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崇民
人生经历
高崇民同志（1891--1971年）是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就读于奉天（今沈阳）省立农林学堂，加入中国同盟会。  高崇民
1913年赴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攻读。
1915年曾被选为回国宣传抗日倒袁代表之一，到上海进行宣传活动。
1919年毕业后回国，任北京《正言报》编辑，后与人合办《正俗报》。
1922年参与组织东北民治俱进会，任黑龙江省分会会长，不久调总会工作。
1923年因撰写《告东北同胞书》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被驱逐，组织被解散。
1925年到哈尔滨中东铁路特区从事教育工作，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被反动当局押回原籍。
1928年参与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等爱国团体，进行抗日爱国宣传。
1929年起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9月参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
11月率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和学生赴南京参加南下请愿团活动。
1933年9月在北平参与组织复东会，被推为秘书长，从事团结抗日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1935年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避居上海英租界，接触共产党员，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年冬到西安对张学良做联共抗日的说服工作，向东北军将士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1936年西安事变时参与起草张杨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937年6月参与成立东北救亡总会，任主席团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北平、济南、太原、武汉等地建立东总地方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8月曾赴延安访问，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41年在重庆主持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并接办《反攻》半月刊，同时参加三民主义同志会，以东总名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秘密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经上海、北平秘密潜回东北。
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
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参与领导东北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从事国民党军上层将领争取工作。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任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被选为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等。
“文化大革命”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
1971年7月29日不幸逝世。
1979年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家世
高崇民同志祖籍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但是，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盘剥下，劳动人民却过着啼饥号寒的生活，如遇水旱虫雹等天灾，贫苦农民就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徒外地。
高崇民的先祖，世代贫苦，在其高祖一代，由于生计无法维持，举家走上了“闯关东”的道路。根据一些资料推断，大约在一七九四年，全家冒着极大的风险，由山东蓬莱乘船偷渡渤海，迁居到盛京（今辽宁省）辽阳县牛蹄崖。后又由辽阳牛蹄崖转迁到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从高崇民的高祖以下，凡五代人，经历整整一个世纪，都出身贫苦，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发建设祖国的东北。
