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非平
早年经历
李非平，  李非平（1913—2003）原名赵桂岭，字湘源，1913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南乐县东吉七村；他出身地主家庭，有四个姐妹，是家中的独子。少年时代父亲常教导他做人要有骨气，请教练教他习武，要求他同家里的雇工一起生活、劳动，一同吃饭。李非平的父亲早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同情共产党，曾因帮助共产党人脱险，遭国民党监禁。抗战期间，把家里的枪支赠送八路军第四支队支援抗日。土改后靠行医为生，是南乐县著名的开明绅士。
李非平与堂兄赵一峰情同手足。青少年时期他们同在外地读书，寒暑节假同去同归。他们求知上进，追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在学校两人一同参加驱逐反动教员的运动，罢课示威。
1929年，李非平与堂兄来到天津，堂兄在大学读书，李非平在工厂当学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要为师傅洗衣做饭，生活艰辛。
两年后，堂兄大学毕业有了收入，开始供李非平读书。他先后就读于河北保定第二职业学校和天津河北工学院。
投身革命
1935年，李非平投身“一二·九” 运动，作为天津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组织了12月18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国民党通缉。1936年夏李非平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秘密从事党的外围地下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以武力镇压学生并相继在天津、上海、济南等地发生逮捕爱国学生的事件，他不得不转移到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非平又回到天津，在商学院给中共地下党员赵飞克教授当助教。不久，日寇通缉赵飞克教授，李非平掩护赵飞克等人脱险，并连夜将他们送到塘沽，让他们乘船去上海。同年李非平去了南京，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做收集日军情报的工作。
1938年，经中共长江局安排，他在河南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并带领这支队伍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寻机歼敌，很快打开了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的局面。
1939年，李非平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见到了给林伯渠主任当秘书的堂兄赵一峰，赵一峰带李非平见到了林伯渠同志。这位在李非平心中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身穿一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佩戴八路军臂章，显得格外精明干练。李非平正式换上了八路军军服。他感到办事处的同志们个个朝气蓬勃，工作有条不紊，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条件差，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却很高。办事处的同志说:“你以前在国统区工作，到延安学习以后有可能再派回去，名字一定要改。改成什么呢？就叫李非平吧。” 李非平这个名字就这样叫起来了。
正当李非平准备北上的时候，林伯渠派人把李非平找了去。他拿出一张长长的书单子，说：“你先别忙着走，初来乍到，一些常盯办事处梢的特务还不认识你，你就上街找书店、书摊，给毛主席买书，要穿好军装，注意军容风纪，不要让特务抓住把柄。” 于是他每天跑书摊进书店，历时一个月才把主席要的书基本买齐，根据林伯渠的指示他带着满满的一汽车书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李维汉同志接待了李非平，在谈话中，李维汉希望他到工业局工作，但李非平表示自己还想打仗，于是李维汉就开了封介绍信让他去抗大找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安排李非平进了抗大二大队军事连学习军事。
学校的生活相当艰苦，每天早晨都要全副武装跑三四十里。吃的却是很简单的小米饭，每个月的津贴也只有5毛钱。1940年初李非平毕业了，他被分配到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当作战参谋。就在李非平准备就绪打算出发的时候，校部通知他留下，说聂荣臻司令员要抗大组织特种兵训练班，李非平被安排进了特种兵训练班，做器材股股长兼教员。期间朱德总司令让他把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用机枪打落的一架敌机弄回了司令部，他还研究出115师缴获敌人的机器是报话机。
1940年秋，由于抗大班子变动，李非平和几位同志又被分配到兵器室研究各种类型的步枪。他们把缴获来的汉阳造步枪等统统拆开，各部件分类摆好，几个月后他们根据研究结果写出了一本《步枪学讲义》。
太行山上
1940年9月按照彭德怀副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的指示，军工部开办工业技术学校培养军火生产的专业人才。军工部以抗大特种队和冀中军区调入的部分干部为基础在黎城县下赤峪村成立了“干训队”，有学员约70人，李非平任队长兼工科教员，同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5月，太行工业学校正式成立，李非平被任命为教务主任，还兼做教员。当时，日寇每年都至少进行3次“大扫荡”。1942年初，敌人进行年关“扫荡”，目标是黄崖洞兵工厂。那时工校已安全转移到黎城县白寺琅村。兵工厂的职工把机器埋好也已经转移，但一大批黄色炸药和钢丝等器材仍在黄崖洞里，这些都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来的，是根据地的奇缺物资。彭总指示一定要把这批器材搬出来。军工部决定由工校抽100名政治好、身体壮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同志组成战斗队返回黄崖洞抢运这批物资。时间相当紧迫，由李非平带队走小路翻山越岭午夜到达黄崖洞。大家不顾疲劳，背上贵重物资从黄崖洞南口出来，一座必经的吊桥已被敌人破坏，战斗队只好用裹腿结成长绳将人和物资从十几米高的崖岸上系下来，天亮时他们胜利完成了这次抢运任务。
