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朝时期教育制度
教育理论的发展
慕各学派都强调人才的巨大政治作用。王安石把培养人才视为变法的先决条件，他说“法不能以自行”。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是一篇完整的古典人才学著作。各学派都反对国家注重科举忽视学校教育的倾向，要求整顿、改革中央官学，发展地方学校,培养人才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各个学派的见解又是不同的。范仲淹、王安石以及陈亮、叶适等是封建德才的并重论者。他们强调人才的封建德性的修养，又重视各种实际的治国、理财、将兵才能的训练，要求文武兼备，经史律令兼知。凡“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都应是学校的教学内容。从而达到加强各级封建吏治的目的。理学家、心学家则片面重视人才的封建纲常名教的道德素养，轻视各种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诸如军事、律令、农艺等知识技艺。二程、朱熹提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明天理， 灭人欲”。由于程朱理学派的教育思想更符合地主阶级的统治需要南宋末年以后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思想。但理学家对教育问题曾作过多方面的探究从而丰富了古代教育理论。教　　北宋唯物主义教育家张载继王充试图以物质性的“气” 解释人性善恶智愚差别的生理原因， 首次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把人性区分为二。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南宋理学家朱熹按照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改造并发挥了张载的人性观点，他们赋予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观念以“天理”的形式，“天理”则被认为是独立的客观实在。“天地之性”，即是“天理”在人心中的体现。“气质之性”是人禀受于“气”而形成，即人的“血气之身”，是“天命之性” 的 “安顿处”。“天命之性”是至善的；而“气质之性”的善恶， 取决于人出生时所禀气的清浊、纯驳与厚薄。先天禀气清、纯、厚的人，其“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是统一的，不仅道德完善而且睿智这便是仁且智的圣人。而在现实社会中，理学家认为天生圣人几乎不存在，凡人的“气质之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浊、驳以及偏、薄，不仅显示出智愚差别，而且一旦接触物质世界，便会萌发“人欲之私”，将“天理”遮掩，沦为道德有缺陷的人。但经过读圣贤书、修身，气质可变，愚而可智，人欲可去圣人可学而致。这种立论是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出于维护封建纲常的需要。但是，理学家从这个基本点出发，论证了人人均有接受教育的先天善质。先天禀受的气质，可以借后天的教育发生变化。这不仅突破了汉唐以来形成的“性三品”说的阶级界限，与两宋以后教育社会性的扩大趋势相适应，而且触及到人的生理禀赋的研究，是对古代教育理论的一种深化。论　　理学家强调教育目的是培养人，即具有完善的封建道德修养的人。具体的要求，反映在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为了有效地培养人，他们探讨了小学和大学的教育任务及其衔接问题。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把小学和大学（即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作为一个统一的教育过程来考虑。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向儿童灌输道德观念和训练封建道德行为习惯，而以后者为重点。大学的基本任务是“格物致知”，即“即物穷理”，使其在小学养成的道德习惯提到道德信念的高度来执守。他们批评把应在小学阶段完成的任务，留待大学去做。理学家们关于道德教育过程的见解，是带有一些辩证因素的，也是对古代道德教育理论的一种发展。 
理学家依据他们的“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的知行观点,援用并改造《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语作为大学的教学次序即教育过程。这一教学过程的基本特征是重知，但要求道德义理知识的传授、学习和道德实践有机统一。根据这个“教学次序”，理学家进而就如何读书明理，进行德性修养问题作了总结。“朱子读书法”及其“主敬”的修养论，曾在教育理论领域内统治了领域余年，为封建统治者培养顺从的臣民服务。但其中尚有不少正确的读书与修养经验的概括，涉及到注意、思维、感情、意志、操守等心理品质以及道德的自我评价等问题的论述，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中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有　　许多理学家重视小学、大学教育用书的编辑和研究，他们突破了盛行于汉唐时期的烦琐的传注经学，注重精选教材。程颢、程颐从众多的儒家经典中,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教学的基本用书。朱熹对上述四种书又重新加以注释称《四书集注》。此外，他又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和吕伯恭合编《近思录》。朱熹自述《小学》为儿童提供了“做人的样子”，是小学阶段的基本用书；《近思录》是摘编宋代理学家的言论汇编而成是一本理学的通俗读物便于青少年“得其门而入”，其特点是“要切”。《四书集注》除发挥理学家思想外，力求注释简练、遣辞精确。宋代理学家悉心编著了自童蒙教育到青年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彼此衔接的一套教学用书。宋以后，这套教学用书成为法定的学校教科书传播了封建纲常名教思想严重地禁锢了封建士人的思想；但体现在编辑思想中，诸如选材的少而精，用语的贴切、简洁等原则，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官学的发展及其演变
