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思礼
人物简介
梁思礼，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七机部总工程师、通用测试设备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等职，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高级技术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国家图书馆顾问等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
1924年8月24日梁思礼出生于北京，原籍广东新会，为梁启超最小的儿子。
1941-1949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普渡大学、辛辛那提大学学习，获应用科学研究博士学位。
1950-1953年任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技术员。
1953-1956年任总参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工程组副组长，参加国家“12年科学远景规划”制定工作，负责起草“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
1956-1961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为钱学森院长手下十个室主任之一。
1961-1965年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副主任，是我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之一。
1965-1983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十二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中近程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导弹、长征二号副总设计师，同时担任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
1981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通用测试设备（CAMAC）总设计师。
1983-1988年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
1989年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IAF）副主席。
个人覆历
  梁思礼:喜欢NBA的导弹专家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籍贯广东新会，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41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43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
1949年10月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启超51岁得子梁思礼。思礼长得酷似父亲，被亲昵地称为“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思礼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到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梁思礼永远难忘1960年的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当时他站在离发射阵地仅两公里远的吉普车旁，聂荣臻元帅坐镇在5公里以外的帐篷前，这颗导弹刚起飞就掉了下来，距发射点只有300多米。梁思礼立即奔向爆炸地点，望着深深的大坑，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
这次试验前，他与快分娩的妻子麦秀琼告别时说：“若生男孩取名‘凯’，生女取名‘旋’。”他盼望着凯旋。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旋”，他相信今后一定会成功。果然，1964年，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地导弹的研制，并发射成功。
梁思礼的性格爽朗乐观：“我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父亲常说，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就成了沙漠，要来何用？”梁思礼的业余爱好也与他在事业上的辉煌成就一样交相辉映。大学时他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并获得1944年美国十大学（BigTen）冠军。梁思礼对篮球也很痴迷，有NBA的球赛，他总要挤出时间看看，他还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乔丹、奥尼尔等球星的名字。对于音乐、摄影和旅游，梁思礼也很喜爱，但最爱的要数下象棋了。以前每次院士们开会，他准要与黄纬禄等老总们一比高下。后来梁思礼迷上了与计算机下象棋，一有空，便上机与计算机厮杀几盘。
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作为中国第一代“驯火人”，梁思礼现在依然活跃在航天科技战线上。
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礼返回祖国50周年。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威风八面的航天武器从眼前经过，回顾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梁思礼感慨万千。爱国主义、奋发图强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受尽屈辱的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实践在航天事业中兑现着自己的诺言。梁启超一生主张维新变法，为复兴中华大声疾呼。若他在天有灵，看到他的“老白鼻”虽历经坎坷而九死不悔的赤诚之心，当会何等的欣慰与骄傲！
工作经历
