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沈治钧
出版书籍
《红楼七宗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本书主要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红学界的七宗“疑案”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探讨。语言幽默辛辣，考证翔实有据，观点新颖独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沈先生的学术功底十分扎实，在所论及的七宗“疑案”中，既有“曹雪芹佚诗案”这样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有“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这样大众瞩目的热点，可谓雅俗共赏，发人深省。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尤为关注近几年来以刘心武、周汝昌两位先生为代表的“新索隐派”所从事的红学研究，并以客观而犀利的态度，对刘、周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学术批评。通过本书，相信读者可以透过红得发紫的“红学名人”以及热得发烫的“草根红学”，读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简介：
本书是沈治钧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第一次将版本研究、作者生平研究、文本研究融于一体，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作者围绕着“一稿多改  ”这一观点，从体例、时空、情节人物、文献史料等四个方面，就《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的发展演变过程展开了全面的论证。本书直面文本矛盾，重视文献史料考证，注重文本诠释，在诸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书籍目录
【目录】 
序
序
题词
绪论
第一章 《红楼梦》成书研究综述
第二章 “十年辛苦不寻常”

个人论文
红学索隐从旧到新（中国文化报）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近年来频繁见到一个新奇的术语，即“新索隐”。同时，有的学者指称，周汝昌、霍国玲、刘心武等人为“新索隐派”。在此，简要梳理有关情况，藉以了解新旧索隐派的血肉联系与突出特点。
索隐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知名派别，其由来已久。索隐本义为探索隐晦的意趣或本事，因为《红楼梦》开篇“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之类的表白，所以，自红学诞生以来，便不断有人试图索求隐藏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与真实本事。他们的基本思路是，认定《红楼梦》是影射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据传，乾隆帝曾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于是，有人又附会出贾宝玉的原型即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明珠之子）的说法。乾嘉之际及其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提出“张侯家事”说，舒敦《批本随园诗话》提出“傅恒家事”说，佚名《谭瀛室笔记》提出“和珅家事”说等，均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康乾盛世的豪族勋贵身上。清朝中后期的读者谈论《红楼梦》，此类捕风捉影式的“探赜索隐”，是一个热门话题。
到了清末民初，文网废弛，国事扰攘，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此时，在读者眼里，《红楼梦》又凭空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政治面纱，宫闱秘事之说遂大行其道。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说贾宝玉象征传国玉玺，《红楼梦》不仅影射康熙朝后期诸王争储与雍正篡位，而且，“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其后，王梦阮、沈瓶庵刊行《红楼梦索隐提要》，指出贾宝玉影射顺治帝福临，林黛玉影射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薛宝钗影射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等。再后，蔡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认为，金陵十二钗均影射康熙朝文人名士，林黛玉即朱彝尊、薛宝钗即高士奇、史湘云即陈其年、贾探春即徐乾学、妙玉即姜宸英。另有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直认《红楼梦》乃一部“明清兴亡史”，其原作者为明遗民，曹雪芹只是个改订者，书中寄寓着“河山破碎之感，祖国沉沦之痛”。
索隐派愈出愈奇，且莫衷一是，那是其非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他们在论证过程中，主要采用拆字、谐音、意会、比附、分身、化身、合成、物化、拟人等类似猜测谜语的办法，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比如，蔡元培说李纨暗指礼部，那是因为“李、礼同音”；说贾宝玉隐射康熙朝废太子允礽，那是由于两人都曾遭受过魇魔法的暗算。草率武断，无过于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凡此均表明，红学索隐属于求真务实的乾嘉朴学的对立面。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红学面貌为之焕然，故有“新红学”之说。它所反对的“旧红学”，就是索隐派。因而，胡适直斥《红楼梦索隐提要》和《石头记索隐》为“猜笨谜”。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著者”和“本子”问题的考证方面，确认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为曹雪芹，并通过《四松堂集》等文献资料对曹氏家世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学界掌握了曹家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胡适提出了“自叙传”说，指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项论断有一定的考据成果作支撑，与索隐派的凿空之谈是迥然不同的。
