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劫夫
人物简介
  李劫夫李劫夫（1913～1976）中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农安，1976年12月17日卒于沈阳。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晋察冀边区参加音乐活动，作有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等，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军中任文工团团长，作有歌曲《坚决打他不留情》等。1948年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部副部长。1953年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后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和音协辽宁分会主席 。作品有《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蝶恋花·答李淑一》、《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等和大量毛主席语录歌。他还创作了歌剧《星星之火》和几部小歌剧 。1964年出版《劫夫歌曲选》。
  劫夫
创作理念
P248引用春风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劫夫歌曲选》劫夫本人所作的前言，“我写的歌曲，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为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和种种政治运动的。我觉得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十分必要的。……假如不是配合全党的各项政治活动，便不能产生我的这些歌曲，因为党的各项政治活动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我国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的重大事件，千百万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跟着党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假如我的歌曲不去表现他们，不能对他们壮丽的事业起一点作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作者在考察了劫夫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后，认为此说不准确，提出这样的提法，即劫夫的创作理念是“致力于表现人民的斗争生活”。我以为，安波同年在《人民日报》对劫夫的评价“他是群众的知音，群众是他的知音”，相对准确一些。一言以蔽之，人民性应该是劫夫的的创作理念。
创作方法
劫夫作曲的素材基本上源于民间，应该说，民间音乐、抗战救亡歌曲和苏联歌曲对劫夫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但劫夫作曲并非简单地套用这些丰富的素材，而是化用，一“化”便生出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来。论者鲁煌曰：他有“……非凡的处理歌词的才能。无论多么拗口、参差不齐或冗长  李劫夫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词，在他笔下都能处理得流畅通顺，易于上口。”（P214）书中还通过劫夫学生的日记，转述了劫夫对自己创作的阐述：“形式固然重要，但内容更重要，应把表现乐曲内容放在第一位，根据内容确定形式，要准确地抓住形象，创作要把词的语气充分表达出来。……我写的曲子有个特点，强调对句，使歌曲进行有规律，唱起上口，另外，特别注意形象，力求把形象表达准确；特别注意语言语气，尽可能表达出内容的神态。”（P219—221）作者认为，毛主席语录“入歌意谓劫夫写作已进入自由境界”（P294）。沈阳音乐学院的部分教师认为，劫夫处理歌词的能力“不但国内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足可与擅长在音乐中处理语言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天才相媲美！”（P393）我以为，上述评价是中肯的。
劫夫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也是革命者。他的一生，包括创作生涯，与革命、政治息息相关，而他的个人悲剧也正是因为与政治的关联而产生的。这些我不赘言，书里都写着，读完即知。
从总体上看，本书虽格局嫌小，且稍显粗陋，但仍不失为了解劫夫生平的必读书。
创作生涯
创办歌曲刊物1939年4月，劫夫与边军等人发起创办了一个油印的歌曲刊物《歌创造》；紧接着他又与一些战友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内部发起成立了“战地社”。恰值这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易县大龙华村一带击毙击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了很多武器。劫夫在街头欢迎胜利归来的八路军战士时，看到一队骑兵从一个山沟里威武地冲出来，顿生灵感。他蹲在地上，用铅笔头在纸片上迅速地将曲调写出来。这就是日后被夏风填上词的《我们的铁骑兵》，它是劫夫生平的第一首名曲。新中国成立后，这首著名的歌曲被改编成器乐曲《骑兵进行曲》，成为音乐会和重要场合经常演奏的曲目。 　
