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游悟真寺诗
作品原文
游悟真寺诗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
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顺山。
去山四五里，先闻水潺湲。
自兹舍车马，始涉蓝溪湾。
手拄青竹杖，足踏白石滩。
渐怪耳目旷，不闻人世喧。
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
谁知中有路，盘折通岩巅。
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龛边。
龛间长丈余，门户无扃关。
仰窥不见人，石发垂若鬟。
惊出白蝙蝠，双飞如雪翻。
回首寺门望，青崖夹朱轩。
如擘山腹开，置寺于其间。
入门无平地，地窄虚空宽。
房廊与台殿，高下随峰峦。
岩崿无撮土，树木多瘦坚。
根株抱石长，屈曲虫蛇蟠。
松桂乱无行，四时郁芊芊。
枝梢嫋青翠，韵若风中弦。
日月光不透，绿阴相交延。
幽鸟时一声，闻之似寒蝉。
首憩宾位亭，就坐未及安。
须臾开北户，万里明豁然。
拂檐虹霏微，绕栋云回旋。
赤日间白雨，阴晴同一川。
野绿簇草树，眼界吞秦原。
渭水细不见，汉陵小于拳。
却顾来时路，萦纡映朱阑。
历历上山人，一一遥可观。
前对多宝塔，风铎鸣四端。
栾栌与户牖，恰恰金碧繁。
云昔迦叶佛，此地坐涅盘。
至今铁钵在，当底手迹穿。
西开玉像殿，白佛森比肩。
斗薮尘埃衣，礼拜冰雪颜。
叠霜为袈娑，贯雹为华鬘。
逼观疑鬼功，其迹非雕镌。
次登观音堂，未到闻栴檀。
上阶脱双履，敛足升净筵。
六楹排玉镜，四座敷金钿。
黑夜自光明，不待灯烛然。
众宝互低昂，碧佩珊瑚幡。
风来似天乐，相触声珊珊。
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
点缀佛髻上，合为七宝冠。
双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
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
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祗园。
吹如秋鹤声，可以降灵仙。
是时秋方中，三五月正圆。
宝堂豁三门，金魄当其前。
月与宝相射，晶光争鲜妍。
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
晓寻南塔路，乱竹低婵娟。
林幽不逢人，寒蝶飞翾翾。
山果不识名，离离夹道蕃。
足以疗饥乏，摘尝味甘酸。
道南蓝谷神，紫伞白纸钱。
若岁有水旱，诏使修苹蘩。
以地清净故，献奠无荤膻。
危石叠四五，靁嵬欹且刓。
造物者何意，堆在岩东偏。
冷滑无人迹，苔点如花笺。
我来登上头，下临不测渊。
目眩手足掉，不敢低头看。
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搏。
衣服似羽翮，开张欲飞骞。
孇孇三面峰，峰尖刀剑攒。
往往白云过，决开露青天。
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
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
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
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
蓝水色似蓝，日夜长潺潺。
周回绕山转，下视如青环。
或铺为慢流，或激为奔湍。
泓澄最深处，浮出蛟龙涎。
侧身入其中，悬磴尤险艰。
扪萝蹋樛木，下逐饮涧猿。
雪迸起白鹭，锦跳惊红鳣。
歇定方盥漱，濯去支体烦。
浅深皆洞彻，可照脑与肝。
但爱清见底，欲寻不知源。
东崖饶怪石，积甃苍琅玕。
温润发于外，其间韫璵璠。
卞和死已久，良玉多弃捐。
或时泄光彩，夜与星月连。
中顶最高峰，拄天青玉竿。
冋令上不得，岂我能攀援。
上有白莲池，素葩覆清澜。
闻名不可到，处所非人寰。
