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保堂
山西省临汾市诚信建设会会长
曾任蒲县县长，吉县县委书记，临汾市政协常务副主席，现任临汾市诚信建设促进会会长。人称“飞黄书记”。
飞黄书记
当年举世闻名的柯受良先生驾汽车飞越黄河和朱朝辉驾摩托车飞越壶口瀑布，是陈保堂参与策划、组织和指挥的，渗透了陈保堂大量心血和汗水，被人们称为“飞黄书记”，
陈保堂：两次“飞黄”的台前幕后
陈保堂：两次“飞黄”的台前幕后
——写在“飞黄”十周年之后1997年6月1日“亚洲飞人”柯受良驾小轿车成功地飞越黄河壶口；1999年6月20日黄河娃朱朝辉，紧步后尘，驾摩托车也完美地从黄河壶口凌空飞过。两次飞越壮举，虽时过10年，但人们依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这两次在全国、乃至世界颇有影响的、举世闻名的飞越，不敢说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前所未有。
这两次规模宏大、惊险奇特的飞越，通过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以及北京电视台的精心直播和各省市电视台争相转播，其收视率之高、影响力之大、规模之空前、效果之良好是领导、专家、公众所公认的，是许多大型活动无法比拟的，不仅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不畏艰险、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大无畏精神，更可喜的是让处在深山少人问的吉县和壶口，飞出了大山，飞出了山西，飞向了全国，飞向了世界。
作为直接参与策划、组织、指挥两次“飞黄”的见证人以及在吉县担任了8年县委书记的我，每每回想起两次“飞黄”的壮观场面和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情节，都禁不住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两次“飞黄”：两次明智的抉择
“黄河九十九道弯，壶口瀑布最壮观。”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是母亲河的心脏，难怪旧版50元人民币的背面图案是黄河壶口瀑布。20世纪80年代壶口就被列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90年代初又被定为“中国旅游胜地40佳”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随后，又被定为全国三十五张王牌景点之一。然而，这样高品位的景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黄色瀑布，知之人不多，看的人更少。1992年3月我上任吉县县委书记后，经过调查和思考，认识到开发壶口的重要和必要，认识到它是财富而不是包袱，是摇钱树、聚宝盆，是吉县的潜力和希望，并把开发壶口、发展旅游、大兴朝阳产业写进了吉县第8次党代会和第11次人代会的工作报告，紧接着又大抓了宣传促销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于1993年举办了漂鸭节，1994年举办了第一届黄河壶口国际漂流月，天津勇士张志强乘密封舱漂流壶口，河北吴桥杂技团杨云女士在壶口上空走钢丝，其目的是造势，吸引世人眼珠。为了把活动搞大，扩大壶口的知名度，我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找到国家摩托车协会，签订了由国家摩托车队于1995年飞越壶口瀑布的协议。遗憾的是，因为筹集不到资金而搁浅，真让人欲飞不能，欲罢不忍。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柯受良闻讯我们搞漂流月活动，慕名到壶口考察，面 对这不可多得的机遇，我们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同国家摩托车协会联系，看有无实现飞越的转机；另一方面用激将法同柯受良谈判，明确地告诉他，同国家摩托车协会已有约定，谁做好准备就让谁先飞。