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晋十六国
概念与综述
“两晋十六国”的引入两晋十六国首先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概念，通俗而言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去掉曹魏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其余时间段即“两晋十六国”；其次研究主体是该时期的政权、割据，而非不拘泥时间；其次在感情上给予蜀地政权与中原诸政权势力同等之看待，去除偏见。这个概念提炼自蔡氏版《两晋演义》或析自《晋书》所叙述的那个时代。
“两晋十六国”之释义将“两晋十六国”拆成“两晋”和“十六国”二词。“两晋”即晋代，东晋、西晋之泛称，所以“两晋”时期是265年～420年。这种说法道理很容易理解。 
“十六国”的时间由来
《十六国春秋》是北魏崔鸿所撰的一部记述成汉、大夏、二赵、三秦、四燕、五凉16个国家兴亡历史的（断代史）书，其记载的时间按公历算得话，应该是304年～439年。若按照“春秋”指代《春秋》一书所记载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惯例，我们也可用“十六国春秋”指代《十六国春秋》一书所记载的那个时期，即“十六国春秋”特指304年～439年这个时期。 
本篇的“十六国”是“十六国春秋”的简称。根据上面，换言之，“十六国”指代公元304年～公元439年这个特定时期。这样便有了“十六国”的具体时间段了。 另外依据“三国”说法，用书中所记载的几个国家来指代某段特定时期亦可佐证该说。两段时期内对于某国的人物表述也雷同，如三国时期蜀国人（文学家）、十六国时期前燕人（军事家）。 
外界对这个时期也有诸多称法，诸如“五胡十六国”（内迁之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乱华”时期等，不一而足亦不置可否，应该说“十六国春秋”时期一说较之相对客观点，图说历史(简介)(11张)不易产生歧义。
“两晋十六国”的假设
“两晋”时期是265年-420年，“十六国”时期是304年～439年，那么“两晋十六国”时期怎么算呢？ 
我们想到了“魏晋南北朝”和“南北朝”这两个时期，“魏晋南北朝”（220-589）包括“曹魏”时期（220-265）、“两晋”时期（265-420）以及“南北朝”时期（420-589），联系所讨论的“两晋十六国”，我们是否可以用“两晋十六国”替代“两晋”呢？如果把“两晋十六国”替代“两晋”，即把“两晋十六国”时期等同于“两晋”时期，这样一来“两晋十六国”一说就能与“曹魏”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在时间上形成无缝连接，成为“魏晋南北朝”新的内涵（包括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肯定，尤其是“五胡”政权的肯定）。有人会问把“两晋”概念偷换成“两晋十六国”概念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多此一举吗？其实不然，“两晋十六国”比“两晋”更好。
其一，“两晋”是一个颇具政治色彩的国家主体或时间段，以“谢安”和“王猛”为例，你可以说“谢安”是“东晋”人或“晋代”人；“王猛”的朝代归类就困难了，虽和“谢安”同一时期，但无法归在“晋代”里，你可以说是“十六国时期前秦”人或“前秦”人，但是这样说不具有普遍性，不熟悉历史的人根本不知道“王猛”原来是和“谢安”同时代的人。那么“两晋十六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试将其模糊说成“两晋十六国”时期人或“两晋十六国时期前秦”人，这样一般人就知道“王猛”所处的时间了。其二，“两晋十六国”一说与“南北朝”的说法如出一辙，都是很笼统的，将南北政权相对独立存在的时期混为一说，因此是有例可循。其三，“两晋十六国”一说是是对我国古代华夏大家族的充分肯定，这符合马克思历史观，以前将其割裂为“两晋”和“十六国”是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应该肯定南北双方的功过是非，不要以为司马晋的做法都是对的，它毕竟代表封建家族的利益。其四，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还能理清历史的脉络，便于研究“坞壁林立”广泛的现象。其五，这时期还是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司马氏建立的“两晋”为主体和主要研究对象。缺点：笼统、缺乏针对性以及概念本身的复杂化，过于淡化朝代与国的观念。
通过上面的论述表明“两晋十六国”相比“两晋”有一定借鉴意义，可作为两晋意义的衍展。其次，所假定的“两晋十六国”和“两晋”时间的（公元265年-420年）一致性也成立。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但“十六国”时期是公元304年～公元439年，既不包含于“两晋十六国”，也不包含它，化解该矛盾可借鉴既有之经验。“南北朝”和“隋朝”在时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但不妨碍南北朝包含“隋朝”的初期（即未统一的隋国政权），由此用“两晋十六国”来统称“两晋”和“十六国”2段时期便有据可循了，特指“十六国”中前期。【注：将“十六国春秋”末期政权（421-439）归南北朝的研究对象】
概念的含义
“两晋十六国”（时期）是晋国政权的“两晋”时期、非晋国政权的“十六国春秋”中前期（止于420年）的合谓，时间是265年～420年，凡156年的历史。主要讲述了西晋的建立与统一、汉人南渡、五胡的崛起与衰亡、“坞壁林立”以及东晋的取代。
与其他概念的比较1）本文提“两晋十六国”而不提“东晋十六国”之原因：把时间向前推，将“十六国”时期起兵“乱华”、入主中原的结果与隐伏在“西晋”社会的多种前因联系起来，找出整个时代之原因。其次，“十六国势力”肇始于西晋。2）与五代十国的一些差异：“两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政权势力的统治者大多自诩正统，属于国与国的邦交；“五代十国”时期分别以中原五个朝廷为正统，该时期先后建的十国多数属于地方藩镇国，外交上类似国家与藩属的关系。
戏剧性的灭吴行动晋国方面：灭蜀之后，272年，晋武帝依羊祜之建议，任王濬为益州刺史，命其在巴蜀大量建造战船，一年乃成；二王当政，反对伐吴者占主流，其中王衍以清谈自居，无尺寸建功之心，如大臣山涛所言：“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现在放过吴国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吗？”唯有杜预、羊祜、张华与晋武帝灭吴的想法一致。公元272年9月，东吴西陵督步阐降晋，晋廷兵分三路接应步阐，陆抗沉着应对，于江陵退敌继而收复西陵重地。西陵战后晋朝羊祜采用约期而战、处之以礼的攻心战，而陆抗以礼相还识破计谋，此事一时成为美谈。276年，羊祜上书伐吴，因朝臣反对而无果。278年，羊祜病危，举荐杜预，继任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279年，杜预不断的上表伐吴，在前两道奏本没有批复之后，杜预第三次上表曰：“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写到这里，史书上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载“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于是，晋武帝终于采纳决心伐吴。