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二十史朔闰表
二十史朔闰表
自《二十史朔闰表》出版后，才把回历舆中公历固定下来，为治中西交通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础。现据一九六二年修订本重印。
作者
陈垣（1880.11.12—1971.6.21）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新会人。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
生平
陈垣，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 (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先生先后结婚两次，有子女十一人，其中长子陈乐素先生（1902-1990），也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简介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6年印行，中华书局1962年修订增补。
此书是作者《中西回史日历》的简本，以中历的甲子纪年和朔闰为主，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二千年。自汉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历，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历。本书是用方法极为简便，它为中国年代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给文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以极大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对于西汉太初改历以前的朔闰是依据“殷历”推定的，但实际上西汉太初前使用的是“颛顼历”，这已为许多出土文物所证实……因而我们在查检西汉初期的日期时需要参考《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中所附的朔闰表，以求得正确的结论。”（摘自《文史哲工具书简介》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例言
始吾欲为中西二千年日历，曾先将中史二千年朔闰考定。迨中西回史日历告成，凡二十卷，卷帙较繁，一时不能付印。而朋辈索观及借钞者众，故特将中史朔闰表先付影印，而西历、回历亦附见焉。
秦以前历法无考，汪曰桢为《历代长术辑要》，起周共和，然鲁隐以后与《春秋》不合，非史实也。顾栋高仿杜氏《长历》为《春秋朔闰表》，与《春秋》合矣，然与推算不符，亦不足征信。惟《通鉴目录》载宋刘义叟《长历》，断自汉高元年，今从之。
汉末改历前用殷历，或云仍秦制用颛顼历，故刘氏、汪氏两存之。今考纪志多与殷合，故从殷历。
刘氏《长历》止于五代，续之者有耶律俨《辽宋闰朔考》，载于《辽史·历象志》。南宋、金、元有钱侗《四史朔闰考》，明以来有汪氏《长术》，清有《万年书》，今表即根据诸书，参以各史纪志，正其讹误，终于清宣统三年，为旧历作一总结。
清《万年书》每朝例预推二百年，然预推之朔日，后来每有改定。今悉以当年颁行之《时宪书》为主，不以《万年书》预推之月朔为主。幸故宫图书馆历年《时宪书》尚存，可供参校。
汉未改历前，仍秦制建亥，以十月为岁首，然不改十月为正月，不改正月为四月也。莽用丑正，则改寅正之十二月为正月，改正月为二月。魏景初之用丑正亦然。今表于月份之排列，既取整齐，而对于不用寅正之年，则悉以粗线志之，以明月之地位不移，而月之名称有已改易者。
易号改元应从下令之日为始，未必追改以前之月日。今表于年中改元者，悉仍其旧号，而系新号于二年，并于表下著其改元之月日。盖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若削去末年而冠以新元，则何以知汉之始元有七年、晋之咸宁有六年？甚非史实。且凡未改元前，条教号令及民间契约必仍用前元，史家岂能一一代为追改？
至于两朝递嬗之际，亦用此例。凡前朝未尽覆亡，必著其年号于上，而将新朝年号著于下，如陈之祯明、宋之祥兴、明之永历是也。汪氏《长术》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即冠以清元，甚所不取，今特矫之。
又正统闰位之说，今日实无辩论之价值。惟当列国分立之际，本表限于篇幅，不能将诸国年号并列，故只得取史家通例，任择一国列之，而将同时与国之年号分列于下，固无正闰之见存也。
三国、南北朝朔闰异同，亦以一国为主，其殊异少者记于本年之下，其殊异较多者另为一表，附于卷末。
