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十月革命中国兵团
兵团介绍

早在89年前，此地已出现过中国人与俄国人组成的军队，联合对抗沙俄政权的战争。历史资料显示，“中国兵团”是一支很早期就参与俄国革命的军事力量。中国人在俄国十月革命(2张)
俄国作家笔下的兵团
俄国传记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在1923年写作的短篇故事中，专门提到中国人参与俄国大革命。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量在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被带到欧洲地区，作为俄国国内严重劳工短缺的人力补充。1917年后，不少中国人参加了红军，为俄国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支由中国人组成保卫队，隶属早期苏维埃政府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Cheka），奉调到彼得格勒担保护列宁。这支保卫队由苏维埃红军亚克将军(Iona Yakir)领导。列宁卫士之一的渖阳人李富清，在1924年列宁逝世时，更是以军校学员身份为列宁守灵。
中国政府的派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相当可观的一支部队到东线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这些部队和劳工实际上没有投入战斗，而是替沙皇军队挖战壕，或在后方工厂做工。
十月革命后，俄国因发生内战，秩序混乱，交通不畅。中国参战部队和劳工无法撤回国内，处境十分艰难。经北洋政府反复交涉，苏俄政府同意滞留在俄国各地的中国参战人员分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
1918年7月底，这批中国部队乘车到达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此时苏俄红军正在这一带同白军高尔察克部杜托夫匪帮及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展开激战。列车因铁路被破坏无法继续行驶。中国军人和劳工准备步行，经哈萨克斯坦草原后沿着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人返回祖国的路线回到新疆。最后，大队人马行军两天两夜后到达别洛茨克镇。当时红军和白军双方都想利用中国人为他们作战。白军派出代表要求中国军队进攻红军，否则便被当成敌军予以消灭。红军指挥员瓦·康·布柳赫尔则派党代表尼·卡希林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到中国人中进行宣传，他们希望这些农民出身的中国士兵能站到革命者一边，为推翻剥削制度而斗争。中国军队被说服了，在张福荣（音译）的带领下毅然参加了红军。
组建“中国军团”
为了避免被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消灭，保存有生力量，布柳赫尔指挥红军往西北方向突围到卡马河畔与红军主力会合。8月5日拂晓，战斗开始。8月16日，红军强行到达托博尔河、锡姆河、济利姆河（均为鄂毕河支流）三江汇合地区。追击的白军也赶到这里。他们想利用这块口袋形的地形把这支中俄混合部队消灭。布柳赫尔和张福荣指挥红军（1800多中国人）与白卫军在这里血战了四天四夜。8月19日夜间，敌人渡过托博尔河对伊尔内克希村发动进攻，企图攻占这个据点，阻止正在渡河的红军后继部队，并将他们截为两段后各个击破。千钧一发之际，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带领两个连的中国红军对敌人实行反冲击。他们端着刺刀，每人背一把马刀作短距离跃进，在离敌二三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发动猛烈冲锋。这支部队在国内属北洋军嫡系精锐之师，士兵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训练有素，出国前又经过挑选，战斗力强，尤其擅长肉搏格斗。中国军人把白军打得措手不及，把他们赶过了托博尔河。红军从容渡过济利姆河。这支8000多人的队伍一路上还打过无数硬仗恶仗，远征1500俄里，于9月12日在昆古尔地区与红军正规军乌拉尔第五师会合。9月14日，布柳赫尔把这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军电告列宁。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1918年9月3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取了南乌拉尔中俄混合部队英雄事迹的专题报告。由于张福荣领导的中国军人战绩突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其进行了嘉奖。会议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加入红军的各支中国国际志愿队编组成“中国军团”，集中由布柳赫尔指挥，张福荣任军团长。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命令，托洛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尔把军旗授予张福荣。
