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小毛奇
备战
  小毛奇[1]他在梅克伦堡-什未林出生，取名为赫尔姆特·冯·毛奇，与统一战争英雄的伯父同名。普法战争时，他参与掷弹兵第七旅，因英勇作战而著名。1875至78年，他入读战争学院，在1880年加入参谋部。1882年，成为作参谋部长的伯父之副官。1891年伯父去世后，他成为威廉二世的副手，加入皇帝的权力核心。1890年代末，他先后领导旅和师，最后于1902年升任中将。
在俄国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紧张的阴云笼罩下，小毛奇于1906年1月1日登上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宝座。自1904年，英国和法国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划定了各自在非洲和南亚的势力范围，两国军事协商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英法联盟的缔结。以德军总参谋部为样板经过改革的英国总参谋部，曾试图与比利时总参谋部进行接触。比利时的中立是由各大国保证的，如果各保证国内部对此发生争吵，如果当被保证的对象作为军队的通道或工业区具有重大意义时，那么比利时其实就成了一个验证这种中立价值的范例。德英在海上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但在德国国内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譬如因反对现行的半君主立宪制而形成的社会对立；民主、传统、王侯专制主义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不和。 
赫尔穆特·冯·毛奇靠着他伟大叔父的声望，带着人们出于一种神秘感而对他的尊重，顾虑重重地接受了皇帝的委任。他曾扪心自问，自己能否胜任这一伟大任务，能否维护先人留下的思想遗产。小毛奇出生于1848年的革命年代，其父阿道夫·冯·毛奇是老毛奇的二哥。小毛奇曾先后在普鲁士近卫军和总参谋部服役，自1882年任其叔父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大量正规的总参谋部训练，接触了大量部队实践。这个健壮高大、长着一副宽大肩膀的人，待人和蔼，举止端庄，他与施利芬不同，他具有极为广泛的兴趣爱好，因此极受皇帝的宠信。此外，在宫廷中一个人的外部仪表即所谓的“堂堂的军人形象”也起着重要作用，至少威廉二世是这样看的。皇帝还深信，总参谋部由第二个“毛奇”领导，会在世界上产生极好的印象。 
施利芬曾说过，统帅不是任命的，而是天生的—这句大话是施利芬针对自己说的。毛奇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当统帅的料，他像决定命运的1866年时的奥地利总司令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一样，对自己的任命顾虑重重。在皇帝面前他恭顺得像一个小兵。然而，小毛奇在与皇帝的交往中要比他的先辈们精明得多，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盲目顺从的士兵，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宫廷侍臣。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使皇帝及其侍臣们为之瞠目。他接受这一职位的前提是，自他上任之时起，皇帝不得介入任何军队指挥问题，包括总参谋部的大型图上作业或皇家演习。这大大出乎威廉二世的意外，没想到这个“尤利乌斯”      【 即古罗马独裁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皇帝习惯这样称呼小毛奇，竟然以这种方式将他逼进死胡同，但他还是屈从了。 
总参谋长这一职务对小毛奇而言可谓千斤重担，因为在伟大先人的丰富遗产面前，他自惭形秽。在培养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让任何不熟悉军事情况的人介入。也许他也看到了，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在军事上却是个门外汉。如果说皇帝已经是一个性格复杂、神经敏感的人，那么毛奇的性格就更加复杂和敏感。在他当面对国君提出的条件中还有一个要求，即他在接任总参谋长之职前，还想以军需总监的身份独立自主地领导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习，这其中含有几分验证自我的意思。根据施利芬的评价，演习的结果自然是出色的。小毛奇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难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熟悉了他所肩负的繁杂工作，其地位也与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继承的是一个超群绝伦的、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机构。 
