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随葬品
随葬品的意义
随葬品在传统葬礼中标志墓主的身份、地位。中国古代礼制对随葬品有所规定，随葬品要与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相应，超过了级别为“逾制”。
随葬品的出现与人们的社会意识、宗教信仰相关，孝及灵魂不死观念的深入人心，使人们普遍存有厚待死者、希望死者在冥间生活得更好的意识，而随葬品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历代厚葬死者之所以普遍也源于此。
现代墓葬的随葬品
  现代随葬品[1]“随葬品”顾名思义，就是随同安葬者一起放入墓穴里的物品。对于这个词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早在我们小学历史课本就学过，从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祖先们就开始有了随葬品，往后我们又常常会听到秦始皇陵、马王堆墓等，许多文物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更有许多电影电视所要去寻找宝藏，几乎说的都是某某墓的随葬品，所以随葬品说起来对大伙并不陌生。
但上面所说的都是些大型古墓中的随葬品，而我们现实中，我们平民老百姓中，我们现代的公墓中，随葬品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跟大家一一讲解一下。
许多家属常从电视里看到，将逝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放入穴中，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现代公墓中，墓穴的尺寸都有标准，几乎就是放下骨灰盒大小，所以放穴中的随葬品数量、大小均有所限制。逝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如大件的物品自然不能再放入穴中；而小件的物品，往往就是手镯、戒指、耳环等珍贵物品了，但这些珍贵物品又因他还需继续使用，也不便于随葬。所以人们又想出了一种并非生前使用，甚至没有实用性，纯粹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古人们把这种物品称之为“明器”，谐音“冥器”。
明器材质又分为许多种，但有些注意事项是需要大家了解的。它长时间放在地底下，因此必须考虑到它的永久性，这就要求随葬品不能被腐蚀、不能被氧化、而且不易破碎，综合以上总种原因一般使用“玉”制随葬品最好，所以人们又常听说一个词“葬玉”。
随葬品一般都用“明器”，明器的另一个解释意思就是礼仪性用品，他象征着财富、身份、地位，所以“玉”制随葬品又很有讲究。
从习俗上讲主要是财富，又根据古代象征财富的两样物品：元宝、老钱，所以用黄玉制作成元宝，它如同黄金一样，称之为“黄玉元宝”，一般用四枚放骨灰盒四个角，叫做“四角压财财兴望”；用翡翠玉制作成玉钱，一般用七枚放骨灰盒底下，叫做“脚踏七星脚踏财” 它们象征着财源滚滚来。
以上两样一般是放在穴里必备的物品，再者就是一些玉制的童男玉女象征着地位，有仆人的服侍；传说中的貔貅象征着接纳四方之财等等。
随葬品的分类
随葬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物品，二是并非生前使用，甚至没有实用性，纯粹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后者称为明器。有些物品，因为体量、珍贵或还需继续使用等原因，不便于随葬。此外，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墓主人生前的姬妾、侍从、奴仆等也不允许陪葬。这时，就需要制作明器以为代表。
随葬品的发展
最早死者的随葬品多是生活用品，如粮食、工具、家畜家禽等。人们认为死者虽死犹生，他还要像活人一样生活，因此应该让他带去生活必需品。
  
后来，奢侈品也渐渐进入随葬品的行列，如金玉器物、布帛绸缎、家具什器、书画玩物等等。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的随葬品，仅酒就有几大陶缸。货币经济出现后又有货币随葬。河南安阳殷墟的墓中，出现海贝多达七千多枚。金属铸币出现后，同样也进入墓葬，供死者花销。汉墓中还发掘“买地券”。它证明了墓主对墓地的所有权，明确昭示别人不得骚扰、侵犯。人们逐渐领悟：“人死如灯灭”，用不上什么实物随葬品，基于这样的认识，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就出现了，这就是明器、社火。明器也叫男器，是依实物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古时明器多是实物模型，用竹、木、陶土、布帛、锡箔纸等制作。
宋代起纸做的明器逐渐流行，如象“花圈”由原来的实物转向用纸扎的。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宾器。”自纸做明器出现后，实物模型明器也没断流，二者齐头并进。为区分两种不同的男器，有的地方把纸扎的明器称作“社火”，有的还称“纸货”。由于实物模型明器费工、费时、费料，并不比纸货好看，所以现代农村多用纸扎明器。纸货一般都在坟头焚烧，实物模型的明器有随葬的，也有焚烧的。明器就其内容来讲，可分两类，一类是实用的、生活中常见的，另一类是纯粹象征性的，与死后时世界一样，是人们观念的产物。实用的明器衣食住行都有，如盘盏碗碟，衣服鞋帽，被褥枕头，床铺桌椅，牛马车辆，书童婢女，还有住宅院落；在廊柱挂有榴联，上写“月镜水花，浮生一梦；纸窗竹屋，小住三年”在纸屋里，有桌椅床铺、三铺四盖，院里有牛马车辆，家禽家畜。还有纸扎的主人坐在中堂，环端茶点烟，院中还有纸扎的仆役打扫庭院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死者生前嗜好之物都带上。
另一种明器是常用的聚宝盆和摇钱树。这是人向往的，也是人们观念的产物。让死者带上这种宝物去，或许真的有用场。因而至今仍可在农村的传统葬礼上见到。中国的隆丧厚礼是世界闻名的，今天也不例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花样不断翻新，并追求时代潮流。
现在有的地方在人死后，儿孙给扎有冰箱、彩电、收录机、摩托车、小轿车、沙发、大立柜等随葬焚烧。为了不让死者再过贫穷、劳累的农村生活，甚至“孝子”们还仿制城市户口本、医疗证、工作证，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农转非、土转干。可谓拳拳孝心、脉脉深情。
随葬品的分类
