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阿拉伯之春
词条概述
“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又称“阿拉伯的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1年初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  “阿拉伯之春”示意图
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浪潮，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革命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但大都因政府的让步或示威规模不大而逐渐平息。
截至2012年12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经成功推翻了4个国家政权。2011年1月14日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18天后的埃及示威浪潮导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布正式下台，权力移交军方；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统治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身亡；2012年2月27日，也门政治协议正式生效，总统萨利赫退位。[1]​
原因
导致这些动荡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的专制统治、政治体制僵化、人权的侵犯、  阿拉伯世界悬殊的贫富差距政府贪污腐败、国民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贫困；领导人长期执政，不思改革，政治经济分配不透明等等。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困难，推动了革命运动的爆发。另外，人口结构中大量受过一定教育、熟谙网络且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成为了这次运动中的主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运动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导火索
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2010年1  突尼斯民众悼念布瓦吉吉2月17日，26岁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期间遭受城管的粗暴对待，抗议自焚，不治身亡。
这个事件博得了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的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潜藏的怒火，致使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随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
事态发展
茉莉花革命在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后的第29天，在国内骚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总  突尼斯动乱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突尼斯这个自己独裁统治了23年的国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起点。由于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因此发生在突尼斯的这次政权更迭被称为“茉莉花革命”。
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及社会状况使得突尼斯的动乱迅速蔓延其他阿拉伯国家，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抗议运动，并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阿拉伯世界。埃及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埃及。在本·阿里离开突尼斯10天之后，也就是2011年  埃及示威活动1月25日，埃及民众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骚乱、罢工等反政府活动。抗议示威活动波及埃及国内多座城市，其中尤以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最为激烈，据称有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此次抗议。
示威者提出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军队结束戒严，终止紧急状态法，获得自由和正义的权利等要求。2011年2月11日，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利比亚内战继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2月18日，反对派控制了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大部分地区，政府派出精  卡扎菲被俘身亡锐部队和雇佣军，但反对派被击退。2月20日，抗议活动已蔓延到首都的黎波里，导致赛义夫·伊斯拉姆·卡扎菲在的电视台警告示威者，宣称要开枪屠杀示威者；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利比亚抗议人民的安全；3月19日，十余国家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战争正式打响，从此持续了半年之久。
