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湖社
基本信息
湖社画会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早的学术组织之一，也是近代北京美术界最早的学术组织，距今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由于它所推崇的艺术风格和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乃至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及对中国绘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被人称为中国近代绘画史的摇篮，也是近代绘画家和大师的荟萃之地。
湖社的历史
湖社画会创办于1919年，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由北洋政府投资，总统徐世昌亲自批准，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同期创办。  湖社画会的创始人是金北楼，也是首任会长。金北楼先生名绍城，书画署名为金城，生于1878年，卒于1926年。民国成立时金北楼先生任北京大学商学科长、民国政府内务部监事、众议院议员。由于金北楼先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在书画领域的成就，加之总统徐世昌的支持和认可，湖社画会在创办初期便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持，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使湖社画会不仅名人荟萃，而且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由于长期奔波与辛劳，会长金北楼积劳成疾，49岁英年早逝。为了继承金北楼先生遗志，1926年冬，以周肇祥先生、齐白石先生等为首的湖社弟子发起的"东方绘画协会中国本部"在北京成立，正式取名"湖社画会"，由周肇祥先生担任第二任会长，齐白石先生担任主要领导。因金北楼先生旧号"藕湖"，其弟子均以"湖"字为号，著名画家叶恭绰、陈半丁、于非厂、溥儒、徐燕孙、胡佩衡、秦仲文，马晋、王雪涛、吴滰汀、汪慎生等均为会员，张学良、梅兰芳则为画会好友。至此，湖社画会会员达200余人，在周肇祥先生和齐白石先生的努力下，1927年《湖社月刊》创刊。《湖社月刊》以"提倡艺术，阐扬国光"为方向，除刊登古今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论说办刊宗旨，是一本综合性的图文并茂的文化艺术专刊，数十年间发行于社会各界，在书画界流传，不仅宣扬了湖社画会的办社理念和精神，而且对推动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与贡献。而正是"湖社画会"的发展奠定了齐白石先生日后在中国美术界、绘画界的历史地位，也正是齐白石先生所提倡的美术精神、绘画精神、湖社精神，使"湖社画会"继续保持了金北楼先生创办湖社时的那种发展、主导中国绘画风尚的精神和势头。
1937年以后，抗战爆发，"湖社画会"被迫停办。解放后，以"湖社画会"为主，以"湖社画会"的原班人马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画院"，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任副院长。1957年5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将中国画院更名为北京画院，画院编制的职业画家再一次以"湖社画会"会员和"中国画院"画家为主，并提名齐白石任名誉院长，王雪涛任院长。
1984年，为进一步弘扬"湖社"精神，发扬光大中国近现代美术，以溥杰、金北楼长孙金鲁瞻、于非厂、启功为首的书画界朋友，再次发起了振兴湖社运动，并由溥杰先生担任名誉会长，推荐孙菊生先生担任了会长。当年4月26日湖社画会在琉璃厂隆重开业，在湖社画会会址的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先生题写的"湖社"金匾，书画界的名人董寿平、崔子范、周怀民、田世光、徐北汀等老先生纷纷前来祝贺，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和溥杰亲自剪彩，文艺界名人凌子风、李万春、谢添、侯宝林、新风霞等也前来祝贺。一个画社的活动，能有如此的规模，可见湖社画会在中国和北京的影响。
随着世界美术和中国美术的长足发展，中国和北京的美术团体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改革、发展、创新时期。为顺应这一世界潮流，"湖社画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以王挥春先生为首的由秦岭云、白雪石、黄均、韦江凡、老甲、刘炳森、刘继英、李铎、阿老、陈大章、雷正民等为核心的新一届"湖社画会"领导层形成，2003年11月经选举，王挥春先生任新一届会长。