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维尔托夫
基本资料
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 (1896-1954) 俄罗斯 
（W．jFLPMN，苏联，纪录片创作家） 
姓名：维尔托夫
原名：杰尼斯·阿尔卡基耶维奇·考夫曼  维尔托夫
性别：男
籍贯：苏联
职业：苏联电影导演、编剧兼理论家
生卒：(1896～1954)
星座： 摩羯座
个人简介
1896年1月12日生于比亚利斯托克，1954年2月12日卒于莫斯科，原名为考夫曼。
他是苏联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苏联记录电影的奠基人之一。维尔托夫原名杰  维尔托夫尼斯·阿尔卡基耶维奇·考夫曼。曾就读于心理神经学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新闻电影处任职，领导前线电影摄影组。他最初拍摄的记录片都是反映国内战争题材的。
之后，维尔托夫开始探索新的摄影和蒙太奇的手法，组织新的拍摄素材内容。1922至1924年维尔托夫主编电影杂志片《电影真理报》，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实验性团体“电影眼睛派”。维尔托夫力图创造出反映现代生活的新电影，但他认为电影的实质在于拍摄角度和蒙太奇，这使维尔托夫在创作中过分迷恋于形式。维尔托夫受到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夫派等团体的影响，把过去的文化笼统看作资产阶级文化而一概加以否定。他甚至否定新闻电影以外的各种电影艺术。这些观点使他在实践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作品时而成功，时而失败。
但是，维尔托夫在记录电影领域内的不断探索，却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摄影和剪辑技巧上，有很多革新，他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探索对记录电影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国外记录电影也有影响。他拍出了一些著名的作品，如：《电影真理列宁特辑》（1924年）、《前进，苏维埃！》（1926年）等。
详细介绍
家庭及早期生活维尔托夫（Dziga Vertov，1896年－1954年），原名Denis Arkadievich Kaufman，1896年2月2日生于一个俄属波兰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维尔托夫有两个弟弟，大的叫米哈伊·考夫曼（Mikhail Kaufman），从小热衷于摄影，后跟从维尔托夫拍摄纪录片；小的叫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曾参与法国先锋派电影运动，后成为美国著名导演艾里亚·卡赞和西德尼·吕美特的总摄影师。维尔托夫早年在圣彼得堡求学，学习医学和心理学，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追随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人。1916年至1917年间，维尔托夫建立了一个“声音实验室”，试验声音的各种蒙太奇效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给自己起了迭加·维尔托夫这个笔名。Dziga和Vertov这两个词都含有旋转的意思，Dziga V  维尔托夫作品ertov这个笔名预示了维尔托夫日后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的电影生涯。十月革命后，维尔托夫加入了莫斯科的电影委员会，并当上了新闻片“电影周刊”（Kino-Nedelia）的编辑。在担任编辑期间，维尔托夫不仅加深了对电影的认识，而且还从堆积如山的素材中剪出两部文献纪录片，《革命周年纪念》（1919年）和《内战史》（1921年）。在这里，维尔托夫遇上了一位热心的剪辑员斯维洛娃（Yelizaveta Svilova），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日后成了他忠诚的妻子和帮手。
电影真理报1922年战乱平息后，西方的故事片大批出现在苏联的电影海报上，维尔托夫对这些虚构的电影很是反感，觉得它们是生活廉价的替代品，和宗教一样都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这时，维尔托夫开始以“三人委员会”（troika）为名义发表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电影的躯体已经被习惯的剧毒麻醉了。我们需要机会在这垂死的机体上做一次实验，以寻找解毒的良方”。维尔托夫的三人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电影小组，其成员是维尔托夫，他的妻子斯维洛娃，他的弟弟米哈伊·考夫曼。1922年5月，三人小组创办了一份《电影真理报》（Kino-Pravda），这是一种按月发行的新闻电影，间或也出产一两部具有正片长度的纪录片，它们由火车送往各地放映。“电影真理报”这个名字来自于列宁1912年创办的《真理报》（Pravda），它宣示了维尔托夫这样一个电影理念：无产阶级电影必须以真实为基础。
电影真理报》的放映一直持续到1925年。在这三年里面，三人小组在一个老鼠成群的地下室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维尔托夫的妻子负责剪辑，弟弟米哈伊负责摄影，维尔托夫自己担任总指挥。米哈伊是个摄影狂，从早到晚扛着摄影机四处转悠。他从不征求被摄人的同意，经常是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把市场、工厂、学校、酒店和大街上的活动给偷拍下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时代，摄影师和导演无需刻意安排，就能在生活中发现无穷无尽的内容。摄影机成了时代的见证和生活的眼睛，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术语“电影眼睛”逐渐酝酿成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委员会”的规模扩充了，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这时，“电影眼睛人小组”（Kinoki team）成立了。1923年7月，维尔托夫发表了他著名的宣言《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
