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汉奸
基本资料
  汉奸汉奸同义词：内奸，近义词卖国贼，是有“卖国”的能力，对国家民族产生侵害确有实际行为的中国人。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背叛汉族的人，后来被引申为背叛中华民族，便是背叛中华民族之人。”，大多情况下泛指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人，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汉奸”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引申义的汉奸 出卖国家疆土、资源，卖空国家利益，给当代人民、后代子孙造成损害的叛徒、败类！
含义
原有典故  汉奸吴三桂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中有“汉奸”一词。“汉奸”一词原至清朝初年，其原意与现在使用方式相差甚大。“汉奸”两字始现于清朝，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意义下的汉奸，指的是汉族奸细，其所损者乃满族统治利益。相对汉人来说是褒义词，第一批汉奸被押送刑场的时候，高唱：人人都来当汉奸，还我大汉好河山。后来，一部分汉人留了辫子，当上了奴才，就骂其他汉人为汉奸了
在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这顶大帽子不再属于汉人专利，反被广大理解为勾结外国势力的背叛者；这意义下的汉奸，不分满汉，指的是叛国奸细，其所损者乃中国整体利益，比较接近当代的流行说法。
到了同盟会搞革命，由于敌人是满清，所以凡是帮助维持清室政权的汉人——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被称为“汉奸”；这意义下的汉奸，回归到汉人专利本位，其所损者乃中华汉族利益。
又说，汉奸出现于宋末，从功罪石这个典故可以看出汉奸就已经出现
崖山之战终于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标志着流亡政府的最后崩溃，也宣告了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最后灭亡。厓山战事结束后，张弘范自鸣得意，派人在厘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妄想功垂千秋。
但是，历史功罪总有人评说的。尽管在元朝的高压政治下，中原和南国人民敢怒不敢言，心里却时刻思念着陆秀夫，每当看到或想到厓山，都情不自禁地默诵“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没过多久，石壁上出现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抗战前后语汇后来甚至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以此当作打击政敌（主要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主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以此对特定人士进行政治斗争。
一个有关汉奸这个词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国共内战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标准界定
  汉奸汪兆铭某人是否是汉奸在不同团体，不同个人的看法中很很大差别，有时汉奸一词更多地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缺乏明确的标准。比如汪兆铭普遍被认为是汉奸，因为他的政权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且承认满洲帝国独立。汪氏集团成员被定为汉奸，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投敌叛国和出卖中国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代表喻权域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受到广泛批评，主要的批评是，一则违反了宪法的言论自由，二就是汉奸的界定是不明确的。
赵无眠则在《百年功罪》中有二篇文章——《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二十世纪谁不是汉奸？》——专门讨论汉奸，认为汉奸是一个不确定不清晰的概念，文中流露对汉奸这种脸谱化定义的嘲弄。
争议性
从字义上理解，汉奸应该是指汉民族的败类。《辞海》给“汉奸”下的定义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因此，“汉奸”这词还有个古今、专利之分（只属于中国人的专利）。汉奸这词起源何时，恐无法考证，但西汉以前肯定还不曾出现过，因为那时还没有“汉”；甚至汉朝以后到北宋以前恐怕也不存在这个词，因为在历史记载的一些民族败类中，秦桧以前统称“败类”，秦桧以后才有“汉奸”这个词出现。
不但字义上不够清晰，而且在应用上有时也很困惑。按照定义去理解，历史中有些应该被归入汉奸行列的人物，却并没有人骂他们汉奸；有些一直在骂着的汉奸的，却还真有些情有可原。譬如说范文程。清能够灭李、灭明，他的作用实不可低估；但他是汉人无疑吧？而同一时期的吴三桂却是人人皆骂的大汉奸。但看看吴三桂做汉奸的历史，有些却实处无可奈何。当时大明、大顺、清三足鼎立。以兵力计，李最多，号称百万；明次之，但已不足自保；满最少，却也有十万。而吴只有区区四万兵马，想要立足而保明，非联李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无有独身的。但无论是那种选择，他都受制于人，非两全之策。而且从名节上讲，投清是背明，落汉奸之骂；降李则背主，负不忠之名。吴三桂也选择过忠君，领命后他卷甲赴关阻清，但明被李亡，崇祯已吊死煤山；想护南明弘光，又鞭长莫及自己还无可退路。他选择过投李，但农民军入城后，疯狂捕拷明朝降官，大肆抢掠金帛美女；更何况，他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受凌辱。他选择过成仁，却又被部将所劝，而且成仁也决不是一件轻易下得了决心的事，对道学家来讲，成仁是可以保住名节，但作为一个三军统率，他手下有四万将士，自己成仁了，他们什么办？这种不负责任也不是大丈夫的所为。试问一下，倘若换了其他人处在此种境地，又能够怎样？他没得选择但又必须选择，而无论他怎样选择，
反正横竖不会是好人。此等尴尬，不是身处其中之人，恐怕永远不能体会。
更为复杂的是，据现代学者考证，吴三桂当时降清（本意是想联清），是想用明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兵来灭大顺，以期达到清、明南北而治。这也是“阶级仇”超过了“民族恨”，和南明弘光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基本一致。从以上历史条件来看，吴三桂也算是“时势”逼就了他这个“汉奸”。
但这种委屈却并不是理由，因为当时汉族被异族所蹂躏，终归是由于他的降清起了关键作用。吴三桂的被归入汉奸（而且是中国十大败类之一）也属应该。
