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权利能力
概念
一般说来，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理解权利能力的。Fabricius认为应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权利能力概念，即应从行为能力中派生出权利能力。他认为，权利能力应当是指从事法律上有效的行为的能力。然而，用传达、代理和机关方面的问题来增加权利能力定义的负担，很难说是一种妥当的做法。以此方式达到的权利能力的相对化，有害而无益。故应当坚持传统定义。比如，《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因此，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罗马法上的含义权利能力制度的发展可以追溯至高度发达的罗马法。在罗马法上，生物意义上的人称为“homo”,具有主体资格的人称为“caput”,只有当“homo”具有“caput”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a）。这种人在法律上的地位称为“personalita”（人格）。在罗马法中，虽然说人与人不平等，但该法律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法律上的人”，使生物意义上的人与法律上的人区分开来，为以后权利能力的研究和立法奠定了基础。
起源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和资本主义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在1789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中规定了“人权”的含义，对民事权利能力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条件。直到《德国民法典》的颁布，  罗马法概论在世界历史上才真正产生了“权利能力”的概念，该法律规定“权利能力的取得是无限制的”，体现了当时法学家高度的智慧和法学理论的发展，这也是德国法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所决定的。德国民法对民事权利的规定，不仅对当时各国的立法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而且对以后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前提。近代民法完全取消了人的各种身份（还有诸如民族、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建立了一种“自由而平等的人格”模式。法律赋予了所有人一张“人格”面具。从语源上看，“法律人格”源于拉丁语persona，是演员演出的面具之意义。“法律人格”并非指人的整体，而是指脱离人的整体的人在法律舞台上所扮演的地位和角色，具有象征性。这一面具就是民事权利能力，人因为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有法律人格，有法律人格必然有权利能力。正是这张面具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现实的具体的差别。
相关概念辨析
权利能力与人格谈到权利能力，不得不谈到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格”。有的学者认为，权利能力与人格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人格是从“平等独立的人”出发，赋予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民事权利能力则是对抽象人格的具体功能和实际地位的阐述，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人格体现的是“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则体现的是“权利本位”，而现代私法中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思想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人格只有在“权利能力的归属点”上才具有法律人格的意义。“法律上的人”并不是在它的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一个分立的本体，而不过是它们人格化的统一体。虽然说权利能力和人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认为两者完全同一，而且在实践中不加区别是不正确的。人格是指人的资格，人格概念的提出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而产生的，并且随着人权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的进一步深入而逐步发展完善的。它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肯定，对尊重人、保障人，全面实现人的发展，切实保障人的各项权益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人格是一个高于权利能力，而且比权利能力概念更抽象概括的概念。而民事权利能力是指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它设立的立法动因在于对民法之适用对象提供一定基础和条件，以实现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目的。它是当事人能够进入民事领域，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是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因此，两者是不能混同的。正如arlosAlerrtodeMotaPinto所说：人格表示人的法律资格或者法律条件，权利能力则指成为法律关系拥有人的能力，根据一定的条件或状况，权利能力可分大小（法人的权利能力比自然人小，自然人、未成年人虽缺少的基本上是行为能力，而非权利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下或对于某些行为，未成年人是无权利能力的）。但不论权利能力之大小，人总是人，亦即权利能力有大小之分，而人格仅存在有无之分。
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与权利能力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同时又有区别的概念。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权利能力的实质。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为实现法律所赋予的利益，享有的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意识自由。它与权利能力的联系体现在，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权利能力解决的是民法的适用问题，民事主体只有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才能成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参加民事法律关系，成为具体民事权利的享有者。同时，民事主体的具体民事权利的享有是权利能力的一种落实和体现。它与权利能力的区别体现在：首先，权利能力是法律规定的一个抽象的概念，体现了立法者高度的智慧，而民事权利则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民事主体积极参与民事活动所产生的一项具体权利。其次，是否可转让不同。权利能力直接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此方面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是法律赋予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它是不能限制和转让的，它始终是产生于出生或者登记之日，终止于权利主体之死亡或者消灭之日。而民事权利大多数是可以转让的，比如各项财产权，民事权利的转让对于便捷交易，促进社会财富流通和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再次，产生的基础不同。权利能力产生于法律的规定，是法律对民法适用的一般规定。民事权利能力是由国家所赋予的，在此范围不允许当事人对其内容予以变更或者排除其适用。而民事权利产生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当事人基于其意思表示，自愿参与某项法律关系，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才能享有民事权利。另外，内容不同。权利能力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而民事权利则不包括义务。最后，是否平等不同。民事权利是平等的，所有民事主体均享有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不受其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学历、背景、文化程度等方面的限制。而权利能力由各个主体所享有的资源、手段不同而有差别，比如说《继承法》中关于继承的规定。即被继承人死亡后，在没有设立遗嘱的情况下，法定继承人有权按顺序继承其财产。在此，就排除了非法定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这是法律基于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保护，从一般主体的需要出发来制定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结果。
