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汤斌
简介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清初学名臣，政治家、书法家。河南睢州人。1652年顺治九年进士，陪顺治读过书，给康熙讲过课，教过康熙的太子。终因皇亲国奸党权臣明珠陷害中伤，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丁卯（公元1687年十月十一日）含恨九泉，享年六十一岁。
  汤斌画像汤斌出身阀阅旧族，家教甚严。崇祯十四年（1641年）应童子试，十五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整个基础教育都是在明朝完成的，入清后以汉人知识分子身份率先入仕清朝并大力推行清政府所倡导的抑汉文化政策。但生活简朴，为时人所称。汤斌任职期间鱼肉荤腥概不入衙署，每日只买三块豆腐作菜肴，人称“豆腐汤”。他的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清朝尊为“理学名臣”。[1]
汤斌的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有一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 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
汤斌官至工部尚书，却众浊独清。他一生顺从，仁厚爱民，政绩斐然，却遭权贵陷害，抑郁而死。直到四十五年后，即雍正十年方得昭雪，下诏以汤斌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追封谥号“文正公”。道光三年从祀孔子文庙。 他是现代小说作家高阳小说《清官册》中的十位清官之一，被高阳称为“豆腐汤”、“煮不出官味”。  汤斌所在朝之康熙帝
汤斌一生主要活动于顺治、康熙两代，历任陕西布政使司副使、江西布政使司参政、翰林院侍讲、《明史》总裁、《大清会典》副总裁、礼部侍郎、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级别管詹事府事、工部尚书等职。他政绩突出，道德清纯，文章清雅，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贡献。他去世后，颇得后人赞誉。清代散文学家方苞称赞他：“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汤斌是清代名臣、中原名儒，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2]
二十六年（1687年）改任工部尚书，被劾，十月忧惧而死。死后入贤良祠。著有《汤子遗书》。[3]
清末民初，汤斌所服侍的清王朝即将成为历史，一些历史学者对汤斌的政治生涯进行批判。大学者刘师培称其“鬻道于虏，炫宠弋荣”、“服官异族，大节已亏”，是“伪道学”，近代革命家邹容称其为“驯静奴隶”。汉学巨擘章炳麟从民族的大视野出发，指出“陆陇其（稼书）、汤斌等隶事两朝，也为士林所不齿。”章太炎在《诸子略说》中讲道：“汤斌、杨名时、陆陇其辈，江郑堂《宋学渊源记》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黄之胄，服官异族，大节已亏，尚得以理称哉？”汤斌任江宁巡抚时为了故作风雅，前去拜见苏州名士徐枋，徐枋羞于出见，断然拒绝。学者李晋华指出汤斌任明史总裁官时抄袭史学家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李晋华《纂修考》、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甚至连康熙皇帝也说汤斌“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说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1989年版《辞海·汤斌》）。晚年加礼部尚书衔辅导太子，但辅导太子并不成功，最后连太子的身份也被废除。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鸣教授在《五光十色说历史·乾隆为何将孝子官员凌迟？“英主”只需要奴才》一书中对满清一朝的奴才官场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揭示：“清朝皇帝提倡理学，为的就是让臣子安分守己，老实效忠。康乾年间的理学家，个个都是规规矩矩装孙子的宝贝。说他们虚伪是可以的，像汤斌那样，位极人臣，总是穿补丁裤子在人前晃来晃去，但说他们会有什么悖逆犯上的言论，打死他们都不敢，做梦都不敢。”[4]
生平
崇祯元年生于河南睢州。  汤斌坐像
崇祯十四年应童子试，十五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等书，　
顺治九年（1652），汤斌中进士。
顺治十二年，出任陕西潼关道，上任之时，他买了三头骡子，主仆各坐一头，另一头驮著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书箱。在此期间，他率领清兵擒获了南明抗清将领李玉廷，出仕之初就为清朝政府镇压本民族的反抗立下了功劳，受到满清朝廷赏识。
顺治十六年，乞假归养。
康熙五年（1666），从学于明清之际的著名理学家孙奇逢。朱学是统治阶级提倡的官方哲学，汤斌是把朱学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倡导者，因而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得到重视。
十七年，清圣祖玄烨为了更有效地笼络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决定举办博学鸿词科。开始时，反清复明的风气正盛，汉人应者寥寥。虽然有急于应试做官的汤斌等汉人积极参与其中，但大批有气节的汉人为了捍卫本民族的利益，抵抗外族侵略进行了最后的斗争，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仍然坚持不与清廷合作，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次年，汤斌在最早出仕清朝并不甘寂寞孤单的准贰臣汉人左都御史魏象枢﹑左副都御史金的推荐下，在没有多少汉人参与竞争的背景下率先应试取中，被授翰林院侍讲，参修明史，寻转侍读，主持过浙江乡试，从此大开了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参幕满清的先河。
二十一年充明史总裁。
二十三年升任内阁学十兼礼部侍郎。这年，江苏巡抚出缺，康熙帝派汤斌就任。汤斌上任后，“禁书坊刻印小说，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等书，大力推行清政府的封建文化政策。”（1989年版《辞海·汤斌》），禁止妇女外出游荡。同时汤斌也实行了一些使封建秩序得到一定稳定的措施，如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蠲免苛赋、建立义仓社学、宣传儒家经典、毁弃五通神淫祠等，这从客观上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从而受到康熙帝的宠任而被尊为“理学名臣”。
