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荫榆
生平简介
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小名申官，1907年杨荫榆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杨荫榆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杨荫榆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的杨荫榆一度在上海教书，不久便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于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荫榆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就像当年勇于退婚的杨荫榆一样，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照搬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一味强调秩序、学风，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讥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运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视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
任女师大校长期间，杨荫榆维护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教师。1924年8月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也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具体处理时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三名学生，要求他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往教育部申述她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的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杨荫榆又率领军警入校，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宣布女师大解散，责令关闭伙房，锁住校门，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
鲁迅始终坚定地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斗争。鲁迅先后写的《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在女师大推行的是“寡妇主义”教育，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务。1925年下半年，女师大风潮越来越高涨，8月杨荫榆提出辞职，年底段祺瑞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侵略行为，向北洋政府请愿，遭军警镇压，女师大刘和珍等学生遇难。杨荫榆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校内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谴责。下半年，女师大学潮日炽，杨荫榆被免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杨荫榆这样一位曾经两次出国留学、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时代落伍者甚至站在时代对立面的呢？杨绛先生《回忆我的姑母》一文对此解答:“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先生之言十分中肯。
1927年，至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1935年在娄门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社，任社长。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她目睹日军种种暴行，数度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1938年1月1日被日军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次年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1]
个人事迹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先后任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院讲师、东吴大学日文兼教育学教授，执教于苏州女师和省立苏州中学。三十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 
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还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凡此种种，刺激了日本侵略军，杨荫榆也就成为日军的眼中钉。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杨荫榆，并抛入河中，因见杨荫榆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 
杨荫榆女士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曾导致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这是坏事，虽然如此，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的史实却是不能抹去的，她在侵华日军面前不畏强暴的言行，表现了她作为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她的晚节还是应当肯定的。
婚姻生活
抗争不幸婚姻，走向独立之路
杨荫榆小名申官，出身书香门第，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即当代著名作家杨绛的父亲)，曾以南洋公学的官费留学生身份于1899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0年清末革命团体之一的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杨荫杭参加并与其中数人以留学生的身份首次刊行杂志。他所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小时候的杨荫榆，在家庭中也许并没有受到许多疼爱。杨绛对此曾回忆道：“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其中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 
杨荫杭自日本回乡后办起了以培养近代师资和科技人才为宗旨的锡金公学。是在兄长的影响下，杨荫榆得以入学，学习近代数理知识，而且开当地男女同校风气之先。 
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蒋姓人家的少爷成亲。当初订亲的时候，杨家父母“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在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对方竟是个愚蠢无能的低能儿，和自己没有半点共同语言。而且这位蒋少爷长得也极丑，据杨荫杭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杨荫榆，怎能忍受这样一桩荒唐的婚姻？性格倔强而有主见的她，以那个时代罕见的勇气进行了大胆而彻底的抗争，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新婚之夜她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由于杨荫榆的坚决态度，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终于告吹。而这时的杨荫榆，只有18岁。从此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有结过婚。这桩荒唐的婚姻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此后杨荫榆比一般女性更勇敢、自觉、超前。在摆脱可怕的婚姻和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后，杨荫榆就再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对爱恋和婚姻全不以为然，一心投身社会，希望有所作为。
求学生涯
投身学问，求知于异邦
1902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的那年，但章程上却未涉及女子教育。在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西方的风气逐渐影响中国，到1902年中国各地纷纷设立教会学校，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学生大多为上流社会的女子。景海女学堂就是类似的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监理会主办，校址设在苏州市内东南部、薪门附近的天赐庄。这所学校收取的费用很高，杨荫榆依靠兄长的帮助，进入该校学习两年。 
之后，她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这个务本女中原本是个私塾。1902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子学校，同1902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并驾齐驱，是一所为社会培养独立的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学校。与杨荫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当时这个学校有学生150多人，具有相当规模。1907年5月，杨荫榆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7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6年后的1913年，杨荫榆从日本毕业归国。  鲁迅归国时的杨荫榆，日语水平很高，对日本的礼仪也极熟悉。毕业之际，她因成绩优秀受到校方嘉奖，奖品是一对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别针。 
