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范朝利
人物生平
范朝利（1914年3月11日—2012年8月6日），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大刘湾村。  范朝利将军晚年留影[1]
8岁起入私塾。[2-3]
11岁辍学在家帮父母种田。
13岁因生活所迫到邻村油坊当学徒，倍受欺压。
1929年8月，参加工农赤卫军。
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范朝利将军与毛泽东同志交谈
红11军31师战士。
红1军第1师班长。
红4军第10师28团排长。
红4军第10师28团副连长。
红4军第10师28团连政治指导员。
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等战役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作战。
1932年10月，随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入川，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作战。
红4军第11师31团营政治委员。
红4军第11师31团政治处主任。
红4军第10师29团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任红4军第11师参谋主任。
1935年，任红4军第10师参谋长。随第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参与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抵达陕北，参加山城堡战役。  范朝利将军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油画作品）
1937年，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参谋长，协助团长陈锡联指挥夜袭阳明堡战斗。参加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
1938年4月，随部东进平汉铁路以东冀南抗日根据地，参加巩固根据地斗争；
1938年6月，第769团、第129师独立团和独立支队合编为新第385旅（原385旅机关率770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任务，后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建制），任旅参谋长；
1939年7月，任冀南东进纵队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参与领导冀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4月，在军区主要领导人外出开会和检查工作的情况下，曾机智果断地指挥军区直属部队和党政机关胜利突破日伪军1万余人的大合围。
1942年6月，任冀南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
1943年8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邯郸战役。
1946年7月，第2纵队机关由邢台进抵威县，合并为冀南军区，调任该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1947年2月，任冀南军区独立第5旅旅长。
1947年6月，重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
先后参加了上党战役、滑县战役、豫北反攻、鲁西南战役、
1947年8月 率部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和淮海战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10军副军长，率部参加渡江作战和进军西南、解放贵阳、成都的战役与战斗。
  范朝利（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纵队参谋长）[4]
1949年后，任川南军区副司令员。
1952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军长；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春，指挥所部进行康南、中甸和小凉山地区的平叛作战，获得辉煌战绩，其中两个团队荣立集体三等功，一个营被昆明军区授予“能攻善守”荣誉称号。
1956年7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1985年7月，离职休养，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范朝利将军与女儿合影[5]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6]
晚年撰写有《羊山集战斗》、《范朝利回忆录》等；
并多方筹资支援老区建设，在家乡建起一所"八一希望小学"。
2012年8月6日，于济南军区总医院逝世。[5][7]
人物轶事
在长征路上1934年10月，  懋功会师旧址范朝利调红四军第十一师任参谋主任。并于1935年3—4月率部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结束后，红军控制了东至嘉陵江，南至梓潼，西到涪江，北至青川、广元之间的广大地区，为进军川西北和甘南，实现方面军的川、陕、甘作战计划创造了有利的态势。但是由于张国焘对西进和北出犹豫不决，在后面忙着大搬家、撤出川陕根据地，并命令各军的后卫部队烧毁沿途的房屋，名曰“坚壁清野。”范朝利也命令红十一师警卫连烧了驻地清江渡的房子，粮食能带走的都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烧毁。这样，红军完全丧失了进击川甘边的战机，也得罪了当地群众，使方面军陷于无根据地依托的困难境地。实际上红四方面军从此就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这里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红军在这里就地休补，发动群众，筹粮扩军。红四军第十一师强渡嘉陵江以后，部队减员较大，在江油以南的青莲渡进行了六七天的休整。在这期间，范朝利协助师领导一起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使部队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都得到了补充，各团都扩军三四百人，全师扩充到近5000人，日子好过多了。