清廷以朱熹配享孔庙，把一批身居显宦而又顺从于满人的汉人理学家——诸如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树立为“理学名臣”，就是看上理学在维护自身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与日本侵略时期的所谓“大东亚共荣”颇有异曲同工之意。通过理学这个桥梁，统治者褒贬议论、抑扬人物、评断史事，阐释微言大义，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凌驾于汉人的史学观念和政治意志。
康熙二十五年加授礼部尚书衔管詹事府事，因为清代礼部尚书有满汉两人而且以满人为上，汤斌的礼部尚书职衔也只能相当于以礼部副职的身份辅导太子读书，其职权相当于明代的礼部侍郎。而且后来的结果证明汤斌所辅导的太子胤礽并不成功，最后连太子的身份也被废除。汤斌辅导废太子失败后不得已再次去修明史，充任明史总裁，但汤斌惧怕满清，并不能写出象样的史学作品，学者指出汤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袭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删改方稿入之自己的潜庵史稿中。……且方稿与汤潜庵拟稿相比，皆较简单，以知汤稿实为增改方稿之作。凡此皆据李氏（晋华）《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刘节编著《中国史学史稿》）。同时从现存《明史》可以看出汤斌所编辑的《天文志》晦涩难懂，就史书的要求和体例而言不能算成功。
次年（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改任工部尚书。这时有人指出汤斌的学说是伪道学，说他言行不一，并在皇帝面前弹劾他，十月份汤斌怕被治罪就忧惧而死，享年六十岁。则其任职工部尚书尚不足一月，而且清朝是满汉两名尚书，向以满人掌印居上，则其时的汤斌虽名为工部尚书，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工部的副职而已。且工部是主管土木、水利、机械器物制造工程等事务，在六部权重排名中是最次的。
大学者刘师培认为：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被入祀“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清朝“文字狱”十分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本能的反抗意识，将著名理学大家吕留良开棺戮尸，其中牵及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吕留良忠于自己的民族和故国，与众多有骨气的汉人知识分子一道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是一个誓死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汉人，在明亡后誓死不出仕用侵略手段占领自己国家的异族政府，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从而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则是较早入仕清朝政府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为清朝笼络汉人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表率，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清朝所倡导的抑汉文化政策，曾在江苏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编修的《明史稿》也能曲笔迎合清朝统治者的口味。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雍正皇帝将去世45年后的汤斌树立为汉臣榜样进行表彰并入祀贤良祠，其目的是让汉人知识分子都来效法汤斌。在清代，入祀贤良祠者计175名之多，多为有功绩的满人勋戚和少部分汉人，入祀者大多享有崇高加衔，如太傅、太保、少保等，有不少还是大学士，但汤斌是其中级别比较低的。
乾隆元年（1736），谥文正。清代有“文正”谥号的大臣共八位，汤斌居第七，他们是：朱珪、李鸿藻、杜受田、孙家鼐、曹振镛、曾国藩、汤斌、刘统勋。所著有《汤子遗书》（一作《汤文正公全集》）传世。值得注意的是，汤斌在“文字狱”盛行之时被清政府赐谥“文正”，强化汉人官员无条件顺从清朝统治的政治目的非常浓厚，因为若就学问本身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而言，汤斌与清初黄宗羲和顾炎武等很多大家是不能相比的，即使今天重读其著作，亦了无新意之处。这和他当时迎合屈从异族暴力统治下的残酷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其学术思想难免受到束缚和制约。
清朝经过“文字狱”的大肆封杀和血袭，只有象汤斌、杨名时之类绝对臣服并全心全意为之歌功颂德的少数汉人才能得行其道。明清之际，汉族典籍饱经清朝禁毁、抽毁，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惨状，而清朝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如今所见，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典籍浩如烟海，而明代的历史文献经满人禁毁，则寥寥阙如。
当今学界躁急浮华，迎合功利，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听起来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种理论任其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为汪精卫所谓“曲线救国”的历史人物平反。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不仅日本和俄罗斯，日本把为大和民族而死的各种牛鬼蛇神都视若神明而世代敬仰，即使这些人戕害了全人类的利益也不影响他们神位受到至尊的顶礼膜拜，这也许就是这个民族总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缘由吧。就连美国这种高度民主和重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在涉及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是绝对强硬和严格的，这是古今中外判断一个好人的道德底线。