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历史背景
1938年希特勒取得党政大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为了实现其侵略扩张意图，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进行了人事安排，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全自己，一方面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图束缚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又大量向德国贩卖钢铁，供它制造战争武器。布莱希特创作这出戏的目的，在于告诫西方各国政府放弃对德“中立和不介入政策”，不要幻想在同德国做买卖中捞取任何利益，如他所说：“若要同魔鬼共进早餐，必须有一把长勺子。”　
1939年夏天，瑞典女演员纳伊玛·维夫斯特朗给布莱希特朗诵了一首叙事诗《洛塔·斯维尔德》，作者是芬兰瑞典语作家约翰·路德维格·鲁内贝里。这首叙事诗以19世纪初瑞俄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个随军女商贩的遭遇。洛塔·斯维尔德是大胆妈妈这个人物形象的蓝本，但与布莱希特笔下的大胆妈妈的性格并无多少共同之处，只取她随军小贩的身份。“大胆妈妈”这个称呼，来源于德国17世纪小说家格里美尔豪森的流浪汉小说《女骗子和女流浪者库拉舍》。“库拉舍”（courage）这个词在巴罗克时代的含义是女人勾引男人的“心计”，在布莱希特笔下意思是，小人物为了生存而必备的“勇气”。
从剧本内容来看，布莱希特借鉴了格里美尔豪森另一部小说《痴儿历险记》中的一些情节，借鉴了它的社会背景、历史色彩、关于战争的描写、对战争性质的评价等。可以说，《痴儿历险记》是《大胆妈妈》的另一个蓝本。
主要内容
历史剧《大胆妈妈》是一出历史剧。欧洲传统历史剧多取材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及其国事活动，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描写的是英国历史上的亨利四世或约翰王等人的事业及其命运；马洛则把爱德华二世作为剧中英雄人物。布莱希特选择小人物作剧中主角，描写他们在历史活动中的遭遇，他们不是建功立业的英雄，而是历史的牺牲品。三十年战争在布莱希特看来，并非“宗教战争”，而是“内战”，是国与国和党派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不管谁胜谁败，下层人民永远是牺牲品。布莱希特在剧中借大胆妈妈的口表达了他的平民历史观：“谁失败了？上头的大亨们和下面的人的胜利和失败不是一回事，不，完全不是一回事……不管胜利和失败，我们普通老百姓总归要倒霉的。”“大胆妈妈”大胆妈妈是个随军叫卖的小商贩，在她看来，大人物发动战争，是为了赚钱，而像她这样的小人物，至少也该从中分享一钵残羹剩饭，以便养活自己，养活子女，这是她认为“只有战争才能把人养得更好些”的理由。一旦她想到两儿子先后离她而去，女儿又被打伤，感到惆怅时，她又咒骂“这战争真该死！”小人物的目光短浅，使她看不到自己的小买卖同大人物的大买卖之间的联系，这样，大胆妈妈在做买卖和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她用做买卖的行动，延续和支持了战争，另一方面战争又毁灭了她的儿女。本想到用战争保存自己，战争反倒毁灭了她的家庭。这正是这出戏的教诲意义。最后，当她落得孤身一人时，仍念念不忘“我又得去做买卖了”。大胆妈妈是一个战争的牺牲品，同时又是一个战争的支持者。布莱希特把她塑造成一个始终未觉悟的人，她丝毫未从自家的遭遇中汲取必要的教训，甚至根本未意识到自己对子女的离散死亡负有道义责任。对于这一点，沃尔夫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大胆妈妈最后应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和批判。布莱希特却认为，观众不必期望她最后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错误，作者也没有义务非得这样描写，剧作者的目的应该是让观众在这个悲剧故事中受到启发，认清并痛恨这种掠夺战争，只要观众认清大胆妈妈的盲目行动，这出戏就算达到了目的。充分尊重和信赖观众判断是非的能力，是布莱希特美学主张的一个突出特点。大胆妈妈的孩子们大胆妈妈的孩子们是战争的真正牺牲品，他们的死亦与各自的性格有关。长子哀里夫是个勇敢机智的人，他的死是由于他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里去显示自己的英雄行为。次子施伐兹卡司是个老实人，但他的老实近于愚昧，正是这一点招致了他的死亡。哑女卡特琳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由于她的行动打破了侵略者的计划，被士兵打死。在布莱希特笔下，孩子们的死不只是战争造成的，大胆妈妈的处世态度也是造成他们死亡的重要原因。哀里夫被招募员拐走时，她只顾同上士讨价还价；施伐兹卡司遇到生命危险时，她却为了买卖不受损失，而不去救他；卡特琳早在被士兵打死之前，就成了大胆妈妈做买卖的牺牲品。卡特琳在剧本里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形象。在会说话的人争论该不该救人时，她从燃烧的茅屋里救出一个孩子；为了拯救哈雷城里的百姓免遭皇家军队的屠杀，她不顾会说话的人的阻挠和威胁，爬上茅屋擂鼓报信。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用行动说出了善良人该说的话。布莱希特在第11场的内容提要中将她的行动称为“石头开始说话”，她教给会说话的人应该如何行动。哑女卡特琳在布莱希特戏剧人物画廊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很有说服力的形象，因为哑，她只能用行动表达人生信念和对生活的认识，她用行动表明，她反对大胆妈妈那种认为小人物面对战争无能为力的信条。卡特琳身残智不残，她是唯一用行动表现了她的人性的人物形象。从戏剧学角度来说，她构成了大胆妈妈这个形象的对立面。
