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钟健
杨钟健-个人简历
1897年6月1日生于陕西省华县龙潭堡。
1917—192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由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
1924—1927年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8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
1929—1936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北平分所所长。
1937—1943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
1944—1946年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等国访问及讲学。
1947—194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
1953—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1979年1月15日逝于北京。
杨钟健-生平简介
杨钟健，字克强，陕西省华县人，1897年6月1日生于华县龙潭堡。其父杨鹤年（松轩），是陕西知名的教育家、同盟会会员。因而杨钟健从小便受到有益的启蒙教育。  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于1916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在这个环境中，很快便发挥出他的潜在能力与爱国热忱。早在1919年3月，他即发起组织了“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揭发军阀暴政的文章。在“五四”运动之前，他的这种行动实在难能可贵。就在他将从预科毕业的前两个月，“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与了天安门前的集会和游行，目睹了“火烧赵家楼”。同年6月，他加入了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作为北方学生代表赴沪活动。9月，升读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大学里设置的地质系（采用选科制）的第一班；他们的教授有王烈、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何杰及葛利普等人，而同班毕业的有侯德封、赵亚曾、田奇、张席禔等人。这是中国大学中地质系正式的第一班学生，在中国地质事业中，后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0月，创办《共进》半月刊，同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于1921、1922年任该会执行部主任。1920年9月，他与地质系学生共7人，议决建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团体。登报公启中说明该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二是“引起社会上对于地质的注意”；三是“中国地质，自来少人调查，即有言及，无非就外人调查的大概而言，这是何等可耻的事！力量虽少，却要尽力所到一洗此耻”。简章规定会务四项：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行刊物；编译图书。该会在成立大会上，杨钟健报告筹备经过，并当选为第一届委员长，得到校方与李四光、葛利普、丁文江、何杰等的支持。1923年春，杨钟健代表北京大学学生会至上海出席“中国学生联合会”，编辑会刊；7月，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南口一带的地形特征》，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10月，赴德国留学，在李四光的帮助下进入慕尼黑大学地质系，随F．布劳里（Brol－li）和M．舒罗塞（Schlosser）学习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西欧各国考察、进修，次年回国，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他即负责该室工作，此后50年中，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体制和名称屡经改易（实际上它是现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他一直担任这个单位的领导职务。他野外考察与参观访问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省，以及亚洲、欧洲、北美的许多国家。他一生发表的学术性文章达500多篇，包括20多种专著，是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界著述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终生为中国的古脊椎、古人类学的研究呕心沥血，贡献了他的一切。
杨钟健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三次被选为理事长。他两次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并获得1937年度“葛氏金质奖章”。
国内外科学界对杨钟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荣誉会员、苏联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的国外会员，1975年被选为英国林奈学会会员。
杨钟健是中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从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1959年）起，他一直担任馆长职务。
此外，他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的教授，西北大学的教授和校长。他也是第1—5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
杨钟健-职业成就
中国第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家
