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佐民
人物简介
王佐民（1913.3.9-1971.1.26），原名刘景宽，男，河北省遵化县西下营乡西下营村人。 
人物经历
1928年在遵化县南岗高小读书； 1934年考入遵化河北省立第五中学；1939年初中毕业后，受聘为遵化县岳各庄小学教师，利用教师的身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并进入晋察冀联合大学学习两年，在晋察冀联合大学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被誉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先进典型；1942年秋，完成大学学习任务后回到冀热辽抗日战场；1943年，担任蓟遵兴联合县政府区长，负责开辟巩固五指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5年8月，奉冀热辽行署命接收兴隆县城，并担任热河省兴隆县人民政府县长；1947年12月，被调到晋察冀十四专署大众合作社（十四总店）任副经理；1948年5月，继续回到热河省兴隆县担任县长；1948年12月，被冀东行署树为“模范县长”先进典型；1949年11月，担任热河省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1955年末，调任原热河省委任财贸部部长；1957年4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兴隆县委第一书记；1957年8月，调任河北省承德地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正地厅级）；1967年11月，经北京军区党委批准，担任河北省承德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下半年，遭到极左性质的错误批判，因病含冤逝世；1980年3月8日，中共河北省承德地委为王佐民做出彻底平反的决定。[1]​
王佐民伯父刘景和曾给富户扛活做月，几年下来终于有了几亩薄地。到王佐民出生时，已是当地的富裕之家了。王佐民十几岁时就下地劳动，16岁上了小学。当时，他就读的西下营小学是我党地下工作很活跃的学校。经过4年的苦读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王佐民已由一个纯朴的农民孩子逐渐成长为学生中的进步分子。
1933年3月，王佐民在家乡南岗高小读书时，正值长城抗战取得自开战以来的唯一一次胜利，王佐民参加了联校学生慰劳队，深入军中慰问。1935年即王佐民考入河北省立第五中学的第二年，民族英雄孙永勤率抗日救国军挺进冀东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就在王佐民所在的第五中学，围绕着拥护还是反对抗日救国军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王佐民在学校中的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宣传教育下，毅然带领同学们同校方展开论争，终于取得了为抗日闹学潮的胜利。
1939年，初中毕业已三年的王佐民被受聘为本县岳各庄小学教师。在小学教员、当时又是我地下抗日政府区长张玉农的引导和鼓励下，王佐民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秘密而又热忱地做抗日工作。他经常教学生们唱抗日歌曲，印发抗日传单，监视敌人动向，转送来往信件。由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立场坚定，工作出色，这年秋天，王佐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经组织批准，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并被批准进入晋察冀联大学习。两年的联大学习，使他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晋察冀老区军民的抗日斗争经验，为他尔后坚持“无人区”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学院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他被誉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典型。1942年秋，王佐民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后，开始踏上了硝烟弥漫的冀热辽战场。
创建红色堡垒
王佐民回到冀东，正是发动第三次热南战役，开展反集家斗争的关键时刻。组织上分配他到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委工作。并决定由他率领100多名干部战士，到长城外的兴隆、承德之间的五指山，恢复和开辟抗日根据地。9月下旬，王佐民带队穿越长城、洒河两道封锁线，经过敌人把守的“人圈”，一路急行军到达五指山南麓的驴儿叫村。根据县委的安排，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整训结束后，县政府任命王佐民为迁遵兴联合县八区副区长。
初到五指山区，人地两生，斗争又特别残酷，王佐民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他找到县长李春光和组织部长张焕然共同研究了坚持长期抗战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会后，王佐民带领大家经过短时间奋战，吃、住、军工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受到第十三军分区首长的表扬和奖励。1943年，区长张友德调到县支队工作，王佐民继任区长。从此，在艰难复杂的游击战争中，开辟巩固五指山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显现了王佐民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优良品质和领导人民渡过难关，取得抗战胜利的卓越才能。
开辟和坚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根本一环是发动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王佐民正是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才坚持并扩大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
