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天朝
词语解释
基本解释(1) [Celestial;imperial court]∶封建时代臣下称本朝的朝廷;藩属尊称宗主
(2)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太平天国自称
详细解释1. 朝廷的尊称。 晋 袁宏 《后汉纪·桓帝纪下》：“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天下。”《晋书·郑默传》：“宫臣皆受命於天朝，不得同之藩国。” 明 高明 《琵琶记·一门旌奖》：“今日天朝 牛丞相 ，亲賷诏书，到此开读。”
2. 封建王朝对外亦自称“天朝”。 清 陈康祺 《郎潜纪闻》卷一：“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
3. 太平天囯 自称“天朝”。
天朝制度
古代中华文化圈国家[1]对中国正统皇朝的官方称呼为“天朝”。
天朝制度始于大隋武功鼎盛之文帝、炀帝时代，在军事上，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战绩很彪悍的朝代。军力强大是隋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隋朝统一了分裂300余年的乱世中国。隋文帝和隋炀帝在位时又远征突厥，使其分裂成东西两部，灭吐谷浑、琉球等国，收其地为州县，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征战。当时隋朝在亚洲军事制度，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都是这些战绩的基础。到了唐代的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结果唐朝在怛罗斯战役战败，中国的势力从此在中亚领域止步。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华北地区经济萧条和胡化。  天朝通宝
唐代天朝体系制度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之后名存实亡，凡一百三十七年（罗香林语），在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盛世期间中国完全主宰亚洲大陆的关系和亚洲的国际格局，明清鼎盛时期主宰东亚格局。其兴衰则于中国的国力紧密相连，该内容包括 ：
一、隋朝（圣人可汗制度）
1、隋文帝时代：天朝体系制度正式建立
2、隋炀帝时代：天朝体系制度的鼎盛
二、唐朝（天可汗制度）
1、唐太宗时代：天朝制度比较完善 
2、唐高宗时代：天朝亚洲体系的再度扩张
3、武则天时代：天朝制度的全面动摇 
三、明朝
1、永乐时代：天朝朝贡制度在亚洲不断完善
四、清朝
1、康乾时代：天朝最后的余威
2、嘉庆道光时代：天朝基本瓦解
3、鸦片战争，宣告天朝体系彻底瓦解　

简介
太平天国（其中“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囯”字内为“王”字)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开始的标志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1]）金田起义，结束的标志是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这次起义开创了中国不少先河，例如中国农民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利用西方宗教发动起义等。领导人为洪秀全，称号为“天王”，首都称天京（即今南京）。
因清朝推行薙发易服，太平天囯为表示否定此政策，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故太平军一众均被称作“长毛”，清廷蔑称其为“长毛贼”、“毛贼”、“发贼”、“发逆”等等。而领导人洪秀全为粤省花县人，又因太平军亦起自两粤的广西，岭南地区以两广人为主，故清廷当局亦蔑称其为“粤贼”、“粤匪”、“粤寇”。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禁止诬蔑太平天囯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订立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 ，从此将“太平天囯”、“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
历史
兴起原因1.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2.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3.自然灾害严重。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本来就地瘠民穷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
4,鸦片的输入，导致满清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于是，发生了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捻军，陕西回民起义。金田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  金田起义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
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实行公有财产制。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永安建制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 太平天历”。
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　定都天京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  太平天国金殿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太平军将江宁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
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出师北伐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西征及天京解围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  安庆保卫战
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
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
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  天王府模型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
一直与杨秀清有矛盾的韦昌辉在9月1日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
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翼王西征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  天王洪秀全雕塑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
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
1859年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余部坚持战斗。　
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东征与清军反击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
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
