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柳斌
教育家柳斌
简介柳斌，男，汉族，1937年2月生，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人，196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
履历1957.09——1961.07，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
1961.07——1969.10，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助教、留学生办公室教师。
1969.10——1975.11，江西省萍乡市二中教师、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
1975.11——1979.08，江西省萍乡市教材编写组组长。
1979.08——1980.04，江西省萍乡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1980.04——1982.07，江西省萍乡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
1982.07——1983.04，中共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副市长。
1983.04——1985.06，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其间：1982.09—1983.07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
1985.06——1993.03，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1993.03——1994.05，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国家教育委员会纪检组组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总督学。
1994.05——1995.12，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国家教育委员会纪检组组长，国家教育委员会总督学。
1995.12——1998.03，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央纪委驻国家教育委员会纪检组组长，国家教育委员会总督学。
1998.03——2001.03，教育部总督学。
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2002年4月被聘为国家总督学顾问。
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中共十四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相关柳斌同志在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伊始任副主任，分管全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体育卫生艺术、纪检监察、审计、督导等方面的工作。
1986年起兼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事迹
一、从走进师大到回归基础教育
1957年，怀抱着对于教育事业的挚诚和对北师大的向往，家境贫寒的柳斌学长从江西萍乡的小山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一方面，因为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导致他失去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参与这些运动的过程中与青年教师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曾写过《鲁迅先生的反帝斗争精神》、《漫话对偶》、《喜读“待客”》、《“荔枝蜜”及其他》等文艺短论，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新闻业务、北京文艺等刊物上得到发表。
与此同时，他还曾与教师同学一起参与编纂《民间文学史》的工作，并参加编写中国第一套九年一贯制教材等当时热烈的教育改革活动。1960年到1961年间，柳斌学长曾在北京景山学校参与教育改革实验，参与学校教师的集体备课，研究九年一贯制教材的教学工作。1961年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秀，在校表现良好，留校任教。
在北师大从教八年之后，1969年，因为面临文革对中文系的巨大冲击和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困难情况，柳斌学长毅然决定从师大调回家乡萍乡二中教书。然而正是在师大的十二年的时光，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奋战一线到步入教育行政
1969年，调回家乡教书的柳斌学长开始了他在基础教育第一线的辛勤工作。因为在北师大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个人的优秀素质，使得他在回乡之后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重用。在短短的几年间，他从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迅速成长为语文教研室主任，再到年级组指导员，很快又被提为副校长，柳斌学长在语文教学上的杰出成就得到了学校师生的认可。
1974年，全国开始复课闹革命，但又苦于没有教材，于是抽调大批教师参与编写教材。柳斌学长也被抽调到萍乡市中学教材编写组担任组长，承担编写江西省语文教材的任务。在北师大学习期间就曾参与教材编写的柳斌学长对此可谓是得心应手，与此同时，还对当地的教师进行培训，为他们上课，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教育教学秩序。这些举措的开展使得柳斌学长在萍乡市教育界崭露头角，而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萍乡市教育局长又找到了柳斌学长，询问考试组织和试卷评定等相关工作。又是在师大工作的八年中参与高考评卷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了萍乡市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的主持者。
而这一次高考的阅卷经历，也几乎成为了柳斌学长的事业生涯的转折点。在主持阅卷工作的过程中，柳斌学长细心地查看了学生的答卷，发现了文革十年浩劫给教育战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花大量时间把典型的问题记录下来，整理出了厚厚的材料。最后，他就答卷中的问题案例做了四个小时的评卷报告，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轻视人才轻视知识的愚昧和错误，报告震动了全市，四小时的报告座无虚席，听众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也因此得到了市政府和教育局的赞许和认可，被迅速提拔为教育局副局长，后提升为局长。面对着文革十年冲击后留下来的教育的烂摊子，柳斌学长起早贪黑地应对大量繁杂的政务工作，如大批骨干教师要求退休让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工资冻结长达二十年之后首次恢复调整工资，但只能有40%的人可以入围时的激烈争夺、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化=划右派等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等等。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早上一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排着长队等候他办公，不管是在路上、办公室，也不论是饭前饭后，柳斌学长时时刻刻都在为各种紧迫的事务操劳，任劳任怨的日子，也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几近崩溃。
1982年，身心疲惫的柳斌学长遇上了国家干部“四化”的机遇，由于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他被选为萍乡市副市长。同时，也使他有了前往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机会，在那半年的时间当中，辅导员黎大姐曾要她写一篇文章谈对教育的看法。于是，柳斌学长总结他从事教育事业二十年来的情况，结合1977年他参与高考评卷时的报告，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教育教学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
正是因为柳斌学长在日常工作中的细致认真和良好的个人素质，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之后的1983年初，他被任命为江西省副省长，主管科教文卫体工作。而仅仅时隔两年，柳斌学长又被任命为当时新组建的国家教委的副主任。柳斌学长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样一个比较贫困的省份，我曾经倒很多县、乡、村的学校去视察过，，亲眼看到了当地办学条件之差，教师待遇之低，教育经费之少，这些都使我深有感触。”
三、从发展基础教育到促进教育立法
