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永煐
人物简介
  　　徐永煐，1902年6月6日出生，江西龙南人。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学学习，曾任美共旧金山市委委员，美共中央中国局委员、书记。1946年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编译处处长，天津市、上海市外事处副处长。1951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负责人、美澳司司长，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68年9月9日上午8时不幸逝世，终年66岁。 
清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1]1916年9月，14岁的少年徐永煐（原籍江西）从江苏常州五中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是国内学子竞逐的“热门”：学生通过中等和高等科共8年的学习，即全部放洋留美。在时人眼里，这是条获取功名利禄的捷径。清华1916级(即1916年毕业的年级)学生吴宓的父亲对吴宓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     徐永煐却感到极端“苦闷”。考清华原本就是兄长的主意。对学校偏重英文的做法他也反感：“公民课”完全用美国教材，讲爱国，爱的是美国。这本书他干脆不买，并向老师质询，“中国人为什么要念美国公民书?”为排遣“苦闷”，他一头钻进图书馆，读了大量书籍。受克鲁泡特金、刘师复宣传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入学后第二年的暑假，他约了来自江西的同班同学梅汝璈、黄育贤回江西“安家落户”，准备实践“耕读主义”，通过边劳动边学习来教育农民。三人到了南昌，黄育贤先打退堂鼓，继而，梅汝璈也被家人叫走，徐永煐独自流落街头。入学第四年，为摆脱兄长的“庸俗管教”，他索性不再向家里要钱，“幸喜清华允许欠交膳费。我不买书，借朋友的念。衣服破了，乱拉朋友的穿上。零用费靠同学和暑假教书积一点”。徐永煐?如此“另类”，与父亲徐绍滨的早期思想启蒙有重要关系。 徐绍滨(1842—1915)早年曾在太平军里做过录事(书记员)，后随部受朝廷招安，当了名小吏。徐绍滨有八子六女。徐永煐是家里第十二个孩子，在男孩里行七。徐氏家族的田产、房子、家具以及书籍、字画等在兄弟间分割，连重四十多两的药用“马宝”，也要用斧子劈成几份分掉。兄长间为争夺遗产而上演的闹剧，让徐永煐感受到了有钱人的冷酷，从此“连带着鄙视私有财产，认贫穷为光荣”。 
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激发了徐永煐的热情，尽管他的“政治方向并不明确”。他在1959年回忆说：“‘五四’后一天，黄育贤、梅汝璈和我三人用红笔(代替血书)写了张东西贴在中等科墙上，内容已记不起来了。由于班级低，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时期我们进城游行多次，但都被阻在城外。”徐永煐对运动引发的罢课很感兴趣：“我当时书也念不下去了，罢课很好，不罢，我也念不下去了。”不想念书的徐永煐还是把书念到了毕业。清华的学习不轻松，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校歌中的“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并非仅是表面文字。对基础差的学生来说，就像在苦海中挣扎。徐永煐所在的1924级(甲子级)入学时有一百多人，毕业时仅剩下他和施滉、冀朝鼎、梅汝璈、周培源、梁思永、黄自等七十余人，许多人因学习跟不上而被淘汰。清华对学生的管理也严格，屡次迟到就会被开除。有些规定，如禁止学生在校园走路时吃零食和在宿舍读小说，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在清华，体育与学业并重。学校规定每天下午4—5点，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健身。“强迫运动”使许多学生喜欢上了体育运动。徐永煐、冀朝鼎就师从清华武术教育家李剑秋学过三年拳术。水木清华的八年浸润，对徐永煐?革命思想的延续与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初，徐永煐与施滉、冀朝鼎、周先庚、梅汝璈等建立了进步学生社团“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1923年初，施滉、徐永煐、罗宗棠、章友江、冀朝鼎、梅汝璈、胡敦元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在“唯真学会”内部成立秘密核心组织——“超桃”，意喻成员间友谊、情操超过古人的“桃园结义”。较之“唯真”，“超桃”更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并以社会革命为己任，明确提出“政治救国”主张。“超桃”中一些人，在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留下辉煌篇章：施滉(1900—1933)：1930年从美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翻译、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1933年因叛徒出卖，惨遭国民党杀害；冀朝鼎(1902—1963)：1941年从美返国后，受党指派，以外贸专才身份见信于孔祥熙，任职其麾下，为党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秘密情报。