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国学
简介
2008年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季羡林 语） 
  季羡林
“大国学”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学术学科上，无论从历史回溯还是空域观照，远者包括被元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统一的古西域三十六国文化、古尼雅文化，古楼兰文化，近者包括学科创建历史不到百年的西夏学、敦煌学等，都可称为我国‘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或称中国学，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蒙学、伊斯兰学等排除在汉学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谓“华学”，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尤其是藏学、满学、蒙学、伊斯兰学，是国学中的四大金刚，应当成为国学中的显学。（南柯舟 语）。
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季羡林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儒学的代名词。” 
到季羡林逝世后，“大国学”的概念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大国学”的设想已被确定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是被世界认可的。
季老倡言
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请，欣然为马上出版的《中国通史》题辞：“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季老再次重申应提倡“大国学”，值得引起出版、学术、教育界的关注。 
季老倡言“大国学”，并非始于今日。五年多来，他虽然一直在病房休养治疗，却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  《中国通史》 李伯钦、李肇翔主编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为此，人大国学院专门创办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3月6日，中国书店出版社的于华刚总经理去拜访季老，谈及“国学热”，季老又说了几段发人深省的话，明确提出了“大国学”的观点，他强调：“‘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衍生
国学“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复兴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来“寻根”热潮，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而烈矣，究其实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国学本为我国之独有，但在中华近代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之学的分野，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开始逐渐分流发展；在中国大陆，国学曾因破除四旧而遭涂炭，文革结束的改革开放以来后，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繁衍扩大，枝盛叶茂复起至今。（南柯舟 语）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秦砖汉瓦，非秦（有英语China为证）即汉(Han Studies)，自汉代以降，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南柯舟 语） 
然深究国学的本名原意，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单纯的说国学，乃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自西学东渐、文化分流转型以来，为区别于西学，国人把我国的“六艺、五术”统统称之为“国学”，西学繁衍于东土，东学式微，现代自五四以来的新青年运动前后，一些国学大师们，为保护国学而开始和西学论战，西学派认为全盘接受西学，而国学家们则誓死保卫祖宗们留下的五千年菁华文化。（南柯舟 语）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百度》
传统国学传统上的国学以学科分，则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学术精髓简称。它是新一代应该了解的知识之一。
汉学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范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因此“国学“又有了更宽泛的解释，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统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南柯舟 语）
教育
在大学里设置国学学位，首先应对国学的概念做一个科学的界定，从时间、空间、内容上做明确界定，对学科要承担的使命和本质上做科学界定！
范畴
从概念看季羡林曾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此，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国学的‘国’是中国的‘国’，不是汉族的‘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但不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如果将国学简单定义为‘汉学’，无意中就把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割裂开了。一些西方学者将国学译为‘Sinology（汉学）’，试图将藏学、满学等少数民族文化排除在国学之外，是别有用心的。”但同时应该在时间上予以界定，我以为把“五四”以前定做时间界限，“五四”后，中国人用西方的学理创造的学问不能算做国学内容。 　 
从历史看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区慢慢融合缔造的。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存在过所谓的汉族国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汉人；元朝、清朝分别是蒙古族、满族统治，但仍称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各项民族政策，将56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研究范畴看从齐鲁、荆楚、三晋、青藏、新疆、草原等，到敦煌学、西夏学、藏学、回鹘学、佛学等，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 
从教育看“大国学”的教育理念是把国学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
内涵
“大国学”思想基本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中庸》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所体现出的兼容并蓄，就是“国学”的基本精神内核。所谓“大国学”，本质上也是对“兼容并蓄”这一精神内核的再次强调。 
大国学蕴含着中国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谐统一的思想精髓。这个思想表述的是，中国真正广义的‘国学’，应该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所有文化核心思想的集萃，同时这所有的文化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
南柯舟国学和谐论
人文“大国学”论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在人文复  读国学旦讲坛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并且保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这里，人文“大国学”论不排斥科学，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实现陈思和教授所说“多元与规范文化的通体生存”状态，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彼此之间应互不排斥。（南柯舟[1] 语）
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也可以和谐共生。五术六艺从诞生开始与就诸子百家连体共生，如果没有五术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哲学，否定五术六艺等于否定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拖入虚无主义泥潭沼泽万劫不复。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这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如果把五术和六艺取缔，中国民间信仰和伦理将失去土壤与根基，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烧掉的《易经》能生存发展到现在，很能说明问题。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只有是更加的中国的，才更加是世界的。。（南柯舟 语）
