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康雍乾盛世
基本含义
康雍乾盛世，亦称“康乾盛世”。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前期统治下的繁盛社会。历经三帝：康熙、雍正、乾隆，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康熙 雍正 乾隆康雍乾盛世时期，中国社会稳定、农业繁荣、人口激增、疆域扩大。但是，政治倒退、思想禁锢、文化凋敝、科技停滞。故而，关于“康雍乾时期”是否可称“盛世”，历来争议颇多。
历史评价
“康雍乾盛世”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
首先，“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经济质量都已落后于西方，这是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当时是世界领先）、仁宗盛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当时是世界第  康熙大帝一）没有出现的情况。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不少学者还认为以下几条导致明朝末年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和逐渐上升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在清代遭到无情的扼杀：①落后的满清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未沿宋明的发展趋势，反而重复汉唐专制，实为倒退；②采取了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残害知识分子；③更加重农抑商。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当“康乾盛世”正在进行时，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 
不过康乾时代贡献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时代统一台湾，平定三藩，抗击沙俄侵略，三征噶尔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使疆域空前扩大。雍正时代广泛实行“摊丁入亩”税制，使经济、人口迅速发展；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乾隆时代继续改进和完善各项制度，使人丁繁多，国家富庶起来，而且开辟新疆，这时清朝的疆域仅次于元朝，但实际有效控制区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康乾百余年的发展，人口已超过3 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数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时增长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衰败的命运，“康雍乾盛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晖。
盛世疆域
国家统一，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这是一个盛世到来的基本条件，而“康雍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这一条件。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  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一统，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这时的“康雍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在康雍乾盛世中，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1300多万平方千米。成为当时世界最辽阔的疆域，它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其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岛及其附属岛等，南到曾母暗沙。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乾隆的“十全武功”也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农业方面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  雍正皇帝，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由于地理大发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２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３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  盛世景象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殖繁衍。虽然清朝人丁兴旺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客观证明了清朝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
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  乾隆皇帝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但整体而言，清代丝织业已落后于明代。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盛世景象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尚有争议）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雍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雍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吏治
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腐败愈演愈烈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入关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风一直不好。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涌现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的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帝时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减少腐败。火耗归公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一些官员的贪污钱路，养廉银措施给官员以可观的经济收入（即高薪养廉），让他们不要为贪钱而失去现在的俸禄。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较好。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吏治又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实际现在学术界估算应在2000~3000万两之间）白银，可见当时官员贪污达到了什么样个状况。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运动”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加强了君权；“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资本主义的萌芽。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钱穆旗帜鲜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满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国自唐宋以来，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到明末，已经产生反思儒学、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宋明社会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逐渐没落，社会思想的逐渐解放极大地冲击了明代专制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正在中华文明如蛹化蝶时，满清入主中原，落后的统治阶级根本无力理解和实践这新产生的思想，反而觉得已被汉族士人扬弃的汉唐儒学很是先进，于是大力尊孔读经八股取士，这等于在政治上中国又重走了一回唐宋之路，这是历史的停滞、倒退。另外，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所谓“清承明制”，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时期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虽然票拟作用的大小决定于皇帝是否采纳，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怠政，导致了内阁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阁，但是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从中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加紧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时，西方国家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走向共和，从这点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越有成效，危害越大。
弊端
沿海迁界，使中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但沿海迁界的过程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清初的海禁从清朝入关(1644)多尔衮时期就开始发生，在康熙八年（1669）开放海禁，广东一省对外贸易骤涨。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禁海令，使清朝长达83年的再次断绝了与世界的往来。一直到1840年再次开放海禁。
对外关系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清朝承袭了明朝的朝贡体制，以天朝上邦自居，在康雍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康乾时期中国还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划清了中俄两国的疆界，阻止的沙皇俄国南侵的势头。 
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并且须遵守种种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对外商来华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国门关闭得更加紧密。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研究汇编
学术界关于康乾是否为盛世一直存在争议。阎崇年曾与港大一教授拟合作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但最后专家委员会没通过，因为委员会多数是西方人，他们认为康乾是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1.古人的记载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2.西人的记载在17世纪中叶的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这还是当年马可波罗笔下那个遍地黄金的中国么？” 