作用
对于权利能力的作用，有的学者指出权利能力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无任何意义，完全可用民法中的其他制度规范予以规定，而消除关于民事主体权利能力的规定。他们认为，权利能力的立法源由在于对人们提供适用或者不适用民法的标准。有民事权利者，适用民法；无民事权利者，不适用民法。既然设立此概念的目的如此单纯，则于民法总则中予以规定主体之范围，可以达到同样目的。而且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人权保护已经达成共识，权利能力制度对于人权的保护已无任何意义。从权利能力制度的产生到发展至今天，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产生于思维高度抽象概括的德国民法，是立法者对社会生活高度概括而创设的一个制度，对于确认民事主体的法律资格，从而切实保障民事权利的实现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权利能力制度的规定也是民法体系化、系统化的必然要求，它构成了民法的基石，解决的是民法适用于民事主体的前提，为民事主体参与法律关系，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前提和基础。最后，权利能力制度对于确定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提供了依据。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各项权利的重视，一些学者提出了应赋予动物和微生物法律主体的资格。权利能力制度的设立，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只有具有一定的意思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才能参与民事法律关系。而对于一些动物，它们既没有意思表示能力也没有主观能动性，无法参与经济活动，即使法律赋予它一定的权利能力，并允许它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它们也不可能意识到它们的权利能力的存在，更不可能实际的行使。所以说，权利能力制度在民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应取消该制度。
自然人权利能力
自然人是基于出生而为民事权利和义务主体的人。与法人相对。民事权利能力，是  权利能力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不受公民年龄大小的限制，此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出生的时间以户籍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此外，还有自然人的特殊权利能力。所谓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是指受自然人年龄限制的民事权利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这条规定是对自然人结婚的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另外，我国法律还规定，自然人参加劳动的民事权利能力，一般应在16周岁以上。法律规定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立法目的在于保证人的健康成长。
实际注意
出生时间《民通意见》第1条规定，自然人出生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故在出生时间的认定上，户籍证明的效力高于出生证明，出生证明的效力高于其他证明。
胎儿利益的保护既然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因此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胎儿毕竟具有成为民事主体的现实性，故法律上一般均设有特殊规定，以保护胎儿的利益。《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律继承办理。注意，保留胎儿的法定继承份额，只是给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并没有承认胎儿是民事主体。另外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原来的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办理。若胎儿出生时是活体，但旋即死亡的，原来的被继承人的财产先由胎儿继承，再转由胎儿的法定继承人继承。
具体案例分析例，甲孕妇怀有胎儿丙，被乙打了，丙出生后有伤残。伤残结果与乙打击有关系。胎儿丙能否对当年侵权人提起侵权诉讼？
分析：有权利提起诉讼。因为在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里并不强调在侵权发生的时候，当事人权利主体已经存在。
例，甲是丙的父亲，丙还未出生时，甲被车撞死。这种情况，是否包括胎儿抚养费？
分析：胎儿的出生是确定的事实，所以包括胎儿的抚养费。
公民死亡时间我国民法规定，公民死亡是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的法定事由。公民死亡后，就不再有从事民事活动，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必再保留其民事权利能力。公民死亡的方式有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两种。无论何种方式，只要公民死亡的事实发生，其民事权利能力便终止。
为了解决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公民在同一事件中死亡而无法确定其死亡先后时间的问题，法律上有必要设立公民死亡时间的推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曾对此作出司法解释；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后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宗教学权利
权利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法律概念，最早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使用了“权利”一词，后在日本也开始使用这个翻译。权利是近代由英语中的right和德语中的Recht一词翻译过来。
在汉语中权利一词经常被解释为“权力和利益”，但是，这和right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不合。英语right的本义是正当、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东西，比如生存权利、生育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宗教信仰的权利等等，而并非权力和利益（英语：power and profit）含义的复合，也不意味着任何牟取利益的权力。因此将权利简写为“权”，很容易造成权利和权力两词混淆，而这两个词却很少有含义上的关联。
宗教学中的权利：社会是残酷的，如果没有权力、地位、财富就永远不能出人头地，永远被人欺负。因为世界没有公平只有强弱。有的人一出生就有豪车豪宅 而且是庞大家业的继承人，有的人一出生只是穷乡僻壤受寒冷受饿的孩子。自己的人生只有改变“权力、地位、财富”其中一项，才可以获得社会上的优势的生存机会。古代人相信请阴阳师按照生日在“紫冰银结印符”雕刻“瀛鸯、澞塬”结印阵之后再结印册上添加“染付春秋、筌蹄胡禄、水差芥子”结押这样可以助好运帮助自己获得权力、地位、财富
人群共处，各有主张，涉及不同之利益，不免发生冲突，为维护社会生活，自须定其分际，法律乃于一定要件之下，就其认为合理正当者，赋予个人某种力量，以享受其利益，因此权利就是得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权利为主观化之法律，法律为客观化之权利，行使权利，就是为法律而奋斗，且具有伦理上之意义。
权利既为一种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则：
1.人民所享有的利益，虽被国家法制设定为“权利”，但国家如果没有设置权利救济的法制，或虽有设置但形同虚设而无实效，就形同剥夺或未曾赋予人民权利。此即为法治国原则下“有权利有救济”的基本法理。
2.人民所享有的利益，但国家如果认为不值得保护而没有赋予救济的管道，则该项利益并没有“权利”的地位。
对于个人权利而言，通常是那些与生俱来的，每个人应当平等拥有的东西。因此个人能够享有权利，并不需要以尽义务为前提。比如穷人不纳税、残疾人不当兵，这些人并不因为没有承担义务而失去任何权利。权利也不是政府给予公民的一种福利，而保障公民的权利却是政府基本职责。
但是个人行使权利时，则会使其他人负有义务。例如：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负有清偿的义务；所有权人行使其所有权时，其他人负有忍受、不加干扰的义务；公民行使其公民权利时，政府负有不得干扰与保障的义务。
因为行使权利会影响他人，所以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应该依诚实信用之方法，并且不得以加损害于他人为主要目的，否则即为“权利滥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