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欧内斯特·贝文
简述
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 英国工党领导人，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工会领袖之一。参与组织和领导英国一九二六年大罢工，1940年起先后任劳工大臣和外交大臣，积极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英国政治家。
生平
  欧内斯特·贝文[1]1881年3月9日生于苏格兰温斯福德。幼时父母双亡，11岁失学，到温斯福德附近农场当小帮工。两年后移居布里斯托尔当马车夫。1905年成为布里斯托尔争取工作权利委员会义务书记。1910年造该城组织码头工会货车驾驶分会。1922年，把32个工会联合为强大的运输和杂务工工会，任总书记至 1940年，1925年起兼任职工大会理事会理事，1937年当选理事会主席，他在组织并解决1926年5月3日-12日的英国大罢工时崭露头角。大萧条初期抨击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未采取强有力措施缓和失业，拒绝支持其国民团结政府。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主张英国重整军备并采取坚定的外交政策，以对抗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威胁。1940年5月出任丘吉尔联合政府劳工和兵役大臣。为战时内阁成员。1945年临近战争结束时，同其他工党大臣一起退出政府，为7月大选作准备。 
  欧内斯特·贝文胸像1945年 7月大选工党获胜后，出任克莱门特·艾德礼内阁外交大臣(1945～1951)。任内处理一系列重大外交问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认为阿拉伯人的友谊对保卫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至关重要，主张建立犹太-阿拉伯国家和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各种计划以图企图阻止以色列国单独成立，未能成功。坚持遏制苏联政策，极力反对苏联在东欧扶植卫星国，主张借助美国军事力量，支持杜鲁门主义和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带头响应美国“马歇尔计划”，签订英法《敦刻尔克条约》(1947)，积极参加建立英、法、比、荷、卢组成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签署北大西洋公约。1950年1月6日联合王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提出发展南亚和东南亚经济的科伦坡计划。1951年 3月因病辞去外交大臣职务，任掌玺大臣，同年4月14日病逝于伦敦。[2]
外交
亲苏分子战后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由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一手制定和实施的，至少是起了主要作用。而贝文在二战结束前是个地道的“亲苏分子”。贝文出身贫寒，他是英格兰西部一个女仆的私生子，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他念了几年书，就去当卡车司机，后来成长为英国劳工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在英国参加干涉苏俄革命时，贝文曾在1920年鼓动伦敦码头工人带头行动，宣称如不把“傻乔治”号轮船上运往波兰的军用品搬走，就拒绝为该船装货，对政府造成很大压力。对这段历史，贝文自己也觉着值得称道，1947年12月，他在同当时的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的谈话中说：“当我们的政府正试图去扑灭你们的革命时，是谁阻止了它呢？是我，欧内斯特·贝文，我命令工人罢工，让他们拒绝装船。我要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方式没有外来干涉地进行你们的革命。”1944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干涉希腊内政时，贝文和其他许多工党人士一样反对保守党的政策，在议会中几次愤怒地打断丘吉尔的讲话，他认为希腊内部的冲突是“希腊人民群众与一小撮名誉扫地的保皇派和卖国贼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象丘吉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俄国人挑起的共产主义扩张活动。甚至到了他当上外交大臣时，他仍把稳定世界秩序的主要希望放在了继续保持大三角——苏、美、英之间——的同盟上。贝文当时的口号是“左派理解左派”，这表明了贝文要坚持传统的亲苏政策，要推进同苏联的密切合作。
对苏政策  贝文与莫洛托夫和詹姆斯·伯恩斯然而，工党和贝文的充满信心的希望不久就被迅速恶化的国际形势粉碎了。大战结束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使贝文很快就开始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苏联在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地区的政策，这使贝文对苏联的意图产生了怀疑。1941年，为了阻止伊朗亲纳粹势力的发展，并把它作为西方援助俄国的一条通道，苏联和英国占领了伊朗，按当时协议规定，战争结束后半年内外国军队全部撤出伊朗。战争结束后，英国军队撤出伊朗，而苏军却没有按规定撤出，而且还干涉伊朗内政。在土耳其，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土耳其同意修改有关达达尼尔海峡的蒙特勒协定，把几个边界地区割让给苏联。此外，苏联还要求租借海峡沿岸的陆军基地。此外苏联还曾有过控制利比亚的想法。