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怀璧
个人简介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参加牺盟会。曾任中共武乡县委副书记，牺盟会辽县、浑源县特派员，牺盟会辽县中心区秘书兼中共辽县县委书记，沁县县长，晋冀鲁豫边区七专署专员，晋中行署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北京市民政局、地政局、劳动局局长，劳动部办公厅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五办公厅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中共思茅地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副省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民政部副部长。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略论我国继承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
个人履历
史怀璧传记
史怀璧，曾用名史进。1913年3月28日（农历二月二十日）出生在山西武乡县史家垴村的一个农民大家庭 
祖父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其中大祖父有两个儿子，一祖父、三祖父各有一个儿子。在父辈大排行的兄弟中，其父史海元为长子，他是二祖父续弦带来的儿子。由于父亲身体虚弱、多病，不事劳动。在后来的生活中，这个大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来自他的三叔，也就是他三祖父的儿子。三叔史鉴古先后在浮山、代县、解县、翼县、平鲁任县公安局局长，每年给家里寄去几百元银洋。当时三祖父主持家务，他把这些钱都用于供儿辈们读书和购置土地。 
土改前，这个大家庭已经拥有了近200亩土地，近20间房屋，3、4个雇工，牛、马各1头，土改时定为小官僚地主。当时史怀璧兄妹正在外参加抗战，他们均同意这一决定，并给村党支部写了信，表明了他们支持土改工作的态度 
史怀璧由于父亲的原因，在这个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低下5岁时，身患气管炎、肺心病的父亲和由于生育过多，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患痨病的母亲，丢下3个男孩和4个女孩，相继去世。史怀璧被过继给婶母抚养。家庭的不幸，使他过早地熟谙人事，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立志读书”的思想，年龄稍大，便进人县立高小就读，毕业后，怀着对包办婚姻等封建礼教的强烈不满，考入县立三年制师范学校，走上读书求知的道路，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0年的春天，史怀璧在武乡师范学校读书，他酷爱文学又擅长书法，受到老师们的夸赞。1933年初，他结识了前来学校宣讲革命理论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李逸三同志，并在李逸三同志的启发下，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和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初，史怀璧于师范学校毕业，在革命青年高沐鸿、武光汤和李逸三同志的帮助下，到武乡流通图书馆工作。流通图书馆当时是宣传革命理论、掩护革命活动的场所。同年5月，史怀璧与高沐鸿、李逸三同志一起，成立了武乡党组织，他们三人成为武乡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为了掩护党组织的革命宣传活动，他们创办了《武乡周报》，史怀璧担任该报的誊写工作。从此，史怀璧便投身革命，成了高沐鸿和李逸三同志最得力的助手 
为了在武乡县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高沐鸿、李逸三、史怀璧等同志研究决定，在武乡县组织成立了“抗债团”，提出了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丁的五抗口号。由于“抗债团”的宗旨符合武乡广大劳动人民与进步青年的迫切愿望，“抗债团”一成立，便迅速发展起来，不到半年时间已发展到200余人。他们印刷了《晋东南“抗债团”宣言》，通过秘密形式散发给了武乡小学的教员们，并公开张贴。史怀璧同志曾携带《宣言》专程到沁县及沿途村庄散发、张贴。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广大工农群众和高校学生们对这一行动所表现出的热情，使他深受鼓舞。 
经过三个多月的宣传鼓动，“抗债团”的声名深入人心，已被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接着，为了制止官方利用其食盐专卖权。故意提高盐价残酷剥削广大群众的恶劣行径，“抗债团”于1934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在城关和故城、洪水、蟠龙等镇相继贴出了“打倒官盐店”的标语。“抗债团”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但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严密注视，认为武乡县有共产党在活动。武乡县公安局长梁楫，是阎锡山的忠实走狗，曾为此事向山西警务处发了电报，阎锡山反动政府在沁县驻扎的便衣小分队，也曾先后两三次到《武乡周报》社、武乡流通图书馆进行侦察。反共头子武誓彭亦向山西反动当局作了密报，把武乡县划为山西省“四大赤县”之一。 
在高沐鸿、李逸三的周围团结了不少的进步青年，如太原的学生魏玉田、魏煜、赵益三、武华、段若宗等。他们在省城均与党的外围组织“社联”、“抗日大同盟”、“左联”有联系。每逢寒暑假回家，都团聚在流通图书馆与高沐鸿家。议论时政。武乡虽然是山西晋东南比较偏僻的山区县城。但当时却是国共两党斗争反映敏感的地区之一 
“抗债团”成立的同时，武乡师范学校也酝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秘密组织，造成了一定的革命声势。党组织成立后，为了迅速与山西省工委接上关系，8月初，李逸三到太原，经过赵益三、魏玉田、段若宗等同志找到了党的关系。经山西省工委指示，决定成立武乡县委，并负责领导晋东南襄垣、榆社、沁县一带的革命活动。 
在山西省工委的指示下，李逸三、高沐鸿、史怀璧共同研究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发展问题。当时确定李逸三为党的书记、史怀璧为副书记。高沐鸿同志因要外出表示不参加具体工作。这就是赴太原与党接上关系之后，在李逸三宿舍里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内容。这次会议之后，吸收了武三友、赵瑞璧、程登瀛等几位同志参加党的工作。不久又召集了第二次会议，由李逸三、史怀璧、武三友、赵瑞璧、程登瀛等同志参加。8月中下旬，正式成立了以李逸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武乡县委。县委由李逸三、史怀璧、赵瑞璧、武三友、程登瀛五人组成，并对地区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李逸三、武尚文负责西乡；史怀璧、武三友负责中乡、赵瑞璧、程登瀛负责东乡。把“抗债团”的发展与党的发展统一起来，在“抗债团”中选择坚定的优秀分子入党。 
