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田家英
毛岸英老师
田家英于1944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
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  相关图书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一九二六年出生的二十多岁东北哈尔滨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1]
毛泽东秘书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与家人合影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
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
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含冤而死
  田家英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毛泽东的一些认识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仅仅40岁。
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田家英遗留有四个亲生儿女，不姓田，也不姓曾。姓曹，现在都在东北黑龙江省黑河市。田家英在世的时候，四个孩子 姓车，田家英去世后，四个子女随继父曹汉姓曹了。田家英的两男两女，都很正直正义，次子延江（中林）会英日俄三门外语，擅长书法。其楷书圆转流美。
谋杀之说
田家英死于1966年5月2日，是“文革”开始之后的第一位牺牲者。
田家英是含冤而死，这一点没有疑问;田家英死于自杀，还是他杀？———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家属那里都存有疑问。
近来有境内外杂志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令人莫辨真伪……”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通报了周恩来，电话是用永福堂的座机打出的。周恩来随后将此情况转告给当时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当天他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他得知了田家英自杀的消息。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安子文大概是在王力之后得到的通知，并受命负责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据田家英夫人徐淑兰回忆，她是在下午3时左右接到的通知。她当时正准备早些回家，办公室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去。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徐淑兰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代表组织向徐淑兰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徐淑兰一下坠入万丈深渊。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徐淑兰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徐淑兰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西楼办公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徐淑兰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徐淑兰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笔者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12点多，我从学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饭。拐向西大灶的胡同正对着永福堂西边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门前站了一名卫兵。以前那条路上从没有岗哨，当时感觉奇怪，所以印象较深。后来，在同一饭桌吃饭的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孩子也来到食堂。他悄声告诉我，他家住的院子有卫兵守着，不让进去。他又绕到后门想进到院子里，发现后门从里面锁上了，也进不去。我们当时都感到有些不对劲，但谁也没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
田家英的子女在许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们家当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个星期后，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2]
自杀真相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厌恶江青、陈伯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徐淑兰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徐淑兰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徐淑兰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篡改毛著”罪名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在邓拓之前离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一个屈死者。逐出中南海5月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徐淑兰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徐淑兰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徐淑兰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徐淑兰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徐淑兰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徐淑兰先去休息。徐淑兰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徐淑兰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徐淑兰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徐淑兰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悲壮地死于“永福堂”5月2日清晨，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上午七点钟，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早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徐淑兰，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徐淑兰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徐淑兰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徐淑兰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徐淑兰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徐淑兰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徐淑兰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覆盖着白布。董边弯下身子，掀起白布看见他双眼紧闭，后脑上有枪眼。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徐淑兰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徐淑兰在丈夫的遗体旁又多看几眼，便把丈夫的防震防水全自动手表从腕上取下———这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遗留给妻子的珍贵遗物。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0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历史终于还他以公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徐淑兰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3]
少年时期
苦读
田家英，黑龙江哈尔滨人，“田家英”是他少年时代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他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全家靠父亲经营一个小药店维持生活。 
田家英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天资聪颖的小儿子成了妈妈的希望，被视若宝贝。6岁时妈妈把田家英送进私塾，不久转入城北小学校。不识字的妈妈常把田家英抱在怀里，让他坐在腿上，然后托起书听他朗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古诗词。听着，听着，抚摸着田家英瘦削的肩头，动情地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哟！”妈妈希望田家英成人、成才。田家英9岁时，妈妈走了，哥哥嫂嫂强令他辍学。小小年纪的田家英，做了药店“抓抓匠”。 
田家英同伴的父亲徐昌文，见田家英聪敏过人，知他年少即有做作家的志愿，便常约他来家里，给他书读，给他讲当时名作家的故事……田家英后来回忆：是他教育了我，使我开始用从学校学得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上了新文学。 
有作家梦的田家英虽然在药店当学徒，但是在徐昌文的引领下，即使学习生活条件极差、境况不佳也坚持不懈地刻苦读书。他家住成都市城北拐枣树街中药店，阁楼实为堆放药材的库房。田家英的床是撑在干枝枯叶中的一块木板，被薄褥单；一张三角桌、一个矮凳，是卧室里的全部设备。由于干枯的中草药易诱发火灾，哥哥嫂嫂不准田家英掌灯上楼，不允许带火柴在身。为了读书，田家英在临街木板壁上挖了个小窗口，让浑黄的街灯灯光透了进来。他高兴极了，借着一线灯光，展读深夜。由于街灯昏暗，透进小窗口的光线很微弱，看书时必须紧靠窗口，两眼紧盯书本，眼睛易疲劳，身子易疲乏。冬夜，脚腿僵硬，浑身瑟瑟。可是，田家英从未中断夜读。后来，田家英找来旧煤油桶子，把开有小孔的煤油桶横放床头，里面点盏煤油灯，这样可以躺下看书了，不但解决了冬天受冻问题，而且解决了夜间读书和诱发火灾的矛盾。 
