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姚一青
原华东电业管理局组织处处长
姚一青（1915—1980），原名庆云，曾名华山，江苏省丹徒县姚桥镇人。幼读私塾，16岁至苏州大陆袜厂学徒，后任职员。“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6年(1937)，“七·七”芦沟桥事起，返乡组织“青年救亡团”。
民国28年初，参加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不久调“挺纵”指挥部。“挺纵”改为新四军三团，开赴扬泰地区后，任团民运股长。民国29年1月，调淮南工作，先后任天(长)六(合)仪(征)扬(州)中心县委委员、仪征县二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六区区长、二五区办事处主任。在斗争环境十分复杂艰险之中，经常带领少数武装人员穿插于日伪据点之间，英勇机智地打击敌人。曾率领武工队奇袭十二里岔伪据点，一弹未发而缴获几十支步枪；带领几名同志深夜潜入朴席镇敌伪据点，亲自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伪区长。在仪征地区工作5年多，为开辟和建设这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民国35年2月，任淮城市市委委员兼河下区委书记，时国民党发动内战，张灵甫七十四师于8月扑向淮阴，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在强敌压境之际，姚沉着应付，妥善安排近百名党员、干部和大量文件，安全转移。民国37年2月，华中工委调丁锡山、汤景延、童萌、姚一青等，组成苏浙人民自卫纵队党政军委员会，姚任委员。率70余人渡江至上海市郊，开展敌后游击活动，迎接大军渡江。不料在奉贤境内，受敌包围被捕，投入松江县监狱，受尽折磨，迄未暴露身份。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仓惶溃逃，姚坚持与敌看守所长说理斗争，始得出狱。同年12月，经组织审查清楚，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员。
1951年1月，任上海电业管理局人事组长、副处长，后任上海南市发电厂厂长。1957年任华东电业管理局基建处副处长，为扩建南市电厂、建设华东电网，奔走劳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姚即遭诬陷，身受严重摧残。1979年7月恢复工作，任华东电业管理局组织处处长。1980年2月12日，因劳累过度，由阵发性心绞痛转心肌梗塞，不幸逝世。 
原河北省承德市话剧团团长
姚一青（1919—1999），原河北省承德市话剧团团长，1919年出生在江苏省铜山县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陇海铁路在徐州招工，他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榜上有名，被分到开封车辆段作了一名司炉工，成为一名产业工人。16岁的姚一青记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参加革命后，他将自己的出生日期定格在了党的诞生日7月1日这一天。[1]抗日救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开封扶伦小学（当时的铁路子弟学校）的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发展姚一青参加了共产党。党支部书记是当时扶伦小学的校长吴萍（解放后在全国供销总社工作，其丈夫是一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沈鸿）。有了自己的组织，姚一青开始努力为党工作。他们经常在夜晚刷写宣传抗日救亡的口号，一个晚上开封的大街小巷就布满了这样的标语。姚一青还利用他经常出车的有利条件，把宣传抗日救亡的传单巧妙地散发到沿线铁路。有一次老大哥张鹏程旁敲侧击地问姚一青，你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不然干吗忙成这个样？姚一青信守入党誓言，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1938年初他随机车去西安，回来后却见不到一个自己的同志。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能自己暗中寻找，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同志们的消息。姚一青做了最坏的估计：这几个同志被捕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什么动静也没有，也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8年8月5日，西安铁路地下党成立了“陇海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铁工话剧团”，这个话剧团是西安铁路地下党组织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姚一青发挥了他潜在的音乐天赋，在第一时间参加了铁工话剧团，并担任了剧团歌咏队的负责人。在剧团成立3个月后的改选中，他被大家推选为铁工话剧团副团长（当时团长是由党组织指派的，副团长是群众选举的）。
