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成功攻台之役
简介
郑成功攻台之役是1661年3月底到1662年2月初（中国南明永历十五年三到十二月）间一场发生于台湾（福尔摩沙）西南沿海的战争，主要战场包括赤崁、台江内海、大员等处；  赤崁楼内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的塑像该役明延平王郑成功率25,000大军由金门航渡台湾海峡，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先攻占普罗民遮城，然后围攻热兰遮城，终于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守军实质投降、退出福尔摩沙。
这场战争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福尔摩沙的经营，开启了明郑政权对台湾的统治；由于荷兰殖民时期联“番”制汉的平衡机制消灭，大批郑军在台湾西南部平原屯田垦殖，导致平地原住民失去其传统生活领域，只得迁徙或因无法维持部落生活型态而或汉化。
郑军议战
1659年（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南京，惨败而回。郑军元气大伤，郑成功感于满清政权对明帝国故土的统治逐渐稳固，而郑军困守思明（厦门）孤岛粮草匮乏，难以提供数万大军给养，开始思考取得另外的根据地以为整补。  赤崁楼
1660年3月（永历十四年春，清顺治十七年），前荷兰通事何斌（客家人），因与荷兰人发生债务纠纷而逃到思明，向郑成功鼓吹攻取台湾[1]。他说：“台湾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攻退守，真足与中国抗衡也。”同时献上台湾地图，讲解原住民形势，以及水路变化[2]。何斌强调台湾的粮食与军用物资充足，贸易位置理想，又有海峡天险，每一项都是郑军迫切的需求，使郑成功非常心动。但当时郑军正准备抵御清将达素的进攻，因此攻台之议被暂时搁置。
同年6月（五月），达素领兵数万进攻厦门，郑成功引诱对方在海上决战，并加以击退，重振军威。
1661年2月（永历十五年正月，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传令大修船只，听令出征，并召集将领讨论攻台事宜。然而将领们对此计划并不认同，虽不敢直言反对，但多面有难色。只有曾经到过台湾的将领吴豪发言道：“风水不可，水土多病”[3]，又说“港浅大船难进”[4]。前提督黄廷也附和吴豪的看法，但二人的意见被郑成功驳斥。大将马信试图打圆场，提议先派一支部队前往探望，如果可取则大军立即跟进，若荷兰人防御坚固，则再讨论。陈永华也同意马信的意见。此时协理中军戎政（军事行政官）杨朝栋揣摩郑成功的想法，发言表示支持攻台，郑成功闻言大喜，决议出兵[2]。
荷军备战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为揆一（Frederik Coyett），驻守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另有地方官猫难实叮（Jacobus Valentyn）驻守普罗民遮城（Provinta，遗址位在今台南市赤崁楼）。
自1650年前后，随着中国情势动荡，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关注事态发展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贸易乃至在台湾的地位。对此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七人董事会曾决议，即便在太平时期，也须维持1200人以上的士兵保护公司在台湾的财产，但事实上并未执行[5]。  攻台之役
1660年（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当郑成功攻打南京失利，何斌又逃往厦门之后，大员地区便盛传国姓爷即将前来攻打的风声。1月时，大员商馆发现当地华商陆续将财产转移到大陆，同时前来贸易的华船急遽减少，于是召集华商打听消息，最后判断国姓爷将在3月底出兵。
大员长官揆一紧急备战，要求各地加强侦察与武装，不准华人在普罗民遮城贩卖粮食，所有华人头家仕绅软禁在热兰遮城中以免通敌。田间未及收割的稻谷一律焚毁，共焚毁8000袋之多，并造成华人伤亡。揆一同时在3月10日向巴达维亚城的总督报告，请求援军[6]。