“肯定吴三桂降清”的言论不仅与国家现行的道德水准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朝代都曾经腾跃过鲜活的生命和铮铮铁骨，绝非现在的影视界所充斥的所谓的“康乾盛世”才存在过。而今，群小觊觎中国广阔的沿海甚至内陆疆域，中国的主权正在经受史无前例的挑战和威胁，中国需要自己的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来提振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和素质，一些人“心在曹营身在汉”，这边在中国领着俸禄，享受着特权，而那边早已是将自己的家人和用罪大恶极杀无赦的手段攫取来的巨额财产转移出去，这已构成当下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威胁，正在敲击着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灵魂和良心。
值得一提的是，汤斌、于成龙等作为当时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率先应招入仕清朝，一改当时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所以汤斌能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刻意树立为大儒高官的后世楷模令汉人效仿，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年—1695年）、万斯同（1638～1702）、朱之瑜（1600～1682）等人则都是些学以致用的抗清名士，其民族气节与日月同光，凡此才算中华民族的脊梁。与这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人物相比，汤斌理学中的“节”和“义”就显得缺少脊梁和没有生命力，难以致用了，尤其是难以彰显民族精神。“节”和“义”应该有其自身的筋骨和硬度，不能被当做面团来回揉搓，既然你屈身赢取了自身的荣华和家人的兴旺发达，就不能再去强奸绑架这千古圣洁的“节”、“义”精神。而且汤家也是受过明代国恩的世家旧族，其五世祖世职明代骠骑将军，其本人所受的基础教育也是在明代进行的，但汤斌和他老师孙奇峰所走的路不同，毅然入仕清朝，从这种民族大视野来看汤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机生存意识存在的，这也和中国历代儒家所倡导传统理学的精髓相去甚远，我们对此不能照搬照抄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学者指出：汤斌、魏象枢、魏裔介等虽强称宋学名家，但对宋学并无什系统研究，仅以朱学仰承清朝朝廷意旨，以达通显贵装点门面而已。章太炎在《诸子略说》中讲道：“汤斌、杨名时、陆陇其辈，江郑堂《宋学渊源记》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黄之胄，服官异族，大节已亏，尚得以理称哉？”徐枋是苏州名士，崇祯十五年举人，尊其父（明少詹士，清兵攻陷苏州时投虎丘后溪殉国）“不得入仕清朝”的遗嘱隐居至死；时任江宁巡抚的汤斌为了故作风雅，以掩饰其入仕满清的污点，三至其门而均为其拒见，甚至到后来汤斌吊唁其母时也不屑出见这些臣服于异族的汉人。
汤斌、陆陇其等隶事两朝，历来为士林所不齿，和吴澄事元朝一同看待。
近代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说：“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可见虽贵为“驯静奴隶”，但仍要遭受清朝统治者的歧视。从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没有正义和原则，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悬殊得惊人。这对于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有所认识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层次问题。今人有责任对清代所留下的典籍进行重新梳理和解读。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河南省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就其最后工部尚书的品级而言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远没有后来为了重塑汉人奴才知识分子的形象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为徐乾学所作，但徐乾学是一个势利小人，为人圆滑多诈，遭到朝臣诟病。名臣李光地说他“谲诡奸诈，是朝中的危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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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事迹详述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十一日夜半，刚改任工部尚书仅一个月的汤斌病逝（一说其为看他不顺眼的诸官合谋毒害至死）在家中；此前他刚刚从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勘察西南进贡的楠木回来。任了工部尚书，汤斌便病了；病是老病，逢秋便咳嗽不止、气喘不止，只是这一次咳嗽气喘得厉害，康熙还派了太医前去诊治。稍好，汤尚书就销假视事，带病去了通州。
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汤斌出生在睢州城（今河南睢县），正值改朝，皇位由兄而弟，皇帝由熹宗朱由校而思宗朱由检。今天我们到睢县城，可以看到汤斌祠。
汤斌的父亲汤契祖（一说祖契，此从《清史稿》），喜研《诗经》，中过秀才，做过陕西按察副使（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八章）；汤斌是其第二位太太赵夫人所生。汤斌生逢乱世，十一岁那年，其家为豪绅所逼，无处说理，财产尽失，家道衰落。崇祯十五年正月，李自成军攻下睢州城，汤斌母亲赵夫人“被执不屈”死于乱刀之下殉节；此前赵夫人已逼汤斌躲到北城外庙中读书，其夫也被其说服携母逃往山东曹州……汤斌随父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浙江间辗转，后在浙江衢州（今衢县）寓居。顺治二年，局势稍稳，汤斌便同父回到故乡睢州。家败国破，流离失所，让汤斌成熟而能吃苦；从父学习《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亦很是用功，且悟出了一条终身谨守、所为皆由此出的“座右铭”，即“节用最关治道”。汤斌喜研理学，他不薄程、朱，更信王阳明，因为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经世治用”，而他正想有所作为，他不想做隐士，他想入世入仕、想拯救民众于水火。
