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栎阳
简介
在栎阳的西面有周人的旧都岐周、丰京和镐京，东面可沿渭河出函谷关直达广阔的中原，北面可渡过黄河沿汾水到达魏国赵国，也可直接到达黄河以西远至河套的广大地区。司马迁说栎阳的地势是“北却戎狄，东通三晋”。
栎阳城遗址
栎阳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对其先后两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出三条街道、六个城门，第二次发掘出三个城门、十三条街道。全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长2200米。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件为栎阳制造，说明栎阳还是秦国冶铁和兵器制做的重要基地。还发现有战国晚期铜釜，内装八枚金饼，其中一枚用阴刻篆书写着“四两半”字样，当是显贵或富商大贾所遗留。司马迁说栎阳“亦多大贾”，说明这里的商业十分发达。
古栎阳遗址位于西安市东北60公里的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东，地处石川河与清河汇夹之地，北依荆山，南眺渭水。早在五千年前，这一带森林茂密，气候温润，我们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同大自然作着艰辛的斗争，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今石川河沿岸的义和、南康桥、菩星、康家等仰韶文化遗址就是有力的证明。　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到过古栎阳北边的荆山，留下了荆山铸鼎的传说。商代末年，周文王为断芮（今陕西大荔朝邑镇东南）虞（山西平陆县北）之讼，开辟了岐山至芮虞的道路，这条古道经过古栎阳，使这一带得到了进一步开发。西周时期这里地处京畿之地，是镐京（今西安市西南）东北方向通往今山西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周王室理想的畋猎之地。春秋时期，由于这里“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交通十分便利，关中早期城市栎邑就在这里形成了。那时候，秦晋两国在岐芮道上进行了频繁的争夺战。公元前562年，秦攻取了晋国的栎邑（即栎阳）。
历史沿革
战国初期魏国乘秦国内乱之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黄河与洛河之间地）之地。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后，立志收复河西之地，于前383年在栎邑修筑了栎阳城，将国都迁到栎阳，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展了对魏国的军事反击，初步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秦献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秦孝公继承了他的事业。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贫弱的秦国一跃成为诸国中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50年，商鞅在栎阳第二次颁布变法令，将国都由栎阳迁往咸阳。栎阳作为秦国的都城只有34年，这一时期秦国正处在由弱变强的时期，所以栎阳在我国都城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栎阳也因商鞅变法闻名遐尔。
献公十一年（前374元），置栎阳县。自前350年孝公从栎阳迁都咸阳之后，栎阳县仍不失当年繁华。它是咸阳陆通三晋的必经之地，是关中的交通枢纽。东西往来的商人多经于此，所以商业比较发达。据《西安古代交通志》载，当时由咸阳东行，经高陵、栎阳、重泉，至临晋的蒲津渡过黄河，向北可达太原、上党。秦对赵作战，走的就是这条路。秦并天下以后，这条路成为秦代东北干道，秦始皇第三次出巡归来时，就是经此路返回咸阳的。孝公迁都咸阳后，栎阳的宫殿作为秦王的行宫得以保存，这是一百多年后司马欣、刘邦在此建都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时的栎阳县管辖着今天的临潼区渭河以北和阎良区在内的大片土地。