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邓鄂
人物简介
  
邓鄂（1898--1974）中将。号又鄂，广东茂名人。邓龙光胞弟。法国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3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编辑委员会中校委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警卫团长，1928年任广东西区绥靖公署军务科长、代参谋长，1931年任第19路军61师122旅参谋主任，1932年1月参加淞沪抗战，1936年任燕塘军校战车大队大队长，抗战期间曾任广东省第7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第64军155师少将副师长，1940年3月任第64军155师师长，1941年2月兼任高雷沿海守备区指挥官，1942年3月专任高雷沿海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2月任第64军中将副军长，1945年底任广阳师管区司令，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暂编第1纵队司令，同年10月16日在广东顺德率部起义，12月移居香港，后迁往加拿大定居。
部队改编
1949年4月，邓鄂接任张显岐为粤中师管区少将司令，司令部设驻广州河南凤凰岗，辖广州、中山、惠阳3个团管区及直属补充团。同年5月，国民党行政院南逃广州，成立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李及兰任司令，邓鄂兼任该司令部河南地区指挥部指挥官，统管武装部队。该指挥部设址河南今同福路海幢寺，李乃震任上校参谋主任，林仁渊任中校副官主任，夏秀峰任稽查主任。7月，师管区裁撤，遂成立广东暂编第一纵队。 
广东暂编第一纵队成立后，邓鄂任少将司令，副司令为詹竹旭（原师管区少将副司令）、黄英华（原广州团管区少将司令）、薛季良（原中山管区上校司令）、陈邦略（原惠阳团管区上校司令）、季家本（原师管区补充团上校团长）。受辖于广东省保安司令欧震，属战列部队，按国民党“丙种师”的编制，官兵定员为8000人左右，但无兵可征充填，实只得2000余人，共编为3个大队，1个军官队，1个担架排。兵源为淮海战役后溃败散落地方的残兵败将和地方团队武装拼凑组成的杂牌军，多为广东籍人。其装备全为日、美式的新型六○炮、掷弹筒、司登枪和卡宾枪各类的轻重武器，火力较强。 
广东暂编第一纵队司令部，1949年8月奉欧震之命，设置南海县九江。原5名副司令，无一人愿意随往，遂委任黄振民、夏秀峰为少将副司令。9月迁至容奇。兵力部署为：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1700余人，大队长分为梁濂、严连吉，驻容奇扼守顺德县容奇至广州要隘，任务是维护该地附近的水道安全，为国民党军队败退提供水道撤退航道。第三大队约500余人，大队长为李君宁，仍驻南海县九江墟，任务是维护江门至佛山公路和水道的交通安全，为国民党部队溃败撤退提供水陆通途。
起义前后
9月28日，叶剑英、陈赓在江西赣州向参加广东战役各部发出作战命令，令人民解放军作战兵团兵分三路从湘赣边境向广东进军。 
此时，邓鄂眼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进逼，深知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准备自行逃命。但事前搜刮的10万港元逃命钱，托付顺德桂洲的大炮梁（注：吹牛的梁姓人）转往香港，不料巨款被悉数卷走，人又潜逃无踪，邓失去了金钱的依托，且已洞悉周边已被人民武装严密监控，遁逃通途又被顺德独立团封堵。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末路穷途中，在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宣传和军事攻势的压力下，思想斗争激烈，内心矛盾重重，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徘徊犹豫，几经痛苦挣扎，利弊权衡，于是作出了一脚踏两船的投机抉择。如1949年9月底，中共顺德地下党张涛率领的武工队到属内大洲进行巡回宣传解放大军南下时，邓告喻其驻鸡洲连队，不可干扰武工队活动；10月12日，派出武装第二大队第六中队20名士兵，协同顺德保安营、第六联防区队分乘治平号等6艘炮艇赴均安沙头乡等地“围剿”共产党。到达目的地后，邓所部仅集中于沙头乡祠堂内，未有任何动作。15日早，省保安司令欧震上将率残部万余人，分乘军舰及炮艇合十余艘，经容奇稍停，命令邓：“俟国军通过后，再向茂名方向转移。”说完，随即率军向中山县唐家湾逃窜。欧震所部离开容奇后，邓虑及茂名路途遥远，惧怕中途被俘，不敢造次。是日中午，为策应反共人物黎尚统在县城大良导演的顺德“解放”闹剧，率部协同容奇镇警察所长邓汉光和地方的反动势力，在容奇也同样上演上了一幕“解放”滑稽丑剧。是时，邓鄂与容桂地区反共势力，组织所谓“庆祝解放”活动，并率所部官兵戴上自封“礼”字部队臂章招摇过市，还召集各商店、学校、机关、团体等集中到容奇大戏院开“庆祝”大会，宣布容奇“解放”，命令各处悬挂五星红旗。随后，又纠集容奇彭鼎等反动武装，扛上机枪，直闯中共顺德地下党早已秘密掌管的容奇镇公所，气势汹汹，强行接管夺权。 
广州解放后，经与中共代表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尹林平的接触、谈判，在政策的感召下，邓鄂终于下定决心，遂于10月16日率部起义。关于这一史实，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兼政委的尹林平于1981年10月31日在函复广东省公安厅四处对《匡国圣案》复查中提及邓鄂起义问题时，有如下的追述：“广州刚解放，邓鄂向我两广纵队要求起义。王作尧同志带请代表（副司令或参谋长，姓名忘记了）来找我，我向叶剑英请示，叶帅即派我出面洽谈。随后我把他们草拟的起义计划及宣言呈报叶帅，经叶帅对起义宣言亲自略作修改后，同意他们起义”。
