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温玉成
人物简介
  温玉成中将温玉成（1915.10~1989.10.29）男，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人。出生于农家。1929年，年仅15岁的温玉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警卫营干事，独立第十二团总支书记、红五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他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寇周旋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温玉成奉命赴东北，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东南的阿城接收几支地方保安队，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温玉成任师长。1946年5月，温玉成指挥仅有3000余人的独立二师，初次在盘石城参战便歼敌一个加强营。与此同时，敌守备海龙城的第二十一师撤往吉林，温玉成闻讯后，率部蹑尾猛追，于双阳县集昌镇，乘其不备突然猛攻，歼敌大部。后又对逃敌直追至双沟镇，逼其全部缴械。独立二师第一次参战，就捕捉战机而歼灭敌人一个师。温玉成用兵神速，被人们誉为“铁脚师长”。后调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四五师师长，第四十一军副军长。主力部队围攻长春时，温玉成率部在中长路上钳制敌军，使沈阳之敌无力北援。长春和平解放后，温玉成奉命移师铁岭，跑步赶在敌军前头，与敌激战一天，俘敌少将守备司令彭定一以下4000余人。接着，温玉成率部插到沈阳以南的鞍山一带，截击从沈阳出逃的敌二七师，迫使敌军缴械投降。1948年12月，温玉成率部参加天津战役，他指挥34师避开敌人暗堡，利用护城河冰层未破有利时机，从开阔地带展开冲锋，爬过冰河向河堤两岸发展，突入城内，夺取了敌军城南阵地，俘虏敌三十四师4000多人。  温玉成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19日，温玉成任军长的东北边防军40军从辽宁安东出发跨过鸭绿江，成为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的先锋部队。按照彭德怀司令员的部署，志愿军入朝后首先在清川江以北一带建立防御线，待稳住阵势后再伺机转入战略反攻。可被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联合国”军骄兵冒进。就在40军先头部队到达德川、宁远的同时，美军也几乎同时到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温玉成将军请示志愿军司令部后，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遭遇战打响了！这场遭遇战，对身经百战的温玉成将军来说，是一场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10月25日上午7时许，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枪打响了。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隐蔽在云山以北阵地上以逸待劳的40军第120师360团战士，用密集的炮火，丝毫不给敌军喘息的机会。美、韩军遭此突然打击，一下子慌了手脚，仓促应战。此时，我118师354团早已重兵埋伏，温玉成精心布置了一个“布袋阵”，单等敌军自投罗网。美、韩军一个营加一个炮兵分队，大摇大摆地沿公路北上。敌军进入伏击圈后，温玉成一声令下，一阵密集的手榴弹、迫击炮，在敌群中开了花，直打得美、韩军晕头转向，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以一当十冲了过来，用刺刀同敌军展开白刃搏杀，直打得美、韩军鬼哭狼嚎。仅仅20分钟，就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歼敌325名，俘获敌军161人，缴获汽车38辆，榴弹炮2门。此后，118师和120师乘势前进，进攻温井。经一夜激战，歼灭韩6师2团大部。当时，韩6师7团已进入中国军队后方，前锋直抵鸭绿江边的楚山。这时，我志愿军118师以得胜之师，再回过头去收拾韩7团，120师则阻击前来增援的韩6师和韩8师。可怜的韩7团正在鸭绿江边洋洋得意，肆无忌惮地隔江向中国境内开枪放炮，不料想突遭我志愿军的猛烈打击，顿时溃不成军，被收拾了大半，仅俘虏的敌军就达700多人，其余残部则仓皇躲进深山逃命去了。此后，温玉成将军历经了抗美援朝中第1至5次战役中无数次战斗，直到把“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的1953年7月才奉调回国，被人们称之为“全程参战的军长”。温玉成将军成了中朝抗美战争中的历史见证人。而他率领下的40军，更成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打之师。据粗略统计，40军在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歼敌43360人之多。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世界和平立下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不朽功勋。温玉成将军因此也荣膺“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大虎将”的称誉。抗美援朝结束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戌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9年10月29日在南京逝世，享年74岁。[1]
生平简历
土地革命时期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江西红三军七师二十团宣传队宣传员、兴国县警卫营青年干事、江西中央苏区步兵学校学员。1933年1月起任江西红军独立十二团总支书记，1933年8月任团政治主任，1933年12月起任团政治委员。1934年4月起任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主任，1934年8月起任团政治委员。1934年10月起任红八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1934年12月起任中央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学员。1935年4月起任川西北懋功独立营政治委员。1935年12月起任红五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1936年6月起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工作组组员。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5月起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干事。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起为抗日军政 大学一大队一队学员兼区队长。