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绍良
宋绍良简介
宋绍良[1]（1905年6月—1970年4月） 曾用名宋少良，平原县张庄村人。1926年后，历任平原县小学教员，国民党平原县党部助理干事，国民党山东省区长训练班学员，国民党平原县六区、茌平县三区区长，本村小学教员。
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平原县五区战委会主任、平原县抗日办事处秘书、禹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曾入鲁西抗大分校学习。1941年5月，任观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1942年3月，任冀鲁豫三（鲁西北）专署司法科科长。同年冬，入冀南区党委党校后梯队整风学习。1945年5月，整风学习结束后，仍回原单位工作。
1947年10月，奉命随军南下，任南下兵团政治部教育股股长。1948年10月后，历任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市长、南阳专署秘书主任、南阳专署干校副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南阳专署秘书主任、副专员、专员，地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专员。1959年11月后，任河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厅长。1962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书记处书记、副书记兼专员。“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审查。1970年4月12日病故于郑州。
宋绍良传记
1906年6月，在山东省平原县北张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宋绍良出生了。他的父亲宋大贤是个既能吃苦又善持家的农民。全家祖孙三代8口人靠耕织为生，农闲时，宋大贤还外出经商，贩卖家乡编织的线毯褡子等，生活除了自给，稍有节余。　
一、立志救国，走上革命道路宋绍良9岁时，父母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在此后十年的求学生涯中，宋绍良除接受传统教育之外，也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而对他初期的生活道路影响较大的一个人是1922年春他到平原县乙种蚕业学校上学时认识的老师——李少华。李少华当时是平原县国民党秘密党员，他除了给学生讲授知识外，还向学生们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宋绍良从他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立志学好本领，创办实业，报效国家。　
1924年，宋绍良从乙种蚕业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植桑养蚕。他本想通过此举改变家乡的经济面貌，但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盗匪横行，宋绍良辛辛苦苦培植一年的桑园，一夜间竟化为乌有。面对创办实业的挫折和邻人的讥笑，宋绍良在父母的支持下于1925年初，又到济南求学。这时，宋绍良家的经济状况也逐渐陷入困境。为了节省学费，他考进一所由教会办的半工半读式的学校——济南三育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上了半年，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艰难的求学和创业经历使他深切体会到旧中国的黑暗现实，他认识到个人的出路寓于国家的出路之中。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之无出路，是因国家无出路。我们只有改造了国家，才能找到自己的前途。”　
1926年，宋绍良在友人的帮助下，到白布屯和咸庄小学教书。年底，由于反动当局扣发教育经费，全县教员纷纷到县城请愿，要求当局补发拖欠经费。宋绍良参加了这个活动。在县城，他遇到了老师李少华。李少华把他带到家里说：“要想做大事，必须参加个团体。现在国民党正盛行，不久的将来就会把军阀头子张宗昌赶出山东。你愿不愿参加国民党?”宋绍良心想：张宗昌祸害山东，赶走他，不就是给老百姓办个大好事吗?于是满口答应。回家后，他按照李少华的指示，积极联络教员、地方绅士，同反动当局作斗争。1927年冬，李少华到咸庄小学找到宋绍良说，北伐军就要打入山东了，国民党要在社会上公开身份，县城北四个区要成立个区分部，以宋绍良为主任委员，管理城北四个区的党务。1928年初，北伐军攻入山东，直鲁军阀张宗昌的统治土崩瓦解。3月，国民党平原县党部成立。李少华出任监察委员，他将宋绍良调到县党部当书记员。　
1929年冬，经县党部保送，宋绍良考入山东省区长训练所。结业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山西军阀阎锡山率领晋军攻入山东，占据平原县城，解散国民党县党部。宋绍良无所适从，回家闲居。到1931年1月，宋绍良才被任命为平原县六区区长。上任后，他一心想做个良吏，不扰民害民。他二弟曾因与人打架吃了亏，求他这个做区长的哥哥出气。宋绍良非但不允，反而带着礼物拉着弟弟去给人家道歉。时土匪猖蹶，百姓深受其害。宋绍良在治区内组织联庄会，村村联防，户户联保，一处有匪情，四方救援，行动迟缓者给予处罚。区内渐无匪迹。各乡村长和教员都愿与他交朋友，他的名望逐渐升高。但他却因完不成赋税任务而屡屡受到国民党县政府的指责。不到两年，宋绍良被排挤出平原县，到禹城八区任区长。1934年4月又被调到茌平三区任区长。　
就在宋绍良的任职不断变动的同时，山东省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逐渐趋于白热化。山东省党部改组为执行委员会后，拒不承认平原县党部，并清理其所管党员，平原县党部遂与之发生矛盾。于是国民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平原县党部，另行组建整理委员会。李少华在派系斗争中处于劣势。整理委员会以宋绍良未曾办理过党员登记手续为由不予承认他的国民党党籍。在一次选举中，整理委员会为了让自己的人当选，不惜动用军警荷枪实弹密布会场四周。李少华通知宋绍良回县参加选举，但他却被整理委员会拒在会场之外。宋绍良终于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愤然离去，与国民党断绝关系。1934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宣布取消区公所，成立政教合一的封建性政权机构乡农校，实行乡村自治。区长改称校长，既处理地方政务，又负责对农民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宋绍良看不惯这种形式，拒绝任职。他失业了。由于在任时清正廉洁，失业后生活无着，为了谋生，他到范庄小学又当了教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节节败退，官僚士绅纷纷逃亡。1937年9月，日军攻占平原县城。宋绍良痛心疾首，大骂蒋介石出卖山东，坐视日军肆意践踏我国领土，残杀我同胞。这时，盘踞在平原、高唐、夏津交界地区的大土匪张八、李胖娃拉起“义勇军”大旗，借抗日之名祸害乡里。