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夏文
基本介绍
（概述图片资料来源[1]）
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有学者也写作西夏文字，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属表意体系，是西夏仿汉字创制的。汇编字书12卷，被西夏定为“国书”。西夏人上自佛经诏令西夏文字残片(3张)，下至民间书信，均用西夏文字书写。为方便人们学习西夏文字，西夏还编写了字典。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帝国，西夏文字也随之逐渐湮灭。自西夏文字被发现以来，这些字典以及一批佛教经卷和手书作品，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多有发现。西夏文字属汉藏语系的羌语支，跟现代的羌语和木雅语关系最密切。
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公元1036年（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又称为蕃书或蕃文。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用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如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全部。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部分译音字由其反切上下字的各一部分合成，类似拼音字。有的字以另一字的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互换构成。两字多为同义字。象形字和指示字极少。书体有楷、行、草、篆，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1]
文字的创制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上西夏文字给党项族带来莫大的便利，也使后人研究这种文化与党项民族语言成为可能。[2]
（图册资料来源[3]）
文字介绍
语法结构西夏文字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则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长期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1]字形结构西夏文“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  岩画上的西夏文字[2]文字，初看与汉字相似，因为它是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的。它的基本笔画，也有与汉字相同的点、横、竖、撇、捺、左拐、右提，但没有汉字常见的竖钩，对撇捺等斜笔运用较多。由于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认记、书写都有一定难度，就连汉字中书写最为简单的数字，到了西夏文里笔画也相当繁杂。
西夏文仿照汉字创制，汉字书法有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真书即楷书。传世西夏文献中已发现篆、楷、行、草四种书体，而未见隶书。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1]与汉字的比较【共同特点】
1.同属表意文字体系；
2.形体近似，形体方正；
3.构字方法相似；
4.某些形体在不同部位上都有笔画变通现象；
5.都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6.有些字受到统治者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
【不同点】
1.西夏文五画以下和二十画以上的字很少，显得比较均匀；
2.西夏文斜笔较多，也即撇、捺丰富；
3.西夏文会意字比汉文多，汉文形声字比西夏文多；
4.类似拼音构字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已成系统；
5.西夏文构字时普遍地省形、省声，而汉字是个别现象；
6.西夏文象形、指事字极少，文字中的表意部分并不表示物形。[4]
使用情况
西夏文是西夏王朝创制并使用的文字。作为“国字”，西夏文曾在西夏  西夏文刻《孙子兵法》[2]王朝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西夏文仍在一些地区存活了大约三个世纪。[5]在西夏国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西夏文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西夏灭亡后，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成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2]
造字与起源
缘何造字党项族在内徙以前仍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嫠牛、马、驴、羊以食”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赋税，也没有文字。内徙后，由于长期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西夏立国前形成了稳固的政权。党项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社会发展快速，对外交往频繁，很需要有可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这是创制西夏文的社会原因。西夏统治者想要与宋、辽平起平坐，在各国之间表奏往来时若无自己的文字，显得低人一等。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政治和民族心理的需要。没有文字不仅不便于人们之间的交际，也妨碍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文化原因。西夏王朝提倡佛教，包括西夏皇族在内的党项人虔诚信佛。用党项人能听懂、看懂的西夏文翻译佛经是信仰、推行佛教所必需，这是创制西夏文的宗教原因。总之，西夏文随着党项民族的快速发展而诞生。特别是西夏建国前夕，由于政治与经济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局面，文化也相应地需要从汉族文明的母体脱离出来。[6]在生产力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党项文化有了质变，而文字的创制则是这种质变的显著表现。在西夏建国前夕，为了进一步突出党项族民族文化的特质，元昊下令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2]造字方法西夏文的创制参照了汉字的“六书”理论，采用合成法进行造字，即先创造了一些文字元素，即常说的字根或母字，然后再用合成法繁衍出更多的西夏字。[2]
西夏文是方块形的表意字，分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较少，合体字占绝大多数。合体字中，与汉字会意字类似的会意合成字和与汉字形声字类似的音意合成字最多。比如用西夏文“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泥”字。反切上下字合成造字、互换字、对称字很有特色，是西夏造字的特殊方法。[4]
在西夏文中，除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直接采用文字元素创字外，绝大部分是合成造字。包括会意、音意、对称、互换、反切、长音等六种合成法。如：
会意合成法：西夏文“水”字中的一部分+“土”字合成（泥）
音意合成法：读音为“令”的西夏文的一部分+西夏文“绢”字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 ”
互换合成法：（指）——（趾）（逃）——（服）
对称合成法：（双）（唇）（中）（分）
反切合成法：读音为“妻”的西夏字的一部分+读音为“因”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汉族“秦”姓的西夏字。
长音合成法：读音为“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含意为“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阿长音。
