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诸葛霖
人物简介
诸葛霖教授191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在4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1955年，诸葛霖应邀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从青涩的求学少年成长为商务英语领域的领军式人物，诸葛  霖可谓白手起家，单打独干。本科在交大读书时，诸葛霖曾被推荐至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当时被称为经济管理专业的MBA硕士。这一去开拓了诸葛霖的眼界，使其在经济和英语两个领域的专业水平都有所提高。回国后，恰逢周总理发表讲话，提到国家百废待兴的现状，亟需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归队，从事专业领域。诸葛霖因此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教师，一路历经副教授、教授，兢兢业业地工作至1990年才从工作一线上退下。诸葛霖是学校商务英语领域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当年，学校的物资、人力极其匮乏，商务英语专业领域也尚属摸索阶段。上课没有教材，诸葛霖便把外国的杂志拿过来，编辑加注，作为教材。诸葛霖以及几位前辈就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撑起商务英语专业的大梁。
人生经历
糟糠之妻不可弃70年前，刚刚21岁的诸葛霖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运输专业毕业。1944年被公派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留学，在商学院国际贸易运输专业学习，1946年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
27岁的诸葛霖回到国内后，开始面临人生中的第一个艰难抉择。1946年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南方大旱，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萧条，一个企业管理硕士回国似乎并无用武之地，谋生都显艰难。是留在国内？还是返回美国？他的5年美国签证还未到期，口袋里就揣着去美国的飞机票。最终，他还是撕碎口袋里的机票，留了下来。  
现在的老人，谈及当时的决定，轻描淡写地笑着说：“当时我谈好了对象在国内，她是我同乡，我们感情很好，她一直在等我回来，糟糠之妻不可弃嘛！”
他的长子1947年出生，起名诸葛昌平，寓意是“倡导和平”，表达出一位初为人父的知识分子盼望国家和平、安宁、昌盛的愿望。
把青岛啤酒出口到新加坡回国后的诸葛霖，曾在齐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1948年，他去新加坡推销青岛啤酒，成功使第一批青岛啤酒出口到新加坡，为青岛啤酒最初进入海外市场开辟了道路。此后，青岛啤酒就凭借其优质的原料和精湛的酿造工艺，远销西贡和新加坡一带，拥有稳定的较大规模消费群。
新中国成立后，诸葛霖积极投身国家经济建设。1950年至1953年，他在华东贸易部对外业务处任副科长，后进入上海土特产进出口公司任业务科长，一直工作在对外贸易第一线。
响应周总理号召“归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大规模建设摊子迅速铺开，各条战线急需大批知识分子加盟，研究生学历的高材生在当时属凤毛麟角。
1956年，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周恩来总理号召知识分子归队，中央为此还专门发了文件。
学习了中央精神，诸葛霖萌发了归队搞教学业务的想法。当时，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筹建不久，他向外贸部递交了申请，1956年底他终于如愿以偿，从上海调到北京，开始站上讲台，拿起了教鞭。  
1957年学校发展加快，正式对外招生，开始分科，“一系”（即英语学院）成立了专业英语教研室，诸葛霖任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革”期间，学校被撤消，大批教师随学校迁往河南罗山，半年以后，迁到河南固始县，受当地政府委托，继续为当地培养贸易人才。1970年周总理批示恢复学院，但原北京车道沟校址已为总政所有，教室等已无法恢复，学校于是搬至现在的地址，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址，象样的建筑只有一个大礼堂、一个摄影棚。
诸葛霖1971年由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继续在学校任教，1990年退休。退休后他还继续带研究生，直至75周岁。
白手起家 自编教材“第一期培训班只有10个学生”。诸葛霖回忆说。刚开始，学校只有短期培训班，主要培训从部队上转到经济贸易领域工作的干部，他们迫切需要学习和国外做贸易打交道的实践规则，交往礼节、外国人的风俗习惯等。
