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民党山西省党部
党部成立
1929年9月，国民党山西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省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苗培成、韩克温、赵连登、胡伯岳、李嗣聪、梁贤达、侯鸿业、陈受中、耿步蟾等人任委员，苗培成、韩克温、胡伯岳等人为常务委员，苏寿余、刘冠儒、冯大轰、张岫岚、张崇山等人为候补委员，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等机构；下辖党务干部训练班、“清共”委员会(韩克温、仇云涛、李江、杨笑天、苗培成、刘冠儒、韩三甲任委员)、《民国日报社》等机构；同时设立监察委员会⑥，姚大海、仇云涛、李进贤、李汾、刘儒琪等人任委员，李敏、邱仰浚等人为候补委员[2] (P8)。
1930年3月，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合，公开以武力反对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迁往天津英法租界内，省党部曾一度关闭，国民党在山西的公开活动，陷入全面停顿状态。同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败走大连，“住在天津的省党部人员于1930年冬陆续返回太原，省党部始得恢复，并于1931年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第三届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韩克温、胡伯岳、李江为常务委员，书记长苏寿余”[2] (P2)。
艰辛生存
1931—1938年的山西省党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风潮兴起。山西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31年12月18日，山西省“学联”组织学生向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山西省党部处理措施失当，双方发生武力冲突，遂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山西省当局派员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省党部主要成员(除苗培成先行离开山西外)被驱逐出山西省境，国民党山西省党组织在山西的公开活动再次陷入全面停顿状态。
与前一次相比，这次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省外“流亡”的时间较长，达7年(1931年12月至1939年1月)之久。在山西境内的一般国民党党员，自动组合成立“党员通讯处”，名义上是反对旧省党部，负责人关民权、员竹三，出刊《党员通讯》[2] (P15)，在山西省内继续进行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期，山西政局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主要表现在：从1932年起，在太原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社”和“植社”等大大小小政治活动的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直接、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由阎锡山供给活动经费，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着各种活动[1] (P179—180)。上述各团体，在1936年春阎锡山正式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后，便一律取消，停止活动[1] (P183)。
由于日军对中国华北地区的加紧侵略，华北地区各省、市的局势日趋紧张。受此影响，在北平南所胡同“流亡”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办事处，被迫于1935年4月迁至河南省开封市；1938年1月，河南开封亦有被日军攻占危险，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只得再次更换办公地点，迁往陕西省西安市活动[4] (P990—991)。
1931年以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几经流徙，在地方势力的夹缝中勉强生存。在地方势力的排斥或抵制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山西的处境异常艰辛。大部分时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山西境内名存实亡，难以存身。在山西周边地区不断辗转、漂泊，即这一时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生存状态的主要特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要求全民族抗战的呼声迅速高涨。南京国民政府遂改变对日国策，同年7月17日，蒋介石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抵抗。但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中国沿海地区的大片国土很快相继沦陷，山西太原也面临被攻占危险。1937年11月4日，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被迫撤离太原，辗转南下，迁往晋南、晋西南地区以求生存。
1938年4月6日，为加强省党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改进服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规定：(1)采用主任委员制，由中央于省党部执行委员中指定，主任委员得由中央委员充之；(2)省党部以分区指导督察为原则，主任委员留省；(3)省党部委员得参加省政府会议；(4)省党部与省政府每月须开联席会议一次；(5)省党部监察制度照旧[5] (P121)。因为抗战形势需要，重庆国民党中央也亟欲恢复其在山西境内的活动，向阎锡山提出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要求；而在晋西南地区“流亡”的阎锡山，此时也急需中央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经反复磋商，阎锡山对此项要求予以同意。
1939年1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陕西省三原县东里堡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恢复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后办公地址移至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2] (P3)。重庆国民党中央选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山西省党部执委会下设书记长1人，由黄树芬担任；刘冠儒、武誓彭、王昉、刘奠基、梁敦厚、李犹龙、邱仰浚、薄毓相、李江、王怀明、赵光庭等人为执行委员[2] (P9)。
短暂复兴
1939—1949年的山西省党部
在1939年1月至1942年8月期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配合中央精简机构的要求，缩小机构编制，将下设各“部”改为“科”，共设组织科、宣传科、社会科、总务科、会计科、秘书室、译电室、统计室、调查统计室、中山小学校、社会服务处、文化服务社、西安办事处、克难办事处等机构。同时，国民党在第二战区司令部另设特别党部，专门在军队中发展党员。特别党部不设专职人员，党务工作由部队政工人员兼办[1] (P262—263)。
抗战期间，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国民党在各省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1942年9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扩大编制，改“科”为“处”。山西省党部执委会由赵戴文任主任委员，后韩振声继任；书记长为黄树芬，后为胡作砺。黄树芬、邱仰浚、李江、薄毓相、高挺斋、楚溪春、梁□武、梁敦厚、乔鹏书、樊祖邦、杨德荣、刘冠儒、武誓彭、胡作砺、王友兰等人为委员；增设监察专责委员办事处，李江任委员；内设宣传处、组训处、秘书处、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委员会、工作指导专员、设计考核委员、西安办事处、国民日报社等机构[2] (P10)。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于1945年9月由陕西省宜川县返回山西太原办公。1947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布党团组织退出学校。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随之也缩减编制，改“处”为“组”。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由韩振声任主任委员，后张子扬继任。薄毓相、李江、邱仰浚、郝梦九、梁敦厚、胡作砺、温绍熙、杨德荣、樊祖邦、乔鹏书、武誓彭、刘冠儒、王友兰等人为委员。书记长为胡作砺，下设秘书数人，另有机要室，人事室，视察室，会计室及警卫队。此外，有调统室(调查统计室)，是“中统”配设在省党部内的特务组织，其人事、经费，都是独立的，“工作人员不在省党部编制内”[1] (P352)。
1938年冬至1946年7月，国民党在山西的基层党组织也时有变化。1938年冬，山西省党部在各专区实行党务专员制，在山西建立了9个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负责督导各县的党务活动。1940年10月，山西省党部把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改为党务督导区，全省共设21个督导区，在各专区实行督导员制(1942年3月，为加强对晋北各县党务活动的指导，山西省党部将上述督导区中的一区、二区、四区、六区等4个区取消，成立了晋北党务办事处⑦)。1946年7月，国民党在山西省的“各督导区相继撤销”[2] (P19)。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三青团”⑧ 并入国民党，实行党团合并。合并后的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子扬，副主任委员为郭澄；书记长为胡作砺，副书记为李东庵。内设秘书组、组训组、宣传组、总务组、视察组、财务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委员会、农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张子扬、郭澄、胡作砺、李东庵、武誓彭、刘冠儒、王友兰、乔鹏书、杨德荣、郝梦九、温绍熙、樊祖邦、邱仰浚、关民权、楚溪春、胡茂钦、高崇礼、吉彦贞、杨自秀、朱理、智力展、姬兆麒、李隆、令狐溥、杨作芝、崔道修等人为执行委员，王衔、王羡之、黄秀峰、李殿辅、衡文灿为候补委员[1] (P354)。另设监察委员会，由李冠洋、梁敦厚(字化之)、张彝鼎、乔家才、陈大济、和济泰、郭镇泰、张步云、王俊士、李仲琳等为委员，李江任常务监察，下设秘书、监察处，监察处下设稽查科、审查科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