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樵镇
西樵简介
  西樵镇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市南海区西南部，是国家“AAAAA”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中国面料名镇、广东省中心镇，面积 176.63 平方公里，辖4个城区、27个行政村，常住人口14万多人，流动人口 6万多人。
经过多年努力，南海西樵镇正式跨入“全国文明镇”行列。2012年3月20日，该镇举行揭牌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冯德良向西樵镇颁发证书，并与南海区、西樵镇领导共同为西樵“全国文明镇”揭牌。
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每三年表彰一次。西樵镇于去年正式获评第三批“全国文明镇”称号，成为佛山市继北滘镇后第二个、南海首个“全国文明镇”，南海“文化引领”战略再添“国字号”平台。[1]
经济发展
经济指数多年来，西樵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为主战场，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5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亿元，同比增长15.6%；经济总收入216.21亿元，增长18.7%；税收7.28亿元，增长13.9%；镇级财政收入2.7亿元，增长13%；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1.72亿元，增长16.6%，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71.2亿元，增长16.8%；用电总量16.5亿千瓦时，增长4.2%，其中工业用电量13.9亿千瓦时；农民人均纯收入8347元，增长5.1%。[2]​行业一览西樵经济稳步发展。“三高”农业、建陶业、五金电器、化工、印刷包装业等也是西樵的支柱行业。农业已形成了粮食、水产、蔬菜、禽畜、经济作物五大生产基地，优质水产养殖面积3万多亩，常年种植蔬菜3万多亩。建筑陶瓷产品质量档次居全国前列，全镇现有23家陶瓷厂、130条生产线，年产各类建陶产品1.5亿平方米，产品享誉国内，远销北美、中东、东南亚、西班牙等地。五金电器化工企业150多家，成为第三大工业行业，新上摩托车装配线3条，年生产能力26万多台，出口南非等地。印刷、服装等行业也有新的发展。[2]​
投资环境
西樵是投资的热土。西樵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三大产业合理发展。已形成投资置业的优良环境。镇内水陆交通便利，距广州40公里车程，距高明港、平洲港30多分钟车程，镇内有西江货运码头，水、电供应充足，通讯网络发达，基础设施完善。近几年10亿多元进行的道路、桥梁、水利设施为主的基础建设，建成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道路通车里程达270多公里；全面加固整治西北两江堤围、窦闸，水利防御能力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西樵科技工业园，已引入项目20个，资金5亿元，遵循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科技项目、高质量产品、高效益产出的原则，并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措施。[1]​
纺织之乡
西樵是纺织之乡，素有“广纱甲天下”之美誉。西樵纺织业始发于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五六千年以前，20世纪80年代形成“千家厂、千家店、万台机、亿米布”的产销规模。近几年来，镇委、镇政府积极推行“大市场、大流通，促产业大发展”和“科技兴纺”战略，以高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实现西樵纺织业第二次革命。在轻纺城制版公司基础上，成立南方技术创新中心，全方位为纺织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加快了新产品开发步伐，提高了产品质量档次。与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全面开展产、学、研联合。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西樵国际装饰布艺博览会”，有法国、意大利、台湾等8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的多家厂商参展，西樵掀起新一轮装饰布发展热潮。[1]​
旅游胜地
西樵山风景区面积14.2平方公里，钟灵毓秀，素有“南粤名山数二樵”之美誉。西樵山还是华南地区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制造工场，“西樵山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考古学者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曾孕育了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黄飞鸿、黄君璧、冼玉清等一批时贤俊杰。西樵山自然风光绮妮秀丽，人文景观丰富多姿，交通四通八达，是旅游度假、探险猎奇、考古寻秘的好去处。西樵镇辖下的西岸风景区位于西樵山的西南面，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得非常完好的风景区。这里群山环抱、绿树成林，流泉飞瀑终年不绝，是度假休闲和观光旅游的理想之选。镇内有大小宾馆、酒店25家，拥有四星级的云影琼楼和多家星级酒店。2005年，共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87亿元。
西樵的景色，绚丽多彩；西樵的发展，欣欣向荣。新的世纪，新的挑战，新的思路，西樵将继续发挥区位、人文、环境优势，依托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大力推广应用信息化，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西樵山位于广东省南海市的西南部，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自然风光清幽秀丽，旅游文化底蕴厚重，民俗风情古朴自然。自明清以来，文人雅士，趋之若鹜，旅人游子，纷至沓来，使秀美的西樵山成为名噪南粤的旅游热点。
西樵山自然风光美轮美奂，山上72峰峰峰皆奇，42洞洞洞皆幽，更有湖、瀑、泉、涧、岩、壁、潭、台点缀其间，成为这座熄灭了亿万年的死火山的旷世佳作。西樵山林深苔厚，郁郁葱葱，洞壁岩缝，储水丰富，古人赞之为“谁信匡庐千嶂瀑，移来一半在西樵”。今人称之是：“绿色水库”，“固体水库”。正是因为西樵山有如此高品味的自然旅游资源，国务院、国家林业部才相继授予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两顶桂冠，还通过国家AAAA级旅游区的评定。体育成就
西樵是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篮球、乒乓球赛、龙舟赛等活动常年不断，广场文化蔚然成风。西樵女子龙舟队两年来在国内外多项比赛中夺得"六冠一亚"的优异成绩。[2]​
