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萧条
历史影响
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首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  黑色星期四时人流攒动的华尔街(1929年)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经济大衰退
原因经济大衰退（1929年—1933年），  等待救济的人民(罗斯福纪念馆，华盛顿)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循环理论，在分析大萧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对于萧条原因最好的说明，也许就是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它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1929年，消费者购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工商业者投资消费了18%，美国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了略少于10%，其余的用于出口。 
在1929—1930年，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减少了大约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约减少了一百四十亿美元。政府支出虽稍有增加，但其影响微不足道。反映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所减少的是：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增多了，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降低了。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只要查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所以减少的来由，既能确定这次大萧条的产生原因了。 
通过历史剖释，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而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此外，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 
  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率飙升在这些情况下，二十年代广告的扩大和分期付款赊销的增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分期付款赊销竭力膨胀消费品市场。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看来，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二十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有关部门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减少，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到1929年，消费品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了。例如，据估计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在这些条件下，无怪乎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四百零四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二百七十四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亿美元了。投资的缩减则导致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这个问题因住房建筑的减少而更加严重起来。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失业，会使消费品的销售额减少，从而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工人的失业。而消费品销售额的减少又反过来使投资进一步缩减，这两大部类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驱使生产日益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甚至诸如低税率和高利润等有利因素也可能助长了危机自爆发。现在看来，那个时期增加的收入大半落入少数人或少数家族的腰包了。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一篇研究二十年代经济问题的论文这样写道： 
  大萧条期间美国穷人居住的贫民窟“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从经济观点来看，二十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头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由银行信用造成的股票市场的繁荣也反映了资金过剩，使资本家投资于购建厂房设备无利可图。 
二十年代的繁荣，主要归因于自然资源充裕，工农业生产增长，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消费扩大和对外贸易兴旺。然而，许多美国人的贫困处境和国民经济之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尽管如此，直到二十年代末，大多数美国人还盲目乐观地相信繁荣仍将继续下去。
经过  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920年代被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了自己吝啬的大门。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的突然暴跌事件）。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1929年10月29日这天是星期二，而且这天的纽约股市暴跌达到极点，因此也有人用“黑色星期二”来指这次事件。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巿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
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巿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著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股票巿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在美国各城巿，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英国则有500-700万人失业，不得不排著更长的队伍等候在劳务交易巿场内。
经历了大萧条的人们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工人从20年代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发动了富有战斗性的罢工。自由主义者被苏联的繁荣吸引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保守主义者由于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日益转向法西斯主义。
“黑色星期二”
1929年10月2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漩涡之中。股指从之前的363最高点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这是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因此，这一天被视作大萧条时期开启的标志性事件，由于正值星期二，被称为“黑色星期二”。
转机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
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
影响大萧条的普遍影响导致了：
1、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参与性，即凯恩斯主义； 
2、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 
3、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浪漫-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大萧条相对于其他单一原因来说是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 
4、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崛起，间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生活  巴德·菲尔德斯一家(亚拉巴马州，1935年)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经济危机拉开序幕，迎接人们的是长达10年的大萧条。[2]
