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德滋
中科院院士、岩石学家、南京大学教授
人物简介王德滋（1927年6月27日－），中国岩石学家。出生于江苏泰兴。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地质学报》主编。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地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浆岩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理事。《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主编，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王德滋院士长期从事火山岩与花岗岩研究，他做出的贡献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和重视。60年代，进行华南加里东期与燕山期花岗岩对比研究，确认加里东期花岗岩在华南有广泛分布，与燕山期花岗岩有明显区别；在华南首次发现幔源型花岗岩，证实其为蛇绿岩套的浅色成员，是玄武岩浆结晶分异的产物；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A型花岗岩，论证其为后造山型花岗岩，无例外地与拉张背景有关；将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系划分为橄榄安粗岩系与高钾钙碱性岩系，研究了二者的差别与成因；提出次火山花岗岩的概念，并以时、空、源一致性作为火山-侵入杂岩的判别标志；与合作者在华南发现S型火山岩并研究了它们与锡、铀的成矿关系。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人物生平男儿立志出乡关
1927年6月27日，王德滋生于江苏泰兴，父亲王心楼毕业于南通师范，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童年的王德滋是不幸的，8岁那年母亲去世，二年后父亲又离开人世，当时年仅仅18岁的姐姐王蔼如带着小德滋艰辛度日，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生活的艰辛，使王德滋从小养成坚毅自强、奋发向上的性格。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由重庆迁回南京，由于八年抗战，江、浙、沪地区积压了大量学生未能及时升入大学，当时共有3万余人报考“中大”，但“中大”仅录取500人，平均60人当中才录取1人，难度相当大。已在泰兴担任小学教师的王德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大学地质系，从此走上了从事地质科学的道路。
王德滋当初报考地质专业，主要受两位前辈的影响，一位是丁文江先生，也是江苏泰兴人，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调查煤矿中不幸因中毒去世，年仅49岁。少年时期的王德滋，对于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名人感到非常自豪，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老人向记者背诵了丁文江先当年去英国留学时写的诗句。另一位是地质学家谢家荣，他写了一本名为《地质学》的书，当年王德滋在同学家偶然看到了这本书，一下子就被书中那一幅幅美妙的地质现象和祖国壮丽山河的照片所吸引。所以在报考大学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质系。
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
19岁的王德滋离开了家乡—苏北泰兴，进了中央大学地质系。当时，国共双方内战正酣，大学里常闹罢课，最长的一次达到两个月，教授夹着厚厚的讲稿走进教室，只见教室内空无一人，桌子上都是灰。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德滋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国将不国何以为家。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满腔热血、意气风发的青年王德滋做出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抉择，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参加了著名的“五·二О”爱国学生运动和“四·一” 爱国学生运动。先后加入了革命进步组织自然科学社、青年社，并在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具体负责“中大”地下党组织主办的《南京学联》编印工作。王德滋说：“最危险处最安全，当年我们就是在国民党老虎桥监狱傍的民居里编写、刻印《南京学联》。”
在南京解放前前夕，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当时的校长周鸿经按照蒋介石命令，想把中央大学迁到台湾去，王德滋和“中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全校师生起来抗争，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护校斗争，很多仪器已经装箱了，教授们坐在箱子上，不准抬走，最后周鸿经弃校逃走，学校成立了校务维持委员会，推举出潘菽、梁希、郑集三位教授主持校务，在危难之际保卫了学校。王德滋告诉记者，如果没那次护校斗争，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南京大学。
