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海东
基本信息
姓名: 徐海东 
省份: 湖北 
城市: 孝感市大悟县新城镇徐家大湾（原属武汉市黄陂区）
生辰: 1900年6月17日 
忌日: 1970年3月25日
人物简介
  1951年，徐海东同周恩来等在大连徐海东(1900 —1970)，生于湖北省黄陂夏店区徐家窑(即今大悟新城镇徐家窑)一个六代窑工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红二十五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省郑州市逝世。[1]
大事年表
1924年夏，共产党员吝积堂回黄陂开展革命活动。在吝积堂同志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朱德、徐海东（左）、林伯渠等在西安。1925年04月08日，经吝积堂、李树珍同志介绍，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担任副班长、中士班长。1926年04月，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经党组织同意，离武昌，南下广东。
1926年05月，在广东韶关附近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 
1926年08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率领一个排，歼灭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后又参加进攻武昌等地的战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离开武汉，返回黄陂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06月，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主反动武装。
1927年07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河区区委决定农民自卫队分散活动。返回徐家窑，以窑工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08月，党的“八七”会议后，在窑工中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俞咀建立党支部。 
1927年10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与田道生、丁彩光、田耕三一起，组织领导攻打夏店雨坛寺“缉私营”的武装暴动。夺得武器后，重新整编农民自卫队，转移到陂孝交界之苎麻岭山区打游击。
  1960年，徐海东同夫人周东屏及子女们1927年11月，奉黄陂县委命令，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支援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黄陂重建党的工委，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1928年秋，任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
1929年初，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失败后，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底，鄂豫边区党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任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
1930年04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
1930年05月，任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
1930年10月，任黄陂县补充六师（实际上是赤卫队）师长。 
1931年02月，第五教导队编入中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任警卫二团团长。
1931年03月，警卫二团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任团长，后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
1932年05月，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长。
1932年07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2年09月，任鄂皖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二十七师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领导的英山独立团、六安、霍邱、霍山独立营会合，组成东路游击师，任副司令兼师长。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任七十九师师长。
1932年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任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02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05月，对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失利，部队损失过半。
  抗战中的徐海东1933年06月，七里坪撤围后，红二十五军向皖西转移，在皖西坚持斗争。
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人切断，率七十四师一部折回皖西。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任军长，在皖西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到达鄂东后，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增补为鄂豫皖省委委员。
1934年04月，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1934年05月以后，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
1934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为准备长征，与吴焕先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从皖西转移到鄂东北。
1934年11月11日，省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长征。改任副军长。
1935年初，在鄂豫陕省委（由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吴焕先、程子华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1935年07月，红二十五军跨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在陕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陕南留部分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
1935年08月，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陇东地区的泾川，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代理红二十五军政委和鄂豫陕省委书记。
1935年09月，在陕北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  徐海东雕像1935年0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
1935年10月，率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到陕北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徐海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1935年11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0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举行东征。他率领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逼近太原，直取晋西北。
