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深港
历史
深港两地本为一家，同属一县可追溯到秦，分别共同属于番禺县、宝安县、东莞县。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朝廷颁发分县诏书，批准在今天的深港地区从原属的东莞县版图分离出来，设置新安县，取名立意"革故鼎新，去危为安"，县府设在今天的南头古城，全县人口7608户，计3万余人，这是现深港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单独组建成为一个全新的县级行政区。鸦片战争后，原隶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岛、九龙、新界先后被英国强占，新安县沿深圳河一分为二，形成了今天的深圳和香港区划，当时的深圳范围仍沿用新安县名。民国年间，新安县重新恢复宝安县名，县治仍设在南头古城。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也非常明确，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也就是不承认一切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然也就不承认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又认为，"急于解决港、澳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全国人大通过，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1997年7月1日，香港在历经沧桑后回到祖国怀抱。
简介
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深港共建国际大都市已成为深港两地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共识，并已逐步进入两地发展规划蓝图；在香港回归10周年的2007年初，深港在线开始酝酿、策划、开发，2007年底，深港在线正式上线测试！
深港创新圈
深港创新圈将奠定深港双城在21世纪建设科技文明城市的竞争地位。建立创新中心城市对深港两个城市来说，是未来至关重要的历史性命题。深港创新圈恰恰是落实跨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路径。香港的知识创新体系与深圳的技术创新体系相结合，正好寻找到了两地建立跨区域创新体系优势最为互补的伙伴。 
目前深港双方正根据《关于“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的精神，逐步落实深港科技与创新合作，共同提升深港双城的核心竞争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深港创新圈这种具有地缘经济特色的创新圈层，正在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并向国际有影响、国家有地位、区域有贡献的科技创新区目标迈进。
深港总部经济圈
香港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总部经济对加工制造业的替代。2003年6月关于内地与香港建立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出台，有助于香港深化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促使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创出新高。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至2004年6月1日，香港以外注册公司驻港地区总部共有 1098家，驻港地区办事处共有2511家，分别比上年增长13.7%和12%；至2005年6月1日，驻港地区总部共有1167家，驻港地区办事处共有 2631家，分别比上年增长6.28%和4.77%；到2006年6月1日，地区总部达到1228家，地区办事处2617家，当地办事处达到2509家；到2008年6月2日，地区总部更是高达1298家。2004—2008年平均每年增长地区总部50家。即使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香港的发展趋势依然保持健康与稳定。由于深圳与香港具有诸多共性，这就为深圳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条件。 
这种由总部集群所形成的总部经济，将能运用区域比较优势原则，在信息技术充分运用的前提下，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利用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充分享受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之间所形成的反差。 
对于香港而言，不仅说明香港仍然为跨国公司理想的营商中心，CEPA 出台以后香港作为进入内地零关税区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同时说明，总部设在香港，可以更大规模地占领内地市场并配置内地资源，从而进一步发挥总部经济的调控作用。对于深圳而言，由于总部经济所具有的辐射性、共赢性特征，将使深圳进一步面对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自我提升，进一步抓住引进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新的发展机遇。 
香港对跨国公司的强大吸引力，深圳与香港的优势互补性，使得深港将有机会形成新的集聚效应与跨国公司投资的蜂拥效应，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更大规模的集聚地和营商中心，从而巩固香港作为东方明珠的国际性中心城市地位，并使得香港与深圳能够进一步互动式发展并形成总部经济圈。  香港
深港金融圈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深圳也正在向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特别是CEPA签署以来，深港金融合作越来越紧密，在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业务以及后勤服务方面都不断向纵深推进。 
