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晗
个人履历
韩晗，男，1985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祖籍河北衡水，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硕士（2007），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10-）。先后师从于肖雪慧教授、周华斌教授与樊星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中华美学会会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石港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黄石市青联委员，兼任“武汉大学文艺生产与消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学术方向为文学史语境下的文艺生产、消费与传播问题研究。 
自2003年起，已在大陆、台湾两地独立出版学术著作《文化的撒旦和上帝》（2006）《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2009）《新文学档案：1978-2008》（2011）《话语的秩序：文化当代性诸问题批判》（2010）与《可叙述的现代性：期刊史料、大众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体制（1919-1949）》（2011）《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2012）等六部（种），以及长篇小说《寂寞城市》（2003）随笔集《蝴蝶飞出地平线》（2004）《大国小城》（2006）《侧影年华》（2009）等四部。其中，《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新文学档案：1978-2008》）一书被台湾佛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与延安大学共同选定为“现当代文学史”专业课程“必读（推荐）书目”。2011年，受邀担任台湾“中国文哲文丛”（Works of Cathay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总策划。
自2004年以来，在《人民文学》《读者》《中国民族》《中华儿女》《中华英才》《山花》《长江文艺》《散文选刊》《作品》《滇池》等刊物发表散文小说数百篇，并在《文艺评论》《文艺报》《中国图书评论》《国外社会科学》《新文学史料》《江汉论坛》《Nordic Journal of China-West Studies》（芬兰）《中华人文社会学报》（台湾）《二十一世纪》（香港）等重要期刊刊发论文、评论六十余篇，部分论稿曾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与《中国文学年鉴》等权威学术选刊以及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所公开出版的集刊、选本全文转载、选编或首发，或为《红旗（文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与《2010-2011、2011-2012中国书业年度报告》等中央级参考文献所载选，并被《近代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以及法国巴黎高等社会人文研究院（EHESS）、美国芝加哥大学（UChicago）、中国南开大学、日本关西大学（KansaiU）、台湾中央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等世界各地高校、研究院所之硕博论文引用、评述近百余次（排除自引）。曾获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奖理论一等奖、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批评家奖、中芬天使学术论文奖等奖项。并主持、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奥委会合作项目、北京市教育厅中学语文教材编写项目、中国出版集团横向委托项目与中央高校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
韩晗亮出了当代青年文坛与学术界独树一帜的旗号，成为近年来崛起的“八零后”卓越代表学人之一。自2003年以来，韩晗先后接受了海内外近百家媒体的专访，其言论受到社会与学术界的关注与争议。先后被新浪网称为“晚生代学者型青年作家”，2004年与张悦然、阮次山等十人入选“《中国图书商报》十大畅销新秀”，2005年4月《青年文学》杂志称赞韩晗为“80后的另一种经典”，2006年他与洪战辉、徐本禹等入选教育部、团中央与人民网的“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百强”，2007年又被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授予“成都市十佳大学生”称号，2008年8月全国青联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誉其为“思想的神童”、国内著名文化期刊《意林》杂志在2009年第8期将其与薄瓜瓜、李禾禾等两人同时誉为“金牌才子”，2010年11月，韩晗又与落落、饶雪漫、当年明月等人一同入选“报喜鸟新锐艺术大奖文学艺术新锐人物十强”，2011年6月，韩晗被中共西南民族大学党委、西南民族大学校友总会遴选为“西南民族大学六十位杰出校友”之一，2011年，作为唯一一位中国“80后”学者，韩晗的个人事迹与爱因斯坦、范仲淹、陈省身等文化名人一道，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站在巨人肩上：写给孩子的人生设计启蒙书》一书所遴选；2011年8月，韩晗走进“中国励志第一刊”《中国青年》杂志，该刊盛赞韩晗“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和作家，韩晗展示了与众不同的一个世界”，成为该刊主推的第一位“八零后”学者。至此，韩晗成为了目前国内唯一一位个人事迹先后三次登上“团中央三大刊物”（《中国青年》、《中华儿女》与《青年文学》）的青年文化领袖。
对话韩晗
——答南京市文联《青春》杂志问
青春：作为一名写作者，你有着两种不同的被理解方式，在一些人眼里，“韩晗”这个名字，是一个令人惊羡、钦佩的名字，而在另一些人眼里，“韩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你是去理解这两种不同的解读？
韩（以下简称韩）：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实际上隐藏了我这六年来的写作经历，从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今，正好是我从文六年的纪念。有人说，作为作家，我是不成功的，因为我没有像郭敬明、安妮宝贝那样有很叫好的小说——而且我只有一本小说出版，这是有些不称职的，但是也有人说，作为作家，我是相当成功的，因为我的主要写作体裁是散文与文学评论，《人民文学》、《中华散文》、《读者》、《作品》等知名期刊都登过我许多散文作品，并且还上过中国散文学会与《散文选刊》的排行榜，但是现在的散文也被边缘化了，所以我没法与其他小说作家相提并论。
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文学评论者。这当然得益于我近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探索，但是这种研究与探索的写作仍然是小众的，主要反响在学术界，而不在民间，所以，我此刻的写作状态仍然是较为小范围的，或者说，在学术与散文之间游离，并未进入文学场的核心。
