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宗羲
生平简介
为父鸣冤 庭锥奸党  黄宗羲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得拜名师 入社兴学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崇祯四年（1630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宗羲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明亡抗清 兵败隐居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落第，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崇祯十七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  黄宗羲全身像[1]政权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被捕入狱。翌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乘乱脱身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变卖家产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期间家祸迭起，弟宗炎两次被捕，几处极刑；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故居两次遭火。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年～1679年），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入清拒仕 著述以终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悉力著述。二十二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  杨参军油画《明末大儒黄宗羲》》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粹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鹿鼎记》人物黄宗羲，主要出现于第一章，其言行与真实当得无异。
黄宗羲有三子，黄百药、黄正谊、黄百家。借书抄书 藏书大家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当时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其子黄百家，撰有《续抄堂书目》。[2]
著述名录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  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刊印的《黄宗羲文集【增订版】》（12册），精装，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是目前收集黄宗羲诗文最全的版本。
个人成就
政治思想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  黄宗羲，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但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置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这是因为：第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第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  温家宝关於黄宗羲学术思想的一封信规定，天子传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贤”；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第三，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
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黄宗羲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讲，后来康 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天文历算黄宗羲精通天文历算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是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宗羲通过对照《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  黄宗羲像“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Fred Espenak的数据表明黄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沈括于《梦溪笔谈·技艺》中说：“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数学地理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批驳了“分野说”文学历史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宗羲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  黄宗羲塑像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扬善惩恶。如果善恶不分，忠奸不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留书》）。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扬善惩恶功能 。
黄宗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 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 在明史的研究中，黄宗羲形成了他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黄宗羲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而且，他的史料概念十分宽阔，不仅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典章法令等，也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变异，甚至是乡邦文献所记的亭台楼阁也作为史料予以考证、保存。其次，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中还十分注重真实性。对所得史料总要广证博考、去伪存真，才加引用，并力求客观地作出合乎历史真实面目的论述。即使对自己昔日积累的史料，也决不轻率运用，同样要予以核实，以确保其无误。再者，黄宗羲十分注重史学主体即史学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史学主体通过自己的思维运作确保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以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史学主体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仅要“寓褒贬于史”，还得对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评价；三是要求史学主体以饱含自身情感的笔写出历史的过程。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我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标志着我为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臻于完善和成熟。