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归田录
归田录部分摘录
自序 
归田录 
〔宋〕欧阳修撰归田录卷一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勘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後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陈尧佐、杨亿、及★忝与其一尔。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 （宗道） 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於京师，公往往易服 （一作衣） 微行，饮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 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 （一作罪大） 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一作公） “何故私入酒 ”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 （一作俱） 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献皆用之。
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皆有时名，庶几文思敏速，何尤苦思迟〔一〕。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几与举子於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了，遽叱出之。由是何为第一。〔二〕 
故参知政事丁公、 （度） 晁公 (宗悫) 往时同在馆中，喜相谐谑。晁因迁职，以启谢丁，时丁方为群牧判官，乃戏晁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墼一车为报。”晁答曰：“得墼胜於得启。”闻者以为善对。
石资政 （中立） 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 
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 （去声） 掖门入 ”石方★班，且走且答曰：“★为大 （音★） 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诵贾谊《鹏赋》以戏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 （道） 、和相 （凝） 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基直几何 ”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 ”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钱副枢 （若水） 尝遇异人传相法，其事甚怪，钱公後传杨大年，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仲简，扬州人也，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一见奇之，曰：“子当进士及第，官至清显。”乃教以诗赋。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以卒。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郑天休在公门下，见其如此，怪而问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寿尔。”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以启事谒见大年，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 ! ”大年自书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时，郭进为西山巡检，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将有异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诬害
忠臣，命缚其人予进，使自处置。进得而不杀，谓曰：“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不止赎尔死，当请当尔一官。”岁馀，其人诱其一城来降。进具其事送之於朝，请赏以官。太祖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 ! ”命以其人还进，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赏以一官。君臣之间盖如此。
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小人恶之，私目为“鱼头”。当章献垂帘时，屡有补益，谠言正论，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三〕太常谥曰“刚简”，议者不知为美谥，以为因谥讥之，竟改曰“肃简”。公与张文节公 （知白） 当垂帘之际，同在中书，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而鲁尤简易，若曰“刚简”，尤得其实也。
宋尚书 (祁) 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 * 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後宋举进士，骤有时名，故世称宣公知人。公尝语其 （一无此字） 门下客曰：“近世谥用两字，而文臣必谥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谥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为礼官，遂谥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 （况） 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枢密使当降麻，而止以制除。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为故事。〔四〕真宗时，丁晋公 （谓） 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 （执中） 罢使相除仆射，乃降麻，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制也。
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坐，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 （一无此字） 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五〕旧制：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止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 （一止作马步军指挥使） 以来，侍卫一司自分为二，故与殿前司例为三衙也。五代军制已无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六〕将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以问学士陶谷，谷曰：〔七〕“此伪蜀时年号也。”因问内人，乃是故蜀王时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 （一有之字） 寡闻也。〔八〕 
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於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於文“日有并”也，与“二人”旨同。无何，以犯契丹讳，明年遽 （一作遂） 改曰景祐，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遂请加景祐於尊号之上，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於尊号。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明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犹景祐也。六年，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嘉祐。自天圣至此，凡年号九，〔九〕皆有谓也。
寇忠愍公 （准） 之贬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贬衡州副使，又贬道州虽驾，遂贬雷州司户。时丁晋公与冯相 （拯） 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 ”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 ”比丁之南也，寇复移道州，寇闻丁当来，遣人以蒸差别逆於 （一作迎於） 境上，而收其僮仆，杜门不放出，闻者多以 （一作公） 为得体。
杨文公 （亿） 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於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藁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归田录卷二钱思公①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②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③，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④尔。”
翻译：
钱思公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是没什么嗜好。在西京洛阳曾经告诉僚属，说这一生只喜欢读书，坐着的时候就读经史，躺在床上就读各种杂记，上厕所的时候就读词典、小令。大概从来没有半刻离开书的时候。谢希深也说：“ 同在史院的宋公垂，每当去厕所都夹着书，诵读的声音清脆，远近都能听到，也是如此的好学。”我于是告诉希深，说：“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在三上，就是马上、枕上、厕上。大概只有此等之处可以构思吧。”
①钱思公：钱惟演，北宋“西昆体”代表作家之一。下文提及的谢希深（谢绛）、宋公垂（宋绶）也以文学知名一时。
②西洛：西京洛阳。
③小辞：指短小的诗词。
④属思：思考，构思。
作者
简介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文学造诣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记》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生平概述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 
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思想贡献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应用文体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文学成就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