　　顺治五年，汤斌参加乡试中第举人；六年参加会试中第贡士；九年参加殿试中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成绩不能算太好，但一路考下来，也是不易，且年纪尚轻，才二十六岁；随后又赶上朝廷恢复遴选庶吉士，汤斌又幸被选中（河南属中等省份，只选4人，汤斌为其一）。庶吉士不是官名，属翰林院，选为庶吉士后即进入庶常馆学习，三年后“散馆”，考试优异者留翰林院，授为编修、检讨，其次授为给事中、御史。汤斌通过“散馆”考试被授为翰林院国史院检讨（比编修低一级）。编修和检讨（更高一级的还有修撰，由状元直接任授）的主要职责就是修史。　　从检讨做起，汤斌一直做到尚书，一直做到名垂青史。但汤斌的“入仕”并不被所有人理解，特别是为当时一些秉持民族大义的抗清英雄们所诟病。由明而清，有一些士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宁死不屈、宁隐不仕、宁“留发不留头”，名垂青史，豪气永存。
编明史编到顺治十二年九月。顺治十三年二月（白寿彝《中国通史》），汤斌“内升外转”为陕西潼关道（按察）副使（其父曾做过的官）。升是升了，由从七品而四品，但并非美差，出京西去，越走风越烈气越干，由山西过风陵渡跨黄河上岸即进入陕西抬头便是潼关城——潼关城背负华山，雄视黄河。自后汉改桃林塞置潼关，潼关便为历代兵争要地。汤斌赴任之时，方正用兵，“供应转输之繁，官吏科敛以办军需，民不堪命”，可见汤斌此任之难。汤副使之责，一则监督府县官吏，二则协调运作兵备打击抗清遗民。
汤斌的潼关副使做到顺治十六年。带着三年副使的心得和疲惫，带着西北的沙味风气，汤斌千里赴任江西岭北道（道府在赣州）参政。还是那人那骡那物件，还是那种阵势排场，陕豫鄂赣古道上一路晃晃悠悠地走来了更加踌躇满志的汤斌汤参政。更加踌躇满志是因为这里是王阳明做过官的地方——一百四十三年前王阳明曾在此做过赣南巡抚，而汤斌尤其笃信王阳明，信奉其“知行合一”，也佩服其文治武功——王阳明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一举平定谢志山、池仲容、王宸濠等暴乱匪霸，并由此得出了一个有名的结论那就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有王阳明激励，汤斌更加实心任事，“甫三日清积案八百余”（可见前任都干什么了，也可见此地方确是有名的难治），并一举剿清抗清明将李玉廷部。正待施展之时，万金家书告父病重，汤斌决意离职回籍“终养”（清制，官员可以停职停俸回籍侍养年老的近亲，终养完起复要候补新职。汤斌有同父异母弟本来是可以不必离职“终养”的）。五次申请，江西巡抚苏宏祖才忍痛割爱同意了汤斌的请求并代为题奏（清制，外官“终养”要由督抚代言）；苏巡抚深知，时过境迁，如果无人提携特荐，他日起复新职是很难的，他舍不得这样的好官好位好时（省部级，三十三岁）。卖了坐骑（为方便公干自费买的一匹马）方才凑足了盘缠，在顺治十六年底，汤斌回到了老家睢州；就这样汤斌的岭北道参政做了不到一年。不想此一去二十年，二十年间汤斌无闻于宦海，直至康熙十七年。
　　父亲去世了，守完父丧，汤斌在父亲的坟旁植了五百颗松柏后便骑驴去河南辉县苏门山夏峰拜从孙奇逢师。这回买的是驴，因为这回的心情没有那么急迫复杂，路途也没有那么遥远坎坷。那一年是康熙五年（九月），那一年汤斌刚好四十岁。汤斌久慕孙奇逢，是因为孙承陆九渊、王阳明之学，讲慎独、讲体认天理、讲日用伦常、讲励行经世。孙奇逢容城（今河北）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清史稿》），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与鹿正、张果中筹银捐赎毅然运回被魏忠贤残害的东林君子左光斗等人的遗骸，时人景慕，称孙、鹿、张三人为“范阳三烈士”。睹明末如此，但看清初这般，在“对明朝的灭亡感怀至深”的同时，孙与黄宗羲、李颙不约而同地在“清朝建立以后均终身不仕”（张京华《燕赵文化》），可能正是都有此品行，此三士方才被人并称（孙与黄宗羲还被并称为“北孙南黄”）。孙的感怀还算是超越历史局限的、是比较理性的，他不仅不仕清原亦不曾仕明，任凭大学士孙承宗、兵部尚书范景文一再征召。到康熙十四年以九十二岁高龄卒，孙奇逢被明清两朝共征召十一次而不仕，先易州五峰山后辉县苏门山，讲学躬耕，其意决绝；八十三岁时来了四十岁的汤斌，难得的曾官至监司的大龄学子。
　　师从孙奇逢学了一年，汤斌回到了故乡；康熙八年，筹建绘川书院，讲“身心性命纲常伦理”，讲“人事外岂复有天下，不尽人事便是违天”，讲“居敬穷理，躬行实践”。这一讲讲到康熙十七年。
　　康熙十七年，康熙诏告开“博学鸿词（儒）”科，意在选“奇才硕儒、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要求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各举所知”。所谓“博学鸿词”科，类似我们今天的成人教育（解“文革”耽误一代之题），都是权宜之计；乾隆十四年以后“博学鸿词”科未在开考，今天的成人教育也越来越式微。响应皇帝号召，最早入仕清朝的汉人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左副都御史史金鋐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推荐汤斌。五十二岁的汤斌决定应召。三月一日，太和殿体仁阁下，一人一张矮桌，一人一赋一诗，赋题“璇玑玉衡赋”，诗题“省耕”……张榜时录五十人，汤斌列一等第十八名（高阳在小说《清官册》中说是第二名是无稽之谈），被授翰林院侍讲（比“散馆”时所授检讨高三级），主教习、纂修等职；又入修明史行，拈到的实际任务是编纂“（明）太祖本记”。康熙二十年二月，汤斌调为日讲起居注官，主要任务是随皇帝参加重大活动并编记藏存；这是很有面子的官职，地方官见时要“跪清圣安”答“皇上安”，送别时要“寄请圣安”答“回京代奏”，这是规定程序。
　　授为日讲起居注官后，即赶上乡试大考，汤斌被点为浙江乡试主考官。充任乡试考官是难得的美差，但要进士出身、副都御史以上的京官，亦多用翰林；充任浙江乡试考官更美，一则浙江乃富庶地，二则浙江定选名额多，为全国第二，要取一百多名举人；充任主考官自然是美上加美，得两三千两贽敬银（专门用来拜见、孝敬师长的见面银，一种规矩）是情理之中的，不客气的还可捆载些日常洗漱床上用品而去。“据说，放了一次主考，最最清廉自矢决不出卖‘关节’的太史公，也可得三四两银子，则下半生求田问舍、长子孙的费用也有了着落”（周劭《中国明清的官》）。其实充任乡试考官是有诸多不许的，如不许带家小、不许带过多佣人、不许游玩、不许接见故人、不许与外界交际等，入主考省境要封轿门，进驻闱馆要封馆门。接待汤斌一行的首县是杭州府钱塘县（高阳《清官册》），见过县令，汤斌指着簇新的湖色杭纺门帘对县令说，贵县的备办太过华丽，试事完毕，请好好收回，待下科乡试再用。言毕汤斌并与县令约法，火食我们自己备办，手下人如有藉故索要或委办事项的可随时锁拿或告知本官本官一定严办，而贵县亦不得有所摊派（办闱差也是地方官自肥的好时机，虽然办时要小心侍候谨防疏漏）。听汤主考所言，县令未敢深信，颇有些疑惑，果然遇上了清正之官？回到县衙，县令封了三百两银子派使役送闱馆嘱亲交汤主考，一则以求言好不求疵，二则可略做试探。使役很快回来，银子自然是没送出去，还得了训斥并差点被抓，这下县令放心了。“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中举的“门生”们一身轻松满脸欢喜心甘情愿地送来了贽敬银，八两百两的不等，汤斌是这手收了富家门生的那手便送与贫寒门生。安排完贽敬银，汤斌便按照“事竣复命”的昭官正则打道回京了。做清官难难在手下也要跟着一起“清”，而且要任清任怨。副主考官于觉世顺治十六年进士，一路上只是听前辈长官的；临时搭档，不能太苛，汤斌没有拦阻他收拿贽敬银，估计这点“灰色收入”也不在违纪之列。
