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向高
生平简介
父亲叶朝荣官至养利知州。叶向高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授南京国子监司业，后被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不久，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右侍郎。“妖书《续忧危竑议》”一案兴起后，他上书首辅沈一贯，力请不要株连无辜，引起沈一贯的不满，因此受沈抑制，以致他九年未得升迁。
沈一贯罢职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叶向高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辅。次年，首辅朱赓病死，他升为首辅，有人称之为“独相”。
当时，神宗已久不视朝，阁臣李廷机又因受舆论攻击，居家不理政，内阁中仅剩叶向高一人。面对朝政混乱，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他力奏增加阁臣，补充其他空缺官职和停罢矿税，前后上奏达百余次。叶本人是东林党元老，但为官多年，行事力求稳妥，和浙党也能相安。因此他也几次调解党派纷争。但因党派之间积怨已深，他的调停也难见成效。经过多次的调停失败，叶向高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便坚决请求辞官，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八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致仕。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家居六年后的叶向高被召为首辅，但未等他有所作为，光宗就病死了。
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叶向高晋中极殿大学士，第三次担任首辅。熹宗幼年登基，受其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操纵。魏忠贤执掌司礼监，利用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大权，兴风作浪，先后将吏部尚书周嘉谟、大学士刘一燎等一批正直大臣逐出朝廷。叶向高为人光明磊落，扶植贤良，极尽所能地保护了帅众、陈良训、熊廷弼等一批朝臣幸免于难。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力强盛，开始大杀东林党人，凡朝中正直之士，都被加上东林党的罪名，或流放、或杀害。连竭力想避开党争忙于辽务的辽海疆臣袁可立也不放过。魏忠贤的党徒王绍徽还编制了黑名单称《东林点将录》。叶向高因是朝中清流的代表，被列为东林党首魁。叶向高眼见黑云压城，自己又独木难支，遂于同年七月致仕。
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去世，叶向高亦于同年病逝，享年69岁，葬闽侯县台岭。思宗（崇祯帝）即位，在诛杀了魏忠贤后，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号为文忠。叶向高长子叶成学，曾任尚宝司丞。
叶向高崇道信佛，但也礼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与利玛窦和艾儒略颇有交情，利玛窦去世后叶向高力请朝廷赐葬其于北京。
礼遇利玛窦
明朝“三朝元老”叶向高（1559年-1627年）东林党人，字进卿，又字台山，“工诗文，精棋艺”是人所共知的。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年—1610年）应召前来中国布教。1598年9月7日抵达北京。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再度赴京，次年1月24日获准定居下来。
据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第一次结识了利玛窦，并与利玛窦切磋围棋技艺，双方围绕围棋问题展开过探讨，其乐融融。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升任内阁首辅后，又在北京私宅中款待利玛窦，再次通过围棋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在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围棋之事做了记载。据说，这些文字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围棋进行记录。
叶向高为结识学识渊博的国际友人感到高兴，欣然写下《诗赠西国诸子》一诗相赠：“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暮中华风，深契吾儒里。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该诗手稿现保存法国国家图书馆。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利玛窦生前曾有在京郊购买墓地的愿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也希望皇帝能赐地埋葬利玛窦。但假如这样，就等于认可了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外国传教士经过协商，便以一个西班牙神父的名义，向皇帝呈上奏疏。明神宗是个懒惰成性的人，素来疏于批阅奏章，第三天才将奏疏批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让其按惯例处理。叶向高由于曾与利玛窦结下深厚的友谊，便吩咐手下把奏章从户部调出，转由礼部处置，利玛窦最后被准许葬于京郊。当部分官吏以“从无此例”为由反对此举时，叶向高反驳说：“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1624年，致仕归里的叶台山邀时称“西来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vlio Aleni）来到福州，“三山论学”一时成为佳话，艾到福州后在当地传教二十五年。值得注意的是，艾著述颇丰 ，特备是将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新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编成《职方外记》 一书，并广为流传，由此也可看出明末士林的一种对外的开放态度以及悄悄兴起的对西方的兴趣。
书法成就
