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向北
个人履历
林向北 ，男，四川省云阳县云安镇（现属重庆市）人，1918年出生，“万县七君子”之一，“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开始从事华蓥山大起义的准备及策反工作，1948年起义失败之后，掩护了大批从山上撤退的同志，然后与家人一起，积极营救被关押在“渣滓洞”的战友。解放后在重庆市委统战部工作，后调至四川省电力部门工作，直至离休。
  林向北[1]我这一生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既没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惊险曲折的传奇故事。　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中国人，既不是英雄，可也不也是狗熊。　不过，你要想知道在20世纪的东方，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里，那些红色知识分子的遭遇，请你看看“我这一生”，也许不会使你失望。　作于2002年在90岁生日宴会上的致辞我的一生是平凡的。在革命的征途上，也只是普通一兵，但我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不平凡的，在这波澜壮阔的洪流中，我经历和见证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度过了三个不同情况的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基本上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度过的。
在这段时期内，虽然环境十分险恶，工作异常艰苦，生活也十分困难，但，敌我友阵线很清楚，奋斗目标很明确，就是抗日救亡，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因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怕死，不怕累，日以继夜的拼命工作，终于迎来了几代人梦想的新中国。
在此期间，同志间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真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心情十分舒畅。
第二个三十年，基本上是在“左祸”横行的红色恐怖的情况下度过的。
建国初期，正当大家热火朝天，为新中国的建设拼命工作的时候，忽然“左祸”横行，全国人民生活在红色恐怖下喘不过气来。在这期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恶人当道，好人遭殃。天天斗，年年斗，斗得来你死我活，人人自危。我也像成千上万的不幸的人们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打入了另册，过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长达二十余年的屈辱生活，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了，才有幸活了出来，但，每每想到在那暗无天日的恐怖时期的情景，想到被冤死的亲人和战友，我总是热泪盈眶，万分难过。
第三个三十年，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中度过的。
在这期间，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再也不会提心吊胆的担心半夜鬼敲门了。
我的晚年也是儿孙满堂，家庭和睦，老伴相依为命，互助体贴照顾，儿孙都很争气，没有后顾之忧，尽情的享受幸福的天伦之乐。
作为一个 老兵，今后更当保持晚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工作，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希望。父亲的一生林雪（林向北长女）
父亲老了，步履蹒跚，书稿中却印满了青春的脚印。尽管青春是人生最华丽的乐章，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朝气勃勃斗志昂扬，可是它依然有着平凡和精彩之别。父亲的青春，居于两者之间。说它平凡，是因为他虽然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而且从来都没有停息，可至今没有能够成为什么大人物。说它精彩呢，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为了人民，并将此作为终身的理想，无怨无悔。父亲就属于这“很少”中的一员。精彩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家族中很多的人，和他一样都先后归属于这个阵营，他们为了这个理想去颠沛流离，去铤而走险，去舍生忘死，其中发生的那些故事，今天的年轻人大都只能看着电影去惊叹。
有的时候，“理想”会胜利，个人却未必。对于“理想”最后的献身，居然会以屈辱的形式来呈现，这让很多人始料不及。可是没办法，古今中外，很多杰出的人都这样屈死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他们的血肉垫平了一路上的沟壑，托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只是后来的人，千万别以为他们很傻－－因为历史的过程不大可能被“跨越”或者是“省略”，也许只能以这样悲怆的方式去警醒？想想看，如果没有这种“另类”的牺牲，能够唤起后来种种的反思和痛悔吗？如果那些可怕的思维方式不能在反思和痛悔中清除，那么后来的你我，恐怕也很难侥幸逃脱，而我们的国家，也不会有今天，更不会有未来。
当那个时代离我们渐渐远去，“理想”这个词已经日益生疏，“崇高”不再令人高山仰止，“献身”更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料。那么，就看看这些故事吧。只是把他们当成故事来看看而已。你会发现这些渐行渐远的人们，在“理想”光辉的照耀下，焕发出庄严的美感，令今天的世界惊颤不已。
他们真的很优秀。
真的。
相关事件
