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解放区文学
文化
解放区文学它既有区域性、历史性、政治性，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文学范畴的一种，并有着所有文学共性的东西。它是无根之水、天外来客，成长在中华大地特殊时期的革命年代中。
从时间上来讲，解放区文学应当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建立红色政权算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从地域上讲，1927年后在全国陆续出现的红军和苏维埃领导下大小不一的根据地，特别是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的以延安为中心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思潮解放区文学诞生于险恶的战争环境之中，但它的产生却带给人们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和敢为人先的大胆的创新精神。当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各解放区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运动完全可以与其所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相媲美，解放区文学以它巨大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学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优良传统，下开社会主义文艺之先河，有着承先启后的特殊意义。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人物赵树理
周立波
丁玲
柳青
马烽
贺敬之
艾青
何其芳
周扬
萧三
孙犁
田间
臧克家
解放区的其他作家和作品 解放区文学在小说方面的重要作家还有孙犁，这位作家是解放区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和丁玲、周立波这些外来的作家是有所不同的。孙犁的小说着重于挖掘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艺术上追求诗的抒情性和风俗化的描写，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孙犁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塑造了崭新的农村年轻妇女的形象，她们有着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激情、乐观的精神。这种农村妇女的形象在以前的文学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她们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出现的全新的人物。孙犁的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是注重用情景交融的诗的手法来营造生活画面，烘托在其中活跃着的人物形象，因此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抒情性。他的语言也是颇有特色的，清新、明净，简练、优美。以孙犁为首后来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土改史诗”和“新英雄传奇”，“土改史诗”是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样的以土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新英雄传奇”则主要指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它们都采用了传统的章回小说体式，将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精神结合在了一起，以农民的眼光、趣味去表现战争，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价值。这类作品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了延续，像《烈火金刚》这样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其后续。解放区文学在诗歌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歌谣体叙事诗的创作，主要代表作品有《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田间的《赶车传》、阮章竞的《漳河水》等。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吸收了民间歌谣、戏曲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比如《王贵与李香香》就采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格式，从而创造了一种更具民族特色也更易于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诗歌形式。它和同时期的以西南联大诗人群创作的带有现代主义诗歌色彩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戏剧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秧歌剧以及在秧歌剧基础上加以提高而形成的“新歌剧”。秧歌剧采用了民间秧歌的曲调和表现形式，但是剔除了其中的猥亵趣味，而注入了“革命”和“生产”等新的时代内容，可以说是用革命意识形态来改造、收编民间文艺的一次成功实践。著名的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这些剧作通常都是围绕着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劳动作文章，最终目的是要教育人们自觉地将家庭、个人融入到集体、社会之中，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完成党和政府教派的任务。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出现了“新歌剧”的创造实验，先后产生了《白毛女》、《赤河水》、《刘胡兰》等代表剧作，《白毛女》更是成为现代民族歌剧的奠基之作。新歌剧创造性地吸收了民族、民间戏曲和音乐的养分，同时又融会了西洋歌剧的形式，形成了一种既区别于中国古典戏曲又区别于西洋歌剧的、融戏剧、诗歌、音乐、舞蹈与美术为一体的新的音乐戏剧形式。关于《白毛女》这部作品，请参看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孟悦认为在歌剧《白毛女》当中存在着国家政治话语与民间伦理逻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交锋和妥协，这两种话语最终统一在一起，这无疑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解放区文学思潮的总体特点首先，在性质上，解放区文学思潮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特征。
第二，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服务的方向。解放区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始终围绕着这个基本方向，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解放区文学思潮之所以能规模巨大、时间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始终坚持着这一鲜明的标志。
第三，在处理诸多文学活动的内部关系中，除了坚持辩证统一的原则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表现出重在普及、重在改造和重在创新的基本倾向。
最后，解放区文学思潮发展形态，往往是突破了文学框架的运动式的推进。
解放区文学思潮兴起的政治地缘因素
首先，社会、人的解放。解放区文学思潮产生的的母体—政治地缘因素。