1936年05月，东征军回师河西。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中旬，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他奉党中央命徐海东珍贵照片集(5张)令，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率红十五军团一部与红一军团并肩战斗，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1936年12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徐海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命令红十五军团立即由甘肃海原县出发开赴商州，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1937年0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共合作，红十五军团奉命由陕西商州、雒南开赴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1937年0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
1937年09月，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率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1937年10月，平型关战斗结束后，随朱德、彭德怀同志参加晋东南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战斗。
1937年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和王震同志率部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
1938年06月，指挥町店战斗，歼灭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来援之敌。
1938年08月，病倒在华北战场上，后回延安休养。他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战斗危急时刻，经常身先士卒，被群众誉为“徐老虎”，先后9次负伤，积劳成疾。
1938年10月，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列席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9年08月，跟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开展工作。刘少奇是以徐海东的随从身份为掩护到新四军的。
1939年9月15日，离开延安。奔赴华中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在皖东一带。
  徐海东1939年12月，在皖东周家岗，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后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任华中局委员。
1940年01月，由于紧张的战斗生活，劳累过度，旧病复发，病倒在皖东战场上。
1940年05月，在安徽省津浦路西根据地休养。
1940年08月，在江苏省淮安一带休养。
1941年0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2]
1946年08月，在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
1946年09月，从山东到大连市休养。[3]
1954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在疗养期间，写了几篇重要回忆录。
1955年09月27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1956年0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后，从大连回到北京。
1958年10月，任第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病情稍有好转，到湖北参观访问，进行调查研究。  1957年徐海东(右)黄克诚在阅兵典礼上1960年10月，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向编委会提出，一定要写党、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1962年10月，红二十五军战史编成后，又一次累得大吐血，病危九天。 
1964年10月，任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9年04月，带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9年10月25日，病中的徐海东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行“疏散”到河南省郑州市。 
1970年03月25日，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含恨逝世于郑州。[4]
生平事迹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5]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  徐海东与家人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6]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7月上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指挥所部和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在阳城北部町店地区的芦苇河一带伏击日军，取得重大胜利。
战斗期间，阳城抗日组织发动当地自卫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力地支援了町店战斗的胜利。
1938年春，日军占领豫北、晋南并打通同蒲铁路线后，不断对中条地区进行“扫荡”。五六月间，国  毛泽东主席给徐海东写的信民党友军卫立煌部和决死纵队一部在晋南地区对日军奋起反击，发起多次战斗，收复了数座县城，拔除了日军若干护路据点，包围了占据曲沃县城之敌。
6月下旬，日伪军出动8000余兵力，向绛县、垣曲进攻，企图牵制抗日友军，以解除曲沃日军之围。抗日部队与日军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战斗。 
驻豫北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为打通豫北、晋南之联系，驰援曲沃之敌，亦于7月初由陇海线北上，经晋城、阳城西犯。
八路军总部侦悉情况后，为配合友军在晋南作战，命令徐海东、黄克诚统一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主力，由上党地区昼夜行军，抢先于1938年7月1日进至町店以北地区隐蔽设伏。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同时奉命集结在将军腰、梁家（圪针树腰）一线，配合主力行动。
八路军主力到达町店北山后，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和县、区、村抗日政权取得联系，由当地安排部队在苏家岭、善家岭、北庄、柏圪堆、孔家沟、增村、前岭等村庄驻扎。县政府随即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往町店援助部队。地方党政组织向部队首长介绍了当地的地理形势，汇报了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情况，发动区、村自卫队、游击队积极进行备战，组织担架队和抢修工事民工队，布设岗哨盘查行人，以防止泄漏军事机密，同时，组织群众转移。 
1938年7月2日，徐海东在指挥部驻地苏家岭主持召开战前军事会议，主力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唐支队参战部队负责人唐天际、方升普、李景良、李声炎、庞如霖等以及地方军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报了敌情和当地群众的备战情况，分析了町店一带的地理环境特点，进行了战前动员部署，布置了战斗任务。其作战部署为：以六八七团一、二营占领町店东北侧制高点，伏击围歼进攻町店之敌。该团三营在町店以东十华里的美泉打援，断敌退路；六八八团于黄崖、东圪堆山口待命出击芦苇河河套，围歼敌之骑兵；七七二团一、二营在乌龙沟、义城埋伏机动；晋豫边游击队于刘村附近把守山口，并于黄崖南面山包阻击敌人，堵敌西进之路；当地自卫队在外围进行袭扰，围歼零散逃敌，并担负护卫群众担架队、运输队之任务。 
