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拾穗者
简介
  《拾穗》《拾穗》（Des glaneuses）是法国巴比松派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绘于1857年，目前则存放在巴黎的奥塞美术馆中。[1]​
起源
拾穗一词渊源于旧约圣经，指农民需让贫苦人捡拾收割后遗留穗粒以求温饱，而该画除了描绘3名农妇在金黄色麦田捡拾麦穗情景外，其金黄阳光、弯腰等细节，另外呈现“英雄史诗般的崇高意境”。
灵感
米勒生长于诺曼底的农场，本图是他在35岁左右以前尚找不到艺术方向的苦斗时代之代表作。他讨厌巴黎疯狂似的气氛及噪音，他在《拾穗》之中初次使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其简洁扎实的素描功力，及风景处理上对于不必要部份的省略之点特别引人注目。马车、马、房子、树木、杂草等的背景及其间所见的小人影乃是此一广大的劳动场面所不可或缺的成份。在米勒的作品中常以人物为中心，这一点异乎经常听懂﹝森林语言﹞的其他巴比仲派画家。其后梵高还临摹过米勒的作品。 作品名称 拾穗 作者姓名 法郎斯瓦‧米勒 创作年代 1857年 使用素材 画布油画 作品大小 83x111厘米 作品注解 　
在西元1830年左右，有一群画家聚集在法国枫丹白露森林边的巴比松村，他们追求一种伟大的自然主义，其中有一位画家名叫‘法郎斯瓦‧米勒’，本身也是出身农家子弟，因此他画了这幅世界知名的‘拾穗’。他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乡间生活画家，他绘画的风格看起来简单平淡，但是却将平凡的事物赋予一种伟大尊严的美感。
这些农妇们在一片金黄色的稻田里，低着头勤劳的捡拾著收割完剩下的麦穗，每个人手上抓着一小捆的麦穗，穿着粗布衣裳。远处农夫们忙着将一堆堆的麦子装上拖车，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人与麦子，感觉上富有一种节奏美。在金黄色的阳光照耀下，人们忙碌的工作著，米勒这幅‘拾穗’表现了一种极自然又简朴的田园之美。
作品赏析
《拾穗者》是最能够代表米勒风格的一件作品，它没有表现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只是秋季收获后，人们从地里拣拾剩余麦穗的情景。画面的主体不过是三个弯腰拾麦穗的农妇而已，背景中是忙碌的人群和高高堆起的麦垛。这三人与远处的人群形成对比，她们穿着粗布衣衫和笨重的木鞋，体态健硕，谈不上美丽，更不好说优雅，只是谦卑地躬下身子，在大地里寻找零散、剩余的粮食。然而，这幅内容朴实的画作却给观众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庄严感。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前景的原野上。三个主体人物分别戴着红、蓝、黄色的帽子，衣服也以此为主色调，牢牢吸引住观众的视线。她们的动作富于连贯性，沉着有序，布置在画面左侧的光源照射在人物身上，使她们显得愈发结实而有忍耐力。或许长时间的弯腰劳作已经使她们感到很累了，可她们仍在坚持。尽管脸部被隐去了，而她们的动作和躯体更加富于表情——忍耐、谦卑、忠诚。除了17世纪的荷兰画家维米尔，还没有人能够像米勒这样，以凝重质朴，造型简约的概括力，来极富表现力地塑造平凡人物。他表现的是人和大地的亲密关系，是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从这三个穿着粗布衣衫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身上感到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感，在生存面前，人类虔诚地低下他们的头。虽然远处飞翔的鸟儿依旧烘托出田园诗般的意境，但人类凝重的身躯似乎预示着生存的重压。正是这种宗教般的感情使《拾穗者》超越了一般的田园美景的歌颂，而成为一幅人与土地、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真正伟大的作品。[2]​
理解
米勒在巴黎贫困潦倒，亡妻的打击和穷困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为了生存，他用素描去换鞋子穿，用油画去换床睡觉，还曾为接生婆画招牌去换点钱，为了迎合资产者的感官刺激，他还画过庸俗低级的裸女。有一次他听到人们议论他说：“这就是那个除了画下流裸体、别的什么也不会画的米勒。”这使他伤透了心。从此他下决心不再迎合任何人了，坚决走自己的艺术道路。[3]​
延伸
