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尚书
释义
“尚书”[1]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  《尚书》（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王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尚书是王和贵族讲的话。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2]
基本信息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公之于众的（古代）皇室文献”。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3]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4]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在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出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4]
多舛命运
《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4]
内容简介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
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4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清华简 西伯勘黎《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特点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5]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2]
要旨
《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该书要旨：
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2]
体裁
有三种分类法：
四种说：典、训诰、誓、命；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6]
六种说：典、谟、训、诰、誓、命；来自“可能是孔安国所撰”的古文尚书序。
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
目录
虞书
尧典
舜典
大禹谟
皋陶谟
益稷
夏书
禹贡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书
汤誓
仲虺之诰
汤诰
伊训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盘庚上
盘庚中
盘庚下
说命上
说命中
说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书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范
旅獒
金滕
大诰
微子之命
康诰
酒诰
梓材
召诰
洛诰
多士
无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陈
顾命
康王之诰
毕命
君牙
冏命
吕刑
文侯之命
费誓
秦誓

经典名句赏析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克：能，能够。俊：才智。德：美德，道德。九族：从自己的高祖至自己的玄孙九代。睦：和睦。平：分辨。章：彰明。百姓：百官，周朝之前普通平民有名无姓[7]。协：协和。万邦：众民族。
【译文】
公正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百官的善恶。百官的善恶辨明了，又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
【赏析】
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是儒家思想的理想社会。这段话以颂扬帝尧的功德，强调“和”的重要性。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说的就是人人友爱，家庭和睦，才能万事兴盛。以家见国，以小见大，道理相同。试想，如果家族和睦，国家上下一致和睦，团结一心，肯定社会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家和先需人和，要求人人修养道德，友好相处，谦让有礼，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以仁德感化对方。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
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静言：静又写作“靖”，巧言。庸：用。滔：通“慆” ，怠慢。象恭：外表好象恭敬。
【译文】
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上天轻慢不敬。
【赏析】
这句话是尧帝对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的评价。尧帝意欲选拔接班人，让大臣们推荐人选，当有人举荐共工时，尧帝发 表了如此意见，也说明尧帝审慎地选贤任能，重视德才兼备的 选拔人才态度。他的任人唯贤的思想品德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句话为后人经常引用，以指那些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稽：考证，验证。弗询之谋：不询问众人的谋略。庸：用。
【译文】
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赏析】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两句话的意思和“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告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道听途说，轻信妄言，凡事都要深入调查，以事实为根据，善于听取众人意见，集思广益，认真分析参考。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被不实之言所蛊惑，不会因刚愎自用而决策导致失误，造成不良后果。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指为治水的事业竭尽全力。克俭于家：在家生活节俭。
【译文】
能为国家大事不辞辛劳，居家生活俭朴。
【赏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勤俭作为修身治国治家的美德。古人以能否克勤克俭，是关系着国家强弱，存亡的大事，鼓励人们，竭尽职守，勤奋工作，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当然在现代文明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可能无视于生活的享受，但前提是不铺张浪费。