但是，胡适对“自叙传”说的表述也有不尽科学的一面，亦即依然难免混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之嫌。俞平伯早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其《红楼梦辨的修正》质问：“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继而，他对比“自叙传”说与索隐派，说：“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我们今天如有意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开。”此类自我反省是十分可贵的。正是由于胡适的警觉，俞平伯的彻悟，以及小说创作普遍规律的提示，“自叙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尚能保持学术理性，从而引导“新红学”逐渐走向深入，至今硕果累累。因此，尽管后来索隐派仍旧相当活跃，陆续推出了阚泽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等猜谜之作，但在学术上已无足轻重。
不幸的是，新索隐派居然将“自叙传”说肆意发挥到了非理性的极至。1953年，周汝昌印行《红楼梦新证》，其中的一章将贾府与曹家逐一比附，命名为“新索隐”。其实，此前周氏曾在与胡适通信时表示，打算写一部《红楼家世》，还列出了曹贾互证的“年表”。那就是《红楼梦新证》的雏形。对于周氏的极端之举，胡适当即回信表示反对，不仅在“年表”上画了两个大叉子，还明确表态：“我劝你暂时把‘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但周汝昌最终还是没听劝告，遂有了《红楼梦新证》中的“新索隐”。在周氏的带动和激励下，新索隐这些年风靡一时。霍国玲“解梦”说雍正帝乃曹雪芹伙同恋人竺香玉所弑，刘心武“揭秘”说秦可卿乃太子允礽所出、雪芹生父所养。孰料，这两位宫闱女性竟完全是向壁虚造的产物，在文献史料上毫无根据。周氏却大加赞赏，在与刘心武通信时宣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相互启发切磋和共识，已然逐渐显示清晰，可说是红学史上一大‘突破’。因为，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红楼奥秘。”那就是说，他们的红学是索隐与考证的“汇合统一”。
鲁迅曾说，在《红楼梦》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是针对旧索隐派讲的。今天，新索隐派的衣钵未换，我们却不好意思叫他们“流言家”了。有两句话不妨直讲——旧索隐派囿于历史局限，尚可谅解；新索隐派则属有意以伪学术巧取名利，理应接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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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北京——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暨曹雪芹逝世240年（北京日报）
北京是曹雪芹成长为文豪的地方。雍正六年（1728）戊申年初，曹家被抄没春夏之交，十四岁的曹雪芹随祖母李氏、母亲马氏等家人回到北京，住进了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房屋。跟豪华富丽的江宁织造署相比，这里显得逼仄而寒酸。一个锦衣纨绔的江南公子，从此沦落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介清贫的旗民。他的身份比普通的旗人乃至平民还要低微。他是罪臣的后，又是皇家的包衣世仆，真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正好像从天堂坠落到了人间，南国烟树、锺山风月、秦淮灯影、西堂歌舞，顿时化成了不堪回首的前尘旧梦。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只有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坎坷潦倒，切身感受到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曹雪芹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位独具悲剧情怀的文学巨匠。
北京是孕育《红楼梦》的地方。曹家在京城有一门至亲，就是平郡王府。老平郡王纳尔苏的嫡福晋（俗称王妃）曹佳氏，是曹寅的长女，也就是曹雪芹的亲姑母。落魄的曹家回到北京，只能投靠平郡王府。小平郡王福彭是曹雪芹的大表兄，曾被康熙帝眷育宫中，又深获雍正帝赏识，指定为弘历的宫中伴读。福彭与弘历朝夕相处了六年，成了“知音”；弘历御极为乾隆帝，提拔福彭为朝廷重臣。这样一门至亲，对曹雪芹的影响是不同寻常的。平郡王府在西城的石驸马大街（1969年改称新文化街），距崇文门外蒜市口（现称广渠门外大街）曹府不太远，两家交往密切。《红楼梦》中的公府第，既有江宁曹家、苏州李家等江南大族的影子，也有平郡王府这样的京师豪门的痕迹。大观园既有典雅精巧的江南园林的风韵，也有恢弘阔大的皇家宫苑的气派。这些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小说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大多来源于作者所在的北京城。且不说北静王的艺术原型就是福彭，单看王熙凤、尤三姐、袭人、晴雯、红玉等女性人物那满口的京片子，就不难了解北京在《红楼梦》的成书中所占的分量。曹雪芹家世特殊，交游广泛，步履遍及京城，既熟悉王公贵族的饮馔游宴，了解下层市民的衣食言谈。这给他成长为一位博学的小说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平郡王府的豪华富贵，刺激他频生“秦淮风月忆繁华”的悲感；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使他超越于自家一姓的荣枯，体悟到社会的兴衰与人生的悲欢。北京正是曹雪芹获得艺术灵感、深刻思想、重要素材以及创作激情的地方。