  梁思礼与中国航天员合影梁思礼（1924- ），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原籍广东新会，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七机部总工程师、通用测试设备（CAMAC）总设计师、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科技委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国家图书馆顾问等职。他曾领导和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试验。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是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留美八年顽强自立攻科学梁思礼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五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935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抗战爆发后转入耀华中学。1941年高中毕业，随三姐梁思懿赴美留学。1943年他申请获得美国租借法案中对留美中国学生的生活津贴，于是转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曾获得Sigmakai,Tau Beta Pi,Eta Kappa Nu等多个荣誉学会的金钥匙。由于日美宣战失去与家庭的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大学生活相当清苦。曾到餐馆洗碗、当侍者，担任游泳场救生员，实验员等。这段生活经历，对培养他艰苦奋斗和敢于在困境中打开局面的勇气与毅力很有帮助。194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入辛辛那提大学攻读，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48年曾积极参加进步的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SCA），并成为执行委员会成员。1949年参加留美知识分子的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动员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带头于1949年9月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梁思礼回国后一直从事电信研究，1956年是他一生中一个新的起点。那年春，他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参加起草“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同年9月，他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入正在筹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10月8日五院正式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他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又有了用武之地。同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五院建院开始，梁思礼的全部身心就融入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之中。
1958年，五院与炮兵共同组建P-2导弹教导大队。由苏联专家讲授P-2导弹的原理和操作、使用、维护技术。梁思礼被任命为技术副大队长。1959年，五院开始仿制P-2导弹。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之一，担任驻厂工作组组长，负责控制系统的仿制和技术人员培训工作。1960年，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仿制并试验成功P-2地地导弹。随后，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地导弹的研制，并于1964年取得成功。
1965年，“老五院”集体脱军装转业，变成第七机械工业部。同年制定了“八年四弹”规划，即1965-1972年8年内研制出中近程导弹、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4个型号的战略导弹。梁思礼被任命为上述中近程导弹改进型号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与同事一起研制成功导弹全惯性制导系统，并先后参加和领导13发弹的飞行鉴定试验。1966年10月，梁思礼参加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试验。这一年，他还在国防科委召集的各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介绍了如何组织高技术大型工程中的系统综合经验（即现在所说的工程系统的雏形）。这是第一代航天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逆境和干扰中搞科研1966年，梁思礼主持远程液体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工作。随后被任命为该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但刚起步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严重冲击了上述型号的研制工作。梁思礼在这场风暴中受到了“批判”、“靠边站”等不公正待遇。老母亲被折磨致死，家被抄，但在事业面前，他仍不计个人职务名位，强忍丧母的悲痛，坚持开展科研工作，在逆境中和各种干扰下努力使研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那时一边打‘派仗’，一边搞科研生产。我们这些老科技人员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但在技术上还要靠我们。有的同志白天挨批斗，晚上还得搞科研。”梁思礼回忆说。
就是在这种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中远程导弹还是在1970年研制成功了。1970年4月24日，就是使用它加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天。这颗183公斤重的中国卫星在世界上空高奏《东方红》乐曲，震惊了全世界。精心研制 卓越贡献1976-1978年期间，梁思礼曾同时担任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在确定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方案中起到技术领导和具体指导作用。1978年他又集中力量研制远程导弹和长征二号的工作，并参加了上述型号多次飞行试验和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直至定型，装备部队。为我国远程导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1年梁思礼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同年被任命为通用测试设备（CAMAC系统）总工程师，负责航天部通用计算机自动化测试系统的研制工作。这一项目经过4年努力，取得成功。 
