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萧嘉魁
江西启蒙
1910年8月1日，（农历庚戍年六月二十四日）萧先生出生于萍乡市上栗县（现）彭高镇彭高村尚鹤岭。父亲萧颂琴（谱名：鸿敏）乡村蒙馆塾师；在本村开办了上一个“寻乐书舍”蒙学馆。幼时，他就随父在本村“寻乐书舍”接受启蒙教育，有超常的求学欲和过人的记忆力。《弟子规》、《幼学》等，常常父亲未教他已经能背诵。父亲惊问：你哪学得来的？他说我是在您教室窗户下听来的。父亲叹说：“老五是块读书的料哦！”为了砺炼他，父亲将他转送邻村村塾接受教育。为了更好地培养这个读书苗子，1922年，父亲又送他去六十里路开外的芦溪凌云书院（高等小学）就读，接受现代教育。 1924年，报考萍乡中学，因没有小学毕业证而受阻考场之外，同村有族人名叫萧喜元已考入萍乡中学，他有一纸小学毕业证。为了儿子读书，父亲借了萧喜元的小学毕业证，在“喜”字下添了“加”成嘉，“元”字添了“白”和“斗”成魁。从此，他以“萧嘉魁”的名字步入学海生涯。
1924年秋季入萍乡县立中学读书。
1925——1926年，北伐战争暴发，学校停课1年。期间，受高年级同学萧保璜（萧嘉魁堂兄之子）、董师故、陈铁铮（孔原）（以上众人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等的影响，以发传单、演活报剧的形式下农村、走工矿积极参加北伐宣传活动。
1928年春，从萍乡中学毕业。同年暑期开始，经人推荐在本县赤山小学任教。
1931年暑期离开赤山小学，受聘于凌云小学，被董事会推选为该校校长。
1932年春节后，经济上得到亲戚的援助，赴天津求学。求学途中，过武汉在徐家棚稍事逗留，听亲戚告知：堂侄萧保璜（中国共产党早期报人）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轻的萧先生出于义愤，发誓今生不与国民党政府有任何合作。
1932年夏考入天津北洋工学院附属高中。
清华求学
1934年萧先生赴北平，在萍乡会馆接识中共早期党员吴继周。
萍乡会馆在北京宣南大吉片胡同，福庆寺附近，是维新志士文廷式置的旧邸，因他是萍乡人，后来此邸就用作萍乡会馆。来往京城的学子，大多在此寄身。萧先生在津读书，来往就住在会馆。恰巧与同乡吴继周同房寄宿。在交往中，混得面儿熟。两人都是青春年少，聚在文廷式旧邸，睹“屋”思主，当然就有很多变法维新的话题。1934年春，萧吴又在会馆会面，吴知道萧即将完成中等学校学业，鼓励他报考清华大学，萧面对清华高昂的学费面有难色，此时，萧身上只有从家里带来的7块大洋，如果交报名费要花去一块，还要买些相关报考复习书籍，身上只剩5块大洋，这5块大洋还得熬过在天津的几个月……怎的叫人不汗颜！吴是富家子弟，此时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极富同情心的，便叫他报考“清寒公费生”，并且允诺如果来北平应考，给予他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萧先生听了吴继周的鼓励，果然报考了清华的“清寒公费生”。当时，萧知道要考英语，由于早期接受教育的不同，吴知道萧的英语不好，在报考以后，分手时，还特意叮嘱他要在英语上下功夫。距离考试只有三个月，萧先生回到天津学校，猛攻英语过关，到考试结束，吴继周惊喜地看到，萧嘉魁的大名居然高居榜首。
萧嘉魁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录取为“清华大学土木工建筑工程系”。
提起报考早年清华大学“清寒公费生”的旧事，原中山大学教授王正宪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说：“1935年考生4000名余人，但只录取三百名，级友萧喜魁还郑重其实地说：‘别以为每13人可考取1人，因为被录取考生的分数必须超过3700名考生的得分，而这3700人绝非都是等闲之辈。’回忆当时还有一种‘清寒公费生’1、报名应考这一公费生者可列第一个四分之一（即前75名）之内，则每年可领取240元奖学金或助学金（大洋）。但如果达不到这一标准，则不能退作自费生。因此，敢于报考清寒公费生的同学（如同级萧嘉魁）更是令人佩服……”
为了考清华的“清寒公费生”，他复习功课常常通宵达旦。这年春天，北方天气十分寒冷，一袭旧棉袍，一双棉布鞋，感冒了，也就硬扛，扛到最后，学业上去了，身体却每况愈下。咳嗽着进考场，为怕影响他人他甚至强忍住咳嗽到每场考完。这一考，注定他有一喜一忧，同年入学体检，校方查出他患有初期肺结核，必须休学。为保学籍事，他叩求冯友兰、吴有训等教授，经众议，校方决定保留学籍及一切学生待遇。