五指山属燕山山系，是京北第一高峰雾灵山的余脉。境内山高林密，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早在1938年冀东大暴动以后，就开辟成游击区。到1941年8月，已成为游击根据地。在伪满洲国“西南国境”建起一个红色堡垒，竖起一面抗日红旗，它像一把尖刀，直插向敌人的心脏。五指山根据地的存在，使日伪军惊恐不安，他们制订了一套罪恶的“集家并村”计划，通过“大清乡”、“大检举”、“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达到孤立抗日武装的罪恶目的。1943年在五指山周围，就驻有日军小队、混合讨伐大队、警察署等共计1万多人。并建有77个“人圈”，把大片山区、深山区划成了“无住地带”和“无住禁作地带。原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九、十和十一区政权相继被敌人摧垮，斗争环境异常残酷。王佐民正是在这种残酷环境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他首先在自然村建起民兵班，行政村建立民兵中队。没有枪，就从敌人手里夺；没有手榴弹，就自己造。武器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对敌斗争的规模也从小到大，广泛发展起来。1943年春，王佐民派成功村民兵白喜山、赵有去军分区参加地雷战术训练班。他们回村后，立即建起4个地雷爆炸组，分别把守本村进出通道，并一举炸死了前来“讨伐”的日军队长和特务胡焕章。接着，王佐民推广成功村地雷战经验，各村都成立了地雷爆破组，搞起了地雷战。其中，“五虎”地雷组威名远传，曾先后炸死日伪军50多名。王佐民不仅是五指山区人民战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而且还亲自参战，出生入死。1943年夏，他带领20多民兵，到洒河沿部落征粮，因事先走漏了消息，闯进了敌人的包围圈。王佐民沉着应战，带领民兵突出重围，最终无一伤亡。
在敌我相互包围，互相渗透，长期胶着的态势下，谁能准确、迅速地进行通信联络，谁就占有斗争的主动权。王佐民在经常组织游击队、民兵，对敌采取断交通、割电线、拆桥梁的同时，还不断地加强我方村、区、县之间的情报网建设，使我地下交通四通八达。
王佐民在注重发动民众抗战的同时，还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总结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十、十一区先后遭受挫折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春夏之交，他在坚持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同时，还通过渗透、派遣、培养的办法，在敌伪统治的“人圈”里发展真心向我、假心向敌，为两面办事的“办事员”，建起“两面”政权。
1943年这一年，由于敌人不断“扫荡”，到处封锁，五指山根据地的口粮极为缺乏。为了救济灾荒，王佐民就动员并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他经常强调，开展自我生产，是根据地坚持到底的关键。每当春耕和秋收时，根据地的各级干部和来这里休整的部队指战员都参加生产劳动。王佐民既是好区长、好主任，干起活来又是个好农民。他经常戴着草帽，挽着裤腿，同群众一起劳作在田间。他还在驴儿叫村、中田、臭水湖等地建立了劳武结合的互助组，发挥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为了解决生产工具和打仗的武器问题，1943年春，老八区在上庄组建了一个铁工合作社，锄镰镐头和地雷、手雷弹铁壳，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为开展地雷战和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冀东军分区所属炸弹厂，也设在老八区，仅中原、中田村群众就曾献铁5000多斤。王佐民领导的老八区因支援军工成绩卓著，受到军分区和十一团首长的表扬。
在日伪统治下，根据地群众的负担是很重的。1943年以前，当地的群众既要向伪满缴“组合粮”，又得向我政府缴公粮。同时还得向富户交地租、还债务。日伪大“集家”后，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人民与伪满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但根据地的负担仍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就成为坚持抗战必不可少的经济政策。王佐民深深懂得保护根据地贫苦农民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他根据冀东行署发布的《合理负担暂行办法》，先在迁遵兴老八区，后来又在整个无指山区，利用战事活动间隙时间，大力推行战时经济政策。1943年11月初，他在成功村进行建农会、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实行合理负担试点，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积极性。
为坚持抗战到底，减轻根据地人民和“部落”群众的经济负担，并弥补抗日军民衣、食、医药、通讯、照明和办公用品的不足，王佐民还从长计议，依靠群众和干部，广泛组织战时贸易。因为是在战时，敌人村村封锁，到处设卡，物资运输困难。同时，贸易伙伴难以选择，做起买卖来风险较大。尽管如此，王佐民还是坚持把战时贸易搞下去。当时的贸易，主要是通过同倾向我方的“人圈”里的“两面政权”中的头面人物进行。那时，许多日伪军中下层小头目，都有吸食鸦片的嗜好，王佐民就常带领武装，袭击敌人专门管理鸦片的机构“鸦片组合”，把缴获来的鸦片，通过个别关系再卖给敌人。王佐民就是通过这种贸易，换回许多小米、大布，解决了军民的急需。其实，主要贸易还是在长城内外和根据地与“人圈”之间进行。当时，关内缺钱，关外缺粮，“人圈”缺布。王佐民就组织人到关里用钱买回布，卖给“人圈”，又从“人圈”换回粮食。这样，既有利于“人圈”群众穿衣，又缓和了根据地缺粮的问题。
一面不倒的红旗
