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扶阳派
简述
清末光绪年间，成都府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医药无效，成都府属16个州、县，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他们或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或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外溢。结果愈治愈坏，日趋严重。经人推荐，请名医郑钦安来府诊视。 
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虽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毕，郑钦安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朱知府看方后竞瞠目结舌，且量大超常，治此等吐血重症，焉有不惊之理。孰料，药后，病人自觉周身凉爽，胸口舒畅，吐血竟然止住，而且吃了两小碗稀饭。病人坦途，由此而愈。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朱知府为表谢意，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上书“医宗仲景”四字。 
扶阳，喻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阳气)药物医家的称谓，称某医家为“某扶阳”者，显然含有对其擅用附子等热药的推重和赞许，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称某医家为“某附子”者，与“某扶阳”是等同含意。所谓扶阳派，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 医学流派3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诸多扶阳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某扶阳或“某附子”雅号，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扶阳派。
《黄帝内经》
历史上，各家医派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家学说，但是在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则是各家医派的共同特点，任何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是继承经典理论和前辈经验的结果。 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有其学术渊源，都可在前辈医家著作中整理出其思想脉络来。比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各树一帜，但都学有所本，均以《内经》为宗，并吸收前 辈或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抓住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如脏腑病机、六气皆从火化、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深入钻研，并有所创新而独树一帜，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 
扶阳派也不例外，总体分析，扶阳派脱胎于伤寒派，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 
郑饮安早年师从于名儒刘止塘，尽得其传，刘氏“指示《黄帝内经》 、《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 立方垂法之义，“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可以看出，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探索《周易》、《内经》、《伤寒》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 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从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于《伤寒论》研究尤 深，著述了《伤寒恒论》，成为其理论的根基，进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学术主张，他在《医法圆通》序中说，自己“不揣鄙陋，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之一助云尔”，其著书立说之心昭然已明。所谓“可为医林之一助 者，一种医学见解之意也，志在“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也，其创立扶阳派学术思想之心了然可知矣。 
除了《伤寒论》，对其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温补派了。以薛己、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继承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脾胃，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 元阴元阳两个方面阐述了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及其重要意义，提出注重阳气的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追随者甚多，郑钦安及扶阳派的传人显然从中 吸取了很多精华，尤其是重视阳气的观点，为自己创立新说奠定了基础。
时代背景
药物干姜
医学是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疗现状以及时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 医学流派产生的背景，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争鸣从来就是催生医学流派的时代因素，扶阳派同样是为批判世俗时弊，在补偏救弊的过程中形成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乾隆以后，叶天士更将温病学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称： “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近代著名医家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 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轻灵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 丝瓜络、豆豉、薄荷之类的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代的《吴医汇讲》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人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庸俗医风之影响，更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的流弊。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医法圆通卷一》)。“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医法圆通卷四》)。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辩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推出了扶阳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扶阳派首领”。 
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扶阳派学说，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 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群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 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虽然不排除私淑和遥承之辈，毕竟不如亲炙者。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 相当于办了一个学习班、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中尚无设帐授徒之例，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 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他提出扶阳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奉行之，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笔者推 测，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即是授课教材，观其书中体例．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再看两书题款，除署名“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 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
地域因素
附子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扶阳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著名医家谢利恒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 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 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 西康雪山中急流人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佐证。已故四川籍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2005)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 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 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附子汤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扶阳爷。这位扶阳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 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 山祖师的艰苦奋斗。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 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扶阳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四川人真是视附子为常食品，啖附子如芋栗。在这种饮食习俗中，难怪何绍奇先生说“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了。扶阳派的宗师郑钦安，诸多传人吴佩衡、唐步祺、范中林、卢崇汉等均出自四川自是情理中事。另一传人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 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光景，入境随俗，自然形成擅用附子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迁居上海，名扬沪上，因此祝氏亦可视为川医。同样由于地域原因，与四川比邻，气候特点相似的云南、贵州两省，亦多扶阳派医家，擅用附 子，自是顺理成章。 
