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铁映
履历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京俄语专科学 
  李铁映校培训。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１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理士大学物理系学习。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６年参军到国防部十院十三所工作（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３年在北京，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７０年在石家庄），任四室技术员、负责人、副主任，五室副主任，１９６５年集体转业（其间：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５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日语）。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四机部一四一三所五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冲击和批判，在单位劳动。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在四机部一四二四所（四川永川），１９７２年恢复工作后任该所一室主任。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１年四机部一四四七所（辽宁沈阳）任总工程师、副所长兼辽宁省沈阳市科委副主任、省科协副主席。
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３年辽宁省沈阳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委常务书记。
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辽宁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辽宁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海城县委书记。
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３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８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２００３年３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
重要讲话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 
  李铁映界的30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不断探索的伟大革命。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2008年，中国迎来了两场“考试”。一场是“上帝”对我们的考试——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场是“世界”对我们的考试——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事实证明，我们通过了这两场考试，让全世界的“裁判”收起了挑剔的目光。两场考试，不仅增强了中国的自信，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
一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曾发挥过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及其作用被过分夸大，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30美元。就是在第三世界，中国也属于比较落后的。如何使世界近1/4的人口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如何在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在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走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这是改革之初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和现实出发点。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90％以上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85％以上的投资由企业和社会自主确定，4/5的就业岗位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30年的改革在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和创新可以概括为：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可分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依据。
正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成为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但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而且也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把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区分开来，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的，“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为了发展中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方法。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能够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改革理论的出发点。
——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换机制、制度创新，最关键的是解决姓“公”姓“私”问题。对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把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一种形式可以为多种所有制所用，怎么有利就怎么用，这是我们的一大发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产权制度，确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我国农村改革的许多经验都是由基层首先创造出来的。30年来农村改革在理论上的建树有：一是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理论；二是推动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形成农产品市场体系的理论；三是突破传统做法，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四是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最特殊、最艰难的一步，唯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才能实现。
——从“国有国营体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构筑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30年企业制度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企业是市场主体；二是提出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暂时市场效益好就认为改革已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经济的探索，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是始终相伴相随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国家定价、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我们在市场体系理论方面的突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承认生产资料、生产要素都是商品，都有价格；二是逐步培育市场化价格体系；三是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1994年以来，我们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有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相对滞后，直接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从“指令性计划”到“国家宏观调控”。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高度计划统一，计划经济理论及其体制替代了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体制。30年来，政府从行政性直接计划管理转向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初步建立了协调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特色和理论创新。
——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我们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突破主要分为四步：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是把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结合起来；四是建立多层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所有制；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理论涉及激励和动力机制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是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30年来，我们摒弃了封闭半封闭的发展模式，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立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利用冲破西方国家对我封锁的有利时机，大胆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社会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初步建立了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30年改革，我们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是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也在扎实推进。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之中，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同奏出雄浑激昂的改革乐章。
二
中国的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新贡献。当今世界各国，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都在通过改革完善自己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是体制演进的方式。一切制度要存在，都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不断改革。可以说，改革是制度生存发展的重要方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途径就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
（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是20世纪人类的伟大探索。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现实，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各国共产党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在上世纪最后1/4的时间内，世界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是苏东的剧变。这两个事件分别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苏东的剧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僵化的、未能不断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全党全国人民深刻总结了通过“文革”这种方式搞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在对“文革”进行否定的同时，我们也对计划经济的17年进行了反思。反思之后我们并没有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决定搞改革开放，进行新的探索，开始了中国又一次伟大的长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新探索、新试验。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共存。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想赢得这场竞争。实际上，这场竞争不但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参考面是社会主义制度，是计划经济；而我们改革的参考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市场经济。纵观近代经济史，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是相互融合、交替使用的。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实践了凯恩斯理论，实际上是借鉴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合理元素。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用市场经济，而且要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积累和扩大物质财富。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体现了更高层级的制度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力正是体现在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改革、不断探索和不断发展的能力上。不改革，制度就要僵化，就要束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就没有活力，就是死路一条。不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不能参与国际竞争求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也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不可能开放；不开放，也谈不上什么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伟大的改革。封闭的国家、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的，也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说到底，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谈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与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上层建筑的先进性一样，都是空中楼阁。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判断其是否适合、是否合理的依据，否则就会被生产力发展所抛弃。只要有发展，就要有改革。改革是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跨越的，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集中精力尽快把生产力搞上去，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致力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长期发展、长期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历史规律。没有一个长时间的稳定发展，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就是中国的实际，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深意之所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后落脚点是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如果离开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谈所有权和分配制度，那么，就偏离了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根本的部分，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发展就是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国的财富、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用双手积累和创造的。只有在改革发展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不断地解放、保护劳动和劳动者，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