这里地处渭河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公元前246——前236年，秦国用韩国水工郑国凿郑国渠，其中段沿荆塬由今三原县境东流入阎良，绕断塬而北，至汉太上皇陵（万年陵）以东横绝石川河，并纳其水，又东出阎良入富平。郑国渠修成后，栎阳县北部的许多土地得以灌溉，这为栎阳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栎阳的制陶业和冶制业十分发达，经专家考证，栎阳是当时秦国一处重要的兵器工业基地，不仅有工官，而且有左右工室，规模极其宏大。1963年遗址区内的官庄村出土了一件铜釜，内装8枚金饼，经专家鉴定，含金量达99%，为战国晚期秦国货币，可为栎阳商贸繁荣之一证。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政国家，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时任太史令的栎阳人胡母敬，精通古文字，参与了将大篆省为小篆的工作，作有《博学篇》七章，为统一文字作出了很大贡献。
汉王元年（前207年）十月曾盛极一时的秦王朝被强大的的农民起义军灭亡了。次年正月，项羽在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大封诸侯，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同年八月汉王刘邦用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击败雍王章邯。司马欣迫于威势投降了刘邦。十一月，刘邦正式建都栎阳，拉开楚汉战争的序幕。刘邦令萧何辅佐太子，坐镇栎阳，征集粮草兵卒，及时运往前线，以供军需。栎阳成了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大本营，经过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最终消灭了项羽。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今山东定陶）汜水之南即皇帝位，从谋臣娄敬的建议，入都关中，以古栎阳为临时都城，直至公元前200年才将国都迁往长安（今西安市西北汉长安故城）。
公元前一九七年七月太上皇刘煓崩于栎阳宫，十月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今阎良北之荆山），并设万年县以奉陵寝，治所在栎阳城中。汉景帝五年（前152年）修东渭桥以方便长安与栎阳间的交通。尔后栎阳又成为西汉政府北上出击匈奴道路上的重要驿站。前95年，汉武帝采纳赵中大夫白公建议开凿了白渠。引泾水，西起泾阳谷口，尾入栎阳（武屯镇东），全长200余里，灌田4500余顷。白渠由谷口流至泾阳石桥分为南北两大干渠。南白渠又分为上、中、下三支，北白渠、南白渠的上、中两支使得栎阳县的全部田地几乎都得以灌溉，加上赵过“代田法”和三脚耧的推广普及，栎阳成了关中的产粮要地。
新莽元年（9年）改栎阳、万年为师亭、异赤县。东汉光武帝元年（25年），将师亭、异赤二县合并，复设万年县，县治仍在古栎阳。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西迁，经蒲坂津、栎阳、高陵道至长安。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互相攻杀，长安一带变为屠场，人民死伤无数，栎阳城遭到严重毁坏。西晋时爆发了“八王之乱”。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遣将伐司马顒，司马顒集团发生内讧，长史杨腾斩其将牵秀于万年。这次兵祸和以后的“刘厥起义”，使得栎阳故城更为残破不堪。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和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先后分万年地置障县（今临潼交口）和广阳县（今临潼栎阳镇）。北周明帝二年（558年），万年、障县并入广阳，将县治由今栎阳镇迁至古栎阳。南北朝时期，正是我国道教、佛教的发展时期。栎阳孕育了玄高、寇谦之两位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宗教人物。栎阳县域内也有大量的宗教石刻遗存。
