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邱方哲
生平
邱方哲
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入潮阳县（今广东省汕头市）诚正学堂就读。诚正学堂以公羊学见长，此后数年的学习奠定了邱方哲的今文经学基础。因“才学夙著，实堪大用”，深受学堂山长徐安国（济臣）赏识，于光绪二十七年（1897年）被派往日本金泽市玛利亚循道宗大学（石川県小沢マリアカトリック大学）留学。
邱方哲在日本结识黄兴、章太炎等革命者，思想日益趋向革命。1902年，他参与了章太炎、秦力山等人组织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受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刺激，旅日学生毅然组织拒俄义勇队，邱方哲亦列名其中。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邱方哲于次年6月加入。在《与冯自由书》（1905年2月15日）中，他坦言：“彼时以为叛逆，于今视若同袍。彼时以为不道，于今视若至理。”然而，在《与黄克强论民报书》（1907年5月11日）中，他又表示：“然尽弃旧学之说，弟期期以为未当。迄佛兰西内乱于今，崇新诋旧，礼崩乐坏，暴民之祸，延及遐方。今三岛风气，贩夫走卒悉以澈底革命自诩。此中或隐乱萌，祈明达如兄者察焉。”一般认为，旧学传统和对公羊经学的价值偏向，阻碍了他进一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也是他日后采取“怀忧国之心而身与是役（指辛亥革命——引者注），感政治之无望以退隐书林”（《六十余年之回忆》）方针的思想基础。
宣统二年（1910年），邱方哲被同盟会派回国内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在广东潮汕一带联系会党组织和新军第七军第二旅。为工作需要，邱方哲加入了当地的秘密团体八卦会和绵阳会，与会党成员打成一片，了解到低层会党组织的宗教观念和组织生活。在《粤东秘密组织叙略》（1932年）中，邱方哲对当时的情景有较详尽的记叙。兹录一段较为有趣的内容如下：“我加入绵阳会底时候，尚视此会为川省绵阳籍同乡底联谊组织，恒不解何以会员悉有潮汕口音。至进入会堂，赫然见一绵羊偶像置于其上，乃大骇不解。后方知绵阳会实为绵羊会之误，该会崇拜绵羊，而教义之系统性与谨严性，实出意想之外。《旧约遗书》约书亚记谓非利士人崇拜金牛，斯理殆同。”在这段时间中，他常常与会党成员一起参与宗教仪式，包括在夜里到野外朝拜矮人，用双皮奶和龟苓膏行招魂术，以及每天记录梦境体验等。这些都详见于《粤东秘密组织叙略》和《宗教学讲义》中。
邱方哲负责筹划的粤东起义没有开始，武昌起义就已经爆发了。11月，广东宣布独立。1912年4月，邱方哲被任命为潮汕镇守使。10月，兼广东省妇女改良协进会理事。袁世凯窃权后，开始打击革命党人，邱方哲也难以幸免。1913年1月，肃政史夏寿康弹劾邱方哲，理由是在镇守使任内经常擅离职守，多次前往广州上下九地区“餐荔湾之食，观硕人之色，设非道德沦丧，安敢出此”。袁世凯借故免去邱方哲本兼各职，并说什么“专制国官僚之罪恶，何容再现于民国，余虽爱邱君之才，不敢贻乱法之诮”（见《政府公报》民国2年2月10日公电）。宋教仁建议邱方哲向平政院起诉，并推荐著名律师、同盟会会员朱毅代为撰写行政诉状。然而，就在不到一个月后，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舆论界把嫌疑目光投向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赵的靠山袁世凯。邱方哲深感官场黑暗，决定放弃诉讼，并宣言与政治脱离关系。但他因祸得福，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必出亡国外，得以继续留在广东。
1915年，邱方哲移居北京，担任《晨报》“原道”专栏作者，以“猿下公”为笔名，写作各种杂文，内容主要以介绍西学为主，在介绍西学的同时评判国内学术源流。在这一时期，他把西方科学的不少新成果介绍给国内，对很多成果予以高度评价。譬如，在《天理人欲论》（《晨报》1915年9月29日）中，邱方哲首次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呼吁国人正确看待性与欲望，“以人欲为帜求得真自由”。在《雷电感应说》（《晨报》1916年1月3日）中，他系统论述了富兰克林对雷电成因的发现，指出打雷闪电等自然现象可以通过科学知识来解释，不必附会到天意上去：“设贤如尧舜者持纸鸢冒雨而行，天必雷尧舜，无庸计其贤不贤也。夫雷与不雷，乃决于人，匪决于天。故曰智者善全身，愚夫恒被雷，岂非至理也哉！”