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媒介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媒介观
《传播理论》一书有这样的回顾：“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流派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运动始于卡尔.马克思主义（KarlMarx）和弗利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的思想，它包括几个关系松散的向社会统治秩序发起挑战的理论，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分支，包括传播，都受到了这一思想路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灯塔，而且是传播理论的宝库，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媒体观和新闻观进行媒介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指南，同时还需防止只承认某些过时的观点或回避一些非常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原则。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媒介现象，是开展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媒介及其新闻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的本质，经济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并决定政治建筑和思想关系。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建立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社会形态，在每一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即决定这个社会的精神生产为谁服务。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有什么性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就有什么样性质的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我们观察媒介现象，首先不能到政治和精神生活中去寻找它的根源，而主要是到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中去探寻。媒介行为和记者的报道视角，在一般情况下不是自身的冲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媒介批评家如果看不到媒介背后的经济变动的影子，只到思想根源中去诊断思想病变，就颠倒了社会的有机结构。
新闻媒介反映的一切现象，都来自物质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状况，当我们批评媒介的时候，如果忘记了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内在联系，就把媒介行为孤立地视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即脱离社会经济形态的、孤立的主观意识。“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因此，一方面要扩差媒介如何被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还要考察新闻媒介及信息传播是否适应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媒介行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摆线之一，由生产方式赋予它一种特殊品格，即由经济关系决定媒介代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西方，脱离这一点去评价媒介的种种表现，往往把欺骗人民的报道视为人民的福音，把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媒体视为大众的喉舌、社会的天平。
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每一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这是因为，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事物质生产的资料和从事精神生产资料都掌握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不仅掌握着土地，机器、资本等物质生产资料，而且掌握着出版社、印刷所、报纸、广播、电视等精神生产资料。如果这些传播手段和媒介由少数掌权者说了算，人民被排斥在支配权以外，那么，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辰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新闻媒介只有摆脱少数人的武断控制，真正被人民支配，它才不能变成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的同时，又充分肯定意识形态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他们认为，这种反作用从总的看表现在阻碍或是推动物质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反动的腐朽的意识形态起着维护旧的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反之，先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则促进旧的生产方式灭亡，帮助新的生产方式诞生、巩固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绝不是无生命的东西，它是人们精神生活和理性追求的产物，体现为思想探索与斗争的过程。在这探索和斗争中，新闻媒介是最卓越的认识工具，无疑要成为社会文化教育的杠杆。为此，马克思说：“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这就是媒介的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观察新闻媒介的全部活动，从它的精神价值和理性运动出发，才能对它的社会功能看得更清楚，更深刻。但是，记者们或媒介评论家越来越倾向把媒体视作一种信息工具，忽视它的思想属性和色彩。不错，新闻媒介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但它的灵魂却是思想与理性的抗争。人类面对复杂艰难的生活旅途，特别需要思想的力量，媒介总是提供这种力量，同时也提供欺骗的、诱惑的坏思想。马克思关于“文化和精神教育强大杠杆”的结论，是对新闻媒介功能的科学概括，媒介批评把这一节落看作“媒介理性”的透视镜，使人们看到媒介如何推动人类的精神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巨变。
马克思关于媒介的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提出“报刊的内在规律”说。他强调，“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都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跋扈而丧失掉。”媒介的内在规律是任何个人、政治组织和强大的权力不能改变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有人不断把自己的一致强加给媒介，所以，世界上各种媒介不断出现谬误、信息陷阱和荒唐的思想。规律被歪曲，错误便接踵而至，这是规律不可抗拒的惩罚性反应。这也为媒介批评提供了连绵不绝的靶子。批评遵循的最高准则，无疑是马克思的“内在规律”说，抛弃媒介的内在规律去评述媒介与新闻现象，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也就消失了。
