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士聪
个人简历
  关士聪1918年1月3日 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南畔村。
1935年 毕业于天津市南开中学。
1935-1937年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
1935年底 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春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40年 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40-1950年 考入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技士。
1950-1952年 在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
1952-1953年 奉调地质部，任地质工程师。
1954年 任地质部内蒙古棹子山地质队队长兼主任工程师。
1955-1956年 任地质部六三三队主任工程师。
1956-1960年 任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区测司、地矿司主任工程师。
1961-1981年 任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1982年至今 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江汉石油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兼职教授，地质矿产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高级研究员和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研究所、海洋地质研究所学术顾问。
1964-1992年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
1979年以后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三十三届常务理事、三十四届名誉理事及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
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先驱，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关士聪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生平活动
关士聪，曾用名关山、陈军。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畔村一个农民家庭。关士聪曾先后就读于河南信阳第三师范附小和郑州扶轮小学，1929年秋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这期间，受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了由“左翼作家联盟”组织的读书会。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进行罢课、宣传等爱国活动。1935年关士聪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但在那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岁月，他的读书救国的幻想破灭了，毅然走出书斋，会同袁宝华、宋应、陆平等人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走在学生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与反动军警展开面对面的搏斗，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留下了引以为自豪的一页。1935年底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关士聪流亡于济南、武汉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到处颠沛流离，失掉了与党的联系，后历尽艰险，于1938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攻读地质，以报效祖国。1940年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关士聪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被派往秦岭、滇南、新疆等地工作。由于当时中国的地质事业条件艰苦，生活、生命缺乏保障，但关士聪以开发矿藏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对地质事业坚定不移，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人迹罕到的深山大漠。1940年，他与叶连俊一道，靠着数步量距，测绘出秦岭中段路线地质图，撰写了《甘肃中南部地质》专刊，对秦岭地质提出了重要论述，是一份至今仍很珍贵的参考资料。嗣后，到云南禄丰、元江江地区开展地质调查。1943年赴新疆工作，只身一人，横穿人烟稀少、条件艰难复杂的东天山，填绘了数条路线地质图，为中国编制第一张第一版1∶300万中国地质图中的天山部分，提供了唯一的地质资料。尔后数年间，与宋叔和合作，对新疆温宿县钨矿、精河县铜矿、鄯善锰矿、博尔喀拉森铅矿、托克逊盐矿和八道湾、吐鲁番七昌湖及煤窑沟、哈密三通岭煤田等矿产进行调查，编写了多册简报、专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关士聪立志献身地质事业，一往无前地投身到开发矿藏的实践中。先期，为天成铁路建设进行水文工程地质调查，为其设计提供地质资料。继而随侯德封对东北辽宁金铜矿、吉林铜矿进行复查，提交了《辽宁清源金铜矿地质》、《吉林盘石石嘴子铜矿地质》报告，更正了过去某些陈旧的成矿概念，重新作出评价。1952年夏，奉调地质部，任地质工程师。主持华北和西北地区的一些中生代煤田的普查勘探工作。曾到山东对淄博等老煤矿进行了复查，为老矿的恢复和合理开发，提出了可靠的地质根据。1954年，为配合包头钢铁基地的建设，由他任地质队队长兼主任工程师，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地质人员对棹子山地区进行煤田地质普查，提交了《内蒙古棹子山地区普查报告》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棹子山煤田卡布其井田地质》等资料。估算了地质储量，提出勘探开发棹子山煤田的规划方案，为乌海市煤都的建立和棹子山煤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1973年被乌海市首届科学大会誉为“乌海市的奠基人”。
