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崇宁县
基本概况
崇宁县（1102年—1958年），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建制名。崇宁县正式建县于唐代，其间几经撤、设，到1958年撤县时已有1280多年的历史。[2]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唐昌县依徽宗新建年号更名为崇宁县。清康熙七年(1668年)并崇宁县入郫县，雍正七年(1729年)再置崇宁县。[3]1949年12月崇宁县、郫县相继解放。[2]1958年9月撤销后大部分并入郫县。其辖区位于成都平原西部，今郫县西北部。崇宁县在历史上曾用过“永昌”、“唐昌”和“周昌”等县名，县治在今唐昌镇。[3]
行政疆域
原崇宁县的区域，据清嘉庆《崇宁县志》舆地图记载：“北至彭县界十四里；东至新繁郫邑界二十里；南至安德铺（今安德镇）郫邑界十五里；西至桂花、丰乐场三十里，再至灌县界十一里。”其县境东南与新繁(今属新都区)，南部及西南与郫县相连，西部与灌县（今都江堰市），北部和东北部与彭县（今彭州市）接壤。[4]       县城唐昌镇南经安德铺转东南至郫县县城17.5公里，东北至彭县县城15.5公里，经郫县至成都市区39.5公里。[3]据民国33年底统计，全县面积195.69平方公里。[3]
历史沿革
概述崇宁县在历史上曾用过“永昌”、“唐昌”和“周昌”等县名。  崇宁县建制沿革表[5]县治在唐昌镇。永昌县是崇宁正式建县前设的侨县，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建置。据《宋书》记载：“永昌县，孝建二年(455年)以侨户立”。此侨县历经宋、齐、梁三朝，大约在西魏、北周时被裁撤。[3]唐仪凤二年(677年)分九陇县、导江县、郫县三县地置唐昌县，后改称永昌县和崇宁县。崇宁正式建县于唐代，初称唐昌县。崇宁县的前身唐昌县自唐仪凤二年(677年)建立后，几经并置和改名。《元和郡县志》说：“(唐昌)本郫、导江、九陇三县地。仪凤二年(677年)于此分置唐昌县”。《太平寰宇记》也说：“唐仪凤二年，割导江、九陇，于益州郫地置唐昌县，属益州。垂拱二年，属彭州。”此后，唐昌县几经更名和并置，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依徽宗新建年号更名为崇宁县。清康熙七年(1668年)并崇宁入郫县，雍正七年(1729年)再置崇宁县。1958年9月撤销后并入郫县。[3]建制沿革孝建二年(455年)，置永昌县。此侨县历经宋、齐、梁三朝，大约在西魏、北周时被裁撤。[3]唐仪凤二年(677年)分九陇、导江、郫三县地置唐昌县。[3]
武则天大周长寿二年(693年)至长安四年(704年)，曾改名周昌县。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名唐昌县。[3]
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改名永昌县，崇宁元年(1102年)改名崇宁县。[3]
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并入灌县，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3]
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并入郫县，雍正七年(1729年)复置。[3]
1958年9月撤销后并入郫县。[3]
行政区划
崇宁县县以下区划，据《太平寰宇记》载，宋太平兴国年间，“永昌县，(彭)州西三十里，依旧三十二乡”。元丰年间，《元丰九域志》载，“(彭)州西二十六里，二十三乡，一茶场”。明代《明一统志》载，“(成都)府西北八十里，编户七里”。[4]
清代分为五城九甲。五城即城的东、南、西、北门和小南门(街)；  崇宁县行政区划表[6]九甲的大致范围是：
前一甲，在县城东南，包括吕仙桥、法华寺在内，约为解放初万寿乡范围。[4]前二甲，在城东，包括圆觉寺在内，今唐元乡大部分地区。[4]前三甲，在城北，包括洗心庄在内，今彭县北君平乡范围。[4]
前四甲，在城西，包括平乐寺、邋遢堰、竹瓦铺在内，今新胜乡大部地区。[4]
后一甲，在城西北，包括五显庙在内，即解放初灵圣乡大部，加上庆兴乡五显庙周围的“河五保”部分。[4]
后二甲，在城北，包括庆兴场、兴隆场、龙居寺、长虹桥在内，今彭县庆兴乡除去“河五保”加上长虹桥地区。[4]
后三甲，在城西，包括川主庙在内，约包括民国时期竹瓦乡和灵圣乡各一部分地区。
后四甲，在城南，包括安德铺在内，今安德乡范围。[4]
后五甲，在城北，包括丰乐场、桂花场在内，今彭县丰乐、桂花两乡范围。[4]
清末分为10区：中区为县城，东一区驻地万寿场，东二区驻地洗心庄，南一区驻地新店子，南二区驻地安德铺，西一区驻地川主庙，西二区驻地竹瓦铺，北一区驻地庆兴场，北二区驻地桂花场，北三区驻地丰乐场。[4]
民国24年7月清查户口，整编保甲。全县划为2区10联保。一区区署先设县府内，后迁安德铺，二区设谭家场。民国27年3月，全县设190保、1869甲。[4]
民国29年8月，推行“新县制”，废除联保，改称乡镇。全县设两个指导区，下辖1镇9乡、124保。翌年进行保甲整编，全县改设166保、1783甲。此后，除撤销指导区和更改个别乡名外，直至解放，乡村区划基本无变动。[4]
1949年底，原崇宁县解放，解放初设3个区协助县管理各乡。一区区署设寄魂庄，辖君平、灵圣、圆觉3乡；二区区署设安德铺，辖安德、竹瓦、万寿3乡；三区区署设丰乐场，辖丰乐、桂花、庆兴3乡。[4]
1952年土改后，正式建立乡村人民政权，乡村区划有所调整。将圆觉乡、唐昌镇的鸣凤村和万寿乡的3个村调整为唐昌、圆觉两乡，并一度将桂花乡分为桂花、斑竹、利济、仁和4乡，不久又合为1乡。调整后，全县设3个区、10个乡镇、156个村和10个居民委员会。1956年撤销区的机构。1958年11月撤销崇宁县，其下辖的1个镇和10个人民公社并入郫县至今。[4]
区域经济
（按：1958年崇宁县并入郫县，原崇宁县疆域并入以郫县，此处以郫县为统计主体介绍。）
郫县（含原崇宁县辖区）具有悠久的历史。距今二千七八百年以前的望帝杜宇时期，即为古蜀国的都邑，并开始发展农耕。正式建县于秦灭蜀国初期(公元前314-前311年)，至今已有约2300年的建县历史。1958年崇宁县撤销后，大部分地区并入郫县。崇宁县正式建县于唐代，其间几经撤、设，到1958年撤县时已有1280多年的历史。1949年12月崇宁、郫县先后解放，从此揭开了郫县历史的新的一页。[7]
