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行省制度
行省制度
行省制度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  祖中 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行省
行省是元朝统治时期广泛设立于全国的地方大行政区，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省”的本意为宫禁，引伸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的简称（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明朝废宰相，中央已无称“省”的官府。地方的行省一称虽亦废止，但代之而设的布政使司在习惯上仍被俗称为行省乃至“省”。于是“省”的含义遂由宫禁、中枢转变为地方行政机构，影响直至今日，而元朝行省正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从制度层面而言，元朝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此前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体制明显有异。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及百年，行省制度在其中所起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元朝行省制度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 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 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 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 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使命
元代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渊源可追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书省。蒙古国时期，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断事官及归降的金朝官吏、军阀等，也称为行尚书省或行省。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行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其中，设立于至元十年（127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地方最高官府的色彩。就是说，这一阶段的行省已显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端倪。只不过此类两重性仅表现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围内，多数行省的性质仍然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 
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随着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甘肃、辽阳、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几乎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名称、品秩、事权作了重要调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消中书省宰执"系衔" ；其二，降行省品秩为从一品，通常以平章政事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左丞相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 ；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入行省，实行"絜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 的体制。这三项举措大体奠定了行省作为地方常设 机构的规模和权力框架。 
另外，朝廷为部分行省提供经费，也有助于理解行省的性质。如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元廷"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给河南行中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 ；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 ；延祐四年（1297年）六月"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 。 
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赛典赤o赡思丁赴任前所赐白银二万五干两、钞五百锭 ，也属于云南行省设立之经费。以上朝廷拨给经费虽限于甘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对部分行省的财政支援，也是行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政方门面的证据。设置目的各有侧重和半数左右行省经费由中央提供，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元行省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 
职能
元代各地的租税征收，主要采取路府总领，"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 ，逐级科级的方式。但是，在"腹里"以外的行省辖区内，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又需要受行省的综领和监督。首先，行省有权参与议定路府州县所掌的赋税数额、征收方式，也拥有对路府州县赋税额高低上下、此增彼减的调整权 。对辖区盐、酒、金银、市舶等课税，行省也有节制、掌管、监督等权力。其次，行省还代表中书省接受所属路及直隶州的"上计"，上计稽考完毕，又需要"总其概，咨都省、台宪官阅实之" 。岁终上计之外，路及直隶州有责任随时向行省报告财赋收入情况。发现累年"未申除钱粮，虚作实在，为数巨万"，也申报行省"销破" 。上计和稽考财赋时，行省官员有权适当惩罚路州官吏 。这就是柳贯所言行省"财赋之简稽"职能的基本内容。再次，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办的钱粮赋税已有了数额方面的规定。此类规定，即所谓"合办额"，是以年份为单位计算的。"合办额"直接向朝廷负责，或增余，或足额，成亏欠，由朝廷逐年检核 ，并实行奖励增羡和处分亏空的政策。如"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干锭，遣札刺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羡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 。通过掌管税额、上计稽考和以行省为单位的定额办集，行省充当了元廷搜刮各地财赋的重要工具。有的学者称江浙等行省相当于向中央转送财赋的"中转站"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财政方面的作用略有不同的是，元行省在行政、军事。司法三领域内代中央行事或收权更为突出，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则相对弱化。这或许是元廷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和特意安排所致。 
