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气节与言议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气节与言议 
创作年代：宋代 
作者：乐雷发 
作品体裁：散文 
主要段落原文
臣观陛下九策于大廷，前乎此者，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独惟已丑、壬辰之间不致深及时政，此则陛下养明于晦之时，而当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则僭[1]，隐而不言则欺。敢因圣问所及而略言，可乎？
夫议论者，自气节而发也。天下安有无气节而有议论哉？王昭素为谏官，以“独击鹘”见称，则昭素之气节为之也；刘安世在言路，以“殿上虎”见称，则安世之气节为之也。有欧阳修之气节，则能排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初则弹竦，终则攻杜衍矣。有吕诲之气节，则能劾王安石之巧诈，如常秩，始虽立节，终则附安石矣。无气节而有议论，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气节言议视先正似若少逊矣。以讦直为矫亢[2]，以缄默为安静，以随身附和为不立异，以无所指斥为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非不舍已从人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今天下之窃议时政，惟曰内批也，营缮也，近习之弄权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缴还内降如杜衍者，谁欤？论张尧佐四使如唐介者，谁欤？请不再建玉清昭应宫者，谁欤？夺任守忠节度，指曾觌、龙大渊奸邪者，又谁欤？苟有一言，臣知陛下必从之也。无一为直言者，而徒诿曰恐陛下之不受，得无类于欺君乎？是皆气节不立之过也，何而言议之有？臣故曰秉正直之气节，则发忠鲠之言议者，此也。
圣问中气节、言议之说，臣于今日正不满于此二者，谨以二说为陛下献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一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何谓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汤之执中也，曰立贤无方。武王之建极也，曰无偏无党[3]。是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后可谓之君子。君子者，未尝有所谓党。而上之人，亦不当以党视之。禹、皋叶忠以事舜，而言焉不合，则有吁咈，不苟同也；旦、奭同心以辅周，事有不可，则或不悦，不诡随也[4]。唐有白居易不附牛僧儒，亦不附李德裕；本朝苏轼不附熙丰，亦不附元祐。君子之所自立如此。若之，何以党视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国者，必惑其君，目君子为党。空党锢以危汉[5]，空清流以祸唐。指元祐臣僚为奸党，宣、靖之时，空国而无君子，其祸尤不忍言也。
独惟有道之朝，虽倡为朋党之论而不胜。方庆历诸贤之用事，夏竦等辈纳赂侍监元震上疏，谓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前日蔡襄谓之四贤，四贤得时，遂引襄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仁宗虽不信，然诸贤相继而去。是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以行其摇动之术也。独惟仁宗天意终定，浮云暂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时，皆用庆历之彦[6]，而成功致治，当时即指为朋党，斥为伪学者。然则君子之党，亦何负于人之国哉？
何代无贤？今之时，固有义胆忠肝如庆历间诸贤者，而或者以奔竞朋比目之。陛下本无是心也，臣意其必有倡为是论者矣。夫使其果奔竞朋比，固可嫉也。第恐以好论国事为奔竞，以志同道合为朋比耳。夫以好论国事为奔竞，则暗默唯阿、辕驹伏马者为是乎[7]？以志同道合为朋比，则怀奸相结、根盘株据者为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晓也。
