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春秋
汉语词语
基本信息【词目】春秋
【拼音】chūn qiū
【英译】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基本解释1．一年，四季。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诗·鲁颂·閟宫》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2．年龄。
尊公，方今春秋几何？
3．中国时代名，即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中国各诸侯国争霸的时代）。
4．史书名。儒家经典之一，相传孔子[1]根据鲁国的编年史修订而成。
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详细解释词义
1．春季与秋季。
《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晋·陶潜《移居》诗之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沈从文 《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
2．指春秋两季的祭祀：
《国语·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 韦昭 注：“春秋，言春秋禘、祫。”
3．泛指祭祀：
《左传·僖公十三年》：“春秋窀穸之事。”
4．泛指四时：
《诗·鲁颂·閟宫》：“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郑玄 笺：“春秋犹言四时也。” 
汉 张衡 ：《东京赋》：“於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 
南朝·梁·刘孝标《辩命论》：“今以其片言，辩其要趣，何异乎夕死之类，而论春秋之变哉。”
5．光阴；岁月：
《楚辞·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
《汉书·晁错传》：“刻於玉版，藏於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为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 
郭小川《登九山》诗：“望一望，想一想，谁不感到虚度春秋。”
6．年纪；年数：
《战国策·楚策四》：“今 楚王 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 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皇帝晏驾，春秋十九。” 李广田《老渡船》：“他在这种情形中已渡过了五十几个春秋。”
7．编年体史书名。相传 孔子 据 鲁 史修订而成。所记起于 鲁隐公 元年，止于 鲁哀公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简，用字寓褒贬。为其传者，以《左氏》、《公羊》、《谷梁》最著。
《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 惧，作《春秋》。” 宋·范仲淹《近名论》：“ 孔子 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 范文澜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十节：“《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
8．古编年史的通称： 周 之《春秋》，燕 之《春秋》等。
汉 以后有《楚汉春秋》、《吴越春秋》等。亦泛指史册、历史。《史记·乐毅列传》：“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於春秋。” 唐 刘知几《史通·六家》：“ 墨子 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康有为 《闻徐子静侍郎即奉赦免喜倒泪下》诗：“寃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记春秋。” 光未然《英雄钻井队》诗：“誓为祖国献石油，甘洒热血写春秋。”
9．春秋 、 战国诸子之书，也有以“春秋”为名的，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
10．指褒贬：
《春秋》用字，意寓褒贬，因借其意。《春秋》相传为孔子编订的鲁国史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寓有褒贬而不直言，这种写法称为“春秋笔法”。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清 和邦额 《夜谭随录·崔秀才》：“胸中自有泾渭，皮里自具春秋。” 清 蒲松龄《聊斋志异·郭生》：“ 王 （ 王生）谛玩之，其所涂留，似有春秋。”因此有成语“皮里阳秋”、“皮里春秋”。
11．时代名：
孔子 《春秋》记事，从周平王 四十九年，至 周敬王 三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前481年)。计二百四十二年，史称 春秋 时代。今多以 周平王 东迁至 韩 、 赵 、 魏 三家分 晋 (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共二百九十五年，为 春秋 时代。《孟子·尽心下》：“ 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正纬》：“春秋之末，羣经方备。” 唐韩愈进士策问》：“ 春秋之时，百有馀国。”
内涵
1.王力先生指出，在商代和西周前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二时，所以后来称春秋就意味着一年了。
2.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4600个春播秋收。古代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而每个事件都有其原因和结果，一事件的起因常常是另一事件的结果，所以事件的起因相当于春播，事件的结果相当于秋收；像本年度收获的种子是下一年春天播种的种子那样，本年度发生的某一事件的结果也可以是次年一个事件的起因。所以中国古代学者倾向于把历史叫做“春秋”。有时也代指人的寿终年龄，如春秋几何。
3. 泛指历史：甘洒热血写春秋。
