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牟宜之
人物简介
  牟宜之与夫人刘纯（1945年）牟宜之（1909—1975），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奎山乡牟家庄人；曾用名牟乃是，字去非。　　
1925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加入共青团。1932年参加日照暴动。后东渡日本留学。1935年秋回国，任《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到八路军驻西安、武汉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办事处负责人得知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其姨父时，便派他到沦陷区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春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国民政府乐陵县县长。1938年9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萧华率部进驻乐陵，建立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和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牟宜之倾其县政府财粮积蓄支援，并将县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
对牟宜之在乐陵的作为，周恩来评价道：“倘若在抗战伊始，中国有几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地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1939年春去重庆做统战工作。1939年10月，任鲁北行动委员会主任主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1941年初，调鲁中区任沂蒙区行政公署专员。3月，组织民工修建了长503 9米的沂南县袁家口子大堤， 使下游30多个村庄免遭水患。1942年8月后，调任一一五师（后为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组织和参与了策动伪军王道、莫正民、张希贤等部共6000余人的举义反正工作。曾受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联络部长，鞍钢动力部长和北平市建设局副局长。  牟宜之（前排右1）与谷牧、许世友等合影建国后，先后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1953年调任林业部经营司司长。期间，曾上书中央，揭露混入林业部领导岗位的政治骗子李万铭；1955年任城市建设部公用局局长。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牟宜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牟宜之被发配到北大荒——齐齐哈尔市郊昂昂溪“劳改”。
1958 年，牟宜之被开除党籍。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第二次生命的牟宜之，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段昏暗的岁月里，牟宜之在劳动之余作有大量诗篇——吟出来就写在纸片上、烟盒上，甚至火柴盒上。对这些无法公开发表的诗，牟宜之敝帚自珍，夹在一本毛选中，放在一个皮包里。这个皮包从驰骋沙场的战争年代伴随牟宜之，直到生命尽头。
1974 年，牟宜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写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说明了自己的处境。邓小平亲笔批复，充分肯定了牟宜之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
1975年，牟宜之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希望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伤心之余，脑血栓突发，客死济南。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 时，发表了肖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五人署名缅怀牟宜之的长文《有功岂必书之碑》。文尾写道：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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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佚事
扬鞭策马驰幽燕1939 年，抗日战争战火蔓延，牟宜之接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调令，被委以重任。牟宜之曾对儿子牟华东讲起这段经历。为了从山东到达重庆，他迂回绕过大半个中国。从鲁西北出发，牟宜之先到天津乘客轮南下，经过香港，绕至越南境内，然后进入云南，最终辗转抵达重庆。
这段漫长的旅行途中穿越敌占区，险象环生。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掩护下，牟宜之一路乔装打扮。一次，船舶停靠上海，忽然上来一队日本兵搜查。当时牟宜之几乎绝望：这下撞个正着，肯定躲不过了。面对荷枪实弹的敌军，牟宜之淡定自若，举手投足间，敌军相信“这一定是个大官”，加之他曾在日本留学，与日军简单沟通，敌人竟立正打起敬礼。  
来到重庆后，牟宜之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这一段时间，是牟宜之一生中最难忘的珍贵时光。在重庆期间，他和周恩来接触频繁，一起吃饭时周恩来总是亲切地称其为“宜之兄”。对周恩来惊世的才华、过人的精力和高尚的品质，牟宜之印象深刻，这坚定了他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后，周恩来派牟宜之去延安学习。在延安，牟宜之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的形势，并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由于冀鲁边区形势严峻，牟宜之又被派回冀鲁边区工作。于是，牟宜之与邓小平、邓颖超等人一起乘车到了西安，又随邓小平、卓琳等奔赴八路军太行山前线总部。为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行人常常夜里行车，但大家情绪饱满。多年以后，牟宜之写了回忆录《难忘的的一次夜行军》，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