铁工话剧团在铁道线上活动频繁，演出的剧目都是以抗日救亡为主线。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时，他们演出了《血祭九一八》、《扫射》、《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剧目。
姚一青他们演出大多在露天广场，有时观众能达到数千人；他们还常去慰问伤员和难民，并为难民进行募捐义演；有时敌机轰炸后硝烟还没散尽，他们就又开始演出了。他们利用铁路的优势，从西安出发，到咸阳、武功、宝鸡、临潼、华阴等地的车站演出，为抗日团体筹集资金。姚一青是不脱产的话剧团团员，他把有些人抽烟、喝酒的时间，都用在努力学习音乐知识上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沾染坏习气，这样的好习惯不仅伴随了他的一生还影响了他周围的人。就在那个时期，姚一青学会了五线谱，并开始创作歌曲，还掌握了几件乐器的演奏技巧。他做梦都想有一把小提琴，一有时间就往乐器行跑，可那里的小提琴他根本买不起，跑得多了，乐器行的伙计都被他热爱音乐的精神感动，允许他拉拉琴。小提琴那独有的音质、音色使他激动不已，决定自己动手制作小提琴。他画好琴的尺寸、式样，花去几个月的时间找来制作琴身的木料，先做好磨具，一点儿一点儿地刮，一刀一刀地刻，不到两个月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小提琴，话剧团的歌咏队有了他的小提琴伴奏，演出更为精彩。
1939年，在地下党员林树森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组织上没有向本人了解在开封的情况，而姚本人思想单纯，也就没有向组织说明，因此，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就此开始了。
说来也巧，这时和他很久失去联系的“老大哥”张鹏程，随机车从洛阳到西安进行机车大修。老朋友见面免不了在一起喝酒叙旧，姚一青公开、自然的交往情景，被当时西安铁路地下党的党员柳文明看到，他并没有向姚一青或是他的工友了解情况，主观认为他是在与忠义会的组织接头。柳文明将自己的怀疑向西安铁路地下党作了汇报，立即对姚一青进行了秘密审查，知道了他在开封第一次入党前后的情况，认为问题特别重大，决定将他送延安继续审查。悲喜交集的延安生活2003年7月，为了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枣园文工团成立60周年，由国家安全工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身边的枣园文工团》一书。　这部由后来成为党的领导人、革命家和文艺界名流撰写的回忆录里，已经谢世多年的姚一青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由李克农拍摄的姚一青怀抱长胡，和大家的合影照，收在了这部书里，至今也还悬挂在枣园的窑洞里。对姚一青来说，那是他一生中悲喜交集的时段。
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姚一青被停止了党籍，编在西北公学第三班。当时校党委的负责人是吴德同志，校长是李逸民，姚一青的班主任是后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同志。在西北公学主要是审查在开封市时被怀疑有出卖同志的问题。姚一青曾三次被拉去陪绑，逼迫其交待问题。尽管姚一青如实讲述了事实真相，但因当时历史情况所限，很多问题无法查证，更得不到澄清。组织上还是给姚一青做了个“内奸”的结论。开始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论，迟迟不在“结论”上签字。就此他背负这个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达44年，党籍被停止了45年，姚一青坚信自己的清白，他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他把自己姚澄润的名字改为姚一青，意在自己的做人一清二白。
1942年春天，姚一青在杨家岭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作了记录。毛主席从傍晚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的讲话，像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就是在1942年，西北公学在毛主席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同时又出于西北公学的现状，经汪东兴同志提议，李克农部长批准成立了文娱科（对外称枣园文工团），汪东兴同志任科长，姚一青分配在音乐组。当时乐器奇缺，姚一青提出自己动手做，当时有人半信半疑，他和一个叫侯惠云的团员一起边画草图边琢磨，不到一个月就制作成功了一个直径一米，高五十厘米的大鼓。紧接着又制作出了二胡、板胡、笛子，还制作了三把工艺十分复杂的小提琴。姚一青的耳音非常好，这些乐器都是他调出来的，音质还相当不错。
