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沈忠芳
中西兼学

少年启心智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1934年，沈忠芳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家英资造船厂的职员，母亲在纱厂做工。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抗战，一家人舍家逃难，度过了辗转流离的两年。1939年回来，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开明的父亲把家人安顿好后，就把不满6岁的沈忠芳送到了上海启明小学读书。两年之后，他随家搬迁，转学到一家私塾。在先生抑扬顿挫的朗诵声里，沈忠芳开始了他的教育启蒙。孩提时代的他十分聪颖，很多诗篇可以过目成诵，但他也像其他男孩一样，很淘气。有一次先生在课堂上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沈忠芳马上带领小伙伴拿笔墨给先生画了个熊猫眼。
之后，他在上海包斯高中学度过了中学时代，接受了6年教会学校的教育。他学得很轻松，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数理化成绩突出，语文、英文成绩也很出色，唯独对《圣经》之类的课程不感兴趣。学校规定学生信教便可减免学费，但沈忠芳的信仰不在这方面，他不愿因为优惠的政策而改变内心。
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中西合璧式的教育构建了他的知识结构，也塑造了他独立的个性。
战机轰鸣
唤起爱国情
一边是租界里的灯红酒绿，一边是百姓流离失所的逃亡生活，帝国主义的横行与中国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少年沈忠芳的心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50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前，对上海进行了“二六"大轰炸，当时规模很大的杨浦发电厂也被炸得面目全非。飞机在头顶嗡嗡盘旋，当整个上海笼罩在惶恐不安中时，苏联协助保卫上海的战机画着优美的弧线滑过上空，将国民党的飞机打得落荒而逃，这一幕给沈忠芳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高中毕业时，他看到报考目录上有北京航空学院，战机嗡嗡声又在他脑海里作响，他毫不犹豫地填上了这个志愿。
1953年10月，沈忠芳进入北京航空学院读书。那时的北航刚成立，一切都在建设中，只有两个系四个专业。沈忠芳选择了飞机设计专业，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亲手设计的飞机也能像苏联战机那样神气地战斗。当时学校有从苏联引进的比较成熟的教材和一批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名师。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沈忠芳在专业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基础扎实，每门课程都能拿到4分以上，解析几何更是次次5分。在每学期高达十几门课程的重压下，他踢足球、游泳，各种活动一点都不耽误，日子过得丰富充实。四年级时，学校成立了火箭导弹专业，这个专业如同一个磁场对沈忠芳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经过了政治背景、学习成绩的层层选拔，沈忠芳顺利转入这个专业，这对他后来坚定地踏上航天征程产生了重要作用。
艰难岁月
越干越热爱
1958年10月，沈忠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二中队工作。二院刚刚建立，一穷二白，处于“边建边干”的阶段。艰苦的条件没有削减他的热情，用他的话说：“越干越热爱”。他开始感觉到学校所学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白天工作，晚上就捧起厚厚的书本如饥似渴地补充知识。他贡献出了聪明才智，工作也回报他以丰硕成果。第一代防空导弹研制中，他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在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成果被后续的型号广泛应用。在中低空防空导弹的早期研制中，他又最先倡导采用新体制，开辟了制导新途径。
1966年，“文革”来了，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被打乱。时任研究室主任的沈忠芳也难逃此劫，被戴上“资产阶级小权威”、“修正主义苗子”等一大串帽子，被戴高帽游街。挨完批斗，他照样扑在工作上，满心想的都是他的型号，怎样利用一切可能将工作向前推进。1970年到1979年近十年间，在他的带领下，他所负责的型号在很多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经4次飞行试验考核验证。其中3项成果荣获1979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科学的春天打破了桎梏，也放开了他的手脚。在当代新型号研制中，他担任总指挥，3年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取得重大成果。
五个首次
创造新神话
在单位里，沈忠芳那股敢闯敢干的劲头是出了名的。正因如此，他才能破除阻力不断前行。1986年，他开始担任某型号总指挥。经过充分论证，他带领一班人提出新的方案，这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方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说：“从来没见过这种路子，出了问题你们担得起吗！”沈忠芳没有退缩，他坚信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多方搜集资料来论证方案的可行性。在一篇资料中他们发现，这一思路与美国同行的研制思路竟不谋而合，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先进性是公认的。沈忠芳想：有戏！他没有放过这一有力证据，又对可行性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补充、完善，最终通过了评审。队伍组建了起来，又开始为经费发愁。他们向院里借了200万，又向当时的航天部借了250万，开始了研制工作。队伍内部思想不统一，再加上技术难度和经费不足，几乎使研制工作停顿。1989年第一次试验没有成功，更是雪上加霜，一度使他们的研制工作进行不下去。很多人劝他别冒这个险了，否则连借来的经费都还不上。
“我当时信心很足，我们的方案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找准了方向，就一定要坚持。"提及当时的情景，沈总的语气仍是那么坚定。
沈忠芳顶着巨大的压力，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工作思路，组织人员对试验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心血改进、优化设计。科学是最好的引路明灯。1990年的一天，他们进行了该型号的一个标志性试验，导弹沿着既定轨迹精确击中目标，爆出的美丽火花，让沈忠芳和他的队员们心花怒放。沈忠芳带领他的队伍过五关斩六将，越打越漂亮。成功折服了众人，也告慰了走过数个春夏秋冬，为此付出艰辛的同事们。
在该型号鉴定报告中，专家鉴定组连用5个“首次"高度评价了该型号的先进性和独创性。用户也在意见书中写道：“该型号自研制到全部交付完毕，这样大批量的产品，仅用了5年的时间。速度之快，解决关键问题之多，在国内型号的研制中实属罕见。”
沈忠芳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肯定、敬佩与赞叹，也赢得了国家授予的荣誉。1995年，该型号产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经过继续的改进、发展，2002年，该型号换代产品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继而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关键时分

