”
癸酉，以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先是光任永兴，以言不用，乞判留台，不报。又上疏曰：“臣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此数人者，睹安石所为，抗章、对策，极言其害，而镇因乞致仕。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不敢为盗窃之行。今陛下惟安石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亦安石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唯陛下裁处！”久之，乃从其请。光既归洛，绝口不论事。
辽主如纳葛泺。
甲戌，诏司农寺月进诸路所上雨雪状。
以前大理评事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句国子监。秩屡征不起，诏郡以礼敦遣。至是始诣阙，对垂拱殿。问：“今何道免民于冻馁？”对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之大患也。臣才不适用，愿得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遂有是命。寻迁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谏职。秩名重一时，世以为无宦情。及安石更法，秩独以为是，一召即起，任谏职，列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秩长于《春秋》，及安石废《春秋》，秩遂尽废其学，时论薄之。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出通判杭州。初，轼直史馆，王安石赞帝以独断专任。轼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安石见之大怒，使侍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
乙亥，辽禁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
丙子，遣使按视宿、亳等州灾伤，乃令修饬武备。
壬午，定进士考转官。
五月，甲午，右谏议大夫提举崇福宫致仕吕诲卒。诲初求致仕，表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浸成风痹，非祗惮⻊炙盩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为忧。”盖以身疾喻朝政也。疾亟，犹旦夕愤叹，以天下事为忧。既革，司马光往省之，至则目已瞑，闻光哭，蹶然而起，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
壬寅，诏许富弼养疾西京。
丙午，高丽来贡。高丽为辽所阻，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转运使罗拯令商人黄真招接通好，高丽王徽乃因真还，移牒福建，愿备礼朝贡。拯以闻，朝议谓可结以谋辽，乃命拯谕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贡。自是复与中国通，朝贡相继。
辛亥，诏：“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丧及嫡孙承重，并解官行服。”
壬子，诏：“恩、冀等州灾伤，遣使赈恤，蠲其税。”
御史中丞杨绘言：“东明等县百姓千馀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去。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量第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遂置而弗问。
初，保甲法行，乡民惊扰，至有截指断腕以避丁者。知开封府韩维言之，帝以问王安石，安石曰：“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为天下主者，如止任民情，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建官置吏也！保甲法不特除盗，可渐习为兵，且省财费。惟陛下果断，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由此益恶维。帝欲命维为御史中丞，维以兄绛居政府，力辞。安石因言：“维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请。”会文彦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剧，当除韩维佐卿。”明日，维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请外，帝曰：“卿东宫旧人，当留辅政。”维对曰：“使臣言得行，胜于富贵。若缘攀附旧恩以进，非臣之愿也。”遂出知襄州。
六月，丁巳，河北饥民为盗者，减死刺配。
戊午，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而已。上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义，故希赏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后。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为聚敛。其爱君忧国者，皆无以容于其间。今天下有喜于敢为之论，有乐于无事之论。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长，汉、唐之党祸必起矣。愿陛下虑心平听，审察好恶，收过与不及之论，使归于大中之道。”挚初除御史，未及陛对，即奏论：“亳州狱起，小人意在倾富弼以市井。今弼已得罪，愿少宽之。”又言：“程昉开漳河，调发猝迫，人不堪命。赵子几擅升畿县等使纳役钱，县民日数千人遮诉宰相，京师喧然，何以示四方！张靓、王廷老擅增两浙役钱，督赋严急，人情怨嗟。此皆欲以羡馀希赏，愿行显责，明朝廷本无聚敛之意。”及入见，帝面赐褒谕，因问：“卿从学王安石邪？安石极称卿器识。”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也。”退，即上是疏，安石不悦。
庚申，群臣三上尊号曰绍天法古文武仁孝，帝不许。
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及守青州，上疏请止散青苗钱，王安石恶之，修求归益切。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
时贤士多引去。杨绘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皆未老，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五十有八、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何不思其故邪！”