中央官学宋在国子监下设置教授经学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及辟雍存在时间短暂），传授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艺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辽在国子监下曾置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南京五国子学。金国和元代仿宋在国子监辖下除设立国子学外，还建置以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如女真国子学，蒙古国子学等，亦分别称国子监。其目的在于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持本民族的性格特征与传统。特点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①思想统治愈益强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育思想，到南宋末年以后，更获得正宗地位。元代开始，朱熹注的《四书集注》被御定为基本教材。
②等级限制逐步消失。宋代国子学与太学的等级限制已趋宽松。元、清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统一政权，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国家，故学校的民族界限极森严。少数民族生员在学的待遇与出仕，均优于汉族国子监生。但就同一民族的学生而言，等级限制逐步趋向消失。
③太学教学组织形式的不断发展。宋皇祐、嘉祐年间，太学中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又称“苏湖教学法”）。其特点是经义与实学并重，因材施教与学友互相切磋相结合。宋熙宁、元丰期间，推行王安石创立的“三舍法”，即在太学中分置外舍、内舍与上舍，建立了一套品德与学业兼顾、平时考查与升舍考试并重的升舍及诠选制度，试图将国家选拔人才与培养人才统一于学校。元延佑期间，继 “三舍法” 建太学六斋，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各二斋，东西相向。三等之间，始有确切的程度区分。汉人升入上两斋，蒙古及色目人进入中两斋，实行积分制。明、清因之。明国子监首创监生“历事”制度，即监生实习制度，时间1～年不等。。地方官学仍照唐制按地方行政区域建学。宋地方行政分路、州（府、军、监）及县三级，州以下设置教授儒经的学校。辽、金仿宋建有府学、州学及县学。元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特点宋的地方教育比汉、唐发达，其特点如下：如
①设立专管地方教育的行政长官。宋熙宁四年(1071)始设诸路学官。宋崇宁二年?11，诸路设提举学事司。
②国家颁置学田作为地方学校的固定经费。宋天圣元年(1023)第一次赐兖州学田。宋熙宁四年田。宋诏诸州“给田十顷赡士”。凡地方官学均有相应的定额学田，田租收支由学校经理。
③注意发展地方科技教育和武学教育。两宋继唐在地方设立医学。
⑤形成了较完善的学校管理制度。宋以后分别建立了府、州、县、社各类学校的建制与廪养制度（规定教官名称、职责以及学生人数和待遇），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奖惩制度，以及向中央国子监输送监生的贡士制度等，颇为详备（见中国古代地方官学）。 
总之，中国封建后期官学，就建制而言，从中央到地方,堪称完备。但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视各个朝代各个皇帝的政治统治力量强弱而转移。而地方官学的兴衰，则更与州、县守令对待教育的态度直接相关。宋熙宁、元丰时期，明洪武、永乐时期，太学、国子监颇具特色。北宋胡瑗受聘苏州、湖州府教授，所创造的“苏湖教学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尤为著名。一般说，历代多数帝王热衷于科举取士，而忽视培养人才的学校，尤其在每一朝代后期，学校徒有形式，仅为生员取得应科举考试的一种资格而已。宋以后，怎样处理科举取才与学校育才的关系，一直是封建政论家和教育家所争论的重要课题。
书院的建立与发展
书院名称始于唐代，原为藏书与修书之所。南唐升元四年 (940)建立的庐山白鹿洞国庠，是含有教育性质的书院之始。北宋初年，著名书院有四：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与岳麓书院（据《文献通考学校考》）。南宋书院兴盛，著名的亦有四：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与象山书院。四大书院或是私人设置，或是地方郡守修建，均不纳于官学系统之中，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心学家讲学的地方，是每一学派的学术基地。南宋书院重开自由讲学之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明显区别于官学。于　　宋代书院的教学 学生入官学要受籍贯限制，而书院没有这一约束，学生可以越出本籍自由择师，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颇多弟子负笈辗转千里求师的佳话。书院允许学生中途转换教师。师德高尚的教师还主动向弟子推荐比自己高明的教师。师生感情甚笃。书院教育重在陶冶人的品格。四大书院是以理学家及心学家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他们一致反对以追逐科举及第为直接目标的学校教育和社会风气，强调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培养人的封建德性。大师以“人师”自律，弟子以“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醇儒”自策。