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动，胜利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省东南部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正调兵遣将，企图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新的围攻。为打破蒋介石新的合围，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根据当时的敌情，四方面军于5月初在江油以西的西山场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红四军的王宏坤、周纯全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占领松潘、理县、茂县等地，以摆脱红四方面军当前所处的不利境地，并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
5月12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军、第三十军主力经北川向汶州、理县进发。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则分别进到了松潘、平武以南镇江关、片口等地。红军第十一师为第四军的二梯队，并负责掩护军机关的安全。到了镇江关地区后，红军即北进攻打松潘，准备拿下这座古城，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但胡宗南部先红军一步，进驻松潘。这座古城，周围崇山峻岭，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城墙厚达10多米。红军缺乏炮火，攻也攻不动，遂撤至镇江关，与该敌对峙，敌我双方不时发生激战。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个方面军前锋已相距甚近，会师已指日可待。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地思想动员，贴出了“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口号。
6月13日，两个方面军的前锋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经过艰苦奋战的两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此相见，就好像久别的亲兄弟一样，紧紧握手拥抱，欢呼跳跃，激动得热泪盈眶。14日，会师部队在达维镇召开了庆祝大会。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同志到会作了亲切讲话，他以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说明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还指出，懋功会师是一伟大胜利，它粉碎了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恶毒计划，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6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开始向北运动。指战员们日夜兼程，7月中旬到达松潘地区。根据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精神，红四军第十一师攻占了距松潘5公里多的要点毛牛沟，准备夺取松潘。红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后，根据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意见，确定以多路突击的办法，夺取松潘，但是，由于胡宗南部兵力众多，凭碉固守，红军正面突击或迂回穿插，均未奏效。
8月初，根据党中央毛尔盖会议精神，决定放弃攻打松潘计划，迅速北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8月中旬，根据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分别北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从卓克基北进阿坝、控制墨洼，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靠拢；由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率领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纵横数百里的茫茫大草地，数日行程渺无人烟，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搏斗。这里的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骤降，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为抵御严寒，夜间大家围坐在一起，点起火，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黑色的泥沼，深不可测，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被它吞没。一旦陷进去，个人还不能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别人也不能直接用手去拉，这样不但拉不上来，还会被他把你也带进去。原野茫茫，找不到粮食，前面的部队还可挖野菜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也吃不上了，没办法，草根、皮带、皮马鞍也成了充饥的“食品”，最后实在没办法，有些部队还杀了一些战马充饥。经过5天的艰苦行军，终于战胜了这片人迹罕至的大草原，右路军先头部队于26日傍晚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胡宗南得悉红军主力北进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企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道。能否抢在胡宗南部队赶来之前抢占包座，是摆在红军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如果失去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红军先头部队到达班佑、巴西以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做攻打包座的准备。鉴于当时第三军尚未通过草地，第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较多，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由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担任攻打包座的任务。包座战斗，毙伤敌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枪1500余支及大批粮食、牛羊。红军全部控制上包座地区，敲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对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具有重要意义。