《歌创造》为推动晋察冀边区方兴未艾的抗日歌曲创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  李劫夫西北战地服务团文学组的田间、邵子南、方冰、史轮、叶频、曼青、石群，以及剧作家贾克、田野等，都在《歌创造》发表了大量歌词，曲作者除劫夫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周巍峙外，还有音乐组的一些年轻人。《歌创造》先后编印有50期，在边区的群众性音乐创作和演唱活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劫夫创作的不少优秀歌曲，都是通过这本薄厚不一的油印刊物流传开的。 　创作高产期1940年5月上旬，劫夫从《晋察冀每周增刊》看到望都县五区柳驼村有59名区、村干部和男、女自卫队员被敌寇残酷杀害的报道，义愤填膺，痛哭失声。之后他仅用两三个小时，就谱出了由邵子南作词的祭奠死难烈士的歌曲《五十九个》。1940年冬天，日军发动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身染肺病的劫夫和一些战友被“坚壁”到阜平县大黑山躲避了两个多月。转年1月，反“扫荡”斗争获得胜利，劫夫与战友们一起回到灵寿县大湾村团部驻地，异常高兴的他当场就给田野写就的歌词《庆祝胜利》谱出了欢快、明亮的曲调。此期间，是劫夫抗日歌曲创作的高产期，先后谱写出几十首各种各样的抗日歌曲，其中有《保卫边区》、《滹沱河》、《把晋察冀炼成钢》、《天上有个北斗星》、《我们的子弟兵》、《为了幸福的新中国》、《战歌》、《孩儿谣》等。 　创作故事歌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在冀中平原发动了疯狂至极的“五一大扫荡”，残忍地推行“三光政策”，给晋察冀边区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当时，主要活动在冀西地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化整为零，分赴各地参加反“扫荡”斗争，直至秋后才陆续回到原来的驻地——平山与灵寿两县交界处郭苏河畔的两界峰村集中。这年12月，历经血与火的考验，耳闻目睹根据地人民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劫夫，产生了创作表现英雄人物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的“故事歌”的渴望。他的想法与准备创作一些讴歌平凡人物英雄事迹的叙事诗的诗人方冰不谋而合。方冰文思如潮，很快就写出了《歌唱二小放牛郎》和《王禾小唱》等叙事简洁，抒情味极浓的“故事歌”歌词。劫夫借鉴昆曲《尼姑思凡》的旋法，谱出了有点戏曲味，又通俗易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通过《歌创造》和《晋察冀日报》等媒介发表后，迅速传唱到整个晋察冀边区，以及陕甘宁边区，乃至保定、北平等  劫夫手稿敌占区。在此前后，劫夫又谱写出《两个民兵的故事》、《王老三》等“故事歌”。就在《歌唱二小放牛郎》和《王禾小唱》相继诞生之际，《晋察冀日报》公布“军民誓约运动征文”入选作品，劫夫为歌颂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创作的歌曲《狼牙山五壮士》和《遵守军民公约》、《参加军民誓约运动》，分别获得甲等奖一类奖和二类奖；同时，他与张文、陈强合写的论文《乐器制造》和创作的漫画《如此扫荡》，分别获得边区鲁迅文艺奖金特等奖和美术作品奖(当时他制作了一些演出用的乐器，创作有不少木刻、漫画和连环画等表现抗日题材的美术作品)。 　
1943年5月7日，日寇在完县野场村东北的石沟制造了一次杀死杀伤被圈围的172名中国老百姓(大多数为妇孺)的特大惨案。刚刚调到晋察冀边区第三地委担任宣传干事的劫夫闻讯立即赶赴惨案现场，他用饱蘸着悲愤泪水的笔墨，连词带曲，一口气写出字字血、声声泪的记事歌曲《忘不了》。同年5月11日，阜平县丈湾村民兵李勇带领游击组大摆地雷阵，炸死炸伤36名日军官兵，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通令嘉奖；劫夫闻风而动，很快谱写出易学易唱的《李勇对口唱》。这一年，他还谱写了《望见了北斗星》、《歌唱李殿冰》、《滦河曲》、《唐河怨》、《刘成耀跳崖》、《刘二高》等有广泛影响的抗日歌曲。其中《滦河曲》的词作者是那一年4月20日在平山县曹家庄壮烈牺牲的八路军前线摄影记者雷烨。歌剧创作1944年，劫夫开始尝试歌剧创作，写出了歌剧《不死的老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他又在冲锋剧社创作了歌剧《两个英雄》。此外还有表演唱《八月十五》和歌曲《戎冠秀》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在进军东北的途中，在离自己祖籍丰润很近的玉田县城创作了著名歌曲《国民党一团糟》(后名《坚决打他不留情》)。其中《两个英雄》、《八月十五》、《国民党一团糟》等均由著名的电影编剧邢也(即邢野)编剧、作词。
个人评价
