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何红卫
人物简介
何红卫
《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农民兄弟心中的好记者。  农民的好记者何红卫
1982年~1986年，华中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专业学习。
1997年~2012年，《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
个人事迹
1、一个敢讲真话的记者
讲真话是记者的职责，敢讲真话是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记者不讲真话，社会不知其可。很久以来和很长时期，我们都是依赖记者采访、媒体传播来了解世界。所以说，常人作假假一事，干部作假假一方，记者作假假天下。一个记者能保证终身不说假话很难，关键是重大问题上、重大事情中不要说假话、不要替人和帮人说假话。用何红卫的话说：“农民日报的记者，在事关农民利益上要敢于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的底线是，哪怕一时不能让我讲出真话，但我绝不违心讲假话。。”
何红卫最早写过两个名篇，就是讲真话的重大成果。
一个是关于董阳的报道。1998年3月，黄石市石灰窑区有个镇六位农民联名写的一份材料《要回董阳这样的好官》，被寄送到湖北省不少新闻单位和有关党政部门。几位农民代表殷切呼唤好官“董阳”，为其鸣冤叫屈，盼他“回来”，而有关领导对他却是不满意，认为他“不称职”，在他刚刚干了11个月、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当口，“平调”他到编制仅两人的区科技局任局长。何红卫得到这份材料，立即决定采访。因为干部群众的看法相反，所以采访极其艰难。何红卫特别注重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也特别重视镇、村干部的说法，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经过一周深入的调查，写出了6000多字的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4月13日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出，报纸展开“董阳现象”讨论，提出了“为什么老百姓欢迎的干部，上级说他不称职，我们的用人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一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尖锐问题。
报道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等一百多家新闻媒体转载或发表几百篇、20多万字的关于“董阳现象”的新闻和讨论文章。随后，农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说董阳》、《董阳妻子说董阳》、《董阳：何处是归途》、《董阳憾别河口镇》、《董阳现象并未完结》等报道。朱镕基、胡锦涛、张全景等领导引起关注并给予重要批示。中宣部“新闻阅评”以“农民日报报道'董阳现象'引起广泛影响”为题，对该报道给予高度评价。农民日报社有位领导说了这样一句话：“何红卫一篇报道奠定了在新闻界的基础，5年内可不写稿。”
一个是关于李昌平的报道。说到李昌平，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他的著名的“三真”：“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平心而论，这三句话放在新中国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方说出来都不容易，都要冒风险，都要担责任，因为任何一个时期、任何地方我们听到的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的捷报声。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评李昌平的这三句话，也会使用“当时农村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的语言。我和李昌平同在一个县工作，当时他当乡镇党委书记，我当县级报社总编，他所说的事，包括“三真”还有“六如”，所有的乡镇委书记、县市委书记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人敢于“捅破这层纸”（或许有人捅了但没有捅到总理的桌面上）。如同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有李昌平做了那个敢说实话的小孩。而今国人上下都知道敢说实话李昌平，未必知道第一个把李昌平说实话的事写出来的何红卫。就连我当时也只知道是南方周末把李昌平推成了新闻人物，而不知道是农民日报首发何红卫采写的报道。李昌平在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到：2009年5月19日，《农民日报》记者何红卫冲破荆州、监利方面对我上书中央事情的新闻封锁，以《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对我写给总理的信的内容进行了报道。