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吴祖垲
个人简历
1914年3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新胜镇。  吴祖垲1926年夏考入嘉兴省立第二中学。
1929年夏考入杭州市浙江省立高级中学。
1933年夏考入国立交通大学。
1937年夏国立交通大学毕业，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37—1945年就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有关分厂，先后任实习员、工务员、助理工程师、副工程师。
1945年9月就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1946年夏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46—1948年3月任美国无线电公司兰城（Lancaster）工厂产品开发试验部阴极射线管试验室工程师。
1948年3月—1949年4月任南京电照厂正工程师兼副厂长。
1949年4月—1958年10月任南京电照厂（今741厂）厂长、总工程师。
1958年10月—1978年8月任成都红光电子管厂（773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78年8月—1986年6月任陕西咸阳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4400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86年6月退居二线。
生平
家庭背景1914年3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新胜镇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人家。在固有家风的熏陶下，自幼养成了刻苦向学的志趣。1926年考入设在嘉兴的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29年，考入杭州省立高级中学，该校极严的数理化课程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编授的英文课本《思想家与实践家》（Thinkers&Doer  　吴祖垲s）中关于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的故事，对他以后从事科技工作启发很大。
教育背景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取得免试入浙江大学的资格。但因他的志愿是交通大学，于是先报考唐山交通大学，名列榜首，接着他又报考上海交通大学，但同一交大不能录取两个吴祖垲，反而落榜。无奈之下只好先入浙大受业。1933年，他重考上海交大，又名列榜首，并同时考取了梁士治先生设立的奖学金（每年400银元）和吴蕴初先生设置的清寒教育奖学金。这后一笔奖学金他让给了别人。1937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准备考清华庚款留美名额，因8·13中日战争爆发而未果。这样，他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工作。他先到湖南湘潭下摄司电工厂二分厂（电子管灯泡厂，中国第一个电子管工厂）实习，1938年该厂迁到广西桂林，生产了收信管和灯泡。
研发试验1940年，他得知美国在1936年已生产日光灯，发光效率是普通灯泡的4—5倍，开始对日光灯产生浓厚兴趣，他凭自己在交大学得的基础知识，首先试制成了硅酸锌：锰（Zn2SiO4：Mn）荧光粉，并把它涂在866汞汽整流管的玻壳内。此管在工作时成功地发出了绿光。接着他又试制出了另一些荧光粉。在其玻壳内涂上这些荧光粉的866管，都先后发出了不同颜色的荧光。1942年，反映吴祖垲这些研究成果的论文，在兰州工程师年会上发表后颇得好评。同年他被调到重庆分厂担任厂长职务，这时他已由当日的实习生、工务员、助理工程师而跃升为副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工程师了。他一到重庆黄桷垭分厂就开辟了两个小试验室，一个试制荧光粉，一个试制荧光灯，分别由甘源涵等两个助手负责进行。当时中央电工厂的总经理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设法为之从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取得了在当时甚为稀缺的30克硝酸铍。不久在重庆就试制出硅酸锌铍：锰的荧光粉，并试制出了日光色荧光灯的雏型。当时样品的发光效率和寿命还有问题，因此，他在1944年决定通过考试到国外深造。
赴美深造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那天，他从重庆首途赴美。
政府派他去美国的目的是学习日光灯制造技术， 可是在美国，他们的工厂把电光源看得很重，不接受外国  密歇根大学实习生。在此情况下，他不得已才到密歇根大学（MichiganUniversity）求学，1946年夏他获得电机硕士学位（M．S．inE．E．）。那时他仍想到美国沙而文（Sylvania）通用电气（G．E．）公司去求职，以图从事日光灯的研究、生产工作。未能如愿后就转而到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设在宾州的兰城（Larcaster）工厂的产品开发试验部的阴极射线管（CRT）试验室任工程师，从事投影式显像管的开发工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除了着意收集一些发光材料的研制资料，还解决了投影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学到国外研究开发光电器件的工作方法，这为他归国后对日光灯、显像管、摄像管的试制起到很大的作用。