宋绍良联合当地红枪会首领原平原县五区区长刘兰轩，重新组织起联庄会，自卫团，集人枪三十余支，打土匪保家园。　1938年1月，八路军津浦支队司令员孙继先率部到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5月，津浦支队到达平原县境剿匪。宋绍良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作战，并亲自率领自卫团给八路军带路，一举全歼张八李胖娃匪部五百余人。随后，孙继先召集当地乡村长八十余人，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平原县五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大家公推宋绍良任战委会主任。宋绍良爽快地担起重任。在宋绍良的领导下，战地动员委员会积极宣传党的全民抗日主张，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建立区联防自卫大队，村自卫队，加强军事训练，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支援和配合八路军作战杀敌。迅速开创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斗争新局面。宋绍良从此踏上革命征程。　
二、坚持抗战，创建根据地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宋绍良以平原县五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积极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斗争，为八路军英勇杀敌提供后勤保障，使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我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奋勇抗击下，6月，日军退出平原县城。国民党整理委员会回到县城后，却无理要求宋绍良把战地动员委员会改为战地委员会，接受他们领导，否则不给办公经费。宋绍良未与理采。接着，他们不许宋绍良给八路军筹办给养。但宋绍良凭着在家乡的威望和与各乡村长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仍然能够为八路军筹措到必要的军需。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带着“自卫军”到达五区，妄图将战地动员委员会扫平。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行经，宋绍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并组建起一支6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与“自卫军”周旋、对抗。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决定统一整编各地的游击武装，成立由特委直接领导的游击支队，以孙超任支队长，彭天琦任政委。宋绍良接到特委书记张承先的指示，立即把游击队带到鲁西北特委所在地夏津县，接受整编。根据宋绍良的条件，特委认为他在地方工作更能发挥作用。张承先亲自给平原县国民党当局写了两封信，对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斥责，并提出警告。宋绍良带着信返回平原，继续领导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为此国民党顽固派对他更加仇恨，暗里策动五区区长、红枪会头子刘兰轩与他作对。　
1938年11月，日军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宋绍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又迅速组建起一支3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投入到反扫荡战斗中，经历大小战斗十余次。1939年3月，在与日伪军的一次遭遇战中，游击队因寡不敌众，被日军打散。　
1939年5月，党组织派彭天琦、韩哲一等率领武装工作团到平原县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彭天琦率武工团到平原县后，首先与宋绍良取得联系，并在宋绍良的帮助下，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党组织充分肯定了宋绍良的工作表现，决定发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地委组织部长韩哲一的指导下，宋绍良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后经彭天琦、韩哲一介绍，宋绍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宋绍良与韩哲一保持单线联系，党组织要求他不要暴露政治身份，继续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向党组织推荐入党对象。宋绍良在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先后向党组织推荐了30余位忠诚可靠的同志，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减少了工作阻力。为党把平原县开辟成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时五区区长刘兰轩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利诱，对我党工作逐渐不利。宋绍良根据党的指示，劝其辞去五区区长的职务。刘兰轩忌恨，寻机报复。　
1939年10月，日军又一次“扫荡”平原县。宋绍良和韩哲一转移到一个小村子。晚上，日伪军突然把村子包围。宋绍良在保护韩哲一冲出包围圈的时候，不幸负伤，转移到根据地腹心区恩县休养。伤好返回平原时，抗日办事处已经建立，张侠任办事处主任。党组织任命宋绍良为平原抗日办事处秘书，同时负责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原平原县五区区长刘兰轩公开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军，围攻我抗日办事处。张侠、宋绍良率领办事处转移到高塘徐官屯，刚驻下就被国民党顽军包围。在八路军东纵三大队的支援下，宋绍良率部在徐官屯坚守了三天三夜。突围后，到禹城、茌平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待机打回平原县。不久，上级决定组建禹城县抗日政府，任命宋绍良为县政府秘书。时禹城县抗日政府谭县长有病，不能随部队活动。县政府的一切工作遂由宋绍良负全责。宋绍良一心想打回平原县，恢复根据地。党组织不予批准。一次特委书记马诚斋到冀南区党委汇报工作，路过禹城。宋绍良见到他，再一次向组织要求回平原县恢复根据地。马诚斋说：“你的身份已经暴露。刘兰轩在平原到处扬言，见到你决不放过。你安心在禹城工作吧。”宋绍良离开平原县后，刘兰轩因抓不到他，恼羞成怒，就抄了他的家。宋绍良的妻子被捕后，拒不提供宋绍良的下落。刘兰轩把她绑在村口的大树上，剜眼剖心，残酷杀害。宋绍良得知消息，悲愤交加，发誓与日伪军斗争到底。1940年10月，特委通知宋绍良到鲁西抗大学习，毕业后，调到观城抗日县政府任秘书，领导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　
