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桐乡书院
创办历史
据《桐城县志》和《桐乡书院志》载，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里人文聚奎、戴钧衡、程恩绶为教化桑梓，谋设书院，呈知县陈元中复核建修。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购置田产十数处，建房舍五重，设“朝阳楼”、“漱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帐房”等，辟“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
道光二十一年(1841)，桐乡书院开课后，群贤聚首，学子咸集。清桐城派学者方东树有诗赞之：“胶庠(炎欠)起汉桐乡，淳朴山川自一方。峻宇遥峰通一气，秋阳螟色暖周堂。今来偶共壶觞聚，后会难凭筋力强。信识斯人多俊杰，不因兴没待文王。” 
桐乡书院宗旨为振文风，广教化，“馆同集雅,风云开科第之基”。
桐乡书院创办未及3年，成绩卓著，县试，府试，首卷均为该书院弟子所得，颇负盛名。
咸丰三年(1853年)书院遭兵灾。同治六年(1867年)里人买程姓屋宇，改建为书院，课士一如既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
民国元年后，改名为“桐城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现为孔镇学校。
书院建筑
桐乡书院分朝阳楼、濑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帐房等部分，另辟有“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书院大门两边，有浮雕石鼓及石狮，门上嵌戴均衡书“桐乡书院”石匾额。
桐乡书院因年代久远，主要建筑今仅存“朝阳楼”一座，东西朝向，高8米，长12米，宽7米，系砖木结构，两坡顶，上下各三开间，楼层木枋，饰花卉木雕，东西走廊设木栏杆，典雅大方，为课士抒怀之所。
《桐乡书院记》碑
简介《桐乡书院记》碑，在孔城镇中街产。
碑横条形，长1.6米，宽0.45米，厚0.08米，青润石质。直书38行，全文为423字。楷书阴刻，工整严谨，字迹清晰，碑文完整，为道光乙未(1835)翰林院编修、通政大夫罗惇衍撰文，记述书院教化育才的功绩，称赞乡贤达兴学的风尚。
该碑对研究“桐乡书院”及桐城学风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桐乡书院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桐乡书院记》碑文曩岁丁未，予督学安徽桐城，训导马国宾以新刊《桐乡书院课艺》进阅。其文雅正有法，观其序例，知训导所以教士者，务根柢而崇正学，欣然誉之。既复以《桐乡书院志》进请为之记，诺之，而未暇以为，庚戌春，门下士戴生钧衡来都，复以为请。生即创建桐乡书院人也。公余阅志。
桐乡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烟火数万家；而其人乃能好义兴学，崇礼道，培风化。任其事者，矢以实心；不数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观，如是乡校之有益于人才，非明验哉!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藏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已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闻焉。
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主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以学者，与世俗异也。吾又观志载：戴生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四议。知生务正学，自勉以勉乡人者，与训导意合。予犹恐知此义者，独训导与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游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从而慕悦之也，乃为言以张之，书授戴生归，语训导，坚持此意，以导斯乡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顺德罗惇衍记。
戴钧衡与桐乡书院
戴钧衡其人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幼年聪颖嗜学，稍长，泛读百家，撰文赋诗，颇显才气。“予年二十，学古文，爱乡先生耕南刘氏作，揣摩私效。”（《味经山馆文钞?自序》）年二十三，结交许吾田，攻考证学，务为汇古数典之文。其时，自编的《蓉州初稿》，刻印传赠，以致毛生甫生，梅曾亮，姚莹等人，惊为异才。年二十七，从游邑人方植之先生，“始知所作皆非”。（《味经山馆文钞?自序》）于是以乡先辈姚鼐编的《古文辞类?》为宗，“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道光二十九年（1849），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次年及咸丰二年（1852），先后两次入都，参加会试不第。其间结识了曾国藩、邵懿辰、鲁一同、杨彝珍、吴敏树等名流，并得到他们的指教和赏识，深得作文要领，成为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之一。太平军攻克桐城后，避居临淮，抑郁得疾，呕血而卒，时年四十有三。曾国藩念其故旧，“送戴存庄之侄银五十两，为存庄葬事之用。”（《曾国藩全集日记》并亲题墓碑，文曰“大清举人戴君存庄之墓。”
