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公之礼
简介
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才行。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
“周公之礼”现在通俗指夫妻同房，做爱，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  既读孔孟之书,必答周公之礼.
历史记载
行周公之礼，敦睦夫妇之伦 
西周初年，世风日下，民间婚俗混乱不堪。
为明德新民，周公亲自制定礼仪。周公从婚礼入手，对当时男女交接混乱的状况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他把男女从说亲到嫁娶成婚，分为了七个环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并且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细化，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合称“婚义七礼”。
这第七礼——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之理，於是阴阳和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
敦伦：交配的文雅代称。原为儒家用语，後为佛家借用，再後转为男女交配。
儒家：《论语·八佾第三》：学儒必须敦伦尽分，始能希圣希贤。
佛家：求子三要◎◎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克随流。（印光大师） 
虽然说敦伦是性交的意思，但是专用於夫妻之间，只有有夫妻名分的男女交合才能用敦伦二字，情人间是不能用这词的。
详细释义
相传西周初年，世风浇薄，婚俗混乱。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为整饬民风，亲自制礼教民。周公格外重视婚礼，从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遂与妻子一起演礼，现身说法。可演试到“敦伦”一节时，周公之妻拒绝了。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试“敦伦”。踌躇间，周公见到儿子伯禽摆弄的几个葫芦瓢，试合两爿能重新合为一个葫芦，他灵感顿生。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学校），讲解“婚义七礼”，说到“敦伦”时，他拿出一对原配的葫芦瓢来，以此为喻：未分之前如混沌一体，剖开之后如男女有别，敦夫妇之伦，就如同把葫芦瓢重新合为一体，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的万物推原之理，于是阴阳合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从此新婚夫妇均据“七礼”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芦瓢也在婚礼上被奉为礼器：用根绳子拴住两个瓢柄，表示夫妇二体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摆在新房内，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孙繁衍。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公制定的婚仪亦渐废弛，孔子遂重修礼典。修到“士婚义”中“敦伦”一节时，他认为时过境迁，可以省掉。“六礼”于是产生。不过民间照旧把世代相传的葫芦瓢置于婚仪中。孔子又顺遂民意收葫芦瓢入礼书，称为“合卺”，不算婚仪中的正规礼器，而是夫妇“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后以酒漱口的器具。时间一久，不少人认为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人仍学前辈的做法将其一仰一合地放着，哪里还知晓它的本义呢?
传承历史
结合初民婚配的发展史实来考察这类民间传说，似乎不无道理。考古发现，如半坡和马家窑类型的文化遗存中，都有模拟葫芦整体和纵剖面的陶制器物，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原始的交媾符号；而在漫长的风俗实践中，葫芦也经常扮演男女结合象征物的角色，如有些地区在男女新婚之夜，婆婆要向媳妇赠送葫芦形状的“礼馔”，上面既有莲花一朵暗示女性，又有突起物一个表示男性；有些地区姑娘出嫁时，要佩戴绣有葫芦的织物；还有些地区流行着在洞房梁上悬挂木勺的习俗，也可看作是葫芦瓢的演变。此外，后人常称夫妇同房为“周公之礼”，虽然带有戏谑意味，但也能说明古人对此事之伦理性质的看重。
历史考究和意义
周公始创了中国式的法律思想和政治制度体系，完成了“礼”的第三次变革。他从禁酒到制礼，确立了“形而上之礼”的“礼制”理论，他假“祭礼”为“人礼”，用以规范人们的社会地位、等级、行为、人域间的社会关系，他变原始意识中法自然、法天观念为人法法则，由形式规定本质，用结果掩盖原因，寻找到并确定了西周社会阶级统治的理论原则，还因之创立了西周“形而上之礼”的礼制政治法律制度。这种制度我称之为“礼法”规范。
周公之礼，是物质力量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统治的工具。作为阶级的意志，它超越于平民百姓之上，服务于姬周宗法统治，具有强烈的强制力。他把姬周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全部融合于礼之中，以尊尊、亲亲、贤贤、嫡长世袭、男女有别构成礼之本体。由之者，谓之“民彝”，非之者，谓之“非彝”。结果是“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其本质特征是“保护”与“限制”。
周公之礼，就其组成部分言，主要包括假定、处理两个部分，而很少明确规定制裁（现代法理学用语）。这说明西周的“刑”与“礼”是分离的。“刑”、“礼”之辩，很早就成为法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据我认为，二者不是同一概念，但二者也不是对立概念。如果说法应该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部分组成的话，那么，春秋以前，中国历史上的礼、刑实是一致的，二者是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先后关系，是同一范畴的两个组成部分（和刑相平列的还有“兵”）。刑、礼分离的法律特征，在西周史籍中表现特别明显。《周礼》、《仪礼》是有关假定、处理的专门规范，一般不涉及制裁。而另外，西周的《刑书》（即《九刑》）（已失传，可从《吕刑》中见端倪），则专门规定了刑罚制度。刑、礼分离，是周公“德治”、“礼制”政策的重要内涵。礼的目的在于“强化”和“保护”，为此，防止犯罪，应是周公“礼制”的创新。一方面，他以怀柔的强化性规范——“礼”掩盖着残酷的强制性规范——刑罚、兵伐；另一方面，他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虚荣、自尊心理，根据宗法亲宗的宗法制度，强行划分了人的阶级等级，并引伸出了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则。即，礼是对贵族阶级的抬高，而刑则是施于平民阶级的耻辱。在法律的意义上讲，礼是对“民彝”的保护，而刑则是对“非彝”的耻辱。
周公之礼根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有关人身行为、生活方式和政体、组织机构及其附属的实体规范，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法人则圣”的人身法法则。
周公简介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中国西周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天下大治。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在周文王时，他就很孝顺，仁爱，辅佐武王伐纣，封于鲁。周公没有到封国去而是留在王朝，辅佐武王，为周安定社会，建立制度。武王崩，又佐成王摄政。据《曲阜县志》记载："武王十三年定天下，封公于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相武王，成王即位，命世子伯禽就封于鲁"。新建立的周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而周公辅政，又有违于王位世袭制中父死子继的原则，引起周室集团内部的矛盾。结果残余势力即与周室内部的反叛势力勾结起来，他们的代表是纣王子武庚与「三监」管叔、蔡叔等人。结果周公东征平定三叔之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归而制礼作乐。