我的青少年时代我的家族在清朝晚期，还是富有的工商业者，到了民国家境开始败落。父亲是个孝子，直到瘫痪的祖父去世后，才留下我这个没娘孤儿，只身闯荡天下。他在四川军阀杨森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受训，在共产党人朱德、陈毅的教导下，接受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的影响。毕业后回到家乡云阳，作了团练局长，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处处与他姐夫、县里的财政局长“唐罗汉”作对。其时我也在“唐罗汉”家读书，在校成绩高于所有表兄弟，引起他们的嫉妒和轻视。　我由祖母抚养，从小娇生惯养，聪明倔强，闯了不少祸事。一天，父亲拿出一套《中山全集》和《新青年》季刊，送给我作为10岁的生日礼物，叮嘱我不只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更希望做他志同道合的同志。此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被县里土豪密告“通共”，关了数月，无罪释放，在县里又当了个挂名的国民讲习所主任，借着推行“新生活运动”假戏真唱，带着青年学生，沿街扫地，戒毒戒赌，把县里“名妓”扭送公堂，惹下大祸。1935年初，共产党在云阳组织暴动，父亲又以“共党”嫌疑，抓进监狱。他在狱内，把一个人间地狱，改造成模范监狱，得到普遍赞扬，后经县里名人保释出狱，社会上送了他一个“林疯儿”的美名。　父亲再次远走高飞，将我送往忠县一友人处读书，自己去重庆寻找出路。我在县中参加运动会，取得四个第　一的好成绩。后又经一网球名人指导，誉满当地网坛，加上会写文章，在全县大出风头，引得多名女生暗中追求。我参加万县的网球赛，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举打败了十多年的网球霸主，被选为出席全国运动会的网球代表，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全运会停止，未能成行。　正是寒冬腊月，我忽然得到一件由重庆寄来的人字呢大衣，父亲来信说是他的好友、女英雄陈联诗所寄。我多么希望这个陈联诗，就是我的母亲。　此时我已17岁，回家乡在小学校教书，忽得父亲来信，陈联诗在万县被捕。我即赴万县，与父亲一道，为照顾和营救陈联诗，多方设法，四处奔走。　父亲为我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称呼：让我称呼陈联诗为“诗伯”。万县“七君子案”抗战中，由于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方针极为反感，全国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尤其激烈，发生了若干引起全国轰动的大事件，其中逮捕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君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仆、史良的“七君子案”就是一例。这个时候，万县的一些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横遭迫害，有七个人或者被捕，或者逃亡，被人们戏称做“万县七君子案”，其中的七个人，有五个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我认识，剩下的一个，则就是我自己。　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叫贾希夷。　“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全面爆发，万县也成立了各界抗日后援会，只是这样一个官方的组织，显然不能满足各界人士抗日的愿望，于是各行各业又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救亡的团体。首先是以《万州日报》发起的、由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万县市文化界抗日联合会，领导者大都是那些早年的共产党人。我在这个联合会的宣传组任副组长，组长叫贾希夷。贾希夷，1907年1月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立山场的一个破落世家，与朱德是同乡。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补充团任中尉排长、第26师司令部中尉副官、第24师司令部任上尉副官等职。1927年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贺龙的上尉侍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起义部队和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重创。贾希夷奉命参与恢复、重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从此在董必武、徐特立、李克农等中央领导的单线联系下，开始了隐性埋名的特工生涯。他曾经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作过侍从副官，还以各种身份深入到国民党的军界和政界，屡建奇功。1935年，贾希夷在中共中央情报局的直接领导下，以新四川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在重庆进行秘密活动。这个时候，白区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四川也不例外，只有他们的新四川通讯社还有党的关系，在继续工作。贾希夷在这个通讯社作社长，陈养山与陈克寒分别做编辑和记者（陈养山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检察院副检查长，陈克寒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和市委副书记）。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收集了国民党和四川党政军的大量情报，如蒋介石的军事动向、军力配备、及国民党军队与四川地方军阀派系的斗争内幕等。贾希夷还曾经指派他的女搭档刘一平以诗伯的服装店为掩护，为华蓥山游击队运送军火及被服；还计划策动地方上一些进步的武装起义，配合诗伯的丈夫廖玉璧在华蓥山建立起一个范围和军事力量都比较强大的游击队根据地，据后来刘一平说，他们还将这些情况向中央特科的领导徐特立作过汇报，徐特立同志很支持他们的计划。可是不久，廖伯父牺牲，游击队员们被迫分散隐蔽，计划未能实现。　这段时间，父亲也在重庆，参加了新四川通讯社的活动，还经常给我寄来一些通讯社的稿件。不久贾希夷在重庆暴露，转移到了万县，住在他妻子的娘家里。那时候的贾希夷，不过三十来岁，人长得很英俊，加上思维敏锐，头脑清醒，对人热情，说话煽动性极强，很快成为万县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当时我心目中的偶像有两个人，一个是女英雄诗伯，另外一个就是男英雄贾希夷。