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现代评论派
历史
《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正是胡适创办的《努力周刊》1923年10月停刊一年多以后，一般认为《现代评论》是《努力周刊》的继续，“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与胡适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努力周刊》以评论政治为主，《现代评论》则基本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主的刊物。引发冲突的是《现代评论》1卷25期发表的西滢（陈源）的《闲话》，后来结集出版时就加了一个标题叫《粉刷茅厕》。任何读这篇文章的人，都很容易看出，陈源的立场，是不赞成学生的，认为她们“闹的太不像样了”。举出理由有二，一是“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即学生意见不一致，暗示反对校长的只是少数人；二是“学生把守校门”，校长在校内不能开会，这就“不像样子”，“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在陈源这些教授看来，学校要有个“样子”，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比如学生必须规规矩矩读书，一切听从师长等等，现在学生要反抗，把校长赶出去，这就“不像样”，不成体统，“教育当局”就应该加以“整顿”，而且“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这就很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了。这背后是隐藏了这些教授的一种教育理念的，就是要运用校长与“当局”的权力维护学校的既定的秩序，并不惜采取严厉的“整顿”措施。另一方面，在陈源这些教授眼里，学生们闹事，是一种“群众专制”，因此要“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这里当然指的是身为校长的杨荫榆——引者注）说几句公平话”。7这里确实可以看出两类教授的不同立场：在鲁迅这样的坚守“下者、幼者、弱者本位”的具有反叛性的教授看来，这是校长压迫学生，鲁迅说得更为严重，这是“在杯酒间”谋害学生；而那些坚持“上者、长者、精英本位”立场，以维护秩序为己任的教授们看来，这是学生捣乱，是群众对校长进行专制。在对待学生，校长，以及校长背后的政府当局的不同态度就造成了北大的两类教授之间的分歧与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常的，学生运动一旦发生，学校的老师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团体构成
一　关于“现代评论派”
“现代评论派”是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派别。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方面，以抨击时政、参与社会而见长的团体。它在倡导启蒙、改造文化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和新文化发展史上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24年12月，一批曾经留学欧美、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和文化人创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现代评论》。这个刊物以政论为主，也发表文艺创作和评论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也反映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心态。围绕着《现代评论》的这批知识分子，称鲁迅为“语丝派”，自称“现代派”[①]，鲁迅也称他们为“现代派”或“现代系”，有时又称之为“现代评论派”[②]。“现代评论派”这个名称由鲁迅提出后，1933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也用了这一提法。这个名字后来也因此得到了沿用。
1925年和1926年间，围绕着“五卅运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中间的一些人做过激烈的论争。鲁迅称“现代评论派”中的某些人为“媚态的猫”、“叭儿狗”、“未叮人之前还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的山羊”。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现代评论派”的某些做法的丑恶性，给了他们以尖锐的批判和沉重的打击。鲁迅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记录了这场斗争的历史。
多年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很多人把“现代评论派”当作“买办资产阶级文化集团”和“反革命政治派别”而简单地加以否定，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现代评论派”是一个政治主张多种多样、文化态度横跨中西、内涵丰富、思想复杂的政治文化派别，仅仅简单地分析其政治态度中的某些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试图从“现代评论派”的最初形成及其与它同时存在的其它团体的关系中，梳理其团体构成。
二　《太平洋》和“创造社”的联手
《现代评论》是太平洋社和创造社合伙办的一个刊物。所以，要了解《现代评论》，首先得从《太平洋》杂志说起。
《太平洋》杂志创刊于1917年3月，原定为月刊，每卷10期，1925年6月，出版了4卷10号，刚好满4卷而终刊。《太平洋》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以政论为主，文艺为副。其成员大多是留学英国或日本的学生，他们大多作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这些人回国后担任了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教授。杂志的主编先后为李剑农和杨端六。政论的撰稿人有李剑农、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文艺方面以翻译为主。在《太平洋》上发表过较多作品的还有陈西滢、燕树棠、陶孟和、丁西林、李仲揆（李四光）、李大钊、郁达夫、刘复、田汉等人。
从人物构成和刊物态度来看，《太平洋》是一个具有浓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团体。李剑农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在日本时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的成员。《甲寅》是标榜法治，主张中国模仿英国式的宪政，主张新旧势力相互容忍调和以求中国进步的。初期的《太平洋》不但在形式上模仿《甲寅》，而且在思想上也继承了《甲寅》的核心。吴稚晖曾说：“盖太平洋之说者，皆即甲寅一部有名之记者。……然甲寅主旨，可谓无所偏倚矣，而闻太平洋主事之诸公，尤愿陈述学理，于无所偏倚上严重注意。”[③]这种“无偏倚”的精神，显然带有英国绅士贵族保守调和的痕迹，而其“陈述学理”的思想也为日后的“现代评论派”所继承。李剑农在具体的政治改革的主张中，鼓吹英国的宪政，提倡制定“弹性”或“柔性”的宪法，实行“英伦式的议会政治”[④]，要求“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也即反对“由政府机关团体，或以武力，或以其他方法，自进而为主权者，攫取最高之造法权”，而主张学习“英伦解决政治难题之先例”，也就是“承认势力所造成之事实，而令其活动于（宪法的）假面之下”。