4. 时代名。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得名。一般指公元前770年~476年这个时期。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得名于鲁史《春秋》，为东周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据史家推算，鲁国史书《春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左传》记载史事较《春秋》明备，下续至哀公二十七（公元前468）年终，共二百五十五年。以上年代再加上周平王东迁时期，则共有三百零三年。又郭沫若认为春秋时代应自周平王迁雒邑之年(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齐国田氏已实际掌握了齐国的权力为止，共计294年历史。此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
5. 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由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记载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一年间的史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6. 古代史书的通称，有时也可引申出一种文笔，即“春秋笔法”。
古代史书
概述《春秋》是儒家的经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  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原本秦代以后已经失传，现在流行的版本是由《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拼凑的。 
《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记载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吧。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 
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本栏春秋为单行本，其他三传请到本书馆十三经栏目阅读或下载。
春秋时代
中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曾经编了一部记载当时鲁国历史的史书名叫《春秋》，而这部史书中记载的时间跨度与构成一个历史阶段的春秋时代大体相当，所以后人就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指的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基本上是东周的前半期。  
东周一开始，周王朝就走了下坡路，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小的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在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原因是各国都被战争搞得十分疲惫，需要休整，于是通过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可是，这期间在长江流域，吴、楚、越三国之间却多次爆发霸权之争。春秋时代的中后期，随着牛耕的普及和铁制农具的应用，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私田的开发和井田制的瓦解这一深刻的社会变化。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公元前453年晋国出现了韩、赵、魏三家大户，将晋国进行了瓜分，自己分别建立了国家，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于是，七雄并立，互相争霸的时代逐步到来，春秋时期走向了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器皿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前770年~前476年（另一说，前770年~前403年），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体裁史记
春秋’以“年时（季节）月日 - 记事”为体裁。  
年：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 
时：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 
月：“正月、二月、三月…”。 
日：“甲子、乙丑、丙寅…”。 
记事：短句构成。 
王 
例如：隐公元年谰瑎（文依‘左传’）。 
年 四季 月 日 记事 
元年 春 王正月 
三月 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隐公在蔑与邾地国君仪父盟交） 
夏 五月 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在段地打败其弟弟共叔段） 
秋 七月 天王使宰咺来扫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 
冬 十有二月 祭伯来 （祭伯这个人来访） 
公子益师卒 （公子益师去世） 
二年 春 公会戎于潜 
夏 五月 莒人入向 
无骇帅师入极 （无骇的军队攻入极） 
秋 八月 庚辰 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 纪裂繻来逆女 
冬 十月 伯姬扫于纪 （伯姬出嫁于纪）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 乙卯 夫人子氏薨 （夫人之子氏病亡） 
郑人伐卫 （郑国之人攻讨卫） 
（注：上文中对于春秋的解读在三传之中各不相同，故括号中的只是其中一种参考）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四十五个字。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 000字，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品读方法
《春秋》是经而非寻常史书。读《春秋》之法，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义所在。若与二十四史同而混读，必生乖张之心，必生偏狭之念。如是则终生不能明于圣贤之道也。  
《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缘何也？惟其惧以贻臭千古，为万世所唾骂，受鬼神之诛耳。故是《春秋》为经，以大义所存焉。此等深意，虽以史迁之贤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笔讽之，其谬甚深也！因此一叹。
