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霍揆彰
基本信息
姓 名： 霍揆彰 学 籍： 黄埔军校一期
字 号： 嵩山
党 派： 中国国民党
籍 贯： 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 
军 衔：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生 卒： 1901年～1953年 
军 职： 第十一兵团司令官
简历
霍揆彰，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别字嵩山，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父务农商，有耕田十余亩，年收获粮谷80石，自给尚余。本县西乡模范小学、县立初级中学、衡阳省立第三中学、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校官班、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九期、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毕业。曾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校长一年。1924年春由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谢晋(时任湘军总司令部参谋)及刘况(时任湘军第五军司令部参谋)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排、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补充第一师第三团少校团附。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少校团附，北伐东路军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三营营长、团长。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8年起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二旅第六十四团上校团长，第十一师独立旅旅长。1931年1月任第十八军十四师补充旅少将旅长，同年9月任第十四师副师长。1933年9月任第十四师师长。1935年4月授陆军少将，任西北讨逆军第四集团军第六纵队指挥官。1937年5月授陆军中将，仍任第十四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四军军长，兼田南要塞指挥官。1939年7月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1942年3月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次年秋移驻云南，加入中国远征军。1944年冬任中国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副监。1945年初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同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先后率部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滇西反击战诸役。其中淞沪抗战，率第五十四军于罗店一役重创日军精锐，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率七个军布防洞庭湖西岸，阻击并重创日军。1943年远征滇缅，率部攻克龙陵、腾冲，打通西南国防交通线，均战绩显著。获美国政府授予嘉猷勋章。1946年起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代理总监，青年军第六军军长，代理云南警备总司令，1946年7月因李、闻血案被免职。1947年11月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年底被任为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1949年5月任第十一兵团司令官，湘赣鄂边绥靖总司令兼行政长官。同年秋到台湾，1953年3月9日在台北因脑溢血病逝世。著有《第二十集团军滕冲会战概要》等。台湾出版有《陆军中将霍揆彰(嵩山)先生生平事略》、《霍揆彰将军抗日活动纪要》等。
人生历程
1924年11月军校毕业后派任军校教导团（团长何应钦）炮兵营（营长蔡忠笏）排长。
1925年10月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中正）炮兵团（团长蔡忠笏）连长。后升任炮兵团（团长蔡忠笏）营长。
1926年6月升任补充第1师（师长严重）第3团（团长陈诚）少校团附。11月18日所部改番号为第21师（师长严重）第63团（团长陈诚），仍任团附。
1928年6月调任南京警卫司令部（司令陈诚）经理处处长。9月升任第11师（师长曹万顺）32旅（旅长殷绳祖）64团团长。
1930年8月获四等宝鼎勋章。
1931年2月升任第18军（军长陈诚）第14师（师长陈诚）第3旅（辖三团）旅长，旋改任第11师独立旅（辖三团）旅长。
1931年9月升任第18军（军长陈诚）第14师（师长周至柔)副师长。
1933年2月3日升任第18军（军长陈诚）第14师（辖两旅）师长。
1935年4月晋任陆军少将。
1936年1月获三等宝鼎勋章。11月获四等云麾勋章。
1937年5月21日晋任陆军中将。10月17日升任第54军（辖陈烈第14师）中将军长。
1938年兼任田南要塞指挥官。
1939年7月升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
1940年7月升任第20集团军（辖周福成第53军、周祥初第87军）代理总司令。
1941年6月实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
1943年兼驻滇干训团教育长。
1945年1月1日获青天白日勋章。后兼任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总监罗卓英）副总监。3月带职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受训。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6月调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副司令官。10月8日调任青年军第6军（辖戴之奇第201师、罗泽第202师、覃异之第204师）军长，后获忠勤勋章。12月调任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6年5月获胜利勋章。7月因李、闻血案被免职。11月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7年12月任第16绥靖区（辖蒋当翊第97军、王中柱第103军）司令官。
1949年5月第16绥靖区改编为第11兵团（辖蒋当翊第97军、王中柱第103军），仍任司令官。6月所部改编为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任总司令兼行政长官。49年秋去台湾。
1953年3月9日因病在台北去世。
腾冲会战
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概要：本集团军奉令反攻滇西，并策应密支那作战。遵于师梗，由弥渡、祥云开始运动。至辰灰，于怒江东岸齐虹桥、栗柴坝期间集中完毕，保持重点于齐虹桥。于真日黄昏后，分七处强渡怒江成功。次晨与灰坡、唐习山、大塘子等处据点之敌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主力及一四六联队一部，展开要点争夺战。敌既死守，我亦猛攻，血战九日，敌不支溃退，我即分别攻占各该据点后，乘势追击至南北斋公房附近。该两地为高黎贡山之顶点，海拔万余公尺（此数有误），形势险峻，道路崎岖，气候恶劣，人烟绝迹，运动补给极端困难，况敌早经凭险设备坚强，据点成群，有一夫当关之关之概。我为迅速进出该山计，乃以有力一部瞰制当面之敌，以主力向绝无道路可循之处，迂回攀登，艰难险苦，出生入死，冻饥致毙之人马，日以数百计，经十余日，始进于界头、马面关、瓦甸、江苴各附近之线，断敌归路。此时我围攻南北斋公房之部队与迂回部队遥相呼应，开始隘路战。依当时情况，本可一举歼灭，施因该敌陆续增援一一三、一一四、一四六、炮五十六、搜五十六等五个联队，猛烈反扑。幸我士气旺盛，锐不可当，歼彼顽寇将达半数。敌遗尸遍野，抱头鼠窜，我乃攻占腾北咽喉之北斋公房，而超越险峻艰难之山顶隘口，并猛追败退之敌，迨近桥头、瓦甸、江苴时，敌又凭设据点顽强抵抗。经二十二日之血战，顽敌不支又复溃退。我当决心使敌无法脱离战斗，乃以向阳桥为轴心，由右翼桥头、瓦甸进出龙川江，向固东顺江左旋回猛烈追击至固东河西之线，一面扫荡固东以北至片马之残敌，一面整顿态势准备腾冲会战。当残敌甫告肃清时，察觉当面之敌纷纷向南溃退。