杨钟健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主攻古脊椎动物学，并按规定选修地理学和动物学两门副科。他在1925年确定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啮齿类化石研究，布劳里教授便介绍地质系的舒罗塞指导他，舒罗塞是哺乳动物化石专家，曾从事中国的哺乳类化石研究。杨钟健的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1927年）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从此古脊椎动物学及古人类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就和杨钟健的研究与考察及教育工作一起发展起来了。 
1928年2月，  古生物学报杨钟健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师。他奉派主持北京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工作。1929年12月2日是中国地质界值得纪念的一天，当日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而酝酿已久的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也于此时完成了批准组织章程、人事安排、预算等事宜。从1929年起，杨钟健把工作重点转向考察北方“土状堆积”方面，他与法国地质学家P．T．德日进（deChardin）在山西、陕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记录了第三纪后期与第四纪的地层，划分出“红色土”地层，为中国黄土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们采集化石进行研究，从此他与德日进结下了深厚友谊。次年又参加了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去内蒙古调查新生代盆地。1931年，杨钟健参加了另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法科学考察，经内蒙古、宁夏而至新疆，然后经苏联返回北平。此后两年，他去山、陕、豫等省调查，发表了多篇论文。1934年，他的野外工作以长江流域为主，诸如雨花台砾石、龙潭下蜀壤土和庐山地貌等均经考察。这年秋天，他和卞美年去山东新泰、蒙阴等地，调查有关地层及恐龙化石，返途中，经济南，齐鲁大学地质系教授J．施可特（Scott）示以含于硅藻页岩中的鱼及植物化石；经了解，系产自临朐县内，当时他便决定调查这个化石产地。1935年春，他与德日进、裴文中作两广之行，对南方的洞穴堆积展开调查，发表了《广西和广东的新生代地层》一文，为中国南方新生代地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5月，他一人去山东临胊，偕技工3人采集了大量的植物、鱼、哺乳类及蛙类化石，他把这套地层定名为“山旺统”。这年冬天，他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
1936年春，他与由南非转道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C．L．甘颇（Camp）去山西、四川调查地质，并会同四川大学的周晓和在四川荣县采集恐龙化石。
1937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并获得“葛氏纪念金质奖章”。6月，他偕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又去山东临朐采集化石，往返两周时间。就在他回到北平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与中国人民一样，多年顺利开展的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历史使他进入了新的境遇。
艰苦奋斗，成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古脊椎动物学者之一
1937年8月上旬，日军进入北平。杨钟健此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护地质调查所的设备财产。经思考，认为当时只有利用协和医学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关系来达到这一目的。在这三个多月中，他日夜过着精神紧张的生活，他设法将重要标本以及他个人的图书，包括毛泽东给他的信件存于协和医院。此时，日本占领军找到章鸿钊先生，请他干事。章氏不为所动，并通知杨钟健说：“日本某学者将要请你及几个人在北京饭店吃饭。此决非好意，应早离北平。”于是，杨钟健潜行南下，同行者仅卞美年一人。行前，他抽暇到葛利普教授处辞行，葛氏老泪纵横，呜咽不能成声。
他与卞美年到天津，乘船经青岛、汕头抵香港，飞往长沙。在敌机轰炸声中，他俩与李悦言仍去调查了几个红色盆地。中国地质学会在长沙举行抗战后第一次年会，杨钟健的理事长演说题为《应有的努力与忏悔》，他从民族大义出发，号召地质界同人齐心戮力，艰苦奋斗。同年夏，他随地质调查所转移到昆明，不久即去禄丰、路南等地调查，在禄丰发现大批骨化石，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禄丰蜥龙动物群。当时，他与同事在禄丰城北30公里处的一个关帝庙里办公，恐龙化石就是在这三间矮屋中研究的。
在此动物群中，许氏禄丰龙（Lufengosaurushuenei）和卞氏兽（Bienotherium）最为引人注目。前者保存非常完整，连尾巴末端的小脊椎也没缺失，装架后，栩栩如生，是研究恐龙早期进化的极好标本，现在中国各有关博物馆几乎都有它的复制模型。卞氏兽的重要性则表现在进化意义上，标本是卞美年于1938年秋发现的，远比以前南非、英国发现的同类标本完好。它具有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的混合性质，涉及两大类动物的分界问题。杨钟健于1944年出国考察时，将此标本随身带去，在纽约作进一步修理和研究，最后确定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这一来，此前已归入哺乳动物的南非和英国的种类，也均被移至爬行动物中去了，从而后移了哺乳动物最初出现时间，卞氏兽也被各国编入了有关教科书。
1940年秋，他随所转至四川北碚。此后几年，他除在北碚做研究工作，兼任重庆大学教授外，并去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考察。1943年，他被聘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次年被派出国考察，经印度到美国，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博物馆、大学参观访问，后又赴加拿大及一些西欧国家，走访了许多古生物研究中心，特别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他观察了大量标本，并与D．M．S．沃森（Watson）、Y．T．格里戈雷（Gregory）、A．S．罗默尔（Romer）、G．G．辛普森（Simpson）、E．H．科伯特（Colbert）等名家共同探讨有关问题，完成了多篇重要著作，从而成为当代最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祖国，但当时的社会状况实难令人乐观。他面对现实，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做些野外调查；一方面仍积极筹划恢复新生代研究室，却因各种因素未能实现，于是只得又返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此一时期，正如他自己写道的：“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为我的生活最感烦闷的时期”，此时，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8年10月去西安赴任，次年1月即回南京，并在那里迎接了解放。
