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陆蠡
人物简介
  陆蠡巴金回忆一位作家时说，他有“优美的性格和黄金的心”，同他谈话，“仿佛听完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多好的人！他就是《囚绿记》的作者，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散文家和翻译家陆蠡(音lǐ）。陆蠡是一位真诚的作家，是一位文如其人的作家。1942年，他才34岁，坚贞不屈死于日寇酷刑之下。1983年4月，国家民政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他的散文从琐细的生活情节中，挖掘出某种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透出了作者真诚、淳朴心灵的闪光，作品大都瞩目现实社会和下层人民的贫穷疾苦，通过对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淳朴的优良品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颂赞，表现出作家爱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和可贵品格。在艺术上，那乡野泥土的气息，忧郁动人的故事情调，优美清丽的文笔，严谨的构思，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文笔缜密、漂亮、醇厚，感情深沉、朴实、诚挚。
著作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囚绿记》已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必修2第3课；以及粤教版选修4第5课,和语文版九年级上册第二课,及沪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四课）等，译著有《罗亭》、《鲁宾逊漂流记》等。
著名散文家陆蠡
陆蠡(1908一1942)，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而且是宁死不屈的抗日烈士。原名陆考原，学名陆圣泉。陆蠡是他的笔名。 天台平镇岩头下村人。资质聪颖，童年即通时文，有"神童"之称。
1919年进浙江基督教蕙兰中学。 1921年转入浙江之江大学附中，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并尝试写作。
1922年跨越初中，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初露文学创作的才华。1924年升入之江大学机械系。
1927年，转国立劳动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二年后毕业。
1926年考入之江大学，1927年，转国立劳动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二年后毕业。1928年转学到上海劳动大学机械系。 1930年任教于杭州中学。 1932年开始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编辑，一度曾到福建泉州一私立中学任教。
1931年秋，陆蠢与发人吴朗西等南下福建，任泉州平民中学理化教员，课余从事创作和翻译。第一本散文集《海星》的大部分文章，就是在这时写的。 
1934年，陆蠡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任数理教员。 一年后，因吴朗西和巴金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便辞去教职，改任编辑。1938年，应老友朱洗的邀请，到临海琳山农校任教， 翌年仍回出版社。在此期间，经常与著名作家巴金、丽尼、许天虹等促膝交谈到深夜，使其文学创作迈上了新的台阶。继处女作《海 星》于1936年8月问世后，1938年3月，他的第二本散文集《竹刀》(曾名《溪名集》)出版，编入《文学丛刊》第五集;1940年8月， 又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列为《文学丛刊》第六集。三个集子的共同特色，是凝炼、质朴，蕴藉而秀美。陆蠡也写过许多短篇小说，给人的感觉总是"渴望着更有生命、更有力量、更有希望和鼓舞"。