高崇民的父辈兄弟都排景字，父高景芳，字葆如，号东圆，一份关于高崇民之父的新材料：《行述》，约两千五百余字，是高崇民于—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在北平（今北京）为父亲举行遥祭时写成的，近似传记，为我们研究高家迁到开原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行述》是高存信、白竟凡二同志提供的。
据《行述》记载：其先祖“家以耕读为业”。高祖勤俭治家，共兄弟二人，薄有田产。到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家道称盛。至曾祖时，家道衰微。祖父高松龄，共兄弟三人，松龄居长。时家庭生活维艰，以务农为业。祖母李氏，小寨子人，出身书香门第，知诗书。高家世代无一读书者，她把长子高景芳送到娘家的私塾里读书，于是高家才有了第一个读书人。　
高崇民之父高景芳，生于一八五九年（清咸丰九年）的清明节，农历三月十四日，属羊。他自幼聪明好学，幼时家贫，无力读书，幸随舅父（李姓）在小寨子读私塾。年甫逾冠，祖母李氏（曾家寨人）亡故，因“遵礼守制”，于一八七八年（清光绪四年）二十岁时，回到靠山屯。屯东靠山，山上自家祖坟上边有一圆形石洞，他“以洞为室”，坚持自学。这可能是他号东圆之由。同时，乡亲们还送子弟入洞求学，这是他授馆（教学）之始。在家乡边教书，边自学，三年后又入铁岭银冈书院，因品学兼优，获银冈书院奖学金。时值清光绪初年，仍行科举考试制度，他因家贫无力应考，遂留铁岭教书七年。　
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到开原靠山屯，强占土地，修建教堂，宣传天主教义，毒化中国人民。且笼络教民，横行乡里，欺压不信教群众，当地民众怨声载道。他和父亲高松龄均不满洋教，声称誓不入教，还劝阻乡亲们入教，引起法国传教士和教民的嫉恨。一九○○年义和团运动  高崇民波及东北，他深表同情和支持，因得罪洋教会，在靠山屯的法国传教士以他是当地反教会首领，指使当地的天主教徒强行驱迫之，全家老小被迫在一天夜里逃到开原县大寨子村。到大寨子时，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有一辆破车、一匹白马、一匹骡子，还有一头老驴。无奈，亲戚狄为文为其租到一点土地耕种，勉强度日糊口。当时，高崇民只有十岁，胞弟高正民才七岁。
高崇民之母郭氏，生于一八六五年，她勤劳贤慧，善操持家务，精心侍奉公婆（高崇民之继祖母蒋氏）。父高景芳也于同年返回故里，先后在靠山屯和大寨子设馆任教。全家人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靠劳动和父亲教学收入维持生活。
高景芳有胞弟、妹各一人。弟高东阁，农民，性格虽倔强，但很敬重兄长。妹高东仁（1878——1941），嫁于铁岭县大盘岭村周家。大盘岭距大寨子约三十华里，其家甚贫，几乎无以为生，高景芳常派子高崇民、女高玉兰等人去妹家送柴负米相接济。后又将高东仁及其女儿周沣芑接到大寨子家中居住，高崇民之叔祖父二人与祖父高松龄分家别户，其堂叔子女较多，故生活极困难，高景芳也常尽力周济之。每有求借粮款，都慨然应允，故积欠很多。其叔祖父病重时，忧虑所欠粮款无力偿还。高景芳知道后，将积欠全部注销，其叔祖父很受感动。邻里乡亲有贫困相求者，也予接济。高景芳一生除看书习字外，别无嗜好。旧中国烟（鸦片）赌（赌博）风行，他深恶痛绝之，并告诫子女亲友，“切忌烟赌”。他主张教学要“明理致用”，助人应“实践躬行”。
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各地废科举，兴学堂。他认为学无止境，欲再深造，遂入开原自治研究所，继续求学。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毕业后，被推选为开原县东南镇地方自治董事会总董。在他的倡导下，兴办学校，发展教育，禁赌戒烟，兼及地方公益事业。
开原东南镇有大小三百余村，最远者相距八、九十华里。当地民众凡有遇事不决或纷争不已时，事无巨细，必求教于他。由于他同情贫苦百姓的遭遇，办事公正廉明，深得大家倚重信赖，所以被尊称为“老先生”。在当地一提起“老先生”，人皆知之，乐为称道。他曾为维护当地农民的地产，与清末贵族豪绅争讼十二年，一度身陷囹圄。出狱后该地产被盗卖给帮统金寿山，他率领群众继续抗争，并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申诉官府。最后，他发动群众，筑墙掘壕，誓死备战，迫使官府终于把地权判给村民，大获全胜。此事为当地男妇老幼所称颂，他的名望也日高。村民们感激他，特立石碑于村中，记始末甚详。
他对清朝封建王公贵族恨之入骨，鄙视他们的寄生生活。他认为清朝的统治长不了。他平日的穿着也不清朝化。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朝败军散归乡里，搅得闾阎不宁，他痛愤这些散兵游勇的恶劣行径，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心疾首。一九○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清廷强令百姓给他们戴“皇孝”，还规定在一百天之内，不许剃头，不许刮胡子，不许穿红挂绿，不许娱乐说笑，就连过年贴红纸对联也不允许，只能贴兰纸对联。对此，他非常气愤。他的反清思想和行动，也影响到高崇民等人，学着父亲的样子做。后来，高崇民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推翻清皇朝的斗争，首先就是受了乃父的影响。