作品欣赏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亦经亦史”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论著的性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种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首先对传统诸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钤键所在。
写作动机
历史学家从事历史创作的主观动机在于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是判定一部作品为历史学著作的第一项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记录和保存历史史实，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动机之一。……史家从记存史事的动机出发来研究历史，对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史学的产生即由此始。”史学著作当以记事为目的，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为撰史的立足点。吕思勉说：“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求真记实对历史学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则，因而堪称判断一本论著是否为史学著作的试金石。蒋庆正确地指出：“孔子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书性质的关键。”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于求真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适就曾指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做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做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做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这些论述都根据作者的动机，正确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学性质，结论足以服人。
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与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之间的显著矛盾视而不见，当与误解并混淆孔子“直”的观念和“直书”思想有关。《论语·子路》记载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通过玩弄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春秋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现实的批评，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直”显然并非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论者心中“善”的道德观念。是的，孔子曾有诸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类的话，足见他确有注重客观事实的可贵思想；但由于《春秋》是孔子藉以表达政治理想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所以贯穿其中的并不是这种求真思想，相反，指导作者进行“笔削”的正是《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种的“直”的观念而已。这种意义上的“直”与历史学家对史学客观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遗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两种观念间的名实之辨。
相关评论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关于这点，我们留待下文辨析。
作品价值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历史评价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焦兹说“说《春秋》者，莫先于孟子”。 
《宋史·王安石传》：“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名称的来历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春秋以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连年战争，当时人们就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255年。
文化概念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艺术独特
春秋时代的艺术，主要是青铜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时代的青铜艺术品。1923年，在新郑市出土了大量春秋时代的青铜鼎、爵，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工艺已经大大发展。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很讲究。
科技原理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但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宗教简介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品读方法
《春秋》是经而非寻常史书。读《春秋》之法，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义所在。若与二十四史同而混读，必生乖张之心，必生偏狭之念。如是则终生不能明于圣贤之道也。
