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秀纯
基本信息
黄秀纯[1]　男 古董鉴定专家
黄秀纯专家老师是中国古董文化鉴定专家，从事古董鉴定工作，一直以来黄秀纯专家老师深入钻研中国古董文化，对于陶瓷器鉴定有颇为深刻的认识和经验。  黄秀纯
现任：　
■北京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会员
■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
■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高级鉴定顾问
■博宝艺术网特邀专家
■CCTV《鉴宝》专家团成员
■《鉴宝》杂志学术顾问
■北京海津文物鉴定中心陶瓷鉴定专家
黄秀纯老师目前就任上海成昊展览服务有限公司首席鉴定专家。
主要著作
黄秀纯老师主要代表作：
《北京龙泉窑发掘报告》
《北京金代皇陵》
《白釉红绿彩瓷赏析》
《辽韩佚墓出土越窑青瓷》
《钧窑及钧窑系》等。黄秀纯解读元青花的前世今生从“元无青花，此乃国史之定论也”到拍卖场上的疯狂，不到百年时间内，元青花的地位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日，“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散落在各地的元代青花瓷由此有了这次空前的团聚，穿越了沧桑，73件元青花同诉14世纪的一段传奇。
标准器的集中
亮相
元青花真正纳入人们视野与第一标准器的亮相有关。
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R.Hobson）在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藏品中发现一对从福建华侨吴赉熙手中购得的青花龙云纹象耳瓶。北京文物研究所陶瓷专家黄秀纯介绍，这对青花龙云纹象耳瓶原本供奉在北京智化寺，不知为何流落国外。
这中间不得不提到的是旅英华裔古玩商吴赉熙。还是1929年，吴原本打算将这对青花云龙象耳瓶送到琉璃厂的古董店出售。然而其中一只瓶子颈部的题记却让所有的古玩商都不敢接手。原来，在这只瓶子的颈部，蕉叶纹空白处书有6行62字的青花楷书题记:“信州路玉山县顺诚乡德教里荆唐社奉圣……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文中的纪年款识“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就是1351年4月，是元顺帝时期。而在清末的古玩商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常识：“元无青花，此乃国史之定论也！”几乎所有的古玩商都将这一瓶子定为赝品。
或许因无奈，或许因气愤，吴赍熙将这对瓷瓶带到英国，并卖给了一个叫大维德（Percivsl David）的人。这才有了英国学者霍布逊的新发现。
作为英国一位著名的中国古代陶学家霍布逊，首先对瓶颈上所书“至正十一年”的年号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眼前一亮：由于它们的出现，一段中国陶瓷史将由我——一个外国人来改写。霍布逊当即发表文章。
然而，霍布逊对元青花的发现基本是束之楼阁。以至于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收藏到一件精美的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罐还被定为明代正德年产品（后来改为元代，现藏大维德基金会）。
20多年后，也就是1952年，美国学者弗瑞尔美术馆馆长约翰·波普(John Pope)又以这件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瓷为标准器，对照伊朗阿塞拜疆的阿尔德比勒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宫殿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其他青花瓷器进行了深入的类比研究，确定了数十件原来划归为明代的青花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并提出了“至正型元青花瓷器”，元青花才渐渐进入到学界的研究视野内。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陶瓷专家黄秀纯指出，不要说清末，即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多数人还没有元青花的概念，而学界也只是零星的讨论，“60年代我刚开始学习瓷器鉴定，对于青花瓷一般的说法是认为明洪武、永乐阶段。”
而如今，至正型和非至正型元青花瓷器几乎成了元青花分类的一大标准。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第一标准器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瓷也找到了更多的代表器型姐妹。首都博物馆陶瓷专家王春城指出，此次展览中，就是一次标准器的大亮相。
其中，出土于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永华南路元代窖藏的青花海水龙纹八棱带盖梅瓶就是一典型。这件八棱带盖梅瓶高达51．5厘米，形体巨大。
首博镇馆之宝率团
黄秀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参与过元大都的考古发掘。经过8年的考古，发掘26处遗址，之中便有元青花瓷的出土，现都藏于首都博物馆内。
为了这次展览，首都博物馆将家珍亮相，其中包括1970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窖藏的元青花凤尾扁壶等。
说起这些元青花的出土颇有一番故事。1970年初，黄秀纯等考古研究人员正在单位学习，突然接到一铁路工人的反映，称旧鼓楼大街豁口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器，“一听这话，于杰就特意跟我说，这事非常重要。”
于杰是考古界的前辈。黄秀纯回忆，于杰一听到这消息就非常激动。因为旧鼓楼大街豁口是明洪武时期的城墙所在，而元代的东西早就被埋入了地下，“那地底的东西肯定要早于明代。”
