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心理语言学
简介
  心理学图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该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
研究范围
  心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人类个体如何获得、理解和生成语言的心理学分支。它从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语言活动特点。心理语言学研究是跨学科的。首先，它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为线索来探讨人类言语活动的心理过程和机制，而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其次，在对言语活动的心理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人脑的结构和特殊的机能，有时还要借助
  心理学家于对由脑损伤和发育障碍导致的病历分析。最后，人类言语活动是在社会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复杂的社会因素直接决定了语言系统的变化，并对言语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人类言语活动心理机制的研究不仅依赖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吸收和采纳了语言学、社会学、生理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许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2]
历史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表示过不同的看法，Modern modern European scholars英国的F.培根（1561～1626），法国的R.笛卡儿（1596～1650），英国的J.洛克（1632～1704），德国的W.F.洪堡特﹑L.维特根斯坦（1889～1951）也探讨过语言与行为及心理的关系。英国生物学家C.达尔文（1809～1882）从物种源始观察语言的进化和儿童的语言发展；德国心理学家W.T.普雷耶（1841～1897）和W.斯特恩 （1871 ～1938）研究儿童如何学话；法国病理学家P. 布罗卡（1824～1880）和德国的C.维尔尼克（1848～1905） 初步测定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的部位。这些人为心理语言学做了准备工作。美国的学者们在1952年成立了语言学与心理学委员会，1954年又出版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这标志着心理语言学的正式诞生。美国第一代的心理语言学家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影响下进行研究的。C.E.奥斯古德（1916～ ）指出，语言在刺激和反应之间能起传递作用，例如一说“狼来了”，大家就警觉起来。但是狼真的来了人们才怕，如果虚报过几次，即使再说“狼来了”，人们也不怕了，可见词语和事实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G.米勒（1920～ ）把信息论运用于语言研究，发现词在话语中出现有一定的频率，可用概率来表示。但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单靠信息论还是说明不了。50年代中期，随着N.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的兴起，产生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家。这些学者观察过在实验环境下成长的一些聋哑幼儿，认为他们不经过母亲教导，也能用手势组成名词性词组和动词性词组，并把这两种词组组成一个系列，这可能是由于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但是后来人们认为，心理学模式与语言学模式并不是互相对应的。学者们认识到，心理语言学研究不能局限于验证某一语法模式是否正确，而应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于是出现了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家。他们不赞成对言语过程作抽象的分析，而强调在语言环境中进行实验，借以探测思维和交际的过程。[3]
言语产生
言语产生（说话）是从组织交流意图，激活概念，提取词义、句法和语音信息，到控制发音器官发出声音的过程。它是人类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意识和意志表达的重要途径。生物的进化促进了人类大脑体积和复杂性的增加，使得人类在三十万年前具有说话和符号操作的能力。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对个体言语产生的过程才有所了解，而真正的科学研究则是在近几十年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兴起之后。由于研究方法论上的困难，对言语产生过程及其神经基础还处于探索阶段，心理学界和神经科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也无系统的研究。 
1、研究的历史来源和方法 
对言语产生的研究有两种历史来源，一是对语误的分析，二是以图形命名为主的实验室研究。