1943年，日伪在完成“集家并村”后，就反复派兵到五指山“无住禁作地带”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这一年，敌人对五指山老八区“扫荡”27次，仅12月下旬那一次，就牺牲干部、战士34人，群众500余人。与此同时，敌人还在“人圈”区实行“检举”，把怀疑同根据地有联系的人全部抓了起来。从1944年1月开始，一连半个月，敌人以1万兵力“扫荡”五指山根据地。他们四面包围， 封锁山口，占领山峰，还扬言要“把山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翻过来”。王佐民带领5名干部，隐藏在中田村的一个山洞里，三天三夜没吃上一口饭。中田村被围困11个昼夜，247人惨遭屠杀。
在五指山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时期里，怎样反击敌人的大“扫荡”？王佐民反对死打硬拼，坚持在敌强我弱之时，主要任务是保存实力，避免正面冲突。并提倡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以灵活、分散多样的形式，对敌人进行袭扰和有选择地重点打击。在反“扫荡”中，王佐民带领和指挥干部、群众，饿了吃炒米，渴了吃冰雪，昼夜回旋在高山密林之中。从1942年夏到1945年日本投降，王佐民在敌人无数次的“扫荡”中，为坚持“无人区”斗争历尽艰辛，九死一生，每次都是在没有再生的希望时，由群众和同志们的巧妙掩护才化险为夷。在反击敌人“扫荡”时，王佐民除带领群众隐蔽、保存实力外，也从不放弃有利时机重点打击敌人。1944年6月，半壁山300多伪军袭扰沟门子一带，王佐民带领区小队奋力还击，毙伤敌40多人。接着，日伪即派300多讨伐队员前来报复，正好十一团一营赶到，区小队和民兵同部队配合，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致敌伤亡百余人，其余狼狈逃回半壁山据点。
1944年这一年，在五指山区，没进“人圈”的群众有2000多户，1万多口人。冀东党政军领导人李运昌、李楚离等不断带部队来这里休整。一般是几十户人、几百人，最多时上千人，常常是几十户的小山村住着行署、专署、县政府、区政府、村政府等各级机关。此外，还有一些部门如炸弹厂、主力部队的供给部、卫生所等。这些领导机关、部队、群众的首要问题是吃饭，只靠生产和群众缴纳的公粮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人圈”中“两面政权”交的粮食，又常常因敌人的封锁而不能及时送出；也有个别“人圈”干脆不向我交公粮。在这种情况下，王佐民不得不采取特殊办法武装征粮。武装征粮，就是由干部带着部队或民兵，突然进到敌人守备森严的不向我们交粮的“人圈”里，找村、甲长等首脑人物征粮。在艰苦的日子里，王佐民不断地亲自带队到“部落”里征粮。其中1942年12月30日那次，涉及洒河南、东阎杖子等6个“部落”，共征粮数千斤，保证了住在这里的十三地委、专署、军分区和县、区人员的粮食供应。
在“无人区”里，敌人屡屡进行“扫荡”，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群众的衣物被反复强劫、焚烧。他们除了身上穿的，几乎一无所有。开始时还能棉改单，单改棉，缝缝补补勉强凑合着穿，到1944年和1945年，就更艰难了。1944年的农历十一月，很多群众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在风雪中坚持山地斗争。王佐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跋山涉水，穿过敌人三道封锁线，急行100多里来到冀遵兴联合县驻地，向田塞县长作了汇报。上级立即拨给八区5000多套棉军装。运回根据地后，王佐民和同志们一起不分昼夜地把棉衣逐件送到散居在深山的群众手里。1944年，五指山成了整个热南能够坚持下来的少数小块根据地之一。那里人民的抗战事迹广为流传，各地都在关怀着五指山区的人民。冀热边各县支援大批衣物，集中到遵化县九区。8月下旬，王佐民带人详细侦察了龙井关一带的敌情后，决定冒险组织群众百里抢运寒衣。他在二堂村找到办事员高云甫，动员120多人利用夜幕掩护，巧妙地绕过敌人哨卡，安全地把这批衣物运回根据地。山里人穿上了棉军衣，温暖在身上，感激在心里，坚持抗战到底的热情更加高涨。
在敌人反复“扫荡”中，根据地的房子烧了一次又一次，但“无人区”人民并不屈服，敌人烧了就再盖，反复烧，反复盖。开始时重盖的房子还像个样，后来几乎都是马架子窝棚。还有许多人住进了土窑、山洞、砬棚。不仅群众是这样，机关和部队也是这样。王佐民同山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常说：“常年猫山洞虽然人间罕见，但是还要猫下去。在敌我力量悬殊时，只有猫下去，才能保存实力，才能赢得最后胜利。”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八路军与根据地人民之间形成了真挚的革命情谊。原住小河西村的霍大娘，大“集家”后不仅不进“人圈”，还搬到石烟筒山顶住下。老两口一个给抗战工作人员当义务炊事员，一个当义务背水员，背一趟水往返10多里路。王佐民在霍大娘那里养病期间，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在敌情紧急时，霍大娘的丈夫几次把他背到较为安全的地方。而王佐民为了解救被敌人扣作“人质”的群众，日夜奔波，他通过“人圈”中“两面政权”的甲长，买通了敌营中一个关键人物，使“人质”安全获释。事后，被救群众激动地说，“只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44年春，敌人计划调集迁西、遵化、兴隆日伪军在春夏之交，对五指山区进行一次空前的大“扫荡”。为了迷惑敌人，保存实力，中共冀热辽分局十五地委决定承兴办事处所属五指山根据地军民，在4月末敌人“扫荡”之前，进行军民大转移，除留少数人员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外，还把县、区、村干部、游击队、民兵和能跟上队伍的“无人区”人民转移到长城以南地区，以避敌锋。王佐民像往常一样，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在马架沟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做好动员工作。会后，他来往于五指山根据地各村之间，昼夜同县、区、村干部一起，逐户、逐人做思想发动工作。经过细致的工作，动员2000多老弱病人进了“人圈”，保存了自己；又动员1000多青壮年组成南下大军分头出发。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按预定计划到达目的地遵化县茅山西北面的侯家寨、黄花峪、大屯南山、四十里铺、小刘庄一带。转移即毕，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开进五指山“扫荡”。当他们扑了空后，却向上司报告说：五指山的“土八路”全被消灭干净了。正当敌人庆贺胜利的时候，王佐民率大队人马一夜之间全部返回五指山区，又重新开始了新的斗争。到日本投降前，承兴办事处辖有450个行政村。仅老八区就有2000多户，13000多口人仍然坚持“无人区”斗争，成为一面不倒的抗日红旗。