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于杰等人被要求学习，只能允许在每周的二、四、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于杰和黄秀纯决定先赶到现场。问当时的工人，结果却被告知那些瓷器都被砸碎了。黄秀纯至今还记得于杰听完此消息后，悲伤立马溢于言表。于杰和黄秀纯借了两把铁锹，在允许的日子里开始了挖掘，“挖掘后，我们将这些瓷片进行黏对，发现有十几件元青花。”
这其中，就包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凤尾扁壶。
为了加以对照，此次展览中特意展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梨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芦草沟出土的青花凤尾扁壶。与首博藏的凤尾扁壶不同的是，新疆的凤尾为锯齿纹，首博为卷草纹，被研究者认为是“一鸾一凤”。
伊朗吹来异域风情
元青花已将外销纳入了制瓷工艺中，为了适应外销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这些异域型元青花多为花口大碗、大盘等。此次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借展的6件外销异域青花瓷，就是典型的代表。伊朗是除中国之外保存青花瓷最多的国家。王春城指出，根据出版物来统计，伊朗共藏有40多件元青花。
现收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青花蓝地白花双凤纹菱花口大盘，口径46厘米，王春城解释这么大的口径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地区的生活习惯而制作的。
青花瓷以鲜活、艳丽、明快在元代瓷器中独树一帜。素胎勾勒、钴料呈色、釉下彩绘，从中原文明中汲取养料，又吸纳草原的豪情，更蕴含着异国的风韵。但它的天价比它的特色更吸引眼球。元青花为什么这么贵？这还要从元青花的家世说起。
元青花的前生
元代历史较之元明清为短，只有98年，然而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元青花的出现，让我们对青花瓷的认识向前推到元代，但元青花真的是一蹴而就？
成熟完美的元青花，似乎在挑战中国瓷器发展史中的常规。不过，很快扬州的一次发现便推翻了这一疑问。黄秀纯介绍，1975年在扬州发现的一块蓝彩枕片，引发了唐青花的说法。
1975年，南京博物院在扬州唐城遗址晚唐底层中发现一块用蓝料绘成图案的枕片。随后1983年和1990年的两次发现让文博界有了更多的证据。
就在唐青花渐露面目时，各地也时有宋青花发现的报道。1956年，在拆除浙江龙泉金沙寺塔时，在底层发现了一完整的青花碗，根据同时出土的塔砖模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推断这一青花碗是北宋初年。
不过，在王春城看来，唐青花的存在已是既成事实，而宋青花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从唐青花的星星之火开始，元青花终成了燎原之势。王春城解释，即使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宋青花的存在，但从瓷器发展脉络上看，宋代瓷器非常发达，烧造瓷遍地开花。尤其在河北磁州窑，釉下彩绘的绘画技术都已经很发达，这些都为元青花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基础，“因为青花瓷必须是釉下彩。”
事实上，釉下彩技术已经有多年的发展，王春城介绍目前可知的最早釉下彩瓷器为三国时期吴青釉釉下褐彩盘口壶。
与釉上彩不同的是，釉下彩必须要先在做好成型的胚胎或素烧瓷胎的表面，用含金属氧化物质的天然矿物作为颜料来进行彩绘，描绘出装饰纹样。进而外施一层无色透明或半透明的釉料，入窑高温一次焙烧而成，“透明的玻璃釉，透出下面的彩绘，这样经年使用后，使用痕迹伤及的是釉，而不是彩，可以保持色彩始终艳丽。”
元代包容性养出元青花
元青花成熟魅力的绽放，更被视为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下的产物。
唐青花的出现，或已受了波斯陶蓝花白地的影响。而到了蒙古人那儿，这种对蓝白的喜欢已经成了一种崇尚。
王春城解释，元代蒙古人是第一民族，色目人是第二等级，其中色目人就包括回族。由此，伊斯兰文化在当时甚为发达，“回族文化对于元青花有很大影响。”
蒙古当时跟西域的关系密切，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西亚，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涌入中国，带来了西域的文化。
元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将这种东来的穆斯林统称为“回回人”，“历史上伊斯兰国家人经商能力强，在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由此必然会对元代青花的制作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南北交流也成了元青花成熟的一大动因。王春城指出，中国自五胡乱华时代，就有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北方中原人员开始往南迁，“这部分人口大迁徙中自然包括艺术匠人，这种人口流动对于文化的交流有一定影响，在元代也是如此。”
元代以后，大量北方工匠南迁。北方工匠绘画能力较强，类似磁州窑就是以绘画见长，自然也就在南迁后将这一特色予以发挥，“元青花与一批有素质的文人参与也有关。”
事实上，无论是异域文化的交流，还是南北文化的交流，都是元代文化包容性的体现。王春城认为正是这种文化的包容性让元青花最终成为世界的精彩。元代统治者，只统治了98年的历史，然而烧制的瓷器不仅有元青花，还有青白釉瓷器。
“小小景德镇烧的青白釉瓷器和青花瓷就呈现了多种风格，这主要是元民族的包容性非常强，对佛教、道教、儒家都吸收，这种文化上的习性在流传的器型上就可见一斑，”王春城指出，没有元代的打造，青花很难成为国瓷。
