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其武
人物履历
  董其武董其武（1899年-1989年）1899年11月27日（农历10月25日）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到太原，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1923年入斌业专门学校。1924年在刘镇华的镇嵩军任排长。不久由西安赴洛阳，参加国民军第二军，先后任第八混成旅二团排长、连长、营长和第九混成旅旅部中校副官长。1926年冬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北伐先遣纵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秋到天津，入傅作义部，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1929年秋，在傅作义主办的干部政治训练所任队长。1930年4月起先后任国民党第四路军第三十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团长，陆军第二十八师四三六团上校团长。1933年5月长城抗战中率四三六团于怀柔以西地区连续击退日军进攻。1936年初，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同年冬参加绥远抗战。七七事变后曾率部攻克被日军占据的商都城。后参加忻口、太原战役。同年冬任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中将师长，率部与八路军一二〇师相互配合打击同蒲路地区之日伪军。1939年12月至1940年5月，参加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组织指挥的包头、绥西、五原战役。1940年起任暂编第四军军长，1941年任骑兵第四军军长，1942年任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同年到重庆入陆军大学学习。1945年任第12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兼任暂编第三军军长，1946年10月，任张家口警备总司令，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和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1949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天津、北平解放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率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同年冬回国。1953年至1955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军长。[1]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月2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7月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1989年3月3日13时5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2]
详细履历
董其武（1899—1989）
生于1899年11月27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山西河津人。山西陆军学兵团第一期步兵科、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毕业，山西斌业专门学校第一期机械科肄业。
1924年3月起服务于镇嵩军第8混成旅（旅长赵树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25年3月混8旅改编为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第9混成旅（旅长赵树勋），升任中校副官长。12月升任上校团长。
1926年2月辞职赋闲。5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北伐先遣纵队（纵队长郑思成）中校支队长。
1927年3月调任第11军（军长陈铭枢）侦察队中校队长。6月调升皖北宣慰使署（宣慰使柏文蔚）学兵团上校副团长。
1928年2月部队被裁撤后编余。6月出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张濯清）上尉额外参谋。7月升任少校参谋。
1929年6月升任警备司令部政治训练所（所长傅作义）第1队中校队长。
1930年4月调任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30师（师长白濡青）第89团（团长柴济川）中校团附。7月调升第30师（师长卢呈瑞）第89团上校团长。12月调任第28师（师长苗玉田）第83团上校团长。
1931年1月16日所部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10师（师长傅作义）第20旅（旅长金中和）第40团，仍任上校团长。6月17日所部改称第73师（师长傅作义）第422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2年3月调任第73师第218旅（旅长曾延毅）第436团上校团长。
1935年5月24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
1936年5月升任独立第218旅（辖三团）少将旅长。9月30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12月21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
1937年11月30日升任第101师（辖两旅）中将师长。
1940年6月12日调升暂编第4军（辖暂编第10师、新编骑兵第4师）中将军长。7月19日晋任陆军少将。
1942年8月暂4军改编为骑兵第4军（辖新编骑兵第3师、新编骑兵第4师），仍任中将军长。
1944年1月18日调任第35军（辖第101师、新编第31师、新编第32师），仍任中将军长。
1945年2月代职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受训。5月24日调升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中将副总司令。6月陆大毕业后仍任原职。8月6日调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傅作义）政治部中将主任。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11月7日兼任包头城防司令部司令。
1946年1月1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3月20日调任暂编第3军（辖暂编第10师、暂编第11师、暂编第17师）中将军长。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10月15日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同月26日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司令。12月26日获颁四等宝鼎勋章。
1947年5月10日调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2月16日改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
1949年2月升任国防部（部长徐永昌）驻绥部队指挥所上将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7月升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上将副长官兼国防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9月19日在绥远归绥率部起义。10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委员。12月2日出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傅作义）副主席兼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傅作义）副司令员。同月9日兼任第23兵团（辖第36军、第37军）司令员。
1951年8月绥远省军区改称绥远军区（司令员傅作义），仍兼任副司令员。11月25日获颁二级自由独立勋章（朝鲜）。
1952年7月4日辞去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职。8月8日绥远军区并入蒙绥军区，辞去军区副司令员兼职。12月23日第23兵团撤消，降兼第69军（辖第28师、第107师）军长。
1954年6月18日绥远军政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9月29日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委员。
1955年9月23日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获颁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4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常务委员。
1968年9月19日被免去军长职务。
1978年2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副主席。
1988年7月获颁胜利功勋荣誉章。
1989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戎马春秋》。[3]
传奇人生
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于1949年起义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 董其武从国民党  将军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终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于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其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出身穷苦，以四个第一考取军校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北街董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董怀球病故后，祖母向村中贺财主借高利贷白银十两，打制了一口薄板棺材安葬祖父。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父亲董多见一年四季为贺家的炭厂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条件稍微好些，然而外祖父范居江却因发动河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惨遭杀害。董其武三四岁时，便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一来可以在外祖母膝下承欢，二来也可以减少董家的负担。董其武的大舅范必英是个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董其武从6岁就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到了十来岁后，董其武除了读书，还帮助家中做些家务。
