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上丝绸之路
简介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陶瓷为主要出口武平。[1]
形成与发展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但只有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其他城市并无获此殊荣。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2]
交通大动脉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1]
历史
先秦中国南方是南岛人种的发源地。先秦时代称之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他们拥有优秀的航海经验和冒险精神，足迹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时代起即开始了向远洋迁徙，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均有分布。秦代  南越王墓出土西亚式银器皿海路西探，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
秦灭六国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越人的顽强反抗而被杀。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并和赵佗一起率领大军南征，经过四年努力，于前214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秦在岭南设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并以南海郡为中心逐步发展起繁荣的岭南经济圈。秦末，北方征战不休，岭南地区由赵佗统治，史称南粤国，是当时少有的和平地区。
前202年汉立国，汉高祖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与南粤国议和，两国得以发展经贸。前195年高祖驾崩，吕后摄政与南粤国发生冲突，双方在南岭发生激战，战局僵持。当时岭南地区主要出产丝绸类纺织品，赵佗为寻找重要的军需物资铁资源开始谋求海上路线通往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腊风格银器皿以及南粤国宫殿遗迹发掘出来的石制希腊式梁柱就是相当好的证明，证实了秦末汉初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诞生，岭南地区向西方输出丝绸以换取各种物资，并且有希腊工匠来到中国参与了南粤王宫殿的建造。两汉海路西达印度、波斯，南及东南亚诸国，北通朝鲜、日本。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粤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南从日南、徐闻、合浦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1]。
东汉时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年-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2]）这是历史记载的中国与罗马帝国第一次往来。
中国商人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三国提出“丝绸之路”一名，首推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他对中国进行多次调查考察后，在所著《中国》（三卷）中提出此名，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可能因为在这条路线上进行的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道运往西方，而且也经由海道，因而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其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与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又均加以研究。但对这条路线作多方面详尽考释者，当推北京大学陈炎教授。由于某种原因，他直到知命之年以后，才始得以重新从事科学研究。其突出成就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曾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从西方的威尼斯航行到东方的日本长崎，途径16个国家和22个海港城市，并参加了马尼拉和泉州的重点考察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的研究不仅对各条路线进行考证，还特别着重于中外文化交流。本文所论，对先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所吸纳，亟以少走弯路和避免错讹。
一、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便知种桑养蚕。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故事，虽近似神话，但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对生产蚕丝已有认识。4700年前，浙江吴兴钱山漾一带，已能生产丝绢。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三尺七寸，重量不到一两，其工艺之精巧，轰动了整个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更被誉为“世界丝绸宝库”。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是中国丝绸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否定了过去人们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国最早的丝绸发源地之说。西方人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认识中国丝绸开始的。他们誉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希腊文意为“丝绸”），中国丝绸从此誉满天下。它外传的时间，据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这条传播丝绸的道路，就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是这样的美丽，它一传到西方就使西方人为之倾倒。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中国丝绸于是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丝价竟与黄金价格相等，于是商人竞相到中国贩运丝绸，丝绸之路因此日益  繁荣。中国丝绸遂成为古代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但这条在汉唐时期异常活跃的丝绸之路，因为从陆路外传，有它一定的局限性[2]，便逐渐转为海路。
“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中国丝绸的输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
东海起航线：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便“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织绸技术就已传入朝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孙自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公元469年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日本开始出现吴服（今和服）。她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南海起航线：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时，中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然后，从今斯里兰卡经新加坡返航。这样，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就传入上述各国。由于中国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自此便有中国丝绸传入今印尼、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传到欧洲的大秦（罗马）的这一条途径。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汉唐时期，中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作了怎样的贡献呢？
