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主要著作
在长期的哈佛岁月中，他成为该大学、乃至美国史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1915年）、《诺曼社会制度》（1918年）、《大学的兴起》（1923年）、《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24年）、《12世纪文艺复兴》（1927年）、《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年）。
人物生平
1870年12月21日，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出生在宾西法尼亚州米德维尔(Meadville)村。他以不同寻  [1]常的速度成功地度过了职业生涯的较早期阶段。他在16岁那年就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毕业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在巴黎和柏林学习，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并在20岁以前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了。1890年，他去了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从1892年到1902年他在那里是欧洲历史学教授。他与哈佛大学的关系始于1900年，并于1902年去那里担任教授职务。仅仅31岁时，他就成为著名的学者、教师和研究所的管理者了。他已经是七人委员会的一员，七人委员会是由美国历史协会任命的，其任务是报告学校里的历史研究问题。 他与威廉·赫尔(William I. Hull)一起写作了《宾西法尼亚高等教育史》(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ennsylvania)。 作为朗格卢瓦(Ch. -V. Langlois)的学生，他已经在巴黎开始他的中世纪思想和制度史研究， 并对梵蒂冈档案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从他的教师生涯伊始，他就把教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把自己作为学者的工作与指导学生和促进历史研究尽可能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他来说，特殊的是，(除了一篇完全不同研究领域的早期文章)， 他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梵蒂冈档案的文章。 当他去哈佛时，他准备毫不犹豫、毫不间断地用三十年时间从事他的工作。 
在哈佛，哈斯金斯连续担任了各种教授职务[最后一个是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a)的中世纪史学教授]，之后他因疾病而不得不在1931年退职，并变成了荣誉教授。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他作为研究生导师和担任文理研究生学院教务长期间(1908年到1924年)完成的。没有任何历史学教师曾经拥有如此多的学生，他们后来都作为学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他们都如此清晰地表现出了老师的深刻影响。《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们在庆祝他从教四十周年时提交的中世纪史论文集》(Anniversary Essays in Mediaeval History by Students of Charles Homer Haskins, presented on the completion of forty years of teaching，波士顿和纽约，1929年)包含80个男女学生提交的论文，他们当中的几位因他们自己的著作而在整个历史学界久负盛名。这些可能是他最大、最持久的纪念物，因为通过他们，哈斯金斯拓展了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了美国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 
然而，对先进学生的指导仅仅是哈斯金斯给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活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根源。他是美国历史协会或者大学历史教师联合会的领袖人物。从1901年到1907年，他负责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会议事项报告；1922年，他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把"欧洲历史学和美国学术成就"选作就职演讲的内容。他帮助创建了美国学会理事会，后者在帮助学者继续他们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从1920年到1926年他是它的主席。他也关心美国中世纪学会的创建，而从1926年到1927年他是它的主席。在哈佛的整个积极生活中，他准备谈论或写作与历史学研究和教学以及历史著作的构架有关的问题。 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那些著名的教育界人物当中为了谈话而谈话的人们中的一员，所以他的话分量很重。它们是协调经验的严格表述，决不是模糊的或感情用事的或者有抱负的。哈斯金斯把它们看作自己生活事务的一部分。而且他一直是哈佛的伟人。就像他自己的一部著作一样，他在那里的地位被逐渐的但不间断的努力加强了，而且直到他去世其地位都像磐石一样牢固。他拒绝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校长。他不会离开哈佛，并被看作哈佛未来的校长。然后，他去世了，享年大约60岁。是否是过度紧张的工作把他打垮了，我们不得而知，他似乎如此坦然而平静地处理他的工作压力。他在巴黎和平谈判时期作为威尔逊总统的一个官员代理而从事的忧虑而需负责的工作肯定对他产生了影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是一个病弱者。1937年5月14日，他死于突发的支气管肺炎。
