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
图书信息
  [1]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第1版 (2011年7月25日) 
平装:300页 
开本:32 
ISBN:9787542635112 
条形码:9787542635112 
商品尺寸: 20.6 x 14.6 x 1.8 cm
内容简介
由斯非知编著的《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内容介绍：今天，薛、孙两兄弟都已驾鹤西去三十年。中国从一个“东亚病夫”型的落后经济农业国走到现在，其国民经济和民族工业之树已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原来也曾经阔过的，今天又阔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坏事。让我们今天重新来认识这一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双套车”、“双子星”，一对都曾经是“中国的脊梁”的人物，他们双双在强我中华的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过，双双在福我民众的灿烂星河中烁烁闪耀过，叙述他们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叙述我们的国、族、家、民的命运。《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让我们进一步了解那两位奇才。 
编辑推荐
由斯非知编著的《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内容介绍：孙薛这对双子，几十年来都为国人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人们所熟悉——百年前两人都生于无锡的玉祁镇，是远房的堂兄弟；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都坐过中国国民党的大牢；都跟着近代大经济学家陈翰笙做过第一次正式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新四军中负责过经济工作；都做过新中国经济部门的首脑；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始人和带头人；都著作等身；都是国家的智囊型人物，国民经济的决策者；都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又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受到极大尊重。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太湖之子
第二章 长兄如父
第三章 青年才俊
第四章 少年领袖
第五章 渐行渐远——到苏联去
第六章 渐行渐远——实业救国
第七章 信仰的洗礼
第八章 一个“民生家”
第九章 孤独的思想者
第十章 敏思、敏记、敏言的行动者
第十一章 实习革命
第十二章 平民英雄
第十三章 戎马书生
第十四章 看云卷云舒
第十五章 沧浪水畔
第十六章 不跪
第十七章 薛民见
第十八章 一篇“诔”
第十九章 顾准
第二十章 暮霭沉沉楚天阔
为天下布馨香（代跋） 
序言
本书将要写到的，不是中国新政权经济学界孙冶方和薛暮桥这对双子星。
孙薛这对双子，几十年来都为国人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人们所熟悉——百年前两人都生于无锡的玉祁镇，是远房的堂兄弟；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都坐过中国国民党的大牢；都跟着近代大经济学家陈翰笙做过第一次正式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新四军中负责过经济工作；都做过新中国经济部门的首脑；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始人和带头人；都著作等身；都是国家的智囊型人物，国民经济的决策者；都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又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受到极大尊重。
他们的名字不单在中国经济学界赫赫扬扬，在世界经济学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是人们心目中泰斗级的人物，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本书将要写到的，也称作“孙薛”的这对双子星，却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孙冶方，和他的胞兄，一位“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经济学的创始人，现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民间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学者”。——薛明剑。
按照人们熟稔的划时代概念，将这两兄弟称作新旧两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准确的：两人都没有跨越时代——弟弟在1949年前还算不上是经济学家，但已涉足经济学；哥哥在1949年后再未染指经济学，甚至与经济也很快绝了缘，但他们是两位实至名归的经济学家，是一对如假包换的亲兄弟却是毋庸质疑的。
弟弟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哥哥薛明剑原名薛萼培，他们同宗同祖，同父同母，相差十三岁。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双子”，却从未有人将他们相提并论过；他们生命乐章的交响是“奇异”的，却从未引起过人们的好奇；他们都曾经作为政坛上的“星”闪烁过，却是在相隔了几近半个世纪的两个曾经势不两立到不共戴天的政坛上。
