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鼓师
基本信息
名称：大鼓师
体裁：现代诗
作者：闻一多
作品原文
我挂上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
我唱过了形形色色的歌儿，
我也听饱了喝不完的彩。
一角斜阳倒挂在檐下，
我蹑着芒鞋，踏入了家村。
“咱们自己的那只歌儿呢？”
她赶上前来，一阵的高兴。
我会唱英雄，我会唱豪杰，
那倩女情郎的歌，我也唱，
若要问到咱们自己的歌，
天知道，我真说不出的心慌！
我却吞下了悲哀，叫她一声，
“快拿我的三弦来，快呀快！
这只破鼓也忒嫌闹了，我要
那弦子弹出我的歌儿来。”
我先弹着一群白鸽在霜林里，
珊瑚爪儿踩着黄叶一堆；
然后你听那秋虫在石缝里叫，
忽然又变了冷雨洒着柴扉。
洒不尽的雨，流不完的泪，……
我叫声“娘子”！把弦子丢了，
“今天我们拿什么作歌来唱？
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
“怎么？怎么你也抬不起头来？
啊!这怎么办，怎么办！……
来！你来！我兜出来的悲哀，
得让我自己来吻它干。
“只让我这样呆望着你，娘子，
象窗外的寒蕉望着月亮，
让我只在静默中赞美你，
可是总想不出什么歌来唱。
“纵然是刀斧削出的连理枝，
你瞧，这姿势一点也没有扭。
我可怜的人，你莫疑我，
我原也不怪那挥刀的手。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要问，
山泉到了井底，还往哪里流？
我知道你永远起不了波澜， 
我要你永远给我润着歌喉。
“假如最末的希望否认了孤舟，
假如你拒绝了我，我的船坞，
我战着风涛，日暮归来，
谁是我的家，谁是我的归宿？
“但是，娘子啊！在你的尊前，
许我大鼓三弦都不要用；
我们委实没有歌好唱，我们
既不是儿女，又不是英雄！”
作品赏析
《大鼓师》用它鲜明的抒情语调讲述了一个“大鼓师”的故事：“我”是一个周游世界、浪迹江湖的民间艺人，“我”卖唱的乐器就是这面蒙着豹皮的大鼓。说不清走了多少路，也不知经过了多少的风霜雨雪，终于，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踏进了家门，久别的妻子又惊又喜地迎上前来，她多么想听一听“我”弹唱那首只属于“我们”俩人的歌，重温那过去的温馨，那过去的誓言。但是，成年累月唱惯了各种各样歌曲的“我”竟然忘了“我们自己的歌”，“我”撇下铿锵的大鼓，又拿起凄切的三弦，最后丢了琴弦，转为声泪俱下的倾诉。……
让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大鼓师唱遍了各种各样的歌，就单单忘了他自己的歌儿？这可以有多种的解释，但最直接的回答就是，他经受了太多的磨难，是岁月的风霜，是浪荡的人生把他那遥远的记忆磨蚀了，用大鼓师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是啊，为了生活，为了讨取那些围观者的欢心，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歌儿，久而久之，在他的脑子里便只留下了这些歌曲的位置，而其他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这样说来，大鼓师忘记了他们的情歌，这原本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首先要求得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其他的一切。但是，这样的理由也还是不能掩盖全诗的悲剧性。它实际上表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律：人的功利性需要与人的感情性需要就具有这样尖锐的冲突，而人的感情性需要就只能处于这种次要的、被排挤以至被遗弃的地位吗？为了生存，我们就得损失自己最可宝贵的东西吗？难怪“我”的妻子久久地“抬不起头来”。
不过，按照现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这样的“遗忘”又与大鼓师本人关系甚大，甚至可以说，所谓生活的磨难都仅仅是外在的诱因，而真正的根源还是在大鼓师那里。
人是这样一种颇具有多重适应性的生物，他能够因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地自我调整，与外界取得一致，因而他的性格气质与人生追求本身就具有多重性。当他唱着形形色色的歌儿，听着人群中的“喝彩”时，就未尝没有来自内心的得意与自豪感，久而久之，他又难免不对那些原本陌生的曲调儿亲切、熟悉起来。在潜意识里，他或许已经对那过去的缠绵淡漠了、疏远了，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当面对妻子那责备的目光时，大鼓师感受到了一阵惶恐，他为自己的潜意识的“罪孽”而忐忑不安，“这怎么办，怎么办！……”