作品特点叶向高工书法，于草书尤有专精，《福建通志》有传。  这里所刊叶向高作品为一草书五言条幅（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馆藏）。此作有放达洒脱之貌，法度森严入神，有董其昌书法柔遒之妙，笔法干净利落，无拖泥带水之弊，其中锋用笔，一顿一挫，能取能舍，并用笔多取缓势，但筋骨内含，其笔法有绵里裹针之妙，堪称佳作。此外，此作结体章法皆佳，妙在能起伏相承，笔法气脉贯通，且用笔万毫齐力，痛快沉着，有条不紊，能于平实不失灵动之中，见出精神抖擞之态；故愈看愈觉品格清高、愈看愈觉得洒脱烂漫中有苍劲之风致。笔取缓势在书法书写中，用笔取缓势有两个功能，其一是以缓势作书，可以从容运笔，令笔法的提按、顿挫、绞转自然而生动，不致使笔法骤起骤落出现野俗之态；其二是从容运笔，可以令行笔婉转多变化，写出含蓄灵动、尽其笔法的变化精微，使写出的字态静中蕴动。在这方面，叶向高的书法可以说是最得书法书写缓势之妙的——因为，我们从他的书法作品分析，知道他虽然是以缓势作书的，但实际上，他的书法看上去仍然有风卷云霞、天风浩荡的爽利之美。
在我们看来，叶向高书法中的灿烂洒脱的美，以及他的书法中的那种爽利的天风浩荡般的美，与他善于运腕关系同样密切。众所周知，以五字执笔法执笔作书，书写者依据所写文字的大小，会决定捉管高低，并在实际书写时，由于作者能在一个由“腕运生成的势韵圈”中因势利导其笔法技巧，故书写者必然会“品尝”到以腕作书所带来的一片清凉式的怡心畅神般的心理美感——而仅此而论，叶向高的书法同样可以说是最得“以腕作书”之妙谛的。从他的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书法，已经达到了腕随心运、一团和气的化境，其造诣是非同一般的。观阅感受从总体上看，叶向高的书法并不会“一下子”摧人心目，但他的书法中有一种唐诗宋词格律般的跳顿与节奏，以及，具有中国古典音乐所特有的旋律之美，故极其耐人品味。清代的戏剧、文学以及园林美学家李渔曾说，戏剧要能摄情，而欲能摄情，则要“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李渔此说，同样适用于欣赏叶向高的书法，请看他的草书五律条幅中的第二个字“自”字的起笔，先是中锋顺势而下，然后同样是顺势一折笔而写出方形的横，再然后，便是一扬腕、一回翻笔锋，于是一个令人想不到、猜不着，且造型奇妙无比的书法的美便展现在观赏者眼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叶向高的书法中，上述那样的高超的技法表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特例，而是他的书法素质的自然而然的流露。故而他的书法，也才最终能墨法华滋，顿挫有致，流美多姿且伸缩变化多端，有翩翩自得之态，有洒脱放逸、意气风发之美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叶向高的书法，正是缘于他生活于一个重视文化修养、重视个人性灵抒发的时代氛围之中，所以他才有可能将自己的书法写得笔笔含情，下笔能穷其自然变化、干净利落并体势奇幻、布势精工，无拖泥带水之弊。风格总结总之，叶向高此作字字玑珠，柔媚不失遒媚，有坦荡之态，有翩翩欲飞之势，通篇作品明净而爽达，其点画递相映带，互相顾盼，骨丰肉润，其精、气、神，愈看愈佳，动人魂魄，故有观之令人神旺之美，不失为明代万历年间的书法上乘佳作。
青芝山诗刻
作品介绍青芝山，又名百洞山，位于连江县琯头镇境内，是福建省六大名山之一，为邑人、明代工部侍郎董应举开辟，素有“寺产灵芝闻海外，山称百洞重江南”和“武夷九曲溪，青芝百洞山”的说法。山上有董应举、叶向高、曹学佺、左宗棠、林森、陈宝琛等历史名人的摩崖石刻。 叶向高在青芝山的诗刻在青芝寺大门右下侧的猿公洞中，摩崖高227厘米，宽152厘米，行草，纵12行，字径10厘米（图一）。作品内容文：    青溪之上为中峰，岩洞奇绝，去廷尉董公河居不数里，鲜有迹者。公芟芜刊阻，渐次开辟，名胜始出，可与吾邑之灵岩福庐相伯仲。惜公之力绌，不能大畅真意，其经营拮据，多君子鸣伟之力。余与吴君需游而乐之。爰赋二章兼为公劝驾。 菡萏峰高俯碧流，青溪环绕近沧洲。 天开灵境留仙住，海涌神山壮客游。 古洞云深藏蝙蝠，悬岩石出像狲猴。 千方胜迹今方辟，好对青尊共拍浮。 丹梯百丈接岩屝，古寺青芝隐翠薇。 山馆庭深闻虎啸，海天秋晚见鸿飞。 闲随樵伴时肩奕，静掩禅关自息机。 我已投林君早出，沧江未许恋渔矾。 丙辰秋八月，福清叶向高书。晦翁岩诗刻 晦翁岩在长乐潭头镇二刘村，为宋朱熹（字晦翁）讲学处。岩上有明首辅叶向高、侍郎郑世威等人的摩崖石刻。朱熹曾题刻“读书处”三字，因石刻年久漫泐，明隆庆四年（1570年）知县蒋以忠偕刑部右侍郎郑世威游岩时，由郑世威补书，蒋以忠刻石。现存“晦翁岩”三字摩崖石刻亦为郑世威于明万历乙亥年（1575年）所书。 叶向高诗刻为行草，纵9行（图二）。文： 同万侯编、蒋膳部行义登晦翁岩。晦翁昔避伪学，设讲于此。有祠且废，乃修复之。爰赋二律： 寂历岩屝尽不扃，昔贤曾此授遗经。 年深但见松杉古，人去长闻俎豆馨。 苍藓剔残馀片石，白云踏尽出孤亭。 一从凫舄飞来后，夜夜空山有客星。 松径萧萧路几盘，芳祠瞻拜肃衣冠。 天涯何代无逋客，海上千秋有讲坛 古戍梅花残月晓，荒村荔树早霜寒。 怀贤莫起前朝恨，留得名山此日看。 万历丙辰秋八月，福清叶向高。
辅国思想
历史背景叶向高在明末万历、天启年间出任内阁首辅。他一心想挽救危机四伏，国政日非的明室江山；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施行新政；用人理财，巩固政权的改革措施。但由于神宗昏庸不振，熹宗年幼无知，宦官魏忠贤专横跋扈，以致叶向高的政治改革无法推行，最终导致国家的覆灭。留下可悲的历史教训。 
明代政治的败象，从中叶英宗到武宗时期，就开始萌芽。当时的皇帝和宦官，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强占民地。皇帝不问政事，宦官乘机窃权，挟制内阁；国家大权就落到宦官手中。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擅权使势，强夺民产，威福凌于皇帝之上，朝野为之侧目。地方上的官僚地主豪绅，也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其中南方的江、浙、闽、赣等省最为严重。 
明代中叶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赋税和徭役也不断加重。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贫苦农民无法生存，纷纷结队流亡。早在宣德年间，许多地区就开始出现了“流民潮”。正统年间，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流民不下十余万户。①而天顺、成化年间，全国流民的数量几至二百万户。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由于农民外流，使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而外逃的流民，也构成了明代社会不安定的一大因素。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廷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大量向人民加派“辽饷”，后又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而且无论水旱天灾，土地肥瘠，一概按亩征银，再加丁口税，滥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连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也不得不抛弃，加入了“流民潮”的行列。 
