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孛儿只斤·忽必烈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忽必烈生于1215年9月23日，那一年成吉思汗攻克了金中都。有关忽必烈的童年、所受教育以及他早期生活  元朝刘贯道1280年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1]的资料很有限。忽必烈生活于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他出生之时，蒙古人开始开疆扩土；他长成之时，蒙古大军已经无远弗届，把疆域远远地扩张到了北方和西方。在这段蒙古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里，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无疑是两个最显赫的蒙古人。欧亚的历史是从蒙古人开始的。在13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他们经过不断的蚕食，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部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西部；南部从缅甸一直到达伊拉克。他们的军队曾一路打到今天的波兰和匈牙利。在此过程中，他们消灭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包括统治中东和波斯的阿巴斯王朝、金朝和南宋王朝、中亚的花剌子模等。在几十年间，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并对其他地区形成威胁之势。
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早在藩王时期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曾先后召僧海云（宋印简）、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先后任用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等州。忽必烈在蒙哥汗时受命治理漠南汉地军国大事。他依靠一批汉人儒生幕僚的帮助，几年内，在中原若干地区内建立起统治秩序，并搜罗和培养了一批治国人才。同时，他还奉蒙哥之命，领兵发动了灭亡大理国和侵掠南宋的两次战争。
忽必烈从青年时代就已结识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汉地的情况。1251年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治理汉地，在以后十年间，继续聚集流落的儒生和地方军阀的门客，在他周围组成一个幕僚集团。1252年，宋军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请准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任命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到京兆封地。忽必烈建立京兆宣抚司。1254年夏，忽必烈驻六盘山。1256年，忽必烈又增受怀孟州封地。1260年，忽必烈派幕僚覃澄为怀孟路总管。[2]征讨大理与遭受贬谪1252年六月，忽必烈去曲先脑儿（蒙哥驻夏之地）进见蒙哥汗。蒙哥命忽必烈率军征云南。1253年，忽必  蒙古骑兵[3]烈率领大军在六盘山度夏。秋天，大军经过临洮进入藏族地区，到达忒刺（今四川松潘）地方。1254年初，忽必烈军包围了大理城。大理军民出城迎战失利。段兴智和高祥弃城逃走，大理城陷。忽必烈派大将也古和霸突鲁追击高祥，斩于姚州。
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引起蒙哥的疑忌。1257年，蒙哥命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这年十二月，又亲自去朝见蒙哥。蒙哥见忽必烈来朝，相对泣下，要他不必再作表白。（文字摘自 《中国通史》）[4]争夺汗位蒙哥汗去世了，遗留下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忽必烈成为未来蒙古帝国的大汗。旭烈兀自1256年成为波斯汗后，由于远离蒙古高原，而没有要求继承大汗位。剩下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经成为蒙古汗国本土上的统治者，并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扎营。作为蒙古地区的统治者 ，他准备在蒙古召开库里勒台，以确保他被举为大汗。而忽必烈抢在他之前行动。他率军从武昌北上，在中原的开平上都府（位于今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诺尔附近）建大本营 ，早些时候，他只是在这儿建起了他的夏季驻地。1260年6月4日，他在此被他的党羽，即他的军队，拥立为大汗。当时他44岁。 
按成吉思汗的法律，这次仓卒的选举是非正式的。按传统，库里勒台应该在蒙古召开，会前应召集成吉思汗  元世祖（左二）出猎图的四个兀鲁思的代表们出席。阿里不哥在蒙哥的丞相、克烈部聂思 托里安、教徒学鲁合的支持下，也毫不踌躇地在和林悟取大汗称号。在汉地，控制着陕西和四川的蒙军将领们倾向于阿里不哥一边，但忽必烈不久就把这两个省的军队争取到他一边。忽必烈的副将们在甘州东部（甘肃境内）打败了阿里不哥军，这次胜利巩固了忽必烈在对蒙古统治下的大理、西夏、吐蕃、金朝、南宋的所有权。忽必烈把他的优势兵力向大蒙古汗国本土推进，他于1260年年底，在哈拉和林以南的翁金河畔度冬；而阿里不哥朝叶尼塞河上游撤退。接着忽必烈错误地设想战争已经结束，在和林留一支普通军队后，回到中国。1261年年底，阿里不哥卷土重来，驱逐了这支驻军，并进军迎战忽必烈。在戈壁边境上打了两仗。第一仗忽必烈获胜，然而；他再次错误地没有追击阿里不哥，10天后打了第二仗，尽管战斗十分激烈，但却没有决定性的胜负。 
