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信昌银号
创设与组织概况
  原银号金库开封信昌银号筹建手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正式开业。地址设在开封市北书店街路西（现为开封市百货公司纸张批发部）。资本总额为银元五万元。总经理为开封人秦昆生，又名秦玉田。经理为开封人田少农，又名田锡翰。副经理赵超凡。襄理白宝钧、刘祥云、王麟瑞等三人。下设营业、会计、储蓄、文书、庶务五部，又存放、往来、出纳三股。在部、股下，按事务繁简，酌配若干办事人员及练习生组成之。该号在开业之初，同时在郑州设立分号，以后随其业务区域扩展，先后在省内外大商埠设立分号或办事处（又称分庄），以适应其业务发展的需要。计先后成立的有许昌、归德（今商邱）、上海、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汉口等分号及洛阳、陕州、新乡、彰德（今安阳）、禹州（今禹县）、漯河、驻马店、北平（今北京）、青岛、新浦、亳州（毫县）、西安、晋城、周家口等办事处机构组织，各分号或办事处按其业务情况，酌设经、副理或主任，并以若干助理人员组成之。其它各大城市亦多有其代理同业或商号，代办款项收付事宜，在潼关、陕州、驻马店、信阳、巩县还分别设有麦庄、盐庄（又称外庄），既营商业购销、又兼办汇兑，机构遍及省内外各重要商埠，从业人员共达一百三十余人。
该号从业人员均由号内负责人引进，陆续扩充。一般学徒月薪定为一元，满师后三元，个别优秀者四元，供以膳食待遇。人事调动升迁，全由总号负责。同仁如有过失，每年阴历正月以后，在同个人谈话之时，由本人自动请辞或暗中辞退，此乃该号人事制度之概略。
业务经营及其特征
开封信昌银号负责人秦昆生、田少农、赵超凡等人，均为银钱业学徒出身，娴熟金融业务，在创立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河南地处中原，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政权迭更，社会动荡不定，不论国家银行或地方银行常受战事影响，被当权者所利用为敛财工具。客户存入银行之款，时遭停付，手中所持钞票，也很难兑取现金，是以社会上之游资，一般多愿存入私人银号，希图不受或少受损失。因而信昌银号为揽存游资，特在总号内设储蓄部，举办储蓄存款。计有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零存整付、整存零付、整存整取、整存支息等六种之多，利率高于银行，专以揽存官僚太太（即夫人）私房钱为主要对象，且信昌银号营业时间，对外公布虽为每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但实际上不论星期日或下班以后，仍可照常存取，独具有灵活方便之特点，故存户多愿与其往来，在该号停业前夕，存款总额约有一百六十余万元，存户竟达一千四百余户之多。
该号吸收之存款，为经营稳妥计，除对殷实工商业户贷放一部分外，多余资金投入兼营土产出口业务，如当时河南之棉花、花生、陆陈（即粮食）等均为大宗南销土产品，一般银钱业亦多兼营此项副业，因当时银钱业，若仅靠本业收入，很难维持正常经营，故各银钱业，莫不竞相经营土产品出口，求得资金出路，获取更大利润。该号除在汴、郑收购棉花、花生等土产运销南方外，还派专人赴外坐庄，如在潼关、陕州之麦庄，进行采购装运，也经营进口业务，如信阳、巩县之盐庄，专事推销。该号除自身经营土产品出口业务外，还大量揽做押、汇款业务，这也是同业间角逐最尖锐业务之一。例如客商在郑、汴购运土产，以万元之资金购货，只要在行内（棉花或花生行店）开出发票和提货单时，银钱业营业员就盯上跟踪揽做押款，客户凭此货单，可按货款八折押借八千元，如此反复再购再押，以万元之资金，即可做四、五万元之生意。在客户托运后，还可做押汇至销地交款，如此做法，不但客商满意，且该号押款有保证，期限短，资金运用效率高，除应得之利息外，还可获取一些汇水收入。