以上两个层次的解释共同丰富了这首诗的意义。传统的评论一般倾向于认为，《大鼓师》就是表现了一位民间艺人的生活艰辛及对爱情的忠实，这主要就是从诗的第一个层面的内涵着眼，挖掘其客观的社会意义；而我认为，今天的解读也很有必要从诗的第二个层面入手，解剖诗人的内心世界，窥见闻一多对人性自身的独特体验。从这个意义来看，大鼓师的形象又与闻一多本人的某些人生感受联系在一起。比如，一度长年漂泊在外的诗为应付人生做了许许多多的事，说了“形形色色”的话儿，他是不是就有点象这位大鼓师呢？他会不会亦如大鼓师一样，在某些时候，也会因社会对他的“喝彩”而淡忘了他的故乡、他的亲人呢。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一首《大鼓师》便自然包含着闻一多的若干“忏悔”情绪。
这首诗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即是大鼓师对“家”的迷恋和珍惜。这代表了包括闻一多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的情感需要，尽管他们可以为生计而长年奔波在外，尽管他们也可能在潜意识里习惯乃至欣赏着这些新的人生、新的社会，但是“家”依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占据着最牢靠的一角，只要有“家”存在，不管它是否远的天边，也不管他是否能够尽快地回到它的怀抱，“家”给人的鼓励和勇气都是其他东西所难以比拟的。“家”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中国人的教堂。每当年头岁尾，夕阳西下、大雁南飞，敏感的中国人总是无一例外地首先想起了“家”，总是别无选择地奔向它所在的地方。从心理学的意义来看，这样的“安土重迁”可能就代表了中国人在小农经济文化氛围中延生的一种特殊的自我匮乏感、不稳定感和虚弱感，他需要不时利用“家”的精神能量自我补充。
“家”的意义在中国人心目中如此之重还使得其他形式的情感需要都相对弱化，或者都浸润着“家”的特殊色彩，比如夫妻之情就往往较为明显地抛离了他们固有的男女情爱的因素，而成为以“家”的归宿感、恬静感为主要内涵。在《大鼓师》一诗中我们便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与其说大鼓师是陶醉于他们夫妻的爱情，还勿宁说是对整体上的“家”的眷恋。你看，他这样对妻子说：“我知道你永远起不了波澜，/我要你永远给我润着歌喉”，“假如你拒绝了我，我的船坞！/我战着风涛，日暮归来，/谁是我的家，谁是我的归宿？”讲得最为透彻的是这句话：“我们委实没有歌好唱，我们/既不是儿女，又不是英雄！”这显然就是说，我们只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哪来那么多的“英雄豪情”，也不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平淡无奇，对“家”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活”，而不是什么浪漫的情怀！
在一系列的创作之中，闻一多都显示出他对“家”的珍视之情。《孤雁》、《太阳吟》、《忆菊》的祖国之情都与“家”的意象联系着，《我是一个流囚》、《废园》等诗的失落之情也都与“家”的意象有关，在这一首《大鼓师》当中，我们又看到，诗人是如何透彻地理解着“家”的意义，他能够说服“娘子”把儿女情长化解在“家”的平淡无奇之中，从而与“我”这位游子心灵相通，精神默契。
结合前文所述的大鼓师的些许不安与忏悔，可以认为，这首诗从整体上讲，表现的就是诗人远游归来之后，怎样恰到好处地处理好夫妻间情感裂隙的全过程：他的确曾有所惶恐，有所“忏悔”，但终于还是以他特有的悲楚动人的“理由”说服了对方，维护着“家”的整体安宁与和谐。
在艺术手段上，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大量的对话糅进了诗句当中。这有一个好处：既保持了抒情诗特有的情感渲导形式，又相对地获得了某些“写意”性的“客观化”效果。诗歌仿佛是对大鼓师的故事颇有兴趣，不知不觉当中轻轻地叙述了起来。闻一多既想象自己就是大鼓师，可以代他抒怀，但又不愿意与大鼓师完全认同，需要不时将诗人与抒情主人公疏离开来。这一艺术形式是否也表明了闻一多对“家”，对他那悲楚动人的“理由”的复杂认识呢？他介于爱与不爱、信与不信之间。[1]
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1946），著名现代诗人、文史学者、革命烈士，原名亦多，字友三，后改夕夕，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北京艺专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他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2本诗集《死水》出版。192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并被选为校务会议中文学院的唯一代表。1928年秋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