1938年3月起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8年5月起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9年12月起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纵队纵队长。1941年初起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43年12月至1945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起任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6年12月起任北满独立第二师师长，松江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师师长。1948年3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师师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师长。1949年4月起任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陆军第四十军军长。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军长。1952年8月至1953年底任志愿军第四十军、陆军第四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至1957  温玉成年夏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9月至1960年5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1958年2月起）。
1960年5月至1967年11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参谋长（至1964年8月）、军区党委常委，其间：1961年12月至1967年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1967年11月至1970年6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起）、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1968年4月起），1969年4月至197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其间：1968年3月至1970年5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曾任中央文革碰头会列席成员，1970年6月起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1年11月被撤销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温玉成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任职至1971年10月）。
浴血朝鲜
  任40军军长时的温玉成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3纵。3纵则是由鲁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的老八路组成，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韩先楚上将。3纵在东野中以神速奔袭闻名，被称为“旋风纵队”。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主要依靠的就是3纵。在辽沈战役中，3纵攻势凶猛，攻锦州，克义县，战辽西，歼敌3.9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全军大整编后，3纵改编为第四野战军40军。在进军中南的战役中，40军连战湘赣、衡宝、广西，登陆海南岛，建功赫赫。第一批入朝40军是第一批入朝的部队，1950年10月19日由辽宁安东跨过鸭绿江。其时的军长是生的威风凛凛的温玉成。彭德怀先于志愿军大部队入朝勘察军情。他原定要在清川江以北的德川、宁远一带建立一条防御线，先阻挡住联合国军，再寻机破敌。不料联合国军大胆冒进，速度极快，已越过了原定防御线。于是，一场遭遇战发生了。
40军118师和120师最先赶至前线，迎头遇上联合国军先头?挡住了韩军第1师的北进，双方发生激战。初次与韩军交手的中国军队打得勇猛顽强，将优势敌人阻挡了3天2夜，歼敌2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3辆。在120师打响两小时后，118师也与敌军接了火。在云山以东的温井地区，韩6师的一个营加炮兵分队大摇大摆地北进，一直深入了118师354团的设伏阵地。一声令下，354团凶猛出击，一顿手榴弹迫击炮，然后就是漫山遍野的白刃追杀。这仗打得干净漂亮，20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共毙伤韩军325名，俘虏161名，缴获汽车38辆，榴弹炮2门。首战告捷40军首战告捷，打出了国威军威。后来，10月25日就定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纪念日。  温玉成旗开得胜后，118师和120师乘势进攻温井，经一夜激战，歼灭韩6师第2团大部。当时韩6师第7团已进入中国军队后方，前锋直抵鸭绿江边的楚山。118师回头去收拾韩7团，120师和119师则阻击前来增援的韩6师和韩8师部队。可怜的韩7团正在鸭绿江边洋洋得意，隔江向中国境内开枪放炮。突遭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顿时溃败，被收拾了大半，其余散入深山逃命去了。118师光俘虏就抓了700多。
与此同时，119师和120师在立石洞和龟头洞地区分路出击，击溃了韩6师和韩8师各两个营部队，俘敌近千人。其后，40军乘胜追击，直插宁边、博川地区。一路连破韩8师、美骑1师、美24师数道阻击线，一直将联合国军赶至清川江边。五次战役在整个第一次战役中，40军连续战斗12昼夜，共歼灭美韩军5600余人，缴获火炮235门、汽车477辆。在第二次战役中，40军紧靠38军和39军，从正面猛攻美2师。其118师攻占新兴洞，击退美2师第9团；120师抢攻清川江西岸的龙头站，击溃美25师24团一部；119师一路向西仓穿插，毙伤俘敌1400余人，缴获汽车303辆、坦克5辆，各种火炮67门，一直追到安州。40军部队配合39军解放了平壤，又一直向南追到三八线地区。
第三次战役中，40军不顾伤亡，在冰天雪地中徒涉临津江，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击溃韩6师，再强渡南汉江，进攻至水原附近地区。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减员严重，急待休整。此时，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却发起了北进攻势，第四次战役又开始了。为打破优势敌军的进攻，40军转到东线与39、42、66三个兄弟军一起发起横城战役，全歼韩8师和美2师一个营，共1.22万余人。其后，40军出动3个团围攻中部战线结合部砥平里。这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被围的美法军缩成一团，以过于猛烈的炮火顽强阻击。志愿军6个团反复冲击3天，遗尸遍野，却无法拿下这个钢铁堡垒。在美军增援部队的攻势下，志愿军只好洒泪撤退。其时被大雪掩盖在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尸体就有2000多具。40军在此战中伤亡亦达2000余人。
