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学
简介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参见本书“张载”条）。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建元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而盛赞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晚年吕柟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书，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为弘扬关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现实意义
张载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他的“太虚即气”和“一物两体”学说就是见证。他一反“二程”以“理”为万物本源的说法，而把“气”作为万物的本源。他认为由于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质现象，气聚拢时而为万物，气散开时就成为无形的“太虚”。他认为气分阴阳两端，即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形成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他把矛盾运动称为“参”。这个“两端一参”论，是他和“二程”学说的最大区别；再比如他的“地球中心”学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本身有自转，由太阳、月亮和其他五颗星宿组成的七曜，与地球同时向左旋转，只是因为转速不同而形成了在地面上看，有左旋、右旋。这样的科学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可贵的。
独创性张载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反映了他视民如同胞的平等原则。这样的思想在张载之前是没有人提出过的，不能不说是他的独创。在人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危机的今天，他的这一思想显得格外珍贵；他还主张恢复井田制，认为井田制可以使百姓贫富均匀，丰衣足食；他主张爱护天下所有的人和物，不要贪婪，不许霸占。这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仁民爱物”的观点。
科学性张载治学主张具有科学性。他提出并主张“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他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张子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
先进性张载的教学方法具有先进性。他在教学方面提出四种原则和方法：一是勤学博文，以求义理。他认为“学愈博则义愈精微”，博学可以从中求到义理，“勤学可以修身”；二是“尽人之材”。认为人是有差异的，教人要根据差异尽其才，乃不误人；三是提出可接受性和渐进性原则。他认为“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所以，教学要注意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并注意渐进。四是教学相长。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四益”：“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以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堕，四益也。”
总之，张载关学，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研究现状
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历史上的关中学者当之无愧。但不得不承认，从刘古愚、于右任之后，近百年来再没有出现关学代表人物，也缺乏一些比较系统的著述，以至提起关学，一些人竟然不明就里。不过，张载的影响仍在，关学并没有成为绝学。1978年中华书局重新刊印了《张载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宋明理学史》等，都对张载的哲学给予了非常显著的地位。另外，张岱年著有《中国十一世纪唯物论张载》，陈俊民著有《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陈宜山著有《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等，都是对关学思想的研究和弘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张载的家乡眉县曾召开过四次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关学思想的研究。1998年以来，眉县修复扩建了张载祠、张载墓，恢复了横渠书院，修建了张载文化广场。2007年10月，在眉县召开了“2007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南亚文明学术研讨会”，7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集在太白山下，围绕“民胞物与，和谐文明”这一主题，进一步探讨了张载关学的学术价值及其现实价值。这次研讨会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借鉴关学思想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东亚、和谐世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自古多豪杰的关中，应该有众多的学者专家关注张载关学，把张载宝贵的哲学思想承接过来，传递下去，为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作出新的贡献。
陕西特别是西安能够成为全国的教育强省，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关学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载的故乡----眉县能够成为全省的教育强县，与关学的深厚文化底蕴肯定不无关系。关学的精髓需要我们更深入的发觉，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阶段，对文化，思想，教育等各方面都将会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相信，智慧的眉县人民和国内外学者，会毫不犹豫的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从文化产业，教育产业，影视传媒产业，旅游产业等全方位，多角度，全方位，科学有效合理的发掘利用关学精髓，造福全人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与理学的关系