在解放区，把社会、人从黑暗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作家、艺术家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改变了过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了自身和思想的双重解放。在这里，文学成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参加欣赏并直接参与创造、大显身手的园地。事实说明，让文学艺术直接与大众见面，让一时代的全体大众来参与形成一时代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情趣，这不独对于大众是一种福音，对于创作者尤其是一种解放。其次，社会、人的翻身。解放区实现了社会、人的彻底翻身，同时也实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剧烈变革。从某种意义讲，解放区是把长期以来被颠倒的历史重新再颠倒过来，剥夺者变成被剥夺者，被剥夺者变成剥夺者。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仅要夺回他们长期被剥夺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还要夺回他们长期以来被统治者剥夺的文化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物质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各解放区却能一呼百应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文艺运动和解放区文学思潮能够蓬勃兴起的一个基本原因。第三，理想、信念。解放区概念本身包含着极大的相对性、暂存性，其最终目标是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解放区不会永远是解放区，它是未来新社会的雏形和预演。为了实现远大理想和目标，除了要加强党的领导还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强有力的思想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一切力量来巩固、发展解放区，实现其向着远大目标和理想的顺利过渡。而这样的时间、空间中形成的文学艺术事业，只能成为整个前进事业的一部分，一种武器或动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另外，除了上述主要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就是中国革命和苏联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所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年大片的解放区都处在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国的农村状况、中国的农民状况对解放区文学思潮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而当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大多从城市到农村，像毛泽东形容的那样“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这就客观造成了他们与解放区之间的反差，成为他们以后的立场、观念、思想改造与转换的一个依据。
解放区文学思潮发展及流向
酝酿期（解放区诞生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解放区文学规模宏大、时间长久、影响深远。其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解放区文学思潮诞生经过漫长的文化和文学积淀以及充分的思想酝酿之后逐步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思潮，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提出，还有鲁迅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郭沫若关于革命文学的论述和成就、创造社、太阳社及左翼作家联盟等社团组织的成立与活跃等等。成仿吾、丁玲、周扬、萧军、沙汀、艾青、田间、冯雪峰等成为解放区文学骨干力量。解放区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继续和延伸。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在开创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的同时，已经提出和展开了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文学事业。当年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已经产生了解放区文学的萌芽和雏形，随着红军的长征也被直接带入解放区。还有解放区当地的民间文学、对国外文学的翻译介绍都更加丰富充实了解放区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和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对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形成和发展时期（1937-1942）解放区开始形成，各种文艺人才逐渐集聚，各类文艺社团组织相继成立，各项文艺活动逐步展开。
最先出现的是红色歌谣、群众性歌咏活动。冼星海从法国回国进入延安，掀起了《黄河大合唱》新音乐活动的高潮。
戏曲的活跃，从小型的街头剧、秧歌剧到舞台剧，到40年代形成演大戏、洋戏的热潮。曹禺《日出》、《雷雨》，果戈里《钦差大臣》、莫里哀《伪君子》、包歌廷《带枪的人》搬上舞台。这让延安最早接触到最高水平的艺术成果。
1938年7 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和全面抗战1周年，延安举行盛大的戏剧节。
革命诗歌创作和街头诗运动。最初的街头诗运动是在延安发起的。1938年8月7日延安的街头诗日，由诗人柯仲平、田间、林山、邵子南等发起。多次掀起高潮并波及到晋察冀边区等各个解放区。开展了几次大型的集体创作活动，如延安《长征记》《我们怎样到陕北来》《五月的延安》《十年牢狱生活》晋察冀边区《冀中一日》等。
各类文艺社团组织、报纸、期刊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各解放区。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在陕北保安成立，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丁玲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诗歌总会，音乐总会，工农剧社等成立。整个解放区文艺社团组织有250多种，其中大多数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文艺期刊有170多种，延安《红色中华》《新中华》《解放》等专门辟有文艺专栏，还有许多像《边区文化》《文艺突击》《山脉文学》等纯文学刊物。
延安曾出现两次文艺人才聚合的高峰，第一次是1937-1938年，第二次是1939-1941年。丁玲1936年10月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欢迎。文艺人才大汇集是解放区文学思潮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解放区文学呈现出新鲜活泼、丰富多彩的大繁荣、大发展势头。尽管文艺发展主旋律是健康、向上的，但有些不良倾向的出现、发展也到了亟待解决的时候。例如纯艺术观点的抬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谈提高，甚至出现了“还是杂文时代”，坚持要暴露解放区所谓“黑暗”等观点。成熟和深化期（1942-1949）主要标志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形成，它既是解放区文学的灵魂又是解放区文学思潮最为显著的成果。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解放区文艺的发展作了系统的、科学地总结，澄清了困扰革命文艺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明确了文艺发展的基本问题，为解放区文学的健康发展和以后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同时，文艺界随着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了以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党八股为宗旨的整风运动。文艺工作者除了认真学习《讲话》和规定的有关文件，就是进行自觉的自我思想批判和改造。同时，还开展了对王实味等人不同观点、倾向的批判，以推动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文艺界思想改造的深入。