《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缘何也？惟其惧以贻臭千古，为万世所唾骂，受鬼神之诛耳。故是《春秋》为经，以大义所存焉。此等深意，虽以史迁之贤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笔讽之，其谬甚深也！因此一叹。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  史书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写作动机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相关评论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
天开人文
天开人文，鲁兴春秋。 春秋这部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被人们称赞的春秋笔法。春秋最大的特点就是每用一个字，都是入木三分，有褒贬含义。后世很多的人在写作的时候，学习春秋的写作方法，用字用言，字字珠玑。在中国，不仅说话要注意，连写字都要注意。在这样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封建国度里，春秋就像是文人们的救命稻草，纷纷学习，纷纷著书，褒贬时事。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人文时代的开端，也是儒家文化的先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传统是如何来的，不知春秋是无法知后世的。春秋还是一部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春秋时期，泱泱大国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人们开始有了礼，懂得了仁爱，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春秋正好记载了这个时代的人性的具体表现以及发展历程，，所以说，春秋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1]​
作品价值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简介
  春秋时代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春秋五霸(5张)
自东周开始，周朝由强转弱，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原因是各国都被战争搞得十分疲惫，需要休整，于是通过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可是，这期间在长江流域，吴、楚、越三国之间却多次爆发霸权之争。春秋时代的中后期，随着牛耕的普及和铁制农具的应用，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私田的开发和井田制的瓦解这一深刻的社会变化。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公元前453年晋国出现了韩、赵、魏三家大户，将晋国进行了瓜分，自己分别建立了国家，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公元前379齐国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侯，是为“田齐”。于是，七雄并立，互相争霸的时代逐步到来，春秋时期走向了战国时期。
名称起源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春秋以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连年战争，当时人们就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即《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255年。
历史阶段
平王迁都公元前770年，因为内乱和犬戎频繁入侵，很快就打到镐京，所以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东迁至东都洛邑(今洛阳)。因洛邑(今洛阳)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王室衰微平王东迁以后，周室渐渐衰落，首先平王的外祖父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幽王，申侯拥立平王，使平王有弑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攻伐，最后平王东迁，使周室只有一小块小地盘，周王室因而衰微，周桓王十二年（前708年），由于边境问题与郑国争执，周桓王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说明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义罢了。郑庄公带兵东征西讨，小霸中原。五霸争雄齐桓公称霸
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  春秋地图狄，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霸主会盟的制度。
宋襄公称霸
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等为乱，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楚成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以拥立齐孝公、平定齐乱之功，试图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威望不足，反而见辱于楚。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楚国称雄一时，楚成王成为了有其实而无其名的霸主。　
晋文公称霸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宠信爱姬，使国政大乱。前636年，晋献公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成为霸主。　
晋襄公接霸
晋文公死后，其子晋襄公继位，成为新一任晋国的国君及诸侯的霸主。前628年，秦穆公趁文公新丧，派军伐郑。晋襄公遣军在崤之战中打败秦国，俘秦国三将。之后，秦国屡次攻晋。仍然无法打破晋国的战略封锁，晋襄公坐稳了霸主之位。　
秦穆公称霸
