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友斋丛说
古籍简介
《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何良俊撰。隆庆三年（1569）初刻，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共为三十八卷。万历七年（1575）重刻。何良俊字元朗，华亭人，仅做过南京翰林院孔目，后弃官归隐，归乡著述。《明史》言其“少驾学，二十年不下楼”。《松江府志》亦谓其“于学无所不窥”。他家有清森阁，藏书四万卷，几乎“涉猎殆遍”，故以博学称于时，自称与古人庄周、王维、白居易为友，因名所居曰“四友斋”。在明代学者中，其博学多闻，仅在杨慎、胡应麟、王世贞诸人之亚。
对戏曲亦颇爱好，家蓄戏班，“曲皆手自校定”，曾聘著名曲师顿仁，研讨音律。此书亦以搜采广博见称，所汇多明代掌故，分经、史、杂记、子、释道、文、诗、词曲、续史等十七类，共三十八卷。其谈曲论剧之语，主要载于卷二十七《词曲》之部，共三十条。分别叙述南戏和元杂剧的源流和兴衰，品评作家作品的高低得失，提出了“填词须用本色语”，“不可刻画太过”的著名本色理论。批评“《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而推崇南戏《拜月亭记》的本色语言。又主张作剧须恪守音律，“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这些戏曲主张对万历年间出现的吴江派具有重要影响，他对《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三剧的评价，也引起了广泛争论。全书分经四卷，史十三卷，子二卷，杂记一卷，释道二卷，诗文四卷，书画三卷求志、崇训、尊生、娱老、考文、词曲、续史各一卷、正俗二卷等十七类。有考证和评论，一般说来，考证较平常，而议论多可取。书中涉及到明代办松地区政治、经济、赋役、徭役、黄册、防倭、饮食、养生，以及土地丈量、人口消长等等方面，是记述苏、松等处地方综合性笔记资料。其谓《史记·游侠列传》序论为司马迁愤激之言，并非庄语。其文章之抑扬变化，不是《汉书·游侠传序》所能比（“史一”）；又谓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不用汉儒之说，专重程朱传注，学者但据以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经三”）等，皆为切中时弊之论。其中记南京各衙门摆酒席的陋习（“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钱粮的情况（“史九”）；记隆庆时纂修“实录”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谣、对联对县府官员的讽刺（“杂记”）均能反映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面貌。 　明朝的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了专精的一面，所写笔记一类的书，总是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四友斋丛说》也不能例外。此书搜采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末文士习气，书中掺杂一些无聊之语。
《四友斋丛说》初刻於隆庆三年（1569），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并为三十八卷，重刻於万历七年（1579）。后来沈节甫摘钞其中的明代掌故，编为六卷，刻入《纪录汇编》中。邓秋枚又摘取其论曲之语，刻入《古学汇刊》二集中。现在流传的《四友斋丛说》，都是这两家的删节本，很难看到全貌。中华书局根据万历刊刻的足本，加以断句，作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种于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958年中华书局据此标点重印出版，其卷三十七《词曲之部》，于民国元年(1912)被收入邓实编辑之《古学汇刊》，与徐复柞《三家村老委谈》中论曲各段，合题《何元朗、徐阳初论曲》。1959年，又被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题为《曲论》。 [1]古文（1）衡山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凡吴中收藏书画之家，有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者，虽赝物，先生必曰此真迹也，人问其故，先生曰：‘凡买书画者必有馀之家，此人贫而卖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举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时有假先生之画求先生题款者，先生即随手书与之，略无难色。 翻译衡山（人名）精于书画，特别擅长鉴别画作真伪。吴中地区收藏书画的人，只要有人带着书画请求他坚定的，即便是赝品，他也一定说这是真迹，人们问他原因。他说：“凡是买名人字画的一定是家境富裕的，这个人因为贫困才卖掉这些字画，有人就等着这（卖画得来的钱）维持生计，如果是因为我的一句话而没法生活下去，全家都会受到挨饿受困。（如果）我因为想要得到一时的名利，却让别人全家挨饿受困，我于心何忍呢。”而且有人以他的名义做的画却拿过来请求他题字的，他也很随和的给他题字落款，没有一点为难的样子。
作品选载
●卷一·经一
经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经之行于世，犹日月之经天也。世不可一日无常道，犹天地不可一日无日月。一日无日月，则天地或几乎晦矣。一日无常道，则人世或几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为万代师者，功在于删述六经也。先儒言经术所以经世务，则今之学士大夫有斯世之责者，安可不留意于经术乎？世又有喜谈性命说玄虚者，亦经学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凡四卷。