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品经济初步发展，万历年间，明廷派遣了大批宦官到地方和各级充当矿监、税监；“中官榷税、开矿，大为民害。”②引发了全国城市居民反矿监、税监的斗争。参加这些斗争的基本群众都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其中也有很多就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民。这些社会动乱所形成的明末政治气候，正就是叶向高辅政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思想核心以民为本是叶向高辅政的思想核心 
叶向高出任明末首辅，他首先看到的是广大人民的疾苦将成为国家危乱的根源；所谓“民不安，国必乱”。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初任内阁首辅，当时正值全国洪水为患，百姓颠沛流离，所以他内心如焚，急向万历皇帝上了《条陈时政疏》云：“南直隶及江浙湖广各省为洪水淹没至今未退，数百万生灵转徙流离，未有还定之日，此亦二百余年仅见之灾也。”劝皇帝“诸凡不急之务，悉皆停免，以固结民心，使有乐生之望。”所谓“不急之务”，就是指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这一点，在他以后多次奏疏中还有更具体的陈述。当时万历帝看了叶向高的奏疏，也很受感动，不得不在奏疏上批示：“至意各省灾伤黎庶，困苦流离宜恤。”③ 明朝末年的天灾人祸，是历史上罕见的，人民的饥贫惨状，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在宦官长期窃权，“报喜不报忧”的腐败政风之下，而叶向高却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请赈荒揭》中敢于向万历帝如实奉奏全国的灾情：“逐日风霾，经年不雨，自京畿以至山之东西，河之南北，又至于西蜀，尽天下大半皆成赤地，流离饿莩之状，至耳不忍闻，目不忍见。近且有父食其子者矣。村圩市肆，稍有货物、米谷，辄公行抢夺，莫之能禁。往者刘六、刘七、石和尚、赵风子，鄢本恕之类，皆以饥荒作乱，荼毒生灵，地方力不能制。……内帑之积，充刃如山，岂不能割其毫毛，救元元于沟壑之中。”紧接着叶向高又再上《拯荒揭》云：“臣闻畿南真保一带，每日死者常有数千人。畿辅如此，其在各省又当何如？”同时他还提到“福建水灾异常”。④叶向高敢于劝皇上动用朝廷的“中央金库”，用来救济全国的灾民，这说明叶向高为了黎民百姓，具有独特的胆识。 
叶向高对于福建家乡人民的疾苦，尤其关切。当时福建的税监高寀，剥削人民的手段非常毒辣，福建人民恨之入骨。叶向高为了拯救福建人民，决心除掉无恶不作的高寀。在叶向高连续上奏，忠言直谏之下，万历帝才不得不被迫撤回福建的税监高寀，为福建人民除一大害。 
叶向高对王公贵族的封地大多非常不满。他提醒万历帝，过去嘉靖帝时，由于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被贬官在家袁可立也以“民力竭矣”向官府发出警告。万历帝由于偏宠福王，本来想赐给福王庄田四百万亩。但在叶向高的竭力反对之下，才不得不减少一半，改赐二百万亩给福王。 
明末的政治派别斗争非常激烈，尤以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为最，此外还有“浙党”、“宣党”、“昆党”、“齐党”、“楚党”等等由一批地方官吏士绅所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之间互相勾结，互相攻击，自我标榜，都是为了自己派别的私利，而不顾广大人民的疾苦。叶向高和袁可立一样，虽然是倾向于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但并不陷于党争，而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认为各个派别之间都有小人与君子之分，在选拔人才方面，要分清各个派别之间的小人与君子，不可以派别成见来选拔人才。在《韩魏国不分善恶黑白论》中说：“天下之患，非独小人为之也，君子亦有过焉。君子之过何也？好鹜于标植而不察于事端，太露于町畦而不详于制度。激于意气之奋而不及长远之虑。此皆君子之过也”。⑤而在叶向高自己所编的年谱《蘧编》中说得更为明白：“今日门户各党，各有君子，各有小人。”所以在选择人才方面应该“去其小人，用其君子，不论其何党，乃为荡平之道。”这种君子与小人之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的。政治主张叶向高的重大政治主张 
叶向高出任首辅，他首先向万历帝申述，当时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或外患内乱，而是由于五点原因所造成的：“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⑥根据这种观点，在以后叶向高复出时，又在天启二年向熹宗皇帝上了《修陈要务疏》：“今日宇内，东北西南叛乱继起，民穷财尽，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祸变未艾。天下之势，非但抱火厝薪，盖已燎原播。若不有非常举动，足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必无敉宁之理。”⑦在叶向高的所有奏章中，可以归纳出他主张的几点重大的急需实行的新政：安辽民辽民泛指关外辽东半岛广大地区的穷苦人民。这些关外穷人，大量流离入关，构成了社会动乱的一大因素。辽东地区，因受税监高淮的荼毒，人民痛苦不堪。万历年间，叶向高还在南京礼部侍郎时，就有《公劾辽东税监疏》。后初任首辅时，又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上奏《边务揭》云：“接得蓟辽总督王象乾，顺天巡抚刘四科各塘报，谓虏酋合兵七万，将以此月(12月)二十边进抢，又声言有兵百万，以明岁正月进抢……目前边饷匮乏，士卒饥疲，驱之临敌，谁肯用命？自来戎狄生心，每窥中国虚实。今夷使二三千人纷集阙下，见我九列无官，诸曹昼闭，又中外库藏皆空虚，甚至工部之犒赏，光禄寺之供给，皆彼此告穷，东挪西借。穷蹙如此，宁不为其所轻而敢于肆侮哉”。⑦这些奏疏，早就说明辽民作乱的严重性；所以叶向高在天启初年复任首辅后所提的第一“要务”，就是“安辽民”。他提出的办法，是以发展农业来安插辽民：“臣观边臣奏报，辽民避难入关者至二百余万。自来流民为乱，殷鉴昭然。”“至山东登莱一带辽民亦有数万。”“臣闻自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旷地甚多，处处可以屯种。”若将这些辽民疏散在广大的旷地农田上去屯种耕作，“一体布散安插”，乱萌即可消。这是很有政治家远见的谋略，也是明朝社稷安危的关键所在。