太行工校自创办到结束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为根据地培养了400多名管理干部和军事工业技术干部，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可以说这是中国兵工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全国解放初期，这些干部奔向全国大中城市，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支骨干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被日军占领的河南省焦作市由我军收复，归属于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八分区管辖。收复不久的焦作很不稳固，相距不远的新乡是国民党军队的据点，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抢夺这个城市，吞食胜利果实。在此情况之下，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焦作工矿企业的一些设备和器材迅速运往形势稳定的山西省长治市，充实太行兵工生产。李非平受命去焦作发动群众迅速组织抢运。从焦作到长治有210公里远，要翻越大小几十个山头，山路崎岖，路远险峻，有的陡坡足有45度，十分难走。更困难的是沿途还有不少低矮的涵洞和破旧的木桥，而涵洞是运输高大设备的障碍，破桥则是重型设备的拦路虎。加上途中还有土匪的骚扰，要想把笨重高大的设备安全运到长治似乎不可能。但李非平认为不管困难有多大，也要完成这个抢运任务。他领着召集来的由技术人员和民工组成的抢运大军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肩扛手推，在漫长的搬运途中风餐露宿。啃干粮，喝冰水，齐心协力、团结一致。采用各种办法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敌人破坏之前把设备安全运到长治。
军工部依靠这些设备新建了一个发电厂，也武装了各个炮弹加工厂。之后李非平又被派到化工厂(生产化锑、雷汞和甘油炸药的兵工七厂)当厂长。而硫磺和火硝都是制造火药、炸药的重要原料，为保证军工生产的供应，军工部又派李非平去华北硝磺总局任副局长，负责组织硫磺和火硝的生产和收购。对于军火工艺，李非平从不懂到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努力钻研、虚心求教的过程，这种学习和钻研的精神为他以后终生从事的钢铁事业打下了基础。
钢铁行业
1948年，  李非平被派往唐山接管唐山钢厂，任唐山市工业接管组副组长，唐钢军代表兼工委书记，从此走进了钢铁工业的大门。曾梦想全国解放后到苏联进行系统学习深造的李非平，命中注定要与钢铁为伍。一个接一个的战役，像一根绳索把他牢牢地系在了钢铁战线上。命令就是战斗的号角，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句怨言，脱下戎装、换上工作服，从唐钢到太钢再到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的前身），从马钢车轮轮箍攻坚到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到武钢“一米七”工程会战再到上海宝钢建设，一个工程接着一个工程，一干就是40年。
1950年4月，他从唐钢调到太钢任公司经理。李非平去的时候太钢只有几个小的高炉、焦炉和平炉，一个小型轧机，还有一座650毫米的开坯机，一个发电厂。李非平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座谈了解情况。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建立起了包括生产管理、行政办事制度和各种报表制度。太钢也确定了自己的“三大工程”，除了炼钢、炼铁、轧钢和炼焦要改造扩建外，还要建设电炉钢厂、锻钢车间，建设以热轧硅钢片为主的薄板厂。
那时，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到车间了解情况，几乎每天晚上12点还在车间里转。5月，开始筹建基建班子。为了加强基建队伍的建设，他请示了重工业部钢铁局，把局里的基建处搬到了太钢，搞了个施工所，他又找人搞了一个设计事务所。从设计到施工一抓到底，其目的是扩大生产，改造老厂，建设新厂。当时职工没有宿舍，所以紧跟着又建了一批房子，解决了大部分职工的住宿问题。于是，改扩建工程项目全面开始。
首先，建设电炉钢厂，设备全部从唐钢搬来。接着是建设薄板、锻钢、机修车间。后来为了提高炼钢能力，新建了一座50吨平炉，还改造了2号高炉，增加了料仓。炼钢一发展起来，焦炭又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新建了二焦炉。为了提高焦炭质量，还新建了洗煤厂，降低了煤的灰分。从组建基建队伍开始，用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三大工程”等十几个大项目和一批改造扩建项目陆续竣工投产。太钢的钢产量由1950年的3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9万吨。现在看来这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抗美援朝开始后，太钢应国家的要求开始生产反坦克的炮弹钢。
太钢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李非平在给陈云同志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1952年夏天，陈云同志给李非平回信说:“国家要建设，建设要干部。干部来源有二，其一是老企业割韭菜，割过一茬再割一茬……干部是在实践中不断培养不断提拔的。”信中还说：“你如果不信的话，你来北京，我亲自和你谈一次。”接到陈云同志的来信，李非平马上到省委去见省委书记。省委马上召集省委常委会议，会上李非平介绍了太钢的情况和陈云同志的来信。省委决定从地县机关抽调两三百名干部充实太钢，李非平把这些干部安排到一线，很快成为了厂里的骨干。
1952年9月，李非平调到北京，任钢铁工业局基建处处长。后来在谈到太钢时他说:“首先，太钢是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是办好企业的根本。当时，在太钢的骨干力量中很多人都是从太行区军工系统调来的，还有来自晋察冀军工系统，他们自然把军工系统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到了太钢。二是骨干队伍的建设很重要。搞基建要能够适应各种变化，再困难的任务、再艰苦的条件、再恶劣的环境，都能够带领队伍打硬仗。三是省市委和厂党委的支持，由于省市委的重视和支持，部里、局里对太钢也非常信任，从无烦琐事来干扰企业，因此太钢的工作也干得很顺畅。”
1954年至1964年李非平在冶金工业部任建筑局局长、基建司司长。期间他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大建设队伍——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职工队伍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组成，包括有经验的领导干部、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和技术熟练的工人，都是李非平亲自点兵点将调过来的。解放前中国钢铁工业底子很薄，关内只有几个小钢铁厂，建筑队伍几乎没有。一冶的技术力量和职工队伍是在李非平的精心组织下从各钢厂抽调干部集中起来又不断发展壮大的，到1957年底职工总人数达到5万余人。
