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玛拉莱·乔娅
从难民到秘密女校教师
7 月28 日，英国《独立报》记者约翰·哈里在伦敦见到了被誉为“阿富汗最勇敢女人”的玛拉莱·乔娅。为推广自传，她和一个支持者赴英国一周。即使在伦敦，她的行动仍要保密，记者被告知不得透露她的藏身处。  玛拉莱·乔娅和阿富汗孩子们在一起娇小秀气、一头秀发的乔娅用一个有力的握手迎接约翰。在摄影师拍照时，乔娅像小女孩般地欢笑，然而当记者让她坐下来谈她的生活遭遇时，痛苦又弥漫她的面颊。她的身体变得僵硬，双手紧捏成拳头。
1978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乔娅刚出生四天。当天她父亲就放下手头的学术课题，投入抗苏战斗，从此消失在群山之间。乔娅说：“那以后，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战争。”
她最早的记忆，是一群警察来搜查她家，寻找父亲去向的线索。当时，她紧紧抱着母亲的腿。为了让10 个孩子活下去，文盲母亲带着他们躲开警察，越境来到伊朗的难民营。
这座肮脏的“帐篷城市”蜗居古丝绸之路的一角，难民们被伊朗政府视为二等公民。晚上，野兽常常在帐篷间出没，攻击儿童。在那里，乔娅母子得到消息：父亲被地雷炸伤，失去了一条腿。
难民营没有学校，乔娅的母亲却决心让孩子们接受教育。于是，他们再次举家出逃，来到巴基斯坦西部的难民营。在那里，乔娅开始念书。“告诉我你在读些什么，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她对记者说。
从青少年时代起，她就阅读自己能看到的所有文学作品，从波斯诗歌、布莱希特剧本，到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她还把新发现的文学天地向包括妈妈在内的难民营年长妇女作了描绘。
乔娅很快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16 岁时，一个叫“提高阿富汗妇女能力组织”的慈善机构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去阿富汗，在塔利班眼皮底下办一个秘密女子学校。
于是，乔娅带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和少量书籍潜入阿富汗，“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日子”开始了。乔娅对被迫穿全身罩袍厌恶至极，在街上经常遭到宗教警察的骚扰，甚至受到死亡威胁。但她说为了女孩们的自由，这一切都值得。“每当有新的女生加入课堂，就是一个胜利。”她笑着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了。”
乔娅多次险些被抓。有一回，她在一户人家的地下室给一群女孩上课时，主妇突然高喊：“塔利班！塔利班！”乔娅说：“我让学生们躺在地上，不要做声。我们听到头顶上方的脚步声，我们等了很久。”
在许多情况下，是普通的陌生人帮她脱离了险境—通过故意给警察指错方向。“在阿富汗，每天都有数百到数千名普通妇女在充当我们姐妹的守护者。”她说。
一语震惊阿富汗全国
塔利班被美国人打跑后，过去割据的军阀们又回来了。
乔娅指出：“大多数西方人都受了误导，以为阿富汗妇女受的束缚和压迫始于塔利班政权。这是个谎言。许多最残酷的暴行，都是由原教旨主义‘圣战’组织在1992 至1996 年内战期间犯下的；他们制定的欺压妇女的法律被塔利班继承。现在这些人重新掌权，马上就沿用以强奸来惩罚敌人、奖励士卒的老行径。”
在2003 年那场改变乔娅命运的演讲中，她在会议帐篷内，向501 位代表、外交官、行政官员和记者控诉了她的愤怒。那是由联合国主持，阿富汗各部落、族群和宗教代表参加的支尔格大会（即大国民会议），正在讨论制定新政府的宪法纲领。
当乔娅从一排排电视摄像机前走过，进入会场时，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充斥着“军阀、战争罪犯和法西斯分子等阿富汗最臭名昭著的人权践踏者”，这是一群对民主毫无兴趣的人。
乔娅参加那次支尔格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揭露阿富汗政权的黑幕。她是完全由妇女投票选出的114 名女性代表中的一员。听到小女儿当选议员后，乔娅的妈妈哭了—出于对女儿安全的担心。
为了能在大会上发言，乔娅连续多日纠缠会议主席。但她一开口，就让主席后悔莫及。
“我的同胞们，我不得不批评你们：为什么你们允许支尔格大会的合法性被这些罪犯玷污？正是他们造成了我国的四分五裂，他们就是现今阿富汗的凶手，他们凭什么出现在这里？”
胆小的人开始议论，一些人则用力鼓掌，更多的人则惊呆了。“那些人应该被送到国际法庭审判。”
她才说了1 分半钟，突然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话筒被粗暴地切断电源。台下一群群暴怒的男人挥拳向讲台扑来。第一排的一个宗教极端分子大喊，“与俄国佬一起滚蛋！”另一个女代表也吼道，“脱掉这个婊子的裤子，再用它绞死她。”
在支持者的保护下，乔娅仓促地离开会场。当晚，一群男人冲进女代表暂住的大学宿舍，叫嚣要求交出乔娅：“那个婊子在哪？！我们要找到她，干了她，再宰掉她！”
乔娅的发言主宰了当天的新闻，随后被传送到世界各地。后来联合国介入此事，为她提供了安全的住所和保镖。
