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代诗文
概况
明代诗文并没有什么杰出的大家，但是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持不同的文学思想，立不同的文学主张，标榜门户，互相争论，使文坛十分热闹。[1]
明初诗文与台阁文风
1、明初易代之际的诗文作家：他们多数是经元入明的，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动乱，对社会民生及治乱兴亡有较深的认识和体会，所以往往能写出一些揭露封建社会黑暗，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其中宋濂以文名，高启以诗称，刘基则诗文并著。（1）宋濂的散文创作： 传记文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神情毕现，细致生动；记叙文则文笔简洁清秀，景中寓情，颇有风味；为世传诵之文《送东阳马生序》，自叙求学经历之苦，以劝马生珍惜时机，进德修业，描述细致入微，感人至深。（2）高启的诗歌创作： 高启是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他才华横溢，诗风雄健而豪迈，且众体兼长，歌行、律诗，无不运用自如。代表作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全诗波澜壮阔，气魄宏伟，在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描绘中，抒写他对历史的回顾；在深沉的历史回忆中，流露出作者对祖国重新统一的喜悦。（3）刘基的诗文成就：  刘基文章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而诗歌可与高启相抗衡，是明初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他为文的主张在于“明道”，讲求“体格严正”，作品多揭露时弊，多所讽喻，名篇如《卖柑者言》，通过卖柑小贩和作者的议论，批判了元代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文笔犀利，生动有力。刘基的诗风格古朴、雄放，古体诗成就较高，如《白马词》、《筑城词》、《畦桑词》、《北上感情》等篇，或对时事的忧虑，或对政令繁苛的不满，或对重敛伤民的同情，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律诗中也有些佳作，抒情真切，写景逼真，在悲凉中含喜意，在萧瑟中见生机。[1]2、“三杨”与台阁体：继刘基、高启等人之后，从永乐至成化的八十多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一种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风靡一时。“三杨”均是“台阁重臣”，位至宰相，他们大量地写应制、颂圣以及墓志铭、神道碑、题序、赠答之作，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应酬捧场的应时文字。虽然他们自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实是平庸呆板，毫无生气。由于当时统治阶层的提倡和推崇，这种文风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坛，直到前后七子起来极力反对才得以改变。[1]
复古与反复古运动
1、“前后七子”与复古运动 明代从宪宗成化到穆宗隆庆年间的一百余年中，文坛上出现了由“前后七子”倡导并实际参加的复古运动，使曾长期占据明代文坛统治地位的“台阁体”逐渐淡出。
“前后七子”实是同一宗旨下两个文学集团的合称，按时代先后，他们分为“前七子”与“后七子”。
“前七子”，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其中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代表。
“后七子”，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
所谓“复古”就是以古为法式，是一种尊崇古代为正宗的文艺观。 “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文学发展史观，他们盲目尊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秦汉文、唐诗是绝对的完美，后世的诗文都有各种不同的缺点，一代不如一代。二是创作论上，以拟古的形式来指导创作，要求一字一句摹拟，不可逾越半步，以为非如此不可得其神髓。 这种文学主张，就其针对当时颓靡文风、振作文坛的作用看，它有着进步意义，但就其对创作的继承和革新关系方面看，又是保守的。因而，在具体创作上，“前后七子”的成就都不高，不管是诗或是文，内容基本上是苍白空虚的，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形式上缺乏个性，无论句式与辞藻都沿袭、摹拟古人，古奥艰深，大大削弱了诗文的感染力与可读性。他们的集子中，只有一小部分作品尚有可取之处，如李梦阳的《玄阳宫行》、《秋望》，何景明的《玄明宫行》，王世贞的《太保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1]2、唐宋派与归有光 在前七子的复古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就站出来表示不满，在理论上反驳他们，主张为文不光要学习先秦两汉，也要学习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因称“唐宋派”。（1）唐宋派文学主张：针对前七子学秦汉文造成佶屈聱牙的缺点，提出“文从字顺”的要求，认为要从唐宋文下手，再学秦汉；抨击七子名为复古，实是剽窃的恶劣作风。由于唐宋派论文较强调在学古基础上的变化，作品一般较平易通达，在反对拟古风气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他们自身也有弱点，不仅文章道学气较重，而且学古人处也较肤浅，往往采取评点的方法论文，只是停留在文章的开合起伏、起承转接上，所以不免重复前后七子的歧途，落入复古的另一窠臼。唐宋派在创作上成就较高的是归有光。 （2）归有光散文创作成就：归有光的散文作品中，一些记叙往事、哀悼亲人的文章是最有价值的作品。①他把生活琐事引入“载道”的古文，密切了古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扩大了散文题材；
②宋明以来推崇理学，穷理缺情，而归文偏以情胜，以散文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七子的模拟古人，全无生气。