您刚才说的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是我的写作方式。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在中国职业作家是很难生活的，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用时髦点的说法就是“学者型作家”，这个目标我在2004年初就想好了，记得当时我第一个告诉的人是张悦然，那时她还在新加坡，也是刚出新书。只是当时张悦然还不理解我的想法，当然，现在或许她会理解了。
青春：我记得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对你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韩晗是80后新一代中很少见到的‘文化人’，这种文学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无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时代常见到，但此后就日渐少见，在专业分工过细的当代，几乎绝迹。”你认为赵毅衡先生的这句评价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启示？
韩：赵毅衡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者、著名作家，应该说，他是目前国内知识界真正有着“五四”精神烙印的文化人，我在他的身上，总能恍然地感觉到梁实秋、邵洵美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可以这样说，他一直是我的榜样。
至于赵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确实说到我心里去了。当然，这并非是因为我不谦虚，而是因为赵老师与我在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常相近的观点。我们都很认同“五四”那一批作家的创作精神。
那一批作家，是真正地把文学当做“吾家事”的。譬如鲁迅、梁实秋、周作人、废名、老舍等等，他们既有很好的西学功底，也有很好的国学底子，他们既是一流的作家，也是一流的学者、翻译家与社会活动家。这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经典迭出的原因。
我身上有很浓重的“五四”情结，我始终认为，那个年代的一批作家，他们的写作姿态很值得赞赏，写作理应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职业。艺术的职业化，只会让艺术进入到类似于工业生产的“体系”当中，这是不应该的。
就我本人来说，我一直都是在积极地寻找写作的兴趣点，譬如我现在正在着手的两个大工程，一个是“民国知识分子散文系列”，主要寻求“五四”时期那些被现代人遗忘的知识分子，并将它们散文化，一个是“民国文学刊物探索”，主要针对一些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的民国文学社团、文学刊物进行研究，一方面考察其学术价值，一方面将其文学化，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文本，供更多的人了解、熟悉。
青春：2009年你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已在台湾出版，并获得了洪子诚、张颐武、陈晓明、樊星与王尧等诸多知名当代文学学者的一致好评，目前大陆简体修订版即将问世，能否谈谈你为什么要将目光投射在“当代文学”，而不是你刚才所喜欢的“五四”？
韩：我的第一本系统性的学术专著目光在“当代文学”，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许多人都会认为，我选择“五四”、民国基督教或民国出版业作为我的写作对象。但是我最愿意去研究、解读的兴趣所在仍是当代，我只不过是用“五四”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参照而已。
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也是我个人创作观的寄托。在这本书里，我批评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先承后续的两个主流阶段——以“作协专业作家”为代表的文学职业化、政治化与以“出版产业化运作”为代表的文学商业化、娱乐化，这两个阶段的产生，就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没有好作品问世。
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现在仍然沉湎于“自造偶像”的无知阶段，某作家获了什么奖，就立刻捧到天上，各种头衔纷至沓来，恨不得让他去获诺贝尔奖才甘心；某作家出了什么书，就让他担任各种繁  韩晗参加政协会议重的行政工作，美其名曰“人才培养”，这是不利于文学的举措，也是不熟悉文学规律的随意行为。
作家创作，就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巴尔扎克、福楼拜、海明威，包括鲁迅，谁也不是作协养着的，也不是书商炒作的，而是他们自始至终把写作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点东西，当做消遣，在强烈的功利性之下，创作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算是好作品。鲁迅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东西，我倒不认为他是勤奋，我认为在他看来，喝咖啡与写作都是爱好，都是生活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另一位学者杨小滨先生有着共同的认识，他在美国，看问题看的或许更透彻一些，记得我曾向他提及某位大陆“知名作家”的名字，他直接告诉我，他并不认为他是大作家，这位“作家”在将仅有几部小说被搬上电视之后，从此就翻来覆去地炒剩饭，在书商的“策应”下，他频出各种文集，出席各种商业活动，在电视屏幕上与三流歌手演员们一道做秀，这种人在五四时期，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当代人对于历史的批评权力应该是很小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把目光放在当代的原因，我们不熟悉历史，根本不知道那个年代人的真实想法，就像现在有些人指责鲁迅、周作人一样，我认为这种人是可笑的，但是我们有权利批评现在，我们是当代人，我们必须要为后人留下一笔真实可信的精神录，我们欢迎后人将我们的现实与这个时代的批评一起放置到长远的历史视野去考察，而不是让后人来妄自无端地猜测我们。
青春：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干春松教授曾在博客上称赞你为“少年天才”，的确，十八岁出版长篇小说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确不多见，纵然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微乎其微。从时间上看，你和韩寒的起步年龄一样，作为与“八零后”创作的发展同步的写作者，通过这六年的创作，你认为“八零后”与“七零后”甚至“六零后”作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韩：干春松先生是我一直非常钦佩的哲学家，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过，曾给过我很大的启发，而且在我的散文中也多次援引过他的观点，我非常感谢干老师一直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但说实话，我不相信也不敢相信有天才一说，而且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天才只是他获得灵感的一部分，特别对于“八零后”来说，“天才”更不意味着有所作为。
