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女诫
作者情况
班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
清代女作家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
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  作者班昭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班昭的文采首先就表现在帮她的哥哥班固修《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的工作继续前进。
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在班昭四十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汉书。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她除汉书外，赋，颂，铭，诔，哀辞，书，论等，共十六篇。原有集三卷，大都失传。
班昭所作《东征赋》一篇，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文选》，保存了下来。李善注引《大家集》说，“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宫，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说：“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东征赋》是班昭随同儿子到陈留赴任时，描述自身经历的作品。又曾为班固《幽通赋》作注，今存《文选》李善注中。
班昭还有一个兄弟是班超，我们现在常用的两个成语“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他的口语演化而成的，反映出他的智勇过人，他出使西域，以功封定远侯，拜西域都护，扬汉威直至中亚三十年之久。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派他的儿子班勇随安恩国入贡的使者回到洛阳，带回他给皇帝的奏章：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人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西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其目见故土。
表达出一种浓郁的叶落归根的思想，然而奏章送上去之后，三年后朝廷仍不加理会。
班昭想到死去的哥哥班固，对年已七十，客居异乡的哥哥班超，产生一股强烈的的依恋、怜悯心情，于是不顾一切地给皇帝上书：
妄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得蒙重赏，爵列通侯，任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固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询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其全力，以报答天恩，迫子岁暮，犬马齿索，为之奈何？ 
蛮夷之性，悼逆侮老，丙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好究之原，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感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身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禄。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候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乞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猝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急。
班昭代兄上书，说得合情合理，丝丝人扣，汉和帝览奏，也为之戚然动容。特别是文中的最后两句，引用周文王徐灵台，掘地得死人之骨，而更葬之。魏文侯之师田子方，见君弃其老马，以为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于是收而养之。两则故事明讽暗示，汉和帝认为不再有所决定，实在愧对老臣，于是派遣戊己校尉任尚出任西域都护，接替班超。班昭以她的文采和才情使她的哥哥班超得以回朝。
任尚抵达任所，班超一一予以交代完毕，任尚对班超说：“任重虑浅，宜有以海之。”希望班超对他治理西域一些忠告，班超语重心长地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严苛，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但班超走后，任尚私下对亲信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任尚不能借重班超的经验，竟以严急苛虐而失边和，这是后话。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他离开西域疏勒时本已有病，来不及和妹妹好好地聊聊，加以旅途劳顿，回家一个月就病逝了，班昭无言以对。 
