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妨害文物管理罪
概念
我国学者关于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定义的认识并不一致。例如，有的人认为，妨害文物管理罪是指违反文物管理法规，妨害文物管理，情节严重的行为；（注：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有的学者则认为，妨害文物管理罪， 是指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故意或过失损毁、非法倒卖、出售、赠送、盗掘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的行为；（注：欧阳涛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注释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等等。 就前引两种定义而言，第一种定义虽然简明扼要，但该定义既没有说明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罪过形态，也没有概括出妨害文物管理罪的行为特征，因而失之于过分抽象；第二种定义虽然说明了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罪过形态，也列举了妨害文管理罪的有关表现形式，但仍没有完整地反映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客观形态，因为根据现行刑法分则第6章第4节的规定，妨害文物管理的行为除了“毁损、非法倒卖、出售、赠送、盗掘”五种表现形态外，还有“抢夺、窃取国有档案，以及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行为。
我们认为，给某一事物下定义，既要准确反映该事物的本质特征，又要完整反映其内容，切不可以偏概全。本着此一思想，我们将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定义概括如下：所谓妨害文物管理罪，是指故意或过失毁损文物，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倒卖文物，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抢夺、窃取国有档案，以及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
构成要件
客体特征作为一个类罪名，妨害文物管理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文物管理制度。所谓文物管理制度，是指由国家有关文物管理法规形成的关于文物保护秩序。其内容包括：文物的保管、出售、赠送、开掘与转让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我国关于文物管理的法律制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行政法律制度，属于这一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有：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1991年6月2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1996年7月5日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0 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2年5月5日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1987年2月3日文化部颁布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1989年2月27 日文化部发布的《文物出境管理办法》等；二是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又包括刑法典中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条（如现行刑法第324至329条即是）、附属刑法规范（如前引《文物保护法》、《档案法》中的有关刑事条款）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如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无须赘言，妨害文物管理罪首先应当是违反国家关于文物管理行政法规的行为，但并非一切违反国家文物管理行政法规的行为都构成妨害文物管理的犯罪，只有那些违反国家文物管理行政法规、且依刑法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行为，才构成犯罪。
客观特征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客观特征，也就是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客观表现形式。根据现行刑法分则第6章第4节的规定来看，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客观表现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1）毁损文物、毁损名胜古迹；（2）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3）倒卖文物；（4）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6）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7）抢夺、窃取国有档案；（8）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妨害文物管理罪侵害的对象是文物，但也包括并非《文物法》上列为“文物”的国有档案。所谓文物，依据《文物管理法》第2条之规定，是指（1）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2）与重大历史事件、 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3）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工艺品、工艺美术品； （4）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 古旧图书资料等；（5）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此外，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也属于文物的范畴。关于国有档案，则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法》第2条）
值得注意的是，妨害文物管理罪的10个罪名中，有4 个罪名属于情节犯或结果犯，即行为人之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标准，方构成犯罪，否则，不成立犯罪。这4 个罪是：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过失毁损文物罪，盗卖文物罪以及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其余各罪则为行为犯，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关妨害文物管理的行为，便已构成犯罪。
主体特征从刑法分则第6章第4节规定的妨害文物管理罪的10个具体罪名来看，其犯罪主体绝大多数为一般主体，即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行为人达到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就能成为该类犯罪的主体。但是，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却不能由一般主体构成。此外，妨害文物管理罪的主体还有一个特点：有的犯罪只能由单位（法人）构成，有的犯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而有的犯罪则既可由自然人构成，也可由单位构成。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有：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327条）；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有：故意毁损文物罪（324条第1 款）， 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324条第2款），过失毁损文物罪（324条第3款），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328条第1款）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柱动物化石罪（第328 条第 2款），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第329条第1款）与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第329条第2款）；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有：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第325条），倒卖文物罪（第326条）。
主观特征在妨害文物管理罪的10个罪名中，只有第324条第3款规定的过失毁损文物罪为过失心态，其余各罪的罪过形式均为故意。就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大多数具体罪名来说，目的对于定罪并无决定性意义，只有盗卖文物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
立法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境内外的一些不法分子见文物潜藏着高额利润，便纷纷把黑手伸向我国大陆的文物，一时期，涉及文物的犯罪日益猖獗。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始， 文物犯罪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如：从1988年到1994年初，侯林山、张小宾、郝德明、韩引虎、廉希民、杨银岗等人分别在山西省侯马市的晋国遗址、晋国祀墓址、洪洞县的西周古墓葬群、曲沃县的西周至战国遗址、稷山县的古墓以及山东省淄博古墓葬群等处进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犯罪活动。其中，仅侯林山就组织并参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共10处19次，文物级别属国家级的3处，省级的3处，县级的1级，尚待定级的1处；侯林山还非法倒卖文物17次，经营额达71.8万元；从其家中查获其非法收购尚没卖出的国家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11件以及一般文物3件。 （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至4页。）然而，1994年11月23日，陕西省昭陵博物馆被盗案。（注：参见《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1期， 第40至42页。）1993年8月陕西省威阳市北周武帝孝陵墓地被盗案。 （注：参见《人与法》1999年第1期，第49至51页。）
