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宜兴起义
宜兴起义
1927年11月1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宜兴县委领导下，宜兴农民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宜兴位于江苏省南端、苏浙皖三省交界处。这里地窄人稠，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工人深受资本家压迫。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江浙区委派共宜兴起义、无锡起义、江阴起义、崇明起义，历史上通称苏南起义。产党员潘梓年、李旸谷等从上海回宜兴工作，发展史曜宾等5人为党员。接着又派万益、宗益寿、史砚芬等来加强宜兴党组织的力量。9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将中共宜兴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宜兴县委员会，史曜宾任书记，下设5 个党支部，党员30人。接着，又着重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党员。10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江南农运工作会议，史曜宾及万益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确定宜兴、无锡、常州、江阴、常熟等地在最短期间内发动农民起义，宜兴条件比较成熟，应首先发动，并派万益和段炎华（军事干部）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宜兴参加领导工作。起义前夕，团江苏省委又特派匡梦苏（即匡亚明）赴宜兴参加领导。宜兴县委很快制定了行动计划，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由万益、史观芬、宗益寿、段炎华、匡梦苏等5人组成，万益任总指挥，并决定11月1日为起义日期。接着进行起义的组织、训练、宣传、调查工作。经过短期发动，受训农军达500余人，可随时召集的农民达3000余人。当时敌在宜兴没有驻军，地方反动势力有枪千余支，在城水警、商团仅200余人，其余散在各乡集镇。
10月31日深夜，部分农军骨干潜入城中。11月1日10时左右，各路农军按计划陆续进城，分散隐蔽在饭店、茶馆内等待行动信号。此时，总指挥万益乘新任县公安局长张大刚举行就职典礼之际，在蛟桥北面的中央台（县署前的高台，可通县署），向空中连发3枪。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高举红旗，臂缠红布条，手持刀枪、锄耙、棍棒等武器，高呼“农民革命胜利万岁”、“杀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原计划是万益等解决商团，段炎华、肖世平（肖直）分别指挥攻县署前、后面，李鹏指挥攻公安局，由于肖、李临阵叛变，并携走手枪1支，遂改变计划，先攻占县署、公安局。12时许，起义队伍冲入县署、公安局，缴枪10余支，释放监犯30名，看守犯38名。看守管狱员兼所长胡绍德、看守所主任田幼和被拘禁。由于在起义前共青团领导人无意中泄露了秘密，城里市民都传言“乡下人要来打县署了”，“乡下人要来抢商团的枪了”，等等，致使县长与公安局长及大劣绅闻风逃跑。攻下县署后，即攻商团，毙军官1名，获枪10余支。接着，一路农军搜缴分散在各商店里的枪支；另一路农军在城中搜捕漏网之敌，搜出土豪劣绅30余名，当即镇压其中罪大恶极者10余名。然后又到东门攻打水警，获枪20余支，小山炮2门，子弹、炮弹10余箱。起义队伍占领全城后，召开了群众大会。万益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宜兴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发布了《告全县人民书》，提出了政纲。接着，又召开了农军代表会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众会议，并由段炎华、陈伯祺等6人组成工农法庭，对捕获的土豪劣绅进行审判，当场处决民愤极大者4人，烧毁了借据、田契、租簿等剥削罪证，群众欢呼雀跃。宜兴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大为震惊，南京政府急派第13军2第师4团第1营等部，向宜兴开进。2日午后，工农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不宜困守孤城，应主动撤离。3日黎明，万益、段炎华、宗益寿、陈世明等率领断后的100余农军分3路由南门、小东门和水路撤退。万益率20余人掩护撤退。5日，段炎华、万益、蒋三大等转移到浙江长兴隐蔽。由于坏人告密，万益、蒋三大和从监狱放出来的王龙庭、姚洪、彭鹤年、李金波、蒋振华等7人被反动地主武装张鸣皋部逮捕。从另一路走的陈伯祺、朱炳生也在合溪镇被捕。只有段炎华化装成农民脱险。万益等被捕后，宁危不惧。11月22日凌晨4时左右，反动当局将万益等3人押赴宜兴体育场枪杀。
宜兴起义虽一度占领了县城，建立了革命政府，但由于敌强我弱，最后遭到失败。宜兴起义震动了江苏全省，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使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革命情绪，为今后的斗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宜兴秋收起义三英烈
