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红故事
简介
中国红故事网坚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学习、研究、宣传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情感教育、国情教育、公民基本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工作，通过网络、平面等载体大力宣传和培养青少年在思想上形成热爱党，热爱祖国的高度统一，从而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更好的传承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 不知从何而起，革命歌曲叫“红歌”，有关革命的故事叫“红故事”。最近，我细细拜读了这本书。故事中的主人公，无论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开国领袖毛泽东，还是文武双全的彭雪枫、巾帼英雄杨开慧，他们的故事都令我感动、令我自豪，给了我坚定地信念和无穷的斗志！ 
伴随着他们历史一页页的翻开，我仿佛也进入了时光隧道，来到了那个动荡的年代。清朝末期，政府无能，社会黑暗，各国列强纷纷对我们的国家进行剥削。这时，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救中国。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对革命心存畏惧，所以他们大肆地打击我们的革命者，许许多多的革命先驱都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但是，严酷的镇压不会消磨革命者的志气，只会使我们越挫越勇，更加团结一心！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位传奇人物就是陈赓。 
陈赓,开国十大将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华阳战役中，蒋介石兵败被围，绝望地拔出佩带的短剑，欲“杀身成仁”。陈赓夺下蒋的短剑，冒着枪林弹雨背起蒋介石就走。敌人在身后一个劲地追赶他们，但是陈赓一口气背着蒋介石跑出好几里路，将敌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陈赓的这一举动，不但救了蒋介石一命，而且还保全了蒋介石的面子。之后，蒋介石把这件事大书特书，更加器重陈赓了。但陈赓在以后的时间里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最后他依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当时已担任红军师长的陈赓被国民党手下抓捕了。无论蒋介石如何威逼利诱，陈赓的革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对于陈赓来讲，只有解放人民、进行革命才是他要做的事情。 
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实乃楷模！
  红故事介绍
相关故事
故事一：3岁哥哥跳进石灰池救1岁妹妹被烧伤
在很多人眼里，3岁孩童还未到懂事年纪，但广东怀集的小明却奋不顾身跳进了沸腾的石灰池勇救1岁妹妹!记者昨天上午在珠江医院烧伤病房见到了这对严重烧伤的小兄妹，3岁的小明在妹妹送到医院抢救时，才被家人发现双腿流血、皮肉一块块脱落，严重烧伤。
忍痛回家求救
10月14日下午4时许，肇庆市怀集县大岗镇，1岁9个月的小娜和3岁10个月的哥哥小明在离家不到一百米的空地上玩耍。小娜和小明的父亲在番禺一印刷厂当印刷工，母亲在广州一制衣厂打工，兄妹俩平日由爷爷奶奶照看。
事发当日，小明与小娜由爷爷带着在建房子的叔爷家门口玩，爷爷有事离开，便将兄妹俩交给叔爷照看，但叔爷又有急事离开。随后，小娜发现叔爷家旁用于建房的约2米深的石灰坑正在发酵冒白烟，便跑到坑边玩耍，一不小心竟掉了下去!未满4岁的小明见状，立即跳下坑施救，结果人单力薄的哥哥非但拉不出妹妹，还发现自己双腿剧痛，他忍住剧痛走了100多米回家求救。
“小明爬上石灰池走到了邻居家求救，大家一听急忙跑去救妹妹，竟然没有留意到小明的双腿已严重烧伤。当家人把妹妹送到怀集当地医院时，才发现小明的双腿已皮开肉绽，粘满石灰的双腿竟然一块块地掉下皮血，鲜血满腿!
兄妹俩送到医院时，小娜已昏迷，随后小明也开始出现嗜睡症状。因当地医院医疗条件有限，广州珠江医院获知消息后连夜派出医生和救护车，长途驱车7个多小时，于15日清晨将两兄妹接到珠江医院，紧急进行抢救。
未照顾好妹妹
3岁哥陷入自责
珠江医院烧伤科石胜军副教授介绍，两个孩子全身烧伤分别约45%、30%，其中小娜全身三度烧伤达20%，小明全身三度烧伤约15%，由于石灰是碱性物质，创面会持续加深，1岁的妹妹虽然保住了双腿，但会失去几个脚趾。
而小明虽然勇救妹妹，但却陷入了严重的自责之中，“我们没想到3岁的孩子这么成熟，他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妹妹，一直不愿开口说话。”石胜军副教授说。
故事二：井延英 临危不惧智取歹徒
井延英，女，汉族，1970年7月生，天津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宿舍管理员。
2010年4月21日6时40分许，一名男子闯进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女生宿舍楼，宿舍管理员井延英跑出来阻拦。当距其只有30厘米时，该男子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手枪死死顶在井延英的后脑勺上，并直抵着井延英朝楼上走去。楼梯上恰好与一个女生打了个照面，井延英不露声色——“报警，快跑!”看到井延英口型和眼神的传意，女生快步下楼。
上到4楼，歹徒放下井延英，踹开410宿舍的房门，此时获得短暂自由的井延英，一想到宿舍里身处险境的女生们，毅然跟着歹徒进了屋。井延英揣摩着歹徒的心理，知道歹徒是因失恋而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井延英对其再三劝说，见歹徒的情绪稍有稳定，就机智配合门外的特警将3名女生和自己脱险。当脱险的井延英看到还有一名女生被歹徒劫持着，她一次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出重返歹徒劫持人质的410宿舍。通过井延英与歹徒反复交谈做其说服工作，这样有效的分散了歹徒的注意力和紧张情绪。见时机成熟，井延英顺势用一只手把歹徒手里的匕首夺过来，放到桌上用衣服盖住；井延英一边抓住该男子握枪的手腕，一边宽慰他，更主要的是防止他轻举妄动。此时几名特警破门而入，将该男子当场控制住，井延英和被劫持女生安然无恙。
故事三：罗盛教式的优秀大学生刘峰冰面救人
2008年3月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大三学生刘峰和同学何晓波准备去松花江畔放风筝。已是大三的刘峰至今还没有从冰封的松花江面上走过。由于江面仍结着冰，两人从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出发，慢慢地从冰面上穿江去松花江北岸。
下午2时左右，就在两人快到江北时，隐约听到远方有人呼救。刘峰转身发现百米开外的冰面破了一个大窟窿，两名儿童正在江水中拼命挣扎。
见此情景，他们不顾一切地向事发地点奔跑过去。为了减轻压力，他俩趴在冰面上搭成人梯，刘峰在后面拽着何晓波，何晓波在前面拽落水儿童。当时落水儿童在冰窟窿里拼命挣扎，冰面随时有大范围坍塌的危险。时间就是生命，他们很快拉上来了一个儿童。但另外儿童已冻得失去知觉，头朝下倒挂在冰窟窿里。为了把那个孩子拉上来，他们就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挪到冰窟窿旁，终于把另外一个小孩拉出冰窟窿。
在闻讯赶来的群众的帮助下，刘峰和何晓波把两个落水儿童背到最近的风景管理处管理办公室，并立即向派出所报警。看到落水少年脱离了危险，刘峰和同学才悄悄地离开。
刘峰他们回来以后，并没有主动跟别人说起救人的事情。直到两天后，两位被救儿童的家长来学校感谢，他俩见义勇为的行为才得以“曝光”。据哈工大航天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敬伟介绍说：“刘峰是学校的入党积极分子，曾多次获得奖学金和奖励，从大二开始就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科研项目。刘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总是伸出援手，为别人排忧解难，从不计个人得失，他在生活中快乐地塑造着自己，也在感染着别的同学。”