书院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而以自学为基础。书院提供充分的书籍条件。教师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读书和研究学问方法的指导。四大书院的大师都对读书方法作过总结，而尤以“朱熹读书法”最著名。教师指导主要采用答疑方式。宋代问世的“语录”，多半是师生之间质疑或解答问题的记录，是研究各个学派思想的重要资料。间亦讲学，事先均备有“讲义”。书院倡导学生、师生、师友之间开展学术争辩，学术上的争论并不影响彼此情谊。各书院均拟有《学规》。《学规》中详细阐明该书院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以及学习方法等等，是研究书院的基本资料。其中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影响最大。涞　　书院与官学的根本不同之点，即在自由讲学。自由讲学为封建专制主义所不容。南宋以后书院的兴废，直接受当时政治形势所左右。
蒙学的发展
概况宋官学系统中都曾置有小学或社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但官立小学，兴废无常，实际上承担教育儿童的教育组织，则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学塾在明清时期遍及城乡。其种类有：坐馆或教馆（地主士绅豪富聘请教师在家进行教学）；家塾或私塾（教师在自己住所设学教学）；义学或义塾（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的小学，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学习，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在明、清这一时期的学塾，与前一时期封建社会的小学相比，已较定型。影响在童蒙教育中,宋代理学家关于小学教育的主张发生着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有关儿童道德教育的著作甚多，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袁采的《袁氏世范》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凡著名教育家大都研究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意义蒙学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程式。学塾中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以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而每一方面的教学,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这阶段儿童主要用力在跟读、熟读和背诵。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讲书，着重阐述书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伦理原则。习字的次序，则是先由教师把着手写而后描红再进入临帖书写。作文之先，必练习作对。学塾中实行个别指导，教学进度视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异。一般说，都遵循由易及难的原则，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铺垫基础。教学中尤重视温故，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指导学生复习旧课和新课。托
蒙学的发展使蒙学课本渐趋向多样化与系统化。宋代著名的大学问家、教育家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亲自编著童蒙教学用书。嗣后，随着学塾的发展，童蒙课本种类愈益增多。计有：儿童道德教育读本，如《童蒙须知》、《小学》等。识字课本，继《千字文》有《性理字训》、《百家姓》、《三字经》以及各种实用杂字。约在南宋末（13世纪）已出现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经学课本，有朱熹注《四书集注》等。文学读本，有《千家诗》、《神童诗》、《唐宋八大家文》、《古文观止》等。史学课本，有各种形式的《蒙求》。习字课本，有描红本及名家字帖。由于学塾中教学用书的配套体系化，因而积累了编写童蒙读物的丰富经验，这在当代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定
中国古代中央官学
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学校系统。一般说，封建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实际上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它就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中央官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主要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学　　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上　　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代太学为了培育“贤士”、“英俊”,“数考问以尽其材”。汉初定“岁试”“一岁辄课”定后实行二岁一试(之制。考试方法有口试、,策试、（“特重章句师法”）和“设科射策”（“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此法近似现代的抽签命题、自行解答的考试方法。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规定录取名额和授官的名义。