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语堂
生平履历
  林语堂林语堂（1895年-1976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发明家。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1]
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于1940年、1950年和1975年四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2]
作品
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又名《瞬息京华》，张振玉译，  京华烟云 林语堂
《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
《赖柏英》
《朱门》The Vermillion Gate ，1953年
《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1947年（5版），商务印书馆
《唐人街家庭》
《逃向自由城》
《红牡丹》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
《剪拂集》，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
《欧风美语》，1933年
《大荒集》，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
《我的话》（第1卷，又名《行素集》），1934年
《我的话》（第2卷，又名《拙荆集》），1936年
《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年
《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年
《新生的中国》，1939年，林氏出版社《俚语集》，1940年，上海朔风书店
《锦秀集》，1941年，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圣人》，1941年，上海朔风书店
《语堂文存》，1941年，林氏出版社
《讽颂集》，蒋旗译，1941年，国华编译社
《拨荆集》，1941年，香港光华出版社
《爱与刺》，1941年，明日出版社
《有不为斋文集》，1941年，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1941年，上海一流书店
《第一流》，1941年，上海地球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年，上海金屋书店
《无所不谈》，（1一2集，1969年，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年，开明出版社）,又名《无所不读》
《优游人间》，2007，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道家是个幽默派》 出自《道家二十讲》作者梁启超 出版日期：2008 之第五讲
《浮生若梦》，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开明英文读本》，开明出版社
《开明英文文法》，开明出版社
《语言学论丛》，1932年，开明出版社
《最新林语堂汉英辞典》，正中书局
《中国新闻舆论史》，1936年
《当代汉英辞典》，1972年评论集《新的文评》，1930年
《中国文化精神》，1941年，上海国风书店
《平心论高鄂》，1966年，文星书局
《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2005年，香港道声出版社传记《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武则天传》(Lady Wu)译著《冥寥子游》（中英对照系列）
《不亦快哉》（中英对照系列）
《东坡诗文选》（中英对照系列）
《幽梦影》（中英对照系列）
《板桥家书》（中英对照系列）
《老子的智慧》（中英对照系列）
《浮生六记》（中英对照系列）创办刊物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
1935年创办《宇宙风》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发明以发明家言，林语堂早年即已立志发明“中文打字机”。当时，科学严谨的汉字检索系统仍未建立起来；又由于汉字本身是符号文字而非字母文字，长期以来人们对制成中文打字机的可能性多持怀疑态度。为解决这一难题，林语堂在数十年间锲而不舍地研究探索，自斥资金，购置设备，坚持不懈地一再尝试，以致一度倾尽家财、负债累累，而最终成功发明 了“明快中文打字机”，并于1946年在美国申请专利。六年半以后，到了1952年，他才取得该项发明的专利权。此打字机以“明快”命名，乃取其明易快捷之意，寄托了他希望人人都能顺利操作使用的心愿。除开“明快中文打字机”，他另有若干项小发明亦获得了专利——例如，其中一件是可以挤出牙膏的牙刷。
婚姻
烧掉结婚证书  1919年,林语堂与夫人廖翠风结婚照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坂仔），婚前曾有两位恋人。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而当二人拟订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却有异议，说：“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却坚决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一锤定音，成就了林语堂与她的婚姻。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示了他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婚后不久，林语堂和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期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终其一生，林语堂在操守上也是绝对纯洁的。美色当前，欣赏一番，幽他一默，亦不讳其所好，惟不及乱耳。与妻相处之道如果廖翠凤在生气，林语堂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金玉良缘的秘诀1969年1月9日，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点燃，林语堂夫妇悄悄庆祝结婚五十周年。林语堂把一枚金质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认为廖翠凤属于接纳万物、造福人类的“水”，林语堂(17张)而自己却是凿穿万物的“金”。
林语堂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
有人问他们半个世纪“金玉缘”的秘诀。老夫妇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天里，他们相互之间，尽量多地给予对方，而不计较接受对方的多少。林语堂说：“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逝世于香港，灵柩运回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廖翠凤仍与他终日厮守。
语录
《我的话》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吾国吾民》
彻悟与痛苦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稀罕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一夕话》
倘无幽默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金圣叹之生理学》
倘无女子
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金圣叹之生理学》
《苏东坡传》
人之渺小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苏东坡传》
《生活的艺术》
悠闲的情绪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快乐哲学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笔和锥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与古人面谈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警醒迟钝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可怜的世界