二、三国孙权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周秦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二是唐宋为发展时期；三是元、明两代为极盛时期。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孙权雄踞江东，以古之大禹为榜样，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更通伐，妨损农桑”而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说造船业，航船、航舰，这是航海的必备条件与主要工具。在三国之前，一般都是靠帆船与信风，在海上漂泊无定，几近冒险，为此而丧生者，不计其数。到了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据张大可著《三国史》，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汉代主要造船地区在长江下游苏州、无锡、安庆等地，多是平底内河船。孙吴造船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等港口。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最大战舰可载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层，雕镂彩画，非常壮丽，续航能力强。载马八十匹的海船称小船。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
据富阳当地学者朱健文在《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一文的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这就是用横梁和隔舱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船要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
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次说航海术。三国时期，随着造船业的崛起与发展，人们很自然把目光从内河而投向海外。江东地区的先民早就积累了相当的航海知识与技术，这可以从先民们的探索历史中得到印证。
一是季风（古称“信风”）与海流为先民们的出海远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是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造成先民们出海的好时机。
三是天文航海术与地文航海术，成为先民们远航时判别时间与方向的依凭。
四是船舶操纵技术提供了比前更为可靠的技术保证。
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
再次说水师。有大船而无驾驭大船的水手和船员，也无法出海远航。这一点，孙权及其东吴以“水军立国”的战略思想，培养与造就了一大批擅于水上作业的精兵强将。这在汉代尚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经过此后许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对后世也确有肇始与开启之功。
孙权水军士卒训练有素，良将云集，纪律严明，因而战斗力很强，就连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曹操也十分钦佩。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与孙权在濡须的一场水战中吃了败仗，被歼三千，自溺数千，而望孙权，则仪表堂堂，沉着指挥，战船高大，器械精良，军伍整肃，作战勇敢，曹操既惊奇又敬佩的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这是作战对方对孙权水军的称赞。
孙权水军的精良，在客观上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条从黄海到南海漫长的海岸线；其二，有长江、钱塘江、赣江、闽江、湘江、东江、北江、西江以及太湖、湖庭湖、鄱阳湖等大江大湖，而且江湖连接成网；其三，国内有较发达的炼铜、炼铁、造船、纺织等工业，为发展水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技术力量。其四，吴与魏、蜀基本上以长江、湘江为界，争夺要地，战争的特点是水战，这就决定了发展水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孙吴的“地利”条件之长，正是蜀魏“地利”条件之短，孙吴发展水军是完会符合客观实际的。
最后说丝绸业。孙权及其东吴拥有出海的大船与技术，拥有人才与水兵不说，如果缺乏从事海外贸易的物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就不可能形成。三国时期，作为海上贸易之“大宗”者，当首推丝绸。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孙吴时期，统治者重视农桑，致力垦荒，许多大臣都提出了这类建议。永安二年（公元259年），景帝孙休下诏：“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于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田桑已至，不可后时。”说明孙吴政权对丝绸生产的重视。非但如此，陆逊还在海昌屯田时，“督劝农桑”；诸暨、永安等地也生产御丝；永嘉还贡八蚕之绵。可见丝绸生产区域得到了扩大。近年在安徽南陵县麻桥乡发现东吴墓葬，随葬有梭子、纺绽等纺织工具和记有练、绢、锈、锦、缯、纻、布的遣册，极有可能就是一位丝绸生产者的墓葬，这为东吴丝绸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国时吴国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史载孙权夫人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具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同时，孙权又曾“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由此看来，御府中也生产锦绣等丝绸产品，具体生产作坊就是御府下属的织室。
这官营丝织自三国孙吴始创以来，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例如两晋时期，据《邺中记》记载：“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绵织成署皆数人。”石虎即赵石虎的官营丝织作坊，在当时规模最大，尚方御府，即后赵主管这类作坊的组织，其下又有织锦署、织成署等。南北朝时期，这类作坊还按军事系统编制，可见其织户工匠之多、管理之严。
三国孙吴在上述诸方面都在汉代有较大进步，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它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和海流的方向，在夏季（6-8月），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则台湾，远则日本等地。
如此航线的有无，已被后世的航行所证实。古代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通，唐及唐以后遣唐使以及贸易商船的往来，大多采用这条路线，自然与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导航有关。不过这条航线事先是不一定了解的，更不会知道所到之处是什么地方，远航的结果，往往后来才知道。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的事实都说明雄踞江东的三国孙吴很有作为、很有建树并卓有成效。魏.晋.南朝东吴黄武四年（225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来吴国，历时四年来到东吴，献琉璃。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
黄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法显陆上西行，海上归国，由印度多摩利底经狮子国、耶婆提、到山东牢山。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波斯、天竺、狮子国、扶南、婆利。隋.唐.五代与中国通商的国家：赤土、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真腊、婆利。
