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芸生
王芸生语录
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王芸生
个人简介
  王芸生全家福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1928年，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从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人物生平
  王芸生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之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王芸生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1931年至1932年，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华东解放区，旋抵北京。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1949年9月，王芸生到北平与胡乔木等14位新闻人士组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9年10月1日，王芸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著有《芸生文存》等。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9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于6月19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王芸生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叶剑英、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同志分别送花圈或参加追悼大会。王芸生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作为一位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与受人尊敬的日本问题研究家，他的逝世引起人们的悲痛。
王芸生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年。他的一生是在绵延半个世纪的政治浪涛中游泳。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五四运动给他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其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他亲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王芸生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他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 “文人议政”的传统。作为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作为一个正直的、执着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是不可分的。
新闻思想
简述1929年受张季鸾之邀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与《大公报》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王芸生从28岁到65岁在《大公报》连续工作37年之久，奉献了他全部的心血与智慧，他被毛泽东戏称为“大公王”。王芸生是名副其实的报人，解放前，在他主持《大公报》的20年里，《大公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本文重在考察王芸生解放前的一些重要新闻思想，以便我们更客观地了解王芸生其人以及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新闻专业主义  由美国新闻界发展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突出特点是“公共服务”——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目标是服务于民众，而非某一利益团体，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按照这种理论，报业应是一种自治体系，必须采取独立和批判的态度。新闻记者应站在中立立场，客观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信任。可以说，《大公报》办报理念中，包含了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因素，它以“社会公器”为定位的独立报纸加以实践，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1929年，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以后，他深受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1]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他的笔已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在报纸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上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同时，王芸生也非常注重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性原则以及报刊的舆论功能。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抗战期间，依照此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在重庆、桂林和香港三地同时发行，后来又在上海、天津、重庆和香港四地同时出版，总销售量达20万份，为当时各报之冠。
“文人论政”的思想“文人论政”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新记”《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我国的“文人论政”推向成熟阶段。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王芸生就以“敢言”著称，他的文章更多带有文人论政的性质，他的言论立足点就是黎民百姓和国家的利益。
