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弘集
生平
出使风波金弘集出身名门庆州金氏，其父金永爵官至开城府留守。他自幼接受良好的汉学教育，年轻时即与中国诗人程恭寿遥相订交，酬唱诗歌。1867年（朝鲜高宗四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庆科庭试文科及第，次年父亲金永爵去世，两年后其母昌宁成氏亡故，所以金弘集丁忧达5年之久。1873年起复为权知承文院副正。1876年被外放为兴阳县监，其间有惠政，饥荒时救活了数万饥民。[1]他在那里任职3年，随后调任中央，历任户曹、工曹、兵曹、礼曹参议等职务。
1880年（高宗十七年）三月，金弘集被任命为修信使，出使日本，并于五月二十八日登程。金弘集此次出使的任务是与日本协商仁川不开港、米谷禁运、关税改订、公使驻扎等《江华条约》签订以来朝日间的悬案，但没有成功，而且日本对他非常冷淡。当时的日本已经进行明治维新，金弘集对日本的发展叹为观止，他在给国王高宗李熙的报告书中称赞日本说：“通商惠工凡厚生之方，无不为之，故民无一游食，而日以繁庶。”[2]尤其重要的是，金弘集在日本频繁会见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人，与其进行笔谈，商讨国家富强之策。何如璋和黄遵宪屡次劝朝鲜积极对外交往，“与各国并驰大洋”，黄遵宪更是亲手撰写一本名为《朝鲜策略》的小册子，  担任修信使的金弘集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的中心意思是朝鲜应当亲中国、联美国、结日本，共同抵御沙皇俄国的南下，同时接受西方先进科技，以求自强。金弘集对黄遵宪的建议产生强烈共鸣。他在日本滞留三个月，归国时将《朝鲜策略》带回朝鲜，并进呈给高宗国王和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阅览。高宗和李最应都对《朝鲜策略》深表赞同和折服，金弘集随即提拔为礼曹参判。[3]
然而，《朝鲜策略》却在朝鲜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儒生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大力抨击《朝鲜策略》。其中庆尚道儒生李晚孙于1881年（辛巳年）联合300多名儒生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伏阙上疏，号称“万人疏”，骂黄遵宪为“禽兽”，指责金弘集：“自古以来，衣君之衣，食君之食，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膺专对之任，居具胆之地，而赍奉辱国之书，达之天阶，藏弄诬圣之说，树之朝署，张皇冠贼之势，恐动人心。凭借句衡之威，钳制众口。果何如人哉？”[4]史称“辛巳斥邪运动”。江原道儒生洪在鹤更是明确主张将金弘集“断其头悬之藁街”。[5]金弘集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承受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连上三道奏疏，请求免职。高宗一方面将金弘集转移到京畿道富平府，以避风头；另一方面对上疏儒生进行严厉镇压，处死和流放多人。这年十一月，风波基本平息以后，金弘集才重返任上，被任命为统理机务衙门通商司经理事，开始参与处理朝鲜的外交事宜。
对外交涉1882年（高宗十九年），金弘集作为副全权大臣，随全权大臣申櫶前往仁川，参与同美国缔约建交的谈判。金弘集是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谈判后，朝鲜与美国于四月六日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的国门全面开放。随后，金弘集又负责同英国、德国的使臣交涉，其间他被调任为工曹参判。[6]同年六月九日，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掌握实权的朝鲜王妃闵妃逃走，李最应等大臣及多名日本人在乱中被杀，高宗李熙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兵变重新执政。金弘集虽然没在这次变乱中遭到清算，但他对作为守旧派的大院君非常不满。壬午兵变爆发二十日以后，日本和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相继派军队进入朝鲜，日本要求朝鲜进行赔偿，并要求取得驻军权；清朝则准备问兵变之罪，借以强化其宗主权，同时牵制日本。赵宁夏和金弘集被大院君派去迎接和慰劳清军将士。清朝将领吴长庆见金弘集，问他壬午兵变为何发生，金弘集却一直自责，吴长庆叹曰：“吾闻小人文过，君子责躬，其斯之谓乎？”于是对金弘集深相敬重。[7]此时大院君企图与日本开战，而金弘集则对此表示反对，极力主张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协商，以和平手段解决壬午兵变遗留问题。[8]