我当乘机由固东河东西之线，发起猛烈攻势，即饬五三、五四两军分别由向阳桥、固东两道向腾冲迈进，沿途迭遇抵抗均予节节击退，而迫近腾北城郊。已俭，我五四军以迅雷之势攻占宝峰山，兹为出敌意表。于午东夜，变更部署，将五三军主力由腾北上下马场转至腾东飞凤山附近，所遗阵地由五三军延伸，迄之江日，我五三军一举攻占飞凤山，五四军亦于同日肃清宝峰山。于是我已打破腾冲屏障，三面迫近城郊矣。是时也，残敌一部仓皇南窜，其主力编成一个混战联队，由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大佐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城。该城为滇西最坚固之城池，兼有来凤山之屏障，并构筑坚固工事及堡垒群，准备充分之粮弹，奉命困守至十月底以待援军来到。我军既于微日迫近城郊后，除以五三军之一师尾追溃敌挺进至梁河龙头街之线并阻敌增援外，随即策定攻击腾冲及来凤山之计划，部署就绪，准备完成。于午宥，在我空军掩护之下，以优势之兵力，向敌最后唯一之屏障来凤山五个堡垒群同时猛攻。官兵奋勇，前仆后继，血战竟日迄傍晚上，歼敌大部，确占该山。复于次日晨，将腾城东南两城门外繁华市区之敌全部肃清，残敌退据城内，四门紧闭，深沟高垒，企图困斗。我当将该城四面包围，惟该城之墙概为坚石砌成，高而且厚，兼有大盈江及饮马水河环绕东西北面，形势天然有险可凭，况城墙上端堡垒环列，其距离不过十公尺，而城之四角有坚厚堡垒侧防，欲求接近，良非易事。经月围困，攀登乏术，乃不时以空军猛烈轰炸，陆续炸成缺口十余处。我各部队即以利用轰炸成果，冒敌浓密火网先后登城，对城上之敌堡垒，以对壕作业逐次攻击。至未号始将东南三面城墙上之敌大部肃清，于马晨开始向城内之敌攻击。我预二师、一九八师、三十六师、一一六师各部主力奋勇直前。由南面城墙下城突入市区，激烈巷战于焉展开，惟城内人烟稠密，房屋连椽，大部坚实难破；且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嗣以各部损耗惨重，而各级预备队既早用罄，又无援兵以济急难，不得已将原在南甸、腾龙桥阻敌增援之一三零师调入腾城，用增实力苦战若干昼夜，所赖将士忠勇克敌致果，业于九月十四日将困守腾城之敌全部歼灭，青白之旗乃复飘扬，边陲重镇，同声庆幸。综合自怒江起至克复腾冲止，所历大小战役四十余次，共生俘敌军官四员，士兵六十余名，营妓十八名。毙敌少将指挥官及藏重大佐联队长以下军官一百余员，士兵六千余名。虏获野山炮七门，步兵炮六门，迫击炮十门，重机枪十九挺，轻机枪四十七挺，步骑枪千余支，汽车二十余辆，有无线电机二十五部及其他军品无算。我亦伤亡官佐一千二百三十四员，士兵一万七千零七十五名，斯乃腾冲会战之概略情形。
与李闻惨案的关系——沈醉《军统内幕》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暗杀后，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风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据说蒋介石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原因是他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
血案连续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便派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彻查，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凤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重庆方面只有几个大特务和一部分办结束工作的人还没有走。唐在重庆召集军委会邮航检查处处长李肖白、军统局主管暗杀等类工作的第三处处长郑修元、中美所汽车总队总队长许建业和正在重庆清理军统财物的我一同研究。
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
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得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当天唐决定要我到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违犯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出面顶替。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他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我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国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他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作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我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我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我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我还作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他才答应了。我第二天向唐纵去回话的时候，他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我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中去挑选一个。他催促我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我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我，叫我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我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就在那里。唐见我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我们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我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让我们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我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我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我们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葵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为他和霍是湖南邵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葵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我们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葵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葵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既欺骗舆论，推卸罪责，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连夜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奉霍葵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葵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一九四七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骗为整编第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事后我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一九四七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1]解放后，汤时亮、李文山等才被清查出来，落入人民的法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