宋明理学，简称理学，通常被称为宋明两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
南北朝南北朝期间，道、儒成形，道家讲玄理，佛家讲空理。宋明理学虽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借鉴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讲的则是“性理之学”。宋明儒者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慢慢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
北宋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1]。
南宋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
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明朝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清朝理学在清初以后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连康熙都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2]。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
现代现当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学，而其中又分为陆王心学派，程朱理学派。
主要学派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主条目：程朱理学 
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关学人物
申颜、侯可，张载，吕大钧， 兄吕大忠、弟吕大临 ，李复、范育，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 
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杨恭懿，父杨天德、子杨寅）， 吕柟、韩邦奇，马理，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侯可侯 可，字无可，华州华阴人。少倜傥不羁，以气节自许。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随计入京，里中醵金赆行。比还，悉散其余与同举者，曰：“此金，乡里所以资应诏者也，不可以为他利。”且行，闻乡人病，念曰：“吾归，则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辍己马载之，徒步而归。
孙沔征侬，请参军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县。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娶妇必责财，贫人女至老不得嫁。可为约束，立制度，违者有罪，几变其习。再调华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可晨驰至富家，发椟出券归其主。郡吏赵至诚贪狡凶横，持守以下短长，前后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狱，言于大府诛之，闻者快服。
签书仪州判官。西夏寇边，使者使可按视，即以数十骑涉夏境，猝与之遇，亟分其骑为三四，令之曰：“建尔旗帜，旋山徐行。”夏人循环间见，疑以为诱骑不敢击。韩琦镇长安，荐知泾阳县。说渭源羌酋输地八千顷，因城熟羊以抚之。琦上其功。又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
可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与田颜为友。颜病重，千里求医，未归而颜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敛而可至，拊之乃瞑。颜无子，不克葬，可辛勤百营，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单衣以居，有馈白金者，顾颜之妹处室，举以佐其奁具。一日自远归，家以窭告，适友人郭行扣门曰：“吾父病，医邀钱百千，卖吾庐而不售。”可恻然，计橐中装略当其数，尽与之。关中称其贤。
吕大钧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陕西蓝田县人，吕大钧出身在一个宦官和书香门之家，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当被荐知泾阳时，父吕赍病逝，他赶回奔丧。三年丧期满后，吕大钧自以为学识尚浅，于是他边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经过吕大钧多年努力，“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后来许多大臣都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宫，吕大钧不负重望，特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献上，文中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共和大家庭的构思。被即任以凤翔寻监船务官和制改宣议郎等职。元丰年间（1078-1080），时值宋朝用兵西夏，吕大钧是富廷（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一次，种谔率兵己出塞外，可军需还没有接上，转运使李稷恐受军法，打算回安定（今陕北王家堡一带）取粮草，就派吕大钧向种谔请示，种谔得知后，怒道：“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吕大钧替李稷求情，种谔听了吕大钧的解释，表示解释，表示理解，但嘴上却说：“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吕大钧不禁不怒，反讥笑说：“你以为这些话就能吓倒我吗？我奉命前来向你请示，你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惟恐你会因此而受过。”种谔见吕大钧刚直不阿，只好同意吕大钧的意见，这才允许李稷免受处置。时间不长，吕大钧在任上病逝，时年五十二岁。
