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丹尼斯·撒切尔
家庭成员
  丹尼斯·撒切尔撒切尔在伦敦刘易舍姆出生，是新西兰出生英国商人托马斯·赫伯特·撒切尔（Thomas Herbert Thatcher）和妻子凯瑟琳·伯德（Kathleen Bird）的长子。截至2007年，撒切尔是迄今最后一位获得世袭爵位的非皇室成员。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
  丹尼斯·撒切尔2002年秋天，大约在丹尼斯·撒切尔爵士去世前一年，他接受了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电视采访。谈话是在撒切尔夫妇伦敦住所的起居室里拍摄的，与87岁的丹尼斯爵士对面而坐提出问题的女人是卡罗尔·撒切尔。这位女记者计划拍一部关于第一夫人们的纪录片。她的名单上列有布什夫人、施罗德夫人、普京夫人、克林顿夫人——以及她的父亲，丹尼斯·撒切尔。在他著名的夫人身边的日子里，丹尼斯·撒切尔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夫人，一直故意躲开新闻界。因此，记者们把他视作蛰伏着等待时机再出口咬人的“爬行动物”。现在，他却坐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讲述他的生活——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身边的生活。当卡罗尔问他，他的婚姻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身体在椅子里蹭了蹭，无助地划动着胳膊，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筲丹尼斯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51年12月在他们的婚礼上。对于26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与富商的结合使她迅速进入英国的上流社会，而且大大促进了她事业的发展。
长考之后，他拍拍自己的大腿说，“幸福的生活，当然！”停顿了片刻，他补充道：“……还有战友关系！”谁又能想象得到，他作为强硬的麦琪（撒切尔夫人的昵称）被人认为有些古怪的丈夫，在这桩婚姻中多多少少有些被忽视。这是一桩他诅咒了多年，却又被一长串人所追求的婚姻。它的中心是一个作为英国首相的女人，为了她，他已经成为一个在很多英国人眼里既可爱却又可笑，同时又常被人讥讽的人物。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的故事还是一个旧式的爱情故事，它关乎忠诚、尊重和诚实，关乎两个被共同的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却又具有完全不同人格的人。24岁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和丹尼斯·撒切尔初次相遇是在一次离伦敦不远的小地方达特福特举行的餐会上。当时是1949年，这位殷实的商人34岁。从军6年之后，他领导着一个家族企业，一家制造颜料和漆的工厂。此外，他正过着单身汉的生活——通常一只手拿着一杯饮料，另一只手夹着香烟——将他的热情沉迷于高尔夫球和英式橄榄球中。他并没有见过太多世面，而军旅生涯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作为防空军的军官并没有参加很多战斗。
在军队中他学会了纪律和忠诚，他这么认为，这一直在影响着他。同样，丹尼斯·撒切尔的第一次婚姻还得感谢这场战争——一场士兵的爱，迅速爆发，却又同样迅速地熄灭于战争结束之后。后来，丹尼斯·撒切尔闭口不谈这次婚姻。他的女儿卡罗尔在长大成人后才知道，她父亲在遇到她母亲之前还有过一次婚姻。玛格丽特·罗伯茨正相反，直到那时，她婚前仅有的一个热情就是政治，它在二月的那个夜晚将两人撮合在一起。当一个朋友邀请丹尼斯·撒切尔参加达特福特的保守党俱乐部为一个竞选当地议员的年轻妇女举行的晚餐会时，他刚好没什么别的安排。邀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可能是年轻的商人和作为后起之秀的女政治家的一次“邂逅”。但两人都各怀心事。
丹尼斯·撒切尔刚刚从离婚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玛格丽特·罗伯茨还不需要男人，她的打算是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女儿对他的采访中，丹尼斯·撒切尔已经回忆不起那个晚上的细节，只能想起一双美丽无比的秀腿。拥有这双秀腿的女子后来也坚持认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一见钟情这回事。丹尼斯身材高大修长，性格腼腆，作风老派，带着一副眼镜。他比玛格丽特大10岁，人非常保守。他在恰当的时刻出现了，年长一些的党内同志和顾问们都已提醒过这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罗伯茨小姐，通过一桩婚姻来提升自己飞黄腾达的几率。但到那时为止，除了政治圈外，她却还抽不出时间来浪费给男人。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自小市民家庭。在具有阶级意识的英国人眼里，这对于想往上爬的人来说是个瑕疵，甚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想象一下，玛格丽特童年的故事就像一个有关贫穷但执著的小姑娘和严厉却善良的父亲的灰姑娘式的故事。
