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鸣镛
人物介绍
个人简介张鸣镛（1926－1986），温州人。少年时代，他就自写一副对联：“知数理共天文一色，待天才与奈端齐飞”（奈端是当时牛顿的译名）。1942年，考入浙大数学系（当时有“东方剑桥”之称）他是能同时上中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研习班的少数几个学生。1948年，大学毕业后，即被母校选拔为助教。他在数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博得国内外科学界一致赞誉和钦佩。建国后，历任厦门大学讲师、教授、数学系副主任，福建省数学会副理事长。撰有论文《芬斯勒流空间的子空间的平均曲率》、《黎曼曲面》、《凸区域的一个遮盖定理》，著有《现代分析基础》。
张鸣镛1937年考入温州中学。1942年，考入浙大数学系，才华横溢，数学成绩尤为出众，深为浙大教授苏步青、陈建功所赏识。1948年，大学毕业后，即被母校——浙江大学数学系选拔为助教。
  张鸣镛张鸣镛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助教期间，在苏、陈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1950年，他阐述芬氏空间子空间平均曲率的几何定义的论文问世，成为当时这方面问题的唯一文献。1955年，他在函数学论方面的一项研究成果，被命名为“张鸣镛常数”，并列入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教学大纲。他研究多函数解析，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数学界的重视。他在多重调和势位，多重调和张量等理论方面的系列成果，受到在罗马尼亚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高度评价。他的论文《凸区域一个遮盖定理》一文用德文发表后，美国《数学评论》立即摘要转刊。他还写出了函数势位论方面的第一本讲义。德国著名GMN丛书第101卷引用的中国数学家的六篇论文中，有两篇是张鸣镛的。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厦大数学系的辉煌与他紧密相关。
主要经历1986年5月12日，在福建省厦门市逝世。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数学会理事、福建省数学会副理事长、《数学年刊》编委、《数学研究与评论》副主编。主要从事函数论、势位论的研究。1948年，张鸣镛大学毕业，当时浙大数学系留了两名助教：他和谷超豪。解放后，他被派参加接管浙江金华的英士大学。在院系调整中，浙大数学系被解散，他被分配到厦门大学。张鸣镛到厦门的头五年中，发表了10篇论文，这期间他对多重调和函数、多重调和势位及多重调和张量场做出了重要的成果。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张鸣镛在1955年发表了论文，该文所得到的一个凸象的Bloch型常数Tρ，后来曾被称为“张鸣镛常数”，并在1980年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专门化教学大纲中列为一个条目。这是列入该大纲的唯一的以中国数学家命名的条目。
在这期间，他还把平面区域内映照的莫尔斯（Morse）拓扑方法推广到Riemann曲面，并对阿尔弗斯（Ahlfors）把Schwarz引理推广到Riemann曲面上去的优越成果，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从1952年到1957年，厦大数学系的确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毕业生，例如陈景润、赖万才、林群等。陈毕业后曾是张鸣镛的助教，作为一个新建的系，这样的成绩是珍贵和值得赞扬的。1955年到1957年，厦大数学系多次受到教育部的表扬。国际数学家大会曾来函邀请他们参加 1958年的爱丁堡大会（由于“反右”，未能参加）。1980年，《数学年刊》创刊，张鸣镛担任编委。1981年，《数学研究与评论》创刊，张鸣镛担任副主编。1983年，他参加了全国数学会大会，并当选为理事。他在会上报告论文《实质极大的Riemann曲面》，给出了Riemann曲面是实质极大的充分必要条件。张鸣镛在1956年曾参加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召开的论文报告会。后来1960年的全国数学会大会，已不准他参加了。后来他才再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数学大会。但27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料两年之后，当中国数学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及理事会时，他又不能参加了，当时他正躺在上海的医院里，癌症已到了晚期。1986年5月12日凌晨，张鸣镛在厦大医院与世长辞。
主要成果
