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鸣华
人物简介
张鸣华，教授。浙江温州人。１９５２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专于计算理论，从事偏微分方程、计算机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数据流分析、程序结构理论及抽象代数方程组理论方面取得成果。撰有论文《全局数据流分析》、《框图格式的等价问题》，著有《可计算性理论》。
主要经历
张鸣华，1930年5月出生于龙湾区永中街道祠南村一个书香门第人家，6岁入永兴小学读书。后来入浙东第三临时中学读初中，又转永嘉中学（现温州二中），再转入温州中学。1945年温州中学初中部毕业。1948年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
在早期，张鸣华从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在“文革”中，1969年清华大学部分专业迁至四川绵阳，张鸣华也去了，直至1978年才迁回北京。在绵阳期间，张鸣华转而从事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利用抽象代数方程组的理论来研究计算机程序的结构，撰有论文《全局数据流分析》、《框图格式的等价问题》等。又利用数理逻辑来研究程序的数据类型，撰有论文《数据类型的二阶理论》、《将数据类型引入直觉主义类型理论》等。并著有《可计算性理论》。
张鸣华自小喜欢文史，在研究数学的同时，业余还陆陆续续从事文史研究，例如2002年他发表了《屈原诗歌属于中原文化》，认为屈原的政治观点属于中原文化，屈原诗歌中的神话包含在中原文化之内，楚辞这种体裁在中原文化中也已存在。总之，屈原诗歌没有超出中原文化的范围。又如2004年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东汉南宫考》一文，讨论东汉首都洛阳的布局，对学界的流行看法提出异议。这些论文都出于一位数学家之手。近年来他注重温州地方文史的研究，引起温州学界关注。
“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叶适形成三足鼎立。因而以叶适为集大成者的永嘉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如同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然而，从南宋到鸦片战争前，永嘉之学几乎销声匿迹，辉煌不再。”
“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鸦片战争、五口通商，我国沿海地区的中西文化矛盾突出，温州的客观环境与南宋时期有类似之处，永嘉之学开始复兴。在鸦片战争波及宁波时，温州著名学者张振夔作为镇海教谕提出造船及训练水师的建议，并参与对英军的抗击。张振夔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复兴永嘉之学的先驱和代表人物。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尤其在中法战争之后，我国著名学者孙诒让开始大力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孙诒让是晚清时期永嘉之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南宋以来整个永嘉之学最杰出的代表。”
文史情结
采访对象：张鸣华数学家理论计算机科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以下简称张) 　　专栏主持：金辉 记者(以下简称金)
发表以上观点的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张鸣华。这是日前他在我市举行纪念陈傅良诞辰870周年暨永嘉学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虽然这是一家之言，但仍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与会的历史学家胡珠生说，张鸣华教授是位数学家，可是他对永嘉学派的研究确实很有见地，也很有成果。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数学家从事的是自然科学研究，怎么会研究起社会科学来的，其中有什么奥秘吗？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于是，趁着会议的间隙，我找到了张鸣华先生。
作为数学家的张鸣华先生，此前我是早有所闻的，在我的访谈中曾几次谈到，一是中科院院士张淑仪说她有位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教授的四哥张鸣华；再就是访谈徐桂芳先生时谈到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张鸣镛是著名数学家，其弟弟张鸣华也是数学家。
至于他的文史情结是在我们的访谈之后才明白的。
金：这次您特地从北京来家乡参加纪念陈傅良诞辰870周年暨永嘉学派学术研讨会，真是难得啊，您的家乡情结也很深厚啊。您这次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是什么？
张：这次我提交了两篇论文，《孙诒让与永嘉之学》及《从永嘉之学看儒学与现代化》。在这之前我在《温州学刊》上曾发表了《张振夔的学术思想》及《张振夔与永嘉之学》，这些是我在几年中陆陆续续撰写的。
近年来，儒学日渐受到重视并日渐热门。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儒学是否具有现代性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也有人把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看作是儒学的遗毒，是现代化的阻力。其实儒学是个庞大的体系，存在许多流派，并非所有的流派都能促进现代化，也不是所有的流派都是现代化的阻力。儒学的核心是孔子的学说，应该仔细研究的首先是这个核心。看它究竟是现代化的阻力还是促进现代化的动力。
