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洛阳伽蓝记集证
基本信息
魏杨炫之撰写的一本以佛教为内容的集注。
目录介绍
序
一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 
二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 
三北魏迁都洛阳时期的佛教 
四杨炫之与洛阳伽蓝记 
五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上） 
六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下） 
附注
例言 
原序 
洛阳伽蓝记校注 
卷一城内 
永宁寺芒山冯王寺 
建中寺 
长秋寺 
瑶光寺 
景乐寺 
昭仪尼寺愿会寺光明寺 
胡统寺 
修梵寺嵩明寺 
景林寺 
建春门
卷二城东 
明悬尼寺 
龙华寺 
璎珞寺慈善寺晖和寺通觉寺晖玄寺宗圣寺（见后）魏昌寺（见后） 
熙平寺崇真寺（见后）因果寺 
宗圣寺 
崇真寺宝明寺城内般若寺城西融觉寺（见后）禅林寺灵觉寺 
魏昌尼寺 
石桥南景兴尼寺 
建阳里灵应寺 
庄严寺 
秦太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宁寺建中寺宝明寺归觉寺
卷三城南 
景明寺 
大统寺招福寺秦太上公二寺 
报德寺文觉寺三宝寺宁远寺承光寺正觉寺 
龙华寺追圣寺 
宣阳门归正寺 
菩提寺 
高阳王寺 
崇虚寺
卷四城西 
冲觉寺 
宣忠寺 
王典御寺 
白马寺 
宝光寺 
法云寺灵仙寺开善寺河间寺 
追光寺 
融觉寺 
大觉寺 
永明寺
卷五城北 
禅虚寺 
凝圆寺 
闻义里宋云家纪 
又冯王寺齐献王寺元领军寺刘长秋寺闲居寺栖禅寺嵩阳寺道场寺 
中顶寺升道寺石窟□/FONT>
附编一 
佚文 
杨炫之传略
附编二 
历代著录及序跋题识
附编三 
北魏洛阳京城图及图说
附编四 
年表 
<表格、图、表解>
作品原文
序
一　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
我国南北朝时代，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较落后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间留下的著作不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地理书。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他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这就是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的来由罢。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代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也就是黄河流域南北两岸人民大遭苦难的时代；同时它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极盛的时代。 
南朝梁释僧佑弘明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反映到这一时代关于宗教的发展及其在教理上和政治上的冲突。魏收魏书特撰释老志，记载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实。云冈、龙门、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这一时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艺术，最可珍视的是造像和壁画。洛阳伽蓝记也特写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后的佛教寺塔。 
二　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前对于佛教是怎样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于极北鲜卑游牧民族，〔二〕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三〕才算具有国家规模，初步完成了向汉族社会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修建佛寺。释老志载着拓跋珪的诏书说：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殁。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广弘明集还载拓跋珪的与朗法师书，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五十领，银钵二枚”。〔四〕表示敬意。可以想见他对佛教的态度了。 
经过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灭佛法诏〔五〕说：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六〕之后，又下的一道严诏。‘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七〕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后来北周武帝、唐武帝的灭佛法相类似，佛家称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焘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诏‘ 罢沙门年五十已下’。〔八〕通鉴采用了这条史实，胡三省注：‘以其彊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明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九〕这当是由于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释老志说：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这是记拓跋焘下灭佛法诏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不仅是由于道教佛教间的冲突。