在四次战役后期的防御阶段中，40军在金化以南地区节节抗击，苦战42天，连战美陆战1师、骑1师、美24师、美25师、韩6师各路部队，杀伤敌军5000余人。
不久后，五次战役发起。40军向南穿插加平地区，以割裂联合国军防线。40军一路猛进，经5天穿插，突进60公里，完成了预定任务。但全局并不乐观，美军且战且退，用火力消耗中国军队的进攻，直至攻势且尽。在中国军队全线后撤之际，联合国军发起了迅猛反击，一时打得中国军队措手不及。40军先于全军后撤，回至金化以北地区。整个战役中，40军歼敌2200余人，缴获坦克18辆、汽车223辆、大炮60余门。
五次战役后，40军撤回后方休整。1952年4月，40军再次进至中部战线担任守备任务，参加了冷枪冷炮运动、坑道战、战术反击作战等。1952年12月，40军又后撤执行西海岸反登陆任务。
4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程，在三年作战中，统计毙伤俘敌43300余名，40军自身伤亡2万余人。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40军胜利回国。
温玉成后来做到了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文革中成为了突然崛起的红人。
被贬真相
“八一五事件”因祸得福
1957年11月，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送来一张温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  温玉成见，把即将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温玉成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黄永胜在“意见”栏写下一行话：“听说此人很懒，建议不要分到广州工作。”但是，总政治部没有采纳黄永胜的意见，一个月后，温玉成还是被分到了广州军区，成为该军区排名第五的副司令员。 
让黄永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温玉成并不像传言的那样“懒”，工作起来不但干劲十足，作风泼辣，还常有自己独到见解，再加上他对黄永胜又异常尊敬，因此，黄永胜对温玉成大加倚重，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强调突出政治，一时间，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至高无上。温玉成却我行我素。上世纪60年代初，台湾的P-2V夜航电子侦察机经常窜扰大陆，危害很大。解放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都把打P-2V作为首要的战备任务。温玉成曾公开讲：“什么突出政治？你能把P-2V打下来，就是突出政治！”另外，在处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上，温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言行。 
于是，针对温玉成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终于借“文革”“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而爆发。温玉成很快成为广州军区机关鸣放和大字报的众矢之的。1966年8月15日晚，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温玉成的大字报，拥入军区司令部大院，“勒令”温玉成接受并朗读大字报。此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八一五事件”。 
关键时刻，还是黄永胜和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向温玉成伸出了援助之手。 
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八一五事件”，讲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传来了林彪的指示，对行动提出了批评，林彪还特别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机“捞一把”。后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林彪的指示保了温玉成。 
后来，黄永胜让秘书给林彪写报告，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大约半个月后，中央军委即任命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将其调到北京。
处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
1968年3月24日，举国震惊的“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紧急应召进京，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而在此之前的3月22日凌晨，温玉成赴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开会。在走廊  温玉成上，温玉成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温玉成：“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温玉成如坠云雾之中，问：“主席，我到哪里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叫你到卫戍区去，执掌京畿重地。”由此，温玉成取代傅崇碧，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番温玉成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江青的提议。其实，当时林彪也有意让温玉成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江青为了表示对温玉成的拉拢，还把她掌握的几个京剧、芭蕾舞剧“样板团”交给温玉成管。温玉成对此也确实很卖力气。稍后，温玉成又开始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后来，江青吩咐给“样板团”一人一套军装，温玉成请示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黄永胜说：“不是军人穿什么军装？不给。”江青还让姚文元打电话来，温玉成说：“你们还是去找邱会作吧，他管总后。”姚文元当场就摔了电话。此后，温玉成又因“样板团”的几件事情，惹得江青极不高兴。 
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因与项辉方(黄永胜妻子，时任黄永胜办公室主任)闹翻，写了一封揭露黄永胜与叶群反对江青的信，准备通过温玉成转交给江青，温玉成想了一晚上，最后还是交给了叶群。叶群收到了，自然也等于黄永胜收到了。后来，李必达被黄永胜亲自签发的逮捕令逮捕，并被秘密押往广州。此事之后，黄永胜等人对温玉成自然也起了怀疑：“李为什么偏偏把信交给温玉成，请他转交江青，而不是让别人办这样的事？”偏巧，温玉成在办事组会议上针对黄永胜大量地调用广州军区旧部发表了不同看法，黄永胜于是认定温玉成已经出格。
被贬至成都