大概今日之弊，惟在用一宰相用一班人。一相既去，则凡其时皆为相之党而尽去。非如范仲淹既去，而吴育犹奏行其事也；非如张浚既罢，而赵鼎犹不变其所用之人也。去年，以庶官而论台谏者有二。前日大臣进拟，其一已得衡山之麾，其一犹系白驹之谷[8]，得非前之论台谏者，其台谏臣已去，故可擢用；后之论台谏者，其台谏臣尚存，故有所防嫌耶？今之谏臣，心乎体国，则必以彦博之不憾唐介，夷简之不憾仲淹，亦何嫌如此？况西蜀之贤，及其所劾，其所论亦已得乎，而乃同罪异罚。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
中者，非执一之谓也，亦非参用之谓也。元祐调停[9]，为祸不细。建中靖国[10]，何所谓中？陛下至德深仁，轸念远谪，谓除误国殄民之外，并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议一挥，他皆未及，独惟前日之柄相密党数人首拜此惠。是得无类于调停，以平旧怨者乎。夫其据言路为宰属之时，陷忠害良不知其几，误国祸民孰大于此？而首蒙前擢[11]！臣甚为执事者羞之。臣愿陛下与大臣，自今进退人才，秉执公道，不肖者终身可弃，忠良者一眚不遗；且无使大夫有东人西人之议，亦毋使天下有朋党之说，则人才之气出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者，此也。
何谓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舜闻善言，若决江河；禹闻昌言，下车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而入有法家拂士，则出无敌国外患。汉有汲黯，淮南为之寝谋；唐有温造，悍将为之堕胆。二鲍可以敛贵戚，一勉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益于国有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轻视之？古之危邦，未尝不箝谏者之口，以自涂其耳目。贺琛之言，可谓切直，梁武帝罪之，他日侯景之祸，竟无与言；张九龄之谏，可谓忠鲠，唐明皇黜之，他日禄山之祸，曾不知觉。泛观史传，如此甚多，不可枚数也。
独惟盛时，则不若是。仁宗朝士气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枢密，十八疏上而竟行其言；攻陈执中之宰相，十九疏上而竟可其奏。扣铜鐶之呼，事关宫禁也。仁宗虽以是黜仲淹，亦竟以是擢仲淹。灯笼锦之诋，事关宗庙也。仁祖虽以是谪唐介，亦终以是召唐介。仁祖之容养直言如是！陛下端平之初政，天日昭苏，积郁顿舒，久蛰咸奋。台谏论事，御史斥奸。侍从有论思之忠，左右有轮对之直。以至草茅投匦[12]，学校上书，华国直言，何减庆历！当时天下延颈太平，徒以一鉴早亡[13]，诸贤失助，相踵而去，渐以销声，淳祐初年，柄相当国，纯用私党，布满朝端，示缙绅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学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议。于是，直气日销矣。
今虽更化，神观未收，竟无能言，萎滋甚。泛观士大夫之奏疏，无复我先正之余绪[14]。凡为对事之文，类如举子之策。平平奏事，小小立言。惟恐伤时，姑以塞责。臣谓立言之不正，原以气节之久销。陛下责诸臣以先正能言之风，当责圣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圣度天广，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未有如范仲淹、唐介再蒙显用者。得非陛下虽能容其批鳞之直，而终不能无逆耳之厌乎？台谏许以风闻，祖宗自有典故。陛下迩者宸翰，乃责其廉访不真。如必待其真而后言，臣恐自此无言者矣。况一台臣之去职，其一则犹未至国也，而并罢之，可乎？夫其逊避再三，久而后就。臣意其人必有可言，而恐不见听者。陛下曾不待之一言而去，其为结言者之舌，不亦甚乎？
