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裴頠
人物简介
裴頠，裴秀之子。西晋时期重要的朝臣，也是称著当时的名士。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卒于惠帝永康元年，年三十四岁。
裴頠曾祖父裴茂，后汉灵帝时历任郡守、尚书；祖父裴潜；父裴秀。裴頠少时聪悟有识，  裴頠为司马昭幕僚很早就以善谈《老子》、《易经》而知名于世。
弘雅有远识。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以诛杨骏功，封武昌侯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累迁尚书。每授一职，殷勤固让，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进尚书左仆射，专任门下事。
后为赵王伦所害。惠帝反正，追谥成。
頠患时俗浮虚，着崇有论以释其蔽。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有文集十卷，（《唐书经籍志》、《隋书》注作九卷）传于世。
咏裴頠 ◎黄玉顺
裴頠逸民称谈薮，
何王贵无我崇有。
无为乃是君王事，
臣子安得拱其手！
政绩概述
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他由大将钟会推荐，做了辅政的大将军司马昭的燎属，后升为尚书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司马炎为中抚军大将军，副相国，选任僚属，裴頠又被选为军事参谋。司马炎即帝位，他先后做过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后入朝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侍中。与山涛、和峤等人同为司马炎身边近臣。从咸熙元年到司马炎泰始四年(268年)，他还参与了晋朝法律的制定，其中的科令条文便是由他来制定的。司马炎认为这部法律是晋朝至关重要的典章，亲自讲解，让裴頠在朝臣中宣读。满朝文武都为裴頠的口才而叹服。 在跟随晋武帝司马炎期间，裴頠能拾遗补阙，以朝廷大局为重，抑制权臣，悉心于西晋王朝的治化。裴頠曾劝司马炎要善于引贤纳谏，弘扬正气，不要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为所欲为。当时权臣贾充结党营私，权做一时，裴頠也提醒司马炎防止这些人弄权营私，损害国家利益。裴頠常为司马炎讲三王五帝的治化之迹，以及汉魏盛衰的原因，希望他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治理好国家。
西晋王朝从建立起，内部就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晋武帝司马炎时期，裴頠的地位不高，但由于他常在司马炎的身边，又受到司马炎的赏识，具有相当的权力。所以，—些分封的王侯以及一些高官往往还要攀附他。裴頠深深了解西晋王朝内部这种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不亲朝贵，不附王侯，从而保全了自己，也为国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裴頠与司马懿之子，被封为汝南王的司马亮，以及司马炎的夫人杨皇后之兄、车骑将军杨骏都是儿女亲家。
晋武帝司马炎在世时，曾经有传位于司马亮的意图，但由于受到杨氏外戚等人的阻挠，未能实现。司马炎临终，留遗诏让司马亮辅政，但这封诏书又被杨骏扣留。所以，司马炎死后，围绕着辅政问题，杨骏外戚势力与司马亮之间的矛盾斗争就加剧了。不久，杨骏被司马亮诛杀。可是，司马炎之子，分封为楚王的司马玮又与司马亮展开了权力斗争，终于起兵杀死了司马亮。在这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中，裴頠始终避其锋芒，求得在权力斗争之外做—些事情。
他在杨骏辅政和专横不法的时候，做了太子少傅，专以辅导太子为务，不再过问朝政：后来，在司马玮与司马亮争夺权力的斗争时，他又求出外镇，做了安南将军。直等这些斗争平息之后，他才入朝，与张华，王戎等人共掌朝廷机要，做了中书令。
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保全自己，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安定和兴盛起来。当时的王浑就说他“性不竞于物”，“安于淡退”，“有识有以见其心也”。
哲学思想
首先，裴頠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有“有”的全体，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  裴頠崇尚《老子》观点“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其次，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本自生，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无”不能成为“有”的本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顾看来，万物的本体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万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从“无”而派生。同时他又认为，“无”是“有”的丧失和转化。
最后，他认为，“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响。他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也就是说，心灵和实践是两码事，不能认为心是无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制造器物必须依靠工匠。
裴頠认为，《老子》的主旨在于通过对“本”的强调，提醒人们不要离本逐末。但是后来魏晋时期的责无论者背离《老子》的本来宗旨，“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深列有形之敝，盛称空无之美”，玄风愈煽愈炽，于是整个社会盛行清谈之风，背离社会现实。裴頠认为按照贵无贱有的论断，必然取消伦理价值。
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裴頠的价值取向仍是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礼帛路线。
学术主张
在学术上，裴頠信奉《老子》、《周易》，属于“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  裴頠辩解何宴的《老子注》所谓“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间玄学清谈之风，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其内容，正象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自此之后，竞相祖述。”但从裴頠本人来看，他还很关心西晋的治乱，不能说不颇主之安危。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信仰。 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名士崇尚老庄，—方面是崇尚老庄放达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所以有人说“正始之音”，实质上是“理赌”，即理辩，是很有根据的。裴頠也是善于理辩的名士，当时的人就将他与王衍相比，也说明了这一点。
《世说新语》也记述了有关他豁达善辩的一些故事。例如晋武帝在登基后，曾卜卦预删西晋的命运，得了个“一’字，晋武帝很不高兴，以为只有一世，大臣们也个个相顾失色。裴揩却依照何宴的《老子注》解释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以为天下员”，使得大家顿时转忧为喜。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对老子思想的阐发。对于魏晋玄学，不能用“玄虚缥缈”来概括，对裴頠的学术思想，自然也不能轻易否定。
