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周
简介
公元前771年，西北的少数民族犬戎攻破镐京（今陕西西安），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史称东迁，东周开始。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25王，历时515年，东周时期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是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 
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为周平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  东周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多诸侯国。其中比较出名是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和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
周平王东迁以后，管辖范围大减，形同一个小国，加上有弑父之嫌，在诸侯中的威望已大不如前。
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发生“子带之乱”，襄王不能平，求救于晋文公，文公诛叔带，遂为伯而得河内地[1]。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襄王为晋文公所迫，于河阳践土会盟[2]。
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欲观九鼎。定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人遂去[3]。
周赧王时，国势益弱，同时内部争斗不休，以至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赧王迁都西周[4]。周赧王八年（前307年），秦借道两周之间攻韩，周人两边都不敢得罪，左右为难[5]。东西两周位于诸强国之间，不能同心协力，反而彼此攻杀[6]。至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西周国为秦所灭，赧王死[7]，时已百余岁。七年后，东周国亦为秦所灭，周亡[8]。
历史
平王东迁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西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今 洛阳）建立了东周王朝。
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春秋五霸  东周最大玉编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 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铜量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会盟”。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  错金银辕饰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渐趋衰弱时，长江下游的吴、越却先后崛起争霸。吴王阖闾执政时，重用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和原来的楚臣伍子胥，兴兵伐楚，经五战五捷而于公元前506年直捣楚国都郢。后来其子夫差先后打败越、陈、鲁、宋、齐，成为诸侯间的盟主。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4年被夫差所败后一面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一面献美女西施、郑旦于吴。经过十数年的准备，终于大破吴师，逼得夫差自杀，吴国就此灭亡。这时，春秋时代行将结束，霸政已经趋于尾声，但勾践仍率兵渡淮，与诸侯会于徐州，成为春秋末期最后一个霸主。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起初，吴国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越王勾践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他注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经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最后灭掉了吴国。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使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锄、铁斧等。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铁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那时，也开始用牛耕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前476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战国七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东西分治曾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原名“忠孝祠”。
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周桓公。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此周公国。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周赧王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同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 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西周恐，以西周三十六城、三万户降秦。秦尽受其献，归西周公于周，周赧王悲愤而死。秦未立新天子，取九鼎置于咸阳（途中一鼎落于泗水），迁西周公于憾狐。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东周君欲趁秦连丧昭襄、孝文二王合纵伐秦。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大将，起兵十万，执东周君而归，尽收巩城等七邑，迁东周公于阳人之地。然诸侯还有韩国、卫国、魏国、燕国、楚国、赵国、齐国、朝鲜国。至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韩、魏、赵、楚、燕、齐六国，自以为统一天下。至公元前194年，西汉燕国卫满于平壤一带灭周代最后一个诸侯国朝鲜，周朝完全灭亡。
政治
中央制度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共传25王，前后经历了515年。  东周古物东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因孔子改编的鲁史《春秋》而得名，其特点是天下权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诸侯；周元王元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35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因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其特点是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由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阶层兴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而战国时期，是中国君主集权制的开始。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可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行政规划除齐、晋、楚、秦、陈、蔡、吴及越等国外，还有：  春秋时期各封国形势图
1、宋国：在今河南省东南部和今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之间一部分土地。国都原在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 
2、鲁国：有今山东省的东南部，国都在曲阜（今山东曲阜）。 
3、郑国：在今河南省中心部分，国都在郑（今河南新郑市）。 
4、卫国：在今河南省、山东省之间北部，国都在濮阳（今河南濮阳）。 
5、莒国：有今山东省安邱、诸城、沂水、莒、日照等县之间，国都在莒（今山东莒县）。 
6、邹国：有今山东省费、邹城、滕州、济宁、金乡等县市之间，国都在邹（今山东邹城市南）。 
7、周王朝：战国时期，只有今河南省孟津、洛阳、偃师、巩义、汝阳以及过黄河今温县一带。国都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 （虽名义上不是诸侯国，实际上已成诸侯国） 
8、杞国：有今河南开封杞县。 
9、蔡国：有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带（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  战国时期各封国形势图
10、郯国：有今山东郯城西南地。 
11、任国：有今山东省济宁北部地。 
12、滕国：约在今山东省滕州市西南地。 
13、薛国：约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地。 
14、费国：有今山东省费县东部地、另费是滑国的都邑，位于今河南省滑县。 
15、倪国：邹别封之国，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东，一说在山东枣庄西北。 
16、曾国：战国初期，占有今河南商丘睢县或河南省信阳市一带，建都西阳（今河南光山西南）。 
