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秦巴地区
地区简介
秦巴地区位于川、渝、陕、陇、鄂、豫六省市交界处，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今天陕西汉中、安康、商洛，湖北襄樊、十堰、荆门、随州、神农架林区，四川达州、巴中，甘肃陇南，重庆万州以及河南南阳等地市。本区有东西走向的秦岭、大巴山横亘其中，有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流贯其间，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和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本区内部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经济发展水平颇为接近。[1]
神话传说
中国上古历史神话传说与秦巴地区也结下了不解之缘。相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出生在随州厉山，后来到神农架架木为城，采尝百草，救民疾苦，教民耕穑，发明了原始医学和农业。在我国古史神话传说中，女娲是“抟土作人”的人类始祖，相传她抟土造人的地点在今安康平利县东。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女娲山，在平利县东，上有祠曰女娲圣后，唐宋旧祠也。”元人罗泌《路史》也载：“女娲立，治于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与伏羲山接。伏羲山在西城。”安康据说是五帝之一舜的故乡，相传舜曾居住土安康中渡台村一带，故明代《兴安州志》有“汉江之北过中渡一里，舜曾居住，一名姚墟”的记载。据说舜在中渡台村一带耕作、捕鱼并烧制陶瓷，至今在安康市汉江北岸中渡台，还有纪念舜帝的“虞帝庙”（舜的出生地及活动范围说法较多，此取安康说）。相传大禹治水，足迹遍及汉江两岸，《禹贡》有大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记载。在今天汉水流域，纪念大禹治水的遗迹遍及汉江，它的源头汉中有禹王祠，中游有禹王穴，下游有禹王碑。炎帝神农在神农架勇尝百草，女娲在平利县东抟土造人，虞舜在汉江北岸中渡台村耕田、捕鱼、烧制陶器，大禹疏导汉江东流，这一系列的历史传说都与秦巴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区历史的悠久。综合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与文献中的历史传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秦巴地区曾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蓝和发祥地之一，秦巴地区的先民曾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历史发展
一、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远古时期的秦巴地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森林密布，河流纵横，物产丰饶，自然生态条件极为优越，从而成为人类理想的居住之地。1986年，在长江三峡北岸的巫山县大庙乡龙坪村龙骨坡，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颗人类门齿和一段较为完整的人类下颌骨，以及包括巨猿在内的百余件哺乳动物化石和三件石器。经专家测定，距今约200万年。这是本区、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属人类化石的“能人”化石），它把中华民族祖先的活动推到了200万年前。在年代上晚于巫山猿人的古人类化石，在秦巴地区还有郧县人、郧西人、南召人。1970年，在十堰郧县城北30公里的梅铺杜家沟发现了猿人居住过的猿人洞，洞内发掘有猿人牙齿和人工打击的砾石石核。后来考古工作者在郧县曲远河畔又发掘的两个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 1976年，在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又有类似发现。郧县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100万年，郧西人在年代上晚于郧县人，大致与北京人相当。1978年，在南阳南召县云阳镇西北的杏花山，发掘了一枚猿人牙齿化石和20多种古脊椎动物化石，据鉴定为50万年前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巫山人、郧县人、郧西人、南召人的发现表明，秦巴地区曾是我国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200万年至50万年前，秦巴地区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在考古学上，巫山人、郧县人、郧西人、南召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文化遗址在本区也有不少重要发现，著名者如汉中梁山、安康关庙旧石器文化遗址、南阳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大约距今7、8千年左右，人类跨入到了新石器时代。在秦巴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遍及各地，特别又集中在汉水中上游地区。其中，著名的文化遗址主要有汉中西乡李家村、南郑龙岗寺，万州巫山大溪，荆门京山屈家岭，随州三里岗冷皮垭，安康柳家河遗址等。