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每戡
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
人物简介  董每戡先生董每戡（1907—1980），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1907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潘桥乡横屿头村（今属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每戡是笔名；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6年夏，大学毕业后，立即投入进步的电影、戏剧事业。1927年春他潜赴上海，开始戏剧创作活动，作有独幕剧《频枷》等，初步显露出杰出的戏剧才华。是年，他入东京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
回国后，在沪加入“左联”和“剧联”，并在“剧联”的理论组工作，译介了一批外国电影戏剧的理论著作，曾编成《电影戏剧理论丛书》出版。在此期间，他著有几部独幕剧和多幕剧，其中《G夫人肖像》是一部针砭艺术界右翼文人的作品，深受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好评。此外，还创作了《饥饿线》、《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本。抗战爆发后，他受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影响，全身心投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在湖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效力于国防戏剧活动，在长沙受聘于“一致剧社”、任社长兼编导。作《剧人战歌》，并为剧社创作导演了《敌》。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剧专、大厦大学等校任教，并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百史》、《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西洋戏剧简史》、《中国戏剧简史》上起远古、下讫民国，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后，中国人自著的较早的戏剧通史。
建国后，曾在湖南、广东领导并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并在中山大学执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回中山大学执教；同年11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大会，并被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委；1980年2月，因积劳成疾在广州去世，终年73岁。[1]人物生平  董每戡先生文集（程千帆题签）董每戡（1907－1980）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1907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潘桥乡横屿头村（今属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每戡是笔名。少时在私塾发蒙、就学，后考入温州艺文中学。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当时著名的共产党瞿秋白、恽代英都在上海大学任教，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董每戡在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受党的指派，回温州从事革命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上级机关被破坏，来温联系的同志被逮捕。董每戡亦遭通缉，走避农村，在岷岗的深山古宅中蛰居数月。第二年前赴上海，东渡日本，进日本大学研究院专攻文学与戏剧。1929年底返国，任教于上海剧专。
三十年代初，董每戡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左翼剧联，并在剧联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他自幼爱好戏剧，自谓“八亿人中一戏迷”。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许多剧本，主要有《C夫人的肖像》、《饥饿线》、《黑暗中的人》、《典妻》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收集在《每戡戏剧集》1－5集中）。其中《C夫人的肖像》发表后，引起文化艺术界的注目，鲁迅亦加赞许，上海剧专演出时，特地前往观看，并加鼓励。抗日战争初，他参加演剧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宣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并创作不少抗日救国的剧本：《神鹰第一曲》、《保卫领空》、《孪生兄弟》、《孤岛夜曲》、《秦淮星火》等。《保卫领空》一剧曾在温州演出，轰动一时。
