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郭道晖
人物简介
  郭道晖(照片1)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法治思想家，尊称“法治三老”之一。1928年出生，湖南湘阴人，名门之后，曾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和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郭家世代的祖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1]
个人履历
195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朱镕基入党介绍人。上世纪5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哲学讲师（80年代初为清华大学副教授）。1979年以来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兼职法学教授，中国法制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中宣部、司法部特聘的法制宣传高级讲师团讲师，国家社科规划委员会国家基金课题评审组成员，法哲学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会员、中国分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组成员、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湖南大学教授兼《岳麓法学评论》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法律制度》、《民主·法制·法律意识》、《当代中国立法》（四卷，国家“八五”重点课题）、《法的时代精神》、《法的时代呼唤》、《法的时代挑战》、《当代中国法学争鸣实录》、《走向民主法治新世纪》、《法理学精义》等著作20多部。曾率团参加在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以及香港地区举行的世界法哲学大会和亚洲法哲学大会，作学术演讲。其20多篇论文被国外学者翻译为英、德、日文在国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郭道晖教授是当代中国法学界站在时代前沿的一面思想旗帜。学术思维敏锐，敢于直言和针砭时弊，观点新颖和富有时代气息，以人民权利的积极倡导者之姿态而著称于当今思想界。其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其代表作中，以黄金般的语言表达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特别是他为人、为学具有高尚风格与节操，追寻时代真理，击水法学中流，表现了高度的学者良知和学者责任。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现在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是，仍然笔耕不辍，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仍十分新颖和前沿，被称誉为“白发青年、皓首赤子”。
人物事迹
立志工业救国  少年郭道晖郭道晖出身湖南“世代书香”之家，父亲郭德垂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员，郭德垂的祖父郭仑焘，与其大伯祖父郭嵩焘和二伯祖父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郭家世代的祖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
郭嵩焘是晚清的进士、近代中国派驻英国和法国的首任公使，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被当今学界评价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但也因此备受当朝保守人士的攻讦。
至今讲起郭嵩焘，郭道晖仍然佩服他面对非议坚持真理，坚守德操，毫不妥协。“我后来的经历就和郭嵩焘有点像。”他若有所思地感慨道。
郭嵩焘反对郭氏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认为只有“经世务实”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郭道晖父亲郭德垂一辈起，子孙大都是工科出身。
郭德垂是湖南教育界著名的化学教员。那时，家里七个孩子的吃穿用度完全依靠他菲薄的工资，兄弟姊妹都靠勤工俭学或奖学金，才得以升学，郭道晖回忆。
家庭教育熏陶，养成了郭道晖正直耿介、富有正义感的性格和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
1944年夏，郭道晖和弟弟随家逃难至广西，为了不中断学业，同时也为了“找个有饭吃的地方”，双双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
1944年秋，郭道晖在汉中刚读了一个月，日寇进逼，桂林大疏散。郭道晖的父母亲和妹妹急忙挤火车逃到贵阳，沿途尝尽惊恐苦楚和疾病折磨，他和弟弟则跟随学校去广西百寿。
那时桂林车站人山人海，一片混乱。车厢上下左右，里三层，外两层（车顶上和车轮与车底之间），塞满了人。郭道晖和弟弟抢到了车顶的一块地方，坐在行李上。为防止夜里打瞌睡，掉下火车，他们在眼睛周围擦“万金油”提神，嘴里还唱着：“流亡到哪里，逃难到何方……”
跋山涉水辗转数千里的路程，既让年纪轻轻的郭道晖生活上得到锻炼，也使他看到了老百姓的苦难，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思想上受到一次很大的磨练，从此立志要“拯救人民于水火”。
“我的思想在那时就发生了变化，希望见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郭道晖回忆，他中学时代主编壁报，抨击时局，揭露旧社会丑恶，在全校壁报比赛中获冠军，并获“笔扫千军”的锦旗。17岁的他开始以“斗非”（与“道晖”谐音）为笔名，给报纸写些杂文和政论。并同弟弟一起参与策划了1947年的湖南省立一中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
由于郭氏家族倡导“实学”即经世致用之学的家训，虽然郭道晖自幼喜欢并长于文思，但还是坚持学理工，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以求实现“工业救国”的壮志。1947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后，学校严谨认真的学风让郭道晖刻苦自励、不敢怠慢。上课时，他总喜欢抢坐前排，认真听讲。
