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环保恐怖主义
简述
最初见于西方媒体。类似的说法有极端环保主义、生态原教旨主义、绿色恐怖主义和环保帝国主义等。[1-2]
六大歧途
终极目的不是为了人类[3]
一般来说，原教旨环保主义者与环保推崇者的最根本区别，是前者认为环境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保护大自然，而后者认为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发展。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即属于前者，在他将全球变暖作为主要斗争对象之前，其许多言行充满着对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的仇视，他在《平衡的地球》一书中写到：“在一定的程度上，基于人的模仿和傲气的设计，文明本身就是将一个自然的世界变为更加人为、人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样的代价过于昂贵。”而他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砍掉三棵紫杉木去救一名癌症患者完全不值得。”因为许多抗癌药品的成分要从紫杉木中提取。
极端环保主义者有时也忽略了贫困落后地区对于发展的渴求。美国科学家布劳格在上世纪60年代研发出的新型小麦技术，解决了印巴两国的饥荒问题，这一技术被迅速推广到全球，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但当布劳格准备将技术进一步引入非洲各国时，却遭到了环保组织的抵制，理由是布劳格的技术过度依赖化肥和杀虫剂，并且使用非有机化肥肥料。在环保组织和舆论压力下，洛克菲勒等资方停止了对该项目的自助。布劳格愤怒地反击这些环保主义者：“他们大都是精英主义者，从没有亲身经历过饥荒。他们在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舒适的办公室里游说。我则在发展中国家呆了整整50年。那些人哪怕就是在那呆一个月，就会哭着喊着要拖拉机，要肥料，要灌溉管道。”
高举环保旗帜却言行不一
阿尔·戈尔依靠绿色产业已获利上亿，在商业社会这无可厚非。但这个整天把绿色挂在嘴边的政客，自己却并没有在生活中实践环保理念。前些年，当戈尔全身心投入于环保事业时，田纳西州政策研究中心抛出的一份账单显示：戈尔所居住的豪宅平均每月电费高达1200美元，比当地一般美国家庭一年的电费还多。账单显示，从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月5日不足一年时间内，戈尔一家共计用掉19.1万度电。而该市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电约为1.56万度，一般美国家庭全年平均用电约1.07万度。与此同时，戈尔家中有恒温游泳池、电动门，并在私人车道上安装有电灯。面对指控，戈尔的发言人声称：“过多把注意力放在戈尔个人的电能消耗上只会导致大众忽略戈尔纪录片中宣扬的主旨。”
还有一些环保主义者，他们对本城市的环境问题不闻不问，却热衷于跑到边远地区去拍摄纪录片、照片，获取名誉或国外基金支持。
将环保上升到民族主义高度
环保主义者，有时也与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互相利用。在国际上，环保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竖起贸易壁垒的最好借口。而在国内，环保议题一旦牵涉到民族主义，就变得非理性。
前些年炒得很厉害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例，“绿色和平”组织相继指控雀巢、卡夫等跨国食品企业在华销售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本来，转基因食品经过安全性检测后对人体无害，这早已是有了定论的，美国6成以上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许多发达国家根本不需贴标签便直接在超市里出售，因而直接通过安全性来质疑跨国食品巨头，显然很难达到目的。于是，一些环保主义者指出：“卡夫在欧洲承诺过不销售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意为这些跨国食品巨头对中国采取了双重标准。这种指责，一下使一个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问题，上升到对跨国公司的诚信指责，进而激起了消费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就只能撤货。
其实，食品巨头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也不能仅仅怪罪于跨国企业。
忽略了环保是一项系统工程
环保主义者的口号，往往简单动人，但有时却把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
譬如环保主义者所鼓吹的生物燃料，表面上，生物燃料的确比石油更为环保。但把粮食用于制造生物燃料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比如，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耕地、播种、施肥、收割、运输等等，都要用到石油，如果把生产过程的污染加起来，生物燃料的总污染并不小于石油，而环保主义者往往看不到这些。除此之外，土地用途的改变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其量也大大超过石油。一加仑汽油的总和碳排放（包括加工和最终燃烧环节）约为20磅，而生产一加仑玉米乙醇，改变土地用途导致增加325磅碳排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有人倡导用手帕取代纸巾，但实际上手帕的清洗，也需要耗费水、洗衣服、电等资源。两者的污染浪费程度，并没有科学依据衡量。