明剑一生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救国之路，成就的是一位民间社会经济学家和经济事业家；冶方一生走的是共产革命，世界大同之路，成就的是一位敢讲真话的官方理论经济学家。虽然今天人们只知道弟弟而对哥哥知之甚少，但七十年前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位做过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及民选立法委员的哥哥，在中国江南和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在那个过去了的年代曾经是名闻遐迩的人物。
直到今天，人们对这兄弟俩到底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亦或是“参商二星”，依然没有定论。
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目标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吗？
他们的生命轨迹交叉过吗？
他们内心的最深处曾经有过或者始终有着共鸣吗？
能够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上将他们称作“双子星”吗？
感谢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历时四年，遍查史料，编纂了四卷本一百五十万字的《薛明剑文集》。这套资料依然不全，因为明剑先生大量最有价值的日记和著作都在日本侵华时期和“文革”时期佚失了，但这些幸存的文字依然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和他的亲兄弟孙冶方一样，首先是一位“大写”的人，其次是一位应该被后人记住、纪念和研究的民间社会经济学家。
而孙冶方则早已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人物。在他逝世后，中国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三十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主流经济舞台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公认是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项，许多获奖者至今还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些情况必须先让读者了解，以免将此书当作经济学读物而越读越失望。
我是一名在孙冶方基金会工作多年的志愿者，工科出身，完全不懂经济学。2008年是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年，我不禁动了斗胆写一篇征文来纪念孙先生的想法。
因为和孙先生的外孙武克钢（沙沙）是大学的同学和好朋友，我在二十几岁“英雄崇拜”情结最严重的时候就见过他老人家，并因此与孙冶方基金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深知眼下人们的心目中是没有英雄的，尤其在这块最不可能出英雄的领域——经济学界，这是一门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真理”的学问——既不像数学、物理、化学那样，其基础理论很难撼动，也不像文学、艺术、历史那样，有许许多多不容质疑的大师矗立在前。经济学是一门随着社会的进步或退步而变幻无穷的学问，甚至可以说是一门相当吊诡的学问。昨天的“大师”常常是今天的“小丑”，明天却又很可能成了“先知”。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体系、观点、理论是最容易过时，最容易被时代和社会从吹捧、盲从到嘲讽、诟病、厌恶并抛弃的东西。看眼下的中国和世界，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的“经济学家”、“专家学者”不是比比皆是吗？
但是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中依然有些人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忘掉的。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被人为涂抹上去的色彩迟早会被冲刷殆尽，但他们作为人的本色，也就是他们本来的人格魅力，依然会熠熠生辉，不同凡响。
孙冶方就是其中的一个。于是我想，让一个普通人来写写他也许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即使写不出作为经济学家的孙冶方，但总可以写出作为“人”的孙冶方。
就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老人家的哥哥薛明剑。其实这两位老人生前我都见过。只是在几十年的印象里，薛明剑就是孙冶方的哥哥，上世纪前半叶的民族资本家，无锡荣氏家族的大管家，一位完全无法和孙冶方相提并论的旧式人物，因此我从未好好阅读过几年前就得到的《薛明剑文集》，此时我翻开它，也只是为了寻找孙冶方的身世而已。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不钻进去，它就是路旁一方不起眼的小土丘，等你钻进去了才发现它居然深藏着一座宝库。
很快我拿到了全套四册，约一百五十万字的《薛明剑文集》，还放胆打着基金会志愿者的旗号向无锡的“孙冶方纪念馆”索要更多的资料。