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因避太子杨广讳，广阳复称万年。古栎阳道是隋代河东道向京城长安输送贡物之路。《隋书·食货志》记述：“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日。”公元617年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率领大军西渡黄河，经大荔、下邽、栎阳直取长安。次年李渊正式称帝，建立唐朝，改万年县为栎阳县，县治由古栎阳迁至今临潼区栎阳镇。同时又设平陵县（今阎良区关山镇粟邑村，与栎阳故城隔石川河相望），次年改为粟邑县，贞观八年废之。
唐武德元年将县治从古栎阳迁走以后，随着郑白渠的废弃，战乱使得古栎阳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北宋时宋敏求所著《长安志》云：“又有古城在县北，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由此可见，栎阳城在宋代尚有迹可寻。元明两代，官军在此屯田，风雨浸蚀，人为的破坏，栎阳故址的城郭消失了。到了清代，它已没有什么明显的遗址标志。乾隆本《临潼县志》中说：“今城郭虽废，气象犹存。”
随着古栎阳城垣的消失，人们对古栎阳的认识更加模糊不清。许多人把今临潼的栎阳镇（唐以后的栎阳，为别于古栎阳，笔者认为应称作后栎阳）误认为秦汉时期的栎阳。1964年，陕西省文管会对古栎阳遗址进行了为期15天的调查和试掘。1980年-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研究所刘庆柱率栎阳发掘队在此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勘探试掘，初步弄清的栎阳城的形制、规模，为古栎阳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1987年8月1日，古栎阳遗址所在的临潼县武屯乡因区划调整划归西安市阎良区管辖。2001年栎阳城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10月，阎良区文体广电局在遗址区树立了保护标志。
考古发现
古栎阳城即秦汉栎阳故城，又称万年城，筑于秦献公二年（前383年），东汉末年废弃。故址位于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和御宝屯一带。地处关中渭北灌区，石川河流经故城北部和东部，城址附近地面平坦，河渠纵横。地表以上已无迹可寻，遗址区的农田里时有秦砖汉瓦出土，文化遗迹、遗物一般在地表以下1.5米-2米。1964年陕西省文管会对古栎阳遗址进行了15天的调查和试掘。1980—198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又进行了一年的勘探和试掘。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勘探和试掘情况来看，栎阳城筑于战国中期，废于东汉末年。城址在今武屯镇东，石川河西的区域内，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宽约1600米。现已探出南城墙和西城墙，城中有道路13条，南北七条，三条东西向干路横贯全城，东西城墙相应各辟三个城门。三条南北向大街有两条通至北城墙，一条通过至南门，从其位置来看，南城墙还应有一门，与北墙辟有二门的情况相同。在整个城区遗址内发现了15个重要建筑遗址，大型遗址位于中部，一般居址比较分散，有的与手工业作坊杂处。
（一）城墙经勘探，发现南墙和西墙，东、北二墙未探出。
1、南墙方向89°。已探出部分东起七斗渠东19米，西经新斗渠、官庄南，至六斗渠西194米。残长1640米、宽6米，墙距地表西深东浅，西部1.5—2米、东部1—1.5米、残存高0.4—0.6米。墙夯筑，夯层不清，质地松软。墙基筑于扰土之上，扰土下为生土。
2、西墙方向339°。已探出部分南起官庄西450米的东西向排水渠北，北经小屯村东，至义和村东。残长1420米，墙南宽北窄，宽者16米、窄者8米，墙距地表南浅北深，浅者1—1.5米、深者2—2.4米。墙夯筑，筑法及结构同南墙。城西南、东南和东北三角未探出。
已探出南、西二城墙延长线相交处至探出的南、西二城墙西端分别为50米和200米。
3、北墙和东墙的大概位置。在城址北和东部勘探发现地下淤沙分布面积大，堆积层厚，表明此地历上史可能有过水患，栎阳故城东城墙和北城墙或毁于水患。根据勘探所了解的故城东部和北部的淤沙分布范围及故城遗址和道路的分布情况，推测故城东城墙位置在任御路孝泉刘家村——金指王村南北土壕附近。北城墙有可能在华刘村、西党村、东党村和孝泉刘家村一带。
（二）城门勘探出三个城门址（南门一、西门二），并发掘了南门址。
1、南门址位于官庄东南380米，官御路南230米，新斗渠西82米。南门方向344°。四号路通至南门。门道一个，长13米，宽5.5米。门址西边一南北13米、东西4米、残高0.35米的夯土墩，其南端西侧连南城墙。门道路土东与南城墙间13.5米宽均为沙土、细沙和小砾石堆积，门址东边可能被水毁。