从此，"湖社画会"的发展在王挥春先生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王挥春先生不仅大力提倡发扬"湖社精神"，大力提倡发扬金北楼先生所倡导的振兴民族绘画的传统，大力提倡齐白石先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中国画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精神，将金、齐二位前辈大师的创办湖社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的继承，将其作为振兴湖社、发展湖社、开创湖社新的未来的强大动力，而且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在其艺术理论方面不断解放思想；在其艺术创作方面不断开陈出新；在其艺术管理方面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开办信息网站；在其活动规模和形式方面不断有所创新，设立了网上艺术论坛、艺术课堂、书画商城、精品展厅、画会动态等活动栏目和窗口；在其艺术交流方面，不断有所突破，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特别是以王挥春先生为首的核心艺术家和一批年轻新秀的艺术作品，不仅走进了北京的重要艺术场所，艺术展览，参加了各种重要的艺术活动，使高雅艺术走出了艺术殿堂，进入了平常百姓的视野，而且登上了大雅之堂，步入了国家的重要活动领域，步入了联合国驻华代办处。作为政府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王挥春先生的精品展览也代表中国政府进入了北欧文化名城芬兰首都郝尔辛基的国家图书馆、美术馆，被其郑重收藏，同时被中国驻芬兰大使馆郑重收藏，从而使中国画家的精湛艺术在发达的北欧引起了轰动，使北京画院、"湖社画会"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在国际上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因而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城楼纷纷收藏王挥春先生的作品，其作品数次被国家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被国内外著名报刊纷纷刊发。许多作家、美术评论家纷纷撰文赞其技艺精湛，成就辉煌。如《亚洲财富》刊文赞其"历史的、民族的、现代的"、"大道雄风"，《宝藏》则撰文赞其"屹立在民族绘画的峰巅上"等等。可见七十六岁的王挥春先生已创造了自己艺术领域的新境界，开创了自己艺术创作的新高峰，而在他的率领下，在新一届画会领导核心和艺术骨干的共同努力下，"湖社画会"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新的大好发展时机。湖社主要负责人顾问：启功、白雪石、孙菊生、秦岭云、黄均、阿老、雷正民、张世简、刘炳森、李铎、李文、孙竹、刘继英、贾浩义、徐柏涛、韦江凡
名誉会长：陈雄立
会长：王挥春
常务副会长：郝利（法人）
副会长：陈大章、黄正襄、启骧、俞秋水、张孝友、葛岩、张文华
艺委会主任：王西林
秘书长：叶向阳湖社大事纪2004年7月5日，湖社画会网站开通，自此传统文化艺术进入信息时代。
2003年11月进行换届改选，王挥春先生任画会新一届会长。原会长孙菊生先生任画会新一届顾问。
1991年，湖社会画会在北京社团登记，由原来的“中华湖社画会”改名为“北京湖社画会”，孙菊生为会长。
1984年恢复活动，溥杰、启功先生任名誉会长，孙菊生任会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湖社画会被迫解散。
1931年春，湖社在天津成立分会。
1926年9月金城去世，以周肇祥先生为会长的“东方绘画协会中国本部”在北京成立，后取名“湖社画会”。
1919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会长金北楼，周肇祥为副会长。北京湖社画会起源湖社画会是北京最早的美术界学术组织，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它所推崇的艺术风格和它取得的艺术成就，对中国绘画事业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社画会的前身是“中国画学研究会”这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1919年，在中国人民“外争国权，内征国贼”的强烈呼声下，各侵华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办起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开办“中国画学研究会”由金北楼先生任会长，周肇祥为副会长。金北楼先生名绍城，生于1878年，卒于1926年，书画署名为金城。民国成立时任北京大学商科学长、内务部检事、从议院议员。为了弘扬中国书画，他先后4次在北京和东京举办画展。由于长期奔波、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49岁。
为了继承金北楼先生遗志，1926年冬，以周肇祥先生为会长的“东方绘画协会中国本部”在北京成立，后取名“湖社画会”，因金北楼先生旧号“藕湖”，其弟子均以“湖”字为号。张学良、齐白石、梅兰芳等均为湖社好友。著名画家叶恭绰、陈半丁、于非暗、溥儒、徐燕孙、胡佩衡、秦仲文、马晋、王雪涛、吴镜汀、汪慎生等均为湖社会员。解放后，成立“中国画院，叶恭绰、陈半丁任院长、副院长。中国画院后改名北京画院，王雪涛任院长。湖社画会社友200余人于1927年创办《湖社月刊》，至1936年3月共出版100期，合装成3本共100册，数十年间在书画界流传。《湖社月刊》以“提倡艺术，阐扬国光，除刊登古今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论说”为办刊宗旨，是一本综合性的图文并茂的文化艺术杂志。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北平沦陷，湖社停办。抗战胜利后，会友们曾屡图恢复湖社，仅因金北楼先生之子金潜庵先生逝世等原因未能实现，一搁就是47个春秋。