秦穆公在晋文公死后，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崤之战、彭衙之战，秦军皆大败。秦穆公果断的调整国策，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
《东周列国春秋篇》里的春秋五霸和简介  齐桓公（杨立新饰）齐桓公（公元前716—前643年），中国春秋时齐国国君（前685—前643年在位），姜姓，吕氏，名小白。僖公三子，襄公之弟。在位时期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号召“尊王攘夷”，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国力强盛。联合中原各国攻楚之盟国蔡，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又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中原霸主。桓公晚年昏庸，信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宋襄公（修宗迪饰）宋襄公（？―公元前637年），《史记》和《汉书·诸王侯表序》与中学课本中被列为“春秋五霸”。宋桓公的次子，子姓，名兹甫，谥号曰“襄”，为宋国君主，称“宋公兹甫”，简曰“宋兹甫”（先秦贵族男子用氏，故不称子兹甫）。被史料认作为春秋五霸之一，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周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立，以其庶兄目夷为相，行“东宫图治”。周襄王十年（公元前642年）助齐国平定内乱，拥立齐孝公，因此襄公小有名气。平定齐乱后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结果宋军大败，次年宋襄公因重伤而卒，其子宋成公王臣继位。 晋文公（蒋恺饰）晋文公（前697年－前628年），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19年后终复国，杀怀公而立。文公对内，拔擢贤能：以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赵衰、胥臣辅其政；栾枝、冀缺佐其事；郤溱、霍伯将其兵；贾佗、阳子制其礼；魏犨、荀伯御其戎。晋民各执其业；吏各司其职。晋国由此大治。对外，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尊王攘楚。作三军六卿，勤王事于洛邑、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开创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文治武功，昭明后世，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  秦穆公（谭宗尧饰）秦穆公（—前621），一作秦缪公，春秋时代秦国国君。汉族，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前659年-前621年）。谥号穆。在部分史料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君位。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  楚庄王（张光北饰）楚庄王（？—前591年），又称荆庄王，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写作臧王，汉族，姓芈，熊氏，名侣（一作吕、旅。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应该称为熊侣而不是芈旅），谥号庄。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庄王自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楚庄王自前613年至前591年，共在位23年，后世对其多给予较高评价，有关他的一些典故，如“一鸣惊人”等也成为固定的成语，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晋楚争霸楚王问鼎
楚国在城濮之战后，韬光养晦，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　
晋楚拉锯
在前591年楚庄王死后，楚国霸业渐衰。晋国经历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经营，渐渐超越楚国。晋国在前589年的鞍之战与前578年的麻隧之战中，分别打败齐国与秦国，国势复振。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第三次巨战——鄢陵之战，晋国以获胜收场，楚国霸权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但不久晋国发生内乱，晋厉公被弑。这一阶段，晋楚实力大体相当，形成中原拉锯战。　
晋悼复霸
晋厉公死后，晋悼公继位，对内改革政治，任贤用能，驾驭群臣，对外联宋纳吴，慑秦挟齐，三分晋军，争郑疲楚，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压倒性强过楚国，中原诸侯皆附晋，晋悼公八年之内九合诸侯。晋国霸业复兴。楚国迫于晋国的再度强盛，不得不放弃对中原霸权的争夺。　
弭兵会盟
晋悼公死后，君权再度下移，晋国六卿专擅国政，兴于内耗，意与楚国和盟。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的华元与向戌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　吴越争霸当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尘埃落定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迫使越王勾践向他称臣。继续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夫差在中原会盟诸侯内部空虚的时机，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了最后一个霸主。　
吴国，是姬姓诸侯国，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473年，历700余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越国，勾践卧薪尝胆是为美谈。而二者，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邾分三国邾国是子爵国，也史称邾子国，东周时期著名方国之一，古城在今邹城市东南12.5公里，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邾国的先祖是晏安，晏安的五世孙侠始封曹称曹侠，是曹姓国，晏安的十二世孙是夷父颜。夷父名克，字颜，另字伯颜，谥号邾武公，史称邾子夷父或邾颜公。当时齐国推行霸业，夷父颜响应随从， 