北京是曹雪芹创作完成《红楼梦》的地方。乾隆八年（1743）癸亥前后，曹雪芹任职于右翼宗学，地点在西单石虎胡同，迁至宣武门内西绒线胡同。这时他已经二十九岁，基本完成了知识储备，阅历已丰，观察渐细，思虑遂深。他的诗画造诣均属上乘，但还是觉得难以尽吐胸中激愤。他不甘心”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小说创作。先是牛刀小试，写成了初稿《风月宝鉴》，又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先后经历了《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等改稿阶段，最后终于在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前后基本完成了一百一十回的定稿《红楼梦》。这个”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创作过程，体现了曹雪芹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其经营之惨淡是不言而喻的。正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出于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考虑，曹雪芹有意模糊了小说的时空，但读至今还是可以从书中看到北京的风物。比如天香楼、小花枝巷、后廊下等，都曾经是京城实际存在的地名；贾芸”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要”出西门“，正是因为乾隆年间的丰台是培育和买卖花草树木的基地；至于书中人物的服饰饮食，更是留下了北京所特有的旗人风俗的烙印。 
北京也是《红楼梦》最初流传与出版的地方。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脂斋已经开始”抄阅再评“《红楼梦》。他显然偏爱小说的旧名，所以将自己的整理本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畸笏叟（即曹）以及敦敏、敦诚、松斋（即白筠）等”诸公“的评语，标志着红学的诞生。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己卯冬及次年（1760）庚辰秋，脂砚斋已经”凡四阅评过“，整理出了前八十回，《红楼梦》已开始在小范围内传阅传抄。可惜小说的后三十回在誊清时被”借阅者迷失“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憾事之一。后来，《红楼梦》抄本被”好事者“居为奇货，拿到庙市上去高价出售。读者迅速增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催生了后四十回续书，也促使程伟元、高鹗将全书刊刻行世，从而开创了这部小说广泛流传的新阶段。程、高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及次年（1792）壬子刻印程甲本与程乙本的萃文书屋，其地点就在北京。 
北京还曹雪芹隐居和埋骨的地方。愤世嫉俗的曹雪芹不愿同流合污，他基本完成了《红楼梦》的创作之后，便远离尘，避居到了西山，过着“环堵蓬蒿”、“举家食粥”的清苦生活。卧佛寺、碧云寺、大觉寺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我们今天漫游在植物园、樱桃沟一带，仿佛还可以见到这位文学天才“日望西山餐暮霞”的身影。然而，恶浊的现实社会并不珍惜他。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曹雪芹病逝，时年四十岁。他去世之后，亲友们把他葬在通州张家湾的曹家祖茔。从此，曹雪芹就永远跟北京在一起了。曹雪芹身后极为萧条，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至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红楼梦》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控诉着宗法社会愚昧、冷酷、腐败与极权专制的罪恶；贾宝玉、林黛玉等活生生的艺术精灵，呼唤着平等、自由、真诚、爱怜与个性张扬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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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项元来不读书——关于刘心武先生所开的国际玩笑
2006年岁末，全球中文学术圈传来喜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获得了享有“诺贝尔人文社会科学奖”美称的“克卢格奖”(John W. Kluge Prize)。余英时是中国文化思想史家，同时也是位知名的红学家，著有《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久负盛名。孰料，伴随着余英时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新闻，作家刘心武先生又在红学界闹出了一个不小的笑话。 
去年12月20日，刘先生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布了余英时的一封私人信函，题为《余英时致刘心武》。刘先生还特意附加了一个注解，告诉读者，此函乃余英时读了他托友人寄赠的两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而来信表示“鼓励”。新年伊始，他接受《新京报》采访，以更加肯定的口吻重申了自己对余函的解读。1月8日、9日和19日，他在《北京晚报》、《温州晚报》与《广州日报》上连续三次发表同一篇文稿——《余英时先生的大师风范》，再三强调，受到国内学者严肃批评的“秦学”得到了余英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还有“寄予厚望”什么的。刘先生声称，其“揭秘”《红楼梦》的方法来自西方，有古典的“原型研究”，也有现代的“文本细读”，相当高深，国内的红学专家似乎不懂，而余英时当然懂。况且，国内那群“批判”刘先生的人士根本没有“去读”刘书，而余英时当然是“耐下心读了我的书”，所以应当以美籍华裔学者的评价为准。其后浏览网络，见余函中的语句已化为推销新书《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的广告词：“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开放思维，页页新意迭出。共享红学，嘤嘤争鸣求友，倒食甘蔗，节节回味无穷。”堪称天下奇闻。 
刘先生公开余函的用意，不言而喻。如果余英时确实赞赏了刘书，则其身价自然上升，而国内予以批评的学者，相形之下便顿显缺乏“谦虚风范、博大襟怀”了。那么，余函果真“鼓励”刘先生了吗？余英时与国内红学专家的态度果真截然不同吗？我仔细阅读了余英时的这封信，却没有看出写信人有任何“鼓励”的意味。恰好相反，我倒觉得余函对刘书及其作者进行了冷峭的批评与无情的嘲讽。刘先生误会或误读余英时的信函，可以说，那是他开的一个典型的国际玩笑。 