至于“几零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几零后”，只要他们还健在，还在创作，那么他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就必须要放置到当代文学这个领域中去衡量。
“六零后”与“七零后”甚至“八零后”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说，很多文笔老练的“八零后”作者，其作品很难被当做“八零后”的文本来解读，尤其是一些散文与历史小说创作，根本没法用作家的年龄来划分。
  韩晗、张萱伉俪与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我不赞同用年龄来划分作家的方式，年长的“七零后”未必就比“八零后”成熟、老成，但是，赢得市场的“八零后”未必就能比“七零后”更优秀。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大的目标是把文章写好，把每篇作品写好，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一般只关注作品，而不是作家的身份。
为什么说很多严格的文学奖，都是匿名评审出来的？恐怕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很多编辑、学者一看文章作者是八零后，顿时心生反感，脑海里出现的对应词不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就是红头绿羽、故作矫情，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很多“八零后”作家们在创作道路上越来越难走的原因。但是，经过这六年沉淀，很多“八零后”作家都改行了——当然，很多一部分是混入文坛，以出书作为求职发财道路的，剩下还是有很多的优秀作家，经过了市场化的磨练，他们的作品仍然非常出色。
你说我这六年的创作是与“八零后”创作发展同步，我还需要补充一点，我和很多“八零后”写作者一起，几乎还是与中国出版产业化同步的，2003年正好是中国出版产业化的第一年，有很多作家那年和我一起进入文坛，现在仍然有历经磨难挫折还在“坚持战斗”的，他们都是好样的，其中有很多作家虽然改行——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创作，他们把文学创作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这很好。我相信，今后他们必然会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顶梁柱。青春：能否具体谈谈你的创作体验，或者说，对于你最擅长并且取得较大成绩的散文创作，你有什么感受？
韩：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初，我应邀去某一个大学做讲座，邀请我去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学生会女干部，这个女生一开始对我显示出了很了解与较为崇拜的样子，甚至连我早些年觉得很不得体的作品她都津津乐道，我既感到自愧，亦有些感到高兴，作家从来都是不嫌读者多的。但是，当我跟着她走进会堂的时候，她说的第一句话却让我有些非常的不舒服，她说“热烈欢迎作家韩晗先生来给我们讲课，希望喜欢写小说的同学多像韩晗先生请教。”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嘲笑或是讥讽这位女生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大多数时候，很多人会把“作家”与“小说家”等同起来，就像“医生”这个词汇直接指向“西医”一样，很多时候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东西会将一些概念的内涵或是外延进行改变，这个问题早被德里达等结构主义学家说得很透彻，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但是，
我最擅长的是却是散文，却不是小说，这不错，我现在很久没有写像样的小说了，当然，有时候也会写一点，但未能体系。
  韩晗与傅聪先生我曾在去年底总结了一下，从2003年到现在我一共发表了两百四十六篇散文，其中主要集中在文学期刊上，像《青年文学》、《民族论坛》等杂志都为我开设过较长时间的散文专栏，并且现在还在为《读者》杂志撰写专栏，其他稿件也都零零散散地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民族》、《中华散文》、《散文选刊》、《海燕》、《作品》、《滇池》与《鸭绿江》等刊物上，林林总总的两百余篇，通过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论文似乎都在指向同一个命题——反思。
所谓反思，理由很简单，我的这些散文都是随性之作，有时是背着笔记本电脑，在丽江下面的小餐厅写的，有的是在汶川某小旅馆里写的，有的是晚上一个人在练完书法以后写的。我没想过这些散文今后能够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获得这样或是那样的文学奖。社会习惯认为，写散文的不是作家，写小说的才是作家，我当时加入中国作协时填表，“主要创作体裁”那一栏填写的却确实是散文。我认为，散文本身有比小说更强烈的反思性——尤其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思，因为散文本身比小说更接近纯文学，它抛弃了情节、结构、叙事等一系列附加元素，直接以文学的形式进入到客观存在的深处，像我这种把文学当作生活方式的人，更适合于散文创作。
青春：在青年作家中，像你这种不为功利而写作的作家实在是非常少，特别是把写作当作生活方式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你是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与生活两者之间关系的？
韩：我认为，文学是一种很虚的东西，但它一旦和生活相联系，就又变得很实在，以前我们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恩格斯在他的名篇《致康拉德·施米特》里也说，文学是“漂浮在上空”的意识形态，这些论断都说明，文学本身就有着虚与实的两重属性。我主张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让文学来替代生活——文学来替代生活就是作家的职业化。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关于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属性，在任何时代，文学创作本身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它与“生活”是母集与子集的关系，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营养，而文学又作为生活的调剂，写作者与生活、文学的关系应该采取两两旁观的态度，既要与生活保持距离，也要与文学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以更精准的态度，以文学的态度更客观地把握生活，很多人不是专业作家，但却有着很优秀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文学创作并不适合所有人。我从来不会鼓励某个中文系的学生，好了，你去当作家吧。我在很多大学都有过讲课的经历，每当讲完之后，都会有学生拿着自己的稿子找到我，韩老师，我能当作家吗？我说，你最好不要当作家，如果你非要做，你千万不要当职业作家。有时候我都会因为我说出这样的话而好笑，当然我当时的态度确实是很严肃的。写作有时候确实是苦力活，这种痛苦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承受的。如果你把文学当作职业甚至信仰，你某天灵感枯竭了怎么办？