高崇民之祖父高松龄年逾六旬时，因痛悼二叔祖父之丧，双目失明。父高景芳乃告诫家人：在老人家面前惟报喜不报忧，以免增加悲伤之情让老人家安度晚年。高松龄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高景芳又到西丰教书。当时女子入学读书者不多，他认为男女都一样，提倡女子也应读书。为此，他在西丰县女子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师，还把外甥女周沣芑接入该校读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沈阳辽宁省立第二工科读书的高存信返回乡里，他对日寇侵华行径十分不满，问高存信：“东北军有十几万人，为什么不抵抗就撤走了?”当他得知高崇民已秘密入关后，表示赞同和支持，还对高存信等后人说：　“你们赶快到关里去，绝不能在老家当亡国奴！我已经老了，不能和你们一起抗日了，我等着你们打回老家那一天！”　
日寇侵占沈阳后，挑动和收买朝鲜浪人，殴打欺压中国的老百性。东北军撤走后，这些朝鲜浪人又殴打欺压朝鲜老百姓，手段残酷非打即杀。当时大寨子有五、六户朝鲜人，他不忍让这些善良的朝鲜老百姓遭此横祸，就把以金基镇为首的三、四十口朝鲜人找来，偷偷地送到傅家沟叼狼背山沟里隐藏起来，还让家人做饭菜，派人送到山里。就这样藏了一周左右，终于摆脱了这场由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民族悲剧。一九三四年四月，当他去世时，金基镇等人身着中国孝衫，陪灵吊孝，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
日寇侵占东北后不久，当地土匪横生，劫财绑票，抢男霸女，时有发生。他说：“不能为国，也要为乡”。在他的倡导下，开原县八区各村相继组织乡团，购置枪械，训练青壮年。各村都有人站岗放哨，互为策应，八区柴河堡曾被土匪抢占过，八区乡团联合起来终于把土匪打出柴河堡。开原上肥地有个东北军人叫栾法章，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抗日义勇军，他积极支持并帮助过栾法章。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日寇察觉到开原八区有乡团和相当数量的武器，害怕乡团随时会把枪口对准他们，对他们不利，即强令解散乡团，收缴枪枝弹药。这时他已年过七旬，力不从心。对日寇暴虐又无力抗拒，遂忧郁而病，加之思念流亡在北平的高崇民等子孙，“以故心火上腾，头眩疾作”，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五岁。
高景芳一生勤奋好学，长期从事地方教育事业，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不但培养教育了高崇民等子孙，使之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而且一时铁岭、开原，西丰等地的知名人士，多出其门下，堪称近代辽北地方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高景芳先生去世后八个月，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高崇民才知道这个噩耗。他当时任“复东会” （光复东北）秘书长，秘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只图报国抗日，未能回乡为父治丧，　“久亏奉养”，悲痛万分。十二月九日，他在北平东城大取灯胡同七号家中，为父亲举行遥祭并写下了《行述》一文，以志纪念。
遥祭礼仪比较隆重，共收到唁电、唁函三十一封，挽联、挽帐四百七十九幅。其中有张学良将军的挽帐，上题：“泽壮梓桑崇雅望，悲兴风树有雄才。”张学良将军还为高景芳先生遗像题词：“明德有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王以哲将军的题词是：“公性曰刚，容则慈祥，言行公正，典型一方。忧心国难，劳神致伤。式瞻遗像，无任凄怆”。杜重远先生也发来唁电和题词，并寄来奠仪费百元。阎宝航的悼唁称他：“忠贞有哲嗣三年，抗日赋同仇”。高名翔（原高崇民表妹夫）的悼唁写道：“九·一八”事变后，舅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图挽狂澜于既例，惨淡经营，三年于兹；卒使倭奴匪类，望而丧胆，乡里同受恩泽”。韩立如的挽唁中有：“九·一八”事变后，公愤强邻之肆虐，乃首倡组织乡团，冀维地方，而备国用。迨枪械杠被收缴后，感大势巳去，遂一病而不起。”其他人士如朱庆澜、胡毓坤、彭攸秋、苏炳文、宋学礼，米春霖等将军，均有挽联和挽帐，挂满了室内外、院子里和大门口。高崇民借遥祭父亲的机会，与东北各界人士讨论了如何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的问题，使遥祭成为一次较有影响的抗日救国的聚会活动。
高崇民同志原名恩浚，字健国，号崇民（崇拜民众之意）。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的一个农民家庭。共有兄弟三人，姊妹二人。兄高恩元（1888—1962年）字健鹏，号式民；弟高恩科（1894—1964年）号正民，均读书三年后即务农为业。后因其父在开原创办储蓄会，恩元遂在该会工作，姊高玉兰（1881—1974年》，嫁于开原大寨子胡氏；妹高玉锁（1897—1984年），嫁给大台子于氏，皆为农妇。
家庭影响