马钢攻坚
1955年10月，  铁道部向国务院提出从速建立国内辗钢整体车轮制造厂，以满足我国铁路急速发展的需要。1958年党中央决定利用我国自制的设备建设车轮轮箍厂。
1961年，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车轮轮箍厂的建设问题，并决定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建设我国第一座车轮轮箍厂。一场抢时间、争速度的工程会战便全面展开了。
1962年，由于苏联撤走了专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使中国车轮轮箍制造工业陷入困境。此时李非平临危受命负责指挥在马钢进行“攻坚战”。
马鞍山车轮轮箍工程建设期间，工程指挥部设在马鞍山市雨山区。这里距离车轮轮箍工地约有两公里路程，道路情况很不好，基本上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能有半尺深的红泥，很不好走，有时踩下去，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拔出脚来。为了早日把工程建成，他几乎每天都到施工现场去，总是手拿一把雨伞，从指挥部一步一步走到工地，同施工人员一起奋战。李非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现场的干部和工人都愿意和他接近，凡能在现场解决的问题他都立即在现场解决。
8000吨的水压机是车轮轮箍工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庞大的设备。水压机的上横梁要从直径450厘米、相距2米的4根立柱顶上装入。横梁的孔与立柱的间隙只有0.2毫米。而横梁的设计重量是75吨，可是实际重量不止75吨，而是87吨，即实际重量比设计重量超出12吨多，从而出现了厂房、吊车和抬梁强度是否够的严重问题。厂房已经建成，吊车在厂房里来来往往地运行，横梁也不可能另做。很明显，这是“生米做成了熟饭”的局面，只能从现实的条件出发，研究如何解决横梁吊装问题。能不能仍按原设计，用一台50吨的和一台25吨的吊车配套吊装这87吨的横梁？面对这个大难题，李非平组织大家反复研究讨论。同时组织力量对吊车抬梁进行反复验算，验算的结果证明，50吨的吊车可以超装到58吨，25吨的吊车可以超装到31吨，都在保险系数范围内。这个结果大快人心，李非平指挥用吊装实际重量进行检验，吊车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他又组织大家研究还可能发生什么意外。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如果两台吊车在进行操作时，升降不一致、不同步，导致一台吊车负荷加大，会不会造成负重吊车断裂而使整个工程失败的严重后果。他十分重视这个意见，选择最有经验的吊车司机，进行长时间的反复操作练习，直到两名司机能够在看不到指挥者的情况下，单凭哨声来操作。最后甚至在横梁上放置一碗水，再反复运行直到水流不出来为止。在进行这些操练时，李非平都在现场观察指导，直到所有问题彻底解决，他才放心，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是他搞基本建设工作一直坚持倡导的工作作风。
在马钢他率领技术人员和全体工人自己设计、制造设备，自己施工，经过三年奋战终于使轮箍厂在1964年成功投产。从此马钢生产的车轮奔驰在祖国万里铁路线上，结束了近百年来我国一直依靠进口“洋轮洋箍”的历史。现在的马钢被称为“江南一枝花”，是全国唯一提供车轮轮箍的厂家，并成为亚洲最大的轮箍厂，成为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攀钢岁月
早在  1958年中央就有建设攀枝花的设想。但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攀枝花建设被推迟。自然灾害过后，1965年3月4日，毛主席批准了加快攀枝花建设计划，并多次讲到，“攀枝花钢厂还要搞，不搞我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
四川大山深处的攀枝花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钒钛磁铁矿储量达100亿吨，五氧化二钒占全国储量的80%以上，二氧化钛占全国储量的90%以上。矿石中还共生有镍、钴、铬等多种有用元素，攀西地区还有铁矿石储量亿万吨，煤的储量为127亿吨。冶金用的各种辅助材料，如石灰石、白云石、硬质黏土的储量也较丰富。此外还有30多处中小矿山，如铜、铅、锌、锡、锰、金等。水利资源巨大，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的水力发电资源丰富，仅二滩一处即可装机300万千瓦。森林资源也较丰富。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周总理亲自组织开发工作，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也都在筹建初期来攀枝花视察、指导。在攀枝花建设基地的决策和建设中，倾注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量心血。
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厂址，但在攀枝花地区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这就成为一个大难题。我国的技术人员是有创造性的，他们在金沙江边上一个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测量右比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狭窄的山坡上，这在世界钢铁建设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李非平1964年年底到达攀枝花。此前他刚刚完成了马鞍山车轮轮箍厂工程，刚回北京就接到电话让他去重庆，并说：“有四位副总理要见你。”到重庆时，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4位副总理和9个部的部长已经在那里为攀钢选址。于是，李非平协助徐驰副部长进行三线搬迁和新建工作。为此李非平把四川、贵州两个省都跑了个遍。
1965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任命徐驰为中共攀枝花市市委第一书记，任命李非平为市委常务副书记。由于徐驰一时走不开，后由李非平任工程总指挥。不久，他就带着负责计划、设计及设备等方面的同志开进了攀枝花。
他们一行从重庆坐飞机到昆明，云南省委派车送他们一行从昆明到达攀枝花。到攀枝花以后，由于没有住处，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叫仁和镇的地方。
