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居正故居
张居正故居
  
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古城东大门内。荆州古城一条以张居正命名的街巷由来已久，顾名思义张居正故居就在这条街道上。由于历史原因，其故居毁于战乱。为了给后人提供缅怀、纪念张居正的场所，荆州市决定重建张居正故居。因“江陵碑苑”地理位置处于张居正故居附近，因此利用其闲置资源重建张居正故居，并以其原有建筑景观布局。具体内容包括大学士府、九鸟苑、陈列馆、文化艺术碑廊、首辅论证群雕等。
鉴于其生前功绩卓著，墓筑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石碑高一丈四尺，镌刻有“明相太师
太傅张文忠公之墓”，有石雕香炉、蜡台，以供奉 祭祀他的在天之灵。
走道两侧有翁仲（石人）、石马及其它镇墓石兽， 距中心约半径15米处有垒筑之三米高土墙。相传，京剧《二进宫》的杨波便指的是他，因他小时候曾被父辈取名“杨波”。 
张居正生平简介
张居正（1525年5月-1582年7月），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北江陵（即荆州）人。明代政治家、改革家，被称为“宰相之杰”，也是史上颇富争议的宰相。据说张居正出生的前其曾祖父做了个梦：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正当张居正大力整顿吏治，实行政治革新的时候，御史刘台在神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专擅威福、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张居正知道了，对神宗说；“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者以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耶？则负国；竭公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专擅之讥。”对那些攻击他的人以迎头痛击。 
万历五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他应该回家“守制”。但他考虑到国事纷繁、主上年幼，仍然“吉服视事”，没有回家守制。这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攻击，说他“忘亲贪位”。吏部尚书张翰甚至捶胸长叹道：“三纲沦矣！”但在他的坚决抵制和皇帝的支持下，这些攻击他的人，都一个个受到了撤职的处分。 
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过去因攻击他而受到处分的人，一个个官复原职。中官张诚在神宗面前说他与冯保“交结恣横”。并说他家“宝藏逾天府”。御史羊可立指责他构陷辽王。辽妃又上书为辽王辩冤，并说辽府金宝以万计，全部入居正家。神宗被这些谗言迷惑了，遂公布他的罪状，下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剥夺了他的谥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几乎劈棺戮尸，他的长子张敬修被捕人狱，其他亲属都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抄家的结果，才知他的家产不及严嵩的二十分之一。 
到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复了张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他鸣冤，他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纠正。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张居正不仅热心于革新政治，还留下了一些内容丰富的政治论文和感情真挚的诗篇。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 　张居正前后当宰相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
政治改革：整顿吏治
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张居正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曾于隆庆二年（1568）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革除嘉靖以来的各种弊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张主要有“省议论”（禁绝空言，讲究实际）、“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明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抚民众）和“饬武备”（训练军队，严守边防）等。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主张还未能付诸实施，但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张居正改革的最初蓝本，可以说，这是张居正全面改革的前奏。
明神宗1572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即明神宗。明穆宗在位时，十分信任张居正，因此他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联合推倒高拱，成为首辅。由于神宗年幼，于是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张居正裁决，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辉煌。
自万历初年开始的张居正改革，首先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等。这一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这些，都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张居正对嘉靖、隆庆时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社会状况深恶痛绝。因此，他担任首辅之后就果断采取措施，整治腐败，决心扭转政风士习，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重振往日的辉煌。
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贪污数额之巨，令人触目惊心。严嵩素有“钱痨”之称，被抄出的家产竟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素有廉能之誉的徐阶，他拥有的金银虽无确载，但从其占田达四十余万亩来看，可知其贪污积贿亦相当可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权臣显贵的影响下，大小官吏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就连以惩贪为己任的监察机关也日益腐败，御史出巡往往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而对于逢迎之徒，即使赃贿狼藉，鱼肉百姓，也毫不过问。
张居正对政治腐败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人民的逃亡和反抗“并非老百姓喜欢犯上作乱”，而是“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大小贪官视朝廷明诏法令如故纸，政令难行。更有甚者，“收受祸国者的贿赂，纵放祸国者而不加以拘捕……”因而他认为：“治国之道，没有什么比安顿民生更为紧迫的；而安顿民生之第一要务，在于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乃是改革政治和整顿吏治的关键。有鉴于政治腐败的危害性，张居正惩治腐败的主张在其独柄国政后得以在各方面付诸实践，并贯穿于改革的始终。[1]
经济改革：一条鞭法