前日台臣之罢，或出于圣训之言。然而外议纷纷，则不谓是。咸曰：台臣之仆隶，怒于近侍之貂珰[15]，浸润密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万无是理。第惟台臣未去之先，偶有仆隶交间之事，是以外议不能无疑心。固不然，迹则相似。万一因循不革，遂长此风，是汉之常侍必横于司隶，唐之校尉必横于南衙矣。陛下固决不纵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渐也。苏轼有言曰：“奸邪之始，以台谏拆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销薾之余，虽豪杰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终日废食，终夜废寝，以为方今事势，盖有莫大之隐忧，而火未及燃，安于积薪。所赖朝廷有见远识微之士，能为陛下陈长虑却顾之谋。而近日以来言者甚忌，天下有患，陛下谁与销之？臣愿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朝，次用端平之初政[16]，广通言路，旁达下情。若不可从，置之无害。倘或可用，岂小补哉！则人才言议者出矣。臣故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者，此也。
臣草茅愚生，不识忌讳，一念爱忠，与生俱生。陛下嘉纳忠言，故终圣问之外，竭其狂瞽[17]，亦可谓出位犯分矣。大则投之鼎镬，小则屏之山林。其甘如饴，九死无悔。
（主要段落为节选。）[1]﻿
注释译文
主要段落注释[1]僭（jiàn）：超越本分。
[2]以讦（jié）直为矫亢：把攻击正直人的短处看作是正直使曲的高姿态。讦：攻击别人短处。矫：正直使曲。亢：高。
[3]无偏无党：没有不公正，没有偏私。
[4]诡：虚伪。
[5]空党锢：不切实际地制造党锢。党锢：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联合反对宦官专权，因此被禁止仕宦或参预政治活动，时称党锢。
[6]彦（yàn）：美士，即英才。
[7]辕驹伏马：比喻人有所畏忌。辕驹：驾辕的幼马。
[8]白驹：白色俊马。
[9]元祐调停：1085年（元丰八年）宋哲宗继位，更国号叫元祐。高太后垂帘听政，先后启用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等人，废罢熙宁（1068—1077）、元丰年间（1078—1085）王安石推行的大部分新法，篡改史官纪录，重编《神宗实录》。
[10]建中靖国：1100年（建中三年），哲宗死，其弟徽宗即位，以韩忠彦与曾布为相。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当时议论最多的话题是元祐年间（1086—1094）、绍圣年间（1094—1098）均有政失，想用“大公至正”消释朋党，结果失败。宋徽宗放弃调和，1102年改元为崇宁，意为尊崇熙宁之法。
[11]擢（zhuó）：提升。
[12]匦(guǐ)：匣子、小箱子。《旧唐书·则天皇后记》：“垂拱二年（注：垂拱二年指686年）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
[13]一鉴：一面镜子，文中用来赞誉真德秀。真德秀是“端平更化”中威望最高的人。人们说他是“真儒之用，立可致治”。
[14]余绪：前人留下来的未竟的事业。
[15]貂珰：汉代中常侍冠上的两种装饰物，文中指代受宠的太监。
[16]端平之初政：宋理宗在位初期，史弥远专权，任宰相九年，1233年十月卒，宋理宗始得亲政，将1234年改为端平元年，罢斥史弥远亲信，召回原来被史弥远斥逐的真德秀、魏了翁等十余人，委以要职，时号“小元祐”，亦称端平更化。
[17]狂瞽（gǔ）：愚妄无知。旧时多作自谦之辞。[1]﻿
主要段落译文臣下观察陛下曾九次驾临集英殿颁布策问，在此以前，没有不用当世的重大事务来询问的，只有绍定二年己丑科和五年壬辰科，不敢深切涉及当前的国政。这是陛下在晦暗中养育光明的时期，而正是权奸忌讳直言的时候。可现今还像那个样子，这又为什么呢？这特别不是臣下所期望的。臣下打算深入讲论却属于犯上，打算藏起来不说又属于欺君，敢按陛下所涉及的问题简单地谈一下，可以吧？