泰西之用阳历，始于罗马帝儒略，以罗马七○九年一月一日实行，即耶稣纪元前四十五年，汉元帝初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儒略历原定每间三年一闰，即逢我子、辰、申岁。平年三百六十五日，闰年三百六十六日。儒略历每月日数，原定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九日，闰年三十日。
然儒略历实行以后，误为每三年一闰，积三十六年应闰九日者，已闰十二日。奥古斯督帝觉其误，乃下令连十二年不置闰，并改定每月日数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九、十、十一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八日，闰年二十九日，是为奥古斯督修正之儒略历，亦称旧历。
至一五八二年，教王格勒哥里又觉历法不合，乃议改历。以是年十月五日为十五日，中间消去十日，并定逢百之年不闰，逢四百年仍闰，是为格勒哥里历，又称新历。
儒略改历以前，历法纷乱不可记。儒略改历以后，因误置闰者三十余年，不置闰者又十余年，每月日数又与今历不同，故此编断自耶稣元年始，一五八二年以前用旧历，一五八二年以后用新历。新历虽较旧历精密，然一五八二年以前，旧历却为史实也。
泰西各国采用新历，先后不同。大抵天主教各国采用最先，至一千七百年耶稣教各国始用之，一七五二年英国始用之，一九一八年俄国始用之。今我国所用者即格勒哥里历，日本则一八七三年已采用之也。
以耶稣降生之岁纪元，本起于五二七年罗马教士之推定。今表于罗马未亡以前，并记罗马纪年。又耶稣之生，实在今纪元之前数年，第各国沿用已久，不便更正，故仍之耳。
回历以摩诃末由墨克迁至默地那之明日为元，即西历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也。洪武甲子为回历七八六年，《明史·历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误以中历计算，遂谓回历起于隋开皇己未。不知以回历计算，实起于唐武德五年壬午六月三日也。
回历系纯太阴历，不置闰月，又无三十一日，故四时寒暑无定，积三十二三年，即比中西历多一年，积七百八十六年，遂比中西历多二十三年，至今一千三百四十四年，遂比中西历多四十年也。
回历月法，以见新月为月首，不以实朔为月首。故其月首日期，恒在中历初二三日之后。回历月法有一定，单月大尽，各三十日；双月小尽，各二十九日。惟隔二三年置一闰日于十二月之末，故平年三百五十四日，闰年三百五十五日。
回历以三十年为一周，每周平年十九，闰年十一，其闰年居每周之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廿一、廿四、廿六、廿九等年。
本表即按右法推算，画定回历三十年一周，而记其岁首当我国之某月某日。闰年旁置点。西历、回历均有七日来复之制，今卷末附日曜表七。每表四年，何年起应用何表，悉以数字记于眉端。遇有失闰或改历等年，则需超越他表。如西历元年起应用日曜表一；惟因第四年罗马失闰，则从是年三月起，须改用日曜表五；又如西历一五八一年起，应用日曜表一；惟因一五八二年十月十五日改历，则从是日起，须改用日曜表六是也。
西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旧历十月十日、回历五月九日新会陈垣识
考史之必备工具书
1925年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了一本查年代历法的书，全书尽是干支和数字的表格。出版后，轰动了当时学术界，尤其引起研究文史的学者们极大重视。出版不久，抢购一空，半年后，即再版。这本书，就是当时正在北大研究所任教的陈垣撰著的《二十史朔闰表》。当时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和欢迎，就因为它是一本读史不能离开的极好工具书，内容确切严密，使用方便。这书出版前，我国还从来没有一部贯串二千年，中历、西历、回历可以互换的精确年表。
清朝李兆洛曾编过一本《纪元编》，是一部较好的讲纪元的工具书，陈老对这书也很称赞，他自己就备有多本，因经常翻阅，多少本《纪元编》被他用得碎烂。清代学者自有此书后，读史比前已方便很多。但这书只有帝号和干支纪年排比，没有西历，更不会有回历，远远不能适应后来考史的需要。但过去除此书外，再没有其他查年代历法的书可以参阅。陈老因自己在考史时深感历表的重要。他在研究外来古教时，为了对比西历、回历，常需翻阅很多资料，而中外资料，往往记载参差，对不上口，使人无所适从。各种历法的年月日不能确切推算，造成很大困难，研究工作不易进行。且每遇这类问题就推算一次，非常麻烦，也浪费时间。因此他感到必须有一部包括中、西、回三历的精确历表，才能利于读史和研究。于是在他撰著几部外来古教及其他有关著作的同时，开始注意积累年表、日历的资料，等这几部书完稿后，马上进行这部包括中、西、回三历年月日年表的整理。
他为什么要对照中、西、回三种历法呢？就是因为这三种历法各不相同：