冶金部等10个部和川滇两省调集了5万多名建设者和铁道兵部队，日夜兼程怀着为国效力的万丈豪情，扛着红旗唱着歌像当年子弟兵奔赴战场一样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汇集到攀枝花，在崇山峻岭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这是当年建设者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小路巴掌宽，机器要上山，咋办？一声喊：抬上肩。”这是对当年建设者们工作状况的绝妙描绘。“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家，一心想着攀枝花，不出铁水不回家。”这是当年建设者们发自肺腑的誓言。
指挥部成立之后，最急迫的就是房子问题。来到攀枝花的人越来越多，所有的单位都在搭帐篷，修建“干打垒”。房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接下来的问题却一个接着一个，没有生活用水、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电话这个问题来之前他们是想到了，经中央机要局批准，他们带了一部电台和译电员。没有电，他们就用人工摇马达与中央通信息。生活用水就只有用水桶和脸盆在金沙江取水了。
攀枝花是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走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因此在哪里建厂，怎么摆怎么放有好多问题要解决。建设这么大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要选厂址就要先进行地形勘探。那时候的攀枝花还是杂草丛生，除了羊肠小道就无路可走了。50多岁的李非平背着干粮，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每天钻深沟、爬高山，深入实地勘察地形，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金沙江水，迈开双脚走遍了攀枝花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为洗煤厂、发电厂、水泥厂、选矿厂、钢铁厂的厂址选定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就与各部的同志一起讨论，一个一个地定。水泥厂是建设部给的设备经费，由指挥部负责建设；电站是从上海来的同志承建的；煤炭就去有煤矿的宝鼎山、摩梭河；水泥厂在史家坪，其实那里地也不平，还得做大量土方工程；河门口那里地势平缓一些，可以建电站和洗煤厂。交通和铁路的问题比较麻烦，即便是上面初步选的厂址，也不能光在图上看，都得把他们请到现场，共同商量解决矛盾。根据地形安排厂址和交通运输线路。冶金厂厂址在弄弄坪。钢铁厂的厂址选择比较复杂。重庆设计院负责总图，他们经过了近百遍的论证，也很难布置。在那么小的一块地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难度是相当大的。厂址高低差108米，需要3个大台阶和若干个小台阶。指挥部听过他们多次汇报，经过设计院同指挥部管规划设计的专家多次讨论才确定下来。铁路交叉关系则是在现场解决的。二十五团负责修铁路，从金沙江车站经过三堆子一直往金沙江上游修了30多公里铁路，一直修到格里坪……厂址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等徐驰副部长回来后才最后确定下来。这次勘察为后来在2.5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建大型钢铁厂的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攀钢工业区是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工业区内的各项建设工程，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商业、粮食、银行、文教、卫生、公安、消防以及其他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建设都由建设指挥部统一负责。
指挥部搬到渡口大桥附近，在那里用“干打垒”的办法盖了几间房子。因为经常开会，便搞了一个“会议室”，没有窗口，屋里只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条件虽然非常简陋，但几乎攀枝花所有的企业建设方案都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决定的。施工队伍进攀后面临的是极其严峻的自然环境，头顶青天，脚踏荒山，喝的是江水，啃的是咸菜，睡的是帐篷。一年两个季，旱季长达6个月之久，白天顶烈日，热流滚滚，人们在蒸笼里劳动，晚上还要忍受成群蚊虫的进攻。而雨季又大雨瓢泼，山洪咆哮，随时都有塌坡的危险，然而这些困难都没有吓倒战斗在这里的建设大军，只有参加过攀枝花建设的人们才会真正领会“战天斗地”的全部意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想进攀枝花，都因周总理亲自阻止而没有闯进去，但攀枝花内部仍发生了派别斗争。那个年代，谁带头谁干得多，谁就挨整。李非平坚守在攀枝花一线，在浩劫中备受煎熬。白天忙碌在建筑工地上，晚上一点以后，红卫兵要开“常委会”。李非平还要承受造反派的批斗，强令交代所谓“二月兵变”的问题。红卫兵还无中生有地给他罗织了14条罪状，说他破坏攀枝花三线建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那时李非平由于劳累过度，顾不上休息，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李非平躺在床上，会就只好在他的屋里开。大夫提出意见，认为李非平这样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问题，建议送李非平住院治疗。住院的第二天早上，李非平上厕所时晕倒了，幸亏遇到一位工人，把他背回了病房。
由于工作的压力、造反派的迫害，使李非平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多次晕倒。一天晚上，批斗会直开到深夜，他终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昏倒在批斗台上。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李非平的夫人苏敏同志接他回京治疗，他才躲过了这一劫。
1967年3月李非平离开攀枝花建设工地。
1968年李非平再次遭到批斗，这期间他被关了两年，下放劳动了三年。
李非平第二次到攀钢是1972年底。这个时候的攀钢已建成了2座1000立方米的高炉，并在1970年7月1日出了第一炉铁。炼钢厂安装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转炉——120吨氧气顶吹转炉3座，在1971年10月1日出了钢。1150毫米的初轧机也已投产，其他辅助厂矿都基本建成，但生产一直不正常，到1972年底，只生产了4万吨钢，仅为计划产量的10%。厂建好了却不能正常生产，攀钢的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冶金部的高度重视，于是派出以高扬文为组长、李非平为副组长的工作组到攀钢攻关。