通言路叶向高提醒皇帝，要尊重各种言论。在万历年间，由于言路不能通畅，加上宦官的蒙蔽，下情不能上达。所以在万历三十八年，叶向高在《条陈各项急务疏》中就提到：“从来天下祸乱，皆由于人情之郁结。今日郁结异常，必有异常之变。科道官号称言路，非但朝廷耳目，亦系咽喉。咽喉一塞，则饮食皆无。今言官举劾条陈，一概不报。”⑨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政坛的言论，排斥异己；尤其是对东林党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形势下，叶向高向皇上提醒要“省烦言”，目的是要清省各种不同政见的言论，不要偏信“阉党”之言。所以当时朝廷中一些正直的官员，都以叶向高为“后台”，借以对抗“阉党”。但魏忠贤却更加怀恨在心，要把朝中所有和他政见不合的官员都加以迫害。他首先策划逼迫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人辞职。叶向高虽然竭力阻止，甚至提出同他们一起罢官，以示抗议，但都无济于事。给事中陈良训上疏谴责“阉党”擅权，魏忠贤断章取义，摘其疏中“国运将终”一语，诬之以罪，将陈下狱。当时魏忠贤在京城内外，遍布暗探，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坏话，被暗探听到，就立遭捕杀。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把反对“阉党”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其他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都纷纷上疏弹劾。可是熹宗昏庸愚昧，魏忠贤并没有受到惩处，而且反而变本加厉，将杨涟、左光斗等一大批东林党人逮捕入狱。工部郎中万景处以廷杖，毒打致死。御史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同乡，也是东林党人，为避魏忠贤的迫害，逃往河北遵化，但叶向高家中却遭到魏党的搜查。 
由于魏忠贤的蒙蔽，各种言论受到压制，朝野上下多是魏党的势力，正气难伸。叶向高的“省烦言”，反而受到魏忠贤的迫害。从此不但言路不通，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清榷税明末各种苛捐杂税，使广大人民痛苦不堪，从万历年开始，榷税之害，日益严重。当叶向高出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期间，就经常上疏，对国家大事痛切直言，尤其是一再主张制止不合理的矿税制度。在一篇《再请止矿税疏》中历数当时税制的弊病，把明朝的危机如实地向皇上奉奏，痛切陈词，言辞恳切，但皇帝就是不听。万历三十八年叶向高再上一疏《请罢矿税揭》云：“近而京畿，远而山东、山西、河南，又远而四川，百姓饿死无数，树皮草根，无不剥尽，骨肉相食，惨不忍言。人情嗷嗷，恣嗟怨叹，皆归咎于榷税之害。苦一夫作难，必相响应。惟有亟罢矿税，可以收拾人心。”⑩叶向高在这里把一切人间惨状，归咎于“榷税之害”。这是最明显的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不明白这一点，一味在苛捐杂税上加重人民的负担，那么必如叶向高所料“未有不倾覆者”。可惜万历、天启都是昏君，不听忠言，依然我行我素，人民的痛苦有增无减，最后导致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明室江山终于覆灭。收人心叶向高认为，“人心者，国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系于此。苟人心不摇，即有祸乱，亦不至糜烂决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征调转输之苦，处处骚动，人人不安。”(11)所以收拾人心，是叶向高十分重视的政治主张之一。明末社会，处处动乱不安。这个局面，早在出任首辅前，就在向万历帝奉奏《请止矿税疏》中把明末黑暗腐败的社会乱象及其根源，毫无保留地向皇帝奉奏。叶向高认为，要收拾民心，根本方法就是减轻人民负担。明末社会，除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有一种最为人民痛恨的，就是各地“驿递”摊派。缙绅往来，都要动用大量老百姓的劳力，加重人民的负担。这也是一种腐败的风气。所以叶向高主张减免这些负担。他自己就经常轻装简出，甚至有时连肩舆都不用；这在封建社会中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明末官吏都如叶向高一样的清廉，何愁人心不可收拾。 
叶向高的一生，为官清廉，光明磊落，处事谨慎。在天启元年他复出首辅朝政时，虽然有一番政治抱负，提出了许多救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但不幸的是，明末朝廷的政局，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的一切政治主张，都受到魏忠贤的抵制。熹宗皇帝又偏听偏信。看来大势已去，叶向高自己也感到再无回天之术了，于是不得已要求退职回乡。天启四年(1624年)，他终于得到批准，离职返闽，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叶向高退职后，东林党在朝廷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不久，擅长辽事的登莱巡抚袁可立也被排挤出朝，使孙承宗更加孤立无援。从此明代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等待明室江山的就是灭亡的命运！　
大明资政大夫少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知经筵日讲制诰侍生福清叶向高撰文
赐同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食从二品俸前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佥都御史侍教生宁陵吕坤篆盖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南京通政使司掌司事通政前诏环南京陕西道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眷生同邑孟一脉书丹
谷山于公，以大宗伯谢病里居者十七年。乃与余同拜纶扉之命，同趋朝。而公忽病，病遂不起。海内方喜公之柄用，异其有所展设，闻公之讣，无不愀然咨嗟，为世道惜。天子亦深加悯悼，恤赙逾等。赠公太子太保，易名文定。遣列卿护葬事，盖再逾年而始克葬。门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为年谱，李公道甫状之。而公子纬，持以乞志铭于余。
余在词林，于公为晚进，不敢以交游礼事公。而选公之末年，所投分推毂，唯余方相期，以匡济之业，而公已矣，今者之后，其安可辞。
