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邱会作
人物简介
  邱会作(照片1)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高兴镇长迳村宜桂塅人。1929年12月参加兴国县地方武装，不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任通信员、宣传员。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7月任红五军团宣传队长。1934年9月起在军委总供给部任统计员、政治指导员、总支书记。1934年，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1936年7月任红军总供给部粮粏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1940年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长。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后为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著名战役。1951年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lO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7月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
198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剥夺其被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保外就医，1987年刑满出狱。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7月18日上午8时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2]另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8月3日，邱会作在北京逝世。[3]
人物生平
从“红小鬼”到军政委  邱会作(照片2)邱会作，江西兴国人，少时牧牛，家贫如洗，15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第四局三科科长，长征入陕后升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将军善办事，能周旋，会说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均呼之“红小鬼”。
东北解放战争某役，时任八纵副政委的邱会作正指挥部队撤退，忽一发炮弹落于近十米处，幸为臭弹。有人曰，敌人进攻，快撤。邱持望远镜观察片刻，曰：“敌人要退，快反击！”八纵司令员黄永胜当场拍板：通知部队，立即转入攻击！是役，大捷。
1946年10月6日，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前夕。八纵二十三师某团副团长率三营奇袭小紫荆山，得手；是夜，国军反击，复失。时任八纵政委的邱会作火速赴该团，当场宣布：六十八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守小紫荆山的八连连长枪毙。将军曰：“这次先杀‘两条腿的’，下次再出事就杀‘四条腿的’（指骑马的）。”据云，是时邱会作坐镇团指挥所督战，待夺回小紫荆山方心安，回纵队。
丁盛告余，辽沈战役中，围攻廖耀湘兵团，敌军大乱，我军亦大乱。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营，敌我交错，弹丸如雨。邱会作持枪与士卒同搏敌，了无惧色，冒险冲杀。丁盛言：“邱政委拿起枪来直接打敌人哪！不简单哪！”邱会作时任四十五军政委。
主持“总后”工作12年  邱会作和刘亚楼作在农村视察1957年，周总理拟调邱会作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并告之先到苏联和捷克等东欧国家考察。将军暗喜，诺诺而应。考察归来，找总理汇报思想，一脸愁容：“我不想脱军装。”总理哭笑不得：“你这个邱会作，给我耍滑头。”将军“嘻嘻”而退。是时，邱会作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及总参谋长黄克诚、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均被撤职。邱会作由此接任总后勤部部长，达12年之久。有报道称，邱“把总后搞成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0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挨批撤职，仍任军委委员，安置总后。邱会作体贴入微，待之甚恭。谭政每星期一、四到总后上班，邱安排谭上午读报、看文件；中午接至家中共进午餐并留午休；下午派人陪打麻将半日。某日，儿子邱路光问：“这位撅着嘴的老头是谁？”将军对曰：“他是你爸上级的上级，就像你爸爸的爸爸。”
邱会作既能干事又会办事，中央及军委有关领导凡遇困难，均喜找他帮忙解决。
邱会作并非“玩主”。邱路光言，将军不跳舞、不打猎、不下棋打牌，唯以学习和工作为爱好，称之“工作狂”不为过。路光记忆中父亲建国后只休假一次，因那时母亲小产，于青岛休息一月。邱会作每晚下班极迟，夫人定家规，邱不回家不开饭，故凡将军下班车响，其子便高呼炊事员：“刘叔——开饭！”全家一片欢腾。
“总后”一份报告引出“五七指示”  邱会作和吴法宪、李作鹏在长城邱会作将军任总后勤部部长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军队经费拮据。他号召各部队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办家属厂等，遂有城西湖、牛田洋等农场建成。3年饥荒时期，解放军系统无浮肿、无饿死人情况，且总后从农副业生产经费中上缴国库20个亿。1966年初，邱会作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以总后勤部署名送林彪，林彪转呈毛泽东。毛阅后大喜，复信林彪，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等，此信写于5月7日，史称“五七指示”。肖华闻之与邱会作言：“你发财了，既发经济财，又发政治财。”
