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悲壮的颂歌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悲壮的颂歌 
创作年代：现代 
作者：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包戈廷 
作品体裁：戏剧 
内容概要
1923年—1924年，前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处于复杂而紧张的时期。佳特洛夫和瓦列里克是一对好朋友，曾一起参加过攻打冬宫，现一起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逃亡工厂主的女儿娜丝嘉仍抱着旧社会的腐朽观点过日子，只想吃喝玩乐，瓦列里克自从爱上了她，就渐渐堕落了，犯下贪污受贿罪。此案恰巧由佳特洛夫经办。佳特洛夫心里爱着瓦列里克的姐姐伊林娜，想得到她的谅解和支持，可是伊林娜提出要救弟弟。佳特洛夫心里十分痛苦。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他拒绝了伊林挪的要求。伊林娜很气愤，骂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伊林娜设法见到了列宁，交给他一份请求书，请求赦免她弟弟。列宁说他本人没有赦免权，只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这种权力。但他耐心地听完伊林娜的诉说，并对她说：“瓦列里克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工作人员，大概他自己也审判过罪犯。……贪污受贿是俄国沙皇制度留下的一种最卑鄙可耻的、最不能使人容忍的、最不文明的、最腐败与黑暗的行为……这就是您弟弟那种犯罪行为的本质。……您只感到您个人的巨大悲痛，所以您很难理解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势。不过我仍然要请您了解我，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不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袒护者。”伊林娜听完列宁的话后，就不再请求了。列宁正身患重病，但他坚持即使休养也不能跟生活隔绝。他无时无地不在思考，从不间断的思想就像闪电一样在他脑子里发生。他一直在幻想看到国家怎样走向社会主义，怎样完成这个新的转折，东方如何沸腾起来。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要去炼钢厂采访，她邀请列宁一起前往。列宁的心情很好，一点也没露出有病的样子。他跟工人们谈笑凤生，对他们寄以巨大希望。列宁说：“全部希望，整个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它是永远也不会欺骗我们的。”“现在办不到——将来能办到。当每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厨娘，都达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发展水平，那就一定能办到了。”列宁赞扬了伊波里特工程师不断求新的精神。列宁说：“为新事物而斗争就是为未来而斗争。”工人们都觉得列宁跟普通人一样，但却是个令人惊异的人。佳特洛夫已被调到工厂负责保卫工作，列宁见到他说：“不干肃反工作了吧，学习去！我们简直还没有党员工程师、党员技师和党员大夫。……新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成长起来……我们要派您去学习迫切需要的知识，让您别光发号施令，能奉行马克思主义就妄自尊大目中无人。”列宁的这段话是针对所有那些只知道钻在马克思主义里，别的什么都不管的人而言的。最后列宁要佳特洛夫找件轰轰烈烈的工作干干，到那些废墟上，去搞个工厂试试。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资本家又活跃起来，娜丝嘉的父亲也以合法身份回到俄罗斯。他们假说合伙办人造奶油厂，结果娜丝嘉被父亲骗取了钱财。父亲只身逃到国外。资本家来投资办厂是国家迫切需要的事业，它活跃了经济。但是，旧社会的坏风气像致命的病一样又泛滥起来。它已毁了瓦列里克，企图向佳特洛夫进攻。工程师伊波里特心里很纳闷，他不理解党为何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他痛苦地承认自己“心魂不定，六神无主”，是个脆弱的人。他说：“假如抱着我这种心情，还混在党内是不老实的。”他提出退党。佳特洛夫对社会上又出现不良现象也十分反感，他对革命仍抱有信心。他无法理解的是，像伊波里特这样大公无私的人竟提出了退党的要求。为此，他去找列宁。当列宁知道伊波里特要退党后说：“该判处死刑的不是您，而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教育工作做得不好，不会训练干部，不会领导。破坏是容易的，建设和改造可就比较难了。党的伟大任务就是要进行广泛的、空前的工作，把千百万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的建设中来……新型的人并不是靠着我们聪明的书本，而是要靠生活本身和它的物质力量慢慢地形成起来的。……只看见生活中这些阴暗面，就没看见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吗？”当列宁了解到一个资本家说新经济政策是权宜之计时，他快活地说：“……这个资本家非常聪明。他明白了布尔什维克结束了退却……”听了列宁的这一席话，伊波里特深感惭愧。列宁嘱咐佳特洛夫：“不要去责备伊波里特，他是我们的人。”佳特洛夫根据列宁的指示去图拉搞工厂恢复工作。有一天他来莫斯科看望伊林娜。正当这一对青年男女达成谅解，互倾别离之情时，伊波里特突然前来，沉痛地告诉他们：“……一个钟头以前……列宁在戈尔基……逝世了。”大家顿觉成了孤儿，整个世界都成了孤儿了。[1]﻿
作品赏析
