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锡利乡农民暴动
概述
一九四二年，中华民族正处于灾难深重的时期。国民党当局不顾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藉抗战之名，抓兵派款，敲诈勒索，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贵州省榕江县又遇大旱，面对暴政，锡利乡人民在吴文钊的领导下发动农民暴动，最后被当局镇压。
社会背景
一九四二年，中华民族正处于灾难深重的时期。国民党当局不顾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藉抗战之名，抓兵派款，敲诈勒索，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
榕江县县长刘汉昌等贪官污吏，勾结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无恶不作。他们巧立名目，榨取农民的血汗，除了摊派军粮、保警粮、自卫粮外，还有如电台款、救国公债款、抗战款、缓征款、免征款、禁烟款、烟酒税、牲畜税、草鞋费等等。平均每户穷人每月要交纳银毫四十、大米五十斤，超过限期不交者，轻的捆绑吊打，重的以破坏抗战罪投入监狱。
是年，榕江干旱．收成大减，农民断炊缺粮，难渡饥荒。刘汉昌变本加厉?更加残酷压迫人民，强征军粮，作投机买卖，从中牟取暴刊。无数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频于绝境。地处鱼米之乡的人民，正象当时流传的歌谣一样：
贵州有个榕江县，    有个贪官刘汉口。
军粮多多买得广，    压迫百姓上谷粮。
三十一年遭干旱，    穷苦百姓闹饥荒。
谷子卖到一百块，    大男小女去挖芒。
高坡挖得红鲜鲜，    河边井边放满缸。
也有几多卖田地，    也有几多卖山场。
也有几多丢妻子，    也有几多丢儿郎。
也有几多丢父母，    也有几多丢爹娘。
一年只望一年好，    谁知雪上又加霜。
人人都恨刘县长，    恨不杀他见阎王。
榕江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锡利乡农民暴动。
暴动经过
暴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吴文钊，为锡利修文堡人，生于一九○四年，汉族，高小文化程度，曾在军阀周西成的张元勋部当兵，由于作战勇敢，晋升为营长。因不满军阀连年征战，于一九三四年与几个部下返回故乡修文堡，解甲归田。吴文钊为人公正，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经常仗义疏财，救济贫苦农民，因而深得锡利乡各族人民的信任。旧政府当局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吴文钊的满腔怒火。他经常在亲朋面前表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表现出要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远大志向。
一九四二年八月，吴文钊邀请在锡利乡一带比较有名望的詹显清，王家信到半岗小寨密谈，历数刘汉吕的罪恶，三人对刘深恶痛绝。吴文钊表示要组织武装反抗刘汉昌，当即得到詹、王的赞同，并决定：(一)发动各族农民抗丁、抗捐、抗粮；(二)吴文钊负责物色勇士组织秘密武装；(三)詹显清负责收集枪支弹药；(四)王家信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里，黔东南各地在酝酿着反抗当局的“黔东事件”。台江、镇远、雷山等地此起彼伏地爆发农民的武装暴动，推动着形势的迅猛发展。
一九四三年元月的一个晚上，吴文钊接到料里杨通孝的通知，要他与王家信一起到料里的高文亮水田参加开会。与会者约十五人，大多是榕江各地知名人士，会议主持者为一操外地口音，身份不明之人(待查)。他作了当前形势的分析，指出：只有武装暴动，才能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会议作出三点决议：(一)秋收后举行全县大暴动；(二)发动老百姓不向国民党政府交一文钱，一颗粮，一名壮丁，(三)各区收集或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有战斗力的农民军。
吴文钊等回到锡利后，以结拜兄弟，走亲戚访友为掩护，组织了二百多人的农民军，配备驳壳枪、汉阳造、马枪等武器七十多枝。
古历二月十七日，参加密谋暴动的保长潘忠锡因执行吴文钊抗粮、抗款、抗征兵的命令，遭受乡长王本良毒打，潘忠锡带着浑身血迹，跑到高文哭诉。当时吴文钊正在高文牛打坪召开会议，与会的头领听了潘忠锡的控诉，群情激奋，要求惩办王本良。
第二天一早，吴文钊率领农民军二百多人，呼喊“打倒王乡长，活捉王本良”的口号，直扑锡利乡公所。王本良闻讯逃跑，农民军打开乡公所粮仓，砸烂门窗。