没想到我这个写作上的初学者竟然得到两位老人的亲属和无锡文史方面的学者及普通工作人员无私、热忱的帮助。薛明剑先生的很多亲属接受了我的访问；无锡“孙冶方纪念馆”张建清馆长以特快专递寄来我索要的文史资料；上海文史馆中国工业近代史专家、《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先生在上海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薛明剑的长房幼孙薛中全女士热情接待我住在家中查阅和拍摄她的祖父二十六本幸存的日记；专门研究荣氏家族和薛明剑的专家、江南大学教授陈文源先生还特意到无锡图书馆为我复印了薛明剑家谱，寄来原始用图的光盘。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被学界称为“无锡市宝”的老人居然把自己手抄的五百多页A4纸薛明剑日记都送给了我。陈教授和我素昧平生，假如不是同样地被薛明剑这个人物感动，我们是永远都不会相识的。
第一次看到薛明剑手绘的各种工具、机械、工艺、工厂布置和工场设计图时，我这个工科毕业生深深地被折服了。这么漂亮的手笔，这么严谨的做派！在不知电脑和互联网为何物的年代，一个“旧社会的资本家”——这是我三十多年前就留下的深刻印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无聊吗？怡情吗？还是有明熹宗朱由校那样不爱江山爱木匠活的怪癖？这是我下决心来“读”这个人的最初冲动。
于是我又返回头来，细读他的“五五纪年”，然后硬着头皮读那些原来颇感乏味的文章，再由文章的发表年代寻找当时的大背景。谁知这些初看极为枯燥的八、九十年前的文字居然相当耐看，不但时时能从中看到和今日社会极为类似之处，还能看到与今日主流话语或高度一致或大相径庭的分析、论述和见解。
尤其是在企业管理、文化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其见识和实践，可以说在我认知领域内的企业家们（无论民营还是国营），还真找不到相似者。
这个发现在令我大吃一惊的同时，也令我狐疑丛生：太孤陋寡闻，少见多怪了吧？看见一点天角角就做“井底之蛙”想，不知井外有天，更不知天外有天？
我接触过很多当今中国的“国营”和“民营”企业家。这些人在财富增值、创造就业、上缴利税、扶贫救困以及推动当代中国的工商文明方面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只是从关注“民生”、投身“民生”和献身“民生”的高度看，即使有所谓“裸捐”者，有所谓一方一地的“救星”者，有所谓中国或世界“几百强”者，有所谓“只知有企业，不知有魏晋”者，或“魏晋企业兼懂”者，有所谓“儒商”、“政商”、“侠商”、“德商”甚至“佛商”者等等诸如此类“自封”或“获赠”的名人名家头衔者，我怎么就看不出他们和薛明剑们（薛明剑应该是一批人，但人数非常少）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呢？
薛明剑，这是个完全能和他赫赫有名的小弟孙冶方比肩而立的人啊！为什么从未有人将这兄弟两人放在一起来写？
作为一名受过一般教育的中国人，业余的伺学者，我的读书史中从未发现过“经济学”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唱过“角”的情况。从老祖宗对“士农工商”的排序，到《红楼梦》对“经济文章”的解读，它从来就是国人眼中“稻粱谋”的俗务。
历来我们士大夫口中的“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和现代意义上外来语的“经济学”一词在词义上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前者是“学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中的术，而后者则是作为研究人类生产、交换以及社会财富分配行为的学问。和西语中“经济”主要是指称“个人行为”不同，汉语中“经济”常常是“当朝者”或者是“当权者”的行政行为。
薛家两兄弟，一个是新时代新政权先抑后扬的官方理论经济学家，一个是旧时代旧政权推崇的民间社会经济学家，在我眼中这两人倒是能表达出些许中西方关于“经济”一词的区别。
这一点特别有趣。
也许让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人来同时写这兄弟俩，他们会有一些踟蹰，一些桎梏，甚至许多顾虑。而我，借王朔一句“无知者无畏”，因为不懂，所以不怕。一个什么“家”都不是的人，凭着一点做人的直觉来写世人从未相提并论过的两个“家”，即使让懂行的人们看看笑话，不也是一件不太乏味的事情吗？
也许薛明剑不够伟大，但是“伟大”和“粪土”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呢？
也许薛明剑不够光荣，可是“光荣”和“耻辱”之间又有多大距离呢？
薛明剑和孙冶方两兄弟都在“伟大”和“粪土”，“光荣”与“耻辱”之间翻滚过，蹉跎过，跌宕过。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光荣与梦想》，是一本叙述美国自二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断代史。这本书的名字用在薛明剑和孙冶方兄弟身上倒是非常合适，他们都曾梦想中国的强大和光荣，他们自己也都曾光荣过甚至辉煌过，却也都忍受过常人难以忍受的被视作“粪土”般的耻辱。他们一生所“梦想”的都不是个人生前身后的“光荣”，而是他们的“国”和他们的“民”的光荣。
从写一篇征文开始到起意写一本书，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交替地出现过“兄”太难写和“弟”太难写的感觉，几次萌生罢笔的念头。
动笔前我对写孙冶方是比较自信的。我见过他老人家，和他的老伴洪克平以及众多亲属都相当熟悉；他生前密切接触过的人许多都还活着；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孙冶方全集》以及《全集补遗》就在我手边的书架上；有几个版本的《孙冶方传》可以供我参考；那么多赞颂、论述、分析他的书籍文章都能在图书馆找到；我的电脑中储存着全部“孙冶方奖”获奖者名单和他们的获奖论文及书籍，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曾经或现正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光明日报》的朋友们甚至为我复印了当年《孙冶方颂》的全部专栏文章，就连那些批判和讨伐他的资料也能很方便地在国内外的图书馆里找到专集。