到了1932年，约有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25万以上是在16—21岁之间。这些被当时媒体称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中，有两手空空的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离乡背井的农场主；有一大批刚从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还有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带着生病的婴儿——这些人天天奔波，居无定所。[3]
而这些人当中不乏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意气风发的银行行长或者曾在著名报纸上发表评论的名作家，如今却在夜间敲门讨饭或蜷缩在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
这是自1929年“黑色星期二”开启的大萧条以来，美国人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据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很多，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是人家能雇他当救火员。
在那样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代，有1500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做。《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
吃野草根、捡垃圾度日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4]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民们，生活极其惨淡。由于农产品价格惨跌，大量农场主破产。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
简单家庭游戏大受欢迎
美国人生活中受大萧条影响最显著的方面，莫过于闲暇时间的利用。娱乐和运动商品的销售净额从1929年的5亿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略高于2.5亿美元。休闲团体——城市运动俱乐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等，在1930-1934年间下降了一半。仅高尔夫俱乐部就损失了大约100万成员，在严重的财务压力下，很多私人高尔夫球场都被卖掉了。社交俱乐部等组织也有同样的衰落。
另一方面，简单的家庭游戏——拼图、强手、跳棋、国际象棋、掷套圈等，却变得大受欢迎，要么是为了消磨时间，要么是为了排遣焦虑。
罗斯福最有名的消遣是集邮——这跟他的政府在头5年的时间里发行了大约100个新邮票品种也不无关系。他为这种消遣方式作了最好的宣传，使得集邮者的数量从估计的200万增加到了900万。桥牌——小额赌注或无赌注，在各种叫牌约定所带来的新的刺激下颇有进展。研究这一娱乐方式的畅销书作者埃利·克柏森估计，尽管是在艰难时期，但全国在桥牌培训上仅1931年就花掉了1000万美元，总共（包括购买扑克牌）花了将近1亿美元。
在郊区，人们呆在家里，促进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户外晚餐的复兴，还刺激了业余木工、机械、养鸽子等业余爱好。
罗斯福成最佳广播宣传员
端坐不动的消遣项目当中，最普遍的莫过于听收音机了。
公众对新闻分析和新闻解释的渴望，带给时事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H.V.卡滕伯恩、洛厄尔·托马斯、加布里埃尔·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声望，数百万人专心致志地收听他们关于国际时事的观点。1932—1939年间，通过收音机传送的消息量几乎翻了一倍。
最好的广播宣传员就是罗斯福总统本人，他那句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平民化称呼语“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被采用了。他总是直接而亲密地诉诸人民，这一姿态打造了一种个人的领袖风范，就其影响力来说是空前的。一天的“炉边谈话”之后，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记录所有这些讲话的唱片，显示了罗斯福在演讲技巧上的变化，从老式的洪钟大吕式的风格，加上在前收音机时代学到的那种雄辩有力的停顿，到更低沉的音调，以及更柔软、更放松、更迷人的谈吐，这些更适合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听众。
“布吉伍吉”的流行
1934年初，或许是作为经济复苏的先兆，爵士乐的精神获得了重生。这次复兴主要是通过华美的单簧管唱片和班尼·古德曼的伴舞乐队广播，班尼极好地诠释了欧洲鉴赏家们所谓的“热爵士”。它很快就获得了新的名字：摇摆乐。
1935—1936年冬天，当“即兴曲”和“热乐俱乐部”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一位记者写道：“‘摇摆’之于爵士，就像诗魂之于诗歌。”—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术语，不经意间流行起来了，这就是“布吉伍吉”，它表示一种钢琴音乐，演奏者以持续滚动的左手程式，混合着右手随心所欲的即兴创意。
数百万年轻人认可了这种新风格。那些热情的鉴赏者自称为hep-cat（爵士乐迷），积极地投身其中者自称为jitterbug（爵士乐狂）。当他们“进人最佳状态”的时候，结果往往是更富有动感，而不是更优雅。
“米老鼠”“唐老鸭”问世
电影——在上一个十年是全国第四大产业，依然是最重要的商业娱乐。尤其是听到那些在无声电影当中倾慕已久的明星们的声音所带来的喜悦，把电影工业推向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迪斯尼1926年从美国中西部地区来到好莱坞，两年后创造了“米老鼠”，在有声电影《威利汽船》（1928年）让这个足智多谋的啮齿动物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并不成功。而19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据称，米老鼠已经逐步让位于迪斯尼后来创造的另一个卡通形象“唐老鸭”。
迪斯尼，这些“机器时代的童话故事”的作者，还在《白雪公主》（1938年）和《幻想曲》（1940年）中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前者是他的第一部全长电影，由将近50万幅绘画依次拍摄而成，后者是大胆的尝试，试图把古典音乐与绘画艺术结合起来。
大多数电影的内容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设计的，多数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位。他们所寻求的是奢华和传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这些对于年轻的电影迷来说，远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么有益健康。
“没有图书馆，我早疯了”
在大萧条即将到来的时候，20个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9个人是报纸的读者，四分之三的人读杂志，二分之一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只给报摊和杂志书架造成了较小的伤害——光顾这些地方的花费总是很小，但它带给图书界的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也处在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艰难时期。
无所事事的百万民众突然发现，公共图书馆简直就是穷人的俱乐部，一个可以随便翻阅、打盹瞌睡的温暖而安静的地方。
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估计，自1929年以来新增的借书人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总的图书流通增长了将近50%。顾客偶尔会对图书管理员说：“要不是因为有图书馆，我没准早就疯掉了，或者自杀了。”
起初，小说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说和轻松杂志的大量读者都逐渐增加，然后慢慢转向了技术和知性主题的书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发展机会最大的节骨眼上，图书馆却在贫困的重负下呻吟。
在60个大城市中，购书经费从1931年的一年两三百万美元，缩减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万美元。在举办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那一年，芝加哥极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而芝加哥图书馆却面临着连续第三个季度没钱买书。无力替换破损的旧书，无力改善糟糕的服务，缩短借阅时间，是最常见的障碍。直至大萧条中期的那些年，正在复兴的国家经济才让图书馆恢复了过去的标准。
《读者文摘》发行量大
在大萧条的打击下，杂志一般都保持稳定，发行量还略微有所增长，周刊比月刊更有优势。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是逃避现实的精神鸦片，自夸其在1935年的总发行量比1921年几乎多出了三分之一；但另一种假想的安慰剂——幽默杂志，却没能重整旗鼓，到1935年，其发行量只有大萧条之前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吹牛大王》暂时的成功之外，“笑解”这场危机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宗教杂志继续衰微，但通俗科学和机械方面的杂志却坚持了下来。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杂志在1931年创下了新高，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发行量，1934年达到最低点，不过自1935年以后又开始小幅度攀升。
