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日新
人物经历
陈先生自幼酷爱绘画，孩时受过徐悲鸿大师的指教。陈先生古学曹霸，李公麟，进学徐悲鸿，刘勃舒，韦江凡等画马大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画马动感强，潇洒自如！作品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大奖。其作品《神州大地争奥运 东方神骏展雄风》被文化部“情系奥运”活动选入，2007年6月19日至24在中国美术馆，同年7月10日至15日在莫斯科中央美术之家展出荣获“优秀作品”；2008年2月1日，应广东省台商协会会长陈丰荣之邀，为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画了一幅国画大作。画名经与台商们商议题为：“马到成功岭，英扬好汉坡，九骏腾云起，赢来全民乐”又名《九骏图》被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收藏给予很高评价。2月8日陈丰荣会长亲自将其呈至马英九先生。《盛世奔腾》被世界文化医学联合会评为金奖；《春夏秋冬 奔马图》在首届海峡两岸书法交流中荣获金奖，并获“海峡两岸文化大使”荣誉称号；2011年荣获“世界华人爱党爱国十大艺术文化旗帜人物。
作品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历代画马》节目中做过专题介绍；北京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山东电视台做过专题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等全国性的多家报刊均发表过作品；在北京，重庆，广州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著名书法家高已明先生曾书赞其为“悲鸿画马后继有人”。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称赞其作品“画的动感好！”贾庆林主席说“奔腾的气势！”成就其业绩已入编《中国名人大典》，《当代中国书画名家大观》，《海内外中国书画精品》，《中国当代创新人才》等多部国家大型辞书。　

人物简介
  
陈日新，男，汉族，1956年出生，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江西省突出贡献人才、省卫生厅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西省高等学校首届与历届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现为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针灸康复部主任、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针灸学会会长。
发明了“开通经络灸疗术”，用艾条灸病人体表的“热敏化穴”，激发病人的经络感传现象，促进经气运行，使气至病所，从而达到高效、速效的治疗效果。正在形成“北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的格局。作为针灸学方面的专家，陈日新历时22年，针对提高灸疗疗效的“灸位”与“灸量”两个关键技术环节，在继承《内经》腧穴敏化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辨敏定位，消敏定量的热敏灸新技术，大幅度提高了艾灸治疗难治病症的疗效，改观了全国灸疗萎缩的临床现状。
成就
在灸疗研究方面有以下三大创新。
（一）系统研究了灸疗过程中产生的“热至病所”的腧穴热敏现象，采用红外成像技术首次客观显示了腧穴热敏现象。通过大样本、多中心研究数据阐明了产生腧穴热敏现象的临床规律，从而揭示了腧穴热敏态新内涵，为创立热敏灸技术奠定了科学基础；（二）创立了“探感定位，辨敏施灸”的热敏灸“辨敏定位”新技术，解决了长期以来悬灸过程中穴位如何个体化准确定位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创了悬灸治疗难治病症的体表热敏调控新途径；（三）创立了“量随人异，敏消量足”的热敏灸“消敏定量”新技术，解决了长期以来悬灸灸量如何达到个体化充足灸量的关键技术难题，为提高悬灸治疗难治病症的疗效提供了临床实用的充足灸量标准。
经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表明，应用热敏灸技术治疗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原发性痛经、慢性前列腺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慢性腰肌劳损、枕神经痛、跟痛症等病症，大幅度提高了临床疗效。
上述成果分别荣获2007年度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年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排名第一）。此项新技术已在全国27个省推广应用，分别中标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973”科研项目、江西省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江西省卫生厅、江西省教育厅等科研项目。
陈日新还出版热敏灸专著2部，发表热敏灸论文66篇，其中SCI收录论文3篇。申请专利4项。
热敏灸技术在全国推广广泛应用。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市、自治区28家三甲医院、109家二级以上医院应用热敏灸技术，一致认为热敏灸技术提高了灸疗疗效，社会效益显著。热敏灸科技成果已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重点推广的国际合作项目。2010年9月29日，在上海世博会的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执行机构——国际信息发展网馆举行了“中华热敏灸日暨中华热敏灸全球启航”仪式。 近年来，在国内外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共59篇，获得省级鉴定科研成果7项，国家与省级教学成果3项，专利1项，著作2部，国家级、部级、省级成果奖各1项，国家级荣誉奖1项。近年来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5名。