民国时期，郫县经济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的封闭落后状态。到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5535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郫县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到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36005万元，较1949年增长5.5倍；社会总产值46391万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较1980年增长1.6倍。[7]
解放36年来，郫县的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经济稳步发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8.56%。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的折腾下，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减10.37%。“三年调整时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18.6%。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时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县经济在“左”倾路线干扰中艰难前进，年平均递增率下降到2.74%。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济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7.28%。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大力发展全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加强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全县经济面貌根本改观，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3.4%，1985年比1980年增长87.5%。[7]
郫县是全省著名农业区。得都江堰灌溉之利，土壤肥沃，适种性强，产量较高，常年复种指数达200%左右，向来享有“银郫县”的美誉。粮食作物以稻、麦为主；经济作物以油菜籽为主，土烟、大麻在70年代以前也占有重要位置。据1949年统计，全县(现区划)总产粮食19342万斤(其中水稻18174万斤，小麦868万斤)、油菜籽981万斤；平均亩产量分别为：水稻400余斤，小麦196斤，油菜籽112斤。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广良种、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特别是1981年以来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作物总产和单产不断提高。到1985年，全县总产粮食46634万斤(其中水稻35292万斤，小麦10424万斤)、油菜籽3619.7万斤；平均亩产量分别为：水稻(中稻)912斤，小麦628斤，油菜籽257斤。郫县素有“川西粮仓”之称，粮食生产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主体，1985年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135.14%，产值占种植业总产值的60.87%，人均生产粮食1300多斤，居全市各区县之首。在大力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养殖业也有较大发展。郫县农民历来重视养猪，民国时期常年存栏生猪七八万头。解放后存栏生猪逐年增多。1985年全县出栏肥猪35.1万头，农村人均0.99头。出栏生猪中，有93.6%的猪只胴体瘦肉率在48%以上，有的高达53%。郫县稻田养鱼历史久远，据现存史料可追溯至1700多年以前。解放后注意开发立体农业，坚持“小春搞间套，大春抓鱼稻”，稻田养鱼面积逐步增大。到1985年，养鱼面积约10万亩，占全县水稻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郫县是全省商品粮油肉生产基地之一，解放36年来，共向国家交售粮食342686万斤，油菜籽33262万斤，生猪334.49万头，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农村家庭副业多种生产项目中，从事刺绣、童鞋帽生产和棕竹草编织的历来很多，产品畅销省内外，解放后部分出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根据本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各种专业户不断涌现，全县农村经济明显向商品化生产转化。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15855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1949年的4896万元增长2.24倍。[7]
郫县的工业，民国时期基础极薄弱，多为手工业作坊，有10名徒工以上的仅酿造、锅铧、土陶等行业10余家；近代工业只有装机容量仅38千伏安的成都启明电气服务有限公司郫县分厂一家。据1949年统计，全县工业总产值639万元。解放后，工业发展迅速，1985年总产值增至20150万元，比1949年增长30.5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1949年仅占11.55%，1985年增至55.96%。郫县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显著加快，1978年的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5120万元，年平均增长176万元；而1985年与1978年比较，7年间产值增长14391万元，年平均增长2056万元。此时期内乡(村)镇工业发展特别快，1978年产值为2039万元，到1985年增至10625万元，7年间增长4.2倍。这一年，全县计有乡(村)镇工业企业2565家，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8.5%，占工业总产值的52.68%，成为全县经济的一大支柱。