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1949年6月，杨钟健应邀至北平出席“科学技术界代表大会筹备会”，12月，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他到任不久，即与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等人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1年秋，他与刘东生、王存义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是为青岛棘鼻龙。1953年，辞去编译局长职务，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次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调查。1956年，他与斯行健、赵金科、周明镇组成中国古生物学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各地访问两月。在此期间，达成了中苏古生物科学考察协议，并为以后古脊椎动物研究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次年，其研究室改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经常去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调查。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完成论文多篇，诸如新疆白垩纪的飞龙，以及华南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等工作，就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完成的。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倍增，过了80寿辰后去山西许家窑考察古人类遗址；1978年4月，去广东三水县调查产鱼化石地层；9月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学术讨论会，并到野外考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旅行。返京后又于10月去上海与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会晤，回京后抱病撰写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发言稿。1979年元旦因胃出血住入医院，1月15日逝世。
“记骨”的业绩及其精神基础
杨钟健将他发表过的著作按年编目，集为一册，名为《记骨室文目》。
杨钟健50多年的科学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5年至1936年，主要从事中国北方新生代地质及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第二阶段是1936年至1948年，工作内容除前一时期的继续外，逐渐转向爬行动物化石方面及中生代地层；194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主要工作是研究中生代各时期的爬行动物，包括不少总结性论文，另外参与科研管理工作。
他于1936年以前发表的100多篇著作不仅涉及古生物，而且接触到地层学、地史学、气象学等地学的许多学科，由于这些著作大多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关方面的最早或早期论述，所以对推动有关学科与教育工作起了启蒙和先驱的作用；但总的来说，他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方面。前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啮齿类、兔形类和偶蹄类的研究，这不仅在于他记述了大量新的属、种，从而丰富、充实了人们对中国北方第四纪动物群的内容、分布和演化历史的了解，而且还在于他所研究的这些化石，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和德日进、卞美年、裴文中等人在广泛深入的野外考察中采集的， 既有可靠的产出地点与地层层位，又有详细的地质记录，因而有可能使他根据哺乳动物化石的性质，进行精细的地层划分和地区间的对比。在地质学方面，由于杨钟健等人的工作，使地质工作者早在30年代，即能根据啮齿类、兔形类及鹿类等“化石带”，对华北以黄土为主的各种“土状堆积”以及河湖相沉积物，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将过去笼统归入黄土的堆积，分为“红土”、“红色土”和“黄土”（狭义的）三部分；并将“红色土”的时代明确为上新世末至更新世，而且进一步把它分为“A”、“B”、“C”三带，代表三个不同地史阶段的沉积，每个带都有代表性的哺乳动物化石。他还确立了上述各时期中国北方黄土地层的大致分布范围、其特征演变以及与古气候、地壳运动的关系，为黄土风成说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所有这些工作均为中国第四纪地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4年起，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在前一阶段业已奠定了基础的研究课题的扩大，其野外调查的范围由北方转向西北和南方。他的第一批有关华南哺乳动物化石的论述，对中国秦岭以南及河套以西地区的新生代和部分中生代的陆相地层、地史以及脊椎动物化石组合提供了最早的认识。
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爬行动物化石，虽然他在这一阶段内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尚不多，但确有若干重要的发现，例如，袁复礼在新疆找到了一大批爬行动物化石，交给杨钟健研究。这一研究表明，三叠纪初期大量生存于南非和印度大陆上及南极古冈瓦纳大陆的水龙兽及与之共生的阔口龙也出现于中国境内，这有力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大陆与南方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指出了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必要性。此外，他报导的山西首次发现的三叠纪肯氏兽动物化石也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再是，他记述的宁夏和新疆等地中生代后期的恐龙化石，开创了中国西北地区恐龙研究的历史。
