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控诉运动
控诉运动简介
1951年4月16日－21日，中央政府宗教事务处在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有31个教派的154名教会领袖参加会议。4月18日下午吴耀宗主持小组讨论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首先起来，控诉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 Price)。随后2天中，共有18人登台控诉自己的同工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外籍）或“基督教的败类”、“走狗特务”（本国籍）。  
而被指名控诉的还有骆爱华（美国）、陈文渊（当时已被捕）、梁小初（当时已在香港）、朱友渔、顾仁恩（自由传道人，当时已被捕）等人[1]。事后吴耀宗发表《中国基督教的新生》，为控诉运动辩护：虽然“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
5月8日，吴耀宗以“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天风周刊》上，发表在全国推动控诉会的通知。5月19日，刘良模在“天风”周刊上发表《怎样开好控诉会》，批判“超政治”的“落后思想”，鼓动一向强调爱心的基督徒要站稳自己“人民的立场”，破除情面，彻底、痛痛快快和盘托出，“精彩的控诉应记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6月1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由副会长崔宪详带头，举行1200人的控诉大会，控诉协进会是30年来“美帝”侵略中国的代理人。此后，协进会这个全国教会的联合机构基本宣告死亡。
6月10日，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会，借逸园跑狗场举行全上海基督教的万人控诉大会。吴耀宗带头，然后各教派的教会领袖，包括江长川（卫理公会）、邓裕志（女青年会）、胡祖荫（广学会义务总干事）、徐华（安息日会会长）、吴永泉（基督徒学联会）、贾玉铭（长老会）、杨绍唐（内地会）、竺规身（灵工团监督）、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吴高梓（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人，一一上台控诉。而被控诉的对象，包括安迪生（美）、黄安素（美）、毕范宇（美）、陈文渊、梁小初、黄仁霖（已逃离大陆）等中外人士。大会的政治气氛极其浓郁。
控诉运动甚至波及到一些以属灵著称的团体，如灵粮堂和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这些团体中长期受属灵熏陶的基督徒在这期间自有其独特的痛苦经历。
通过控诉运动，“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得以控制全国大部分教会，首先是那些原来与海外教会联系密切的各大公会。而认为自己原本就“自治、自养、自传”的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以及王明道负责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后来面临更强大的压力，在主要负责人敬奠瀛、魏以撒、倪柝声、王明道被捕后，有些加入三自，有些转入地下状态。
18名控诉人
这18个人是：
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 
邵镜三（南京中华基督会总干事） 
沈德溶（《天风周刊》主编） 
施中一（江浙基督教乡村服务联合会干事） 
施如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 
江长川（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会督） 
李牧群（重庆中华路德会牧师） 
王重生（青岛基督教联合会书记） 
王志堃（天津） 
谢颂三（中华监理公会）　 
钮志芳（杭州基督教协进会副会长） 
陈见真（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 
胡翼云（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 
胡祖荫（广学会义务总干事） 
王梓仲（华北公理会布道牧师） 
陈崇桂（重庆神学院院长） 
江文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 
乔维熊（天津基督教革新推进委员会）
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
【(1951.04.24)《人民日报》社论】
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会议上，到会代表经过小组会和大会，集中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毕范宇、骆爱华、朱友渔、陈文渊、顾仁恩等基督教的败类，控诉了美国战争贩子杜勒斯所操纵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到会代表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大大提高了基督教徒爱国热忱和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实行三自革新的决心，因而使会议得到圆满的收获。这一经验，值得推广到全国基督教团体中去，在全国基督教徒中普遍展开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运动，以提高广大教徒的政治觉悟，显明地划清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界线。
基督教徒的控诉运动，乃是基督教徒以亲身经受与耳闻目见的美帝国主义迫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这是在广大教徒中普及与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的最重要的方法，也是广大教徒的迫切要求。中国的基督教徒，如同其他各界人民一样，百年来曾深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侮辱，悲愤满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们无处伸诉；现在，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他们迫切要求吐诉压抑了多年的心中积愤和苦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仅利用了教会团体和部分教会人士，而且对教义也横加曲解，作为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工具，极力灌输奴化思想；同时，又利用所谓“慈善”和“文化”机关，掩盖这些丑恶活动，使它们对中国教徒的压迫与侮辱，裹上了薄薄的一层糖衣，致有不少教徒受了这种蒙蔽与欺骗，还不认识美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因而有些教徒不自觉地把敌人当作了朋友，把恶狼当作了绵羊。有些人虽然已经了解到美帝国主义确实利用基督教作了侵略工具；但因受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威吓，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们的阴谋。这就成为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的障碍，成为发动广大教徒积极勇敢地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障碍。扫除这种障碍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开展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从各方面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从而使广大教徒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卑鄙与凶狠，以及它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激发他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激发他们对危害伟大祖国的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热情。
美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使许多教徒中了很深的毒害，有些教徒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被美帝国主义所利用。因此，当他们在控诉过程中提高了政治觉悟以后，他们就会痛心于过去中毒太深，就会揭露这种文化侵略的影响，就会检举隐藏在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检举美帝国主义训练和布置潜伏的走狗，协助人民政府清除这些反动分子。