地域因素虽是扶阳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能成为限制扶阳派传扬全国的理由。地域虽然不同，医理却是一致。有是病用是药，地域因素绝 不可能成为限制一家学说传播的口实，这一点应该是常识。纵观医史，各个学派、各家学说，从未因为地域因素而受限制，试看无论产生于江浙地带的温病学说，还是诞生于中原的伤寒学派，至今不都是在全国通行吗?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祝味菊先生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学得扶阳派理论后，东赴上海，以擅用 附子大行其道，竟有“祝派之称。他既未因身属浙江籍而反对扶阳派，亦未因行医沪上而对使用附子有所收敛。当然，这与因地制宜的辨证精神并不相背，这一点毋 庸赘言。
学术思想

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创立和发展，都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以郑钦安为代表的扶阳派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推重阳气，善用扶阳方法治病，擅用大剂干姜附子等辛热药物，对阳虚阴盛病证即阴证的辨识全面而深刻，这些观点十分突出甚或超越前人，对后人也颇具影响。当然扶阳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
宗师和传人
郑钦安
扶阳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扶阳派，《邛崃县志》称其为“扶阳派首领。以 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扶阳，“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扶阳派领军人物。 
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人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师于郑钦安， “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扶阳。其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 痼疾，民间亦尊为“卢扶阳。卢铸之之孙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姜桂著称，为当代扶阳派代表人物，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扶阳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常用扶阳方药
吴茱萸
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 也。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如 “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此病当 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夫两 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 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 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 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 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他说：“四逆汤一方，乃回阳之主方也……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实有令人难尽信者。余亦始怪之，而终信 之。信者何?信仲景之用姜附而有深义也。故古人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 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又虑群阴阻塞不能直入根蒂，故佐以干姜之辛温而散，以为前驱，荡尽阴邪，迎阳归舍，火种复兴，而性命立复，故日回阳。阳气即回，若无土覆之，光焰易熄，虽生不永，故继以甘草之甘，以缓其正气。缓者，即伏之之意也。真火伏藏，命根永固，又得重生也，此方胡可忽视哉 (《医理真传卷二》)。
著作
《医理真传》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扶阳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医法圆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 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扶阳派的思想内涵，此二书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也是其一生独特经验之总结。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一书，对《伤寒论》作 了阐释。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的七十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 多，刊行频率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以普及医学为特点的陈修园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实不多见，由此可见其影响。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在吴佩衡主持下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1987年、19 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圆通阐释》(唐步祺著)；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余 永敏校)；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唐步祺所撰《郑钦安医书阐释》，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200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周鸿飞点校的《医理真传》。以上各个版本，均曾多次印刷发行，读者众多，扶阳派学术思想可谓薪火不断。 
其他扶阳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之《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之
  《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之《素问痿论释难》、《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之《
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卢崇汉之《扶阳讲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扶阳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扶阳派作为独特的医学流派确实具备各项要素，与其他医派相比，毫不逊色。从其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扶阳派诸家擅用附子、干姜屡起大症、重症，在全国独树一帜，代有传人，至今犹见兴盛之势。《扶阳疗法临证辑要》是以扶阳学说为指导，将体现扶阳思想的各种疗法汇辑一册，对各种疗法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突出重点、彰显绝技。内容包括：药物疗法、灸法、针刺疗法、按摩推拿疗法、气功疗法、意疗法（心理疗法）及其他外治疗法。每一种疗法中都收集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少数民族医学、西方现代医学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及典型医案，历代医家经典论述及古今医家应用经
  验等内容。可强化学者对扶阳思想广泛应用的了解与体会，有助于扶阳学说之弘扬与传承。《扶阳食疗法要》是旨在向读者介绍如何通过药膳食疗的方式达到扶阳目的。即是在扶阳思想指导下，通过食疗药膳的方式，达到使人体的阳气得到宣扬、得到强盛，从而防治疾病、调和气血、平衡阴阳、养生延年之目的。
书中将常用扶阳食物分类列出，从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加以介绍；对于药膳食疗方，则按其主治功效进行编排，并予重点释义，对于各家论述等方面内容加以简述。使读者了解扶阳药膳食疗的食用时机，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制作。希望能给广大读者在扶阳养生疗疾方面带来有益的帮助。《扶阳经方临证精要》  是以扶阳经方的临床应用为主线，对扶阳经方进行全方位的阐释，突出重点经方的临床应用。内容包括：经方经文、组方用药、用法用量、功效主治、典型医案，历代医家经典论述及古今医家应用经验等内容。以期引导扶阳学派运用经方之学风。打造一本类扶阳经方集解之书。《扶阳中药临证应用》是以扶阳重点用药为主线，对扶阳用药进行全方位的阐释，突出重点药物临床应用包括：药物性味归经、加工炮制、临床应用（用药配伍），用法用量、功效主治、注意事项，历代经典文献摘录及古今医家应用经验等内容，以期阐明扶阳中药的临床应用之基本原则，使读者对扶阳中药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认知，以便用于临证、提高疗效。
  《扶阳名家治验良方》是将运用扶阳思想诊疗疾病的中医名家治验辑录一册，阐述其在扶阳思想指导下的临床治疗经验、效验良方、治病案例，供大家学习，体会，进而在临床上借鉴、验证、应用、推广，以彰显扶阳思想应用之广泛，有助于
扶阳学说之弘扬与传承。《扶阳名家医案评析》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这是中医学扶阳抑阴思想的最早表述。
是收集了众多医家（93位）运用扶阳思想治病救人的临床案
  例，其中不乏名医名家，在记述医案的同时还附有医家对病案的分析，使读者在学习扶阳理论的同时更好地体悟这些经验并将其用之于临床。
渊源
石藏用
扶阳派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但郑钦安绝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历代前贤中擅用附子者不在少数。正是这些医家应用附子的长期经验积累，才影响和启发了扶阳派的诞生。医圣张仲景可谓善用附子第一人。 
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 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 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 姜?严日：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 (《浙江通志》)。 
明代吴球：16世纪上半叶人，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今存抄本，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名医续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 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日：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名医类案卷一》)。 
另有菅姓妇患目眶红肿溃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目亦近盲。御医吴球诊后日：“吾得之矣。为投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失，目亦复明。问之，曰：此女人 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名医续案》)。按：“十问歌，云：“再兼服药参机变”，提示诊病需要参考先前用药，以供辨证。此病 “红肿溃烂”，前医势必多用凉药。然其“百计治之不能疗”，知是寒证，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此等眼界，颇见吴球功力。 
以上石藏用是蜀人，而严观和吴球均是浙江人，并非四川人。单凭这点，可见地域因素并非催生医学流派的必然条件，更不可能阻碍其向外传播。其他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由于上述医家未能留下医著，无法窥其学术思想，但其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和传播，无疑会对扶阳派的诞生起到催化作用，这是可以摁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