解放前，清华大学实行“通才教育”，文理并重。郭道晖记住了建筑系教授梁思成著作中的一段话———只会理工，不懂人文，只能算“半个人”，要“反对半个人的世界”。在这里，郭道晖在“为学”与“为人”方面都努力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
投身学生运动不过，进入清华这个具有浓厚民主自由空气的学府，郭道晖却转入了另一段人生征途。
一到清华，郭道晖就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每次游行与集会都必参加。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壁报《清华人》，发表《论觉醒》万言论文，又与同室的湖南同学合编《晓露》油印报，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润草，而在太阳出来（意指解放）后，就完成历史任务，自行消失。
“工业救国的幻想在当时革命风雨飘摇的时刻看起来是不可能了，只有革命才能救国”，郭道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与此同时，郭道晖上课听讲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老师讲课，一边却在偷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1948年，郭道晖先后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担任电机系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和新青联分部书记，解放初任清华大学理工学院党支部委员和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
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校报总编辑的郭道晖由于坚持抵制“阳谋”、反对“反右”，而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
这一冤案一直延续到1979年，郭道晖在年过半百之时，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点，也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个蓬勃春天。
半路遁入“法门”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建立，缺乏干部。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汉斌为把郭道晖调去，多次找他做工作。
一开始，郭道晖对年届半百时改行学法“并不感兴趣”。
最后郭道晖经不住多次劝说，加上他个人对中国缺民主、无法治所带来的痛苦也有着切身的感受，于是，下定决心前往一试，“要看看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
“他只要转一行就能钻一行。”郭道晖的夫人张静娴这样评价他。
郭道晖甚至发誓要在未来的岁月中，追回自己被耽误了20年的青春，竭尽余力，做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
在法工委，郭道晖历任理论组处长、国家法民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开会的时候，我会把觉得有意思的观点和案例记在卡片上，认真琢磨，日后备用。”他说。
在法工委工作8年多，郭道晖“白天从事公务，晚上写作、学习”，夜以继日。他一边参加立法实务，一边关注与钻研一些有关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并撰写出版了两本专著。
1987年9月，郭道晖被调往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旋即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编审，又干了9年。在这20多年中，著有个人专著7本，主编或与他人合著的书有10余本。在80高龄前后，他还接连出版了两部独著———《法理学精要》和《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我是一个爱动脑、勤动手、闲不住、不愿得过且过、好作杞忧、不平则鸣的人。现仍担任一些学术职务和学会工作，继续作些学术研究，力图‘写不断，理不乱’。老来还能赶时髦，写作不再是‘爬格子’，而是‘敲键盘’，学习在因特网上驰骋。”郭道晖如此评价自己。
敢说真话的总编辑
  郭道晖(照片2)郭道晖立论行文，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竭力为人民的权力和权利鼓与呼。以“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行法治，为社会求正义”，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
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禁区林立，但郭道晖担任《中国法学》总编辑期间，以其特立独行的精神，敢于突破学术禁区，开展一系列有现实针对性但亦十分敏感性的问题讨论。
《中国法学》也因此被称赞为“担负起了引导一个东方大国法学研究方向的重任”，“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办刊风格”。
著名法理学家李步云教授如此评价郭道晖：“一是他的思想充满人文关怀；二是他的观念总是力求紧跟时代的步伐；三是他的观点大多是来自对社会生活与法制实践的观察、分析和概括，而很少有土教条与洋教条；四是他的见解往往具有现实感，决不无病呻吟；往往具有针对性，决不无的放矢。”
而敢说真话，敢说朴素的真理，白发的郭道晖在法学界仍然显得硬骨铮铮。“我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我也相信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
夫人张静娴教授一直都是郭道晖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并“给他把把关”。张静娴的稳重、细密与郭道晖的活跃、锋芒相得益彰。
郭道晖在《法的时代精神》自序中说：“老而益坚，不坠上下求索志；桑榆非晚，犹献春蚕未尽丝。”他说既然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本性难移，此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