也许，杜预这道上疏的言外之意是，提醒司马炎要给自己身边一向阻挠伐吴的重臣也分些好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伐吴最大的反对派贾充，反被授予符节、黄钺和大都督的职务，率领中军驻扎在襄阳，在名义上负责各路伐吴军队的总调度。灭吴后王濬因在未得到王浑授意下抢先攻入城内接受招降事宜，于是冒功的王浑参劾王濬谋反罪名等，幸好宽容大度的司马炎（擅打太极拳），在二王争功的问题上，他既绝不追究王濬，也不指责王浑诬陷，大家一概升官，避免作邓艾第二。同时，晋武帝下诏，吴国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员，一概不予更换，吴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据才能安排官职。将吏随孙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赋役，百姓则免除二十年。
唐代张说（yuè）过王濬墓作诗云：牛斗三分国，龙骧一统年。智高宁受制，风急肯回船。有策擒吴嚭（pí），无言让范宣。援孤因势屈，功重为谗偏。旧迹灰尘散，枯坟故老传。百代逢明主，何辞死道边。
吴国方面：吴国孙皓性情暴戾，自264年登基后，奸佞邀宠，肆意残杀忠良祸及子孙，动辄剜目剥皮、凌迟焚骨，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军民涣散。军事上，公元272年，王濬在巴蜀造战船，大量碎木顺流而下，建平太守吾彦见后，知晋将发兵顺流而下，请求增强建平守备。陆抗于274年弥留之际上疏指出：“西陵、建平，国之蕃表”、“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陈述加强建平、西陵防守的重要性。而孙皓自恃长江天堑屏障，置之不理。此时，吴国国力早已衰退，镇守西境的名将这些年来又大多谢世，接任少年人的能力与威信都难以御敌。
渡江灭吴战（晋灭吴之战）
279年11月，采用羊祜生前拟制的计划，发兵20万人，分6路进攻吴国：1.晋灭吴(3张)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自下邳向涂中方向进军；2.安东将军王浑自扬州，向江西，出横江渡口进军；3.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向武昌方向进军；4.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向夏口方向进军；5.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尔后南下长江、湘水以南，直抵京广；6.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东下，直趋建业。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副，率中军驻襄阳，节度诸军；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总筹粮运。
总的作战意图是：以司马伷、王浑两军直逼建业，牵制吴军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奋、杜预三军夺取夏口以西各战略要点，以策应王濬所率的7万水陆大军顺江而下；然后由王濬、司马伷、王浑军南下东进，夺取建业。这样的部署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为吴国尚有兵力20万人，就兵力对比而言，晋军南下的兵力并不占多大优势，只是吴军兵力分散于沿江和江南各地，晋军要分路予以各个击破，才能迅速灭吴。
280年2月，晋军攻克武昌；吴国丞相张悌中诈降计，与沈莹、孙震共三人战殁殉国。5月，王濬水军继续沿江东下驶抵建业，孙皓大惧，衔璧舆榇（chèn）降晋。至此，晋军连克东吴4州43郡，降服吴军23万，孙吴灭亡，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也随之结束。[1]
灭吴君臣：羊祜杜预王濬张华及司马炎
时代鲜明的四股势力1、汉民族的“两晋”政权势力
存在时间：265年西晋建立—420年东晋灭亡。
"两晋"势力包括西晋时的司马氏政权势力和南渡后的东晋势力。西晋（265年—316年），由晋武帝司马炎于265年建立，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东晋（316年－420年），是由西晋皇室后裔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方建立，统治范围因为中原陆沉，形成特殊的统治形式。由于均代表司马氏政权，于是把西晋、东晋这两个时期合称为“两晋”或统称为晋代。
2、16国为主的政权势力
存在时间：304年李雄称成都王（或刘渊称汉王）—439年北凉灭亡。
◆以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十六国时期可分为前后二期：前期的政权有：①成汉、②（汉）前赵、③后赵、两晋十六国图表集(20张)④前燕、⑤前秦、⑥前凉。拓跋部的代国和冉魏不在十六国内。后期的政权有：⑦后燕、⑧后秦、⑨西秦、⑩后凉、⑾南凉、⑿南燕、⒀西凉、⒁北凉、⒂大夏、⒃北燕。西燕、北魏、翟魏和谯蜀也不在十六国之列。
〖成汉、夏、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
◆◆十六国史也可分三大阶段：一、刘汉、前赵和后赵的交替（304-352）；二、前秦、前燕的对立，及前秦统一北方（352-383）；三、淝水之战后前秦的瓦解，北魏的崛起（383-439）。
3、游离的坞壁组织势力
存在时间：实际上贯穿整个两晋十六国时期，并继续向后推移。
坞壁组织独立自治，有时又接受以上胡夏势力的监管、册封。
4、新生代力量的势力　拓跋部鲜卑建立的代国和强力崛起的早期（土德）北魏政权，志在结束北方大国间的战乱，雄霸北方、入主中原。
历史脉络
曹魏后期，249年司马懿父子三人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大将军曹爽一伙，至此司马家族掌控魏国大权，掌兵西北、东南，烜赫一时。260年，司马昭弑曹髦，司马昭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直至司马昭逝世，265年其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司马炎践坛称帝，改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时期，内迁五胡居于西晋北方、西方的边陲地区，对晋王朝呈现半包围局面，他们逐渐成为汉人管辖下的编户，需要纳税且遭受官僚欺压或受民族歧视，心生不满。270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与匈奴刘猛率众内侵，直至九年后始平。280年吞并孙吴实现统一，整个社会转而弥漫浮华奢侈、贪污腐败风气。晋惠帝司马衷昏庸无能、贾南风擅政跋扈，引得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外加十年(282-292)天灾，搅得国家混乱民不聊生，294年，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296年，刘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举兵，建威将军周处阵亡，直至299年方平。