《大（新）国学范畴与海派文化》是南柯舟所写文章，并非陈思和先生所作文章。根据《大（新）国学范畴与海派文化》所述，国学和谐论是南柯舟原创。原文为误引。
国学名家论大国学意义
在中国国学中有丰富的哲学内涵，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之日。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中的文艺、文化知识科学化的复兴起来、现代化起来。（南柯舟[2] 语） 
中华国学其宗旨，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实应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其中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贵族子弟在太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在古代“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乃是“为生民立命“之术；其中五术，乃是 “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包括“山、医、卜、命、相”等。被今人疵垢为“迷信”，那些轻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的人，其实他们很少站在与人生存在状态息息相关的终极关怀的立场上，去认真的探究天人之际的真切意蕴与内在价值，去拉近生命存在与天人之际之间的间接和直接联系，在传统与时代、学问与生活中架设一架沟通的桥梁。（南柯舟 语） 
一切反对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论和舆论，都是对民族文化的践踏，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南柯舟 语）
大国学的提出，它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也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路。如果从“国学”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比如有着完整的历法和文字的水族的文化，那对于这些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很少有人知道，水族最早的文字记录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水书”也因此被称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学也在含义和范畴上有一定的变动，旧国学适用的范围已经有所变更，在删减了一定的含义之后也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以前所说的国学几乎指代的就是中国古老而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今，在世界范围内，它也开始涵盖近代的文化，乃至向现代文化延伸。所以说事物总是在变化，我们对待事物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界定
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国学”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季羡林先生生前认为，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56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这一论断被广泛认为是“国学”定义的一大突破。 
从概念看“大国学”“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季羡林曾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此，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说，国学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当然应该包括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国学的‘国’是中国的‘国’，不是汉族的‘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但不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如果将国学简单定义为‘汉学’，无意中就把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割裂开了。一些西方学者将国学译为‘Sinology(汉学)’，试图将藏学、满学等少数民族文化排除在国学之外，是别有用心的。” 
从历史看“大国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说，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区慢慢融合缔造的。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存在过所谓的汉族国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汉人；元朝、清朝分别是蒙古族、满族统治，但仍称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各项民族政策，将56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少数民族排斥在国学之外是一种荒唐的做法，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从研究范畴看“大国学”季羡林认为，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从齐鲁、荆楚、三晋、青藏、新疆、草原等，到敦煌学、西夏学、藏学、回鹘学、佛学等，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 
哲学泰斗汤一介回忆说：“季羡林曾专门和我探讨‘大国学’与佛教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当然也是‘大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切实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 
“‘大国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揭示它们的交流与融合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征为主要研究目的。”沈卫荣说。 
从教育看“大国学”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羡林交流看法，一致认为“大国学”教育应以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为主要内容。 
袁济喜说，“大国学”的教育理念是把国学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 
“人大国学院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点。”沈卫荣说，“人大国学院既有汉学专业，也有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既有西域研究所，又有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国学院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开设了古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课程。从教学理念到课堂实践都要体现‘大国学’的理念。” [3]
理论与现实解读
季羡林老人安静地离去，留下了未实施的“大国学” 设想和建构理念——“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许多学者指出，“大国学”思想毋庸置疑是季羡林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作为继承者，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怎样科学地确立“大国学”的理念？怎样理性地去推行“大国学”理论的实践？无论我们怎样做，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我们不能将大师所留下的“大国学”的宝贵思想遗产永远停留于设想。 
“大国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大国学”到底是什么？季羡林先生所提出的“大国学”的设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季老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儒学’的代名词。” 