1895年，Meringer和Mayer发表的关于德语语误的语料库及其理论分析，成为语误研究的开端。弗洛依德(1901)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是对语误的心理学研究的经典著作。70年代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出现了两个规模较大的语误语料库。1966年，Brown和McNeill找到诱导被试产生TOT（the tip of tongue，舌尖现象）状态的方法，随后，Baars等人提出在实验控制条件下诱导、产生语误的方法。70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多英语语料库，随后荷兰语、德语、西班牙语及法语等都出现了各自的关于语误的语料库。语误分析法是言语产生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搜集人们实际语言交流中出现的口误材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可以揭示语言在大脑中的表征方式和语言产生的具体心理过程。已有的口误研究发现，句子的产生首先要确定句子的基本结构，包括句子的主次重音；词项的填入是实词在先，虚词在后。语误分析对于探讨具有汉语特色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沈家煊[2]通过多方面的口误材料，证明声调在音节中的独立性。 
1885年，Cattell发现命名图形所用的时间是命名图形所对应字词的两倍，由此开始了对言语产生的实验室研究。
1967年，Fraisse发现，当命名一个小圆为“圆圈”时的反应时是619毫秒，当命名为"oh"时反应时仅为453毫秒。实验在排除图形编码的影响后，说明字词的命名可以从字形直接通达到语音，而图形的命名要先激活物体对应的概念，再通达其语音。
Rosinski等人将Stroop任务转化成图——词干扰范式，包括两种任务：一是排除图形中字词的干扰作用，命名图形的名称；二是排除图形自身名称的干扰，命名图形中的字词。研究结果表明，语义相关词对图形命名的干扰作用远远大于图形名称对图形中字词命名的作用。Lupker发现了词汇产生中的语音促进效应，即干扰词与图形名称有相同韵律关系（包括头韵关系）时，命名速度变快。从八十年代末起，对言语产生过程及其脑机制的探讨逐渐成为语言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对言语产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词汇产生方面，但言语产生中句子与句法加工亦在逐渐为人重视。 
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图片命名法是言语产生实验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准确地反映言语产生从获得概念，激活相应的语义、语音信息，到控制发声器官发出声音的完整过程。具体做法是，在呈现图片时加入与图片名称具有一定关系的干扰字词，要求被试以最快的速度读出图片名称，通过和控制条件相比，来考察言语产生的具体过程。干扰字词最初以视觉方式呈现，后来出现听觉呈现方式。干扰字命名法在图片命名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要求被试命名图片中呈现的干扰字词，而不是图片名称。 
此外，研究者还提出一些新的方法，如符号命名法，内隐启动(implicit priming)法、翻译(translation)法等。符号命名法要求被试在实验前通过学习建立特定符号（如“++”）与一些字词（如“土地”）的联结关系，在正式实验中只呈现特定符号，被试尽可能快地命名它所对应的字词。上述方法突破了图形命名方法中图形实验材料的限制，扩展了研究的领域，但它们难以保证纯粹的言语产生过程，即从特定符号到字词语音的过程，可能经过语义通达语音，也可能不经过语义的提取，在特定符号和字词语音之间直接建立联结关系。 
2、言语产生的理论框架和模型 
言语产生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此过程确立说话的意图和想表达的概念；中间的过程是言语组织(formulation)，即把要表达的概念转换为语言形式；最后一个过程是发声(articulation)，涉及到更为具体的语音和发音的计划，即把语音编码转换成发声的肌肉运动程序，并执行这一程序。言语组织包括词汇生成和语法编码两部分。语法编码指句子的选词和排序，即根据词汇的意义和语法性质选择恰当的词汇，并产生一句话的句法框架。而词汇产生或词形式的编码是言语产生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一过程可细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即概念准备(conceptual preparation)、词条选择(lexical selection)、音位编码(phonological encoding)、语音编码(phonetic encoding)和发声(articulation)，虽然研究者经常把最后三个部分合为一体。 
概念准备是指大脑把思想、观点等转化成概念的过程，这也是言语产生的最初环节。人在准备表达某个思想时，需要从相关的大量信息中挑选最恰当的词汇概念(lexical concept)，这个概念必须对应心理词典中的词或词素。比如在表达“有四条腿、嗅觉灵敏、会汪汪叫的动物”时，最简洁的是“狗”。词汇化(lexicalization)和词条选择在概念准备完成后发生。准备好的概念将会激活心理词典中对应的语义表征（如表达“狗”的语义特征），词汇化把激活的语义表征转换成词的音位表征。一般认为，在词义与音位表征之间有一层抽象的表征，称为特定词汇表征（lemma，或称词条），这一表征涵盖了该词的语法特征。
词汇化包含两个阶段（不同的观点请见Caramazza），第一阶段为语义表征的激活传输到中间层的特定词汇表征上，即多个词条被概念输入激活，经过一段时间后，激活最高的词条被选择，词条的激活将词汇的语法特性提供给句子的句法编码，供其使用；第二阶段是音系形式(phonological form)通达，即中间层的激活进一步传输到特定词汇的语音表征上，使得说话者能够提取词汇的语音。受到激活或提取的音位表征将进一步进行词法—音位编码(morpho-phonological encoding)。在这一阶段，单词的词汇结构、韵律特征和音段组成被展开，词素单位内的音位信息被组合成符合实际发音情况的音节。