尤其可敬的是，陆蠡是一位坚贞的爱国者。1937年8月，吴朗西、巴金分别去重庆、广州筹建分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便由陆蠡负责。几年中，在敌机轰炸中出版的书籍竟达数百种，还有十几种丛书。期刊《少年读物》因有抗日内容被强令停刊，他又先后主编了《少年读物小丛书》和《少年科学》。 他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而且是宁死不屈的抗日烈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驻上海租界，由于在沦陷后的上海坚守文化工作岗位，他于1942年4月13日被捕，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不顾胞妹的劝阻，亲自去巡捕房交涉，便遭关押。后被解到汪伪政府所在的南京审讯，敌宪问：“你赞成南京政府吗？”陆蠡说，“不赞成!”敌人又问：“日本人能否征服中国？”回答依然是：“绝不可能！” 不久由巡捕房转到虹口日本宪兵拘留所，刑审数月，惨遭杀害。7月21日临刑时，年仅34岁。 
陆蠡以散文集《海星》步入文坛，后来又出版了散文集《竹刀》和《囚绿记》。他的散文，在现代散文的百花丛中，有着夺目的光彩和独特的风格。近年，全国许多出版社争着出版他的散文集，浙江和台湾先后出版了《陆蠡集》、《陆蠡传》。好多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论述散文部分里，都写到了陆蠡中国现代散文的各种选集，也都选进他的许多作品。
现在《囚绿记》被选为高一语文选修二中，作为写景抒情散文学习；也被选入七年级第二学期的语文书中。
陆蠡精通英、法、日、俄和世界语，先后翻译了马尔丁的《葛莱齐拉》，屠格涅夫的《罗亭》《烟》等著作。他本人于1933~1936年间写的《海星》，那种绚丽婉约得如散文诗般的文字，更是风靡一时。1936年7月《海星》、1938年3月《竹刀》、1940年8月《囚绿记》三本散文，分别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和第五、第六集中。他还用六角的笔名，发表过天文学的文字。陆蠡的散文既华丽又质朴，从早期的清新灵动到中期的蕴藉深沉和晚期的浓郁有力，都给我国的散文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作品形式多样，有的是小说的浓缩，有的是哲理的具像，还有的深情优美几近于诗。读陆蠡的散文，仿佛走进了他敞开的心扉。
散文特色
在陆蠡的散文中，“寂寞”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词。这种寂寞感在陆蠡的许多散文中都可以找到，越到后期，寂寞的氛围越浓厚。这种寂寞的来源可能有两个，第一就是陆蠡自身内向的性格。陆蠡的朋友们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大都指出了这一点：“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即使坐在显目的地方，陆蠡也不会怎么样引起旁人的注意，然而他永远不会自动地坐到一个众目睽睽的地方。他不大开口。”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即使与朋友们在一起，也显出一种寡言少语、不愿出头露面的特性。因为喜欢沉默，所以与他人的交流就不充分，而容易沉入自己的内心，耽于自己孤独的幻想，这种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孤独体验，就是一种寂寞感。第二是陆蠡短暂一生中的人生辛酸的命运遭际。正如在《寂寞》一文中所写的，他幼小时“追逐快乐，象猎人追赶一只美丽的小鹿”，却“在失望的草原上失去了它”；后来他为了打发时间，“埋头在一些回忆上面”，却发现“这些回忆又都是些不可捉摸的东西”；他又想“用感情的粘丝，织成一个友谊的网，用来捞捉一点人世的温存，”想不到“捞住的却是意外的冷落”。当他长大了，去四方奔走的时候，一个人在道上孤单地走着，又不由得感叹：“世上，尽有的是行人，同路的却这般稀少！”于是，他“如同欢迎一个老友”“开始和寂寞相习了。” 当一个人坠入寂寞的时候，他便开始了回忆。鲁迅在寂寞的时候，开始写作《朝花夕拾》，周作人寂寞的时候，写了《乌篷船》、《故乡的野菜》。寂寞源于隔离，而当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对往事投去一瞥时，这时间的距离便给它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晕：回忆使人温暖。所以陆蠡说“回忆中的生活是愉快的。”因此作者也在寂寞中进入回忆：“我埋头在回忆上面。如同植物标本的采集者，把无名的花朵采集起来，把它压干，保存在几张薄纸中间，我采撷往事的花朵，把它保存在记忆里面。”然而一旦进入回忆，往事却自觉活动起来，不管是悲是喜，统统跑了进来，于是又体味一翻人生的悲欣。1.对温暖往事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指出过，童年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决定着一个人以后的心理、情感和人格，所以人们特别是作家喜欢回到从前，回到童年，去寻找往日的梦。