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陶朱--范蠡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人。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圣祖，人称陶朱公。
范蠡看到越王勾践运用计然的理论治理国家，使越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十分感慨地说：“计然的策略有七种，越国只动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取得了如此满意的效果，我打算也用这些策略来发家致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范蠡改换姓名，到了齐国就化名为鸱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为朱公，乘坐扁舟往来于江湖之中，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范蠡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有各样的用途，发生战争需要军备，日常生活需要各种货物。透彻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规律。作为生意人，要懂得储备各种货物——干旱时期要生产舟船，洪水时期要备好车骑。农业生产变化无常，丰收时要多留储备粮，以备灾荒时用。粮食价格要保持合理标准。粮价低，农民受害，失去种田积极性，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粮价高，商人没有收购能力，粮食卖不出去。只有让农民和商人都得利，粮食交易市场才能兴旺。这既是商经，也是治好国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质量要完善无疵，手中的资金要不停地周转。买卖货物，要注意其特点，易腐败的食品不要久留，尽快脱手。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供求情况，知道哪种商品过剩，哪种商品短缺，才能对其价格贵贱了如指掌。凡商品贵到极点必反贱，贱到极点必反贵。掌握住这一规律，对于贵的商品也可以像对待粪土似的尽快出手，对于贱的商品则可视如珠玉一样收取过来。经商者手中的资金不要闲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
范蠡提出六个经商思想：
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春秋末期，自由经营的私商兴起，他们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要获利赚钱，就必须重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范蠡是那时善于预测行情、敏于掌握时机、在经营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代表。
二是贵贱复反，贱买贵卖。范蠡认为，货物的时贱时贵是会有一定规律的，五谷贱贵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物极必反，物之多少，价之贵贱，会向其反面转化。他运用计然“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观点经商，看到市场上某种货物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反之亦然。货物价格的贵贱与货物的“有余”和“不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他认为具体从事经商的人应该在某种货物价格昂贵时，就要像对待粪土那样，赶快卖出去，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利。
三是完物上种，质高货真。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的。商品的质量是指商品效用的好坏，即使用价值的高低。效用好，使用价值高的，质量就佳，反之就是劣。商品的质量关系到生产者、商人本身的信誉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当时当私营个体手工业者大量兴起以后，范蠡就引用计然之策，提出“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货真，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提出“腐败而食之货勿留”，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端木--子贡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卫国人。小贡孔子31岁，出生在一个商人家族。他17岁从学于孔子，一边学习，一边出仕，一边经商。他的学问非常出色，是孔门言语科最优秀的的学生，史书记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他的政治才干也非常出色，有“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恩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候，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对子贡在理财经商上的卓越天赋和成就，《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的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大意是：子贡善于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从贱买贵卖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于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端木赐晚年居齐，直至终老。唐玄宗时追封“黎候”；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阳公”，后又改称“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子贡和他的老师孔子一样彪炳丹青帛，绵泽后世。
那么子贡作为商业鼻祖，成为商人顶礼膜拜的圣人，其最突出的儒商特质是什么呢？据有关史料记载有以下几点：
一是 善于沟通 
子贡擅长语言表达与沟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受业者七十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厓伯牛，仲弓。政事：厓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连老夫子也称“赐敏贤于我。”可见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强。要知道，田常作乱齐国，聚重兵伐鲁，当时鲁国的情形十分危急，孔子召集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意思是：鲁国是祖宗陵墓，父母所在的祖国啊，现在国难当头，谁可以出而救国难于为难之秋呢？史书记载：颜渊辞出，孔子止之；子路辞出，孔子止之；子贡辞出，孔子遣之。既说明了孔子的知人善用，也足证了子贡的沟通能力之强，在孔子心目中远在他最倚重的弟子颜渊、最钟爱的弟子子路等人之上。也正是他凭借三寸不乱之舌，纵横列国，乃至取得“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外交成果。其外交才能比之晚期百余年以纵横家传世张仪、苏秦等人毫不逊色。
