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车改革
政策简介
国家发改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
提案详细
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  公车改革困局》的提案。
记者从民革中央了解到，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
提案详细描述了民革中央认为的公车改革优化方案。具体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控制公车总量和配备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只有公务用车。保留公务用车的数量，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常住人口核定，由人大批准控制。电子监控是学习国外经验，电子监控所有公务用车，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领导，直接向上级负责，网上公开查询记录。大规模用车社会化由政府向租车公司公开招标或租用，对驾驶员的安排可参照国有企业人员分流办法进行。公务车的保养也向社会公开招标，结算由财务和维修点进行，司机个人不介入。补贴奖励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按照一定标准实行适当交通补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私车公用。
形成
针对民革中央的提案，国家发改委经与财政部商讨后回复称，目前该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
国家发改委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化交通服务逐步改善以及家庭用车快速普及，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社会和客观条件逐步形成。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面已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
国家发改委表示，国务院印发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车改方案研制过程中，发改委将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
对此，民革中央表示，发改委的回复让公众看到了国家对公车改革的积极态度。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实际上，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1]
弊端
民革中央提案指出，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公车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1、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地方公车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6%～12%之间。
2、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
3、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
4、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
三种模式
各地车改试点大致为三类模式：一为公车货币化，二为公车集中管理，三为两者模式的结合。
公车货币化模式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曾长期被认为是公车改革的方向。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
公车集中管理则以昆明为代表，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
第三类模式则以杭州为代表，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不同的是，杭州车改没有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的模式，而是将车贴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2]
国外模式
纵观一些国家在配备公车的导向上，都坚持了"一要方便工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二要尽量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原则，并以此作出各项具体规定。德国德国政府从联邦到各州乃至大城市区和各州县政府，都为一定级别官员配备公务用车。配备公务用车的标准是：联邦总统和联邦议院议长为奔驰450型；联邦总理和副总理为奔驰350型；各部部长为奔驰280型；各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为奔驰230型；司局长级的官员，保证公务用车，但不配备专车。芬兰芬兰公车包括三大类。首先是专车：在芬兰共和国政府各部（总统除外）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固定车辆、固定司机的专车待遇。其次是公车：芬兰政府办公厅负责安排18位内阁成员公务用车。政府各部办公厅主任通常掌握3辆公车（包括小车和面包车）。以政府大部财政部为例，部内有3辆公车，供3位国务秘书公务使用，但不是专车。第三种是工作关系车。这是由公家（政府机构或公司）买车，公家出汽油费和负责保险维修，但由个人自己驾驶的车，既可执行公务也可私用。使用工作关系车的人首先是工作需要，其次是要有一定级别。在拥有30多个机构的赫尔辛基市政府共有"工作关系车"约30部。印度印度政府规定，只有内阁部长和副部长、文官中的秘书（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辅秘（相当于中国的部长助理）和少数联秘（相当于中国的正局长）等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配备政府专车。除了少数联秘因工作需要配备专车外，其他联秘要办理公务，可临时要车，有的是两个联秘共用一辆车。联秘以下的各级官员原则上一律不配车，如果确因公务用车，经批准和办理一定的登记手续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临时要车，办完事立即送还车辆。南非南非由交通部牵头修订和颁布了政府官员配车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国家公务员可根据自己的级别和工作需要，申请配备不同档次的轿车，并由个人承担一定的费用。具体做法：副处长级以下公务员只能配排气量1．6升以下的国产车；正处长至副局长级别的官员可配备排气量2升以下的国产车或进口奔驰牌、宝马牌等名牌轿车。至于正局长以上的官员，不论什么级别，在购车时需自己支付1/3左右的购车款。车子越好，自己交的钱就越多。 [3]
前景
下一步的车改计划，记者致电北京市发改委、市纪委、市财政局等部门的多个处室。但是，相关人员大多以“敏感”或“不方便”为由婉拒采访，少部分人也只作了较为模糊的回应。
市发改委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发改委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车改革，因此他也不清楚相关情况。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公车改革还是处于试点、调研阶段，试点仍处于区级层面，“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正在研究”。
专家吴洪洋注意到了这种多部门合力推进的困难。他认为，本市应该成立车改领导小组，并给出统一的时间表和改革路线图。而且，改革方案应覆盖所有的公务员，这样改革才能彻底。可考虑在三年内，完成全市的车改进程。
他解释说，之所以要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一是分期分批公开拍卖现有公车，有利于市场稳定，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公车司机的分流和再就业，也都需要一个过程。
同时，要合理核定交通补贴标准，补贴应该与各区县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同时要与职务级别、岗位性质和实际工作量挂钩，严禁借改革之名滥发津贴。
此外，在严格控制公务车数量等“硬指标”外，还应对公务车的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监督。[4]
改革声明
近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调研工作，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只有公务用车。国家发改委新闻处处长文步高称，目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公务车改革的声明，近日将对外公布。
昨天，《国际金融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媒体的报道是引用了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关于公车改革的提案，国家发改委此前只是对相关提案进行了回应，并没有新的文件出台。
国家发改委新闻处处长文步高昨天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公务车改革的声明，近日将对外公布，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文步高对记者表示，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
据媒体报道，日前国家发改委针对民革中央关于公车改革建议的提案表示，该提案对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记者了解，民革中央在今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其中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
提案提出了公车改革优化方案，包括：控制公车总量和配备，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只有公务用车；学习国外经验，电子监控所有公务用车，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领导，直接向上级负责，网上公开查询记录；大规模用车社会化；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按照一定标准实行适当交通补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私车公用。
据民革中央的提案显示，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5]
网友观点
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今年10月，北京市官方表示正在研  调查分析究控制机动车数量的政策。随后，车市还风传明年本市可能采用经济手段限制汽车总量。这些语焉不详的信息背后，控制数量似已箭在弦上。据此新闻，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北京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咋看?”