1983年梁思礼任航天部总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这一年他赴美就CAD/CAM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专题考察，并写了《美国技术改革的主要领域---CAD的现状》考察报告。在航天部第一次CAD研讨会上作报告，提出在航天部开展CAD/CAM工作的必要性和发展道路。 
1988年，他作为国防科工委组织的“核武器和空间裁军研究组”的成员，开始进行核战略导弹和外空武器裁军的研究工作。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1989年联合国在苏联召开的防止以外核发射研讨会以及1991年9月于北京召开的第41届“普格瓦什”科学与世界事务年会。围绕“争取和平安全与发展”的主题作了小组发言。
1989年梁思礼出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IAF）副主席。
家庭生活
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
家书永留慈父情最是疼爱“老白鼻”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是觉得父亲很疼爱我，当时我年纪很小，认识的字不多，很多事情也是后来看到父亲书信集的时候了解到的。”梁思礼告诉记者，也正是梁启超的这些记述，让梁思礼院士能够追忆更多在饮冰室的时光。在梁启超的笔下，梁思礼小时很灵巧，两岁时，梁启超只要一要香烟，梁思礼就会把抽烟的一套用具送到父亲面前，每次都让梁启超非常高兴。
  梁启超九子女合影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经常用大量的笔墨非常细致地形容老白鼻。最有趣的是梁启超有一滑稽作品寄给梁思顺（梁启超女儿），用滑稽的话语把梁思礼小时候的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昨日好稀奇，迸出门牙四个，刚把来函撕吃（事实），却正襟危坐。一双小眼碧澄澄，望着阿图和，肚里打何主意，问亲家知么。”诗中“刚把来函撕吃”说的是思礼长新牙见什么都咬，借来磨他的新牙。在另一件作品中，梁启超用梁思礼的口气写了封感谢信：“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著，两亲家心照。”“谢你的衣裳”是谢谢梁思顺从国外寄给思礼的新衣服。“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瞻儿是梁思顺的长子周同轼的小名，他比思礼年龄大得多，但论起来却是梁思礼的晚辈。回忆起这段往事，梁思礼备感亲切，“周同轼经常用这封信的内容跟我开玩笑，谈笑之间总能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记忆。”
一门走出三院士幼子圆父科技梦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圆了中国人飞天的梦想，而作为参与神五飞天工程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则是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梁启超生前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的一个遗憾。其实，梁启超的孩子中出了三位院士，可谓人才辈出。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的贡献。两人都在1948年当选为院士。梁思礼则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访谈录
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导弹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在中、近程战略导弹的设计中，曾领导和参加研制成功具有中国特点的捷联惯性制导系统，开辟了中国战略导弹“惯导化”的道路，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的研制、试验。梁院士1924年出生，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49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七机部总工程师、通用测试设备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日前，记者采访了梁院士，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梁院士，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向导弹研制之路的？
  梁院士：可以说是国家的需要。我1943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194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入辛辛那提大学攻读，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后，经有关部门安排，1950年1月我到了邮电部电信研究所工作，搞天线研究。1953年随所合并到总参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任天线电波组副组长。1955年我还去过越南，帮助建立“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受到胡志明主席接见。可以说，1956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新起点，那年春，党中央、国务院进行“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我参加起草了“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家把核技术和喷气技术列为规划中的重中之重，下决心开始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规划会议后，国家即着手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老五院，航天部的前身），1956年9月，我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入正在筹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被任命为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从此，我全部身心都融入到我国导弹和火箭事业之中。