桓帝永寿二年永寿二更定课试之法，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⑷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贫具有积极的意义。两千年前的汉初贤就创造出太学课试的经验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以后唐朝中央官学的旬试 、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八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研究学术。特别是在太学生日益众多的汉朝更是如此。汉代太学生由50人发展到展万余人，但博士甚少。教学除了采取大班上课形式“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之外，还特别强调自修引导学生在课余自由研究探讨学术。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正是当时太学自由修业、探究学术的生动写照。以后历代太学、国子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啻　　中国古代的专科学校 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见中国古代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两种专门研究神学、玄学的唐代咒禁学、崇玄学，是属于特殊的专科学校。咒禁学习“除妖术”，以咒禁驱邪，迷信神仙方士。此类荒诞邪说，过去为私人宣讲，唐朝政府正式设科教学，并设博士一人，教授生徒。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玄学。因为唐代皇家姓李氏，自附会老子李耳之后，认李耳为始祖，因而对老子的玄学特别推崇。高宗仪凤三年，诏定老子的《道德经》为上经，令天下贡举人皆须兼通。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诏立崇玄学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专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天宝二年，改崇玄学为崇贤馆，博士升为学士，助教升为直学士。
中国古代的贵族学校 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庖　　宋朝的宗学是专为皇族子孙开设的贵族学校。此学在宋初由诸王附设在王宫里面，属私立性质，由王室聘请儒师教8～?4岁的皇族儿童。每日诵习童个生字。宋徽宗崇宁三年，分别在南京、西京设立两敦宗院，置大小学教授人，专教皇族子弟，称为“宗学”，并改私立为公立。大观三年，在宗学毕业的生徒共有的人。皇帝对这些毕业生甚为优待，特许不经考试，便可赐第授官。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又于临安设立宗学，专教南宫北宅之子孙，后来隶属于宗正寺，规定生徒百名，其中大学生笱名，小学生名，职事各赂名。置博士、学谕掌管教务。同宗学情形相似的诸王宫学、内小学，也是贵胄子弟学校。
此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范围内。
中国古代中央官学的特点 ①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一般来说，只有地主阶级子弟才能入中央官学读书。国子监生的身份资格要比太学生的身份资格高一些。胄子、“贵游子弟”才有资格入国子监就读，而一般中小地主的子弟只能在太学读书。这种统治阶级内部入学对象上“殊其士庶，异其贵贱”的等级差异，正是地主阶级士庶两个阶层政治经济斗争在教育上的反映，说明了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的等级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而历代贵族学校的开设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中央官学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各种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封建朝廷办太学，是为了培养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贤士”、“英俊”，进而教化于民，以维护封建统治。他们置国子监的目的，是为了把国子生徒培养成为能“安邦定国”的“文武之才”和封建皇帝的“忠臣清官”。③封建朝廷设置了专门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辖中央官学。如唐、宋、元、明、清各朝均设国子监和国子祭酒这些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理太学、国子学、部分贵族学校及部分专科学校；唐宋分设太医署（局）管理医学；宋设太史局、翰林书艺局、翰林图画局分别管辖算学、书学及画学。④中央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一般以五经、“四书”为主要教材。⑤中央官学的学校制度比较完备,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但以太学、国子监以及其他高等学府、各种专科学校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他们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承继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促进中国与亚欧诸国文化交流、加强古代中国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也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专科学校