1956年后，他在地质部石油地质局从事和主持全国石油地质勘查的技术工作，长达26年。历任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国家科委地质专业组、国家能委顾问团成员。他从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雷琼地区，跑遍了中国的含油气盆地及可能含油气地区。他对所属各石油普查勘探队的工作进行了技术业务指导，从区域普查的战略部署和突破盆地出油关的战术部署都提出了有意义的指导性意见，为中国一系列油气田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成绩卓著。他是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大庆油田发现奖的主要获奖人之一。1963年和1964年，关士聪两次应邀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协助部署和指导石油地质普查。他踏勘了朝鲜北部的中新生代盆地，提出了首先在安州盆地进行石油地质普查的建议，并为朝鲜石油地质队选定了第一口钻井井位。在朝期间，受邀为朝鲜地质工作者作了《朝鲜含油气盆地地质构造特征及油气远景》的重要学术报告，得到好评。
1982年关士聪离开了生产第一线，改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关士聪虽然退居二线，但为了满足国家对能源资源的渴求，不论酷暑严寒仍奔波在油区矿田，进出于科研院校，以能解决找油问题为乐事。他夜以继日，精研学理，苦钻新知，即使在患病期间，仍手不释卷，晨夕思考，坚持进行新地区新领域的找油和开拓新能源的研究，为国家寻找新的油气勘探开发基地，呕心沥血，克尽其责。关士聪积极参加学会工作，热心各种学术活动。他早在20 世纪4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曾任学会理事、常务理事长达20年之久。他善于发挥学会的作用，为寻找油气矿产资源服务。在担任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期间，紧密围绕加强油气勘查和寻找新能源的需要，组织了油田水地球化学、蒸发岩与油气、煤成气、碳酸盐岩与油气和煤化沥青与油气的大型学术讨论会，交流和探讨有关油、气、水的形成，演化和赋存规律及其与有关矿产的关系，有效地促进了油气勘查工作。他创办并主编《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术期刊，在中国外影响广泛。198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1963年至今，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关士聪学术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工作领域宽广，在油气地质学、石油地层学、构造地质学、沉积学、矿床地质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科学研究与他的工作性质、特点紧密融汇在一起，具有独自的风格。
技术成就
关士聪崇尚实地调查，重视第一性资料，对地质理论、概念强调要与客观地质实际相对照验证，反对盲目随和、人云亦云。
当松辽盆地找油取得重大突破之后，地质部适时决定把石油普查勘探重点转移到华北盆地。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他于1960 年秋，偕地质部第一普查勘探大队主要技术负责人彭世福、杨兆宇、蔡乾忠、刘正增等人，遍历华北盆地，系统观察地层剖面，考察盆地周缘的地质构造形迹，分析盆地内取得的大量地震资料，详细观察钻井岩心，历时两个月，写出《华北纪行》地质报告。明确提出由济阳、黄骅、下辽河和渤海等拗陷组成的古渤海拗陷区是找油气最有远景的地区的意见，并指出下第三系是重要含油气层系，应是勘探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由地质部何长工、旷伏兆两位副部长在天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华北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会议上，关士聪作了《华北石油地质与油气突破点的选择》的重要汇报，会议决定选择济阳、黄骅拗陷为找油的重点地区，东营、义和庄、盐山、羊三木、北塘、马头营6个构造为突破点。会后，仅半年时间，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就分别在东营构造的华8井和义和庄构造的沾1井，在下第三系沙河街组钻获工业油流，突破了出油关。尔后数年，经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紧密配合，分工协作，并肩战斗，一系列油气田相继被发现，证实了古渤海拗陷区是一个丰富的含油气区。
关士聪在指导华北盆地找油的同时，还多次深入江汉盆地进行实地考察，根据所获得的丰富的地质资料，对盆地的地质特征、地层划分与对比、盆地的含油气区划与可能含油气目的层组的沉积特征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针对盆地在找油方向上存在的争议，1961年夏，他上书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和湖北省地质局，对盆地的含油气地质条件作了精辟的分析，详细论证了油气普查的战略、战术部署，明确指出找油的主攻方向是白垩—下第三系，应选择潜江凹陷广华寺构造为突破点的评价意见。这一科学预见为后来潜江凹陷的突破所证实。