甲戌，富弼坐沮格青苗，落使相，以左仆射徙判汝州。王安石曰：“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夺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行过应天，谓判府张方平曰：“人固难知。”方平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方平顷知皇佑贡举，或称安石文学，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尝与语也。”弼有愧色，盖弼亦素善安石云。
己卯，吐蕃贡于辽。
秋，七月，己丑，辽遣使案问五京囚。
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遣内侍都知张茂则乘驿相视。
甲午，赈恤两浙水灾。
丁酉，贬监察御史里行刘挚监衡州盐仓；御史中丞杨绘，罢为翰林侍读学士。
挚上疏论率钱助役有十害；会绘亦言其不便，前后凡四奏，又论：“提刑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禁遏县民使讼助役事，摭以它故，下蕃于狱而自鞫之，是希王安石意旨而陷无辜于法也。”挚亦言：“子几捃摭贾蕃，欲箝天下之口，乞案其罪。”安石大怒，使知谏院张璪取绘、挚所论，作十难以诘之，璪辞不为。判司农寺曾布请为之，既作十难。且劾绘、挚欺诞怀向背，诏下其疏于绘、挚，使各分析以闻。挚奋然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即条对所难以伸其说，且曰：“臣待罪言责，采士民之说以闻，职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不报。明日，复上疏曰：“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已，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轻用名器，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侠小儇辩者，取之为可有；守道忧国者，斥之为流俗；败常害民者，称之为通变。凡政府谋议经画，独与一掾属决之，然后落笔，同列预闻，反在其后；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门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侧之兵未安，三边疮痍，流溃未定，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劳财乏，县官减耗。圣上忧勤念治之时，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误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窜挚岭外，帝不许，但谪监仓。绘寻出知郑州，璪亦落职。璪，洎之孙也。
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
庚子，诏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
辽主如藕丝淀。
丁未，诏唐、邓给流民田。
八月，癸丑朔，遣官体量陕西差役新法及民间利害。
甲寅，诏：“郡县保甲与贼斗死伤者，给钱有差。”
庚申，复《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王安石初欲释《春秋》以行世，而孙觉经解已出，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至目为“断烂朝报”，故贡举不以取士。杨绘尝言当复，安石不许，至是帝特命复之。
癸酉，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领其事。初，议取河湟，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韶悉主之，遂至秦。会诸将以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縻之，议先致讨。韶因案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以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韶以东，龙珂率其属十二万口内附。既归朝，自言；“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赐姓包氏。”帝如其请，赐姓包、名顺。
己卯，以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也，为人剽悍阴刻，无所顾忌。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得之，则敌强而边患博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议。初举进士，调旌德尉，着策二十馀篇，极论天下事。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与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镂板鬻于市，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而有是命。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
辛巳，辽置佛骨于招山浮图，罢猎，禁屠杀。
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决。镇宁佥判程颢方救护小吴，相去百里，州帅刘涣以事急告颢，一夜驰至。涣俟于河桥，颢谓涣曰：“曹村决，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请尽以厢兵见付，事或不集，公当亲率禁兵以继之。”涣即以本镇印授颢，曰：“君自用之。”颢得印，不暇入城省亲，径走决堤，谕士卒曰：“朝廷养尔辈，正为缓急耳！尔知曹村决则注京城乎？吾与尔辈以身扞之！”众皆感激自效。论者或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耳，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大索以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
九月，丙戌，河决郓州。
辛卯，大享明堂，以英宗配。赦天下。内外官进秩有差。
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贡，表乞绥州城，愿依旧约。诏答曰：“前已降诏，更不令交塞门、安远二砦，绥州亦不给还，今复何议！俟定界毕别进誓表日，颁誓诏，恩赐如旧。”
癸印，增选人俸；鬻诸路坊场河渡，募人承买，收取其利，一岁得钱六百九十八万馀缗，谷帛九十七万石、匹有奇。