同时也由于当时佞佛招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不利。比如说，僧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虚诞为世费害’。佛寺暗藏兵器，有阴谋反抗嫌疑。并有收寄赃贿，败坏风化，以及‘妄生妖孽’种种‘非法’行为，‘至使王法废而不行’。拓跋焘毁灭佛法，想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 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一0〕我们懂得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历史意义，才会了解到这也有了可能影响到杨炫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拓跋焘死，其孙浚立，是为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即下修复佛法诏〔一一〕说： 
夫为帝王者，必祇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讬。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拓跋焘毁灭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 ’，对国家有害的一面。拓跋浚修复佛教，只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于人民起了安慰作用，对统治有利的一面。和平初（公元四六0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一二〕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同云冈石窟造像的开始了。 
拓跋浚既于‘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秋，敕有司于五缎（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一三〕其子弘，即献文帝，又于天安元年，（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一四〕这可以想见当初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规模已经很大了，耗费已经很多了。 
拓跋弘死，其子宏立，是为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宋顺帝刘准升明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一五〕这可以想见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间（公元三九八－－四九五）佛教骤兴的盛况。 
三　北魏迁都洛阳时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赜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一六〕‘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一七〕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一八〕这时向中原迁移的北魏鲜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盘接受汉化的过程，而以中国正统自居了。从高祖孝文帝迁洛，经过世宗宣武帝元恪、肃宗孝明帝元诩、敬宗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广陵王元恭、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阳王元脩，到孝静帝元善见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萧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师迁邺，是为东魏。从此东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归灭亡。总计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谈老庄，尤精释义。’〔一九〕‘ 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二0〕‘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沙门论义。’〔二一〕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一二－－五一五），〔二二〕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二三〕但不知当时京城洛阳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公元五00），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0五）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0八－－五一二），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00－－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二四〕这可以想见最初洛阳龙门三所石窟从景明初到正光四年开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云冈石窟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诩立，是为肃宗孝明帝，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灵太后胡氏的手里。她因略通佛义，〔二五〕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肃宗熙平中（公元五一六－－五一七），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二六〕虽说当时对于出家，对于造寺，也有诏令限制，实际并未奉行。〔二七〕反而洛阳寺塔大大兴建起来，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总计至五百所。〔 