归国效力1948年春，吴祖垲决定归国。回国后，他的双亲和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你归国很高兴，现今国内局势不  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旧址宁，有办法的人都在设法到美国去，你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人家求之不得，你却回来，很为可惜”。他说：“我不后悔，留在美国物质生活当然要好得多，但如果不归国就长久见不到父母和妻子了，而且我归国后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所以他至今认为1948年归国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归国后被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命为中央电工厂器材总公司辖下的南京电照厂的正工程师兼副厂长。这个工厂用美援进口了一批制造灯泡和电子管的设备，正处于建设时期。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失败，蒋介石下令将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以及马鞍山机器厂等五厂迁往台湾，由于时任资委会主任的孙越崎先生坚持停止迁台，南京电照厂在中央门外的部门仍能开工生产。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他担任这个厂的厂长，肩负起了为新中国发展特种光源、日光灯、光电信管和电子束管的重任。 
1958年他被调到成都任773厂的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773厂是苏联援建的电子束管的专业化工厂。1960年苏联专家撤退，他建议并设法改变工厂的产品结构，筹建产品开发基地，以适应国防和国民经济的需要。
取得成绩1977年，年逾花甲的他奉命筹建咸阳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7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因年逾古稀而退居二线。1995年5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3年被中国电子学会选为会士，1988年被尊为荣誉会员。1995年5月23日获美国信息显示学会（SID）授予的国际公认奖；1996年6月7日获中国工程院授予的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
吴祖垲以其对社会进步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在真空电子技术上的精湛造诣，曾先后被选为第三、五、六届中国人大代表；第二届中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第一至三届理事（1962—1988年）；中国真空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以及曾被聘为陕西省人民政府特约技术顾问、专家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6—1993年）；深圳赛格—日立（SEG－Hitachi）彩显器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现在仍为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综合组组长；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及特聘专家。
制日光灯
中国日光灯和电子束管技术先驱和工业奠基人 
在真空电子学及其技术均深有造诣的吴祖垲，由于在主持并参与研究开发中国日光灯和电子束管上成绩卓著，在中国被尊为这个领域的先驱，国外有些同行还誉之为“中国电子束管之父”。
日光灯试制成功并大量投产解放初期，南京电照厂在中央门外的部门仅仅是一个生产白炽灯的小工厂。当时中国年产2700万只白炽  电子束管灯，供过于求。当初，该厂在华东工业部、政务院一机部的领导下，他先使工厂转而开发特种电光源，随之试制成功了电影放映灯泡等特种光源，由于适销对路而为自力试制日光灯积累了资金。他们的这一试制行动是从产于湖南的绿柱石中提炼氧化铍开始的。随着发黄色光的硅酸锌铍：锰的荧光粉的制成和掺以发蓝色的钨酸镁，遂成功地合成了日光色荧光粉。这样，中国首宗日光灯的问世便水到渠成。开始时玻管是手工拉制的，涂管、封口、排气等工艺环节所依仗的虽然都是土设备，却解决了产品的流明衰退、两端发黑等重大质量问题。随着不断地技术革新和设备的由土到洋，日光灯的产量随之不断提高，成本不断下降。该厂的这些成就都是在他主持和亲自参与下取得的。1957年吴祖垲据以写成的《日光灯制造基础》专著，既是对他亲身体验的总结，也为中国日光灯制造技术奠定了基础。这本书于1958年出版后，成为了中国各日光灯制造厂有关职工常备的技术手册。现在中国日光灯的年产量已达25000万只以上。吴祖垲对此作出的贡献，迄今仍为知情者所乐道。
