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史学
年鉴学派与新史学
年鉴学派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新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新叙述史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转引自《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3～34页）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
萌芽
史学的转型期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时期，或者说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新史学已经形成，方兴未艾，尚未占据上风；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已很明显，已不能适应客观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变迁的要求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但尚未丧失主流地位：正因为西方史学的这种剧变是与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分不开的，因而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趋势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后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当推法国。这或许同法国史学本身具有的一些传统有关。譬如，法国史学有长期比较重视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研究的传统，从格雷高瓦 (Gregoire de Tours,538——594)的《法兰克人史》到波丹 (Jean:Bodin,1530——1596)、伏尔泰、孟德斯鸠 (1689——1755)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国史学也有比较重视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探讨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波丹、伏尔泰的以外，还可以加上波绪埃（Bossuet,1627——1704年）、丹纳（H. A. Taine，1828——1893年）、马比戎（D. Mabillon,1632——1701年）、第勒蒙（Le Nain deTillemont，1637——1698年）、西蒙（R. Simon，1638——1732年）等人的。或许正是上述这些传统使法国史学在20世纪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更容易起到一个主导者的作用。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思想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年）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因为他于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不仅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未来的新史学范型勾勒出某一些主要特征。对传统史学的自觉的批判并非自贝尔始，力图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贝尔也不是第一人，譬如前面提到的兰普雷希特就在他之前。贝尔的功绩在于，他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新史学的主要的特征，并且在实践中为贯彻自己的主张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特征就是体现在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贝尔的历史综合思想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形成一种新的史学模式。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贝尔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他认为，史学应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结，因而有可能去综合其他学科。但这种史学绝不可能是传统史学，因为传统史学封闭、狭隘、支离破碎，这种史学只能是在和其他学科综合的过程只形成的新史学。二是贝尔所倡导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同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自然，跨学科研究本身在以后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不少的演变，然而这个思想却是贝尔首先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他把自己创办的杂志定名为“历史综合”就不是偶然的。1924年，他又在巴黎创建国际历史综合研究中心，每年组织学术讨论。1920年起，他又主编一套《人类的演进》丛书，共计100卷，从1920年到他去世的1965年共出版了65卷。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影响，培养了新人，而且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像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贝尔的一大贡献。贝尔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也应指出，由于当时还只是初始阶段，贝尔本人又不是历史学家，因而他的活动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历史综合杂志》等虽然具有跨学科的特色，但历史研究主题不够明显，因此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虽然被点了出来，但离新史学范型的真正建成还有相当的距离。《历史综合杂志》在1931年更名为《综合杂志》，从此历史研究的主题更为淡薄，对历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此外，《人类的演进》丛书虽然卷帙浩繁，但是真有特色的却为数不多。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在西方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法国以外，美国的新史学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导人是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年）。鲁滨逊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接受传统史学的训练，但同时深受当时欧洲史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回国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逐渐形成了以鲁滨逊为核心的新史学一派，他的史学观点集中见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1]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2]
鲁滨逊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3]。
鲁滨逊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隔离开。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4]鲁滨逊一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关国史学界很有地位。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由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诞生
年鉴学派的诞生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
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总体史”概念与“问题史学”如同“传统史学”是一个不严格的集合名词，它可以泛指仅在研究范型上具有共同特点而分属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史家和史著一样，“新史学”也是这样的集合名词。这不仅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派，而且内部必然会有种种差异，甚至有很大的分歧。[5]不过，总的来说，作为一种范型、一种潮流，新史学和传统史学却有根本的不同。费弗尔和布洛克在创建新史学范型的时候，就是针对传统史学的局限性的。早在1903年、西米昂在《历史综合杂志》上发表《历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一文，指出传统史学有三大偶像，即政治偶像（把政治事件研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偶像（强调研究杰出个人的活动）和编年纪事偶像（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费弗尔和布洛克继承了西米昂这一思想，认为新的史学范型，必须首先打破这三个偶像。他们摒弃突出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总体史”概念。布洛克强调指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6]这样的总体史应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但由于要反对传统史学的三大偶像、年鉴派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层次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与传统史学倡导的叙事史相反，年鉴派强调“问题史学”，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费弗尔指出，“这就是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7]总之，在20世纪30、40 年代，以费弗尔和布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年鉴派史家为突破传统史学的模式，打破其垄断地位，并创建新的史学范型作出了贡献。尽管当时传统史学还占据主导地位，并竭力阻滞新史学的发展，但新史学的发展势头已不可遏止，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影响的作品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
