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红学
红学概述
内容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为对《红楼梦》的文本和作者的研究和考证。由来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其中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
红学一词，开始出现的时候，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据中国清代晚期李放《八旗画录》注记载：“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 据均耀《慈竹居零墨》记载，清末有个叫朱昌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有人问他“治何经”，他对人家说，他所治的“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原来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个“红”字。这个小故事流传开来，不久“红学”一词就约成定俗，成为研究《红楼梦》这门学问的名称。发展红学的出现几乎与《红楼梦》的出现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红楼梦》尚未完成，红学就出现了。脂砚斋所作的评语，就是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所作的。脂评牵涉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是标准的而且十分可贵的红学资料。 
脂批的作者脂砚斋等人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家。所以，自《红楼梦》诞生的那一天起，红学的研究就开始了。
由于爱好者、研究者众多，红学其“热闹”程度大有超过甲骨学、敦煌学之势。光绪年间，北京士大夫阶层就以研究《红楼梦》为“红学”。民国初年，“红学”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蔡元培、王梦阮等学者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系统  红学的研究。五四以后，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把红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此，人们把五四以前的红学称着“旧红学派”，而把胡适、俞平伯所倡导的红学叫做“新红学派”。
红学的概念本来是很清楚的，一般认为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人物的研究；对《红楼梦》作者生平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红楼梦》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然而，周汝昌先生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
红学分支
曹学把红楼梦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的最早是索隐派，索隐派把红楼梦看为“明珠家事”的隐写，虽然在研究对象上犯了错误，但客观上开了把文学和历史原型结合的先河。
到了胡适的时候，提出了自叙说，首先把红楼梦和曹家在康雍乾的历史结合。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是采取当时的最新成果，就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一种带有自传性的作品。鲁迅先生是这么说的，“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红楼梦》的特点是八个字，“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写实写到力透纸背的程度，本来写实好像是最不新鲜的，虚构、想像是最新鲜的，因为他以最大力度来写实，写得非常之好，“转成新鲜”，反而赛过那些纯虚构的、纯幻想的作品。这是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于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分支——曹学，通过研究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来了解《红楼梦》。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和《曹雪芹（小）传》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伟大的突破，和总结。开辟了曹学新时代。版本学因为红楼梦版本繁多，而且流传过程十分复杂，携带了大量版本问题，这些版本问题一方面造成了读者阅读上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又是记录了作者修改痕迹和版本流传信息等珍贵资料，并且由于早期的《红楼梦》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的，所以研究版本学问题不仅是纠正版本出现的问题，也是研究红楼梦的流传情况，改版情况，乃至主题思想等进行研究。探佚学但凡探佚，首先都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红楼梦并不完整。正是因为不完整，所以才需要探佚，探佚就是探寻丢失的部分，探佚学是由周汝昌提出的，他指出探佚是研究红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如果不探佚，很多研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探佚的重要性，所以探佚应该结合历史事实，和文本，进行科学的探究。脂学脂学，就是以脂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脂批，又称脂评，是目前学者公认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最早的评点。脂批有广义和狭义的脂批，广义的脂批是指以脂砚斋、畸笏叟（有的说法认为他们俩是一个人）和梅溪等诸公的批语，狭义的脂批是脂砚斋的批语。这些批语和红楼梦正文一样重要，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信息。
流派代表
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等。以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又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旧红学旧红学，指的是五四时期以前，有关《红楼梦》的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旧红学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纳兰成德家事说”、“排满说”，“宫闱秘事”，“自传说”、“随园说”、“色空”“梦幻”说、“刺和珅说”等。 
评点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高鹗续补的120回本《红楼梦》进行评点。
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至今仍不断有这一类的著作问世。
此外，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文学特色、思想意义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新红学  胡适与红学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胡适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胡适虽然遭受批判，但这些观点却普遍被人接受。近几年来，随着红学的深入发展，新红学的基本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而屡遭批判的索隐派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特别是红学泰斗周汝昌提出《红楼梦》与周易理论的关系，指出作者以拟人手法对周易理论进行了阐释的可能性，如以十二个女子代表十二地支轮回的手法，将有可能成为今后红学研究的关键所在。
