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越族
简介
“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越族就是生活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夏朝称“于越”；商朝称“蛮越”或“南越”;周秦时期的“越”,除专指“越国”外,亦同样是对南方诸族的泛称.周朝称“扬越”、“荆越”；战国称“百越”。”有“断发文身”的风俗。秦时吞并百越地区。摘自黄现璠撰《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
中华民族是秦汉以后历史形成的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夏商以后的华夏族和秦汉以后的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汉代以后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国内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华夏和汉民族文化，大都尊华夏和汉民族的祖先——炎帝与黄帝为共同的祖先，广义上称为炎黄子孙，共同缔造中华文明（注：参阅黄崇岳：《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汉以前居住在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古越族（越与粤通），在我国南方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内部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体，故历史上有“百越”之称。正如《汉书·地理志》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它们在中华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自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以至云贵地区，分别称作于越（杨越）、东越（东瓯）、闽越、南越、瓯越（西瓯）、骆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们之所以共称为“越”，是因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了的。“百越”尽管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社会发展水平却有很大差别，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进。古越族中最先进的代表是曾经雄踞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敢于抗衡强楚并争霸中原的越国（属于越），但终被强楚所吞并。后代或被同化，或迁徙南方。而在华南两广地区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较后进的一支，直至春秋战国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和铁器时代过渡阶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体才逐渐形成。
根据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尧舜时代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大戴礼记·少间篇》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提及商王朝东边的断发纹身的“沤（瓯）深”和“越沤”向商王进贡鱼制品和利剑。这是指江浙和东周沿海一带的越人。又讲到“正南瓯、邓、桂国……，以珠玑、玳瑁、象齿……短狗为献。”这“瓯”、“桂”人应是指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和骆越人。考古学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几何印纹陶，而华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中的夔纹陶和一些青铜器和铁器，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十分明显，其文化交流情况学术界已作过充分探讨（注：参阅百越民族史研究汇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的有关论文。）。
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华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范围内，以南越族为主体（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骆越），由中原汉人赵佗建立了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这就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南越族为主的华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在衣着方面，华南古越族及其后裔今海南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注：容观琼：《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载《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第169至1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钦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是可见，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略述于后。
早期文化
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见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明显的缺环。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其一是尚未有发现的机会，寄希望于未来；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是不存在，成为永久的缺陷。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
华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有“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现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注：丘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与此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丘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在广西则有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注：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亦在万年以上。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丝壳和兽骨堆积。其中英德青塘遗址还发现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片，手制，施绳纹、编织纹等纹饰。时代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 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与仙人洞遗址相距数千里，而文化内涵却颇多相似之处，如打制与磨制石器并存，均有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片，有穿孔砾石，有螺丝壳堆积等。这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之初，我国南方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其过渡的动因是人类从采集经济向早期的园圃和刀耕火种农业过渡，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华南古越族的先民，得天时地利，成为步入新石器时代的先驱（注：黄崇岳：《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载《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版。）。目前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稻作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文化
在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上，传说“神农区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这把发明农耕与制陶连在一起的古史传说， 正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象征。
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都逐渐孕育出农业文化。农耕与制陶是中华民族先民的发明创造，也是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使中国成为农业之国、陶瓷之国和丝绸之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发展的是粟作文化，如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则发展稻作文化。这些地区正是古代楚人与越人活动的地区，也是农史界确认的最早从野生稻发展到人工栽培稻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在七十年代初，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稻谷遗存，还有“干栏式”房屋遗迹和木船桨等遗物（注：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 期。）。这正是古越族先民对早期稻作文化的重要贡献。1988年秋，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又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注：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 期。）。湖南是传说中“三苗”活动地区，以后的楚人和越人与三苗均有渊源关系。
华南古越族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早在四、五十年代，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就提出中国稻作起源华南说（注：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7期。）。 据农学界的调查，华南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到现在，都有全国最丰富的野生稻分布（注：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小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调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这些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注：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族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经解放前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曾给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响。关于几何印纹文化问题，引起我国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广泛兴趣，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其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先生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力作。书中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对南方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分类、衰退、传播和工艺均作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把几何印纹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论证了南方古越族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人。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观点，毋庸赘述。
“干栏式”住房
居住形式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多住便于迁徙的帐篷，中原农业民族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族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
原始的“干栏”房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族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在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则发现有陶塑“干栏”房屋模型（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第4期。）。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房遗迹（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2期。）。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 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注：广州市文管会：《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由上述可见南方古越族地区“干栏式”房屋发展的一斑。直至今天，我国南方黎、壮、傣族等古越族后裔和苗、瑶等兄弟民族，仍然居住传统的“干栏式”住房，可见其生命力所在。“干栏”房是后世楼房建筑的先驱，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响，无疑这是南方古越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