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钓鱼式维权
事件由来
  钓鱼式执法据《浙江日报》2009年12月28日报道，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被誉为“维权狂人”。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而且基本上都获得胜诉。不过，方先生的“钓鱼式维权”也引来诸多争议。一名公司总经理认为，这种维权方式跟“碰瓷”没什么区别。甚至连承办案件的法官也认为，这种维权方式不应提倡。
毫无疑问，“钓鱼式维权”的说法受到了“钓鱼式执法”的启发。但是，真的存在一种维权方式叫做“钓鱼式维权”吗？执法之所以能够以钓鱼的方式进行，那是因为执法者手中握有充裕的执法资源，而且通过“钓鱼式执法”可以获取更多额外的非法收益。但是，一个打工者又能依靠什么去为“问题企业”设置笼子、套子，而且即便“钓鱼”成功他又能获得何种额外利益，答案显然并不乐观。方先生靠打官司获得的赔偿是1.9万元，平均每年不足4000元，扣除参与诉讼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这能不能算成一笔收益实在成问题。
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方先生所能指望的只有法律，而他从中所收获的物质利益实在有限。和“钓鱼式执法”所依仗的资源以及所获取的丰厚收益比起来，方先生的维权行动实在与“钓鱼”、“恶意”、“过度”扯不到一起去。应当说，在所谓“钓鱼式维权”的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钓鱼”，我们看到的只有更为积极主动的维权行为。方先生之所以显得“神奇”，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不过是因为他在与“问题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比起默不作声或者动辄走向极端的维权者，方先生的举动应当得到褒奖。[1]
问题解析
一个打工者走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被妖魔化成“钓鱼式维权”，其背后必然是企业普遍违反劳动法规，以及更大多数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必要保障的现实。试想，企业如果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过得硬，经得起检查和裁判，又何惧一个劳动者找上门来？而如果劳动者在合法利益受到损害之际都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也不会出现企业看到维权者就充满了敌意，必欲将其污名化而后快的怪诞现状。2009年暑期，北京科技大学学生曾开展过一项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仅有7.33%的建筑工人与劳务公司签订了权责分明的劳动合同，三分之二的建筑工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合同。最基本的签合同环节尚且如此，建立在合同之上的种种权益的兑现情况更是让人难以期待。
在问题的另一面，有关方面对于企业漠视职工权益的情形倒显得分外温婉客气。在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中，职业病防治机构对于拿不出相关手续的张海超可谓冷面无情，但是在不肯出具有关资料和手续的企业面前，他们又是另一副无为而治的面孔。在某种倾向下，维权者的行为被污蔑为恶意钓鱼，而那些问题企业反倒被打扮成万分委屈的受害者。
“钓鱼式执法”确实存在，而且必须受到遏制和惩处，但“钓鱼式维权”却只是一种“传说”。方先生这样的维权者，应当成为利益受损者的榜样。在遭遇不平的时候，心平气和地选择走法律途径，而不是胆怯地一味忍让，或者不理智地采取过激措施。如果依法维权也成了“钓鱼”，那么求得社会安宁的平衡点又被放置到哪里去了呢？[1]
现状浅析

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方先生能指望的只有法律，从中所收获的物质利益实在有限。和钓鱼式执法所依仗的资源以及所获取的丰厚收益比起来，方先生的维权行动实在与钓鱼、恶意、过度扯不到一起去。
在所谓钓鱼式维权的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钓”，看到的只有更为积极主动的维权行为。方先生之所以显得神奇，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不过是因为他在与问题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比起默不作声或者动辄走向极端的维权者，其举动应当得到褒奖。
深度分析
一个打工者走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被妖魔化成钓鱼式维权，其背后必然是企业普遍违反劳动法规，以及更大多数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必要保障现实。试想，企业如果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表现过硬，经得起检查与裁判，又何惧一个劳动者找上门来？如果劳动者在合法利益受到损害之际都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也不会出现企业看到维权者就充满了敌意，必欲将其污名而后快的怪诞现状。2009年暑期，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曾开展过一项调查，调查报告指出，仅有7.33%的建筑工人与劳务公司签订权责分明的劳动合同，三分之二的建筑工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任何形式书面合同。最基本的签合同环节尚且如此，建立在合同之上种种权益的兑现情况更是让人难以期待。