考证派则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重要著作繁多，除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外，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等。
旧红派别
评点派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后来竟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代表人物：最早学金圣叹评点《红楼构》的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评点派大为活跃，书商大量出版经过“批评”“批点”“新评”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的批评，太平闲人的“读法”，读花人的“论赞”和“回答”。 
脂砚斋是《石头记》最早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 
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王雪香抓住《红楼梦》的纲领即是“色空”，关键是“真假”，这也是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方法。王雪香评《红楼梦》的总论是：“《红楼梦》一书全是梦境，余又从批之，真是梦中说梦，更属荒唐，钛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人物，何处非梦？何人非梦？如余梦之人，梦中说梦，亦无不可”。 可见，王雪香承袭了脂批的色空论而来，不仅抒整个《红楼梦》的人和物，而且把整个人生归结为一个字——“梦”。 
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又号“妙复轩”。太平闲人把巨著《红楼梦》和低级庸俗、露骨性描写的《金瓶梅》看成是一路货色，而且“较《金瓶梅》尤造孽”，这完完全全曲解了《红楼梦》！ 太平闲人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三十万字的评论，归根到底把《红楼梦》看成是“盗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是暗《金瓶梅》。他还列出种种荒谬论据论证《红楼梦》是宣传儒理易道。 
姚燮，字梅伯，一字复庄，号“大某山民”，著有《读红楼梦纲领》。他的评点有总评和分评。《总评》中论及小说全书主题时有一条说： “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轻，此为全书纲领”。 “秦”“情”“轻”“倾”用谐音唱出《红楼梦》之纲领，实为浅薄，不足深论！索隐派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环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代表人物：周春，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1729-1815）。乾隆59年（1794），周春撰就至今见笔墨的第一部“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周春认为《红楼梦》“叙金陵张候家事也  红学通史”。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等。 
王梦阮、沈瓶庵，“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出自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一书。 沈王二氏在该书中认为宝玉即是清世祖。清世祖是满清贵族举兵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相传为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 
南社作家苏曼珠（1814-1918）在《新小说》上撰文说《红楼梦》是“种族小说”，系愤懑人之作，“不能专以情书目之”。这就是他提出的“排满说”。
蔡元培（1868-1940）在1917年9月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状况。”题咏派题咏派和评点派、索隐派一样，也是旧红学的主要派别。题咏派“都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概要而言之，无非画饼充饥，借酒浇愁”（茅盾《关于曹雪芹》）。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渗透着佛家的“色空”观念和“梦幻”思想；有的抓信书中的“风月繁华”和“爱情故事”大肆渲染所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的一种思绪，有的同情宝黛钗，因未能给宝黛钗指出一条光明之出路，抒发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概！ 
代表人物：乾隆时代的叶崇仑的《红楼梦题词》便是一个代表作：“即色即空，幻境荒唐人不识。情天恨海，黄土朱颜尽可怜。韶华难驻，几个聪明能觉悟？曲度云屏，多少红楼梦未醒！” 
题咏派中有一位名唤明（1771-1831）的人在其《金陵十二钗咏》中，给宝黛钗指明了一条“出路”： 冷香错拟似环肥，梦主荒唐惹是非。 不为檀郎留佩玉，只怜贫女失罗衣。 残春恨在莺儿老，暮雨愁深燕子飞。 若向红楼觅佳偶，薛君才合配咏妃。 诗末自注云：”蘅芜君（宝钗）配潇湘妃子（黛玉）才是一对好姻缘，读《红楼梦》者未知之也。”无派别旧红学家中，王国维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的重要人物。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
新红派别
考证派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带来了新鲜空气，人们从此司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 
自称具有“历史癖”和“考证癖”的胡适，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得到关于作者的六条结论，胡适的结论之结论即第6条：《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人称胡适的学说为“自传说”。 
现在，《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妇孺皆知。但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在乾隆50年（1758年）前后至今，顾虑在着种种争议，归纳起来至少有四种说法（略）。自从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直到现在，很少人再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异议。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红楼梦》作者。胡适的这一功绩是不容否认的。
四十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继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辩》之后出现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红学专著。这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指导《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评论派三十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如李辰冬《红楼梦研究》（1934，巴黎出版法文本）。作者认为曹雪芹的“人生观”是“达观的”“出世的”，其著的目的就是在于抒发“人生不过一场梦”的感概。《红楼梦》的社会由世家、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组合而成，但是“它们绝不含任何阶级斗争现象”，书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人格”，不存在“好人”“坏人”的对立。 
四十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代表作有太愚（即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收文十篇，1948）、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1945）、阿印的《林黛玉的悲剧》（收文7篇）、高语罕的《红楼梦宝藏》（共6讲）。张天翼通过分析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分析了曹雪芹思想、创作时的复杂心情。太愚则十分注重人物心理状态以性格特点的分析。