工作组一到攀钢立即深入矿山、工厂、车间，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李非平、高扬文、周传典根据所得资料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认为这些生产上的难关并不是致命的，只要认真对待是可以解决的。并确定了10个关键攻关项目。这一决定一扫攀钢只能建成一个大试验工厂的消极观点，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信心，为后来攻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打下了基础。为解决攻关中的技术难题，工作组又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同攀钢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分别组成了10个攻关小组和5个专业小组，经过详细的现场调查和充分的研究、协商，制定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并提出了时间要求，落实到各有关单位。
工作组首先选择的是混铁炉装铁水这一关。那个时候的炼钢厂铸锭车间摆了几十个约100吨重的大铁砣子，像一个个菩萨塑像排列在那里。这些铁砣砣是因为不能正常生产而凝固在铁水包里的。炼铁和炼钢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生产等量的铁水、钢水，因此炼钢厂必须有储备铁水的混铁炉，以保证转炉能够连续生产。在一般钢厂里，混铁炉通上煤气，保持铁水的流动性，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在攀钢，谁也不敢往混铁炉里装铁水，让建成的1300吨混铁炉一直闲置着。造成转炉不能连续炼钢，致使车间里摆上了几十尊“铁菩萨”。为什么不敢装铁水？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含钒钛的铁水很容易凝固，加之在首钢试验时也出现过铁水“冻结”在混铁炉的情况，为此冶金部军代表下令停止试验；二是大家都怕试验失败，谁也承担不起政治责任，因为那时什么事都同政治挂钩。根据这些情况，工作组认为消除恐惧心理是攻关的第一步。工作组反复给大家做工作，消除疑虑。李非平对负责炼钢厂生产的厂长说：“大胆试验，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他的这种勇于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大家，使大家放下了包袱，积极投入攻关的技术准备。
装铁水那天李非平亲临现场指挥，经过3天的试验，铁水没有“冻结”。李非平对大家说，现在混铁炉能装铁水了，但温度太高对炉衬镁砖侵蚀太大，还要降温继续试验，先降50。C看看。几天试验，他一直在现场指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最后终于找到了混铁炉装铁水的临界温度! 
混铁炉攻关首战告捷，李非平又亲自组织对转炉风机的攻关。那时，炼钢厂3座转炉都已建成，但都因风机不能正常抽风、送氧，只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攀钢炼钢厂3台风机是国内自己生产的，是以国内一大型发电厂的风机为样板制造的，因此，把它安装在炼钢这样的高温环境里本身就有些不合适。由于风机传动装置——液力耦合器设计不合理，安装质量差，轴承经常被烧坏。按设计轴承可运转8000小时，当时实际只有60多小时，严重时只有几十分钟。每次事故处理却需要20小时左右。而且更换轴承的数量十分惊人。一段时间甚至用光了市内的同类轴承。攻关组通过改造液力耦合器扩大油冷却面积和取消耦合器两端轴承，改为全滑推动瓦，使风机可以长时间安全运转了。
在风机攻关中，李非平还提出将3个风机串联起来的点子，为解决因风机故障而迫使转炉停炼的问题起了绝妙的作用。原设计3台风机和转炉一对一，如果1号转炉炼钢，1号风机出了故障，2号、3号风机是好的，也爱莫能助，只好停炼。李非平建议用横管道竖直安装的方法把单对单变成三对三的组合，一台风机坏了，另外两台可随时备用，这样一不会停炉，二方便检修。攻关组采纳了他的意见，将风机管道连接起来，串联使用，实现了转炉三吹三的攻关目标。 
从1972年12月到1973年8月，李非平一直坚持在攀钢攻关第一线，从烧结厂到炼钢厂，从高炉到矿山，处处都留下了他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的足迹，他求实求真的精神，敢于负责的领导者的胆魄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深深地留在了攀钢人的心里。
1973年以后，李非平再也没有长时间在攀钢工作过，但攀钢的发展一直牵动着他的心。80年代，李非平已经担任冶金部副部长，他坚决支持攀钢上二期工程，亲自参加设计审查。二期上马后又多次到攀钢调研，经常对攀钢的领导讲：“干就干到底，不搞二期是没有出路的。要干就干出样来，不能小打小闹，要充分结合国际冶金行业的情况，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0多年的发展，攀钢拥有了先进的设备、技术，拥有了一条完整的钢铁综合生产线，彻底甩掉了“钢坯公司”的帽子。现在，攀钢生产的重轨和热、冷板材远销世界各地，同时钒生产技术在世界遥遥领先。
1974年，李非平在攀钢的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攻关任务尚未结束就又被调去担任武钢“一米七”建设的总指挥，筹备班子、设计、施工，直到1978年顺利投产。
转战武钢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一米七”轧机的引进，使武钢成为新中国打开“国门”后，最早成套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国家大型企业，是武钢乃至冶金工业建设史上的创举。它为武钢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所谓“一米七”工程，是指轧钢机的轧辊有效长度为1700毫米，产品板材的最大宽度为1550毫米。“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包括：主体工程（连铸造车间、热轧带钢厂、冷轧薄板材、冷轧硅钢片厂），配套工程（第二炼钢厂、硅钢前工序改造工程等），公共辅助设施工程（机修、检验、运输、仓库、电讯、供排水、燃气、热力、计控以及生活福利和市政设施配套等）。
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技术高、规模大的建设工程，根据国务院文件决定的“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各方面力量，组织大会战，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这一建设任务”的精神，冶金部把武钢的施工、设计人员都召集到北京，谷牧同志提出让李非平去具体负责“一米七”工程。
