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广州大屠杀
简介
广州大屠杀，又称庚寅之劫，指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庚寅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清朝军队在广州的屠城暴行。
当年公历11月24日，清朝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的清军（汉军镶蓝旗）在围城近十个月后，经过惨烈的战斗，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终于攻破广州城，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二天的大屠杀，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死亡人数达十万至七十万（《广东通志》、《广州市志》）。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认为“七十万人”显然不可信，因为明末广州府十三县人口总共才40万人。（《广州研究》）[1]
另有意见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40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海幢寺：恢弘庄严的岭南雄刹》)[2]
史料记载
“清顺治六年十月，满清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陷广州之后，屠城十日，尸横遍地。广州城当时人口大约40万，死难者约五分之一。”[3]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4]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记载「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其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the 17th Century）提及当时「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
除了《清史稿》及广东地方文献外，17世纪的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及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或Joan Nieuhof）也记述了这次大屠杀。[4]
《剑桥中国明代史》“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公历)，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满清立场的《四王合传》、《清史稿》都说“围合十阅月”，是指围城日期跨了10个月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清军南征岭峤，史称"两王入粤"。在两王平定粤地的过程中，尚可喜对羊城进行了残暴的屠戮和劫掠。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 martini，1614—1666，)的《鞑靼战纪》记载“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 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5-6]”
《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史稿》:"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哪国的国语把“汉军”叫做“乌真超哈”？当然不是汉语，而是满语。
《扬州十日记》：“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后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7]
《嘉定乙酉纪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
当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了广州市全民抵抗的英勇情形：“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查继佐《罪惟录》：北师两王攻广州不遗力 ， 杜永和督守勤 ；副将张月总陆兵、吴文敏统水师 ，背城出战 ，多捷。”侵略者损失惨重，清将尚可福等被击毙，《尚氏宗谱》记载清寇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8]。
《广东通志》等史料记载：“杀七十万人”。这是最低限度的估计[9]。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10]”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11]” 
清初人钮琇《觚賸》记载，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大意：满清攻破广州，大屠杀很悲惨，市民几乎没留活口。释真修法师曾被明朝皇帝赐给紫衣，号称紫衣僧者，他出钱雇人、买柴，把死难者的遗体运到东门外堆积，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积雪。
魏斐德(F.E. Wakeman)《洪业》：“...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12]。
顺治七年尚可喜、耿继茂“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13]”
“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14]。
《平南王元功垂范》记载南明永历七年（ 1653年）九月十四日，满清“靖南将军”哈哈木在广东潮州府进行屠城。“是年满清“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正归明，响应李定国大军。李定国兵败西撤后，郝尚久势单力薄。满清军队在包围潮州一月有余之后，攻陷府城，郝尚久自杀殉国。满清军屠城，斩杀无算”[14]。
当时荷兰联合省东印度公司使臣约翰纽霍夫 (John Nieuhoff ) 在《在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 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15]”
清军文书的陈殿桂后来写咗《雄州店家歌》回忆：“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16]”
而《番禺县志》记述“庚寅之劫”嘅惨状就提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妇被杀之后：“越日，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17]”（古代广州城区由两县分管，东南区为番禺县，西北区为南海县）濒死婴儿出于本能，寻找死去母亲，吮吸尸体嘅乳房，几咁惨不忍睹！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18]”少数逃出城的市民，也被城外的清寇赶进海里淹死！在一片天愁地惨的最恐怖气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别是妇女知道没有活路，只好自尽。 “张月等犹击败可喜军， 烧其铁甲去 ； 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继茂案 ， 二人方共食 ， 幸不死 。可喜以兵攻西门 ， 月(张月)以大炮击之 ， 杀其兵千人。”我军两广总督杜永和(杜允和)三战三胜，受到中国政府嘉奖。最后，满清侵略军只好靠收买叛徒范承恩打开缺口，总算才可耻地攻入。(岳飞，袁崇焕悲剧重演)尚可喜等二鬼子必然恼羞成怒报复，使广州人民遭到5年前扬州人民的悲惨命运。(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尽行诛之”！)
西亭凌雪《南天痕》：“...攻围十阅月不能破。...及冬，偏将范承恩谋内应，决台之水，... 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