教育成就
南海西樵镇教育组承担的全国教育技术研究“十一五”规划立项的青年课题《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乡土教育资源开发研究》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了乡土文化读本《樵山人文》，印刷40000多本，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等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了系列主题研究成果，在广东省教育学会组织的学术论文评审中，有多篇研究文章获奖。课题组收集整理了一批获奖的学生调查报告，而课题网站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2009年7月1日，全国教育技术研究规划领导办公室组织专家在南海中学西樵分校对《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乡土教育资源开发研究》课题进行现场结
  课题组成员对专家组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题。专家组由中央电化教育馆研究部主任陈庆贵担任组长，成员有湖北省电化教育馆馆长方正平、湖北省教育信息发展中心调研员胡甫清、重庆市教育信息技术与装备中心调研员黄永贵、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谢幼如、广东省电化教育馆副馆长程五一，中央电化教育馆研究部洪文秋、广东省电化教育馆科研办林君芬、欧阳慧玲，市教育信息网络管理中心主任岑健林、副主任区建峰等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对课题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教育技术课题研究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专家组组长陈庆贵主任连续用了“意外”、“想不到”等词语来表达对课题水平的赞赏。
专家认为：西樵教育组承担的《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乡土教育资源开发研究》课题围绕乡土教育资源的开发问题，遵循感性—理性—感性的认识规律，以实践需求为出发点，深入探索乡土资源建设的原则、方法和过程模式，不仅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樵山人文》印刷40000多本，派送到全体学生手中，而且通过组织下属全部学校参与课题研究，建立了比较有效的合作研究机制，带动了教研的良性发展。
最后，《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乡土教育资源开发研究》课题被专家组一致赞同评为优秀等级。省电教馆还决定在全省推广该课题研究的经验。该课题经验已经在肇庆和汕头的区域课题培训会议上推广，接着将在阳江和深圳进行推广；课题主持人黄浩森老师还应邀在7月8-10日在汕头举行的的粤东片课题培训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2]​
文化特色
西樵民风淳朴，古俗犹存。山间有7个古村落，个个具有原汁原味的的岭南农家特色。走进农家采茶种菜，别有风味；参加西樵婚嫁礼仪，奇趣无穷。一种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走农家路，干农家活”为特点的“做一天西樵山民”山村农家乐活动因其山野之趣，倾倒了众多都市旅游者。此外，西樵山欢乐节等节庆活动，以及“半山扒龙舟”，“阿婆扒龙舟”，“新年狮艺”等民俗活动，颇具地方特色。
西樵山素有“珠江文明的灯塔”的美誉，早在6000多年前，勤劳智慧的西樵山人，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双肩石器”文化；明清时期，以湛若水、何白云、康有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学子隐居西樵，探求理学，锤炼心性，使西樵山获得了“南粤理学名山”的雅号，西樵“理学文化”自此声誉雀起；西樵山的宗教文化特色鲜明，她不仅以佛、儒、道三教融合为其特点，更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南海观音文化令人瞩目，耸立于西樵山第八高峰上的世界第一观音座像已成为人们研究观音文化的必到之所；作为国家森林公园的西樵山，其绿色文化尤为突出，西樵山以其美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前花园”成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逐步走向“都市化”的南粤民众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一块福地。在这里，游人可尽情吞吐西樵翠色，肆意吸纳山川灵气，休闲度假修身养性，健康长生已成为西樵“绿色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西樵山上村人的婚嫁习俗和生产劳动习俗， 引起了游人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半山扒龙舟”，“阿婆扒龙舟”，“新年狮艺”等民间游艺活动，更是盛况空前，游人若不以一睹为快。西樵山美誉众多，自古以来民间就流传有“南粤名山数二樵”的佳话，将西樵与东樵（罗浮山）列为南粤名山的代表，更有文人学士写诗瞩文，给西樵山以更高的评价。赵朴初有“古风爆竹喧人日，世内桃源现代家”的佳句，秦牧有“西樵秀色美于诗”的赞誉，黄施民有“西樵若问比东樵，秀倚南天此最娇”的吟咏，更有学者专家盛赞其为“不上西樵山，不算到岭南”。今天，处于新世纪的西樵山--这颗绿色的宝石，正在显现出愈加夺目的光彩。[2]​
遗址文化
广东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自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始，在香港、海丰、粤东一些地方有过若干发现①，并提出过“海丰沙坑文化(SON)”、“海丰三角尾文化(SAK)”、“海丰菝仔园文化(PAT)”三个文化名称②，以及香港“舶寮岛文化”等③。
解放以来，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或遗物地点，约有四、五百处，经试掘和发掘的约四、五十处。清理墓葬二百多座，获得各种文化遗物数以万计，为探索广东原始社会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各地发现的文化遗存中，已经提出了两个文化名称，即西樵山文化和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是1977年提出的④。它以曲江县石峡遗址下层和墓葬代表，分布于粤北地区，是一种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文化遗物石器以钁、铲、锛、镞、钺，陶器以鼎、釜、甑和盘、豆、罐、壶组合，以及石琮、璧、环、璜、玦、笄等饰物共存为特征⑤。它与江西地区的“山背文化”(尤其与樊城堆下层)⑥，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湖南湘乡岱子坪和长沙月亮山遗址等有着密切关系⑦。虽然同类文化遗还发现不多，但它的特征和年代是比较明确的。[3]​
