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显惠
经历
教育经历1975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
工作1965年参加工作，历任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小宛农场农工、服务社营业员，酒泉农垦中学教师，轻工部  杨显惠大清河盐场宣传科干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轻工部塘沽《盐场报》编辑，天津市作家协会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成就八十年代是他的创作喷涌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艺术功力。
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近年《夹边沟纪事》系列发表，杨显惠重现江湖。
作品《夹边沟记事》
简介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带来的食物分给诸难友的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的夹边沟形成强烈反差，她几千里寻夫、哭夫、直至坚持背回丈夫遗骨的行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强。小说的结尾很妙，多年后，小说的叙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终又放弃了寻找，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逝去，给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餐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
泪下之作？
评价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的深层次表现——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的人。
梗概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者杨显惠历时5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终于使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目录上海女人
走进夹边沟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驿站长
贼骨头
憎恨月亮
饱食一顿
逃亡
坚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关
一号病房
许霞山放羊
夹农
在列车上
这就好了
医生的回忆
邹永泉
告别夹边沟
后记
作品《定西孤儿院纪事》
梗概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  定西孤儿院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饥荒 ”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评价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 “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目录父亲
独庄子
炕洞里的娃娃
黑石头
姐姐
华家岭
走进孤儿院
顶针
俞金有
黑眼睛
打倒“恶霸”
院长与家长
蔓蔓
尕丫头回家
在胡麻地浇水
算账
陈孝贤
老大难
为父报仇
寻找弟弟
梦魇
守望殷家沟
后记
作品《告别夹边沟》
梗概《告别夹边沟》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它们毕竟是艺术品，是小说——纪实性小说。作为一  告别夹边沟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来自基本事实的惊人，但是，倘若没有作家主体的创造性重构，也绝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烈的震撼力。
目录序：阴霾里的一道闪电
上海女人
走进夹边沟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驿站长
贼骨头
憎恨月亮
饱食一顿
逃亡
坚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关
一号病房
许霞山放羊
夹农
在列车上
这就好了
医生的回忆
邹永泉
告别夹边沟
后记[1]
《南方周末专访》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  杨显惠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  杨显惠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口述亲历
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我祖籍在甘肃东乡县，到我父亲那辈人已经来到兰州，我就是在兰州长大的。饥荒年代，城市里还算不错，基本能保证不饿死人。1960年前后我在上初中，每月口粮30斤，到高中时变成32斤。1970年赶上工农兵大学生第一届招生，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念数学系，每月还有30块钱的工资。为什么学数学？名额就是数学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师大有个农村来的同学，跟我同岁，后来当了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我们俩去搞过两次“外调”———在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就会收到有些地方寄来的举报信，说某某学生家庭有问题，有过什么历史污点之类的。因为当年工农兵学员都是推荐上大学，僧多粥少，肯定会有人认为推荐不公平。系党支部要核实这些举报信的情况，就派我和这个同学去基层调查，我们跑了两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区，我同学家在定西的通渭县，1975年的那天，在县城里，他说我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们就往他家走，沿着山路到离县城很远的村里去。到了他家，我很吃惊，太穷了，连一间房都没有，就是拿土块垒的拱形窑洞。他们全家只有一床被子，当天晚上我和他还有他弟弟，三个人睡在炕上，合盖那一床被子。他母亲和衣睡在厨房里，他父亲吃过晚饭就出门了，我想可能是去亲戚家睡了吧。
这同学就给我讲，他家在1960年饥荒的时候拆掉了房子，木头都换了粮食吃。他亲生母亲当年饿死了，现在这个是他继母，他还有个妹妹也饿死了。没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两三年，直到饥荒过去，十五年了，他家还是住在窑洞里，盖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村里转悠，走到生产队的麦场上。他指着一堆麦秸说，昨晚他父亲就睡在这里。