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温玉成竟连遭3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打击是1969年4月末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温玉成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他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顺理成章。谁知，他却根本未被提名。相反，与他资历相仿、原来并非“碰头会”成员的李作鹏、邱会作却都成了政治局委员。第二次打击是1970年6月，温玉成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等于是不宣布处分的处分。第三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温玉成被当做林彪的同党关押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一般人都认定，温玉成遭受的第一、二次打击，林彪、黄永胜难脱干系。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李必达被放出来，交待了揭发信的事，江青才知道温玉成还背着她干了这样的事，大叫要把温玉成枪毙，多亏周恩来总理压下了报告，温玉成才幸免于难。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温玉成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立即停止监禁，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经历文革
奉调北京1968年1月1日，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副司令这两个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在广州军区，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是军区司 
  荣誉令员，温玉成为其副手。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
时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林彪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当时，他正被黄永胜指使的造反派斗得不可开交。离开广州，对他而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依照惯例，林彪在毛家湾寓所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平时感情不易外露的林彪，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温玉成勇猛善战，过去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执掌京畿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泽东。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问候道：“主席好。”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没有通知你？”“不知道。”“叫你到卫戍区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文革”中，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拱卫京师，警护中央领导安全。位高权重，却不好干，温玉成的前任傅崇碧就是因为得罪了林彪，被秘密贬至沈阳。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随着“文革”乱相的加剧，老帅纷纷落马或靠边站，军委领导班子为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温玉成进入中枢，成为办事组10成员之一。
毛泽东对他是颇为信任的。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一次，毛泽东特地把温玉成叫去了解工宣队进驻高校的情况，温玉成老老实实回答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听了他的汇报，赞许他讲了老实话。
不过，即便受到如此重用，温玉成始终觉得不舒心。因为顶头上司黄永胜像一幕阴云，罩在他头上挥之不去———这时，黄永胜也调来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依旧在其约束之下。尽管这样，温玉成还是踌躇满志。由于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的信任，温玉成一时名重京华。刘庆棠事件当时，文艺团体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留了下来。
刘庆棠凭借饰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角而平步青云，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并得江青宠爱。为此，曾有人叹言：“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曲芭蕾舞。”恃宠而骄的刘庆棠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恩来，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主管样板戏的谢富治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这样吧，我事多，工作忙， 
  荣誉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不料，温玉成写好检讨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温玉成从此得罪了江青。
李必达事件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秘书进来报告说，黄总长的秘书李必达同志在楼下会客厅等，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到你手上，由你转交江青同志。 当时，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年仅27岁，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他对黄永胜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九大”前夕，他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指明要一些代表投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
几经踌躇，李必达毅然以一个党员的良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林彪集团尤其是黄永胜的行径。信写好后，怎样传递，李必达费尽心思。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何不让温玉成转交给江青，以江青和林彪已经日渐公开的矛盾而言，这封信江青肯定会上达天听。再说，温玉成与黄永胜不和，他应该不会推辞的。
