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商品化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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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原有的自给自足不必进行市场交易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台湾农民为了生存，遂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农家经济模式，在形成初期，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台湾乃至当时中国大陆农民一种艰难的生存方式，没有值得多少人关注，1945年10月25，日军撤出台湾后，台湾农民开始恢复原有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很长时间被人遗忘。1989年台湾“中央研究学院民族研究学院”集齐前人多次记载和讨论，出版发行《日据台湾农村之商品化与小农经济之形成》一文。
文章原文
《日据台湾农村之商品化与小农经济之形成》
时间：1895——1945
随著外销农产品生产的扩展与出口的增长，日据下的台湾逐渐被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这个吸纳（incorporation）的过程是分解与保存一并发生的一个过程。土著的农村社会经济体系在这个既分解又保存（dissolution/conservation）的过程中基本上仍得以保留其原本的生厂方式，而在经过商品化的改造后，被整合入资本主义经济中。具体的说，这个吸纳的过程表现在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上，但商品化却没有进展到把农村的劳动力也转变为可供售卖的商品（即普罗化proletarianization）这个地步。家庭耕作式（family farming）的生产方式被保存了下来而与资本主义生厂模式之间产生联属的关系 （articul-ation）。本文强调殖民初期统治者与土著之间的互动基本巩固了既存的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雇工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入侵受到限制。虽然商品化为日资农企（agro-industry）之支配权创造了先决条件 ，但它却并未使劳资生产关系扩展到农业生产内这是英国农业进入资本主义的直接途径。日本私人资本避开了难缠的农业生产，偏好透过市场控制及垂直集中的方式剥削农民。在重税、庞大的公共投资（尤其是水利）、政府监督、以及资本严密的控制下，农民生产者被迫去采用新式的生产方法以提高生产力来应付日增的生活支出和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形下，小家庭农场其实并非前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现代资本主义予以再造并联属（articulate）的一种新型式。不管怎麼说，这种型式绝非古典理论所理解的农民或"资本主义农业"。它毋宁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农业"。[1]
国外学者眼中的近代中国小农经济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2]《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述评 
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一直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课题，许多学者把毕生的精力和学术生涯倾注于此。在国外学者中，尤以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人)和日本学者为胜。黄宗智先生(PhiliPc.C.Huang)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他另辟蹊径，独创了综合分析法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在有关中国农村的演变型式，中国经济为什么落后，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提出了不同于前人和同行们的见解。而且难得的是，黄先生还介绍了诸如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这对国内学者扩大视野增加见识是大有裨益的。 
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 
国外学者在研究近代小农经济的传统学派中主要有三种方法，即把小农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形式主义方法和批评形式主义的实体主义方法，以及与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这位一九七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一书中指出，小农经济行为绝非象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没有理性，而是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企业家，因此对传统的农业改造的正确途径不是苏联式的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式农场生产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提供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要素。仅就舒氏有关传统农业的改造途径看，他对苏联的批评不可谓全无根据。 
苏联学者蔡雅诺夫(Chayanov)批评了形式主义研究方法。认为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生计而生产，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是以市场和供求法则为前提的，显然不能把这种方法强加于尚无市场体系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如古代的互惠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了道义经济的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其道德观念是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则是阶级关系，即地主与小农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小农的生产剩余(甚至是必要的生活资料)通过地租和田赋的形式被地主和封建国家所攫取。因此，小农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企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而是租税的交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 
那么，在分析中国近代的小农经济时应用什么方法呢？形式主义方法显然只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农业，实体主义者侧重于道德和伦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阶级关系，或者说是从上层建筑去研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黄先生说：“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第5页) 
采用这种综合分析方法，是由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决定的。首先，中国的小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为自家消费生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需要用实体主义分析方法；其次，近代中国的小农又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生产，依据市场法则作出选择，这就要用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最后，任何时代的小农都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和政治体系之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阶级的分析方法。① 
另外，中国的小农阶层比较复杂，除了我们所说的贫农与地主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对贫农阶层(含雇农)的分析适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而对自耕农的分析必须借助于实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富农和经营式农场的分析就要采用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因此，黄先生采用了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方法。 
