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兴工业化国家
经济特征
第一，2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20世纪70年代超过日本5％的增长率；
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特别是工农业结构变化显著，工业比重超过农业；
第三，在出口总额中制成品的比重增加，摆脱了一半发展中国家依靠初级产品的局面。但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仍不平等，许多生产需要的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一些制成品生产上，只是发达国家的装配加工工厂。由于引进大量外国资本，负有巨额外债，还本付息的数额很大。当然，上述特征也只是反映了新兴工业化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整形，迅速妥善的处理好经济内部的各种关系，使之走向无外债或外债率较低的健康的轨道。比如“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新兴工业化国家。[1-2]
发展模式
一类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及台湾。即亚洲的“四小龙”。这个国家和地区在以国内生产取代非耐久性消费产品及投入进口的第一次进口替代完成后，都采用对内外销售提供相同诱因的外向发展战略。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二类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第一次进口替代完成后，都采用对内外销售提供相同诱因的外向发展战略。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三类国家包括以色列及南斯拉夫等国。这类国家开始出口扩张的时间虽然很早，但以后扩张的趋势有所缓慢。即“出口扩张型发展模式”。
四类国家包括智利及乌拉圭等国。这类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都采取国内导向发展战略，即“国内导向型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
“出口导向型”国家为其出口的国内投入建立的一个自由贸易制度。另外还提供一些额外的补贴，但各业间的出口又因差距不大，制造部门的出口与进口替代享受的待遇相同。同时，初级生产活动所收的歧视很少，诱因的给予大致上都是自动式的；汇率切合实际；又因制度也一直很稳定。早期采用国外导向政策的经验说明：“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在1960年～1966年期间的制造业产品愁口增长率超过其他三种类型的国家，同时出口占制造业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在1966～1977年期间的出口表现是最好的，这一期间是他们加强扩张　出口的时期。1960年～1966年期间及1966～1977年期间，随着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出口导向型”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增加也很快超越了其他国家。 “替代进口型”国家与“出口导向型”国家有两点差别：其一，“替代进口型”国家是在进行第二次进口替代后才开始努力扩张的；其二，除少数特别例外，“替代进口型”国家的出口生产只是当国内某些产品供应不足或有时采用进口投入，以补偿出口商德的最后成本偏高及继续进口保护对汇率的影响，这里值得注意的事。“替代进口型”国家补贴非传统出口产品，出口补贴虽然减少了出口所受得歧视，但并没有解除这种歧视；在传统初级产品方面，出口所受到的歧视仍然是十分明显。“替代进口型“国家，采用爬行盯住汇虽然提供了诱因制度相当大的稳定性，但各行业间的加值诱因差距仍继续有很大的变动，同时有些诱因制度措施还受到权横性决策所控制。在“替代进口型”国家中，在1966～1973年期间制造业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建立了大量的出口诱因。结果，在1966～1973年建阿根廷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比由0.9％增至3.6％，巴西由1.3％增至4.4％。不过，这一比例远低于“出口导向型国家“。在1973年　，韩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比为40.5％，新加坡为42.6％，台湾为42.9％。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幅扩大实施出口扩张措施后，墨西哥制造产品出口比例从3.9％增至4.4％；墨西哥虽然在地理上有接近美国之利，但除在边境上设有自由贸易区外，在1971年初以前都没有提供出口诱因。[3]
由于继续其歧视传统初级产品出口，所以这三个拉丁美洲国家所有初级产品占世界市场比例市场减少了。但其中阿根廷、巴西两国的非传统初级产品出口，在受益于出口补贴的情况下仍继续增加，使得1966年后的初级产品增长率提高。
在“出口扩张型发展模式中“，由于以色列及南斯拉夫早期努力扩张的结果，其1966年制造业的出口比例高于“替代进口型”国家，但低于“出口导向型”国家。不过，以后由于扩张出口的努力减缓，制造业出口比例则递减，南斯拉夫至从13.8％增至16.9％。同一时期，以色列每增加一单位制造业产品其出口比例则递减，南斯拉夫几乎没有变动。但以色列的传统及非传统初级产品出口因受歧视小，所以有所增加，纳斯拉夫泽因初级产品出口受到歧视，只增加幅度小。　
“国内导向型”国家在1973年以前都采取国内导向发展战略，不但严重歧视初级产品出口。结果“国内导向型”国家的传统初级产品出口丧失了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在非传统初级产品出口表现上也不好，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率也消失了。在前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合计值中，智利的占有率由1960年的1.9％降至1966年的1.5％，最后再降至1973年的0.5％；乌拉圭的占有率则不曾达到过0.5％。[2]
典型模式
四小龙模式  亚洲四小龙的香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第三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地区”具有广泛参照价值的“样板”——“巴西模式”在国际上的徜徉及影响要比“四小龙模式“早一些，但20多年发展下来，“四小龙模式“却显然要比“巴西模式“强韧而具有持久生命力（这里需要说明的事，所谓“四小龙模式“只是一个概括性的称谓，事实上，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发展模式在具有详细共性的同时，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 [4]
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可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战后初期，便已是整个第三世界最近捕或较具现代化发展成分的区域，他们在政治上最先区的主权国家的独立形式，在经济上最先建立起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定基础。　
直至某些中东产油在20世纪70年代暴发之后，除了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等少数小区域外，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个人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以来都是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地区”最高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基础上，巴西在1964年发生亲美右翼军人政变，此后即以“为了发展”为名而强力镇压政治反对派并厉行军人专制式统治，另一方面巴西的较高速经济增长及现代化发展。“巴西模式”之命就是由此而来。[5]  亚洲四小龙的韩国
“亚洲四小龙”由于国家或地区的地域十分狭小，因此，虽然这两个小国（韩国、新加坡）和两个地区（台湾、香港）取得举世瞩目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和现代化发展速度，但若据此便认为“四小龙模式”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法、战中地区”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显然是缺乏科学态度的，最低限度，“四小龙”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难以同时拥有的特殊条件：　