第三，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应该是镜子和本体的关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建立在写作者本身精神状态之下的。有些外企职员写出了职场小说，有些导游写出了游记散文，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一个作家，自己呆在家里闭门造车，或是到某单位挂职三两天，再写出相关题材的小说，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不是文学，这最多只是一种类似于幻象的文本。
文学文本一旦与幻象挂上这就很可怕了，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指科幻小说，有些文学本身说的就是幻象，作者可以告诉大家，这就是科幻，就是神话，大家不会把这个文本当真，那么这个文本本身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有些作家却打着写实主义的旗帜，但在文本中却拉进去太多他自己自我的、想当然的东西。比如现在有些小说是鼓吹“小三”的，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小三”都没有好的下场，但是小说里的“小三”却“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事实上他没有当过“小三”或者说他没有把“小三扶正”的经历，那么他的这个文本最多只是他意识形态的反应，而不是他生活的反应，这种文本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特别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甚至有些混乱的社会里。
我总说，文学不应该“载道”，但也不应该“叛道”，前些年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与欲望写作等若干主题风起云涌，无论男作家女作家，都蜂拥而上将自己的性事大肆宣扬，西方、日本的小说里也有这种叙事，但人家却能给美感，而我们，却只是没休止的肉欲，为什么？恐怕还是因为这些作家本身不是在用文学来叙述生活，而是用文学来意淫，与幻象的文本相比，这种文本就更可怕了。
之所以我主张把文学作为一种生活状态，除了我本身喜欢较为单纯的散文创作之外，很大原因还是因为我的文学观。很多写作者急功近利，希望一炮而红于是便去写流行小说，如果还嫌不够快，那就去写身体写作、离奇古怪或有悖人伦的小说——确实，这是一种一夜成名的方式，我们的媒介确实还缺乏监管，大众的价值观的确仍存在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事这样的写作会离文学更近，而是离文学更远了，或者更苛刻点说，这是“出版产业化”在不成熟阶段产下的恶果。
青春：读你的评论，有时候感觉很尖锐，甚至很痛快，但读你的散文，却很温婉，很平和，作为当下一名作家，你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批评而将自己的写作姿态弄混乱了？
韩：批评也要自我批评，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是批评家，这不奇怪。除了我的杂文之外，我的学术论文还是很平和的，我尽量不去触痛一些文坛的矛盾，很多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去解决的。赵毅衡先生也说过，与很多作家、评论家相比，我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我也要注意到很多文学同行的情感，毕竟文学批评不是马路上骂街，中国的新文学才刚刚九十年，而且期间还有如此频繁的政治运动与战争，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却有了三四百年的历  韩晗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史，很多问题不是靠发牢骚就能解决的。
我虽然从事文学批评，但并不欣赏很多批评家的“酷评”姿态，这个词现在还没有更精准的英文翻译，但是这确实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刁钻批评，我向来主张，“现代文学以史为主，当代文学以论为主”，并且我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因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史料的意义远不如批评的价值，我们无法要求古人，但可以要求今人，这是我为什么如此用心在文学批评上的原因。
一种秩序的重构，需要我们大多数人来解决，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可以去完成的。尤其是文学秩序，我承认，我需要自我批评，更需要来自于别人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要是带有目的性的重构，我们改正了某些问题，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批评、炒作或是个人恩怨而批评。
那么，对于这种批评的追求就不会让我有“弄混乱”的可能了。因为我的散文也是对于我本人文学观念——即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的实施与践行，而我的批评也是一种对于文学观念的实施与践行，两者在这一点上并不矛盾，所以说，我的批评实践是不会影响到我的文学创作的。
青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更实际一点，你最喜欢创作哪种风格的散文？或是，你最满意的散文创作是哪一种风格？
韩：我最满意的是关于历史反思的散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对当代的思考，恰恰，正如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反思历史的目的正是要反观当代，当代人所存在的问题往往要从历史中去解决，这就是以史为鉴的实践。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历史遗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文化等问题的散文化，仍然是我目前从事散文创作最好的突破口。
从文学精神上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关于历史的。一方面，职业作家与畅销书作家为了博得眼球，戏说历史、篡改国故，在小说、电视里，皇帝大臣可以天上飞，古人竟可以唱卡拉OK，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哈哈一笑，这种情况在西方、日本甚至韩国都很少见，恐怕这是中国人在当代的专利，但是我们的后人看到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留给他们，实在是一种悲哀。