  邾国故城遗址去各国奔走联络，曾夜宿滕国和薛国。邾原属鲁国的附庸，鲁国非常愤恨夷父颜的行为，被视为叛逆，借故向周王诬告夷父颜。 
鲁是周王室同宗姬姓国，公元前678年，周王诛杀夷父颜，《左传》庄公十六年载有“邾子克卒”，时为周僖王四年。夷父颜被诛后，周王命夷父颜的同母弟叔术代理邾国君位。叔术名群，在曹姓公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位贤明有德的人，族人称他为群公子。叔术代位十多年后，夷父颜的冤诛才得以昭雪，谥号邾武公。 
这时，代国君叔术又把国君位子，让给了他的侄子、夷父颜的儿子夏父，夏父继位后史称邾文公。邾文公在位五十一年，是邾国在位最长的一代国君。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今邹城峄山之南另立新都（见《左传》）。约在公元前643年前后，叔术来滥立国，滥在今滕州市东南30公里羊庄镇土城村。至此邾国分立为邾国、小邾国和滥国，这便是史学界所说的“邾分三国”。　走向战国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的后代们经过长期征战的洗礼，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前550年至前497年，晋国国政把持在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魏、韩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其中以楚、齐等大国甚之。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统治的的时代。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
诸侯王国
东周前期又称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史家一般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王朝。但此时周已衰弱到了极点，统治范围方圆不足六百里，各诸侯国纷纷割据称雄，不再朝见周王，其统率诸侯的权利也是名存实亡。此间，全国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大小诸侯国，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国、晋国、楚国、宋国、郑国、卫国、鲁国、吴国、越国、秦国等。齐国齐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谋臣姜尚之族，姜尚因助周灭商有功被封为齐侯，同时周统治者赐予齐国一种特权——可以讨伐有罪的诸侯，凭借这项特权，齐国在西周时期已发展成为东方的大国。春秋年间，齐国出现了一位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齐桓公。他依靠谋士管仲整顿国政，设各种官吏，各司其职，并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此十五乡即为农乡，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如此几年之间，齐国国富民强，到公元前679年，齐国已称霸北方。后来，齐国又于前567年消灭了东夷大国——莱，使之土地扩大了一倍以上，成为真正数一数二的大国。晋国晋国出自周成王弟唐叔虞。东周初期，晋献公（前676年-前651年）建都绛（山西翼城县），开始了晋国的霸业。晋国先后消灭霍、耿、魏、虞、虢等一些北方小诸侯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前六三六年，献公之子重耳即位，他曾被献公放逐十九年之久。在这十九年之中，重耳周游列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故而他回国后便立即着手整顿政事，他与大臣们君臣一心，先后两次率晋、秦、宋、齐四国联军南击楚国，占领了南方的大片领土。晋军南征促使华夏文明进一步流传到长江以南地区，加快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到了春秋后期，晋国的统治出现危机，并最终分裂成韩、赵、魏等几个独立的诸侯国家，史称“三家分晋”。楚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居楚地丹阳（今湖北姊归县）。春秋初期，楚国日益强大。前704年，楚君熊通自号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各诸侯经常发生一些战事。通过战争，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并逐步成为春秋前期中国南方的主要强国之一。宋国宋国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国君子姓，位于河南商丘一带。 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武王分封诸侯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邱，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孔子的论语尧曰篇曾记载此一原则叫做“兴灭国，继绝世”。 
宋国后来逐渐发展强大，宋襄公曾经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一，历史记载宋襄公在军事作战时实行不切实际的“仁义”，结果被楚军击败，宋襄公也因伤重身亡。 以后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争霸时，宋国夹在中间，战事连年不断。80年间，遭遇了40次以上的战争。公元前546年，宋国令尹向戎因为和晋楚两国令尹有私交，又正当两国交兵疲惫之际，发起和平大会，在宋国召开十国参加的“弭兵之盟”，使宋国保证了十余年的和平时期。 