《农民日报》发表编者按，开辟专栏，开展“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农村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何红卫当时敢写、尤其是农民日报当时敢发都是需要胆识和气魄的，就是现在也不容易。正因为有一个党委书记敢说，一个报社记者敢写，一个国家级报纸敢发，如此“三敢”才成就中国现代“三农”历史的一个人物、一段传奇，也是一曲悲歌。何红卫和农民日报在其中的贡献不比李昌平小，如果这件事情将在中华民族的“三农”历史上留下一段，红卫之笔堪称“史笔”。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记者讲点真话也不难，难的是长期讲真话，一直讲真话。业内有人说何红卫写董阳和李昌平只是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其实，敢讲真话是何红卫的本性和习惯，如同他每天吃饭睡觉一样的平常自然。一个敢字了得，为了讲真话，不怕得罪人，主要是不怕得罪领导。省里有位领导曾在大会上批评何红卫“到处戳漏子”，有位主要领导曾向农民日报社长总编“反映”：何红卫人才难得，特别优秀，建议调到总部去工作。言下之意很明白，不欢迎他在湖北，领导下逐客令了。到了这个份上，何红卫本性不改，真话照说，批评报道照写，只要发现“有漏子”，照戳不误。与其说他写揭露性报道太多了，不如说他说的真话太多了。我曾同何红卫多次下乡进村，很多农民兄弟都这样说“老何讲真话，是个真记者！”。
2、铁肩担道义，为农民造福
何红卫还十分注重研究“三农”问题，为领导决策服务，从而为农民造福。
2003年8月，何红卫和湖北日报记者在湖北神农架大九湖采访，偶然听说长阳县海拔1700多米的火烧坪乡大规模种植反季节蔬菜，富了农民，但毁了生态。“火烧坪模式”是湖北各级政府多年来树立的一个山区脱贫致富典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对“火烧坪模式”一片赞扬。（村支书为此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为客观辨证分析这种现象，他在两个多月里两次专赴火烧坪和鄂西一些县市，行程几千公里，发表《“火烧坪模式”能走多远》的通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长罗清泉等作出重要批示，已开始向鄂西、神农架等地蔓延的“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生态保护”的“高山种菜”之风被紧急叫停。
2002年国庆节，何红卫在陪父母回老家荆门市沙洋县拾回桥镇探亲期间，偶然听说该镇领导违背税费改革政策、加重农民负担的作法。他当即放弃陪父母休假，进行了扎实、深入、艰苦的4天暗访。材料报送后，省委书记俞正声、副书记邓道坤纷纷作出批示。10月26日，该镇党委书记、镇长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被就地免职。沙洋县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整改。
2008年7月底到10月，何红卫校友先后三次专赴监利县柘木乡调查了解该乡违背政策、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并向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等报送材料，引起高度重视。
3、不怕委屈、不怕恐吓、不怕危险、抵制诱惑
何红卫说：“为农民说话不仅要经受得住委屈，甚至还要不怕恐吓和危险。”2000年他报道李昌平后，监利县就流传“是因为监利订农民日报少了，所以何红卫来搞监利问题”，2002年国庆节，何红卫回沙洋报道了他的家乡拾回桥镇的问题后，沙洋县又流传“何红卫回来，镇里不招待他大吃大喝他就搞别人的问题。”2002年十一前到监利县采访，县领导许诺给6000元，还可发行报纸，唯一要求是不给俞书记送材料。2003年到通山、蕲春、武穴等县市采访，县领导的诱惑都是很大的。但后来他还是抵制了诱惑。同时，为农民说话，还要斗智斗勇，善于作为，不能趁匹夫之勇。他在监利、仙桃、通城采访，都有差点被打的经历（在通城被软禁6、7个小时），幸亏得到巧妙的化解。
在这种为农民说话精神的支撑下，何红卫采写的《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英山县数字造假系列报道”、《监利县农民朱建华委托省委书记将14年负担卡献礼十七大》等3篇作品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十几篇作品获全国农民报和湖北新闻奖；每年都有几篇报道被中央和省领导批示。
所获荣誉
1、3篇作品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中国新闻奖。[1]
2、20多篇作品获全国农民报和湖北新闻奖。
3、1998年获全省抗洪救灾宣传先进个人。
4、1999年9月，以全票当选首届“全国农民报系统十佳新闻工作者”之首。
5、1998年至2010年，连年荣获《农民日报》“十佳职工”或“十佳新闻采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