……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生活的艺术》
最美的时候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林语堂作品(13张)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搀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生活的艺术》
乘船的旅客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热情加智勇
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生活的艺术》
死了三次
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生活的艺术》
旷达的幽默家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生活的艺术》
刻板
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生活的艺术》
想做另一个人
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生活的艺术》
老年之美
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是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是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生活的艺术》
不近人情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生活的艺术》
旅行家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那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生活的艺术》
蚕
一个学者是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他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生活的艺术》
和土壤相亲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生活的艺术》
温饱黑甜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概念是“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一个中国诗人也曾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生活的艺术》
过客
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美人鱼
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美人鱼（The 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女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生活的艺术》
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科学发明，就是靠这个趣字而已。
《人生不过如此》、《论解嘲》
2007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识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件小事。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偶然挨骂一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写的传记，说是归功于这位太太。书中说道，林肯怪可怜的，每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天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的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工夫，常人是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是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喋喋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稣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稣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傲气。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
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照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地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人的眼泪。
个人回顾他一生，也许会觉得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已然成功，也许以为还不够好。在老年到来之时，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权休息，可以安闲度日，可以与儿孙在亲近的家族里，享天伦之乐，享受人中之至善的果实了。
《看电影流泪》
错，在这个世间是委实有泪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流泪而已。世上有欢喜的眼泪，哀愁的泪，爱的泪，宽恕的泪，母子间离合的泪。有的人听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感伤故事会流泪，有的人则对真正的美与仁慈流泪。但无论什么人他感到要流泪的时候就尽管流他的泪吧，因为我们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动物，而流一点眼泪，不论是宽恕的泪，可怜的泪，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欢喜的泪，对于他总是有一点好处的。
《品茶和交友》
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需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地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
林语堂与幽默
把humor 译为幽默大多数人认为幽默该词为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于1924年最先介绍入中国，对此，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委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张继平认为并不确切，张继平向记者介绍说，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时间比林语堂首次使用“幽默”的译法早18年。
王国维在1906年出版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书中普议及“humor”一词，并将其音译成“欧穆亚”，认为“欧穆亚”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以后也未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定“幽默”为“humor”的汉译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humor”一词的中文翻译第一人应该是王国维，“humor”进入中国已整整103年。