1974年7月，在湖北省和冶金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北省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指挥部”，统一指挥工地上的10万建设大军，李非平任副指挥长，由于所有的技术骨干队伍都是来自冶金工业系统，实际的日常工作便自然地落在了李非平肩上。李非平根据工程建设的特点，实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在这个战役中，组织以“三通一平”为主要内容的“歼灭战”。第二个战役是土建安装；第三个战役是设备安装和试车生产。
时值“四人帮”横行之时，各种干扰破坏不断出现。有人指责指挥部不抓革命，甚至把大字报贴到了指挥部，还有人不止一次地在湖北省委扩大会上点名批判李非平。当时冶金部机关也有一股极“左”思潮，认为“一米七”工程是崇洋媚外的产物，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武钢造反派基本稳定，但施工单位还在造反。当时湖北全省的造反派就在李非平所住的招待所里开会，要揪斗李非平。有人劝李非平不要在招待所办公，建议他到前线指挥所去办公，被李非平拒绝。李非平当时头顶着“辛辛苦苦走资派”的帽子，汗水洒在“一米七”工地，上班抓生产，下班挨批斗，晚上还要视察工程进度，专心致志地在10万会战大军中支持先进，鼓励先进，树标兵评模范，把工地搞得热火朝天。
李非平一贯重视工程质量，遵循“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的原则。设计院经过计算，认为电力供应远远不能满足新建“一米七”轧机的需求，新轧机的用电量，是当时现有功率的20倍。李非平一听，觉得问题大了。武钢当时的电站只有26万千瓦，指挥部决定将武钢电站加大到49万千瓦，此外，还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个电站。而且还必须和河南电网联网才能保证三套轧机的用电量。 
为此他奔走于湖北、河南和北京之间，以求得电网内电压和频率的稳定。他强调水、电、风、气、油等能源介质工程的质量要提前于主体工程达到质量标准。在武汉气温突然升高，地面和地下室的温度相差悬殊而出现结露现象时，李非平调了一大批通风机，来改善地下室和密闭室内的环境，并由技术部门逐一检测温度、湿度和空气清洁度，直到达标为止。为了避免屋面和地下室漏水，他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大检查，并采用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不仅在工程例会上通报结果，而且把质量问题消灭在投产之前。
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投资，提倡“重点工程重点节约”，并反复宣传攀枝花建设的艰苦奋斗精神，亲自组织实施“概算包干、结余分成”的办法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同时还鼓励群众合理化建议，单就采用给排水改造的建议就为国家节约了数百万元的投资。
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把干部一个一个地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放手让他们独当一面。和当时的“臭老九”们交朋友。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苦干实干的年轻人放在领导岗位上继续培养，以弥补“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
在“一米七”工程指挥部工作的五年里，李非平一直栖身于武钢一冶二招的一间普通客房里。在这里他用很大的耐心去说服各方，对材料和施工机械的缺口，运输力量的调配，和中央各部及地方之间进行协调；他需要和北京及各省市各级部门联系，需要和日、德方的代表商谈，需要与各设计单位冶建公司安排工作和解决难题……而他用得最多的时间是深入工地向载重车驾驶员与各专业工人了解实际情况解决问题。要求和他会面的人只要晚间去他那办公室兼住所的房间他都来者不拒。不管什么问题都能及时得以解决。他经常是送走最后一个来访者之后，又去工地了解第一手情况。深夜一两点钟才休息。第一年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水、电、炼钢、设备保管、现场搬迁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和工人一起干。特别是夏天，李非平常常冒着40度的高温，天天光着膀子，戴个大草帽，身上搭着擦汗的毛巾，一拧都能拧出水来……年近花甲的老人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影响了工地上的一代干部。在人们心中他不是严厉的总指挥，而是一位忠厚的长者。
1977年6月李非平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政委。1980年7月任冶金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1981年3月兼任上海宝钢工程总指挥。
建设宝钢
宝钢是新中国最大的钢铁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技术之新，中外少见。
1977年，李非平以冶金部副部长的身份参加了宝钢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那时李非平已是65岁高龄。　
1978年4月23日，部里让李非平参加有56个专家参加的宝钢厂区地质和地基处理审查会。5月1日，以李非平为团长的宝钢工程考察团赴日考察，重点了解地基工程、吊装和混凝土工程施工，学习日本的先进施工方法，决心改变我国施工技术的落后局面。
到了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上，李非平提出：先考察新日铁的三个工厂，然后再谈设计。对此日方不太愿意，李非平说，如果不让参观考察，我们就不便审议设计了，日方没有办法也只有同意了。先让中方考察团到君津钢铁厂，然后又看了大分和八番两个厂。李非平也和年轻人一样，一边参观学习，一边了解情况，还一边提问题。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环保系统。日本人为宝钢设计的焦化酚氰污水处理系统只有二级处理没有活性炭吸附，当中方提出改为三级处理时，日方竟提出了“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不能与日本攀比”这样有损中国人民自尊心的理由，还故意使谈判陷于僵局。李非平在新日铁总部慷慨陈词决不退让，“中国人出钱建设现代化的宝钢当然包括现代化的环保系统！”在其强硬的态度面前，日本人让步了。
考察发现日本的混凝土工程施工从搅拌、运输、泵送以及钢模板和支护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宝钢工程浇灌混凝土为300多万立方米，当时就决定把日本这套技术引进来。李非平回国后，召开多次专家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搅拌站、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混凝土泵车，这些机械设备国内不能生产，乃决定进口，但钢模板及支护系统和混凝土添加剂则自行研制。并决定在冶金部建筑研究院组建钢模板及混凝土添加剂两个攻关小组。
