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花市
简介
花市flower street，销售花卉和园艺用品的集市。随地区和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大致可分为长期性的固定花市  广州越秀区花市和临时性的节日展销两类。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国家还出现了超级市场形式的园艺中心或花卉中心，除销售盆花、切花、种苗、球根、盆景外，还兼售干花及有关园艺用品、园艺书刊等。欧美一些国家的花卉拍卖市场，是适应花卉生产大量发展、便利流通的交易场所，其中荷兰阿尔斯梅尔花卉拍卖市场规模巨大，世界驰名。中国在唐代已出现花市。成都、广州两大花市尤负盛名。成都花市自古在春季举办，称为花会；广州迎春花市在春节前夕举行。
现代花市
历史传承现代花市最为代表的是广州市的花市 
广州花市起源于“花渡头”。其形成可追溯到明朝或之前，当时广州花市与罗浮山的药市、东莞的香市、廉州的珠市，被称为“广东四市”，影响甚广。到了清朝中期，老广州花市又有所发展，由各城门扩展至城内，而且还整天营业，并由单一的素馨、茉莉花向多样化发展。辛亥革命后，老城拆除，花市扩展至高第街一带，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花街也更加繁华。但是，一年一度的年宵花市在19世纪60年代才形成的。在藩署前的花市逐渐成为年宵花市，并迁到了双门底，除卖花以外，还卖古董、年宵品等。双门底成为过年时候广州最热闹的去处。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天天有日本飞机在头上乱飞，市民还是喜欢到这里逛街卖花。今日花市新中国成立后，年宵花市从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起，一连三天。为了避免拥挤，广州市区教育路、西湖路也相继设除夕中心花市。
20世纪60年代：迎春花市迎来“第一春”　
1956年，为了  花市更好地发扬花市传统，分散于各街巷的店铺被集中到太平路(今人民南路)，人们用竹竿搭成牌楼和花架，名曰“迎春花市”。20世纪60年代，是广州花市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1960年，全市花市增容至4个，当时国家领导人经常光临花市，与民同乐。“文革”临近时，许多地方的迎春花市都充满了“革命气息”，当时行花街常常见到“非洲人民站起来”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
20世纪80年代：洋花争春，市民网上逛花市
到了1980年代，广州迎春花市迎来了第二个鼎盛时期，这个时候，洋花进来了，迎春花市进一步扩大。根据风俗，花市结束，花农必须把售不出去的花砸烂，2000年花市，越秀区说服客商把花农卖不出去的花都买下送给老人院的孤寡老人，这一行动得到了众多青年志愿者的支持，此“护花活动”后来得到了广州其他花市的效仿，广州花农沿袭了一两百年的除夕夜过后摔花砸花的陋习，戛然而止。
2008年越秀花市首创“网上花市”和“手机花市”，市民轻触鼠标或手机，便可安坐家中逛花市。
2009年，全国首个免费上网的无线迎春花市也在越秀区西湖路迎春花市开锣。而海珠区花市也出现了备受市民欢迎的“海珠康园手工艺作品慈善义卖点”。
2012年的花市是在体育中心举办的。已经有大学生开的店铺了。
古代花市
火神庙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火神庙，正名火德真君庙。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清乾  古代花市(火神庙)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修。清代旧历每月逢四(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庙会(1922年以后改用阳历逢四)。后来火神庙香火断绝，庙会遂演变为纯商业性的集市。但火神庙仍一直是花市集的中心。 