高崇民自幼聪明，颇受其父母偏爱，自八岁起即受教于乃父，计有十年。父亲高景芳是他第一位启蒙老师。其父教子甚严，从不娇宠子女。他不仅要求崇民刻苦读书，还特别注意教育他爱祖国，明是非，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崇民小时候性格即倔强刚烈，顽皮淘气。十三岁时，其父见他学业长进不大，深为忧虑，就对他母亲说：“这孩子不训，将来恐怕不成器，何以报国为民?”母亲把这番话讲给他听，使他在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他向母亲发誓：今后一定要奋发读书，急起直追。此后，他刻苦学习，经常挑灯夜读，学习成绩不断提高。
《高崇民自传》回忆说：“先父常以儒家躬行实践相训勉，对于世俗之谓功名富贵，极为漠视，以为余（高崇民自称）后来痛恶贪官污吏之张本。”父亲常向他和学生们灌输爱国反帝思想，讲述中法、中日战争中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激发了他和同学们的爱国反帝热情。特别是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和沙俄侵略军都曾侵入他的姑姑家所在地——大盘岭，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使他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朴素爱国反帝思想的种子。据他的表妹周沣芑回忆：有一次，年少的高崇民在玩打糖吃的游戏时，竟以第一块糖当作俄国毛子，第二块糖当作小日本，第三块糖当法国佬，打倒了才能吃糖。结果，他把三个“洋鬼子”都打倒了。
革命历程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高崇民十八岁时，父亲让他赴奉天省城（今沈阳）求学，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值此，他结束了在父亲身边读书学习的少年时代。
一九一一年，他在奉天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积极从事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活动。一九一四年在农林学堂毕业后，又考取开原县公费留学，遂东渡日本，入东京明启大学政治经济系。其间曾积极参加倒袁运动。一九一九年在日本留学毕业后返国从事过短时期的新闻、教育等工作，并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
—九二○年夏，母亲郭氏因终日辛劳，体质很弱，染上痢疾。他闻讯后从奉天（沈阳）赶回家，护理病重的母亲。他和大哥式民日夜守护在母亲身旁，式民给母亲接大便，崇民给母亲洗衣裤被。一直侍侯了四个月，直到母亲病故，终年五十五岁。母亲病故后，因弟弟妹妹尚年幼，父亲遂继娶蒋氏。继母蒋氏善良勤劳，未育子女，但全家仍和睦如初，以至于弟弟妹妹皆不相信其为继母。继母数年后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在此期间，高崇民往来于北平、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很少有机会回家乡看望父老乡亲。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七天，他来不及回家辞别亲人，即化装秘密入关，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高崇民同志于一九一二年结婚，原配夫人李素质，生长子高存信。一九二九年五月，李素质病逝于沈阳。同年秋，娶续夫人曾昭惠，未育，一九四一年四月，曾昭惠因抗议特务戴笠软禁高崇民，突发精神病，服毒而死。同年秋，再娶续夫人王桂珊，生子女八人，他们是：次子大庆，三子大会，四子大放，五子大印，长女立春，次女在春，三女及春，四女正春。长子高存信将军（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副司令
员）。
革命主张
1919年，高崇民学成归国，先后在沈阳、哈尔滨参与组织“民治俱进会”、“启明学社”，传播反帝和民治思想。1928年，高崇民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期间，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商民反附加警揖税的斗争，为此得到张学良接见，并深得张的赏识。不久即被聘为张学良的秘书。1929年7月，高崇民等人又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经费由张学良资助。它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国家的主权及民族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曾当面质问张学良缘何不抵抗。张感其诚，视为诤友。在高崇民辞去张学良的秘书职务后，张学良仍按月给高崇民生活费，支持高崇民从事救亡工作。此后高崇民在北平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积极在经济和物资上给予帮助。1933年，高崇民又秘密组织“复东会”，并主张蒋介石若不抗日，就不拥护他，为此遭到通缉。此时高崇民感到前途渺茫。这时他结识共产党人孙达生，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毅然撕毁国民党党证，决心跟共产党走，并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奔走于张、杨二位将军之间。