概况宋初依唐制置律学博士，掌授法律。神宗时锐意改革旧制。有鉴于当官的没学过法，典狱者未习过狱，所习非所学之积弊，十分重视培养有法律知识和执法能力的人才，于熙宁六年(1073)下诏在国子监设律学。置教授 4人，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各处一斋。举人得命官 2人保任，先入学听读，而后补试，入学考试分断案、律令两类，习断案的，试案一道，每道叙列刑名五事或七事；习律令的，试大义五道。学生在校学习断案、律令、古今刑书和新颁条令。凡朝廷所颁条令，刑部立即送学。每月公试1次，私试3次，略如补试法。学生毕业后，经过新科明法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医学中国古代培养医药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南北朝时，南宋元嘉二十年味十氖忌枰窖А1蔽菏鄙杼讲┦拷淌诘茏樱逖匚褐疲扑瘟酱蠹臃⒄梗晌泄窖Х⒄沟亩κ⑹逼凇L拼笔粲谥醒胩绞鸬某醒胍患兜囊窖猓褂械胤降母⒅菀窖В纬纱又醒氲降胤揭惶淄暾囊窖Ы逃低场
中央医学内部有明确的学科，即医、针、按摩和咒禁四科。医科又详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拔火罐等疗法）五科。设博士1人医学助教人医师1人，学生生人。以《本草》、《甲乙经》、《脉经》为基本学习内容。体疗科学习堵年；疮肿科与少小科学习年耳目口齿科与角法科学习年。针科设博士人助教人，针师师人，学生生人。学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神针》等，使学生掌握人体经脉孔穴之道，辨别浮沉涩滑之候，以针灸手术治疗疾病。当时针的种类已经很多有镵针、圆针、握搿⒎嬲搿十胝搿⒃怖搿⒑琳搿⒊ふ搿⑽恼氲取0茨粕璨┦咳税茨κθ耍5专门研究人体内部各种疾病。学习消息导引之法，治疗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及损伤折跌等病，此外也兼习骨科。咒禁科设博士人咒禁师科人，学生生人，学习使用咒禁迷信手段，驱逐邪恶病痛。学生膳食均由学校供给。考试制度极为严格，每月终由本科博士考，每季由太医令丞考，每年终由太常丞总试。学习期满并通过毕业考试的学生，待遇与国子监所辖学生相同。此外，还有兽医学，附设于太仆寺，教授治疗牲畜疾病的知识和技术，考试合格者，补为兽医。药学与药园设在一处，教学生识别各种药物，掌握药材的种植、收采、贮存、制造等技术，教学与劳动相结合。　　宋代医学设置较早，中间变化很多。宋初隶太常寺，神宗时改隶提举判局，徽宗崇宁年间(1102～?106归入国子监，大观四年四年(1并入太医局。南宋孝宗时，废太医局留医学科，光宗时又恢复太医局。宋代医学分方脉科、针科、疡科三科目。细分为大方脉（内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风科、疮肿兼折伤科、产科、小方脉（儿科）等。教授由翰林医官、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担任。学生共啤⒋人规模比唐代有所扩大。学习内容方脉科教材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论》、《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此外各科另加该科的专著如大方脉加学《伤寒论》等。针、疡两科去《脉经》，增三部针灸经。宋时，曾修订《新修本草》；《素问》等医学名著也有新的注本和校订本，这些也是医学的学习用书。宋太宗时，编辑了《太平圣惠方》；后来据此书选编了《圣惠选方》作为教材。宋代医学为了进行直观教学，采用图解、教具，如《仲景三十六种脉法图》、“针灸铜人”等。还仿唐制，开辟药园。学生毕业考试分三场：第一场为普通考试，问三经大义五道，三科皆得受试；第二场方脉科试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针、疡二科试小经、大经各三道；第三场按各科性质，分别假定治病法三道。学生毕业后，或参加科举，或直接授职成绩最佳者成为高尚医药师，其余或任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府、州医学教授。州武学中国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最早创置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W，不久即废。神宗时王安石针对当时教育文武异事，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治人事而不知武事的弊害力主士之所学应文武并重不论其才之大小，都要学习武事。不仅把武学列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而且要严其选、高其选。熙宁五年其选。，枢密院上言请复武学。神宗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下诏建武学于武成王庙，由兵部尚书韩缜掌管学务。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学生限额限额人，入学资格有小臣、门荫子弟及庶民，学校供给食宿。学习诸家兵法、弓矢骑射等术，历代用兵成败的经验教训，前世忠义之节足以为训者等等。有愿意学习操练阵队的，量给兵伍，任其演习。学习期限Q年，期满考试及格者授与官职，不及格者留学吡年再试。1
北宋末年徽宗崇宁年间，还曾令地方诸州设置武学。主考选州贡法，仿儒学制，宣和二年(1120)罢废。稀　　南宋时期，武学为历代皇帝所重视，南渡后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重视武学，置弟子员百人。高宗赵构还提出“习兵马稍知书则不负教养”的主张。绍兴二十六年。绍兴，诏武学博士Р员，以文臣有出身或通过武举高选的人充任。并置学谕高员，由武举人担任。学生H巍人，分外舍生?人，内舍生?人，上舍生?人。越年，规定武学学例与国子监同。淳熙五年跷迥?置武学国子员。宁宗庆元五年子员。，诏诸路、州学置武士斋，选官按其武艺。宋代武学兴盛，与外敌入侵的危亡处境有关，也与其重视武举的考试制度分不开，王安石文武并重的教育思想也不无影响。算学北宋元丰七年(1084),刊“算经十书”于秘书省供学生学习。其中《孙子》、《五曹》、《缉古》、《海岛》系赵彦若校定。宋徽宗崇宁三年?11，设置算学，隶太史局。入学分命官、庶人两种。学生官、人，较唐代规模大。教学内容与唐制无多大变化。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等为本科。本科之外，还要占一小经或一大经。毕业考试及待遇，均与太学同。?