[⑤]这种以“调和”手段来平息中国政局混乱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资产阶级的各政派互相妥协，互相牵制，以共同维持资产阶级专政。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然只是一个幻想，它只能起到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促使人民屈服于统治者的客观效果，周鲠生在早期《太平洋》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从资产阶级法权观点研究议会政治和国家体制的，杨端六的文章则都是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如何改革中国的金融、币制和税收制度的。《太平洋》多少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发展实业和资产阶级教育的要求和主张。在政治上，他们主张“联省自治”，曾经出版过“联省自治号”（第3卷第7号，1922年9月），并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地方自治的文章。
对外关系是《太平洋》杂志的中心内容之一。在中国的对外关系问题上，它鲜明地反映了其资产阶级立场。一方面，它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疑惧和不满，《战后之经济战与中国之危机》（第1卷第2号）提醒国人注意世界大战在经济上和中国的密切关系，希望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不要受日本侵略，而应图谋自强之路。《评伦敦泰晤士报论老西开交涉事》（第1卷第2号）一文对于《泰晤士报》露骨的侵略言论颇为不满，逐段加以批评，维护主权和国家尊严。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妥协性与软弱性，它或采取单纯从法理上研究问题的客观主义立场，或主张委曲求全，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用温和的办法从帝国主义那里讨些青睐。他们或俯仰由人，看帝国主义眼色行事（《对德外交平议》，《太平洋》1卷2号），或宣称亲英美思想，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巴黎和约与美总统十四条》，《太平洋》2卷1号）。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其政治态度的两面性。
在办刊方式上，《太平洋》除了专题论文和其他讨论外，还有经常发表对国际形势评论的“海外大事评林”（第1卷每期都有），“评林”、“时事评林”，以表明他们对当时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的看法。这些栏目对《现代评论》每期开头的《时事短论》栏目有直接的影响。
《太平洋》是亲英美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言论机关，它反映了其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特征，是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思想性的刊物。
如果说“太平洋”是一个英美派知识分子的团体，那么创造社则是一个留日学生的团体。《太平洋》以政论为主，文艺为副；创造社则以文艺为主。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6月，主要成员有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钱端升等。“五四”时期，这批留日学生受到了国内反帝反封建思潮的洗礼，又深受包含着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内容的西方先进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响应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成立了创造社。
创造社以1924年5月《创造周报》的停刊为界，可分为前后期。前期创造社以从事浪漫主义的文学为主，后期创造社[⑥]则主要倡导革命文学。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指前期创造社。
前期创造社是一个文学志趣相投，各人之间的私谊又颇好的文学团体。这批文学同人认为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的文坛只是“为一二偶像所垄断”[⑦]，要冲破这“垄断”的防线，则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定的阵容，开辟必要的阵地，于是他们于1922年5月创办了《创造季刊》。他们创办《创造季刊》的目的是为了“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⑧]创造社坚持艺术独立，主张表现自我、个性，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把艺术的价值放在“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上[⑨]，认为新文学运动的目的，在于“使我们表现自我的能力充实起来”。[（10）]郭沫若在回忆创造社时指出，“他们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他们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这内在的要求，自由的组织（大意见创造季刊二期的编辑余谈）无形之间便是他们的两个标语。这用一句话归总，便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11）]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则以其创作成就表达了“自我表现”的文学观。这个极端地强调自我的文学团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创造社同人于1923年5月创办了《创造周报》，同年7月下旬，又在《中华新报》上开辟《创造日》副刊。《创造日》主要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主持。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指出：“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从这个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纯文艺外，创造社已开始注重社会政治经济了，他们不再注重于纯粹的“自我表现”，而把目光投向了整个时代社会现实，既强调“自我”，也表现“人道”，逐渐包含“社会”、“时代”、“现实人生”等非自我的因素。《创造周报》创刊之后连续两期发表鼓吹文学作“时代良心”的《新文学之使命》，剖析文学与社会、阶级关系的《文艺上的阶级斗争》、呼吁“爆发无产阶级精神”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三篇论文，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这三位主将的文章表明了创造社正在由“自我”向现实性、社会性转变，而到1924年《创造季刊》停刊时，前期创造社的自我表现情绪基本已宣告终结，在后来的文章中，基本以宣传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为主，创造社进入到了后期阶段。
《太平洋》和创造社是两个具有不同政治倾向和办刊方向的团体，它们是怎么走向联合的呢？