而童年在一般人的眼中——特别是回忆者的眼中，总是美好的，因此，回忆就是要在往事中寻找一块可以休息的地方，安顿自己的心灵。所以在陆蠡的散文中，作者着意采撷一些儿时的琐事、趣事，甚至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物什，让这些交织在一起，散发出特有的温馨、和美之气，来温暖自己。《灯》就是这样一篇饱和着醉人的温馨氛围的散文。在农村，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到了灯点的时候，灯亮起来了，饭也已经熟了，飘出了米饭的香味，一家人于是一边吃饭，一边和邻居闲谈，古事今事，今谜旧典，谈笑间，千百年过去了，无数的烦忧过去了，这样安稳、闲散的晚上，情味是多么悠长。而我们的作者也在这自造的氤氲气氛中忘却了世间的烦恼，获得了暂时的满足。《蟋蟀》让作者想起了自己“那美丽的我的童年的光阴”，如何和几个“淘伴”一块在深夜找到蟋蟀藏身的地方并作好记号，然后早晨再去把它抓在手里，不管“露濡湿了赤脚穿着的鞋，衣襟有时被荆棘抓破”，而到了秋天又为这“活不过白露”的小虫的命运而担忧，翻历书，问大人，而最终仍然是自己亲手把它埋葬了。《昆虫鸟兽》三篇同样都是关于童年回忆的文章。《白蚁》讲的是家乡村子里为白蚁所害、请人去除白蚁的经过；《鹤》则实际上是关于白鹭的故事：作者无意中把一只鹭鸶当作鹤来养，后来发现它根本不是鹤，于是愤而把它驱逐出门，谁知却被猎人打死了，自己又感到后悔；《虎》则根本没有涉及作者自己与虎的关系，实际上写的是一些与虎相关的往事。在这些回忆性的文章当中，虽然偶尔也会冒出一点惆怅、忧郁的调子，但整体上是一种温暖、安适、绵长的氛围，让人沉浸在往事中，仔细咂摸着往昔的岁月，感叹着时光的无情，而这种感叹仍然是老老实实，没有怨意的。2.对人的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的关注陆蠡是一个矛盾的人。这个人从一写程度上说与沈从文比较相似。沈从文外表是那么清秀，完全是一介书生的典型，但他内里是多么坚韧，他当过兵，看到过无数的人被杀，“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 他还曾经在战乱的年代送自己的好朋友穿过炮火纷飞的地区。陆蠡同样如此，他的外表刘西渭说是“不仅貌不出众，身体瘦小，而且右眼失明”，但是他却敢于在生死的考验面前毫不畏惧，慨然赴死，就像他的《秋稼》中所写的阿富一样。这说明他既内向、稳重，又为感情所冲击，左右。所以他在《囚绿记·序》中说：“我羡慕两种人”。一种是情感型，一种是理智型，而他自己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前后都无着落：“我如同一个楔子，嵌在感情和理智的中间，受双方的挤压。”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他在《竹刀·后记》中说“书中多篇未能使我满意，尤其是写作集名的《竹刀》”这句话的原因了，因为这篇作品的结尾少年的行为明显超出了理智的范围，是受感情的控制了，所以他感到不满意（因为他要在情感与理智间求得平衡），然而这却正是读者喜爱它的原因：作品前半篇很优美，后半篇则显得很雄壮，“前者在幽婉缥缈中突出一种风怀旖旎之情调，后者在慷慨悲凉中表现一种深沉雄浑之风骨，使前后形成强烈的反差”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他在《囚绿记·序》中说：“我欢喜幻想，我爱做梦，而我未失去动物的本能，我不能扮演糊涂，假作惺忪”，“我爱松弛灵魂的约束，让它遨游空际，而我肉身生根在地上，足底觉触到地土的坚实。”既想徜徉于幻想世界中，却又忘不掉现实的苦难，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陆蠡在回忆时，散文也呈现出两种主要的形态，一种就是温暖的往事回忆，还有一种也主要是回忆，但写的却是人的命运，特别是女性的悲惨命运。
《谶》写的是人的命运遭际，两个女子无意中随口说出的话，没想到却真应验了。命运对人总是捉弄，所以人生无常，难以预测，这虽然充满了一种悲观宿命的气息，但却有一种苦痛的人生经验在里面，是从许多人的悲惨命运当中提炼出来的。《水碓》讲述的是一个十五岁的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她嫁给了十一岁的丈夫，要忍受一切童养媳应受的折磨和虐待，而更残酷的是，“在远离人居的沙滩上”，“在雨雪交加的冬令，天地凝冻成一块”，她被迫一个人去守那水碓。“黑夜的恐怖包围着她，长夜无休息的疲劳侵蚀她”，终于在一个冬夜她被卷进臼里，捣成了肉酱！十五岁正当如花的年纪，却要忍受成年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而最终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难怪作者也要一改平常敦厚的个性，而诅咒起水碓和那些食“和着人血的糕饼的人”来。