通过他的努力，杨虎城将军消除了对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的误解，表示愿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1936年4月，张学良想要直接与杨虎城面谈，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来到他的驻地洛川，举行有高崇民参加的秘密会谈，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合作的方针。自此以后，张、杨就直接进行联系了。由于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高崇民在张学良与王以哲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事变前，高崇民等人印的名为《活路》的小册子，经张学良默许，发到东北军各军、师，红军政治部也油印散发。《活路》对于提高东北军将领的抗日觉司作用很大，为此高崇民又一次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在事变的前一天晚上，高崇民应张学良之请，参加研究扣蒋后的各项措施，并参与起草“八项主张”的电文。事变后他担任张学良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高崇民组织成立“东北救亡总会”还先后在各地成立“东总”分会。1942年“东总”被国民党解散，高崇民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坚持主办《反攻》半月刊，继续宣传抗日救国，直到光复。
引导青年
1937年6月，东北救亡总会成立，高崇民任主席团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此后，在他的启发和引荐下许多青年投身爱国主义抗战潮流之中。例如：辽宁新民籍郑新潮，在抗战时期考入黄埔军校炮科尉官纵队，为积极抗战，涌动黄埔学潮，以学生代表的身份，面见蒋介石，强谏抗战未果，在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于毅夫的启发和引介下，郑新潮带着6名黄埔毕业生奔赴延安。[1]在陕南地区受到警备一旅政委习仲勋的接待，经他的推介受到毛泽东与朱德的接见，当时延安渴望需求炮兵军事人才，郑新潮在贺龙的安排下成为八路军军事学院首席炮兵教员（与刘瑞龙同住窑洞），并与张学良弟张学思、高存信同在抗大学习，结为两代挚交，郑新潮先后与郭化若、张志毅筹建延安炮校、宣化炮校、东北自治军炮校东北民主联军炮校、朱瑞炮校等。郑新潮成为八路军炮兵早期初创人之一，正是高崇民当时的启发和引荐使郑新潮走向革命道路，成为当时的我军炮兵专家和军马行家，为抗战和解放事业做出贡献。1951年，郑被调入军委炮兵司令部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高崇民、政协委员于毅夫的引荐下，郑新潮随军委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的陪同。[2]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专门接见，朱德挑选郑新潮让他陪同清朝光绪皇帝的七弟，宣统皇帝的叔叔--载涛在一起工作，做他的思想转化和引导工作，让他体会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人，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后来载涛说：“过去我是准备隐居呢，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教育了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山来了。”[2]
主要职务
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8.27
1953.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49.10.1
1954.9.27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9.12.27
1971.7.29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
1950.4.11
1954.9.9
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1.23
1954.9.9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3.6.8
1971.7.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4.12.25
1971.7.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4.12.25
1971.7.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5.1.5
197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