中唐之后，西北丝绸之路阻塞，华北地区经济衰弱，华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海上交通开始兴盛[3]。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盘盘、三佛齐。
航路：由泉州或广州启航，经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
唐人移民海外。
唐人杜佑对历代南海交通作了个总结：“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宋代宋朝先後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理、蒲哩鲁、遏根陀国、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总计五十八个国。　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著。元代与蒙元通商的国家：三岛、民多郎、真腊、无枝拔、丹马令、日丽、麻里鲁、彭亨、吉兰丹、丁家卢、八都马、尖山、苏禄、班卒儿、文老古、灵山、花面国、下里、麻那里、沙里八丹、土塔、忽厮离、假里马打、古里佛、放拜、万年港、天堂、忽鲁模斯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商人汪大渊，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明代  位于马六甲的郑和像郑和下西洋， 到过：占城、爪哇、旧港、满拉加、哑鲁、苏门答腊、那孤儿、勃泥、小葛兰、彭亨、锡兰山、三岛、苏禄、吕宋、溜山、打歪、八都马、柯枝、南巫里、古里、坎八叶、木克郎、甘巴里、阿拨巴丹、阿丁、天方、米息、麻林地、忽鲁模斯、祖法儿、木鲁旰、木骨都束、抹儿干别、不剌哇、慢八撒、木兰皮等国。
《明会典》记录了130个朝贡国，其中海上东南夷有62国，包括：安南，苏禄国，锡兰，朝鲜，日本，琉球，爪哇等。
起点
广州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3]。
在广州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里，有一捆来自非洲的象牙和一件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3]。
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的番禺（今广州）已经成为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而秦始皇进军岭南，据说也有取得岭南这些主要来自海外的珍宝之意[3]。
最早、最详细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是著名的《汉书・地理志》。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3]。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广州成为当时商贾及朝廷命官发财致富之地，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一说[3]。
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官方坚持实行开放政策，除了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又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同时还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州，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也为珠江的“大舶参天”和“万舶争先”壮观的贸易景象所感动，而赋诗曰：“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3]。”
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惟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大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的外国商船和商品来广州进行贸易，使珠江之滨的广州呈现出一派外贸繁荣的景象。英国人威廉・希克为之惊奇，而发出了广州珠江的商船可以与伦敦泰晤士河相媲美的感叹：“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着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3]”
而且外国商人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做。正如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议会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其他一切地方都更方便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这段特殊的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广州很难发挥出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的历史优势，但仍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二大港[3]。泉州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纬24°22’—25°56’，东经117°34’—119°05’。面积11220.5千方千米。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区，石狮、晋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5县。人口654.62万（未含金门县）。通行闽南方言。泉州为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中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等中世纪世界几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阳桥、安平桥、崇武古城等传统建筑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等见证着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商人友好交往的遗址，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著名的民间信仰宗庙天后宫、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等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古朴幽雅，
中世纪宫廷音乐“活化石”南音，被海外游子视为最亲切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4]乡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鲤城木偶头、安溪乌龙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产，闻名遐迩，是馈赠亲朋挚友的上乘礼品，远销海内外。
泉州是中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人，港澳同胞68万多人；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长期以来，泉州的广大海外乡亲和台胞爱国乡，为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禁海令
元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禁海。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抵制蕃货，“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禁濒海民私通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买卖及使用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违反禁海令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大明律》）。