生活用具指日常生活用的陶、石、骨、木等器具。陶器既是史前时代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随葬品之一。一般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实用器，也有少量专为死者制作的所谓“明器”（即“冥器”）。实用器上多留有使用痕迹，如炊器上的烟炱和容器破损后的修补痕迹等；明器多小而轻薄易碎，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不具使用价值。随葬品组合一般由炊器、水器、食器、容器类物品组成，也有仅随葬其中一类或两类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中，随葬陶器在组合、形式等方面往往有所不同，反映出比较鲜明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特色，是考古学断代、区分文化、划分地域类型的主要依据之一。 装饰品用装饰品随葬的例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墓葬；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中均较为流行。黄河流域较常见的有骨珠、牙饰、陶环及发笄等；长江流域则多见石或玉制的管、环、璜、缺等。一般说来，装饰品多见于女性墓葬，如姜寨 M7 为一青年女性 , 随葬有 8577 颗骨珠；大汶口的 M 10 为一老年女性，随葬有一串 25 件穿孔白色大理岩长石片、 2 件牙形石片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31 件大理岩石珠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19 件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片组成的项饰并有象牙梳等。因此，装饰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性别的差异。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也是史前墓葬中很常见的随葬品种类之一。依制作质料分，有石、骨、角、蚌、陶器等，其中石器最多；依用途分，有斧、锛、铲、镰、凿、刀、锥、锉、针、匕、矛、镞、鱼叉、纺轮、磨盘、磨棒等。在不同文化中，由于经济方式不同，随葬的工具种类也有所区别。如在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多随葬石镞、骨投枪、鱼叉、鱼镖、鱼钩、牙刀等渔猎工具；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中，则主要随葬石铲、石刀、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有时不同墓葬中随葬工具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死者生前所从事主要工作的差异。如临潼姜寨 M87 出土有石砚、石磨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是一组用于绘画的工具，表明墓主人生前有可能是主要从事彩陶制作的工艺者 ；在属大汶口文化的江苏邳县大墩子 M38 出土的随葬品中除骨、牙器外，还有骨料、牙料 24 件，磨制骨器用的砺石 4 件，墓主人生前显然是一位主要从事制作骨、牙器的工艺者 。此外，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墓葬随葬工具统计表明，男性墓随葬工具远多于女性墓，如姜寨遗址男性随葬工具占 68.8 %，女性墓仅31.2 %；北首岭遗址男性墓随葬工具达99.3%，女性墓仅占 0.7 % 。说明男性是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礼仪性用品所谓礼仪性用品，就是指用以表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用品，如象征神权、王权、兵权的琮、璧、钺等。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各文化墓地的墓葬，从墓形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等方面来看，差别并不太大，反映出氏族成员的地位基本相同。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墓地出现了墓形大小、随葬品多寡的差异，特别是出现了表示身份、地位、等级礼仪性用品如玉钺（或斧）、玉琮、玉璧等，表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并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 
  
在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等方面的差异，如大汶口的 M10，有“井”字形木椁，随葬 38 件陶器、大量的装饰品和并非实用品的玉铲、玉斧等。到了龙山时代，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在陶寺墓地墓有大、中、小之别，大、中型墓数量很少，但规模大、随葬品多。例如 M 3015 随葬品多达 200 件以上，其中除了日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以上，还有多种彩绘木器和石磬、鼍鼓、玉钺、石钺等礼仪性用品； M 3072 则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此重要礼器的存在，表明大墓主人是执掌祭祀和军事的部落显贵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M48 出土有 83 件石璧，远超出装饰的需要，应是显示地位、权势的礼器 。 
在长江流域，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如江苏吴县张陵山的 M05 ，有木棺并随葬有 31 件陶器 。良渚文化早期开始，在一些大墓中盛行用玉质礼器随葬，如张陵山上层的M 4 ，随葬品多达41 件，其中包括玉斧、 玉琮、玉瑗各一件；玉琮呈外方内圆的方柱体，表面饰有兽面纹，显然是一种礼仪性器物。良渚文化中、晚期“葬玉”之风更盛，如江苏武进县寺墩 M3 ，是一 20 岁左右的男性墓，随葬各类陶、玉、石器达 120 余件，其中玉璧 24 件、玉琮 32 件； 24 件玉璧大小不一，分置于头前脚后、身体上下，其中最大的一件置于腹部，直径达 26 厘米； 32 件玉琮自 1 ～ 15 节高矮不等，环绕墓主一周；左侧上肢旁有 1 件精致的玉钺。新近发现的 M 5 随葬重要玉器有琮、璧、钺、带钩等，其中有 1 件玉璧直径达 29 厘米，是迄今出土规格最大者；置于足后的玉琮长 32 厘米，分为 11 节，精刻 44 个人面纹，是长琮中玉质最佳的一件 。良渚文化晚期的吴县草鞋山 M198 ，为一男性附葬两女性的墓葬，男性居于墓穴中央，随葬品最多，包括有玉斧、玉琮、玉璧等，两个女性为二次葬，也随葬有玉璧、玉琮、玉饰等 。此外，在华南地区的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晚期墓葬中，也发现有用玉琮、玉璧、石钺等礼器随葬的现象 。 
