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诗十九首
诗词简介
1、题解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乐府本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一个掌管音乐的官署，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这些乐章、歌词后来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今存两汉乐府中的民歌仅四十多首，它们多出自于下层人民群众之口，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其风格直朴率真，不事雕琢，颇具独特的审美意趣。
《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2、作者和写作年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3、价值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文
《行行重行行》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也可写作“行行复行行”）《青青河畔草》之二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陵上柏》之三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今日良宴会》之四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坎轲长苦辛。《西北有高楼》之五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涉江采芙蓉》之六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皎夜光》之七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冉冉孤生竹》之八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庭中有奇树》之九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迢迢牵牛星》之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回车驾言迈》之十一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东城高且长》之十二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驱车上东门》之十三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去者日以疏》之十四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生年不满百》之十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凛凛岁云暮》之十六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
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希。
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孟冬寒气至》之十七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注释】 三五：农历十五日。四五：农历二十日。 三岁：三年。灭：消失。 区区：指相爱之情。《客从远方来》之十八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明月何皎皎》之十九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尽，特故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例如《青青陵上柏》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这个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们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井非属于他的世界。在诗人貌似冷峻的态度中，蕴含有失去人生归宿感的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忧愤。
《明月皎夜光》则抒写了诗人的另一种失落，那就是一些文人在为共同利益的斗争中，标榜气节和忠义，而一当他们在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层开竞争，原先的交谊就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诗人一度笃信的伦理道德，也就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顿时现出虚妄；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昔我同门友，弃我如遗迹。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驱车上东门》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个体生命面对滔滔的时间长河，既弥足珍贵，又卑微渺小。诗人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作出新的人生选择。无论是露骨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还是公开声言要把握短暂人生而及时行乐，总之是丧失了屈原式的执着。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来的生命冲动，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客观环境和自身文化积淀的束缚，很难获得健康、乐观的内容和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感叹短暂的人生时，虽出言愤激，却也并非真是甘心颓废，有人仍在洁身自好，寻觅精神上的永恒。《回车驾言迈》就说：“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里所说的“荣名”，已超越了以爵禄为标志的事功，而是追求精神的不朽。尽管这种不朽在当时尚乏具体内涵，却预示了诗人企望功业不朽、文章不朽的建安时代即将到来。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文人不得不背乡离井，长期漂泊在外。这些文人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异乡逃避政治的迫害，更渴求有爱情、家庭的温馨，以慰藉孤独而屈辱的心灵。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遂成为《古诗十九首》的一大主题。《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不少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首先，这是由于在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其次，古代女性生活环境与心灵世界的狭小封闭，使她们只能在孤独中无止境地去咀嚼体味相思的痛苦，其盛情的深婉细腻，又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与其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相交流，又使这些事物成为女性心理最为动人的物化形式，并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意蕴丰厚的意象和意境。
汉末文人则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古诗十九首》之多从女性角度写相思之苦，并能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魅力，原因便在于此。例如《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相爱的人可望不可即的情状良有新意。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思妇借助单调往覆的劳作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又如《行行重行行》，写思妇对丈夫的深切怀念，虽然蒙上了唯恐被弃的阴影，她最终还是搁下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转而向对方致以一往情探的祝愿。没有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洞悉，是无法开掘出如此幽微的情感层次的。