经“康乾盛世 ”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可汗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国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行实际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落后。”（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3.中国的航海水平（明清对比）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此舰队无论从船只数量，兵力人数、火炮数量、船舶排水总量，火炮技术水平（后装填速射炮，弹丸不弱于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单艘船只的战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数十门后填装速射炮的一号福船），都超过1588年共有船舰130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与英国比较，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举一个例子，早在明末，中国就有了红衣大炮。当然也有人把它叫红夷大炮的，也就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威力不十分巨大的火器。康熙对于这种大炮印象深刻，因为他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就被这种炮打成重伤，他的亲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但到康熙死的时候，清朝的军队里还没有完全配备这种红衣大炮，这种大炮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更不用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来制造和改进这种犀利的火器（仅有少量的仿制）。而就在康熙死去118年后的1840年，英国就是用红衣大炮的改良版，轰开了中国的大门。4.康熙皇帝与科技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但他还把许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而且，也正是由于中国周边国家的积弱，让康熙可以挥舞他的马刀，让中国再次进入一个虚幻的盛世，错失了进入工业化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座的大好时机。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可惜的是，虽然康熙的身边有这样一些来自西方的人，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只有天文历法。他们之所以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原因是他们想以此祛除面对先进汉族时内心深处的自卑，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天之子，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以虽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到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古代中国没有一点要象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5.废除圈地令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 
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 。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6.热兵器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中国领先世界的近千年（公元808年—公元1525年）： 
808年，中国人发明火药。 
904年，中国人郑?#91;发明火药弹，抛石机由抛石变为抛火药弹，火药首次用于战争，开创了热兵器时代。 
970年，中国人冯继发明喷射火器（捆绑火药筒的竹箭）。 
1000年，中国人唐福发明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132年，中国人陈规发明火枪（竹竿火枪，喷射火焰烧人）。 
1259年，中国人发明突火枪（粗竹筒发射弹丸）。 
1280年，中国人发明火炮。 
1346 年，英国人发明发射石弹的火炮。 
1378 年，德国人发明发射铁弹的火炮。 
1410年，西班牙人发明火绳枪（火绳点火）。 
1525年，中国人发明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的旧纪元。中国人发明了爆炸弹，但仍然热衷于使用实心弹。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水平的两百年（1525年——1715年）： 
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燧发枪（燧石点火）。 
从1525年开始，西方的枪炮技术就渐渐超过中国了。但是从1525年到1683年的158年间，中国的枪炮技术尚能与西方保持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国的枪炮技术大致与西方相当。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衰落的一百年（1715年——184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结果康熙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从此，中国的枪炮技术固步自封，不进反退，逐渐衰落。中国的枪炮知识和技术开始传承失调。而康熙不愿意发展火器的原因，还是怕伤了满人和他自己的面子。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为了保住这个优势，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不玩火器。康熙说过，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２５１》）。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２４２》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１３９》）。正因为骑射是满清人的优势，反映的是满人的面子，因此康熙不再发展火器。所以有学者不无戏谑地说：“听说康麻子一天能打三百只兔子，以此自矜武功。也许把他放到一个游牧渔猎的部落里，的确是个不错的领袖，一个一等的弓箭手。但如果放到一个文明古国里，这显然他就太不着边了。为了维护他的部落在弓箭方面的优势，他特别忌讳火器。由此，我只能认为他是一个英明的部落酋长，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弃儿。” 
到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有一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其中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但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中国人在1670年就制造出的火炮，自己竟然不知道，还要在1840年向英国仿制。到了道、咸之交，中国的枪炮技术连明朝末年都不如了。 
马戛尔尼来华时，为了给中国伟大的乾隆皇帝留下个好印象，精心挑选了给他的礼物，这些礼物也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枪、步枪、特种钢制造的利剑……。面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乾隆和他的祖宗一样，争的是自己的面子。他请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游园，让骄傲的英国人遭到了打击，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玩具；有做工极其精细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我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马戛尔尼“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其实，早在一个月前马戛尔尼向乾隆吹嘘他的礼品时，已经有前去帮忙的官员向乾隆报告：“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为细致。”于是，为了打击英国人，为了证明大清无所不有，乾隆下令将景福宫内的西洋玩意“于该贡使未到之先送至热河。”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贡献”的，乾隆准备用这些东西在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上，挫一下英夷的威风。很显然，乾隆的目的达到了，他的面子上金光灿烂，虽然这个面子是由另一些西方国家给来挣来的。不过，马戛尔尼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需要找回英国人的尊严，所以，马戛尔尼很热情的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国士兵的枪炮操练，结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绝：“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清朝在此时还可以傲慢的拒绝英国人枪炮操练的要求；47年后的鸦片战争，再也无法拒绝了，因为它已经由观摩者变成了靶子。 
至于英国人送给乾隆的枪炮，英国人自个儿又拿回去了。67年后，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惊奇地发现，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枪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这么多年了，清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英国人又突然感到庆幸，他们将这些枪炮运回了它们67年前的老家——英国阿塞纳尔。
争议
1.质疑与否定康乾盛世由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却备受争议。史学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而到了乾隆后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有著名的贪官和珅。批评者认为，这期间，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压制了人民的思想，造成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倒退。批评者提出的例子包括：科学技术方面：明清时期火器的使用以及接纳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天差地别；文化思想方面：明朝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彻底扼杀，导致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华文化逐步退化成为只会歌功颂德的奴性文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对古籍的大量篡改删除抽取销毁。吴晗曾经哀叹，“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2.产业状况分析山西产好铁，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清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手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达到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这一时期属于重工业范畴的矿质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据统计，康熙元年全国仅有5个矿厂进行开采和冶炼，雍正十三年（1735年）已增至161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更发展到了313处。很多被用于制作铁锅，一部风被炼成熟铁，制成铁丝、铁钉和农具等，有的运销海外，时称“佛山之治遍于天下”。“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3.盛世饥荒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藳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周至）、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藳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钟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清史稿·灾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