  王芸生和冯玉文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党统治下河南灾民的悲惨生活。1945年社评《莫尽失人心》，对国民党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愤怒的抨击：“可怜收复区同胞……睡了几夜好觉，发觉他们都已破家荡产。”“这二十几天的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接下来精彩的为民请命的文章还有1947年1月1日社评《新年三愿》，提出三点希望，其中第三点就是：民生太苦了，必须有安定之。同年5月13日社评《须要替老百姓找出路》认为：到了今天，非迅速替老百姓找生路，否则一旦民心瓦解，必然会国家土崩，敌我冤亲。这样的呼吁接二连三，诸如《建设与破坏》、《通货膨胀下的农民》都是为民呼吁，充满时代责任的文章。它们曾给王芸生以及《大公报》带来很多麻烦，但也为他们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王芸生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王芸生以及许多著名报人提倡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对20世纪近代报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当我们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思索以“文人论政”为代表的民营报人的办报理念时，会发现当今许多办报理念，如“媒体就是服务”、报业集团化、独立报道、客观报道，都是在前人基础上演进和发展的。
职业报人的理念传统上，新闻从业者并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因为最初的新闻从业者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地位不高。到了20世纪，一批民营报人开创了新的局面，在社会信息传播和舆论的引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思索新闻记者这一行业的职业信念和要求。王芸生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这时候他已担任《大公报》主编，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他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这幽默风趣、掷地有声的话，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芸生还曾说过：“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来看，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是要干的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此外，王芸生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王芸生对新闻记者的这些要求都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在他看来，报人应已形成一种行业，对记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的认识。他要求记者无论是报道新闻，还是发表言论，都不应受到权势和任何外界的影响，王芸生对此的概括是，“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的这些思想，对当今报人来说仍是可遵循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追求。
往事略集
挑灯夜读的小店员王芸生原名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1928年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于是保留了这个名字。他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人家，13岁时由佟家楼的老邻居介绍到一家茶叶店当学徒。白天干活，晚上读一些杂七杂八的旧东西及中国古典小说。利用每星期回家一趟的机会，他为佟家楼老邻居说书，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说得绘声绘色，连诗词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听者一片唏嘘。
一天，有个穷卖报的想用一份《天津白话午报》换一包茶叶末，掌柜的答应了。于是他每天都能看到这张白话报。茶叶店陈掌柜和管账先生都很信任他，把每天赚的钱点清包好，叫他送到银号。送钱的路上有个报栏，贴的是天津《益世报》。他最爱看副刊的小文章，看到喜爱之处，就从怀里掏出一把修脚刀，把文章挖下来，日积月累收集了不少。时间一久，他发现这些文章有规律可循，感到自己也能写，于是萌生了给《益世报》投稿的念头。当时正值徐世昌当总统，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报纸副刊上几乎天天都有讽刺他们两个为什么还不下台的文章。王芸生深受触动，写了平生第一篇稿子寄给《益世报》副刊，题目是《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文章借旧去新来，讽劝徐世昌、段祺瑞不要恋栈，该下台了。三天后，此文居然在副刊“益智粽”上登了出来。
那时他已经在茶叶店苦熬了三个年头，出徒后每月可得三元钱的薪金。但充满幻想与激情的他，又重新燃起了上南开中学的愿望。他辞去了茶叶店的工作，投靠到已出嫁的大姐家。大姐每月花50个铜子给他订了一份《益世报》，一连几月，他足不出户守着报纸，每天写一篇甚至几篇稿子，天天都在投稿，竟没有一篇投中。大姐只得又托人介绍他到一家小布店里继续当学徒。苦难的学徒生活又开始了。夜晚，等到掌柜、老板娘都睡熟了，他才悄悄地在炕桌上摆一只空肥皂箱子，点燃积攒起来的蜡烛头，浏览到手的书籍。他常说：“这微弱的烛光是我在漫长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它给了我知识、希望和光明。”但此事还是被老板娘知道了，饭碗丢了。后来他被大哥推荐到天津禅臣洋行当徒工。这里有间阅报室，摆放着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报纸，他每天下班带着几块干粮走进阅报室，直至管事的来关门才出来。
王芸生从报刊上既读到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还参加过群众游行。也是在这个洋行里，他接触到了外文。当他下定决心要学英文时，正巧上海《申报》登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招生的广告，包括讲义费、学费、报告费等在内，约计要用40元钱。没办法，他只好给洋行副总经理张懋然写了一封求助信。想不到第二天上班时，张副经理就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0元钱。他开始念函授英文，凭着刻苦劲儿，不长时间他就能阅读一些英文书报。另一个难题又来了――如何发音？他参加天津新青年会英文补习夜校，之后又报名参加英文打字班。不久，他就把洋行里的英文文牍事务接了下来，成为正式职工，每个月有三十元的薪水了。[2]
