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骆维驹
人物简历
1927～1932年 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学习。
1932～1937年 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实习工厂技术员兼指导老师。
1937～1941年 任重庆50兵工厂技术员。
1941～1942年 任香港南华铁工厂工程师。
1942～1945年 任桂林43兵工厂检验课长。
1945～1946年 任宝鸡31兵工厂工程师。
1946～1947年 任重庆50兵工厂工程师。
1948～1958年 任上海汽轮机厂技术检查科科长。
1958～1960年 任上海氮肥厂筹备处总工程师。
1960～1965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三设计部技术副主任。
1965～1981年 任七机部第三研究院159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
1981年 离休。
1991年12月7日 逝世于北京。
人物生平
骆维驹，出生于一个农村富裕家庭。童年起他目睹农民的艰辛、贫穷，受欺压、受剥削，求学起又受老师“人贵自立”的教育，在幼小心灵里就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1927年6月在安徽省立第十二中学读完初中就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国立同济大学机师科，学习5年，1932年4月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同济大学实习工厂技术员兼实习指导教师。从此，他圆了童年的梦，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为虚伪的道德观念所束缚，解放时将家里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全部上交政府，并衷心拥护土改，痛恨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
1937年2月离校，先后赴重庆、桂林、宝鸡等兵工厂供职，时任技术员、工程师。秉性耿直、作风朴实的他，辗转南北十余年仍是前途渺茫，找不到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立足之地。在那个年代见到的是一些终日辛勤、兢兢自守的人群，结果是仅可温饱，然而一些耍嘴皮、靠手腕、不学无术者倒是饱食终日、高人一等。
1946年12月在重庆50兵工厂工作期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发动内战已成事实，他认识到参加武器制造就是自己残杀自己人，于是就以身体衰弱为借口，于1947年离开兵工厂。1948 年几经周折回到上海，经同学介绍到上海通用机器厂工作，没过一年，上海解放。柳暗花明，通用机器厂扩展改建为上海汽轮机厂，报效国家有望了。不久上级任命他为技术检查科科长，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丰富的管理经验，积极开展业务：领导组建了理化试验室；制订了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都进行严格检验，管理井井有条；为提高效益积极开展标准化工作，推广生产互换性产品，使定型产品的主要零件达到互换的装配要求，为汽轮机厂的发展和生产优质产品创造了条件。1958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他是莫大的信任和鼓舞。
1958年4月他被调往上海氮肥厂（后改为上海吴泾化工厂）筹备处任总工程师。在此期间，由于他工作业绩显著，同年光荣地代表科技界当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5月调赴北京，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技术副主任。从民用企业调到军工单位，并任领导工作，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发动机堪称是导弹的“心脏”，导弹的射程、飞行速度全靠发动机的性能。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带走了资料，当时，全靠自力更生，独立研制。他以从事汽轮机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设计和制造领域的技术，起到了一个技术指挥员的应有作用。1961年11月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在短短几年中，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至1964年6月先后仿制和研制成功了近程弹道导弹、中近程弹道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1965年五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同年6月调到第三研究院159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到任不久被任命为厂长，领导组建我国第一个飞航导弹总装厂。159厂原是为研究所服务的一个非标准设备加工厂，基础较差，要把它改建成导弹总装厂，困难重重，这时他已年过半百，还患有较重的胃病，但他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丰富的办厂经验，组织队伍、制订规划、订立制度、组织实施，使各项工作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边设计、边改造、边试制，在部、院大力支持下，用不到1年时间生产出了符合验收条件的静力试验弹，又用1年时间拿出了用作飞行试验的自导弹。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用不到5年我国第一代改型设计的岸舰导弹，以7发6中的优异成绩达到设计定型标准。从此，我国有了飞航导弹试制、生产基地，为后续多种型号研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这一导弹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骆维驹也受到冲击，离职又复职。他工作到1981年离休，已是古稀之年，他为航天事业呕心沥血整整奋斗了21年。1991年病逝于北京。