公讳慎行，字无垢，一字可远，别号谷山。其先世出登州，即史所称高门之系。入明始徙东阿。高大父忠，为邑三老。忠生时，以高年赐爵。时生玭，为平凉府同知。以节廉著，祀名宦乡贤。公贵，而高年，公与平凉公皆赠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平凉公娶于刘，累赠淑人。生公。公生十一岁失刘，执丧如礼。尝条淑人言行著于篇，读者悲咽。十四试童子科，郡县皆第一。学使者孝丰吴公异之，拔冠兖州郡隶学宫。州判某来摄邑，以侧理 逾麋饷公，公不受，平凉公问故，曰：“此分宜客也，宜远之”。
藩伯万安朱公，招公与济南于达真同其子维京讲业，以闽士郑日沐皆为之师。磨砺薰蒸，学日益进。遂以辛酉举省试第，六人诡解首矣。而主者以其文太奇故稍抑之，髫而赴鹿鸣，诸大夫即席欲为冠，公以未奉父命辞，众皆嗟。重再上春官不第。属朱公开府济上，公复从之游。戊辰第，选庶吉士。师殷文庄、赵文肃二公。殷言词章，赵言经济。趋掺不同，而皆深器公。
庚午，授翰林院编修，纂修《肃皇帝实录》。明年，请急归。又明年，召修《穆皇帝实录》。甲戊，同考礼闱。《穆史》成，以劳赐金币，晋翰林院修撰。编纂《六曹章奏》。《会典》重修，公为纂修官，随以推择充日讲官。时，上方勤政励学，日御经帏，早出晏休，孜孜不倦。而公与同事诸公皆一时名流，所开陈裨益甚多。公主讲唐史，每于成败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论说，上辄为竦听。讲罢时出御府，图画传观，或分命题咏。公不善临池，诗成，则请人书之，俱以质质对。上又大书“责难陈善”字赐公，中外相传，诩为盛事。丙子，晋翰林院侍讲。明年，《世史》成，加俸一级。江陵质相欲夺情，公与同官兰奚谷 赵公，新建张公辈七人共为疏，力言其不可，而疏草则公与张公所创。具时，昆陵吴公，姑苏赵公以言夺情事，杖。比阙下，公疏入，而桂林吕公从中止勿奏。江陵以讲臣故未敢显斥，乃佯以他事致公丧次，字谓公：“子，吾所厚，而亦从人为此也？”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为此相报耳”。江陵艴然。
再逾年，已卯，公遂引疾归里，居且四年，召入日讲如故。同讲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二卿，下亦银绯，而公犹守旧秩。久之，乃晋左谕德。时，江陵已谢世，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内珰往籍其家。当江陵柄国日，既大失大夫心，及其败也，咸推波助澜，欲甚之以为快。公独贻书丘公，言江陵尝有劳于国家。是非功过当为别白。即间有所受取，亦可指数家之所藏。远较分宜，近视冯珰，皆万分不及。而必欲捕空捉虚，广为搜括以称上命。窃恐株连蔓引金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又江陵老母在堂，诸孤少不支事，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谋于有司请于明主，乞以聚庐之居，立锥之地，以合于古人帷盖之义，纚纚千余言极其切。
至乙酉，典试南畿，晋翰林院侍讲学士。丙戌，读廷试卷，晋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先是壬午，南畿所举士有挂议者，上命复试，大宗伯沈公以嫌避，诸公莫敢决。公为衷之，轩五人，轾一人，众咸贴服。
一日方坐曹，谊传午朝鸣钟鼓矣。百官仓皇趋入，公独迟迟侦之，则讹言也。上闻，责礼官鸿胪对状，夺两月俸，公与焉。己以执奏，秦藩封事忤旨，用他事夺俸者，再随转左。戊子，畿试，仪郎高桂，摘举者八人。上命复试。试之日；廷议 閧閧閧然。公调停乃解。
己丑会试，为知举官，满考，改吏部掌詹试府。甫莅任，即擢礼部尚书兼学士。 
疏请册立，请郊庙，请祷雨及宗藩条议诸大典礼。而册立最恳，章无虑，十余上。时，上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屡旨责公，公持之愈坚。至自劾乞罢。坐是，又夺俸三月。令甲亲王故绝以将军入继者，众子不得封郡王、潘王。违例，请公力格之。京考行，诸台臣不便也。御史某以为言，公议，仍用京考，拂其意。迨山东疏上，遂构公预泄典试主名。上谕阁臣诘公，阁臣为解，乃己犹夺俸三月。
公自为宗伯，屡以职事廷争，屡引疾。上时而慰留，时而诮让，严旨与温纶错下。公虽感激主恩，而于义度不能留。业坚去志。至是，遂杜门力请。凡九疏，乃报允。赐金币给驿以归。时，新安许公，山阴王公，亦以言建诸事，先后去。
公归，而扫墓，筑场，出赐金。置酒，延亲故，道说生平。时往来别业，白庄观刈获自娱,间或出游，近则云翠、
天柱、大山监诸山，远则岱宗、灵岩、邹峄、华不注及泗上诸泉，皆有咏述。四方冠盖过阿城，无不造庐请谒，公多以病谢，惟二三知己或门生故旧来访，则下榻留连累日，夕而后去。台使者每报命，辄首荐公。南伯宗伯有阙，必以公名上。屡推内阁，再推教习，庶常皆不用。久之，以讲臣阙，上复思公，以旧官召掌詹府，使讲《春秋》。比公疏辞，又寝不报。至丁未岁，廷推阁臣七人，公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公再辞不允。而余亦自南来过公、公喜甚。约余：“子从舟，而吾从陆，相次趋朝可也。”时，公以夙疾发，微有所苦。既就道，则趑趄不欲行。徒以与余有成言不可负，而余亦数使人邀公，谓：“公不来，吾不敢先入国门。”公乃自力前抵近郊，尚平善。陛见之辰，以怯寒，拜起舒缓，司仪者欲毋纠，公不可，仍自具疏请罪。上温旨慰公，令亟视事。而公固敕舍人勿解装，为归计。自是，病卧。一日，忽草遗疏， 惓惓惓以“亲近大臣、补言官、起废弃”为请呼。所善。门人，孝廉唐公靖、郭应庞使润色数语，已伏枕。长叹，曰：“吾终不能报国矣”。更数日，遂逝。逝之日，适南都所梓《谷城山馆集》至。公犹反复披阅，指点讹谬。亟驰一帙遗余，盖此集乃余请以复梓者。嗟夫!宁知公遂以此诀耶。
公生于嘉靖乙巳年九月二十九日，卒于万历丁未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三。始，刘淑人梦庵摩罗果缀实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儿童时，已俨然大人器度。弱冠登第入词林，人即公辅期之，高文襄公，以相臣握铨柄，与公尊人有通家谊。尝向朱公问公，朱公谓∶公宜一往见。公卒，不往也。
御史刘台，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避匿，公独往视。当江陵世，士大夫附丽称功颂德者，十人而九死，而被祸。所为引大体调护营救者，惟公。谈者不谓然，而以公尝取忤江陵无一难也。事定之后，始相与服。公所与司寇书，天下传而颂之。其为宗伯，固以直谏取忤。至于被构而去，去而久不复召。说者谓公或别有所枘錾，公终不自言。其最相知契者，无如归德沈公。卒相继爰立，世亦并重之。
直讲前后十四年，渥承恩顾，凡郊祀、陵祭、幸天寿山、阅寿宫，无不扈从。锡贲精 鏐、宝楮、金符、文绮、彩扇、绣 带诸物无算。而敦伦好施，所得俸赐多分给群从族属，益置祠田，缓急交游知故及其子弟，故囊中尝无余财。自宗伯谢政归，始构数椽，仅仅中人居耳。居恒，爱片言如柳下惠、仲由。而为人排难急困，往往不吝。至乡邑大利害，如条编、徭役、灾情诸事，抵掌论说，无所讳避。性尤好书，常夜分诵读，至老不倦。于文早学六朝，弘丽绵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欧、苏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传，赠送诔祝之类，无不欲得公之一言。羔雁填门，公择而应之。常有余力。其诗则服膺李于鳞，骨力、气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春曹奏议》、《读史漫录》、《经筵讲章》、《兖州志》、《笔麈》、《史摘》若干种，皆宏博精窍 ，成一家言，当次第传于世。