西乡李家村文化距今约7000多年，遗址包括居址、陶窑、灰坑、墓葬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巫山大溪文化距今约5、6千年，石器多为磨制，工具有石矛、石镞、骨矛，陶器以红陶居多，住房多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本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以京山屈家岭文化最为著名，属于该文化类型的在本区还有郧县青龙泉、大寺，襄阳三步二道桥、房县羊鼻岭等。屈家岭文化的石器主要有锄、斧、锛、铲、凿、镰，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也占重要地位。原始制陶业有了较大进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和长颈圈足壶、高圈足杯，是屈家岭文化代表性的陶器，代表了本区原始制陶器的最高水平。在迄今发现的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稻类作物的堆积相当丰富。在汉中龙岗寺遗址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痕，在随州三里岗冷皮垭遗址中，也出土了稻壳、谷壳等堆积物。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陶土渗和了稻谷壳，说明当时已出现稻谷脱壳的加工技术。在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水稻品种，经专家鉴定，属于粳稻品种。据研究，粳稻大致是从籼稻不断的人工栽培中演变产生的，这说明本区的水稻栽培，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了。秦巴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稻作材料表明，本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稻作农业区，远在5、6千年以前，稻作农业不仅是本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而且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二、商周秦汉时期秦巴地区的历史变迁与经济开发
《尚书·禹贡》划天下为九州，“华阳、黑水惟梁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本区地跨荆、梁、豫三州之地。殷商时期，活动在汉水流域、川东地区的各部族与商王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是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殷周之际，在秦巴地区活动的民族有巴人、庸人等，其中以巴人为主。巴人分支众多，有属于濮人系统的廪君之巴，有属于夏人之后的丹山之巴，有居住在川东北嘉陵江一带、被汉代人称为“賨人”、“板楯蛮”的巴渝之巴，武王克商后，“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又出现了宗姬之巴。殷商末年，以巴人为主的秦巴地区各部族参加了武王灭商的战争。《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率领庸、蜀、羌、茅、微、卢、彭、濮八个西方部族参加战斗。据一些学者考证，庸、卢、彭、濮四国与蜀均在汉水流域。《尚书·牧誓》提到的彭、濮皆为巴人，他们以勇猛强悍、擅长歌舞而著名。所以《华阳国志·巴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在唐河、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在江汉间建“汉阳诸姬”，比如在今随州、襄樊境内建有随、唐、厉、邓、鄀 、鄾 、谷、罗、鄢、卢戎等国，其中以随国为大，史称“汉东之国，随为大”。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春秋的历史。春秋时期，在秦巴境内有巴、庸、随、楚、秦等国。春秋初期，庸国力量较强，盛时的疆域西至今安康的石泉、汉阳，东抵郧、房，南达蜀界，一度成为巴山地区的强国。公元前611年，楚联合秦国、巴国，灭掉庸国，据有汉水上游大片土地，设置汉中郡加以管理，其范围包括今均、房、郧和安康东部。巴国的统治中心原在汉水流域，春秋末年，巴、楚两国“数相攻伐”，由于受强楚的威胁、侵逼，战国初，巴国的统治中心东移，移到了川东地区。战国中期以来，秦楚力量强大，秦巴地区成为两国争夺、较量之地。曾为汉东强国的随国为楚所灭，以其地设随县。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带兵灭蜀，随后灭巴，巴蜀地区遂为秦有。秦在川东一带设立巴郡进行统治，本区的万州、达州即在管辖之内。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结束了楚对汉水上游的统治。公元前292年，秦大将白起攻楚取宛，南阳盆地为秦控制。公元前272年，秦在南阳地区置南阳郡，这是第一次以“南阳”命政区地名。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随后秦始皇废西周分封制，将战国后期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秦巴地区分属巴郡、汉中郡、黔中郡、南阳郡、南郡、三川郡。如汉中、安康属汉中郡，达州全境、万州大部分地区属巴郡，万州的奉节县、巫山县属黔中郡，南阳、随州、襄樊属南阳郡、南郡，商洛属内史管辖。