战国时期，宋国终被齐国所灭。郑国郑国国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在春秋初年，郑国非常活跃。甚至，一段时间之内，强大的齐国也对郑国礼让三分，曾跟随郑国讨伐宋国，甚至求助于郑国。庄公时代郑国内部肃清了反叛势力，外部灭了许国，败了宋国，还射中了周天子桓王的肩膀，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史称“郑庄公小霸”。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去世。儿子厉公驱逐太子自立为君。厉公在位二十八年间，郑国大乱，因此从此郑国日益衰落，齐国逐渐取得有利地位，开始控制周边小国。厉公下传两代到了缪公，以后郑为晋、楚两国威逼，几乎年年不得安宁。缪公下传两代到襄公时期，楚国曾攻占郑国，襄公忍辱存国。襄公下传四代到简公时，郑国任用子产为相执政，铸造刑鼎，发展经济，救助百姓，因而郑国重新富强。简公下传四代到哀公时，晋国韩、赵、魏三家强盛，郑国再次衰弱。哀公之后的幽公时期，韩武子攻占郑国，杀害了幽公。后来幽公之弟繻公复国，多次与三晋发生战争。繻公之后的康公时，韩国再次强盛。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年）韩哀侯率军再次攻占郑国，郑国灭亡，国土并入韩国。立国432年，历21君。吴国吴国，也叫勾吴、工吴或攻吾。周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姬姓，其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后扩张到苏皖两省全境及赣东北部分地区。 
周太王生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 
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的诸侯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争雄。吴王阖闾在今天的苏州建立都城，任用伍子胥和孙武攻破楚国都城，为其子吴王夫差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打下基础。阖闾的儿子夫差不顾国家连年征战空虚，与齐国和晋国争霸成功后，但却忽视了边界上的越国，并令伍子胥自杀，被越王勾践趁虚而入。前473年，夫差兵败而逃，被围困在馀杭山（今天苏州南阳山），向勾践求和，勾践不准，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吴地尽属越国。越国古国名，姒姓。相传始祖是夏代少康庶子无余，禹封泰山，禅会稽中封禅大典中的会稽本来是在泰山附近，商朝时越国封地在古雷泽，即今山东菏泽一带，再后来却逐次南移，在周朝诸侯的排挤下一路南迁，西周初迁至今浙江绍兴一带。春秋末年，越逐渐强大，其王勾践经常与吴国对抗，公元前494年，败于夫差，向吴臣服。但经过二十年的韬光养晦，重新崛起，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勾践灭吴后北上争雄，横行江淮，号称霸王。战国时，势力衰弱，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秦国周孝王因秦的祖先非子养马之功，“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作为周朝的附庸，让其继续嬴姓的祭祀。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占领了被戎人和狄人占领的原周朝在陕西的领地。从前677年起，秦国在雍建都近300年。雍城有宫殿区、居住区、士大夫与国人墓葬区和秦公陵园。 
秦人善战，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
政治制度
中央制度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
  春秋形势图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公、侯、伯、 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进入春秋以后， 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宋国君称“公”，晋国君称“侯”，秦、郑国等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 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 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 而称“吴伯”，参加盟会①。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 “淫名”的化外之人。 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赋税制度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政治学家儒家：孔子，主要思想：“仁政”“民贵君轻”，反对兼并战。
墨家：墨子， 主要思想：“兼爱”“非攻”。
道家：老子。
法家：管子，子产。
名家：邓析。
兵家：管子，孙子(孙武)。
文化发展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
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宗教文化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哲学思想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科技水平
冶铁技术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但未普及（战国时期开始普及推广），  三足羊首鼎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青铜艺术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  春秋战国,三节黄玉环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铸造金属货
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其他方面《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但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春秋诸侯简表
国名
姓氏
爵位
起讫年代
亡于何国
始祖
秦国
嬴
伯
前9世纪 - 前206年
汉朝
非子
齐国
姜
侯
前1046年 - 前379年
田齐
姜太公
燕国
姬
侯
前11世纪 - 前222年
秦国
召公奭
鲁国
姬
侯
前1045年 - 前256年
楚国
周公
郑国
姬
伯
前806年 - 前375年
韩国
郑桓公
莒国
己
子
前1046年 - 前403年
楚国
己兹舆期
宋国
子
公
前1046年 - 前286年
田齐
微子启
卫国
姬
侯
前1046年 - 前209年
秦朝
康叔封
陈国
妫
侯
前1045年 - 前478年
楚国
陈胡公
蔡国
姬
侯
前11世纪 - 前447年
楚国
蔡叔度
吴国
姬
子
前1047年 - 前473年
越国
吴太伯
越国
姒
子
前20世纪 - 前222年
汉朝
无余
晋国
姬
侯
前11世纪 - 前349年
韩国、赵国、魏国
唐叔虞
楚国
芈
子
前1042年 - 前223年