娶秦氏，累封淑人。子一，即纬。官生有文行，能继公志。娶廷尉王公湘女。继吏部主事梁公谷孙武举官登云女。女一，适方伯乔公学诗子，儒士嗣启。孙男元 煐煐。公殁后，太仆少卿邢公侗，许以女即撰公年谱者。孙女二，一字州判崔畯子璞王，一幼葬。
于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赐茔在山监山洪范之原。郡邑皆祀公。学宫两台使者复下檄，专祠祀公。余既次公事为志。而叹曰：甚哉!天之于人靳也：夫以公之沉深挺劲，謇謇恢恢，不畛不町，为世所倚信。多假之年，则文潞，公少假之亦庶几司马君实也。而奈何夺之速哉!然公尝为余言时事，大难如有不可，远而蔡刚成，近而薛河东皆吾师也。由今观之，吾又安知天之夺公者，非所以成公乎?
九原可作，尚当起公，而质之铭曰：
岱宗南来 婉蜒北际
閟閟淑孕灵 笃生名世
童年扌炎 藻 弱冠登朝
经帷儤儤直 启沃功饶
迨典秩宗 力维国本
抗疏飘然 忠诚 欷悃
盘维旧学 说乃梦形
汝作霖雨 帝赖股肱
国门初入 陨星遽报
来何其迟 去何其暴
如麟如风 莫可樊笼
亦有遗草 以毕孤忠
维彼谷城 世传黄石
素书授良 功成羽冀
终焉仙举 克全其名
千载而下 厥有代兴
黄石崔嵬 设峰山截 山臬
鼎立巍如 有封马鬣
司空所筑 登登扌求扌求 
惟帝师臣 贲于兹丘。
吴郡吴士端同弟尚端摹魏司徒钟繇字上石，孝男纬扌文泪内石。
秦氏墓志铭
大明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元配诰封淑人秦氏合葬墓志铭
赐进士第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前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泰安萧大享撰文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协理院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右佥御史掌京畿道事浙江道监察御史侍经筵官古原宋仕篆盖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钦盖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寺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太仆寺卿侍经筵工科都给事中江夏常居敬书丹
丁末，仲冬，文定公之殁于相邸也。
上览遗书，震悼。赐葬山监山之原，遣官临祭有加。巳而淑人殁，孤纬泣血，疏请合葬。
上复用讲臣，恩俞焉，命所司并祭，盖异数云，文定公生平无毫发愧古人。而引谊，当官急流勇退，及于爰立，遂动史鱼柳庄之悲。海以内自士大夫，以迨走卒，莫不吁嗟 。慕则叶相居之志铭，在足徵也。状淑人者，纳言孟公，秦之所自出词，综而无溢。不佞辱同文定公举于乡，官于朝。公殁时，不佞与调棺衾，闻淑人恸绝而苏苏，啽呓中，琅琅皆 彂彂， 文定公生平以代遗诫，奉丧归葬，拮据漂摇，皆人代所不能堪。而淑人课纬，当之咸有绪疾濒危，未尝出一纰谬语，指所遗田宅俸馀，襦绨綦 綎綎，分贻内外亲。端坐命纬，谆谆以好修为德，无陨颓其家声。故譬淑人之造于也，犹夫文定公之造于国也。则为淑人志，不佞何敢以不文辞.按状,淑人之先凤阳人，元时有彦良者，为东平路判官，葬于阿，子孙因家焉。国朝代有明经孝廉，仕为令长，四传至衍圣家丞。东村翁伯者，配媪张，独诞一女，则淑人也。生有奇征。每日晏，辄见红光灼灼，周映颜面，若绛纱笼。翁媪心异之。忽一夕，夫妇俱梦五色云中，有两锦衣儿，共乘一龙而翔天际，下立一朱衣，指以示翁媪，此而女而婿也。寤，各语其梦，益异焉。厥明，保母抱文定公过其门，翁出谛视之，佗曰：“一何以吾梦中乘龙儿”。亟缔姻焉。淑人幼有至性，处闺阁竟日不闻笑语.试以修隋组纂，不习而精，娴出意表甫笄归公时，公已举孝廉，攻苦，下帷不问，捆以内事姑。刘淑人又已先逝。宗伯公家居久，产又旁落，日以诗酒自娱。客至取啐嗟辩。淑人夕篝灯纺绩，佐公膏火。晨起，先诸姒上食.宗伯公亡不鲜.即夜深呼酒，酒辄至。宗伯喜以语秦翁曰：“新妇少耳，何被教如老成人。异日，昌吾家者必妇也”。翁喜归，以语，媪往视女奁中妆状，则斥以就质钱，家且罄矣。宗伯公即世，遗 簉室幼子，俱诸长妇时不能无违言，淑人独调护之。惟谨尝阴脱其幼子于厄。邑人诵以为李文姬也。公遭丧,哀毁成疾，几不可疗。突烟常冷而诸同产又嚣谇无已，淑人脱簪珥，手调汤药御公。又身宛转以柔诸姒，啜糜操作不避皲 痑。即有烦言，勿使公闻，疾乃有瘳。公成进士，官太史，从之互中。犹躬身浣濯，啖 捔粝无异。居约或微讽之，以胡不自烉奂，答曰：“吾故儒家妇，习此不为惫耳”。时互与中州张太史邻。张，泰安人，闻而服之，传其语，长安中，啧啧于翰林内德茂也。
江陵相夺情，议起，公倡同官疏争，尼不得上。图请告淑人，力从更之归旧庐。不芘风雨，而念祖茔阙护山，将不利于族众，大出赐金修治之。敦匠庀徒，以千百数费度不给，则淑人擐填匪有吝也。迄今族众饶裕异于昔时，莫不感公与淑人德不衰。万历乙酉，公典南畿试，淑人从陆先归，吴越大姓某某，使使闯入阿，阴属老苍头有所祈。淑人闻而叱：“抡才何任，而主人翁何如人，乃以此污吾耳”。亟命执之官，其人觉，夜遁乃巳。公正秩宗沈藩越例请封，持之。力藩.有粤援欲从中下伺秦翁入都，则奉朱提百镒，为翁寿。页翁一言，婿弟得疏参吾事辩矣。翁间以尝淑人，淑人正色曰：“翁何不知婿，婿以清苦受知，位上卿，纵辇金如山，必不肯易生平一节，毋溷汝门楣也”。翁愧，谢罢之。后公闻之，乃叹曰：“成我志者，淑人也”。公仲兄航隐先 卒于公邸。仲病时，公亦病。淑人日左右公，而时使僮奴讯仲起居所需.无不辄赴。仲弥留，犹数使人致语谢淑人也。念殁无以报也。诸侄早孤，淑人躬自抚视。男长则为受室；女则具奁嫁之，赍送不殊已出。公仕官不出词林，囊无剩钱，名田不数顷，而三族多待以举火者，率取办于淑人，节缩所赢，有缓急不待请而予。又时使使存问其家，昏夜叩门辄应如响。论者以公友于睦姻，纚纚人口，淑人大有力焉。自公以屡请册立，忤上意，乞归。优游别墅。若将终身。淑人逌然时与偕往观稼视获，自比鹿门而闺政严肃。五尺之童无嘻嗃声。佃作臧获，受事井井。至于劳问疾苦分赋糗糒，即在远郊如列庑下，人人以此乐自效。无敢为欺。其所裁啬，皆由自俸。始抚子女慈而教以礼。岁时异物不先 荐 寝庙，子女无敢染指。节序侑妥，备极丰腆，宾客门人过从公游，移日达曙，盘餐杯勺，不呼而具。无不人人极欢去。大都淑人有治办才，又不敢屑屑訾省，要在持大计，故公倚之。秦公无它子，比翁媪，先后殁。马封侲卫皆出自淑人。又立其从玄孙国华为香火，主析遗产，均诸。秦翁媪之不 胤而蒸，则淑人以也。淑人初封儒人，再进安人，三进今封。从公秩应称一品。生于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卒于万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三，寿与公同。嘻噫！曩者翁媪之梦，其咸不賫也。子女详公志中，不具,爰系以铭田。
鲁詹维岳，哲辅肇生。赉降自皇，作帝股肱。爰立懿配，诞显厥灵。相攸叶梦，翊 阿衡。如云从龙，夹 日以升。九命允陟，双钓掩精，煌煌制词，有炳婺星。埒桓轶孟，彤管孔徵，庆流苗裔，美钟玄 扃，谁其铭之，司马夏卿。
