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晨前后碑
碑刻简介

  史晨前后碑
东汉碑刻。隶书。建宁二年（169）立。前后两面都刻有碑文，记述当时尊孔活动的情况。书法端庄严谨，为学汉隶者所取法。又称史晨前后碑。 
汉《史晨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6年)三月。17行，行36字。后碑刻于建宁元年(165年)四月。14行，行36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 
《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1]
碑刻历史

《史晨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碑分两面刻。前碑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铬》，也称《鲁相史晨孔庙碑》，《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通常称《史晨前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刻。据清王昶《金石萃编》记：“碑高七尺，广三尺四寸。”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后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刻，高广尺寸同前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后碑书风一致，当为一人手书。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世见最早榻本为明榻本，“秋”字完好。北京图书馆藏明榻本。
碑刻释文

碑阳史晨碑（前）部分(6张)
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寓（宇），不能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夙夜忧怖，累息屏营。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寜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仰瞻榱桷，俯视几筵，灵所冯（凭）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钱，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节，不敢空谒。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故《孝经援神挈》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书·考灵耀》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修定礼义。臣以为素王稽古，德亚皇代。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夫封土为社，立稷而祀，皆为百姓兴利除害，以祈丰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矧乃孔子，玄德焕炳，光（于）上下。（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
诚朝廷圣恩所宜特加，臣寝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辄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烟祀。余（胙）赐先生执事。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尽力思惟庶政，报称为效，增异辄上。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时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治所部从事。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颜母毓灵，承敝遭衰，黑不代仓，(周流)应聘，叹凤不臻。自卫反鲁，养徒三千。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着纪，黄玉响应。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复演《孝经》。删定六艺，象与天谈。钩《河》擿《雒》，却揆未然。魏魏荡荡，与干比崇。
碑阴史晨碑（后）部分(5张)
相河南 史君，讳晨字伯时，从越骑校尉拜，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祗肃屑僾，仿佛若在。依依旧宅，神之所安。春秋(复)礼，稽度玄灵；而无公出享献之荐，钦因春飨，导物嘉会，述修璧雍，社稯品制。即上尚书，参以(符)验。乃敢承祀，余胙赋赐。刊石勒铭，并列本奏。大汉延期，弥历亿万。时长史庐江舒李谦敬让，五官掾鲁孔畅，功曹史孔淮，户曹掾薛东门荣，史文阳马琮，守庙(百)石孔讃，副掾孔纲，故尚书孔立元世，河东大守孔彪元上，处土孔褒文礼，皆会庙堂，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官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邪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于穆肃雍，上下蒙福，长享利贞，与天无极。史君飨后，部史仇誧，县吏刘耽等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墙垣坏决，作屋涂色，修通大沟，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县吏敛民，侵扰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给，令还所敛民钱材。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
又敕：渎井，复民饬治，桐车马于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假夫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
大周天授二年二月廿三日，金台观主马元贞，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奉敕于东岳作功德，便谒孔夫子之庙，题石记之。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2]
论述要录
清万经《分隶偶存》：“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勒》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最佳者也。”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书法则肃括宏浑，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虚和则有《乙雅》、《史晨》。”杨守敬《平碑记》：“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比种是也。
艺术风格