在问题另一面，有关方面对企业漠视职工权益的情形倒显得分外温婉客气。在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中，职业病防治机构对拿不出相关手续的张海超可谓冷面无情，但是在不肯出具有关资料与手续的企业面前，他们又是另一副无为而治面孔。在某种倾向下，维权者的行为被污蔑为“恶意钓鱼”，而那些问题企业反倒被打扮成万分委屈的受害者。 
问题企业不遵守劳动法规的情形久已存在，并不是因为方先生前去务工才被引诱发作。问题企业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扣上一个“钓鱼”的帽子，无非是忌惮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公民。要知道，把应有的权利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进而让权利从纸面走进现实，都需要公民积极去争取去实践。如果没有1955年黑人女裁缝帕克斯在公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的抗争，很难想象奥巴马如今当选美国总统。如果没有大学生雷闯坚持申办食品行业健康证的尝试，或许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从业歧视仍是一个“理论上”被反对的东西。权利需要积极地去争取，而不必在乎资本或权力喜不喜欢。
典型事例
2009年12月28日《浙江日报》报道，在宁波打工者群体里，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经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被誉为维权狂人。5年里，他为自己与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而且基本上都获胜诉。不过，方先生的钓鱼式维权也引来诸多争议。一名公司总经理指出，这种维权方式跟碰瓷没什么区别。甚至连承办案件的法官也指出，这种维权方式不应提倡。
真的存在一种维权方式叫做钓鱼式维权吗？执法之所以能够以钓鱼的方式进行，那是因为执法者握有充裕的执法资源，而且通过钓鱼式执法可以获取更多额外的非法收益。但是，一个打工者又能依靠什么去为问题企业设置笼子、套子，而且即便钓鱼成功他又能获得何种额外利益，答案显然并不乐观。方先生靠打官司获得赔偿是1.9万元，平均每年不足4000元，扣除参与诉讼的时间与资金成本，这能不能算成一笔收益实在成问题。
民众言论
“钓鱼式执法”存在，必须受到遏制和惩处，可是“钓鱼式维权”却只是一种“传说”。方先生维权，应当成为利益受损者的榜样。在遭遇不平时候，心平气与地选择走法律途径，而不要胆怯地一味忍让，或者不理智地要采取过激措施。如果依法维权也成“钓鱼”，那么求得社会安宁的平衡点又要被放置到哪里去了呢？
“钓鱼式维权”的好处实在不少：其一，可以对部分“问题企业”起到惩戒和警醒作用；其二，可以唤醒更多的劳动者站出来勇敢维权；其三，可以督促政府劳动部门查找工作漏洞，更好地落实劳动法规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钓鱼式维权”不仅合法合理，还能对劳动市场的规范管理起到一定的带动和促进作用，类似的现象不妨多些、多些、再多些。
现实状况
反观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权利似乎一向被视作条件允许情况下强势一方的赐予，而恰恰缺少了来自公民一方的主动博弈。方先生在维权方面的屡战屡胜，与其说是他的精明强悍使然，不如说是工人劳动权利被侵害的普遍性所成就。如果企业严格遵守了劳动法规，即便有人想要挑刺，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拿住把柄。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维权意识不足或是“不敢”的苦衷，“维权狂人”方先生的出现才显得弥足珍贵。他信仰法律，而不是抛弃法律去选择极端路径。他没有打算以此谋利，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付出。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公民也值得去非议，那么原本就充满了消极“良民”的社会将更加颓废和萎靡。给出微笑的只有那些不良企业，在牛栏关猫式的监管下，他们将更加毫无顾忌地侵害工人权益以便增加自己的收益。
或许“钓鱼式维权”原本就是一个攀附热点的噱头，我们看到的只有积极的维权，没有险恶的钓鱼。如果问题企业们实在对“钓鱼式维权”反感，那就请修炼好你们的反钓鱼能力，严守法律势必无鱼可钓。方先生“钓鱼式维权”失灵的那一天，应该是举杯称贺的时刻。
相关介绍
钓鱼式执法，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的执法方式。
侦查机关采取“钓鱼式”、“引诱性”手段，此时实质上已成为一种选择性执法，这既是一种执法权力，也是一种执法自由。
不可忽视，选择性执法，尽管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容易产生公权力滥用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