301年巴氐族领袖李特在蜀地领导西北流民最先起事，304年，李雄继立后击败罗尚并称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大成”。304年刘渊在左国城起兵，308年刘渊正式称帝（都平阳，国号汉）。永嘉五年（311年），前汉刘聪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史称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公元313年，晋元帝同意祖逖私下募兵北伐。316年（建兴四年）刘曜长围长安，12月11日晋愍帝出降，西晋亡，退出中原势力。317年，司马睿仰赖着江东士族的支持以称帝，定都建康，位于洛阳以东，史称东晋。347年，桓温灭汉收复蜀地；356年桓温北伐前燕，攻陷洛阳及司兖青豫四州，旋而复失四州；369年桓温二次北伐，枋头之战为慕容垂击败。383年，淝水之战中晋军里应外合大败前秦大军，前秦随之大分裂。384年东晋发动北伐，攻下山东河南一带。399年孙恩起兵反晋至402年败亡，余众由其妹夫卢循领导，世称“孙恩卢循之乱”。404年元月，桓玄袭江陵、攻建康，篡位称帝，改国号楚（至此司马东晋已经名存实亡）；刘裕起兵反桓，在覆舟山等地连败桓玄，5月桓楚军败于峥嵘洲，桓玄被斩杀。405年谯纵据蜀建立谯蜀，刘裕派朱龄石陷成都亡谯蜀。409年刘裕北伐陷广固灭南燕；416年后秦幼主初立，刘裕二次北伐，晋军连克许昌、洛阳；417年破长安灭秦亡；同年刘裕杀晋安帝而立司马德文为晋恭帝。420年（北魏泰常五年），刘裕废而自立，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北方除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为北魏所占。 
自胡人叛独起，北方的黄河流域便成为各民族的逐鹿之地，直至东晋被刘裕篡取，期间以匈奴、羯、鲜卑、羌及氐（含大月氐、小月氐、巴氐、仇池氐)为主的五胡及汉民族之间陆续攻伐与仇杀、称臣又叛独，在北方（及蜀地）地区裂土称帝。短短的一百多年，先后建立了16个大小不一、国祚较长、影响力较大的政权。若以淝水战为界，前期的6国：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期的10国：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夏、北燕。（加黑的5国均是亡于公元420年后或南北朝前期）此外同时期的割据还有吐谷浑yù鲜卑部、前仇池qiú、代国、冉魏、西燕、后仇池、翟魏、谯蜀等，实际上应在二十国以上。该时期，以北魏（前期以土德承后燕之火德、十六国之延续）为线索，338年（东晋咸康四年），什翼犍称代王，于乎城一带建立代国。386年（太元十一年）拓跋珪于牛川重建代国，同年迁都盛乐，改国号魏。395年拓跋珪率军昼夜奔袭，与后燕军决战于参合陂并歼敌四五万。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称帝。402年，拓跋珪于柴壁大败后秦军，歼敌3万余。
战马篇
骑兵自三国时期起，作战地域主要转移到内地北方。三国时骑兵最为强盛的当数曹魏，在军队中占有绝对主力的地位，拥有乌桓三郡“天下名骑”和号称“天下骁锐”的曹纯虎豹骑。西晋的兵种建设承袭曹魏而来，骑兵也为军队中的绝对主力。当时行军、作战，经常以骑、步相结合，步、骑战骑篇相关图册(7张)两者配置的比例大约在十比二三之间，骑兵的数量虽然要较步兵为少，但在协同作战之中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
骑兵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地方政权大多是由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骑马善射是其所长，这就使得骑兵理所当然地成为其军队的主力，如：前赵政权中央兵力近30万，石勒后赵政权中央兵力50余万，主要由骑兵组成，骑兵也占总兵力的1/3。在具体战争过程中，动辄投入骑兵数万或十几万人，最多时竟高达数十万之众。骑兵的运用达到了更高峰，交战各方（主要是北方）都大规模的使用骑兵，骑兵成为战场上的最重要的兵种，也是中原地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骑战成为当时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样式。该时期总的来说北方的军力较南(蟹)方强，北方各国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最初的军队均为骑兵，发展后步兵渐渐增多，但主力仍为骑兵，作战时动用大量骑兵参战。如前秦苻坚南伐东晋，统率“戍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付坚载记）；北魏太武帝侵宋时以骑兵六十万渡淮，直逼长江；梁魏钟离之战中魏军八十万中有骑兵二十四万。可以说这一时期骑兵战的规模远迈之前。当时的马政建设也十分发达，如北魏先后有规模宏大的4个官办畜牧场。 
重甲骑兵从现有的史料分析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当时开始初步使用马铠。到了两晋十六国时期，是重装骑兵全面发展的关键阶段。当时，马铠大幅度增加，成批次装备于骑兵部队。据记载，在当时的战争中，铁骑经常成千上万，甚至数万用于战场交锋。如汉国石勒在襄国保卫战中，大败西晋大司马王浚部下的鲜卑段疾陆眷，击溃其骑兵5万之众；“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此战的晋方铁骑数为其骑兵总数的1/10。又，石勒击破刘琨部将箕澹（姬澹）10万余众，获其铠马万匹，可见，铠马数也占总兵力的1/10。南燕国有步卒37万人，而拥“铁骑五万三千”，铁骑数占总兵力1/8。这些事例均表明，铁骑在整个骑兵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并被大量应用于作战行动。
重甲骑兵也存在一定弱点，即人与马匹的负荷过重，降低了骑兵的快速突击性与机动性。所以，该时期各政权在重视发展重甲骑兵的同时，也重视发挥轻骑兵的机动性，常用其实施长途奔袭。这些轻骑兵常备有“兼马”，“马皆有副”，即每个兵士拥有战马两匹，在长途奔袭时两马互乘来保证进军的速度，以便迅速及时地赶赴目的地，“先趋战地而待敌”。轻骑兵与重装骑兵的配合使用，对于战法的变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即迂回、奔袭颇为普遍，战争的运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马镫的发现及深远影响一大重要科技发展就是马镫的发明，我国最早的马镫在西晋中出土，（可偏有人说马镫是欧洲人发明的）可以说我国最晚在晋代就有了马镫。马镫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军事上，马镫的出现使骑兵的近距离格斗战更容易，（有了借力之处）并且有利于骑兵的长距离行军。（减少疲劳）能更有效的发挥出骑兵机动性好，冲击力强的优点。在西方马镫的发明，导致了中世纪西式重骑兵，骑士的出现。（一种大而无用的家伙） 
这一时期的骑兵以重骑兵为主，当时的重骑兵人马均披铠甲－甲骑具装，防护  时代鲜明的鲜卑突骑力很强，对步兵有极大的冲击力。当时重骑兵武器除了弓箭外，（不管什么时代，这总是东方骑兵的主要武器）长兵器大量使用，骑兵手持穿透力更好的长矛即“槊”（也叫“矟”），而戟逐步被淘汰，成为一种礼仪用的摆设。而短刀也成为骑兵的制式武器，与前代的环首刀相比，这一时期的刀，刀体加宽，刀头由斜方形改为前锐后斜，更适于实战。
