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文瑞
生平经历
人物简介马文瑞同志，1912年11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米脂县三民二中上学期间，因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被迫离校，从此全身心投入秘密革命工作。先后任共青团绥德西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在白色恐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坚持对敌斗争。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  马文瑞（左）与江泽民同志年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1929年，他参与领导了绥德饥民斗争，在陕北产生重大政治影响。1930年8月起，先后任中共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他自觉抵制“立三路线”的严重干扰，在陕北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保存了安定县的革命力量。1931年9月，吴岱峰、阎红彦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马文瑞和陕北人民倾其所有大力支持自己的子弟兵，使游击队得到极大的发展壮大，由100人不到迅速扩大到500余人。1932年2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负责恢复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县党的组织。他不畏艰险，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为当地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其间还到横山、榆林等白色恐怖更为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参与领导筹备召开陕北革命史上重要的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会后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组建神府等十多支游击队，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马文瑞创办陇东中学.jpg[1]
开展兵运工作1934年，为了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马文瑞同志奉命只身赴“三边”地区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经过半年艰苦努力，成功地将敌骑兵一个排的人枪带入南梁根据地。1935年3月，他受中共陕甘边特委派遣，率领武装工作队进入延安南泥湾、临镇  马文瑞与邓颖超同志一带开辟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建立了赤川、红泉两县政权，先后任党代表、苏维埃主席。马文瑞同志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吴岱峰等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同志一道，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为北红军完成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久陕北错误肃反开始，他同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关押，直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获释。1936年，他任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部长、安塞县东北军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对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争取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1937年春，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四大队九支队党支部书记。同年6月，任中共陕北西地区党委书记。
人物职位经历1938年3月起，马文瑞同志先后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驻守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坚决抵制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带领陇东军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他率先在陇东地区各级政府中实行“三三制”，  马文瑞与画家臧伯良、白雪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题写“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予以嘉奖。1942年10月，他在延安参加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就西北的历史问题作长篇发言，得到中央肯定和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1944年9月起，马文瑞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西北局党校校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大胆纠正边区审干反奸中“左”的错误，先后给一大批蒙冤的同志平反。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协助彭真同志参加了大会筹备工作。1945年4月至6月，以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七大”。这一时期，他领导西北局组织部，为东北、山东等新区抽调培训了大批领导干部，同时致力于加强边区干部队伍建设，在思想理论教育和组织机构完善及干部作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马文瑞同志随军转战陕北，负责支前战勤，为西北野战军的胜利歼敌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冬季，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到“三边”、陇东等地检查指导土改工作，纠正了一些地方出现的极左倾向，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顺利开展。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后，西北大部分地区陆续解放，新区需要大批工作干部，他领导西北局组织部和西北局党校夜以继日加紧工作，在短短数月之内，分期分批抽调培训两万多名干部，派往新区。
1949年5月，马文瑞同志随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投入了接管城市的工作。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针对基层普遍存在“组织多、官员多、会议多、文件多和报表多”之弊，撰写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并很快批转各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对“五多”活动，使进城不久刚刚露头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风气得以遏制，  题字也为我党夺取政权以后进一步加强党的各级组织思想作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维护民族团结，注重培养使用民族干部，积极推荐一批民族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949年底后，他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为西北地区的党风、干部作风建设和“三反”、“五反”运动的健康开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0年1月至6月，他参加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访问，回国后提出不少改进组织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重视。
1952年冬，马文瑞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兼管西北局宣传部、农村工作部、统战部及工青妇工作，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康，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他列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随后又参加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年9月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为新中国劳动用工和调配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及劳动科学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贡献。他针对“大跃进”给劳动用工和劳动保护工作造成的灾难，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国家渡过难关、实现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期间，马文瑞同志受到严重冲击。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抱病坚持读书思考，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
80年代后的经历变化1977年6月，马文瑞同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同年1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恢复党校办学宗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中高级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党校工作及其所开课程实行全面调整。他奋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积极主动地做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老同志集中到党校的短期培训，有力地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大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他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率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坚决支  马文瑞回访庆阳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2月，马文瑞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深入实际，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实行农村改革、狠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整治及中心城市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陕西百废俱兴，政通人和，  1983年马文瑞在安康视察灾情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他实施保护整修西安古城墙、新建咸阳机场和启动黑河引水工程、省体育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火车站等重点工程建设，为以后陕西的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明确提出用延安精神振兴陕西。1984年5月，马文瑞同志被补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当选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协助邓颖超、李先念同志主持常委会工作，坚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先后就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祖国统一、国有资产保护等重大课题，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署名文章，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肯定和重视。为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1990年5月，在他和彭真等同志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年5月，《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93年3月，马文瑞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他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非常关心，多次回到老区考察，先后就西部地区资源、税制调整、环境保护和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教育发展，以及渭河流域抗洪救灾等问题，向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提出建议。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不忘党和国家大事，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社会职位
马文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评价
马文瑞同志在78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自觉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他一生勤奋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公道正派，刚正不阿。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他宽厚待人，爱护干部，尊重人才，尊重科学。他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关心群众疾苦，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作风严谨，生活俭朴，为政清廉，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马文瑞同志永垂不朽！
个人简历
马文瑞，汉族，1912年11月生，陕西子洲人。曾用名马发海。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早年在陕西省米脂县三民二中求学。
1928年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西省绥德西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中共绥德县委常委。1930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安定县委宣传部部长、安定县委书记。
1932年起任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陕北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1935年起任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省委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四大队九支队党支部书记。同年6月起任陕北西地区党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
1938年起任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兼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时任司令员吴岱峰），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书记兼陇东军分区政治委员，八路军三八五旅政治委员。
1944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局常委、副书记，兼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其间：兼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4月起）、西北局党校校长（1950年9月起）、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0年4月起）。
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局副书记兼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局纪委书记、西北局党校校长、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马文瑞同志看望吴岱峰同志195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1955年1月起）。
1966年冬至1973年夏“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监护”审查。
1977年6月至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977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8年12月至1984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9年3月起），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4年5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月起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同年6月起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马文瑞与陕西省
1978年12月，[2]马文瑞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深入实际，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实行农村改革、狠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整治及中心城市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陕西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他实施保护整修西安古城墙、新建咸阳机场和启动黑河引水工程、省体育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火车站等重点工程建设，为以后陕西的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明确提出用延安精神振兴陕西。
为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1990年5月，在他和彭真等同志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年5月，《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他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非常关心，多次回到老区考察，先后就西部地区资源、税制调整、环境保护和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教育发展，以及渭河流域抗洪救灾等问题，向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提出建议。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不忘党和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