记者：您当年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导弹，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梁院士：1958年，五院与炮兵共同组建了P-2导弹教导大队，由苏联专家讲授P-2导弹的原理和操作、使用、维护技术。以后，我国开始仿制P-2导弹工作。我是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之一，担任驻厂工作组组长，负责控制系统的仿制和技术人员培训工作。1960年，仿制并试验成功P-2地地导弹。随后，我又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导弹的研制，取得成功。
当年，我们对导弹一无所知，正是通过仿制P-2导弹以及P-2导弹的飞行试验，掌握了导弹的基本知识，积累了生产、工艺和试验等方面的一些经验。后来，苏联撕毁协议，中断援助；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逼着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自行研制。中间也走过一些弯路，第一枚我们自己设计的导弹飞行试验时，起飞不久就掉在离发射阵地300多米处，炸了一个大坑。经过认真总结和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加强了系统方案设计力量和系统综合组的设计力量，重视并积极开展弹上和地面综合试验，同时又大力开展以“试验弹”为中心的方案和系统预研工作，终于在1964年试验成功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后，遵照周总理指示，要提高射程，并使之适应山地使用，对原导弹进行了一些重大改进，决定把“试验弹”的预研技术储备用于改进后的导弹控制系统上。使其脱离苏制P-2导弹的框框，成为一个完全自行设计的纯惯性制导型号。这些导弹所采用的位置捷联全惯性制导系统，除个别元件精度要求较高外，大部分元件精度要求不高，但组成系统后精度高，这是根据中国当时技术水平考虑的。这种在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位置捷联补偿制导系统为以后地地导弹型号“惯导化”开辟了道路。
1965年我被任命为上述中近程导弹改进型号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与同志们一起研制成功导弹全惯性制导系统，并先后参加和领导13发弹的飞行鉴定试验。
记者：这样看来，一型导弹的研制成功要进行多次试验，很不容易啊。
梁院士：是的。改进后的导弹无论在控制系统还是在发动机和弹体结构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很大的改动，因此需要再进行一轮飞行试验。1965年底到1966年初共进行了8发导弹的飞行试验，其中7发成功，1发失败，为其定型打下了基础。
记者：我注意到有些资料说随后研制成功了战略导弹核武器，这是怎么回事？
  梁院士：是这样的，1964年6月，我们试验成功了中近程导弹，同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也成功了，这时我国原子弹和导弹都有了，但如果两者不结合起来，就形不成导弹核武器，也就形不成战斗力。当时几个核大国说中国虽然有了原子弹，但没有运载工具，就像“有了子弹而没有枪”，不承认我国是核大国。1965年3月，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决定以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进行“两弹结合”热试验。在本国国土上发射带有真原子弹弹头的导弹是史无前例的。美、苏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但他们都是向大洋中发射，而这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这次“两弹结合”热试验是冒相当大风险的。为了确保试验万无一失，首先专门发射一发导弹，考验安全自毁系统，以便万一出现故障，地面即发出自毁指令，把导弹炸毁。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这发导弹也是唯一一发在没有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安全自毁的导弹。接着进行了两次“冷试”，也均获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阵地上，导弹与装有原子弹的实战弹头对接，导弹在点火后带着原子弹头缓缓升起、转弯、飞向目标，飞行非常稳定，最后精确地在目标上空实现核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样，通过“两弹结合”，我们就有了第一代战略导弹核武器。
记者：后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吗？
梁院士：“文革”开始后，生产管理相当混乱。1967年7月进行首批战斗弹的批次性抽检飞行试验的3发导弹中，1发成功，两发失败。而且故障现象很奇怪，一发导弹在正常飞行一段后突然向前滚翻，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在空中连翻了7个筋斗，落在发射台前160多米处。另一发情况更为严重，导弹在刚起飞不久就向前滚翻，像跳水运动员那样落在发射台前面不远的地方。由于这是一批战斗弹，没有装遥测设备，只有光测的外弹道数据，无法分析故障原因，当时成批导弹已生产出来却无法交给部队，压力非常大。为了彻底查清故障，决定再生产一小批遥测弹，再进行一次抽检飞行试验。幸好在这次试验中前两发弹的故障复现了。经过对遥测、外测数据的大量分析、计算和研究，最后确诊3发导弹出现的故障同属一个原因，是因为陀螺仪生产工艺不合格。故障原因查明后，对已批量生产的战斗弹一方面加强陀螺电刷的工艺检验，另一方面还增加了水平陀螺内环修正监视电路。经过改装后的导弹连续多次飞行试验均获成功，于1969年正式装备部队，成为第一代为我国国防站岗放哨的战略导弹核武器。有的导弹经过10多年储存后仍能可靠飞行。
记者：在这之后您又参与了哪些导弹的研制？
梁院士：1965年，七机部（此时，五院已改为七机部）制定了地地战略导弹长远发展规划，也就是“八年四弹”规划，即1965-1972年8年内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4个型号的战略导弹。每种导弹比前一种导弹不仅在射程上要翻一番以上，而且在技术上都有新的突破。中近程导弹如上所述第一次采用捷联全惯性制导方案，取消了无线电横偏校正，提高了抗干扰能力，方便了使用。中程导弹更换了推进剂，把液氧和酒精换成可储存的偏二甲肼和硝酸，便于部队使用，同时又解决了发动机多机并联技术。中远程导弹是在中程导弹的基础上再加一级火箭，解决了多级火箭分离技术和高空点火技术，同时还采用了气浮陀螺技术。洲际导弹采用了气浮平台和弹上计算机（集成电路的）方案、伺服机构和摇摆发动机技术，弹头采用了姿探系统和突防措施。它所用的70吨发动机以后成为多种运载火箭的主力发动机，20多年来仍在不断改进提高。