吕大钧一生为朴实厚道。他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第一个拜张载为师，随之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一时横渠闻名于世，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就是远落在后，很少有人能将张载所授的融会贯通，唯有吕大钧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爱“礼教，以先生法度为准绳，并能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吕赍的丧事，吕大钧等活动中。坚决抛弃陈规陋习。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 
“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章。经过推行，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起了决定性积极作用。张载高兴地说：“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颐也称：“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朱熹称《吕氏乡约》“今为令申”。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说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子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由诚学的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他不因别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为少数人的看法而顺从。他不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而为能够“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治”这个宗旨而奋斗不息，力求使自己成为鸿儒。连吕大钧之妻种氏也效仿他为其父办理丧事的作法，不用乡风野俗，而是严格依照儒家礼制将其安葬。其子吕义山也深得父传，后来也成了大学者。
吕大钧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
吕大忠吕大忠（生卒年不详），字进伯。京兆蓝田人。
其先汲郡（河南卫辉）人。祖吕通，太常博士。父吕蕡简，比部郎中。与弟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称蓝田吕氏四贤。
程颐称：“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皇佑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后任山西晋城县令。升秘书丞，兼任定国军的军事判官。迁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官至宝文阁直学士，元祐二年（1087年），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晚年与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又降待制，后致仕，不久卒。着有辋川集五卷，及奏议十卷。
吕大临吕大临（1044年—1091年），字与叔，京兆蓝田（陕西蓝田县）人。
其先汲郡（河南卫辉）人，迁居京兆蓝田（陕西蓝田）。祖吕通，太常博士。父吕蕡简，比部郎中。与兄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并称蓝田吕氏四贤。
中国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其先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移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曾学于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后范祖禹荐其充任讲官，未及用而卒。吕通六经，尤精于礼，与兄大防等同居时即切磋古礼，自谓所施冠昏丧祭诸礼一本于古，当时有“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之称。范祖禹“荐其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可充讲官，未及用而卒”[1]。著有《考古图》10卷，《易章句》、《大学说》、《中庸说》各1卷，《礼记传》16卷，《论语解》10卷，《孟子讲义》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李复[约公元一○九三年前后在世]字履中，先世家开封祥符，后徙长安。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元祐末前后在世。登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进士。绍圣间，为西边使者。喜言兵，于书无所不窥，尤工诗。学者称为谲水先生。历官熙河转运使，至中大夫集贤殿修撰。后知秦州，死于金寇。复著有谲水集十六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百度国学 
李复（一○五二～？）（《潏水集》卷八《恭人范氏墓志铭》）字履中，号潏水先生，原籍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因其先人累官并右，遂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同上书《李居士墓志铭》）。与张舜民、李昭玘等为文字交。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进士。五年，摄夏阳令。哲宗元祐、绍圣间历知潞、亳、夔等州。元符二年（一○九九），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经略安抚司机宜文字。徽宗崇宁初，迁直秘阁、熙河转运使。三年（一一○四）知郑、陈二州。四年，改知冀州；秋，除河东转运副使。靖康之难后卒。撰有《潏水集》四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十六卷，其中诗八卷。事见《潏水集》附录宋钱端礼撰《书潏水集后》及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宋元学案》卷三一有传。
李复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潏水集》为底本，参校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藏北京图书馆，简称文津阁本）和残存《永乐大典》中李复诗。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张舜民张舜民 北宋文学家、画家。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斋。□州（今陕西彬县）人。生卒年不详。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为襄乐令。元丰中，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元□初做过监察御史。为人刚直敢言。徽宗时升任右谏议大夫，任职七天，言事达60章，不久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后又改知同州。曾因元□党争事，牵连治罪，被贬为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后又出任过集贤殿修撰。
