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木生
人物简介
张木生（？－1934），福建省将乐县安仁乡福山村人。参加革命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八团炮兵队战士，参加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和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5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后在长征途中失踪。1953年人民政府追认张木生为革命烈士。
词条说明
资料来源为《将乐县志》。张木生烈士的任职部队和牺牲时间可能有误。从任职部队而言，红军时期炮兵极少，团级单位配备“炮兵队”几乎不可能，况且红34师的编制内未有“八团”的记载（时隶属100团、101团、102团）。从牺牲时间而言，中央红军（包括红34师）是在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不可能在“1934年5月长征途中失踪”。因原文如此，暂时存疑。

张木生访谈：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
2009年6月30日《南风窗》杂志社记者专程采访了时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张木生。
早在1968年，他就写出了流传甚广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知青中间刮起了一阵“张木生旋风”。1969年他在一场沙龙辩论中预言，“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后来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说法。20年余年一晃而过，张木生回想“达芬奇时代”，感慨万分。他说，我们今天仍然要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
雪夜无人读禁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北京的知青中间曾经刮过一阵“张木生旋风”，您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后来也给您惹来了牢狱之灾。那种条件下，您怎么可能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写出几万字的文章？
张木生(以下简称张)：我是“文革”前一年，1965年，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下乡插队到了内蒙临河县狼山公社。陈晓农那时候在人大附中读高中，是个好学生，本来是要选去深造培养接班人，但他父亲要求他到农村锻炼，我们就结伴下乡了。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代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时读书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读书很大程度上有很功利的目的和很直接的行为动机，我们那会儿人年轻，也非常幼稚，功利性很弱。下乡插队，心里想既然已经下来了，与其荒废青春，还不如多读一些书。所以，那时候的读书氛围很好，以后再也没有那么好好读书了。在“文革”中受启蒙，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我、现在北大的教授李零，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在乡下竟然有这样大(手势比划)的木头箱子，有6箱子书。
《南》：那些书都是从什么渠道来的？
张：全部是自己家里和大学图书馆的。那时候大学图书馆的墙已经打穿了，武斗之后随便进出。我们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他家的书当时是两间房子，书架一个摞一个，他下干校之前要把书全部卖掉，谁出200块钱就可以全部拿走。我们当时拿不出200块钱，就到他家，说王老师您的书别都卖了。他说那你们看哪些书好，你们拿走，不要钱。我们就把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那些书带走了，带到乡下。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书，那时候一本就是一本，而且一本书的读书笔记比这本书还要厚。不仅把原文读了，而且字里行间没有的意思也读出来了。真是黄泥小屋，油灯一盏；天下第一快事，雪夜无人读禁书。那个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南》：那么多书，都是去内蒙临河的时候带下去的吗？
张：不是，当时书带得很少，后来“文革”发生了，就像搬家一样搬书，我们有一架非常古老的钢琴也搬去了。先是从北京把钢琴货运到临河，然后赶了架牛车去车站拉。那时候我们插队的地方还有那种能一次搁12张唱片的留声机，贝多芬1~9交响曲，包括后来流行的帕瓦洛蒂、外国民歌200首，我们一首没落。
《南》：“文革”开始以后，你也跑回北京了吧？
张：刚开始的时候，“血统论”很盛行，我跑到清华大学批驳“血统论”。后来，我们准备到湖北红安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湖北属于华南局，是陶铸和王任重领导的，他俩在“文革”初期没倒，后来发生了“一月风暴”，他们都垮了，我们的理想也没实现。1967年冬，我和李秋梦去了趟大寨参观，想学点经验。第二年春天回到内蒙临河，还是想办“讲习所”，结果从春天折腾到秋天也没闹出什么名堂。李秋梦觉得没意思就回生产队自荐当上了队长，并试着推行小包干、增加自留地、办副业，没想到竟使生产队增产十几万斤粮食。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后来我就发愤读书，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
《南》：您那时候埋头读书也有逃避现实的意思在里面吧。
张：是啊。我心想，我父亲是1931年浙江海宁第一个共产党员，给周恩来、董必武都当过秘书，我母亲是1936年的党员，怎么我变成出身不好的？我本来一个好好的家，怎么老爹也斗死了，老妈也关起来了，这是什么世界？我当然有怨气了。于是就一边种地，一边好好看书，看书完全把那些事情隔绝了。我只能从书里得到愉悦，那时候收工往家走那一段也要把书翻出来读，我是从初中文化一步一步读出来的。
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讲过
《南》：您那时候主要读哪方面的书？
