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牙密使事件
背景
1904年2月，日本挑起了日俄战争，驱逐了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控制了大韩帝国。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从此独占韩国并开始着手实施吞并措施。1905年11月17日，日本胁迫韩国政府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被剥夺，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则设置韩国统监府，伊藤博文为首任韩国统监，全面掌控大韩帝国的内政外交。至此，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韩国上下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抗日斗争和救亡运动，各地掀起反日义兵运动，而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李熙自始至终反对《乙巳条约》，他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同时寄希望于欧美列强，决定采取外交手段来击退日本，恢复国家主权。
  协助高宗秘密外交的赫尔伯特博士而此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全球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殆尽，弱肉强食已经司空见惯。日本对韩国的侵略行径自然得到了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日本和英国在1902年达成了第一次英日同盟，1905年8月达成第二次英日同盟，作为日本盟国的英国明确支持日本对韩国的侵略。美国表面上对韩国持同情态度，但在1905年7月29日，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换了一份秘密的备忘录，即《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美国与日本互相承认对方对菲律宾和韩国的支配权。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的撮合下，日本和俄国停战，并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在和约中俄国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统治权。另外在1907年6月10日签订的《法日协议》中，法国也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控制。就这样，欧美列强都默认和支持日本对韩国的侵略，日本亦解除了它并吞韩国的后顾之忧。
但是，高宗皇帝对此并不知情，完全蒙在鼓里，他对仍对美国、俄国等西方国家抱有幻想，他先在日俄战争期间就派李承晚赴美求援，但等来的却是美国调停下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的坏消息[1]；1905年10月，高宗又派长期与韩国皇室关系密切的旅韩美国人胡默·赫尔伯特（Homer Bezaleel Hulbert）博士携皇帝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求助亲笔信前赴美国，但罗斯福及国务卿鲁特都拒不接见。[2]两次密使派遣没有达到目的。而他也时刻处在日本的严密监控之中。1907年2月，日本统监府两度公布“宫殿门票”制度的告示[3]，高宗与外界接触、进行挽救国家斗争也就更加困难。但高宗仍不死心，继续计划派遣密使进行救国外交活动，终于引发了海牙密使事件。
经过
准备工作1905年10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会议将于1907年6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其中邀请了韩国。前韩国驻俄公使李范晋作为高宗皇帝和尼古拉二世秘密联络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秘密地通报给韩国国内。高宗皇帝在1906年6月得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次以处理国际纠纷、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44个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是向欧美列强求援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再次派遣密使。高宗在胡默·赫尔伯特的协助下极其秘密地准备人选和筹措资金，最终选定了前议政府参赞李相卨、前平理院检事李儁、前驻俄公使馆参赞官李玮钟3人作为大韩帝国密使，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正使李相卨是韩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乙巳条约》的签订情形非常清楚，坚决反对这个条约的缔结，曾自杀未遂。副使李儁是韩国社会知名人士，积极投身爱国文化启蒙事业，创立共进会、宪政研究会等进步团体，鼓吹近代文明和爱国思想，同时学习法律出身的他又相当熟悉国际法，深知乙巳勒约之非法性。李玮钟自幼随父亲李范晋游历外国，精通俄语、法语、英语等7国语言，作为翻译与李相卨、李儁同行。他们此行的目标是透过列席万国和平会议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韩国的罪行，宣布《乙巳条约》无效，以此得到欧美国家的同情和干预以恢复国家主权。
为此，高宗还赐给他们盖有国玺的委任状及皇帝的亲笔信，详细阐述了派海牙特使的委任状、亲笔信、控诉词(3张)遣密使的合理性及目的，控诉了日本的侵略。委任状中这样写道：
