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夏鼐
人物简介
  夏鼐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作铭，浙江温州市区仓桥街人，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著名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1943一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秋－1950年9月任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9月起至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研究，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和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并对当时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由于在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外籍院士、意大利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等荣誉称号。[1]
人物生平
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1935年春，在河南省安阳参加殷墟发掘。
1935～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
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
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  夏鼐1943～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44～1945年，在甘肃省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各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发掘。1945年，通过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於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关於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判断。根据发掘的层位关系修订了传统得学说，标志出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1949年秋，在浙江大学任教授。
1950～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1951年秋，在湖南省长沙领导战国和汉代墓葬的发掘。
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5～1956年，领导黄河水库考古队在河南省陕县等地进行综合性调查发掘。
1956～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主持明代定陵的发掘。
1979年起，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4～1985年，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考古历程
夏鼐参加和主持的田野调查发掘有：殷墟，英梅登堡山城遗址，埃及的艾  夏鼐尔曼特，巴勒斯坦的杜布尔，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甘肃敦煌、武威、民勤等地一些古遗址、古墓葬，河南辉县、郑州、成皋、巩义、洛阳、渑池等地新石器、商代、汉唐遗址，以及湖南长沙战国墓和汉墓。
1950年在辉县发掘，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迹。
1951年在郑州调查，确认二里冈遗址为又一处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遗迹。
湖南长沙的发掘，搞清了当地战国楚墓的演变过程。 
1956～1958年，主持北京市明定陵的发掘。
发表一系列关于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古代丝织品的研究文章，对中西交通史研究有贡献；发表一系列关于星图、蚕桑丝绸及晋周处墓黄金带饰的论文，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研究成果
新石器时代序列方面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 
1977年，利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的大量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写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出相当可靠的结论。在商周考古学方面通过1950年在河南省辉县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比安阳殷墟为早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 对商文化的认识。1951年春，通过在河南省郑州的调查，首次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通过1951年秋在湖南省长沙的发掘，究明了当地战国时代墓葬的演变过程，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西文化的研究从5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了《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论文。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1935年夏鼐在蒋廷黼先生指导下撰写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修改后发表于《清华学报》[2]，该文是对道光至同治时期国家财政与社会问题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仍然具有影响力。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发表了《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一系列论文，利用考古学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治学方法
1.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
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及时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早在1955年，美国科学家开始发表有关著作之后不久，他便对其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呼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吁早日建立中国自己的实验室以应考古工作的需要。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多方筹划，考古研究所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于1965年建成我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并且在以后的全国同类实验室中长期居领先地位，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研究，发挥了非常显著的推进作用。2.通今博古 史学结合夏鼐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从而善于把多方面学问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还具备优越的外国语文的条件，在与国外著名学者保持广泛联系的同时，经常涉猎大量新出版的外国书刊，因而通晓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动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研究工作便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问题，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掘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3.坚持马列思想的指导夏鼐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应局限于鉴别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及制作方法，而是应该将研究的最终目标指向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这便要以科学的调查发掘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学科研究，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坚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
考古学奖
1985年，夏鼐捐赠3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奖”。[3]
该奖一般每4年评选一次，颁发给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籍学者，以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和考古学事业的发展。
该奖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管理，聘请所内外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负责评奖和颁奖。