张：那时候读的书太多了，我们因为比较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侧重于读社会学、政治学的书。基本上，我们在插队的地方，对照《辞海》，把一些门类的书都配全了。对我影响很深的书，正面的像约翰·里德写俄国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梅林的《马克思传》，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托洛茨基的书在市面上是不可能买到的，但是“灰皮书”系列里就有他的《斯大林评传》、《托洛茨基回忆录》、《论列宁》、《不断革命论》，还包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集》，这些书都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布哈林的书，《岁月》、《过渡时期的经济》、《共产主义ABC》、《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还有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巴兰的《垄断资本》、《葛兰西文选》，以及后来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卢卡奇、马尔库塞的书也出了。还有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动力》，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这些书译得都很好，很多都是大家翻译的，比如黑格尔的《美学》、《法哲学原理》。那时候周扬就说，北大的这几个宝贝赶快用他们，不用的话，人很快就去了。
《南》：能得到、看到这么多、这么全的书，跟个人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吧？
张：当时有两种人可以看到这些书：一种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比如我母亲，另外就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不管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都给你作一个参考，经常是大人不读小孩读，大人没有时间啊。所以有那么一个层面的人，他们手里掌握了一批书。我们插队的时候，陈晓农也带书，从他带的书里面你可以发现很奇怪的东西，他带的都是延安版本，比如那时候他带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后来发在《毛泽东选集》上的不一样。《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还有毛泽东亲手改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他们来回传递，毛泽东传给彭真，彭真写一大段，再给陈伯达，改了以后再传回去。毛泽东的手稿，刘少奇的手稿都有，包括两人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原稿和后来收到《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不一样。
《南》：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后来不是作为手抄本流传很广吗？
张：对啊，“文革”中翻出来作为黑帮言论批判！我们下乡的时候还带有《全国右派言论集》四卷本。当时不像现在要考试，就是大家看，大家评，大家聊。有这些书，看了之后，再看当时的现实情况，你会觉得眼前一亮，有很愉悦的感觉——终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南》：什么书对您思想的成形有比较大的影响？
张：我第一次读刘少奇1962年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包括毛泽东的不断插话)，眼前突然一亮，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顺着当时对刘少奇的批判，对照《哥达纲领批判》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的提法，《列宁全集》25卷至33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学说和新经济政策学说，马克思和列宁所坚持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三阶段论”，而不是通常流行的由斯大林灌输给我们的“两阶段论”。那时候，看明白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论述，我感到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升华同时出现了。
《全国右派言论集》对我们思想的冲击也比较大。自由自在地读书，东拉西扯地聊天，1968年《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打倒“四人帮”后我到党校学习一年，我当时的论文就是讲：中国肯定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因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追求，市场必然有“异化”——那篇论文是1978年写的，到了1983年、1984年才有人提中国应该搞市场经济。1978年以后发生的所有争论，在《全国右派言论集》和一些其它的右派言论集中都已经讨论过了。许多问题现在还在争来争去的，让我们感到很奇怪。
《南》：您在《中国农民问题学习》里面，反对学大寨，反对人民公社，提倡“三自一包”，那时候可没有人敢说那些话。
张：那是一个5万字的文章，是一封给朋友们的信，清理思想的信，它很快就变成一个手抄本，在知青中到处传。当时胡耀邦把我找去，说我写得好。那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我的话，都是书里面读来的。比如托洛茨基怎么驳斯大林，斯大林又怎么回答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列宁是怎么讲的，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又是怎么讲的。我在《中国农民问题学习》里面把这些历史现象一个一个讲出来，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
《南》：你这封信影响太大了，后来还被人告到周恩来那里。
张：我1972年在呼和浩特进了监狱，就是因为它。但是在狱中的时间不长，8个月就出来了，有一些老干部在暗中保护我。原来他们把这个东西报给中央文革和总理，总理马上就批了，他说有一些插队的年轻人，他们去探讨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世界，不要轻易就去扣什么反革命的帽子。胡耀邦也找人保护我。
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
《南》：1981年1月，您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第一篇文章是《学习列宁的过渡学说——肃清左倾流毒》。这篇文章现在被放进刘少奇之子刘源的新作《刘少奇与新中国》里作了代序。您当时似乎很认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您和王小强这几个年轻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智囊”，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中“右倾”得那么坚定，确实需要勇气。