但是写着写着我感到了深深的困惑。
如果把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写，那是我办不到的事情；如果按照初衷，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我既要触动到“人”的禁忌，还要触动到时代的禁忌，而一味地褒扬，一味地溢美，对于孙冶方，对于我，都毫无意义。
而薛明剑，除了他的文集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资料，对于能否写好他起初我是很不自信的。没想到就从这仅有的史料里我却看到许多活泼泼的东西。坦率地讲，我并不认为薛明剑老人的文笔很好，他许多半文半白的东西让我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古文根底的工科生读起来诘屈聱牙，还有些在当时他认为“显然是不用解释”的人和事对我来说却陌生得很，需要无数次地在沟沟（Google）里摆渡（Baidu），然后翻经查典，确认出处。没想到这样反倒是越写越顺手，每每有会心之处，或是哑然或是黯然都令我惊喜。但是和写他的弟弟孙冶方一样，渐渐地我又感到需要触动的“人”的禁忌和时代的禁忌竟然一点也不少。
写还是不写，常常成了问题。
在眼下这个多元的年代和社会里，文章是有各种写法，也是有各种目的的。我为什么要写？第一次写作就选这样的题目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
当我写到孙冶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时真是头都大了。一种说不出的懊恼令我几次关掉电脑却懒得存盘，忿懑和怨怼挥之不去。亲历“文革”令我对那个年代一套套“斗争哲学”的名词术语记忆忧新，至今都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和排斥，却不料在这里统统找到了它们的源头。
如果将专业研究人员排除在外，我们这代人被告知的党史通常是这样的：
上海弄堂+嘉兴乌篷船——南昌暴动+秋收起义——井冈山+瑞金——长征+延安——西柏坡+北京……莫斯科中大这段故事是很少或根本不面向老百姓说明或说教的。然而，理论由这里输出，领袖由这里产生，骨干由这里培养的莫斯科中大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地和圣殿，甚至称为党的摇篮也不为过。但是从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短短的五年，它的繁杂、紊乱和不可理喻已经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更何况，像中共党史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一样，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说法，令其格外诡谲和不可采信。即使是极近期的党史研究权威，对莫斯科中大这段历史的描述也是脉络不清，语焉不详，更遑论让我这个普通人来写它了。可是要写孙冶方，它却是一道绕不过、躲不开的大沟大坎。
就在翻沟越坎的艰辛中，又一个大到了沉重的命题——“到底是英雄（或枭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蓦然冒了出来。这个1971年就由温都尔汗冲天的烈焰挑起的话题是我这一代人至今都记忆犹新的。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对它都有思考、怀疑和追寻答案的心路历程，很多人的信仰基石也就此崩塌。
人民是什么？
按照薛明剑的观点，人民就是一个个渔父桑娘，贩夫田丁。
他从来不把这些人称作“人民”，而是一口一个“民众”，一口一个“百姓”。他一生的追求就是为这些人谋生存，却从未将他们放在能够改写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虚无神化。
和我们耳熟能详的“为人民服务”相对应，薛明剑也有个短句，叫做“服役民众”，也就是“为民众做稻粱谋”。薛明剑的“服役民众”把“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虽很超凡脱俗却难以定义其服务对象，且难以实际操作的事情大大简单化了，但却令我的文字工作陡然地复杂起来。
还有一些写到孙冶方的文章提出一个和写鲁迅完全相同的命题——“假如孙冶方活到今天……”后面的答案当然比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还要悲惨和不堪。
这个实际上应该算作一个伪命题的命题，也是我在写到孙冶方时很难躲开的——人物早已“过气”，虽然他在五十年前就和顾准一道，“先知式”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对眼下这种根本无法明确定义其社会学属性的“市场经济”还有任何意义吗？他的很难自圆其说的所谓“第二种市场经济”的说法，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还是怯懦的表现？这段被他心爱的学生吴敬琏先生称作老师“最致命的痛苦”的过节应该隐去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鲁迅和孙冶方都已是历史人物，也都算得上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却是最不能，也最无法假设的。
好，就让我胆大无知冒犯一下历史：假如孙中山在临终前向美国和欧洲各民主国家的急切呼援得到回应，他还可能转向苏俄吗？那还会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吗？
