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干族
民族简介
东干人的来历其实是源于哈萨克族语言对回族的称呼。在哈语中现在称呼回族任然是称为“东干
”或“东港”近似音。现在在汉语中主要指现时散播在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和坦奥什州、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  东干族人的那些中国回吗后裔，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为多个苏联的加盟国的民族成员，但他们人口约12万多，在各中亚国家只属少数民族。
形成中亚东干族的主体民族是19世纪自中国迁入的回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清同治年间回族人民起义失败后，由白彦虎带领进入当时俄国七河地区的回民残部，时间是1878年，当时人数3000多人。其中也有少数汉人，例如李科库。另一部分是1882至1884年间俄国政府将伊犁地区归还清国后而陆续迁入俄国境内的，两部分移民共万余人，是新兴中亚东干族的源头。期间也有一些甘肃籍回民，因逃避清廷迫害而陆续迁往。在东干族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部分当地民族，如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的成分，但仅占极少一部分。[1]
民族起源
1862年，由于汉回民族冲突，加上对清政府不满，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在陕西的影响发动叛乱。其初期的主要领导人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民变，其主要领导人有马兆元和马化龙。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迅速弥漫到整个陕西，于1862年6月底围攻西安。直到1863年秋天多隆阿进军陕西情况才得以改变，从1864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地区。但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攻占周至，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陕西回军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
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接受安抚后见清军屠城，迫于压力再次发难，兵败后被杀。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白彦虎部杀汉人得最狠，走一路杀一路汉民，左宗棠对别的几路投降回民都进行了招抚，情节特别严重的投降后左宗棠也只诛杀头领九族。个别反正的还封官，后来民国的西北五马的马步芳这些军阀就是这些人的后代。但白彦虎这路，左宗棠发话不要俘虏，追到就杀死。后在首领白彦虎带领,退入新疆境内,很不光彩地加入到了分裂新疆的阿古柏的队伍中,最后为左宗棠击败,退入俄罗斯境内。
逃亡俄罗斯的即形成日后的东干族第一次迁移第一路人马是甘肃籍，其首领是尤素甫·哈孜列特  东干族婚礼（Юсуф　Хазрет）。他们冒着大雪越过了别捷尔（Бедель）和吉沙苏（Кишасу）山口，于1877年11月到达今卡拉科尔市，当时人数是1116人。后来他们建成了伊尔德克（Ирдык）东干乡。 
第二路人马是由回民首领白彦虎（1840年-1882）年所率领的陕西回民义军，人数最多。他们于1877年12月初越过俄国边境，12月6日进入纳伦市，接着于12月27日到达托克马克，当时幸存者有3314人。后来他们迁移到楚河对岸并定居下来，形成哈萨克斯坦马桑奇（Масанчин）东干乡（当时该乡被称为“营盘”）。 
第三路人马是由马大人率领的甘肃籍军。他们越过伊尔克什坦（Иркештан）山口，于1877年12月下旬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又继续进发，直到1878年1月到达奥什，其时人数是1779人。这批人的后代现在主要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卡拉苏州克孜勒—沙尔克（Кызыл—Шарк）乡及哈萨克斯坦的贾尔帕克—秋别（Джалпак—Тюбе，即东干诺夫卡）乡。[2]​
需要强调的是，这3路人马在西迁过程中不得不翻越陡峭严寒的雪山，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饥寒困苦。大约有一半人死于西迁途中。关于东干族这一段悲惨但又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历史，可以去读一读东干族学者哈桑·尤素洛夫（Харсан　Юсуров）和穆罕默德·苏尚洛（Мухамед　Сушанло）的著作——他们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回民起义的历史及与这一历史相关联的许多事件。 
当时的俄政府欢迎这支来自中国的队伍。这些人吃苦耐劳，擅长农耕，可以平衡当地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了充分发挥这支流亡队伍的作用，俄政府让他们自己挑选居住地。[2]​第二次迁移东干人第二次迁居中亚是在1881～1883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一部分东干人和维吾尔人迁到俄国。据文件记载，约有5000名伊犁籍东干（回族）人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定居下来。经过百多年融合，这批回民的后代已成为多个中亚国家的民族一员，但仍保留黑眼睛、黑发、黄皮肤等东方人面貌。[2]​
民族人口
