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纪念塔
哈尔滨纪念塔
设计，纪念塔的灵魂——塔高位置朝向塔建方案确定位置由于纪念塔是当时我市前所未有的建筑，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没有经验可循，所以每遇问题都需要逐一解决。
塔建在什么位置最合适，是建设者们首先遇到的
  纪念塔问题。
经广泛征求意见，归纳了3个方案：
一、把塔建在中央大街轴线与堤顶道路轴线的交叉点上。这样，从中央大街方向或从堤顶两侧方向看，塔都在中心。这样重点突出；
二、把塔建在江边，即临江堤坡的顶端上，同时把围廊建在江中。这样可以把塔和围廊的倒影映入江中，别具特色；
三、把半圆围廊的外表面与堤顶道路的边线拉齐，塔身相应靠近中央大街一侧。
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当时的市长吕其恩拍板决定，采用第三个方案建设。朝向意见研究朝向接着，又出现了塔的朝向问题。
中央大街与江堤不是直角相接，而是存有73．5度的倾角。这样一来，是塔的正面面向中央大街，还是以堤的中心线为准斜向中央大街？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因为塔表现的是防汛胜利内容，应按江堤的走向建设，塔应斜向中央大街。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央大街人流多，人们抬头就会首先看到塔，从塔和广场的关系看，理应把塔的正面面向中央大街。
由于一时难以确定采纳哪种意见，而围廊又要先行施工，所以，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当时先建了20个廊柱的中间18个，两侧各少建一个廊柱，留下这两个柱子作为调节方向之用。后来，经市长吕其恩现场敲定，塔的正面朝向中央大街，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塔身设计加高塔身塔的原设计高度为21．90米，在修建过程中请在哈专家提意见。哈建工学院建筑专家哈雄文教授认为，从塔所处的环境看，塔太低了，不够雄伟壮观，应当加高。其他专家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至少应加高到30米才能符合环境要求。
当时，塔的底座工程已经按21．90米的塔高开始施工，如再加高，则只能收细锥形的塔身。而负责雕塑的人员提出反对意见：如塔身缩细，塔尖上四个较大的人像就安排不下了。
经过反复推敲，同时又照顾到专家们的意见，最后确定塔身加高0．6米，变成今天的22．50米。
当时想，塔身加高0．6米后，塔顶部分可用1．20米高的整块石料砌筑。这样，可以使塔的顶部看起来完整、美观。可是，后来始终没能找到1．20米高的石料，只好用两层0．6米高的石料砌成，使这部分略显零乱。王丽生现在提及此事，还遗憾不已。材料选择材料，纪念塔的坚强躯干——石料水泥黏土
加工石料塔面石料的质量关系到塔的整体效果，加工塔面的石料是一件重要工作，需要很多石工。由于塔身是椭圆形，而且上小下大，石料里外两面都要求是弧形的，每块石料大小又不一样，加工难度很大。当时我市找不到这么多高级石工，现场一位技术人员曾试着用空气压缩机带动凿岩机加工，多次试验质量都达不到要求。
后来，他们从玉泉采石场借调来30名凿石工人，才完成了全部石料加工和安装工作，不仅质量好而且效率高。塔建成后，这批石工全被市建二公司留了下来，成为砌石的骨干。
空运水泥塔进入装修阶段时，为提高视觉效果，大家建议做水刷石应当用白水泥。当时，哈尔滨水泥厂、牡丹江水泥厂都不生产白水泥，也不可能为很小的用量单独生产。后来，市江堤修委会派人从苏州水泥厂采购到了白水泥，为了赶工期，这5吨白水泥是用飞机空运回我市的。
抢购黏土在做雕塑的石膏模子时，需要用黏性好、干燥后不变形不开裂的黏土。当时选择了好多种土壤，但在质量上都达不到要求，还有的虽然可以使用，但数量满足不了使用要求。经过多方查找，人们终于发现耐火黏土的性能完全符合雕塑用土的要求。为保证雕塑，市江堤修委会把我市能买到的耐火黏土抢购一空，当时一共买了7000多公斤，保证了雕塑的需要。这曾一度使得我市耐火黏土脱销。塔镇江天雕塑完成后，拆散的耐火黏土仍能使用，它们被转让给基建部门，用于生产耐火砖。我市耐火黏土紧缺局面也随之缓解。
题字
附属物，给纪念塔以桂冠——题字基础围栏
“塔镇江天”塔还没有建成时，市政府就决定，东侧浮雕墙背面加上“塔镇江天”4个大字。先请我市一位业余书法家临时题了这四个字，刻在胶合板上，准备等以后国家领导人来我市时再为塔题字。当时，西侧浮雕墙背面也安放一块胶合板，上面记述了建塔经过。经过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淋，木板都已腐朽了。
1990年，市政府重新修改了碑文，并将其雕刻在大理石板上，成为永久性建塔碑文，取代了“塔镇江天”4个大字。
打牢基础
