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刊道藏辑要
简介
道教要籍丛书。收书300余种，共计若干卷。清代的彭定求编。
光绪三十三年（1906），成都二仙庵重刻，由阎永和删除2种，增加20种，并新增贺龙壤所编《重刊道藏辑要总目》1卷、《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及《续篇》一卷，《道门一切经总目》4卷。全书按二十八宿字号分为28集，择要收录道教重要经典、历代祖师著作、科仪戒律、碑传谱记、气功摄生诸类著作。不仅深得《道藏》之精要，而且保存了不少明清两代道教的重要著作。
经历
在成都二仙庵的丹台碧洞书房内，原藏有中国道教珍宝《重刊道藏辑要》梨木经版。它是二仙庵方丈阎永和在清光绪年间发起刊刻的。《重刊道藏辑要》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历代道教文化典籍的缩影，对保存、传播和弘扬道教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 
编纂《道藏辑要》这部道教丛书，是在清康熙(1662--1722)时候开始的，康熙皇帝比较重视道教典籍，曾依据明末《道藏》颁行《钦定道藏全书总目》；于康熙八年(1669年)“御赐藏经一藏凡724函”与盛京奉天府承德县太清宫；又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钦颁《道藏》”给浙江钱塘佑圣观。其时有彭定求者，儒道双修之士，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编成了《道藏辑要》。因为是从《道藏》选出重要道书编篆而成的道经丛书，故总名之为《道藏辑要》。
到了清嘉庆年间(1796--1820)，有好道之士蒋元庭，在彭定求所编《道藏辑要》的基础上，增加明本《正统道藏》失收道经及其以后新出道书79种，按各书的内容，分别补进28宿字号的有关字集。蒋元庭将这79种明本《正统道藏》失收道经及明《正统道藏》以后新出道书，增补进彭定求所编《道教辑要》之内，仍保持《道藏辑要》的书名。经过此次增补，《道藏辑要》包含的道书数，即为原来彭定求从《道藏》选出200种，再加上新补的79种，共为279种。蒋元庭并作《道藏辑要总目》列出279种书目的名称、卷数，作者及编人28宿某字集。蒋元庭本《道藏辑要》，是对原来彭定求本《道藏辑要》的继承和补充，由于彭本《道藏辑要》世人罕见，故赖以蒋氏补充而得以保存下来。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成都二仙庵方丈阎永和，继承宋慧安方丈(他受北京白云观传给衣钵，接法眷回四川)开期传戒，在传戒之期发起重新编纂《道藏辑要》。阎永和与井研贺龙骧、新津彭翰然等，据成都著名藏书家严雁峰家藏的蒋元庭本《道藏辑要》重新编纂。他们鉴于“时事日非”，“恐珠遗沧海”，分别又增补重要道书17种于内，并按各书的内容，分别续人28宿有关字集，即： 
1．太上道元一炁经1卷，尾集1； 
2．观音大士莲船经1卷，斗集1； 
3. 孙真人备急千金方，虚集12续； 
4．吕祖东园语录1卷，壁集7续； 
5．东园杂咏l卷，壁集7续； 
6．张三丰真人全集4卷，张三丰著，李西月重编，毕集7续至12续； 
7．三宝万灵法忏12卷，(清)，王守上编，柳集7至l2续； 
8．太上灵宝朝天谢罪法忏l0卷，柳集13续； 
9．邵康节先生击壤集，星集7； 
10．关圣帝君本传年谱，又星集7； 
11．文昌帝君本传，崇德弟子纂述，续又星集7； 
12．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宝经，五星集9； 
13．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星集9； 
14．文帝阴骘文注，星集9； 
15．太上玄门功课经，张集1； 
16．汉天师世家9卷(收明洪武至万历年间对天师的有关诏旨)，翼集7； 
17．青城山记，(清)，彭洵编，翼集10。
同时，阎永和等人又收录清人贺龙骧编的有关道经书目5种，以及宋元以来有关道经书目18种，以备查找。道经书目5种为： 
1．重刊道藏辑要总目l卷； 
2．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4卷； 
3．道藏辑要续编子目； 
4．女丹合编总目； 
5．女丹合编子目。 
道经书目18种为： 
1．四库全书道家类简明目录； 
2．四库提要道家总目； 
3．四库提要道家类存目总目； 
4．(清康熙)钦定道藏全书总目； 
5．汉魏丛书道家书目，(清)，贺龙骧辑录； 
6．古今逸史四十种道家书目，(清)，贺龙骧辑录； 
7．汲古阁珍藏秘本道家书目，(清)，贺龙骧辑录； 
8．郡斋读书志道家书目，(宋)，晁公武； 
9．直斋书录解题道家书目，(宋)，陈振孙； 
10．历朝名选道书目录，(清)，贺龙骧辑； 
11．国朝坊刻道书目录，(清)，贺龙骧辑； 
12．通志道家书目，(宋)，郑樵； 
13．文献通考道家书目，(元)，马端临； 
14．文献通考道术家书目，(元)，马端临； 
15．文献通考神仙家书目，(元)，马端临； 
16．续文献通考道家书目； 