前段时间还看到过一篇评论汪精卫的文章。当然，我们确实不能拿今人的眼光去看古人。汪精卫前期的革命，只能代表他的过去，晚节的不保却是他实实在在的结果；更何况，汪的甘愿做汉奸并没有人逼他或者如吴三桂般万难选择。这一点，连汪精卫自己也清清楚楚。不然，他又何必死前指定要葬在中山陵，以向世人表白自己仍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却又怕后人对他毁棺鞭尸而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浇筑成厚厚的墓壳呢？但尽管如此，一年多后，他的坟墓仍然还是给蒋介石炸了。现在中山陵上的那个小亭，又有几人知道这里的泥土曾被卖国巨奸玷污过呢？
抗日时期
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1]，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尔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民国汉奸
汪精卫  汉奸汪精卫潜逃河内，军统刺杀，巨奸“艳电”终投敌
还都“南京”，郎中下药，东瀛还尸再扬灰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
1925年，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成为著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随后，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从法国归国，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两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抗战，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导致了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陈公博  汉奸陈公博生在将门，留学美国，北平劳军吓破胆
追随汪逆，继任“主席”，苏州审判被枪决
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公博，广东省南海县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20年秋，陈公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到广州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参加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为领导人之一，并因此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赴美国留学后，即被开除出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鼓吹上海当前除“担任后方任务”外，将来“为与日本同生共死，必将担任一部分之战线”。因此，“上海应以东亚共荣圈之中心地及联络线之资格，成为中日提携之轴心”。陈公博还以上海市市长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上海市民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1943年3月底，汪伪政权为实现“中日”共同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目的，特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 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 
下场：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日暮途穷。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强行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 “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周佛海  汉奸周佛海·贪图荣华，生性多变，入党退党如儿戏
·投降日寇，大权在握，作威作福判死缓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精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随机应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下场：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梁鸿志  汉奸梁鸿志举人出身，利令智昏，甘愿落水当鹰犬
狱中填词，兔死狐悲，喟然长叹已临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 是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解散伪维新政府，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在梁鸿志为日本服务的时期，日本人始终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予以监视，并在每次伪行政院会议前与其闭门密谈。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梁鸿志继陈公博为伪立法院长。
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携两妾、幼女逃往苏州。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园里作了“楚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傅筱庵  汉奸傅筱庵--被朱升源连砍死工人出身，投机巨富，出任“上海市长”
特工策反，密谋酒店，命丧家仆菜刀
傅筱庵，浙江镇海人，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进军上海之前，他十分的不看好蒋介石，认为北伐军打不过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于是他将宝押给了孙传芳。没想到孙的直鲁联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他也因支持军阀孙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离开上海逃往大连。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在盘算着寻找新的靠山，并开始与日本人暗通款曲。通过杜月笙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傅筱庵得以返回上海，并出任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会长。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傅随即公开投靠日本人；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傅筱庵公开叛国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命令戴笠对其实施制裁。当时，傅筱庵住在虹口区，属于日军重点设防地域，傅家距日本宪兵队近在咫尺，身边有32名保镖不离左右，平时那里日军戒备森严，外人难以接近此地，更别提自由出入了。戴笠与手下反复研究了各种行刺方案，始终感到难以有效地实施暗杀行动。戴笠提出，应该在傅身边的人寻找突破口，物色可以行动的内线人物。经过反复筛查，一个叫朱升源的人进入了军统的视线里。
