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其五
人物简介
  陈其五陪同苏联友人参观陈其五（1914～1984），原名刘毓珩，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人，蒙古族。 　
陈其五幼年随祖父刘原道在家塾攻读经史，稍长受到北伐军的影响，追求新知识。先后在巢县中学、江苏扬州中学高中部学习。 　
民国23 年（1934 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在此期间不断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校内中共地下党人武衡、黄诚等人接触，倾向进步，成为有影响的学生代表人物。 　[1]　
“九·一八”以后，救亡运动普遍深入，陈其五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在此前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北平社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之后，陈其五代表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和其他学生代表一起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还在南京、芜湖、武汉等地向各界同胞及武汉大学、省高等院校学生报告“一二·九”运动情况，发表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讲演。 　
民国25 年5 月间，他返回清华继续参加学运，在中共的领导下向学校当局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由于当时环境险恶，陈其五经组织决定为暂避国民政府缉捕离开北平。离校后，清华大学当局将他和黄诚等数名学生运动领导人布告开除。 　
民国26 年，“七·七”事变时，陈其五在家乡和金戈及其兄弟从事抗日宣传和抗敌后援工作。11 月间到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根据叶剑英的意见，被派到山西卫立煌部工作，任秘书和战地工作团主任。陈其五参加中条山战役后，随卫立煌部退至冯家堡一带休整。次年2 月途经延安时，由任天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8 年1 月，经组织决定离开卫立煌部，由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介绍到彭雪枫部（即后来的新四军四师）工作，2 月在皖北亳县观音堂书案店地区正式参军，历任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拂晓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民国34 年秋，中共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北上山东，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在淮南成立。11 月间，陈其五调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民国36 年2 月。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成立，陈其五任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这一时期，解放战争逐步发展为大兵团作战。陈其五随军转战于苏皖地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参加过涟水等战役，参加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重点进攻和外线出击，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该文于1948 年12 月27日发表，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 　
民国38 年4 月下旬，解放军胜利渡江。陈其五在常、苏、沪等地参加接管工作，曾任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年7 月起，在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同时，兼任地方工作；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上海高教科学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1956年起，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在此期间，陈其五在上海从事党的宣传、教育、理论和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工作。1962 年，陈其五在上海主持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受到张春桥的追查。 　
1963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支持巴金向党交心的发言，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65年被错误开除党籍，调到江苏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残。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共上海市委复查，决定给予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1 年，陈其五重新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虽然身患癌症，仍然带病工作。1984 年9 月，在出公差途中突然发病去世。 　
病逝时，陈其五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陈其五去世两个多月后，1984年11月16日才开遗体告别会[1]，1984年11月24日[1]，上海公安收容审查了陈小蒙的同案犯葛志文，6天后，刚和老父遗体告别后不久的陈小蒙、陈冰郎亦被锒铛收押。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据1986年2月22日的《参考消息》报道：“他们被绑着胳膊、低着头，在三千名旁听者面前示众，然后被拉去枪决。”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陈冰郎系陈小蒙的弟弟.
人物轶事
翻开中国革命历史，人人会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序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一二·九北平学生的游行，一二·一六的大示威，悲壮的历史画面永远是革命青年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 安徽省巢县（巢湖市）出生的陈其五同志，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 　
