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双堡村
基本概况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紫岩乡下辖村
双堡村位于忻府区城东七公里处，西距紫岩乡政府2公里，南至本乡兴旺庄村，东临董村，北至本乡魏家庄村，全村总面积9020亩，其中耕地面积7300亩，属于半丘陵地带，水浇地5000余亩，旱地2300亩。全村有林果地300余亩。以种植玉米为主。近年来引进新品种糯玉米种植，1000余亩。并销往全国各地。
2012年以来在新一届支部村委班子成立以来，在村内新修建村门一座，修建健身广场2000平方米，硬化道路1000米，总需投资60万元，现已筹资15万元。工程正在进行中。[1]
村内企业：家具厂，食品厂，木板厂，蓄电池厂，摩托车配件厂，调味品厂 
主要农产品：玉米、甜玉米（特产）、高粱、攸面、小米、葵花、红枣、苹果、梨、山楂、桃、李子、杏、西瓜、香瓜，黄豆 
村内资源：锌， 
村里单位：双堡村党支部，双堡村村委会，双堡村粮站，双堡村广播站 
邮编
省 分: 山西 
城 市:忻州市 
区/县: 忻府区 地 址: 紫岩乡双堡村 
双堡名人
1 忻州人王有德　只身赴和田采玉
2002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建立“古代和田玉检测标准数据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新疆和田地矿部门等单位16人，组成一支“玉石之路考察队”，考察了新疆和田玉玉矿点在昆仑山的分布情况，及和田白玉的原生地汗尼拉克河，一直追溯到白玉河的籽玉源头阿格居改冰川脚下。“清道光山西人昆仑山采玉石刻”就是在这次“玉石之路”考察过程中发现的。 
该石刻位于新疆和田往布亚的公路里程碑31公里处的白玉河西岸。在一块形似大靴，外表深灰，底长约5.5-6米，高约2.4米，底宽约3.5米的巨大花岗岩冰川漂砾石上，其西侧面刻有汉文“大清道光二十一、二年，山西忻州双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难”题记（图一）。其北侧面刻上的汉文“题记”所刻的位置在该石西侧面中部偏左，共23字。每字20厘米见方，首尾单字列行，中间行以三四字布阵，上下两端叫齐。笔力苍劲、浑厚，属楷体。 
对于这次考察经历与收获，《文物天地》2002年7期、9期曾有详细报道。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也是此次考察队的队员）曾以《从和田到忻州，寻找清代采玉人》为题，结合此石刻“题记”对王有德之家族进行了寻访。因为同是山西人，笔者对王有德只身赴西域，穿越大漠戈壁，登上巍巍昆仑，去寻找和田美玉之精神十分敬佩！在拜读了王仁湘先生的“追访记”之后，笔者觉得此石刻“题记”仍有可“挖掘”之处，故草此拙文，对此石刻题记之内容的表述方式与文字布局之章法等，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此石刻“题记”系清道光二十一、二年（公元1841年、1842年）山西忻州双堡村王有德在昆仑山白玉河畔采玉临走时所刻。从“题记”内容来看，其简洁的文字表述，既表达了采玉者所付出的艰辛，又流露出采玉者收获后的喜悦。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王有德此次采玉就属于这种情况。为什么这样讲，这不仅从王有德所錾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表述上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石刻“题记”的章法布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此石刻题记仅23字，唯首尾突出一个“大”字和一个“难”字（图二）。自喻“大难”未死意味着什么？此“题记”在书写章法布局上的绝妙的首尾照应，不能说王有德不是绞尽脑汁，别出心裁，用功极致。说明王有德在获得大喜的同时，尚在追念过去之痛苦，悲喜交加，故决定以石刻的形式永久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从字面上看，“题记”记录的只有“苦难”，没有幸福。而在题记“苦难”的背后，谁都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有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就是说，王有德在“题记”拟稿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的，其石面上的刻字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题记”仅一句话，句首以“大清”开头，句末以“苦难”结尾，句首之“大”，既显示出王有德作为大清子民对朝廷的尊重，句末之“难”又道出了广大采玉者的心酸。此“题记”简洁的文字表述，绝妙的章法布局，确实令人惊叹！ 