姚一青所在的西北公学，就住在枣园后沟，与毛主席的住地只隔一道山梁。每到周末，他们都要到后沟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驻地参加首长们的舞会。有一次毛主席跳了几场后向乐队走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并拿过小提琴，一边看一边问是从何处买来的？音乐组长说：乐队里所有的乐器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为有自己动手制造乐器的音乐工作者感到骄傲。姚一青从不把自己能做几件乐器当回事，直到那一天他才感到兴奋和骄傲，因为毛主席都感到骄傲了。
姚一青后来对女儿回忆说，朱老总跳舞就像走正步，有一次老总跳了两场后来到他的身边，他赶紧站起身和老总握手。老总说我也试一试，说着就坐了下来，老总的扬琴打得真不错，那天晚上老总和我们合作了好几支曲子呢。
1944年9月8日，姚一青参加了在枣园举行的纪念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他们负责制作花圈，并担任现场的演奏。追悼会在国际歌声中开始，当介绍完张思德烈士生平后，毛主席走到台前，没有用讲稿，含着眼泪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报告。姚一青亲眼看到，当说到“张思德”三个字时毛主席流下了眼泪，全场发出哭声。毛主席的报告作了近一个小时，他还作了笔记。这些笔记他一直珍藏着，在1945年穿越敌人封锁线时给遗失了。每每想起这件事他都感到非常可惜。从延安到热河的播火岁月1945年日寇投降，姚一青作为党的优秀干部被派往东北工作。和著名音乐家安波等在同年的11月来到承德，安波任胜利剧社团长，姚一青负责乐队。当年的春节，行军途中他们也不忘搞创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歌曲，就是安波在行军途中写成的。姚一青创作了几首歌曲，和安波的歌曲一起收录在一本《革命歌曲大家唱》内。1947年，晋察热辽十八分区文工团缺少文艺骨干，安波同志派姚一青同志前往。
姚一青被任命为十八分区文工团副团长。这个团都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人，全团没有一个会识简谱的，更不要说五线谱了。姚团长并不急，他常在老乡的板柜上打出节拍，训练学员学习音乐，这个“板柜节拍”，直到现在七、八十岁的老艺术家们仍然记忆犹新。文工团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解放锦州后，文工团首次在锦州电台直播了庆祝解放的节目。
姚一青他们回到热河省省会承德，成立了热河省文工团，他出任副团长。为了尽快培养出人才，他经常说：“学习戏剧、音乐是要从孩童时期就要打基础的，我们本来就错过了那个时期，如果再不下苦工夫那就什么也学不成了。”那时文工团员小的只有十岁，大的也就是二十刚出头，都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毛孩子。他每天天不亮就把小团员们从热被窝里喊起，夏天到河边，冬天对着井口练嗓子。他组织他们学习文化课、业务课，练习基本功、到农村体验生活，边演出边训练，很快培养出一批优秀演员。姚一青每天早上和乐队一起练功，冬天站在雪地里，直练到冻僵的手指再发热。放牛娃出身的白永成很快掌握了二胡、唢呐等乐器的演奏技法。由于他的严格要求，团员们都受益匪浅。年轻人在老团长的影响下，不争名不争利，一门心思练功夫，为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开端，也为剧团的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工团的杨清泉、李培珍、刘庆坤，在组建河北省歌舞剧院中成为中坚力量，担任院长的赵义民、山西省歌剧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张文秀，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文工团经常带着自编、自排的配合土改的节目、秧歌剧等，奔波在赤峰、凌源、北票和承德等地的城乡去演出。白天和老乡一起下地干活儿，晚上为老乡们演出节目。在有舞台的地方演出时，就睡在舞台上，大幕一拉就当作墙。姚一青和妻子就是分界线，男的睡在团长一边；女的就睡在团长夫人这一边。那时候有个10岁的小团员，晚上常常尿被窝儿，尿了自己的被窝儿就钻到姚一青的被窝儿里。老团员们都说这些小演员是由姚团长搂大的，我们在朝阳采访时，见到了这位“年轻资深”已经离休的、原朝阳话剧团团长冯少青。他回忆起姚团长对自己的关怀，还是眼泪汪汪的；他回忆起大家生活在那个充满浓烈人情味儿的大家庭里，个个都快乐。