于是，李必达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拿着信到了温玉成住处。开始，温玉成推辞道：“我和江青不太熟，不便转交。”须臾，秘书再次报告说，李秘书讲啦，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就不走了。
温玉成叹了口气，没再往深处想，只得点头同意了。然而，他看完信后，神情大变，出门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李必达这才忐忑不安地离去。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知道温玉成与黄永胜不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不可。烫手山芋接上手，温玉成辗转反侧，如就热汤。交，势必得罪林彪，不交，则江青迁怒。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思来想去，温玉成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可半年后，却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客观地说，温玉成的内心是倾向林彪的。
温玉成的这一着棋并未讨好林彪。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立即将李必达关押拘捕，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也如骨鲠在喉。更有甚者，“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恩来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所以，到了晚年，温玉成常对人说：“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被开除军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发配到南方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受了不少苦。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平反。
被贬成都　按理，党的“九大”时，温玉成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被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前排就座，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却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温玉成打电话找到叶群，叶群装作茫然无知，并表同情，实际上，正是叶群和林彪力主拉下温玉成，以解他们“温玉成知恩不报”的痛恨。林彪、叶群满以为此举可以讨好江青。谁知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温玉成又被江青推入“炮膛”，藉此打击林彪。
不久，北京天安门召开声势浩大的支持毛泽东主席“五·二○”声明大会。温玉成走上城楼，遇上江青，忙上前主动招呼，江青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径直离去。温玉成立时呆若木鸡。
未几，温玉成再次接到江青电话，说芭蕾舞名角白淑湘在京西宾馆排戏很辛苦，生病无药，让温玉成立即送点药去。温玉成立即命人相送。岂料，过不几天，江青把温玉成找去，训斥道：“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为什么药只送给白淑湘而不送给刘庆棠？”温玉成瞻顾四望，如履薄冰。
1970年6月4日，林彪约温玉成单独谈话，走入林办，一向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随后，林彪、叶群又向温玉成说，江青要求把他“立即抓起来”，是林彪想出了办法，让他远去成都避祸。由副总长降职为军区副司令，温玉成虽然想不通，却无力抗争。
隔离审查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 9月16日傍晚，温玉成刚刚吃完晚饭，便接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打来的电话，让他去3号院开会，并特别强调，传达中央绝密文件，不要带秘书。走入3号院，20多个荷枪实弹的干部、战士如临大敌般，警惕地持枪张望。正在温玉成惊疑之际，张国华政委已在楼梯口叫住了他，然后礼貌地邀请他上楼。
“他们还没到？”温玉成走入会议室，一坐下身，愈加好奇。“没有，”张国华有些尴尬地答道，然后转身关上了门，坐下后，便沉沉地叹了口气，“这个会只有我们两个开。”温玉成凭直觉，预感到今天叫他来，决不是传达什么文件了。“老温，”张国华一字一顿道，“我们是老相识了，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略一沉吟，张国华像背书似的说道：“刚刚接到通知，你被隔离审查了。”“隔离审查？”温玉成张大着吃惊的嘴，一时回不过神。“那我犯了什么错误呀？”温玉成苦笑道。“上面说你是林彪的死党，组织上要审查……”温玉成如同猛地听到一声惊雷，他一下子呆若木鸡、心乱如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分明是被林彪贬出北京，现在却又成了林彪的死党，这如何说得过去？当晚，他便被秘密关押在邓家花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琬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平反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这天，成都军区根据中央通知，将关押了5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复原职。但是，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 温玉成、宋琬明与两个外孙在家中
其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委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的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结论无着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在黄克诚的努力下，1983年，中央军委经过甄别调查，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不过，中央曾明文规定，1955年被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军们，离休时都要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如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就是例子。温玉成似乎是个例外。
