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柬埔寨共产党
简介
柬埔寨共产党通称红色高棉（高棉文：，罗马化：Khmaey Krahom；法语：Khmer Rouge）或赤柬，是柬埔寨过去  印度支那共产党党旗的一个政党。该党1951年成立时前身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名柬埔寨人民党，1960年改名柬埔寨劳动党，1966年又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81年12月8日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成立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红色高棉改头换面仍然存在。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波尔布特众叛亲离，被部下抓获公审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死于心脏病。同年12月25日，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柬埔寨政府投降。1999年3月6日，塔莫于泰柬边境附近被柬埔寨军方擒获，标志着红色高棉政权完全垮台。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其政策包括：废除货币、宗教；没收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拆散家庭；关闭银行、学校、医院、工厂、寺院；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穿革命服装，严禁西方文化传播；杀害商人、教师、医生和僧侣；将市民送入集体农场等。
经济上，红色高棉试图将全国人口集中到农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农产品出口到国外以获取外币购买农业机器，再投入到农业中去，等到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工业发展。但由于内部管理问题，造成农业生产指标过高，产生类似中国大跃进时期的情况：中层领导为完成上级任务，谎报情况并过度收缴粮食，引发全国性饥荒。这样就造成红色高棉一方面出口粮食，另一方面国内饥荒的奇怪现象。原有的城市居民本身就不适应农村劳动，加上饥荒，发生大规模的死亡。
政治上，红色高棉实行高度管制及清洗。国民被分为“旧人”和“新人”，“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政府限制国民的活动，稍有违反即可能被处死。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内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更有人因身体太弱不适合劳动被杀。夫妻被分开，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
在红色高棉三年零八个月的管治期间，估计有4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处决等非正常原因，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
2007年，由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陆续逮捕了赤柬二号人物农谢、三号人物英沙里及他的夫人英蒂迪以及五号人物乔森潘，加上已于1999年被捕的康克由，构成了特别法庭的主要被告。2009年2月18日，特别法庭开庭提审康克由，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成员及主要领导人的序幕。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S-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2012年2月3日，特别法庭驳回其上诉，改判为无期徒刑。[1]
发展历程
成立  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1年成立，其分支柬埔寨人民党最早于1951年出现，后来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波尔布特则坚称柬埔寨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60年当时名柬埔寨劳动党。在早期仍是从属于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60年~1973年曾在柬越边境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起与美国和越南共和国（南越）对抗。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9月28～30日，柬埔寨劳动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召开。此次大会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式宣布建立高棉劳动党，同时通过了柬埔寨劳动党党章，选举产生了柬埔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由杜斯木（时任柬埔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波尔布特、农谢三人组成的中央常委会。1962年杜斯木牺牲后，波尔布特任代理总书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63年2月20日召开柬埔寨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组成了以波尔布特为总书记，农谢为副总书记的中央常委会。此次大会确定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年，柬埔寨劳动党领导人进入丛林，开展武装斗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红色高棉武装1971年9月，柬埔寨共产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柬埔寨共产党更名为柬埔寨民主党。1970年～1975年，参加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波尔布特担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战场军事指挥部主席。1974年6月柬埔寨共产党作出了推翻高棉共和国和进行全国决战的决定。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军推翻高棉共和国，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并建立柬埔寨民主共和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76年1月柬埔寨共产党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柬埔寨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了以波尔布特为总书记，农谢、努刚等9人参加的中央常委会。1977年9月27日在柬埔寨民主共和国首都金边市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柬埔寨共产党成立17周年。会上，柬埔寨共产党向国际社会正式公开宣布。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年12月柬越战争爆发，越南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瓦解。1979年1月8日，民主柬埔寨政府发表声明，呼吁“全体柬埔寨人民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的、民主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同越南侵略者战斗到底”。民主柬埔寨军队3万余人撤退到柬泰边境，重新整编后，于1979年12月改称“民主柬埔寨国民军”，保持师、团、营的番号。1979年12月15日至17日民主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主柬埔寨政府、民主柬埔寨国民军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中止执行1976年的民主柬埔寨宪法，并以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政治纲领草案取而代之。农谢留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森潘被任命为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继续留任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取代波尔布特担任政府总理。成立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波尔布特任主席兼司令，切春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宋成为秘书长。 1981年12月6日宣布柬埔寨共产党彻底解散。
1981年12月6日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宣告：“按照1981年9月3～6日柬埔寨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柬埔寨共产党永久解散，全体柬埔寨共产党党员结束作为柬埔寨共产党党员身份所进行的活动”。
核心人物
[2]1997年7月22日，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基地安隆汶成为阶下囚。他因6月下令杀害“国防部长”宋成及其家属以及“对人民和国家犯下严重的罪行”而受到红色高棉的公开审讯，被判终身监禁。
[3]1998年12月25日，前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从拜林分别致函洪森，宣布尊重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不懈努力的西哈努克国王，承认和尊重柬埔寨王国宪法，承认按照宪法成立的、以洪森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他们表示坚决拥护柬王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希望这一纲领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柬埔寨在自由民主多党制基础上的民族和解、国家和平与稳定。
洪森当天复函乔森潘和农谢，以柬埔寨王国政府、柬武装力量总司令和他本人的名义，对他们回归柬埔寨社会的决定表示欢迎。洪森说，你们的行动体现了全体柬埔寨人民希望结束战争、寻求和平、实现民族和解和重建祖国的真诚愿望。
12月25日下午，乔森潘先在拜林通过电话与洪森进行联系，表示他和农谢要求投向政府。洪森当即与正在北京养病的西哈努克国王进行了联系，国王表示欢迎。乔森潘和农谢获悉后便作出了投向政府的决定。
乔森潘1934年出生在柬埔寨的柴祯省。他曾是西哈努克国王民社同盟时期的国民议会议员，后又出任商业大臣，1967年离开金边加入红色高棉队伍。1970年至1979年曾任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防大臣、副首相，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
农谢1927年出生于马德望省。他曾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由于抵制1993年5月23日由联合国主持的大选，民主柬埔寨随后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原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1998年4月15日病逝于柬泰边境。到1998年12月初，几乎所有红色高棉武装力量都已投向柬政府。现在红色高棉领导人中只剩下塔莫克仍藏匿在柬泰边境一带。
红色高棉的前身是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名柬埔寨人民党，1960年9月30日改名柬埔寨劳动党。1966年又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是波尔布特。1970年3月18日，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民族统一阵线，并担任主席。柬埔寨共产党加入了这个阵线。5月5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柬共领导人乔森潘担任副首相。柬民族团结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5年的浴血奋战，于1975年4月17日解放全国。
