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徐益藩
生平
  徐益藩，字南屏，又字一帆，小名松生，1915年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城。祖父徐多绅（1854－1930），字藕卿，颇有文名，曾任江苏候补知县。其大伯父徐受孚（1886－1925），字心斋，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曾任浙江省参议员。其父徐受咸（1891－1929），字剑潭，北京大学毕业的商学士，曾任崇德县立乙种商业学校校长。著名南社诗人徐自华、徐蕴华是他父亲的堂姐妹，徐益藩称呼她们寄尘姑妈、小淑姑妈。
徐益藩从小接受良好的家教，没有富家子弟的坏习气，为人敦厚，天资很高。吴兴朱午亭和崇德孙镜岩两位老秀才先后做过他的启蒙老师，帮他夯实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1929年，徐益藩15岁，其父徐受咸病故。益藩没有兄弟，只有徐敏、徐敬两个妹妹，他成为一个豪富家庭的财产继承者。徐益藩的家在崇德横街与庙弄的转角处（现崇福镇横街140号），这座号称承志堂的老宅是益藩的祖父徐多绅从民国初年起足足化了十年时间陆续建造而成。 
徐益藩小学毕业后，就读杭州之江中学，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当时的中央大学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34个系，益藩所在的中国文学系聚集着国内一流的国学大师级人物如黄侃、吴梅、胡翔冬等，益藩入学后就参加了学生文学社团潜社。潜社成立于1926年，先后活动11年，参加达70余人，日后风云中国词坛的唐圭璋、王季思、程千帆、沈祖棻等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当年都曾先后是潜社的骨干社员。徐益藩与潜社社友、同班同学福建人梁璆建立了恋爱关系。
1937年底，日寇侵华战火逼近南京，梁璆随校西迁四川，1939年毕业后，担任四川蜀光中学教师。徐益藩则因家累未西行，他带着母亲和两个妹妹到上海租界租了住房安顿下来。益藩进入某私立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在上海大夏中学、大光中学等校任教。
1941年，徐益藩与梁璆结为夫妻，在上海法租界陕西南路186弄15号租房安家，他给小家取了个挺别致的名字叫“珏巢”。珏者，两块美玉合在一起的意思。姑妈徐小淑赋诗道贺：“一角红楼避俗氛，双栖道韫与参军。光阴蜜样休轻度，打叠温存慰细君。” 第二年，徐益藩喜得贵子，取名积竑（后改为宏）。此后八年间，家中又添徐班、徐福、徐琴三位千金。
1950年秋，徐益藩辞去上海南屏女中的教职，举家迁往南京。经友人介绍，徐益藩供职南京图书馆任编辑。梁璆则先后执教于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徐益藩患有肺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到南京后感到身心疲惫，情绪变得有些消沉。1955年末，徐益藩去北京访友，次年2月，不幸病逝于北京某招待所。梁璆因执教在身又拖带着四个子女无法脱身，全权委托北京好友代办丧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作为朋友主持为徐益藩料理了后事，骨灰存放于北京某公墓，后骨灰竟不知去向。
有关徐益藩的一些记载
徐益藩少年离家外出求学，长期生活在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其人其事故乡人反而知之不详。翻开《崇福镇志》和《桐乡县志》，没有徐益藩的传记资料；查看二十多年来陆续刊发的20多期《桐乡文史资料》，收录有数百个近现代桐乡名人的简历，也没有徐益藩的记载。笔者起初得到的关于徐益藩的信息几乎都来自外地知名人士的记载。
吴梅1936年曾为《潜社词续刊》作序，序中写道：“丙子之春，上庠诸生徐益藩等庚续潜社，余欣喜无量。既集若干次，汇而刊之，亦盍各言志也。”
陆维钊写过一阕《满江红》，词前有小序云：“瞿庵师病殁大姚，徐益藩、梁璆及诸同门遥祭海上，词以志哀。”
柳亚子1947年撰《忏慧词人复葬孤山第二碑》，其中也提到徐益藩：“忏慧词人既殁，……顷者词人犹子益藩以笺来，乞撰复葬第二碑，书此贻之，并系以铭。”