　　知汤斌主考浙江时闱中弊绝风情、闱外一介不取，康熙立升其为翰林院侍读，一年后（二十一年）又命为《明史》总裁官，又一年后迁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再一年后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大清会典》副总裁官。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江宁（今南京）巡抚出缺，康熙亲自举荐汤斌，“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于是，仅做了三个多月内阁学士、已经五十八岁的汤斌又要赶赴江宁巡抚任了。行前，康熙特谕汤斌，“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华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并赐鞍马一匹、表里（绸缎衣料）十匹及银五百两；又赐御书三轴“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又赐御膳四样，即在南书房享用。汤斌的前任是同科进士余国柱，是圣眷正隆权势正熏的大学士明珠的爪牙，时有“余秦桧”之称，敢于为非作歹，敢于帮明珠和自己捞财，明珠怕其闹大添乱，寻得左都御史（余国柱原是由左副都御史而天下第一重缺江宁巡抚的）缺便将其调离江苏进了京。贪官做监司风宪官似是一种讽刺，这样状况自然蕴藏着危机和危险。
　　此前不久，淮安、扬州大水，巡抚余国柱上疏，“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徵赋。”作户部给事中时即以刻苦地方见长的余国柱面对一片汪洋仍不忘捞取业绩。此后不久，余便高升进京了。走了余来了汤，汤巡抚实地勘察后“奏寝前议”：水亦未退，水退处亦无法耕种，请否余国柱疏，免赋。汤、余意左，部议再勘，实如汤所奏，准免。余虽已升在京堂，刚得外任的汤斌亦未有所顾虑，胆量可大精神可嘉。
　　江苏乃富庶地，一则税赋重，仅苏州、松江两府的税赋即相当于百余偏小之州县的税赋之和、亦相当于有的省一省的税赋；二则迎送多，苏地历史悠久文化渊远，街巷楼阁粉墙黛瓦美味佳肴园林海景最宜逸游沉醉，不由人们不向往，且不说有多少正事。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汤斌上疏朝廷，详细分析了江苏土隘人稠差徭繁杂催科紧逼赔补维艰的实际情况和税赋积欠日重的原因，奏请减免；朝廷议准。世道即已承平，自当与民休养生息，藏富于民。对于迎送之事，汤斌令一律“一荤一素”侍候，其余照规定办，如有罗嗦需索的送巡抚我这来。即如此，属官自然轻松了，地方也不必糜费了，往来差官也就只好“鼓棹而过”了。汤巡抚接待皇上尚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怕其他或贪或佞的官吏不成。
　　以汤斌所奏江苏税赋得免，余国柱让人转告汤斌说这全赖明珠大学士之力，你们当有所表示，拿四十万两银子吧。汤斌不理。地方绅士知道这一情况后，恐得罪朝廷权宦后患无穷，联合凑了四十万两银子交汤斌送上。汤斌说，此有三不可，税赋减免出于天恩，今再如此，似乎皇上口惠而实不至，此一不可；我生平自矢，不以一己富贵荣辱而降志，如此良心何安？二不可；今要四十万给四十万，明天要四百万即给四百完万不成？三不可。以余国柱、明珠之尊，白开了一回口，四万都没到手，气自难咽，埋下祸根那是当然的了。遇到这样的外官（下官）是余国柱、明珠倒霉；遇到这样的京官（上官）是汤斌倒霉。象汤斌那样“洁己率属”，有汤斌这样的榜样参照，其手下也“好不了”那去，“外吏辇（用车运）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清史稿》）
　　郭琇是吴江县知县，其行为传到汤巡抚耳朵里的有正反两种，一则才干卓越，一则苛敛贪墨。汤斌把郭琇叫到巡抚衙门一问究竟，郭认“贪”，“向来上官（前任巡抚余国柱等）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如不填他沟壑，卑职必丢，卑职无所谓，只是如此卑职便失去了为民谋事的机会了。今大人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回到县衙，郭知县亲率手下，水洗堂内堂外，以为自新，从此大改前辙。康熙二十四年底，吏部文令“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汤斌以郭“居心恬淡，莅事精锐”举荐之（因任内税赋未完郭并不尽符“行取”条件，但汤斌力为其辩“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一如前述），后郭得任江南道御史。正是这个郭琇上疏力劾明珠、余国柱，终至明珠罢大学士、至卒二十年未再得用，余国柱撤职逐回原籍；御史半年，“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清稗琐缀》），一时郭被称为“铁面御史”；后郭琇官至湖广总督。康熙四十年，郭琇以病乞休时，康熙说“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汤斌荐郭琇是清官荐清官，自成良性循环。
文学成就
汤斌一生以学问治天下、以学问辨是非、以学问教后辈。他不但是理学的创新者，而且是理学的实践者。  汤斌他从1660年归家丁忧起，近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而是沉心于做学问。他著有《潜庵语录》、《潜庵文钞》、《春秋增注》等十几部书。
他的名作《桃花源》诗，以“能使此心无魏晋，寰中处处是桃源”的境界，得到读者赞赏。
同时，他教子有方，四个儿子汤溥、汤浚、汤沆、汤准皆有才，四子汤准著有《临漪园诗集》[3]
勤政恤民
汤斌曾先后在陕西、江西、江苏、北京四地做过官，从政十二年，其中前五年多历兵事。