我常常与贾希夷一起去监狱里看望诗伯，他与父亲一样叫她诗姐，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小，还用些隐语，我不大听得明白。后来贾希夷告诉我，他想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把诗伯营救出来，可是诗伯她不同意，理由是华蓥山游击队早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她自己也是早就上了特务黑名单的人，要是敌人知道了这个被关在万县监狱里的女教师陈联诗，就是他们到处找不到的那个华蓥山女共匪陈玉屏，不但会弄巧成拙，还会连累帮助过自己的一大批人。　我与贾希夷经常组织一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成立宣传队，沿街贴标语，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演街头戏，把整个万县市抗日救国的气氛搞得浓浓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万县的二马路平平电影院作宣传，原本只能够坐六七百人的电影院，那天来了1500人以上，很多人站在那里听。开始学生们唱了几首抗日救亡的歌曲，接着就由贾希夷作时事报告。他说到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时声泪俱下，接下来又揭露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喊得声嘶力竭。听众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喊着口号，整个电影院人声沸腾。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急急跑来告诉我，说他妻子生了孩子，要他赶快回去。我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他，谁知道他看了条子就像没有看到一样，继续声嘶力竭地向听众喊着，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看没办法了，只好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了两斤红糖，三斤鸡蛋，急急赶到他家里，才知道孩子已经下地了，而他家里却什么都没有。我赶快把鸡蛋煮好，放上红糖给他夫人端到床头，也算是给月母子吃了“定心蛋”，同时安慰贾夫人，说是贾希夷有点事情，办完了就回来。若干年以后，我与他夫人和女儿再谈起这段往事，贾夫人非常感慨地说：“贾希夷一辈子为了革命不顾家庭，哪个女人跟着他都是吃不尽的苦，没想到最后他却落了那样的下场。”　贾希夷在平平电影院演讲后不久，一天晚上平平电影院正在放电影的银幕上，突然出现了毛泽东的头像，随后观众涌出了电影院，到大街上游行喊口号。国民党当局对此忍无可忍，终于对贾希夷下了毒手。没几天，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急了，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贾希夷的叔叔贾罕西，他的夫人就是曾经帮助我与杨光清秘密传书的李禾芳。贾罕西当时在国民党政训室工作，与我父亲很熟，通过贾罕西，我们才知道贾希夷被关在万县高笋塘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军的军部，罪名是“汉奸嫌疑”。　我来到军部的高墙外，不敢到门卫上去打听，只好沿着墙外一路喊着他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号——怀湘叔。头天我沿着墙外喊了一圈，没有动静，第二天我又去，站在一栋楼房外面喊了一阵，突然发现在第三层楼上有人伸出头来，我一看正是他！他不敢说话，只是暗示我等一下，就把头缩了回去，不一会就用一砣泥土包上一张纸扔了下来。我拾起来一看，是叫我于第二天上午十点，在楼房左边的厕所外面等候。第二天，我按时到了他指定的地方，咳了一声，他就从厕所的墙缝里塞出来一张用练习簿写成的长信。信上说审问他的时候以为他是共产党，结果一听说他与国民党重庆行辕有关系，就没有再追问，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出来。从信上看，他的情绪不错，说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还在鼓励我们继续战斗。我拿了这张纸条，高兴得不得了，回去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前往交涉，我自己则以各界代表的身份找到政训处的秘书周承林说理，可是没有结果。不久，第十军转移去了湖北沙市，将贾希夷一起带走，直到第二年的10月，才将他释放。　贾希夷解放后因为“历史复杂”被打成了“右派”，死得很惨。这一段我后面还要提及。　“七君子”中的另外一个，是父亲的朋友吴昌文。　吴昌文是四川梁山（今梁平）人。1924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党。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一直在团中央负责交通联络和刊物的发行工作。1932年，他被团中央委派到江西中央苏区领取活动经费，同行的两个交通员被敌人杀害，他与薛子正（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装成传教士，才得以蒙混过关。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正值国民党的第四次大围剿，面临着敌人的步步进逼，他带着部分受伤的儿童团员撤退到洪湖中。很多儿童团员被敌人的炸弹炸死，他自己头顶着两个孩子泡在血腥的湖水中，靠着芦苇管伸出水面呼吸，潜伏了整整四天四夜，才被渔民救出。这个时候，他和两个孩子已经极度虚弱，身上的皮肤都被泡掉了一层，经上级批准，才回到万县他姐姐家养病。1934年夏季，红军打到川北，他约了一个叫余治民的人，一起到川北去找红军。这个余治民，曾经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大刀队的队长，而十九路军因为积极抗日，与共产党的关系很不错，军中的有些将领还是共产党员，比如贾希夷就曾经在第十九路军搞过广播工作，与余治民很要好。吴昌文与余治民到川北去找了一大转，最终没有找着神出鬼没的红军，只好回来，干脆就留在了万县，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贾希夷与我在前面打冲锋，余治民与吴昌文两个人在背后出主意做参谋，吴昌文是学美术的，刻传单，写美术字的活儿都由他承担了。就在贾希夷被捕后不久，国民党政训处又找了个什么罪名把吴昌文也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最后吴昌文的姐姐找人说情，送了好多的“包袱”，才被取保释放。　