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代三袁
袁宗道
简介袁宗道（1560～160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荆州公安人。
人物生平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1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两篇，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篇论文批驳前后"七子"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主张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
袁宏道
简介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
生平及作品生性直爽，喜游山水。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翌年考进士落第，回乡与因公归里的胞兄宗道朝夕切磋学问。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万历二十三年出任吴县县令，不到两年，"一县大治"，"吴民大悦"。但他厌恶官场陋习，曾七次上书辞职。宰相申时行赞叹"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获准离任后，遍游东南名胜，写下《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名篇。万历二十六年(1598)，再次入京，先后任京兆校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又作《满井游记》、《徐文长传》等名篇。胞兄袁宗道辞世，他悲痛不已，告假归里建"柳浪馆"，栽花种柳、吟诗著文、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入京任礼部仪曹主事，两年后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致力整顿吏治。著名的《摘发巨奸疏》就作于这时。万历三十七年，被派往陕西任主考官，次年春天获假南归，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其文学主张的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学要表现个性，道出真情，"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随着时代前进，文学应不断创新。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袁中道
简介袁中道(1570～1626)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字小修。荆州公安人。
人物生平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34岁时才考中举人。考进士又多次名落孙山，从此更加纵情山水，学禅悟道，以诗酒自娱。宏道病逝，他悲恸过度而隐居玉泉山读书学佛、修身养性，但未移昔日处世之志。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次年朝廷授徽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此间他系统地整理、校对、出版了两胞兄及自己的著作，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风发扬光大。万历四十八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他的文学主张基本与两胞兄相同，反对模拟剽窃，崇尚个性。著作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等。
“武三袁”
明末辽东有三袁，袁崇焕、袁可立、袁应泰，后人称“武三袁”。袁崇焕因放言“五年平辽”而无法兑现，不得已专事“议和”，终招致金人虎狼之师长驱直入至都门之下，袁督师本人也落得伏法被传首九边的下场，然对建州史最为护短的金人在酷烈的文字狱中修成的《明史》对袁崇焕最为推重。袁可立“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抚登、莱，辽海水师成为牵制后金的有生力量，与枢辅孙承宗共议战守，使金人数年之间蜷伏其地不敢妄动。袁可立反对过袁崇焕的“议和”：“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汲取过袁应泰的失败：“臣（袁可立）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惜受其同年高攀龙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与阉党矛盾过于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应泰无才而当大任，终丧辽东并天下强兵10余万，其罪浮于杨镐也！然应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荐者而已。应泰死事甚烈，堪可嘉恤。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袁崇焕也是较早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官员，只是崇祯即位之初，错误地将边事委之于崇焕，未予深究而已。大学士韩爌等本云：“史永安、张凤翼、袁崇焕……。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后来编造“反间计”的清修《明史》竟替袁崇焕辩曰：“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据此史家能否笑曰：“古今太监多犯科，忠贤不得已，亦为作恶”之语，亦或孙承宗等及众东林英烈怎么就没有“不得已，亦请建祠”呢？甚或从恶之众阉逆能否尽为辩白曰“不得已，亦请建祠”呢？清方官修《明史》能出此低俗之计，力图把一个因议和无能误国乱军的袁崇焕打造成一个千古完人而诋毁前朝，其毁誉明朝之目的亦昭然其若揭矣！即今思之，袁崇焕建祠事小，满人曲笔篡改史实事大，自清《明史》成，中华史迁之笔再无存矣。 
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不但在自己主修的辫子版《明史》中对曾经影响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毛文龙、袁可立、刘爱塔等人都不予立传，还在精心编撰的《明史·袁崇焕传》中凭空杜撰了一个崇祯皇帝中金人“反间计”而“冤杀”袁崇焕的情节，以报袁可立策反满清伪授总兵刘爱塔的史羞，达到慰藉自己和中伤明朝的目的。实际上，袁崇焕本非将才，崇祯用非所用，袁崇焕书生误国，妄言“五年平辽”大话，又怕“军中无戏言”之威，不得已专事“议和”，擅杀大将毛文龙，终致误国乱军，使局面一发不可收，其罪当万死有法可依，与所谓“凡间计”何干。 
清朝所编《明史》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满清御用文人为此捏造一个“反间计”出来显示袁崇焕是真有“冤情”的，而实际上袁崇焕被正法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确实存在的，这些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这里历数袁崇焕所犯罪名甚详，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的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而且凭这些罪名，杀袁崇焕一百次都够了，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一个所谓的“反间计”来凑数。 
大明王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教化和影响，所以清朝才需要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到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所以才有了后来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军籍，明睢州城（今河南睢县）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出苏州府推官（七品），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忤应天巡抚李涞，李巡抚反诬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犯上百辩雪其冤。万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一日，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 ，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天启二年（1622），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所言为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设置水军，修造战舰，沿海设置炮台，亲自主持水军练习陆战，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可靠后方，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满人不敢犯境。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最终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战役的胜利。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明史》）的反对和非议。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是登莱十四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任。天启三年十月，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由此又为毛所忌恨。时朝中阉党横行，毛令人多方诋毁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辞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相高、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再次去官。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永不可为。 