7月16日，巴达维亚总督派遣外号“固执约翰”的司令官范德兰（Jan van der Laan）率领12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运1453人前往台湾。总督并指示范德兰，若国姓爷未如情报显示的来袭，则为了弥补财务损失，舰队必须攻打澳门。9月20日，范德兰舰队中的11艘抵达大员[7]。
范德兰并不认为郑成功会前来攻打台湾，抵台不久便坚持要去攻打澳门，与大员方面官员爆发数次激烈争执。为此，大员评议会在10月22日决议派遣使者前往厦门会见郑成功，一探虚实。11月下旬，使者带着覆信回到大员，郑成功在信中表示善意并否认即将攻台。但评议会根据种种迹象，判断郑成功攻台的危机并未解除。范德兰对此大为不满，次年（1661年）2月27日率领两艘船只，以及所有随行军官返回巴达维亚，若干船只被分头派往各地，只留下4艘船和不到600名没有军官率领的士兵。这时大员地区的总兵力为1500人[8]。
  热兰遮城与长官官邸鸟瞰图[9]
郑军出兵
1661年3月（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调度部署，自领右武卫周全斌、左虎卫何义、右虎卫陈蟒、提督骁骑镇建威伯马信等为出征队。同时以户官郑泰守金门，以户官忠振伯洪旭、前提督黄廷、参军陈永华等辅佐郑经留守厦门。
4月21日（三月二十三日）中午，郑成功率将士25,000（一说11,700）、战船数百艘（一说300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日抵澎湖，郑成功留邱辉领兵力3000驻澎湖。郑军一度离港出发，但遇逆风又折回，苦候多日皆无顺风。然而郑军粮草不继，搜索澎湖诸岛，只得百余石，不足大军一餐之用[10]。于是郑成功在30日毅然下令冒着阴雨顶风出航。
郑军登陆4月30日（四月初二）黎明，郑军在大雾中抵达鹿耳门。热兰遮城守军忽然看见海上数百艘船只，十分惊慌。“雾散了之后，我们就看见有数不清的船舰在北汕尾港口。桅樯甚多，好像光秃秃的森林。[11]”揆一立即传令备战，要求荷兰人回到热兰遮城内，荷军上尉拔鬼仔（Thomas pedel）在大员街上筑炮台设置四门大炮[12]。
当时台湾南部的海岸线在今天台南市区的赤崁楼一带，东印度公司在岸边筑有普罗民遮城（即赤崁楼）。近海处有连串沙洲，围成一片名叫台江的潟湖内海。沙洲间有若干水道，多淤浅难通大船，只有鲲身半岛旁的港道（南水道）为主要进出通路，而东印度公司在鲲身半岛尾端筑有热兰遮城守卫。台江偏北处，北线尾沙洲和北方沙滩间，有一条淤浅的鹿耳门港道，底下是坚硬的铁板沙，船只触之即沉，因此荷军并未派兵把守。  郑成功攻台之役地图
郑军抵达时，正值大潮，船舰络绎通过鹿耳门水道。上午10时点左右，第一批船只已在赤崁西北部的禾寮港（荷兰文献做smeer drop，油村，约在今台南县永康市洲子尾附近）登陆。
郑军登陆后先锋部队由马信率领，包围普罗民遮城，并进占赤崁街。下午1时半，郑军已沿着海滩和赤崁北面扎营，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郑军首先接管荷军粮米，并切断普罗民遮城与热兰遮城间的水陆交通[13]。由于普罗民遮城内只有400名士兵，大员方面遂在下午4时，派遣上尉黎英三（Joan van Aeldorp）率200人增援，但在郑军攻击下只有5-60人进入普罗民遮城，其余返回热兰遮城[14]。
荷军海陆两面出击，郑军大胜5月1日（四月初三），荷军从陆上和海上主动出击。陆上由上尉拔鬼仔率领250名士兵登陆北线尾，他认为华人都是乌合之众，受不了火药气味和枪炮的声音，一接战就会逃亡。郑军宣毅前镇陈泽率领4000名士兵应战，在正面安置50门小炮迎击，并以700人自水路迂回包抄，两军交战不久荷军便即溃散，包括拔鬼仔在内共118人阵亡[15-16]。
荷军出击海战方面，主力舰赫克托号（Hector）与斯·格拉弗兰号（`S Gravelande），先掩护拔鬼仔登陆北线尾，接着向停泊在北锚地的郑军船只开火，击沉多艘。郑军由宣毅前镇陈泽、侍卫镇陈广和左虎协陈冲迎战，以30艘船围攻，靠紧荷船展开接舷战，用火箭射击，又以铁链将火船扣在荷船的船头斜桅上。斯‧格拉弗兰号数度着火，遭受重创船尾洞开，但勉强冲出战场，和较小的白鹭号（De Vink）前往南锚地停泊。赫克托号则因火药库爆炸而沉没。此外通讯船玛利亚号（Maria）逃往巴达维亚报讯[17]。
