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英敛之
个人简介
  Ying Lianzhi[1]
英敛之
(1867～1926)
英敛之为中国近代报刊出版家。原汉姓郁[2]，名英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1867年11月23日生于北京西郊温泉[2]。幼年家贫，喜欢习武，后弃武从文。他天资聪慧，又勤学苦读，文章和书法很快就小有所成。[2]后自学成才。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受到舆论界重视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 1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1911年辛亥革命后，名义上仍负责《大公报》工作,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 后又创办辅仁大学 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1926年1月10日逝世。著有《也是集》(正、续编)、《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汇编。
人物履历
1867年11月23日，英敛之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汉姓为玉，又名玉英华，幼年家贫，未接受正规教育，自幼习武从军。 
1888年，他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自学法文。 
1898年4月，撰写文章《论兴利必先除弊》，开始评论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恐被株连，潜往外地。 
1899年8月，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党祸余言》，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 
1900年3月到云南，担任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馆员。由于当地常发生教案，同年7月随领事返回天津。 
1901年4月，天津紫竹林天主堂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开办报馆，邀英敛之进行筹备。 
1902年7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发刊，英敛之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不避权贵，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他本人每日为《大公报》写一篇社论。 
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天津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1912年，他和好友马相伯一起上书教廷，请求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 
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转手售予王郅隆，迁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5年），1926年1月10日病逝。去世后的次年，辅仁大学在北京正式立案。
姓氏来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流亡海外，一年后又悄悄回国。后来，慈禧太后为讨好洋人，大赦了一批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敛之。不过名单中没写姓氏，只写了他的名“英华”。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特意说了句：“把那个满人英华也赦免了吧。”从此，全家族都随英敛之从郁改姓英。[2]
此前英敛之认识了一位学问出众的教书先生，做了他的书童。这位先生正在一户爱新觉罗的后裔家里教书，英敛之也随同到人家，和主人家的女儿爱新觉罗·淑仲一起学习。时间久了，两人渐有好感，后来结为夫妻。[2]
思想维新
作为一名满洲旗人，他一面恨国家不振，同时也接触到来自西方  公车上书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因此希望变法维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后，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将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对康有为的政见持肯定态度。其中说道：“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场，康有为逃往日本，英敛之害怕被株连，逃至天津，后辗转到上海。
他大力提倡剪辫易服，向读者宣传“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动员人们放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等传统观念。英敛之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缠足。在《大公报》出版的第一天，他就特意安排刊发了一篇题为《戒缠足说》的白话文章，此后还参与创办天足会，推动女性解放自己的足，并解放自己的心灵。
办报经历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敛之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  大公报报社旧址-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1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反帝爱国
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载明“两国政府愿合  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1904年这份条约到期，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留“禁止华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到中国，各地迅速形成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当时正在天津的袁世凯，看到《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勃然大怒。袁世凯通过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面对袁世凯对新闻的扼杀，《大公报》奋起反击，直到11月22日，英敛之还是不肯罢手，继续撰写《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禁邮禁读不行，袁又采取拉拢的办法。袁曾几次以重金收买英敛之，均遭拒绝。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华民国立。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职，选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这时的英敛之身体渐衰，加之袁世凯掌权，不免心灰意懒，不再抛头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从此，他偕夫人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
辅仁大学
在北京，英敛之和著名爱国人士马相伯先生向罗马教廷提出在北京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就是后来的辅仁大学，英敛之是第一任校长。[2]
