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三才
人物简介
李三才，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山东佥事、河南参议、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阳，官至南京户部尚书。
李三才善笼络朝士，结交者遍天下。时顾宪成讲学东林，他深与相结，得宪成信任。并尝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意在擢用东林党人。
万历中，内阁缺人，建议者谓内阁不当专用词臣，宜参用地方长官，准备推荐三才入阁。 致忌者日众，谤议纷然。
对于朝廷是否重用李三才，朝臣亦分为劾、救两派，聚讼不已。坚决主张起用李三才者，如东林党人顾宪成、詹事府詹事公鼐、刑部侍郎邹元标、佥都御史王德完等朝中大臣。顾宪成致书大学士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支持其入阁。因此议者益哗，又引起东林党与齐楚浙党官僚之争。三十九年，三才愤而辞职。天启元年（1621）後金汗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御史房可壮请起用三才为辽东经略，遭反对作罢。三年起为南京户部尚书，未赴任卒。死後遭阉党追论，被夺封诰。崇祯初复赠官。
李三才列传
李三才，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从而“束发登朝”，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 　
天启元年，辽阳失。御史房可壮连疏请用三才。有诏廷臣集议。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御史刘廷宣复荐三才，言：「国家既惜其才，则用之耳，又何议，然广宁已有王化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议相持未决。詹事府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郎邹元标、佥都御史王德完并主之。已，德完迫众议，忽变前说。及署议，元标亦不敢主。议竟不决，事遂寝。三年，起南京户部尚书，未上卒。后魏忠贤乱政，其党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诏削籍，夺封诰。崇祯初复官。
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明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当时税使宦官陈增、鲁保等横行无忌，公开掠夺。三才“以气凌之”，制裁矿监税使爪牙，并劾治宦官陈增，使陈增为之夺气，不敢横行。又劾治陈增参随程守训，获赃数十万，守训及其党羽被正法，人心大快。李三才屡次疏陈矿税之害，指责明神宗朱翊钧“溺志货财”，不顾人民死活，并要求“罢除天下矿税”。又疏陈朝政废坏，请神宗奋然有为，经营辽左，但皆不被采纳。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  东林党：高攀龙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②。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东林党人公鼐、邹元标等当朝大臣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
天启三年（16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列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首，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代表著作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和《明诗综》，李三才还着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褒贬非议
褒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
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贬实际上，李三才其家产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为什么呢？因为李三才实际上是大运河重要枢纽，北京通州这里的商人的总头目。
（根据现存明代文档矿税实际上是工商税为主明代万历大规模征税以前官僚商人实际上处于什么税都不用交的情况别的商人如果花钱挂靠在大官僚开的商号下也能获得此种一切免税的利益）
矿税的征收，理所当然的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
又因为明朝税低的无以复加税种少的无以复加可惜兼并之严重也是无以复加
因为举人进士（以及他们全家）都是免土地税免徭役
明末农民起义，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所有大地主都是有主要责任的（尤其是钱谦益这样最后还带领族人亲友学生们一起投靠满清的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中杨涟、左光斗、赵南星、公鼐、黄尊素等都是清廉耿直之士，却也是因此成为那19个被杀者之一。其他东林党大佬如首辅刘一燝、刘之后的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尚书周家谟、李汝华、孙如游这些家产百万以上的阔佬没一个有事）
最让人讨厌的一点就是李三才是个典型的喜欢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皇帝，来博取直谏美名的家伙
他曾经反反复复的造谣说万历皇帝不去履行每次发生灾害就要祭天地的繁文缛节，是因为皇帝天天忙着做爱，假托是有腿部疾病。
（根据定陵发掘，根据万历皇帝遗骸的X光照片。万历皇帝确有重大疾病。其中包括脊柱畸形和S畸形，髋关节严重关节炎，双腿长度相差6厘米，等等一系列疾病。）
明史记载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济相期许。及允贞言事忤执政，抗疏直之，坐谪东昌推官。再迁南京礼部郎中。会允贞、化龙及邹元标并官南曹，益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迁山东佥事。所部多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擒灭之。迁河南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大理少卿。
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矿税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间。延引奸徒，伪锲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夺。而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增为夺气。然奸民以矿税故，多起为盗。浙人赵一平用妖术倡乱。事觉，窜徐州，易号古元，妄称宋后。与其党孟化鲸、马登儒辈聚亡命，署伪官，期明年二月诸方并起。谋泄，皆就捕。一平亡之宝坻，见获。三才再疏陈矿税之害，言：「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逾月未报，三才又上言：「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亦不报。三十年，帝有疾，诏罢矿税，俄止之。三才极陈国势将危，请亟下前诏，不听。