  东干族新娘中亚东干人与吉尔吉斯、哈萨克、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民族居民同甘共苦，共同走过了120年。现在他们主要生活在3个新独立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为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据1999年人口普查统计， 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人口为51766人，在哈萨克斯坦为36900人，两国共计约88700余人。我们还没有关于乌兹别克斯坦东干族人口的统计数字，但估计不会多于25000人。这样，中亚东干族总人口约有115000人，这一数字与东干族刚刚定居中亚的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增加了10倍。
从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口普查结果看，东干族人口的85%分布在楚河州。楚河州和比什凯克市的东干族人口是东干族人口总数的91%。另外一些地区的情况是：伊塞克湖州（主要是伊尔德克东干乡与州府卡拉科尔）有2948人，占东干族人口总数的5.7%。也就是说，东干族人口的97%生活在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州。此外，奥什州东干族人口为742人（占东干族人口总数的1.4%）， 纳伦州东干族人口为399人（占0.8%）。[1]​
民族语言
东干族使用东干语。现代东干书面语言是以甘肃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甘肃方言的语音为标准语音，以20世纪40—80年代东干族作家创作的东干语文学作品为标准语法规范的现代语言。东干文在经历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形态后，至1954年演变为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并使用至今。  东干族语言中有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 [r]音的借词，所以，在其语音系统中多增加了一个颤音[r]音位。东干语有三个声调，在东干文字上不表示出来。东干语与汉语普通话相比，还有不少差别。例如东干语名词中有“数”的语法范畴，名词通常在其后加上附加成分-mu表示“们”，在普通话中“们”只能加在表示人的名词后面，但在东干语中，表示物的名词后也可以加-mu(们)。另外，在汉语普通话中没有那么多的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借词，但在东干语中却有许多。
东干族是中国回族的后裔，其主要来源是19世纪末回民起义失败后的残部迁居中亚形成的。在120余年的历程中，由于生存需要和受教育的结果，使这个原本使用单语的民族群体渐变成了一个多数人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民族，并且由于语言环境和教育的原因，部分东干族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它民族的语言。同时，双语化进程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凸显出来，又使东干族认为东干语这一从语言学特征上讲的是汉语西北方言特殊变体的语言就是东干族（回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语言观。[1]​
民族传媒
东干人早在1930年代已拥有自己的报纸。1932年3月6日东干人创办首份东干文报纸《东方火星报》，1965年时为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报纸易名《十月的旗》，以周报形式发行，1986年再易名为《苏联回族报》，1991年苏联解体后，变成今天的《回族报》，书写时仍以斯拉夫字母作拼音文字。
民族教育
初期东干人入居中亚初期，在教育方面保留了西北回族所特有的宗教教育形式。一般东干族子弟主要在清真寺学习宗教知识，并研读阿拉伯语及诵读《古兰经》，以成为能适应宗教生活的普通穆斯林。后来虽然在阿历克山德罗夫卡、（属吉尔吉斯斯坦）、伊尔德克、（属吉尔吉斯斯坦)、卡拉库努孜(今哈萨克斯坦马三青乡)等东干乡庄建起了几所普通小学，但只有少数富人家的孩子进去读书，大多数贫苦东干族家庭的孩子仍然被关在学校门外。 ​十月革命之后只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东干劳动人民才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但在东干族中普及教育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东干人使用语言的特殊性和东干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所以，建立东干族学校之初最大的阻力是没有教师，培养师资力量成为当务之急。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1919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专门为东干族青年组织了一个师资班，这个师资班的学员成为中亚东干族学校第一批本民族教师。以后，苏维埃政府又陆续选派出一些东干族青年到塔什干、列宁格勒(今圣彼德堡)、莫斯科及其它城市学习。按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从1929年起，在列宁格勒办起了一个四年制学习班，以培养东干族干部及东干族学校教师。1932年，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成立了东干师范中专。以上这些学校培养了最早的东干族学校本民族教师。从1921年起，苏联政府开始在东干族聚居区筹办东干族学校。到1928年底，在伏龙芝(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阿拉木图、托克马克、普尔热瓦尔斯克等城市及卡拉库努孜、伊尔德克、阿历克山德罗夫卡等东干农庄都办起了新式东干族学校。  学校办起来了，但在传统观念束缚下，东干族妇女仍然不能进学校读书。