信昌银号在办理汇兑业务时，对外公开广告“兑费克己”，其汇水一般低于各家银行，特别有时为了调拨头寸，甚至不择手段，如对开封几家比较殷实的商号如同丰时货庄、义丰厚绸布店等，赴上海购货时，信昌银号申庄（驻上海分号）可以随时根据商号之需，在上海垫付货款，待以后在开封结算。以提高资金效益，与所做押汇资金调拨，呈现极度灵活，且主动敏捷。信昌银号汇兑款项，原来使用信号进行汇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夏，改以报单办理汇款及转帐手续，实行年余，时有漏报、遗误等差错发生，感到反而增添麻烦，不利于开展汇兑业务，于是经秦昆生与田少农、赵超凡计议，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仍改以信号报告为凭，办理汇兑。
在信昌银号初创时，开封银钱业很盛，该号从银钱业交往中，熟悉市场情形，进而开展业务，奠定基础。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以后，信昌银号声誉渐著，机构扩充，业务日渐兴隆，除大量经营存、放、汇款一般业务外，并开始从事工商业投资，由该号先后直接投资的，计有武陟木栾店巨丰纱厂，海州豫新商业公司，商邱恒丰煤炭公司、恒信杂货庄、信丰纱布号，许昌襄八盐厂，开封榨油厂，陈留打蛋厂，在徐州包销美孚石油等工商企业。总之，只要政府不禁止，什么有利就经营什么，但有时赚，亦有时赔。殆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该号业务为鼎盛时期，信誉昭著，与省办之河南农工银行，私办之同和裕银号，并列为河南地方金融事业三大支柱之一。
信昌与同业以及江浙财团和省农工银行之间，为了开展业务，竞争激烈，在经营中利害冲突，明争暗斗经常不断，如在市场上为争做押汇，或存放利息之大小，各家登广告利率，都是表面，存款实则暗中都有增加，对殷实商号之放款，利息亦可降低，汇水亦可随时增减。
由于信昌创办人全是银钱业学徒出身，自幼就受“交官则穷，交商则富。”这两句老生常谈经商格言的薰陶，因而对官僚军阀常存有“敬而远之”之心，但有时还需要依靠他们。例如在做长芦盐或土产出口以及油厂、蛋厂运货时，车皮有时全被军队扣留，车站站长也无权派车，遇到这种情形，就须与军队交涉，以讨价还价的办法，设法把货物运走。每次用车皮一辆，不但须按规定付给运费，还要出车皮价，另外还须请客吃酒，否则货运不出去，就会影响生产，亏赔贴本。该号为依附官僚，官商勾结，互为利用，总经理秦昆生专设三间客厅，陈列名人字画、古玩等物，清雅堂皇，为应酬官僚军阀之用，每天吃喝招待都要两三桌筵席。
该号还能适应军事、政治之变动，利用业务关系，设法与当局拉拢，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军队在河南发行军用钞及流通券，商民多拒绝使用，而信昌银号仍允照常兑现，博得当局信任，遇事予以适当照顾，以求得业务开展。
停业、清理与复业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世界经济危机潮流，波及东方，国内江浙财团，加紧向内地扩展市场，以其优势之财力与地方金融势力相抗衡，加以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各省直接受到威胁，以致农村经济崩溃，小工商业者破产，国内抵制日货运动高涨，一般银钱业放款之对象如百货业、布匹业私运之日货，多被封存冻结，因而积欠银号之款，不能清偿，停业倒闭，时有所闻，各种不利因素，纷至沓来，导致信昌银号倒帐积累日多，资金周转陷于失灵状态，但还不敢声张，惟恐同业造谣煽惑，发生挤兑危机。实际江浙财团与河南农工银行，早巳洞悉底细，江浙财团在沪、汉各地大造舆论，河南农业银行表面支持，实则希望迅速倒闭，因而信昌银号在倒帐积累、同业嫉视讲行挤兑之情况下，形势已岌岌可危。
