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北平谍案
历史背景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部分情报站简图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
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招招占得先机。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但到了1947年9月，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现北京）、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
起因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1947北平谍战风云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 
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电台暴露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
当年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他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当时，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截获情报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破坏核心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
而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但在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后来，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
影响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1-2]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谢士炎的入党志愿书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 
1947年11月29日，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被保密局用美国军机从北平押
送南京。
1948年9月19日，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以“泄露军机”为名，在中央陆军监狱的刑场上判处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死刑。  
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 
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的辉煌，没有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每一场战役的胜利背后，都浸透着情报工作者的努力乃至鲜血。他们的名字也许仍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