西樵山遗址发现于1958年，西樵山文化是1960年提出的。然而，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的内涵、特征、性质、年代及其分布如何?尚缺乏充分讨论和专题探讨。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解决，不仅对研究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历史，而且对探索与华南、东南沿海地区有关原始文化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故不揣浅陋，把个人的一些初步看法提出来，求教于同志们。发现及研究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樵山文化，有必要将西樵山遗址的发现及其主要看法，作一扼要的介绍。
西樵山遗址位于广东南海县官山镇西樵山，它原是一座古火山丘，周边长约13公里，直径约4公里。山峰高度一般为100-200米，最高峰大科峰为300余米。山体主要由粗面岩、火山碎屑岩和石英岩构成。在东北部的火石迳等有燧石、玛瑙出露；在西部的马鞍山及山顶的锦岩等洞穴有霏细岩岩脉。西樵山山麓周围分布着新老两套洪积冲积扇，山下连接开阔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从新石器以至更早的时候起，便有人类在山上及周围一带采石制器，劳动生息。[3]​
西樵山遗址发现后，经省内外许多单位的科学工作者的调查、试掘和研究，先后发表了一些调查报告和文章。主要的有：中山大学调查组的《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以下简称《初步调查》）⑧，广东省博物馆的《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出土的石器》（简称《西樵山石器》）⑨，贾兰坡的《广东地区古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希望》（简称《未来希望》）⑩，黄慰文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复查》（简称《复查》）⑾，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⑿，等等。截至1980年年止，西樵山发现的石器地点已有二十多处，获得燧石细石器材料大约二、三千件；霏细岩大石片石器大约三、四千件，以及一部分粗砂陶和泥质印纹陶片。这些发现和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问题。
  遗址性质多数研究者认为，西樵山是一处石器制作场，如《未来希望》、《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⒀、《复查》和《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⒁等。《初步调查》和《西樵山石器》两个报告，则认为还存在着与采集、渔猎(早期的)和锄耕农业(晚期的)有关的遗存。
我赞成西樵山主要是一处大型的、使用年代很长、石制品供给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的看法。只有充分注意并进一步解决石器制作场这个问题，才能对西樵山许多地点发现大量打制石器(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巨量的石片作出恰当的解释，特别是对霏细岩的各种打制石器和石片的分类、定名和年代，进行正确的分析，珠江三角洲许多新石器以至青铜时代遗址石器或石料的来源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一点，《复查》和《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的作者作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我也认为西樵山还应有生产活动的遗存，而不仅仅是石器制造场。早期的如太监岗和南蛇岗，既有细石器的文化堆积，又发现有使用痕迹的细石器，晚期的就更为明显。除镇头西坡(第15地点)保存有长20余米，厚1米左右的文化层(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可分两层，内含大量石片、部分石器和陶片)⒂外，第7地点(佛子庙)和第11地点等，都有文化堆积，并非都是坡积层。又如西樵中学校址(暂编第23地点)先后出土过十多件磨制精细的霏细岩、砂岩的有肩石斧、锛、有段石锛，这里是一片坡地或台地，这些生产工具应与锄耕农业有关。此外，西樵山遗址先后发现过大约近百件的磨光石器。有些石料如砂岩、板岩等似非西樵山所出产。这些石器，也应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3]​遗址年代主要有几种看法：(1)开始于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⒃；(2)对第二地点(火石迳)或其它细石器地点，有的文章把它和“沙苑文化”作对比，认为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⒄，有的认为属新石器早期或更早⒅，有的推测第二地点可以是一种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文化⒆；(3)对西樵山遗址总的看法，有的认为包涵了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不同时期的遗存⒇，有的认为其年代可能较早于以印纹陶为代表的遗存（21），有的认为细石器与磨光石器应是“同时异相”，早于增城金兰寺和海丰遗址，年代为距今五、六千年前（22），等等。
我赞成西樵山包涵着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早期的指细石器遗存，主要有火石迳、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根据省博物馆对火石迳、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对太监岗的试掘（23），以及笔者陪同有关专家的多次观察（24），这两处山岗存在着不与磨光石器、陶片共存的细石器堆积层。不过，太监岗因基建取土，火石迳因有现代壕沟、墓葬、采石坑，试掘面积都很小，两处的文化层看来并不典型、清晰。要彻底解决这几处细石器地点的文化层及年代问题，还需要较大面积的发掘。