一般认为，这个音节化(syllabification)是一个“从左到右”、按时间先后顺序逐步加工的过程，而词的音段信息和韵律结构（如CV结构、轻重音）是分别提取的。音位片段将以“从左到右”的方法插入抽象的韵律结构中，结合成词的音节。在语音编码和发声之间，可能还有音节发声程序的提取。一种语言经常使用的音节的抽象发声程序被存储在一个“仓库”中，这些音节程序发声时将“从左到右”依次被提取。激活这些程序也归因于语音编码的激活传播。音节发声程序一旦被提取，一个词的发声就立即开始。发声系统计算出执行抽象音节发声程序的最佳方案，指挥呼吸系统和咽喉系统发出声音。 
关于言语产生的理论模型都是符号化的、具体的，而不是分布式的、抽象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主要模型是：Dell的两阶段交互激活模型和Levelt、Roelosfs等的独立两阶段（或序列加工）模型。 两阶段交互激活模型把从语义到语音的提取过程主要分为三个层次（Dell等人），每一层次上都有大量的结点，最上层为语义层，其结点代表语义特征，中间是lemma层，最下层为音素层，由起首音素(onset phoneme)、核心部分(nucleus phoneme)、结尾音素(codaphoneme)等构成。该模型主要贡献是在语言产生中提出交互激活的思想。激活的传输方式是瀑布式(cascades)的，即激活可以在网络中不同层次间的任何可能的结点之间传递。“交互”是指所有结点之间的联结是双向的，它们之间的联结只有促进作用，没有抑制作用；而且激活的传递也是双向的，可以从高层次向下传递，也可以从低层次向上传递。受到最大激活的词或lemma结点总是得到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外部形成的语法结构决定的。被选择的lemma结点将把激活传递到对应的语音编码上。这种模型的提出受到解释语误中混合错误的启发和影响。
混合型错误是指实际产生的词和目标词之间既存在语音的关系，又存在语义的关系，如误把cat说成rat。按照交互激活模型，cat和lemma结点得到激活后向下传递到lexeme层，激活/k/、/附图/、/t/结点，另一方面，在lemma层与cat语义相关的动物（包括rat）的结点也被激活，rat被从lexeme层反馈回来的/附图/、/t/再次激活，因此，rat被提取的机率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仅有语义相关的dog和仅有语音相关的mat。在这种模型中，双向联结和反馈使使用频率高的字词更容易得到激活，即它能解释词频效应和音节频率效应。 
独立两阶段模型也包括三个部分，最上层的结点表示整个词典概念，其结点表示语义特征。中间是句法(syntactic)层或lemma层，表示词的句法及特征，包括语法结构、变化特征、词性等。底层是语音层（phonolgical或lexeme level），包括大量词素结点及音韵、音素结点等。在整个模型中，各结点之间的联结不存在抑制关系。Levelt等人假定概念层和lemma层为语言产生和语言识别两个系统所共用，但lexeme层仅在言语产生系统中存在。概念层和lemma层之间的联结是双向的，激活的信息可以相互传递，但lemma层和lexeme层是独立的，两个从lemma层向lexeme层的传递只是单向的，不存在反馈，所以被称为独立的两阶段模型。
1997年，Roelofs等人将其总结为WEAVER(Word-form Encoding by Activation and Verification)模型。 
3、存在争论的问题 
不同的言语产生理论基本上都同意词汇产生中五个阶段的划分，但在每个阶段的具体细节和不同阶段的实时加工关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概念选择和词义激活阶段，一个争论的问题是，词义是如何存储在心理词典中的。词义到底是以局部的词义结点的形式，还是以分解的词义特征的形式存储在心理词典中。以Levelt为首的荷兰学派认为整体概念存储具有优势，能够轻而易举地避开所谓的“上下位概念”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概念以分解的特征方式存储，人在激活“狗”的概念时，“动物”这一概念也应该被激活，因为“狗”的特征是“动物”的一个子集，因此，为了排除“动物”这一概念，大脑中必须存在另外一个抑制机制，而这不符合经济原则。其它研究者（如Dell）则认为，以语义特征为单位的语义表征方式与有关语言理解中许多词汇加工理论一致，也符合许多来自脑损伤病人的证据。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语义在大脑中的表征是否具有范畴性，使得同一范畴（如“动物”）的概念都存在于一个脑区。言语产生和语言理解是否具有共同的语义表征系统，也是争论的问题之一。 
在词条选择和音位编码这两个阶段的研究中，存在的争论是词条选择和音位编码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阶段，还是存在着交互作用。这一争论包括两个方面：
一、词条选择和音位编码这两个阶段是否完全独立，即音位编码是否必须在词条选择完全结束后才开始。独立两阶段模型认为，这两个阶段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分界，语义特征的激活会传输到多个词条上，这些表征之间产生竞争，直至剩下一个最符合语义激活的词条为止，此时，音位编码才能开始。两阶段交互作用理论则认为音位编码在词条选择完成之前就已经开始。检验这两种观点的经验问题就是是否存在同时激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音表征。
二、音位信息是否将激活反馈到词条和词义层次上。交互作用模型认为这种反馈能够很好地解释语误中的混合错误，序列加工模型则否认这种机制的存在。 
在从音位激活向语音编码的转换过程中，一个重要然而很少实验研究的问题是，多词素词是如何进行语音编码的。音位信息应按词素为单位激活，每个词素再进行音节化，把音位组合成音节。然而不清楚的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词素是同时激活，还是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激活。另一问题是词素内的音位信息激活是否同时进行。为了阻止同时激活的不同音节间的音位相互串位，产生语误，Dell提出了所谓的“时间约定”机制(binding by time)，认为音位以词素或音节为单位，依次组合。然而实验研究证明，当说话者同时具有多个词的语音形式时，他们并不把这些语音信息融合，从而产生错误。 