2011年7月15日，美国北约等39国及组织承认利反对派政权；8月23日，利比亚反对派占领阿齐齐亚兵营控制利首都，同日埃及政府宣布承认利比亚反对派；9月25日，利比亚执政当局部队攻入卡扎菲老家苏尔特；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身亡；10月31日，北约宣布结束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也门起义同样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在2011年1月到2月，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也爆发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此后也门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抗议示威游行不断，4月23日，迫于国内  萨利赫签署放权协议反政府示威的压力，也门总统萨利赫同意接受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调停方案，将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但后来，萨利赫本人拒绝签署该协议，反对派也拒绝了由政府高官作为代表签署协议的提议，于是导致协议被毁。
2011年6月3日，也门总统府内一座清真寺遭到炮击，造成总统萨利赫和议会发言人受伤，随后萨利赫被送到沙特进行疗伤；9月4日，数十万名民众在首都萨那的变革广场和第六十大街进行了大型的示威游行，以及包括塔伊兹、荷台达、哈贾、伊卜、阿姆朗等省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萨利赫立即下台，成为也门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9月23日，萨利赫回国，25日发表电视讲话说：“我拒绝权力，并将在未来数天内放弃权力。”11月19日，萨利赫在视察共和国卫队时表示他辞职后将把权力移交给军方。
2011年11月23日晚，萨利赫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利和平移交给副总统，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巴林示威位于海湾的巴林王国从2011年2月14日开始发生示威活动，运动初期示威者提出  发生在巴林王国的示威政府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政治自由、赋予什叶派平等权利地位等要求，示威人群中甚至有人提出了推翻王室的口号。
2011年2月17日，巴林开始出动军队镇压示威者；3月14日，在海合会组织的支持下，由沙特和阿联酋的1500名军警组成的海湾大军“半岛之盾”通过连接巴林和沙特之间的跨海大桥进入巴林平息内乱，此举是海合会成立30年来首次调动其安全部队，哈马德国王宣布全国进入三个月的紧急状态。
巴林的示威活动在“半岛之盾”的镇压下最终得以平息。[2]叙利亚危机2011年3月6日，在周边国家都被革命浪潮波及的时候，叙利亚安全部队在德拉市逮捕了15名儿童，这些儿童因在墙壁上书写反对政府的言辞而被捕，受到残酷虐待。消息不胫而走，3月15日，大马士革、阿勒颇、哈塞克、德拉市以及哈马等城市的街头爆发了大  叙利亚示威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报道称有数千人被捕；4月18日，约10万示威者在霍姆斯广场静坐，要求巴沙尔下台。
下半年的叙利亚被困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下，国际社会的干预逐渐增多，包括全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自由叙利亚军等等许多组织的叙利亚反对派逐渐形成。
2012年5月25日，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的胡拉镇发生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屠杀案，其中包括49名儿童，现场惨烈。反对派指责这是政府军所为，政府军则予以否认。6月6日，多个地区再次爆发暴力冲突，造成至少129人死亡。稍微有些趋缓的叙利亚局势再一次走向内战的边缘，外部呼声不断。叙利亚会不会成为“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又一块倒下的骨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等待。
从2011年3月到2012年5月，在叙利亚动荡中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0人。
其他国家
除了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之外，其余的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爆发了一定规模的示威游行，最终以多国政府的让步而逐渐平息。其中：  约旦安曼的示威抗议
阿尔及利亚结束了实行了19年的紧急状态；
黎巴嫩则承诺提高40%的薪金；
约旦国王解散首相里法伊并任命新政府；
苏丹总统承诺不谋求连任到2015年；
阿曼解散了所有部长，并宣布实行选举以产生立法机关；
沙特国王进行了经济方面的让步，并批准妇女在未来2015年的舒拉议会和市政府选举投票；
巴林释放了部分政治犯并解散所有部长；
科威特内阁宣布辞职，首相纳赛尔下台；
摩洛哥国王准许公投进行宪法改革，并作出政治让步。[1]
中东以外
“阿拉伯之春”也影响到了中东世界以外，东亚、西欧、北美无不涉及  占领华尔街，其中尤以希腊的反政府示威游行、2011年8月发生在英国的骚乱和在美国持续数月并一度影响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活动的方式包含温和的网络号召、小型公开聚会、大型游行、其他创意活动等，以敦促政府主动对实行缓助措施或改革。
这些运动的性质并不完全等同于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二者政治诉求更是迥然不同，但因几乎同步的时间段、相似的网络号召和活动方式而被部分人认作“阿拉伯之春”运动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某种意义上的延续。[1]​
稳定之锚