王佐民带领五指山区人民，坚持“无人区”斗争，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也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和称赞。1944年底，冀热辽军区和行署颁发《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条例》，王佐民被授予“坚持口外山区模范工作者”称号，并于1945年3月出席了在迁安三屯营举行的冀热辽首届群英大会，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和行署主任张明远等领导，在大会上讲话和报告中表扬了他，并被授予为全解放区不怕困难，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榜样。
夺取抗战胜利
1944年秋，根据冀热边特委〈1944年工作方针与任务〉确立的“团结冀热边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最后胜利”的方针，王佐民经与四区委（原迁遵兴八区）研究，派得力的村干部去柳河恢复被敌人摧垮的地区。工作中，他身体力行，亲自为不愿进“人圈”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送去棉衣、食盐等日用品。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与此同时，王佐民还指示三区区长卫民，除抓紧恢复被敌蚕食地区外，还要向承德方向敌战区开辟工作，利用一切关系，向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宣传解释党的抗战政策，鼓励他们为抗战大业效力，规劝干伪事的亲友为自己留条后路。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日军已成惊弓之鸟。8月，王佐民在行署开会时，从电台广播里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立即给办事处和 各区写了信，传达抗战胜利的喜讯，传达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并部署立即发动向日伪军大举进攻，接收日伪军政机关和仓库物资。到8月下旬，承兴办事处所属7个区，除半壁山这个较大的敌人中心据点外，其余都已解放。当时，在这个据点里，除讨伐队、警察、特务、伪村、甲人员外，还有伪国兵十二团的一个营共千余人。他们接受了国民党授予的“先遣军”番号，拒不投降。县大队在区小队、民兵和群众千余人的配合下，强渡横河，占领制高点，在强大攻势下，敌人很快发生了动摇，仍下枪炮弹药、物资，一窝蜂似的向兴隆方向逃跑。我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等边追边打，洒河“人圈”中的群众，也拿起镰刀、锄头和棍棒赶杀，使这伙敌人大部被歼。
8月下旬，王佐民在冀热辽行署开完会，日夜兼程赶回半壁山，传达了行署关于承兴办事处负责接管兴隆县城的指示，决定派王佐民、王郝等向西追击敌人，接收兴隆县城。王佐民率队一路追击残敌，收缴枪支；一路扩大队伍，到兴隆县城附近时，总兵力已达2000多人，部署在县城的东面和南面的山头上。在这之前，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军分区主力部队，已占据西面和北面山峰，对敌人形成四面包围之势。经过谈判，伪满西南防卫司令兼“国兵”第四旅旅长、二十四团团长黄方刚和伪兴隆县长兼警务科长于佩珊于8月31日毅然宣布起义,共有2．1万多人接受和平改编。王佐民率地方干部进城接收了兴隆县政权,并被任命为兴隆县县长，从此结束了战争年代几个联合县共管的局面,成立了统一的兴隆县政府。
在接收县城工作中，王佐民首先召开县城各界群众参加的大会，讲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宣传取缔一切敌伪组织，清查隐藏的汉奸和敌伪人员，镇压扰乱社会治安的坏人，取缔鸦片馆、妓女院，取缔一切反动会道门。对拒不登记或登记后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严惩不贷。他还号召各界人民动员起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富国强民。接管政权后，王佐民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城乡中小学校教育，他亲自兼任改造后的“兴隆县革命中学”校长，还从关里请来闻成等大批知识分子补充教师队伍。只一个月的时间，兴隆城乡中小学又重新开始上课了。
人民的好县长
由于连年战争，再加上水旱灾害，兴隆解放初期土地荒芜，饥荒遍地，野外的山菜、树叶几乎都吃光了。据当时统计，兴隆全县有2000多户，一万多口人生活难以维持。对此，王佐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倡议全县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支援农民渡荒；他还要求各部门搞好机关生产，实行柴菜金自给，把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缺衣少食的群众。王佐民认识到，组织群众，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自救，是渡过灾荒的最好办法。于是，他亲自带队到基层搞生产自救试点，发动群众开办煤窑、石灰窑、木炭窑和染坊等250多处，当年就赚回玉米180万斤。1948年6月，正是热南战役的关键时期，群众缺衣少食，还要支援战争。王佐民亲自签发通知，以优惠价格收购群众手中的土特产品，为群众增加了100多万斤粮食的收入。