有这样一个才艺高超、充满人格魅力的延安老干部领路，党的延安文艺路线在热河这块土地上得到了贯彻执行，有力地配合了热辽地区的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党的文艺工作者，造就了一支为工农兵服务的专业文艺队伍，为承德话剧团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实事求是、充分民主的工作作风，使承德话剧团走向了全国。创建叫响全国的承德话剧团1953年，热河省文工团改建为热河省话剧团，姚一青出任团长。这时全国剧团实施改革，开始走向剧场化、专业化。姚团长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业务建设，完善内部机制和导演、演员的培养上，充分展示了姚一青同志远见卓识的领导才能。先后把陈文庭（导演）、杜春甫（舞美）、冯少青（演员）送到中央戏剧学院，把徐自刚（导演）、高春林（化妆）等一批人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学习。团内角色、行当齐全，阵容强大，才使话剧团排演出了内容丰富，领域宽阔的各类题材的话剧。话剧团逐渐走向了健康向上的轨道。
话剧团常到农村演出、体验生活，每次从乡下回来都土呛呛的，活像一个农民。这样的演出既锻炼了队伍，艺术又得到了升华。有着优良传统的剧团，能成功拍摄出《青松岭》这样优秀的电影就不奇怪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姚一青就为剧团制定了发展方向：以演出农村戏为主。他常说，演《雷雨》、《茶馆》，我们演不过北京人艺，可演农村戏他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方向。一直坚持自己建团之路的承德话剧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和编剧。演员只有多演戏才能成长，这是姚团长在培养演员上的一贯主张，有的放矢地对主要演员多给角色，多演戏拓宽他们的戏路。每年的华北或全国话剧汇演时都是带着两台戏参加。演出的剧目有：《把一切献给党》、《胆剑篇》、《槐树庄》、《八一风暴》、《兵临城下》、《东进序曲》、《以革命的名义》、《祝你健康》、《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无人区》等百十部。在天津每天演出三场，场场爆满，名气大振。消息传回承德，承德行署黎汀专员亲自去慰问话剧团全体演员。承德话剧团走一个地方红一个地方，在全国话剧界占有一席之地。1963年创作的《青松岭》，先后两次拍成电影，影响巨大。
执导《青松岭》的导演徐自刚回忆说，姚团长得到剧本后，组织演职员多次深入生活，对剧本进行了多次修改。并邀请农民观看彩排，根据农民的意见对“周成”的服装、发型做了修改。1964年参加了全国话剧文艺会演大获成功，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看好，要把《青松岭》搬上银幕。这也是姚一青的一个梦。但长影只要剧本，不要话剧团的演员，理由是不能让没有银幕经验的话剧演员演电影。可姚一青相信自己演员的实力，坚持要自己的演员上。长影拗不过他，又提出条件：主要演员由长影担任，话剧团演员出演配角和群众。姚一青态度非常坚决，要拍就由剧团的原班人马上。长影最终让步，果然一试镜就取得成功，除书记方纪云由长影演员出演外，其他主要演员都由话剧团的演员出演。李仁堂等演员因此成名。当年的《青松岭》家喻户晓，知道承德的人不多，可一提《青松岭》大家就会频频点头说知道知道，那就是承德啊。就是现在四十几岁的人一提起“青松岭”，还是能说上其中几句经典台词。
姚一青是历届文代会的代表，话剧界、音乐界、舞蹈界的盛会也都邀请他去参加。他曾被邀请观看苏联芭蕾舞团乌兰诺娃的《天鹅湖》演出，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彩排。雪洗沉冤重新入党1969年秋季，姚一青作为“黑帮”和团员们一起来到兴隆县半壁山“体验生活”。8月7日上午，他与水库工地的工人一起抡着八磅大锤打石头，几锤打过自觉腰痛难忍，军代表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让他休息，让他干捡石块的轻活，可他根本不能弯腰。中午收工回到住地，躺在老乡的炕上，就再也没站起来。李瑞祥、张仲文、庞志坚护送奄奄一息的姚一青到首都医院，被诊断为“硬脊膜外脓肿”、“浓毒性败血症”，这在首都医院也是非常罕见的病例。8月18日早上7点，他被推进手术室。5个小时过去，被推出手术室住进病房抢救室的姚一青，嘴唇在微微地颌动，女儿赶紧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仿佛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说：“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说‘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女儿重复给大家听，冯教授等在场的人都掉下了眼泪。
姚一青成为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在家人的精心护理下，终于战胜了病魔。1974年以后，他可以扔掉双拐，拄着两根拐棍走路了，他用自己的坚强和毅力换回了自由。