回到萍乡老家，年岁轻轻，带着病体，面对年迈双亲，他甚至不敢告诉实情。听医生说，坚持爬山，呼吸清鲜空气肺病就可痊愈。为了学业，他每天清晨闻听鸡叫就起床，去登攀老屋后面的尚鹤岭。身体锻炼，兼之少量的药物治疗，一年下来，萧先生的身体渐渐康复。
1935年，他病愈重返清华。可是医生说，土木工程有一道掰金工，劳动强度太大，对患过肺病的人来说弄不好又是一场恶梦。医生劝他改换专业。要知道清华的土木工程系，就是在今天，那是全国近千万考生中极少人才能做成的美梦。萧先生心中不情愿，但是还是遵从医生和校方的决定，改学政治经济学，投入陈岱孙帐下研习经济学。
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作为中国顶尖级大学的学生，从来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使命感和自豪感。1935年，北平虽未沦陷，但日本人的飞机常常不请自到，飞弦在头顶，嗡嗡的声音，吵扰在耳边，像蚊子一样让本以清宁的课堂，徒添了几份恼人的嘈杂。白天，日本宪兵也常常闯入街道，横冲直撞，故意滋事，殴打市民的事经常发生。目睹日本军人的暴行，正能不激起知识份子的爱国之心？1935年12月6日，12月9日，萧先生在契友吴继周等的影响下，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进步学生爱国运动。至今人们还记得“12.9”运动的那份告全国同学书中的这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尽管那次学运，萧先生出于义愤冲锋陷阵，可是在后来的岁月中，却从不在人前提起。
他的契友，后来也是他的妻舅吴继周，1936年5月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暴发，一直担任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二人朝夕相处，对吴的这些活动萧嘉魁竟丝毫也没觉察出来。吴当时尽管也鼓动他参加一些爱国学生活动，却始终也没准备把他拉入共产党内。在吴的眼中这位萧嘉魁就是一个读死书的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可靠的人。吴在离开清华，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前夕，对他的好友姚向群嘱托：“你帮我做个月佬，将我妹妹纯周许给萧嘉魁，如果他同意我就放心了！”
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暴发，日本侵略军占略北平，情况紧急，学校被迫停课，清华师生纷纷撤离。萧嘉魁从门头沟坐火车到保定，再从保定坐火车到汉口，渡江后坐火车从株洲回到萍乡。同年，接到学校通知：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立即应召赶赴长沙。不久又随校迁云南昆明。
也就是在回乡的短暂时间里，那一年他年满27，年龄已不小了。家里老人有心要为他撮合一门亲事，他的大姊来说，她们家邻居霍家托人来说合，欲将他们家在北平某大学读书的女儿许给萧嘉魁。霍家是当地巨富，承诺：如果萧家同意，将用重金陪嫁，并且以100石租子的田产相随。萧嘉魁听后，笑而不答，此时他已答应吴继周，叫他一心一意去干他的大事，“你妹妹就放心交给我好了！”萧嘉魁对朋友一诺千金，1940年，大学毕业后即回萍乡老家与吴纯周完婚。
美国留学
1938年，在敌机轮番轰炸声中，萧嘉魁随校到达蒙自的西南联大继续学业。1939年在昆明完成学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1941年长子绍展在萍乡出生。产后两个月，妻吴纯周携幼子赴昆明与萧嘉魁团聚。战争年代，冒着炮火硝烟，一个柔弱的女子怀抱婴儿，行程达千里，一路上常见汽车翻下山沟起火，象乌龟倒翻四轮朝天……军人、平民死伤无数，横陈路边……她就是从这地狱般的境地走了过来。
1942年，萧嘉魁以助教身份登讲台开课，破除了清华大学助教不能登讲台授课的旧规。好奇的朱自清一次走到他授课的窗外听了一会，被他的讲义吸引，对他深怀好感，向他的导师陈岱孙竖起大拇指说：“陈先生的高足萧嘉魁了不起。”
那时，国家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学教工生活都十分困难。萧嘉魁一个年轻教师，且又拖家带口，为解决家计，他兼任昆明茶场会计，结束茶场从不做账的历史，为茶场立了资金投入、生产出纳、和成本利润等会计科目。后因教学工作太忙，从茶场辞职。改任中国科学院工程研究所周子敬所长开办的炼钢厂（昆明钢厂）会计。
1944年次子，绍博在昆明出生。
1945年，抗战胜利，联大北迁，随校返回北平清华。