著名音乐家傅庚辰说，李劫夫是中国少有的音乐家，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惊人的。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与人民密切相关的联系，一生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绝大部分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民族音乐，而这其中编入年表的就有500多首，像《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蝶恋花———答李淑一》等脍炙人口的 歌曲至今还广为传唱。可以说，李劫夫是人民的知音，人民是李劫夫的知音。同时他也用实践证实了民族的才是经典的道理。著名音乐理论家周荫昌认为，李劫  劫夫歌曲选夫的歌曲是大众里面最专业的，也是专业里面最大众的。他为中国的民族音乐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歌曲，这与他的创作激情是分不开的。周荫昌还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被日本鬼子抓住了，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透露一点机密。后来，别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他回答说是两首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和《王禾小唱》。而这两首歌就是李劫夫的作品。可以说，正是李劫夫的这些具有民族特色和精神的作品鼓舞了几代人，才会让太多的人至今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说，李劫夫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不仅仅在于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他在音乐教育上的作用不亚于他的创作。向延生说，他的父亲与李劫夫是同事，与李老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从小他就听李老的歌，后来就来到了东北，在沈阳音乐学院跟李老学音乐。可以说像他这样喜欢李老的歌、并跟他学习的人非常多。
音乐家王蔼说，他就是听着李劫夫的歌长大的，至今那些经典的歌曲他都能准确地唱出来，李劫夫的歌一直在激励着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这些经典的歌曲让他们永生难忘。
潘兆和回忆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前苏联的一本小说《旅顺口》因为部分内容不真实，让周总理十分生气，他责成田汉等人来旅顺收集资料重新创作，李劫夫等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周总理到辽宁视察，接见了李劫夫等人并就当前形势鼓励他们创作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作品来。当时的李劫夫正在酝酿创作作品之中，在总理的鼓舞下，他终于写出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经典的歌曲。李劫夫夫人张洛，心中感慨万千，对于这首歌，她说：“劫夫的作品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他的歌记录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个人评论
才华和时代劫夫的作曲才华，基本是肯定的。从他的第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开始，到文革中好多好多毛主席语录歌曲。他的歌曲几乎和时代的节拍一直紧扣着，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歌曲传世。这是他成功的一方面，不过，也可能是他的作品受到限制的一方面。 随着中国不断变化的时代步伐，他的歌曲魅力不断的减少，渐渐的，只是同代人的一点回忆，甚至是怀旧时的酒后助兴而已。搞的不巧，还可能是一种讽刺。
就拿《二小》来说，相信抗战的时候，歌曲来源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历史性，煽情性和流传的普遍性。乡村小调单调的旋律和三段同样平铺的节奏--一点都影响不了这首歌唱小英雄的历史性地位。 同样的角度来看劫夫的名作《我们走大路上》，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首歌，在60年代艰苦的日子里，给了那个时代增添了无比的振奋和无限的力量。从小孩子到中央首长，几乎个个会唱。艺术家和常人一样，生活在大时代中，免不了受个人能力所限，随波逐流。然而，艺术家又和常人有所不同，在生活中感悟着生活的精神，将对生活的感悟再创作成作品，再让作品回到生活中，社会上，产生共鸣。 劫夫的创作，一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主流，于是，他的作品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宠儿：
《我是一个黑孩子》--配合着北京支持非洲革命的主旋律；
《哈瓦那的孩子》--配合支持古巴革命；
《蝶恋花》，《沁园春/雪》--迎合着对领袖的崇拜；
《前言》（林彪），《语录歌》--迎合着文革的大趋势；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迎合着狂热的个人崇拜；
