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遵义会议
会议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  遵义会议会址(图一)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2]​
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遵义会议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生，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院毕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旧址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
石永言
近读花城出版社《随笔》2001年第一期党史研究权威何方先生“读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一文，颇受启发，获益匪浅。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对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对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深入研究之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的部分问题，提出置疑。遵义会议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自从公布了这份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之后，过去对遵义会议众说纷纭的一些问题，便由此定论下来，不再各说各的，莫衷一是。自然成为党史研究者写作这方面的论文依据。何方先生以非常充分的论据，指出“按理，这次调查研究应取得重大突破和收获，弄清一些重要情况，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可惜结果并如此，有点令人失望。”我十分赞赏何方先生的胆识与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如何科学地来对待党史这门学科，提出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
何方先生的文章，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是否就如“调查报告”所定论那样?文章重点“读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不同意“调查报告”中的提法。据我长期对遵义会议若干问题的研究，认为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亦并非只有“调查报告”中的20 位，还遗漏了两位，兹分别论述如下。
遵义会议的参加者，自遵义会议纪念馆建立以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五十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将董必武、林伯渠二位革命元勋列为出席者，并挂出他们的照片，但没有邓小平同志。同时也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列为出席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翻译伍修权未列其中。当时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是18 人。这个陈列的依据是1957 年3 月6 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孔宪权带着资料员国瑞臻赴北京访问杨尚昆所获得的历史资料。这18 人是：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陈云、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董振堂。杨尚昆还特别谈到，董振堂在会议快结束时，才到场。离遵义会议召开22 年之后,杨尚昆的这个回忆，基本是准确的，因为他毕竟是参加者。只是将董老与林老误记成与会人员。由于李德是外国人，我们党的这次会议，尚昆同志没有提到他，完全可以理解。而翻译伍修权，也就自然没提及了。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尚昆同志提供的遵义会议与会人员18 人的照片，陈列展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有人提出董老与林老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 经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查询，回复是没有参加。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查出林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遵义会议的与会人员，便由18 人减为16 人。
1958 年11 月，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他具体的坐位。事隔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将小平同志列为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又将小平同志从遵义会议会议室开除出去。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又由17 人变为16人。
1984 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弄清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对究竟哪些人员出席过此次会议? 作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除查阅有关的历史档案外，还访问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如杨尚昆、李卓然、陈云、伍修权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邓颖超、刘英( 张闻天夫人) 等，其目的主要是要他( 她) 们证实邓小平是否出席过这次会议? 以及回忆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一些其他问题。这样，小平同志与会的问题得到证实。于是1984 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公布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里，出席这次会议的正好是20 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