在音位信息向语音编码转换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一个词的韵律结构，如轻重音、元音和辅音组合方式和规则等。Schattuck-Hufnagel提出了一个“框架与插槽”观点，认为一个词的音位信息和它的音节框架是分别提取的。框架表示了一个词的音节数目和重音位置，框架内有每个音节的抽象结构（如CV或CVC），标志着可接受的语音的性质。提取的音位信息就被放在这些结构的插槽中。这种把语音与结构分开在言语产生过程中临时计算音节的方法，能够解释口语中许多语误现象，在实验室研究中也有一定的支持。但也有证据说明，有些常用的音节并不是临时计算出来，而是从“仓库”中直接提取的。据统计，母语为英语或荷兰语的人，所说的话语中80%仅仅由500个音节组成，而英语和荷兰语却拥有一万多个音节，这说明人们经常使用的音节数量非常少，这些有限的音节可能存储在一个“仓库”中，音节化过程中激活的信息将传递到“仓库”中对应的具体音节，使其做好发音准备。但是否存在这个“仓库”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语音编码和发音这两个阶段的研究中也存在争论，即发声是否必须在词的所有音节的语音编码完成之后才能开始。根据语音编码“从左到右”、序列进行的观点，如果发声在词的所有音节的语音编码完成之后开始，则多音节词的发音潜伏期要比单音节词长，出现词的长度效应。反之，则词长效应很难表现出来。这方面的实验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未能给出一致的答案。Eriksen等人和Klapp等人的早期研究表明，在图形命名任务中，单音节词的产生时间快于双音节词。但Bachoud-Levi等人在严格匹配单音节和双音节词的频率，图形物体熟悉性等因素后，用图形命名和符号命名两种方法，发现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图形命名反应时没有差别，即没有发现长度效应。如前面所述，符号命名法虽然能够排除项目间无关因素的影响，扩大挑选刺激材料的范围，但具有无法保证纯粹的言语产生过程的缺陷，Bachoud-Levi等的实验二、四、五均采用符号命名方法，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庄捷和周晓林[15]最新的研究比较了汉语使用者对同一幅图片单音节命名（如“龟”）和双音节命名（如“乌龟”）的命名潜伏期，发现了明显的词长效应。[4]
语言习得
心理语言学家常用“语言习得”来代替过去“语言学习”。认为，儿童为什么能在几年内学会母语，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的说法，说那是单纯摹仿，是讲不通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与D.麦克尼尔（1933～ ）认为，祗有假定儿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才能说明这一个复杂现象。有许多的基本语法概念，如句子主语和谓语，名词性短语中的名词与修饰语，动词性短语里的谓语动词和宾语等等，都是通过这一个机制得来，而不是摹仿学习得来。可是天生论者虽有所见，却忽略客观环境对语言习得的作用。
瑞士心理学家J.皮亚杰（1896～1980）毕生研究儿童智力的发展，1975年他以80高龄来到巴黎和乔姆斯基展开辩论。指出与生俱来的并不是语言能力，而是更广泛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使的儿童从客观世界得到各种概念，再把这些概念组成若干个系列，这就是语言能力。他断言，语言能力为逐渐养成的，不是生来就有。早期语言习得研究者着重儿童语言在结构上如何逐步发展，幼儿最初用一个词就相当于一句话（“妈妈”表示“我要妈妈抱”，“我要吃奶”，或“妈妈你看”），用两个词作为一个句子（“要糖”，“要抱”，“要小狗”，都可省略主语“我”），最后才掌握成人通用语法。
但是受认知心理学与功能语法学的影响，研究的重点又转移到意义与功能如何习得，成人和儿童在语言交际上有何特点，儿童学话需要什么手段，语言发展与认知能力发展如何互相影响，说不同语言的儿童在学话过程里有什么共同规律等等问题，于是范围更扩大。言语的辨知和言语的发生 在使用语言时，人们要听懂对方的话，这是言语的辨知；自己又要能说出话来，这是言语的发生。
心理学认为，话语内容的基本单位为命题。要听懂对方话，就要知道是什么命题，要弄清其中有多少成分，各成分又以哪里为界线。从1965年起，美国学者M.加雷特等人经常使用“卡塔研究法”，即故意在一句话不应该停顿地方插入“卡塔”声（下文用星号表示），看听者有什么反应。例如在两个结构不同，但后半部词语相同的句子各插入“卡塔”声:
As a result of their invention's influenceth■company was given an award.（由于他们的发明，公司获得了奖赏。）
The chairman whose methods still influence th■ company was givenan award. （那个想出办法帮助公司的董事长获得了奖赏。）
在放录音时，两个句子“卡塔”声都插在the与company之间。可是听者的辨知结果很叫人诧异，他们认为，卡塔声在第1句里发生在influence与the之间，在第2句里则发生在company与was之间。以此，在听话时，人们是把句子分成若干表示命题的短语或子句来理解，并不受插入的灶音的影响。人们靠什么来建立命题，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一些人以为主要靠句法知识，一些人以为语义起决定作用。其实两者都是不可缺少。
关于言语如何发生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人脑如何产生意念?如何把意念变为词语?