余函与刘注均透露，是刘先生主动寄书，余英时才不得不礼貌回覆。这是老辈学人的通常做派，如同钱锺书得函必覆，每覆必谦，凡获赠书，必堆砌最高规格的赞辞。以至于，知识界流传着一个俏皮的歇后语：当了真的肯定弱智——“钱赞”。余英时定居美国，通晓英语，却一直坚持主要使用中文来著书立说。加之身为国学大师钱穆的高徒，一向推崇儒学，倾心庄禅，能诗善弈，情牵故国，自能始终保持着传统学人的行为风范。准此，余函所谓“喜出望外”、“钦佩之至”、“自当珍藏”、“时时入目”、“一新耳目”、“著述宏丰”、“至感至感”、“最深挚之谢忱”、“敬问撰安”等，均八行笺的常用客套语汇，其功用不啻“钱赞”，显然是绝不能当真的。刘先生居然照单全收，视之为“鼓励”，夫复何言？他还把函中作书人的自谦之辞，通通坐实为“谦虚风范”——“敢于承认停顿即落伍”，那便给余函平添了辛辣的讽刺意味了。此其一也。 
其二，余函皮里阳秋，柔中带刚，批评刘书满纸荒唐，讥讽作者不学无术。所谓“最受欢迎的作家”、“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思入微茫”、“引人入胜”等，精选此等具有特殊针对性的语句，竟是在评骘一部其作者自引为无上荣光的“学术”之作，褒乎？贬乎？“想象力”而“高远”，距离真正的学术愈行愈近，还是南辕北辙？稍一品味，便能豁然。又，“思入微茫”显为索隐猜谜的委婉表达，“微茫”即虚妄，典出葛洪《抱朴子》卷二十《袪惑》。河东蒲阪有个叫项曼都的人，自称曾经跟着仙人飞升上天，因拜见上帝时举措失仪，见斥归家，河东父老于是称其为“斥仙人”。葛洪认为，项曼都的话纯属“微茫欺诳”。 
类似项曼都那种神乎其神的“斥仙人”，总是变换着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满口“妄语”，可是“人犹有不觉其虚者”，老是受骗。那是因为，他们欺世盗名的手法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即“颇因事类之象似者而加益之”，就是善于抓住一点点相似的东西，逐渐引申发挥，“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越说越像，越吹越妙，最后仿佛自己都信以为真了。那么，普通人当然就很容易上当了，短时间难以分辨真假。我们可以谅解那众多上当受骗的人，同时，也必须揭露“斥仙人”项曼都之流“微茫欺诳”的本质。余函以“思入微茫”来形容刘书的特征，此无异于斥其“欺诳”，可谓一针见血。 
此外，余英时选用项曼都的故事为典，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即把“揭秘”作者刘先生与“斥仙人”项先生这两个人的姓氏合为“刘项”，用晚唐章碣的《焚书坑》中“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全唐诗》卷六六九）诗句为典。写信人显然注意到了刘书中俯拾即是的牵强附会、无知妄说、逻辑错误与文史讹谬，故含蓄地指出那都是“不读书”之过。“刘项”原指刘邦、项羽，今指刘心武、项曼都。余英时不难想到，“揭秘”作者的“不读书”自有历史根源，不过是“文革”之类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罢了。遗憾的是，有人浑然不觉其害，以“不读书”而“思入微茫”，又不安于室，四处招摇，那就只能“欺诳”了。至于“思入微茫”之下的“引人入胜”，乃指涉范围极为宽泛的成语，自可形容宫闱秘史之类的地摊文学。此其二也。 
其三，余函嘲笑刘先生随声附和，指责其治学理念及方法背离正道，荼毒文化，危害社会。函中明指，刘书的“始点”为周汝昌的成说，而非《红楼梦》小说文本，则其“新”可知。余英时对于新旧索隐派，对于周氏所固执的“自传说”，均持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那么，函中所谓“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以及“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等语，还能理解成“鼓励”的意思吗？在余英时眼里，周氏的“考证”尚且属于误入歧途，那么，以周说为“始点”的刘书，自不可能有什么“新”价值。不过是人云亦云，错上加错罢了，叫真正的红学雪上加霜。 
又，“前人所不知”一语用事，典出《论语》，那是从“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一句化出的，亦即“君子所不知”的意思。其表面是指“秦学”在红学史上闻所未闻，实际则是批评其始作俑者的治学方法荒谬绝伦，危害不小。余英时的本意大约是讲，一个昧于良知而任意胡行的粗鄙之士，必然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导致文化崩坏，道德沦丧，法制失效，从而引起社会秩序的巨大混乱。其影响愈大，破坏愈烈。刘先生强不知以为知，其“秦学”乃不正之名，不顺之言，不成之事，当然名之而不可言，言之而不可行。换句话说，“秦学”啥也不是，简直乱弹琴。可见，余函中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实际上包含着痛心疾首的无奈情绪。那是对刘书的无情抨击，我实在读不出星星点点的“鼓励”之意。此其三也。 
其四，余函揶揄刘书粗陋浅薄，非但不予遮饰，反加特写曝露。函中所谓“改正误字，更为可贵”，似乎确实可以理解为“鼓励”。然而，“鼓励”一个名气如日中天的“学术明星”，所使用的竟是夸奖中小学生的口吻。说实话，我觉得余英时的用意隐含着几分老顽童式的淘气，够幽默，也够尖刻。由是观之，余英时的厌恶之情，呼之欲出。 
其五，余函结尾图穷匕见，锋芒毕露，明确否定了刘先生的学术能力。窃以为，余函的机锋最为凌厉的一句是：“今后倘有论著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者，尚乞见示，以便早日收购。”刘先生“梦窃”黄庭坚诗句“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故事，早已传遍天下。只有太子才能称千岁的笑话，已然妇孺皆知。更有甚者，刘书公然作弊，将唐朝刘禹锡的诗句“江上诗情为晚霞”硬塞给清朝的废太子允礽，早已腾笑众口。歪解千岁，一再窃诗，刘先生的“文化史”知识与“文学史”素养，于此可见一斑。然则，余英时竟然期待刘先生推出“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论著”，是何用意？反正，倘若有人“鼓励”我研制出核动力超豪华航天飞机，我是绝对不会心生知遇之感的，绝对不会视之为“寄予厚望”——没这么挖苦人的。毋庸讳言，余函此处乃暗讽刘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知识过于贫乏，与“刘项元来不读书”同一寓意。语义最为显豁是“以便早日收购”一语。“收购”者，从各处大量收集购买也。言外之意，“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论著”，只要你写得出来，印多少我买多少，不劳赠送，也不怕畅销。可见，余英时很不耐烦再收到刘先生的赠书，也绝不相信“揭秘”者能够写出“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论著”。 
