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千人跪倒市长
介绍
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24日做出决定，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责令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辞去现任的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并对其实施问责。其中责令孙明辞去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1]  网上流传的辽宁庄河市群众下跪图　　2010年4月13日，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原海洋村）等地上千名群众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举报居委会负责人经济问题等，部分群众在市政府门前下跪，时间持续约30分钟，引发网络上「千人集体下跪求见市长未果」等议论。大连市委、市政府认为庄河市市长孙明对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责任。
新闻回放
村民下跪反映腐败
市长拒绝出面接待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组拍摄于辽宁省庄河市的照片，显示有大批群众在庄河市人民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这些下跪群众是当地两个村庄的村民，他们到庄河市政府门口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接待但遭到拒绝。
当天在现场的村民孙志宏，孙志宏说：“4月13日，我们一千多名村民一起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我们村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等了很久也没见领导出来接待，大家只好面朝政府下跪。但直到最后市长也没有出来接待我们。”孙志宏介绍，他们所反映的是龙王庙村村干部在填海工程和征地补偿中间涉嫌挪用公款、受贿和玩忽职守的问题。据潇湘晨报
状告乡政府被关精神病院
区政府要求调查，镇政府虚与委蛇
本报综合消息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政府因不满村民徐林东上访状告乡政府，不堪其“找麻烦”，将其从北京抓回来以后，先后关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和漯河市精神病医院，这一关就是6年半。在诊断徐林东为正常人的情况下，医院为他强制进行各种“治疗”，且不让徐林东的家人接他出院。
23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和网站披露有关消息后，引起读者和网民的极大关注。24日，中共漯河市源汇区委宣传部向媒体发出情况通报。通报说，漯河市源汇区委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对迅速调查此事作出相关部署。同时成立徐林东事件领导小组，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尽快联系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和徐林东家属，妥善照顾徐林东的日常生活。
据东方今报报道，昨天，徐林东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目前，大刘镇涉事副镇长赵廷耀已被停职，源汇区的纪检、检察机关也奔赴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和大刘乡政府调查取证。
新闻回放
村民替邻居状告政府
被关精神病院6年半
当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面，神志清醒的徐林东拿出笔，在黄色稿纸上写下：“救救我，想出去”。末了，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4月17日。
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政府，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将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失去人身自由。
接受采访的1个小时中，徐林东逻辑清楚、谈吐清晰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据中国青年报
新闻评道
乡政府有何权力认定“精神病”
近年来，上访者被政府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消息，不止一次刺激公众的神经，而漯河的这一案例，再度让我们对现行精神病鉴定体制感到不安，也折射出某些地方基层公权力“脱缰”下公民自由权利的脆弱。
现代法治社会，人人享有“免予恐惧的自由”。保障这种自由，需要公权力提供完善的规则治理，以消除公民在生活中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威胁。
大刘乡政府何来认定精神病的权力？大刘乡的公权强悍到如此程度，村民徐林东的私权势必陷入绝境，当地的社会安定及法治稳定又将从何谈起？
个案悲剧令人激愤，但并非每一次都能进入公众视野，引起舆论关注。所以，尽快从立法上完善精神病认定的规则体系，加强对精神病认定的监督，不给公民权利保护留下规则缝隙，方是解决之道。
评论
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鉴于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对4月13日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孙明同志实行问责，责令其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2](《南方都市报》4月25日）
对于一个宣示要走向法治的国家来说，闹出“千余主人向公仆下跪”这一幕，真是情何以堪!网下的公民用下跪表达期待，网上的公民用转发宣泄愤怒。相关照片凭借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迅速成为网民争相顶帖的焦点。短短数日，“庄河下跪门”已由一宗地方性事件演变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公共舆情事件。
公民为举报腐败却不受重视而无奈下跪，市长因处置集体上访事件不力而被问责。不用剥茧抽丝，也能看到这是两条平行线。市长被问责的消息高高挂在门户网站的首页，大批网民已在弹冠相庆，“千人跪掉一个市长”又将是舆论监督的另一个范例。然而事实终究无法回避：下跪公民的诉请并非是问责市长，问责市长也并非就能响应公民的诉请。即便在特事特办之下，对这千余公民举报的腐败问题能够格外重视，并最终有一个结果，我们也无从期待下一次能够获得同样的结果。因为这并非制度使然，而是在“大闹大解决”这一潜规则之下的特例。