张：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他们坚持共同的一点：由于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这样落后的国家，非常意外地获得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果没有西方革命的发生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列宁从27卷到42卷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列宁很坚定地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怎么回事？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要挤进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行列中去，等待西方发生革命。问题的关键是，不进入这个资本主义的文明是不行的。我的老师杜润生曾经讲过一段很精彩的故事。那时候杜润生是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又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有人说杜润生的坏话，党内已经决定把杜降到海南岛工作，但毛泽东并不相信，他要跟杜谈一谈。二人谈笑甚欢，毛泽东还请杜吃红烧肉，对他说，你回去等吧，要让杜到科学院当秘书长，科学院可是秘书长制啊。毛泽东说，斯大林要搞重工业化，为了重工业化他就必须搞集体化，对反对者他肯定要搞肃反扩大化，这三位一体的。但是胜利者不受惩罚，他把二战打赢了，他是受到环境的逼迫。毛泽东问杜润生：我们拿了苏联142个巨额投资项目的技术、援助、专家，你不一边倒行吗？现在资料已经公布出来了，好好读一读毛泽东原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原来他在七大没有公布的讲话，好好看一下他原版的《论联合政府》，还有《共同纲领》，你会发现，毛泽东原来对中国的设计，在1945年延安的时候和刘少奇非常一致——最概括地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南》：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搞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很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张：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说现在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高兴万分，他们叫嚣：“布尔什维克现在将倒退到资本主义”、“本来就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列宁回答说，恰恰相反，我们在落后的俄国找到了向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的、真正的起点，找到了千百万小农最易接受，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今天我们说马克思的学说需要补充和发展，但它是唯一的替弱势群体、替劳动人民、替工人阶级说话的理论，这个东西只能继承。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整个理论都太落后了。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不搞行不通，根本的不同是：我们代表谁。关键是最后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需要等待的。
《南》：我们肯定是要改革的，肯定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但关键的问题在哪？
张：关键问题是要把马、恩、列、斯、毛他们讲过真正正确的东西恢复出来，现在很多不好讲的东西可以讲，因为他们都讲过了。要还社会主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过渡措施和过渡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舍弃什么？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是他把西方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年轻的时候说过，“我们要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到今天都没有变——我们要延续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国人遇到挑战的时候总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古代有，现代还应该有。
《南》：最近您在“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上讲，“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说法影响很大啊！
张：我们不能搞戴皇冠的资本主义，那是最坏、最恶的资本主义。如果中国搞成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用刘少奇的话讲，革命不是白革了吗？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在关键时写历史，也往往写出血雨腥风。所以有人出来争论，干了不许说，叫不争论，理论是混乱的。像刘源(刘少奇之子)说的，我们在改革开放当初“右”得够呛，现在似乎又“左”了，但这完全是符合历史的辨证法的。我们今天的“左”，是为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继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左”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剧，在“右”的方向上避免重蹈苏联东欧解体易帜的灾难。
张木生旋风
1967年冬，陈永贵建设大寨的第一年。张木生和一起插队的高干子弟李秋梦到了大寨，想看看自己插队的农村和大寨的差距到底有多远，能不能从大寨那里学到点儿经验。他们见到了战天斗地的大寨人，也见到了后边跟着警卫员的陈永贵。大寨的社员数九寒天还在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去吃饭，啃的是冻成冰坨子的窝头。张木生和李秋梦看了，心里挺不是滋味。“有什么感受？”回去的路上，张木生问李秋梦。“苦。人就得苦！不苦干不了社会主义！”李秋梦憋了半天，说。
第二年春天回到临河，张木生还是想办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李秋梦觉得没意思，回大队自荐当上了队长。张木生从春天折腾到秋天，也没闹出什么名堂。回到村里，张木生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却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搞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产了10多万斤粮食。同时，他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队里的工分值提高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措施，并不费力，只要不当成资本主义批判就是如此管用。”张木生说：“这事对我教育挺深。大家似乎明白了，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
张木生有一大堆想不通的问题。