由于钢模板和混凝土添加剂的研究成功，我国实现了先进的泵送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建设部对这一方法非常重视，曾多次下文推广新型钢模板，国家拨出专用钢材生产新型钢模板。冶金部在1978年还举办过展览。这一技术的推广，彻底改变了我国混凝土施工的落后面貌。李非平说:“宝钢和其他钢铁企业搞技术改造不一样，起点高，建设难，更要精心施工。”宝钢工程要吊装厂房钢结构26.6万吨，设备63万吨，每件吨位都比较重，吊装高度有的高达100米。在使用大型起重机械时李非平提出了“高效、站稳”的要求，一是不能大马拉小车，要严禁出现任何安全事故，二是宝钢地区土质松软，大型吊车易陷入泥里更容易翻车，根据他在地上铺钢板的思路，研制了路基箱，保证了吊车的平稳，大大提高了土石方施工的效率和水平。另外，他非常重视施工机械的管理，组织了十几个专业组对进口施工机械开箱检查并进行性能试验，在使用过程中组织各专业人员进行复查。
中央领导对宝钢的建设也非常重视，陈云同志1979年6月在中财委全体会议上提出：“对宝钢建设、生产，要有特别严格的要求，甚至要苛求……”1981年，余秋里找李非平谈话，让他去宝钢担任总指挥。
到了宝钢之后，李非平就开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又专门去市委作了汇报，汪道涵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李非平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主要是介绍宝钢的问题，以便于李非平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1982年11月，由李非平带队赴联邦德国审查冷轧设计，在德期间一直住在西马克公司里。此前，西马克公司非叫考察团住在大城市里，李非平对德方人员说，你们的公司不是在这里吗？审查设计也就应该在这里。就住在西马克公司的公寓里。回国后，他组织国内设计队伍并担任部分设计工作，调集全国十几个冶金建设公司组织宝钢建设队伍，使之迅速达到6万余人，成为工程的主力军。在工程任务紧、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基建生产一把抓。高炉、转炉、焦炉、烧结等都在紧张地抢建。生产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宝钢一期工程建设中遇到一些难题，也是现场技术人员争论最多的问题，国内外钢铁界十分关注：一是如何解决数千万吨原料及成品吞吐的港口建设(港口水浅，进不了大船);二是厂址要建在泥沙滩上，基础会不会出问题；三是宝钢如何解决水源问题。李非平为这三件事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又是下现场又是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考虑了首先满足宝钢初期生产规模的要求又考虑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最先确定宝钢主辅原料码头和成品码头的建设方案。对解决软土基础问题，李非平很有信心，针对“宝钢建成之时就是滑到长江之日”的说法以科学的态度组织冶金建研院等方面的专家，认真吸取国外填海建厂的经验，经过反复试验，通过采用挤密沙桩、旋喷桩和钢管桩联合应用的地基处理技术，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既保证了工程质量又节约了建设成本。
此外还有许多辅助工程，比如工程的回填土，当时用的是海沙或黄沙，从资源、运输及价格方面都花费了不少资金。李非平想粉煤灰是否可以利用。他于是去问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告诉他说不行。李非平说，不行，咱们就试验试验好不好。建设研究总院有辆试验车，回填以后用测试车一测，强度完全合格。回填土由海沙改为粉煤灰，节省了一大笔资金。还有修路，要么是水泥路要么是柏油路。有技术人员也提出用粉煤灰修路。他们说国外飞机厂的跑道就是用粉煤灰做的。李非平没有见过，他就把这个建议提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有很多人反对，李非平说咱们这方面没有经验，但咱们可以找个地方做试验。于是在上海市一个没有建成的水泥厂的空地上，用粉煤灰做了一段公路，用宝钢的载重车跑上去实验，效果非常好。后来大家也都取得了共识。宝钢的厂区公路和几条主干道，就用石子、石灰、粉煤灰和匀压实，压实之后再铺一层沥青压平，用到现在依然很好。
由于宝钢是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的工程，国内各界都非常关注。宝钢续建，各项工程迅速开展，但供水工程却远远地落在后头。钢铁工业是用水最多的工业部门，钢铁厂离不开水。按原设计宝钢一期工程的水源定在72.5公里以外的淀山湖，1980年底输水管道已经开始施工。1981年初，宝钢建设调整时期引水工程方案的各种新建议又陆续提出来，共提出三种类型、12个设计方案。而宝钢紧靠长江，为何舍近求远？就近取水是常识，可只要了解宝钢用水的十二项标准，就不难明白这件事非外行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方案既耗资巨大，又存在着与上海市争水的问题。12个设计方案之一就是长江取水。李非平的意见也是倾向于用长江水。为了不与上海市民争水吃，李非平亲赴淀山湖调研，多次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同时与上海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洽谈……最后确定改由长江取水的方案。特别是让出淀山湖给上海市民当饮用水，是最大的优点。从长远看，长江引水更富有生命力。1983年2月2日，国家经委批准宝钢长江引水工程的初步设计，并于2月23日开工。长期争论的水源问题画上了句号。李非平对施工建设者说，水库要建得大一点，将来宝钢还要上二期工程，要为将来的二期工程用水考虑。宝山湖水库在1985年7月13日正式建成，水质完全合格。