行省对所属路府州县能够实施有效的行政节制和统属，而这种节制和统属又大抵是代中央行事的。首先，腹里以外路府州县的重要政务必须申禀行省。第二，行省有权临时差遣所属路府州县官员办理某些政事。第三，行省有权号令指挥路府州县的各项政务 。 
行省虽然得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承上启下和代朝廷统摄节制的作用，但是在行政的另一关键-一命官权或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通常，从七品至从九品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拟注"，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审核，每月举行一次。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书省"自除" 。 二品以上官（如行省长贰）则"选自特旨"，由皇帝根据需要选拔，中书省宰相入宫 "取进止"。即使是未入流的吏员，其选格一律由中书省吏部确定，每月由吏部铨注一次 。平宋以后，两广、福建、陕西等地区五品以下官，元廷一度允许"从行省就便铨注"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始，针对湖广、云南、福建、四川等处"要荒州县赴京师动沙万里"的情况，元廷又模仿唐制，每隔三年由中书省委派使者会同行省官及行台监察御史，迁调所在官吏，"课吏殿最而上下其秩" 。由于这项制度，元廷基本解决了行省所辖边远地区官吏铨调迟缓，或大量缺官等弊病，又始终将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各级地方官吏的铨调权紧紧地掌握在中央。总之，元代各级地方官吏必须"受命于朝而后仕" 。行省虽可会同朝廷使者铨官及自行委任部分省椽、宣使、路府州县低级吏员，但对绝大多数地方官的任用和控调，是无法问津的。这比起汉代郡守自辟六百石以下属吏和唐节度使辟官之权，实在是难望其项背。行省几无任官和铨调权，表明它未能像汉唐地方大吏那样从中央分割出一部分重要的行政权。在行政方面，行省代中央收权、代中央节制路府州县的作用相当显赫，其替地方分留的人事权、任官权则微乎其微。 
元代，镇戍中原和漠北等地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直属于朝廷枢密院。路总管府等管民官只掌民事财政，军事上"无寸尺之柄"。镇戍于淮河以南的汉军诸万户及新附军等，则直接由行省管辖。行省即成为元代地方诸官府中唯一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由于计省所握军权比较大，其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倾向似乎不言而喻。然而，元代军队属性比较特殊，由于行省制的两重性及其在提调军马中的若干具体规则或情况，行省在军宁L的功用显得比较复杂。以行省为代表的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并不十分典型，通常表现出为中央集权服务和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因而，需要认真辨析。 
历史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 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代、清代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 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行省与朝廷关系
元廷将汉军及新附军的统属权委付于行省后，并没有让行省独立行使其军权，而是通过授受牌符，禁止擅调军队，限制惩办军将之权，直接布置调换戍兵和整点军队等环节，加强了对行省的控制。元制，除云南行省外，各省提调军马的只限于两名长官，其余佐贰等官不得参与。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具体人选始终由朝廷确定 。朝廷对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金虎符给赐，十分慎重。当行省丞相一度废罢，平章政事二员并为行省长官时，朝廷又特地给行省平章政事颁赐金虎符，确认其"提调军马"的资格和权力 。说明行省长官提调军马的权力来自朝廷，其给与、转移取决于朝廷，并以朝廷颁赐的金虎符作为凭借和象征。同时，元廷对此类调军权也有较严格的规定。早在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五月，即行省兼领军事定制后一年余，元廷下令："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 。调动行省所属军队的批准权，集中于皇帝一人。行省只能遵照朝廷的号令行事。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行省调动军队是奉朝廷的敕、命行事的 。此项规定过分刻板，各行省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奏报后待命而行，多半会贻误军机。或许是考虑到此种偏向，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十二月，朝廷又改而允许行省在紧急情况下便宜发兵 。行省官经常亲自统率军队征战。但率军征战的，不仅必须是佩有朝廷所赐金虎符的平章等官，而且每次是否由"行省宰臣亲率诸道兵往讨之"，也须依朝廷命令而定 。行省官对所属军队将领的惩办治罪，也是其提调军马权力的一个方面。迄仁宗朝，元廷对行省处理军将的限制颇严，"军官犯罪，行省咨枢密院议拟，毋擅决遣" 。元朝后期，上述规则逐渐放宽，行省始被允许便宜处理副下千户（受敕官〕等下级军官的一般犯罪和战时贻误军情者 。朝廷还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负责变更各行省辖区镇戍军队的分合聚散等。对辖区镇成军队的分布，行省也可以提出增减调整等意见，禀报枢密院，转奏朝廷。但批准与否，权在朝廷 。各行省所属镇成军队的换防调动，对行省所掌军事权力，对行省长官与镇戍军队的统属关系等，部会产生微妙影响。朝廷实施此类换防和调动时，行省官往往不很情愿。如平宋后阿里海牙官至湖广行省左丞相，恃宠倨傲，旧属部将盘根错节。世祖以诏旨命所属二万户与江淮行省四万户换防。阿里海牙迟迟不肯遵旨发兵，最后畏于抗旨"不敬"的罪名被迫执行 。由是观之，定期不定期地调换各地戍兵，似乎又是朝廷防止行省掌兵官员与所属戍军间统属关系的固定化、私人化的一项有效举措。有元一代，"整点"阅实各地军队数目，也是皇帝和枢密院始终掌握的重要事权。"整点"'一般在皇帝即位及征伐之前举行。无论何种"整点"，"非得旨，皆不敢行" 。 
在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分配中，行省似乎应该是地方军事势力的代表，行省掌握较多军事权，也应是意味着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了。然而，由于行省所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的性质，由于行省掌军时与朝廷的上述特殊关系，在实际效果上行省并未能构成名副其实的地方军事机关和独立的地方军事势力。行省所掌军事，既体现军事权力分配给地方的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朝廷控制地方军事。其为元廷中央集权服务和倾向于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上看，行省受委付提调军马，并没有对中央集权带来多少危害，反而主要发挥了某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作用。 