在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中，歌德的《浮士德》与他形影不离。他曾表露过，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多才多艺的人。他与远亲伊莱扎·毛奇·维特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婚姻，更加深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兴趣。伊莱扎·毛奇是一个天资聪慧、思想丰富的女人，但因此也带有几分神秘主义。她给毛奇的信件除反映出她相信生活中一切真实和美好的东西之外，还反映出她柔弱善良、喜好冥思和经常疑神疑鬼的本性。旧普鲁士严格的正统观念无法满足毛奇在信仰方面的欲望。通过阅读鲁道夫·施泰纳和安尼·贝赞特的作品，他于1904年迈进通神论领域。施泰纳在人智学方面关于对基督教义精神内涵的阐述，使毛奇比从宫廷传道士的语汇中得到更多的慰藉。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知道，演习的火药味是他生命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养成或继承的传统与一种极为敏感和脆弱的情感之间的矛盾，是他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在小毛奇时期，老参谋军官都深信，和平时期总参谋部能够正常协调地运转，但他们也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旦大的危机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进攻计划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一个性格如此脆弱的人能否在危机中有正常的表现？ 
老毛奇的军事政治信条是，战争的开始和结尾是政治家的事，战争之中只有战略家有发言权，战事的发展与政治无关。后来在民众战争时代，人们对克劳塞维茨哲学的一种解释是，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战争中也需要政治参与战争指导。生活在威廉时代的小毛奇深深感到许多事情已变得虚伪和空洞，因此他以忘我的勤奋和永不懈怠的自觉性致力于总参谋部的工作。在最初几年，总参谋部仍准备在东线采取行动，后来，“外语处”和“要塞处”（第4、7处）每年都对进军西线，以及法、比、英、俄军的现状及其对德东西部要塞体系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进行反复研究，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对法比军队的估计极为准确，法国鉴于其不断增长的兵力而从防御战略到进攻战略思想的巨大转变，丝毫没有逃过柏林总参谋部的眼睛。英国军队为准备一场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正进行改组，对这支军队无需给予过高评价；对于大英帝国其他成员国军队（比如印度军队）参战的问题，可以根本不予考虑。使他们感到惊讶的倒是，俄军在对日战争失利和经过革命动荡后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复了元气。 
在武器技术和军队装备方面，在20世纪头十年主要是出现了新型机枪、新型机动超重型炮兵以及内燃机在陆上车辆和飞机上的应用。     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新型技术部队相继出现，如电报分队、通信分队、发光信号分队、自行车营、飞艇部队、航空部队和汽车部队等。机枪已普遍成为步兵武器。德国军事航空除系留气球之外，正在试验“策佩林伯爵”号    【 译注：旧译“齐柏林”号。 】 
飞艇在军事上的应用。自一架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试验成功之后，小毛奇认识到未来使用作战飞机和侦察飞机的可能性。当然，对装备及其购置问题，总参谋长的意见并不起决定作用。主管该项事务的是普鲁士战争部，而要想得到相应的拨款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像老毛奇时代一样，自1866年起在战争部管理技术和后勤事务的是一批旧普鲁士的保守派。对军用飞机未来作用的研究，以及对汽车的充分利用及其改装成装甲车的工作，或是在车辆上装备机枪或小型火炮后作为进攻武器或侦察车等方面的研究，要么被拖延了，要么根本就未列入议事日程。他们似乎在说，1870年普鲁士步兵并没有装备系留气球和机关枪，难道他们没有取胜吗？
计划
鉴于法国和俄国攻防力量的不断增长，小毛奇开始对施利芬计划进行审查。毛奇不是一个人云亦云者，对前辈的遗产他从不机械照搬。一直使他心神不定的问题是，如果法国从其东部要塞地域向洛林发动进攻，直指德军中央部位并向莱茵平原实施突破，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必将是，位于比利时的德军强大右翼与后方的一切联系都会受到威胁。施利芬在左翼只配置了极少部队，准备在上莱茵孤注一掷。毛奇认为此举过于冒险，尤其是自1911年起法国总参谋部贯彻了进攻思想，计划对洛林的德军“旋转门”的中轴发动攻势之后—法军第17号作战计划就是这样计划的。德军总参谋长并没有针对这一新情况对施利芬计划加以完善和修正。“毛奇计划”准备将来展开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在洛林，第7集团军在阿尔萨斯，用以掩护左翼。如果能使右翼的机动再向北靠近一些即经过巴黎的东南，从两翼将敌人合围，那么可以在洛林对法军要塞地带实施突破。或者依据形势的发展，将左翼部队及时向右翼转移。“毛奇计划”最终放弃了通过荷兰南部林堡省的想法，以便把荷兰排除于战争之外。为在亚琛与林堡附近的荷兰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域迅速腾出大量部队用以进攻，毛奇计划将实施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规定，战争一旦打响，立即以奇袭方式夺取比利时现代化的列日要塞，这对于这个处处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实属一个惊人的决断。此举一旦失利，人们肯定要质问是谁命令实施这一“败举”的，对此毛奇心中十分清楚。                                       