东北地区早在红山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大型墓葬和礼器随葬的现象。如的牛河梁积石冢群中，大石棺位于石冢的中心部位；各类石棺中出土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器，有玉猪龙、玉璧、勾云形玉佩、玉环、玉鸟、玉龟、玉鱼、玉兽等。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他随葬品除了上述随葬品之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中还广泛发现有猪、羊、狗等家畜随葬的现象。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盛行用猪头随葬，如大汶口墓地的 133 座墓中，随葬猪头或猪骨者占 1/3 ；其中 M13 随葬猪头14个， M60 发现有半只猪，其他墓葬则随葬猪下颌骨、猪牙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有用猪、羊、狗等骨骼随葬的习惯。如甘肃永登蒋家坪发现一座属马厂类型中期的大墓，随葬有 30 多件陶器，人骨架下挖有一长方形坑，内分层埋有猪、狗等骨骼；甘肃临夏大何庄墓地有 9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少者 3 块，多者可达 36 块。黄河中游的陶寺墓地有 14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最多的一座达 30 付以上。长江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也发现有用猪下颌骨随葬。此外，在黑龙江的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还发现有用鱼骨、野猪牙、鹿角等随葬的现象 。 
一般认为，由于家畜可食用、可交换，因而成为最早的私有财产观念之一。墓葬中出现家畜随葬，应是财产私有的重要表现。
各个时期的随葬品
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平民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是各种石器和陶器，因为这些是死者生前的日常用品。那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则常见玉制的礼器，这些东西代表了他们生前的地位与财富。秦汉（前221—220）以前秦汉（前221—220）以前，平民墓葬中随葬品多为陶器，而王公贵族墓葬中则多见各种青铜礼器。此外，商周以来，以车马殉葬的情况也非常普遍。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因不再允许以活人殉葬，所以，以陶、木制作的人俑大量出现。秦始皇（前247—前210年在位）、汉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甚至将他们的整支军队都带到了陵墓之中。这一时期，随葬品中的青铜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美漆器和各种丝织品，这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瓷器生产工艺逐渐成熟，随葬品中瓷器与陶俑平分秋色。唐代墓葬多随葬三彩陶器，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色彩鲜艳华丽。宋代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均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随葬品种类日益丰富，不再具有早期墓葬中那种鲜明的时代特色。
著名随葬品
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埋葬着这个希望子孙世代做皇帝的始皇帝的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境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史载，秦始皇为造此陵征集了70多万个工匠，建造时间长达38年，同时也生产着奇迹。 
1974年3月兵马俑从5米深的地下“横空出世”，是几位农民的幸运，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虽地处秦始皇陵东侧达1．5公里，以兵马俑一、二和三号坑为主体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仍占地300余亩，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8000兵马俑如同复活的军团一般，宿卫着秦始皇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说：“虽是陶俑，但它们如真人一般大小，或身穿齐膝长衣，外披铠甲，手持长兵器，或腰束革带，腿扎裹腿，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或黑发，蓝袍，绿脸，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雄纠纠的军威，更多的是2200年前古人的生活实况。” 
经考古勘探，秦始皇陵可分为陵园区和从葬区两大部分。陵园区占地近8平方公里, 有内城和外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现存高76米，周围有大量地面建筑遗迹和陪葬物。陵墓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主要赔葬坑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万多件重要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