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鲍贤伦
个人简介
鲍贤伦，男，著名书法家，浙江鄞县人，1955年1月生于上海，研究生学  鲍贤伦[1]历，中共党员。读中学时自学书法绘画，1974年师从徐伯清为入室弟子，临习楮遂良楷书，孙过庭草书及徐氏小楷，贵州大学读书时得姜澄清指导，涉猎书史、书论，1980年又得陈恒安指教，于汉碑、魏碑、汉简临学尤勤。书作多以汉碑略参简书笔意出之，笔势灵动，浑穆而润雅，偶作草书亦于“二王”法外略参简书意趣。作品入选“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中日书道艺术交流展”、河南“国际书法展”等，收入多种作品专集，获“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并在《书法》杂志等发表。书法论文被收入《浙江书法论文选》。
鲍贤伦历任绍兴师专中文系副主任、主任，绍兴市书协主席、文联副主席，绍兴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隶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负责文博工作。协助负责文化文物市场管理工作。分管文物处、博物馆处。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鲍贤伦任浙江省文化厅巡视员，免去其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职务。
荣誉及获奖
1974年继书法家徐伯清先生学习书法。主要用力于汉碑、孙过庭草书、褚遂良楷书和徐氏小楷。
1975年作品首次参加上海中青年书法作品展览。  
1978年春入贵州大学中文系学习，受业师姜澄清先生多方面指导。
1981年作品参加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获一等奖。
1982年作品参加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作品邀请赛，参加中日书法交流展。
1983年调入浙江绍兴师专中文系，讲授古代汉语课、书法课。
1984年被选为绍兴市书协副主席。作品参加文汇书法竞赛获二等奖。
1985年筹组绍兴师专书法教研室并任主任。作品参加国际书法展览（河南）。
1986年出任绍兴师专中文系副主任。作品参加第二届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1987年河南《书法家》、辽宁《书法艺术》等刊登作品及创作谈。发表论文《对用笔与结构关系的再认识》。
1988年出任绍兴师专中文系主任。发表论文《对目前线条组合倾向的一些思考》《再论用笔与结构的关系——兼及创作时的情态》等。
1989年被选为绍兴市书协主席、文联副主席。获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理论“书谱奖”。  [1]
1990年作品参加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发表论文《春风不度玉门关——从书法艺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隔膜看它的特质与文化品位》。
1991年出任绍兴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发表论文《书法节奏新论》。
1993年《中国书法》书坛中青年专栏介绍艺事。
1996年出任浙江省文物局局长。带队赴京举办《永和风·绍兴中青年书法展》。
1998年兼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作品参加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览参加巴黎现代  中国书法艺术大展。
1999年被选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参加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
2000年出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作品参加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参加日本·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
2001年《二十一世纪书法》和《书法导报》分别作专题介绍。 2002年《书法报》作专题介绍。
2002年《书法报》作专题介绍。
书法创作特点
  鲍贤伦作品[2]古代经学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我注六经”，侧重于训诂考证、章句解疏，以汉学为表代；另一种是“六经注我”，侧重于义理阐发，借古人经典寄托自己的观点，以宋学为代表。这是古代思想领域对待经典的不同方法，两者各具功能，各有建树，不应该有高下之别。艺术的目的，在于借助某一种具体的形式，来获得一种体验，抒发作者的情感和理想，书法亦如此。鲍贤伦先生在隶书创作中，不是机械地顺应隶书的历史贯例，延续经典的模式，而是追本溯源，深造高古，径直从上古隶书的源头，引一泓活水浇灌自家园地，既合于古，又适乎今，在表现隶书书体个性的同时，又表达自己的书法个性，从创作中获得纵心奔放、恣意豪迈的精神体验。因此，无论是他对待古典范式的态度，还是他创造的书法意境，都是在走一条“隶书写我”的路径。在他实现这一隶书理想的过程中，有三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以书写性激活隶书的古艳之美
