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向阳红五号海洋科学调查船
概述
中国海洋科学调查船。原系波兰建造的“Francesco Nullo”级货船。由波兰巴黎公社船厂建造，1966年  向阳红五号下水。1970年作为718工程（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工程）的一部分开工改造为海洋科学考察船。在她的调查船生涯中，为中国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技术数据
满载排水量14500t总长152.6m型深8.75m型宽19.5m设计吃水不详航速16kn主机1台柴油机，功率：7200hp出厂时间1966年；（第一次改装）1972年12月20日；（第二次改装）1979年12月17日服役单位国家海洋局现状现已退役
简要船史
1970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亲笔批示，国家海洋局接收交通部广州远洋公司货轮“长宁”号，决定改装  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十一号并行成为海洋科学调查船，委托708所设计，广州造船厂施工。该船于1970年6月1日开工，按调查船的要求，改装了部分船体结构，增加压载水，淡水的容积，以提高船的稳性和续航力。增设移频机室，传真机室，外频机室，雷达机组室，微波收讯室，海洋研究室，水文研究室，海面观测室等工作房间，实验室和各种专用设备，通讯，导航设备，广播系统等，改善船员和科研人员生活设施，总投资为250万元。广州造船厂于1972年12月20日全部改装竣工。 
1978年12月，向阳红05号海洋调查船再次改装，改装以后参加执行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任务（580任务），作为718工程船队中的一艘。这次改装修理工程很大，涉及总体，船体，设备，轮机，电气，空调冷藏通风六个部分，860多项。改装任务仍由广州造船厂承担，1979年12月17日完成。 
第二次远洋调查的时间是1977年3月8日到5月20日。这次任务是经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批准的。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任总指挥。总指挥的麾下是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十二号。调查共用了52天，在太平洋特定海区考察了20余天。这次远洋除了进行预选项靶场的海洋环境调查外，科学家们还在南太平洋南纬11°41′，西经178°21′发现了一个从未有过海图记录过的浅滩，记录到的最浅水深为32米。后将这个浅滩命名为“向阳沙洲”。 
1977年10月　国家海洋局向阳红5号、实践号、东方红号3条调查船，对东海东经124°～129°，北纬26°～34°之间28万平方公里海域完成1∶100万比例尺的重力、磁力、海洋沉积等内容的综合地质调查，测线总长16740公里。调查工作于1978年1月结束。
第三次远洋调查是“718工程”中在太平洋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从1978年3月15日到6月1日，一共78天在海上，体现了中国海军军人和海洋科学工作者们巨大的工作耐力和献身精神。科学家们在东经171°30′，南纬6°，水深4784米处，采集到了一块两个拳头大小的锰结核地质样品。这个科学发现便是我国大洋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调查事业的开端，这块中国从大洋中得到的第一块锰结核，便成了中国向联合国海底委员会申请先驱投资者资格、开启我国大洋事业最早的见证。 
第四次远洋调查起航于1978年8月23日，完成于10月21日，共60天在海上。总指挥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副局长张硕、船长倪树森、政委侯华清。这次远洋是对前三次远洋所选择的导弹靶场海洋环境资料的最后一次验证。经过四次远洋调查，科学家们选定了靶场的中心位置，获得了试验靶场的全部海洋环境资料，并在海军的远洋航行、大洋天气预报、远程加密通讯、船舰指挥协同和应对美、苏、澳、新等国的空中、海上跟踪干扰等方面获得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专业人才和指挥官。 
1980年5月，向阳红-05作为指挥船，参加了由18艘舰船、4架直升机、5000余名海、陆、空军将士和航天、海洋、通讯等科学工作者组成的远洋特混编队，赴南太平洋成功完成导弹溅落数据舱回收任务。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向阳红５号”万吨级科学考察船自珠江口出发前往南沙群岛，１９日晨到达南沙群岛永暑礁。２１日抵达永暑礁，２８日抵达华阳礁，３０日抵达六门礁。
改造始末——从“长宁”号到“向阳红五号”
1968年，中国处于文革动乱期。大批斗，大串连，全国一片混乱，许多重大的建设都停了下来。但这一时期只有一件事，始终没有间断过，这就是作为国防工程的“两弹一星”工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挥下，艰难地向前推进着。