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浮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通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我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上的手续，大大限制了地方胥吏从中的营私舞弊。一条鞭法的推行，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使得豪强地主要隐产瞒丁、规避赋役变得比较困难，而针对一般农民的“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第二，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雇役制度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只要交纳一定的银两后即可免去劳役，并能比较容易地离开土地，进一步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活动，这使得先前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这样做也比较简便，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则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般佣工自给的工商业者和囊丰箧盈的富商，又因无田而得以免役，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的万历初期，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根据“摊丁入地”的原则，不仅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户可以减轻一些力役的负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城镇的工匠和商人也因为无田而得到“免差”。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一条鞭法的实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明中叶以后，货币经济有新的发展，白银成了交易过程中的流通手段，这使一条鞭法的实行成为可能；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反过来又促进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为普遍广泛，这方面也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再次，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积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张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军队围困北京时所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有鉴于此，待他执政后，“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进行一番整顿。
张居正一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在选任边将时，张居正知人善任，他所重用和信赖的一批守边将领，大都英勇善战，效忠王朝，并为保卫边防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蓟州一带，他任用戚继光镇守，练就守边的精兵，修筑了沿边防线的“空心敌台”，还因地制宜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沿线的边防。历史家称赞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戚继光也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万历十一年（1583)，当戚继光移镇广东时，陈第赋诗送别，诗云：“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反映了边境人民对戚继光保境安民功绩的景仰和舍不得让他离去的深情厚意。
在辽东，张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战能力高强，善于指挥御敌，威望甚高。在他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东北少数民族的进犯，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线，西至延绥、宁夏一带，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对俺答所部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使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好互市，相安无事。
当时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对和俺答设市贸易，说这是媾和示弱。但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主张。他据理力争，反驳说：“让俺答入贡通好，开设边境市场，使边民互通有无；限立期限，指定地点，严加管束，这不但没有坏处，反可使边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调援边塞的大批粮食，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协同筹划，使王崇古在边塞得以顺利执行睦邻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设市贸易。当时规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银、牛马、皮毛和汉族人民交换绸缎、布匹、铁锅、铁釜等物品。双方各派军队驻守保护，从此边境相安无事。对此，张居正在《九塞称臣》一诗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幕南秋色静王庭，月满边关夜不扃。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屯田督护休乘障，破虏将军早勒铭。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月满边关夜不扃……九重端拱万方宁”，并非张居正的无端夸饰。据《明史》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什七”，从而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2]
总结
张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实行的政治变革。在张居正秉政期间，对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国泰民安，国力臻于极盛。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
改革是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机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一种手段，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改革呈现不同的类型。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战国变法（如商鞅变法等），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社会经济危机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等等。就类型相同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而言，其结局和效果完全不同，王安石变法很快夭折，而张居正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居正自身具有锐意改革、勇于任事的精神。如前所述，张居正自幼聪颖绝伦，是嘉靖时期的二甲进士。可以说，他才学过人，有胆有识。他以天下为己任，视“爱憎毁誉等于浮名”，牢牢握住大权强行推广改革，虽遇丁忧、病重，亦毫不放松。这种不怕攻击诽谤、任劳任怨、锐意改革、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创业者、改革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感、过人的胆识和广阔的胸怀，是承受不起创业、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巨大压力的。这种坚定不移与雷厉风行、带头实干的作风，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主观因素。