七月十三日，大院君被清军诱捕，抓到中国问罪，既而兵变被清军镇压下去。金弘集获得重用，参与处理壬午兵变的善后问题。他随奉朝贺李裕元前往仁川，与日本谈判。上述日本提出的要求基本上获得应允，朝日遂签订  金弘集《济物浦条约》。其后又作为陈奏兼谢恩副使，随正使赵宁夏前往中国向清廷“谢恩”，同时在《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上签字。归国后金弘集被任命为礼曹判书，后又兼任外务督办，成为朝鲜对外交涉的最高负责人。
此时，开化运动在朝鲜方兴未艾。金弘集与金允植、鱼允中等人一样，是主张维持中朝宗藩关系、推行渐进式改革的“稳健开化派”，而另一派“急进开化派”（开化党）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人为代表，要求立即脱离中国独立，效仿日本进行全面改革。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联合日本发动“甲申政变”，杀死闵妃集团大臣6人，夺取了政权。在组建新政府的同时，开化党也将“稳健开化派”的人物吸收近来，金弘集即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9]但甲申政变爆发不到3天就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金玉均等亡命日本。
金弘集在甲申政变期间表现良好，充分表现了他的才能和忠诚，史载“是时百僚杂沓，朝著无序，弘集插纸笔行縢中，承旨、史官、大臣之职唯诺记注，一身当之，无阙事，观者啧啧，咸服其干敏。上之在景佑宫也，弘集奔问至门外，拦截不得入，颠扑雨雪，呼号道路，逢人辄问：‘圣上安候若何？’涕冻于面，如是者数日。”[10]金弘集在甲申政变失败后拜相，擢升为议政府左议政，同时负责处理甲申政变的遗留问题。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弘集代表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汉城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日本将其参与甲申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卸掉，并取得了更多的侵略权利。
金弘集在《汉城条约》签订不久后即卸下左议政职务，改任判中枢府事。《汉城条约》缔结以后，闵妃集团开始倒向俄国，金弘集因为坚持亲华路线而被排挤。他一直留任判中枢府事，实质上是明升暗降，因为这虽然是从一品的高官，却没有实权。1887年和1888年两度被拜为左议政，均在不久之后辞职，归任判中枢府事。1889年被外放为水原府留守一年，在任内发生民乱。此后他就一直担任判中枢府事，直到1894年。
组阁与改革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朝和日本同时出兵朝鲜，政局十分动荡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朝鲜国内呼吁内政改革的声音愈发高涨，金弘集作为稳健开化派资深官员，在被冷落多年后于此时复出，大力倡导改革。他在当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召对中说：“大抵更张云者，即就其政治之有病弊，变而通之，以合其宜。”[11]主张在这个内忧外患达到极点的关键时刻进行“更张事业”。金弘集再度获得重用，六月二日被任命为外务总理。六月二十一日（阳历7月23日），日军袭击汉城景福宫，软禁朝鲜高宗，解散了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另立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两日后，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朝鲜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朝清军。六月二十五日，在日本的压力下，反对日本干涉的领议政金炳始下台，金弘集接替他出任议政府领议政，掌握实权。至此，朝鲜亲日政权正式形成。
