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亚东图书馆
词条简介
亚东图书馆是解放前的一个小型私营出版社。但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1922年---1927年），这里曾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印刷和发行地，以及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中国近代史上主要人物陈独秀、胡适、陈乔年、毛泽东、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都与此地有过联系。
亚东出版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崔东壁遗书》等几种文集，一批标点整理的古典白话小说，五四以后涌现的一批新诗集以及蒋光慈等人的一批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都曾经风行一时，有过很大的影响。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在《新青年》、《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的出版、推销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
创建亚东
20世纪初，陈独秀由日本留学回国来到南京，受到好友汪希颜的热情接待。汪希颜是安徽绩溪人，长陈独秀6岁，他们是在日本留学时相识，并结为挚友的。不幸的是，这年夏天，29岁的汪希颜病逝于南京。
病逝前，汪希颜给在绩溪老家的弟弟汪孟邹去信，介绍“皖城志士陈仲甫”。于是，陈独秀与汪孟邹结识为友。 
1903年冬，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科学图书社。这是一个既卖图书又卖文具的新书店。此时，陈独秀在安庆与房秩五、吴守一筹办《安徽俗话报》，并想把它交给科学图书社编辑和发行。他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住进了科学图书社，还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堂前，“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安徽俗话报》仅办了23期，于1905年停刊。这以后，陈独秀便参加暗杀团，创办岳王会，从事革命活动，但是却始终无法忘怀在科学图书社的日子。1922年，他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的扉页上题词道： 
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 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辛亥革命成功后，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为秘书长。一些朋友劝说汪孟邹：“以你和柏都督、仲甫先生的关系，何不去找找他们，在都督府谋一个差事，也不枉和他们朋友一场。”还有的说，去当知县吧，“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甚至还有人说：“干脆去拿一个税局。” 
汪孟邹经不住别人的怂恿，来到安庆找到陈独秀，要求谋一份差使。没想到陈独秀却沉着脸说：“做什么官！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即柏文蔚，作者注)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开一个书店好，就叫亚东图书馆吧。” 
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将汪希颜的儿子汪原放从芜湖召来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办起亚东图书馆，后来又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因为翻造房子，又从平和里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亚东图书馆迁来迁去，一直离不开狭窄的弄堂，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汪孟邹要将书店迁出弄堂。有一次，他甚至变色地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因经销北京大学书籍而经济状况渐好，终于迁至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 
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二次革命失败，形势急剧变化，袁世凯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将陈独秀列为第一名“要犯” 通缉追捕，并抄了他在安庆的家。陈独秀逃到上海，帮助汪孟邹经办亚东图书馆，起草《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并编写《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交给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
《新青年》
不久，陈独秀应章士钊之聘，东渡日本，协办《甲寅》杂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始“度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生活虽然穷困不堪，但是，他反对专制、倡导民主、启迪民智、献身革命的伟大抱负却矢志不渝。 
