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川沙县
川沙简介
地理位置地理坐标为北纬31°08′20″～31°23′22″，东经121°27′18″～121°48′43″。全境面积448.65平方公里。岸线59.73公里（其中海岸46.43公里，江岸13.3公里）。人口60.59万。境内平畴沃野，阡陌纵横，既具江南水乡特色，又有近郊海滨风光，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上海的东南屏障。上海川沙县地图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川沙属江海冲积平原，长期来在江流和海潮的相互作用下，由积聚的沙洲逐渐连片成陆。北蔡、花木一线以西系老海滨平原，公元8世纪（唐代）时早有聚落。老护塘以西为早海滨平原，北宋时成陆。老护塘以东系中海滨平原，宋、元时一片斥卤直走东南，为华亭“下砂盐场”。钦公塘至人民塘之间的夹塘地区，系新海滨平原。明、清时期，长江主流改由南支入海，北端深泓逼岸，南部加速淤涨，清季延伸至今人民塘一线。
古代川沙是戍卒屯垦的海疆。唐天宝十年（751年）属华亭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归属上海县，清雍正三年（1725年）后分隶南汇、上海两县。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由上海、南汇两县划出，设川沙抚民厅，辖长人、高昌两乡三个保及八、九两团地。辛亥革命（1911年）改厅为县，直隶江苏省。1950年，南汇县划入29个乡。1958年7月横沙岛划归宝山县。同年12月，川沙从江苏省划出，改属上海管辖。1961年，浦东县撤销建制，农村地区10公社划入本县。至1985年，县境总面积为建国前的2倍，全县有3个县属镇、27个乡、326个村、2697个村民小组。
川沙处江海之交，海防前哨。历史上洪洼深阔，海舶易入。特别是东部的南跄口、白龙港和北部的吴淞口，形势尤为险要。宋代，华亭镇已在周浦地区设有杜浦寨，管辖高昌、长人两乡沿海武备。南宋建炎年间，韩世忠曾驻后军于此。明代因遭倭害，海防加强。洪武年间，沿海开始设置卫所，境内九至十七墩皆有守了汛兵，后又在周浦、清浦（今高桥镇东北）、东沟等地分别置清浦旱寨和南跄巡检司。嘉靖年间川沙筑城后，设守堡千户公署。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海警又拨苏州镇海卫兵驻守，各司营悉听调度。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因北部海盗犯境较多，故又升级为营，统管上、南、川、宝墩汛49处。此后，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川沙滩涂的延伸，驻防重点逐渐北移吴淞口。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今凌桥乡炮台浜建立东炮台；嘉庆年间，又建新炮台于今草庵头处，后为英军所毁。鸦片战争期间，吴淞口两岸驻有江南外海水师，江南提督陈化成曾在此抗击英军，血战西炮台而壮烈牺牲。同治九年（1870年），川沙营改为外海水师营，移驻吴淞口，专管外海防务。光绪甲午之战（1894年）时，白龙港拨驻重兵，并建有炮垒三座。民国13～15年（1924～1926年），因军阀内战，驻兵增多。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日舰多艘游弋于白龙港老洪洼海面策应，并炮轰吴淞口。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境内驻有国民党陆军张发奎的炮兵部队。川沙沦陷后，县境为日军盘踞。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把江东作为防守上海和控制出海通道的重要阵地，重兵布防，先后驻过七个军的部队，并建有碉堡等防御工事832处。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为清扫外围守敌，形成对上海的包围，在小营房、高桥等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过激战。新中国建立后，为保卫上海，巩固海防，陆、海、空三军部队常驻县境各地，地方民兵亦常备不懈。气候川沙地处东亚季风盛行的滨海地带，属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日照较多。年平均气温15.5℃，总降水量1087.1毫米，平均无霜期227天。老护塘内外，宜谷宜棉，东部沿海，滩涂辽阔，芦草丛生，方便渔牧；西部临市，种植果蔬花木，产销两利。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为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但频繁的风、潮、旱、涝等自然灾害，也给川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到1949年的800多年间，有死亡记载的大潮灾即达50次之多。清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十六夜，一场风潮，平地水深三四尺，居民溺死者十之六七，幸存者多外出逃荒乞食。寸土龟裂的大旱天气也有数十年。因此，修塘、浚河历来为地方要政，百姓也全力以赴。数百年间，境内曾先后修筑塘堤10多道，且历经沧桑，屡毁屡建；轮番疏浚河道70余条（段），达200多次。