张舜民随高遵裕西征灵夏，无功而还，他作诗嘲讽有"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西征途中二绝》）等句，因遭转运判官李察劾奏，贬为监郴州酒税。其后位渐通显，而议论雄迈，气不少衰。晁公武称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诗"。晚年作乐府百余篇。自序中说："年□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其代表作《打麦》吸取民间乐府手法，描述四月麦熟田家辛勤收割的劳动场面，并揭露官赋剥削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张舜民的词作与苏轼风格相近，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误为苏词。宋人周紫芝《书张舜民集后》说："世所歌东坡南迁词，'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二语，乃舜民过岳阳楼作"。张舜民生平爱画，且题评精确。虽南迁羁旅中，所经各地也必搜访题识，东南各处士大夫家所藏名作，全被载录。亦能自作山水。其文集今存《画墁集》8卷，补遗1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
作品：
江神子（癸亥陈和叔会于赏心亭） 
七朝文物旧江山。水如天。莫凭栏。千古斜阳，无处问长安。更隔秦淮闻旧曲，秋已半，夜将阑。
争教潘鬓不生斑。敛芳颜。抹么弦。须记琵琶，子细说因缘。待得鸾胶肠已断，重别日，是何年。
朝中措（清遐台饯别） 
三湘迁客思悠哉。尊俎定常开。云雨未消歌伴，山川忍对离杯。
他年来此，贤侯未去，忍话先回。好在江南山色，凭时重上高台。
卖花声（题岳阳楼） 
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卖花声 
楼上久踟躇。地远身孤。拟将憔悴吊三闾。自是长安日下影，流落江湖。
烂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满平芜。试问寒沙新到雁，应有来书。
游师雄游师雄（1037—1097），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字景叔，宋治平元年（1064）中进士（清雍正《陕西通志》卷三○说是治平二年中进士），授仪州司户参军。熙宁四年（1071）改任德顺军判官，与诸将计议边事，多所建树，使边境赖以无患。元佑初，朝廷议弃边地四寨，师雄极力主张坚守，但意见未被采纳。以致西夏得寸进尺，边境无宁日。元祐二年（1087）师雄改任军器监丞，时夏人谋犯熙河，守将刘舜卿采纳师雄御敌之策，连战大捷，先后杀敌近四千人，俘获敌帅九人。捷报传来，举国欢庆。不日调升陕西转运判官。元祐五年（1090）又任提点秦风路刑狱。次年，夏人侵泾原、熙河两地，游师雄在定西至通渭间修筑护耕七寨等战略据点，以加强防卫，使边境安定多年。后转礼部员外郎兼集贤校理，领陕西转运使。元祐八年（1093）调为朝奉郎加云骑尉。后游师雄以病请求辞职，哲宗接见时，赞扬他的功绩，反提升他为卫尉少卿。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又为哲宗皇帝策划御敌要略六十条（一作十六条），当时谓之《绍圣安边策》。绍圣二年（1095），再调河中知府，不日又晋升为直龙图阁兼秦州知府，领秦凤路马步军都总管加飞骑尉等职。绍圣四年（1097）秋，调为陕州知府，是年七月六日病故，终年60岁，归葬武功，墓尚在。
种师道种师道（1051-1126）　北宋名将。原名建中，又名师极，字彝叔。洛阳（今属河南）人。
生平略纪 
善察形势，沉毅有谋。初以荫补官，历熙州推官、原州通判、提举秦凤常平。因被诬入元佑党籍，罢废近十年◇起为忠州刺史、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政和六年（1116），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渭州。宣和元年（1119）初，奉徽宗命率军修筑席苇平城（后改为静夏城，今甘肃平凉境），城未就而夏军骤至，乃列阵葫芦河（今宁夏清水河）畔，佯欲决战，暗遣军出夏军后，扬言宋援军至，乘其犹疑之机，前后夹击，大败夏军。六月，再破夏军于藏底城（今陕西志丹北），升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四年，从童贯攻辽，因建议被拒，兵败雄州（今河北雄县）。六年，建议联辽抗金，遭拒被劾致仕。次年十月，金军大举攻宋，起为京畿、河北制置使。
靖康耻的前夕 
靖康元年（1126）正月，率1.5万兵救援东京（今河南开封），进至洛阳，闻金军已临城下，遂虚张声势，沿路张榜，号称百万，张旗击鼓而进。金军不知虚实，移师增垒自卫。至京，授同知枢密院事、京畿两河宣抚使。因反对割地议和，建议乘金军回师时半渡而击，被钦宗罢为中太一宫使。不久复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出屯滑州（今滑县东）。八月，金军复大举攻宋，请钦宗暂避长安（今西安），朝廷召其还朝。
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七十六岁的种师道病卒，生前曾出四次关键建议：
第一次是二月初姚平仲夜劫金营失败，种师道建议再次出兵劫营，或者每夜发兵几千人袭扰敌人，可以成功，宋钦宗不用； 
第二次是完颜斡离不退兵，种师道建议乘金军半渡之际，发动奇袭，否则必为他日之患，宋钦宗也不用； 
第三次是太原失守后，种师道急令调兵京城； 
第四次是临终遗奏，建议皇帝退守关中，众臣建议良臣李纲、宗泽代守开封，宋钦宗不用。
在北宋立国一百六十年，养成一种浓重的重文轻武风气，一时国中无大将可用。
杨奂杨奂 
[公元一一八六年至一二五五年]又名知章，字焕然，乾州奉天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卒于元宪宗五年，年七十岁。早丧母，哀毁如成人。金末，尝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欲上不果。元初，隐居为教授，学者称为紫阳先生。耶律楚材荐为河南廉访使，约束一以简易。在官十年请老。卒，谥文宪。奂著作很多，有还山前集八十一卷，后集二十卷，（元史作还山集六十卷，元好问作奂神道碑则称一百二十卷）近鉴三十卷，韩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砚纂八卷，北见记三卷，正统纪六十卷……等，传于世。吕 楠吕楠（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今陕西高陵县人。吕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吕薄“有隐德”而不仕，而幼年的吕楠则“志大好学”，寒身酷暑，整日读书于他的矮屋之中。十四岁应重试补禀生，后因乡试不第入太学。正德三年（1508）以殿试第一而中状元。