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刘邦伐秦，经南阳，取汉中，入武关，攻占咸阳。楚汉之际，汉王刘邦以汉中、巴、蜀为基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北定三秦，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新莽末年，刘秀起兵南阳，中兴汉室，南阳有“南都”、“帝乡”之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在秦汉的历史上，秦巴地区曾书写过辉煌：秦灭六国，刘邦兴汉，皆以本区为后方基地，在秦汉统一战争中，秦巴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光武中兴，作为帝乡的南阳曾为东汉的建立输出了大批人才，云台二十八将中，有不少出自南阳。
在行政区划上，西汉承袭秦制，推行郡县制。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分天下为十三州，置十三部刺史，本区属益州、荆州。东汉时，本区郡县设置大体上沿西汉之制。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秦巴地区的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南阳，古称宛，自战国时起，便是全国的冶铁中心。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任用南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在此设立铁官。光武帝时，杜诗为南阳太守，发明水排，鼓风炼铁，冶铁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盐铁论》称“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本区农业经济也颇为发达，汉元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在任期间，劝课农桑，大兴水利，“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汉书·召信臣传》）。先后修成六门堰、钳卢陂等著名水利工程，溉田“多至三万顷”，南阳遂成为与关中郑国渠、成都都江堰齐名的全国三大灌区。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在境内修治陂池，广拓田土，“郡内比室殷富”。到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南阳郡人口多达244万，居全国诸郡之冠。汉中“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华阳国志·汉中志》）。楚汉之争时，刘邦派肖何“常居汉中，足食足兵”，汉中已成刘邦兴汉的一大粮仓。秦时在安康中渡台设置西城县，派重兵镇守，原本为一小聚落的中渡台，到秦汉时成为“秦头楚尾，一大都会。”
商周秦汉时期，秦巴地区在科技和文化事业上，也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大科学家张衡，东汉南阳郡人，发明了浑天仪、候风地动仪、指南车，特别是他制造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测量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人制造的地震仪要早1700多年。大医学家张仲景，南阳郡人，所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国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对我国古代医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化方面，秦巴地区在先秦时期，创造了盛极一时的巴文化和楚文化。在随州战国初年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多达65件，铸造之精，保存之好，音律之全，音域之广，音色之美，乐律铭文之珍贵，举世无双，震惊中外音乐史坛，被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荆门是楚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1993年，在荆门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楚墓发现了《老子》竹简，证明由魏晋王弼注的并被当今老学研究者公认的传世本的《老子》并不是最古的《老子》文本。郭店楚墓的墓主为战国中期人，说明《老子》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这对于推动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意义重大，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和考古界。
三、兵家必争、人文荟萃之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秦巴地区
三国时期，秦巴地区分属蜀汉、东吴、曹魏。今天的汉中、达州、万州等地属蜀汉的梁州刺史管辖，治汉中。梁州下辖八郡，属于本区的有汉中郡、巴郡、宕渠郡（治今达州渠县）、巴东郡（治今万州奉节县）。荆州大部属孙吴，万州巫山县属东吴的荆州建平郡。今南阳、襄阳、安康、商洛等地属曹魏。