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异于群子；武王即位，则以忠诚辅翼武王，一次，武王有疾，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替武王之身，且称曰：“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 及武王死，成王在襁褓中，周公毅然挑起了“摄行政当国”的重担，并且教诲开导成王，以其终生辅国安邦。
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礼”，也源于周公。《周公解梦》一般相传为周公所作，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将周公与梦直接联系起来。这也就是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的原因。
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洗完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脯」典故。周公无微不至地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今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成王果然病好了。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
后来，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受成王冤屈以后，仍忠心耿耿，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示对周公的无比尊重。
周公的历史功绩
辅助武王 翦灭殷商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太王、王季时开始兴盛。文王断虞、芮之讼，征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后方，又越过大河，攻克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进攻商王经常打猎的邗（今河南沁阳西北）。灭掉商的同姓国崇之后，在丰水西岸建立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以便东进。武王和周公帮助他们的父亲——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盟（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二月甲子（约前1027年）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其他人不过负责仪仗、保卫、布置祭天地的用具。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纣王是死掉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
武王为了“屏藩周室”，拱卫周王朝，进行了封建。被封的兄弟之国有十五人，姬姓之国有四十人；又向参加牧野之战的诸侯分发了商朝宗庙彝器和宝物。东征叛国 平定三监原来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S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今河南郑州一带），蔡叔的封地在蔡（今河南上蔡一带）。封叔旦于鲁（今山东曲阜），为周公。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封召公爽于燕。（今北京西南，一说在北京。） 
灭商归来，在镐京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等等说法。
文王并非长子，他上边有两位哥哥——太伯、仲雍；武王上面有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周公不过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
公元前1022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鲜，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率德驯善”，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大行封建 以屏周室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今河南淇县），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为了使康叔顺利地进行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在众多受封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推测其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
奄是东方较大的方国，管、蔡散布流言以后，奄君曾对武庚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怀疑，这样天下要乱了，请举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长子伯禽就封，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分给伯禽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艺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
薄姑等国也曾参与反周，师尚父——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溜北）。太公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武王伐纣时他率先冲入敌阵，这次周公东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当大。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
周的同姓召公爽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近年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周武王伐纣，微子手持祭器来到军门，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反缚着双手，跪着前行，向武王投降。武王亲自给他解了绑，仍然让他管理当初的封国。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邱）。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苟子·爪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赢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诗经·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让位成王 有始有终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
《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不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读起来，我们还觉得它是新鲜的。《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农民的隐情。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所说的深入底层，关心民间疾苦，以“无逸”自警或用来教育后代是对的，但是“逸”与不“逸”往往受阶级条件和生活环境所左右，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王室成员“生则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国也是必然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说：“我死之后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给天要臣服于成王。”死后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是周公的礼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