17．皇朝文献通考道家书目； 
18．皇朝文献通考神仙家书目。 
由此可见，阎永和等人在蒋元庭本《道藏辑要》的基础上，又增补了17种道书和23种道经书目，共为40种，为了便于区别蒋元庭本《道藏辑要》而名之为《重刊道藏辑要。
光绪十八年开始，至清光绪二十七年，历时9年时间，《重刊道藏辑要》才宣告完成编纂。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成都二仙庵方丈阎永和发起募捐并开始雕刻《重刊道藏辑要》经版。阎永和经过认真周密的考查，从三个因素即：工价廉、刻工精、成本低(采用梨木板材刻板)的特色方面而选择“岳池帮”来雕刻《重刊道藏辑要》。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阎永和方丈羽化归真。其雕刻的组织工作由王伏阳和宋智和承继下来，前后经历15年之久，至民国四年(1915年)才告竣工。
《重刊道藏辑要》经版采用梨木为材料，每块两面刻字，一面两页，共雕刻一万四千块，以二十八宿为次序，印刷成为二百四十五册。集周秦以下道家子书，六朝以来道家经典，辑道家哲学、道教历史、气功丹法、天文地理、医学易学等，集几千年中国道教文化之精粹。
《重刊道藏辑要》经版连续刊印了20年，至抗日战争期间，印经工作中断。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都屡遭日本飞机轰炸，为保护好《重刊道藏辑要》经版，二仙庵方丈王伏阳特别将经版全部运往青城山真武宫保存，以使经版安全传世，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才将《重刊道藏辑要》经版安全运回二仙庵，存放于丹台碧洞书房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都市园林局以青羊宫、二仙庵为中心，建立花圃园林(后改为文化公园)。这期间，张元和、刘理钊、邹崇品等道长，为保护道教文化遗产《重刊道藏辑要》经版，使绝大部分经版保存下来，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1年，二仙庵部分房屋被拆，张元和等道长特意将《重刊道藏辑要》经版搬到青羊宫保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青羊宫、二仙庵遭受红卫兵冲击，殿宇内的神像被推倒毁坏，匾额被砸毁，经书被搬走，文物被打坏，连青羊宫内珍藏的《重刊道藏辑要》经版，也被当作木材拿走400余块，道士被撵出还俗，张元和等道长因参加花木种植及事物工作，因而得以宿于青羊宫。他们利用公园工人的身份，竭尽全力保护道教文物。特别是保护好《重刊道藏辑要》经版，他们深晓这部经版的珍贵价值，向那些“造反派”细说经版的文物价值，向那些蓄意抢夺者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交涉，竭力保护，至使以后经版没再短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张元和与在文化公园工作的5位道长，辞去工作，回到了青羊宫。由他带头担负起了恢复青羊宫的工作。不几年，他募资将青羊宫的殿堂、神像、陈设和绿化都恢复了原貌。为搞好和宏扬道教事业，张元和深感道教经籍缺乏，遂决心要使保存在青羊宫的《重刊道藏辑要》发挥作用。1984年，作为成都道教协会会长、青羊宫住持的张元和，与四川巴蜀书社达成协议，联合重印《重刊道藏辑要》。他带领道众对经版进行清洗，检查登记，缺少了哪些部分，尔后，对照原刻印本补刻了四百多块经版。
这样，整部经版齐全，我国道教唯一幸存下来的清代刻板《重刊道藏辑要》才又得以重新印刷行世。《重刊道藏辑要》经版印行时，特聘请当年在成都著名书坊志古堂工作过的经验丰富的木刻印刷师傅施工。《重刊道藏辑要》版本质量极高，保持了原版刻工精犷豪迈，字体厚重浑朴，原刻风格尽览无余，是近代蜀刻中具有代表性的刻本。
《重刊道藏辑要》使用四川夹江特产对方纸和连史纸，仿古锦函装，考究精美，该书在1979--1989四川优秀图书评奖中获荣誉奖。
为使《重刊道藏辑要》这部蜀中有代表性的雕刻印刷技术发扬光大，成都市道教协会、青羊宫培养出了自己的印刷技术队伍，1992年由成都道教协会副会长、成都青羊宫住持张元和主持，印行《重刊道藏辑要》，至1994年已印100部，其中有50余部售往海外。
《重刊道藏辑要》不仅集中保存了不少《道藏》以外的道教经书，而且，在明本《道藏》奇缺的那些年代，为道门内外阅读道教重要典籍，提供了相当方便，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即使上海涵芬楼影印本《道藏》问世以后，《重刊道藏辑要》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它至今仍畅流海内外，堪称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堪称中国道教文化之瑰宝。它以自己特有的风釆，为传扬中华道教文化作贡献。经版原存于二仙庵丹台碧洞书房。
1961年将经版移存于青羊宫，直至今日(现存青羊宫印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