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一悟
人物简介
  张一悟（1895-1951），甘肃榆中人。原名种德，字芸生，号玉圃。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二月初七，张一悟出身于榆中县城内鼓楼南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亲张继祖曾给摄政王载沣教过书，担任过吏部主事，民国后，其还曾担任甘肃省图书馆馆长。
1907年张一悟考入兰州法政学堂，不久转入甘肃文高等学堂(即现在的兰州一中)。 　　1917年到北京求学。张一悟的革命活动应该是从1918年在北平与李大钊同志的相识后开始的。离开家乡远赴北平求学的张一悟在北京大学受了李大钊的熏陶，后跟随李大钊攻读马克思学说，探讨革命道路。1919年张一悟参加了“五四运动”，之后，经李大钊推荐，张一悟到武昌高等师范教育系继续求学。在武昌，张一悟又与恽代英结识。
1924年，张一悟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恽代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随后，他就奉命回到兰州，在甘肃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参加组建中共甘肃特支。1925年10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兰州)特别支部，他担任书记，是第一任负责人，领导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与国民党右派势力作斗争。张一悟曾先后在兰州一中、兰州女师等担任国文历史教员，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从事革命活动最好的掩护。讲台上的张一悟常常是借课堂之便，给进步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华县县委组织部长，参加组织渭华暴动。后任三原县委书记，陕西临时省委常委。曾在山东被捕入狱五年。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革命形势逆转，国民党反动派掀起“清党”反共的恶浪，到处查封革命组织，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兰州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了“严拿在逃共党张谷”的“通缉令”(张谷即张一悟)，甚至宣称“如有获犯，随时处置”。张一悟的家也遭到了数次抄查，迫于形势，张一悟不得不于当年的11月离开了兰州。张一悟此次离开兰州后等到再次回来时，已是十年之后，即1938年了！
“九·一八”事变之前，张一悟在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又一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组织上调他到山东济南第一女子师范任教务主任！
1932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张一悟被捕，随即被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
起初，张一悟是作为政治要犯并以“危害民国罪”判了“极刑”的！后，张一悟的父亲托邓宝珊将军给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说情，才改判为“无期徒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放弃山东撤离济南时张一悟才被释放出狱。随后，他便回到了兰州的小仓子六号，即现在的武都路。
张一悟从山东监狱释放后回到兰州后一面利用自己高明的医术进行治疗疾病，一面又化装成道人、医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此间，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还对张一悟进行过“拉拢劝说”。当时担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廖元佶和张一悟的父亲相识，为此，朱绍良就利用这一层关系，让廖出面劝张一悟，说以张的才识，若能与政府合作，可以担当相当高的职务。但是，张一悟给一口回绝了！
1938年后，长期在甘肃从事地下工作。而1938年到1948年的这十年间，也正是张一悟在甘肃从事地下党革命工作的艰苦十年。而大佛寺观音堂、“庆仁堂药材店”等这些地方正是张一悟进行地下工作时的接头联络点。
解放后，张一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但因积劳成疾，旧病复发，虽经组织安排多方医治，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51年1月3日，在兰州逝世，享年56岁。1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追悼会后，省委书记张德生、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亲自执绋，省、市领导和全省各界代表1000多人及沿途群众为他送殡。
张一悟被安葬于钟灵毓秀的兴隆山栖云峰脚下。榆中人民为了表达对张一悟的怀念和敬仰，将县城北街改名为“一悟路”，在这一路段建起一所小学，命名为“一悟小学”，并在兴隆山烈士陵园为其立碑建亭，以示纪念。[1]
