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先秦寓言
从比喻到寓言
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质，是比喻发展的高级形式。战国以前，比喻就已盛行，特别是在民间口语之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周语》），都是当时带比喻性质的谣谚。中庸比喻就更多了。春秋时代的行人辞令，士大夫之间的应对，又常“称诗以喻其志”（《汉书·艺文志》），可见朝野上下，比喻风行。《论语·子罕》记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全用比喻对答，较之用谚语与引诗作比，又有所发展。《韩非子·喻老》篇先引老子语：“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接着用比喻加以解释：“千丈之，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至此作者还进一步以有形象、有对话、有情节的故事加以说明，运用的就是“扁鹊治病”的寓言，说的都是防微杜渐的道理。老子用格言，韩非则先用比喻，进而用寓言。中用寓言来阐发老子之旨的就更多了。由此可见由比喻发展为寓言的迹象。
出现于战国
比喻演化为寓言，不见于春秋时期，而层出迭见于战国，是有其社会根由的。当时，诸侯竞逐，七雄争霸，各国内部新旧贵族相互倾轧，当权者急需一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东西游说之士。诸侯、公子、权贵们招贤养士，多至以千计。而取士的重要标准，则在于高谈雄辩。语言技巧，成为士阶层研究的对象。诸子之间，百家争鸣，相互诋訾，亦相互促进。不仅纵横家要以口舌擅场，即儒、墨、名、法各家，也无不兼纵横游说色彩，以言辞成事。此即《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观其（指战国）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当时“艳说”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寓言隐语。寓言本身具有形象生动、含蓄幽默、耐人寻味等特点，可以增加语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一些统治者，往往对大道理听不进，而喜爱娱心悦耳的故事。先秦寓言(3张)
方式要得当
另外，说者不仅要投统治者之所好，还得避统治者之所恶，如有触犯，就有惨遭杀害的可能。韩非在《难言》篇说到愚者之难说，君子之难言。并作《说难》，生动地陈述了游说之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载孟尝君要离齐入秦，上千门客都止他不住，苏秦以“土偶与桃梗”的寓言使他打消了主意。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要在封地薛邑筑城，门客谏而不听，并下令不许为谏者通报。齐客却以“海大鱼”的故事说服了他。邹忌自编故事讽齐王纳谏，江一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问，苏代以“鹬蚌相持”止赵惠王伐燕，都足以说明寓言具有免于触犯骄君权贵而又达到劝谏目的的妙用。
迅猛发展
文学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社会条件，使寓言在战国中后期得到蓬勃发展。《庄子》一书，“大抵率寓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共有200多个。中仅《说林》、内外《储说》几篇，已收集寓言故事300多个。其余如《孟子》、《墨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书中也不少。成书较晚，《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韩诗外传》等书编成于汉人，而其中传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来源分类
战国诸子及史传作者所运用的寓言，来源约略可分为三：
一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如所谓“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中就多有采用，具有通俗浅显，诙谐有趣的特点。
二是历史传说，《韩非子》中用得最多。这些传说，虽未必句句可信，但有一定的历史依傍，作为论证的证据，较有说服力。
三是作者创造、虚构的故事，这特别为《庄子》作者所擅长。它瑰丽奇异，最富有文学色彩。
运用寓言的目的
运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在文章中，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作者议论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把要说的道理，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这些都如《庄子·天下》篇所说的：“以寓言为广”。“广”就是对自己主张的阐发。