1942年，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疯狂扫荡，根据地内一片火海，四处狼烟，敌特、暗探肆意横行。根据地军民进入抗战中最艰苦的斗争时期。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冀南区党委要求各级抗日政权挑选胆大心细的同志充实司法队伍，集中力量打击汉奸特务，铲除敌人的耳目。宋绍良在危难之际受命，3月，调任冀南一专署司法科长，在专员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司法工作，保卫根据地政权。他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迅速震慑了汉奸特务的反动气焰。
由于日军加紧“扫荡”、“清乡”、“蚕食”，根据地的面积逐渐缩小，斗争环境更加艰苦。为了保存干部，冀南区党委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内成立干部后梯队，进行整风学习。1943年11月，宋绍良和其他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一起到达太行根据地，分配到1大队10中队。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宋绍良通过整风学习，彻底改造了思想，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　
1945年5月，冀南区的整风运动结束，宋绍良从太行山根据地返回冀南一专署工作岗位，继续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中。　
三、南下桐柏，发展解放区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和平的曙光刚刚出现，就又被战争的乌云所笼罩。国民党蒋介石秣马厉兵，妄图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根据地人民旋即投入到紧张的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斗争中。1945年冬到1946年春，宋绍良两次率工作队到农村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改造村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通过铲奸除霸，消弱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发展生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把根据地的政权牢牢控制在人民手中。1946年7月，国民党挑起全国内战，地主还乡团配合国民党军队向我根据地疯狂反扑。身为司法科长的宋绍良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第一线，在专署的领导下广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6月30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拉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宋绍良要求随军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7月，他参加南下干部集训，随后被编入南下新兵团，到邯郸整训。 1948年春，新兵团从邯郸出发，日夜兼程，一路上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于1948年8月底到达桐柏解放区。稍事休整，立即投入战斗。党组织分配宋绍良到老河口市任市长。　
老河口市地处豫西南、鄂西北的交通要冲，南北军事调动过往频繁，受战争摧残严重。1948年7月，当它回到人民怀抱中时，已是千疮百孔。9月，老河口市委书记李运先、市长宋绍良率30名干部进驻老河口市，一手抓政权建设，一手抓经济恢复，一个多月时间就使这座城市恢复了生机。　
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在我人民解放大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放弃南阳，窜逃湖北襄樊、光化一带。李运先、宋绍良接到上级紧急指示，要他们暂时避开敌军的锋芒，撤离到城外打游击。两天后，不见敌军消息，宋绍良决定带少数干部回城安排城防秩序。同志们劝阻说：“敌情不明，进城要冒生命危险。”宋绍良说：“丢掉我个人的生命事小，丢掉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事大。我是市长，应对老河口市群众的生命财产负责，决不能让敌人从这里带走一针一线。”遂带领3名干部数名警卫悄悄入城。　    
就在宋绍良进城的那天夜里，敌军先头部队一个营也窜入城内。宋绍良刚刚开完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敌军就向市政府包抄过来。宋绍良沉着地分析了敌情，立即动员群众向汉江岸边撤离，乘船渡江。当船离对岸还有十几米时，敌人追来，将船击沉。宋绍良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涉水前进，却陷入深深的泥潭中。警卫员郑金元冲过来拉他，他发现一名干部负伤，忙令警卫员抢救伤员。警卫员不顾一切把宋绍良拉上河岸，保护着他沿着河岸向谷城转移。一路上他机智地摆脱叛徒的纠缠和土匪的数次拦截，经过一夜的奔波，第二天早晨到达谷城。时桐柏行署副主任李实在谷城，正准备转移。宋绍良向李实详细汇报了老河口的情况后，被安排在当地打游击。他将失散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汉江大队，同当地顽匪展开英勇的斗争。天气渐渐变冷，汉江大队补给困难，衣食无着，在寒冷的冬天，将士们只好赤足行军。宋绍良的双脚也被冻烂，裂着血口，每走一步都要流血，艰苦倍至。有一天，遇到四分区干部燕忠山，燕见宋绍良行军困难，将自己的鞋子送给他。宋绍良却把它转送给更困难的同志。　
1949年1月，燕忠山把宋绍良的行踪转告桐柏三分区。三分区派一个营到湖北深家康一带找到宋绍良，把他们接回河南邓县，出任桐柏三专署秘书主任。　
1949年3月14日，南阳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宋绍良任专署秘书主任。在解放大军渡江作战的日日夜夜里，宋绍良始终战斗在支前第一线，发动群众赶做军服军鞋，筹集粮草，调运物资，修路架桥，保证大军顺利过境。　