就在她专心修学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7年1月24日，即杨荫榆赴日本留学5个月前，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至此，被忽视长达几千年的女子教育终于建立了制度。当时由于列强侵略中国，一些开明人士认为，要培养优秀人才，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就必须对所有国民进行教育，女子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女子教育的目标却与现代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清政府建立女学的最大目标是把女性培养成传统的贤妻良母。与以往差别的是，这些贤妻良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贤妻良母，她们不需要专门知识和深厚学问，能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就可以了。 
其后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民国的建立，有力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想，社会处在急剧变化之中。 
回到国内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1913年，她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新苏师范前身)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1914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据许广平回忆:“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一个从旧式婚姻中挣扎出来的女子，不仅在事业上前途辉煌，而且深受学生喜欢爱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时的杨荫榆处在人生得意的时刻，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校长风波
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与“女师大风潮”
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深  杨德群受大师们的熏陶。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杨荫榆在国外受着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了。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就像当年勇于退婚的杨荫榆一样，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把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教育理论，不加甄别地运用到中国来，在当时政治黑暗、国家动荡不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受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了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处理具体学生时，却没有做到公正、公平。她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3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女校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5月9日，杨荫榆即借校评议会名义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 
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7月底杨荫榆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8月1日，她又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强行解散入学预科甲、乙两部等4个班。8月10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22日，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伤，拖出校门。 
在女师大风潮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鲁迅为首，以女师大国文系教员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马裕藻等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进行了对抗。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位。 
鲁迅写了大量的文章，对杨荫榆、章士钊等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强力的批判。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及杨荫榆，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冷嘲热讽，就如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鲁迅对她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讥讽嘲骂。 
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非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杨荫榆这样一位曾经两次出国留学、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时代落伍者甚至站在时代对立面的呢?对此，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此解答道:“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杨绛先生的这一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杨荫榆在学潮问题上逆流而动，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前程。女师大风潮之后，迫于舆论，她不得不辞去自己奋斗半生得到的位置。
慷慨大义
慷慨孤怀护同胞
1925年冬，杨荫榆回到苏州的兄长家。此后10多年，杨荫榆先后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30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一所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这一  东吴大学时期的杨荫榆，孤独寂寞，没有朋友，只是与猫狗做伴。她渐渐变得有同情心，帮助学校里一个叫“怪物”学生。这个学生喜欢别出心裁，引人注目，学校要开除此人。她说这样会影响这个青年的前程，最后，竟然为此事而辞职了。这与她在女师大整顿学风开除学生时的情景，大大的不同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苏州陷落。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杨绛对此回忆道：“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杨荫榆就这样壮烈地死了。她的死令人深思，令人深省。
人物评价
作为一名中国文人，一个弱女子，杨荫榆不畏强暴，面对凶残的日本兵，  东吴大学竟敢孤身入虎穴，大义凛然地斥责敌酋，谴责日军暴行，实乃不屈于外族侵略者的壮烈之举，令人钦佩。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是旧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觉醒并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 盖棺论定，该如何评价她的一生呢? 
鲁迅先生曾对她定过性: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 
但也有人对此不平。女作家苏雪林曾经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这话也对也不对，随着时代的迁移，可以对杨荫榆作出公正的评价了。 
综观杨荫榆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女子。她挣扎出不幸的婚姻，走出封建家庭，通过半生的奋斗，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一生服务于女子教育，曾经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但后来被自己的学生所抛弃。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在理念付之于实践的过程中，和中国实际的脱节，于是一切都走了样。在她的晚年，她给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壮烈的句号，为自己人生作了最后的注脚。 
纪念文章
女校长的刚烈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作家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扎过耳朵眼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出了名的厉害，先是命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1902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18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作者 王开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