然后，叶剑英、方方签署了“确认与欢迎邓鄂起义”的函件，并令其就地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改编，官兵按起义人员待遇，所部归属粤赣湘边纵队尹林平指挥。
邓鄂起义后，听令维持地方治安，并无扰民行为，还于10月中旬，先后在容奇河面截获国民党逃经的弹药运输船一艘、俘获广东第一专署保安副司令谢丽天率领的武装30余人和所乘的装甲船1艘，上缴驻中山石岐粤赣湘边纵队团长何清。17日，又召集容桂地区各届在容奇镇商会召开大会，邓在会上宣布“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并宣读起义通电”。19日，起义部队获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嘉奖。20日，邓亲赴番禺大岗，要求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参谋长严尚民派员改编部队。继后，还奉命前往高州游说时任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胞兄邓龙光中将起义。11月7日，邓派员前往驻石岐的粤赣湘边纵队主力一团何清部联系改编起义部队事宜。8日下午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与顺德独立团在未悉邓鄂已率起义的情况下，包围了邓鄂司令部，邓并不作任何反抗，并通电部属缴械，听从发落。 
起义前后的邓鄂，从反共、疑共到投共的复杂心路轨迹，在国民党从多的起义将领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误会缴械
从邓锷部驻防顺德容奇之始，中共珠江地委、中共中（山）顺（德）边县工委及其武装力量，对其行动均表现出异常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备，并密切注视监察动态的发展。鉴于邓鄂所部在顺德地域的“围剿”和“假解放”的行动，丑化和破坏了南下解放大军的形象，在群众中造成混乱，严重影响了共产党的声誉，再加上其所部私卖枪支弹药给周边土匪的交易，以电台与国民党省保安当局和台湾方面频密接触，激起了顺德独立团团长黄有权等人的愤怒，由此而下了急于“干掉”邓鄂所部的决心。10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团挺进顺德大良，收缴了敌保安营的武器，随即电令邓鄂部缴械投降。是夜八时，顺德宣布解放。次日，邓鄂来电与珠江人民武装司令部联络后，随即派遣副司令夏秀峰，携同容桂商会会长梁振中、教育会长区庆芝等人，高举白旗，经过司令部岗哨，迳直到司令部驻地乌泥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夏秀峰口口声声说邓鄂司令早已同广州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联络，奉命担负维护地方秩序，正等候改编，并要求人民武装队伍后撤，免招致误会。珠江地工委书记兼人民武装负责人黄佳，当即严词斥责夏秀峰，揭露其所部暗地售卖武器弹药，扰乱地方治安，违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并严正声明：“我们是顺德人民子第兵，有权解放地方，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前段你们奉叶（剑英）主席任命维持地方是对的，但今天我们已进入顺德接管地方，你们必须接受管制，撤退岗哨，集中驻地，交出防区，我们负责安全和给养，否则引起误会，你们要负破坏解放的责任。” 
11月初，顺德解放不久，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七七部队一个营，追歼逃敌路经大良，顺德独立团团长黄有权即向该部反映情况，要求协同歼灭邓鄂所部。翌日早晨，部队一个加强营（含4个步兵连、1个炮连和1个机枪连）在谭参谋长的率领下和顺德独立团所部（含1—3连），合共九个连的武装，分乘数十只小艇，迅速渡过德胜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不发直插驻桂洲原日颂维亨丝厂的邓鄂司令部和该部四个据点：外村的文武庙、狮山、胡地涌和胡家大祠，全过程仅为25分钟，一举俘虏了邓鄂及其官兵1300多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军服等军需品。随后，解散了部队，按政策遣散士兵，军官送广州安置，愿意留队者，编入解放军挺进海南：不愿留队的，遣散返乡。而邓鄂本人，“12月底则移居香港，后再迁往加拿大多伦多市定居。” 
对邓鄂部队的“缴械”，查实全属误会，原因是已接受邓鄂起义的中共华南分局，由于形势急剧变化，情况复杂，未及时知会顺德地方党和武装所致。当时的情况，1981年10月31日，尹林平的回忆是：“该部（邓鄂部）宣布起义后，因联络工作没搞好，被我44军包围缴械。于是，他们（邓鄂部）又来找我们，经报告叶帅，叶帅指示，既已缴械就算了。武器不再发还，官兵按起义人员待遇，等待改编。”又据当年当事人之一的顺德独立团团长黄有权回忆，缴械几天后，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曾生曾说：“邓鄂部正等候改编，已经派人到司令部谈判，我们不该缴他们的械。”黄佳（时任中共珠江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回答说：“上级没与我们通气，我们哪里知道 ”？ 
如上所述，由于种种因素，造成对邓鄂被俘的误解，均属事出有因，查实无据的。国民党邓鄂部队的起义，断却了国民党残余军队通过顺德南逃的通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分化瓦解了国民党政府在顺德的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为南下解放大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邓鄂，尽管其过去有过反共反人民的历史污点，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起义的正道，应顺了历史的潮流，这是毋容置辩的真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