目前，两地的金融合作在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业务基础等方面都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香港的汇丰、渣打、恒生、东亚等大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已在内地开设多间分行或代表处，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港资银行最多的城市；与此同时，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金融领域的发展也比较快。这些不仅为深港经济圈内的金融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深圳在龙岗区平湖建设金融产业服务基地将成为深港金融衔接的重要渠道。 
在金融范畴的定位上，香港既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渠道；而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则必然成为中国内地与香港和世界对接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与香港的金融合作既是区域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同时又承载了双向集聚与辐射的更多责任和使命。 
深港金融圈对形成深港大都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通过拓展深港两地的发展空间，可以进一步推进金融业作为香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并保持其优势地位，还有助于推进深圳与内地银行提高国际竞争力并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显然，深港金融圈的形成将给两地带来深远的影响，不仅能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能促进深圳金融业进一步发展，在带动其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给两地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深圳
奠定深港都市圈
深港都市圈的内容包括深港都市规划圈、深港一小时生活圈等，都以深港共同市场为基础。 
由于深港共同市场、深港都市圈能够创造新的区域经济总量、市场覆盖面，并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加工制造基地升级，将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和采购中心对华投资，有利于形成新的市场中心、创新中心、配置中心和制造中心，从而有可能形成我国新的特大型城市，有利于中国在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形成世界顶级的资本集聚高地、人才集聚高地和优质要素的集聚与配置高地。
共建深港大都会
合作进程深港合作涉及深港两地在经济、社会、文化、人员往来、跨境建设与城市管理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合作是深港合作的主要形式和重要动力。概括起来说，深港经济合作是在“一国两制” 模式下，通过深港两地比较利益的引导，以香港产业北移深圳为主要方式和动力，把香港的资本、市场和管理的优势与深圳的区位、政策和成本的优势结合起来，进而形成深港两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区域型经济合作。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深港经济合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以产业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运行机制与政策协同为重点的合作格局。深港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正是产业层面、城市功能层面与运行机制层面三大内容不断扩展与逐渐深化的过程。
合作总体目标随着深港合作走进新的发展时期，当前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深港合作总体目标这一事关两地合作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目前有关深港合作目标模式的代表性提法，要么侧重从经济合作方面提出目标选择，如“深港经济一体化” 、“大保税区”、“深港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 、“深港经济共同体”等；要么侧重从城市合作的角度提出目标设想，如“深圳湾区”、“双子城”、“深港同城化”、“一都两区”、“一都两制”、“深港创新圈” 、“深港都市圈”等。从总体上看，这些提法都是针对深港合作的不同侧面和重点而形成的研究成果，各具特色，各有侧重，涉及到深港合作的不同领域，涵盖了深港合作的不同方面，但还没有真正深入地涉及深港合作的发展方向与总体目标。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在其竞选政纲中，提出香港要“与深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世界级都会”，对深港合作提出了新的战略性概括。 
在研究深港合作目标时，至少应把握三大要点：（1）深港合作发展方向应体现两城在国家城市体系、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定位，必须把深港城市合作定位提升到整个中国融入世界并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分析和定位。（2）深港合作内容应包含经济一体化、城际协同化两大方面。在“一国两制” 前提下，深港合作首先体现为经济合作，两地合作的目标模式当然应体现经济合作的特点，体现经济相互融合或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同时，深港合作又是紧密相联的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因而必然涉及到两个城市之间有关城市功能、目标、布局及跨境基础设施等内容，体现为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城际协同化趋势，也就是要把过去从两个方面分别进行的研究综合起来。（3）深港合作模式应体现“一国两制”原则和两地发展趋势与合作特征。深港经济一体化是在“一国两制”前提下推进的，因而不可能完全参照单一模式推进，必须体现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必须反映两地经济合作现状。 