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当时东干族妇女连出门都需要有人陪伴，一个人单独外出还会遭人非议，若出来读书或工作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十月革命前东干族妇女几乎全部都是文盲。中亚地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吸引东干族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到学习和社会生产实践中，在每个东干族乡庄都成立了专门的宣传站和妇女扫盲班，在群众中宣传妇女受教育水平与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的关系，并组建了妇女苏维埃以帮助她们提高文化水平，同时建起了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减轻东干族妇女的家庭负担，还在阿拉木图、托克马克、伏龙芝等地成立了缝纫班，组织她们制作东干传统民族服装。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东干族妇女开始冲出传统观念的束缚，走出家庭，走向学校、工厂或农庄，这在东干族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对东干族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1936年，东干族妇女的识字率已达到45%，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基本消除文盲。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当大批男性走向前线的时候，东干族妇女承担了东干族农庄全部的生产任务，表现了非凡的创造能力。普及中等教育随着教育的发展，在东干人中逐渐普及了中等教育，并培养出一大批教师、医生、农艺师、机械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有些人还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据1976年全苏人口普查，当时，中亚东干族中有副博士以上人才40名，博士4名。这种比例(即1万名东干人中一名博士、1千名东干人中一名副博士)在当时全苏120多个民族中居第一位。可见回族后裔——东干族的教育水准和学习能力之强。
伴随着东干族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东干族各种专业人才遍及全苏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东干农庄，直接为农业科技、畜牧业等生产部门服务。如在马三青东干农庄，1972年就有90名大学毕业的东干族农业专家在那里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该农庄的大学毕业生已达500余名，占劳动力总数的1/4。如今在东干农庄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几乎都是大学以上学历，他们在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岗位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
民族习俗
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最初移居俄国时，逊尼派的陕西籍回民与苏菲派门宦的甘肃籍回民各行其是，以后逐渐趋同。现均属逊尼派，信仰虔诚，遵守哈乃斐学派教法。白彦虎在世时，东干人即在七河地区修建了40多所清真寺，均为中国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生孩子后请阿訇取经名。生活中严格禁酒，不食禽鸟飞鱼类，严禁吃猪肉。清真寺的阿訇有东干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他们在群众中普遍受到尊敬。东干人的名字男性一般为哈桑、阿卜杜拉，女的为法蒂玛等。姓氏则以“马”为主，按照中亚人习惯，男的称阿卜杜拉·马基耶夫，女的称法蒂玛·马基耶娃。100多年来，东干人既能与周围的民族友好相处，适应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又能将中国回族文化中的习俗、语言保留下来。如喜食面食，仍用筷子吃饭，食品也保留原来名称，如莲花白、黄瓜、凉粉、卤面、面片儿、馍馍、胡椒等。大多数东干人都能讲简单的汉语，语调中仍有纯朴浓重的陕西、甘肃方言和一些北方汉语成分。结婚时讲究嫁妆、彩礼、闹新房。 [1]​
语言发展状况
综述东干族是中国回族的后裔，其主要来源是19世纪末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的起义残部。在120余年的历程中，由于生存需要和受教育的结果，使这个原本操用单语的民族群体渐变成了一个多数人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民族，并且由于语言环境和教育的原因，部分东干族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它民族的语言。同时，双语化进程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凸显出来，又使东干族认为东干语这一从语言学特征上讲的是汉语西北方言特殊变体的语言就是东干族（回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语言观。东干族的双语化进程1.过境初期到卫国战争前夕的单语时期