没想到这一招很灵，柯先生急了，央求我们他要先飞，不能答应别人飞越在他前面。我们借机也给柯受良提条件，说话要算数，不能中途变卦。实践证明，积极争取和选择柯先生飞越是明智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名气大，是亚洲第一飞人；他的交际广，在香港和国外有许多朋友肯帮他；他的性子急，1992年飞越长城后，急于在黄河上实现飞越的梦想；他的决心大，一再表态：“我一定要飞，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的技术高，曾在南斯拉夫成功飞越过一条车流如梭的65米宽的六线高速公路。
紧紧抓住柯受良，关心他、体贴他、支持他、理解他，甚至忍让他、迁就他，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飞越的轰动效应，把壶口推向世界。这步险棋真是走对了、走赢了。
选择朱朝辉驾摩托车飞越壶口也是高明之举。按说柯受良飞越了壶口，舆论造得很大，影响也很大，壶口已扬名天下，没必要再组织第二次飞越了。就连1998年吉县党政联席会上，意见也分歧，多数领导成员不同意让朱朝辉飞越，一是考虑风险大，怕出岔子，怕不安全；二是考虑朱朝辉没经过专业训练，技术不过关，怕飞不过去；三是担心朱朝辉万一有什么闪失，家长找政府的麻烦，后遗症大；四是发愁资金难筹集，飞越难成行，舆论造出后，兑不了现，影响县委、县政府形象；五是担心上级领导不支持，出力不讨好。这些担心并非全无道理，社会上有些领导和朋友也打电话规劝我，不要再折腾了，飞了一次为啥还要飞两次，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也有的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你是到了黄河还不死心，你非要飞出人命才肯收场。我的亲友也劝我，见好就收，不要把县委书记的官帽子飞跑了。亲朋好友的好心劝说我完全理解，但我是个性格倔强的人，认准了的事，天王老子劝说也不顶事，我当仁不让，不支持黄河娃飞越成功誓不罢休。
我清楚的知道，柯受良飞越，吉县虽然付出得不少，但只是个协办单位，而新闻部门宣传的是柯受良本人，宣传的是山西、陕西两省，临汾提到的也不多，吉县几乎没有提及，“飞黄”结束了，壶口虽然有了名气，但多数人不知道壶口瀑布就在吉县。游客想观壶口不知路线怎么走，有的舍近求远，绕到陕西去看壶口。我觉得在任不干，离任遗憾。在我们这一届县委、县政府不把“壶口在吉县，让吉县与壶口齐名”宣传出去，就是失职，就对不起吉县人民。因此，不管有多大的压力，甚至冒着丢官追责的风险，我们也义无反顾，在1999年再次讨论黄河娃二次飞越壶口时，县委、县政府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旗帜鲜明地支持朱朝辉“飞黄”。     不过，现在想起两次“飞黄”活动，尤其是第二次，还是有些后怕，万一朱朝辉真的掉进壶口，那可真不是丢“官帽子”的事了。但如果没有当初的冒险，就没有壶口举世闻名的辉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险冒得值!         两次“飞黄”：两次突出的效果         两次“飞黄”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通过惊险刺激的活动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把吸引力引到飞人身上，把注意力移到壶口上。一夜之间，柯受良、朱朝辉的名字传遍黄河上下，吉县和壶口瀑布走向大江南北。两个飞人名气大了，壶口知名度高了，吉县挂上号了，壶口景点热起来了，慕名到壶口旅游的人火爆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经济带动起来了。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即使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累，承担了那么大的风险，但对吉县和吉县人民有利，利大于弊，值得。     产生了轰动效应。可以说两次“飞黄”都是非常轰动的，前者飞越，全世界96个国家和地区近30亿人收听收看，飞越现场10万人亲眼目睹。