武乡党组织正式成立之后，出版了党内刊物《上党红花》，共出了五期。其内容主要是介绍苏区与红军情况，谈论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等。1933年10月，又公开出版了一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册子，这本书，由李逸三主编，史怀璧、武骏图二人给他摘录材料。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很快引起全县知识青年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警觉。武誓彭与县公安局长梁辑，将这本小册子送给山西省反共当局，认为武乡真正成了“赤区”，有共产党在活动。 
高沐鸿同志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对武乡的派系与反动政府的斗争，也有亲身经历。1934年春节过后高离开武乡到北平继续他的文学生涯。临行之前，亲自对李逸三和史怀璧谈到他走后武乡形势一定会起变化，特别指出：公安局长梁楫是个阴险人物，他一面和我们的一些人打麻将，一面在侦察我们，县长吕日薪也会有变化。今后的斗争方式，一定要注意策略。因为他们始终是阎锡山反动当局的人。可是，李逸三和史怀璧对高沐鸿的预见性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对山西反动当局已将武乡划为赤区之一，驻沁县的宪兵便衣几次来侦察的情况毫无警惕，亦没有研究应变措施。1934年4月20日，敌人终于下了毒手。深夜派警察到北良侯逮捕了李逸三，同时在县城逮捕了武光汤、武骏图，查封了“流通图书馆”，封闭了《武乡周报》，没收了石印厂 
敌人原计划把高沐鸿、李逸三、武光汤、武骏图、史怀璧5人一网打尽。但因高沐鸿于3月已到太原，史怀璧是在敌人搜捕的早晨到沁县接党的关系，而侥幸未被逮捕。 
沁县的关系人叫王公九，是沁县第一高小的会计，是高沐鸿走时介绍给他们的。史怀璧到沁县与王公九接上关系后的下午，李炳泉到沁县找到史怀璧，告诉他：组织已经被破坏，李逸三、武光汤、武骏图三人已被捕，敌人正在搜捕他和高沐鸿。还说，李逸三让史怀璧立即到太原铁路扶轮学校李仲琳处，告知高沐鸿迅速离开太原，也让史怀璧迅速找社会关系隐藏起来。 
史怀璧根据李逸三同志的意见，步行两天半到达太原，找到高沐鸿后，将武乡党组织被破坏，及他怎样逃脱敌人的搜捕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高沐鸿。二人商议，山西反动当局立刻会通缉他们，应迅速隐藏起来。高沐鸿当夜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史怀璧则到国师找到魏玉田、赵益三。一方面告诉他们武乡事变的情况，一方面请他们资助路费，准备到其叔父（任代县公安局长）处隐蔽。 
史怀璧到达代县，使三叔父大吃一惊，还以为家里出了什幺事情。史怀璧就把武乡出事的情况告诉了他，当即受到训斥，但他也为史怀璧和武光汤担心（史是其三叔父的养子，武是其亲外甥），为应付通缉，他让史怀璧改名史进，不久又在史的要求下，将史介绍到河曲县公安局长高建勋处，被安排了一个文书的职务。高建勋懂中医，史就为他抄医书，月薪5元。 
史怀璧到河曲县的初衷是想过黄河到陕北找红军。积攒了20元钱后。他请假渡过黄河，发现神木、府谷一带敌人盘查很严。在此地，他徘徊了一个多星期，没有任何结果，又返回到河曲继续为高建勋抄医书。此时，他如坐针毡（因为失掉党的关系），于是又回到代县，请叔父资助读书，考入省立代县第五师范。 
在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他认识了进步青年铁西坡（铁銮）、雷煊、贺鸿藻、吴润、李文炳等人，他们互相信任，要求进步，组织了读书会，主要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此外，他十分注意在太原就学的青年。为此他有意结识了阳明堡的周中义。这时的史怀璧一面组织读书会继续革命活动，一面又为断绝党的关系而苦恼。 
1935年冬，史怀璧到了太原寻找党的关系。他通过魏玉田的介绍，暂时寄居在国民师范东六斋6号，与武乡同学郝承昭住在一起。此时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山西的学生也开始上街游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史怀璧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还写了一篇关于河南民权车站反动当局随意枪杀一名工人的文章，标题是：“枪口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山西反动当局，不久又值红军东征，山西反动当局大肆搜捕爱国学生，太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师范不断有学生被便衣特务抓走，甚至有时街上的小贩也被当做红军的密探被抓捕，与史同屋住的张增荣就是这时被敌人逮捕的。也在此时，史怀璧找到了赵益三，通过赵接上党的关系。 
为迎接红军东征，山西工委决定：派共产党员到白军中工作，瓦解敌军，组织白军哗变，欢迎红军东渡。史怀璧和孔繁珠受党派遣，即将到汾阳医院党的联络站去接头。但前一天，山西反动当局对国民师范进行大搜捕，史怀璧和孔繁珠与100多名同学同时被捕。经过审讯，敌人没有抓到史怀璧的把柄，也由于国师校长冯司直说情：“被捕的人大部分不是国师的学生，是临时借宿，如无问题，可以释放。”这样，史怀璧因查无实据，令找保出狱，当时在山西省教育厅任科员的武光汤，保史怀璧出狱。获释后的史怀璧便回到平鲁县叔父处。 
1936年3月，平鲁县接到山西警务处电报，原文是“查共党史怀璧，从国师潜逃到该局藏匿，仰迅速扣获，送县处办”。说情无效，史遂遭逮捕，后押解太原山西警务处。1936年7月，史的叔父被调翼城任职，到太原询问史的问题。知史的被捕是武誓彭告的状，说史在代县进行共党活动。经过叔父的活动。最后查无实据，经汾阳叔父的友人任伯修具保结了此案。史获释后又到第一监狱，探望了仍在坐牢的李逸三同志，并给他与郭钦安留下4元银洋。 
1936年，史怀璧插入并州中学高中班学习，同时也与派来同他联系的同志接上了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自己两次被捕的详细情况，组织上也向他谈了当前时局的变化，并派他在并州中学组建党支部。积极物色进步青年学生。在并州中学，他联络了宋桂莲、姜宝珍、刘秀英等进步学生，带领他们聆听马寅初、薄一波等人“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还乘蒋介石到并州之时，参加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请愿运动，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此时，他获悉段若宗等六位同志被敌人杀害的消息。段若宗曾出任过北京学联的代表，是太原学生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牺牲，使史怀璧异常悲痛，但他们忠贞不屈的精神也给他很大激励。 
1936年“九·一八”纪念日后，山西的形势有所好转。阎锡山为防止蒋介石对山西的介入和日本帝国主义对山西的军事进攻。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共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指示下，薄一波等同志借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山西工作的机会。利用牺盟会合法组织。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1月，并州中学放寒假后，山西牺盟会举办了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史怀璧经过考试，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周的训练班。 
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结束后，史怀璧被党派到<> 
在辽县历时两个半月的活动中，他们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指出“何梅协定”是卖国协定；发展了3000多牺盟会员扩大了群众抗日的基础力量。 