《悲壮的颂歌》的时代背景是苏维埃国家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1923—1924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正是党处于复杂而紧张的时期，国内尖锐的政治情势，由于列宁的重病，由于列宁的不治之症更加日趋严重。这确定了这部作品的悲剧的基调，悲剧的激情，故而作品命名为《悲壮的颂歌》。列宁病重，命在旦夕。可在工厂里他却说：“我的情绪非常好。”这句话包括了真正的悲壮和这部戏剧的全部的艺术实质。
在这部戏剧中，作者对列宁的性格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刻画。在工厂这一场是列宁跟工人阶级告别，再次证实了他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我们的全部希望、我们的未来，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它永远也不会欺骗我们的。”这表现了列宁的极大乐观主义精神。剧本围绕“退却还是进攻”、“谁战胜谁”的问题形成思想上、哲学上的冲突，开展争论。剧本内容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对照——工人、布尔什维克、列宁、投机商。它充分表现了列宁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爱护人、相信人。
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在工人阶级中有过强烈的反响。它带来不良后果，私有制膨胀，资本家的女儿娜丝嘉把肃反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人员瓦列里克推上犯罪的道路；抽象画家妄图把自己的“艺术品”硬塞给青年工人；诚实的，先前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伊波里特面临着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他把弟弟的堕落看成是普遍的社会浊流，被吓坏了。由此他痛苦，由此他得出悲观的结论：不配当共产党员，要求退党。肃反工作人员，十月革命参加者佳特洛夫产生了疑虑，认为像伊波里特这样大公无私的人都要求退党，那就是说确实形势不妙。佳特洛夫看到他那不共戴天的敌人格伏兹奇林活动猖狂，他女儿行事肆无忌惮，他却不能碰他们一下，心里非常苦恼。但是，列宁坚信他们忠于革命、忠于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理想，有共同目标。因此，他非常关心他们，尽力帮助他们克服内心的矛盾，坚定不移地要他们明确现时斗争形势，直到完全克服困难时期产生的模糊认识。
剧本中提出的问题是：假如列宁去后，党能否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团结，能否维持列宁的原则性和对胜利的信心呢？这在工程师伊波里特和佳特洛夫的形象的发展中得到明确的答复。在列宁办公室，佳特洛夫与伊波里特同列宁的谈话这一场最富有戏剧性。列宁的天性结合着人民领袖和“最平易近人”的人的一些特点。在伊林娜请求列宁赦免她弟弟的那一场里表明了列宁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伊林娜的弟弟因受贿把国家运输证卖给投机商而落网。伊林娜想尽力减轻弟弟的罪行。她说：“他是个挺好的……挺纯洁的人。”“他年轻……还是个小孩子。他是为了爱情。”列宁能理解女人的痛苦。他说：“真可惜……非常可惜。”这使人感到列宁难以拒绝她的要求。接着他说：“我不忍心让你痛苦，”“提到这个问题多么不幸，真的，多么专人痛心！”同时他指出她弟弟犯罪的性质。当伊林娜希望得到列宁的慈悲时，列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不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袒护者。我不能够，也不应该，不许可，也不能想象。”这在包戈廷关于列宁题材的剧本中，以前从未如此深刻地揭示过列宁的这种人道主义。
《悲壮的颂歌》充分地展示了包戈廷作为剧作家的天才，深刻、全面地展现了列宁的性格。这是包戈廷最大的成功之处。[1]﻿
作者简介
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包戈廷（1900—1962），前苏联著名剧作家。包戈廷原姓斯图卡洛夫，出生在顿河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来从事戏剧创作。早期主要剧作有：《速度》（1930）、《斧头之歌》（1931）、《我的朋友》（1932）、《贵族们》（1934）、《银色的谷》（1939）等。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是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者的热情与节奏，歌颂工人们的创造精神。包戈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戏剧界“传统派”和“革新派”的论战中，是革新派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剧本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囿于传统，而创有新意。包戈廷在促进前苏联戏剧与社会主义现实的日益接近中起了很大作用。代表作为《带枪的人》（1937）、《克里姆林宫的钟声》（1941）、《悲壮的颂歌》（1958）。另有《库班的哥萨克》（1950年作，1951年获斯大林奖金）、《当辩论激烈的时候》（1953）、《我们三人去垦荒》（1955）、《波得拉尔卡的短诗》（1956）、《年轻的女大学生》（1959）、《活的花朵》（1960）、《淡蓝色的狂想曲》（1961）、长篇小说《琥珀项链》（1960）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