永乐二年永乐帝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期间接近两百年之久，这段时代，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大航海的时候。1557年葡萄牙人已经来到大明国
门口，建立了澳门殖民地。清清廷从顺治时到雍正时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航海技术
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
贸易对象
朝鲜、日本、琉球 位於今中南半岛上的国家 东南亚沿岸岛屿 南洋阿拉伯人 欧洲各地，因为此海上丝路多只到阿拉伯，因此其他到欧陆的物品须经由阿拉伯人转运。
出入物品
出口：自中国出发之货物主要以丝绸、茶、瓷器、金、银、五金、书籍等等 
入口：自西方来货物包括：琉璃、猫眼石、明珠、象牙、香料、宝石、水晶、玛瑙、琥珀、骆驼皮、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卢荟、胡椒、温纳齐等。主要西传及传入中国物品多数经陆上丝路。
申遗计划
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九市被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早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宁波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曾辉煌一时，自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又代之而兴起。到唐宋两代，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活跃以及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又再一次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效果图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廷从顺治时到雍正时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中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  海上丝绸之路[5]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中山四路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光学寺，它是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基地之一，有宋代羊城八景“光孝菩提”。位于下九路的西来初地、是印度名僧达摩首登广州的地方，建有西来庵，是今华林寺的前身。南海神庙，是古代扬帆出海前要祭拜的海神庙，历代皇帝都派人前来祭海，留有许多御碑。建于唐代的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在唐宋时期这里曾居住过12万阿拉伯人，是盛极一时的“蕃坊”所在地。相关的文化古迹还有六榕寺与花塔、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海幢寺、荔枝湾、长洲岛竹岗外国人公墓、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等[3]，目前广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泉州，古称“刺桐”，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泉州博物馆[6]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法讲求。”（《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海船出海贸易并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梦梁录》卷12《江海船舰》）。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都市。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14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德化、永春、安溪、晋江、石狮、惠安、南安，以及解放后划归厦门的同安和现属台湾的金门岛。古刺桐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三湾”所指的是：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在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由此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东海名港。在这个沙盘中所标出的是泉州省级、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泉州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处，其中大部份与泉州悠久的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六朝：建康都城开启“东亚文化航线”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这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建康都城也成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在各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主要力量。传入中国的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百济（韩国）和倭国（日本）。公元412年，东晋高僧法显在南京的道场寺完成了记录他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古代印度，又从海上丝绸之路返回都城建康的纪实性著作《佛国记》。
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的零星、断续状态，发展到与东亚国家之间形成连续、固定的航线，为文化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六朝政权与东亚和南洋国家之间的使节、僧侣等人员的交流往来，让南京成为海陆丝绸之路、东海南海两条航线之间的连接枢纽之一。
明代：七下西洋将南海航线推至顶峰
15世纪，明王朝组织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使南京再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始发港，同时将西端港口拓展到非洲东岸，见证了“海上丝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拓展到了极限和顶峰，世界大航海探索时代的壮阔序幕由此拉开。
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也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心的人生归宿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而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以及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出访各国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龙江宝船厂等历史遗存，在见证这一航海壮举的同时，也印证了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漳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漳州是“海丝”申遗不可或缺的一环
观点A
漳州月港与泉州港互补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福建泉州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申请，漳州月港又提出申报，漳州怎么又来凑热闹？
所以，就要清楚泉州港与月港的区别，找出月港的独特性。申遗需要找出你的唯一性，而漳州月港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性。
月港是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海丝”始发港，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接，是大航海时代的港口。贸易对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他们处于欧洲。那会儿有数万的漳州人定居在吕宋、日本等地。