在强调书法艺术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淡忘书法最本质的特征——书写性。其实书法的书写性与艺术性是共生的，就像硬币的两个面。书写性是书法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特征，也是它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特质。在隶书的历史进程中，书写性的淡化是由于早期墨迹范本的地面消失，阻隔了人们对汉代及汉代以前隶书真实书写状态的观察与认识所致，石上流传的汉隶，成了当然的隶书经典。隶书本该是生动活泼的：“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流郁拂，微势缥缈。” （晋·成公绥《隶书体》语）这是一种何其魅人的古艳之美。然而，随着汉代石刻隶书经典的确立，研习隶书，只能对碑铭和石经等经过转移复制的范本陈陈相因，西汉以来笔底气韵生动的景象逐代消散，隶书逐渐走向凋敝。尽管鲍贤伦  鲍贤伦作品先生在他的隶书学习中，也曾有类似的历程，却能较早地觉悟到，隶书首先是写出来的，然后才是刻出来的。要获得隶书的古艳之美，只有透过石刻书迹的科律，将它还原为生动多姿的书写过程，以此激活古老书体的生命活力。清代金冬心、邓石如、郑谷口、伊秉绶这四位隶书大家的实践，得到了鲍贤伦先生的关注。金的漆隶，强化了锲刻效果；邓通过用笔方式的革新，增强了笔力的雄健；郑以飘逸的笔法，夸张了隶书的艳美；伊用渊默深稳、息心静气的笔墨，营造了隶书的高古气息。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而背后蕴含着一种共同的观念，都试图在经典隶书之外，寻求隶书形式扩张的可能性。鲍贤伦先生的隶书，看似从碑铭回到了案头，以书卷气消解了庙堂气，但反过来说，在恢复书写性过程中找回了它的原生状态，探得了隶书的古艳之美。他的实践让人切实地感受到，演绎书写性可以赢得隶书的创新空间、实现隶书新的审美价值，也为我们理解书法的“技进乎道”，提供了具体的范例。以写意性强化隶书的寄情功能文人士大夫的寄情需求，刺激了书法的发达。书法史是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延续的，而不是简单地由书法作品缀联而成的。书家的意义，不在于一种身份，也不在于一种职业，而在于他具备在书法创作中获得体验的能力，获得精神释放的自由。有了这样的能力与自由，然后才能印证他书家的身份。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书家创作了书法，而是书法成全了书家。鲍贤伦先生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书法内核，并依此把自己与书法的关系调整到恰当的位置。在他看来，书写性还只是从技法层面获得隶书的笔墨趣味，这是创作主体对于书法创作的一种驾驭方式，还不足以从书法创作中得到真正的精神回馈。书法寄情功能的实现，必须仰赖于后者。他感到，  鲍贤伦作品在众多书体中，隶书具有寄情的比较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隶书天生具备写意化的倾向。隶书本来就是为了适应比篆书更广泛、更高效的书写要求而产生的。卫恒《四体书势》中说，“隶书者篆之捷也”。从发生学角度看，隶书是篆书的流便写法。在那个时代里，如果篆书是楷体，那么隶书就是行草。即使在今天，它的抒情特性依然存在。因为它较之篆书，具有可识性、平民性优势；较之行草，具有规整性、典雅性优势；较之楷书，又具有高古性、飘逸性优势。这一点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理想是何其契合。因此它的表现活力和浪漫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其次，在书体史上，隶书不是一种概念和科律，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凝固的书体，而是由无数具体的隶书形态所组成的，似乎把隶书看成一种恣意的书法状态更为确切，为创作者的审美满足，提供了广泛的对应可能性。鲍贤伦先生将对生活的感受，对人情物理的体验，归结为对隶书的感受和体验，在写意化过程中寄情述怀，假借隶书表达他的书法理想、艺术理想，同时也实现了他的精神归隐理想。以学术性浇灌隶书的人文气质不仅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情怀，同时也表达创作者的学术志趣，这是中国书法人文性的重要特点。在古代，博雅之士是对文人的盛誉，博需要有远见，学识和胸襟；雅需要有情致，趣味和气韵。这应该成为修炼传统艺术、修炼一种高古书体的素质要。除了法度之外，也应该成为判别书法品位高下的标准。书法的创新来自作者的艺术天分，也沾概于对古典书法的艺术思考。  强调书法的人文性不是抽象的。关键是要将书法的博雅气质，有效的灌注到书法的创作之中。这一点，鲍贤伦先生凭借其知识背景和社会身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他在隶书方面的夸张能力，就是建立在对六国文化捻知前提下的，从而实现了对先民历史的浪漫演绎。他善于用书法视觉审视简牍，也善于用考古视觉审视书法，充分利用这些瑰丽的书法资源，经过简牍时代那种凝神、浪漫、欢娱、神异的原始之美的浸润，然后在他的笔底整合出一种艺术趣味与人文色彩兼备的隶书形式。鲍贤伦先生的隶书，走的是一条个性化极强的非经典路子，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挑战性。但书法创作本身就是非常个性化的行为，它并不承担塑造公共景观的任务。然而，“隶书写我”的书法姿态确是极赋经典文化意义的。内在的中庸、练达，为他在风格上的冒险与挑战作了稳实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