这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横扫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几乎无一幸免，但是，除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动荡和更迭比较激烈之外，位于海湾和西非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如巴林、卡塔尔、沙特、摩洛哥等国，则在短暂的混乱后平稳过关。于是，评  沙特王室论家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之锚”。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能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政治合法性
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之所以群体性陷入动乱，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
无论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前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被统治国家数十年之久的领导人，以及僵化的体制损耗殆尽。民生凋敝、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迷失、领导人企图父业子承引发的政治继承危机。
反观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尚存，其中源于宗教的合法性最为重要。倭马亚王朝以来，宗教一直是伊斯兰国家政权利用的工具。“统治者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等忠君思想成为伊斯兰政治思想的主流。叙利亚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凯瓦基比指出，“伊斯兰国家的威权统治建立  沙特王室成员出席一王储葬礼在一种宗教心理结构之上，在这个结构中统治者体现安拉的意志，安拉和苏丹（部分伊斯兰教国家君主的称谓）之间没有区别”。
为了给统治赋予宗教合法性，摩洛哥阿拉维王朝的国王将家谱追溯到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以凸显其圣裔的身份。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为自己选择了“穆民的首领”的称号，并恢复了哈里发国家的“拜阿”（意为宣誓效忠）仪式。
沙特国王法赫德为自己选择了“两圣寺的仆人”的称号，显示其伊斯兰盟主的地位。约旦王室在国名上加上“哈希姆”（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名）一词，以彰显其圣裔身份。在沙特等君主制国家，国王或埃米尔至今被认为是“主事人”，说明“敬主→忠君→秩序”的政治文化至今仍是阿拉伯君主国的主流价值。
二、破财免灾
阿拉伯君主国独特的经济模式构成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
在海湾产油国，石油收入由国家控制，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而无需依靠税收维持政府运转，也无需接受公民监督和质询。不仅如此，政府还有能力向公民提供高福利，扮演“施与者”的角色。阿拉伯君主国基本上都属于分配型国家，即使摩洛哥、约旦等石油资源贫乏的国家，也依赖磷酸盐、旅游、侨汇等同样具有地租性的收入。大量的石油收入使中东产油国无需依赖税收便可维持政府运转。许多产油的阿拉伯君主国不对公民征税，甚至根本不设税务部门，形成“不纳税，无代表”的现象。  “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孩子们
在这次动乱中，富裕的海湾君主国在应对民众要求方面，显得底气十足。作为“分配型国家”，高涨的油价使它们可以拿出大笔石油美元分配给民众，平息民怨。科威特是第一个“破财免灾”的国家，王室拿出2.3亿第纳尔（约合8.4亿美元），向全体国民免费发放14个月的食品供应券。巴林王室向每户居民发放1000第纳尔（约合2650美元）。最大的礼包是沙特王室送出的，2月18日，在国外治病归来的阿卜杜拉国王发表电视讲话，向国民送出总额达1300亿美元的“大礼包”。国王在讲话中不无自豪地表示，沙特政府拥有4500亿美元的可支配现金，拟将其用于改善民生。
王室之危
尽管此次动乱并未在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引发伤筋动骨的叛乱和领导人的更替，但是汹涌的革命浪潮仍旧令阿拉伯王室坐立不安。阿拉伯的各个王室虽然具备相当程度的合法性，但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合法性显然并不能万古长青，而向国民赠送“大礼包”的做法只能算是权宜之计，“抱团取暖”也只是消极自保的无奈之举，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不断提出更高的政治诉求，因而各个王室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延续各自数百年的家族基业，只要有一个阿拉伯王室倒下，就将成为第一块骨牌，动乱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其他君  巴林军队镇压示威者主国。
约旦，摩洛哥，巴林，阿曼，沙特，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是当今阿拉伯世界仍旧保留君主制政体的八个国家，尽管近些年来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卓有成效，但始终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王和王室依旧大权在握。
