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仲涵
人物简介
[1]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曾参加太平军，后逃亡印尼当店员，1863年3月自己开办“建源栈”商行。黄仲涵十几岁就开始协助父亲经营商行。20世纪初年，他从父亲手上接过“建源栈”开始了独立创业的生涯。靠“一体化发展”的经营要诀，黄仲涵的“糖业帝国”不但顶住了实力强大的荷兰、日本等同行们的竞争压力，而且迅速发展壮大，其9家糖厂最高年产量达10多万吨，占印尼国内消费市场的一半左右，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定份额，甘蔗种植、航运、金融业等具有相当规模。他的私人资产估计为千亿荷盾以上，是继“华商先驱”张弼士之后而早于“华侨旗帜”陈嘉庚的又一华商顶尖巨富，是本世纪初年影响最大的华商。
探源与反思
（原创，小弟近日草就，还请各位兄弟姐妹指教，不胜感激！）
华侨华人史既是中国史研究的范畴，又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著名华侨传记数量最多（据赫伯特S·伊的统计，在八十年代，这类文章占中国东南亚研究文章总数的20%），著名华侨领袖、实业家和文化人士特别是家财亿万的实业家和富商巨贾是研究中的热门人物，诸如陈嘉庚、胡文虎、张氏兄弟、简氏兄弟以及后来的林绍良等等，但是对于曾经有“亚洲糖王”之称的印尼华侨黄仲涵及其建源公司，中国学者却鲜有专著研究。或许，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有密切联系的陈嘉庚等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在研究华侨经济史、东南亚近代史中黄仲涵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笔者有意对其作专门的述论，以期通过对黄氏财团特殊性的分析与思考，加深对华侨华人这一复杂历史概念的了解。
关键词：华侨华人史 黄仲涵 建源公司 黄氏财团
黄氏财团的主体是建源公司，其创始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志信祖籍福建同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参加当地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爪哇三宝垄定居，凭借精明和勤劳积累了一些资本，于1866年创立了建源公司。开始时公司经营中国与印尼间的土产贸易（包括糖），后业务不断扩大，发展为三宝垄屈指可数的华侨企业之一，拥有十万荷盾（当时1盾=40美分[①]）家产。[②]
志信的事业为仲涵继承并发展该公司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此后的岁月中，仲涵以毕生精力与心血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糖业帝国，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并于1901年被荷印当局任命为“玛腰”（音译，管理华侨事务的最高职务）。[③]
从1863年建源公司建立到1924年黄仲涵去世，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黄氏财团经历了从兴起到辉煌的历程（此后由黄仲涵之子继续经营，逐渐衰落，不在本文考查的范围之内），它既是东南亚华侨资本初步形成和发展的典型，又具有自身极强的特殊性，如家族化的性质相对较弱、带有更多专业管理的色彩等等，本文试从其兴起背景、经营战略等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并就若干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
背景分析1、荷兰的殖民统治：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动
荷兰殖民当局从1830年到20世纪初严格实施了限制华人自由的居住区制度（Wijkenstelsel）和通行证制度（Passenstelsel），1870年颁布实施了《土地法》，这些法令制度限制了华人的自由，对华人商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另一方面，殖民当局也意识到作为联系殖民经济和土著经济的中介的华人经济的重要性，实施了税收承包制。关于华人经济的中介作用，韩国的李惪薰先生有专门论述，[④]现引李氏所绘示意图如下：
初级产品资源贸易、金融
大规模产业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近代经济部门）
东南亚土著经济（传统经济部门）
华侨
（中介）
农业、渔业
流通、贸易、金融、锡、胶、大米零售商
资料来源：[韩]李惪薰：《东南亚华侨的资本积累过程》，《南洋资料译丛》，2004年第1期，第81页
从其性质来看，这种中介性质的华侨资本类似于国内同时期的买办经济。尽管中西学者对于承包制在华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各执一词[⑤]，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成为一些华侨（主要是作为承包人的华人官员、华侨秘密社会的首领、华侨高利贷者等）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黄仲涵就是这少数获利者之一，在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他购买了三宝垄、日惹、梭罗、泗水的鸦片包卖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借此获利达1800万荷盾之巨[⑥]——当然，没有政治经济特权的普通华侨无法享受承包制的惠泽，而且，并非所有承包人都发了财，1793年9月24日荷属东印度财政长官伊萨·莱辛格在批阅文件时就曾这样写道：“殖民地商业萧条，华人及原住居民几乎无法糊口，彼等多奔走其他地区，人头税承包人损失惨重……”[⑦]至于占华侨绝大多数的契约华工，他们根本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承包制的获利和他们毫无关系。