中近程战略导弹我前面都已经讲了，下面再讲讲我参与研制的远程战略导弹和洲际战略导弹。6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研制远程液体地地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我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工作，受命担任该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我们决定首次在弹上采用平台计算机方案。当时，我国惯性仪表精度还较差，计算机技术比较落后，这是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决策，为我国惯性制导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途径，同时也为以后其他型号的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控制技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该方案在1971年远程导弹首发飞行试验中得到了全面的考验，证明是可行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与国外同类方案相比，具有中国特色。
记者：洲际导弹可以说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国防实力，请您具体谈谈洲际导弹的研制情况。
  梁思礼自述梁院士：洲际导弹是在“文革”最乱的年代开始研制的。它采用的新技术比较多，加上十年动乱的干扰，使研制周期拖得特别长。正如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同志所说，该导弹“生于乱世，先天不足”。在研制过程中，不按科学程序办事。为了赶时间，前一阶段应该完成的工作没有做完，就带着问题转入下一个阶段，于是把问题都积累到总装测试阶段。当时七机部一分院军管会命令我主持第一发导弹的出厂总装测试工作。以往的总装测试只需1个多月时间即可完成，而这发导弹花了100天。前50天由于昼夜加班干，结果把我累得住进了医院。后50天由王永志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编者注）接着干，把总装测试搞完了。出厂到了发射阵地后，在技术阵地上仍是问题不断。结果又用了100天才算通过了技术阵地测试，准备转运到发射阵地。当时一院军管会指令，由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复测试和折腾，这发弹“已经老了”，“就让它老死在地面吧”，不同意发射。我们则认为这发弹技术问题虽然多，但经过测试和修改已基本具备发射条件，上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即使失败，也可发现薄弱环节，为今后改进指明方向。双方争执不下，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召集大家认真分析研究，最后拍板同意发射，并再一次要求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971年9月10日，洲际导弹第一发遥测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由于计算机软件的问题，发动机提前关机，导弹打远了，但整个方案被证明是可行的。在研制洲际导弹的同时，为了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我们在洲际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了长征2号运载火箭，它能把质量为1.4吨的卫星送入近地轨道。洲际导弹在十年动乱中几经折腾，从01批到02批又做了一次重大设计更改，增加了弹测系统，在1977年以后才纳入正轨，加紧研制。1980年5月向太平洋公海发射洲际导弹，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显示我国技术实力和国防实力。按国际惯例要事先公布划定海域和发射时间段。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舰艇早就在划定的弹着区等着观测，准备看我国是否会出洋相，这对我们负责控制系统的人员压力特别大。我们事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确保打入目标框。为了回收弹头遥测舱和给两艘“远望”号测量船护航，国家派出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海军远洋舰队。导弹飞行8000千米后准确地命中目标框，弹头遥测舱落入蔚蓝色的洋面，泛起一片翠绿标志。直升机上的人员捞起遥测回收舱，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至此，我国已解决了洲际导弹的有无问题。有和没有大不一样，过去几种弹道式战略导弹的射程都较短，虽然也有一定的威慑，但远不如洲际导弹的威慑力量那样大。
接着，1982年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成功，我国科技水平和国防实力又登上一个新台阶。从此我国有了水下机动发射的固体导弹，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生存能力，增加了威慑力量。在洲际导弹的总装测试中，我们始终按聂老总所倡导的“三严作风”一丝不苟地工作，不放过一个问题。
记者：您遇到的问题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吗？
梁院士：我讲两个小故事，你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要执行“三严作风”。记得在一次导弹总装中，有一个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球不见了，为了不让导弹带着多余物上天，全体总装测试人员甚至包括在场的总设计师和主任设计师都趴在大总装厂房里到处寻找，最后终于在铁轨缝里找到了，这件事才算了结。另一件事是在测试中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大家为了查清原因，“守株待兔”等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所致，这样我们才放下心来。导弹研制是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包含若干个分系统和成千上万零、部、组件，无论哪一个零件出了问题都会使导弹掉下来。我们也出现过一根导线断了就毁了一枚火箭和一颗卫星的事故，在试验事故中不止一次死伤过人，这都是惨痛的教训。1980年我调到七机部运载火箭研究院，任副院长，进一步狠抓了导弹研制的质量和可靠性工作。“吃一堑，长一智”，经过多年的学习、总结，我们的质量和可靠性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
记者：您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您？