  幽默大师林语堂据了解，“幽默”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此处的“幽默”意为“幽默无声”。然而，“幽默”一词作为音译的外来词，与古汉语词语“幽默”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淬，“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新义所取代。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林语堂把“humor” 译为“幽默”，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也持有异议。鲁迅曾认为它容易被误解为“静默”或“幽静”，而觉该译法不妥。翻译家李青崖主张译为“语妙”、但“语妙天下 ”是句成语，有“光说不做”含义。语言学家陈望道拟将其译成“油滑”，又觉不够确切，且有轻浮之嫌。后来，语言学家唐栩侯又将其译作“谐穆”，认为一“谐 ”一“穆”构成“humor”整体。最终，林语堂的翻译方法被世人所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有一次，林语堂参加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讲话之前，上台讲话的人都是长篇大论。在大多数与会者期待中，林先生走上主席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了。林语堂面对台下的听众，眼神有些令人捉摸不透。他缓缓开口，“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话音刚落，他立即转身，置无数眼球的注视于不顾，径直回到自己的座位。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都在发愣，全场鸦雀无声，短暂的静寂过后，随即是满场的掌声和笑声。早就声名远扬的林氏幽默在校园再一次大放异彩。[3]用幽默手法反帝反封自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实践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而林语堂本人也被称为“幽默大师”。
林语堂与闽南语
对闽南话的痴迷一种语言可以一直深入到骨髓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得多远，容颜可以改变，但只要最初接受了某种语言，也就会如影相随，所以有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如果乡愁是游子的行囊，那么乡音就是游子的标签，时刻提示家处何方。闽南话于林语堂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 林语堂对闽南话爱到极致。尽管他普通话很好，英语更是水平高超，成为为数不多的大部分作品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但林语堂时刻忘不了的是乡音，是闽南话。当年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以致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和血液一起流淌。于是听到乡音是他的一大快事，为此，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  林语堂故居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以林语堂的闲适生活，应该是很烦这样的隔壁熟睡之后妇人骂小孩的粗鄙行为和被吵醒后的不快，更别说看电影之时居然有人在耳边喋喋不休，之所以能够容忍，并且“不亦快哉”，只是因为她们的乡音，乡音抚平了所有的不快，产生了美感。
所以他会在《说乡情》动情地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上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她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把听乡音上升成为修来的福分，颇有感激涕零的感恩心理。
林语堂对闽南话的痴迷没有随着岁月的远去而冲淡，甚至更上层楼。有回在台湾，林语堂到一家小饭馆吃猪脚，老板用闽南话说“户林博士等哈久，真歹细，织盖请你吃烟呷（和）吃茶。猪脚饭好气味真好吃又便宜，请林博士吃看迈（看看）。大郎做生日，囝仔长尾溜，来买猪脚面线添福寿。”对此，林语堂高兴得不得了，他合不拢嘴，也就跟着用闽南话答道“真好呷（吃），真好呷（吃）！”不仅仅是机缘巧合的顺便之举，还有刻意为之的时刻，林语堂有回在香港上街，买回了一大堆用不着的铁线、铁钉，原因就是那个店老板是讲闽南话的，为了多跟他说闽南话又担心影响他做生意不高兴，只好隔会就买一点东西，结果就买了一堆东西过了一回闽南话的“嘴瘾”。重返台湾晚年的林语堂离开美国，虽然没有回到故乡，总算也回到与漳州一衣带水的祖国宝岛台湾。台湾人的祖先大部是闽南的移民，不仅血缘相同、风俗相似，而且语言相通。也许这也就是林语堂选择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吧。其实在选择台湾之前，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从1966年定居台湾开始，林语堂更是把听乡音当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到了晚年他竟按闽南话语音写了一首五言诗，甜美地回忆和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查母（女人）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闽南话一直没有退出林语堂的生活，无论距离多远，乡音总是如胎记一般，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时刻伴随林语堂的岁月。如今斯人已逝，但不经间，恍然可以看到闲适、平和的林语堂挂着人们熟悉的笑脸，托着烟斗，正和某人说着闽南话。乡情就在乡音中被拉扯得悠远绵长.
林语堂纪念馆
漳州纪念馆林语堂纪念馆成为漳州芗城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旅游新景点。 林语堂纪念馆地处319国道北侧，坐落在其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香蕉林中，占地面积7亩，前眺林语堂先生的故居，背蕉林环抱，清静幽雅。主体为半圆形二层建筑，借鉴台北林语堂故居的建筑风格，体现林语堂先生中西合璧的思想。  漳州林语堂纪念馆有5个平台81级馆舍正面墙上，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的“林语堂纪念馆”六个大字， 馆前，安放一尊2米高的林语堂先生坐式青石塑像，神态安详，栩栩如生。登上纪念馆有81级花岗岩台阶，暗喻林语堂81年光辉的生命，参观者拾级而上，油然而生崇敬心情。 纪念馆内一层为活动室，二层为展览室，布局简洁，空间感强。馆内展出林语堂先生100多幅珍贵照片和100多种书籍及一些林语堂用过的实物。平和县文学馆2007年12月6日吉时，在林语堂先生的出生地平和县坂仔镇宝南村，一阵欢快的爆竹响起，象征着平和坂仔修缮一新的林语堂故居和文学馆投入使用。
先生诞生地的纪念馆，位于原坂仔基督教堂旧址。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就诞生在这座教堂的牧师楼上。教堂于1974年被彻底拆除后，林语堂故居也不复存在。现在的故居是在原址上依原样子建起来的。前后经历过两次建设，一次在1984年；一次在2005年。2005年的这次建设，恢复了故居原貌。2007年，在香港俊豪集团的资助下，又建起了建筑面积达360平方米的林语堂文学馆。这座文学馆，辟有“山乡孩子，和乐童年”、“文学大师，文化巨匠”、“魂牵祖国，梦绕家乡”、“誉满环球，名垂青史”四个展厅，展示了林语堂的毕生成就和他与平和坂仔的联系。馆名由季羡林题写。开馆之日，嘉宾云集，有出席漳州林语堂学术国际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有台湾林语堂故居主任蔡佳芳、文物专员陈怡燕等。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何少川为文学馆林语堂塑像揭幕。台湾阳明山故居进入故居后，抬头就是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天井，但仔细一看却发现，长廊里竟是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中西合璧也许暗合了林语堂先生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心理。据说这个故居是林先生亲自设计的，也是他生前最后十年定居台湾的住所。他曾用得意之笔描述这座房子“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
