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鱼允中
生平
游历中日鱼允中是鱼若愚之子，他9岁时丧母，16岁时丧父，因此家境非常贫寒。鱼允中年轻时早上忙农活，晚上则刻苦读书，终于到同治八年（1869年，朝鲜高宗六年）时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获庭试文科丙科及第，初授承政院注书，后来做过一些小官。光绪三年（1877年，高宗十三年）出任全罗右道暗行御史，其间惩治贪官，颇有成绩，同时根据地方现状提出了包括革罢杂税、改革地税  鱼允中（1881年）制度、改革漕运制度等10项改革方案，得到了高宗的重视。当时鱼允中与闵妃宠臣闵泳翊过从甚密，号称闵泳翊门下的“八学士”之一，因此那时的他通常被认为是闵妃集团的一员。
这时候，朝鲜已经签订了《江华条约》，被日本叩开了国门。鱼允中思考富强之策，准备游历外国。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四月，鱼允中作为绅士游览团的一员，前往日本考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与他同行的，还有朴定阳、洪英植、尹致昊、俞吉濬等后来朝鲜的风云人物。鱼允中一行60人在日本各地视察了3个月，对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势叹为观止。然而等到绅士游览团归国时，鱼允中却径自前往中国上海，希望考察一下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并根据对中日两国的观察结合朝鲜的现状，研究一条适合朝鲜的改革之路。高宗也顺水推舟，任命鱼允中为驻天津的问议官，负责协助领选使金允植管理在天津留学的学徒事宜，并与清廷重臣李鸿章会谈。同年十二月回国复命，并向高宗报告了日本和中国的情况。当高宗问及日本是否对朝鲜“有他意”时，鱼允中指出：“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也。”[1]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二月，鱼允中再度来到中国，负责《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工作。但当时美国代表薛斐尔已经前赴朝鲜，所以便没有参与谈判。鱼允中抵达中国天津以后，仍然任金允植手下的问议官，继续协助金允植的公务。
归国仕途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朝鲜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壬午兵变，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京军哗变，赶走了闵妃，拥立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清朝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听说这件事以后，急忙询问金允植和鱼允中关于朝鲜国内的状况。鱼允中作为闵妃集团的官员，在笔谈中一再诋毁大院君，并指出大院君是壬午兵变的“祸首”。六月二十六日，金允植和鱼允中乘坐中国军舰回到朝鲜，并帮助清军刺探情报、平定兵变，同时也参与了大院君逮捕计划的谋议。镇压壬午兵变以后，鱼允中又作为赵宁夏、金弘集的谢恩使的一员前赴中国“谢恩”，并参与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至此以后，鱼允中在政治立场上倒向中国，成为“事大党”的骨干人物。
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鱼允中被任命为西北经略使，负责朝鲜北部对华边境贸易工作和图们江一带的勘界事宜，次年调回中央任职，历任兵曹参判、户曹参判、吏曹参判等官职。鱼允中认为中国洋务运动的路线更适合朝鲜，因而主张“东道西器”（类似中国的“中体西用”），即用西方的科技来使朝鲜走上富强之路，而朝鲜固有的制度则需要保存，包括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因此后世史学家将他与金允植、金弘集等在当时持大致相同主张的一派称为“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由于闵妃集团在1880年代后期一度亲俄，所以亲华的鱼允中也曾遭到打压。但鱼允中很快复职并被委以重任，那就是去解散在全罗道集会的东学道徒。
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东学道掀起了“教祖伸冤”运动，并在同年三月在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揭开“斥倭洋倡义”的大旗。东学道在当时被朝鲜政府视为“邪教”，但由于集会声势浩大，高宗不得不以鱼允中为宣抚使，前去“宣抚”东学道徒，迫使他们解散。鱼允中就任宣抚使以后，派人密探东学道内情，得知教主崔时亨并无聚众暴乱之意。五月十五日，鱼允中偕报恩郡守李圭白亲赴东学道徒之聚会处，传达国王的教旨，井当众宣布今后地方官吏如有非法杀害东学道徒没收财产等事，将处以严罚。崔时亨便带头解散了。对于剩余不肯离去的东学道徒，朝鲜政府则派洪启薰率兵武力镇压，总算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将这次群体性事件摆平。