大皇帝敕曰：我国之自主独立，乃天下列邦之所公认也。朕向与列邦缔约修好，使盖相望，凡属列邦会议，理应派员往参在。一千九百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日本对我国违背公法，藉行非理，胁勒立约，抢夺我外交大权，断绝我列邦友谊不宁。维是日本欺凌侵侮，又无所不至，其乖戾公理，违悖人道者，有不可胜记。朕念及此，实庸痛恨，兹特派从二品前议政府参赞李相卨、前平理院检事李儁、前驻俄公使馆参书官李玮钟，前往荷兰海牙府平和会议，备将本国诸般苦难事情，一陈于议席，用复我外交大权，复修我列邦友谊。朕念此臣等素性忠实，可堪是任，宜其干办妥适，无坠朕命，钦哉。[4]
然而，由于韩国国内日本人的重重监视，3位特使不得不分头行动。1907年4月22日，李儁秘密携带高宗的委任状和亲笔信，从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出发前往俄国。而李相卨则在中国境内的间岛，数日后他们在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合，一起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在6月中旬抵达，与李玮钟会合，3位特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合流，开始共同行动。
除了3位特使以外，高宗还派赫尔伯特协助密使，赫尔伯特于1907年5月8日以途径欧洲返回美国为由，携带家眷离开韩国，前往荷兰海牙。赫尔伯特途径瑞士到德国柏林，相遇英国名记者斯戴德（William Thomas Stead），后者曾经采访过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这一次又在海牙刊行的非正式刊物《和平会议报》（Courrier de la Confèrence）专门登载此次会议相关消息。赫尔伯特向他说明了韩国问题，并表示相互认同和帮助。而前韩国驻俄公使李范晋则联络前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等人，寻求他们帮助，但没有什么效果。争取列席1907年6月25日，李相卨、李儁、李玮钟3名特使来到荷兰海牙，此时万国和平会议已经召开10天了。3名韩国特使住在海牙市内的青年旅馆（De Jongs）住下，并公开在旅店外挂起大韩帝国国旗——太极旗[5]，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除了高宗的委任状和亲笔信，还有李相卨亲自撰写的《控告词》及附属文书，《控告词》指出了日本3大侵略罪行：一、一切政事不待韩皇承诺，擅自施行；二、日人仗陆海军势力压迫韩国；三、日人破坏韩国一切法律、风俗。[6]附属文书则记述了乙巳条约的缔结过程，由于这是李相卨作为当事人根据亲身经历而写就  万国和平会议召开地——海牙和平宫的，所以现存的乙巳条约相关的文献中，它是最准确而详细的资料。[7]此外，李玮钟还要将这些用汉文书写的文件翻译成各国文字，准备散发给会议主席和各国代表。
在安顿完毕和准备就绪以后，韩国特使于29日开始活动。当时韩国外交权已经根绝日本强迫缔结的《乙巳条约》而被剥夺了，无权派使节到外国。密使首先的工作就是取得海牙和平会议的列席权。他们在6月29日当天拜访了万国和平会议主席、俄国代表涅利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ли́до）伯爵，将他们的委任状、高宗的亲笔信、《控告词》及附属文书等出示给他，向他说明了乙巳保护条约的非法与无效，并请求他给予韩国密使在会议中的席位。但涅利多夫却将决定权的责任推诿给会议的东道主——荷兰政府。[8]事实上，涅利多夫先前已经接到俄国政府的指令，称“他们不是正式的代表，因此请避免与之接触。”[9]所以涅利多夫才会对韩国密使虚与委蛇。于是，3位密使又去拜访荷兰外交大臣胡恩德斯（Huondes），但胡恩德斯外相对韩国密使的辩解置之不理，并以各国政府均已承认《日韩保护协约》、韩国政府已不能行使外交权为由拒绝了韩国代表的列席要求。[10]他们还向万国和平会议中专管仲裁事宜的第一委员会呈递了高宗皇帝的亲笔信，但第一委员会仍以相同理由拒绝韩国特使参加会议。接着，他们又拜访了美国、法国、德国、中国（清朝）等国家的代表，向他们递交相关文件，但都无功而返。场外活动  《和平会议报》对韩国3特使的报道在无法透过正式途径获得会议列席权的情况下，3位韩国密使决定采取迂回路线，展开“场外外交”，企图透过非正式途径取得进展。他们与赫尔伯特找到的斯戴德记者取得联系，前述的《和平会议报》不仅刊登《控告词》全文，而且从各方面报道特使们的活动。斯戴德在该报上发表以《是什么理由把韩国除外了呢？》为题的文章，大书特书特使们坚持不懈的活动。这些报道，又先后被转载到《伦敦时报》、《纽约先驱报》等欧美各国的重要报纸。在斯戴德的介绍下，3名韩国密使还作为贵宾参加了与海牙和平会议同时召开的国际协会（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ism）演讲会，国际协会的出席者不仅包括各国的代表，而且还包括社会知名人士、各国代表的随行人员以及各国新闻记者团。在那次聚会中，在7月8日夜晚的聚会中，3名密使之一的李玮钟用流利的法语，以《韩国的控诉》（A peal of Corea）为题，在国际协会登坛演说，向世界公布了日本侵略韩国的真相和罪行。他那明快的演说，使全体在场的人员深为感动，全场响起喝彩和鼓掌的声音，对李玮钟热情真挚的演讲赞叹不己。于是，该聚会由《火车头报(The Locomotive)》的总编布鲁斯霍夫特（Brooshooft）的提议，经波兰的一位言论界人士的修改，全场通过关于同情韩国的立场和对日本表示愤怒的提案。[11]李玮钟的演说，以“韩国的控诉”为题，发表于各国报纸上，充分说明韩国的立场，成功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翌日，赫尔伯特抵达海牙，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赫尔伯特应斯戴德之邀，再次发表同李玮钟的演说大意相同的演说，从旁支援了特使们的活动。[12]失败结局此时要求韩国特使列席会议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国际协会的提案也引起了海牙和平会议的关注，他们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允许韩国密使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事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日本早已得到了韩国皇帝派密使到海牙的消息，对此怒不可遏。