吕楠中状元后，先后任翰林院修撰，充任以经筵讲官、考官、史官等职。明世宗即位后，又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后遭诬陷被贬解州（今山西解县）和南都（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
吕楠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多事之秋，当朝统治者昏庸腐败，边事多忧不安，朝中被阉党刘谨专权，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吕楠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十分不满。刘谨曾以同乡拉拢于他，他坚辞不就，最后愤然引疾辞归。不久，刘谨案发被处死，受株连者甚多，特别是陕西官员康海等人均遭牵连。由此，时人称赞吕楠具有先见之明。刘谨案毕，朝中名臣纷纷上书，建议皇帝“召大用，以答人心”。于是，吕楠二次回朝仍供职。他复职后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上书劝皇帝勤学，并列举历代一些君王修业，纳谏和执政当中的经验教训，他的意见得到了武宗的赞赏和采纳。
1522年，明世宗即位，改年号为嘉靖，吕楠应世宗之召参与撰修《武宗实录》。他力劝世宗“重温圣学”，以为新政之助。后吕楠以“十三事”上书自呈。因他的主张与当政者不合，违背了皇帝的意愿遭到了帝派人物张、桂萼的反对，一时朝内议论纷纷，认为陈述的“十三事”是宰相分内的事，吕楠超越了职权范围，因此获罪下狱。后被释，贬为解州判官，上任后，因知州而死无替，吕楠便代行州事。在代职期间，他减了役、劝农桑、抚恤独孤寡，兴修水利，建“解梁书院”，聚乡贤耆老修订“教民榜”、行“关学”大家“吕氏乡约”和“文公家礼”（指北宋文彦博宰相），并在解梁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来。在吕楠任职的三年中，后人称“习小学之节”“歌幽南之诗”。民俗“翁然改之”。因吕楠政绩显著，御史卢焕等以“王佐之才”累荐，被提升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临行时，“士民数千哭送至黄河岸边”。吕楠度过黄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绝：“试听黄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吕楠调走后，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以记其政绩，塑像以寄其恩情。
吕楠在南京被任做“散官”，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因政务闲当，得以读书和讲学。当时王阳明“心学”兴起，一时风靡全国。吕楠反对王阳明把“良知”看作抽象的人“心”观点，认为用良知教人，于学者无益，便在南京柳湾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讲学，与王阳明对唱对台戏，一时“相得甚欢”，风动江南，可与王阳明“中分天下”。东南学者尽出其门，连朝鲜使者来华，也称赞吕楠文才全国第一。吕楠立教严谨，躬行实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常说：“师严而道尊，道尊而民敬。”他官至三品，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室无妾”，平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门徒相守数十年者，未赏见有偷语情容。吕楠因有这些美德，所以在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尊位持心丧讣”，连世宗皇帝亦为停止朝事一天，以示哀悼。
吕楠是明朝中期关中著名的理学家，其学术思想属程朱学派，但也称张载思想是“出于精思力行之后，至论人孝，神化、政教、礼乐，至自孔孟后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初受业于渭南薛敬之，后又求学于河东薛煊之传，明人称他为“真醇道学”，认为在“关中继张横渠者，泾野一人，在我朝可继薛文清者亦泾野一人，”冯存吾《关学编》称他是自张载以后“关学”的集大成者。他辞职回乡后，亲自与康海一道来横渠张子祠拜谒张子，并题“三秦之光”以示继承。
吕楠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因问》、《尚书说要》、《周易说翼》、《春秋说志》、《宋四子抄释》、《诗集》、《迳野文集》、《高陵志》、《解州志》等。
韩邦奇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今陕西大荔县人。韩邦奇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韩绍宗，“学识才品，当世推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韩邦奇从小聪明异常，受其父亲影响很深，青年时期“有志圣学”，且对诗歌音律有独特的见解，凡与他交往的人无不惊叹而已。
正德三年（1508），韩邦奇考中进士，先后任吏部考功主事、又升员外郎、浙江按察司、山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他在任吏部员外郎时，有一次考察都御史政绩，都御史以小帙（红包）窃视，被正德奇当场夺帙指责，当众个个失色，表现出他刚正不阿的品德。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被调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在任职期间，朝廷派宦官王堂等人来浙，四处搜刮民财，当时韩邦奇在严州，目睹了宦官强征富春江的鱼产与富阳一带的茶叶，愤而作民歌《富春谣》一诗，其中写道：“富阳江之富，富阳江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我！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这首《富春谣》后来被长期作为匿名作品传颂于富春江畔。当时王堂等人对他恨之入骨，遂上秦指控韩邦奇“ 沮格上供，作歌怨谤。”武宗皇帝大发雷霆，把韩邦奇捕至京，下诏入狱，朝臣上书营救，皆不听，后被革职回家。