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违背明朝的普世价值，袁可立主张出兵讨伐。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庞大使团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将领，并在其兵部左侍郎任上与袁崇焕的“议和”形成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大忌，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 
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再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实赖可立主理。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通款”获罪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乱政，东林党人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他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倾向东林，魏忠贤很是恨他。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曾遗言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与阉党的关系势成水火。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袁可立与魏忠贤语不投机，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至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尽归魏党所有。魏忠贤欲加害，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皇帝念可立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准驰驿乘传归。诰封三世，父如子官。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阉党乱政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其中。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据档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崇祀名宦、乡贤二祠。 
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评选古唐诗》。于其别墅“陆园”中仿山东蓬莱阁体制建袁家山，又称“小蓬莱”， 公元2000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子袁枢（1600-1645），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上“寓”下“心”结构字），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善骑射，有边才，工诗赋，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
袁应泰袁应泰（？~1621.4.12）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东林党人。授临漳知县。他筑长堤四十余里，捍御漳水。又调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黄河在朱旺决口，役夫多死者。应泰设席为庐，饮食作止有度，民欢然趋事，治行冠两河。 
因为勤政爱民，治水有方，他被升为工部主事，后又被提升为兵部武选司郎中，在任期内裁汰打发了数百个假冒世职的人。不久外放为布政司参议，任淮徐兵备道。当时因为小冰河期的原因，山东发生大饥荒（见亓诗教条），袁应泰也积极参与救灾，他设粥厂哺流民，缮城浚濠，修先圣庙，饥者尽得食。由于救灾资金不足，于是就挪用了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先后发放给灾民。结果事后户部弹劾他“擅移官廪”，当时已因功晋升他为按察副使，于是朝廷觉得他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就让他“借口有病，暂时回家修养”。 
久之，起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为永平兵备道。应泰于是在那里招兵买马，休整要塞，打造战舰，采办火药军械，十分得力。舆论认为他很是精明能干。连熊廷弼也认为他是后勤方面的专家的，对他非常依赖。 
泰昌元年九月，东林当权，擢升为右佥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抚辽东。逾月，熊廷弼倒台，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廷弼为经略，而以薛国用为巡抚。应泰受事，即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熹宗优诏褒答，赐尚方剑。乃戮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遂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上奏陈方略。 
袁应泰做官精敏强毅，治水理财都很有水平，但指挥作战非所其长，计划部署做的很糟糕。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袁十分迂腐地认为应该宽仁爱民，于是改变了不少军纪。此时又因为小冰河期的原因，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又发起了妇人之仁，他对左右反对者说：“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我们朝廷不救他们，他们就要到敌人那里去当雇佣兵了，这是白白增大了建州叛军的实力吗）。”于是下令招降。来投降的蒙古人逐步增多，袁应泰把他们安置在辽阳、沈阳这两大要塞，每月给他们发粮食，与百姓杂居。结果这些人潜行淫掠，“居民苦之”。左右都认为他收降过多，其中不免有暗中为敌人所用，或者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的，恐怕将来会起变。但袁应泰还自以为得计，解释说：“我这是仿照先人的故智，将凭借这些人来对抗建州叛军（按：明朝经常雇佣蒙古人组成骑兵来对抗贼军，以往也常常奏效）。”正赶上三岔儿之战，袁应泰用蒙古降人为前锋，他们都奋勇作战，战死的就有二十余人。袁应泰遂用此事来平息了众人的议论。 
第二年（天启元年）的农历三月十二，建州叛军大举进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蒙古降人果然内应，城于是被攻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率领浙江兵、四川兵和土家族土司私兵的援辽军3万余人赴援，在混河与叛军恶战，亦战败阵亡。袁应泰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撤除奉集、威宁等堡垒的守军，并力防守总基地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三月十九，叛军临城。袁应泰亲自指挥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等率领诸军出城五里迎战，因为分兵，加上精锐部队已经在沈阳和浑河损失殆尽，官军作战不利，损失了不少部队。晚上，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叛军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的援军，遂渡过壕沟，怪叫着杀向城门。鏖战良久，叛军骑兵从其他地方赶来增援的越来越多，诸将兵都被击败，向辽阳城溃走，被杀被溺死的不计其数。袁应泰感到大势不妙，于是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齐党成员）等人分别到各个城门督战固守。按察使司的几位派出官员（估计是道员）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一齐逾城逃遁，人心逐渐涣散。又过了一天，叛军攻城更加猛烈，袁应泰指挥诸军列楯（大盾牌）大战，又败。薄暮，谯楼失火，贼兵从小西门入城，城中大乱，蒙古降人和一些汉奸引导叛军扑向各个要地。袁应泰坐在城楼上，知道大势已去，长叹着对谓张铨曰：“您没有守城的责任，应该快逃走。吾就死在这里了。”遂佩着尚方宝剑和官印自缢而死。妇弟姚居秀也追随他而去。仆人唐世明抱着尸提大哭，纵火焚楼而死。朝廷听说了此事，追赠他为兵部尚书，给予祭葬，让其一子得到荫官。张铨也不屈于贼，自杀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