媒介的这种内在规律是什么？这又十是复杂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却论述得非常完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主要内在规律就是：
（一）人们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闻的消息：
（二）日本报刊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三）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合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知识；
（四）报刊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最高的力量，即诉诸既成事实的力量”，人民的信任是报刊的生存提出；
（五）报纸文章不能耽误时间，“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时事性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
（六）报刊始终是在形成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十室九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
（七）出版法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状态。“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
（八）“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
（九）“党首先需要的是政治机关报”，党刊的任务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
真正理解了媒介的上述内在规律，就能正确地认识媒介，有效地透视新闻传播的现状和社会意义。在这九条规律中，前一条构成后一条的前提，后续规律在前提规律制约才能发挥作用。任意地、孤立地强调这九条规律中任何一条，而取消其它规律的作用，都会导致媒介的变质。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观，而这一媒介观的各个结论是统一的，割裂它们的联系，片面地强调一两个观点而否定其他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褒渎。[1]
麦克卢汉媒介观
马歇尔·麦克卢汉是西方传播学的巨匠，他的成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问世之后，在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我想，这本著作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关注，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麦克卢汉提出来的新颖的学术观点，其中包含有媒介观、传播观、社会观等；二是他的研究方法。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定性而不定量。
本文主要围绕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的新颖的媒介观进行分析。
考察从单一视角转向多维视角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指的是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源于新的尺度的产生；任何一种新的媒介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并指出，任何媒介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从而总会带来传播内容(讯息)的变化。
这个新颖的观点和以往传播学家提出来的媒介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一般人把媒介看作是工具或传播通道，往往关注媒介传递的内容是什么，并从媒介传递的内容出发来分析个人与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
而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带给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并不在于媒介传递的内容本身，“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无论铁路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①“媒介的内容或用途是五花八门的，媒介的内容对塑造人际组合的形态也是不能为力的。”②
相反，他认为能对个体和社会发挥塑造和控制作用的在于媒介自身。例如他通过分析精神病学家J.C.加罗瑟斯的《非洲人的精神健康与病变》一书，指出“从西方输入的技术力量如何在偏远的丛林、草原和沙漠中起作用”，③“文字环境把加纳土著拽出集体的部落社会，使他搁浅在个体孤立的沙滩上。”④循着这种思路，麦克卢汉就要求媒介研究不仅要考虑其传递的内容，还要考虑媒介自身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
麦克卢汉的这种观点使我们研究媒介的思维方式由平面思维进入到立体思维，从微观思维进入到宏观思维，由单一片面思维进入到全面思维。这种研究问题的视角方法有助于我们能更科学地寻找个体心理和社会变化的原因，从而制定出比较客观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对策。
启示运用媒介的相互容纳性开发新的媒体技术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一种媒介总是充当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媒介之间只有进行相互作用才具有自身存在的意义，例如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而言语的内容是实际的思维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又是非言语的。
这种观点使我们对媒介的叠加与融合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将新近出现的几种新媒介技术按照上述思路融合在一起，可以开发出另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从而具有更强的功能。
麦克卢汉界定的媒介范围的模糊性麦克卢汉在书中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媒介进行分析。其中他在应用篇里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媒介。这26种媒介分别是口语词、书面词、道路与纸路、数字、服装、住宅、货币、时钟、印刷品、滑稽漫画、印刷词、轮子自行车和飞机、照片、报纸、汽车、广告、游戏、电报、打字机、电话、唱机、电影、广播电台、电视台、武器、自动化。他对什么是媒介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无法使我们感知媒介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
实际上，对于媒介有必要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这对进行相关的媒介研究、媒介分类有重要的意义。
