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啰哩回回
词条释义
啰哩回回，生活于元代的吉普赛人，后逐步融入中国部分民族中。“啰哩”也写作“罗里”、“剌里”、“卢里”、“柳里”等，波斯文发音为Luri或Lori，其意为放荡、可爱的、音乐家、轻浮的、街头乞丐、吉普赛人等，其原始意义是吉普赛。
《元史》卷四《顺帝纪》至正三年（1343）六月条记事说：“是月，回回剌里五百余人济河寇掠解、吉、隰等州。”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在其名著《中国回教的传入和发展》中引此条后解释说：“剌里，当即《元史》卷一○五《刑法志·杂犯》条之‘诸啰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之啰哩，想系波斯语Luri之音译，为一种流浪种族名。意为流浪者、乞丐。”他在另一处说：“剌里、啰哩，波斯语lori之对音，有流浪者、乞丐之义。”
历史渊源
杨志玖(回族)的《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一文中认为，元代有一种从波斯移居我国的“啰哩人”。“啰哩”也写作“罗里”、“剌里”、“卢里”、“柳里”等，元大德年间到中国，当时主要居住于甘肃、陕西一带。被称为“啰哩回回”。波斯诗人菲尔道西（约935—1020或1025年）曾这样描写“啰哩人”的生活：
今日啰哩人，仍如先王谕。
足下无寸土，浪迹天涯里。 
流浪复流浪，犬狼为伴侣。
盗窃与抢劫，聊以维生计。
“啰哩”应当是国家名。根据写于公元943年的波斯文献和法国东方学家费琅的注释，印度与波斯相邻近的沿海地区，有“啰啰海”和“啰啰国”、“啰啰城”，“啰啰”的发音是Lari、Larwi、或Lar。其实这发音写作“啰哩”更为恰切。
按杨志玖先生的论断，“啰哩人”就是吉普赛人。元代有〔回回曲〕曲牌（南戏《牧羊记》等曾用之），当与善歌舞的“啰哩回回”有关；今安徽贵池傩戏有“舞回子”，王兆乾先生介绍说：“舞回子由二人扮演，均带棕色面具，颇似波斯人肤色。” [王兆乾辑校《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 宋代“打夜胡”──乡人傩的扮演者常常来自波斯的回回──啰哩回回。
而吉普赛人则往往喜欢给人看手相，杨志玖先生根据甘肃永登县薛家湾人祖辈流浪、以占卜算卦看手相谋生等风俗，认为他们就是元代“啰哩回回”，即吉普赛人的部分后裔。
元代的啰哩回回
万名啰哩男女于5世纪从印度到达波斯（伊朗），这可能是他们首次离开故张。但这次人数不多，而且是被邀请去的。五百年后，即公元10世纪后，由于在阿富汗的突厥人的兴起和向外扩张，啰哩人被迫从印度流入波斯，以后又从波斯向西向北迁徙，遍布欧洲各地。他们到达英国的时间约在1500年。
到中国来的啰哩人应当是蒙古西征从波斯带回来的，也可能是自动流浪到中国来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显然在此以前若干年他们已经到达中国。这比他们到达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时间都早得多，这时自然也不会有吉普赛这一名称。 
从《元史·成宗纪》和《元史·刑法志·杂犯》所记两条有关史料推测，啰哩人在中国的分布地区应较广泛，人数亦应不少，否则不会因有个别地区和少数人“扰民”而惊动中书省臣上奏并载于国家法典。又从《元史·顺帝纪》至正三年记事可知，剌里人当时在陕西或甘肃地区当为数不少。至于他们是怎样“扰民”和“为民害”，虽史无明文，但有一条材料似乎能透露一点消息。元末明初学者高启为胡松所撰墓志铭中有一段说： 
以省铨为宁国路泾县（今属安徽）典史。有时制，“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者不得复”，西域流户数百人因恃以为暴。所过掠财畜、辱妇女，民束手不敢拒，相惊若冠至。及泾邑，僚悉引避，民愈恐。君语众曰：“吾在，若无忧也。”即出劳之于郊，诱闭佛寺中。呼其奠谕曰：“制言不得复殴者，民耳。今我天子吏也，所行者法。若善去，勿妄犯吾民，当率酒米相饷，否则知有法尔。”酋愕，遂戢其众亟去，无一人敢哗。君亲送出疆以归。民罗拜马首曰：“策公县几残矣。”
此外“西域流户”虽未明言其为啰哩或剌里，但“流户”与啰哩的流浪习惯颇为相似，又是来自西域，此其一；他们的作为是些“扰民”和“为民害”的事，与元政府所禁止的啰哩的行径案情相同，此其二；吉普赛人社会组织为部落为单位，部落酋长有极大权威，受到部落成员的尊重。文中胡松与酋长交涉妥当后部众即散去，符合吉普赛人的组织规则，此其三。这是笔者推论的根据。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前，姑且如此立论。或不致离题太远，又有一巧事：今安徽泾县云岭有罗里村，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否为啰哩人流徙至此而得名？村中有柳姓人，是否为啰哩人姓氏？事涉臆测，似乎离奇。若能实地调查或取得文献佐证，变假说为实事，亦史坛一快事也。 
据墓志铭，胡松任泾县典史时在元文宗后，他死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八十四，以七十致仕之例，致仕时当在至正三年（1343）。西域流户至泾县扰民事件亦当在此前或此年。若然，则与剌里回回渡河寇掠一事南北交相呼应。 
