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非子·饰邪第十九
作品原文1
凿龟1数筴2，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3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4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5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筴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6而秦出上党7矣；兵至釐8而六城拔矣；至阳城9，秦拔邺10矣；庞援11揄兵而南，则鄣12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13攻尽陶14、卫15，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16、五行17、太一18、王相19、摄提20、六神21、五括22、天河23、殷抢24、岁星25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26、弧逆27、刑星28、荧惑29、奎30、台31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1]
注释1.龟：《诗·大雅·緜》：“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荀子·王制》：“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尉缭子·武议》：“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去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龟甲和宝玉，在古时并为国家重器。钻凿龟甲来预卜吉凶，是古时占卜的一种方法。龟兆：古时占卜时显现在龟甲上可借以预测吉凶的兆纹。
2.筴：（cè策）同“策”。《战国策·秦策》：“错龟数策。”《楚辞·卜居》：“詹尹乃端策拂龟。”这里用为卜筮用的蓍草之意。
3.剧辛：人名。原赵国人，后为战国时期燕国的军事将领。
4.邹衍：人名。齐国人，后到燕国为燕昭王师。
5.代：地名。赵国的一个城邑。位于今山东省东北部和河北省蔚县一带。
6.大梁：地名。在今河北省完县。
7.上党：地名。韩国的一个城邑。位于今山西省东南部。《韩非子·初见秦第一》：“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
8.釐：(lí厘)地名。同狸。在今河北邱县西北。
9.阳城：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县北部。《孟子·万章上》：“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
10.邺：古地名。春秋齐桓公始筑城。秦置县。三国魏为邺都。晋避怀帝讳，改为监漳。此后，历为前秦、后赵、东魏、北齐的首都。隋复为邺县，宋废。故址在今河北省监漳县西,河南省安阳市北。
11.庞援：人各。援读“煖”(xuan)。
12.鄣：(zhāng章)古邑名。本为纪国边邑。《春秋·庄公三十年》：“秋七月，齐人降鄣。”杨伯峻注：“鄣，当即《昭十九年传》之纪鄣。纪鄣者，本纪国之鄣邑也。当在今江苏省赣榆旧城北。”《说文》：“鄣，纪邑也。从邑，章声。”
13.鄕：用作动词，通“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乡师而哭。”《荀子·非相》：“乡则不若，偝则谩之。”《荀子·仲尼》：“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荀子·王霸》：“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韩非子·十过》：“秦、韩为一以南鄕楚。”《史记·田单列传[2]》：“东乡坐。”这里用为面对着之意。这里用为方向之意。
14.陶：地名。即定陶。在今山东省定陶县。
15.卫：地名。原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后疆域缩小，只剩下濮阳一带与陶接壤。战国后期，卫国长期依附魏国，后被魏所灭。
16.丰隆：传说中的云师。《楚辞·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淮南子·天文》：“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这里用为云雷之神之意。
17.五行：《说文》：“五，五行也。”段玉裁注：“水火木金土，相克相生，阴阳交午也。”这里用指为金、木、水、火、土五星。
18.太一：神名，也作泰一。《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19.王相：星名。即王良星。《史记·天官书》：“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
20.摄提：星名。属亢宿，共六星。位于大角星两侧，左三星曰左摄提，右三星曰右摄提。《史记·天官书》：“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
21.六神：星名。《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此六星亦可称为六神。
22.五括：星名，属毕宿，有星五颗，又称五车、五潢。《史记·天官书》：“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天帝车舍。”
23.天河：亦指银河。也叫星河、天汉、云汉、银汉。北周庾信《庾子山集·镜赋》：“天河渐没，日轮将起。”
24.殷抢：疑似天枪星。《史记天·官书》：“紫宫左三星曰天枪。”殷，读(yān嫣)，为黑红色之意。殷抢：谓天枪星赤色而黯然。
25.岁星：即木星。古代用以纪年，岁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因以“周岁星”指十二年。《史记·天官书》：“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
26.天缺：星名。应为“天阙”。《史记·天官书》：“两河、天阙间为关梁。”《星经下·斗宿》：“南斗六星，……一名天斧，二名天阙，三名天机。”