1944年6月，美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冀全程陪同。冀向华氏提供了大量国民党政府包括蒋个人贪污腐败情况。华氏回国后，公开强烈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指出美国政府不应该帮助他们。美国政府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共，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延安为此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由此揭开中共对美外交序幕；梅汝璈(1902—1973)：曾任民国政府大法官，“二战”后任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东京主持审判日本战犯。在他力主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被送上绞架。     “超桃”八人除罗宗棠外，后都赴美留学。徐永煐、施滉、章友江、冀朝鼎、胡敦元、罗静宜在1927—1928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从反对“大清华主义”到跟共产党走
20世纪20年代初，清华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大清华主义”气氛。一些清华学子以有留美镀金背景而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又因清华办学经费来自“庚子赔款”，而“自惭形秽”。他们不了解国情，把美国的“经”生搬到中国，认为别人都不行，只有清华人才能安邦救国，并拉帮结派，排斥异己。     平心而论，清华学子少小离家到清华，八年共处后集体放洋赴美，相互间友谊与情感自然非同一般。他们也确有骄傲资本：清华人的素质与他们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由此产生的自大心态与狭隘观念却令徐永煐极看不惯。他从“天下为公”思想出发，本能地加以抵制。认为天下不应由一校来把持。为抵制“大清华主义”，建立“超桃”时，即吸收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参加。毕业后，又“留国”一年，以了解国情，学习国文，结交校外朋友。1924年5月，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参加徐永煐所在1924级毕业宴会时，谆谆告诫清华学子：“不可忘中国为世界最不幸国家之一，美国为世界最侥幸国家之一，美国所得之学问不能囫囵吞枣而施之于中国”。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当徐永煐回顾自己当年反对“大清华主义”时，对清华早期科学、工程与体育教育质量却赞赏不已，隐约也透出几分“清华气”。解放初，他主持《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物色的主要译者金岳霖、钱钟书都毕业于清华，在他看来，清华人英文确实好。     1924年，徐永煐和同班同学施滉、何永吉于1月26日离京。他们利用最后一个寒假，经上海、香港至广州、安南(今称越南)、昆明旅行，漫游西南近两个月。这次游历的目的就是打算走出清华小天地，“思贤主而事之”。在广州，他们见到了李大钊和孙中山。回京后，徐永煐撰写《见孙中山先生记》和《八星期旅行生活》，刊登在《清华周刊》上。在他为《清华周刊》撰写的约二十篇文章中，以这两篇最具史料价值。     当徐永煐一行1月31日到达广州时，国民党刚于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一大”，对党内进行改组，大会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2月4日晚，徐永煐一行到亚洲酒店去拜访国民党北方代表李大钊等人，从晚7点一直聊到凌晨1点。李大钊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并相约回京后再详谈。2月9日，徐永煐、施滉、何永吉经人介绍来到广州大元帅府谒见孙中山。谈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位年近花甲的民国元勋面前，几位年轻人从容不迫，不但发问，更有批评建言。而孙中山则侃侃而谈，态度平易、真诚。交谈中，施滉问孙中山，“国民党实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孙明确回答：“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施滉表达了对孙百年之后的担心。孙回答说：“国民党以前是靠一个人支持，现在改组以后，是要拿党来活动，党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有纪律来维持……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革命的主义。