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甘肃回民起义
过程
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经过长年累月走访陕甘等地，获取一手资料，著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对于西北回民起义起因、经过、结果做了深入调查和研究：
社会背景第一，清朝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起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平余”，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　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　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着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准备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起义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　1762年，清政府颁布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法令，当时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于终身戴枷，汉民犯同类案件时只判笞刑。在回疆地方清政府分建回汉二城，二城之间的交通受严格限制，规定回汉间不得通婚。此外，在公文书中常常“民回”连称，把回从民中分开，又常用回贼，回匪的名称，并在回字上加反犬旁。这样不仅在回民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而且也无意中使本有的民族矛盾更具复杂化，当然这样又加剧了清政府同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矛盾。而当时汉民生活日益贫困，更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回汉矛盾及由此而引发的事件中官员对汉民的偏袒使得回民对清政府的仇恨进一步加强。
第二，当时各方面抗清势力相互联合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装与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结为联盟；同治五年，张宗禹、张禹爵率领捻军进入陕西；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运动以及陇东董福祥领导的农民运动，都与陕甘地区有着密切联系。
第三，由回民地主阶级和宗教上层人物领导的民族运动，归根结底是回族农民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
回族的地主阶级，如代表地主阶级的陕西大荔青池村的温氏家族，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大荔禹家庄的禹氏家族和咸阳茶商木士元等，还有宗教领袖阿訇这一阶层，都在回民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回汉地主之间素有芥蒂，自唐代郭子仪率领回回征史思明后，沙苑地区被官府赏赐给回民做农牧区域，但是自明代开始，外省的汉族地主不断向沙苑东西两侧发展，回汉地主之间由于竞买土地经常发生纠纷，同时回汉商贩之间、高利贷者之间为争夺利益也经常发生冲突。沙苑本来物产丰富，商贸发达，但是被地主阶级垄断之后，地主生活逐渐富庶，农民生活逐渐窘迫，如沙苑东边的赵渡镇、西边的孝义镇、西北的八女井镇，都是汉族地主官宦的发迹之所，如山东巡抚阎敬铭、河南湖北巡抚严树森、富豪赵渭南，都是利用沙苑剥削回民致富。同治元年，清军多隆阿到大荔，军饷断绝，从汉族地主李素福银窖里一次就抢走一百万两白银，可见沙苑附近是如何富庶。地主压迫回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每遇诉讼，必然贿赂官府、串通讼棍，污民为盗，严刑强迫回民认罪，甚至在华州、大荔县的公文中，可以找到“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判词；在渭南，有一位讼棍，为打官司的回民农夫和汉民地主同时写了两个状词，给回民写的是“十冬腊月天，地冻如同砖，镢锨铲不下，羊蹄怎能搬？”，但同时又给汉民地主写的却是“一冻一消，松得像马勃，羊蹄一拨，连根带稍。”因此回民是打不赢官司的；在蓝田发现有“汉人从前衙进，从后衙出”的行贿；在渭南孝义镇发现污民为贼的碑文。在清军讨伐回民义军的过程中，各地汉民乡绅踊跃出资，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回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沙苑地区彻底垄断起来。　清朝乾隆时代起首先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门宦组织，是维系整个回民的一种宗教组织系统。门宦制度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派生出十分复杂的内外矛盾。清政府对门宦势力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清政府自乾隆以后竭力企图取缔回民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回民族的歧视和排斥。这种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的野蛮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这样很自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政府，使回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反抗目标。
第四，地方势力（团练）的肆意妄为、抢劫杀人是激起回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陕西回民起义是由于当地团练杀害回民刺激而成。陕西的团练，是地主武装，其头目张芾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惨败，被革职回乡，此人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者，主张歼灭陕西境内所有回民。同治元年，“圣山砍竹”事件后，他故意将原本准备剿灭捻军和太平军的陕西团练引至回民所在的秦家村，放火抢劫杀人。兹引当时华阴县绅士李启讷所记华州、华阴两县团练激起回民起义一事，足以供我们参考：　“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华州回汉砍竹跶架之事，因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匪贼。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华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必先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执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团众此时，心满意足，饱载而归。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最也，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处，绝无生理，拼命相争。”张芾的狭隘思想和杀戮平民的罪行是激起民变的重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因果循环，他后来被回军的将领任武斩首。