东干族在最初过境的几十年间，能够掌握俄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是极少的。迁来初期，东干族人数较少，又聚居在一起，多数人整日耕作，劳作于田野，能够接触到俄语等其它语言的机会也小得多，加之中亚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当地民族的接触也十分有限，相互协作的机会也比较少。而且在当时生存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沙俄政府及十月革命后初期的苏维埃政权对教育没有投入过多的注意力，整个东干民族很少有人受到正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所以整个民族直至卫国战争前夕仍处在单语时期。据一些老人回忆，当年卫国战争（1939年—1945年）爆发初期，乡庄上去当兵的青年人都不太会说俄语，有的去了战场后，往家写信，使用的还是“消经”文字。在这一阶段，也有极少一部分人掌握了俄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如外出受教育的年轻人或常与外界接触的商人等，但这些人仅占东干民族的极少一部分。诗人黑牙·拉阿洪（70岁）曾回忆说他小的时候，乡庄上如果谁会说俄语，旁人都会当稀罕事来看待。因此直至二战前夕，东干民族仍是单一语言民族。
2.卫国战争期间到七十年代的双语过渡时期
二战前的三十年代，苏联中亚地区的教育事业已经有所发展，东干民族的双语化进程已开始初现端倪。但由于战争原因，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教育一时没有保障，东干族暂时也失去了在教育中接触俄语这样一个双语化的机会。但这一时期的战争对东干族的双语化进程有着催化的作用。因为战争使苏联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空前团结，形成了反抗法西斯德国的巨大的、统一的力量，东干族作为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和其它民族一道积极投身于保卫祖国和战争后恢复经济的工作中，这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到俄语和其它民族的语言，这一共同奋斗的时期可以算是东干族双语化的初始阶段。
战后经济逐渐恢复后，东干族从此也开始了快速的双语化进程，这一进程的主要催化剂便是教育。因为战后前苏联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东干族也和其它民族一样，开始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并开始频繁接触俄语。因为在东干族就读的学校中，除东干语和外语（早前外语也少有开设）以外，所有课程均为俄语讲授，这样使新一代受教育的东干年青人能够系统地学习俄语并使用俄语学习其他文化知识，再者俄语作为族际共同语在中亚有极强的社会功能，这样使俄语迅速成为东干族的第二母语，东干族中掌握俄语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多。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总数为19837人，95.4%的人认为东干语是母语，同时掌握俄语的人的比例也已达到52.9%。哈萨克斯坦东干族总数为17283人，94.7%的人认为东干语是母语，同时掌握俄语的人数比例也已达到43.3%○1（P252-253）。到1979年，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总数为26661人，掌握俄语的人为17639人，占总人口的66%。○2（P260-261）这样的比例已说明在东干族群中，双语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东干族已经从单语民族过渡到了半数以上通晓另一种语言——俄语的双语阶段。这一时期是东干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是东干族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双语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
3.八十年代至今的双语发展完善时期
自八十年代以来，东干族的双语化范围也逐渐覆盖了整个民族，今天的东干族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兼通俄语的双语民族。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总数为51，800人，15岁以上人口为30，993人，这组人中认为东干语是自己母语的为29，985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97%，掌握俄语的为28，360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80%○3（P31）。笔者在五个东干族聚居点（阿列克山德洛夫卡乡、米粮川乡、马三成乡、尔德克乡、比什凯克市）的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300个12岁以上的东干族人中，熟练掌握俄语的人数为28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93%，不太熟练或基本不会俄语的为19人，仅占7%。这些人无一例外均为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的程度很低。由此看来，俄语日益成为东干族重要的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俄语渗透到了东干族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东干族的社会交往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东干族今天已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兼用母语和俄语的双语民族，这中间教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越普及，双语化程度也就越高，当然现今各种传播媒介也在双语化进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东干族最典型的双语类型是东——俄双语，同时也有其它一些双语类型。