戴钧衡虽然年仅四十多岁就去世，但留下的作品很能体现出他的创作思想，显示其文学价值。他关爱民生，倡捐助学，募赈灾民，体现出桐城派作家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为民分忧，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钧衡自幼读书，不甘为无用之学。每以人心世道为忧，寂居田野，凡一省一郡一县利弊，有所见闻，辄作文以言得失。父师恐遭时忌，辄命取稿焚之。及入都，私怀欲言者，更非一事。既念事无难易，得人则成。国无安危，得人则治。”（《味经山馆文钞》卷三《上罗椒生先生书》）诤诤之言，令人感动。他关心教育，颇有心得，除在桐乡书院广为施教外，也向罗椒生进言己见。他告诫友人：“每至一省预饬各教官详察诸生平日学行，贤者，加考语，不肖者，条劣迹以闻，临试时访闻属实，分别奖励、斥革。教官不留心人才与考语劣迹不实者，即行参罢扰贡。拔贡一以采访品学为先，不以时文小楷为尚。”（《同上》）只有做到因材选用，才能让那些“登仕版者，无不先留心于经世之学矣！”
（《同上》）才能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
戴钧衡饱读桐城派大家方苞、刘大?、姚鼐等人作品，且长时间师事方东树，继承并弘扬桐城派文学创作思想，受到时人的赞赏和后人的肯定。曾国藩评价他说：“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欧阳生文集序》）近人刘声木评价他：“师事方东树最久，受古文法，锐志文学，精力绝人，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诗文经学，卓然可表见于世，犹自谓其文理不能征诸实，神不能运于空，气不能浑于内，味不能馀于外，自以生方苞、刘大?、姚鼐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清史列传》本传谓其：“所为文，以才气胜。其始尚才华，继好伦理及事之有关实用者。后遭丧乱，益喜为感时论事，表彰忠义节烈之文。”张舜徽先生则称：“钧衡之才之学，不逮方、姚，又远甚。其文辞亦气弱不能自振。虽欲从方东树之后，以卫道自任，亦何足以肩斯文之重，徒衍为空论而已。”（《清人文集别录?味经山馆文钞》），由于他在世的时间短，创作经历和生活阅历不够丰富，散文创作上的贡献肯定无法与方、姚大家比肩，但他留下了许多作品，且很有史料、文学价值，他在桐城派发展史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著有《味经山馆文钞》四卷、《味经山馆文续钞》三卷、《味经山馆诗钞》六卷、《味经山馆计续钞》四卷、《公车日记》二卷、《尺牍》二卷、《书法补商》一七卷、《书传纂疑》六卷等。
此外，戴钧衡为保存桐城派大家作品，光大桐城派在文坛上的影响，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戴名世被杀，清廷文网严密的情况下，搜集戴名世散佚作品，汇编成《潜虚先生文集》，为后人研究戴名世及桐城派提供了珍贵的传世资料。他还会同苏?元重订《望溪文集》，与桐城派重要作家方宗诚共同选编《桐城文录》，与邑友文汉光选编《古桐乡诗选》。通过他的努力，使许多珍贵的先贤作品得以存世流传，后来刊刻成集。这些既体现了他对桐城派先辈作家创立的文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反映了他对乡贤文献作品的保存传世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桐乡书院创办始末清道光年间，桐城的东乡、南乡、西乡相继建立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孔城当地诸生文聚奎、戴钧衡、程恩绶等人积极奔走，倡仪筹建书院。因孔城汉属桐乡而称书院为桐乡书院。
筹建之初，推举廪生十数人任董事，筹得资金大钱9000串零9820文，构建房屋5幢，购买田产十数处。有识之事，对创办桐乡书院倾力支持，解囊相助，当时北乡人吴祜臣就是典型代表，“里人议建桐乡书院，君之尊甫捐钱三十万，君以为歉，固请加十万焉。”（《味经山馆文钞》卷四）道光二十一年秋，正式招生开课。书院的办学宗旨为振文风、广教化，“馆同集雅，风云开科第之基。”书院的日常事务由数名董事负责管理。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为四书五经、诗词律赋和人伦纲常。书院制度严密，程序井然，赏罚分明，措施有力。用大课、小课、散题课等办法检测教学效果，评定学生成绩，分出高、低、优劣等次。书院规定每年大课两次（春秋各一次），春课定于农历2月15日，秋课定于农历9月15日。一般情况是在开课前半个月，由书院董事禀请县令亲临察视，或提请县令开课前二日发题纸封固加印，届时当堂拆封。考试内容有明确规定，即四书文一篇，试贴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童生、生监文场各别。参加考试的每人给茶点两道。交卷时，每名生童发席资七折银一钱。董事在书院门外张贴成绩揭晓日期，生童可以按时到书院查阅课卷，知晓等次。试卷由专人评阅，阅完后，由县令或有名望的乡贤甄定甲、乙。对那些成绩优异者，奖励16000文钱，超等生监和童生成绩前10名者所作诗文，由书院汇编刊刻。