“冷媒介”和“热媒介”的提法流于直觉麦克卢汉认为，“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高清晰度是充满数据的状态”⑤，“热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⑥并且他指出收音机、电影、照片等是热媒介，而电话、电视、卡通画等是冷媒介。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热媒介延伸一种感觉，那么电话、卡通画应该是热媒介，他们分别延伸了人的听觉和视觉。电影不仅延伸了人的视觉而且也延伸了人的听觉，应该是冷媒介。
按照以上的逻辑分析，明显麦克卢汉对于冷媒介和热媒介的界定与其所举的例子有矛盾之处。这就显示他对冷媒介和热媒介概念的模糊性，因此他下的这两个定义不具有科学性。
过分强调了个体在媒介面前的无能为力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或新技术，而且是一种社会“新尺度”的创造，这种创造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例如，在印刷媒介出现之前，人际传播往往是直接地和面对面地进行的，而印刷媒介则突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的传播方式的限制，促使人们去解读和思索更为精密和复杂的印刷符号。而电子媒介的普及，则更是导致了全球生活的革命性变化。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富于启发性地揭示了媒介的重要作用，但又将这种作用作了过分渲染。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并断言：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身上。那么面对媒介的强大控制力和塑造力，人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般的想法是变换使用媒介的方法，在改变媒介的内容上下工夫。可是麦克卢汉却认为这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⑦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⑧诚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的内容是媒介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凭此判断人与社会在媒介影响下的无能为力显得有些武断。因为一种媒介如印刷刊物的内容是文字信息，虽然文字信息的载体是另一种媒介即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的内容是媒介，但以文字为载体传递出的信息、表达的思想却是可以让人们学会思考、保持警惕、辨别好坏是非。
地球村——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作用的预言麦克卢汉对现代传播媒介的分析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20世纪，当然也包括21世纪生活的观念特别是当代青年人的观念，他所预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麦克卢汉看来，“地球村”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交通工具的发达曾经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都市化，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由直接的、口语化的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而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个人对个人的交往。“城市不复存在，惟有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幽灵。任何公路边的小饭店加上它的电视、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和纽约巴黎一样，具有天下在此的国际性。”⑨麦克卢汉时间和空间的区别变得多余。这种新兴的感知模式将人类带入了一种极其融洽的环境之中，消除了地域的界限，文化的差异，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体系正在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环球村即将产生。事实上，这种环球村已经产生。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是全球化理论的萌芽，对后来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新媒介观
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生活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媒介观来指导前景不明的传媒实践。
很难设想，全国各地的读者都会跑到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来购买图书。任何一种商品在现实空间中为方便它的消费者购买，都有自己可以到达的最大商业半径。一般而言，在特定范围内，某个商品的消费者是有限的，越是个性化强的商品，它所拥有的潜在消费者越少。然而，商家需要为销售商品支付运营成本（房租、人力成本、管理成本等）。这一现实决定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商业运营模式只能是大数法则，即销售大多数人需要的产品。
信息时代的商业模式已发生明显变化，像当当这样的网上书店、美国苹果公司创办的网络单曲下载店，商业半径是无限大的，却无须支付大量门店的营业费用，像单曲下载这样的电子产品，发行成本、生产制造成本也能极大程度地降低，只要支付艺术家的版权费即可。这为商家销售少数人需要的冷门商品提供了可能。虽然销售量处于头部的畅销品对商家而言仍很重要，但过去那些销售量小但品种繁多的尾部产品现在也变得同等重要，它一样会为商家带来利润，且不比头部产品少。
显然，技术进步为媒介的个性化提供了条件，传媒领域呈现出个性化、海量化、碎片化、草根化的发展趋势。新媒介观虽然不甚明朗，但它的大致轮廓已依稀可见。[3]
传媒人的媒介观与伦理观
有关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平衡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与其他社会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其他行业一样，从业者对待在履行专业角色时所引发的利益冲突的态度，往往和其对于自己所在行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的认知有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观与伦理观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一、对媒介社会功能的认知在西方当代新闻理念中，基于对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功能重要性的不同看法，大体可概括为两种冲突的方向：其一是“中立”（neutral）模式，它基于自由报刊理念，强调媒介传递社会信息、监测社会环境的功能，认为媒介是社会生活的传感器，记者是社会发展的旁观者，只应该客观中立地报道事实。其二是“参与”（participant）模式，即站在报刊社会责任理念的立场，强调媒介的选择、守望和诠释功能，认为媒介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记者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应该积极主动地传达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声音、协调现代社会各方利益、推动社会进步。