1943年，董每戡转入教学工作，任教于四川三台东北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夏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院校。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戏剧和戏剧史。
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年后，转到中山大学任教，并开了一门中国戏剧史课。当时，这在全国还是首开课。  董每戡先生著作他很推崇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认为这是中国戏剧史的开山之作，但限于宋元，他决心写一部纵贯古今的中国戏剧史。为此，他的涉及中国古今戏剧许多课题。这段时间，他出版了《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二书。并将分别论述戏剧的脸谱、行头、傀儡戏等九篇专论，汇集成《说剧》一书交出版社出版。并选定王实甫的《西厢记》、高则诚的《琵琶记》、汤显祖的《还魂记》、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五部古典名剧作为评论的重点，展示中国戏剧的特色和演变。
可是，1957年董每戡夫妇二人，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取消一切待遇，二人仅领生活费50元。已出版的《说剧》也不予发行。全家的生活在广州难以维持，只得于1968年迁居夫人故里长沙。生活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他深感委屈，却不沉沦。“是非黑白糊涂账，且待他年有定评”。他欣慰身边尚有“一箱论稿十箱书”。于是，振作起来，恢复他的戏剧研究，经常是废寝忘食，带病挥毫。自1959年至1965年间，写成《中国戏剧史》近60万字，《五大名剧论》50万字，增补《说剧》21专篇20万字，《李笠翁曲话论释》20万字，《明清传奇选论》30万字，增补《三国演义试论》25万字，总共二百多万字。他喜不自胜，几乎忘记自身的处境，赋诗说：“千秋大业付我曹，愿与前贤共比高，余悸余生贾余勇，春来又试解牛刀。”
料不到更大的不幸又向董每戡袭来，“文化大革命”中，他连续不断遭到批斗，多次被抄家，最使他痛心的是所有的书籍和二百多万字手稿，全部被抄。只有《说剧》和《五大名剧论》幸存，《说剧》是寄存于亲友处，《五大名剧论》埋藏在地板下，得以免遭劫难。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毁于一旦。他赋诗记其事：“一箱论稿十箱书，珍护何曾饱蠹鱼。病手推成文百万，无端野火付焚如。”他的手病颤抖多年，百万字书稿是双手推写而成的。这致命的打击，使他痛苦万分。五十元的生活费也停发，经常过着数米而炊粥难继的日子。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他自慰“困踬还能留锐气，”“多年伏枥待春回”。他又把埋在地板下的《剧论》手稿取出，却已被老鼠咬掉一半，他默默地进行修补。他又默默地回忆、记录失去了的《中国戏剧史》的章、节。困难的是，他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只得裁取废纸的空白部分粘连一起书写其上。他是这么执着。
1979年。其右派问题得到解决，他写成《喜赋四绝》，其中一绝云：“噩梦醒时天已明，荆丛斩尽见前程。自珍腕底留奇气，彩笔精描未了生。”
回到中山大学，他以全力整理幸存的手稿。《说剧》、《五大名剧论》先后相继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十一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又被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编委。返穗后，即着手重写中国戏剧史。
可是1980年春，一病卧床不起、带着未能完成《中国戏剧史》一书的遗憾，于2月13日辞世。一代学人，赍志而殁。
“韧性当师不老松，风吹雨打自从容”，这是董每戡先生身处逆境时写的两句诗，彰显了他坚毅的品格。一生坎坷，却矢志不渝，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199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董每戡文集》，收录了董先生大部分遗著精品，包括他的戏剧欣赏与创作理论、中西戏剧史专著、《〈三国演义〉试论》、未刊稿《海沫集》、文艺散评、剧本和诗词作品等。这对后学继承董先生的学术遗产，推动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剧论和剧史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人物佚事
对不起鲁迅先生的一件事情董每戡1907年6月30日生于浙江温州，1926年从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这时他已由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共。《鲁迅日记》1928年5月2日有“午后金溟若、杨每戡来”的记载，这个杨每戡就是董每戡；那是1927年“四 一二”政变之后，董每戡奉命回家乡温州重建中共党组织。不久上级机关被破坏，敌人在一个冬夜包围了他的寓所，他在邻居帮助下逃到温州深山中寺庙里躲藏数月，第二年春天逃到上海，化名杨大元，也叫杨每戡。