自1938年，他的研究工作有很大部分是围绕着“禄丰蜥龙动物群”的材料进行的。他和卞美年一起，采集了禄丰盆地中一批数量众多的恐龙、最早的鳄类、槽齿类和三列齿类等化石。杨钟健先后发表了20多篇文章，包括3本专著，介绍了这一动物群的组成内容、性质分析、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以及地质时代、科学意义等等。这一研究使禄丰动物群成为这个重要地史时期的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的和标准的化石地点。他本人也成为国际上有名望的卓越古生物学家。
他的研究工作的第三阶段，是随着建国后各地建设工程的开展、大量脊椎动物化石被开采出来而进行的，如四川的侏罗纪恐龙、山东的白垩纪恐龙等。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并结合过去他的有关论著，中国大陆上恐龙动物群的演变过程的轮廓，在杨钟健近20年的辛勤探索下已大致清楚了。
50年代与60年代是杨钟健一生中学术活动最活跃时期，除了大量的学术领导、组织工作，野外与国外考察和科学写作、总结工作以外，他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到爬行动物的各个重要门类和方面，基本上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的空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爬行类化石材料最丰富、多样和重要的一个地区。
杨钟健-个人品德
杨钟健逝世后不久，许德珩手书了一首悼念他的词，这首“浪淘沙”的上阕写道：“五四风雷年，六十年前，共驱国贼救时艰；同学少年君与我，战友情牵”。
杨钟健作为国内一门学科的带头人，早在学生时代在发起及参与一些团体组织中，即培养了良好的组织能力与团结作风。他对于他的师友、同事是很有感情的，他的老师李四光、葛利普、舒罗塞，同事如德日进、步达生、赵亚曾、计荣森等人去世后，他均在报刊上发表真挚的悼念文章。新生代研究室有一位修理化石的技工陈德清先生，于解放初去世，杨钟健不仅发表了悼念文章，并且亲到他的墓前凭吊。周口店有位采掘工人，名叫唐亮，善于识别化石，抗战中穷无所归，竟然饿死在北平街头，杨钟健对此也形诸文字，“很久还在悼惜和怀念他。”还有一位王存义同志，从30年代始便跟随杨钟健一起工作，抗战时又同去后方，前后共事近50年，参与了周口店、山旺、禄丰、莱阳等重要化石发掘和修复工作，卓有成绩。他原有文化程度不高，可在杨钟健的提携下，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现在安度晚年。 
杨钟健性情率直，对于工作人员的素质、效率要求较高。在他去世后，不少人怀念他扶掖后学的作风，再欲受到他的“指责”已不可得。
杨钟健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节奏性和概括性。每年除夕，他要把当年发表过的著作目录写成清单，摆在案上，引杯自贺，这是他个人的工作小结。他对于古脊椎动物学及新生代地质的进展，经常作出阶段性的总结，将研究情况及时向同行通报并作科普宣传，例如他发表的《新生代研究之回顾》（1931年）、《〈自然〉的二周年》（1934年）、《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之新趋向》（1937年）、《抗战三年来新生代地质及脊椎动物化石之进展》（1941年）、《三十年来之中国古生物学》（1947年）、《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1948年）、《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基础、现况与发展》（1953年）、《十年来的中国古生物学总论》（1959年）、《新生代研究的展望》（1964年）等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论述，对于有关学科的发展显然具有指导作用。
杨钟健不仅及时总结国内学术的发展状况，并且密切注意国外的学术动态，他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其目的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和中国的同类工作有特别重大的关系。”例如，1946年发表的《美国地质机关谈》，详细列举说明了美国地质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功能等。又如《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948年）与《烽火中谈学人》（1947年）二文，把美国以至英国自20世纪初的地质古生物学者直至“现在主力”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突出描写每人的专长与贡献。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与借鉴显然大有裨益。
杨钟健每次外出作重大考察后，必有一册游记出版，如留学时的《去国的悲哀》、30年代初在蒙古、新疆调查时的《西北的剖面》、抗战时的《抗战中看河山》、在美考察时的《新眼界》和《国外印象记》以及50年代的《访苏两月记》等。在这些书中，不仅翔实记载了地质古生物方面的事例、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常有一定篇幅涉及国计民生问题，反映了他与祖国、人民息息相关的情感。
杨钟健一生研究了大量化石，记述了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共209个新属新种，对中国生物地层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脚踏实地，不尚空言，既不好高骛远，尤恶故弄玄虚，而只是与实际调查及客观事实打交道。他确是一位正直、务实的科学家[2]。
杨钟健-主要论著
1、杨钟健，赵喜进．合川马门溪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2（8）：1—30．
2、杨钟健．新疆吐鲁番——新假鳄类．同上，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3（10）：15—37．
3、杨钟健．三论袁氏阔口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8（13）：26—46．
4、杨钟健．河南济源——新晚二叠纪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17（2）：9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