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汪籛
汪籛（清代）
汪籛（１８１３～１８６４年）字伯年，号百研，晚号石间广居士，又号年道人，西湖老渔。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福建清流知县。读书颇多，精鉴赏，与何绍基、张廷济为金石契。画善山水、花卉，涉笔便得天趣，沉着似龚贤、旷貌似钱维城。书工篆、隶。精篆刻，力追秦汉，雄厚凝重，浑朴古茂，自成风格，与吴圣俞、赵之谦有三杰之誉。著有《樽山韵水草堂诗文集》、《水荭花馆集》。卒年５２。
汪籛（现代）
汪籛 ，男，1916年生，江苏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副系主任。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和大字报攻击，1966年6月10日在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时年５０岁。 
汪籛是北京大学在文革开始后第一个由于受到攻击而自杀身亡的人。 
汪籛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跟随陈寅恪从事隋唐史研究，因此，在影响很大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提到他的名字。1950年汪籛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此后被提升为教授，在文革前，他还不属于“资产阶级教授”。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取代原北大当局领导文革。原北京大学当局被指责为“反革命黑帮”。“工作组”到校后发动学生“揭发”和“斗争”。汪籛在历史系遭到攻击。 
有历史系的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汪籛的门上。大字报脱落在地并且破碎了。关于此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汪籛看到大字报非常生气，把大字报撕了下来。一说是汪籛根本没有敢动大字报，是风吹掉的。当时，学生由此攻击汪籛撕毁大字报，是对抗和破坏文革。 
汪籛不承认他撕了大字报。当时执掌学校的“工作组”命令汪籛照原样把大字报修补并且贴好。汪籛作了工作组要他做的事情，但是，然后就自杀了。 
汪籛家在北大校园内朗润园公寓楼里，十公寓二层。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位教授说，那天晚上他隐约听到了楼中有狂叫和撞击的声音，后来又平息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才听说，是汪籛自杀了。汪籛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吃下了大剂量“敌敌畏”。 
“敌敌畏”是一种当时广泛使用的杀虫剂，瓶装。这种杀虫剂需要加入大量的水稀释以后使用。未加水的原装浓“敌敌畏”，对人体能有致命杀伤。汪籛以头撞墙，高声狂叫，是因为难以忍受的毒性发作后的巨大痛苦。等有人撬开了门进去，发现他已经不能救活了。 
后来，在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员卢锡昆自杀的时候，也是吃了“敌敌畏”。因为毒性发作后极其痛苦，卢锡昆用刀把自己的手臂砍烂了。 
历史系的一位教师说，汪籛是个聪明并也相当骄傲的人，一直有些自高自大。他在文革一开始就自杀了。其实，后来历史系别的人遭受的人身侮辱、殴打、刑罚，比他遭到的严重得多得多。 
这样议论汪籛，似乎有点太冷漠太缺乏同情心，但是这种说法确实符合事实。汪籛自杀的时候，掌管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在理论上还不允许公然打人。他死去一个半月以后，北京大学的暴力性迫害发展到严重了不知道多少倍。红卫兵不但在北大的万人大会的主席台上就挥舞铜头皮带打人，也可以任意到教职员家里抄家和殴打他们。校园里建立了庞大的“劳改队”，有教员在“劳改队”中被逼喝脏水而中毒死亡，死后还被解剖尸体，以证明死者“对抗文革畏罪自杀”。根据笔者的考证结果，北京大学最早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后，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这样的“机构”，而且延续了至少两三年。 
１９６８年，北大历史系有十多名教员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帮大院”，也就是所谓“牛棚”，遭到长期的侮辱、殴打和折磨。后来，历史系也建立了本系自己的“牛棚”。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北大“黑帮大院”的故址上，１９９０年代建立了“赛克勒博物馆”，那里展览有一些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用过的石头工具，关于北京大学的文革历史，在北大校园却是不准开课的禁区。 
后人永远难以想象，向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样一个学术性的应该代表文明和理性的地方，在文革中能变得多么野蛮。不但红卫兵学生可以肆无忌惮地侮辱殴打教员，甚至有教员也在“批斗会”上出手殴打自己的同事。还有人捏造事实，“揭发”同行，导致别人受到更严重的迫害。人的尊严和生命被毁灭的同时，道德也被毁灭了 
