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路易莎·乌尔莉卡
简介
  Antoine Pesne绘于1744年路易莎·乌尔莉卡（瑞典文：Lovisa Ulrika；德文：Luise Ulrike；英文：Louisa Ulrika，1720年7月24日~1782年7月16日），普鲁士公主，瑞典王后，于1751年至1771年间在位。其夫为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她有两个儿子都成为了日后的瑞典国王，分别是古斯塔夫三世和卡尔十三世。
王室背景
  普鲁士公主路易莎·乌尔莉卡公主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与王后汉诺威的索菲亚·多萝西娅之女，因此也是拜罗伊特的弗蕾德里克·索菲·威廉明娜和腓特烈大帝的妹妹。她的瑞典名字“乌尔莉卡”是来自她的教母、瑞典女王乌尔莉卡·埃莉诺拉。公主经常与自己的教母通信，通常认为她将来一定会嫁给瑞典女王的儿子，而且瑞典女王也曾是她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王后人选。但最终乌尔莉卡·埃莉诺拉却没有孩子，路易莎·乌尔莉卡只得另择夫婿，威尔士亲王都曾在候选人之列。
1740年兄长腓特烈大帝登基，路易莎·乌尔莉卡被任命为奎德林堡神学院的副院长[1]，此任命应是为封女主教王公（Princess-Abbess）头衔，即升任院长职做准备。腓特烈二世似乎想将妹妹留在普鲁士辅佐自己，然而和北方之国的联姻却改变了一切。
联姻瑞典
由于时任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没有子嗣，俄罗斯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举荐了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为瑞典王储，同时也为王储选好了新娘——普鲁士的路易莎·乌尔莉卡公主。不过最初普鲁士方却更愿意将路易莎·乌尔莉卡的妹妹安娜·阿玛丽亚公主北嫁，因腓特烈大帝认为瑞典已进入“自由时代”，对于一个王权已被大幅削弱的王国来说，路易莎·乌尔莉卡将会是一个野心过大的王后。腓特烈将她描述为“傲慢、易怒，而且还是个阴谋家”，并提醒瑞典人不要被公主表面的友善所愚弄；同时他赞扬安娜·阿玛丽亚公主性情温和、“更能胜任”[1]。腓特烈之所以会给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与统治欲极强的路易莎·乌尔莉卡相比，显然安娜·阿玛丽亚作为普鲁士在瑞典的代表更容易为自己所操控。然而，瑞典方面却更喜欢路易莎·乌尔莉卡。最终1744年8月29日，路易莎·乌尔莉卡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在瑞典德罗特宁霍尔姆宫举行了婚礼。
瑞典储妃
  瑞典王储妃，Antoine Pesne绘瑞典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路易莎·乌尔莉卡的到来，希望新来的王储妃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的继承人问题——直到路易莎·乌尔莉卡生下第一个孩子为止，瑞典王室已经超过五十年没有任何新生儿的降生了。路易莎·乌尔莉卡不负众望，子女的相继出生和她天然的美貌都为她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普鲁士公主一到达瑞典，就被赠予德罗特宁霍尔姆宫的厚礼，那里于是成为她和年轻宫廷的宅邸。路易莎·乌尔莉卡被人描述为美丽、言谈文雅——完全按照法式的标准——并且对科学与文化很感兴趣。卡尔·古斯塔夫·泰辛伯爵称其为“天使的形体怀着神祗的心，”但同时也指出她非常高傲自大——这些缺陷使得路易莎·乌尔莉卡逐年失去了贵族阶层以外的民众的支持。