其次，他善于把握有利时机，积极争取各种力量为我所用。争取皇权的支持，并取得了对皇权实际上有限度的控制，这对改革的顺利推行至关重要。中国历史发展到明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皇权专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如废丞相，设内阁；废大都督府，设五军都督府；设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正因如此，任何大臣之能否入阁，入阁后能有多大权力，能否推行其主张，能否持久任职，其关键要看能否取得和保持皇帝（皇室）对自己的宠信和支持。张居正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明穆宗英年早逝后，年仅十岁的太子继位，即明神宗。年幼的皇帝一时未能亲裁政事，皇权的运行存在很大的空隙。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合赶走高拱之后，以顾命大臣、师保和首辅的身份，从多方面争取皇权的支持。他运用经筵、日讲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输自己的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间的关系，使皇帝对自己敬若神明，言听计从；他严格要求皇帝上朝，以免形成因君臣阻隔、君主被宦官包围而受控于宦官的局面；他教神宗学习太祖、成祖对章奏的批阅，防止宦官独揽批阅权；他利用李太后望子成龙的愿望，满足其徽号上的野心，获得了太后的信任，太后委其以大柄和对皇帝朝夕纳诲之责。正是在强有力的皇权支持下，张居正才力排各种阻力，展布自己的政治抱负，较顺利地推行改革。
对于长期以来与内阁倾轧争权的宦官势力，张居正不是与之对立以争高低，而是尽量缓和矛盾，力求将阻力转化为助力，取得对方的支持与合作，这在与冯保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冯保是李太后母子的“肺腑内臣”，是被昵称为“大伴”的司礼太监。高拱担任首辅后，要求集权力于内阁，曾亲自出面并示意科道等官点名弹劾冯保；朝臣们对“任命太监冯保入司礼监”，又为在穆宗遗诏中加有命顾命三大臣“同司礼监协心辅政”等争论不休，以致一时廷议沸腾，冯保处境困窘。就在关键时刻，张居正对冯保采取了认可态度，并将高拱欲弹劾并驱除冯保的秘密告知冯保（高拱要张居正和他合作，除掉冯保）。冯保冯保得知后，先发制人，到两宫倾诉高拱的罪状。于是，张居正与冯保联合，驱除了高拱。从此，张居正获得了首辅的宝座，冯保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后的日常政务和事务中，张居正又对冯保采取有限度的忍让和加倍的礼遇，以搞好关系，二人关系竟“胶漆如一人”。于是，冯保便成了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有效渠道，总是为他的改革排除各种障碍。借助于冯保有效的钳制，内宦以及内戚们也不再擅权作恶。综观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冯保“为之左右”，替他在宫中打点，达到了“宫府一体”的地步。这在宦官往往压制内阁，干扰朝政的明代，是极为难得的。以致有人谓：“江陵之得国也，以大珰冯保力”。就是这样，张居正得以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抱负。
张居正还善于发现和培养改革的骨干分子，用人得力。在推行“考成法”淘汰官僚队伍中的冗沓分子的同时，他既争取过去拥护高拱的官员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放手使用，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如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负责东北边防、被罢官的潘季驯主治黄河；任用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一带，在边境沿线整饬军备，修筑边防要塞，开垦屯田，储积钱谷，以期兵精粮足，战守有备。这些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成为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
再次，张居正在改革中表现出高超的策略水平。张居正除了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从各方面争取到皇权的支持，妥善地处理与宫廷实权人物李太后、宦官冯保等人的关系外，还假托恢复“洪武祖制”之名，行改革之实。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已经把各种政制和律令基本确定下来，曾一再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擅改洪武制度，此即后世官僚视作天条的“洪武祖制”。张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为自己的改革活动涂脂抹粉。虽然他集权于内阁，实行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对“祖制”的明显改易，但他于执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号，一再声称自己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明初的“洪武祖制”，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创造了有利于改革的氛围。
最后，改革注意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由盛转衰，危机四伏，各种矛盾突出暴露出来。吏治腐败、豪强兼并、军官贪污，这是当时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积弊。张居正正是抓住这些进行改革以“救时”。但改革从何入手，是全面铺开，还是循序渐进，这是一个大问题。尽管他看到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但“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只有整顿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张居正的改革从整顿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这“本源”在地方是督抚巡按，在全国则是中央政府。整顿好这些领导机构是关键，于是他以此为改革的突破口。在具体做法上，先采用平稳易行的考成法，加强对官吏的督促与考核，然后下令裁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同时恢复久已不行的皇帝面奖廉能制度，使忠于职守的官员受到鼓舞，更要报殊恩，成为表率。通过吏治改革，张居正获得了一个素质和效率较高的行政班子，为此后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推行赋役制度改革方面，一条鞭法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因势而行”之举，但他仍然先在湖广地区试行，取得可行性的证明后，才在全国推广。
总之，张居正以超人的胆识，尽量利用了历史舞台所能给他提供的条件，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活动，并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干历史经验，值得后人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