柬埔寨于1976年1月5日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亲王宣布退休。乔森潘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任总理。这时，柬共实际掌握了国家领导大权。1978年年底，越南出兵10万，侵入金边，扶植韩桑林政权。1979年8月21日柬共成立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1981年12月6日柬共宣布解散。1982年7月，西哈努克同红色高棉再度合作。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三派实现大联合，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1991年10月，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签署了巴黎协定。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全国大选。红色高棉内部对大选有两种主张：乔森潘力主参加大选，回归社会。但波尔布特主张不参加大选，最后波尔布特的主张占上风，红色高棉仍割据一方。柬埔寨问题专家认为，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是重大失策，这使红色高棉与社会隔绝，失去了回归社会的大好时机。自1993年以后，红色高棉在柬王国政府军事进攻和和平安抚的攻势下，逐步走向分化、瓦解、衰落。
1994年7月7日，柬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7月11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文宣布成立由乔森潘任总理的民族团结救国临时政府。1996年柬王国政府加紧进攻，瓦解红色高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3月，驻守梅莱山根据地的红色高棉18师师长兴朋率部向政府投诚。
紧接着，1996年8月控制拜林地区的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英萨利率领两个师3000余人宣布脱离红色高棉投诚政府，并与政府达成停火、和解原则协议。10月，柬第二首相洪森赴拜林同英萨利会晤。洪森在欢迎仪式上承诺原红色高棉军民回归民族大家庭后，可保留原有的房地产、职务、军衔等。
英萨利和兴朋投向政府后，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和梅莱山两个重要根据地，元气大伤，此后红色高棉内部矛盾加剧。1997年6月11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派人杀害了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及全家。波尔布特指控宋成分裂红色高棉，准备投降洪森。宋成的部下约1000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围剿波尔布特残部，波尔布特带领数百名红色高棉士兵逃往柬泰边境丛林中。7月25日红色高棉在柬泰边境安隆文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约有500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和村民参加。此后红色高棉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9人委员会”，塔莫克、乔森潘、农谢成为主要领导人。
1998年4月15日深夜11时15分，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安隆文附近的一座小木屋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4月下旬红色高棉最后一个据点安隆文失守，塔莫克等率领数百名红色高棉士兵进入柬泰边境丛林中。[4]
主要经历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农民起义  民主柬埔寨国徽1962年柬埔寨劳动党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是绝不允许共产党存在的。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舜省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4月马德望省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起义。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埔寨革命军在柬埔寨王国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柬埔寨共产党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埔寨主要矛盾。柬埔寨共产党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1969年底柬埔寨革命军就增加到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划柬埔寨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诺罗敦·西哈努克并建立高棉共和国。1970年4月美国和越南共和国侵略柬埔寨。在大敌当前，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和柬埔寨共产党摒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1971年底柬埔寨革命军粉碎高棉共和国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国飞机停止轰炸。柬埔寨革命军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高棉共和国国土，完全控制高棉共和国首都金边市外围地区。1975年1月1日柬埔寨革命军对高棉共和国发起总攻。1975年4月1日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高棉共和国首都金边市。1975年4月17日高棉共和国首都金边市挂起了白旗。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军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极左路线  柬共的罪恶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声称这是因为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市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城市。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解放区实行的农村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解放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高棉共和国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 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  民主柬埔寨国旗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大批红色高棉党员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红色高棉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红色高棉认为革命后柬埔寨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红色高棉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在其执政的四年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柬埔寨总人口只有700万人。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越南入侵1977年9月波尔布特通过民主柬埔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篇长达五小时的演讲，主要内容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人民包括红色高棉的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沙洛尔·波尔布特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执政党是“安卡”【高棉语（即高棉语“组织”之意）】。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对其邻国民主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和1976年7月南北统一后，黎笋集团地区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1975年6月4日，越军强占柬埔寨的威岛。从1977年起，越柬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事件。同年9月和12月，越军先后两次入侵柬埔寨。1978年6月，越南加入经互会。11月上旬，《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迅速增加。
12月25日，越南出动10多个师，20多万正规部队，分兵7路，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并拼凑韩桑林为首的亲越政权。越南的侵略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大会从1979年以来，每年都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军，恢复柬埔寨的和平、中立、不结盟地位。柬埔寨人民奋起抵抗。1979年8月成立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1979年10月成立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1981年3月成立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1982年6月22日，三方爱国力量组成柬埔寨联合政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支持。越南速战速决占领柬埔寨的计划破产。[5]彻底覆灭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越南侵略柬埔寨战争四方在法国首都巴黎签署《巴黎和平条约》。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全国大选。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名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埔寨实施《巴黎和平条约》。而作为《巴黎和平条约》签署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并抵制全国大选。除红色高棉外，其他19家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柬埔寨全国大选。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埔寨政府的历史性机遇。柬埔寨大选后柬埔寨组成柬埔寨王国政府，柬埔寨奉辛比克党和柬埔寨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柬埔寨王国第一首相，洪森为柬埔寨王国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社会支持，陷入全面孤立。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地盘和解散军队。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条约，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政党。