温玉成曾试图证明自己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迫害，并要求恢复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但未果。大军区正职的待遇没有被恢复，温玉成夫妇悄然来到南京定居。晚年，温玉成的离休生活抑郁而不寡欢，南京军区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种种花草，平静地度过了6年时光。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74岁。
大事年表
温玉成，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江西红三军七师二十团宣传队宣传员、兴国县警卫营青年干事、江西中央苏区步兵学校学员。
1933年1月起任江西红军独立十二团总支书记，1933年8月任团政治主任，1933年12月起任团政治委员。
1934年4月起任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主任，1934年8月起任团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起任红八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
参加了长征。1934年12月起任中央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学员。
1935年4月起任川西北懋功独立营政治委员。1935年12月起任红五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
1936年6月起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工作组组员。
1937年5月起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起为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一队学员兼区队长。
1938年3月起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38年5月起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39年12月起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纵队纵队长。
1941年初起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943年12月至1945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起任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6年12月起任北满独立第二师师长，松江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
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师师长。
1948年3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师师长。
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师长。
1949年4月起任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陆军第四十军军长。
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军长。
1952年8月至1953年底任志愿军第四十军、陆军第四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1954年至1957年夏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年9月至1960年5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1958年2月起）。
1960年5月至1967年11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参谋长（至1964年8月）、军区党委常委。
1967年11月至1970年6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起）、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1968年4月起），1969年4月至197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0年6月起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71年11月被撤销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
1989年10月29日在南京逝世。
逝世报道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9日，第二版）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成都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同志，因病于10月29日在南京逝世，终年74岁。
向温玉成同志遗体告别的仪式今天下午在南京举行。杨白冰、杨得志、宋时轮、陈锡联、彭冲、廖汉生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防部、解放军三总部、军委纪委，南京、成都、广州军区党委，江苏省、江西省和兴国县党政机关送了花圈。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和指战员代表400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温玉成同志是江西省兴国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历任红军团宣传员、政治委员，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旅长兼政治委员，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地委书记、师长、副军长，军长兼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职。他是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开辟、巩固和发展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1947年的夏、冬季攻势作战和解放哈尔滨、四平、锦州、沈阳、天津，以及衡宝、两广等战役，转战南北，屡建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奉命率部首批赴朝作战。回国后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致力于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温玉成同志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学习努力，英勇善战，大胆果断，不怕牺牲；他事业心强，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勇于进取；他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爱护干部，联系群众，生活俭朴，实事求是；他始终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温玉成同志的骨灰将安放在江苏镇江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抗美援朝