夜袭阳明堡1937年9月，  夜袭阳明堡机场[8]国共两党就共同抗日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范朝利在其下属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任参谋长。全师部队奔赴抗日前线，七六九团担任先头部队。
10月10日，七六九团抵达太原，刘伯承命令他们向太原东北约100多公里的五台县地区挺进，伺机袭击南犯的日军。
当时日军正进攻在忻口一线设防的国民党军，七六九团实际上已经秘密进入日军的战役后方。经侦察后发现，在阳明堡有一个日军飞机常团长陈锡联和范朝利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阳明堡机场是对忻口前线中国军队的最大威胁，必须想法扫除。
19日下午，范朝利与三营的指挥员一起制订了具体的突袭方案。深夜11点钟，三营营长赵崇德率领全营战士涉过滹沱河，接近日军机场，干掉日军哨兵后，迅速占据机场的有利地形，把枪口对准了日军守备队的掩体出口。随着营长一声令下，24个爆破突击组像下山猛虎般扑向正在熟睡中的日军。战士们砸破飞机机舱玻璃窗，把一捆捆手榴弹塞进机舱，“轰1剧烈的爆炸声把日军从睡梦中惊醒。敌机一架接一架地爆炸起火，整个机场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的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日军机场守备队被歼100多人。
这一仗是七六九团也是一二九师抗日出师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在忻口前线的抗战。[9]
在淮海前线1948年11月6日，  淮海战役形势图淮海战役打响之时，第二纵队尚在淮河北岸的息县地区。很快，他们接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电令：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快速北进，赶在黄维兵团东进之前，到槐店、鲁台集附近领取棉衣后继续东进，参加淮海战役。
当时，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豫西执行别的任务，第二纵队由王宏嵘、范朝利、王维纲率领，日夜兼程，于11月21日到达指定地区，并在途中参加了阻击黄维兵团的战斗。
第二天，在浍河北岸白沙集地区，范朝利和王维纲召开了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首先，范朝利向大家报告了华东野战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好消息，然后传达了刘、邓首长关于围歼黄维兵团的命令，接着区分了各旅的战斗任务。与会同志都很激动，纷纷要求挑重担，打头阵。他们说：“人家华野已经把黄伯韬吃掉了，这回看我们的了。”
范朝利深知这一仗是个硬仗。黄维兵团有12万人，装备精良，其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所谓“五大王牌军”之一。我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也不过十几万人，并且装备落后，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部队已经没有重炮，因为为了加强地方武装，遵照刘、邓首长指示，二纵的第五旅留在了大别山区。因此，范朝利在会上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要不怕伤亡，英勇作战，如果战斗中伤亡较大，要边打边补充，坚决打到底！”政委王维纲也要求大家：一定要认真贯彻总前委的作战方针，深入地进行思想发动，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坚决完成围歼黄维兵团的光荣任务。
24日夜，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紧紧包围在东西10公里，南北7.5公里的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响了，黄维依仗着他的飞机、坦克、大炮的优势，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把我军包围圈撕开，突围逃窜。我军各纵队在总前委“层层包围，紧缩困饿，步步逼近，逐点攻占”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第二纵队当面之敌是敌人第八十五军，范朝利指挥着第四旅和第六旅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攻击，并一步步向里压缩包围圈。范朝利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1月26日和12月1日的两次战斗，因为这两次战斗是他第一次成功地指挥步兵打退敌人坦克进攻的战斗。
11月26日下午，敌人步兵在坦克的伴随下，向二纵的阵地发起进攻。对敌人坦克的进攻，他们也有所准备。当时，既无火箭筒，又无反坦克炮，惟一的武器是手榴弹，他们把4个手榴弹捆成一捆，以增大其威力；在阵地前挖了许多纵横交错的防坦克沟和交通壕，以迟滞敌坦克的行动。这天下午战斗中，六旅十七团趁敌人一辆坦克在沟壕前进退两难之时，用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四旅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有人提出设火障的主意，他们把田野里的高粱秸收集起来，堆在敌人坦克前进的方向上，当敌人坦克接近我军阵地时，就迅速点燃高梁秸。这一着果然有效，阵地上火光熊熊，浓烟滚滚，敌人坦克成了“瞎子”，行动缓慢。我军爆破手趁机冲上前去，用集束手榴弹攻击敌人坦克。这天，四旅用这种办法炸毁敌人5辆坦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当天，范朝利把他们“火烧敌坦克”的战况向刘伯承司令员报告。刘伯承同志当即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充分发挥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个经验要推广，要发扬。”范朝利心里很高兴，是啊，敌人坦克并不可怕，只要充分依靠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战胜任何敌人。