一语定乾坤
沈总的坚决果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坚决正是他冷静分析的结果，这果断也源于他作为型号总指挥的高度责任感。交谈中，沈总还谈到他记忆深刻的一次发射。这是一次演示给用户看的试验，成败关系重大。导弹待发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随着巨大的一声轰鸣，导弹升空了，紧接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导弹没有按设计的弹道向前飞行，反而垂直爬升向回飞，接着爆炸自毁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经验丰富的沈总当时也愣住了，他也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现象。第二发打还是不打，刻不容缓！沈总没有犹豫，立即命令作好第二发弹发射准备。很快，第一发失利原因也初步分析出来。当时合同已经签订，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如果第二发不成功，丢面子不说，钱也赔不起啊。沈总显得异常冷静：“第一发是装订错了，才按照错误的轨道运行，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弹没问题。”他果断地一挥手：“接着打！”导弹喷着鲜红的尾焰升腾起来了，在场的人员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成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将他包围。
“您当时真的不怕吗？”笔者问道。
“我非常有信心，再说，大不了摘了我的乌纱帽呗。”
放眼长远
型号“钢琴家”
从副所长、总师到副院长、总指挥，沈总有着多个型号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技术功底，深得管理之道。他正如一个钢琴演奏家用娴熟的手法去敲击每个琴键，奏出美妙和谐的乐曲。沈总在型号队伍的管理中不仅致力于在技术方面保持先进性，更注重营造型号队伍里一种内在的文化，以保持源源不断的活力。在他的带领下，型号队伍中引进项目管理模式，建立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程序，形成并积累了独特的型号文化。“以法治研，以德治研；有法成方圆，有德众望归”的管理理念，项目开发研制工作的四个原则、四个精神、四个工作作风，无不体现了“文化”的力量。“任务明确不糊涂，责任落实不推诿，管理到位不越位，加强调度不包办，协调及时不拖拉，信息反馈不截流，狠抓质量不放松，严格验收不讲情，监督考核不马虎，奖惩落实不食言。”这朗朗上口的“十不”原则出自沈总之手，而每个型号队伍成员也烂熟于心，付诸实践。
说起沈总对于型号发展的高瞻远瞩，副总指挥许晨很有感触。沈总从不安于现状，尤为可贵的是，当型号在顺境中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居安思危、放眼长远，冷静地提出了长远的规划和科学的发展布局，预测和发掘市场潜力。这样，型号才形成了今天几代产品良性互存、研制生产并进的合理格局。
沈总非常欣赏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瑞纳的一句话：一个领导能够带来的最大品质就是有愿望、有能力释放别人的潜力，帮助其他人实现他们认为实现不了的东西，帮助别人看到自身的潜力。因此他总是能用人所长、避其所短，创造一切机会给技术人员进修、提高，大力推举年轻人到重要的岗位上磨练。职称待遇、衣食住行，对于个人的合理要求，他都尽可能帮助解决，让每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沈总的“德”与“能”是凝聚型号队伍的重要力量。
在型号的发展中他总是眼睛向前，时刻关注着国际先进技术的前沿，不断寻求突破，坚持基本型、模块化、系列化发展的路子；在研制中，他又能时时防止急躁冒进，提倡把可靠性放在首位，坚持采用成熟技术，采用先进技术或技术改进时，必须经过充分的地面试验验证等原则，保证研制的成功率。在科学的道路上，他不但是一位专家，也是一位哲人，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好这个“度”。
流年似水
恬淡度余暇
每天忙于工作，他的闲暇很少。一有空闲，他喜欢静静地读书，历史书、诗词、传记、武侠小说都爱看。他拿出一个本子，那上面工工整整地抄录着许多他喜欢的诗词，还有他自己即兴作的诗。受父亲影响，他喜欢看看有关佛学的书籍。他说，佛教的教义中有很多富有哲理的东西。他在荣誉与地位面前的那份淡泊与超然，大概与之很有渊源。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是当年北航大力提倡的一句口号。已到古稀之年的沈忠芳，到2008年，就在他钟爱的航天事业中整整工作50年了。他说：“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是没问题的。”
沈忠芳，研究员，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二研究院某型号总指挥。1934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同年到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历任技术员、研究室主任、26所副所长、四部副主任、二院科技委副主任、二院副院长及型号总师、总指挥等职务。
他是长期工作在研制一线的导弹技术专家，主持过多个型号的研究工作。作为总指挥，他带领科研人员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某技术成果获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经改进后的系列产品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本人多次获得航天奖、中国航天基金奖，被评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还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还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问教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周总理派专机
沈忠芳因某次试验工作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时他就坐在总理身边向总理汇报，一点都不拘束。时间紧急，他第二天清晨就要返回千里之外的试验基地，如何回去呢？同行的人都推举“胆大”的沈忠芳向总理寻求帮助。沈忠芳向钱学森报告了情况，由钱老向总理提出能否派一架专机，总理一口就答应了。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对试验的重视令他至今难忘。
沈忠芳虽一直患有高血压，但平时不太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次会议上情绪激动，加之连日为工作的事忙碌操心，导致他小脑出血。后来经过治疗恢复得很好，对医生的劝告他不再当作“耳旁风”了，不仅戒掉了烟酒，还定期去检查身体。沈总笑称这是“生病得来的好处。”
生气不值

“文革”中，沈忠芳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戴高帽，被拉去游街。对于这种折磨，有的人颓然消沉，有的人绝望。夫人担心他承受不了，有一次批斗完，晚饭特意做了好吃的“犒劳”他，可一看他一脸轻松，还挂着笑容呢。“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才不会生气。生气简直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瞧，夫人的担心反倒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