那么，我们必须要重构历史，把历史还原到原来的样子，尽管不好看，尽管不严肃，但却是事实。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尊重他，这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道德仪式。任何一个再开放的国家，都不会在国务院门前设赌场或红灯区，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大家对于历史仍然了解的不够，这当然与作家们的不负责任有很大关系，这也与“厚今薄古”的社会思潮有关系。克罗齐说，一切历史不过是当代史，这句话流传甚广，但这并不是让我们轻视历史的作用，文学很多时候可以弥补这种不足，特别是把文学作为生活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迫使我们去阅读，去感知，去了解历史的原典与真相。毕竟与世界其他的国家相比，我们大家的阅读总量与平均量还太少，所以，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学也是一种非常可取的生活方式——但至于像康乾盛世那种“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昆曲文学大普及时代，我们是没法奢望的了。
《中国青年》专访
韩晗不是韩寒，身高1.9米，来自南方，虽与张悦然、郭敬明等80后作家一同“出道”，却风格迥异。他的文字厚重踏实，曾在大陆、台湾两地独立出版学术作品五部，第一部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即被台湾佛光大学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必读书目”。
20岁时，他的论文刊登在《人大复印资料》上，22岁，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5岁，他成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之一。台湾《中央日报》和《欧洲时报》都评价韩晗“具备敏锐的批评视角与扎实的学术功底”。自2005年至今，韩晗已经连续三次以最年轻获奖者的身份问鼎中国戏剧文学奖一等奖。
2011年，西南民族大学又授予韩晗“60年校庆杰出校友奖”，26岁的他与著名学者降边嘉措、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等人一同荣膺此嘉誉。
韩晗在博客的自我介绍别出一格：“与散文、戏剧、城市、文学史、当代、民国期刊有关。曾生活在成都、香港、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以及武汉。沉迷于钢琴、基督教、青花瓷、旅行，但未玩物丧志。热爱桌球、Cabernet、单反相机、铁观音以及古建筑。梦想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交天下友，尝遍世界美食。发愿今生今世读书二十载、著书三十部，教书四十年。 治学唯求文史哲博而不专，愿敢为先驱，不推崇精英。写作只愿天地人言之有物，但求重心声，非追赶文体。无一专业、无一特长、无一领域，著书立说三无主义。”
最后一句尤其有趣：所谓博士头衔，沽名钓誉，忝列中国作协，名不副实。少年得志1985年4月1日，愚人节，韩晗出生于湖北黄石，属于红三代。
“我爷爷奶奶是南下干部，在河北地区参加革命的。‘九·一八’事变时，外曾祖父参加地下抗日。所以我看《巨流河》会看得心潮澎湃、夜不能寐。”
韩晗在机关大院长大，聪慧早熟，四五岁时就能顺利地读书看报。
8岁那年，韩晗患了病毒性心肌炎，住院半年，休学三年。这几年中，韩晗爱上了古董，家门的文物市场，成了小韩晗流连忘返的地方，至今这个习惯不变。他在散文记载：
“一个人保持一辈子既耗金钱又耗时间的爱好并不多，而我却安心这份苦差事十几年的时间……在历史、经济以及哲学框架内，通过一枚铜钱，或是一张字画，都能窥见历史的那端风景。萨特在一篇著作里说过，他是一个历史的偷窥狂，我也是。”
升入中学的韩晗，语文、英语成绩非常优异，数学成绩却很糟糕。在“唯分是图”的中学时代，韩晗自己都怀疑过：如此平庸的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高考那年，恰逢非典。收到西南民族大学入学通知书的那天，韩晗刚好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寂寞城市》，这本书用平淡的语调，叙述了非典时期上海青年的感情悲剧，18岁的作者感叹道“爱情变成了博爱，就没有了意义；爱情变成了占有，也就没有了价值。任何价值都存在于取和舍之间，任何缘分也就伴随着执着和了悟自生自灭。”
写完后，韩晗心怀忐忑，将这本书交给了父亲的同事、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树莹老师，征求意见。
这本书得到了好评，并于2004年1月出版，韩晗一时成为当地名人。2006年，《寂寞城市》的纸质版被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永久收藏。
少年得志，韩晗并不敢丝毫懈怠。
一考入西南民族大学，韩晗就在武汉开往成都的T246号列车上给自己定下了“四年规划”；首先出版四本书，其次考入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第三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大学四年里，同学喝酒、逛街、谈恋爱，韩晗一头埋进书堆里，在学校破格分配的一间单间里做学问、搞创作，竟然如愿完成所有规划，并顺利地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的入学录取通知书。
由于校内少数民族的贫困同学较多，有一定稿费来源的韩晗谢绝学校各类奖学金，2007年，在西南民族大学的申请下，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决定授予韩晗“成都市十佳大学生”称号。喝咖啡的青年学者进入中国传媒大学，韩晗继续挑战自己。
读研第一年，韩晗在国内发表了各类论文、随笔近20篇，论文还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2008年，韩晗的学术作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在台湾出版，台湾《中央日报》评价说：“其出版不但填补了大陆学界‘新时期文学’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空白，更是台岛第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系统专著。”2011年4月，此书入选“凤凰网”十大好书榜，成为“学术畅销书”。
此时的韩晗，已经顺利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樊星教授。他不但活跃于各类国际研讨会上，而且还扎入民国珍稀期刊与文学体制的研究当中，在权威刊物集中发表了十余篇论文。
2011年6月27日，从遥远的赫尔辛基又传来好消息，韩晗的研究论文在黄保罗、高师宁与李向平等著名学者的推荐、评议下，一举获得了“第一届中芬天使学术论文奖”，其论著即将在欧洲著名学刊《The Nordic Journal of China-West Studies》上刊发，充分显示其不凡的研究功力。
“虽然我出生于革命家庭，但我并未做官，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在研究领域还是一个新兵，前面有许多路要走，很漫长、很枯燥。”韩晗说，“我愿一辈子做研究，挖掘历史真相。”
作为80后的韩晗，喜欢星巴克的咖啡，也喜欢喝酒品茶，闲时还会邀请朋友打打桌球，读书时的寒暑假都拿来旅行，北上丹东，南下缅甸，拍摄过数千张珍贵的照片，并出版摄影散文集《大国小城》。