西樵山出土的细石器，其石料以燧石为主，细石器包括小石叶、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石核四大类。根据比较分析，西樵山细石器与我国北方一些年代较早的典型细石器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同样具有细石叶及其所由剥离的石核等代表性器形。据曾骐同志对旋风岗等地点七二四件细石器的分类统计，其中小石片二七八件，石片石器九十二件，石核石器三十一件，石核三二三件。石核又可分多种形式，其中有华北细石器遗址常见的船底形石核和扇形石核。在三二三件石核中，楔形的占一○五件，其中Ⅲ式宽身楔形石核即船底形石核有十四件。另一方面，曾骐同志认为，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为其他省区所少见。在西樵山的尖锥状石核中，未见华北常见的“铅笔尖石核”。西樵山的小石片边缘多数未经第二步加工。细石片的宽长、厚长的比数均偏大。而且缺乏典型的圆头刮削器(仅八件)、雕刻器(二件)和小石镞(三件)。不见北方细石器系统中常见的石钻。这些，又表明西樵山细石器具有自己的特点(25)。在西樵山这批细石器材料发表之前，安志敏先生曾经指出：“以海拉尔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具有典型的细石器，而没有陶器共生。同样的现象也见于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阳原虎头梁等遗址，特别是下川、虎头梁经过发掘，有明确的地层证据，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可能性较大，它的绝对年代可能距今八九千年。”(26)曾骐同志的文章也谈到，西樵山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其中较多的特点接近于沙苑、松山(即海拉尔——引者)细石器，而后两者都被暂定为中石器时代，西樵山细石器的年代可能与上述遗存相去不远”。同时，根据贾兰坡先生的现场观察、对西樵山大部分细石器标本的鉴别及其有关文章，肯定西樵山的细石器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传统的范围（27）。此外，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多嵌于骨、木工具上使用。它往往与早期的渔猎经济相联系。西樵山及其周围数千年前还是一个河涌纵横、岛丘散布、林木茂盛、沼泽遍野的地理环境，也正符合这种经济类型。
如果再结合其它一些现象考虑，如第3、4、5地点也采集过少量细石器，第7地点也发现有几件燧石石核和几十件球形的敲砸器，在南海螺岗、灶岗、藤涌岗，观音庙口，佛山河宕，番禺喃呒山以及深圳小梅沙等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也出有个别燧石细石器或小型打制石器(详见文末附表)。此外，从西樵山第7、第11地点等霏细岩的部分有肩斧、锛、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刮削器和细薄长石片等的打片法，也可以看到它们与细石器石片的打片法有着承袭关系。因此，我认为西樵山细石器遗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年代大约相当于距今七八千年，下限可能还会延续得晚一些。总而言之，西樵山细石器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华南细石器遗址分布上的空白，提出了广东石器时代研究的新课题。
其次是属于新石器中、晚期的地点或遗址。这类遗存多分布于西樵山南、西、北麓或台地，部分分布于较高的山冈和洞穴，包括采石场(如虎头岩等)、制石场(如第7、第11、15地点等)、渔猎捕捞和“锄农业”(如贝壳堆积、第23地点等)。这类遗存石器的石料，绝大多数为霏细岩，器形以有肩石器为代表，包括斧、锛、铲等，石片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霏细岩、细砂岩、石英砂岩的长身、梯形和有段的磨光锛、凿、矛等，粗略估计在三、四千件左右。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不超过一、二十件。陶片仅有二、三百片，包括绳纹、刻划纹夹砂陶和泥质、夹砂的几何印纹陶。石环等饰物偶有发现(第15地点)，动物(不包括介壳类)或植物遗骸至今尚无发现。这些现象与一般定居遗址是不相称的。几何印纹陶(如方格纹、曲尺纹、重圈纹、叶脉纹等)的出现，正说明西樵山存在着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证明西樵山存在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第一，镇头西坡含贝壳层遗址的试掘，经碳十四测定，表明其年代相当于中、晚期(详后年代部分)。第二，据金兰寺、石峡、河宕、茅岗等遗址的发掘和测定年代可作旁证，在西樵山诸遗址(或遗物地点)中，凡出细绳纹、刻划纹而未有印纹陶的，可定为中期；凡已出几何印纹陶的，可定为晚期。第三，从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石片石器)广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亦可得到印征（详见文末附表）。
由此可见，西樵山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延续年代很长的、供应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这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同时也有生产生活的遗址，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总之，西樵山遗址中包涵了新石器各个阶段的遗存，主要是中、晚期遗存。[3]​
  文化内涵西樵山文化因1958年首先发现于南海县西樵山而得名。在一段时间内，它是专指西樵山遗址本身的遗存。从发现的材料看，西樵山文化应当是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它区别于封开黄岩洞类型和英德青塘类型的洞穴遗址，区别于韩江流域陈桥村类型的贝丘遗址，也不同于粤北的石峡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遗址分布西樵山文化包括了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群古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系指北自广州石门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贤滘以下，西自潭江以下，东自东莞石龙以下的地区。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中山、斗门、三水、新会、东莞、高鹤、宝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五个市，面积一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作为一种指示物来探索西樵山文化遗址的分布，那么，它的分布范围可能及于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指北自北江飞来峡以下，西江自三榕峡以下，东江自剑潭以下的地区。包括清远、广州、花县、番禺、增城、三水、南海、佛山、顺德、高鹤、中山、斗门、新会、江门、珠海、台山、恩平、开平、博罗、东莞、宝安、深圳、肇庆、高要、四会等二十四个县、市，总面积为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33）。除花县、顺德、四会、江门、肇庆和开平等外，其余各县、市均有发现。如果包括香港沿海岛屿，笔者查到有这类石器地点已达一百处以上(详见文末附表)。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在珠江三角洲遗址如此广泛的分布，一方面正表明它是一个供应范围很广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这与珠江三角洲这一冲积平原缺乏适合制造石器的良好石料有关)；另方面可以证明当时(至迟在制作有肩石器之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换。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将霏细岩石器的有无作为确定西樵山文化同类遗址的唯一标志，而只是把它作为探求西樵山文化分布范围的依据和线索。例如，我们并不把番禺和广州飞鹅岭等地一些与夔纹陶共存含有西樵山类型石器的青铜时代遗存划入西樵山文化。又如，我们之所以把香港一些遗址归入西樵山文化类型遗存，那不仅是蒲台岛、南丫岛的芦须城等地都发现过霏细岩的有肩石器，更重要的是那里发现的不少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文化面貌都与珠江三角洲十分相象或说一脉相承的（34）。[3]​