因他率领的第40军在抗美援朝中首战大捷，被总司令彭德怀誉为“入朝作战第一枪”，毛泽东主席也欣然将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
他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大虎将”、“十位王牌军长”之一的开国中将温玉成。
温玉成（1915.10－1989.10.29），曾用名温振兴，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第7师20团宣传员，兴国县警卫营干事，独立第12团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红8军团第21师62团政治委员、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红5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3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纵队纵队长，新四军第6师18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145师师长，第4野战军第41军副军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乞讨追部队1936年10月，红4方面军、红2方面军在会宁与红1方面军胜利会师。
为了打通通向苏联的道路，开创西北抗日新局面，红4方面军的红9军、红30军和红5军，约2万余人，渡过黄河，奉命组成西路军，向甘肃西北、新疆方向执行西征的任务。
敌酋马步芳唯恐红军进入新疆，下令“死力堵截，阻止红军西进和东下”，并决计要将西路军消灭在河西走廊。西路军要想取胜，马步芳的骑兵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此，红5军专门成立了1个骑兵团，准备与之抗衡，由温玉成担任骑兵团政委。温玉成对骑兵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训练和思想教育，并身先士卒地投入行军和战斗。
12月30日，红5军攻下河西重镇临泽县城，歼敌3000余人。次日，又攻占了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
红军攻占高台，让马步芳狗急跳墙，遂派出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1个炮团和1个民团约2万余敌军，以8倍于红军的兵力，向高台3000红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高台城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围子，高不到6米，且顶上狭窄，很难组织火力坚守。而红5军却接到命令，必须守住高台，策应其他部队的战斗。
为了守住高台，温玉成动员军民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满沙土，泼水结冰，以加固加厚城墙，并不分昼夜地组织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弹药的不足。
马匪每天反复的炮轰、冲杀，虽均被红军打退，但红军由于没有补给，伤亡越来越大，甚至弹尽粮绝，温玉成和战士们只好用大刀、枪刺、石头与马匪拼杀，有的甚至抱住敌人一道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1937年1月19日晚，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20日，红5军血战8天8夜后，终因寡不敌众和收编民团的叛变，高台被马匪攻破。左腿负伤的军团长董振堂，被马匪杀害，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温玉成因腿部负伤而被俘，被马匪关押在兰州。
后来，温玉成趁敌人不备，机智逃脱，忍着伤痛，沿途乞讨，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行走，在甘肃平凉附近，终于回归到革命队伍。血战南横套抗日战争时期，温玉成同样驰骋疆场，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经历了无数的恶战，甚至几度命悬一线，差点为国捐躯。其中最为惨烈的当属他担任新四军6师18旅政委时，带领部队在张家港南横套一战。
1941年7月，日伪为了消灭东路地区抗日力量，悍然决定实行“清乡”。沙洲县作为东路抗日根据地和苏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重要战略通道，既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也是日伪进攻的重点。因而一开始，常熟、江阴两县的日伪军倾巢进入沙洲县，仅大小据点就设置了430多个。
为了保卫沙洲，保卫根据地的畅通，1941年，新四军6师18旅政委温玉成率领警卫1团2个连奉命前往，开展反“清乡”斗争。
温玉成率部刚渡过长江，来到沙洲桥头堡，就被敌人发觉并紧紧咬住。敌人一边派船封锁长江，切断新四军退路，一边调集重兵合围。温玉成带领部队在大新、锦丰沿江地区与敌人周旋，但很快便发现身边到处都有敌人。一次刚向师部发完电报，敌人便到了跟前。有时甚至在离部队100多米的草丛中也有敌人。一晚数战、几经周折，终于等到天亮。
考虑地形不熟，地域狭小、敌我兵力十分悬殊，为保存实力，温玉成决定撤出沙洲，到澄西与新四军6师会合。并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突击队，由温玉成带领，于晚上向西南方向掩护突围。
午夜时分，部队摸索着来到后塍东面的徐家高桥。该桥下是河面开阔的南横套河，由于正值大潮汛，长江之水横冲直撞，波涛滚滚，漩涡四伏，而桥已被敌人拆毁。部队的行动很快被桥上据点的敌人发觉，并拼命扫射。附近的日伪军听到枪声，也立刻从西面包抄了过来，情况万分危急。
温玉成一面组织强行渡河，一面命令突击队发起反击，以阻挡敌人，争取时间。由于突击队很多人不会游泳而又无任何渡河的工具，大家只得解下绑腿布，缠在腰里，由会游泳的同志拉着过河。过河时，由于绑腿布突然断裂，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等18位同志，立刻被汹涌的河水吞没并壮烈牺牲。
见温玉成渡过了南横套，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围追堵截。由于道路不熟，突击队大部分指战员一路上纷纷失散。警卫1团参谋长陈新一带领的部分突击队渡过南横套后，因找不到先期渡河的部队，便按照计划直奔澄西方向。不料，天亮时分在云亭马家村隐蔽时，被200多个日伪军团团包围，虽奋力拼杀，终因敌众我寡且弹药耗尽，仅有4人突围，陈新一和他的未婚妻、原常熟县委妇女部长朱爱农等全部壮烈殉国。
最后，只有少数同志跟随温玉成到达澄西。
此后，温玉成兼任了6师18旅旅长，开辟了澄锡虞地区及江高宝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名闻遐迩的京剧《沙家浜》便是以其18旅为原型而创作改编的。[2]
在西山居1999年出品的电脑游戏《决战朝鲜》中，游戏人物成天舒的原型就是温玉成  游戏《决战朝鲜》中的成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