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常书鸿
人物小传
常书鸿 (1904年—1994年)，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满洲人。1904年4月6日（清光绪三  常书鸿十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满姓伊尔根觉罗。祖父名少峰，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1925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1936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1940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1943年3月到达敦煌。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元月，“敦煌艺术展”在日本东京开幕。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该图目前展览于浙江省博物馆。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1]
人物简历
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 
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市，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常书鸿画作(40张)
1925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
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
1936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
1940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
1943年3月到达敦煌。 
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元月，“敦煌艺术展”在日本东京开幕。
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
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
人物介绍
辛亥惊魂敦煌艺术的“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旗人,辛亥年间他尚年幼,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2]少年立志常先生自幼喜欢艺术，而他的父亲又是个倍奉实业救国的人。所以，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无  作品奈，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系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在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为了进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把一切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后来终于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毕业后他取得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并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忘不了报效祖国。确定方向大概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能实现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先生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逆水行舟
逆境坚持1943年3月27日，常先生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  常书鸿和夫人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他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由此可知，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1945年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面对现实，他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家庭打击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为此，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生活条件、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管，一切落在他的肩上。本来工作中困难重量，妻子离去又是雪上加霜，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  常书鸿在作画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他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要坚持工作下去。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九三创始人
社会评价无私艺术风范与世长存不朽．
  常书鸿艺贯中外，名扬四海。
敦煌卫士，勋功永在。
一生苦斗业，日人亦感怀：
苦卫数十载，珍贵文化财。
赤诚中心念，后继有人来。
美术出宝洞，红日升天中。
世界齐赞赏，万民仰威容。
纵横四万五，壁画安危伫。
画郎黄沙筑，空前绝后无。
塑像逾数千，华美似昔年。
山河兴亡史，民族耀光时。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敦煌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在浩劫后能得以保存并获新生，多赖于被称为“守护神”的常书鸿。他捍卫国宝的献身精神，出于对祖国的忠诚，也是由于他临终前所说的“深蒙党和人民厚爱”。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在这位杰出艺术家的身上得到生动体现。  樊锦诗■为复兴祖国文艺毅然回国，又选择了荒凉的西北大漠中的敦煌
■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
■临终前向江泽民主席提出的请求，是让妻儿继续进行敦煌研究成长之路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一个满族驻防旗兵的骑尉之家。他自幼学画，8岁入书院读书，高小毕业后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与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1923年，常书鸿毕业留校任美术教员。1927年夏，以到轮船上当伙房勤杂工的方式到达巴黎。在那里，他开始半天打工，半天到画室学画的留学生活。同年秋，常书鸿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一年后，由预科升入本科，因在素描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奖金，提前升入油画班。1932年，他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后因作品一再获金奖、银奖而被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 
旅欧期间，常书鸿受国内抗日风潮的影响。抱着复兴祖国文艺的愿望，1936年秋，他回国到北平艺术专科  李承仙学校任教。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常书鸿随校向大后方转移，经庐山、湖南、昆明迁往重庆，他的全部书画都在途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化为灰烬。致力文物保护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社会上保护文物的舆论压力下，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却拨不出多少经费。在梁思成、徐悲鸿鼓励下，常书鸿决定前往，靠办展卖画自筹了大部分经费。他一行6人乘破旧的卡车西进，又换骆驼，经一个多月才到达敦煌。他到达后便组织整理修复，并临摹壁画。在恶劣环境下，面对妻子出走、当地官吏勒索和教育部长期不寄经费的状况，他以决心服“无期徒刑”的精神坚持下来。他送往重庆的展品，也得到包括周恩来、郭沫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和进步人士的高度赞扬，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名扬中外。
1947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出于敬佩和同情，与常书鸿结为夫妻，并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翌年，常书鸿到南京、上海举办展览，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受到告诫说：“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当局令他从速把展品送往台湾，他却憎恨国民党的腐朽，将展品隐藏起来。1949年夏秋，常书鸿在敦煌一片混乱时组织了保卫小组，使石窟免受洗劫。解放军开进当地时，他兴奋地跑上九层高的大佛殿敲响古钟，庆贺国家和民族艺术宝库获得新生。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一直担任到1982年才改任名誉所长。1956年，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他的组织下敦煌艺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周恩来曾鼓励他说：“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951年，他赴北京举办展览后又赴印度、缅甸办展，宏扬了中国文化艺术。他在日本被誉为中国的“人间  常书鸿在工作国宝”。从50年代到90年代，他曾八次赴日访问和举办展览，被授予富士美术馆名誉馆长等一系列最高荣誉称号。1957年，他首次前往日本举办展览时，就有10万多人参观，创造了日本购票参观艺术展览会的最高纪录。 
1981年，邓小平等领导人赴敦煌时，高度赞扬了常书鸿的贡献。1982年，国家文物局调他为顾问，他才举家从西北迁往北京。他于90岁高龄自感不支时，致信江泽民主席，要求让妻子、儿子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振兴中华尽绵薄之力”。过了90华诞后，他于1994年6月逝世。爱国热情■出于爱国主义激情投身于保护艺术，在实践中又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民族文化才有光明的前途 
