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易忠箓
简介
易忠箓（1886-1969），名忠箓，一作忠籙、忠彔，[1]字均室、灵均、箓伯、仙侣，号稆园、病因生、绾秋词人、沧浪散人等，斋号有静偶轩、十清宧、桕风草堂、沧浪一舸等，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1969年3月1日卒于成都玉泉街69号家中，享年83岁。[2]
生平
易均室先生幼聪慧，以县学附生考入武昌经心书院，1905年官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于政治、文学两科，1911年回国。留日期间，经同乡李书城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时，以国民党县分部部长身份在潜江率众响应，被举为县议会议长。此后，历任湖北靖国军参议、护国军湘西防务督办公署顾问、湖北省议会议员、陆军第六十七军秘书长等职。讨袁事息后，因不堪政界贪弊污浊，决然不问政治中事，转向考古艺术与古籍文献的研究，曾避居乡间达十年之久。1928年初，应湖北省主席张知本之请，出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1929年因教育厅长易人，交谢馆职。随后创办“艺甄社”及《艺甄》月刊，并先后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一女中、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漂徙川陕，历任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立四川大学、私立成华大学、私立西南学院等校教授，1952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系首批馆员之一。[2]
著作
易均室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学者，治学严谨精深，博学宏通，仅目前所见，其著述文章就达六十多种（篇）。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的王福庵，在为其所治印边款中曾言：“均室道盟人品诗词似南宋白石道人”、“精研三代文字”；沙孟海《沙邨印话》总共一百一十四条，道及均室先生就有十三条二十六处之多，在论其搜罗印石、刊布流传之功时，大赞“世间不可无易均室”，更言“（易均室先生）于历代金石之稔熟，当世几无出其右”、“治近现代印学史，不可不知易均室”，可见其在友人心中的位置和分量。[3]
贡献
蜀中“五老七贤”之一的林山腴在和均室先生《西江月》词中有“足茧荒摊千遍绕”句，说的是均室先生往古旧书店、杂货地摊中搜寻金石碑版、文献古籍事，“绕摊千遍”、“足生茧”，传神地写出了这一披沙拣金过程的不易。也正是这样，均室先生才凭藉自己的学识和眼力，让许多稀见的史料、文物得以免于湮没，其中不乏未经著录的孤本、孤品。试举三例： 　印学史上，论文人篆刻多主始于明代嘉庆、隆庆年间的文彭、何震，在此之前，则无史可考。但据徐无闻先生记述，均室先生曾于荒摊上收得明成化年间沈贞吉（号南斋，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伯父）所刻 “悠然见南山” 白文方印，是印行书边款：“成化岁在玄黓摄提格之寎月上浣”，也即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三月，将文人治印的历史往上推了近半个世纪，足可补印史之阙，也难怪鸿冥翁大呼“喜饫眼福”。类似的还有在旧书店烂纸堆中发现巴树谷对联署款残片，以实物验证程芝华所摹刻的《古蜗篆居印述》的“乱真”程度。徐先生后来感叹说：“巴树谷那几个字写得很一般，在著录很广泛的书画传记中都查不出来，如果不是易先生这位非常独特的篆刻学家，谁能认识到这些烂纸片的价值呢？”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九域守令图碑》，其发现也与均室先生有关。原四川大学历史系邓之琴教授早年在成都碑帖店中得一幅石刻地图拓本，图中有长江、大河、山东半岛等，因遭鼠啮，上下边缘及折缝中多处州县名称阙如。邓先生虽据四京名称断为宋代地图，并疑原碑也在四川境内，但一直苦无确证，困扰多年。后来知同校的中文系教授易均室先生收有该图拓片的下半幅（现藏四川大学图书馆），往观，借助下半幅上清晰的地名及残存的“京府四”、“绍圣间”、“管勾”、“兼管”等跋文，钩稽索隐，才进一步确认为北宋石刻地图，并最终考证出原碑在荣县文庙正殿后。《九域守令图碑》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年代最早的、比较精确的、以县为基层单位的全国性行政区划地图，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早1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整个四川博物院也只有五件藏品能膺此称号。 　