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
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基督教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
1862年（同治元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南部，左宗棠攻浙江。
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　天京陷落与败亡1863年12月21日，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并苦缺粮食，忠王李秀成建议  湘军“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相较之下太平天国攻下南京时并未屠城），其惨况无可描述。
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
李秀成、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让好马给幼主，混乱中与幼主失散，于同月22日在南京城外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李秀成自述》），于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
10月9日，洪仁玕在江西石城（今江西石城县木兰乡新河村古岭组）兵败被俘，11月23日在南昌被杀。
10月25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余部战斗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侍王李世贤部自江西挺进福建，攻占漳州，经营闽南，1865年4月失利。谭体元部队向广东方向突围，在1866年初于广东梅县被肃清。 
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投入捻军，  捻军高楼寨大捷于1865年杀清军名将僧格林沁，继续对抗清军直至1868年。东捻军于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 
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
政治
爵位表前期七王表
爵号
姓名
袭爵
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
杨秀清
天王第五子洪天佑承嗣，称幼东王九千岁， 
天京陷落后不知下落。
右弼又正军师西王
萧朝贵
长子萧有和袭爵，称幼西王八千岁， 
天京失陷后，突围至湖熟镇牺牲。
前导副军师南王
冯云山
西王二子萧有福承嗣，称幼南王七千岁， 
天京失陷后，突围至湖熟镇牺牲。
后护又副军师北王
韦昌辉
以罪诛，爵除。
左军主将翼王
石达开
燕王
秦日纲
以罪诛，爵除。
豫王
胡以晃
子胡万胜袭爵，称幼豫王强千岁。
前期侯爵表
爵号
姓名
备注
顶天侯
秦日纲
1854年封燕王
靖胡侯
林凤祥
追封求王
定胡侯
李开芳
追封请王
平胡侯
吉文元
追封祝王
剿胡侯
朱锡琨
后期事迹不详，可能在北伐中战死。
灭胡侯
黄益芸
1853年军营火灾中丧生
护国侯
胡以晃
1854年封豫王
兴国侯
陈承瑢
后改佐天侯
卫国侯
黄玉昆
后改卫天侯
镇国侯
卢贤拔
杨秀清亲戚，后期事迹不详。
补天侯
李俊昌
后改名俊良，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赞天侯
蒙得恩
1859年封赞王
襄天侯
林大基
杨秀清甥婿
相天侯
黄期升
匡天侯
黄维江
杨秀清姊夫
助天侯
刘绍廷
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翊天侯
吉成子
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扶天侯
傅学贤
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卫天侯
曾锦谦
后期重要的玕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 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行政区划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北三省，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 。
太平天国文献中提到过的省份分别是： 
江南省 （又称天京省，首府为天京，今南京周边地区） 
安徽省 （首府为安庆） 
江西省（首府为九江） 
湖北省（首府为武玱，即武昌） 
天浦省（仅含天浦一县，即江浦县。） 
苏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又作苏馥省。首府为苏州，即今日苏南东部） 
桂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辖区不详，有学者推测系苏福省之改称，但证据不足） 
浙江天省（首府为杭州） 
湖南省 
福建省 
河南省 
珊东省（即今日之山东） 
珊西省（即今日之山西） 
罪隶省（定于占领后改为“迁善省”，即直隶，今日之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小部份地区。） 
广西省 
广东省 
芸南省（即云南） 
四川省 
桂州省（即贵州） 
陕西省 
甘肃省 
奉添省（即奉天，今日之辽宁） 
吉林省 
乌隆江省（即黑龙江） 
伊犁省（今日之新疆）思想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他其实对基督徒一无所知。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这些非基督教亦非儒家的“三及第”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革命纲领，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而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天朝田亩制度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等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等进步政策，大多仅存在于野史传说之中。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太平天国被认为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过成功实施。事实上，这更加倾向于一个农民暴力政权。保举与黜陟太平天国的各级职官，分为朝内、军中和地方乡富三种。规定每年一保举，三年一升贬。 教育与司法太平天国的教育是以宗教形式进行，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礼拜堂兼学校。 关于司法，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设“典刑法”官二人，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不过，民间凡有民刑讼事，开始还是由两司马调理，如不能平息，则逐级复审。
军事
太平天国的军队号称太平军，1850年7月为洪秀全所建立。 
太平军按《太平军目》规定，在正副军师的统率下，有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各级指挥将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伍长统辖4人、军帅管13155人。 
太平军表定纪律甚严，按《定营条例》及《行营规矩》规定，必须遵守命令、爱护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禁止私自藏匿金银物资等；作战号令按《行军总要》部署。前期执行甚严，后期日渐松弛。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转战到南京期间曾在军中推行男女隔离的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在首都天京推行了两年，其后全面废止。但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仅于1852年初一克武昌期间在武汉短暂推行过，其他地区并未将此制度推行民间。