汉末三国之际，以襄阳为首府的荆州，是当时政治家、军事家纵横驰骋的用武之地。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提出了跨有荆、益，二路北伐的战略：一路由荆州之军出襄樊，以向宛、洛；一路由益州之众出汉中，以向秦川，进而夺取天下。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夺取荆州大部，又取得益州。但益州的屏障汉中、荆州的首府襄阳尚在曹操手中。刘备的谋土法正力劝刘备夺取汉中，他说夺取汉中后，“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三国志·法正传》）。刘备采纳其建议，派老将黄忠在定军山大破曹军主力，击斩夏侯渊，占据汉中。与此同时，荆州守将关羽趁汉水上涨，北攻樊城，掳于禁，斩庞德，威震天下，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锋。至此，刘备集团的势力达到顶峰。
由于荆襄战略位置重要，刘备集团凭此北上可图中原，东下可并江东，对东吴孙权势力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孙权趁关羽集中主力在襄樊一线进攻曹军之际，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东吴军队擒杀。后来，刘备以替关羽报仇为名，倾全国之兵东下与孙吴争夺荆州。但夷陵惨败，一蹶不振，跨有荆益、二路北伐的战略夭折，刘氏政权只好偏居巴蜀一隅。
汉末三国之际，秦巴地区不仅因战略地位的重要备受世人注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也是人才辈出、群星荟萃之所。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牧，把首府设在襄阳，襄阳遂成为荆州八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原士人为避战乱，大量涌入荆州。当时的荆州首府襄阳可谓是人文荟萃，名士辈出。这其中包括著名学者司马徽、宋忠、綦母凯、颖容，著名音乐家杜夔，书法家梁鹄，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蜀汉、曹魏都从当时聚集在襄阳的士人中吸取了大批的政治、军事人才。比如，参加蜀汉政权的有隐居襄阳隆中、辅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有与诸葛亮齐名、号称“凤雏”、协助刘备取蜀的庞统，有献“攻心计”于诸葛亮、平南中的马稷，还有庞林、马良、习祯、廖化、向朗、向庞、杨仪一大批在蜀汉政权有所作为的人物。加入曹魏政权的有徐庶、和洽、孟公威、石广元、杜袭、司马芝、傅巽、裴潜等人。王粲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三国志·王粲传》），的确所言不虚。这些士人在三国的历史舞台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对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280年，三国归晋统一，结束了自汉末董卓之乱以来90年的分裂局面。西晋在地方行政区划上，除实行郡县制外，还大封宗室为王，建立王国。属于本区的行政建制有襄城郡（属兖州），汉中郡、巴西郡、巴东郡（属梁州），襄阳郡、南阳国、义阳郡、顺阳郡、魏兴郡、建平郡（属荆州）。永嘉之乱，晋室南渡，置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在秦巴地区设有许多侨州郡县。南北朝对峙时期，荆州成为屏障首都建康、决定江南王朝生死命运的军事重镇，出任荆州刺史者，多为宗室诸王和著名将领。荆襄之地，成为南朝政治人物风云聚会、拼斗厮杀、显示才能的用武之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巴地区的社会经济在秦汉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休，中原地带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良惨景，而此时刘表统治的荆州相对安定，“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北方人民为避战乱，大量涌入荆州，所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卫觊传》），即其写照。流入荆襄地带的北方人民为本区增添了不少的劳动力，他们与秦巴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荆州丰乐，国未有衅”的记载表明，荆州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汉中自然资源丰富，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东汉末年，汉中已成“财富土沃”之地，张鲁凭此雄据汉中达三十年。三国时期，汉中是蜀汉北伐的基地，诸葛亮北伐时，屯兵汉中，发展生产，进一步促进汉中地区经济的开发。安康月河川道一带，黄壤沃衍，桑麻列植，故孟达上书诸葛亮，盛赞其“川土沃美”。东晋南朝时，历朝均在襄阳屯田，兴修水利。到南朝萧齐时期，“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北接宛洛，南阻汉水的襄阳不仅成为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地，而且也是本区最重要的农业区和经济重镇。
四、隋唐时期秦巴地区的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