永嘉学派产生于南宋，但十九世纪复兴了，它与现代化是接轨的，它大力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永嘉学派不谈天道性命，主张“经世致用”，因此与其它学派比较起来，它更接近孔子学说。这也可以说明，孔子学说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它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以待更多学者的指正。
从小喜欢文史书籍
金：您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您怎么会研究起文史来的，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张：那要先从张振夔说起。张振夔(1798-1866)，字庆安，号磬庵，是我的高祖。他十七岁考上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但八上公车没有考取进士。道光六年(1826)，经朝考大挑一等，因不愿当知县，改任教职。曾任常山县学训导，三次任宁波镇海县学教谕(类似现在的教育局长，不过同时要讲学的)。中年以后，曾掌教温州东山书院、台州宗文书院，最后在乐清梅溪书院病故。我高祖宗仰永嘉学派，要求所学能通时务，为世所用。他存世的著作有《介轩集》，计文八卷，诗十卷，外集二卷，同治刻本。他对我们一家影响很大，这是我的家学。
第二是我的兴趣广泛，在中学学习期间，我读过一些经书、子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可以背诵《史记》中不少“太史公曰”，我能够填词、写律诗、绝句。特别是我小学、初中时期我父亲张肇麟教我读过《左传》、《礼记》的一些篇章，其中一小部分至今仍还可以背诵。所以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对文史及数理都有浓厚的兴趣，即便我以数学为专业之后，我在业余时间仍然时不时地接触文史，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条从未断绝的“暗流”。
金：受家学渊源的影响，您从小就喜欢文史，为什么又去读数学呢？数学与文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不是受您哥哥张鸣镛先生的影响而决定的？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曾经是攻下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著名科学家陈景润的老师。
张：是的。我小时候受哥哥张鸣镛的影响很大。他比我大四岁，他眼界非常开阔，兴趣广泛，假期里我常常跟他一起读诗、练书法，还读一本别人家少有的书，那就是我们高祖父的《介轩集》。我哥哥在高中的时候就对数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尤其佩服牛顿、爱因斯坦，时常同我提到他们。他还时常提到一些数学家，特别是高斯、黎曼、希尔伯特。他有一本数学史的书，书不厚，里边有照片，所以我对于数学以及数学家，老早就有比较深的印象。
我决定读数学，还有一个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原子弹的爆炸，物理成了热门学科。我也读了一些关于原子结构的普及读物，一时也想学物理。但后来借了一本周培源讲相对论的书，看不明白，那时我感觉到即使要学物理，也得学好数学。
一些课外的谈话有时可以留下很深的记忆。当时温州中学也有一些学术演讲，例如苏步青先生来演讲过，他讲到数学家，我记得他说希尔伯特非常伟大，不过已经死了，在活着的数学家中，外尔(Weyl)很伟大。希尔伯特我本来是知道的，外尔是第一次听说。一些教师也对我有很大的助益，例如数学教师陈仲武先生、苏尔寿先生，他们对我三言两语的鼓励也提高了我对数学的兴趣。由于这种种因素的影响，当我在温州中学高中毕业之前，我就决心以数学为我毕生的专业了。
在数学王国里遨游
金：您是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的，数学是个非常奇妙的王国，多少数学家为之披星戴月，穷经皓首，那么您在数学王国里遨游有哪些收获？
张：我的研究工作有点曲折。我读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本来特别着重抽象代数，也比较重视数理逻辑。但是在院系调整后，学校特别强调数学必须“联系实际”，而且理解得非常片面，把抽象代数及数理逻辑等数学分支看做是脱离实际的。所以我只好放弃那个方向，与其他几个同学一起转向偏微分方程，从头开始。当时只有微分方程或计算数学这样的分支才被认为是联系实际的数学。
接着“反右”以及后续运动，虽然我没受到冲击，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只能业余“单干”了。我曾利用带权范数引进新的泛函空间，于是在解决退化椭圆形方程的边值问题方面，取得了成果。“文革”时，清华大学分成了几摊，除北京外还有三摊：江西鲤鱼洲、四川绵阳、河南三门峡。我去了绵阳，在那边的一个山沟里建校，一呆就是十年。
我妻子赵锦蓉是计算数学专业的，在“文革”中清华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的大部分教师都改搞计算机软件。在绵阳那个山沟里，我如果继续研究偏微分方程，困难就更大了，有关的图书资料一点都没有。于是我决定与她一起搞计算机，她搞软件，我研究理论，资料多少有一点。与此同时，我发现抽象代数与数理逻辑对计算机科学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的作用，而抽象代数与数理逻辑正是我大学时期所熟悉的。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我改变了研究方向，转到了理论计算机科学。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决定，所以只能作为业余的工作。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当时我们还在绵阳。我看形势有点变化，于是尝试把一篇论文寄了出去，结果《计算机学报》在1979年发表了，论文题目是《全局数据流分析》。这时清华大学在四川的一摊撤消了，我们也回到了北京。