经济
圣库制度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这就走过了头、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 
太平天国无论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干亲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从每军到两司马按规定都设有圣库。在“天朝”则设“总圣库”主管财物。 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起，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人民的捐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苦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为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而斗争。第三，一切缴获交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纪律，也使军民关系融洽。太平军纪律之优良在农民起义中为人所盛称，特别在前朗更是如此。第四，在天京这样长期被清军包围的城市中，实行圣库供给制有它特殊的意义。圣库制在保卫天京和镇江等军事重镇中，起到了军民同甘共苦，民心稳固不懈的巨大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私有制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任何一种想改变这种客观趋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制度，都只能是被剥削者的美好幼稚的空想。如要求在实践中长期推行，无疑将会退到阻碍和破坏。从人们的意识形态来看，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也绝不是《太平条规》中禁止私藏金银和天王诏令、东王诰谕中要求“公心和傩”的说教所能改变的。农民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正因为他们是农民，私有观念和发家致富的愿望是浓厚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因此，圣库制度在实施中，便遇到愈来愈多的主客观困难。它应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作合理的改革，把这种起义初期的供结制度转变成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但是，没有材料证明太平天国对此作出过重大修正，而是任其自流演变，最后终于被破坏和变质了。 
破坏圣库制度的，首先是太平天国领导阶层的封建特权思想和物质享受无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圣库制度原则的一种破坏。 这说明在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阶层中，封建享受思想何其浓厚。在韦昌辉的眼里，圣库何尝还有平均平等的公库原则，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私财和任意支配的内库而已！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像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土地改革制度，同时提及中央及地方政制，还涉及经济制度。发行货币太平军的货币除初期名称为通宝外，其余均称为圣宝。圣字取意于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纲领，故太平军的圣  太平天国钱币库、圣粮、圣兵等等多用“圣”字，钱币亦如此。
此外，还铸造了一批镇库性质不能参与流通的花钱。其种类有四：小号大花钱、中号大花钱、特大号，其中特大号大花钱是我国最大最重钱币之一，仅半枚残钱就超过四市斤，重达2170克，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物资分配太平天国对农村的社会组织，按照太平军编制进行了改组，即以军、师、旅、卒、两司马为编制。 
历史功绩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其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
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
失败原因
但太平天国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主观原因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他们提不出一个切实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目的不明确，大多是迫于生计，希望改变贫穷的经济地位。在定都天京后，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在后期，太平天国也有短暂的重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各军主将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机局势。
中期的巩固大本营使领导核心分裂。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据《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记载，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势力，“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率部于9月1日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杨秀清及其眷属全被杀光。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后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11月，洪秀全又命石达开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2个月的统治。在这之后，洪秀全又逼迫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犯了兵家大忌。 
初期的封王，一开始就埋下祸根，东王占有绝对的军政大权，导致野心的扩大，想取代天王。领导者彼此的明争暗斗，不信任也是促成失败的原因。
《天朝田亩制度》的共产化。像分配时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原则只适用于下层的农民、商户、士兵。对于上层领导人，每天是用几人共用的钱，吃几人共吃的东西，穿的、住的都比下层人民好许多。体制的不均等性也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东王府
统治者日益腐败，脱离民众。据《中国近代史》上记载：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工，“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又据《太平天国》记载：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客观原因中外联合政府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1861年，慈禧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对付太平军的前线清军，全部归曾国藩统一指挥。曾国藩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专攻金陵（今南京）；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常州；派左宗棠率领湘军的一部，进攻浙江。英法侵略者组织中外混合的反动武装，协助左宗棠。前期的征战使领导阶级瓦解。据《中国近代史》第三章所说，在北上途中，南王冯云山于1852年6月3日中炮弹身亡，西王萧朝贵于同年9月12日负伤死去。太平军失去了2位重要的领导。