此次巨变之前，除海合会（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之间“一体化”进程颇有成效之外，阿拉伯君主国之间并不存在特殊的关系和十分紧密的合作，相反，它们相互之间因领土等问题甚至存在着争端，约旦与卡塔尔就曾多年交恶，巴林与卡塔尔也一度不和。此外，阿拉伯王室之间也鲜有欧洲王室那样的通婚现象。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在巴林王国引发的动乱挑动了君主制国家的敏感神经。巴林王室哈利法家族属逊尼派，但什叶派占巴林人口的约70%，这便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畸形政治结构，因此，什叶派长期受到压制，处于无权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远不如逊尼派，甚至被剥夺了参军的资格，担任政府高官者也寥寥无几。动乱波及巴林之时，大批的巴林民众拥向首都麦纳麦市中心的珍珠广场，要求建国以来一直担任首相的国王的叔父哈利法下台，更有部分示威者甚至地喊出了“推翻王室”的口号。
形势愈演愈烈，哈利法家族统治风雨飘摇，最终，巴林王室选择向海湾合作委员会求援。2011年3月14日，海湾大军“半岛之盾”通过连接巴林和沙特之间的跨海大桥进入巴林，拯救了哈利法家族。[2]此举是海合会成立30年来首次调动其安全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海合会共同防御条例，“半岛之盾”的目的是抵御外敌侵略。然而，这支部队首次出征的使命却是应对成员国的民众抗议。巴林是沙特的“后花园”，而沙特则是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神经中枢，维护沙特的稳定对于阿拉伯君主国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同为产油国，利比亚的结局已经给海湾王室敲响了警种，显然，“石油美元”并不能确保家族统治的千秋万代。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君主国同样存在，约旦、摩洛哥，巴林、阿曼乃至沙特，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生问题。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年龄低于30岁年轻群体，都将为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3]​
复兴之路
曾经强盛过的民族不会甘于沉沦。阿拉伯民族曾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时期（中国隋唐时期）达到文化繁荣的顶峰，随着伊斯兰教的创建和阿拉伯帝国的统一，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一度横跨亚欧非三洲，全球的贸易都  阿拉伯帝国疆域操纵在阿拉伯商人手中，阿巴斯王朝在巴格达设立的文化机构“智慧宫”曾经聚集大批资深学者，开创了轰轰烈烈的“百年翻译运动”，波斯、希腊、印度、罗马乃至中国的大量文献被翻译为阿拉伯文，阿拉伯民族迎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阿拉伯人随之成为最受欢迎的先进文明的传播者和传承者，阿拉伯半岛也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
然而，后来发源于西欧的十字军东征造成了阿拉伯文明的衰弱；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最终灭了阿拉伯帝国，阿拉伯民族从此一蹶不振。
对于有着历史自豪感的阿拉伯人来说，西方近现代的殖民，冷战后美国对中东颐指气使的主导，都是他们深刻的伤痛。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复兴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二战结束以来，这样的努力和尝试曾经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推翻由西方扶植和委任的封建政府为主要方式，一时间“打得皇冠落满地”。在这期间，纳赛尔曾寻求统一和  阿拉伯建筑风格复兴阿拉伯之路。埃及曾先后与叙利亚和利比亚合并，而开罗一度被誉为“中东的首都”。但这次努力最终随着纳赛尔的去世和此后诸多中东领袖接班人之间的争权而告失败。
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受到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影响，一批阿拉伯政治家开始号召“从宗教中找出路”，来实现民族复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是这一轮民族复兴尝试达到的高点，所谓“阿拉伯人伊斯兰复兴运动之花的果实结在了波斯人的伊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认为，后来出现的“基地现象”、“拉登现象”都是这一波阿拉伯民族复兴浪潮最终走向异常极端的产物。
眼下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应被视为二战后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复兴的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尝试都是由社会精英阶层发起并组织不同，这次探求民族复兴的尝试是由草根民众自觉发起的，因此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不可阻挡的特质。另外，这次尝试并不偏激，与很多预测不同，在此次变局中几乎看不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明显降低了“姿态”，以迎合这次以非宗教性色彩为主流的运动。[4]​
中国声音
2012年2月召开的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期间，美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宣扬美国价值观，指责中国“人权问题”，并称“阿拉伯之春”应进入中国。  张志军出席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
与会的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回应说，根据西方机构的一项民意调查，在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方面，中国政府以超过70%的得票率高居第一。任何人只要看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和成就，就知道所谓“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