而更多公民的反腐诉求，甚至是个案的举报，还都将在官员的冷漠中被推诿，被塞责，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制度上，市长的确应对其治下的腐败行为负责，应对集体上访负责。但反腐败不是市长一个人的事，而是诸多职能部门的事。如果公民的举报或上访均能在第一环节就得到好的接待，并能有良好的回应，又何来“千人下跪”？
事实上，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须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包括七种情形。“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忝列第五。对庄河市长的问责，固然合乎“规定”，却也暴露出更多的问责不作为。市长因“千人下跪”被问了责，可谁来为“千人上访”负责？
于公共媒体上，官员被问责还极为稀奇。若将视角从庄河移向全国，可以想见这其中有多少的官员责任应问而没问。没有依“规”问责，这问责又如何取信于民。民众会认为，你们不过是在“选择性问责”。被问了责的官员也会愤愤不平，“为什么受伤的只有我？”
上述分析并非是为市长抱屈，而只是想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问责是制度使然，还是“舆情应对”使然；是“造成恶劣影响”使然，还是“对民众的诉请一贯冷漠”使然。“丢车保帅”或许可称得上应对有方，但如果没有制度的改进和对“规定”的严格执行，“大闹大解决”还将会是上访者的不二选择。
“男儿膝下有黄金”，在男女平等的新时代，也可称作“公民膝下有尊严”。公民非但不应为权利而下跪，还应为权利而斗争。拿起法律武器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但发生在市府前的“千人下跪”却让我们无从指责——假使法律救济管道畅通，千余公民又何必下跪——下跪背后的万般无奈令人无比唏嘘。而问责报道中的“目前，海洋等社区部分上访群众情绪稳定，对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工作表示满意”，更让人不安。民众的诉请并未得到解决，“情绪稳定”是否又属“被”动语态？
公民不需要“被稳定”、“被满意”，正如官员也不需要“被问责”。公民和官员都不需要技艺化的“舆情应对”，但都需要制度化的正义。
进展
黎明：村民终于跪掉了一个官
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责令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其中，责令其辞去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这里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大概指的是人大接受指令后启动的程序形式。孙明市长是犯了错的，错在“对4月13日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其时，两个村庄的村民为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在市政府门口下跪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到了拒绝。大连市委、市政府的处置决策，应该说反应比较快。对孙明问责显然是正确的———每一次下跪事件都需要认真对待，仅凭漠视群众集体下跪这一条，就必须问责。
那里发生了“群体事件”，再具体、确切一点的说法，那是一次“群跪事件”，并且是“大规模群跪事件”。继而，此事在传媒和网络互动中成为舆论热点，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群体事件”，这就是“恶劣影响”的表现和证明了。迄今未见孙明市长其他劣迹曝光，也就是说，他的市长位子，是被老百姓的一次集体下跪跪掉的。
这是中国第一个被“跪掉”的官员，大约也是中国特色。人民的膝盖似乎有点用，终于跪掉了一个芝麻官的位子。或许，大规模下跪还不至于跪掉一个官员的级别和待遇，或许，隔段时间原市长将另有重任，但这一跪毕竟小有成效，其成效还出人意外———村民们本想跪掉村官，他们没想到把市长给跪掉了。
村民集体下跪事件传开后，网上许多人表示了对村民、农民的鄙视，说他们“骨质疏松”、“人格自残”等等。我看，这种说法表现了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说明许多人对权力与民众应有之关系有了正确的、理想化的理解；不过，要是说农民的骨头格外软、人格特别贱，这就不客观了。
农民，对下跪很看重，该跪不该跪，比城里人更讲究。中国所谓的跪的传统礼数，其实主要由农民成章法、成系统地维系着。中国人对官员的下跪史，不仅专属于农民，市民也是这种历史的创造者和继承者。
有论者说这次村民集体下跪是“空前”的，这是不熟悉历史的缘故。上世纪70年代末，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约1500名云南知青跪倒在中央慰问团成员面前，发出震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叫。这些人，可是疯狂喊万岁、疯狂造过反的红卫兵，都是血气方刚的城市青年。
没人愿意对官员下跪，大家都知道这有失尊严，下跪本出于万般无奈。这种表达，在恳求权力的同时抗议权力，也是为博取更高权力和社会舆论的同情：我们实在没出路了，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样！你们还能对我们怎么样！
市长的职责中并没有监管村官这一条，下级官员在这里本应担负直接责任。要论间接责任，在一地拥权更重的书记，责任也该更大一些。但是，村民的要求是见市长，这的确是对体制无知的表现。想来这市长也够倒霉，村民以为他最灵、他最大，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民跪官的事情实际上时常发生，“群跪事件”也不罕见，连官员斥责下跪群众“别有用心”的事情也曾有过。只不过，那些事件没像这次一样被传播、被“网攻”。庄河市市长对这一次群众下跪的反应不当负责任，但无法对“下跪政治”和“民跪官”现象负责———这个责任，只能由体制来承担。
官员不是被人民选出来，才有了被人民“跪下来”的一丝可能。公民不跪，是因为不需要跪；下跪当然跪不出尊严、高贵和权利，但这一跪足可证明逼迫人民对其下跪的权力，是何等的下作。
庄河市群跪事件及其处置，对官员会有所警示。他们会准备某些技术性应急措施，比如遭遇群跪事件的时候会出面，会做动情演说，甚至可能会“以跪对跪”。而这些技术措施，其战略目标还是为了让群众“可持续跪着”。
落实人民监督权、评价权的过程，即尊严和权利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发生，民众的膝盖总是软的，不可能硬起来、站起来。不必嘲笑跪倒在地上的农民———嘲笑者，你实际上也一直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