《重上井冈山》（林彪词）--迎合着政治新领袖的崇拜。。。
从抗战到文革，劫夫的创作才华，几乎没有不遇过，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劫  劫夫的作品夫的歌曲，广为流传。。。政治和艺术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家的人文思想发出了无限的魅力。即使为宗教政治题材创作的绘画和雕塑中，艺术大师们都体现了人文的基本生命力量和意义。艺术家在早年的奴役性的服务宗教和政治的角色中，自我省悟和解放出来，使得他们的作品光辉永衡，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宗教，跨越了种族--得到了世人广泛的共鸣和敬仰。
拿劫夫同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来说，他们的作品同样是大时代的产物，也同样有社会和政治的积极趋向。尤其是聂耳，和劫夫最有相近之处：自学，喜欢民间小调，题材广泛。聂耳的《卖报歌》和《开路先锋歌》《毕业歌》，相信和劫夫的《二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可是，聂耳的旋律感和抒情的深情感人，却是劫夫缺乏的。《铁蹄下的歌女》的时代性和艺术性，经过了长时间的检验，仍然适合在音乐会上由女高音独唱，仍然可以绕梁三日。 聂耳的《码头工人歌》，更是在码头上得到了灵感，都能感受到他对劳动者的挚爱，在每一个音符中注入了艺术家朴实的人文思想和感情。 聂耳那首《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除了这首歌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到的积极的抗侵略作用，还因为这首歌曲，像聂耳的其他歌曲一样，体现了大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社会人士的共同心声--超越了宗教，政治和党派--自然得获得人民广泛的共鸣。而聂耳这些歌曲里的成功的音乐元素，在1949年之后，劫夫的作品里非常有限。聂耳的歌曲中那种上海大都市的时代节奏，也是劫夫欠缺的。
劫夫是善良的，正直的，健康的，民族的，革命的，抗战时的热情创作精神是值得敬佩和无可怀疑的。但是，他对政党和领袖的忠诚，却限制了他的创作精神的狭隘，远离了人文精神。包括了他的旋律不够饱满和丰富，他得作品节奏简朴，琅琅上口，但是却减弱了他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生命的局限性。 同时，不要忘记解放后被垄断的广播网络，他的符合政治潮流的广为宣传的歌曲，能够家户欲晓，部分与艺术作品的水平高低无关。当年，电台里不断教唱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一例。 再说，人人会唱的歌不一定是艺术上可取的歌曲，如今天的《老鼠爱大米》。 用延安同时期的作曲家冼星海来说，他也生活在革命的中心，他也在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创作， 可是，他的专业的中西作曲的技术训练和他本身的艺术修养和独立的思维，使他创作的歌曲在体现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同时，展现出非凡的节奏，饱满的旋律，庄严的气势和艺术家对人类真理的追求，融汇成史诗般的音乐歌曲：《黄河大合唱》。如果只是专注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以及一个领袖的艺术家--他不可能创造出如此震撼所有民族的艺术。这艺术，就不可能在今天--时隔60多年的今天，依然魅力无穷。《黄河颂》和《黄河怨》--只要在音乐会上有人独唱，总是扣人心选。
冼星海生活和创作在革命圣地延安，处在革命的中心，身在领袖的旁边--可是他的作品里没有党啊--领袖阿--革命阿---红旗阿---会不会和他留学法国有关？他可能接受了人道主义的革命思想，他是真正领会了国际歌中“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艺术家，他早就知道老祖宗的“以人为本”真理- -这是劫夫欠缺的思想和境界，也是劫夫的歌曲达不到的境界。冼星海是“人民的音乐家”；而劫夫是“红色的革命音乐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吧？辉煌和悲哀“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赵丹去世前1980年8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里的一段话。）
“法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所说：“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李劫夫和许多文人一样，把某个政治原则当作人生信仰，甚至把某个政治家和政客当作“靠山”，从而人身依附和盲目崇拜。”（杨学武）
李劫夫是否借某政治家当“靠山”，这和当时的处境实在难分难解。他只是忠诚的积极，是真心投入革命的洪流，在他，是顺势行舟，就像当年抗战去延安一样。只不过他艺术家的本性和有限的思维深度使得他看不到政治新形势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夺取政权之前。他不由自主地，心甘情愿地进入了红旋涡的中心，成为红浪潮的鼓手号手旗手--都是无可非议的，毕竟，他跟了几十年的党的党章里，已经写进了那两个人的名字，他像大多数人一样看不到个人崇拜的荒蓼.