清理电影语言维尔托夫对电影语言的“清理”，表面上看起来和爱森斯坦一样只是在追求一种纯净的形式，骨子里却暗含着对纪录精神的坚持和对“主题先行”的反对。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维尔托夫的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它无疑带有“反计划”的嫌疑。从1928年开始，凡是申请纪录片项目和经费，都要提前准备一份详细的“剧本”。这对于维尔托夫来说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怎么可能在进入生活以前，提前知道他要寻找的和记录下来的是什么“真理”呢？为了继续他的工作，维尔托夫不得不做出了某种妥协。但是，他到底找准了一个机会，拍摄了一部酝酿已久的电影：《带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年）。这部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直观表现，是以胶片的形式发表的一份宣言，它没有剧本，没有布景，没有字幕，也没有演员道具，它是一场寻找“真正的国际化的绝对  维尔托夫作品语言”的实验，同时也是对电影眼睛人工作方式的一种示范。
评价
维尔托夫，一位在1929年就胆敢判处世界电影死刑的创世纪天才。他惊人的先锋电影理论是几十年之后著名的"真理电影"和"直接电影"世界两大纪录电影运动的源头。天才的命运总是不幸的，38岁的维尔托夫就被剥夺了创作的自由。然而，天才从来都是时间的杀手。在《电影眼睛》、《带摄影机的人》、《热情》、《列宁的三支歌》中，他天才的电影才华今天仍令人眩晕和惊叹！
代表作品
《电影眼睛》Kinoks:A Revolution 1923年 
《带摄影机的人》The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 1929年 
《关于列宁的三支歌》Three Song about Lenin 1934年 
《热情：顿巴斯交响曲》 Enthusiasm:Symphony of Don Basin 1931年 
维尔托夫的主要作品除“电影眼睛派”时期的多集《电影真理报》、《电影眼睛》等纪录片外，还有《前进吧！苏维埃》(1926年)、《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年)、《第十一》（1928年）、《带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年)、《顿巴斯交响曲》(1930年)、《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曲》(1934年)、《摇篮曲》(1937年)、以及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新闻纪录片。维尔托夫的理论与创作对苏联和世界电影艺术均有重大影响。
有声电影
维尔托夫老早就希望影片有声。他根据他的“电影眼睛”的理论摄制的抒情的纪录片，已变成了一种视觉化的音乐。在这种影片中，他经常加上一种交响乐式的解说词，或一种嘈杂声与音响的蒙太奇。这种画面和语言分开的作法，直到今天，在纪录片中还几乎是一般的规则。 
维尔托夫在拍了那部为卓别林非常欣赏的《顿巴斯交响乐》（1931年）以后，又拍了一部杰出的作品——《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曲》（1934年）。为了摄制这部影片，他搜集了所有关于纪录这位已经逝世的伟大政治家的影片和唱片，在第二支歌曲里用杰出的蒙太奇手法把它们剪辑在一起。第三支歌曲描写社会主义的建设，充满优美的抒情情调。第一部分以中亚细亚一支民歌为内容，是最成功的一个  维尔托夫插曲。它通过非常鲜明的形象和节奏感，描写原来殖民地的人民获得了解放，而且明显地表现了作者所规定的整部影片的主题，即“从过去到将来、从奴隶生活到自由生活的全部过程”。 
有声电影的出现使维尔托夫能把他从1922年来倡导的“电影眼睛”和“无线电耳朵”结合起来，形成音画对位的蒙太奇。他虽拒绝表现个人英雄，在各种主题上却能把群众转化为个性化的英雄。但在《摇篮曲》一片（1937年摄制）以后，他的理论受到猛烈的攻击，以致到他故世之前只拍了几部作为任务的影片。
摄影机与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众所周知，镜头是对生活现实的记录。那么，首先被记录的一定是正常状态下的生活。所谓完整的、规则的、具有明确意义的生活瞬间，会被毫不犹豫地选为画面。相反，非常的、偶发的、不完整的、不具有明确意义的现实内容，则被理所当然地弃之一旁。可是，当维尔托夫登上大桥的顶端，爬上烟筒、塔和屋顶，躺在地面上仰视火车、其他车辆和行人(这些均为维尔托夫《带摄影机的人》一片中的内容)，把被一般人视为没有什么捕捉价值的睡眠、醒来、上班、游乐等生活琐事记录下来时，尽管人们感到  奇特的取景和剪辑手法滑稽、陌生，甚至有几分迷惑不解。然而，人们却突然意识到，以前丢弃的不予理会的生活瞬间，下意识的活动，反而需要十分珍惜；以前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生活片断，反而值得一看。这种感觉使画面在创作者的心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打个比方的话，画面也像的喝水一样，没有杂质的蒸馏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没有不完善、不规整，不具有明确意义的现实，同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维尔托夫对戈达尔的影响
自1967年拍摄《中国姑娘》以来，特别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与当时法国学生运动领导人让_比埃·高兰组织了“维尔托夫小组”，声称他信奉苏联早期“电影眼睛派”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理论，要用影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同时，“为了摄制革命电影，首先应该对电影进行革命”。戈达尔和它的小组拍了一系列的“政治影片”。其中包括《真理》、《东风》、《意大利的斗争》、《直至胜利》、以及《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