花市集的花有二，老北京人谓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是假花；另一为鲜花。但花市集乃是由于假花而得名。《燕京岁时记》云:“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假花一名“象生花”，一般称为“通草花”。通草即灯芯草，茎体轻，空心，用它加工成通草片，巧制成花朵，便是最初的装饰假花，因而有“京师通草甲天下”之誉。后来发展为纸花、绫绢花、缎花、绒花，形成一种专门行业。据《旧都文物略》云:“造花之原料大体为二:曰绢类，曰纸类。绢类中有绫、绢、缎、绸、绒之分，纸类中有羊毛太、粉莲、通草及隔背之分。其造法有用模者，有用杵者，有用麻绳者。分工作业，有作叶子与作花头之分，又有作花与攒花之别。作花者，指作叶与作花头而言；攒花者，指各铺零星买来花叶、花头、攒合成品而言。又分粗、细二派，作细花者，意匠经营。”花市繁荣清末以来，东花市大街一直是假花生产、销售的中心地点。凡经营此业的，都前设门市售卖，后设作坊制造。东花市一带，北从小市口两侧，中下头、二、三、四条直至虎伯劳口；南从南小市口两侧上下堂子、上下宝庆、上下锅腔、上下唐刀直至元宝市，多数家庭都从事这种假花的生产。据抗战前不完全的统计，以上各街市花庄及住家营花业者，约在一千家以上。此外，东花市一带，以灶君庙为中心，仅这半条街就设有接待花行客商的旅店十几家，每家都标明专业，如泰和花店、德兴花店等，招徕四方，安寓客商。 
清末民初，花市集较为繁盛。但假花之市却仍固守不成文的规定，只在午前集市，地址限于羊市口以东，即东花市。每于凌晨，卖花者便将插满五彩缤纷的绫绢绒花的花匣(用细秫稭和竹篾穿成板状，插于长方形匣壁，外糊东昌纸或麻呈文纸)。摊在板凳上，进行展销。  花市远近花客赶市趸货，除细活绒绢成朵花外，其它通草、绫缎、纸制的大路货，为运输携带方便，大都购买半成品，运回去再分类攒成整花出售。假花不仅远销苏杭，而且争艳于巴拿马，连外国朋友也盛赞“京花”，争作帽饰。彼时妇女以头花为主要装饰，满头珠翠，还要配上几朵鲜艳的花儿，这样才能显出精神来。如新嫁娘，在绒凤冠尚未普及之前，讲究“排头”，即用绒绢花朵喜字排满头顶。给亲友贺喜、拜寿的妇女，为取吉利，烘托气氛，都要戴两三朵绒蝠喜字，连老太太的发髻上也要插一朵小红石榴花。至于小姑娘抓髻上的围花，辫子上的飞花，更是曲尽其妙。民国后，时兴一种挂花，妇女们往往在旗袍大襟上垂挂一嘟噜带穗长花。逢年过节，上供的蜜供、月饼也要插花，谓之供花，有的供花做成元宝或“吉祥话”，什么”招财进宝”、“福寿绵长”、“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等等，花团锦簇，增加喜庆色彩。如遇丧事，则又需要用于吊唁的花圈、花环、花篮、还有灵前的供花、灵花，满筵(俗称饽饽桌子)花顶，篮白孝花。真是无时、无处不需花。彼时花业之盛可见一斑。鲜花雏形设在西花市西口路南的黄家店胡同里，此系一曲折狭窄之小巷，内有一广场。集日，花农、花贩们从草桥或左安门一带把花木用圆筐肩担或用排子车拉到这里售卖。有各种树苗，有四时鲜花。春来，水仙花首先上市，接着，芍药、牡丹、月季、金盏、江西腊、艾荷尖、蝴蝶、一串红、晚香玉、红白石榴、百子石榴、万年青、霸王鞭、仙人球、无花果等也陆续“出台”。夏天则从南方运来茉莉、米兰，称为“客花”。茉莉可以熏茶，还可以与玉兰花一起用细铜丝穿成花串，卖给妇女们戴在胸前当装饰品。秋天则有桂花、菊花。旧历年前，花农们把在温室里精心培育的早熟品种，诸如:迎春、海棠、碧桃、腊梅等运来展销，供人们买去装点节景。同时，住在黄花店的住户也都喜欢种植各种奇花异草，每逢集日，摆列于大门外边，供游人们欣赏。一年三季(除了寒冬腊月)，这里都是满眼芬菲，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花市大街店铺林立，西花市包括上四条一部分店铺在内、布铺、百货线店等“洋广杂货店”都到三、四十家。每逢集日，街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别有一番景象，满街摊贩，各自撑起遮阳伞，插放在有孔的石墩上。顶端横插两根较细杉木作为伞骨，上蒙帆布伞面，用绳子捆牢。这种遮阳伞是摊贩的必备用具。但这种设备携带运输都不便，所以摊贩们不得不占据一定的地盘，把它固定下来。起初是遮阳伞，随后围起三面布帐子，再进一步垒砖砌墙，最后加上房顶，设置门窗。在当地官方默许下，税契立户，  菊花由摊商变成了座商。这里自然形成了一个二道街，有如天桥、鼓楼的小市场，各个行业杂列其间，其中还出现一个书茶馆。当年著名评书演员王杰魁曾在此说《三侠五义》，陈士和说《聊斋》。当然，这里更多的还是小吃饭食行业。如“切糕王”、“豆汁马”、“茶汤丁家”等小店以及豆（左米右查）糕、扒糕、粳米粥、大麦粥、驴打滚儿、“蒸儿又炸”等各种小吃。一些卖吃食的游动商贩，如炸豆腐、肉火烧、荤炸回头、素炸扁食等等，各有风味。本来，平日这里就很热闹，到了集日，多数店铺、平日门市，集日出摊，一些久赶庙会的摊贩、如卖胡盐、(刷牙散)卖药糖的，甚至是医、卜、星相都有摊位，形成了城市墟集所特有的风貌。这里虽不出售乡村习见的农具，但一般民用笸箩、簸箕、笤帚、锅、碗、瓢、盆、锛、凿、斧、锯等炊事用具、瓦木工具等仍是一应俱全的。南城花市南城“年味儿”说花儿市  花市
