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大可
湖南科通电气董事长
简介朱大可，男，1956年8月生，汉族，湖南湘潭人，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工程师，现任湖南科通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民建湘潭市河东企业支部主任。2006年12月任湘潭市机械化自动化学会常务副理事长，2010年9月任中国电气工业协会电控配电设备分会副秘书长。湘潭市第四批和第五批优秀专家。[1]  基本内容1975年7月至1985年12月在湘潭市第二建筑公司参加工作，历任电工、主管会计、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在任团支部书记期间，曾获得“湘潭市百日竞赛标兵”。1986年元月至1987年7月调任湘潭市开关厂任副厂长。1987年8月创办“湘潭市振兴矿山开关厂”，1992年3月更名为“湘潭市挖掘机电器厂”，1999年4月注册成立湖南科通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实现了从单一生产矿山电器产品的企业跨入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集于一体的矿山电气自动化设备。矿山挖掘机成套电控设备、牙轮钻机成套电控设备、高低压输配电设备的专业制造公司，并被湖南省科技厅批准认定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2]
公司于2000年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中国强制性认证（3C认证），2010年又通过了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注册商标“振矿”牌，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只是产权。公司先后开发了新产品近30项，申报国家专利26项，获国家专利16项，其中2项自主创新产品列入国家火炬项目，一项产品被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质量检验检疫局批准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五项新产品分别获得湖南省优秀技术创新项目。2009年11月公司大型矿山挖掘机、牙轮钻机电控设备被科技部批准为重点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立项》。继 2008年12月公司《振矿牌》WK、WS系列挖掘机电控设备获得湖南省名牌产品。2011年12月湖南省名牌产品称号，2012年4月公司WK系列挖掘机变频电控设备和KYZ系列牙轮钻机变频电控获得中国电器工业最具影响力品牌，2012年8月WK系列挖掘机多传动带回馈变频电控设备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创造了“科通电气”变频品牌优质形象。产品畅销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有色冶金、钢铁、煤矿、石化、水利水电、建筑等行业300余家大型矿山企业。部分产品远销往苏丹、巴基斯坦、越南、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2]
公司现有员工100余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公司总数的60%，博士硕士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技师、高级经济师、经济师、会计师等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占26%，聚集了一批来自信息化、财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机械电气、计算机等各个专业领域的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成立了工程机技术开发中心，技术研究人员18人。拥有各项研发生产检测检测设备设置60余套，具有过亿的规模生产力。
公司是2008年湖南省第一批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9年湖南省信息厅认定的湖南省双软件企业，2010年湖南省经信委批准的湖南省“小巨人”计划企业，还是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和电控配电设备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设备常务理事单位，湘潭市先进矿山装备产业集群创新联盟理事单位和湘潭市物流与采购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民国一代诗宗国学大家
  朱大可朱大可(1898—1978)，名奇，别署莲垞。祖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父朱丙一，清末任宣平县知县。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一度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并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　
朱大可毕生勤于治学，博览群书，而不囿于旧说。对国学的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对古文字的源流辨识，尤多迈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早年著作散见《东方杂志》等刊物。三四十年代，国家多难，上海的社会情况更是诡谲复杂。大可身处此时此境，淡泊明志，从不攀比牵附，俯仰于人。抗日战争初期曾多次拒绝日伪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坚贞自守，不惜失业家居，后来又坚决拒绝伪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这一时期，不再发表诗文，而闭门钻研国学，益臻宏博。建国后，更是专心治学。
朱大可兼擅书法，曾学曾熙(农髯)、李瑞清(梅庵)，所作行楷，摈碑体的矫揉，脱帖书的软熟。晚年专作古籀，兼谨严秀拔之长，为人所重。以诗鸣世。名诗人陈衍在20年代末曾选清末民初旧体诗佳作，辑为《近代诗钞》，入选的诗人中朱大可最年轻。他的好些名篇佳句，为人所传诵。陈鹤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誉：“朱十以后，复见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词人朱祖谋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相比拟。妻孙慕征学蚕桑专业，能诗，人评为“饶有唐音”。
朱大可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遗稿有《周易复古篇》、《石鼓文集释》、《耽寂宦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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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
  朱大可朱大可 （1957~），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
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著作  朱大可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1《记忆的红皮书》朱大可的话语， 
  《记忆的红皮书》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多年来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和模仿。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在文化垃圾泛滥和阅读焦虑日益严重的时代，本书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价值。
2《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三卷)》
3《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三卷）》
在与当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打交道的过程中，编者试图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以独立立场和批叛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批评文选”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文化事件”的经线，则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来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图像，应该全貌或局部，并通过它确认文化个体的“自我”方位，从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这张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人们将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观察和打量中，呼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刀锋文丛》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5《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二卷）》本书是沿袭第一卷之宗旨，精心绘制的2003年中国内地文化指掌图。编选者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以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文化事件”的经线，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而“批评文选”则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由此描摹出来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图像，可以帮助各种不同文化身份的读者，查看文化的全貌或局部，并通过它确认文化个体的“自我”方位，从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
6《话语的闪电》作为当代中国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数量并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重要的创见。《话语的闪电》收录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13篇论文，包括《空心的文学》、《燃烧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这些文字充分显示出了作者锐利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朱大可的言说方式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确如“闪电”，能以劈开精神的难题，照亮时代的苍白。 
7《逃亡者档案》
在“文化批评”的领域，朱大可始终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以尖锐的语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问历史的神话。面对种种文化现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点点，揭秘纠偏，宣称事实背后的真相，宣称：“我要审判。”
8《十作家批判书》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
9《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2006年·第五卷）》
本卷《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集中展示2006年度中国大陆的文化状况。
包括年度文化批评的精华文献、流行关键词及其阐释、文化事件年表诸部分。在大众文化飞速变化、转瞬即逝的今天，对抗遗忘，保护文化记忆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是本书的基本使命。在编选方略上依然是对此前巳出版的数卷的延续，继续保持笫一现场的真实感和独立立场的批判性。而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则是本书的风格特征。对于有志于从事文化学习、研究、批评、探索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的是一幅高清晰度的文化资讯导航图，同时也是一份富于启示性的文化现场评判书。
10《孤独的大多数》
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本书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电影、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孤独的大多数[4]主要经历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摘自《怀尧访谈录》）相关言论2011年6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称，眼下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赌场效应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朱大可认为，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