  遗物特征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纺轮、骨角牙蠔蚌质的工具和饰物等。这里不准备逐项详细描述，只略举其主要器物及其特点。
石器文化
所谓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一指其石料，二指其器形。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的细石器是西樵山文化早期遗址中具有特点的生产工具(具体器物及分类参看曾骐的《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一文及本文第一部分的简述，这里从略)，除主要发现于西樵山外，珠江三角洲一些遗址也有少量发现(详见文末附表)。
以霏细岩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最富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器形包括斧、锛、铲等，以斧、锛为大宗。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出土的多为打制的 (包括一部分废品和残件)，刃部多未经磨制，斧或锛的器形难辨；珠江三角洲遗址发现的多为磨制(刃部磨制或通体磨光)，锛比斧多，还常见一种有肩有段石器。此外，还有一些长身、梯形或有段的斧、锛、凿以及镞、矛等。西樵山打制的有肩石器，主要可分四式：Ⅰ式为圆盘状，柄部不突出，应是从这种圆盘状石坯打制出双肩的。Ⅱ式略呈扇形，短柄，溜肩，弧刃
  ，薄体。Ⅲ式器身呈梯形，长柄或短肩，肩角大于九十度，弧刃的多。Ⅳ式短身，宽刃，肩多呈直角，平刃的多。西樵山类型的有肩石器，其大小、厚薄相差悬殊，可能反映出用途的不同。最大的长达12-14、宽6-8、厚1-2厘米；最小的长仅3-4、宽2-3、厚0.3-0.5厘米。
有肩石铲的特征是器型大，长身，短柄。西樵山文化中此类石铲发现不多，如中山大学在大仙岗采集的一件，器身琢制，全长21.5、柄高3.5、宽9-10.6厘米；省博物馆在第7地点采集的一件，全长17、柄高3.3、宽7-7.5厘米。此外，广州飞鹅岭菠罗山、番禺西园庄、喃呒山也有发现，但时代较晚。西樵山或西樵山文化的有肩石铲与海南岛发现的长身石铲，与粤西封开、德庆、高要以及湛江地区的阳江、海南岛儋县等地发现的大石铲(指桂南类型的大石铲)是否有承袭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35）。
这里再举几个数字，以说明西樵山文化遗址中有肩石器与其它形式石器的共存、比例关系。例一，1960年前在广东中部低地区(基本上就是珠江三角洲)发现的一一四处遗址中，获得各种石器一○二三件。其中斧铲类九十八件，有肩的占五十一件；锛类三三四件，有肩的占一三八件，有肩有段的占八十八件，有段的占二十五件。这里四种主要石器共计五四五件，其中有肩和有肩有段的占二七七件，即占50%强（36）。例二，宝安蚌地山出土石器二○○件，其中斧、锛、凿九十四件，有肩的占五十八件，即占62%，而有段锛仅有4件（37）。例三，佛山河宕旧墟出土石器(不计砺石和装饰品)二一七件，其中斧(十二件)、锛(八十二件)、铲(三件)，共九十七件。其中有肩斧八件、有肩锛三十一件、有肩有段锛十八件，有段锛九件。三种合计五十七件，占斧锛铲总数的58.7%。其次，在河宕遗址中，西樵山石料的有四十七件(霏细岩的四十五件、燧石的二件)，其中斧
  六件、双肩的占三件；锛类三十件、双肩的八件、单肩的三件、有肩有段的三件。如此斧锛三十六件，有肩和有肩有段的约占一半（38）。例四，广州飞鹅岭九处遗址发现有肩石器一五○件，占各类石器总数的80%左右。在有肩石器中，以斧最多，有肩有段和有段锛只有三件。其中Ⅳ式石斧(短身宽肩)和长身石铲也与西樵山的相近。霏细岩石料也占很大比例，证明其石料应来自西樵山（39），不过，年代应当较晚。以上数例可以说明，有肩石器在西樵山文化的主要生产工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约占60%以上）。有段石器特别是典型的在西樵山文化中发现并不多，它远不如石峡文化墓葬出土的那样典型、精制。但在珠江三角洲晚期遗址中，普遍出现一种中小型的有肩有段石锛，它是否反映着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两者溶为一体呢尚未见到详细论证的文章。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孰早孰晚的问题。就两广地区——我国有肩石器主要发祥地和最流行的地区之一来看，我认为有肩石器要早于有段石器。主要理由是西樵山遗址是发现的独一无二的有肩石器制造场，其次，在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新会罗山咀、高要永安夏江村这些新石器中期的遗址中，已经出现有肩石器而不见有段石器。这些遗址或层位一般定在距今五、六千年。而有段石锛在广东出现地层明确、年代较早的是曲江石峡遗址下层及墓葬。共存的有少量有肩、有肩有段石器及几何印纹陶。石峡文化墓葬的年代为距今四千五百年上下，下层前一段的年代较早，大致也不超过距今六千年。就全省调查发掘情况看，有段石器多与几何形印纹陶共存。[3]​
陶器
西樵山遗址发现的陶器很少(前后出土估计不过二、三百片)，且缺乏完整器。可分两类：一类是夹砂陶，器形有圜底釜等，这里的一部分陶釜片，具有早期陶器的特征，如黄褐色或红褐色，胎薄，火候低，饰绳纹、划纹或压点纹，有的带红色、白色陶衣，年代应当较早。另一类是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印纹陶，后者也有夹砂的(胎较厚)，纹有方格纹、叶脉纹、曲尺纹、半重圈纹等，年代当较晚。
  我们可以从西樵山周围如南海、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其他遗址，看到西樵山文化陶器的特征。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如南海观音庙口、新会罗山咀、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高要永安夏江、深圳大、小梅沙（40）、以至香港深湾F层等。这类遗址夹砂陶器占很大比重(如罗山咀、大、小梅沙都达95%以上)。主要器形是圜底釜，还有罐、钵(碗)、盘、杯、豆和“器座”等。纹饰以各种绳纹和刻划纹、篦点纹为主。器形一般较小，手制或模制。泥质陶有罐、镂孔矮圈足盘、平底盆和浅盘、豆、杯等。泥质磨光红陶(或橙黄陶)占一定比例，并出现了彩陶，这是西樵山文化陶器的一个特点。如金兰寺、万福庵、深湾等泥质陶都占有一定比例。金兰寺下层的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占3.9%便是一例。