史怀璧回到太原，牺盟总会与党组织又命他以山西省政府视察员的身份到汾西、隰县、大宁复试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团员，整顿牺盟会组织。这次视察，引起了阎锡山的疑心，特别派了一个姓王的团长任副视察员随行。完成了这一临时任务后，他进入国民师范民训第七连特派员训练班学习。第七连是专门训练牺盟会特派员的。教导员先后是戎子和、雷任民，工作人员是张国器。秘密党支部直属山西省工委，领导人是阎秀峰、李安心、侯富山，与史怀璧发生党的关系的先后有苏应民和郭钦安。 
第七队主要是学习和受军事训练。学习的书公开的是阎锡山发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可党员们都秘密传阅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这里军事训练很严格，也很紧张，经常搞急行军，步行到兰村和晋祠，以考验同学们的体力。政治斗争也很复杂，在受训期间，阎锡山以高薪聘请的托派张慕陶搞破坏活动，被群众轰走。 
在国民师范，除第七队外，还有一个女兵连和1000多名在校学习的大中学生，大部分是平津及全国各地为抗日救亡而来的青年。他们一心向往延安，不满足山西的政治气候，为此有些同学曾受到了薄一波同志的批评，最后大部分安下心来，参加了军官教导团的训练，走上革命的岗位。 
三
1937年5月，党中央分析日寇占领平、津后准备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形势，认为雁北可能是敌人的进攻重点，牺盟总会决定首先开辟雁北13县的工作。牺盟中心区设在大同。由阎秀峰、侯富山、李琳同志负责。史怀璧和张天乙同志分到浑源县工作，他们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特派员。5月底，山西省工委在大同召开了党的会议，决定各县迅速发展党员，以便领导群众进行抗战 
大同会议后，史怀璧回到浑源，把牺盟会中的积极分子任汝勤，浑源中学的蔡汝豫、李锦云三位同志吸收入党，建立浑源县第一个党支部。 
在浑源县，史怀壁等同志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县长史标青不支持，公道团团长张重生抵制，地方大绅士左吉轩反对。阎锡山振来的精神救国会领导人，到处宣传“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发展精神救国会会员，其目的也是抵消牺盟会的影响。阎锡山驻军的一个师，军纪极坏，师长杨荫堂毫无对日防御准备，还认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是多余的事情。但牺盟会特派员名义上是阎锡山委派的，所以这些人也不敢有大的反对行动。史怀璧等同志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并利用任汝勤的旧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极大困难，做大量的工作。在发动青年学生的同时，他们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城关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上，为该县抗日局面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地区。下旬，敌军接近平型关、浑源。史怀璧、张天乙两人接到山西牺盟总会的速返太原电令，此时，国民党部队已从战场上溃退下来，县长史标青也己潜逃。史怀璧行前，对党支部进行了工作部署，组织群众，接收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枪支，做好主动与北上的八路军取得联系的准备。返回太原的途中，史怀璧等人在原平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过原平，就看见了北上的八路军部队，这种场面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欣慰 
回到太原，史怀璧同志参加了省工委书记张友琴在双塔寺召开的秘密会议。张友琴指出：国共两党已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山西成立新军抗日决死队，也要随八路军部署安排。还谈到，党的工作目前还不能公开，共产党员只能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地位开展工作，积极发动群众，迅速发展党的组织。 
8月初。史怀璧等人接到山西省委的通知，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受训（地址在成成中学）。受训期间胡服（刘少奇）同志给大家讲统一战线与游击战问题，彭雪枫同志讲党的建设问题 
此时，牺盟会在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正在忙于两项工作。一是把国民军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组织成4个决死总队，向阎锡山领取枪支、弹药、服装。二是在重要地区迅速成立牺盟中心区，由中心区领导各县的牺盟会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支持抗战。同时，成立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是续范亭，武装部长是程子华，负责战时总动员和武装群众。工卫旅也在这时成立。 
11月，史怀璧被牺盟总会分配到辽县中心区。归晋冀豫省委领导，省委由李青玉、李雪峰、徐子荣同志组成。辽县中心区辖和顺、辽县、榆社、武乡四县。根据晋冀豫省委决定，以牺盟会中的党员为核心，成立了辽县县委，侯振亚任县委书记，史怀璧任组织部长。侯振亚调走后，史怀璧接任辽县县委书记 
1938年2月。史怀璧接到薄一波的电令，调他到上党牺盟中心区，协助侯振亚领导晋东南的牺盟会工作。辽县牺盟中心区并入上党中心区后，上党中心区领导着沁县、沁源、安泽、武乡、榆社、辽县、襄垣等县的牺盟会工作。 
侯振亚到上党中心区工作不久。上党就遭到日寇的九路围攻。当时决死一总队领导机关和牺盟会成员，均转移到沁县西山一带，薄一波、侯振亚、史怀璧住在沁县西山的一个叫登山角的小村子，他们积极学习军事，练习打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敌人九路围攻。在刘伯承同志指挥的129师与决死队的打击下，很快被粉碎了，晋东南又成了一块暂时比较安定的地区。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中，暴露出的大问题是阎锡山委派的旧县长腐败无能，不能保证军队在战争时的后勤供应，不能发动群众抗日。于是改造旧县政权的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安子文与薄一波同志商议，县政权必须改造。必须派有工作能力，能打开局面的共产党员去任县长和公安局长，方能在战争中坚持工作，解决好八路军、决死队的供应问题。由于对抗日县长的要求很高，一时挑不出合适的人选。也由于特派员们对“县长”这一职位存有偏见，认为县长是给阎锡山当官，所以也都不愿意干。经安子文、薄一波同志多次酝酿，最后决定，让史怀璧到沁县任抗日县长。他开始也不同意，后来在薄一波和安子文同志用列宁关于“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政权”等理论耐心地开导下，才接受了任务。行前，薄一彼同志送给他一支手枪和一匹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大洋马。同行的有公安局长王墉同志。 
1938年3.4月间，史怀璧前往沁县上任，一到任就逮捕了阎锡山的前任县长李醉天，其罪行是在八路军和抗日决死队粉碎敌人九路围攻时，擅离职守，不及时对抗日部队提供军需供应，按罪行应处枪决。但当写出布告准备第二天执行枪决时，李醉天买通了看守的司法警察，深夜逃跑投降了敌人。 