万益（1900-1927），宜兴宜城镇人。他先读私塾，1914年进宜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就读。1917年，他在高等小学毕业，考进了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他在校很活跃，办事有毅力，在同学中颇有威信，被选为学生会会长。他认为：要救中国，雪国耻，只有建立新的军队。因此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拳术，为将来从军作准备。他练成了一手好拳，随时准备报效祖国。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省五中在万益等进步青年的发动下，全校师生进行罢课，召开“五四”纪念大会，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他们还组织话剧团，揭露日本侵略的行径和军阀的卖国嘴脸，号召同胞抵制日货。在校时他爱好书画，1921年省五中毕业后在苏州医学院担任人体解剖课。1925年9月初，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组建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万益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忠心耿耿地为着共产主义事业辛勤地工作。同年秋，万益等到江阴周庄等地组建国民党区分部，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为迎接革命军，万益受党组织委派，到宜兴开展革命活动。他以宜兴中学的图画、体育教师为公开职业，并以创办图书馆的名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1月中旬，万益赴上海，中共上海区委派他到川沙、奉贤等县和法南区进行革命活动。万益活跃在工人、农民间，不避艰险，即使马路对面敌人在抓人，他仍在这边散发传单。
1927年初，北伐军进抵江浙。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各地纷纷筹建国民党党部。万益受侯绍裘的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常熟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其成员大部分系中共党团员，县党部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当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白色恐怖笼罩苏南各大城市。此时，中共武进党团书记、国民党县党部青年部长徐水亭等一批党团员撤到宜兴，万益和史砚芬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到横山、芙蓉寺、竹箦桥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年暑假，万益以南门外显亲寺为活动中心，以知识界为中坚力量，在教育界做了许多工作。在方公祠和北门外游民习艺所办短期党训班，培养了一批党员骨干。他还在横山（现归径公社的横山大队）训练了30余人的农协武装骨干，并利用关系，由我党县委书记史曜宾安排主要党员打入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及县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万益在进步青年中秘密组织阅读进步刊物，宣传马列主义，培养积极分子。他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减租减息”等口号。他们还在农村建立了一些农民协会和农民别动队。这些工作都为宜兴暴动作了准备。
史砚芬（1904-1928），男，又名余晨华、余仁华、严文、史文馨，1904年3月29日生于宜兴义庄。史砚芬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日常生活全靠祖母、母亲以纺织维持。他从小在张渚外祖父家读书，资质聪慧，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师从本邑名士史仲道攻读古典文学4年之久。后考入江苏常州省立第五中学。在校期间，他发愤苦读，经常通宵达旦，或油灯点尽才休息。有时看书看得入迷，走在路上也是手不释卷。一次，他一边走路一边读书，被地上石块绊了一跤，撞掉一个门牙。1923年毕业后，他原想普及乡村教育，以祠产之一部分办一小学校，但因同族豪绅横加阻挠，未能如愿。不久他奔赴南昌，在其舅父余其贞，又名余干丞①任职（担任南昌高等审判厅厅长）的南昌高等审判厅做了文书。在此期间，他有机会听到江西、湖南等地群众运动的情况，看了许多进步刊物，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6年祖母病故，奔丧返乡。他闻讯堂兄史汉清在天津工大读书，因参加国民党，被军阀逮捕入狱，遂只身赶赴天津营救获释。回家后，史砚芬发动和组织家乡群众，响应革命，并加入了国民党，被推为宜兴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长。
1927年春，北伐军进抵沪宁线。宜兴为苏、浙、皖三省军事要冲，军运频繁。史砚芬以高度革命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担任接应任务。他办事干练，待人诚恳，谦虚谨慎，受到国民革命军赖世璜部的政治代表季伟佩赏识。季认为史砚芬是个革命的好苗子，与其多日长谈，给看大量马列书籍，并发展史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旋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史砚芬被迫离开宜兴，秘密去上海向上级请示。7月，团江苏省委正式批准宜兴共青团建立县委会，史砚芬为书记。
