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见志诗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见志诗》
【创作年代】东汉
【作者姓名】郦炎
【文学体裁】五言诗
作品原文
见志诗
【其一】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
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
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
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
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
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
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
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其二】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
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值泰山阿。
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
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
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
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
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1]
作品鉴赏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2]
作者简介
郦炎
（150—177）东汉诗人。字文胜。范阳（今河北定兴）人。曾为郡吏，州郡察举孝廉，征召为右北平从事祭酒，都不就，后患疯病。他奉母至孝，因母死而犯病，以致他的正在产儿的妻子被惊死。为妻家诉讼入狱，死于狱中。[3]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见志诗》
【创作年代】东汉
【作者姓名】仲长统
【文学体裁】四言诗
作品原文
见志诗
【其一】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
腾蛇弃鳞，神龙丧角。
至人能变，达士拔俗。
乘云无辔，骋风无足。
垂露成帷，张霄成幄。
沆瀣当餐，九阳代烛。
恒星艳珠，朝霞润玉。
六合之内，恣心所欲。
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其二】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
任意无非，适物无可。
古来绕绕，委曲如琐。
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
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
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气为舟，微风为柁。
敖翔太清，纵意容冶。[1]
作品鉴赏
治世多事业中人，乱世多旷达之士。在汉王朝鼎盛之际，不要说像霍去病这样的武夫，曾满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就是司马迁这样的文人，也充满了继孔子作《春秋》、“小子何敢让也”的壮心。而汉末动乱时代，却是草莽好汉、“乱世枭雄”驰骋的世界。像仲长统这样的文士，既无统率士众逐鹿中原之力，又不愿依附于邪恶强权之辈。当其找不到政治出路时，功名事业之心便自然冷淡了。但因为他生性“俶傥”，“不矜小节”，故对世事的愤慨之情，往往发为睥睨一世的旷达狂言。这首《见志诗》，正是他在被时人“谓之狂生”期间所作的“奇诗”。
先看第一首。这一首诗着重描述诗人所企慕的理想生活境界。诗人放眼自然：空中的飞鸟，自由往还而不留其迹；树上的鸣蝉，蜕去蝉衣而不为外壳所拘；传说中的腾蛇能去鳞（皮）而飞，深渊的神龙可解角升天。这是十分自由的境界，作为万灵之长的人类，能够达到这种化境的，那就是老、庄所称述的“至人”、“达士”。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类“至人”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比较起来，飞鸟、腾蛇之类则不足道。此诗开篇六句，未叙“至人”，先渲染飞鸟、蜕蝉、腾蛇、神龙自由无拘的景象，飘忽而来，奇境纷陈。然后以“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两句喝断，正如奇峰突起，更显得“至人”、“达士”的高逸脱俗。