冬，十月，壬子朔，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
立选人及任子出官试律令法。
乙卯，辽主如医巫闾山。
丙辰，置枢密院检详官。
庚申，以鲜于侁为利州转运副使。
初，助役法行，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州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侁时为判官，争之曰：“利州民贫地瘠，半此可矣。”瑜不从，遂各为奏。时诸路役书皆未就，帝是侁议，谕司农曾布，使颁以为田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举常平。侁素恶王安石，及安石用事，侁乃上书，论时政可忧可叹，其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概举。其意专指安石，安石怒，毁短之。帝称其文学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为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安石遣吏诘之，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哉！”
戊辰，立太学生三舍法。初，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应廕者为之，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孙及庶人之俊异者为之；试论策经义如进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学，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程，其艺能以差次升舍，其最优者为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第，遂专以此取士。又累增太学内舍生至九百人。至是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馀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于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数十间，生员才三百人。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仍修武王庙为右学，上以拟三王、四代胶庠序学东西左右之制。”乃诏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斋舍、直庐略具。自主判官外，增置进讲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令中书磷选或主判官奉举。厘生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一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以次升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于中书，奏除官。
初，苏颂子嘉在太学，国子监直讲颜复尝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嘉极论其非，擢优等；苏液密写以示曾布曰：“此辈倡和，非毁时政。”布大怒，责张璪曰：“君以谏官判监，学官与生徒非毁时政，而竟不弹劾！”遂以告王安石。安石大怒，尽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长与选。季长，安石妹婿；涛，其侄婿；佃，门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斋受口义，旦至学讲之，无一语出己。其设三舍，盖亦欲引用其党也。
辽主谒乾陵。
壬申，以西京国子监教授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安国官满至京师，帝以其兄安石故，赐对。帝曰：“汉文帝何如主？”对曰：“三代以后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定变俄顷，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乐，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坚以峻刑，致秦祚不传世。今小人必有以是误陛下者。诚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卿兄秉政，外论谓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帝不悦。安国尝力谏安石，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安石不听。
丙子，诏：“罪人配流遇冬者，至仲春乃遣。”
庚辰，辽诏百官廷议军国事。
十一月，甲申，诏蠲天下见欠贷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馀石，钱十一万七千馀缗。百姓闻诏，莫不称庆。
丁亥，作中太一宫；从司天冬宫正周琮言也。
戊子，辽免南京流民租。己丑，赈饶州饥民。
壬寅，开洪泽湖，达于淮。
十二月，辛亥朔，诏增赐国子监钱四千缗。
壬子，辽以契丹行营都部署耶律呼敦知北院枢密使事，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惟信为南府宰相兼契丹行宫都部署。
丁己，辽主命汉人行宫都部署李仲禧、北院宣徽使刘霖、枢密副使王观、都承旨杨兴功俱赐国姓。
戊午，归夏俘。
己未，安定郡王从式卒。
丙寅，省诸路厢军。
乙亥，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纳袭封。
戊寅，回鹘贡于辽。
先是河溢卫州王供，时新堤凡六埽而决者二，下属恩、冀，贯御河，奔冲为一。帝忧之，自秋迄冬，数遣使经营。议者争言导河之利，张茂则等谓：“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馀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是月，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镇宁河清卒，于法不它役，程昉为都水丞，欲尽取诸埽兵治二股河。佥判程颢以法拒昉，昉请于朝，命以八百人与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众，逃而归，将入城，州官畏昉，欲弗纳，颢曰：“彼逃死自归，弗纳，必为乱。昉有言，颢自当之。”即亲往开门抚谕，约归休三日复役，众欢呼而入。具以事上闻，得不复遣。后昉奏事过州，扬言于众曰：“澶卒之变，乃程中允诱之，吾必诉于上。”同列以告，颢笑曰：“彼方惮我，何能为！”果不敢言。
历史大事
熙宁谋讨交趾