史怀璧出任沁县县长时年方25岁，一时引起全县群众和士绅的纷纷议论。群众说“青年县长，敢作敢为，接近群众，不像过去的县老爷，不同群众见面”士绅们说：“这样的年轻人能当县长码？沁县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年轻县长”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史怀璧任县长后，在上级领导的具体指导下，首先抓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当时沁县驻扎的部队有八路军总部、决死一总队、国民党冯钦哉的部队以及国民党武士敏的169师，仅每天的粮食供应就十分紧张。为了摆脱繁琐的事务工作，他启用了思想上比较进步，又有多年县政府工作经验的叔父史鉴古，负责县政府内部事务。他则自己专门负责解决军粮的供应和发动群众二武装群众的问题。 
为了解决八路军联络处的经费开支，薄一波同志又派来戴祖武担任会计，并指示：首先要解决军队的粮草供应与八路军联络处的经费开支；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防敌除奸。安子文同志也做了指示，强调了政权建设合理负担、党组织的发展等问题的重要性 
领导的指示是明确的，如何实施，他尚无经验，特别是怎样保证军粮供应问题。为此，安子文带领史怀璧等同志亲赴小东岭村八路军总部，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了解到目前部队急待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办法是采取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左权同志还说，在南仁有八路军的伤病员医院，需要特殊供应，如军鞋、白面、羊肉、鸡蛋，要发动群众来解决。你这个青年县长，要坚决完成任务。左权同志还把南仁医院院长宋德贵叫来，将史怀璧介绍给他，并告诉他：“有关南仁医院伤病员的特殊照顾问题。可直接请史县长解决。”回来的路上，安子文同志说：“你回去把存粮的大地主请来开会，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至少要解决一万石粮食。”回来后，薄一波同志也指示他要迅速采取合理负担办法。解决八路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为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史怀璧当即召集了了解财主存粮情况的同志，开列了名单。然后把地方士绅和地主请来，开了座谈会。在会上。他先谈了抗日的重要性，又谈了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转达了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薄一波、安子文同志的指示，请大家自动报名。开始只报了6000石粮食，史怀璧再次动员，要求大家再开明一些，于是到会的粮户们开始了揭发，说某某可以多出，某某还有存粮。就这样，最后实际征集到的粮食有18000石。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沁县解决“万石粮”的经过。粮食的问题解决了，左权同志非常高兴，他表扬史怀璧是个能干实事的青年县长。这是史怀璧在沁县当抗日县长时完成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是抓扩军问题。扩军首先是补充抗日决死队，对此薄一波同志指示，各县均要成立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每县至少要有100人参加，并派来了自卫队队长和指导员。县里的具体做法是：每个村成立不脱产的自卫队，经过训练和教育动员，参加县里武装自卫队。再经过半年或三个月的训练。补充到正规部队。这样一层层地提高训练，自然不会有二下子离开家乡的困难，也减少了家庭的阻力。这样的扩军方式，循序渐进，开展得很顺利。在扩军的过程中，党员首先报名参加，乡镇领导的子女争先当模范自卫队员。这样，抗日决死总队的规模很快得到了扩大，出色地完成了扩军任务。 
第三件事是抓政权组织的改造问题。史怀璧初任沁县县长时，薄一波同志只给他派来一位公安局长王墉，不久王墉同志调走，又派来谭永华同志。谭永华同志到武乡当县长，又派来郭鸿弯同志。史怀璧对县政权改造迫切性的认识，是从李醉天的逃跑开始的。按照薄一波同志“旧人员必须陆续更换”的指示，开始了对旧政权的改造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高扬文（八路军工作队队长，内部是县委书记）同志的大力支持，他派来了温附山、李幻三、张克熏等六位同志任县科长，这些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后来又派来一批共产党员干部，改造了区长。在共产党员区长的领导下，农村用民选的办法，使农村的党员担任了村长，使基层政权也得到了改造。这样，党的决定，县政府的指示，能很快地贯彻执行，也使史怀璧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为此他还写了一篇《政权的威力》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黄河日报》上。 
敌人九路围攻后的一年，是沁县的相对和平时期，薄一波同志指示，一定要解决好八路军联络处的财政供应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让把阎锡山发的大块烟土蒸开，变成一两一包，每两25元，用县政府大印纸包装出售，这样县政府每月拿出800元，加上史怀璧本人的工资300元，共计1000多元，按月提供给八路军联络处，解决了八路军的经费问题 
史怀璧在沁县担任县长的三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最难忘的是朱德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处理问题的工作方法 
当时驻扎在沁县洪口的有国民党冯钦哉的169师，被群众称为“一路狗屎”，粮秣靠沁县和武乡两县供应。开始给他们提供粮食时他们还付给粮款，后来他们知道给八路军供应的粮食不付钱，他们也不给了。史怀璧将此情况报告了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坚持原则一定要收他们的钱，并讲八路军虽无钱付给，但都打欠条，都开收据。169师的头头们闻听，要对薄一波的专员公署动武，把机枪架到专员公署的门前相威胁。薄一波同志把情况向朱德同志做了汇报，朱德同志说：“你请他们吃一顿好饭吗！”薄一波同志心领神会，当即做出决定。回去后对史怀璧说：“你今晚筹备一桌好饭，我要请客，你作陪。”于是当晚宴请了169师团以上的干部，席间略为寒暄，薄一波同志就书归正传讲抗日工作要服从大局，抗日必须团结，粮食是老百姓用血汗种出来的，供给军队，军队都要给钱，八路军也要给钱，只等中央拨下款来再付等等。经过这一番斗争，问题解决了，169师也把机枪搬走了。史怀璧从心里佩服这些领导同志的斗争艺术 
这次斗争，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军与山西新军在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是国民党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因为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把山西新军（包括抗日决死队）看成是阎锡山的部队。 