处于艰苦创业期的学校，校舍简陋，教学条件落后。但对于诸葛霖老人，当时第一批教师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教材。美国的教材无法使用，他只能自编教材。由于他在基层一线工作过，对外贸实务更了解  ，所以他编写的教材针对性较强，更实用。
“父亲很少有时间和我们交流，”诸葛昌平回忆说，“印象中，父亲总是天不亮就带着饭盒走了，晚上回家天都黑了，他也不做家务，吃完饭就坐在桌子前写啊写，经常写到深更半夜。”
他编著的教材有十几种，其中实用性英语课程《外贸函电》至今还是全国自学考试专用教材，至今已再版几十次，2008年又重新修定。
最自豪的事1984年，诸葛霖由学校委派到美国经济管理研究生学院（AGSIM）做学术交流。1991年由学校委派到日本东京讲学。
他最难忘的是，在美国经济管理研究生学院教学期间，他的讲稿作为美国研究生院教材正式出版。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他最自豪的一件事。
在美国学术交流期间，他遇到了如今已是我校副书记和副校长的杨逢华、徐子健，他们二人当时正在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留学。诸葛霖不习惯做家务，更不会做饭，他吃不惯西餐，而徐子健却有一手好厨艺，于是他经常到徐子健住处“蹭饭”，还经常交流切磋学术。
“祖国强大了！”诸葛霖已91岁高龄，退休20年了，可他仍然坚持看书读报，听国内对外英文广播，看国外原版英文小说。他说：“业务不能丢”。
他儿子告诉我们，当年父亲决定回国，除了家眷问题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中国人地位底下，在国外被人看不起。”正是因为经过那样的年代，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看到祖国强大了，心情总是非常激动。
“他总念叨‘祖国强大了’，他记得1932年刘长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唯一成员首次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没得到奖牌”，诸葛昌平说，“父亲最近一直在看广州亚运会比赛，北京奥运会时他更是坚持看，看到中国拿金牌，他就特别激动。他对国家发展的感触比我们深得多！”
诸葛老人对退休生活很满意，他说，学校尊师重教的氛围浓厚，虽然退休多年，但是每逢重要节日，学校和学院领导都会来家看望，感觉很温暖。
谈到学校60周年校庆和未来前景，老人特别强调说：“对外经贸大学要发展，一定要和一线贸易密切联系，要和商务部继续保持紧密联系，否则业务就会和实际脱节。”
贡献从科研到实践诸葛霖的学术背景深厚，语言功底扎实，毫无疑问是科研学术领域的先驱，但他却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1946年从美国回国后，诸葛霖曾在基层发展，负责青岛啤酒厂在东南亚的推销。此外，诸葛霖还曾在上海进出口公司工作，这些具体真实的实践工作让诸葛霖避免了纸上谈兵的弊端，使其懂得如何谈判，如何与外国人接洽。这些阅历和经验都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重要积累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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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石桥到惠新东街诸葛霖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教学生涯随着校址的变迁一路走来，而留学生数量在北京位居第二的对外经贸大学，也是从小石桥开始起便招收了东欧国家的学生。“我十岁来到小石桥，3号院里有个篮球场，经常看见金发碧
眼的留学生在里面打篮球。”诸葛霖的儿子仍对此记忆犹新。九旬老人仍然十分熟悉学校的发展和变迁历程。在小石桥时，学生在前马场上课，只有十几个教学班，每班十几人的容量。后来搬迁至车道沟，才  有了正规的教室。文革结束后，对外经贸大学于70年代重回北京，将北影的旧址作为校址，也就是今日对外经贸大学所在地。对于在惠新东街建校伊始的回忆，既辛苦又美好。当时的北影旧址还是一个大摄影棚，周围是一片菜地，种满西红柿、茄子，其间还夹杂着水沟。学校周围都不通车，走进去要20分钟，一遇到下雨天，满身泥泞，十分狼狈。而这样的辛苦却也是日后最美好的记忆。当时的学生都是解放军里的优秀干部，却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当时没有先进的设备，不像现在有专业播音员到录音棚里录音，诸葛霖便以口授的方式教学，一遍遍重复，一次次讲解。然而，诸葛霖对当时学生的勤奋和好学大家赞赏。也因不像辜负这份求知的进取心，诸葛霖即使每年会教一些重复的课程，仍然在学年开始前，带着其他老师认真备课，重新组织讲稿。诸葛霖上课时，其他班的学生都自发过来旁听，座无虚席。教书，便传道授业；实践，便兢兢业业。和对外经贸大学一同成长一同奋斗的诸葛霖站在百岁的尾巴上重新看这所被寄予了希冀和热情的学校，新的图书馆，资源丰富、方便快捷的电子数据库，数量和质量都急剧增多的留学生，这一切的新迹象都让诸葛霖欣慰不已，激动不已。下一个百年，定是一片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