汤斌考虑父亲年老，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休假，后父死，为父守丧。守丧期满，听说容城人孙奇逢在夏峰讲学，便背着书箱前往跟随他学习。康熙十七年，皇帝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取士，汉人中入仕清朝较早的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推荐汤斌，由于汉人应者寥寥，汤斌考试得一等，授翰林院侍讲，参修《明史》，而著名理学大家吕留良则看穿了清朝企图笼络当时的汉人名士的伎俩，严词拒绝了浙江当事者的首荐，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节气。而汤斌于康熙二十年，充当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后升为翰林院侍读。二十一年，任命为《明史》总裁官，升为唐事府左庶子。
二十三年，提升为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缺员，朝廷大臣已推举了候选人，皇上说：“现在称为道学者，有的言行不一。我听说汤斌跟随孙奇逢学习，操行很好，可以补江宁巡抚。”汤斌临行时，皇上对他说：“做官应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俗崇尚奢侈，应该努力教化引导，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事，一定要慢慢地进行，使他们改变原来的观念。”并赐鞍马一匹、衣料十块、银五百两，又赐亲笔字三幅，说：“现在该远离京城了，打开它，便如同见我的面一样。”十月，皇上南巡，到苏州，对汤斌说：“一向听说苏州阀门为最繁华的地区，今日看那里的风土人情，崇尚虚华，安于享受，从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你应当使他们去掉奢侈之习返归淳朴，事事都要追求它的根源，以农业为本，也许可以挽救颓废的风气。”
汤斌说：“公则明，廉则威。” 汤斌担任江苏巡抚的前一年，江南扬州一带闹水灾，前任江苏巡抚余国柱曾上奏朝廷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但汤斌到任考察后，看到好多田地还被水淹着，有些田地里的水虽退下去了，却没来得及耕种，第二年无法缴税。所以他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免除了江南扬州一带的赋税。汤斌出任江苏巡  汤斌抚的第二年，扬州一带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又发动全省文武百官踊跃捐献，但还是杯水车薪。于是，汤斌下令江苏布政使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派人到盛产稻米的湖广一带采购大米。当时一些官员劝汤斌说：“国库的银两你不能私自动用，要动用的话应该给皇上上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你承担不了。”汤斌说：“如果我们现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现在先用着，我们的皇上非常仁慈，他不会怪罪我们。他要怪罪下来，罪过由我一人承担，就是免去我的职务，但能救整个扬州的灾民也值了。” 汤斌知道，这五万两银子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让前去买米的官员，沿途不断散布消息，说扬州一带的米价已涨到一两银子一斗。结果，各地的粮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把大米运到扬州，最后米多了，米价也就降了下来。汤斌用这种方法，最后使一斗米的价格降到了一百个铜钱，于是由旱灾引起的饥荒很快得到了缓解。
作者简介:高阳，本名许晏骈，浙江杭州人，擅写历史小说，也是著名的“红学”专家，读者遍布全世界华人社会，与金庸齐名：其作品流传甚广。[6]
近年有小说作家高阳在自己的小说《清官册》上说汤斌为“天下清官第一”。但根据历史考证，汤斌在整个清朝历史典籍中并没有“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只有高阳的小说《清官册》这样说，他在小说里说汤斌是“大清王朝第一清官”。于是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在清代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清官册”，“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不过是小说语言而已。
大家知道，近几年国家提倡反腐倡廉，大家反而又想起清官了。政府用道德的准则来树立清官，媒体以历史戏剧等形式来刻画清官，而老百姓则以故事传说的形式传扬清官。一时间，“清官”之说甚嚣尘上。清代前期，由于受到严酷政治形势的制约，大批委曲求全的汉人官吏在政治舞台上无所作为，靠穿破旧官服，大搞清官作秀之风，这实际上是很滑稽的。迄今所能看到清朝康熙年间“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有多种版本，有些杜撰显得十分滑稽。张伯行、赵申桥、于成龙、张埙、施世纶、王言等人都有“天下第一清官”之称。而据考证，张伯行、于成龙、施世纶等人在生前或死后确曾被当时的老百姓或官方颂称过“天下第一清官”。人们渴望清官出世的愿望是好的，但历史学的考据也是很严肃的学问，不能掺杂进去太多的浮躁。况且清代的高压政策也不允许汉人官员向历代臣子那样说实话做一个真正意义上刚正不阿的好人和清官。
不畏权贵
顺治十二年，汤斌到了潼关，向守关的把总说明身份后，把总见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又少，便使劲摇头说：“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来。”可是，就是这个“煮不出官味来”的四品道员，上任不到三个月，潼关各州县的土豪劣绅就不敢再作恶，地痞流氓也  汤斌的墓地所在地纷纷收敛，百姓则安居乐业。
汤斌任江苏巡抚时，汤斌大肆“推行清政府的封建文化政策。”（《辞海·汤斌》），“禁书坊刻印小说”，收缴所有对清朝不利的出版物，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
时江苏上方山有一祠叫“五通神祠”，民间传说一般人来此祠祈祷有求必应，非常灵验。当地人信巫士所言，常常在那里祈祷，到了痴迷的地步。汤斌听到后，对这种愚昧的做法十分愤怒，于是，上奏请求毁掉神祠。巫士听后，又恨又怕，于是大造舆论说：“神灵听说汤某想毁掉神祠，准备送他到阴曹地府。”当地百姓既信神灵，又敬汤斌为民为国所作的功绩，纷纷前来劝阻汤斌，但汤斌执意拆掉神祠。拆祠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拿着香拦在道上，有的甚至跪在地上求情。汤斌笑着向百姓解释：“我之所以拆掉神祠，一是神祠不灵，巫士作怪，请众乡亲不要浪费钱财；二是我已上奏获准拆毁此祠，不得违抗。大家怕有不测，我感谢大家的情意。” 于是他亲自指挥拆掉了“五通神祠”，焚烧了神像。时隔很久，汤斌也未遇到什么灾祸。
汤斌为官清正，平时采野菜供膳，每餐必有一味豆腐，因而他有一个看似戏谑、实为敬重的外号—“豆腐汤”（以上片段俱来源于小说《清官册》，今见河南省睢县汤氏祠堂殿堂规模宏大，似与此说不符）
