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革命样板戏
简介
革命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特殊的词语，是江青等人把当时一批文艺作品视为开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代表所赐的封号。“样板戏”一词源于《红旗》杂志第6期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随后，《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第一次开列了“八个革命样板戏”名单，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滨》。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从内容上看，“8”个样板戏和“9”个样板作品有区别，但“8”个与“9”个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产生年代接近，作品风格特征相同，加之学术界在研究样板戏时亦有将样板作品相提并论的做法，鉴于此，笔者认为还是以兼收并蓄为佳。 
从年代上看，样板戏资料应限于1966年5月前后，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为止的10年间产生的有关资料。那么1976年10月以后产生的有关文字、图片、曲谱、音像制品等等，不属于“文革”遗物，也就可以不在此列。但从样板戏收藏这一概念来说，就不应只限于这10年间产生的物品。 
同时为了学术研究对原始资料收集利用的需要，更应扩大范围、拓宽领域。更何况“文革”后产生的有关物品，也较有收藏研究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样板戏在成为样板之前，有的作品已有“前身”。如《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红灯记》的前身是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海港》的前身是淮剧《海港的早晨》等。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收藏的视线和触角延伸到样板戏产生的历史背景上，那么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戏改”（戏剧改革）运动（歌剧《白毛女》即为延安时期首创）和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性现代戏创作，直至样板戏产生、传播的全过程。
“样板戏只有八个”是误传
“样板戏”指文革时期（1966年至1976年）主管文艺的江青特别关注的舞台艺术作品，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红云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草原儿女》、《沂蒙颂》等大戏，京剧《审椅子》、《战海浪》、《江津渡》等小戏，以及“革命交响音乐”（是交响乐伴唱，或是名为戏的清唱剧，实属于声乐套曲）《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等音乐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或者再加上京剧《龙江颂》等六七个剧目。此外当时（主要是文革后期）公演的戏剧作品还有京剧非样板戏的很多剧目（《铁流战士》、《芦花淀》、《瑶山春》、《苗岭风雷》、《草原银河》、《红色少年》、《三斤化肥》等等）、各种地方戏剧目和话剧剧目等等。
1967年5、6月间，已有的八个样板作品，即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七个戏剧，及“交响音乐”《沙家浜》，在首都集中上演，并被高度赞誉和宣传。这时报纸上有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即《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其中五次出现了“（这）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字样。这篇文章，或许还有同时的其它文章，让人们知道也记住了“样板戏只有八个”。“样板戏”发展了新作品以后，也不断有过不再提“八个”的报刊文章。但是“样板戏只有八个”已先入为主，而且这些文章几乎再也没有提到数目字了，尽管有“革命样板戏进一步发展”之类的字样，很多人却对文章中扩大的“样板戏”名单视而不见了。
本来，说“样板戏只有八个”的多数人就是人云亦云，他们也不关心是哪八个剧目以及这类剧目有没有超过八个。而且，文革过后揭批“四人帮”时的倾向性思维，使人简单地认为江青等人以八花取代百花来抵制文艺繁荣，这个错误便得到进一步的流传和认可。
“样板”本是工业生产用的模具。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随着“赶比超”劳动竞赛的开展，到处“树立样板”，用“样板”表示“榜样”、“模范”的作法得以流行。1965年3月16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短评《认真地向京剧〈红灯记〉学习》以后，这个词开始用于文艺作品。树立学习的楷模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样板戏”之“样板”并没有模具或者其它特别的含义。说既然为“样板”就只能是“八个”，更是无稽之谈。
“样板戏”一直同时存在三种称呼：俗称为“样板戏”，非正式称呼为“革命样板戏”，正式称呼为“革命现代京剧”（开始有“革命现代京剧”和“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两种称呼，最晚在1970年，“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因有重复和拖沓之义而停用）或“革命现代舞剧”（开始为“革命现代芭蕾舞剧”，最晚在1970年，因当时多数芭蕾舞剧为欧洲古典题材，“芭蕾”二字似乎带有非无产阶级色彩而停用）。非正式称呼是一些剧目的统称，因此“革命样板戏”用于报刊文章和通常的宣传中。而单个剧目名称总是伴着正式称呼这个前缀，所以，在电台戏剧节目、剧本、剧照、电影片头、单个剧目的演出海报上、戏单上和舞台报幕时，只能见到正式称呼，报刊文章在评论或提到单个剧目时也只使用这个前缀。有些人不清楚这三种称呼的区别，于是，早先的强势宣传和群众对俗称的频繁使用，后来的电台广播日夜播放和剧照家家张贴，或者更后来的新剧目先后单个出现，就引起了一些错误记忆。例如：从1971年林彪倒台到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一度不提“样板戏”了（那两年是有一些词语上的变化，但不涉及“样板戏”）。“（革命）样板戏”后来改称“革命现代京剧”和“革命现代舞剧”了。后来的剧目不是“（革命）样板戏”而是“革命现代京剧”了。
所谓的“革命样板戏”里除了样板戏剧作品，其实还有少量样板音乐作品。老百姓往往误以为“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作品不是“样板戏”，所以非专业的大众的理解倒是正确的。最初，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把七个戏剧和“交响音乐”《沙家浜》随意地统称为“八个革命样板戏”，尚可将错就错，毕竟“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伴唱《红灯记》算得上是京剧清唱。可是，后来“革命样板戏”中却出现了更加异类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一方面，“革命样板戏”的名称简便通俗并且已被普遍接受，不便为了一个《黄河》而改称“革命样板舞台艺术作品”之类。另一方面，媒体为避免贻笑大方又不得不含糊其辞。“初澜”在1974年7月发表的《京剧革命十年》中说“无产阶级培育的革命样板戏，现在已有十六、七个了”。这个江青直接控制下的文艺评论写作班子竟然似乎说不准样板“戏”的数目，就是因为名单中显示有《黄河》。在一些报刊文章的正文里，有时用“等等”在名单里隐去《黄河》而统称“革命样板戏”，有时在显示有新剧目和《黄河》的名单后不做统称，或者统称“革命样板作品”，反正就是不敢明确说《黄河》是“戏”。这就是新剧目被误认为只是“样板作品”而不是“样板戏”的根源。
1967年6月，《人民日报》率先号召“普及革命样板戏，推动文艺革命的发展”，直到文革晚期媒体上仍在号召“进一步掀起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从事实上看，后来的“样板戏”剧目也同前“八个”一样，都是被普及的对象。正因为它们都是“样板戏”，学术界才会相提并论。
文革过后，有人以为“样板戏只有八个”并以为是包括《龙江颂》在内的前八个戏剧而称其为“八大样板戏”，有人仅仅把“样板戏”新剧目当作“样板戏”看待，或者认为是“非正式”的“样板戏”，并造出原本没有的“准样板戏”、“亚样板戏”和“广义样板戏”等不明不白的词语，都是主观错误。
总之，与“旅鼠集体自杀”稍似，“样板戏只有八个”只是个传说。
起源与发展
它们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其后又陆续加上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也得以厕身样板戏之列。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 
《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品位和地位是无可争辩和替代。该剧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年5月19日首演于郑州，编剧杨兰春，导演杨兰春、许欣，音乐设计王基笑、姜宏轩等，舞台美术设计关朋。马琳饰银环，王善朴饰拴保。同年6月调京演出。在其后的演出中，魏云主演银环，马琳饰演二大娘。期间，常香玉曾经扮演过拴保娘这一角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戏曲艺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