李劫夫不断的创作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使得他在文革中不像其他当权者“靠边站”，或是挨打，挨批，成了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虽然林彪接见他，据说只是为了太太热心帮林彪的女儿介绍男朋友。无论如何，那时候，是劫夫的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中，获得了最高，最辉煌的一顶皇冠。对人的忠厚，对艺术的痴情，对党和领袖的愚忠，对副主席的感恩，他为林彪写出了《重上井岗山》。 在李劫夫作的曲子中，毛主席诗词歌曲的艺术性都较强与他其它的歌曲。可能是诗词的本身艺术性珠玉在前吧？不过，也不能否认他的作曲天才。
《雪》---用的是京腔的 高昂抒情法，和当年毛泽东在北京的情景不谋而合，实在精彩！
《卜算子。咏梅》也有京剧和歌曲两个版本，都不错，不知是否劫夫的作曲？
《答李淑一，蝶恋花》，是劫夫的作曲，非常有情有义，适合独唱。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非常洒脱，干练，配上击鼓，爽极了帅极了的旋律！
为“副主席”普的曲子，《前言》，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创作了，干巴巴的内容，口号式的文字，长长的颂歌，居然可以唱足20分钟。没有音乐的天分和没有狂热的激情，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曲。一个朴实的乡间来的音乐天才，直接将自己和疯狂的时代连在一起，随着时代的残酷变化，随着政治中的残酷斗争，像好多中国特色的政治弄潮儿一样，歌声中，掌声中，辉煌中，悲哀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古如此，任何处在动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每个时代，都可能有意外的逆境，何况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 赵丹女儿赵箐写道：文革中，赵丹被关进牢房，夫人黄宗英马上要和他办理婚--脱离关系，为的是不要“连累”孩子的毕业分配。赵箐马上上门哀求这位“后娘” --说赵丹第二次冤狱，（上一次在解放前的新疆）如果家人都抛弃他，他会崩溃，他会吃不消。。。黄宗英总算没有当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 海归大作家老舍，红卫兵斗他，他还摆弄了牌子，据说瞌到红卫兵发怒了，挨打了，去自杀了。劫夫的所谓的“罪状”--就别说和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较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岗山》谱曲的时候，个个都在喊“永远健康”呀！在林出逃之前，江青还为他拍个人封面相片呢！所以，林彪出逃，被隔离的劫夫还都安然无事。专案组的人谁没唱过他的歌？谁不知道他是艺术家脾性没有政治野心？谁不知道他只是忠心耿耿为党为领袖--为人民？然而，致命的打击来了，连同情他的专案组人员都束手无策：据他太太说，在林彪“失踪”那几天，自以为政治觉悟高的的劫夫，准备写《跟着林主席向前进》-- 他以为老态龙钟的毛主席去世了，那么，林副主席自然将成为党的主席，全国人民必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跟着林主席向前进啦。。。
不过，歌词还没写，歌谱还没有一个音符，他在太太的警告下，撕掉了刚写了歌名的那张纸。。。
想不到，他太太在隔离的“学习班”中，将他的“罪行”供了出来。。。。。
个人作品
其音乐创作主要领域在歌曲方面，作品大都具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主要作品有《歌唱二小放牛郎》、《忘不了》、《哈瓦那的孩子》、《我们走在大路上》、《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等；《我们走在大路上》作于1962年，表现了热情洋溢，豪迈乐观的时代精神，被广泛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