彩已知的有，金兰寺（41）、万福庵、小梅杀（42）、香港舂坎湾、铜鼓湾、大湾和蟹地湾等（43）。金兰寺和万福庵多为残片，可以看出的有矮圈足盘等。金兰寺的彩陶是在磨光红陶表面绘赭红色宽带纹（圈足上），或在盘外绘叶脉状纹。东莞彩陶的特点是表里均绘彩，泥质黄灰陶先涂白地，再绘暗红色的宽带纹或弧形纹。在金兰寺还出一件可复原的陶钵，泥质灰陶，质地较坚硬，敛口小平底，底部有旋转痕迹，口沿外绘一道（宽1.2厘米）红彩宽带纹。口径17.5、高5.7厘米。舂坎湾（Chung Hom Wan）有两件复原器，均为圈足浅底盘（Shallow Dish）器形略有差别。一件敛口，圈足向内弧；另一件敞口斜腹，圈足外撇，饰小圆镂孔，红陶白衣，盘外绘红彩波浪纹、圆点纹。同出的还有一件完整的镂孔圈足直腹细泥红陶杯，器身刻曲折纹（44）舂坎湾出土的同类彩陶矮圈足盘残件，省博物馆也有藏品（45）。1980年，深圳小梅沙遗址发现一件彩陶圈足盘，经复原其形制与舂坎湾的一件几乎完全一样，唯器形稍大，彩陶图案更为清晰，美观（46）。以上彩陶均定为新石时代中期。此外，在我馆藏品中，笔者找到一件粗纱陶釜或罐口沿残片，口沿上有一道红彩宽带纹，以下为刻划纹及绳纹，出于南海县，编号为“NKG”的遗址。这表明西樵山遗址所在地的南海县也有彩陶发现。还有，在佛山河宕下层也发现过一件完整的泥质橙黄色彩陶圈足小罐，在口沿面上绘三条短条纹，上腹绘一笔流畅的赭色彩条。另外在下层出土有十多件（残片）泥质磨光彩陶圈足盘，图案是一种红色或赭红色的宽带纹或宽窄并列的条纹，绘于盘口外或口沿面，花纹比较简单(47)。总之，珠江三角洲、香港沿海岛屿(以及韩江三角洲海丰等地(48))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中发现的彩陶，数量还不多，图案纹样比较简单。器形主要是圈足盘，还有小平底钵、圈足小罐和夹砂釜或罐等，彩陶图案属于几何形花纹系统(带状条纹、平行线条纹、叶脉状条纹、勾连弧线或勾连云纹等)，比较复杂的是小梅沙那种近似勾连弧线纹加圆点等，至今未发现动植物图案花纹。总的风格与我国东南沿海省区新石器中期陶器上刻划纹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又与青莲岗文化、昙石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例如，南京北阴阳营有口沿绘宽带纹的圈足碗，邳县大墩子彩陶钵上有绘勾连弧线加圆点纹(49)。台湾凤鼻头文化圈足盘圈足上也有类似舂坎湾弧线纹的彩陶花纹。台中社脚也有类似河宕那种在口沿面上绘宽窄排列的短线条纹(50)，等等。广东的彩陶与它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遗址，有金兰寺中层、东莞龙江村、南海通心岗、灶岗、佛山河宕、高要茅岗、深圳鹤地山、赤湾村、宝安蚌地山(51)、西樵山镇头西坡，以及香港深湾cb层等。
  广东新石器晚期根据石峡下层和中层等遗址的层位叠压和器物的特点变化关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或称晚期和末期)。上述珠江三角洲的遗址虽然本身还有早晚之别，如金兰寺中层分有2A层和2B层，河宕遗址可分第2层和第3层，镇头西坡贝壳层也可分上、下层，但它们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上大多属于末期，即大体与石峡中层、始兴澄陂村窑址相当。[3]​
这个时期的陶器，一个特点是几何形印纹陶的盛行，泥质陶和夹砂陶都拍印纹饰，而且具有特点。以河宕、灶岗与石峡中层比较，前两者印纹深而清晰，单位结构粗疏，如对角线的重方格纹(大小由四至五重组成)一个单位直径达4-6厘米。印纹种类也多，河宕一处就有二十多种不同花纹。另一特点是器形承袭、发展了本区前期的特征。如炊煮器仍以釜为主，三足器(如鼎等)极少发现(佛山河宕出土四万多片陶片，仅见一件实足)。深圳赤湾发现一种粗砂陶的“炉箅形”器，有的下面支垫器座，应为烤鱼类的器物，过去宝安、香港深湾等地发现的多为残件，不明用途（52）。另外深圳还发现一种带两个镂孔的“炉座”(暂名)。这里仅举河宕为例，河宕旧墟遗址较大面积的揭露及其出土的丰富陶器，在西樵山附近以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晚期(末期)陶器的种类和几何印纹陶的丰富多彩。如盛行圜底釜、矮圈足罐，缺乏三足器类。釜多宽沿敞口(棱角明显)、扁圆腹。夹砂陶的印纹除绳纹、条纹(篮纹)、划纹(以水波状为多)外，还有曲尺纹、梯子形格纹、云雷纹、对角线重方格、凸圆点纹等二十多种。泥质陶主要有罐壶类和盘豆类。罐壶类都附圈足，形式多样，主要是圆腹和折肩两类。圆腹的多素面磨光，地层和墓葬中都有出土，是石峡中层未见的。小口折肩的，肩以上无纹，肩以下有云雷纹一至三周，以下多为曲尺纹组合，是末期出现的一种典型器。石峡中层也有，但数量很少。盘豆类数量多，以镂孔矮圈足为主。圈足盘有敛口、子母口和展唇等不同形式，质地多为细泥磨光红陶或橙黄陶。一
  种敛口的磨光红陶盘，很象仰韶式的红陶钵，但下面附有圈足，同时在圈足盘中还有一部分彩陶。泥质陶的印纹种类将近有三十种，主要拍印于罐壶类上。此外，河宕还发现有六、七十片陶片上有刻划符号，二件器底部刻划鱼纹，符号多刻于圈足盘的底部。石峡下层没有发现刻划符号，中层仅见一个“米”字形符号。而与河宕年代相当的高要茅岗也发现有十个左右的刻划符号。河宕下层与中层的陶纺轮有明显区别，中层多为素面。下层的其底面多有刻划花纹，为单线或复线的圆弧线，把底面分成三、四、五等分。还应提到，增城金兰寺中层，出土过一件形象逼真的陶祖(且)，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父权制的确立。(53)
骨角牙蠔蚌蚶等质料的生产工具和饰物
在珠江三角洲，港澳沿海岛屿的贝丘和沙丘遗址中，出土有一部分以动物、介壳类遗骸制作的工具和饰物，这也是西樵山文化遗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例如，在万福庵、河宕狮子桥、王借岗等遗址，都发现有蠔壳磨成的穿孔工具。河宕旧墟出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穿孔骨针(疑即织鱼网织针)。河宕的骨镞比石镞多几倍。新会罗山咀发现穿孔蚶壳、深湾下层有穿孔鲨鱼牙饰。有些遗址还出土鱼脊骨串饰等。
.墓葬习俗
西樵山文化的早期墓葬尚无发现。中期的如新会罗山咀发现一座二次瓮棺葬，葬具为两件相套的粗砂陶厚胎折肩瓮，肩上刻划一周三角形(内加斜线)划纹，还有一个刻划符号。人骨从头到下肢有序地叠置于瓮内，随葬品有骨簪、穿孔麻龟板饰物各一件（54）。据《深湾》发掘报告，在F层及晚期cb层都发现过火葬及土葬。引人注目的是火葬，这种火葬是从文化层中零星散见的许多碎骨，包括头骨及肢骨等，经过八百度高温火化迹象而判定的（55）。
晚期墓葬有较多发现。1961年金兰寺2A层贝壳堆积中发现四座，浅坑或墓坑不明显，人骨架头东脚西，仰卧直肢，基本并行排列。鉴定为一女(老)、两男(青)、一儿童，儿童紧依女性骨架。其中M2(男，25岁±)，有人工拔牙（56）。仅M4女性墓，有长方格印纹陶缶、骨饰各一件为随葬品。1978年，南海灶岗贝丘遗址发现六座，墓坑多不明显，头向东南，脚向西北，仰卧直肢，经鉴定男女老少均有。仅三座墓各随葬小石锛一件。1977年，笔者在河宕狮子桥遗址调查，发现有人头盖骨、颚骨、肢骨残骸，推测应为墓葬。狮子桥的年代与河宕旧墟的中层相当。1977-1978年，河宕旧墟发掘760平方米，发现墓葬七十七座(中层五十一座，下层贝壳层二十六座)。这批墓葬在文化层中，多数没有墓坑，一部分有浅坑(如M15打破红烧土居址)。葬式主要是一次单人葬，仰卧直肢，但下层一部分可能为二次葬，仍为仰卧直肢。M12发现有骨架两具，墓坑不明显，经鉴定同为中年女性，还不能肯定为合葬墓。这批墓葬均为东西向，经鉴定的五十六座，男女老少均有，幼童占十座。中层或下层的男女老幼都是间错排列（还有一些叠压打破关系），并非同辈的男女有序地排列。经鉴定有一重要现象，即成年男性一律头西脚东，成年女性一律头东脚西（57）。二十八座成年男女墓有随葬品，占成年男女墓总数的42%，随葬品共四十件，每墓多者三件，少者一件。女性多随葬陶纺轮一件，男性多为一件小石锛或镞、矛，或许仍然反映着男女两性自然分工。还有，下层墓都没有随葬陶器，九件陶器均出于中层或打破中层的墓葬。其中甲区M1(女老年有三件(泥质黑皮圈足盘二、夹砂方格纹圈足罐一件)。M19(男，青年)，泥质薄胎方格纹敞口凹底罐一件。M23(女，青年)，肩有双鋬磨光黑皮小陶罐一件。M24(男，成年)，似水晶质地的玦和红陶圈足小罐各一件。下层墓除了随葬小石锛、骨镞、石镞、石环、陶纺轮外，有两座墓随葬象牙器。两座墓均为青年男性，M25(30岁±，人工拔牙)，人骨右手腕上戴大象牙环一件，头上有半环形一侧带凹槽的骨饰一件，长10厘米余；M65(25岁±，拔牙)，头上有大小相若的亚腰筒形器两件，高7.6、上径6.2、下径8.2厘米。制作精致，薄如蛋壳。
