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昭君村
村庄简介
昭君村[1]，因西汉时诞生了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出塞和亲”的一代名妃王昭君而改名昭君村。村中有粉黛林、佳丽岛、浣纱处、彩石滩等20余处胜迹。王家崖云雾缭绕，香溪河九曲八弯，娘娘泉古朴典雅，  梳妆台花荫满地，昭君像亭亭玉立，抚琴台琴韵悦耳。特别是昭君村多美女的千古传说，引起中外人文地理学家的极大兴趣，更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游客瞻仰于斯，乐而忘返。
每到春季，昭君村前的香溪河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桃花鱼，乡亲们说那是昭君告别家乡时洒落的泪水幻化而成；溪畔一处彩石斑斓的滩头，相传是昭君少年浣纱的地方；村东有口楠木井，井水清甜可口，四季不绝，相传是因为昭君当年每天在此取水；村西有条石龙，身卧青山，摇头摆尾，常年口吐清泉，相传是昭君当年和乡亲们在此挖掘七七四十九天，感动了东海一条青龙飞到此处化作一眼清泉；村中的满园紫竹，相传是昭君当年作画时引来天上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霞仙帮她着色，后来昭君离村入宫后，七色霞仙依然常来村里，其中的紫霞仙认定昭君总有一天会回村，便旷日持久地在竹林里等待，身躯渐渐地化在竹叶、竹枝上，形成了一片紫竹园……村中的一个个遗迹和传说，无不寄托着乡亲们的无限思念。昭君村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相关介绍
昭君村只有300多人，大多姓王，据称皆为昭君娘家后裔。依山而居的村民将田地修整得层层叠叠，种满了柑橘树。兴山旅游部门的同志介绍，该村是展示昭君遗址遗迹和自然生态景观、展演昭君故里独特地方文化及汉代宫廷仕女文化的首批国家3A级旅游区，也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昭君村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文化内涵
昭君村古汉文化游览区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村中昭君纪念馆收藏陈列的汉唐文物均出土于昭君村，昭君书院珍藏的各种版本的古典书籍，记载了几千年来文人墨客对昭君的评价和褒扬。博大精深的文史资料，使纪念馆成为当今中国研究王昭君历史文化的中心。馆藏的名人字画数量之多，品位之高，为同类馆所之最。特别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馆名和村名更是增添了游览区的文化底蕴。昭君别乡几千年，但村中仍保留着西汉时代的生活习俗和劳作方式，婚、丧、嫁、娶原始古朴，被专家学者誉为“绝无仅有”的汉代历史文化景观。
地理环境
昭君宅院中有一花台，台上花草繁茂，花草丛中伫立着一座高约3米的汉白玉昭君塑像。这是昭君的“婆家”内蒙古自治区上世纪80年代送给昭君“娘家”的礼物。这尊昭君塑像，体态丰盈，昂首挺胸，衣裙飘逸，亭亭玉立，显示出昭君美艳超群、卓尔不凡、雍容大度的风姿。游客至此，都要争相合影留念。昭君村还新增了一台内容丰富多彩的昭君文化大戏，有蒙古族迎亲仪式、汉代宫廷歌舞、编钟歌舞、兴山围鼓、兴山山歌、地花鼓等表演。整场表演场面壮观，生动感人[2]。
王昭君简介
名嫱（晋人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汉元帝时宫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出塞，嫁匈奴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卒葬内蒙呼和浩特市南，世称青冢。昭君村面临香  溪水，背靠纱帽山，群峰林立，岩壑含翠，桐林云涌，香溪回环。今附近尚有昭君寨、昭君井、妃台山、昭君台、梳妆台、珍珠潭、望月楼等遗迹。唐杜甫《咏怀古迹》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唐刘禹锡《竹枝词》：“昭君坊（一作村）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昭君文化
《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是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昭君文化丛书》之一。该书研究了昭君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名人文化、中华文化、文化个性与旅游经济、名牌战略、企业文化和城市形象的关系，做了相互呼应、相关延伸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区甚至跨国度的理论探讨；用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建筑学、城市学、品牌理论等原理，对15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新形势下文化力与经济力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了和谐文化理论服务于中华文化创新、名牌战略深化、城市形象激活、旅游经济繁荣、投资环境优化等新经济现象的时代意义。
笔者认为，昭君文化是中华“和”文化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昭君文化进入企业，融入经济，成为中国内蒙古和湖北甚至是更大范围的文化亮点，已成为研究民族经济的企业家和文化人关注的一大文化现象。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根，离不开文化的魂，民族工业家在迎接入世竞争的新世纪之交，自觉选择了以民族凝聚力为特征的“和”文化为旗帜，是一种难得的觉悟和清醒。
昭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华先进文化，既反映了时代潮流所指，也反映了各族民心所向，因而顺应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传统文化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构成一个民族自身特色的重要内容，是维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在中华各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家以不同角度创造和丰富了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先进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
我们注意到，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共识中，“和”文化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早在三千年前，我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 (见《国语·郑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如：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管子·幼官》)；老子提出“知和日常，知常日明”(《道德经》第五十五章)；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第一》)；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第十七章)；《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处的“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中华“和”文化，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
