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思杜
人物简介
胡思杜（1921—1957），胡适的小儿子，取名为“思念杜威”之意，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有光宗耀祖  胡适一家，右为次子胡思杜的意思。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胡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胡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
1948年夏，胡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胡思杜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同年12月，中共军队包围了北平，蒋介石很快于14日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胡适却到处联系陈垣、陈寅恪等人，要带他们一起走，最终陈寅恪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而陈垣留在了北平，同时留下的还有胡思杜。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胡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临走前，他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寄存到堂舅江泽涵那儿。与他一起被组织去“学习改造”的还有北平的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身在美国的胡适大受打击，亦大为尴尬。
随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此按后迁至四川，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马列部”当历史讲师。在那里，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胡思杜（左1）与母亲等人合影1955 年秋 ，因工作需要，马列主义教研组资料室成立，胡思杜任主任。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
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
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胡思杜死了，但中国大陆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而身居海外的胡适一家更是无从得知音讯。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年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已经“畏罪上吊自杀”了！人间悲剧啊。
假如胡思杜没有自杀，假如胡思杜能够幸存下来，假如胡思杜仍然在西南交通大学工作，该是怎样的历史巧遇。
记住思杜，记住那个苦难的岁月。记住胡适，记住中国历史的曲折与发展。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胡适1917年在安徽与江冬秀完婚，两年后长子出生，取名“祖望”（又名“思祖”）是为了纪念胡适的母  胡思杜碑亲冯顺弟。又一年，女儿素斐出生（有说为纪念昔日恋人陈衡哲，陈昵称莎菲），翌年，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适为国家奔忙，长子思祖经常跟在身边，幼子思杜经常跟在江冬秀身边，但是一般父母都喜爱最小的孩子，胡适也一样。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胡适给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许多父爱的语言，而且几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儿子给自己写信的内容。 
胡适“看见小三走路有点摇头摆耳的神气”，于是赶紧嘱咐妻子“叫他自己留心，不要养成这种不好看的样子”，又让她多给孩子钱，“买书的钱，是值得花的”。但他不是溺爱，他是为了儿子的全面发展： 
不要单读旧书，英文要用功读；我盼望你好好的用功，也许我明年能接你出来上学。要用功学英文。要保重身体；你是有心学社会科学的，我看国外的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未必比清华、北大好。所以我劝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着舅舅（即数学家江泽涵）预备考清华、北大……
留学美国但思杜并没有去西南联大，后来他也到美国读书了。思祖在美国读书，这时弟弟也想来，作为父亲的胡适当仁不让地为他们做牛马，“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么用金子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此外就是尽量减少开支，让思杜去了生活水平较低的美国中部。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
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师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在罗尔纲晚年著的《胡适琐记》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说他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这是他在有意替胡思杜澄冤，有政治上的企图。当时的胡思杜只是小孩子，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想法，他的举动应该归因于他生性比较活泼。胡思杜的堂兄胡恒立回忆他少年时，说他脸圆圆的，异常的活泼搞怪，常常妙语如珠，是大家的开心果。
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青年时在上海坠落过一段时期，他怕幼子蹈他复辙，于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距罗尔纲说是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被学校驱逐。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所以胡思杜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替他介绍工作，都被胡适以不可胜任为理由而拒绝。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胡适的家庭教育是相当开放的。“你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堂堂正正”除了人格独立，就是他从美国学来的个性主义，包括生活、思想、择业等等的完全自主。于是，择业，思祖学了航空机械，思杜学了社会科学，胡适都没有干预。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胡适的两个儿子从小懂得礼节，生活俭朴。罗尔纲先生曾是胡思杜的家教，在他眼里，思杜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少年：论举止行为，对老保姆杨妈、在他家做杂役的小二，亲如家人，一点也没有阔少的架子；论天资，两天能看完《水浒传》，又唱得一口郝寿臣的好戏；论思想觉悟，小小年纪就“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非分明”。
胡思杜于抗战胜利后返国，据说是被美国驱逐回来的。傅斯年后来读了胡思杜批判父亲的文章，气愤之余发表声明说他：“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且心理上亦不无影响。然其为人，据我所知，尚属天性醇厚。后来适之先生在美期间，彼曾赴美就学，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
留在大陆且说回国后，胡思杜被父亲安排在北平图书馆工作，那是读书的地方，他果然埋头读书。又过了些年，北大校长胡适随国民党出逃，也是他走得太匆忙，把思杜留下了（一说思杜坚持不走，要留下来迎接解放）。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用飞机空动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上幼子一面。
学习改造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胡思杜的文章说：胡适“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从阶级分析上”看，胡适是 “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并开列了这位“战犯”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自然，胡适也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他只是平静地将剪报贴进日记中。胡适批注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当进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志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胡适影响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决心。他是有原罪的，这个罪至死方休。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志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
愤然自尽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这一天夜晚，绝望中他上吊自杀了。 
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他遗有一封遗书，是给堂兄的，上面写有“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等，看来是嘱咐其堂兄的。那年他不过36岁，而且还是单身。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他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5月，当胡适正在台湾作完关于五四的广播时，在5月4日这一天，也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思杜“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
对此，胡适将信将疑；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遽死。 