“文革”期间，邱会作除军队事务外，亦负责“外援”事宜，即支援“世界革命”，如以武器、弹药、服装、药品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将军事必亲躬，案无留牍，条理井然，多次受周总理赞誉。
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邱会作(右一)与林彪(中)等在一起[4]世人皆知“文革”中有“二月逆流”之事，皆知“二月逆流”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帅大闹怀仁堂之事，而鲜知此事与邱会作有关联。
1967年1月，总后造反派批斗邱会作甚烈。为避风头，将军以养病为名，上西山军委前指藏匿。造反派闻邱失踪，急聚众数千，团团围住三座门（军委办公厅），要求邱回总后接受批斗。其时，军委文革小组迫于压力，电话指示邱回总后，参加“文革”。
邱会作下山后，即被第二军医红纵造反派捉拿，关押于总后卫生部三楼。造反派以“车轮战”批斗之，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罚跪请罪，致邱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右肋骨断裂并横出，多次昏厥，命在旦夕。1月24日，将军见地上有一烟盒，急取之暗书一求救信致毛泽东、林彪、叶剑英：现在我有生命危险，向主席、林副主席、叶帅求救。“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此信由警卫送饭时藏于裤裆，顺利送出。
当晚，林彪闻之大怒，急书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并命陈伯达共同签名。叶群等持林彪、陈伯达手令分乘两辆小车，直驱总后大院，向造反派示林、陈手令，邱会作由此得救也。
当是时，邱会作之子邱路光随行。路光言：叶群走后，（从8点到12点）林彪数次打电话询问情况，汽车发动三次，随时准备出发。父亲回西山时已夜半，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均于西山等候。两老帅见家父剃阴阳头、满头血斑、遍体鳞伤，悲愤至极。叶帅亲扶之进屋，曰：“会作啊，你受苦了！”聂帅边走边骂：“法西斯！法西斯！”次日晨，刘伯承元帅拄杖前来探望，以手抚摸家父伤处，曰：“我眼睛看不见，让我摸摸你啊！”
邱路光告余，其父是“文革”初期军队系统被斗最惨的一位总部领导，血淋淋的教训，对老帅们的情绪影响很大。1967年2月11日，老帅们之所以雷霆震怒，奋力抗争，大闹怀仁堂，邱会作的遭遇当为重要导火索之一。
晚节不保  邱会作(照片3)“文革”中，邱会作晚节不保。据总后保存的档案材料记载，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邱会作先后在24次讲话、40个文件材料中，给总后原政治部主任等17名军职干部和总后司令部参谋宋平等107名师职以下干部群众，强加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108名同志被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和揪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总后机关制造出“特务叛国外逃集团”冤案，株连了总后原政委李聚奎等26名军职以上干部和269名师职以下人员。
1971年，邱会作因“林彪事件”被拘捕，1973年开除党籍；1981年1月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刑后保外就医于西安。1987年9月，邱会作服刑期满，就地安置，每月生活费200元。邱晚年关注国家大事，每日向邻居借报阅读，快借、快读、快还，曾曰：“我举双手赞成改革，改革就是革命。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前进。要改革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怕的就是知错不改。”[5]被公审时态度较好，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  邱会作(照片4)按照中央的精神，１９８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１９５９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１９８１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
邱会作在《认罪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作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１６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
不久，他就被批准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１９８７年，邱会作的刑期就服满了。出狱后，他生活过得平淡、安宁。
邱会作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饭菜，很少用补养品。穿衣也很朴素，经常穿过去的旧衣服，不让家人给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说：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会作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长期以来，他养成了注意军人仪表的习惯，平时总是军装整齐，风纪扣紧扣，军帽端正。晚年的邱会作，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来，还是身板挺拔。由于他的心态比较好，心胸开阔，因此，他的身体与同被公审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6]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  邱会作(照片5)“九。一三”事件发生10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点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邱会作说：“除了未用刑罚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囚徒。但是，伙食仍是一天一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