二八〕其中永宁寺的工程最为伟大，耗费之多不可胜计。〔二九〕这可以想见它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北魏群臣单从儒家观点，或由儒释华夷之辩，而反对佛教的，先是裴延俊有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三0〕这时李玚有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李玚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泣诉于灵太后，罚玚金一两。〔三一〕李崇有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说是‘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 ’〔三二〕这些迂阔空谈可置而不论。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从国计民生，从人民利益着想来反对佛教的几个人。先是阳固因宣武帝广访时政得失，有上谠言表〔三三〕里面说：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 
这时崔光有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和谏灵太后幸嵩高表。〔三四〕前表谏人主不可轻动，后表谏不可扰民。后表里说： 
往返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穟，莫不宝惜。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遝，竞骛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冢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敝。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 
张普惠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三五〕里说： 
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 
更其重要的，是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书公、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三六〕里说：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传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公元五0六），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竭，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五0九），深等复主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栽量是总。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喧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 
全文太长，这里只能节录它一部分。案魏书张普惠传说：‘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张普惠手笔。任城王澄奏上，史称‘奏可’。但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释老志总结北魏时佛法的流行，说： ‘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0）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据魏书纪传和释老志所载，简要地叙述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情形。我们倘要进一步研究，就得细读记载这一时期这一史迹的一部专书洛阳伽蓝记了。 
四　杨炫之与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作者杨炫之，魏书不曾为他立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炫之撰’。书中自述‘永安中（公元五二八－－五二九）炫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如是而已。或说他做过‘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三七〕据他在书首序文和书尾结语所说，洛阳兴建佛教寺塔，从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时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公元三0七－－三一二）年间，才有佛寺四十二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陡然大量增加起来。他说：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最盛时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后来到了孝静帝天平元年（ 
公元五三四）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余寺四百二十一所’。他说： 