郑军在陆上及海上都获得大胜。
首次议和5月2日（四月初四），大员评议会要求与郑军和谈，郑成功同意。次日大员评议会议员汤马斯‧范‧伊伯伦（Thomas van Iperen）和检察官列奥那多‧范‧李奥纳杜斯（Leonard van Leonardus）前往赤崁与郑成功谈判，郑成功宣称台湾隶属漳州，是郑芝龙固有之地，只是暂借给荷兰人。东印度公司代表则说，郑芝龙曾在条约中承认荷兰领有福尔摩沙，希望郑成功顾念双方多年合作的情谊，彼此退让。但郑成功强硬表示荷兰人必须交出城堡和领地，否则只有重新开战。荷兰代表见无商量余地，随即返回[18]。
  赤崁楼旁的普罗民遮城稜堡残迹
同时郑成功派遣杨朝栋前往普罗民遮城，劝猫难实叮投降。这时郑军以10,000名士兵包围普罗民遮城，并切断水源，城内只有薄弱兵力和五、六天分粮食。李奥纳杜斯在赤崁和谈之后，获准进入普罗民遮城，当他了解城内状况后，勉强同意猫难实叮放弃该城，并代为向大员评议会报告[19]。
5月4日（四月初六），猫难实叮向郑成功表示愿意有尊严地投降。二日后，140名荷兰士兵将步枪装弹上膛、点燃引线，扬旗击鼓出城，加上妇女、儿童与奴隶，共270人撤出普罗民遮城，随后被郑军安置在赤崁街。郑军接收城堡，完全控制赤崁地区[8]。
热兰遮城包围战
拿下普罗民遮城后，郑成功立即将主力部队开往大员市街，从鲲身半岛、海面以及北线尾三方进逼热兰遮城。大员评议会决议放弃大员市街，将兵力、居民和物资撤入热兰遮城中，来不及撤走的便放火焚毁。这时城中共有1733人，其中有870名士兵，35名炮手，余为妇孺和奴隶。  《东印度旅行短记》书中插图[20]
5月5日（四月初七）郑成功进驻鲲身山，次日郑军和荷军零星交战后占领大员市街，并获得20万袋稻谷。此后双方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但局势并无改变。
5月24日（四月二十六日），郑成功派遣原本在麻豆社传教的荷兰牧师安托纽思·亨布鲁克（Anthonius Hambroek）为使者进入热兰遮城劝降，结果亨布鲁克反而劝守军坚持到底，等待巴达维亚方面的援军。大员评议会于是措辞强硬地回信给郑成功表示求战。由于亨布鲁克的妻子和女儿仍在郑军中当作人质，因此他不顾城中两个女儿和其他荷兰人的挽留，回到郑军营中赴死[21]。
5月25日（四月二十七日），郑成功以28门大炮攻城，造成热兰遮城城墙和棱堡胸墙数处损坏。荷军调集30门大炮反击，双方各击出350发炮弹，荷军居高临下击毁郑军架炮土台，郑军死伤惨重，退守到大员街上。荷军两度派士兵出城夺炮，马信和刘国轩率弓箭手加以击退[22]。
根据荷兰方面资料，郑军在此役损失上千人[23]。郑成功见热兰遮城易守难攻，决定改变战略，以马信驻守大员市街，长期围困热兰遮城，同时将多数部队派往各地囤垦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22]。
其后两军一度爆发海战，郑军攻击并焚毁自基隆来援的荷兰船只埃曼霍恩号（Emmenhorn）。参战的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因受损严重、耗尽弹药，在此役后开往日本。
明郑治台
郑成功决定攻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大军乏粮。在澎湖停泊时，因为粮食即将用磬，郑成功不得不在逆风和阴雨的天气中下令出航渡过台湾海峡最危险的黑水沟一段。到了台湾之后，粮食的接济一直是郑军首要工作，登陆第二天，郑成功便命杨英将接管的荷兰粮食分派给各镇，但只够半个月之用。虽然郑成功不断传令厦门派粮船前来接济，但厦门方面自顾不暇，少有回应。
四月二十二日，杨朝栋与户都事杨英、通事何斌查察各乡社，搜得粟6000石、糖3000余石，发给兵粮。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郑成功宣布赤崁地方改名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热栏遮城改为安平镇，“文武各官及总镇大小将领家眷暂住于此。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但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
六月，郑成功派军队赴四处囤垦，左虎卫何义被派往虎尾垄社（今云林县褒忠乡）、左先锋镇驻扎新港仔、竹堑（今新竹县竹北市），以援缴后镇、后冲镇、智武镇、英兵镇、虎卫右镇相继前往囤垦，中冲、义武、左冲、前冲、游兵等镇则往大员以南的凤山、观音山囤垦。  郑成功攻台海上示意图