寓言更灵活与实用
诸子散文大都是哲学著作，哲理比较抽象，乃至深奥玄妙。而寓言以其具体性和形象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其论点。如孟子以“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韩非以“黑牛而白题”（《解老》）来解说老子“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庄子的人生哲学，主张无用之用，一般很难领会。但他用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反复地加以说明。如以“浑沌凿窍”（《应帝王》）阐明必须顺应自然，以“望洋兴叹”（《秋水》）阐明他的道是无与伦比的，以惠子之樗树（《道谣游》）说明无用之用，以庄周梦为蝴蝶（《齐物论》）说明人生如梦，等等，使哲理的文章诗意化，免于让读者感到枯燥、深奥、抽象。
百家争鸣的中心思想
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利用寓言来帮助阐述政治主张，以《韩非子》最为突出。《韩非子》中内外《储说》诸篇，先列出政论的题目，接着是说明论题的观点，后面是一连串的故事。这基本上是一种写作提纲。所收集的故事，是借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的。如以“入涧必死”（《内储说上》），说明信赏必罚，行法无赦；以“郑人买履”（《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以“狗猛酒酸”（《外储说右上》），说明臣亲幸、贤者无以进身的危害，等等。其次是《吕氏春秋》，如用“网开三面”（《异用》）批判暴政而歌颂仁德，“掣肘难书”（《具备》）说明为君者必须放手信任下属，使之有职有权，等等。
用于阐明道德修养的，多见于《孟子》。如“齐人乞”（《离娄下》），讥讽追求富贵利达而不顾廉耻者；如“二子学弈”（《告子上》），阐明学习须专心致志；如“月攘一鸡”（《滕文公下》），说明知道了道义就应当坚决实行。用于阐明纵横策略的，主要在《战国策》，如季梁以“南辕北辙”（《魏策》）劝止魏王伐赵，陈轸以“画蛇添足”（《齐策》）劝止昭阳攻齐等等。
寓言的主要作用
阐明论说的主旨，是寓言的主要作用，而寓言本身，又具有其形象的客观意义。这两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完全一致。因为同一观点，可以用几个寓言去说明；同一个寓言，又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如讽刺墨守成规，《韩非子》有“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和“荆人涉”。类同“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管子》中用来说明攻敌用兵可乘虚而入；在《庄子》中则用以说明处世要顺应自然，避开矛盾；在《吕氏春秋》中又用来说明精神专注可通于异物；今天则用它来说明按客观规律办事可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寓言的价值
寓言的引用者有他自身的需要，但寓言的价值不止于此。纵观先秦寓言，可以形象地看到当时社会面貌。《列子·周穆王》写尹氏与趣役者梦觉的对比，可看到阶级的对立，劳役者受着沉重的压迫剥削；《吕氏春秋·精通》写钟子期闻击磬，记述丈夫成了罪人妻儿沦为奴隶的一家悲惨遭遇；《庄子·则阳》写触蛮之战，反映统治者为了争城夺地而造成“伏尸百万”的严重后果；《庄子·山木》写庄周游雕陵之樊的所见所遇，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恐怖关系；《庄子·至乐》有髑髅见梦于庄周的故事，说明生不如死快乐；《列子·周穆王》记华子病忘，说明为人最好如槁木死灰。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社会的黑暗与冷酷。“月攘一鸡”，见贪婪的本性不改；“涸辙之鲋”（《庄子·外物》），说明统治者见死不救；“见金不见人”（《列子·说符》）、“澄子亡衣”（《吕氏春秋·淫辞》），讽刺利令智昏者；“邻人之女不嫁”（《战国策·齐策》）、“儒以诗礼发冢”（《庄子·外物》），揭露面目虚伪、行为龌龊者；“汉阴丈人”（《庄子·天地》），突出愚者顽固；“井底之蛙”（《庄子·秋水》），讥讽浅见之人的盲目自满；郑袖（《韩非子·内储说下》）、楚余（《韩非子·劫弑臣》），则概括了嫉妒者的形象。当时社会的本质、人情的善恶、世态的冷暖，通过寓言这一面镜子，逼真地反映出来，在认识社会方面给读者以不少启发和教育。
寓言的代表作：《庄子》
寓言作者往往能驰骋丰富的想象，虚构情节，塑造出生动的形象。这方面尤以《庄子》为巨擘。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言其书“皆空语无事实”，《庄子》作者自己也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来表达思想。斥讥笑大鹏（《逍遥游》）、栎社梦告庄子（《人间世》）、盗跖怒斥孔丘（《盗跖》）、藐姑射之神人（《逍遥游》）、形残德充的支离疏（《人间世》），等等，千奇百怪，极尽寓庄于谐之能事。《韩非子》中多用历史故事，较近乎真实，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外储说左上》记申子告韩昭侯行法度必须拒绝“听左右之请”，而他自己又向昭侯“请仕其从兄官”的故事，就是深刻的艺术概括。事实未必真有，意义却很典型。