五十年代，李希凡等两个小人物，再次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至文革逐步形成了《红楼梦》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
发展时期
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随《红楼梦》的写作和流传而产生，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两百多年间红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大致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以前，称为“旧红学”时期；从1921年“新红学”的出现到1954年为“新红学”时期；从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为“当代红学”时期。旧红学时期旧红学时期中，有的是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诗歌和纪闻，有的是各种版本上的批注和评论，有的是研究《红楼梦》的专书和专文。总体成就不高，但如敦敏、敦诚等人的诗歌和脂砚斋的某些评点对于了解曹雪芹及其创作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是从《红楼梦》本身阐述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尽管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研究的角度是可取的。最没有价值的是索隐派的专著，其代表著作有署名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谈》、署名悟真道人的《红楼梦索隐》、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以及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等。新红学时期新红学时期的评著，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索隐派的著作，如1925阚铎《红楼梦抉微》、1927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1934年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等，这是第一个研究时期索隐派的继续和恶性发展。但由于新红学的声势很大，故索隐派著作的影响日益缩小。第二类是考证性质的著作，如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和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和1952年《红楼梦研究》、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其中以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最早、影响最大，它们的成绩在于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考证，对“旧红学”的谬误进行过一些批判，但在考证研究中散布了唯心主义思想观点和实用主义烦琐考证的治学方法，成了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的主要对象。第三类是评论性质的著作，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及其它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成就的著作。当代红学时期当代红学时期，从1954年《文史哲》9月号发表李希凡、蓝翎二人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开始，对俞平伯二书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直至现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支持了李、蓝两个“小人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斗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论红楼梦》、周汝昌《曹雪芹》、冯其庸《梦边集》、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绵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周中明《红楼梦语言艺术》、舒芜《说梦录》、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王朝闻《论凤姐》、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等等。如想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研究史的情况可阅读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和《续稿》以及韩进廉《红学史稿》。
当代红学回顾
“文革”以后的红学研究横向上大体可分为“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文献研究又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版本研究三类；文本研究则分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两支。从时序上纵向排列，“文革”以后的红学可划为三段：1976~1979年、1980~1986年、1987至今。76~79年的红学研究1976~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红学研究的不少文章虽还没有跳出“文革”中形成的老套路，但随着一场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 
在文献研究方面，考证派继续了对《红楼梦》作者及成书状况的研究。如1979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另有戴不凡于1979年在《北方论丛》《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秦可卿晚死考》等文，提出作者乃“石兄”曹俯，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修改、整理者。之后，反驳戴文的文章有近30篇。版本学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1977年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在台湾出版，1978年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是第一部红学版本考证的专著。该书通过对庚辰本和己卯本之间关系的详尽分析和比勘，认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是曹雪芹去世前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一个版本，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珍贵抄本。庚辰本自胡适发现后，一直未获重视，冯其庸的详实考核才使人们对其版本学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文本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极意义。80~86年的红学研究这一时期是红学研究的辉煌繁盛时期，真正就《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研究形式和效果与以往大大不同，西方文艺理论也被引入红学研究中，给红学研究带来许多新视角。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在大陆已基本消失，港台有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年)等，但均未成气候。