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南汇知县钦琏重修备塘（即钦公塘，今川南奉公路），塘西始免海潮之灾。1949年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组织群众抵御自然灾害，1951年筑成人民塘，夹塘地区已无潮灾。至1985年的36年间，共完成海塘、江堤土方629.62万立方米，石方58.21万立方米；开挖、整治河道1461条（段），长1864.51公里；建大小水闸50座，实现了水网分级控制、自由调蓄，提高了防洪抗灾能力。目前，全县35万亩农田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川沙县人民精神川沙人民富有爱国抗暴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明嘉靖年间，倭寇屯川沙洼，纵横海上，焚掠民间，人民奋起抗倭。六团国子监太学生乔镗，募集壮丁，痛击贼寇，屡立战功，又领筑川沙堡城，地方遂得安定。清顺治二年（1645年），周浦人孔思举旗抗清，六团民众奋起响应者千人，并与清军激战于张江地区。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洋泾地区人民削竹为枪，云集响应，很快就攻占川沙县城，同知窦塾闻风逃窜。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进军浦东，抗租抗粮者四起，并力助太平军在高桥地区与英、法联军及华尔“洋枪队”轮番苦战，失利后集烈士尸骨于屯粮巷墓地。光绪十七至十八年（1891～1892年），因同知倪人涵乱施酷刑，家丁横行街巷，全城为之两次罢市，并捣毁“公生明坊”，官场震动。清末，川沙子弟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光绪二十九年，县城人黄炎培、张志鹤等去南汇新场宣传新政，贬斥清廷，被视作革命党入狱；光绪三十年，高桥人李平书，在上海组织起第一个地方自治机关——城乡内外总工程局（后改为自治公所），后与高行人叶惠钧等组建商团，在上海首举义旗，响应武昌起义；光绪三十二年，上海裁撤“印捕”，建立该国警察机关，由杨思人穆湘瑶任警务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川沙民众群起声援，九月十三日上海宣布起义，十七日川沙即和平光复。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点燃起川沙的革命火焰，县内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纷纷投向党的怀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张闻天、林钧、王剑三、黄汉魁等入党。民国16年（1927年）3月，中共江浙区党委在川沙成立“独立支部”，并配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夺取军阀政权，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临时县政府。“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剑山被捕就义，组织遭破坏，革命一时处于低潮。民国18年，汪裕先来川沙建立起第一个中共川沙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川沙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敌后武装，联合友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共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打击了敌人，坚定了人民的抗日意志和必胜信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川沙人民被迫继续拿起武器，进行了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解放的斗争。民国36年（1947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浦东人民护丁总队（后改名浦东人民解放总队），路北区建立了武工队（后改名英勇中队）。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这支部队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支援了正面战场。l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在突破国民党浦东防线的激烈战斗中，于川沙境内共牺牲指战员1815名，分别安葬在高桥烈士墓和川沙烈士墓。解放后，川沙子弟踊跃参军，曾组织起20个新兵连赶赴朝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
经济发展