暨永熙（公元五三二－－五三四）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见前），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老），艺黍于双●。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他把洛阳一地的状况前后对照，两两相形写来，抚今思昔，怵目惊心！前时佛寺是那样的多而且那样豪华壮丽，今日佛寺是这样的少而且这样残破凄凉；前时洛阳是王侯贵臣庶士豪家骄奢淫佚的一大都会，今日洛阳是农夫耕老游儿牧竖种地息足的一片废墟。这部书字面上是记洛阳城佛寺的盛衰兴废，文心里实系作者对国家成败得失的感慨。虽说佞佛并不一定亡国，而北魏亡国未尝全于佞佛无关。作者本来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讬排佛之意，这就是作者特撰这部书的动机和企图罢？ 
广弘明集卷第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太史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二十五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炫之名。卷末说： 
杨炫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勤（当作勒）。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我们读此，知道唐初已有学者认识到杨炫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基本动机，和他排佛的思想见识。原来杨炫之这部书的特点就在揭露北魏王公争先恐后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华壮丽的寺塔，乃是‘侵渔百姓’，‘不恤众庶 ’，使当时百姓流了不少血汗才能成功的。‘不读华严经，焉知佛富贵？’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他是北魏反对佛教最激烈的一个人。他以为佛法无灵，徒然浪费。僧侣假借特权，损人利己。剥削为活，贪积无厌。逃役逃税，不爱国家。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虽然他的思想同属于北朝儒家体系，却不同于裴延俊、李崇、李玚之流，反对佛教主要是为儒家卫道着想；而同于阳固、崔光、张普惠、任城王澄诸人，反对佛教侧重在为国计民生着想，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且他不止在当时上书排佛，为北魏君主效忠，还怕‘ 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以警告后世一切人。他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不愧称为‘高识’！ 
他写这部书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结撰，成为一部体系完整的着作，虽然他还自谦‘才非着述’。他说： 
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着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我们根据他这部书可以很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京城洛阳图，还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按照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填出书里所记许多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迹的地点，都很正确。要不是文字记载有条理，有系统，有很大的正确性，这是可能做到的吗？伽蓝那么多，他只记录上大的伽蓝，中小的伽蓝就要因为涉及年代和事实的才一起记出，可见其记载时对于主次详略都有一定的原则。再据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称许这部书的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原注：注列文中，如子从母。）就是说，既能‘除烦’，又能‘毕载’；既近‘ 
伦叙’，又算‘该博’。可惜现在这部书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却原来面目。后人想要还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见功了。〔三八〕陈寅恪先生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三九〕说： 
炫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着作之中实有此体，故于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比类杨书，证成鄙说，其余不复备论。 
杨炫之写这部书是否摹拟当时僧徒合本子注的体例，尚待考证；但他曾读佛书，根据书的内容和后来僧传的记载〔四0〕可以相信。 
附　注 
〔一〕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车频秦书。高僧传五释道安传。 
〔二〕　魏书序纪一。 
〔三〕　同书纪二。 
〔四〕　广弘明集二十八。 
〔五〕〔六〕魏书释老志。全后魏文一。 
〔七〕〔八〕〔九〕魏书纪四。 
〔一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四九六页。 
〔一一〕释老志。全后魏文二。 
〔一二〕〔一三〕〔一四〕〔一五〕释老志。 
〔一六〕〔一七〕〔一八〕〔一九〕魏书纪七。 
〔二0〕魏书韦阆附韦缵传。 
〔二一〕洛阳伽蓝记序录。 
〔二二〕参看本书附录年表，以后年号同此。 
〔二三〕〔二四〕魏书释老志。 
〔二五〕魏书皇后列传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说：‘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讬，略得佛经大义。’ 
〔二六〕释老志。 