假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4年，延安甚至考虑放弃“共产党”这三个字而向英美示好得到回应，那么中国会走向何方？那还会有薛明剑、孙冶方吗（当然薛萼培、薛萼果还是会有的）？那还会有鲁迅吗（当然周树人还是会有的）？中国会不会和今天很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对。但“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叫人怎样苟同？试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能算人民吗？司马迁司马光，班彪班超，能算现代意义和现代词典上的人民吗？他们创造了历史，他们书写了历史，我却绝不敢苟同他们也能算在人民之列。
“人民”，这是个很虚妄的名词，也是我们老祖宗很少使用的名词。
在《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中，“人民”一词的解释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而1979年辞源修订本中，“人民”的来历是这样的：（1）人类：《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也”；（2）平民，百姓：《周礼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国与人民之数”。
你看这两种意思相差了多远？！
无法明确定义和科学量化，甚至也无法从普世的视角界定，却以最为频繁的次数从上世纪中叶被使用至今的“人民”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词，在数千年来只有“臣民”、“庶民”而无“公民”意识的国度里，它的爆炸式流行是有源可寻的。
从新政权第一部宪法——1949年诞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后政府总理所做《关于（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看，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和作为义务主体的“国民”，其人群的范围和法律的性质都是截然不同且泾渭分明的。人民并不包括所有的人，只是人群的一部分，而“国民”则是人群的全部。“人民”是有权利的，“国民”则只有义务。
现今意义上“人民”一词并非源远流长，几乎是专为应对“国民”而生的新名词。实际上在中国，“国民”早已是“贱民”的代名词。假如你只是“国民”而非“人民”，那就等同于“贱民”或者“公敌”。最令人无法抗拒的恐惧，莫过于成为“人民外部矛盾”的一面。当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人民”沦为纯粹的“国民”，套用一句现成的话——“人民，人民，多少残酷和荒唐假你的名而行”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局面。
在读孙、读薛以及后来读顾准的过程中，我对“人民”这个名词几乎产生过敏症。
薛明剑们从不言“人民”（薛明剑1949年后文稿除外）。他们言必称“民众”、“苍生”和“百姓民生”，文章言谈了无“人民”和“人民利益”的字样，他们甘心“服役”的就是普罗大众，全体国民。
好，薛明剑也就罢了，旧时代人物嘛，不足为奇。可假如我告诉你，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孙冶方全集》，加上二十余万字的《补遗》，用到“人民”二字之处极为稀少（特别专用的，例如“苏维埃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等等，当然不能计算在内），他最富盛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全文近二十万字，除了五六处无法避免地出现过“人民生活”、“六亿人民”、“人民消费”的字样外，竟没有一处出现过“人民”怎么怎么样，“人民利益”怎么怎么样的字样，你又有何感想？看这样一个天天讲利、害，益、损的官方经济学家竟绝口不唱“人民利益”的高调，我确有“出乎预料”之叹。人一人民，其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给“人民”带来的利和害，益和损，孰多孰少，在英雄们的丰功伟业中被碾碎的苍生百姓，亦即所谓的“人民”，到底是不值一提的蜉蝣齑粉还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的人文科学专家们也到了该给庶民百姓一个答案的时候了。
在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前，是否多谈一点“人”、少谈一点“人民”更好呢？
当然这是我的无知之谈，不能太当真。
还有最难写的一章——“顾准”。
我真是不自量力啊。三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才知道顾准，这曾令我不胜羞愧。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写这个人的我，却偏偏碰上他是本书的主人公孙冶方精神上的挚友和学术上的知己，想躲，躲不开，想绕，绕不过。
不同世界观的人是可以成为挚友的。他们可以信仰不同，党派不同，甚至阵营不同，但价值观不同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挚友！你视如珍宝的我弃若敝屣，我避如痈疽的你甘之如饴，这样的人们反倒可以是同志，甚至可以是朋友，却绝不可能成为挚友。顾准和孙冶方是学术上的知音和精神上的挚友，这是中国经济学界人所共知的，写孙躲不开顾就像写“高山流水”不能只写子期不写伯牙一样。可把“顾准”单列一章，仍然令我十分犯怵。这个题目即使对于专业人士也太难驾驭，太难写，更遑论写好，何况是我。
读顾准对我是一次异常艰难的心灵跋涉。尚未读到一半，我已判断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问、探寻、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更不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所谓“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这几乎颠覆了我写此书的初衷。