1923年，北京大学因陈启修去俄国留学而聘任郁达夫讲授统计学。郁达夫走后，创造社元气大伤，《创造日》的编辑工作也立即减色不少，原来三个人分担着都感到吃力的工作，剩着两个人来做，自然愈见捉襟见肘，于是《创造日》于1923年11月2日出满第101期便停刊了。此时，《创造周报》、《创造季刊》也成了强弩之末，难以维系。而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结构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欧战中由于帝国主义自顾无暇，中国资本主义虽蒙受频年内乱，但也略有发展，上海、天津等地的纱厂曾一度迅速出现。但欧战结束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又卷土重来，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横加扼杀。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已明白地意识到，如不抵抗帝国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即使一般的人也看到了内乱妨害了中国的产业，因此政治问题便成了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创造社的人也意识到社会的要求已不再容许他们躲在假象牙宫殿里谈纯文艺了。
刚巧此时，郁达夫带来太平洋社的消息，表明太平洋社希望把《太平洋》杂志停刊，和创造社合办《创造周报》，前半政治，后半文艺。政治的一半由太平洋社编好由北京寄到上海，文艺的一半则由创造社加上而在上海付印出版。这个建议遭到了郭沫若和成仿吾的拒绝。他们认为，太平洋社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者太绅士化，官僚气太重，不好合作。况且，把文艺作为政治的附属，创造社有些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又提出另一建议，《创造周报》由两社轮流编辑，一期政治，一期文艺。但这个建议失却了合作的主要意义，想借文艺做调剂以推广政论，因而太平洋社没有同意，事情也就搁浅了。
1924年初，创造社与泰东书局分离了。1924年2月，《创造季刊》停刊，共出了2卷6期。5月中旬，《创造周报》停刊。正在将要停刊的时候，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赶到上海，在《创造周报》第52期的终刊号里夹了一张通告预告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将要合编一种周刊，这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
太平洋社和创造社为什么能联手呢？从思想上来说，前期创造社较崇尚自我，崇尚自由，崇尚独立的创造，而太平洋社也颇带自由主义色彩，郭沫若承认，“他们的构成分子大都还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12）]这种共同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是他们合作的思想基础。从人际关系上来说，这两团体有着较密切的联系，这里有三个关键的人，即成仿吾、郁达夫、杨端六。太平洋社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成仿吾有同乡之谊”[（13）]，成仿吾在日本留学时，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曾在一起住过。郁达夫因在北大任教，与太平洋社的人是同事，过从当然更加密切。杨端六是英国的留学生，但他以前在日本也留过学，而且与郭沫若等人是校友，在日本时，他们也曾聚会[（14）]，可见他们原先的接触也较为频繁。而杨端六又是后期《太平洋》的主编，这样的身份对于两者的“合伙”不能不起重要的作用。从政治需要来说，太平洋社一直致力于社会政治的评论，希望参与现实社会，而此时的创造社也意识到了纯文艺已经不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更多地关注社会，太平洋的“合伙”提议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于是英美派和留日派终于携起了手。
1924年12月13日，经过长时间酝酿的《现代评论》终于创刊了。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周刊，每逢周六出版。《现代评论》的主要撰搞人有王世杰、唐有壬、陈源（陈西滢）、高一涵（高崇民）、燕树棠、周鲠生、陈翰笙、彭学沛、皮宗石、钱端升、吴稚晖、杨端六、胡适、徐志摩、丁西林、李仲揆（李四光）、张奚若、陶孟和、郁达夫、顾颉刚、凌叔华、沈从文、杨振声等人。刊物前期主编是王世杰，前两卷的文艺稿件由陈西滢负责，从第三卷始，负责编辑文艺稿件的是杨振声。《现代评论》从第138期（1927年3月）起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编。从筹办到终刊，先后参加过《现代评论》编辑事务的有郁达夫、燕树棠、周鲠生、钱端升、彭学沛、杨肇lián@①等，该刊在北京出版期间，事务方面的工作由沈从文负责。《现代评论》到1928年12月19日终刊，共出了9卷209期，另外还出了四期增刊和一批“现代丛书”。
三　《努力周报》和“新月社”之外的团体
要理清《现代评论》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谈谈与它同时代先后创办的《努力周报》和“新月社”的相互关系。
多年来，学术界总有些把“现代评论派”与《努力周报》和“新月社”搅在一起的含糊倾向，这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团体中的主要人物有互相交叉的联系。胡适既是《现代评论》的撰稿人，又是《努力周报》的创办者，还参加了新月社的许多活动；陈西滢既是《现代评论》的主将，又是新月社的得力干将；徐志摩不仅在《现代评论》发表了大量文章，更是新月社的主要负责者；其他如高一涵，既是《努力周报》的主要成员，也是《现代评论》的骨干，还有凌叔华、沈从文等先后都在《现代评论》和“新月”发表过许多作品，参加过许多活动。这些主要人物交往甚密，在二十年代的文坛上相当活跃，不同团体之间来往甚多，因此给后人梳理其团体所属带来一定的困难。
《努力周报》创刊于1922年5月7日。主要人物有胡适、丁文江、高一涵、王宠惠、罗文干、朱经农、张慰慈、王征等，他们自命为“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专门组织这一小团体而研究政治、讨论社会，作为公开批评、改革政治的准备。这是英美派留学生对中国政治关注的产物。
事实上，胡适早已有创办一个专门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刊物的想法了。以宣传新文化、宣传启蒙为旨的《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后，编辑方针相应发生了变化，转而以宣传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侧重点。为此，胡适对《新青年》的积极性也相应地减低了。[（15）]1920年12月中旬，上海反动当局下令邮局停寄《新青年》。陈独秀专门致函胡适和高一涵，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就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16）]陈独秀希望胡适能继续多撰稿，以使《新青年》得以沿续，但胡适则另有想法，他于12月27日回信给陈独秀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别创一个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精。我秋间久有此意……。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文艺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17）]