〔二七〕〔二八〕释老志，下引任城王澄奏。 
〔二九〕详见本书卷一永宁寺条及注。 
〔三0〕魏书六十九，裴延俊传。全后魏文三十八。自此以下，可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五一二至五二二。 
〔三一〕全后魏文三十三。魏书五十三，李孝伯附传。又北史三十三。 
〔三二〕全后魏文三十五。魏书六十六，李崇传。 
〔三三〕全后魏文四十四。魏书七十二，阳尼附传。 
〔三四〕全后魏文二十四。魏书六十七，崔光传。 
〔三五〕全后魏文四十七。魏书七十八，张普惠传。 
〔三六〕全后魏文十七。魏书任城王澄传。释老志。 
〔三七〕参看本书附编杨炫之传略。 
〔三八〕参看本书附编历代着录及序跋题识内史通补注篇、四库总目提要、顾广圻跋、朱紫贵序、吴若准序、唐晏叙例、张宗祥跋、陈寅恪书后各条。 
〔三九〕同上附编内。 
〔四0〕道宣续僧传菩提流支传内附载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事。又景德传灯录记达摩与炫之谈论的话，虽不大可靠（辨见附编传略），但傅会传说也有它的根据和来源，从这里可见佛教徒早就认为炫之对佛法是有研究的。 
例　言
一、本书分校与注两部分：校文附于正文下；注文别附于正文每章后面，用数目符号标明之。 
二、本书传世刻本，我所见到的有下列各种： 
（一）　如隐堂本诵芬室与四部丛刊三编即据之影印 
（二）　吴琯古今逸史本 
（三）　绿君亭本津逮秘书本即用此版并印，故与之实为一本 
（四）　汉魏丛书本王谟刻本 
（五）　徐毓卿本不题刻书年月观其字体及款式大概在清朝初期 
（六）　璜川吴氏真意堂活字本 
（七）　照旷阁学津讨源本 
（八）　吴若准集证本 
（九）　洛阳西华禅院重刊集证本 
（一0）李葆恂重刊集证本 
（一一）唐晏钩沈本 
（一二）日本大正藏经本 
（一三）四部备要重印集证本 
（一四）张宗祥合校本一九三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这些本子，各有长短。据内容分析，汉魏丛书本、徐毓卿本源出于吴琯本，学津讨源本源出于绿君亭本，西华禅院本、李葆恂本、四部备要本源出于吴若准本。吴若准本虽出于如隐堂本，实际他据的是钞本，因此与如隐堂刊本有些不同。真意堂本则出于曹炎志校旧钞本。归纳起来，可以合为五类：一为一类，二、四、五为一类，三、七为一类，六为一类，八、九、十、十三为一类。历来公认如隐堂本为最古最善，所以决定用它作为底本，而以吴琯本、汉魏丛书本（汉魏本实出于吴琯本，因为各校本多引以为据，就不嫌重复，列在吴琯本后）、绿君亭本、真意堂本、吴若准集证本作为主要校本。其他本子如有重要异文，亦为标出。 
至于唐晏钩沈本、大正藏经本、张宗祥合校本皆不专主一本，从各本中择长而定。唐本有时以意定之，张本、大正藏则注异文于下，并非别有佳本可据。因之这里仅引异文异说，其他从略。 
三、校文除依据各本互勘外，其他类书或古籍中引用及与本书有关系的，亦搜辑异文，以资校助。本书因向未见宋、元旧刻，引他书异文校勘断到元代为止。 
四、正文虽有讹夺，仍旧不稍改动。其须补、须删、须正之字，除于校文内说明外，还用下列各种符号分别标明之，以便省览。 
（一）校字无论校误或校异，均于所校文旁志以黑点（．）；若原文有误，灼然无疑的，则迳将正字列于误字之下，加以括弧（）识之。 
（二）原文疑衍而须删的，则于须删部分的起讫处加用双线三角括弧（《》）。 
（三）原本空格，据他本或他书校补的，则于所校补的文旁志以黑三角记号（▲）。 
（四）原文虽不空格，但有缺文，据他本或他书校增的，则于所校增的起讫处加用单线三角括弧（〔〕）。 
五、本书行款分章，主要依照如隐堂本原式，但为顾到文意首尾清楚、便于阅读起见，随文略分段落（决无将文字前后移动）。读者如要知道原式如何，祇要将文字迳接上文，即可恢复。 
六、依据刘知几史通所说，杨炫之着本书时曾自为子注。不知何时子注与本文混在一起，遂难从区别。清代顾广圻要仿全祖望整理水经注例分出子注，没有做成。吴若准与唐晏根据此说，先后试行分析，都有缺点，有人论之已详。张宗祥列举本书子注不易分的理由，其说颇允。（上举各说，均详见于本书附编，此从略。）今天没有找到更古的本子或文与注不同定例的确论时，还是以依照原样不强行分别为宜。所以本书不敢袭取吴、唐二家的成规。 
七、本书注本向来极少，现见的仅有周延年先生洛阳伽蓝记注一种。屠敬山（寄）先生曾有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旅游的途中被盗劫去。（据敬山先生诗稿鸳鸯泺遇盗诗自注，稿为其令孙伯范先生所示。）恐已不在人间。周注简略，取资不多。兹将本注要点，略述如次： 
（一）本注除解释文字外，尤注重于北魏政治、宗教、社会史事的补充及考订。 
（二）解释已详于校文者，注从略。 
（三）通常习用语，随文自明者，注从略。 
（四）引用旧说旧注及近人着作者，必标明所出，不敢掠美。 
八、本书第五卷闻义里条下惠生、宋云西域求法一文，旧有丁谦、张星烺及法国人沙畹（冯承钧译）等注笺。这里注文就采用集注体例，与他注稍有不同。例别详本注中，此略。 
九、援引他书，所用标点符号，为求全书统一起见，均依照本书例标点之，故间有与原书不相同的。 
十、凡与本书有关的着录及题识等，辑录为附编，列于书后。别辑佚文考与杨炫之传亦列在附编内。 
十一、考证史事，首重时地。按图稽年，有助披览，因别制洛阳城图与年表列于附编，体例别详本文。 
十二、魏书原有阙佚，今本多经后人以北史等书补足。本书校注所援，如为北史的补篇，理应直接引证，但为了前后统一，免致瞀乱起见，仍概用‘魏书’篇名，不为别出。 
洛阳伽蓝记序
汉魏丛书本题作‘伽蓝记序例’。唐晏钩沈本作‘原序’。 
魏抚军府司马杨炫之撰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魏上有后字。吴若准集证本撰作撰，同。三坟五典〔一〕之说，九流〔二〕百代（氏）各本皆作代。历代三宝记九、大唐内典录四、续高僧传一引作氏。按上句‘三坟五典’为一义，此句当亦相似。百代与九流义不相侔，必误。盖北朝及唐人书氏字常作氏，形与代极似，遂以致误。本书卷一景林寺下‘学极六经，说通百氏’，与此句法相同。可证。百氏犹百家。梅鼎祚释文纪以为三宝记字误，傎矣。今据以正。之言，并理在人区，吴集证本人作寰。按人区句系据后汉书西域传，见注，集证本疑非。而义兼 三宝记兼作无。内典录、续僧传作非。 天外〔三〕。吴集证本外作下，非。至于一乘〔四〕二谛〔五〕之原，三明〔六〕六通〔七〕三宝记、内典录、续僧传皆作‘六通三达’。三达与三明义相同。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自顶（项）日各本皆作顶。内典录、续僧传作项。按本书四白马寺下记此事作‘项背日月光’，详见注。杨氏一人所言，不应彼此歧异。水经谷水注亦作‘项佩白光’，则此句当以作项为是，今正。三宝记作顷，亦项字之讹。感梦，满月流光〔八〕，阳门饰豪。吴琯本、汉魏本作毫，三宝记、内典录、续僧传同。按豪毫古通。 眉之像，夜台图绀发之形〔九〕。尔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尔作迩，同。来奔竞，其风遂广〔一0〕。至晋永嘉〔一一〕唯有寺四十二所〔一二〕。逮皇魏受图〔一三〕，光宅嵩洛〔一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一五〕如脱屣，汉魏本屣作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一六〕各本昭作招。按昭与招音同，说见注。栉比。内典录比作批，非。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 