“七君子”中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刘建国，湖北宜昌人，曾经是川北“红灯教”的头目，“神兵”的首领，这人身材魁梧，“匪气”极重，曾经独自一个人跳上川江中一艘轮船抢劫，不但抢了旅客的银钱，还缴了船上护航队的枪，然后乘一艘木筏，扬长而去，后经地方团队多方搜寻，毫无结果。刘建国自称有“刀枪不入”的功夫，我们常常在他家里听他神侃，侃到高兴处，他递给我一把菜刀，然后亮出肚皮，让我用菜刀去砍，用多大的力气都行。我虽然有过“飞天蜈蚣”的绰号，却终归是良家子弟，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抡起那把雪亮的菜刀，麻起胆子砍了两下，只觉得他那肚皮就像弹簧一般，那刀一挨上就被弹了回来，肚皮一点损伤都没有。我狠了狠心，加大力气再砍，谁知道用力愈大，弹得愈是厉害。刘建国看我战战兢兢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自己的肚皮说：“林老弟，你不行，你不过笔杆子厉害，却是一幅菩萨心肠。”他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这肚皮里鼓的都是气，你硬砍怎么行？其实你只要一拖刀，我就完了。”　刘建国好象也是在街头宣传中认识贾希夷的，很快也成了贾希夷的崇拜者，在我们的劝导下决心改邪归正，两口子在万县街上做起了挂面生意。他卖的挂面头天捞起来放到第二天再下锅热来吃，照样利索，不泥不糊，生意很好。刘建国常常把挂面摊子交给他老婆去管理，他自己也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经常送些挂面给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加餐，还接济那个不顾家的贾希夷，给他家里的花销和零花钱。贾希夷被捕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的县党部到处在打听余治民和他刘建国的下落，他与老婆半夜逃走了，余治民也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音信。　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救国会被捕的“七君子”被迫释放。消息传来，我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由救国无罪而谈到目前的抗战”的文章，揭露国民党执行的“救国有罪，抗日有罪”的嘴脸，以“光头”的化名，在《万州日报》上最显著的版面上发表出来。　事隔不久，我的一个朋友杨洁清被捕了。杨洁清是重庆附近长寿县的人，他的叔父杨公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杨洁清比我长几岁，是个大学生，性情急躁，也是个很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与长寿地方上的土豪关系恶劣，被密告共产党嫌疑，只好跑到我们云安镇，躲在滴水寺那个庙子里，帮着编写佛学刊物。那时我在云安镇河北小学教书，与他认识了，常常听他海阔天空地吹牛，觉得他的知识面很广。我到《万州日报》后，他也来到了万县，因为生活没有着落，就来报馆找到我，由我介绍到报馆收电讯新闻稿，也和我们一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有一天，他在街头宣传结束后回报馆，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了，关进了国民党市党部隔壁的一个小房子里，说他煽动群众，为共产党作宣传，诋毁国民政府。特务审问他，说是你们报纸上常常有一个叫“光头”的人写的文章，煽动群众起来反对蒋委员长，这个“光头”住在什么地方？！杨洁清灵机一动，说我只知道南门河边街上有一个“光头剃头铺”，我常常去那里剃头，不知道那个叫光头的老板，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光头，你们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杨洁清很快托人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我立即从报馆的宿舍转移出来，找了个关系住进了警备区司令部。我不知道后来特务查出了真相没有，可是即使他们有这个本事，也不敢到刘湘的警备区来抓人，所以我躲了几天，见没有什么动静，也就大摇大摆地出来了。杨洁清不久也被放了出来，被我们送往延安陕北公学去学习，后来被党组织派往隐藏在敌人内部的一个师长张知侠（即电影〈佩剑将军〉的生活原型）处，作了秘书，派上了大用场。　“七君子”中还有一个女的叫范淑贞，是万县市一个国立小学的校长，也是个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贾希夷被捕之后，特务开始大抓我们的人，我们通过关系，也赶紧把她送去了延安。　就这样，特务们列上黑名单的七个人，即：贾希夷、吴昌文、余治民、刘建国、杨洁清、范淑贞和“光头”我，有三个人被抓过，四个人跑脱了。由于局势的变化，连“国家级”的“七君子”都放了，还在法庭上把国民党当局驳斥得狼狈不堪，万县市级的“七君子”当然也就没事了，被抓进去的不久就放了，没有被抓的也就“逍遥法外”，大摇大摆地活跃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诗伯出狱。当年曾帮助华蓥山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的杨森部旅长雷宗厚，招募了包括诗伯领导的游击队员在内的数千名新兵出川抗日，途经万县，约诗伯同行，并委以团长重任。可是不久，雷宗厚只身归来——他的部队被日本飞机炸散。诗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回到家乡。　1938年初，万县共产党的组织恢复，我第一批入党，随即赴农村发展党的组织；筹建我党领导的国华中学；参加由国际友人艾黎等发起的进步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为中共云阳县委的青年委员，打入国民党的党报做记者；成立儿童宣传团，协助孩子剧团和皮鞋少将江民声的抗日宣传活动……终因“扯得太红”，被当局“驱除出境”，在离开家乡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了我的外公外婆，享受到真正的天伦之乐。　我去重庆找到父亲后，去岳池接来诗伯及其女儿廖宁君，将宁君送往孩子剧团。在两位老人暗中撮合下，两家人的合影，实际上成为我与宁君的订婚纪念。　我随任国民兵团副团长的父亲到四川西北部江油县。1940年初，由我介绍父亲重新入党，以后江油的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任特支书记。