1946年2 月9日，斯大林发表演说，指出：马列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的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即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的生产，和平是不会有的，国内的和平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这番话在刚结束了战争浩劫的欧洲，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好象苏联好战。美国自由派领导人物之一，威廉·奥威尔·道格拉斯大法官说，斯大林的话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这虽然是耸人听闻，但却有很大煽动性。不到一个月，3月5日，丘吉尔就发表了富尔顿演说，这被看作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回敬。 战后，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苏联的一些做法使人感到它是在强制推行自己的模式。南斯拉夫因走自己的道路而受到苏联的打击。这很容易给人留下把柄说苏联在把东欧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贝文认为，俄国正在损害英国的利益，它要趁英国战后衰弱之机去促进大英帝国的瓦解，还要去填补由此而造成的力量真空。贝文还认为，苏联这种政策是由苏联的“历史性的民族野心和其共产主义信条”决定的；这种政策“不仅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威胁，而且对世界和平的整个刚出现的结构造成威胁。”虽然贝文并不认为苏联领导人要打仗；但是他认为苏联领导人可能控制不了他们已开动起来的力量。因此西方必须始终作好准备。贝文决心挫败他所看到的俄国要暗中破坏不稳定的战后平衡的企图。
为了挫败“俄国的企图”，贝文和工党政府所采取的方针就是“联美抗苏”，因为当时英国国力严重衰落，只有美国具备与苏联抗衡的实力。英国的任务就是设法将美国拉上抗苏的轨道。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对英国的反苏政策一直抱冷淡态度。按照罗斯福的设想，战后仍要保持同苏联合作，杜鲁门上台后，并未表现出有改变外交政策的意图。英国曾提出一系列建议，要求在俄国人到达之前占领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但都遭到美国的拒绝。
1946年4月，英国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俄国委员会，委员会中的苏联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沃纳说：“形势已经清楚，苏联已返回到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精力充沛，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并且已向作为世界社会民主力量领袖的英国展开攻势。”苏联的军事优势，再加上欧洲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确实使英国统治者感到恐慌。不是军事问题的专家也能看出，一旦战争爆发，斯大林的军队将直入西方，所向披靡。1949年2月，当有人问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苏联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共产党将会怎么办？”时，多列士回答的大意是，法国工人将伸出双臂欢迎他们。几天以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被问及有关意大利的类似问题，他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为了推动美国改变政策， 支持英国的外交目的，英国朝野上下在1946—1947年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首先，贝文在首届联大上积极活动。1946年1月， 伊朗政府向首届联大安理会对苏联提出了干涉内政的指控。英美都表示支持伊朗，但是美国代表没有采取具体行动，而贝文却与苏联代表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展开了激烈辩论。会议期间，贝文在会下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在宴请美国代表团成员参议员范登堡时，还指着地图说明苏联的企图，要求美国决不能避开。贝文在联大的发言赢得了美国舆论界的赞许。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贝文在希腊问题上向美国摊牌。1946年秋，希腊国内烽火又起，共产党部队得到了北方邻国的支持，到1947年春，希腊局势危若累卵。西方认为，如果共产党在希腊胜利，就可能象多米诺理论或烂苹果理论所说的那样，导致地中海国家的一系列灾难。假如希腊陷落，不仅土耳其和伊朗会落入共产党之手，连意大利，甚至法国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意大利，它有一个人数众多、组织健全的共产党。人们认为1944年希腊危机时，只是由于英国的干涉才避免了那场灾难。可是这回，英国正遭遇着战后最大的经济困难，已无力去管希腊的事情，英国希望美国来承担此任。可是1944年时，美国是反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的。1947年2月末，贝文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电报， 声称：从4月起，英国不能再承受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负担。 “这封电报象是在美国领导人中投了一颗炸弹。这实际上等于向他们说：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正撤离地中海，如果他们不去填补这个缺口，它就要被俄国人填补。”贝文这一炮放得正是时候，引起了杜鲁门的积极反应，因为当时美国官方对俄国的看法正在改变。他们正在准备实行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 提出了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这标志战时大同盟的正式破裂，东西方冷战的正式开始[3]。