1849年巴黎流行黑热病，他携家迁居到巴黎郊区枫丹白露附近的巴比松村，这时他已35岁。在巴比松村他结识了科罗、卢梭、特罗容等画家，在这个穷困闭塞的乡村，他一住就是27年之久。米勒对大自然和农村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他早起晚归，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就在不大通光的小屋子里作画，他的生活异常困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艺术的酷爱和追求，他常常由于没钱买颜料就自己制造木炭条画素描。他爱生活、爱劳动、爱农民，他曾说过：“无论如何农民这个题材对于我是最合适的。”于是，以卢梭、狄亚纪要普勒、科罗和米勒为主要成员的、在欧洲美术史上声名卓着的“巴比松画派”就这样形成了。此后的27年，是米勒一生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许多法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画作品《播种者》( 1850 )、 《牧羊女》 (1852)、《拾穗者》 (1857)、 《晚钟》(1859)、《扶锄的男子》 (1863)、 《喂食》 (1872)、 《春》 (1873)等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从不虚构画面的情景，每一幅画都是从耕耘着、放牧、劳动着、生活着的法国农民的真实生活中来的。[2]​
作品影响
在这幅《拾穗者》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仅是它的题材本身，就足以引发一场革命。作品在沙龙展出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些评论家认为米勒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画面上农民的劳作传达了他们生活的艰辛，而将这样的作品拿到巴黎的沙龙里展出，无疑是底层民众对上流阶层的挑战和呼声。有人讥讽米勒的作品中暗含着农民的暴力革命。面对种种过激的评价，米勒在一封书信中为自己的艺术作了辩护，有人说米勒否定乡村的美丽景色，可在他而言，在乡村发现了比它更多的东西——永无止境的壮丽；看到了基督谈到过的那些小花，所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山林间的一朵百合花呢！米勒相信，艺术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当他表现穷人的痛苦时，并不是向富人阶级煽起仇恨。他所要做的，只是尽力弄懂如何用平凡细微的东西去表现崇高的思想，因为那里才蕴藏着真正的力量。而要将这一切和谐、自然地表现出来，不仅需要画家的眼睛和手，更需要他的整个身心。[3]米勒的一位艺术辩护人朱理·卡斯塔奈里曾这样来描述这幅画：“现代艺术家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下的乞丐的确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这幅油画，使人产生可怕的忧虑，它不像库尔贝的某些画那样，成为激昂的政治演说或者社会论文，它是一件艺术品，非常之美而单纯，独立于议论之外。它的主题非常动人，精确；但画得那样坦率，使它高出于一般党派争论之上，从而无需撒谎，也无需使用夸张手法，就表现出了那真实而伟大的自然篇章，犹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4]​
作者介绍
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年) 是19世纪法国杰出现实主义画家，以描绘农村主题见长，他创作的作品以描绘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为主，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米勒出生于诺曼底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瑟堡接受了最早的艺术启蒙教育。1873年，他来到巴黎，受教于德拉罗什画室，并在卢浮宫研究学习历代大师的作品。1848年，他的作品《簸谷者》在沙龙展出。1849年，他定居于巴黎东南郊外的巴比松农村。在以后的27年里，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为主题的作品。代表作品有：《播种者》、《拾穗者》、《晚钟》、《喂食》、《慈母的爱》、《倚锄的人》、《牧羊女》等。米勒在“巴比松画派”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他的艺术语言承继了西方艺术的传统，尤其受曼特尼亚、普桑和米开朗基罗的影响甚大。其画风凝重质朴，造型简约。​