③长于即事抒情，善用清新自然、细腻朴实的笔调，记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语，写来纾徐平淡，深切感人，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其中《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都是深挚感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1]3、李贽与“童心说”李贽是晚明时期一位重要的的思想家。他为人特立独行，论道讲学，崇尚王学左派及佛教禅宗思想，攻击宋明理学，破坏传统束缚，因之被当时正统文人、道学家视为异端，最终被迫害死于狱中。 李贽文学思想：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倡“童心说”，强调抒发真情，反对虚伪说教，大声疾呼文章必须“童心自出”，认为“闻见道理”遮蔽“童心”；反对用圣人之言，抨击“代圣人立言”的荒谬，大大动摇了理学的权威。同时，他极力批判复古派的“文学退化论”，认为文章必随时代而变，各个时代都有好文章，并对模拟创作进行了痛斥。 李贽的文学理论富有战斗性，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求真重性的新风，促进了小说戏曲的创作和理论的蓬勃发展，也对公安派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来文学上的反复古运动起了先导的作用。李贽文章，大都思想解放，见解大胆而深刻，直道心中事，如诉家常，不假修饰；形式上短小精悍，尖锐泼辣。[1]4、公安派与袁宏道 公安派的作者，主要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世称公安派。这一派的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三袁”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是宏道，其次是中道。（1）公安派文学思想：公安派在文学上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针锋相对，而且与唐宋派立论迥异，具有反道学色彩。①在文学发展观方面，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②在创作论上，竭力反对摹拟，认为既然文学随时代而发展，那就不存在今不如古的问题，因此完全不必一味摹拟古人；提出“性灵说”， 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作者个性，破除种种清规戒律；认为好文乃自“胸中流出”，应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不必堆砌典故。 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摧跨了复古派的统治地位，同时博得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欢迎，扭转了文坛的风气。但也存在着不重视学习前人的经验、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则的片面性，思想内容也变得狭窄，只是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及兴趣，后学者更是把文风推向另一歧路：或纤巧，或莽阔，形成浮躁轻率的文风。（2）袁宏道文学创作成就：袁宏道的散文小品比他的诗好。因为他强调写真性情，又强调“韵”与“趣”，追求“自适”，所以他写作的小品文，不论写景还是抒情，都挥洒自如而又融洽无间，从中透出作者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基本上体现了他要求创作充分表现作者个性、反对死板规律与陈词旧调的主张。其中尤以游记为突出，文字清新活泼，文笔秀逸，代表作有《初至西湖记》、《晚游六桥待月记》、《满井游记》等。他的书信和随笔也写得相当出色，不乏佳作，其间可见他对官场的厌恶，反对道学气，喜好自由自在地生活、创作。[1]5、竟陵派 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因钟、谭二人都是湖北竟陵人，故世称竟陵派。 竟陵派文学主张：为矫正公安派末流信口信手、粗制滥造，流为俚易肤浅的弊病，钟惺、谭元春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即避世绝俗的“孤怀孤诣”和“幽情单绪”，认为只有处于空旷孤迥、荒寒独处的境地，通过孤行静寄的覃思冥搜，才能写出表现作者性灵的真诗。同时主张作诗为文，要以古人为归，读书学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 竟陵派的学古乃至复古，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将诗文创作引入狭窄的死胡同。他们评诗只着眼于一字一句的得失，流于烦琐纤仄。他们自己的作品，力求僻涩诡谲，专在怪字险韵上翻花样，与公安派通俗晓畅的诗文大异其趣。因而，竟陵派的文学理论，正反映了那些因处于王朝末日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的文学倾向。[1]
晚明小品文与张岱
 明末的散文有成就的是继公安、竟陵之后的小品文。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包括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等，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通常篇幅不长，二是结构松散随意，三是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徐渭、袁宏道、王思任、张岱、刘侗等人在小品文上都颇有成就。[1]
张岱的小品文：张岱品行高超、个性坚强并富有民族气节。曾学“公安”、“竟陵”派风格，并能融其二家而独成一格。他的小品文，题材广阔、无所不写，诸如传记、游记、序跋、碑铭等，到他笔下，均能写得情趣盎然、幽默诙谐。最突出的是《西湖七月半》一文，湖光月色、人情物态，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同类写法的还有《湖心亭看雪》、《西湖香市》等，历来被人所赞赏。他的专门描写人物动作语言的小品文，也写得相当传神，如《柳敬亭说书》一文，将柳敬亭说武松打虎一节描述得入木三分，令人叫绝。[1]
明末爱国诗人
 明末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当时关心国事的文人纷纷组织文社，用他们的诗文创作来干预时事，参加政治斗争。有名的文社如张溥领导的复社，陈子龙领导的几社，艾南英的豫章社等。这些文人大多投入明亡前后的激烈斗争，有的人在明亡后积极抗清，或壮烈牺牲，或坚决不屈于清政权，隐退而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1]
张溥写过一些反映明末政治斗争的文章，有名的如《五人墓碑记》，记载了在向迫害东林党人的阉党做斗争中的苏州市民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文章气氛热烈，情调激昂，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散文。陈子龙明亡后诗风一变，悲愤苍凉，气魄雄伟，深刻表现了民族气节，曾被誉为明诗殿军。名作如《秋日杂感》，借景物以抒发孤愤，词语工丽而豪壮，情景交融。夏完淳不仅是一个少年的爱国英雄，也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创作了许多文情皆美、激动人心的诗文。文章如《狱中上母书》、《土室余论》，诗如《细林夜哭》、《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等，直抒昂扬的斗志以及国亡家破的悲愤情感，表现出一种雄健豪放的风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