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蒋翊武
人物概述
蒋翊武，字保勤，1884年12月出生于澧州（今澧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澧州蒋家是一个达官贵人层出不穷的望族，然而蒋翊武所在的蒋家庙分支一直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蒋翊武正是这种家庭背景下萌生了出人头地、武装反清的叛逆思想。1902年，澧州府举行科举府试，同龄学子纷纷参加，试图通过科举飞黄腾达，蒋翊武不屑一顾地说：“奴隶功名，要它何用？”次年秋，他投考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在常德，蒋翊武结识了在江湖上小有名气的武陵人刘复基，并通过刘复基认识了沅水流域的革命先驱宋教仁。1904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计划在这年秋天起事，宋教仁是五路起义大军的西路总指挥，主要依靠对象是江湖会党和府城学生，蒋翊武负责学生运动，联络站设在常德市城区的祗园寺。[1]
华兴会的起义因计划泄密被官府破坏，黄兴、宋教仁等人不得不出走日本，蒋翊武、刘复基则被学校开除学籍。流落江湖的蒋翊武虽然做过一些努力，但反清斗争并没有取得较大起色。1906年秋，蒋翊武与刘复基相邀前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与宋教仁等革命家汇合。不料，蒋翊武则到上海就大病一场，不能与刘复基同往。病愈后，蒋翊武参加了由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中国公学”，并参加了该校的学生组织“兢业学会”，参与学会机关刊物《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由于清朝政府对萍浏醴起义的残酷镇压，蒋翊武于1907年3月不得不离开上海，潜回家乡。
蒋翊武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武昌起义的准备。1909年，他投入湖北新军，加入军中秘密组织，发起组建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为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奠定了坚定的组织基础。1911年夏，他积极促成了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并，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总指挥。起义前夕，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孙武在汉口试制炸弹失事，武汉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相当危急，蒋翊武下达了起义的第一道作战命令，促使起义在仓促中爆发的情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其后，蒋翊武积极襄助莅临武汉指挥的民军总司令黄兴。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危受命，任护理总司令，坐镇指挥，在武昌保卫战中取得了“却强敌，守危城”的成绩，牵制了北洋的精锐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其它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蒋翊武没有以“首义功臣”自居，创办《民心报》监督政治、关注民生，并于1912年夏将亲手创建的文学社并入中国同盟会。同年秋，宋教仁受孙中山的委托，联合其他小党，改组中国同盟会为中国国民党，蒋翊武成为29个参议之一，并出任国民党汉口交通站站长。
1913年3月，震惊中外的“宋案”发生，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蒋翊武坚定在革命激进派一边，成为湖南“二次革命”的旗手，被湖南都督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鄂豫招护使”，驻兵岳州（今岳阳），发表了著名的《讨袁檄文》等革命文献。“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妥善安置部下后，悄悄潜入广西，计划再举，结果在全州被捕，1913年9月9日，在袁世凯的命令下，蒋翊武被枪杀于桂林城丽泽门外，年仅29岁。
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桂林，专程来到丽泽门外凭吊蒋翊武，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据查证，“开国元勋”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对革命同志的惟一封号，也是对蒋翊武的最高赞赏。今天，家乡的人民为了纪念他，常德津市建有“翊武中学”，澧县建有“翊武剧院”、“翊武大道”等。
投身反清
  蒋翊武蒋翊武，湖南省澧州蒋家庙人，1885年生于一个长工家庭。父亲蒋皋南年轻时到城内丁公桥一家小油坊里学制豆油皮。老店主没有子女，去世后，蒋皋南接受了他们的微薄产业。蒋翊武是长子，父亲为培养他成长，便节衣缩食送他读私塾，四个弟弟则先后出去当学徒。 
蒋翊武从小聪明过人，经过十多年的私塾教育，他熟读诗书，能写一手很好的古文词赋，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但他对科举不感兴趣。1903年，他进入澧州高等小学堂，第二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这时，革命思潮已在湘西北流行，蒋翊武阅读了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帝魂》等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萌生了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志向。 
有一次，一个清朝官员来学校训话，告诫学生不可学洪、杨（洪秀全、杨秀清），而要学曾左（曾国藩、左宗棠）。血气方刚的蒋翊武当众站起反驳说：“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的？”他的话，使清朝官员张口结舌，却赢得了同学的敬重。 
1904年秋，华兴会联合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准备发动起义，蒋翊武协助宋教仁集结革命力量，谋响应长沙起义。但起义事机不密，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人士，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只好避回老家。从此矢志革命，与刘复基等奔走于沅江一带，联络会党，组织机关于常德祗园寺，联络沅、湘一带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以图再举。
