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多田等观
人物简介　　
多田等观（Tada Tokan，1890—1967），1890年7月1日生于日本秋天县土崎港，其父多田义观是当地净土真宗本愿寺系统寺院——弘誓山西船寺的第十四世住持。初中毕业以后，多田等观从秋天县来到京都游学。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位当时对西藏毫无所知的青年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阿旺罗桑到日本留学一事。 
进藏过程
1913年，多田等观受日本西本愿寺派遣，赴西藏留学，在色拉寺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成为历史上在拉萨居留时间最长的日本人。由于这段留学经历，多田等观不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同时为其以后的藏学研究及成为日本著名藏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4月，受达赖喇嘛派遣的赴日留学生阿旺罗桑一行三人抵达京都时，多田等观之弟多田义正正在大谷光瑞创办的神户武库中学接受所谓的“英才教育”。大谷光瑞从多田义正的口中获释其兄正在京都游学的情况后，就指名让多田等观给阿旺罗桑一行教授日语，同时跟阿旺罗桑学习藏语。正想半工半读上学的多田便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接受任务以后，多田等观便和阿旺罗桑及其两位随从一起住在西本愿寺的飞云阁，一边给他们教授日语，同时学习藏语。阿旺罗桑对这位来自日本东北地方的老师非常满意。多田知道他的这个学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留学生，说“这些西藏人的到来与其说是为了研究日本的佛教，倒不如说是带有某种外交目的，他们似乎具有西藏外交官的身份，擦瓦（即阿旺罗桑）就是一位具有这方面才智的人物”。因此，多田对他们教授日语时非常认真。但是，过了半年以后，当大谷光瑞召见来自西藏的这位留学生时，却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日语。原来多田等观给阿旺罗桑教授的是一口地产的日本秋天方言。这引起了大谷的不快，于是重新找了一位京都人给他教授日语。但多田一直跟随阿旺罗桑学习藏语，并一起搬到了大谷光瑞在神户修建的豪华别墅——六甲山二乐庄。大谷光瑞在这里给阿旺罗桑专门修建了一处具有西藏风格的“西藏堪布室”。多田说自己因为有三个藏语老师，所以藏语进步很快。
不久，阿旺罗桑因为收到了达赖喇嘛催他返藏的电报，准备返回西藏。临行前，阿旺罗桑要求多田与他们同去印度，但因经费不足，多田表示犹豫，后经大谷光瑞发话，他只好答应送他们到加尔各答。1912年1月23日，他们离开神户港，起程返藏。随阿旺罗桑等三名藏人同行的除多田等观以外，还有上述的青木文教以及藤谷晃道二人。此时，多田等观自己还没有进藏的愿望。
1912年3月，阿旺罗桑及多田一行六人抵达印度噶伦堡。在阿旺罗桑活佛的引见下，21岁的多田与青木文教一起谒见了正在这里滞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看到多田能讲藏语，非常高兴，给他取了藏文名字叫“土登坚赞”（Thubbstanbkra－sts），并赠送了一套高档的西藏僧装。这是多田等观初次谒见达赖喇嘛。
当时达赖喇嘛想急于了解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内地的形势，因此，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多田几乎每天给阿旺罗桑讲述日本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再由阿旺罗桑讲述给达赖喇嘛。6月24日，达赖喇嘛一行从噶伦堡起程近藏，阿旺罗桑活佛作为达赖的随从堪布，也离开了这里。达赖临起程的前一天，让侍从给多田等观送来了入藏许可证书，让他日后一定来西藏。多田等观自己说，达赖喇嘛还给他留下了两名藏人。一位名叫霍尔康·札萨的拉萨贵族，给他教授纯粹的藏语，另一名是僧官赤东·罗桌，担任达赖喇嘛与多田之间的联络员。笔者认为这两名藏人很可能是当时西藏地方政府驻噶伦堡办事机构的人员。青木文教在其《秘密国西藏》中记载说，达赖喇嘛在离开噶伦堡的前一天即6月23日，召见了青木、多田二人，二人请求提供入藏帮助，达赖喇嘛欣然允诺，说若有困难就去找西藏政府派驻噶伦堡的代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
