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晁错
简介
概述  晁错晁错（音cháo cuò）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汉初学者和积极的政治改革者。曾随张恢习申商刑名之学，向伏生学《尚书》。主张中央集权。文帝时官太常掌故、博士、太子家令，迁至中大夫。有辨才，号称“智囊”。景帝初，官御史大夫。曾先后上书言兵事、边防，主张重农贵粟，力倡削弱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权贵忌恨。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讨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因此被错杀。事迹见《史记》卷一百一、《汉书》卷四十九。《汉书·艺文志》载晁错有文三十一篇，多数已佚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而后又被选拔去读《尚书》，可以说是学贯儒法。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汉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袁盎晁错传》等篇。短评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旋提晁错为内史(皇帝秘书)，后迁御史大夫(副丞相)。　晁错（死于公元前154年）是献身于帝国大业的政治家，他在公元前155至前154年曾任帝国三个最高职务之一的御史大夫。据说他个人曾使《书经》免于亡佚，所以他不能绝对地被描述为反儒家的人。他比贾谊更坚强，是一个能有条理和系统地分析当时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他劝景帝勇敢地对付诸王的挑战；他总结了影响与匈奴关系的战略和战术；他力主采用为国家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与贾谊一样，他也很清楚秦的错误和缺点。著作  晁错书籍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为发展西汉经济和巩固汉政权制定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书》、《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汉书艺文志》有“晁错三十一篇”之说，可惜未全部流传下来。
贡献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他发展了汉高祖的“重农抑商”政策。同时主张将内地游民迁到边塞屯田，既开发了边疆，又减少了内地对边塞的支援，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晁错在任太子家令时，就上书文帝《言兵事三章》(后人称为《言兵事书》)分析自高皇后以来对匈奴一直消极抵抗，片面求和的危害性，提出了“募民徒塞屯田”的主张，文帝采取了这一主张，“绝匈奴不与和亲”。令大批内地人迁往边疆屯田。晁错为人刚直在政见上与群臣又每每不合，引起众臣嫉恨。又加之晁错的“削藩”主张，引起了诸侯不满，景帝优柔寡断未能采纳，于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威逼景帝，景帝无奈，曰：“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时晁错四十六岁。
文学贡献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有文章三十一篇，然大多已不存，现传的只有散见于《汉书》中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等少数几篇政论散文。作为与贾谊相颉颃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朝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如其《贤良文学对策》答 明于国家大体 时，为 窃以古之五帝明之 ，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 时，为 窃以秦事明之 等，而且也与贾谊一样，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往往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相关事件
太子智囊晁错年轻时，曾在轵这个地方向一  晁错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因此司马迁曾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就是说他们都是法家。但是，应该补充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法家，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晁错，曾以文学，(指一般的学问)为太常掌故(负责祭祀的太常的一种属官)，在此期间，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去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学习回来以后，就向文帝讲述《尚书》的内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文帝便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后又改为门大夫(这两种都是太子的属官)，再升为博士。
大约在任博士期间，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文章指出：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统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而不受欺骗和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内就一定服从。懂得怎样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末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这四项，是我为皇太子考虑的当务之急。晁错驳斥了一些朝臣认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国家的事的意见，认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下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那是劳而无功的。他建议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在当今切实可用的，赐给皇太子学习，经常让太子在你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认为说得很对，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是主管庶务。由于晁错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他的言行，对刘启有了重要的影响。出谋划策  晁错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扰狄道，陇西军民以少击众，打败了匈奴军队。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事实进行总结，论述了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论述了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战争中地形、士卒训练有素、武器锋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水沟沼泽、山地丘陵，宜于步兵作战，战车、骑兵二不  晁错当一；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河流山谷地区，高下相临，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当一；两军逼近，平地交战，宜用长戟，剑盾三不当一；道路曲折隐蔽，狭隘、险要之地，宜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这是讲的地形与兵器使用的关系。士兵不经过挑选和训练，作风拖拉，行动不齐，战机有利时不能及时赶到，不利时不能迅速转移，不能听从指挥，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武器装备不精良，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士兵不会作战，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君主不善于选择良将，等于把国家断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的要领。晁错还具体分析了汉军和匈奴军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匈奴军有三长，汉军有五长，提出应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同时指出，汉朝地广人众，可兴数十万之师，以十击一。晁错还建议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如义渠等族来归附的有几千人，生活习俗与长处和匈奴相同，可以发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并派熟悉他们习惯并能团结他们的良将去统帅他们，让他们把守险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则派汉军守卫。这样可以使两者相互配合，发挥各自长处，这就是万全之术。真知灼见  剧照文帝对《言兵事疏》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的建议。
晁错首先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历史教训。那时，从远地戍边士兵不服水土，运粮困难，病死不少；加上秦法严酷，误期要判死罪，终于激起陈胜起义，秦朝灭亡。他又分析匈奴军时来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汉军轮番戍边的办法无法对付，缺点很明显。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其要点是：一、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长期安家落户，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为止；二、按军事组织编制移民，并实行军事训练，平时耕种，战时出击；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并设滚木、蒺藜。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足以巩固边防。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子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国之贤良  小人书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这叫“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的问题时，晁错以古时五帝的事迹来阐明。听说五帝十分贤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们亲理政事，每天在正殿处理政务，在明堂颁布政令；各项措施上符天意，下顺地利，深得民众拥护。众生万物没有不受其好处的。