1905年冬，蒋翊武来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由于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他只好留在上海。第二年春天，一些归国学生在吴淞办起中国公学，他便进入这所学校。中国公学里革命党人很多，蒋翊武与他们接触频繁，革命思想更加成熟。他和同学们组织了竞业学会，并由刘复基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0月28日，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1907年春《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后，返回故里。
1909年春与刘复基再赴上海。
参加新军
1909年秋，刘复基去汉口协助詹大悲接办《商务报》，蒋翊武便随刘去了汉口，任《商务报》编辑。。汉口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不少革命者潜伏在新军里，成立团体，积蓄力量，使许多官兵接受了革命思想。蒋翊武到汉口时，新军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为加入这个组织，便以访员（记者）身份前往鄂西采访，因为学社负责人杨王鹏等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正在那里驻防，三人在潜江遇上了学社成员蔡大辅，蔡写信介绍他们回武昌去找留守的负责人李六如。路过天门，为策动新军，蒋翊武决意从军，经人介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 
不久，群治学社的活动就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随后，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舍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刘复基为参谋部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兵额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在蒋翊武的领导下，文学社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为反清武装起义聚结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战斗力量。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粤铁路收归国有，遭到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反对，保路运动迅速兴起。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最大，后来直接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武昌起义
1911年9月14日，与共进会首领孙武在武昌楚雄楼十号召开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席会议，两团体正式合作，并派代表赴上海，与黄兴、宋教仁接洽。9月2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骨干在武昌胭脂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推举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任军政府总理，蒋翊武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有说是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另一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起义准备工作由这两个团体组成的指挥机关抓紧进行。 
蒋翊武没有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当时他随所在部队去了岳州（今岳阳），直到决定于10月10日起义后，指挥机关才派人通知他回武汉主持起义工作。10月9日晨，从岳州（今岳阳）赶回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与刘复基、彭楚藩等聚议发难日期。听取了刘复基对起义准备的介绍。刘传达了同盟会军事领导人黄兴的意见，认为湖北应与其他省同时起义，但协调工作尚未完成，因而湖北方面应推迟起义。蒋翊武认为起义应慎重从事，应与各省同时举行，所以也主张推迟进行。 
这天中午，他们刚吃过午饭，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此时，军警四出搜捕党人，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涌进。经过一阵搏斗，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蒋翊武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警官见他长袍短褂，拖着长辫，便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越墙逃离。 
蒋翊武认为起义不能发动，留在武汉有生命危险，便乘船离开了武汉。潜匿新沟（今监利）以待。但是，失去指挥的起义士兵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奋战一夜，终于在第二天占领了武昌。蒋翊武在船上听到起义的消息，便弃船上岸，赶回武汉指挥。 
12日清晨到达武汉，他打听到革命党人已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在谘议局设立了湖北军政府，立即前去共商大计，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协同筹划防御清军进攻和推动各地起义响应。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去汉口策动清军反正。提议扩充军民，组建两支义勇军，保卫汉口、汉阳。汉口遭清军攻击，他组织督战队赶往前线与清军战斗。后来，汉口、汉阳守军不敌袁世凯北洋军的进攻，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蒋翊武被革命派推出来挽救危局。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
11月28日，他任护理总司令官，负责指挥保卫武昌的战斗。12月6日，因清政府与革命军停战，蒋辞去总司令，仍以招抚使名义驻汉口。
反对独裁
1912年2月，革命派与袁世凯和谈成功，蒋改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 
这时，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逐渐暴露了其反革命的真面目，黎元洪为对付革命党人，也私下同袁世凯拉关系。袁世凯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便使用了调虎离山计，于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当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决定这一革命团体的前途和出路。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增强革命力量，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蒋翊武在北京整天无所事事，他对袁世凯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他出席并 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沈秉堃、王传炯、陈锦涛、陈陶遗、莫永贞、褚辅成、松毓、杨增新、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徐谦、王善荃、姚锡光、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曾昭文、温宗尧、陈明远一起被推举为参议，兼任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10月回鄂，设立汉口交通部各级机构。