截至22日22时，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
网友“1”：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IP：121.14.234.）
网友“秦岭军魂”：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6]。
模式最多也没有用的，关键在于落实。最不愿意改的是县级基层机关的配有公车的领导。现在高级领导都没有了专车，而直接面对百姓的基层的县级机关的班子领导还大量存在专车，基层的县级机关的领导的人数是最多的，要改就应从基层的县级机关的班子领导改起。
相关新闻
公车改革前提是公开数量和费用
新华社发表文章称“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2011年1月4日
在去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表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要出台有关公车配备使用的新规定，这个规定比过去更加严格，比如对省部级干部公车配备的标准排气量和购置税都比过去严格，对党政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的编制也比过去严格，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要下降。
新华社昨日发表文章分析说：这意味着“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改革顺应民意，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转变；文章强调：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据新华社电试点部分地区改革变成“分钱”
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也有的地方为了便于民众监督公车使用，推出了统一的公务车帖或公务车牌；有的地方为了鼓励公务员短途骑车办公推出了公务自行车。
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但新华社昨日发表文章指出：以网民和群众的呼声和本轮公务车改革的方向衡量，这应当只是北京市公车改革的“最低标准”。
文章说，下一步，应当明确北京目前的公务车保有数量，并顺应全国公务车改革的大方向，继续降低北京市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目前，北京也在倡导百姓公交出行、低碳出行、绿色出行，作为北京的公务员，更有责任在公交出行上率先垂范。难题如何遏制公务车成特权车
新华社文章认为：在当前车改进行的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公务车在维修环节出现的维修材料投标报价缺乏执行约束力，部分维修材料利润空间偏大等新漏洞。这反映出公车改革和监督应当贯穿公车使用全流程，避免公车维修成为唐僧肉。
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驾驶风格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治理。
记者此前调查发现，近年来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前提深入改革需公开数量和费用
新华社文章说，公车改革是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技术核心方向是合理压缩公务车全流程的各项开支，政策核心方向则是以公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则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
当前，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急需得到全国性的指导意见，让偏离正确方向的“变味车改”回到正轨，让卓有成效的地方车改经验尽快上升为具有可操作的全国性做法。这不但需要出台各项严格的制度保障落实，还需要在车改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步健全各项监督、听证机制。尤其是从以往的经验看，“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车改革未来还要在落实环节狠抓不放，绝不能让执行环节的变通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破坏落实效果。背景公车消费数额说法不一
2010年12月27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用车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该报道同时写道：“即便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已达上千亿，还是遭到质疑称其严重缩水。”
2009年7月4日出版的《羊城晚报》刊载评论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曾披露，2004年全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共约9000亿元。很快有人说夸大，不夸大的数字据说是1201亿元……‘三公消费’，官员论级排坐，人人得而享之，但总账神神秘秘，仿如天机。”
2010年4月份，北京市相关部门发文通报，目前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总量4.9万辆。而当年11月3日，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两者公布的公车数量相差较大。记者就北京公车数量采访了该市多个部门，但相关部门均表示“不便”或“无法单方披露”，并透露“这个问题很敏感”。[7]
杭州车改遭质疑
十年回首杭州的公车制度改革发轫于基层。2002年，杭州的西湖、余杭、下沙等地部分乡镇街道因为干部外出任务多，有限的公车满足不了需要，购置新车又需增加财政经费，因此开始尝试取消公车，以补贴的方式发放给干部，由他们自行安排公务出行。在最早“吃螃蟹”的西湖区三墩镇，改革当年就节约财政经费50万元，相当于上年度该镇公共交通支出的70%。更重要的是，镇纪委没接到一封关于干部公车私用方面的信访件。[8]
基层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关注。200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杭州随即成立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着手推进全市的公车改革。2005年，杭州出台对区县（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意见，当年全市就有6个区启动了公车改革。[8]
试点单位的成功，让我们坚定了加快全市公车改革步伐的信念。2009年，杭州出台了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明确了“单轨制、货币化、市场化”的改革理念和“整体推进、分步实施、三年完成”的总体部署。2009年5月1日，市级机关公车改革正式启动，第一批21家单位的200辆公车被全部封存公开拍卖，副厅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专车，领取不同档次的车贴。在此过程中，市纪委监察局不仅扮演了“改革推动者”的角色，更行使了“执行监督者”的职责。通过纪律规定，确保所有公车都由产权交易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拍卖；严禁车改单位滥用公共交通专项经费；车改人员一律不准以任何名义向其它部门、下属单位、企业或自己职权范围的服务对象（企业或个人）无偿使用或借用交通工具、司机和报销私车开支等。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2个区、县（市）、开发区和141家市级机关实施了车改，在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基本实现了全面车改的目标。