在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后，王佐民开始为兴隆将来的发展奠基。他遵循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互助合作，在农村发展生产互助组、帮工队、供销社和信用合作社、医疗合作社。到1948年底，全县有8580户成立了635 个互助组。这一年，粮食亩产由解放初的50市斤提高到120斤。还是这一年，王佐民开始组织办工业到1949年11月他调走前，兴建了剿丝厂、铁工厂、织布厂、箩圈厂等一批企业。在恢复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王佐民很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全县建起了18个医药合作社，使天花和性病等影响兴隆老区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很快得到根除。由于王佐民在领导兴隆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开展生产自救中做出卓越贡献，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热河省生产自救工作会议上，主持会议的省委负责人李子光在讲话中肯定了兴隆县生产救灾工作的经验。他说，兴隆县从恢复发展入手，充分发挥供销社的作用，组织发展生产自救的办法是卓有成效的。他要求各地学习和推广兴隆的经验。
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停止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同年8月即派兵从平泉向承德进攻。热河省党政机关从8月25日开始进行有计划的转移。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李子光、省委组织部长马载等率100多名省委、省政府干部，另有冀东区党委、十四旅供给处2000多人以及兴隆县政治处、县政府60多人，在王佐民引导下安全转移到兴隆五指山老根据地的宝地、大洼、驴儿叫、中原、中田村一带。9月10日，敌五十三军占领兴隆县城。在大军压境，四面包围的态势下，王佐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同县委副书记李鉴铭、宣传部长国林之一起，组织县大队、区小队和广大民兵，积极配合军区、分区部队作战。并先后在茅山青灰岭消灭敌人200多人，在县街打死、打伤敌人300多人。由于王佐民领导兴隆县军民齐心奋战，抗击入侵之敌，使敌人到处挨打，不到20天就死伤敌人1000多人，占领兴隆街之敌，仅占8天就被迫撤往密云，其他各路敌人，也分别撤往遵化和承德，从而保证了热河省党政机关的安全。
1947年，为了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和《告农民书》两个文件，实行土地改革，兴隆县委于11月中旬分别在县城、南木沟和半壁山流动召开有全县区以上308名干部参加的土地会议。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潮指导下，县委书记张克盲目地执行了“搬大石头”的错误做法，会头一天就处理了140名干部。其中关押15名，开除回家46名，作为障碍土改的“绊脚石”搬走的79名，王佐民就属于这些“绊脚石”中最大的一块，被收枪、撤职，并勒令立即离开县境。经过多年出生入死考验的王佐民遭受这样突然沉重的打击，心里十分难过。但他不埋怨，也不悔恨，而是相信党、相信群众，认为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王佐民被搬“石头”后，来到十四地委所在地平谷县小碑宫，地委安排他任平谷县东部土改工作队队委，分管平谷县东部10个土改工作组的领导工作。他认真学习中央和上级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精心指导。最终他负责的平谷县东部上作、上营等10个工作组土改初步阶段的工作基本上是健康进行的。1947年12月末，王佐民又被调到十四专署大众合作社（十四总店）任副经理。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他和职工们打成一片，使合作社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48年3月，根据任弼石同志“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精神，冀东区党委书记李楚离和十四地委副书记李越之等率工作团来到兴隆检查工作，首先纠正了撤销王佐民县长职务的错误决定，并调王佐民回来重新就任兴隆县县长。在批评县委书记张克所犯错误的会议上，王佐民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遭遇，他说：“我们党搞土改，这是第一次，谁也没有经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要汲取教训，使我们更加成熟起来，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王佐民对党、对同志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王佐民回到兴隆县工作后，在地委工作团的指导下，和其他县委领导一道，不辞辛苦，日夜工作，迅速纠正了土改中“左”的错误造成的影响。首先是经审查，将错误关押的干部放出来，对错误处理回家的干部请回来，并为他们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时，还把解散了的党支部重新恢复起来。而后，他又依靠基层党员干部纠正了土改中普遍存在的错划阶级成分、侵害中农利益和分地中的“打乱平分”等错误做法。王佐民正是在同“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斗争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的。
在战争年代，冀东既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又是国共两党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域。兴隆县是冀东比较巩固的解放区，作为县委书记兼县长的王佐民，十分重视备战和支前工作。在扩充兵员方面，从1945年10月到1948年末，兴隆县就有4次大的扩充兵员活动。而每次活动中，他都亲临第一线，搞征兵试点，保证兵员质量。据1948年底统计，全县约有631人参军，占总人口的5．2%，军干属6411户，占总户数的29．4%。