延安整风后，文艺界显著变化就是重心由原来的对艺术的追求转移到作家立场、观念的改造和转变上，掀起了长时间的深入农村、深入部队、深入火热的群众生活的热潮。这个时期，中、长篇小说陆续写作和出版，说明了解放区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柯蓝《抗日英雄洋铁通》，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种谷记》，孙犁《荷花淀》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草明《原动力》，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特别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贺敬之等人的歌剧《白毛女》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最早为解放区文学赢得了国际荣誉。
延伸、拓展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建国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大多走上个文化部门的领导岗位，解放区文艺运动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工作经验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精神营养，工农兵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强化和发展。原来还未完成的创作还在继续完成和出版。一些地区新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如50年代陕西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所谓“山药蛋”派，陕西以柯、马、黄（柯仲平、马健翔、黄俊辉）为核心的新秦腔的创立，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出版，京津地区孙犁等人的美文风格创作等等都会使人从中找到和当年解放文学之间的来龙去脉。
1937年-1949年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历程
1937-1942/4，解放区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文学主题：歌颂抗战\歌颂抗战英雄

作家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形态的整体转换
转换过程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强大洪流对作家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其发生了整体的转换。从宏观上看，这种转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主体位置的极大倾斜，生活意识、群众的意识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一转换是最为深刻的，也是最本质的。任何时代的文学发展，在大的方向、发展趋向上都受制于其意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学观念，是文学创作活动，只能是个人的、内心的垄断行为和产物。通俗地说，只能是我写你读，我写什么，你读什么，我怎样写你就怎样读，任何人无权干涉，也就是所谓的创作自由。
从表面看，这种说法似有道理，但深入一步认识，只能说认识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一半。文学产品一旦产生就成为社会的东西，而绝不是一只为个人把玩的私人物件。作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的神仙，作者的内心不是一生下来就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什么神的意志和个人梦幻。所谓的创作自由，这种狭隘的主体意识割裂了文学与之血肉相连的而且时时处处在发挥着作用甚至带有决定性作用的外界社会生活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长期束缚了文学的发展，使作家在火热的革命新时代面前显得格格不入。当年解放区改天换地的现实斗争生活，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表现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都对作家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不少人甚至不是为了当一名作家或者根本连作家的梦想都没有而甘冒生命危险投奔解放区。特别是经过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引导，深刻认识只有生活才是一切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作品的生命力、创作的活力都耘织于社会生活中，作家不仅从生活中吸取创作的营养还吸取着培养自己健康成长的精神营养。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知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而且还是有形、无形或是直接、间接的参与者，只有群众、群众的生活实践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正确的评价和鉴定。这种观念转换带有根本性的意义，是划时代、历史性的变革。这种观点并不是像现在某些观点所认为的，是作家被迫的，或者是在某种政治压力下的一种屈从，而是作家们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理解发自内心深处的高度自觉和追求。同时，也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其次，这种转换还表现在作家从“小我”到“大我”的变换中。历来作家总认为自己是指使人、文化人，往往自视清高，总觉得自己是教育者，劳动群众是受教育者，始终和劳动群众存在着距离，不懂他们的语言，没有他们的感受和情感。在解放区，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人民成了革命的主力、社会的主人，作家从“小我”的王国走向群众斗争创造的热潮，实现了“小我”和“大我”的有机融合，他们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同群众密切结合，终于开辟了广阔的创作道路，使自己的创作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
在审美形态上，解放区作家也发生了根本性转换，这一转换的总体趋向是乡村化。首先突出反映在作品表现主题的变换上。另外，美的尺度，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民。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决定着人们不同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当年解放区是处在民族命运、国家命运大拼搏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家立业的伟大时代，其时代精神本身决定了美的内涵只能是革命的、雄壮的、崇高的、阳刚的独特品格，这是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解放区文学思潮中，作家的文学观念、审美形态发生了这个整体性转换，这一总体趋势是乡村化。解放区文学的风貌解放区文学，注重表现在“新天地”中的农民生活：
《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为代表的作品，表现受剥削的农民与共产党革命的亲切关系。　　
《暴风骤雨》《桑干河》土改运动与农民翻身、解放。　　
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1943-5）、《传家宝》（1949）、《我的两家房东》（康濯），表现了农村青年人对现代生活的追求。
代表文学作品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白毛女》（歌剧）
周立波《暴风骤雨》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传家宝》
柯蓝《抗日英雄洋铁通》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李有才板话》
欧阳山《高干大》
柳青《种谷记》
孙犁《荷花淀》
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
草明《原动力》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