秦国
鬻熊
曹国
姬
伯
前1045年 - 前478年
宋国
曹叔振铎
许国
姜
男
前11世纪 - 前375年
楚国，一说魏国
许文叔
滕国
姬
侯
前1046年 - 前414年
越国、宋国
滕错叔
薛国
任
侯
前20世纪 - 前418年
齐国
奚仲
邢国
姬
侯
前11世纪 - 前635年
卫国
邢朋叔
邾国
曹
子
前1046年 -前261年
楚国
曹侠
虢国
姬
公
商朝末年 -前655年
晋国
虢叔
杞国
姒
子
前1046 -前445年
楚国
杞东楼公
滑国
姬
伯
前11世纪 -前628年
秦国
滑伯
以下内容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名，内容由网友整理，较为全面。
秦、齐、晋、燕、楚、鲁、吴、越、宋、郑、鄫、邾（后改为邹）、莒、吕、许、虢、虞、州、淳于、杞、莱、萧、徐、舒、纪、谭、管、蔡、郧、蒋、芮、沈、曹、霍、庸、权、谢、巴、息、郤、邢、祝、鄣、聂、陈、薛、巩、叶、项、卫、滕、江、葛、戴、宿、遂、钟吾、炎、鄅、毕、申、罗、邓、绞、唐、刘、黄、厉（后改为随）、蓼、鄀、肥、鼓、中山、鄟、祝其、姒、蓐、耿、苏、冀、诸、共、井、缙、杨、邘、皖、邿、须句、郜、弦、郕、梁、向、凡、谷、赖、牟、柏、颛臾、焦、茅、滑、巢、雍、顿、黎、费、郇、胙、夔、郐、应、介、鄾、任、邳、胡、代、彭、苴、鱼、鱿、轸、扈、荀、桐、极、贾、祭、毛、根牟、甲父、绚、翨阳，有穷、道、微、柳、丰、六、瑕、姜、观、大庭、骀、岐、箕、莘、逼、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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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系列中文名称：《东周列国》　片长：62集
发行时间：1996年 地区：大陆
语言：普通话
演员：王绘春唐国强梁冠华闫怀礼鲍大志李明臣杨立新蒋恺丛培信修宗迪张山张光北 等
周朝是历史上有明确纪年的开始，从周文王演易经八卦，姜太公垂钓渭水，武王伐纣灭商，历经近300年兴衰。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美人一笑亡周朝，中国进入了礼崩乐坏，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春秋时代开始了。春秋300年间，诸子迭起，百家争鸣，也正是这个沧桑巨变的年代，为后世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同时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奴隶社会成为过去。一个全新的时代将被托举出东方地平线。《东周列国·春秋篇》通过精心收集考证，复原了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的有关春秋时期的典故及成语故事，如：千金一笑、唇亡齿寒、赵氏孤儿、一鸣惊人、卧薪尝胆、孔夫子高山仰止、伍子胥过昭关等——让观众在回顾历史的同时，领略中华民族古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华夏文明的精神之根。。曾有人预言：九十年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局势将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又一模拟，因此《东周列国·战国篇》的推出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东周列国春秋篇第一集 骊山烽火
第二集 黄泉认母
第三集 如此君臣
第四集 筑台纳熄
第五集 诸儿文姜
第六集 管仲拜相 
第七集 尊王攘夷
第八集 霸主齐桓 
第九集 仁义大旗 
第十集 骊姬乱晋 
第十一集 羊皮换相 
第十二集 择君图报 
第十三集 重耳励东周列国春秋篇剧照(19张)志 
第十四集 重耳返晋 
第十五集 文公成霸 
第十六集 罪哭崤山
第十七集 赵盾弑君 
第十八集 赵氏孤儿
第十九集 一鸣惊人
第二十集 庄王治楚 
第二十一集 霸主余韵 
第二十二集 崔庆之乱 
第二十三集 晏子相齐 
第二十四集 高山仰止
第二十五集 逃出昭关 
第二十六集 专诸刺僚 
第二十七集 三约伐楚 
第二十八集 掘墓鞭尸 
第二十九集 会稽之耻 
第三十集 勾践灭吴[2]​

队名含义
给乐队取名“春秋”的是吉他手郭怡广（Kaiser Kuo）。直观地看，春秋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而郭怡广为该名称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春”是生长之季；“秋”是肃杀之季；“春秋”代表一文一武，亦代表阴阳。 
春秋乐队的音乐亦兼备了文和武，有生机和杀气的并重。例如《山海间》内的生机和《凶宅》内的杀气。 
在“文”的方面，春秋乐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探究，促成了其音乐内的“中国人文色彩”。 
在“武”的方面，春秋乐队对重金属音乐的深刻认识和精湛高超的演奏技巧，令其音乐内的重金属元素更为显著。
队员列表
现任队员杨猛（主唱；2001年—现在）
郭怡广（吉他手；2001年—现在）
寇征宇（吉他手；2001年—现在）
宋扬（贝斯手；2009年—现在）
刁磊（鼓手；2003年—现在）
李猛（键盘手；2005年—现在）离任队员李波（贝斯手；2001年—2009年）
欧建云（鼓手；2001年—2003年）
作品列表
《春秋》（2006年）
曲目：
1．新的一天
2．凶宅
3．远方的召唤
4．天下
5．传奇
6．暴风雨所诞生的
7．猎人
8．最后的一页
9．山海间
演唱会集
2010年6月18日：春秋乐队“文武双全”演唱会

基本信息
导演：张艺谋
编剧：蔡赴朝
制作方：国家大剧院
主要演员：安平，孟广禄，陈少云等
上映时间：2012年12月
剧情简介
新编京剧《春秋》改编自《左传》中“掘地见母”的故事，剧中郑庄公寤生因母亲姜氏偏爱其弟共叔段，母子失和。共叔段因为在京城作乱败亡，寤生于是将姜氏安置颍地，并发誓“不及黄泉，互不相见”。之后经过颍考叔感化，掘地见母，恢复母子之情。全剧以郑庄公“掘地见母”的孝义故事为主线，以当代视角融入了今人的思考，极富现代气息。
上映信息
去年失约
张艺谋要“跨界”排京剧的消息其实早于2011年2月底就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作为张艺谋和国家大剧院的首度合作，这部根据“掘地见母”故事改编的名为《春秋》的新编京剧原定为国家大剧院院庆压轴演出于去年年底亮相，但最终该计划因张艺谋档期问题而搁浅。
今年留疑
据悉，目前，国家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剧《春秋》的编排工作还没有相关的通知，剧组主要演员也表示，还没有接到演出通知。因此，能不能如约年底上映，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