1979年12月，中央派了一个审查组，重新审查邱会作的案子。审查组负责人说：“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审查过程中，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事，如逼供信，你可以直接报告中央，也可以将信件通过我们转交。”
邱会作说，徒刑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出现及自己追随林彪所犯的罪行，是现代中国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把自己关起来也罢，判刑也罢，都是中央决定的，他的态度是服从。
1980年，由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为关了近10年的黄、吴、李、邱补办了逮捕手续。从这时起，有几个月监狱对他们的伙食降为一般囚徒待遇，不再让他们服安眠药。可是，次年6月起又对他们恢复了每天一元钱的伙食标准，生活挺不错。保外就医与老伴团聚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狱负责人说：“没有别的要求，但愿住房有暖气、洗澡等设备，治病方便。”但到达住所以后，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秦城监狱送他的人员说：“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
保外就医就有了相对自由，邱会作却提出如此要求，使北京来的人十分惊异，对他的儿子说：“要劝慰你父亲，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生活上的困难会解决，情况会越来越好。”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原籍陕西长安县，是有50年军医历史的大夫，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他们夫妇同周围邻居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胡敏1937年7月参军，做护士工作。她说她应该是老红军，因为她是在“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所以她后来的待遇一直按照抗战前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待。
“九·一三”事件邱会作被羁押18天后，总后勤部党委批准开始对胡敏的审查。历时7年的漫长的审查到1978年6月才结束，经中央批准定性为：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
80年代初，随着邱会作保外就医来西安，他们老两口终于团聚到了一起。随着组织对胡敏政治审查的结束，她的军职也得以恢复。她的行政关系在总后，属师职干部。定居西安起步艰难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期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同年10月，国家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邱会作在西安的日子里，曾多次住院，且多住在军队医院。军队人员凡是认出他的人，都习惯地称他为“邱部长”或“老首长”。邱会作一住院，最忙的是胡敏。她跑前跑后，安排治疗事宜。一对清瘦的老人，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相依为伴，让人颇为感动。
他们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向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凡是见到邱会作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典型的军人气质。虽然邱会作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但他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收腹，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且头脑条理清晰，废话不多。政府关心尽显胸怀据陕西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普通民宅区，他俩起初生活条件很差，冬天家中没有暖气。邱会作夫妇月生活费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街坊上门求医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政府安排住进陕西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1500元人民币生活费，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表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到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部离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唯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做的。练习书法时，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毛泽东的诗句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又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7]