12月1日，又一次与敌坦克较量。上午8时，敌八十五军动用3000馀人、几十门火炮、10架飞机、14辆坦克，向四旅十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步兵、坦克发起冲击前，首先对我军阵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轰击。由于四旅很好地利用了阵地上的工事，敌人一个小时的炮击只造成我军3个人受伤。他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并且又击毁敌人两辆坦克，阵地上的弹药越来越少，伤亡也越来越大。但是困难没有吓倒他们，他们提出了“敌人不近不打，手榴弹打不着不打，无把握不打”的三不打原则，坚决表示：“人在阵地在，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守住阵地。”
指战员们不惜牺牲、战斗到底的精神使范朝利很感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但是考虑到四旅的部队伤亡太大，他命令六旅接替四旅的阵地，六旅像四旅一样，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坚决守住了阵地。
12月4日，第二纵队遵照总前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友邻部队，迅速向南机动，投入了阻击李延年兵团北援的战斗。当他们正在迎头痛击李延年兵团的时候，传来了我军彻底歼灭黄维兵团的消息。[9]
破黄河防线“你们  突破黄河挺进大别山形势图在建党26周年纪念日前夕，跨越黄河，胜利地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奠定了大反攻胜利的基础。全区军民，闻捷鼓舞，蒋占区千百万倒悬的同胞在盼迎你们！同志们，前进，勇敢前进。”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6月30日夜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之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及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来的贺电。
1947年6月27日上午，我们接到野战军关于渡河作战的命令，下午3时，我们召开各旅主要干部会议，布置渡河任务。会后，我（时任纵队副司令员）与钟汉华副政委率领各旅副旅长和部分团的干部到渡河地段侦察情况；陈再道司令员等分别深入到各旅检查准备情况。
1947年6月30日夜，强渡黄河的作战开始。明月当空，微风习习，鲁西南的夏夜显得无比静谧。然而，就在这一片静谧之中，一场紧张的强渡黄河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在旧范县西南林楼渡口的我第二纵队第四旅的渡河阵地上，纵队炮兵营营长范治平和政委凌风在指挥所里拿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对岸敌人碉堡、工事的动静，一列列巨人似的大炮在青纱帐里昂起头，幽幽的炮口指向对岸。我第四旅第10团、第11团的先头部队已登上了渡船，30只渡船隐蔽在渡口的两侧，机枪架在船头，每船指定两名战士照护舵手。各船的水手都是从沿黄各县挑出来的翻身农民。他们赤臂光胸，手握篙桨，个个如弯弓待发。
在这静谧的夜晚，战士们坐在船上，面对波涛滚滚的黄河，真是思绪万千；家在黄河南岸的战士们，渡河的心情更为迫切。他们激动地说：“不用说蒋介石将黄河当成40万大军，就是80万大军，我们也要吃掉它。”
20时，渡河的命令下达了。我第二纵队林楼渡口第10团、第11团的勇士们在接到渡河的命令后，条条小船像离弦之箭，急速向南岸驶去。当我先头船只驶到河心时，被对岸敌人发现。他们一边嗷嗷地叫着，一边向我们射击。此时，我早已憋足劲的各种火炮，随着范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开了火。霎时，敌人的阵地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敌人的河防工事纷纷飞上了天。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我第四旅第10团一连和第11团二营的勇士们不待船靠岸，就跳进水里，迅速趟过淤泥滩，向大堤冲去。午夜12时，敌人的河防阵地全线崩溃。我第四旅全部渡过黄河。
与此同时，我第五旅在孙口也顺利渡河。该旅第一梯队的第13团一、三营，在我强烈炮火掩护下迅速渡河抢占滩头阵地后，立即向敌人冲击，分头包围敌人，待我歼灭董家花园之敌后，其余地点的河防守敌闻风南窜。我军迅速控制了蔡楼至范庄的大堤，并按预定方案，向郓城、水堡集方向推进，分割、围歼敌人。
7月1日凌晨，野战军李达参谋长在电话里向我们通报说：“第一、六纵队也已顺利渡河。”就这样，蒋介石吹嘘的所谓可以代替“40万大军”防守的黄河防线，只一夜工夫就被我军彻底粉碎了。
人物相关
一代两将军  范朝利将军之弟范朝福少将，竟是堂兄弟，出在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范湾村大刘湾南队——哥哥是中将范朝利，弟弟是少将范朝福。
范朝利将军在1930年参加红军的同年就入了党，此时他只有16岁。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了排长、副连长、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时间，由他任参谋长的新三八五旅先后参加了正太铁路破击战，策应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日军对五台、阜平地区的围攻，以后的历次反扫荡，范朝利都曾参加。
范朝福将军1929年就加入了红军，当时，他才14岁，长征时期，范朝福主要从事民运工作，长期单独活动。他不仅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还不断吸收新人，扩充部队，使地方武装不断壮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来到太行山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在巨鹿，范朝福依靠人民群众，顽强地坚持与日军游击战斗，日军曾以3万元巨款悬赏活捉他，但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
范朝福（1916—1993），河南新县郭家河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军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5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3年1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