庄严肃穆的曲阜孔庙，是集中反映了孔子儒家学说思想在汉文化中占正确统地位的场所。而长期受孔子儒家美学思想支配的汉代，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便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审美准则，它要求一切艺术美的形式都必须在不偏不倚，不激不厉的和谐统一中去追求；要求艺术的情感必须在一种非常理性，接受的情感中去表现。因此，在这种“准则”的直接影响下，使汉代书法艺术越加趋向于规矩和法度中去发展。
在汉隶碑刻中，《史晨碑》无疑是非常遵循这一“准则”的典型，而作为东汉后期的产物，《史晨碑》显然又是东汉隶书走向规范，定型后的代表。它结字平正秀润，修饬紧密，法度森严。线条中锋圆融，提按分明，劲健遒逸：点划疏密匀称，顾盼有情；整体章法次序井然，步伍整齐，和谐统一，给人以一丝不苟、端庄典雅的美感。所以它“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的作品风貌极适合于置身在曲阜孔庙这种庄严的地方。
由于过分拘泥于法度和规矩，以及再加上受到庄严场所的限制，使《史晨碑》的艺术个性较弱；其神韵和情趣也没有稍前的《石门颂》和同时代的《衡方碑》那样来得纵横恣肆，古拙自然。不过，清代人却对它非常地拔高。如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就有“汉石之最佳者也”的说法；而今人正相反，更偏重于《石门颂》、《衡方碑》等这类个性极强的碑刻。此种极差当然是历史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必然性所致的结果，但不管如何，作为“百世楷模”的《史晨碑》，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是深入汉隶堂奥的最佳范本。至少它有规律可循，形式上也较为工整。
假如初学者直接从汉隶中风格较强、难度极大的碑刻上去着手，就有可能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更何况东汉隶书“一碑—奇，莫有同者”，初学者可以从工稳到强烈、简单到复杂的学习过程中去寻找跨度，获得经验。因此，要在“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何绍基跋语)的众多的东汉隶书面前做到触类旁通，游刃有余的话，那么由《史晨碑》着手的意义就十分显在，这就是我们学习《史晨碑》的目的。
笔划间架一丝不苟的《史晨碑》，似乎就象一位办事认真严谨的长者，在忠实地完成着他最后的事业，而其中无可挑剔的手法，在微妙的变化中又是如此地庄重含蓄。显然，“严谨和含蓄”是《史晨碑》最显在的审美特征。看上去，它与《曹全碑》颇为相近，但究其实质，它的含蓄却是《曹全碑》所不及的。
下面我们就从它的风格特征上来展开分析：
其一、整体布局：
《史晨碑》的整体布局，在汉隶中属横平竖直、纵横有列的典型；它与《曹全碑》线与线这间的相互抖动承接和《衡方碑》字与字之间的步步紧逼不同，它的布局更注重于字与字之间的行距上留有充分的间隔。再加上结字的平正外张内收，犹如点掇其上的团块造型，更使其间隔出入意外地透露出舒旷空灵的艺术效果。不过，字与字在间隔的内部并不孤立，也是十分讲究呼应的。