宋时期的地方官学
宋代地方行政区划为路、州（府、军、监）、县三级。每一路管辖若干州或若干府、军、监；每一州（府、军、监）各管辖若干县。州治常设，府、军、监则为特殊设置。但地方官学只有州（府、军、监）学和县学两级。宋代地方官学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开始设立,诏诸州府军监立学,学者 200人以上允许设置县学。徽宗崇宁元年(1120)撤销限制，所有州县一律置学。学生名额没有详细规定，只在崇宁三年(1104)明确：“增县学子弟员，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各学教官称教授，州学2人、县学1人。教授之选，初由本路使者选派属员或聘请地方的宿学名儒充当。熙宁六年(1073),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权力归于朝廷,由于遴选严格,至神宗元丰元年(1078)，州府学官只有53员，诸路唯大郡有设，军监未尽置。哲宗元祐元年(1086)，诏齐、庐、宿、常等州各置教授 1员，自此列郡各置教官。州县地方学校的教学内容为“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管理方面有其特点，表现在：①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置各路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每年前往各州县巡视一次，考查教师之优劣及学生的勤惰。南宋或设专员或由明文规定地方长官兼任提举学事。②实行“三舍法”。三舍法本系王安石熙宁变法改革太学的措施，决定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在一定年制及条件下，外舍生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得升入上舍。最后经过考试分别规定其出身并授以官职。哲宗元符二年(1099)通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崇宁元年(1102)规定由县学生选考升入州学，由州学生可贡入太学，每年许上舍1人，内舍2人。③划拨学田，保障经费。仁宗即位初即诏赐兖州学田。神宗熙宁四年(1071)诏诸州给田10顷以赡士。宋代地方官学发达，还表现在地方官员重视兴学,宋人文集里常有州县建学的碑记,范仲淹甚至在自家宅基地兴建苏州州学，可见地方兴学之盛。同时有若干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请建番学。此一时期开始，有邻国遣士到中国地方官学学习的记载。
中国古代书院
  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应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如：皇寮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珦与士“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苋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羁痰挠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1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宋初，朝廷大力利用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培养人才的学校。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先后严厉批评这种只取才不养人的错误作法，如同农夫只坐等收获而不事耕耘一样愚蠢,终于导致人才的枯竭。范仲淹认为，择贤固然重要，但择而不教，久则乏人，贤将不继，所以教是第一，择尚其次。主张必严科举方能得才，必敦教育方有才可得。王安石认为，科举仅以强记博诵取人，学校费了许多光阴，专门去做科举考试的预备工夫，而不教以天下国家实用之事，及第之后，所学完全无用。为了扭转社会重科举轻学校的风气，他强调要发挥学校在培养人才中的积极作用。他建议逐步使取才与养才统一于学校,即凡在中央官学学习的学生,通过了学校的考试，不必再经由科举而直接授官。把取士纳入养士之中，即把选拔人才的职能部分地赋予学校与学校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既充分发挥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又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都被因循守旧势力所挫败。
宋朝四大著名书院
一、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东面山下，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冠。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的建议，由官府捐资兴建。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室南迁后，书院于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史刘珙重建  岳麓书院。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二人主持讲学期间，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恭帝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将阿里海牙兵毁书院，元世祖运载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郡人学正刘必大才又重建。此后，数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公元1662-1720）年间，书院又有大的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书院，乾隆（公元1736--1795）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师范，1918年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迁此。1926年，工专、商专与政法专校合并，改为湖南大学。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1981-1987年按原貌分期修复。书院前厅左右两壁石刻“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为朱熹所写。二、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山谷中。此处原为唐朝人李渤、李涉兄弟的隐居处，李渤曾养一白鹿自随，人称白鹿先生。以后李渤为江州刺史，在隐居旧址创建台榭，号为白鹿洞。至南唐时这里建为“庐山国学”，北宋初扩为书院，与嵩阳、石鼓、岳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1179年，朱熹为知南康军等事，曾在此主持教务和讲学，并奏请赐额及御书，书院于是声名大振。以后，陆象山、王阳明等人都曾在此讲学。三、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城北3公里峻极峰下，因坐落于嵩山之阳，故名。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隋大业年间(605～618)更名为嵩阳观。唐弘道元年(683)春、冬，高宗两访潘师正，以嵩阳观为行宫。五代后唐清泰元年至三年(934～936)进士庞士曾在嵩阳观聚德讲学，后周时改名太乙书院，宋至道年间(995～997)赐名“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置校官，生徒数百人。宋景佑二年(1035)赐名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拨学田百亩以供开支。名儒司马光、范仲淹、程颐、程颢等相继在此讲学，一时声名大振。金大定年间(1161～1189)书院更名承天宫，明重修后复改为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清康熙十三年(1674)知县叶封重修，清康熙十六年(1677)耿介又复兴书院并增建修补。耿介亲自执教，传经授业，成绩显著。嵩阳书院经金、元、明、清多次增补修建，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特别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2)，先后修建了先贤祠、先师殿、三贤祠、丽泽堂、藏书楼、道统祠、博约斋、三益斋，并增设场垣。四、应天书院应天书院在北宋时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山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出了不少人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俺是其中之一。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更是人才辈出，显盛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