站在孛儿只斤.阿里不哥一边的有窝阔台系的领导人、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的统治者海都和察合台宗王阿鲁忽（Alghll或AlllghLI），阿里不哥曾帮助阿鲁忽从其堂兄妻、兀鲁忽乃手中夺得察合台兀鲁思。由于这一支持，阿里不哥的势力与忽必烈的势力相匹敌，直到将近1262年年底，阿鲁忽背弃阿里不哥投靠忽必烈（看下文，第331页）。这一出人意料的背叛改变了形势。当忽必烈赶走了阿里不哥的人，重新占领和林时，阿里不哥被迫在伊犁河流域与阿鲁忽作战。阿里不哥被两军拑住，最后于1264年投降忽必烈。忽必烈为了笼络人心，没有杀他，但是，处死了阿里不哥的主要支持者，包括聂思托里安教丞相孛鲁合。为谨慎起见，他把阿里不哥作为重要俘虏囚禁起来，直到1266年阿里不哥去世。
趁着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内战，西北地区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纷纷自立，此时尚在西亚进行西征的旭烈兀也准备自帝一方，不论忽必烈还是阿里不哥都只得到一部分宗王支持，没有召开元太祖成吉思汗四子嫡系后裔参加的大忽里台，忽必烈不被广泛承认，于是，忽必烈将大汗在西亚的直辖地（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边境）封给旭烈兀换取旭烈兀的支持，旭烈兀建立伊儿汗国（其实旭烈兀留在西亚忽必烈也没办法，但忽必烈给了旭烈兀统治的合法性）。忽必烈将大汗在中亚的直辖地（阿尔泰山以西直到阿姆河的农耕和城郭地区）封给察合台汗阿鲁忽换取阿鲁忽的支持。而钦察汗国早在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统治时期已经取得实际上基本独立的地位。 因为大蒙古国 （蒙古帝国）的分裂，忽必烈实际管辖的政治版图仅止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吐蕃地区（包括今青海、西藏等地）、蒙古草原全境，西伯利亚南部地区以及今新疆东半部。立国建都自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以族名为国名，称大蒙古国，而没有象北魏和辽、夏、金那样建立国号。忽必烈称汗后，建年号“中统”，但也没有另立国名。1271年11月，在建国十多年之后，他的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下诏说：“顷者耆宿（指子聪等）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  元大都平面图[2]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忽必烈依据汉族的古代文献《易经》，改建国号为“大元”，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
忽必烈建开平，成为称汗建国的基地。但忽必烈已将中原地区作为他的立国基础，开平显然不适于作为国家的都城。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后，1272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
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北京市）。大都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元大都的修建，影响是深远的。[5]晚年生活忽必烈在晚年遭遇了一连串打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于1281 年先他去世。五年之后，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英年早逝。或许由于这些个人悲剧的刺激，他开始酗酒，并且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肥胖，并被因酗酒而引起的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与此同时，他的一些政策也遭到了失败。
这个时期忽必烈最大的失败是对外远征的失利。在此之前，他的对外远征也曾遭到过挫折，但却从没有经历过像13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样完全彻底的失败。1274年他的军队在远征日本时就曾遭受过挫折，但是这次失败是由无法预见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因此还可以解释为一次偶然的事件。而后来的失败则纯粹是由于政策不恰当的改变而造成的，因此他就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了。新政策完全背离了蒙古人传统的扩张主义观点。蒙古军事力量从未尝试过向海外扩张，因此蒙古人普遍缺乏海上作战的经验。同时，他们也不具备在亚洲南部地区地面作战的经验。由于不熟悉地形，他们的作战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政治成就
政体更新1260年，在他登基后一个月内，他便成立了中书省，由王文统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其主要助手（中书左丞）。中书省主要负责处理大多数的政务。1263年，他建立了枢密院，负责军事。五年后，最后一个主要机构御史台成立了，负责监察和向忽必烈报告汉地官员的情况。这些机构在各省都设有分支机构（行），负责执行中央政府决定的政策。这些机构负责全国事务，此外还有很多专为大汗和皇宫提供服务的特殊机构，例如内务府、将作院等。
忽必烈简化并整合了行政管理系统。他采取了高鸣的建议，废除了自唐朝起就设立的门下省和尚书省，但保留了中书省，六部也并入中书省，该机构全权负责行政事务。由于只有一个机构负责，行政管理应该进行得更顺畅。呈报皇帝的所有奏折都要经过中书省过滤，中书省负责起草法律，解决“涉及死刑之案件并设断事官辅助之”。中书令经忽必烈批准，得做出重要决策，由各部负责执行。左丞相和右丞相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并负责六部，而六部则负责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并在中书令患病、出行或无法视事时代行其政。蒙汉政策忽必烈推行一种二元政策，该政策的方位是取决于人们把忽必烈看成（或者他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大汗呢，还是把他看成中国19个王朝的继承者、天子呢。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汗，即成吉思汗和蒙哥统治的继承人，他坚持不断地要求成吉思汗各大封地的服从，每一块大封地都成为一个自治汗国。为强制使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作出这种服从，他的一生是在蒙古的战争中度过的。波斯对他来说只是他的帝国的一个省，那儿由他的弟弟旭烈兀统治。在他的眼中，波斯汗——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阿八哈（1265－1281年在位）和阿鲁浑（1284－1291年在位）——只是一些从属的汗，即高级总督伊儿汗，他们要得到他的任命，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忽必烈这个拥有全中国的人，原则上是突厥斯坦和蒙属俄罗斯的宗主，以及伊朗事实上的宗主，确实如马可·波罗所说，是真正的“大君主”，“从亚当时代至今，世界上曾有过的、统治着人民、土地和财富的最强大的君主”。 