同年，全县计有酿造、机械、缝纫、建筑材料、木料加工、电力、化学、印刷、饲料、造纸、塑料等40余个行业。酿造业在全县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主要产品之一的郫县豆瓣以味辣、香醇、瓣子酥脆著称，早在民国初年便饮誉省内外。1985年全县年产郫县豆瓣8246吨，远销港澳，以至东南亚、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酿酒历史悠久，两千年以前扬雄就在《蜀都赋》为酴酒唱赞歌。唐宋时，郫筒酒深得杜甫、陆游、范成大等著名诗人的好评。1978年后酿酒业兴盛，1985年全县有酒厂91家，产量达4592吨。传统名特产品除上述郫县豆瓣和郫筒酒外，还有犀浦酱油、崇宁红酱油、施鸭子、崇宁锅、唐昌剪刀、崇宁线等。解放后，工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到1985年，全县已有40种产品获得部、省、市优质、优秀产品称号。[7]
随着乡村企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据1985年统计，全县20.18万个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占87.4%；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占9.8%；从事商业、运输业和其他各种服务业的占4.8%。“农、工、商、建、运、服”的全面发展，使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初步有了出路，为进一步振兴郫县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并展示了灿烂的前景。[7]
解放36年来，郫县财政状况逐渐好转。1949年，全县预算内财政收入68.65万元，1985年增至1661.6万元，增长23倍。职工收入逐年增多。1985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分别为1001元和687元，比1980年的701元和544元分别增长42.8%和26.3%。农民收入增长更快。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35元，比1980年的268.1元增长62.3%。同时，全县国民收入人均527元，创历史最高水平。解放后，城乡建设速度逐步加快，1985年完成县城北街整治任务，街面加宽，楼群耸立；农村7个场镇初步完成建设规划，其中花园场集资200万元修建了一条宽24米、长928米的新街，集镇面貌焕然一新。人民住房逐步改善。1978年后农村有2万余户新建了房舍，其中500余户建造了楼房。1985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21.7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8.6平方米。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1951年末，全县储蓄余额114万元，人均4.39元；1985年末，储蓄余额增至4966万元，人均125元。人民购买力相应提高，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5178万元，比1980年增长73.4%，比1952年增长约8倍。城乡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据典型调查，1985年人均消费粮食624斤、肉类41斤、动植物油10.8斤、蔬菜406斤；农村每百户居民中有自行车185辆、缝纫机35台、手表232只、收音机75台、电视机38台、收录机5台、电风扇7台；同年底，全县有85.5%的农户安上了电灯。[7]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教育方面，1949年，全县每千人中仅有在校中小学生92人。解放后，教育事业发生根本变化。到1985年，全县有中学35所、小学195所、教师3000余人、在校学生6万余人，全县每千人中有在校学生156人。是年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小学、初中、高中的入学率分别为99%、70.9%、20%。有职业中学2所、12班；有农校、教师进修学校和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各1所，电视大学4班，幼儿园388班。科技方面，解放后在工、农、水电、医卫等领域广泛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并取得可喜成果。其中农业科技人员在粮油作物新品种栽培技术、稻田养鱼技术和瘦肉型猪饲养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上取得明显成效，为郫县粮油肉持续增产作出较大贡献。科技队伍相应逐步壮大，1985年，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计有在岗科技人员1150人，其中自然科学技术人员775人，获得初级以上技术职称者556人。卫生方面，解放前缺医少药，疾病预防能力低下，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民国时期霍乱两度流行，城乡一片恐怖气氛，死亡数千人；血吸虫病曾造成一个村死亡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惨景。解放后消灭了甲类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70年代基本控制钩端螺旋体病。1981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85年全县有医疗机构58个，病床971张，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2.43张(1950年为0.13张)；同年有医卫人员1410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医卫人员3.53人(1950年为0.2人)。由于人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全县人口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13.98‰，降低到1985年的5.98‰；人口平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到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提高到67.27岁，即32年间，全县人均寿命增长近一倍。