俄国的革命所以成功，因为他的党有党的意志，党员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党的纪律。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缺乏这一层。这是国民党现在所觉悟到，而开始来取法的，也就是十几年来我奋斗以求之的。”看来，孙的“以俄为师”，关注的仅是俄共党内实行集权制的经验。对此，徐永煐直言：“据先生起初所说，国民党现在不注重一个人，注重组织和纪律……古人说得好，法不足以徒行，一定是要靠人的。现在徒说纪律，徒说组织，那么，叫曹锟、吴佩孚一班人来，便会变成北洋正统的纪律的组织。叫陈炯明、叶举来，便会变成割据惠州的纪律的组织。所以，分子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仍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国民党这次改组，顾虑到这层没有。假如不曾，恐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徐永煐即使面对像孙中山这样的领袖人物，也绝不盲目崇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和分析，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特点贯穿其一生。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学习俄国，建立高度集权党的主张，在客观上为蒋介石后来主张“以党治国”，实行法西斯独裁铺平了道路。这点，国内学人近期已有文章论及。     尽管西南之行未获具体结果，但通过与孙、李二人交谈，徐永煐对国共两党的主张有所了解，对两位领袖也作了比较：“我们对孙(中山)很钦佩，但和孙说话，觉得是随随便便，不如大钊同志那么沉着，有条理，清楚。”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及在国共合作中的表现，更使徐永煐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伟大。”1924年夏，徐永煐与施滉、冀朝鼎等应约来到北京李大钊寓所。此时他感情的天平已倾向共产党，但资本主义国家间为各自利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现实，又让他对苏俄“指挥”中共的做法心存疑虑，“‘国际间无道德’这句话印入我的脑筋太深了，苏俄虽说是一个与以前国家意义不同的国家，然而终于不敢相信它”。见面后我们问他：“现在不是莫斯科在指挥我们吗?中国为什么要受苏俄的指挥呢？大钊同志说：第三国际现在设在苏联，但也可以设在北京，要是设在北京，你们想想，能行吗？军阀不早已把它搞掉了，所以现在不行。现在设在苏联，我们参加，比较合适。等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设在北京，不也就一样了吗?所以，这不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李大钊一席话打消了徐永煐的疑虑，他决定跟共产党走。
“流浪”的职业革命家
1925年秋，徐永煐赴美留学。1926年，徐永煐在三藩市(后改称旧金山)参加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身份，为共产党工作。徐永煐这样做，固然有敬仰中山先生及国共合作背景，但主要是他当时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而自己出身非无产阶级，所以没资格加入。后经美共组织者的解释，这一看法才得以纠正。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徐永煐立即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为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理想，他不愿做书斋里的纯学者，而自觉选择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危险道路。     为适应革命需要，从1925年秋到1927年春，徐永煐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学学习法律、经济、历史及哲学，像海绵一样广泛汲取各种知识，而不在意是否能拿到毕业证书，更放弃了作为富贵敲门砖的学位。他积极宣传革命，在美期间先后“创办”、“主编”、“主笔”、“主持”过《革命》、《国民日报》、《先锋》、《共产》、《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等多家报纸。在他主持的“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先锋》周报上，揭露汪、蒋叛变革命真相，登载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的“特讯”，号召华侨拥护中国工农革命。他不仅是革命宣传者，还是革命组织者：1927年五六月间，美共中央中国局在旧金山成立，施滉?任书记，徐永煐?任四委员之一。1933年—1936年和1945年底—1946年10月，徐永煐曾两度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1927年—1936年，他负责主持中国局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五一”，在纽约庞大的游行队伍中，就招展着“大同盟”鲜红的中文横幅。