“不仅仅是农村，整个‘文革’都有那么多想不通的问题。比如说苏联修了，只有中国、阿尔巴尼亚不修，可是我们这是干什么呢？生产搞成这样？抓了革命总得促生产啊？促生产总得解决动力问题，老百姓的动力在哪儿呢？无论什么东西，无论叫得多响，到了基层，老百姓都不接受。除了评工分，你说啥就是啥，爱说啥就说啥。到了基层一切都烟消云散。”
张木生说。至此，张木生发现了这里的农民，除了工分，对政治和种种说教一概不感兴趣，大大不同于陈永贵的农民。张木生白天和社员们在地里抢工分，晚上不时还和过去他批评的落后知青干些偷瓜摸狗的勾当，可是他心里不断地翻卷着各种战略性的疑问。
李秋梦的承包制对张木生刺激很大，他开始发愤读书。 他如饥似渴地读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一系列中国的右派的作品，4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主席5卷本的内部讲话。“有这些书，看了之后，再看当时的现实情况，你会觉得眼前一亮，有很愉悦的感觉——终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1968年秋天，20岁的张木生写出了5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张木生批判了斯大林体制，批判了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虽然有些含蓄，并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
文章很快被油印传播，北京知青中刮起一阵“张木生旋风”。
反对者也不少。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斥张木生》。
1969、1970年间，知青“扎根派”和“不相信派”之间的论争愈演愈烈。
“不相信派”是以进行了农村考察的张木生为代表，“扎根派”则以任公伟为代表。在北京，两人在沙龙中就曾对各方面的问题面对面地激烈论争。公伟等人又在他们的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任重而道远》上对“那些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张木生之流”进行了连续的激烈的批判，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布哈林、赫鲁晓夫、刘少奇、彭德怀的徒子徒孙。两个刊物的合刊还发表了《李雅庄参观记》来介绍一个“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榜样”，以驳斥张木生等人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要让农民过好日子”、“思想革命化必须要有物质基础，在目前这种基础上要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人是妄想”等言论。合刊还开辟专栏，发表“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
有人写内参，把张木生告到周恩来、陈伯达处。“他们把这个东西报给中央文革和总理，总理马上就批了，他说有一些插了队的年轻人，他们去探讨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世界，不要轻易的就去给扣上什么反革命的帽子。我想就像我写的这类东西吧，就是说和人家遇罗克不一样，人家写那种东西就给毙了，咱们那个没有，还是有一层老干部他确实保护你，而且那时候胡耀邦看了这个东西之后还找人呢，找人去，他自己都不行，他要找人保护一下。”张木生说。
张木生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劫难。1972年，他在呼和浩特被捕入狱，坐了8个月的牢，直到 1973年进入内蒙古大学读书。

人物简介
张木生，燕赵人士，尚文，多侠气。历任北京首都机场宣传部部长，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现任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曾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任内，带领一干同仁不断创新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实践，经由积淀、塑造、传播和评估等环节，形成了完整、独特、强有力的企业价值理念体系，培育了属于企业自己的DNA，使企业发展获得了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三十年民航从业经历，张木生于企业文化颇多思考。由实践而理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出版专著《企业文化与CI实务》，积极倡导“管理兴企，文化兴业”，广受好评。近年来，虽繁忙于企业高层管理，仍笔耕不辍，在国家级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十万余字。其中《企业形象是无形资产》、《经营理念是企业发展的哲学》、《优质服务是企业效益之源》等6篇论文先后获得企业文化优秀成果奖并被众多国家级刊物转载。　        注：何为任侠？任侠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
《管理如歌》内容简介
出版时间：2008年12月1日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管理如歌》选编了张木生近年来所做报告和讲话的一部分，分门别类为确立发展目标、增强安全意识、打造企业品牌、改造我们的学习、改进我们的作风、改善我们的营销、加强领导力量、提高管理水平、塑造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等十一类。将枯燥的管理理论融于深入浅出的谈话当中，将企业管理所涉及的方方面细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而娓娓道来。集张木生多年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语录体企业管理专著《管理如歌》近日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管理如歌》主要探讨如何以文化资本增值驱动物质资本增值，构建企业发展持续的内驱力。作者认为，无论是中国的“老字号”，还是历史悠久的世界企业巨擘，这些百年老店之所以基业长青，都是因为有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在做支撑。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培养并强化自己的DNA，并使之与企业的管理创新紧密结合，形成合力，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营绩效的持续提升，目前已成为国企老总和专家学者探索的一项重大课题。专著通过“语录体”讲话的方式，总结了作者多年来文化管理的实践，延续了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思索。如作者在专著中提出，管理企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管理中也有很多烦恼，但因人而异，因异又产生不同风格，的确是要用尽心智做的一件事情；权术是最靠不住的管理，只能把企业搞糟。有术无道治企难成，嗜好权术的领导者不仅不能医治企业之病，反而使企业致病难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