对常识的缺乏令人震惊
广州某媒体曾报道，该市某小区的一位女士，热心收集了20多斤一次性干电池，准备交给政府，但不知找什么部门，于是找记者求救，这位记者向广州市环保局咨询才得知一次性电池基本已经达到无汞或低汞要求，因此国家只鼓励回收手机电池、蓄电池和纽扣电池等，一次性电池已可随生活垃圾一起处理。实际上，早在1997年国家就发布了《关于限制电池汞含量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生产的一次性干电池，对环境是没有任何危害的。而像这位热心女士一样的环保主义者也不算少见。
在国外也有这样的环保主义者。2002年澳大利亚发生森林大火，居民房舍等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大火之前，很多居民想除掉部门房屋四周的植被，以作为隔离带备不时之需。但在环保主义者的压力下，当时的澳大利亚规定砍伐三米以上的树需要审批，连家门外的也不例外。而事发当地政府的审批程序又十分繁琐，设置诸多人为障碍，使得很多家庭无法建立隔离带。在美国也有同样情况，克林顿下台前，国会也通过了类似法案。
普遍相信只有政府能解决环境问题
上世纪6、7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左翼运动，环保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此后，在欧洲各国先后创建了绿色环保政治组织──绿党。它们主张以“生态经济”、“生态财政”代替“市场经济”。它们否定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观念，希望通过政府动员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这些政党成为环保主义者们谋求执政权力的工具，几乎所有环保主义者都相信只有靠政府的介入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市场在环境问题上是失灵的。而其中有一些极端者，寄望于运用政府权力来控制私人生活，甚至否定市场。
但市场经济往往对于环保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有人认为用木材造纸是浪费资源的行为，因此积极鼓吹政府应该立法禁止或限制用木造纸，用草浆取而代之。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用木造纸，不但不会使木材减少，反而会因消费的需求而刺激人工造林业的发展。这种有具体利益的刺激，比政府号召动员植树来得更有效。目前世界造纸业木浆比例在60%以上，发达国家在90%以上，而中国仅为20%。瑞典也主要用木浆，这个国家的商人用15年时间营造了大面积人工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气碳循环出现负增长的国家。
西方情况
人们的印象中，动物保护组织总以宣传、示威、静坐等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意愿。采取恐吓、破坏、抢劫等极端方法宣传动物保护的行为却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官员18日表示，极端动物保护组织以及“生态恐怖分子”现已成为美国国内最严重的恐怖主义之一。自1990年以来，这些极端的动物保护组织已经犯下了至少1200宗刑事案件。目前联邦调查局仍然在调查150宗涉及这些“生态恐怖分子”的刑事案件。特别是“动物解放阵线（ALF）”和“地球解放阵线（ELF）”两个组织近年来的行为甚至可以形容为“恐怖主义”。[4]
“地球解放阵线”主要涉及纵火焚烧一些经销体育多用途运载车的商店。而“动物解放阵线”所犯的案件多为纵火或者轰炸动物研究实验室、药厂和化妆品生产厂家等。在过去10年里，由于这些极端动物保护组织的破坏行为，造成的损失已经高达1.1亿美元。
1998年，在北美洲最大的滑雪场，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威尔公司辖区内，一个清冷的晚上曾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火，4个造价颇高的建筑、3个滑雪升降装置被夷为平地。这是美国主流社会因绿色恐怖主义活动损失最严重的一次：价值120万美元。
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上。ELF(地球解放阵线)，这个最著名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在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的标语。
环保主义者的暴力行动近年是垂直上升趋势：从1986年的每年6起，到2000年已上升到每年300起。极端的环保主义者的新的行为方式口号是“在前线，直接行动然后得到结果”。一个美国社团研究专家说，“绿色恐怖主义的上升，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参与政治的雄心，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另外网络也使得他们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并且更容易知道土制炸弹的做法。”[2]
