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沫
人物简介
杨沫（1914.9月25日～1995.12月11日
），女，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原籍  杨沫[1]湖南湘阴（今湖南省汨罗市古仑乡[2-3]），1914年9月25日
生于北京，当代著名作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力作《青春之歌》自1958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累计发行500万册，已有10多种文字的译本，并被拍摄成同名影片，曾影响几代青年。以后她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由她本人整理出版的近300万字的7卷本《杨沫文集》收录了她大部分作品。
杨沫曾是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从1989年起至逝世前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1914年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
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杨沫著《青春之歌》
个人作品
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  杨沫作品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
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
成长环境
作家杨沫，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 
主编等职务。她在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的创作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生活的影子。她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她因父母不和，缺少家庭关怀。书香之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寻找欢乐。十四岁时  杨沫，杨沫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躲避腐朽的家庭，她私自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中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杨沫。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杨沫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杨沫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1931年春，杨沫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至此杨沫母亲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杨沫不甘于琐碎的小家庭生活，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 “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  杨沫著《芳菲之歌》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那几年，杨沫多是住在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此时的杨沫，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为他们做些事情。
杨沫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真挚，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杨沫的创作热情很高。杨沫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杨沫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  杨沫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的生活和学习成为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杨沫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杨沫与张中行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张中行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妻子是传统的中国女性，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其妻也没一句怨言。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杨沫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杨沫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当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  张中行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自己的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杨沫去香河教书大概两 个月左右，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杨沫母亲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杨沫却没觉得难受，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幸福。杨沫很快就怀了孕。当她把消息告诉张中行时，张中行却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张中行极为不满。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因父亲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杨沫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杨沫妹妹白杨来到杨沫和张中行的住处。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  《杨沫散文选》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作家母亲
  [4]杨沫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杨沫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老鬼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孩子们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杨沫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杨沫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孩子生下后，杨沫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杨沫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老鬼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老鬼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杨沫的日记中能看出来。“1945年11月25日：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  《杨沫文集·散文选》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杨沫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杨沫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老鬼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老鬼的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老鬼和他的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杨沫》
杨沫曾经表示希望写一部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但她本人并没有  杨沫与儿子老鬼[5]做到，老鬼的《母亲杨沫》完成了这个心愿。10年前，老鬼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相片、文字资料和书信。他把这些都进行了归纳整理。杨沫生前曾经表示，希望把一些评论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老鬼觉得这些文章都是老生常谈，全是溢美之词，于是就萌发出把母亲的一生写出来的念头。 他把母亲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材料翻了出来，全部输入电脑，其中有别人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有她批判别人的大字报。一直到2004年初，母亲去世快10周年了，老鬼觉得该对母亲有所表示。他说：“我不好交际，没有单位，闭门隐居，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呆在这个房子里。这是我母亲住过的房子，处处有母亲的遗物。所以好像只有母亲在陪着我。这些年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母亲，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我想10年了，应该为母亲写本书，否则我觉得对不起她。”
为了写《母亲杨沫》，老鬼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人。抗战的时候，杨沫在十分区工作。那里位于保定、天津、北京交界处，斗争非常残酷，有很多老乡掩护过她，杨沫自己也写过一些怀念文章。老鬼就去找这些老乡，想请他们讲杨沫在抗战时的一些故事。但是当年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老鬼只找到了他们的后代。
老鬼说，写自己的母亲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他尽力做到客观，决不犯“子不  老鬼著《母亲杨沫》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我童年的时候，也有母爱，就是比较少。现在我回忆过去的时候，心里感到酸甜苦辣，十分复杂。但她晚年对我很好，她的母性又复苏了，所以我很矛盾，写不写她过去的那些事呢？后来我想，人都是有好几个阶段的，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就不能回避任何一个阶段。这么写，很可能会招来一些批评和议论。但我想，人应当说真话，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也应该说真话。尤其写传记，更不能胡说八道，只说好不说坏。”
兄弟姐妹不同意老鬼这样写当年，为了撰写《血色黄昏》，老鬼甚至招致父母与之“断绝来往”。母亲杨沫认为他这本书“暴露”了惨烈的阴暗面之外，还指责他在书中写她写得不够正面。而老鬼却觉得“我已经把她美化了”。假若杨沫在世，看到《母亲杨沫》会是什么心情？老鬼说：“如果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她肯定反对我这么写她。但是晚年的她，却可能会同意我写。因为她晚年大彻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怯懦，她都承认，变得像孩子一样纯真。”
《母亲杨沫》出版，杨沫的其他子女并不完全赞同。老鬼把书稿给他们看过，稿子被改得密密麻麻。老鬼没有完全接受兄弟姐妹的意见，只是把某些措辞缓和了一下。老鬼说：“我不在乎挨骂。我觉得我妈妈很复杂，我也搞不明白她反传统的那一面、不太看重血缘关系的那一面从何而来。我姑姑非常疼爱孩子，母亲却说‘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她认为那是动物本能，没有水平，没有觉悟。”
真实的杨沫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作家老鬼的新版本《我的母亲杨沫》一书，在修改  老鬼著《真实的杨沫》老版本全部错漏的同时，又新增内容近三分之一。该书以儿子特有的视角，讲述母亲的真实一生。 母亲杨沫的真实经历与感情
《青春之歌》写作的背景、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这些小说里看不见、而又让读者牵肠挂肚的情节与故事，在《我的母亲杨沫》中被一一展现。老鬼写道：“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再现作家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与感情，无疑会加深读者对小说、对作家本人的理解与喜爱。正如老鬼所言：“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他认为，“一个，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非完美的一生
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身在局中的老鬼不夸大母亲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写出了母亲真实而非完美的一生。尤其是“文革”时期，这里有别人对她的批判、揭发，也有她对胞妹、著名演员白杨等人的“揭露”。这是那个混沌不堪的时代闹剧中的寻常一幕。老鬼通过本书勇敢地写出了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共和国经典长篇《青春之歌》的辉煌经历，而且把她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写出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
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老鬼在书中的真实记载，让看过《我的母亲杨沫》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感慨万千。评论家王干说：“《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写母亲不是以儿子和一般作家的视角，是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评论家白烨说：“《我的母亲杨沫》写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母亲，把自己也摆进去，没有逃避。冷竣如一。为非虚构性作品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