2、爪哇土生华人（Perana Kan）社会和新客（Totak）社会相继形成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古已有之，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社会。据统计，鸦片战争之前爪哇的闽人占华侨总数的80% 以上[⑧]，当时清政府禁止华人离境，认为华侨“自弃王化”，对华侨采取敌视态度，故而大批华人移居爪哇的现象尚未出现。鸦片战争后以粤籍为主体的契约华工大批进入印尼，便成了粤籍华侨主体[⑨]。原先迁入这里的闽人的后裔便是土生华人，占少数；以“契约华工”为主体的“新客”占多数。而闽籍的黄志信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858年到达爪哇，但本身并不是被贩卖的“猪仔”，而是为了逃避清廷逮捕出逃的，没有受到华工那样的悲惨遭遇，故而比较容易地融入了当地以闽籍为主体的土生华人社会。据黄仲涵之女、顾维钧夫人黄惠兰回忆说，她的母亲就是当地土生华人家族魏氏的一个女儿。[⑩]由此可见，至少在仲涵成年时，黄氏家族已经跻身当地土生华人社会的上流，可以说仲涵是个不折不扣的Perana Kan，而这种家庭出身对他以后的事业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新客社会比土生华人社会的形成要晚，他们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到印尼的新移民，主要是契约华工，他们数量庞大，占据了东南亚乃华人世界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非常悲惨，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一点国内外的学术成果早已汗牛充栋。华工们是在全球奴隶贸易废除的背景下被当作替代劳动力而贩卖到殖民地的，和死亡率极高的黑人奴隶、长期从事农业渔业的土著居民相比，聪明勤劳的华工被西方殖民地宗主国普遍看好。在殖民地，华工的劳动不仅为殖民者创造了巨额财富，也是华侨资本形成的重要条件。“华侨经营的矿山、种植园、工厂、商店和运输业，使用的几乎全是华侨劳工。”[11]或许可以允许我这么说：在仲涵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年土生华人的同时，未来黄仲涵财团的廉价劳动力正在爪哇、在整个东南亚源源不断地集结。
路的思考1、殖民地时期制糖业在印尼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二战以前，由于长期遭受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尼的经济发展及其不平衡，呈现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特征，输出砂糖、咖啡、茶叶、金鸡纳霜、橡胶、烟草等原材料，同时大量进口工业品。糖的生产和出口在印尼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尼华侨经营的种蔗、制糖业历史也很悠久。早在十八世纪，华侨就几乎经营了爪哇所有的糖厂。[12]一直到十九世纪华侨的糖业不断发展，但1870年荷印政府颁布了《糖业法》，为西方资本大量涌入印尼洞开了大门，就如同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国内的遭遇一样，华侨经营的糖业在西方资本的冲击下渐趋萎缩。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建源公司经营的糖业却一枝独秀逆风飞扬，分外引人注目。
2、黄氏两代领军人物的个性特点之比较
黄志信，正如前文所说，参加过福建同安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远渡南洋谋生。黄惠兰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她祖父开始创业时的状况：“他用极少的存款购买了廉价的瓷盘和瓷碗，用一根扁担挑着瓷器筐子，挨家挨户地兜售。她为每一枚铜钱而极其坚韧和精明地做买卖和讨价还价。然后，他用这个蝇头小利进行再投资，购买更多的瓷盘和瓷碗以及小袋装大米。志信千辛万苦地逐渐得以储蓄。”[13]可见，黄氏和大多数华侨企业家一样，是通过小型商业活动积累起原始资本的，惠兰的回忆录对祖辈这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作了细致而感性的刻画，尽管她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但可以推知家长们时常把昔日的创业历程作为教育子女的良好素材来讲给孩子们听。
仲涵出生于1866年，这时他父亲刚刚创立了建源不久，事业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出生于家境良好的土生华人上流社会，仲涵既不满于父亲节俭的生活习惯，同时又对父亲的保守僵化思想产生了强烈抵触。其实他们父子的性格中都有浓厚的叛逆不羁色彩：志信不满于清朝的统治，而仲涵则不满于父亲的统治。两者的矛盾，也正是第一代华人和第二代华人的分歧所在，前者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移民海外的时候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后者则生于海外长于海外，在殖民地环境中具备了更多的近代意识，在语言、文化、思想上已经与其父辈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仲涵甚至想剪掉自己的长辫子，被父亲严厉制止后作罢，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泯灭，后来作为印尼华侨领袖的仲涵终于成为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南洋华侨。
父子两人的共性与个性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就折射出黄氏企业发展前进的足迹。
3、建源公司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式
志信创立建源之初，从中国贩运咸鱼、茶叶、丝绸和药材等到印尼，然后把印尼的糖与烟草等转贩中国；以后，他又把业务扩展到典当业、邮信业、林业及鸦片等生意，公司规模逐步扩大。[14]志信并没有任人唯亲，而是敢于聘用专门人才进行管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和新来者家族不够强大也有关。
1885年，仲涵与魏氏之女成婚，同一年他开始协助父亲经营建源公司，才干逐渐显露出来。1890年他接管经营建源，到1903年间，仲涵利用鸦片生意赚取了1800万荷盾。[15]1901年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糖业经营。在专业管理的现代化方面，仲涵比父亲走得更远。