虽然达赖喇嘛欢迎多田等观到拉萨学习，但他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进藏。不久，在英国驻锡金的行政长官查尔斯·贝尔的介绍下，他与青木一起移居到大吉岭，住在一个名叫固帕里的车站附近的人家。9月初，青木离开这里踏上了进藏旅程，多田则在这里等待着大谷光瑞的指示。1913年1月，多田等观在大吉岭收到了西本愿寺本山发来的信，命他“进入西藏，钻研其教理，并计划长期驻留西藏。关于研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遵照法主的指示进行。”　多田等观接到本山的进藏指示后，便开始了他的入藏活动。
由于英国人对与西藏连接的印度、锡金、尼泊尔的边境控制很严，所以多田认为从这些地方难以进藏。加之英国人获知青木文教已经秘密入藏的消息后，对多田等观的行踪一直予以监视。于是，为了不引起英印警察的怀疑，多日决定从没有英国人驻扎的不丹边境进藏。为此，他托别人给自己发来母亲病危的电报，慌称自己要返回日本。当地警察信以为真。1913年8月，多田从大吉岭抵达加尔各答再从这里乘火车向不丹边境进发。进人不丹后，化装成当地人，风餐露宿，与不丹人一样赤脚走路，吃尽苦头。越过边境进入西藏境内以后，他便拿出想必能派上用场的、达赖喇嘛签发给他的入藏许可证，出示给当地的西藏人。因为这种证明书惟有西藏上层才能得到，但当时多田等观衣衫褴楼，形似乞丐，谁也不相信他是达赖喇嘛的客人，当地人对他的要求都婉言谢绝。此后，直至抵达拉萨，达赖喇嘛给他发给的这张路途优待证书未能派上什么用场。
1913年9月28日，多田等观历经艰辛，终于抵达目的地拉萨。他拜访了阿旺罗桑，阿旺罗桑又带他拜访了达赖喇嘛的基巧堪布（即总管），并在罗布林卡谒见了达赖喇嘛。吉巧堪布向他转达了达赖的意见，即休息一段时间以后进入寺院学习。正在拉萨的另外两位日本人青木文教、矢岛保治郎听到多田抵达拉萨的消息后，前来问候。
据多田记载，刚抵拉萨的他当时还没有立即进入寺院及长期学习西藏佛教的愿望，而是象青木文教一样，希望达赖给自己安排一名家庭教师，住在藏人家中学习。但他的这种想法遭到了达赖喇嘛的训斥，告诫他说：在西藏学习佛教必须进入寺院修行，佛教重视的是对学习的内容进行体验，既然从遥远的日本来西藏学习佛教，一定要下定决心，刻苦修行，否则不如回到日本。受到达赖的这种训斥以后，多田只好同意进入寺院学习。
然而，多田入寺学习一事遭到了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高僧们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西藏佛教是没有任何混杂物的最纯洁的宗教，寺院中纯洁得如牛奶一般，如果一个外国人进入寺院，犹如牛奶中滴进了一滴血，这样牛奶如果不被全部染红，也会弄脏。当多因为进不了寺院而暗自庆幸时，达赖喇嘛表态说：“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我想一个佛教国家的人进入我们的佛教寺院没有什么妨碍吧”。达赖的以上意见通过吉巧堪布传达给寺院方面后，再没有人反对多田进寺学习了，而是竟相邀请到自己的寺院学习，最后用掷骰子的办法决定进入色拉寺学习。1913年11月，多田便开始了在色拉寺长达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
拉萨留学生活及其它
进入色拉寺以后，多田等观被安排在罕东康村。这个康村的僧人多系来自安多地区的蒙古人和藏族人。因为，多田是来自西藏东方的日本人，所以也被安排在这个康村。以后多田在该寺居住了十年，基本上如同西藏喇嘛一样过着严格的修行生活。不过多田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特殊“喇嘛”，因此他在色拉寺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住所宽敞，还雇佣了一个名叫罗桑贡噶的年轻喇嘛照料自己的生活。寺院上下对他都相当尊敬，多田自己说他在色拉寺受到了相当于一个活佛的待遇。因受到寺院的特殊照顾，进寺三年以后，多田通过参加答辩，获得了低于格西学位的“却杰”（相当于助手）称号。临回国的前—年，即1922年正式获得格西学位。　　