王储夫妇和他们的“年轻宫廷”，每日以野餐游玩、开化妆舞会、自演法式戏剧为娱乐，过着优雅轻闲的生活。路易莎·乌尔莉卡的第一个心腹女官是亨莉卡·朱莉安娜·冯·列文，一个狂热的“礼帽党”支持者。另一个有名的宫廷女官则是凯瑟琳·夏洛特·德·拉·嘉尔迪。“年轻宫廷”也受到泰辛伯爵的极大影响。泰辛伯爵正是赴普鲁士护送路易莎·乌尔莉卡的瑞典大使，路易莎·乌尔莉卡在开始的几年里凡事大多听取他和他夫人的意见。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王储对于泰辛伯爵却不怎么在意，不过1745年他任命泰辛伯爵为王家执法官，1746年任命其为王储夫妇长子的家庭教师；乌拉·泰辛伯爵夫人也被任命为首席宫廷女官。泰辛伯爵为“年轻宫廷”准备了各种惊喜和新奇的点子，但也有人说他对王储妃过分殷勤。路易莎·乌尔莉卡身为王储妃时期，有编造的谣言称她与泰辛伯爵有婚外情。后来路易莎·乌尔莉卡的儿子古斯塔夫三世曾如此回应这段无中生有的谣言：虽然泰辛伯爵确实曾爱上过她，但母亲从未回应他的单恋，因为与一名贵族发生婚外情完全违背了路易莎·乌尔莉卡对任何事物固有的“天生的藐视”[1]。
作为瑞典王储妃的路易莎·乌尔莉卡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744年的圣诞节，她在拜访泰辛伯爵时送给他一个月神戴安娜形象的灯笼，上书“唯愿其光辉遍洒当今政制”。路易莎·乌尔莉卡的政治理想是绝对君主制，从听到瑞典政体是如何运作的那一刻起她就对这个国家的宪法非常厌恶。她也很讨厌瑞典的法律体系；有一次她发觉自己身陷一个阴谋时，她曾写道：“这些法律如此奇怪，没有证据仅有怀疑的话人们就不敢逮捕一个人，这使得个人的利益凌驾于王国之上。[2]”在她自己的宫廷里，路易莎·乌尔莉卡身边聚集的都是忠于“礼貌党”的贵族，起初她与这些人联合试图恢复昔日的王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吸收来自各个党派的力量，并建立了所谓“王家宫廷党”。1746年儿子出生以后，王储夫妇也开始接纳来自“便帽党”的人士。路易莎·乌尔莉卡学习了瑞典语并访问了一些便帽党最重要的成员。关于对便帽党国会议员Kalsenius的拜访，她写道：“（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恶徒，但直到能拉拢他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若想达成心中的目标，这是唯一的手段。[2]”1747年，路易莎·乌尔莉卡通过贿赂议员影响了议会投票。大概因为她一向厌恶瑞典与俄罗斯间的联盟，当年投票的结果是支持瑞典、普鲁士和法国的三国联盟[3]。
瑞典王后
文化影响  瑞典王后，绘者Antoine Pesne1751年，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即位瑞典国王，路易莎·乌尔莉卡加冕为王后。身为王后的她使昔日弗雷德里克一世在位时被漠视的宫廷重获生机。王后在德罗特宁霍尔姆宫建立了一座剧院，不过她对于戏剧的品味是完全法式的，甚至用法国的杜·隆德尔剧团替换下了瑞典国家剧院Bollhuset剧团的演出，从而阻挠了瑞典本土戏剧的发展[4]。法式风潮的戏剧仅仅使得贵族阶级人士得以欣赏，因为法语是当时多个欧洲宫廷（柏林，圣彼得堡，德累斯顿，马德里等）通用的贵族语言。
路易莎·乌尔莉卡对于瑞典文化的最大贡献则是在1753年建立了瑞典王立文学院（1786年由古斯塔夫三世改建后即今日的瑞典文学院），其成员包括著名的瑞典自然学家卡尔·林奈。路易莎·乌尔莉卡是一个热心的科学与文艺的赞助人，受她庇护和支持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包括卡尔·林奈、画家乌尔莉卡·派斯克（Ulrika Pasch）以及诗人海德薇格·夏洛塔·诺登弗吕希特（Hedvig Charlotta Nordenflycht）。直到1752年由国家负责给诺登弗吕希特支付600里弗的赡养金以前，路易莎·乌尔莉卡一直不间断地自掏腰包支付这笔钱。1757年王后大胆认养了奴隶出身的非洲黑童古斯塔夫·拜丁（Gustav Badin），将之与王子公主一同抚养的同时却赋予了他许多王家子弟不能拥有的特权，对其放任自流[2]。路易莎·乌尔莉卡此举旨在验证卢梭和林奈的一些理论，而“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理念正是王立文学院的研究内容之一。