生活在祖国的流亡者
当乔娅回到家乡法拉省（Farah），众多民众夹道欢迎，乡亲们把她看作家乡的女英雄。
然而快乐没有持续多久，2004 年4月28 日，一个路边炸弹在她的护卫车队前爆炸。只因凶手过早引爆，乔娅才躲过一劫。两个月后，一伙持枪匪徒袭击了她所在的孤儿院，幸好当时乔娅外出了。  乔娅是一个不知道“闭嘴”的姑娘，这也为家人带来了危险。她结婚时，从婚礼现场外很远处就围起了警戒线，来宾都要搜身。她丈夫至今仍然隐姓埋名，夫妻俩更是离多聚少。
在2005 年议会选举中，尽管被反对者谩骂为“婊子”和“伊斯兰敌人”，27 岁的无党派候选人乔娅还是在无数女选民的支持下，成为最年轻的议员。她以为，这回自己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不会被“禁声”了。
但她第一次在议会发言时，麦克风再次失灵。在自传中回忆初入议会的日子，乔娅伤感地说，“最初的日子让人倍感压力和孤独，因为我每时每刻都要承受攻击和侮辱。”
2006 年5 月，当乔娅在议会发表一篇抨击强奸的演讲之后，一些愤怒的议员同事开始向她投掷水瓶和凉鞋，她只得躲到桌子底下。
这就是阿富汗的议会。一年后，由于拒绝为批评议会像动物园道歉，乔娅被表决暂停了议员任期（本应为5 年）。但是，那些骂她“婊子”、扬言要杀她的男议员却没有受任何惩罚。
在自己的祖国，乔娅过着逃亡者的生活。她叔叔承担着护卫工作，每天夜晚，他们都要转移不同住所，以防遭人暗算。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乔娅不得不每天穿着她曾与之战斗过的全身罩袍。她觉得那就是她生活的“裹尸布”。即便如此，乔娅的处境并不比在塔利班时期好过，她已经躲开了5 次暗杀。
然而，乔娅从来没有想过向军阀和原教旨主义者妥协，“我想，终有一天，我的名字会被镌刻在为阿富汗人的自由献身的长长名单上。我不会违背真理，我不害怕在寻求真理和正义的路上献出生命。”
我不怕死，但我怕人们对现实的冷漠
Q：你怎样看阿富汗妇女的现状？
A：在阿富汗，妇女和儿童仍是大部分暴力的第一受害者，在大部分地区，妇女处境犹如地狱一般，虽然在喀布尔等大城市，一些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在阿富汗，杀一名妇女就像杀死一只鸟那样无足轻重。
Q：你在新书中引用了小布什2002年的讲话，“妇女和儿童被从塔利班政权手中解放出来”。现在阿富汗女性自由么？
A：这是美国政府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在欺骗世界：瞧，美国第一次将妇女权利引入阿富汗，她们再也不用穿全身罩袍了。绝大多数女人现在仍要穿布卡，和我一样。为了自身安全，我们不得不穿。过去8年来，阿富汗女性获得的有限权利甚至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时我们仿佛生活在西方国家，女人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像今天我在国外的穿着。
Q：阿富汗有其他女权主义者么？
A：阿富汗有很多比我更出色的妇女。但她们只有在被杀害之后，才为世界所知。今年4月，女议员Sitara Achakzai在坎大哈遭杀害，她是近期被害的最伟大妇女活动家。她不是第一个遇害的妇女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2006年女教师Safia Amajan被暗杀；2008年高级警官Malalai Kakar遇刺；很受欢迎的年轻女记者Zakia Zaki在自己家中被害。
Q：塔利班害怕像你这样的妇女？
A：他们当然害怕。在阿富汗，有些人一直希望我们女人没有教育、没有地位，只能待在家中生孩子，女人好比他们的机器。每年3月8日，全世界妇女都怀着希望和喜悦庆祝妇女节。但在我的国家，今年妇女节有3名妇女倒在枪下。这还不是全部，阿富汗每月都有数十上百名妇女自杀身亡。13年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往外出求学和工作的妇女脸上泼硫酸。直到今天，这种恶行并未绝迹。
Q：你想向世界传达怎样的信息？
A：我想让全世界都了解阿富汗的现状，帮助我国的民众、活动家和民主人士，他们才是阿富汗未来的希望。尽管他们始终生活在危险中，但他们有能力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开战。我常说，他们是我心中的秘密英雄。我对所有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亲人的西方家庭表示哀悼和同情。但哀痛没有用，流泪也是徒劳，你们应该向你们政府大声疾呼，结束阿富汗战争吧，这是战争犯罪。在美军5月份的轰炸中，超过150名无辜平民被误杀，大多是妇孺。
Q：你每天都要面对暗杀。是什么给了你希望？
A：就在奥巴马与卡尔扎伊提议让塔利班成员加入阿政府的同时，15名在坎大哈上学的女生被人泼了硫酸。但这些女孩在接受采访时，都说出院后还要继续回学校读书。这就是我说的希望。
Q：是什么给予你勇气？
A：首先是真相，那些女同胞遭受的悲伤和痛苦给了我力量。我们国家的历史、民主价值观以及妇女权利让我拥有希望。我知道，我们必须担负责任。沉默的好人比行动的坏人更糟糕，我不害怕死亡，但我害怕人们对于不公正现实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