多田等观不同于同时期受西本愿寺派遣入藏的青木文教，他对政治以及西藏与日本的关系等方面关心较少，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西藏佛教的理解上。客观地说他在西藏度过的是十年严格的修行生活。多田等观于1923年9月15日撤给西本愿寺的留学总结报告《入藏学法始末书》，详细记载了在色拉寺学习过的教材及任课老师等。他学习了一年多的论辩以后，又学习了般若、中观、律学。1919年9月，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给28岁的多田等观授予具足戒。此后学习密宗，接受了灌顶。由于常年在昏暗的油灯下诵读佛经，多田离开色拉寺时，患上了严重的眼病，右眼几乎失明，曾求英国军医R·L·肯尼迪大佐治疗，他还留下了一张1921年在拉萨与肯尼迪大佐的合影。
在西藏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中，多田等观与达赖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取得了达赖的信任和深切爱护。在得到达赖恩惠这一点上他超过其它进藏者。多田说，他抵达拉萨后，在达赖的行宫及其它非正式场合多次见到了达赖喇嘛。在入藏的第二年，达赖喇嘛给拉萨的高级僧侣们讲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时，破例让当时尚无听受资格的多田等观也来听讲，以后还亲自给他授了比丘戒。当他把日本报纸上的相关新闻翻译成藏文呈上时，达赖喇嘛详细过目后，总是给予评点，指出文章的不足，使多田了解到了达赖喇嘛深厚的修辞学造诣，还经常赐给宫廷中的藏式点心“莫顿”。达赖还把自己亲手绘制的宗喀巴画像送给多田。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喜欢花草，多田曾按照达赖的要求，将日本的荷花运到拉萨。在多因离开拉萨归国时，达赖喇嘛给他赠送了许多珍贵的西藏经典和其它文献，还力排众议，赠送了一套尚未传到国外的德格版《大藏经[1]》。多田还说，他临离开拉萨的前一天，与达赖躺在床上，交谈至深夜。多回返回日本后，及至20世纪30年代，达赖喇嘛仍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
多田等观在拉萨期间，除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深切关心外，还得到了达赖的基巧堪布和擦绒札萨的关照。这位基巧堪布即绎巴土旺，曾先后对另两位日本进藏者河口慧海及专本婉雅提供过帮助。多田说自己受到了绛巴土旺无微不至的关怀。当他初进色拉寺时，绛巴土旺替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还准备好了袈裟和一切必需品。不能及时收到从日本寄来的生活费时，绛巴土旺总是慷慨解囊，给予帮助。如果对达赖喇嘛有难于开口的要求时，绛巴土旺总是通过达赖把事情处理得十分妥当。多田将这些归结为“大概是由于当他（指绛巴土旺）陪同达赖喇嘛住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时，曾亲身感受到那里的日本人对他们非常友好的缘故。”
多田等观在藏期间，擦绒噶伦达桑占堆对他也极尽照顾。尤其是基巧堪布去世后彦田从擦绒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比如当多田外出巡礼时，擦绒给他提供护身的武器及食物；当多田在搜集西藏佛典等方面遇到困难时，也不时得到擦绒的斡旋和经济帮助，德格版的《大藏经》就是擦绒出资帮他印刷的；每当擦绒家请客时，时常请多田去作陪；多田说擦绒“是一个对日本抱有极大信任的人，对我们日本人经常给予各种方便。”。多田等观归国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与擦级噶伦保持着通信联系。多田等观在其《西藏滞在记》中，对擦绒噶伦的生平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述，有不少珍贵资料，可以补足藏、汉史籍中对擦绒记载的不足。
除佛教修行生活外，多田等观还在西藏参加了一些其他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件事情：