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北小农所种植的棉花逐渐商品化为例，不同阶层的小农对此作出的反映各不相同。经营式农场主种植棉花是受到利润的诱导，较贫穷的自耕农则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佃农毫无选择，只能种棉花，因为当时地租随棉花的高收益而增加，佃农无法再继续种粮食作物。 
近代中国农村演变的型式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内学者习惯于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分界线，把，八四○年前划分为前清封建时期，一八四○年后划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而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小农分化时，总是要问中国小农在帝国主义入侵前经历了什么变化，在帝国主义入侵后又经历了什么变化。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各派的结论也各有差别。 
形式主义者根据形式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调强人口增长对小农经济产生的压力和农业内卷化。②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分析指出，从明初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口增长了七至九倍，这个数字与农业产量增长速度基本上相同，而在这段时间内，农业技术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人口增长促使小农向他处转移，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到了本世纪，可供移民开发的边区已尽，集约化也走到了尽头。马克·艾尔温(Mark Elvin)在《中国过去的型式》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中国农业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发生了农业内卷。与形式主义研究相反，我国国内学者侧重于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去注重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的研究，仍然倾注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黄先生则根据自己确定的研究方法，同时兼顾人口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的演变型式。 
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即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西欧国家(尽管各有差异)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但中国的小农却背离了这种模式，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农村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雇佣劳动极为普遍。关键就在于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之间的区别。在西欧的封建庄园内，领主统经济、军事、政权和司法于一身，因而领主制的国家政体是一个主权分封的体制，而在中国的地主制中，政权与经济权通过土地私有和频繁买卖而分离，因而产生了中央集权制。傅筑夫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二卷)中论证了另一个区别。基于农奴制的领主制下，庄园主必须照顾劳动者的生计和再生产，而中国的地主制则没有这种限制。因此，封建领主制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就比封建地主制简单得多，中国的封建地主制则由于人口压力和生产关系的复杂化而演变成另一种型式。 
前清时代，华北地区是一个人口较少、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除了清朝廷分封的庄园之外，基本上是以自耕农为主的未经阶级分化的社会。但庄园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一个庄园的土地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庄园的农奴人口不断增加。面对人口的压力，庄园主不得不出租庄园，农奴也就由“雇工人”替代。“雇工人”虽然不是自由的雇农，但不必象农奴一样永久依赖于庄园主的土地上。到十八世纪中叶，农奴制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压力和商品化的手工业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小农经济中的一种新的雇主与雇工关系也在扩展。明末清初，棉花在北方推广种植，农作物逐渐商品化，而人口压力则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商品化。一方面，种植棉花可以耗用更多的劳动力，减轻人口压力，另一方面，种棉花的收益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对家庭式农场来说)或获得更多的利润(对经营式农场来说)。但种植棉花又增大了风险，有些家庭式农场或因机运好而上升为富户，或因惨重的损失而沦为雇农；有些经营式农场主也因一着不慎降为小农场主，甚至沦为雇农。农作物商品化和棉花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家庭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又提高了农户的家庭收入，刺激了种植棉花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在农业商品化的冲击下，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分化为地主与佃农，雇主与雇工较为分明的社会。 
小农的分化波及到摇摇欲坠的庄园经济，出现了新的租佃关系，“雇工人”一般视为庶民对待。到了十八世纪末，庄园的租佃关系随着商业化而更接近于小农间的纯契约性经济关系。但小农的分化并不彻底。人口压力的消极作用是分家制，一个经营式农场会因分家而降为家庭式农场，而一个家庭式农场则可能因分家而成为贫农或雇农。家庭手工业的消极作用是维持了小农经济，使之不致于在人口压力和社会分化的压力下崩溃。经营式农场得不到扩展，也就不能维持雇农的再生产，一个雇农的工资只能养活自己，不能养活一家人，因而很少出现第二代、第三代的雇工。这一切都阻碍了小农的进一步分化，出现了停滞局面。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小农经济，远在中国接触近代世界经济之前就经历了显著变化。基本上出现了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雏形。本世纪中国农业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加速了农业的商品化，但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它的演变方向，小农经济仍然在分化中停滞，在停滞中分化。 
中国经济为什么落后 
形式主义者又一次论证了人口压力通过两条途径迫使中国经济落后。一方面，人口压力蚕食了小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又把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前面说过，农业产量增加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而土地、资本、技术基本上没有变)，但对新式投资却起了抑制作用，因而中国农业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艾尔温)马克思主义者更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小农并不是没有生活之外的剩余，而是这部分剩余被地主和封建国家榨取了，但地主没有把这部分剩余积累起来用于投资，而是挥霍掉了，中国经济故此而停滞不前。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而得不到发展。黄先生不同意国内“资本主义萌芽”之说，他说： 
“我和这一学派的分歧，不存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的发展这一事实……我的不同意见只在于如何理解这些生产关系。在人口过剩，有数以百万计的从农村流离出来的游民的中国，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存在，并不足以证明生产力开始有本质上的突破。关键问题是：雇佣劳动是否伴随资本的积累及生产力的质性突破而兴起？”(第142页) 