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注释】
选自《尚书·太甲中》。惟，唯；明，目明，喻监察是非[8]；聪，闻审谓之聪[9]，听到的都思辨之
【译文】
能看到远处，才是视觉锐利；能听从好话，才是听觉灵敏。
【赏析】
古人用能看远才是明察秋毫，善听好话，才是耳朵灵敏作比喻，鼓励人们注重自身修养，永不懈怠。不论是治国，还是个人 都强调的是道德品质修养，要勤奋学习，诚心求道，时刻躬身自反，检讨自己言行，胸襟宽广，善于听取意见，不要时常享乐和懒惰，用诚信、仁厚的美德赢得事业的成功。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注释】
选自《尚书·盘庚上》。纲：网的总绳。紊：乱。若：像， 好像。
【译文】
就好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
【赏析】
这句话是盘庚责备在位的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傲慢无礼，贪图安逸，不愿奉献。用“网”“纲”作比喻，自己为“纲”，群臣是“网”，说明主次有序，强调不能目无君令，破坏规矩。以生活中浅显易懂的例子比喻，道出了主次秩序，有条不紊的深刻寓意。我们现在常用的“有条不紊”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注释】
选自《尚书·旅獒》。仞：八尺为一仞。亏：缺少。篑：盛土的竹器。
【译文】
譬如堆垒九仞高的土山，只差一筐土，还是不算完成。
【赏析】
以堆山为喻，告诫人们修养品德应自强不息，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作为君王就要敬慎德行，只有为仁行善，以德化服人民，才能得到民心，只有勤奋为政，德行很盛，才能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做人也是如为学求道，修养道德就像堆山一样，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中途停止，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如果坚持不懈，永不止步就会终有成就。古人的话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注释】
选自《尚书· 周官》。允：诚信，信实。怀：归向。
【译文】
用公正消灭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归向执政者。
【赏析】
《周官》是诰令，这句话就是《周官》中的一句，号召大小官员认真工作，谨慎发令，言出即行，周公心之公正除去私欲，位尊不当骄傲，禄厚不当奢侈，修养恭敬勤俭美德，不可行使诈伪，此赢得人民的信任。做到这些，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勉励官员兢兢业业，勤劳政事，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清白不污，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10]
社会影响
《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11]
文中注释
①“雅言”：标准的言语。见《论语·述而》。
②《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③《说文》书部：“书，著也。”按：汉朝时出现“汉字”一词。秦及秦以前，相当于“汉字”的词是“书”、“书契”。“尚书”的“书”，指“文字”、“文字记录”。
④《论衡·正说篇》。
⑤《劝学篇》。
⑥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⑦《论衡·正说篇》。
⑧《汉书》本传。
⑨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⑩《后汉书·杨伦传》。
⑾《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⑿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⒀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⒁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⒂《晋书·荀崧传》。
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⒄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朱自清《经典常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传世者系伪书
清华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公布，竹简中不仅有失传了2000多年的战国《尚书》，还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历史地理。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整理出版。  尚书[12]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经过两年的清理保护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其中发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战国《尚书》。
据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介绍，清华简共整理出文献60余篇，本次将有《尹至》、《祭公》、《保训》等九篇文献面世。
出版面世的九篇文献中有八篇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
例如《保训》，讲述了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提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这篇文献从焚书坑儒后便无人知晓，其中包含的中道思想很有哲学意义。
清华简中还出现了周代的诗篇。据了解，“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也因为焚书坑儒导致失传，就只剩下了五经。
此次，专家在对清华简的研究中发现了周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朝后在典礼中饮酒赋诗的资料，专家认为这是《乐经》的篇目。
在竹简中还有一篇编年体的史书，记载着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的历史。竹简中周公的一首诗竟然与《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令人惊奇。
清华竹简不仅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历史地理，还详细地叙述了历代楚人居处迁徙的历程及原因。同时，清华简中的相关内容还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问题。伪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首批研究成果发布。相关研究证明现存《十三经注疏》中《尚书》系伪本，为纷扰多年的《尚书》真伪之争提供了有力佐证。
