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非子·定法第四十三
作品原文1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1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2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主之具也。”[1]
注释1.程：《商君书·战法》：“兵起而程敌。”《礼记·儒行》：“引重鼎，不程其力。”《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这里用为衡量之意。
2.师：《易·豫·辞》：“豫，利建侯，行师。”《书·皋陶谟》：“百僚师师。”孔传：“师师，相师法。”《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诗·小雅·采芑[2]》：“其车三千，师干之试。”《诗·小雅·黍苗》：“我徒我御，我师我旅。”《诗·大雅·大明》：“驷騵彭彭，维师尚父。”《老子·二十七章》：“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孟子·滕文公上》：“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战国策·赵策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荀子·正论》：“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法言·学行》：“师者，人之模范也。”《玉篇·币部》：“师，范也。”这里用为效法、学习之意。
译文发问的人说：“申不害、公孙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个是国家最急需的？”回答说：“这是不可以衡量比较的。人不吃东西，十天就饿死了；大寒冷到极点，不穿衣也会冻死。要说穿衣吃饭哪样对人更急需，那么应当是缺一不可的，它们都是维持生命必须具备的。如今申不害主张术治而公孙鞅主张法治。所谓的术治，就是根据各人的能力来授予官职，根据官名来责求实际功效，掌握住生杀大权，考核各级官吏的才能的办法。这是君主所掌握的。所谓的法治，就是法令明确记录在官府中，刑罚制度一定要贯彻到民众心里，奖赏一定要有而且要按照法令，而惩罚要使用在歪曲法令者身上的一套制度。这是我效法和学习的。君主不掌握术治就会在上面被蒙蔽，臣子没有法治那么就会在下面出乱子，这不可或缺，都是帝王所应该具备的。”
浅析定法，就是确定法度。这是韩非修正申不害、公孙鞅的术治、法治学说从而确定自己法治原则的专论，是我们了解韩非法治思想渊源的重要篇章。本节讨论了申不害、公孙鞅二人的术治和法治思想，阐明了术治和法治的基本内容。
作品原文2
【原文】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
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1]
【译文】
发问的人说：“只有术治而没有法治，只有法治而没有术治，为什么不可以治理国家呢？”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晋国原有的法律还没有完全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律又产生了；前代君主的政令还没有收回，而后代君主的政令又下达了。申不害不去统一那旧法和新法，也不去统一新旧政令，那么奸邪之事就多了。所以人们看到利益存在于原有的法律和从前的政令中就按原来的办，看到利益存在于新法律和新政令中就按现在的办，如果利益在旧法与新法中相互对立，前后违背，那么申不害虽然以十倍的努力让韩昭侯运用术治，而奸臣们仍然有办法用言辞来进行诡辩。所以韩国的君主依靠了有万乘兵车的强大韩国，经过七十年还没有成为霸主，虽然是在上面运用了术治，但这是没有用法治对官吏进行整顿所造成的祸患。
公孙鞅治理秦国，设立了告发奸邪株连定罪的制度而求得犯法的真实情况，将株连什伍的人定同样的罪，奖赏丰厚而且信守承诺，刑罚很重而且一定执行。因此他治理下的民众努力劳作而不休息，追击敌人很危险而不退却，所以他的国家富裕而且兵力强盛；然而他没有运用术治来识别奸邪，那就只能把富强资助给臣下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即位，秦国的法治还没有完全败坏，而张仪已经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对韩国、魏国敌对上了。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甘茂就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进军周国的战争上了。秦武王死后，秦昭襄王即位，穰侯魏冉越过韩国、魏国向东去攻打齐国，经过五年而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但他自己却扩大了他的陶邑的封地。应侯范雎攻打韩国八年，也成就了他那汝水南面的封地。从此以后，凡是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魏冉、范雎之类的人了。
所以打仗赢了，那么大臣就尊贵；扩充了土地，那么臣子的封地也就建立起来了；这是因为君主没有运用术治知道奸邪啊。商鞅虽然以十倍的努力施行法治，臣子们却反过来利用他提供的资本为自己谋得利益。所以秦国的君主依靠强大的秦国几十年还没有达到称帝称王的地步，这是因为法治没有用来整顿官吏，君主没有在上面运用术治的祸患。”
【简析】
本节讨论了单独运用术治，或单独运用法治的不同情形，说明单独使用一种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术治和法治必须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作者简介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非”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作者思想
《韩非子·定法·第四十三》选自《韩非子》[1]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