传说白玉河采玉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有人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最早就是从“玉石之路”开始的。和田玉在商代已进入中原，殷墟妇好墓中曾发现和田玉制品。据有关专家考证，和田玉至迟在西周已作为朝廷贡品，汉唐以后便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清代前期白玉河严禁民间捞玉，政府在河边设卡十多处，以稽查私采玉者。至嘉庆四年（公元1779年）开玉禁，准许在宫府划定的采玉范围以外允许民间自行采玉。王有德就是在清道光年间，同大批采玉者一起涌入和田地区，登上昆仑山，进入白玉河的。从王有德能够往石面上錾刻文字及使用的铁錾、铁锤等工具情况来看，笔者判断，他在登上昆仑山之后，最先并不是沿着白玉河寻玉，而是同许多首次采玉者一样，不畏严寒，爬上冰川雪山，去寻找和田玉的原生矿床，企图用铁錾、铁锤等工具凿撬山玉，以获得更多、更大的和田山玉。不过他没有后来者天津人戚春甫、戚光涛兄弟那样的运气，没有找到阿拉玛斯玉矿，没有挖出像“戚家坑”那样的玉矿口。也没有寻找到玉河的源头。 
据悉，山玉分布在海拔3500—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雪山之巅，玉河的源头平均海拔高度都在4500米的雪线之上，山上积雪终年不化，交通险阻，高寒缺氧，每到找玉的夏秋时节，也是山洪暴发和泥石流频繁发生的危险季节，此时，这里的昼夜温差在摄氏50度左右。由于交通工具和装备十分落后，采河玉者往往是凭着两条腿和一把镐锄就开始了他们漫长而艰苦的采玉生涯。正如《太平御览》所记：“取玉最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返。”王有德正是在寻找山玉无望，寻找玉河源头困难的情况下，才在白玉河畔安营扎寨，同其他采玉者一样，终日辛勤劳作，揭去白玉河河床上部覆盖的厚厚的沙土，翻检着下部大量的河卵石，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历经两夏两秋，终于至第二年秋的一天，幸运之神降到了他的头上，使他从白玉河河床之下的河卵石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和田白玉。当然，这只是推测，也不排除王有德经过爬冰川、翻雪山，最终在高海拔地区，甚至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阿格居改冰舌附近找到了一块大白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此刻石现在所处的位置，并非是王有德当年挖出白玉的地方。“题记”中“在此苦难”中的“此”字，指的是一个地理区域，即采玉人在昆仑山活动的地域范围。用王有德的话说，就是他采玉所到过的地方，而不是专指发现白玉的某一地点。王有德选此地点，选此巨石，在其上刻字“题记”，意在永远昭示世人：做事要持之以恒，成功只能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王有德在采得和田巨玉或白玉之后，并没有返乡定居，而是客居西域，在那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最后永久留在了那里。据王仁湘先生追访，他的原籍山西省忻州双堡村，即现在的忻府区紫岩乡双堡村王氏族谱上并没有“王有德”的名字。双堡村王氏是明朝洪武二年由朔州义马村迁徙而来的，至今已传20余代。王有德是王氏始祖第十五世孙，属“有”字辈。 
“清道光山西人昆仑山采玉石刻”的发现，不仅见证了清代和田采玉人的艰难与痛苦，而且从字里行间反映出所有赴和田采玉人的基本愿望和要求，王有德是勇敢者，同时也是幸运者。此石刻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同时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2 王增寿 