因此，气候调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灾无疫，百姓安康。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了治理国家的要领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之事来阐明。听说三王之时，君主与臣子都很贤明，所以共同商议政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情为根据。晁错列举了人情所希望的长寿、富裕、安定、闲逸，三王都不加伤害、阻止、妨碍，而是加以保护、扶持、爱惜。制订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众的情况，然后才去做。要求别人象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象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憎恶的，不要强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强令禁止。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恩德延传到后代。这就是明了一切根据人情来办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直言极谏”的问题时，晁错以五霸之事来阐明。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大臣，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让他们去处理。辅佐五霸的大臣，他们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难而不避死，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受俸禄不过量，不让无能之人居高位。有这样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们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他们实行奖赏，是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而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给人，百姓就不会怨恨；他们施行刑罚，不是放纵自己残暴之心去乱杀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罪者知道罪有应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来辅佐君主，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了。  剧照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之贼；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谄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开始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晁错这个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
最后，晁错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会把有的大事耽误了。我虽愚昧无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为陛下惋惜。
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备受信任  晁错论对地方诸侯王危害西汉王朝的问题，晁错与贾谊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当时，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丞相申屠嘉对此心中十分不满，但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皇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就更加显贵了。替罪羔羊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印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印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印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印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  晁错故里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景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烃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景帝召见窦婴时，窦婴以有病为由加以推辞。景帝对他说：“现在国家有危急，王孙(窦婴的字)难道可以推辞吗？”窦婴这才接受了任命。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本来，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每当晁错在坐时，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错也走：两人从来没有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削职为民。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对他的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没有好处，而且估计袁盎还不至于会预先知道谋反。”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决定以谋害晁错的办法，来保护袁盎。腰斩东市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陈嘉联名上了一分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悲剧啊!
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使景帝如梦初醒，他叹了一口气，对邓公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经晚了。邓公这番话，显示了他的见识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赏识。于是，就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景帝就只有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叛乱。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将士奋力杀敌，同时下令严惩参加叛乱的官吏，从而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在周亚夫等路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
晁错虽然牺牲了，但晁错为之奋斗的事业还是被继续下去。景帝在平息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给他们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就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晁错当然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很明显，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确是一个进步的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政治家。明代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热情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很可宝贵的。
后世评价
学问大家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智慧之人晁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能言善辩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岔子呢？晁错不是当内史吗？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南边开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宫、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确实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想而知了。性情耿直从政的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较认死理。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忠心不二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削藩讨论
为什么说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为什么要主张削藩?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不是很合适吗？我们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后世论点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一开始，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一些人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讲清楚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你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你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没有。当局者迷吴楚叛乱以后，晁错自己也蒙了，可以说是景帝、君臣都蒙了，虽然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晁错说：不管他的了，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汉景帝说：是啊，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两个人说，真反啊，他们还真反啊，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晁错失误
第一个提出杀袁盎