1938年7月3日晨，敌机在町店一带盘旋侦察过后，指挥部马上接到侦察队长张天保的敌情报告：敌二十五师团一个机械化联队500余敌及汽车辎重已渡过沁河，其先头骑兵200余已进入黄崖休息，其余日军即将进至义城、町店。指挥部迅速命令各部在芦苇河两侧高地预设阵地准备战斗。午时许，敌首、尾前后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内的黄崖、町店、义城等河套地区。由于天气炎热，大部分日军下河洗澡纳凉。指挥部即刻下达作战命令，顿时，芦苇河两岸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将敌分割、包围在町店、义城、黄崖三个主战场，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殊死恶战。八路军战士与敌展开白刃血战，迫敌不能前进一步。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敌残部在溃退途中，又在汤帝山、沁河渡口、清水磨等地遭到军民围歼。 
当夜，指挥部分析判断，敌人可能估计我会立即撤走，必然会组织反扑，遂决定六八八团和晋豫边游击队继续在町店附近隐蔽待命，阻击来犯之敌，其余部队虚张北撤，以迷惑敌人。 
不出所料，1938年7月4日凌晨，日军二十五师团后续部队数百余敌渡过沁河反扑过来。天刚拂晓，几架日机在芦苇河沿线上空轮番轰炸、扫射。11时许，日军先派出两辆汽车沿河试探西行，然后返回，见无动静后，大部队即边向两边山头开炮，进行火力侦察，边向前推进。当日军大队人马行至黄崖、八里湾附近时，八路军六八八团、晋豫边游击队在此打响阻击战。排子枪、集束手榴弹一齐向敌倾泄，猛烈的火力再次重创敌人，使三十余辆日军汽车毁于炮火之中。午后，晋南日军一部东进接应，在黄崖一带遭到阻击，敌仓惶组织残部突围西窜。
战斗结束后，由阳城群众组织成的自卫队、担架队迅速帮助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并将100多名伤员送往小寺庄后方医院。这次战斗，八路军一一五师与阳城军民经过两天的浴血奋战，取得重大胜利。毙伤日军近千人（死700余人，伤200余人），击毁辎重汽车30多辆，缴获战马百余匹、机枪三十余挺及其它武器，物资不计其数。[7]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5月，周恩来专程到大连看望病中的徐海东。他看见徐海东的卧室里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就对其夫人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后来实行军衔制，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其名字排在粟裕之后，位列第二，十分显赫。徐海东得知后，非常不安。恰巧，周恩来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身居高位，但从不恃功自傲。他在大连期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大连文史专家孙玉写道：“徐海东大将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为节约用水，大将吩咐工作人员不要将他的洗澡水放掉，而是用来冲厕所。大将对工作人员说，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我们应该带头节约，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抓起。疗养院的老同志都记得，战功赫赫的大将不择衣食。平常他舍不得吃鱼、肉，只是到了周末才改善一次伙食。他吃剩的饭菜从来不许倒掉，而是让厨师妥善保管，下顿热热再吃。他说，每顿饭为国家节约一分钱，日积月累，也是不小的数字啊！”
1956年9月，徐海东离开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但是，他与大连的友谊仍在继续。一次，徐海东咯血不止，中央派出军用飞机，将大连著名中医李寿山请去会诊。由于支气管扩张，诱发大咯血，北京专家组采用石灰散、咳血方等凉血止血的方子，效果不佳。诊断时，李寿山发现徐海东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而且烦躁汗出，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语声低微，喉有痰鸣，咳中带血，其色浅红或暗红有块，每次约100～200ml。李寿山认为，他患的是阳虚夹寒不能摄血之症。于是，他对症开方，并亲自煎药。徐海东连服6剂，咯血症状止住了。随后，李寿山给他开了一些补养的方子，以增强体质。 
1962年2月，徐海东再度病危，高烧不退。徐海东点名叫李寿山去北京。李寿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诊脉煎药，使徐海东转危为安。
1969年10月21日，根据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徐海东带着氧气瓶上了去郑州的火车。1970年3月25日病逝。后来，周东屏来到大连，专门约见李寿山，说：“将军临终的时候，还在想着大连，嘱咐我有时间一定要去大连走走，见见李大夫。唉，如果当时能找到你，也许将军就不会死了……”[8]毛泽东爱将徐海东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历史壮举--长征。 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很快逐级反映到军委首长那里。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的报告，也工工整整地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几上。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其中几个数字特别醒目：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徐海东怎能不知自己部队同样面临困难。他默默踱到窗前。室外，大雪纷飞，朔风呼啸。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徐海东倏地转过身来，说道：“我们的日子虽然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过那么多山山水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需要中央红军数千阶级兄弟!无论如何，我们要尽量抠出钱来，保证他们渡过陕北的这个冬天!”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征，打开通往抗日前线的道路。月底，毛泽东在延长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指挥下，兵分三路：中路由叶剑英指挥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骑兵团、红十五军团224团及陕北红三十军，巩固和保卫占领区域，以策应两翼；右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及81师，南下晋西南，向运城方向攻击。在部署左路军时，彭德怀说：这一路任务比较艰巨，渡河后要全力北进，向晋西北发展，直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太原，这个任务由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主力承担。周恩来插言道：徐海东同志是从大别山成长起来的，打起仗来勇猛顽强，点子又多，听说他那个“先疲后打”的方法就让敌人吃了不少亏，都叫他是“徐老虎”，大别山的地方老财和国民党部队一提到“徐老虎”就头痛，真是唯恐避之不及呀!周恩来刚说罢，毛泽东微微一笑，指着徐海东幽默地说：“看来，我们这是放老虎出山了。很对不起那位阎老西子，猛虎下山，该有他的苦头吃喽!” 
斗转星移，又是2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正在滚动着灾难性的“革命风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派人对沉疴中的徐海东大将进行搜查逼供，还经常用停医停药干扰破坏对他的治疗。1969年10月，强行将他“下放”到郑州，完全剥夺对他的医疗。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冤离开人世。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感悲痛，毛泽东那几句感人肺腑的话更使国人永志难忘： “徐海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