盟员们排着整齐的方队，手持“反对干涉中国!”“拥护中国革命!”等口号的标语牌，高唱着《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革命歌曲。街道两旁的美国群众对他们报以善意的微笑或热烈的掌声。“大同盟”的代表还在游行中登台演讲，号召大家起来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拥护中国革命。1941年—1946年，徐永煐任太平洋学会总部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团结美国左派学者专家与反共势力做斗争。     徐永煐等人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的注意。1929年七八月间，南京政府行政院连颁“训令”，“严缉留美学生徐永煐等”，罪名是“在美组织美洲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即“反帝大同盟”)，反对中央及国府”，实为“捣乱党务反动分子”。同年8月24日，北平公安局转发此令时，附国民党中宣部函，称：“其主持人徐永煐等，以国家派遣留学生而胆敢公然反动，实属不法已极”。随后，徐永煐、冀朝鼎等人的清华官费和回国川资也被教育部取消。行政院、公安局、中宣部、教育部“四方联动”，共同对付徐永煐等留美学生，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当时留美清华学生中，有些人是花花公子。与这些人相比，徐永煐的生活颇显狼狈，有几分像流浪汉。不过，徐永煐却喜欢这种“流浪”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在他看来，这种生活不但有意义，而且丰富多彩，充满刺激和挑战。1928年夏，他因在唐人街参加美共援助中国赤色工会募捐被捕，并被判处短期拘禁。出狱后，面对美国警察和移民局的跟踪、监视、殴打和逮捕。他又参加了纠察、示威和挨户宣传等一系列公开活动。为筹集办报经费，徐永煐还出主意叫一对已订婚的同学赶快结婚，然后他四处发信，通知在美同学、朋友、华侨来参加婚礼，以为可借此弄到一笔可观的份子钱。谁知来送礼的人只送些刀叉、果盘、镜框、围巾之类的东西。结果不但没筹到钱，结婚宴会反而花去几百美金。为便于宣传组织侨工，徐永煐和侨工同睡地板，同娱乐，同开会，并用罐头代替热食?在美国罐头比热食便宜得多，以节约活动经费，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了后来屡屡折磨他的胃溃疡。当时的侨工多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穷乡僻壤，要跟他们打成一片，首先要学会他们的方言土语。潮州话听起来难懂，学起来不易，但徐永煐通过刻苦学习，很快就基本掌握了。在中国局负责人里，徐永煐讲的潮州话最地道。当时留学生每月80美元富富有余。徐永煐等被取消清华官费后，过日子常捉襟见肘。为维持生活，徐永煐?在街上卖过报，为行人擦过皮鞋，在餐厅当过招待。据周培源回忆：徐永煐?、冀朝鼎被清华停发官费后，生活极其困难。一天两人来到电影公司找工作。公司职员问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二人就摆开打拳的架势，公司职员问，这是什么?他们回答说，这是一种Chinese Boxing(中国舞蹈)。为了生活，徐永煐还“客串”过话剧。一天，徐永煐偶然去找一个搞话剧导演的美共朋友。当时他正在排一个名字叫《怒吼吧，中国!》的话剧，其中有个演员总是演不好，导演大发雷霆，当场把那个演员辞了，而让徐永煐来演。1941年，燕京大学学生龚浦生到美国后，看过徐永煐演出的话剧，至今印象深刻。1943年初，徐永煐与赴美留学的燕京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张淑义结婚。     在徐永煐身上，除了革命者的气质外，还有着放情任性、扶危济困的侠客之风和虽身无长物，却淡薄名利的名士气派。他曾说：“铁欲成钢，必须频出入炉盘之间，九炼始已”。为了革命，徐永煐?历尽磨难，淬炼成“钢”。
尘封在历史中的美共中国局
当时，各国共产党作为支部，统一接受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美共在美国属公开合法组织。徐永煐、施滉等在美中国党员都参加了美共，以便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工作，促进中国的革命。为集中领导这项工作，1927年夏，在美共中央指导下，施滉和徐永煐、冀朝鼎等创建了美共中央委员会隶属下的中央中国局，地点设在三藩市(1929年初，随美共中央迁往纽约)。美共是公开的，中国局则是秘密的。中国局里的中国党员对外都不暴露党员身份，每人都有自己的党内用名，如徐永煐?叫“化发”，施滉叫“动生”。首次代表大会选举施滉为书记，徐永煐等四人为委员。后继任美共中国局书记的有李道煊、张报、何植芬、徐永煐、余光生、唐明照等。1929年初，中国局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员已从十余人增至33人。在党员较多的三藩市、费城、纽约、芝加哥等地，还设有分局。1943年5月15日，第三国际解散。1944年5月，美共“十二大”宣布解散美共， 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美共中国局也停止了活动。