又如何把词语通过发音器官说出来?这是个复杂的心理生理过程，对它难以进行直接观察。常用的办法是就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如成年人言语的失误（口吃，说错话），幼儿学话的语法特点，失语症病人的残缺混乱的言词等等来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言语的发生，在意念形成之后有编制程序和执行程序两方面，但是，不是此先彼后，而是一边编订程序，一边就执行程序。不过详情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3]
语言理解
“语言理解”是心理语言学集中讨论的话题，其研究包括：(1)言语感知；(2)词汇提取；(3)句子加工；(4)语篇理解。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人们是如何理解语言的。
首先，“言语感知”牵涉到“言语感知的研究手段”、“言语感知的条件”、“言语信号的产生和语音的声学特征”、“元音和辅音的听辨”、“连续性的语音听辨”、“书面语言的感知”和“言语感知模型”共7个方面的研究。语言感知的研究手段最早是用达得立(H.Dudley,1939)发明的“声音记录仪”(vocoder)记录和分析语言的输出信息的。后来，制造“声音记录仪”的原理又促使“声音摄谱仪”(soundspectrogram)的出现和发展。这是按照声音频率的分布，专门用来分析语言信号的“二战”期间的生成物。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受声学语音学和发音语音学的影响，又出现了“电子肌动记录仪”(electromyography)和“电子记波仪”(electrokymography)，分别用来记录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电压变化和说话时口、鼻腔的气流变化。当然，最新的研究手段当属“摄影摄像技术”(cineradiography)，人们用该技术记录发音的动态变化。在语言感知条件的研究方面，“语境”是影响言语感知最为重要的条件。语言信号产生方面的研究，大都与“声学特征”、“元音和辅音的听辨”相关。这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研究，是一项以英语语言为研究对象的“音素”听辨研究。语言感知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书面语言理解”的研究。这牵涉到“视觉感应”、“字母辨认”、“词意确定”以及“信息记忆”和“信息组织”等方面的探索。当然，语言感知研究最为重要的领域当属“言语感知模型”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利博曼(Liberman,1967,1970)及其同事提出的“肌动模型”理论(MotorTheory)、史蒂文斯(Stevens,1960)提出的“合成分析模型”(Analysis-by-Synthesis)、马塞罗(Hassaro,1987,1989)提出的“模糊逻辑模型”(FuzzyLogicalModel)、马斯伦和威尔森提出的“交股模型”(CohortModel)和爱尔曼(Elman,1984,1986)提出的“轨迹模型”(TraceModel)成为语言感知研究的5大模型，是影响心理语言学在语言理解方面研究的5个重要的“模型”理论。
第二，在“词汇提取”的研究方面，其探索主要集中在“词的基本元素”、“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影响词汇提取和组织的因素”和“词汇提取模型”等4个方面。研究词汇提取，离不开对词的基本原素的分析，因为词的基本原素与词意直接相关。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直接关系到语言理解研究，是语言理解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反应时实验”、“命名/词汇检索”和“言语错误分析”3种。其中，“言语错误分析”和“命名”是研究词汇提取最为重要的两种方法。人们可以通过“嘴边现象”、“词语换位”以及“失言”等的言语错误以及对造成这些错误的分析搞清人们是如何理解词意或提取语言信息的。在“影响词汇提取和组织的因素”的研究方面，研究集中在“词汇性效应”、“语义性效应”和“语境效应”3个方面。词汇提取模型的研究，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以福斯特(Forster,1976)词汇提取的“自动搜索模型”为代表的“串行搜索模型”(SerialSearchModels)和以摩顿(Morton,1969,1979)提出的“词汇发生模型”为代表的“并行提取模型”(ParallelAccessModel)已成为词汇提取研究的两大主流。尤其是摩顿的“词汇发生模型”，在“词汇激活”的研究方面为后来词汇提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此外，另一个加入“并行提取模型”行列的是“连接主义模型”。这是一个由心理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界中的连接主义者提出来的解释词汇提取的一个重要的学说。连接主义认为，一个词的最终理解是从信息的“输入”→“特征”→“字母”→“单词”的递增连接完成的。除“连接主义模型”外，还有一个被称之为“交股模型”(CohortModel)的听觉词辨认模型。马斯伦和威尔森(Marslen-Wilson,1987)提出，当一个人听到一个词的时侯，该词所有的语音邻词都会被激活。当然，无论是哪一种理论，都很难适用于解释语言理解复杂过程的全部。但是，每一种“模型”都强调的“激活”理论对解释语言理解的复杂过程仍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话题。