这一时期的考证派却极其活跃，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曹学的考证尤其繁盛，对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生卒年、故居、曹家遗迹、抄家原因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年)，在对1963年公开的《辽东曹氏宗谱》研究基础上，对曹家成员状况、从官历史等做出了考证，认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而非河北丰润；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1980年)通过对脂批的重新标点分段，推论曹雪芹之卒年为乾隆甲申(1764)年春天，有别于传统研究者所支持的“壬午”卒年及“癸未”卒年两说；另外还有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等著作。除曹学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十分活跃，大体理出版本源流的一些情况。如己卯本和庚辰本同出于己卯庚辰本；王府本与戚沪本、戚宁本属同一支；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属年份最早的版本。港台方面有王三庆专著《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早期存在状况及这部小说的传抄转录过程，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曹学、版本学的盛况相比，脂学和探佚学方面也有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1981年)。 
随着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呈现兴盛繁荣的态势。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的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方法来阐释《红楼梦》，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对于“红学”含义的争论起于1980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他认为红学的范畴应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这部小说写的是谁家的事，即“本事”，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质疑。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对于红学学科范畴的反思有利于红学研究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对《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层层深入地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等等。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 
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冲突，而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因此，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在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此外，在翻译、出版方面，1981年由李治华、雅歌·阿雷札艺思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出版；另有蒙文、维吾尔文、斯洛伐克文等译本问世。1987年以来的红学研究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红学自上世纪20年代胡、蔡论战之后，便日渐寥落，上世纪50年代后在大陆已基本消失。但随着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的《红楼解梦》的出版，索隐派红学在大陆再起波澜。《红楼解梦》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清朝佚史，是曹雪芹怀念恋人之作。《红楼解梦》在总体理论构架上流于索隐派的主观臆度，而缺乏正史资料的支持；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出版，作者提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之说，索隐出秦可卿故事乃影射清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从2005年起，刘心武又连续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但其考证部分重复周汝昌的观点，其文本分析则重复王志武《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的观点。索隐派红学以其离奇的故事性、传奇性，满足了多数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趣味，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受经济利益和消费性的促使，方法上又流于玄虚的红学研究，并不值得提倡。 
考证派红学亦出现不少异说新论。如1994年欧阳健的《红楼新辨》经过对版本的再梳理，指出20世纪发现的所有脂评本皆系伪造，唯独程甲本乃《红楼梦》真本；至2003年出版《还原脂砚斋》，形成了红学辩伪派考证体系。曲沐的《红楼梦会真录》也是辩伪派观点。1995年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则认为《红楼梦》中暗伏伏羲画卦结构，《红楼梦》有两种，一是故事红楼梦，一是结构红楼梦，曹雪芹的小说是一部对称结构艺术的著作；还有“二书合成说”，认为《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本书拼合而成；另有一部分人则从开发本地经济效益出发，对曹雪芹的祖籍提出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以上种种可见，红学考证越来越走入趣味化，其中的“祖籍考证”则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许多考证文章不仅仅远离红学，而且对了解作品并无积极意义。 
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 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考中，出现了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在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方面，研究方法显示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如1998年王彬的《红楼梦叙事》，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于红学研究上；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科技成果也被引入红学研究，如利用计算机的统计功能来考察《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等。
红学名人
新红学家有很多，以下几个是比较有名的。
胡适（1891～1962）是一位具有很多开创性建树、起了划时代作用的重要人物。在“新红学”领域，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胡适在红学史上开新纪元的成就主要有：把红学纳入了学术轨道，开创“曹学”、“版本学”、最早重视和研究脂批本，他对《红楼梦》续书的研究，至今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胡适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淋漓尽致的发挥了“新典范”的作用。《胡适与红学》是作者在尽可能充分、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胡适的上述诸创获进行全面、系统解读的新尝试，力图对胡适在百年红学上的开创性贡献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周汝昌，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  周汝昌言。周汝昌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曾就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院。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首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丰富详备的内容以及开创意义在红学史上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评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其历经五十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