庭院屋顶是蓝色琉璃瓦，配白色粉墙，饰深紫色圆角窗棂，色调典雅很中国。在天井一角，有鱼池、假山，遍植翠竹、枫树、藤萝。据那位夏小姐介绍，林语堂生前最喜爱竹子和石头，喜欢坐在池端的那张石椅上“持竿观鱼”。不知为什么，我看到鱼池里那些活泼泼的鱼，竟想到那首“溪的美，鱼知道”那句歌词。
走进那座大屋里，一进门就是林先生的书房，先生生前用过的东西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呈现。我在大陆去过许多名人故居，有些故居就是几张板凳和桌子，墙上放几张老照片，一看就是虚假的，生硬的，构不成历史的气场。而那天我站在林先生的书房里，窗外的余晖照了进来，洒落在书桌上的英文打字机、手稿以及他用过的烟斗上，形成一种奇妙的感觉。书橱里放着藏书、文房四宝，墙上张贴着他写《京华烟云》时列出的人物关系表，那感觉就像林先生刚刚出去散步了，而我这个不速之客就站在这里。睹物思人，让人心里有点发紧。
穿过走廊就是客厅，里面放着旧式的茶几、沙发、餐桌，上面散发着岁月留下的光泽，让人想象出当年这里高朋满座时的笑声，“眼前一笑皆知已，座上全无碍目人。”这种知己之间的清谈，也是林先生向往的人生境界。客厅的墙上还挂着林先生手书的“有为不齐”四个字，所谓“有不为”者，正代表了他不随流俗的处世哲学，意思是世上有些事是他不屑去做的。不过在他的卧室里，我发现他的床特别窄，就像单人床一样。但并不影响他所提倡的“躺在床上的艺术”，我很认同林先生的那句话：“我相信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蜷起腿卧在床上。”据说林先生很多著作都是躺在床上完成的，可见写作本来就是一件特别放松的事情。
早在八十年代，有幸读过林先生的那本《生活的艺术》，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身上就埋下了“闲适人生”的种子，林先生让我知道了“一个人有了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林先生也告诉我们，读书并非为了做学问或钻研什么大道理，而是为了生活的乐趣。许多年来，我真是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我明白，我现在之所以身上有点“闲适”的气息，祖师爷就是林先生啊。
林语堂先生一生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1000多篇散文，著书60本，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此外，他提倡幽默，提倡闲适、性灵的小品文，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一生办过三本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也是我们媒体人的前辈了。这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名人，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被称为“中国坂仔香蕉之乡”的福建省平和县坂仔镇，他引以为傲的就是有个“纯天然的童年”。林语堂一生当中具有浓郁的故乡情怀，他曾多次说过：“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力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也许正是坂仔的自然风光、童年纯真的梦，都浸透到林语堂文化修养的深处，进而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他幽默性灵、平和闲适的精神境界。
那天，夏小姐还领着我们去看了后面的园子。没想到走过天井时，走在前面的她突然停了下来，我还以为她临时改变主意，后来才明白过来，前方有位游客正在端着相机拍照，后来等那位游客拍完我们才走过天井——事后我们很为这个细节唏嘘不已。
后园很漂亮，里面长满花草树木，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据说这里是林语堂生前最喜欢散步的地方。让我惊讶的是，林语堂先生的墓地就在这里。1976 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同年4月1日，就安葬在这里，也许这里也像福建的山与水，也许这里与大陆家乡隔海相望。人的生死都能在一处安息，也算是人生的大幸了。正如他生前所说的：“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那天，我站在他的墓前，向先生鞠了三躬。因为我明白，来一趟不容易，今后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来到这里。
在故居的正面房子原来是个大餐厅，现在是可以让游客喝茶的地方。餐厅外面有个阳台，林语堂先生曾在自传里写过：“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如今那个阳台上，依旧放着当年的木制小桌和藤椅，这里毫无疑问是视野最佳的位置。如果说阳明山是“经典的风景”，而这里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很想在不远的将来，有机会重新来这里，什么事也不干，就坐在阳台上慢慢地品尝一杯台湾高山乌龙茶，白天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黄昏可见夕阳慢慢沉没在观音山际里。  林语堂台北故居
作品赏析
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⑨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语言运用上很恣肆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林语堂轶事
1、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认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2、林语堂将自己的传记取名为《狂吠的专家》，不料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作为林的身份编了进去。潘光旦说：“这编辑有改正的责任，否则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名人录变做滑稽列传了。”
3、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4、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5、林语堂曾为自己作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
6、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发生难题，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但不便用自己名字，其女儿替他取了一个“林语珠女士”。
7、林语堂到美国后，原由他主编的《宇宙风》改由其弟林憾庐主编，不久林憾庐病死，林语堂没赶回送葬，只是寄回两篇文章，将其稿费充作葬仪。
8、林语堂很珍视郁达夫的文才，当他以英文写出《京华烟云》后，曾认为惟有郁达夫是将这本书译为中文的“最理想的人”。但郁达夫没有翻译，后来是由黄嘉音、黄嘉德合译。
9、林语堂在美国讲学，有两个哲学学会不谋而合，都指定他讲的题目是“孔夫子与林语堂”。
10、《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11、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12、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
13、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14、林语堂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之约，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作为题材，改编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15、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内称沈三白曾向洋人借高利贷。此“洋人”，原作中为“西人”，指山西人。
16、鲁迅还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的狗血淋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