全县人口增长率，1950年为13.98‰，60年代一度高达46.59‰。以后逐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98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6.31‰。自1978年以来，郫县连续8年被评为省、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文化方面，解放后建立了文化馆、广播站、报社、新华书店、县川剧团(1984年撤销)；郫筒镇以外各乡镇建立了文化站、广播站；80年代约有180个村(组)创办了文化活动室；1985年全县有电影放映单位38个，电影院、影剧院11个，全年电影观众达211.75万人次。郫县是著名的“蜀绣之乡”，刺绣针法独特，技艺高超，解放后有的绣品被选作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品，有的参加了国内外一些重大的工艺美术展览。端午节在望丛祠开展的群众性民歌山歌竞唱活动，源远流长，在汉族地区极为罕见；赛歌会自1983年恢复后，即与商贸活动融为一体，每年吸引省内外众多的人来郫“看花听歌做生意”，有力地促进了本县的经济交流。郫县群众体育活动历来较有基础。80年代，安德乡新店村与三道堰镇先后被评为四川省体育先进集体；1985年，中小学生劳卫制达标率达90.34%，有1800多名职工学会了太极拳(剑)。解放36年来，郫县先后为省、市体育组织输送运动员26人，其中一人被国家体委授予“运动健将”称号。1984年开始修建占地60余亩的县体育场，1985年场地初具规模。三道堰的“龙船会”开办历史久远，迄今受到群众喜爱。郫县武术爱好者甚多，解放前便自成流派，并享有“川西小少林”的美誉。80年代中期，全县经常习练武术者数千人。[7]
解放36年来，郫县在各项建设事业上进展迅速，面貌大变。但是，由于历史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县人清醒地意识到目前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首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上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二是全县工业基础薄弱，县属工业企业全为小型企业，缺少骨干工业，缺少拳头产品；三是能源和原材料紧缺，近数年日益严重地成为影响工业生产能力充分发挥的制约性因素；四是全县财政紧张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于财力不足，许多事情办起来困难重重，甚至根本无法办；五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近数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务输出虽已迈出重要一步，但步伐欠快，规模较小，丰富的劳力资源亟待进一步开发利用；六是居民现有文化水平仍然不高，据1982年调查，全县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达7.4万余人。[7]
历史文化
郫县钟灵毓秀，人材辈出。汉代有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以及曾主张限田、限奴婢后遭诬陷而自杀的大司空何武。宋代有著名诗人张俞，他所作政治讽喻诗《蚕妇》等至今广为传诵。清代知名将领罗应旒曾在甲午战争中率兵两次大败日本侵略军，累计毙日军千人以上。辛亥革命后，有组织同志军武装举义的杨靖中、张达三，有1927年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斗争的张云卿，有全国著名铁道工程师蓝田，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伦，著名文学教授殷孟伦，著名书法家、曾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余中英，此外，在绘画、医药卫生等许多领域，也有一批杰出人物。[7]
郫县人民一贯具有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川西地区历史上发生的多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宋代淳化年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清代咸丰年间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起义队伍路经县境时，县内贫苦百姓积极响应，多人参加义军。辛亥保路运动中，郫、崇二县人民在杨靖中、张达三等同盟会会员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保路同志军，拥众数千，历时两个多月，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二县同志军数度攻占县城，并在土桥、犀浦、太平寺、全家河坝、花石桥等地多次与清军展开激战，英勇牺牲多人。军阀割据时期，农民不堪驻军横征暴敛之苦，在张云卿等领导下，于1927年2月组成农民自卫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粮抗捐斗争。农民军与军阀部队展开激烈战斗，并在毗邻各县民团支援下包围县城达40余日，迫使驻军接受农军部分条件。由于郫县有此群众斗争基础，中共成都特支及时派党员黎静中等来郫建立中共组织，发展党员，领导群众乘势深入开展革命斗争。同年10月，在黎静中等中共党员领导下，万余农众聚于新场召开了“郫县军农冲突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显示了被压迫群众在暴力面前决不屈服的决心和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为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郫崇二县民工4万多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参加了新津、凤凰山、黄田坝等5个机场的修筑工程。