史怀璧初到沁县时，党的组织叫八路军工作团，团长（党内叫做县委书记）史文俊，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史文俊走后，高扬文同志任工作团团长。高扬文同志与史怀璧相处的关系非常好，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使县政府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沁县的抗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无论在动员组织群众方面、扩军方面，还是旧县政府的改造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绩。尤其是为八路军部队解决了万石粮的供应，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扬。左权同志指出：沁县被评为模范县当之无愧。史怀璧是咱们年轻的模范县长。但史怀璧却认为：功劳归于党的领导，归于同志们的努力，归于牺盟会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在当时，党的组织还处在半秘密状态，牺盟会是我党领导下的公开组织，牺盟会的孟松涛、黎颖，及后调来的张日薪等同志，利用公开的身份。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为沁县抗日工作的轰轰烈烈的展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县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1939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军民粉碎。 
同年12月，阎锡山步蒋介石后尘，坚持反共降日的方针，破坏统一战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也叫晋西事变），对山西新军和牺盟会开展了全面的军事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其它新军在我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坚决给予了回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山西抗战的大好局面。 
“十二月事变”，阎锡山把山西新军和牺盟会也放到对立的阵线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一面继续争取阎锡山团结抗战，一面进一步深人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对日作战，建立敌后根据地，并在各个战略区，成立行署、专署、县政府，对旧政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普遍建立了“三三制（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振各占三分之一）人民政权。在军事上，各个边区成立了区党委、军区、军分区。山西新军也列人八路军建制。党的组织也转为公开，开始以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的名义开展工作。 
“十二月事变”后，史怀璧进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学生，被分为12个支部，史怀璧是第一支部的支部委员，郭峰是支部书记。党校的教育长是杨献珍同志，负责联共党史和哲学的课程，罗瑞卿同志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李大章讲党的政策，刘锡五、张衡宇讲党的建设和政权重要性问题。彭老总和杨尚昆同志也抽时间到党校，给大家讲一些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使大家增长很多知识。在党校学习时，恰逢敌人进行扫荡，史怀璧被左权同志借调到总部当临时向导，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和左权同志的战争指挥艺术，感受颇深。 
1940年秋，史怀璧结束了在北方局党校八个月的学习，返回太岳区。他感到在牺盟会工作时，一直以合法的而貌出现，总感觉是浮在上面。于是他向安子文同志提出到基层锻炼的请求，安子文也表示同意，随即被委派到棉上县任县委副书记。 
史怀璧在棉上县基层蹲点时，发现了一个叫药彦明的人，号称“地雷大王”。为了开展民兵工作和地雷战，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地雷的制作问题。药彦明制作的雷，杀伤过很多敌人，曾得到过太岳军区与区党委的表扬。安子文同志也曾几次提到他制作的地雷的杀敌作用，并推广应用。 
史怀璧还利用晚上与群众座谈，讲形势，讲政策，将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在该县的青龙桥一带，有许多小煤窑，他就和群众一起下煤窑挖煤。既体验了采煤的艰辛，了解了农民的生活，也加深了与他们感情上的沟通。 
不久，敌人进行大扫荡，接到情报后，他们星夜往琴峪转移。在峡谷地带不巧遇上了敌人，幸亏与被迫给敌人带路的农民相识，在这位农民的巧妙通知下，史怀璧与30多名干部迅速转移上山，潜伏在密林中，没有被敌人发现，但没有来得及上山的骡子、被褥及两袋而粉被敌人抢走了。 
琴峪是区政府的所地在。区长叫陈桂荣，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同志，工作做得很出色。区委书记叫曹显耀，琴峪这个村子，地处深山，自然条件很好，满山青松翠柏，敌人几次扫荡都未到过这里，群众生活安定。晚上民兵们站岗放哨，消息很灵通，敌人的动态我们都能掌握，史怀璧等同志在此隐蔽。直到反“扫荡”结束。 
在这次反“扫荡”中，薄一波与陈赓同志带领两个团，转移到大林渠时，被敌人发现，日寇集中兵力，计划夜晚包围薄、陈发觉了敌人的阴谋，连夜将两个团的部队以班、排为单位突出重围，无一伤亡，转到外线袭击敌人。为此，史怀璧写了一篇通讯，在山西党史资料上发表。薄一波同志看后，笑着说，那次被敌人包围很狼狈，几乎被敌人活捉，谈不上胜利。史怀璧也笑着说，被敌人包围，突了出来由内线转到外线，自己没有伤亡。还打击了敌人，这就是胜利。 
史怀璧在棉上县工作不到半年，就被调到太岳第一专署任专员，地委书记是刘植岩同志。专署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政府权力，协助地方农民进行减租减息，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动员青年入伍，进行优抗抚恤。征收爱国公粮和军布，并在敌人扫荡时，进行空室清野等工作。在对敌斗争上，按省军区党委决定，采取武工队的形式，深入敌占区活动，打击汉奸，摧毁伪政权，带领民兵破铁路、割电线，制造“两面政权”。使敌村镇政府成为与敌虚伪，真心向我的“两面政权”。 
有一次。屯留县城的敌人空虚，距县城仅十里地的余吾镇“伪政权”，便向我们报告了敌人的情况，让我组织骑兵到余吾镇示威，以震慑敌人。军分区接到通知后，即集中了军分区、地委、专署领导干部70余人，骑着马浩浩荡荡地赶到余吾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自动送饭送草，同志们吃完饭撤走后，“伪政权”即派人向敌人报告，说“有二百多八路军的骑兵到了余吾”，敌人被吓得惊恐万状。他们给敌人的这些情报，全部是事后情报，而且非常夸大，以吓唬敌人。他们给根据地送粮时。总是向敌人谎称来了很多八路军，抢走了多少多少粮食，这样不但吓唬住了敌人，还找到免缴敌粮负担的正当理由。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群众创造的一种对敌斗争策略。 
1942年“精兵简政”后，太岳三个专署合并为岳北专署。 
1944年初，太岳区党委、行署召开了财经会议。会议结束后史怀璧就到了太岳区整风学校学习，担任第一区党支部书记，参加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先学习文件，然后个人总结，大家帮助，最后领导批准。据说，1943年秋整风开始时，采取了极左的“逼供信”的手段，把许多同志均当作特务来整。这是从延安移植过来的康生“特务如麻”的作法。为纠正康生的错误，毛主席规定了“九条方针”，才将整风引导上正确的道路。 
太岳区整风运动，由区党委书记王鹤峰同志负责，郭钦安、刘有光、阎定楚等同志做具体工作。开始学习整风文件，重点批判教条主义，广大干部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提高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路线的认识。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个人检查。小组帮助，干部审查，最后留尾巴的只有一人。这充分说明康生“特务如麻”的做法是错误的。 