（一）提议征收人头税。据多田等观记载，他在西藏期间，枪炮等武器很少，急于想强化西藏地方军队的西藏上层，渴望得到军火武器。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人正欲处理一批英印军队中的废枪，为了获取西藏人的好感，有人提出将这些废枪送给西藏。西藏方面于是派多田去商谈。多田认为无偿接受枪支不太合适，提出购买，并要求每支枪配带300发子弹。但是当时西藏的税收都是实物税和劳役支付，没有钱来买枪。经过再三磋商以后，多田提出向西藏民众征收人头税。
据多田说，西藏当时还没有人头税。他提出的人头税，即除寺院僧侣外，让每个人头交出一个章嘎。当时一个章嘎相当于日本的二十钱，四个章嘎等于一个印度卢比。结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很多的钱。这时有人提出家畜也要征税，一头牛或羊要缴两个章嘎。多田认为这不太合理，于是请求达赖喇嘛仲裁。“达赖认为牲畜虽然是一个头，但有两只耳朵，于是便制定出了所谓的‘阿姆章法’。阿姆或阿姆却，是耳朵的意思，章即章嘎之略。但寺院的牲畜仍不交一文钱”。多田说，他当时提出征收人头税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掌握西藏的世俗人口。但“阿姆章法”制订以后，由于官员们的阻挠，人口数字依然搞不清楚。   （二）帮助制造金币。西藏有丰富的金矿资源，但是西藏政府一直没有进行过开采。当时西藏的货币也只有银币。据多田的记载，他到了拉萨后不久，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就开采金矿、铸造金币一事与他商量。多田指出日本是个金本位的国家，为此还把日本的金币出示给达赖喇嘛看。不久，西藏政府终于铸造出了两侧都有花纹的圆形金币。但是，当把金币投入市场流通时，尚未见过金币的西藏人以为这是政府在制造假币，企图高价出售，似乎把它当做了从印度进来的金色玩具，没有任何流通的迹象。于是，西藏方面听取多田的建议，发出政府公告，强调西藏人都要服从使用金币的命令，如果有人拒绝使用金币，就要砍掉他的手。在这种强制措施下，金币逐渐在西藏开始流通。然而事过不久，这些金币突然在市场上消失。据说这是因为西藏商人把金币带到了印度，印度商人以高出纯金几倍的价格收买了这种金币。“西藏政府认为这是英国的毒辣阴谋，是想掠走西藏的黄金，于是停止了金币的铸造，中止了采掘黄金的工作，并且还封闭了金矿穴。”
多田等现在西藏期间的费用，虽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资助，但主要还是由日本西本愿寺提供。但是，他入藏后不久，派遣他进藏的大谷光瑞已经从西本愿寺法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西本愿寺给他的汇款时断时续，很不稳定。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父母。当达赖喇嘛为了装饰佛像让多田搞到一批日本京都的织锦缎时，他写信给父母商量。他的母亲于是拿出靠卖中药材脱下的钱，买了锦缎以后寄去。当然，这不仅仅是赠送给达赖喇嘛的礼物，而是给多田进行经济支持的一种形式，多田无疑会从达赖那里得到相应的这部分钱。另外，多田在西藏期间，在北方的羌塘牧场买了十头牦牛，托人饲养，每到秋季，他可以收到他们送来的酥油甚至干肉，多田称此为“查麦其麦”税制。多田在西藏期间，在经济方面还得到了日本佛学家岛地大等（1875—1927）的帮助。
归国及其藏学成就
在拉萨度过了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以后，1923年2月，多田等观以探望父母及到日本治疗眼疾为由，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归国的想法。达赖喇嘛挽留多田留在色拉寺继续潜心学习，但若回国去探望父母的话，一年以后再返回拉萨继续学习。达赖允准多田的归国要求以后，给他签发了盖有达赖喇嘛金印的特殊通行证，还给他授予了一种写在绸布上的、表示在西藏修行了十年的“毕业证书”。不久，多田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西藏文献24279部。驮载在80多头骡马上，离开拉萨向印度加尔各答进发。临出发时，达赖喇嘛还给多回赠予印有自己双手手印和金印的一条哈达。多田说他归国时，擦绒噶伦不仅给他提供了护卫，而且由西藏政府提供经费和马夫，将他的这些行李运到了加尔各答。　　其实，这是历史上西藏文献向国外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开流失。据著名藏学家山口瑞凤先生介绍，多田搜集的文献几乎没有脱页，是西藏木版印刷中最清楚的。这大概是使用了考究的纸张的缘故。其中属于大藏经的文献有21872部。这些《大藏经》，除德格版外，还有纳塘版和拉萨版。多田还收集了《大藏经》以外的大量藏文文献，其中有西藏高僧的全集2083套，现藏在日本东北大学。虽然这些“藏外文献”以后在印度等地先后重刊，但在国外一下子能集中如此之多的文献是罕见的。东京大学文学部现藏有多田等观收集的相关医学、历算、传记及相关佛教教义方面的名著425种。
