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京剧沙家浜
一、简介
剧 情：京剧《沙家浜》是现代京剧八大样板戏之一。
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忠义救国军”胡传魁、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了新四军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顽武装，解放了江南大好河山。主创人员主要创作人员：汪曾祺（主要执笔者）、杨毓珉、肖甲、薛恩厚等人。
公演时间：1964年主要人物及演员：
郭建光：党员，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样板戏出演：谭元寿）
阿庆嫂：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中共地下工作者（样板戏出演：洪雪飞）
刁德一：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样板戏出演：马长礼）
胡传魁：忠义救国军司令（样板戏出演：周和桐）
沙奶奶：抗日进步群众（样板戏出演：万一英）
二、创作过程
1、京剧《沙家浜》的来历  郭建光(谭元寿饰)　　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中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改编后的《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后经国家领导人审看，批准对外公演。剧名最后由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于是剧名定为《沙家浜》。2、 江青指派改沪剧《芦荡火种》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能不能演现代戏和怎样演现代戏的大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辩、分析，人们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京剧在注意继承与发展传统戏的同时，应当积极创作、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现代戏，与此同时，还要对京剧表演程式和唱腔大胆进行必要的改革。 
1963年12月下旬，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在会议开闭幕时作了两次发言。他们都强调，戏剧工作者应积极进行现代戏创作，努力提高现代戏的演出质量。这次会议以后，中宣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一决定，进一步鼓舞全国数以百计的京剧团迅速行动起来，满怀热情地投入编演现代戏的活动之中。 
差不多在中国剧协召开会议的同时，北京京剧团接到一个现代戏剧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有关部门领导不无神秘地郑重关照：“这是江青同志交来的，要抓紧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当时不少人对江青这个名字不甚了了，待了解到底细后又不免有些肃然。其时的江青没有什么职务，只是一个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挂名委员。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63年的下半年，江青处心积虑想利用文艺捞取政治资本。她在上海看了许多戏剧、电影，其中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引起她的极大兴趣，她决定把这两个沪剧本子拿过来让水平高、影响大的首都剧团改编成京剧，《红灯记》交给中国京剧院，《芦荡火种》交给北京京剧团。
初改彩排彭真鼓励江青冷脸
北京京剧团接到沪剧本子《芦荡火种》，领导和演员们都很高兴，也很乐意。首先成立了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四人组成，其中，汪曾祺、杨毓珉是专职编剧，杨毓珉兼艺术室主任，肖甲是团长，薛恩厚是党委书记，剧本改编创作的主要执笔者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汪曾祺的身上。改编者们迅速住进颐和园龙王庙。受当时全国大演现代戏热潮的鼓舞，加之沪剧《芦荡火种》原来较好的基础，连来带去，一个星期，实际写作，只有五天，改编本很快就拿出来了，并迅速搬上舞台。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 
最初全剧围绕阿庆嫂英勇机智、保护新四军伤病员的中心情节展开，由赵燕侠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周和桐饰胡传魁，刁德一由一位丑角演员扮演。由于时间仓促和对原剧理解不深，加之从沪剧到京剧的再创作所下的功夫不够，首场彩排的效果不很理想。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人都来看了。全剧演完后，反应一般。江青尤感失望，上台接见演员时，她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但彭真、罗瑞卿对这个戏颇有好感。他们在彩排后接见演员时，一边与演员热情握手，一边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 
尽管江青的冷淡使演员们有点失望，但市委、市政府明确支持，认为这出戏基础不错，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再下一番扎实功夫，就一定能把这个戏改好。彭真还多次鼓励大家说：“我看这个戏能改好，你们不要泄气。”这样，北京京剧团的劲头又鼓起来了。1964年的初春，改编者们移师广渠门文化局招待所，每人分头改几场，然后由汪曾祺统稿，几场重头戏和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他之手，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的身份从此确立。这一次改写，前后花了十多天时间，改定后，恢复了沪剧原名《芦荡火种》。
再改编出彩出新连演百余场
再改编从沪剧到京剧的剧本再改编，以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的京剧本作者们，反复讨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人物塑造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  沙奶奶(万一英饰)　　在汪曾祺看来，京剧传统剧目中的人物大都存在性格简单化的缺点，这和中国戏剧脱胎于演义小说有很大关系。演义小说一般只讲故事，不太注意塑造人物。为此，他反复研究沪剧《芦荡火种》剧本，在改编时既吸收了原来剧本中塑造人物的长处，又进行了大量的发展与提高，使剧中人物性格进一步丰富、多侧面起来。如阿庆嫂，既写好她作为茶馆老板娘的干练、泼辣、精明，又写好她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机警、聪明、多思，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如郭建光，写他在敌人面前是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以沙奶奶为代表的人民群众面前是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子弟兵。对胡传魁、刁德一这两个反面人物，也决不作简单的漫画式处理，特别是刁德一，甚至写出他过人的分析特长，这就表现了他狐狸般的狡诈与阴险，更进一步地反衬出始终与之针锋相对作斗争的阿庆嫂、郭建光能制服任何狡猾狐狸的大智大勇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在对剧中人物塑造下功夫时，汪曾祺注意吸收传统京剧折子戏的长处，尽可能把每场戏写得集中、紧凑，防止松散、拖沓。如今，这出戏中的《智斗》《授计》《斥敌》等场都已成为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折子戏，它们既独立成篇，却又是全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全剧闪烁出熠熠发光的迷人风采。台词也许，汪曾祺在改编中下功夫最大的是剧本的文学性，是语言。多年来，京剧界流传一个偏颇的看法，认为京剧剧本只是给演员提供一个表现意象的框架。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京剧自问世以来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文学性差、语言粗糙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起作用了。比如，《智斗》那场戏，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说的“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阴险地提出：“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荫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这时阿庆嫂洞察刁德一毒如蛇蝎的用心，胸中怒火万丈，脸上却不露声色，她唱道：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这段唱词既准确地表现了阿庆嫂作为茶馆老板娘的职业特点，又软中带硬地把刁德一的敲打不客气地顶了回去，顶了一个脆，连刁德一自己听了也不得不佩服阿庆嫂“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戏演到这里，每次都是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息。是赞扬剧中人阿庆嫂的机警，也是赞扬剧作家的巧思。 
当然，汪曾祺最为自得的是如今已成为经典的《智斗》和《授计》两场。 