他的朋友金溟若从小随父亲留学日本，日语很好。当时他翻译了有岛武郎论文集《叛逆者》，无处出版。董每戡听说鲁迅最乐于指导和帮助青年，希望他能帮金溟若出版这部译稿，于是自告奋勇带着金溟若前往景云里拜访鲁迅。恰遇鲁迅外出，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言明第二天再访。第二天鲁迅果然等在家里，他听到金溟若已经翻译了有岛武郎的《叛逆者》，便说这书初出时他自己也曾经动手翻译过，后来逐渐觉得作者的文体不容易翻译，又想这部作品在中国不会有太多读者，于是没有译完便放下了。听金溟若说已经完成这项工作，他感到十分高兴。后来金的译稿经过鲁迅修改，陆续在《奔流》杂志上发表。董每戡记得其中一篇题目是《草之叶》，是评述惠特曼《草叶集》的。
鲁迅鼓励金溟若将《有岛武郎著作集》全部翻译出来。他主动和北新书局李小峰联系，由北新书局按月给金溟若送生活费。可金溟若生活稍稍安定后即抽上鸦片烟，不再译书，没有钱花，又去请鲁迅帮助。
鲁迅有所察觉，他一天问董每戡，董每戡只好据实回答。鲁迅怫然说“我不能资助他抽鸦片烟”，随后不愿再见金溟若。董每戡后来对人说：“这是我至今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鲁迅先生的一件事情。”《C夫人的肖像》轰动沪上董每戡很早就开始戏剧创作，1928年底，他东渡扶桑，进入东京日本大学文学院，专攻戏剧，一年后回国，加入中国左翼文化大同盟。1931年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与宋之的、章泯等人同组。
左联主张关注社会现实，为人生而创作，与“为艺术而艺术”派针锋相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32年董每戡创作了三幕话剧《C夫人的肖像》，此剧由上海美专剧团演出，赵丹主演、郑君里导演。《C夫人的肖像》的演出，一时曾轰动上海剧坛。赵丹因此剧一举成名，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从此开始其漫长的演艺生涯。
《C夫人的肖像》分爱恋的序曲、爱妒交响乐、新生前奏曲三幕，讲的是革命诗人的遗孀C夫人与青年画家张小石、时髦富家小姐白莉蕾之间的爱情纠葛。C夫人在杭州疗养时认识青年画家，顿生爱慕之情。C夫人到画室看画家创作，画家提议给她画一张画像。这便是剧名《C夫人的肖像》的由来。“一 二八”抗战爆发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画家毅然丢下两个争风吃醋的美丽女人，加入到抗日游行队伍中。
此剧上演后不久，董每戡听到郁达夫谈起，说鲁迅曾表示有兴趣看看这戏。他于是请郁达夫送了票去，请鲁迅看戏。鲁迅来看了，对董每戡尝试编写多幕剧作、表现国难当头时中国人的觉醒表示赞赏，使董每戡受到很大鼓励。
董每戡接着又创作了《饥饿线上》、《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进步色彩日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长沙成立一致剧社，自任社长兼编导，曾创作并导演三幕话剧《敌》。后来应田汉之邀，董每戡到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六处戏剧科工作，又曾在航空委员会神鹰剧团任编导，这期间又创作了大量话剧。他还和朋友合作自费创办《戏剧战线》月刊。披肝沥胆成右派抗战胜利以后，董每戡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国近代学者研究戏曲，发端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王氏论戏曲，只是从文体学角度以曲论曲，董每戡长期从事话剧创作及研究，熟悉西方戏剧理论，他将传统方法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在中国戏曲研究上作出创造性贡献。
1943年，董每戡应聘任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教授。1945年后历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上海大夏大学教授，还兼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1949年后任湖南大学教授，兼任省文化局戏改会副主任。1953年调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临中山大学大礼堂，召开第一次座谈会，激励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投身运动。董每戡发言时，陶铸对他说：你最近写了几首诗，说“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很好。陶铸的插话，使董每戡很感动。他在发言中对党群关系提了三点意见，即党员有“两副面孔”、“两种做法”和“两种法律”。他最后说：“高等学校是学术机构，应重学术。解放前我们兼行政职务者，名片上印：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后重视职务官衔，不重学术。这种社会风气与党对学术的看法有关，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必须扭转这种不重视学术的风气。”
正如他那首诗的后两句所言：“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董每戡自信有“嶙嶒骨”，他也相信陶铸等人能“推诚真信赖”，于是披肝沥胆，放口直言。但这一番真心表白从此使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几个月后他被打成“极右分子”，不久即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放逐生活”。十年心血毁于一旦1958年，董每戡的专著《说剧》已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精心创作的《中国戏剧发展史》也已基本脱稿，他自信今后仅凭稿费也能维持生计。据易新农教授回忆，1958年3月，中山大学处理右派分子时，董每戡一怒之下辞去教授职务，与同被划为右派的夫人胡蒂子回到湖南长沙，准备以研究和写作为生。