毛奇主要同第一军需长施泰因将军和进军处处长鲁登道夫少校（自1908年）探讨了他的最新考虑。施泰因将军是一个勤奋忘我、仔细认真，但也拖泥带水、优柔寡断的人。与信心十足的施利芬伯爵完全不同，毛奇经常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轻率，其实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正如前文所说，无论是原始的施利芬计划还是毛奇计划，其基本内容都没有泄露给敌人；同样，德国方面对法国的进军计划特别是第17号作战计划也知之甚少。 
毛奇的这一新想法肯定会招致后来毛奇的批评者对他的指责，说他对施利芬计划打了折扣。老的“伟大计划”有一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但是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制订毛奇计划的鲁登道夫—普鲁士总参谋部最后一位具有杰出战略头脑的人—认为这个计划是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做出同样评价的还有著名军事理论家，总参谋部第3处（法国处）处长冯·库尔将军。一切都取决于付诸实施，如库尔将军所说的，取决于在关键时刻实施“指挥的艺术”。保罗·冯·兴登堡曾说过，总参谋部勤务纯粹就在于将理智运用于适当的时机。总而言之，对于能洞察整体的人来说，指挥艺术和镇定自若则显得更为重要。现在需要的是在巴塞尔－亚琛地域部署六个集团军，并排定其先后机动顺序。小毛奇能否胜任这一重任，战前无人能做出肯定回答，但也没有人否定。 
毛奇也没有放弃速战速决的思想，短期战争的魔力使他着迷。他曾多次说过，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实施机动战，必须进行会战，而绝不能发展成为阵地战。现在，在某些事情的运作上毛奇要比施利芬更正确更理智一些。毛奇努力与海军司令部协调陆海作战计划，并督促海军舰队立即投入作战，但并未见效。同时，还恢复了与维也纳奥匈帝国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元帅的联系。维也纳现在已大体上知道，德国在两线战争中将首先在西线迅速夺取胜利，而后再以全力对付东线。                   　　 
1908年，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使世界上空再度被紧张冲突的阴云所笼罩。在一次由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对德国皇帝的采访中，自认是英国朋友的德国威廉二世声称，他对英国的虔诚与大多数德国人民是不相一致的。由于工作疏忽，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侯爵未能阻止该文的发表。此文一经见报，新闻界和国会顿时哗然，群情激奋。甚至连保守派都强烈要求皇帝退位，或至少应让其长子，多少有些“左倾”的王储威廉摄政。 
自皇帝受到《每日电讯报》危机的震撼之后，在精神上再也没有恢复元气。顷刻间他领悟到，他已失去德国广大阶层的信赖，在这个由他自己引发的危机中，再也得不到任何人包括帝国宰相和保守党的庇护，这对他来说可谓沉重的打击。他曾对瓦德西说过，战争时期总参谋长只能做他的一名“助手”。然而现在他明白了，一旦情况有变，落在这位“助手”肩上的职责要远远超出作战指挥的范畴，正如小毛奇在其先决条件中所要求的那样：要负责协调整个战争的指挥，而这本来是由帝国最高军事统帅所管辖的事。但是，总参谋长现有的这种尚未确定的权限是否能够使他对整个战争进行协调，除非他像施利芬那样享有神话般的威望—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最高统治者的任务是，在平时和战时协调政治领导、总参谋部、战争部、最高海军指挥机构与国务秘书、舰队司令、海军参谋长之间的关系。然而，协调者早在和平时期就已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了。像1806年灾难前一样，所有有权直接面陈皇帝的机构就已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皇帝曾试图让其负责民事事务的三个内阁首领在整顿陆海军方面发挥作用。但这是一个手段不当的尝试，他的三个内阁首领从来就不是他的忠实臣仆，而且都是平庸之才。战争部放弃了对行政事务的管理，海军基本上属于一个特殊领域。而且，老的高级海军军官们正处于从纯防御型的岸防舰队的旧思想向进攻型的远洋舰队思想作艰苦转变的时期。充满传奇色彩的总参谋部在公众眼里，完全不是一个非法的机构，而是军队精神道德的最高体现，总参谋部也因此被抬高到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但人们仍然期望这个机构出现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尽管它的首脑自身一直处在极度疑虑之中。小毛奇像施利芬或其伟大的叔父一样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帝国的外交状况已无法改善。 
形势日益紧张，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使世界大战的危险临近。1912年和1913年发生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以及而后发生在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使潜伏在大国间的冲突有扩大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通过义务兵役制来充分利用德国民众力量这个一直未得到解决的老问题，步入一个新阶段。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海军装备给予了过分的关注。                   　　 