1945年5月，太岳区整风结束，史怀璧到第三专署任专员，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大家以为和平来到了，这时史怀璧有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史和平，哪知蒋介石又打起了内战，中国人民又开始了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徐向前同志亲自指挥的“临汾攻坚战”中，史怀璧协同太岳行署主任裴丽生同志负责后勤指挥部的工作。他们深入广泛地动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力以赴支持前线，为整个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从人力到物力的全面保证。为攻克临汾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到徐向前同志的表扬。 
1948年5月，经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鲁豫边区决定，成立晋中行署，史怀璧任晋中行署副主任、区党委委员。此时。正值解放太原的战役打响，为配合前方战事，他主要抓了动员人力、物力参战支前工作和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四
1948年11月，史怀璧接到中央组织部发来的电报，通知他速到石家庄随彭真同志一起赴北平，参加接管北平市的工作。吏怀璧被任命为北京市民政局局长。 
当时，所有准备接管北平的干部。都在石家庄集中。彭真同志任北京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彭真同志转达了关于接管北平的命令，全体与会的干部都十分激动。 
进入北平，民政局的军代表住在翠明庄，第二天就发生了原国民党的公务人员哄抢而粉的事件，史怀璧奉命去做说服工作。在一个大寺院内大殿的走廓下，堆满了面粉，有军人在看守，是供应北京城我接管干部们食用的。他了解了事情发生的原委，立刻会见了那些哄抢面粉的原国民党政府职员，他们哭诉了国民党政府已经几个月不发工资，所以哄抢面粉。史怀璧告诉他们；面粉是国家的财产，不能哄抢，你们这些人，政府耍录用，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经过规劝和安抚，事态平静了下来，面粉保住了。 
政权接交工作一开始，即由叶剑英同志召集原国民党各局的局长和接管的军代表们开会，讲明了党的政策，让国民党政府的人员仍任职，服从军管代表的领导。叶帅的讲话，稳定了人心，使全部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于是，史怀璧从原国民党民政局局长程子厚的手中，接过了北平市民政局的领导权。 
史怀璧担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遵照市委决定，在彭真和叶帅的领导下，取消了八大胡同的妓院。他们首先把罪大恶极的老鸨扣留起来，让妓女们诉苦，妓女们声泪俱下，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和老鸨的大量罪行。然后给妓女们检查身体，结果没有一个妓女不患花柳病的。当时对妓女的政策是，先治好病，然后有家的回家。无家的可由政府给予救济或安排工作。取消八大胡同妓院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事后，在董必武同志的主持下，拍摄了一部反映这项工作过程的电影，放映之后，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旧民政局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户口，其目的是以防共反共为主。被我们接管后，根据市委指示，立刻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公安局，公安局可以从这些户口管理的线索中清查国民党隐藏的特务。据熟知这方面情况的同志介绍，原国民党民政局科以上的人员均是忠实于国民党的人。其中有的是特务。对这些人，民政局当时还是留用了，并未逮捕，后来随着整个接管工作的顺利推进，社会比较安定，才将这些人的政治情况核实清楚。为了做到实事求是，既不放过真正的特务分子，也不能把留用人员均当做特务，民政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逐一对每个留用人员的政治表现、工作情况仔细研究分析。向公安局做了如实的反映。在当时情况下，耍对留用人员均调查清楚，是十分困难的事，民政局采取了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 
为了执行稳而不乱的接管方针，民政局对国民党旧职员做了大量的稳定情绪、消除顾虑的工作。每天抽出两个钟头的时间组织他们学习，史怀璧亲自给他们讲话，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其中有一部分青年人，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就不满，他们主动接近组织，反映了不少情况，如徐作昱、车芝田等青年，后来均成为民政工作的骨干。 
把民政局原来管理户口的工作转给公安局后，民政局的工作相对减轻了，而解放初期的北京市，劳资纠纷逐渐增多。资本家对我党的政策还有很多疑虑，他们强调原材料来源短缺，继续办工厂有困难，提出“停工关厂、解雇工人”；工人则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对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党的政策是一方面不准资本家任意关闭工厂，解雇工人，另一方面教育工人，在目前资方生产困难的情况下，要先争取不失业，有饭吃，等待原材料来源解决了，生产好转了，工人的福利就会提高。刘少寄同志在天津市调查了这些问题，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市的全体接管干部作了报告，对大家教育很大。北京市委与军管领导为了解决劳资纠纷，决定成立北京市劳动局，工作重点是调解劳资纠纷与解决劳动立法问题。任命史怀璧兼任市劳动局长。 
地政局主管房地产变动。解放初期，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许多群众对我们的房地产政策不了解，怕房产被没收，纷纷出售。房产权的变动很频繁，每天都在报纸上报道。当时由于干部少，工作又急需人做，史怀璧又兼任了地政局局长。当时买房的大部分为党政机关，进城后急需大量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但卖主怕共产党政策不稳，政策多变，不要冀南票子，只认实物，于是各机关只好用布匹和其它实物换房。 
史怀璧一人兼任民政、地政、劳动三个局的局长后，抓了不少当务之急的工作。由于劳资纠纷矛盾比较突出，他便集中精力抓这项工作。为了处理劳资纠纷，经常加班加点，并向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同志请教。 
1950年，中央决定成立劳动部，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长。他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史怀璧到劳动部任办公厅主任，负责筹建劳动部的工作。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史怀璧到劳动部任职。在李立三部长的领导下，劳动部初步成立了劳动争议司、劳动保护司、劳动保险局和办公厅。办公厅直接协助部长们处理日常工作。后来，中央又委派了施复亮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毛齐华为副部长，李文宣为办公厅副主任。 