川剧是我国戏曲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现在所能见到的川剧剧本大多集中在清乾隆年间，最早的是明代署名杨慎的《太和记》，但这中间有200多年的空档，未见有川剧剧本传世，均室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于锦里书坊无意中购得”的《破梦鹃》或可补此之缺。《破梦鹃》全名为《四更破梦鹃》，计破黑鹃、破白鹃、破青鹃、破赤鹃四更（折），共28出，以“梦”贯穿其中，另有楔子《春婆说梦》和大结局《西山樵梦》。作者李雯，字章伯，约明崇祯初年人，书后有其自序及徐芳（1617—1670，字仲光，号拙庵）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之序。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李雯后人李青“因科场事近，日夜搜寻书架”，方才得见。原四川大学教授、戏曲史论家任二北先生1951年在跋中指出：“此本体裁似在传奇与杂剧之间，颇得自由创作之趣。……可以入剧曲选本，方之名篇，诚无多愧。考川中剧曲作家寥寥可数，升庵太和以后几成绝响，乃觉此篇为可宝矣。”全书百又十页，每页七至九行，不分栏，满行三十字，小楷手书，朱笔点读，清代《杂剧新编》、王国维《曲录》、董康《曲海总目提要》皆未见有载，很可能是未刊的缮写底本、孤本，较清以后的流行刊本更显珍贵。 
除上举三例外，其他还有宋朱熹琴、元韩林儿“管军万户府”官印、清屠倬“眠琴绿荫”印 、陈师曾画张樾丞刻“明月松风”铜墨盒等等，都是极具文献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3]
相关事件
易均室先生第一次到成都其实是在1941年，当时是应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黎锦熙教授之邀前往该校任教，路过而已，没有作太多的停留。在国立西北大学时，均室先生兼任文学、历史两系的课程。城固远离战场，本来尚属安定，可是后来校长易人，控制日严，以“是否国民党员”为唯一衡量标准，无端解聘了一大批教授，均室先生亦在其中。当时的校方肯定不知道，均室先生其实是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的元勋，讨袁期间还曾因身隶国民党籍被通缉过，只是后来不堪政界贪弊污浊，缴还党证、自请出党罢了。横遭解聘时，已经是1945年，适逢抗战结束，均室先生打算返回家乡湖北，但是先迂道到了成都。 　
从陕西城固到湖北，转道成都并不是捷径，揆诸当时情境，原因恐怕有三：一是湖北的家产居所于入川前皆已变卖，匆促回鄂，落脚之地难觅；二是均室先生幼子此时不到三岁，又系暑中，恐不耐长途跋涉；三是鄂中工作暂未落实，成都有亲友朋辈，或可徐图计之。从《隔云集》中林山腴“只愁千里江陵去，一曲余声不可寻”的题辞也可看出，均室先生是做好了回乡的打算和安排的，并为此婉拒了四川大学的教授聘约，而转应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聘请。不巧的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这时因迁校风波闹起了学潮，持续达三月之久，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未能赴任，加上林山腴等蜀中好友的挽留，遂第二次应下了四川大学的聘约，在成都真正安顿下来。 　
华阳人舒漱芝在城固时从均室先生学词，听说均室先生留川，非常高兴，写信说：“欣悉吾川有福，仍留暂住。川人受楚师之惠，至今尚传法乳，兄当继湘绮楼矣。”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均室先生到成都后，先是住在宁夏街同德里五号（今北校场西路成都军区大院附近），与两位连襟合住，一家三口栖身在堂屋隔出的一个小房间里，后来搬到玉泉街六十九号（今为成都军区司令部经济适用房玉泉院），一直到终老。其中1964年，为收留难中的丁季和先生，又让出一间房，无偿供其居住。玉泉街69号是贵州安顺罗蔗园先生家的房产，院中除罗家外，还住有罗家的亲家黄家，总共约有七八户，文革中，易、黄两家书籍古物皆遭焚掠。 　
均室先生在四川大学，开始时的身份是兼任教授，在中国文学系担任古文字学、词选、曲选、小说选四门必修课的讲授任务，同时还在历史系开中国美术史选修课，按授课时间计薪。一直到1948年8月才转为专任教授，“每周照教育部颁定标准时数授课”，月薪伍佰圆。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1月10日，均室先生在赶往校中授课的路上，所雇之车被某军阀司令部的座车冲撞，昏厥一小时方才抢救过来，左侧锁骨、肋骨骨折，眼、耳、面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上课途中发生车祸，照现今通俗的说法，显然应该算是“工伤”，但据均室先生自传中所言“此等性命危险的牺牲，恰是在赴课时间，又是因校内宿舍分配不匀，本人不得住校所致……念本人此等遭害危及性命，纯粹是为教学而来，应受校中抚恤与优遇”来看，当时校方可能并没有尽到相关的善后责任。不仅如此，次年成都解放后，四川大学改组，甚至将均室先生列在了“未续聘”之中。 　