象“死”字的燕尾与“史”字的波笔在长长的运笔过程中几乎相连的承接，“顿”字的燕尾和“晨”字的波笔在上下不同的走向以及被其分割了的错位间隔上的相互关联等等，便是最好的说明。但这仅仅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反映在它线条纤细而又虚和的基本特征上。《史晨碑》的线条就象轻轻划出，毫无声息。假如我们将它的线条特征在其团块式的结字造型里完全转变成粗重豪放的特征的话，那么在间隔距离如此之大的平面上就会使字与字完全处在一种互不相干的孤立位置上
这也是粗重豪放的线条使人醒目并使人的视觉始终在其所组成的结字上游离的缘故。而《史晨碑》正相反，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视觉始终是停留在结字与间隔不分彼此的关系上来看待的。这当然应该归究于它的线条特质。所以，结字纤细而又虚和的线条及起笔大多直接露锋着纸的用笔方式，在空旷的间隔上必然会使字与字之间相互形成一种张力，而张力的不明确性所导致的间隔含混化倾向的产生，其结果又必然会促成字与字之间在间隔内部的相互关联和统一。这就是《史晨碑》整体布局在汉隶中独有的风采。
其二、线条：
《史晨碑》的线条运动方式不象《衡方碑那样不时地转换受力点的位置和角度，它以其纤细，虚和几近乎于秦篆的运动方式呈现了自己的线条性格。但它线条挺拔遒劲，古拙浑沉的特质还是十分显在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往往会将这种特质去与粗线条相联系，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它不以线条的粗与细来区别，而是以力感本身来对应。只不过在表现时一个较为直接，一个较为隐蔽而已。
《史晨碑》线条起笔的“蚕头”意味并不十分明显。虽然前面已经说过它大多以露锋着纸的用笔方式为主；但它露而能藏，尖而寓圆，变化也就极为自然。不过，它对磔笔处的“燕尾”却非常地着重。一波三折的特色也较为典型，其用笔或平出，或上挑，或方折的变化尤为丰富，均收到了精妙婉丽的艺术效果。
其三、结体：
《史晨碑》的结体有人评其为外松内紧是很有道理的；象“晨”字就是很好的范例；假如从“晨”字结体四个边角上来看它的内部，就会明白无误地发现外围四条向里倾斜内聚的边线是如何导致内部产生紧迫感的；但它同样也使四个边角产生了外张之势。
“晨”字与“史”字的波笔其圆融的转折在长长带出的运笔进行中似乎太过突然，也多少带有点有意为之的痕迹，但这却从中反映了《史晨碑》的结体注重舒展与内聚的对比的强烈倾向。
《史晨碑》的横线条在结体上基本以匀衡的比例来排列，但为了避免均衡可能会带来的呆板和缺乏变化的结果，《史晨碑》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改变它并寻求它的变化出处，象“臣”字，就是利用左边这根由直线转变成曲状的线条来达到目的的，这根缠绵委婉，活泼灵动的线条，不仅调节了上部三根均衡的横线可能会造成的呆板，同时，也避免了内部与两根小竖线并列冲撞的后果。
不过，读者可能会感到《史晨碑》中的很多横线的组合排列未必都由直中带曲的线条来辅助调节的，这非常正确，但要注意到，书法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艺术种类，就在于它的变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君不见“书”字的这么多横划就是通过长短、粗细、曲直等等的对比来寻找变化的，这应引起初学者的注意。[2]
碑刻评价