与张季鸾笔战之后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波及天津。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王芸生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还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后来周刊又改为日报，取名《民力报》，他仍任主编。1926年，王芸生从天津来到上海，与秦邦宪（博古）合编《亦是》、《短棒》等周刊。1927年春节前因老母病重，他回到天津，为《华北新闻》写社论。
1927年3月，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中声援第六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则发表文章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第二天，即4月2日，《华北新闻》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论进行反驳。文章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没有回应，但向人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谁。得知后，就传话王芸生，希望会晤。此次见面，也就是两位终生师友的初晤。
1928年5月，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但因与老板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他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写了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
  王芸生进《大公报》后，王芸生先任地方新闻编辑，次年编辑《国闻周报》，以“草人”为笔名编写国内外大事记。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三天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的档案。在多数未经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搜寻，精选细择，有时竟通宵不眠。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从1932年1月11日起，王芸生在《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两年半，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王芸生在写作过程中，还曾走访史学界和外交界前辈如袁同礼、王希隐、胡馨吾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成书出版。
《大公报》从汉口迁到重庆后，张季鸾的肺病日益严重，编务逐渐交给王芸生处理。张季鸾常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甫到重庆，王芸生收到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来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军委会还送来相当数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书和薪水一起退了回去，张季鸾闻之，赞扬王芸生是执行《大公报》“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模范。实际上，张王二人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看法都一致的。例如1940年夏，四川粮价连续暴涨，老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于该年6月29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主张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然而张季鸾读完这篇社评后说：“芸生，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两人表现出了不同的个性和态度。张季鸾向以“老谋深虑”著称，他写的社评能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章常有对仗的警句，以理服人。而王芸生的文章则如江河奔泻，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张王互相辉映，蔚成《大公报》社评的特有风格。
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张季鸾临终前留有遗嘱，一感念中国抗战大业未竟，二感念《大公报》事业。9月8日，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敬悼季鸾先生》。在张季鸾两周年忌日，王芸生又在《季鸾先生的风格与交流》一文中说：“我与季鸾先生相识十四年，同事十二年，高攀些说，可算得‘平生风仪兼师友’，但我自忖，还不够给季鸾先生写评传的资格，因为我所认识的季鸾先生还仅仅是他人格与事业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王芸生始终在搜集张季鸾早年的资料，一直想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于世人。
与大公报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509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509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王芸生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252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恪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
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7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16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81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页）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书籍故事
  王芸生与大公报1930年代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开始在《大公报》上频频露面，并借此声名鹊起。其研究问题之深入，分析之剀切，影响力之广，使得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都虚心求问，特意邀请他上山。这个年轻人叫王芸生（1901-1980年），当时的《大公报》资料员，以后做到了赫赫有名的总编辑。他的文章后来编成了厚厚的《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影响深远。王芸生因著此书面成为我国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著名专家和日本问题的政论家。他研究的六十年中日关系史，下抵当时，上起1870年日本侵占我国台湾的琉球岛。