劳动部建立后，即开始研究立法，首先提出了《劳资争议处理办法》、《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法》。这些法规当时只是初步的，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地进行了修改。 
1952年，中央改变了设各大区的体制，大区的领导人回到中央，以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中央决定，将中财委分成8个办公厅，所有办公厅均不设专门办事机构，而根据其分工，由原职能部门兼任。中央决定由饶漱石领导工会、青年团、妇联、劳动部的工作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将劳动部作为中财委办公厅的办事机构，并让史怀璧兼任中财委第五办公厅主任。 
1954年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秘书长彭真同志的主持下搞立法工作，史怀璧因搞过政权建设工作，经征求意见，被调到人大常委会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孙亚明同志共同领导民法的起草工作，受副秘书长吴克坚同志领导。在当时，我国只有宪法，按照一个国家的通用惯例和立法方而的经验。有了宪法后，必须有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有了这些基本法律之后，其它立法才有依据。史怀璧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四年里，钻研法学，研读了马、恩、列、斯对法学方面的理论，收集了建国以来的许多案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搞了许多调查研究，基本完成了民法的初稿。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局限，其内容有很多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当然也结合了我国的一些案例和实际情况。 
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他对法学研究很感兴趣，曾在法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法律论文，还写了一本《民法继承法概论》，引起国际法学界的关注，被日本和苏联翻译成日文和俄文本。 
1957年，史怀璧应国际法学家长野国助的邀请，随中国法律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在访日的一个多月里，与日本法学界的朋友，研究了法学观点，交流了学术论文，结交了一批朋友。发展了两国法学界的关系，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感情。 
1957年，彭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使人大常委会的这项立法工作停顿了下来。参与起草工作的同志也另行分配了工作 
1958年秋，中央为充实云南省委领导班子，史怀璧及其它几位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指名调到云南。到云南后，他提出，过去一直在上层搞领导工作，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要求到基层锻炼几年再回省委工作。他们的意见受到省委的重视、经过研究，史怀璧被分配到思茅任地委副书记。不久，担任了思茅地委第一书记兼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并兼任军分区政委。 
史怀璧在任职期间，接待过周恩来总理陪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访问，接待过陈毅元帅的视察，也接待过李立三夫妇和李雪峰同志。特别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到来，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使他获益匪浅 
1958年，正是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龙腾虎跃”的时期。赴昆明前，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特意提醒他，要“在思想上跟紧形势”，“防止自己的保守思想”。他到思茅与西双版纳工作后。就时常警惕自己不要犯右倾错误，但难免犯“左”的错误，这和当时的潮流也是吻合的 
思茅与西双版纳，地处我国南部边睡，距昆明700多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共居，以傣族为主，还有哈尼、布朗、拉祜、瑶、苗、回、佤、景颇等多种少数民族。 
在与缅甸接壤的边界线上，两国同一民族，姻亲关系较多，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当我国生产发展、环境稳定时，许多缅甸人就到我境内来，称自己是中国人。反之人就往缅甸跑。称他们是缅甸人。边疆地区政策的敏感性是十分强烈的。 
“左”的错误主要是不顾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造成了一些混乱。后来对边疆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得到了改观。 
1960年9月。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群众不满意的食堂，不勉强办下去；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区，要加以整顿，云南省分析了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云南不搞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三条原则；一是生产连年减产的；二是群众坚决反对的；三是领导干部不能领导的。此时，史怀璧已任思茅地委第一书记。他们认真地研究了省委的指示，对边疆各县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进行了细致的摸底排队，然后与群众坐在一起，总结几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大多数群众要求分田到户，负责到人，保证增产。有些干部不敢退下来，仍想坚持集体生产和集体分配，怀疑退下来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了。他们对那些思想有顾虑的干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说服工作。就这样经过反反复复的耐心细致的工作，思茅边疆和西双版纳地区，由原来百分之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下子退到45%，其中还有不少动摇的，不巩固的，以后又陆续退了下来。经过这一调整，边疆各县的生产情况逐步起了变化，由连年减产恢复到增产，外逃的群众也逐步回归。群众说：我们自己的田，自己的粮食，自己的鱼塘，又归我们自己了。生产情绪高涨。 
边疆地区政策的调整，是在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实施的。是符合思茅地区实际情况的。坝区生产条件好，居住集中，土质肥沃，便于兴修水利，集体耕作收获很大，连年丰产。偏远山区单家独户，除种地外，搞些多种经营，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阎红彦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大家的敬重。1964年初，史怀璧被调任云南省副省长，并兼任秘书长。担负省政府日常工作的重任。 