然后走到一个院子门口，他说这里住着一个朋友，我们去看看。我见有只黄狗在地上卧着，就说你先过去，把这个狗抓住，不然狗认识你，不认识我，咬我怎么办。他说没关系，这狗不咬人。我看他说得肯定，就走过去。
经过那只狗旁边的时候，狗抬起头，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们走进院子。他说：你知道那狗为啥不咬人？
我说：为啥？
他说：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田间聊天遭遇夹边沟那已经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这个同学家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值不上我两个月的工资。他们吃的是人民公社，凭工分能分到一点粮食。你知道一个工分多少钱吗？一个人劳动一天，挣十个工分，换算下来等于两分钱。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粮食，用了多少柴火，会计都有记账的，到年底公社结算，你劳动挣的钱还不够吃掉的钱。
那两天给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就写上了这段见闻。那篇小说题目叫《陇上七月》，后来发表的时候，杂志编辑觉得“陇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写甘肃的，就给改成了《七月里》。
但是此后，我一生都在写甘肃。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几年来我从没写过天津，我没有思考过现在的城市生活，觉得光是写甘肃，写农村，写历史，这辈子可能都写不完。到农村去，贫困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学校里我们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闹饥荒，饿死人了，没想到直到1975年他们仍然吃不饱。2003年我重返定西调查孤儿院的情况，问过那里的老人，什么时候才吃饱肚子了？老人们说，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头一年承包了还不行，因为土地在集体经营时代已经贫瘠至极，要经过一两年的农民自主耕作，粮食才能打下多一点。
师大毕业以后，我又回到农场当教员，有一回带着学生去劳动，碰到好几年没见面的农场场长。我们在田间地头聊天，他就给我讲起了夹边沟。
夹边沟在酒泉境内，沙漠边上，最初这里建立农场，是因为有一小片盐碱地，开荒出来的话能养活四百人。咱们国家解放后关押了很多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旧职员，罪行严重的枪毙了，罪行轻的就判刑。到上世纪50年代有些人刑满释放，不能让他们到城市去，怎么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业农场”，夹边沟是其中之一。
只能养活四百人的盐碱地，来了三千多右派，于是很快就缺粮。对外告急没有用，全国都在闹饥荒。那时候劳教其实比坐监狱还惨，监狱有国家调拨的囚粮，劳教农场只能自己种粮，种不出来，就得饿死。
后来我多次到夹边沟实地探访，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确实超乎想象。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没有任何办法取暖，人们住在“地窝子”里。我当知青时也住过这种地窝子，就是地下挖个坑，拿大圆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点草盖上，人就睡在坑里。1959年夹边沟农场的人均粮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长期吃这么少，劳动强度却很大，谁也耗不起。
他们为什么不逃走人在饿到不行的时候，不会逃跑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控制严密。现在我们有身份证就可以到处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到哪都会碰到查户口的，要是没有单位介绍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连旅馆都不给你住，饭店都不卖饭给你。其二，右派们很多都是国家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我跟着党走了这么多年，现在犯了错误，在农场里好好改造，几年后释放回家，还能找个工作，重新做人。不能为了逃避现在的困难，变成失去身份的人，一辈子流浪。
况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定西地区通渭县和邻县交界的路上，当年设有一个哨卡，几个民兵守着。一天来了一家人，是夫妻俩带着几个孩子，说饿得不行了，想到邻县去。民兵们就给拦住了，说你们回家去，并且派一个民兵押送这家人回去，我们暂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装了几个馒头背在身上，准备把这家人送回去，再把馒头给他们。
一行人就这样上路了。过了两三个小时，民兵甲回来了，馒头还背在身上。别的民兵就问他：怎么这么快？
唉，走到一个山梁上，他们说没力气，坐下歇会儿，说什么也不走了。我没办法，就回来了。
那你怎么不给他们馒头呢？走不动了就吃馒头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说。
这件事是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兵后来讲给我的，就叫民兵乙吧。过了两天，民兵乙走这条路去办事，就看见那一家人还坐在山梁上———他们坐下去就没起来，大人孩子好几口，全都饿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断的年代，有饿死的，也有撑死的。夹边沟有个右派，趁麦收时到地里偷吃生麦子，吃完还喝了开水，结果到晚上，麦子在他肚里发酵胀大。他翻滚号叫了一夜，还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干部召开批判大会，指着他的尸体说：“这种人不服改造，挖社会主义墙脚，现在自取灭亡！”这个右派的老婆就在现场，都不敢哭出声来。
夹边沟　
地名，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总面积4.7万平方公里。夹边沟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饥荒年代，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
那个苦难的年代我再讲个故事。有个生产队，队长是从外村派来的。当大家饥饿的时候，知道队里仓库还有一点粮食，村民们就跟队长说，大伙儿饿得不行了，你把粮食分点，给大家吃。队长说不行。村民们想来想去，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分了，怎么分呢，就决定把队长打死。