为什么要杀袁盎呢？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袁盎到吴国去的时候，他就不想去，他觉得吴王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是他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去做一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他们两个有矛盾，我夹在当中，我不是风箱里的耗子啊？他不想去。有人就跟他出一个主意，说你反正会喝酒，你去吴国以后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这个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被晁错找了个岔子罢了官，现在是一介草民。这个时候吴国一造反，晁错就把他的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你看看，我主张把袁盎杀了，因为袁盎接受吴王的贿赂，老是来报告说吴国不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我们现在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了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说这个部长啊，这个吴国要是没造反，你把袁盎杀了，说不定还有用，你把袁盎抓起来看吴国有什么反应，现在吴国反都反了，兵都打过来了，你把袁盎杀了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也是我们朝廷的大臣嘛，不是吴国的大臣嘛，他怎么会有阴谋诡计呢，就不同意杀。不同意杀。晁错就在那里犹犹豫豫举棋不定，消息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资格见皇帝，窦婴就赶快去找汉景帝，说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是吴国的丞相，他熟悉吴国情况，我们现在既然要对付吴国造反，我们应该请袁盎来讨论一下。
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召见袁盎的时候，晁错在旁边，汉景帝就说：袁盎，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你熟悉吴国的情况，你觉得吴国的造反能成还是不能成气候啊，袁盎说：不能成气候。汉景帝说：怎么可能不成气候呢？你想想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那么有钱，一大把白头发，他还造反，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会反吗？袁盎说：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会，这些人是没有义的，不忠不义的人，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我们正义之师呢？肯定不能成气候。汉景帝一听，这个人不错，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袁盎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景帝说：好好，走开，晁错还站那儿，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与闻”，景帝只好跟晁错说：你也，晁错就只好走掉了。袁盎说了一句话：“今计独斩错”，现在我的一个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晁错杀了，因为古人打仗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你如果没有名义去打仗是打不赢的，那叫做不义之师。现在吴楚两国的旗号是什么呢？他不是造反，因为吴楚两国一再说，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我们是帮助皇帝，我们是巩固大汉江山，那么最好的办法，不管他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把他这张嘴堵起来，堵他这张嘴的办法是杀晁错，杀了晁错，它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不战而退。“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就说，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两个人的，这一、两条人命又算什么呢？这是晁错的第一个错误，他不该提出杀袁盎，他不提出杀袁盎，袁盎也不会杀他。第二个他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苏东坡说：谁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谁都知道的。你怎么能在这个紧急关头，你怎么能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所以苏东坡说：这才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时候，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大将军，我带兵去打，然后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是功臣，你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来？ 　当然了，晁错最大的错误那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认为他忠心耿耿，他认为他一心为公，他认为他一往无前，他认为他奋不顾身，他认为他给皇帝出了这个好主意，皇帝怎么着会保他，没想到，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同样是要杀人的。这就是晁错之错，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的，要有后盾的。而他这种孤军奋战，是既无后援，就是朝廷的大臣不帮他，也无后盾，就是最后皇帝也不帮他，皇帝也舍弃他。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史记》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原文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於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穞直刻深。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却。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馀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彊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脩黄老言显於诸公间。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後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袁丝公直，亦多附会。揽辔见重，却席翳赖。朝错建策，屡陈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国泰。悲彼二子，名立身败！[1]译文晁错是颖川人。曾经在轵县张恢先生那里学习过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学说，与洛阳人宋孟和刘礼是同学。凭着通晓典籍，担任了太常掌故。 　
晁错为人严峻刚正，却又苛刻严酷。孝文帝的时候，天下没有研究《尚书》的人，只听说济南伏先生是原来秦朝的博士，研究过《尚书》，年纪已经九十多岁，因为太老无法征召他来，文帝于是下令太常派人前往学习。太常派遣晁错前往伏先生那里学习《尚书》。学成回来后，趁着向皇上报告利国利民的事，称引解说《尚书》。汉文帝下诏令，任命晁错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晁错凭着他的辩才，得到太子的宠幸，太子家称他为“智囊”。汉文帝的时候，晁错多次上书，说到削减诸侯势力的事以及可以修改法令的事。几十次上书，汉文帝都没有采纳，但认为他有奇特的才能，提升为中大夫。当时，太子称赞晁错的计策谋略，袁盎和诸位大功臣却大多都不喜欢晁错。 　
汉景帝继位后，任命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请求皇帝单独与他谈论政事，景帝每每都听，宠幸他超过了九卿，晁错修改了不少的法令。丞相申屠嘉心里不满意，但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毁伤他。内史府建在太上庙围墙里的空地上，门朝东，出入很不方便，晁错便向南边开了两个门出入，因而凿开了太上庙的围墙。丞相申屠嘉听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打算就这次晁错的过失写成奏章，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听到了这个消息，当夜请求单独进谏皇上，具体详细地向皇上说明了这件事情。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乘机禀告了晁错擅自凿开太上庙的围墙做门，请求皇上把他交给廷尉处死。皇上说:“晁错所凿的墙不是大上庙的墙，而是庙外空地上的围墙，不致于触犯法令。”丞相谢罪。退朝之后，生气地对长史说:“我本当先杀了他再报告皇上。却先奏请，反而被这小子给出卖，实在是大错。”丞相终于发病死了。 　
晁错因此更加显贵。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请求就诸侯的罪过相应地削减他们的封地，收回各诸侯国边境的郡城。奏章呈送上去，皇上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一起讨论，没有一个人敢非难晁错的建议，只有窦婴与他争辩，因此和晁错有了隔阂。晁错所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们都叫喊着反对，痛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从颖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继位，你执掌政权，侵害削弱诸侯的力量，疏远人家的骨肉，人们纷纷议论怨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晃错说:“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不这样的话，天子不会受到尊崇，国家不会得到安宁。”晃错的父亲又说:“照这样下去，刘家的天下安宁了，而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要离开你回去了。”便服毒药而死，死前说道:“我不忍心看到祸患连累自己。”晃错的父亲死后十几天，吴楚七国果然反叛，以诛杀晁错为名义。等到窦婴、袁盎进言，皇上就命令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把他处死。 　
晁错死后，谒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攻打吴楚的军队时，他担任将领。回京城后，上书报告军事情况，进谏皇上。皇上问道:“你从军中来，听到晁错死了，吴楚的军队退了没有？”邓公说:“吴王蓄意谋反已经有几十年了啊，他为你削减他的封地而发怒，所以以诛杀晁错为名义，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呀。再说我担心天下的人从此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进言了。”皇上说:“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了不能够制服，所以请求削减诸侯的封地，借以尊宠朝廷，这实在是关乎万世的好事啊。计划才开始实行，突然遭到杀戮，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反而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足取的。”此时景帝沉默了好久，说:“您的话很对，我也悔恨这件事。”于是任命邓公担任城阳中尉。《汉书·晁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