班昭以她的文采，完成了哥哥班固的《汉书》打动汉和帝的心，使哥哥班超回归洛阳。班昭的文采还表现在她写的《女戒》七篇上。 
《七戒》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班昭主要生活在汉和帝时代，汉和帝在班超死后不久就驾崩了，皇子刘隆生下来才一百天，就嗣位为汉殇帝，邓太后临朝听政，不到半年，殇帝又死，于是以清河王刘祜嗣位为汉安帝，安帝才十三岁，邓太后仍然临朝听政。
东汉皇帝短命，只有开国的光武帝刘秀活过“花甲”，六十二岁时死，其次就是汉明帝，四十八岁，再次是汉章帝三十一岁，其他多在二十岁以下，包括一大批娃娃皇帝，造成外戚专权局面。
邓太后以女主执政，班昭以师傅之尊得以参予机要，竭尽心智地尽忠。邓骘以大将军辅理军国，是太后的兄长，颇受倚重，后来母亲过世，上书乞归守制，太后犹豫不决，问策于班昭，班昭认为：“大将军功成身退，此正其时；不然边祸再起，若稍有差迟，累世英名，岂不尽付流水？”邓太后认为言之有理，批准了邓坞的请求。 
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还是位政治家。她在曹家有一个儿子，几个女儿，她儿子叫曹成，字子谷。邓太后临朝称制后，班昭开始参与政事，出的力不少。因为这个原因，曹成被封为关内侯，官至齐相。班昭逝世后，皇太后亲自为多年的老师素服举哀，由使者监护丧事，死后也给予她应得的荣誉。
全文内容
《女诫》正文由七部分组成，即《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与《和叔妹》七篇。该书论述了女子在“夫家”需要处理好的三大“关系”，即对丈夫的敬顺，对舅姑的曲从和对叔妹的和顺。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母，傅母也。师，女师也。左传鲁襄公三十年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诗周南葛覃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曹寿，即曹世叔，班昭之丈夫），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七去或七出），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曹成，字子谷，班昭之子），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诗小雅斯干曰：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弄之瓦。毛苌注云：瓦，纺塼也。郑玄笺云：卧之于地，卑之也。纺塼，习其所有事也）。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即婆家的生辰、忌日之类，需要谨记）。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数，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音汪，矮小，或今之脑瘫或小儿麻痹之类）；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音亵渎）。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楚，荆棘也，鞭打之用）。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心离也）。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论语述而第七）。此之谓也。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涂音涂），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周易系辞云：冶容诲淫，慢藏诲盗），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俗语“倚门子”，即倚靠在门旁，向外张望），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已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译文】
在下愚昧，接受能力不灵敏，之所以能得到先夫的宠爱，是依赖于母亲、师傅的教育训授。从十四岁时嫁入曹家，到现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战战兢兢，时常害怕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而被婆家赶出门，并且使自己的父母为此增添羞辱，使家里家外增添忧患。早晚劳苦，辛勤而不求功劳，我的品性粗心顽劣，哪懂得教导之方，常害怕孩子们不争气，辱没了家族的名声。圣恩宏大，大量的金银，华贵的服饰赏赐于我，实非在下所希望得到的。家里的男孩能自食其力，我不再为之忧虑。但是家中的女孩子们正当是到了该出嫁的时候，而没有受过好的教诲的影响，不懂得妇女的礼仪，恐怕会令未来的夫家失面子，辱没了宗族。我现在身患疾病，性命无常，想想你们这些女孩子，每每因此令我发愁。闲暇时作《女诫》七章，愿女孩子们各自抄写一遍，但愿对你们有所帮助。唉，我将离去，你们勉励吧！