人物贡献
组建飞航导弹总装厂我国岸舰导弹的发展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已具备改型设计的能力，第一个自行设计的岸舰导弹是改型设计的导弹。导弹是一项高科技产品。当时，总装厂的前身是一个为701所（空气动力研究所）等研究所服务的非标准设备加工厂，隶属于三院。原有厂房、设备、技术和人员都不具备生产导弹的条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惟一的有利条件是广大职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工作责任感迎接挑战，愿为国防事业作出贡献。这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骆维驹受命于困难时刻，艰辛的创业也就从这里开始，他以求实的科学态度，丰富的办厂经验，首先组织制订了“自行设计的岸舰导弹试制总方案”，根据总方案要求又制订了“厂房技术改造规划”，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采取主要措施如下：
1.调整原有生产线，增加车间数量，重新明确分工。充分利用原有库房、平房、天井改建扩大生产面积。建立配套工种，如模线样板、有色饭金、非金属制造、部装、总装、测试等生产线。
2.对各类技术人员、工人进行专业归口。从外单位抽调和借调一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员和缺门技术工人，并派部分技术人员、工人到对口厂进行短期培训。
3.提前组织工艺人员利用“上游一号”（与这一岸舰导弹相似型号）产品图纸和工艺资料进行全面模拟练兵（因当时导弹图纸还未下厂）。为以后这一岸舰导弹工艺准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邀请设计部设计人员当技术顾问，下厂进行技术指导，并兼任部分工艺工作，帮助组建测试队伍。密切了设计与工艺的关系，促进了技术关键的解决。
5.列出技术关键项目，提前成立攻关组。全弹共列出关键项目67项，其中车间级关键59项，厂级关键8项，如薄板化学铣切、玻璃钢泡沫塑料天线罩、承力式油箱、高压气瓶等，集中力量分层次进行攻关，确保了试制工作顺利进行。
6.大协作赶制工艺装备。导弹不同于一般机械产品，这一岸舰导弹弹体是一个薄壳轻合金结构，有严格气动外形要求，装配协调关系复杂，零件离散度大，全靠模具、型架铆接（焊接）组合装配而成。工装数量大，而绝大部分工装的制作是通过导弹理论外形（曲线方程）绘制成1∶1理论模线进行传递，加工成具有一定刚度的各种金属样板。它既是制作工装型面的依据，又是检验工装和零件的量具，是开展型号试制的重要物质基础。据“上游一号”资料统计“0”批共选用工装1721套，制作工时349806小时。同属海防导弹，结构类同，如参考“上游一号”工装系数，任凭当时159厂的条件，完成工装制造任务用两年时间也难以实现。为加快试制进度，必须控制工装数量，结合159厂实际，摸索自己的道路，确定了工装的选用原则，经三结合研究，这一岸舰导弹“0”批选用工装877套，样板约3500块。作出这样的决定，需要一定的胆略和勇气。虽然减少了工装，单靠自己干，短时间也无力完成，于是决定在院内外、部内外开展大协作赶制工装。为此，奏出了一曲大协作的凯歌。
六大措施的实施大大推进了试制进度。终于，在1966年8月20日比原计划提前10天拿出了静力弹。静力弹是用作考核弹体结构强度、刚度的一种试验弹，也是对工厂制造工艺和制造质量的总体能力的考核。所以，静力弹的试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斗志。继而又投入地面试验用的热试车弹、振动弹的生产。
正当向新的目标迈进时，“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骆维驹也受到冲击，但他仍坚守岗位，继续履行指挥员的职责。1967年9月29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自行设计的岸舰导弹首次靶试成功，时隔不到一个月，10月27日再次发射又命中目标。两年、仅用了两年时间，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空前的，从厂房改造、组建队伍、制订规范、攻克难关、组织生产、挑灯夜战……这一曲曲，一幕幕包含了他（他们）多少心血啊！这一岸舰导弹靶试的成功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1968年靶试又获得成功。这一连串成功的喜讯传到了国防科委，传到了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为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聂总在1969 年亲临基地视察，观看了这一岸舰导弹靶试。至1970年3月这一岸舰导弹以7发6中成绩通过了设计定型飞行试验。艰苦创业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通过这一岸舰导弹试制生产，锻炼了队伍，逐步掌握了导弹生产领域的技术。以至若干年后，一个外国代表团到厂参观后，面对简陋的厂房、设备，不敢相信享誉中外的“蚕式”导弹是从这里飞出来的，以为厂里留一手，没把最关键、最先进的设施给他们看。