团县委成立后，史砚芬等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学校。在陆平等乡农协，史砚芬给农民讲“二五减租”，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听了这些革命道理，很高兴，很受鼓舞，阶级觉悟有了一定提高，青年农民也更紧密地团结在团组织的周围。1927年8月全县有农民团员39人，到9月发展到63人，有农村支部6个。这在全省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当时江苏全省只有农民团员122人，宜兴就占了其中的一半多。在学校，团组织以宜兴中学为中心，联合彭城中学、女子中学等学校，积极开展工作。史砚芬等亲自负责学生会工作，通过学生会组织，团结更多的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了一批进步学生入团。宜兴中学一个学校的团员就达到20余人。他们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带领广大学生开展各种活动，使得宜兴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活动也逐步由秘密转为公开，从校内发展到校外。在后来的宜兴暴动中，他们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团组织也注意从陶工、石工、窑工和店员中发展团员，为宜兴暴动准备了力量。
陈伯麒（1897-1927），又名世民。宜兴丁蜀镇人，陈家是丁山的一家大窑户。陈伯麒在丁山读完小学后，到常州考入省立第五中学就读。这时正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活泼好动的陈伯麒逐渐接触到革命思想。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内战连年不断，外敌入侵日甚，要想拯救苦难的中国，只有彻底地推翻旧的封建制度。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陈伯麒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向群众宣传“五四”爱国思想，并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
陈伯麒中学毕业后，就在家中和附近农村当私塾老师。1927年初春，北伐军到达宜兴。陈伯麒不顾家庭反对，积极投身革命，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去上海托其舅父潘序伦另谋职业。这期间正遇到省五中的同学万益，想请他介绍工作。万益说，工作是有的，不知道你干不干？陈伯麒问，什么工作？万益说，革命工作。陈伯麒坚定地说：“干！”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通过万益的介绍，陈伯麒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陈伯麒回到宜兴，在宜兴党组织的领导下，专心致力于革命事业。他经常在川埠、湖滏等地，向贫苦农民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思想。宜兴农民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农协会委员，并兼任东南八乡农民协会会长。
孙于1925年8月入党，是戚墅堰机厂前身——上海吴淞机厂（1905年建厂，至1937年搬迁到戚墅堰）首任党支部书记。大革命时期沪宁沪杭两路铁路工运领袖。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作为上海总工会铁路产总负责人，他在起义前20天就率领吴淞机厂工人实现全厂大罢工，并培训了600名铁路工人纠察队，成为起义中重要武装力量之一。同时孙津川成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办事处的“总管”，为起义胜利作出了贡献。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孙津川担任了沪宁沪杭两路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叛变,4月13日晚上，周恩来就隐蔽在吴淞机厂旁的孙津川家里。他出席了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全国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会后，孙津川参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11月孙津川被党组织派到南京市委工作，1928年3月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孙津川被推选为中央正式审查委员会首席委员（另二名委员是刘少奇和阮啸仙）。1928年7月上旬，由于叛徒王汇伯出卖，南京市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孙津川也被敌人逮捕。当年10月6日壮烈牺牲在雨花台。
参与领导宜兴秋收起义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江浙区委派共产党员潘梓年、李旸谷等从上海回宜兴工作，发展史曜宾等5人为党员。接着又派万益、宗益寿、史砚芬等来加强宜兴党组织的力量。9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将中共宜兴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宜兴县委员会，史曜宾任书记，下设5个党支部，党员30人。为执行党中央“八·七会议”决议，中共江苏省委于1927年10月上旬在上海召开“江南秋收暴动行动委员会”会议，史曜宾及万益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确定宜兴、无锡、常州、江阴、常熟等地在最短期间内发动农民起义。万益在会上列举宜兴在江南首先发动武装暴动的有利条件和必要性。会议当即决定宜兴在江南首先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会议决定派万益和段炎华（军事干部）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宜兴参加领导工作。起义前夕，团江苏省委又特派匡梦苏（即匡亚明）赴宜兴参加领导。宜兴县委很快制定了行动计划，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由万益、史观芬、宗益寿、段炎华、匡梦苏等5人组成，万益任总指挥，史观芬、宗益寿任副总指挥，并决定11月1日为起义日期。