毛巾业  川沙毛巾工会章  川沙生产的毛巾川沙民间素尚耕织，特别是妇女，白天种田晚上纺纱织布，以维生计。后因洋纱盛行，土布滞销，纺工生计被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城厢首创经记毛巾厂，一时风气大开，毛巾业迅速崛起。至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县共有大小毛巾厂202家，真是家家经线，夜夜鸣机，有“毛巾之乡”之称。当时生产的“雄鸡”、“三角”、“帆船”等名牌毛巾，与充斥市场的日本“铁锚牌”毛巾抗争，并行销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市场。抗战八年，毛巾业受挫。抗战胜利后一度复苏，然因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勉强维持生产的只17家，900台织机，年产毛巾44万打。川沙解放后，经过政府组织生产合作，进行扶持改造，至1956年全县有公私合营毛巾厂50家，毛巾生产合作社23个，织机4498台，从业人员8972人，年产毛巾362.5万打。1962年6月30日，县属毛巾厂大部划归上海纺织复制工业公司领导，毛巾业更加快了发展。1985年尚有县属毛巾厂4家，年产毛巾187.69万打，产品远销日本、伊拉克、瑞典、挪威、丹麦、联邦德国、英国、赞比亚、澳大利亚、美国等几十个国家。服装缝纫业川沙缝纫历史悠久，裁缝师傅遍及乡里。鸦片战争以后，西服裁缝（称奉帮）除就业上海外，大多散在哈尔滨、海参崴和东南亚地区，华服裁缝(称本帮)以在上海经营为盛。民国6年（1917年）陈推官桥的金鸿翔在上海开设鸿翔时装公司，经营的女式西装大衣享誉海内外，被称为“女服之王”。县内除散于民间拎包上门的缝纫工外，四乡集镇也普遍设有缝纫铺。建国初（1950年）经工商登记的缝纫铺有179户、367人。无执照的兼业裁缝尚有3000余人。1956年，全县组织起31个服装生产合作社（组），有职工3568人，年产各式服装置33.9万件，产值474.2万元。1958年人民公社建成后，建立服装厂17家，职工2144人，年产服装134.2万件，产值648.48万元。1962年服装开始出口。1970年起，丝绸服装和刺绣结合，北蔡、江镇、城镇、六团、高桥、东沟、张江、杨思、孙桥等乡的服装厂，相继成为生产出口绣衣和时装的专业厂。1985年，全县共有服装厂203家，职工31297人，产值16325.7万元，年生产服装3990.77万件，产品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绣”业民国2年（1913年）春，县人顾少也设美艺花边公司于上海，并在高昌乡（今顾路乡）各路口设传习所，教授女工，一时习此业者不下千数百人。所产物品为欧美妇女所喜用。民国3年12月，川沙花边参加菲律宾嘉华年会比赛，得最优等奖。民国19年，全县有较著名的花边公司和工厂47家，从业者23050人，年产花边百万张，产值五六十万元。“贫苦之户，赖以宽裕者数千家”。抗日战争时期，花边厂全部停业，胜利后复业12家，从业人员9480人，年产花边16万张。至1949年初，因苛捐杂税、物价飞涨，仅存两家公司，年产花边只3000张。解放初期，海运封锁，网花又全业停顿。1951年曾向苏联出口花边12962张。此后，外销花边业务转往山东烟台地区定点生产。1982年起，市区机制网扣花边问世，县内少量花边业务已由服装业统一经营。
刺绣源于明嘉靖年间上海的“露香园顾绣”。当时作为贡品和贵人服饰，后绣品流入市场，川沙妇女争相传习，所谓“年年手底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先是手绣，后有机绣，经长时期的发展，技艺精湛；内容丰富，线色多达200多种，品种有绣衣、台布、床帘、枕套、被面、围巾等。民国26年（1937年），高桥开始传入绒线绣花（简称绒绣），绣品层次清晰，形象逼真，富有立体感，是一种装饰用的艺术欣赏品。抗战八年业务停止，胜利后，从事绒绣的女工恢复到三四百人。新中国建立初期，只在国内少量销售。以后近二十年间，因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家庭手工艺品的生产没有多大发展。1979年起，全县办起了12家工艺品生产厂。1983年4月10日，北蔡绣工秦金芳赴日本、意大利进行操作表演，被誉为“中国刺绣技艺家”。同年12月，北蔡绣衣厂获外经贸部颁发的荣誉证书。1985年，全县有乡村两级工艺品生产企业19家，职工4297人，总产值5450万元。营造业川沙人一把泥刀走天下，曾被誉为“建筑之乡”。清光绪六年（1880年），蔡路人杨斯盛就在上海创设了全市第一家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光绪十四年，县建立了八业公所。后陆续在上海开设了周瑞记、陶桂记、顾兰记、连荣记、新泰、创新、陶记、汤秀记、陆根记、陶永记等不下数十家营造厂。在近百年间，上海由川沙人承建的大工程有：江海北关榷署、杨树浦发电厂、中国银行大楼、先施公司大楼、慈淑大楼、市政府大礼堂以及迦陵大楼等，对上海城市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工程质量为洋人所叹服。营造业的发展，吸收了农村大量劳力，也促进了地方建设。工厂、学校、道路、桥梁相继兴办，庙堂、宅院次第出现。自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23年的三十多年间，新建学校29所，修筑道路29条，桥梁89座。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筑工人流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至1949年解放前夕，川沙尚有建筑工人1.5万余人，但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新中国建立初期；地方经济尚未恢复，县内无多大建设项目，故有万余名建筑工人转往全国各地，参加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1956年5月，县建立起建筑生产合作联社，1958年10月又扩建为川沙县建筑工程公司，1960年竣工面积增至6万平方米。