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简介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易白沙将其曲解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内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数不多，且仅具官待问而已，在传授文化方面难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废《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各种不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旧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错从其受业。此时。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这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条件。武帝即位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因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又恰恰与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减系狱。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艺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的产生最早由中国战国时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统提出君主专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种政治结构，法家代表之一的韩非在他的论著中认为：现有社会局势混乱，割据势力强大的情况下，需要君王统一国内一切力量来维护统治，这便需要有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来辅助君王统治国家，扩大领土。同时在当时社会中农业自然经济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展，同时作为社会中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来维护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现在推荐的官员，都是喜欢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家的思想，但不利于统一思想，他们的言论经常有扰乱舆论的危险。汉武帝于是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回答得非常好。从此，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儒生了，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有的还做了丞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学说，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法律。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确立是到了隋唐时期。
影响与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置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产生的原因
背景汉武帝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谓一个是为了建立 大一统 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治民之术的需要首先， 独尊儒术 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统一的封建帝国，自秦始皇建立到汉武帝执政，经历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 逆取顺守 的道理。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经验，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尤为失策的是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秦统治者采用了凶残的 焚书坑儒 的措施，使不应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驱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民起义。秦王朝的暴力统治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了空前的横征暴敛，强使精壮劳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秦二世而亡，意味着法家暴力统治思想的破产。无为之治的终结汉代初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时期，农民已处在 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汉书·食货志》）的悲惨境地，迫使农民奋起抗争，在文帝之时，京城长安内也发生了 盗贼 的暴力事件。
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 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并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法家认法不认亲，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张 兼爱 、抹煞等级差别，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则不同，声称以 孝悌为本 ，主张强化君父之权。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 造礼 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 、 五常 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儒家地位的肯定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这是它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张推行仁政。儒家学说有一重要特点，就是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则提出了 仁政 的主张，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法家认为仁义是过时之物，故滥用暴力，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黄老学派主张 持以道德，辅以仁义 （《准南子·览冥训》，行仁义必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提倡仁政，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防止他们干出 杀鸡取卵 的蠢事。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符合 逆取顺守 的治国方略。贾谊是汉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劝导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的政策。同时他又主张对反对朝廷、渔肉百姓的地方割据势力，施以 斤斧 ，加以镇压制裁。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 修己以安百姓 的思想，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法家的无神论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相抵触的，秦汉之际的方士为帝王求长生不死之药，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并未解决统治百姓的问题。董仲舒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着眼于巩固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权，对儒学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他的 天人感应 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了；他的 君权神授 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董仲舒建造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虽然有别于出世而消极的宗教，却积极配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进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汉代儒学特点汉儒除重视天道之外，还重视人情。所谓人情，是指人之常情。儒家经典是古代史官保存的典籍，其中记载了上自五帝时代，下至春秋战国的民情风俗。儒家的纲常名教正是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联系的，富有 人情 味，具有平易近人，近俗的特点。因而儒家的教义很容易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挥 一民心，齐民俗 的教化作用。儒学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也不像道家学说那样玄远，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这是它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的又一原因。其次，独尊儒术 是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中央集权与分裂割据的矛盾，在汉初七十年间从未平息过。汉朝建国时，分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结果发展了割据势力。刘邦为了维护统一与君权，采取了削藩的政策，剪除了异姓王，改设同姓王以拱卫王室。但是同姓诸侯王很快也发展成为一种离心的势力，并且和朝廷内的太后、宗族多有联系。如何对付宗族权贵集团形成的分裂割据势力，是摆在汉朝统治者面前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至文帝执政时，吴王刘濞肆无忌惮地发展实力，并且 谋作乱逆.但是，文帝信奉黄老之术，采取了 静以待动 、 不为祸先 的办法，反而滋长了吴王的野心，终于酿成 七国之乱.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平息了，但是，诸侯王分裂割据的状况仍然存在，这就迫使封建统治者必须改变 清静无为 政治。