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制分
作品简介
《制分》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二十九篇。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作品赏析
原文凡兵之所以先争，圣人贤士，不为爱尊爵；道术知能，不为爱官职；巧伎勇力，不为爱重禄；聪耳明目，不为爱金财。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后胜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筑堵之墙，十人之聚，日五间之。大征，遍知天下。日一间之，散金财用聪明也。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强进。呼儆则敌人戒，苟聚则众不用，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但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间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从；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以半击倍。故军争者不行于完城池，有道者不行于无君。故莫知其将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将去也，去而不可止。敌人虽众，不能止待。[1]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道制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译文举凡用兵先要争取具备的条件是：圣人贤士不为贪图尊高的爵位，有道术能力的人不为贪图国家的官职，有武艺勇力的人不为优厚的俸禄，到敌方侦查的人员不为金钱和财货。伯夷、叔齐不是饿死以后才有名的，因为以前就注重修德；周武王不是在甲子那天以后取胜的，因为以前就多行善政。所以，小规模的征战，要了解千里地的情况。就是一墙之隔，十人之聚集，也要每天侦查五次。至于大规模的征战，那就要了解天下的情况了。所谓每日频繁地侦查五次，就是要花钱购买耳目的意思。所以，善用兵者，即使没有沟垒工事，也要有从事侦查的耳目。兵不可高声呼警，不可草率集合，不可徒劳行军，不可勉强进攻。高声呼警，则敌人知所警惕；草率集合出动，则兵众不肯效力；徒劳行军，则士卒困乏；勉强进攻，则精兵受挫。所以，用兵的人，攻坚则容易受挫，攻弱则收得神效。攻坚，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攻弱，其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所以要稳住其坚固环节，削弱其薄弱环节。屠牛坦一天割解九只牛而屠刀还能削铁，就是因为刀刃总是在空隙间活动的原故。所以，在天道不顺的时候，敌人穷屈，也不宜追逐；敌国人事荒乱，就可以以十破百；敌国兵器不备，就可以以半击倍，所以，军事争夺不打坚固的城池，有道义的不打无君的国家。要使人不知其将要来到，到了就无法防御；要使人不知其将要离去，去了便不能阻止。这样敌人虽多，也是不能阻拦和防御的。
治，可以导致国富，但治未必就是富，必须懂得富国的生产，然后才能富。富，可以导致国强，但富未必就是强，必须懂得强国的措施，然后才能强。强，可以导致胜利，但强未必就能胜，必须懂得胜利的正理，然后才能胜。胜，可以导致控制天下，但胜未必就能控制，必须懂得控制天下的纲领，然后才能控制。所以，使国治要有军备，使国富要有生产，使国强要有措施，使国胜要有理，控制天下则要有纲领。[1]
韩非子·制分
原文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2]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译文凡是国土广大、君主独尊的，自来都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作为君主在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时。就必须严格执行重法原则。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不符合社会实际。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赛欢什么。厌恶什么。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和实际情况个应该有差错。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不能掌握法度除恶务善。这样情形一旦出观。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2] 
所以根据国家治乱的原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作为当务之急。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的法令。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君国灭亡，在于法令之中刑赏不分。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实行刑赏时是不加区分的。然而有的所谓“区分”，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实际上这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至于明察的君主的刑赏区分，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因此明君统治下的民众都重视法制畏惧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所以说：不等到用刑用赏。民众就都服服贴贴地做事了。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紧密相关的。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大致说来。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常，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牛，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仟用法术。
凡属和有关条例存关奈例曲相附会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就是奸功；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奸情。这样一来。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闰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庆、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会。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牛歧异？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