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重大失误一、政教合一，权力系统混乱，神权与皇权矛盾交叉。
二、兴拜上帝教，亡也拜上帝教。
三、定都天京，封建体制，渐生腐败。
四、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后期作战，屡失良机。战略上存在重大失误。
五、理想社会的空想，现实与幻梦的交织。
六、孤家寡人，内部不合。
七、治国无章，社会管理混乱。
历史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对日后反清革命有一定影响。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曾国藩、李鸿章等曾借助欧美外国人镇压太平军，见识过西方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太平军在江南起事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及香港避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的发展。
据中国学者王晓秋和日本学者广泽吉平等人观点，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化的深入，缓解了倒幕各藩的压力，促进倒幕运动的发展。学者评价辛亥革命及其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案。
194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以太平天国影射中共，台湾基本上没有从事太平天国历史专门研究的学者。台湾学者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评价，以国学学者胡适和近代史学者郭廷以为代表：胡适认为，“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而郭廷以的情况则较复杂，他早年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早期元老大都以太平天国后继者自居的大环境影响，称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将“革命”一词置于“变乱”之前，到台湾之后观点出现重大改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总而言之，台湾方面对太平天国褒贬互现，贬多于褒，其中就以女权方面形式上的伸张、形式上对清廷的不服从、民族利益为本、为理想而奋战的精神、禁烟酒毒赌的评价最高；对男女馆严防、神权统治、封建制度、内讧残暴、破坏民间信仰与儒家文化的评价最差；经济改革、兵民合一的国防制度评价为持平中立。国民党高层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大陆学者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后，承认并认同洪秀全的先进阶级领导下农民起义，推翻满清的运动，因而受到中共官方重视，在1951年太平天国建立百周年，人民日报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另外并认同其提倡四大公平的革命运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其中一个浮雕就是以金田起义为题材的。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著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援，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解放下层”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后、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邪教”说辨正》），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大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致争论太平天国历史的双方》）。海外学者评价简又文是少数在战乱时期就对太平天国历史进行过深入、广泛学术研究的学者，1949年以后他移居香港，后移居海外，较之台湾和大陆学者而言，立场更为中立。他一方面称赞太平天国政治先进、爱护民众、军纪严明，为民族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一方面又认为“客观上”“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
其他国家及欧美地区对太平天国历史也有一定研究，但因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多为“隔行论史”者，其成果及影响均有限，在欧美学者中，英国学者柯文楠（C．A．Curwen）堪称首屈一指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基本看法是，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理想。（《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
最新客观论述
起因评价从起因来看，这场运动是反专制的，具正义性
太平天国运动被认为是传统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曾经在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拥有双重的光环：既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传统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高潮中最大的一次”。
而说到农民起义，教科书上一般都认为这是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所引起的，这里的矛盾指的就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农民起义就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于太平天国运动而言，“凡天下田地，按其产量的多寡，分为九等”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代表了它“土地革命”的先进性，这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备受推崇。
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也是民间社会和专制朝廷的矛盾，具有正义性
太平天国运动当然也逃不开中国一直以来农民起义（或者说“民变”）的起因规律。太平天国是以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为主要号召的宗教性民变，社会诉求之一就是传统的抗征粮，抗征赋。
太平天国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土著和客家人之间的冲突。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人都是客家人。因此有人说，这和官府无关，就是“土客”之间的械斗。其实并不如此。从广东到广西的客家人一直被当地官府和当地土著所排斥。鸦片战争后，又有大量广东失业游民、散兵游勇进入广西谋生，而战争赔款造成银价上升，赋税沉重，原本就紧绷的生存链条濒临断裂，加剧了客家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生存压力。1849年广西大旱，次年又爆发大规模疫情，令桂中民生雪上加霜，加上商路断绝，盗匪横行，为应付各地天地会暴动，官府又在正赋外增加捐税，客家人和当地土著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多争一口米粮，把钢刀挥向争食的“异类”。