1946年底，经考试，获第二名。清华大学选泒其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留学。关于赴美留学，他在本人的自传里写道：“1947年1月初，我乘美国船戈登号离沪，经过13天多横越太平洋至美国旧金山，旋搭火车经洛杉矶、芝加哥至纽约。恰好是1月底，当即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学系办好入学手续。”2月初即进入紧张的学习和研究课程。在哥大研究院，他主修经济理论，兼修统计学，同时还对美式会计学进行深入学习和钻研。课程很多，研究任务很重。为了不虚此行，真正取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管理的“真经”将来回国服务，萧先生利用假期赴华盛顿美国商务部学习国民收入的估算方法。
1948年，他撰写的硕士论文《凯恩斯经济思想诠释》（英文稿）获导师高度评价，被校方定为后补博士生。
1949年，通过硕士论文，通过考试认定继续研读博士学位。
这年暑期，经唐敖庆介绍接识杨振宁。一天午后，唐敖庆来叩门，高声叫他：“老萧，把书放下，杨振宁来了！”杨振宁买了一辆二手车，找到好友唐敖庆邀他出去玩。萧嘉魁来美国快三年了，除了本校的中国同学，外校的，他一概没有接触。杨振宁他不认识，便有点犹豫。
唐敖庆对杨说，我还有一个好友萧嘉魁……
杨说，西南联大时就听说过他。说道起来早就是校友，风流倜傥的杨振宁来请他，杨开车，于是三个人从纽约出发。车驶上高等级公路，往华盛顿方向开去，一路风光，就近游了三天，看了几所美国大学，哈佛、耶鲁、加州理工、霍普金森等世界知名大学，萧先生对同行感动地说：“中国要是有几所这样的大学就好了！”
同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消息传到美国纽约，爱国的留学生争相传告，倍受鼓舞，哥大中国大留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野餐会。这次野餐会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萧嘉魁、徐光宪、何兹全、汪明禹、刘静和等一帮学人，围坐一圈，或吃或笑。有人还特意做了一块大大的“胜利酒家”的牌子放在中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49年10月,他和其他进步中国留美学生组织在纽约国际学生公寓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并向联合国发了签名通电，要求接纳新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驱逐国民党政府的代表。
归国报效
1950年，接清华大学导师陈岱孙的电报，同时也得到老友蒋南翔、吴继周的信让他立即回国服务。
接到家中的电文，他毅然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的博士学业，决心回国服务。
“1950年1月28日，我乘英国船玛丽号由纽约越大西洋，于2月2日到英国南安普顿，2月10号改乘英国船广东号离开南开普顿，于3月13日到达香港。在港候船后，3月下旬乘英国船岳阳号离港。”这是多少年以后，萧先生应清华大学之约写的回国经过。此次同行的有好友同窗王旭庄（复旦大学教授）、张伯平（武汉大学教授），三人同伴，路途艰苦自不怠言，只是此时他们都归心似箭。萧先生因挂念江西萍乡老家的八旬老母，每到一地首先就是赶紧找电报局向家里发电报报平安。
历时两个多月回到祖国，到老家看望老母及亲人，只有短短三天，4月初，回到北京清华大学继续任教。回到祖国，他想到更多的是祖国当发展经济为要事。此时他抱定的报国之心，就是搞好学术研究，教好书，育英才。可是当年的政治空气，正是世界冷战情绪达到空前高潮的年代，萧嘉魁回到祖国，一方面受到政府优待，另一方面因他是从美国求学归来，同时也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牵累。
1950年11月28日,美国人奥斯汀代表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称：提到有一万个中国学生，曾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并列举美国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医院等，来证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情谊”。出于当年政治的需要，【新华社讯】中国留美学生五百余人发表对于奥斯汀无耻演说的声明。
萧嘉魁参加了旅美留学500学者的签名。