宝钢一期工程在不到7年的施工中，做到了主体工程与辅助工程同步建成，工程质量优良率达到96.4%，这在冶金建设史上是空前的。1986年国家经委决定授予宝钢一期工程“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李非平在后来回忆宝钢工作时深有体会地说，宝钢工程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关键是贯彻陈云同志“要苛求”的指示，从而严格要求的结果。对检查中或平时发现的问题都一丝不苟地处理。比如无缝钢管厂的金属结构原是三支队负责施工，后来移交给二十冶结构安装公司。三支队撤销编制前，人心浮动，结构安装质量较差。当时，柱子、屋梁、吊车梁都已安装固定就位，处理难度大。但是，指挥部态度坚决，坚持要求返工。二十冶也以大局为重，不推委、不扯皮，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标准，一根根柱子、一榀榀屋梁、一根根吊车架进行校正处理。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劳动，终于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1984年，奋战在宝钢建设一线的十九冶(即现在的宝冶)要求李非平给他们题词，为这事李非平想了好几天，始终没有动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只知道干活儿的人，不愿题词，但对这支队伍李非平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为了我国的钢铁工业，从建设攀钢到建设武钢“一米七”工程又到宝钢建设的会战，毕竟跟随他南征北战几十年了。“文化大革命”时李非平身患严重的心脏病仍在攀钢建设第一线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还要被造反派揪斗，为保护他，十九冶的同志把他藏到公司医院的妇产科里，在那里指挥一线的建设。最后李非平动笔写下了“长江两岸度春秋”七个字。这七个字形象地表达了我国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钢铁战线开展的三大战役：攀钢建设是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武钢“一米七”工程是在长江中游的红钢城武昌，宝钢建设是在长江的入海处浦东，三大工程沿江而立。长江之水记录了三大战役的历史。十九冶这支队伍正是跟随李非平从攀钢战斗到武钢，又从武钢转战到宝钢，没有离开过长江。
“长江两岸度春秋”既反映了十九冶闪光的战斗历程，也是李非平投身我国钢铁事业近40年的光辉写照!
晚年岁月
1986年离休后，李非平还念念不忘自己一生从事的事业，每天照常“上班”，在老干部局为他安排的办公室里看文件。在与另一位老同志了解到钢铁厂煤气中的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有着很广阔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后，李非平指出，这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资源，也是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应该考虑和解决的一个新课题。他们从二氧化碳的开发利用抓起，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撰文进行宣传，还向国务院领导进言献策，为这些气体资源能够得到推广和应用再三呼吁。目前，一些企业已经成功地从焦炉煤气中生产出了甲醇，使废气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直到90岁高龄时李非平还时时关心着钢铁工业发展中新的增长点，他曾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党的事业，没有退休。我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人活着总得干点事，不能等死。
在李非平的人生字典里没有“休闲”二字，在他去世后，他的子女们在整理他的照片时发现，无论是在国内出差还是出国访问，他的身影很少出现在山水间，绝大部分是戴着安全帽在工地、在矿山、在工厂或是在会议上。他常说“多干点儿不吃亏”，这句话也成了他们全家的座右铭。
李非平不顾身体和年龄的因素，多次回到当年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经常不听劝阻，爬上几十米的高炉，家里听到这样的消息都非常担心，尤其是在80岁以后，他的老伴和亲朋好友都多次劝他“不要再下厂了，还是在家比较安全”，他总是一笑了之。
1995年夏天，顶着炎炎烈日，李非平带着西南化工研究院的科技人员来到攀枝花钢铁公司，进行变压吸附技术成果的专题交流，希望攀钢的领导能站在节能降耗的战略高度应用这一高新技术。
1997年，李非平又一次去攀枝花考察，故地重游让他思绪万千，他去烈士墓缅怀为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在这里还有当年他和老伴苏敏一起植下的松柏树，它们已长大成材，枝叶青翠，昂首挺立在墓碑旁边，像战士一样护卫着长眠的英雄。
当年荒山野岭的“弄弄坪”，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钢铁之都。离休后他不止一次踏上攀枝花这块热土，每次都是满怀激情而来，恋恋不舍而去，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还常常念叨着要去攀枝花，但最终没有成行。
2003年9月6日，91岁的李非平带着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眷眷深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1岁。[1]
人物评价
李非平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加入到钢铁工业的建设中，特别是在中国冶金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武钢“一米七”工程、上海宝钢工程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战略布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作为钢铁行业的领导者，他又是那样的平易和谦逊，他说，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没有哪一项不是调集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基本建设的组织者、领导者只有顺乎历史发展要求，在工作中讲究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多快好省地把工程建设起来。离开群众，就会一事无成。
三大工程，三大战役，三次担当总指挥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尤其他年事已高时还担任“一米七”和宝钢这两个现代化重点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承担这样的重任，在新中国钢铁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也因此而被尊称为“中国钢铁工业基本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李非平以自己的睿智、坚持不懈、勇于创新、善于学习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工作态度，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开朗宽容的人生观写就了自己的钢铁人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