动物保护组织的极端行动不仅给自身带来了麻烦，还可能会对他们的最终目标──保护动物──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对福里斯特科研公司破坏案进行调查，新泽西州的联邦法庭下月将审判7名被告，这些人涉嫌开办网站，鼓动对亨廷登生命科学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发动袭击。 “毫无疑问，动物福利和环保运动已经部分变得极端化了”，南方贫困问题法律中心情报计划负责人马克·波托克说，他们的行为可能会使那些真正有能力投身于动物保护事业的人转身离去，“他们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研究癌症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实验室？” 
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恐部门高级官员约翰·刘易斯18日在参议院环境保护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上说，极端的动物保护组织对美国国内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极端主义者利用纵火、爆炸、偷窃、放生、破坏和占领办事处等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1990至2004年间，动物和环保极端人士参与了约“1200起案件，导致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调查并防止动物权益保护者极端行为和环保恐怖主义是联邦调查局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内任务之一”，刘易斯说，联邦调查局会“将那些以保护环境和动物为名、行犯罪之实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5]
在中国的发展
2012年04月20日，昆明数十名爱狗网友在富民到昆明的路上的普吉收费站附近拦截下运狗车，而经警方调查这批狗是从四川西昌冕宁县拉来的，有冕宁县动检所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贩运手续齐全，属于合法运输，运往目的地是广西玉林。最后强行以6万元的超低价格购买了价值12万的这些狗。[6]
2011年4月15日，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安先生与其女友驾驶一辆奔驰轿车将一辆货车拦截在高速路边，随后报警求助。货主郝先生向随后闻讯赶来的现场交警及通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了相应运输手续及由河南当地动检部门开具的检疫证明等，但志愿者对证明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通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称，经北京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核实，其由河南偃师市动检所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及动物产品运载工具消毒证明，都是合法有效的。所以，他们无权对该货车进行扣留。最后同样以低价格抢购该批狗。[7]
2006年6月17日下午，深圳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公然进行非法聚会，并以非法手段对正常营业的猫肉餐馆进行骚扰。.[8]
近年来，志愿者公路拦狗事件一度广泛引发社会争议。志愿者拦狗事件从北京等核心城市扩展到西部城市。高速公路拦狗、劝阻、堵截甚至强买手续齐全的狗类运输事件有增无减，带来的后续问题与法律风险也在显著攀升。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发生的各类公路拦狗事件已经说明，一些动物保护志愿者的莽撞行为从未获得主流社会舆论的支持。相反因为其法律风险较高，往往受到主流舆论严肃批评。一则，相关志愿者在背景信息不全的情况下，擅自在公路拦阻运输车辆，制造交通问题，有扰乱公共秩序嫌疑。且一旦拦阻证照齐全的车辆，将会带来诉讼风险。相关运输单位完全可以依法起诉相关志愿者。相关部门也可对志愿者违法拦车给予处罚。一般来说，志愿者拦阻运狗车所涉及的检疫证照问题，都应是工商、检疫部门的分内之事，理应由相关责任部门执行。志愿者擅自拦狗检查的行为没有法律授权，显然于法无据，甚至是违法。但促使动物保护志愿者过激行为有增无减的是，志愿者自认为正义在他们手上。
这些正是环保恐怖主义的初步体现，以自以为正义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达到所谓环保的目的，是对法律的践踏。[9]
评论
环保不是喊喊道德口号，当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它需要环保主义者们的奔走动员，也要靠政府的力量来唤起社会的环保意识。然而，一旦环保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主义，和任意挥舞的道德大棒，它也就和人类历史上那些造成巨大灾难的激进主义别无二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