对国家大事提出看法，是从一个人的气节生发出来的。天下哪有没有气节却能对国家大事提出看法的人呢？仁宗朝王昭素担任谏官，以“独击鹘”这一美誉而著称，这是王昭素有气节才能这样。哲宗朝刘安世在负责议论政事的职位上，以“殿上虎”这一美誉而受世人称诵，这是刘安世有气节才能这样的。具有欧阳修那样的气节，就能够排击夏竦的奸邪；但像王拱辰，起初虽然也弹劾夏竦，但到最后却攻击贤相杜衍了。具有吕诲那样的气节，就能够劾奏王安石的巧诈；但像常秩，尽管起初也树立节操，但到最后却依附王安石了。没有气节而能对国家大事提出建议，天下有这种道理吗？如今的士大夫，气节和对国家大事的看法比照从前的典范人物，好象差一些了。把揭发别人短处是正直使曲的高姿态，把对政事的不表态看成是安稳沉静，把随声附和看成是不标新立异，把没有什么可指斥说成是不贪图名声。陛下并不是不容纳接受正直的言论，也并不是不放弃自己的看法而依从他人，可是竟然没有提出意见的人。如今天下私下议论当前的国政，光是说皇帝亲自决断，并直接交付有关部门去执行，说大兴土木工程，皇帝身边的人玩弄权势，后妃的亲属封官授职。然而像杜衍那样把皇帝直接批发的圣旨退回去的人，有谁呢？像唐介那样反对一日之内就封拜仁宗张皇后伯父张尧佐四个高级官位的人，又有谁呢？奏请不再修建玉清昭应宫的人，还有谁呢？要求撤销任守忠的节度使职务，指斥曾觌、龙大渊奸邪谋利的人，又有谁呢？如果真有一句劝谏的话，臣下知道陛下一定会听从的。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为陛下进谏，只是找借口说，恐怕陛下不接受。这不是同欺骗君主一样吗？这全都属于气节没有树立的过错，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劝谏建议呢？所以臣下说，秉持正直的气节，才能发出忠恳耿直的劝谏言论了，原因就在这里。
圣上的策问中有气节和对国事提出看法的问题，臣下今天正对这两个问题最不满，就拿两条主张进献给陛下。一条叫做确立不偏不倚的原则来任用天下的贤能，一条叫做奖励无所回避的言论来振作天下的士气。什么叫做确立不偏不倚的原则来任用天下的贤能呢？商汤执持最为适中的尺度，说是选用贤能没有框框。武王定立最高的准则，说是没有不公平，没有偏私。因此团结但不勾结，和协但不曲意顺从，然后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君子未曾出现过人们所讲的朋党，在上层的人也不应该用朋党来看待他们。大禹和皋陶一致忠诚地事奉虞舜，但意见不统一时，就发出感叹的声音，这表示不曲意顺从啊；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同心辅佐周王室，但对政事不赞成时，就显露出不高兴，这是表示不假意随从啊！唐朝有白居易，既不依附牛党的首领牛僧孺，也不依附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我朝有苏轼，既不曲意迎合熙宁、元丰时期的变法派，也不阿附元祐年间的守旧派。君子卓然自立的情况就像这样，为什么却用朋党来看待他们呢？小人打算使朝廷架空的办法，一定要迷惑君主，而把君子指斥为朋党。把反对宦官的一大批人士都排挤掉，就使东汉陷入危亡的境地。把议论朝政的一派人物都排挤掉，就给唐朝造成了祸害。而把元祐废除新法的臣僚都指斥为奸党的做法，就致使宣和、靖康年间整个朝廷被架空而没有君子，那种惨祸更让人不忍心再谈起来啊！
只有在政治清明的朝代，即使倡导朋党论，也占据不了上风。正当庆历年间各位贤臣执掌国政的时候，夏竦等一伙人勾结内侍蓝元振献上奏疏，说什么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从前蔡襄把他们称为四贤，四贤得到了掌权的机会，于是提拔蔡襄作为同一行列的人，拿国家的爵位俸禄当作私人的恩惠，牢固地结成朋党，用来报谢蔡襄当时写诗歌颂他们的那片心意。仁宗皇帝虽然不相信这种劾奏，但没过多久，几位贤臣相继都被调离京师。这说明仁宗那样圣明，而小人也得以施行他们动摇君心的伎俩啊！只有仁宗皇帝，圣意才终于确定下来，浮云暂时遮蔽天空，白日立刻照耀天下。延续到嘉祐年间，全部起用庆历时的英才，而成就功业，达到大治，最后靠的还是当时被指责为朋党斥之为伪学者的那批人物。既然如此，那么，君子抱成一团，对于朝廷又有什么辜负的地方呢？
哪个朝代没有贤臣？当今，原本就有像庆历年间各位贤臣那样义胆忠肝的人，可有人却用奔走钻营、抱团勾结来看待他们。陛下本来就没有这种想法，臣下猜测，一定有鼓吹这种论调的人了。假设真的奔走钻营，真的抱团勾结，固然是很可恨的。但只恐怕是把喜好议论国家大事看成是奔走钻营，把志同道合看成是抱团勾结罢了。既然把喜好议论国事看成是奔走钻营，那么一声不吭，只是逢迎、表现有所畏忌就对了吗？既然把志同道合看成是抱团勾结，那么心怀奸恶、互相勾结和形成严密的关系网就对了吗？这是臣下根本闹不明白的问题。