1911年，毛奇因胆病第一次病倒，由此关于毛奇即将被迫离职的谣传四起。第二年，第一军需长冯·施泰因将军因过于迟钝而被解职，由瓦尔德泽伯爵元帅的一位亲属格奥尔格·瓦尔德泽中将接任。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其说他是一名高级参谋军官，倒不如说像一名外交官。在这种状况下，在为增加军队数量的斗争中，一位在总参谋部内一直默默工作的人走向台前，这就是第2处（德国处）处长鲁登道夫中校，一位传播战争“真实形式”的信徒。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指出，战争不是政治的手段，相反政治却是战争指导的手段。他口头上说这是为了完善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实质是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一种反驳。威廉时代政治思想的贫乏，正适合了军事措施干脆可以代替政治决断这种论调的滋生。对暴力的推崇，认为和平只是两次战争间的间歇，一切手段都应服从于作战，均是军国主义理论的写照。 
鉴于法国军队兵力的不断增加以及战争危险的临近，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利用了法国总参谋部的一个论点，即强大是没有边际的，无论如何必须使自己尽量强大。施利芬深信，天才的机动可以抵消数量上的优势，他所担心的是西线军队的数量不足。鲁登道夫想借助“毛奇计划”—这同样是他的计划，通过野蛮利用全民力量而达到其目的。以他坚强的意志和战略思维能力而论，天生就应是一个总参谋长，而且知识更丰富，头脑更复杂。鲁登道夫也敢在政治领域冒险。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在为一场迟早要到来的大战做准备”。在这种氛围下，鲁登道夫也扬言，只有一场战争能决出欧洲政治上的胜负。鲁登道夫受小毛奇之命，拟订了一份大量增加军队数量的呈文。只要看一看整个欧洲大搞军备竞赛的局面，鲁登道夫的这种作为也是逻辑的必然。 
毛奇和鲁登道夫要求在和平时期新组建三个军；改编炮兵装备不足的预备役军；组建机动后备部队；装备机械牵引的超重型曲射炮兵，用以压制比利时和法国的要塞体系；大规模增加航空部队；装备防空火炮；以及为步兵快速开进实施补给的迷彩野战炊事装备和防护设施。由于速射兵器和机枪等武器对弹药量需求的急剧增加，鲁登道夫还忙于着手解决弹药的补给问题。他还与军需长施泰因和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男爵一起，商讨战时的经济组织问题。 
总参谋部的上述要求只有向战争部长或最高统帅提出。满足这些要求需要支付大量金钱，因此还需国会的批准。尽管如此，鲁登道夫并没有退缩，为实现这些要求，他动员新闻舆论界对国会议员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赞成增加军队员额。这种举动对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可以说鲁登道夫完全属于一种全新类型的人。总参谋部与“泛德意志协会”建立同盟，这不仅是因为鲁登道夫对“泛德意志协会”提出的领土要求感兴趣，而且还想寻找一个他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但不幸的是，也正是从这些时日起，他深信自己似乎对政治也在行。                   　　 
1912年，国会批准组建两个军，加强轻重型野战炮兵以及增加航空部队。军队员额因此增加到11.7万，此外还以增加“国防费”的名义筹款10亿马克。但毛奇－鲁登道夫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要求组建三个军。鲁登道夫对增加装备而进行的斗争，也为敌人常说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无上权威增添了一缕耀眼的光辉。对于组建新军早就持反对意见的是战争部长冯·黑林根将军，他担心过快增加兵员会给训练水平和军官团的成分带来不利影响。他认为，以后势必会使用后备军官中的那些“不适宜分子”，因而会使军官阶层出现“民主化”的危险，加之海军装备和社会保险已使帝国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鲁登道夫赢得一些朋友，但同时也招来一些敌人。无论是中心处处长冯·法贝克上校还是军事内阁头目冯·林克男爵将军，都对他极不友好。他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按常规，在战争状态下第2处处长应担负作战处处长的角色，鲁登道夫肯定有这个美梦。他的敌人使他的打算落了空。1913年，他被任命为驻杜塞尔多夫一个炮兵团的团长，接替他的是一个虽然充满活力，但缺乏想象力的人——塔彭上校。扩充军队的速度放慢了。一直与海军司令部协同不够的弊端所造成的危害日见明显，海军甚至拒绝陆海军情报机构进行经验交流。海军最新做出的在战争初期持观望态度的决定，与毛奇的愿望大相径庭。 
在战时统率体制方面，存在着使人忧虑的不协调状态，如在与德国结盟的两三个盟国的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尽如人意。与维也纳总参谋部的关系虽尚属正常，但奥匈军队的战斗力却使人放心不下。至于说到意大利，德意之间还一直通过公文进行协商，意大利允诺将派出由祖卡里将军指挥的3个军和2个骑兵师前往上莱茵地区。此外，1913年意大利总参谋长波里奥将军与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还举行了深入会谈，奥地利方面已做好让意大利部队过境的准备。当时，毛奇还认为波里奥将军为人坦诚，对其人品尚无怀疑。实际上鉴于罗马与维也纳间的紧张关系，只能指望在危机时刻意大利能保持中立。与罗马尼亚帝国虽保持有官方结盟关系，但并没有军事协定。然而，总参谋部却希望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在世界冲突中能站在德国方面。在土耳其，德国派驻有一个军事代表团，自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率领的德国顾问团在土耳其展开工作以来，奥斯曼帝国军队与普鲁士－德意志军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就是决定命运的1914年春季欧洲军事政治态势。