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砖。
插在半壁上，其下万仞悬。
云有过去师，坐得无生禅。
号为定心石，长老世相传。
却上谒仙祠，蔓草生緜緜。
昔闻王氏子，羽化升上玄。
其西晒药台，犹对芝术田。
时复明月夜，上闻黄鹤言。
回寻画龙堂，二叟鬓发斑。
想见听法时，欢喜礼印坛。
复归泉窟下，化作龙蜿蜒。
阶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烟。
往有写经僧，身静心精专。
感彼云外鸽，众飞千翩翩。
来添砚中水，去吸岩底泉。
一日三往复，时节长不愆。
经成号圣僧，弟子名扬难。
诵此莲花偈，数满百亿千。
身坏口不坏，舌根如红莲。
颅骨今不见，石函尚存焉。
粉壁有吴画，笔彩依旧鲜。
素屏有褚书，墨色如新干。
灵境与异迹，周览无不殚。
一游五昼夜，欲返仍盘桓。
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
牵率使读书，推挽令効官。
既登文字科，又忝谏诤员。
拙直不合时，无益同素餐。
以此自惭惕，戚戚常寡欢。
无成心力尽，未老形骸残。
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
及为山水游，弥得纵疏顽。
野麋断羁绊，行走无拘銮。
池鱼放入海，一往何时还。
身著居士衣，手把南华篇。
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
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
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1]
作品鉴赏
山水诗是诗的一大题材。到了中唐，诗人们追求创新，模山范水跳出了王孟藩篱，变自然凝炼为铺陈始终、淋漓尽致，气度之壮阔，篇章之恢宏，白居易《游悟真寺诗》与韩愈《南山诗》可谓其中的代表佳作。
悟真寺，在王顺山。诗歌作于公元814年（元和九年），此时白居易丁忧期满，回朝任左赞善大夫之职。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顺山”。起笔不落窠臼，将游悟真寺的时间、地点一一交代清楚。虽有杜甫《北征》开端的痕迹，但用于山水诗，犹为罕见，实为散文游记作法。下文再写舍弃车马，徒步上山，小憩两次，登山入寺。将登山过程寸步不遗、一一道来。清人贺贻孙评白诗说“段段求详”，从此诗可窥见一斑。入寺之后，环顾四周，“如擘山腹开，置寺于其间”，以人体比拟山、寺位置，想象怪异却又精当妥贴。寺中所见所闻，树木是“根株抱石长，屈曲虫蛇蟠，松桂乱无行，四时郁芊芊”，鸟儿则“幽鸟时一鸣，闻之似寒蝉”。诗中不乏传统的清雅幽寂，但又忠于现实、客观摹写，美中有瑕，不加美化，有异于传统审美观念。
入寺之后，必然面对众多建筑。描写楼阁嵯峨，法相庄严，为诗歌难题，前人往往避开此处，着笔自然景色。诗人却知难而进，正面描写寺中多宝塔、玉像殿、观音堂等建筑。然而视角不同，写来各有特点。多宝塔是“风铎鸣四端，栾栌与户牖，恰恰金碧繁”、“至今铁钵在，当底手迹穿”，重在整体与个别形象的交叉。玉像殿则“迭霜为袈裟，贯雹为华鬘”，只取玉佛雕像。两者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观音堂却浓墨重彩，大肆铺排：“六楹排玉镜，四座敷金钿。黑夜自光明，不待灯烛然。众宝互低昂，碧佩珊瑚幡。风来似大乐，相触声珊珊。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点缀佛髻上，合为七金冠。”再附设舍利珠、玉笛。既表现佛堂金碧辉煌，又突出佛像圆通金像，由大到小，逐层铺叙，声色俱有。然而诗人更将圆。宝堂豁三门，金魄当其前。月与宝相射，晶光争鲜妍。”于是观音堂的光辉尽落眼中。