至于啰哩、剌里被称为回回，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来自波斯，而波斯、阿拉伯人在当时是被称为回回的。根据吉普赛人多信奉其所在国的宗教的事例，他们应当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其中一部分可能融合于广大的回回人中。但由于这个民族固有的特性，大部分人在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上可能仍顽强地保持其独立性，或因久居汉地而受汉人的影响。 
由于生活习惯和谋生手段的特殊，吉普赛人在欧洲多遭歧视和迫害。他们在元代的“扰民”和“为民害”，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和政府的取缔。但元政府只是下令禁止或令他们屯田务农，而禁令的效力又大成问题。如墓志铭所说，他们的行动还受到元政府的保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朝的民族分化和对色目人的优容政策。也应看到，对这一外来民族的不理解，不能或不愿认识到他们本质上的某些优点，以致产生民族间的隔阂、误会和反感，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很难避免的。
元代以后的啰哩人
啰哩回回在明代也有记载。约在成化二年（1466）后，秦州（治今甘隶天水市）知州秦纮记秦州事说： 
秦州有啰哩户，乃回回别种。汉人不与通婚姻，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娶姊妹者，有以姑姨配甥侄者。予访得清水、秦安等县，亦有啰哩，乃移文各县，令其共为婚姻。
称他们为“回回别种”，似乎认为这些人与一般回回人不同，可能这时他们已不信伊斯兰教，生活习惯已发生变化。他们的婚姻制度与西方学者所述吉普赛人婚俗相同，即不同异族结婚（现在已不严格了）。这样选择对偶的机会就少，自然会发生近亲结婚现象。这倒证明啰哩确实是吉普赛人。秦纮这个清官给啰哩人办了一件好事，即使如此，他们的结婚范围仍然限于本族。 
这些啰哩人又被官方称为“啰贼”。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直隶秦州新志》和光绪十五年（1889）《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武备”门记载： 
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七月，啰贼盗掠清水县，典史乔学中流矢死。 
万历十五年（1587）春二月，啰贼马友忠以千人啸聚清水之石洞山，知县季思率民兵击之，斩首二十余人，余党败走。 
崇祯（原作正）十三年（1640）冬十月，啰贼马流（光绪本注：《清水志》作流来）寇掠清水汤峪铺，知府乔迁高追之，围于观音殿烧杀之，乡民与其难。 
马友忠，《万历武功录》作马有忠，此书卷一有《啰贼马有忠列传》，称其为“啰哩酋长”，谓其于下亥（万历十五年）冬，出略凤翔（今属陕西）诸郡。次年春，亡抵于秦州石门山，与当地饥民、矿工等结合，至百余人，据险自守，后为明军击散，不知所终。此事在前述马友忠据清水县石洞山后。本书传后作者的《赞语》引张给谏（希皋）疏说：“啰哩者，‘回贼’残党也。”这和上引秦纮称啰哩为回回别种说法类似。至于称“啰贼”或“回贼”，足见统治者对他们的蔑视和歧视。明代后期，政治腐败，天灾频仍，饥民成群，他们和啰哩联成一气，共同为生存而斗争，这是促使啰哩人起事的重要原因，受歧视和鄙视的地位也是使啰哩人不满和起事的一个因素。 
由于资料所限，清代啰哩人的情况暂无可述。据甘肃友人说，天水市（秦州）现已无啰哩人，可能他们已流徙他乡，也可能部分融合于回族或汉族之中，尚需深入调查。但据前引《元史·顺帝纪》、《池北偶谈》及上面几条材料，可以看出，陕西和甘肃两省应是元明两代啰哩人散居的主要地区。今天的甘肃兰州市以北的永登县境内的薛家湾，仍有号称“中国的吉普赛人”的居民。据兰州大学中文系兰天丝绸之路考察队的调查，他们是在一百多年前从外地流浪到这个村的。全村有高、柳、刘何四大姓，相互通婚，姑娘不外嫁，小伙子一般也不娶外村姑娘。解放前，他们过着流浪生活，一辆毛驴车拉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走乡串镇，四处算卦。解放后，他们有了土地，逐步学会经营农业，但至今仍以算卦为业，主要农活雇人来做。他们信仰周公、桃花娘娘和无量祖师，这同他们的职业有关。在体质上，与当地汉人已无大差别，只是脸型略瘦长，下巴微突，有些人瞳孔颜色较浅，多数人则是黑的。他们已不信伊斯兰教，不能称为回回了。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肯定，他们是真正的吉普赛人，而且是元明两代啰哩人的后裔。第一，他们还是在甘肃省内流动，虽然不在秦州。第二，他们的职业，还是像世界上其他的吉普赛人一样，以外出算卦为主。第三，他们信仰的神祇周公和桃花娘娘，是元代的传说人物。《元曲选》有《桃花女破法嫁周公》杂剧，说的是洛阳人周公（不是西周时的周公旦）算卦甚灵，曾算定石婆婆子石留住应于某夜死去，被桃花女破其法得不死，周公知桃花女术高于己，求桃花女嫁其儿子，实欲作法害之。桃花女知其诡计，一一破之，最后嫁其子。啰哩人大概是看过这出戏，知道这两个人善于占卜，因而拜为祖师。第四，他们的族内婚制是典型的吉普赛人婚制。第五，他们的姓氏虽是汉姓，但也不无啰哩人的痕迹。如一节所说，苏联中亚有柳里（liuli）人，柳、刘是否为liuli的译音？至于高姓，则在伊朗某些省内对吉普赛人的称呼有高达利（Gāodārī）、高把子（Gāobāz）等名，是否为高姓所据之译音？此说似近穿凿，但罗里在元代亦可作为人名，至其子孙则可取其首字或末字为姓，则非绝不可能。姑担出以备取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