王芸生一九三二年在《大公报》开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的目的正如专栏眉题上的十六个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在一九三一年他开始编撰工作时，正好赶上清废帝溥仪离开清宫，清代历史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清朝与外国列强的外交文件很多很丰富，尤为难得。王芸生称自己是“史运亨通”。这个专栏很早就受到日本军政界的关注，在短时间内就有了两个日文译本。专栏结集出书后，蒋介石阅读并高度评价了这部书，并在一九三四年请王芸生上庐山授课。这部书当时也传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嘱咐王芸生抓紧时间重新整理这部书出版，终因反右、“文革”的原因而没能实现。一九七二年田中角荣访华，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两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毛对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几天后，王芸生离开了“斗私批修学习班”回到家中，不久后被任命为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他自己说：“是这套书让我多活了几年。”外部环境的改善也给他重新修订这部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他去世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版由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实现了晚年的夙愿。
1931年9月18日深夜，《大公报》从北宁铁路局得到"沈阳有事"的消息，引起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的警觉。9月下旬的一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所有编辑都参加的会议，针对当时形势，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会上，张季鸾严肃地宣布两项决策，其中之一叫做"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定《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史料，帮助读者了解“九·一八”之祸的由来。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王为各界群众的义愤所感染，对日军在沈阳的挑衅极为愤恨。他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编写史料责无旁贷，便毅然接受了任务。王芸生接受任务后，即从1931年9月底开始，用了一周的时间，对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作了筹划，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这时，他才感到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他采取的办法是，边搜集材料、边写作、边发表。随即，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和誊写史料。在故宫博物院清季外交史料编印处，王芸生翻阅的材料多是未加整理，杂乱无章的。在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地搜寻，精选细择，晚间伏案写作，经常是通宵不眠。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已初步整理出头绪，急撰成章，准备陆续刊出。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每日登载一段王芸生的撰述中日关系史料，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每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这16个字，铿然有声，爱国之忱，跃然纸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内容，不仅涉及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以六十年来远东国际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以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分析比较，弄清真相，在一贯的线索上找寻结论的轨迹，交织成一幅时代的图画，推演出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
在王芸生写作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例如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保存有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中俄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杨儒与帝俄外交大臣提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挥和凶狡敌国威诈下，孤军奋战的情景。李盛铎把这些材料都交给了王芸生，被写入书中，成为海内外独一无二的史料。按计划，《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内容，应从1871年开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止，跨度整整六十年。从1931年9月底到1934年5月，王芸生只写了从1871年至1919年间共四十八年的中日关系史，后因报社事务增多，还要写社评，重负不堪，只得搁笔，1920-1931年间的中日关系史未能写出。后《大公报》出版部将其辑录成书，仍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共七卷本）。
