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黑伯理
人物简介
黑伯理（1918年— ）冀鲁豫老八路。 回族，原名映月，山东临清县城内(今临清市区)人。1936年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任清平县乡农学校校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清（平）博（平）高（唐）支部委员。
主要经历
解放前1937年“七·七”事变后，乡农学校停办，入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政训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往济宁、曹县，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春，任聊城政治部驻朝城县办事处主任干事。聊城失守后，由党组织派回临清，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鲁西北（临清）联络处主任。同时，兼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统战部部长。1939年春后，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武装工作团政委，八路军青海游击队政委，中共鲁西区委秘书长，冀鲁豫二地委宣传部部长，平阴、冠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1944年春，赴太行山区参加整风。1945年5月，整风结束后，任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1月，任临清市政府市长。1948年春，中共冀南一地委柳林整党后，任大名市委常委、市长。同年8月，调任华北人民政府人事处处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了。黑伯理和他的姐姐黑若仙、爱人王震凡被调到聊城范筑先将军的部队工作，开始经受抗日烽火的洗礼。
1938年11月，黑伯理被党组织派往家乡临清市，到回民群众中去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这时候，日寇已经侵占了聊城和临清，但不久又撤出临清。伯理与鲁西北地委书记张承先商议，准备请驻扎在河北南宫地区的八路军129师派一些部队进驻临清，以便更好地发展抗日武装和党的组织。在南宫，黑伯理见到了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参谋长李达。伯理向他们汇报了聊城失守、范筑先殉国后的形势，要求派一些兵力进驻临清。徐向前说，目前冀南的形势非常紧张，日寇即将回师扫荡华北，顽固派与我部不断磨擦，无法分兵前往，你们应该自力更生，发展抗日武装……。接着，黑伯理又建议在临清设立一个八路军129师办事处。徐向前表示，不要设办事处，设一个联络处就可以了。徐向前当即指定由黑伯理同志担任八路军129师驻鲁西北联络处主任。黑伯理回到鲁西北地委后，积极落实徐向前的指示。经过地委讨论，在联络处的掩护下地委机关从夏津移往临清，地委书记张承先任党代表，统战部长黑伯理任八路军代表。同时，在临清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公开亮出了八路军129师驻鲁西北联络处的牌子。这个八路军联络处的出现，受到临清市群众的极大欢迎，人们到处喧嚷：“八路军进城了！”“我们又可以过安稳日子了！”伯理同志乘势对当时的国民党专员袁聘之和几个义勇军司令进行统战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威慑了一些土匪企图抢掠市民财物的企图，通过临清市商会解决了联络处和地委党训班的钱粮问题。在地委和联络处的努力工作下，临清以及附近县区的形势开始好转，群众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起来。
但是，时间不久，日寇再次侵占了临清市。地委又一次派伯理同志前往129师驻地请示临清陷落后的活动方针。在河北威县老虎张庄，伯理同志见到了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刘邓首长分别作了重要指示。邓政委说：“日寇占领临清以后，你们可以将现有的武装力量向津浦路一带移动，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相机打击敌人。国民党不敢去的地方，我们共产党硬是敢去。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形成一个人山人海的局面，把敌人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伯理同志提出可否请师部支援一部分枪支时，刘师长听后哈哈大笑。他以长者的口吻，亲切地说道：“你这位同志可能入党不久吧！咱们的部队有一个传统，只有下级向上级发枪，没有上级给下级发枪的。贺龙同志不是用两把菜刀就闹起革命来了吗！……另外，我再嘱咐你两句军事上的话：‘久住一地必遭袭击，久走一路必遭埋伏’。你们记住这两句话，打起游击来就可以不受损失或者少受损失。”刘邓首长的这些告诫，深深地铭记在伯理的心中。
伯理回到地委以后，地委按照刘邓的指示把现有的武装同联络处机关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番号为“八路军青海游击队”的战斗组织，任命伯理同志为政委；为了掩护地委机关，由张承先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紧接着，“青海游击队”撤出临清地区，向津浦路旁的禹城一带进发。行军到了茌平的陈武营，同住在许楼由李聚奎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先遣纵队会合。但是，部队遭到了日寇的突然袭击，激战一日后，又撤到大峰山地区。这时，伯理同志被调到鲁西区党委担任秘书长。
1939年春，八路军115师688团由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率领，以东进支队的名义，进军泰西（泰安）地区。鲁西区党委也以东进支队工作部的名义随东进支队一起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部队在这一带经历了几次大的战斗，如牙山战斗、陆房大战等，其中以陆房大战规模最大，战况激烈，这使伯理同志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战斗锻炼。
在革命战争年代，伯理同志的工作调动十分频繁。1939年6、7月间，他由鲁西区党委秘书长改任二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到了11月，党委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又调伯理同志到平阴抗日县政府担任秘书，由当地人熊善隆担任县长。那是一个只有一个村庄的县政府。伯理来到这个条件十分困难的县政府以后，立即和县委书记王玉珍、县长熊善隆、独立营营长刘子仁组成党政领导小组，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很快便使独立营壮大到了三百多人。这个独立营经过短期训练后，在平阴窟窿山一带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日寇10余人、伪军数十人，击毁敌汽车4辆。这一来，平阴抗日武装的声威大振。不到一年时间，平阴县政府便在平、阿山区一带建立了一个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二百多个村庄，拥有八、九万人口的小抗日根据地。