在做学徒的两年中，田家英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东周列国》、《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一套《资治通鉴》是田家英13岁那年读完的。因为缺钱，田家英最爱买价格便宜的活叶文选，在“活叶”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 
向往
经过大量阅读和自修，田家英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正如他自述：“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这年，田家英才12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不得而知，有幸的是1936年至1937年11月见诸报刊的文章大部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的人了解田家英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历史材料。 
1936年3月12日《华西日报》载田家英题为《春》的散文，田家英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心灵深处饱尝的世态炎凉。文中这样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 
田家英不断地写，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灯》、《路》、《街》、《帘》、《井》……脍炙人口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华灯初上，我去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的路才是路”…… 
文章陆续见报，“田家英”的名字渐渐被读者注意、熟悉与接受。读者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流畅简洁，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有见地，意境新颖有开拓，令人深醒，催人奋发。可是，有谁知道作者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谁知道“田家英”就是拐枣树街药店的学徒曾正昌！ 
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碍他读书、进步的哥嫂脱离经济关系，靠向报刊撰稿获取低微稿酬谋生活。这年，自修完小学课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回到校园的他多么高兴啊！更加成熟的田家英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学的风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两三片咸萝卜；中午一个小饼或干脆不吃饭，一头扎进图书馆。田家英当年的同学回忆，县立一中有个图书馆，取名“墨地”。每天12点至18点开放，那里是田家英常去的地方，一去就是一下午。馆藏一套《万有文库》。田家英选读了《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等名著。图书馆管理员陈先生戏称田家英是个小书迷、书疯子。 
憧憬走文学路的田家英，受到成都抗日救亡热潮的熏染和抗日风潮的撞击。1936年下半年，田家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在进步青年组织中，田家英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宣言》等讲述的新鲜道理、新的世界，使田家英眼界豁然开朗。经过阅读和结合现实思索，明白了要建立平等、富裕、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为田家英的向往。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田家英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串联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毛、两毛地凑钱，创办以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为主的文学刊物——《激光》。田家英在创刊号上发表散文《怀念》、《手》。他在文章中说：“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和刊物强烈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和对黑暗的控诉，创刊号居然卖出200多份。人们看到田家英等一批文学青年活跃在文坛上，为《激光》喝彩！ 
西安事变后，较为封闭的成都县立一中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在校园里辗转传阅，田家英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对田家英的影响最深。田家英在题为《巴金的〈家〉》的读后感中写道：我读了《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圆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田家英被学校开除了。已决心追随共产党的田家英，常和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聚会少城公园商量去延安的事。当遇到特务盯梢或怀疑时，他们便来到西御西街113号革命先烈赵世炎的四哥赵世珏的家里，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田家英在县立一中的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这里是田家英、赵石英等进步青年聚会的又一场所。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也常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儿李远芹住在这里。赵君陶的姐姐、职业革命家赵世兰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赵君陶在这里认识、接触并很快喜欢上了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田家英。她们把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列宁主义概论》等给田家英阅读，给他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当田家英向赵世兰表达决心投奔延安的志向后，赵世兰和赵君陶联名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笔者注），在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向他们中肯推荐田家英等。 
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田家英，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9月出版）发表他在成都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田家英在文章中说：“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这是他投身革命的自白，是他向在成都的友人们的告别！ 
1937年11月，田家英和赵石英等踏上北去的征途。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7000多华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延安。
大事年表
1932年进入哈尔滨的一所小学就读。 
1933年跳级进入哈尔滨的一所中学就读。
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报纸杂志写稿。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中学毕业，1936年冬，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建议。他坚持真理，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藏书故事
在任毛泽东主席秘书期间，他曾用10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10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他的业余爱好在收集清人墨迹，特别是收集文人学者的墨迹方面。“小莽苍苍斋”所藏清人翰墨，从明末到民国初，约300年；有学者、官吏、金石家、小说家、戏剧家、诗人、书法家、画家，约500余位；约1 500件。数量最多、收集最专的是一代清儒的墨迹。有人赞誉他收藏的清人翰墨为“海内第一家”。“文革”爆发后，戚本禹接管了“小莽苍苍斋”的部分藏书，被他称为“国宝”的有毛泽东手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墨迹、“小莽苍苍斋”藏品总账目、数以百计的清人墨迹、信札、印章等都不翼而飞。藏书印有“京兆书生”、“家英藏书”、“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藏书”、“壬寅岁朝为小莽苍苍斋主人”等。[4]
浙江调查
1961年上半年，要将这年建设成为“实事求是年”和“调查研究年”的毛泽东派出他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组织中央调查组到浙江开展调查。
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配合下，调查组先在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现属嘉善县）以及桐庐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调查。期间还调查了桐庐县场口公社友谊管理区环二生产大队的情况。
四五月间，中央调查组还分别到嵊县长乐公社葛英大队、萧山临浦镇、绍兴县柯桥镇就山林政策、手工业工作和商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开展了调查研究【附图：田家英（左一）浙江调查】  。
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浙江开展的调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次浙江调查为中央在当年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等重要文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调查组深入到农村基层，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带动了浙江全省“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