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他不仅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在征服土地之后，他也完成了对人们头脑的征服，他想获得的最伟大的名声也许不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国的人”，而是“第一位治理中国的人”。 
交通问题，对这个庞大帝国的行政和物资供应是如此重要，受到了他的密切关注。他修复帝国道路，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树遮阳，在每隔一定的距离上建商旅客栈。20多万匹马分发给各驿站，用于帝国邮政。为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他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使大米经运河从中国中部运往都城。为了备荒，他恢复了国家控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中国很早就制订起来，在北宋统治时期，著名的王安石使之完善。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还组织了公众救济。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号召建医院。这些措施除了受到中国行政传统的影响外，很可能在忽必烈的头脑中还受到佛教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显然很强烈。稻米和玉米是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就要接济3万穷人。 
忽必烈行政管理中唯一不足的是财政方面。在宋朝的各种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钞”，或者说纸币的用途。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不花剌的穆斯林赛夷阿札儿（Sayyid Ajall，死于1279年），他似乎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先是河中费纳客忒〔前苏联塔什干西南〕人阿合马（死于1282年），后是畏兀儿人桑哥，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129年）。在忽必烈的统治之后，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1303年），这次是轮到新币贬值了。宗教政策元朝对一切宗教都很宽容，孛儿只斤.忽必烈在1279年一度恢复了成吉思汗关于屠杀牲畜的规定—一这一规定是与穆斯林习俗相违背的——和一度表现出极端反感《古兰经》所强加给穆斯林的那些对“异教徒”发动“圣  元代瓷器[6]战”的义务。此外，他对佛教徒的同情，使他在短时期内对佛教徒的老对手——道士们表现了几分个人敌视。的确，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显受益。他正是以这种面貌而被载入蒙古传说的。虔诚的佛教徒、蒙古史家萨囊彻辰甚至给忽必烈冠以呼图克图（qutuqtu，崇敬的、神圣的）和查克拉瓦蒂（Chakravartin，在佛教词汇中是“宇宙之君主”）这些称号。甚至在他继位前，即蒙哥统治时期，他就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与道士的辩论会（1258年），结果，佛教徒获胜。在这次著名的论战中，那摩（曾出席过蒙哥举行的宗教辩论会）和年轻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阐述了佛教教义。像在1255年的辩论会上一样，他们指控道士们散布流言，歪曲了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贬成仅仅是道教的附庸。这次论战之后，忽必烈颁布法令，焚毁道藏伪经，迫使道士们归还从佛教徒手中夺得的佛寺（1258年、1261年、1280年和1281年法令）。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继任皇帝后，他曾举行隆重仪式接受锡兰王送给他的一件佛骨。
忽必烈在佛教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他大约生于1239年，很可能死于1280年12月15日。八思巴是著名梵学家萨斯迦的侄子和继承人。主管乌斯藏的萨斯迦寺庙。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请他，忽必烈任用他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确保吐蕃的藩属地位。忽必烈封他为国师，借用古代中国佛教中的这一称号。忽必烈于大约1264年左右将吐蕃纳入他的政治－宗教统治之下。直到当时，蒙古人还不知道除畏兀儿字以外的其他字母。1269年，八思巴按忽必烈的命令为蒙古人创造新文字，被称为都尔巴金（durbaljin），或称方体字，它是受藏文字母的影响。然而，伯希和认为对八思巴在创造新文字上的作用有些估计过高；无论如何，这些方体字只是暂时流行，因为蒙古人继续使用模仿畏兀儿字母的文字（只是在书写方式上有所不同，有更多的角形字），这种文字已成为他们的民族文字。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蒙古大臣手稿正是用畏兀儿文字写成的。在这一点上，伯希和指出，畏兀儿文有其不足之处，它仅仅是不完全地表达13世纪蒙语的语音，用畏兀儿文区别不出“o”音和“u”音，发不出词首“h”的音等等。同样，对颚音而言，畏兀儿字母也没有八思巴字母丰富。 