父亲名叫阿尔弗莱德·罗伯茨，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他的妻子贝阿翠斯在林肯郡的小城格兰特汉姆经营一家小食品店。他只给两个女儿，玛格丽特和缪丽尔，一点点自由。玛格丽特在青少年时代忙着尽各种义务：她必须到店里帮忙，总是要去教堂，做作业，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被教堂活动占满：手工小组，圣经学习小组，做礼拜……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写道，罗伯茨认为最大的一项罪恶便是浪费时间。这是值得的，每天以有用的活动来换取一项基督的感知而使自己不会陷入懒惰。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空间留给幻想或是噩梦。玛格丽特学会了不干完所有的事情就不能上床睡觉。就连后来她也一直比别人准备得更好，她早就做完了她的“功课”，等着她的同事和谈判伙伴，就像她父亲对她要求的那样。在格兰特汉姆，不断履行义务的束缚让人无法摆脱，但玛格丽特却一点也没有反叛的念头。为了满足父亲的高要求，她去做所有的事。看上去，很早她就在努力效仿强大的、独立的——男人。作为格兰特汉姆市政委员会的成员，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带着她的小女儿参加政治集会和市政委员会的会议，而大女儿和母亲则呆在家中。
回头看去，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自己的这段童年过得十分理想。她非常愿意谈起他的父亲给她做了怎样的榜样，以及她是多么感激她的父亲，“我首先是带着尽义务的理念长大的，无论做什么，人都要对自己负责……每当我问父亲，我能不能做别的孩子能做的事，他总是回答说，我必须自己做主而不要跟在别人后面。”她承认，有时家里也能感觉到对节俭和严肃的氛围存在反对的意见，“我的同学拥有很多可爱和有趣的东西。而相反我们只能去参加非常严肃的活动，我们的乐趣来自于教堂的圈子。”尽管如此，她仍然茁壮地成长，玛
格丽特·撒切尔强调，“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非常残酷，但却是正确的。”如果要描述她的童年，她的母亲可能就要退居次席。在1985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女首相回答相关的问题时说，母亲是一位优秀的家庭主妇，总是支持着父亲！然后她就大谈起父亲并一直没有偏离这个话题，尽管采访者多次坚持原先的问题。
几分钟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边同眼眶中的泪水做着抗争，一边讲述起她父亲在格兰特汉姆市政委员会遭受的屈辱。她非常感人地引用了她父亲的话，“我恭敬地放弃我的职位。”啜泣着，女首相补充道：“这就是他的感受！”她似乎在那一刻就已经在为某一天她必须要放弃的职位而哭泣。1943年，玛格丽特·罗伯茨获得了一项在英国的精英学校牛津大学索摩维勒学院学习化学的奖学金。三年之后，她已是保守派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同学们都开玩笑说，罗伯茨小姐什么时候就会当上女首相的，所以她才在校园里如此着急地忙碌。当然那时没有人相信预言会实现。
当丹尼斯·撒切尔在1949年一个2月的夜晚用运动跑车把这个新生代女政治家从格兰特汉姆送往伦敦的时候，就连他也一点儿都预料不到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但他已经觉察到，这个女人不会把她的生活局限在家务琐事当中。她一定很敬佩他，这是基于双方的原因，她后来写道，在她的记忆里，丹尼斯至少和她自己一样了解政治，而对经济政策甚至懂得还要多些。他是一个深通世故的人，有自己的风格。此外，他还从心底里蔑视执政的工党政府和任何同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由于腼腆的性格，他在政治上的自我成功已无法实现；丹尼斯·撒切尔不爱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他畏惧竞选演说。但他具有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观点。玛格丽特和他经常一起去餐馆或是去剧院看戏，就像他干巴巴地说明的那样，“就是诸如此类的活动”。除此之外。丹尼斯还帮助她竞选。他开车载着他，赞赏她的飞跃、她的抱负和她的说服力。她通过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唤起了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虽然她失去了达特福特的选举，却又整装待发，孜孜不倦地继续战斗。由于丹尼斯·撒切尔在战争年代结婚太过草率，所以现在他想多花些时间。