1942年，伯理同志又被调到冠县协助当地干部马景汉县长工作。在冠县的两年中，正值天灾敌祸，霍乱流行。伯理的姐姐黑若仙死于此疫，四天之内父亲、岳母也相继去世。伯理在连续失去三位亲人的悲痛中坚持斗争。当时，鲁西北地区久旱不雨，蝗虫蔽天，饥饿的民众四处逃荒，村里的树皮都被吃光，死于饥病者日有所闻。加上日酋冈村宁次对华北实行了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整个华北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伯理同志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指示，在冠县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5年日本投降后，伯理同志被调回故乡临清，担任市长。这是晋冀鲁豫边区最大而又最繁荣的城市，外国记者多人到此采访共产党对城市工商业者的政策，访后极为满意。
北平解放以后，伯理同志被调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人事处第一副处长。1949年12月，随董必武同志去南京接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事毕董老率团回京，伯理留在南京，协助南京市创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四、五千公职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一年之后，这批学员结业走上工作岗位，伯理又回到北京中央政法委员会改任董老的参事。
解放后1949年南京解放后，随董必武在南京接收国民政府并训练国民党各级职员。1952年，调北京参加筹办中央政法干校，任校党组成员、校党委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1957年，任法律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总编辑。1959年，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委员、区人民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1964年后，任国家民委委员、党组成员，民族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1971年后，任民族文化宫党政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部副主任，国家民委秘书长、党组成员、党委书记等职。1982年，第二次调宁夏工作，先后任中共宁夏自治区区委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纪检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他是中共中央十二届候补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1988年退居二线，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1951年，中央决定创办一所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伯理同志参与了繁重的筹办工作。这所学校由彭真同志任校长，伯理先后任校办主任、党组成员、校党委书记，几年中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政法干部。
1956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决定加强法律建设，伯理又调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
1959年2月，伯理同志被调往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区党委委员、人民委员会（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
1960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以毛主席的名义组织慰问团赴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慰问。高克林同志任总团长，伯理也以副总团长兼宁夏慰问团团长名义前往。慰问团深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灾区东乡县。当时，这里有些人正在酝酿叛乱，提出“不杀回，不杀汉，只杀共产党、团员”的反动口号，形势相当危急。慰问团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基层开展活动，经过艰苦努力和各项细致工作，终于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平息了一触即发的叛乱，增强了民族团结。
1964年，伯理同志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负责用蒙、藏、维、哈、朝五种文字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兼办《民族团结》、《民族画报》两个中央一级刊物。民族出版社过去被认为是一个落后单位，在伯理同志的领导下，一跃成为统战、民委系统的先进单位。
1966年，“文革”骤起．伯理同志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受到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的迫害。在十年动乱期间，伯理被下放到吉林双山，后移湖北沙阳“五七干校”劳功改造。1971年回北京后，曾担任民族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和民族文化宫革委会主任、核心组组长，直到“文革”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伯理同志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1978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1979年，中央各部政治部取消后，又被调到国家民委任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198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于1982年第二次调宁夏工作，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纪检委书记。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伯理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82年11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推选，黑伯理代理自治区主席。1983年4月，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自治区主席。