“一二·九”运动前后，鼓舞中国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文件有两个：一个是“田中奏折”，一九二九年由南京《时事月报》披露出来。“田中奏折”揭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国人认识到日本的图谋正是如此。第二个有力的宣传文件就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和后来推出的单行本，因为这个专栏非常具体而系统地叙述了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有大量的日本侵华史实原始资料作依据，有说服力，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 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王芸生，有的对他进行鼓励，有的希望他多写一些中日外交以外的东西，还有人对他采用的史料提出商榷。这些无疑对王芸生是有很大帮助的。《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一些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北平的燕大、清华和上海的复旦等高校，分别邀请王芸生去演讲日本问题。1934年8月，王芸生应邀去庐山采访。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请各方面的名流学者讲课，为他出谋划策。王芸生存采访中，曾对蒋介石讲过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内容是“三国干涉还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书后，大批流传到日本，立即引起日本政界、军界的警觉和舆论界、学术界的注意。日本舆论界发表的评论说，中国一份全国性的大报；如此大规模地宣传中国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唤起今国民众对日本不满情绪。日本军事情报部门和学术界迅即组织日本中国史问题的专家翻译此书。所以、在日本此书有两个译本。
  王芸生字1947年2月，王芸生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战后的日本。日本学术界的热心人还为王芸生收集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希望此书能有再版的机会。 1956年8月，王芸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日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日期间，王芸生同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历史学研究所和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等学术团体座谈，讨论中日关系的有关问题。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江口朴郎请王芸生谈谈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感想。王芸生说：“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事过境还，应‘忘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教授说：“中国朋友主张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我们是非常感激的。不过，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是不应该如此的。我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忘却这段历史，而是应该吸取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王芸生接着补充道：“我不主张历史糊涂主义，但却赞成‘国无常仇’。我们说要忘却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政策是不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他的这一观点，博得了日本朋友的一致赞同。由此，王芸生也萌生了修订和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念头。1957年6月，有一次周总理见到王芸生曾嘱咐他抓紧时间，重新整理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当时，王芸生是北京《大公报》社长，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访问刘大年，征询他对修订此书的意见。他们商议的意见是，“大改”困难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新写。王芸生回忆说：“由于领导上的启迪，师友们的鼓励，就着手进行修改。工作相当认真，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实，并在叙述部分改用语体文。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修改了一、二两卷。1966年5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很不平常，于是再度搁笔。”1973年4月，局总理安排王芸生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参加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其后外交部又安排王芸生担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对日交流活动，也为他继续广泛收集材料，重新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创造了条件。1979年7、8月间，王芸生自感身体不支，时间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再次同刘大年商议改书事宜，告诉他改书的进度。刘建议，应压缩原走的“中改”计划，末修改的各卷基本维持原状，只作最必要的改动，这样比较现实。他同意了。此后，他加快了改书的速度。是年底，他因肝硬化，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医院。程思远先生、楚图南先生到医院看望他时，建议未写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用大事记形式续上，以保持全书的完整。王芸生听从了老友的建议，在医院继续“拼搏”着。
在胡愈之先生的多方联络下，北京三联书店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套书的出版和发行。1980年3月，王芸生终于在病榻上见到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的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样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全部出齐是在王芸生逝世两年后。王芸生逝世后，他的老同事张篷舟、戴文葆和该书责任编辑祝立明为这部书的最后完成做了大量工作。