①西方传播学者曾将被许多从业者认定的媒介功能一一列举出来，让不同的受访者来判定其重要程度，藉此来探讨记者对媒介“中立”或“参与”角色的价值观究竟如何。结果发现，多数记者持“参与”的媒介观，比较强调新闻的调查、分析和解释，以及媒介推动国家政策发展和为社会提供文化教育的功能；但同时也有一半记者认为显示媒介“中立”功能的，如媒介传递信息是否迅速及时和事实内容是否准确也相当重要。②这显示出一方面以独立报刊思想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媒介观，在西方记者当中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多数记者也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倾向于社会责任论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修正。参照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结合中国媒介现实，我们同样设计了一组有关媒介角色与社会功能的问题让受访者自行判定其重要程度。结果发现，认为是最重要的前两个选项为媒介“中立”的社会功能，而且，所有选项中被普遍认为比较重要的7项社会功能（重要指数超过4，意为“非常重要”或“重要”）当中，有4项为“中立”的社会功能，依次是“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报道最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新闻”和“报道可靠信息与阻止流言传播”；而“参与”的只有3项，依次是“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成为人民喉舌”和“对复杂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这与西方现有研究成果的结论是有所不同的。可以说，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目前比较倾向于“中立”的媒介观，即认为媒介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迅速提供新信息、依据事实进行报道，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排在第3位的是“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这是调查所显示的被新闻从业者认为是有关媒介“参与”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参见表【1－1】）。【表1－1】您对新闻媒介下述社会功能的重要性看法如何？（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　　　　　　　　　　　　　　　　　总体　报纸　电视　广播a）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　　　　　4.61　4.57　4.76　4.58b）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　　4.49　4.4 　4.68　4.72c）报道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4.07　4.02　4.21　4.08d）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　　4.01　4.02　4.11　3.73e）对决策中的政策展开讨论　　　　3.57　3.56　3.59　3.51f）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　　　　　3.85　3.81　3.91　3.95g）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　　3.95　3.91　4.03　4.02h）引导公众舆论　　　　　　　　　3.96　3.92　4.08　4.02i）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　　　　　4.16　4.09　4.25　4.3j）成为人民的喉舌　　　　　　　　4.05　3.98　4.2 　4.15k）推动社会改革　　　　　　　　　3.96　3.91　4.07　3.98l）声援社会公益团体　　　　　　　3.21　3.11　3.57　3.25m）报道最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新闻　4.09　4.08　4.24　3.95n）提高群众的知识与文化水平　　　3.58　3.57　3.57　3.45o）为民众提供娱乐和休闲　　　　　3.65　3.62　3.8 　3.48p）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　　　3.34　3.31　3.34　3.4q）质疑并批评企业的言行　　　　　3.39　3.36　3.42　3.48r）质疑并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　　　3.25　3.22　3.33　3.28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媒介的从业者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看法略有不同，电台从业者认为新闻媒介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依据事实进行报道”，而电视和报纸从业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迅速报道”，观照中国新闻媒介的现实，其间的差别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从业者对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时效性进一步提高的期待，而相对于报纸和电视而言，广播新闻的时效性近年来是比较好的，“真实可靠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在后续补充进行的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有关“中立”或“参与”的媒介观，显示出的与西方同行的差异，主要源于长久以来中国新闻媒介由于过份强调其宣传功能，以及在此前提下新闻从业者对现实的干预，而在客观上极大地弱化了新闻媒介迅速及时地传递信息、监测环境的基本功能，因此，受访者认为，目前对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认知，应该先正本清源，回溯到对新闻媒介迅速及时、客观全面报道新闻事实的最基本功能的认同上，才能真正推进新闻媒介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离开对这一最基本功能的认同，媒介的“参与”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守望和诠释”，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干预和建构，其危害是不言自明的。若与“97调查”的结果相比，在新闻媒介社会功能重要性的排序上，“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均居重要性之首；而“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报道最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新闻”和“报道可靠信息与阻止流言传播”、“成为人民喉舌”和“对复杂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的排序分别从“97调查”的第3、4、9、8、7、10位，上升为本次调查的第2、3、4、5、6、7位；而在“97调查”中居第2位的“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政策”、居第5位的“引导公众舆论”和第6位的“推动社会改革”则在本次调查中分别下降为第10、第8和第9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新闻媒介已经逐步摆脱了单一的宣传功能，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在从业者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参见【表1－2】）。