为了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倡导他们充满爱心、淳朴善良的优秀品质，宣扬他们挺身而出、理智救人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们生活质朴，为人友善生活态度，4月份，黑龙江省授予刘峰和同学何晓波“黑龙江省优秀大学生”的荣誉称号。
老革命家的红故事朱德的扁担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修筑五大哨口工事、安顿好重伤员修建红军医院外，还有一宗大事就是要准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因此，红军战士在井冈山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挑谷上坳”便成了部队的一项经常工作。 
从井冈山到山下的宁冈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山又高，路又陡，着实难走。尤其是从桃寮到黄洋界那一段路，就是空着手走，也累得够受，肩上挑着担子，那就更吃力了。因此，每次运粮，总是起早赶路，摸黑回山。当时，朱军长已经四十多岁了，但他总是跟大家一同去运粮，而且每次都是挑得满满的。大家看到朱军长晚上要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粮，可是朱军长却风趣地说：“吃饭有我的分，挑粮也有我的分！光吃饭不挑粮，那不成了剥削阶级了吗？” 
怎么办呢？有位红军想了一条“妙计”。有一天，队伍又要到茅坪去挑粮。天没亮，大家都起床了。吃过饭，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麻包，有的提着布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朱军长也准备动身，便去拿放在墙角里的扁担。奇怪？扁担突然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 
朱军长的扁担哪去了呢？原来是红军战土们为了让朱军长在家里多休息一会，故意把扁担藏起来了。谁知大家刚走上黄洋界，朱军长又挑着箩筐，满头大汗地赴上来了。等他坐下来休息时，人们才发现朱军长又新削了一根扁担。过几天扁担又不见了，朱军长又削了一根新扁担。而且，在扁担的正中，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 
从此，朱军长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朱军长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大家。不久，有位红军战士还编了首歌谣：“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每当挑粮爬山累了时。红军战士就用这首歌谣互相鼓励。朱德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更激励了红军战士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2万5千里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藏族老红军天宝
介绍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队伍里，有一个叫桑吉悦希的小伙子。他就是后来被毛泽东取名为天宝的人。 
这个胆子颇大的少年，没有和父母亲商量，就自作主张，穿上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加入红军。他懂一点藏文，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
过草地之前，除了为红军筹集粮草，打土豪，分田地，桑吉悦希还是一个“野菜宣传员”。他经常拿着各种野菜，四处建议：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
有时，他会去当翻译和向导。但他只懂一点汉话，实际上自己还得要别人帮着翻译。他过去没有出过远门，不熟悉路，也当不了向导，只是跟着老同志们走。
多年后，他向女儿天波讲述过草地的艰难：大队人马连夜行军，他经常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一边走，就一边拉着前边战友的腰带，后面的人又拉着他的……一队人马走得摇摇晃晃。但这片茫茫草原，他和战友们硬是用两条腿丈量了出来。
路上，桑吉悦希还尝试着在背包上写汉字。后面的人看着他学，他则看着前面的学。“他的这点汉文，就是在长征路上开始学的。”休息的时候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挨批评的。
直到长征胜利后的1937年，桑吉悦希才有了汉语名字———天宝。这可是毛主席给他取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定边县创办中共中央党校，其中专门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大部分是经过长征的彝族、藏族、羌族同志，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
据资料记载，那时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经常来党校讲课。少数民族班的大多数同志文化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就专门给他们开“小灶”，找文化高的学员给他们辅导。
一次，毛主席讲完课后，问桑吉悦希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讲究。”桑吉悦希解释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主席兴致很好，想了想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
狼牙山五壮士1941年，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　
24日，35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以及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　
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成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城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　
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
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　
7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得日伪军丢下五十多具尸体慌忙地逃了回去。日军指挥官深信邱蔚团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激战中，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为了让大部队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这班留下坚守。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5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就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喊道“捉活的，捉活的！”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5人宁死不屈，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砸碎枪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纵身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但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