在忽必烈的继承者中，大多数人与忽必烈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首先是他的孙子铁穆耳，他在忽必烈之后行使统治（1294－1307年在位）。然而，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阿难答（Ananda，尽管其名字实属佛教徒的梵文名）是倾向于伊斯兰教。“他能熟悉《古兰经》，并擅长于阿拉伯文”，他是唐兀惕地区（宁夏）的长官，是唐兀惕境内伊斯兰教的热情宣传者。铁穆耳企图使他转而皈依佛教，一度曾徒劳地囚禁过他。铁穆耳死时（1307年2月10日），阿难答企图夺取王位，但是，他的侄儿海山获得了王位，并处死了他。海山在统治时期（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内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使许多佛教戒律写本被译成蒙古文。中国儒学家指摘他偏袒喇嘛，很可能是对这种偏袒的一种反应，行政机关撤销了佛教徒和道士直到当时一直享受的财产豁免权。在忽必烈的重孙、也孙铁穆耳统治时期（他从1323年10月4日继任皇帝，至1328年8月15日去世），大臣张圭代表儒生公开抗议尊崇喇嘛。陕西尤其是吐蕃佛僧们常去的地方。一份当时的报导说：“曾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西部各省，城镇旅社容不下，而住进民房，驱逐房主，趁机奸污妇女。不满足淫逸，他们又夺民仅有的很少的钱财。必需采取措施阻止公开的吸血者，他们比收税人更加残酷”。也孙皇帝不得不对喇嘛进入中国加以控制。 
汉族文人们认为蒙古王朝应该对他们实施的过度的佛教“教权主义”负责，它无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然而，佛教对忽必烈家族的异乎寻常的影响，在中国土地上的突厥-蒙古各代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的事情在4世纪末著名的苻坚和在6世纪初最后一批拓跋人身上都发生过（参看59页和65页）。佛教最初是使这些粗鲁的野蛮人变得较为温和仁慈，后来使他们变得迟钝，最后使他们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于是，具有悠久儒教传统的中国忍受了这些可怕的主人，它看到了这些君主渐渐地失去了危害，它或者是把他们同化，像拓跋人的情况；或者是把他们赶出境，像对待成吉思汗的后裔一样。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伊斯兰教——就像如果1307年阿难答获得成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形势会是更加严重。伊斯兰教的胜利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将是可怕的一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威胁着中国文明的两次大危险可能是1307年的阿难答的争位和由于发动者于1404年去世而幸免了的帖木儿汗国的进攻。制造文字忽必烈在汉地建国建都，但他并不象辽太祖阿保机那样“能汉语”，更不象北魏孝文帝或金世宗、章宗那  赵孟頫书法[7]样通晓汉文化。蒙古贵族中通晓汉语文的人，也为数极少。忽必烈建国后，仍然十分注意保持和发展蒙古民族的语言与文化。1260年12月，忽必烈封吐蕃萨迦的八思巴为“国师”，命八思巴率领一些吐蕃语文学者重新创制蒙古文字。成吉思汗建国时，曾由塔塔统阿依据畏兀字母拼写蒙古语言，制成蒙占文字行用。
这种文字已通用了近六十年。忽必烈命八思巴新制蒙古字，则是适应元朝多民族国家建立后的需要，要求拼写蒙古语的新字，同时还能译写其他民族的语言，主要是汉族的语言。
新字制成后，1269年（至元六年）2月，由忽必烈正式颁行。原称蒙古新字，后改称蒙古国字（通称八思巴字），成为国家法定的官方文字。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凡是皇帝的诏旨和一切国家颁发的文告、法令、印章、牌符、钞币等一律使用国字。蒙古国字还用来翻译汉文的经、史等文献，供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加强了蒙、汉、藏等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交流。[8]
经济成就
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忽必  元朝大运河[9]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忽必烈统治时期，虽然也设立了多出市舶司，招徕海商，但从事海上贸易的，主要是包括斡脱在内的官商，和少部分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谋取政府和贵族、商人的收入，虽然可能对南方的民间社会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在历史上不是作为“推动南方繁荣的一个基础”而存在的。且至元末还曾有过禁绝海外贸易的命令。
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1289年2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300万劳工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250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地是13世纪80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0]
文化成就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作出贡献。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高水准。[11]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统的仪式。[12]
军事成就