陈日新同志生平
[1]
1932年12月27日出生于河北省昌黎县。
1953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1954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
1954年9月—1956年7月在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学习；
1956年7月—1956年9月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
1956年9月—1964年10月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讲师、党总支书记；
1964年10月—1965年8月在中央美院社教工作队工作；
1965年8月—1968年5月任北京市委大学部联络员；
1970年5月—1971年初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1971年初—1972年8月北京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1973年8月—1980年9月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
1980年—1984年4月任北京师范学院函授教育处处长；
1984年4月—1985年1月任北京财贸学院党委副书记；
1985年1月—1994年4月任北京财贸学院党委书记。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之一北京财贸学院（另一个是北京经济学院），是“文革”结束后在中等专业学校基础上建立的，校址位于广安门内枣林前街68号院，占地仅有1万平米（16亩），一座教学楼，一处操场，人称：“胡同大学”。在国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师生员工走出胡同办大学，展现了“多困兴学”的精神风貌，党委书记陈日新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作风，则是这种精神风貌的典范之一。一心为公开拓创新——走出胡同办大学1984年，北京市提出建设现代化财贸学院设想，陈日新出任财贸学院党委书记。这一年，他已是五十有二，知天命之年担当此任，可谓临危受命、责任重大、使命艰巨。走马上任后，他一心为公，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全身心投入学校建设和发展，形成精诚团结、密切合作的良好风气，在改革创新中发挥坚强的领导作用。
精诚团结，密切合作。陈日新与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1984年4月23日市长办公会会议纪要：“全市几十万财贸职工，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业务素质差，亟需提高。建立一所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财贸学院，使之更好地为培养财贸战线的干部发挥作用，已是当务之急。”“‘七五’计划要作为文教方面的重点项目，切实安排好。”财贸学院的建设“规模要大一些，设计要合理，各项设施要齐全，并具有现代化水平，……争取1986年动工”。
班子成员认识到，市政府明确建设现代化水平财贸学院，为学校的今后发展指明方向，只有紧抓机遇、开拓创新、趁势而上，才能不辱使命。陈日新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主动与市有关部门沟通和协商，期望获得更多的支持，寻求建设学校的途径和方案。一段奔波忙碌，结果不遂人愿，虽有市政府会议纪要，但并没有现成的建校方案，更没有可靠的财政资金投入。
陈日新感到，坐等现成建校方案，依赖可靠的财政投入，做到1986年动工建校是不现实的。一味的“等待”，既有徘徊不前的可能，也有无限拖延的可能，更有“落空泡汤”的可能。建设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财贸学院，必须依靠全体教职员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用创新思维寻思路、找方案。当时城区出现了“退二进三”（退出二环进入三环寻求发展区域）的建设模式，受这个模式的启发，领导班子决定走“自卖自建”的道路，将枣林前街68号教学楼出卖转让，用置换的资金在三环周边选择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设想报告到市里，市领导原则同意财贸学院走“自卖自建”的发展道路。
通过一番努力，与国家税务总局达成了协议，将枣林前街68号院教学楼出让给税务总局，用置换资金4500万元（连同沉淀的利息合计5000万）征地建新校。勘验比较后，新校址选在毗邻三环路的丰台区花乡樊家村（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西校区校址），教职工十分看好这里的区位优势。实事求是，敢于直言正在蓄势待发、付之于行动时，主管部门某领导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欲将5000万元资金调走，在朝阳区定福庄选址建财贸学院。消息传到学校，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波动，一时间人心惶惶，不仅影响到正常教学，也把学校置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陈日新感到，上级和学校的共同目标是建设现代化财贸学院，在这个大前提下，有必要向上级再作陈述，虽有“冒犯上级”和“对上不尊”之嫌，但他相信只要出于公心，坦诚直率地说明在丰台区花乡樊家村建校的理由，相信领导会予以理解和支持的。