显然，胡适对《新青年》早已有看法，他希望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声明不谈政治。对于胡适的这一基本意见，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之、李大钊都表示赞同，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则认为可以把《新青年》分为京沪两家。[（18）]由于上海的坚持，《新青年》最后仍留在上海办，并继续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从《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分歧看来，胡适的思想仍固守于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启蒙主义立场，坚持以思想文化启蒙为建立中国新政治的基础，同时也说明了他早已有另创一刊物以宣扬自己改良主义主张的想法。早在1921年5月，胡适就开始做另创宣扬改良主义思想的刊物的准备工作。他邀请了丁文江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性质的小团体“努力会”。1921年10月《新青年》解散，胡适立即筹办《努力周报》，几经周折，《努力周报》终于在1922年5月7日创刊。
《努力周报》究竟属什么性质呢？关于其宗旨，胡适曾写了《对于本报的批评》[（19）]予以阐述：
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的希望是：讨论活的问题，提高活的思想，介绍活的文学。……我们应该知道，政治不单是官吏和法制，也不单是裁兵与理财。我们这几年所以不谈政治，和许多不谈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问题，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方面的。
我们至今还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来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
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在这里，胡适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即指国民的懒惰、愚昧、麻木、迷信，他希望从精神上改变国民灵魂的劣根性，注重思想的改造而否定军阀和恶官僚对中国恶性统治的危害，可见，胡适仍坚持启蒙主义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之所以高谈政治，是因为他坚持改良主义的思想，他说“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20]这里的“新舆论界”意指中国共产党。《努力周报》创刊后第2期，胡适就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张[（21）]，把政治希望寄托于亲英美的军阀吴佩孚身上，这不仅表明了胡适改良主义的态度，也表现了他亲英美的政治立场。
从《努力周报》的创办和发展来看，《现代评论》与《努力周报》本身并无太多的直接联系，但他们的主要人物如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等有些交叉关系，更主要的是两个团体之间有着必然的精神联系，即欧美派知识分子所注重的以学理启蒙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3月，其前身是聚餐会，后来发展为有固定社址的俱乐部。社名是徐志摩根据泰戈尔诗《新月集》取的，社址设在北京西交民巷西头松树胡同七号。新月社的开办经费由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和银行家黄子美垫付。参加者成份颇为复杂，有文人、政客、银行家、仕女、军人、民族资本家，如胡适、徐志摩、王庚、张君劢、丁文江、梁启超、林长民等，黄子美任总管。这时期的新月社与以后的新月书店、《新月》月刊并无直接的联系。此时新月社的活动内容除了每两周聚餐一次外，还自编自演小戏，举行“新年年会”、“元宵灯会”、“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等，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消遣娱乐性的俱乐部。徐志摩在给新月社同人的信中说：“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就打开了一条新路，肖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路。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个新月是用纸板剪的不成。”[（22）]由此可见，徐志摩想依靠新月社同人的力量在政治、思想、文艺上闯出一条路子。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梁启超接待，徐志摩任翻译，并陪同泰氏参加了一系列活动，扩大了新月社在国内外的影响。后来，余上沅、梁实秋、闻一多等相继参加了新月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掌《晨报副刊》。1926年，以创办了《诗镌》、《剧刊》，逐渐扩大了新月社在戏剧、诗歌方面的影响。徐接编《晨报副刊》后，曾向梁启超、胡适、闻一多、陈源、凌叔华、郁达夫、刘海粟、陈衡哲、陶孟和、郭沫若、沈从文等人约稿，[（23）]进一步扩大了它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从这个作者群来看，新月社也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团体。
1926年6月以后，闻一多、饶孟侃、胡适、徐志摩等相继离开北京，新月社无形中解散。到1927年筹备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新月社事实上已不复存在。由于北伐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北洋政府面临崩溃，北京混乱，新月社的许多成员先后来到上海。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希望形成一股能够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这就需要一个宣传他们自己主张的阵地，“想要一个发表文章的机关”。[（24）]于是开设了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新月书店”，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沅任经理，徐志摩、潘光旦、闻一多、梁实秋等为董事。接着又出版《新月》月刊。余上沅曾提议胡适担任该杂志社社长，因闻一多、饶孟侃反对而未果。[（25）]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罗隆基等先后担任杂志编辑。“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前后持续了五年之久（1927—1932）。新月书店出书近百种，《新月》月刊编了四卷七期，期间还由徐志摩、邵洵美等编过四期诗刊。这些书籍和杂志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他们代表着一股欧美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潮，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1931年5月3日上海《民报》载文认为，中国目前三种思想鼎足而立，一、共产党；二、新月；三、三民主义。[（26）]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正是形成“新月派”的共同思想基础。
