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
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1878-1966）英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史学家，装甲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899年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参战。1916年12月出任坦克军参谋长。根据索姆河会战中英军首次使用坦克的经验，提出坦克使用的新思想，并在1917年11月康布雷战役和1918年各次坦克战中取得成功。1922年，在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任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1932年任旅长。1933年退役。1935～1939年，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此后，一直从事军事理论与军事历史的研究。富勒著述有35种以上。早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为基础，重点探索未来战争的特点以及诸军兵种的战斗运用。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战争改革》(1923)、《战争科学的基础》(1926)、《论未来战争》(1928)。退役后，除继续探索装甲战理论外，开始研究国际政治和英国防务，晚年侧重研究军事史。主要著作有：《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与民事化的影响》(1939～1940)、《美国的决定性会战》(1942)、《装甲战》(1942)、《军械与历史》(1946)、《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西洋世界军事史》(1954～1956)、《亚历山大的将道》(1958)等。富勒积极主张军队改革，建立少而精的机械化军队，宣扬装甲坦克是决定性的力量，骑兵将退出战场，步兵降为辅助兵种，炮兵则需要提高机动能力，认为大量并集中使用坦克和航空兵，实施突然而有力的突击，可迅速突破对方主要集团的防线，深入敌纵深，摧毁一个战备不足的国家。他的许多观点，同英、法军界当时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消极防御思想相抵触，因而未被采纳。然而，对德国闪击战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1]。
生平
  1878年9月1日，富勒出生在英国的奇切斯特。家境不错加上双亲的知识和教养，对他的童年的成长很有帮助。 
富勒是个个子矮小的人，19岁的他只有1米63，51公斤。幸好英国陆军刚刚修改了后备军官的身体条件，他得以在1897年进入英国著名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但是军校里开设的机械式课程并不对他的胃口，他更多的时间用来刻苦自学，博览群书。他的母亲劝他多于同学交往，他回答到：“读书才是最好的社会活动，否则人与哇哇乱叫的猿猴和火鸡也就没有差别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世纪以前的富勒的阅读面也是令人惊叹的，哲学、科学、艺术、历史、文学无不涉猎。这种对人文学科和关注和他的同学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在他读《早期的希腊哲学家》的时候，他一位要好的同学甚至跑到军医那里报告富勒有点神经不正常了。 
1898年8月，富勒完成了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学业，任步兵营少尉见习军官。尽管身在军营，富勒并没有把精力用于战术教程和条令的学习，他的书架上都是达尔文、康德、赫胥黎、奥斯丁等人的书。1900年，富勒的部队参加了布尔战争。在战争中，富勒很快展露出他的天赋，他在后勤保障和情报侦察等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获得上级的通电表彰并晋升为中尉。1902年10月，富勒随部队回到南安普敦。1903年，他又随军开往印度，驻扎在西姆拉市。在印度的日子是他自学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宗教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读书之余，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1905年在期刊上发表的2篇文学评论以及1907年出版的有关东方神秘主义的《西方之星》是他的初露啼声之作。 
可以说，富勒是从学习和研究人文科学起步逐渐转向军事领域的，他所具有的哲学文化素养在现代军事思想家中实属罕见。事实上，系统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广博的人文科学知识也使他在思考和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游刃有余，见人未见。 
1907年4月，富勒就任南非第2后备役营副官，负责整个部队的训练工作，军衔上尉。这时的英国正值军事的“复兴时代”。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开始对思考和研究军事问题，并日益产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09年，他指挥的第10德尔克塞斯营在全英射击比赛中一举夺魁。191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军事专著《对如何训练本土士兵的建议》。 
1913年，富勒进入了英国陆军坎伯利参谋学院。在学习期间，他发表了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系统的阅读了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大量著作，产生了深刻印象。富勒开始以系统深刻的哲学思想为骨架，以从拿破仑那里演绎来的理论为砖石，开始构建自己的军事思想的大厦。 
1914年，英国加入一战。富勒匆匆结束了学习生活，准备投入战争。1915年7月，在富勒的强烈要求下，他离开了负责的后勤运输岗位投身前线。1916年2月，他发表了《从1914-1915的战役看作战原则》，对《野战条令》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了自己的纵深突破理论和以及8条作战原则。这篇文章意味着富勒已经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事务，开始对整个战争规律和未来陆军发展方向的探索。 