1950年，美国政府以维护台海局势为由驻军台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萧嘉魁参加了清华大学教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声明，按当时的排名，萧先生排在陈岱孙之后的第二位。
同年，又以清华工会会员名义发起“反对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运动。
初回国，他对新中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对这些教学科研之外的活动，虽然有些困惑，但开头他是积极的。并且从那时开始还萌生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
为了改造自己“资本主义经济学”那一套，适应社会主义的教学方式，他开始自学研究《资本论》，他读英译本，因为要向学生上课，那时国内用的是王亚南的译本。他又认真地研读汉语译本，就发现其中有多处翻译错误，他拿着英译本和王的汉译本，直接找到王亚南，跟王亚南较真。王说：这是我年轻时翻译的，错在哪里，现在我也顾不得了。
后来，在课堂上，他就丢开汉译本，用英语给学生讲《资本论》。
有人评价，萧先生为人：在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积极上前的时机，他却表现平淡低调；在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冷静旁观的时候，他往往会出人意外地积极向前。
这一点，从两件发生在他身上的小事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当年的“12.9爱国学生运动”，他积极投身其中，敢冲敢干的表现被当时中共地下党人认为是可信赖可依靠的对象。
第二件事：归国不久，周总理接见归国留学生，在场所有的人都涌上前去争相与周总理握手。接见下来，有人问他：去跟周总理握手了没有？他坦诚地说：“没有！那么多人都去握手，总理只有一个，每个人满足一次，可总理就要多少次？给总理添加多大的负担！”
他用一双统计学严谨的目光看待一切，结果残酷的现实并不是像他想的那样。
1951年春，作为归国留学生，中央号召归国留学生参加“西北土改参观团活动”。有人跟他私语，说这是共产党对我们这批喝洋墨水的人不信任……萧嘉魁对这话不以为然，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搞统计学的，调查问卷，搞清事实，是我的天职，让我深入基层，正好向农民问卷调查我国的农村经济基础的实情。
他积极报名参加“参观团”活动，由团长习仲勋率领去陕西、甘肃等地参观考察当地农村的土地改革。随团到了甘肃定西，向当地的农民做了一番仔细的调查问卷，并且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交给院系领导。
1952年秋，萧嘉魁被评定为副教授。这一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被定为理工大学，经济学系从清华大学结束，他被安排在北京铁道学院任教。兼任运输经济系副主任和统计教研室主任，其间，他被聘为国家对外贸易部顾问。他多次向中共党组织提出申请，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1956年被评为教授。回国头几年，他在工作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956年《工业企业和铁路流动资金周转周期的分析》一书完稿，1957年正式出版。
调任内蒙
时间进入1957年，春天，北京城内十分寒冷，所谓反右拉开了序幕，校园内到处可见的大字报，让他嗅觉出政治的寒冷比自然界的寒冷更加可怕。
从来在书斋安座如山的萧嘉魁，这时陷于极大苦闷和不安。经常一个人独坐发呆，让家人感觉他就像一个已负高压的氧气罐，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
这时，在南京身居党内要职的吴继周，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怕他出事，某个星期六，他从南京飞北京，住到妹妹家。
晚餐，面条还没有煮熟，两人就发生了争吵，萧嘉魁说：“老师不能正常上课，学生不上课都去大辩论、大字报……哪里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吴济周给萧嘉魁做思想工作，说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是个过程。