体育界对忻定盆地摔跤源于何时，概括起来大体有：北宋说，杨业创；南宋说，陈效婴创；金代说，【王增寿】创。前两则均为传说，不足为凭。后一则著名诗人元好问著《续夷坚志》：“秀容东南双堡村王增寿，号为外力，善角抵，人莫能敌。泰和末，官括驼，增寿复诡计，钉驼足，令跛。自羊头村背负驼至代州，州守信以为然，增寿复负之而归”。据此，金泰和末（1201一1208年），距今约800年。 
双堡村郜氏祖谱
一世郜铎门系表​​​​​​​​​​​​​​​​​一世​二世​三世​四世​​​​​​​​​​​​​​​
郜 
铎 
霍 
氏​​​​​​​​​​​郜义​​​​​​​​​​​郜成鸾​郜天玺​​​​​​​岳氏​刘杨氏​​​​郜让​​李周氏​​​​​​王氏​​​​​​​​​​​郜成凤​郜天沛​​​​​​​孙张赵田氏​杨氏​​​​​郜俊​​​​​​​​​​​​​​​​​​​​​​​​​​​​​郜能​​​​​​​​​​​​​​​​​​​​​​​​​​​​​​​​​​​​​​​​​​​​​​​​​​​​​​​​​​​​​​​​​​​​​双堡郜氏（漫话忻州“百”姓）来源： 中国网忻州频道 张俊贇郜姓源于周文王第十五子，受封于郜国，称郜侯，春秋时期，郜国被宋国吞并，郜侯后世便以国为姓。忻府区双堡郜氏，是于明洪武二年相偕王姓表兄、霍姓内侄由朔州马邑迁来的。始祖为郜铎。清乾隆年间，一部分郜氏到定襄智村落户，该村有郜家巷，至今能与双堡郜氏排起辈份来。 清乾隆年间郜氏十世祖郜怀琦、郜怀宣、郜怀琛三兄弟不甘贫困，北上塞外，来到河渠交错、土地肥沃的萨尔沁地带（今蒙古包头附近）。在这儿，他们每人骑了一匹马，把黄芥籽分开，边走边撒。碰巧那天夜里刮起了一场大风，撒在地上的菜籽被掩埋得严严实实，后来又接连下了几场透雨，他们的地里便成了一望无际的绿洲。“天助”加“人助”，当年他们的油菜卖了大价钱，获利不少。完成了资金的第一次积累。从此，三兄弟便弃农经商，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开设“六陈行”等作坊货铺。这就是“跑马撒黄芥”的故事。清道光十三年知州李培谦倡修文庙，郜家捐资名列榜首，从此名扬忻州。光绪年间，邢氏钱铺倒闭，郜家相机行事，任用原班人马在归化城开设“大义祥”钱铺，连年盈利。极盛时期，在忻州、内蒙等地有商号50余处，财产总值百万计，成为当时忻州七大富户（郜、王、张、陈、连、石、焦）之首。这时，正是十三世郜辅周时期。 
咸丰初年，郜氏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堡宅修建，如：南堡子院、松树院、书房院、旗杆院、北堡子院、菜园院。 
清未，郜家的商业开始萧条，“七七事变”前后大多倒闭了。究其原因，主要是：（1）、后继者缺乏远见，对平绥铁路建成后商品流通渠道的变化，没有及时采取对应之策，对经营的河北土布运输未做改道准备。被对手捷足先登，使西路生意受到致命打击。（2）、外蒙（现蒙古人民共各国）自民国前后一直闹独立，郜家对此漫不经心，直到民国十三年大揭了盖，郜家才加注意，然而为时已晚，不到二年，就被重税把在“外蒙”的财产征光了。（3）、1930年，蒋、阎、冯大战；1937年日冠侵占华北，以及1945年日寇投降后，阎锡山的“兵民合一”暴政。致使晋钞贬值，各种货物遭到掠夺，市场陷入极度混乱之中．（4）、郜家个别后人贪图享受，挥金如土。并且做起买空卖空的勾当，不料晋钞跌落，使郜家财产损失大半。 
郜象贤见时局混乱，晚年便退居乡里，谨守先代余业，召回子女，盘出买卖，弃商返农，在双堡村过上安稳富足的田园生活。。这种闭关自守的做法，使郜家终于变成了掉队的孤雁。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郜修文为光绪丁酉举人，河南候补知县，次子郜修已为山西大学堂工科学生．也只能死守摊子．在风雨飘摇中勉力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给处于困境中的郜氏家族带来了新生的机遇．从业人员遍布各行各业，有的已成为专家领导和业务骨干。其中，以象贤门最为繁盛。如郜同善曾任农行太原市分行总稽核、高级经济师；郜淑萍在省国防办从事兵器工业安全卫生工作三十多年，被选为中国兵工学会工业卫生组长；郜富善曾任忻州艺术馆副馆长，是1989年北京亚运会山西赴京大型灯展“煤海之光” 的主要设计监制人员，灯展作品在首都获得轰动效应，因此获得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记大功一次的奖励。郜继善曾任忻州地区电影公司副经理，其绘画作品多次加全国美展，并由中国美术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郜建宇拍摄的忻州第一部电影《七天》，曾参加2004年法国里昂电影节展映，获得欧洲电影界好评。 