坚贞不屈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在甘肃组织“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一悟连夜在五泉山嘛呢寺召开会议，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自己与秦仪贞等人于稍后离开兰州去西安，与陕西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被派驻华县参加领导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1年8月，奉党组织委派赴山东济南以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身份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3月24日不幸被捕。
当天夜里，国民党驻山东部队军法处与山东高等法院联合审讯，张一悟被绑在柱子上。审讯官问：“共产党在山东的领导人是谁?”张一悟紧闭双唇，没有吭声。审讯官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对你我们很了解，你不但组织所谓的抗日宣传队蛊惑人心，而且还是山东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不过，这不要紧，只要你说出你们的组织、活动情况以及同党的姓名、住址，以前的所有问题我们都会既往不咎，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张一悟冷笑道：“你说的话我一概不知道。”审讯官恼羞成怒，拍着桌子：“你?不识抬举!给我用刑。”一个赤着上身的刽子手，拿起皮鞭，蘸上水，一阵猛抽。立时，张一悟的衣服绽裂，血渍浸染衣衫。
审讯官慢腾腾地走到张一悟跟前，得意地问：“怎么样?现在该说了吧!”张一悟将头扭到一边，轻蔑地哼了一声。审讯官一挥手，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将张一悟按倒在老虎凳上，每在脚后跟下垫一块砖就问一句。张一悟被折磨得大汗淋漓，脸色蜡黄，不住惨叫、但他仍只字不吐。当加到第五块砖时，张一悟惨叫一声，，昏厥过去。敌人见榨不出什么油水，便命人将张一悟拖到牢房里。
一连几天，敌人威逼利诱，可张一悟始终只字未吐。这天，敌人又将遍体鳞伤、虚弱至极的张一悟抬到审讯室，审讯官用和善的语气说：“何必呢，明哲保身嘛!都到了这份上你还硬充英雄。”张一悟一声不吭。审讯官盯着张一悟，突然恶狠狠地叫道：“张一悟，你给我听清楚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还不老实招供，有你好受的!”张一悟仍一声不吭。审讯官恼怒了，他气急败坏地吼道：“给他压杠子，看他能支撑到几时。” 
刽子手上前将张一悟拖倒给他用刑，张一悟痛苦至极。一次次昏厥，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审讯官狠狠地说：“如果现在你能悔改还来得及。只要你说出他们的名字、地址，你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张一悟盯着敌人：“拿笔来，我要写!”审讯官笑了：“就是嘛，要是早招了，能受这份罪吗?” 
刽子手拿来笔墨纸。张一悟拿笔、蘸墨，低头在纸上奋笔疾书了一首高适的诗《登陇》：“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最后写道“无话可说，速我一死!”写毕将笔扔在地上。
审讯官脸色陡变，咆哮道：“可恶，用重刑。”刽子手上前将张一悟按倒在一条长凳上，使头颅悬空，鼻孔朝上，将掺有头发渣的汽油、辣椒水向鼻孔中猛灌。张一悟又一次昏了过去。这次酷刑后，敌人认为张一悟必死无疑，便吩咐看守随时准备弃尸郊野。幸亏同室难友热心救护，张一悟才在九死一生中活了下来。
由于张一悟始终坚贞不屈，无计可施的敌人又不甘心这样白白放弃，于是，山东高等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以所谓的“危害国民罪”叛处张一悟死刑。宣判后，张一悟很平静，他知道，要革命就得有牺牲，苟且偷生不是革命战士应有的气节，此时，他想到了家人。自从事革命活动以来，他把全部的精力投身于对党的忠诚与活动中，很少顾及家人。此刻，他才发觉，自己愧对父母，没有尽到儿子尽孝的义务；愧对妻子儿女，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第一次拿起笔，给家里写信。信中，他一一向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情，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忠于党的决心，他对自己走到这一天早有思想准备，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告诉妻子傅永芳可以改嫁或回娘家，千万不要为自己连累了一生，至于子女，可以送给别人抚养。令张一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信在家里掀起轩然大波，更使一直担惊受怕的妻子雪上加霜。然而，傅永芳还是挺了下来，她默默地将信叠好，放在衣柜里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张继祖更是寝食难安，虽说他反对儿子去“冒险”，并在《民国日报》上宣称“脱离父子关系”，但在儿子面临死亡的关键时刻，父子之情依然存在。他赶忙找到邓宝珊，让他出面向山东的韩复榘求情。邓宝珊欣然应允，立即给韩复榘拍去电报，请求“刀下留人”。出于朋友的情面，韩复榘遂令山东高等法院改判张一悟为无期徒刑，以“政治要犯”监禁在山东第一监狱缝纫科“劳动改造”。在之后5年的监狱生活中，张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他积极组织难友开展各种斗争，迫使敌人放松了对难友们的迫害。
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城中大乱，张一悟逃出魔窟，辗转回到榆中老家。在家乡，他一边养病，一边往返奔波于兰州、阿干镇、黄峪谷等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不仅关心进步青年的成长，而且筹措经费，帮助介绍司国权等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