现今的弊端，大致上在于任用一个宰相，就任用同这宰相关系密切的一班人。一个宰相被罢免，那么凡是在这个宰相当政期间的官员，就都指斥成某个宰相的同党而全部调离他们。并不像范仲淹已被调离朝廷，而吴育仍然奏请施行范仲淹的那套政务；也不像张浚已被罢相，而赵鼎仍然不更动张浚所任用的那些人。去年凭借庶官身分劾奏御史台、谏院的有两个人。前些时候大臣提出晋升意见，其中一个人已经获得到衡州郡守的差遣，另一个却仍然未被授以职位。莫非是前些时候劾奏御史台、谏院的人，因那个御史中丞已经免职，所以就可以提拔任用。后来那个劾奏御史台、谏院的人，因那个谏议大夫还在朝廷，所以就有妨碍与嫌弃吗？如今的谏议大夫把心思都放在体念国家上，就一定要像文彦博那样不忌恨曾经劾奏过自己的唐介，像吕夷简那样不忌恨曾经劾奏过自己的范仲淹，这样还会对此有什么嫌弃呢？况且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那样贤能，也是第二个人所劾奏的，当时也得到衡州郡守的职位了吗？要说前后犯的是同样的罪过，惩罚却不一样，一个加以任用，一个予以舍弃，臣下认为恐怕不属于不偏不倚的原则啊！
不偏不倚，并不是说执持固定不变的常规，也不是说交参互用。哲宗皇帝元祐年间调停守旧派和变法派，造成的祸患已经不小了。徽宗定年号为建中靖国，靠什么做到了不偏不倚呢？陛下恩德最大，仁德深厚，怜悯体念被贬斥到远方的官员，说是除去耽误国家、残害百姓的人以外，全都施予离开朝廷、让本人自便的恩典。可首次议论这道指令，其它人都没有被提起，只是以前专权宰相的亲密党羽几个人，最先蒙受到这种恩惠。这是不是同调停很类似，用来平息旧怨呢？当这些人把持议政大权、充当宰相下属的时候，陷害忠良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说耽误国家、残害百姓，哪一宗比这还要严重呢？可他们却最先蒙受洗刷罪恶！臣下万分替当政的人感到羞耻。臣下希望陛下与大臣从今以后进用和贬斥人才，执持公正的原则，不正派的人一辈子都可以抛弃掉，忠良的人即使有过过错也不遗弃掉，而且不要让人产生那个大夫是西部人、这个大夫是东部人的讽刺，不要让天下出现朋党的说法，人才的气节也就生发出来了。所以臣下说，确立不偏不倚的原则来任用天下的贤能，原因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奖励直言来振作天下人的气节呢？虞舜听到好言语，就好像江河决了口没人能阻挡住。大禹听到美好的言论，走下车来敬拜。深切正直的言论，是圣明的君主想急切听到的东西。能经常听到直言，入朝就拥有法度严明的大臣和辅佐的士子，出境就没有抗衡的邻国和外来的祸患。汉朝有汲黯，淮南王刘安因为他而叛乱的阴谋未逞；唐朝有温造，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将帅要为他丧失掉胆气。东汉的鲍永和鲍恢，可以让后妃的亲戚收敛行为。唐朝的一个李勉，可以使朝廷显得最尊严。正直敢言的人对朝廷有功就像这样，在上面的人怎么能够轻视他们呢？古代危亡的国家，未曾不封住劝谏人的嘴巴，来自己蒙住视听。贺琛的建议，还算不上深切正直，可梁武帝却惩办他，后来侯景叛乱的惨祸，最终也没有人向梁武帝做过提醒。张九龄的劝谏，称得上忠正耿直，可唐玄宗却罢免了他，后来安禄山发动的变乱，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随便翻看史书，像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多得数不过来啊！
只有在国家强盛时，就不是这般情形了。仁宗朝士大夫的气节最盛，直言不讳的人最多。弹劾夏竦出任枢密使，十八道奏章连续献上，最后采纳了这种意见。弹劾陈执中出任宰相，十九道奏章连续献上，最后也批准了这种奏请。叩击宫门铜环来坚持不应废掉郭皇后的谏诤，事情关系到皇室，仁宗皇帝尽管由于这个缘故贬斥范仲淹，但最后也因这个缘故重新起用范仲淹。关于文彦博通过向妃嫔赠送灯笼锦而当上宰相的劾奏，事情关系到朝廷，仁宗皇帝尽管由于这个缘故贬谪唐介，但也因这缘故再度召回唐介。仁宗皇帝容忍养护直言不讳的人就像这样！陛下端平初年的政治，就像天日重放光芒，使蕴积的愤慨顿时得到舒展，长久被压抑的人全都振奋起来。谏官议论国事，御史指斥奸邪，贴身大臣怀有谋划朝政的忠诚，左右百官具有五天轮到一人上殿面奏的切直，以至百姓投递检举信，学校上书，无所回避的言论光耀国家，哪里比庆历时期逊色呢！当时天下伸长脖颈盼望太平，只是因为做为一面镜子的真德秀过早死去，各位贤臣失去援助，相继离去，逐渐就失去声响了。淳祐初年，揽权的奸相掌管朝政，完全任用自己的党羽，且布满朝廷的每个角落，还把他们的意图暗示给百官，使百官不敢讲话；扼制住学校的喉咙，使生员不敢议论，于是正直的风气就一天比一天消失了。