赴苏联考察1957年，他去苏联考察访问。为使多收实效，事先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开列有待解决的课题。在到莫斯科灯泡和电子管工厂的黑白显像管和光电倍增管车间和开发试验室，以及列宁格勒的红色专家化工厂考察期间，他注意到黑白显像管制造的关键是玻锥和屏的压制、屏锥封接工艺、荧光粉的质量和涂屏工艺，遂据以收集了有关实物与资料（如荧光粉的样品与电子枪的零部件）和有针对地订购了玻壳压模、屏锥封接机等关键模具和设备，他在当年12月回国后首先解决了光电倍增管的光电灵敏度问题。一是锑要三次电解，才能达到99．9999%的纯度；二是解决了锑铯的光电阴极激活工艺；三是解决了光电面的氧化工艺。这些问题的解决，为741厂的光电倍增管和ΦЗУ－1、ΦЗУ－2和ΦЗУ－1З、ΦЗУ－31多级光电倍增管奠定了基础。
黑白显像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他又擂起了试制黑白显像管的战鼓，为的是配合天津712厂在1958年5月1日前试制出黑白电视机，以适应中央电视台（原称北京电视台）早日开播电视节目的任务要求。作为关键环节的黑白管的玻壳、屏锥封接和涂屏工艺的顺利解决，再次显示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技术功力。在当时条件下，开始时只能土法上马，没有压制屏锥的机器，他就和梅开基副总工程师到上海工玻六厂去熔化#713（钡锂）玻璃，再用六厂的人工压机压制出屏和锥，并使之经退火后带回南京；在向苏联订购的设备未能及时运到的情况下，他又设法把非正规的工艺方法运用于屏锥封接，经涂屏、封口、排气、老练后，抢先试制出了中国第一只35cm的黑白显像管。
当吴祖垲于1958年10月调离开741厂时，该厂的产品开发基地业已形成，日光灯已经大量生产，光电倍增管、电子束管和特种光源等其它四大类产品（近200个品种）也都先后批量或大量投产。
研制彩管
成都773厂是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大工程之一。 
它是一个开发制造电子束管的专业化大工厂。1958年冬，摆在初任773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他面前  显像管原理的产品方案有示波管、雷达指示管、黑白显像管和摄像管四大类12个品种。显像管年产量定为50万只，其它三类各共10万只。1960年苏联专家撤退，当时正值全国性经济困难时期，不少援建项目呈停顿状态。面对这种情况，他根据国防和国民经济近期和远期的需要，建议改变产品结构，将黑白显像管的年产量减少到10万只；同时开发储存管和准备试制彩色显像管。为此，他一方面筹建开发试验部，并仿效美国的模式成立了理化试验室、特种电子管试验室、储存管试验室、彩色管试验室、摄像管试验室、荧光粉试验室和试制车间；另一方面他抓黑白显像管、示波管和指示管的试制和玻壳及示波管、指示管的大量生产，这涉及到设备、模具、原材料、工艺等一大串问题。在吴祖垲的运筹与主持下，这些问题都得到较好的解决。1963年，773厂经国家顺利验收时已能生产四大类、10个品种的电子束管。到1977年他调离773厂时，该厂已能生产六大类150种以上的产品。更成长了一支技术队伍。在他主持和参与下，解决了下列一些技术关键问题：
黑白显像管的离子斑问题虽然苏联设计的35cm黑白显像管的电子枪在原理上自具离子阱（IonTrap），但显像管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仍会在屏中央出现离子斑。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在涂好荧光屏后蒸发上一层铝，并在铝化前涂上一层有机膜，否则荧光屏将会因铝被渗入到荧光粉粒中而出现黑条纹。问题的关键是有机膜的材料和涂膜的工艺问题。1973年他赴美考察时得到启发并获得了有机膜的组分的信息。归国后他设法与某化工厂联系解决丙烯酸树脂B－72的关键材料，同时组织力量摸索涂膜工艺，最后圆满地解决了屏的铝化；这不仅彻底消除了离子斑问题，还提高了管子的亮度和对比度。这个有机膜配方的解决和原材料的国产化，以后推广到全国，对黑白显像管质量的提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773厂因而荣获四机部的新产品三等奖。
彩色显像管的试制773厂彩管的试制，经历了三上三下的过程。其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解决了彩管涂屏曝光用的校正透镜，试制成彩色荧光粉和解决高压打火等重大技术难题。中国第一只19英寸彩色显像管在1970年试制成功后，他们又做了不少改进工作，如改进玻璃成分，提高其软化点，使屏经加工后不变形和提高色纯度；使屏含锶钡，锥含PbO在23%以上，以防止X射线的外溢。由于那时还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该成果仅获得四川省的重大科技奖。
电压穿透式多色显示管1975年，长沙工学院试制银河一号电子计算机需要43cm的电压穿透式多色显示管。因为在试制中，他亲自抓了玻壳、葱皮式荧光粉和涂屏工艺这几项重点工艺的开发，很快地出了样品，深得用户赞誉。他认为这个产品出得快，主要是由于773厂技术基础好，有玻璃试验窑和单头气压机，有荧光粉试验室，彩色显示管试验室和有一批富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1980年，这个成果被国防科工委授予了二等奖。