但在此后近二十年间，由于受地方经济体制的限制，经营面狭，事业仍无大的发展。1979年以后，国家和地方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使川沙建筑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先后成立了建筑设计室、建设开发公司和建筑安装总公司，下属31个公司企业。另有材料供应、木材加工、钢筋水泥制件、涂料、建筑机械配件等10个服务单位。1985年成立上海市政工程浦东指挥部，参与浦东开发区的建设。1985年全县有建筑施工队伍16336人，固定资产1564万元，拥有拌和机砂浆机396台，卷扬机554台，塔吊13座，汽车吊5辆，井架4951米，钢模板23666平方米，汽车62辆以及其他专用机床和打桩机械。年竣工面积30多万平方米，年产值9006万元。奶牛饲养业川沙沿海很早就饲养塘脚牛，平时充作劳役，产犊后挤奶自用。清光绪初，白龙港的顾华金从上海荷商“爱光社”奶牛场引入荷兰种公牛一头，经杂交繁殖，育成了川沙独特的黑白花奶牛。当时主要以出售牛犊取得经济效益。民国21年（1932年）时，售给上海华商牧场的奶牛有1082头（占其总饲养量的79.9%)。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存栏奶牛551头，至1954年，前后共支援全国各省市奶牛3865头，同时也开始向市区售奶。一年后，全县奶牛发展到1964头，调市鲜奶20.6万公斤。1960年奶牛饲养量达6006头。此后近20年中，由于对私养奶牛的限制，饲养量一直徘徊在3000头上下，最低的1964年仅1898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奶牛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85年存栏奶牛7747头，产奶1861万公斤，居市郊十县之首。花卉种植业川沙的花木乡，因久种花木而得名，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相传明末清初，一凌姓商贾建了一座凌大庵，院内遍种花卉，此后花卉种植持续不断。当时，东西二片共有凌、罗、徐、金、沈5家花园，花木品种有100多种，而以凌家花园为最盛。清光绪年间，花农分别组织起“花神会”，于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开展“抬花神”活动。民国23年（1934年），“花神会”，加入了上海花木同业公会，在上海开店设摊兜售花卉，承包种花业务，并代为设计园林，改建花园。时凌家花园周围已有花农200多户。抗日战争期间生意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稍有恢复，然因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经营日趋清淡。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生产逐渐恢复。1953年后，花农走上集体化道路，种植面积扩大到1138.9亩，品种增至1000多种，并扩大了销路和业务范围，初次销往港澳和20多个省市，年销售额达110万元。人民公社建立后，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花卉面积减少到538.71亩；“文化大革命”中，花卉苗木被诬作修正主义“根苗”而砍伐殆尽。1979年开始，花木生产重又得到恢复发展，除花木乡外，全县半数乡都开始了花卉苗木的种植。l985年，全县集体花卉销售金额已增加到122万元，1988年达323万元。
教育状况
教育发展川沙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创办新学和建国后普及教育两个时期。川沙在设治前后，境内仅有零星的私塾和义学，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始有同知何士祁捐资创建观澜书院。清末废科举，黄炎培、张志鹤等一批热心教育的有识之士多方奔走热诚劝学，于是新学勃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即有艾承禧、吴大本等在今孙桥首创私立养正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成立起学务公会，翌年改为劝学所，县始有教育行政机关，学校也相继兴办。至民国15年（1926年），全县已办起小学55所，在校学生4895名，因集资兴学而得奖者123人。光绪三十三年，杨斯盛在六里桥首创私立浦东中学，黄炎培任校长，陈独秀、沈雁冰、恽代英、郭沫若等都曾来校讲学，一时为世人所瞩目。民国9年（1920年），宋渠在大湾捐资办起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培德商业学校，之后又办起了川沙师范讲习所，新陆师范学校等。抗日战争初期，学校普遍停办，嗣后逐渐复校，并陆续办起了10所私立中学。至民国36年（1947年），境内已有公私立小学190多所，中学15所，职业学校2所。新中国建立后，人民从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独立，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速发展。首先，村村办冬学，开展声势浩大的扫除文盲运动。接着，办常年民校，使旧社会一字不识横划的青壮年获得了学习文化的机会，一时弦歌之声遍于乡里。同时，选村设点，调整学校布局，方便儿童入学。1958年开始，社社创办初中（包括农业中学），扩大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面。