除了法国以外，新史学在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例如有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等。前者是运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后者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年），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开拓与影响上述新史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的耕耘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
然而，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以法国《年鉴》杂志为主要基地的西方新史学潮流，已经不仅是初露头角，而且正在迅速发展，代表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方向。
范型
开拓与创新一般认为，大约从5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史学明显地出现转折。新史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并在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这当然是就总的情况而言的。
新史学的发展是以克服传统史学的局限为目的的，因而其范型的特点与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新史学反对单纯的“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研究领域，使研究题材不断更新。战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史，战后首先在法国、美国，接着在英国、德国（西德）逐渐衰落。即使是政治史著作，和兰克时代相比，在结构和方法上也已有明显的变化。战前已露端倪的社会经济史战后迅速分化发展。例如，从社会史中分离出经济社会史、文化社会史、结构社会史等，从文化社会史中再分离出群众文化史等等。从广义的社会史中又逐渐分离出城市史、乡村史、企业史、家庭史等等。这些分化或是由于研究对象的越分越细，或是由于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交融。
另外，由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交叉分支学科，诸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生态史、历史地理学等等。这表明新史学一反传统史学与其他学科隔绝的传统，主张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广泛结合。
新史学还反对单纯的“事件史”，主张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结构的研究，重视对变动相对缓慢的历史现象和层次进行探索。
新史学同样反对叙事史学，重视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力求提高历史认识和解释的准确性。
新史学家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大量新的研究方法被创造出来，如模式比较法、回归分析法、家庭重建法、系统分析法、结构——功能方法、口述方法等等。由于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范围被极大地扩大，完全不像传统史学那样局限于官方文字资料。参考资料[1]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2]同上书，第9页。
[3]同上书，第15页。
[4]同上书，第70页。
[5]当今的年鉴派也早已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派，可以看成是一个运动、一个潮流或一种范型。“新史学”一词是年鉴派第三代勒高夫在70年代末提出的。此后，人们就常称为“年鉴派一新史学”。这里所说的“新史学”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用的。
[6]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史学而辩护》），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7]费弗尔：《为历史而战斗》，巴黎1953年，第22页，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第47——48页。
代表
法国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由于布洛克不幸于1944年被德国纳粹杀害；战后初期年鉴派的主要领导人是费弗尔。费弗尔于1947年在已黎设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第六部成为年鉴派的主要基地，培养了许多人才。1956年费弗尔逝世后，布罗代尔接任第六部主任和《年鉴》主编，他于1968年创建“人文科学中心”。1975年，第六部独立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以新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基地。
新史学派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而且广泛深入各大学和学院。例如，1949年第二代年鉴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欧洲文明讲座教授，后又于1973年让位给第三代年鉴派核心人物之一勒胡瓦拉杜里（E．Le Roy Ladurie )。该学院的中世纪史讲座也于1970年由年鉴派著名史学家杜比（G. Duby)任主讲教授。其他一些新史学家也进入了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逐渐改变了传统史学长期占据优势的局面。外省大 学、学院和研究机构的清况大致也是如此。
此外，新史学派还在许多重要的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例如，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都在国家会考委员会中主持过对教师的历史类国家会考；肖努（P: Chaunu)担任过大学咨询委员会历史部主席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类主席；莫拉泽（C. Moraze)任过人文科学中心、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和法国国际关系学院行政主管人员等。
以上情况表明，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在战后已逐步成为主流，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新史学派还通过办杂志、编辑大型系列丛书、出版大量研究著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报刊、电视、电台等），在社会上扩大影响，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观念，使史学走出纯学术的象牙塔。这不仅贯彻了新史学使历史研究更适合同时代人们需求的宗旨，而且巩固了新史学的地位。
一般认为，从战后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和第六部主任是年鉴派发展的第二阶段。如前所述，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第二代年鉴派的重要史学家还有古贝尔P. Goubert）、维拉（P. Vilar)、芒德鲁（R. Mandrou)等。作为这一阶段核心人物的布罗代尔对年鉴派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继承了费弗尔和布洛克的总体史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实践上发展了它。布罗代尔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长时段”（La longne duree)的概念，确切些说，是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简言之，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不同的事物及其运动都置于单一的时间背景中。历史时间有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第一种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这也就是长时段。在这之上的是中时段，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人口的变动等。这是社会史的时间。最后是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表现历史的不同节奏。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这种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
布罗代尔按照自己的理论于1949年发表了他闻名遐迩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67年，布罗代尔出版了他另一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1979年又出版了这部书的第二、三卷，同时重版第一卷（修订本），这两部巨著不仅奠定了布罗代尔个人在法国乃至西方史学界的地位，并且用出色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年鉴派的史学理论和范型。