上级准备在调来诗伯，负责建立北川农场，作为游击根据地，后因事机不密暴露，我们相继转移。　父亲又到绵阳民食供应处，我再次去岳池接诗伯及其子女来绵阳，宁君因孩子剧团被迫解散，到成都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其弟亚彬在绵阳读书。诗伯自己组织板车运送军粮，经过近两年的奔波，终因过于辛劳积劳成疾，到成都友人家养病。　我和宁君在特务的追捕下连夜出走彭州，在山上破庙里当了小学教师，女儿冰华在此出生。我们全家去到成都，宁君则加入了进步剧团中华剧艺社，我以做煤炭生意为掩护，父亲在成都中山公园做管理员。我们还在东门上卖下力人欢迎的“挨刀饭”饭。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去到重庆，在民生公司做总务科长，我和宁君诗伯先后回到岳池，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革命老人刘孟伉刘孟伉，四川云阳人，出身于平民家庭，后师从其堂兄晚清进士刘贞安，文辞诗赋及书法篆刻俱佳，其中又以书法为最，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学者型革命家。他是我父亲林佩尧一生中最敬仰最亲近的挚友，也是我的岳母陈联诗亲密的战友，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在他105周年诞辰和含冤去世30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回忆那些难忘的往事。　我父亲的挚友　说起来，刘伯父和我是父子两代人的交情。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开头就写道：“交游破当世，取友唯二林，一林既已死，一林尚复存”，其中的“一林既已死”，就是指我的父亲林佩尧。　刘伯父与我的父亲是同乡，又是患难相共情同手足的挚友，我父亲一生中最为尊重的兄长。父亲常常说刘伯父有学问，有骨气，爱憎分明，一身正气，是当今少见的奇才。刘伯父也常夸父亲忠厚，老实，刚直不阿，舍己为人，是个难得的好人。194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刘伯父很悲痛，为他写了一首很长的悼念诗，这首诗一直到1968年才拿出来给我看，并给我谈了父亲的一些情况和他当时的心情。　1946年，刘伯父和父亲一起，同住在重庆王园(今重庆市博物馆)的一间草屋里。当时父亲受党组织派遣，在重庆民生公司任总务课长，事务性工作很繁重，还得在北碚为民生公司办“茶房训练班”，日夜不停地奔忙，为的是能挣到高工资，养活好几个没有职业的朋友，以及负担一些来往同志的路费。刘伯父说，你父亲简直是累死的，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有，还是由中共代表团送来的100万元法币(等于后来的100元人民币)才得以安葬。父亲性情忠厚且耿直，并因此一生坎坷。入党之后他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却因为说话做事喜欢直来直去，常常遭人嫉恨，甚至被人暗算，死的时候才46岁。刘伯父说，真是好人命不长啊，你父亲要是去了解放区，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1968年，刘伯父在省文史馆的家里，第一次拿出了诗稿对我说：“我好几次想把这首诗念给你听，但是一想到你父亲的死，我心里就难过，害怕回忆起那些往事。我知道像你父亲那样的好人，在那个社会里是活不长的。我也自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因为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了解他。”　刘伯父的诗是这样写的：“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识。我谓君愚不可及，君诵我言常太息，宁知君竟从此毕。鸣呼!已矣!君今不可作，愚者何如智者乐。世上聪明人何多，将君不死奈君何!”’　我岳母的战友　刘伯父在谈起我父亲的时候，还常常谈到我母亲去世得太早了，父亲长时间一个人单独生活，要是有一个好妻子在他身边，他也许还要多活些年。说到这里他欲言又忍地说：“本来有一个好机会，可是他又失掉了……”　刘伯父说的这个“好机会”，就是指父亲与我的岳母陈联诗的终身友谊。而刘伯父本人，也和诗伯有一段难忘的战斗友谊。　1936年夏天到1937年冬，诗伯被关在万县监狱期间，刘伯父就通过我的父亲和诗伯认识了。他了解诗伯在华蓥山地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经历，也知道她会打双枪，而且还会画画，对她的为人非常钦佩，常常去狱中看望，还为她在狱中作的画题字赋诗。诗伯出狱时，已经是1937年的冬天，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国民党却在战场上节节溃败，广大民众纷纷寄希望于共产党。当时的万县和成都、重庆一样，都是四川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地区，但是由于红军长征后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急于和党取得联系。刘伯父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经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顺泸起义，后来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经常带着欧阳克明、郭汶、李英才、赵唯及进步人士肖中鼎(随后入了党)等人，来我和诗伯的住处——万县中山公园的九五图书馆密谈，商量如何根据党的号召、政策，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等等，而大家更迫切的，是如何通过各自的关系，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时候，身为国民党万县第九区保安副司令的肖中鼎，通过刘湘军中的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的联系，在成都找来一个自称有党组织关系的廖某。此人一到万县，就以钦差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出些坏主意。大家心里起了疑惑，就查他的来历，原来这人以前的确是党员，后来被捕，关进了国民党的反省院，在里面表现不好，出来后党组织根本没有和他接关系。假象被识破了，廖某只得灰溜溜地逃之夭夭。　党的组织一时没有找到，但是刘伯父和大家一起，一直在抓紧进行两项工作。