从此以后我就名正言顺地从事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了，我的研究生来自数学系和计算机系。计算机程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结构，一个是数据。我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是利用抽象代数方程组来解决计算机程序的控制结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利用非古典逻辑来研究程序的数据理论。在这两个方面我在国内外发表了一些论文。
金：您的数学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啊！与此同时，我想到学者的跨学科研究问题。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既能写诗又能写一手好字，就是个例子。您既是数学家又与文史研究结缘，那么您觉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否可以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您对青年学生有何告诫？
数学文史都需要火花
张：两个学科实质是相通的。我们把数学看作科学，好像比较机械、枯燥，但是它与文学有共通之处。就说写诗吧，写诗需要灵感，要有火花的迸发，数学也同样需要火花的碰撞。数学的推理过程本身是一步接着一步，是很机械的，但是要找出推理的基本思路就需要“灵感”。同样，逻辑系统是很严格死板的，但是构想出逻辑体系却需要“灵感”，可以说是非逻辑的思维吧。
所以，我觉得文理两个学科，不要太强调区别，特别是有的学生认为自己学不好数学，认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于是就要转向文科。其实不必这样。学习数学与学习文科当然有一些不同，例如学习数学要更注意按部就班，前头不懂会影响后头，所以碰到困难就要看看是不是前边有漏洞。循序前进，困难就会克服。这并不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不要碰到困难就躲避、放弃。在文科方面要取得好的成就，也是需要克服困难的。如果既学好数学，也好好学文科，那样生活不是更丰富多彩吗？
金：哦，是的。回眸您走过的历程，能说说您的人生感悟吗？
张：还没有什么感悟，至少还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人生挺复杂的，感悟要静下心来梳理的，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不少。[1]

基本信息
人物姓名：张鸣华
性别：男
科室：呼吸内科
学历：大学本科
职称：主任医师
职务：科室主任
个人简历
1979年9月至1984年7月， 温州医学院临床系读书；1984年8月毕业后至今，在瑞安市人民医院临床工作；1991年11月至1992年10月，上海中山医院呼吸内科进修。
业务专长
呼吸内科各种疾病的诊治
学术成就
张鸣华有11篇医学论文分别被刊登于《浙江医学》等医学刊物或医学研讨会选为交流。3项课题分别在温州市科技局、温州市卫生局、瑞安市科委立项。[1]
婚姻家庭
张鸣华是瑞安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黄月琴是医院中医科的医生。一个学西医，一个读中医，结婚20来年，夫妻俩在家里还是常常辩论“中医好还是西医好”。随着他们所在科室和医院的发展，这场“中西之争”也悄然变化着。
1987年，瑞安县人民医院的牌子被“瑞安市人民医院”取代，第二年，张鸣华从文成调到瑞安，和妻子团聚。牌子虽然换了，张鸣华却记得，那时候从各方面条件上来说，医院并没有很突出，只有内科、外科、中医科等简单科室设置，检查设备也只有X光、A超等。学西医的张鸣华被分到内四科工作，当时科室里只有4个医生，44张床位，呼吸、肾病、内分泌等疾病都合在一起看。
“一开始都是他说不过我，毕竟硬件条件跟不上，西医受限很大。”早几年都在“中西之争”中占上风，黄月琴笑得有些得意。不过接下来，随着医院发展需要，夫妻俩经常得各自外出学习，“中西之争”被忙碌的充电工作取代。尤其是张鸣华，为开设呼吸内科，他特地去上海学习了一年。1993年呼吸内科开设以来，科室不断发展，技术突飞猛进，2004年成为温州市重点专科。和呼吸内科一样，医院的介入治疗等近20年新兴的科室也成为市重点学科，医院也在20年里成为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被评为三级乙等医院。
谈及这点，张鸣华感触很深。以往遇到呼吸衰竭的病人，因为没有条件做气管切开手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痛苦，甚至失去生命。2002年医院购置了呼吸机，科室里专门派人去学习这个手术，很多呼吸衰竭生命垂危的病人因此重获新生。
这几年来，呼吸内科每年收治住院病人近1100多人次，诊治门诊病人9800余人次。“中西之争”变得势均力敌，夫妻俩引经据典，分析病例，常常在家里为一个病例展开“唇枪舌战”。受他们影响，唯一的女儿高考填志愿时，毫不犹豫填了温州医学院。
“不过女儿学的是西医，二比一，以后怕要争不过他们了。”黄月琴哈哈一笑，开玩笑地说。其实，现在“中西之争”更多地变成了“中西结合”，平时呼吸内科遇到一些肺部淤积浓痰的病人，常要请中医科的医生来会诊，肾结石、外科手术等病人也常需要中医来帮忙。如今，夫妻俩都是各自科室里的骨干，双方的科室都得到长足发展。“我们是取长补短，互相进步。”张鸣华为夫妻俩的“中西之争”做了总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