隋统一全国后，实行州、县二级制，以州统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以郡统县。当时全国共置190郡，1225县，秦巴地区所属的州郡有：襄城郡、襄阳郡、南阳郡、淮安郡、淅阳郡、淯阳郡、舂陵郡、汉东郡、房陵郡、汉川郡、上洛郡、西城郡、巴东郡、宕渠郡、通川郡等。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依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为十道，分道监察地方事务。本区属山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置十五道，山南道分东、西二道，山南东道治襄州（今襄樊市），山南西道治梁州（今汉中）。在今天秦巴地区的行政区大致如下：
1.山南东道：属于本区的州郡有襄州、随州、均州、房州、郢州、唐州、邓州、金州、夔州、万州等，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湖北襄樊、十堰、随州、荆门，陕西安康，河南南阳，重庆万州等地。
2.山南西道：属于本区的州府有兴元府、洋州、商州、通州、渠州，管辖地区相当于今陕南汉中、商洛、川东北达州等地。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秦巴地区的经济也进入了他的繁荣时期，这集中表现在：
农业经济发达。本区植稻历史悠久，已有5、6千年的历史。入唐后，稻作农业又取得了超迈前代的发展。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郢州京山县有温汤水，“拥以溉田，其收数倍。”唐敬宗宝历年间，金州刺史裴瑾“绝高弛隙去水祸，辟地皆成稻梁。”襄阳召堰在唐武宗会昌年间重修，使“数百里间，野无隙田，旱无枯田”，“八州之民，咸忘其饥。”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歌咏和赞美本区稻作农业兴盛的诗句为数不少，“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王维的《送友人南归》诗，把本区郧县一带稻作农业的繁胜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秦巴地区也是唐朝重要的小麦生产基地，温庭筠有诗称襄阳宜城一带“农桑绕舍麦如尾”（《全唐诗》卷575），李绅的《过荆门》、李白的《荆州歌》也留下了“青青麦陇啼飞鸦”、“荆州麦熟茧成蛾”的诗句。秦巴地区的丘陵、山地，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大面积开发，唐朝诗人王建《荆门行》诗有“火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的诗句。在古代，火耕山田是开发山地丘陵的重要手段，本区人民用火耕山地的方式与山争地，表明山区地带的不少荒地得到了开垦。秦巴地区以山地为主，广大的丘陵、山地为茶叶、果树、花卉、药材、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多种经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自昔关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在唐代，安康的紫阳茶是入贡朝廷的名茶。秦巴地区药材资源丰富，有“天然药库”、“中药材摇篮”的美誉。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均州、商州土贡麝香，房州土贡麝香、钟乳、雷丸、石膏，金州土贡麝香、杜仲、雷丸、积壳、黄蘖等，说明秦巴地区的药材种植有了较大发展。本区柑桔种植十分普遍，金州设有橘官，襄州土贡柑、蔗，唐人李欣在《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中也情不自禁地吟出了“芦花独戍流，柑实万家香”的诗句。
手工业发达。襄州的漆器是本区手工业中的拳头产品，名满天下。《唐国史补》卷中载：“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 在唐人李肇所列全国十余种名酒中，本区郢州的富水酒名列第一。襄阳宜城酒自汉晋以来便名播天下，入唐后名气更盛， “宜城多美酒，归与葛疆游”（孟浩然）；“碧云愁楚水，春酒醉宜城”（钱起），“好酒近宜城，能诗谢康乐”（韩翊），象这类称赞宜城酒的诗作在唐诗中不胜枚举。金州、商州、万州的金矿开采也颇具规模，《新唐书·地理志》载商州洛南县有金，万州、金州“土贡麸金”，安康西城县汉水有金、汉阴县月川水有金，诗人方干《路入金州江中》诗称“知是从来贡金处，江边牧竖亦披纱”，说明安康的金矿开采在唐代有了较大发展。
商业繁荣，城市经济发达。“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圜，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李白《南都行》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南阳工商业的繁荣景象。“北接宛洛，跨对樊沔”的襄阳不仅是本区最重要的军事重镇，而且也是一个商业繁盛的经济都会。唐人张九龄称“江汉间州以数十，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会。”曾作过金州刺史的姚合在诗中盛赞安康“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溉稻长川白，烧林远岫红”。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安史之乱爆发。为确保江淮财赋之地，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坚守南阳一年，南阳失陷后又退保襄阳，阻止了安史叛军的南下。在安史之乱中，两京地带的人民避乱南迁，多从襄州经过，襄阳便成了北人南迁重要的中转站。襄州开元户36357，元和时升至107107户。唐后期，骄藩跋扈，汴运、淮运受阻，汉沔道便成为朝廷转输江淮财赋的生命线。肃宗末年，江淮粟帛，多由“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李希烈叛乱，进攻郑、汴，于是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绕、荆、襄趣武关”。一旦襄、邓失守，则“朝廷旰食”。可见，在唐后期，江淮贡赋通过汉沔道运往关中的江汉漕运，已成为政府赖以生存的命脉所在，本区在中晚唐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五、宋元明清时期的秦巴地区