1964年、1965年原子弹氢弹已试验成功，卫星却还没有上天。卫星上天的关键首先是运载火箭，这个可以把卫星送上天的运载火箭，就是同样可以把原子弹和氢弹运到远距离攻击目标的运载工具，这个运载工具与原子弹或氢弹组合到一起，就是我们赫然称之的洲际导弹。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有核弹头的导弹，花了12年时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推断中国至少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发展导弹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已成为紧迫任务。周恩来总理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特别指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其结果是，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只花了2年零11天的时间。
但是面对美苏两霸，中国必须还有导弹的洲际攻击能力，1968年6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将实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试验工程，这项工程的代号为“718工程”，试验洲际导弹的名字为“东风五号”。
“718”工程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有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等22名是前线指挥官。“718工程”包括了实施海上靶场调查选址、建造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向阳红10号远洋调查船、大江级远洋打捞救生船、福清级大型油水补给舰、远洋拖船、051型驱逐舰等当时大陆最尖端的项目。参与工作的部委有35个，陆海空三军和全国几百家科研院所和单位数十万名科研人员参加。东风五号的研制试验工作，首先是从东风一号开始的。东风一号到四号是近中程导弹，中国辽阔的西北沙漠地带承担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也承担了近中程导弹的试验靶场。但是东风五号是洲际导弹，试验区间的距离最少也得超过9000公里，而中国的幅员虽然辽阔，却无论在哪个地点量起，也没有达到9000公里以上空间跨距的。这种军事试验靶场，一般也不可能会设在国外的某个地点。惟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当时的公海上。在世界地图上，从陕西的酒泉发射中心算起往东，就到了西半球的南太平洋。中央专委决定，往南太平洋打一颗试验弹头，成功了才算拥有了战略武器。
然而，确定南太平洋作为洲际导弹的靶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必须对那9000公里以外的海洋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必须有一艘或几艘能够担当此任务的工程船舶，有一支政治和业务都过硬的技术队伍，还要有面对美国、前苏联两大海上霸权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的勇气和智慧。
但是，1969年的中国海军，连第一岛链都没有冲出过，别说过赤道去南太平洋寻找海上靶场了。在海军负责718工程的第一副司令员刘道生，只好向中央提出要求，从交通部调船改装。1969年3月，中央同意这个要求后，国防科委派驻国家海洋局负责“718”工程的陈炳鑫等三人，在交通部的支持下，秘密来到湛江港，考察停靠在港口。刚从国外回来的万吨级远洋运输轮长宁号。这艘由波兰巴黎公社船厂建造、1966年下水的运输轮，是当时中国交通部运输公司中船龄最短、性能最优越的船舶。它有15000吨级的载重量，每小时16海里的速度和当时国内时最为先进的导航仪器。没过多久，一份报告递到了周总理案头。周总理亲笔批示，从交通部广州远洋公司调长宁轮到国家海洋局，由国家海洋局承担“718”工程中的海上靶场调查任务。国家海洋局把这艘船改名为向阳红五号。
“向阳红”是国家海洋局一批海洋调查船的名字，从向阳红01号到16号。当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船舶是非常高科技的事，对取船名也很讲究。“东方红”、“万年红”都是交通部的客轮，命名在“向阳红”的前面。这些名字明显打上了那个年代的政治和文化烙印。“向阳红”这个名字与世界上同类的海洋考察船相比，显然不具有英国的“挑战者”、前苏联的“勇士”号、美国的“海洋学家”号那种身份的张力，但的确也反映了命名者对这一系列长年远离祖国，有时处于敌对军事势力之下从事艰苦海洋调查工作的船只对祖国忠诚的渴求。向阳红五号船的“向阳红”三个字，还采用了毛泽东主席的手迹。1970年6月，当鲜红的“向阳红五号”五个大字第一次在广州船厂被焊接到当时长宁号远洋轮的船艏时，这个巨大的钢铁机器肯定为之一震。就像杨利伟被宣布成为中国首个载人飞船的宇航员一样，从那一刻起，就再也无法平凡下去了。 
远征无极海——“向阳红五号”与817工程的不解之缘　　1970年6月，向阳红五号船进入广州船厂改装，远洋公司所有人员下船，一批由海军南海舰队各个基地抽调过来的海军军官接管了这个庞然大物。这批海军军官是船长马荣典，政委汤斌，副政委侯华清、副船长倪树森、轮机长区庭广，副轮机长何彩焕等。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有不同的职位和专业，但与他们谈话的领导都几乎是统一用词：“组织决定，你立即交待手中的工作，到广州的向阳红五号船报到。”没有说去干什么，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有多长时间。