从基层岗位调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学长，不仅没有忘记基础教育的疾苦，而且在新的岗位上更加积极地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号。对于基础教育面临的种种困难，柳斌学长在调查研究之后，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向财政方面提出了“三个增长”，而且争取写入了国家的法律，这就是：一、“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要逐年有增长”，二、 “教育经费的增长要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三、按“学生人均的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要逐年增长”。同时也提出了“财、税、费、产、社、基”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办法，争取由国务院出台了教育集资、教育附加等重要政策。
这样的努力，柳斌学长直到现在依然还在继续，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他也在不断地思索新的改革办法。在前几年，面对税费改革后出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紧缺的问题，他不断调研，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多次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思路与办法，他们提出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应由中央、省、市、地、县共同分担，以中央、省级财政为主并由省级政府统筹落实的新机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最终导致了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的出台。
对于这样的成果，柳斌学长自己也表示比较满意：“我担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以来，在国家教委党组领导下，主持制定了《义务教育法》（1986）和《教师法》，争取政府出台了不少筹措教育经费的政策和措施，想方设法增加了教育经费，争取出台了多项提高教师待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维持了从1985年到2000年我国义务教育的高速发展局面，走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路子。”
除了对教育经费问题的重视，柳斌学长还为国家的“双基”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少年文盲的历史任务。而在这一时期，正是柳斌学长主管全国基础教育之时，在国务院和国家教委领导下，他努力工作，通过分区规划，分步实施，分期评估验收等具体步骤，经过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这个宏伟的“两基”目标终于在后来得以如期实现。到2000年，我国85%的人口地区普及了基础教育，文盲半文盲的比率下降到5%以下，中国人的平均文化程度（受教育年数）从4.3年上升到8.1年，为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打下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的坚实基础。
在深入推进基础教育的同时，柳斌学长也非常关注“素质教育”的问题，早在1987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义务教育的性质时提出了“国民素质教育”的口号。此后，他先后就这个问题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加以阐述，并出版了《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柳斌谈素质教育》两本专著。在国家教委和他个人的不懈努力下，素质教育最终被人们所接受，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使素质教育最终成为指导中国教育的重要思想。
除了在制定各项政策上的坚持和努力，柳斌学长还积极推动教育立法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了《义务教育发》、《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三个法律草案领导小组组长，组织并参与了这几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同时主持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还参与制定了《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做了大量工作，争取把素质教育、经费机制、均衡发展，保障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等原则写入了法律，从制度上保证了义务教育的良好发展，使义务教育由依靠人民办转变为依靠政府投入来保障。
而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柳斌学长一直都非常重视。在国家教委党组领导下，他带领起草小组起草了了《教师法》，以立法手段保障教师的基本权益。二是从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着手，通过中国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募集资金，大力开展表彰优秀教师的活动。三是重点抓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建设和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近千万中小学教师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合格学历，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大力抓中小学教师住房问题，筹措了上千亿的资金，让国家、学校、教师三方面共同出资解决住房问题，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与此同时，面对三百多万民办教师同工不同酬的历史遗留问题，柳斌学长认为形势非常严峻。在他的建议下，国家教委联合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等几个部门一起到全国各省市进行实地调查，探访民办教师问题的状况，深刻认识到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是当务之急。最后，提出了三个“三分之一”的解决办法，一是国家拿出指标来把合格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二是教育系统内部通过师范院校招生、培养教辅人员等办法解决三分之一；三是对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发给一笔适当的安置费，使其有基本生活保障。1987年国务院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度受到挫折，被搁置多年后，于1994年再度被国务院采用。数百万民办教师问题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后到2000年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这些有目共睹的成绩，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的。但与柳斌学长和他的同事们忠诚于国家的教育事业，情系杏坛，志在育人，夜以继日，劳作不息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集中群众智慧所形成的各项符合实际政策的措施主导了这二十年来的基础教育工作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努力也使柳斌学长得到了各地教育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纷纷写信向柳斌学长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赞扬他有创见，有魄力，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认为他是教育界的代言人，为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对于这些高度的评价，柳斌学长显得非常谦虚。他表示，他只是在党和政府及国家教委领导下做了一些他应该做的工作。虽然他即将从全国人大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但是仍然会继续关注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如今的柳斌学长，作为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会长，继续在为扩大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促进中国教育与各国教育的交往做着大量的工作，为中国教育事业不懈地默默地耕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