金弘集于二十七日上午接到拜他为领议政的教旨以后，便赶赴宫中谒见高宗。在场的大臣还有前领议政金炳始、左议政赵秉世、右议政郑范朝。金弘集对于日本军占领宫廷感到十分痛心，他对高宗说：“今日国事，何至于此痛迫万万？臣甚冥顽忍见，死有余罪；惊魂未定之中，忽奉匪分之命，历日忧惧，不知攸为。”高宗说：“以卿老成，当与之卧薪尝胆，以雪今日之耻，深有厚望焉！”金弘集回答道：“此正上下勿忘在莒之日。而惟有圣志坚定，乾刚奋发，然后可致济屯回泰之效矣！”在场君臣都表示要断行改革，以充实国力，金弘集就开始担当内政改革的重任。[12]
内政改革不仅是金弘集的期待，这也是日本的指示。金弘集作为开化派人士，一直主张进行近代化改革；同时，他在甲午战争后转化为亲日派，加上他本身具有出众的政治才能，因此得到日本人的重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金弘集是“素有以温和见称而深孚众望的前辈”。[13]在他出任领议政的当天，就组建了“军国机务处”，设于景福宫修政殿，金弘集兼任总裁，参与者均为开化派人士。七月十五日进行官制改革，金弘集就任总理大臣。军国机务处是主导改革的核心机构。金弘集的书法和著作(3张)随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以军国机务处的名义颁布了208条改革法令，对朝鲜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历史上将这次由金弘集主导的改革称为“甲午更张”。（详见词条甲午更张）
金弘集一直是甲午更张的中流砥柱。甲午更张期间，面对诸多困难和阻力，“金弘集跃然当之，日执笔坐政府，焦思竭虑，凡所施设，务得其实”[14]，他本人为了改革事业，经常办事到深夜，留宿宫中，很少回家。可见金弘集与其他亲日派不同，是衷心为了朝鲜的改革和富强。然而，由于当时朝鲜时局动荡，甲午更张的许多措施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实行，也不为广大百姓所认同；军国机务处实质上也是日本控制朝鲜的工具，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便说：“军国机务处就是日本派，即开化主义者的汇集机关。”[15]因此军国机务处实行的很多措施都是其亲日性质的直接体现，比如实行银本位、允许日本货币流通，既服务于日本对清作战的需要，又便于日本的经济侵略；与日本签订《朝日同盟条约》和《朝日暂定合同条款》，投入日本阵营，等等。
然而，金弘集也并非彻底投靠日本，陆奥宗光就曾说：“本指望内政改革完满进展，反而成为他们（指金弘集等人）利用日本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16]因此日本政府对金弘集并不满意，再加上1894年秋冬之际，原本已受招抚的东学党重新起义，高举反日反政府的大旗，金弘集政权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日本迫使朝鲜政府赦免甲申政变后长期流亡日本的开化党人朴泳孝，并于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安插到朝鲜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十二月十二日颁布《洪范十四条》，作为甲午更张的纲领；朴泳孝还废除了军国机务处，实行内阁制，金弘集任内阁总理大臣，朴泳孝为内部大臣，至此建立了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联合内阁。
《洪范十四条》的颁布标志着第二次甲午更张的开始。第二次甲午更张实际上是朴泳孝主导的，金弘集的权力已经被削弱。朴泳孝本身就是在日本用来牵制金弘集的，比金弘集更加亲日，因此他的主政意味着日本加紧了对朝鲜的控制。金弘集和朴泳孝从一开始政见就不同，一个是稳健开化派，一个是急进开化派，加之朴泳孝权力的扩张，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开启一场权力之争。在金弘集和朴泳孝联合内阁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由总理大臣金弘集、外部大臣金允植、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内阁中书俞吉濬组成，并非完全亲日，主张稳健改革；另一派由内部大臣朴泳孝、法部大臣徐光范组成，完全投靠日本，要求激进变革，两派一直明争暗斗，终于朴泳孝以日本为靠山，将金弘集排挤出政府，金弘集于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辞职，由朴泳孝署理内阁总理大臣。闰五月，朴泳孝“叛逆阴谋”暴露，金弘集参与揭发朴泳孝，朴泳孝被迫出走日本。事实上，这是闵妃集团联合俄国发动的一次政变，此后闵妃集团重新执政。金弘集先被任命为中枢院议长，又于七月五日取代朴定阳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建立了第三次金弘集内阁。