1、总体目标 
我们认为，深港合作应以深港经济一体化为基础，拓展两地城际协同合作，探索“一国两制” 原则下适应深港发展需要的混合型合作模式，最终把深港合作提升到共同建设依托珠三角都市圈、对全国经济有重要引领作用、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大都会。因此，深港合作的总体目标是：以纽约、伦敦、东京三大世界级大都市为追赶目标，依托珠三角都市圈，通过深港合作，推进总量扩张、资源整合与功能再造，整合形成拥有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最终建设成为国际大都会。 
2、主要功能 
深港国际大都会的核心功能包括： 
总部营运中心——以深港两地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为骨架，搭建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网络化商务营运体系，使深港共同成为全球经济社会能量的重要聚合体，吸纳和输送全球技术、资金、人才，服务全国和全球，成为运营环境优越、经济活动高效、总部经济发达的总部营运中心。 
高端服务中心——依托香港高度发达、功能完善、监管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强化国际物流功能，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着力推进信息、商贸、会展、国际文化交流、传媒，大力发展中介、评估、市场营销等专业服务行业，使深港成为以金融、物流、信息、文化交流、专业服务为支撑的高端服务中心。 
创新产业中心——以深圳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结合香港创意产业与网络数码技术的优势，形成和增强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产业及相关高科技增值服务的全球营运功能，抢占国际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制高点和重要环节，努力建立与国际大都会相适应的新型产业集群，使深港成为创新产业集聚和扩散中心。 
3、合作内容 
按照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战略构想，深港合作应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促进两地社会文化交汇，进而形成深港城际融合与协同。 
经济一体化是深港合作的初始方式和主要动力，目前仍然是两地合作的主要领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区域内逐渐形成共同利益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运作机制的过程中，要从单一的产品合作、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向跨境服务、跨境城市运作体系、经济运作机制、管理制度与体制、政策体系扩展。 
从经济一体化扩展到城市相互衔接，是深港两地之间合作的一个明显特征。由于深港合作是处于同一区位的两个相邻城市之间的相互合作，因而在合作中必然要求增加跨境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环境保护、口岸运作、城市管理、城市功能与定位等方面的内容。深港合作需要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及城市管理等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的衔接，使两地合作形成和增强紧邻城市合作的特有印记，形成以同城化、双子城、一都两市等为外在标志和走向的深港大都市圈，培育和形成深港国际大都会。 
伴随经济一体化和城市融合，深港合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到社会文化层面。随着深港合作向更高阶段推进，需要向社会互动、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两地生活等领域不断扩展，形成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趋势。 
4、合作模式 
深港合作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深港两地经济与城市的一体化合作，因此深港合作应探索 “一国两制”下适应两地发展的合作路径，形成符合两地特点的合作模式。根据深港合作的实际进程和演进趋势，深港合作模式可以参照“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区域合作模式，进而形成多种模式交叉的混合型一体化合作模式。 
（二）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必要性 
第一，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符合全球城市化潮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经济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国际化城市所形成的集聚与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群、大都市圈（区）的关联与扩散效应日益明显，资金、人才、科技、财富、创意不断向大都市圈集中，大都市圈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载体、主要形式和重要推动力量，发展大都市圈已成为全球性主流趋势。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既符合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发展趋势，又有利于推动城市分工协作并共享合作成效的合理选择。 