而元青花跟其他瓷器的题材表现还不一样，它的题材尤其多，有花卉、鱼藻、翎毛走兽、龙凤、人物，什么都画。元青花早期的题材大致都是花卉、翎毛走兽、龙凤，后期出现了大量戏剧故事，画人物。
之后又着重于刻画人物，这主要受了元曲和小说的影响，情节画被匠人们热衷。而朱元璋没拿下江山之前，长时间驻扎于景德镇。他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也许有过影响，由于他的关注，人物纹的作品开始逐渐增多。
元青花以沉稳动人
从唐青花向元青花的跨步，王春城用纯兰墨水向碳素墨水转变这一比喻。从绚丽的唐青花演变成沉稳的元青花，这不啻是一场蜕变。而这一切与青花瓷的原料极为相关。
青花瓷中的青花一词，在王春城看来颇具形象功能，“青花简单地称，就是白地蓝花瓷，古代青和蓝相同。”
而之所以发蓝，这与一种神奇的钴料有关。青花瓷以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
然而，不同时代的钴料成分是不同的。
唐青花瓷胎还不十分致密，白度不高，在胎、釉之间均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唐代青花瓷器的青花料成色大多发色鲜艳，青花纹饰的成色大多数不稳定，有流、晕散现象，“从视觉效果来看，唐青花比较绚丽，蓝得更为艳丽，是纯蓝墨水的感觉。”
唐青花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斑点，结晶处成色更显浓艳。据测，唐青花的主要着色元素是含高铜、低锰的钴矿料。此外，唐代青花瓷器的釉氧化钙含量较高，属石灰釉，烧成温度达到1170-1210度。在高温下，釉的黏度较小，加之釉层很薄，青花色料在高温下烧成时易于扩散，故唐青花的青花料往往扩散到整个釉层，在有色料的部分将釉层染成蓝色玻璃体。
到了元代，元青花的瓷胎则开始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配制的制瓷原料，在瓷石的胎泥中渗入了一部分高岭土，而中国瓷器在宋代以前都是以单一的一种瓷石为原料制胎的。这一革新使得元青花瓷器胎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明显增加，达到20%左右。比较沉稳。
而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类似国产料有平等青、浙青，进口料则有苏麻离青。这是根据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当地人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
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王春城指出，在部分元青花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钴料的不同，使得元青花的蓝更沉稳，是碳素墨水的感觉。”
不过，元代青花瓷器的制胎原料，因淘炼技术不如明、清，故胎内所含的杂质较多，致使在砂底上可以看到砂眼、刷痕和黑褐色的铁质斑点。在底足、口边常呈现一种火石红斑，俗称“火石釉”的。由于元青花多砂胎底，胎体厚而重，虽然烧成温度已达1250度，但还烧不透，瓷化程度也不高。直到明初，胎上还有明显的粗糙轮廓，器底还附有窑渣。
■昂贵之源
元青花在元代就已稀罕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出了一件“鬼谷下山”的元青花大罐，成交价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成为全世界中国工艺品中的最高拍卖价，纪录保持至今。
1993年至1996年，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蒋奇栖，曾考察土耳其、伊朗、日本等地博物馆后，得出结论：现在所知的（元青花）只有300件。此后，这句话被误传为“全世界只有300件，激发了人们的淘宝热情。”王春城认为，蒋奇栖的考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之后，国内一些地方也有元青花出土。
存世量或许已经突破了300件，但元青花的存世量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王春城指出，元青花现在的火爆，纵然与国际拍卖市场有关。但追溯历史，元青花在元代本就是稀罕品。现在能推断的是，元青花在当时社会是作为重要艺术品存在，从历史存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来看，元青花在当时就是珍稀品。
73件元青花珍品盛大来京，齐聚首都博物馆，其中既有首博的镇馆之宝，也有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送展珍品。元青花为何价值连城？它的艺术魅力源泉何在？本报记者将和专家一起解读元青花的秘密。　
这其中，就包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凤尾扁壶。　　为了加以对照，此次展览中特意展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梨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芦草沟出土的青花凤尾扁壶。与首博藏的凤尾扁壶不同的是，新疆的凤尾为锯齿纹，首博为卷草纹，被研究者认为是“一鸾一凤”。　　伊朗吹来异域风情　　元青花已将外销纳入了制瓷工艺中，为了适应外销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这些异域型元青花多为花口大碗、大盘等。此次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借展的6件外销异域青花瓷，就是典型的代表。伊朗是除中国之外保存青花瓷最多的国家。王春城指出，根据出版物来统计，伊朗共藏有40多件元青花。　　现收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青花蓝地白花双凤纹菱花口大盘，口径46厘米，王春城解释这么大的口径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地区的生活习惯而制作的。[2]黄秀纯文物专家教你鉴宝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