全书共立案十九个六十二卷，计叙述学者二百余人。从所列的人物看，除刘基、李贽、何心隐外，《明儒学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罗进去了；从学派上看，既叙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各派，又叙述了以吴与弼、胡居仁、娄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各派；从哲学性质看，既叙述了吴与弼、王阳明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也叙述了罗钦顺、王廷相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经济改革黄宗羲对经济的观点由现代学者秦晖总结，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  黄宗羲《书札》拓本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称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这一定律。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夺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这哲学观点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教学育人黄宗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著名弟子有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仇兆鳌等。赋税思想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3]
梨洲末命
“余圹虽成，然顶未淋土，非三百担不可。此吾日夕在心者也。吾死后，即于次日之  黄宗羲像，作者吴旭，1676年早，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圹中须令香气充满，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入之；随掩圹门，末令香气出外。墓前随宜分为阶级拜坛。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种荷花。 春秋祭扫，培土要紧，切不可一两担循故事而已。
其祭品：干肉一盘鱼腊一盘果子两色麻餈一盘。上坟须择天气晴明，第一不可杀羊。天雨变为堂祭，此流俗无礼之至也。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五分以至一两并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 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做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抄著述，同虞喜之传文。'若再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于其上，尤妙。”
众人评价
马叙伦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4]顾诚在《南明史》批判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
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5]
清史文载
古文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为杨、左同志，以劾魏阉死诏狱，事具明史。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鞫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於二卒手也。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谓  黄宗羲头像[6]：“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於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归，益肆力於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於南雷，以承东发之绪。山阴刘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遗命从之游。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授儒入释，姚江之绪几坏。宗羲独约同学六十馀人力排其说。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子皆以名德重，而御侮之功莫如宗羲。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自教之，有“东浙三黄”之目。
戊寅，南都作防乱揭攻阮大铖。东林子弟推无锡顾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宗羲居首。大铖恨之刺骨，骤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尽杀之。时宗羲方上书阙下而祸作，遂与杲并逮。母氏姚叹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驾帖未行，南都已破，宗羲踉跄归。会孙嘉绩、熊汝霖奉鲁王监国，画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马士英奔方国安营，众言其当诛，熊汝霖恐其挟国安为患也，好言慰之。宗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於陈恒，但不谓其不当诛也。”汝霖谢焉。又遗书王之仁曰：“诸公不沉舟决战，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必不久支，何守之能为？”闻者皆韪其言而不能用。
至是孙嘉绩以营卒付宗羲，与王正中合军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从子也，以忠义自奋。宗羲深结之，使之仁不得挠军事。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奭等内应。会清师纂严不得前，而江上已溃。宗羲入四明山结寨自固，馀兵尚五百人，驻兵杖锡寺。微服出访监国，戒部下善与山民结。部下不尽遵节制，山民畏祸，潜爇其寨，部将茅翰、汪涵死之。宗羲无所归，捕檄累下，携子弟入剡中。闻鲁王在海上，仍赴之，授左副都御史。日与吴锺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
宗羲之从亡也，母氏尚居故里。清廷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闻之，亟陈情监国，得请，遂变姓名间行归家。是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复召之，副冯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自是东西迁徙无宁居。弟宗炎坐与冯京第交通，刑有日矣，宗羲以计脱之。甲午，张名振间使至，被执，又名捕宗羲。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作，亦以宗羲为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不慑也。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
戊午，诏徵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未几，方  黄宗羲油画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徵之备顾问，督抚以礼来聘，又辞之。朝论必不可致，请敕下浙抚钞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预参史局事。徐乾学侍直，上访及遗献，复以宗羲对，且言：“曾经臣弟元文疏荐，惜老不能来。”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对以笃老无来意，上叹息不置，以为人材之难。宗羲虽不赴徵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总裁千里遗书，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朱彝尊适有此议，得宗羲书示众，遂去之。卒，年八十六。