梁院士：我自己认为是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我1924年出生，经历过战乱，看到国家衰败，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导弹、核武器、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发愤图强的精神就不会干出什么大事。20世纪60年代美国、苏联封锁我们，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发奋图强，人家不让我们搞导弹，我们非搞出个样子给你看看。就是这股子劲头促使我们奋发向上，百折不挠。那时我们老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大楼每晚都灯火通明，同志们都自动来加班或学习，直到深夜。当时政委、指导员来到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说服动员大家早些回家休息，不要干得太晚，但是往往赶也赶不回去。就是靠这种发愤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个人的事业和发展与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融为一体，其核心思想就是爱国主义。不久前，我回家乡广东江门参加了梁启超研究会新闻发布会，感慨颇多。要使贫穷落后的祖国繁荣强大起来，使受百年凌辱的祖国真正站起来，能以平等的地位居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百余年来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愿望。我们是以实际行动一步一步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
主要作品
  梁思礼《梁思礼文集》
作者：梁思礼
出版社：宇航出版社
书号7801448456
出版日期：2004年10月
开本16
开版次1-1
内容简介
在一次星险漫游中，罗德等执政官布伦奇命令飞船上机器人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送到地球。14年后的一天，一次球赛让地赌球公司的老板盯上了布伦奇，并密谋绑架他。最终，主人公是如何脱险，又为何被送到地球上，谜底最终会被解开。
《向太空长征》
作者梁思礼：
出版：宇航出版社
书号：7801445236
出版日期：2003年1月
开本24
开页码：96
版次：1-1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普及航天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小册子。它包含两篇文章。一篇是根据梁思礼院士的个人经历，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中国航天事业初期鲜为人知的发展史；另一篇是谈“天”，从源头谈航天技术的发展，其主体是谈中国航天技术的回顾及展望。
扩展阅读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中国留美科学家的归国历程　
  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有这样一艘船，航行在中美两国之间，它的名字叫卡利夫兰总统号；也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留洋求学，然后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这是一群对新中国影响深远的人物：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张文裕、王希季、梁思礼、侯祥麟等。他们的回国，充满着艰辛和危险，他们的选择却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他们的精神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一次普通的航行--从美国的旧金山出发，途经檀香山、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中国的香港，终点是中国上海，这是当时乘船从美国到中国普通的停靠地点。而这一次，它的终点却改成了香港，因为中国大陆政局正在发生变化。船上的500多名旅客中，有20几个中国留学人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正沉浸在回国的喜悦之中。
在二十几位留学生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叫梁思礼，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梁思礼发奋图强，成绩优异。他一心想效法父亲去科学救国，振兴中华。那时，梁思礼还参加了留美知识分子的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此时，他正带着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的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因此次旅途时间较长，梁思礼便与朋友们或者打桥牌，或者往海里抛食物，引得很多鱼跳出水面，以此来消磨时间。
在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之前，喜欢无线电的梁思礼还特意购买了一台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带到船上。因为大家都预感到今年的10月1日会有一个重大事件。
1949年9月30日，“克利夫兰总统号”正航行在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梁思礼在甲板上摆弄着这台收音机，试着接收来自亚洲地区的节目。这时候，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声音，播音员正介绍着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上，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五角星用黄色，在红底上映射出一片光明……大家马上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踏上的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消息的人们非常兴奋，他们马上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此时，他们还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做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他们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在黄纸上剪了1大4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贴到红布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简单而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伟大祖国的庆贺与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