《授计》中阿庆嫂有一句词：“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京剧中一般很少有这种抒情式的唱词，后面连唱三个“怎么办”，将阿庆嫂对新四军伤病员的关切之情层层递进也是他的创造。《智斗》中的一段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也是传统京剧中少见的。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汪曾祺却用五言，觉得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当时负责唱腔设计的是马连良的琴师李慕良，他觉得五个字不好安腔，汪曾祺坚持请他再试，但也写了一段七言的，以备替换。最后五言唱词的音乐设计终于出来了，不仅很有特色，而且一唱成功，广为流传。这段唱词的核心是“人一走，茶就凉”，完全是汪曾祺琢磨出来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如今，这句话广为流传。汪曾祺曾经听周总理在布置工作时最后加了一句，可不要“人一走茶就凉”呀。 
在编导们重新认真加工剧本的同时，剧团领导又在演员阵容上作了加强和调整，其中最有力的一着，就是把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著名老生演员马长礼调回演刁德一。重新审看1964年3月底，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领导人重新审看了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耳目一新，大加赞赏，当即批准他们对外公演。大幅海报贴出后，北京舞台上竟掀起一个京剧《芦荡火种》热，一发不可收，连演了一百多场，仍欲罢不能，盛况空前。彭真高兴地让《北京日报》专门为该剧上演发表社论，以示祝贺，同时报纸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观众来信，人们一致称赞京剧《芦荡火种》既成功地表现了现代革命斗争生活，又不失传统京剧的浓郁韵味，是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北京京剧团公演《芦荡火种》的那段时间里，北京的大街小巷传遍了学唱声：“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毛主席指示改名为《沙家浜》
简介1964年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剧终，各位领导人高兴地鼓着掌走上舞台接见演员，纷纷赞扬这是一出好戏。 
京剧《芦荡火种》的成功，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汪曾祺的戏剧创作才能。如果说北京京剧团最初同意接受汪曾祺，多少带有点同情照顾之意，通过《芦荡火种》的改编、再创作成功，他们已为得到一个优秀的编剧而欣喜了。 
最初公演京剧《芦荡火种》时，海报上还有汪曾祺等作者的名字，以后随着江青把包括《芦荡火种》在内的一批经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出来的现代戏定为样板戏，都划到她自己的功劳簿上，把真正的创作者隐去，以至于时间一长，演出时一律被规定只署上“集体创作”的字样，而人们不知不觉忘记了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人。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汪曾祺正名，明确他是改编创作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京剧《芦荡火种》参加了1964年夏天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北京京剧团参加演出的还有《杜鹃山》。同时参加观摩演出的还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六号门》《节振国》《奇袭白虎团》《黛诺》等一大批现代京剧。毛主席在观摩演出期间看了几场戏，其中包括《芦荡火种》。他对《芦荡火种》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意见。汪曾祺一直认为，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正确的，是高明的艺术见解，对改好《沙家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前后对《沙家浜》的指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京剧要有大段唱一是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沙家浜》中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京剧现代戏确实很少有“上板”的唱，只有一点儿散板摇板，顶多来一段流水、二六，《芦荡火种》里安排了阿庆嫂的大段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是受毛主席的启发，才敢这样干的。二是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二是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毛主席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成新四军正面打进去。他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舞台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但也只是从艺术上，从戏的完整性上考虑的，不牵涉到政治。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
在这以前，谭震林也曾对《芦荡火种》这个剧名提过意见。他认为《芦荡火种》所描写的这段历史，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称之为“火种”给人以软弱之感。毛主席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江青霸道宣布这出戏归她管
江青是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从《北京日报》上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与赞叹的消息的。她断定此戏一定进行了加工提高。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戏，戏结束后直奔后台，一面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一面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看成了是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就被看成了是她的阵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演职人员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再也不得安宁了。
三、经典唱段唱词
最经典的莫过于“智斗”一段了，唱词如下：  经典的“智斗”一折　　胡传魁：
想当初,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拢共才有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 
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 
多亏了阿庆嫂, 
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她那里提壶续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 
骗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大难一场。 
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 
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阿庆嫂： 
(白)胡司令, 
这么点儿小事儿，您别总挂在嘴边儿上， 
当时我也是急中生智，
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我还是真有点儿后怕呀。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 
胡司令,抽一支！
刁得一∶这个女人那,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德一∶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阿庆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胡传魁∶刁德一,搞得什么鬼花样。 
阿庆嫂∶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刁得一∶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阿庆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刁得一∶
阿庆嫂, 
适才听得司令讲, 
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 
竞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抢。 
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 
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阿庆嫂∶
参谋长休要谬夸奖, 
舍己救人不敢当。 
开茶馆,盼兴望, 
江湖义气是第一桩。 
司令常来又常往, 
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也是司令的洪福广, 
方能遇难又呈祥。
刁得一∶
新四军久在沙家浜, 
这棵大树有荫凉。 
你与他们常来往, 
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祥。
阿庆嫂∶
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有什么周祥不周祥。
胡传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