在第7军参谋任上被提升为少校之后，他被任命为第37师副参谋长，并随后被第3集团军参谋长林登贝尔少将慧眼识中，到第3集团军高级军官进修学校进行教学工作。这次培训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富勒在校级军官中声誉鹊起。 
1916年7月，他被任命为第3集团军副参谋长。在第3集团军参谋部，富勒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僚。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他的突破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问题就是找到一种可以胜任这种重大军事变革的武器。8月20日，富勒看到了英军的新式武器——坦克，他兴奋的叫喊起来：“坦克——就是它”。从此，他和这个铁皮怪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6年2月开始的凡尔登战役双方损伤惨重，英军决定使用仅有王牌——坦克。索姆河战役开始了，富勒闻讯早早赶到现场观察。坦克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缺少坦克和战术失误，英国人没有保持住初期的优势。尽管如此，目睹了此役坦克使用的富勒却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在集团军司令部全面分析坦克在战争中使用的利弊，研究坦克运用的方法。他一再在文章中指出，坦克的使用必须贯彻集中的原则，大量地集中使用在重要地区和主要方向上。他认为，如果能大量集中的使用坦克，英军完全能在2-3年内击败德国。 
命运垂青了大声疾呼的富勒，英军新组建的坦克部队选择了他担任副参谋长。到任后的富勒开始深入了解坦克的各种技术数据和性能指标，每天和参谋们在实地研究坦克战术。作为参谋长的富勒敏于思考、富有创见，加上埃尔斯准将也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擅长处理上级关系的务实司令官，富勒迎来了他军旅生涯最辉煌的日子。1917年2月，他撰写和颁布了《第16号训练要则》，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坦克作战理论体系。1917年4月，富勒提升为中校任坦克军参谋长。这时的富勒虽然还认为坦克的主要任务是支援步兵战斗，但是他已朦胧的意识到，坦克完全可以独立执行突击敌人纵深的任务。 
1917年4月，富勒指挥坦克部队参加了阿拉斯战役。他建议在地形相对有利的第5集团军的正面集中使用坦克，但是无人赞同。分散使用的坦克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但是配属第5集团军的11辆坦克在富勒的计划下推进到预定纵深，这坚定了他集中使用大量坦克进行决定性突击的信念。他写下《1918年坦克战术运用》，强调了这一理论。 
在分散使用坦克屡战屡败之后，英军终于要试一下富勒的理论了，富勒也迎来了他军旅生涯的最高点——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英军在富勒的指挥下集中381辆坦克突然袭击，突破了德军铺设的反坦克壕，实现了战线上的重大突破。但这场胜利完全出乎英国远征军黑格元帅的意料，以至于他没有准备足够的预备队来扩大这一成果。即使这样，英军以不到4000人的伤亡，消灭了大量德军，仅俘虏就达4000人。战役结束后，英国伦敦所有教堂钟声齐鸣以庆祝这场重大胜利，这是一次大战中唯一的一次。德国陆军司令兴登堡在总结中写道：“英国在康布雷战役的进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进行大规模奇袭的可能”，而富勒也由于此战奠定了坦克作战权威的地位。 
1918年8月，富勒完成了《1919计划》。他在计划中提出，在160公里的正面上集中使用11500辆坦克，分左中右三路实施进攻。作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在中路发起进攻，利用重型坦克打开缺口，吸引敌人预备力量，然后使左右两路的中型坦克迅速出击，在2-3小时内突入20-30英里的纵深，斩断敌人的神经中枢，并和中路部队配合围歼首尾不能兼顾的敌人，在敌军防御体系上撕开一个大口子；第二阶段使用保存于后方的1200辆中型坦克，穿过打开的缺口，快速向德军战略纵深发起攻击，瘫痪其指挥体系，在完全破坏敌防御体系，直接冲向德国本土。同时富勒还首次描述了坦克和飞机协同作战的构想，强调了飞机在保持制空权的同时协同打击地面目标。 
这一计划准确的预见了未来战争的特点，系统的描述了新的作战形式，它标志着富勒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基本成熟。一战后富勒许多著作都可以看作对《1919计划》的丰富和完善。二战后西方军事家一致认定《1919计划》是“一份战争史上的经典文件”。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英军统帅部的采纳，相反倒是在1940年被富勒的学生——古德里安打个措手不及。 
1918年8月8日开始的亚眠战役中，坦克再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英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富勒在此战后认识到，没有建立以坦克、摩托化部队为核心的强大战役预备力量，就难以充分利用战役突破的效果，实现摧毁敌人防御体系的作战目标。他把攻击敌军大脑和神经，瘫痪敌人作战体与运用坦克部队实施纵深突击的思想进一步结合，形成完整的“战略瘫痪”军事理论。 
一战结束之后，富勒推辞了意味着少将军衔的旅长任命，主动担任总参谋部主管坦克的参谋，军衔上校。但是他的工作很不顺利。一战后反对大量生产和装备坦克的声音在政府和军方占据主流，坦克面临生存危机。坦克再次被当作步兵的附属，只承担警戒、侦察和掩护工作。在和以黑格为首的“骑兵内阁”等势力的冲突中，富勒言辞激烈，得罪了相当多的各级官员。但是毕竟人微言轻，这只能使他自己在总参谋部的处境日益恶化。不过在此任上，他于1920年结识了利德尔哈特，并成为莫逆之交，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1923年1月，富勒出任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在院长的支持下，他对参谋学院的校风进行整顿，反对机械的教育方式，提倡以扩充知识面为核心的复合型教育。他说：“要理解战争就必须先了解和平，了解人们心理，了解自然、地理，了解工业、商业、政治和金融”。无论就教学还是个人创作而言，富勒在参谋学院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的思想通过学生传播到军队各个阶层，而自己也完成并出版了7本专著，其中的一本《战争科学基础》更是被他认为是自己的代表作。不过其中一些尖刻语言也让国防部大为不满，甚至拒绝批准出版，在勉强出版后也备受攻击，一时恶评如潮。 