南乌拉尔中俄红军混合部队与昆古尔地区红军会师后被编入第三集团军。这时俄罗斯东部，尤其是彼尔姆—昆古尔地区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高尔察克白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叛军一刻不停地向莫斯科方向进犯。列宁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中国军团”参加了粉碎高尔察克的军事行动。1919年10月中旬，布柳赫尔、张福荣指挥“中国军团”和其他几个旅的苏俄红军长途奔袭托博尔斯克市，高尔察克逃回鄂木斯克。11月14日，红军解放了鄂木斯克，高尔察克逃到后贝加尔地区。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团”损失较大，张福荣也受伤，后经几个月治疗返回部队。
粉碎高尔察克后，“中国军团”被编入布柳赫尔任师长的第51师，1920年6月初配合红军南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对波兰白军展开反攻，顺利进军华沙。为了挽救波兰白军，英美帝国主义又支持“黑色男爵”弗兰格尔将军和邓尼金将军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准备在顿河和库班登陆，往北移到西南方面军后方实施进攻。红军南方方面军人数太少，抵挡不住白军的进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调51师回援。“中国军团”随51师在阿波斯托洛沃车站下车，飞速奔向卡霍夫卡登陆场，接替正在同弗兰格尔部激战损失惨重的拉脱维亚师和第52步兵师。从8月12日到10月12日两个月，51师顽强挡住了弗兰格尔白军几倍兵力的进攻，“中国军团”的战士们表现得异常英勇。这场战斗是俄国战场上第一次出现坦克和装甲车。
“中国军团”战士勇敢地爬上坦克，把手榴弹塞进坦克内，然后与之同归于尽。10月14日，红军援兵赶到，51师转入反攻，歼灭了窜入卡霍夫卡登陆场地区的弗兰格尔部。
不久，波兰当局因军事失利被迫同苏俄签订和约，西南战事停止。革命政府把进攻波兰白军的军队调到克里米亚前线，配合51师全歼弗兰格尔白军，解放克里米亚半岛。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顿河流域库班草原之间的地段叫彼列科普地峡，宽仅11公里，东面是锡瓦什湖，西面是通往黑海的卡尔基尼特湾。为了阻止红军进攻，弗兰格尔白军在这里修有坚固的工事。
10月31日，51师强攻失利，冲在最前面的“中国军团”伤亡400多人。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把“中国军团”、伊凡洛夫把俄红军456团6连后撤7—8公里，暂时停止攻击。双方对峙了几天以后，红军重新发动了进攻。11月7日深夜，“中国军团”全体战士与65、52师部分旅团士兵冒着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涉水强渡锡瓦什湖，穿插到壁垒阵地后面。经过3个多小时的秘密涉渡，红军大部分战士登上了壁垒阵地后的利托夫斯基半岛。敌人发现后，拼命反扑，企图将“中国军团”消灭掉。“中国军团”和其他苏俄红军与比自己多十几倍的敌人激战四天四夜，白军全线崩溃。
11月12日，红军占领克里米亚半岛最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市。红军入城时，“中国军团”战士虽然走在最后，但工人和市民们仍然把鲜花撒在他们头上，人们惊异地注视着这支由个子矮小的东方人组成的队伍。大家高呼“乌拉！”把战士们抬起来，抛起来。遗憾的是，在解放克里米亚半岛的战斗中，“中国军团”牺牲了一半以上的战士，张福荣本人身中七弹，但侥幸活了下来。
余下的“中国军团”后来有的加入了苏联国籍，有的回国了，部分人还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由于“中国军团”战功卓著，1927年苏联政府在彼列科普镇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借以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类似的纪念碑，第比利斯也有一座）。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纪念碑被捣毁。
中国人保卫列宁值得一提的是，在内战期间还有许多其他旅俄华工也参与了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行动。他们当中许多人除参与后勤工作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加入了正规军。据苏联学者统计，1919年在苏俄红军、游击队及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中服务的华人达4万人；而以后在所有红军部队中，由中国人组建的部队不少于3个团、5个营及7个独立连，人数大约有5万多人。
在苏俄内战险恶艰难的岁月中，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志愿者英勇、正直、忠诚的精神品质给他们的俄国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29步兵师战士、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戈利科夫在191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们的战士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同志的谈话。大家知道，他们爱护武器，任何时候也不离身……中国人的纪律性很强，他们无条件遵守营、连乃至排、班的任何规则。”还有许多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苏联红军老战士在回忆自己的中国战友时，也都称赞他们在战斗的最危险时刻“总是冲在最前面”，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中国战士的英勇与忠诚，使他们得到了苏俄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的无限信任，他们不但在一般红军部队中受到信任，而且被收进契卡和公安部门，参加反特和肃反工作。1919年初，在列宁身边当警卫的200多名战士中，就有李富清等70多名中国人。