我认为，余函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对于刘书及其作者的这些批评是全面的，深刻的，其实际力度不亚于国内任何一位红学专家的相关议论。从预期效用上讲，余函为纯粹的私人信件，原本不必为外人所知，纵含讽喻，亦不至于彼此伤了颜面。刘先生若讳疾忌医，恼羞成怒，尽可将此函付之一炬，则天知地知而已。写信人恐怕没有料到，收件人误读了此函的用意，竟把批评当作“鼓励”而高调公诸于世了。那么，其实际效果如何，显然已非写信人所能掌控的了。 
刘先生的误读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呢？余英时的信函语言比较含蓄，字面上一团和气，锋芒内敛，确实容易导致误读。因而，我以为，刘先生主要属于无意间的误解，也就是没有看懂余函的意思。当然，余函结尾部分也有相当明确的反讽之意。如果讲读懂“今后倘有论著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者，尚乞见示”一句，还需要一点点自知之明的话，那么，要读懂“以便早日收购”的意思，简直就不需要任何文化水平了，认识那区区六个常用中国字即可。文盲听人念出来也能懂。由是观之，刘先生对于余英时的误读，也含有一定的故意成分。不管无心还是有意，恐怕误读都是毫无疑问的。须知，刘先生急需误读，急需误读所产生的误导效应，亦即急需公众的错觉。 
设身处地为刘先生考虑，他确实迫切需要“鼓励”。环顾宇内，竭力吹捧“秦学”的红学研究者，惟周汝昌一人而已。无奈周氏历来观点奇谲诡异，加之刚愎自用，顾影自怜，弄虚作假，信口开河，那是出了名的。他所提携的“红学”人物，大多一个比一个荒唐。因而，周氏在学界早已失去起码的信誉。况且，尽人皆知刘书的观点即源自周氏的“考证”，则周氏夸赞“揭秘”就等于在吹嘘自己，恰似卖瓜的王婆婆，已然耗尽了公信力与号召力。至少在红学界已然如是。然而，余英时就大不相同了。倘若余函确实是在“鼓励”，就说明中文学术圈的头牌教授已然确认，刘先生具备雄厚的学术实力，不仅红学研究精深绝妙，而且完全可以向“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论著”进军了。如此推重，无疑确认了“秦学”的重要价值与刘先生的治学资格，宣告了“作家学者化”的圆满完成。也难怪刘先生自鸣得意，大为兴奋了。去年11月中旬，余英时刚刚荣获“克卢格奖”，正当举世瞩目之际。刘先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布余函，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 
结果就是眼前的情景，大家都瞅见了，刘先生居然连一封普通的书信也没能读懂（或有意误读），把冷峭的批评当成了热情的“鼓励”，进而当成了可以炫而耀之以挟洋自重的学术资本，当成了能够绝地反击国内论敌的进口武器。在我看来，这是一场误会或一次误读，更是一个笑话，典型的开国际玩笑。 
种种迹象表明，刘先生在全文公布余函之前，很可能没有征求过余英时的意见。果如是，则违法侵权，罔顾道义。我国早已颁布实施著作权（即版权）法，也已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条约。依照国内国际著作权保护法，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惯例，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严格保护之。使用文字表达所形成的私人信函，属于文字著作，其著作权（包括发表权）归信函作者所有。此为法律界的基本共识。由此看来，倘若刘先生公开发表余函全文之前，没有征得余英时的同意，则此项行为便属于违法侵权，亦即违反了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款，侵犯了余英时的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 
另外，依照人际交往的潜规则，若公开发表私人信函有可能违背写信人的意愿，或者有可能给写信人造成困扰，则收信人便应谨慎从事，至少不要在写信人生前擅自予以公开。假如刘先生公布此函事先未经余英时认可，情况便是：（一）公布人无视写信人一方的意愿；（二）公布人不计后果，即对于可能给写信人一方带来的各种困扰不予考虑；（三）公布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证明“揭秘”的学术价值、自己的治学能力、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论敌的霸道无知，亦即公布此函仅仅对收信人一方有利。然则，此行为显然就是十分不妥的，为基本的人情道义所不许。起码可以说，这是一种轻率的、失礼的、自私的、势利的行为，毫无光彩可言。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有可能非同一般，希望刘先生能够及时澄清一下，在公布余函之前，他是否征得了余英时的明确许可。若答案为否，则刘先生与负有连带法律责任的上海《文汇报》便应当慎重考虑，是否依照法律规定，“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在道义上，他们是否应当向余英时说一声，对不起。 
附记：此文原题《对余英时一封信函的另类解读》，约计两万五千字，载《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此为修改删节本。 
（原载《艺术评论》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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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闲谈林黛玉
林黛玉是《红楼梦》里的女主人公，号称“群芳之首”。她是贾宝玉的意中人，两人由青梅竹马发展到相知相爱，最终却以悲剧收场，赚取了无数读者的伤心之泪。她与薛宝钗形成对比，难分轩轾，自有《红楼梦》以来，关于钗黛孰优孰劣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引得老朋友也几乎要动手闹翻了。单就林黛玉形象本身而言，其艺术感染力也非同寻常，曾使读者心醉神狂。据《小说之误》记载：“杭州金姓某，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终得癫痫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炉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湘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无常，卒于夜深逸去，寻数月始获。”此类事例还有不少，令人感慨。林黛玉的魅力何以如此神奇呢？