差不多稍晚的北魏朝记载《魏书·皮豹子传》：“愿遣高平突骑二千，賫粮一月，速赴仇池 。”中国用了一个很恰当的词来形容重骑叫“突骑”。源于突骑的任务就是全速冲阵，在严密守备的敌人战线上硬生生地撕开个突破口。
重骑出现的人文诱因重装骑兵出现在战场上，正是以部曲私兵为军队核心的时代。这个时期从东汉末年开始，经魏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当时，氏族门阀制度和氏族军事组织结合在一起，豪强世族拥有大量私人武装。那些部曲既是依附农民，又是豪强世族的私人武装。这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从东汉重骑战马影像集(14张)末年开始恶性发展，到魏晋以后日益加剧，也就影响了当时封建军队的组成等方面，当时带兵的将领都出身豪门世族且拥有自己的私兵部曲，还往往拥有大量的铠甲和兵器，这些装备精良的私人部曲，就形成了他们统率的军队的核心。这样一来，自然引起了军队的组成、指挥的一系列变化。早期的私人部曲还不一定是骑兵，更不一定是重装骑兵，私人部曲以甲骑具装的面貌出现，与五胡乱华时的那些来自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有关。这些民族，进入中原以前都是游牧经济，拥有优良的马匹，军队又都是骑兵，同时往往还保留着氏族军事组织的形式。进入中原以后，就与豪强世族联合起来，门阀部曲制度和氏族军事组织制度也就自然地结合起来，自然又促使军队的核心发生变化，终于出现了人马都披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
重骑兵战马之具装铠东汉时期，已经使用起部分防护作用的马甲，如保护马前胸的皮质“当胸”。到三国时期，文献中已记载有全副马铠。重装骑兵的战马发展到两晋十六国，马铠的结构已日趋完备，称为“具装铠”或“马具装”。根据东晋以后的习惯，马着的甲衣只能称“具装”，而不叫“马甲”，只有人穿的胄古代战马的装备(5张)甲才能称“甲”。具装铠有铁质的，也有皮质的。至此马具和马甲--具装的条件就成熟了。
当时的马具中，马鞍在东汉的制作就已经相当精致了，西晋时又有了马镫（不过西晋时马镫似乎只是用来踩蹬上马的，骑马时并不用），这样，控制马匹就相当容易了。而具装呢，通常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马躯的“马身甲”、保护马臀的“搭后”和竖立在马臀部的“寄生”（似乎是为了保护骑兵后背用的）这6部分组成。这样的具装使战马除耳、目、口、鼻以及四肢、尾巴外露以外，全身都有铠甲的保护。从辽宁出土的此时的鲜卑族墓中的马蹬，及有关武士俑来看，此时是出现马蹬，使得骑兵功效得到长足发展，但此时基本为三角形单蹬。
马蹄铁：战马的另一辅助装备—马蹄铁，宋以前还没有出土物证，不过敦煌莫高窟有幅隋时钉马掌图的壁画，应该能肯定唐以前人们有钉马掌意识但估计还没有普及。具体印证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挖掘。
骑兵的战术及运用魏晋以来，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和作战指挥水平的提高，集团方阵战术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阵法的军事学术特征，一是阵内诸兵种——步、骑、车兵的配置更趋合理，更能发挥整体攻防、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二是军阵的基本形式普遍采用八阵。一阵中混成后的兵力又往往区分为“先登”、“中坚”、“殿后”与“侧翼”诸部，分别执行不同的战斗任务。各兵种内部也有具体不同的分工。如步兵分为主射箭的弩兵与主近体格斗的徒卒。又如，曹操将战阵中的骑兵按照进攻、掩护、守御等不同的任务及其要求，专项区分为“陷骑”、“游骑”与“阵骑”等三部分。二关于八阵，古代记载很多，先秦时《孙膑兵法》中的“八阵”是指八种阵法，而汉以后的“八阵”则是指一阵八体，即阵形的若干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八阵”同样是五军阵的变体，即四正四奇八阵合成的集团大方阵，具有“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的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的机动攻击能力。“八阵”作为中国古代成熟的集团方阵，其列阵、队列、机动、阵战实施、兵种配属、兵种运用、阵形变化等等，都有相应的法则可供遵循与操作。如列阵之时在前、后、左、右等四块实地上部署正兵，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四块闲地上部署奇兵，“四面八向，皆取准焉”，在中央部署精锐的机动兵力。在四军转阵实施机动时，“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在实施阵战时，进行全方位的协同作战，即所谓“四头八尾，触者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八阵的全面确立与普遍运用，标志着这一时期的野战战法业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时阵法繁多也日趋成熟，若从队形排列上考察，实际上仍为两种基本形态：进攻型的方阵；防御型的圆阵，即所谓：“方阵者，所以剸（截断，引申为冲击）也；圆阵者，所以槫（结聚，引申为防守）也。”《十阵》、公孙瓒方阵、袁绍之阵、曹操十重阵、诸葛亮八阵均属前者，而田豫圆阵、任峻复阵法等当归入后者。《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在平定秃发树机能之役中，“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是运用方阵的例子。北魏时，左将军杨播在一次南征时，被敌军围困于淮河南岸，形势比较危急，杨播处变不惊，“乃为圆阵以御之”。当时作战中以方阵实施进攻，以圆阵进行防御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是阵法运用上的显著特点之一。另外还有前燕慕容儁的连环马阵。
当时的名骑人靠衣装马靠鞍，战乱不迭的北方草原，关中平原，名将主帅更需要一匹千里骏马来驰骋疆场。必要时还能保存自己，谋求东山再起。对于十六国的北方，马之重要不言而喻了。
“朱龙”马：武悼天王冉永曾的坐骑，能日行千里，冉闵与前燕恶战中，载着冉闵“溃围东走二十馀里”（参见《晋书》），力竭而亡。
赭白：《载记》慕容有骏马名赭白，有奇相逸力。比之于鲍氏骢，命铜铸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勒其傍，置之蓟城东掖门。[2]
扬武：《晋安帝纪》载“司马休奔广，所乘骓马奔而驰之。后还荆州，加骓马扬武之号。”[2]
姚襄所乘马曰黧眉騧。
参阅资料
资料（书籍、碑帖、图画、雕塑、陵墓、影视戏曲等）收集主要考虑方向有两个：第一个方向是三国以前的文献资料，从沿袭的角度将，越靠近西晋的越接近真相，因为两晋十六国离三国最近，社会方方面面可能都变化不大，出现断代的概率也越小。第二方向包括两部分，即两晋十六国时期的直接记载以及后代记载。总之时间上是一前一后；取景上是一个正面一个侧面；真实性上是一虚一实。甚至是外国的东西，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主要是书籍文字书画类的形式记录。