常书鸿成长的年代，正值民族苦难的岁月，他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热恋才把毕生都用于捍卫和宏扬民族艺术。敦煌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又是近代国家灾难的见证。20世纪的前二十几年间，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窃贼接踵而至，日本盗宝者中甚至有伪装成学者的陆海军官。他们利用反动政府和当地管事者的腐朽昏聩，掠去几万件经卷，精美的壁画也多被用化学涂料剥离后带走，以致敦煌艺术珍品多存于外国馆院，成为中国文化界永远的伤痛。常书鸿旅欧时，看到博物馆中陈列的外国人盗来的敦煌艺术珍品，便痛心疾首。他回国进入的满洲里国境检查站时，又受到日本宪兵的刁难和侮辱，到了北平艺专一进课堂，便与同学们一道引吭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在赴法时，常书鸿的观念是“艺术可以不问政治”。然而，在民族灾难中激发起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感到过去的观念不对。全国解放后，他由感激共产党、人民政府，再经过学习和实践，终于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光辉的印记。坚持不懈■面对前妻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儿女的哭泣和国民政府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他仍留在当地坚持不撤
1943年初，常书鸿来到荒凉的敦煌，一方面惊叹于当地艺术藏品的丰富，一方面又深感物质条件的困苦。他们住在一个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点的是木头剜成的油灯，在滴水成冰的屋里还没有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又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携儿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弃家出走。常书鸿发现后，骑马向玉门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来，幸亏被玉门油矿的人发现才救了一命。他被送回敦煌后，看到的是儿女的哭泣。接着，他又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遵命返回内地，然而，一想到失去保护的敦煌将会重遭被盗劫的厄运，他便下决心留在当地不撤。
在官方不关心保护艺术，自身经费又无着落的逆境中，常书鸿一面动员同事节食缩衣，一面靠为人画像创收并向内地呼吁捐款。他为保护民族珍宝而付出的辛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得到民众的支持。他送出展览的临摹作品，引起社会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许多人表示，如国民党政府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便由民间学术机关接管，同时还送来一些捐款，这使常书鸿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加入组织■为配合抗美援朝，在故宫举办展览，在教育人民的同时，自己也深受群　众爱国主义激情的教育，随后  作品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敦煌解放时，部队便送来郭沫若等人对文化界的号召，派人请常书鸿参加军民联欢会，警卫员还把贺龙的马牵来给他骑。常书鸿看到共产党人如此重视保护文化遗产，深受感动，马上与妻子日夜加班，为进军新疆的部队赶绘多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以表心意。
1951年春，常书鸿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主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并说这一展览将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参观展览的成千上万人不仅看到了祖国的伟大，而且激发起对盗掠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者的无比气愤。看到人民空前的爱国激情，常书鸿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思想小结中写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带上富强的道路。”翌年，他正式写下入党申请书。经过考验，1956年“七一”时，党组织正式接受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常书鸿一再到国外访问。在从事艺术交流时，他总是联系自己的切身感受，对比解放前后的实际，向外国友人讲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关心和保护，并以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打破“西方万能”的观念，发挥了文化使节的出色作用。
人物贡献
艺术作品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在此期间所绘油画《梳妆》、《病妇》、《裸女》静物画《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葡萄》后来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亲选，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现藏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裸妇》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收藏，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先后获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二枚、荣誉奖一枚，并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1936年秋回国在北平国立艺专任西画系主任兼教授，并于年底担任全国美展评审委员。筹备组建研究院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在随学校南下途中，于1938年任国立艺专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教授。1940年秋在云南昆明举办个展，有油画水粉画30多幅，到重庆后离开学校任国民党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1942年在监察院参事陈凌云的帮助下，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于右任先生等的鼓励下接受并展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
1943年3月24日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直到1949年尽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资金来源极其困难；并且在1945年还被当时的直接领导部门——国民党教育部撤销了建制，制使大部分人因此而离开了莫高窟。但是，作为所长的常书鸿先生不单始终如一的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持为己任，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更重要的是：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如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这样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奠定了今天在中国、甚至于在世界都是技艺超群、成果显赫  常书鸿之子并占领先地位的——敦煌研究院及美术研究所这个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临摹集体的基础。并对洞窟进行调查，制定洞窟内容表，将莫高窟的洞窟进行系统的重新编号，赴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等等。壁画临摹作品此时期常书鸿先生的壁画临摹作品有：257窟《鹿王本生》、285窟《作战图》、249窟《狩猎图》、156窟《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428窟《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254窟《萨陲那本生》等。油画创作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后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农民》、《古汉桥前》等作品。其他作品1949年祖国解放后经过调整，至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参加了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工作。特别是1963—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组织进行了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文革其间遭到迫害，制使身心受到伤害，至1977年才完全恢复工作，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至1993年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的组织合作临摹等。油画作品有《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历任职务及作品1959—1962年筹建兰州艺术学院，并任院长；1961年任甘肃省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任甘肃省文联主  常书鸿席、省美协主席，1963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作油画《梅花喜欢漫天雪》、《牡丹》后被浙江大学收藏。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任第四届全国文艺代表大会理事，甘肃省文化局副局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83年任东京艺大客座教授，1984年作油画静物《大丽花和葡萄》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获荣誉奖。1985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7年作油画《平湖秋月》、《断桥之畔》、《月季》等，任浙江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并举办了“常书鸿画展”。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油画《刘丹像》、《桂鱼和酒瓶》、《小青》；1989年作《双鱼》，《紫玉兰》、《敦煌乐舞和飞天》等；1990年作《邓家牡丹花》、《沙漠天宫》、《剑兰》等，赴日本国举办画展，被授予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1年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赴日本访问期间作《千年潮水万年石》、《冲绳之树》等，获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1994年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