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里有据说是出自孔壁的《古文尚书》，经过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研究，认定是后人伪本，但仍有争议。清华简中真古文《尚书》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纠纷。把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相比较，可以判断后者系后人伪作。这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影响深远。　
此外， 清华简中最长的《楚居》简长度将近半米，记述楚人的居处迁徙，可以证明《史记·楚世家》所记大部分正确无误，但也有多处不合，为楚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表示，此次收入的九篇竹简，都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其中《金縢》、《皇门》、《祭公》等有传世本可相对照，对于推进楚文字研究亦有很大便利。[13]传世《尚书》确系“伪书”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九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三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三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划上圆满句号”。[14]
与中国传统农业地理学
基本生存所需在有限的土地上承载足够多的人口，首先就涉及到宜农作物的选择，其产量和质量就是关键的因素。《尚书》中所涉及到的“百谷”主要有谷、禾、翟、秸、柜、米、黍、粟等以及加工之后产生的模( qin)、食、粮、玉食等。例：
百谷(3):谷类总称；《尧典》篇有：“播时百谷”；《洪范》篇有：“百谷用成”、“百谷用不成”。谷：庄稼总称；《吕刑》篇有：“农殖嘉谷；百谷”。
禾(2):庄稼的总称；《金滕》篇有：“禾尽堰，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
翟(2):谷物名；《盘庚上》篇有：“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由亩，越其罔有黍翟；，《酒浩》篇有：“妹土嗣尔股肪纯，其艺黍翟，奔走事厥考厥长。
米(2):谷米；，其中《禹贡》篇有：“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另《益樱》篇有“藻、火、粉、米、漏，敝"稀、绣”。
黍(2):谷物名；《盘庚上》篇有：“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稠；，《酒浩》篇有：“妹土嗣尔股肪纯，其艺黍翟，奔走事厥考厥长”。
粟(1):谷子；《禹贡》篇有：“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以上是未加工的百谷，古人把这些粮食加工后做成熟食则有：
粮(1):干粮；《费誓》篇有：“峙乃粮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
食(6):指食物；民食，引申指农业生产；《尧典》篇有：“食哉惟时”。玉食：美食；《洪范》篇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粮(1):食粮；《费誓》篇有：“峙乃粮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
另外果树记载有桑、橘、抽等：
桑(1):树名，桑有堪；《禹贡》篇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
橘(1),抽(1):水果名；《禹贡》篇有：“厥包橘抽锡贡”。
“中国粮食作物的种类在新石器时代己有粟、黍、稻、麦等种类，其中又以粟和稻种植的时间最早，分布的地区最广。到西周时期已大体俱全了。其中粟和翟又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z}。在《尚书》中，提到粮食作物，主要也是讲粟翟。例如《盘庚》篇说：‘，’隋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同(gang)又黍、翟”，《酒浩》篇说：“其艺黍樱，奔走事厥考，厥长”，这都反映了黍、樱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生活和生产所需民以食为天，解决了基本的吃饭，生存无虞了，先民也不放弃对于那些未能驯化的野生植物的利用，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如其对“草”的称谓，计有草、卉、当菱、茨、菱、着茅、藻、麻、桌等。例：
草(6):草木植物总称；《尧典》篇有：“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禹贡》篇有：“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赤值坟，草木渐包厥草惟舔，厥木惟条”；《洪范》篇有：“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庞(wu)"。
卉(1):草总称；《禹贡》篇有：“岛夷卉服”。
茨(1):茅、苇之类；《梓材》篇有：“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壁茨”。
菱(1):喂牲口的草；《费誓》篇有：“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当菱，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自菱：喂牲口的草；《费誓》篇有：“峙乃自菱”。
除了草以外，《尚书》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树木相关的内容：乔、干、木、柏、柱(chun)、漆、桑、树、松、条、桐、抽、橘、犀、桔、莫、刊、朴、桔、器、琴、瑟、矢等。
乔(1):高大；《禹贡》篇有：“厥草惟夭，厥木惟乔”。
柏(3),钝(1):树名；《禹贡》篇有：“钝、斡、括、柏”。
漆((2):树名；《禹贡》篇有：“厥贡漆丝，厥筐织文厥贡漆、枲、絺、纻，厥筐纤扩；。
犀(1):山桑；《禹贡》篇有：“厥筐犀丝”。
松(1):树名；《禹贡》篇有：“岱吠丝、桌、铅、松、怪石”。
条(1):枝条，引申为长；《禹贡》篇有：“厥草惟睬，厥木惟条”。
桐(1):树名；《禹贡》篇有：“羽欧夏翟，峰阳孤桐”。
这些记载虽然与人们的吃饭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间接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也都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农事活动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壤的本质属性是具有肥力，而让土地具有肥力则是人力改造的结果。田地、土壤是关系非常密切的词语，这几个字在《尚书》中多次出现，意义也大致相近，土字共出现55次，田字共出现18次，壤字共出现5次，另外于土地、田地相关的败字在《尚书》中出现4次，堡字出现了6次，苗字出现1次。
土：泥土、土壤，《益樱》篇有“惟荒度土功”，就是指治理水土的事；《酒浩》篇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其中土物是指土里生长出来的农作物，土生土长就有了另一层引申义，即乡土的、本土的意指；《召浩》篇有“自服于土中”，土中指洛邑，洛邑在九州的中心，这里面又有土地、国土的意思，进而演化为国土、疆土之意。