他否认自己小资：“什么叫小资？我从来不读时尚杂志，从来不关心港台明星的新闻八卦，谁撞车谁离婚谁被偷拍谁生孩子谁又兔唇，这与我毫无关系。我有一大帮朋友都是搞娱乐的，我常笑谈，有他们站在中国娱乐的最前沿足够了，再加上一个我，未免有些多余。”
他更关注的是文化，他研究过星巴克作为西方文化的元素之一，对东方文化的侵略。
别人喝咖啡，聊聊天；他喝杯咖啡，也可以写出一篇论文。“红”已经成为时尚韩晗非常喜欢读旧书。“不管什么书，不管是谁收藏过，只要有阅读价值的，到了我的手上我都会虔诚地收藏。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无疑都是知识的因缘，都是文化的传诵，都是穿越时空之后，弥留在耳边的钟鼓之声。”
为此，韩晗还结识了不少卖旧书的店主，其中包括一个小摊贩。这个小贩留着长发，穿着很朋克，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拖着他的破三轮车，在黄石的闹市区，出售他库存的学术著作。韩晗不无凄凉的感叹：“在洗脚城、按摩院、桑拿房与KTV的霓虹灯下，那些积满灰尘的学术著作显得是那样的不合时宜，这种悲凉的景象，很容易让人想到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所面临的境遇。”
这个小贩生道艰难，韩晗在博客特意转载了他的求助信，呼吁网友帮助：“他没有越卖书越赚钱，他不卖教辅，他不卖青春小说鬼故事，他不卖枕头加拳头，他只卖美学、哲学、胡塞尔、后现代、余英时、施蛰存，在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文化也跟着一块儿枯竭了，当然，与之一道枯竭的还有人性和残存的一点点精神信仰。
韩晗是个阳光感恩的男生。2006年，韩晗就曾通过“人民网”义捐版税，用来保护国内古镇的老建筑，2008年汶川地震时，韩晗曾第一个赶到校办捐稿费。  韩晗与张隆溪先生走进韩晗的书房，木质大书柜堪称“以书为壁”，满满地摆满了近万册文史哲各类藏书，有民国善本，也有欧美图书，在韩晗的案头，笔者发现了花梨木的笔架，各式各样的毛笔，从九寨沟带回来的牛骨笔山，两块很精致的歙砚，满盒子的闲章书画印，以及一个很有年头的竹笔筒。
除了旅游，参加学术会议与每天晚上的慢跑之外，韩晗基本在家里喝茶、看书、写东西或练习书法，更加习惯“宅男”的生活。幼时练字，如今悬腕运笔的功力，并不比专业书法家差。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和作家，韩晗展示了与众不同的一个世界，他也不避讳自己的“红三代”身份，“现在‘红’已然成为一种时尚。我认为这是时代所赋予我们这代人的重任。说到底‘红’不但是一种道德品质，一种事业激情，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1]
所获赞誉
1.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魏明伦：“这个孩子我一直很喜欢，他的前途似锦啊。” 
2.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创校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刘吉：“你是一个非常努力且很优秀的青年，相信你如此努力下去，日后必有大成。”
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玛拉沁夫：“他的文字是透过历史的叙事与抒情，尤其让我感动。”
4.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仲呈祥：“湖北出生，四川成才，既是巴蜀人才，也是荆楚才俊。”
5.西南民族大学校友、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我因有这样的校友而高兴、骄傲。”
6.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 罗布江村这样评价自己的弟子：“韩晗的成才，是西南民族大学“和合谐习”校训的真实写照。他来自于民族院校，却有着世界性的眼光，他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滋养中成熟的汉族学者，从这点来看，他体现了我们办学成功的一面。”
7.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文艺批评家王尧：“二十出头的年轻学子，敢于尝试这样多领域、宽视野的文学研究工作，其勇气与底气都令人鼓舞。我对大陆“80后”一代，感觉比较复杂，而韩晗的沉潜、稳妥、厚实，给我很深印象。”
8.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英国伦敦大学终身教授赵毅衡说：“韩晗是80后新一代中很少见到的“文化人”，这种文学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无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时代常见到，但此后就日渐少见，在专业分工过细的当代，几乎绝迹。”
9.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者文学导师陈应松对韩晗的散文有中肯评价：“韩晗的散文有种令人惊叹、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大气和老成。他思路开阔、旁征博引、议世论事往往出手不凡，有惊人之语。这么年轻的散文高手让我敬畏。”
10.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盛赞韩晗的散文，“富于文化意味的写景抒情，是一个极有潜力的散文作家。”
11.《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著名作家邱华栋评价：“韩晗是一个相当优秀的青年作家，他的文字华美，带有文化意味，并包容有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信息。”
12.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周一星教授来信评价韩晗的《大国小城》：“读了韩晗的散文，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感受到了一种美。”
13.瑞典皇家人文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曾赞韩晗近年来对于期刊史料的研究：“韩晗不仅发掘被人忽略的现代文学期刊史料，而且加以评论，捻出当中在今日看来颇能启发人的意蕴”。
14.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David Wong）亦曾赞韩晗的学术研究工作“韩晗若继续努力，今后必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15.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韩晗的博士生导师樊星教授如是评价韩晗的散文创作：“相信如此写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
16.北京市朝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曾原纪说：“韩晗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是全校学生的榜样。”
17.著名文艺评论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树莹说：“韩晗的文字充满了智慧与激情，具备一个成熟作家的风格与特色。”
18.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称赞韩晗的《新文学档案》立意之新：“新时期文学已经有30年了，今年各地也纷纷举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对文革后的文学状况确实也需要做学术性清理。所以韩晗的这个选题是很有意思的。”