1984年祖国正值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原湖社画会门友只剩下20余人，在京的溥杰、孙菊生、金鲁瞻（金北楼长孙）、宋君芳、徐北汀等发起了复兴湖社的活动，由北京海淀京艺事业公司总经理张鸿斌投资20万助成此事，恢复了“中华湖社画会”，溥杰、启功先生任名誉会长，孙菊生任会长。画会的宗旨是：推动中国绘画艺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为华夏文化事业竭尽绵薄之力。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会在北京箸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湖社名誉会长溥杰剪彩，门楼上悬挂看张学良、齐白石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有400多人，书画界的名人董寿平、崔子范、周怀民、白雪石、田世光、徐北汀、黄均、阿老、宋君芳等亲临湖社，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郭宪瑞、白介夫，老将军陈再道、李其、魏传统，文艺界名人谢添、凌子风、李万春、新凤霞、侯宝林等也前来祝贺。一个画店的开业竟如此隆重，可见湖社画会在北京的影响。
目前，湖社画会在全国已有十几家分社，1991年经北京市社团行政主管机关审核批准为全市性社会团体法人，名称为“北京湖社画会”。“湖社”正以崭新的面貌，为弘扬民族文化，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焕发看新的活力。辽宁湖社画会“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的前身，是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在北京成立的“湖社画会”，而“湖社画会”的前身则是二十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时代不同了，社团名称亦有变更，其成员更是一代一代的新老交替。但是，社团前后的成因却惊人的相似，在民族文化艺术面临认同危机的时刻，书画家们追求民族艺术现代演进的本质是始终一致的。
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可谓跌跌撞撞，步履蹒跚，艰难地走过了一百年。自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国门，迫使满清政府开埠通商以后，伴随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亦侵入古老而衰败的中国。在列强的欺辱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有志之士在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意识驱动下，开展了前仆后继的斗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引进和学习西方革命历史和文化理念，掀起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批判传统文化，形成强劲的西化潮流。此时的中国文化艺术界，既出现了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同时也激起了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国的文化艺术在矛盾斗争中开始了向现代演进的步伐。在美术界，汹涌的西化浪潮冲击着传统美术的各个领域。对这种冲击作为一种文化的回应，二十世纪初在传统文人画重镇上海，出现了不少现代意义的书画社团。其中著名的有海派后期大家吴昌硕接任会长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和1924年成立的“海上书画联合会”等，展开对传统绘画的内省与开拓，并以变通发展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现代演进。与南方相呼应，曾参予成立“上海豫
园书画善会”的留英法学博士金城（字巩伯、拱北，号北楼、藕湖），团结当时活跃于北京画坛的名家陈师曾、肖谦中、陈汉第、颜世清、徐宗浩、齐白石等，并得到喜好书画艺术的代总统徐世昌的支持，批准拿出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于1920年5月29日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金城为会长，周肇祥为副会长。金城曾留英访欧美，任职民国政府，是跨政界和艺术界的人物，对西方文化有深层了解，又是自小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书画家，深感“近世画家争尚西法，苟便简易，行见古人精意，日就澌灭。”（注1）曾提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主张，有这样的认识而欲有所为乃事在必然。“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的直接动因，与中日画家回应美术界西化浪潮，预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活动有关。据金城好友日本画画家渡边晨亩回忆金城说：“在政变多端民心摇动之漩涡中，毅然谋求美术之发展，对于吾人曩昔所提议中日艺术提携，极为赞同。因商及日本国同志，协同研究东洋美术，穷其蕴奥，惜以发扬神妙精华。