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组建的研究所之一，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同时，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历任所长为郑振铎（1950年）、尹达（1959年）、夏鼐（1962年）、王仲殊（1982年）、徐苹芳（1988年）、任式楠（1992年）、刘庆柱（1998年）、王巍（2006年）。
主要贡献
中国史前考古学方面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 
他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其实夏先生早就考虑这个问题，在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便曾提到：“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在上述1977年的文章中，他重提并发挥这一论断，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是“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他在此文中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要之，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由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改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最近20多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我国多数考古学家的共识。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众所周知，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先生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非铝。
个人作品
专著：《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等。
主编并参加编写了《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夏鼐故居
年代：建于19世纪下半叶。 
方位：温州市鹿城区仓桥街130号  夏鼐故居。
特色：坐北朝南，五间两进建筑，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前进为五间门厅式平房，后进为五间楼房。后进南面两侧各有三间厢楼，北面两侧各有单间厢楼。门厅前为石板道坦，东西各有砖砌门台。夏鼐出生于此，读书与结婚时住在后进楼下东正间。
现状：目前，夏鼐故居内共有36户住户居住。温州市政府决定将对故居内住户全部外迁安置，将故居永久性地保留下来，并将在故居内陈列夏鼐的生平事迹介绍和遗物等，以供市民参观、纪念。
夏鼐日记
为纪念夏鼐诞辰101周年，2011年上海书展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夏鼐日记》（十卷）⑵[4]。
夏鼐的日记始记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当天，  《夏鼐日记》历时五十余载。为了向学术界提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这份难得的史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长期在夏鼐身边工作的王世民先生，与夏素琴等四位夏鼐子女一道，在国内外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协助下，花费整整十年时间整理成书，定名《夏鼐日记》⑶[5]。记载阅读书籍的写作《夏鼐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位学术大师早年刻苦钻研、勤奋成长的经历。就读清华大学时期，他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与吴晗、钱钟书等被誉为清华园的几大才子，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留学英国期间，他得到埃及考古学泰斗皮得里等名师的器重，奋力学习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独到的见解；系统进行古埃及串珠的断代研究，作出在该课题的研究中至今无人超越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第一位卓有贡献的埃及考古学家。日记对当年的学习情况，乃至每天阅读的书刊（读什么书，多少页，几天读完、共计多少页）考试和作业的题目，论文的写作过程，都记载得相当详细。他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数量多，古今中外，方方面面，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学识渊博绝非偶然。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严谨的特点，对于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以及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作出许多开拓性的卓越贡献。日记对于历年来撰写一系列的名篇的过程，都有所记载。考古方面的重视夏鼐曾以娴熟的发掘技巧，在数九严寒的中原大地，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古代木车痕迹；忍着病痛潜入阴暗的北京定陵地宫多日，亲手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糟朽文物；具体指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广州汉代南越王墓等一系列发掘。直到去世前几天，仍然不顾年迈，远道前往骄阳似火的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城遗址发掘工地。夏鼐十分重视与相关科研领域之间的协作，积极引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放眼世界文明发展领域；并且为保护祖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详细地审阅上世纪50—70年代几乎全部重要考古报告和专著的书稿，以及考古学刊物的清样，注意从学术上进一步严格把关。凡此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坚持优良学风的典范。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的实录，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生前交游广泛其中《日记》实名记录近3000人 ，与国内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近距离接触过许多老一辈的学术大师。日记中不时记录这方面的情况，其中有早年聆听鲁迅、章太炎、斯坦因、伯希和、罗素讲演的情景，历史文献学方面受到陈寅恪的称赞，考古学方面得到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尔德等的指导，与高本汉讨论青铜器真伪、古代汉语语音，与李约瑟数十年的密切交往，以及与郭沫若交谈文字起源问题，与胡适促膝夜话，等等。夏鼐审阅各方面学者的文稿，阅读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日记往往留有所作评论，例如某一篇文章“写得较好”，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书“错误很多”，是怎样的错误。这都很有价值。 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及各地风土人情　夏鼐毕生经历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日记对各个会议的参会人员、活动日程、讨论情况、参观项目，多有较详细的记载，例如1947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确定首届院士候选人的会议，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会的会议，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1978年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二十六次会议，1980年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中国史学会成立和重建的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和历次年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以及在美国举行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中国青铜器、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等等。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的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又记载了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他常如实地记录国内外学术考察中所见古代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况，详细抄录其中的牌匾和碑刻文字。日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例如：亲历“九一八”后清华同学爱国活动，“一二八”后凭吊淞沪战场，英皇乔治五世丧葬与爱德华八世退位，日寇侵入温州时的抢掠，嘉陵江上遭遇匪劫等），乃至市场物价，都有所记载。甚至参加周恩来总理接待美国尼克松总统等国宴，还将宴会上的菜单抄录下来。《日记》记录的这类人和事，不仅内容十分丰富，文笔也很生动，并且不时录入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诗作。
整理者还在《夏鼐日记》卷前冠以他生前审阅过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加载根据他自订年谱未完稿摘录的“家世与少年时代（1910—1930）“，这就实际成为一部既详细又完整的夏鼐生平实录。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