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严佑民
人物简介
严佑民(1918-2001.7.1)，曾任中共舒城县委书记，定凤怀中心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四军第七师调研室副主任，皖江公安局副局长，中共牡丹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牡丹江省公安处处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公安总队队长兼政委。建国后，历任公安部局长、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79.12－81.04)，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1]
革命事迹
严佑民是中共组建铁路公安保卫工作的创始人。1948年夏，牡丹江省的建制撤销，时任省公安处长（也是省委社会部长）的严佑民调任新组建的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当时，东北铁路公安局机关有几十名干部；几千公里铁路线上只齐齐哈尔和牡丹江分别设有公安分处，共有几十名干部；少数几个地区设有铁路公安特派员。而对于负责几百个大小车站和上百对客车，每天运送旅客几十万计和数以万计吨位物资的运输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开展公安保卫工作。大、中城市所在地的车站，则由所在地市县公安机关派出的公安检查站维持局面。严佑民到职后，于短短的三年内，建立和健全了东北铁路公安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较好地完成了公安保卫工作任务。　　1952年，东北铁路公安局撤销，其担负的工作任务，融入公安部交通保卫局（即第十局）。严佑民先任副局长，后为局长。在全国解放前后，逃到港台的国民党铁路特别党部的一批人，组成了“大陆铁路党务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对内地铁路的破坏活动。公安部十局组织有关省市和铁路公安的侦察部门，开展侦察工作，并定名为“十二号专案”。〖JP2〗在十几年内，先后捕获涉及此案的派遣和潜伏的特务分子110名，其中包括专事爆炸铁路的特务，缴获电台10部、特务经费一大批。严佑民长期在公安部交通保卫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曲波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少剑波、杨子荣的上级阎部长，就是以严佑民为原型的。
1964年，严佑民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当年年底，中共中央命令公安部组建“四清”工作团，以谢富治为团长，严佑民、尹肇之为副团长，在北京的钢铁企业开展“四清”运动。日常工作由严佑民负责。1965年，严佑民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严佑民被诬为“盗窃中央档案”，蒙冤入狱4年。他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由于上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老巢，党中央向上海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工作组。与此同时，中央紧急抽调和集中了国家机关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强大的中央工作组去协助苏、倪、彭工作。其中就有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严佑民。他是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分工负责上海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和专案工作。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后来苏振华、倪志福奉调回中央工作，彭冲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严佑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来还兼任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中央工作组于10月20日全部抵达上海之前，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正在酝酿发动一次与中央相对抗的武装叛乱。他们手中有号称“百万”的民兵（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工人群众），有4000余支步枪和380万发子弹以及其他武器。张春桥在9月28日还派人到上海传达了他的口谕：“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严佑民一到上海，就具体协助苏、倪、彭三位及时制止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的武装叛乱阴谋。他们依靠当地的干部群众，从几十人的小会到万人大会，层层宣传，晓以利害，讲明政策，把百万民兵中的绝大多数人团结过来。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中的骨干，也是分化瓦解，政策攻心，使他们举步维艰，不敢轻举妄动。中央工作组采取的每个举措都比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的妄想要快几个节拍并有力得多，从而弭大祸于未发，不动一兵一卒，未发一枪一弹，化解了这场灾难；实际上也是挽救了无数被蒙蔽的民兵，保护了广大群众。严佑民在上海几年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死党的专案。他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同协助他工作的“运动办公室”整天整月整年泡在一起。到1979年年底，上海基本查清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摧毁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围的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离、停职、离职的有1683人，包括处理和惩办了打砸抢分子458人。　　在1981年7月举行的中纪委清查工作会议上，上海市被列为清查工作比较彻底的第一类。上海在清查工作中获得的“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证，有98件被选入中央印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中。主持审判“四人帮”的彭真对严佑民说：“我管清查‘四人帮’这件事，看的材料这么多（用手比画有一人高）。我看的结果表明，只有上海搞的材料最多，情况最清楚。”彭真还说：“上海的清查最彻底，审判‘四人帮’时，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三分之一。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就无法进行。”　　1981年1月，他从上海调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到安徽不久，他就和中组部原副部长李步新一起来到当年新四军七师师部所在地无为县看望乡亲们。当看到解放那么多年，乡亲们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改变时，他心情沉重，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在回程的路上，他动情地说：“如果我们再不把经济搞上去，怎么对得起革命老区的人民？”他到任头一年，就带领干部到安徽比较贫困的阜阳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了解农民群众的生产情况、生活状况。同农村的干部座谈，同农民一起商议发展生产门路。他支持农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鼓励农民在种好庄稼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多种经营，发展养殖业，兴办乡镇企业。他给农民群众出了很多发展经济的好点子，如建议农村的干部到上海请一些有技术的退休工人，到当地来帮助办企业，借用上海的技术力量发展安徽农村的经济。在安徽工作的两年多时间，严佑民几乎没有一个星期天，没有一个节假日。他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到郊县田间地头，了解民情。有一次，在农村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些农民靠种油菜增加收入，但是销售出现了问题，大量的油菜籽上市后，却卖不出去，农民只能将它堆在家里，造成损失和浪费。严佑民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让身边干部与上海市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裴先白联系，请求上海帮助拓展销路。　　1982年6月，正值油菜籽登场、小麦开镰、中稻栽秧的农忙季节，严佑民轻车简从，来到了当年在全国最早实行“双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滁县地区。从定远县开始，然后是嘉山、滁县、来安、天长、全椒，每到一县，严佑民与地委、县委的干部和来自农村基层的干部群众一起，开座谈会，走访区社、工厂、林场、农户、粮站、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和中学，对农村基层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仔细而深刻的调查。他把如何加强基层工作领导，进一步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如何更好地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生产致富能力，作为思考的重点。当严佑民了解到当时滁县地区的区、公社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已高达50岁，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占80%以上等情况时，他敏锐地感觉到，当时的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存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专业知识缺乏等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向安徽省委提出了促进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三大意见：第一，拓宽视野，面向社会，从回乡知识青年中“求贤取士”。第二，研究政策，营造机制，千方百计培养和吸收各种人才。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农村基层干部。从求贤、养贤到留贤，严佑民这三大意见，从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的，系统阐述了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源头建设、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可操作性强，非常富有针对性和人情味。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1982年8月1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用较大篇幅摘刊了严佑民的这三条意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