从日本回来后，陈独秀便想让亚东帮助他办一本杂志。一天，他对汪孟邹说：“我早就想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全国的思想都要改观。”汪孟邹极表赞同，可是，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亚东的生意本已十分清淡，加之又在承担《甲寅》杂志的印刷，已经没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这在汪孟邹的日记中多有记叙，如：“社务乏款，焦急之至”，“芜 (湖)款未至，焦灼万分”，“暂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等。 
汪孟邹是个热心人，凭借自己在业界的关系，找了几家书社，最后选择了同行老友、群益书社的陈子寿、陈子沛兄弟，让陈独秀与他们洽谈。结果，群益书社同意和陈独秀合作。这份杂志便是《新青年》。 
这期间，陈独秀常与汪孟邹、陈子寿等聚谈，并时常召来柏文蔚、章士钊等，共同讨论合并扩大为书局的事。他还和汪孟邹联袂北上，筹措资金。汪孟邹因在北京人事生疏，而提前回到上海。而陈独秀则又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之行，收获颇丰，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万元，亦可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 
可是，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合并之事终成泡影。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给亚东图书馆带来新的气象。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当时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杨敏曾、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也都由亚东经销。亚东图书馆因此而扬名。《新青年》也一直由亚东销售。陈独秀还把《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
标点《水浒》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没有标点，有的甚至未分段落，读者看着十分吃力，年轻的读者看了，更如坠入五里雾中。汪原放早就有心标点和分段。一天，汪原放把自己的计划和打算告诉了汪孟邹，汪孟邹却担心书籍的销路。 
没想到陈独秀却连声赞扬：“好哇，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把原放标点的书拿给我带回去看看。”没过几天，陈独秀又来到亚东，一进门便高兴地说：“我看过了，很好，能出。眉批夹注删掉好，读书嘛，就要让读者自己去读。”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在亚东图书馆正式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之作《水浒新叙》和《水浒传考证》。 
初版时，亚东图书馆只印了2000部，一上架便销售一空，于是，又加印到4000部。新版《水浒》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更增强了汪原放的信心，他又陆续标点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他的这一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1924年1 月24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说，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 [1]​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北大受到排挤，只得又回到上海，居住在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多次会见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这些文化书社经陈独秀介绍，都与亚东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如，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等，陈独秀都曾为他们作了经济担保。毛泽东就曾拿着陈的保单，来亚东联系过书刊业务。
秘密党员
1920年8月，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便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亚东进行的。汪孟邹是个精明人，十分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出于对老友的信赖和理解，尽量为陈独秀的活动提供方便。可是，他又缺乏老友的胆略和气魄。于是，陈独秀便认真地对他说：“好吧，你就不要做党员，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 ”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陈独秀找到汪孟邹，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用。《向导》印好后，亚东还承担了它的发行工作。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抓紧赶排《独秀文存》。这时，陈独秀作为社会主义的领袖，受到反动势力的忌恨和迫害，亚东图书馆还能出他的书，是要有一定的胆量的。《独秀文存》有一、二两集，第一集的内容多为民主与科学，第二集却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亚东印了第一集，便再也没有胆量印第二集了。当有人催问时，汪孟邹谨慎地说：“这可不是小事，不能不看一看风头再动手。出了事，可就吃不消了。” 