《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艺术成就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抒情诗的典范。长于抒情，却不直言，委屈婉转，意味无穷。从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又抑扬有致。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物我互化，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不做艰涩之语，不用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传神达意，意味隽永。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又醇厚，既平淡又有韵味。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后世影响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钟嵘《诗品》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胡应麟《诗薮》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尽，特故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相关研究
〖《古诗十九首》称谓的形成〗
在汉代并没有《古诗十九首》，甚至“古诗”之称。至于西晋，陆机有《拟行行重行行》等十四诗，其中所拟十诗在今十九首之中。刘铄《拟行行重行行》二首，所拟亦在今古诗十九首中，然而也都未用“古诗”与“古诗十九首”的名称。齐梁间刘勰的《文心雕龙》与稍后钟嵘《诗品》中始见“古诗”之称，据《诗品》记当时这类古诗尚存有六十首左右。 至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始在杂诗类中首列《古诗一十九首》之目，又将陆机所拟十二首成为《拟古诗》，遂为后人沿用至今。
由此可见“古诗”一称是在六朝经过长期酝酿，随着当时文体分类的逐渐细密而形成的，而《古诗十九首》则更是在当时流传的众多无名氏古诗中，经过反复的筛汰，至梁代中后期方以组诗的面目出现的。这些固然与六朝的文艺思想有关，而更加主要的是由这十九首诗歌的性质所决定的。
〖《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的联系与异同〗
将《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五言歌辞相比较，舍去音乐因素，就实体形式看，并无本质的区别。六朝以至唐宋人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有重叠，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词句更多雷同，如古诗《孟冬寒气至》有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而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则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可见古诗和乐府在汉世是二而一的关系，被采入乐即为乐府，未入乐或入乐后又失其调名则为古诗，故清人朱干《乐府正义》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古诗十九首》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与汉乐府一样，继承了《诗经》以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风余”。
但以群体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又是众多的汉代无名氏诗歌中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类型。与一般汉乐府民歌比较，在风格上有以下异同：
1．感性方面二者均一事一诗，情事交融。民歌较多铺叙，叙事以见情；古诗则重于抒情，以情融事。2．结构方面二者均结构浑成，无斧凿之痕。 民歌多以事情之自然顺序为线索；古诗则按照情感的起伏节奏驱遣剪裁事实。
3．语言方面二者均自然天成，富于感染力。民歌如胡应麟所称“质而不鄙，浅而能深”；古诗则“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明谢榛称之为“秀才说家常话”。4．境界方面由以上三者决定，二者均风格浑成，境界深远。民歌“遒深劲绝”（王渔洋语），其境深厚；古诗“怊怅切情”（刘勰语），其境旷远。
这些异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不同于乐府民歌之多为劳动者，而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更好地抒发因遭受压抑而产生的愤懑不平，一反当时上层统治者将文学作为雕虫小技的痼疾，打破了当时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专尚回言、骚体（及其流裔汉赋）的积习，大胆地向民歌学习，从而将分离达三百余年之久的文人创作语言与民间创作语言重新结合起来，将新兴的五言歌诗－－被上层文人视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作为主要的创作手段，同时将汉乐府中已有表现的叙事与抒情分流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自己的创作与汉乐府相比较表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于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语）的一代新诗－－五言抒情古诗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诗体及其表现手法，在中古以后的古典诗歌诸形式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说《古诗十九首》又是“诗母”。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特点〗
《古诗十九首》一身而兼有“风余”与“诗母”这两个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它在古典诗歌从前古至中古（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的重大转换中处于枢纽地位。
前古时期诗歌，从审美角度考察，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都是一种朴厚的自然美，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较少修饰雕凿，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可以称作不自觉的文学作品。用唐代释皎然的话来说就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在这十九首诗中已经可以看到炼字锻句，谋篇布局的种种迹象，用皎然的话来说是“始见作用之功”；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汉赋之雕琢铺张，肤廓无真意，而始终如诗、骚一样以情意之表抒创作的中心。这样它就在实际上开创的中古诗才情并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的优秀传统。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无名氏古诗越来越为诗人与论诗家所重视，陆机始拟之，刘勰、钟嵘复倡之，以为“实为五言之冠冕”（刘勰语），而至昭明太子萧统，取其文学性尤著之十九首，集为一组，成为后世五言古诗之楷法。
〖《古诗十九首》的局限性和两面性〗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由于情致与才藻的关系是中古后诗史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而《古诗十九首》完美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因此，后世凡是遇到形式主义诗风抬头，进步诗人总是将《十九首》与诗、骚、汉乐府一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十九首》在诗史上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然而因为《十九首》的作者与劳动人民毕竟有一定距离，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够宽广，它的诗境又主要表现为蕴藉含蓄一路。因此当后世出现在思想史上直指现实，激切锋利；或在风格上发扬踔厉，纵横驰骋的作品与流派时，一些保守的诗人与评论家又都拉起《十九首》这面大旗，作为它们反对诗坛上这些新生事物的武器。
《十九首》的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作者愤于现实，又往往以颓废放荡来作对抗，这也成了后世某些逃避现实的诗人之口实，在这些方面，它又表现出消极的影响。
【叶嘉莹讲<古诗十九首>】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 《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 《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 《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中国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相关论著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 中华书局1955年版
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
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何海林《陈道复书古诗十九首》上海辞书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