伯理同志在宁夏工作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伯理同志在这一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把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宁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战略和具体措施。宁夏这个地方，地区小，人口少，资源多，民族特点显著，河套富而山区穷，产品多而工艺差；整体看来，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较差是制约宁夏发展的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宁夏对外开放尚不具备条件。伯理同志认为，越是贫困落后地区越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要大力宣传宁夏，让宁夏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宁夏；要增强信心，发挥优势，争取外援。于是，自治区政府勇敢而坚决地提出了召开对外经济洽谈会的设想。中央批准了这一设想，外经贸部和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了宁夏的做法。
第一次对外经济洽谈会是在1983年9月召开的=召开前宁夏做了充分准备，派出了三个对外招商访问组，伯理同志亲自率领一个招商组去了香港。在香港，伯理除了同各国商家客户广泛接触外，还以穆斯林身份去九龙尖沙咀大清真寺和中外穆斯林一起礼拜，并赠款赠物。这一举动产生了轰动效应，香港各大报纸都作了宣传，英文《南华早报》还刊登了照片，发表了短评，称赞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宗教、民族政策。这次洽谈会有20多个国家的客商参加，成交项目金额4000多万美元。这对一个人口较少的自治区来说，数目是可观的。更重要的是，这次洽谈会使宁夏各族人民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第二次对外经济洽谈会是在1985年召开的。召开前，经中央和外交部批准，由伯理同志率领一个中国穆斯林友好访问团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埃及、科威特、北也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六个国家，历时40余日。其间，会见了各国的元首和政要人物，如：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沙特议会副议长纳遂夫、北也门副总统等；此外还和一些高层的宗教家、政府部长、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约百余人进行了广泛接触。这次访问积极宣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宗教政策，增进了这些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对宁夏的支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当面指定其宗教基金部长努尔等人到宁夏参加经济洽谈会，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还提-希望中方再派一个妇女代表团访问他的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沙特是第一次破例接待了中国宁夏穆斯林友好访问团，在此以前他们没有接待过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代表团。从这一点上讲，伯理同志的那次出访在发展对外关系上是有很大意义的，确实起到了为中、沙建交打开沙特大门的作用。伯理回国之后，外交部的同志十分称赞这次出访的成功，认为不仅为宁夏做了工作，也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洽谈会共有十几个阿拉伯国家与会。洽谈期间，沙特伊斯兰发展银行无偿赞助宁夏200万美元。伯理用这些钱创办了一所伊斯兰经学院，一所同心阿拉伯语文学校，这两所学校都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此后，伯理还通过经贸部和意大利联系争取到了400万美元，办了一所宁夏工学院；又向国家民委申请1000万元人民币，在宁夏创办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这样，伯理在宁夏期间，利用外资共办了三所大专院校，一所中专外语学校。
伯理同志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宁夏的文化、旅游等工作。几年时间，宁夏就建成了固原历史博物馆，修复了须弥山石窟，开辟了沙坡头旅游点，开发了西夏王陵。这些古迹景点不仅带来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效益，而且有利于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宁夏是一个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伯理同志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的工作。他与本区的一些上层民族宗教界人士经常交往联系，每逢宗教节日必定到这些上层人士家里拜访或参加节日庆祝活动。在伯理主政期
间，宁夏回汉之间、回族内部之间都是团结的，从未发生过任何民族冲突事件。
西海固地区是我国有名的贫困地区，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农作物产量很低，老百姓吃水都很困难。针对这种情况，伯理同志和区党委的同志们一起，在中央西北扶贫小组和林乎加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很快建设了提水灌溉工程，使十几万人解决了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问题。
1987年，伯理同志退居二线，担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调回北京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离休之后，伯理同志仍然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先后担任深圳特区政府经济顾问、山东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萧克老将军领导下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清真食品协会会长、中国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老区建设协会顾问、中国少数民族福利基金会会长，以及其他一些群众团体的名誉职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