直视式高亮度储存管这是一种机载雷达显示管。由于吴祖垲的远见，773厂在1963年就取得样管，并重点解决了500目铜网和P—20荧光粉的研制，以及铜网上介质材料的真空蒸涂工艺。他利用现成的高分辨率电子枪，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试制成功了直径为5英寸的直视式高亮度储存管。1965年秋，四机部成都10所要求773厂试制为歼－7雷达配套的这种储存管，并希望能在三年内取得样管。773厂不到3个月就交出了这种样管，极大地促进了10所对这种新型雷达的研制工作。
摄像管摄像管的开发亦是由吴祖垲总抓的一个项目。早在1964年，四机部就给773厂开发成功的Sb3S2光导管颁发了二等奖。但吴重点抓的是已纳入该厂产品方案的超正析像管，当时技术人员称它为电真空的氢弹，因为它很复杂，由幻像管、储存管、电子束管和光电倍增器四个管子组成。40年代吴祖垲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工作时，其超正析像管的成品率仅为3%，而每管的价格却相当于一部福特汽车。吴在当年归国时曾带回了一个次品的样管。当时苏联的型号为Lu－18，可是60年代美国生产的是多碱金属Sb－K－Na－Cs的光电面，叫5820。要在773厂试制这个管子，先得解决一系列的原材料和复杂的工艺问题。为此，他每天晚饭后常步行到试验室去指导这项工作。1964年6月样品制出后，由成都电视台试用。但是中央电视台宁愿用进口产品。一个初生的婴儿不可能很成熟，只有在使用中发现缺点，不断改进。国际上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当时中国的主要使用部门要求一步登天。773厂对超正析像管的试制就这样刹了车。
3．咸阳4400彩色显像管厂的建成震动了国际同行 
吴祖垲从1977年起担任着4400厂的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职务。一批选自773厂和741厂对彩色管试制  咸阳彩色显像管厂有经验的工程师队伍，在他的领导下，和美日各大公司进行合同谈判和签约，基建和生产准备，一直到大量生产，都能顺利地进行。建设4400彩管厂是国家重点投资的大项目，当时的总投资为7．5亿元人民币（含外汇1．55亿美元），占地120万平方米。整个工程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新技术项目甚多，包括彩色管厂、彩管玻壳厂、荧光粉厂、荫罩厂，还有金属零件冲压厂、偏转线圈厂和大型动力厂。像这样的大工厂，国外专家认为按例应该由一个国外的大公司来承包建设安装，否则有失败的可能。而这个工程却在1982年冬经国家验收投产。这一消息经日本广播公司（NHK）播发全球后，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对照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在波兰建厂和日立公司在芬兰建厂均告失败的事实，RCA特派专家到日本东京日立公司访问咸阳4400厂成功的秘密。日立公司总部要RCA的专家去请教日立新加坡电子器件公司（HEDS）社长、原4400厂的专家组长横井昭夫，横井昭夫先生说：“因为对手是专家。”他所称的对手指的就是吴祖垲。吴祖垲谈其建厂经验强调了所着重抓的一些工作：
（1）在技术交流中、合同谈判中，不仅要对主要设备和仪器的规格搞得十分清楚，而且对技术资料如产品设计文件、工艺文件、测试文件、工模具夹具图纸、原材料的购买规格和内控的技术规格都要了如指掌，并要求把它们作为附件列入合同。这样4400厂不仅有了可靠的硬件，而且有了完整的“软件”。这不失为4400厂能顺利投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2）经过技术交流和出国考察，他建议选择日立公司为彩色显像管（CPT）的合作对象，旭硝子公司为彩管玻壳的合作对象，大日本涂料公司为荧光粉的合作对象。事实证明他的抉择十分允当。
（3）必须建立产品开发基地。4400厂参照国外有关模式，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产品设计室、工艺试验室、应用试验室和理化试验室；还使玻璃分厂建有试验室，荫罩分厂建有试生产线，连荧光粉分厂亦建有完整的工艺试验室和荧光粉物理性能测试试验室。
（4）有重点地抓了荧光粉和玻璃原材料的国产化工作，收到了年节约外汇800万美元的实效。由于玻壳、荧光粉、荫罩、电子枪和偏转线圈都是自己配套的，所以当时每只彩管用汇不到12美元，而一般彩管厂每只21英寸彩管的用汇往往近50美元。
（5）4400厂在基建时期，极左思潮未全克服，干扰不止。作为工厂对外总代表的吴祖垲，由于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从而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了中日双方的合作关系。在每周面对四个日方专家组长会议上，区分情况或及时处理，或向上级汇报请示；或先处理后汇报，没有私心杂念，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存畏惧。后来四机部常务副部长刘寅说：“过去你处理中日双方的事，有的领导有意见，现在4400厂建厂成功，部领导们都说老吴的办法是正确的了。”
吴祖垲曾两次邀请RCA的专家哈迪（Hardy）先生来厂访问。他曾对4400厂22英寸彩管涂屏设备的高度自动化水平感到惊讶。在荧光粉分厂，哈迪没有嗅到一点H2的气味，他说：“在我们RCA荧光粉车间到处可以感觉到H2气味的存在，可见你们舍得在三废处理上花钱。”他看到荧光粉煅烧的自动送料的隧道窑时，认为比RCA的还先进。1987年，哈迪第二次来4400厂时，他说：“看来你们从日本引进的技术还是很先进的。”
骨鲠直言