8月，南阳专署筹建专署干校，宋绍良任副校长，主持干校工作。他坚持勤俭办学，为南阳地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四、主政南阳，抓好革命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南阳地委、专署的中心任务。1951年6月，宋绍良出任南阳专署副专员，在地委的领导下，着力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建国初期的南阳，经济上面临的严重问题就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贷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仅1950年，南阳就曾发生4次物价大被动，而每一次波动都是由不法商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所引起。宋绍良对此深恶痛绝。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他一方面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的不法分子，依法取缔不法商户的经营。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物资，向市场抛售。并在全区范围内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拨，统一现金管理，大力回笼贷币。同时，积极推销公债，强化税收工作。几经努力，物价稳定了。
南阳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立即召开地委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一方面扩大对私有工厂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提高社会购买力，另一方面本着给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者一点“油水”的精神，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税收工作实行个人自报，大家公议，求得合理，个人认可，税额既定，及时纳税的征税办法，同时划分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允许私营工商业者根据贷源采购价的浮动情况提出零售涨价报告，经批准后执行，并对经营困难的商户提供低息贷款扶助等。会后，宋绍良立即主持组织实施。市场又逐渐由萧条走向繁荣。　
1951年冬，南阳地委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宋绍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之中。他不仅反复告诫身边的同志，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取巧，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而且身体力行，认真对照政策，检讨自己的言行，时刻做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利用晚饭后闲暇时上街察看民情。当发现从平顶山拉煤回来的许多农民蜷曲在架子车下过夜时，立即通知政府各部门马上派人安排简易旅社，保证每人都有热汤喝，有被子盖，只许收二毛钱，超支部分由民政部门解决。布置以后，仍不放心，又派秘书到现场督促落实。　
“三反”运动结束后，组织上决定提拔一批干部。其中有三名干部在党小组生活会上评议未被通过。宋绍良做工作说：“这些同志虽然有缺点，但长处还是主要的。他们都在不断进步嘛。”从而使三名干部顺利提级。当地委决定给他爱人提级时，宋绍良却说：“她级不低了，把指标给别的同志吧。”一票否决。
1952年10日，专员郭思敬调离南阳，地委研究由副专员宋绍良任专员，南阳市市长孙冠军任副专员。宋绍良知道后，忙给地委书记杨立功打电话说：“孙冠军同志能力比我强，他当专员比我合适。”杨立功说：“地委已经决定，你不要推辞。”宋绍良仍不同意。杨立功急了，拍着桌子道：“老兄，你这是为啥?”宋绍良说：“我对革命负责，对工作负责。
孙冠军到专署任专员不久，积劳成疾，病故后，地委再次决定由宋绍良任专员。杨立功征求他意见时，宋绍良又说：“林晓同志能力比我强，他当专员比我合适。”1953年1月，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晓出任南阳专署专员，宋绍良任专署第一副专员。　
1953年3月，南阳地区发生虫灾。各地灾情报告雪片般飞到地委。宋绍良接到通知后，立即带领工作组到灾区检查指导工作。经过半个月努力，基本消灭虫灾。就在干部群众脸上刚刚露出笑容的时候，4月11日夜突然下了一场大霜。全区麦苗一夜之间枯萎，老百姓成群结队围着麦田痛哭，有的甚至要拉棍出门要饭。地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订出《关于保麦备荒的紧急措施》，号召全区人民把保苗备荒做为压倒一切的突击性工作，迅速行动起来，战胜灾荒。地委书记杨立功在动员机关干部深入灾区开展工作时，号召大家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灾荒战胜以后，地委安排在工作中累病的同志到庐山休假一个月，由第一副专员宋绍良和组织部长杨林波带队前往。一到庐山，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就要听南阳救灾工作汇报。宋绍良本应汇报，但他却主动把这项任务交给杨林波去完成。在庐山，有些同志希望乘机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宋绍良却说：“意见虽好，但我不能同意。组织上让我们在庐山休假，我们就不能到其他地方去。无事时多看书学习，时间一到就回南阳。”一句话打消了同志们的念头。　
1953年，随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国各条战线上传达贯彻和“一五”计划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中央分期分批从南阳地区抽出了大批干部转向工业建设。因此，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专署的领导班子再次进行调整。1954年6月1日，宋绍良被任命为南阳地委常委、南阳专员公署专员，全面主持南阳地区的行政工作。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西、北、东三面环山，南与江汉平原相接，东北角与华北平原相通，气候温润，河流纵横，适宜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素有“中州粮仓”之称，建国后被国家列为主要商品粮基地。随着全国大规模建设局面的展开，国家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物资。作为农业地区的南阳，理应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更大的支援。形势要求南阳尽快改善经济落后面貌，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沉重的任务压在宋绍良肩上。　
在一次地委会议上，宋绍良指出，生产救灾和水利工作是国民经济的重点。他动情地说：“决不能让自然灾害肆虐下去!我们在工作上必须树立整体观念，提高计划性，做长远打算!”他建议：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把干部从会议中解放出来，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　