书院内考试除大课之外，还设小课和散题课。小课次数多寡不定，其试卷请县学老师，或乡中贤达评定等次，对优异者的奖赏依照大课标准减半。散题课除农历正月、腊月及有春秋大课三个月外，每月举行一次。由于地广道远，交通不便，生童难以月月集中应试，书院即采取灵活办法，设点分散考试，每月初一命题，分送各路聚所（通常20里设一聚所作为临时考点，一般多设在清静的禅林中），每月25日集中收阅。成绩位居前列者，奖给纸笔，屡居前列者，在大课时另提面试，确是真才，从重奖赏。每逢乡试之年，停小课，增设决科一名。决科开考前一日，生监各自到书院报名，第二天清晨进院应试。试题预先请县令拟定，采用“弥封”、“坐号”、“浮票”等措施严加管理，试日当堂开拆，以防舞弊现象出现。考试内容与大小课同。考试完毕，试卷密封送请县令甄别甲、乙，或请乡中贤达来书院评定等次。成绩前10名者发给奖金：第一名奖纹银1两；二、三名奖纹银8钱；四、五名奖纹银6钱；六至十名各奖纹银4钱。书院开课结束，诸生自行散去。愿意住院肄业者，须自备膏火。若生员在课考中3次超等，童生3次进前10名的，每月补贴膏火纹银5钱，以资奖励。
书院还规定，生监参加乡试，补助试资，每人每科最多资助30000文。3年一次乡试，其间书院大课5次，凡未能完全参加书院大课的，按缺课次数扣减。所有资助款额，由董事亲赴金陵发给参加考试的生监。如遇恩科之年，补助试资多寡，视书院当年经费收入情况而定。
桐乡书院创办不到三年，生徒广泛，成绩卓著，盛名远播。至道光三十年，戴钧衡等人为彰显书院事功，在京城请通政大夫罗衍撰写《桐乡书院记》，文曰：
曩岁丁未，予督学安徽桐城，训导马国宾以新刊《桐乡书院课艺》进。阅其文，雅正有法，观其序例，知训导所以教士者，务根祗而崇正学，欣然誉之。既复以《桐乡书院志》进，请为之记，诺之而未暇以为。庚戍春，门下士戴生钧衡来都，复以为请。生即创建桐乡书院人也。公馀阅志，知桐乡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烟火数万家，而其人乃能好义兴学，崇礼道，培风化。任其事者，矢以实心，不数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观，如是乡校之有益于人才，非明验哉！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臧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己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闻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之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以学者，与世俗异也。吾又观志载，戴生《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四议，知生务正学自勉以勉乡人者，与训导意合。予犹恐知此义者，独训导与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游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从而慕悦之也。乃为言以张之。书授戴生，归语训导，坚持此意，以导斯乡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顺德罗衍记
从碑记文中可以看出，罗衍对桐城的文化教育十分了解，同时，对桐乡书院也寄予厚望。此后若干年，桐乡书院为县北及周边地区培养了许多人才，在当时盛名远播。咸丰三年（1853），遭兵燹，书院被破坏。同治六年（1867），里人买程姓屋宇，改作书院，课士如先前一样。随着新学的兴起，在科举制度废除的次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桐乡书院被改建为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桐乡书院有数十年的办学历程，培养了一大批乡里才俊，在桐城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今，尚存桐乡书院朝阳楼匾额及《桐乡书院记》碑刻。桐乡书院朝阳楼已被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戴钧衡独树一帜的办学理念
桐乡书院创办后，为了确保办学质量，明确办学思路，戴钧衡撰写了《桐乡书院四议》，从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充分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宗旨。首先，择山长要共议产生戴钧衡认为书院中选择称职的人士任山长至关重要。山长对于书院教育来说乃是重中之重，选择什么样的人任山长选择山长的标准是什么？他在文中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肯定书院工作必由山长负责，由来已久，“山长之名，始于宋，及元时，与学正、教谕并列，为官选于礼部及行省宣慰司。”（《味经山馆文钞》卷二《论议》）。近世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由官府或大吏推荐，其弊端是“往往终岁弗得见。”这与众人择师和书院管理的要求相悖。因为百姓“为子弟延师，必将使朝夕与居，亲承讲画，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资效法，而顾令远隔数百里不相闻问，以是为教。”（《同上》）定在一个书院之中，必须有山长来统揽全局工作。他说：“窃谓山长必不可无”，山长人选“尤不可忽”（《同上》）因为人们为童子选择老师，都要“审其学行可宗与否”，何况书院之重，“士类之繁，将合数百十人奉为榘范，苟非道德文章足以冠众而慑世，则人岂乐从之游？”（《同上》）因此，他在桐乡书院新议章程中明确规定：“山长由董事及诸生议，请经明行修，老成硕德之士”担任，山长由共议产生，体现民意，这样才能“有裨于世。”