双堡村八音艺术
八音艺术是礼与乐的完美结合，强调了传统文化中和谐的理念。在民间具有特别深厚的生命力，在仪式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重大节庆，遭遇大喜大悲，往往通过大起大落的演奏，达到惊天地、泣鬼神地步。传达着普通百姓的情绪。 
2006年8月5日，忻府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艺术之乡评审委员会联合会命名为“中国八音之乡”，并确立为“中国八音文化研究基地”。这不仅有赖于该区悠久厚重的艺术积淀和一代又一代世家与才俊的传承创新，更在于区委、区政府对建设和谐文化的高度重视和精心打造。 
八音艺术 源远流长 
八音艺术作为忻州文化的重要艺术门类，集庙堂音乐的宁静恬淡、关塞精神的雄浑激越、游牧艺术的奔放高亢、中原农耕生活的和谐浑厚于一体，是忻州人民文明智慧、勤劳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八音会在忻州指器乐演奏形式，俗称鼓手或响工。一个八音会班一般有班主一人、响工十人左右，乐器有管子、唢呐、口琴、笙、海笛、小锣、钗、鼓、板、梆子等。 
清代中叶以前，忻府八音会主要是吹奏套牌音乐，最流行的有八大套，二十世纪初是发展盛期。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日寇入侵受到严重摧残。五十年代初期经抢救，曲目得以保存，并由众多八音会演奏。旧时用于婚丧喜庆和庙会中，清末曾被五台山佛乐所吸收，在禅门佛事中演奏，但基本上保留着民间的演奏形式和内容。“八大套”指八个大型整套器乐合奏，以第一首曲牌或其中某一曲牌为名，如《扮状台套》由《扮状台》、《柳摇金》、《到春来》、《到夏来》、《万年华》、《到冬来》、《月儿高》、《西方藏》、《到秋来》九首曲牌组成。另外七套分别是《青天套》、《推辘轴套》、《十二层楼套》、《箴言套》、《大骂渔郎套》、《劝金环套》、《娥郎套》。八套共包括八种曲牌、小曲79首，去掉重复部分有61首，曲调源于民歌、民间器乐曲、戏曲曲牌、宗教音乐等。乐队编制人员不等，少则近10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器乐编制人数管子一至二人，海笛一人，笛子一人，笙二人，堂鼓二人，小钹二人，可根据演奏的场合及规模需加入板鼓、大钹、大锣、小锣、云锣、梆子等。八大套中仅《大骂渔郎套》以高低两只唢呐为主奏，其余皆由管子主奏。演奏风格古朴爽朗，快板段落活泼欢快，各曲调之间单奏锣鼓段过渡，气氛颇为热烈。此外，还有适应于过街巡演的套牌《大得胜》，适应于迎亲、祝寿等喜庆场合的曲牌《节节高》、《千万寿》、《黄隆官》、《点四将》、《春来》、《女坐帐》等，有时也吹奏佛曲。《大得胜》表现古代将士出征、凯旋、荣功庆功等宏大场景，其中《将军令》、《过街》、《耍娃子》、《踢场》等曲目，常为武术、旱船、花车等民间文艺和杂耍伴奏。忻府区八音艺人的演奏技巧功夫很深，能拟模人的语言、声调和哭声，并善于在合奏中以各种不同调门的吹管乐器相配合，各自发挥特长而八音克谐，形成各声都在音色、音区、节奏等方面的对比和结合，从而使七八个人的小型吹打乐队演奏得声势非凡，合奏音响圆满，色彩变化丰富。 
到清末民初，忻州北路梆子盛兴时期，八音会始仿学吹戏，乐器中增加了胡琴、马锣、三弦、钹等。同治年间（1862—1874年），东楼村张连科开始学吹戏，惟妙惟肖地仿学十六红、十八红、金兰红、十三红、两股风、十三旦等名角的唱腔，令听者如痴如醉。 
世家林立 才俊辈出 
在忻府区八音艺术普及—提高—再普及—再提高的演进历史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一方的八音世家和驰名艺坛的杰出才俊，方使忻州八音艺术具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并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胡天泉，奇村胡氏世家杰出代表，著名笙演奏家，现任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及中国笙专业委员会会长。自幼随父学艺，精通笙、唢呐、管子、口哨等民族管乐器的吹奏技艺。1953年被原公安军文工团吸收为演员，1958年调入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50年军旅艺术生涯中，对笙的传统结构和演奏技法进行了系列改革和创新，成功研制出了“巴乌笙”，1956年与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董洪德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笙独奏曲《凤凰展翅》，1957年在第六届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艺术比赛中，他的笙独奏和由他领奏的吹打乐均荣获金奖。共创造了30余种独具特色的演奏技法，创作了20多首曲目。 
