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制度学派
学派简介
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 school）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国是加尔布雷思、博尔丁，在瑞典是缪达尔。
这个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制度学派，因为它一方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榜，并主张在资本主义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过去的制度学派更加注意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它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问题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
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过去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
新制度学派同过去的制度学派一样，内部没有统一的观点，也没有本派的公认领袖人物或最有权威性的著作，该学派成员的学说几乎都是自成体系。
新制度学派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使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视了质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因此，强调采取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例如，加尔布雷思在分析当前美国经济时，就认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由众多的小企业与个体生产者组成的“市场体系”两大部分构成的“二元体系”。[1]
学术观点
新制度学派主张必须有一个“信念的解放”，即从正统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制造的“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错误思想下解放出来，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即以个人的“独立性”和以“公共目标”为衡量尺度的经济学的新观念。
新制度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即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经济中的地位，使得大公司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剥削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
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提出，收入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要实现收入均等化，必须从权力均等化开始。
所谓权力均等化是指使小企业在出售或买进产品时对价格有同等的控制权，使它们的贸易条件相同。从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说，应当针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情况而实行不同的政策。
比如说，政府应当对大企业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它们利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小企业，则不应当采取价格管制的做法，而应当鼓励小企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产品价格的稳定性。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在权力方面的差异缩小了，经济中的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就会减少。
新制度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的同时，把实行改革的政治责任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科学教育界和立法机构的肩上。新制度学派认为科学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养目标方面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系列有助于限制大公司和保护小企业的法律，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改革付诸实施。[1]
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例如，它注意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派所不注意或有意回避的妇女问题、家务劳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的困境问题等，它较多地揭露了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相勾结的一些情况，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在政治上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实质。
形成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塞特菲尔德·马克描绘了新制度学派的由来，他认为，制度学派主要是根源于凡勃伦的著作和其他按凡勃伦传统进行研究的美国知识界的产物。这就是说，新制度学派是在旧制度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美国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它与旧制度学派共同构成了制度学派或制度主义。从制度主义产生以来，它一直被西文经济学界视为"异端"。但当凯恩斯主义的正统地位受到威胁后，它才受到学者们的青睐。第一阶段  凡勃伦制度主义的演进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制度主义广泛传播的阶段。这是通常所说的旧制度学派，创始者为凡勃伦，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康芒斯。其中凡勃伦的理论特点是矛盾的。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但把社会生产仅仅归结为工艺，过低地估计所有制形式的意义，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归结为"机器操作"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  康芒斯企图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用某种"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后至战后初期的制度主义。这一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家有贝利、米音斯、艾尔斯等人。他们的理论特点是具有从凡勃伦思想到新制度学派的加尔布雷思理论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贝利和米音斯所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1932年）、艾尔斯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1944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凡勃伦旧制度经济学到现代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过渡性著作或"桥梁"或"联系纽带"。第三阶段，60年代中期至当前的制度学派，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新制度学派或新制度主义。他们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经济学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受凡勃伦制度因素分析的影响，又从米音斯等人的学说吸取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的观点。提出了整治资本主义滞胀病症的具体方案。旧制度学派特点旧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从心理、习惯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例如，凡勃伦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进行过许多批判。尽管他的批判没有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更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大公司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批判，有不少敏锐的、中肯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二，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在凡勃伦的著作中，研究了制度的演变，包含着经济周期和危机史的实际材料。但是，他们的历史主义带有非科学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旧制度学派是以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方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用风俗和习惯来说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形成。新制度学派形成  凯恩斯旧制度学派虽然在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比较盛行于美国，但是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凯恩斯主义的盛极一时而显得制度学派备受冷落。但是时过境迁，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新制度学派迥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扩大与生产过剩危机，社会矛盾尖锐并存的发展。这使改革制度的呼声甚嚣尘上。但是，以往的美国理论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研究，忽略技术进步对制度演进的作用。很明显，这已经不能适应由于科学技术革命而产生的新情况，不能满足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学派又活跃起来，继承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以所谓"新制度学派"的面目出现，并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有影响的流派。[2]