他赞成革命派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2月，主办《民心报》， “扬孙黄，抑袁黎” ，与《中华民国公报》相对抗。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1913年2月，奉宋教仁之命，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游历长江上下游各埠，与新选议员磋商建国大计。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蒋翊武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从上海赶回湖北，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旋回湖南。
7月，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时蒋翊武正在澧县探视父母。他在家接到友人催他去长沙发动湖南独立的电报，便向父母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他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湖南都督谭延闿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并不真正反袁；虽然宣布独立，却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遭受失败后，8月6日，遭袁世凯通缉，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蒋翊武回到长沙，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别人都经汉口乘舟沿长江东下，蒋翊武觉得汉口太危险，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改道广西去香港。 
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秦步衢查明被捕者是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的要犯蒋翊武后，兴奋异常，一面对蒋严加看管，一面打电报给袁世凯邀功请赏。蒋翊武的朋友听到消息，立即向桂军师长、桂林镇守使陈炳焜求情，陈说蒋是要犯，不能徇私，仅令别居一室，指派刘家正专门看管。黎元洪闻讯，即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陈炳焜命令刘家正拿着袁世凯的电报给蒋翊武看，并告诉他第二天执行枪决，蒋翊武毫无惧色，并向刘家正谈论必须武装讨袁，认为不除此人，必然祸害民国。蒋翊武又向刘家正索纸要笔，书写遗嘱，并为遗腹子取名。 
1913年10月9日，天气酷热，蒋翊武对刘家正说：“治斋（刘家正字），天气太热，可否改在傍晚执行，以免暴尸当午。”刘家正表示同意。下午4时，刘家正备饭，佐以白兰地酒款待蒋，蒋丝毫不把即将到来的死亡放在心上，他痛快地吃饭喝酒，以至微有醉意。饭后，即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刑场监视员是营部副官黄沛然，监斩员是营部副官陆云高，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翊武这时穿着丝绸衫裤，从容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讲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听众动容，有些为之失声痛哭。执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事情有变，突然拿出手枪，从背后向蒋翊武开枪，蒋翊武就这样就义了。友人为蒋翊武装殓。
临刑前，蒋翊武写了四首绝命诗，分别是：“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江泪对残阳!”“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2]“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诗里，他对壮志未酬感到惋惜，对政权落在袁世凯手里感到痛心，他无力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全诗蒙上一层感伤色彩。 
蒋翊武就义时，年仅28岁。死后，一直受到人民的纪念。
蒋翊武墓
  蒋翊武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1916年9月，护国战争胜利后，蒋翊武的遗骸自桂林归葬长沙岳麓山，湘人为他营建汉白玉墓塔，
墓区为一空旷平地，占地约400平方米。墓冢居中，花岗石砌平台四级，上方有方形顶碑塔，高约4米，花岗石琢成，中嵌汉白玉墓碑，高2米，宽0.7米，碑心朝东，楷书“蒋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导入。墓后青松赤枫。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高耸于岳麓山腰的汉白玉墓塔，至今仍在不断地向人们讲述英雄的革命业绩。
蒋翊武碑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亲往凭吊并下令在丽泽门外为为蒋翊武立纪念碑，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个字镌刻于碑上，嘱胡汉民先生撰书碑文：“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 胡汉民谨记”。
现在，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市区翊武路南段东侧。青石砌筑。碑座为3层踏阶，每层边长2.75米，高0.8米； 碑身为四方形椎柱体，通高4米。碑北面刻孙文题字。其余3面刻胡汉民所撰纪文。
成就贡献
