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语言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19世纪时，人类学与语言学分享共同的智力起源，人类学与追溯某种语言或语系的历史渊源的比较语言学紧密联系。自转换生成语言学引起的语言革命后，语言学模式被广泛用作文化行为及社会行为模式，在结构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中尤为明显。
语言学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引入正规的人类学研究的。博厄斯对语言学感兴趣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早期在北极的工作，他试图了解因纽特语并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难以捉摸的复杂的语言。后来这一洞见被编入了他的反进化论观点，即历史特殊论。他将种族、语言、文化区分开，认为人类有学习任何语言和适应任何文化的能力。每个社会在博厄斯看来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适应不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语言也被看作这适应模式的一种反映。博厄斯的观点构成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后由他的学生们进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因语言而异。此说未得到全部证明，也未能完全推翻。各种语言的词汇差别显然与文化差别相关，但相关性有多大，还没有作出结论。该假说后来由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学生霍耶尔（Harry Hoijer）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与博厄斯共同进行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当数萨丕尔（Edward Sapir） 了，在语言学领域，他感兴趣的范围非常之广，他从心理和文化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的功能，他还是语言与性别，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先驱，他对于土著美洲人的语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博厄斯认为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起重要作用的第二点原因是，他觉得语言学研究可以不需要经过报道人，而直接深入地洞察人们的思想。这就避免了人类学家必须应对的经过“二次加工（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s）”的信息——由于报道人的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及其它社会习惯等而造成的影响。由于博厄斯的学生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存在一时和提纲性的语言观点确立了上一世纪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进程。
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对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他的《珊瑚花园和它们的巫术》中，马林诺夫斯基将一篇深入论述语言的论文作为第二卷的导言。他论述了翻译的问题，他就特洛布里恩岛的巫术用语的翻译展开论述，他认为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后才可以准确地作出翻译。这一语言学的功能理论的影响范围不大，但比较积极。
1950~70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期间，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一道进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方法论研究，被称做“民族语义学”、“新民族志”等。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人们的分类逻辑，从而了解人们隐藏在其文化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到了70、80年代，注重语言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后来又由Dell Hymes 和John Gumperz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称做“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在这之后，还有人研究演讲和语言表达上的交流问题，这更多的是注重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和交流过程。
"语言人类学"——选自《维基百科》在1960年代，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主要负责发起第二种理论典范，将“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这个名称固定下来，虽然他也创造了“言谈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或“沟通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为这个学术领域所设想的架构。这包含运用新的科技发展，包括新形态的录音设备。
海姆斯也引介了一种新的分析单位。有鉴于在第一种理论典范聚焦于表面上独特的“语言”（引号表示当代的语言人类学家将“一个语言”的概念视为一种理想建构，从而掩盖了这个语言内部的复杂性，以及“跨越”所谓的语言界线的复杂性）；第二种理论典范的分析单位是“言谈事件”(speech event)。（言谈事件是一个事件，由发生在这个事件之中的言谈所界定的，例如，一场晚宴并不是一个言谈事件，而是一个言谈情境，在这种情境下，言谈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有许多学者专注于在这些言谈事件中，参与者对他们的语言表现型态所提出的解释。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
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