1945年7月，随着福斯特发动的反对白劳德斗争取得胜利，美国共产党重新建立，美共中国局随即恢复，徐永煐再次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     在美共中国局成立的二十多年里，随着形势发展，工作重心不断调整。徐永煐等与中国局同志付出大量心血，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此外，美共中国局还曾介入古巴和中美洲的革命运动。1928年12月，施滉被美共派往古巴，去帮助那里的中国同志开展工作。中国局和拉美、加拿大及东南亚的中共党人也有密切联系，并和欧洲的中国支部经常互相支援。     1928年初，徐永煐指导三藩市华侨青年工人及学生成立了“华工俱乐部”，“这是美国华侨中共产主义领导下工人与群众组织的开始”。1928年春末，美共中国局派徐永煐到纽约，深入唐人街发展和组织旅美华侨，支持中国解放事业和维护侨胞自身权益，其中洗衣馆工会和餐馆工会等华侨社团是工作重点。当时纽约洗衣工约占纽约华侨的半数以上。还在三藩市时，徐永煐就开始和侨工交朋友。到纽约后，徐永煐把侨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培养了一批侨工骨干。     随着与唐人街下层侨工接触的深入，徐永煐发现美共中国局和“反帝大同盟”过于偏重动员侨工关心国内政治和世界革命，却忽视了他们在现实中的疾苦，造成右翼势力攻击“反帝大同盟”是“极端激进分子”，且在华侨群众中引起共鸣。如何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他深入思考的问题。1933年2月15日，“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先锋》周报载文，就“反帝大同盟”前段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作了直言不讳的自我批评：“同盟的干部，由于压倒一切地关心抽象的观念和理论，忽视了群众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忽视了他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连群众的需要也不能理解，我们怎能期望群众归向我们呢?”在这一思想认识基础上，唐人街左翼华侨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1933年4月30日，在“反帝大同盟”领导下，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简称“衣联会”)成立。“衣联会”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派代表出席纽约市关于限制洗衣馆营业法案的辩论会。经过辩论，市议会终于同意作出重大修正，取消针对华侨的歧视性条文。这一胜利大大提高了“衣联会”的声望，成立后一个多月，成员超过了2400人，被称为“纽约唐人街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群众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永煐、唐明照指导以“衣联会”为代表的左翼侨团又发起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散发传单、发动募捐、出资办班培训航空人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在延安乘坐过的汽车及八路军华北前线的几辆救护车也是“衣联会”捐赠的。据1943年到延安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红色中国报道》中记载：“他(毛泽东)派了他的私人汽车来找我——一辆半吨重的齐佛莱送货车，在侧面的‘救护车’字样的上面，漆着大的红十字。在这下面，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在“反帝大同盟”配合下，美共也发动海员和码头工人抵制美国政府向日本运送废钢铁和军用物资。美共还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赴中国抗日前线。对这一系列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曾致函美共，表示感谢。     徐永煐等人在美国，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批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中国民主知识分子。1935年5月，著名报人邹韬奋来到纽约，经人介绍，见到了时任中国局书记的徐永煐。邹韬奋为躲避国民党当局迫害，更为考察世界大势，于1933年7月14日离沪出国。他先后考察了意、法、德、苏、英等国，采集了许多素材，向国内读者介绍。1935年5月11日，邹韬奋从伦敦乘船赴美。徐永煐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长他7岁的老表，提供访问和参观的意见，“直接间接地介绍了几个工会和美国共产党的朋友给他”。因这层关系，邹韬奋得以走访一些特殊去处，包括南方城镇的黑人聚居区，还旁听过美共地下支部的秘密会议。