退居二线吴祖垲于1986年退居二线， 应聘到陕西省人民政府任特约技术顾问，并兼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  显像管生产委员，从事全国各地彩管、玻壳、荫罩和荧光粉项目的评估工作。例如他对国内有关工厂引进18英寸的彩管持鲜明的态度，他忠告说：“18英寸彩管在日本已废型，世界亦没这个标准”，但是有的地方主管当局急于上马，置他的意见于不顾，以致18英寸彩管积压甚多。此外，他对天津某厂引进某项目的反对态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1986年，全国统一引进某厂玻壳的技术时，他在电子部五位部长参加的专家论证会议上坚持反对，因为该厂在上海的黑白玻壳工程是失败的，而另一厂在玻壳技术上与成都773厂、咸阳4400厂的技术合作是成功的；得到他支持的河南安阳引进某厂的技术，亦是成功的。1989年，广东东莞和深圳两地引进彩管技术，向他请教时，他依自己的亲身体验推荐引进技术对象。如今在这两个地区的工厂都能顺利经营。由于他和日立公司在咸阳合作得好，日立要求深圳的赛格－日立彩管厂邀请他去当高级技术顾问，从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间，他坚持每天到厂内各车间巡视一番，实地了解生产和产品质量情况，并提出建议。1993年，这个工厂走上轨道后他才回到陕西。 
他还关心着全国彩电和彩管的市场。有关部委的某些下属部分，往往把市场预测立足于家庭占有率。而他根据统计资料摸索出的一条规律，认为世界各国彩电的需求和人民的购买力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事实是，从1995年到1996年6月，全国彩电和彩管已供过于求，证明他的预侧较合乎实际。因此，他对上海和天津引进的彩管项目，曾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实事求是吴祖垲不仅在科学技术上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在经济和政治上亦敢讲老实话和做老实事。例如：早在1948年冬蒋介石要把南京五厂迁台、南京卫戌司令据此传询南京电照厂厂长沈良骅时，为防不测和利于设法营救，吴祖垲不顾风险，毅然主动陪厂长同去。1973年初，吴祖垲一行自美国考察回来后，江青泡制了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他不仅直言申诉，还劝别人同他一起顶住。他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写了《大中型企业搞不活的基本原因》和《科技成果如何不能及时转化为商品生产的探讨》两篇文章，充满了鲜明大实话，可惜未能公开登载，仅见于内部。这后一篇文章直到后来被山西省的《经济时刊》所转载。只要我们今天再翻开这两篇文章，吴祖垲的直言便会跃然纸上。这篇文章已被国内《跨世纪战略文献丛书》所收录。
感谢小学老师献身祖国电子工业近60年的吴祖垲常说，如果他确为国家做了一点有益的事，那么首先要归功于小学老师沈选千给予他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初中国文课本中“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乎道矣”那一段古训，使他懂得做事必须分轻重缓急，抓主要矛盾，而不能事无巨细，齐头并进。高中英文教师沈昭文先生讲授的英文课本《思想家和实践家》，使他懂得科技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踏踏实实，艰苦奋斗。
他依自己从科学技术实践得来的体会，集中到一点是，振兴民族工业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单纯依靠拿来，仅能见效一时，长期靠重复引进是不行的。他以他曾经工作过的南京741厂、成都773厂和咸阳4400厂为例，认为关键是技术进步。这三家工厂之所以均能跻身于“全国500强制造工业”之列，主要在于能不断开发新品，能自己否定自己。
淡泊名利对于政府奖励，他从不计较。对于电子部以往给予773厂的二等奖、三等奖以及国防科工委给予的二等奖，都是集体的，他认为不能说上级没有给他个人奖，使他当选三、五、六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实际上是给了他最高奖。1995年5月23日美国信息显示学会为了表彰“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着显像管和各种不同彩色电子束管的开发和生产技术上和组织上所做出的卓越的贡献”，而授予他“国际公认奖”，中国工程院于1996年6月7日授予他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
主要论著
1、沈庆核，吴祖垲．《电子束管进展》．电子学报电子管专辑，1965．  《电世界》《电世界》
2、吴祖垲．《PIL彩色管近年来的发展》．电子科学技术．1979（7）．
3、吴祖垲．《华东工业部南京电照厂试制日光色荧光粉成功》．电世界，1952，9（5）：143—145．
4、吴祖垲．《光源颜色的测量及其应用》．电世界，1953，10（7）：262—265．
5、吴祖垲．《冷光灯的发展》．电世界，1955，12（4）：154—156．
6、吴祖垲．《电子光源》．电世界，1957，14（12）：539—541．
7、吴祖垲．《荧光灯制造基础》．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年初版，1960年再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