1978年后，改革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又陆续办起职业学校5所，中学附设职业班27个。同时，大力发展成人中高等教育，加强在职人员的文化补课和专业技术培训。1985年，全县已有小学222所，在校学生53472人，普及率在95%以上；普通中学32所，在校学生26242名；各类专业（职业）学校9所，学生2823名；成人教育有学员33000多名。历史名人数百年来，川沙培育造就了不少历史名人。其中有元代初期开辟南北海运的高桥新华村人张瑄，有明嘉靖年间震慑入侵倭寇的乔镗、乔木父子，有万历年间历任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通政使，政绩卓著的孙桥人艾可久，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登进士第而力荐学生徐光启入翰林院的黄体仁，有明末一身赤胆在山海关滴水崖力拒清兵、孤军奋战、殉职疆场的乔一崎，有祖籍顾路的清代大文学家、乾隆朝进士陆锡熊。鸦片战争后，处民族危亡之际，得民主风气之先，更涌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幼年时期在川沙城内生活成长。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黄炎培，清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城厢镇，解放后历任国家要职，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爱国民主人士。党中央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于今施湾乡邓三村，一生对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以及外交工作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蔡路的杨斯盛，业成后毁家兴办浦东中学，培养过如范文澜、钱昌照、罗尔纲、董纯才、潘序伦、胡也频、殷夫、邓拔奇等一代名流，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也曾就读于此。此外，还有光绪年间历任广东陆丰、新亭、遂溪三县县令，辛亥革命时会同高行人叶惠钧率商团参与上海起义，任民政长的高桥人李平书。杨思桥的爱国实业家穆湘玥（藕初），是振兴民族工业的先行者。城厢镇出生的当代著名音乐家黄自，谱写有《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热血》等著名爱国歌曲。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等均受其教。民国以来，川沙出生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军政界人物、企业家、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知名的学者教授，多达上千人，这是川沙对国家的人才奉献，也是川沙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祖籍为川沙县，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成右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是斗士，是英雄！
综合发展
川沙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抗灾御祸，辛勤耕耘，艰苦奋斗。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摆脱了封建枷锁，克服了各种困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创业，奋勇前进，使一个清代以前的偏僻水乡，民国时期的蕞尔小县，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川沙。这既不全得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也不尽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这是川沙人民用血汗浇注的业绩。
今天，国家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接着又作出了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决定，给川沙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城乡联系密切，交通通讯便捷全县现有县级以上公路44条，总长252.27公里，有7条交通干线经14个渡口、两条越江隧道通往上海区。另有通浦干河7条，其中4条可通航百吨级船队，沿浦有两个港口装卸区，125个泊位，1985年的货物吞吐量达357.7万吨。根据上海发展规划，350平方公里的浦东开发新区，250平方公里在川沙境内。今后川杨河以北，将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性城市新区。现外高桥的新港区已经规划定位，杨高路西段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浦江大桥已经动工，25米宽的川北公路拓宽工程已经开始，煤气管道已由庆宁寺铺设至县城。