中西历纪年，一年相差十多天至五十多天，西历岁首，一般都在中历岁末，如不按年月日计算，而以中历某年作为西历某年，则在岁首岁尾之间，会有一年的差误。阿拉伯史书所用的赫吉拉历（Hejira），即所谓回历，与中西历都不相同。回历每月的天数固定，单月大尽，各三十天；双月小尽，各二十九天。每隔二、三年有一次闰年，逢闰年十二月末加一天，成为三十天。所以回历平年354天，闰年355天。因回历不设闰月，故每年岁首不定，与季节无关。
回历和中历对算，每经三十二、三年就差一年，即回历每过三十二、三年就比中历多一年，每一百年多三年多，一千年多三十几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更因为在《明史·历志》里谈到回历时，说回历“起西域阿喇必年（原注：隋开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洪武甲子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由这一年按回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是回历纪开始，本来不错。上推七百八十六年应为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但《明史》在下面注“隋开皇己未”，这就大错了。隋开皇己未是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这是因为《明史》作者错误地按中历上推了七百八十六年，则把回历纪元的开始提早了二十三年。从此，很多人就按着这个错误的推算来计算回历纪元，因此在历史文献典籍上，凡涉及中回历比较时，很少有不错的。
为了今后考史的人工作方便，陈老决心写一本二千年的历表，表中包括中、西、回三历。他说：“这是一人劳而百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事情，再困难也要把它做出来。”他首先编制了《回历岁首表》，这个表用回历岁首以求得中历、西历的年月日；其次又编制《中历西历岁首表》，这个表可以用中历或西历岁首分别求得其他两历的年月日，这就解决了三历中“年”的比对问题。
西历和回历每月的大小都是固定的，闰年都增加一天，西历在二月，回历在十二月，也是固定的。但中历的闰月不定，每月大小尽不定，即朔日不定，如不了解中历的朔闰，则只能求得三历的岁首日期，无法求得三历岁首以外的年月日。这也就是此书编著最困难之点，也是这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他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在前两表的基础上又制定《中回历月表》、《中西历月表》，印寄各地师友，征求意见。不久，写成《拟编〈中西回三历岁首表〉意见书》一文，刊载在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上，文中说明自己几年的设想，以更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资料准备得差不多了，但又遇到编排上的困难。他想把二千年错综复杂、变化多样的三种历法，用一种固定的格式统率起来，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最简单的图表，使之具备多种用途，并能准确地反映出各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既不能因中历有闰与不闰而搞得每年形式各异，又不愿因中历闰月不在固定月份而变换表格；既不能因历朝多以正月为岁首，就对以其他月为岁首的朝代无所反映，又不愿因为岁首有变化而使格式不一。如果每换一种情况就变换一种格式，则全书不能划一，又不便于查检。一年一表，一表一页，固然便当，但只能用于近代史，如用于二千年的历史，则篇幅太多。其他如几个政权同时并列时怎样编排？两个朝代首尾交替时怎样排列？一年改变几个年号时怎样表现？回历与中西历有较大的差异又怎样排比？这种种复杂情况，都是他在编写时颇费斟酌的难题。
设计表格时，他终日苦思冥想，食寝不安。换了很多的样式，画了繁复的草图，研究了无数的办法，参考了不少的中外资料，请教过的师友同行更不计其数。最后终于想出了现在用的这样一种表格。这种表格，两千年只用一种版式，复杂变化的情况都能一一表达，前后一致，整齐划一，容易查找，甚为便利。
本书内容：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自汉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历，以中历朔闰可求西历年月日；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历，以回历岁首可求中西历年月日。西历476年（刘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前，并注明罗马历。表以中历为基础，每页十年，分十行，每行一年（以顶上一个干支纪年作为一行）。
表格栏外：