韩邦奇回到家乡，开始了他讲学著书的生涯，四方学者云集门下，他相当一部分著作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时隔八年后，世宗即位，改年号为嘉靖，才诏韩邦奇为山东参议，韩气休不仕。嘉靖八年（1535），又诏韩邦奇为山西巡抚。韩邦奇在任职期间，山西北部一代匈奴经常入侵，加之农民起义不断，朝内安化王朱宾据宁夏叛乱，宁王朱震豪据江西叛乱，明朝以由兴盛走向衰落。但韩邦奇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他亲历塞外考察，积极备战，修复城堡，亲自到军队中抚恤士兵。他在山西近十年，边防安稳，百姓乐业，最后因年事已高，几次上书要求解职未批。嘉靖二十三年（1554）宰相周用赏识韩邦奇才干，将他调任总理全国河道，后升调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又升迁为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二十九年（1549），六十九岁的韩邦奇，因年事已高，五次上书乞请解职回乡。韩邦奇告老还乡后，仍枚枚不卷，著书讲学，当时理学在全国达到鼎盛时期，而且理学中的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已风靡全国。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性理三解》、《易占经纬》、《易说》等著作。他对理学中的“义理”（哲学）和“数理”（占卜）以及地理学都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对声律与乐学成就最高，应该说他是明朝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至今他所著的《律吕新书直解》一直被后人推崇。《关学编》称他“文理兼备，象数可与邵康节，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
嘉靖三十四年冬（1556），关中发生强烈大地震，七十七岁的韩邦奇遭难于这场大地震。他的主要著作有：《怨洛集》、《怨洛志乐》、《大同记事》、《禹贡祥略》、《性理三解》、《易占经纬》、《书说》、《易说》、《律吕新书直解》等。
马理马理（1474—1556）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县）。弘治十举人，正德年间考取进士。先后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员外郎、考功郎中、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禄卿等职。155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马理卒，时年八十二岁。
马理年幼聪明好学，举止文雅，十四岁时就成为当地很有名的诸生，二十岁和王端毅一起步入仕途。后因康僖公保举，以进士身份回到家乡，在弘道书院开始讲学。其间博览群书和儒家经典。他在讲学中注重言行如一，时时处处仿效古代圣贤，常常以曾子的“三省”、颜回的“四勿“严格规范自身，进退举止，极力追随古时的道仪，很有关学宗师张载的风范，深受名士康僖公的器重。
有一次，杨遂庵到关中监学，见到马理和康德涵、吕仲木惊叹道：“康德涵的文彩，马吕的博学，真是旷世少有。”当时，马理虽然未曾离开过家乡，但他的名声却已远传各地，并惊动了京师的学者。随后，他便动身来到京城，和许多很有学问的人一起讲学。其中陈云逵、吕仲木、崔仲凫、何粹夫，罗整庵等人和他的学术观点很接近。自此，他的学说更趋成熟，声名格外响亮，许多人都原拜倒在他的门下，听他讲学。督学唐渔石还为他建造了十分精美的嵯峨园林，并亲自题记，十分推崇马理的学说，认为他真正继承了关学、洛学的思想精髓，是一位受人敬慕的大儒。由于马理的名声斐然，仰慕者很多，就连朝鲜的使者来京，也要拜访马理和关学另一名大家吕楠，并称赞说：“伯循，仲木属中国第一人才”。马理非常喜欢古代的礼仪，经常私下揣摩、体会。至于婚、丧、嫁、娶的礼仪，他融张载、司马光、朱熹和大明礼集思想为一炉，折中用之。
马理为官时，曾多次直面劝谏武宗、世宗、多次遭廷杖处罚，并获罪入狱，但他仍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从不顾个人安危。他十分注重培养新人。七十岁时归隐商山书院，前来索求诗文的人很多。他经常着山乡贫民的服装，鹤发童颜，看起来如同神仙一般。
马理在礼仪方面拜师张载，但在学述上更接近程、朱见解独到。他的著作有《四书注疏》、《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删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陕西通志》等。
马理　马理（1479—1556） 
字伯循，明正德甲戌年（1514）进士。曾任吏部稽勋主事、稽勋员外郎，稽考功郎中光禄卿等职。弘治年间就学三原宏道书院，其学识和文章闻名全国，当时学者都将他与宋代著名哲学家、关中学派代表人物张载相提并论。所著《送康太史奉母还关中序》一文，被传抄国外，朝鲜国将此文作范文传诵。
冯从吾[明]（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今西安）。著名教育家，以鲠直著称。生而纯懿。及长，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许孚远。登万历进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不见。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杜门谢客，造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为尚宝卿。累迁工部尚书致仕。卒，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从吾著有《冯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
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
冯从吾大半生是在关中书院讲学度过的。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1621），冯从吾一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官拜工部尚书。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权倾朝野，冯不屑与其交往。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的在陕党羽为迎合魏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派人捣毁关中书院，并将中天阁内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掷之城隅”。冯从吾见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书院毁于一旦，悲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终年72岁
李二曲李二曲（李顒）简介 