陈日新与班子成员研究后，决定从三个方面向上级禀报实情：（1）学校绝大多数教职工住家在城西地区，选择西南三环建校有利于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2）新校址及在远郊租借校舍的办学方案，已经教代会充分酝酿讨论，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教职工是投了赞成票的；（3）在丰台区花乡樊家村建新校，既符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该地区的发展前景又适合办学环境。在西南三环建校，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主客观条件，而到朝阳区定福庄建校，教职工工作难以做通不说，一时也没有即可征用的现成地块。
主管部门听了情况说明，认为学校形成出让老校址建新校区的共识，并且有稳妥可靠的征地方案，这是财贸学院走出困境的基础，经过权衡利弊，便放弃了在定福庄选址的意见。于是，批准了在花乡建校的方案，市规划、财政、建设、市政、教育等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确保在花乡樊家村建校进程。按照2000名学生规模，征用土地236.5亩，遵照“规模要大一些，设计要合理，各项设施要齐全”的要求，建设2座教学楼、2座宿舍楼、1座办公楼、1座食堂、1座阅览楼、一座锅炉房带浴池、一座水塔，共计4万多平方米。学生公寓4人1个单元室，在当时市属高校中标准领先，初步达到了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预期目标。
花乡校区地位作用凸现出来，1992年10月，北京市决定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财贸学院合并，1994年6月组建北京经济贸易大学（筹），后更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95年6月正式挂牌，学校21世纪迈上了跨越式的发展道路，花乡校区奠定的坚实基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北京财贸学院花乡校区，现为首经贸西校区两袖清风带好队伍走出胡同办大学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必须领导有力、组织有方、措施得力、计划周到。针对基建、搬迁、教学三大任务，陈日新召开党委会，明确了领导分工，提出教学是核心、基建是重点、搬迁是关键，分兵把口，各负其责，尽心竭力，同步展开，齐心协力建设财贸学院。为此，他重点抓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要求领导干部和党员在教学、基建、搬迁工作中要发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神，为学校建设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1]
抓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陈日新十分注意个人的率先垂范作用，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他首先不做，在名与利的面前做到不伸手，务必严于律己，在权与钱面前做到公私分明，务必清正廉洁。
群众把热衷经营房子、孩子、票子、位子、车子（简称：五子）且“私利满载”的干部称为“五子登科”。陈日新不效仿“五子登科”的做法，不攀比“五子登科”效果，从不经营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一子”也没“登科”，住房至今还是一般干部的标准。教职工说：陈日新没有“五子登科”，是廉洁奉公的党委书记。
个人住房不搞特殊化。陈日新现在80平米的住房，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三代同堂，上有年迈老母，下有上学的儿女，生活环境比较拥挤。按照正局级120平米或4居室的标准，学校几次想给他解决住房，被他委婉的拒绝了。他觉得学校住房积压的问题多、欠账多，很多老同志、老教授、老职工还在小平房居住，给这些同志解决住房是当务之急，自己的问题往后拖一拖比较好。他说：我这样做，并不是不需要，而是为了学校能够公平、公正的把房子分下去，既使有了矛盾纠纷，我也能超脱的做好善后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初，学校建了1万平米宿舍楼，有144套单元房，连同二次分配，近300户职工住房可以得到改善。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教职工期望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陈日新主持党委会，研究了分房方案，由教代会通过执行。虽然分房过程中，也有一些矛盾和纠纷，一些有意见的教职工感到，陈书记连要房的机会都放弃了，个人的意见算不上什么问题，矛盾一一化解了，纠纷一一缓解了。最终，没有遗留大的问题，也没有出现无休止的上访举报，分房工作划上圆满的句号。
子女择业不搞特殊化。陈日新在任期间，儿子和女儿先后毕业找工作遇到阻力和困难，亲属想让他通过关系给孩子安排工作。有同志提出“交换安置”的建议，学校为对方单位安置一个人，对方单位安置我校一个子女，这样做既不违反人事政策，又解决了子女的工作安排。陈日新对同志们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学校规定不录用教职工子女，作为书记只能执行，不能搞特殊化，更不能“变相”破这个规矩，再说，儿女在社会上闯一闯，通过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能够锻炼意志、培养能力。女儿手握图书馆、法律两个专业文凭，听了父亲的话，摆起了地摊，卖服装近5年时间，经过七撞八撞，了解了社会、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才干，日后被外资企业和保险公司聘用担任了法律顾问，经手承办的成功案例，在新闻媒体上被宣传报道。有一骨干教师要求学校安排子女工作，人事部门按规定没有录用，对此很有意见，当听说陈书记的子女也没有安排时，他说：党委书记都这样做，我心服口服了！