接着进行起义的组织、训练、宣传、调查工作。经过短期发动，受训农军达500余人，可随时召集的农民达3000余人。史砚芬领导宜兴团组织在暴动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10月间，宜兴团组织在史砚芬领导下，积极组织团员、青年参加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双十节”示威游行。双十节那天，无数学生和农民涌上街头，史砚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散发传单，带领群众高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县长施方白！”这次“双十节”游行，可以说是暴动的前奏，是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但把反动县长赶下了台，而且对宜兴的反动势力也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暴动前，团县委在显亲寺召开了一次中学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求团员每人写一篇宣传稿，宣传农民革命，提出以“扶助工农，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内容作为宣传的基础。在会上还落实了暴动中团的具体工作：秘密准备好暴动时需要的标语、布告等宣传品，还准备了红旗；组织团员参加制造、筹备武器；暴动前接应四乡农民秘密进城。
1927年11月1日上午，宜兴暴动行动委员会成员万益、段炎华、匡亚明、宗益寿、史砚芬等人，指挥各路农军以分散隐蔽的方式陆续进城。12时，江苏省委特派员、暴动总指挥万益在县署前连发三枪为号，宣布举行暴动。臂缠红色布条为标记的千余农军闻讯而动，他们高举大刀，手持短枪、锄耙、棍棒等武器，高呼“农民革命胜利万岁”、“杀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向城内军警发起进攻，迅速攻占了县署和公安局。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宜兴上空飘扬，万益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红色政权“宜兴工农委员会”诞生，万益任主席；工农委员会发布《告全县人民书》，提出了一切政权归工农委员会等施政纲领。大会还推举万益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农民起义军共缴枪40多枝，小山炮2门，枪弹、炮弹10余箱。接着，又召开了农军代表会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众会议，并由段炎华、陈伯祺等6人组成工农法庭，对捕获的土豪劣绅进行审判，当场处决民愤极大者4人，烧毁了借据、田契、租簿等剥削罪证。当天晚上8时，暴动群众将县牢狱打开，被押人犯悉数释放。昔日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封建豪绅地主欺压的广大劳苦民众无不扬眉吐气，欢呼雀跃。
宜兴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大为震惊，南京政府急派第13军2第师4团第1营等部，向宜兴开进。2日午后，工农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不宜困守孤城，应主动撤离。会议决定匡梦苏、史砚芬两人先回上海向江苏省党、团组织汇报。在撤退前夕，史砚芬的舅父介绍他去外省工作，以避锋芒。但史砚芬坚决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求其舅父成全其志。其舅父说：“你的意志，我岂能强夺！不过二妹的托孤，我不能忘怀。”其舅父给他50元，以作不时之需。于是史砚芬欣然接款告别。3日黎明，万益、段炎华、宗益寿、陈世明等率领断后的100余农军分3路由南门、小东门和水路撤退。万益率20余人掩护撤退。5日，段炎华、万益、蒋三大等转移到浙江长兴隐蔽。由于坏人告密，万益、蒋三大等7人被反动地主武装张鸣皋部逮捕。从另一路走的陈伯祺、朱炳生也在合溪镇被捕。万益等被捕后，临危不惧。万益在途中不放过有利时机，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教育说：“对敌人不应抱任何幻想，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敌人对陈伯麒威胁利诱，企图一举摧毁宜兴党组织，均遭到陈伯麒的痛斥。11月22日凌晨4时左右，反动当局将万益、蒋三大和陈伯麒等3人押赴宜兴体育场枪杀。途经一小学时，万益站下来，扫视学校片刻，才说了一句：“这是我的母校”，意思是说，他没有愧对母校的教育。临刑前，万益等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他们面对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尤为后人景仰，表现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万益的遗体葬于宜兴烈士陵园，墓前立有他在省五中学习时的老校长童斐手篆的“万益之墓”四个大字的石碑。牺牲时才27岁。