纵观“新月”的发展，我们认为，“新月”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团体，而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文化派别，其成员复杂，不但有文人，还有政客、银行家、交际花、军人等，它是一个由文人为主发起的俱乐部。而1927年以后以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为中心而组合起来的“新月”派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文化团体，有搞政治的，有搞哲学的，也有搞自然科学的，还有搞文学的，如胡适、罗隆基、叶公超、潘光旦、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就这一特征来说，“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有很大相似之处。
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成员组成来看，他们彼此间有很大的交叉性，胡适不仅为《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也是“新月社”的骨干。“现代评论派”中的陈源和“新月社”发起人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时交往就已很密切，陈源也参加过早期“新月社俱乐部”的聚餐会。“新月社”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不仅如此，徐志摩还参加“现代评论派”的具体活动。《志摩的诗》被列为“现代丛书”出版，而《西滢闲话》和陈西滢翻译的《少年歌德之创造》则由1927年成立的新月书店出版。
从思想倾向来看，“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都是由欧美留学归来的文人、教授组成，他们同属于受过西洋文明教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团体，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回国以后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企图以其独立的自由者的身份参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革，但最终皆以失败或分化而告终。这两个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特点。
从其兴衰过程和历史命运来看，两者也有些相似之处。《现代评论》因为批评北洋政府而多次被警方扣压刊物或查禁或被“开天窗”[（27）]，《新月》也因“人权与约法”的问题而遭到查禁[（28）]。这也说明了他们都具有共同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但是，“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团体，从其各自的发展线索来看，他们显然又是各自独立的。首先，他们都有自己的刊物。《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终刊于1928年12月，前期由王世杰主编，1927年移至上海后，由丁西林主编，从主编到编辑队伍，都有一套自己的人马，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过程。而“新月派”从1923年的“新月社”聚餐会开始，到1924年正式成立“新月社俱乐部”，到1925年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1926年创办《诗镌》、《剧刊》，可称为其前期。1927年筹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到1928年《新月》创刊（徐志摩执笔发刊词），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过程。第二，《现代评论》以谈政治为主，兼谈文学；而《新月》月刊则以文学为主，兼谈政治。在文学活动中，《现代评论》以小说和文学批评为主，主要代表人物有陈西滢、沈从文、陈衡哲、凌叔华、杨振声等，而《新月》则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诗（早期也有戏剧），主要人物有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饶孟侃及后来的梁实秋、陈梦家等。第三，“现代评论派”的活动是在1928年以前，而“新月派”的活动主要在1928年以后。
从“现代评论派”、《努力周报》和“新月派”的相互交叉及其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努力周报》较注重于思想、政治和学术方面的工作，《现代评论》则偏重于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启蒙，而《新月》则较注重于文艺，借文艺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民主信仰的追求。这三个派别同属于二十年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派别，都带有欧美派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观念，他们共同汇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潮，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
四　欧美派群体
从太平洋社、创造社、《努力周报》、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的互相交叉及其发展的关系来看，“现代评论派”的大部分成员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现代评论派”的主力军是欧美留学生，这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回到中国以后，基本聚集在北京大学，于是形成了一个欧美派群体。
《现代评论》的主编王世杰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先后留学于伦敦大学和巴黎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在留学英法期间，他就为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写特约通讯，介绍英、法的民主制度，还曾在《东方杂志》发表关于工会权限的文章，罗列许多理由，说工人有集会和团体契约权，但又提出许多限制，如工会不得干涉工人不罢工等，前者为工人运动所赞同，后者又为资产阶级所称许。大革命时期，上海等地工会团体纷纷要求政府从速颁发《工会条例》，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论述制定工会条例“尤为重要”，说在我国工人生活的改善“暂时差不多要完全靠着工人自己”，并提出工人成立工会自由、同盟罢工合法等三项原则[（29）]，反映了他在法律上的民主主义观点。在大革命高潮中，王世杰认为民众运动“不彻底”是“因为缺乏思想领袖”[（30]，主张有知识者组成一个精英集团，做一些研究，作一些计划，并企图模仿英国费边社(Fabbian Siciety)[（31）]，参与现实政治。这显然表明了欧美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精英力量来“入世”，参与现实政治的改革。