万历已酉十二月十三日庚申吉孝□□□□□□□勒石
明史记载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父朝荣，养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难，生道旁败厕中。数濒死，辄有神相之。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改左中允，仍视司业事。二十六年，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矿税横行，向高上疏，引东汉西邸聚钱事为鉴，不报。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陈矿税之害，又请罢辽东税监高淮，语皆切至。妖书狱兴，移书沈一贯力谏。一贯不悦，以故滞南京九年。后一贯罢，沈鲤亦去，朱赓独当国。帝命增阁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并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锡爵坚辞不出。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 
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党势渐成，而中官榷税、开矿，大为民害。帝又宠郑贵妃，福王不肯之国。向高用宿望居相位，忧国奉公，每事执争效忠荩。帝心重向高，体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东宫辍讲者五年，廷臣屡请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择吉以请，亦不报。自是岁春秋必恳请，帝皆不纳。贵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发丧。向高以为言，乃发丧。而礼官上其仪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复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国请，向高拟旨上。帝不发，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请先饬仪卫舟车，帝不纳。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请，复谕改明春。已，忽传旨，庄田非四万顷不行，廷臣大骇。向高因进曰：“田四万顷，必不能足，之国且无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无有是事。曩惟世宗时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国，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报曰：“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谢，言：“皇考时，名位虽未正，然讲读不辍，情意通。今东宫辍讲八年，且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惟坚守明春期，而无以庄田藉口，天下疑自释。”帝报福王无一日两见事。 
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锦衣百户王曰乾者，京师奸人也，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讦告。刑官谳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炮上疏。刑官大惊，将拟曰乾死罪。曰乾遂讦奏郑妃内侍姜严山与学等及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王。帝震怒，绕殿行半日，曰：“此大变事，宰相何无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类往年妖书，然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具在，一讯即情得。陛下当静处之，稍张皇，则中外大扰。至其词牵引贵妃、福王，尤可痛恨。臣与九卿所见皆同，敢以闻。”帝读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帝尽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贵妃终不欲福王之国，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寿，王宜留庆贺。帝令内阁宣谕。向高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庆寿礼，如期之国。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谕。向高言：“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王，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駴，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王圣母爱子，亦居外籓，何忄卷忄卷福王为？”因封还手谕。帝不得已从之，福王乃之国。 
向高尝上疏言：“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其言绝痛切。帝知其忠爱，不能行。 
初，向高入阁。未几，陈用人理财策，力请补缺官，罢矿税。见帝不能从，乃陈上下乖离之病。两疏乞罢，帝不允。向高自独相，即请增阁臣，帝不听。及吏部尚书孙丕扬以荐贤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请留，亦不报，遂引疾。屡谕，乃出视事。已，又言：“臣屡求去，辄蒙恩谕留。顾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国家治乱。今天下所在灾伤死亡，畿辅、中州、齐鲁流移载道，加中外空虚，人才俱尽。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则当行其言。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诚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余幸矣。”帝不省。京师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历代帝王享国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劝帝力行新政。因复以用人行政请，亦不报。向高志不行，无月不求去，帝辄优旨勉留。