历史还原了真相。姚一青的沉冤终见晴天。
1986年，那个曾经怀疑姚一青“变节”的柳文明，在一次北京老同志的聚会上，听到吴萍在咒骂姚澄润（姚一青），柳文明就问吴萍为什么骂他？她说：“姚澄润跑到哪里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他说我们被捕过，因为这，每次运动都会被审查，文革中差点被整死。”吴萍进一步说出了事件的缘由：原来当年担心国共关系破裂，为了保证安全，开封地下党转移了，没有来得及通知外出的姚澄润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吴萍出证说：“姚一青确实参加了中共开封地下党，未发现他有叛党行为。介绍姚入党的扶轮小学教师，以及中共开封铁路地下党支部党员，任何人都未曾被捕过，更没有牺牲的。因此给他所作的‘内奸’的结论是错误的。”吴萍还介绍了开封忠义会的背景，它是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外围组织，但不等于参加的人都有问题。吴萍本人也参加了忠义会，身份都是公开的，所以姚一青参加忠义会也就不是问题了。
柳文明连夜乘火车从北京赶到承德，向姚一青报告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他得知自己的同志们都还健在，比起自己的冤情他表现得更为开心。姚一青当即向话剧团党委反映了情况，承德地委委托话剧团进行调查，话剧团派谷永寿同志调查此事。很快谷永寿同志拿到了吴萍等同志的证明，还调查到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鹏程，几经周折查到他解放后就定居在西安。谷永寿在盛夏赶往西安，终于在铁路边的一个破窝棚里找到八十多岁的张鹏程，证明姚澄润（姚一青）从来没有把自己在开封时参加地下党的事向他讲过。从而，被人望风捉影制造的冤案，得到彻底澄清，姚一青背负了44年的冤案终于可以昭雪了。他们全家人都处在兴奋之中，姚老在计算着他要交纳被停止的44年的党费。承德话剧团根据调查取证的材料，向地委写出报告，要求改变姚一青的历史结论，并恢复他的党籍。中共承德地委同意话剧团党委的意见。承德地委向省委组织部写出报告，省委组织部批复：同意撤销“内奸”结论，改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不同意恢复党籍，同意按重新入党解决。原因还是“忠义会”这个问题在挡道。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姚一青是一直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就留下了一个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尾巴？姚一青再次经受着打击，他再一次拿起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他的申诉。
1989年，西安召开了“西安市工运老干部座谈会”，得知姚一青的近况。为此，原中共西安铁路党委书记朱占义，原中共西安机务第十分段党支书记张绍良，组织委员柳文明，以原单位和经办人的身份联名写信给中共河北省组织部：“承认过去对姚一青停止党籍，进行审查处理有错误，当时也并没有开除姚的党籍。现在怀疑的问题已审查清楚，并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应根据姚一青在受审查期间一贯思想和工作表现，做恢复党籍的处理，党龄亦应从1939年算起。”但是，这一问题直至今日还没得到公正、彻底的解决。
姚一青是个胸襟开阔的老革命，1942年的延安整风他坚信自己是一清二白地挺了过来，但遗留的尾巴却成为他的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心结。他在儿女们精心伺候下，活到了80岁。作为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又将自己的生命延长了30年，这又是姚一青创造的一个生命奇迹。
上海复旦大学讲师
人物简介  姚一青，女，1988年9月至1992年7月 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1995年2月至1998年7月 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1992年7月至今工作于复旦大学文博系；1998年1月起任复旦大学文博系讲师、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博物馆经营管理。学术成果1. 中国抗日战争全书 （参加编写）一九九五年 山西人民出版社
2.《东亚金融风暴后各国对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世界经济文汇》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3.《博物馆藏品管理电脑化工程中的经济性分析》,《中国博物馆》二000年第三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