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选
简介
  文选中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诗文选集，诗文分类的典范和开先河者，以一本书而成为一门学问的少有著作之一，士人学习诗赋的范本。
释义：1、文官的铨选。《宋史·选举志四》：“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
2、文章的选录，多用作书名。南朝梁萧统（501～531）编选先秦至梁的各体文章，取名《文选》。分为三十八类，共七百余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如：《中华活页文选》。
作者介绍
  中华活页文选我国古代的帝王贵胄中出过几位大文人，比如曹氏父子，这里要介绍另外一位：《文选》的编选者萧统。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衍称帝后被立为太子。《梁书》记载他性情敦厚，宽和容众。立为皇太子后，萧衍让他代理朝政，他明于庶事，纤毫必睹，精于政务。萧统一生勤奋读书，在东宫收集图书三万卷，还在东宫招纳了一批有学问的人，包括《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及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倕、到洽等人。这些人可能都参加了编选《文选》的工作。然而天妒英才，萧统31岁时不幸病死，死后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也因此被称为《昭明文选》。
背景介绍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选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是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南北朝时期，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物必备的修养，社会对文学也更加重视。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了南北朝民歌，现存五百多首。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文也与诗歌同步，多运用骈偶手段，除了史书和一些专门著作外，大多数文章都是骈体文，甚至像《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也有重要的发展。虽然还出现过左思的《三都赋》，但汉代兴盛一时的大赋这时没落了，占主导地位的是抒情小赋。辞赋在艺术形式上比一般骈体文更为讲究，藻饰、声律、骈偶、用典这四种修辞手段被大量地使用，语言也特别工整精丽。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与之相适应，从文艺理论角度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这一时期出现了《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艺理论著作。
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文选》于是应运而生。
《文选》收录了从先秦到梁代八九百年间一百三十位作者的五百一十四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从全书所选作品来看，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作品认识已趋于明朗。由于《文选》基本上选录了当代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从而使得这一诗文总集成为历代文人所学习的榜样。
名著概要
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除了几部儒家经典以外，以一部书为学者们所研究而能成为一门学问的，只有两种：一种是“红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红楼梦》；一种是“选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文选》。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文选》三十卷，共收录上起子夏、屈原，下至当时的作家共一百三十人的作品五百一十三篇。《文选》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按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八类。各类中以诗、赋两类所收作品为最多，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十五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二十三门。 
《文选》选录的范围，据萧统在《文选序》中说明，凡属经书、诸子、历史传记等一律不选，但是历史传记中的赞、论、序、述却可以选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两句，就是《文选》的选录标准。所谓“事”，是指文章所用的典故或者题材，“沉思”指深刻的艺术构思；“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翰藻”则指有文采的辞藻。这反映出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折中态度，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以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同时，他认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当时不被人重视的陶渊明的八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十八篇。同时，摒弃了那些故作高深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这是这部书的优点。
由于《文选》本身的优点，它比起同类型其他诗文总集的影响更深远。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和六朝文学又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士人学习诗赋的范本。宋初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隋、唐以来，文人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文选》作了研究，研究《文选》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于有了“选学”这一名称。

编选过程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可以标志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
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 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唐代抄本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并从事文章著述。当时东宫有书近3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10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文选》30卷”。《隋书‧经籍志》于《文选》 30卷﹑《古今诗苑英华》 19卷之外﹐在谢灵运《诗英》下注：“又有《文章英华》30卷﹐梁昭明太子撰﹐亡。”由于《隋书》的编撰者并未见到原书﹐所以也可能是《文选》或《英华集》的异名。
根据封建社会的一般情况﹐达官贵人主编的书籍多出于门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门下文人的参预。萧统以太子之尊﹐引纳文士﹐当时负有重名的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都曾做过东宫的属官或为萧统所赏接﹐这些文士中极可能有人参加过《文选》的编定。
编选范围
  《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 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著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苏轼决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孔安国《尚书序》同样也出于晋人的伪造。同时﹐书中还有不少误标序文以及误标题目的情况﹐前者如汉武帝《秋风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题下注明“并序”﹐实则序文显系史传文字﹔后者如刘峻《重答刘秣陵诏书》并非答书的原文﹐陆机﹑陆云各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李善在注释中就已指出顾彦先应是全彦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为拟妇答夫的语气。此外﹐还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当等等﹐也是这个选本的不足之处。
历史作用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菴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
文选研究
  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隋代的萧该。稍后﹐在隋﹑唐之间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簏”。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薮。《新唐书‧艺文志》尚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五臣注文选唐抄本(9张)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 5人。据吕延祚在开元六年（718）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祚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五臣注本较李善注本多出古乐府1首。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李善注的原帙反逐渐湮没不彰。其后又有人从六臣注中辑出李善注单独刊行﹐今天所见的李善注本多属这种情况。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文选音决》﹐今皆不存。
宋代的“文选学”渐趋衰微﹐有关的专著大都是摘录排比辞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代文选学成就无多﹐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著﹐如﹕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 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 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各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宋吴郡袁氏﹑茶陵陈氏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 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除上述唐写本《文选集注》外﹐尚有唐写本《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文选音》﹐均敦煌残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为北宋明道本﹐已残。传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内容精要
以下介绍一些精彩篇章。《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它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作者也都役有留下姓名。其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抒发游子的羁旅之怀；一是抒发思妇的闺愁之情。从诗作所描写的内容来看，一般认为它们的作者大都是漂泊在外求取功业的游子，抒发浓重的思乡情绪、对功业未成的追恋、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以及从对方角度来描写恩念之苦等等。其抒情委曲婉转、反复低徊，其用语明白晓畅而又旬旬醇厚，堪称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古诗十九首》对后代文人诗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曹植、陆机、陶渊明等都不同程度学习借鉴了它的凤格。
《毛诗序》 ：汉代传测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是到了后来只有毛诗一直流传至今，其余三家都失传了。毛诗每篇之前都有一篇题解，而在全诗的首《关雎》的题解之前有一部有关《诗经》的总论，于是后人一般把各篇题解称为小序，而把』急论称为大序。位选》所剥毛诗序怵诗大序。关于诗大序的作者究竟是谁目前还有争议。不过一般认为它的作者当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牦诗序》主要阐发以下几点思想：一是发挥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认为诗歌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义”。提倡“主文而橘谏”。二是提出了“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日凤，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三是情志统一说：一方面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说诗歌是“吟咏性情”的。
诸葛亮《出师表》 ：此表作于建兴五年（227）蜀师北代曹魏之前。身为宰相的诸葛亮主要分析了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中蜀国的危急情况，告诫蜀国的幼主刘禅应该继承先父的遗志，善于听从忠臣的意见，并表示了北代的决心。全文感情真挚，说理透畅，特别是作为一国老臣所表现出的深重的优患意识，尤能打动后来的读者。宋代的陆游在《书愤》一诗中说：“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知名篇章
短歌行（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歼，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古诗十九首（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乌巢南枝。相去日己远，文带日己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妙语佳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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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曹植《洛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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