一个黄昏，队伍终于抵达太行山总部。牟宜之迎面见到一个人，身穿一件磨得发亮的破棉袄，言语间却流露出将军气质。一问才知，此人是彭德怀。部队缺少棉衣，彭德怀对自己身上硬如盔甲的棉衣颇为珍惜：“满是油泥，正好挡风！”这个细节让牟宜之拿定主意，把全部归自己掌控的财产捐给部队购置棉衣。誓拼顽躯歼敌寇回到冀鲁边区，牟宜之在八路军 115师工作。1941 年春，他被选为山东沂蒙山区行政公署的专员。此时抗战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牟宜之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牟宜之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他们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反“扫荡”。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牟宜之写下绝命书，鼓舞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山下炮击，天上飞机轰炸，情况十分危急，我军与敌人彼此都望得十分清楚，敌人用大炮向我军开火，炮弹在牟宜之周围爆炸。牟宜之对着敌人，用日语高喊：“你们打得不准，还得练练本事，才能打着老子！”队伍坚持到天黑，终于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打开一个缺口，冲出了包围。
敌后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有两三年，牟宜之没有尝过酱油的味道。一次牟宜之生病，不能坚持行军打仗，同志们把他送到一个山洞里呆了一个月。由于衣服不能换，身上长了虱子，忍不住挠痒，结果伤口和衣服粘在一块，钻心地疼痛。原本可以享受舒适安逸的生活，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他没有退缩。1941年牟宜之诗云：“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抗日战争时期，牟宜之成功策动至少四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1946年5月，牟宜之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瓦解敌军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他作出了贡献，尤其对一八四师潘朔端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尽了很大力量。刚正不阿除蟊螟随着全国逐步解放，牟宜之对和平年代开展建设，充满热情和憧憬。东北解放后，牟宜之先行来到北平，与时任北平市长的国民党干部何思源秘密接触。两人是金兰之交，牟宜之从中斡旋，力主和平解放北平。北平解放后，牟宜之任首任北平市建设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牟宜之大力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原来格局另辟新区”的城市规划思路，遭到主流观点排挤。牟宜之儿子牟广丰提到，一次偶然的事件，牟宜之的警卫员枪走火致人死亡，牟宜之引咎辞职，请求调离北京。
1950年，牟宜之任济南建设局局长；1953年调回北京，任中央林业部经营司长。在牟宜之子女的印象中，父亲一点儿不像当官的，和修鞋的鞋匠结交朋友，和书画篆刻店的老板谈天说地。
1955 年的一天，一个篆刻店的老板和牟宜之闲聊，提起“你们单位的李万铭也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当时，牟宜之和担任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李万铭住楼上楼下。牟宜之感到有些奇怪，平时和李万铭接触，他并不是爱好写字刻字的人。牟宜之好奇：他刻什么章？店老板说：都是公章，防空司令部、志愿军12军什么的。这令牟宜之大吃一惊——私刻公章背后有可能隐藏着大阴谋。牟宜之立即向党委建议组织检查，并力主查办，由此牵出了震惊中外的李万铭政治诈骗案。肖华把他的揭发材料转呈毛泽东，刘少奇亲笔批示后在党刊上登载了该材料，并和罗瑞卿一起称赞了他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警惕性。高瞻远瞩展建设1950年至 1953年，牟宜之在济南任济南建设局局长期间，体现出独到的前瞻性理念。
牟宜之来到济南，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满是断壁残垣，大明湖濒于淤塞。当时有人提议，把大明湖水放干，以免后患。对此，牟宜之极力反对。他主张用拆城墙的砖石，垒砌大明湖石岸，防止大明湖淤塞。他还顺势把一所破庙里的牌楼整修一新，当做大明湖公用的正门。今天，济南方得以保全大明湖这颗明珠。
与今天的满山苍翠不同，解放之初，济南英雄山是一片荒山。牟宜之主张在英雄山大量植树，他指出这样不仅可以美化环境，同时还可以防风固沙。早年留学日本的牟宜之，体现出超前的环保理念。在他主持济南建设的几年中，修复开通了许多条马路，修建了多座桥梁，如青年桥、西门桥、青龙桥等。在促进济南市容的初步改观，保护和建设泉城的名胜古迹，奠定济南城市规划布局等方面，牟宜之做了大量工作。
人物作品
牟宜之诗发现记  牟宜之诗 封面[2]1973 年，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将其父遗作，交给齐齐哈尔市昂昂溪某中学教师李铁城整理。 身为诗人、作家、碑文书法家的李铁城，也在此地下放改造，与牟宜之不曾谋面。翻看这些写在烟盒、卷烟纸、火柴盒上的诗作，李铁城十分震惊。
李铁城后来回忆，面对这些泣血之作，自己不敢丝毫怠慢，在窑洞里搬了几块砖头当凳子，埋头伏案整理。白天借着微弱的光线，晚上点着蜡烛，彻夜不眠。这些震撼人心的诗篇深深打动了他，整理过程中几次眼中含泪，共得诗200余首。
2009 年5月，作家刘方炜因公事拜访在国家环保局工作的牟广丰，当时牟广丰因为要去开会，顺手把一部诗集递给他。这部诗集正是他为纪念父亲的百岁诞辰而整理的诗稿。
刘方炜漫不经心揭开一页：“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豪情干云的少年意气，一下抓住了他。草草翻看，汉唐诗韵扑面而来，他大为震惊——这超出了他对当代诗人作品的阅读经验。
他撰文评价：我们一时真的不敢相信竟然有这样一位奇异的诗人曾经与我们在一个时代生活并写作。拿回家去，挑灯夜读，反复咀嚼揣摩……我们坚信我们的确发现了一位生前从来没有发表过诗作的足以与汉唐大家比肩的伟大诗人。
诗人早岁于国破家亡之际投笔从戎，“学书已成再学剑”，“身经大小百余战”。其时诗风慷慨雄壮，有稼轩不可逼视之伟岸峻毅。
也许其赤诚足以感天动地，诗人得以步老杜(杜甫)后尘，以建功立业之身，陷穷困艰窘之地，项戴重枷，名曰“右派”，由京城达官一贬而为边地“牛鬼”，人不堪其消瘦，诗徒增其壮美，读到此处，拍案大赞：好诗来矣！“芝兰带露清香郁，松柏经霜老气横。”“一回酒渴思吞海，几度诗狂遇上天。”“朝朝暮暮风风风，多载穷边一梦中。”何等沉郁悲烈、傲岸壮阔。
诗人作品中最为坚砥苍郁者，是他的咏史诗。“八千子弟锋头尽，百二江山掌上磨。”写尽刘项之事。“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此诗此史，不让老杜矣。
诗人存在的意义，在于其傲岸独立之精神价值。诗人的存在使我们得以领略一种奇观——诗人以手中一支笔与整个癫狂时代相抗衡！在文化大劫难的严峻岁月，以一人之力为中华民族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牟宜之诗选示儿（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