此外，大胆妈妈的孩子都有影射时代的意义，体现了作者构思的机智。大胆妈妈的孩子们是一群“杂种”，他们所认识的父亲，并非都是亲身父亲，在别人看来这是十分奇怪的，大胆妈妈却认为这很“自然”，因为决定这个家庭的，不是“种族”因素。这显然是作者针对希特勒的“种族政策”精心构思出来的。哀里夫被母亲称为“芬兰魔鬼”，说明他的父亲是芬兰人。施伐兹卡司（“瑞士奶酪”的谐音）这个名字表明，他的父亲是个瑞士人。卡特琳是“半个德国人”，由于遭到士兵暴行而失掉语言能力，可在残疾人身上人性犹存。卡特琳这个形象体现了那些被法西斯驱逐出家园，遭到迫害的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在无法用语言向德国人民说话的情况下，仍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品质。
作品意义
简介《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出戏中所运用的新的表现方法，对于认识布莱希特史诗剧的艺术特点，具有典型意义。内容简介这出戏的副标题是“三十年战争纪事”，这种“纪事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场戏之前都有一个内容提要，它的功能是简要介绍一场戏的内容，以缓解观众在看戏过程中对剧情的好奇心。如第11场的内容提要是：“1636年1月。皇家军队威胁着新教城市哈雷。石头开始说话了。大胆妈妈推动了她的女儿，一个人独自继续拉车。战争还是长久不能结束。”它在这场戏演出之前向观众交待了剧情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和大体的内容，其中有的句子对剧情起着诠释作用。这样，观众在看戏时，所关注的不是表演“什么”，而是“怎样”表演，作者运用一切戏剧手段，调动观众辩证思维的能力，让观众认识哑女行为的社会意义，从大胆妈妈的行动中，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这实际上是布莱希特“教育剧”教诲作用的新发展。歌唱性因素剧中穿插的歌唱具有打断故事情节进行的功能，这是史诗剧为了调动观众的思维能力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歌唱既对剧情起着评论作用，也是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段，有时甚至是理解全剧基本布局的一把钥匙。例如贯穿全剧的《大胆妈妈之歌》，就是这出戏的主题歌，它在不同地方出现，具有不同作用。第一场里，上士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应了一声：“做买卖的。”接下去两段唱词，向观众介绍了她的身份，表现了大胆妈妈作为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的幽默性格，同时也提出了战争与做买卖这个全剧的主题。第7场里，《大胆妈妈之歌》再度出现时，表现了脖子上挂着一串银币的女贩子发了战争财以后的踌躇满志心情：“你若担受不了战争，胜利也就没有你的份。战争不过是做买卖。”最后一段在全剧结尾出现时，大胆妈妈吃尽了苦头，却还是叫喊着：“凡是没有死去的人，赶紧开步打仗去！”从而突破了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也给观众指出了正确判断这个人物和理解全剧主题思想的凭据。开放形式在结构上，《大胆妈妈》并未采取亚里斯多德式悲剧模式（展示部——转折部——高峰——突变——灾难），无论在时间或情节构筑方面，剧本均未遵循环环相扣的规则，而是呈现一种无头无尾的“松散”状态，整个剧情的发展，颇似大胆妈妈那辆时走时停的大篷车。故事发生在三十年战争中间，结尾于战争结束之前，如瓦尔特·兴克所说，整个剧情好像是“随意出没于无边无际的事件的长河里”。这种开放形式还表现在对人物的描写方面。观众在结尾处并未看到大胆妈妈的命运结局，只是象征性地看到她仍然对未来抱有幻想。农妇问她：“您还有什么人吗？”她说：“有，有一个人，哀里夫。”实际上哀里夫已经死了，这一点她是不知道的，观众却知道。哀里夫是她心目中的希望，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希望。这样的结局，加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对于主人公来说，亦不啻是一个令人酸楚的讽刺。共时性场景共时性场景作为一种戏剧技巧，源于表现主义戏剧，在20年代皮斯卡托的戏剧实验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就有这种同一场戏里两个故事齐头并进的情形。如第二和第三场戏里，一方面是大胆妈妈帮厨师在厨房里围绕一只阉鸡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是将军在帐篷里为哀里夫庆功；一方面是卡特琳在车前用妓女羽菲特的衣帽打扮自己，另一方面是大胆妈妈和厨师，随军牧师在车后谈论政治。从内容来说，两边的剧情毫不相干。观众在这种共时性场景中能看到剧中人物看不到的事物，它的效果就像全剧结束时，观众知道哀里夫的死，而剧中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一样。布莱希特的意图是，借这种手法让观众以清醒的头脑有意识地看戏，而不要像剧中人那样陷入盲目性。
管中窥豹，《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在结构方面采取的这些新的艺术手法，为观众理解布莱希特史诗剧的艺术特点，提供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