卑弱第一。古时，女孩子出生多月后，就让她躺在床下，给她纺锤和砖石，并斋告先祖。躺在床下，以表明她的卑弱，地位低下。给她纺锤砖石，以表明她应该学习劳作家务，斋告先祖，以表明她要承担祭祀的责任。三者都是女人的寻常道理，礼法的经典教训。谦虚忍让，待人恭敬。好事先人后己。做了善事不声张，做了错事不推脱。忍辱负重，常表现出畏惧。这就是所谓的谦卑对待他人。晚睡早起劳作，不嫌早晚劳苦。亲自操持料理家务，不挑剔劳作的繁重或简易，做事有始有终，这些都是勤劳的表现。面容端庄品行端正，以服事夫君，清静自重。不喜好戏笑玩闹，备以洁净的酒食，用以祭祀祖宗。这是所谓的祭祀啊。如果这三条都具备，却还忧虑好名声不传扬，身上背负别人的误解和屈辱，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如果这三条都没有做到，哪里还有什么好名声。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有阴阳参配的道理，通达于天地万物神明之间，包含了天地间的大义，人伦的大节。这就是为何《礼记》注重男女之间的关系，《诗经》编著《关雎》的道理了。由这些言论看来，不能不重视。丈夫要是没有贤德品行，则无法驾驭领导妻子，妻子要是不贤惠，则无法事奉丈夫。丈夫驾驭不了妻子，就失去了威严，妻子事奉不了丈夫，就失去了道义。刚才所说的这两件事，它的作用是一样的。观察现在的君子，只知妻子妇女不可以不驾驭，威仪不可以不整顿，所以注重男子的教育。殊不知丈夫是主人何以不侍奉。礼和义不可以不存在啊。但光教育男的不教育女的，不也是掩盖彼此的礼数吗？《礼记》八岁开始教的书，十五岁学成。不可以只依据这些为准则！
敬慎第三。阴阳不同性，阳以刚为德，而阴以柔为用。男女品行相异。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所以谚语说：“生男如狼，还害怕他懦弱；生女如鼠，还害怕她像老虎般凶猛。”然而修身不过一个敬字，而避强不过一个顺字，以敬来修身，以顺来避强，女子的敬、顺之道，这是妇人的大礼。那么敬不是别的，敬是一种持久恭敬的态度。顺不是别的，是宽和、宽裕。持久，就是知足；宽裕，就是要谦恭。夫妇之间过于亲密，终生不分离，在室内周旋，这样时间长了，容易产生轻薄怠慢。这样的事一发生，言语就会过分了，放纵恣肆就会产生侮辱丈夫的想法，这是因为不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啊！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的不可能不争论，曲的不可能不辩驳，争论辩驳一产生，就会有愤怒。这是因为不知道恭顺、地位低下的原因啊！侮辱丈夫不节制，就会紧接著有谴责呵斥，愤怒的情绪不停止，就会有鞭打杖击。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相互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鞭打杖击，哪里有什么礼义存在；谴责呵斥，哪里有恩爱存在。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要分离了。
妇行第四。女子有四行，一是妇德，二是妇言，三是妇容，四是妇功。那么妇德，不一定要聪明绝顶；妇言不一定要伶牙俐齿；妇容不一定要打扮得鲜艳美丽；妇功不一定要技艺精巧过人。娴静贞节，能谨守节操，有羞耻之心，举止言行都有规矩，这就是妇德。言辞和内容都要有所选择，不说恶劣粗俗的语言。说话选择时机而说，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污秽肮脏的衣服，及时地清洗干净，把衣服晾晒得整齐。按时洗澡沐浴，身体保持干净，不存污垢，着装打扮得体，这是所谓的妇容。专心纺纱织布，不喜欢戏笑打闹，能做好可口的酒菜，用来招待宾客，这是妇功。此四项，是女人的大德，而不能缺少的啊。然而只要有心，做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古人说：“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专心第五。《礼记》说，男子有再娶的道理，女子没有适二夫的道理。所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天。天是无法逃离的，所以丈夫也是不能离开的。你的行为要是违背神祇，上天就会惩罚你。你的礼义没有做到，丈夫就会怠慢你。所以《女宪》说：“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要得到丈夫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赖，妻子莫过于专心正色。守礼义，存纯洁，耳朵不听不该听到的言语，目不邪视，出门不能打扮得很妖艳，在家不能穿得太随便。不和品行不好的人来往，不要只看重门第。这就是所谓的专心正色了。如果行为举止轻浮，目光和神情游移不定。在家披头散发，出门就浓妆艳抹，说不恰当的话，看不该看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不能专心正色。