说到林黛玉，读者可能首先会联想到一个词——才女。确实，林黛玉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才女的化身。第五回中的判词包含着作者对人物的基本评价，林黛玉和薛宝钗合用一首：“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金陵十二钗中，每个人都设有独立的判词，惟独钗黛合一，恰成鲜明对比。判词仅有两联，钗黛交替出现：上联首句以孟母之德比薛宝钗，下句以谢道韫之才比林黛玉；下联则先说“玉带林”，后表“金簪雪”。作者明确地告诉我们，宝钗以“德”取胜，黛玉则以“才”擅场。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林黛玉的才华横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诗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先从数量上看，粗略统计，林黛玉有诗词三十来首，贾宝玉二十多首，而薛宝钗才十来首，潇湘妃子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最多。不仅如此，林黛玉的诗作中有多首长篇歌行，如二十七回的《葬花吟》、四十五回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七十回的《桃花行》等，仅有贾宝玉的《　词》与《芙蓉女儿诔》可与之媲美。在历次诗社活动中，林黛玉是最为活跃的一位。跟其他姐妹不同的是，她在诗社以外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吟咏，屡有佳作。可以说，写诗填词是她抒发感情、排遣愁绪、表达理想的基本手段，是她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是她短暂的生命中最优美的乐章之一。
再从质量上看，林黛玉的诗作均属上乘。畸笏叟针对《葬花吟》在庚辰本上眉批道：“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读去非阿颦断无是佳吟，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在诸艳之中，惟有薛宝钗的诗才可与林黛玉匹敌，两人多次较量，终以后者略胜一筹。在十八回，二人初试身手，元春评道：“终是薛林二妹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两人似乎平分秋色，可林黛玉代贾宝玉所作的那首《杏帘在望》，受到元春的特别赞誉，无形中拔得了头筹。三十七回咏白海棠，李纨评论：“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薛宝钗险胜。同回咏菊花，李纨评潇湘妃子的三首律诗，“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林黛玉稳夺魁首。紧接着填词，薛宝钗以“食螃蟹绝唱”后来居上。至七十回咏柳絮，薛宝钗再次技压群芳。五次较量中，林黛玉只赢了两次，似乎略占下风。可是，读者都知道，薛宝钗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轻易不动笔墨，像《葬花吟》那样的诗篇，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薛宝钗是在用学问和技巧写诗，而林黛玉则是用心血和泪水写诗，结果如何，不须细论。另外，林黛玉的才思敏捷也是出了名的，从来都是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她是当之无愧的才女。
当然，林黛玉还是一位绝艳的美女。第三回写贾宝玉眼前出现了一位天仙似的妹妹：“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清新脱俗，洗尽铅华，宛如芙蓉出水。二十七回在共读《西厢记》之后，贾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他自比张生，同时把林黛玉比作倾国倾城的崔莺莺。那是一种纤弱的美，风韵不同于丰腴的薛宝钗。庚辰本二十七回的回目“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直接把钗黛比作杨贵妃和赵飞燕。据伶玄《赵飞燕外传》，飞燕体态轻盈，能作掌中舞，临风而立，常恐风吹去。甲戌本第五回夹批说：“按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意思是说，两人都是美女，就看你偏好哪一种类型了。其实，作者在第三回所描绘的林黛玉出场时的肖像，已经有了“闲静时如姣花照水”的形容，可知她容貌艳丽似姣花，身形袅娜如纤柳，那种沉鱼落雁般的美感绝对不在薛宝钗之下。
依通常的眼光瞧过去，就算好看极了，那瘦弱毕竟也属于生理缺陷。这正是林黛玉形象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病如西子胜三分”，因而贾宝玉送给她的雅号才叫“颦颦”。脂砚斋说：“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己卯本二十回夹批，戚序、蒙府本略同）这里提到的三种缺陷美，林黛玉就独占了两种——“瘦”与“病”。显而易见，“病”是“瘦”的根源。对此，书中笔墨甚多，时时照应，处处点染，读者印象深刻。脂砚斋说得不错，“若施于别个不美矣”，言外之意，施于林黛玉便恰到好处。她的这种缺陷美，跟她的秉性气质协调得恰到好处，两方面形成了和谐的统一，自然相得益彰。
林黛玉具有诗人的气质，就是多愁善感，可谓“终日以泪洗面”，像连绵的阴雨天一样忧郁。却是为何？那要从她的前身说起。小说开篇，作者只赋予了两位主人公以明确的前世神话色彩，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分别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下凡。大荒山下那块无才补天的石头跟这位神瑛侍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谁才是贾宝玉的前身，一时也讲不明白。林黛玉的前身则一清二楚，她是“草胎木质”，故以“林”为姓。且看：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这则神话很有意思，不可草草阅过。大家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来品味：其一，宝黛前世就有瓜葛，今生的情事只是再续前缘而已；其二，林黛玉本是一株小草，今世的姿态与心性自然都以娇弱为基调；其三，绛珠草必得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方能存活下来，也就是说，贾宝玉负有体贴呵护林黛玉的天职，而林黛玉也须臾离不开贾宝玉的关照，他们确实是一对冤家；其四，绛珠仙子修成女体之后，以“蜜青”（秘情）充饥，靠“灌愁”解渴，心中郁结着缠绵不尽之意，可见今生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痴情女子；其五，绛珠仙子跟随神瑛侍者下凡，目的在于还泪，那么现世的结局便不容乐观；其六，其他“风流冤家”都是“陪他们去了结此案”的，可见，宝黛才是无可争议的男女主人公，无论薛宝钗的地位多么显要，王熙凤的笔墨多么浓重，史湘云的功能多么特殊，都不可能抢了林黛玉在这出戏里的风头。神话的预示效果凝聚了宝黛关系的哲理内涵，它的意趣指向宗教般的形上境界，无形中也就使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产生了持久的神秘色彩与辐射效应。当我们从贾宝玉眼中初见林黛玉的时候，不是早有了天女下凡的预感吗？