李顒（1627--1705） 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家贫， 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征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李因笃[清]（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字子德，一字孔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东乡（今富平薛镇韩家村）人，自幼聪敏，博学强记，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精于音韵，长于诗词，兼通音律，崇尚实学，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不涉仕途的华夏“四布衣”之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荐鸿博授检讨。深于经学，诗逼杜甫，尝辨秦中碑版极有依据。行、楷书用笔秃率，意近颜真卿。著古今韵考、受祺堂诗文集。《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 
学术成就 
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
崇尚实学，主张“经世致用” 
李因笃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之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说：“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学，反对心学，他继承关学传统，弘扬张载以理教人思想，主张人既要洁身自守，又要有所作为。他向友人讲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与四书联系，找出它们关系，尽管有人嘲笑，但他不为所动，认为下这种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论即占一半篇幅。在13篇策论中，其《漕运》、《圣学》、《荒政》、《治河》、《史法》、《盐政》、《钱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为治国兴邦之论。在这些文章中，既无奉迎之词，又无粉饰之言，而是指出源流得失，且能针砭时弊，又有挽救治理之法，如他在《漕运》中“汉武官多徒役众，故恒苦不给，官多而不切于用，宜汰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宜汰冗卒，则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观之，国计之赢缩，在用之奢俭。”的主张，对当前机构改革与勤俭建国、富国、富民的政策有借鉴意义。
在《用人》中说：“周汉以来，取人以人，唐宋以后，取人以言，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说矣。今夫天下忠孝廉节利害藏否之故，能言之不必能行之也，况且不能言之乎？”主张“以人取人”，反对“以言取人”，他又说：“夫资格者，弊之所由集也，先王创为一代之法，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后至言为资格，以阻贤才登进之路”。反对资格论，主张破格选用人才。又说：“愚以为选举诚不能无弊，然天下必无无弊之法，善用之可也。科贡亦不可尽废，参用之可也，欲用之，则莫如慎求用人之人，而重铨衡之典。”并讲到选人要严格考核。这与现在选拔德才兼备，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经验的选拔人才的原则和程序如出一辙，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盐政》篇中，“古者开创之初，类薄取于民，而其用常足。及其后，加赋数十百倍，而其用益困。国之贫富，在上之俭奢。故夫圣主在上，躬行俭德，尝使其下之不易竭，而后之有可加，是计之一时，且享之数世矣。”之说，主张“薄取于民”，“躬行俭德”，通于今日之减轻农民负担，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其思想主张可为今用。
《圣学》篇中，“今天下之弊极矣，其患在奢，其风自上，愚谓公侯之家，世禄之胄，一马之肴，费之数千，一食之须费之数百，以至宠赂公行，恬不知愧，害将有不胜计者。今令不严禁之，然骄奢之源不杜，货贿之流不息，而欲清其源，则必自上始也。”所讲，尤如李因笃面对今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另外他在《治河》里讲如何疏通河道，防止水患，扩大灌溉，在《钱法》里讲如何发行贷币、发展贸易、平抑市价、增加财政收入。在《荒政》中讲要以丰补歉、防止灾荒。在《屯田》里讲军队如何开荒种田，于兵寓农，减少国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在《漕运》里讲到运输、建仓、开渠、垦田、屯粮等等。恕不一一列举，其充分体现了李因笃经世致用，讲究实用之学的观点。完全讲的是治国之法，富民之术，这与顾炎武“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不谋而合。这对我们当前科教兴国，科技要转化为生产力，理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不无借鉴作用。
提倡唐诗之风，擅长五言排律 
李因笃早年就以诗闻名于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称：“其文可追班马，惜为诗掩，其为名流推重，一时海内风行”。顾炎武在《酬李处土因笃》一诗中这样写到：“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并不亚于经学。李因笃的著作凡54种，而以诗集、诗评、诗说就达40余卷。就如他对友人朱长源所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据此，李因笃堪称一代大诗人也。
李因笃写诗源于风骚，出于古歌谣、乐府，而以杜诗为宗，有一次在宴会上，大家谈论起杜甫诗歌，他即应口讽诵。有人意为偶然，又问及其它方面，因笃皆能应对。他提倡诗必盛唐，认为只有盛唐诗歌才达到了最高境界，以后历朝各代，都有流弊，不足为法。在风格上他主张“直抒性灵，磊落壮凉”。他很讲究作诗的章法句法，坚持“宁拙毋纤，宁朴毋艳，宁厚毋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大抵意气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之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李因笃最擅于五言排律、曹溶论诗，把他推为一代之首。他在诗歌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著有《诗说》、《汉诗评》等。
音韵学研究成就突出，为当时权威 
李因笃在音韵学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
毕生从教，堪称一代宗师 
李因笃一生乐于教育事业，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培养一代英才。他青年时在私塾任教，中年时游学全国各地，曾在关中书院、朝阳书院、富平镜波园讲学、名声传至关中内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乡举办私塾，收徒讲学，直到临终，为教育献出了毕生精力。