1914年2月末，毛奇在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不知为什么每年春季都是“危机迫近”的时刻。每个欧洲大国都似乎成了一个大兵营。此时，德意志帝国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军队之一，并拥有世界上训练素质最高的总参谋部。政治领导不像军事领导那样既有明确的路线，又有明确的目标，政治领导是两者皆无。每个总参谋部至少都需要外交方面的助手，需要为它的计划确定政治目标或是作政治上的某种修正。而德军总参谋部却什么都没有。最后，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都希望总参谋部照此干下去。克劳塞维茨曾教导过，最好的总参谋部也不能替代统帅。如果冲突公开爆发，如果欧洲的紧张关系激化，替代统帅的任务现在看来也只能由总参谋部来承担了。 
在1914年最后的和平日月里，总参谋部编有1名军需总监、5名军需长，15个专业处和1个情报勤务组。其中最重要的处是进军处、铁道处、所谓的“外语处”和要塞处。此外，两个训练处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总参谋部经过改组，变得更加精干，专业分工更加精细。从其花名册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总参谋部军官团的资产阶级化日益明显。军需总监赫尔曼·（冯）·施泰因中将和军需长赫尔曼·（冯）·库尔都是后提升到贵族地位的资产阶级子弟，前者是一个牧师之子，后者是一个古典语文学家和文科中学教授之子。在113名军官中，有68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其中进军处处长格哈德·塔彭中校，其父是东弗里斯的一个农民；铁道处处长威廉·格罗纳中校的父亲是符滕堡的一名会计。从事测绘工作和常备军司令部的军官，以及由部队派向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有70%～80%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将官队伍中，自然仍由老的庄园贵族和王侯们占据统治地位。 
在这种由复杂紧张关系、各国纷纷备战和德、英、法、俄等国武力至上意识所充斥的气氛下，奥匈王储夫妇于1914年6月28日在五年前被奥匈兼并的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一名偏激者暗杀。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不是奥地利总参谋部推崇的先发制人战争思想的追随者，而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一个革新者，这也正是他被暗杀的原因。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必须彻底平息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过激的民族狂热，否则将全面介入塞尔维亚的事务，并危及塞尔维亚国家主权。在此情况下，贝尔格莱德只能寻求俄国的保护。而沙皇俄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也只能依靠与法国结盟。维也纳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借助德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一场巨大的雪崩开始了。
开战
1914年7月毛奇因治疗胆病和轻度肝肿大来到卡尔斯巴德，医生说虽然他已年届67岁，但仍可正常活动。7月21日，他在这里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想和鲁道夫·施泰因谈谈心，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他逐渐变得忧心忡忡。几天后他返回柏林。此时，乌云骤然笼罩天空，塞尔维亚给奥地利的答复实际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在柏林人们还生活在一片和平与宁静之中。1914年7月28日，毛奇突然感到形势已无可救药，一场大战势在必行。他起草了一份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呈文。他写道，他的最大忧虑是敌国可能将宣战的罪责推到德国身上，从而使以后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背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声。毛奇认为，只要俄国没有介入，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私事。 
自7月26日，俄国开始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措施，次日法国也步其后尘。1914年7月31日，当俄国劝说维也纳在塞尔维亚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的努力失败后，俄国实施了动员。毛奇、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和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就法国动员后立即通过比利时向塞纳河流域突击的问题进行协商。毛奇和瓦尔德泽此时已经在考虑迅速启动其进军计划的问题。帝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表示反对，他认为只要法国不宣战，就不应染指比利时。后来毛奇写道，他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不屑一顾。这就是一个强大的人，或者说一个变得易于激动的人的反应吗？在此期间我们知道，当时毛奇还无法知晓在伦敦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自由党内阁里，绝大多数成员虽然对德国表示不信任，但也反对立即介入大陆的战争。可是当讲到如果德国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并威胁和侵犯到英国海岸时，内阁的情绪突然变得激昂亢奋起来。 