史书文献类1）《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陈书》、《魏书》、《北齐书》、《隋书》、《旧唐书》、《水经注》、《世说新语》、《通鉴纪事本末》
2）遭受“兵燹之祸”或其他原因而失传、亡佚的古代书目有：
东晋孙盛著《魏氏春秋》二十卷及《晋阳秋》三十二卷，早已亡佚。
其他文体类两晋十六国之书籍剪影A(40张)
两晋十六国之书籍剪影B(15张)
两晋十六国之书籍剪影C(40张)《两晋南北朝史》；《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甲胄》；《魏晋胜流画赞》顾恺之画；《魏晋南北朝北方坞堡经济》任怀国；《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五胡十六国论著索引》刘建中编；《纵横十六国》；《十六国帝王列传》；《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韩)具圣姬；《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三秦史》洪涛；《前秦史》蒋福亚；《乱门阀之且说魏晋南北朝》（日）陈舜臣
多媒体影视类电影《花木兰》；电视剧《侠影仙踪》；《神探狄仁杰》第三部之“黑衣社”；北魏传奇；
中华历史文化五千年-西晋风云；远去的鲜卑；北魏冯太后
失昼谈古论今_五胡乱华；
百度文库：东晋与十六国年表（doc格式）
成熟的侨置制度
侨置背景西晋末，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导致北方汉族人民大量南迁﹐其中幽﹑冀﹑青﹑并﹑兖五州(今河北﹑山东﹑山西及豫东北)及徐州之淮北流人多越过淮水﹑长江而停留于扬州境内﹔秦﹑雍(今陇右﹑关中)﹑司﹑豫(今晋南﹑豫西﹑豫中)等州流人则多至襄﹑樊﹑汉﹑沔(今豫南﹑鄂北)﹐停留于荆州之北部。还有一部分司﹑豫流民南迁至江州(今鄂东﹑江西)北境。东晋政府遂在聚居之地﹐以他们原籍州﹑郡﹑县的名称(亦有新立名称者)设立临时性的地方行政机构以登记和管理他们。这些人称侨人，州郡县称侨州郡县﹐而以流亡百姓中的大族担任刺史﹑太守﹑县令。北方政权的侨置州郡。前燕主慕容廆曾在今辽宁省境内置冀阳﹑营丘二郡以处冀州﹑青州流人。西凉主李于甘肃西部立会稽﹑广夏二郡以处南人及中州人。
侨置制度作为我国历史上行政制度与行政建置中极为特殊的现象与几位复杂的问题，完全意义上的侨州郡县，需具备三要素，即①原州郡县的陷没与侨置，而侨置应“皆取旧壤之名”；②侨流人口的存在；③“侨置牧司”亦即行政的初备。侨置制度并非东晋南朝所独有，，侨州郡县的普遍设置乃至成为风气，侨置制度的发展、完善乃至成熟，则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儿相对于十六国北朝，东晋南朝的侨置制度与侨州郡县又尤为正规、普遍。 
侨州郡县在东晋南朝普遍设置，乃至成为经久不废的制度，①与侨流人口的大量存在及其地域乡里观念的深固，与其迁徙及定居过程中结成乡族集团形式密切相关；②与正统观念密切相关；③与讲究郡望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④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情势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产生背景与成立原因复杂，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立情形也相应地多种多样，计其初立之一，有：①处侨流而立者；②备职方而立者③招诱侨流而立者；④位置失地官吏而立者；⑤出于军事需要而立者。 
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汉族以及其他非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之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强制迁移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而十六国北朝移民的性质、地位、目的、政策，使得长期、普遍、广泛设置于东晋南朝的侨州、侨郡、侨县，在十六国北朝境内，总体上说，是不长期、不普遍、不广泛的；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的多数侨州郡县，是既无土地也无人民。如此，十六国北朝的“侨流人口”、“侨州郡县”，更为切实、妥当的称法是“流动人口”、“虚州郡县”。
林立的坞堡壁垒
坞堡壁垒（fortified walls）
坞壁是由秦汉的乡里亭（地方行政组织）异化脱落而来，不隶属于国家政权，（是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是由坞壁首领宗室成员及其坞壁影像(10张)招聚的闾里乡亲或归附者（豪强或难民）或荫附者（永嘉乱后的流民）所组成的一批人在特殊历史时期为生存与独立而建立的一种具备生产、防御效用的据点建筑。坞壁，或称堡坞、坞垒、坞堡、营坞、坞候，后世一般称为营、寨。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坞壁也称坞堡或壁垒。有坞壁堡式、楼院式、楼橹式和山间堡垒式。大型的坞堡相当村落，较小的一如宅院。有的旁侧另附田圃、池塘。堡门一般辟于南墻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建主要厅堂及楼屋。另有厨房、厕所、猪圈等辅助建筑，且多置于北面。后门常位于东墻的北端。起始于西汉，兴于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坞壁的快速发展期和鼎盛期。
坞堡的地理环境
普遍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山顶平原，二是溪谷水源之地。地理位置险要，人迹难通，既须可阻胡马的突击侵扰，能防盗贼的包抄偷袭，还要保障日常生活的物质供给。但不排除当时实际情况与之相左。
坞壁组织
坞壁组织是特殊历史时期以宗室宾客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招聚闾里乡亲或归附者（豪强抑或难民）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自治、经济性质的地方组织，往往带有自卫或政治的目的。鉴于自卫需构筑长期性的军事防御工事，为了自身利益与生存空间，往往转变为地方武装割据，形成一股不小势力，甚至产生一“统主”为代表的地区性集团。
当时坞壁的组织形态
1）坞壁一般由乡里有威望的大族豪强担任头领，以其宗族宾客为核心，招聚闾里乡亲和各路豪杰共同组成，其基层多为各地的流民。坞壁招聚大量流民，以此壮大。也是其组织的一大特色。如《晋书·郭默传》记载：“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因此，史籍常称其头目为“流人坞主”。2）坞壁首领虽然一般由创建者担任，但必须通过推举首领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以膺众望。当然，这种推举并不是普遍意义的民主，而仅限于集团内实力人物之间。首领经推举产生，无疑又是其组织形态一大特点。这种情况早就出现，《三国志·田畴传》记载：“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晋书·庾衮传》也记载：“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衮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流民易聚也易散，顺逆视利益关系而定，同时内含各路豪杰即所谓的“二三君子”，可见坞壁成分复杂，而这种名义上民主的推举行为有利于团结各种不同成员，便于坞主的发号施令。 　 