曲从第六。说“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这是想要人安定心志，专一不二的言论啊。公婆的心是不可以失掉的。事物有因为恩惠而自我离弃的，也有因为道义而自我毁坏的。丈夫对你虽然怜爱，可公婆却不一定喜欢你，这就是所谓的因道义而对夫妻关系的深重伤害。但公婆的心意就是如此，你奈何不了，所以只能选择逆来顺受。婆婆不说你的好，你最好听从；婆婆说你的不好，你更要顺着，千万不要争辩对错，争强好胜。这就是曲从。所以《女宪》说：“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女能得到丈夫的钟意，是因为公婆对你的爱，公婆疼爱你，是由于小叔子小姑子对你的喜爱，由此推论，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推从或诋毁，全在于小叔子小姑子。他们的心丧失了就不可再得到了。都知道小叔子小姑子的心不可丧失，要像亲兄妹一样和睦相处，即使是相处不好也没有办法。自己并非圣人，哪能没有过错！从前颜子贵在有错就改，所以孔子夸他为人能始终如一，更何况女人呢。即使具备了贤惠的品行，敏锐的天赋，就能说不会犯错了吗！所以说家人和气才可以遮掩家丑，外姓、内姓相离则会家丑外扬。这是一定会出现的状况啊。《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丈夫的兄嫂弟妹，虽和自己没有血缘之亲，但却有深厚的亲缘和情义，应该尊重他们。谦虚柔顺的好女子，一定能和婆家的亲人和睦相处。倘若你是个贤淑谦逊之人，就能依靠道义而和好，推从恩义而互施援手，有些许美德就能彰显出来，而一点不好的地方就可以遮掩掉。公婆都称赞你，丈夫更会嘉奖赞美你，这样就会好名声传于邻里之间了，父母也会感到光彩。如果你是个愚蠢的人，当着兄嫂自恃清高，对着小姑子持宠示骄，这样做，哪还有和睦！恩义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美誉可传！所以说没有了美德，缺点就会显现。婆婆愤怒则丈夫就会憋屈，使自己名誉受损，羞耻、侮辱都归于一身。继续这样，就会给父母增添羞耻，离开就会增添丈夫的负担。这是荣辱的根本，并且是好坏划分的基本点，不能掉以轻心。然而要得到小叔子小姑子的心，最重要的就是要谦顺。“谦”是妇德的根本，“顺”是妇女的行为准则。这两条做好了，就足以家庭和睦。《诗经》说：“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就是这个道理。
价值意义
此书为《女四书》之首，是民国初期及以前几乎所有读书的女孩子的启蒙读物。
家族概况
两汉班氏家族概况班 壹：有史记载的班氏先祖。原系楚国人。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班壹躲避战乱迁居楼烦（今山西宁武），以畜牧起家，一致有牛、马、羊数千群，史称他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俨然帝王景象，年百余岁，以寿终。班 儒：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壹之子。曾任侠州郡歌之。班 长：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儒之子。官至上谷太守。班 回：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长之子。以茂才为长子县令。班 况：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回之子。举孝廉，为郎官，官至上河农都卫，因连年课考第一，入为左曹越骑校卫，成帝之初，其女被封婕妤，史称他“致仕就地，资累千斤。”后迁长安。班 伯：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况之长子。通晓《诗》、《书》。大将军王凤推荐他为官，被皇帝召见于宴昵殿，史书说他“容貌甚丽，诵说有法”，官拜中常侍，迁奉车都卫。后来定襄大姓石、李等，杀死追捕官吏，犯上作乱，伯拜为定襄太守，受命平贼。初到定襄，吏民同惧，气氛紧张。伯遂访问与其父、祖有旧恩者，执子弟礼，迎延满堂，怀恩醉酒，暗中打探贼人藏身之处，连日如此。等到城中气氛平缓下来，突然下令照单抓捕，一网打尽。远近称颂，说他“收捕盗贼如同神明”。后回乡扫墓，皇上令太守、都尉以下同往迎接，甚是荣耀。伯途中中风，皇上命以 侍中光禄大夫养病，赏赐甚厚，数年未起。后迁为水衡都尉，食禄二千石，不幸以38岁病故。班 游：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况之二子，博学多才，好黄老之学，以议郎迁柬大夫、右曹中郎将。不幸早亡，有子名嗣，明显当时。班 稚：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况之三子、班彪之父。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时，立定陶王为太子，数次谴人询问近臣，独班稚不答。哀帝即位，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后迁广平相。王莽和班稚兄弟同列友善，位尊权重，下令采集风俗，粉饰太平，各官纷纷编造祥瑞。班稚拒绝为其歌功颂德，琅牙太守公孙闳在郡府公开陈说灾害。御史大夫甄丰鼓动下级官吏上书弹劾公孙闳和班稚痛恨朝廷的圣政。太后说，“不宣扬祥瑞应与伪造灾害的分开处罚”。公孙闳被捕死于狱中，班稚害怕，乃上书谢罪，归还相印。太后下诏，降职使用，入补延陵园郎，食故禄终身。自此班姓不显莽朝，也没有遭致祸患。班婕妤（公元前48-前6年）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况之女。是才华横溢的女文学家，少年即有才学，善于诗赋。公元前32年被选入宫，成帝授予她少侠名号，后封为婕妤，居未央宫第三区的增成宫，在众多妃子中居第十位。后赵飞燕得宠，骄妒日甚，为求自保，自请奉养太后于长信宫。成帝死后，她又伺奉园陵，死后亦葬园中。原有文集一卷，后散失，今仅存《自悼赋》、《捣素赋》、《怨歌行》三篇， 表现了她在宫中的苦闷，文辞哀楚凄丽，千百年来，传诵不绝，不知赚取了多少痴男怨女的眼泪。  