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中间阶层
划分标准
中国国情研究会秘书长张仲梁为“新中间阶层”大致勾勒了如下标准：
一是以工薪收入或经营收入为谋生手段，合法的年收入相当于一般产业工人的若干倍（3到15倍为宜）；
二是具有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经历，并能以此实现稳定而体面的就业；
三是具有较多的权利意识和一定的现代公民素养；
四是对社会公共事务或政治、文化生活具有一定参与意识和能力。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公民素质，可以作为基本变量；
在此基础上，可细分若干指标。[1]
生活状态
财富与时间拥有“体面财富”与“闲暇时间”让他们觉得幸福
北京慧源心理中心的资深心理咨询师李玲认为，这批人觉得幸福的最大原因是拥有了“生活必需的‘体面财富’与‘闲暇时间’”。
“体面财富”是个人身份价值与消费能力的直接证明。人们通过运用自身的知识体系及综合素质，获得某种比较理想的工作所提供的物质保障，能够满足个人对于社会“认同感”的心理需求。
当“新中间阶层”收入达到“5000～7000”元的范围之内，这个数字为额外的物质享受和娱乐消遣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经济保障。与此同时，薪金与职务的大幅度提升使自我价值感空前高涨，更加稳固了人的自信心与进取心。
比起其他的阶层，他们可能更多闲暇时间。除了下班后的时光、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他们还追求一切进行个人心理调适放松的零散时间，能够缓解压力与紧张感。[2]三个阶段“新中间阶层”需要一个成长过程。在这个历程的不同时期，新中间阶层的幸福感并不相同。一般而言，作为典型新中间阶层，他们的幸福感一般都经历三个阶段：
积累时期
当你正处在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薪金可能不算优厚，但已经基本能够维持大城市的物质需求。这个阶段的幸福感来自于生活初步稳定后自我“存在价值”的证实与提升，它会随着薪金的增加或职位的升迁而持续壮大。
膨胀时期
当你成为一个典型的“新中间阶层”，收入属于“5000~7000”元的范围之内。这个时期的幸福感实际上是物质与精神同时达到相对最佳和谐状态的一种心理体验，因此又被称为“最幸福”的时期。
沉淀时期
当你的收入和职位已经处在高于“新中间阶层”的程度之上，由金钱所营造和提供的幸福感与成就感逐渐趋于稳定和沉寂。随着物欲需求空间的逐步缩小，自我内心需求则开始日益庞大，但由于暂时缺乏对于未来清晰明确的构思和规划，使得伴随当前高收入所本该享受的宁静与平和被打破，幸福感反而会变得模糊与不确定。 [2]理性规划在北京博爱心理咨询中心的资深心理咨询专家刘铁刚看来，“新中间阶层”有别于大众以往认知的传统“中间”状态。“中间”在此时，并不意味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遇，而是一种职业生涯承上启下的进取阶段。“新中间阶层”并不只是针对“薪金水平”的一种概念划分，它在更多意义上包含了与当代生活观念相匹配的精神因素及心理因素。
刘铁刚表示，“新中间阶层”中的很多人，并不会懒散地安于“中间”现状，他们非常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看重社会角色赋予自身的发言权及行为能力。对于未来，他们大多有着清晰的规划安排，并竭尽全力地向目标不断迈进。[2]幸福秘籍在越来越重的社会竞争压力下，新中间阶层之所以能保持幸福感，只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幸福秘籍。
学会就事论事。在做事之前，首先明确这份工作是否是自己真心向往并值得全力付出的。如果答案确定，那么就专注投入，而不掺杂过多的内心需求，保持纯净的工作心态，增强成就感。
不要苛求完美。不无休止地追求完美，不当做不到最好就不罢休的“拼命三郎”，因为他们都因为无法超越极致的压力和困扰而疲惫不堪，幸福感更无从谈起。
了解金钱的价值。懂得人的幸福体验实际上来源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感受，因此，努力工作的同时不会忘记在周末去看一场心仪的电影，在假期计划一次阳光海滩的旅行。
理直气壮地发泄。再优越的工作也会有说不出的压力与困扰。聪明的白领，不会把自己逼到忍无可忍时再暴跳如雷或焦虑抑郁，有着及时发泄不良情绪的生活习惯。
承认变化。在蜕变的过程中，可能会一帆风顺地升职加薪，也可能会遭遇到意外的变故和打击。懂得学会承认“变化”的存在，不在失意时怀念曾经的成就和安稳，也不在得意时忘却潜在的危机和挑战。
想象成功。幸福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心理状态。即使还没有实现理想中的职业目标，甚至正在受挫与失败中煎熬，也会尝试想象成功，并尽量细化“成功后”的喜悦感受。这些东西会在无形中刺激创造力与进取心，弱化“艰苦”奋斗感受，提升动力。[2]
形成时期