为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工农业生产规划，尽快改变全区经济落后面貌，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宋绍良带着工作组走遍了南阳地区十三个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到一个地方，他来不及休息，就立即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当他看到群众改变生产面貌的愿望和干劲十足时，信心更加坚定。他决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翻身仗。　
在编制南阳地区生产救灾和水利建设方案时，宋绍良数不清熬了多少个通宵。为了提神，他不断地抽烟。短短几天，他办公桌前那个习惯性拒灭烟头的地方就被深深地烤出一个窝窝。当方案被代表们通过，写进南阳地区党代会决议的那个中午，宋绍良走出会场，一跤跌坐在台阶上，长久站不起来。　
通过宋绍良等南阳地区主要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南阳地委统一了救灾的根本在于把生产搞上去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以防为主”的救灾方针和“以小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采取了以改低产作物为高产作物、改造上浸地、改造湖洼地、改粗放经营为精耕细作、改变山区生产状况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增产“五改”措施，初步形成了南阳地区农业生产上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措施。　
在此后的数年里，南阳专署在宋绍良的主持下，认真落实南阳地委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项措施，组织带领全区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1957年，南阳地区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工农商各业获得长足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一五”计划提前半年完成。　
在主持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宋绍良还置身于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变革中。
5年里，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南阳地区对个体农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积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建立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逐步实现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以取消土地报酬为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对个体手工业，在贷款扶持基础上，组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对其主要行业采取加工订货、包购包销和联营等措施进行改造，引导个体手工业走上合作化道路；对私营工商业，坚持“团结教育”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采取公私合营、厂矿合并、联购联销或联购分销等措施，使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并对小业主及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6年底，南阳地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使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轨道，实现了生产关系历史性的变革，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宋绍良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他的家里，除了公家配给的必要用品外，别无他物。他在机关里经常吃大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救济生活更困难的同志。
宋绍良经常教育身边的同志，遇到对党的利益不利的事要做坚决的斗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前夕，有个干部认为，政策一实施，东西就不好买了，于是乘机多买了几尺布。宋绍良知道后，严厉地批评道：“共产党员要带头执行党的政策。买几尺布虽然是个小事，但我们马上要实行布证制度，这是有意钻政策空子，性质严重。今后决不容许此类事情发生!”　
做为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一年里，宋绍良除了开会，几乎都在基层检查督促工作。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问题严重，他就到哪里解决问题。1955年春，南阳地区发生春荒，方城县一些群众受坏人煽动，拦截救灾物资，发生骚乱。宋绍良立即带人去处理。在招扶岗，群众围着他，撕破了他的衣服。警卫员要开枪，宋绍良坚决不许，硬是通过说服教育，平息了事件。随后他说：“出面闹事的都是群众，坏人躲在后面。动武伤的是群众，却给坏人以可乘之机。”　
五、实事求是，领导建设事业1957年，南阳地区的三大改造运动和“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宋绍良的主持下，南阳专署在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着手编制南阳地区有史以来第一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长期计划纲要草案，先后制订出《1958—1967年南阳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纲要》、《1958—1967年南阳地区地方工业计划》和《1958—1969年南阳地区科学技术发展纲要》等计划草案。按照加速农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方针，提出兴修农田水利，提高粮食单产、加速山区经济开发，实行农、林、牧、副、渔业并举，增加农业投入，兴建水利工程，扩大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发展经济作物、鼓励多种经营等政策措施。