二是善于学习
端木赐拜孔子为师，为以后如何经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孔子是儒家的鼻祖，精通“六术”，他对经商有自己的看法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以求利”。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端木赐遵循老师的教导，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论语中记载了子贡问学于孔子多达24处。从修身、为政、处世、交友、论人到征询老师对自己的评价，不一而足。而且他所问的问题都很实际，且具有一定的水准，以至于孔子的回答成为经典。言必信，行必果；贫而乐，富而好礼；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过犹不及；行己有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累累若丧家之狗等均出于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可见，好的问题，实际上提问者对答疑者的恩赐，因为他可能帮答疑者将散乱的思想找到串起来的主线，让一盘碎珠，串成美轮美奂的倾城之链。我们前边所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就是得于子贡“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问题。其他诸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的提问则更为高明，这不是老夫子其他的学生所能够企及的。
三是重情重义 
史书记载子贡在终身侍奉孔子的学友子路过世以后，便承担起侍奉老师的责任起来。孔子探望病中的孔子，老人正在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呢，看到子贡说：“赐，汝来何其晚也。”这句话表面是嗔怪子贡来的晚，实际上是老人这时如深海夜行的孤寂心灵看到前方摇曳的灯塔之光而发出的欣喜之声，也表明了老人在心灵上对这位自己称赞为“瑚琏之器”弟子子贡的依赖。因叹而歌，悲喜涕下，后七日乃卒。孔子弟子三千，而子贡有幸成为陪伴老人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见，他对老人的真诚。如果到这里子贡与孔子的故事就告一段落的话，已经让我们足够感动了。可是，另据记载：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意思是，在老师过世三年之后，守灵的弟子们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向子贡行揖礼辞行（我的看法是继颜渊，子路辞世，冉有、宰予等人死于非命以后，子贡俨然成为同学们德行最高，恐怕也是年龄最长的学兄（史书记载：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有史可查孔子的弟子门人中年龄长于子贡的有11人，已经过世的诸弟子包括我们前边所说得，还有一些史书或有记载或失于记载。）所以大家会入揖于子贡，向子贡行揖礼道别。（揖礼：礼记记载揖礼在三代之礼中属于上行之礼，受礼者无须回礼。）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泪眼摩娑，痛苦失声。而子贡则回到灵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独居守灵达三年，才依依不舍的离开。简单而言孔子过时后门人弟子守孝三年，而子贡守孝达六年之久。要知道孔子娑推崇的三代之礼，父母过世，守灵也不过三年。要知道在孔子看来“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也算是孝了，而子贡守孝六年。不可谓不孝矣。不可谓不重情重义也。试想我们今人，直系亲属过世请假也不过7天；我不知道是进步，还是人类情感的退步。有人说，现在生存压力这么大，这是不能比的。我无话可说。只是，提醒诸位相对于其他的门人弟子，子贡并不是纯粹的文人，他既做过鲁卫两国的相，有是一位“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的商人。显然，他应该比其他的同学更有理由三年而辞，也比其他的同学更看重时间的价值。而他做到了三年而后归。难道不值得我们击节而叹吗？
四是 经营有道 
前文我们提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货殖列传序》分别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可见子贡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这条路具体说来便是从事货物贩卖以谋利。他能够捕捉商机，且坚持人弃我取，贱入贵出的经营策略，从而达到了亦官亦商，以儒亦商最高的儒商境界。也可以说子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体的儒商。要知道在当时的时代，商业的地位还是非常低贱的，是哪些达官贵人们所不屑一顾，子贡下海的勇气和魄力远见显然令我等佩服之至。但是，我更倾向于子贡之所以选择亦官亦商，是怀着“有博施于民而济众的理想，也是怀着弘扬老师的绝学，发扬老师的事业的志愿身体力行老师的学说，继承发扬老师的衣钵。从政，是实践老师政治理想，慰藉老人周游列国，行教四方途中，楚狂接舆，荷杖老人，路戏小儿，对老师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让老人倍受打击而感叹：吾道不行，知之矣的伤感；慰藉老人被人成为丧家之狗，而不得不自嘲“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的无奈与心酸。经商，是为了“以身证道”让老师的学说得以更好的传播，证明老师学说的功用，从而使老师名扬天下。“德润身，富润屋，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岂不是子贡的写照。一千多年后，宋朝的张横溪张载的“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用于评价子贡我觉得也不为过。
作为一名商人，子贡无疑是成功，尽管他“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似乎并不够圆滑，但是，“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对于子贡的人际关系能力情商之高连老夫子也自叹弗如。仅此一点，在那个时代足够了，足以使他“尝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和他的老师一样彪炳丹帛，绵泽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