宗羲之学，出於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於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於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所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则有南雷文案、诗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详，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明人文集二千馀家，自言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顾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天文则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晚年又辑宋元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宣统元年，从祀文庙。白话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为杨涟、左光斗同志辈，因为弹劾魏忠贤死于诏狱，事情在明史中有详细记载。崇祯登基后，黄宗羲进京诉讼冤屈。到的时候，魏忠贤已经被处以极刑，即上疏请诛杀曹钦程、李实。正碰上朝廷审问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和他们对簿堂上，拿出藏在衣袖里的锥子锥显纯，显纯留血满身；又殴打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回来后祭奠在尊素神牌之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於二卒手也。当时曹钦程已列入逆案，而李实上疏辩解原来的上疏不是自己写的，暗地里送了三千金求宗羲不要对质，宗羲马上上奏，说：“李实现在还能公然行贿，他的辩解怎么能够相信”。与他对簿时又用锥子锥他。官司打完后，携带全家子弟在大狱门前设祭，哭声到达皇宫中，崇祯听到后，叹息道：“忠臣孤子，令我非常同情”。回来后，更加致力于学。对于科举之学禁锢人的思想非常愤慨，思考如何改变这种情况。便找出家里全部藏书研读，不够，就抄写了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家里藏书，【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而且建造续钞堂於馀姚南雷，以继承先祖黄震（字东发）的志业。山阴刘宗周讲学于蕺山，因为父亲遗命跟从他游学。而越中继承海门周氏的学说，引用儒家经典来解释佛经，姚江地区的儒家的传承几乎要被毁坏了。宗羲独自与同学六十余人排斥周氏的学说，原来蕺山弟子如祁、章等人都以名声品德为人所重，但抵御儒家被侮的功劳却不如宗羲。他的弟弟宗炎、宗会，都有不同一般的才能，自己教导他们，人们称他们为“东浙三黄”。
戊寅，南都作防乱揭贴攻击阮大铖，东林子弟中推举顾宪成之孙顾杲为首，天气被难诸家中推举黄宗羲居首，大铖恨之入骨，突然行动，按照揭贴中一百四十人姓氏，准备全部诛杀。当时宗羲刚刚上疏朝廷，而祸事大作，于是和顾杲一起被捕。母亲姚氏叹息道：“难道王章妻子和范滂母亲的命运要都集于我一身了吗？”驾帖未行，南都被攻破，宗羲仓皇归来。会孙嘉绩、熊汝霖奉鲁王监国，画江而守。宗羲纠集邻里子弟数百人跟从他们，号世忠营。授于职方郎职务，不久改为御史职务。制定了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行浙东。马士英跑到方国安营中，众言其当诛，熊汝霖害怕他挟持国安为患，好言相劝他，宗羲说：“诸臣之力不能杀了马士英！春秋的孔子的力量，不可能加于陈恒之身，但不能说他不该杀。”汝霖向他道歉。又给王之仁写信，“诸公不沉舟决战，用意在自守，小小三府之地，要供养十万之众，必不能久支，有怎么守得住？”人们都认为他说的对，但却不能采纳他的意见。
这时候，孙嘉绩以一营的士兵交给了宗羲，宗羲与王正中合兵，得到三千余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从子，以忠义自勉。宗羲与他交往很深，使得王之仁不能干扰军事。于是渡海屯兵潭山，由海道进入太湖，招募吴中地区的豪杰，直达乍浦，约崇德义士孙奭等为内应。此时清军戒严不能前进，而江上部队溃败，宗羲进入四明山扎寨自保，剩余约五百兵士，驻兵在杖锡寺。他变换装束去访问监国，告诫部下与山民好好相处。部下没有全都遵守他的命令，山民担心引来祸端，暗地烧了他们的兵寨，部将茅翰、汪涵都死难。宗羲没有地方可去，抓捕他的官文屡屡下达，于是携带子弟进入剡中，听说鲁王在海上，就投奔他，被授予左副都御史岗位。每天与吴锺峦坐在船中，穿戴整齐讲学论道，有时间就注解授时、泰西、回回三种历书。
宗羲逃亡的时候，他的母亲仍然居住在老家。清廷以前朝遗臣不顺天命，记录了他全家人口，人们都知道这件事。宗羲听说后，马上向监国陈情，得到允许后，就变更姓名暗中回到家里。这一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又召宗羲前来，他作为冯京第副手到日本乞求救兵，达到长崎后，得不到允许，于是做一篇文赋名式微，来感奋将士。从此后，东西迁徙，没有定所。弟弟宗炎因为与冯京第来往，快要被处刑，宗羲使用计谋使其得救。甲午，张名振暗中派使者前来，被抓了，又要抓捕宗羲。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事起，也是宗羲为首，宗羲能够不死，都是上天庇佑，而宗羲并没有被震慑住。后来，海上军队全溃败了，宗羲再没有希望，就侍奉母亲回到牢记，全力著述，各地来向他请教学业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戊午，清廷下诏征召其为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以诗歌相劝，敦促他启程，两次推辞便没有成行。不久，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准备征召他为顾问，督抚恭敬的来聘请他，又推辞掉了。清廷议论如果一定不来，请下诏给浙江巡抚，让其抄录他所著的书中有关历史的部分，送到京城，他的儿子黄白家参与了史馆事情。徐乾学值班侍奉清帝，清帝问到遗留文献之事，又以宗羲相对，且说：“曾经臣弟元文上疏推荐，可惜老了不能前来。”清帝说：“可召至京，我不授予他政务。如果想回去，就遣官送他回去。”乾学说宗羲年老坚决不来，清帝叹息无言，认为人材难得。宗羲虽不应召，而史局有大的事情一定会去咨询他。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总裁千里传书，乞求他审核后才定下来。曾经说宋史单立道学传，是元儒见识粗陋。明史不当沿袭这种体例。朱彝尊也正有这个提议，得到宗羲的书信给众人看后，于是就去掉了道学传。宗羲八十六岁过世。
宗羲的学问，出于蕺山，听说了诚意慎独学说，缜密平实。曾经说，明人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而不以六经为根本，把书扎起来从事与游谈。因此问学之人必须先追究经典，治理学术是用来治理世事的，。不做迂儒，一定要读史，读史不多，不能够证明道理的变化；读得多，但没有心得，就是浅薄学位。因此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没有不精深研读的。所著作的《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则有《南雷文案》、《诗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南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为详细，《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读了明人文集二千馀家，自己说是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又有《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讲的都是治理世事的道理。顾炎武看到后而赞叹道：“三代之治可以恢复了！”天文则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后梅文鼎根据周髀谈论天文，世人惊为不传之秘，却不知道宗羲是开山之人。晚年又辑《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记录了七百年儒苑门户。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黄宗炎，字晦木，与兄长宗羲，弟弟宗会都跟从刘宗周游学。其学术大致与宗羲相同，著有《周易象辞》三十一卷，《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竭力驳斥陈抟之学。认为周易没有被秦始皇烧毁，不应该单独禁周易之图，以至道家藏匿二千年才又出现。又著《六书会通》，以校正小学。认为扬雄只知道奇字，不知道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也。又有《二晦》、《山栖》诸集，以故居遭火都失掉了。康熙二十五年，过世，年七十一。
