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国轨
作品简介
《山国轨》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七十四篇。[1]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作品赏析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1]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国家统计理财工作的管理。”管仲回答说：“土地有统计，人口有统计，需用有统计，常费有统计，货币有统计，乡有统计，县有统计，整个国家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方法而想要主持国家，不行。”
桓公曰，“行轨数奈何？”对曰，“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译文】
桓公说：“实行统计理财方法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人食后，余粮多少？还有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
桓公曰：“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管子对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民有过移长力，不以本为得，此君失也。”
【译文】
桓公说：“为什么要用另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情况呢？”管仲回答说：“有生长芜蒲的沼泽地，有生长竹箭檀朽的山地，有污下潮湿的低洼地，有生长鱼鳖的水溏地。这四种土地，君主若都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从产品上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们征税。至于亩产十鼓的上等土地，君主若不纳入统计来控制其产品，富民商人就要来控制。他们手中有钱，从不以务农为重，这便是君主的失策了。”
桓公曰：“轨意安出？”管子对曰：“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
【译文】
桓公说：“统计预测的内容怎样产生？”管仲回答说：“此事如不保守机密，朝廷就将受制于下面的富民商人。”桓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一个乡土地多少？吃粮人口多少？一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余布有多少？认真巡视各州各里后，有的情况是：‘地多少，人多少，粮食不够有多少。’有的情况是：‘地多少，粮食剩余有多少。’必须调查出一个标准数据来。这叫作总体的统计。然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是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要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都由此影响粮价，粮价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百都百县，其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粮价坐长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万物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都集在官府，万物价格乃上涨十倍；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所以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
桓公间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宠、累箕、胜、籯、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1]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
桓公曰：“善。吾欲立轨官，为之奈何？”管子对曰：“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对曰：“龙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周岐山至于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币称贫富而调之。周寿陵而东至少沙者，中田也，据之以币、巨家以金、小家以币。三壤已抚，而国谷再什倍。粱渭、阳琐之牛马满齐衍，请驱之颠齿，量其高壮，曰：‘国为师旅，战车驱就敛子之牛马，上无币，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牛马在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马归于上。”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为赀壤。被鞍之马千乘，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
【译文】
桓公说：“好，我想筹办一个统计理财的机构，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利用盐铁专营的收入，就足够办好这个机构了。”桓公说：“筹办后怎样展开工作？”管仲回答说：“在龙夏地区，贷放黄金九千斤，可以用钱币辅助黄金。大户用金。小户用币。在歧山周围至峥丘以西的塞丘地区，是山地之田，只贷放钱币，而且按贫富分别调度。在寿陵周围往东至少沙一带，是中等土地，也用贷款控制，大户用金，小户用币。三个地区的出产都已掌握起来以后，粮价就可以涨二十倍。梁渭、阳琐两家的牛马遍齐国田野，请去区分一下牛马的岁口，验看一下它们的高壮程度，然后就对这两家说：‘国家为建设军队，将为配备战车征购你们的牛马，但国家手里无钱，就用粮食按市价折算偿付。’这样，牛马为国家掌握，粮食归此两家。两家把粮食出卖以后，粮价回到原来的水平，牛马则落到国家手中了。”管仲接着说：“请国家与人民订立合同，有田者加倍贷放预购款。内地可不办，边地都是订合同的地区。这里可用之马足够配备千辆兵车，齐国战车的配备，就在这里解决，不必向民间求索。这也就免除按丘、邑等单位向居民征课马匹了。”
“国谷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轻重在上。行田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害女功。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1]
【译文】
“国内粮价的涨落决定于国家，山林和库藏械器的价格涨落决定于国家，春秋冬夏的物价高低也决定于国家。下一步还要巡行各地的农田，凡在田地里面植的树，都把它叫作粮食之害来除掉。凡房屋四周不种桑树而要种其他杂木的，都斥为妨害妇女养蚕禁止之。使盖房子、造器械的人们，不靠国家的山林就没有其他来源。然后，君主就可以确定三个等级的租税：树粗不足一握的叫小木散柴，一把以上的为建筑用材，三围以上是制造棺停的上等木材；小木散柴应收租税若干，建筑用材应收租税若干，棺停用材应收若干。”管仲说：“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国家得利九倍，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安而无怨。现在又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这就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作者简介
  刘向刘向（约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2]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
《管子》76篇﹐分为 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 7篇﹐《短语》 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轻重》 16篇。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宋钘﹑尹文的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