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学习，然后才能立法制行，教化臣民。他认为，天子经过努力学习后，必须能立大志，勤其政，诚政事，迪本德、怜臣民，明礼乐，尊贤才，孝祖先。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最终必博修而明。提出学习应有辩证的方法，“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张学习要“经世致用”，认为学习经学的目的是通晓治国之道，做文章要结合现实。这与今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李因笃在史学、天文、历法、乐律、书法、绘画、考据学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辟之论。这些都是李因笃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与研究，为我们的现实服务。
李柏李柏（1630—1700）字雪木，号太白山人，原陕西勉县人，七世祖徒居眉县，为眉人。父亲李可教，母王氏，生三子，李柏其仲。李柏的父亲李可教颇有文学造诣，喜读西晋陶渊明的诗文，一生未应考出仕，耕读传家。李柏受父亲影响，幼年时，便模仿起五柳先生陶渊明，在书斋前面栽了五棵柳树，并题诗到：“茅屋果然如斗大，诗风酒月度年华，客来陋巷不知处，五柳柴门第一家”。
李柏的青年时代，正是明朝灭亡，满清统治中国，国家出现了“天崩地裂”的局面，作为知识分子的李柏，深感痛绝，始终抱着复兴大明思想。他在《看剑》篇中写道：“壁上铁龙吼，匣中宝气生，遥知新发日，破浪斩长鲸。”当复明无望时，便又作《除久歌》自勉“……后来二万知多少，力耕心田忙读书！”一个“忙”字充分表达了李柏在躬耕之余，用奋发读书来充实自己的紧迫心情。李柏在携家眷隐居太白山中，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尤其对经、史、子、集等造诣较深。此外，他还对兵书、佛学、黄老之学乃至琴、棋、书、画都有很深的考究。每当他读到一些忠义感人的传记时，恨不得把这些圣哲捧置上座，百拜而师之，对当时一些为猎取功名富贵而晨昏俯案钻研的八股士子则弃之以鼻。甚至他一气之下把案头的八股书文烧个干净。
康熙三年（1664），梅遇出任眉县知县，在任十年间，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修复“九河”水利工程，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但李柏家乡一带仍受干旱威胁，便建议梅遇修复太白山下的远门口潭古河水利，不久告竣，梅遇请李柏代写了《潭河谷上埝水利碑》。表现了他虽隐居山林，仍关心故乡百姓疾苦。
康熙十六年（1677），李柏四十八岁时，按当时贡举制度，老秀才优等，可由地方贡举出仕杂职，这是满清王朝笼络一般文人的一种手段，被李柏断然拒绝。第二年，关中三李之一李天生被征入京，李天生在京城“数称先生贤”。于是，又有接二连三的征书荐文，但他仍不为所动。李柏在隐居期间，常穿着道家服装，云游古迹名山，关中各地名胜古迹，如华山、华清池、大雁塔、兴善寺、未央宫遗、周原诸陵、周公庙、武候祠、古陈仓、钓鱼台、古斜道、钟吕坪等地，表现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三秦关中多数府县的文武官员、学者、名流都与李柏有深浅不同的交谊，其中也有不少人给过他生活上的资助，但一般说来，李柏不予接受，也不回访。六十一岁时，他的好友茹紫庭调任湖南衡州，邀请他南游衡山。当年九月出函谷关，经熊耳山到南阳，拜谒了光武祠、武候庙，游览了襄阳，写出了颇有军事价值的《张献忠破襄阳》的精辟论文。游览长沙时，凭吊了屈原、贾谊庙，最后抵达衡州，又登岳阳楼、东游金陵……。第二年三月，他买舟北返，游览了三峡，参观了荆王护国寺，写下了《荆王创建护国寺》的精辟论著，抨击了历代统治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官僚属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不惜巨金建寺立刹，遍布天下，但最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命运。
南游之后，使他的思想更为开朗豁达。他曾在《自述》中写道：“结发之后学隐客，爱看家乡雪太白……”但回到家乡，正逢关中荒旱连年，迫使他又携眷踏上了逃荒活口的征途。他悲愤写了五律《西迁》两首，诗中有“……万方谁乐土，四野尽流民……”。“道旁大哭人，老有八十岁……，今日观此老，可知天下势！”他很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认为这些造反的罪魁祸首是当朝统治阶级造成的。
李柏的思想继承了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节欲观点和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提倡赞扬精神的能动性。他几次和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天生（时称关中三李）谈讨反思理学，对朱学与王学，体和用等观点进行过多次辩论。他在给《寄张素石》中写道：“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庙廊、庙廊非吾事也。”说明他虽然穿着道家服装，但对佛道的灵魂不灭，封神点将，化羽成仙的论调给予严厉批驳，表现他不愿与佛道同流合污。他曾几次到横渠故里拜谒张子，挥笔题写“正大光明”，以表现他的思想归宿。
李柏去世三十三年后，李二曲的高足弟子王心敬（户县人）为李柏撰写了《墓碑》，高度评价李柏的学术思想。宣统年间，陕西学宪余坤批复眉县知县请再次收集刊刻他的著作，并指出“关中元气酝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最遗憾的是他未能被编入《关学续编》之中。光绪时，宁河人高庚思激烈指出“以张吾（指张载）道门之户，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天下名集鲜不著录，而独停于‘关学之编’。光绪十九年，眉县知县毛鸿仪创修“雪木祠”，亲自为祠堂题写了“道继横渠”匾额，以昭贤名，载留史册。
李柏的著作收集有文章、记事、传等265篇，诗词359首共五册十卷，全部收集在《槲叶集》中。
刘古愚刘古愚（1843～1903）教育家。名光蕡，字焕堂，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咸阳市秦都区）人。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西安、三原、泾阳等地，曾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崇实书院院长。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学用结合，将算学列为必修课程。1895年后，响应康梁变法，积极宣传西学，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晚年主讲烟霞草堂，又移教甘肃大学堂任总教习。著有《五经臆解》、《大学古义》、《史记货殖列传注》、《前汉书食货注》等。后人辑为《烟霞草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