我不能想象顾准和孙冶方——连被惩罚扫厕所在一起的机会都不放弃交谈的两人——都是底蕴深厚的学者，都是个性张扬的性情中人，都有丰富的人生和跌宕的际遇，一个临终前还断言“老孙出狱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我”，一个出狱后果然在接纳了挚友骨灰的小小三里河边日日徘徊——当他们在一起时会只谈“价值论”，只谈所谓的“时局”，却从不交流双方的价值观（此“观”非彼“论”，但“观”一定涵盖“论”），这岂不像说伯牙和子期在一起时只谈音律或乐理而从不演奏和聆听一样的荒唐！教我如何相信？
那么他们谈些什么呢？谈希腊罗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吗？谈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吗？谈郭沫若“胡说八道”的史论，范文澜“数典忘祖”的史观吗？。谈雨果的“九三年”谈贝多芬的“命运”吗？……
他们是怎样在交流这些他们不可能不交流的东西的呢？“顾准”一章令我整整搁笔一年，就算现在写出来了也还是对自己满腹狐疑、战战兢兢，生怕亵渎了他。不说也罢。
薛明剑和孙冶方，一个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一个是共产革命的参加者；一个是老国民党员，一个是老共产党员；他们的前半生，一个是不周山下要撞破旧天的共工，一个是忧心忡忡要炼石补天的女娲。而后半生，弟弟转换成了哥哥女娲的角色却常常无力回天，哥哥则彻底地沉默喑哑了。
难道他们因道不同而从不相谋，从来都是相悖的吗？资料看得越多，我越不这样认为。《锡山文史资料——孙冶方年谱》中记录了一段1941年兄弟两人在重庆会面时的情景，当时冶方正在赶往延安参加整风的旅途中，明剑则正在陪都大办工业。
“在二哥家，孙冶方看到明剑常与冯玉祥、吴稚晖、黄炎培等国民党元老和马寅初等著名学者交往……为国计民生和民族自救而努力着，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欣慰。”
还有，从《薛明剑日记》中找到的1949年以后兄弟俩无数次晤面或信函往来探讨民生的记录，我无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民生”这一庐苍穹下，“共工”和“女娲”的价值观竟然是一致的！这一庐苍穹在西方有一个现成的名字叫做“人道”。
在她之下，一切党、主义、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都会显得苍白而软弱。虽然在我们的国度，“人道”二字默默无闻已几近沉寂，几近贬义的地步，但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还有哪个能比它更相匹配于人类自身的词汇？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二百年前法国人维克多·雨果这一声对人道的呼唤，比起二百年间各种革命的呐喊、呼啸、喧嚣，哪个在薛明剑、孙冶方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记呢？虽然我不知道兄弟两人是否读过雨果，但他们和这位西方先哲在精神和行为上的相通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他们的东方国度，“人道”演化成另一个更加平民化、更加通俗和平实的词汇，就叫做“民生”。
人道，民生。民生，人道。
这就是薛明剑、孙冶方两兄弟间最高度一致之处。即使他们各自所在的两个营垒之间横亘着诸如“围剿”、“长征”、“安内”、“镇反”等等充满血腥、势不两立的仇恨，却都没有妨碍两兄弟间这个最终极的一致。
还有孙和薛的方法论，到底是水火不容还是水乳交融？写着写着，我怎么越来越得出一个奇怪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结论：中国这三十年的路走啊走的，不正是照着孙冶方拼命呐喊的方法，实践着薛明剑想要做的事情吗？却是转来转去又一次失了方向，没个原点地东突西撞，莽打乱冲。
难道这就叫“历史的螺旋”？是什么方向上的“螺旋”呢？
写到薛明剑，还好，还好，还有他老人家种种很有趣的作为让我发掘让我写。可是写到1949年却赫然发现他老人家没了下文，不，下文还是有的，只是没有了率直，没有了“真性情”，甚至可以说不再讲“真话”，那还有什么可写的？
历史的隐讳幽微究竟不是我这样的普通人能够驾驭的话题，写着写着，常常就自卑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
写作本书既不为评职称，又不为拿文凭，更不指望稿费吃饭，一件乐事终于被我做成了一件苦事。
至于还是硬着头皮写了下去的原因很简单，我就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能不能从“人”的角度观察，阐释一段并不遥远，且和我的祖辈、父辈、我自己以及我的下一代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历史。至少在我，对于相似历史的再现，心怀十二万分的恐惧。现在书是写完了，却已是强弩之末。不找任何人写序题跋，是为文责自负，不去强人所难罢了。
今天，薛、孙两兄弟都已驾鹤西去三十年。中国从一个“东亚病夫”型的落后经济农业国走到现在，其国民经济和民族工业之树已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原来也曾经阔过的，今天又阔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坏事。让我们今天重新来认识这一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双套车”、“双子星”，一对都曾经是“中国的脊梁”的人物，他们双双在强我中华的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过，双双在福我民众的灿烂星河中烁烁闪耀过，叙述他们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叙述我们的国、族、家、民的命运。
这大概还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