但董每戡未免过于天真，他被划为右派后，已经印好的《说剧》一书未能发行且被毁版，而他正在创作的《中国戏剧发展史》等书也无法再出版。董每戡到长沙后生计成了大问题，常常一贫如洗，等米下锅。据朱正回忆文章，“文革”期间，“他的家被一伙打砸抢分子明火执仗前来 抄 了两次，稍稍值钱一点的衣服和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了。这时，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收入，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他那在一个小化工厂做工的独子董苗的微薄的工资来维持。”据说董每戡的眼镜也被红卫兵抄走。
两次抄家中，损失最为惨重、最让董每戡心痛的，还是他的全部手稿和藏书被抄走散失。其中最珍贵的4部手稿是：《中国戏剧发展史》已于1959年底写成初稿，1964年定稿，全书60万字，另外还有《笠翁曲话论释》、《三国演义试论》、《明清传奇选论》各20万字。董每戡近10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
但董每戡并没有灰心，他一直在想着怎样把抄去的稿子重写出来。1973年形势稍见缓和，他就开始补订《五大名剧论》书稿，这部手稿因藏在灶膛而躲过红卫兵的搜查，但却被老鼠啃噬。没有余钱买纸，他把亲友来信的空白部分裁下，又把拾到的香烟盒、包装纸等用浆糊粘贴成自制的“百衲纸”。他右手已经不能正常写字，只能右手横握笔杆，以左手食指推动笔头来写。董每戡就这样开始艰难的写作，当时图书资料严重匮乏，他重写书稿的进展十分缓慢。风雨后的短暂辉煌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董每戡依然坚信祖国的明天必有晴朗日。1979年初，董每戡和他的夫人胡大姐终于得到中山大学的通知：他们两人的问题正在被改正。
不久，中山大学中文系派人到长沙来看望他，请他收拾行装，准备回学校去。朱正回忆：“这时候，我看见的他，情绪很好，人都仿佛年轻了几岁，谈起他回学校以后的设想，他说 回去以后，不想开课了，想抓紧时间，把被抄去的旧稿重写出来。 ”
1979年5月，中山大学落实相关政策，给董每戡夫人胡蒂子办了退休手续，让董每戡边休养边修订幸存书稿。董每戡首先整理好《说剧》书稿，做特邀代表去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他顺带将书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遗稿于1983年终于出版。
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对董每戡是重大鼓舞，无异给他病弱不堪的身躯打了一剂强心针。他计划着重写“文革”中失去的《中国戏剧发展史》、《笠翁曲话论释》、《明清传奇选论》等，还想写一部反映新中国戏剧发展的《新华铺绣录》。
另外他还想着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1980年是左联、剧联成立50周年，他计划要写回忆文章，他还答应要给朱正写回忆鲁迅的文章。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还得奋斗几年”，“过了年再整理旧稿，同时把答应朱正同志写的短文写起来。”无奈天不假年，他回到中山大学九个月后就辞世了。为温州和剧正名1954年春，浙江省文化厅来了几位工作人员对平阳人民地方戏剧团（和调）进行考察，他们得出结论说，平阳和调的声腔与金华婺剧同源，建议该剧团改名婺剧团（温州方言“和”“婺”同音），同时加入浙江婺剧改进会。当时的剧团领导以为与省里直接挂钩会带来更多好处，便欣然同意改名。1954年9月，华东戏曲会演结束，陈美娟的一曲《断桥》获表演一等奖。浙江婺剧团通过省文化厅发文，将陈美娟强行调到该剧团。平阳人民地方戏剧团失去“救命旦”，票房一落千丈，虽经多方交涉均无结果。陈美娟到达金华后，因两个剧种的语言悬殊太大，她根本就无戏可演。后经温州地委领导出面交涉，陈美娟总算回到平阳，但“平阳婺剧团”的名称并未改回，也不许退出浙江婺剧改进会。为此，该剧团导演杨志雄在座谈会上要求董先生从学术角度论证温州和剧与金华婺剧不是同一个剧种，省文化厅也许会尊重专家意见，允许剧团退出浙江婺剧改进会，并改名“平阳和剧团”。
董先生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他当场决定给中国剧协机关报《戏剧报》写一篇文章，要求杨志雄也写一篇文章，把温州和剧的历史渊源与流变说清楚。
次日下午，杨志雄把和剧有关资料送来给我，我连夜赶写润饰，题作《为温州和剧呼吁》，署名是“浙江平阳县人民婺剧团杨志雄”。第二天上午，我把此文送交刘安民。1957年6月份的《戏剧报》刊载此文，同时还刊发了董先生写的《为一个剧种正名》。一个月后传来消息，省文化厅同意剧团退出浙江婺剧改进会，并改名平阳和剧团。这件事是董先生为故乡戏剧结构调整所作的巨大贡献。[2]
人物著作
著有《每戡剧集》5集、《每戡独幕剧》、《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简史》、《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戏剧的创作和欣赏》、《说剧》、《五大名剧论》等。
其遗著《董每戡文集》由黄天骥、陈寿楠搜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出版，共三大卷2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