船舶改装成什么样子，如何改，也不是船上的决定，由“718”办公室送来一捆图纸交给船厂。当时的广州船厂是六机部的军工企业，不涉及到改装计划的泄密问题。船上只管与工厂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配合，管理本船的防火、保卫等工作。18个月后全部改装竣工，这时的向阳红五号船体发生了一些外型的变化，前桅顶上安装了一架水平巨型对称天线，远远看去像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在第二桅顶上，安装了一台843型气象雷达，看上去像个草绿色的大锅盖。在第二桅到驾驶台主桅之间，安装了两组齿轮天线。在第二桅的甲板平台上，安装了气象观测仪器。在第四个桅杆上，安装了一台测风的雷达，在第五个大桅下，安装了一个气象探空平台和探空室。舱内只改装了第三舱两层作为加用的工作舱室和生活住舱。最大的改装工程是把货舱通通改装成燃油舱和水舱，还为安全航行而加了数千吨石头作为压载。改装后这艘船的续航能力，不去任何港口补给可以达到3万海里、120天以上。这个续航力可绕地球一周还多。还有另一些指标，是令人吃惊的。如气象观测预报能力，比当时一个省气象台还要大；通讯功率，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向国内发电报；海底的探查能力，有6000米水文地质绞车，有1.2万米测深仪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力测量仪。其他仪器设备也都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这艘船当时仅船体改装费就用去了250万元人民币。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乐曲第一次在太空响起，全国一片欢腾。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火箭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号发射成功后，主持洲际导弹技术工作的钱学森就决定用长征二号作为洲际导弹的动力火箭，这样一来，海上靶场必须选定，“718”工程必须抓紧实施。
1970年秋，在国防科委“718”办公室的统一安排下，从支持人造卫星上天的各个试验基地和海空军，不断派出技术人员上船，首先组建了向阳红五号船的气象分队。这个分队主要是由空军组建的，负责海上靶场从水面到高空的探查；其次组建了水文分队。这个分队主要是由海军和地方院校联合组建的，负责从水面到海底的探查。在水文专业分队里，还设了一个具有特殊作用和功用的重力组，在气象分队里，也设了一个与此相干也不相干的通讯组。他们分别都担负着“718”工程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一个是弹道导弹轨道参数所需要的地球物理测量，一个是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中特殊通讯的保障和试验。现在我们通过了解才知道，轨道参数部分是钱学森负责的，通讯保障试验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军事通讯专家陆建勋负责的。这些凭着在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开来证明上船的人员，来自陆海空三军和地方有关院校。开始时，人员大多不稳定，各穿各的服装，弄得向阳红五号船就像现在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似的，草绿陆军装、全灰海军装和上绿下蓝空军装都有。地方院校来的则穿的是自买的便服，生活纪律也“吊儿郎当”。一个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专业干部，到气象分队任指导员，结果这个指导员并不穿军装，立正、稍息也不会喊，那权威就好像有点儿打折扣。
1969年到1971年之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人联合国”，通过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整合，慢慢变成了一个“团队”，一个名副其实的正规的海军团级单位的队伍。船长政委为正团级，陆海空三军派来的技术人员也固定下来，统一接受海洋局的领导，军装全部换上海军的灰色军装。只有地方院校没有经过入伍程序的技术人员最“惨”，他们仍然是一身自带的便服，吃饭、看电影、集会凡有排队时候也都“另类”地排在最后几名，军人出身的船长马荣典公开地叫他们为“老百姓”，并不时对他们的生活纪律予以批评教育。最为想不通的是，工资还比军队矮了一截。
向阳红五号船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改装、组建，试航任务。1972年，第一次到南海中南部进行训练时，也不知道是走漏了风声，还是恰在此时正好碰上，被美国一架反潜侦察机，突然跟踪上了。船上的空气立时凝固了，报告给海军后，在后续的日子里，对向阳红五号船的保密工作大大加强了。中国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亲临船上考察工作，公安部交给广州市公安局一项特殊任务，对向阳红五号船作重点保密防护。
1971年的“9·13”事件，震惊了全国。林彪是国防部长，掌握了当时军方关于“718”工程的情况。由此带来的工作拖延在所难免，原定在向阳红五号改装出厂后立即远航太平洋的计划突然停止。