与此同时，全县多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献金活动。抗日战争中，全县出征抗日将士数以万计，其中不少人战死沙场，且多数没有留下姓名。为迎接解放，郫崇二县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支持崇宁县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50余人成立“大家唱合唱团”，在公园公开教唱《山那边哟好地方》等革命歌曲；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地下武装组织“岷江纵队”第七支队及四支队二区队。这一时期，古城乡民众还建立了反政府的“中华三教同盟军”，丰乐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共产党员张大成于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成都十二桥。郫崇二县人民为迎接解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解放初，为开展革命工作，崇宁县县长段振声等光荣牺牲。1952年黑水地区发生叛乱，二县先后发动农民8000余人次，翻山越岭为平叛的解放军运送粮食及各种军需物资。以后在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郫县人民都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3000余人，牺牲65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6人。[7]
遗址古迹
县内文物古迹较多。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望丛祠、古城遗址、杜鹃城遗址、扬雄墓；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本邑军农冲突死难农众纪念碑”；列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的名胜古迹，除上列望丛祠、杜鹃城遗址及扬雄墓外，还有子云亭。上列名胜古迹中，望丛祠是古蜀国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的合祀祠，始建于宋代，清道光年间重修，1983年扩建，占地面积由原22亩扩大到81.5亩，祠内楼、台、亭、阁、湖、道路和绿化已初具规模，并向游人开放。出土文物中多有珍品，其中有战国铭文铜戈、蜀汉铜弩机、东汉簿书碑、说唱陶俑、画像石棺、石墓门、盐井画像砖等。1985年，郫县有5件出土文物由省博物馆选送日本国展出。[7]
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46年2月修建，坐落在郫县唐昌镇公园内湖畔桥头。  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8]四周翠柏森森，显得肃穆庄严。该碑为原崇宁县人民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浴血牺牲的将士们所修。[9]    全碑由碑顶、碑身、碑座和基脚四部分组成，高约6米。基脚横截面呈正方形，边长约1.5米，为条石镶筑而成。碑座高1.5米，横截面为六边形，每边长为1.25米，上面饰梅花图案。碑身高3.8米，呈正方形，四面镶有高矮护碑石，紧紧护住，碑四周护有铁栅，左右侧面分别书“我武维扬”及“邦家之光”。署名书刻有崇宁县长李世丰、庆兴乡乡长王宁敬，书：“崇宁县抗日胜利纪念碑”及“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技精湛，红色，楷书，字迹清晰，刚劲有力。[9]该纪念碑在全省极为少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2000年，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被郫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
今日“崇宁”
昔日崇宁县城——今日唐昌镇唐昌，原名崇宁县，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始建于唐仪凤二年，  唐昌镇位置示意图[10]古称川西最富裕的上五县“温、郫、崇、新、灌”，其中的“崇”即是崇宁县，也就是今天的唐昌镇，全镇幅员面积48.1平方公里，辖6个社区，17个村，人口5.2万。历史文化悠久，生态环境优美。[11]       古镇唐昌，位于成都上风上水的城西龙头核心地位，离郫县县城17公里，经郫县至成都市区39.5公里，经成都沙西线到唐昌只有28公里，365、709、706、739公交线路与成都中心区域连接成半小时的车程，使得唐昌镇焕发出巨大的升值潜能，让不少有眼光和远见卓识的人对这里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11]       近年来，  唐昌镇区位示意图（1）[12]唐昌镇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后来居上和高速发展的势头锐不可当。2010年全镇完成全口径税收3022万元，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2974万元，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800万元，完成农业增加值19528万元，完成服务业增加值2064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145元，后发优势更加明显。[11]      唐昌镇积极实施“一城二线三河四带”战略，以一个城区为核心，依托沙西线和国道31  唐昌镇区位示意图（2）[13]7线；围绕柏马河、走马河、徐堰河，结合沙西线和横山开发发展旅游产业带；以战旗为核心发展唐宝路农业产业带；以竹唐路为核心发展无公害蔬菜产业带；以安唐路为核心发展设施农业产业带，努力开创统筹城乡发展新局面。2011年，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唐昌镇党委政府提出：“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努力夯实镇域产业支撑，构建新型城乡形态，加快沙西综合示范线建设”的奋斗目标，新一轮“以特色产业兴镇”的号角已经吹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