陈其五原名刘毓珩，排行老二，1914年出生。192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巢中，初中毕业后与同班优秀学生叶上芃同时考入著名的扬州中学。1934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年，东北四省沦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华北腹地，4万关东军进驻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对日寇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秘密外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察东谈判”……助长日本法西斯强盗得寸进尺的野心。1935年起，在日本法西斯的策动下，亲日派汉奸公然卖国。敌酋土肥原指使傀儡殷汝耕、萧振瀛、秦得纯等发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半壁河山行将改变颜色，正如北平学生宣言所说“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陈其五和黄诚同志一起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发展起来以后，他先后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的主席、北平学生联合会代主席，得到北平中共秘密组织领导人彭真、蒋南翔等同志支持。后来，陈其五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成员。 　
1935年12月9日7时许[2]，在黄诚、陈其五同志带领下的清华大学学生大队，高举旗帜和“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迎着凛冽的寒风奔向西直门，预定上午十时与城内学生在天安门前汇合，然后再去居仁堂向国民党大员何应钦请愿。可是，华北的国民党当局却如临大敌，派出了大批宪兵、警察、马队，荷枪实弹，用皮鞭、大刀和水龙头对付爱国学生。警宪们守住城门，不让请愿，不准城内外的学生汇合。这时城内的学生已经手挽着手，臂连着臂，女同学走在队伍的中间，涌向了街头。他们向何应钦请愿，可他早已躲到了西山，仅派一名代表来敷衍。爱国学生呼起口号表示抗议，接着北平学联下达了总示威的命令。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冲过了水龙、皮鞭、大刀、马队组成的多重的封锁线。青年的热血洒在冰雪的马路上，愤怒的人流仍向前冲去。 　
此刻，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被紧闭的城门阻于城外。想到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的痛苦，黄诚同志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跳上城墙外的土堆，向同学们大声疾呼：“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允许中国人进了！”这话激起了万众愤怒，顿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声震撼着整个古城。就在这一天，黄诚与陈其五领着清华的学生同反动派搏斗了整整一天。从黎明到黄昏，在刺骨的寒风中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一二·九之后，陈其五和黄诚在中共北平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又发动起一二·一六游行示威。12月16日，城内外的大、中学生，先后冲破军警的包围和阻拦。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从阴沟里爬进城，打算打开城门，当即被国民党逮捕。大家从四面八方会师到天桥，沿途的工人、市民、小商贩都加入斗争行列。天桥广场人山人海，汇集了1万多人。上午11时，召开了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并一致要求：一、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二、组织民众；三、工农商学兵共同抗日；四、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五、反对华北自治。会后，数万人进行了游行示威。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活动，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宣布延期成立。当天，全市学生被捕二三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为了抗日救亡，陈其五同志不怕风险，废寝忘食地工作，引起了蒋孝先（宪兵团长）和日本特务的注意，派人到处搜捕他。 　
中共秘密组织通知陈其五化装脱险。他扮成了一个香港富商，到他哥哥刘毓璜所在单位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暂避。他当时身穿高级呢大衣，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手提大皮包，面貌似40岁。他突然出现在哥哥面前，刘毓璜也不认识了，老是问他哪一个。他摘下眼镜，放声琅琅大笑，刘毓璜才认清是二弟毓珩。他躲在刘毓璜的卧室，由哥哥每天出面打两份饭菜。他一有时间就向哥哥宣传革命真理。20多天后，他的行踪引起了国民党军事教官的注意。天津中共秘密组织又立即通知陈其五返回北平，才摆脱了敌人的纠缠。 　
不久，他又参与组织南下请愿团，领着80多人，英勇机智地冲破沿途封锁来到南京。他代表北方爱国学生在中央大学做了一二·九运动的报告，慷慨激昂，震动了南京。蒋介石夜里派特务抓他，幸亏有一位知道内幕的同学及时通气，夜里掩护陈其五从水西门逃出南京，转道武汉。以后又从武汉到上海复旦大学，改名刘易生，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又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只得星夜离开上海，回到北平。 1936年暑假，陈其五兄弟四人从北方回到家乡巢县。除刘毓璜、陈其五（刘毓珩）外，还有老三刘毓璠（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读书，1935年冬入党，和贾明庸一道领导天津一二·九运动）、老四刘毓琳（改名刘刚，是“民先”成员，1935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他们到家后开了个家庭会议，做出三项决定：一、让大哥刘毓璜辞去南开大学经济系研究所资料室负责人的职务，回到巢中当教导主任；二、小兄弟三人准备去延安，让大哥留下照顾家中老小；三、掩护北方来的两个中共秘密党员陈元（后叛变）、贾明序（中央电影局贾霁）在巢中进行工作。陈其五回到巢县后，积极开展工作，在巢中曾以《革命人生观》为题作演讲，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充满爱国热情。他的讲话，深深打动了青少年的心，播下了抗日的火种。 　
当时的巢中校长陈灌芜在上海养病，学校工作全交给教导主任刘毓璜负责。刘和中共秘密党员陈元、贾明序形成学校的领导核心，陈元任教导副主任,贾明序当初二班主任兼教数学。他们三人对学校工作大胆改革，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废除国民党的“纪念周”，改成自由学术讲座，宣传抗日救国；二是废除公民课，改为生活座谈，根据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杂志》宣传抗日民主，宣传爱国七君子；三是编写墙报《晓光》周刊，由刘毓璜、贾明序、进步学生徐騯负责，宣传抗日革命思想；四是跟地方民众教育馆合作抄录新闻，油印成简讯散发给群众。他们一度把巢中的抗日宣传搞得热火朝天。 　
巢中的抗日宣传工作展开以后，1936年九十月之间，陈其五带着两个弟弟去延安，当时刘毓璠新婚仅1个月。他们先去武汉未接上头，到了长沙同徐特立同志接上了关系，住在长沙蓬菜园10号中共秘密组织联络点。11月左右，陈其五和刘毓璠一道经重庆去延安。
1938年2月，陈其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投入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驰骋大江南北。他曾历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新四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在部队政治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