一七〕，竞摸吴琯本、汉魏本、吴集证本作模。三宝记作摹。山中之影〔一八〕。金刹〔一九〕与灵台〔二0〕三宝记作云台。按云台谓陵云台，见本书一瑶光寺下，亦通。比高，广殿共阿房〔二一〕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二二〕而已哉！暨永熙〔二三〕多难，皇舆迁邺〔二四〕，诸寺僧尼，亦与时徙〔二五〕。至武定〔二六〕五年，岁在丁卯，各本皆同。三宝记作武定元年中，无岁在丁卯四字。按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历代三宝记篇云：‘杨炫之自序见三宝记九，与今本异同数十字，皆比今本为长。其最关史实者，为今本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句。三宝记作武定元年中，无岁在丁卯四字，诸家皆未校出。据藏本，则此 四字当为后人所加。’ 陈先生虽未明言五年与元年为孰是，揆其意似以三宝记为然。考杨氏写此记，即因行役洛阳而感作。写成时期当距此极近。今按本书三报德寺下记武定四年，高欢迁石经于邺，本书四永明寺下记武定五年，孟仲晖为洛州开府长史。若依三宝记作元年，则作记之时，相距似觉过远。且武定元年，高欢与宇文泰战于邙山，洛州复入于东魏。以事理论之，此际兵马仓卒，恐亦非炫之重游洛阳之时。故仍以从今本作五年为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二七〕，真意堂本、照旷阁本丘作邱，汉魏本作丘，同。墻被蒿艾，巷罗荆棘。自城郭崩毁句下至此，三宝记作‘墻宇倾毁，荆棘成林’ 。与今本不同。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二八〕；农夫耕稼（老），各本皆作稼。三宝记作老。按农夫耕老正与上句‘游儿牧竖’为对文。若作耕稼，与下句艺黍义嫌重复，故作老为是。艺黍于双●（阙）〔二九〕。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作阙。按字书无● 字。盖阙字或书作●，因以致误。当据正。麦秀之感，非独殷墟〔三0〕，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三一〕。京城表里三宝记作内外。凡有一千余寺〔三二〕，今日寮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作寥。三宝记亦作寥。按寮与寥同，广雅释诂：‘寮，空也。’廓，钟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皆作钟。按钟与钟古字通。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三宝记作众。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上作止。三宝记亦作止。大伽蓝〔三三〕。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三宝记作‘详异世，谛俗事’。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详下有异字。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着三宝记着作注。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大和十七年，《后魏》按后魏之号，乃后人称拓跋氏魏以别于三国之魏。炫之魏臣，断无自称后魏之理。此殆后人旁注误入正文。二字当衍。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三四〕。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旧下有门字。 
东面有三门。北头第一门吴琯本、汉魏本无门字。曰‘建春门’〔三五〕，汉曰‘上东门’。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三六〕是也。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东阳门’，汉曰‘东中（中东）门’〔三七〕，吴集证云：‘水经注曰：东阳门，故中东门也。此二字倒。御览作中东门是也。’按元河南志亦作中东门，当是。详见注，今正。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 
青阳门’，吴集证云：‘按水经注：阳渠水于城东隅枝分，北迳清阳门，故清明门也。则凡青阳、青明之青字，皆当作清字。各本俱脱书水旁。惟何氏本（按即汉魏丛书本）于城内修梵寺作清阳门，不误。’按水经谷水注朱谋玮本作清阳门，吴氏当即据之。但赵一清与戴震校本皆改作青阳门。考青阳门在东面，自取尔雅释天‘春为青阳’之义，则作青者实不误。吴说殆非。又清明门，如隐堂本、绿君亭本、真意堂本皆作清，与谷水经注同，吴说亦误。汉曰‘望京门’〔三八〕，元河南志作望门，见注。魏、晋曰‘清吴集证本清作青。明门’，高祖改为‘青汉魏本、张合校本作清。阳门’。 