这套计划纲要，是南阳地区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宋绍良同志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编制过程中，他不断地给予指导。草案写成后，他亲自提笔修改，字斟句酌，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他在《农业生产的规划纲要》结尾部分写了这样一段话：“农业是我们南阳地区的工作重点，这个规划就是我们在今后十年内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纲领，任务艰巨、光荣。我们有信心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精神，结合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逐级做好全面规划，并教育全体干部兢兢业业，充分依靠农业合作社和广大社员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来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　
《1958—1967年南阳地区农业生产的规划纲要》把水利建设和山区开发作为今后十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提了出来。为了抓好这两项工作，中共南阳地委相继成立了南阳地区水利建设委员会和山区建设委员会，宋绍良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主任职务。起初，地委考虑到宋绍良年龄大，包山区苦，不同意他担任山区建设委员会的主任职务，宋绍良极力争取执意肩负这一任务。　
南阳地区十三县中的淅川、西峡、内乡、镇平、南召、方城、桐柏、泌阳八个县属于山区县，经济、文化、卫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山区建设的任务繁重。而一旦把山区建设好，南阳地区的整体面貌就会大为改观。1957年10月，中共南阳地委要求山区八县的一切工作向南阳地区山区建设委员会负责。在宋绍良的主持下，山区建设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山区多种经济开发问题。宋绍良反复强调：山区开发一定要因地制宜，要求各县、区、乡、社都要有规划、有方案、有措施。在水利工作上，他强调应以水土保持为重点，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坡沟兼治，治坡为主”的方针；在农业生产上，他指出必须充分开发多种经济，“首先搞好农业争取丰收，达到深山区粮食自给”，同时，“对林、牧、土特产也要按内容大小因地制宜的适当加以安排”。
为了调动山区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尽快改变山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他主张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引导山区人民改进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开垦荒地，营造梯田。他建议，凡新开垦荒地，三年内免交公粮，三年后公粮减半。在田间管理上，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针对深山区居住分散情况，实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办法。
在林业生产上，推行“封山育林”制度，保护管理好现有森林，同时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大力发展经济林和用材林。在畜牧业方面，根据山区水、草丰富的优势和群众放牧习惯，他提出大力发展猪、牛、羊“三群”生产。此外，他还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中药材、蚕业等。他强调对土特产一定要做到以经济管生产，加强土特产收购工作，使群众获得效益。　
为改变山区交通、文化、卫生落后面貌，他发动群众兴修山区公路，达到社社相通；组织文化工作队上山，发展教育，扫除文盲；组织医疗队奔赴山区，消灭地方性疾病。　
1957年冬，南阳地委、专署带领全区人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宋绍良分管山区水利工程建设。几个月里，他马不停蹄，看遍了山区八县的水利工地。每到一个地方，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了解工程进度，解决具体问题，推动水利化运动健康地发展。　
1958年2月，南阳地委、专署开始传达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动全区人民开展“大跃进”运动。根据河南省委的部署，南阳地委也提出10年规划1年完成，苦战1～3年实现全区水利化、机械化、工业化、电气化，超英压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精神传达以后，宋绍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认真思索，寻找如何尽快实现水利化的途径。这时，西峡县传来可以三个月实现水利化的消息，宋绍良决定去看看。
1958年3月18日，宋绍良到达西峡县，向县委简要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听取了水利工作汇报之后，就到蛇尾、米坪两个深山区调查。在那条深山沟里，宋绍良骑着毛驴转了十天。当一个社长向他汇报说，他们社进行了塘连塘、节节蓄水，已经实现水利化时，宋绍良当即去检查。通过仔细算帐，他发现虽然蓄的水从总量上看够浇地，但由于山间地块小，地势高，还有25亩地浇不上水。就对那个社长说，一定要把水利工程修平衡，要树立惜水观念，不仅要把大股水蓄起来，小股水甚至指头粗的泉水也要想办法蓄起来。他还指出“要加强对治山治沟治坡重要性的认识，做好水土保持。
后来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地委做了汇报，特别指出，“对粮食高指标问题，应认真解决，必须用先进的措施，去武装干部和群众，这是先进指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对水利化工作，不仅要迅速进行乡社水利化进度检查排队，加强对落后队的领导。还要迅速集中力量搞好重点，组织参观学习或由先进地区抽调技术辅导团，具体协助指导。　
1958年3月，南阳地委传达上级“三个月实现水利化”的指示，制订了“全面规划，综合利用，蓄灌为主，灌泄兼顾，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相结合，山区与平原相结合，边建设、边利用”的治水方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办水利。“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全区共动员劳力230万人，开工兴建各类水利工程1000余处，其中小水库151座，中型水库14座。此时已50岁的宋绍良，兼任全区水利化运动的副总指挥长，负责八个山区县水利工程建设，他从此没有睡好一个安稳觉。
在望花亭水库、辛庄水库、赵湾水库、高丘水库、斩龙岗水库等14座中型水库相继开工之后的1958年秋，南阳地委向河南省委和国家水利部提出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鸭河口水库的申请。起初，上级认为经费困难，不予批准。南阳地委认为：“鸭河口水库建成，白河中下游300万亩土地千百年来长期遭受水旱灾害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这是关系南阳地区能否实现水利化的大工程。上级不批，我们也要搞。洋办法不行，土法也要上马!”10月，南阳地委成立鸭河口水库工程总指挥部，宋绍良担任总指挥长。