这一岸舰导弹的诞生，使我国飞航导弹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我们以后导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走中国特色主义道路60年代初，我国导弹研制程序，基本参照前苏联模式，包括导弹地面试验项目以及数量。众所周知，不充分做完地面试验，导弹是不能上天的。
自行研制的岸舰导弹静力试验成功后，接着要用两发弹做全弹地面热试车。当时迫于形势，无力提供两发弹，但试验又不能停，骆维驹召集有关人员讨论，提出一发弹两次试车的建议，即一个弹体，两套成件，第一次试车完后返回厂内，更换内部成件，再次试车。这一建议得到梁守槃（当时任三院副院长）和设计部的支持、肯定，最后顺利地完成了地面热试车。
热试车完后，接踵而至要做全弹振动试验。当时仍没有弹体可提供，又经大家群策群力，首先对经两次热试车的弹体进行全面检查，确认无问题后，向设计部提出改装成振动弹的意见，设计部经分析，同意改装，试验结果达到大纲要求。最后，工厂还将这发弹改装成冲击试验用的过载试验弹。“一弹多用”成了159厂导弹生产史上的创举，这不仅为1967年9月首次飞行赢得了时间，也是同我国国情相结合，艰苦奋斗走自己导弹发展道路的一次成功尝试。　
人物评价
骆维驹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作风朴实，办事果断。自导弹试制以来，他基本上在厂里度过。办公室搭一张床，吃住在厂，生活很简朴，胃病犯了由秘书上门诊开些药。工作中非常注重深入一线，了解实情作出决断，车间、工地都留有他的足迹。
在攻克技术关键阶段，最为艰苦并带有一定危险的是油箱封头成形（封头是一个直径为700多毫米的椭圆体钣金件）。当时工厂没有大吨位冲床，没有具备安全设施的厂房，只好采用上马快的爆炸成形新工艺，用最简单的办法，在露天找一块偏僻场地，加上一个手拉葫芦。试验正赶上寒风呼啸、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操作者（都是大学生）手触冰水和金属，冻得发麻（因要将药柱放人临时用油毡制作的水帽里），有时还被粘掉一层皮，一个封头从初爆至最后贴型，要爆炸多次，还不允许有任何杂物掉人模腔和水帽内，否则会形成坑点。他们一声不吭，默默地工作着。骆维驹多次到现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无疑他的到来对现场人员是一种支持、鼓励和赞誉。同样，操作者艰苦的工作环境和不怕危险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他。
1966年初，导弹试制进入样板制造阶段，样板数量多、精度高，全凭工人手艺修锉掌握。眼看进度拖后，样板出不来，工装就无法制造，他当机立断，调集全厂高级钳工集中制造。生产场地不够，就启用暂空的总装测试厂房。加班加点，挑灯夜战，赶制样板。
1967年8月按计划要求输送两发弹进行靶试。由于导弹弹体结构中承力式油箱制造难度大，工序多，进度跟不上，只能完成一个油箱，当时惟一的办法是，将为地面热试车准备而未用的一个内部结构简化了的油箱改装，用于飞行试验弹。这个问题提出后，他不贸然定夺，提出进度不能影响质量，疑点不能带到靶场，这是三院第一个型号，也是第一次飞行试验，非同小可，须报总师和设计部。大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查阅了“上游一号”历次飞行试验记录，分析了飞行中侧向风对导弹滚动姿态的影响，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同意改装地面热试车的油箱用于飞行试验弹，这样如期提供了参加飞行试验的导弹。
自行研制的岸舰导弹的试制成功，倾注了一代人的心血，正当大家分享胜利的喜悦时刻，骆维驹离开了领导岗位，被隔离审查。1970年下放劳动锻炼，1973年复职。停职几年，历经磨难，他终于从艰难岁月中挺了过来，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会还他以清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
复职后，他已年愈花甲，仍以旺盛的热情，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1973年组织参加了这一岸舰导弹设计定型审定会，1974年中央军委批准该弹定型，导弹由试制转入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导弹射程远、威力大、精度高，保卫海疆由愿望变成了现实。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导弹技术日新月异。为提高导弹的突防能力和抗电子干扰能力，1974年起又相继组织试制生产了两种导弹改进型的岸舰导弹。1976年起又有我国第一个空舰型导弹投入试制。同时还试制了我国自行设计的超音速、超低空两种海防导弹。
159厂随着导弹系列和型号的增加，工厂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有了一支经过创业磨炼的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如今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飞航导弹试制生产基地。
岁月催人老，骆维驹1981年离休，1991年12月7日病逝于北京。骆维驹赶上这不幸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他没有亮丽的光环、没有奖章、没有荣誉。然而，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一个老专家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追求，默默无闻地为航天事业服务了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