王芸生能写成如此巨著与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作为辛丑年出生的天津人，他一生深深地卷入急剧变迁的中国近代历史，耳闻目睹之间都是家国之变。这样的经历使王芸生的文字饱含感情，多从国家根本上立论，站在民众一边说话。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仅视野开阔，且行文平和,虽然日本侵华日亟，王芸生悲愤有加，但全书就史实立论，并无任何谩骂之语，也无夸张不实之处。据报人李纯青回忆，王芸生的社论文字可称“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但就本书而言，则十分克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决不曲解妄言。因书中收入的史料文献都是文言体，所以作者本人的叙述也都是用浅近文言写就。1957年之后，王芸生又费了很大的力气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来修改第一、二两卷，并在叙述部分改用白话体，但修订工作随即因政治运动中辍，直到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再度开始。已届古稀之年的王芸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病榻之上仍与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书信往还，探讨工作。
亲人叙述
父亲母亲我的父亲王芸生，其实原名叫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如果要向父亲追问一句，他会笑着回答：“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如今年龄超过七十的人，提起王芸生，马上都会联想到《大公报》，人们称他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我的母亲冯玉文，她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母亲原就没名字，那时贫苦家女孩，没有大号亦无学名。出嫁后就都称她为王冯氏。父亲说，一次由于急需，是他临时给母亲取的名字。父亲给别人取名喜欢按辈分，当时他不会有老冯家的家谱，而是突然想起冯玉祥，心想母亲差不多跟冯玉祥是同辈，于是给母亲取名叫玉文。据说还真有人把王芸生夫人认为是冯玉祥妹妹，其实根本没那回事，我们兄弟姐妹的姓名都是王芝“什么”。中间那个“芝”字，据说是按家谱来的，我是怀疑咱老王家是否有“家谱”。
父亲的婚姻与恋爱母亲比父亲小两岁。她出生于天津近郊杨柳青。我的外祖父是个菜农。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能责怪外祖父母，他们那里祖祖辈辈就没有女孩子上学的，更何况也没钱供。
父亲曾跟我说过：“我身后的小辫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你妈的脚是由我解放的。”这话虽有点夸张，但也有点理。父母婚前，媒人曾经问过我奶奶：“媳妇要小脚还是大脚？”一旁的父亲坚决回答：“是小脚就退婚！”媒人还听错了，传达过去的是：“是大脚就退婚！”害得母亲又被强制把脚裹了起来，痛得哭了一夜。第二天才知媒人传达错了，才赶快“松绑”。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父亲虽不情愿，但又不愿反抗“母命”，也就勉强接受下来。
无论我的同学还是朋友，当他们知道我的母亲是个文盲，都大为惊讶，心想一位堂堂的《大公报》馆总编辑的妻子连字都不识，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固然他们走到一起是偶然，但也可说是“缘分”。他们靠的是，几十年来，患难相扶，甘苦与共，终身相偕，从而达到感情弥笃。
父母的婚姻是经过风雨考验的。记得抗战时，在重庆有位文官考试“女状元”，爱慕父亲的文才人品，有段时间父亲下午会客时间，几乎被她占据，吟诗作画、谈情说爱，十分自如。当这位才貌并举的“女状元”，认为她终于打动了我父亲的心后，就主动找我母亲，称母亲为“冯大姐”。主动开口道：“现在社会上有两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大姐不必在意。”父亲对于这位“女状元”主动求爱，开初相当一段时间，尽量回避。时间一长，心也动了。某一天，他终于与母亲谈开了。没有眼泪，更没有吵闹，母亲心平气和地说：“你不说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我们确实不相配，尤其你做事我帮不上忙。我打算回老家，但仍希望孩子们继续读书，不要像他们妈那一样，一辈子‘睁眼瞎’。”此时，母亲才动情地掉下了眼泪。我的母亲一席话，父亲听后没有回答，悄然离去。最后，我们知道的是：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这位“女状元”的求爱，退回了全部情书，情诗……尽管后来还收到上千言的“血书”，仍不为动。我以为，母亲的善良与纯朴，征服了父亲的心。
变化“三部曲”  王芸生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变化相当大。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共同的感受，我大哥甚至说他好像判若两人。尽管这种变化有个过程，但变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我把这种变化过程归纳为三部曲：短期的兴奋，长期的犹豫，最后的痛苦。
父亲是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最后下定决心北上，到解放区里来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颇为兴奋，祈祝祖国的新生。
与此同时，一件件使他难以理解的事发生了，喜庆逐渐变为懊丧。当他还未踏上解放区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在自我大批判基础上，易名为《进步日报》。他甚至不敢想，这是违背承诺。之后重庆《大公报》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他想都来不及，只顾得上庆幸上海《大公报》没有更名。
父亲说：“不仅是大的政治运动，就是经常性的政治学习，也不会放过对《大公报》的批判，并不断启发我进行‘自我批评’”。母亲对我说：“这些个年月，你爸是经常带着个铁青的脸回家。不用问，又挨批了。”
1952年，父亲应召进京谒见毛泽东。毛主席指示上海《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馆建成后迁京出版。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恢复失地了啊。”父亲确实受到极大的鼓舞，他鼓起余勇，力图重振《大公报》昔日的雄风。不久，他还是明白了，时代不同了，“文人论政”已成为昔日的黄花，今日的喉舌已不需要他那样的人了。热情凉了，人也变老实了。
1957年，父亲由于得到毛泽东保护，没有划为右派，涉险过关。反右后不久，上面就正式通知他，仍担任《大公报》社社长，实际上不必过问《大公报》的具体业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自此，他放下了作为报人的笔，惨淡的心情，隐隐的痛疼，无以言状。
不知出于何意，上面决定把《大公报》的历史写出来，执笔人“非王芸生不可，”父亲仍执意推托。当周恩来第三次为此事找他，并告知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就再也不敢违抗了。他荟集了解放后对《大公报》人和事批判的大成，也达到了批判《大公报》和他自己所上纲的高度，完成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违心之作。