马叙伦的《石屋续渖》两次提到徐益藩：“阳湖赵惠甫先生烈文，余外祖邹蓉阁先生之友也。其《春雨巢日记》，蔚为大观，惜不得尽读，徐益藩摘录一卷，宓逸群以示余。” “余父执吴伯滔先生擅绘事，顷从徐益藩见其于聚首扇上所绘，似任伯年、胡公寿而较雅。”
徐小淑1962年在《记忏慧词人徐寄尘》一文中说：“益藩嗜古诗文，卒业中大后，从事著作，与柳先生、冒鹤亭、李拔可诸老订忘年交，不幸1956年早逝。”
郭延礼教授在《徐自华诗文集·编例》中说：“（徐自华）一九〇九年之后的诗，主要据诗人侄徐益藩先生所提供的徐诗编年目录。”
卞僧惠教授在《吕留良年谱·后记》中深情怀念尚未谋面的徐益藩：“留良籍崇德，与海盐同属嘉兴府。乃从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购得《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迨询及该馆所藏留良史料，主持人顾起潜先生廷龙见告：‘并无罕见之品，惟友人徐一帆君（崇德人），对此特有研究，兹为介绍通讯商量。’因得神交徐先生益藩。函札通问，至为融洽。方期握手盘恒，以快平生，不意鱼雁沉没，声息阒然。至一九八〇年，再赴上海图书馆，得唔顾馆长，始知一帆谢世已多年矣。不觉怆痛久之，幸于馆藏中，每见一帆踪影，一帆为不死矣。”
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程千帆教授在“文革”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抗战期间，瞿安老师流寓湘潭、桂林，我和祖棻则在长沙、重庆，一直和老师通信。老师当时的病况、生活和心情，来信都说得很清楚。可惜这些信在十年浩劫中被毁了，以致无从引证。但同门徐益藩、梁璆夫妇曾录有副本，益藩先生虽殁，梁璆夫人还健在，希望她能将这些有关瞿安老师生平的材料公布出来，如果没有遗失的话。”
《吴梅先生学术年表》记载：“1939年，56岁，应学生李一平之请至大姚县李旗屯。复龙榆生、夏承焘、徐益藩、万云骏等人书，元月21日开始写遗作，日书一二条，数日写成。3月17日下午三时逝世。” （据查证，吴梅复徐益藩的信写于3月7日。）
这些著名专家学者屡次提到徐益藩，有的还推崇备至，使笔者对这位故乡前辈文人的身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登门请教对崇德乡史颇有研究的邹蔚文先生，邹先生说：“益藩先生很有学问，只是他大部分时间生话在外地，故乡人对他反而知之不多。”
笔者通过走访或通信，设法找到了徐益藩的堂弟、表妹，找到了徐益藩当年在上海的朋友，找到了定居在江苏连云港的徐益藩的儿子，对徐益藩的身世生平和治学情况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徐益藩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徐益藩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目前已经发现他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主要有：
1、《越绝考》。刊于1937年浙江图书馆《文澜学报》第6期1—36页，该文几乎汇集了当时能见到的关于《越绝书》的所有书目及相关资料。《越绝书》，一名《越绝记》，东汉末会稽袁康所作，记吴越之事以续补《春秋》，而重点更在于越，故曰“越绝”。
2、《霜崖叙跋》。刊于1942年上海《戏曲》月刊第1卷第3辑5—38页。吴梅（霜崖）题跋一类，散见各书，不自蒐集。任中敏（二北）尝辑其曲跋为3卷（民国三十年中华书局新曲苑仿宋本），徐益藩进行补遗，又收录吴梅各种序文54篇，辑成《霜崖叙跋》，补任辑本之缺。
3、《霜崖先生年谱》。吴梅弟子庐前编，徐益藩补。刊于1942年上海《戏曲》月刊第1卷第3辑54—68页。
4、《崇德徐氏家谱》。民国三十年编，三十一年九月刊于上海。
5、《语溪徐氏三世遗诗》。民国三十年编，三十一年九月刊于上海。
6、《黄梨洲与吕晚村争澹书堂书平议》。刊于1947年9月南京《中央图书馆馆刊》第1卷第3号。
7、《孙先生〈亭林诗集〉校文后记小笺》。刊于1947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学报》第1卷第1期31—39页。
8、《〈亭林诗集〉原本提要》。刊于1947年10月浙江图书馆《图书展望》复刊第5期16—21页。本期为“孙仲容先生百岁纪念专辑”。
此外1937年春，徐益藩主持编辑《潜社词续刊》，印刷了500册，使吴梅大喜过望，大加赞赏。徐益藩还撰写过《中山狼传跋》、《天盖楼诗集跋》、《吕晚村文集跋》等学术文章。
徐益藩对桐乡文史的重要贡献
第一、他编纂了《崇德徐氏家谱》和《语溪徐氏三世遗诗》，保存了不少近代崇德的文史信息。