对华政策固然，就西方国家来说，冷战的主力是美国，但是，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配合、推动和促进，美国也是孤掌难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被西欧国家请来打冷战的。但是，西欧国家参加冷战的目的与美国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说美国搞冷战主要目的是争霸世界、那么以英国工党政府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则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和平，正是由于英国工党政府与美国在反苏上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在推行、贯彻反苏政策时，双方时常出现分歧和矛盾，甚至对抗。最典型的事例是对待中国的态度。美国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的工具，将遏制中国当成是遏制苏联的组成部分。但是工党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的分歧和对抗则更引人注意。1948年秋，当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时，英国则冷眼旁观。1949年4月，贝文宣称如果有必要， 将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新中国成立后，工党政府于1950年1月6日宣布予以承认，它是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中国政府的国家，被称为西方国家打开同中国关系的破冰船。贝文保证：“英国政府盼望着这样一天，在这一天，他们（中国人）将再次取得他们作为一个伟大力量的适当地位，英国政府将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使命”。朝鲜战争爆发后，工党政府反对美国把战火扩大到中国。首相艾德礼于1950年12月在与杜鲁门会谈时说：“我们一致认为不希望卷入一场与中国进行的大战”，工党政府还试图劝说美国同意，一旦远东实现和平，台湾即应归还中国，并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
当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工党政府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危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鼓吹进攻中国大陆，封锁中国海岸，并轰炸中国内地，对此贝文专门派特使赴美，要艾奇逊对麦克阿瑟的言论予以澄清，直到艾奇逊声称麦的观点不代表美国政府为止。1950年11月，美要求英同意进入东北与中国空军交战，被英拒绝。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威胁说美国将全力以赴遏制中国人，并明确表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12月4日，艾德礼飞往美国，极力劝阻美国不要使用核武器。 工党政府还迫使美国政府同意，如果麦克阿瑟进攻朝鲜以外的目标，将对其加以制裁。这期间，贝文也敦促美国与有关方面进行停火谈判。 
第三力量然而，贝文企图积极推动关税同盟实现的行为，总是遭到英国政府中左右对欧经济政策的那些经济部门的强烈反对，它们所祭出的法宝就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必然会损害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贸易。驻法大使达夫·库珀曾就此评论道：“仅仅‘关税同盟’一词就能引起财政税的震荡和贸易部的反感。”工党政府作出削弱英联邦的联系而与羸弱动荡的欧洲实行一体化的选择几无可能。因此，认为工党政府放弃对欧洲联合领导权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贝文出于私衷确乎曾试图领导欧洲的联合；当欧洲的联合是指欧洲一体化运动时，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无论何种原因，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难以逾越国家性质的界线，这种限定在美国推动、欧陆拥护的欧洲经济合作和欧洲统一运动的酝酿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这样，经过战后初期一二年录求建立“第三种力量”的过渡，至40年代末英国工党政府形成了影响整个50年代乃至更为深远的欧洲政策，即在欧洲的防务问题上全心全意依靠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联盟，辅之以支持传统的政府间合作的欧洲组织，如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通过它们继续维持英国在欧洲的领导权，这正是英国外交部计划人员所认为的既能遏制苏联又能维持英国既得利益的两全之策。但是，当欧洲大陆一体化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现实时，英国的这一欧洲政策便受到真正的考验。
评价
20世纪末期的英国外相道格拉斯·赫德在他的书中评论道： 如果检验一位政治家的遗产，要看他身后政府的特点和持久性的话，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欧内斯特·贝文。这位身材肥胖的工会主义者喜怒无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危险的5年任外交大臣。在这个相对短暂的时期，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纷纷取得成果。贝文眼光独到，从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得出结论，认为英国扮演美国的小伙伴（在他看来这并不消极），才能在全世界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