由于中华“和”文化反映了万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着和谐、和睦、和解、和平、和善、和美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协和万邦”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昭君文化是中华“和”文化的典型代表。
建国以来，昭君文化和民族经济所以会虚实结合，互为表里，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和”以贯之，互相促进，就是因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理念，通过和平往来、平等交换、互信互补，完全可以找到结合部。其实所谓经济，即交易、即经商，是通过“商”(协商、商量)，达到“交”，完成“贸”，实现“双赢、多赢”。我国“和”文化强调“和气生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买卖不成仁义在”等等，都鲜明地强调了“和”文化乃是经商之道、发财之道、发展之道中的重要内容。
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我国的“和”文化是高度重视和极力推崇的。比如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就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赞扬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些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见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中国新事萃编》、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见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以及当代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见桑米维尔节录，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等著作，都有类似的论述。世界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和”的思想必不可少，保持和谐共存、协调共进是人类的共同选择。
面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各种浪潮的冲击，我们必须从四方面思考如何走入新世纪。
一、如何努力克服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坚持科学的生活质量观，创造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二、如何妥善处理经济与社会、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有效化解各个国家、各种文明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保持世界的和谐与安宁；
四、如何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
我们认为，面对着如此众多的共同问题和挑战，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和”文化也许可以为思索解答这些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中国在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中，必须包括思想的贡献、文化的贡献。昭君文化就是这方面值得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比较成功的案例。
所以，以美好形象、崇高追求、独立人格、远大志向、“友好使者”而光照古今的王昭君及昭君文化，既是“美文化”的载体，也是“和文化”的代表。她的精神召唤我们要为人类多样性文明和多样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相互尊重与求同存异、平等对待与取长补短、和平共处与共同进步做贡献。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88年年末在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座上的呼吁是有道理的，他说人类应当为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努力。(汤一介《我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理解》，《人民政协报》2005年5月16日C2版)。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不会只沿着单一轨道发展，丰富多采的文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叫得山响的此刻，文化的民族个性不应萎缩。因为没有个性就没有区别、没有差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如果说“进步之树”伸向未来，那么“文明之树”必须扎根历史。暴力解决问题的时代应该结束。而我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的一大贡献，就是坚持不同民族间的跨文明对话，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平共处，共求发展。昭君文化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双利，分则两伤”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既反映了古老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大一统”的特殊亲和力，也道出了人类文明必须变“文明冲突”为“文明对话”才会实现“双赢”的真谛。
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过去国内民族史论中的“中原中心论”和“长城为界论”早已受到批判和纠正。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的汉民族向北方草原民族学习； 以魏孝文帝拓跋宏积极推行汉化为代表的草原民族向汉族学习，及匈奴族首领呼韩邪单于自请为汉家女婿、昭君自愿和亲出塞，带来汉匈两族半个多世纪安宁的友好相处等史实，都说明虽然长城内外的不同民族间有过纷争和兄弟反目的事，但“和睦相处、和谐共进”仍然是历史的主流。不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封建王朝中他们当权的时间超过一半，并创造了中国最大的版图，奠定了今日中华的疆界又如何解释?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布：“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中华是各族的中华，各族是中华的儿女。因而，长城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文化的结晶、而不是阻隔南北文化交流的屏障。代表长城南北文化交流、黄河长江文化交流、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文化交流的昭君文化，受到两千年后各族人民的怀念、承认，甚至引以为荣，愿意弘扬光大，这就很好地说明昭君是各族人民共同拥戴的历史人物；是一位民族的和平友好使者，乃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人。
昭君文化的最新研究，使昭君这个历史真实人物走出了艺术舞台上塑造的悲剧人物的阴影；企业文化所筛选的昭君精神、人格魅力、开放眼光和昭君知难而进、天下一家的胸怀，都相当程度地为昭君和昭君追求的事业正了名，这是令人高兴的大事。“得人心者得天下”，昭君文化活在亿万各族人民心中，这笔无形资产是中华民族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