（注2）由此可见，“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具有与日本画家联合回应西化浪潮，研究和发展东方艺术的根本目的。所以“中国画学研究会”除了聚徒授艺，传承中国画技艺，切磋、创作书画作品以外，主要活动是与日本画家举办联合绘画展览，前后搞了四次：第一次于1920年11月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举行，中国南北方主要画家都有作品参展。日本画家渡边晨亩、荒木十亩带日本美术院等处画家作品200多幅来华参展。徐世昌、黎元洪等政界要人莅临现场，并选购了日本画家的作品。北京展后，又移至天津展出。第二次于1922年5月在日本东京府厅商工奖励馆举行，金城、陈师曾、吴镜汀携带北京、上海等地画家作品400馀幅去东京参展。在这次联合画展上，陈师曾带去的齐白石作品受到普遍好评，从此齐白石在国内的声名大振。第三次于1924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国方面有100多位画家250多件作品参展。日本渡边晨亩等12位画家携带50多位画家200多件作品参展。北京展后又移至上海展出。第四次于1926年6月在日本东京府美术馆举行，后又移至大阪展出。此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规模盛大，日本美术院的画家川合玉堂、横山大观、小室翠云、荒木十亩、竹内栖凤、堂本印象等名家有作品参展。中国画家金城、周肇祥、金开藩、钱瘦铁等携带中国画家作品数百件赴日参展，并与日本美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共同认识到“近世西方文化压迫，于是提倡东方文化以资抵抗。”（注3）为进一步宏扬东方绘画精神，中日联合成立“东方绘画协会”，制定章程，事务所设在东京美术学校文库。由于此次访日旅途劳累，展览活动结束后，金城回到上海旧病复发，不幸于1926年9月6日病逝于上海，时年49岁。
金城逝世后，“中国画学研究会”由周肇祥接任会长。由于金城之子金开藩与周肇祥意见不合，引起内部分化。由金开藩（潜庵）及金城的弟子们于1926年12月在北京钱粮胡同15号金城居所的“墨茶阁”另行成立画会，因金城别号“藕湖渔隐”，为继承金城遗志，取“湖”字名为“湖社画会”，金城弟子及会员亦多以“湖”字为号。
金开藩任“湖社画会”总干事，惠孝同任副总干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湖社画会”，后来会员多达200多人。又在天津成立了分会“国画传习社”，惠孝同任社长。
“湖社画会”继承金城领导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日本美术界联手发展东方绘画的传统。1927年渡边晨亩来华，带来日本政府授给金城的“三等瑞宝章”，同时代表日本画家与“湖社画会”联合组织“中日绘画研究会”事宜。1932年4月18日，“湖社画会”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联合搞的“中日古今绘画展览会”在日本大阪上野公园美术馆举行。金开藩携古今作品参展并出席开幕式。在日期间，日本冈部子爵召集金城的日本朋友在晨冈茶寮为悼念金城宴请金开藩。著名的日本画画家横山大观亦出面欢迎金开藩，表现了日本画家与中国画家联合发展东方艺术的诚意。1935年5月，金开藩携中国南北画家的作品以及唐宋元明清古画，前往日本参加密宗讲演大会，并举办“中日古今绘画展”。“湖社画会”除了与日本画家交流以外，还将中国画家的作品带入欧洲，曾在比利时、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展出，扩大了宣传中国绘画的范围。
“湖社画会”在国内的活动频繁而多样，画会成立不久，就创办了“湖社半月刊”，其后改为“湖社月刊”，从1927年创刊到1936年停刊，共出了100期。刊发金城遗著《画学讲议》、古代金石书画作品、湖社画家和日本画家作品及理论著述，以及当代画坛琐闻等。是北方重要的综合性美术刊物，起到了促进交流，宣传中国文化艺术和理论研究成果，以及讲述中国画技巧，普及中国画教育的作用。同时，也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美术资料。“湖社画会”每半月开一次研究会，前后共举办了八次成绩展览，又多次组织为赈灾和支持抗战的画展和义卖活动，是当时北方相当活跃的美术社团。