后者飞越虽然规模小一些，但朱朝辉也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亿万人民高度关注，关心黄河娃的成败与生死，6万人现场目睹，能不产生轰动效应吗？     收到了名人效益。借用名人宣传壶口是飞越活动的一大特色。柯受良在飞越黄河之前，已成功飞越了万里长城金山岭烽火台，在台湾飞过一个45米宽的峡谷，最远的飞过65米宽的高速公路，堪称柯大侠、柯大胆、亚洲第一飞人。他到壶口飞越，带来了香港演艺界的刘德华、张学友、梅艳芳等大名鼎鼎的歌星助兴，内陆的追星族自然不会放过这次耳听目睹的机会，在进壶口宾馆的拥挤中，有的人竟抢走了刘德华的鞋子，可见名人的影响，借用名人宣传壶口，也通过壶口宣传名人，相得益彰。     朱朝辉飞越前是个普通人，但他是黄河娃，是亿万农民中不安于现状的代表，朱朝辉飞壶口，至少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驾摩托车“飞黄”的人；第一个“飞黄”的吉县人；第一个“飞黄”的中国农民。     引发了眼球经济。由于两次成功的飞越，吉县和壶口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旅游业蓬勃发展。1992年前，壶口旅游门票收入只有几千元，柯受良飞越之前不到百万元，飞越之后迅速上升到150多万元，朱朝辉飞越后，门票收入直线上升，近几年门票收入超过千万元，社会效益更是客观。因此，人们说“飞黄”不“飞黄”，经济效益就是不一样。一业兴、百业旺，旅游业的振兴带动了苹果业的发展，到吉县旅游的人，走的时候要在路边或果园带上获奖的带“福”“禄”“寿”“喜”等字的苹果，精包装的8个苹果能卖到80元。吉县苹果甲天下，壶口瀑布四十佳。吉县苹果随着壶口的名望也誉满全球，销到了国内外。全县苹果已发展到26万亩，人均2亩多，多数农户有果园，农民有 了绿色银行，鼓起了钱袋子。     冲击了陈旧观念。吉县少数人过去对发展旅游的提法嗤之以鼻，说来的人越多，加油、管饭、招待等贴的钱越多，还有个别人说愿出一万元钱雇人把壶口炸了。但是，柯受良飞越时，陈旧的观念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外界改革开放的观念像大海的波涛般涌进了吉县，就连从四面八方开向吉县的几千辆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也让人们目瞪口呆，窑曲乡一个农民说，我的妈呀，从哪儿冒出这么多的车呀。他好奇地舀了一升玉米，过一辆车拈一粒，玉米粒拈完了，车也没数清，说真是不得了啊，一个飞越咋就能吸引这么多的人，看来咱也得变个法活呀，不能老钻在山沟沟里受穷。柯受良“飞黄”当天，壶口黄河滩上挤满了人，停满了车，除5个大停车场之外，几公里的公路上也排满了一字长蛇阵。飞越的前后两天，吉县办家庭旅店的，卖茶蛋、方便面的，卖绿豆汤和茶水的，卖酸枣和土特产品的，推销首日封的，牵毛驴供游客照相的，都大把大把地回钱，赚得盆满钵溢。飞越之后，再没有人对抓旅游业持反对意见和说风凉话了。朱朝辉飞越后，人们特别是农民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说咱也得像朱朝辉，敢拼才会赢，不能收了麦子种棒子，年年是那老样子。70多岁的张国栋老人带着儿子在壶口干起了牵毛驴照相和摆小摊的营生，在中央电视台上多次露面。还有许多农民到城市当起了农民工，学起了理发、钉鞋等手艺活，取代了在吉县的温州打工者。
农村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学科学、用科学，挣下了票子，盖起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两次“飞黄”：两次美好的回忆
说心里话，我同柯受良、朱朝辉有着不解情缘，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难以忘怀。忘不了1995年11月18日，我在吉县旅游招待所首次见到柯先生时的激动场面，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忘不了我用吉县原汁原味的小吃羊汤泡麻花、饼子，让柯先生吃得心里热乎乎的，多次讲到这碗羊汤像“迷魂汤”，壶口不飞都不行啦。忘不了飞越前，县委、县政府为他设宴壮行，情感交融，他说吉县有人物啊!忘不了在壶口宾馆庆功会上，我郑重地把吉县民间艺人用大红绸缎扎成的象征吉祥如意的大公鸡奉送到柯先生手里，祝 愿他好运常伴，与吉县永结友好。