1923年3月，多田等观回到了阔别11年之久的日本。当年6月，当时正在上海大谷光瑞身边工作的青木文教来信邀请多田等观到上海，让他在以大谷光瑞为中心成立的组织“光寿会”从事翻译工作。但多田以整理从西藏携归的文献为由，拒绝了这一邀请。1923年9月1日，日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关东大地震”。此消息传到西藏以后，达赖喇嘛给多因写来了慰问信。当达赖从多田的回信中获知从西藏带去的文献幸免于难时，又写信说“那是因为你过去对喇嘛很好，因此作为报答使你避开了灾祸。。
多田等观回到日本以后，马上投入到了对西藏文献的整理以及藏语教学之中。1925年受聘担任帝国东北大学的藏语讲师，教授藏语。与此同时在日本著名佛学家岛地大等建议下，与佛学家宇井伯寿合作，给德格版的《丹珠尔大藏经》进行编纂目录的工作。1934年出版了《西藏大藏经总目录》1942年以后，多田受聘担任了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的藏语讲师，并受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嘱托，从事西藏文献的整理工作。此间出版了介绍西藏社会情况的《西藏》一书。1953年，在佛学家羽田野伯猷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西藏撰述佛典目录》一书，因此业绩，1955年被授予“日本学士院奖”。1951年6月至1953年11月，担任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带去不少西藏文献。1956年担任日本东洋文库藏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1965年在东京出版了英文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Thre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he Centre for Asian Cultural Studies, Tokyo.）一书。
从多田等观的藏学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虽然他撰写了许多相关西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但其研究的重点在西藏佛教方面，尤其在西藏佛典的整理方面取得了成就，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和肯定。因此，他被学术界认为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多田等观的另一部著作《西藏滞在记》。这是由多田等观口述、牧野文子记录并编辑成书的。虽然该书完稿于1965年，但正式出版是完稿28年之后的1984年。当时，两位著者都已经去世，他们未能看到此书。该书为我们了解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但大概是口述记录的缘故，加之著者本人未能看到清样等原因，书中错讹不少，在此不赘。
1967年2月18日，多田等观患心肌梗塞去世，享年76岁。
总之，多田等观赴藏留学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日本西本愿寺之间建立了文化交流关系的直接结果。多田等观在拉萨长达十年之久的留学生活期间，不仅与达赖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同时对西藏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为他以后的藏学研究及成为日本著名的藏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