随着50、60年代新史学逐渐成为主流以及于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新史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年鉴派来说，自1968年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勒高夫（J.Le Goff)、勒胡瓦拉杜里和费罗（M.、Ferro）接替布罗代尔担任《年鉴》主编从而开始年鉴派发展的第三阶段以来，年鉴派本身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其中之一是年鉴派不再像第一、第二代那样有一、两个主要的核心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纷起；表现在理论、方法、主张上也不再有统一的特征，而是五光十色，纷繁多样。年鉴派逐渐丧失其严格的学派性，更无法全面概括一切新史学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名称，用以概括已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新潮。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年鉴派的消失。“新史学”无疑是年鉴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反映年鉴派的成功和变化。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西方新史学中，除了年鉴学派以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马思主义历史学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迈出最初的步伐。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大都出自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如梅林、饶勒斯、葛兰西等人的笔下。到20世纪30年代后，一批职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涌现出来，如1938年出版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人民英国史》的莫尔顿（A. C. Morton）。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主要是在战后，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他们中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大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的。他们并不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1]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英国的影响较大；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帕尔默关于这个问题说道：“我想毫无疑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以二次大战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为开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聚集在这个团体周围，他们大多数致力于研究英国史中形形色色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2]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通过1952年他们参与创办的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而得以进一步扩大。他们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希尔（J. Hill)、希尔顿（R.Hilton)、威廉斯（R. Williams)、莫里斯（J. Maurice）、萨维尔（J. Saville)、萨缪尔（R. Samuel)、多布 (M. Dobb)等。最有影响的当推汤普森（E. P. Thompson )和霍布斯鲍姆（E·Hobsbawm)。汤普森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他对“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不能静态地、概念化地来考察阶级。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在时间中演变的关系，是一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共同具有的经历；而阶级意识是一种历史爱展，是特殊经历的产物。他还强调应在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中寻求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往往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被一些人说成是抹杀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帕尔默就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始终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作者是“在经济发展框架中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3]。汤普森本人在1993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但是，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随心所欲的。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4]。汤普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家》（1955年）、《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1971年）、《理论的贫困》（1978年）、《约定俗成》（1991年）等。
霍布斯鲍姆的主要著作有：《劳工的转折点》（1948年）、《早期农民造反》（1959年）、《工业与帝国》、（1968年）、《革命家》（1973年）、《传统的创新》（1983年）、《19世纪三部曲》（1962、1975、1987年）、《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年）等。霍布斯鲍姆不仅著作等身，而且研究领域广泛。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他和汤普森一样，对英国新社会史的创立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明确提出了“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号召，主张建立范围围广泛的“社会历史”，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霍布斯鲍姆始终认为自己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依旧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在1992年5月2日的谈话中强调“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名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仍然是研究历史的最好途径”[5]。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传统的。二战前就已产生了布吕阿（Jean Bruhat)、科尔尼（A. Cornu)、索布尔（A. 5oboul，1914——1982年）等著名学者。二战后更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伏维尔（M. Novelle）的心态史研究，布吕阿、儒日里（J. Rougerie)、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Vilar)的巴黎公社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如伏维尔还身兼两任：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年鉴学派。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有传统的，二战后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性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经济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和人口史）等是他们关注的研究课题，并相应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比西欧国家要弱。除了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福斯特（W. Foster，1881——1961年）的历史著作外， 还应提到职业历史学家丰纳（P. S. Foner)、阿普特克（H. Aptheker)等人。美国计量历史学派在西方新史学中另一位较有影响的国际性历史学派——计量历史学派（或译数量历史学派），则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总的说来，计量历史学派主要是在二战后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数量方法进入历史领域虽然始于19世纪末，但是直到20世纪中都始终没有越出算术统计的范围。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美国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史学流派——“新经济史”学派，也可叫做克莱奥学派 (Cliometricians）。狭义地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主要就是指新经济史学派；可是广义说来，稍后产生的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运用计量方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也可指上述三个学派（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统称：“新科学历史学派”或“社会科学派”。