朱升源是傅筱庵的亲信，由于曾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对日本人极为反感，他曾私下里劝说傅筱庵，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紧跟日本人，傅筱庵对朱升源的劝说总是不置一词。军统对朱许诺，事成之后，会安排他离开上海，并给予优厚的奖金，保证他后半生衣食无忧，朱有些动心。在一再劝说傅筱庵回心转意无果的情况下，朱升源彻底灰心了，同时也下定决心与军统达成一致除掉这个铁了心的汉奸。
下场：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在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为了不打扰夫人，自己独自来到书房睡觉。朱升源觉得时机到了，他抄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这把菜刀被朱升源磨得锋利无比。朱悄悄走进书房，见傅早已进入梦乡，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连哼都没哼一声，被杀死在床上。殷汝耕  汉奸殷汝耕--华北第一个傀儡伪政权主席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1927年，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
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打着“自治”旗号的殷伪冀东政权，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政权，它的出笼，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于是，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乱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该政权，但未得结果。
下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驻通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于同年7月28日反正，将驻通县城内的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等400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县。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之后，他失去利用价值，逐渐被日本冷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殷汝耕被捕，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李士群  汉奸李士群--投靠日本却被日本人毒死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
下场：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陈璧君  陈璧君--抗日头号女汉奸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9日， 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 之后历任汪伪政权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副主席、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委员、东亚联明中国总会常务理事等职、积极支持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政策。1944 年汪死后，陈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汪伪的广东省政府。
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 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年69岁。丁默邨  汉奸丁默邨老牌特务，卖身投靠，血腥魔窟当主任
可耻囚犯，度日如年，千古罪人判死刑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退出，加入国民党。1937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邨被日本人选中。通过李世群拉线，丁默邨于同年冬潜往上海与日本人挂钩。次年2月，丁默邨投拜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提出破获“蓝衣社”及共产党地下组织方案的《上海特工计划》作为见面礼。土肥原贤二派晴气庆胤给予指导，复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至此，丁默邨正式投靠日本侵略者，并与另一汉奸李世群合组“特工总部”，丁、李分别为正、副主任。继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陈公博继任。丁默邨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为谋取后路，丁千方百计与蒋介石的“军统”头子戴笠、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并通过戴、顾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下场：抗战胜利后，丁默邨功过难定，因为他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更糟糕的是后来他保外就医、游览南京的消息传开，蒋介石一怒，下令枪毙丁默邨。丁默邨最终在1947年5月1号被“通敌叛国”、“戕害军统、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理由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年46岁。王克敏  汉奸王克敏军统锄奸，绕幸脱逃，巨奸鸠占中南海
小丑跳梁，畏罪自杀，戴笠大摆鸿门宴
王克敏原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字叔鲁。清末举人。1903年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3年助曹锟贿选大总统。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最终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