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定义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当时中央组织部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即特别党员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工作任务、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地位特别党员具有较高的上层社会地位或在公开组织中已取得一定领导地位的特别地位，即官吏、军官、资本家或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及上层社会地位关联人等。
特别任务特别党员必须承担党组织分配的特别工作任务的主要方面：
一、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营救被捕、遇难同志和进步人士，获取各种情报：
党的文件明确规定：“在上层负责的公开工作的同志要掩护与援助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去进行工作”、“在情况允许的限度内掩护党的秘密组织进行工作”。 特别党员利用公开的较高社会地位，在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保存党的骨干力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采取巧妙的手段营救被捕、遇难同志和进步人士，其本身就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并容易从其他方面获取更多的党组织所需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报。
二、经济、物资方面支持党组织：
在经济、物资方面支持党组织是普通党员的义务，更是特别党员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
三、统战联络工作，推动开展各种进步活动：
根据中央关于尽可能地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必须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和在野士绅名流、当权人士及进步、中间、某些顽固分子中活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特别党员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一些特别党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加并推动公开的群众性的进步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策动反正，率部起义：
瓦解敌军是争取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最直接、有效瓦解敌军的途径和方式是策动反正、率部起义两种形式。在策动反正方面，特别党员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些特别党员是部队的主官，利用具有部队直接控制权的合法地位，做好了各种起义准备工作，在革命进程的适当时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部起义，投入革命阵营，给予敌人以最直接的打击。
特别管理由于特别党员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为此必须受到特别管理：
一、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吸收和批准：
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必须由党的中、高级组织领导人担任；特别党员的吸收入党必须由党的高级组织乃至中央批准，一般由党的高级组织领导人代表相应组织吸收和批准。
二、特别党员的管理：
特别党员的管理必须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必须党内（仅个别人知情的秘密状态）外保密，采取不编入、不参加党的支部组织生活，由较为高级组织领导人直线联系并进行教育的管理方式。
当特别党员从事党的工作由秘密转为公开后，其党员身份必须在党内公开转为普通党员，可直接编入、参加党的支部组织生活，也可仍将其该段特别党员历史保密而重新公开申请入党。[1]
名册
本名册（含简历）按特别党员入党年份为序：
罗生特赵寿山(1894-1965) ，原名赵生龄，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陕西户县北乡定舟村。1924年加入西北军杨虎城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订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1935年后，逐步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他曾向杨虎城建议联共反蒋抗日。西安事变中，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负责指挥西安市内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寿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七·七”事变后，他率17师参加了河北保定新安镇阻击战和漕河、阜河对日作战，10月率部在娘子关激战13昼夜，重创日军。1937年底他到延安会见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主张，接受中共领导。1938年1月所部开赴晋东南，接受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指挥，配合八路军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同年夏升任第38军军长，在中条山地区坚持抗日作战，挫败了日军11次“扫荡”。1942年，经毛泽东批准，赵寿山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他利用“出国考察水利”的准备时间，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于1947年3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为解放西北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朱玉龙  特别党员朱玉龙（1915～1973），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朱玉龙同志，男、上海人、祖籍安徽省凤阳县，1935～1939年曾任江海关税警。
1937年自参加抗日救国会领导江海关下级同人组织歌咏队起走上革命道路，带路领导人为吴福海、张渭清、蔡辉，1939年入党动员人为张渭清、朱培基，1943年抱着为新四军的抗日战争必须多作贡献的入党动机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为蔡辉、吴锦章、唐晓光，由曾希圣、李步新唯一亲自吸收、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属曾希圣——蔡辉直线领导；系上海敌占区政治（情报、交通、宣传、组织、统战）、军事（急救、输送、接收、供给）、经济（融资、采购、仓储、运输）的三位一体特派员。历任汇通运输公司副经理、通惠贸易运输行副经理、地下流动运输站站长、宝丰鱼行（又名东宝丰行，电影《51号兵站》原型）股东兼监理、皖江贸易管理总局上海分局负责人、新四军第七师驻中华物产株式会社联络员兼名誉监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七师驻沪办事处主任；开辟输送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上海地下党、皖南地下党的骨干干部和供给军事装备、费用及运输军用、民用物资的上海——山东的海上交通线、上海——杭州——歙县——黄山的陆路政治交通线、上海——溧阳——广德——宁国——旌德——皖南的水陆路运输交通线、上海——南京——芜湖——皖南的陆路运输交通线之特派政治、运输交通线负责人；上海集大号商行总经理、上海祥安贸易行副总经理兼营业部主任、香港祥安贸易行经理兼香港华兴船务公司监理和香港祥通运输公司经理。[2-4]
关于特别党员朱玉龙的革命业绩，敬祈读者详阅《江苏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纪念堂》。
李承干周幼海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1915年8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负责策划恢复帝制。迨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但从1922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参与了营救活动。1929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位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931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1884―1951），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1912年4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3年4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1921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1922年12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由此可见，胡鄂公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斑驳的。由于当时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当时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流派），于是就被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鄂公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即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以后，它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于是，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参加了共产党。1924年1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的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1924年7月，他还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1927年11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1930），原是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刘少白（1883―1968），山西兴县人，晚清贡生，著名乡绅。清末，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后，他当选为议员，后加入了共和党。1919年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后来，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女党员之一。此时，刘少白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脱离险境。其中就有王若飞、杨献珍等。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后来，他回忆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徨顾。”当时，他还负责转送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
刘少白曾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1937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的家是共产党员聚会之所，并秘密设立有印刷厂。1937年8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后为西北农民银行），对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2年5月，他和牛友兰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接见。此后，他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宋庆龄（1893～1981），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今年5月29日,是宋庆龄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本文作者周幼马的父亲马海德和宋庆龄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而周幼马又作为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陪伴了她老人家的最后10年。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庆龄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庆龄说:“好,只有10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10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是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了。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而且,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身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有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