微波通讯已投入使用，电话自动化工程已全面展开。这些优越的地理经济环境，定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建设者前来投资合作。川沙有着对外贸易的长久历史和雄厚基础明代开始，就有棉花出口，清代至民国年间，有花边、毛巾、种子、鱼肚等外销，穿网花边行销欧美各国，年收入达四十万元。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年来，依托城市工业，外贸生产蓬勃发展，1988年，全县有中外合资合作企业17家，外贸生产企业已有184家，出口产品拨交额达6.38亿元。其中直接外贸4.6亿元，产品有农业5类11个品种，工业9类近百个品种，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美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川沙籍人士遍及海内外据1985年调查，川沙在市区和各省市工作的约有七万余人，包括在台湾的1900多人。川沙又是个“小侨乡”；在海外的华侨和已入外籍的川沙人士有2364人，寓居港澳的同胞有5669人，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建设家乡的重要力量。川沙人口密集，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县60多万人口中，有大量富余劳力可开发使用。技术力量也较雄厚，1985年有各类技术人员3712名，1988年已增至5000余名。有约15万技术熟练的工人队伍。这些，是发展川沙经济的人员优势。川沙拥有四大农副业生产基地（1)蔬菜基地。全县6个乡以种植蔬菜为主，1988年有菜田4.3万亩，年产蔬菜28万吨。
(2)养猪基地。1988年全县有500头以上养猪场145个，专业户500多户，上市肉猪35.96万头。
(3)禽蛋生产基地。1988年有万羽以上的禽蛋场32个，上市家禽293万羽，鲜蛋12402吨。
(4)牛奶生产基地。1988年有100头以上的奶牛场16个，专业户1500多户，上市鲜奶29371吨。这些，都是城市“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川沙历史上东为铁沙所困、西受浦江阻隔的不利形势已在改变，人多地少造成的矛盾开始缓解，工农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只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从县情出发，扬长避短，兴利除弊，来日川沙，前程似锦。
川沙古城墙
川沙古城墙位于新川路171号城厢小学内，始建于明代，现尚存东南一角，上有魁星阁、岳碑亭、笔塔等建筑。  川沙古城墙川沙古城墙建于1557年，是当时川沙人民为抵御倭寇入侵而建。凭借此城墙，川沙人民成功地击退了倭寇的多次侵袭。此城墙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物证。
古城墙尚留60余米，占地约2000平方米。城墙上有一座岳碑亭（区级文物），亭内保存着拓刻岳飞手迹的石碑。该手迹是岳飞勉励友人振作抗敌的一首七绝。其书法笔力雄浑、挺拔超脱，与诗文内容相称，流露出一股英风正气。城墙上另有魁星阁、文笔塔等建筑，掩映于古木繁花中。
但是川沙古城墙由于年代久远、建筑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裂缝，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一问题已引起了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上周，对古城墙的修护方案已向浦东新区有关部门进行报批，年内将启动对该古城墙的修护修缮计划。
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面文物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海现存的古城墙遗迹共有7处：近年来，已相继启动了对南汇、嘉定、黄浦古城墙的修缮，今后还将启动对上海现存古城墙更大规模的保护工程。
在岳碑亭上，亭子东侧的地面上有一条一二米长的明显裂缝。在魁星阁的东侧，也同样出现了一条裂缝。在古城墙的东面墙壁上，也有一条长长的缝隙，许多植物已从缝隙中长出，还有一棵粗壮的古树也从缝隙中“艰难”地“探”出头来。
另外，诸多裂缝也导致了古城墙出现倾斜。周一之说，古城墙上的裂缝有的是很久前就有的，也有的是近年来由于魁星阁、岳碑亭等建筑重新建造而产生的。原来，以前岳碑亭只有1层，古城墙还能够承担起它的重量。但上世纪80年代，岳碑亭重新被修建为2层的建筑，这无形中加重了古城墙的负担，使得墙体出现倾斜的趋势，裂缝便逐渐产生了。
为了防止城墙进一步倾斜，学校负责人在城墙西侧设计了一些假山，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将城墙“顶住”。
上世纪80年代，川沙古城墙破败不堪，移居香港的川沙籍人士陶伯育来到古城墙时，觉得十分痛惜，于是出资20万港元将古城墙修缮一新，并将魁星阁、岳碑亭这两座被毁坏的建筑重新修建。
对于川沙古城墙的修复工作，早在2、3年前，浦东新区的有关部门就曾委托上海交通大学古建筑专家曹永康，对古城墙的建筑结构进行勘测。曹永康向记者介绍，由于岳碑亭的重量过重等原因，城墙的墙体出现了一些不均匀的沉降，如果不进行修复，沉降现象可能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