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红卫兵运动
运动简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运动起源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 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打鬼借用钟馗” ﹐红卫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批判﹑斗争﹑夺权的话语及行动权力﹐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国家机器及一切传统终于被红卫兵运动所冲击破坏。直至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毛泽东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
主要流派
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本文着重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1]和极左派，并且尝试指出它们各自的政治特点及社会背景。老红卫兵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
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今天从学术上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划分。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是第一批红卫兵。红卫兵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红卫兵是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学生组织。他们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2]但是他们不仅抨击学校领导，而且不愿听从工作组的指挥。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组织的纲领、成员、行动等，换句话说，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科层制的地方和基层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红卫兵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这种自主程度违背了共产党对一切群众组织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规方式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基层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虽然支持红卫兵对原学校领导的批判，肯定他们是左派学生，却不能容忍红卫兵组织长期存在[3]。
红卫兵最先在群众运动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着反叛政治权威，在共产党领导下，造谁的反？怎样造反？这是按照常规思路思考问题的工作组和一般学生提出的诘问。此外，红卫兵还提出很多工作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进的主张。
对此，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工作组采取用共青团“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即逐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承认红卫兵的左派学生地位，扶植其中愿意服从领导的人成为工作组领导下的学生领袖，同时要求红卫兵解散他们的组织，放弃过激的口号和行动，和其他学生一道，在工作组领导下，通过班级和共青团组织参加运动。[4]但是红卫兵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接受了工作组提供的共青团分团委委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核心领导小组组员等职务，却坚持自行其是的组织和活动。工作组政策的关键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服从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的领导，而红卫兵执意保持自己的阶级队伍，期待以非同寻常的革命举动建功立业，在学生当中树立权威，他们不那么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听从工作组安排，因而与工作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锐。
红卫兵的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遭到工作组的批评，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种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左派学生组织，提供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冲破党政领导阻力的组织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传达了毛泽东鼓动群众冲破常规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意图。
进一步说，压制红卫兵的方针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肯定红卫兵即意味着对刘少奇的否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泽东得知红卫兵的情况并看过红卫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后，于1966年8月1日，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继而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
从8月1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至8月18日新闻媒介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有半个多月。在此期间，群众中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高级干部子女通过父母的内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为了紧跟毛泽东，也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个别大城市的一批高干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组信任的干部子女，也突然翻脸，抢先对工作组进行批判，这曾使一般群众感到莫名其妙[5]。这些学生的政治表现与红卫兵发动者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在把红卫兵当作“红五类”，实际是干部子女“阶级队伍”的问题上高度认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保守派红卫兵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进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红卫兵创始者遵循的信条，使红卫兵运动呈现出多样性。
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1966年8月，特别是8月18日以后大批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及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的红卫兵、武汉市中学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当时是贬义词，他们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大多数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
在红卫兵当中，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的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在学校党委（或党支部）领导运动，以及党委和工作组一道领导运动的地方，维护校领导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学校，党委全体或者部分主要成员在运动开始就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工作组领导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领导、受到工作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的人也被视为保守派，例如在清华大学。[6]保守派一般习惯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的组织体系，不论是党委还是工作组；而文化大革命却是一反常规，由党的最高领袖发动和领导，抛开基层党政领导体系，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动群众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基层党政领导，向来天经地义的依靠党组织和紧跟伟大领袖两条原则突然变得不那么一致了。这些党委、工作组培养的左派、积极分子在困惑中常常习惯地偏向前者，因而总是被动，总是“保守”。
