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忠德
作者自述
概述我土生土长于农村，后来考学进入并留在现在这个城市。离开老家十多年来，做稳了“伪市民”的我，几乎遗忘了农民兄弟，熟视无睹他们的悲欢离合，漠然无视他们的酸甜苦辣。曾经是农民的我，甚至都不愿意别人提及自己的农民出身。历史经历就在血液里最后一个农民因子消失时，我极其意外地获得一个回望农民的机会：执政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为我提供了这种契机。去年12月中旬，我被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务部门抽调到安康市河西镇二垱村，协助村党支部开展工作。于是，我开始了有意识地接触、体察、思考农民、农村，并将这种接触、体察、思考记录下来。 
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过去6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倒尽了中国农民的艰难和“三农问题”的严峻。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农民至今依然是中国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为温饱犯愁、最易受到轻视伤害的弱势群体。上访告状、哭诉无门的主体是农民，干了活拖欠工资的主体是民工，上不起大学的是农家子弟，看不起病的是农民，打不起官司的还是农民……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市民像白人，农民像黑人。”目前，中国正处于以突出的城乡差距、分配悬殊、两极分化、权利失衡等为标志的“拉美困境”的边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拉美困境”可能被无限期拖长，甚至持久化、永恒化。
作家看中国发展
概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有目共睹：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的差别已不大。中国农民却与发达国家农民有着天壤之别：西方国家不向农民征税，还对粮食进行高额补贴；中国是少数几个既不对粮食直补，又要征税的国家之一。国外农民生活在农庄，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咱们的农民，与其祖先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艰辛劳碌，单调贫穷。数据中国目前有9亿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低于637元的绝对贫困人口2900万，人均年纯收入低于882元的低收入人口达5600万，超过了韩国的总人口。这两个数字来自官方统计，实际数量肯定比这大。中国的贫困线定得过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真实的绝对贫困状况。目前的贫困线是637元，人均每天纯收入仅1.74元。国际通常认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线为每天1美元或2美元，两者相距甚远。按照国际惯例每天1美元，且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中国农村真实存在的绝对贫困人数要比现在多得多。据去年世行发展报告，2001年我国高度贫困人口2.1亿，占总人口16.6%；中度贫困人口5.9亿，占总人口46.7%。
作家看生活的改善
概述应该承认，与过去相比，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提高，却也要直面这样的事实：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两极分化加剧，财富向少数发达地区、少数人集中，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7倍多，由1990年824元扩大到2004年的6486元。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936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加上市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收益，二者实际收入对比在4倍以上。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比农村居民高得多。以2003年数据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额8471元，农村居民为2361元；前者在蔬菜﹑肉类﹑蛋类﹑奶类﹑食用油﹑水产品﹑酒类等方面的消费超过了后者，其中有些还相差悬殊。数据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目前基尼系数为0.46，已超过0.4的警戒线。收入最低的20%人群，仅拥有4.66%的国民收入；收入最低的40%人群，只拥有13.6%的国民收入；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高达50%的国民收入。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左右。这都是两年前的统计数字，现在的基尼系数恐怕只会高不会低。过大的收入差别以及对此事的公开关注，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疏导民众，将给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危害。
同样是农民也有差别，深圳的“农民”人均收入几万元，几乎不交任何税费，内陆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多元却要交几百元税费。所幸，国家纠正了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取消了农业税。
改革开放后
概述我真的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医疗、教育竟然成为中国农民新的致贫因素。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农民住院平均费用为2236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住院，其全年收入大部分将花在医疗费上。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完全靠自费看病。官方最新公布的一份文件披露，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千余万的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部分农民生活艰辛，几近崩溃边缘，河南省某县农民卖血造成艾滋病大范围传染而震惊世界。结果教育负担压得农民抬不起头，许多农户的农业现金收入不够缴学生学费，不少农民一件衣服穿几年甚至几十年。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十年间，大学学费猛涨了20倍，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一个3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劳奋斗10年，也未必能供养一个孩子读完4年大学，何况有的农民家庭还要供养两三个。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少数县没能完全“普九”，已经“普九”的一些地方水平还较低，基础还不稳。九亿农民的子女在北大、清华就读的还没有人口一千多万的北京市的子女多。