澳外长陆克文对此表示，如今的中国同过去的中国对比，首先我们看到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也不向其他国家输出苏联那套意识形态，中国民众的个人自由充分得到尊重，在书店可以看到各种题材的书，这其实就是民主的体现。[5]​
宏观背景
1989年，分割欧洲的柏林墙猝然倒塌。短短数月内，东欧看似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陷入混乱和焦虑，并且最终解体。此后一段时间，欧洲实施了财政和技术援助项目，开启了贸易对话，承诺欧盟东扩，最终是为了让劳动力在欧洲自由流动。15年后，欧盟东扩实现。又过了七年，欧洲内移民障碍终于废除。这促进了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 
类似故事能否在地中海以南地区重演。这是如今“阿拉伯之春”的关键经济问题。显然，同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地中海以南国家不会加入欧盟。但是，双方可强化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并从更密切的整合中获益。 
欧盟的5亿人口与北非地区1.7亿人比邻而居。这些人自西向东，从摩洛哥阿加迪尔一直到埃及的塞得港，就在欧洲的门口，憧憬着繁荣和民主。在突尼斯和埃及，人们已经证明了推翻现政权的决心，现在不过是要求集中精力，实现国家复兴。但是，除非事态有所改善，转型的动力很可能转为失望，其中蕴藏诸多风险。 
首要的是就业问题。发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年轻人中，有很多人失业。官方数据称有30%的年轻人失业，且不论该数据是否准确，但是，这些经济体显然没能吸纳过去数十年的生育潮。这些国家——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年均经济增速为5%-6%，看似强劲，但与其劳动力人口年均2.5%的增幅相比，依然逊色不少。如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必须更为强劲。 
宏观经济形势并非主要障碍。从未来看，上述国家必须更多投资于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教育，这必然要花很多钱。同时，为了改善宏观经济不平衡，国际援助是必要的。但是，这些都并非最紧迫的问题。 
最大的障碍是经济体制。据世界银行数据，在埃及，获得建设许可证的费用为人均年收入的3倍；在阿尔及利亚，产权交易登记需要走11项不同的程序；而在“捍卫股东抵制管理权滥用”的183个国家中，摩洛哥排名第154位。 
这仅仅是少数例证。所有问题都表明，上述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官僚体制、垄断租金的掣肘。而这通常都源于政治庇护或裙带关系。还有，僵化的信贷市场也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些障碍使企业的发展步履维艰。 
如把曾用于东欧的、基于引进欧盟法律的解决方案引入北非，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政治革命为经济解放提供了难得机遇。目前，那些上街示威、瓦解僵化政体的人士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欧盟可为其改革建立激励机制，并调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支持。
大事记
突尼斯　
——总统于2011年1月14日下台突尼斯政变(6张)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吉德一名摆摊贩卖水果蔬菜的青年因受到执法人员暴力对待，在当地政府门口自焚。这种极端做法迅速引起民众的共鸣。由于对生活水平，警察暴力行为，高失业率和人权状况糟糕等问题不满，大批民众在当天就走上街头。游行迅速扩展到突尼斯全国。
2010年12月28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发表电视讲话，谴责反对者。他声称街头暴力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并警告示威人群，他们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2011年1月10日，突尼斯政府宣布关闭该国所有学校和大学。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将努力在2012年前创造30万个就业岗位。
2011年1月13日，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不会参加2014年的大选，并承诺进行国家体制改革，调查游行中的死伤人数，宣布解禁部分网站。
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宣布解散政府，并在六个月内进行合法大选。总理加努希（Mohamed Ghannouchi）宣布担任临时总统。
2011年1月15日，沙特阿拉伯宣布接受本·阿里的政治避难。突尼斯最大的伊斯兰党派Ennahdha主席Rached Ghannouchi宣布将结束在伦敦的流亡生涯返回突尼斯。
2011年1月17日，突尼斯总理加努希宣布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但是政府中仍然包括多名本·阿里的亲信。突尼斯民众对新政府表示不满，继续上街游行。
2011年1月26日，突尼斯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帮助捉拿逃亡的本·阿里、其妻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并对本·阿里夫妇下达了国际逮捕令。
2011年6月20日，突尼斯首都一家法庭以挪用公款罪缺席判处突本·阿里及其妻子35年徒刑。
埃及
——总统于2011年2月11日下台，目前正接受审判
2011年1月25日，埃及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首都开罗的互联网服务和手机通信中断。反对者呼吁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立即辞职，并要求政府进行改革，解决高失业率等问题。