以呼和浩特为代表的内蒙古企业界、经济界和以兴山县为代表的湖北省企业界、经济界，多年来从各自实际出发，挖掘和创造了灿烂多彩、风格清新的昭君体裁的企业文化版本、地区形象种类和旅游宣传精品。特别是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把“草原文化为底蕴，昭君文化为特色，先进文化为方向”定为“首府文化”的组成部分，一年一度由政府主办、企业赞助，连续举办五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国内影响甚大，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和国内外舆论界的高度评价。昭君文化节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既有昭君文化理论研讨，又有文化搭台的经济、科技、商贸国际交流，使“昭君文化”成了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的价值连城的“城市文化”。“昭君文化是中华先进文化”，越来越成为决策层、学术界、企业界、老百姓的共识。“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成了国家旅游局认定的全国100个民间艺术节活动之一，也是2008年北京绿色奥运的外延内容。
鉴于昭君文化所反映的中国特色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指导性、战略性、人民性和普及性，从企业文化建设角度，内蒙古和湖北联合，学术界和企业界牵手，共同研究和探讨其中蕴藏的中华“和”文化的特殊规律及面向世界的巨大商机，进而促成了《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一书的诞生。
要感谢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是他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克服了始料不及的诸多困难，一边深入调查，一边反复研究，一边不断构思，再三提炼，才使本书得以问世。该书的难度是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做起。如：要滤出重要事件、重点企业、重点人物去跟踪采访；要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历史资料(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从当事人已不在世的同期人物中核准一些有关史实；要从跨地域、跨民族、跨学科的结合入手，与湖北兴山经济界联系，求得配合与互补；要组织力量，对到手的第一、二手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讨，按无争议的原则予以认定；最后对定下来的框架，分工撰写、出稿，并征得企业同意。
由于不少打“昭君”牌的企业是跨领域的，结合行业特点融进昭君文化的切入点及其结合部也各有千秋，因此必须写出个性，写出深度。如“昭君新村”是以小区建设、建筑风格表现，“昭君套餐”是以南北菜系、饮食文化反映，“昭君大道”是以草原丝路、昭君入塞、“长城挡不住南北交流”为主题，“昭君马头琴”则是以草原名乐器———马头琴为载体，奏出“各族同唱和平曲，团结才是主旋律”的时代最强音等。
还因为此书所说的昭君文化应是大文化的概念，与其相关的经济也应是个大经济的概念，包括城市文化、企业文化、建筑文化、地域文化、经贸文化、旅游文化、节日文化、公关文化、民俗文化、跨国文化等，既有传奇色彩，又有史诗胸襟。这也要求此书的编写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审美眼光。
基于上述各点，这本书的风格确定为纪实与政论互补，案例与点评结合，历史与现实呼应，湖北与内蒙古兼顾。所以，应该以辩证思维、历史高度、时代精神为必备条件，着力于探寻现代经济与古代文化的汇流，商品渗透与文化渗透的统一。找出文化中的经济和经济中的文化，品牌中的追求和追求中的品牌，进而揭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中的亲和规律与大同境界。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昭君文化应是汉族和匈奴族两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它高屋建瓴，气宇轩昂，视天下为一家，使天下为一家。它赞颂真善美，追求和为贵。不但包含了水乡的阴柔美，长安的端庄美，而且包含了草原的豁达美，阴山的阳刚美。它是一首“和”之歌，更是一首“美”之歌。它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走去，永远使我们感到真实的美、互信的美、团结的美、高尚的美、人类向往的美、世界大同的美。列宁曾为沧桑美感叹，他说：“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一个榜样，紧紧地把握住它”，并“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三联书店版第12页之援引)。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扎根于多样化的民族沃土。其先进性既寓于传统的继承性，又寓于开放的兼容性；既表现为巨大的创新力，又表现为空前的凝聚力。
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党委、政府、政协的关怀下，在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在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领导郝存柱会长和林干教授的指导下，《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五易其稿，终于付梓。本书的上篇“理论探讨”以我为主，郭兰柱、李世馨协助；下篇的“案例分析”和附录的“背景链接”约请了马冀、孙利中、王志刚、刘颖、贾跃琴、李宪梅、张汉君、常歌、张桐、段广德、闻伦、舒平、张晓东、刘利民、么红霞、赵薇、罗纲、范俊等同志参与意见及撰稿，最后全书由我总其成。部分古代和国外资料的查实、核准，有劳北京青年学者郝松伟、郝松侠，校对依靠了孙利中，在此一并致谢。
编写的同志一致认为，《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一书问世的最新意义也许在于，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提供一种为千古公认、四海共识的历史思考。因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应当是未来人类进步的主流，是大趋势。用和睦、和平化解纷争，用理解、对话代替冲突，用“双赢”、“多赢”推动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江泽民同志1999年6月接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的代表时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总结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我们愿以此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经济繁荣、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增添一抹新的绿色。

原诗内容
昭君村
峡女王嫱继屈须，入宫曾不愧秦姝。
一朝远逐呼韩去，遥忆江头捕鲤鱼。
江上大鱼安敢钓，转柁横江筋力小。
深边积雪厚埋牛，两处辛勤何处好。
去家离俗慕荣华，富贵终身独可嗟。
不及故乡山上女，夜従东舍嫁西家。
作者简介
苏辙（1039-1112） 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苏轼齐名，合称三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