女性期刊——它们的1200万订户到艰难时期也并未大减———继续供应着浪漫传奇和多愁善感，只对不断高涨的经济和政治争论作出了很小的一点让步。第一份专门为男人办的杂志《时尚先生》创刊于1933年。
《读者文摘》是一份口袋大小的月刊，这一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有25万订户，而到这时期结束的时候，其发行量接近七八百万份，包括外语版和盲文版。这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它的成功部分源自于大萧条——当时，很多家庭没有能力订阅几份不同用途的杂志，就只好订阅这份多用途合一的杂志——部分源于它的提炼其他出版物的精华的做法。它的食谱包罗广泛，从探求一线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讲述的快乐生活的故事，混合了关于聪明小狗和花鼠的奇闻趣事以及一本正经的下流笑话。
“硬汉”海明威影响一代人
在整个虚构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在大萧条时代，他以《永别了，武器》（1929年）开始，以《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结束，前者讲的是一个处在战争和死亡阴影下的深刻感人的爱情故事，后者在主题上有些类似，但背景是一场新的斗争：西班牙内战，这位美国自由撰稿人参与了这场战争。
海明威的惜墨如金、断断续续的对话，以及他专门描写性格外向的男人，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他的强硬都市学派的弟子们甚至比师傅更加顽强。
托马斯·沃尔夫用笔描绘了大萧条的令人难忘的图景：为了取暖而在市政厅厕所里挤作一团的曼哈顿穷人，廉价公寓里的外籍居民，出没于地铁和通宵流动咖啡摊的那些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人。沃尔夫一直对正在走向纳粹深渊感到不寒而栗，比如《时间与河流》（1935年）和《你再也回不了家》（此书在他1938年过早去世的两年之后出版），象征了美国人迷失在困惑、光荣、挫败和对生命本身的死亡预感之中。[5]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
[6]在谈论全球化时，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然而，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 
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 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 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 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 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 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 
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简介
  《大萧条》封面《大萧条》是伯南克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的又一重要学术著作，该书通过对大萧条这一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把总体分析和结构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阐述了解释大萧条成因和机制的思路。
伯南克先生的这本书共9章，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货币及金融市场，主要从总需求的角度对“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伯南克认为，总需求的下降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造成总需求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伯南克将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先天不足。第三部分着重研究劳动力市场，主要从总供给的角度对“大萧条”进行了研究，伯南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名义工资对总需求下降的调整不够完全，且这种调整不能解决持续性的失业问题，从而导致了国民经济大大偏离了充分就业状态。
目录
第一部分　综述
第1章　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一个比较分析
第二部分　货币和金融市场

书籍信息
大萧条
定价 38 
【美】狄克逊·韦克特/著 何严/译
出版日期：09年6月
ISBN 978-7-5635-1956-9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宏大而细腻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那段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记录下了美国经济最为黑暗的那段岁月。给今天陷入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的人们以深刻的反思和无限的启迪！
带来影响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那个年代。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大萧条》所展示的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
《大萧条》作为“美国生活史丛书”的最后一卷，由于作者韦克特教授亲历过他所描写的那个时期，所以，他得以能够从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角度，以白描的方式，冷静、客观地向人们展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为读者临摹了一个充斥着种种矛盾的时代，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凝重与悲怆，忧伤和希望。不论是真实的事例，还是精确的数据，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作者韦克特的谨慎与务实。
它除了揭示经济萧条的影响之外，还涉及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百姓生活。富翁与贫民，经理人与失业者，老人与小孩，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甚至还有城乡的变革。可以说，这本书是了解那个时代真实生活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字里行间，韦克特以长镜头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大萧条带给美国的影响：经济萧条与衰退；政府竭尽所能力挽狂澜；社会文化经历新的洗礼；人们的生活从富足到贫穷的跌落；四处游荡的失业者；在垃圾堆中争抢食物的妇女；为了温饱而打工的童工……一幕幕让人无奈又心酸。这也正是本书和以往描述美国历史的书籍有所不同的地方，作者并没有对笔下的这段历史妄加评断，而是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这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更着重于描写，而不是反思和阐释；它常常讲述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讨论为什么会发生；它逐步揭示显而易见的、而不是晦暗不明的后果。而正是这种不经作者反刍和爬梳的忠实记录，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更高的历史价值。
书的前部分着重于描述政府在大萧条情况下的努力，关于新政及其立法的笔墨颇多，充分了展现了世事艰难时，政府带给人们的庇护和信心，尤其是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更是深入人心。
“唯一让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70多年前，罗斯福的话语在今日听来仍是睿智而催人深省。尤其是在金融海啸肆虐的今天，如何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把握时代，也是我们读者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之后的几章则关注年轻人和老年人，关注新有闲阶级，关注文学和艺术，以及科学和消费，最后一章讨论外交事务对美国现场的影响。
韦克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声名显赫的作家，这本书再一次证明了他运用机智语言精准概括宏大主题的天份。很多文字都被他赋予很强的逻辑性和洞见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们常说：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相同的事情往往会在岁月的淘洗中不断轮回。对于这段刚刚逝去的历史，今天的人们或许仍旧能够从现实中找到它的影子或者照见不远的将来。
而这，也正是这些文字得以传承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