逆境中坚守信念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王德滋毕业留校担任教师，并担任地质系党支部书记，当时地质系只有8名党员，王德滋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又红又专，积极主张在品学兼优的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1957年成立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党总支，王德滋担任总支书记、地质系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除了党政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对宁镇山脉的煌斑岩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
1957年的“鸣放”高潮中，南大地质系一位叫高文华的女学生，到地质队进行野外实习。在实习期间，向地质队的党支部书记汇报思想时说：“十二个副总理全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选一个非党人事。”这件事被地质队认定为是“反党言论”，高文华被打成了“右派”。材料送到学校后，时任地质系党总支书记的王德滋立即主持召开总支会议，提出高文华同学表现一直很好，几年来，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论和行为，是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之一，怎么到了地质队才二个月就成了“右派”？一名党员向组织汇报自己的真实想法又怎么能定为“反党言论”？在总支会议上取得共识后，王德滋向校党委做了汇报，认为高文华同学目前还是南大的学生，应该由南大来处理，学校要帮助、保护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王德滋的努力下，高文华同学免遭“右派”恶运。1959年庐山会议后，王德滋被带上“包庇右派”、“白专典型”二顶“帽子”，受到了批判，当时主持批判的人讲，“我们一定要批判你，一直要批到你放弃当教授的念头为止。”对于这种无休止的批判，王德滋没有表态，沉默以对，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坚持科教、党务两手抓，努力做到教学科研与党政工作两不误。1964年暑假期间，王德滋和两位教师到江西弋阳慈竹进行花岗岩研究，发现了华南第一个深成流化花岗岩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匡亚明校长被打倒后，王德滋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被关进牛棚写检查。后来下放到溧阳农场参加劳动，体会到了农业劳动的辛苦。王德滋诙谐地说：“我在农场不仅学会了烧老虎灶，还搞了一点小小的发明。我发现水牛的粪便晒干之后是封火最好的材料。每天晚上老虎灶熄火之前，我用晒干的水牛粪便盖上，然后第二天清晨把它通一通，加上新的煤球，火就生起来了。这样做既节省了煤，也省却了每天清晨起来生火的麻烦。”
在农场的艰苦环境下，王德滋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不能公开看业务书，他就把英文的地质专业书籍一页页地拆散，夹在《红旗》杂志里面，悄悄地看……
双肩挑担不歇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王德滋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副教务长、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等职务，工作异常繁重。如何正确处理好工作和业务的矛盾，他做出了“双肩挑担不歇肩”的第三次抉择。一副是南大党政工作的重担，这关系到南京大学整个事业的发展，不能有任何松懈；还有一副是个人科学研究的轻担，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他始终没有放下，做到常流水不断线。1988年，61岁的王德滋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卸下了副校长这副重担，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据了解，他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在任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期间，他提出“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而南大的工作是永恒的。我们要在有限的任期内努力工作，对南大的历史和未来负责。”这句话已成为南京大学历届领导班子的共识。
做好“伯乐、教练、参谋”
“1997年，古稀之年的王德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德滋告诉记者：“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旺盛期是在25岁至45岁间，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将不断趋于衰退。而当时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经过思考他作出人生道路上的第四次抉择，从学术的第一线向学术的第二线转移。确定了六字方针：伯乐，教练，参谋。”
做“伯乐”就是要发现年轻人才，发现千里马，推荐、评选学科带头人，据王德滋介绍。目前，地球科学系已有一批优秀的四十岁左右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挑起教学科研的大梁，科研实力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他说：“我从事地质科学几十年，对国内外的科研动态比较了解，可以为年轻人开展科研工作做一些方向指引，这就是我的‘教练’工作。”
从2004年11月开始，王德滋先后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先后作了是六场题为《自然、资源与人》科普讲座。2005年盛夏高温季节，他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三次赴浦口，对浦口的交通状况、城镇建设、旅游资源和科技教育进行调研，最后亲自动手写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浦口”的调研报告。