倒台与遇害金弘集第三次组阁以后，实权在闵妃为首的亲俄派手中，金弘集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阳历10月8日），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日本浪人攻入景福宫，暗杀了闵妃，史称“乙未事变”。同时，日本人控制朝鲜高宗，肃清了朝鲜政府的亲俄势力，金弘集内阁迅速大换血，除了内阁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外部大臣金允植依然保留职位以后，其他各部大臣均被亲日派取代。两日后，日本胁迫金弘集亲日内阁通过《王后废位诏敕》，将闵妃废为庶人，并宣称日本杀害闵妃的行径“出自传闻之讹，无足相信”，替日本掩盖真相。[17]但金弘集私下对高宗说道：“臣不死而见此变，无辞可奏，愿圣心坚确自持，专以宗社为心，他日岂无更复壸位之日乎？”高宗叹道：“势所然矣，亦复何哉？”[18]随后，金弘集内阁开始进行第三次甲午更张（乙未改革），又按照日本的要求，金弘集内阁决定于九月二十日尊高宗为皇帝，并在登基大典上另立新皇后。至此，金弘集不得不与日本踏上一条船，而他的政权也彻底失去了民心。
然而，乙未事变被两个西洋人目睹并向全世界披露，极大刺激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也使日本和金弘集内阁承受巨大的舆论指责。在预感到无法掩盖真相的情况下，日本指示金弘集内阁将隐瞒了两个月之久的闵妃死讯正式公开，并宣布恢复闵妃的王后地位，为她举行盛大的国葬，还声明严惩杀害闵妃的凶手。此外，还取消了高宗称帝及选后的计划。但这些补救措施已经无济于事了，人们对金弘集政权非常厌恶，将其视为日本的走狗，称金弘集等人为“倭大臣”，而亲俄派也准备反攻倒算，李范晋等亲俄分子准备于十月十二日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金弘集等亲日大臣，但事泄失败，史称“春生门事件”。金弘集内阁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接着，金弘集政权的一步蠢棋更是为其自掘坟墓。1895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弘集内阁颁布了“断发令”，同时宣布使用阳历，改元建阳。断发令要求所有的朝鲜男子必须剃去发髻，朝鲜百姓认为这是对父母的大不孝和对民族传统的侮辱，加上“乙未事变”带来的伤害，使朝鲜人反日反政府的怒潮迅速爆发，到处掀起义兵运动，杀死朝廷命官和日本人，高呼“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的口号，持续了一年半的金弘集政权已是风雨飘摇。
乙未义兵运动爆发以后，金弘集政权急忙调集军队前往各地镇压人民起义，汉城的防备十分虚弱。俄国及亲俄派趁虚而入，李范晋、李完用等人劝诱高宗逃出宫廷，去俄国驻朝公使馆避难。1896年（建阳元年）2月11日，高宗逃出了被日本和亲日派控制的景福宫，躲进了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在抵达俄国公使馆后就下诏称“乱逆执政，惟意矫诬”，下令严惩逆党，并将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定为协助日本杀害闵妃的“逆贼五大臣”，金弘集的末日亦最终来临。
当时，汉城军民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迅速冲入景福宫抓人。张博、赵羲渊闻讯逃走，俞吉濬被捕后为日本兵劫走，金弘集、郑秉夏在朝房被巡检逮捕。金弘集和郑秉夏先被监禁在总巡房内，郑秉夏非常着急和狂躁，来回踱步，金弘集却非常淡定。金弘集在朝房时，就有人劝他马上逃走，金弘集却叹息道：“死耳！宁效朴泳孝成逆名乎？”[19]他被抓到总巡房中后，“但两目坚闭，无一言，见在傍郑秉夏此样，峻责曰：‘生死乃天命，但  忠献公金弘集墓承顺耳，焦躁将焉用哉？徒损失体面而已！’”。[20]一会儿后，亲俄内阁下令将金弘集和郑秉夏二人即刻处死，于是警务官安桓下令将这二人押往警务厅外的小石桥，强制让二人跪坐下，招来总巡苏兴文将二人乱刀砍死。两人被杀以后，被立刻暴尸在汉城的钟路。史载“都人士女重重叠叠围住，莫不称快，不满足其不施凌迟之刑”。[20]接着，金弘集遭到辱尸，汉城市民纷纷对他的尸体做出各种羞辱性的残忍动作，比如丢石头、割下肉生吃、打碎颅骨等，甚至有人“割屪”，[19-20]可见民心对金弘集的失望程度。