申报职称不搞特殊化。陈日新是1954年硕士研究生，1960年评为讲师，担任财贸学院党委书记之前曾在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市委高教部工作过。财贸学院根据他的学历、学识，比照其他高校领导有高级职称的先例，多次建议他申报高级职称，这样对他多年教育工作是个认可，对于学校打广告做宣传也增添了亮点。陈日新感到自己没有在教学第一线，挤占教师名额评高级职称，心里不踏实，一次次放弃申请高级职称的机会。业务部门认为他符合管理系列、政工系列高级职称条件，让他填写申报表，也被他谢绝了。他说，我年龄大了，让年轻同志参评，发挥作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领导干部退休前后，上级会征求原单位意见，安排一些老领导担任人大或政协工作，陈日新主政财贸学院期间，这样机会有好几次，但每次都是主动推荐其他同志做这方面工作。临退休之前，上级点名将3%奖励晋级名额给陈日新同志，这是市委对陈日新突出政绩的充分肯定。
物质利益不搞特殊化。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北京财贸学院处于爬坡阶段，教职工热切期望学校发展。陈日新感到，这个时期，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带头人，尤其在物质利益上不搞特殊化。领导的年终奖和岗位津贴“不拔头筹”，而是拿平均值。领导不插手建筑工程，不干涉基建工作的日常事务。有些建筑企业为了拿到工程，提着烟酒、拿着礼品，慕名托关系、探路子、找门路，想拿到工程项目。遇到这类事，陈日新坚决拒绝，明确告诉他们，学校不兴这一套，拉关系、走后门、送礼品行不通，要想承揽工程，应找业务主管部门，必须按程序、按规定办事。在市建委监督指导下，经过议标委员会评审，选定中建二局一公司承建新校区建设，从勘察到最后竣工验收，施工期3个年头，甲乙双方没有发生违法违纪的问题。
学校走出困境，倡导和坚持勤俭办校至关重要。陈日新与领导班子确定新校区要科学编制预算方案，执行过程中不能随意追加预算，新校区最终决算评估，没有超过5000万元资金总盘子，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学校管理坚持勤俭节约，能少花的就少花，能不花的就不花，公务活动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办公用具是五六十年代木制品，桌子、椅子、沙发、文件柜，从广安门搬到窦店，又从窦店搬到花乡樊家村，款式陈旧落后，油漆斑驳脱落，没有依此为由轻意更换淘汰。从领导到职工，从教师到学生，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度过了一个个“紧日子”。
使用公车不搞特殊化。三年建校期间，丰台花乡建校区、房山窦店办学区、宣武南线阁留守区，一校横跨三个区，用车显得比较紧张，陈日新与班子明确了公车的使用原则，优先保证领导公务用车，优先保证老教授公务用车，优先保证统战对象公务用车，校领导乘大巴班车上下班。房山窦店校区距城区40多公里，为解决教职工上下班问题，开设了6条线路班车。陈日新同教职工一样，每天步行到班车点，乘班车近百公里在城区与窦店区间奔波，风雨无阻近1000天，行程45万多公里（相当地球赤道11圈半）。经历过那段往事的同志说，领导与教职工同乘一辆大轿车，同靠一个大排座，吃着馒头，就着咸菜，喝着白开，共叙家常，共话生活，谈学校、谈教学、谈学生，气氛和谐，关系融洽，形成了干群一致、团结一致的班车文化，班车文化又延伸扩展到校园文化，校园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受陈日新及校领导作风的感染和影响，图书馆在搬迁任务最重的情况下，不讲价钱、不计报酬，近70岁的金家瑞馆长带领全馆人员，自己捆绑书刊，自己装车卸车，登高爬低码放图书，出大力、流大汗，32万册书籍从枣林前街搬到窦店，又从窦店搬到花乡新校区，保证师生读书、借阅的需要。全校上千吨的办学设备，各系、各单位不等不靠，动脑筋想办法，一车一车从城区搬到远郊，又一车一车从远郊搬回城区。1200名本科生、700多名教职工，识大体、顾大局，从四面八方乘火车、坐公交、搭长途，起早贪黑、风雨无阻地赶往窦店校区，按时按点进入课堂、教研室、图书馆、办公楼，确保教学、科研、管理的正常运转。
教师队伍、干部队伍、职工队伍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学校不仅没有萎缩，教育教学工作反而在困难中前进了一大步，专业设置不断更新，学生素质愈来愈强，教学质量明显提高，招生分数逐年攀升，生源素质全面提升，学校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年建新校的目标如期完成，各项工作如精确运行的钟表一般，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按照预定日期，1991年秋季开学时正式迁入花乡新校区。
陈日新一心为公、两袖清风，带领学校形成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丰富扎实的科学知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校风。1993年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给北京财贸学院题词：“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为首都经贸大学增添了浓抹重彩的篇章，激励着师生员工为建设国内一流财经院校而奋勇前进。
作为一名老领导，陈日新同志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致力于学校的发展建设。在担任北京财贸学院副书记和书记期间，深入实际、恪尽职守、忘我工作，亲自组织制定学校发展规划，部署安排学校改革发展战略，并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建设等各项工作。退休以后，陈日新同志仍十分关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为学校实现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献计献策，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