有一天队长从村外回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几个村民就在羊圈里待着，有人出来喊队长，说你进来一下，我们有点事跟你说。那时候队长已经觉得村民们对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里都提着一根铁棍。队长就进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还是不高，对方好几个人呢。队长和他们讲话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个青年，拿根绳子突然套住队长脖子，然后一使劲，把队长扛起来，就勒死了。
那天下着雪，羊圈后面山谷里有个水冲下去的深坑，我们西北人把这种地方叫“窟泉”。几个村民就把队长的尸体扔进了窟泉，然后把羊赶出来，在附近乱踩一通，破坏现场。可是公社里本来通知这个队长第二天去开会，队长没去，公社就派人来找。雪地里有队长留下的脚印，到羊圈附近就变得乱七八糟，杂乱的痕迹一直到窟泉边上。最后，队长的铁棍找到了，继而窟泉里的尸体也被发现。那几个村民就承认打死了人，粮食也分掉了。
省里的工作组下来，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谁？最后就抓了用绳子勒队长的那个青年。抓走还没判刑呢，青年就饿死在监狱里。
那时候每个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有的不叫孤儿院，叫幼儿园。很多家庭，父母饿死了，剩下孩子，听说孤儿院管饭吃，大点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给送去。可是孤儿院也吃不饱，孩子们还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时吃惯了草籽、树皮，突然到孤儿院里吃上了白面，肠胃适应不了，上吐下泻，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坐着坐着就倒下去。
我在农场当教员的时候，就听说附近还有个饮马农场，那里有个连队，都是从定西地区来的孤儿，是农场到定西孤儿院招的农工。2003年我写完夹边沟，准备写定西孤儿的故事，就到饮马农场去寻找，认识了一个当年的孤儿。他给我讲，他们那个大家庭五十几口人，1960年以后剩下11口。这个人同意给我带路，连续三年时间，我访问了150多个定西孤儿。他们如今大部分都是农民，依然贫穷，有些是国家安排工作，当了工人，现在也处于下岗状态。
右派群体现在的状况也差不多，我调查到的一百多人，也就十个左右属于上层右派，原本是县级干部，摘帽以后还回去当干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学教师之类的普通职员，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或者高一点到五六十块钱，1978年以后给他们恢复工作，还是每月几十块钱。他们的人生，有20年时间在农场度过，恢复原工作干不到三五年，也就该退休了。等到改革开放，全国人民的工资都上涨，咱们挣两三千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块钱。
现在夹边沟渐渐变成了公共话题，很多书也陆续出来。我觉得，如果以后还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话，夹边沟问题的余地还很大。但是要抓紧时间了，十几年前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估计幸存者应该有二百多人，现在活着的还有没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过些年，可能他们去世的会更多。没有亲历者在世，就再不会有故事，夹边沟就要变成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正在消失的传统至于我自己，我现在不写饥荒了，作家不能总是重复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学》连载《甘南纪事》系列，写的是甘南藏区牧民生活，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前进的脚步。甘肃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环境差异非常大，甘南很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这几年我总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比如吃饭，除了传统的蕨麻米饭、青稞炒面、酥油奶茶之类，他们也开始吃汉族人的馒头、烙饼、面条。服饰方面，他们平时也都是夹克西装。传统的习惯慢慢淡化，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着民族的特性，在社会转型期，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状态。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动了刀子，打死一个。他们不会立刻报警，藏民的处理方式是，首先由双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员会主持谈判，谈出一个赔偿的命价，比如20万块钱。两家人协商同意的话，就不去法院了，赔钱了事。可是有时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让，法院觉得你杀人了难道法律管不着你？就去把人抓掉。
去年我写了个短篇小说《恩贝》，讲的就是这种故事。两个男人因为偷牛的事情打起来，打死一个，活着的被抓起来，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说我家给你家赔命价，你们去公安局说说，让他们放人吧。结果公安局不听，把杀人的判了个死缓，死者家就没拿到赔款。
过了十多年，死缓改有期，表现好再减刑，杀人的这个男的就获释了。听说仇人释放回来了，死者的遗孀就把三个儿子叫来，她这三个儿子最大的二十多岁，小的也有十八九岁。这女人就说，你们的杀父仇人放出来了，你们现在都成人了，知道该怎么干吗？
三个儿子回答：知道。
过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个法事活动，这弟兄三人觉得他们的仇人会去参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动结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那人已经很老了，看了一会儿面前的三个小伙子，说，不知道。
是你杀了我们的父亲。
哦，老人明白了，说，好吧。
这三兄弟，老二老三拧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来划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断了。
然后他们就去投案。老大被枪毙，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结束后，村里人就说那个妇女：你早该知道，在儿子们面前不要讲过去的事情，你非讲，现在你的儿子一个毙掉了，两个判刑了，你高兴啦？
我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只是虚构了地点和人名。那个孤独的女人回答说：
这不是我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子长大了，就要活得像个男子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