“当年跟着你们地下党搞‘12.9’运动,响应全国的口号就是‘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时，跟着你们死心踏地干，就是冲着你们这个口号，现在到好……”
两个朋友，他们从青年求学就在一起，又经历过“12.9”运动的患难.作为同窗、朋友，亲人此时说话当然也就没有隔膜。吴继周作为中共早期党员，当年学运的负责人，他最了解萧嘉魁这样一批学者，人生生活要求并不高，只要有一张可供用心的书桌就足够了。这一生，书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唯一的领地，这块领地有他的人生的尊严和安慰。这张书桌，放在任何地方他都是安静的平和的，一旦，没有了这张书桌，他就会不安、不平、最后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怒火。在如今这年代，他不出事就不出事，出事就会出大事。
吴继周是来给他泼冷水的。两人见面以争吵开始，到最后，萧嘉魁心平气和把他送出书斋。为了让他平安渡过危险期，吴继周在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六下午下班就直奔飞机场上北京。
他的努力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最终萧嘉魁没有被打成右派。1958年开春，高教部一纸调令萧嘉魁调到内蒙古财经学院任教授。这也就是那场运动对他的“情绪化”表现的逞罚。
来到内蒙古，好在还让他给学生讲课，让他在统计学上发挥作用，他还担任该校的计划统计系副主任和统计教研室主任。
辗转天津
1962年，中国经济经历三年困难又出现了好的转机，政治生活也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而暂呈祥和。这时中央高层有人想起萧嘉魁，问他现在在哪里？报告说，在内蒙。1963年春，他奉调到天津财经学院任教。
天津是他少小求学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跟北京比起来，他更愿意住在天津。在那个年代，“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政治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北京的大学校园政治气氛是绝对要高于学术气氛，不意间就会卷起一阵政治风浪来。
天津对于他来说是避风港。
相对于北京和内蒙，他又有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是“安静的书桌”没让他坐太久，又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
红卫兵抄家，批斗，天津相对于其他地方虽然要好很多，但是对他的学术的彻底否定，让他绝望至极。
跟他一道回国，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教授的王旭庄，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活活地被打死在会场。听到朋友的噩耗，他十分悲愤和震惊，当年，王旭庄可是学有专功，是抱着一腔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怀着科学强国希望回来的，这是怎么了？
他很痛苦……
不久，他被下放河北农村劳动改造。
在这儿虽然没有了书桌，但是让他有了回到萍乡老家的感觉，农舍、田园、牛、羊……他忆起1934年因病休学在老家的短暂时光，就是那段时间的锻炼，与大自然的亲近，亲情的安抚，让他烣复了病体，踏上万里求学之路……自从老母去逝，现在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回去了。
他想念故乡，但是又担心因自己而连累故乡的亲人。
感慨系之
1978年，萧嘉魁因学术会议，假道回了一趟萍乡老家。他的兄长，大姊都先后去逝，现在他是家中唯一的长者。子侄们听说五叔回来，立即围拢过来。多年来，他惦记老家的子侄，其实老家的子侄也十分惦记着他。家乡仍然是这么贫穷，子侄中有很多人虽然正在壮年，却因常年艰苦的劳动，体力严重透支，患有多种疾病……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经历十年的窝里斗，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他看过了城市，再看乡村，亲眼看一看最基层的生活状况，和听一听亲人的声音。