明 郭宗昌：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金石史》） 
清 万 经：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勑》之右。（《分隶偶存》） 
清 方 朔：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枕经金石跋》） 
清 杨守敬：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平碑记》）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史晨碑》：“此碑笔姿古厚朴实，端庄遒美，历来评定为汉碑之逸品。磨灭处较少，是汉碑中比较清晰的一种。《前碑》结字似略拘谨，《后碑》的运笔及结字比较放纵拓展。总体而言，《史晨前后碑》的字体规正，属汉隶中普通平正的书法，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宜于初学入门。” 
学习方法

要想写好《史晨碑》，我们必须先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东汉隶书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瑰丽之冠，是隶书的全盛时期。当时树碑刻石成风，流派争鸣崛起，风格多样、体势各异，结构、运笔变化无穷，各尽其妙。《史晨碑》正是这一隶书成熟时期的优生子。《史晨碑》整章布局统一和谐、井然有序，结字方正、体态秀润匀称，用笔波磔分明，具有逆入平出而一丝不苟的严谨风格。清孙泽《庚子消夏记》评此碑云：“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最佳者也。”清代书法家王澍也认为此碑“严谨”，学汉隶从此碑入手，可以“正其趋”。正因如此，历代学书者都把此碑作为学习隶书入门的途径，甚至作为书艺创作的灵魂。如清代碑学大师郑簠、邓石如、赵之谦等无不是在《史晨碑》中汲取精华而又发扬光大。
其次，是要善于读碑和临碑。精于读碑有时胜于反复摹写，这样，更易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史晨碑》总体风格严整端庄，典雅俊秀，兼有遒劲、敦厚、超逸之美。其用笔方圆结合、波磔分明、轻重得法，结字扁平方正、安稳匀整，点画布局中宫紧密、外宫疏放，章法布局统一和谐、井然有序，具有成熟隶书的众多特征。所以我们在读碑时要有目的的对碑中用笔、结字、章法认真揣摩，细细品味其神采，力争化碑中之形为胸中之意。
同时，还要勤于临碑。临习是学习书法的必要过程，是贯穿于一个人毕生的艺术追求之中的主要的借鉴取法的手段，初学隶书自然要从此入手。临习方法，一般分对临，背临、意临三个环节。
1、 对临，是面对范本进行模仿训练的一种方法，基本要求是将碑文的笔迹写得准确，模仿得像，通过临习掌握基本技法。对临有助于初学者加深对字形、笔画的认识理解，有助于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提高书写的判断能力，以便从传统中摸索书写的规律法则，最终转化为自身的书写能力。对临要反复进行，不可采用流水帐式的机械方法，防止轻率的临习。要经过反复对照联系，直至能够熟练地再现古人的风貌为止。
2、 背临，是建立在对临基础上的一种检验自己对临成果的方法，也是为从事创作做准备的必要过程。在实践中有些学书者临习能力并不差，也下过大气力，但在创作作品时，总不能很好地在作品中运用和体现出传统技法。这一问题出现，多是因为在训练中缺少背临这一基本环节，反映出了学习传统技法的不扎实。因此，临习并非是机械地照着写，还须经过背临的过程来验证自身的真实书写能力。
3、 意临，是取古代传统技法之“意”（即某些规律）的一种方法。意临是一种灵活的临习方法，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传统技法规律，书写时注意对古人书法神采风韵的体现。意临中某些字型或笔法可以有些出入，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律法则就可以。意临可以表现出书法者自身对古字的认识理解，可以变化发挥，但意临必须慎重，如果把意临当作对范本的有意“改造”，或降低书写的认真程度，从根本上远离了范本的要求，就领会错了。
以上三种临习方法，是临习过程中的三个不同环节，可以说，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单纯地采用其中一种都不会有大的收获。因此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把握好每一环节的根本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就是要讲究笔法，注重用笔的变化。笔法就是书写时的用笔方法，即笔毛在点画中运行的方法。运笔包括起伏、中侧、方圆、藏露、轻重、疾涩等变化，康有为曾说：“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而《史晨碑》的妙处更在运笔的变化多端，笔者曾总结归纳了《史晨碑》八个基本笔画的近百余种造型变化，也未必详尽。所以我们要真正写好《史晨碑》务必讲求运笔方法，使笔画线条生动自然、富于变化。比如用笔的方圆轻重变化。方笔方整庄重、刚健斩截，倘纯用方笔，则又显得呆板拘谨缺乏神采；圆笔圆转遒劲、活泼秀丽，但如果单用，则易流于轻浮、单薄。《史晨碑》的用笔不同于《礼器碑》的用笔多方及《曹全碑》的纯用圆笔，而是方圆互用，其点画平直相安，轻重得法，用笔周到、娴熟，具有严格的法度要求。另外我们要清楚的是《史晨碑》和《乙瑛碑》、《孔宙碑》、《礼器碑》等同属东汉时期雄伟高大的碑石，内容多严肃而庄重，因此书写时多采用工整精美的笔法，以示庄严，一般不可纯用《石门颂》或简帛一类的草隶笔法来写。
此外，我们在临写是还要注意藏锋、露锋、轻提重按、疾行涩进的用笔变化，既要忠于原碑，又不拘于一法，要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最后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史晨碑》书体安稳、法度鲜明，是学习隶书入门的极佳范本，然习此碑宜求变法，于平正严谨中求变化，于温润古雅中求自然之趣，防止雕饰圆臃的写法，以免误入俗格。《史晨碑》处于东汉隶书的鼎盛时期，也是最为成熟的时期，与其同时笔法风格近似的隶书碑刻很多，如《朝侯小子碑》、《曹全碑》、《乙瑛碑》、《华山碑》、《张景碑》、《礼器碑》、《张寿碑》等都可作为我们研习的对象，这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掌握《史晨碑》的用笔、结字和章法，有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学习与《史晨碑》风格不同的汉碑，以增强自己的书法艺术修养。《史晨碑》是隽雅秀逸书风的典型，那么像古茂质朴的《张迁碑》、《衡方碑》，结字用笔宽疏大度的《西狭颂》、《 阁颂》，用笔纵逸飞动的《石门颂》以及汉晋简椟、章草等都可以作为观摩、临习的对象，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掌握更多的运笔方法和各种书写风格的特点，以使我们的书学之路越走越宽。[3]
相关链接

史晨：字伯时，河南人，东汉时期鲁相（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到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