个人影响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对于官职的荐举，很大程度上以名士的品评为标准。裴頠对当时人也多所品评，举荐他们担任了一定官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这样做还是很可贵的。同时，他与当时的名士都有广泛的交往，对人们研究魏晋学术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咏裴頠 
裴頠逸民称谈薮，
何王贵无我崇有。
无为乃是君王事，
臣子安得拱其手！
《崇有论》评价
裴頠的《崇有论》是反对王弼、何晏的，是他们的“贵无论”的对立面，但它还是玄学。他和贵无论的斗争，是玄学内部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这个斗争是在玄学内部进行的。其所以还是玄学，因为裴頠《崇有论》所用的方法是“辩名析理”，这是玄学的方法。他所讨论的问题是有、无问题，这是玄学的主要问题。
《世说新语·文学》注中记载裴頠和王衍、乐广辩论的事。可见当时的人认为，裴頠《崇有论》所用的方法是“辩名析理”。故把他的主张称为裴理，把王衍的主张称为王理。裴頠的《崇有论》也是唯物主义，但和下面要讲的杨泉的《物理论》不同。裴頠可以和王衍、乐广辩论，杨泉不能，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
玄学的中心问题是有、无问题，在玄学的发展中，这两个名词的意义，也是跟着发展的，在“正始名士”中，所讨论的有、无，主要是其哲学的意义。到了“竹林名士”所讨论的有、无，就又加上社会的意义了。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有、无的社会意义。在当时的这种意义下，越名教的人就是主张无，拥护名教的人就是主张有，这个有无是对于名教而言。裴頠说，当时的情况是，“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崇有论》)。他所批判的无的意义是极其广泛的，因此他所崇的有的意义也是极其广泛的。《崇有论》是裴頠的一篇哲学论文，也是他的一篇政治宣言。
史书记载
《晋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五》：
頠字逸民。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贾充即頠从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勋，不幸嫡长丧亡，遗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诏頠袭爵，頠固让，不许。太康二年，徵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惠帝既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  《晋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五》[1]
初，頠兄子憬为白衣，頠论述世勋，赐爵高阳亭侯。杨骏将诛也，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頠，问太傅所在。頠绐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从頠言，遂委而去。寻而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及骏诛，以功当封武昌侯，頠请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该。頠苦陈憬本承嫡，宜袭钜鹿，先帝恩旨，辞不获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请以封憬。该时尚主，故帝不听。累迁侍中。
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又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頠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頠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
頠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仍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三千兵，于是东宫宿卫万人。迁尚书，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授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让，表疏十余上，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览之者莫不寒心。
頠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頠曰："诚如公虑。但昏虐之人，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华曰："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此谋遂寝。頠旦夕劝说从母广城君，令戒喻贾后亲待太子而已。或说頠曰："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行，则可辞病屏退。若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迁尚书左仆射，侍中如故。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复使頠专任门下事，固让，不听。頠上言："贾模适亡，复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岂将独贤，实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飨，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又表云："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优诏敦譬。
时以陈准子匡、韩蔚子嵩并侍东宫，頠谏曰："东宫之建，以储皇极。其所与游接，必简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识人理立身之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愍怀太子之废也，頠与张华苦争不从，语在《华传》。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曰：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则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
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涂，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先贤达识，以非所滞，示之深论。惟班固著难，未足折其情。孙卿、杨雄大体抑之，犹偏有所许。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辩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擿列虚无不允之征。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頠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又著《辩才论》，古今精义皆辨释焉，未成而遇祸。
初，赵王伦谄事贾后，頠甚恶之，伦数求官，頠与张华复固执不许，由是深为伦所怨。伦又潜怀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废贾后之际遂诛之，时年三十四。二子嵩、该，伦亦欲害之。梁王肜、东海王越称頠父秀有勋王室，配食太庙，不宜灭其后嗣，故得不死，徙带方；惠帝反正，追复頠本官，改葬以卿礼，谥曰成。以嵩嗣爵，为中书黄门侍郎。该出后从伯凯，为散骑常侍，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