但是，“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季老逝世后，“大国学”的概念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大国学”的设想已被确定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面对季老“大国学”的理念，贵州省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潘朝霖认为：“大国学”是一个很可喜的命题，它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也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路。如果从“国学”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比如有着完整的历法和文字的水族的文化，那对于这些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很少有人知道，水族最早的文字记录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水书”也因此被称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学界普遍认为，“大国学”思想基本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称，《中庸》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所体现出的兼容并蓄，就是“国学”的基本精神内核。所谓“大国学”，本质上也是对“兼容并蓄”这一精神内核的再次强调。
“大国学”蕴含着民族和谐的思想精髓
事实上，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很清晰地发现这样一个脉络——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长期以来并非各行其道，而是属于“同源、分化、接触、吸收”的关系，对于汉文化的一些研究，甚至需要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来解决。
“譬如许慎《说文解字》中对过年的解释，‘年，谷熟也’，历史上的汉族在每年的阴历八月稻谷丰收之时过年，而现在只有水族仍然传承着这一文化习俗。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反过来理解当时的汉文化习俗。”潘朝霖说。
“很明显，‘大国学’蕴含着中国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谐统一的思想精髓。这个思想告诉并告诫我们的是，中国真正广义的‘国学’，应该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所有文化核心思想的集萃，同时这所有的文化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尹韵公指出。
虽然“大国学”的概念只是刚刚起步研究，但它很显然指出了一种各民族文化包容并蓄与共同进步的时代趋势。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杰指出，“大国学”的概念将要影响我们的，或许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表述和提法，而是要让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更多、更有力的交流，在文化的互补和磨合之中促进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民族文化的多元共荣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只有让56个民族的文化以“大国学”的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组成真正绚烂的中华文化。
王杰说：“汉文化历来强调一种内敛和中庸的审美，缺乏西方所谓的酒神文化、狂欢文化。而在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这种狂欢文化则处处可见。文化互补的优点是明显的，如果将所有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兼容并蓄的精神进行整合，那将让传统‘国学’和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共荣与互补的良性循环之中，这也许将是‘大国学’理念带给我们的最好前景。” [4]
“大国学”理念如何落实
事实上，“大国学”兼容并蓄的核心精神已经得到广泛肯定和认同，下一步，如何将“大国学”的理念落到实处，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王杰说，“7月27日至31日在云南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会第十六届大会’和2010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国际美学大会’，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化多样性’列为主题词。” 
不过，“大国学”设想要得以实践，需要的不仅是全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同时也需要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挖掘和研究。
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杜国景说，“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挖掘力度还不够，特别是能站在全国、全世界的平台上和汉文化平等对话的少数民族文化还不多。在我们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过于注重物质文化的开发和包装，相对忽略了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挖掘和研究，这似乎已成了提‘大国学’概念前最需要改变的问题。” 
相关的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据潘朝霖介绍，目前，国家涉及水族文化的社科基金立项就有5项，省级立项也有5项，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现已经收集水书2．2万册。近年来，在多方支持下已整理、翻译、出版水书7部，正在组织出版的还有10余部。2008年5月，关于保护水书的法规《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文化保护条例》也已获贵州省人大通过。其他的少数民族文化，现在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
尽管如此，潘朝霖仍认为，应该进一步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寻求文化互补和共荣的亮点，同时加强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挖掘，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逐步实践“大国学”。
“唯有这样，才能让‘大国学’理念不只是停留于设想。”潘朝霖说。[5]
与中华古籍保护
“国学”是相对于“西学”的概念而提出的。清末民初以来，国学一般指人文科学内的本国之学、本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近二十年，学界对“国学”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看似争论不断，但国学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共同趋势。提倡国学已不是守旧和倒退，而是强调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彰显出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怀。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专门到医院与季羡林先生交流对于“国学”的看法，一致认为“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2007年，季羡林先生与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谈话时，明确提出“大国学”观点。他认为，现在的所谓“国学”，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不是单一的“汉学”，也不是单一的儒学或者道家文化。国学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对内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对外则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2008年，冯其庸先生发表《大国学即新国学》，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国学，甲骨文、简帛文书、敦煌遗书的发现，乃至西学东渐的过程，都极大扩展了国学的领域。国学有新拓展新进步，就是大国学、新国学。国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画地为牢，凡有利于学术问题解决的方法都是国学的研究方法，国学应该坚持中国的学术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就是在“大国学”指导下建立的，其中“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立是一个标志。对此，沈卫荣论述说：“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国学，理当突破以研究汉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旧国学的樊篱，与时俱进，成为与我们民族、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新国学。