在柬埔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士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红色高棉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党的绝对领导，清除持不同政见者，结果激起政变。红色高棉第二号领导人英萨利主张政治谈判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英萨利率领两个师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英萨利达成和解条约，允许英萨利在解放区享有自治权利。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柬埔寨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红色高棉，而后改组加入柬埔寨政府军（高棉王家军）。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军队，大势已去。
1997年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与柬埔寨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红色高棉成员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柬埔寨人民党。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柬埔寨再次举行全国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降浪潮。最后是12月5日肯农等8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降，以及领导人乔森潘、农谢的投降。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降年和终结年。[6]柬埔寨特别法庭2009年2月17日首次正式开庭审理前民主柬埔寨领导人。 当日受审的被告是民主柬埔寨时期S－21监狱的负责人康盖尧（别名“杜池”）， 康盖尧于2007年7月31日被柬埔寨特别法庭拘押，他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虐待等罪行。根据法庭文件，在他担任S－21监狱负责人期间，共有约1．5万名囚犯被处决或因受虐待和条件恶劣等原因死亡。 柬埔寨特别法庭由联合国和柬政府联合成立，专门用于审判涉嫌犯有严重反人类罪行的前民柬领导人。目前，除康盖尧外，还有4名被告被该法庭拘押，包括前民柬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民柬二号人物农谢、民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英萨利及其担任社会事务部长的妻子英蒂丽，他们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大屠杀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被十万越南军队和内部的反叛武装推翻。此后，有关红色高棉血腥的历史资料逐步公诸于世。而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档案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是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匿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资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台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痕迹可寻。
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一九七五~一九七九年柬埔寨共产党执政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人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人。一般认为，100万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人到800万人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人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府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民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名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名华裔死了21.5万人，1万老挝裔死了4000人，2万名泰裔死了8000人，25万名伊斯兰教信徒死了9万人，这些数字都超出柬埔寨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苏联和中国：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1973年5月开始，在红色高棉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红色高棉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红色高棉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红色高棉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4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在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建立政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生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位领导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分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月17日公民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中央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捣乱，于是又展开在监工的柬埔寨共产党党内清洗和对被怀疑的4月17日公民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领导干部问罪，这就迫使柬埔寨共产党基层领导干部把4月17日公民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子虚乌有的“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国家，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柬埔寨共产党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柬埔寨共产党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1976年12月，当S21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民主柬埔寨肃反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国家机构、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镇压东部地区的叛乱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柬埔寨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仅四年的执政史是对于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民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德国的民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国家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革命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革命行为并不来自于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社会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红色高棉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份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柬埔寨首相洪森的《柬埔寨130年》今年4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思想根源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朝鲜以后，他对红色高棉基本路线的产生根源有了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源于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苏联十月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到1960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人民公社，而在苏联和中国，人民公社是建国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建国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党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柬埔寨共产党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建立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建立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农民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户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着这个资产阶级的结构。在中央集权方面，柬埔寨共产党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红色高棉两位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法国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镇压东部地区叛乱而有铁腕将军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位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位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位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位女儿中的一位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位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位也是某家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伯”。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国家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铁腕将军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年4月被捕），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4月17日公民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大学，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货币。柬埔寨共产党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傀儡国家。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