美国计量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拉德（A.H.Conrad）、迈耶（j.r.meyer)、福格尔（R.Fogel)、恩格尔曼（S.Engerman）、戴维斯（L.E.Davis）、诺斯（D.North)、本森（L. Benson）、塞恩斯特鲁姆（S. Thernstrom)等。1957年是美国计量历史学形成中值得记载的一年。在这一年，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创始人的两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耶和康拉德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年会上作题为《经济理论——统计学推论与经济史》[6]的发言，竭力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同年，本森提出应把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列入史料范围。也在这一年，经济学家戴维斯、J·休斯、S·赖特等人，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历史数据方面获得成功。除了理论上的论证外，一系列运用计量方法的研究作品的发表更扩大了影响。这类作品很多，如被视为“新经济史”第一部代表作的康拉德和迈耶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一文（1958年），被看作“新经济史”最初的“宣言”之一的诺思的《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一书（1961年）、福格尔的呢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编的《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戴维斯等人合编的《美国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的美国史》（1972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两卷本著作《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1974年）、被视为新政治史典范的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1961年）、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中的社会流动》（1964年）等。
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发展很快。60年代末，新经济史学派已接办了很有影响的《经济史杂志》，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学派也相继创办了《社会史杂志》（1967年）、《历史方法》（1967年）、《跨学科历史杂志》（1970年）等。1975年，社会科学史协会成立。从1972年起，美国数量社会科学部设立的历史咨询委员会赞助出版《历史学数量方法研究丛书》。美国历史学会也设有历史计量资料临时委员会，专门从事数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70年代，美国的计量史学迅速发展。计量方法已列为高等学校历卑教学的内容。
美国计量史学在扩大影响、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遭到很多反对和批评。可以说，从美国的计量史学产生时起，对其功过得失，在史学界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整个60年代，就计量历史方法的应用范围和程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70年代以后，计量历史方法的热潮已逐渐降温。
让量史学在美国崛起以后，最先传播到早有数量经济史研究传统的英国和法国。60年代以来，力量方法在英国已被广泛应用。1964年成立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是英国最主要的计量史学研究机构。法国从60年代起逐渐对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作出反应，并为引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过许多年鉴派历史学家，从他们自身的范型出发，对美国新经济史的弱点也很敏感。他们更看重的是计量历史方法本身。他们运用计量方法在历史学许多领域做出了成就，还创立了系列史（histoire serielle）。肖努创建了法国第一个计量史学研究中心。
联邦德国，由于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堡垒。在那里，新史学潮流和计量方法的传入晚得多。迟至70年代中期，才使用计量历史方法。1976年在联邦德国成立了计量历史研究会。在历史学的变革方面，虽然60年代初已发生了延续10年之久的著名的“菲舍尔争论”，矛头直指保守派史学家，但这次争论终究是围绕着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与德国历史传统的联系这些具体历史问题展开的。直到70年代初，在另一场有关历史科学的作用和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的讨论中，才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其代表人物为韦勒尔（H. U. Wehler )和柯卡（J.Kocka)。1975年，该派创办了《历史与社会》杂志。参考资料[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2]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3]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页。
[4]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页。
[5]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页。
[6]载于美国《经济史杂志》1957年第4期。

基本信息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页码：315 页
·出版日期：2007年10月
·ISBN：7534747732/9787534747731
·条形码：9787534747731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西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是一个迷人又让人困惑的领域。古往今来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做是超人类的，从而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由此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外乎从哲学的与经验的两个层面展开。就前者而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cssentialize）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的史学传统里，本书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千模式来与其他史学思想传统做比较”。这是一项崇高且难以企及的目标，本辑的一些文章则以具体的材料来阐述这一理论。
目录
卷首语PREFACE
宋立宏(Song Lihong)
回顾与展望RETROSPECT AND PROSPECT
纳粹屠犹历史综述
1945年以来关于纳粹屠犹的著述和研究
救援与抵抗
“最终解决”
纳粹屠犹36条答问
纳粹屠犹研究在中国
文化视野中的大屠杀
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
纳粹屠犹之后犹太人社会心理的变化
重建民族历史与民族记忆过程中的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
宗教和纳粹屠犹
基督教神学与纳粹屠犹
纳粹屠犹中的语言和民族文化
大屠杀与现代性
论坛
文献与史料

内容简介
本书被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之一。书中汇编了作者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书中主张用综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来分析历史，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旧史学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有利于当代史学研究者利用新眼光，驾驭旧材料，不断书写当代的“新史学”。作为早期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本书对中国现代史学影响深远，并且由于其真知灼见而不断重印。
作者简介
鲁滨孙(J．H．Robinson，1863—1936)，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弗莱堡大学。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美国历史协会主办的《美国历史评论》副主编，l929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作为史学界领袖，他强调史学研究的对象要涵盖整个人类既往活动，倡导吸取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著有《欧洲史大纲》(合著)、《中古近世史》等书。
目录
序
译者导言
译者再志
一、新史学
二、历史的历史
三、历史的新同盟
四、思想史的回顾
五、普通人应读的历史
六、“罗马的灭亡”
七、一七八九年的原理
八、史学下的守旧精神

概述
  作者梁启超《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分节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内容简介
关于《中国史叙论》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基本信息
作者: 雅克·勒高夫/ 诺拉
译者: 姚蒙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1989
页数:364
丛书: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ISBN:9787532704910
内容简介
选编自《研究历史》和《新史学》。这两部书是法国史学在1970年代对自身发展所做的阶段性总结的产物。
作者简介
雅克·勒高夫，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