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受到上级首长和苏俄各级政府表彰的中国志愿者不计其数。比较著名的是任辅臣领导的第三军第29步兵师第225中国团，曾被授予“红鹰团”的称号。苏俄报刊称它是“我们战线最顽强的部队”和“最可信赖的部队”。
在1918年11—12月为争夺维亚车站的著名的韦尔霍图尔斯克战役中，任辅臣不幸牺牲。列宁对此事件高度重视，苏维埃政府特别派遣一个班的战士将任辅臣的妻子张含光及子女接到莫斯科。1919年底列宁专门接见了母子四人，称赞任辅臣是一位卓越的指挥员和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同时高度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1]
据学者李永昌指出，早在1917年11月25日，由阿拉巴耶夫斯克、纳杰什乌金、彼尔姆等地区华工组成的“中国团”诞生。全团两千多人。任辅臣任团长，第一营营长张清箫，河北保定人，沉默寡言却会俄语；第二营营长桑来朝，山东人，知书达理却精通武术；第三营营长潘白川，是出色的机枪手。 
资料显示，除了任辅臣外，苏联红军中的有许多优秀的中国人指挥员，如孙富元（曾任莫斯科第21步兵团中国营营长）、单清河（任彼得格勒中国国际支队政治委员）、申钦贺（华人特别部队司令部政治委员）。更有成千上万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旅俄华人红军战士。 
目前举行联合军演的车里亚宾斯克，在1918年，也出现过中国人为俄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场景。据环球时报的报道，1918年7月底，一批中国到欧洲参战的中国军人和劳工，乘火车回中国时，火车在车里亚宾斯克州的特罗伊茨克无法前行。 
此时苏俄红军正在这一带同白军高尔察克部杜托夫匪帮及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展开激战。中国军人和劳工毅然参加红军，由列宁、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命令组建“中国军团”。这个“中国军团”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所在的乌拉尔地区，为俄国革命事业血战。 
1918年9月1日《乌拉尔工人报》就曾报道，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韧不拔的品质而着称，他们曾夺取彼尔姆城，血战阿拉塔伊，后又多次将敌军击溃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带。光他们缴获的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了。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部队。[2]
中国兵团的墓地
韩丹星说，其实除韩广乡外，据统计，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和随即开始的国内战争中，在红军国际部队中有5万余名华人官兵浴血奋战在异国土地上，创造了无数悲壮感人的英雄事迹，而所有的中国志愿人员都无一例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荣誉。中国国际部队的武器肯定比不上正规红军的精良，但他们打起仗来常常是几十个人独抗数倍於己的敌人。
蘇联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些舍生忘死的中国人。1920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在战争中牺牲的“伏龙芝中国独立团”团长任辅臣遗孀和子女时，曾高度评价中国官兵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称任辅臣为“杰出的指挥员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在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后的克里姆林宫红墙上安放著朱可夫元帅、高尔基、加加林及其他前蘇联名人的骨灰。然而，在红墙下边还有一排墓碑，其中有两位为“十月革命”捐躯的中国人——“张”和“王”的墓。1918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那天，列宁亲自为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揭幕。在一块单独的墓碑上，人们用俄文刻上了“张”和“王”二字。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从彼得格勒、罗斯托夫、顿河草原、基辅、直到茫茫无际的西伯利亚，到处都安葬著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无名烈士墓”、“友谊墓”。
韩丹星说，人们至今还不知道大部分牺牲的中国华工的名字，但是列宁记住了他们，俄罗斯人民记住了他们。正如莫斯科二战无名烈士墓上所铸刻的“无名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字一样，历史会永远记住无数个“张”和“王”在异国他乡的奉献精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