也就是说，国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目的，应当是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国学研究的成果，应当对加深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认同的认识，加快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国学”的提出是中国文化传统自觉自醒的产物，产生在当代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虽然提出时间不长，但以其博大胸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在教育、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在实践中不断结出硕果。“大国学”这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旨归，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对全国古籍进行普查、保护、修复，加强对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强调保护和利用并重，通过公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重点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在全国图书馆、文保单位、宗教单位，乃至古籍收藏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纷纷成立，政府拨款加强古籍保护和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典籍是文明的主要载体。古籍中保存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其保护、利用和传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国学重构的根基和养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自实施起，就特别重视各民族文献的共同保护问题。国务院颁布的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除汉文古籍外，收录历史上各民族文字古籍376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多文种合璧和其他文字古籍文献，充分体现出保护中华民族共同精神财富的指导思想。特别是《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寺藏十三世纪阿拉伯文写本《古兰经》的收录，体现出对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的包容，这与“大国学”的观念是相通的。古籍保护的对象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典籍的全貌，只有继承和发扬生活在神州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其交流历史和内在联系，才能真正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为此，在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加紧保护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关注其揭示和传承。少数民族一般居住生活在偏远地区，民族古籍收藏在地域辽阔的众多单位和个人手中，不少地区保管条件不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古籍家底不清、保护状况堪忧。许多少数民族经师年事已高，文化传承面临危险。国内缺乏民族古籍修复室和技术熟练的修复技工，与汉文古籍修复相比，在人才上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都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古籍保护中心，积极组织开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逐步改变过去行业和部门分割状况，在古籍普查、编目和登录方面加强协作。公藏单位、寺庙和个人开展古籍整理和保护的热情高涨，古籍保护工作逐步深入人心。国家民委也启动了民族古籍的抢救和提要整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成果。政府加大投入，更好地保护民族古籍瑰宝，已经成为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内容，也是各族各地民众的殷切期待。 
二是要注意收集和保护新发现的民族文献。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对学术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在西藏佛塔考古中，不断发现八世纪左右与敦煌藏文文献同时代的珍贵文献。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和和田地区民间，也发现了南北朝至唐代的多语种文书，对研究该地区政治、经济制度和民族交流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国家图书馆先后收集到4批500多件和田文书，涉及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梵文、汉文等文种。段晴对其中非汉语文书进行了初步研究，关于于阗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等文献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震动。荣新江及其弟子对于阗文－汉文木简和于阗镇守军勘印历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季羡林在世时，对这批文献的收集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是对过去发现的新疆历史文献的一个补充。这些文献揭示了新疆各民族和汉族的交往和融合，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 
三是要关注融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典籍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孤立形成的，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如此，目前西藏自治区还保存了数百夹五至十四世纪的印度梵文典籍，是研究印中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季羡林主张要了解和研究佛教，最少应懂梵文。他特别推崇玄奘那样的伟大学者，认为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之所以永盛不衰，就是因为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能注入新鲜血液。他还认为，我国的佛教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探讨“佛教中国化”论题时，应特别关注印度原始佛典的研究，也要关注古代新疆地区“西域三十六国”用“胡语”翻译佛典的问题。古代新疆地区是各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国家图书馆和田文书中还有一件《希伯来文犹太波斯语书信》，是犹太商人在新疆经商时用希伯来文拼写波斯语的信件，反映了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状况，很有意义。唐代宫廷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唐高祖把佛教引入国学，与儒、道并为讲授内容。清高宗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也把西学东渐的产物欧几里得《几何学》译作等作为经典收录。我们今天在谈古籍保护时，应该关注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典籍，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承更加全面。撒拉族阿拉伯文《古兰经》入选《中华珍贵古籍名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四是要重视“大国学”的宣传，这对正确的中华古籍保护理念在民众中的传播非常重要。图书馆界应该联合组织“文化使者”大讲堂，通过系统宣传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的特点，介绍其内在关联和交流历史，探索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立。 
中华古籍保护不是简单的保存和利用问题，而是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应通过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视野，重构新时代的国学，造就更加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化，探索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