先秦寓言夸张，把人物、事件的特征加以扩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列子·汤问》中塑造了音乐家韩娥的形象，说她的歌唱“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曼声长歌，一里长幼喜跃舞，弗能自禁”；《庄子·徐无鬼》写匠石挥斧成风，能把郢人鼻子上一层薄粉削去，而郢人镇定自若，都刻画得奇妙动人。
拟人
拟人化，赋予自然界里的生物与无生物以人的性格特征，从而反映社会生活，这也是先秦寓言里常见的。雏的清高，鸱的丑陋，虎的凶猛，狐的狡猾，都是人们所认定的特性。把这种生物的特性，与某些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鸱得腐鼠”（《庄子·秋水》）等故事。《庄子·大宗师》记有一个很短的寓言：“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冶金时确会发生“踊跃”的现象，莫邪确是冶炼铸造出来的金属利剑，这些都体现了金属的特性，同时又把以英雄豪杰自命的人物性格灌注其中，讽刺的意味不难体会。这种拟人手法，大量见于《庄子》，其次是《战国策》以及《韩非子》等。
先秦寓言：简练生动
先秦寓言一般都写得比较简练，但亦不乏生动的描写。盗钟者闻钟声而“遽其耳”（《吕氏春秋·自知》），揠苗者“茫茫然归”而告家人以病（《孟子·公孙丑上》），《庄子》中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人间世》），丑妇“捧心而颦其里”（《天运》），寿陵余子“匍匐而归”（《秋水》），等等，都是其例。至于神人的仙姿（《逍遥游》）、庖丁的绝技（《养生主》）、大鱼的奋（《外物》），种种描绘，更是体察入微。还有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写齐景公游海，听到相国晏婴病危时，“遽起”，促驾良马，令善御者驺子韩枢驾车，“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刻画了一个急不可耐者的形象。
简洁易懂
寓言的运用者不同，寓言的语言风格也各异。但由于它们多来源于民间，所以有着共同的洗炼生动、口语化、个性化等特点，并常用独白、对话等形式。运用者为了把喻意点明，又常以粘连的手法，使语意双关。例如《庄子》引“龙颔得珠”后说：“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粉夫！”（《列御寇》）。《韩非子》引“郢书燕说”后说：“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外储说左上》），《战国策》引“画蛇添足”后，陈轸告昭阳：“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这种粘连，双关手法，使文章显得幽默含蓄，能将所要阐明的事理鲜明地揭示出来，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产生时代及深远影响
先秦寓言产生的时代与伊索寓言相近，其价值也很可贵。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直接影响了唐代、明代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论说、史传而独立成体，甚至日后还出现了带寓言性质的诗歌、歌曲。而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着上继，下启小说的作用。《庄子》中关于浑沌、黄帝、尧、舜、羿等的刻画，都采用了神话的题材；“师旷鼓琴”（《韩非子·十过》）中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形象，与神话里征服自然的英雄是类似的；寓言中的狐、虎、猿、狙、鹬、蚌、罔两、影、蛙、鳖、栎树、髑髅与神话中日、月、山、川、风、云的拟人化，寓言中鲲化为鹏与神话中禹化为熊的人物变形观念，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对后世的启发
先秦寓言有人物形象，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有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外《储说》，记述了许多，实为汉魏杂事小说的萌芽；《庄子》中许多寓言记述了鬼怪异事，是魏晋以后志怪小说的鼻祖。中荀伯遇鬼误杀两孙的故事，即从《吕氏春秋·疑似》中黎丘丈人遇鬼杀子的故事化出。陆判为朱尔旦换心的故事，也从《列子·汤问》中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易心的故事蜕变而来。《孟子》的“齐人乞”，明代孙仁孺加工成《东郭记》，清代又编了《东郭箫鼓词》《庄子》中庄周梦蝶妻死鼓盆、髑髅见梦等，后人演为《三勘蝴蝶梦》、《大劈棺》等戏剧。《故事新编》中的《起死》也本于此。至于后代诗、词曲中熔铸先秦寓言为故实的，更是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