左宗棠入陕陕甘总督杨岳斌困守省城兰州，束手无策，清廷遂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1867年7月，左宗棠率楚军2万余人入陕，在镇压了西捻军之后，于1868年冬回到西安，制定了“三路进兵之策”；以刘松山部为北路，指向金积堡；以李耀南等为南路，直趋秦州(今天水市)，左宗棠自率中路军赴泾州(今泾川)。1869年春，清军向活动于陕甘边界地区的陕西回民军发起进攻，回民军作战失利，由董志原撤往金积堡等地。左宗棠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进攻甘肃境内的回民起义军，并把主要矛头首先指向回民军最大的基地金积堡。同年秋，刘松山率领北路清军进抵灵州(今宁夏灵武)，扬言只剿陕回，与甘回无涉。当地回民不受欺骗，与陕西回民军联合作战。11月中旬，中路清军雷正绾部突破预望城、黑城子一带防线，进至距金积堡仅10余里的秦渠一带，刘松山部则夺取了灵州城。从12月起，中路和北路清军从南北两个方向会攻金积堡。  左宗棠
马化龙被杀1870年2月，起义军发起反击，一举夺回西面要地峡口，并击毙刘松山，清军阵脚大乱。在有利形势下，马化龙并未乘胜反攻，却数次修书求抚，致使清军得以调整部署，重新发动进攻，逐点夺占外围堡寨，对金积堡进行锁围。由于粮尽援绝，马化龙于1871年1月初交械降清，后被杀害(参见金积堡之战)。3月2日，清军攻占起义军最后一个据点王家瞳庄，宁夏地区的回民起义遂告失败。7月底，左宗棠又以40余营兵力分三路向河州发起进攻。起义军于洮河西岸构筑防线，清军多次抢渡洮河均被击退。11月中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亲兵马步5营，绕至康家崖(今临洮北)东南30余公里的站滩，从狄道(今临洮)浮桥渡河，猛攻洮河西岸起义军阵地，掩护清军主力渡河成功。随后，清军从几个方向围攻起义军洮河西岸的主阵地三甲集。起义军节节抗击，将其诱至太子寺(今广河)。1872年2月中旬，起义军利用夜暗主动出击，使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15公里，粮道梗阻，几不可支。在取得辉煌胜利后，起义军多数首领主张乘胜反攻，但主要领导人马占鳌却把这一胜利当作降清的资本，率部投降，加入镇压起义军行列(参见河州之战)。
左宗棠平乱8月，左宗棠进驻甘肃省城兰州，指挥清军向西宁进攻。9月初，刘锦棠率步队18营进至西宁府碾伯(今青海乐都)地区。12日，西宁回民首领马桂源密约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等会商对策，公推马桂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西宁地区之陕、甘回民起义军，抗击清军。起义军于西宁东面隘路两侧山上构筑坚固堡垒，凭险固守。并以机动兵力绕至敌后伺机袭击，阻敌粮道，使清军穷于应付。两个月之内，双方交战50余次，清军损兵折将，不能前进。左宗棠一面增兵，一面加紧诱降活动。留守西宁城的马永福终于降清，闭城据守。马桂源等分兵围攻西宁城，形成东西两面作战之势。刘锦棠乘机攻占了大、小峡之间的隘路，于11月19日进占西宁城。回民起义军大部瓦解，白彦虎率2000余人北走大通，马桂源则率三四千人退至巴燕戎格(今化隆)。
马桂源、马本源被杀1873年3月2日，马桂源、马本源兄弟被俘，不久于兰州遇害。接着，清军攻占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循化厅城，西宁回民起义归于失败。至此，甘肃回民起义军仅剩最后一个基地肃州。早在1872年初，总兵徐占彪即奉左宗棠之命率川军12营进至肃州东面之高台地区，起义军在马文禄指挥下顽强抵御。激战至8月初，清军攻占近城堡垒，起义军退守城内。随着西宁战事渐近尾声，左宗棠不断向肃州增兵。1873年2月，清军于城外掘壕、筑墙、设木栅，严密合围。鉴于肃州久围不下，左宗棠继续大量增兵，使围城清军达到60余营，左宗棠本人亦于10月亲临肃州督战。城内粮食断绝，起义军杀马充饥，仍拼死据守。月底，清军利用在西宁投降的起义军首领喊话诱降，马文禄见形势日益恶化，思想动摇，于11月4日开城投降，甘肃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点评
《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同治年间的动乱，对回汉两族都是大灾难，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同战前全省的175万的峰值人口数相比，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其实在同治之前，《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均记载过乾隆“根株净绝，永保无虞”八个字的上谕，自此之后清政府一直在伺机清洗宗教信仰浓郁的西部地区，直至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之后，左宗棠彻底确立了满清在西部的统治地位。
甘肃回民起义坚持抗清12年之久，对清王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打击沉重。但起义军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清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往往各自为战，加之领导权掌握在上层分子手中，意志不坚，动摇降清，所有这些，都是此次起义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和深刻教训。
负面评价
回民军的某些做法，如强迫汉民随教，[1]也影响了回汉民族关系。在民族矛盾紧张而又长期化的情况下，改随伊斯兰教确实使相当的汉族群众免遭杀害。在宁夏、灵州、河州等地，许多材料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但这毕竟不是出于自愿，因而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而且，对于随教的汉族群众而言，有时也会飞来横祸。史学家马培清曾在《马占鳌的反清和降清》一书中提及同治六年(1867)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退河州。马占鳌令分驻四乡，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 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到北原上开会，表面 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 汉人听到消息，相率逃亡，结集到烟囱山，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纠集回军四 万多人，围困烟囱山，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