壤，《尚书》全书中出现的5次中有4次在《禹贡》篇：“厥土惟白壤”、“厥土惟壤”、“厥土惟黄壤”、“成则三壤，成赋中邦”，皆为土壤之意，另《康王之浩》篇有“敢执壤奠”，是土壤、地里所产出的(物品、农作物)。按李学勤本《尚书正义》的解释，冀州土壤本色为然，水去土复其性，色白而壤，而雍州色黄而壤；豫州只言壤，不言其色，是因为州内之土的颜色不统一、无法概括的原因；九州别定赋税，依据三种土壤而定，因土壤的肥瘩存在差异，故分其壤为上中下三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土壤肥力的认识还是比较科学的，所以能够根据土地的产出来计算肥瘩的等级，且大略地分为三品，从而定赋为九等，以之为贡赋之差。亦苦亦甘的农事活动稼稿(6):泛指农事；谓生长庄稼；《无逸》篇有：“先知稼稿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稿，厥子乃不知稼墙之艰难生则逸，不知稼稿之艰难”；《洪范》篇有：“土爱稼稿、稼稿作甘”。
勤(18):经常，多次；《大浩》篇有：“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召浩》篇有：“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洛浩》篇有：“旁作穆穆逐衡，不迷文武勤教”。
劳(4):劳动，劳碌；《盘庚上》篇有：“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周有黍樱”；《无逸》篇有：“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爱暨小人”。
殖(1):种植；《吕刑》篇有：“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樱降播种，农殖嘉戟；。
锉(1):短镰，引申为割下的禾穗；《禹贡》篇有：“二百里纳侄”。
牿(1):置于牛角之横木；亦指带枷锁的牲口；《费誓》篇有：“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攫”、“散乃阱，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
有夏一代，秦人见诸记载的农业活动有平治水土、艺稻等。黄河中下游当时由于河水泛滥，排水不畅。早期的原始农业遗存多就丘陵阜岸而居。故多见“九丘”、“九州”、“九山”之称。原始农业发生于山麓地带，这样的地理环境，缘山便采集，濒水宜渔猎，是初始时期种植作物和驯养家畜的适宜环境。但是进入过渡时期以后，人口逐渐增加，山麓地带便日显狭促，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单位面积的产出量就成必然之势。客观认知先民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对于农耕活动自身的规律性也有了从无到有、从浅入深的认识过程。这反映在包、蕃、霭、孽、刊、稿、稽、朴、败等内容上。例：
包(3):通“苞”，谓草木丛生；《禹贡》篇有：“厥土赤值坟，草木见包”、“厥包橘袖、锡贡”、“包呱普茅”等；以上三句皆出于《禹贡》篇，后两句中的“包”字皆为(打成)包裹、包装(起来)的意思，第一句则是草木逐渐茂盛起来了，就好像把整个的山头包裹起来一样；这说明了植被的覆盖和当时人的一种直观的认识。
蕃(1):生长茂盛；《洪范》篇有：“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房”。
睬W:草抽芽；《禹贡》篇有：“厥草惟爵，厥木惟条”。
粟(1):树木的嫩芽；《盘庚上》篇有：“若颠木之有由桑”。
稿(9):收获谷物；泛指农事；《汤誓》篇有：“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秸事，而割正夏”。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节律性，要是指各种农作物和畜禽等都有各自的一定的生长发育阶段。在作物生长过程中，何时播种，何时中耕施肥，何时成熟收获，均有一定的节律限度。超过季节，则生长不良，甚至减产绝收。因此，耕、种、管、收不违农时，是获得农业高产稳产优质的重要关键。
稽(1):借作“来”，治也，种；《梓材》篇有：“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陈修，为厥疆吠”。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活动的发展也产生了大量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文明相关的词汇，在《尚书》全书中有众多这一方面的内容，其中重要的有：
年、获、熟、秋、有秋、裕、荣、成、大熟、丰、富、赋、饥、艰、贫、灾等。例：
年((26):年岁；好收成；《高宗彤Crbng) }》篇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
秋((3):指收成，收获;《金滕》篇有：“有秋”。有秋：谓好年景，秋天有好收成；《盘庚上》篇有：“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稿，乃亦有秋”。
裕((8):充盈；《康浩》篇有：“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成((3):收成；《尧典》篇有：“寅饯纳日，平秩西成”；《洪范》篇有：“百敦用成，又用明百敦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
大熟((2):成熟，丰收；《金滕》篇有：“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堰，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丰(3):丰厚；《高宗形日》篇有：“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以上与农业生产的字词都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也有与旧制度相关的一些消极方面的字词，如赋税和贫穷落后、收成不好等。
赋(12):赋税；《禹贡》篇中记载的对于全国各地的赋税的征收情况：“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充州：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扬州：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豫州：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百里赋纳总”。
饥(1):饥荒、饥饿；《舜典》篇有：“弃，黎民阻饥，汝后翟，播时百款”。
灾(8):祸害，灾难；通“哉”，语气词；《盘庚上》篇有：“乃败祸奸究，以自灾于厥身”；《盘庚中》篇有：“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微子》篇有：“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今殷民乃攘窃神抵之牺牲(quan)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商今其有灾”；《尧典》篇有：“灾肆赦”；《康浩》篇有：“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告灾，遭(shi)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