王高林，忻府区南关王氏八音世家杰出代表。现为山西歌舞剧院民乐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唢呐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自幼随祖父学习唢呐，少年时被选入山西省歌舞剧院师从唢呐演奏家胡金泉学艺。他的演奏音乐纯美、技巧娴熟、雅俗共赏。1982年在全民民乐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多次赴日、法、美、韩、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出访演出，深受海外观众欢迎。自创自演的主要作品有《你追我赶春耕忙》、《黄土情歌》、《欢乐的山寨》等近20首。 
卢补良，忻府区解原人，自幼随解原八音世家传人武润兰学习八音艺术。多次参加国家、省级民间比赛并获奖，2004年被山西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艺术大师”，2006年7月参加北京南戴河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全国首届吹歌展演，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全国吹歌大王”，为山西省争了光。他的演奏风格奔放圆润、粗犷细腻兼而有之，深受城乡人民喜爱，他为“中国八音之乡”的忻府区八音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还有北赵村的寇旺、匡村的田旺，功夫深厚，号为“忻州两旺”。匡村的田栽根、东楼的张连科、南沟的范和，都是享有美誉的唢呐吹奏家。北赵的寇应堂，东楼的张金海、张福海，解原的武柱、武润兰，北赵的赵顶柱，部落的韩三，温村的阎桂宇，奇村的胡明、胡宝龙、胡金泉，令归的赵满仓等相继活跃于八音艺术界，各具特色而知名于城乡。同期，忻府区还涌现了一批八音世家，计有东楼村张家、匡村田家、北赵寇家、部落的韩家杨家、奇村的胡家、【双堡的郭家】、官庄的高家、南沟的范家、南太平的郝家、西张的杨家、解原的武家、令归的赵家等。这些八音世家代代相传、竞相赶超，不仅让家族荣耀，也使本村成为八音之村，带动了戏剧曲艺人才的成长。 
倾力打造 铸就辉煌 
八音会是忻府区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晋西北黄土高原上原生态文化植被中的天籁之音。随着电视的普及，特别是网络现代传媒的巨大冲击，八音会爱好者呈老年化趋势。为了保护、开发、弘扬这一传统艺术，忻府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有力措施。 
一是在全区实施“跤乡文化发展战略”，成立了“忻州八音乐团”，具体工作由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这一举措争取到了全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全国吹打乐学会副会长王宝灿、山西省著名作曲家刘铁柱、山西戏剧学校青年指挥任新宁的关心支持，并以“忻州八音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予以激励。忻州八音乐团成立以来，先后在省内外参加100余次演出活动，好评如潮，荣誉接踵而至。其中，2004年“五一”山西劳模大会暨首届山西职工文化节开幕式专场文艺晚会，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切接见；同年九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由中国文联举办的庆祝建国55周年全国职工文艺懂展演；十一月参加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张十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开幕式文艺晚会，受到有关领导和权威的高度评价；同年参加第六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演奏《大得胜》荣获金奖；2006年7月参加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全国首届吹歌展演，获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我区民间艺术大师卢补良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12月1日，忻州八音乐团代表我省赴京在民族文化宫参加了中国民间经典音乐展演，引起中外观众的极大兴趣，赢得了民间音乐研究专家的一致好评。