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默里·布克金
人物简介
  murray bookchin[1]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1921-2006），生前系美国新泽西拉马波学院教授、佛蒙特社会生态学研究所(ISE)创始人，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生态学和环境政治理论，相关著作包括《我们的人工环境》、《后稀缺无政府主义》、《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城市化的兴起与公民权的衰弱》、《重建社会》和《社会生态学的哲学》等。
莫里·布克金(1921年1月14日–2006年7月30日)生于纽约，父母为俄国犹太裔移民。早年曾参加共产党活动，因不满其集权专制倾向转而投身无政府主义研究。美国自由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哲学家，环境主义者、生态保护主义者，无神论者，演说家、作家。他的大半个人生中，都称自己是一位坚贞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作《自由生态学》。
自由生态学
  [2]默里·布克金，绿色哲学家(January 14, 1921 – July 30, 2006)
将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学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机结合地建构出他独具特色的生态无政府主义理论，为当代绿党政治滥觞。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提供了对工业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评。当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五年计划时，新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点燃了乌托邦的火焰。
《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推进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激进的、理论上内在一致的生态政治理论，以替代在很大程度上技术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和单一议题性的环境运动。 《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系统追溯了我们社会中相互冲突性的自由与支配遗产——从人类文化的最初显现到当代的全球性资本主义。作者认为，环境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衰败，始于人类等级制地组织其自身的那一时刻。换句话说，在等级制被废除和人类创建一种更明智、可持续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之前，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将会延续。
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作为一个“红绿”生态政治理论与运动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默里·布克金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于2006年夏的辞世也使这一理论的未来走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默里·布克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逐步创建了这一哲学政治理论。《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和《自由生态学》等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植根于更为深层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统治性的等级制政治与社会体制，而正是后者导致了现代社会对一种“增长或是死亡”哲学的无条件接受。在它看来，一方面，除了那些纯粹的自然灾难，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其经济、种族、文化和性别冲突的根源。布克金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人类必须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人对人统治的现实。”另一方面，抗拒或替代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体制，很难通过个体性行动比如伦理性的消费合作，而必须借助于基于激进民主理念的更加深刻的伦理思考和集体行动。
在哲学层面上，社会生态学更加强调人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并主张将对这种复杂关系的尊重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布克金明确主张，人类作为自然界长期演进的智力结果或体现，理应在自然界的未来上升性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主动性的角色。依此，他晚年强烈批评了深生态学、“新时代”复古主义等对自然生态价值的盲目推崇和对人类生存生活选择合法性及其理性能力的贬低。
值得指出的是，默里·布克金一生的学术思想主旨经历了一个从传统革命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回归社会主义左翼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他中年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晚年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日益明确地把社会生态学概括为一种自由进步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的新形态，或者称之为“自治市镇主义”（municipalism/communism）。不仅如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社会生态学”也已经从一种最初的政治哲学演变成为研究主题更广泛比如更加关注时代现实议题、更强调实现资本主义绿色变革的理念普及与技能储备的政治社会理论。对此，我们可以从作为社会生态学大本营、位于美国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机构设置与研究重点调整上看出来。
2005年以来，“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布克金逝世前后对他著述的进一步编辑出版及其相关评述，二是布赖恩·托卡（Brian Tokar）等新一代社会生态学家的新著述。但总起来看，我们很难找到像安德鲁·赖特（Andrew Light）1998年主编出版的《布克金之后的社会生态学》那样的围绕社会生态学理论本身的全面争论性作品。而且，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学术活动上，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似乎都在强化着与位于挪威的选择性民主研究中心及其杂志《公社主义：理性社会国际学报》的联系。
前者除了于2004年和2005年再版的《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还包括由埃里克·艾格拉德（Eirik Eiglad）编辑的《自由城市：地方自治主义与左翼》、由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编辑的《无政府集体组织：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我管理》和由埃里克·艾格拉德编辑的《社会生态学和地方自治主义》。此外，《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刊发了一个“默里·布克金的遗产”的专栏。其中，布赖恩·托卡回顾了默里·布克金对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及其对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环境政治社会运动的影响，认为无论就理论创新还是实践推动而言，他都是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而达米安·怀特（Damian White）从布克金“市镇自治主义”对后工业城市未来想象的视角较高评价了他的理论遗产，认为这对于我们探索未来城市的功能与规划仍具有借鉴参照意义；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则从哲学角度批评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在承认其理论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它是使辩证法庸俗化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学（詹尼特·比尔随后对这种理论批评做出了回应和反批评）。