与自身双重性质及代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相适应，行省在地方司法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行省有义务过问和审理朝廷交办的某些狱案。其次，负责辖区内官民疑难狱案的审谳及部分刑狱的断遣。 
行省在审理以上狱案时，需要较严格地执行朝廷的相应规则典制。 
在地方司法系统中，行省属于县录事司、散府散州、路（直隶府、州）及廉访司以上的第五级兼治刑狱的官署。其级别高，权力较大，上可奉朝廷旨意处理某些狱案，下可对辖区疑难等狱案及行省属官词讼履行推鞫、审核等职能。然而，在司法权限方面，行省又须"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 。就是说，即便是中央派出的地方最高官署行省，也没有专地方刑狱的权力。行省上述司法权，大体是代朝廷而行的。其司法职能承上启下的性质比较显著。在某种意义上，行省又是元代地方多级司法、朝廷执柄体制中联系地方与朝廷两部分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充当了该体制运作的重要工具。 
在财政方面行省为中央收权和替地方分留权力的功能，基本分离，最为典型。在行政、军事、司法方面，行省服务于中央集权和代表地方官府的双重职能，错综地混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而且主要表现为代朝廷行事和为中央集权服务，其兼替地方官府分割权力的功用相对比较淡薄。行省在上述四领域的功用及差异，反映了元行省制下中央与地方诸项权力的分配模式基本上属于中央集权型的，除了适应军事镇压和军费开支等需要不得不将部分财权、军权委付给行省等官府外，其它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 
权力
第一，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正如赵天麟所说："今立行省 
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之形矣" 。与元代其它官府类似，行省也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采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圆署会议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种定议。史称：行省所掌重要政务，"事从公议" ，而且常有"大事集议，众论不齐"及某些与议官员"尝有违言"等情况 。据说，行省长官具有一定的"画一之权" 。但行省官员内部的互相牵制掣肘，又随处可见。行省的军事权，专门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调。钱谷财赋，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员掌管。其他官员一般不得随意干预。有的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 。另外，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说，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议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即使是提调军事和掌管财赋者，也需要与其他官员一起同署议政，更不能将军事、财赋二柄集于一身。官员的种族交参和怯薛出身等，又是元廷对行省长驭远控的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第二，行省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边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这就保证了行省辖区的地方官吏受辖于国家、效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基本属性。他们虽然在日常政务方面与行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但因其任用管理之权操于中央，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关系多半是公务性的，而非私人领属性的。此外，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重要原因。 
第三，以行省为重要对象的地方监察，构成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相继取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 。换言之，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注意了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又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其结果，地方监察不仅发挥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腐败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监督行省的有力工具。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正是上述机制的一种曲折反映。 
第四，行省区划上的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这种安排无疑是自古以来区域性管理中"山河形便" 惯例的体现。然而，客观上又容易被地方长官当做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河南行省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黄河下游则以沂蒙山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邻，无险可守。又如，五岭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江西行省，湘、鄂、桂并入湖广行省，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作用
行省的二元化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中央政府对行省有效控制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行省内部权力相互牵制行省内部权力的 
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 
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行省大权的归属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 
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行省的划分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意义
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