接着十句，便笔饱墨酣地铺写“至人”、“达士”的神奇境界：“乘云无辔，骋风无足”，是说他们凭借云风来去，根本不需要车辔、马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是说他们以天露、清霄为帐幔，居处于天地之间，根本不需要什么殿堂楼阁。他们餐饮的是夜半的露气（即沆瀣），九天的太阳正可充当照明的灯烛。人们大多贪求于珍珠、宝玉；但至人、达士则把夜空的恒星、东方的朝霞视为装饰天地的珠玉；那闪烁的星光、绚烂的霞彩，那不是凡珠之辉、俗玉之泽所可比拟其万一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六句，以神奇的想象、高度的艺术夸张，展示了至人、达士的自由境界。其壮伟清奇，就是与屈原《离骚》那缤纷多姿的想象相比，也毫不逊色。明人葛立方《韵语阳秋》称它“盖取无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认为后世张志和“太虚为室，明月为烛”、刘伶“日月为扁牖，八荒为庭衢”等奇句，均从此化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这样辽阔、自由的境界，看世间所汲汲奔走的“人事”，自然太渺小、太局促了。故诗人在结尾突然一顿、拄笔而问：“人事可遗，何为局促？”意思是说：这些人世间的琐事都可以抛弃，为什么偏要让自己受其牵累而困厄终身呢？
如果说这一首是从正面描述至人达士的境界，以表现诗人追慕的“大道”，那么，第二首则笔锋一转，对世俗所尊崇的一切，表明诗人的严正批判态度。诗人开笔深深感叹，至人达士的境界，本是人所可履的平易大道；可惜识得此中奥妙的，没有几人。诗人以为，“大道”的微妙处全在“任意”和“适物”而已：只要率性而行，就不会有是、非的牵挂；只要顺应外物变化，就无所谓可与不可。但“古来绕绕，委曲如琐”，人们总是为声名、利禄所牵缠，就像雕镂的琐纹一样弯曲不展。他们思千虑百，偏偏不知道人生的至理，只在于保存自身。仲长统在《旷志论》中曾说：“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于入帝王之门哉！”这正一语道出了“至人”境界的奥秘：他们并非真能“乘云”、“骋风”，不过是不慕势利、淡泊逍遥，故能超脱于世俗之上。由此反观前诗，诗人所夸赞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种种奇妙境界，无非是隐身山野、优游自娱生活的一种艺术夸张罢了。
既然人生之道“至要在我”，那种种牵缠世人的忧愁，则可任其烟销云散，那钓取功名的“五经”之类，则可四散碎弃、付之一炬。诗人思绪澎湃，笔底顿吐狂言：“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分）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这六句以对仗、排比，一气奔赴，正如有滚滚惊雷，震荡于诗行之间。表现出诗人对世人奉为圣典的一切，怀有多么激烈的鄙夷和反叛之情。难怪元人吴师道读此数句，不禁喟然叹曰：“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吴礼部诗话》）。但正当诗情达到石破天惊之际，紧接着“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山东一带）”二句，诗人又将笔一顿，化为纡徐从容之语，以表现优游自娱之志。诗之结尾，则承以淡笔点染之景：“元气为舟，微风为柁（舵）。敖翔太清（指天），纵意容冶（优游之态）。”以形象的比喻，展现诗人在天地间纵情遨游的自得之态，令人读之心旷而意远。一场批判“五经”、“风雅”的急雨惊雷过去，出现在结尾的，又是悦目赏心的和风丽日。这第二首之格调，正与第一首相应，最终显现的，依然是“穆如清风”的幽幽之韵。
从这两首诗看，仲长统的志向，似乎只在于效老、庄虚无之说，超脱世事，放浪形骸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并非如此。仲长统之鄙弃帝王之门，不过是身处动乱之世，激于一时之愤而发的“旷达”之论。在其内心深处，其实是颇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所以，后来尚书令荀彧推举他任尚书郎，他就当仁不让；曹操请他参与军事，他便攘臂相从。还“发愤叹息”，著论十余万言，论说治理天下之得失。可见要遗弃“人事”、超然世外，他自己就做不到。对其所述志向，读者大可不必当真。值得刮目相看的，倒是这两首诗的艺术表现。它们在体式上，虽还用的是四言。但思绪连翩，想像缤纷，放言无惮，不拘典雅之则。在汉代多作无病呻吟的四言诗中，卓然独立，表现出一种清奇刚拔的风神。这才是难能可贵的。[2]
作者简介
仲长统
（179—220）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长于文辞。20多岁后，游学于青、徐、并、冀之间。他性情倜傥，敢于直言，不拘小节，被时人称为“狂生”。一些州郡多次请他去做官，他都称疾不就。到汉献帝时，尚书令荀彧闻其名声，举荐他为尚书郎，之后，曾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但没有得到曹操的重用，不久便又回到尚书郎的位置。仲长统的思想和才华集中表现在《昌言》之中。《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杂论集，共34篇，10余万言。后大部分散失，所存者不足十之一二，散见于《后汉书》、《群书治要》、《齐民要术》等书中，有辑佚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