向高复言：“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先是，向高疾，阁中无人，章奏就其家拟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坚卧益久，即家拟旨如前，论者以为非体，向高亦自言其非，坚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鸿胪官慰留。至帝万寿节，始起视事。其后，向高主癸丑会试，章奏皆送闱中，尤异事云。帝考选科道七十余人，命久不下。向高恳请数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击纷起。帝心厌之，章悉留中。向高请尽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纲。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责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补。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向高疏谢，因引退，优诏不允。 
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国。向高乞归益数，章十余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载考绩，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叙延绥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一品三载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至是，命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赐白金百，彩币四，表里大红坐蟒一袭，遣行人护归。 
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然其时党论已大起，御史郑继芳力攻给事中王元翰，左右两人者相角。向高请尽下诸疏，敕部院评曲直，罪其论议颠倒者一二人，以警其余，帝不报。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又争李三才之事，党势乃成。无锡顾宪成家居，讲学东林书院，朝士争慕与游。三才被攻，宪成贻书向高暨尚书孙丕扬，讼其贤。会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刘国缙以他过挂察典，乔应甲亦用年例出外，其党大哗。向高以大体持之，察典得无挠，而两党之争遂不可解。及后，齐、楚、浙党人攻东林殆尽。浸寻至天启时，王绍徽等撰所谓《东林点将录》，令魏忠贤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尝右东林，指目为党魁云。 
向高归六年，光宗立，特诏召还。未几，熹宗立，复赐敕趣之。屡辞，不得命。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旋纳向高请，发帑金二百万，为东西用兵之需。 
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贤、客氏渐窃威福，构杀太监王安，以次逐吏部尚书周嘉谟及言官倪思辉等。大学士刘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复入，而一燝顾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奥穾不可知之地，其渐当防。”忠贤见向高疏刺己，恨甚。既而刑部尚书王纪削籍，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先后被攻致仕去。向高争不得，因请与元标同罢。帝不听，而忠贤益恨向高。 
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然犹数有匡救。给事中章允儒请减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论救者再，乃夺俸一年。御史帅众指斥宫禁，奄人请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给事中傅櫆救王纪，将贬谪，亦以向高言仅夺俸。纪既罢去，御史吴甡、王祚昌荐之，部议以故官召。忠贤怒，将重谴文选郎，向高亦救免。给事中陈良训疏讥权奄，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语，命下诏狱，穷治主使。向高以去就争，乃夺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贞论死，言官劝帝速决。向高请俟法司覆奏，帝从之。有请括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库藏尽输京师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籓库稍余。倘尽括之，猝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何以应之？”帝皆不纳。 
忠贤既默恨向高，而其时朝士与忠贤抗者率倚向高。忠贤乃时毛举细故，责向高以困之。向高数求去。四年四月，给事中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权纳贿，命下文言诏狱。向高言：“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暖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因力求速罢。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 
至六月，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忠贤不悦，矫帝旨叙己功勤，累百余言。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忠贤虽愤，犹以外廷势盛，未敢加害。其党有导以兴大狱者，忠贤意遂决。于是工部郎中万燝以劾忠贤廷杖，向高力救，不从，死杖下。无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惧，投遵化巡抚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围其邸大噪。向高以时事不可为，乞归已二十余疏，至是请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所给赐视彝典有加。寻听辞太傅，有司月给米五石，舆夫八。 
向高既罢去，韩爌、朱国祯相继为首辅，未久皆罢。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忠贤首诬杀涟，光斗等次第戮辱，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祯初，赠太师，谥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