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甜蜜的悲哀
作者简介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 生于美国的犹太人家族。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教育；从博士论文研究开始，他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兴趣，并专门研究过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1956年至1973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73年以来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时代的经济学》（1972）、《文化与实践理由》（1972）以及《历史之岛》（1985）等等，这些著作对晚近西方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内容提要
本书是萨林斯的最新作品之一，全书共分八个部分，主要核心论述了西方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宇宙观，或者说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概念有着深刻制约性影响的文化观念形态。萨林斯探讨的主题，是18世纪以后出现的西方经济行为模式的远古宇宙观背景，他力图通过此一探讨反思某些在人类学界以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论点。萨林斯在本书中引证了几个非西方宇宙观个案，佐证了他的西方文化批评理论。本书实际是萨林斯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西方社会思想史课程的全部，内容的浓缩，展示了萨林斯心路历程。
图书目录
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代译序）
原著前言
一、引论：罪恶之花
二、“需求”概念的人类学分析
三、插叙：文艺复兴札记
四、生物学观念的人类学分析
五、“权力”概念的人类学分析
六、神创秩序的人类学解剖
七、关于现实的人类学
八、甜蜜的悲哀
评论与回应
评论一
评论二
评论三
评论四
评论五
评论六
回应
附录
何为人类学启蒙？——20世纪的若干教诲
参考文献
相关书评
乐观主义者的人类学展望——敬评《甜蜜的悲哀》
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分析，作者进行了巧妙的构思，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思想，比如他引用了对人性问题的一些观点：“至于人性，痛苦和死亡并不是对亚当自大情绪的唯一惩罚。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愚笨特性，这乃是认识论屏障造成的后果……人之有限性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起因和罪行都出于人性：他是在欠缺和需求方面无法完善的生物。惩罚也同样如此”。这就引出了基督教宇宙观的一些基本假设，继而开始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作为这样一种哲学的实质性延伸，资本主义继而突出了稀缺性的概念，并由此给予痛苦而不是享乐以优先地位，把它当成了知识判断、客观价值和社会关系的主要动因”；还刻意引用了一位思想家的经典思想——“贝尔纳蒂罗.泰莱索指出，整个宇宙是由所有生物和事物的自利行动组织起来的”。沿着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关于学科研究的问题，比如他指出：“实证科学……的用处，正在于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我们永恒的不足，如何从那些总是无法满足我们需求的手段中获得最大程度满足”。这就是西方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前提和假设，在这种假设中，“经济人”的概念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功利主义的核心观点也就突出了起来，这成为作者要批判的第一个标靶。
萨林斯认为，“生物决定论的无处不在，就是人类学宇宙观传统的传播造成的”；这就与博厄斯的理论进行了一次微妙的对话。但作者很快就转入了正题，他认为，“正如格尔兹看到的，人们原以为人类的生物性暂时处于比文化优先的地位，可是实际上这却是不正确的看法”。借此机会，他分析认为：“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实体，这也意味着心灵就是文化的心灵”；“人类学的关键发现在于，人的需求和欲望同其客体相比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身体的满足是在象征价值之中得到证实的，也是经由象征价值得以具体实现的，而且，这种实现在不同的文化象征图式下会有所差异”。这样，作者就提出了与功利主义和生物（经济/环境的）决定论大相其异的结论，正如王铭铭教授在本书译序中指出的：“在萨林斯看来，人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是受特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即人类学者眼中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萨林斯认为，利用自然所获得的满足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都是通过象征符号系统构建起来的，象征符号系统具有它们自己的逻辑或内在的结构”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作者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人们对于这一切的经验都是靠事物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靠它们可让人感知的属性来实现的…….如果人类行为要形成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将必定来自象征传统”；“在生物学意义上，我们只是有可能成为人类，我们是在情操上有待文化给予具体界定的边际性生物”。
关于人类现代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者作出了深刻而又辛辣的分析。同样，他还是从西方宇宙观谈起的：“犹太教—基督教宇宙观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促使自然变成纯物质性的，因而它也就在人生观及使用观的层面上将人类主体性与人类生产力对立起来”；“那些表面上属于启蒙时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新符号文化，实际上是西方远古时代宇宙观的延续作用”；其中的延续关系可以归纳为：“上帝并不是神话了的社会，相反，社会才是社会化了的上帝”。而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就是萨林斯的言外之意了，王铭铭教授总结到：“萨林斯对于现代西方文化作出的判断就是，所谓现代性的文化并非是启蒙以后人性的新发现创造出来的人的解放，而是西方宗教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再度复归。换言之，是西方宗教的宇宙观决定了其现代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中的‘资本主义’特性，而非相反”；同时他还总结到：“萨林斯认为，社会生物学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和自然选择论的偏离，它是‘遗传学上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个理论试图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现状是公正和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对西方宇宙观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链接问题，作者再次巧妙地引用了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他指出：“堕落的亚当成了经验理解的历史加逻辑的前提，在对客体的需求中他是有限而又痛苦的个体，因此凭借它为其幸福所提供的不利或有利条件，他通过感官来对它进行认知。感觉和满足成了讨论肉体的知识理论之不断重复的内容，它看来是从迷恋自然转向迷恋资本所得出的恰如其分的哲学结论”。正如托马斯.巴尼采所评论到的：“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适合一门学说全面发展的知识氛围，这门学说宣告个人需求和贪欲成了社会美德的终极源泉。于是，基督教并没有创造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促进了满足其需要的那种基督教的发展”。
西方人类学对非西方土著人民的认识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要点，萨林斯在本书也作出了深有洞见的分析，他指出：“在众多西方支配的叙述中，非西方土著人是作为一种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而出现的”。这必然导致一种对非西方文化自以为是的理解，从而对文化本身的理解也容易发生偏离，王铭铭教授总结到：“萨林斯认为，人类学者之所以对文化本质有错误的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人类生活”，而实际上，“与西方预料的进化论命运不同，即所谓的‘野蛮人’各不相同，也永远不会变得与我们一样”。作者还举例证明：“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那些被依附论者认为已经死了或正在死去的民族，正在使他们的依赖性变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作出的对前者的反应”；“他们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延续，即等于他们的变迁的不同方式”；“文化在我们探询任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现出来……不存在有任何价值的模式”。这样就彻底打碎了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让人们看到了现代化事业的多样性和多元选择，更重要的是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文化自觉’的真实含义就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这应当是作者十分强调和重视的一个结论！
人类学对资本主义的早期认识创造了“甜蜜的悲哀”，而“所谓‘甜蜜的悲哀’，指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所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即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利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那么，在这种解放与奴役之间，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应对呢？作者摆脱了过去的很多理论性选择，挣脱了各种两难困境，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消解于现代化的“本土化”过程之中；满怀希望地指出：“茶在加糖之后的苦味好像能够在人们的感觉记录中创造出他们在其世尘生活中——‘我们这个朝圣的时代’——希冀的那种道德变迁”。这是一种含蓄的答案，但却包含着不是十分含蓄的果断，这是一位理论大师应具备的素质！
在大概领略学术大师的基本思想之余，仍旧深感对其可能存在诸多的误解，并且还产生了一些自发的感受：在推翻生物（经济/利益的）决定论之后，文化决定论的倾向是否会出现呢？萨林斯是否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学术倾向呢？凭借一种含糊的感觉，似乎这个问题在此是不能回答的；但相信本书着实为人类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