11月2日，鸭河口水库工程破土动工。宋绍良组织带领南召、方城、南阳、新野、镇平、邓县、唐河、泌阳等八县民工10万人，日夜奋战在鸭河口水库工程上。地委见他忙不过来，把地委委员董宏也调上工地任工地党委书记。南阳地委的决心和10万水利大军顶风冒雪的冲天干劲，感动了省委，感动了中央，从拮据的财政经费中挤出一批专款用以鸭河口水库工程。
“大跃进”时期，南阳地区在经济建设上虽然犯了一些错误，有些甚至相当严重，但在水利建设上却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全区230万水利大军连年苦战，建成大中型水库12座，小型水库151个，塘、堰、坝1万多个，初步奠定了南阳地区水利化的基础，改善了农业生产面貌。　
1959年11月，河南省委调宋绍良到河南省林业厅工作，担任林业厅副厅长，1961年11月，任林业厅厅长。他主持全省林业工作以后，以“林业生产基地化、林业经营林场化、林木培育速生丰产化”为目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提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林业”的口号，要求在短时间内绿化全省。为培育更多的林业专业技术人才，他提倡大办林业中学，并制定了“积极领导，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大力发展，及时巩固，不断提高”的办学方针。要求县县办林业中学，林场办到那里，林业中学就办到哪里。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扰，他的大多数设想没有变为现实。　
1962年，针对“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南阳地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任务相当繁重，南阳地委多次向省委打报告，要求工作稳重的宋绍良回南阳工作。7月，宋绍良回到南阳，担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处书记兼南阳专署专员。　
宋绍良回到南阳时，南阳地区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开始。地委、专署号召全区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宋绍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严格贯彻《农业60条》等党的调整经济的方针政策，主持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多项方案，重申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村经济工作思路；明确土地所有权，确保分给社员的自留山、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恢复小型水利建设，加强对“大跃进”时期所建水利工程的续建、加固和配套，发挥灌溉效益，大力修复塘、堰、坝、小型渠道，扩大灌溉面积；恢复和发展牲畜饲养业，加强牲畜防疫工作；恢复中、小型农具生产，保证所需生产资料；恢复林业生产，扶持社员家庭植树，发展生产队造林，有计划扩大国营造林面积；重视恢复棉花、油料、烟叶、蚕、麻等经济作物生产，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员收入，弥补集体经济之不足。
为充分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积极性，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过去分配上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宋绍良在农村人民公社积极推行生产大队对生产队进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政策，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实行生产责任制，因地制宜地采用大段包工、小段包工、按件计工等多种管理形式，调动农民积极性。　
为检验政策的成效，宋绍良经常深入到农村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走到哪里，就同群众一起吃住在哪里，不搞一点特殊化。一次宋绍良带病到邓县检查三夏生产工作，转到白牛公社时已近中午。他忍着腹痛，拖着沉重的步子坚持先转地头。县里的同志想：“宋专员年纪大，身体有病，生活得安排好一些。”检查结束后，提出回公社食堂吃饭。宋绍良说：“不用了，就在群众家里吃。有啥吃啥。”当时，群众日子还很苦。那天中午，宋绍良蘸着辣椒汁，吃力地咽下半个黑窝头。
到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已见成效，农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粮食产量逐步提高。
在致力于调整和恢复农村经济的同时，宋绍良还不遗余力地抓了科教文卫战线的调整工作。根据地委《关于教育系统进一步调整压缩的意见》，按照支援农业建设、减少城市人口及商品粮和副食品供应、减少财政开支，提高教育质量的指导思想压缩教育战线，改变了过去教育事业脱离经济基础盲目发展的现象，使教育事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强化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巩固农村文化阵地，加强各类文化馆、站及演出场地建设，充实和完善服务设施，全区文化艺术事业稳步发展。
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支援农业生产，精简城镇卫生机构，下放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农村联合卫生所，解决农村群众就医难问题。科技工作围绕农业“八字宪法”，宣传推广小麦、棉花良种栽培、作物合理密植，间作套种，施用颗粒化肥以及农机具等农业生产新技术。他抓着农民育种家龚文生培植出小麦内乡5号的机会，在全区广泛推广种植，大大提高了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并破格将龚文生提拔为国家干部，出任内乡农科所所长。　
通过以林晓、宋绍良等为首的南阳地委、专署几年的努力，南阳地区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基本建设规模得到控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1965年，南阳地区的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工作胜利结束。　
六、身处逆境，尽显高风亮节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拉开序幕，斗争的矛头直指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共和国由此遭受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浩劫。
