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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生平、传记见于前文。作为清末改良主义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深为忧虑。他在此书之前的《自叙》，对于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作出了明确的阐释。他说：“‘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今日之中国当之矣。
醉者岂惟政府，抑全国民皆实梦梦焉。情实且不知，而欲其有道，焉以拯救之安可得也。吾故以浅显通俗之言，述近二十余年来国债之历史，使全国民知我辈及我辈子孙负担之重，而推原其所由来。西人恒言曰：‘无无权利之义务。’我国民而据此以读兹编也，其感想当如何。”在这篇《自叙》中，梁启超指出，他之所以写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展示中国国债的历史，使国民对于中国当前的状况有所认识，并以此来警示民众。
书籍介绍
主要观点在书中，梁启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国债。不是不想这么做，而是时势所造成。考察各国公债的历史，都起源于十八世纪以后，因为公债与立宪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文明的国度，它所担负的公债越多，由于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才会把钱借给国家。然而以中国的政体来看，人民把政府看作仇雠，看作盗贼，政府根本不可能从国内借到公债。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国一直闭关自守，周围相临的也全是一些蛮夷小邦，外债的事，无从说起。近二十年来，中国同外国的交涉日益频繁，于是开了借外债的先例。所以中国的国债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借外债的历史。
假如没有外债可借，那么十年以前，中国就已经亡国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所必需的款项，一方面骤增猛长，一方面又没有取得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加重赋税来增加收入。赋税突然加重，使百姓民心惊扰而有所怨愤，起义造反的情况，到处都是。因此政府没有办法来自救。历朝历代的灭亡，都是这个原因。而有了外债来调节国内的开支，就会使民愤不至于太厉害。从甲午战争以来，当今政府之所以苟延残喘到今天，都是靠了外债的支撑。然而即使如此，养疱之患，甚于溃裂。如果今日仍然不思图变，那么将来灭亡中国的，一定是外债了。
外债梁启超在书中还列表说明了中国二十余年来所借外债的款项和总额。他特别指出了甲午战役军费的借款，总数目为白银三千多万两。值得怀疑的是，甲午之战在军事上的花销果然有那么多吗？政府对此既没有决算，也没有报告，事情非常暧昧，局外人根本不知道内情。另外，甲午之战后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向清政府索赔白银二百兆两，限七年内八次偿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正是第一次偿还五十兆两的时期。当时北京政府打算派总税务司赫德专理偿款一事，俄法德害怕英国人独揽此权，于是纷纷给清政府贷款。这年秋冬之后，清政府实借外债共一万万零一千万两。而当时支出的款项有帐可查的，只有日本第一次偿款五十兆两，赎辽费三十兆两。除此之外，应当还余有三千多万两，却不知用于何处了。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日本第二次偿款日期迫近。清政府这时又已无款可偿。于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向汇丰、德华银行借款，将八兆磅白银偿还给日本，其余八兆磅，即白银五千万两由政府收下。第一次偿款所余三千万，此次又余五千万，总数已达八千万两。然而政府收下这笔巨款，却不知用于何处了。此后，清政府又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偿款之后所余款项，就下落不明了。外国列强纷纷争夺债权，用意非常明显，即侵吞中国的利益。而清政府却饮鸩如饴，滥用国民的公产作抵押保证，“慷他人之慨，以快一日之挥霍”，我国国民应该质问他们居心何在！
原因《辛丑条约》签定以后，清政府又借入大量外债。新债旧债都以海关作保。以海关每年所收入的款额计，将其全部用尽也只够偿还二十多兆的旧债，再加上新债，以及政府庞大的开支，怎么能够支付得起呢？
财政家列举过国家募集公债的原因如下：一、因战乱骚扰，天灾人祸，国家需要非常之用，每年定量的收入，不能支出的时候。二、因想要改良交通机关，以及扩张其他各方面的事业，要用庞大的费用，每年定量的收入，不能支出的时候。三、因想要整顿政治及财政，所支出的需要很多，每年定量的收入，不能支出的时候。四、国家每年的收入，或者一年缺乏，或年年缺乏，需要补足的时候。五、政府打算奖励人民的储蓄并且要保护储蓄的时候。六因打算奖励，保护某种事业，特别准许私人或会社获得补助金时。七、战争之时。政府现在借入如此巨额的外债，从本质上说，是将我们这一辈人应该负担的义务，遗留了一部分给子孙。