专著：《红楼梦新证》《曹雪芹》《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历程》 《曹雪芹新传》 《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真本》《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风流文采第一人》《红楼十二层》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  张爱玲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于美国洛杉矶逝世。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张爱玲主要红学研究成果： 
1977年8月由台北皇冠杂志社印行她的著作《红楼梦魇》。全书共由7篇专文构成，卷首是“自序”。题目是：《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初详红楼梦——论全抄本》《二详红楼梦——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三详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四详红楼梦——改写与遗稿》《五详红楼梦——旧时真本》。这7篇文章以版本研究为主要内容，显现出一位作家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和研究的独特的“视角”。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过中学教  刘心武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研究：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 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百家讲坛开讲《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原定为36集，但至23集时遭致红学家干预而停播。 2006年4月12日，刘心武应纽约华美人文学会之邀抵达美国，4月16日于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次“红楼揭密”演讲。2007年7月，继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
版本问题
《红楼梦》的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仅流传八十回的脂评抄本系统；一是不知何人续写了后四十回，经程伟元、高鹗整理补缀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
脂评系统的本子，现存十个版本，其祖本都是曹雪芹生前传抄出来的，所以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原著的本来面貌；
程高系统的本子，基本上只有两种：程甲本和程乙本，它们前八十回依据的也是脂评系统的本子，但已经过了整理者较多的改动，程乙本改动尤甚。脂评抄本系统甲戌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8，13—16，25—28，共16回，分装为4册，4回一册。第一回有其它各本没有的一句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故得名。甲戌，1754年。此本有一千多条批语，被称为“脂批”。胡适原藏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上海博物馆重金购回。有上海古籍、中华书局、沈阳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己卯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回—20回，31回—40回，55回（后半），56，57，58，59回（前半），61—63，65，66，68回—70回。在31回—40回这一册的目录页上，有“己卯冬月定本”六个字，故称己卯本。己卯，1759年。现藏国家博物馆。有上海古籍、北京图书馆、沈阳出版社影印本
庚辰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78回，1—80，缺64，67回。装成8册。10回一册。后四册目录页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故名。庚辰，1760年。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人民文学、沈阳出版社影印本。
蒙府本：名石头记，发现于清代一蒙古王府，故名。120回。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戚序本（石印本，上海本，南京本）：名石头记，有戚蓼生序，故名。80回。有人民文学、上海古籍、沈阳出版社影印本。
杨本：又称“梦稿本”，120回。曾为杨继振收藏，故名。有上海古籍影印本。
舒序本：名《红楼梦》。存1-40回。有舒元炜1789年（己酉）序，故名。
列藏本：存78回，缺5，6回。没有总书名。除少数几回名红楼梦外，各回皆名石头记。现存俄罗斯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只一处它本文字皆误，而此本正确。最好一例是黛玉眉目的第二句，此本为：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与第一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可谓绝佳之对。它本皆逊色多了。此句当为雪芹原笔。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梦觉本（甲辰本）：甲辰，1784年。名《红楼梦》，有梦觉主人序。80回。有书目文献、中州古籍影印本
郑藏本：存23，24回。曾为郑振铎收藏，故名。有书目文献、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靖本：名”石头记“，原藏于扬州靖应鲲氏，故名。存78回，缺28、29回，后遗失至今未曾寻到。
卞藏本：2006年6月在上海发现。被深圳收藏家卞亦文先生购得。存33至48回。有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以上个本又称脂本，以有脂砚斋评语故。这些抄本现在都出版了影印本（上海本南京本除外）。 
这些本子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有一位论者认为，这些本子都出自曹雪芹的同一个传世稿本。诸本间的差异，是在传抄中形成的，雪芹并没有多个稿本传世。他以共同异文版本群统计表加上其它一些论据，论证了诸抄本都是配抄本），因而，版本关系的研究不能以“本”为单位，应当以“回”为单位。有时，还要深入到一回的内部。程高印本系统120回活字印刷本：
程甲本（1791）：程伟元、高鹗于1791年出版的活字印刷本。
程乙本（1792）：程伟元、高鹗于1792年出版的活字印刷本。对程甲本作了不少修改。
程甲本评点本：
《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东观阁主人（王德化）评点，1811年初版；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王希廉（护花主人）评点；
《增评补图石头记》王希廉总评，姚燮（大某山民）加评；
《妙复轩评石头记》张新之（太平闲人）评点，1881年孙桐生出初版；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三家（王希廉、姚燮、张新之）合评本；
《红楼梦》黄小田手批，底本为东观阁印本；
程乙本评点本：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陈其泰（桐花凤阁主）手批，底本为程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