更为重要的是，这批人骨架在可供观察的二十二个成年个体中，发现有十九个(男十，女九)生前人工拔牙，未拔牙的三个，拔牙个体出现率占82.6%。拔牙个体中，最小年龄为22-25岁(甲区M63)，拔除的齿种绝大多数是上颌两侧(也有单侧)第二门齿，还有五例是拔除上颌中门齿、中门齿与左右侧门齿相结合的，研究人员指出“这是值得注意”的（58），因为我国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昙石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拔牙材料中，拔除或敲去的齿种绝大多数(据统计占90%强)是上颌侧门齿，一般忌拔上中门齿及下门齿，同时拔牙齿种的不同，往往反映着不同的含义。河宕人骨架体质形态，鉴定接近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发表的研究报告又指出。虽然“显示出一些同赤道人种相似的特征”，“但他们还应该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59）。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66厘米，女性约154厘米。比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估算身高(168.4-172.3厘米)矮一些。上述金兰寺墓葬经鉴定认为“这批头骨有明显的黄种人的特征”，并指出“有些形态如圆头、拔牙可能对探讨我国沿海的民族起源和迁移有一定意义”（60）。如上所述，广东发现的二十个拔牙个体，都发现于珠江三角洲沿海的贝丘遗址，文化性质和年代也相当，均属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末期，结合《山海经》、《淮南子》、和《唐大和上东征传》(61)等文献有关记述以及民族学材料，特别是结合从山东至广东，我国东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体质形态、拔牙(凿齿)材料,不难看出广东发现[3]的这批墓葬及拔牙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
总之，上述河宕、灶岗、金兰寺等贝丘遗址的墓葬有几个共同特点：(1)墓葬或墓地分布于遗址中；(2)墓坑不明显或挖浅坑，用贝壳填埋；(3)墓坑或人骨架以东西[1]向为主，实行一次单人葬为主(河宕可能也有二次单人葬)，未见明确的合葬墓；(4)多数墓没有随葬品(约占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二)，有随葬品的每座墓多为一件，也有二、三件的。这些情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当时居民的葬制和葬俗。
地理环境、遗址类型和经济生活的特点
西樵山文化分布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地势坦荡，河涌纵横，山岗台地(一说是岛丘)棋布，又有不少低洼沼泽地的冲积平原（62）。这种复合三角洲的地理环境，亚热带或热带气候及自然资源的特点，必然给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习俗，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可从遗址类型、自然遗物及居住遗迹(如“干阑式”建筑)等方面得到说明。在各种类型的遗址-山岗(或岛丘)、台地、土墩、贝丘、沙丘(或沙洲)遗址中，贝丘和沙丘遗址占半数以上，总数不少于一百处。广东新石器中期的遗址多是贝丘遗址，也多分布于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沙丘(或沙洲)遗址如深圳大、小梅沙，香港深湾F层第。属于晚期的贝丘和沙丘遗址(或文化层)就更多了(参看本文附表)。这类贝丘和沙丘遗址(主要是贝丘遗址)，堆积着大量成层的介壳类和水陆栖动物遗骸。如河宕旧墟发掘面积760平方米，就出土有三千五百多件各种动物的遗骨，以及数以吨计的介壳(主要是下层)。下面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种属，以供研究参考。[3]​
象(南海民乐、河宕、茅岗等，民乐象头骨鉴定为“西樵山亚洲象新亚种)（63）”，牛(河宕中层、金兰寺、增城石滩仙村、新塘、博罗铁场墟、民乐龙船田、观音庙口、深湾[Bos])，猪(河宕，茅岗，龙江村，深湾等，茅岗、河宕经鉴定有小部分属家养)，弥猴([Macca sp.]河宕下层)，马来鳄([Tomistoma sp.]河宕、东莞龙江村等)，硬头海鲶(俗称赤鱼[Arius Leiotetoce phalos]深湾数量多，还河宕，金兰寺)（64），据《深湾》报告说是一种深海鱼类，产卵时可游至浅海或河口)，断斑石鲈(俗称头鲈，也深海鱼类，深湾有大量出土)，海豚、大魟鱼(深湾)，丽蚌或河蚌(Lamprotula sp.)兰蚬或河蚬(Corbicula sp.)，蚶(新会罗山咀、环城牛头山、茶坑、外海潮莲富岗、青澜、高鹤古椰村、博罗马嘶村、上南村、惠阳潼湖下里村等)，牡蛎(俗称蠓，有长牡蛎、僧帽牡蛎等，河宕旧墟、狮子桥、南海大沥梁边村，增城仙村、新塘、石滩、博罗铁场圩，新会环城、外海、罗山咀等)（65）。此外，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以上这些发现，一方面充分证明渔猎、捕捞业是当时居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另方面，对探讨珠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变迁及是否有过海浸等问题，也有参考价值。至于山冈和台地遗址，从大量磨制石斧、锛、铲和发达的陶器看，晚期应有原始农业的出现。但至今似未发现过农作物，因此无法作进一步的推断。
文化分期
本文拟将西樵山文化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也即同一文化系统的三个发展阶段。由于对西樵山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有关主要遗址的发掘做得不够，特别是对细石器遗存的年代看[2]法分歧较大，本地区又缺乏可资比较的遗址。因此，这里所谈的年代和分期还是大致的推断。