天明之后，独游山径。韩愈《山石诗》描绘这一场景，寥寥数语、写意勾勒。白居易则工笔细绘，巧施丹青。点缀以乱竹、寒蝶、山果神祠，登危石而心惊，承山风而体轻。山林逸趣，具体细致，令读者如悠然入其境。落日圆月，是诗歌的永恒题材，不落俗套，绝非易事。白居易笔下的日落月生，却令人耳目一新。“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时而红翠交辉、时而碧金相映，色彩绚烂，形象艳丽。“丹砂丸”、“黄金盘”比喻日月，颇为奇绝。以俗语入诗，却能化俗为雅。至此一日一夜游程，交代明白。其后则略去时间线索，截取典型山景细绘。蓝水萦山、时急时缓、东崖堆石，亦青亦润。诗人不仅描写游历实境，还将目接心仰、足行不到的山光池色写入诗中；“中顶最高峰，拄天青玉竿。鼠同鼠令上不得，岂我能攀援。上有白莲池，素葩覆清澜。闻名不可到，处所非人寰。”这又是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
山水诗中，往往将人文景致作为自然风光的附庸；而在散文游记中，人文景致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白居易此诗醉心山水，又着眼灵迹。不仅对寺院描摹工细，而且笔下佛子，仙真、神龙、高僧、名画、法书纷至沓来，大大丰富了山水诗的内容。诗人对一片石的佛家传说，王子乔的得道仙祠、吴道子画、褚遂良书都一笔带过，而对画龙堂的神龙听法、写经僧的鸽群协力等富于神话色彩的传说却是笔下生花、绘声绘色。笔墨详略浓淡，安排十分得当。
曲终奏雅，篇末明志，是山水诗结尾的惯常写法。诗中写景洋洋一千余言，为普通山水诗的数十倍篇幅，结尾抒情，向往野情逸趣、厌倦尘世俗务，也占据一百四十字之多，宣泄无遗。
诗歌按照时间顺序，以游山过程贯串始终，又不时间以人文景致、穿插心情感受，题材丰富多彩，致使叙事、抒情、写景浑然一体，构成散文化的山水诗，诗化的山水游记。诗歌结构，从游山到游毕抒怀，首尾完整，井然有序。但于严整中时见腾挪起伏。后三月之游程即重加组合，并无严格时间线索。全诗或详或略，重点突出。同是山行，上山详而下山略；同是自然风光，详于前而简于后、详于实而疏于虚；同是寺院庙宇，则突出观音堂；同是人文古迹、则突出画龙堂、写经僧。行文挥洒变化、疾徐有致，结构可谓疏密有致，收放自如。
诗中刻画形象，色彩鲜明、姿态横生，新境叠见。或宏阔如“拂檐虹霏微，绕栋云回旋，赤日间白雨，阴晴同一川”，或奇异如“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翮，开张俗飞骞”，或飞动如“扪萝蹋樛木，下逐饮润猿。雪迸起白鹭，锦跳惊红鳣”，或静谧如“日月光不透，绿阴相交延。幽鸟时一声，闻之似寒蝉”，搜幽探微，戛戛乎独造。
全诗洋洋洒洒一百三十韵，一千三百字，不落窠臼，不生硬拚凑，造语妥贴，颇见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力。就句法而言，于大量平常句式中，间以散文句法。如“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若岁有水旱”、“造物者何意”、“或铺为慢流，或激为奔湍”，都立异于一般的二、二、一句式，平中见拗，调节音律，腾挪有致。就字法而言，诗中用字偶见生僻，但通篇不以艰涩奥衍取胜，而以圆转晓畅见长。清人刘熙载评白诗用字“用常得奇”，实非虚言。看似平常，却是苦心经营，大巧若拙。如“树木多瘦坚”写形得神、“韵若风中弦”天趣自得、“眼界吞秦原”的大胆想象、“白珠垂露凝、赤珠溶血殷”静态动写，俯拾皆是。
清人赵翼举以此诗与韩愈《南山诗》相比较，赞之曰：“层次既极清楚，且一处写一景物，不可移易他处，较《南山诗》似更过之。”（《瓯北诗话》）[2]
作者简介
  白居易像白居易
（772-846）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祖籍山西太原。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流传极为广泛，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白居易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与李白、杜甫一起被后人并称为唐代“三大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现存诗有2800多首，为唐代存诗数量最多的诗人。有《白氏长庆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