而泉州港是元宋时期，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对接。当时有几万的阿拉伯人居住在泉州，到现在依然可以在泉州看到阿拉伯人的后裔。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月港与泉州港互相不矛盾，也相互不可替代。
这从贸易往来的特点来说，是“走出去”与“走进来”的差别。
泉州港所起到的作用是阿拉伯人定居在泉州，且后裔也融入了进去。而月港就不同了，当时大量的华人走出去。
对此，我建议，要围绕漳州的唯一性和完整性，开各种国际研讨会，让人们了解认识到唯一性，有意识地保护我们的文物。而漳州和泉州两个城市也可以很好地合作，互相弥补，切不可兄弟内部打架。
观点D
每个城市找自己的亮点
每个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是其他城市和其他港口所不可替代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亮点。
港口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港口，为什么要捆绑申遗？实际上就是因为每个港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国对外的交往永远是线路的、是一个线性文化遗产，而不是单独的。只有把这些城市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清晰的关系网络。
比如唐代的扬州、广州、宁波，明代中期之后的漳州，汉代的北海，不同时期的港口，目的地都是不相同的。广州、北海是往西岸去，漳州是往东南亚，这样就形成了咱们国家跟世界友好交往的线性遗产。
捆绑申遗不能单独。所以各个城市要像群体作战一样，不要拉别的城市的后腿，要抓紧确定自己的申遗点，抓紧做好自己的规划、做好自己的价值提炼和宣传。北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北海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7]北海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还是中国从海上走向东南亚、南亚、欧洲的最便捷的海上通道。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国与亚洲、欧洲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现北海所辖的合浦，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两千多年前，在张骞通西域、陆地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汉武帝凭借海路拓宽贸易规模，派遣商船队从合浦、徐闻等地起航，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随船送去了丝绸和黄金等物。此后，此航道也被中西贸易用作交易之道，商船经常往来于南洋和印度洋之间，频繁地进行航海贸易。这条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官方往来的海上航线。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8]
从空间地理上来讲，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扬州则借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
大运河全线贯通掀开了扬州在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一页，扬州成为唐朝第三大城市和东南第一都会。随着“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而扬州则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和东方著名港口。
扬州当江、河、海运交汇之地。“吴城邗”后，扬州兼得江、河、海运之便，隋代扬州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扬州成为唐朝吞吐四海，沟通宇内主要窗口。宋、元时期，扬州仍然起着纽带作用。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8世纪中期商业经济地位跃居全国首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扬州出土陶瓷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南北各地主要窑口的产品。扬州出土的9—10世纪的贸易陶瓷品类与南亚、西亚、东非、北非国家同时期一些著名城市和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陶瓷标本的类别非常近似或完全一致。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商品主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其作用在10世纪以后依然可观。1998年在印尼海底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上6万余件中国陶瓷器，同类瓷器在扬州都有出土。“黑石号”铜镜上面刻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的铭文。学者们普遍认为‘黑石号’沉船是从扬州解缆起锚，目的地可能是伊朗的席拉夫。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早在晚唐五代王审知时期，福州在对外贸易方面已经小有成就，福州与朝鲜、印度、苏门答腊等国家经常有商旅往来，在交往过程中，各种象牙、犀牛角等商品在福州市场上频频出现，也常可见到外国使节到福州交流学习、互通有无。同时，类似海关的“榷货务”以及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在当时也都纷纷设立起来。[9]
明代始，福州港便逐渐取代泉州港的官方港口地位，其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以福州长乐太平港为休整补给、招募水手的基地“伺风开洋”，最长的时间达到10个月。目前长乐已对郑和下西洋文物遗迹开展保护，建成郑和史迹馆、郑和广场等，而过去7年间连续举办的“郑和开洋节”亦受到海内外的关注。
至清代，福州被辟为中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云集于此进行贸易与经商，书写闽都海商文化最为繁荣的一段。海上贸易的繁荣，亦带动城市商业文化的递进，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至今保留有当时作坊、店铺与商行会馆杂陈的街市遗迹，“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福州“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主要是长乐港口，在与远洋交往的那段历史中，福州许多物种、生活习惯等流传在外，福建的武夷红茶颇受英国皇室青睐。福州的生意人很多，福州的三坊七巷是各地商人的聚集地。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
相关评价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中初次提及，这个概念如今已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唐宋时期最为鼎盛，具体路线是：由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将中国生产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产运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而欧洲商人则通过此路将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兴盛一时。元朝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由“海上丝路”返回本国的，他的游记里记载了沿途南洋和印度洋海上的许多“香料之岛”。
由于时代的变迁，海上丝绸之路自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就走到了尽头，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个又一个谜团。一些研究学者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使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贯通，也是证明历史上存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