《嫁衣》讲述的是作者的堂姐，同样是一个农家女的故事：“她从七岁便开始织苎”，准备嫁妆，然后又“累寸盈尺的织起带子来了”，并且在带子上织了很多吉祥的话，于是有一天她出嫁了，一两百人抬的大小箱笼，招摇过市，“照红了每一个女儿的眼睛。”然而婚后的生活却突转直下，母亲不久病逝（她原本就没有父亲），丈夫在婚后不久也一去不复返。她为他等了十年，在这十年间受尽了折磨，消耗了自己宝贵的时光，而十几年前她花了整整一个青春织就的带子、布匹上落满了灰尘，开始霉烂了。少女时对婚姻的期盼是多么美好，而婚后却是如此凄凉！嫁妆还是原封不动地放着，而十载青春已经逝去，“为了不使自己过分伤心”，她不愿意去翻动它，但还是忍不住“伏在箱子的一角，眼泪潸潸地流下来”，不小心灯却落下来，引起了火灾，带走了自己的生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水碓》中的故事那么激越，但堂姐前后命运的变化、时光的无情和堂姐最后的下场，却使人久久难忘，不得不对人生作一次浩叹。还有《网》中的那个老渔夫，时刻在等待着命运这张“网”把自己带走。这些被命运捉弄的人不仅是悲惨的，也是寂寞的，他们被人们赶回自己的世界，躲在一角，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痛，而“陆蠡尽力用情地抒写他们的寂寞与凄凉,也正是对自我寂寞与凄凉的人生感受的寄托与抒发。” 他们有着心灵上的契合。陆蠡在写他们的故事时，心中饱含着同情之泪，这正显示出他敦厚的个性。正如很多人曾经指出的，陆蠡的散文视野比较窄，涉及面不广，然而他在这“半亩三分地”的园地中的耕耘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原因正在于他的辛苦雕琢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他作为一位浙江人，正应了江南人的那种文化个性，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进行苦心的经营，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别具韵味。 陆蠡的语言是很有特色的，“陆蠡口齿钝拙,情深意敛,天性纯朴且常带几分羞涩,这种性情投射到散文,使其语言自有一种别人所无法模仿的简洁雅致的神韵。用词造句不露穿凿之痕,语气节奏恰似促膝而谈,熨贴,自然。”“字里行间显得那样从容自如,不露任何吃力和用劲的样子。” 他经常用的是一种讲故事的笔调，平淡、舒缓却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于是读者像听故事一样不知不觉就沉入了他的世界当中了。在章法上，《竹刀》显出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是从一个地方慢慢写开，如潺潺流水，东流西转，最后才接触正题。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两点，其一是陆蠡特异的想象力，其二是在文章中对乡村旧闻掌故与物什的细述与描绘。
毫无疑问，想象力是一个作家必备的素质之一，没有想象力就没有了飞腾的翅膀，文思就枯了。非凡的想象力不仅代表了作者广博的见识，而且昭示着作者多姿多彩的心灵世界，说明他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而一个美好的想象，一个无暇的比喻，可以使一篇文章蔚然增色。在陆蠡的散文中，他卓越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蛛网和家》把“家”比喻成“蛛网的中心”，织成这“网”的是“道路”和“回忆”，人们或是走在回家的路上，或是躲在离家遥远的一角，思念着家乡，回忆着家乡的往事。朦胧中，我们仿佛看见，循着一条条归乡之路，游子们正心急火燎地赶往梦牵魂绕的家乡。同样名为《网》的另一篇文章写的却是另一张“网”——命运之网。整篇文章几乎用一个比喻贯穿：“我想说命运好比渔夫，不时不节在生命的海中下网。”而人就好比海里的鱼，不知哪一天突然就被命运之网捞走了。而这位老人刚好是渔夫，他专靠在水中下网捞鱼为生。然而孤身一人的他，岂不就是游到网边的鱼，只等着命运来收网而已？这种人（鱼）与网的比喻，完满地表达出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命运对人的捉弄，让人不由感叹人类的渺小、无能。《贝舟》则显得清新、喜人，而想象也可谓超凡绝伦：由于一次在海产馆参观的经历，引起了作者一连串的联想：当作者和朋友争辩着“槎”的样式的时候，不觉间已经乘上了一只他们所描绘的“槎”来到了海外并被撇在一个孤岛上，而这里已经是“海之外，天之外，银河之外”，该如何是好呢？正踌躇间，不知从何处抛来了一只贝，让他们回去。用这只小贝如何回去？没想到一抛到水里，它就成了舟，于是乘着这贝舟他们来到了岸上——这时想象被哥哥的询问声打断。整个过程仿佛一次历险，但却有惊无险，而且妙趣不少，让人不禁有神往之感。
