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曹景行
人物简介
曹景行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时事开讲》节目主持人、《景行长安街》节目主持人。
暨南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客座教授，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著作有《香港十年》和《光圈中的凤凰》。
现已进入退休状态，主持东方卫视《双城记》，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邀评论员，从2009年2月起，曹景行先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早间黄金时段开设新闻专栏，每日评述国内外时事新闻。
随着曹景行在内地知名度越来越大，在街上也不时被人认出。有人对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看了你的节目觉得还不错，养成习惯后以后不看还睡不踏实。”曹景行便开玩笑说，希望这样的“失眠者”、“夜猫子”越来越多。高中毕业，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一晃10年，再读大学时，已是拖妻带女，30出头。毕业后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世界经济，五六年中每天在中外报刊资料室里从早坐到晚，一直坐到年过40，移居香港，一切又从头开始。 香港回归那一年，忽然感到自己已是50岁的人了，应该找一些更有趣的新鲜事情做做看，于是改行做电视。 1998年7月凤凰台要开《财经论坛》，想找一个头发有点白的人来主持，照了一下镜子，觉得可以试试，就这么试了一年。
个人履历
曹景行，祖籍浙江，1947年生于上海。
1966年上海市西中学高中毕业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8年到安徽南部的黄山茶林场落户“上山下乡”，务农十年。  曹景行[1]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
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到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美国农业及美国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任助理研究员。
1989年移居香港，在中文《亚洲周刊》工作八年，历任撰述员、编辑、资深编辑、副总编辑，兼任香港《明报》主笔。
1996年转入香港【传讯电视】，任【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前后约半年。
1998年进入香港凤凰卫视至今，作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先后主持及主讲《时事开讲》、《总编辑时间》、《口述历史》、《风范大国民》、《景行长安街》等节目。也为香港《明报月刊》、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等报章撰写文稿。
2005年起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先后主讲或联合主讲《电视新闻评论》、《电视新闻专题》、《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高级新闻评论》《镜头下的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课程。
2009年加盟浙江电台FM93交通之声，主持节目《曹景行有话说》。
2012年9月加盟江西卫视，主持《深度观察》
个性主张
阅读是开讲的坚强后盾不管任何时候，提起自己的成就，曹景行都会谦逊地说，“我们就像一个球队。我不一定是踢得最好的，但我正好在这个位置上，球正好到我脚下，如果这个球踢开了，也未必说我本身很好，是因为这个机会好。”这句话，也印在了他新书的扉页上。 
“做主持人时，我消耗的全是年轻时代的累积。”曹景行说，在这种累积之上，每天看到的资讯和新闻，便自动在头脑中分类，“比如以巴冲突，我30年前就开始关注，两岸关系关注了20年，中美关系关注了30多年……对我们来说，每个突发的新闻事件都能和原来所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在历史的脉络上有系统地做新闻，就会很清楚、准确。”  阅读，是曹景行“开讲”的坚实后盾。他把自己的阅读分为年轻时的“乱翻书”和现在的“读报时代”。“知青时期在安徽，是最想看又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大家互相传书，拿到手上就翻。”身处资讯匮乏的农场，曹景行像一块海绵，从农场发给干部的书中汲取养料，不管是《二十四史》，还是马列著作，抓到手就狂读。这一路，他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等等艰深的书读了个遍，“比如说我拿一本黑格尔，非常枯燥也会去看，甚至还不止看一遍，不管读不读得懂。” 到大学，他囫囵吞枣的“乱读”时代结束，开始系统地消化整理之前的营养。“我有更多的时间来看我想看的书，除了上历史系的课，我还去上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的课。在社科院的六七年，我也大量阅读——这些都成了我后来做新闻工作最重要的后盾。” 
时代造就他们的遗憾，却也造就了厚积薄发下的辉煌。在曹景行看来，这种经验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经验，而“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有这种心态和环境”。曹景行将沉淀的智慧一点点释放，也适时补充新的资讯和知识。在媒体眼中，他是新时代的“知道分子”，以独特的真知灼见走在时代前列。 
曹景行却无意长久地在浪尖激荡，而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古人求知模式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似乎只完成了一半，“我喜欢摄影，想到处走走。我每天都会看碟，电影有时比新闻深刻，能反映不同国家的人和社会。” 
现在的曹景行，在北京高校享受着宁静的学者生活，也时常以写作和策划的方式介入媒体。“不管我是否离开新闻媒体，都会保持阅读习惯，每天读10份日报。”
受教于父亲是一种奢望曹景行有个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四界”的父亲———曹聚仁，曹聚仁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与鲁迅交往密切，写有《鲁迅评传》，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1956年起，曹聚仁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是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曹聚仁去香港时，曹景行才三岁，虽然父亲以后频频北上，但和家人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直到1972年，父亲即将辞世，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曹景行从安徽乡下返回上海，和姐姐曹蕾一起赶往澳门，却没能见到父亲在世之前的最后一面。曹景行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每当朋友说我在香港新闻界打工是‘继承父业’时，我难免肚中一番苦笑。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