董其武的家乡煤炭资源丰富，当地的穷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驮煤、卖煤为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董其武十二三岁时便承担起了还债的重任。早上他背着几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几十公里路程，一天下来只能赚上几个铜板。后来，董其武想出了一个赚钱更快的办法——在背煤山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他的生意很红火，除去本钱，每天还能赚上二三十个铜板，比背煤要强很多。几年后，董家总算还清了贺财主的债务。  董其武与邓小平苦难艰辛的生活使董其武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坚强意志。他16岁前，已经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传》、《幼学琼林》、《史鉴节要》、《三国演义》和《水浒》等书。由于家里的生活困难，董其武在读完舅舅的私塾后，未能继续求学。在极端苦闷下，他写下了两句话贴在了舅舅的炕头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将浮土，几时得遇茂仙翁？”也正是这两句话给董其武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翌年春天，董其武舅舅的几位好友，相约去龙门山春游。其中李天培老先生看到董其武的那两句话，很是欣赏，他对董的舅舅说：“这娃子有出息，应该送到县城去深造，我看将来会出人头地。”舅舅如实相告：“这娃平日好学，可惜的是他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贫如洗，哪有钱供他到县城去读书？”听到此处，李天培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30斤粮食，带上30个铜板就行了，别的花费包在我身上。”从此，17岁的董其武到河津县读高小，在这里他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天演论》、《格致新书》等新书。
1918年7月，19岁的董其武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斌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便立志从戎，和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参加考试。从河津县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车和汽车，有钱的人家就坐轿子或者马车，一般人家就坐毛驴拉的篷子车。和董其武一起应考的同学都坐着毛驴车，董其武东挪西凑借了10块现洋作为路费，但他为了省钱，独自步行走了8天，赶到太原参加考试。
斌业中学的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算术、体育和检查体格。第一场为国文。国文的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我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董其武的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第一名。第二场为算术。共10道考题，均为初级  董其武珍贵照片代数和四则运算。董其武得心应手，无一差错，卷面整洁干净，获得满分，取得算术考分第一名。第三场为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此场考试没有把握，考虑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即使体育项目能过关，体检也不会名列前茅的，考试结果意外地给了他一个惊喜，他还是第一名！几天后，正式出榜，参加考试的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的为1200人。董其武以三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名列榜首。入校后，学校包吃包住，每月还发几元的补助，董其武从不乱花钱，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攒下10元多钱。年底放寒假时，董其武为了省钱和学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并拜托回家的同学捎回了10元钱，还清了东挪西借的考试路费。
董其武在斌业中学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被保送进入斌业专门学校。从1922年到1924年夏，董其武在斌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此外，还学习了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物理和法文等课程。在此阶段，他对军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凡是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能找来的，他都认真阅读。董其武在校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和法文都很突出。同学们大多认为董其武毕业后留校当教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轰动一时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许会经历另外一种人生。
造反阎锡山督军府，参加北伐“铁军”，投效傅作义
1924年3月，离董其武毕业不到半年，斌业专门学校安排学员植树，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种30棵杨树。董其武当时是班长，他带领10个同学进行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了馆长同意就近取水。当曹杨同学去挑水时，碰到了督军府的一个副官，副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董其武追上副官进行评理，那副官却动手打了董其武。同学们忍无可忍，一拥董其武珍贵历史照片集(5张)而上，把飞扬跋扈的副官教训了一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督军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最大衙门，岂肯善罢甘休。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校长荣鸿胪答应一定查明惩办。由于董其武不肯写悔过书，被迫离开了学校。
1926年夏，董其武几经周折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董其武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党代表，后任该军北伐先遣纵队少校营长、少校支队长（相当于团长编制）。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也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后，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向河南进军。纵队进展顺利，原来盘踞在该地区的吴佩孚残部及一些地方武装，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进攻，狼狈溃逃。打下信阳后，北伐纵队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漯河、许昌后，与第四军全军会合，进军开封。不久，第四军被调回武汉，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攻克了巢县、合肥、霍丘、颖上、阜阳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营长，  董其武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团长。
1928年，“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将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实质上这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在转战豫皖各地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气愤，决定不参加教导团受训，便与14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
董其武到上海后，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多次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
董其武的内心对军阀长期混战深感厌恶，“九一八事变”后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头一仗便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被日军炮弹炸伤臂部。当时，他怕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便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此后，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同日军作战，取得了不少成功。1973年董其武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时，同当年日军将领会面，对方回忆说：“如果国民党所有的部队都像傅作义的部队那样有战斗力，恐怕我们早就失败了。”
董其武解放前先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一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同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应另找出路，他从内心不愿接受和对外宣称这个军衔。
积极抗战，响应毛泽东的“绥远方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此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
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日本投降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了。”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八年中，我军（国民党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八路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由于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三次挺进绥远，最后又因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绥远战役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个人的历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毛泽东创造了史无前例的 “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
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他还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时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
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到：“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董其武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后激动万分地说：“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克服了重重困难。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0月1日，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