代表人物
  加尔布雷思现代制度学派或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有一套理论，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但是，加尔布雷思是新制度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则是没有疑问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指出："当今最著名的制度学派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教授"。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许多方面持有与新制度学派相似的论点，所以也被列入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内。他们的基本特点是，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都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而且，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进行了客观的揭露，提出要从结构方面来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其中，加尔布雷思的理论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趋向，因此在此着重介绍加尔布雷思。
  海尔布罗纳加尔布雷思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新制度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他1931年毕业于安大略农学院，毕业后去美国。历任哈佛大学讲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1972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加尔布雷思著述很多，主要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种价格管制理论》、《大崩溃：1929年》等。他的许多著作至今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中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力。[2]
具体表现
新制度学派对旧制度学派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其具体表现如下：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结构"研究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对此问题的理解上，新旧制度学派有其明显的差异性。凡勃伦把制度归结为在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习惯，并用受这种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在他看来，思想和习惯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但制度本质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演进，而无突变。可见，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①研究由现有社会动机决定的社会集团的行为和思想；②揭露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考察社会发展条件的更替、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制度）的演变。
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但他们不是像旧制度学派那样仅仅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的演进过程，而是更多的去剖析单一制度结构本身的功能。对比而言，我们觉得，旧制度学派注意从纵向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从横的断面去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的揭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变革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思曾断言，对"结构"本质的研究比对"增长率"数量的研究更为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为重要。加尔布雷思指责凯恩斯主义所作的量的分析，而推崇自己的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界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信贷、商业、利润等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由此可知，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就其基本思想看，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但是就研究对象本身的解释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接近于社会学。从现象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把研究的重心从"量的增减"转移到质的方面分析，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近年来，注重西方经济学中的质的问题研究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流行的问题。1993年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制度学派的道格拉斯·诺思就是以其卓越的制度变迁理论而占了西方经济学的上风。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都是出自于唯心主义立场，夸大了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于是否认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有缺陷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主张制度演进的、整体的方法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但是在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上新制度学派比旧制度学派要更为明显、更为彻底。
在新制度学派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把孤立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丢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正确反映现实。加尔布雷思认为，如果追究其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脱离了实际的生活，把经济现实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因此，新制度学派主张从根本上刷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演进的方法。
我们应当注意，旧制度经济学同样也曾用这种演进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的特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起因，试图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分析，去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但是，新制度学派在运用这种演进的方法时，他们着重注意研究60年代后由资本主义某些具体制度的剖析，寻求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结构"的措施，代替"新古典模式"的"均衡"的概念。
由与"结构"概念本身包含着整体的含义，所以，在对结构演进的分析中，必然会使用整体的方法。所以，新制度学派在经济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强调说，经济学所讲的整体，要大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例如，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就是强调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这样，人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