重组心腹1754年标志着泰辛伯爵从宫廷中心的脱离。从1751年开始，他似乎就已失去昔日高贵的地位，并写道：王后已不再和他讨论政事而且“声称她不再参政”。前一年的时候，泰辛伯爵曾说服路易莎·乌尔莉卡同意她的长子与一位丹麦公主订婚，然而路易莎·乌尔莉卡却另有自己的新娘人选。据称那个时候的泰辛伯爵已经无法掩饰自己对王后的迷恋，而且人们注意到国王开始公开“反对”他。1769年古斯塔夫王储写道：那时泰辛伯爵向母亲做出的暗示“已远远偏离了对王座应有的尊敬”。最终在惊诧地跪着的泰辛伯爵面前，路易莎·乌尔莉卡告诉国王泰辛伯爵和泰辛伯爵夫人将失去他们在宫廷里的地位——王后仅仅表示她将很想念泰辛伯爵夫人。1756年她任命乌尔莉卡·冯·杜班——在1748年取代亨莉卡·朱莉安娜·冯·列文成为王后的心腹——为新的首席宫廷女官。杜班是前王后乌尔莉卡·埃莉诺拉的心腹女官艾莫伦夏·冯·杜班的侄女，她在宫廷内的评价是典型的阿谀奉承型廷臣。
1756年政变路易莎·乌尔莉卡王后不仅操控着自己的丈夫，也主宰着整个宫廷。如果瑞典的王权没有在1718年和1720年被两次大幅度削弱的话，那么瑞典的真正统治者就将是这位来自普鲁士的王后。然而此刻的瑞典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议会制，君主制不过是个名衔，国王的地位如同装饰品。来自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的路易莎·乌尔莉卡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她既不能理解也无法容忍议会；对她来说，一个出身王族的人要在王宫的会客室接待农民是不能被接受的事情，然而她却不得不会见农民阶层的议会代表。议会的种种行为使得王后被激怒了：议会先是强迫国王放弃了对荷尔斯泰因王位的继承权，然后又选定丹麦公主为王储的妻子，代替了路易莎·乌尔莉卡原本的德国公主人选。更加火上浇油的是一位议会党党人C.F.谢弗成为了她儿子的教师。1755年，议会作出决议，如果出现国王拒绝签署议会通过法案的情况，加盖一个印章即可代替国王的作用。为了表达自己对议会的轻蔑，路易莎·乌尔莉卡利用各种宫廷礼节来羞辱议员们。他们的马车在通过宫门时会被拦下，并不得不一等好几个小时；会见时她让议员坐在她面前又低又矮的小凳子上以提醒他们地位之间的差距[2]。王室与议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变革的想法在路易莎·乌尔莉卡脑中不断成熟。
加冕三个月后，路易莎·乌尔莉卡开始召集贵族阶层中的支持者，计划一场推翻政府、解散议会的政变，以期能在瑞典重建绝对君主制。不过她的丈夫在即位时曾发誓尊重国家的宪法，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她的追随者们被成为hov-partiet（王家宫廷党），成员多是因个人原因反对议会的贵族男士，并期望政变成功后能从王后获得赏封。在宫廷剧院里，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剧团上演了一些特地选定的剧目，剧情暗示一个王国应由其王国来掌控。
为了给政变筹集经费，路易莎·乌尔莉卡抵押了结婚时作为国家礼物赠送给自己的珠宝，甚至还有一些属于国家财产的王位珠宝：她用玻璃代替了王后冠冕上的44颗钻石，这些昂贵的钻石被她在柏林秘密典当出去。然而王后的一位女官乌尔莉卡·斯特朗菲尔特将王位珠宝遗失的事情报告了议会政府，因为这一勇敢的举动，她后来被授予“Standernas dotter（议会之女）”的荣誉称号，并获得了一笔2000里弗的赡养金。由于王位珠宝是国家财产，政府于是向王后提出要察看这些首饰。路易莎·乌尔莉卡拒绝了政府的要求，并否决了政府调查任何宫廷事务的权利。就在这时国王染疾，政府遂决定暂时撤出以便让国王安心养病，这使得王后有时间取回钻石来通过政府的检察。同时，武器和子弹都在暗中制造，政变的计划是雇佣罪犯在街道制造混乱，然后武装的保皇党人会封阻街道，最后国王会来到广场“重新控制大局”，而民众则将“赞美他是拯救人民于议会的救世主”[5]。