1914年8月1日下午5时，皇帝威廉二世下达于次日即8月2日实施动员的指令。此日下午，毛奇也在柏林宫中的枢密院。会议结束后，毛奇回到柯尼希广场的总参谋部大楼，准备起草下发必要的命令。时间对他来说异常紧迫，但工作仍然有条不紊。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行动的快速和计划的周密。此时，皇帝召见他。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侯爵—一个杂乱无章的人，从伦敦发回报告称，只要德国保证不对法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英国将会阻止法国参战。在帝国宰相和普鲁士战争部长法尔肯海恩将军不在场的情况下，皇帝便天真地脱口宣布：“好了，我们的全部军队都可以开向东方了。” 
皇帝的这种对军事的一知半解使毛奇大为骇然，百万大军利用铁路实施开进，这不是随意可以更改的。若干年以来他已经放弃了对东线实施大规模进军的准备工作。俄国在波兰西北地域构筑的要塞体系已相当强大，使德军在此迅速决胜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他告诉皇帝，这是不可能的。皇帝像一些霍亨索伦王室的人一样，毫无礼貌地尖刻说道：“要是您的叔父，他会给我另一种回答！”毛奇的眼里充满泪花。使他如此动情，并不是因为他的至高无上的主子没有一丝判断能力，而是由于在众大臣面前使他这个本来受皇帝信赖的人竟如此下不来台，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侮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从未提出过赋予他与元帅即他的叔父同等地位的要求。 
最后，他还是说服了皇帝，军队仍必须向西方开进。对此可以向西方解释为，西进并不意味着对法国采取敌对行动，以后可能会将军队东调。一封同样内容的电报发向伦敦：军队的开进由于技术原因无法中止，只要英国采取中立态度，德国对法国并无敌意。 
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奇返回总参谋部大楼。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指导战争，怎么能迅速取胜？整个计划开始摇摆不定，他拒绝签署让第16师停止原计划占领卢森堡的命令。接着，晚11时左右他再次奉召来到皇宫。英王乔治五世电告德皇，伦敦对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事一无所知，这想必是一个误会。实际上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皇帝便对毛奇说：“现在您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正如毛奇所担心的，帝国被迫同时对法、俄宣战的情况出现了。在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中，要求比利时同意德军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皇帝向伦敦求援，英政府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然而尊重比利时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这已写在了柏林的伟大计划之中。1914年8月4日，英国作为中立的维护者在政治上站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上对德意志帝国宣战了。 
年复一年不断进行研究和完善的动员和开进，现在如同一部庞大和运转自如的机器一样启动了。在巴塞尔和克雷菲尔德之间展开7个集团军，与在上莱茵实施掩护任务的部队一起共计160万人。5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已做好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准备，2个集团军集结于阿尔萨斯和洛林。1个预备队军部署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防英军可能的登陆。在正面，法国已将5个集团军部署在勃良第运河与阿登之间地域，随时待命出发，此外还有比利时集团军和英国准备用于在北非登陆的远征军。 
在东线，第8集团军担负掩护东普鲁士的任务，该集团军司令是冯·普里特维茨·翁·加夫龙大将，参谋长为第一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奥地利主力在加利西亚展开。俄国将两个强大兵团——涅曼集团军和纳累夫集团军，集中部署在东普鲁士，第三个集团军集结在华沙地域，共同对付加利西亚的奥军。 
施利芬在西线的“方阵”，即以梅斯－迪登霍夫为轴部署在布鲁塞尔－那慕尔一线的兵力，按老计划应比侧翼掩护部队多七成。毛奇将作战部队与掩护部队之比减少为5：2，因为他要预防敌人可能对莱茵兰实施深远突破—这一理由也不无道理。 
将七个集团军部署在一条上百公里战线上毕竟是太密集和太笨重，可取的办法是将部队分为若干集群并作梯次配置，但这种思想对当时1914年的人来说还是陌生的。电报、电话、汽车和飞机等现代化的通信、侦察手段也不能抵消这一弊端，其困难在于：要随时掌握阿尔萨斯和比利时之间的战事进程，要时刻注意可能危及各部队机动协调一致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总参谋长能随一个作战梯队，一个机动的野战大本营随北翼部队跟进。然而，这一措施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最高统帅即皇帝的赞同，因为按照霍亨索伦王室的传统，皇帝要亲赴前线，“与士兵在一起”。可是，他不仅不能实施指挥，也不可能保证各项措施的协调运转。 