1925年初，英敛之创办“公教大学”，后改称辅仁大学，英敛之任首任校长。因英所居香山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论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敛之因主持《大公报》而驰名，隐退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当时有“南马(相伯)北英”之说。
傲骨为大公
1905年，天津《大公报》因宣传抵制美货，触怒了这个地方最高长官。袁通过天津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
  英敛之半身照消息传来，《大公报》随即刊出该报创办人兼总经理英敛之亲撰“启事”，文中称，“抵制美约一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此“当道”即为袁世凯。 
此后数日，英敛之连续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袁世凯不得已，曾数次欲以重金收买英氏，均遭拒绝，只得作罢。 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这则轶事，仿佛是当年尚处于萌芽状态，生存艰难的中国报业的一个缩影。此时的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在清廷的直接钳制下，北方新闻界死气沉沉，内容多为阿谀奉承献媚之词，发行量仅为数百份至上千份。
所以，也难怪，在这份新报纸创刊的第一天，发行量就超过了5000份，这并非一个  小数字，它的创办人英敛之，高兴得“夜不能寐”。 这份新报纸用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意为“无私”。关于“大公报”寓意，英敛之将其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经理、撰述、编辑诸职，并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在创刊的第五期，这份报纸就刊出英敛之亲笔撰写的《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他直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将那些拥护慈禧归政的大臣称为“谄媚小人”。
在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刊出专文，谴责对徐锡麟的“啖肉剜心”，乃20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遂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万马齐喑之时，《大公报》的横空出世，靠的便是其创办人英敛之所理解的西方报业公例——“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
这个报人最常与各级官员打交道，但一生从未涉足官场，并自言“一生最厌做官”。严复曾赠其一副对联，上书“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英敛之引以为傲，将对联裱好，挂于中堂。
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民生。《大公报》是中国最早发表用地方土话写作，供市民阅读的新闻和评论的报纸。1907年，《大公报》发起募捐赈济江南水灾，得银11469两，此笔巨款全部用于灾区。以后十多年中，英敛之多次做过这类社会公益工作。
家人回忆，曾有一乞丐突然闯入英家，气势汹汹，张嘴要钱。家人欲将其送交警局，但被英敛之制止，他从桌上拿了几个馒头，又从衣兜里掏几块大洋递给来人。乞丐大惊，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转身离去。 他致力于“全盘西化”。见洋人都穿西装，便到处寻找做西装的店铺做了一套，穿上它上街晃了一圈。正当家人担心之时，他从外归来，抱怨道：“这西装还真是不如咱中国衣服舒服。”家人定睛一看，他把衣服架子也穿在了身上。 
从英氏起，《大公报》便奠定了“敢言”的文风。这份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至今已发行了一百多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如实地记录下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也为中国新闻界留下了一个个传奇般的名字——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彭子冈。
1913年2月，英敛之携妻儿来到海淀区温泉镇，闲暇时他登上显龙山顶眺望。虽然时值冬日，但是山下的温泉水涌溢，缓缓流淌，热气蒸腾，以致山上云雾缭绕，白茫茫一片。英敛之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不禁信口吟咏起杜甫的诗：“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稍后，他发现山顶西面有一巨石，其北壁如削似切，甚为平整。看着这块巨石，英敛之深思片刻后，匆匆离去。第二天，英敛之雇人带着笔墨再次上山，借着头天的余兴，他挥洒大笔写下榜书“水流云在”四字，下面题注：“英敛之偕内子淑仲小儿千里游此偶取杜句寄意时宣统退位之次年正月也”。这一年，英敛之47岁。
"水流云在"所谓“偶取杜句寄意”，是从杜甫诗里"水流心不兢，云在意俱迟"摘的两句：水在流，我的心如止水，不跟水流，"云在意俱迟"云停在这儿，我的意念也停在这儿，反映的是一种淡泊，宁静的境界和思想。【注：“水流云在”四个大字端正大方，气势磅礴，字高约1.6米。此处也为第七批划定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控地带。】
1917年，北京和河北发生大水灾，殃及103个县600多万百姓，英敛之在《大公报》主办的游艺大会上天天登台募捐，这是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最后一次联系。水灾平息后，200名孤儿无人认领，徐世昌总统便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将皇家静宜园拨给熊希龄和英敛之，营建慈善学校。在毛泽东1949年从河北西柏坡迁入静宜园双清别墅之前，香山的全部设施和全部园地，曾全部归慈善学校所有。1920年，英敛之又在香山设立静宜女学，后又设立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再后来，凭借自己巨大的社会声誉，再加上与美国的关系，英敛之在北京设立了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此外，英敛之每年冬天都要募集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苦百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1]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逝世，享年59岁。其灵枢归葬西郊八里庄慈寿寺塔根底下，这里是英氏家族墓地。除葬有英敛之外、还有他的兄弟等人。抗战时期，英若诚先生的姐姐故去，亦葬于此。解放后，政府征用这块土地，英墓被迁移，后竟下落不明。现如今，这里成为海淀区的特色公园—玲珑园。
英氏家谱
第一代
英敛之
慈禧赐姓“英” 
娶满清皇族 
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 
第二代
英骥良—— 台湾辅仁大学副校长 
蒋介石钦点翻译人选 
英茵—— 而在英氏家族第二代中，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就是英骥良的妹妹英茵，抗战时期的电影明星和抗日间谍，曹禺名剧《日出》陈白露原型。 
第三代
英若诚——文化部副部长话剧界元老 
英若聪——建筑学家 
英若识——吉林美院院长 
吴世良(英若诚妻)——曾给周总理做过英语翻译 
第四代 　
英达\英壮\英宁\宋丹丹(英达前妻) 
第五代
英巴图——演员
英如镝——加盟北美冰球联赛的波士顿熊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