早期以西樵山火石迳等细石器遗存为代表，其上限年代暂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其下限年代有些遗址可能更晚一些(如果将来证实细石器遗存确与有肩石斧等大石片石器或陶器共生，则可并入中期，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那就另当别论，则不包括在西樵山文化范畴内)。中期文化遗存，以及西樵山遗址中出土有肩石器及绳纹、刻划纹粗砂陶的遗存。文化遗物以绳纹、刻划纹粗砂陶、泥质红陶、彩陶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共存为主要特征，年代推定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一是根据金兰寺中层测定为4035±95年BP.(树轮校正为2495±145年B.C.)但其下层比中层的文化内涵有较大差别，下层不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二是西樵山镇头西坡贝丘遗存第三层测定为5470±100年BP.(树轮校正为6120±140年BP.)（66）。三是深湾F层推定为2000-4000年B.C.。
晚期的可以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第7、10、11、12地点等、金兰寺中层(包括2A、2B层)、龙江村(相当于金兰寺2A层)、河宕(包括中层和下层)、灶岗(相当于河宕下层)、茅岗、鹤地山、赤湾村以及深湾Cb层等为代表。文化遗物总的特点是磨光石器很普遍，而以有肩石斧、锛、铲和有肩有段锛为典型器，有发达的几何印纹陶，粗砂陶、泥质软陶、还有硬陶(如河宕等)共存，但未出夔纹硬陶、釉陶和青铜器。根据地层叠压、器物演变，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年代大致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下限可能要到商代。有一些测定年代可供参考，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测定为5050±100年BP.(校正值5660±125年BP.)（67）。灶岗为5405±120年BP.(校正值6040±140年BP.)，河宕旧圩下层四个贝守则标本为4905±5085年BP之间(校正值距今5500-5705年)。中层或打破中层的墓葬，M1人骨测定为3600士100年BP.(校正值3900±100年BP.)，M12人骨测定为3800±10年BP.(校正值4200±160年BP．)。高要茅岗一个木炭标本为4070±100年BP．(校正值4490±150年BP．)；另一木炭标本为4265±90年BP(校正值4735±140年BP)。深湾cb层三个贝壳标本测定为3830±95年(2400年B.C.)、3700±95年(2200年B.C.)、3110±95年，(1500年B.C.)。以上这些测定年代，若从文化遗物特别是陶器发展变化的顺序编年来比较，晚期遗址中不少用贝壳标本测定的年代都嫌偏早，原因这里从略（68）。但了解这一点对遗址年代的排比是很重要的。
综上所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至港澳沿海岛屿，存在着一种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中期和晚期)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分布范围广、经历时间长、内涵丰富多彩。在遗址的地理位置、主要经济类型、文化遗物特征、墓葬及其习俗(包括人工拔牙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既区别于粤西封开黄岩洞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粤北以英德青塘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又区别于韩江三角洲以潮安陈桥村、池湖凤地贝丘遗址类型为代表的中期遗址，也区别于粤北以石峡遗址下层为代表晚期文化(即石峡文化)。但它又与韩江三角洲、粤西地区(指珠江三角洲以西的)、高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具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又与广西邕江至左右江以南地区尤以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包括金门的蠔壳墩)、凤鼻头文化和圆山文化等，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果再从我国有肩石器的发源地(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就是一个主要发源地)、主要分布区(两广地区)以及传播关系，即有肩石器在台湾、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的发现看，也可以说明西樵山文化与它们有着一定的关系。总之，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以及广东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同属我国江南地区百粤族分布区的“先越文化”(参看拙文《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2年1期)，但也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别(特别是在中期和晚期的前一阶段)。如果说石峡文化是一种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那么，西樵山文化则是一种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贝丘遗址和沙丘遗址的种种迹象看，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更带有“流动性”的特点。到了相当夏商时期，特别是到了青铜文化(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总的说来相当于西周-战国晚期)，由于本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邻近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影响，随后又受到中原商周文化、长江流域楚文化以及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西樵山文化终于为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所取代。[1]​
武术文化
黄飞鸿狮艺武术馆位于黄飞鸿的出生地南海市西樵山下的禄舟村，距西樵官山城区仅三公里。武术馆筹建于一九九六年，占地面积五点二三亩，绿瓦飞檐，建筑别致，具有清末古建筑风格。馆内分设有黄飞鸿故居、黄飞鸿练功休息室、黄飞鸿史迹陈列影视室、宝芝林堂、百草堂、关德兴纪念堂等。另有黄飞鸿影视城，黄飞鸿武术村、黄飞鸿水寨等正在规划中。 
黄飞鸿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出生于禄舟村，其祖父黄泰、父亲黄麒英均是南拳高手，黄飞鸿五岁学父习武，父严子专、进步很快，十二岁时击败广州郑大雄，顿时名声大噪，时称“少年英雄”，后开馆授徒。黄飞鸿武艺高强，却从不恃强凌弱，他一生行侠仗义，并开设宝芝林悬壶济世，以其高尚的医德、武德深受人们爱戴。
黄飞鸿狮艺武术馆系黄飞鸿家乡父老为弘扬黄飞鸿医德、武德而建。馆内除陈列黄飞鸿、关德兴等事迹图片实物外，还定时表演功夫、舞龙、舞狮等传统项目，黄飞鸿高桩醒狮有世界狮王之称，其表演精彩绝伦，让你大开眼界，堪称世界一绝。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欣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