一是利用当时的《万州日报》，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和我党的抗日方针。《万州日报》本来是军阀刘湘主管的报纸，可是此时的刘湘经过我们党的工作，已经主张“联共抗日”，加上欧阳克明和郭汶在里面当编辑，报纸常常刊登新华社的通讯和《新华日报》的社论，以及一些进步言论，在抗日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的一项工作，是积极筹备抗日武装。这项工作一方面由肖中鼎这个“万县第九区保安副司令”进行。他掌握着下川东九个县的民团武装，所属各县的国民自卫总队的总队长虽然由县长兼任，但是其副总队长大都是些年轻的进步军官(如在万县的顾培南，在忠县的我父亲林佩尧，很快都入了党)；另一方面就是依靠刘伯父和赵唯。作为早期的革命者和川东名士，他们在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等县的中上层人士中一直都有很大的号召力。刘伯父和同志们还一致认为，诗伯曾经长期在华蓥山搞武装斗争，有带兵的经验，常常认真听取她的意见。大家觉得应该牢牢掌握这批地方武装，只要党组织一声号令，无论是组织队伍出川抗日，还是保卫川东门户，维持地方治安，都将大有作为。　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上级党组织于1938年的春天正式派人前来，与刘伯父、欧阳克明、李聚奎等人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立了当地党的领导机关，一切活动都遵照党的统一安排。关于组织地方武装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是这些一度失去联系的党员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按照党的大政方针进行工作，这是党性坚强的表现。刘伯父和诗伯在这些活动中结成的战斗友谊，也一直保持下来。　筹办川东抗大——国华中学　1938年的夏天，我已经入党，在万县河口场小学教书。有一次，我回万县汇报工作，碰上刘伯父和李英才谈论筹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国华中学的事情，他们正为没有房子在着急，问我有没有办法，我答应试试看。回到河口场小学，我分别找了几个学生党员了解情况，当时就有钟克明两兄弟表示，他们家的院子很宽，可以说服父亲把房子让出来。我和钟氏兄弟一起去到他们家，向老父亲说明来意，晓以大义，老人很爽快就同意了。我立即赶回万县，向刘伯父说明此事，第二天就由我带路，他和李英才一起，赶到离万县城关50多里的杨河溪张家湾钟家院子，主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满口答应让屋兴学，刘伯父围着院子屋里屋外转了一圈，非常满意。这个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　1939年夏天，我受组织派遣，调往江油协助父亲工作，行前到国华中学找万县中心县委书记黄蜀澄转组织关系。一进校门，就看到刘伯父写在学校院墙上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心里不由得滚过一股热潮——这不正是延安抗大的校训吗?想到1938年初，我还在《万州日报》工作，报社总编李春雅给了我30块大洋，准备让我和刘伯父的大儿子刘祥纶一起去延安。可是因为紧接着我就入了党，由组织上决定留在后方工作，从此我和日夜向往的延安抗大无缘，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没想到现在刘伯父就在家门口，为后方的年轻人建立起了一个“抗大”，这真是革命的种子遍地开花啊。　没多久就听到国华中学被查封的消息。我在重庆又见到刘伯父的时候，他不无幽默地对我说：“我早就料到国华中学这个才生下来的胖娃娃活不长，会发‘脐疯’死的。”　的确，蒋介石不能容许共产党人在他的心腹之地，建立一个宣传民主进步的学校。可是国华中学在它短暂的历程中，为我们党和民族进步阵营培养了大批骨干，它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困境中的嶙嶙傲骨　1939年下半年，国华中学校查封，万县的党组织也被破坏，一些党的负责人纷纷离开了万县，转移到重庆。我父亲来到重庆兵役署“受训”，准备随后去江油，我自己则奉命随同前往，路过重庆的时候，我们和刘伯父及黄蜀澄、李英才等人一同住在重庆大梁子怡康旅馆。我们这些人都列入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不能出去公开活动，可是每天又要吃要住，连八角钱的食宿费也难维持。这时候的诗伯，为了维持华蓥山同志们的生活，已经回到了家乡，在渠河上当了“船老板”，她从家乡运来了一船生姜，打算卖了接济我们，可偏偏不当时令，卖不出去，好容易低价出手了一百斤，只够我们三天的费用。眼看连我父亲去江油的路费也没了着落，这时候刘伯父才站出来，说：我有办法，不但伙食旅馆费不愁，还可以常常打牙祭。　刘伯父说的这个办法，就是刻印卖钱。刘伯父虽然出身于一个平民家庭，却有幸从小师从他那位身为晚清进士的堂兄，通晓文史诗赋，尤其是书法金石，在川东一带早就有了名气。只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脾气：若是趣味相投的朋友，他自己贴上好石头，刻上你的名字，还要刻上边款，有时候还要用微刻附上一首他自己作的诗。可是对那些出得起钱的军阀财主和大老板们，他的原则是“要敲就敲够”，如万县环城路老风祥银楼的老板请他写一个招牌，就“老风祥”三个字，就给了150个大洋，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件皮衫。现在大家一听说他要亲自出马挣钱，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又听他说每天只刻一个印章，大家又很失望，说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你刻一个印章怎么够?　刘伯父说我们四个人，每人每天连吃带住八角钱，四八才三块二毛钱。我刻一个印章，起码值四块钱，除了四个人的生活还剩下八角呢，怎么会不够?李英才说，你也算得太尽了嘛，我们还有烟、酒、茶呢?还要买书报，还要打牙祭呢?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刘伯父才同意两天刻三个，最多不超过一天刻两个。于是就由我父亲牵线，找到了老朋友雷忠厚，利用他在小什字开的一个绸缎铺的铺面，为刘伯父“接生意”。雷忠厚为他做了一个大玻璃框子，由刘伯父在上面写了首打油诗：“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了不要，少了不干”，还刻了几枚印章，印在宣纸上，作为广告，并注明请自带印石，三天取件。摊子一摆出，果然生意兴隆，求印者络绎不绝。可是刘伯父依然不肯放下他的“架子”，每天刻完两个就收摊。　