作战指挥者冯·毛奇大将必须呆在按1866年和1870年模式组建的体制臃肿的大本营里，而名义上皇帝一直是最高统帅。这是第一个失误！小毛奇认为，最高指挥者利用指示就足以使其伟大计划正常实施。他指出，在各集团军司令及其参谋长都十分明了的总方案框架内，必须给集团军指挥官以放手行动的自主权，而上级下达过于严格和直接的命令，其结果是弊多利少。然而，对施利芬－毛奇思想深信不疑的人在集团军中只有一个，即过去的军需长冯·库尔将军，他当时在由亚历山大·亨利希·鲁道夫·克鲁克大将指挥的右翼下属的第1集团军任参谋长。 大本营按照普鲁士的习惯在国君领导下，动作迟缓地随各集团军由柏林出发，经科布伦茨直抵卢森堡。除皇帝外，大本营还有大本营司令官、皇帝侍官长冯·普勒森大将、总参谋长、普鲁士战争部长和军事内阁、海军内阁、民事内阁各首脑，以及一批宫廷显要。 
现在，正在西线对法比作战的百万大军好比一部运转良好但无统一操作的机器。最高统帅仿佛是自己主动放弃领导，他将陆上军事行动的领导权全部交给了总参谋长。现在，总参谋长集总长和总司令于一身，然而作为总司令他又没有固定和明确的指挥权。原计划“闪电”式的作战行动，只能分为一系列先后实施的大小不同的作战行动进行。作战指挥的任务在于使在各个不同地域展开的军队在事先规定的最后决战地点形成兵力优势。这一任务无论毛奇还是作战处长塔彭中校都难以胜任。 
鲁登道夫作为第2处处长，受命担负奇袭比利时由大量装甲炮台构成的列日要塞。战争初期，他在卡尔·冯·比洛大将指挥的第2集团军手下担任负责补给事务的军需长。现在，命运又让他作为担任奇袭行动的步兵旅的联络官，随同部队一起行动。战斗中步兵旅司令官牺牲，鲁登道夫便亲自指挥该旅第一个冲进这个攻无不克的要塞。毛奇迅速夺取列日的希望如愿以偿。
无序
随着列日要塞的失守，比利时的整个拦阻阵地崩溃了，德军像潮水一般开进比利时。截至8月20日，德军右翼的行动大体按计划进行。在洛林，事情却走了样。计划规定，当法军发起进攻后，第6集团军和在其领导下的第7集团军起初应坚守，甚至可以后撤。第6集团军司令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玛利亚·柳特波德·斐迪南及其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却扬言，当“普鲁士人”开进并向法军最坚固的要塞冲击时，指望巴伐利亚士兵坐等或撤退是不可能的，这有损于他们的威望。这句话说明，按普鲁士人要求建立起来的联邦国家看似严格和强大，但面对各邦国王位继承人，普鲁士总参谋长的指挥棒还显得有些无力。而能够发挥协调作用的皇帝恰恰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关系不好，皇帝只好消极等待。毛奇因此也无法行动。一些嘲讽者后来说，西线的大会战不是败在马恩河，而是早在洛林时就已失掉了。    
从比利时接连传来胜利报告，德军已迅速突进到布鲁塞尔地域。8月20日，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将军决定采取一项措施，也就是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曾说的这是敌人给他的最大的“帮忙”。霞飞以其一部兵力突入德军预先设置在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包围地域。8月21日和24日，战争的命运掌握在了德军第1、2、3集团军司令部手里，他们拥有100个营和1044门火炮，在人员和装备上均优于敌人。右翼的第1和第2集团军集中由冯·比洛大将（第2集团军司令）指挥。比洛曾做过施利芬的军需总监，是普鲁士军队中杰出的战术家。他的参谋长冯·劳恩施泰因少将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但他的身体像毛奇一样欠佳。                   　　 
8月25日，作战处长塔彭中校指出，6周后“整个事情”就将完结。然而，会战在瑞士与比利时之间地域艰难推进。冯·毛奇考虑的要比塔彭实际一些。在由科布伦茨向卢森堡的开进途中，他于8月末在皇家专列上对海军内阁首脑冯·米勒海军上将说，法国人可以被击退，但还不会被击败，打败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只下达少量命令，对战事进程实施概略性指挥。对此，野战铁路官格勒纳中校认为，大本营在精神上已麻木不仁。此间，俄国对东普鲁士的进攻给德国造成了威胁，毛奇准备从西线分出6个军到东线。 
8月27日，如同一扇旋转大门似的德军大部队已突击到法国北部塞纳河流域的深远地域，还有10个行军日便可到达巴黎。毛奇决定，只抽调两个军到东线。由于部队强烈的进攻欲望，以及对作战缺乏协调，致使进攻行动变得支离破碎。计划在右翼外延构成进攻重点的企图没有达到预期程度。当右翼已变更部署之后，由阿尔萨斯向此调动部队的命令才下达。8月27日，毛奇就下一步作战向各集团军下达了5页纸的指令。起初，人们希望性情直爽的塔彭能对毛奇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塔彭却喜欢简单地看问题，他说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等着“回家”了。  　每一场大的会战都充满危机的时刻。当胜利的迹象尚未清晰可见时，总参谋部就错误地以为胜券已经在握，那么此时危机也就到来了。 
马不停蹄的开进和不间断的作战行动，需要补充大量部队。因此，由冯·豪森大将指挥的第3集团军违反计划规定自主决定休整一天。毛奇认为，让大胆向深远前方突进的第1集团军向第2集团军靠近更为合适。随后，冯·比洛大将便接到总参谋部的命令。命令指出，将在塞纳河地域的敌军由巴黎向东南方向挤压，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巴黎。第1集团军右翼成梯次配置，随第2集团军司令部后跟进。大本营现已前移至卢森堡。毛奇认为亲自介入右翼的作战是没有必要的。 