由于宗族权贵集团组成的分裂割据势力，与君主存在着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儒家关于巩固和强化宗法制度与宗法思想的理论，特别是有关宗法继嗣制度的理论，有助于削弱地方势力， 强干弱枝 ，加强君权，建立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董仲舒对儒学的发展董仲舒针对当时统治阶级集团内的尖锐矛盾，提出了 大一统 说。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独尊儒术 是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需要。汉初实行 清静无为 的政治，虽然加强了汉王朝与各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上的联系，但是也助长了西北地区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致使 暴害滋甚.到文帝时，匈奴的进犯竟逼至到长安附近，对西汉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就要求统治者结束黄老道家的无欲政治，改为多欲进取的政治。儒家一贯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董仲舒又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论证了实行 更化 的需要，鼓吹君主 强勉 行道，这正符合西汉中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适应了将被动妥协的对外政策转变为主动出击的 征抚 政策的需要，正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口味。虽然有些个别儒家学者在对外征伐上主张和谈，反对诉诸武力，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儒家的学说体系推动了西汉王朝采用多欲进取的政治，并在这总的前提下，改变了对外政策。所以，儒学能够定于一尊，和它提倡的人生哲学得以满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需要直接有关。
负面影响
史学家黄现璠曾说：“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　
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1]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 
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
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意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后来文化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是一种对政治，对统治极为有利的做法。当时百家争鸣的时期，各有一套理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主张自家反对别的家的观念在封建时期的是引起对立与矛盾根源。所以当时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是对国内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事都有利也有弊！这套做法在当时那个时期是正确的，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时期都是正确的！
明后期的政治黑暗和满清入关才是导致中华民族文化濒于灭亡的重要原因！明清皇帝对中国古文化并不是真正透彻的理解。只看懂了表面，却不解内里！曲解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意思，最后形成了八股文。汉朝到明清时已经过了千年了，可明清还沿用千年前汉的政治做法，不懂变通，只能失败！
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使天下车同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没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规范、法律章程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哲学体系。
汉武帝时，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于是汉武帝便招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东西。
在第一次命令举“贤良”的时候，丞相卫绾奏：“所推选的贤良，其中有以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为业的，他们只能扰乱国政，请将这些人罢免。”汉武帝表示同意。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春秋》讲大一统，这是千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作老师的各执不同的学说，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见解和言论。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参差抵牾。因此使统治者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而且如果老是变更法令制度，臣下民人将不知所守。因此，我认为，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
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总结
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但社会也潜伏着危机。南北边境不宁；王国威胁中央；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更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了加强君权，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一个国君的统治是由于天命，这就为君王行使皇帝的权威有了合法的根据；但同时又对君王的权威施加了某种限制：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表现，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董仲舒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弛的局势十分有利，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汉武帝起用文学儒者参政，中央设太学，地方各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 “五经”成为教科书，教育被儒家所垄断（“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西汉后期，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虽然提升了儒学的地位，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结束了各学术流派平等竞争的局面，扼制了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2]
相关信息
百家争鸣胜于独尊儒术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汉武帝时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百家争鸣只剩下了一支独秀。 
儒家思想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独霸中国二千余年。纵观中国历史，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它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我们现实中的很多为人处世之道都来自于儒家思想，比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以及天人合一、仁义、中庸之道等等。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但是如若要以儒家文化来代替中华文化，恐怕就是不可取的。中华文化是一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结晶，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以儒家文化，孔孟文化所能代替的。在上月的两会期间，济宁市提出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这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据济宁市长的话说：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济宁，因此“建设地是比较明确的”。就此说来，儒家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不知道我们在孔子之前的祖先文化该如何对待？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是简单的用孔子文化、儒家文化就可以来代表的，张市长你要摆放孔子的文物，建设孔子纪念馆，博物院，我们可以理解，支持。但是你现在搞这个东西是为何呐？建设这个标志城是不是又在重复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中华文化就一定是儒家文化？道家、法家思想就是异端邪说？如何以一儒家思想就能来代替百家？何况“中华文化标志城”根本就不是一座城市，根本就没有经过历史文化的积淀，而只是一堆建筑，只是一个人为建立起来的堆彻。
不仅仅儒家文化不能代替中华文化，就算孔子与儒家文化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其源流，其后的孟子荀子等等都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正统文化却是由汉儒确立的，而且至汉儒、宋儒、清儒，以及现代新儒学对孔子的学说都是有所发挥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整个儒家文化。由此看出，孔孟不能代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更不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深，绝对不是一个儒家思想所能代表的。 
毛主席在都曾经多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又何必在这里只谈儒家，只谈儒术？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我们不能抹杀它的历史功绩，但也不能死守陈规。我们更应该去批判性的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更要以一种正确的心态来看待，中华文化城还是改成儒家文化城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