中亚地区是多民族、多语言的交汇地区，尤其是突厥民族的语言如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等也是使用较广泛的语言，东干族在和操用这些语言的民族长期相处、共同合作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因而东干族中兼通东、俄及突厥语言的多语人也不少。这种现象有较强的地域性，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市，东干族兼通乌兹别克语；在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市，东干族多兼通哈萨克语；在哈萨克斯坦的潘菲洛夫（现撒马尔）等地，东干族多兼通维吾尔语；在吉尔吉斯斯坦卡拉库里市尔德克乡，东干族则多兼通吉尔吉斯语。这些突厥语言均为地域性的强势语言，因而易被东干族所掌握。统计资料表明，1999年，吉尔吉斯坦15岁以上的东干族为30，993人，掌握了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的共4，285人，占这一人群的13%。○4（P31）在笔者的抽样调查中，300人中兼通吉、哈语的为922人，占30%强，而且60岁以上老人明显多于年轻一代，92人中占了57人。这些兼通吉、哈语的东干族或母亲一方为吉尔吉斯或哈萨克族，或曾经就读于吉语或哈语授课的学校，或是通过日常接触到的。目前对新一代东干学生来说，兼通吉、哈语又多了一条渠道，那便是在学校学习。因中亚国家独立后，小学教育中都加上了民族语言如吉、哈语的课程，东干学生就读的学校也不例外，因而今后东干年轻一代兼通这些突厥民族语言的情况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双语化进程中的母语丢失现象在观察东干民族双语化的进程时，东干族丢失的母语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一现象是伴随着东干族双语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最为典型的便是奥什地区卡拉松乡（原塔希洛夫集体农庄）东干族群体整体丢失母语的现象。这批东干族的前辈是1878年在回民起义领袖马大人的率领下过境后经纳伦到达奥什的，后来其中一部分继续北上至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地区，剩下的一小部分则一直生活在距奥什约15公里的卡拉松乡，由于这批人人数较少（目前也仅有2000至3000人），又处在高度聚居的乌兹别克人中间，从事着乌兹别克人的传统行业——种植棉花，而且他们远离其它东干族的聚居地，多与乌兹别克人通婚，因而渐渐乌兹别克化了，乌兹别克语渐渐取代了他们的母语——东干语。资料显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奥什东干族虽然还有会讲东干语的人，但已很少使用了，主要使用乌兹别克语，东干族与当地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通婚的现象也很常见○5（P49），而现今那里已很难找到会东干语的东干族了。而且较为特殊的是，由于乌兹别克语是这一地区的强势语言，使用功能强于俄语，因而这里的东干族也不怎么会说俄语，乌兹别克语已经成了他们的母语和社会活动中使用的主要语言，纯东干族家庭使用的也是乌兹别克语。为了恢复他们的母语，八十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曾专门派遣了一位东干语教师去为孩子们教授东干语，但最终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6（P63-64）。这是东干族中唯一一支聚居但遗忘了母语的人群。
除卡拉松乡外，东干族遗忘母语的现象在城市散居的东干族中也可以观察到。根据最新统计材料，吉尔吉斯斯坦15岁以上东干族为30，993人，其中认为其它语言而不是东干语为母语的有1008人，占这一人群的3%○7（P31）。这些比例都说明，在中亚的东干族当中，确有少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已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而将俄语或其它民族的语言当作了自己的母语。
母语丢失现象也是伴随着整个民族双语化进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因为高度双语化后，这一群体中部分家庭，会因种种原因，仅使用一种语言，从而从根本上使儿童无法在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多掌握一门语言，从而造成单语人的产生，进而造成整个群体的单语化。东干族民族语言观的形成在中国，汉语是回族的母语，回族本身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回回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重要标志便是来源不同、语言各异的穆斯林都开始操用汉语，同一个民族有了同一种语言。当然，回族在中国分布极广，他们处在哪里便同哪里的汉族一样操用当地汉语方言。如西北地区回族操用西北方言，云南回族操用云南方言。东干族使用的东干语，无论从来源上讲，还是从语言本体角度观察，仍然是中国陕甘方言的一个特殊变体，是汉语的一支方言，但对中亚的东干族来说，它不仅是自己的母语，而且也是自己的民族语言，既他们常说的这是回族话，不是汉话。这种看法在西北地区回民当中也存在着，其主要原因是西北地区往往在同一区域内，回、汉民操用同一方言时，也确实有一些差别，这种差别除回民语言中的波斯语、阿拉波语借词外，还有一些如声调或简单谓之为“腔调”的区别，如甘肃临夏（河州）方言就有回族腔、汉族腔的区别○8（P61），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汉语方言也有回民方言和汉民方言的区别○9（P5），这些差别使得回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同于同一区域的汉族的语言。但是在中国，这种差别并没有使回族认为自己所操用的方言就是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并没有产生民族语言的意识。但对中亚的东干族来说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所操用的这种语言就是回族的语言，是自己民族的语言。