27.弧：(hú壶)星名。共有九星，位于天狼星东南，因形似弓箭，故名。《史记·天官书》：“厕下一星曰天矢。……其东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如：弧矢(古星名。又名天弓。属井宿。简称弧)；弧精(即弧矢星)。
28.刑星：星名。《星经》：“太白主刑杀。”太白，即金星。
29.荧：(yíng迎)火星别名。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史记·天官书》：“察刚气以处荧惑。……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
30.奎：(kuí葵)星宿名。奎宿，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有星十六颗。《史记·天官书》：“西方十六星，象两髀，故曰奎。”
31.台：疑为三台星。三台，星名。古代用三台来比喻三公。
译文钻凿龟甲计算蓍草，得到兆象是“大吉”，从而根据这个兆头去攻打燕国的，是赵国。钻凿龟甲计算蓍草，得到兆象是“大吉”，从而根据这个兆头去攻打赵国的，是燕国。剧辛之侍奉燕国，没有功劳反而使社稷危险；邹衍之侍奉燕国，没有功劳反而使治国之道荡然无存。赵国的代地先是在与燕国的战争中如愿以偿，后来又在与齐国的战争中如愿以偿，国家混乱礼节却很高，自以为可以和秦国保持平衡，这并不是因为赵国的龟甲灵验而燕国的龟甲骗人。赵国又曾经钻凿龟甲计算蓍草而向北攻伐燕国，想要威逼燕国共同抗拒秦国，兆象也是“大吉”。刚开始攻打大梁而秦国军队就从上党出来了；军队到了釐城而自己的六个城市已经被秦国占领了；刚到阳城，秦军已占领了邺城；等到庞援引兵向南救援时，鄣地早就被秦军全部占领了。
所以我说：赵国的龟甲虽然没有远见于燕国，也应该对秦国有所预见。秦国靠了龟甲所示的“大吉”，既有了开辟疆土的实绩，又有了援救燕国的名声。赵国靠了龟甲所示的“大吉”，土地被割削军队被欺辱，君主赵悼襄王也因不能如愿而死去。这又不是秦国的龟甲灵验而赵国的龟甲欺骗人。开始的时候，魏国几年之间向东进军全部攻取了陶邑、卫国，过了几年向西进军攻打秦国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土，这并不是因为云雷神、五行神、太一神、王良星、摄提、六神、五括、天河、天枪、岁星等吉祥星宿这几年在西方保佑秦国，也不是因为天阙、弧逆、太白、荧惑、奎、台星等星宿这几年在东方惩罚魏国。所以说：龟甲蓍草鬼神不足以用来推断战争的胜利，各星宿左右向背运行也不能主宰战争。然而还要依靠它们，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浅析饰，通“饬”，《周礼·地官·封人》：“凡祭祀饰其牛牲。”《管子·权修》：“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谷梁传·襄公二十五年》：“古者大国过小邑，小邑必饰城而请罪。”《荀子·荣辱》：“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荀子·王制》：“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韩非子·说难》：“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贾谊《过秦论》[3]：“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这里用为整饬、整治之意。饰邪，就是整治邪恶。韩非在本节首先反对迷信，这是因为“恃鬼神者慢于法”的缘故。韩非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卜筮和依赖占星术的不可靠。韩非的这些唯物的无神论思想，实际上完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从周文王写《周易》，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很少有人提倡迷信鬼神，所以中国人从周朝以来，就开始了对“人”的崇拜，而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对“神”的崇拜宗教，所以中国的祠堂、宗庙多于寺庙道观。
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脉。而夏、商时期农业收成的好坏，不是由农业生产资料及生产力来决定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而是由“天”来决定的。由于不能客观地认识天，古人们便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灾害的频繁，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性，使从夏朝至殷代末的以前的人认识到“神”是万能的，“神”决定着人类的命运，“神”更决定着农业收成的好坏。
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由此而产生了原始自发宗教信仰。但至夏商时代，早先的信仰系统已趋规范化和制度化，与王权的建立和强化相对应，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个比原有诸神更强有力的大神，即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崇拜”。这个“上帝崇拜”的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过渡的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宗教领域的反映。《楚辞·天问》有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尚书·汤誓》有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有云：“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祥。”