国家既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也没有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资价格与粮价同步上涨，甚至前者涨幅高于后者，吃掉了部分种粮直补款，使得部分地区的部分农民增产不增收。地方财政困难，就打农民土地的主意，征用农地，再以较高价格卖出去，政府从中获得一笔增值收益。前年全国土地出让金2400亿元，去年也是2000多亿元，成为地方的“第二财政”。目前农民土地权益仍然很弱，法律对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并不到位。农民失去土地，得到的补贴又很少，极易陷入贫困。政府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扶农举措，就被上述“致贫因素”抵消了。未来中国农民发起了改革，贡献着血汗，创造着财富，却被挡在了文明乐园的大门外，不少人可怜地仅有身体可供自己和他人支配使用。城市基本建设投入加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受到新的“剪刀差”的调控，促使他们不得不进城以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劳动力二元体制成为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造成农民工受歧视的制度根源。城市职工下岗与农民下岗的区别在于：前者将负担扔向了政府，后者将负担甩给了家庭。
权利现状
概述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有尊严权、自决权、发展权、工作权、结社权、生活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生命权、人身权、迁徙权、法律平等权等。中国农民算不上完整意义的公民，缺乏一些人类最基本人权，更无法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过程在中国，“农民”几乎成为一个最低贱的职业和阶层。至今，我们没有摆正“三农”的位置，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文件中将“三农”表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这是“只认粮食不认人”的做法。应该的顺序是，农民、农村和农业。农民乃“三农”之首，是“三农”的核心。农民既是农村的主人，又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倾斜的民主政治制度，歧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被遗弃的是农民，受伤害者也是农民。没有谁为农民说话，农民自己说话的份量太轻，声音太弱，愿望诉求无法充分表达。目前的村民自治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
农民很少得到宪法的真正关怀，却受到法律、制度、传统观念诸多方面的歧视。对农民的歧视，可谓根深蒂固。建国以来，农民始终未能走出“贫困——歧视——限制——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农民是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和谐的最大受损者，突出表现为农民基本权利的残缺，以及社会地位的低下。不少人对农民抱有极大的偏见，甚至否定这一群体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基本权利。案例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将社会制度对人的尊严和心理造成的伤害，称为“制度性羞辱”。这种来自制度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严厉的羞辱。“城乡分治、一国两户”的户籍管理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这种用二元户籍制度固化农民身份、限制其自由迁移的做法，世界上绝无仅有。最近，广州某村委会在查流动人口暂住证时，将200多名无证者关进村委会大院长达9个小时，期间有数人被殴打。就因为落不上北京户口，奔波无望的父亲摔死了出世仅仅43天的孩子。
现行法律、法规蔑视农民的生命价值和平等的生命权。现行户籍制度下的人命价值是赤裸裸的不平等，是对农民生命价值的严重亵渎。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对于农民和城市人来说却成了有价的，农民的命不值钱，城市人的命就值钱。比如在西安市发生车祸，死者为城镇户口，可得到最高赔偿金45万元；若是农村户口，最高只有6万元，两者相差七倍多。人富命贵，人穷命贱，一个农民的命价不及市民的七分之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大小之别，所有人的生命价值都应平等。
城乡现象
这种城乡地位倾斜、权利失衡的现象，比比皆是。财政、税收、信贷政策偏爱市民，吝啬农民，甚至掠夺农民的劳动剩余。农民维权法律残缺，政府信用丧失，疏于管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城乡公共福利和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忽视亿万农民平等的教育权和全面的发展权。中国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城市教育国家办，农村教育则要农民自个儿掏腰包。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偏向城市忽略农村，卫生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农村老人病故在医院的不多，而城里老人病故在家里的很少；农村妇女去医院生小孩的很少，而城市妇女在家里生孩子的几乎没有。
农村落后、农民贫穷，是中国落后、贫穷的主要方面。我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最主要障碍，是农民的现代化。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生活成为我国生活的主要方面，温饱与饥饿、脱贫与返困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紧密胶着,相互转化。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或继续恶化，我们所面临的其他问题，诸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国家稳定就难以被真正考虑和解决。农民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且居于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