这种民族语言意识是特殊条件下母语意识强化的结果，这种母语意识是伴随着其民族的双语化过程而逐渐被强化了的。每个民族总希望自己民族特点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能够保留下来。而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多数民族自认的本族文化中核心的区别性特征。因此从内心的愿望来讲，东干族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存在着强烈的保存意识，并认为它是自己这个群体区别于周围其它民族的典型性标志，因而从意识上强化的了它的独特性和民族性，这是他们民族语言观形成的内部因素。同时，还有许多外部因素使这一观念更加固定下来，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个唯一性”和“两个特殊性”。
“两个唯一性”中的第一个“唯一性”是指在中亚地区唯有东干族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是区别东干族和其它民族的显著标志。与东干族共同生活于中亚的其它少数民族没有可能接触到其它操用此类语言的中国境内的汉族，而且在中亚说这种语言的人也都是单一的东干族，因而自然地将这个语言和这个民族等同起来，包括东干族本身也是基于这种唯一性，而将这种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民族语言的。
第二个“唯一性”是指东干族（绝大多数东干族）的母语只有东干语一种（虽其内部有陕、甘方言的差别，但因都是西北方言且都为回族使用而相互认同）。这种情况是相对于中国回族来讲的。在中国，回族使用地域方言，也使用普通话。在他们看来，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汉语的方言，这是他们时时都能感觉到的。而东干族自移居中亚以来，同汉语的大环境隔绝，完全没有了超方言的普通话的影响，因而也没有将自己所操用的语言归为汉语的一种方言的意识。加之多年隔绝，目前东干族（尤其是与操普通话的中国人打交道少的人）在听普通话时也有理解上的困难。因而即使他们知道他们操用的是与汉语陕甘方言很近的语言，但仍情愿把自己的语言看作是不同于汉语的自己民族的语言。上述两个“唯一性”结合起来，即在中亚只有东干族讲这种语言，东干族只说这种不同于汉族普通话的母语，因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母语既本民族语言的观念。
“两个特殊性”之第一个“特殊性”是指东干语脱离汉语独自发展后，各方面都具有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如明清口语词汇的留存、大量俄语借词的借入、新的词汇、新的句式的产生等这些既不同于汉语普通话也不同于西北方言的特点使得人们认为他们操用的已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一种另外的语言。再加上东干族的语言里还有许多波斯语、阿拉波语借词，以及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表达句式等，如“知感胡达（感谢胡达）”、“尊护教门（维护宗教信仰）”、“封斋”、“捞油香（炸油香）”、“念索儿（念一段经文）”、“望埋体（在寺中吊唁死者）”、“帮不答下来（做完晨礼后）”等在汉民语言中不使用，而在回民中具有广泛认同感的表达方式，这些构成了东干语不同于汉语普通话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使得东干族对自己语言的民族特殊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第二个“特殊性”是指东干族使用拼音文字已有了70余年的历史，东干族对汉字已非常陌生，除在校专门学过汉语的学生外，几乎没有会汉字的。这样语言不通（或互相难懂），文字各异的历史事实使东干族形成了东干语不同于汉语的印象。这几种因素相加起来，使得今天中亚的东干族将自己的母语视为东干族（回族）的语言，产生了民族语言的意识。加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东干族从心理上也有同样的要求。再者，东干族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被承认为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因而其语言也取得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因此尽管我们从语言本体角度认为东干语仍保留着西北方言绝大部分的特点，是汉语西北方言的特殊变体，我们仍然愿意尊重东干族对自己的母语的热爱，并考虑到与社会语言学相关的一些因素，将东干语视为中亚东干族的民族语言。这一语言观念的特殊性也是中亚东干族与中国回族的一个很大区别，是我们在研究双语现象及民族语言心理过程中应当更多关注的一个内容。注释①N·尤素波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苏联东干族》[M]，伏龙芝，1977年。
②A·奥鲁孜巴耶娃《吉尔吉斯人的语言生活》[M]，伏龙芝，1983年。
③④⑦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吉尔吉斯共和国1999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登记汇总》[M]，比什凯克，2000年。
⑤X ·尤素拉夫《奥什川卡拉苏地区的塔西洛夫集体农庄》[M]，伏龙芝，1971年。
⑥M·王斯万诺娃《东干族：人物和命运》[M]，阿拉木图，2000年。
⑧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临夏方言》[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⑨刘俐李《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M]，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