王德滋说：“今后只要我的脑子不糊涂，行动还方便的话，我会继续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当好‘参谋’，一直到我失去工作能力为止。”[1]成就及荣誉王德滋长期从事火山岩与花岗岩研究，在我国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岗岩这一概念，结束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将火山岩和花岗岩人为割裂的倾向。他率先发现了S型火山岩，破除了国外同行认为不存在S型火山岩的观点。1978年和1982年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系统研究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及其成矿关系，取得了重要成果，1990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花岗质火山-侵入杂岩成因与地壳演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个人作品出版专著、教材（含译著）13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了《南京大学百年史》和《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史》，另写有《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往事杂忆（王德滋自述）》等。[1]
煤炭工程技术专家
人物简介煤炭工程技术专家，我国煤炭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煤矿采用新技术，大幅度提高产量。20世纪40年代在淮南矿区自行设计建设了年产90万吨的国内先进矿井。开创了我国现代煤炭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培养了一大批煤炭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
履历：
1896年3月5日 出生于察哈尔省（今河北省）怀来县南辛堡村。
1913-1917年 在河北省宣化中学学习。
1917-1923年 在北洋大学学习。
1923-1924年 任天津南开大学助教。
1924-1935年 任河北省柳江煤矿从监工到总工程师。
1935-1938年 任安徽省淮南大通煤矿工程部长。
1938-1939年 任贵州省筑东煤矿筹备主任。
1939-1945年 任云南省明良煤矿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945-1949年 任淮南煤矿公司煤炭局局长室总工程师、协理。
1949-1955年 任燃料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司副司长。
1955-1977年 任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院长。
1977年3月3日 病逝于北京。人物生平少年
王德滋（曾用名王润琴），1896年3月5日出生于察哈尔省（今河北省）怀来县南辛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识字不多，但对培养儿子上学读书却十分重视，为送儿子上学，不得不多次出卖土地。因此王德滋上学很晚，1917年才中学毕业，时年已21岁。由于成绩优异，获得了怀来县资助上大学的贷学金。
学习
王德滋于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科（采矿、冶炼工程）学习，依靠贷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由于学习刻苦，勤奋努力，以成绩第一名于1923年毕业。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采矿系当助教1年。
辞去南开大学助教工作
1924年8月，王德滋辞去南开大学助教工作，到河北省秦皇岛开办不久的柳江煤矿工作，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大转折。在煤矿工作艰巨、条件恶劣、危险性大，柳江煤矿是一个小矿，条件更差。而若在南开大学任教则对他今后提高理论、开展学术研究都很有利，工作、生活条件比在矿区要舒适得多。但王德滋感到煤矿太缺乏技术人员了，自己虽然在大学学了不少理论知识，而对于煤矿生产建设实际却接触不多，了解不深，只有进行实际锻炼，才能更好地发挥所学，并且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不怕吃苦，更何况柳江煤矿是自己家乡的煤矿，应该出一把力，于是下决心去了该矿。从此一直在煤矿生产建设第一线干了25 年，直到53岁才改做行政管理工作。在柳江煤矿前后工作了10 年，曾设计施工了矿井地面、井下防水工程，解决了每年雨季淹井停产；改善了电力、通风系统，保障了安全生产；改进了窄轨铁路坡度和车辆结构，避免了频繁发生翻车、断轴事故。柳江煤矿煤炭产量由年产六七万吨增加到20多万吨。由于成绩显著，由最基层的监工升为工程师、科长、工程部长兼总工程师。
离开柳江煤矿
1935年11月，柳江煤矿被日本侵略者占据，王德滋便离开了为之奋斗10年的柳江煤矿，被聘请到安徽省怀远县（今淮南市）大通煤矿公司任总工程师。当时该矿只有一个井出煤，且产量很小，日产煤500多吨。为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状况。王德滋从实际出发，充分运用现有技术，自行设计并监督施工（只有技术助手3人），新建了日产煤2000t的大通二号井，并着重解决配套中的薄弱环节，修建轻便铁路运煤至铁路支线，全部工程只用了约一年半时间，大通矿每日产煤迅速增加到1700多吨，到1938年9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时，已基本收回了投资。由于王德滋成绩突出，受到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的注意，1938年被吸收为资源委员会委员。
撤退到大西南后方