汪籛死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有另外三个人在遭到一系列的“批判”“斗争”后自杀。他们是：古代史教员李原，行政干部吴惟能，教授及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是和妻子戴淑宛一起自杀的。也就是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被文革迫害而自杀的人，是四名工作人员加上一位家属。 
历史系还有别的人受到严重迫害。向达教授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７日，历史系的“有问题”的教员被送到北京远郊区劳动，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编成甲乙两组。向达在有“问题”更为“严重”的甲组中。向达得了“尿毒症”。两周以后，乙祖的人曾获回家一次，甲组的人不准回家。向达排不出小便，腿疼不能走路，却不准他看医生。到１０月下旬，已经动不了了，送到城里，已经不能救了。向达在11月10日去世。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文革前一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她在校期间曾经参加“工作组”到北京郊区农村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为她特别配置了保安人员，尽力照料。审核村民的“阶级成分”时，历史系教师郝斌不同意李纳要把几个农民的“成分”划高一级的主张，曾和李纳争论。那争论也根本不严重。（要知道，当时把人的“阶级成分”划高一级，会给这个人和其家属子女带来大灾难。）文革开始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到北京大学，在露天广场的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指控郝斌“迫害”她的女儿。郝斌因此成为“现行反革命”。毛泽东死后，他才在１９７７年才得到平反。不但郝斌本人遭到长期迫害，连他远在沈阳和内蒙古的亲戚也受到连累。历史系的学者应该做一项研究，看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皇帝国王如此凶暴地对待他们儿女的教师的例子。 
此外，在1966年汪籛死亡的同一时期，大约６月２０日前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青年教师俞伟超在“批斗会”后自杀。俞伟超１９５４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先后两次自杀。一次是触高压电，他被强电流打回来，没有死，但是双手的食指被烧毁。第二次是卧轨。在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幸亏司机较早发现了他，刹了车。他被火车头铲出去很远，臀部受了重伤。他活了下来。但是以后写字和吸烟，都只能用中指和无名指。１９８０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开课讲“秦汉考古”，听的学生很多。学生自然就注意到他缺失手指的残疾。 
１９９０年代初，俞伟超出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笔者曾经给他写信，询问文革中的事情。信寄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然而几年过去，笔者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被退回的信。 
也许俞伟超先生没有收到信。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太大。历史博物馆是很大的机构，但是他既然是馆长，信会被送到他那里。也许是俞伟超先生虽然收到了我的信，但是却不愿意作复。不愿意作复的原因也可能是两种：不想违背北京当局的旨意来帮助记载文革事实，或者是因为他个人的历史，实在是太痛苦而无法下笔重述。一个人自杀了两次，这样的伤痛，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太大了。以后，他还要带着自杀留下的缺失手指的痕迹活过继续进行的十年文革，这是另一种漫长的折磨。　
但是，不管是什么理由俞伟超先生没有回信，笔者都深感遗憾。他是历史学学者，甚至曾经担任中国最高历史机构的行政长官，为什么不对记载文革历史提供帮助呢？他的痛苦，和他在同一时期自杀并且死亡的汪籛先生的痛苦，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文革受难，是历史最该关心的一部分。因为历史的中心关注点应该是人，而不是别的。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会找到勇气和力量，为这一段历史作出工作。 
也非常遗憾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部门，一直没有记录和报告文革中该系本身的历史。这里所记，是笔者向多人询问调查后得知的。 
在北大历史系的历史中，还有一段是这个系的名字的消失。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北京大学当局把教职员都送往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荒地，让他们自己盖房子种地，那里也是血吸虫传染区。很多人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在鲤鱼洲，人员仍然按照按照原来的系编排，但是都改成用军队编制的名称。那时，历史系的名字是 “八连”。家人给历史系的教员写信，地址是：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北大八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