书眉每行的干支，是这年的甲子纪年（即干支纪年）；书眉上阿拉伯数码是说明自这年起的四年使用第几个日曜表。日曜表共七个，附于全书最后。书眉上注“2”字，则指有“2”字起的四年用日曜表2。如图90页，书眉的“1”，即指西历685一688年用日曜表1。
日曜表每表四年，书眉上有数字的这一年，即用四年中的第一年，以后下推。日曜表
上排列的字码为西历月日，字旁黑点为星期日。
自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间，大都是每四年用一个日曜表，而所用的日曜表都是
按1至7顺序排列，只有五处因改变历法，排列和顺序都有变动，即公元4年（汉平
帝元始四年）罗马失闰，公元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格勒哥里十三（Gre
goriusXIII）改历，以及改历后逢百年不闰之年，即1700、1800
、1900年这五处，不按此规律。
表格栏内：
最上一格是朝代、帝号及年号纪年。每页右下角是回历和西历纪年，其数字都是本页
十年的第一年，知第一年则可知这页其他九年的回历和西历。
最右一行的十二个格，是中历正月至十二月。第十三格是闰月，自公元622年（唐
武德五年）后增加一格，即第十四格，是回历。
表格内纪年的十行，其干支是这月朔日（初一日）的干支；干支左侧是中历朔日相当
于西历的月日，中文数字表示西历月数，阿拉伯数字表示西历日数。
如图90页，第七行，西历为687年（唐武后垂拱三年），正月栏即说明这年正月
初一日干支纪日为丙申，这天是西历687年1月19日。知初一日是丙申，则可知
初二日为丁酉，初三日为戊戌……，可推出全月每天的干支；知初一日是西历1月1
9日，则可知初二日为1月20日，初三日为1月21日……，可推出全月每天西历
的日期。每个月就有这样简单几个字，则二千年中历每天的干支和相当于西历的年月
日都可查出来。
中历每月大小尽不定，只要看相邻两月的天干即可知每月大小，天干相同则上月为大
，不同则上月为小。如图90页，永隆二年正月辛未朔，二月辛丑朔，则正月大；二
月辛丑，三月庚午，则二月小。以下类推，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小，六月大……。
闰月栏：仍以图中第七行为例。这行闰月栏即说明唐武后垂拱三年是闰正月，闰正月
初一日是丙寅，是西历687年2月18日。
凡这年有闰几月，即应把闰月看做是排列在几月之下，如闰正月，则应看做是在正月
之下，按正月、闰正月、二月……排列看。
回历栏：所列数字是回历岁首相当中历的月日，中文数字是中历月，阿拉伯数字是中
历日，旁有黑点者，是回历闰年。图中90页第一行即说明永隆二年中历八月初三日
是回历岁首，回历这年是闰年。因回历每月天数固定，从表上又已知中历朔日，则可
推知回历全年的月日和中历、西历月日的对比。
凡新帝即位或两朝递嬗时，一般都改换年号，称改元。有时一年有二号、三号。本书
每页固定十年，年中改元不另起行，只在这年下面注明，表上不列元年。因凡有二年
知必有元年。如图90页，永隆二年下注“九月乙丑改元”，即这年九月乙丑日改元
为开耀元年。九月丙申初一，可推知乙丑为三十日。
图91页，武后天授三年，“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改元长寿”，即一年改元二
次。四月初一改为如意，九月初九又改为长寿，一年有天授、如意、长寿三个年号。
两千年来，中历基本上是以正月为岁首的，但中间有几次改历，分别以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为岁首。改历后，有时月份标号改动，即将新岁首月改名为正月，也有不改
的。凡改历时，表上即以粗墨线为标志，粗墨线下之月，为改历后的岁首月，改历办
法在下面注明。
武后永昌元年改历，至久视元年十月又改回。如图90、91页，在西历689—6
99年中历十月、十一月之间墨线加粗，则可知武后改历以十一月为岁首。
今举二例说明：
用此书查史书上的日期，如：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永隆二年闰七月丙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八月丁卯朔，河南、河北大水。
从表上可知：
中历永隆二年闰七月三十日雍州大风，八月初一日河南、河北大水。
西历是681年9月17日和9月18日。
回历是61年12月27日和28日。
查日曜表，可知这两天是星期二和星期三。
又，用此书可校史书上日期的错误，如：
《北史》七《齐本纪》中：“天保元年夏五月乙丑，降魏朝封爵各有差。”“乙丑”
，《北史》的各种版本都作“乙酉”，唯《北齐书》卷四《文宣纪》作　“乙丑”。
两个干支纪日，谁是谁非？查此书得知这年五月已酉朔，则此月不能有“乙酉”，故
知“乙酉”误。乙丑是五月十七日，与前后文的日期顺序亦合。点校本已据《北齐书
》改正。
只要掌握了这书的基本规律，检用非常方便。写这书的同时，陈老还撰写了《中西回
史日历》，两书“繁简不同”，可以“互相为用”。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汉元光元年历谱”，据此谱知汉太初前用《
颛顼历》，陈老此书是按《殷历》推算。惜他已于此谱出土前一年逝世，未及见。