“现代评论派”的其他主要人员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周鲠生曾留学英、法，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燕树棠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都为北大法律系教授。陶孟和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文学院长，并一度任教务长。陈西滢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转赴德、法，再事游历和研究，回国后，被聘为北大文学院英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徐志摩曾入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习银行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获硕士学位，旋离美赴英，入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抵英后，徐深受莎士比亚、哈代、拜伦、雪莱、尼采等人影响，并与当时英国的一些著名作家和诗人交往密切，为英国上层社会的流行思想和生活方式所同化，他很欣赏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界的中庸精神和绅士风度，因而其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受到康桥文化的制约和支配。丁西林留英攻读物理，获伯明翰大学理工硕士学位，但他深受英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世态喜剧”的幽默性影响，因而以后创作了一些著名的讽刺剧。杨振声，先后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其他如陈翰笙、皮宗石、高一涵、杨端六、李四光、唐有壬等，或留学于欧美，或留日而后留英美，或纯粹留日，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联系——大多在北大任教，且都崇尚西方的学理、观念，企图借西方的思想来重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这个群体中专司于文学的沈从文、凌叔华等虽无留洋的经历，但他们与留洋学生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姑且也算作欧美派群体。[（32）]。
我们所说的欧美派群体，不单纯指他们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同时任教于北京大学，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文化理想。这批欧美派知识分子基本上继承了欧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把精力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个人所生存之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这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相信理性的精神相通。尽管他们之中专攻方向不一，有政治学，有法律，有经济，有文学，还有自然科学，但其相信理性、主张启蒙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希望通过法律、教育等手段改变不良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使人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秩序中。
关于社会变革，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激进与温和两种思想，激进派主张革命以推动社会急剧转变，而温和派则力主改良，以理性手段寻求社会发展。随着本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自由主义思想不断壮大，乃至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浩大的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注重个性自主，强调人有理性能力改变人类的环境，反对集权主义，也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渐进的启蒙以达到社会的改良，许多人甚至相信，改良可以由开明的专制来领导，最终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他们以对政治、经济、文化多方位的自由态度来审视并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改变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这种思潮以当时结集在具有自由思想环境的北大的欧美派群体——“现代评论派”为代表。
“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是胡适。尽管胡适没有直接参与《现代评论》的组织和编辑工作，但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更重要的是，他与“现代评论派”有着必然的精神联系，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观点同出于一个精神母胎。我们可以这么说，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倡导思想启蒙，主张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早已为广大青年所熟知。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充分发扬个性与个人才能，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天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须争得社会自由，因此他强调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33）]1920年8月，他与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合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抨击北洋政府自袁世凯以来实行假共和真专制；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自由等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几种基本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极力鼓吹“重新评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对于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具有重大影响。当时，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青的教授，由于他有新思想，又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誉，使他在校内最走红。选举评议会、教授会等等，他常以遥遥领先的票数当选。他提倡教学改革，倡办多种研究所，鼓励、赞助出版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的文化团体等，对于推动学生青年的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提议和行动也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等的大力支持与赞助。