坞壁首领的称呼
坞壁首领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例如：①坞主。《晋书·李矩传》记载：“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②行主。《晋书·祖逖传》记载：“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③营长。《后汉书·第五伦》记载：“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在这些首领中，固然不乏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但是，由于他们是坞壁内部推举产生的，其权力在于通过宗族对乡党及流民的控制。也就是说，西晋政权的崩溃和大家世族罹难逋逃，给了下层豪强充分的表演机会，使他们能够乘时而起，啸聚一方。
坞壁的第二鼎盛期动乱时代，乡亭里成为掳掠财富、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xiǎn），故城内百姓在乡里大族的率领下，逃到远离城邑的山林陂（bèi）泽，凭险自卫，建立“坞壁”。例如檀山坞、云中坞、合水坞。坞壁的泛滥，莫过于两晋十六国时期。那些互不统属的胡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奔离析，失去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辗转流徙到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组织，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西晋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固，城邑皆空”。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此外，如刘元海建国后，以石勒等攻“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同一事，《资治通鉴》记载永嘉二年“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石勒又攻“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石勒为王浚所败后，“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后“石勒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及石勒攻武德，“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子于勒”。（均见《石勒载记上》）刘聪即位后，命其青州刺史曹嶷攻“齐鲁之间垒壁，降者四十余所”；《刘聪载记》石季龙攻段匹磾而陷之后，“散诸流人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于是冀、并、幽州、辽西巴西诸屯结皆陷于勒”。（《晋书·石勒载记下》）前燕时，上党、上郡等地，有“垒壁三百余”，仅石贤所率降于慕容儁者就有“垒壁百三十八”个之多。（《晋书·慕容儁载记》）从刘聪、石勒、石虎等人所攻陷的坞壁堡垒的数量来看，表明整个中原地区几乎布满了坞壁组织，何况这些数字还远不是当时坞壁数量的全部。
汉末三国和“两晋十六国”是我国封建史上动乱事件最长的时期，大量的古堡出现并在地方发挥其作用，坞壁的分布范围极大，并不限于中原或汉族地区。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译属数百家”；“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可谓坞堡林立，呈现区域特色，该阶段坞堡按地区可主要分为北方（中原）坞堡和南方坞堡。
北方坞堡及其组织以下述说前提是“宗主督护制”形成于北魏早期，本篇两晋十六国不涉及。不然坞壁组织的性质就变了，原因是“宗主督护制”是坞壁首领（宗主）奴役着广大流民。（“宗主督护”制是以“宗主”身份出现的豪强去直接向所荫附的百姓征收租赋和征发徭役的一种制度）
一、北方坞堡、组织的特点：
1）城堡式建筑，具有坚固、周密防御实施和功能。《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可见这是一种具有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式建筑。坞堡在战乱、流离之中兴起，建造时首先考虑它的防御性。庾衮在禹山立坞，“于是峻险随，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缮完器备”。表明坞堡除选择险要地形外，还要有相应的防卫性建筑和设施。考古发掘所见坞堡建筑形制，如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了七幅“坞”的画砖，“‘坞’的四周都画有高墙厚壁，有的在‘坞’内还有高层碉楼，有的坞壁上设有望楼或敌楼”，俨然一座小城堡，即当时北方坞堡建筑的外观。以上所述反映出他们有坚固的围墙和高达是为碉堡，显示了其聚众自保的特征。
2）坞堡规模、容量巨大。坞壁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不尽相同，少则数十家，多则上千户，甚至数千家。汉末的汝南太守“攻下二十余壁……得户二万”，据此平均每个坞堡为1000户，汝南郡每户平均人口为5.19，则平均每个坞堡为五千余人。西晋末，朗鉴“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峰下”，后“众至数万”。永嘉之乱，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由上可知，一个坞壁的人数从一千多人到数万之间都有，而以三四百户，二千人左右居多。
3）坞堡组织具有浓厚的宗族共同体色彩。①随政府的崩溃，为了将四方汇聚的流民统一起来，整齐号令，使之成为团结一致、且战且耕的坚强组织。势必要自行制订一套内部规则，类似于乡约。例如，西晋庾衮“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②坞壁下有邑里之类的基层组织，贫弱相助、选贤任能，秩序井然。严酷的环境，逼使坞壁内部紧密团结，故坞主与其下属的关系，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往往还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义气人情。庾衮传记载“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聚禹山，以其心腹为坞壁内的邑长、里贤，可见坞壁首领推行“王化“，受到爱戴。坞壁内部以坞主一族为宗家，以坞民为宗子，以宗姓为标志，视宗祠为神圣，族姓被用来命名一个集团或地名。如赵氏坞。③重组有儒家共同体理想的乡里社会。郗鉴在乡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祖逖率众南迁时，“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庾衮使“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时期新起的强宗大族与以往腐朽的世族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乡村，与乡党民众生活在一起，通过实行一些扶弱济困、有无相通的“恩义”措施，形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观念，从而获得其诚心归依，奠定了垄断乡村的权力基础。