“调查报告”公布的名单里，没有董振堂，其理由是，董振堂是会议快要完了才来到，依据当然是杨尚昆的回忆。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初，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北京采访李卓然谈到，1935 年1 月,他在遵义城看到过董振堂并有董振堂与会的印象。李卓然的这次回忆，在“调查报告”之先。笔者以为，董振堂虽然是会议后期才临会，但他毕竟是一个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五军团军团长),而当时的中央红军仅有四个军团( 一、三、五、九),一、三军团各有2 人与会( 林、聂、彭、杨) 难道五军团就只让政委参加( 李卓然),军团长董振堂可能因有特殊任务未能及时赶到，迟到了就可不计? 须知，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要扩大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听听这些高级指挥员在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军事路线下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以便进一步揭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虽然与会的陈云是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但陈云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九军团代表，根据“调查报告”只有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一人。而凯丰实际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又兼及代表九军团。出席这次会议的九军团还有一位代表——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这样，九军团就有了两位代表。
据1954 年6 月25 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写信谈到，红军攻克遵义城后，周副主席电知凯丰、蔡树藩( 九军团政委) 、罗炳辉( 九军团军团长) 务须14 日赶到遵义城开会。当时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后卫任务，分驻湄潭一带。在军情瞬息万变的紧急情况下，为确保驻遵主力安全计，九军团主要领导开会研究，蔡树藩、罗炳辉留下，着尹自勇随凯丰赶赴遵义城开会。
凯丰在这封信里还谈到，遵义会议后，何长工来九军团接替蔡树藩任政委，王首道接替凯丰任中央代表。当时的历史是这样的：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替博古辩护，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缺乏认识，于是党中央便决定停止他的九军团中央代表之职。一直到红军二渡赤水之前，在云南扎西基于他对错误有所认识，才决定恢复他的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
为什么遵义会议的研究者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对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尹自勇会遗漏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提到尹自勇出席这次会议的凯丰辞世较早，他在给尹自勇的亲属写信的第二年，即1955 年便病故于北京。以后的研究者，无从对他进行采访。
其次尹自勇牺牲较早，他的革命经历几乎被沧桑的历史所湮没。这里，不得不将他的履历作一简单介绍。
尹自勇原名贞金，字界基，1914 年生,江西永新西乡灌冲村人。1930 年底参加红军，在红军学校毕业后任红三军军部警卫连连长。1931 年9 月，在方石岭战斗中，率连队袭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司令部，捣毁敌军指挥系统，对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全连立集体功，尹自勇立两次大功，受到红三军司令部与政治部通令嘉奖。1931 年12 月，尹自勇调红五军团警卫营任营长。1932 年6 月，调教导团任团长兼政委。在1933 年春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尹自勇英勇奋战，获“独胆战斗英雄”称号以及“模范党员”称号。中共中央主编的《红色中华》、团中央主编的《青年实话》以及中央红军主编的《战士报》均以题为“全军积极动员起来，行动起来，向独胆战斗英雄尹自勇同志看齐”的文章，介绍他的先进事迹。
1934 年1 月，尹自勇出席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3 月，调红九军团任青年科长。后改任青年部长、军党委委员。10 月，随部队从会昌出发，开始长征。1935 年1 月，随军团党中央代表凯丰赴遵义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九军团在遵义以南乌江以北地区单独行动，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南渡乌江，作威逼贵阳的战略转移。当九军团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便日夜兼程追赶部队主力。由于严重减员，尹自勇兼任军团司令部侦察连政治指导员。1935 年4 月16 日，九军团在贵州省大定县( 今大方) 猫场宿营，翌日凌晨4 时，遭到黔军刘鹤鸣部队和地方武装围攻。尹自勇奉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命令，带侦察连护送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干部刘鹤孔等，越过险峻的鸡飞崖,撤到安全地带。然后与连长龙云贵率部到街口将敌人击退。部队交替掩护，撤到猫场西北部的绝壁梯子岩脚迅速攀上岩顶，架起机枪向敌人猛射，以掩护军团大部队从岩下通过。尹自勇带领余部迅速向纳雍方向追赶大队。因不识路径，加之深夜行军，方抵纳雍境内的翅龙头时，误走向西南。次日在纳雍县治昆区境内遇到土司苏小云、安克勋武装截击。苏、安意在抢夺红军枪支，未逞，遂胁迫、苗族农民300 多人将尹自勇部包围。被包围的红军因水土不服，为疟疾所苦，又弹尽粮绝，处境异常危险。
当时水城有一个以苗族人民为主体的抗暴组织——齐心会，屡遭反动派镇压，总会领导人牺牲，组织涣散。县境内董地齐心会首领王炳安听说红军情况，派人与尹自勇联系。尹自勇接受王的邀请，带领余部，留下枪支，走出包围圈，在董地齐心会会员的护送下，抵达王炳安处。两人交谈契合，歃血为盟，结拜为把兄弟。从此，尹自勇率仅存之18 人，装扮成老百姓，帮助王复兴齐心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千余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35 年8 月，尹自勇与王炳安提出“团结穷干人，打倒大土目”的口号，带领齐心会会员，先后铲除了董地、中坝、南开等处的土目多人，将区长杨焕南家粮食分给群众,并处决无恶不作的水城民团团副邓某，打死横行乡里的国民党军队连长龚某。在水城、赫章等县境内攻打区乡政府多处，以缴获的枪支武装自己。又袭击国民党军送兵部队一个连，全部收缴其枪械，释放所押解的壮丁。尹自勇等的除暴抗恶活动，逐渐扩展到纳雍、郎岱、威宁诸县境，会员发展到2 万余人。水城的豪绅无不惊恐万状，向上级报告说： “不特地方团队不敢撄其锋，即大军屡次进剿，亦未损其毫发。”
1937 年夏秋之交，中共贵州省工委派周贤与尹自勇接头，计划以米箩为据点，组建水城县党政组织、抗日武装，以及“中共滇黔边区工委”，并拟在1939 年底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各项组织。尹自勇重任在肩，孜孜不息，但不幸于1939 年4 月，被国民党杀害于米箩乡簸箕寨，时年25 岁。
由于尹自勇牺牲较早，且在红军长征乱世途中，其身世、经历以及在红军中的所作所为，后世便知道得很少了，庶几乎湮没。而他的家属在解放初为了解先人身世向郭天民( 红九军团负责人之一) 、凯丰等人致函的事，亦仅为江西吉安地区部分人所知，也是在五六十年代岁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1984 年研究遵义会议这一课题时，对于凯丰曾于1954 年曾经致函过尹自勇家属一事，可能不曾知晓，所以也就不知道1935 年1 月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曾陪同过凯丰至遵义城参加过遵义会议一事。如果当年了解到这一重要线索，我想是会作一番调查考证的。当然，这些仅是我的一些猜测而已，不知事实是否如此