1938年9月，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大通煤矿，王德滋带领部分技术人员撤退到大西南后方。由于战时后方对煤炭需要大增，急需增加煤炭产量。王德滋参加了贵州省贵阳市筑东煤矿的建设，任筑东煤矿筹备处主任。1939年9月，他被资源委员会派到云南明良煤矿公司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对该矿进行扩建和技术改造，大幅度增加了煤炭产量，对支援昆明地区战时用煤急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回到淮南
1946年2月，抗战胜利后王德滋又回到淮南，任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煤矿局（现淮南矿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淮南煤矿是淮河以南至长江间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距上海、南京很近。日本侵略者占据后对该矿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矿区已奄奄一息。王德滋回到该矿后，决定立即扩建大通矿三号井，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建成了年生产能力为90万t的矿井。同时又以同样方式继续改建九龙岗矿三号井，经建国后补充设备，达到了年产90万t生产能力。在扩建、改建提高产量的同时，王德滋看到老矿区煤炭储量已有限，必须寻找新的煤田接替，为此，又准备了钻探队伍和设备，并请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负责勘探，工作进展很快，仅一年半时间，即1947年9月便发现了八公山煤田，随即在这个新煤田新建了年生产能力为75万t的新庄孜煤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淮南矿务局已经成为全国大型的重要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并锻炼出了一大批煤炭生产建设工程技术骨干。
调到燃料工业部
1949年9月，王德滋配合军管会接管淮南矿务局后被调到燃料工业部（后为煤炭工业部）任基本建设司副司长，担任煤炭工业基本建设技术业务领导工作。
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任院长
1957年4月，王德滋被调至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任院长，时年已61岁。这是他一生工作的第二个重大转折，从干了多半生的生产建设、行政管理，转到科学技术研究，开始了他一生工作的第二个春天。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尽心竭力，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同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其他领导人一起，为开创现代煤炭科学技术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5年，因病休养。1977年3月3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81岁。
王德滋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1953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后任中央常委。1956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继任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外，196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煤炭组副组长、北京煤炭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理事长。成就及荣誉采用新技术 保障抗战时期用煤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工厂、机关、院校和人员内迁到大西南后方，集中在重庆、昆明等少数几个大城市。昆明是当时第二个重要大城市，新兴了发电厂、炼铜厂、化工厂等一大批企业，大专院校数量增加，滇越铁路是联通境外唯一的铁路运输线，人口也大增。因此，工业、交通和生活用煤需要量急剧增加，保证煤炭供应十分重要。云南明良煤矿是昆明地区主要煤炭生产基地，但规模小，技术落后，地面运输不配套，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矿。王德滋于1939年到云南明良煤矿公司后，首先采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对矿井进行大的改造。在战时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凿了平硐三处，大幅度提高了全矿的生产能力。建立了完整的通风、排水系统，用蓄电池矿灯取代了矿工在井下用的电石明火灯，保证了安全生产。原来的地面运输是几十辆“木炭汽车”运煤，运量小、成本高、不安全，不能担负产量增加后的运输任务。为此，修建了由该矿到滇越铁路长20多公里的运煤轻便铁路。并且因地制宜设计了利用重力分三段下放重斗车，用畜力拉回空斗车的方法，解决了煤炭地面运输问题。对明良煤矿的技术改造，不仅保障战时昆明地区用煤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且应用的一些新技术有着示范作用，对促进西南地区煤矿技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保障抗战时期昆明地区用煤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南京国民政府颁给的“胜利勋章”。