汤斌刚正不阿，不趋权贵。当时明珠为大学士，在朝中当权，前任江苏巡抚余国柱告诉汤斌，说朝廷免除江南赋税，都是大学士明珠尽力促成的，但汤斌认为是自己的坚持，对明珠毫不理睬。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却没有汤斌的属员。康熙二十五年，因修河道之争，汤斌仗义执言，触怒了大学士明珠，因而遭到明珠及其党羽的陷害。后来，汤斌离任苏州时，老百姓都围着不让走，汤斌激动地说：“爱心有心，救民无术。”明珠就抓住这一句话来诬陷他，说他有诽谤皇上之意，向皇帝弹劾汤斌。结果康熙帝给予汤斌降五级的处分。汤斌一生光明磊落，勤政廉洁，却为官场权贵陷害。
因为一连串打击，康熙二十六年，改任工部尚书仅一个月的汤斌在家中病逝。
汤斌的生活清苦，他的故居板门竹篱，异常简陋，其死时家里仅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此说来源于小说《清官册》）汤斌死后多年，其孙汤之旭又做了高官，朝廷才又赐予汤斌谥号是“文正”。这是封建社会最高的谥号，整个清王朝，得到这个谥号的只有八个人，这八个人其中一般不愧”文正“这个名号，尤其是曾文正公（国藩）更是当之无愧。
汤斌死后，葬在宁陵县黄岗乡己吾城村村南，至今尚有坟丘尚存，略显凄凉。这个家族墓地，埋葬着汤斌和他的四个儿子、一个侄子。而位于睢县城内解放路西段的汤斌祠（实际上是汤斌为其母亲兴建的祠堂，因为汤斌的名声更大，后人乐于误传之。该祠堂殿房宏大，由此观之似乎汤斌也并不是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睢县著名的文物旅游景点。
据汤斌的后人汤志兴介绍，他有幸参加了第三届世界汤氏宗亲恳亲会，有美国、印尼、印度、香港、澳门等国家、地区和全国各省代表团共四百多人参加，河南省代表团有七个名额。因为先祖汤斌的墓地在宁陵，许多汤氏华人后裔要求下一届世界汤氏宗亲恳亲会在河南召开，拜谒先人，寻根问祖。汤志兴和族人正在积极筹措此事，并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希望在开恳亲会前能把汤斌墓修葺一新，恢复原貌。[3]
人物轶事
弹劾一钱官清朝康熙年间礼部尚书汤斌的一则轶事。说的是南昌某人，一天偶尔经过京城延寿寺街，看见书铺中有一个少年用几枚钱买了一本《吕氏春秋》，恰巧有一枚钱落在地上，某人暗中用脚踏在  汤斌苏州石刻像钱上，等少年走后就俯身拾起这枚钱。旁边坐着一位老翁，盯着看了很久，忽然起身问了某人的姓氏大名后，冷冷地笑一声离去。 后来，这个昧心“俯拾”一枚钱的某人，以监生的身份进入誊录馆任职，赴吏部应选得到江苏常熟县县尉的官职。他欣喜万分，整装赴任之际，到巡抚衙门投书请求谒见上司汤斌。当时汤斌正任江苏巡抚，结果某人“十谒不得见”，请求十次也得不到一次接见的机会。某人正在纳闷儿，欲问根由，只见门卫传达汤斌的命令说：“你不必前去赴任，你的名字已经写进弹劾的奏章了。”某人问：“大人弹劾我什么罪？”回答：“贪钱。”某人自己思忖：“我尚未赴任，怎么会有赃证？一定是弄错了。”急忙请求当面陈述。门卫进去禀报后，又出来传达汤斌的命令：“你不记得从前书铺中的事了吗？当秀才时尚且爱一钱如命，今天侥幸当上地方官，能不探囊月去箧（偷窃），为纱帽下之劫贼乎？（能不绞尽脑汁贪污盗窃，成为一名戴乌纱帽的强盗吗？）请马上解下官印离开，不要使当地老百姓因为你的贪污盗窃而受苦痛哭。”听了这番话，某人才想起以前在书铺中叩问姓名的老翁，就是这位巡抚大人汤斌，于是满面羞愧地弃官而去。 　这件事载于《谐铎·卷三》。故事中的年轻人，因平时不注意严格自律，曾经贪过一枚钱，结果刚刚被任命了官职，还没有到任就被巡抚汤斌弹劾罢了官，可真够“短命”的了。然而，惟其有了汤斌的严格把关，才避免了某某的“带病上任”，这也称得上是一则“关口前移”的察人佳话吧。尽管汤斌的发现纯属偶然，但他要求官员廉洁自律、绝不任用徇私贪墨之徒的原则精神却值得借鉴。 　据《清史稿·汤斌传》，汤斌其人刚正不阿，廉政爱民，由地方巡抚大员而官至礼部尚书，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和老百姓爱戴。《谐铎》所记的这则轶事，表明封建集团中像汤斌这样的明智官吏，对官员的选任，陈了考察才干之外，还是很注意品性节操的。一个官员的个人节操至关重要，因为对于执法而言，能否公正执法，同执法官员是否具备公正、廉洁、无私等品性，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为官者如果心存贪欲，就难免徇私舞弊，由贪一钱而一发不可收，以致变成“纱帽下之劫贼”，祸害百姓。可见汤斌坚决弹劾一钱官，正是在选官用人上的明察秋毫、防微杜渐之举。[1]
“豆腐汤”的由来汤斌从进入仕途之日起，一直克己省身，依靠俸银作为全家生活的来源。清代的官秩最高级别为正一品，年俸也不过 180 两 （ 京官依例支双俸，正俸每 1 两还可支米 1 斛，约 14 公斤 ） ，对于千里做官不为财的清官来说，只有国家发给的这些薪水收入，他们所过生活必定是清苦的。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时，几乎不沾荤腥，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岭北道的驻地赣州曾有人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 康熙时，汤斌由内阁学士出任江苏巡抚，职重位显，独当一面，但他不谋私利、不图享受，坚持过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又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也曾给贪婪成性、作奸害民的前任巡抚余国柱起过一个“余秦桧”的绰号。百姓们总是善于用极其简练而又非常朴实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清官与贪官的本质区别和个性特征，表达自己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不为御道而拆民房汤斌是清初理学名臣，康熙帝称他为人颇有操守，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内阁学士外放江苏巡抚。  
汤斌任巡抚这年，苏北大水灾，灾民成千上万涌进苏州城，秩序混乱，人群拥挤。正好这时传来康熙帝南巡到苏州的递报。两江总督等官员见苏州城里灾民沿街搭设简陋房屋，致使原本狭窄的道路更显得狭窄了，便下令拆毁民居以拓展皇帝车驾通过的御道。汤斌知道了，立即予以劝阻，经他制止，街道仍和往常一样，人群熙熙攘攘，拥挤不堪。
康熙帝车驾来到苏州，进入城区后，发现街道颇见狭窄，车驾和大队人马很难顺利通过，就叫来地方官员问话。汤斌向皇帝面奏，他说：“圣明天子是最关怀、体贴民间疾苦的，所以才要南巡。如果仅为了一时通行而扩充街道，令民众没有住合，这可不是当今皇上的本意啊!”又说：“我领会皇上爱民之心，体民之情，所以就不拆民居。”
汤斌说得头头是道，康熙帝听了大喜，当即批准报蠲睢宁、沭阳和邳州等地税银几千两。与属官先打招呼清初，苏松两府富甲天下，在那里做官的，未满三年就自我离任，盖上司知是肥缺，经常向下属逼贿，以至因挪用库金而进狱者多多。