在《河图洛书考》（《晨报》1919年6月9日）中，他介绍了高斯、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数学理论，指出中国古代的洛书、八卦等事物，本来是数学模型，却被后人弄得神秘庸俗：“今人多有窥物究理之心，而喜言八卦，辄以深明卦术为高，实亦大谬。八卦乃上古学术家之发明，托周公之伪书以传世。故我言第一流之八卦家，非僧尼巫道之谓，实学术家之谓。”邵飘萍称赞邱方哲的文字“削繁成简，言浅意深，万流并仰，雅俗同钦”。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蒋介石在1931年4月3日、4日连续两天阅读《方哲文存》，并在4月4日慨叹“猿下公原道之笔，盖道原之语欤”。4月份的“本月反省录”尚有“夫雷与不雷，乃决于人，匪决于天，小子其勉勿懈”之语。蒋介石受到邱方哲杂文的影响，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此点过去没有受到学界注意。至于影响的程度多大，需要学界在利用蒋介石日记的基础上，结合其它史料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1917年，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邀请，邱方哲进入北大担任教职，先后教授“社会学概论”、“宗教学”、“性学实践”、“古代社会”等课程。同年12月，兼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因在两地教授学科类似，所以兼职负担不重。在《答周树人书》（1918年1月6日）中，邱方哲表示：“以性学实践一课言之，弟于法科礼堂讲授毕，复驱车至太平庄，重授讲义于高师之女生。礼记云教学相长，兼此一职，于弟多有裨益。若云牵涉心力，则弟当盛年，精力昂然，壮怀激烈，当无牵涉之理。”鲁迅（周树人）因此在《集外集·论“缓进主义”》中写道：“愿青年都似邱君一样，摆脱垂暮气，只是努力去干，不必顾虑闲人底言语。”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组织起来，掀起了“五四运动”。邱方哲没有积极参加运动，仍然埋头研究学术，撰写《爱尔兰之古代法》一文。当看到学生因为罢课，没有来上他的课时，邱方哲感到忧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短文《外交失败与学生之使命》，呼吁学生冷静报国，不要使一时兴奋之言行，沦为暴民政治之先声。然而，他没有被学生理解，甚至一些教授也对他进行攻击指责。“五四运动”过后不久，罗家伦、张特立（国焘）等激进学生在文科学部掀起了倒邱浪潮。与蔡元培校长商量之后，邱方哲决定在11月份以赴英国康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考察之名，暂时离开国内。同时，他辞掉了《晨报》“原道”专栏作者的职务，以及在女高师的兼职。女高师校长杨荫榆女士曾惋惜地说：“刻下空隙谁填？纵有他人，器用必无长于邱永侯者。”（《京学界挽留邱永侯》，《申报》1919年10月22日）
1919年11月，邱方哲经海路抵达康桥，在人类学系进行访问研究，并赴英伦欧陆各处调查。在这一期间，写成了《爱尔兰之古代法》（Ireland's Ancient Law，1920年）、《黑夜漫游者》（Night Wanderer，1922年）、《萨克森人之信仰》（Sachsens Glaube，1923年）等著作，并将顾炎武《日知录》译为英文（Fornication Leads to Knowledge，1922年）。1923年，访问期满，他放弃回国的计划，转而受西班牙圣符约德大学（Universidad San Fiordo）的邀请，前往游学，研究巴斯克语。《巴斯克语津梁》（Estudis Bascos，1925年）即在此时完成。在西班牙时，他对亚美尼亚语开始感兴趣，开始搜集有关资料。然而，因为苏联以白军倡乱未平为由，拒绝提供进入亚美尼亚地区的签证。1927年，赴土耳其黑休士大学，继续研究亚美尼亚语。其间写出欧洲游记《流离载记》（中文），回国后出版。