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
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
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
鲜血染红朝鲜战场，荣获朝鲜人民最高奖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原绥远起义部队从组织上、思想上及其军事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际，绥远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写血书、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入朝参战，决心在保卫祖国、援助邻邦作战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2月1日，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兵第四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称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951年9月1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9月9日深夜，董其武率领的第二十三兵团赶到辽宁省安东市（今辽宁省丹东市）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明确了兵团入朝后的首要任务是在2至3个月内，完成修建3个机场的光荣任务。在修建过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则，深入施工现场，主动出工，边劳动边进行具体指导，对广大战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无论前方、后方，随时都有遭受美军飞机轰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车辆、工程、物资的巨大损失。董其武要求部队重视防空问题，与高射炮兵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施工部队要注意采取驻地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夜间进行施工等措施。由于3个工地伪装很成功，一个月来，虽然美军每天都有数十架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从工地上空盘旋轰炸，但始终没有把工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10月18日，美国空军出动27架B-29重型轰炸机，抛下数百吨的重磅炸弹狂轰滥炸工地。机场工地水泥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工棚、工具、车辆、器材等被炸毁；数百名战士被炸伤亡或被沙石掩埋；许多防空壕、掩体也被炸塌陷。10月22日、28日，3个机场工地又惨遭美军轮番轰炸。10天中的3次轰炸，美军共投掷炸弹6850枚，加上几次小规模的轰炸，美军共投弹8379枚，炸死炸伤官兵多达700余人，第二十三兵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机场工地，一个月来的备战毁于一旦，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定时炸弹……董其武和他的将士没有屈服，反而愈挫愈勇。
经过3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董其武的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机场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共修建长200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00米、宽30米的飞机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437米，推机道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很高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斗奉授予董其武等六人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整个二十三兵团6000余人立功受奖，并发来感谢信：“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结束后，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任军长。第六十九军在董其武的领导下，参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国防施工等，为部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董其武不可不授上将军衔
绥远起义后，董其武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他对杨成武说：“我在经济上是个有产阶级，我不但有房子，还有7处小买卖。我愿做一个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国家。”
杨成武笑着对他说：“你的经济状况属正常范围，过去属于你，今后还属于你。你能向组织说明清楚就行了，现在不能上交，它关系着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也会影响起义人员的思想稳定。”董其武仍不甘心，就写了一份财产清单，书面报告给毛泽东：“请求毛主席批准，将我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毛泽东接信后给董其武的批示是：“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房子总是要住嘛。”
1962年初夏，东南沿海战备紧急，气氛紧张。董其武写信给军区党委，一方面要求率部出战，另一方面再次申请交出私宅。他恳切地说：“如果军区不予接收，一旦我献身疆场，将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其武又一次提出上交房产，“请首长俯念我出于诚意，请予接收。”可是依然没有结果。几天后，董其武召开了一个家庭会，经妻子女儿同意，将家里所存的300余两黄金和以长女董健民的名义存在银行的5.3万余元人民币，全部上交国家，总算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1955年春，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董其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可董其武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3名起义将领，除了我之外，还有新疆起义将领陶峙岳和湖南起义将领陈明仁。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
董其武的请求首先就没有通过杨成武这一关。看了信后，杨成武对他说：“你参加抗战12年，我们只参加了8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
毛泽东看完信后，果然坚决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为中将的要求。毛泽东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
1955年9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
半生追求始终不渝，邓小平亲自批准入党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之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
1950年7月，董其武在京开会期间专门向华北军区党委书记杨成武第一次提出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杨成武微笑着鼓励他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董其武听后，就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
1956年，董其武向第六十九军党委第二次提出入党请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党的远大的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
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 董其武听后十分感动。
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1982年12月13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董其武宣布：“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计算。”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感慨道：“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董其武写了两句话：“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
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
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1989年3月3日，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4-5]
社会评价
董其武同志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目睹了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后半生的最高追求。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自觉按党章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许多党内的老同志称赞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直至1980年1月他才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襟怀坦荡，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政清廉，从不谋取特权和私利；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资助办学；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他生活克勤克俭，为国为民分忧。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董其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一生坚持真理，追求光明；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争取祖国统一作了不懈的努力。他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品德和为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深深地怀念和学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