陈独秀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常来亚东图书馆，他和汪原放年龄相仿，时间久了，便成为亲密的朋友。陈乔年成为中共领导人后，汪原放深受影响，并有加入共产党的意思。一天，汪原放羞怯地对陈乔年说：“我很想加入共产党。现在国事艰难，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国事办好。就是将来，也要靠共产党。” 
陈乔年笑了笑说：“原放，我看你很像一个国民党左派。”汪原放听后，极为沮丧，一声不吭，再也不去见陈乔年。过了一段时间，陈乔年知道自己伤了汪原放的自尊，便主动来找汪原放，他说：“原放，愿意和我去看一个朋友吗？”汪原放随陈乔年来到闸北的一家工厂，坐下后，陈乔年将另一个人介绍给汪原放，说：“组织已经同意你的入党申请，我和郭伯和同志便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5月，汪原放奉党的指示来到汉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的出版重心移到武汉，当时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张太雷同志担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替）[2]，管理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负责《向导》的印刷、出版和发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武汉也和上海一样，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陈独秀很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一天，陈独秀对陈乔年说：“告诉原放，去找一找光明甫先生，让他去跟柏文蔚疏通一下，能不能到他的三十三军谋一‘ 合法’差事，这样也就有张护身符了。” 
光明甫和柏文蔚都是安徽人，也都是陈独秀和汪孟邹的朋友，而且，他们也都同情共产党。汪原放向他们转达了陈独秀的口信，很快便在三十三军谋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参谋。于是，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工作便能在秘密的情况下照常进行。 
不久，陈独秀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而隐居在工人住宅区。8月的一天，汪原放应召由陈乔年相陪，来见陈独秀，只见他光着上身，肩上披着一条粗布大围巾，手里抓着芭蕉扇，躺在竹床上，活脱脱地像一个拉大车的苦力。两人来到屋里，他才坐了起来。 
陈独秀询问完汪原放手头的事情后，说：“我想到上海去。可是，那里的情况我又不大知晓。原放，你去趟上海吧，问问你的大叔，看看我去得去不得。” 
汪原放来到上海，向汪孟邹转达了陈独秀的问询，汪孟邹告诉汪原放：“不要紧，仲甫可以来。” 
于是，汪原放陪着陈独秀来到上海。临行时，由于党组织已转入地下，匆忙中忘了带组织关系，与党失去联系，汪原放很是焦虑，他和陈乔年谈起这件事，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可是，想不到陈乔年却说：“我来的时候，父亲要我告诉你，现在你不要干了，还是把书店事做好要紧。他说：‘书店很不容易做，不进则退。’所以，你们还是带灰一点好，千万不可犯红，万一惹出事来，书便做不成了，那是得不偿失的。” 
汪原放遵照陈独秀的意见，又回到亚东图书馆，重操旧业，当起编译。这期间，汪原放协助汪孟邹，使亚东在五年的时间内，出版了73部书，其中汪原放的译著便有《仆人》、《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
重印文存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入狱。他一生多次被捕，而每次被捕，就因为他跟汪孟邹的关系，亚东图书馆也受到牵连，汪孟邹都要逃之夭夭，以避风头。这次，虽然用不着像以前那样惊慌害怕，东逃西躲，但是，汪孟邹、汪原放还是放心不下。不久，陈独秀由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寄来明信片，说他生病了，想亚东派人去看望。 
汪原放只得撂下手头的事，来到南京探视。走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由狱警引到一间囚所。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屋，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陈独秀住的是单间，里面生活用品齐全，靠墙立着一排书架，码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简易的书桌上放着笔、墨、砚台和一叠稿纸，“仲翁，”他总是这样尊称陈独秀。陈独秀捂着肚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说：“我的胃病犯了，实在疼痛难耐。这里的狱医也治了，又是吃药，又是打针，就是不见好。” 
汪原放着急了，“那怎么是好啊？” 
“是这样，你回上海，让你的大叔去找黄仲医生，他的医术高明。以前在上海，我的老胃病来了，只有吃他的药，才能见效。”陈独秀说完给自己治病的事后，接着便问亚东图书馆的情况，他让汪原放转告汪孟邹，处此动乱的年代，一定不能把亚东给荒废了。 
他看着汪原放，动情地说：“我对亚东是有特殊的感情的。你知道的，十年前，离开陈炯明，辞去教育委员长，我便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月只有那么点钱，你婶(指高君曼，作者注)又有病，这点钱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不是亚东一次一次地预支《独秀文存》的稿酬，我也不清楚日子会怎样地过下去。” 
