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伪民俗
历史溯源
对伪民俗进行研究，也就需要运用非口头资料。苏格兰高地的褶裙和格子呢跟莪相一样都属于苏格兰伪民俗。
自19世纪后期以来，露天民俗博物馆在欧洲极为盛行，配置着各样建筑，从不同的处所移来形成一个综合“村落”。而且每一座建筑内部陈设都在不断增加，样式还层层出新（并不总是以它原来的样子）。每一个房间表达一个综合文本的类似品。并不只伪民俗是制造的，民俗发展的历史也是个制造的过程。有无数对过去“黄金时代”的历史妄加编撰的例子，就是为了支撑一个特定民族或种族的自尊。民俗学家早就认识到了民族主义与伪民俗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并未看到民族自卑感和制造伪民俗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我认为，如果说民俗根植于民族主义，伪民俗可说是源于民族的文化自卑感。而民族主义的情感与文化自卑感相连，所以民俗与伪民俗之间也是相连的。很明显，是强烈的自卑迫使某些民俗学的先锋为了“改进”民俗，夸张地改变了他们采集来的民俗，这样就使之与看起来更高级的古典文学遗产平起平坐了。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故事是如此急于证明这种平等——甚至更高级——以至于自命为代表的人就自觉地承担起操纵甚至虚构一些材料作为佐证的责任。
虽然口头和书面文学存在常规性的区别，但这些爱国的早期民俗采集者，代表性地把文学准则强加在口头材料上。民俗的成品永远都是自觉而为的文学史诗或故事，而非没有自我意识的口头叙述。然而，由于这些好心的修正主义者宣称他们提供的材料绝对可靠，他们就犯了伪造民俗的罪过。
现在我们就好理解了，为什么是那些自我感觉比别国差的小国家，如相对较小的芬兰、匈牙利和爱尔兰，他们如此积极地收集并研究民俗；并且也知道了为什么有着优越感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明显没有太大兴趣收集并研究他们的民俗。（虽然英、法都致力于研究他们殖民地的民俗，但这只是他们为了更好地控制殖民地人民的一种表现。）这样看来，德国在遭受一战的屈辱之后，怎样借助民俗提高纳粹思想意识也就更清楚了。纳粹意识甚至驱使“学者”创造出“反闪族（包括希伯来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及亚述人）的谚语支持纳粹组织消灭犹太人”，当然，这是所有成文的伪民俗中最大的一个暗疾。
文化背景
把伪民俗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我们就可看到它不仅仅限于20世纪的美国。我认为道尔森所说“其他国家并没有类似于美国的伪民俗问题”有误。而多数人附和了道尔森的观点。伪民俗实际上在18世纪的苏格兰、19世纪的德国和芬兰，以及很多时期的很多国家都已出现。举个例子，比利时的查尔斯·德·科斯特（Charles De Coster）（1827～1879），他把欧伦施皮格尔（Germanic Til Eulenspiegel）的全套故事中猥亵不当的字句删除，并进行了过多修改。由此1867年《欧伦施皮格尔神话集》（La Legended’ Ulenspiegel）初版面世，1869年更成熟的修订本发行。虽然，书中将大部分原始的泥土味粗俗人物删除了，德·科斯特还是被誉为民族诗人，一些弗兰芒批评家称他的创新作品为“弗兰芒圣经”，说明它确实触到了弗兰芒人的灵魂。与之相似，在瑞士，在民族热忱驱使下的中小学教师们写作“民歌”补遗，同时传统的射击比赛依照威廉·特尔（William Tell）的仪式进行并制度化，由此增强瑞士的民族意识。
创造传统
如果伪民俗如霍伯斯鲍姆（Hobsbawm）所说是“创造的传统”，而它又如以上材料所显示的不断蔓延，那么民俗学家该如何看待它呢？道尔森主张谴责它，但看起来不怎么有效。因为，从理论上说，伪民俗能够成为民俗。一个综合文本，即使是制造的，它也能成为口头传说。（举例说明，某些格林童话译文就以标准的童话类型在口头流传——在直接或间接从格林故事文本中习得它们的人口中。）但是整体而言，几乎没有伪民俗进入民俗。那些依照政府意识形态在宣传活动中制造的伪民俗，比如在中国②和前苏联，就无法进入口头传说，除非碰巧是讽刺诗文。民间是很有鉴别力的，它不会接受虚伪的杜撰之事进入民俗。然而，制造伪民俗用以获利——这想法不错。如果伪民俗比民俗畅销，为旅游者和出口市场大量生产的就是伪民俗而不是民俗。民俗的商业化，致使伪民俗经常被这样开发利用。但民俗商业化和伪民俗已经不新鲜了。新鲜的是这一事实：民俗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二者的存在并开始了很严肃的研究。
对莪相、《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和《卡勒瓦拉》的概述，意在指出伪民俗并不是始自20世纪美国。它只是民族主义力量突显出来的结果。一战之后美国才真正开始成为世界强国，你不能期望美国人会有怀旧情绪，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时间太短了。在我看来，保罗·班扬跟莪相和瓦伊那默伊勒（Vainamoinen）一样，同是史诗里的一个民间形象。他象征着美国的广阔幅员和强大力量。他横扫过这片土地，从它富饶的自然资源中获取利益。作为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很聪明。他从不骗人，也没有高超的手腕。他只是通过蛮力和强烈的意志力，而非巧妙的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就某种意义来说，为保罗·班扬这一人物是作家制作的“仿造品”而争论不休是没有意义的。不如接受这一事实，即伪民俗或许跟民俗一样同为文化必需的一个成分。与其先入为主地把伪民俗看做不纯不实之物加以抵制，我们不如以一个民俗学家的身份，利用民俗学方法来研究它。