第二，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选择。面临各国普遍纷纷加快发展和培育国际化大都市的趋势，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同时，客观上也应当培育和建设一个或数个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并发挥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大都会，对内可推进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健康成长，承担新形势下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开放战略升级的重要任务；对外则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区域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全球化、推动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战略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全国之力培育和建设国际大都会，已经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国家战略选择。深港两地通过加深合作，率先为中国培育和建设一个国际大都会，不但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在新形势下提升对外开放的战略需要，而且也是繁荣稳定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必然需要，同时还是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都市圈建设的客观选择。 
第三，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有助于推动珠三角、泛珠三角区域整体发展和一体化进程。通过深港国际大都会的经济功能创新、空间融合与要素整合、功能叠加与再造，有助于推动珠三角、泛珠三角资源集约与经济集约，一方面实现区域内资源配置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推动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从而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分工协作，推动区域一体化整体发展。 
第四，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是深港两地提升区域经济中心作用、突破增长极限、拓展更大发展空间的现实选择。深港合作共建国际大都会，既是香港和深圳两地分别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并且也符合香港与深圳推进城际合作、促进深港两地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不但是香港和深圳进一步突破自身局限、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更是两地增强区域核心功能、拓展更大发展空间、避免去中心化或被边缘化、增强和提升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主动选择。 
2、可能性 
第一，深港两地拥有构建国际大都会的必要条件和运营平台。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和亚太服务业首都，深圳是中国华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目前正在向区域性国际化城市迈进，其发展方向为全球先锋城市，深港两市基本具备构建国际大都会的基本架构和运营平台。 
第二，深圳与香港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广阔腹地。深港两地的经济总量、人均水平、进出口贸易、服务输出等主要经济指标，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国际化程度及对外开放指数更是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深港两大城市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既有经济实力雄厚、产业结构优势明显、已经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和全球物流重要节点的珠三角地区和大珠三角地区，还有市场空间更大、资源优势更多的泛珠三角地区。如果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纳入视野，深圳与香港正好处于这一自贸区交汇点和区位中心，并与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区位中心功能相叠加，因而在更大范围上扩展了深港国际大都会的经济腹地和成长空间。 
第三，深圳与香港具备较强的综合竞争力，两地互补性竞争优势明显。深港两地竞争优势明显，不但产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且要素互补性也较为明显，使得两地功能齐备、设施完善、腹地广阔、优势互补，尤其是深圳的发展潜力和自主创新势头可以补充香港，而香港在资本市场、国际市场拓展以及人才、经验方面可以支持深圳，这就保证了深港两地完全可以整合为产业互补、经济实力雄厚、综合竞争力强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外学者联合对全球110个城市的最新研究结果，香港和深圳的全球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分别列第19位、73位。如将深港两地的竞争力指标值相加，部分指标已有可能超越位居全球前列的东京、伦敦以及纽约等世界级大都会。国外还有学者从全球都市圈发展出发，认为香港与深圳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巨型连体城市，并将其命名为“香圳”，把深港所共同形成的新特大城市视为全球都市圈发展趋势的新型代表。 
最后，深港合作已积累经验，合作机制已初步建立并不断深化。20多年的深港合作实践，不但为新形势下的深港合作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和实施范例，而且包括民间层面和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与制度框架也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些都为新形势下的深港合作构建起切实可行的运作机制，并从制度操作层面保证了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现实可能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荫权先生关于香港与深圳共建世界级都会的竞选纲领，客观上表明深港共建国际大都市已成为两地的普遍共识。 
三、推进深港合作、共建国际大都会的主导策略 
（一）以深港国际大都会为方向，衔接城际功能，完善跨境服务体系 