二、北方坞堡组织的分类：
1）带有经济色彩的山寨性坞壁组织，在动乱时趁机杀人越货，使社会更加动荡，百姓无法安定生活。这类坞堡出现在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北朝初年，北方重陷大乱，各色坞堡都有，流民很多，故这类坞堡就是由散兵游勇结合而成。如河内郡督将郭默在永嘉之乱中“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坞主集族权、财权、兵权、政权集于一身，奴役广大“堡户”，以掠夺他财为业。随着它的不断强大，性质逐渐趋向于山贼、海盗，是坞堡组织中的畸形。
2）地主豪强武装的坞壁组织，其成员大多数是大族地主的部曲，佃客，平时生产劳动，有事当兵作战。坞主通常是虎踞一方的豪强地主，他们所建立的坞堡占地面积大，四角建有碉楼，是可供一个封建大家族起居所需的家堡合一的建筑，是中原坞堡的典型。坞主的权利极其大，财权、兵权、政权集于一身，势必会奴役广大坞户，改变不了地主阶级的本质，其统治相当稳固。对于遍地坞堡牢不可破的局面，北魏初承认坞主所享权利合法，代政府“统治”，形成“宗主督护”制度。
3）带有基层政权和社会团体的双重色彩的坞堡组织，政治、军事性很强，有时具有“文教德化”的特点。如西晋李衮的坞壁组织。
南方坞壁及其组织江南地区也有坞堡，但与北方坞堡是不同的类型，东吴、西晋随豪族之兴起，坞堡也有较大的发展。永嘉乱后，中原汉人大规模地衣冠南渡，坞堡的建筑技艺也带到南方，形成了客家坞堡，仍保留着自己的居住风格。
一、南方土著的坞壁
南方的坞壁是一些“栅”、“寨”、“砦（zhai）”等，一般是以木材构筑栅栏所成，其构筑形制与北方坞堡是不同的。它们也是在战乱时修筑的，都是为了避乱自爆，同样具有防御功能，带有军事色彩但规模不是很大。
二、客家民居客家民居（南方坞堡）(7张)
典型的客家民居也具有上述北方坞堡的三个特征，体现了其与北方坞堡一脉相承的性质和特征。通过对现代闽中的客家民居之研究对于认识两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坞壁多少会有所启示。
“坞壁林立”与社会之关系两晋十六国胡汉大混战和社会的黑暗给坞堡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得个人生命和正当权利失去保障而不得不依赖私人武装的庇护，（《南齐书·州郡志》之《南兖州序》所云“晋元帝过江，……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是坞堡林立局面的外部动力。坞壁组织维持了一方的安堵，对地方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为了防卫而维持大批人口入籍，不仅没有带来和平或相互防卫以对抗入侵者，反而助长了战争的不断发生，这是他们的异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开发了新的经济区域，推动了多民族的融合（或者说少数民族汉化），当然在南北对峙中成为一股缓冲力量。
张平统辖的坞壁拥有“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胡晋杂处高达十余万户，而后，这一趋势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知道宇文泰的功臣李贤、李远和李穆三兄弟，自称出自陇西李氏。然而，根据李贤墓志的记载，可知李氏为鲜卑拓跋族人，冒充汉族世家。这种事例显然还有不少，而这种冒充、冒用汉族的事情，说明早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作为社会基层的坞壁组织就开始的民族融合的步伐。
坞壁组织之历史命运林立的坞壁及其豪帅，促成了南北朝时代动乱的温床和门阀政治的基础，这些坞主豪帅兴起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尽管和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冒充老牌世族，但可被证实者为数不多。这种以生活在乡村并牢固控制民众为特色的乡里豪帅，并非前代世家大族的简单延续。有实力的坞壁得以保存，强宗大族号令乡村、割据一隅的局面也随之固定下来。由于分裂动乱的局面没有消除，国家的公共职能就不能充分发挥，则单凭武力镇压无济于铲除遍地生根的坞壁。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故外部势力很难控制坞壁。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北魏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结合鲜卑习俗而产生的。《通典·乡党》说：“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矣。”值此坞主演变成宗主，垄断者乡村。北魏政权任用大批强宗大族以巩固政权，而地方官员也不得不致力于网罗豪强来实施统治。
北魏统一北方，国家政权通过与强宗大族的合作，使之形成新的门阀政治格局。但是，分裂的因素也因此埋藏下来，造成国家权力的不完整。至于那些桀骜不驯为害一方的豪强，更是国家政权的心腹大患，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再掀波澜。于是，国家着手对地方豪强展开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北魏孝文帝废“宗主督护”，行“三长制”，使三长隶属于郡县，纳入国家体制，逐步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和政治势力。同时，通过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体现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用经济手段把豪族的依附人口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基于避免用行政或暴力手段消灭坞壁组织的正确认识，进行了这一系列加强国家权力的改革，都朝着在体制内吸收消化地方势力的方向进行。之后，坞壁组织依然有残余势力不断延续，直至隋唐社会的统一、安定后才逐渐消亡。
彪炳史册的坞壁及典型组织檀山坞；金门坞；云中坞；百谷坞；合水坞；白马坞；袁公坞；锺公垒、百骑坞、大栅坞（见于《水经·洛水注》） 　
徐无山田氏坞堡；钜鹿李氏坞堡；褚壁；郿坞 
1〉十六国时期有薛陶、薛祖、薛落“分统部众”，“世号三薛”，实际上都是依靠宗族势力的坞主。三薛死后，由薛强其人“总摄三营”，在后赵统治时期“常凭河自固”。薛强死后，其子薛辩“复袭统其营”，作后秦的河北太守。后秦灭亡后，曾一度投靠北伐的刘裕。 2〉寇赞（zàn）曾在前秦苻坚时作襄邑令，到后秦姚泓灭亡时，“秦雍人千有余家推赞为主”，投降北魏政权后，做了魏郡太守、南雍州刺史，封轵县侯，这显然又是一个由坞壁主起家的人。他的后裔，历仕于北魏后期及东魏，且位高权显。（见《魏书·寇赞传》及其附传） 3〉张平统辖的坞壁拥有“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