2011年1月29日，穆巴拉克任命情报总局局长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为副总统。这是埃及近三十年来的首位副总统。
2011年1月29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贾迈勒和阿莱都已逃往伦敦。
2011年1月31日，由总理沙菲克（Ahmed Mohamed Shafik）领导的新政府成员，在穆巴拉克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2011年2月2日，穆巴拉克表示不会参加下届总统选举。
2011年2月3日，穆巴拉克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愿意辞去总统职位，但无法立即卸任。
2011年2月5日，埃及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的管道被炸起火。埃及对以色列和约旦两国的天然气供应中断。
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随后，穆巴拉克和家人离开首都开罗，抵达位于埃及西奈半岛的红海海滨旅游城市沙姆沙伊赫。
2011年5月5日，埃及一家法院裁定，穆巴拉克时期政府高官、前内政部部长阿德利（Habib Ibrahim Ardley）贪污及洗钱罪名成立，判其入狱12年。
2011年5月24日，埃及总检察长决定将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送交刑事法庭审判，指控他们蓄意谋杀抗议者并滥用权力谋取私利。
2011年6月29日，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再次爆发流血冲突，游行的群众向警察和安全部队士兵投掷石块，后者则以警棍、催泪瓦斯、眩晕弹和橡皮子弹等加以还击，造成25人受伤，其中不少人伤势严重。
2011年8月3日，对穆巴拉克的审判正式开始，使其成为本次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运动中首位站上被告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目前，对穆巴拉克的审判仍在进行。
利比亚
——最高领导人卡扎菲于2011年10月20日被俘身亡
2011年2月15日开始和平反政府示威，但活动遭到政府军的武力镇压后引发起义，进而爆发的反政府势力的武装力量同利比亚政府军之间的激烈军事冲突。
2011年2月16日，卡扎菲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明不会辞职和离开国家，宁愿牺牲性命，并表示会强硬对付示威者。
2011年3月10日，法国正式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成立的全国委员会为代表利比亚民众利益的合法政府，并计划同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互换大使。
2011年3月17日，在阿拉伯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赞成，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2011年3月19日，法国率先空袭利比亚，美国海军于深夜通过其部署在地中海上多艘军舰，向利比亚北部防空系统发动了导弹攻击并派出多架战机参与随后的空袭。 
2011年4月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批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2011年5月1日，卡扎菲七子赛义夫阿拉伯和他的三个孙子在空袭中丧生，卡扎菲当时也在他身旁。美法企图暗杀卡扎菲，在班加西反对派已经庆贺此次胜利。卡扎菲强调，要让一个从1977年起执政的领导人放权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放权意味着放弃他一直深爱的祖国，意味着出卖革命、出卖国家，意味着出卖人民。
2011年8月22日，22日晚间反对派武装已全面控制的黎波里及清除市内卡扎菲残余部队。反对派全城搜捕卡扎菲，并排除其离开利比亚的可能。8月24日，反对派宣布占领象征卡扎菲政权的阿齐齐亚兵营，从此利比亚开始正式进入后卡扎菲时代。
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捕后因伤重不治身亡。[6]​
叙利亚
——总统仍在位，但国际谴责渐强、制裁加码
2011年3月15日，叙利亚大马士革市爆发反政府游行示威，政府出动军警。
2011年3月16日至25日，示威游行扩展到叙利亚全国多个城市，安全部队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大赦国际”在英国的发言人称，过去一周，至少有55人被杀。
2011年3月30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ar Assad）发表了自抗议开始后的第一次讲话。他指责国外势力的阴谋造成了叙利亚动荡，但是拒绝透露有关重要改革的信息。
2011年4月14日，阿萨德签署法令，宣布组成新一届内阁。新任政府总理为前农业部部长阿迪尔·萨法利（Adell Savaril）。
2011年4月19日，叙利亚宣布废除已经实行了48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结束国家紧急状态。此举意味着叙利亚民众将拥有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权力。
2011年4月28日，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203名党员宣布退党，以此对政府暴力驱逐示威者表示不满。
2011年4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叙利亚问题的有关决议。这份决议谴责了叙利亚对抗议者使用暴力，还将向叙利亚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当日美国宣布对叙利亚进行“人权制裁”。
2011年4月30日，叙利亚政府宣布，为响应公民的要求，将在未来几周内制订全面改革计划。