【表1－2】“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重要性的看法”与“97调查”对照：　　　　　　　　　　　　　　　　02调查总体　97调查总体a）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　　　　　　4.61　　　　4.63b）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　　　4.49　　　　4.45i）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　　　　　　4.16　　　　4.42m）报道最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新闻　　4.09　　　　4.11c）报道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4.07　　　　4.27j）成为人民的喉舌　　　　　　　　　4.05　　　　4.35d）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　　　4.01　　　　4.09h）引导公众舆论　　　　　　　　　　3.96　　　　4.41k）推动社会改革　　　　　　　　　　3.96　　　　4.38g）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　　　3.95　　　　4.48f）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　　　　　　3.85　　　　4.08o）为民众提供娱乐和休闲　　　　　　3.65　　　　3.45n）提高群众的知识与文化水平　　　　3.58　　　　3.85e）对决策中的政策展开讨论　　　　　3.57　　　　3.67q）质疑并批评企业的言行　　　　　　3.39　　　　3.10p）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　　　　3.34　　　　3.05r）质疑并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　　　　3.25　　　　2.96l）声援社会公益团体　　　　　　　　3.21　　　　3.36二、对新闻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认知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关涉职业伦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与消息来源的关系。事实准确可信是新闻报道需要遵从的重要原则，为此记者不仅需要从消息来源处尽可能准确和充分地获得相关事实信息，也需要在报道中尽可能地披露消息来源的身份以强化信息的可信性。但是，在很多涉及敏感话题的采访中，消息来源往往以记者承诺在报道中不披露其真实身份为提供相关信息的前提。新闻从业者面临更复杂的伦理困境则是新闻报道的公开性与报道所涉及的个人的隐私和组织的保密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除了法律的保障之外，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新闻从业者根据其职业伦理观，视所处的现实情境作出判断。在这里，新闻从业者的主观理念和自律，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调查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在新闻界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为采写新闻而使用的接近消息来源和获取相关信息的方法和手段，发现比较能够被接受的做法依次是：与同行交换采访资料、为别的新闻媒介写稿、纠缠消息来源直至获得需要的信息、隐藏身份进入被访单位以获得被访者不愿公开的信息；而最不能够被接受的做法依次是：未经许可而使用被访单位的机密文件、允诺不透露消息来源的身份却不遵守承诺、未经许可使用私人文件。这说明在关乎保护个人隐私、尊重组织的保密制度等方面，以及利用同行之间交换采访资料来确保报道真实全面，新闻从业者是比较有共识的，这一点，和西方记者的观念非常接近。③但是，对于西方记者来说，无论何种形式的“暗访”，总体上都不大被认同，而这一点，我们的受访者大多持“说不清”的态度，这个问题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新闻界需要从观念上进一步梳理的问题（参见【表2－1】）。【表2－1】下面是新闻界存在的一些采写新闻的方法，您认为新闻工作者能不能采用这些方法？（1表示“绝对不可接受”，3表示“说不清”，5表示“绝对可以接受”）　　　　　　　　　　　　　　　　　　　　　　　　　 总体　报纸　电视　电台f）与同行交换采访资料　　　　　　　　　　　　　　　3.73　3.63　3.93　3.82h）为别的新闻媒介写稿　　　　　　　　　　　　　　　3.28　3.28　3.03　3.65d）纠缠消息来源直至获得需要的信息　　　　　　　　　3.11　3.1 　3.03　3.1l）隐藏身份进入被访单位以获得被访者不愿公开的信息　3.06　2.97　3.21　3.35j）未经被访者的同意暗中录音、拍照或录像　　　　　　2.7 　2.48　3.33　3.15i）直接采用被采访单位准备的稿件　　　　　　　　　　2.56　2.59　2.25　2.88a）用钱来获取机密消息　　　　　　　　　　　　　　　2.39　2.32　2.54　2.59m）以煽情手法处理新闻　　　　　　　　　　　　　　　2.35　2.33　2.53　2.23c）假扮他人获取资料　　　　　　　　　　　　　　　　2.19　2.14　2.26　2.38g）引用其他传媒报道而不注明出处　　　　　　　　　　2.16　2.09　2.31　2.23e）未经许可使用私人文件　　　　　　　　　　　　　　1.67　1.6 　1.66　2.08k）允诺不透露消息来源的身份却不遵守承诺　　　　　　1.66　1.66　1.64　1.75b）未经许可而使用被访单位的机密文件　　　　　　　　1.65　1.6 　1.76　1.82有关新闻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利益冲突”的问题。它包含了新闻从业者是否能够保证自己不为一己之私而损害新闻业的崇高地位、是否能够不因个人利益或社会压力而背离对职业的忠诚、是否能够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始终将专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等一系列建立在专业主义理念基础上的道德信条。曾有西方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把“利益冲突”具体化为来自采访对象的免费馈赠、从事记者职业以外的兼职、来自上司、广告客户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外在干扰等等，5在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中，有关“有偿新闻”、“拉广告”、“兼职”等问题，已经引起业内各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0年之后，我们的调查发现，就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够接受“新闻来源单位安排的免费旅游”、“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和“被访单位的现金馈赠”的问题，大多数被访者持“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的明确态度，但对于是否能够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则态度比较中立。