就在这时的一个星期天，我陪父亲去重庆青年会看一个全国书法展览。因为当时重庆是抗战陪都，许多全国著名的书法家都有作品来参展。在展厅进门右手的墙壁上，挂有一幅落款“艺叟”的条幅，父亲悄悄对我说：这就是你刘伯父写的。见父亲站在条幅前久久不肯离去，一个负责解说的中年人走过来说：“先生，您看这字写得怎么样?”父亲说写得好啊，请问这字要卖多少钱?那人说，这是别人送来参展的，没有标价钱，不卖的。父亲哦了一声，和我相视一笑。那人见了，也一笑，说：“我看先生您是个行家，前天于右任院长也看上了这幅条幅，他对自己的秘书和我说：‘我看除了我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赶得上这个叫艺叟的人，也不知道是何许人也，真想见他一见。’”　回到旅馆，父亲对刘伯父说起此事，刘伯父听了拈须一笑说：“于右任的字是不错，很有功力，要是在过去，倒值得见他一见。可是现在，他就是拿八乘大轿来请，我也不会去的。”　黄蜀澄在一边说：“不是不想去，怕是不敢去，人家是国民党的大官，你是怕去自投罗网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从共产党员到民主人士　解放后，我同刘伯父都在重庆工作，见面的时候就多了。我在重庆市委统战部工作，他时任川东行署副秘书长，住北碚，每次到市里开会，他都要来找我，摆摆龙门阵，还托我打听一些老朋友的下落，然后拉我陪他去“粤香村”，吃清炖牛肉。　按理说，刘伯父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了，曾经跟着刘伯承元帅参加过“顺泸起义”，抗战时期就是万县中心县委的成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过川东游击纵队一个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同时还是革命阵营中少有的知名学者，全国有名的大书法家，金石篆刻家，精通历代诗文的文史家……这样一个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老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应该受到尊重和重用的。谁知道正当他在川东行署满腔热情工作的时候，忽然被宣告“停止党籍”。理由是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在地下时期工作生活的时间太长了，过多沾染了“民主派”的习气，适应不了解放后“严格的党内纪律约束”，摆在党外比留在党内好。和他一起先后被这样“处理”的，还有一批和他一样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他的老战友，我的岳母陈联诗。　他阴着脸从北碚进城来，拉我陪他去喝酒。还是到“粤香村”，除了往日的清炖牛肉之外，还要了一个牛杂拼盘，一盘油炸花生，四两泸州大曲。他不言不语，自斟自饮，一连饮了三盅。我拿过酒瓶说，伯父，你平时很少喝酒，今天怎么……他说你莫管我，我要喝，喝了心里才舒服。他带着醉意对我说：“向北，你说怪不怪，解放初，我在万县统战部统战别人，现在我倒成了被别人统战的对象了。”他叹了口气又说：“你父亲死得早，没有等到今天。我虽然等到了今天，也等于死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长流。　我沉默不语。其实，前不久，我就已经从当时的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卢光特同志那里，知道了刘伯父的情况。卢光特还告诉我说，党内的好多同志，特别是地下党的同志们反应都很大，认为这样对待老同志太不公平了。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办法。也就在这个时候，刘伯父一直都很钦佩的老战友，我自己的亲人——诗伯，也因为“地下时期的旧习气太重，和旧关系划不清界限”等罪名，已经被多次批判，然后被“劝退出党”。　刘伯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向北啊，你还年轻，还不理解我们这些老头对党的感情。自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我们把党籍当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对自己的生死都毫不在乎。现在，我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了，你说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只好噙着眼泪说：“刘伯父，您要想开些……”　从革命家到学者　1952年，川东行署撤销，刘伯父调到成都，任四川省文史馆的馆长。60年代初我也到了成都，也没了党籍，所不同的是：还比他多了一顶右派帽子。　一晃十年过去了。残酷的党内斗争此起彼伏，而刘伯父却得以避开其中的惊涛骇浪，是是非非，在省文史馆这个安静的小院内，重新拾起他钟爱的学问，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在我的印象中，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几年，他平静地从艰辛大半生的职业革命者，转为一位有着深厚功底和独到见解的学者。在这期间，除了文史馆的日常工作之外，他还组织馆员集体完成了一项大工程——编写了《杜甫年谱》，据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翔实的一部杜甫年谱，深受杜甫研究者的重视。他又以自己对杜甫生平的理解，对杜诗作了详细的注释，写成了几十万字的《杜诗解说》，这五册他呕心沥血写成的书稿，是他平生唯一的一部学术论著，其中汇集了他对于杜甫诗作的许多真知灼见。可惜因为“文革”，未来得及出版，手稿一直由省文史馆保存，最近听说已经不知下落，正在查找，如果丢了，实在可惜。　这时的刘伯父，终于发现自己对社会还有着更实在的意义。他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线装书和古文版本，工作之余他的心情也很舒畅，生活很有规律，也很注意自我保健。他的胃不好，却培养出一个独特的爱好：啃干锅魁(烧饼)，吃炒得很硬的干饭，说是为了锻炼牙和增加胃的蠕动能力。后来他的胃病果然就是这样治好的。他身体很好，走路健步如飞，我同他一起出游，要用快步才能赶上他。他也喜欢游山玩水，成都附近的风景区他都去游览过。有一次他去游峨眉山，写了很多的诗，回来读给我听，我说您的身体不错啊，那么高的峨眉山都爬上去了。他正色说：“你乱说，我怎么会是爬?完全是走上去的，有时候还要跑呢。”　这期间有两件小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1964年，省教育厅中教处的处长宁育畦找到我，让我代他去请刘伯父，为当时省上的重点实验中学——盐道街学校的教师们教书法。