1948年5月，热南战役打响，冀察热辽15万大军向盘踞在唐山、古北口一线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兴隆县是战役后方，尽管战勤任务异常繁重，但工作做得却十分出色。早在战前，就已修好380多华里的公里。还在清河 、洒河、柳河三条大川的18个村镇设立兵战。全县自行筹措粗细粮680万斤，料粮60万斤，干草139万斤，支援战役。最高峰时期，兴隆县驻部队近10万人，平均每天有4万多人担任运输、担架、接送照顾伤病员以及带路任务。从1948年5月热南战役开始，到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王佐民日夜为战勤操劳，从没睡过一个安生觉。在这期间，王佐民还曾两度遇上国民党飞机轰炸担架队的紧急情况，而每次他都冒着生命危险，跑到现场指挥疏散，并亲自抬伤员。当伤员获悉帮自己脱离险境的就是兴隆县长时，感动得泪流不止。由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有功，1948年12月，王佐民被冀东行署树为“模范县长”。
重回五指山
1949年3月15日，兴隆县重新划归热河省辖属。11月，热河省委组织部调王佐民到热河省合作总社任主任一职。那时，正是热河省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战争刚刚结束，创伤没有恢复，“三害”（鸦片、土匪、鼠疫）未除，百业待兴。为此，热河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号召。王佐民又担起了发展全省供销社经济这个重担。
王佐民虽然做过一个短时期的经济工作，但要真正把当时全省流通领域的主要渠道供销社经济搞起来，就不得不从头学起。他到任伊始，就下基层调查研究，走遍了东西南北各千余里的山地、草原和农村牧区。从南部长城沿线到北部沙漠草原，都印下了他辛勤的足迹。他与农民、供销社职工、基层干部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他深入山区、草原，开辟新的经济资源；他亲自总结不同类型的先进经验，然后在全省推广。当时，热河南部几个县不通过商业批发，直接从北京、天津、唐山进货是否妥当，这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为此，王佐民专门到兴隆县做调查，在掌握了全盘情况后，便把情况向省领导做了汇报。省里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经过讨论协商，统一了意见，最后决定按兴隆的办法执行，完满地解决了在经济区就近进货的问题，得到了有关各县和广大消费者的拥护。经过1950年到1951年的生产自救运动，热河省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开始安居乐业，互助合作组织进入大发展时期。王佐民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发展供销合作经济的总方针，动员供销社的力量，大力支援工农业，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他积极推广农药、新式农机具，发展苹果生产，均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在动员供销社力量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的同时，王佐民还十分注视勤俭办社工作。在他的倡导下，从省社到基层，都很注重勤劳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并把勤俭办社当做供销社干部的美德。到50年代中期，许多基层社都是“外屋卖货，里屋办公。白天工作，夜间打更”，从来不休节假日和星期天。王佐民提倡勤俭办社，表彰先进人物的同时，还狠抓大手大脚、摆阔气等挥霍浪费问题。平泉县和尚房子供销社几个旧商人掌握领导权后，除吃喝穿戴，每人每月还要开支7万元（东北币）零花钱。王佐民知道这件事后，在承德《群众日报》上发表《整顿合作社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专门批评了这件事，引起了全省供销社职工的警醒。从此，再没有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发生，勤俭办社蔚然成风。
王佐民在从事供销工作的6年间，由于坚持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办社方针，全省供销社经济出现了购销两旺，经济繁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据1955年底统计，当时全省有1118个基层社和1576个供销点，全省平均两个半行政村，就有一个供销组织，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入社社员283万多人，社员股金370万元，省、县、基层三级供销社共有资金3288万元，职工干部达到14379人。全系统还出现了大区一级的模范11人，省级先进工作者28人，模范社员50人。
在当专员的日子里
1955年末热河省建制撤销后，王佐民调到热河省委任财贸部部长。上任刚半年，1956年7月，中央号召各级干部下基层，发展和巩固农业合作社。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干部自愿报名，并由组织安排去处，也可以自行选择去熟悉的地方。王佐民听完报告后非常兴奋，决心重返五指山区。他找到曾在五指山一起抗战的老同事李建民（李鉴铭）说：“抗战时咱们常向群众说‘烧了草房盖瓦房，别看现在住土窑、窝棚、破马架，将来要住楼上楼下，还要安上电灯、电话’。现在解放十多年了，五指山人民还不富裕，我得回去干一场。”开完会后，王佐民向省委递交了申请。可回家跟老伴儿管素珍一说，她就火了，说：“我不是舍不得大城市，也不是不支持你下基层，你的肝病还没好，怎么能这样急着去呢？”王佐民笑着说“就因为有这点小病，才需要到山区风景好、空气新鲜、人也熟的地方去，在那里准比大城市好得快”。老伴明知他是强词夺理，可也没有办法，只好跟他下去了。1957年1月11日，他来到兴隆县城。县委已提前给他腾出办公室，他说：“这次下来不是住机关，要一竿子扎到底，直接到生产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下来后，就一头扎进了马架沟。这里曾是迁遵兴联合县老八区的区政府和承（德）兴（隆）办事处所在地，打游击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但搞生产建设却因山高、坡陡、沟窄、地少、土薄，收益低而成劣势。王佐民于是找来了支部书记、队长边勘察、边议论，最后决定利用山多的立体优势栽植果树。连续两年，这个村共栽核桃、栗子、苹果、山楂数万棵，成了五指山果树最多的队。马架沟人也因此结束了多年落后的历史，一跃成为比较富裕的新山村。在这期间，兴隆县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省委指示精神，动员一部分干部充实基层，到乡社任职。王佐民应邀返回县城。在会议上，他现身说法，讲了响应中央、省委号召，干部到基层任职的重大意义和自己的体会。县委原来以为这项工作要费很大力气，听了王佐民的讲话，100多名县直干部纷纷报名，最后县委批准58名干部到基层任职，使全县后进乡社的力量得到了充实。