但是，尽管新闻从业者自身在职业道德认知上具有明确的正确态度，同时我们也发现，仍有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些现象在新闻界是比较普遍的。这与“97调查”的结论——新闻职业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反悖”是非常类似的。此外，被访者总体上对新闻工作者“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的认同度要比“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要稍高，但对这两种情况在新闻界是否很普遍的看法很接近，都比较中立。这也与“97调查”的结论很类似。我们必须注意到，在“97调查”的5年之后，对于来自采访对象的“免费馈赠”这类本应在道德认知上很清晰的问题，被访者总体上的“同意度指数”竟然都略高于“97调查”，有关“现金馈赠”和“免费旅游”是否在新闻业内很普遍的“同意度指数”也略高于“97调查”。这种退步不得不令人深思。在我们后续补充进行的深度访谈中，部分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有偿新闻”之风一方面确有所好转，另一方面“有偿”的方式却比几年前多样，如“免费旅游”较5年前为盛，涉及金额也大大提高，这种现实会造成从业者在职业道德上的“负疚感”减轻，因此表现在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上，认同度略有升高并不奇怪。与“97调查”的结论分析类似，受访者认为，有偿新闻禁而不止，并非单纯的从业者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问题，其中关系到新闻媒介运作机制的深层次原因，是无法回避的（参见【表2－2－1】、【表2－2－2】）。【表2－2－1】你是否同意下述做法（1为非常不同意，3为中立，5为非常同意）：　　　　　　　　　　　　　　　　　　　　　　　总体　报纸　电视　电台　97调查总体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　3.32　3.36　3.29　3.26　　3.22 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新闻来源单位安排的免费旅游　2.72　2.78　2.5 　3.06　　2.27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　　　2.71　2.77　2.52　2.97　　2.41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的现金馈赠　　　　2.17　2.2 　2.02　2.44　　1.81【表2－2－2】你是否同意下述现象在新闻界很普遍（1为非常不同意，3为中立，5为非常同意）：　　　　　　　　　　　　　　　　　　　　　　　总体　报纸　电视　电台　97调查总体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　3.89　3.89　3.84　3.83　　3.92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　　　3.55　3.58　3.28　3.69　　3.56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新闻来源单位安排的免费旅游　3.43　3.5 　2.98　3.59　　3.08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的现金馈赠　　　　3.3 　3.29　3.17　3.41　　3.09在问及新闻从业者是否可以“为企业担任公关”、“为企业制作商业广告”和“在政府或非盈利团体兼职”的看法上，大多持“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态度，也并不认为这些现象在新闻界很普遍，且多项“同意度指数”较“97调查”有所下降。这至少说明新闻从业者对待兼职、尤其是从事商业性质的兼职工作，是不认同的。但是，我们同时还发现，尽管《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单位不得用新闻形式做广告，不得向编采部门下达‘创收’任务，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但是受访者在“拉赞助”和“拉广告”的问题上，认识并不特别清楚，尽管现实情形较“97调查”略有好转，但观念上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和“97调查”一样，总体上对这两个问题持中立的态度（参见【表2－3－1】）。【表2－3－1】你是否同意下述做法（1为非常不同意，3为中立，5为非常同意）：　　　　　　　　　　　　　　　　　　　　　总体　报纸　电视　电台　97调查总体新闻工作者可以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　3.05　3.05　2.84　3.34　　3.09新闻工作者可以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　　2.83　2.86　2.46　3.2 　　2.89新闻工作者可以在政府部门或非盈利团体兼职　2.74　2.78　2.74　2.64　　　－新闻工作者可以参与为企业制作商业广告　　　2.23　2.2 　2.05　2.54　　2.37新闻工作者可以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　　　　　2.17　2.21　2.05　2.38　　2.03在涉及与广告客户的关系时，新闻从业者显示出了比较高的独立性，总体上不认同“新闻工作者应该主动淡化不利于广告客户的新闻”的做法，尽管和“97调查”差不多，对于在新闻界这种情况是表示还存在的，受访者总体倾向于比较中立的态度。而对于“新闻工作者应该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的新闻”的做法，同意度指数略高于“广告”，总体上也比较赞同这种情况在新闻界普遍存在的看法（参见【表2－4－1】。【表2－4－1】你是否同意下述做法（1为非常不同意，3为中立，5为非常同意）：　　　　　　　　　　　　　　　　　　　　　　　　总体　报纸　电视　电台　97调查总体新闻工作者应当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的新闻　　　　　3.14　3.1 　3.4 　3.17　　　－新闻工作者应当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　2.48　2.6 　2.4 　2.48　　2.46三、简短的结论综上所述，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看法，总体上持比较“中立”的媒介观，他们更关心新闻报道的新鲜、真实、迅速，也更关心媒介检测社会环境的重要功能是否得以实现。与“97调查”相比的差异，体现出中国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拓展，及其对新闻从业者媒介观念的影响，为媒介进一步朝向符合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方向发展，奠定了积极的思想基础。同时，随着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新闻从业者在职业伦理上已经形成了尊重他人隐私、尊重社会其他组织的规范、尊重同行劳动的基本共识。但是，我们也十分遗憾地看到，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0年后，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自律方面，仍然存在相当模糊的认识。在中国新闻改革进程中，新闻从业者在媒介观与伦理观上呈现出来的矛盾和冲突，是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