陆蠡还善于在散文中加入对乡村旧闻掌故细述与农家物什的描绘，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与吸引力，使文章韵味十足，更耐品评。他说着自己儿时在溪边钓鱼的情景：“‘咝……’在水面上撒一把米，说‘大鱼不来小鱼来’”，然而，他把半袋白米都撒完了还没鱼上钩，于是他抓起一把沙撒了下去，不一会却有一只寸长的鲫鱼上了钩！（《溪》）他会告诉你“妇人用左手打人会使人临到不幸”，“迷路人倘若遇见左缠的藤，那是碰到鬼了，将寻不到要去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把它砍下，拿回家来，便会得了一根极神秘的驱邪的杖”。（《竹刀》）虽然有迷信之嫌，但是作为一种民间的习俗却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他还告诉你一位贫士无意中听到山灵的私语，知道了在某株大漆树下藏着一缸金和一缸银，但人不能随便走近，因为漆树会让人“头脸发肿见不得人……但是如果用了绿豆芽煎汤，洗了脸，抹过身，”就不怕了，贫士到处宣扬他的奇遇，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发财时，他回答说：“因为我根本没有钱买绿豆芽煎汤啊！……”（《庙宿》）这些故事，让人读了也不由会心一笑。
他知道为什么“灯碟”要用铁铸，因为它易脏变得黝黑，而铁铸的放到火中一烧，脏物尽去而灯碟如新；他原谅了祖父砍去自己栽种三年、已经开花结果的果树，因为“果树给园圃遮荫，树根使菜根发苦”，农民不喜欢；他还告诉我们可以从水泡判断水下面的情形：“一连串断续的水泡是表明水底有动物钻动。一只鳖，一条鱼或是一个大蚌移动它迂缓的脚步。疏朗的小小的象圆珠子的水泡，则是因为池底积下腐朽的植物化成沼气，渐渐聚成颗粒，透出水面来。”这些都是朴素的乡村的道理，却是乡人在无数代的承袭中留传下来的生活经验，是宝贵的。
有人说，读陆蠡的散文，“就得像倾听恳挚而从不张扬的挚友谈心那样，才可能愈读愈有味道。” 确实，在娓娓道来的絮谈中杂入故乡的趣闻故事和乡间的生活经验，既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无意间又使文章显得更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心灵，从而拉近了文章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织造出一种散淡、平实而又意味深长的意境，使读者也留恋其中，不忍离去。
陆蠡凭着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过人的艺术禀赋，以三十四岁的年轻短暂的生命（1908－1942），却留下了三本质量颇高的散文集，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还让人们不断地怀想他，我们也可以说陆蠡是幸运的。
陆蠡之死
乐齐 
198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陆蠡为革命烈士。相距这位抗日先烈殉难的1942年4月，已经过去了整整41个年头。 
抗日战争中，在“孤岛”和沦陷的上海，陆蠡坚守出版岗位，广泛联系进步作家，并接待、掩护在沪的地下党员，为抗战文化做出贡献。亲历“九一八”、“一二八”，特别是“七七”、“八一三”抗战，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祖国和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日益深重，陆蠡的爱国救亡意识与日俱增。他曾与巴金、曹禺等63位作家一起，在抗议日本侵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发出“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畏惧”的呼号。他心灵历路的这种嬗变演进，在他的三本散文集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头两本集子创作于抗战之前，多写家乡浙东山水之美和刚强坚韧的乡民受难与不平。《竹刀》成书于抗战之后，在该书《附记》中他坦言：“本书刚付印而‘八一三’战祸发生。半年间中国版图变色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流离失所了。这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将继续着，我惭愧这小小的散文集未能予苦难的大众以鼓励和慰藉。”