从美国南部回到纽约后，他再次找到徐永煐，谈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1949年7月，徐永煐在《世界知识》撰文，记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韬奋最后沉着地对我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只要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强盛。他在游历了苏联之后，觉得社会主义很好。到了英国，觉得资本主义有些不妥。到了美国北部纽约等城市参观一些工厂学校，又觉得资本主义还是不错。这时的结论是，只要中国人发奋，好好地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出路；不好好地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没有办法。可是，这次在美国南部看到了露骨的贫困、凶残、压迫以及黑人与白人共产主义者的艰苦工作，坚决奋斗，他才深刻地体认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因此觉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两条路。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获致。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谈到这里，韬奋和我讨论了一下如何加入共产党的问题。”这是一段珍贵史料，因为在邹韬奋生前发表的文字中，从未直接提到过上述思想转变的过程。     1941年初，即将回国的冀朝鼎推荐徐永煐接替自己，任太平洋学会总部研究员，直到1946年，国民党压迫太平洋学会将其解职。在此期间，徐永煐完成了长达数百页的论文《陕甘宁边区研究》(英文)。太平洋学会(又译“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属国际性非官方学术组织，以交流有关太平洋地区的情报和研究为主旨，由国际书记处(总部)和各国理事会组成，总部初设夏威夷，后迁纽约。总书记爱德华·卡特是发起人之一。美国理事会是其最庞大、最活跃的分支，理事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学者费正清、记者斯诺和爱泼斯坦，以及社会活动家菲尔德和文森特、谢伟思等国务院官员。曾任中国理事的有胡适等知名人士。30年代末，特别是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美国理事普遍同情和赞赏中共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抗日。“二战”时期，该学会直接为美政府机构服务，提供了许多关于资源、政府经济和远东问题的情报，对美国舆论和政府对华政策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泛滥，太平洋学会成员普遍遭到迫害。连出身豪门，人称“红色百万富翁”的太平洋学会理事菲尔德也被麦卡锡指控为“苏联间谍”，投入大牢。如今，几十年过去，当年遍布全球，风云一时的太平洋学会，竟从人间“蒸发”，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未收“太平洋学会”词条，岂非怪哉!     徐永煐、施滉、冀朝鼎等中共党人在美共中国局活动的传奇经历，国际共运史、美国史、美共史、中共党史资料中均极少提及。其中有忽视的因素，也有难言之隐。
回到上海的惊险一幕
1946年夏，徐永煐接周恩来指示回国，回国工作是他多年的愿望。1946年10月，徐永煐?化名“徐大年”，与夫人张淑义携未满周岁的儿子徐庆东离开美国。此时，国内形势急转直下：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议”，派军队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10月11日，蒋军占领张家口，气焰空前嚣张，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在这黑云压城的时候，徐永煐怀着正义必胜的信念，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徐永煐一家先乘机抵香港。年底前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时称“周公馆”)传周恩来指示，命徐永煐单身坐船赴上海。徐永煐?抵沪下船后，未碰到“周公馆”约好来接船的人。由于不熟悉国内地下工作程序，他竟提着皮箱直奔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公寓。侯是徐永煐的妹夫。当时侯因与中共驻渝、驻沪人员往来密切，引起国民党注意，侯宅周围有特务严密监视。侯奉命整日躲在家中，准备逃往香港，气氛十分紧张。侯外庐40年后在《韧的追求》一文中，回忆了当时那惊险的一幕：“春天的一个下午，狄思威路(溧阳路)寓所的前门有人按电铃(上海人的习惯，弄堂房子一概后门进出)。孩子们开门，见进来一个穿夹大衣，手拎皮箱，非常洋派的陌生人。打听这里有没有一家姓侯的。孩子们很警惕，几双眼盯住他，就是不开口。他一再坚问，重初(侯外庐之子)说出自己的名字，永煐深情地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的舅舅啊……永煐是位职业革命家，但他始终摆脱不了书生气。他少小离家老大回，兴奋得一心只想把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看个够。