桃花源之“虚实”
《桃花源记》虽为寓意文，但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壁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是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而非赢秦。《桃花源记》记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桃花源记。寓意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马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今试证之。桃花源（檀山坞）(7张)
东晋末年戴祚（字延之）从裕入关灭后秦，著《西征记》二卷。其书今不传，《水经注》中往往引之，中原坞垒遗址于其文中尚可窥见一二。如《水经注》一五洛水篇云：“洛水又东，迳檀山坞南。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原也。”
又《水经注》四《河水篇》云“河水又东北，玉涧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迳皇天原西。周固记：开山东首上平博，方可里余。三面壁立，高千许仞。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河水又东迳阌乡城北，东与全鸠涧水合。水出南山，北迳皇天原东。
《述征记》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征名于桃源者也。《晋太康记》曰：桃林在阌乡（wén）南谷中。”
《水经注》引文提及的桃源与桃林，亦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六虢州阌乡县条云：“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陕州灵宝县条云：“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新唐书》三八《地理志》陕西灵宝县条云：“有桃源宫，武德元年置。”这是地理。
又《资治通鉴》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云：“二月，王镇晋进军渑池，引兵径前，抵潼关。三月，（檀）道济、（沈）林子至潼关。夏四月，太尉（刘）裕至洛阳。”（按刘裕伐秦之役。军行年月《宋书》、《南史》等书记载既简略，又有脱误。）
据此可知王、檀、沈等前军在义熙十三年二三月抵潼关，刘裕以首夏四月至洛阳，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当即在此时。这是时间。
按《陶渊明集。有《赠羊长史》诗，其序云：“左军羊长史衔秦川，作此与之。”则陶潜与征西将军佐本有雅故，疑陶潜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的见闻。《桃花源记》所谓“土地平旷”者与皇天原“平博方里余”相合；所谓“太守即遣人随之往……不复得路”者，与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坞而返相似；所谓“山有小口”者，与郗鉴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落英缤纷”者，亦与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时令相应。《白氏长庆集》一六《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附序有云：“大林穷远，人迹罕到，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泉犹短。”山高地寒，节候较晚，四月正是落英缤纷之时。此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潜记入《桃花源记》中。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为苻秦，亦可推知。此《桃花源记》之所以为纪实之文。
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入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今传世的《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其中杂有元嘉四年陶潜死后之事，故皆认为系伪托。然此书为随事杂记之体，非有固定的系统，内中当有后人增入之文，不能据以断定全书为伪托。即使全书为伪托，要之必出于六朝之手，由钞辑昔人旧篇而成。此书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第六条记刘驎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路，才得还家。或说囷中都是仙灵药，刘驎之欲再往寻求，可是不能得知其处。此事《晋书》九四《隐逸传亦有记载。两晋十六国生活百态(33张)出于何法盛《晋中兴相关图片(10张)书》，何氏不知何所本，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据此推测，陶潜之作《桃花源记》，为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之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苏东坡论桃花源最有通识。他的《和桃花源诗序》云：“世传桃源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时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或认为桃源实在武陵，这种认识反而不及苏东坡了。然而苏氏于《桃花源记》中寓意与纪实二者仍然牵混不明，犹为未达一间。即使《桃花源记》中的秦非指苻秦，但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潜思想的反映。

主要战役
编号
战役名称
年月
A1西陵之战272A2凉州之战279A3晋灭吴之战280A4八王之乱290-305A5西晋末年流民起义296-315A6陈敏反晋之战305-307A7宁平城之战311A8杜弢起义311-315A9襄国之战312A10幽州之战314A11长安之战316B1荥阳之战317B2浚义之战319B3棘城之战319B4赵平大秦之战320B5晋平苏峻之战327-329B6洛阳之战328B7晋平成汉之战346B8襄国之战350-351B9前燕灭冉魏之战351B10晋攻前秦之战354B11鲁口之战354B12广固之战355B13野王之战361B14晋攻前燕之战/枋头之战369B15前秦灭前燕之战369-370B16吕光攻龟兹之战383-384B17淝水之战383C1凉州之战387C2大界之战389C3杏城镇之战390C4北魏灭刘卫辰之战390-391C5吕光攻西秦之战392C6后燕灭西燕之战393-394C7参合陂之战395C8北魏攻后燕之战396-398柏肆之战397C9孙恩起义399-402C10柴壁之战402C11卢循起义402-411C12覆舟山之战404（2-3）C13刘裕击桓玄之战404（3-5）C14刘裕灭南燕之战409-410C15刘裕灭后秦之战416-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