与朱朝辉的情感更加深厚，美好的回忆经常浮现在眼前。我记得在县委、县政府联席会上讨论搞不搞二次“飞黄”时，朱朝辉和他父亲朱爱心闯进常委会议室，一再表态，飞成功了为吉县和壶口争光争气，飞失败了，即使丢了命，责任自负，不要政府分文。这样的胸怀和态度让在座的领导为之震撼。当朱朝辉飞过壶口，由于跑道的原因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我赶快跑到他跟前，抚摸他的头和嘴，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你亲我一口”，我满足了他的最真挚的要求，当我的嘴唇吻到他的脸颊时，那是多么亲切和难忘的场景。    
两次“飞黄”：两次资金的困扰
“飞黄”有喜有忧，喜忧参半，伴随着好事总有许多难处。两次“飞黄”，共同遇到的难题都是资金紧缺，迟迟不能落实和到位，严重影响到两次“飞黄”按时和顺利进行。
柯受良1995年同我们见面时就约定1996年6月份实施飞越，可是到了1996年上半年资金仍杳无音讯。柯先生说为了这次“飞黄”，做了几年的准备工作，花掉了380万元港币，到了财尽力乏的地步。“无钱难倒英雄汉”，吉县又是贫困县，即使心有余，也拿不出千万元支持柯受良“飞黄”。我们只好耐心等待，静候佳音。直至1997年年初，香港卫视中文台介入，投入1200万元，方使首次“飞黄”一步步付诸实施。
朱朝辉飞越的资金更为困难。1999年春季确定了朱朝辉驾摩托车飞越，但资金毫无着落。我们发出几十份传真，征寻赞助单位，均化为泡影。我们找到临汾一个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家，讲投资会有丰厚的回报，他勉强答应，可第二天被董事会否决了。在悲观失望、几乎偃旗息鼓的时候，吉县民营企业家刘效平找上门来要为朱朝辉飞越搭建跑道赚工程款，我们给他讲谁投资谁受益的道理，建议他来主办。老刘同志听得有些心动，但他说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我就讲县委书记给你撑腰，问他有多大缺口，他说差四五十万元，我满口答应帮他在临汾借，这使他坚定了投资主办的信心。我们在临汾崔惠民、权柏松和我同学处转借了47万元，交给了刘效平，解决了资金难题，使黄河娃99黄河大飞越新闻发布会如期在北京召开，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两次“飞黄”：两个小黑的个性
柯受良绰号叫“小黑子”，朱朝辉没有绰号但个子小，长得黑，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黑子。两个人的共同特点都是正直、胆子大，敢冒风险，不拘小节，说话随便，讲义气，爱发火。但他们的歌都唱得非常棒，柯受良喜欢唱“爱拼才会赢”，朱朝辉多唱的是“其实男人也会哭”。他们都有可取可爱可赞之处，也都有不合时宜的表现。
在同柯受良一年多的交往中，我们有过愉快的合作，也有误解、冲突、争执甚至 翻脸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首日封风波、并州发火和跑道拆留三个焦点。为配合柯先生飞越，吉县邮电局筹划发行5万份柯受良“飞黄”纪念封，其中赠送柯一万份，柯坚持要两万份，并为此事在吃早餐时大动肝火，出言不逊，当着我下属的面，让我下不了台，但我没有以牙还牙，而是以柔克刚，我说“柯先生，你别骂了，打我两下吧”。他无言以对，低下了头，下午临别时，以特有的方式，让我保重，表示了歉意。飞越之前，还是按邮电局给柯先生一万份的计划签了印制首日封协议。