熙宁三年（1071）十一月，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即向宋神宗提出了征讨交趾 （今越南）的建议。但参知政事王安石认为目前主要精力应放在富国强兵上，而不应东征西讨。王珪的建议被搁浅起来。于是宋神宗任命萧注为桂州（今广西桂林）知州，负责征讨交趾的具体事务。萧注上任后，经营无方，对交趾并未构成很大的威胁。熙宁六年（1073）四月，沈起任桂州知州后，立即将邕州（今广西南宁）五十一溪峒丁壮编排成保甲，派遣军官对保甲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委派官吏引诱羁廉州首领侬善美屑下人民到邕、宜（今广西宜山）等溪峒地区强行修筑城堡。工程刚刚开始，侬善美的部下即发生哗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宋朝官吏、士兵、农民。宋神宗诏责沈起妄生是非，改任刘彝为桂州知州，代替沈起。刘彝上任后，废除北方兵戍守桂州的制度，将北方兵遣还回去，驱赶新召募的当地士兵、枪杖手戍守边境，建造战船，同时严禁当地人民与交趾人民之间的贸易活动，导致交趾发动了入侵宋朝的战争。
李光吉等叛乱
渝州南川、巴县（今四川南川、巴县）少数民族李光吉、王兖、梁承秀三大家族分别各有地客数千家。他们不时胁迫汉民依附于三大家族，如不服从，即实行屠杀，没收其财产，汉民被迫投靠他们为客户，称为"纳身"。李光吉等人横行乡里，不向宋朝政府纳税服役，窝藏亡命之徒，还经常派他们的爪牙伪装成獠人，劫掠边境民户，官军追捕时，他们又声称獠人已经逃跑。边境地区老百姓深受其害，但不敢向官府告发，其势力逐渐壮大起来。针对这些情况，夔州路转运判官张诜请求朝廷诛杀李光吉等人。宋神宗命令度支判官孙构为夔州路转运使，同张诜一道共同对付李光吉等人。熙宁四年正月，南川县巡检李宗闵、将领李庆等率兵进讨，宋军与李光吉军队在木蓝寨沙溪遭遇，宋军大败，李宗闵等人殉难。宋神宗命令孙构等人妥善处置叛乱事务，同时委派江中行为夔州路提点刑狱，具体负责平定李光吉等人的叛乱。其后，宋军迅速消灭了梁承秀家族。李光吉、王兖二家族比梁承秀势力更大。宋神宗诏令转运司：凡是斩获李光吉首级者除给赏钱外，还升补为官，同时安抚归降宋军的梁承秀地客，以分化李光吉的势力。二月，宋朝兵马使杜安行、王泰等人率领土丁杀死李光吉，平定了李光吉等人的叛乱，收复了宾化县（今四川南川南）。三月，宋朝廷又委派章停到渝州（今四川重庆）处理善后工作，直到熙宁四年（1071）四月，宋朝政府才招降了王兖，取得了平叛的最后胜利。
东明县民上诉
熙宁四年（1071）五月，东明县（今山东东明）数百名老百姓到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告状，指出地方官在推行免役法过程中无端抬高农民户等，很不合理。但开封府没有授理这一案件。因而愤怒的群众强行冲入王安石家中，王安石对老百姓说宰相府并不知道此事，老百姓被迫又到御史台告状，御史台也未受理东明县百姓的状词，这些百姓不得不离开开封府城。宰相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东明县知县贾蕃是范仲淹女婿，此人不尽力推行免役法，造成了东明县百姓到开封府告状的事件发生。宋神宗下令追查东明县百姓上访告状事件。提点开封府刑狱赵子几怨恨贾蕃未能阻止老百姓到京城告状，于是罗织其它罪名，弹劾贾蕃。御史中丞杨绘一针见血地指出赵子几完全是为了迎合宰相王安石，并进一步陈述免役法的弊端。刘挚也多次上书谈论免役法的害处，并为贾蕃辩护。是年六月，宋神宗亲自批示：只治贾蕃不奉公守法，随意抬高农民户等之罪，其余罪行一概免予起诉，以示公正。但东明县民上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对免役法的大论战。
周直孺变革京师榷酒
熙宁四年（1071）六月，周直孺认为在京城的麴院，素来卖洒的酒户没有定额，多少不等，因而很难达到原来卖酒的数量。朝廷虽然屡次变更酒法，但始终未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封城榷酒的最大失误在于麴的产量过大，酒的产量也随之而大幅度增加，酒产量增加后，势必导致酒的价格下跌，酒价降低后，酒户获利大大减少，卖酒的酒户也会相应越来越少。因此，要变革京师榷酒之法，最重要的是减少麴的产量，提高酒的市场价格，使酒的产量限制在一定的数额范围内。这样，酒户卖酒就容易了，而且酒户也可获取厚利。他建议每年开封城酒的生产量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遇到闰月的年份增加十五万斤，原来每斤酒价格为一百六十文增至二百文。这样，原来官府每年产酒二百二十万斤，共卖钱三十七万贯，改革后只产酒一百八十万斤即可卖钱三十六万贯。宋神宗采纳了周直孺的这一改革方案，至此，开封城的榷酒制度得以完善。
刘挚言免役十害
熙宁四年（1071）六月，刘挚上书宋神宗，陈述免役法有十大弊端：第一，宋朝户籍按资产高低分为五等，但全国各地情况大相径庭，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二，新的免役法是由于各地户等失实，因此重新登记各户财产，从而确定役钱的多寡，既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现在重新登记也有可能出现虚报户等现象，这样会造成上等户少纳役钱而下等户多纳役钱的弊病，第三，本朝户口中上等户少、下等户多，按照原来的规定，上等户徭役负担重，下等户徭役轻，新法规定一律纳助役钱，上等户很容易交纳，但下等户大多十分贫困，对于下等户是极为不利的；第四，新的免役法为了多征收雇役钱，但上等户毕竟只是少数，这样就不得不将一些下等户抬高成上等户，这对下等户来说不能不是沉重的灾难，第五，农民每年收获的丰歉完全靠天，但服徭役的人数是固定不变的，助役钱因此是不能缺少的，而且在歉收年景助役钱又不能拖延，也不能豁免，这对广大劳动者是很有害的，第六，农民每年收入大多是农产品或丝帛，助役钱却规定用现钱交纳，农民必须卖掉农产品才能交纳现钱，而助役钱期限较急，农产品价格必须大幅度降低，方能出售，即使役钱可以用农产品代替，但也会有多征收的现象出现，第七，宋朝两税及科买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已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就是正常收获的年景，老百姓交纳租赋后已所剩无几，免役法推行后还得交纳役钱，这样势必造成农民逃亡或转入其它行业，如商人、客户等等，甚至铤而走险，聚而为盗贼，第八，一些奸诈之人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将徭役负担转嫁到他人身上；第九，老百姓为国家服徭役往往由各州县差派，上等户差役负担虽然沉重，但最快也得十年才能轮差一次，下等户甚至二十年才能轮差服役一次。免役法让这些人一律出钱，官府负责召募役人，雇佣人服役，出钱少了是不行的，因而，如果役钱征收太少，免役法就推行不下去，如果征收过多，老百姓又承受不了：第十，原来服徭役的都是农民，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家产，因而可以尽心尽力地服役。现在改为雇募役人，必然是一些奸巧之辈应募，他们不可能一心一意为国效力，肯定会盗窃国家财产，愚弄官僚，这样，国家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