就在女友在达特福特费力操劳，排挤工党候选人的时候，他却和一个朋友跑到法国度暑假。在那儿，他终于明白了，丹尼斯爵士对女儿叙述说，她是合适的那一个结婚人选。订婚的时刻，玛格丽特·罗伯茨却伏在他的肩头为第二次的选举失败而哭泣。婚礼于1951年12月13日在伦敦举行，它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事业传奇般崛起，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妇女之一的基础。“没有丹尼斯，我又能在政治上达到怎样的高度？”她后来在一次采访中问出这样的问题。当然答案紧接而来，“没有丹尼斯，政治上将一无所成。”当然，他的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使她独立，因为在英国，议员的薪水非常微薄，除个别情况外，只有社会上层的富裕人士才能够从政。丹尼斯·撒切尔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特殊的丈夫。爱德维娜·居里，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卫生部女国务秘书强调说，丹尼斯对于玛格丽特这样具有抱负的妇女非常“完美”——就是这样，因为他不反对她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还很支持。就连1953年8月她生下双胞胎卡洛尔和马克后，孩子也没有成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筲5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小学生们在一起。
后来，当她作为社会部长取消了小学生的免费牛奶时，第一次失去了英国民众的喜爱。为她生活的中心，这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一点也不成问题。“我记得孩子出世时，是那么弱小和无助……就这样我被彻底征服了。但我想，如果你现在不去适应，那你就再也回不到任何智力型的工作中来了。我非常担心我会就此与孩子为伴，再也没有剩余的精力去留给政治和工作。而我两者都想要——孩子和事业。当1959年她终于代表伦敦选区的芬奇利区进军议会时，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出现在第一次电视采访的镜头前。这位年轻的女议员神采奕奕地解释她在议会假期期间花去了多少时间来陪孩子。她常常极力地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同样勤奋地创造着自己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品质。不然，她也许要担心自己将会得到一个冷酷的事业型母亲的名声。
婚姻
她想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但家庭始终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坎贝尔这样认为，她真正的生活是政治。丹尼斯在这种境遇下是否幸福，这是个谜。他的女儿说，他从没有抱怨过，即使有时妻子不在家，而是在议会、竞选或是在进行一场会谈，让他感到很寂寞。卡罗尔对自己童年时期总是不停忙碌的父母有两份各自不同的记忆。很少有两人同时在家的周末。母亲关心的是她的选民。父亲在公司加班加点没有尽头，而业余时间则属于了球队。当孩子们进入寄宿学校后，撒切尔一家只有在假期时才有家庭生活。
1961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社会部得到一个国务秘书的职位。她的工作日从早晨7点开始直到午夜结束。她几乎不需要休息并总是害怕出错。此间丹尼斯的精神濒于崩溃，对自己经营的家族企业的责任压迫着他，企业同时还供养着他的母亲、妹妹和阿姨。医生警告，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于是，丹尼斯去非洲旅行了三个月，参观大型国家公园，拍摄狮子。回国后不久，他卖掉了公司，成为英国一家石油公司”布尔玛石油“的董事。丹尼斯·撒切尔从来没有表示过，这场危机和他的家庭生活有关，只是曾经和一个朋友提起过。他也许在结婚时并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此的严肃，也许他渐渐地才明白，她确实想往上走，往很高的地方。