后者包括布赖恩·托卡的《走向气候正义》、弗雷德·玛格多夫（Fred Magdoff）和布赖恩·托卡主编的《危机中的农业与食品：冲突、抗拒和更新》，等等。但可以看出，由于布赖恩·托卡理论关注点上的新特点，我们恐怕已很难再看到由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主持发动的像《先驱》（一种社会生态学杂志）（2001—2002）和《左翼绿色观点》（1988—1998）那样的理论争论。而这对于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及其社会生态学本身的长远影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作者：郇庆治
最后的知识分子
  [3]保罗·古德曼和诺曼·乔姆斯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却仍然被我们所忽视。”这几乎可以说明公众注意力的褊狭；较之于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显得更深刻、更丰厚，而他却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说俄语的社会革命家的祖母和母亲在纽约抚养长大的(意第绪语和英语是他的第二、第三语言)，他经历了我们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释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着像欧文·豪这样的人走的”(他并不认识欧文·豪)。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是少先队组织。“到处都有我们和我们的军乐队……那些能买得起一套蓝色制服的人，买到了并穿着它，不再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而是把一只张开的手举过右边太阳穴，表示这个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会主义征服。”后来，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团员。然而，人民阵线、莫斯科审判以及苏维埃一纳粹盟约不容置疑地将他驱赶到对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异议的托派。在军队里服役后，他成了铸造工人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厂工作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的甚或是激进的力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进入了军校。
布克金没有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而转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早期的大多数激进派习惯于忽视的两个论题：生态学和城市，在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打下了印记。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综合环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笔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六个月，《我们的综合环境》再版发行，正如其作者于再版中所说，这本书差点被《寂静的春天》所淹没。
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布克金被错误地当作雷恰尔·卡森的追随者，或因为太过乌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宫。与卡森不同，布克金不仅研究农药，还研究食物添加剂、化学化的农业、X光、放射性尘埃以及膨胀的城市。对于评论家来说，这太多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推断说，“没人会要阻止这个社会前进，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会让我们退回到过去。”布克金的《我们的综合环境》以这样一种想象来结束，亦即“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综合、全国与地区综合、城镇和乡村综合”。
然而，不管这本书的下场如何不幸，它却开始了他不倦的写作事业；他的著作《城市的极限》、《后稀缺的无政府主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生态学》，为一种生态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而斗争。他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哲学家而写作。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者迥异，布克金对20世纪60年代的不满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左派：马克思主义太保守了，太拘泥于对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了。他的最受称赞的有关60年代的小册子《听着，马克思主义者!》大肆攻击了僵死的、致命的列宁主义口号在新左派中的复兴。布克金站出来挥臂表示不满：“30年代所有过时的陈词滥调又死灰复燃了。”
他一直扮演着对学界激进派和软弱改革派的严厉批评家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进的政治渐渐意味着一个死气沉沉的投票站，一场无声而乏味的请愿运动，满车的标语口号，操控一切的政治家们充满矛盾的辩驳，群众集会式的旁观者运动会，最后，是卑躬屈膝地请求小小的改革——无论如何，激进的政治只能是直接行动的预兆、是摆好阵势投入的战斗、是暴动的冲突、是在历史上标志着每一次革命计划的社会理想主义……而当今的“激进主义”更是令人恐怖的尖叫、哭喊着要“玩命”——“L'audace!L'audace!Encore l'audace!”(玩命!玩命!再玩命!)——那响彻1793年法国大革命高潮的丹东的声音，对那些自封为激进派的人来说是困惑不解的，他们假正经地提着内装备忘录和授权书的大使专员的公文包走进会议室……并通过电子扩音器向群众集会说空话。 
布克金的激进主义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像最好的革命家一样，他对未来的想象，特别是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是来源于过去。“我们住在文化的少数族裔区，但又是充满强烈创造性的地区，也是经济上非常自治的地区，”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移民的社会主义运动表达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而今天，文化财富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忘记这点是容易的。过去有合唱团、有讲演团体、有教育团体，还有曼陀林乐队。”
对布克金来说，现在和未来的要求一如从前。他的无政府主义使得他坚持到底。“我自豪地接受这一赞誉(对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赞誉)，因为，即使没什么意义，却也是一条看不见的道德边界，防止我滑进新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最终是改革派阵营。”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也有罪人和机会主义者，但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前托洛茨基派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共度良宵。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基准是前工业社会的秩序，就此而言，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往往提供了一种对工业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评。当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五年计划时，那些进行道德和政治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点燃了乌托邦的火焰。 
节选自——[美]拉塞尔.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