应当指出的是，保守派红卫兵也不是维护一切原有秩序。他们往往不仅积极地批判“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和老红卫兵一道参与“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其中一些人还批判学校的行政或党委的次要或主要领导人，这些活动在当时是本校或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或者认可的。
保守派红卫兵和老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异：
1、保守派红卫兵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而老红卫兵不仅批判学校领导而且不愿接受工作组的管束。
2、保守派成员的社会色彩与老红卫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虽然也许不乏干部子女；而老红卫兵则具有引人注目的干部子女色彩。
3、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而保守派只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
4、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而老红卫兵实际上只在北京，并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学，形成强大的派别。因为首先，只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党政中央机关和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居住着这样多的高级领导干部，生活着足以构成强大政治势力的众多干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红卫兵出世之前已经被中央改组，北京市的地方党政领导体系的权威动摇了；再次，老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并不倾向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委，红卫兵的活动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人的理解或赏识。[7]这与其他大城市，如沈阳的红卫兵——“红后代”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没有形成强大的派别，并且始终处于省市党委的保护下，同时维护省市领导，被作为保守派的一部分。
目前在海内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区别保守派和老红卫兵，但是这种区别对于准确把握红卫兵的历史，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支持红卫兵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赞赏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打破现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违拗工作组的行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红卫兵象保守派学生那样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造反派红卫兵最高领袖指挥的平民子女造反者
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多出现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8]，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到1966年底，在大多数城市，造反派已经发展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别。
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大致是具有这样两种经历的人。
1、在运动的最初两个月，被领导运动的党委或工作组批判、冷落，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这些学生被批判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后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著名领袖的，多曾经冒犯党委和工作组的领导权威，他们或者批评学校领导的某些方针政策，或者认为党委、工作组的领导人有政治问题，他们受宣传媒介的影响，常常崇尚群众的自发性，主张比工作组更激进的作法，如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同样被工作组批评，但是他们的处境与老红卫兵迥然不同。老红卫兵被认为是不听指挥的左派。而他们则被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这些敢于向党委和工作组挑战的学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学生因为“白专”、“思想反动”被批判，或者因为“思想落后”、出身问题、表现不积极而受冷落。
2、另一类学生加入造反派是因为受到血统论的歧视和压抑，或者仅仅因为反对血统论。在北京多数中学，造反派起源于对老红卫兵血统论的反抗。在其他地区，如上海、广州，批判血统论也是中学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学生得到平反，他们组成造反派，攻击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压制过他们的党委、工作组、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运动的锋芒真正指向了党内当权派。极左派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
学生中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鉴于学生组织当时被泛称为红卫兵，这里姑且将极左派列入红卫兵运动。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的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9]新思潮逐渐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极左派”。就目前所知，大致相似的观点和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和武汉都出现过。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派划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但是，它在红卫兵运动中有过一定的影响，不可不予以注意。[10]
湖南长沙第一中学高中学生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无疑是极左派思潮的代表作和集大成者。文章提出：新中国建立17年以来，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这个“新的官僚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应当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在现实政治问题方面，文章攻击周恩来是“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指责革命委员会是妥协的产物，听命于军队和地方官僚；鼓吹造反派向军内走资派夺权，夺取武装等等。[11]极左派的其它文献资料部分地、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不难看出，这些文章中称作“极左”的政治观点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公认的1957年右派观点相似，即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予以否定，就这一点而论，它的本质应当是右，文革时谴责极左派是“形左实右”，倒是有几分道理。[12]文化大革命中，“左”和“右”的标签出现了错位。错位的关键是运动的动力和对象的变化，以往运动的领导者——党内“当权派”沦为当时运动的对象，而不受当权派信任的群众成了运动的动力。革命与保守，左派与右派的基准也随之倒置。周恩来严厉地批判了极左思潮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13]极左派还遭到当时几乎所有自称左派的政治势力的批判。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康生，到溃不成军的老红卫兵、地方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稳健的或激进的造反派，都纷纷出面谴责，虽然各自的立场并非一致。