北宋建立以后，改唐时的“道”为“路”，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路下设州，州下设县，在一些冲要之地设置与州同级的“军”和“监”，于是便形成了路、府（州、军、监）、县三级政区。宋初在全国设置15路（997年）。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分全国为23路，秦巴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京西南路、京西北路、荆湖北路、陕西路、利州路、夔州路。具体言之，襄州、邓州、随州、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唐州8州30县属京西南路，兴元府、洋州属利州路，夔州、万州、达州属夔州路，商州属陕西路中的永兴军路，长林、当阳2县置有荆门军。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地方上推行行省制度，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构，行省下面有路、府、州、县等地方机构。元代在全国设置了10个行省，秦巴地区分属河南、陕西、四川三个行省。本区的行政区划在元代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元代以前在行政区划上长期属于荆州的南阳郡，至此划归河南江北行省，这里南阳属河南省管辖之始。
二是汉晋以来一直属于益州、作为古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中地区，长期以来属于荆州管辖的安康地区，至此划归陕西行省，此为陕西省管辖汉中、安康之始。三是今湖北襄樊、十堰、荆门、随州等地，在元代归河南江北行省管辖，而不在当时的湖广行省之内。
明清两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承袭元制，只是略变名称而已。朱元璋洪武九年（1376年），变元代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在全国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秦巴地区分属湖广、四川、陕西、河南四个布政使司。清代又改明代的布政使司为省，实行省、府（直隶厅、直隶州同府）、县（散厅、散州同县）三级制，秦巴地区属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四省。秦巴地区的经济入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荆襄之间，是本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史·朱震传》载：“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里。”如襄州，“风物秀美，泉甘土肥”，“尽是桑麻之野，亦为鱼稻之乡”（《舆地胜览》卷32《襄阳府》）。均州（今十堰一带）乃“鱼稻之乡”，“桑麻蔽山，衣食自足”（《舆地胜览》卷85《均州》）。郢州（今荆门钟祥一带）“其土铙粟麦”，为重要的粮食基地。北宋政府在唐、邓两州（今河南南阳）实行“招徕恳殖”政策，修复钳卢陂等水利工程，全境“禾稼大熟”，升为望郡。兴元府、洋州在唐代即为赤州、雄州，经济实力雄厚，入宋后经济发展更快。史称兴元府“平陆延袤，几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居于汉水之上的洋州“川陆平衍，广袤千里”。
元明清三代，随着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完成，秦巴地区的经济发展大不如前，但也并非完全停滞不前。比如，在宋金对峙、宋元之际处于抗金、抗元前线的荆襄之地，长期以来饱受战火萘毒，在元初奖励恳殖政策的鼓励下，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出现了“民生日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的兴盛局面。自元代起，襄阳虽已失去长期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地位，但仍保持了“汉晋以来代为重镇”的地位，是本区最为重要的区域中心，明清以来，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又如清代的南阳，是通往西南的驿道要冲，是豫西南的经济中心，山、陕、江、浙会馆遍及全区，商贾云集，城市经济十分繁胜。晚清、近代以来，秦巴地区经济发展迟缓，与全国其他地区拉开了距离。建国以来，秦巴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自然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再加上观念滞后和封闭意识，逐渐成为全国最为落后的贫困地区之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