第三，句子理解是语言理解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该领域的研究分为：(1)句子结构的性质；(2)句法加工；(3)句子分解和句法的模糊性；(4)句子分解模型；(5)语言加工与记忆；(6)句子理解的加工模型。心理语言学家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理解语言是因为信息接收者和信息输出者的心目中有着共同的语法规则或“约定”。然而，句子理解研究并非如此简单，这里还牵涉到句子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问题。仅以A说的"It'stoocoldhere"一句为例，如果B从该句的字面意思去理解，那么，他很可能就没有理解A的真正指意。因此，句法加工便是心理语言学在语言理解方面所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句法加工的研究涉及到“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关系”、“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关系”、“句子结构的分解”和“从句的加工”共4个问题，主要探讨人们是如何通过句法加工来理解复合句及其指意的。在句子分解和句法的模糊性的研究方面，心理语言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局部模糊”和“永久模糊”两个方面的讨论之上。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是非人工语言的本质特征，所以利用“句子分解模型”研究模糊语句的理解方法也就成了心理语言学研究语言理解的一大手段。在分解模糊语句的研究方面，克立森(J.B.Cleason,1998)将其模型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园小径模型”，另一种是“强求圆满模型”。花园小径模型以“结构优先”或“词汇优先”的原则讨论语句的理解过程。然而，要正确理解语句，句子记忆也是重要的一环。在该方面，心理语言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表层结构的记忆”、“语义推理和句子记忆”、“命题和句子记忆”3方面的研究上。当然，要了解人们是如何记忆语言信息的，“句子理解的加工模型”便是研究语言理解的根本。到目前为止，由弗德(Fodor,1974)等人提出的“感知策略”、由贝弗尔(Bever,1970)提出的“非转换策略”、由基姆鲍尔(Kimball,1973)“表层结构句法分析7原则”和以弗雷兹泽(Frazier,1978)提出的“灌肠机”理论已成为句子理解加工的四大主体模型(22)。特别是基姆鲍尔的“7原则”(23)，基本上概括了句子理解的大体过程和研究思路。
第四，“语篇理解”的研究而论，基本上可概括为3个方面：(1)语篇连贯和理解策略的研究；(2)语篇记忆的研究；(3)语篇处理的研究。就语篇连贯的研究而论，由韩礼德和海森(Halliday&Hasan,1976)提出的“上指”(anaphora)和“下指”(cataphor)成为语篇连贯研究的一大主题。杰基米克和格兰博格(Jakimik&Glenberg,1990)在言语感知的研究中也将“上指”和“下指”视为语言理解的重要前题。但无论是“上指”还是“下指”，讲的都是语句紧密连结与语篇连贯的关系。在语篇理解策略的研究方面，由克拉克和海威兰德(Clark&Haviland,1977)提出的语篇信息的“已知/未知策略”、“直接匹配策略”、“搭桥策略”以及“回顾已知信息策略”成为讨论语篇理解的重要思考线索。有关语篇记忆方面的探索，由巴特莱特(Bartlett,1932)提出的有关人类认知系统的“组织计划构架”仍影响着当今心理语言学有关语篇记忆的研究。他认为，记忆是活跃的、有创建性的，是有计划的。就语篇的记忆而言，“命题”和“推理”成为研究的中心。心理语言学家认为，不仅话题的辨认和句子的组合与语篇记忆密切相关，语篇理解也有助于语篇记忆。在语篇处理的研究方面，“语篇处理模型”成为研究语篇理解的中心内容。诸如“语境模型”、“连接主义模型”、“建构与结合模型”等，均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语篇理解的过程。[5]
语言和思维
美国B.L.沃尔夫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塑造者”，它决定人们的思维，甚至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苏联Л.С.维戈茨基(1896～1934)和瑞士皮亚杰则认为思维先于语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对言语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例如要先有“所有”这个观念，才能学会语言中的“所有格”(如英语的mine，yours)。实验表明人们的感知能力(区别数量、形状、颜色)、认知结构(认识同一性、对立性、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社会范畴（如亲属类别）对语言都有制约作用。1969年美国学者B.伯林和P.凯伊对20种语言进行调查，发现各种语言里表示颜色的词虽有多有少，可是基本颜色的词限于11种（黑、白、红、黄、绿、蓝、褐、紫、粉红、橙、灰），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 那一定是“黑”（或“暗”）和“白”（或“亮”），假如只有三个，必然是“黑、白、红”。美国E.罗希的实验又证明，这些词表示是色谱上最突出的颜色。他教新几内亚丹尼族人学本族语言所没有的颜色词，发现他们学习基本颜色词学得最快，可见人的感觉系统对语言学习是有制约作用。此外苏联A.P.卢利亚(1902～1977)及A.H.列昂捷夫(1903～1979)二人还主张，意识活动虽然离不开语言，但是产生意识根源是人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语言。[3]
生理基础
语言是否因人类的生理基础特殊而为人类所特有?