宜兴起义虽一度占领了县城，建立了革命政府，但由于敌强我弱，最后遭到失败。宜兴起义震动了江苏全省，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使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革命情绪，为今后的斗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宜兴农民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江南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史砚芬在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和团市委书记任上牺牲
史砚芬偕同匡梦苏经常州辗转来到上海向组织汇报后，组织分配他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任宁沪线巡视员。1927年11月中旬，史砚芬调南京，接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工作。从此他在南京工人、学生中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宣传革命理论，揭露反动派的丑恶行径。他根据学生特点，组织安徽公学等校的一些中学生创办文艺刊物，以生动活泼的内容和形式宣传革命理论，团结革命同志，揭露反动派的丑恶行径。1927年12月4日，中共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史砚芬被选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1927年11月，孙津川也来到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领导职工运动。1928年3月，孙津川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②，从此南京党的组织进一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建立了7个支部，党员达100多人。此后，史砚芬在孙津川领导下，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坐落在市内的中央大学，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非常严密的一所学校。史砚芬不顾个人的安危，深入学校，广泛联系学生，并多次亲自参加中大团支部会议，研究、指导工作。他曾多次去安徽滁县检查布置工作，参加团的会议，帮助组织店员工会。在史砚芬领导下，滁县有100多名会员的店员工会和20多人的箩行工会相继成立。工会利用合法身份同资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资方同意了工会提出的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待遇的要求。
1928年5月5日上午，史砚芬参加中央大学团支部在鸡鸣寺城墙上召开的“红五月斗争”会议，会后和中大学生黄觉庵、王汇伯一道被逮捕。由于王汇伯的叛变，史砚芬被关押到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后来敌人在审理其他案件中发现史领导过宜兴暴动，担任起义副总指挥。他受到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敌人要他招供，遭到严词拒绝。在狱中史砚芬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篇，抒发了他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向往。9月，被江苏特种刑事法庭以“意图颠覆党国”的“罪名”判处死刑。
史砚芬早年父母双亡，担负着教养弟妹的责任，被捕后他没有忘记对弟妹的教育。在他就义后，家属从烈士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两封血迹斑斑的遗书，遗书上写道：“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天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我死后有千万同志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死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们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们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1928年9月27日凌晨6时，一群刽子手持枪举刀，闯进牢房，呼喊着“余仁华”，史砚芬自知为革命事业殉难的时刻到了，他身穿青绿色夹衫，白单裤，脚着白帆布胶底鞋，梳好头发，从容不迫走出牢房。刽子手要绑住他，史砚芬摆手笑着说：“有什么好绑的。他昂首挺胸，一面向难友们挥手告别，一面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史砚芬壮烈地牺牲在雨花台，年仅24岁。史砚芬烈士之墓在南京雨花台方孝儒墓西北隅，立有余仁华之墓短碣。
注释链接
①余干丞营救史绍熙孪生兄弟。
史绍熙与史砚芬同为宜兴市官林镇义庄村人，史钓江是史砚芬的胞弟。《著名教育家名校长史绍熙》第4页倒数第12行中，曾记载：“……接着他们组织6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辗转内地，沿途演讲、并散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他们一路步行，走到安徽省宣城县青弋江镇住在招待所。国民党军警查夜时，查到史绍熙兄弟俩人的学历证件同名同姓，说是假的，怀疑他们是新四军，被关押了一夜。在宣传队中有一个叫史钓江，其舅舅余干成时任宣城地方法院院长，请他出面担保，史绍熙兄弟俩才被释放。”
②孙津川是一位与史砚芬同时牺牲的重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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