他说，''''周公馆’知道他要抵沪，但他准备先逛几天再去报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出门去了。我分析，‘周公馆’既然知道他来沪，必定关心他的行止。就请梁泽南同志转告‘周公馆’，永煐已经平安到达，住在我家。这天，他在外面逛了一整天，很晚还不回来。晚上九点，我们正着急，陈家康和王凝两位开车来了，他们比我更焦急，在马思南路办事处等了他一天没等到，才到我家来找。大家都担心这位在国外公开的共产党人，一踏上国土就被捕……等到十点多钟，永煐大摇大摆地回来了，进门就大谈其观感。陈家康急着要他赶快到马思南路机关去，他却说：不急，不急，我还想出去逛两天。后来，还是陈、王两位连拉带推，才算去了马思南路。”徐永煐在美国以美共党员身份公开活动，监视侯宅的国民党特务却为何没对他下手?据侯外庐的小女儿侯均初(即侯外庐回忆中的“凡”）近日分析：当时前门的特务之所以没有动手逮他，大概是一时没搞清他的身份，被他那副“洋派”打扮唬住了。侯均初还记得陈家康当时曾对父亲说：怎么能让他出去呢?太大意了!你们应该死活把他拦住。父亲回答：我们拦不住呀!     1947年2月21日，徐永煐一家随叶剑英率领的北平军调处最后一批同志，从北平乘飞机撤回延安。3月9日，由薛子正带队，徐永煐和王炳南、黄华、章文晋等在延安的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随中直机关一部撤离延安，向晋绥根据地转移。徐永煐的儿子庆东被放在驴背上的筐里，行进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1964年，徐庆东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结束后，他根据自己当年的“革命”经历，编写出电影剧本《马背上的摇篮》，记述了延安保卫战时期，延安的一个保育院在撤退途中所发生的故事。剧本由导演谢晋搬上了银幕，名字改为《啊！摇篮》。
群策群力译“毛选”
1950年2月，徐永煐由上海外事处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3月，因外交部组织联合国代表团，徐永煐应召赴京。随即“周恩来、李克农先后通知主持译《毛泽东选集》，当即着手筹备。”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成立，徐永煐任主任。英译“毛选”是一项严肃重大的政治任务，其领导者既要有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又要有丰富的学识和扎实的英语功底，这些，徐永煐都是具备的。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国际宣传，中共中央南方局已开始着手组织毛泽东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与俄、日等文种相比，英文翻译是动手最早的。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南方局和美共中国局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由于当时国内环境不理想，故准备拿到美国翻译。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在董老指导下，徐永煐等参加了美共重建的工作，并主持建立了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据1941年受中共南方局之命到美的徐鸣回忆：当时“董必武曾交给永煐一批毛泽东著作，让中国局组织翻译审订。开始永煐和唐明照翻了一部分，后来因为忙，永煐问我能不能另外找到合适的人。我提出浦寿昌，永煐同意，所以这件事就让浦寿昌负责了。”每礼拜五晚饭后，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徐永煐、唐明照、徐鸣、杨刚(时为《大公报》记者) 、赖亚力（时为冯玉祥秘书）都要在徐永煐家召开会议，商谈包括翻译“毛选”在内的各项工作，一直到1946年10月徐永煐回国。1948年陈翰笙来到美国，带来第二批“毛选”译稿。此时，由于国内形势好转，大家都想早点回国，翻译工作也受到影响，“毛选”译稿后由浦寿昌带回国内。     英译毛选委员会成立后，陆续参加该委员会的委员既有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等名流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后者在工余审稿。办公地点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秘书为邹斯履。1951年7月，英译委员会改名中宣部英译室，至1953年底完成任务后撤销。     在英译“毛选”过程中，徐永煐最倚重的人是金岳霖。金比徐年长6岁，1911年进清华学堂，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在翻译《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时，每遇大的疑难，往往请金岳霖最后定夺。“毛选”英译，和徐永煐?共事最久的是钱钟书。钱小徐永煐8岁，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徐永煐与钱钟书相识于“毛选”英译工作时期，两人互相欣赏，切磋学问，成为莫逆之交。年逾九旬的杨绛先生最近回忆：在毛泽东一篇原稿里，有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话，钱钟书指出此话有误：孙悟空钻的是铁扇公主的肚子。