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情采
原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1]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2]
翻译
古代圣贤的著作，总的来说都称得上文采显著，不是因为有文采，那是因为什么呢？由于水性虚柔，才有波纹荡漾；由于树体坚实，才有花朵开放，这说明外在的表现形式依附于内在的实质。虎皮豹皮如果没有斑纹，那就跟狗皮羊皮一样了；犀兕虽然有皮，但制成铠甲还要靠涂上丹漆才有色彩，可见内在的实质需要外在的表现形式。
至于抒发思想感情，铺陈描写万事万物，用文字刻画内心活动，在纸上组织文辞，文章应当光彩焕发、文采繁复是很明白的了。所以构成文采的途径有三条：第一种叫形中之文，是靠青、黄、赤、白、黑五色构成的；第二种叫声中之文，是靠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的；第三种叫情中之文，是靠喜、怒、哀、乐、怨五情构成的。五色相调，便会呈现漂亮的花纹；五音相配，就会形成美妙的乐曲；五情抒发，便会产生优美的辞章。这是天然的规律啊。
《孝经》传下训则，说祭祀死丧的文辞不应当有文采，因此知道君子平时说话不曾质朴无文。老子痛恨虚伪，所以他说“漂亮话不真实”，但他的《道德经》一书却词句精妙，这就表明他并不是一概厌弃华美的文采。庄周说“用巧妙的言辞刻画描写万物”，指的是用辞藻来修饰；韩非子说“以华丽漂亮的言辞为美”，说的是有文采。用艳丽的言辞使文章达到绮丽，用巧言的雕饰使文章达到藻饰，文学语言的变化，至此已达到极端了。研究体味《孝经》和《老子》的意思，便可知文章华美或质朴都应依附于人的思想感情。细看庄周和韩非的话，就知道华丽和朴质的关系处理不当，错在追求过分的艳丽。
如果能在清浊之流上选择清流，能在邪正之路上选取正道，就可以在写文章时驾驭文采了。那铅粉和青黛是用来修饰容貌的，但女子的美目巧笑却来启天生的美丽姿质；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但文章的美妙动人却本于思想感情的自然。所以思想感情是文采的经线，言辞是思想内容的纬线。只有经线正了，用纬线才能织成布帛；只有思想内容确立了，语言才能通达流畅。这是作文章的根本法则。
从前《诗经》的作者写的诗歌，是为了抒发感情而创作作品；后来的辞赋家写作辞赋，是为了创作而故意造作感情。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因为《诗经》的产生，是由于诗人心中蓄积了愤懑不平之气，因而吟唱出来，用以讽劝那些在上位的人，这就是为了抒发感情才创作文艺作品。后代辞赋家之流，胸中本来就没有感情郁结，却随意施展夸张文饰的手法，借此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创作才造作感情。所以为了抒发感情而写的作品，语言简练而真实；为作文而造作感情的作品，文辞繁杂且空泛失真。可是后来的作者却采用浮泛的语言，忽视真情实感，抛弃了古代《诗经》的传统，效法近世辞赋的弊病，因此表现真实感情的作品日渐稀少，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篇章却越来越多。所以有人热中于高官厚禄，却空泛地吟咏田园的隐居生活；心里老是牵挂着繁忙庸俗的政务，却空洞地描述尘吐之外的情趣。真情实感没有一点，写的跟想的恰好相反。桃李从不自夸，人们自然会在树下踩出一条条小路，那是由于枝头有果实存在。相传男子种出的兰花不能发出幽香，那是由于他们没有细腻的感情。象草木那样微小的事物，尚且要依赖感情依靠果实，何况文章，以抒情述志为本。写的作品与自己的心志完全相反，这样的作品难道值得效法。
因此连缀文辞运用文采，为的是要表达思想；要是文彩浮滥、言辞虚伪，那么思想内容会被遮蔽得愈加模糊。要知道用翡翠鸟的羽毛来做钓丝，用肉桂来作钓饵，反而是的不到鱼的原因。“言语的真义被文采所掩盖”，大概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吧。所以有人穿着锦衣，外面还要再罩上一件单衣（出自诗经），是因为讨厌文彩过于显露；贲卦的最后一爻是白，这就说明事物贵在回复到朴质的本性。如果能够根据创作的规范把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安排妥善，在拟定文章的要求时把要抒发的感情处理妥当，感情明确了然后遣词造句，思想确定了然后铺陈词藻，使华美的文采不致遮盖文章的内容，博泛的征引不致湮没真情，使蓝和朱红等正色鲜明夺目，紫和粉红等间色排除不要，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既有文采又有美质的好文章。
赞曰：言辞凭借文采才能传播久远。确实呀，这是一个经得起验证的真理。内心活动真实地表现出来了，文采才能丰富多彩。吴地产的锦帛容易变色，朝开暮落的木槿花白白地娇艳，只有繁丽文采却缺乏真情实感的作品，品味起来，一定令人生厌。[3]
说明
本篇首先提出文质并重的主张 ，认为“文附于质”，“质待于文”，优美的文辞，必须表现正确的思想感情；而正确的思想感情，又有赖优美的文辞来表现。两者是相结合的。“情”即“质”、“采”即“文”。分指内容和形式而言。文中以经子书籍不废辞采的事实，指出古代作者重视艺术形式的传统；用“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的现象，说明自然流美，比照文学。所以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形”“声”“情”必须配合得宜，才能交织成为完美的统一体。除了情而外，还有辞采和音调的问题。
评价
在文质并重的前提下，刘勰进一步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他把文章中的情意和辞采，比作一经一纬，认为“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文中用“铅黛饰容”生动地比喻“文采饰言”的作用：适当的辞采，可以更好地表现内容；倘若内容可空虚，专从辞采上用功夫，则相反地会“言隐于荣华”，岩壁了真实的思想感情。因而文章之美，起决定作用的是“情”而不是“采”；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本身。
这是刘勰文学思想的要点之一，它贯穿《文心雕龙》全书，散见于各篇内。如《征圣》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宗经》云：“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附会》云：“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都是反复说明这个意思。
其他
基于这样的观点，本文下半篇提出了文学中“伪”与“真”、“要约”与“烦滥”的问题。并以此来评论具体文学历史现象，而得出“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的结论。“为情造文”之可贵，主要是因为“志思蓄愤”，具有真挚而充实的内容，所以能动人；而在形式方面，量体裁衣，自然是修短适度，能够“要约而写真”。“为文造情”之所以令人厌弃，则由于“心非郁陶”，甚至“言与志反”，本末倒置，必然削足适履，遗真逐伪，文章就“淫丽而烦滥”了。归根到底，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后来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论潘岳一首，所举例证，正好作为本文的注脚。
特点
杨雄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附丽以淫”（见《法言·吾子》）刘勰把这两种现象从理论上加以阐发，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就显得更为透辟。这对当时文坛“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不良倾向来说，是中肯的批判。
出处

《情采》选自《刘勰·文心雕龙》[4]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由刘勰（xié）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