1957年4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任命王佐民为中共兴隆县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6日，王佐民调任承德专员公署专员。
承德地区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从城市到农村，一系列“左”的思想和浮夸很盛行，搞得人们谈“右”色变，人人自危，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已经很“左”的形势下，1959年又搞起反右整风。从上到下，把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的好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戴上“右倾错误”和“老右倾”的帽子，一面艰难地支持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的正确主张，一面经常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以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为依据，不断说服那些好说大话、搞浮夸风的干部，尽量使“左”的危害缩减到较小的范围和较低的程度。
1959年春，毛泽东主席觉察到从1958年开始，农村的高估产、高征购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发出了给全国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的一封信，要求各级领导实事求是，不要相信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所谓“卫星”产量那一套。要抵制浮夸风，把粮食产量核实，做到对国家和人民全面负责。可是，有些人对毛泽东的话就是听不进，不仅不降温，反而还加温，年年在核实和征购粮过程中，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压得基层干部和群众喘不过气来。1962年的征购粮问题就是承德地区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1959年以后，原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平反后，回承德工作的第一个征购年。这年的产量是地委各负责人几次下去核产，又由各县上报，经粮食部门综合统计的。总产是8．5亿斤，征粮任务定为1．9亿斤。但地委会议讨论时，有人却主张总产量定为9．2亿斤，征购定为2．1亿斤。王佐民不同意这种估计，他说“粮食问题非同小可，既要有全局观念，又要对当地人民负责，用个别例子推算全区产量，危险性很大”。并详细述说了自己下乡围场的情况和基层干部、群众对高估产的意见。其他人也坚持以地委集体核定的数字为准。后来，有人向省委汇报承德地委少报产量、扩大灾情。因此，省委先后派两个工作组来承德核产，全区粮食产量仍为8．5亿斤，购了“过头粮”。第二年春天，部分群众没饭吃，只好又返销0．96亿斤。王佐民等同志坚持说实话，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高估产、高征购之风。在那浮夸盛行的年代，形势所迫，无可奈何，全区征购“过头粮”的情况还是不断出现，最多的年份达1亿多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根本转变。
1958年以后，经过闹浮夸、高征购，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的困扰，出现了1960年的“低指标，瓜菜代”。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1962年5月，省委传达中央农村工作十项具体政策。在地委讨论贯彻具体执行意见时，大家主张立即试点，认真贯彻执行。最后形成会议决议。这时王佐民说：“各项试点可否多搞几处，以体现代表性，避免片面性”。他还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下去抓点。会后，他抓紧时间带领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宁云海等人，搞红薯地分到户经营试点，并很快写出了报告，向各县介绍推广。但1963年以后，把按中央和省委明文指示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当做资本主义泛滥来批。有的人也改变了态度，说自己原来就反对。王佐民对此很反感，他批评了这种做法。
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作为商品流通的补充渠道即群众之间串换有无的自由市场，在承德有时开，有时关，关多于开，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并且还经常把这当成“小自由”、“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1963年，王佐民在一次下乡到青龙县时，听说关里迁安县建昌营镇自由市场十分活跃，农民缺什么东西都能在市场买到。他随即带领地直有关部门领导去参观考察。考察回来后，即在青龙和平泉两县做了宣传，并征得了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的支持。接着，又抽调几名干部，由他亲自带领，去丰宁选将营搞开放自由市场试点。以后又在承德县的三沟、六沟等大集镇推广，使承德地区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1964年以后，承德地区机械地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尽管承德山高林密，有广阔的山场和草原，适合多种经营，但却忽视了“全面发展”，把林、牧、副、渔业几乎都挤掉了。加上粮价低，以至形成农村高产量、低收入的局面。农民手里没有钱，吃盐、穿衣都成了问题。一次，他去承德县头沟下乡，看到公社男劳力都用来挖埯田和修水渠，而山上小秋收没人搞，榛子、橡子、树籽都散落在地上，满山荆条没人割。他当即对区社领导说：“要抽出一定比例的劳力抓副业，收入点儿现金，让农民凑点钱买过冬物品”。回到机关后，他又立即把这个情况通报了全区。