夯实基础为争取时间?在塔的结构还没有做出之前，为塔的基础预制了桩子。设计出来后知道，从该处的地耐力看可以不打桩。对此?经有关领导研究?认为建塔与建普通建筑不同?它要求是永久性?建筑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变迁。虽然不打桩也可以?但是在土堤上建塔，不利因素还是比较多，最后还是决定将桩子按6?6米的排列打了下去。
正是由于有了牢固的基础，纪念塔才能够这么多年始终骄傲地屹立在松花江畔。
浪花栏杆塔身四周原来有一圈栏杆，最初的设计施工时做的是透空水浪花栏杆，与塔的主题十分协调。但塔完工不久，这部分水纹栏杆就被破坏了。以后维修时，做成了简单的条状栏杆，影响了原设计效果。王丽生现在还认为，如果再次维修，应当恢复浪花栏杆。纪念塔的眼睛雕塑来历
雕塑，纪念塔的眼睛——模特雕塑其他
战士模特雕塑是防洪纪念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市没有这么多雕塑力量。于是，建筑部门决定请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师生助阵。
该学院派来了3名教师、9名应届毕业生。他们从5月中旬工作到“十一”，用了4个半月时间，完成了全部雕塑任务。
在设计与制作过程中，共用模特2000多个工时。为节约开支，绝大部分模特是请当时在我市筑堤抢险的驻军战士担任的。
送酒大娘在1957年的抗洪斗争中，各堤段均有人日夜看守。当时每天险情不断，抢险护堤的任务十分艰巨。很多险情是出现在风大浪急的天气里。战士们不顾天冷浪大，跳入水中抢险堵漏，上岸后在风雨中全身被冻得直发抖。此时，总是有市民为战士们披上大衣，送上热酒暖暖身子。对这些感人场面，参加过抗洪的人们印象都十分深刻，所以，在表现抢险场面的浮雕中，就加上一位老大娘为刚上岸的战士端来热酒、披上大衣的场面。
当时请一位在纪念塔附近居住的大娘作“送酒大娘”的模特，她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答应做义务模特。当时的广大市民，就是这样积极地投入到筑堤、建塔的工作中。
外国友人面对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我市大搞江堤建设，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当时有的外国朋友看到这气壮山河的场景，情不自禁地参加了一些体力运动，令大家都很受感动。
在塔身圆雕初稿送审时，吕其恩市长提出，是否可以加上外国友人参加筑堤的场面，用以纪念那些在筑堤劳动中和我市人民一起流过汗水的外国朋友。他认为，我们的江堤中也有外国朋友的一份功劳，不管他们参加的时间多少、劳动量大小，外国友人参加劳动本身，对全市人民就是一种鼓舞。我们不应忘记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
所以，现在的防洪纪念塔浮雕中，就有了外国友人参加筑堤劳动的场面。
雕塑形象
知识分子按整体设计要求，塔的顶部设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4个人像。按当时描绘工、农、兵的惯例，多以妇女代表农民形象。如在电影的片头、货币的人像都是如此安排。最初，塔的雕塑也想循此惯例。可是初稿出来后发现，雕塑家为了表现空间轮廓，把做抢险动作的农民安排在后面。这样，用妇女形象就显得不够有力。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改用男子表现农民形象，而让妇女代表知识分子。
起初，知识分子被设计成一位赤脚、绾裤腿、头缠毛巾的妇女形象。大家看后都认为欠妥，因为这只能代表广大劳动妇女形象，知识分子的味道不足。吕其恩市长看后表示，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考虑到不能让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了这个绾裤腿、赤脚的妇女形象认为不够文明。
后来，决定塑一个身穿连衣裙、外罩风雨衣、脚穿半高跟水靴、手持铁锹的青年妇女，代表知识分子形象。
再一次审议时发现，根据第一次意见修改的妇女，按比例相当于1．60米左右的身高，个头偏低，而且显得过于文弱。后来，市体委推荐了一位女学生运动员。以她为模特雕塑出的人物，体态健美，朝气蓬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紧急改动在雕塑已基本完成，开始拆脚手架时，突然有人提出：塔顶的4个人像中，工人像是右手向前方伸展，由于手臂太直，手掌太死板，这个姿势不符合我们民族习惯，容易让人产生政治误解。大家看了后也有同感，认为应当立即改正过来。当时有人主张改动大一点，把右手放下来。可是，当时人像内部有钢材支架，外部已用混凝土浇注，大改动非常困难。
经专家紧急磋商，最后一致同意把“工人像”并拢的五指分开，作自然弯曲状；同时，适当修改手臂的外轮廓，最后形成现在的招手姿势。