作品藏处
巴黎三大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奥赛和蓬皮杜，分别展出了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卢浮宫盛名之下自然不必说，蓬皮杜因为总统的名字一般人总也有点印象，奥赛在中国的知名度恐怕不及这两个，但奥赛却享有“欧洲最美的博物馆’的美誉，而且，这是一座由老火车站改建的博物馆，在世界上也很少见的。  博物馆中的《拾穗者》[5]
奥赛博物馆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和卢浮宫隔河相对，里面主要陈列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绘画雕塑装饰等艺术作品，在时间上衔接了卢浮宫的古代艺术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现代艺术。提到卢浮宫，一定会想到蒙娜丽莎；提到蓬皮杜，奇形怪状的钢铁建筑就会浮现在脑海；而奥赛是印象派的大本营。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陈列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印象派作品，莫奈、德加、塞尚、梵高、雷诺阿，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家的画作真迹，米勒作品《拾穗》，旧约圣经故事，描绘穷人为了生存捡拾别人收割后的麦穗，我记得以前美术课本上大肆宣扬的是其阶级意义。现在看几个人物的动作细节也许才是这幅作品的灵魂。[5]​
创作背景
米勒于1857年完成的《拾穗者》，本来是一幅描写农村夏收劳动的一个极其平凡的场面，可是它在当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是画家所能意料的。 这幅画原来的题目是《八月》。表现的是一个欢乐的夏收场面，但由于画家的现实主义手法，使富饶美丽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劳动形成了对比。接近米勒的几位社会活动家看到了这幅画中可贵的真实，建议画家修改构图。在他们的鼓励下米勒渐渐改变人物，直至最后前景上只剩下三个拾穗粒的农妇形象。热烈繁忙的夏收场面却被推到背景的最远处。这一修改，竟使作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在被法国革命风暴席卷过的巴黎，一幅画、一篇文章往往会被从中附会出政治色彩。事实上，艺术的社会效果并不始终和画家的创作意图相一致。米勒的农村风景画从不寄予任何社会改革的愿望。但他的画常常被热心者用来鼓吹新政治，尤其在法国七月革命和欧洲1848年革命之后，作为宣传民主的象征，米勒的地位突然显著起来了，甚至被人们奉为社会的先知。在70年代以前，法国的农村还处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农民对城市里发生的革命事件是淡漠的。他们对新事物并不很敏感，加上他们繁重的农业劳动，生活艰苦，自卫能力很弱，所以对巴黎倏忽出现的政治风暴是取观望态度的。[6]　

电影简介
一部以DV拍摄的低成本实验性艺术纪录片，在两年多时间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国际电影节，并且获得30个奖，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奇迹。这部影片就是《拾荒者》，导演就是享有“新浪潮之母”美誉的阿涅斯·瓦尔达。《拾荒者》于12月13日在洛杉矶获得第30个奖，即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先锋奖”。74岁的瓦尔达领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我拍了48年电影，数这部影片得奖最多。”她还说：“我在这把年纪获得的奖项大多是对我的终生事业所做的评价，这里的人们以雅致的方式为我颁发先锋奖，他们多少有点把我看作新浪潮的祖母了。”然而在中国，即便是许多资深的影迷甚至电影圈内的一些人士对这位法国女导演也不是非常熟悉，往往将她的名字与波兰男导演安杰·瓦依达混为一谈。[1]
从《拾穗者》到《拾荒者》