1926年2月，在其好友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的推荐下，富勒出任总参谋长米尔恩上将的军事助理。但是不久由于他和国防部、总参谋部的关系以及保守势力的攻击，他没有在这个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位置上呆太久。1926年11月，他调任新编机械化实验部队司令。但是很快由于对机械化部队地位的看法和上级发生冲突，并提出辞职。 
1927年5月，富勒就任第2师参谋长。1929年7月又就任第2步兵旅旅长。1930年9月，在旅长任上被提升为少将。1933年12月，由于新任总参谋长马辛伯德上将对自己的偏见，55岁的富勒退出现役。 
这段时间里的富勒已经不再对仕途有什么指望了，富勒把精力用于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研究。在1927年以后的6年里，他先后出版了9本著作，其中以1932年出版的《龙齿——战争和和平研究》和《“野战条令3”讲义》两本尤为重要。前者对战争的本质以及战争与和平、与经济、地理环境等要素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战争观，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认识让人耳目一新。而后者实际上就是著名的《装甲战》。 
《装甲战》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统研究机械化部队作战的书，在书中富勒分析研究了战略和战术两大层次的主要问题，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深刻，形成了完整的机械化部队运用理论。在本书出版10年后，西方军界对其评论，“如果今天要求他根据过去10年所取得的经验全面修改这本‘讲义’，那么不会有大量或重大的修改。只需做一些文字修改和增加一些注释，以适应现时的需要”。要知道这个评价做出的时间——1942年，是德军以闪击战横扫欧洲大陆2年之后。事实上，这本书在出版以后英国陆军几乎无人问津，而德国却将本书翻译为德文，装甲部队军官几乎人手一册。1936年，当古德里安指挥第2装甲师在演习场上实践《装甲战》思想的时候，专程把已经退役的富勒奉为上宾。可以想见，当时这位坦克战之父的心情一定是交织着幸福和悲哀。 
退役后的富勒无事一身轻，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除了著述以外，他主要担任《每日邮报》和《镜报》的专栏记者。也许是退出军界不再构成威胁，也许是个性更加适合记者这个职业，富勒的军事问题记者生涯要一帆风顺得多。他对英国国防政策和对军队官僚组织的抨击获得阵阵好评，影响日益扩大。 
1939年9月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富勒赢得的崇高的声誉。面对德军所向披靡的坦克集群，所有人现在都了解了富勒思想的正确性。已经退役的富勒以笔作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对战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预测。根据战争的不断发展和装甲部队的实际运用经验，富勒也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认识，这使得他能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发展作出相当精确的预见，他不断发表的评论和专栏文章也被英国民众乃至军人广泛阅读，在全世界也拥有巨大的影响。 
战争的现实使得他提倡建立的新式陆军成为现实，富勒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战争理论的研究。他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使他能超越马汉、杜黑的层次，得以和克劳塞维茨等人比肩。 
研究战争首先要从军事历史着手。1954-1956年，富勒重新修订并再版了三卷本的《决定性会战》，更名为《西洋世界军事史》。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富勒已经进入了杰出军事历史学家的行列。《泰晤士报》评论道：“对富勒这部书，专家们可能在自己精通的领域蹙眉不满，但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富勒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较量。” 
1959年，富勒开始了《战争指导》一书的写作，于1961年11月出版。本书可以看作富勒毕生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精练和浓缩。连富勒的好友，另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也认为这是富勒写得最好的书。这是一本全面研究战争问题的论著，仔细的考察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因素对战争指导的影响。 
在书中富勒审慎的分析了战争的目的，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胜利而是和平，并认为克劳塞维茨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同时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指出了这个问题上三种不同的看法。此外他在总结战史的基础上，修订完善了他在1923年提出的战争原则，得出以下九条原则：目标、攻击、机动、安全、突然、协同、集中、节约兵力、决定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美国的九大军事原则就不难发现，它们是惊人相似。由此可以看出富勒军事思想的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1926年，富勒在给利德尔哈特的信中写道：“享受人生的最好方法是做一个知识的流浪者。”1966年2月10日，在完成他的第45本专著《朱列叶斯·恺撒——男人、军人、独裁者》之后，这个伟大的“流浪者”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