一九三一年开封金融业占有势力者，仅有银号数家，银行只有河南农工及交通两家，其他上海、金城、中国、中央数家，设立不久，社会信用不著，又加市况萧条，业务当然不易发展，各为其自身营业计，除将本地银号打倒，不克奏效，故信昌首当其冲，遂为其牺牲品矣。当时信昌银号原有基金六十万，放出债款约四十万，两共一百万元，存款约一百二十万元（据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银行周报》笫十七卷第四十一期载文内的数字），因营业不佳，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九月已亏空十余万元，若同业肯援助，维持亦属易事。然而，在信昌发生挤兑时，约在一周内即被存户提款达三十余万元，当时信昌总号向下调拨不灵，乃不得不求助于同业同和裕银号，予以支援，同业相嫉，竟坐视不救。信昌银号终于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被迫宣告停业。
信昌宣告停业后，市面恐慌，人存戒心，当日即纷向同和裕提存，祸殃池鱼，亦不例外，此外相继倒闭者，尚有乾元恒等银号，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佯作关怀，实则幸灾乐祸，河南地方之金融事业，嗣后遂为其独揽矣。
信昌银号倒闭时，其债务关系，属于同业往来者较少，而属于存户者甚多，且存户遍及省内外各地。该号停业时，先由开封商会将其财产帐册加以封存，一切清理工作，均在开封商会主持下进行，且因开封为总号所在地，必须将各分支机构帐目集中，方能清点全部情形，于是各地债权人推派代表齐集开封，统一清理，当由商会于停业之次日召开债权人全体大会，到代表三百余人，由商会委员罗少卿主席报告停业经过后，当又因商会布告信昌停业为先一日（十一日）夜间所作，纷纷责难商会既已先知，为何不救，皆大愤慨，不能置信，乃改推债权代表田恩霈为临时主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推选代表二十一人，组成“信昌银号债权代表团”，会同地方绅耆、商会、公安局、建设厅和会计师进行清查帐目。清查结果，该号全部负债约一百六十余万元，资产方面，则因废帐、呆帐过多，如军政方面历年强借和各种垫款及无法收回之放款，均不能视同资产，能够变易现金之资产，实际仅有五、六十万元，当时如按破产抵债，平均分配办法，由相差之数过巨，且外欠也因破产难于索讨，势必增加损耗，不易清理。审时度势，社会舆情，甚表惋惜，且系一时被迫停业，绝非蓄意狡骗，但倒闭既成事实，为使债权人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多数入主张该号恢复营业，采取分期还债的和解办法，债权人一致通过，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协助下，又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恢复营业，改称“兴记信昌银号”。
该号复业宗旨，主要以还债为目的。因此，对于复业后之经营管理以及分期还债具体办法，均待决定，当经研究推定开封商会负责人，债权代表团之代表以及债务有关人员，共同组成“兴记信昌银号管理委员会”负责复业经营，并订定“债务还本付息办法”，其办法具体规定要点为：各存户本息于复业后停付一年，自复业第二年起点，并规定起点后每年五百零一元以上者还本一成，五百元以下至一百元以上者还本二成，一百元以下者还本五成，五年后五百元以下存户本利已清，五百元以上存户，已得七成（指本利合计），其余三成，由营业余款及尚存资产内分配之，如分配有余，拨出一半赔偿五百元以上债权人之损失，其余归债务人继续经营，斯时“兴记信昌银号管理委员会”之类，即告终止。上项还本付息办法。决定责由管理委员会执行，并由商会见证督促施行，另报请河南省政府当局备案。由于未按法律程序进行，始终不能摆脱行政干预，以致清理有年，未能彻底解决，实即肇因于此。
改组复业后经营情况