巩固汗位1264年8月21日，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胜利之后忽必烈立即向各系兀鲁思派去急使，召他们东赴蒙古草原，重新召开忽里台大会。世祖重开忽里台的目的，是因为他考虑到中统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仓促即位于开平，没有四大兀鲁思的代表参加，不符合成吉思汗的扎撒（法律），故而准备依照传统惯例，在祖先发祥地斡难---怯绿涟之域召开由各系宗王参加的忽里台，重新确立自己的大汗地位，并借这次大会扼制帝国分裂的趋势。
钦察汗别儿哥、察合台汗阿鲁忽和伊利汗旭烈兀（忽必烈之弟）一致同意东来赴会。元世祖也向窝阔台汗海都派去了急使，但海都拒绝前来。当然，这次原定于至元四年（1267年）召开的忽里台没能如约举行，主要是因为各汗国之间随后爆发战争，以及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阿鲁忽、旭烈兀、别儿哥三位汗王先后去世。（旭烈兀1265年去世，别儿哥、阿鲁忽1266年去世，他们不可能参加1267年的忽里台，否则蒙古帝国皇族之间的内斗也许可以停止）。但窝阔台汗海都的抗命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反叛意图。
1269年，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召开塔剌思忽里台会，达成了共同反对拖雷家族控制的大汗直辖地（忽必烈实际控制区）和伊儿汗国（旭烈兀家族控制区），并划分各自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塔剌思大会是大蒙古国分裂解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从此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脱离了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大汗）的直接控制，对此后数十年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窝阔台汗海都一直和忽必烈对着干。企图夺取大汗之位。终元世祖忽必烈一朝，元朝和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征战不休，直到元成宗时期才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直到1303年，元成宗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西北诸王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彼此之间设驿路，开关塞，四大汗国一致承认元朝皇帝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整个大蒙古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征服南宋黄金家族内部的最高权力斗争结束之后，元朝恢复了征讨南宋的计划。宋理宗依仗权臣贾似道，而贾似道的统治使南宋军民的反抗成了泡影。宋理宗死后，贾似道扶持四岁幼孩宋恭帝（1275－1276年在位）即位，在恭  元朝灭南宋之战帝的名义下操纵朝政。在攻打南宋的战争中，忽必烈幸运地得到两位杰出将领：伯颜和阿术（阿术是速不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还得到回鹘人阿里海牙的支持。1268年，阿术着手围攻襄阳和樊城这两个控制着湖北境内汉水下游流域的城市。这一著名的围攻战持续了5年（1268—1273年），充满着许多英勇抵抗的事迹，如两名英勇的中国将领张贵和张顺，受命由水路增援襄阳，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1271年）。襄阳守将吕文焕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1272年），阿里海牙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了两位著名的穆斯林工程师：毛夕里的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迈尔，用他们带来的攻城武器终于粉碎了被围困的居民们的抵抗。樊城于1273年2月被攻占，吕文焕被宫廷阴谋弄得心烦意乱，于同年3月以襄阳城投降蒙古人。 当时，蒙古人在控制着汉水下游，伯颜和阿术沿长江而下于1275年成功地征服湖北东部要地（汉阳、武昌、黄州），安徽要地（安庆、池州、芜湖、太平和宁国）和江苏要地（南京、镇江）。 接着，伯颜进入浙江，占常州，抵达宋都、大城市临安。摄政皇后于1276年1－2月惊恐地把临安让给了元军。1276年2月4日，攻陷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俘虏5岁的宋恭帝和谢太皇太后，以及南宋宗室和大臣，灭南宋，元朝成为全国性政权。1276年2月25日，伯颜把小皇帝带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待他很好。南方仍有待元军去征服，那儿的南宋人坚持顽强抵抗。阿里海牙攻占湖南的重要城市长沙和广西的桂林（1276年）。当时忽必烈被迫在蒙古与反叛他的同族人作战，这一战争使南宋主战派将领们得到短暂的喘息，他们企图在福建和广东沿海重建政权。但是，蒙古人在速客秃将军的率领下重返中国，依次占领福州和泉州（1277年）、港口（1277年占广州，1278年占潮州）。南宋的最后一批“爱国者”在英勇的张世杰的率领下，带着新立的9岁的宋朝小王子宋帝昺，在海上的船中避难。1279年4月3日，在广州西南屋山附近受蒙古水军攻击，船毁（或者是被占领，或者是被击溃）小宋帝昺溺水而死。