有些生物学家训练黑猩猩学人类的手势语或符号语言，曾获得某些进展，但不能证明这些动物在运用语言方面与人类有同样的认知功能。美国E.伦纳伯格与加拿大W彭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及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是经过亿万年进化的结果。大多数人大脑左半球管着语言，右半球主要管语言以外信息，和语言的理解略有关系。在左半球中，又是前部及句法关系密切，后部则及语义关系较深。一般人靠右半球管着音乐信息，音乐家却用左半球的。美国T.贝弗等人认为，左半球可能不是专管语言，而是有逻辑能力及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他们主张人脑不一定有专管语言机制。这个问题依然在讨论中，一门新学科（神经语言学）已经兴起。[3]
讨论的问题
语言习得：心理语言学家常用“语言习得”来代替过去的“语言学习”。他们认为，儿童为什么能在几年内学会母语，只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的说法，说那是单纯的摹仿，是讲不通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和D.麦克尼尔(1933～　)认为，只有假定儿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才能说明这一复杂现象。有许多基本语法概念，如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名词性短语中的名词和修饰语，动词性短语中的谓语动词和宾语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机制得来，而不是摹仿学习得来的。
但是天生论者虽有所见，却忽略了客观环境对语言习得的作用。瑞士心理学家J.皮亚杰(1896～1980)毕生研究儿童智力的发展，1975年他以80高龄来到巴黎与乔姆斯基展开辩论。他认为与生俱来的并不是语言能力，而是更广泛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使儿童从客观世界得到各种概念，再把这些概念组成若干系列，这便是语言能力。他断言，语言能力是逐渐养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早期的语言习得研究者着重儿童语言在结构上如何逐步发展，如幼儿最初用一个词就相当于一句话（“妈妈”能表示“我要妈妈抱”，“我要吃奶”，或“妈妈你看”），后来用两个词作为一个句子（“要糖”，“要抱”，“要小狗”，都可省略主语“我”），最后才掌握成人通用的语法。但是受认知心理学和功能语法学的影响，研究的重点又转移到意义和功能如何习得，成人与儿童在语言交际上有何特点，儿童学话用什么手段，语言发展和认知能力发展如何互相影响，说不同语言的儿童在学话过程中有什么共同规律等等问题，于是范围更扩大了。
言语的辨知和言语的发生 　在使用语言时，人们要听懂对方的话，这是言语的辨知；自己又要能说出话来，这是言语的发生。  心理学图书从心理学看来，话语内容的基本单位是命题。要听懂对方的话，就要知道它的命题，要弄清其中有多少个成分，各成分又以哪里为界线。从1965年起，美国学者M.加雷特等人常常使用“卡塔研究法”，即故意在一句话不应该停顿的地方插入"卡塔"声（下文用星号表示），看听者有何反应。例如在两个结构不同但后半部词语相同的句子各插入“卡塔”声：①As a result of their invention's influencethe* company was given an award. (由于他们的发明，公司获得了奖赏。) ②The chairman whose methods still influencethe* company was givenan award. （那个想出办法帮助公司的董事长获得了奖赏。）在放录音时，两个句子的“卡塔”声都插在the与company之间。可是听者的辨知结果很叫人诧异，因为他们认为，卡塔声在第 1句里发生在influence与the之间，在第2句里则发生在company与 was之间。由此可知，在听话时，人们是把句子分成若干表示命题的短语或子句来理解的，并不受插入的噪音的影响。不过人们靠什么来建立命题，学者们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主要靠句法知识，有人以为语义起决定作用。其实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言语如何发生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人脑如何产生意念？如何把意念变为词语？又如何把词语通过发音器官说出来？这是个复杂的心理生理过程，对它难以进行直接观察。常用的办法是就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如成年人言语的失误（口吃，说错话），幼儿学话的语法特点，失语症病人的残缺混乱的言词等等来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言语的发生，在意念形成之后有编制程序和执行程序两方面，但是，不是此先彼后，而是一边编订程序，一边就执行程序。不过详情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心理测试图语言和思维：美国B.L.沃尔夫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塑造者”，它决定人们的思维，甚至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苏联Л.С.维戈茨基(1896～1934)和瑞士皮亚杰则认为思维先于语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对言语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例如要先有“所有”这个观念，才能学会语言中的“所有格”(如英语的mine,yours)。实验表明，人们的感知能力(区别数量、形状、颜色)、认知结构(认识同一性、对立性、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社会范畴（如亲属类别）对语言都有制约作用。1969年美国学者B.伯林和P.凯伊对20种语言进行过调查，发现各种语言中表示颜色的词虽有多有少，但是基本颜色词限于11种（黑、白、红、黄、绿、蓝、褐、紫、粉红、橙、灰），而且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那必然是"黑"（或“暗”）和“白”（或“亮”），如果只有三个，那必然是“黑、白、红”。美国E.罗希的实验又证明，这些词表示的是色谱上最突出的颜色。他教新几内亚丹尼族人学本族语言所无的颜色词，发现他们学基本颜色词学得最快，可见人的感觉系统对语言学习是有制约作用的。此外苏联A.P.卢利亚(1902～1977)和A.H.列昂捷夫(1903～1979)二人还主张，意识活动虽然离不开语言，但是产生意识的根源是人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语言。
语言的生理基础：语言是否因人类的生理基础特殊而为人类所特有？有些生物学家训练黑猩猩学人类的手势语或符号语言，曾获得某些进展，但不能证明这些动物在运用语言方面与人类有同样的认知功能。