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张鸣镛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的有些精辟见解。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数学，关键是十进制。因此，有9个数就够了，“九，数之极也”。在这个基础上求高次代数方程的近似解时，对每位数顶多试（中国古代叫“议”）10次就够了。中国古代有很发达的代数，与古希腊形成鲜明的对比。至于中国古代的几何学，他认为主要贡献不是墨子书中一些希腊式的几何定义，而是“矩”。他认为矩就是直角坐标架。直角坐标法和“商高定理”形成了中国独特风格的解析几何学。这就是《周髀算经》中“夫矩之于数，其制裁万物，唯所为耳”那段话的意思。这同古希腊的几何学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观点发表在为庆祝方德植教授教学50周年的论文中。
张鸣镛很注意中国数学史的问题。他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从微积分发展以来的近世数学的主要部分中，古希腊的几何和数论并没有留下不可缺少的重大遗产。比较起来，古代中国，或更广泛一些，古代东方，所发展的代数知识倒是近世数学分析更重要得多的源泉。古希腊没有像中国那样发达的代数。缺乏像十进制那样的计数法。他们不是把数分成个、十、百、千、万来写，然后计算，却是想法把大数尽量化成较小的数的乘积，然后计算。这使他们重视素数，发展了数论。”（见“文革”中的交代材料）
培养年轻人“文革”后，他花很多精力培养年轻人，先是办助教进修班。60年代初及1978年，他两次主办过这种进修班。1979年，教育部委托厦大代办3个高校师资培训班，其中数学方面的培训班是张鸣镛主持的。此后，他大力培养研究生。他经常说，对于一个数学工作者来说，要坚持做到两条：一条是打好基础；另一条是一定要学习写论文。他时常对学生们讲：在学习中要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决不要迷信名家，名家也免不了有错误的结果。如果能找到反例把前人的结论推翻，也是一大成果，避免后人错上加错。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例如论文。
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些学生开始成长。1981年，以后的几年内他们已发表了20多篇论文。例如一篇硕士论文《零容致密集上的椭圆马丁边界》（发表在1983年《数学年刊》第4卷），徐利治教授认为较之美国的博士论文并无逊色。日本中井教授也来信说这篇论文很好，向导师张鸣镛教授致意。关于张鸣镛及其学生的部分工作可参阅美国数学会出版的ContemporaryMathematics，Vol．48（1985）中Riemann曲面一章，这一章是张鸣镛写的。
研究经历张鸣镛教授1926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并留校任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到厦门大学数学系任讲师，197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任数学系副主任。1986年病逝。张鸣镛教授生前是中国数学会理事，福建省第二届科协常委，福建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张鸣镛教授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师从陈建功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的教育，很快就表现出其非凡的数学才华。他同时参加陈建功教授的函数论专题讨论班和苏步青教授的微分几何专题讨论班。全年级中同时参加两个讨论班的只有他和谷超豪两位。1948年浙江大学数学系留了两名助教：他和谷超豪。在浙江大学当助教4年，他在微分几何和函数论研究都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发表了5篇论文。1959年，德国数学家Rund在《FinSler空间微分几何》专著中介绍了张鸣镛当年的研究成果。
1952年，张鸣镛和林振声、厉则治三人从浙江大学调到厦门大学数学系。当时，厦门大学数学系刚从数理系中分出来，连他们三人在内只有工4位教师，几乎没有资料室。在当时的王亚南校长和方德植主任支持下，张鸣镛和其他教师一道，积极收集订购有关资料，建立数学资料室。同时，他协助方德植主任组织讨论班并使之制度化。
研究成果几年中，厦门大学数学系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面临发展的大好形势。1952年至1956年，数学系进行了100多次专题报告，发表论文四十多篇。1954年的《厦门大学学报》刊登工4篇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其中有10篇是数学，张鸣镛一人有两篇。卢嘉锡教授在“编辑后记”中写道：“这一期的内容……反映出我们的数学教研室已经在相当坚固的基础上进行有重点、有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教师人数少，教学工作繁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成绩应该珍贵和赞扬。”1956年全国论文宣读大会，厦门大学数学系共提交10篇论文，在会上宣读4篇论文。教育部高教司多次表扬了厦门大学数学系培养师资的经验。