七月，户官运粮船不至，官兵乏粮，每乡斗价至四、五钱不等。郑军命民间捐输杂子、蕃薯，发给兵粮。
八月，户官运粮船仍未到，官兵甚至必须食木子充饥，士兵有哗变之虞。郑成功派杨朝栋与杨英到鹿耳门守候，有官、私船来者都先买下其中粮食。二十二日，派杨英前往较远的二林、南社搜寻粮食。这时郑军粮米不继，官兵每天只吃两餐，加上许多人病死，士气浮动。二十八日，郑成功拨下十锭金子给杨朝栋和杨英前往各地买米，共得10日之用[24]。
郑军夺下普罗民遮城后，命被俘的东印度公司土地测量师菲力普‧梅为郑军工作。他纪录下郑军的窘况：每个将官手下有1000-1200人，在山脚和每个能开垦成水田的土地上，每一、两百人为一群，很认真地耕种土地。他们种很多蕃薯，多到足以食用三个月。每个角落都备用来耕种，甚至道路也不例外[25]。
乏粮和风土病的问题始终纠缠郑军，使许多士兵病死，也造成士兵逃亡。
荷兰援军
1661年3月22日，当初奉命支援福尔摩沙，却愤而离开大员的范德兰返抵巴达维亚。他向总督和东印度参事会控告揆一的无能和胆怯。6月7日，东印度参事会任命克伦克（Herman Klenkt）为新任大员长官，取代揆一[26]。
6月22日，克伦克率荷兰地亚号（Hoogelande）和罗南号（Loenen）前往台湾。两天后（24日）通讯船玛利亚号返抵巴达维亚，报告郑成功攻打大员、公司惨败的消息。巴达维亚闻讯大为震惊，立刻派船追赶克伦克以收回成命。
6月25日，巴达维亚总督决定派出舰队援救大员，原定以范德兰为指挥官，但他坚辞不受，于是以巴达维亚法院检察官高雅各（Jacob Caeuw）为舰队司令，率领海豚号、纳尔登号（Naerden）、梅顿浩（Muijden）、须德海号（Zuyd-zee）、哈赛尔特号（Hasselt）、安克文号（Anckeveen）、科克尔克号（Koukerke）、厄克号（Urk）和泰伯德号（Terboede）等九艘船舰，以及725名士官兵、8个月粮食，前往福尔摩沙。随后又先后派唐堡号和科登霍夫号（Cortenhoef）增援[27]。
7月30日，克伦克座船抵达大员港外，派员与揆一接触获悉战况后不敢登陆履新，在次日借口遭风前往日本。
8月12日，高雅各率领的舰队抵达大员港外，卸下一批粮食弹药，并派50名士兵入城增援，守军士气大振。不过海上风浪增强，厄克号在萧垄溪（今曾文溪）口搁浅，船上42人被郑军俘虏。高雅各于是令舰队前往澎湖避风、取水，9月9日才又返回大员，顺利卸下15,000磅火药和数门大炮[27-28]。
台江海战9月16日，荷军主动出击，科克尔克号、安克文号、罗南号、泰伯德、科登霍夫号自南水道进入大员港，停泊在热兰遮城前方。上午10时许，舰队驶往大员街旁，对市街开火，但这时风浪陡起，船只无法定位，炮火无法准确命中。  《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书中插图[29]
郑成功命黄安把守陆路，又率宣毅前镇陈泽和戎旗左协陈继美、戎旗右协朱尧和水师罗蕴章迎战荷兰船舰。荷军用短艇载士兵逼近，两军爆发激烈肉搏战，郑军以优势兵力将荷军小艇击退。
另一方面，科克尔克号在战斗中搁浅，遭到郑军炮火集中攻击，爆炸沉没。科登霍夫号也搁浅在近处，被郑军火船烧毁。郑军后冲镇黄昭并俘获三艘荷军小艇。荷军在此役阵亡128名，负伤上百名。郑军则有150人阵亡。
荷清同盟荷军遭此重创，无力再对郑军发动攻击，只有几次零星的骚扰式突袭。11月6日，清靖南王耿继茂致信揆一，说他知道郑成功攻打台湾的消息，提议清荷结盟，先扫除厦门的郑军，再一同回师台湾。大员评议会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于是决定派遣最强的5艘船舰，载精兵前往福建沿海。
12月3日，揆一派高雅各率领须德海号、唐堡号、荷兰地亚号、安克文号和罗南号前往福州。不料高雅各到了澎湖时借口避风停滞不前，后来更直接率须德海号和荷兰地亚号返回巴达维亚[30]。
12月10日，唐堡号等三艘船返回大员，荷军得知高雅各逃走，士气几乎溃散。尤其精良的军火和粮食被高雅各载走不少，使热兰遮城局势更加艰困。开始有荷兰士兵为求活命向郑成功投降。
决战
12月16日，荷军一名德籍中士拉迪斯（Hans Jurgen Radis）逃往郑军营中，向郑成功报告了热兰遮城内的详细状况。他说守军大半生病衰弱、疲劳不堪，只要不断攻击就可打垮其士气。又说强攻热兰遮城损失较大，但乌特勒支山丘（今安平第一公墓）上的碉堡却不难拿下，而从乌特勒支碉堡可居高临下攻击热兰遮城的四角附城，轻易攻破荷军防线。