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本世纪初的10年到20年间，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将迎来“新中间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时，“中产阶层”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而中国社会现阶段城市化水平尚不足40%，第二产业占主导，第三产业的比重仍较小，“新中间阶层”赖以生长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等的社会环境仍为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新中间阶层”能够成为“中间的大多数”，而不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少数派”似乎是不现实的。[3]
形成因素
“新中间阶层”形成的最初因素是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根据西方发达社会走过的历程，只有在社会职业结构逐渐发生转型的过程中，才形成了那些以专业技术和知识技能为主要职业内涵的职业类别，其中的决大多数人被看成是“新中间阶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中国以专业技术和知识职能为主要特征的职业类别发展的非常快，与此同时，从事这些职业活动的人群的收入在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上升到社会的中上等水平，而在过去，这个群体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源源不断地供给了这些职业大量的后备力量。[3]
扩大的基础条件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新中间阶层”扩大的基础条件———职业结构的变化还仅仅是开始，因为过去这个职业类别非常小，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的整个社会职业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有庞大的6亿多的农民，转移这些劳动力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农业职业技术的提升还有很多限制，这就意味着以简单的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职业类别在中国职业结构当中还会相当长时间的存在。他们在总量上总会大于我们所说的那些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中间阶层”职业人群。以专业技术、知识技能为特点的职业人群固然不断地扩大，但是很难想象在未来的20年当中这个职业类别和从事它的人群能够成为社会职业人群中的最大多数。所以，从状态描述上来看，“新中间阶层”是社会的收入、职业声望和地位的金字塔当中的中间部分，它会缓慢地横向发展。
“新中间阶层”人群扩大的另一个基础性条件是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以专业技术、知识技能为特征的职业类别，需要从事这个活动的人群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也就是说，要进入这些职业的门槛是必须接受过相当程度的专业的高等教育。在中国，1998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开始扩大，政府在不断加强中高级的职业技术教育，这些努力为一部分社会人群获得中高级知识和技能提供了条件，他们是“新中间阶层”的后备军。但还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的原因，教育所能输送到那个阶层的合格的人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会缓慢地增长但不会爆发性地增长。
此外，大众可供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阻止了“新中间阶层”人群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消费，譬如说消费信贷系统特别不发达，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人群基本上可以依靠成熟的消费信贷系统来买车、买房或从事一些投资活动。而在中国，这方面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这就意味着“新中间阶层”人群所获得的收入，在他们有限的生涯当中，转化成为自己乐意的一种消费方式或者生活方式还有一些障碍。最后，“新中间阶层”自身共同体感觉也是刚刚才形成。整个社会对这部分人群的共同体感觉主要是在一些厂家和商家的广告中，一些住房、汽车和其它中级产品的销售广告都打出中等收入、白领专业人士这样的旗号来招徕注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新中间阶层”人士经常是只在消费的时候才有共同体感觉，才意识到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收入等级上的人群，而在其它社会生活领域譬如说关于社区事务的参与方面，远不充分，他们为自己的权益和利益采取共同的行动还很少。从另一方面来讲，“新中间阶层”人士共同体的感觉的形成还取决于相互的交流，譬如说关于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的共同关注，关于某种生活方式的共同评论等等，这就需要大众的媒介、媒体还有通讯手段等等的支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