参与改革尽管鱼允中努力化解了危机，然而东学道最终还是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发动武装起义，即甲午农民战争，闵妃集团急忙请清兵来援，结果日本为了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也不请自来。终于，在六月二十一日，日军突袭景福宫，解散了闵妃集团把持的政府，扶植了金弘集（金弘集此时由亲华转向亲日）为首的亲日政权，并在两天后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在这次战争中驱逐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同时朝鲜亲日政府也在日本的指示下实行“甲午更张”的近代化改革。实行改革是鱼允中的夙愿，而此时他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开始在政治经济体制上靠近西方。因此他接受了亲日内阁的度支大臣的官位，并实行大刀阔斧的财税改革。包括财政统归度支部，实行一元化管理；废除苛捐杂税，征税必须依据法律；实行新的货币制度，鼓励工商业发展，等等，为朝鲜经济的近代化立下汗马功劳。鱼允中虽然参与亲日内阁，但也非一味亲日，他曾在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拒绝了日本贷款给朝鲜300万日元的要求，但后来迫于高层的压力，不得不签订了《乙未借款条约》。此外，鱼允中为人非常刚直  鱼允中书简不阿，在甲午更张以后经常顶撞高宗和闵妃。有一次曾经痛骂清朝慈禧太后，称“老婢必亡清国！”，实际上是影射闵妃。还有一次是在乙未年（1895年）夏，高宗企图罢免军部大臣赵羲渊，内阁大臣力争赵羲渊无罪，不可罢免，高宗因此大怒，甚至当着众臣摔玉玺。众臣吓得不敢说话，只有鱼允中慢慢起立说道：“圣人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陛下待臣等如此，臣等将何以事陛下乎？愿霁雷霆之威，俯伸公议。”[2]高宗因此对鱼允中更加不爽，并在当年六月罢免了鱼允中，改以沈相薰任度支大臣。
是年八月二十日，日本浪人入侵景福宫，暗杀了闵妃，史称“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后，重新组建了金弘集的亲日政权。沈相薰抗议日本暴行，因而辞职，鱼允中重新任度支大臣。但好景不长，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躲进俄国公使馆以后，宣布将亲日内阁大臣全部罢免，并下令将金弘集等五人作为弑杀闵妃的“逆贼”而加以逮捕。鱼允中虽不在“逆贼”之列，但他害怕被连坐，因此准备逃亡回家乡报恩郡避难。结果在2月17日走到京畿道龙仁、正在客店吃饭时，却被仇人郑元老、林录吉、安宽铉发现，这三人的田地曾经被鱼允中判给他人，因此对他非常怨恨，看见他落难在逃，便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遂悄悄找来附近村民，说鱼允中是被通缉的逆贼大臣，动员他们去打鱼允中。鱼允中看见郑元老等人以后仓皇逃走，但是郑元老率领大批村民追上，并将鱼允中活活群殴打死了，据说鱼允中死的地方叫“鱼死里”。[2]由于鱼允中早先多次忤逆高宗，因此郑元老等人竟然被“特旨”免除死刑，改为流放全罗道楸子岛。[3]一直到纯宗隆熙四年（1910年）6月29日，鱼允中才被平反，与他一起平反的还有金弘集、洪英植、金玉均。30日，赐谥号为“忠肃”。[4]
评价
鱼允中生前积极主张改革，并将改革措施付诸实践，同时为人刚正，因此颇得好评。他的同僚金允植对鱼允中之死评论道：“惊呼惋怛，令人气短。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者也。”[5]朝鲜学者黄玹则对鱼允中评价道：“允中强项执拗，任怨敢行，愤误亦多。而孜孜奉公，时辈莫及，故与金弘集俱称救时之才。及其死，咸叹开化之无人。”[2]金泽荣评价道：“允中清俭刚毅，遇事风生，时人皆推为救时之才。然性少粗戆，矜自傲物，故及于祸。”[6]历史学家朴殷植在他的著作《韩国痛史》中对鱼允中这样评价说：“允中素以刚果任事，不避艰棘，为骨鲠之臣。而至是枉死，人多悲之。”[7]
隆熙四年（1910年）鱼允中被平反时，纯宗李坧下诏说：“故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器识宏深，志气坚确。以万往之姿，有激扬之风，屡典财赋，整理宿弊，经略边界，讲究国防，实为新政之蓍龟，支厦之栋梁也。未展蕴抱，遽归泉涂，今焉追惟，曷胜伤衋？尚未有褒恤之典，特赠正一品辅国奎章阁大提学。”并受到了皇帝派官吏前去祭奠的礼遇。[8]
著作
鱼允中遗著有《东莱御史书启》、《随闻录》、《西征记》、《简牍要抄》、《从政年表》等，被收录进《鱼允中全集》中。有趣的是，鱼允中虽曾为亲清事大党，但他的著作《从政年表》中的第一年（1868年），却记录为“皇明纪元后五戊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