1956年6月6曰《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题为“克服困难，努力创造条件，厦门大学数学系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报道。当年的国庆节，方德植主任代表厦门大学数学系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典礼。1958年，在爱丁堡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来函邀请厦门大学数学系派人参加。1956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张鸣镛教授协助方德植主任制定了《数学系十二年科学研究规划》，明确地提出“大范围几何分析”作为中心课题。1968年，美国数学会提出的研究题目和内容，同工2年前厦门大学制定的研究规划相差无几。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数学系的规划得以实施，中国“大范围几何分析”研究很可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由于张鸣镛教授等人被错划为右派，这个计划成为泡影。50年代，厦门大学培养了以陈景润、林群为杰出代表的一批数学人才，许多都受到张鸣镛教授的指导。陈景润是张鸣镛教授的学生，回校工作后又担任张鸣镛教授的助教。陈景润写出的第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是张鸣镛教授审定的。厦门大学50年代数学系的辉煌，张鸣镛教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的贡献。
厦门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赵俊宁院长《深切缅怀张鸣镛教授》一文，全面地评述张鸣镛教授的成就和贡献、地位和作用，故作为本书的代序。其余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即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师友、学生和亲属的纪念文章。
生平
家庭出身张鸣镛出身于书香门第，高祖父对张鸣镛的影响很大。高祖父张振夔是全家的榜样；他自称“介翁”，介的意思是刚正不阿。他当过县学教谕，主讲过温州东山书院、台州宗文书院．晚年主讲乐清梅溪书院，69岁时在书院中逝世。他著的《介轩集》是全家传诵的一部书，这书张鸣镛读得很熟，并始终保留一部在身边。
高祖父及以后各代都是举贡生员，或教书、或行医、或经营中药店等小工商业。张鸣镛的父亲张肇麟是长子，13岁中秀才，第二年，由于张肇麟的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张肇麟在丁忧后进了温州师范学堂。毕业后，在一个书院的基础上创办永嘉第二高等小学，任校长，从此，他负起了大家庭的责任。他扶助三个弟弟成长，他们相继大学毕业，其中之一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肇麟自己在工作之余研究上古史。
求学经历张鸣镛从小就学习成绩突出，而且性格开朗，因此在大家庭中一直受到器重与喜爱。他从小就喜欢数学，中学时，看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在房间门口贴了一副对联：“知数理共天文一色；待天才与奈端齐飞．”（奈端是牛顿的旧译） 
1943年春，他高中毕业，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前一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参军的大哥在山西被日军俘虏，音讯全无，全家忧虑万分。张鸣镛高中毕业后，决定去山西寻找。家中不同意他去冒险，但他不听劝阻。当时他刚17岁，只身进入敌占区，经上海、北平，到了太原。  纪念张鸣镛的图书在大原期间，他被日军扣押了一夜，但终于打听到那批俘虏已转移到北平。他跟踪追寻，经过许多周折，当年秋天在南京探听到了大哥的下落。当时大哥正在江北一个俘虏劳动营中当医生。他们取得联络后，就商定等待时机脱逃。第二年（1944年）他们逃离了沦陷区，回到了温州。年青时的这一段“万里寻兄”经历，足以说明他的勇敢与胆识。当时，浙江大学已内迁到贵州，并在浙江龙泉办了一所分校。同时，在杭州浙大校址上也办起了一所大学，张鸣镛在1943年等待大哥期间，曾上过那所大学。在他帮助大哥逃离沦陷区后，1944年便转入浙大的龙泉分校。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6年，张鸣镛在数学系读三年级，从此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当时，浙大数学系有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及陈建功教授的有力指导，有良好的学术风气。张鸣镛在这种环境中飞速成长。1948年，张鸣镛大学毕业，当时浙大数学系留了两名助教：他和谷超豪。