烦恼和心愿随着曹景行在内地知名度越来越大，在街上也不时被人认出。有人对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看了你的节目觉得还不错，养成习惯后以后不看还睡不踏实。”曹景行便开玩笑说，希望这样的“失眠者”、“夜猫子”越来越多。  曹景行不过出名也有出名的烦恼，曹景行并不是个很注重小节的人，现在出门前也得看看穿着是否合适，举止是否得体。“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卖冰糖葫芦的，一时嘴谗买了一串，但想想在马路上吃被人看到不好，只好藏在衣服里回宾馆才饱了口福。” 50多岁的曹景行依然童心未泯，不肯服老。“在我们评论组里的7名评论员，我不是最老的，还有3个都比我年纪大呢。”所以，无论是搞策划、跑采访、说评论、办记者站，曹景行都忙得不亦乐乎。谈起未来，他没有明确的规划，“做自己没做的事情，未来仍然充满变数”。
五十一岁成了“电视人”说起自己的事业发展，曹景行连说没想到。因为他到了近30岁才看上电视，到了51岁“知天命”的年龄反而“触电”成了电视人，由此他忍不住感慨：生活真是充满了偶然。 
10多岁的他碰上“文革”，和不少上海知青一起到安徽的农场里插队落户。 
“文革”后期，他开始从农场发给干部的书籍中“吸取养料”，不管是二十四史还是马列著作，抓到手就如饥似渴地读。 
1977年恢复高考，曹景行本来想报考化学系，但因准备不够充分，就报考了把握较大的文科。次年，他和妻子一起双双考上大学，一个学历史，一个学化学，重回上海。后来进入上海社科院工作。 
年过40岁之后，他又选择香港作为事业的新起点。他一开始就进入格调较高的《亚洲周刊》，后又担任了《明报》的主笔，写评论得心应手，为目前在凤凰卫视“说评论”铺平了道路。  曹景行“人家说我从事新闻是子承父业，但其实我4岁时就和父亲（曹聚仁）分开了，更多的是从他4000多万字的作品中受到熏陶，他淡泊名利的性格对我影响很大。”因此，他对女儿的事业也同样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现在女儿在美国做市场营销，也有回国内发展的想法。他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女儿身上，只是把得到的资讯提供给她参考。
不安分的性格曹景行早年在社科院做了多年的研究工作，面对做学者和做新闻人的取舍问题。曹景行主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由于他性格里带着那么点“不安分”。一谈到新闻，他眼中闪着老顽童式兴奋的光芒，他甚至用“好玩”和“刺激”来形容做新闻的感觉。特别是遇到重大的新闻事件，它影响着整个社会、整个人生。做为一个新闻人，能够见证历史发生在你的身边并且能够直接参与的感觉是一  曹景行种刺激。这种刺激会使人兴奋并且持之以恒。 
曹景行选择做新闻人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环境所迫。初到香港时，内地的学位是不被认可的。进不了大学，做不了公务员，就只剩下两条出路，一个是经商，另一个就是进媒体。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媒体。到凤凰之后，曹景行起初只是做策划工作，帮窦文涛想点子，帮《杨澜工作室》出主意。直到1998年7月，凤凰台要开《财经论坛》，想找一个年纪稍微大点儿的人做主持，他才决定试一试，就这样试了一年。这期间赶上了两会和克林顿来访，他又开始试着做评论。这一做就做到了1999年。1999年5月9日，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大规模的电话连线和他救急用的及时评论获得了观众非常强烈的反馈。同时，这个重大事件让曹景行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就是在《时事开讲》做评论员。
时事开讲
《时事开讲》做到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固定的收视群。虽在深夜播出，却已形成一批高层次的政要、企业管理人员等固定收视群体。曹景行说，因为他力争在节目中提供给观众“第一解释权”，即在新闻事件报道后的第一时间，对新闻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这就涉及到了政治评论的火候问题。曹景行有两个基本立场是一定要把握住的。首先就是要基于事实，新闻评论不是个人主观的发挥。新闻基于事实，不仅是当天发生的新闻事实，而且要禁得住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检验。第二是基本的原则立场，所有的言论基调都是从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
时事开讲的成功之道《时事开讲》的成功还在于评论员不是以高高在上的专家角度向观众灌输某种概念，而是一种平等的关注与交流。如果碰到敏感问题，那就在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多走半步”。这个半步，就是指《时事开讲》针对某件新闻事件相较于其他媒体的多角度、多侧面的解读。
遥控器和“五角钱”理论  说起工作，曹景行滔滔不绝。他主持的《时事开讲》节目，虽在深夜播出，却已形成一批高层次的政要、企业管理人员等固定收视群体。他说，因为他力争在节目中提供给观众“第一解释权”，即在新闻事件报道后的第一时间，对新闻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他还向记者说起了自己的“遥控器”和“五角钱”理论。无论是做电视还是报纸，脑子里总要想着：观众和读者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节目、报纸不好看，随时可以使用遥控器换台、或者不掏出口袋里的“五角钱”买报纸。所以，如果连记者自己也不感兴趣的内容，最好别让它随便“出炉”。 
曹景行说，这些理论也是到了香港才总结出来的。因为凤凰卫视是商业性电视台，做节目一定要考虑成本和回报。“我们一般不为整体包装大量投入资金，而是集中精力打响栏目品牌，一年开创两三个，5年就是十几个，观众自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广告收入也随之而来了。”
自由的新闻空间
曹景行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说假话、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是底线。当然，这并不代表什么都可以说。相较于其他主流媒体甚至于西方的权威媒体，凤凰给予评论员的表达空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就拿《时事开讲》的选题来说，直到现在，每期节目的内容既不提前审题也不报题，所有的程序由评论员一气呵成。这在其他电视媒体是绝无仅有的。凤凰是个难得的媒体，她是中国改革发展、新闻界本身转变和中国走向世界几个因素结合的产物。十年，对于孩子来说，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接受教育，开始人生起步的年龄，而对凤凰卫视而言，这十年，已经让凤凰由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走向了成熟。这十年，凤凰开始一步步向他们的目标迈进：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凤凰人的声音。他说，若干年后，当你回首过去，你能在中国新闻的发展史上找到凤凰的地位，她的作用就在于她起到了引领中国媒体走向世界的催化剂作用。
学术讲座
《新闻传播学术新观点：互联网时代的新闻评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