然而这场政变却功亏一篑。讨论相关计划的秘密地点是保皇党人恩斯特·安杰尔的酒店。安杰尔是黑森-卡塞尔的马克西米连的私生子，这位他无法被承认的父亲正是前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弟弟。安杰尔经常强调自己的王家血脉。1756年6月21日，警察听到醉酒的恩斯特·安杰尔在谈论政变，于是随即将他逮捕并审问。第二天，对贵族的大规模逮捕立刻展开。当夜国王夫妇在德罗特宁霍尔姆宫，当他们第二天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城内已经挤满了军队。密谋推翻议会的计划被彻底暴露，议会投票通过了四位贵族的死刑，这四人于王宫外的Riddarholmstorget广场（今Birger Jarls torg广场）在上千围观者面前被斩首。三天后，恩斯特·安吉尔与另外三名贵族也被斩首。更多的人被送进监狱，处以鞭刑、流放、枷刑示众，在议会有席位者则被除名[6]。
路易莎·乌尔莉卡王后，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收到了由大主教传达的议会措辞强硬的通知。议会要求她必须呈上一封表达自首及悔恨的信。大主教后来曾回忆说她的眼中充满“愤怒与悲伤的泪水”，而路易莎·乌尔莉卡自己写道她当时试图表现出“所能体现的一切冷酷和轻蔑”：她所悔恨的除了政变失败，并无其他[2]。国王最后向大主教口头发表一份声明：如果王后再次尝试相同性质的活动，他就会以逊位来谢罪。
其他政治活动1756年，她试图恢复君主制的政变失败了。同年，瑞典与她的母国普鲁士开战，路易莎·乌尔莉卡对此极力反对。尽管如此，王后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仍然是个大权在握的角色，多年来和政府发生多次争执。1763年，政府请求路易莎·乌尔莉卡向她的兄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写信，希望以此阻止七年战争后的普鲁士吞并瑞典在德意志的省份波美拉尼亚。路易莎·乌尔莉卡被极力劝说后最终同意写信，并成功地说服了普鲁士，这对于王后来说是她在议会的一大胜利。做为对王后此举的感激，政府代她偿还了全部的负债，这使得路易莎·乌尔莉卡有富余的金钱来贿赂国会议员。此时她的计划就是通过贿赂来改写宪法。
不过1766年以后，路易莎·乌尔莉卡的努力失败了，她的政治活动也基本就此结束；1766年到1771间，反议会势力已不再寄期望于王后，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她的儿子古斯塔夫王储。路易莎·乌尔莉卡与儿子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她曾希望儿子能娶她最喜欢的姐姐的女儿、勃兰登堡-施威特的菲利碧娜为妻，但最后却不得不被迫同意让丹麦公主索菲亚·玛格达莱娜成为自己的儿媳；而1766年古斯塔夫王储欣然与丹麦公主成婚的态度更是让路易莎·乌尔莉卡极为不悦。1768年的国王退位风波中，整个国家濒临政变的边缘，此时保皇党人第一次拥护了王储，而非一直以来的领袖路易莎·乌尔莉卡王后。
路易莎·乌尔莉卡傲慢的个性、激进的政见以及她与议会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她人们对她的好感度逐年下降。泰辛伯爵曾写道：“我们的王后如果生为臣子，绝对会是一个最忠诚的共和党员。”遗憾的是，路易莎·乌尔莉卡出身的那个阶级却必须以斗争来保持他们的特权与权力。
王后孀居
  古斯塔夫三世，绘者Alexander Roslin1771年，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国王病逝，路易莎·乌尔莉卡成为了王太后。此时的她在瑞典已极其不受欢迎，当时她的儿子王储正在巴黎，父亲的噩耗传来后，新国王立即写信下令将王太后保护起来，因为他“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不受人爱戴”[2]。