包括南宋在内，西夏（今甘肃、宁夏省）、金朝（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黑龙江、辽宁、内蒙古诸省）、西辽（今吉尔吉斯斯坦/新疆、中亚）、吐蕃（今西藏、四川西部、缅甸、越南北部）、高丽（今朝鲜、韩国两国）的今中国全境第一次落入突厥－蒙古族征服者手中。这是5世纪的拓跋氏突厥人和12世纪的女真氏通古斯人都没有实现的事业，忽必烈最终完成  文天祥[13]了。正是他实现了10个世纪以来“所有居毡帐”民，即世世代代的游牧民们，所抱有的朦胧梦想。草原上漫游的牧民们，即“灰狼和红色雌鹿的所有子孙们”，随着忽必烈一起，最终成了中国——整个亚洲定居农民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主人。然而，征服是缓慢的，足以抵销它所产生的坏影响。确实，尽管这位游牧民的后代忽必烈可能征服了中国，然而，他本人已经被中国文明所征服。因此，他能够认识到其政策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成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敞开了。宋朝一灭亡，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取名为元朝（1271－1370年），只希望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中国化的明显标志是：“忽必烈从阿里不哥手中夺回哈拉和林后，从来没有到那儿去住过。1256－1257年，他选择今察哈尔东、多伦诺尔附近的上都府为夏季驻地建了一群宫殿。1260年，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建都。1267年，他开始在原金朝中都的东北营建新城，他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也被称为“可汗之城”，西方游人称“汗八里”。它成为蒙古君主们的冬季驻地，而上都府仍是他们的夏季驻地。两征日本高丽尽管已经由蒙古人驻守，但是，仍处于经常反叛的状况。高丽朝廷已经撤退到与汉城遥遥相望的江华小岛上，并在岛上指挥抵抗。然而，1258年高宗〔王瞮〕遣世子王典作为人质到蒙哥宫廷。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送这位年轻的王子回国统治高丽，他还使他成为自己的女婿。从此，高丽王朝通过与元朝王室的这一联姻成了一位顺从的属臣。  1266年，大蒙古国皇帝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14]忽必烈还要求日本表示效忠。日本镰仓幕府八代执权北条时宗（1268年－1284年在位）两次拒绝（1268年和1271年）。忽必烈于1274年派出由15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着远征军，向日本群岛进发，军队在高丽东南海岸上船，夷平了对马岛和壹歧岛，在下关附近九州岛上的博多（吕崎）湾登陆。但是草原骑兵们不习惯这些海上远征。况且，他们的打算仅仅是由他们构成入侵军的核心，军队的主体则是由特别厌战的中国人和高丽人组成的辅助军。无论如何，隐蔽在麦诸基要塞附近的九州的大名们奋力抵抗，结果在经历了短时的退却（据说是受中国火炮逼迫）之后，他们迫使入侵者退回船上。
1276年，忽必烈重申要日本效忠的要求，再次遭到北条时宗的拒绝。忽必烈在长期备战之后，于1281年6月派出更大的船队进攻日本，一支由45，000蒙古人和120，000中国-高丽人组成的军队，他们分别在九州博多（吕崎）湾及肥前省的鹰岛和平卢登陆。但是，这一次，蒙古军（完全离开了他们的环境）和中国-高丽军（几乎没有军事价值）还是未能抵挡住日本人的愤怒。尤其是1281年8月15日的一场可怕的飓风驱散或摧毁了蒙古舰队，蒙古部队失去了根基，或者被俘，或者被杀。对东南亚的战争忽必烈在印度支那的进展也好不了多少。这一地区当时被分为四大国：安南国（包括东京平原和很久以后成为法属的安南国、即今北越的东京平原北部），它更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占婆国（曾是法属安南的中部和南部，即今南越地区），它在种族上属马来亚－波利尼西亚人（Malayo－polynesian），文化上属印度文化（婆罗门教和佛教）；柬埔寨国，或称高棉，属于纯高棉种人，文化上同样是婆罗门教和佛教文化；缅甸国，在人种上属缅甸－藏族，文化上属印度文化，宗教是佛教；缅甸的白古属国，是纯高棉种人，信佛教。1280年，在忽必烈使者的威逼之下，占婆国的摩诃罗阇〔国 王〕陀罗诺曼四世接受蒙古人的保护，但是该国人民拒绝承认该国 被划分成中国的行政区（1281年）。接着，忽必烈又派出一小支军 队，由速客秃（汉译名唆都）统率，经海路从广州到占婆，唆都攻占 占婆都城佛誓（1283年），在今平定附近。然而，蒙古军未能战胜占婆的游击军，被迫回到船上。1285年，忽必烈派大军进入印度 支那——这次是由谅山过东京平原——由忽必烈之子脱欢（Toghon或Toghan）统率，他攻打安南人。脱欢在北件附近获胜，继续进军河内，但以后在三角洲的异隆战败，退回中国。与此同时，速客秃企图在南方从后面攻东京。他在占婆港登陆后，北上去义安和清化，与脱欢会师，但是，在特基特湾遭到安南人的袭击，并被杀死（1285年）。1287年，又一支新的蒙古军经东京平原，再次占领河内，但是，蒙古军仍未能守住该城，只得撤离河内。安南王陈仁宗（1278－1293年在位）成功地抵抗了各次攻击，胜利地返回都城。然而，在1288年，他明智地承认自己是忽必烈的属臣。由于他拒绝亲自前往北京朝见，忽必烈决定扣留他的使臣陶子奇（1293年）。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皇帝终于与从前的“叛臣”和解（1294年）。占婆国王也履行了封臣的义务。 
1277年，蒙古人在缅甸夺取了八莫，通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道路向蒙古人敞开了（马可·波罗生动地描述了这次战役，在战争中，蒙古弓箭手们更好地利用了缅甸战象）。1283－1284年，他们再次入侵缅甸，缅甸统治者蒲甘王那罗梯河波帝（1254－1287年在位）弃都而逃。然而，直到1287年，在第三次战争期间，蒙古人才南下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直抵缅甸都城蒲甘，他们掠夺蒲甘城。1297年，蒲甘新王乔苴为避免灾难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1300年，在缅甸小掸邦首中间为蒲甘王位的继承发生争吵，为恢复秩序，蒙古人再一次干涉缅甸事务。
蒙古人在今东南亚的影响一直到达柬埔寨。1296年，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帝派使团到柬埔寨，使团成员中有周达观，他留下了关于这次旅行的一部游记。从1294年起，清迈和速古泰两个泰族王国都成了元朝的属国。