明朝的嘉靖皇上，原本的意思是要围着北京城再修一圈儿外罗城，没承想财力不支，只修了前三门外一边，就没了银子。老北京人管永定门、右安门、左安门和广宁门(清道光年为避皇上“旻宁”名讳，改为广安门)、广渠门围起来的这片地方叫“南城”。几百年的岁月浸润，南城称得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南城的锦绣繁华始于清初。“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日下旧闻考》)到了近代，廊房头条炉房传来拉风箱化银子的呼哒声，门框胡同的爆肚冒着缕缕热气儿，更显“京师之繁华，莫过于此。”琉璃厂的锦绣源于灯市和书肆的移来。“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帝京岁时纪胜》)时至今日，琉璃厂店铺仍是一家挨着一家，里面摆着古籍善本和商彝周鼎，透着一种书卷气、文化味儿。天桥的热闹也就是百多年的时间。用“百业云集、百戏齐陈、百味人生”来形容老天桥一点儿也不为过。
春节前后，南城是老北京最热闹、最有“年味儿”的地方。一进腊月门儿，直到二月二“龙抬头”，南城的庙会一个接着一个。“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燕京岁时记》)；各处会馆的戏园里，上演着财神会、文昌会的戏文；而首创烤鸭的“便宜坊”和名人雅士云集的“广和居”，早已高朋满座。崇文门外花儿市的“年味儿”却透着老北京的一种另类文化和民俗品位。
明初的花儿市一带，处于北京城的东南郊，叫神木厂大街。那时，重修北京城的木料都囤积在这一带(张清常著《北京街巷名称史话》195页)。到了嘉靖年修了外城。南城共划六坊，花儿市一带属崇北坊。该坊有铺户322家，仅次于前门附近的正东坊和正西坊，而且就集中在花儿市一带(《宛署杂记》)。清雍正年的花儿市是京城四大庙市之一(除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外，还有火神庙市，即后来的花儿市)。清中叶以后，花儿市的铺行骤增，尤以手工业日渐发达。
匠作及手工艺品之所以落户花儿市，原因有三:一是清初颁布禁革编审行役的政府令。原来，宋、明以来一直推行“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明史·卷78》)的政策，《明会典》甚至规定“匠户二等:曰住作、曰轮班。住作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六钱，故谓之轮班。”此外，还有对匠户“三年编审”的详尽条文，称为“编审行役”。到了“顺治二年，免直省京班匠价，并除其匠籍”，“乾隆三十七年，停编审造册”，“不许分毫取之铺户，其历来相传铺户姓名册籍，但有存者，俱令焚毁。”(《清史稿·卷121》)二是八旗兵占了内城，“闲杂人等”一概赶到了南城，铺户和匠作也不例外；三是崇文门因为“五方物产，九土财货，莫不聚集于斯”(《崇文门税关德政碑》)而年收税银巨万。可见当年崇文门外客流与货流的丰沛。
以上三条让匠人们在花儿市获得了自由发挥才艺的空间。清中叶以后，玉器、料器行异军突起，并渐成规模。那时，上头条、三条一带的“玉作”里，“沙——沙”的琢玉声昼夜不停，许多巧夺天工的惊世之作就出自这些匠人之手。“葡萄常”用玻璃做的葡萄还挂着一层霜儿，引得人恨不能揪下来填进嘴里。花儿市的手工艺品多透着喜兴气儿。早年，花儿市的街面上有不少前店后厂的老鼓铺，有点名气的字号叫“元成德”。门前的幌子是一串大小不一的鼓。风起时，幌飘鼓响，煞是招人。黄家店一带有许多旋活作坊，旋床子上除了制作线轴、木柄等日用品，大量的是空竹轴、陀螺等“耍货儿”(儿童玩具)。
花儿市最喜兴的手工艺品应该是花儿了。花儿市因花儿得名，所以老北京口语中的“花儿市”必有“儿”，不然就没了北京味儿。花儿市产的“京花儿”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过金奖。“京花儿”因制作逼真又叫“像生花儿”，是北京独有的手工艺品。花儿因材质分绢、纸两种。绢分绫、缎、绒，有头花、襟花、夹花等不同之用；纸分瓶插、盆栽、扎圈等多种形制。花儿市制花儿业兴盛时多达五六百家作坊(也有千家说)。“姑娘爱花儿，小子爱炮”是老北京的民俗。文献上说:“彼时旗、汉妇女戴花成为风俗，其中尤以梳旗头之妇女，最喜色彩鲜艳、花样新奇”的像生花儿。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说，“我”降生在腊月二十三送灶过小年时，已经出了阁的大姐顾不得“快到年节，还没有新的绫绢花儿”，赶回娘家参加“我”的洗三典礼。您瞧，花儿市的花儿不但精品送进大宅门和皇宫，也是小门小户人家过年的必备年货。
新春的鞭炮响起来，小小子儿坐在门墩儿上摇着拨浪鼓，什刹海的冰面上陀螺被抽得滴溜溜转，胡同里传来抖空竹的嗡嗡声，还有那满城尽戴红绫花儿的大姑娘、小媳妇。这就是北京的“年味儿”。这“年味儿”中分明有着花儿市的工匠们那一份辛劳。他们是老北京“年味儿”的制造者。
陈毅诗词
广州花市[1]
作者：陈毅
1966年2月
去年花市好， 
不与往年同。 
今年花更好， 
为见开门红。 
华灯照不夜， 
歌声喜欲狂。 
人人争买花， 
忙煞卖花郎。 
花市过午夜， 
春浓风更吹。 
攘攘人百万， 
个个买花归。 
来年花更好， 
建设亦相同。 
旖旎春如锦， 
看花人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