汤斌在家读书二十年，又长期做地方官，深知其中积弊，积重难返。于是在刚出任江苏巡抚时，就向所属的道、府、县等地方官先打招呼，以免日后言之不预。他说：“你们挪用库金讨好上司，无非是为了做官嘛，现今为拖欠所牵累，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愿和你们相约，日后能够称职，我自然会提拔你们；要是做不到，以考成后顺利归家，太太平平地回乡，也不很好嘛?!”他还告诫所属官员，切切不得受下属贿赂。汤斌办事，令出期于必行，致使苏州大治。
《清史稿·汤斌传》
原文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试一等，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二十三年，江宁巡抚缺，方廷推，上曰：“朕闻汤斌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濒行，谕斌曰：“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初，余国柱为江宁巡抚，淮、扬二府被水，国柱疏言：“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斌遣覆勘，水未退，即田出水处犹未可耕，奏寝前议。二十四年，疏言：“苏、松土隘人稠，而当大省百馀州县之赋，民力日绌。恳将苏、松钱粮各照科则量减一二成。”淮、扬、徐三府复水，斌条列蠲赈事宜，请发帑五万，籴米湖广。未俟诏下，斌赴诸州县察赈，疏闻，上命侍郎素赫助之。常州知府以失察属吏降调，斌察其廉，奏留之。特旨允行。斌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禁妇女游现，胥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词小说。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骜。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瘵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饬诸州县有类此者悉毁之，撤其材修学宫。教化大行，民皆悦服。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延臣有举斌者。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延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曰：“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日：“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恚，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斌适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未几，疾作，卒，年六十一。[5]译文汤斌，字孔伯，是河南雎州人。康熙十七年，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的科举考试，汤斌考试取得一等，授官翰林院侍讲，参与编修《明史》。二十三年，江宁巡抚缺员，朝廷正在荐举合适的人选，皇上说：“我听说汤斌有高尚的操行，可以担任江宁巡抚。”汤斌临行时，皇上告诉说：“平素听说吴地繁华，如今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崇尚虚华，安于享受，经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你应当使当地去掉奢侈的习俗，返归淳朴的民风，每件事都要致力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大概可以整治吴地颓废奢华的风气吧。”当初，余国柱任江宁巡抚，淮安、扬州二府遭受水灾，余国柱上疏说：“水退之后，田还可以耕种，第二年应当照例征收赋税。”汤斌派人重新勘察，发现水并没有退去，即使田已露出水面的地方也无法耕种，于是上疏奏请平息原先余国柱的议论。二十四年，汤斌呈上奏章说，“苏州、松江土地狭小，人口稠密，可是承担着大省百余个州县的赋税，百姓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恳请皇上将苏州、松江的钱粮照征收标准减少一二成。”淮安、扬州、徐州三府再次遭受水灾，汤斌按条目列出减免赋税的事项，请求朝廷拨发五万两银子，从湖广购米赈济灾民。还不等诏令回复，汤斌就前往各州县视察救灾的情况。朝廷获悉汤斌的禀奏后，皇上命令侍郎素赫协助他办理救灾事务。常州知府因为对属员失察被降职调任别处，汤斌了解到他很廉洁，就奏请让他留任。皇上特别下旨，允许照办。汤斌命令各州县建立社学，讲解《孝经》、小学，禁止妇女四处游荡，官府小吏、市井倡优不准穿皮衣和丝织品，焚毁不健康的书籍。苏州城上方山有座五通神祠，已有数百年．远近的人都争相前往。年轻女子生病，装神弄鬼的人就说五通神要娶她做妻子，生病的女子常常病死。汤斌没收五通神的塑像，木雕的就烧掉，泥塑的就沉到水里，并下令各州县凡有类似的祠堂全部毁掉，卸下原来的材料修建学校。教化得到普遍推行，百姓都心悦诚服。皇上给太子选择辅导大臣，朝臣中有推荐汤斌的。汤斌将前往京城，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拦路烧香为他送行。二十六年五月，天不下雨，灵台郎董汉臣呈上奏章指责时事，语言触及当权的人。皇上让朝中大臣商议，明珠很害怕，担心自己承担罪责。大学士王熙说：“这是市井小人胡言乱语，应立即斩首，事情就可以完结。”汤斌后来也到朝廷，余国柱把这件事告诉他，汤斌说：“董汉臣根据诏旨议论朝政，没有处死的理由。大臣们不敢讲而小臣敢讲，我们应该自我反省啊。”皇上最终赦免了董汉臣的罪。明珠、余国柱对汤斌更加怨恨，摘录他的言论向上禀报皇上，并找出汤斌在苏州发布文告中的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把这作为对朝延的诽谤，皇上传旨责问。汤斌只是说自己天资愚昧，过错很多，请求严加惩处。正赶上汤斌带病入朝，人们道听途说越传越广，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住在意城的江南人，要击鼓为汤斌诉冤，后来知道没有这样的事，才散去。不久，汤斌疾病发作，死去，终年61岁。[7]
书法原作
汤斌的书法用笔遒劲,笔墨生动，实属佳作。
汤斌书法作品(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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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欣赏
汤斌善画山水,工笔、写意均擅长,笔墨清丽健劲,一丝不苟汤斌画作(10张)。
  吴中山水 卷
  罗汉图 册页(12开) 纸本水墨  十二尊者相 手卷 设色纸本
[7]  山水 镜心 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