最后，忽必烈于1293年1月派出3万人的远征军从泉州出发到爪哇。爪哇的主要统治者是爪哇岛东部的谏义里王。由元朝将领史弼、高兴率领的蒙古军由于另一位爪哇首领土罕必阇耶〔拉登·韦查耶〕的援助，在满者伯夷附近打败了谏义里王。蒙古军攻占了敌人的都城谏义里，或者称达哈，但是，土罕必阇耶在此之后转而反对蒙古人，迫使蒙古军返回船上。于是，土罕必阇耶在解放了爪哇岛之后，建满者伯夷国。与海都的战争对忽必烈来说，对缅甸、大理、越南、南宋的征服远不如他要进行的平定元朝其余各支的战争重要，特别是对窝阔台的后裔海都的战争，海都统治着叶密立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山地的父系领地。这个蒙古人仍忠实于传统，过着他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已经半中原化的忽必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毋容置疑，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拖雷家族后裔似乎抛弃了纯成吉思汗家族的传统，海都无视拖雷家族，决定亲自恢复窝阔台家族的命运，自1251年以来，窝阔台家族就已经失去了权力。换言之，海都的目标是要宣布他本人是合法继承人，或者，无论如何，要牺牲忽必烈在蒙古的利益和察合台家族在突厥斯坦的利益，使自己在中亚创建一个大汗国。 
孛儿只斤.海都首先反对的是察合台汗国。1267年至1269年间，他打败八刺，占领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留给八刺的只是河中地区。八刺的继承者们不过是海都任意废立的属臣。当时，海都作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采用“汗号”，并进攻忽必烈。 
忽必烈命他的4子那木罕（Nomokhan或Nomoqan）与察合台汗国直接交战，于1275年派他率军前往阿力麻里（今固尔扎附近，在伊犁河畔）。那木罕由一些宗王组成的一个杰出的参谋组陪同出征，他们中有脱脱木儿和那木罕的堂兄弟、蒙哥之子昔里吉。但是，1276年，脱脱木儿因不满忽必烈，劝昔里吉与他合伙进行反叛。他们两人背信弃义地拘捕了那木罕，并宣布拥护海都，把那木罕交给海部的盟友、钦察汗忙哥帖木儿。他们还劝说察合台次于撒里蛮和另一些成吉思汗宗王们参加反叛。海都于1277年从阿力麻里向哈拉和林进军，形势对忽必烈来说十分严峻，他把他最杰出的将领伯颜从中国召回。伯颜在鄂尔浑河畔打败了昔里吉，把他赶回到也儿的石河畔；而脱脱木儿逃到达唐努乌村的黠戛斯人境内，后来又在帝国先头部队的攻击下被赶出此地。受到这次挫败之后，昔里吉、脱脱木儿和撒里蛮之间发生争吵，昔里吉处死了脱脱木儿，昔里吉与撒里蛮之间也互相采取敌对行动。在采取了一些无目的的行动之后，撒里蛮捉住了昔里吉，向忽必烈投降，并把他的俘虏交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原谅了撒里蛮，但把昔里吉流放到一个岛上。此后不久，1278年，那木罕王子被释放。这个反忽必烈同盟由于成员们素质差而失败。
但是，海都与忽必烈仍处于交战状态，他起码具有领导者的气魄。海都作为叶密克、伊犁河流域、喀什噶尔的主人和察合台诸王的宗主（他已使察合台的领地缩小到河中地区），正如忽必烈是东亚的可汗一样，他是中亚的真正可汗。1287年，海都组成了新的反忽必烈同盟，参加同盟的有蒙古帝国系各支的首领：成吉思汗弟弟们的后代。宗王中有乃颜、势都儿和哈丹。乃颜，或者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或者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的后裔，其领地在今满洲地区；他是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马可·波罗坚持认为在他的旗帜（或称纛）上画有十字。势都儿是成吉思汗大弟哈撒儿的孙子。哈丹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赤温的后裔。他们在东蒙古和满洲地区都占有封地。如果海都从中亚和西蒙古带来的部队与乃颜、势都儿和哈丹在满洲集合的部队会合的话，那么，对忽必烈来说，只有死路一条。
忽必烈迅速行动起来。他命伯颜代替他驻守哈拉和林，阻止海都。他本人亲自率领另一支蒙军前往满洲，随之而行的有成吉思汗最信任的伙伴博儿术的孙子，玉昔帖木儿将军。帝国舰队从长江下游的中国港口出发，带着这次战争所需的大批物资在辽河口登陆，这一仗将决定蒙古帝国的命运。乃颜的军队在辽河附近扎营，以蒙古的方式，用一排马车保护着。忽必烈当时是72岁，坐在由四只象驼着，或拉着前进的一座木塔上指挥作战。拉施特记道，这次行动十分艰巨，在一段时期内，胜负难分。结果，无疑是忽必烈获胜了，正如中国史所记，是由于忽必烈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也是由于他把中国军队与蒙古军队有效地联合起来。乃颜被俘，作为成吉思汗的侄孙子，忽必烈赐他不流血的死，即将他在毡毯下闷死（1288年）。那些站在乃颜一边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们有理由担心会遭到报复，但是，忽必烈认为基督教对这次反叛不负有责任。忽必烈之孙、未来的皇帝铁穆耳完泽笃（Temtir Oljaitu）由于粉碎了哈丹和镇压了满洲及其毗邻的蒙古地区而完全制止了进一步的叛乱。 
海都消灭叛徒忽必烈的战争失败了，但是，他仍是杭爱山以西的西蒙古和突厥斯坦的君主。忽必烈的一个孙子甘麻刺（Ka－mala）王子在守卫杭爱山边境地防止海都进攻的任务，结果他被海都军打败，并被围困在色楞格河附近，在费尽了努力后才逃脱。忽必烈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感到有必要亲自前去扭转形势（1289年7月）。但是，海都按游牧方式已经远遁。1293年，留在蒙古统率帝国军队的伯颜，以哈拉和林为基地，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对叛军的远征。同年，忽必烈之孙、铁穆耳王子取代伯颜统率军队。伯颜成了忽必烈的宰相，他在忽必烈去世后不久，于1295年去世。 
忽必烈生前未能看到反海都之战的结束。当这位大皇帝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窝阔台家族的大汗仍然是杭爱山以西的蒙古和中亚的君主。忽必烈的孙子、继承者铁穆耳完泽笃（1295－1307年在位）继续了这场战争。当时海都的主要盟友和属臣是统治着突厥斯坦的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在1297年至1298年期间，都哇发动突然攻击，捉住了汪古部勇敢的阔里吉思王子（即乔治，在此可以回顾一下，汪古部人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是铁穆耳的女婿，正统帅着在元朝的军队。当时都哇企图袭击另一支元军，即由保卫着唐兀惕边境（甘肃西部）的阿难答王子统率的军队。但是，他本人却意外地遭到袭击，只得逃跑。为报此仇，他处死了他的俘虏阔里吉思（1298年）。