二十世纪初江南地区的中国画，主要接受的是元明清文人写意画传统，而同时代的北方则有所不同。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到“湖社画会”，都很重视对传统绘画的全面认识和继承，特别是工笔画的传承。金城的文化视野较为宽广，“具有一种保存国粹，提倡东方美术之热心，融合南北两派，并无中外界限，凡夙于此道有志研究者，靡不兼收并蓄，作我观摩之助。”（注4）他在英国学习和欧美各国考察时，特别留意西方文化博物事业，回国后在他任职民国政府内务部时，极力促成建立“古物陈列所”，把皇家园林、热河行宫、潘阳故宫旧藏的古代书画、青铜器、陶瓷等艺术品在所中陈列（即武英殿西侧的“宝蕴楼”收藏），为北方艺术家提供了难得的观摩学习的机会，能够直接临摹古代绘画真迹。金城自己亦“日携笔砚坐卧其侧累年，临摹殆遍，画艺大进。”（注5）这就使得金城广泛的审视传统绘画，不但具备元明清文人写意画的根底，又上溯唐宋绘画，掌握传统工笔画的精华，形成他画路宽博，既讲究严谨的法度，又极重视抒发主体情怀的特点。创建“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初，金城就收徒授艺，亲自参与教学，扩散他的艺术主张。除金氏家族的画家受他的影响以外，还培养了一批学生。如陈少梅、陈缘督、刘子久、吴镜汀、李鹤筹、马晋等都是他的弟子，受过他指教的会员亦不在少数。当时“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湖社画会”的骨干画家，除了在北平国立艺专、辅仁大学美术系等大专院校任教以外，还通过画会进行美术教育，传播中国画技艺。陈少梅、刘子久、惠孝同、张其翼（建国后又在天津美院任教）等，后来又在天津招生学生，传播中国画技艺。在金城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京津地区的绘画特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北京“古物陈列所”成立“国画研究院”（七七事变后改为画室），北平艺专和辅仁大学美术系等大专院校一批毕业生进入“国画研究院”成为研究员，在导师黄宾虹、张大千、于非闇等名家的指导下，直接临摹馆藏古代绘画名迹，奠定了这批学生广博而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为中国画的传承作出了实际的贡献。“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的画家，以及这批“国画研究院”的研究员，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成为了画院和各美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骨干，是新中国的中国画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除北京、天津以外，“湖社”一系的画家又来到东北，如赵梦朱、钟质夫、晏少翔、季观之、王心竟等到潘阳，在东北美专（1958年后改为鲁迅美术学院）任教，为东北地区的中国画教学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当时“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湖社画会”的主要画家也收徒授艺，还有的会员联手创办教学性的画会，如晏少翔、钟质夫、季观之等在北京成立的“雪卢画会”就招收学员，传授中国画技艺。现今在台湾的著名工笔画家吴文彬先生，最初就是当年“雪卢画会”的学员。还有的会员教授上层人物的子女，例如“湖社画会”的山水画家李上达（号五湖）就曾经教张学良将军的子女学习中国画，“湖社月刊”还刊登过他（她）们的习作。总之，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到“湖社画会”，通过各种形式的美术教育渠道，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画创作人才，对中国画技艺的传承所作的切实工作，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铺垫。
北京的“湖社画会”在抗战爆发的时局中，于领导人金开藩逝世后自行停止活动。中国各画种的发展，从建国初的五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通过思想教育和政府行政手段，延续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中国画领域里，对二十世纪前半业已经形成的各种观念和流派（如国粹派、写实派、西化派、折衷派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统一到以写实为主的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路线上来，这种单向度的整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国门的洞开和经济的大发展，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和诸流派的涌入，美术界再次形成西化与反传统的浪潮，民族文化艺术又一次面临认同的危机，自然也就构成了对中国画艺术新一轮的冲击。另一方面，伴随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市场和金钱观念对中国画创作队伍的影响也日渐明显。在这种形势之下，很多画家处于苦闷、彷徨的心境之中。八十年代后半期，一些健在的老“湖社”画家，多次在北京接触，潘阳的晏少翔曾多次与北京和各地来京的画家磋商，谋求“湖社画会”的复会。据晏少祥先生回忆：“恢复湖社的动机是针对一股反传统艺术思潮所造成的影响，某些画会成员的作品过于商业化，使其改变了‘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初衷。还有个别人假借湖社名义开画店，败坏了湖社名誉。”于是在1989年得到北京文化界众多名流和书画家的支持下，由晏少翔先生领头，在潘阳鲁迅美术学院展开了复会活动。