九有犹文献恒称的夏代地理的九州，似上帝观念的产生，起自夏代，而深化于商代。商代上帝的神性，有较大的权威，为管理下国和自然的主宰，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是商朝统治阶级政权利益的直接保护神。因此，商王所崇拜的上帝鬼神也就成为诸侯方国所崇拜的上帝鬼神。而商王统治诸侯方国的惟一而且有效的方式是神权统治，其统治的方式是内服的众臣和外服的侯甸男卫都没有祭祀上帝鬼神的权力，甚至连自己的祖宗神也只能靠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时配飨。商代认为商王是“帝（嫡）子”（《续存》上1859），掌握一切祭祀大权，“天位（立）殷适（嫡）”（《诗·大雅·大明》），商王统治天下的权力永远是不会变化的。以至商王纣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不以为然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商纣王的这个天，仍是商王朝的至上神——上帝。
自周文王始，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至此商朝末期，“天神不通”、“民神不杂”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神权从神秘走向开放，从贵族走向民间，祭祀权也从小邦周始而普及了。由此才有了周文王“易”学思想的出现。由于观测到青龙七宿的运行变化规律，人们自此而认识到天、天象、星象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而只有正确地认识天的糜常，天的变化规律，天的运行法则，才能做到“敬天保民”。[4]
作品原文2
【原文】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1；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2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3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4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荆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荆。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矣。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5，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1]
【注释】
1.劝：《左传·宣公四年》：“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左传·成公二年》：“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周礼·丧祝》：“劝防之事。”《战国策·秦策》：“则楚之应之也，必劝。”《庄子·天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礼记·中庸》：“子庶民，则百姓劝。”《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说文》：“劝，勉也。”这里用为勉励之意。
2.山东：华山之东的各诸侯国。如齐、楚、燕、赵、韩、魏六国。
3.朋：古代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或说五贝为一系，两系为一朋。《淮南子·道应》：“大贝百朋。”《广韵·登韵》：“五贝曰朋。《书》云武王悦箕子之对，赐十朋也。”
4.夫差：人名。吴王阖闾之子，春秋末期吴国君主，公元前495～473年在位。
5.郑：地名。当时韩国的都城，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县。
【译文】
古代先王致力于亲爱民众，从事于彰明法度。他们法度彰明了，那么忠臣勉励自己，刑罚一定执行，那么奸臣就会被禁止。忠臣被勉励奸臣被禁止而又土地宽广君主尊贵的，就是秦国；群臣互相勾结结党营私来埋没正确的治国之道而行为于谋取私利而土地被割削君主卑贱的，就是华山之东的齐、楚、燕、赵、韩、魏六国。混乱弱小者灭亡，这是人的特性；治理强大者称王，这是自古以来的道路。越王勾践依仗着价值二十大贝的神龟所占之兆去与吴国作战而失败了，自己也和臣子到吴国去做奴仆；回国后抛弃了龟甲占卜，彰明法度亲近民众以求报复吴国，那么夫差就被他擒获了。所以倚仗鬼神保佑的就会怠慢法度，倚仗诸侯救援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倚仗齐国而不听从宋国，结果齐国攻打楚国而宋国灭掉了曹国。楚国倚仗吴国而不听从齐国，结果越国征伐吴国而齐国灭掉了楚国。许国倚仗楚国而不听从魏国，结果楚国攻打宋国而魏国灭掉了许国。郑国倚仗魏国而不听从韩国，结果魏国攻打楚国而韩国灭掉了郑国。如今韩国弱小而倚仗大国，君主怠慢而且都听从秦国。魏国倚仗齐国、楚国为治国方略，结果弱小的魏国则愈来愈衰亡；所以倚仗别人是不能够用来扩大领土的，而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增加出兵攻取许国、鄢国，齐国攻打任、扈而削去了魏国国土；这说明韩国倚仗秦国也不能保存新郑城，而韩国却不知道这一点。这都是不明了用法度禁令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只是倚仗外援从而使自己国家政权丧失灭亡的例子。
【说明】
既然鬼神龟甲卜筮都不能倚仗，那么倚仗人行不行呢？韩非的回答是，倚仗别人也不行。于是韩非举了许多例子，用以说明倚仗别人的援助也是不行的。而要真正治理、管理好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只能倚靠法律、法度，用法来进行治理、管理。因为法律、法度就象圆规矩尺，有一个标准，一个国家、一个单位里，如果人们都按共同的标准行为，那么人们就易于团结，而只有通过人们的凝聚力，这个国家、这个单位也才能做强做大。韩非忽略了的一点是，法律、法度不可能完全规定人们的所有行为，而只有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才能使人们的价值观趋同，行为趋同。[4]
作者简介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非”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作者思想
《韩非子·饰邪·第十九》选自《韩非子》[1]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