基于这种认识，在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 写于1938年秋———1940年春 中，就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爱国精神，传递出一种拯救蒙难祖国的强烈意愿。首篇《囚绿记》以一棵长青藤作为祖国命运的象征，抒写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忠魂洁魄，寄托祖国获得自由、复兴的热切期盼。被选入苏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池影》开篇有一段独白：“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折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羞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无形的鞭挞，我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控……”这种自省自察完全是一颗炽烈澎湃而又被压抑着的爱国心态，怒涛般的倾泻与咆哮，正是这种急待迸发爆裂的思绪情怀，为他以后的英勇就义埋下伏笔。他的抗日小说《秋稼》，描述家乡沦落的种田人阿富，因舍不得逃离胼胝经营的家园和急待收割的庄稼，被东洋兵抓获。敌人用枪逼他提供情报，只要他答应就可以得到每天两块大洋的赏钱。但阿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父母祖先以及子孙后代都是中国人；而东洋兵是中国的敌人，帮敌人就是里通外国，是对不住祖宗后代的。他这样想着，紧闭着嘴，抵死也不答应。于是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这篇不足4000字的感人小说，被作者的挚友、同乡作家黄源说成是陆蠡的“遗嘱”：“文中主人公阿富简直是他本人的写照。”是的，读书人陆蠡和他笔下的种田人阿富，同为平凡人，但他们都死得壮烈，死得伟大。 
1940年夏，巴金赴西南大后方，行前将文生社全部社务交由陆蠡负责。巴金走后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进入租界，上海沦陷。危难之中陆蠡与文生社同人镇定应对，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从现存材料判断，自沦陷到遭捕的半年时间里，经陆蠡之手编印的书不在少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靳以的《前夕》。作为文生社重要作者、陆蠡的好友靳以，抗战爆发后去重庆，花了3年工夫写成这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45万言的小说。因当地出版印刷条件太差，就写信到当时还是“孤岛”的上海，征询能否在文生社出书。陆蠡满口应允，并寄来亲手设计的该书封面草图。靳以备受鼓舞，赶忙发动亲友火速誊缮抄录，硬是将《前夕》从头到尾另抄了一份。然后又一页页装进20克的航空信封，先后装了200封，全部依次编号。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发信和收信人都不断更换假名；而且经常易地分散投寄，每天只寄三、五封。就这样，边抄边寄。用了几个月的工夫，这部篇幅浩繁的书稿被化整为零，源源不绝地递往申城。陆蠡收到后，也采用流水作业，边加工编辑，边发稿付排，变零为整。最后编定为两册，居然顺利出书。不过第二册出版时，已是日本入侵上海第二年的初春了。  陆蠡译苦苦支撑在日伪肆虐的上海，有如在茫茫荒漠之中，殚精竭虑地维护着文生社这一块小小的绿洲。境况一天比一天险恶，恐怖瘟疫般漫延扩散。多家书店横遭查封。据陆蠡当时往来最亲密的朋友怀玖 陈西禾 在《怀陆蠡》一文中透露：有一天陆蠡忧心忡忡地告诉他：“文生社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部分在别处寄售的书被捕房抄去了，据说是有抗日嫌疑。”这些书中就有《前夕》等。1942年3月初，丧妻鳏居多年的陆蠡和张宛若女士喜结良缘。正当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从天降。4月13日，卢家湾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劫走存书数万册。当天陆蠡正好外出，得知此事后，友朋家人劝他先躲一躲；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追回被抢图书，为社里讨个公道。他孤身来到捕房，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第二天，朋友索非等到捕房打探，告知已被移解到四马路市警察局；到了市局，又说那是日本宪兵队要抓的人，早就押送到江湾宪兵司令部了。索非等又通过一个懂日语的熟人，找到宪兵司令部“相当高级的负责人”，那人证实：陆蠡确实关押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由此看来敌人查封文生社、抓捕陆蠡是蓄谋已久的了。 