总之，此类罪案不胜枚举。一时间，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中国历史文物在告急！中国历史文物在哭泣！这些严酷的事实表明，对于文物犯罪急需加大打击与防范力度。这就是1997年修订刑法分则关于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现实背景。
立法评价
在1979年刑法中，关于文物犯罪的条文只有两个，即第173 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和第174条（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 名胜古迹罪）。虽然后来在1982年国家立法机关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且于1991 年对之进行了修改， 其中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规范文物犯罪的不足进行了有关补充性规定，1987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1年6月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文物犯罪的打击与防范，但由于一方面立法显得较为分散，适用起来不方便，另一方面罪与刑也不尽相称，因而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打击与防范文物犯罪的功效。正是为了改观这种局面，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对1979 年刑法中有关文物犯罪的条文进行了重大修改。
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犯罪的修订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增加了新罪名。由于1979年刑法中关于妨害文物管理的犯罪的规定只有两个条文-第173条和第174条，1980年原刑法实施后，问题逐渐显露出来。较为突出的便是1979年刑法关于妨害文物管理的罪名太少，不能适应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因此，有关部门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增加新罪名的建议。如国家文物局就向立法机关建议增设“非法经营文物罪”、“非法拍卖珍贵文物罪”和“私自拍摄、拓印、复制文物、文物资料罪”。（注：参见高铭暄等主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总览》（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0页。）1997年刑法第326 条规定的倒卖文物罪等一定意义上就是采纳了前述有关立法建议。
2.吸收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前面我们已经指出，1991年，为了强化国家刑法对文物犯罪的打击与防范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1997年刑法第328条规定的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罪就完整地吸收了《补充规定》的相关内容，故全国人大明确规定，1997年刑法生效后，前引《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予以废止。此外，1997年刑法第324条、325条、326条、和327条均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内容。（注：参阅徐霞等编：《实用刑法对照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至219页。）
3.调整了罪刑关系。1979年刑法第174 条对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规定的刑罚，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些学者和实务部门对此提出过罪刑不协调的异议。如有人指出：关于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1979年刑法对其规定的刑罚偏低，应当适当提高处刑幅度。（注：参见高铭暄等主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总览》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1、2331页。）国家立法机关在修订1979年刑法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1997年刑法第324 条中，对故意毁损文物罪、故意破坏名胜古迹罪“情节严重的”，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就使罪刑关系更为协调了。
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妨害文物管理罪”方面的条款：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三百二十四条：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投，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二十五条：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二十六条：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二十七条：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国有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国家保护的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送给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二十八条：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 其它专项法律中涉及文物的内容 （三）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 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案例
[案情介绍]
被告人王某，男，A县文管所原所长。
被告人冯某，男，某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办公室原副主任。
被告人邱某，男，某省文物交流中心原主任。
被告人戚某，男，‘A县文化局原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
1994年底，时任某文物发展公司(国有公司)总经理的邱某在A县出差期间，看上了A县文管所部分宋代汝瓷，表示愿意购买几件。1995年1月，在冯某的策划下，时任A县文管所所长的王某，经请示该县文化局主管副局长戚某后，以单位经济困难为由拟了一个“有偿调拨”文物的请示，拟将文管所征集文物的重复品按正当途径“有偿调拨”给上级单位。该县文化局盲目批准了文管所的请求。1995年1月11日，王某、戚某、冯某将A县文管所馆藏的一件天青釉洗(国家三级文物)、一件大青釉钵(国家二级文物)以3万元的价格卖给邱某的文物发展公司。1995年1月19日，王某经请示戚某同意，伙同冯某又将A县文管所的一件天青釉洗和一件大青釉钵卖给邱某的文物公司。邱某在明知这些文物系A县馆藏文物的情况下，仍指示该公司工作人员收购。1995年2月、1996年1月、1998年2月，该公司分3次将购自A县的4件馆藏文物在柜台上出售，致使国家4件馆藏文物至今下落不明。2001年上述4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
[法律问题]
1．王某非法出售馆藏文物的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还是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罪?
2．冯某、戚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罪?
[法理分析]
1．王某非法出售馆藏文物的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而不构成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罪。构成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罪要有将国家保护的文物藏品出售给非国有单位藏者个人的行为，而本案中，王某出售的文物的买方某文物发展公司是国有公司因此，二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罪。王某的行为属于倒卖文物的行为，原因是，倒卖文物罪中的“倒卖”是指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买卖文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倒卖，既包括将本人收藏或占有的珍贵文物予以出卖的行为，也包括收购他人所有的珍贵文物然后出卖的行为，对于买卖双方是个人还是单位，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只要其实施了上述两种行为之一，即属于倒卖文物行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符合上述“倒卖”行为的构成特征：首先，王某具有牟利的目的。这里， “牟利”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个人牟利，即谋取私利，另一种是为单位牟利。具体到本案中，若王某将出卖馆藏文物之所得全部或者部分地据为已有，则可认定其主观上是为牟取私利，则该案就不能以单位犯罪来认定；相反，若王某将非法所得并未据为已有，而是将其归人单位(本案中为A县文物所)，则就不能认定其是为牟取私利，此时，只要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的行为是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决定(如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身份为A县文管所所长，其所作出的决定即可视为是其所在单位的意志)的，则本案就应按照单位犯罪来处理。其次，王某在本案中倒卖文物已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理由是，其所非法出售的文物藏品均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其中，大青釉钵属于国家二级珍贵文物，并且，由于其非法出售行为，已导致这些国家珍贵文物流失。综上，王某非法出售馆藏文物的行为属于倒卖文物的行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