一方面，他注意设备的更新，1894年购进了“巴基斯糖厂”机器，进行机械化制糖。后来又兴建和购进了另外四家糖厂，分别是“里约阿贡”、“丹古郎经”、“本奈”以及“克莱贝”，这五个糖厂及甘蔗种植园共占地17500英亩（约7082公顷）[16]，各厂年产量如下表：
里约阿贡丹古郎经本奈克莱贝巴基斯
35000吨20500吨12000吨21000吨13000吨
数据来源：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编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377页
机械化制糖和规模化经营增强了建源公司的竞争力，在荷兰《糖业法令》的打击下，大量的华侨糖厂纷纷倒闭，而建源公司却继续大赚其利。
另一方面，他继续突破华人家族经营的模式，对有能力的华人工作人员和荷兰专业人员兼收并蓄平等对待，相对于他父亲和其他华人企业家来说，黄仲涵 更加“系统地聘用西方专业人员”，组成了“专业管理”[17]，在更大的程度上克服了保守主义、家族经营的思想。
随着糖业经营业务不断扩大，为了促进资金的流转和产品的运输，黄仲涵又向银行业和航运业进军。1906年，为了适应建源在东、中爪哇发展糖业及其他企业的需要，他在三宝垄和泗水两地成立了黄仲涵银行，这是印尼华侨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后来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华侨银行曾达到七家之多，但到了1940年也就是仲涵去世16年之后，只剩下了黄仲涵银行和另两家总部在新加坡的华侨银行的分行。[18]1912年，仲涵又承顶了三宝垄轮船公司的全部业务改组为协荣茂轮船公司，起初购置了三千吨左右的航轮五艘，川行于印尼、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后来又创立了顺美船务局，添置九艘轮船，来往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19]一时间黄仲涵也成为印尼航运业的巨子。
在黄仲涵的经营下，一个涉足制糖业、银行业、航运业等诸多产业，资本总额达到四亿荷盾[20]的黄仲涵财团终于在20世纪初形成。
三、辉煌背后的反思黄仲涵财团作为近代殖民地时期东南亚华侨资本的典型代表，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举其要者有以下两端：
1、并未在根本上变革家族经营模式。
正如众多的华侨企业一样，黄氏财团本身也是家族企业，尽管黄氏财团的家族化色彩相对较淡，但是在交托遗产的问题上，黄仲涵还是考虑把企业交给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来继承——他有13个儿子和13个女儿（女儿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为了避免荷兰法律对遗产分配的干涉，他甚至放弃了荷兰国籍而移居新加坡——尽管遗产问题并不是他移居的唯一原因，由此可见仲涵作为土生“华人”，“华”的传统思想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他。家族企业是近代史上华侨们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这与当地华人社会的特点密切相关。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华人社会被隔离于土著居民社会之外，其内部是以同乡、同族、同业等关系为纽带而组织起来的族群社会，[21]这种带有传统封建性质的社会关系对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严重的制约。 
2、经营决策投机性强，“知识的局限性”[22]难以弥补。
黄志信本人就是个“善于钻营”[23]的生意人，对市场很敏感，敢于冒风险，黄仲涵继承了父亲身上的冒险家气质，这在创业初期阶段是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但对于近代企业而言，科学合理的贸易机制实际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五十年代继承父兄事业的黄宗才（仲涵之子）就曾指责父亲亲自任命的总经理陈泽炳。陈是一个和仲涵一样的冒险家，但不具备近代贸易方面的专业知识，主要是靠“直觉”而不是建立贸易机制来进行经营决策，这就无法使宗才接受——成长在印尼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下的第三代土生华人，宗才比祖辈和父辈更加“去中国化”、拥有更强的现代意识。
经济地位和作用由于黄仲涵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并在印尼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遂有人认为黄仲涵是“荷属东印度经济发展的先驱和企业现代化的先驱”[2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所谓“先驱”者，“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也，虽不完善，却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作为土生华人，黄仲涵家族虽然保留着中国人的某些个性特点，但早在20世纪初就加入了荷兰国籍，195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际的条约》签订时，大多数华人选择了所在国国籍，其中就包括黄仲涵的后人。这充分说明了黄氏家族作为土生华人早已成为印尼社会的一员，与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开办的殖民企业不同，黄中含财团是不折不扣的印尼企业，故而称其为“荷属东印度经济发展的先驱和企业现代化的先驱”并无不妥。
对于近代东南亚“疆理恢辟，民物蕃昌”的原因，充满自信的薛福成作如是说：“将谓恃西人之经理乎，则离其本国数万里，究竟来者不甚多也。谓借土人之兴奋乎，则狉獉之俗，囿于方隅，风气未大开，智慧未尽牖也。然则其所以渐树富强之基者，不外招致华民以为之质干而已矣。”[25]梁启超更有“华侨殖民论”，认为与殖民经济和土著经济相比，华侨资本在南洋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些说法未免夸大了华侨资本的作用和影响，从黄仲涵财团的崛起来看，华侨资本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在荷属东印度社会中并非主导性的力量，它既受殖民者的排挤又影响着当地的土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