写到这里，很可能有人会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的“调查报告”里，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主要依据于陈云写于1935 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历史文献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显然没有提到尹自勇。但陈云的这份“提纲”里，同时没有提到邓小平、李德与伍修权三人。而邓小平的与会，主要来自八十年代革命元勋们的回忆。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都能列入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也完全应该),那么，在九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罗炳辉与蔡树藩因战事不能临会的情况下，由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陪同其中央代表凯丰出席这次会议，作为一个军团的代表，也因该在遵义会议室里留下痕迹。管窥蠡测，臆断妄为，书此就教于专家与读者。
( 文中所引用历史资料来自遵义会议纪念馆与江西吉安党史资料等)
(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
——原载于《文史天地》2001年10期
会议起因
  遵义会议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3]​
会议经过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 
“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1]​
主要内容
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会议结果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1935年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人民军队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米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4]​
会议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5]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会议旧址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路80号。1955年，在遵义会议会址建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1964年，毛泽东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会址是幢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是贵州军阀、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楼房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廊，楼层四面有柱廊，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6]。[7]​
纪念邮票
“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邮票
  “遵义会议”纪念邮票(图2)“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邮票，便是有两种印刷版别的第一套邮票。这套邮票，1960年1月25日发行，编号J74，全套3枚。邮票第一枚“遵义会议会址”和第三枚“强渡金沙江”采用的是雕刻版印制，而第二枚“在毛泽东旗帜下永远胜利地前进”则采用的是影写版印刷。这是中国第一套有两种印刷版别的邮票。第三枚“强渡金沙江”的图案采用了中国画家张漾兮和庄子曼创作的油画，画面再现了红军战士渡江的战斗场面，显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顽强性格和英勇精神。[8]​
“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遵义会议”纪念邮票(图3)1985年11月15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邮电部发行“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编号J107，全套2枚。邮票第一枚“遵义会议”再现了遵义会议会场。第二枚“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喻示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原画作者：（1）刘向平（2）赵域；设计者：陈晓聪 [8-9]​
《长征组歌》遵义会议放光芒
苗岭秀 
旭日升 
百鸟啼 
报新春 
遵义会议放光辉 
放光辉 
全党全军齐欢庆 
齐欢庆 
万众欢呼毛主席 
马列路线指航程 
雄师刀坝告大捷 
工农踊跃当红军 
英明领袖来掌舵 
革命磅礴向前进 
毛主席来掌舵 
向前进

油画信息
油画名称遵义会议创作年份1977年油画作者彭彬油画尺寸388×223厘米现藏场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高仿）油画材质布上油画[1]
油画背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油画《遵义会议》，真实再现了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确立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后，全军上下如释重负的真情实感。[2]
油画赏析
油画《遵义会议》选  彭彬作品：《遵义会议》取会议闭幕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步出会场，与等候在门外的战士与群众相见的情节。作者艺术地将原本较为狭窄的走廊拓宽，把毛主席刻意安排在中间位置，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人物刻画得形象逼真，左侧的一组战士颇具戏剧化的造型，表达了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信赖和拥护。“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用这样一个想象的、理想化的场面来反映这一历史事件，具有十分典型的时代烙印。朴素的绘画语言和真挚的情感投入，使这幅作品成为同类题材中为人熟悉的作品之一。作者彭彬曾介绍说，为了形象地展现遵义会议，他多次到遵义地区采风、写生。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些写生稿。这幅油画，他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创作完成于1977年， 1996年又进行修改，使画的内容进一步完善。[2]
油画作者
彭彬（1927—）：江苏人。擅长油画。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专修科。历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员。彭彬的作品意境深邃、气势恢宏，实乃艺术与历史、艺术与灵魂、古典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代表作有《遵义会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巍巍长城一代风流》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