金弘集死后，高宗对于没有亲自审问金弘集而将其杀死很不高兴，但仍然下诏称金弘集为“元恶大憝”，并说“何幸天讨乃行，巨魁就戮，而邦礼才举，国体稍存。”[21]此后，朝鲜半岛出现亲俄政权，金弘集主导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也以失败收场，他作为逆贼一直受到朝鲜人的唾骂。直到1910年，金弘集才被平反，赐谥号“忠献”，追赠大提学，安葬于京畿道坡州。金弘集膝下没有子女，平反后，其族人金春熙将其子直接过继给他为孙子。朝鲜战争爆发后，迁葬京畿道高阳。他的遗著《修信使日记》、《锦营来札》、《以政学斋日录》等被整理为《金总理遗稿》。
评价
金弘集终身致力于朝鲜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最后死于亲日派和亲俄派的政治斗争之中，同时也是朝鲜近代史上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生前，由于《朝鲜策略》风波和甲午更张等相关事件而备受攻击，尤其是后期他采取的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使被朝鲜人民当作“八奸”之首，因此他死后遭到人民对他残忍的辱尸。朝鲜高宗对他的怨恨，则是因为金弘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极大地妨碍了君权。而开化派和一些正直的士人则对金弘集的死充满同情，比如当时的处士黄玹这样评价金弘集“操履慎笃”，并说：“弘集虽主张和倭，得罪清议，尽心国事，干略长于流辈。及死，物议颇惜之”。[19]金弘集的政敌朴泳孝则这样评价他：“金弘集才干为第一，而但好政权是欠。”[22]著名历史学家朴殷植则对金弘集的死评论道：“盖据八月之变（乙未事变）而论之，金弘集以首相特与闻而不能讨贼者，坐之以此固无辞为解，而若加以主谋之犯者，不特伊之不服，亦举世之人悉其枉，今杀此人而曰复仇，可乎？……今乃使一警官口传敕令，扑杀道上，若屠兽者然，失刑甚矣！”[23]
朝鲜官方开始是这样评价金弘集的：“逆魁弘集，以若乔木世臣，位至鼎台。而一自甲午以后，籍外交而夺君权，树党与而结阴谋。昨年八月二十日事变（乙未事变），弘集实首群凶……自八月二十日后，兵围咫尺，不通水泄，戕害忠良，益孤主势。罪加莽、操，恶浮傕、汜矣。”[24]到了14年后为其平反时，又改其评价为：“怀匡济之策，矢忠贞之节，持身清白，济以经术。向在国是靡定之时，超然特立，不避标榜。及至甲、乙年间，此大臣屹若砥柱，力图维新。其卓见苦心，盖有以灼知时局之渐艰，而欲救之于未然者也。奈天未悔祸，丹忠莫暴，而碧血先坠。”[25]很明显，第二份官方评价更为客观真实。
到了现代，金弘集的评价又有所改变。朝鲜史学界在60年代以前对金弘集持否定评价，称其为“日本走狗”、“反动统治”，但在主体思想确立以后，对其评价有所缓和，称金弘集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革新官僚”。而韩国史学界则对金弘集以肯定为主，认为他能力出众，勤恳负责，推行开化政策，促进了韩国的近代化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亲日的爱国者”，韩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瑄根称金弘集为“列强角逐的祭物”，为他的死感到惋惜。然而由于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盛行，所以尽管对金弘集的评价有所改观，但投靠日本毕竟是不光彩的污点，所以金弘集并没有被作为杰出人物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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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绕朝赠策送君归，魏绛和戎众共疑。
骂我倭奴兼汉贼，函关难闭一丸泥。
这首诗作于1891年黄遵宪在新加坡期间，它主要反映了1880年黄遵宪与金弘集在日本进行笔谈、赠给金弘集《朝鲜策略》以及1881年在朝鲜国内针对《朝鲜策略》的政治运动——“辛巳斥邪运动”等事件。黄遵宪在最后一句否定“丸泥封关”的典故，从而赞许了金弘集顺应历史潮流、倡导朝鲜开放国门的主张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