班婕妤班 彪（公元3－54年）字叔皮，陕西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东汉初期著名的儒学大师、史学家，广平相班稚之子。青年适逢王莽之乱，作《王命论》劝说据天水称霸一方的隗嚣支持光武帝刘秀的事业，隗不听，遂隐居于河西。后大将军窦融崇拜其美德，荐为徐令，官至望都长。后精研汉史，从事著作，作《史记后传》60余篇。后被其子班固整理成《汉书》。班 固（公元31－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班彪长子。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僚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九岁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受到当时学者的一致赞扬。班彪去世后，他继承其父遗志，继续完成《史记后传》的编写，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蒙冤入狱。其弟班超上书明帝为其辩冤。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点校秘书，专搞著作。自公元58年至公元82年，历25年之久，基本完成了史学名著《汉书》的写作。《汉书》亦称《班史》，以断代为史，纪传为体，首开中国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任玄武司马，负责玄武门的守卫。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讨论五经异同，班固出席会议并担任记录，后来他根据记录写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一书，成为汉代经学的经典。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随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为中护军，参赞军务，随军出塞三千里，奉宪命作铭，刻石记功。后为中郎将事，食禄两千石。后来，窦宪因擅权获罪自杀，当时的洛阳令种竞，因受过班固家人的侮辱，乘机报复，将班固罗织入狱，不久死于狱中。其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班孟坚集》、《班兰台集》、《白虎通义》等。《后汉书》评他：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死后葬于孟津彰阳村班冢（今已失考）。今扶风县太白乡浪店坡以东，西宝公路75－76公里之间，路南有其坟墓。过去记载有石碑三通、石羊一对、石案一条，今已无存。只有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56年建立的“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迎来朝霞，送走黄昏。班 超（公元32-102年）字仲升，班彪的次子，班固的弟弟，既是东汉名将，外交家，又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选驱。年少而孤，家庭贫穷，30岁迁入洛阳，靠为官家抄写文章补贴家用，宏图难展，感慨良多。一次，投笔在案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求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来，便成为“投笔从戎”这句成语的来源。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出任假司马，随大将军窦固北击匈奴，机智勇敢初立战功，受到窦固和朝廷的赏识。当时，匈奴作祟，横行西域，汉朝和西域的联系被迫中断，西域各国饱受其苦。朝廷先后封他为司马、将兵长使、都护等职，派他出使西域，以续前功。在出使西域31年中。他依靠汉朝和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以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攻杀了匈奴使团，平息了部族叛乱，使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奴役和控制；打败了月氏人的入侵保卫了西域各国人民的利益；收服了西域诸国，畅通了丝绸之路，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汉和帝曾于公元95年下诏表彰他，封他为定远侯。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给陕北公学院教授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的复信中，特别称赞“东汉班超的事业”，说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民族联合和反抗侵略这两个基本点上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有很大的历史相似性”。死后葬于孟津彰阳村班冢，华阴市区25公里处的班庄村官道旁、新疆喀什也有人们的纪念墓。后人有诗赞他：投笔从戎胆气豪，积功才得换征袍。漫言生相原应贵，要仗胸中贵六韬。班 昭女，（公元49－120年）又名班姬，字惠班，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东汉史学家。