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议浚渠建闸，费二十万，请留漕粟济之。督储侍郎赵世卿力争，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恶其委避，许之。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学迁言：「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贞之去以孙朝，前漕臣李志之去亦以矿税事。他监司守令去者，不可胜数，今三才复继之。淮上军民以三才罢，欲甘心于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当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连疏请代，未得命。会侍郎谢杰代世卿督储，复请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
明年九月，复疏言：「乃者迅雷击陵，大风拔木，洪水滔天，天变极矣。赵古元方磔于徐，李大荣旋枭于亳，而睢州巨盗又复见告，人离极矣。陛下每有征求，必曰『内府匮乏』。夫使内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谓貌病而天下肥也。而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小民饔飧不饱，重以征求，箠楚无时，桁杨满路，官惟丐罢，民惟请死，陛下宁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谓臣祸乱之言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将置陛下何地哉！」亦不报。既而睢盗就获，三才因奏行数事，部内晏然。
翕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三十四年，皇孙生。诏并矿税，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既而不尽行。三才疑首辅沈一贯尼之，上疏阴诋一贯甚力。继又言：「恩诏已颁，旋复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过乘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又谓：「一贯虑沈鲤、朱赓逼己。既忌其有所执争，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行贿左右，多方蛊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严旨切责，夺俸五月。其明年，暨禄卒。三才因请尽撤天下税使，帝不从，命鲁保兼之。
是时顾宪成里居，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三才与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三才尝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因言：「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途，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己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意为宪成诸人发。已，复极陈朝政废坏，请帝奋然有为，与天下更始。且力言辽左阽危，必难永保状。帝皆置不省。
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及淮、徐岁侵，又请振恤，蠲马价。淮人深德之。屡加至户部尚书。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工部郎中邵辅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继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相继为三才辨。大学士叶向高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为漕政计。皆不报。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徵、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复连章劾三才。而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又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宪成乃贻书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贻书孙丕扬力辨之。御史吴亮素善三才，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由是议者益哗。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三才既家居，忌者虑其复用。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劾其盗皇木营建私第至二十二万有奇。且言三才与于玉立遥执相权，意所欲用，铨部辄为推举。三才疏辨，请遣中官按问。给事中刘文炳、御史李徵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复力攻三才。徵仪、心汤，三才尝举吏也。三才愤甚，自请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复再疏，并言其侵夺官厂为园囿。御史刘廷元遂率同列继之，而潘汝祯又特疏论劾。既而巡按御史颜思忠亦上疏如光复指。三才益愤，请诸臣会勘，又请帝亲鞫。乃诏徵仪偕给事中吴亮嗣往。
其明年，光复坐事下狱。三才阳请释之，而复力为东林辨白，曰：「自沈一贯假撰妖书，擅僇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继汤宾尹、韩敬科场作奸，孽由自取，于人何尤。而今之党人动与正人为仇，士昌、光复尤为戎首。挺身主盟，力为一贯、敬报怨。腾说百端，攻击千状。以大臣之贤者言之，则叶向高去矣，王象乾、孙玮、王图、许弘纲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叶茂才、南企仲、朱国祯等去矣，近又攻陈荐、汪应蛟去矣。以小臣之贤者言之，梅之焕、孙振基、段然、吴亮、马孟祯、汤兆京、周起元、史学迁、钱春等去矣，李朴、鲍应鰲、丁元荐、庞时雍、吴正志、刘宗周等去矣。合于己则留，不合则逐。陛下第知诸臣之去，岂知诸党人驱之乎？今奸党仇正之言，一曰东林，一曰淮抚。所谓东林者，顾宪成读书讲学之所也。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岳元声、薛敷教，并束身厉名行，何负国家哉？偶曰东林，便成陷阱。如邹元标、赵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进。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继偕诸人耳。人才邪正，实国祚攸关，惟陛下察焉。」疏入，众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无所得。第如光复言还报，遂落职为民。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评价
赞曰：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岐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魏允贞、王国、余懋衡皆以卓荦闳伟之概，为众望所归。李三才英遇豪俊，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当世党论之盛，数人者实为之魁，则好同恶异之心胜也。《易》曰：「涣其群，元吉。」知此者，其惟圣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