十年不遗余力地推进公车改革，成效突出。最明显的就是公共财政支出的下降，以市级机关为例，车改后比车改前开支下降约1/3。现在，能在单位开的会就不去区、县（市）了，很多工作也改用传真、电话、邮件等方式解决，会议费、差旅费等明显下降，在更大层面上节省了公共财政开支。召开全市性大会，会场周边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大的缓解；领导到基层调研，基本上都是一辆中巴车集中前往；领导干部与老百姓一样自己开车、坐公交车甚至骑自行车出行，也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堵塞和根治了公车私用以及超编、超标购置配备公车等群众反映强烈的“公车腐败”问题。[8]
公车改革是一场涉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改革能否成功，关键要看政策是否具备“公信力”。十年来，我们在推进公车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公信至上”的理念，最大限度地防止了福利化、特权化的缺陷，这是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原因。[8]做法从2009年起，杭州市全面实施车改，所有局级领导干部全部取消专车，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所涉100多个单位分三批进行车改。经过两年多时间，市政府的公车数量从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总量减少了三分之二。截至目前，除了市级四套班子领导，公、检、法及3个驻外办事处以外，其他党政机关、参公单位、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初步完成了车改。
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车改办主任何新根介绍说，杭州车改的基本理念是“单轨制、货币化、市场化”，所谓单轨制就是公车上缴统一处理；货币化是指向公务员发放“车贴”；市场化是指成立公车服务中心，将留用车辆进行市场化管理。为此，本市下发了《关于杭州市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7份车改文件。州市还配套出台了《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纪律规定》，严禁公职人员向社会“借车”或转嫁费用等行为，凡违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关规定的，一旦发现将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扣发车贴；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统计，参加第一、第二批车改的机关单位，共计上缴了400辆公车，其中200辆公车由服务中心留用，132辆补充执法单位工作用车不足，57辆被拍卖，剩余11辆作报废处理。
发放“车贴”，是将普通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300元到2600元9个档次，交通补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可以用于乘坐公交车、打的、加油等各项交通事务支出，但不能取现。
为了保障政府部门正常公务用车的需要，杭州市设立了公车服务中心，公务员借用公车与打的一样，有偿计价使用，计价方式完全市场化。目前，公车服务中心有专职驾驶员61人，截至今年5月底，为车改单位提供出车服务1.5万台次，安全里程200余万公里。
杭州有关部门对车改前后财务开支进行比较发现，第一批车改单位公车开支比车改前下降32%，第二批车改单位下降30%，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质疑车贴“杭州车改”在受到舆论肯定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质疑，最多的意见集中于“车贴”。
一些市民指出，公车消费本来就有浪费，现在用发放定额车贴的方式，实际上是将一些浪费行为合法化，公权变成了特权，特权又被“赎买”成了私产。
还有市民认为，车改呼吁这么多年，还是迟迟改不到位。市民刘一舟说：“凭啥干部就可以用公车，取消公车就得发车贴？为啥不能像百姓一样完全自理？如今欧美国家并没有‘公车’‘车贴’一说，咱们为啥做不到？”市民裘冬梅说，按照每月22个工作日，每天打车四次计算，月打车支出也不会超过1000元。“一个正局级公务员的车贴比普通百姓工资还高，怎么说得过去呢？”
长期研究政府管理实践的求是《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认为，公车的存在，立意是为了工作需要，不能像封建时代那样，成为显示官威、讲究享受的“官轿”，这是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9]
新限车令
2011年11月18日，工信部官方网站对外发布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要求包括新能源轿车在内的轿车最高限价18万元。我国政府公务用车新的采购标准出台，该细则对于轿车提出明确的排量和价格限制。 
据了解，工信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要求，制定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对于今后公务车的标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所谓公务用车，是指党政机关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分为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车型则包括轿车、越野车及多功能乘用车。
具体来说，要求新购的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其中机要通信用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6升，价格不超过12万元；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等新能源轿车扣除财政补助后价格不超过18万元。对于其他车型的采购标准则结合实际用车需求并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对于公务用的越野车要求排量不超过2.5升，多功能乘用车则不超过2.4升。同时，该细则对于生产企业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包括近三年内没有重大知识产权纠纷、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及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另外该细则指出，已停产的、厂家申报价超过规定价格的、产品参数和配置信息发生较大变化的车辆将被取消入选资格。[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