出狱后的思考反省魏佑铸将军曾告余，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称邱会作为“小马克思”，此言确否待考。1981年1月25日，余询此事于邱会作之子邱路光，路光取一笔记本示余。
该笔记为将军1999年八五高龄所记，有记高科技知识者，如“纳米技术是讲长度的，一根头发丝的万分之一叫一纳米”；有记历史典故者，如“天杖（打板子）是隋炀帝的儿子杨坚发明的，打死了还要打二百四十板，取名天杖”；有记生物常识者，如“文昌鱼是全世界鱼的祖先”。更多的是将军对时政的分析思考，如“知识经济的周期性很短，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代过去了”；“文化革命前是政治造假，改革开放后是商品造假”；“每两天有一个厅局长腐败，每几月有一个省级干部腐败，假冒伪劣都与国家干部有关。反腐败必须做到三条：1.教育；2.人事制；3.纪律”；“当今平民百姓面临新的三座大山：房子、医疗、子女上学”，等等。
余读之大惊。将军年迈仍好学如此，反省“文革”教训，紧跟变革大势，余等后辈弗如也。
邱会作1987年刑满出狱，2002年7月18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89岁。将军逝世后，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2008年11月21日，家人将其骨灰迁往家乡安葬，同时举行了将军铜像的安放仪式。铜像屹立于雕栏围砌的墓地中央，形若真人，目视远方。据将军家人言，邱会作晚年曾三度想回家乡看看，皆因身体原因而未能如愿。逝世6年后，终于可以落叶归根、魂归故里了。
邱会作铜像江西揭幕2008年11月8日，江西兴国县高兴镇上密村口。一条残破的横幅在寒风中上下翻飞：“欢迎邱会作中将魂归故里”。村口国道边的矮山丘上多了一座新坟茔，折尺形的墓道，沿山而上，89级台阶象征着邱会作89岁的高寿。
淫雨霏霏，墓前寂寂无人。雏菊的花蕾未放，刚栽下翠柏的红土还是松松的。100多平方米的墓地，全部用艾叶青色大理石铺地，雕栏围砌的墓地中央立着一座高2尺盈余的邱会作铜像，标准的上世纪50年代的解放军将官礼服，形若真人，直视远方。
在邱会作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勤恳勤俭勤巧办事”，下联是“为党为国为民一生”；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1967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片段。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邱会作是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是个很称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工作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15岁参加红军，戎马倥偬,战云飞渡了大半个世纪，这是邱会作第三次回到家乡。少小离家老大归，上密村的这块红土地是他理想中的最后栖息地，在离世6年后，邱会作终得归丘壑。
不寻常的归迁这肯定是小山村历史上最热闹的时刻。“全世界姓邱的名人都来了。”上密村村民、邱会作的第三个侄女邱满秀兴奋地说。当日，邱会作的部分骨灰被其夫人胡敏和子女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回。
邱会作15岁在家乡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长征和平津、辽沈几大战役。建国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人称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邱会作被囚，1981年被认定为林彪集团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6年。
上世纪80年代保外就医后，邱会作随胡敏落户陕西西安，晚年被安置在西安南郊某高干所。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病逝，享年89岁。邱去世后，骨灰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邱会作晚年三度想回家乡看看，然而因为身体原因每每不能如愿，直至去世。2005年，林彪集团中的另一主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骨灰被其后代迁葬江西永丰县，永丰是兴国的邻县。2006年开始，邱会作的长子邱路光几次回到兴国，为其父墓地选址。
矮山坡上的这处地原为库村农民刘名兴所有，听说为邱会作建墓，没要多少补偿，邱氏后人顺利得到了这块山地。“大家都是乡里乡亲，邱会作将军又是我们兴国的名人，能帮得上忙就尽量帮”。邱会作墓占地100余平方米，墓道和墓前的大片平整的绿化空地据称是村民们无偿提供的。
邱会作的铜像由其女儿邱小京在北京铸造完毕，今年9月邱会作墓地建好后，胡敏携长子邱路光专程把铜像运抵上密村。铜像揭幕安放仪式在10月21日上午10时举行，300多位各地来宾应邀出席。除了邱会作夫人胡敏和大儿子邱路光、三儿子邱光光、小儿子邱小光、女儿邱小京外，邱的警卫秘书蒋平安、生活秘书汪波也分别从郑州和成都应邀前往。
高岗的儿子高燕生，黄永胜上将的大儿子黄春光、二儿子项林，陈奇涵上将的儿子陈友西，李天佑上将的三儿子李亚宁，刘震上将的儿子刘卫兵，吴法宪中将的大儿子吴新潮，丁盛少将的儿子丁克西等分别从各地赶来参加邱会作的铜像揭幕仪式。
“各式牌照的小车和警车排了200米长的队伍，公安交警也专程赶来维持秩序。”邱满秀说，受邀参加仪式的还有兴国县一位姓邱的副县长以及高兴镇、上密村的镇村干部和上密小学的师生。被视为邱氏宗族荣光上密村口坐南朝北那处向阳的小山坡上，从今年7月开始，68岁的邱路光已经忙乎了两个多月。购买修墓用的钢筋、水泥、大理石，已不是他这把年纪的人能承受，邱会作在兴国老家的侄子邱永红及其两个做泥水匠的儿子便成为他的帮手。
邱家三子，邱会作、邱会佳和邱会仁，邱会作是老大。与邱会作一起参加红军的二弟邱会佳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三弟邱会仁在家侍奉父母。