在这里，黄先生(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是雇佣劳动力的存在和资本积累。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并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不具备这些条件。首先，农村大批雇佣劳动的存在不是由于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变化兴起的，而是由于人口压力和阶级分化造成的。他们同时束缚于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而不是完全脱离家庭农场的无产者，这种半小农半雇农的扭曲形态黄先生称之为半无产化。这一点与西欧不同，西欧是劳动力稀缺的地方，它的自由劳动力的出现肯定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之一。其次，“生产方式的变化，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不应只单方面考虑生产关系。”(第302页)因此对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生产力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经营式农场真的代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同时突破，那么小农经济内部确已产生了质变，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经营式农场并没有预示农场经济生产力新水平的出现，那么我们便当视之为停滞的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强以‘资本主义萌芽’的称谓”。(第143页) 
通过分析对比，经营式农场的生产力水平并不高于家庭式农场。不论是经济作物，抑或是粮食作物，经营式农场的产量可能高于平均数，也可能低于平均数。那么它们会不会在经济作物所占比例或复种比例上有区别呢？这也几乎没有区别，因为作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生态环境，交通和市场，而这些因素对同一地区的两种农场都是一样的。最后，在耕畜的使用上，两者也没有多大差别，它们基本上保持了相同的耕畜对耕地面积的比率，因为两种农场使用耕畜的成本与收益是相同的。总之，两种农场在土地、技术和资本的使用上没有什么差别。经营式农场劳动生产率高于家庭式农场的真正原因在于对人口压力的反映不同。由于经营式农场是一个使用雇佣劳动来争取最高利润的组织，不会容许农场存在多余的劳动力。一旦农场主发现劳动力过剩，他就要解雇一些劳动力，以保持规模经济效益。家庭式农场则无选择的余地，它不能解雇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常常忍受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直至内卷化。 
既然经营式农场不存在人口压力，那它又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扩展呢？这就不得不联系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了。根据规模经济的要求，经营式农场必须保持最低的土地面积(黄先生说在一百亩以上)，但由于人口压力和分家制的破坏，以及家庭手工业支撑着家庭式农场的生命，许多农场达不到这个规模。另一方面，经营式农场一般不会超过了二百亩。超过二百亩的农场主很少自己经营，而是出租，转向地主经济，农场主自己则入仕商之途，以获高利，然后又投资于土地，购买田产以供出租。城里的商人、官僚也在农村购置田产，收取地租。 
奇怪的是，经营式农场得不到发展，而家庭式农场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原来它们是借助于雇工和家庭手工业的支撑。人口的压力和农业内卷化，已使家庭式农场难以为继，为了生存，他们就外出在经营式农场中佣工(长工或短工)。而天津、青岛等城市纺织业的兴起，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雇工和家庭手工业既增加了家庭式农场的收入，又减轻了人口的压力，因而家庭式农场能牢固地存在下去。 
经营式农场的停滞和家庭式农场的牢固性不仅影响了农业资本的形成，而且也影响到城市的工商业。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是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工业的基础，商人用包买制，只付较低的工钱给家庭手工业者，与现代企业抗衡。这样一来，原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剩余停滞在商人和手工业者手中。农民为生存而告借的高利贷，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利率，现代企业支付不起高额利息。加之国家政权和帝国主义的摧残，资本主义最终没能在中国产生，也无所谓“萌芽”。 
帝国主义所扮演的角色 
形式主义既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也就自然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利的。艾尔温坚持认为帝国主义赋予了中国经济唯一突破“高水平均衡的陷阱”的机会，它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市场，提供了近代科学技术，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应归咎于高密度的人口。形式主义的另一派则根据他们的“二元经济”模式把近代中国划分为两块，一块是受帝国主义影响的现代经济部门，多为商埠和城市，另一块是腹地的传统经济部门，主要是农村。这两块各为体系，极少渗透，因此，近代中国的农村，实际上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批驳了这种理论。安德·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中国经济落后的发展还是发展的落后》)指出，帝国主义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是两层剥削系统，在受害国内，城市榨取农村的剩余产品和原材料，在国际间是先进国家榨取后进国家的经济剩余，宗主国与附属国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帝国主义没有给中国带来经济繁荣，而是强化了中国的附属性，造成并延续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实体主义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帝国主义的破坏作用，即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遭到破坏，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机器向农村榨取更多的剩余，瓦解了自主闭塞的自然村。显然，实体主义侧重于文化的考虑。 
黄先生认为，三家的观点都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社会，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即中国早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就经历了内部的社会变迁。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分化道路，它只是加剧了小农的分化和对小农的掠夺。“二元经济”论低估了帝国主义的作用，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已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尤其是在茶叶、丝、大豆、花生、烟草、蔗糖、棉花和棉手工业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世界市场的波动足以引起国内农村的振动，依赖性更强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4.00元) 
①黄先生似乎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指的是西方学者的理解。 
②农业内卷化：由于家庭小农场都是为生计所需，而对过剩的劳动力无能为力。因此，家庭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多，以致于这种劳力集约化出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吉尔茨(CiordGeertz)把这种现象称为农业内卷化。实际上就是五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不仅我国现在的农村，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为了多安排就业，都存在内卷化的现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