美国E.伦纳伯格和加拿大W.彭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和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是经过亿万年进化的结果。大多数人大脑左半球管语言，右半球主要管语言以外的信息，和语言的理解只略有关系。在左半球中，又是前部与句法关系密切，后部则与语义关系较深。一般人靠右半球管音乐信息，音乐家却是用左半球的。美国T.贝弗等人认为，左半球可能不是专管语言的，而只是有逻辑能力和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他们主张人脑不一定有专管语言的机制。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中，一门新学科（神经语言学）已经兴起了。
应用和贡献
心理语言学已经应用于通讯技术（研究信息的传递、感知和理解）、医学（研究失语症和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和疗法）和人工智能研究（探讨如何模拟人脑的语言功能）。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用途还是在教学方面（包括幼儿教学、外语教学、聋哑人语言教学等等），其目的是按不同的具体情况，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教学理论和方法来。  心理测试图现代语言学一方面注意语言能力的形成（因此有生成语法学），一方面注意在特定条件下研究语言（因此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兼有这两个特点，它研究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青少年时期语言、逻辑、数学各种能力的相互关系，说话能力和阅读能力的特点和彼此的关系等等，都有了许多进步。
现代语言学流派有的讲理论而忽视验证，有的搞调查而无严密的理论。心理语言学有假设又有验证，因此引人注目。但是，在实验室考察具有高度智能的生物，还是难以达到预定的各种目标。不过，在语言学这个广大领域中，心理语言学已是较具有自然科学特征的学科了。[3]
发展前景展望
纵观美、德、俄、中等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德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学者（如JohannesEngelkamp）、前苏联的Vygotsky和Leontiev、中国的桂诗春等人均从各自母语（德语、俄语、汉语）的角度探讨了心理语言学中相关的问题。但是，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国心理语言学家以英语为研究客体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心智本质”和“语言理解”关系的深层研究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差异为例。英美人在单词和语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的理解过程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以对TheAmericanDream这一名词词组的理解为例。英美人听到这个词组时脑海中出现的“概念连接”或“意念联想”与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连接”或“联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说“这是因文化差异而致”的话，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人的语言理解呢？我们再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所关心的“词素换位”或“词语换位”的现象为例。在英美人的言语中，他们有把carpark说成parkark的，但中国人就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要解释这些现象，心理语言学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语言感知、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均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母语同是英语，然而，澳大利亚人讲的"Icometoday"常被美国人听成"Icometodie"；北京人讲的“旮旯儿”很多南方人也听不懂，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但牵涉到“语音”和“方言”的研究，同时也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发展的空间。赵元润先生是研究方言的大师，伍铁平是研究“模糊语言学”和汉语词源的大师，但心理语言学虽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面提到过“模糊逻辑模型”(FuzzyLogicalModel)，但尚未就“模糊语言”的习得和感知作深入的探索。要说心理语言学的发展，这不能不算是另一个“用武之地”。
第三，人类的“行为语言”有同有异。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初次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一见到中国人早上在大街上锻炼身体时打“太极拳”就认为中国人在准备“打仗”呢？此外，“哭”和“笑”也是语言，而且也是各文化几乎都在使用的语言形式。那么，人们是如何学会使用和理解这类的“非文字语言”的呢？为什么“点头”的动作在绝大多数的国家意指“同意”或“赞同”，而在有的国家则表示“不同意”或“不赞同”呢？这无疑也为未来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思路。
第四，心理语言学很多的研究成果具有指导语言实践、语言分析和语言研究的很高的“应用”价值。比如：心理语言学在“心理词汇”的研究方面所提出的“激活”理论在语言教学方面就有很高的指导意义，但遗憾的是，心理语言学家们尚无暇顾及对其理论应用价值进行宣传和推广。
总之，心理语言学要发展成为一门既能把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融为一体又有别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独立的新学科，还需深化人的思维和心智方面的研究。诚然，心理语言学所研究的“客体”是语言，但研究的实质不仅仅是心理学所关心的心理机制或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而是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机制的运作过程和运作规律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同语言相关的思维现象。我们相信，在近百年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在人类上千年对“心”的研究启发之下，心理语言学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造福于人类发展的，既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高实践指导意义的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