南面有三（四）吴琯本、汉魏本作四。张合校本亦作四。按四字为是，说详下文。门。东头第一〔门〕吴集证本一下有门字。按以东西两面门文例之，此当有门字。今据补。曰 ‘开阳门’。初，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玡郡开阳县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遂吴琯本、汉魏本遂作因。以‘开阳’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阳下有县字。按以文义言之，不当有县字。为名〔三九〕。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四0〕，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阳门’〔四一〕，汉曰‘津门’，绿君亭本注云：‘一本多一阳字。’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津下有阳字。按此文多有脱误，说详下。魏、晋曰‘津缘君亭本注云：‘一作宣。’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作宣。阳门’，高祖因而不改。唐晏钩沈云：‘水经注：谷水又南东屈，迳津阳门南。又东迳宣阳门南。又东迳平昌门南。又东迳开阳门南。是魏时洛阳南面有四门。而考之晋书地理志，亦云有四门。但西头作建阳门，疑为津字之误。然为四门则无异词。此云三门，当存疑。’张合校云：‘案水经谷水注谷水云云（按与唐氏引相同，今略）。是魏时南面四门，了无疑义。又案晋书地理志亦云南有四门。又案太平寰宇记南面凡三门。开阳门在巳上。次西，汉有小苑门，在午上，晋改曰宣阳门。引述征记曰：謻门即宣阳门也。引华延隽洛阳记曰：即汉之宫门。次西，汉曰津门，在未上。是宣阳门汉名小苑门，不名津阳。而津门汉又另是一门，非即宣阳门也。依此文则南面三门，平昌居中，东为开阳，西为宣阳。然宣阳实在午上，为中门。则洛阳南面巳上一门，巳午之间一门，午上一间。未上无门，亦不可通。是知此条中有阙文。宣阳、津阳本系两门，一在午上，一在未上，因中有夺误，遂连为一。各本见下文三门，因而据改首句四字为三字。汉魏仍为四字，虽非善本，亦可贵矣。 ’按元魏迁都洛阳，除西北隅新辟承明一门外，余门悉仍其旧。汉、晋洛阳城为十二门，后魏时则为十三门。元河南志：‘后魏京城，门十二。’其下列举各门仍为十三，是二字当为三字之误。又河南志及汉晋四朝洛阳宫城图（缪荃孙附印在元河南志首），南面有四门。东首开阳门，汉同。次西平昌门，汉为平城门。次西宣阳门，汉同。次西津阳门，汉同。志、图所记后魏城阙，都本伽蓝记。据此观之，则当时所见本，南面自有四门，而宣阳、津阳别为二门，与谷水注相同，可以无疑。又按本文‘魏、晋曰津阳门，高祖因而不改’。即谓仍津阳旧名。显与上文宣阳门不相涉，下有脱文，其误犹可揣知。汉魏本改津阳为宣阳，遂使原迹泯没，益滋迷惑。吴氏集证反谓作宣为是，不知宣阳、津阳同见于本书卷三城南各条下，津阳字固不误，吴氏亦失之毫 睫。细审此文，‘次西曰宣阳门’句下，当脱‘汉曰宣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津阳门’，二十一字。 
西面有四门。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汉曰‘广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四二〕。张合校云：‘太平寰宇记作晋改曰西明门。’次北曰‘西阳门’，汉曰‘雍门’。魏晋曰‘西明门’〔四三〕，高祖改为‘西阳门’。次北曰 ‘阊阖门’，汉曰‘上西门’，〔上〕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有上字。按元河南志亦有上字，见注，此当有。有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四四〕。魏、晋曰‘阊阖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北曰‘承明门’。承明者，高祖所立，当吴琯本、汉魏本无当字。金墉城〔四五〕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吴集证本无寺字。沙门论议〔四六〕，吴琯本、汉魏本作义。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作当。 迎驾于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四七〕曰：‘ 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四八〕。此门宜以承明为称。 ’遂名之。 
北面吴琯本、汉魏本无面字。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 大夏门’〔四九〕。尝吴琯本、汉魏本作帝。真意堂本尝上有帝字。造三层楼，去地二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无二字。十丈。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此下又有‘高祖世宗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十三字。吴集证云：‘李善文选注引陆机洛阳记曰：大夏门，魏明帝所造，有三层，高百尺。又水经注：谷水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据此，则尝字当从何本作帝，其上脱去魏明二字。二字当从何本衍。’唐钩沈本即据此作‘魏明帝造三层楼，去地十丈。高祖、世宗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按元河南志三大夏门下云：‘宣武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唯大夏门甍栋峻丽。’此文即本伽蓝记。则杨氏所称大夏门楼，为后魏宣武帝新造，非指魏明帝所造言也。吴氏说不可从。尝字上疑脱世宗（即宣武帝之庙号）二字。吴琯、汉魏等本文嫌重复，疑原是别本异文之注，误并入正文。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门甍栋干云。东头曰‘广莫门’，汉曰‘ 谷门’，魏、晋曰‘广莫门’〔五0〕，高祖因而不改。〔 
自〕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有自字，义长，今据补。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一张合校云：‘照旷无一字。’按照旷阁本此句亦别起行，门字在第二字，第一字空格，津逮秘书本与之同，但绿君亭初印本（津逮即用绿君亭板）一字尚有，则当因版坏所致，非原本缺也。门有三道，所谓九轨〔五一〕。绿君亭本注云：‘一作九逵。’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作九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