并州发火也没必要。1997年5月16日，吉县县委、县政府为配合柯先生飞越，继续在省内宣传和大造舆论，我们特意在山西电视台举办《五彩缤纷》专场晚会，特邀柯受良参加，并答应了为其报销往返机票。但是，当他从陕西到吉县，再到太原的路程中，嫌弃吉县给他派的车路上抛锚以及途中堵车晚到太原，面对迎候在宾馆的我怒发冲冠，吵闹不休，我一直赔不是，并当着柯的面，把电话打回县里，将县委承办人狠狠批评一顿后，才消了柯受良的气。     留下飞越跑道起点，作永久性的纪念，对吉县和柯受良都大有益处。但是，电话打到柯先生随从那里，请示柯后，柯答复全部拆除，一块木板也不留。这一次，不是他发火，而是我发火，我把电话再打过去，我说始发跑道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我不知道留下作宣传纪念有什么不好?如果再不同意，我们吉县10万人民拿着钢铣、铁锤，站在跑道上，看谁能拆得了。这一次柯先生让步了，不到10分钟，电话打过来了，同意留19米，此事方算了结，我们得理让人，付了3万元跑道款。     说起朱朝辉，虽然性格也暴躁，但他毕竟初出茅庐，羽毛未丰，起初不敢过于张扬。但当飞越成功后就有些忘乎所以了。在鲜花和荣誉面前，朱朝辉的头脑发热，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了。“飞黄”前后明显判若两人。有人想借用朱朝辉的名气作广告，但朱朝辉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于20万元免谈。也有的单位想安排朱朝辉工作，作形象代言人，朱朝辉一时心高气盛，不理不睬。     吉县人冯彦山教授写了一篇关于朱朝辉“飞黄”之后，兼致朱朝辉的文章，刊登在《临汾日报》上，规劝和提醒朱朝辉正确对 待荣誉，走好以后的路，但也无济于事。         两次“飞黄”：两个终生的遗憾         两次“飞黄”，是我人生中的两个亮点，在全国3000多个同时期的县委书记中，我是敢说敢做、敢想敢干、敢试敢冒、敢为天下先的县委书记，我曾先后在4个山区贫困县担任副县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我做了我想做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我得到社会上的夸奖和吉县人民的认可，我调离吉县8年了，吉县人民还津津乐道地谈论两次飞越的情景，朱朝辉也在壶口附近办起了窑洞宾馆，生活有了着落，过起了经商的生活。吉县的壶口潮网站上经常看到人们想念我、关心我、夸奖我的帖子，我真的很知足了，两次“飞黄”成了伴随我终生的骄傲和永恒的记忆，吉县的旅游开发、壶口的变迁发展永远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无愧人生、无愧于心。     但是两次“飞黄”，有两个挥之不去的遗憾：一是柯受良飞完黄河后，我有心把飞越的三菱轿车留在吉县，展示在壶口岸边，供人们参观和拍照留念，但当时刚飞完壶口，花了不少钱，吉县又贫困，囊中羞涩，没好意思向柯先生开口。柯先生把车带走后，当时的尧都区检察长卢金城和地区公安处处长申公元电话告诉我，两家愿赞助100万元把飞车留下。我兴奋极了，即刻给柯先生的随从拨通电话，回答是要100万美元，我傻了眼，半天缓不过神儿来。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十分遗憾，也许我早一点拉赞助，原价二三十万元的车刚飞完黄河，以三倍的价格100万元当面同柯受良面谈，可能会留下的，好后悔啊!     如今柯受良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飞车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能不让人想念吗?还有当年我们出资3万元，费了嘴舌，争取到的19米“飞黄”起始跑道，不知什么时候也拆除得无影无踪，我期待有一天起点跑道能按原样再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第二件遗憾的事：过去人们说朱朝辉离了婚，我到处辟谣，说没有离。如今，朱朝辉把我的嘴堵住了，他在2008年竟真的离婚了，印证了几年前就有的说法。离婚前，我给小朱做工作，但他听不进我的意见，好说歹说，无济于事。     回顾两次“飞黄”，令人心潮澎湃，追忆两次“飞黄”，喜怒哀乐同在。转眼间，两次“飞黄”过去12年和10年，10年弹指一挥间，星移斗转，时代变迁，涛声依旧，浮想联翩。     只要壶口雄风常在，只要吉县与壶口齐名，两次“飞黄”的壮举就会永驻人间，两次“飞黄”的话题就会持续绵延，但愿“飞黄”精神激励无数风流人物创造出人间更大的奇迹！ 作者：陈保堂（原吉县县委记）    来源：临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