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因丈夫姓曹，历史上又称曹大家（音姑）。丈夫死后，和帝赏识她的才华，让她供职宫中，教皇后和嫔妃们读书，很受和帝及后、妃们的尊重。班固去世之时，《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并未完成，遗稿散乱，她奉命整修，得以完成。其作品还有“赋”、“颂”、“门”、“注”、“哀辞”、“书”、“论”、“遗令”等十六篇以及《女则》、《女范》、《女孝经》等，她在《女则》、《女范》、《女孝经》中提出了妇女应当遵守的封建伦理道德，为儒家和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敬重，也就被抬到“女圣人”的地位。其子曹成被封为关内侯，另一个儿子曹俗，也在陈留为官。死后，皇太后亦素服举哀，派人监护丧事，以示优礼。班 勇字宜僚，班超的次子。他长期住在西域，直到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才随乌孙国朝贡的使臣回到汉朝。他熟悉西域的风士人情，对西域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随其父班超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其父死后，他又继承父志，任西域长史，带领500人与龟兹合兵击走了匈奴北伊蠡王，公元126年团结西域各族人民大破北匈奴呼衍王，进一步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著有《西域记》一书。班 雄班超长子。继承父志，安抚西域屡立战功，官至越骑校卫。
历史评价
《女诫》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还有人说班昭所鼓吹的封建道德教条，对于压抑女性的思想，它是很彻底的。更由于出自于班昭之手，所以影响极大，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的女性观，客观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因此五四时期倡导女性解放的人们竭力非议《女诫》，那时候是政治的需要。但是，班昭是有意要将自己的骨肉姐妹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去吗？《女诫》，到底是女人处世的宝典还是封建礼教赐予女人的精神枷锁呢？
从当时她所处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主观目的却是想矫正时俗，预防重新出现外戚专权跋扈的现象。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只能用写作《女诫》这种“曲线”方法，来达到防制外戚，以挽救国运的目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女诫》本来便是为宫廷女性而写的。《女诫·原序》提到写作目的时虽然口口声声宣称“男能自谋矣（时班昭之子曹子谷已被封为关内侯，后官至齐相），吾不复以为忧。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因作《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益汝身。”但《女诫·原序》明明白白地说过她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可见，班昭写作《女诫》时，至少已经五十四岁。汉普遍崇尚早婚，身份越高贵，结婚越早。班昭十四岁即作新妇，（丈夫曹寿字世叔早卒）见《后汉书列女传》相同。据此推算，可知班昭五十四岁时决不可能还有未嫁之女；即使有之，也不可能一直待到她们要出嫁时，才想到需要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免其“失容他门，取耻宗族。”从后一条说，一则班昭是一贯主张女子教育的，自已便因在宫廷为皇后及诸嫔妃讲学而被人敬称为“大姑”；二则班昭父家与夫家皆有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传统。班昭自己固然“博学多才”，其夫妹（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曾为书评述《女诫》，以为“辞有可观”。可见班昭《原序》所谓《女诫》乃为自己未适诸女而作，显然是一种不便道出本旨的假托说《女诫》是为宫廷女性而写，还因西汉之后，宫廷内部淫风盛行，延及东汉，犹未好转；而且班昭之时，汉室已有女性干预朝政，外戚跋扈擅权的苗头。于是班昭试图通过对宫中女性的教育，来矫正时弊防患未然，可谓用心良苦。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以下事实。
