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严复
个人简介
  严复严复，出生于名医世家。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毕业后在军舰上工作。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国闻报》成为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他不惜重金聘请了许多翻译家，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本人也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在《国闻汇编》上发表，在当时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严复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1]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郎官巷中。
生平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2]，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原创研究？]。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事出有因，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征、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3]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
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1]
教育思想
力主复法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  严复故居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呼吁变法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严复故居(9张)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提倡西学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  严复译著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严复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人物评价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严复作品及评传(5张)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2]
严复之墓
严复墓在福建省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  严复墓生之寿域”。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民国10年（1921年）严复病逝后葬于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保持原状不变，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3米的砖墙，在墓前砌建长40米、高2米多的石墙，扩展二层墓埕，墓园面宽40米，纵深42米。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市区乘坐6、18、25、81、126、302、311路公交车可到严复墓。
翻译理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严复铜像(7张)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3]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赋税思想
  严复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郎咸平评价严复
  我这几年基本不接受媒体釆访，因为题目不是楼市就是股市，实在没有亮点。我接受了媒体关于严复的访谈，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未尽兴。我 想向网友推荐我心目中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 当时甚至到现在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夭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 想一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现在的悲哀。请关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丨严复上中下三集。
著述名录
天演论序  严复文选《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子孙后代
严复共生有九个儿女，男有严璩、严瓛、严琥、严璿、严玷，女有严瑸、严璆、严珑、严项。长子严璩  严复字伯玉，乳名阿璋，1874年生于福州，9岁来到天津严复身边，曾拜郑孝胥为师，1895年去英国留学，1900年回国，1902年开始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后历任驻法参赞、越南视察吏、广东全省电政监督、福建财政正监理官。民国成立后，历任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督办。以后又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核所总办等要职。后来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财政部次长、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等职。1933年他59岁，失业寓居上海。上海沦陷时，日伪曾胁迫他出任伪财政部长，但他意志坚定，宁死拒绝日伪要求，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贫病交加，于1942年病逝上海。三子严琥字叔夏，1897年生于天津，从小生长在严复身边，幼名普贤。曾先后入北京清华大学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习，但中途都被严复召回，在家为其聘请家庭教师。1937  严复年起在福建协和大学等学校历任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协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福州市副市长，同时他还是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在福建省教育学院任职，1962年病逝。1984年福州市为他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称：“严叔夏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祖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民主人士”。 1994年福建省又隆重举行“严叔夏先生纪念会”，省、市领导及民盟中央负责人参加大会。2002年修复建立的严复故居纪念馆，专门设立了严叔夏展览室。长孙女严倚云严璩长女，1912年生于北京。在北京圣心女中读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1956年获康奈尔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南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由于她在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曾被列入《美国学者名人录》、《美国教育家名人录》、《美国妇女名人录》，并被选为全美外国语学会第二副主席。经胡适先生介绍与天体物理学教授高叔哿博士结婚，他们两人在华盛顿大学设立了“严复翻译奖学金”和“严复奖学金基金会”，奖励对中国文化有研究成果和兴趣的学生。1991年不幸车祸逝世，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严氏祖孙同为中西文化搭桥。二孙女严系云  严复严璩次女，1917年生于北京。唐山市居住，北京辅仁大学毕业，一直在唐山市第四中学任英语、音乐教师。现任唐山市海外联谊会副主任、唐山市老干部合唱团团长。夫婿梁绍造，医学博士，著名眼科专家。长孙严侨谱名严以侨，严叔夏长子，1920年出生于福州。就读福建协和大学，解放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初，接受组织派遣，和妻子林倩一起偷渡到台湾。1953年被捕，关进“火烧岛”，1961年被保释出来，“或许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1974年病逝，终年55岁。台湾著名人士李敖先生，曾写有《严复长孙———严侨在台湾》一文，刊登在《中华英烈》上。在《李敖回忆录》中，他认为“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200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严侨为烈士。三孙女严倬云严叔夏的长女，1924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6年到台湾，后与辜振甫结婚。曾精心经营屏东农场，热心妇女及慈善事业，现为台湾妇联会领导人。曾陪伴丈夫、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参加汪辜会谈，1998年到北京大学瞻仰了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竖立的严复像，2004年到福州出席了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四孙女严停云严叔夏的次女，1926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8年到台湾，后与时为中央通讯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叶明勋结婚。她是台湾著名作家，笔名华严，以《智慧的灯》一举成名，台湾文艺小说创作奖获得者，曾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代表诗作
【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
严复成就
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因专业成绩优异而被遴选为教习。1880年奉调天津水师学历史上的严复(5张)堂,并长期担任“总教习”。[1]随着严复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常识似乎成了问题。学术界晚近挖掘出来的《北洋纪事》、李鸿章1884年请奖折清单、严复履历单等档案。严复一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其间他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等，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天津度过的20年，成为严复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
现代海军思想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培养水师人才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纪念
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夫妇合葬于此，1970年代严复墓曾遭破坏；1984年～1988年，得到福建省行政部门的拨款和严复长孙女严倚云的捐款，严复墓得以修复。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严复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建筑融合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风格，2003年故居修缮完毕对游人开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