坚持舆论造势蒋翊武的成长，得力于革命书报的启蒙。因此，他深切了解革命舆论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催化作用。从1906年开始，他先后参与或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等，反映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借以公开鼓吹“大乱”，大掀革命狂澜。并明鲜表现出当时其它任何报纸所无法比拟的两大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党派特色。蒋翊武把报纸作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和喉舌，以革命党的宗旨为宗旨，攻刺时政，言论激昂，鼓动社会结团抵抗清政府和反动军阀。特别是蒋翊武在振武学社、文学社居于领导地位后，他所主办的报纸使革命思潮弥漫了整个江汉，弄得敌人大为恐慌，急起镇压。二是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为了适应运动新军的总战略，他确定了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提出了“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的原则；采取了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的方法；还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报纸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了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以期通行“下等社会”、穷乡僻壤；报纸的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这样，使得文学社与新军士兵的心声相呼应，思想迅速革命化。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翊武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1991年，马小泉先生在《辛亥革命八十年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积极运动新军蒋翊武认为“当今天下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作好充分的组织准备。一是制定了严密的组织原则，规定凡是加入文学社的社员要有介绍人三人以上，经审查，确认与文学社宗旨相合的，才吸收为社员。二是规定了严格的组织制度，首先是建立了新军各标营的代表制度，由代表总管标营的联络，从而打入了新军的“队”中，把新军改造成了革命武装，保证了革命高潮到来时，一旦号召起义，标、营代表就可按原有建制进行统领，指挥战斗。当时加入文学社的新军达到了三千多人，占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这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了革命工具。其次是建立了标、营、队的代表与总队的单线联系原则，相互不发生横向联系，以保证基层组织的独立完整，避免遭受敌人大规模的破坏。三是确立了扩充组织的方针，做到“务使标中人员无一非吾党之人”。这样文学社就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的兴起，使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了策划武昌起义，并在八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武昌起义尽管在起义前夜，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情况下，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翊武原来下达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使革命如期成功。这不能说不是蒋翊武带领文学社，脚踏实地为起义充分准备的结果。加强团结蒋翊武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以蒋翊武、刘复基等湖南人为首的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纲领，为隐藏起见，其简章仅言“联合同志研究文学”，而实际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全体加入。其后又设立阳夏支部，社员以新军为主，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1911年上半年，发展极为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以孙武为主要组织者的湖北共进会，主要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其会员分布在商界、学界、军界等共约两千人，其中到武昌起义前夕，军队中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因此，它也是湖北革命团体中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1911年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团体的联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5月10日，蒋翊武在主持文学社的大会上，提出了与孙武所领导的共进会合作的议题，议题获得通过后，他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由孙武提名，一致通过推举蒋翊武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从而使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誓死捍卫民主共和蒋翊武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文学社“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为了发动武昌起义，他多次征求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并且派人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大批立宪党人、官僚政客为谋取功名利禄纷纷自立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也曾以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等高官厚禄引诱蒋翊武，而蒋翊武坚辞不受，坚定地维护共和，誓与孙中山命运与共。就在孙中山被迫下野的困难时期，蒋翊武又毅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自己也参加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决绝，坚决支持宋教仁的反袁斗争。并在湖南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策动湖南独立，组成湖南公民联合会，公开开展反袁活动，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迫使都督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同时，号召全国声讨袁逆，促成全国讨袁活动高潮迭起。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蒋翊武就是以他这样非常的政治眼光和坚定的行动，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了保障，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