2011年7月31日，叙利亚军队进入“动乱”城市哈马市，清除反对派设置的路障，并同反对派进行枪战。叙利亚人权组织说，至少54名平民被打死，另有数十人受伤。
2011年8月4日，阿萨德签署法令，宣布叙利亚实行多党制，并承诺最快在半个月内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但是这一做法遭到了反对派和西方国家的质疑。
2011年8月11日，阿萨德承认叙利亚武装力量在对待示威民众方面确实犯了许多错误，指出要进行政治改革，承诺明年初完成宪法修订工作。
2011年8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宣布立即冻结叙利亚政府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加强针对叙利亚的出口禁令，禁止美国公民到叙利亚投资。英国、法国、葡萄牙与德国均已在联合国表示，将开始拟定一项针对叙利亚的安理会制裁决议草案。
2011年12月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叙利亚问题特别会议，以37票赞成，4票(俄罗斯、厄瓜多尔、古巴、中国)反对，6票弃权通过一项由欧盟提出有关叙利亚人权形势的决议。
2011年12月3日晚，阿盟召开部长级会议，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正式生效，并禁止阿拉伯国各国家的武器流入叙利亚。
2012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否决了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除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安理会其余13个理事国投了赞成票。
2012年2月21日至24日，由突尼斯主持召开，欧盟、美国和阿盟主导的“叙利亚人民之友”会议[7]，是将叙利亚国内问题进行国际化解决的协调立场的会议；它是把叙利亚现政权总统排除在外，中国、俄罗斯拒绝参加的会议；会议承诺支持叙利亚反对派[8]。 
也门
——总统宣布将提前交权，但改革可信度存疑，双方仍在僵持
2011年1月15日起，也门各大城市陆续爆发了大规模针对政府的游行。
2011年2月13日，约3000名示威者在也门首都萨那聚集，并向总统府行进，与军警发生冲突，一些示威者受伤，另有约120人被捕。
2011年3月19日，在也门首都萨那“变革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39人被身着便装的武装分子打死，200多人受伤。事发后，也门总统萨利赫（Abdullah Saleh）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011年3月22日，萨利赫通过发言人表示，愿意在2011年年底或2012年年初举行议会大选之后交出总统权力。这是也门出现反政府示威游行之后，萨利赫首次表示将会提前交权。不过也门反对派已经对此表示拒绝，要求萨利赫立即下台。
2011年5月22日，也门数百名总统支持者持械出现在萨那的街道上，威胁各国外交人员，不让他们参加萨利赫的签字仪式。随后总统拒绝签署调解协议。
2011年5月26日，萨利赫下令以叛国和组织武装叛乱等罪名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艾哈迈尔（Sadik Ahmar）。
2011年6月3日，萨利赫在总统官邸遭来源不明的炮火袭击而被炸伤，随后赴沙特阿拉伯治疗。
2011年7月8日，萨利赫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欢迎与反对党派建立伙伴关系和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总统支持者在也门多地朝天鸣枪以示庆贺，结果造成至少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2011年8月9日，也门反对党联盟宣布成立“全国执政委员会”，以期推动政治改革，并在过渡时期统治国家。
2011年8月19日，也门反对派宣布成立“全国和平变革力量委员会”，继续向萨利赫施压。
2012年2月25日，也门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哈迪当选也门新一任总统。
巴林
——邻国出兵干预，国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2011年2月14日，巴林发生反政府抗议示威，警方与示威民众爆发冲突，多人死伤。据悉，巴林人口中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对掌握政权的逊尼派政策感到不满，示威者要求实行民主改革。
2011年2月16日，约1000人在首都麦纳麦参加了在15日冲突中丧生的一名男子的葬礼，他们呼喊着要求政府下台的口号。
2011年3月15日，巴林宣布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请求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出兵协助稳定局势。
2011年3月21日，巴林国防军司令称，科威特已向巴林派驻一支海军部队，加入海合会为帮助巴林稳定局势而组成的部队。沙特阿拉伯向巴林派驻了1000名士兵，阿联酋派出了500名警察。卡塔尔也表示将向巴林派兵。
2011年5月8日，巴林国王阿勒萨利赫(Ali Bin Saleh Al Saleh)下令于6月1日撤销先前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令，比原定结束日期提前两个星期。
2011年6月29日，阿勒萨利赫宣布将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今年2月和3月巴林发生动乱的真相。
网络封锁
在这次大规模示威中，由于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国家（如埃及和利比亚）对该国部分地区或全国网络进行了封锁，导致该国网络与世界隔绝。
伦敦暴动后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被用来当做‘制造暴力、滋扰和犯罪行为的工具’，他认为应该关闭Facebook、Twitter和黑莓手机的通讯功能。而黑莓手机制造商RIM已表示同意完全配合英国政府要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