胡适、江冬秀至死也都不愿相信思杜已死，在胡适的葬礼上，江冬秀问思祖：“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思祖想了想，对母亲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江冬秀大吃一惊，问思祖消息出处，思祖答是从美国听中国内地来人讲的，他怕父母伤心，一直也没有报告给他们。江冬秀听到噩耗，昏了过去。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后，他被组织上重新审查，以错划为右派平反昭雪——一个时代的悲剧，应该结束了。
死亡揭秘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1920.8.16—1925.5）。
按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1]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上海成为“孤岛”后，思杜一度随母避居上海租界，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后来胡适把他委托给友人竹圭（应为三个“土”）生，但竹向胡适反映思杜“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上海青年的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就这样，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
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同年12月，中共军队包围了北平，蒋介石很快于14日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胡适却到处联系陈垣、陈寅恪等人，要带他们一起走，最终陈寅恪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而陈垣留在了北平，同时留下的还有思杜。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
台湾学者认为这是胡适为了帮助他人而牺牲骨肉，对此，大陆学者有不同看法。比如邓广铭先生就如此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2]
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临走前，他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寄存到堂舅江泽涵那儿。与他一起被组织去“学习改造”的还有北平的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对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胡适日后的日志中看到些蛛丝马迹来：“林斐成先生（行规）的幼子继检（北大法律系二年生）来看我，他谈他去年四日起就告病假不去北大了，因为那时学生人人须‘坦白’，排日程轮流自己‘坦白’！”（胡适1950年1月7日日记）[3]
同时中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胡适进行统战，希望胡适为新政权服务，但都被胡适所拒绝了，这也就是杨金荣先生所说的胡适“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4]——此时，表示要作政府“诤臣”的胡适已经被国民政府以非正式的民间外交使者身份派往了美国，寻求援助。胡适刚到美国不久，中共的《人民日报》和香港共产党所控制的左派报纸很快先后登出了一封“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统战意向十分鲜明”。胡适经过分析，认定这是一封“伪书”，并于1950年1月9日写了《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后更名为《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逐条予以分析驳斥。有趣的是，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在两天（即1月7日）前，他刚刚收到徐大春寄来朱光潜在大陆的“自我检讨”。
争取胡适失败后，中共在大陆便开始酝酿一场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序幕最终决定由思杜来揭开。9月22日，思杜在左翼控制的《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身在美国的胡适大受打击，亦大为尴尬。
但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则于9月28日致函《中央日报》，就他所知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发表声明。《中央日报》于9月29日刊登了傅的来信。傅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5]胡适事后则进一步“醒悟”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同上）
关于胡适为何“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不同流派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我只能摘段唐德刚先生的回忆。或许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猜测到胡适的一些真实想法吧：“胡适之也是反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6]
思杜因此次的“表现”受了中共的表扬，“学习改造”结束后，思杜还到堂舅家取走了那一皮箱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7]。
随后，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此按后迁至四川，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马列部”当历史讲师。在那里，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有对象他也许就不会死了。”[8]
接下来的几年，倒也似乎风平浪静，关于思杜的线索几乎“中断”了，直到1957年反右。在这期间，胡适除了收到过几封从大陆发来的信件，还被告知大陆发生了一宗“疑案”：“香港胡中正十一月五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程刚从上海来信，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思猷是二哥绍之的儿子，大夏大学毕业……”（胡适1950年11月11日日记）
只是胡适至死也没想到，类似的事情会在七年之后发生在他的小儿子身上！
据思杜的亲人胡恒立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我们可知：“反‘右’之前，共产党自上而下让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杜不知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预示，他因为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马上学院领导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他精神上崩溃了，最后绝望而自杀。”[9]
思杜是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的，其所在单位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人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思杜同一个系的共产党员同事告诉胡思孟，思杜在事先把自杀的原因都告诉他了，他死前还给思孟留了个遗书，写好后压在了他的枕头下。组织上也告诉他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胡思孟表示要带走“遗书”，但“他的单位的人不肯，留下了，只给我抄了一份。”此时的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思杜的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被迫离开了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思杜死了，但中国大陆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而身居海外的胡适一家更是无从得知音讯。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年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已经“畏罪上吊自杀”了！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胡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
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最后，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遗有妻子曾淑昭女士和独子胡复。
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注释
[1] 沈卫威著《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下简称《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48页
[2] 邓广铭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0页
[3] 摘自胡适1950年1月7日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全18册）第16册（1948.1-1950.12），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17日初版
[4] 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9页
[5] 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215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文化》第152页
[6]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3次印刷，第24-25页
[7] 江泽涵夫妇于1986年8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1页
[8] 胡思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4-155页
[9] 《文化》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