向阳红五号船出厂后就停在离广州黄埔长洲岛洪福街渡口码头不到200米的水域，船艏向东南，用八字锚锚定，船艉向西北，用一个锚系水鼓系着。它的样子真是有点怪怪的。整个船的外形轮廓还是一条商船，但四个人字形大桅和一个驾驶台主桅上，都安装了各种雷达、通讯天线，一眼也便能看出不是一般的用途。因此，它经常招致一些好奇者前来拍照和长久地注视、议论。
向阳红五号的所有人员，一上船就会受到一种教育，这就是，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许说出向阳红五号是干什么的，这是军事机密。如果有出海的任务，又必须让家人放心的话，就只允许写“出海执行任务”。执行多久，到什么地方，什么任务，一概不能多讲，谁讲了被发现就处分谁。如果发现有别的经过船只拍下五号船的照片，小艇就去追赶，直到把底片拿出来曝完光，才会放心。
由于是江中锚泊，向阳红五号船的船岸沟通靠一艘叫做南交2号的小艇负责，往来于船岸之间。生活的补给、人员的通信、上下级的沟通联系也靠着这条小艇。小艇是可以到处靠岸到处上人的，但小艇靠上母船的舷梯后，艇上的人员要上向阳红五号船须经过梯口一个“武装更”检查，没有南海分局开出的证明，无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学者还是官员，都会被拦截，劝其下船。
由于机密而变得神秘，由于神秘而变得传奇，由于传奇而又容易传讹。向阳红五号船在港内经常要调试或检修雷达和电台，启动这些大功率的发射设备时，会干扰到周围其他的电子设备。长洲岛上当时的老百姓不少有香港背景，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用“鱼骨天线”可收到香港台。当他们的电视机出现五号船检修的干扰波时，一个很不利于公安和保卫部门的传言就传开了：“向阳红五号是中国最大的间谍船，船上的人都是国际间谍。”
“文革”的漩涡，拖慢了国防现代化的速度。向阳红五号船远航的钟声迟迟未能响起。1974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向阳红五号船远航的钟声终于响起来。
1976年3月，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的请示件，由国家海洋局送往海军，由海军到国防科委再到中央专委，当时周总理刚刚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也因“四人帮”的干扰而变得艰难。这时，聂荣臻元帅把这份请示报告送到了也在病中的毛泽东主席手里，毛主席用他毕生以来最后一次面对我弱敌强的弥天大勇，圈阅同意出征。关于毛主席在病中圈阅这份文件时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已无从查考。我在主席晚年的诸多回忆录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录，也许他老人家的生命已接近尾声，体力快要耗尽，不能为一条船的远行说些什么，写些什么了。也许他也知道，他的“最高指示”许多都被滥用，此处无声胜有声，圈才是圆满，圈就是无极啊！
由于有毛泽东的圈定，一切的干扰都作废了，千军万马就在这一个圈定中舞动起来。一次名垂青史的重大航行就这样开始了。
虽然周总理已经逝世，但他在指挥国防科学事业中广泛运用一句话：“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仍然贯穿着向阳红五号远航任务的始终。在研究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安全保障时，时任中联部部长的陈锡联提出，向阳红五号是单船远航，海区复杂，国际形势复杂，因此对安全很担忧，提出另增一条远洋船跟随护航。这个提议立即在交通部得到落实，由广州远洋公司再派一条远洋轮船无锡号，跟随向阳红五号走，为了掩人耳目，无锡号更名为向阳红十一号，全部船员经过政审和保密教育后留船随行。
为了应对复杂海上情况和敌对势力的暗算，最大可能保证船队安全，在没有强大的海军护航，且又在“四人帮”严重干扰下的中国政府，为远航船队和后来的“580”任务又做了两个软保障。一是由外交部提前行动，主动与南太平洋的岛国斐济建立外交关系，与向阳红船队往返航线的沿途各国进行外交预制，以利于应变；二是在向阳红船队离开广州进入公海后，由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出消息，公布我国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十一号，将赴南太平洋某特定海域进行科学考察。这两项软措施都是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后者暗含着更高深的政治智慧，这就等于在告诉美国和前苏联：我国到南太平洋从事的海洋科学考察，是公开的，船上是手无寸铁的科学家和船员，是受国际法保护的，你们不能暗算我。
1976年3月27日，所有280名出海人员全部就位，油水、生活用品和仪器设备全部补给充足。28日凌晨，船长马荣典拉响了起航的铃声。向阳红五号从长洲锚地起锚出港，到达珠江口后进入到阳江外海与向阳红十一号船集结，又经过了一天的求生演习、损管演习和防火演习后，于30日凌晨正式起航。海军副司令刘道生带两艘护卫舰奉命作象征性的护航到西沙以后返回。向阳红五号、十一号两台低速柴油机船，带着全中国人民和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的期望，沉着地旋动着深蓝的海水，拖着两条长长的银带一直向南海东南部、向巴士海峡，向更远的太平洋延伸、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