老“湖社”画家们的想法，得到各地一批中青年书画家的理解和赞同。当时以晏少翔教授和书画鉴定家杨仁凯两位老先生为主导，由当时还是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孙世昌和辽宁画院中年书家郭子绪两人作具体工作，为复会各项事宜和画展及出版画集作准备。复会工作得到鲁迅美术学院院长著名油画家宋惠民的有力支持，答应由鲁迅美院做“湖社”的托管单位。为了工作方便，中国画系主任陈忠义也参加“湖社”的复会工作，并由这些书画家组成复会筹备委员会。当时正处于全国社团整顿时期，但由于领导的支持，于1990年12月2日经辽宁省民政厅批准立案，发给社会团体注册登记证件。因“湖社画会”是在辽宁民政厅注册复会，必须冠以“辽宁”字样。这样“辽宁湖社画会”正式成立，晏少翔任会长，杨仁凯任顾问，陈忠义、孙世昌、郭子绪任副会长，会员除辽宁的书画家以外，还跨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四川、河南、台湾等地的书画家为会员。
“辽宁湖社画会”的第一次展览是在1990年10月16日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的，因当时辽宁民政厅的正式批件还没有下来，展览会的名称用的是“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当时出版的画集亦名为《现代中国画作品集》。画展广泛征集了包括金城及老“湖社画会”画家和各地书画家的作品200多件，以观摩的形式切磋中国书画传统精髓的继承与开拓，北京部分老“湖社”会员来沉参加了展览会开幕式，吴文彬先生带台湾工笔画学会的部分画家也来沉参予盛会。当时大家的心情，正如副会长孙世昌撰写的展览会前言所述：“自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画一直处于受改造的被动地位，自律性渐渐弱化，又经文革风暴的摧折和‘八五’新潮反传统的汹涌冲击，古老的中国画艺术经历了现代社会的洗礼。她不但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穷途末路’而走进历史的博物馆，在新思潮迭出，艺术流派纷呈的今天，人们却感到了她独特的魅力，认清了她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意义。新老中国画家们经过剧烈的震痛和痛苦的反思之后，内心升腾起新的契机，感觉到中国书画广阔的发展前景，真乃‘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书画家的队伍不但没有锐减，反而老干新枝，有更多的青年艺术家参予了新的耕耘。实践使新老艺术家们对旧与新、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发展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这个前言概括了当时参展书画家们的共同的心理和创作状态。
第二次展览是1992年10月16日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第三次展览是1994年2月“辽宁湖社画会”与吴文彬任理事长的“中华民国工笔画学会”联合，在台湾“艺术教育馆中正艺廊”举办的。“辽宁湖社画会”送去50多件作品参展。由台湾出版了《海峡两岸名家工笔画专辑》画册，台湾艺术教育馆馆长张俊杰先生在画册前言中，肯定了金城及湖社系统工笔画在现代绘画中的贡献，通过金城培养的侄儿金勤伯到台湾后的传承，对台湾工笔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谈及东北和大陆各地区近十年工笔画发展的大好形势。第四次展览是1996年6月在台湾艺术教育馆中正艺廊举办的“海峡两岸名家工笔绘画展”，大陆潘阳、北京、天津、南京画院、西安画院、杭州中国美院、湖北美院、哈尔滨画院的书画家都有作品参展，台湾出版了《海峡两岸名家工笔绘画展》画集。第五次展览原计划1997年10月16日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全国各地的作品已经收齐，但因美术馆正进行内部装修，如推迟时间，又正值冬季，东北寒冷异常，台湾和北京各地的书画家不便来沉，故停展一次。
2000年计划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办展，正在筹备之际，忽闻画会已被省民政厅撤消。原因是自画会成立近十年一直未向省民政厅汇报活动情况，被当作无活动而自动停止，随同其它一批社团一起登报注消。此后画会虽经多次交涉复会，仍未有结果。2002年青年书法家、潘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一庄艺术公司董事长庄廷伟参予复会工作，经他多方努力，得到省委宣传部及其它领导部门的支持，于是又在省民政厅重新注册复会，名称改为“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会长晏少翔，顾问杨仁凯、宋惠民，因晏老年事已高，会务由常务副会长原辽宁画院副院长、花鸟画家杨德衡负责，副会长有孙世昌、孙文勃、么喜龙、禹称，法人为秘书长庄廷伟，由这些书画家组成理事会，集体研究决定活动事宜，办公地点设在“天一庄艺术馆”，成立大会于2002年9月在鲁迅美术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成立以后，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韦尔申建议，鲁美原来就是“辽宁湖社画会”的托管单位，鉴于湖社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和会员联系，“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的法人代表和会址还原于鲁美。