第一，新加坡和香港根本就是“都市”式社会，农村人口微乎其微，没有自身管辖范围内的腹地，因此就不存在将现代化成果由少数重点“扩散”到广大区域的问题。同时，城市人口因工业化发展而急速提高的人均生产总值及收入，也不会因为有宠大的农村人口而被降低。至于韩国和台湾，社会规模虽然比新加坡和香港大得多，但基本上仍属于小型国家及地区，台湾早在作为日本殖民地时期，城市化的水平便已为先进工业国家以外的国家所罕见，因而当进一步工业化发展起来后，“扩散”的困难亦比较少。
第二，它们都能够保持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提出，政治向量和经济向量的吻合对基础的发展起着催化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权力对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是归结为前两种中的一种。”这种观察结果也适用于“四小龙模式”。应该承认，“四小龙”（除香港外）加速现代工业化，是在专制政府执政和积极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后才开始的，并取得了最大的效益。专制政权的建立不仅使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而且使其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而当其工业化发展进入比较稳定的渐进发展时期后，经济稳定又决定了政治稳定，因此保持专制式国家管理的必要性已经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应时代要求实行社会“松邦”，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必要的干预，即开展所谓的政治自由化，国家政权的专制制度也开始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演变，进而又维护了较多中产阶级的利益，将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第三，新加坡和香港早就成为亚洲最具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资金汇聚十分充裕。至于台湾和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韩战爆发到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间接近20年的时间里，由于对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具有重要地位，美国曾在这两个地区大量投入经济援助，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南北朝鲜分治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对韩国的援助积累估计达130亿美元之巨，而在1965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之前，美援台湾的资金亦有数十亿美元。
第四，结合20世纪60、70年代后的国际资本结构的转移，“四小龙”都日益明确地采取了所谓“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基本战略－－新加坡、台湾与韩国在初期曾一度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后来都转向“出口外向型”发展战略，在这方面，香港可以说是最早的自觉先行者。
第五，“亚洲四小龙”的共同之处还有高储蓄、高投资这样一种储蓄与投资结构。1971～1980年韩国的投资率（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年平均27.5％的高比率，而储蓄率也是21.6％的高比率。同一时期，台湾的年平均储蓄率为32.4％，投资率为27.2％，储蓄率不断超过投资率，保持了国际收支的顺差，因此并没有面临外债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国民储蓄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87年，韩、台、新和香港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储蓄率分别为37％、40％、46.7％和30％。这种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经济发展中的负效应起到缓冲作用，不仅使它们逐步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还使它们对外国资金的依赖程度减少，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威胁。
第六，“四小龙”的社会规模较小，本土内部市场狭窄，将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凭着机动灵活的国际推销，结果实现了以工业品出口为主力带动整个社会高速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种“出口外向型发展模式”对人口宠大的大、中型“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难以实行的，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不景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6]巴西模式与“四小龙模式”相比，“巴西模式”是逊色得多。巴西、墨西哥等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虽然也曾取得年平均7％～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但却在沿海少数大城市与内陆腹地之间，以至城市内部不同社会层次之间造成了可称为断裂性的发展，贫富悬殊极为严重，据两位法国学者杜蒙(Rene Dumont）与莫坦（Marie Frane Mottin）所著的统计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巴西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时至如今，“巴西模式”已经成为负面发展大于正面发展的失败教训。它对国际资本的过分依赖，综合国力与国民经济建设规模之间的关系、国民社会的合理分配、阶级缓和与社会平衡、人民的基本权力，尤其是政治民主权力等问题，都是畸形而不健康的，当某些因素导致矛盾失衡点爆发时，便会反过来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严重衰退及现代化发展的阻滞。  巴西
“巴西模式”的主要失误在于：
（1）巴西在大规模引进外资及向国际金融资本借贷的同时，不能在经济方面解决对国际资本的过份依赖问题，不能解决在国际分工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的问题；在政治方面更不能解决对美国的依附问题，同时，为了创造吸引外资的“稳定”环境，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式的高压政治，严重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力。巴西不仅是第三世界外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外债最多的国家。[7]
（2）巴西、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爆发的崩溃性“外债危机”，一方面反映对国际金融资本过份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脱离国力条件将国民经济建设规模搞得过大的问题，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在大规模借外债来搞“洋跃进”，以至脱离主客观的制约性，无法偿还债务，外债本息越滚越大，使经济发展濒于崩溃。而在“亚洲四小龙”中，除韩国有一些潜在的危机外，其余三国都没有在这方面产生严重的问题。
（3）“巴西模式”在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与阶级缓和、社会平衡问题方面是彻底失败了，“四小龙”在这方面虽然也产生不少问题，但相比之下，却要轻微得多。[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