面对围拢过来的子侄，让他想起当年他离开家乡去北京求学的情景，那时，全村的人都围在他的身边，他走一程，家人跟随着往前送一程，十里相送，所过之处，沿路的人家都放鞭爆迎送，他是第一个考取“清寒公费生”的贫家子弟，按照当时的奖学金标准清华每年给240元（银元），江西省教育厅给予100元（银元）的奖学金。四年下来，共获1360元（银元）。他的侄子萧绍松谈起此事，筹算了一下如果按今日的市价兑换，当是136000元人民币。按四年大学本科计算，每月月供2800元(人民币)。从他的身上，让许多贫家子弟看到榜样和希望。家乡人给予他极大的荣耀和鼓舞，在他的内心化着勤奋读书的动力……从萍乡外出求学，天津、北平、长沙、云南、万里云山，辗转美国，虽然取得了在美国继续博士的学籍，但是，为了报效祖国和家乡，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良学习环境和美好前程……就在他垂暮之年，他的旧时同窗，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高级专员桑恒康博士回国，在北京向高层询问起萧嘉魁，人说，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桑恒康说：“他是我的学兄，当然是我去天津看他。”两人见面，桑恒康说：“当年你要是选择留在美国，肯定会比我的学术成就还大！”
回到祖国，几十年下来，自己为祖国、家乡和亲人又做了些什么？他总是以深深的自责来看待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
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做着让青壮年都感到吃力的一件大事：为构建中国因文革而渐趋消忘的统计学事业，他全身心地投入翻译联合国统计局编的《国民经济核算》和《投于产出表和分析》这两本书。
1983年，他以七十四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对他多年来任劳任怨地工作，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一种结论。
萧嘉魁以及他们那一批早期归国学者，除极少数人以外，经历那场浩劫谁不是遍体麟伤？作为一个爱国的学者，他没有因伤痛而呻吟，当年那颗科学报国的心还是那么强烈那么饱满那么滚烫。
希望祖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饭吃，有衣穿，娃娃有学上，生病有钱治。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是萧先生毕生关注的。
早年，以他的个人能力关照不了更多，他便将自己的心眼放在老家的子侄们身上，供他们上学，他们中谁生了病，虽然远离千里之外，只要获知真情，他都会极尽所能地给予帮助。萧绍松说：“那一年，我患了肺结核，没有钱治病，情绪很低落，叔父后来知道了，从他下放的河北农村给我寄来了六十块钱，嘱我快快把病治好！……”要知道，叔父下放农村，每月只有17块钱的生活费。每月买一支牙膏，肥皂，如下就是5、6块钱的生活费，除此，叔父再没有其它花销。
自打回国，他的教务工资和早期归国留学专家津贴，加起来也就200来块钱，在当年可是高薪。就是这样两块让人看起来让人眼馋的“高薪”，也常常被视着思想改造的成分，一到普遍调资，或是遇到政治运动，他就首先写书面申请，不但不要求加薪，还要主动要求下调……
回国之初，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想到国家的暂时困难，自己拿这么多钱，花也花不完。为什么花不完？对于清贫日子过习惯的人，他和家人花销不大。他对家里的收入和支出，尤其是支出都是严格控制的。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餐桌上，一盆花生米，一次只许夹一粒；上学，夏天天热消暑，一支冰棒，也要回家来向妈妈报账。至今他们家几十年的日开支、月开支的小账本都完整地堆放在书房的橱下。
主动要求降薪，要说开头是一种自觉行为，到后来就成了贯例。直到他1997年辞世，他的月工资还在1000多块钱。
他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支助萍乡老家的子侄和一些孤儿寡母，此外，在他逝世后亲属清理遗物，发现有捐助唐山大地震以及历次爱国运动的捐款票据……
籍此萧绍松曾撰挽联纪念五叔：
水木清华地
润物无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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