创建煤炭科研机构 培育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我国煤炭科学技术研究基本上是空白，1956年国家决定筹备成立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现煤炭科学研究总院），1957年4月，王德滋被任命为院长，同其他几位院领导一起创建研究机构和培养科研人员的工作。由于煤炭工业涉及许多专业，因此，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多学科、多专业综合性的研究体系。经过六七年的不懈努力，到1965年，已建立了10个研究所：北京有开采、建井、煤化学、经济研究所和煤田地质研究所（现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5个研究所，外地有唐山、抚顺、上海、重庆、太原5个研究所（现均为分院）。这10个研究所包括了煤炭工业涉及的煤田地质勘探、矿井建设、煤炭开采、煤矿安全、采掘机械化、煤炭洗选、煤化学及加工利用等各个方面，基本上实现了研究机构专业的配套。
王德滋长期在煤矿现场工作，对煤炭生产建设的急需有深刻的体验，从担任院长伊始，对煤炭科研工作的方向就有很明确的认识，他经常强调煤炭科研要面向生产，为生产服务。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和基础研究。他说：“我们是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应当把结合实际，研究解决煤炭生产建设中的技术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在制订科研计划，部署科研力量时，他提出1∶8∶1的意见。他说：“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不同，用10%左右的力量搞技术基础理论就可以了；我们和厂矿研究所也不同，但有时现场找上门来，要求解决一些生产急需问题，我们也要管，也要抽一些人去搞‘门诊’，一般不超过10%的力量；其余80%左右的主要力量，应针对生产建设中的技术关键问题，集中力量攻关”。按照这样的思路，重点是对煤炭工业当前生产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开展研究。例如，由于煤炭产量增加很快，对坑木的需要大增，我国木材资源又不很丰富，因此，“坑木代用”成为当时煤炭生产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61年王德滋率工作组到全国主要矿区实地考察坑木代用与节约情况，工作组提出的报告为煤炭部采纳。同时，他立即组织力量在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开展了新型支架的研究，亲自审查研究方案，深入课题了解进展，观看试验情况，帮助解决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在他积极组织和领导下，水泥支架迅速得到大面积推广，代用了大量巷道支架用坑木。此后，金属支柱又研制成功，大量推广应用于耗用坑木最多的采煤工作面，取代了木材支柱。“坑木代用”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基本上解决了坑木供应紧张的问题。为煤炭大幅度增产创造了条件。又如“冻结法凿井”是一项新技术，即用冷冻的方法将含水的流沙地层实施冻结，然后凿井，避免水、砂涌入危及工人安全和凿井失败。我国煤田上覆地层为冲积层者不少，尤其是华东地区，有很厚的冲积层，迫切需要解决在这些地方凿井开发新煤田的问题。因此，建院开始就作为急需问题，重点研究，现已大面积推广，为开发新煤田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王德滋不仅注重抓研究开发，还十分重视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配套成龙。在审议、鉴定科研成果时，他很关心厂矿能否掌握和推广后的效益。他常说：“不要一出成果就完了，还要关心推广应用，必要时派人去现场具体帮助”；“我们只提供单项技术，其他环节不配套还是发挥不了生产效益”。例如，在研究采煤机工业性试验具体问题时，也要问及相应的工作面支护、顺槽运输和通风等配套情况，甚至采区煤仓及其自动化问题也想到了，给科研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在部署解决当前急需的同时，还兼顾长远和基础研究。如煤田地质结构（包括古生物、煤岩对比等）、水文地质、煤炭分类、煤的可选性、煤炭燃烧、煤炭加工利用、标准化等都建立了研究室或立项进行长期研究。扩大研究队伍
在建立建设研究机构的同时，积极扩大研究队伍，增加了一大批年轻的科研人员。王德滋十分热心对青年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实际工作锻炼他们，在研究方案、总体设计、试验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帮助他们使研究成果更适合煤矿的实际条件，把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得更好。他重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建院初期就聘请前苏联专家为顾问，接收了国外留学回来的技术人员，还选派了大批青年科技人员到国外学习。后期尽管他年老有病，但仍深入到煤矿现场，到矿井井下调查、看试验情况，参加成果鉴定等，严格踏实的作风，对煤炭事业的热爱，对年轻的科研人员都有很深的影响。
附录
目前健在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名单
安芷生
常印佛
巢纪平
陈俊勇
陈梦熊
陈旭
陈颙
陈运泰
程国栋
丑纪范
戴金星
邓起东
丁国瑜
丁仲礼
董申保
冯士筰
符淙斌
傅家谟
高俊
顾知微
郭令智
侯仁之
胡敦欣
黄荣辉
贾承造
金振民
李崇银
李德仁
李德生
李吉均
李曙光
李廷栋
李小文
李星学
林学钰
刘宝珺
刘昌明
刘光鼎
刘嘉麒
刘振兴
陆大道
吕达仁
马瑾
马在田
马宗晋
穆穆
欧阳自远
秦大河
秦蕴珊
邱占祥
任纪舜
戎嘉余
沈其韩
施雅风
石耀霖
苏纪兰
孙鸿烈
孙枢
陶诗言
滕吉文
田在艺
童庆禧
涂传诒
汪集旸
汪品先
王德滋
王鸿祯
王水
王铁冠
王颖
魏奉思
文圣常
吴国雄
吴新智
伍荣生
肖序常
谢学锦
徐冠华
徐世浙
许厚泽
许志琴
薛禹群
杨起
杨文采
杨元喜
姚檀栋
姚振兴
叶大年
叶笃正
叶嘉安
殷鸿福
於崇文
袁道先
曾庆存
曾融生
翟裕生
张本仁
张国伟
张经
张弥曼
张彭熹
张宗祜
赵柏林
赵鹏大
赵其国
郑度
钟大赉
周秀骥
周志炎
朱日祥
朱显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