忠诚、平永、乐里及从江增盈等地的各族农民听到吴文钊起义，立即响应，手执刀枪，倾寨而出，汇集俾帮，农民军队增到三千余人，声势浩大。
吴文钊在乡公所召开紧急会议，各路头领詹显清、郭宏信、王家信、杨秀荣、潘老求等参加。会议决定：(一)成立指挥部，吴文钊任总指挥，詹显清任副总指挥，郭宏信为前敌指挥，杨秀荣为参谋，王家信负责联络通讯及军需书务；(二)提前起义，明日(古历二月十九)攻打县城；(三)攻城路线及任务：第一路由吴文钊指挥，从西门坡进攻西门，直捣县政府；第二路由郭宏信、杨秀荣指挥，从车江河口进攻北门，并控制北门作退路；第三路由詹显清指挥，从包家山猫岭进攻南门，解决保警队和警察局；(四)派人向各地发送紧急行动信件，要求配合行动；(五)行动口号：打倒贪官刘汉目；(六)农民军不准私进民房，抢劫东西。
入夜，农民军悄然向榕江县城开拔，拂晓兵临城下，吴文钊发出进攻信号，农民军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时值刘汉昌率大队保警兵到朗洞剿“匪”未归，剩下小部分守城的保警兵不堪一击，仓惶逃命。各路农民军相继破门入城，占领了县政府，缴获县政府大印，焚毁各种文件，打开牢房，放出被关的无辜百姓。
没想到，城外广东会馆还驻有一支接兵部队，约五十多人。他们在晚上被农民军的声势吓懵了，不敢轻举妄动。天亮后，他们见农民军原是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组织混乱，武器装备低劣的农民，立即酏合保警队向农民军反扑。商人大富的私人武装也趁机袭击农民军。农民军不熟悉城关地形，在敌人三面夹攻下，被迫退出县城，驻扎高兴。
吴文钊与众头领分析敌情，认为敌弱我强，遂委新组织队伍，于第三天凌晨(古历二十一)兵分两路，再次攻城。一路由詹显清、王家信指挥，从牟江河口进攻；二路由吴文钊、郭宏信指挥，从西门坡进攻。第一路冲到车江河口时，遭到国民党接兵部队的猛烈抵抗，农民军弹药少，抵敌不住，全线败退。国民党接兵部队穷追不舍，吴文钊、郭宏信领队杀下西门坡，奋勇阻击，才使农民军安然脱险。
刘汉昌接到情报，挥兵回城。他电告上级，调兵遣将，准备扫荡锡利乡。另外，他还四处扬言要把锡利乡铲地三尺，进行恫吓。农民军见敌人势大，逃的逃，回家的回家，最后只剩下五十来人枪跟着吴文钊。农民军从此隐没在俾堵、高文、修文堡一带。
农民军都是本地人，纪律好，不侵犯百姓的利益，公卖公买，很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刘汉昌无法弄到农民军的一点行踪。
四三年九月，吴文钊率领农民军会合龙吉兴、吴少华的八开农民武装，在八开的俾引、扣奶沟一带伏击保警队，打得保警队闻风丧胆。
刘汉昌又恨又怕，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吴文钊。他纠集阳社保警队，平永保警队，寨薅保警队共六百多人，委任阳社保警队长杨体仁为“剿匪”司令，向锡利乡一带进行围剿。保警队首先抄了吴文钊的家，把他妻子抓进监狱。官兵所过村寨，无论牛、猪、粮食，衣服、布匹、被子均掳掠一空，鸡犬不留。农民有家不敢归，有亲不敢投，躲进深山老林之中。
刘汉昌还采取孤立分化，用高官厚禄引诱与吴文钊有联系的农民武装脱离吴文钏，有的参加过亮水田会议和参加暴动的头领被骗投敌。
这时，吴文钊派往雷山、台江、剑河等地求援的联络员回来，知道当地的农民军正处于保安团的围剿中。形势突变，锡利乡农民军士气顿时低落下来，吴文钊面对内无粮食
弹药，外无援兵援助的局面，束手无策。有人曾劝他到宰便投靠莫御，但他认为寄人篱下，终非良策，不愿去。刘汉昌看到吴文钊留念故土，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就派便衣队长杨茂枝来招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吴文钊准备接受招安，但遭到部下的竭力反对。他们指出杨茂枝是个六亲不认，手狠心毒的人，千万不要上当。吴文钊认为与杨茂枝有八拜之交，决不会害他，遂不昕他人劝阻，决定在俾露小寨接受招安。一九四三年古历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杨茂枝和锡利乡警卫干事梁树正带了一个手枪班，共计十七人按时到俾露，吴文钊、詹显清、郭宏信、刘应春、杨老六早巳在此等候。杨茂枝办了几桌酒席，说是给大家压惊。饭前，杨茂枝要训话，吴文钊等站立一旁恭听。杨茂枝说：  “你们放心，我是够朋友的，杀你们的头就是杀我的头。”话音刚落，站在吴文钊身后的保警兵排枪齐放，詹显清、刘应春、杨老六当场身亡。吴文钊中弹后，拚命冲出房门，跃过一米多高的篱笆，跑下俾露冲脚，在一块烂田中倒下。闻讯而来的农民军士兵急忙把他背走，当天半夜吴文钊在半岗小寨死亡，时年三十九岁。
第二天，杨茂枝、梁通信带领保警中队抢走吴文钊的尸体，并把詹显清等人的头割下来挂在俾帮乡公所，吴文钊的尸体扔在县城场坝暴尸示众。
吴文钊死后，农民军群龙无首，一部分向政府投降，一部分埋名隐姓，流落他乡。轰动一时的锡利乡农民暴动就这样失败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