综上，太平天国运动和历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一样，起因都有正义性，过程、手段和最后的目的所出现的问题不能否定这一点。过程结果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结果不值得赞美
《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实施，本身也没有进步性
历来太平天国运动最为人称道的有两点，一为《天朝田亩制度》，二为《资政新篇》。
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内部文件”，它虽然是“旨准颁行”的天国官书之一，而且至少印过3次，但似乎每次印数都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中也极少提到它。
而就算真正实施起来，这个制度也大有问题。它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以供“功勋等臣世食天禄”。
《资政新篇》的确很进步，但是一直被束之高阁，只是摆设
和《天朝田亩制度》一起并称为太平天国两大纲领的《资政新篇》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很进步的佐证。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也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很有进步性。遗憾的是，它比《天朝田亩制度》的影响还要小得多，《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个人署名的，也不属于“旨准颁行诏书”。
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覆没，洪仁玕生活在太平天国五年，权力较大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861年2月后的权力便一再削弱，眼见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所以，他的思想尽管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这也仅仅是他个人的智慧结晶，把这用来给整个太平天国贴标签显然不合适，事实上，太平天国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任何事。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推行各种暴政，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比清廷尤过之
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1862年，当他知道了天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他又感慨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任何任务。”这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在取得了胜利之后，起义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暴政者。
的确，就太平天国的实践来说，其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因为是战时状态还可以不论，可是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比历史上以焚书坑儒箝制言论著名的秦始皇还要专制得多。它从金田起兵时就对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实行封禁焚毁政策，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而在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间，出书不过50种，其文化的封闭可见一斑。
太平天国没有向西方寻找真理，但也不能说这是邪教运动，不是革命
因为《资政新篇》，更因为“信基督”，太平天国运动被打上了“西化”的色彩，甚至洪秀全在有的书中还被评价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不过，太平天国的“西化”在于，洪秀全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而不是任何有价值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引进。有人据此说，太平天国运动是邪教运动，而不是农民起义。
尽管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和正统的基督教还是有很大分别的，不过，这样的分别并不比基督教的许多异端与主流之间的差别大。假若说太平天国是一场邪教运动而不是革命的话，显然有失偏颇，洪秀全搞的文化专制等行为和邪教与否并无关系，而从起因来看，这显然是革命的而不是为了宗教的意识形态冲突，只能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流产了的革命，失败了的起义。
但，不能用太平天国的不好反证清朝有多好
清朝的专制、残忍、腐败不会因太平天国的不是而消失
提起太平天国，曾国藩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而一旦说太平天国的不是，似乎就是在为曾国藩翻案——洪秀全从天神到魔鬼，而曾国藩则从汉奸、刽子手变为了人人称道、充满智慧的曾文正公。
根据学者们对史料的研究，从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26%。这里面既有清军所为，也有太平天国所为。而历史学家简又文等人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有史料记载，曾国藩每次抓到俘虏，都亲自批示，一概剜目凌迟，可见他的残忍。
因此，不能从太平天国的种种不是而说大清国或者曾国藩就如何光荣伟正。大清国还是一样的腐朽、专制，一样的压迫民众，一样的需要被革命。反思总结评价这段历史不能非褒即贬，或者做简单的折衷
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面临着两个极端，不是被捧得上天堂就是被贬得下地狱，太平天国就有“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邪教集团”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不同时期的评价自然和不同时期的需求有关，譬如，孙中山赞扬太平天国，暗地是宣扬革命的合法性。
然而，今天再来看太平天国，不能再在两个极端间摇摆，也不能是简单的折衷。我们不能只骂暴君而讴歌暴民，也不能反过来只骂暴民而认为统治者镇压有理。
无论如何，从出发点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正义的，只是革命的过程、手段和后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不能以此来说革命是坏的，不可取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假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得以实施，太平天国和当时的中国都会是另一番光景。
评价太平天国，不能非此即彼。无论太平天国运动过程和结果如何，无论洪秀全其人如何，也不能反过来说清朝就是好的，清朝的镇压是正义的，清朝不需要被革命。[2]
历史教训
太平天国的悲剧充分说明：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要完成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就要一口气推翻它，不能给它恢复期。在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只有既反封建，又反对资本主义列强，才能完成救国救民的任务。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的开辟正是吸取了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的失败教训，取得了最后胜利。太平天国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