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徒，都应该积极参加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每一个基督教徒都应该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爱护自己的祖国，控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利用教会侵略中国的罪行，保卫伟大祖国；作为一个善良而虔诚的教徒，应该爱护自己的教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玷辱教会，把教会当作侵略工具的罪行，以保护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不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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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运动简评
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经历了怎样的改造？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控诉大会下来后，起义士兵有的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还有的甚至哭得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了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从“算细账”“挖苦根” 到“思想还家”
起义官兵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彻底撕开了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随后，便是思想改造的“纵深战斗”。
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再算“政治账”。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开展控诉运动之前，起义官兵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争论中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学习积极分子。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从前的争论戛然而止，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官兵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得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做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在起义部队中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起义的国民党第7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
在昔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里：
第473团军官马××坦白：1949年该部从宝鸡撤退下来时，胡宗南下令向宝鸡县政府要100辆大车。县长受命后，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见到老百姓的大车就抓，然后交给马××。一些车主为了要回大车，就把马××请去下馆子、打麻将、洗澡、玩妓女。结果，钱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车一辆都没有要回来，车夫也全被编入部队当了二等兵。
第27师情报参谋傅××交代：他直接、间接枪毙、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共101人，在山东作战时，还杀了4名农会干部。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灵魂裂变的巨大能量
科学家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能使其一分为二，发生链式反应，并释放巨大的能量。起义官兵经历的“泪血大控诉”，则是一次百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
改造起义部队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组织国民党第7兵团起义官兵开展控诉运动的后期，还开创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公祭宣誓”活动，公祭全体起义官兵在阶级压迫制度下惨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等亲人，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公祭宣誓”大会事先做了精心和充分的准备：设置灵堂，安放花圈，制作血债图表，撰写祭文、挽联、誓词，张贴标语，准备全体官兵佩戴的孝花等等。公祭的内容和形式提交士兵群众讨论，并让士兵群众参与布置灵堂。一些士兵专门为自己死去的父母制作了灵牌和花圈。
经过隆重的“公祭宣誓”后，起义士兵纷纷反映：“这次‘公祭宣誓’活动对我们教育太大了。过去在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谁理睬？连副棺材板都装不上！如今，共产党来了，给我们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搞这样隆重的祭奠活动，这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有9519人递交了请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的申请书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有4546人在申请书上按上了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破旧，是为了立新。一边改造，一边建设。控诉运动和思想还家运动之后，起义部队又进行了官兵团结教育，化解矛盾，把由控诉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阶级仇恨，引导到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斗争中去，还开展了战争观念教育、政策纪律教育等。起义部队建立了全新的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起义部队由上而下地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并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启蒙道理，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没齿难忘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万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野战军，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军首批出国，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渡海攻岛等战役战斗，以及朝鲜北部西海岸防御。其中，在第三次战役中，其所属第149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其所属第442团1营率先攻占汉城；随后的第四次战役，该军以极为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弹药补给极为困难等恶劣条件下，于汉江南北两岸顽强坚守50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我军主力在中线集结并实施反击的战役任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总曾说：“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团以上单位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百万倒戈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不仅是5000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是根植于华夏大地无与伦比的人文奇观！
在笔者采访过的起义官兵中：
——长春起义的少校营长杨协中，起义之初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教育，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他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也正是在这灵魂裂变后营建的精神家园里，广大起义官兵实现了重树人生目标的心灵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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