女拾荒者1998年12月至1999年4月，年过七旬的瓦尔达带着数码摄像机，在法国的城市和乡村“闲逛”的过程中，亲自拍摄了一些关于当今拾荒者的影像。经过一年的后期制作，于2000年6月完成了一部82分钟的纪录片，法文片名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汉语可直译为“拾荒者们与女拾荒者”。“拾荒者们”是指瓦尔达拍摄的人物，“女拾荒者”则是指瓦尔达本人。本着简洁的原则，我将之译作《拾荒者》，台湾译名为《艾格妮捡风景》。
描绘了法国当今时代的拾荒者形象这部受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画《拾穗者》启发拍摄的影片，描绘了法国当今时代的拾荒者形象：从在乡村农田里拣拾土豆的农民，到那些在食品超市的垃圾堆里翻找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的城市居民，再到寻找可供制作艺术作品的废弃物的艺术家，拾荒者们在瓦尔达的镜头前讲述自己对拾荒的看法。瓦尔达将形形色色的拾荒者分为三类：“有些人拾荒是因为生活所迫，有些人拾荒因为他们是艺术家，有些人拾荒因为他们喜欢拾荒。”流浪汉和生活贫困的人为维持生计拣拾各种生活必须品，艺术家们从废铜烂铁堆里寻找创造艺术作品的原料，喜欢拾荒的人的动机更多是出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品德。瓦尔达说：“这是一部关于浪费的影片。”
《拾荒者》的主要线索是拾荒，同时还有一个游离于主线之外的副线，即表现了一些表面看来与拾荒无关的事情。比如，瓦尔达在访问一个葡萄园时得知，葡萄园的主人恰好是发明电影的先驱者之一马莱的后代，这个意外发现使瓦尔达有机会向这位被她称为“所有电影工作者之父”的人致敬。她说：“在一部关于拾荒的影片中表现马莱显然非常困难，但这的确是一个惊奇。我允许自己自由地去发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关于我自己的寻访拾荒者之旅的影片。”《拾荒者》中的所有人都在拾荒，游移于摄影机前后的瓦尔达本人也在拣拾和追忆那些被遗忘的人与事。
《拾荒者》还是一幅影片作者的自画像瓦尔达不时从镜头后面走到镜头前面，即使当她在镜头后面时也有意地适度表现自己，而且有些镜头还是由她亲自拍摄的，就像照相的人按动自拍按钮之后迅速跑到镜头前面拍摄自己那样。《拾荒者》的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瓦尔达创作了一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实验性数码纪录片，而且表现在影片导演如何把握“唯我”和“主观”之间、影片作者的“自我”和被拍摄的社会现实中的“别人”之间的细微界限，这同样是经常被人遗忘的东西。
评论
这是消费的时代非完全电影笔记：拾穗者与拾荒者[1]
这是消费的时代，也是浪费的时代。这是真正的精品迹近稀有动物的时代，也是“垃圾精品”大量复制的时代。我们的书柜堆满读不完或不想读的读物，我们的抽屉装满看不完或不想看的影碟，我们的冰箱塞满吃不完或不想吃的食物，我们的衣柜挂满穿不完或不想穿的时尚。我们的邮箱，无论现实还是虚拟，快要被铺天盖地的垃圾邮件挤爆了，却少有我们真正想听到的问候，哪怕只言片语。
但我们仍然饥饿，精神与物质；我们仍然寻找，现实与虚拟。据说新时代的人们有福了，因为他们都患有时髦的“资讯饥渴症”。我们一天不消费，我们一天就心烦意乱。我们一天得不到最新的讯息，我们一天就坐卧不宁。我们如饥似渴，生怕落在时事与时尚的后面。纽约的股票巴黎的时装中东的战局国内某民营企业的收购案，都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关注热点。我们大把花钱大快吃肉大碗喝酒。我们陶醉在歌舞喧腾燕舞莺歌的升平盛世。我们心安理得。
这是一部关于浪费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节约的电影。这是立场鲜明充满真诚的电影，但不是枯燥说教高高在上的电影。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grandmother of the New Wave)——艾格尼丝·瓦达(Agnès Varda)我还第一次听说。而纪录片《我与拾穗者》(The Gleaners And I)，也是我看过的唯一一部她拍的电影。据说瓦达有句名言：“就其形式而言，电影是不自由的。我深感苦恼，想用写小说的方法来拍电影。”据说瓦达自一九五四年投身电影直到今天，她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与拾穗者》拍于二零零零年(两年后，瓦达还拍了一部五十多分钟的续集，有兴趣的观者当不容错过)，在短短的一个来小时里，瓦达的确是以散文般的叙述与饶富诗意的画面，带领观者一会儿徜徉于法国乡村的田间地头，一会儿伫足于巴黎的街头巷尾。她就像一位孤独的漫游者，有时候置身自然美景中喃喃自语，有时候与偶然相遇的路人闲话二三，而电影的主题就在散漫的形式下慢慢铺展，这个主题就是——垃圾！