哈斯金斯的历史著作没有什么发展时期之说。他从未坐下来写一篇专题论文。他写作学术文章和特殊系列的演讲稿，这些东西后来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或再版。他的两个主要主题--中世纪科学史和诺曼人制度发展史(科学和制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被放在一起研究，尽管在1915年之前他更集中于诺曼史的研究，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他论述这两个主题的论文同时出现在各种期刊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诺曼人历史的研究中断了，而且我们拥有一批他在1920年到1931年之间写成的论文，这些特殊的技术性论文论述了学术传播史，后来论述了公式性的著作。 这段时间内，这样一些著作出现或再现了，它们是《诺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1918年)、《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924年，第2版1927年)和《中世纪文化研究》(Studies in Mediaeval Culture，1929年)。两部更流行的著作--关于《大学的兴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1923年)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年)的科尔弗(Colver)演讲稿--使他的一些研究结果引起了较大圈子的读者的注意。 
这篇各种详细资料的本文有一个统一因素，后者说了很多哈斯金斯的单纯目的。一个控制能力不太严谨的人，或者他的判断力没有哈斯金斯的那样明智，那么他可能很容易把精力分散到渺小的目的上去；但哈斯金斯选择了一个主题；他不仅仅热心地探索这个或那个有趣的研究线索。他看到了大的重要事情、文化生活和行政生活的相互作用、最可能的影响中心或交流方式、最重要的发展，并把这些总是记在大脑中，他不带任何偏见或预想地求助于文本，并跟随证据的引导。他几乎没有什么惊人的发现，而且他很少沉浸于粗大的概括。例如，他的建议--即巴思(Bath)的阿戴拉尔德(Adelard)把算盘的用法介绍到了英国财政当中--和他的推测--即征服者从罗马地志标本中获得了末日审判书调查的思想，末日审判书在拜占庭或萨拉逊人(Saracen)的调节下而保存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了 --都仅仅是有趣的假设，他意识到了这点；他从不试图把一个复杂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显然是一个建设者，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物的基础必须是真实的、耐久的。他最伟大的著作《诺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和《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是他对巴黎和南意大利诺曼人档案中可找到的手抄本的深入考察的结果，而且为了研究希腊和阿拉伯学术的传播和转移，他研究了整个欧洲的论文集。他没有语言困难，而且他那和蔼可亲和感人的性格使得他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为他敞开大门。在法国，他能够依赖于诸如利奥伯德·德利尔(Lèopold Delisle)、朗格卢瓦和查尔斯·波蒙特(Charles Bémont)的友谊。在西班牙，他使地方财政人员意识到他知道他的方法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有一次，他在一个西班牙大教堂里查询手抄本目录。耽误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份档案被成功地提供出来，他立刻看出这不是他检索到的手抄本的目录，而仅仅是那些已经被转移给马德里的手抄本的目录，他已经看见过后者了。大教堂牧师会的一员那时居住在罗彻斯特(Rochester)，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暑假期间哈斯金斯对他的侵犯，哈斯金斯最近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份罗彻斯特《圣经》选文集中发现了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一个修道士约瑟(Joseph)访问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记录。哈斯金斯想查出一些证据，以证明约瑟曾把圣安德鲁(St. Andrew)的遗骸从君士坦丁堡带到了罗彻斯特。 没有任何线索是太无关紧要从而可以被忽视的，而且很少有人象哈斯金斯这样迅速地注意到线索。因此，一篇论文在他耐心有序的方法下诞生了，在这篇文章中，新材料被严谨地放在丰富的知识背景中。这些论文中的一些是经典的，其他的是简短而技术性的稿件；但是它们当中几乎没有普通的或者与他的主要目的无关的论文。惟一不太重要的是关于"博格勒的罗伯特(Robert le Bougre)和法国北部宗教法庭的起源"的优秀文章。这篇文章在1902年第一次出版，这发生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而且无疑是受到了他在巴黎学习期间启蒙学习内容的启发。 
哈斯金斯更为流行的著作揭示了使他特殊化的论文闻名遐迩的特质。它们从他其他的著作中脱颖而出，而且它们在形式和避免修辞策略方面是一样坚定不移的。哈斯金斯宁愿做自己的"推广者"。他知道他的主题有意义，并相信其他人会分享他的知识。而且，在一般的演讲稿和论文中，他能够采用较宽泛的观点，并吸引人们对其他著作的注意。但方法是相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那篇关于中世纪思想传播的论文，1924年12月在里士满(Richmond)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期间，我有幸聆听了他的这篇文章。 当我聆听时，建设者的微笑进入了我的大脑。每一句话都像一块砍劈成的石头被一个技术娴熟的石工放在了它的正确地方，没有外在装饰音的帮助。任何人性和夸张的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随着演讲的继续，我发现自己正在希望做一些恶作剧式的触摸或者某种不太危险的事情，但也知道我的希望是徒劳的。并不是说哈斯金斯是一个威严的人或者不羡慕其他人粗大的构建性著作。在这同一个演讲中，他慷慨地赞颂了贝德尔(Monsieur Bédier)和波特(Kingsley Porter)教授。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尽管正在积极地探索，但并未引导他进入他们那种类型的冒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