胡乔木为此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查证，果然如此。杨绛笑道：“钱钟书这个人很狂，敢说毛主席错了。”“毛选”英译工作中的反复修改给杨绛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希腊荷马史诗中的奥第修斯在外流浪十年，他的老婆是很美的人。人家追求她，她就以给公公织衣服来拖延。早上织，晚上拆。翻译“毛选”就好像是织衣服。”的确，徐永煐等当年开始译“毛选”时，“毛选”中文本刚刚着手编辑——《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的1—3卷，是在1951年—1953年期间，每年出一卷，与“毛选”英译进度大体同步。中文原稿反复改动给英文翻译带来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1954年初，英译“毛选”前三卷完成。中宣部遵照中央指示，把它交给了英国共产党中央。1954年，三卷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国外版)由 Lawrance & Wishart出版社在英国伦敦出版。 
1960年春夏之交，“毛选”中文版第四卷出版。时值徐永煐大病初愈，挂外交部顾问衔半休，乃再次受命，于该年夏天出来主持“英译”毛选第四卷工作。此次参加英译工作的有程镇球、郑儒箴、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于宝榘、赵一鹤等。为译稿润色的有钱钟书及外国友人马尼娅与柯弗兰等。以上人员集中在北京万寿路十八所，用半年时间便完成了“毛选”第四卷英译的初定稿。然而，徐永煐的身体又垮了。其后，中央指定章汉夫组织审改和定稿工作。章汉夫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脱不开身，转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主持审定。参加定稿的有：孟用潜、徐永煐、冀朝鼎、唐明照、钱钟书、裘克安、程镇球以及美国友人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和李敦白，工作地点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徐永煐因病只参加过几次讨论。1961年春夏之交，“毛选”第四卷(国内版)译文全部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英译“毛选”第四卷告一段落，检查发现已出版的英译“毛选”1—3卷里有很多地方不确切，于是1961年又开始由孟用潜主持修订前3卷译稿，这一工作进行到1965年完成——此前不久，徐永煐因脑溢血后遗症，已半身瘫痪。这一时期翻译和定稿主要人员有些变动，有些负责同志如冀朝鼎、唐明照等因为工作繁忙而不得不退出，有的人则出国了。新增加的定稿组成员有钱钟书和吴文焘。此外，新华社外国专家夏庇若也开始参加定稿组的讨论。1965年，英文《毛泽东选集》(国内版)1—3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翻译出版，是五六十年代中国译界一大盛事，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其间，徐永煐既是翻译者，更是组织者，这种双重身份需要他既善于发现翻译人才，组织起一支精干高效的翻译队伍，遇到问题又能够拿出具体解决办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由于参加者均为中国译界一流专家，在工作中认真负责，精诚合作，加之队伍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连续性，使译本质量得到保证。除俄文本外，其他语种的“毛选”翻译都参考了英文本。然而，这质量却来之不易。为了使英译文字达到准确、传神，专家们呕心沥血。由于“毛选”英译本的主要对象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读者，所以，在翻译时译者要尽量照顾到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民族心理。例如在“毛选”中，“走狗”这个词出现率是非常高的，起初直译作“跟着跑的狗”，但英共的人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狗在西方是非常可爱的，你想，一个英姿勃勃的猎人，骑在骏马上飞奔，两条品种纯正的猎犬跟着迅跑，那个形象是很美的。后经反复斟酌，改译成Lackey，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世纪封建领主坐着挺漂亮的马车出去时，站在马车边上，穿着豪华制服的那个奴才。周恩来曾说，他认识的中国人，英文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宋庆龄，因为中文差些；“两个”里一个是徐永煐，另一个有说陈翰笙，有说冀朝鼎的。     “毛选”英译本的完成，凝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翻译家的智能和心血。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积累起的许多宝贵经验，至今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