孔子赞《周易》，修《诗》《书》，定礼，正乐，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其门弟子之所记，则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夫六艺者六经也。”后世以乐经合于礼，遂称五经。汉五经皆置博士列于学官，而历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经而言治，则治非其治矣。舍五经而言学，则学非其学矣。今五经具在，而世之学者但欲假此以为富贵之阶梯耳。求其必欲明经以为世用者，能几人哉？
唐时则以《易》、《诗》、《书》及三礼《春秋》三传为《九经》，又益以《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家，总为《十三经》。而孔颖达邢昺诸人为之作正义，谓之《十三经注疏》，今有刻行本。
《孝经》相传谓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今观《孝经》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为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则是人子必须自竭其力以养，然后为孝。苟但假于人力，则虽三釜五鼎不可谓养。苟不能行道，虽位至卿相不足为显。使非圣经，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后世以窃禄为能养，以叨名爵者为能显其亲，相去何啻天壤？
《尔雅》世以为周公作，然只是小学之书。但学者若要读经，先须认字；认字不真，于经义便错，则何可不列于学官？闻吾松前辈顾文僖公，其平居韵会不去手，亦欲认字也。
汉世称五经七纬，今纬书都不存。而散见于各书者，则有《易》纬，如乾坤凿度之类是也。有《诗》纬，如含神雾之类是也。有《书》纬，如考灵曜之类是也。有《春秋》纬，如元命苞之类是也。有《礼》纬，如含文嘉之类是也。有《乐》纬，如动声仪之类是也。有《孝经》纬，如援神契之类是也。有《论语》纬，如撰考谶之类是也。有《河图》纬，如挺佐辅之类是也。有《洛书》纬，如甄曜度之类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尚多，不能悉举。皆是东汉时因光武喜谶纬，故诸儒作此以干宠，而世遂传用之。其不兴于西京之世明矣。然据此，则当是十纬，或者汉儒亦以乐记并在礼记中，而河图洛书别自有纬，不在此数。则五经孝经论语正合七纬目矣。
《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据《朱子》本义曰：“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引《龟策传》“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余甚不安其说。夫神明化育本是二义，如何将来混解？况蓍草亦众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则百物畅茂，蓍草自然茎长而丛密，与群卉等耳，何独于蓍草见得圣人幽赞处？且只是生蓍草，亦把圣人幽赞神明说得小了。不如注疏云：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盖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无口可以语人，故圣人幽赞其所不及。以阴阳刚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数。以蓍钓之，则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趋，凶者以避，则神明所不能告人者。圣人有以告之，而幽赞之功大矣，较之本义其说颇长。
《中孚上九·爻辞》曰：“翰音登于天，贞凶。”本义云：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正犹为凶道。此因《礼记》有鸡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为鸡。然鸡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牵合实为无谓。不如注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飞而实不从也。故朱博拜相，临延登受策，殿中有大声如钟。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师法以为人君不聪，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后博果坐奸谋自杀。岂非所谓虽得其正犹为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谓此也。然则洪范徵应，与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为鸡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月弟〉，得金矢。王弼注：“金，刚也。矢，直也。”程子传云：“金取刚，矢取直，以九四阳德也。”朱子本义乃引《周礼》古之讼者先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黄东发云：“《周礼》出于王莽之世，未必尽为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后听其讼，周兴来俊臣之所不为，况成周之世哉？盖刘歆逢王莽之恶为聚敛之囮，旋激天下之乱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诬圣经乎？杨升庵云：“东发之论，亦可为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两仪而太极遁，明日有四象而两仪亡，后日有八卦而四象隐也。太极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后。杨升庵以为此说精明，可补注疏之遗。四明黄润玉是国朝人，所著有《经书补注》。如云：易之道扶阳而抑阴，卦之位贵中而贱极。阳过乎极，虽刚不吉；阴得其中，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