西夏文创制后，元昊即下令推行国中，诏令国民悉用蕃书。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西夏文的地位，并于建国初期设立“蕃字院”，选拔西夏贵族子弟加以教之，以期传播。因此西夏文很快就在西夏国中通行。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一直到明代中期尚有少数党项后裔还在使用。此后便被历史所淹没，变成了一种死亡的文字。1804年（清嘉庆九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被发现后，学者根据该碑上的汉字与西夏文对照及记年，才重新确认了这种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1-2]造字时间关于西夏文的创制时间，汉文史书多有记载。然而由于几种主要文献所记相互抵牾，在创造时间和创制人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一桩“公案”。汉文史籍记载西夏文创制的时间，一类认为是西夏第一代皇帝之父李德明时期。《辽史》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当时所谓的“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造。《宋史》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6]
研究考证
文字初露端倪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门洞宽6米多，可通车马。云台门洞内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镌刻6种文字，布列两壁，形态各异，书法不同。其中早已知晓的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是不为人知的文字。英国人伟烈在1870年考定这种文字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12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过了13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难决断。为此英法学者打了近20多年的笔墨官司。
在此之前，清朝著名学者张澍于1804年（嘉庆甲子年）在家乡武威养病。在游清应寺时拆开了寺内一座前后砌砖，封闭已久碑亭，拆开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字体好像都能认识，然而仔细看却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已死亡的西夏文再次为世人所知。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于1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然而张澍的重要发现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英、法学者在反复讨论时，早有张澍的现成答案。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1898年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7]黑水城的重大发现20世纪中国在历史文献方面有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使人文科学很多重要领域有了重大突破，如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文书和大量简牍的发现。然而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应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那就是上世纪初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珍贵西夏文书。
1908年、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组织了两次对黑水城的考古，发现了大量西夏相关的文物、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献为主，数量与完本比例很大，有8000多个编号，数千卷册。黑水城西夏文献有500多种，其中仅世俗文献就有近百种。20世纪前，世上还见不到一部西夏文献，进入21世纪，西夏文献已占中古时期文献的很大比重。可以说，黑水城西夏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古籍分布的格局。
著名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在1914年到黑水城寻找发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也得到了一些西夏文献，分别藏于法国的巴黎图书馆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此外，印度、越南也都藏有一些自中国流失的西夏文献。
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灵武）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佛经，大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分藏于宁夏、甘肃，一部分流失日本。这些文献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内入藏西夏文文献最多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的天梯山、敦煌、武威，宁夏的银川、贺兰山，内蒙古的黑水城、绿城等地都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形成了以俄罗斯所藏黑水城文献为主要、国内外多处收藏的西夏文献宝库。这些文献都是珍本、善本，学术价值极高。[7]当代考证西夏文作为打开西夏文化的钥匙，完整破译西夏文，对于有关西夏的研究至关重要。经过著名西夏学学者李范文整整25年潜心研究，1997年，国内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西夏文字典《夏汉字典》出版，这为破译西夏文、打开西夏文献宝库提供了一把“金钥匙”。2008年，在李范文主持下，《简明夏汉字典》修订出版。
2012年10月11日—12日，在银川市举行的西夏学学术研讨会上，宁夏大学西夏学学者张迎胜认为，“几代中外学者对西夏文与汉字的形体对应关系，西夏文字形、音、义的基本要素，西夏文的构造方式，西夏文的读法，西夏文意义的解索，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讨论。目前西夏文的研究已经接近建立完整体系的阶段。”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则说：“在21世纪，在西夏学研究中，数字化方法将得到广泛应用，西夏文献数据库、西夏遗址数据库、西夏文物数据库、西夏研究数据库等将建成并向学术界开放。”[5]
相关文献
1992年末，中国西夏文化专家李范文教授历经20年艰辛，编纂完成《夏汉字典》，对于西夏文的数量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在对《夏汉字典》每个字目做了详细考证后，李范文认为，全部西夏文共计5917字，而实际上有意义的字共5857字[5]。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辞书《文海》与《音同》收字最全。这两部辞书是由西夏时期的党项族人编著的，为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是用汉文与西夏文对音、对意的方式编成的，并收录了许多党项语词汇，因而成为后人解开西夏语言、文字的钥匙。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2]
专家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如《圣立义海》系统记录西夏自然状况、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全面反映西夏社会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王朝法典。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序跋、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纪录。这些文书多是草书。这些出自西夏基层的文书很多记有西夏的年号。这些文书从数量、内容、价值方面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为研究西夏社会增添了新的资料。[4]
研究意义
西夏王国的文字曾一度被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但在19至20世纪，西夏文及其大量文献遗物被不断发现和解读，用西夏文记录的大量文献典籍的学术和文化得以重新面世，显示出极高的文化价值。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公认，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乃至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西夏文化具有很高的研究和传承价值。[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