从写实的角度讲，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与她的瘦弱多病互为因果，共同塑造了她的诗人气质。多愁添病，善感伤身，不消多讲。反过来说，瘦弱留住了她的脚步，限制了她的视野，使她更习惯于沉思默想，显得落落寡合，郁郁寡欢。多病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极易内化为心灵上的挫折感，使她更善于体验孤独、寂寞、颓丧、哀伤之类的悲观情绪。明媚的阳光不易穿透潇湘馆的竹林，和煦的春风难以温暖金闺绣榻上的衾枕，而清冷的月色却可以在无眠的长夜里静静陪伴着她，淅沥的秋雨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滴入她那紧闭着的心房。谁都不愿意痛苦，但痛苦却能造就出一位卓越的诗人。三十七回她写《咏白海棠》道：“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三十八回《咏菊》：“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同回《问菊》：“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同回《菊梦》：“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蛩鸣。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多么美妙的诗句。所谓怨恨而歌，蚌病成珠，林黛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诗与泪，再次印证了诗人的经验之谈——“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或者“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或者“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诗篇是纯粹的眼泪”。为什么跟薛宝钗比起来，林黛玉的诗篇既多且好？现在有了答案：林黛玉多愁多病，天生就是块当诗人的材料。
与多愁善感相关，林黛玉还十分聪明。“心较比干多一窍”，聪明极了。就算聪明是天生的吧，那多愁善感也增添了她的智慧。除去效颦的东施，没有哪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子竟是个傻大姐。加之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在潇湘馆里坐拥书城，知识渐多，悟性也高，痛苦便随之加深了。
由此说来，林黛玉越聪明，也就越痛苦，多愁善感便如影随形了。一个忧郁的聪慧的女孩子，对外界的感知比较容易倾向于主观武断，时常伴随着情绪化的臆测，那就是敏感了。换言之，多愁即善感，善感即敏感。此种禀赋有助于她领悟与欣赏优美的文艺，比如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惊芳心”，偶然飘入耳中的戏文演唱也能打动她的心，因而感慨缠绵，浮想联翩，“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此情此景，知识与痛苦、慧质与兰心、忧愁与敏感，全都交融在一起，难分彼此。林黛玉能够写出好诗，在很大程度上也仰仗于此种禀赋。
与沉浸于文艺不同，这种敏感的个性一旦接触到生活琐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反应。从消极的一面说是反应过激，表现为小心眼儿，爱耍小性子，喜欢拔尖儿，言语尖酸刻薄。周瑞家的来送宫花，林黛玉感受到了不经意的歧视，便脱口而出：“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第七回）晴雯的一个无心的闭门羹，让林黛玉误解成有意的怠慢，自然恼火不已，以致“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二十六回）史湘云公然说出小戏子“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二十二回），林黛玉当然不高兴，遂迁怒于前来劝解的贾宝玉。类似的事例甚多，枚举不易。大体说来，宝黛之间的龃龉，多因此起。从积极的一面讲，敏感也给了林黛玉神奇的直觉，使她能够锐利地察觉到某些潜在的危机。暮春时节，别的女孩子都在嬉戏玩笑，她却从一片片落花上看到了自己的不幸，越发顾影自怜，流着泪筑起了埋香冢，并吟唱起一曲《葬花吟》。
低回婉转，哀感顽艳，只有敏锐的嗅觉才能呼吸到春风中的杀气，只有细腻的心灵才能领会到草木里的玄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超强的敏感让她对肮脏的社会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邪恶的人性拉开了最大的距离，从而最终自绝于悲惨世界，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她自己。林黛玉实现了那个圣洁的愿望——“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浊臭的社会不能玷污她，就连死亡也不能扭曲那颗高傲的心灵。
林黛玉是个痴情女子，脂砚斋的批语多次提到，她在警幻情榜上的评语是“情情”二字。如己卯本十九回夹批说：贾宝玉乃“古今未见之人”，而“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今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宝黛恰为一对，“情不情”是说贾宝玉用情广泛，“情情”则指林黛玉用情专一，正所谓“写黛玉又胜宝玉十倍痴情”（庚辰本二十三回夹批）也。回顾一下两人的相爱过程，就比较清楚了。
中外古今的小说和戏剧中，男女主人公往往一见钟情，现成而且速成。宝黛相会看似老套，其实是推陈出新。杨绛指出：“《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姻缘，据作者安排，也是前生注定的。所以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作者并不采用这个便利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正是曹雪芹的拿手好戏。说到底，《红楼梦》主体写实，必须严格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展开情节。宝黛爱情萌生于长期相处的日常生活当中，由浅而深，由朦胧而明朗。贾宝玉的“情不情”笼罩了林黛玉，而林黛玉的“情情”又限定了贾宝玉的爱情只能向着潇湘馆的方向移动。一次次哭闹就是一次次爱的试探，一滴滴泪水就是一颗颗爱的心迹。他们有相近的个性，都喜欢任性而为，无拘无束，恨不得溶化在永恒的诗情画意之中。他们有共同的志趣，都关心个体生命的幸福与否，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厌恶为功名利禄而蝇营狗苟。情投意合加上志同道合，两颗炽热的心幸运地碰撞在一起，纠缠在一处，最终便融合成为一心一意了。他们满怀希望，等待着婚姻的来临。那样的话，阴阳交泰，天地和谐，他们就能够完美地结合为一体了，从而孕育出更加美好的新的生命。但是，在宗法社会，婚姻当事人不能自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裁定。他们甚至不能公开表露心迹，原因是礼法教条规定，年轻人不得心存私情，那是下流痴病。既然如此，则宝黛便束手无策了，只得消极被动地等待。他们能不焦躁吗？他们能不忧虑吗？