刘伯父很高兴地同意了。老师们每个星期天来到文史馆，他很耐心地为大家讲解要义并一笔一划地示范。他还用红土写成一张张楷书字帖，要老师们照着“填红”。他说：“不要以为这是小学生做的。写字和做人一样，如果不从根本做起，就难成大器。现在不少学生用不来毛笔，写不来毛笔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文革初期。我和也是在万县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赵唯、陈恒之一起去看他，谈到原川东游击队的同志们解放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准备写成材料到北京去告状，却苦于没有钱作路费，难于成行。刘伯父一听，二话没说，转身进寝室拿出他的存折递给赵唯说：“拿去，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打开存折一看，所谓的全部家当，就是存折上仅有的65．50元钱。　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正厅级干部，一位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一位学贯古今的老学者，全部的积蓄，就这个存折上的65．50元钱。真可谓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　在文革中　文革初期，像文史馆这样与人无争的地方还是比较清净的。在举国上下都在大造“红海洋”之际，我常常抱了一堆白纸，去请刘伯父写毛主席诗词之类，他则是有求必应，我因此有幸保留下来几件劫后余生的墨宝，也算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了。　随后，打砸抢之风兴起，特别是1968年初，江青在那个臭名昭著的3·15讲话中说了“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之后，整个四川参加过地下党的老同志，更是大祸临头。在这之前，刘伯父就被理所当然地打成了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时候加上他也是1927年的老党员，川东游击队的司令员，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记得是196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去看刘伯父，他有些紧张地对我说：“现在造反派禁止我外出，还特别打听了你的情况，你要小心。”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这些年我也经历很多了，反正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多大的油水让他们捞。可是就在第二天，全市统一行动，把我们这些“危险人物”统统关了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后来听说，刘伯父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在他家里翻箱倒柜，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连他过冬的一件皮衫都没留下。大冷天，他晚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小棉袄躺在地板上，白天还被押出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伤、痛、冻、饿和悲愤气急之下，终于病倒了。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可是造反派不开证明，医生凭着良心对老人进行了抢救，脱离了危险之后，才让他回家自行调养，没想到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被拉去批斗。待到再次送入医院，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刘伯父终于在1969年的2月6日去世，终年75岁。　林彪爆炸了，“四人帮”倒台了，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阴魂不散，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1978年初，为了应付门面，有关方面勉强开了一个很不像样子的追悼会，在悼词里居然把刘伯父的死，说成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造成的恶果”。后来经过家属据理力争，才很不情愿地承认刘伯父是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致死。　历史是由人民写成的　刘少奇同志说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一切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强加给刘伯父的所有污蔑都被洗清了，为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党史部门还为他立了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学者，北京、成都、万县、云阳等有关部门，对他诗文、书法、篆刻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作为一个地区的骄傲，当时的万县地区还为他建立了纪念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愈是显得珍贵。去年，他的书法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世纪中国书法精品展”，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去年年底，应法国总统希拉克之邀，中国20世纪书法精品展前往巴黎展出，经过再次筛选，刘伯父作为中国百年来最著名的(已故)20位书法家之一，作品参加了这次大展，在巴黎引起轰动。　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富强了，人民安居乐业了，那种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日子，那种人整人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敬爱的刘伯父，您也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