当法军总司令霞飞认识到有被德军超越的危险后，决定主动后撤，并准备当德军的机动未取得成效前，重新部署部队，后发制人，再向德军发起进攻。当人们获悉，德军重骑兵已接近巴黎时，巴黎城内一片惊慌。为谨慎起见法国将政府迁至波尔多。但是毛奇已查明，并没有迹象表明敌军已全面崩溃。8月29日，毛奇从科布伦茨写信给他的夫人说，在大本营内还没有人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皇帝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毛奇对这种声音恨之入骨。9月4日，国务秘书黑尔弗里希听他说过：“我们不想自欺欺人，我们是取得了战果，但还没有取得胜利。所谓胜利是说消灭了敌人的反抗力量。如果敌人有百万大军，那么胜利者就会有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
战败
9月5日，毛奇派情报处长亨奇中校到右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察看战情。毛奇担心的是英军在佛兰德登陆，以及在里尔地域集结的法国本土陆军的介入。由于冯·克卢科大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过于靠右，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的方向又太左，致使两军之间出现一个缺口，要填补这一缺口只有使用强大的统帅部骑兵预备队，但在使用中又出现失误。与塔彭那种毫无顾忌的乐观主义相反，亨奇倾向于认真对待每一个困难。毛奇还是更喜欢严肃谦恭的人。亨奇发现，第1、2集团军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现在，重要的是需要总参谋长以其魄力亲自介入右翼的战事。正当霞飞实施他的“主动撤退”行动时，巴黎军事政府的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自作主张将其步兵搭载汽车投入前线—这是战史上首次使用摩托化部队的战例，并组织已受严重损失的第5集团军向德军第1集团军翼侧和背后发起突击。这一行动开始付诸实施，突击德军缺口的任务只有由英国骑兵来担负。亨奇中校的悲观主义同塔彭的天真幼稚一样缺乏合理性，他说现在部队也不得不奋战到底。                   　　 
9月8日，毛奇在与其各处处长早晨会商时决定，再一次向各集团军派出一名全权代表。尽管政治处推荐了精力充沛的冯·多梅斯上校，但毛奇还是选择了亨奇，因为他已熟悉情况。亨奇只得到一个口头指示，其主要内容是：只要能进攻就进攻。亨奇首先从第5集团军开始按部就班地对各集团军司令部进行巡视。8日夜至次日晨，他到了第2集团军。比洛和劳恩施泰因认为，如果敌人充分利用目前暂时出现的棘手态势，德军是不可能坚守的。亨奇眼前顿时一片黑暗。9月9日，他最后到了最右翼的克卢科和库尔处，他们两位则信心十足。亨奇与第2集团军商定，如果敌人楔入缺口，部队就应撤退。 
冯·克卢科大将及其参谋长所获悉的第2集团军情况报告并不乐观。与此同时，其友邻冯·比洛大将已经开始撤退。有关指示已向克卢科下达，克卢科和库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拒绝放弃进攻，最后亨奇中校不得不做出让步。亨奇中校曾在第3处（法国处）服役，是一个杰出、勤奋和认真的参谋军官，其父是一名要塞官员，因此亨奇在军官团中属于新兴资产阶级范畴。现在的形势需要一名像格奈泽瑙那样具有高度责任感、能按自己的正确观点行事、并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无论克卢科和库尔，还是亨奇都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威廉时代不是创造精神自主性格的时代。根据亨奇关于灾难已经来临的叙述，克卢科和库尔也违心地开始了撤退。更为糟糕的是，总参谋长在会战的危机时刻将最后决定权加在了一个处长身上。后来，法国人说到“马恩河奇迹”，而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奇迹是德军中止了会战，它决定了历史的命运……  9月9日，毛奇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情况不妙。在巴黎东部的战斗变得对我们不利……我必须对所发生的事负责……我们不得不在对东方和西方的战斗中疲于奔命……” 
塔彭中校认为这一天并没有完全错，他说现在谁能坚持到底，谁就是胜利者。然而9月10日亨奇报告，第1集团军已撤到埃纳河后，下午，他自己乘车回到卢森堡。根据他的描述，第1集团军在他的介入下开始按统帅部指示的方向撤退。总参谋部闻名于世的指挥方法未能发挥作用，因为没有再涌现一位伟人巨匠来驾驭这个精妙绝伦的艺术品。   9月11日毛奇亲自来到部队，但为时已晚。毛奇正一步一步地走上“民众法庭” 【 古希腊时，由每个公民将他认为有害于国家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或陶片上进行投票，过半数者则被放逐国外5年或10年。 】 
  小毛奇之墓碑9月14日，军事内阁首脑冯·吕克尔侯爵大将告诉他，说皇帝陛下认为他继续指挥作战对他来说将是一件过于痛苦的事。接任他的将是战争部长冯·法尔肯海因中将。上述两位人物在毛奇眼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现在，毛奇要进行自我防卫。他与法尔肯海因一起晋见皇帝并向皇帝进言，在经过一次失败后便更换总参谋长，这将给世人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皇帝便说，那就让法尔肯海因行使军需总监的职责吧。性格粗暴的法尔肯海因当即提出异议：他只有在掌握全部行动自主权时才能指挥作战。毛奇表示同意。也正是在这一周，他的胆病再次发作，后来毛奇将这一周称为“殉难周”。 1916年6月18日，一战尚未结束，这位陆军大将抑郁而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