其次，祀乡贤以正德教戴钧衡在创办桐乡书院之初，对书院中崇祀礼仪活动进行了认真思虑，对拜祀场地、内容和对象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古者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其馀各学，亦四时有释奠先师之典，是非徒以尊德尚道也，其将使来学者，景仰先型，钦慕夙徽，以砥砺观摩而成德，而亦使有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于其间。”（《同上》）那时全国各地郡州县，都建有书院，且都开展崇祀之典。大的祭祀活动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小的祭祀活动，大多以祭祀当地先贤。因此戴钧衡认为孔子大圣，朝廷已经在学宫中祀之，各地书院可以免之。可以“就其地奉大贤以为之主，其馀以次从列。”山长在春秋时节择日，率诸生行祭。他历数桐城的先贤，认为可列入书院祀之者，一一枚举。“吾乡唐宋以前，儒者罕见。自明正德之世，下逮国朝，讲正学，敦实行者，凡数十辈，其尤著者数人，曰何省斋先生（何唐，正德十六年进士），桐乡知学自先生始也。曰方明善先生，曰方望溪、姚惜抱二先生。”（《同上》）因为他们在当时影响极大，像方明善先生，讲学四方，赖以成学者众多。方望溪先生学行笃实纯粹，惜抱先生生当乾隆，“海内考证家方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义，先生独卓识不为所惑，折衷论断，一归和平，数先生者，名在当时，功垂奕?，是急宜奉以崇祀者也。”（《同上》）祀乡贤的目的，戴钧衡阐述得非常清楚，就是要“正世俗”，广教化，育民智。第三，主张课经学，格物穷理戴钧衡一生对经学有其独到见解和认识。他认为“治经者，格物穷理之大端也。”所以说“道术、政事、文艺皆必由治经而入。”（《同上》）为了强调治经对人修身养性的作用，他举了非常生动的例子，“陆行者，资乎车。水行者，资乎舟。然而水陆之行，必皆有所欲到之处，苟茫无定向。第飘摇转徙于天地之间，而靡所归止，则舟、车徒为苦人之具。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经之舟车也。治经而不求得圣人之心，亦何异飘摇、转徙于天地哉！虽然舟车不具，无以行也，治经者，舍训诂、章句、名物、典章，亦无由以入。”（《同上》）他认为治经学见效慢，而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治经学的人就越来越少。他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久而久之，“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同上》）戴钧衡认为经学重师承，“稽之汉代，《诗》、《书》、《易》、《礼》、《春秋》，各有专家，或屡世为之，其学始显。”当今之时，“习科举者轻之不求”。为了在书院扭转不治经学、轻视经学的现象，他提出了自己的措施，“今与诸生约，人各专治一经，以岁时会课书院山长发问，每经举数事，各就其所能言以对，对一事者，奖若干。数事倍之。通全经者，岁给膏火常全。通二经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他相信，通过这一举措，“十年之内，天才优者，必能举数经，中才必能通一、二。”（《同上》）古人以为“通一经而终身用之有馀，”书院中诸生通过课治经学，每人掌握一经，实现“学与行合，”功莫大也。第四，藏书籍，俾单寒之士有可读之书戴钧衡认为办好书院，丰富藏书十分重要，对那些贫寒之士来说尤为迫切。他说如今书籍浩若烟海，学者如果“欲以一人一家尽得古今之典册，势与力必有不能。即令得之，亦必不能尽读，即令尽读，而泛而无统。久之，遂汩没其性灵，而于道义之是非，人事之得失，且懵莫能辨。”（《同上》）这就象“农夫之殖五谷也，将以为食而养生；红女之务蚕丝也，将以为衣而暖体。今五谷、蚕丝之不务，而惟蔬菜刺绣之是急焉，岂所以养生暖体之道哉！”（《同上》）他对当时有钱者吝啬而不购书，无钱者想读书，苦于无力购买的现象颇有微辞。他认为大都学者，学习中要购的必备之书有数十种，购买齐全要花数百金之多，“有力者，吝而弗求，无力者求而弗得。以故乡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贫不能聚书，而世家之有书者，子弟多蓄而不观，而又弗肯以公于寒士。”（《同上》）这些都是造成天下读书人稀少的主要原因。
他对乾隆初年颁诏书给各郡县学宫，让贫寒之士，无力购书者，就近到学宫观录的做法大加赞赏，“窃欲取此举奉行之于书院之中”，这里明确表示要在桐乡书院实行此善举。他还历数历朝历代书院之所以扬名久远，并声名不绝，主要原因应归功于藏书众多，而招致广泛影响，“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他对近世创办书院，不谋藏书于其中的做法，大加批评，以期有识之士在创办书院中，重视藏书的作用，解决贫寒之士求书、读书的困难。
戴钧衡提出一整套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宗旨，并在桐乡书院教学过程中推而广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许多桐城学者或桐城派作家在各地书院讲学中，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为其他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也从另一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桐城派作家热心教育，关注民瘼，为清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建言献策，值得深思和研究，也应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关注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