忻州八音乐团的成立及艺术实践，提升了八音民间艺术的品位，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骨干，其中卢补良和卢清生是优秀代表。艺术水准的提升，进一步扩大了演出空间。曾应中央电视台“魅力12”和“星光大道‘星光耀忻府’特别节目”之邀演出，扩大了忻府区乃至忻州市的知名度。对八音艺术的成功开发，引起了中央、省、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2005年9月，忻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宁云楼同志出席第二届“抢救、保护和开发民间文化遗产县市长论坛”，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委员会授予“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二是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支持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目前除忻州师院艺术系、忻州艺校培养后备人才外，忻府区还有解原梅苑学校、北赵郝家军艺校、义井爱乐艺校、董村艺苑艺校等10余所，各校都有比较雄厚的师资队伍和较规范的管理，受到家长、学生的欢迎，培养的学生有的已在艺坛小试身手。三是坚持群众文化创建活动，为八音会提供演练舞台，尤以每年元宵文艺盛会最为突出，届时秧歌、旱船、高跷、牛斗虎、龙灯、彩车及最新节目纷纷精彩献艺，各路八音高手为期伴奏，表演者不遗余力，使尽浑身解数；伴奏者尽情挥洒、一展才艺，以最高的艺术水准接受市、区数十万市民的检阅。而八音会从业人员、在校培训的学生无不把这一盛会视为成名的舞台，乐此不彼。四是宣传、文化部门组织开展八音会大赛，通过大赛发现新人，推动八音艺人间的交流互动，起到凝聚队伍、促进创作的作用。五是成立了忻府区八音协会，协会下设八音会专题研究组，由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承担开发利用课题。目前，全区共有近百个八音会班，从业人员1050人，年可收益1500万元。 
忻州八音绕京城 
忻州八音艺术经过不断的发掘、挖潜、锤炼、打造，使其由一门土生土长的民间吹打乐逐步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舞台表演艺术，并且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实现跨越，由家乡红白喜事的吹吹打打，到屡获大奖，最近忻州八音阔步走进首都北京的艺术殿堂。2006年12月1日，中国民间经典音乐展演《华夏清音》首场演出《中原心影》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五十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三十余位民间艺术专家到场观看演出，忻州八音艺术团演奏的一曲《山水关豪情》以雄浑、激越的演奏风格和细腻、娴熟的演奏技巧，倾倒在场观众和演出同行，赢得了中外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 
这次民间音乐展演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演艺中心联合主办，由河北、山西、山东、内蒙、河南、陕西、甘肃等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办，忻州八音艺术团演奏的《山水关豪情》是被主办单位选中，应邀代表我省参演的唯一曲目－－忻州八音已经成为享誉三晋、光耀京城的一枝民音艺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