19.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评价韩晗《新文学档案》的初稿：“我差不多花了三个小时读完了韩晗的书稿，总的感觉就是惊喜。没有想到韩晗有如此的功力，写出了如此优秀的文字。虽然我不治文学史，但也充分享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20. 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赞誉：“韩晗这本著作（《新文学档案》），初看就觉得气势不凡，很有见地。” 
21.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价韩晗的《新文学档案》：“韩晗这本书写得相当出色，很有才气，不是教材式的按部就班，有着自己的思路、体例，对作品的评点要言不烦，总有见解。”
相关作品
长篇小说《寂寞城市》  该书是韩晗18岁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该书出版后旋即被搜狐网、新浪网连载推荐，并被北京鸿达文化传播公司制作为广播剧，在全国各大广播电台播放，韩晗凭借此书与张悦然、孙睿等入选《中国图书商报》“十大畅销新秀”。这部小说用双线条的叙事形式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海本地人家庭中的情感悲剧，主人公都是青年人，他们对待爱情、对待生活以及灾难的积极态度反映了“八零后”上海人的积极心态。有评论家称该书是新生代“上海叙事”的典范之作，亦是与王安忆《长恨歌》类似的上海风情小说。该书由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陈应松先生撰序，由著名诗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树莹先生撰评推荐。因该书“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现实问题以及对于灾难的态度”，2005年，该书纸质版本被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2009年，该书在国内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之一《华西都市报》进行连载。随笔集《蝴蝶飞出地平线》  这是韩晗第一部精选集，由南海出版公司于2004年出版。包括了数十篇小说、散文与杂感，部分作品发表于《山花》《青年文学》等期刊，是韩晗与南海出版公司签约后的一部新作。“新概念一等奖”、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总撰稿甘世佳领衔五位“新概念一等奖”作者以及青春作家易术、一草为该书撰写推荐语。全书分为五个章节，按照小说、散文、批评与杂感进行了分类，反映了韩晗20岁之前的文学创作状况，对于整个“八零后”创作群体的早期创作，该书亦有着较为重要的反思作用，与韩寒的《零下一度》、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与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类似，《蝴蝶飞出地平线》内容看似内容繁杂，但是却反映了一代人的文学观，体现了“八零后”群体的文学探索与精神风貌。该书出版后，韩晗与胡坚等人一道，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学术专著《文化的撒旦和上帝》  作为韩晗第一部学术专著，这部从宗教、文化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入手，阐述当下文学生产关系的论著，有着特别的意义与价值，该书所收录的部分论文被《四川戏剧》、《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论坛》、《中国图书商报》全文发表，并连续获得两届中国戏剧文学奖。该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涂鸿如是评价该书“针对上述这些问题，韩晗的论著《文化的撒旦与上帝》以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思潮的最新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当下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以后所生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多种方法，多层次地对中西方文化批评的前沿思潮，新产生的文化现象，站在较高的学术层面对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韩晗是敏锐的，他的研究为人们展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生存状态的深层因素与独特语境，展示了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人们所做的文化解读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散文集《大国小城》  这部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的散文集，反映了韩晗极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步行万里的生活体验，为完成该书，韩晗走遍全国二十余省份，书内百余张珍贵精美的照片皆为韩晗亲手拍摄，该书用当时最为前沿的文化地理学理论，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舶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该书部分散文曾在《中华散文》、《散文选刊》等刊物发表，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周一星、著名作家邱华栋、陈应松就该书的内容予以了联名推荐，该书的英文书名No country only Town更是被翻译界称为“神来之笔”，引起译界的广泛争论。“余秋雨《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千年一叹》，张中行《负暄琐话》，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韩晗的《大国小城》等。他们的散文创作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当代散文概念述论》，载《名作欣赏》，2011.2）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  2009年9月25日的台湾 《中央日报》，就此书作出总评价：“其出版不但填补了大陆学界“新时期文学”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空白，更是台岛第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系统专著。”