旧制度学派也是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整体概念去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怎么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概念就成为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起点。
新制度学派的所谓整体，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如"大公司的权力"这个概念，既包括经济权力，又包括政治权力，就不能用数字来计量。因此，他们反对正统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制度因素的分析。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本主义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不是宏观经济分析或微观经济分析等方法所能说明的。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都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恰恰遗漏了权力分配问题。新制度学派的这种分析方法，人们通常把它概括为结构分析法或制度分析法。
新制度学派的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旧制度学派主张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采用整体性的方法，这是同他们采用的以规范经济学为特征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体研究是与价值判断有密切关系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切正统派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长快慢作为判断标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则就是不好的。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所以，经济增长只是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之一，并且实现这一目标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例如，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是以牺牲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代价的。加尔布雷思要实现的整体制度目标不仅包括经济价值以内的目标，而且要实现经济价值以外的目标，也就是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文化价值。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 
新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事实上也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尤其是当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了，社会价值判断又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更何况价值判断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方法。所以制度经济学中包含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制度结构的整体分析和价值分析表明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各制度因素是相互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新制度学派的唯心主义立场的只承认天性、习惯、风俗的演进，否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革命飞跃。这是必须批判的。[2]
基本内容
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当·斯密为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西方学者往往将社会科学技术不变，作为分析经济变量发生变动的前提条件，但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三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使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分析中不可漠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某些西方学者大谈起科学技术进步来，用纯技术观点看待社会的变化，提出医治资本主义病症的改良方案，在20世纪初，最典型的代表是凡勃伦，现在，新制度学派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是源于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凡勃伦在他的《企业论》（1904年）、《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等著作中论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凡勃伦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两种主要制度，一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制度表现形式不同，或者说由上述两种基本制度决定并制约着其他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主制度。他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企业主制度靠有利的价格获取利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因此，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和谐的、完善的，而是有矛盾、有缺陷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凡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提出一个改良方案，主张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应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掌握，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在这个改良方案中，凡勃伦强调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甚至企图证明，由于技术的发展，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计划经济。凡勃伦这一观点影响到现代制度学派，在进行"制度结构"研究中，他们往往把社会技术条件看成是决定社会其他制度因素的根本因子，并依据不同的技术条件水平说明社会制度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加尔布雷思根据这种理论基础，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视为"新工业国"转化和演进的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制度的演进和权力的转移都与"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有关，而"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发展造成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一样，不同的生产要素成为最难得或最难代替的，从而也是最重要的，谁掌握了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他举例说，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所以地主当时是掌权的。后来，资本主义兴起了，资本代替土地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从而权力由地主手中转到资本家手中，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供给日益充裕"。于是出现了"储蓄过多的倾向"，资本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另一方面，工业和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复杂，专门知识成了企业成功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但这种专门知识日益感到不足。因此，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便大受重视，他们因自己的重要地位而获得了"权力"，即权力转到了高级经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等所谓"专家组合"手里，而原来掌权的资本家成为"正在消失的形象"。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专家组合"掌权的"新工业国"里，不存在贫困现象，企业目标已不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实行计划原则，阶级差别已经消失，等等。