切入却富于艺术气息主题虽是垃圾，但电影的切入却富于艺术气息。瓦达追踪溯源，从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谈起。秋高气爽，收获已过，田地里散落着零星的麦穗(从广义角度理解，也可叫做垃圾)，三三两两的拾穗者弯腰捡取麦穗的情景，不仅是画家笔下完美无缺的写生素材，也让人追怀以往岁月的勤俭美德。然而星移斗转，乡村拾穗的景象渐渐式微，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多被城市街头的拾荒者取代。电影采访了多个现代“拾穗者”(或拾荒者)，既有失业的中年汉，单身母亲，独居老人，也有艺术家，餐馆大厨，城市愤青。他们的个人背景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瓦达看来，就“拾穗”的本质而言，无论“拾穗者”的动机是出于生存需要还是个人乐趣，都是值得赞赏的行为。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理直气壮地褒扬“拾穗者”，瓦达还请来法律专家，让他们置身田间或闹市，高声宣读圣经或法律条文，以认可这一行为的天经地义。
无可厚非的确，不论“拾穗”还是拾荒均无可厚非。前者是自然的馈赠，就像电影中葡萄与土豆丰收之后，种植园主允许“拾穗者”进入田间地头，采撷剩余或无法出售的果实(反正它们都没用)。那不仅是淳厚古风的遗响，更何况——“当我看到这些全被浪费，而一些人却没东西吃，这真是一种耻辱。”一位失业的“拾穗者”如是说。而且，“拾取别人不要的果实，总好过去商店偷窃。”——这恰好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穷志不穷。至于那些拾荒者，他们依靠城市的垃圾为生。但在瓦达的镜头下，这些所谓的垃圾中，有刚刚过期并未变质的面包与肉类，有经过修理就能使用的家用电器与家具。食用匮乏的人能借此存活，艺术家也可以从中找到创作灵感(片中采访了几位以垃圾为材料创作的艺术家)。我猜瓦达并非想一味控诉消费社会的暴殄天物，她也不想掩盖美化“拾穗者”或拾荒者的生存困境，或是让人人都成为节衣缩食的苦行僧，但观者看过这些画面后，很难不反躬自省。
《我与拾穗者》予我印象最深处，当数片尾那个拥有硕士学位的年轻素食者。他住在专为流浪者提供的避难所内，迄今已经八年。这位素食者每天在火车站卖报纸，拾取市场里扔弃的面包、水果与菜蔬作为食物。但在我眼中，他并非属于主流社会不屑一顾的弱势人群，而是怡然自得的现代隐者。他曾是大学助教，但电影并未披露他“落魄江湖”的原由。其实姑且不论理由，他的生存方式让人敬重有加。避难所的住客有一半是文盲，且大多为非洲新移民。六年来，他每晚无偿为这些人上课，自己装饰教室，自己设计课程。我想，在满脑现世得失的聪明人眼里，这位素食者的故事一定是个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
法国的“拾穗者”与拾荒者有福了！——看完《我与拾穗者》，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怪念头。那不仅因为富庶发达的商业社会有理由产生更“富庶”的垃圾，也因为在民智已开的社会环境中，弱势人群(当然还有以“拾穗”或拾荒为乐趣者)总能设法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活出自己应有的人格与尊严。我周围的社会充满暴发气息，我也很难想象哪位中国电影人(请原谅我的不敬)能够如新浪潮祖母艾格尼丝·瓦达，拍出如此情怀如此灵动的纪录片。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拾穗”的传统已经丢掉了。我们要么哄抢，要么打劫(合法或不合法)，我们都想成为成功人士，我们都不想做“拾穗者”与拾荒者！
附记《我与拾穗者》曾于各类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无数。主要计有：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0)；欧洲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2000)；波士顿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纪录片奖(2001)；纽约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纪录片奖(2001)；美国电影评论家协会NSFC奖(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