不知是否算变化，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无论是恋爱婚姻、升学、工作都不参与意见，采取大撒手的态度，并以此态度奉劝母亲。他对母亲说：“他们都有组织，我们不要操心。”他说的还真有道理，因为我们之中好几个婚姻恋爱对象都要经过政审后由组织批准。但有例外，1955年我高中毕业时打算考文史类大学。当他知道后，他很生气，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太不懂事，最后我还是听了他的话。两年后，当我听说高中同班同学读文史类的，全部都划为右派时，我才领悟父亲的好意。
父亲还有个变化，那就是帮母亲干家务，他知道自己不会烧饭做菜，但他主动承担“采购”任务。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一清早他就拿着锅去打豆浆买火烧。排队买菜、购肉、取奶都成了他的活。每次采购完，总是那么高兴。
记得那时有次我探亲回家，父亲每月有半斤“特供”小笼包子票，可到政协餐厅去吃。我一到家，父母亲就催促我去吃，他们说，好容易攒给我的，不要过期了。那日，父亲陪我去吃，两小笼的小包子一上来，父亲就催促我吃。我一下子两笼都吃光了，竟然忘掉坐在对面的父亲一口未动。这时我才抬起头来，双眼望着父亲说：“爸，你怎么没吃？”他连忙说：“我有得吃，你吃，你吃。”这桩事已过去近四十年了，如今落笔写下来，鼻子仍感到酸酸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不小。他在永安路《大公报》门口扫地，趴在地上拔草。我感到：他老了，身体不行了。朦胧中，“风烛残年”四个字，在我脑海里飘过。
母亲说，父亲一生中有两个大喜的日子。一是日本投降；二是打倒“四人帮”。打倒“四人帮”。他兴奋极了，彻夜难眠，好像又焕发了青春。无论怎样相劝，他还是参加了庆祝游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忧国忧民爱国爱民赤子之情，始终没有变。
难以抹去的“阴影”父亲临终在病榻前，跟我大量谈的是《大公报》，尤其是谈20世纪前半叶的这张报纸。很少谈家事，可有一天，话一开头，他就问我是否看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我说看过。还说，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语文课本里就有。他叹了口气接着说：“朱自清留给后代是他的背影；而我留给你们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我沉默了，经过好一段才由他另起话头。
  王芸生对于母亲，我家的朋友，尤其是亲戚，都赞赏她嫁了个好男人，一辈子都没有愁过吃穿；还羡慕她有六个孝顺的子女，多福气。而父亲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你妈自从嫁给我，没有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劳累、劳累，一辈子劳累的命。”“还有就是担心，担心，一辈子的担心。从军阀褚玉璞对我的通缉和追捕；到国民党蒋介石的三查王芸生；再就是解放后绵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担心完了我，又担心你们，再健康的神经和心脏，也经不起这样长期折腾啊。”父亲还提醒我说：“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你妈几十年围着锅台转，成天忙忙碌碌，给这个做饭，给那个做饭，但从来没有单为她自己做顿饭菜。唯一给她做的是，热剩菜剩饭。”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动情地感叹道：“一个朴素崇高的女性；一个伟大的母亲！”“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妈。”
我的大哥王磊（原叫王芝光），是个颇负盛名的结构力学教授专家。周围的人称他是“陈景润第二”。他的《高层建筑设计计算理论以及工程应用》一文，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有两篇论文，父亲曾交给华罗庚、茅以升等专家指教，他们都给予高度评价。在大哥去世前两年，我曾去长沙看望过他。我原以为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他却告诉我，之所以在“红与专”大辩论中被树为“走白专道路的大白旗”，并被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主要是他始终坚持认为《大公报》不是一张反动报纸，王芸生也不是一个反动文人。
大姐王芝芙，在去世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编辑。她参军最早，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她就参加随军南下服务团，扭着秧歌到达福建。由于受同屋战友传染，患上肺病。她的早逝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她终身无悔，始终追求党。她担任编导立体声广播剧《减去十岁》荣获第十一届西柏林“未来奖”，是我国首次。但她始终入不了党，为何？父亲临终前曾对我说：“你大姐老也入不了党，看来是我的错。”她最后入党，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在大姐去世后，她的单位治丧办公室发布的讣告与生平简介，第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王芝芙同志。”
我的二姐王芝慕，她入党最早，在1954年。她1950年参军，入的华东军政大学，复员到北京工业学校任团委书记，但她入党相当特殊，最后一关是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谈话，谈话主要内容是检验她对《大公报》和王芸生反动性的认识。我的二哥王芝秋与我同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在“文革”中由于不慎与同事谈了30年代时江青曾给我母亲拎皮包的往事，遭揭发，而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揍得个鼻青脸肿而被关押起来。我在“文革”初期，由于给党委写大字报，成了被揪出的“现行反革命”。小妹王芝瑜，1966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没有分配工作，“留校闹革命”，她的第一课就是脖子上挂了块“大公报狗崽子”的牌子。
为此不难理解，父亲所说“留下的阴影”是什么。也不难理解，“文革”后他多次向原《大公报》同仁表示：“《大公报》没有再复刊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同样能理解，他在弥留之际愤愤地呼道：“大公报，你的阴魂快散吧！”
父亲走后，不几年，母亲也得了癌症。有一天，母亲突然把我叫到床边说：“芝琛，我想吃炸大虾。”她的要求令我喜出望外，因为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很好吃东西了。80年代，市场仍没有大虾卖。但我突然想起友谊商店有，但那要外汇券。我平时最顾脸面，那时我已顾不了那些找了朋友换。当我端上由我自己亲自炸的大虾时，母亲消瘦的脸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就在此时，我仿佛在冥冥中听到一个声音，那是父亲的声音：“……她从来没给自己做过一顿饭菜……”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