黄宗会，字泽望。明拔贡生。读书两遍过就不忘记。有《缩斋文集》十卷。
黄百家，字主一。国子监生。继承了宗羲学说，又跟从梅文鼎问推步法。著《句股矩测解原》二卷。康熙中，开明史馆，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学聘请百家入史馆，写成史志数种。
黄宗羲墓
黄宗羲死后就葬在余姚城东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时候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正如先生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  黄宗羲墓抗清斗争失败后，梨洲先生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清康熙二十七年（l688年）冬，先生79年岁时，就在此自觅墓地，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作诗留存：“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还作《梨洲末命》《葬制或问》篇告诫儿孙，他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一概不用”。他又引现世之例吟诗明志：“闻说始宁有赵君，不将棺木自缠身。人间亦有奇于我，比例无烦及古人。”进一步阐明“不棺而葬”，不仅古已有之，今人也有先我而行的。其用意是痛心疾首，明亡于清，“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他还嘱托后人，墓前拜坛下小田可“分作三池种荷花”“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就非常感谢了。若“再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勉励后生以先贤的高风亮节、著述传文，作自生的楷模。临终前，梨洲先生又再次作诗示季子百家:“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先生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长逝后，儿孙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文革”中，黄宗羲墓被毁。1981年部分修复，墓坐西朝东南，正面形似荷叶山墙，用条石错缝叠砌。中间直竖石刻墓碑， 上镌隶书“黄公梨洲先生墓”七个大字。碑前置有石祭桌，用鹅卵石铺设的拜坛，两侧各置一条石凳。墓四周丛山巍巍，绿阴蔽日，给人一种肃穆幽静之感。
人物轶事
一个破例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清代康熙十二年（  黄宗羲宁波天一阁浮雕公元1673）黄宗羲由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在范氏族中曾做过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帮助下，很快取得了范氏各房的同意，登上了天一阁。原来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还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
现在所看到的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读作“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对联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历史悠久和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登上天一阁藏书楼以后的感叹心情。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作品选摘
名言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字学者志不立，一经患难，愈见消沮。 
自古圣贤，盛德大业，未有不由学而成者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于民之忧乐 
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 
骨肉之间，多一分浑厚，便多留一分亲情，是非上不必太明。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法律）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 
天下为主，君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利不欲其遗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制其自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有设一事防其欺。诗作【过法相寺】
不到名蓝数十年，重来风景觉萧然。山中幸喜存长历，劫冷能留不坏烟。
【书壁绝句】
倦钩帘幕昼沉沉，难向庸医话病深。不信诗人容易瘦，一春花鸟总关心。　
【过塔子岭】
西风飒飒卷平沙，惊起斜阳万点鸦。遥望竹篱烟断处，当年曾此看桃花。
【绝笔诗】
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骨不自专。
【苍水】
少年苦节何人似？得此全归亦称情。废寺醵钱收弃骨，老生秃笔记琴声。
遥空摩影狂相得，群水穿礁浩未平。两世雪交私不得，只随众口一闲评。
【周公谨砚】
弁阳片石出塘栖，馀墨犹然积水湄。一半已书亡宋事，更留一半写今时。
剩水残山字句饶，剡源仁近共推敲。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恨未销。
【山居杂咏】
其一
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
其六
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
牛宫豕圈亲僮仆，药灶茶铛坐老翁。十口萧然皆自得，年来经济不无功。
【先忠端公祠堂落成王明府蒿伊命广文沈令辰摄二月丁祭】
昔年西石一茅亭，多少名贤口血成。待得奄儿咋舌死，不能兵火又支撑。
镫暗香销四十年，不妨破屋带林泉。西山之薇汨罗水，便是招魂第一篇。 
黄竹浦间几劫灰，祠门正对舜江开。土人不识忠魂返，但讶天边雪浪来。
一瓣香来自紫宸，风和日美庙堂新。野人争说前朝事，赴狱当年亦丙寅。
膝下抛离六十年，音容只在梦魂间。塑来未必能相似，尚有怜儿旧日颜。
【甑山高士】
甑山士，甑山士，甑底山头授书史。人生何用读五车，但须一识忠孝旨。
轺东北来饮江水，金凫银雁飞都市。越国风尘高蔽天，两缸覆我甑山前。
上有碧落下黄泉，冥冥长夜年复年。普天绝无乾净地，甑山犹存土一篑。
【五月二十八日书诗人壁】
不识山村路纵横，但随流水小桥行。一春尚未闻黄鸟，玉女峰前第一声。
水晶宫殿玉雕阑，丝竹丛中墨未干。却道诗情多富贵，故教村落写荒寒。
不钩帘幕昼沉沉，难向庸医话病深。不识诗人容易病，一春花鸟总关心。
【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傀在灯前。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