改组后的“兴记信昌银号”由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元旦复业。复业后由支筱轩任经理（支原为信昌投资人信丰厚经理），秦昆生任副理，并派赵超凡为营业主任。专负清理帐目之责，开始先将十元以下存户发还五百三十余户，以减少事务烦琐，其余换发摺据，按章清还。但业务经营已无法再操旧业，只有以从事工业为主要途径，兼营一些食盐、煤油、杂货、运销等业，此时信昌在南关所办之机器榨油厂，经过赶修工竣，与人合营之陈留元昌蛋厂已经复工，经管委会决定派秦昆生为油厂经理，陈华民为副理，（陈为债权团代表），田少农为蛋厂经理，重整阵容，开始经营。奈当时我国出口贸易，正值滞衰之际，两厂产品销路问题，极感严重，而信昌资金微薄，又不能积存产品，待价而沽，只有竭力推销，甚至低价脱售在所不惜，每迂求售之后，价格复又上涨，常常因资金限制而遭受损失，又无法避免。此外；信昌之不动产及外欠尚多，有待于变价与讨还，但参与实际业务之少数债权代表，多非工商界人士，自恃其代表身份，既无专长，又谬执成见，许多问题不能合理处置，致使若干外欠不能收回，不但损失增多，且增加清理中之困难。经过一年之经验，深知单纯依赖油、蛋两厂之利润，以履行还本付息，殊无可能，故应如何改善经营方针，成为当时研究的主要课题。
信昌银号的尾声
信昌复业后的盈利事业，仅有油厂、蛋厂，而其利润又不可靠，改途经营实难再缓。当时，陇海铁路已修至西安，开发西北为举国所注目。秦昆生鉴于西北为产麦地区，开设面粉厂，必有利可图。曾与信昌投资合营之豫兴实业公司陕省经理姚勤斋偕往西安考察，返汴后向管委会建议在西安创办机制面粉厂，但以他当时所处地位，未被重视，秦乃将所见，详商于信昌投资的商邱恒丰煤炭公司经理刘世九，嘱其注意，由刘力倡此议，始经管委会决定，派刘世九、刘海楼先后赴西安调查各方面情况，返汴后竭力主张将信昌所有资金移转西安，创设华峰面粉公司，以牟利润，清偿债务。经多次慎密研究讨论，由信昌管委会会议通过，决定举办。但当时信昌剩余资金尚不足三十万元，如以其进行各项工程及开业后营运资金，远不敷用，不得已乃以借主包销面粉每袋提取手续费五分高利条件，并以全部资产作抵押，经多方洽谈，始借得许昌豫秦银号贷款三十万元，才顺利完成各项工程，直至开机生产。
华峰面粉公司在经营期内，债权代表团之代表先后参加实际业务的计有杜秀升、祝伯柔、李秀珊、王旭若、何慎斋等头面人员。以其债权代表身分，自恃骄横，又无擅专，却心怀私念，为所欲为，而债务人处于弱者地位，亦无可奈何，且祝等另设公司办事处于城内，另立帐册，让副总经理赵超凡主持厂务，以图将其摒之厂外，另留债权代表陈华良留厂帮助，至一九四八年军事形势变化日亟，即有解放西安可能，此时杜、祝等人，莫不做三窟打算，设法疏散资金，携款分赴沪、汉、渝等地，甚至其所用之会计，亦离厂他往，并将其平时之秘密帐册销毁净尽。原信昌之档案帐薄，经祝伯柔运往西安后，别有居心，为了混淆视听，混水摸鱼，把持华峰，杜绝后患，已尽付之一炬。
华峰面粉公司在西安解放前夕，除厂内债权代表杜、祝等人心怀私念，携款远逃外，又遭国民党军队破坏，以致解放后不能开机生产，副总经理赵超凡多方奔走，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持下，约半年多的时间，始修复开机生产。债权代表王旭若、何慎斋等人，此时见华峰修复生产，又想旧梦重温，捞取利权，采取多种手法，与赵为难，赵迫于无奈，将历年情况报请市政府协助解决处理，终于一九五○年十月由西安市政府工商局派员驻厂监督，一九五一年组织清理委员会，清理以前帐目，并令杜、祝、李等来陕清理、杜秀升接通知后即自动赴陕，祝伯柔由市政府派员从重庆提回西安，李秀珊由汉口公安局押解到陕。债务人田少农、杜秀升后亦参加，组织生产委员会，由赵超凡组织恢复生产，在生产、清理两不误中，通知各处债权人进行登记，以存款凭证换发股票，公司即走向公私合营，股东拿取定息，债务人始解脱债务责任，专心从事生产。信昌银号烂摊子得以彻底清理，人员得以适当安排，资金投入正当生产，从此走向新生道路，原信昌债权、债务人莫不额手称庆，感谢党的正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