作为韩晗第一本系统性的学术专著，该书详细梳理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诸思潮之间的关系，并且首次将港台文学的生成纳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体系中分析审理，其“大文学”的观念在两岸学术界均属首创，因此，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引起了海峡两岸文学界的高度重视，著名学者赵毅衡赞其为“一部杰出的文学史”、批评家张颐武则用“很有见地，出手不凡”来概括该书的价值与意义，此外，著名学者樊星、王尧、陈晓明、于建嵘、洪子诚等均对该书予以热荐，使得该书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颇受关注并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台湾佛光大学将此书列为“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课程“必读书目”。学术专著《话语的秩序》  该书是韩晗自2007-2009年的学术论文精选汇编，由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出版。全书的论文从媒介、文学、政治与流行文化的关系入手，梳理了当下中国文化界的话语生成机制及其现代性成因，使得该书有了现实的学术性意义。尤其是对于大众审美问题的解读，更是独辟蹊径，将前沿理论与中国现实问题对接，使得对“话语的秩序”之梳理获得了学术可能。其中部分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文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三大权威数据库全文转载，部分文章获得中国戏剧文学奖、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批评奖等重要奖项，并在《广西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理论与创作》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曾在大陆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本次经过系统整理分类后，首次在台湾出版，并在金石堂、三民书局与诚品书店有着不俗的反响，并且被香港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图书馆馆藏，2010年《欧洲时报》专门为此书作了报道。散文集《侧影年华》  该著是韩晗近年来在《读者》、《中国民族》、《人民文学》等高端文学刊物上所发表论文的精选集，由国内散文出版权威机构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作为青年学者、作家的韩晗，其散文创作亦是立意不俗，出手不凡，使得其特有的文化厚重可以在青年作家中独树一帜。著名作家叶倾城、台湾学者吕文翠、武汉大学教授樊星与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热荐该书，《中华儿女》杂志曾将其列入季度推荐书目。2011年，该书被世界顶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遴选为年度亚洲地区外文藏书之一，这也是韩晗第二本入选“国会图书馆”的个人著述。学术专著《新文学档案》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的简体中文修改版，该书是韩晗“向八十年代致敬”的学术尝试，亦是韩晗作为博士研究生在国内学术界的首次“处子秀”。英国伦敦大学终身讲席、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赵毅衡教授为该书欣然代序，称之为“一部杰出的文学史”，2011年，该书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后，《中国教育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长江日报》《渤海早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儿女》《文史参考》《重庆晚报》《出版广角》《书屋》等重要报刊均发表专题书评、访谈或选入排行榜力荐，光明网、中国作家网、中国文学网、中国学术批评网等网站均作专门推荐，2011年春节期间，该书冲入当当网“畅销书排行榜”文学理论类前十名，2011年4月，该书又入选“凤凰网”周评十大好书榜，成为2011年中国图书市场中备受瞩目的“学术畅销书”。2011年6月，该书被延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推荐书目。同年，该书被世界顶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遴选为外文藏书之一。学术专著《可叙述的现代性》  该书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一部从现代文学珍稀期刊入手，进行“群像式”学术梳理的学术专著，是作者“现代文学以史为主，当代文学以论为主”研究主张的学术实践。该著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期刊语境下的现代文学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及文化思潮等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的《絜茜》、《现代文学评论》、《新语》、《夜莺》、《笔谈》、《烽火》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等刊物研究均填补了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联芬认为该著“能在局部史料的深研中，以小见大，体现出对文学史问题的深入思考”。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樊星教授赞其是“开垦了学术的处女地”的研究，瑞典皇家人文、艺术与考古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隆溪先生认同其研究“相信很有意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则高度认可该著所涉猎的相关研究“应该是有相当的开创意义”。鉴于其特殊的学术意义，该书与土口史纪的《先秦时代の领域支配》、汪荣祖的《钱钟书诗文丛说》与彭小妍的《大江健三郎：从自我到世界》等学术著作一道入选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2011年度发布的《日本、中国台湾、香港近期主要汉学刊物、著作目录》。
复制搜索专著《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该书2012年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系《可叙述的现代性》整体修订版，与《  可叙述的现代性》不同之处在于，该书做了近一百处修改与补充，是韩晗所主持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民国知识分子期刊及其思潮研究”的结项成果，其中部分作品在《新文学史料》、《书屋》等刊物刊发后，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第三党”文艺活动等诸多问题，该书做了详尽、全面的考证。作为韩晗博士论文选题的“前奏”，该著同样也受到了国内现代史研究界与文学史界的关注。该书出版后，《长江日报》三次刊登专题稿件推荐，香港《文汇报》刊发通讯书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网、人民网、《扬子晚报》《金陵晚报》《泉州晚报》《重庆晚报》《三峡晚报》等全国七十余家媒体力荐。2012年“五·一”期间，该书冲入“当当网”文化类畅销书第八名。　
复制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