汪原放当然清楚，陈独秀在成为党的领导人后，当时党初建，专职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繁忙的党务工作，使陈独秀难以顾及家事，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两人为此常常吵架。党内同志考虑到影响不好，住在一起极不方便，劝说高君曼回南京娘家的房子居住。她在南京住一间草房，家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离散烂。 
高君曼常来上海，来时又总是以亚东图书馆为联络点，与陈独秀见面。1925年，高君曼患了肺病，陈独秀仍是每月给予50元，高君曼嫌不够，所以，两人在亚东见面时，总要大吵大闹。但逢此时，汪孟邹便以好言相劝：“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烦多，他哪有工夫问家，你就原谅他吧。”陈独秀无奈，只得以稿费补贴全家生活，而稿费往往又是预支的，为此，他欠了亚东许多债。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来南京探视，两人互道问询后，陈独秀便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想想，心里不踏实，你回去后，让亚东重印《独秀文存》，这样，我可以拿稿酬把亚东的账结清了。”汪原放回到上海后，便重印《独秀文存》，这次尽管没敢大张旗鼓地作广告宣传，却在不长的时间销售了4000部，不少人见到汪原放便说：“这么多年，你们不印，真是可惜。” 
不久，柏文蔚、章士钊给亚东送来一些钱，让转交陈独秀，以贴补生活之需，可是，陈独秀却执意用这些钱抵销亚东的欠账。这时，亚东已是汪原放主事，他体谅陈独秀的清贫，根本没打算抵销其在亚东的欠账，所以，每次陈独秀催问，他总是敷衍，而不拿出明细的账单。6月16日，陈独秀又给汪原放来信说： 
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矫正之。 
现在，《独秀文存》销售这么好，书款回笼这么快，于是，他让账房抄了一份明细的账单，于10月间，给陈独秀寄去。很快，陈独秀便给汪原放复了信： 
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 
他与亚东的经济账终于结清，尚存的钱，委托亚东按月支付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和年。
亚东情结
陈独秀在狱中，通过与汪氏叔侄的来信，获知亚东经济上已不堪支撑的详情，他心心系念，频频去信，为之出谋划策，解难分忧。1937年10月11日，他建议亚东印行《今古奇观》、章士钊《诉状》。后来又建议印行章士钊《论衡》及李季译《马可波罗》，因为这些书“都要行销些”。 
他还告诉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现在“加文具部，很要紧。文具生意的利息也不错，和书籍同做，财政可以活泼得多” 。 
汪原放主事亚东时，正是亚东最困难的时期，陈独秀勉励他树立信心，身体力行，要把亚东图书馆办好，他在信中说： 
店中经济既如此困难，眼前救急，除节省开支外，实无其他办法，令叔以前，谨慎小心的办法，未必无其他理由，兄现在身当其冲，已领略其中滋味，我以前怂恿令叔把店事给你管，亦有必须使你早日获得经验之意。唯兄却不可以此自馁。唯节省开支，应该加倍努力为之，谨慎为之，天下无不可战胜之困难也。唯节省开支，必须以身作则，始能见谅于同事与家人，此层望兄特别注意。 
他还为亚东的资金周转事，去信老友柏文蔚：“原放顷来谈亚东旧历年关需款周转，希公为设法，定期归还。”亚东图书馆为摆脱困境，四处借款，借款不成，又提出招股，成立股份公司的设想。陈独秀知道后来信劝阻，提出集资合办的方法，并让汪孟邹亲往上海，邀约章士钊、黄仲等，请他们集资五六万元，出任董事，亚东再拟一个详细的改组后的出版及发行计划，目前的困境是可以克服的。 
1936年，亚东图书馆遵照陈独秀的建议，拟订了一个新的出版计划，其中便有编辑《民族革命家丛书》一项。汪孟邹请陈独秀帮助物色人选，他推荐王文元担任编辑，王文元没有编辑这套丛书，却化名译编了《苏联党狱之真相》和《苏联党狱之国际舆论》，交由亚东出版发行。这期间，亚东还出版印刷了法国作家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亚东一发不可收拾，又印了托洛茨基的几本书，还印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几本小册子。 
陈独秀出狱后，便来到四川江津，开始其凄凉的晚年生活。他和夫人潘兰珍的生活全凭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馈赠，除此之外，他还担任《时事新报》的特约编辑，以微薄的稿酬聊补生活之急需。老而有病的他，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文思泉涌、下笔千言了，更可悲的是，疾病的疼痛已折磨得他不能握笔写作了。 
这一切，令汪孟邹为之心疼和焦虑，他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去信，寻求帮助，信中说： 
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敢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的办法，该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陈独秀知道后，虽十分感谢，却一口回绝道：“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亚东停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这样，创业于1913年的亚东图书馆，走尽了它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几乎与此同时，它的创办人汪孟邹也病逝于上海。[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