邱会作最后一次回家是1962年，已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在家点了个卯，又走了。
已故上密村老人董天秀曾说，儿时玩伴邱会作当了管钱管物的大官，却从不接济家里，也不照顾乡里，近乎无情无义。在地方工作的三弟邱会仁那时也无非是当时的高兴乡党委书记。
1971年“九—三”事件后，邱会作被囚的消息传来，邱会仁马上被停职反省，戴上高帽，挂着当权派的纸牌，在县城游街示众。邱会仁的大儿子邱永红在福建当兵才一年半便提前复员。受不了形势的紧转急变，邱会作的母亲得了精神病，自身已是困厄重重的胡敏把婆婆接到北京治疗，不久邱会作的母亲在京去世。
邱永红复员后—直在上密村务农，他的两个儿子，却做的一手泥工好手艺。邱路光一路从北京赶回时，邱氏兄弟和其父亲邱永红便成了他的最佳帮手。“前前后后，修建伯伯的墓，材料、人工费加起来花去20多万元。”邱永红告诉记者，伯伯生前很希望能看到邱家三间老宅，现在应该能如愿了。
邱会作的三弟邱会仁前些年去世后，他的墓也建在邱家祖屋附近。10月21日，邱会作的骨灰安葬仪式也同步举行，仪式由大儿子邱路光主持。逝世6年的将军终于叶落归根。邱氏祠堂修在高兴镇的长迳村，近代邱氏宗谱中，除邱会作外，还有其他3位解放军少将。
“邱会作将军的名字，对我们整个邱姓来说，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是我们邱氏宗亲的光荣和骄傲……将军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困难、挫折和委屈，但是将军始终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中华邱氏宗亲联谊总会的代表在当日的铜像揭幕仪式上致辞。“兴国的将军回家了”邱会作的骨灰迁葬和墓前的铜像落成，在江西兴国波澜不惊。“县里没有把这个事情特别扩大，毕竟这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兴国县委党史办一位副主任说，“我的感觉是他们家的私事，举行了这么个仪式，邀请一些朋友亲戚，等于向外界说，我们兴国的将军回家了。”
兴国曾经是中央苏区，红色在这里非常凸显。红军时期，江西兴国只有23万人口，却有8万多青壮年参加红军，80％的青壮年都扛起了枪，是参加红军最多的县。
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题写“模范兴国”，兴国人制成四块匾，挂在东南西北的城门上。红军中有一个“模范兴国师”，这是红军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野战师。
1955年，授勋的54位开国将军中，邱会作是其中的一位。为将军塑像兴国早已有之，包括邱会作。
2000年初，为了彰显这些开国将军的不朽功勋，兴国县筹资4000万元建立了一个革命教育基地——将军园。
将军园位于兴国县城西南角，广场设有背手站立的毛泽东雕像、戎装骑马的朱德和曾在兴国坚持游击战的陈毅以及54位兴国籍的将军塑像。54位将军包括曾任最高院领导的肖华和陈奇涵上将，5名中将中，包括曾任通讯兵政委的朱明中将、曾任海军副政委的康志强中将、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谢有法中将、曾任副总参谋长的温玉成中将、曾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中将，少将47人。将军们的雕像全部采用优质天然大理石，由福建惠安崇武镇的能工巧匠雕刻而成。 
在众多的将军塑像中，由于身份特殊，邱会作中将的雕像格外引人注目。和其他将军的雕像一样，邱会作将军的塑像同样英武挺拔，介绍文字也回避了他后期跟随林彪所犯的罪行。
上世纪80年代末，兴国县搞将军事迹展的时候，邱会作的展板上，会写上一句话，大意是曾参与“四人帮”，后来就慢慢消失了。“那是历史造成的，是非曲直，我们不去评论它也没必要抹平它。”兴国将军园管理处的一位资深讲解员说，“但凡知道邱会作历史的人，或者慢慢了解他的人，都会给他一个全面的评价。”[8]
人物才干
  邱会作(中)和丁盛(左三)等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婚姻家庭
  邱会作与夫人胡敏和孙子在一起[9]邱会作的夫人名叫胡敏，胡敏是军医出身，夫妇共养育子女五人：邱路光、邱承光、邱光光、邱小光、邱小京。
有关评价
邱会作在做粮秣处长时，曾经把自己积累下来的盐巴送到卫生部充做公用。最为艰苦的长征开始时，邱会作负伤，组织上准备留下他，可是，他坚持跟着部队走，他把自己的几块大洋拿出来送给老乡，请老乡背他，背一天一块大洋，背了三天赶上了部队，腿部都快烂了。邱会作一生管钱管物，然而自己家里人从来没有多吃多占，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把他整得死去活来，打断了一根肋骨，也没有说他经济上腐化堕落。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说过“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之类的话，可见对邱会作工作的肯定。邱会作提出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要“勤俭办事、勤恳办事、勤巧办事”的三勤方针，至今仍然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正确方针。 
“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 ”——毛泽东
后人怀念
  江西省兴国县邱会作将军石像江西省兴国县有54人在建国后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进入21世纪，兴国县委、县政府在县城之南动工兴建“将军广场”，设立54尊将军石雕像。在这些石像中，雕不雕邱会作的石像是经过了一番讨论的。最后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决定雕刻，并将这尊石像放置在广场西北端。产生了将军群体的兴国，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曾经发生的历史。至于邱会作的罪错功过，自有后人来评判而且已经有了评判。如果少立了这尊石像，对历史的反映则是一种缺失，无助于人们去了解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