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外相林董及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在东京经过商议以后，决定先急电日本驻荷兰公使、万国和平会议代表都筑馨六确认密使之事，随后在会议主办方和各国代表间运动，千方百计阻挠密使列席会议，因此韩国密使访问会议主席、荷兰外长、第一委员会和各国代表都碰了壁。在密使展开“场外外交”时，都筑馨六又指令日本记者、后来任《每日新闻》董事长的高石镇五郎与密使接洽，窥探他们的情况。高石镇五郎相两度拜访密使，并想拍下他们的委任状以便确认是否是高宗皇帝亲自派遣的，但遭到韩国密使的拒绝。他尽管拥护日本政府的立场，但还是留下了如下报道：“不能不说他们三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虽然显得贫穷，但看他们的风度和举止言语显然是因深忧国家的衰亡自告奋勇而来的。”[13]
  李儁墓碑另一方面，都筑馨六提议万国和平会议向汉城拍电报，让韩国皇帝确认他们的身份，在此之前不能列席会议。而伊藤博文早已做好准备，当时韩国的电信完全掌控在日本手中，当会议主席的询问电报发到时，伊藤便指示韩国李完用傀儡政府以高宗名义回电报，表示并无派使之事，密使的委任状和皇帝的亲笔信是伪造的。万国和平会议决定驱逐3名密使。3名密使中的李儁在悲愤已极的情况下，于7月14日在海牙死去。关于他的死因，日本官方的说法是李儁得了丹毒病而死去，这是根据高石镇一郎的报告而得出的结论，而高石镇一郎则是在阅读当地一家名为《海牙新闻（Haagsche Courant）》的报纸中得知的这一情况。[13-14]而韩国方面的说法则是李儁自杀殉国的。《大韩季年史》引《大韩每日申报》7月19日报道这样记载李儁之死：
“相卨等三人赴其会，各国委员齐到，儁在于傍听席，以为千载一时不可逸也，奋然跃登言坛，玮钟以通译次亦为同登，满座见之。会长俄国人及英、日两委员抗之以无言权，儁徐而答曰：‘我亦知之而登坛矣。虽然我以堂堂大韩人，奉我大皇帝陛下密敕而来也，此平和会亦不外于强者之会合，使弱者不能保平和，实非平日之所望也！’言讫，自怀中抽出短刀，一刺其腹，鲜血淋漓，倒在坛上，会中人莫不惊愕惶惶。和兰警察署巡检早已来到，收敛其尸身，捕缚相卨、玮钟等而去，各处新闻记者，纷然携写真机而来撮相卨等及尸体之惨状……”[15]
此外，在《梅泉野录》、《骑驴随笔》等韩国史料及日本历史学家青柳南溟的《朝鲜史话和史迹》中也留下李儁殉国的记录，因此现在朝鲜和韩国都相信李儁是自杀殉国的。李儁死后，被安葬在海牙郊外的纽埃肯代嫩（Nieuw Eikenduinen）公墓中，李相卨、李玮钟远走美国等国。
影响
海牙密使事件的直接影响就是大韩帝国高宗的被迫退位。日本知道这次密使是高宗皇帝派出的，因此虽然对外界声言委任状和皇帝亲笔信是伪造的，对韩国却以此为借口，对高宗皇帝进行逼宫，强迫他退位。在伊藤博文的压力及韩奸的作祟之下，高宗不得不于1907年7月19日宣布退位，皇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3名特使则在7月20日遭到起诉并进行审判，韩国当局以“官人诈称罪”缺席判处正使李相卨死刑，李儁和李玮钟判处无期徒刑。[16]在高宗退位的同时，日本还借此机会加强对韩国的控制，在高宗退位5天后便强迫韩国政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款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司法权，强制解散了大韩帝国军。紧接着又在7月27日和29日内出台了《新闻法》和《保安法》，取消了韩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这样，日本不仅成功解决了海牙密使事件，还利用这次事件攫取更多特权，加速了日韩合并的进程。
海牙密使事件是韩国统治阶级的一次救国运动，高宗企图以外交手段、依靠欧美列强夺回国家主权，但海牙密使事件的失败说明了这条道路是不可行的。海牙密使事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海牙和平会议是在当时欧洲大陆两大集团剑拔弩张的状况下，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控制军备竞赛、协调势力范围而召开的会议，而殖民主义正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信念，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国的利益而在这次会议上反目成仇。韩国也完全不知道列强已经默认日本对韩国的侵吞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大势，高宗皇帝对国际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仍幻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牵制日本，才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而欧美列强也透过这次事件摆明了他们对日本的支持态度，浇灭了韩国的幻想。对此，韩国历史学家朴殷植评论道：“然倡是盟，而执牛耳者何人？预其席而读载书（盟约）者何人？皆鹰瞬虎视，狙诈狼贪，日以侵吞弱国，扑灭孱种，为当行义务之不可放弃者，乌有所谓平和主义之恤小制暴，兴灭继绝，以昭公法，以维正道者乎？特强者大者假此为声号召天下，益张其权利焉已耳！”[17]
尽管路线是错误的，结果是失败的，但3位密使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光辉及悲壮的结局仍然得到朝鲜半岛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而他们的失败也给朝鲜半岛人民留下深刻的教训，一个国家的发言权只能凭借这个国家的实力，而一味依靠外国是不可能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的。
文艺作品
朝鲜血喷万国会（话剧，金日成作品）
没有回来的密使（电影，申相玉作品）中国海牙剖腹记（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