在恋爱过程中，林黛玉确实表现出了强烈的嫉妒之心。那就是“情情”的鲜明表现。二十回“林黛玉俏语谑娇音”写贾宝玉亲近薛宝钗，招来林黛玉的奚落。贾宝玉以“亲不间疏，先不僭后”来解释，林黛玉则啐道：“我难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二十九回由于史湘云的金麒麟而再起冲突，林黛玉先是讽刺薛宝钗：“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继而指责贾宝玉：“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煞性子。”她心中暗想：“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在她看来，不管是薛宝钗的金项圈，还是史湘云的金麒麟，都是对她的爱情与婚姻的直接威胁。即便贾宝玉不为所动，家长与媒妁岂有不斟酌权衡之理？她别无良策，只能一遍又一遍试探、提醒和规劝意中人，以求防患于未然。这次激烈的冲突把贾宝玉气得脸黄眉竖，“下死力砸玉”。正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真正的爱情必然具有排他性，林黛玉难以抑制强烈的妒意，乃率真的天性使然，更是“情情”的特性所决定了的。
一旦明白了贾宝玉的真情实意，林黛玉便不再泼醋了。三十四回写遭受了严父痛打的贾宝玉特意送给林黛玉两条旧手帕，林黛玉深会其意，含泪题诗三首于帕上，从此，他们不再需要吵闹试探，只有耐心等待了。结果大家都熟悉，这对感情真挚的恋人未能喜结连理，而是演出了悲剧的结局。贾宝玉娶了薛宝钗，却难以忘怀林黛玉，终于不堪忍受心灵的痛苦，而勘破红尘，遁入空门了。
人生就是这样，永远都有美中之不足，缺憾总是难免的。娶钗则必得舍黛，反之亦然，“兼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宝玉娶到的不是林黛玉，为什么薛宝钗成为了宝二奶奶呢？答案需要从社会制度与婚姻习俗上去寻找。
尽管林家也属侯门世家，而且还是书香之族，但毕竟“支庶不盛”，没有形成强大的家族势力。后来林如海去世，林家就更加孤单了，那些堂族显然指望不上。这对林黛玉的婚姻大事，实在不利。中国宗法社会以家族为重，婚姻从来都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家族利益的。通婚绝非仅为两位当事人在血缘和感情上建立联系，那是非常次要的。联姻的主要目的在于，把两个家族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以便应对各种挑战。所谓秦晋之好，历来都是看重当下的门第状况的。“四大家族”之间互相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便是现成的例证。贾府最终选择薛宝钗做贾宝玉的妻子，林黛玉在婚姻上落空，许多学者从家族利益的角度分析缘由，颇有道理。至少在通行本后四十回的文学语境中，这一点还不能忽略。事实上，曹雪芹恐怕也不是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二十八回写元春馈赠礼品，惟独薛宝钗与贾宝玉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林黛玉则与迎探惜姐妹同等，实有深意。元春贵为皇妃，具有政治头脑，在弟弟的婚姻大事上，自然首先要着眼于家族利益。甲戌本第三回的回目为“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脂砚斋针对“收养”一词批道：“二字触目凄凉之至。”可见，在家族势力这一客观条件上，林黛玉确实处于下风。一个被“收养”的孤女，寄人篱下，潜在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假设她也有什么自卑感的话，大概主要就在这个方面。
如果说从审美的角度看，“怯弱多病”对林黛玉还有帮助的话，那么从幸福的角度讲，就有害无益了。谁家愿意迎娶一位病病怏怏的媳妇呢？林黛玉在婚姻上未能遂心如愿，这一因素也起了负面的作用。尤其当贾府让宝玉成亲的目的是冲喜，林黛玉就更不可能胜过健康富态的薛宝钗了。或许曹雪芹的本意并非如此，但病体对于林黛玉的婚姻并无助益，当是没有疑问的。另外，林黛玉和贾宝玉是姑表亲，这对于两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姑表关系对于他们所期盼的婚姻，也并不是完全有利的。古有亲上加亲的婚俗，为现代法律所禁止。其实，过去也并非总是鼓励内亲联姻的。元代宋梅洞的小说《娇红记》中，申纯与王娇娘便是一对表兄妹，尽管情深意长，但婚姻终不能成就，以致酿成了爱情悲剧。他们的障碍就在于，娇娘的父亲王通判坚持内亲禁止通婚的原则，说：“朝廷立法，内兄弟不许成婚，似不可违。”又说：“此无不可，第以法禁甚严，欲置老夫罪戾也？尔勿复言，此绝不可！”一对鸳鸯，就此相继殒命，只能在冥界相会了。明代孟称舜据此改编的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现在名列“中国十大古典悲剧”。
不过，从贾母、王熙凤等人在前八十回中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宝黛婚姻也是贾府的选项之一，好像并无顾忌。曹雪芹似乎没有把内亲当作不可逾越的障碍，反正他也不打算让这对姑表兄妹缔结婚约。回头看“木石前盟”的神话，冥冥之中他们的命运早就注定了。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着明显的悲剧因子。不妨把神话的寓意理解为天赋人权，它引领林黛玉走向爱情，现实却不允许她把爱情兑换成婚姻。这是一出社会悲剧，也是一出性格悲剧，归根结底，则是一出人生悲剧。
林黛玉死了，跟晴雯一起做芙蓉花神去了。我们的芙蓉花神“出淤泥而不染”，“质本洁来还洁去”，凄凉地流干了全部的泪水，孤独地走了——“冷月葬花魂”。她带走了美，带走了诗，带走了爱，带走了天然、率真、纯洁、热情、自尊、正直……她带走了一个美丽的梦。多么幸运，曹雪芹把她留住了，《红楼梦》把她留住了，永远地把她留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的心中。面对林黛玉，倘若谁还能够无动于衷，那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文明。
（选自《红楼梦中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