1772年，路易莎·乌尔莉卡的儿子、新国王古斯塔夫三世通过加强王权，成功终结了瑞典的“自由时代”，完成了她1756年没能做到的事情，这给了路易莎·乌尔莉卡极大的安慰和满足。在政变发生时，路易莎·乌尔莉卡和女儿正在柏林，她随后来到瑞典属波美拉尼亚。这个位于德意志土地上的瑞典飞地表示向新的国家体系效忠。当她的兄长腓特烈二世告诉她邻国将攻击瑞典时，她回信说她将与他抗争到底，用自己的鲜血守卫波美拉尼亚。
不过，意志坚强的路易莎·乌尔莉卡却一直也没能处理好自己王太后的身份，她生命中最后的年月是在苦涩中度过的。她以为自己终于会成为瑞典王座后真正的统治者，然而她的儿子却清楚地告知母亲他将独立统治这个国家，母子俩的关系愈加恶化。1772年，古斯塔夫三世插手母亲的计划，阻止将勃兰登堡-施威特的菲利碧娜嫁给二弟卡尔（即日后的卡尔十三世）。1774年，卡尔娶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海德薇格·伊丽莎白·夏洛特为妻，古斯塔夫三世为此事付出的代价是同意母亲在弗雷德里科夫城堡另建一个单独的宫廷。1777年，路易莎·乌尔莉卡不得不将德罗特宁霍尔姆宫卖给国王。她和两个儿媳的关系都很差：她称丹麦的索菲亚·玛格达莱娜为“冷漠而内向”，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海德薇格·伊丽莎白·夏洛特则是“水性杨花”[2]。
  1775年的王太后，绘者Alexander Roslin1777年到1778年，古斯塔夫三世的长子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的生父身份遭质疑，继承丑闻爆发。路易莎·乌尔莉卡王太后因成为了这场事件中的中心人物而与儿子矛盾升级。1777年，她的次子卡尔王子和三子弗雷德里克·阿道夫王子拜访了她，并感叹说所有宫廷里的女人都有情夫，惟有他们的母亲王太后是个例外。路易莎·乌尔莉卡则提示难道当今王后不是例外？王子们笑着问母亲是否听过索菲亚·玛格达莱娜王后与贵族阿道夫·弗雷德里克·蒙克伯爵之间的流言。王太后听说此事后非常失望，并命令卡尔王子调查真相，因为她不能容忍“一个普通贵族的普通血脉”危及王位的继承[2]。卡尔王子、蒙克伯爵与国王三人之间关于此事都互相进行了交谈，卡尔王子对国王说一切都是王太后的错误判断所致。国王与王太后之间又是一番争吵，事态逐渐扩大，到1778年王后生下儿子时，所有人都认为孩子的父亲是蒙克伯爵。路易莎·乌尔莉卡随后指控国王有意让王后怀上其他男人的孩子，丑闻的性质愈发恶劣，国王甚至威胁要将王太后流放到波美拉尼亚去。在这场矛盾中，路易莎·乌尔莉卡最宠爱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弗雷德里克·阿道夫王子和索菲亚·艾伯蒂娜公主始终都支持母亲。最终，就像1756年的耻辱一样，路易莎·乌尔莉卡被迫作出一份正式的声明，取消对国王的不合理指控。除了国王夫妇之外所有成年王室成员都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另有六位议会议员也签名作证。自此，路易莎·乌尔莉卡与古斯塔夫三世之间的关系再也没能修复，直至1782年7月16日王太后去世。
子女
1. 死产（1745）
2.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46-1792）
3. 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1748-1818）
4. 弗雷德里克·阿道夫王子（1750-1803）
5. 奎德林堡神学院院长索菲亚·艾伯蒂娜（1753-1829）
头衔
普鲁士的路易莎·乌尔莉卡公主殿下（1720~1744）
瑞典王储妃殿下（1744~1751）
瑞典王后陛下（1751~1771）
瑞典王太后陛下（1771~1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