中国今日的国债究竟是怎样一番状况呢？甲午一战，尽管丧师失地，可是战争的起因，还是为了捍卫本国的权利和名誉。战而获胜，那么权利、名誉，我辈和我们的子孙都可以享有；战而失败，那么损失由我辈和我们的子孙承担，所以我们能够责备政府的，就是战败的结果，由此而招来现在的负担。如果由于战败而不得已筹募国债，这是我们及子孙应该义不容辞负担的义务。但庚子之役则完全不同，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保卫国家而发起的，并非逼不得已，而且又绝无战争的实力，绝无战斗的准备，国民全都知道这场战争不必战、不可战、不能战。但政府却因为一二个人的私心而做出此下策，贸然耗用全国的力量孤注一掷，以至于庚子赔款遗害三十九年，负债九百八十二兆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我们生不逢时，遇到如此狠毒腐败的政府。掏空我们所有的财产来填此无底之壑，已经很过分了，为什么还要遗害我们尚在襁褓之中的子孙？试看一部二十四史，前代暴虐的君主所征的赋税无论苛重到何种程度，也不过是让当世的人受苦，等到新政府成立，让人民休养生息，那么子孙就可以忘记前辈所受的惨毒了。而当今新政治成立，尚且无期，即使成立了，我们的子孙仍要含辛茹苦代今人受过，三十多年也完不了。请问当局的罪行，有没有一丝可以为它辩护的地方！
用途政府借下了巨额的外债，其用途却不昭告天下，实际上是刮取民脂民膏供统治者大肆挥霍。从中国现状来看，所借之款用于还债，已经是岌岌可危，况且政府又另作他用：自己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花费三百多万两白银，皇太后吉地工程，每年花费一百多万两。戊戌秋季，皇太后打算到天津阅操，命令荣禄修建行宫，提取昭信股票款六百多万两。
辛丑回銮费，据各报所计，也花费了二千多万两。辛丑后动工兴修佛照楼，花费五百万两。今年皇太后七十大寿庆典，花费一千二百万两，另外各省大员进奉一千三百万两。仅此小小的几件事，专为一个人所用，我们所知道的，就已经有九千多万两。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花销又更有多少！如此下去，就算有几倍于现在的外债，也很快就会用尽。现在国民每年缴纳四千三百多万血汗钱来偿还国债的本息，而所偿还的外债，有四分之一被北京城市一个人专用。人民节衣缩食，抛妻卖子，以此向地方有司献纳，而地方有司则进贡到北京，为慈禧太后一个人用作修花园、庆寿辰、筑坟墓的私款。这难道是应该的吗？
弊端外债的弊端大致有三节：其一在财政上，募借外债，其利息常比内债利息低，国家不知不识，于是有不应借而借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以用银国向用金国募借，当交还本息时，必然蒙受重大损失。譬如预算一百多万就可以还清的债，届时如果银价下跌，就不能不多费数十万两，是弊端之二。外债非常沉重，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加重赋税，这是弊端之三。其二在经济上。募借外债，则一时的货物必然骤增，货物增多银价就会贬值，物品就会贵。所有货物的生产者、交换者、消费者，必然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弊端之一。银价跌落，货物涨价，那么进口货物必然增多，出口货物必然减少，而商业上则常处于负差地位，这是弊端之二。
因为进口货物增多，而正货的流出也会增多，所以一时正货增加之后，紧接着就会是正货缺乏之时，这是弊端之三。而且所谓募借外债，未必直接输入正货，不过是以物品交换，这不啻是奖励输入，这是弊端之四。其三在政事上，外债一多，财政就会紊乱，于是债权国的政府和人民，就会有干涉政事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纵然未必干涉政事，但财政权不能不为他们所操纵，以此作为抵押，这种作法有损于国家立权的独立，这是弊端之二。人生何事无远算，有不少人见事情有利可图而最终失败，这些都是政事上的弊端。
试读我国国债史，没有一例避开这三种弊端的。我们这种贫穷弱小的国家负担上富强国家的外债，更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以上后果。
小记政府借入外债大肆挥霍，我国国民就算家有金穴，也难支付几年的索取。欧洲人有句俗话：“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现在我也有一句话正告国民：“不得财政监督权，不纳公债额派之本息。”
书末，梁启超附有小记：“全书既成，得内地最近报纸，则户部因此次补还镑亏，又不得不出于借款。初借一千万两于比利时，既有成议，旋以息重折扣大，卒改于汇丰银行借六百万两，利息五厘，以某处铁路作抵云。又云，鄂督张之洞，向瑞记银行借款二百万，现已定议，闻尚须借二百万。又云，粤督岑春煊与德商满德氏，借四百万，利息八厘，分六十年摊还云。
呜呼，若此，我国民又增千二百万之负担矣。呜呼，吾恐今后此种事之扰我笔端者，且日起而未有已也，又可尽记乎？呜呼。”从小记中，亦可见出梁启超担忧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感情。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缉梁启超，禁毁其所有著作和报章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