17、缯国：在今山东省苍山西北，公元前567年为莒国所灭，后来又复国，到了公元前450年又被越灭亡。 
18、邳国：在丹水与沂水的交接处，应在山东省南部，宋国的东面，郯国的南面。
19、邢国：在河北省邢台市，为周公第四子的封国。东周都城周王城，洛邑王城的遗址位于今洛阳涧河两岸(以涧东为主)。东周王城是西周初年建成的，最初是周王召见诸侯，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该城址是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在西周王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其中心区域在洛河北涧河下游两岸。根据《周逸书、作雒解》记述"城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当为十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了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太庙、宗  洛阳发现的东周天子六驾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王宫"。这些宗庙、宫殿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没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山唐、应门、库台、玄阅等不同的道路。成周城建筑艺术风格严整、宫殿建筑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构思合理新颖。东周王城，位于西周成周城之西，涧水两岸。城址呈正方形。城内西北隅发现有一处规模很大的战国时期烧制陶器的窑场，窑场东面还有一座战国时期制造玉器、石器、骨器的作坊。城内还发现1有两处口大底小，径和深度都在10米左右的纵剖面呈倒置的等腰梯形粮窖。在城址的东北部及城郊，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大墓多座。从发掘的四座规格很高的墓葬看，其平面均呈甲字形，出土随葬品有铜车马器、玉器、彩绘陶器等，其中一座大墓还出土有"天子"圭和套色料珠，十分罕见。晋代《元康地道记》记载："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郭城四边各有三座城门，每门都有三个洞，每洞各通一条道路，共十二条道，路宽20米。男左女右，中间为车路，城内经纬道路各9条。巍峨的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宫有五门，内有六寝。在王宫的左边有宗庙祖堂，右边有社稷神坛，前面是朝会诸侯群臣的殿庭，南郊建有明堂，城后有交易市场。这种"王室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建筑艺术布局，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和建造有着深远的影响。经实测，王城南北3700米，东西宽2800米，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1954年至l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对东周王城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认为其东、西、北、南四面城墙均埋在地面以下，城墙为夯土板筑而成，夯土墙的宽度不一。从试掘中得知，夯土城墙曾经东周、汉、唐等时代的修补、增筑，并留有加宽痕迹，城墙大约建于春秋中叶以前，到了西汉后期以后，就逐渐荒废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大城圈里汉河南县城的兴建.
周平王东迁洛邑，建都于东周王城。由平王至景王加上后来的赧王，先后有十三王在此执政。
东周王城的规模、布局和演变，历代文献多有记载。但因年代久远，昔日壮观的景象如今已茫然无存。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寻找东周王城的踪迹，根据文献记载，在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涧河两岸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在涧河东岸的小屯村发现了汉河南县城遗址。因汉河南县城与东周王城之间存在着沿袭关系，于是考古工作者就以汉河南县城址为基点，很快在其外围找到了沉睡地下两千多年的东周王城遗址，进而摸清了东周王城的具体位置、布局和范围。以后又多次在此区域有重要发现，特别是近几年在王城东部发现了大型车马坑和大型墓葬，解开了东周王城陵区之谜，为了解东周王城的全貌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
《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上，必于广川之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郑樵《通志》又说：“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也；城池者，人之阻也；城池必以山川为固……”从东周王城周围的地理环境分析，其选址恰合上述要求，足见设计建造者之用心。周之王都背靠邙山、黄河，面对伊阙，且扼嵩岳、三涂之险；西依崤函，出潼关可达关中沃野；东屏虎牢，至荥阳而毗连黄淮平原；四塞险固，中有伊、洛、瀍、涧四水，极具航运、灌溉、水产之利。
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证实，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平面大体呈正方形。西北角在今东干沟村北，东北角在今洛阳火车站东约1公里，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被洛河冲毁。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势较高，城墙遗迹保存较好，直到今天，地面上仍能看到残存的东周王城城墙。整个王城周长约15公里，与晋《元康地道记》“王城去洛城（指汉魏故城）四十里，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六步”这一记载基本吻合。
据有关古文献记载：东周王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共十二座城门。南有圉门，北有乾祭门，东有鼎门等。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通道，城内设经、纬大道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王宫前面建有殿庭，后面建有商贸市场；王宫的右侧建有神坛社稷，左侧建有宗庙祖堂，城南三十里建有明堂。这是我国古代典型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但这种“理想化”的布局和考古勘察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勘察表明，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中期，战国至秦汉时曾多次修补。到西汉后期，整座城池开始荒废。而汉河南县城则是在东周王城旧址上兴建的。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为洛阳市著名的“五大都城遗址”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这一重要城址，在该城址的中心区域修建有王城公园对游人开放。
经济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农业发展春秋时期使用的牛耕和铁制农具在战国得到推广。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冠出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井田制的崩溃使百姓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 
  东周漆木盘龙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即䦆，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140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䦆、镰、犁等。 
铜量
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河北兴隆出土的战国时代铁范(镰范)&amp;amp;amp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冶炼技术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 
  东周男子服饰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　货币特征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量器衡器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344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陕西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交通发展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我们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
科技
器械工艺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 