这书原写至1940年，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多写若干年，他说：“我已写到民国二十
九年。民国是不会很长的，下面不好写。”果然在他所写断限的九年后，全国解放，
比他原书多写一页都是不合适的，他的识见，令人敬佩。
1956年3月，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时，尚未及增订，1962年7月中华书局再
版时，重加修订，改正错误四十余处，并增加了六十年，至2000年。
这部书是我国历表的创举，六十多年来，学人称便。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为目前其
他历表所不能代替，所以说这是一部读史不可一日离的极好工具书。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写于北京师大
苦心孤诣，历世师承
是书之评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今天我们都把这本书看作陈垣先生最为泽被学林的著作之一，而多数人都遗忘了另外一个名字——汪曰桢。汪氏的《历代长术辑要》是这本朔闰表最主要的参考书。陈垣虽然在例言中号称“根据诸书，参以各史纪志，证其伪误”。而实际上，根据黄一农的比对，陈氏的“唐代朔闰表”与刘义叟的长历多有出入，而与汪书几乎无一不合；而在辽代朔闰的问题上，我们只要读一读点校本《辽史校勘记》就知道，陈垣丝毫没有采用辽史保存的闰考和朔考，而再一次完全地沿袭了汪氏的成果。 
汪曰桢，字仲雍，一字刚木，号谢城，又号薪甫。生于嘉庆十八年，浙江乌程人。二十三岁那年发愿用二十年时间（最后实际上用了三十年有余）将二十四史的月日问题给予一个全面的解决，他的基本思路是“遍考当时行用之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对于历法失传的情况，就在同时代历法中选择与其相近者作为替代，另外又博采诸史所载朔闰，与其推步结果一一相校，注出异同。可以说，他所要完成的，不仅是一部两千年的长历，而且还要加上一部二十四史朔闰考和一部中国历法史。实际上，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些历法史著作如朱文鑫《历法通志》正是以汪氏《古今推步诸术考》为蓝本，甚至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其中个别的疏误之处。 
汪曰桢的母亲赵氏，是他幼年的启蒙者，也是这项浩大工程最直接的见证人。“持筹握管，挑灯挥汗，不胜其劳，吾母所亲见也。”咸丰五年，汪曰桢已年过而立，赵氏自感时日无多，急切盼望爱子大功告成，又眼看推算才进行到唐代，书稿已逾百卷，“万万不能速成”。于是按照母子先前的约定，赵氏为还未完成的巨著预先写下了序言。憾恨之情，溢于纸外。 
汪氏之书，初拟名为“二十四史月日考”，后改为《历代长术》。因其卷帙浩繁，又删繁就简，别成《历代长术辑要》。虽云“专载朔闰”，实际上《辑要》有相当篇幅在对历法行用改易情况、推算之法及各年史文或石刻文献不合者作说明；甚至分节二至可考者，亦加以验证；并附以《古今推步诸术考》。汪曰桢的姿态是完整地呈现其计算的依据和结果，并尽可能地提供相关信息以资来者判断和修正。而到了陈垣朔闰表，全然不言推求之法；而其整齐、清晰的列表更呈现出一种“完成时”的面貌。后学遂只知奉为圭臬，绝少有讨论其所从来及正误与否者。不要说后学，早在1926年陈表印行之初，胡适就已经认为这是“给杜预、刘义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果”，仿佛这方面的研究再也不需要继续了一样。 
为了一部书，汪曰桢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伤感地说：“岁月不居，学殖荒落。此书虽颇废日力，不过覆瓿之资耳。”而在也许还很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事业： 
“譬诸饮食，先以烹饪，先以种艺。及其既饱，则种艺、烹饪皆为荃蹏。而要不能不先从事于此。若徒知种艺烹饪而不知饱食，则终身为田父，为膳夫，惟孜孜于陇亩之畔，爨灶之间，而绝无厌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愿也。吾之为此，固种艺、烹饪之事，正所以为饱食之资，使人人得以专求饱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种艺、烹饪之劳焉。是则吾识其小而人识其大，吾任其难而人将任其易。虽不足称史学，而于学史之人似不无小补矣。” 
让我们这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在称赞陈垣先生“为年代学开辟道路”之余，也向寂寞于历史深处的汪曰桢致以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