关士聪一贯重视石油地质工作的总结。他善于依靠广大科技人员对我国油气勘查历程中每一阶段所取得的巨大地质成果和丰富实践经验，并及时进行总结，借以指导新的油气勘查。
20世纪60年代初期，鉴于松辽盆地经过6年石油地质普查，不但发现了油田，明确了油区，而且积累了极丰富的地质、地球物理资料，为了更深入认识盆地地质特征和油气规律，更有效地指导松辽及其他地区的油气普查，在他积极参与下，地质部石油地质局于1962年发出立即组织编写松辽盆地石油普查阶段总结报告的指示。为了完成此项任务，他多次到地质部第二普查勘探大队和物探大队指导工作，强调总结要以地质为基础，把研究地质规律放在第一位。对总结中遇到的地质问题，他亲赴野外调查，亲自领导对报告的审订工作。经过百余人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仅历时两年，就完成了松辽盆地石油地质普查阶段总结报告的编写工作。报告全文约40万字，附图90余幅，是一部巨型陆相含油气盆地总结，也是第一部深刻系统阐述陆相油气生成和赋存规律的专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随着中国东部一些油区的相继突破，他在1963年济南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适时地提出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地质图集》的意见，经地质部批准，成立了以旷伏兆副部长为首的石油地质图集编委会，领导编图工作。他作为主持者，亲自制定编图方针和工作计划，组织编写规范和实施细则。在他精心组织、严格要求、具体指导下，经过500余名科技人员的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历时三年，一部赫赫大观的巨著按计划完成。分别编辑出版了松辽、华北、江汉、四川、鄂尔多斯、滇黔桂、苏北、东南近海区和上海等13个地区的石油地质图集，总计800余幅，并附各种原始数据和钻井成果。该项成果，得到地质界的高度评价，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9年初，他在南宁组织召开了“全国石油地质学术讨论会”，近200名中老年科学家到会，提交论文达400余篇。会议着重对区域含油气评价、地质构造与油气、地层古生物在找油工作中的应用、沉积相与油气、石油地球化学研究及油气运移聚集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关士聪在会上作了《中国东部中、新生代陆相沉积、构造与油气前景》和《中国晚元古代至三叠纪岩相古地理与油气》的重要学术报告，会后由他负责编辑出版了《石油地质论文集》7册，为繁荣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研究增添了光彩。
理论研究
在找油实践中，关士聪对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的地层作了详尽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料。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国中新生代地层划分对比意见与方案和对一些重要的地质问题的认识，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他结合石油地质学原理建立的“石油地层学”概念，在研究内容和工作方法上，都具有独创的学术见解。其中《中国陆相白垩系三分及其含油气性》、《中国南方几个红盆对比与生油层》等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鉴于中国中新生代地层都具有一定可比性的客观事实，他从构造地质学角度，提出“以沉积间构造幕对地层进行划分对比”的新见解，为他深入开展盆地形成与演化，成盆期、成油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中国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与油气》是其代表作，是他系统研究中国近30年来一轮油气普查实践的科学总结。论著中提出的“地壳运动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在时间上表现为盆地的形成受一定构造幕控制，在空间上表现为盆地的发展是不同时期盆地的叠置与组合”的理论，以及涉及陆相盆地分类问题所提出的槽盆和广盆两大基本类型，借以研究其沉积模式，用来评价油气资源的观点，对指导寻找油气具有实际意义。
根据上述理论，他领导编制的《亚太地区沉积盆地中国部分地层对比图集》及编写的《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简介》一书，得到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第32项各国地质学家的高度评价，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80年代以来，关士聪根据中国海相碳酸盐岩找油的需要，致力于沉积相与油气的研究。他运用现代沉积学原理，系统地编制了中国新的一套岩相古地理图，探讨了从晚元古代至早、中三叠世的海域沉积与油气关系，重塑了中国各地史时期海陆展布与变迁，为中国开拓海相碳酸盐岩的油气勘查，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他编著出版的《中国海陆变迁、海域沉积相与油气》一书，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2]
几十年来，关士聪发表的论著和报告达400万字，其中选择主要论著46篇，约35万字，作为《关士聪地质文选》出版。他的文风朴实无华，读起来亲切实用，发表的论著和报告，都是来自科学实践，是科学结合生产、面向生产的典范。
关士聪治学严谨，实是求是，从不满足已得成就，从不以专家自居，不以学者自傲。他生活简朴，从无特殊要求。他平易近人，对人生活上体贴入微，有求必应，助人为乐；在学业上诲人不倦。关士聪在中国石油地质界，深受广大科技人员的爱戴和尊敬，他的思想和品格，堪称地质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