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南京临时参议院
简介
南京临时参议院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机构，坐落于南京市湖南路10号原江苏咨议局原址。临时参议院由17省都督派代表组成，拥有立法、制宪、财政决算、选举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弹幼、咨询等职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各省代表在武昌集会，于1911年12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中规定：由各省选派参议员（每省以3人为限）组成参议院，作为临时政府的立法咨议机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参议  旧址院。
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各省参议员到会者40余人，革命派占3/4以上，会议推举同盟会会员林森为参议院议长，陈陶遗为副议长（旋即辞职，王正廷继任）；设全院委员会、常任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分别负责审查有关事件。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在当时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临时约法》还规定，在国会成立以前，“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明确了参议院的地位和职权。
1912年2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袁世凯拒绝南下，参议院又被迫同意袁在北京就职，放弃了原来建都南京的主张，并于4月5日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同时北迁，并改组为北京临时参议院。[1]
  南京临时参议院合影
职权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参议院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权，议决暂行法律，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亦须得其同意；
（二）财政权，议决临时政府的预算，检查临时政府的出纳，议决全国统一的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事件；
（三）任免权，临时大总统任用之国务员，须经其同意；
（四）外交权，临时大总统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以及派遣外交专使等项权力时，须得其同意；
（五）顾问权，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
此外，临时参议院还可对临时大总统交议的事件进行议决。1912年2月22日，临时参议院指定彭允彝、张耀曾等人起草编订《参议院法》。同年3月27日，临时参议院议决通过了《参议院法》，并咨请临时大总统公布。同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颁令公布《参议院法》。该法对参议院的组织，参议员的条件、委任、惩罚，参议院会议规则、议事程序，参议院的选举、弹劾、质问、建议职权的行使等一一作了明确的规定。[2]
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矛盾
定都问题上1912年1月下旬，南北议和的前景已趋明朗，南京临时政府开会决定，袁世凯成为新的临时大总统后，“临时都城不得设在北京”（《临时政府对于袁世凯之要求》，《申报》1912年1月21日）。2月5日，临时政府再次开会决定，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须莅任南京”（《专电》，《申报》1912年2月7日）。2月12日清廷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践约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荐袁自代，孙中山在辞职所附的三个条件中，第一条即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变更”（《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旧址
但临时政府定都南京的主张，在临时参议院内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对。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讨论建都地点，“先后发言者俱主张北京，间有主张南京者”，投票结果是：共有28票，“其中二十票主北京，五票主南京，二票主武昌，一票主天津”（《补录参议院投票之结果》，《大公报》1912年3月7日）。参议院的决议称，“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于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从而否定了临时政府的决定和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黄兴闻知后，当天即召集参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严责不应为袁张目，黄兴尤怒不可遏，双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李（肇甫）、黄（复生）以交回复议为请，黄兴遂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段，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孙中山则决定咨复临时参议院复议此案。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时，“忽有广东、广西议员起言，临时政府地点须重议，非改在南京，吾辈愿以身殉会场。众谓不可如此，即欲重议，亦须俟总统不以前议为然，交令复议乃可。言未毕，而交复议之咨文已到，遂重议。其结果仍用记名投票法，开票计得二十七票。其中十九票主南京，六票主北京，二票主武昌”（见前引《大公报》1912年3月7日文）。复议虽推翻了原案，仍以南京为都城，但孙、黄的做法引起了参议员们的普遍不满，“有多数参议员主张辞职”（《专电》，《申报》1912年2月24日），这无疑加剧了临时参议院与临时政府的对立情绪。
至3月初，孙中山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改变初衷，放弃了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要求，于3月6日午前向临时参议院提出政府咨文，主要内容为：“一、电请黎副总统来南京代表袁世凯受事；……三、如黎副总统不能来南，则拟交待于武昌；四、袁世凯君可否就北京行正式就职礼与临时政府地点暂设北京一节，请由参议院决定。”（《南京政府之大决议》，《申报》1912年3月9日）其放弃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要求之勉强，显而易见。
临时参议院接到此咨文后，即于当日下午开会议决：“一、由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临时政府公报》第34号，1912年3月10日）与孙中山之咨文两相对照，其对孙中山与临时政府的不满与蔑视，也是不言自明的。据说孙中山的咨文送到后，“参议院某君等对于政府所拟办法痛驳其非，谓不但无济于现在之问题，且徒多生事耳”（《南京政府之大决议》，《申报》1912年3月9日）。4月2日，临时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地点，其结果是：主北京者20票，反对者6票（《专电》，《申报》1912年4月4日），由此给临时政府与参议院之间的建都地点之争划上了句号。借款问题上南京临时政府甫经建立，即处于极度的财政困难之中。临时政府无钱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金，更无钱支付军饷，至使“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一段时间内，南京城内“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骚动士兵，叫嚷发放欠饷”。而当临时政府被迫放弃孙中山曾宣布的“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的立场，而举借外债时，便与临时参议院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南京临时政府曾经商谈的外债主要有四笔，谈成的仅苏路借款一笔。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借款均因在参议院内外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果；而华俄道胜银行借款虽以不正当方式在临时参议院勉强通过，但也终未成功。
1912年1月26日和29日，南京临时政府和盛宣怀分别在南京和神户，同日本三井、正金财团签订了两个性质相同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草约，草约规定：“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前已借给该公司的一千万日元外，日方尚须再交付日金五百万元，由公司转借给临时政府。合同草签后，日方先交付了200万元，待合同正式成立后，再全部交清。此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哗然，各界纷纷反对，“而参议院持之尤烈”。
2月12日，临时参议院向临时政府提出质问，指责临时政府违法借款。而孙中山并非不知此借款有损民族权益，只是迫于极度的财政困难，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2月13日致章太炎的信中说：汉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但他在2月18日咨复临时参议院的质问时，还是未肯将此借款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而是含糊其辞地称：政府原本准备“向汉冶萍及招商局管产之人商准将私产押借巨款，由彼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万元国债内之一部分。嗣又因政府批准以汉冶萍由私人与外人合股，得钱难保无意外枝节，旋令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议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万元，以应军队之需要，手续未及分明，至贵院有违法之防”（《临时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3月1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