一、俗语有称“脏唐臭汉”，汉之淫风泛滥成灾。从吕后开始，政府积极倡导早婚，不但宫廷争做表率，如昭帝即位只有八岁，便有六岁的上官皇后；平帝九岁即位，安定皇后也是九岁；而且还以法令鼓励早婚，汉惠帝六年便有“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收五算”，使得早婚迅速成为社会习俗。早婚弊多利少，一方面缩短了人寿命，以致东汉十四帝，除被弑者外，活上四十岁的只有俩人；另一方面，早婚使身心未成熟的少男少女们很早知道了男女之事，助长了淫风。试看《汉书》所载汉诸王的荒淫，便足令人咋舌：燕王刘定私通父妾并使生下一子，又强夺弟妻为已妾，又奸污了她的三个女儿；赵太子丹与亲姐及宫女淫乱；江都王建在其父死后未葬时，就奸淫了其父爱妾，又与已妹淫乱，甚至还强使宫女与羚羊及狗性交，观之以为乐；齐王终古也曾令其所宠之奴与妾八子及诸近身侍婢奸淫，或让他（她）们裸体与犬马交配，自己在一旁观看取乐。诸王如此，寡居后的公主们也不落后：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女鄂邑盖公主私通丁外人，等等。这些都说明西汉宫廷中淫逸之习的严重。东汉紧接西汉，宫中淫风当然不会自然断绝。东汉帝王多早夭折，便是早婚和淫逸的结果淫风的流行，本来是男女双方所应共同负责的，可世人却往往将此责任委之于女性的不守“妇道”。似乎只要女性完全驯服于自己的丈夫，将丈夫的意志看作不可违逆的天的意志，那么生活的天平便不会失去平衡。班昭受儒学影响颇深，所以《女诫》通篇所言，皆为女子如何柔顺地服从男性，以家庭的正常生活，和谐的伦常之道为最高追求。班昭有为皇后和诸嫔妃讲学的任务，向她们灌输这样的观点，便自以为对矫正淫风会起一定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东汉政权的旁落。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是把西汉的灭亡归因于外戚的擅权跋扈的。光武帝及继位的明帝都很注意这一点，故在他们统治时期绝无给后妃家属封侯之事。可惜章帝庸懦宽恕，即位四年后，便任由皇后窦氏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同时发生了废黜太子，诬陷宋贵人致其自杀，陷害并毒死梁贵人，加罪马氏等事件，从此揭开了东汉外戚相互挤压，争权夺利的序幕。班昭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不能没有触动与忧虑。况且她写作《女诫》时，正当邓太后称制。邓太后在东汉称制的诸后中，虽然可算是最贤明的，但也允许其兄邓骘身居要职掌握大权。邓骘残暴肆虐，直到邓太后病死不久，才由安帝刘佑联合宦官李闰加以诛灭。邓太后原是班昭的女弟子，两人私交甚好，然而儒学提倡为尊者讳，所以班昭不可能向邓太后直接指出其不当，但也不希望邓太后成为历史罪人，所以只要有机会，还是抓紧不放，进行劝谏。如安帝永初年间，邓骘以母忧为由“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班昭便上疏劝谏，使得“太后从而许之”，达到了削弱邓氏在朝势力的目的。如果说这属于直接劝谏的话，那么写作《女诫》便是“曲线”劝谏了。因为《女诫》具有显明的反对女性干预政治的思想，皇后和诸嫔妃读了后若能不干预政治，便不会有外戚擅权之事发生，汉室也就不会倾覆。何况更重要的是《女诫》成文后，邓太后必有过目的机会，若邓太后能看懂《女诫》的内涵，肯定会对邓骘等外戚有所警惕和防范。这正是班昭“曲线救国”的无可奈何之法班昭虽有救国之心，但其救国之策却是十分消极的。
《女诫》中的思想也不是班昭首创。它完全没有脱离儒家的那一套，全文一千六百字，引儒学经典《诗》、《礼》、《易》、《论语》等便有九处之多。首句“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即源于《诗经》。而且全文分七项，类同于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她只不是过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三从四德”“以夫为纲”并不是班昭写了《女诫》后才有的，班昭的《女诫》只是对前人的思想加以组织和修订而已。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会因为班昭写不写《女诫》而有所改变。班昭写《女诫》只是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形式和内容，就不能引起邓太后的“注意”，以致不但“曲线救国”之梦落空，而且反而被后人利用，最终成为套在妇女头上的精神枷锁。
其实，我想一切的褒贬都应与班昭无关。因为班昭生活的朝代离我们已是那么的遥远，她当时所写《女诫》的内容，只是是符合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班昭在人伦关系上，要求女子处处和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今人不能拿近代的观念去要求一个仙逝的古人。任何一本书无论是被称为宝典还是枷锁，势必需要自己理性地批判和接受，我们不能只看它说了什么，关键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让人有所获，便完成或者说达到作者写书立言的目的了。
两书辨析
《女则》与《女诫》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却因书名相近的缘故被很多人混淆。
《女则》是长孙皇后采集古代妇女主要是历代后妃的事迹并加上自己的评注，用于时刻提醒自己如何做好皇后的一部评论集。宋以后，此书失传。
《女诫》是东汉班昭写作的一篇教导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书，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与明成祖的徐皇后《内训》，唐宋若莘的《女论语》，明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一起被称为女四书并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