1301年，海都作了进攻帝国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有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许多宗王参加。他向哈拉和林进军，和林当时由铁穆耳皇帝的侄子海山王子镇守。1301年8月，在和林与鄂尔浑河左岸支流
塔米尔河之间展开一场大战。结果海都战败，并在撤退中死去。
海都之子察八儿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继之为窝阔台兀鲁思的首领，扮演着同样的反皇帝的角色，反对忽必烈家族的帝国权利。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最初承认察八儿是他的宗主，但是，不久厌倦了这些无休止的反帝国战争，他劝说察八儿承认铁穆耳皇帝为宗主。1303年8月，两位宗王的使者到北京宫廷表示效忠，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它再次把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兀鲁思置于拖雷家族的藩属地位而恢复了蒙古的统一。接着，都哇和察八儿之间发生争吵；都哇囚禁了察八儿，逼他交出东、西察合台汗国（约1306年）。都哇死（约1306－1307年）后，察八儿约于1309年进攻都哇之子、继承者怯伯（Kebek）汗，企图以此恢复窝阔台兀鲁思对察合台兀鲁思的霸权，但是，他被怯伯开打败，除了逃到中国大汗处避难外，别无选择。 
窝阔台兀鲁思就这样结束了。40年（1269－1309年）来，窝阔台汗国在它的基地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河畔统治着中亚，并与大元国的命运抗衡。
外交成就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这位威尼斯旅行者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  马可·波罗[15]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渠道。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以很高的礼节接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之后，忽必烈提出他的请求：他要求老波罗们劝说教皇当他们返回中国时派100位有知识的基督徒同来。他断言他们可以帮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不过他做出这个请求的主要动机是吸收有学问的人帮助他管理中国领土。由于这种对待宗教的折衷主义，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转变为基督徒。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统治集团相信，他希望有学问的欧洲人帮助用基督教指导他的人民。
当老波罗兄弟于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时，他们面临失望。他们很快获悉，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前一年去世，他们尽快完成忽必烈的请求和尽快返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接见。但是，他们不能得到所请求的100位有学问的基督徒。总之，1271年他们向大汗的宫廷出发。在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陪伴下，他们最终于1275年到达中国。忽必烈肯定对他寻求的100位有学问的人没有伴随他们而来感到沮丧，但是他显然对马可·波罗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位大汗派他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不同地方去充当这位皇帝的“耳目”，并带回他所到之处的见闻。
同样，马可·波罗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动。马可·波罗看到的是高居权位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词语描写他。马可·波罗把忽必烈评价为“毫无疑问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君主”。他较详细地描述宫廷宴会、新年庆典、忽必烈率领的狩猎和带鹰出猎，并且报告诸如纸币、煤及驿站系统等奇特事物，所有这些都会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欧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并且明显地钦佩蒙古人，这肯定让忽必烈十分满意。他认为善待这位年轻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诱使更多的欧洲人到他的宫廷的话。
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思脱里教牧师。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迹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世界接触。[16]
家庭
后妃妻妾
大皇后帖古伦右大斡耳朵
察必皇后
南必皇后，弘吉列氏。1273年纳为皇后。 
右第二斡耳朵 　 
塔剌海 皇后 　 　 　 
奴罕 皇后 　 　 　 
右第三斡耳朵　 　 　 
伯要兀真 皇后 　 　 　 
阔阔伦 皇后 　 　 　 
右第四斡耳朵 　 　 　 
八八罕 妃子 　 　 　 
撒不忽 妃子子长子：孛儿只斤·朵儿只
次子 皇太子：孛儿只斤·真金
三子 安西王：孛儿只斤·忙哥剌
四子 北安王：孛儿只斤·那木罕
五子 云南王：孛儿只斤·忽哥赤
六子 大王：孛儿只斤·爱牙赤
七子 西平王：孛儿只斤·奥都赤
八子 宁王：孛儿只斤·阔阔出
九子 镇南王：孛儿只斤·脱欢
十子：孛儿只斤·忽都鲁帖木儿
女儿
赵国大长公主 月烈 下嫁赵武襄王爱不花 
昌国公主 吾鲁真 下嫁孛花 
昌国大长公主 茶伦 下嫁帖监干 
鲁国长公主 完泽 下嫁斡罗真 
鲁国大长公主 囊家真 下嫁铁木儿蛮子 
齐国大长公主 忽都鲁坚迷失 下嫁高丽忠烈王王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