郑成功遂着手准备攻城计划，在乌特勒支山丘附近建了3座炮台，架设28门大炮。
1662年1月25日（十二月六日）郑军从北、东、南三面炮轰乌特勒支碉堡和热兰遮城，一天之内发出2,500发炮弹，其中1,700发左右打向乌特勒支碉堡，几乎将之夷为平地。荷兰守军被迫自行炸毁碉堡残余部分，并以长导火线装设定时炸弹后撤退。下午6时郑军夺下碉堡后，郑成功和马信等将领一度登上山丘视察，被拉迪斯劝离。晚间8时半火药爆炸，碉堡全毁。
此役彻底瓦解了热兰遮城内守军的士气，1月27日，大员评议会决议放弃一切抵抗，要求停火。
和谈
主条目：郑荷之战荷兰降书
2月1日（十二月十三日），揆一在投降协议书上签字[31]。
条约重点为：  郑成功与荷兰人的缔和条约
①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忘记仇恨。
②荷方将城堡、大炮、军用物资、商品和现金交给国姓爷。
③荷兰人可携带一切返回巴达维亚必须使用的食物、工具等物品。
④荷兰士兵得以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
⑤国姓爷应释放所有荷兰俘虏。
⑥东印度公司应释放所有中国人俘虏。
2月9日（十二月二十一日），2000名荷兰人登上8艘荷兰船舰，等候出航。《热兰遮城日志》记录至这一天为止。
2月17日，揆一率领卢斯杜南号、唐堡号、安克文号、梅顿号、泰伯特号、纳尔登号、白鹭号和罗南号启程，结束了荷兰在台湾38年的统治。
影响
郑成功领有台湾之后，建立了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也带来一波汉人移民潮。郑成功虽然在攻下台湾的同一年逝世，但继位的郑经与郑克塽持续统治台湾21年，并在陈永华的规划之下，引进中国明制的宫室、庙宇和各种典章制度，奠定了台湾在日后成为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社会，而不仅仅是另一个海外华埠。因此有学者形容此役“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32]。
此外，郑成功是南明最后一个具有实力的抗清领袖，他将大本营移到台湾，使得反清士气崩溃，也宣告了反清事业的结束。当时明朝遗民对郑成功颇不谅解。张煌言就说成功此举“生既非智，死亦非忠”。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也赋诗表示遗憾。  郑成功雕塑
就郑军内部来说，前往台湾也造成内部士气的崩溃，以及诸多将领投降清朝。当郑成功入主热兰遮城时，严令留守厦门的诸将搬迁家眷来台，但郑泰、洪旭、黄廷等重要将领都抗命不往，乃至于“不发一船至台湾”。在台将士又因为水土不服大量病死，军心浮动，最后“人心惶惶，诸将解体”。成功旋即病死，明郑爆发争夺权力的军事冲突，由郑经获胜继任延平王，情势才安定下来，但郑军元气大伤，不再有挑战清朝的余力。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方面，失去大员这个据点之后，“东南亚—大员（对中国转口）—长崎（日本）”的商路中断，对中国贸易量也急遽减少，损失甚大。荷兰东印度公司数度企图恢复这条航路，因而与清廷联手攻打郑氏。
1663年清荷联军攻打金门和厦门，此时郑成功已死，郑军领袖为郑经。双方在金门乌沙港交战，郑军落败，先撤往铜山，不久之后全军转往台湾，完全失去在大陆的根据地。但此役之后清廷仅赠送银两与礼物给东印度公司，并未派兵协助攻打台湾。
1664年8月，东印度公司占领鸡笼。同年11月，荷兰舰队与清靖海将军施琅率领的水师组成联军，准备攻打台湾，但一出海面便遭遇大风浪被迫折回。此后清廷对攻台转趋消极，东印度公司也因为连年军事行动造成财政困难，双方皆不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此外，由于清廷厉行海禁，东印度公司在基隆的据点几乎无利可图，维持费用却十分庞大，因此于1668年7月自行放弃撤出。
至于大员长官揆一则因为投降而受到审判，被软禁于班达（Banda）群岛，直到1674年家人以25000荷盾将他赎回。1675年他出版《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一书为自己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