民间体育伪民俗
作为体育的原始形态，民间体育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深刻的社会、聚居区域和民俗烙印。可是，中国目前的许多民间体育，并不是真正继承了原本的体育传统，而是因为某些其它因素的驱动下，成为“伪民俗”的牺牲品或共谋。
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是旅游行业的过度开发。中国有着广阔的土地，有着不计其数的绮丽风景。但是，也正是因为风景处处有，竞争尤为激烈。到处都有名山，随处可见古迹，怎样才能在众多的名胜中脱颖而出，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把脑筋打到民间体育头上，就成了一种流行。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旅游景区，看到由受过训练的“群众”，表演着各种各样的当地特色民间体育，并佐以五彩斑斓的服装，和崭新或做旧的道具。这样做还不足够，游客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那么，为了更好的进行招徕，必须升级换代，必须搞大规模。
“更快、更高、更强”在这里变成了“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场面更强”，五花八门的民间体育节出现了，动辄千人万人的群众体育会演出现了，索性创造出子虚乌有的民间体育传统项目也不罕见……当民间体育和旅游产业挂钩，当伪民俗的分支之一伪民间体育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地方产业，真正的原生态的民间体育传统，反而销声匿迹，被弃之不顾。
商业行为的加入，不单单体现在民间体育的伪民俗旅游观光化上。经济搭台民俗唱戏或者民俗搭台经济唱戏，说法不一性质相同，都是藉此招徕商机。而作为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体育，也就难以幸免于难，和民间文艺一起，粉墨登场，被扭曲和涂抹的不伦不类。
有了旅游、商业，怎么能缺少娱乐？娱乐产业也盯上了民间体育这块香饽饽。于是，我们能够在粗制滥造的古装电视剧中，看到了完全现代职业化的“蹴鞠联赛”、看到了比F1赛车还要彪悍还有性感女郎挥旗的古代赛马。在想象力太过于丰富的编剧、时尚感极其敏锐的服装设计、无所谓考证和讲究细节的导演和制片的共同努力下，民间体育拥有了华丽的当代竞技运动规则，从而完成了时空穿梭的梦幻演变。
而真正的民间体育，则在不断被压缩的公共锻炼空间里气息微弱的挣扎，在日趋流动和封闭的钢筋水泥邻里关系中无言蒸发，在我们越来越模糊的年少记忆中变成难以拼凑的碎片。 
诠释成因
当前，民俗、民间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热潮。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传统的文化理念被消解，出现了文化的“空位”。而随着西方的“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等文化元素的进入，随着中国大小城市的“水泥森林”的崛起、传统建筑与老城区的消失，当代中国人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在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兴奋平息之后，失落感和怀旧感也随之而来。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传统的民俗中寻找自己情感的寄托，在熟悉的民间文化中寻求精神的栖息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北京的“胡同热”、上海的“石库门热”等现象外，各种民俗村落、边地文化旅游、民间文化节目、传统庆典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然而，在这种民俗、民间文化热衷隐藏着一股“伪民俗”的暗流。所谓的“伪民俗”，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的、趣味低俗的、粗制滥造的“民俗”。其虚假与肤浅的特点破坏了民俗的自然与淳朴。首先，制作或再现这种“伪民俗”的动机是为了营利，而不是恢复传统民俗、民间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争抢文化名人的闹剧、虚构伪造文化名人历史的怪事，无不与“孔方兄”有关。其次，这种“伪民俗”注重的只是外表，大多只在感性的器物的层面上下功夫，缺乏对民俗、民间文化的真正兴趣。如对民间舞蹈、庆典进行演绎的当代人，对这些民俗既缺乏心灵上的认同，也缺乏情感上的共鸣。他们以当代人的轻浮和矫揉造作损害侵蚀着粗犷而厚实的民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是传承了这些民俗，而是败坏了它们的趣味和内在价值。最后，那些粗制滥造的所谓“民俗文化村”、千篇一律的民俗文化旅游点、大同小异的民俗文化纪念品等等，除了引发消费者的审美疲劳，让大家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外，并不能让我们真正找到心灵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