10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了一颗明星，一个女性的政治奇迹。直到这个时候，就连她多年的忠实助手罗德·查尔斯·鲍威尔也认为，她的事业还从没有如此非同凡响过。她干得不错，浑身都是能力，但也并不是很特别，就连她在爱德华·希斯政府任社会部长时，她也得操心自己的声望，因为她取消了英国小学生免费的牛奶配额——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次真正地不受欢迎。后来，到了1970年代中期，如鲍威尔所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玛格丽特·撒切尔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英国人需要彻底的变革，以使民族不至衰落。英国人此时再没有多少理由去自豪。
大英帝国的经济排在欧洲共同体的末尾，保守党和工党都因无法解决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黯淡无光。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的政党一直有一个共识：要实现强大的社会保障系统，完全就业的目标，使国家在经济中扮演活跃的角色。强大的工会参与所有经济政策的决定。企业被国有化并靠高额补贴得以生存，尽管他们生产质次的产品。从没有哪个月里没有发生过影响社会经济的罢工事件。工会不仅以罢工为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而且把它作为权力的工具。1974年，爱德华·希斯制约工会的努力失败后，保守党政府被工党所代替。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解救英国的第一步是战胜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斯。他的地位是动摇的，英国下院的保守党人一直吵着要更换领导层。呼声较高的曾是契斯·约瑟夫爵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顾问，但由于一个荒谬的建议——对中产阶级实行计划生育——而被淘汰出局。党的高层缺乏合适的人选。“我听说契斯·约瑟夫不愿意站出来反对爱德华·希斯”，一个女性的声音显现出来，“必须有人站出来，这就是我！”玛格丽特·撒切尔被推举为保守党主席的候选人。
1975年2月4日，她在第一阶段选举时得到的选票超过时任党首希斯，一周后第二次投票时获得了绝对多数。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一位欧洲一个大保守党派的女性领导人。对于一些保守党人，这次选举绝对是个疏忽。撒切尔和她的前任不同，她没有多少经验——作为部长，她在一个并不重要的部，“社会、家庭、教育”部，这并不很难。她在伦敦以外的党内圈子里并不出名，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乏善可陈。就连支持她参选的人当时都在扪心自问，他们干了一件怎样的事。未来撒切尔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的外交部长杰弗里·豪回忆道，1975年——就像党内不少人——谁都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够获胜。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性别却成了秘密武器，她赢了，因为没人把她当回事。
不仅因为她是个女人，还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局外人，她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在政界的任何一个重要部门任职，她的父亲是个小商贩！这对英国幕后权力集团的某些人是极大的震惊。就连丹尼斯·撒切尔也震惊了——他妻子竟然宣布竞选保守党主席。他只能用寥寥数语来劝妻子，她一定是疯了。他担心如果他反对得太晚，灾难性的失败将会毁灭她，保守党最终将会“收拾”她。当玛格丽特1975年2月11日获胜后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只是回应说他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结果。但事态的发展他直到晚上踏进在一个议员家举行的庆功会时才明白，这里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报道组。直冲屋外的欢呼声都是给他妻子的。自此，丹尼斯成为她身边的男人。那天晚上的照片展示了一对光彩照人的撒切尔夫妇，他们甚至在镜头前还互吻了面颊。然而，接下来，她不必说服她的丈夫，却要说服自己的党和整个国家。当一名妇女成为欧洲第一大党的领袖，工党内的感情是复杂的，即使人们对此普遍感到自豪。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试验”失败，将是件尴尬的事。另外，对于某些老沙文主义者，金黄头发的玛格丽特唤起了他们某种大男子主义的保护本能——他们决定“给这只雏鸡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