1950年1月，华西协和大学曾天宇教授在致均室先生的信中还特意提到：“偶阅日记，方记去年此时正吾兄受伤在院时也。前时其部下肇祸之向君，今日已为阶下之俘……”可见还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并不是一场小车祸。均室先生未能续聘，不知道是不是与此事有关。不过几乎是同时，成华大学也未续聘，由此观之，很可能是早年的国民党身份或者年龄偏大（均室先生此时已64岁）所致，当时都是军代表接管高校。 　
出四川大学后，均室先生生活无着，靠典卖旧藏度日。后经成都建设局局长沈诚介绍，往私立西南学院中文系授课，但月薪十分有限，仍不能维持最低生活。到1951年3月，成都镇压反革命，连学校也被查封了，遂随军事管制委员会参加教职员工的集体学习，毕后虽被派在“分发工作之列”，但一直没有确信。之前的1950年3月，虽曾因川西文物委员会之荐，两次参加过文教厅组织的文物评价会议及提选文物展览出品会，但因须参加军管会的集体学习，未能任事到最后。这一时期，家乡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曾多次来函相邀，但都因路费无着而止。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仅食四号面粉”、“不得油盐者七八日”，甚至写信一多，“便觉邮费不够了”。 　
均室先生居成都二十余年，交游广泛，过从较密者有林山腴、路朝銮、马一浮、曾墨躬、谢无量、曾天宇、施孝长、曾祐生、沈渻庵、姚石倩等，年辈稍晚的还有罗蔗园、王白与、徐益生、隆莲、周菊吾、余轶凡、刘秉谦等，总计三十多位，不是硕学，就是俊彦，酬唱往还、切磋琢磨，足见一时之盛。 　
王白与（1902-1949），原名本霖，四川蓬安人，曾任《新蜀报》总编辑、总经理，与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章士钊等皆有唱和往来，1949年“11·27”大屠杀时英勇就义，系民革川康五魂之一。均室先生住宁夏街时，王白与住西城角巷（今四川省妇联附近），相距既近，过从尤密。王白与《食力斋诗词》中有《潜江易均室先生常过余西城角寓舍论诗说画，赋赠》一首：“一角西城坐啸空，得君谈笑起欢悰。交情不独缘诗厚，嗜好何须与俗同。赏析目莹三代上，研摩心注六书中。龙阳才子风流杳，更向骚坛识楚雄。”可窥当时情境。1946年，均室先生准备印行《稆园论画绝句诗三十二首》，王白与先生为表祝贺，也题辞两首，其中有“华亭董子潜江易”句，认为是书可与明代董其昌的《画旨》相媲美。1947年夏，均室先生得观王白与先生所藏胡薇元与赵香宋通信册页（实为明信片），为题篆书引首“玉雪词翰合璧”并跋，跋毕仍不尽意，又依册页中胡薇元原韵填了“解连环”词一阙。此册页去年3月已由重庆出版社以《玉雪双清——赵熙胡薇元的翰墨因缘》为名出版。 　
定居成都后的第二年，均室先生在西玉龙街的旧书店中偶然碰到了日后得享大名的徐无闻先生，并允纳为弟子，而其时徐先生还只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年。更让人艳羡的是，徐先生十七岁时，均室先生即命其为《稆园论画绝句诗》作跋；十八岁时，又命其为“沧浪一舸”印补刻百余字长款，得与路朝銮、谢无量、唐醉石、姚石倩等大名家同列并处，这对一位年未及冠的少年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提携。徐先生的弟子向黄老师后来也感慨地说：“一个少年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真是他的福气！”此后二十余年，徐先生追陪均室先生杖履，亲聆謦欬，尽得所学，正如重庆晨报评论所说：“易氏藏印、藏书、藏金石较徐府更为丰富，对其（徐无闻）迅速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徐先生父亲鸿冥翁虽小均室先生十八岁，但其子既经均室先生纳为弟子，二人大可平辈论交，但鸿冥翁在致均室先生的书信中每每都是署“后学徐寿谨上”、“后学徐寿上”，甘与自己的儿子一样执弟子礼，这一方面固然是鸿冥翁的谦抑，但另一方面恐怕也真是出于心底的敬重与诚服。 　
1956年9月，谢无量因向仙乔之荐将往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四川文史馆同仁在某公园为其饯行，并“合影为纪”。均室先生长衫布履，五角竹扇，施施然、蔼蔼然，一如家中长者，令人直生亲近之感；万灵蕤夫人随侍在侧，襟袖微挽，不见钗环，虽是家常装束，却也端庄利落，毡墨赞襄之助犹可想见。均室先生题为“锦里角巾图”，“角巾”者，隐士之谓也，图中十人无论男女，皆着千层底布鞋，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同，但当时心境于此已可见一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