1929年，邱方哲结束长达十年的游学历程，在国立北京大学继续任教。1930年秋学期开设亚美尼亚语课，这也是东亚地区高校首次开设亚美尼亚语课程。选课者仅二人，其中之一即是此后著名的语言学家黄晓韵（Wong Hsiu-wan, Angelica Wong）。据黄晓韵回忆，另一人是日本学生十叶谦次，日本人的野心和毅力可见一斑。1931年春学期，邱方哲议开巴斯克语课，因系主任反对遂寝。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华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采取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方针，使人民十分愤怒，反日浪潮此伏彼起。北平的局势动荡不安，不少人劝说邱方哲离平南下，邱不为所动。至1937年以前，除1934年4至8月在青海、川边考察藏传佛教外，邱方哲从未离开过北方。蒋梦麟在《西潮 新潮》中回忆，当面对友人的劝告时，邱方哲只是淡淡地说：“该干啥干啥，该吃啥吃啥。我都不急，你们着什么急。”充分体现了一位学人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品质。面对华北反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邱方哲曾在《独立评论》上以“猿下公”为名发表《我之日人观》，呼吁人民放正心态，不要盲目反日，而应该虚心学习日本，渐进地增强我国国力：“我以为亲日诚然不可，反日亦是万万不可的。既不得反日，又不能亲日，究竟要如何呢？当取亲善的善字，即曰善日。我平素未尝不喜日人，亦知日人有许多技艺为吾人所不知，是故必先潜心修习，琢磨淬炼，而后可云善。”尽管他的论调相对温和，但邱方哲不失为一名爱国学者。他曾经斥责日本军国主义者武藤章（时在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被派往华北制造事端），警告道：“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祸不及身，必及后人。武藤章欺华人久矣，彼之孙女，当见辱于世界，可断言也。”在这段时间，邱方哲出版了著作《粤东秘密组织叙略》、《宗教学讲义》、《于阗文及吐火罗语源流》以及译作《国联与古希腊城邦》（与王世杰合译）。
在中苏关系转好的背景下，邱方哲在1935年6月得到了前往亚美尼亚地区的许可。8月动身，胡适、蒋梦麟、周作人、马裕藻、黄晓韵、冼星海、李昂、萧友梅、宋哲元、张自忠等各界名人前往机场送行，堪称一时之盛。到苏联后，邱方哲曾与国内通信，可考的最后一封信为《与叶之然书》（1936年4月2日）。此后杳无音讯。邱方哲失踪的原因一直无法考证，即使在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也不见记载。今天学界的推测有如下几种：大清洗处决说、外高加索内乱说、苏德战争罹难说、皈依矮人说、削发为僧说、异次元空间坠入说（此说是苏联结构主义学者马尼戈比斯基提出，荒诞无稽，殊不可信）、隐居终老说。隐居终老说又分为苏联隐居说与回国隐居说。具体事实也许永远无法弄清楚，但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考证这些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了解到邱方哲的思想特点——“无日不新，惟深是入”（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42年第3期）。
邱方哲的成果是中国近代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领域重要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人生故事也成为很多文学作品创作灵感的源泉。老舍《骆驼祥子》、包天笑《沐猴记》、张爱玲《半生缘》、钱钟书《围城》中都有以邱方哲为原型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足迹是无可估量的。
主要著作年表
以初次出版年份排序
1914年
《广东之新妇女》
1922年
"Ireland's Ancient Law"
1923年
"Fuccant Leads to Knowledge"
1926年
"Night Wanderer"
1929年
"Sachsens Glaube"（德文版）
1930年
《方哲文存》
1932年
《粤东秘密组织叙略》
1933年
《宗教学讲义》
《流离载记》
1934年
《国联与古希腊城邦》
1936年
《于阗文及吐火罗语源流》（上编，下编出版计划因抗战打断，1948年始出版）
1943年
"Estudis Bascos"（西班牙文版）
1953年
《六十余年之回忆》（包括《流离载记》及若干回忆文章）
1957年
《批判资产阶级人类学反动“权威”邱方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反右小组编，内部发行）
《邱方哲言论集》（袁水拍编）
1992年
《黑夜漫游者》（冯承钧译）
2000年
《萨克森人之信仰》（叶之然译）
2002年
《邱方哲文集》（李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