留下一身正气
王佐民同承德人民一起，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经过调整，各项工作活跃起来，承德的一切工农业生产有了大的发展，政治生活、经济建设都有了新的生机。但是，好景不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降临到王佐民和全区人民的头上。
最后的艰难岁月
1966年8月下旬，承德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华北局会议精神。会议一开始，王佐民就同其他五位地委领导一起失去了发言权，并遭到无端的批判。9月2日，几百名造反派在地委机关办公楼前召开“揪斗”大会，王佐民同其他五位领导同时被挂上“走资派”、“三反分子”的牌子，揪出来示众。从此，他再也不能履行专员的指责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要按规定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材料；生活上也失去了自由，吃、住、行都必须遵守造反派的规定，并由专人轮番监视。1967年1月31日，造反派强行夺了承德地、市党政机关的领导权，王佐民被送进“黑帮队”，由专案组进行专案审查。从1966年8月下旬到1967年11月，在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王佐民受尽了折磨。无数次的揭发会、训话会，不管是冰天雪地的冬季，还是烈日炎炎的伏天，他都得做为“专政对象”接受批判，一批就是两三个小时，甚至半天。精神上的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使王佐民的神经衰弱，肝炎、胃病复发。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大口吐酸水，陷入了重重困境。即使这样，他还是时刻惦记着缺粮少衣的群众。
1967年11月29日，承德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经北京军区党委批准，王佐民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在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王佐民在多年对敌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深感有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经常说，培养一个干部是不容易的，处理干部要慎之又慎，错处理一个，就会波及一片；错用一个，也会后患无穷。他很注重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干部，在关键时刻，多次不惜一切地保护干部。王佐民重新出来工作后，对各地许多老同志仍被圈在“牛棚”里很是不安。他强忍着胃病和肝区疼痛，拖着瘦弱的身体到各县和地直机关，同造反派和革委会的人打招呼，看望那些老同志。这对一些同志的提早“解放”和重新出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给一些正在磨难中持悲观态度而找不到出路的干部以勇气和希望。1968年春节前夕，他听说兴隆县老区一些村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还没有“解放”，竟不顾医生要求住院治疗的嘱咐，带上药物直奔兴隆。当他来到五指山南面的蓝旗营，发现抗战时经他亲自派进警察署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时，王佐民心里十分难过。他当即找到工作队进行研究，并顶住压力，排除干扰，给这位同志落实了政策，从而解放了一大批干部。
1970年下半年，王佐民的胃病和肝病进一步恶化，常吃些“顶药”坚持上班、下乡。到12月上旬，他的病情更加严重，呕吐不止，进食困难，医生要求他必须休息治疗。可他接到了去省里开会的通知。经请示省革委，回答说：“只要能动就得来”。因此，他不得不连夜带队赴省城参加知青代表会议。他是承德分团团长，还有两位副团长。会议期间，有些知青对安置工作不满意，一夜之间竟写了几百张大字报。王佐民被怀疑是幕后支持者，在大会上受到点名批判。当时的省委领导人在大会上厉声斥责说：“王佐民，你是什么派？是黄花鱼溜边溜出来的右派”！省委主要领导要求他写出交代材料。
莫须有的罪名，无端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在王佐民的脑海中一下子炸开了。他委屈，却无处诉说；他愤怒，又哪里倾吐？于是，他那肝癌细胞早已扩散，本来已经十分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头病倒在会议上，住进了医院。后由家人把他接到北京治疗。几经辗转，最终在王佐民的老战友、河北省军区副政委国林之的帮助下，承德才派人来到北京，把王佐民送进北京军区陆军总医院。尽管医护人员几尽努力，但已是太晚了，王佐民不幸于1971年1月26日含冤逝世。　
在王佐民被“解放”和重新出来工作时，承德专署机关和地区革委会曾给他平过反，但都留下了长长的“尾巴”。“文革”后，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1980年3月8日，中共承德地委为王佐民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左’的路线的影响，污蔑王佐民同志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三面红旗’、‘阴谋恢复热河省’等，给他扣上‘三反分子’、‘黑帮’等帽子被揪斗，致使王佐民身心受到摧残。地委决定，给王佐民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王佐民在30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中，虽然历经坎坷，但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坚持“无人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建国后发展热河省的供销合作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和不求名利的奉献精神将永垂青史，为人民深切怀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