2、西门址 勘探出西门址二个，编为I、II号。
I号西门址，位于官庄西450米，排水渠北29米。有一个门道，东西长13、南北宽6.7米。门道路土距地表深0.8—1米，路土厚0.2—0.3米。门道以西8米没有探出路土，以东2米路土变宽为12.7米。门道附近砖瓦残块和红烧土块堆积较多。
II号西门址，位于小屯村东、六斗渠西，I号西门址北680米。一个门道，东西长11、南北宽7.3米。门道路土距地表深1.7、厚0.3米。门道以西路土质量较差，以东300米内路土大多被破坏，仅有断续保存。门址堆积情况同I号西门址。II号西门址外砖瓦堆积甚多，似有居址。（三）道路勘探出道路十三条，其中东西路六条、南北路七条，编为一至十三号路。
勘探结果表明，一、二、三号三条路为东西横贯全城的干路，四、五、六、七、九号五条路为城内主要南北大街。一、二、三、四、七、九号六条路的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基本相同，勘探中发现这六条路的路土和其上文化层中有汉代粗绳纹瓦片、五铢钱，也有战国晚期和秦代流行的细绳纹瓦片、涡卷纹瓦当残块、半两钱等，因此，这些路的时代应为秦汉时期。其余七条路的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基本相同，路土及其上文化层中有汉代粗绳纹瓦片、云纹瓦当残块、五铢和王莽钱币等，因此，这些路的时代应为汉代。
（四）遗址栎阳故城的建筑和作坊遗址集中分布在官庄东，御宝屯西，四支渠南，官御路北。主要遗址有十五处。（见附图）
（五）遗物遗物以质料分，有陶、石、铜、铁器等，其中以陶器数量和种类最多。遗物时代大多为秦和西汉中期以前。
1、陶器
分为砖、瓦、水管、容器和器具等五种，其中砖、瓦种类数量最多。一般为泥质灰陶，仅有券形砖、釜和鬲为夹砂灰陶（个别釜为夹砂红陶）。
（1）砖种类较多，有些为过去所少见。砖的质地坚硬，火候较高，呈灰或青灰色。以后制为主，纹饰模印。主要种类有铺地砖、长方砖、空心砖、不同形状的花纹砖、券砖、沟槽纹砖、角砖、镶边砖等。
（2）瓦陶土未经淘洗，火候较高，陶质坚硬，呈青灰或灰色。可分为板瓦、筒瓦和瓦当。筒瓦长49厘米，饰细绳纹。瓦当多件，以涡纹、云纹为主。
（3）水管 均为圆筒形，分四式。
（4）容器可复原或能辨出器形的有碗、盂、罐、缸、甑、釜、鼎和器盖等。曾出土大瓮1件，高82厘米，口径62厘米。底小腹大，饰蓝纹。鬲2件，矮裆，一高27厘米，口径26厘米；一高32厘米，口径37厘米，饰绳纹。现存临潼博物馆。
（5）陶文发现有陶文戳印的陶器和砖共四件，其中罐二件，器底和砖各一件。陶文有“栎阳”三、“敬”一。前者阴文，后者阳文。有“栎市”两件陶罐，陶文均戳印于外壁近底部。砖为八号遗址出土的IIB花纹砖，在砖侧上部戳印有“栎市”。
2、石器
有石夯头，分二式。石磨三件，直径52厘米。上扇中间隆起凿有两大半月孔，磨面有数周圆壕。另一种磨面是旋状齿。
3、金属器
（1）金饼8枚，1963年出土于官庄村南土壕中。直径6厘米，圆形薄身，色泽金黄，每枚重250克左右，经化验，含金率达99%。《史记·平淮书》载战国时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汉书·食货志》说：“秦并天上，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现存临潼博物馆。
（2）铜鍪1件。圆底，一耳大，一耳小。
（3）钱币出土有六种。分为半两、五铢、剪轮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黄千、小泉直一等。
（4）镞一枚。三棱形，镞身圆脊三翼，翼面窄薄，向前聚成镞末，向后延长构成后锋，高出镞关，脊在镞身形成三凹槽，关的断面为圆形。铁铤，前端为圆形。镞长3.9厘米。
（5）镜 一面。镜面饰卷草纹，连弧纹边缘，圆钮。径9.2厘米、边厚0.4厘米。
（6）铜戈辽宁宽甸县曾出土过一件秦二世时栎阳生产的铜戈。古栎阳是秦代军工产品的主要产地，秦惠文王的相邦樛斿戈和昭王十四年的相邦冉戈铭有“栎阳工”、“栎阳工师”。工师是制造器物的“工官之长”。关于工师的职责，《吕氏春秋·季春纪》以及《云梦秦简》的《均工》、《秦律杂抄》等篇中均有记载。从铭文“栎阳工”、“栎阳工师”等来看，表明该兵器为栎阳工官主管制造，发现此类铭文的还有雍、咸阳。秦献公由雍徙都栎阳，孝公十二年又迁咸阳，此后雍和栎阳虽不是秦的国都，可是从孝公十六年的商鞅镦到昭王二十一年的相邦冉戈，除了由咸阳的工官主管铸造外，仍有雍和栎阳的工官制造者。这说明秦的迁都并没有把冶铸兵器的手工业作坊迁走，而中央在此处仍设有工官继续制造兵器。出土的秦二世元年丞相斯戈上有“栎阳左工（师）去疾”的刻辞，这说明秦始皇和二世时中央制造的兵器，其铸造地仍有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