[（34）]胡适的影响，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所提倡的“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难以分舍，从某种意义上讲，少了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少了一分色彩。胡适对当时中国的青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他也承认自己“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35）]，认为胡适、陈独秀代替了已被他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他的“楷模”[（36）]。毛泽东在主持《湘江评论》时，为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他领导学生运动，曾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37）]，还亲自拜访胡适，希望争取他对湖南学生的支持[（38）]。
胡适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联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纽带，这就是他们共同信奉的自由主义精神。首先，他们都注重启蒙，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表明“想从思想文艺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他主张从文化、思想等角度改变人们的观念。“现代评论派”也注重学术和文艺方面的宣传，他们指出：“目前知识阶级的最大企求，便是多些学术文艺上真实的贡献，和批评指导。在批评指导方面，‘创造社’和‘太平洋’已经略略尽过些绵力。他们以后还想努力的进行。《现代评论》也具有同样的目标。”他们声明：“这不久将出版的‘现代丛书’便是代表这种努力的产物。”[（39）]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企图先从思想、学术、文艺上进行启蒙，以改变人的思维模式，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其次，胡适主张“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40）]，《现代评论》也一直呼吁言论的自由，要求民众平等地参与政治，“我们很难将一切人的见解划一，我们只好设法使一切的见解都有发表或实现的机会。”[（41）]《现代评论》在办刊方针和编刊用稿上也表现了充分的自由主义的兼容态度和民主平等的精神。[（42）]第三，胡适对政治改革有三个基本要求，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43）]他抱着改良主义的态度而希望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法制民主的国家。而“现代评论派”也认为“国家根本组织的事体”“不能不由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会议来决定”[（44）]，这是他们自始容认的一种主张。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陶孟和等纷纷从警治与法治、国民会议的作用、政体、教育、言论自由等方面阐述自己对于西方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赞扬和崇尚，裴复恒则更明确地批评中国的“吏治”，介绍了英美的政体，希望中国仿效之。[（45）]《现代评论》本来就以政治内容居多，主要谈论时局，如善后会议、段祺瑞执政府的地位问题，庚子赔款、教育问题等。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看出这个北大教授为主力的英美留学生群体，具有强烈的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的思想，他们与胡适具有共同的思想态度、政治立场，都具有英美式的价值观念。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留美学生的领袖，作为北大的教务长和代理文科学长，其影响显然不可忽视。
胡适的影响是全面的，其启蒙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里，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具有权威性作用，他的思想代表了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希望建立一个具有西化色彩的政治文化体制，从而改变传统的中国人文环境。因此，他是欧美派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也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总代表。
欧美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抱有自由主义的态度，希望借启蒙的手段，培养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以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法制社会；在文化上，他们主张把中国的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结合起来，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以适应世界的变迁，从而建立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他们企图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以自由者的身份参与现实政治，追求独立、公正、客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终都以各自不同的政治态度卷入了不同的政治派别，从而演出了一出出不同的悲喜剧。不管如何，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欧美派写下了一部令人深思的历史。
五　兼容并包——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派别
“现代评论派”是由多方面的文化人汇集而成的松散的团体，因此具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态度。在政治上，有左中右之别，在文化上，也有激进与保守之分。在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革命时代，他们极力使自己处于一个“无偏党”的超然独立的地位。他们并未背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旨，与当时的反动营垒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也有人确实写过一些具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但总的看来，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态度并非无可取之处。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兼容并包”态度的多层次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派别。《现代评论》的“自由主义”和“独立的精神”在其创刊伊始就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本刊内容，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46）]