（四）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在不断改革、探索中发展和前进的制度。改革是历史进步的基本道路，它不是一两代甚至几代人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只要有发展，就会有新情况、新问题，就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适应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只要有发展，就必须有改革，发展与改革是相生相伴、相依相存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改革也必将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一诞生就面临着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竞争，其生命力和前途就在于不断发展、不断改革，不断地释放制度活力，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解决当前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仍在改革。历史没有终结，发展没有终结，改革开放也就没有终结。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是制度进步的基本方法，是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发展就是死亡，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就必须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三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探索，既是实践的探索，又是理论的探索。实践探索是理论探索的动力和源泉，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从基本国情出发，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市场经济方向，坚持对外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义语。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必须冲破与完成现实任务不相符合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理论的框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天地。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在历次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历史抉择中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根本原因。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最大的思想解放，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过去的成绩归功于解放思想，未来的改革发展还得依靠解放思想。改革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理论的真理性价值在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任何历史的重大变化、重大发展都伴随着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思想的重大解放。中国的未来，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前途就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坚持生产力标准
历史是由发展写出来的，历史就是发展史。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 
  李铁映落脚点。中国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要求。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探寻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就是探索、建立适应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上层建筑。制度是人造的政治设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存在，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判断经济体制是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关键是看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论出发来思考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三）坚持市场经济方向
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依据经济发展的实践，揭示了“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在性质上都属于“手段”和“方法”，与社会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观念，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取向的改革指明了出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好比是餐桌上的筷子和刀叉，什么工具和方法有利，就用什么。无论采用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哪一种体制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用哪一种体制。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迫于外来压力或出于书本教条，而是出于对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再认识，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开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新认识。这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四）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渐进式”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为了使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生产力发展是永恒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永恒的。“渐进式”改革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历史过程的必然体现。中国的改革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改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决定了中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中国的改革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先农村后城市，先局部探索再全面推开，先引入市场机制、计划与市场机制并存再到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摸索实践，渐进地推进改革。制度的进步、发展、变革，不是自身决定的。没有所谓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度，制度可以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替代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发展速度、改革的快慢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句话，渐进式改革的方法是由发展决定的。我们对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层次较深的改革事项，先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行业、企业进行相关改革试验，抓住一些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循序渐进地推进整体改革，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震动小、成本低、成效大的改革之路。
（五）坚持对外开放
一切开放都是以我为主，要依据自身的能力和承受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打开国门、全面开放，认真研究和吸取其他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既认真遵守又积极参与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在对外开放中才有机会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国的现代化站在世界文明的肩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离不开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竞争与合作。对外开放在改革初期对国内改革产生过巨大的也是正面的推动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仍将是推动我们跟上时代潮流、不断改革的重要动力。
（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一种道路、模式和方法可供我们照搬照抄，中国的改革只能靠自己，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创新体制和机制，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式的改革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立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条路将来要永远走下去。
四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尽管我国体制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大块头、高速度、多变化”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从未遇到过的。每一个新的发展变化都要求有新的改革，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今后的改革将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将更加复杂而艰巨。
（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显著增强，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要素市场建设、垄断行业改革、城乡统筹发展、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等领域的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其中，有些改革不仅涉及经济关系， 
  李铁映而且涉及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不仅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而且涉及深层次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如何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调控体制；如何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如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如何按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保障公平竞争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何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改革任务。    发展必须是科学的，科学发展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低速低效的、大起大落的、不安全的发展都不是科学发展。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协调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
（二）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新矛盾、新问题的凸显期。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不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反对“东教条”，又要反对“西教条”；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易”了、看“近”了；把资本主义看“短”了、看“轻”了。而苏东剧变之后，又有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中，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盲目乐观，要充分考虑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防止和克服急躁情绪。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解放思想的价值判断标准。制度的设计离不开人的实际利益。当代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创新探索。我们要在推动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解放劳动和劳动者，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前，思想是解放的还是僵化的，解放的程度如何，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发端于解放思想，它的继续推进和深入同样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
（三）在进一步改革中建立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体制
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维护经济安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体制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保障安全，这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没有安全、不能持续的发展不能叫做科学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制度和道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而这种体制、制度和道路必须是充满活力的，并且是安全的。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等“硬约束”长期存在，而来自于国际市场的技术、标准、规则等“软约束”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过去我们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是“内河经济”，即使有问题，“肉烂在锅里”，财富是在国内不同所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38％达到2007年的67％，快速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开放经济体，已经步入外向发展的“海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财富将会在国际间重新分配，我们长期积累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被卷走，一去不回头，经济也可能很长时间无法恢复元气。
目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在利益驱动下，国际金融资本无虚不乘、无孔不入，其流动之迅速、能量之巨大、形式之隐蔽、手段之复杂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个不安全的经济不可能发展，稍有不慎，中国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就会被国际资本席卷而去。在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快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花大气力研究和建立制度性经济安全保障体系，防止一些国家利用金融优势转嫁风险、攫取利益，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安全问题，保障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经过30年改革开放，13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理性，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上。什么是最宝贵的？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论是最宝贵的。没有自己的理论，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会做别人理论的俘虏。能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能够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呼唤着理论的发展。没有罗盘，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盛不迷忧，困不遗伤！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突破，才能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只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加强对中国改革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才能争取更大胜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