海外文革研究中，常常见到把造反派和极左派混同，将极左派的言论，如湖南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当作造反派的典型，这至少在学理上是不准确的。极左派从造反派脱胎而来，与造反派比较接近，但是仍然有明显的区别：极左派认为或者倾向认为几乎整个领导阶层构成了官僚特权阶级，而造反派只提出反对某些特权现象、特权人物，观念上只否定走资派，即领导层的少部分人，虽然事实上他们冲击了一大批；极左派反对周恩来，而造反派尊敬周恩来，虽然不是无条件地崇拜，甚至多少有所非议；极左派抨击革命委员会，而当时造反派正为进入革委会而明争暗斗，甚至打得不可开交；极左派公然不顾中央报刊社论的指导精神，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去阐发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利用毛泽东的观念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造反派的总体倾向是追随并努力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尽力通过紧跟中央的部署，保持自己的利益。文革领导者的政策也说明极左派与造反派的不同。对极左派，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批判和镇压，而对造反派，则是支持并努力保持对它的控制。极左派从造反派的极端派别中衍生出来，并且能够得到某些造反派激进分子的同情，但是二者的基本倾向不同。造反派的主流是由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各地红卫兵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潮流，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与极左派的距离，并对其持批判态度。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是极左派的代表作，而不是造反派的典型言论，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很清楚，文革研究中也不应混淆。
斗争方向和社会背景
红卫兵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类红卫兵对运动的理解、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却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异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旧”运动以及在学生中鼓吹“阶级路线”；老红卫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击教师和学校的领导，“破四旧”主要残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会成员，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资本家，以及其他被认为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人。老红卫兵也批判“黑帮”，即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教育界的领导干部，但是一般地说不是重点。实际上，很多“黑帮”是由党内斗争，经过党的组织被打倒，而不是首先由红卫兵发难的，例如北京市主要领导人。在老红卫兵看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一般说来，老红卫兵斗争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党内，而是指向党外。
老红卫兵鼓吹的“阶级路线”，如风靡一时的一幅对联所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一种血统论。它赤裸裸地显示出干部子女的强烈优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思潮。
老红卫兵虽然打着“红五类”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领袖和骨干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深受父辈革命信念、英雄业绩的熏陶，也从父辈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权力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子女优越的待遇。老红卫兵的政治思潮和行为特点与他们的社会存在直接相关。他们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识、强烈的社会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他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热切地期待“革命”，期待着像长辈一样在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业。然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垄断的、排他的，不愿承认一切同龄人都具有同样的机会和权利。无怪乎造反派讥笑他们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老红卫兵强调歧视性的阶级路线，将红卫兵看作“红五类”的阶级队伍，实际上是以青少年的幼稚，不加掩饰地在同代人中追求特权。理想主义的旗帜包藏着小群体的私利。后来，他们从文革的“闯将”变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者，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这场革命越来越与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打击到了他们引以为自豪和依靠的父辈——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他们自己，危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老红卫兵的抗争在反对迫害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带着强烈的干部子女情结，很少在领导干部和干部子女以外得到同情。由于老红卫兵曾经伤害过许多人，因此，他们的失势在当时被很多学生看作反对迫害、反对特权的胜利成果。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因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而从文革的拥护者变为逍遥派或者反对派，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普遍现象。在老红卫兵之后，这一代青年，包括造反派，大多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虽然促使人们转变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
保守派红卫兵以维护党组织的领导为特征，但是也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与老红卫兵一起参加了“红色恐怖”的“破四旧”活动。这些斗争的锋芒基本指向党外，但同样伤害了很多群众。
保守派的骨干多为受党委或者工作组器重、信任的学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较多，团员党员的比例比其他派别高。保守派也强调阶级路线，他们赞赏或者理解老红卫兵提出血统论的愿望，但是认为那幅“对联”的提法不策略，不利于团结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显然，这些人懂得，能够团结别人才是保持领导地位的良方。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1966年8月关于“对联”的大字报和讲话，既维护工作组又策略地赞赏血统论的精神，在保守派中颇有市场，阶级路线和阶级队伍问题上的既得利益，是老红卫兵与保守派合流的一个重要基础。
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原则上，造反派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远不及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事实上，造反派红卫兵兴起以后，曾鼓动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师起来造反，摆脱运动初期工作组的压抑，并且与教师以及知识界的造反派联成一体。
造反派和老红卫兵都宣称“造反有理”，但是他们的造反目标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党内，后者主要指向党外。
造反派在获得平反以后，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倾向。一个是热心于党内斗争。造反派批判工作组，进而追究上级党委，直至中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热衷于揪“走资派”、“叛徒”，区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争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等等。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倾向，著名的大学红卫兵多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倾向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学生首先关心的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带有社会性的家庭出身问题，即对血统论的批判，而不是党内斗争，划分两条路线的问题。他们从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进而触及到对官僚特权的批判。这种倾向并不那么受文革领导者的鼓励，却在深受血统论之害的中学生当中基础广泛。与这种经历相关，红卫兵运动退潮以后，一批学历较低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表现出比“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还要强烈的理论兴趣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
造反派红卫兵强调政治观点而不怎么看重家庭出身，其成员的家庭背景十分广泛，但是以不当权的社会阶层为主，从工农到知识分子，甚至有“剥削阶级”。造反派红卫兵能够响应文革领导者的号召，积极投入批判党政领导干部的活动，不能不说与这样的社会背景有关。