贝尔同样从"技术决定论"出发，认为由于技术进步，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变化，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了。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①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②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企业主变为科学研究人员工③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根据；④未来的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占有重要地位；⑤制定各项政策都需要通过"智能技术"，与此同时，贝尔认为，他们的"技术决定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某些概念有严格界限的。在他看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一系列连贯的概念图式，这些图式是围绕所有制这个中枢旋转的。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是围绕着生产和利用知识的形式这个中枢而旋转的一系列的概念。只要抹煞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就会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将使资本主义自动灭亡。于是贝尔的结论是，不一定如马克思所说的，新社会制度必然从旧制度'孵化'出来……后工业社会的根基，应在科学对生产的影响中去寻找……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正在使资本主义消失。后工业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私有制逐渐丧失作用，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倾向正在克服，社会矛盾已经消除。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科技进步将决定一切领域的活动。第一，在产业结构上已从制造业转向包括商业。金融、交通运输在内的服务业为主；第二，科学研究人员和具有专门知识的管理人员取代了企业主，在企业中掌权；第三，技术、经济发展规划及技术评估更加受到重视；第四，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核心，是社会革新决策的依据；第五，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运行完全由"中轴结构"（即科学知识）来组织和协调，具体说，就是由掌据科学知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来组成的科技阶层操纵社会各经济组织的活动。
显然，新制度学派的"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的现实。科技革命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出现的较快增长的确起了很大作用。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企业和国民经济的管理日益复杂，因此管理知识日益专门化，管理专家在经济管理中也日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时应给予重视的。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技术决定论"的实质错误。其表现如下：第一，制度学派的所谓制度演进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并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矛盾。加尔布雷思的理论表明，他所说的制度演进就是怎样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合理化。第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学说和"中轴原理"是要抹煞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但是，事实上，科学技术革命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革命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的深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尖锐化，一旦不能自动地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尤其是不能自动地"破坏私有制的基础"。只要存在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权力就依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新制度学派企图以技术进步、技术至上来实现趋同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难以站得住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并制约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的基本命题相对立的。所以，我们说，"技术决定论"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加尔布雷思的“两个系统”理论任何理论的发展都要受其方法论的制约。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因素分析和整体结构分析的方法决定了他们的"两个系统"理论研究的现状。
加尔布雷思的"两个系统"理论从"权力分配"入手，做出其他一系列的论断。他认为，以现代美国经济而论，尽管它已经与100年前或50年前不大相同，但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贫困和环境污染等等病症仍在时时地困扰着这个"丰裕社会"，并常常使它捉襟见肘。加尔布雷思的理论就是要解释这些困惑人们的问题。他解释道，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系统"。
何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系统"？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包括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部分，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经济，即由若干家大公司组成的经济，它实行计划经济，所以称做计划系统；另一部分由许多分散的小企业、个体生产者组成，它听命于市场，所以称做市场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发生的"权力转移"，"公司目标的变化"、"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都是计划系统范围内的事情。在市场系统范围内，权力仍然属于所有者，企业目标仍然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消费者主权仍然占主要地位。在市场体系范围内，既不存在"技术结构阶层"也没有对需求的"计划管理"和"价格的稳定性"。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模式。现代经济包括这两种模式，从而被称为"两个系统"。
加尔布雷思根据他对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的分析，及其对这两种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得出以下四个重要论点：
（1）在"两种系统"的对立中，权力分配不均衡。加尔布雷思揭露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是组成计划系统的1000家大公司和组成市场系统的1200万家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包括3000万个农场，将近3000万个小服务性企业、200万个小商店、90万个小建筑行业、几十万个小工厂、以及其他许多个体经营者之间的对立。简言之，就是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对立。计划系统"支配它的环境"，市场系统"一般地仍受环境支配"。不仅如此，而且"计划系统正是市场系统所服从的那个环境的十分主要的部分。它供给市场系统所使用的动力、燃料、机器、设备、原料、运输、通讯。它也供给市场系缢的参加者所购买的消费品和劳务的一大部分。它还是市场系统的产品的重要购买者--农业的情况最为突出。"加尔布雷思认为，在这种交换关系中，双方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力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市场系统受计划系统的盘剥，因为它必须按计划系统制度的价格来购买，而在向计划系统出卖自己的产品时，主要也按照计划系统所控制的价格，对市场系统来说，价格是极其不利的。两个系统在交换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的后果，必然是收入的不平等："计划系统的参加者得到的是比较可靠和有利的收入，而市场系统的参加者得到的则是不那么可靠和不那么有利的报酬。"加尔布雷思接着指出，"正如在世界范围内发达的工业国家对第三世界较弱小的经济的剥削一样，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内，计划系统也正在对市场系统中的小企业和小生产者进行剥削。更应当引起的注意的是，在国内，大工业对小企业的剥削机会要大得多"。这一切都源于两种系统权力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计划系统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融合在一起只能是造成两种系统交换的不平等。
（2）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又必然造成教育程度的不平等与阶级差异的存在。在计划系统中，权力归于"技术结构阶层"，资本家如果不掌握公司决策所必需的专门知识，他就无法进入决策集团，就被排斥在掌权者圈子之外，而缺乏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工人，也不可能被吸收到"技术结构阶层"里面去，并会日益被机器所排斥；在市场系统中，整个教育程度要比计划系统低得多，虽然这里的企业权力仍归于所有者，但由于市场系统是受计划系统剥削的，所以市场系统中的所有者仍不得不受计划系统的掌权者--"技术结构阶层"的支配。"教育制度的质量适应着（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这种差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