正因为他们抱着“自由”、“独立”的态度，才容纳了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化态度的文章。他们公开宣布：在《现代评论》上的投稿者，“不论社内或社外，有名或无名，文坛的老将或新进的作家，甲派或乙派，都受同样的看待。”[（47）]这种独立的、开放性的办刊态度是他们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的体现。在这种办刊方针的指导下，《现代评论》发表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和富有艺术创新精神的作品，从《中国新文学大系》来看，鲁迅不仅编选了好几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的作品，而且在《导言》中还肯定“《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48）]不仅鲁迅如此肯定“现代评论派”的成就，编选诗歌、散文、戏剧的其他几位主编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洪深等也分别选了《现代评论》上的创作。这足以说明“现代评论派”在当时的影响及其进步意义。
“现代评论派”的起讫时间为1924年至1928年，期间经历了善后会议、国故运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都表现了其复杂的政治倾向和文化心态，既有以西方的民主和法的精神来批评“善后会议”的，也有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曾为老段诤友”而为军阀政府辩护的，既有揭露帝国主义制造血腥的“五卅”惨案和军阀政府软弱无能的，也有反对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宣战态度的；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既有为学生鸣不平，抨击反动军阀政府的残暴行为的（如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惨剧》、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目击记》以及杨振声、凌叔华等以“三·一八”为背景的小说《陈兰的母亲》、《等》等），也有指责“暗中支持学生闹事者”，表现出作者糊涂和错误思想的（如陈西滢的《闲话》）。这些充分表现了这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思想上的软弱性、妥协性和矛盾性。
《现代评论》以其“不主附和”的独立精神和“不尚攻讦”的研究态度来办刊，使得具有不同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的文人学者走到了一起。丁西林曾回忆说，“现代评论派”的人“在当时有的思想较进步，有的是改良派，有的是很右的。”[（49）]在“现代评论派”成员和《现代评论》的撰稿人中，有不少是革命的（其中有共产党人）或倾向进步的文人学者和作家，如杜国庠、陈启修、刘弄潮、田汉、张崧年、胡也频、欧阳予倩、熊佛西、竺可桢、吴伯箫、李健吾、刘开渠、焦菊隐、尚钺等，他们是“现代评论派”中的左翼。另外一些人如李仲揆（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张奚若、顾颉刚、周鲠生、高一涵以及郁达夫等创造社的一些成员，虽然其政治态度在当时处于中间或中间偏左状态，但他们后来逐步成了革命的拥护者、参加者乃至中坚力量。即使后来成为国民党官僚和官方学者的胡适、陈西滢、唐有壬等，他们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应一概否定，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在当时也有些进步意义，当然，就总体政治态度而言，他们属于右翼。所以，“现代评论派”是一个由左中右三部分人组成的进步的文化组织。这种倾向，与其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们标榜“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宣称要本着“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原则，“说自己想说的话”[（50）]，开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文艺思想之先河。“现代评论派”的这种思想倾向也与蔡元培执校北大以来所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学术风范分不开的。正因为具备了这种自由主义的宽容态度和平等开放的民主精神，他们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和新文学的繁荣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代表人物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  胡适像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徐志摩和妻子陆小曼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字槱森，后改字志摩，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酉时，浙江海宁人，中国著名新月派现代诗人，散文家，亦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表兄[2]。徐志摩出生于富裕家庭，并曾留学英国。一生追求“爱”、“自由”与“美”（胡适语），虽然为他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但亦断送了他的一生。徐志摩倡导新诗格律，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主要作品：
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
小说散文集：《轮盘》。
另有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陈西滢（1896年－1970年3月29日），字通伯，笔名西滢，中国文学家，江苏无锡人。  陈西滢
陈1921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次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陈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创《现代评论》杂志，主编其中的《闲话》专栏。在此期间，陈源与鲁迅结怨，二人爆发多次笔战。 
1929年，陈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陈赴伦敦，在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其间曾帮助李四光摆脱英国政府阻挠回国。1946年，陈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任命为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代表，常驻法国巴黎。
1965年，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外交代表团被迫回国。陈源遂以驻联合国代表的名义奉命留守巴黎，后被法国警察强行架出，导致其当场心脏病发作而昏厥。1966年，陈源引咎辞职，后居住于伦敦，并于1970年因中风病逝于当地。
陈源之妻是女作家凌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