又过了些日子，据怀玖介绍，有个陌生人来到陆蠡家，一进门就交还一件陆蠡被捕那天身穿的大衣。那人解释说，他也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与陆蠡关在同一牢房，彼此很熟。日本人曾提审陆蠡，问： 
“你爱国吗？” 
“爱国。” 
“赞成南京政府（按：指汪伪政权）么？” 
“不赞成？” 
“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 
“绝对不能征服！” 
日本人勃然大怒，给他上了酷刑。这样的刑审又经过多次，得到的口供依然如故。当这位难友被释放的那天，陆蠡脱下大衣，托他出狱后按地址到他家报个信。难道是知道自己已无生还的希望，借着这件带出来的大衣作为永诀的纪念 谁也不能回答。此后虽经亲友一再打探，全力营救，但无力回天。而有关他的谣传却满天飞，一会儿说在苏州，在芜湖，一会儿又说遣送南京反省院。连通过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邮寄去的狱中日常用品和冬衣、被褥，也遭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陆蠡就此失踪。 
明知凶多吉少，人们还是心存侥幸，希望有一天他会突然归复。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仍然音讯全无。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不由得不相信，陆蠡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由于坚持爱国抗日立场，不屈不挠，被日军刑审数月，虐杀而死。据推算，死期当在被捕后的第四个月，即1942年7月。民政部追认陆蠡为革命烈士，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陆蠡的死震动大上海。《大公报》、《文艺复兴》等多家报刊开辟纪念专号，唐弢、柯灵、李健吾、黄源、吴朗西、朱冼、雨田、索非等作家纷纷撰文追思悼念。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说：“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建议为包括陆蠡在内的抗战死难者“建立一座‘无名英雄墓’来作永久的追念”。靳以痛心地说：“敌人特别指出《前夕》是抗日的，因此就找到书店的负责人”；对于陆蠡的死，他“心上永远怀着一点洗不去的疚恨”。说得最为恳切动情的是巴金。1946年从内地返沪后所写《怀陆圣泉》一文，深情回眸十多年来与陆蠡相识相知的全过程，对其文品人品和感人的抗日事迹，给予高度评价；盛赞他有一颗“崇高的心灵”，推许他是最“值得骄傲的朋友”。他认为陆蠡之死“惟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他可能为这几句真话送命。”巴金十分感喟和惋惜：陆蠡“虽然为‘抗’敌牺牲，也没有人尊他为烈士”。而巴金正是尊陆蠡为烈士的第一人，他是这位抗日英烈的最知心最知音；《怀陆圣泉》一文，更是一座为烈士立传的不朽丰碑。在亡友罹难以后很久很久，巴金仍然难以释怀，长念不已。直至建国以后，还念念不忘为亡友编纂遗著。1958年，在百忙之中和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批判围攻的情况之下，编成《陆蠡散文选》一册，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一篇篇由巴金从众多遗作中拔萃出来的美文佳作，那一页页由巴金亲手誊录的字体端庄娟秀的手稿，哪一字、哪一句、哪一篇不浸透凝聚着巴金对亡友披肝沥胆的深情和爱心 可惜，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等原因，这本小册子胎死腹中，未能成书。然而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之后不久，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浙籍烈士文丛”，与应修人、殷夫、潘漠华、柔石等浙籍烈士一起，《陆蠡集》也应运而生。书内辑收陆蠡三个散文集的全部作品以及集外小说《覆巢》《秋稼》，并附录巴金、唐弢、柯灵等多人的纪念文章。这不仅圆了巴金多年以来为亡友出版遗作的美梦，而且对长眠九泉的陆蠡烈士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