1、整合城际资源，衔接城际功能。以两地现有优势功能和发展趋势来分析，香港总体上可以偏重于高端服务中心，同时适度发展创新产业。深圳总体上要体现创新产业的优势功能，同时适度培育高端服务业，共同培育和发展各有侧重的总部营运中心。 
2、共同规划、建设城际跨境基础设施。根据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战略目标，结合深圳与香港两市城市总体规划与建设项目安排，在两地城际资源整合、城际功能衔接的同时，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建设以城际交通、水电气供应、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等为重点内容和范围的城际跨境设施。 
3、规划建设深港跨境商务区。按照深港国际大都会的战略目标和合作方向，在香港、深圳现有中央商务区的基础上，在深港结合部地区规划设立若干个综合型或专业型深港城际跨境商务区，综合利用双方边界优势，形成较强的国际国内吸引力，建立连接国内外营销网络和生产服务网络。 
4、完善城际跨境服务体系。发展以两地居民为主要对象的城际跨境服务，为两地市民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生活居住环境，形成有助于人员跨境活动的服务功能，加快构建深港两地跨境城际服务体系。 
（二）以深港区域产业链空间配置为重点，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面 
1、确立按比较优势配置深港区域产业链、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产业合作路径。放宽和拓展两地之间的要素流动，发展以资本流动、货物流动、技术转移、产业协作等为主要内容的共同经济活动，推动两地从一般制造业合作延伸到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产业，从货物贸易延伸到服务贸易，从制造业拓展到服务业，加快培育在全球范围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链，形成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2、加快培育以深港为基地、融入国际产业链的“产业总部”。加快培育深港国际产业链，提升两地产业配置的国际化程度。共建以深港为基地的跨国公司营运中心，合力打造深港金融之都、旅游会展之都，大力培育现代都市服务业。 
3、加快建设深港创新圈。整合科技资源，明确区域创新定位，提升深港区域创新实力。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多个路径的深港科技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两地科技合作中的作用，建立深港科技合作的政府机制。加强深港两地大学及研发机构的合作，提升深港创新科技的源头实力。 
4、推进深港物流业合作。协调深港物流发展规划，确立两地物流发展定位。合作建设跨境物流重大基础设施，开拓深港物流合作新领域。 
（三）以共同市场/经济同盟为指引，创新合作机制，完善制度安排 
1、借鉴共同市场/经济同盟模式构建深港合作机制。参照共同市场/经济同盟模式，按照资源共享、利益共创、风险共担的原则，着力于从城市内部政策扩展到城际公共政策，共同探索和创建新型的合作运作机制，近期应重点推进城际对话协调机制、公共服务标准、跨境城际管理与协同等机制的建立。 
2、组建深港都市规划机制。共同协商组建深港大都市规划委员会，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按照深港合作总体目标与方向，在保证深港城市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遵循区域利益最大化原则，就深港国际大都会相关的发展方向、功能定位、总体规划、城际规划等重大事项展开研究咨询，形成规划方案，报双方立法机构通过后，由深港两地政府共同组织实施。 
3、确立深港公共服务标准。制定适用于深港两地的区内城际双边服务标准，推动城市内部政策扩展到区内城际公共政策，营造跨越深港两地的具有同城化特征的高质量的生活居住环境和高效率的营商空间。近期可从城市管理标准和都市服务标准两大方面推进。 
4、构建城际公共事务协同机制。借鉴深港两地在旅游等产业合作机制协同的成功经验，在CEPA和“1+8”协议所建立的合作框架内，探索和建立以城际协调、利益补偿、争端解决为重点的城际公共事务协同机制。 
5、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确立深港两地法律体系的相互支援与保障，加强双方司法协作。 
6、创新口岸通关机制。参照深港西部通道正式启用后即将推行的“一地两检”通关模式，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创新深港口岸通关管理机制。
港深超级航空港
简介港深机场铁路，又称深港机场铁路，是香港及深圳一条计划中的高速跨境铁路，香港第三条过境直通铁路。铁路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目前，深圳市规划局与香港规划署正在合作对此计划进行研究。
初部计划港深机场铁路由香港大蚝出发，该处会兴建口岸；再前往赤鱲角香港国际机场。在地底，建造海底隧道，经屯门海底，在深圳蛇口附近的前海返回地面，将与深圳地铁连接;然后前往深圳机场。铁路据悉全长50公里，来往两地的机场需要大约20分钟，拟采用“一地两检”的模式。
相关建议早在铁路发展策略2000的长远发展方案中，建议兴建后海湾线和赤鱲角线，大致与港深机场铁路的香港段定线大致相似。 
深圳市也曾计划兴建西部深港城际线，是五条“珠三角城际线”铁路之一，连接深圳和香港。根据深圳市规划局在2007年7月编制的“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该城际线属远期规划，会在深圳西部的前海湾出发，经蛇口半岛，横过深圳湾（香港称后海湾）。进入香港之后，在新界西北部分支，一支线通往香港国际机场，另一支线则连接香港中心区（即港岛中环一带）。深圳地铁11号线将会在前海湾站附近预留向南延伸至香港的条件。西部深港城际线预计在2020年至2030年间建成通车。由深圳西部至香港机场的城际铁路，本来计划由穗莞深城际线的一条支线负责。而在2007年7月公布的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中，该支线已被西部深港城际线取代。 
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在2007年8月发表的“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5]”中亦建议利用上述支线加强深港两地机场之间的联系，以打造“港深超级空港”。在2007-2008年度香港施政报告中，亦提出以铁路连接港深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