《崇德徐氏家谱》收罗宏富，有传系表、有墓志铭、有传记、有家训、有回忆录；《语溪徐氏三世遗诗》搜录其高祖、曾祖、祖父三世八公遗诗201首。从中可以了解晚清及民国前期一些崇德文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以窥见崇德文人与外地文人雅士的友好交往，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朱绍濂、吴待秋、沈纯常、吕在廷、杨圭章、孙镜岩、吴肖桐等崇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活动的身影。《崇德徐氏家谱》和《语溪徐氏三世遗诗》的史料价值不可小觑，对崇德乡土史而言，可补史之缺、证史之疑、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第二、徐自华的诗词得以保存和流布，徐益藩起到了关键作用。
徐自华于1935年逝世，所有诗稿由徐小淑保管。不久，日寇侵华，徐小淑收藏的其祖父的《琴言室集》、父亲的《醉经阁集》、胞姐徐自华的诗稿和自己的《双韵轩诗稿》全部毁于战乱。徐自华早期的诗曾亲手编定为《听竹楼诗稿》，幸好益藩有抄本，故不致散失。益藩对徐自华后期的诗词广为搜集，作了认真的编年，用荆川毛边纸缮写并线装成五六册。然后找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的南浔人周子美，因周子美编印过《南林丛刊》初集和续集，益藩请求周子美编《南林丛刊》第三集时把徐自华的诗词收进去。周子美收下诗稿，觉得数量过多，就交给另一位南浔旅沪的青年学子王瑜孙选录。王瑜孙遵嘱选录成《听竹楼诗钞》三卷，还写了篇序，益藩看后十分满意，赞不绝口，再去请南社耆宿吴眉孙厘订。《南林丛刊》第三集因战乱不及印行，但稿件周子美一直妥善保存着，居然还躲过了多年的战乱和“文革”劫难。1981年，周子美把《听竹楼诗稿》的抄本寄给了秋瑾研究专家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请他为其传布，言词恺切，令郭教授深为感动。于是，郭教授多方搜求充实，编校出版了《徐自华诗文集》。徐自华的诗文得以传世，全仗郭延礼、周子美鼎力而为，而究根探源，徐益藩先生功不可没。
第三、他抄录保存了徐小淑抗战时期的不少诗词稿，使之得以传世。
徐小淑原是崇德晚村小学校长，日寇战火烧到崇德前夕，徐小淑只身离开崇德，经武康赴杭州料理秋社事务，然后去诸暨南乡避难。1938年5月，她准备赴重庆投奔女儿林北丽，途中遭兵乱，改道温州至上海避难，乱中右腕跌伤骨折，生活十分拮据，幸亏得到徐益藩的照顾和资助。当时，徐小淑偶有吟咏，随作随弃，徐益藩和其妹徐敏不忍散佚，收集抄录，辑成《双燹集》，藏于匣中。20多年后，从徐益藩的遗匣中发现的《双燹集》辗转寄到徐小淑手中，徐小淑面对旧稿，已有隔世之感，不胜哀感。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徐蕴华诗文集》就是以《双燹集》之编年顺序为主框架的。可惜徐益藩自己的《璞斋词》和大量诗文稿大多散佚，未能存世。
第四、开展对乡贤吕留良史料的研究，对吕学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徐益藩是一个很看重民族气节的人，他崇拜吕留良，崇拜顾亭林（炎武），他不仅写过几篇与顾亭林有关的学术文章， 1947年还在上海发起过公祭顾亭林的活动，并撰文寄赠相契至交，钤有“行已有耻”篆文印章。
徐益藩曾利用节假日借读南浔嘉业堂，开展对乡贤吕留良史料的研究。1942年，他阅读了多种版本的吕留良诗集后，为嘉业堂万卷楼抄本《天盖楼诗集》作跋，还计划“他日决当荟诸本之善”，编定一本较完善的《吕留良诗集》，“以备吾乡之文献”。可惜限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夙愿。不过，从已发现的资料看，徐益藩为吕留良的诗集、文集写过跋，也写过吕留良事迹研究的文章，他的朋友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也称他对留良史料“特有研究”；吕学研究专家卞僧惠也说过：“（经顾廷龙介绍）因得神交徐先生益藩，函札通问，至为融洽。”可见徐益藩对吕留良确实进行过一番研究，对吕学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可惜徐益藩英年早逝，使他的吕学研究未能深入进行下去。
（本文作者：沈惠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