险遭损毁
险遭损毁在雕塑过程中，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雕塑家提出，浮雕中领导干部的形象就以吕其恩市长为原型。经市江堤修委会负责人与有关人员研究，同意了这一建议，当时怕吕其恩市长反对，没有告诉他本人。雕塑家们根据照片进行了雕塑，完成后酷似吕其恩市长本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兴起砸“四旧”风潮。我市某学校“造反团”先后3次到市建设局逼问王丽生，塔的雕塑中到底有没有吕其恩市长的形象。他们叫嚷道，建塔是为吕其恩树碑立传，你们都是帮凶。
王丽生十分清楚：否认，是欺骗“造反团”，后果不堪设想；承认，轻则浮雕被毁，重则防洪纪念塔不保。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咬紧牙关，一口咬定浮雕中没有吕其恩市长的形象。“造反团”追问，为什么其中一个人物那么像，王丽生回答“纯属偶然”。“造反团”又不讲理地逼他拿出那个雕像不是吕其恩的证据，王丽生告诉他们，人像必须要照模特雕塑，一个模特要当两三个月，市长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当模特。就这样，总算哄过了气势汹汹的“造反团”。
贵阳纪念塔
来历纪念塔地名是因为缅怀贵州抗日阵亡将士，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建成的纪念塔而得名。
纪念塔原位于新华路、环城南路、市南路及青云路的交叉口，是一座为纪念贵州英雄儿女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保卫祖国作出重大贡献而建立的塔。历史背景国民革命军一零二师主要是由贵州籍将士组成，师长柏章辉是贵州遵义人。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一零二师开赴上海，在淞沪会战中参加了苏州河、大场、罗店等战役；同年十一月，参加南京保卫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在距徐州以西八十四公里的一座山与日寇激战五六天。歼敌一千余人，敌十六师团大佐李德被击毙，我一零二师伤亡重大，叁零四团团长陈蕴瑜（贵州平坝人）壮烈牺牲；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加武汉保卫战，配合友军作战，歼敌四千余人，取得”万家岭“大捷；八月参加长沙第一次会战，奉命追击从长沙前线后撤的日军，毙敌甚众。一九四零年九月，日军十二万人第二次进攻长沙，一零二师担任新墙河的防守任务，日军乘飞机轰炸，并发射毒气弹，我军坚守阵地，与敌激战二十一昼夜，伤亡极大。经休整补充后，又投入第三、四次长沙会战，直到抗战胜利。一零二师组建时有九千七百多将士，经过上海、无锡和南京抗战，损失约六千余人，剩下三千余人，后增补至七千余人。其后经过徐州、武汉、南昌和长沙等战役，全师官兵仅存不满千人，累计在抗战中牺牲约一万两千人。
一九四零年九月，长沙第二次会战后，一零二师撤到湘阴（洞庭湖南岸）休整补充。为了纪念历次作战牺牲的官兵，柏章辉在师部驻地关王桥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以告慰烈士们的英灵，缅怀亲人们的业绩。贵阳各界人士代表和部分烈士家属应邀到会。为了永远不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世代牢记贵州儿女流血牺牲保卫祖国的英雄事迹，与会者纷纷要求在家乡建立一座纪念塔，以资纪念。这一要求经一零二师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由一零二师派员配合地方政府筹备，决定在黔军将士的家乡贵州省贵阳市大南门外十字路口建立一座纪念塔。一九四零年底动工建塔，次年五月落成。塔高十点二米 ，三角菱形，上尖下大，用巨型白绵石砌成塔形，象征着一把锐利的刺刀直刺敌寇胸膛。塔身三面分别刻有碑名“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贴金楷字，下款为“师长柏章辉题”。塔基为正方形，四周有白浅雕花饰围绕。三级阶梯是青石砌成。塔座底部呈台状，台上有石柱，记述了建塔原委；并刻有三零四团团长陈蕴瑜在徐州战役中壮烈殉国的事迹；几次主要作战经历和各级阵亡将士的名单。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四年间，陈蕴瑜、柏章辉等一些将士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复追认为革命烈士，并颁发国家明政部《革命烈士证明书》。
一九五二年由于贵阳道路改造将纪念塔拆除，但“纪念塔”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