6月中共南阳地委传达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运动发动不久，就脱离了党委的领导。一些“造反”人物打着“造反”旗号，到处煽风点火，迅速打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正常秩序。面对这种情况，宋绍良忧心重重，不断强调：“搞革命，不能放弃生产”、“生产不能丢，社会秩序不能乱!”等，但他的话已很少有人理会。
9月，秋收大忙将至，却始终不见上级指示，下边的工作又开展不起来，宋绍良心急如焚。一天，宋绍良回到家里，竟见林晓书记藏在自己家中，心中更是不胜悲伤。原来受“炮打司令部”的影响，“造反派”们蜂拥冲击地委，林晓在地委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被迫东躲西藏。两位领导人各自表达了对运动的不理解和内心的忧虑之后，一致表示，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把局势稳定下来，集中力量，先把当前最关键的农业生产抓上去。
那次林晓在宋绍良家中住了3天。白天，宋绍良照常到机关上班，晚上两人聚在一起研究如何不使运动对生产造成太大的冲击，搞出了一个“两套班子，两套人马”的方案，即把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干部分成两组，少数人管“运动”，多数人抓生产，并详细酝酿了两个班子的组成人员和应急对策。恰在这时，省委传达了中南局暂停党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领导农业生产的决定。林晓立即主持召开地委紧急会议，传达贯彻。决定迅速成立南阳地区抓生产领导班子，由宋绍良牵头全面负责生产工作。
宋绍良按照地委的指示立即部署工作，抽出741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农村，领导种秋工作。生产秩序恢复了，但很快就被造反派诬蔑为“以生产压革命”，对地委、专署领导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宋绍良处境艰难，但仍顽强地领导工作。他在专员办公会议上说：“如果我不能工作了，你们要依次出来，主动主持全面工作。只要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能正常工作，就不能让生产停下来”。南阳专署在宋绍良的苦力支撑下，艰难地渡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全国大内乱局面形成。受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南阳造反派也开始向地委、专署“夺权”。1月29日上午，专署机关内部一个群众组织冲进宋绍良办公室，抢夺专署大权。正俯案办公的宋绍良抬起头，透过高度近视的眼镜，看到一张张过去十分熟悉而又突然变得陌生的面孔，心中非常难受。但他迅即冷静下来，说：“让我交权是可以的，但你们要保证把南阳的工作搞好。”随后他滔滔不绝地把自己十几年来领导南阳生产建设的经验讲给这些夺权者。
随着社会局势的日益混乱，宋绍良和林晓、杨林波等被诬陷为南阳地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群众大会上轮翻批斗，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到处游街。宋绍良的身心遭受着严重的摧残，但他对党的事业仍坚信不移，一有机会，就过问工作情况，提出指导性意见。
群众批斗大会越来越多，越开越长，宋绍良整晌整晌地站在批斗台上，有时还被拳打脚踢，身体一下子垮了。
1968年1月，宋绍良和林晓、杨林波一起被管制起来，失去人身自由。11月，又被送到邓县构林“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在家属多次要求下，地革委某负责人才同意将宋绍良转到河南省人民医院治疗。临行，造反派们还不忘注明宋绍良所谓的政治身份，介绍信上骇然写着“走资派 、特务”等字样，致使宋绍良在郑州许多天住不进医院。后经几位老同志帮忙，才被省人民医院接收。经诊断，宋绍良患的是胰腺癌，病情已到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医生要给他输血，进行紧急抢救。宋绍良坚持说：“我这病不会好了，不能再让国家为我花钱。”　
临终前，宋绍良希望能见上孩子们一面。他有四女二子。多数还没有工作，地革委每月只给他们一家人20元生活费，生活苦不堪言。宋绍良见到一个个面黄饥瘦的孩子，用微弱的声音说道：“爸爸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苦了。爸爸一生虽犯过错误，但不是‘走资派’，不是特务，你们要相信爸爸。爸爸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只希望你们今后听党的话，好好为人民服务。”　
1970年4月12日，南阳地革委一工作人员匆匆到宋绍良病榻前宣读一份文件：“经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同意宋绍良属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准于解放。”处于弥留之际的宋绍良听完文件，脸上浮出一丝笑容。一颗纯洁的心在经历了太多的创伤和得到些许安慰之后停止了跳动。　
七、平反昭雪、精神永存宋绍良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南阳人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管自己受到多大的委曲，怎样的不公正对待，他对党组织的决定都毫无怨言。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自己严格要求，克勤克俭。做为专员，他从来没有达到组织上规定的、他本应享受的生活待遇标准。他在南阳工作的日子里，一直在基层奔波，对南阳地区每一处风土民情、物产风貌都了如指掌，被干部们称为南阳地区的“活字典。”就是这样一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在他去世后，造反派们竟然仍不给他恢复党籍，不允许在他名字之前冠以“共产党员”的称号。　
严冬终于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1978年12月31日，中共南阳地委正式作出为宋绍良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对宋绍良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文革”期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和错误的审查结论全部推倒，恢复名誉，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妥善解决。1979年3月5日，中共南阳地委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宋绍良同志。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中共南阳地委、地革委及地直、县市有关领导一百多人送了花圈。原南阳地委领导林晓、杨林波、李善亭等专程回到南阳，参加宋绍良追悼大会。数万群众自发走上街头，向宋绍良骨灰告别。大家沉痛悼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愿他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