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常州市无线电管理局
无线电管理局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
二、拟订无线电管理的具体规定；
三、协调处理全省行政区域内无线电管理方面的事宜；
四、审批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和台址，指配无线电台（站）的频率和呼号，核发电台执照；
五、负责全省无线电监测；
六、会同当地政府管理市、县（市）无线电管理办事机构；
七、省政府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履行的其他职责。
无线电管理工作范围：
一、对无线电频率进行划分、分配和指配；
二、对无线电台（站）的布局进行规划；
三、设立电台、电磁兼容分析及审批；
四、对无线电信号实施检测和监督检查；
五、对无线干扰进行协调和处理；
六、制定无线电法规和技术标准；
七、对无线电设备的测试和研制、生产、销售、进口的管理以及代表国家参加无线电管理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活动。
无线电管理的指导思想：
    无线电管理应当为中央首脑机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中心是为经济建设服务。
无线电管理的指导方针：
加强管理，保护资源，保障安全，健康发展。
无线电管理的基本原则：
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分工管理，分级负责。

问题缘起
中国文论“失语症”和“话语重建”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十多年来一直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失语”本是一个医学名词，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常见症状，表现为对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的丧失。
文学理论借用这个术语，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表达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状况的一种忧虑。把“失语”一词发展成一个中国文学理论专用术语，并由此衍变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的，是曹顺庆先生。现在看来，文论“失语症”和“话语重建”不仅是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中国文论“失语症”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事实问题。十多年来，“失语”作为术语和概念已经广泛地被接受和使用，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正好说明了它的合理性。曹顺庆对“失语”的限定是：“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④这种描述充满了感情色彩，是一种中国古代文论本位观。反观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我们的文论实在过于狭隘化了，主动放弃了多种可能性，这使我们的文论偏颇而落后，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批评问题。
讨论该说
我们应该宽泛性地理解“失语症”。当今中国文论在话语方式上的确存在着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古代文论话语只是一种知识形态，从而从一般文学理论体系中消失了，因而也就是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消失了，进而失去了对中国文学日常生活的影响力。我们仍然有文学，有文学理论，有一套文学理论话语规则；但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似乎失去了传统和历史，我们成了文化上的断裂人、文学精神上的断裂人。
原因
首先是西方型的文学理论被狭隘化，从而使中国文学理论脱离了西方文论的资源背景，和西方文论发生断裂，正统的西方文论和我们的文学理论变得扦格不通。其次，古代型的文学理论被“零散化”和“知识化”。所谓“零散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中是零碎性的，变成了一些材料和论据，变成了附庸和因素，变成了“为我所用”和注脚，而丧失了完整性。所谓“知识化”，是指中国古代文论不再与当下文学批评相联系，不再对当代文学创作有实际的影响。整体性的古代文论还是存在的，但变成纯粹的知识形态，或者说历史化了。这样，中国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就脱离了关系，从而与中国传统发生断裂。
当今只有“西方文论型”的一般文学理论，没有“古代文论型”的一般文学理论。人们对古代文论越来越陌生。五六十年代所确定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质上是西方文学理论，也可以说是西方文论的一个派别或者说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理论，把它们体系化，同时也把它们中国化了。正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同属于一个话语体系，所以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向西方开放，西方各种文学理论迅速输入到中国，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从而对80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样，80年代之后西方文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一般性文学理论，中国文论更加西化了。现在看来，50年代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断裂本质上是一种隔膜，从根本上是由中西交流的政治壁垒造成的。伴随着这种政治壁垒的消失，中国和西方很快就续接上了。但和古代文论的断裂却是毁灭性的，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续接似乎很难。
对策
我们也应当不遗余力做好“重建”工作。就可以分为两方面来做。对于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的是恢复其应用形态。完全回复到中国古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古代文论也是要发展和变化的。但古代文论传统可以续接，我们可以重拾古代“诗话”、“词话”、“点评”、“文话”、“论”、“品”等，可以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来言说各种文学现象，就像古人谈论古代文学，或者像王国维、梁启超、严复、林纾等谈论西方文学。当然，这不是单纯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还涉及语境问题。当代文化环境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并且采取了很多相应的措施。教育体制特别是基础语文教育有很大的改革，古诗文在中小学语文教育方面有所加重，高考也允许文言写作。文国学、读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今天，国民语言是现代汉语，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文言仍然有生存的空间，比如金庸小说的半文半白语言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对于古代文论，同样重要的是现代转换，即精神上的恢复，这一点当代学者谈得比较多，有很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在充分占用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原则、方法对传统文学概念范畴加以搜集、梳理，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层次之分，有法度义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能充分体现传统文论及其概念范畴之特点的体系。”留这是一种方式。
陈伯海借用冯友兰的概念，认为对于古代文论，不能照着讲，而应该接着讲，具体接着讲的办法是：“一要阐释，二要应用，二要建构。”“阐释总是现代人的阐释，不可能做到绝对还原，而且阐释的目的是要抉发传统的精义，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使之与新的时代精神相贯通，乃至吸取新的思想成分以更新和发展传统自身，故不能以单纯的还原作限界。”
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该夸大其适用范围，相对于主流的“西方型”文论，它应该只是一种增加，或者说是补阙，而不应该是取代。当然，转换之后的中国古代文论，要应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生活实践，即从知识形态转变为应用形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于“西方型”中国文论，我们则需要完善和改进。当代中国文论本质上是“西方型”的文论，话语方式本质上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虽然它事实上中国化了。西方文论的术语、概念、范畴被引进或者翻译到中国之后事实上都发生了内涵与外延的“归化”，一定程度上能够包容或者涵盖中国文学现象。但西方文论毕竟是外来的，用它来研究或者说解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恰当(因为毕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文学)，但用它来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却总是显得隔膜。有时，用古代话语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用现代文论反而说不清楚，误解时时发生。
所以，从改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当代中国文论，首先，我们要继续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新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当代文论，当然也要吸取西方文论的经验和教训，总之是不能割断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联系。其次，要把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和借鉴与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把西方文论的知识形态和应用形态区别开来。
西方文论有些理论针对的完全是西方特有的文论现象，作为知识我们可以知道，但未必一定要应用，也未必一定能够应用。西方很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都是从西方社会与文学的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和中国的文学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于这些新的理论，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我们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文论，必须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本土经验，关注当代中国的各种文学现象，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总结出新的规律，建构新的理论和观点，“在解决现存冲突的过程中创建当代中国文论”。
总之，建立一种全新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是不现实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学和文论本身，还深刻地取决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它通常在社会发生类型转变时才可能发生。从积极主动的方面来说，重建中国文论应该是在中国当代文论的基础上、在现时代的语境中，一方面恢复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积极寻找应用的途径；另一方面则是改进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使它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