在合法性上，如果说老红卫兵依仗其与领导层的“红色”的血缘关系，保守派红卫兵依赖党政组织，那么造反派则只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以最高领导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
在意识形态方面，造反派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他们更偏爱其中大民主、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等内容。他们相信，社会的弊病和不公正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变质，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党的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相信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和群众性的大民主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腐化变质和官僚特权的有效武器等等。他们崇拜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路线的胜利。他们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泽东的理论框架，他们习惯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这后一点是他们与极左派的重要区别。
极左派的批判锋芒对着整个现存制度和领导阶层，同时又运用毛泽东的理论概念表达思想，因此仍然应当视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下的异端思潮。[14]极左派基本上由激进学生的小团体构成，他们的思想大于行动。目前尚缺乏关于这些学生家庭出身的详细资料，从现有材料看，至少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当时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如杨曦光的父亲是1959年因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错误地批判和贬职的领导干部。
红卫兵各种流派的特质不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会根源，因此通过思想灌输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法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对这一派失望后，转而支持另一派。
综上所述，在红卫兵的四个主要政治流派当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充当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流派。[15]二者尖锐对立，但都具有鲜明的政治个性、突出的思想特征，都对社会造成过剧烈的冲击。与此相比，依赖基层党政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色彩平淡，而极左派提出的问题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注释：
[1]造反派，原来指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特定派别，是狭义的概念。后来泛指运动中一切群众组织或者一切打破既成领导秩序的人，是广义的概念。本文在狭义上使用“造反派”的概念。
[2]清华附中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见《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3]大约1966年6至7月间，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制定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提出：“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织另外自发建立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见《愤怒声讨胡克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编印。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1988年也对笔者谈到这一点。1966年7月14日，刘少奇说：“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段话大概是“消化红卫兵”的政策遇到困难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讲的。见北师大一附中六二0北京公社1967年1月编印：《刘少奇镇压北京师大一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原文注明了大致的资料出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到：“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被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污蔑为‘反动组织’，……”
[4]据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1988年对笔者说，“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是邓小平提出，由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领导人胡克实传达的。另有材料说，胡克实指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团组织中来，不能团外有团”。见《愤怒声讨胡克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编印。
[5]1966年7月底，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6]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是率先批判学校领导的学生，因为受到工作组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也被视为保守派。
[7]当年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发起人之一，P女士1989年10月对笔者说，在毛泽东支持之前，他们红旗战斗小组得到的信息是，不少上层领导人支持他们。她说，他们受到工作组打击而没有垮，是和这种情况有关系的。曾经被红卫兵冲击的清华附中校长和工作组组长1988年和1989年也曾经对笔者说，他们感到这些干部子女背后有党内更高领导层次某些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
[8]个别大胆的造反学生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就成立了组织，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于8月17日，其前身，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得更早。
[9]北京市中学生写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运用毛泽东讲话中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概念解释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新思潮的一篇代表性文章。见《四三战报》1967年6月11日。
[10]在北京，首都516红卫兵团被作为极左的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目前笔者尚缺乏该组织的原始文献，其核心观点似乎只是反对周恩来，而没有提出其他社会政治问题。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以清查这个组织的名义，进行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也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在上海，上海中学学生写的《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为极左思潮。在长沙，长沙一中“省无联”派的学生杨曦光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极左思潮集大成者。在武汉，有“北、决、扬”派的极左思潮和活动，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中国向何处去？》（1967年1月6日），见：广州《广印红旗》，1968年3月，康生1968年1月24日批判该文的讲话刊载于广州八五公社《八五》编辑部编：《八五》，1968年2月。
[12]杨曦光在1986年以笔名“习广”撰文肯定了极左派是“形左实右”这一判断，见：习广：《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知识分子》杂志，1986年春季写。该文把造反派与极左派混为一谈，似不够准确。
[13]周恩来1968年1月24日讲话（摘要），见北京市红卫兵1968年3月10日编印的一份油印批判资料（编辑单位不明）。
[14]参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二十一世纪》杂志，1996年8月号。
[15]关于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比较，参见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二十一世纪》杂志，1992年10月号。转载于：于辉编：《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