如今尽管改变治理的状态，但神明的鉴别还没有聚拢，朝臣都闭口，没有敢真地讲论什么的，萎靡无力越来越厉害。粗略观看一下士大夫的奏疏，不再具有前代贤德剩下的一点儿东西。凡是密封上奏的公文，大多如同应试士子回答策问的文章，平平地论述事务，稍微提个看法，也唯恐触犯时忌，姑且用来搪塞一下。臣下认为无所回避的言论兴不起来，是因正直的风气长时间地消失了。陛下用前代贤德正直敢言的风气来责成众位臣僚，也应当用我朝列祖列宗接受意见的事例来自责。陛下神圣的度量像皇天一样宽广，没有正直的言论不能容纳的。然而正直敢言的臣僚离开了朝廷，到最后也没有像范仲淹、唐介那样重新受到重用的。莫非是陛下尽管能够容忍他们触到痛处的正直之言，但却终归做不到没有逆耳的厌恶之心吧？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也许听到消息，这在我朝列祖列宗那里原本就有典制和掌故。陛下近来的亲笔诏书，竟责怪他们探访的消息不真实。如果等到消息全都真实以后再言说，臣下恐怕从今以后就没有再言说的了。况且其中一个御史中丞已经被罢免了职务，另一个还没有来到朝廷，却全都罢免了，这样做行吗？他再三谦恭地推辞，很长时间才同意。臣下想来，他必定有要言说的事情，却担心不被听取。陛下又竟然不等待他说上一句就干脆让他离职，这样做来，叫言说者止住自己的舌头，不也太过分了吗？
前些时候御史中丞的罢免，也许出自圣上命令。然而外面议论纷纷，认为不是这种情况。全都说是御史中丞的奴仆，惹怒了皇帝身边受宠幸的太监，太监就一点点儿地对皇帝讲他的坏话，因此就被打发出京了。臣下很清楚这种事是绝对没有的，也只是御史中丞还没被调离以前，偶尔发生了奴仆相互斗殴的事情，所以外面的议论不能没有疑心。本来虽然不是这样，可迹象却很相像。万一沿袭下来，不予革除，致使这种歪风助长起来，那就会像东汉的宦官中常侍们必定压过司隶校尉，唐代的宦官中尉们必定压过朝廷各机构了。陛下固然不会放纵太监到这种地步，然而也不能不对太监防微杜渐啊！苏轼有句话说：“奸邪开始冒出来时，依靠监察官和谏官顶回他们富绰有余，等他们形成气候，凭借武力攻取他们也不够用。”还说：“弹劾积聚成威力以后，即便是一般人也可以奋发昂扬；风采萎靡消沉下去后，即便是豪杰也不能使他们再振作奋起。”如今的祸患，同苏轼这番话非常相像。臣下曾经白天吃不下饭，夜晚睡不着觉，认为当前事态发展的趋势，存在着最大的隐忧，火还没到烧着的时候，却仍安心在柴草垛上睡觉。仰赖朝廷有远见察微的人士，一定能够为陛下陈奏从长远考虑、消除后顾之忧的谋略。可近日以来，言说的人十分顾忌，天下如果出现祸患，陛下又同谁去止息住呢？臣下希望陛下首先把仁宗皇帝鼎盛时期作为榜样，其次施用端平初年的政治，广通言路，沟通下情。有的意见如果不可以听从，放在一边也没有什么妨害。如果有的可以采用，哪里是微小的补益呢？这样做，人才中敢于言事议政的人物就涌现出来了。所以臣下说，奖励正直不讳的言论来振作天下的正气，原因就在这里。
臣下是民间一个愚昧的书生，不懂得忌讳，忠君和爱民这一信念，同我来到世上就一起产生。陛下允许提出忠言，所以敢在圣上的策问以外，献上那愚妄无知之言，也可以说是越出本位、触犯等级规定了。往严重处说就是处以死刑而投入油锅，往轻微点说就是斥退而摒弃在山林。我心甘情愿，九死无悔。[1]﻿
主要段落赏析
该文原题《状元策》。文中用大量史实，论述了气节与忠直之谏的关系，奖励国人直言议政，培植民族气节的重要性，分清朋比为奸与忠心为国而志同道合者的界线，强调执政者敢于和善于秉公无私、调和各派，建立和谐、团结的社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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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雷发，字声远，号雪矶，南宋道州宁远县人。精通经史，长于诗赋。1253年（宝祐元年），门生姚勉登进士第一后，向理宗上疏，请求理宗重用乐雷发，并愿以第相让。理宗特旨召见雷发，亲自考问“学术、才智、选举、教养”八事，乐雷发“条对切直”，为理宗所“嘉纳”，赐以特科第一人。他志在抗金复宋，后因数议时政，不为所用，遂归隐九疑。乐雷发还乡后，国势更衰，理宗深悔没有采纳他的忠言，赐建状元楼一所、公母铜锣一对、良田800亩作为褒奖。著作有《雪矶丛稿》五卷，清代乾隆皇帝在位时选入《四库全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