韦院长的建议经理事会研究同意后，法人改由鲁迅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宋惠民兼任，会址设在院内，具体的日常工作由院宣传统战部派专人办理，部长孙杰兼任秘书长，与秘书长庄廷伟分管院内外事宜。原定于2003年9月在鲁美举办的展览会，因为“非典”的干扰，不得不再次推迟。
由以上对“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的历史渊源和成因的表述，可以看出不但在成员传递关系上存在联系，而且从“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到“辽宁湖社画会”、“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成因相似来看，在性质上也有相应的地方，推动民族艺术现代转化的宗旨也是一致的。其实金城在二十世纪初西化风正劲时提出的“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当时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观点，坚持发展东方艺术和推动传统绘画现代转化的方向是很明确的。
中国画在二十世纪10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由西方文化中心论和单线的文化进化论而来的中与西、古与今二元对立，以及体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未能使二十世纪的民族艺术得到复兴。同时，也证明了抹杀民族的存在和文化的民族特点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固步自封的保守也是没有出路的。对中西文化体系质的区别没有真正理解而进行简单的组合与拼接的“折衷派”，也未能提高中国画的文化品位。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画的现代演进，既离不开对传统绘画精华的深入挖掘、解析，也离不开对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借鉴，这两方面都是发展中国画艺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中国画的现代转化是个不断创造的重构过程，外来文化的刺激对激活传统文化潜质是有很大作用的，对西方艺术审慎的筛选、融合与中国画内在的演变运动，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我们现代艺术家应当以开放的胸怀和宽博的文化视野来对待世界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宏扬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为宗旨，在艺术创作上具备独立、自主和主动创造的意识，与时俱进，为适应新时代的审美需求，探索新的表现语言，这样才能使中国画艺术在二十一世纪获得真正的复兴
同乡团体湖社
简介湖社是客居上海的湖州籍人士的同乡团体。它于1924年（民国13年）由戴季陶、陈蔼士、陈果夫、潘公展、杨谱笙等发起成立的，其宗旨是：“谋求在外同乡公益及推进家乡建设事业。”社员以旅居上海的原湖属六县（吴兴、长兴、德清、安吉、武康、孝丰）人士为主，也包括在原籍和其它地区的湖州人。极盛时期，湖社有社员一千余人，湖社下设事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宣传部、教育部、实业部、公益部及社员俱乐部等机构，并在吴兴、南京、武汉、苏州设分社，上海解放后结束活动。它的实际活动较广，包括为民请命的政治、经济要求。湖社具有参加爱国活动的传统。30年代初抗日救国运动期间，它积极参加民众抗日活动，宣传抗日主张，救济难民。湖社的抗日救国活动，特别是抗日宣传工作，在上海众多同乡团体中是非常突出的。
湖社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社所，先后在社员杨谱笙、陈果夫寓所设通讯处。1927年，接办湖州旅沪公学，团体机关也随之迁入公学内。随着湖社组织规模的扩大、社员人数的激增，建筑一座固定的社所已成为全体社员的共同愿望。于是，湖社第三届社员大会决定筹募经费五万元建筑社所，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钱新之为总主任，王一亭为副主任，沈田莘具体负责。经过发动，总募得五万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社上层人员纷纷进入国民党政府中枢，国民政府和湖籍人士十分重视祭奠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1927年，湖社电告政府，提出四种纪念办法：一、南京建立英士图书馆；二、上海铸铜像；三、湖州开办英士学校；四、杭州设立专祠。南京政府基本上采纳了湖社的建议，在杭州、南京、湖州设立纪念设施，但上海的纪念设施却迟迟没有落实。