  彩绘漆画《聘礼行迎图》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丝织技术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鼓励发展蚕桑和丝绸的生产，加上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手工业机具的不断革新，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古代总称丝绸为帛或缯。考古发掘所见的东周丝绸大致有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品种。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多属战国时期。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楚墓，这是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利于丝织品的保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东周时期也很发达。春秋丝绸迄今见于报道的考古发现尚不多。有关战国丝绸的考古资料比较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东周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发现。出自棺内的衣衾共19件，此外还有巾、镜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
丝织品的种类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丝织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绢在战国丝绸中用量最大，其织造技术不断提高。马山1号墓的绢，经纬密度最大的达到每平方厘米158×70根，比春秋时期的绢更为细密。染色绢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马山1号墓绢的颜色多达6种。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1号墓的锦种类很多，二色锦有塔形纹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143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马山1号墓中出土的绦数量较多。针织绦带结构复杂，除横向连接组织外，还应用提花技术，编织方法巧妙，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楚国的刺绣绚丽多彩，代表了楚国丝绸的最高水平。刺绣多以绢为地，以罗为地者也偶有所见。马山1号墓的21件绣品，花纹各不相同。针法虽比较单一，但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图案的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艺术
东周与商的地理位置差异反应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东周晚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多元的风貌与高水平的技术。或许受到孔子反对以人殉葬的影响，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称“冥器”、“盟器”）数量增加。东周时期亦出现低温绿色铅釉器皿、质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鲜明，有些则仿效青铜器。另有模制与装饰的陶瓦、陶砖。西周时期较少见的玉雕再次成为重要的陪葬品与个人饰物。青铜的应用不限于宗教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常用作结婚赠礼之居家装饰。青铜钟及青铜镜逐渐流行，动物和怪兽图腾则由色彩缤纷而样式化的装饰图案所取代。东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绘于丝绢上的画作。此外，亦发现了汉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9]玉器雕琢东周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  木衡、铜环权尤其是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沙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东周玉器多出土于墓葬，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商殷、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 
美，纹饰绚丽繁褥，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三百余件，主要有玉璧、玉璜、玉佩、玉带勾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形制典雅，制作精巧，尤以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佩饰最为杰出，其设计之工巧周密，工艺技术之繁难程度，前所未有。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各部位刻划细微，形象生动逼真。漆器制作东周时期，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尤其在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 
  东周至春秋时期玉编钟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战国漆器大多数出自楚墓。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已发掘的战国墓也以楚墓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这也是我们得以从楚墓中见到大量战国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随葬的漆器少则数十件，多至上百件。小型楚墓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说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会的基层。楚国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乐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又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织品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
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楚国漆器的髹饰工艺又有进一步提高，彩绘技艺更为成熟。彩绘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以黑地朱绘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楚国漆器艳丽多彩的风格。描金是彩绘的一种重要手法，楚国漆器的制作中多有使用。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举世瞩目。曾国在战国之初即附属于楚国，曾侯乙墓漆器的制作工艺与楚国漆器也大体一致，所以理应归属于楚国漆器的范畴。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国漆器的影响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区特色。　建筑发展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东周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
东周瓦当的图案有动植物图案、云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双兽相背，张口吐舌，首尾蟠曲，即为变体动物纹图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展示出陵园的平面布局，并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的名称、长度，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珍贵资料。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不仅使我们得以直观东周的楼阙结构，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权贵的实际生活情景。
帝王世系
西周时期
谥号
姓名
在位时间
周文王
姬昌
约前1099年—约前1061年
周武王
姬发
约前1050年—约前1045年
周成王
姬诵
约前1044年—约前1008年
周康王
姬钊
约前1007年—约前982年
周昭王
姬瑕
约前981年—约前963年
周穆王
姬满
约前962年—约前908年
周共王
姬繄扈
约前907年—约前896年
周懿王
姬囏
约前895年—约前871年
周孝王
姬辟方
约前870年—约前862年
周夷王
姬燮
约前861年—约前854年
周厉王
姬胡
约前853年—前841年
共和（一说为皇君姬和摄行天子政）
前841年—前828年
周宣王
姬静
前828年—前782年
周幽王
姬宫涅
前781年—前771年
周携王
姬余臣
前770年—前760年
东周时期
周平王
姬宜臼
前771年—前720年
周桓王
姬林
前720年—前697年
周庄王
姬佗
前697年—前682年
周厘王
姬胡齐
前682年—前677年
周惠王
姬阆
前677年—前675年
前673年—前652年
周废王
姬颓
前675年—前673年
周襄王
姬郑
前652年—前619年
周顷王
姬壬臣
前619年—前613年
周匡王
姬班
前613年—前607年
周定王
姬瑜
前607年—<前586年
周简王
姬夷
前586年—前572年
周灵王
姬泄心
前572年—前545年
周景王
姬贵
前545年—前520年
周悼王
姬猛
前520年
周敬王
姬丐
前520年—前477年
周元王
姬仁
前477年—前469年
周贞定王
姬介
前469年—前441年
周哀王
姬去疾
前441年
周思王
姬叔
前441年
周考王
姬嵬
前441年—前426年
周威烈王
姬午
前426年—前402年
周安王
姬骄
前402年—前376年
周烈王
姬喜
前376年—前369年
周显王
姬扁
前369年—前321年
周慎靓王
姬定
前321年—前315年
周赧王
姬延
前315年—前256年
西周文公
姬咎
前256年
昭文君
姬杰
前256年—前2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