调任不久，恰逢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他受省政府的委托，作为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到西藏参加了庆祝大会。 
1964年夏，美国悍然对越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为了抗美援越。中央决定修建七条通往越南的公路，从山东和河南各抽调5万民工承担这项工作。史怀璧直接领导了这一工作，在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政府的支持和参战民工的共同努力下，这一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1966年初，史怀璧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并于5月份率文化代表团出访南亚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受到巴基斯坦总理和阿富汗国王的亲切接见，并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分别与两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 
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的日子里，他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真理，不畏强暴，顶着造反派要他诬陷陈毅同志的无理举动，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拒绝造反派强加的，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反被造反派殴打致伤。被送到“五·七”干校后，在全家各自一方的情况下，他以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重。与群众打成一片，体察民情，了解群众疾苦，积极参加当地的整顿工作，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 
1971年夏，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与众多老干部一起返回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疗疾病。在对副部长以上干部做“文化大革命”的审查结论时，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力地反驳了把他在抗日战争，晋冀鲁豫太岳区工作时期，与薄一波、安子文同志正常的工作关系，硬说成是所谓“资产阶级拉拉扯扯的帮派关系”的错误结论，拒绝在错误结论上签字，直至最后重新做了结论。 
1972年，在“四人帮”的把持下，许多副部级干部在问题查无实据的情况下。被降职分配了工作。史怀璧被降职下放到山西工作，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外办主任。 
“文化大革命”后期，山西派性仍很严重，尤其是上层领导。史怀璧在山西工作是很艰难的，既要做好工作，又要避免陷入派性斗争。直到1977年，史怀璧的不公正安排才得到纠正。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史怀璧被调回北京。由于民政部正值重新组建，缺干部，于是到民政部任副部长、党组成员，协助程子华同志做好民政部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一是解决了办公用房；二是抽调干部。部党组开了好几次会，共同研究干部配备问题。经过多方协商和大量工作。原内务部干部被调回几十人，使各司局框架基本形成，民政部工作开始运转。 
民政部承担的是原内务部的工作，原内务部于1969年撤销，其部分无法撤销的业务由财政部和公安部等几个单位负责，“文革”十年。全国的民政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民政部成立后，百废俱兴，首要的任务是将各级民政工作进行系统整顿，也就是民政工作的“恢复时期”。 
民政部成立后，除理顺工作关系和进行民政工作建设，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外，首先承担的是全国县级选举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办公室，程子华部长兼办公室主任，史怀璧管理有关日常工作，以便程子华同志集中精力抓大事，经过几年的努力，县级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为了恢复民政工作，民政部部长们分赴原各大区了解情况，研究如何恢复开展民政工作问题。史怀璧到了华东地区，召开了各省民政厅、局长座谈会，大家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取消民政部门是错误的，许多民政部门承担的工作，分给其它部门。由于这些部门任务繁重，顾及不到民政工作，因此，恢复民政部门是十分必要的。 
史怀璧将了解到的情况，向部党组作了汇报，部党组在听取了全国各地的汇报后。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民政会议。1978年9月，召开了民政部重建后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 
为了了解民政工作恢复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民政部部长们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史怀璧先后到河南、河北等地，了解到村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建政中的不少情况。由于村级组织多年没有选举，问题很多，群众反映强烈，这与我们要把村级组织建设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宗旨是相悖的，对于调动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其不利。此外，还对农村的救济问题、优抚问题做了了解。回来后。史怀璧将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建议向部党组进行了汇报。 
史怀璧在民政部副部长岗位上工作了5年，对于程子华部长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协助作用。对于民政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民政部的内部建设，做出了很大努力。付出了许多心血。 
1982年。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史怀璧退居二线。但还担任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参加政协法制组，研究法律工作。后又任民政部咨询委员会主任，与潘友謌同志的意见（潘时任优抚局局长。建国初副主任等一起共同为民政工作建设出谋划策。同时。他还是社团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等，参加十几个社会团体的活动。 
现在，史怀璧仍以“莫道两鬓皆白发，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精神，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他的书法作品经常参展并荣获特别奖。其中一幅被收进《近代中国书法大成》一书；为了教育后代，他还根据自己革命征程的实践经历撰写了《征程坎坷六十年》一书，作为一部历史资料，流传于后人。 
撰稿人：张万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