1929年5月陈蔼士等致电国民政府，力陈“上海为陈公英士生前开府之所，捐躯殉国之地，而纪念建筑，迄今尚付阙如，似不足以慰先烈而示来兹。”建议政府批准并资助在湖社社所内建立英士纪念堂。经过湖社陈蔼士等人的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在湖社社所内建立英士纪念堂，并拨款五万元。江苏省政府也为之资助三万元，上海特别市和浙江省政府各拨款二万元。之后，湖社迁移了湖州人在上海的公产圣寿庵，于1930年冬在圣寿庵原址建立了在当时上海同乡团体中颇具规模的湖社社所暨英士纪念堂。1931年初又以社所北部五楼五底房屋作为圣寿精舍，供祀乡贤。社所的建立，为湖社展开各项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出借社所厅堂获取租金，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团体的财力，部分解决了同乡团体中普遍存在的经费紧张问题，从而奠定了湖社事业的基础，使其成为上海颇具影响的同乡团体。
在接办湖州旅沪公学、建筑社所的同时，湖社又建立复兴湖州会馆委员会，并不断健全规范自身的组织系统，制定社章、社旗，扩大组织规模，展开各种社会活动，从而逐步使自身成为统摄湖州旅沪同乡团体的中坚。1934年，湖社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林森、吴铁城、张群、邵力子、张静江等国民党要员送来匾额。蒋介石手书；“桑梓敬恭、忠烈永式。”吴铁城称其“发扬民治”。邵力子称其“含闳广大为民前锋”。1935年国民党“五大”时，湖社有10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委，其中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张静江、褚民谊、潘公展、朱家骅、徐恩曾等长期是湖社的核心人物。湖社为此声势显赫，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同乡团体之一。抗战期间，湖社社员星散，社务基本停顿。鉴于原湖州旅沪同乡会“会务散漫，不足以发展”，为了抗战救难，救济同乡，开展公益活动，1938年1月6日，潘公展、沈田莘、沈延祥、姚印佛等一些滞留上海的湖社社员改组原有同乡会，重新修订章程，在湖社社所内发起成立旧湖属六邑旅沪同乡会，推举原湖社执委主席沈田莘为会长，原湖社委员潘祥生、周健初为副会长。同乡会实行理监制，“以联络同乡情谊、力谋同乡公益”为宗旨。主要会务是：一、关于同乡公益事项；二、关于同乡慈善事项；三、关于同乡援助事项；四、关于同乡调解事项。其主要工作是成立湖州慈善救济会，救济、援助难民。抗战胜利后，湖社于1946年9月复社，大规模致力于重建家园工作。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覆亡，社员各奔东西，湖社宣告解散，旧湖属
六邑同乡会再次接管了湖社的同乡事务。其主要事务是处置湖州会馆积存的棺柩，接办湖州旅沪中小学，恢复同乡会的各项事业。1953年公私合营之际，商帮不复存在，同乡会也宣告解散。湖社的组织状况作为近代群众性团体，湖社成立后不断制订、修正其章程，完善自身的组织系统，一方面反映了组织的发展，同时体现了近代民主法制观念在同乡移民团体中的深化。
就湖社而言，社员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关，有修订社章、选举委员的权力，每年夏季召开一次。从1924年湖社成立至1928年湖社第五届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委员会由21人组成，如第一届湖社委员会由潘公展、杨谱笙、陈蔼士、周由仅、陈果夫、戴季陶、汤济沧、严睿宣、张君谋、周越然、钮师愈、沈田莘、周颂西、邵叔嘉、张静江、汤充土、张廷灏、李伯勤、沈土华、陈希曾、范霞轩等组成。从1929年第六届委员会起，改为理监制。由社员大会选出执行委员21人、候补执行委员1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执行社务。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7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社务，并由常务委员会选举一人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年起常务委员会下设干事处，内设文书、会计、庶务、特务四课，由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同时，由社员大会产生监察委员5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组成监察委员会，监察社务，监察委员会自推一人为主席。执委于每月第一个星期六举行一次常会，必要时由委员长或主席委员召集临时会议；常务委员会于每星期五召集常务会议一次，必要时由委员长或主席召集临时会议；监委于每月第二个星期三举行常会，必要时由委员长或主席委员召集临时会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开会时候补委员同时通知参加，有建议权但无表决权。执行委员会必须有执行委员6人以上出席，监察委员会有2人以上出席方可开会。所有委员为名誉称号，连选可连任。陈蔼士长期担任湖社委员会主席委员、委员长，沈田莘担任湖社执行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