学术研究1950年，张鸣镛发表了两篇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给出了Finsler空间子空间平均曲率的几何定义，超越了嘉当（E.Cartan）和贝尔瓦尔德（L.Berwald）的定义的特殊性，并得到了一系列结果。1959年出版的伦德（Rund）的专著中介绍了张鸣镛的工作，这本专著The Differential Geometry ofFinsler Spaces(Finsler空间微分几何）是西德 GMW丛书的101卷。在这本书中，有4位中国数学家的论文被引用，即苏步青（1篇）、陈省身（2篇）、王宪钟（1篇）及张鸣镛（2篇）。同时，他也进行函数论方面的研究。1951年，发表了关于多重解析函数及多重调和函数的论文。1952年，发表论文《凸区域的一个遮盖定理》（论文是用德文写的）。这样，他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头四年共发表了5篇论文，而且同时在苏步青教授及陈建功教授的研究方向上都得到出色成果。
社会活动张鸣镛在紧张的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为人富有正义感，1947年，浙大学生于子三被迫害致死，他极为愤慨，在代表浙大数学系撰写的挽联中写道：“筑得起长城万里，坑不尽天下书生，曾几何阿房成灰烬……”他还抬着大横幅参加街头的示威游行。
解放前夕，他被推选为浙大的护校委员。解放后，他被派参加接管浙江金华的英士大学。他积极参与“文字改革”。他认为要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必须推行拼音文字。因此，他参加组织浙大新文字研究会，编写课本，研制浙江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50年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一书中，收录了他的3篇文章．他还到社会上宣传、推广，并曾在浙江广播电台讲授新文字。
他喜爱西洋音乐，又曾是浙大京剧队队长；他写了不少诗，他的长诗曾在浙大校刊发表，他编了一部自己的诗集，可惜这诗稿在“文革”中丢失。
厦大任教1946年到1952年，短短几年之中，他从一个大学生迅速的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他的多方面的才能使他崭露头角，他意气风发，前途无量。没有想到，1952年来了一个大转折：在院系调整中，浙大数学系被解散，他被分配到厦门大学。1952年，张鸣镛26岁，他离开杭州来到厦门，经历生活的一次重大考验。当时厦门很闭塞，只有汽车和外界相通。而厦门大学数学系刚刚建立，连同浙大刚调去的3位教师，合在一起才14个人，几乎没有图书资料。面对这种情况，张鸣镛没有气馁，也没有埋怨。他决心与其他教师一道，在厦门建立一个新的数学中心，在厦大办一个浙大数学系那样的系。于是，他们一起收集、订购有关的杂志资料，建立数学阅览室，同时协助系主任方德植教授组织讨论班。几年之中，厦大数学系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1954年的厦大学报，除了一期海洋生物及两期社会科学外，只有一期是自然科学专集。该专集共有14篇论文，其中数学10篇、物理1篇、生物3篇。对此，卢嘉锡教授在《编辑后记》中称赞数学系：“在教师人员少、教学工作又繁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成绩是应该珍贵和赞扬的。”
研究成果张鸣镛到厦门的头五年中，发表了10篇论文。这期间他对多重调和函数、多重调和势位及多重调和张量场做出了重要的成果。1956年，陈建功、程民德、吴文俊参加了罗马尼亚数学会代表大会后，在《科学通报》1956年1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罗马尼亚数学的文章。文中也提到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数学家的工作，文章写道：“第二次大战之后，荷兰数学家里德（Ridder）、厦门大学张鸣镛都用面积导数的概念做了一些工作。”在介绍尼科列斯库（Nico－lescu）院士的工作之后，又写道：“笔者在此附加一句，厦门大学张鸣镛对于多重调和函数，已有优秀的贡献。”把张鸣镛的工作列入国际性数学工作之中，足见其成绩之显著。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张鸣镛在1955年发表了论文。该文所得到的一个凸象的Bloch型常数Tρ，后来曾被称为“张鸣镛常数”，并在1980年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专门化教学大纲中列为一个条目。这是列入该大纲的唯一的以中国数学家命名的条目。
在这期间，他还把平面区域内映照的莫尔斯（Morse）拓扑方法推广到Riemann曲面上去，并对阿尔弗斯（Ahlfors）把Schwarz引理推广到Riemann曲面上去的优越成果，作了进一步的改进。
他一方面紧张的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努力进行教学工作。他通过课堂、讨论班和个别指导培养学生，希望他们能达到国内、以至国际水平。他在“文革”挨批判时写的一份“材料”中曾写道：“在教学过程中，我认为努力‘提高’同学的业务水平是我最大的职责。于是也就根据自己的认识，把同学的水平‘提高’到国际上资产阶级数学水平为目标。”张鸣镛没有留下自传，但“文革”后发还的一堆“交罪材料”却给他留下了生平的一些痕迹。
培养人才从1952年到1957年，厦大数学系的确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毕业生，例如陈景润、赖万才、林群等。陈毕业后曾是张鸣镛的助教。作为一个新建的系，有这样的成绩真是应该珍贵和赞扬的．1955年到1957年，厦大数学系多次受到教育部的表扬。国际数学家大会曾来函邀请他们参加 1958年的爱丁堡大会（由于“反右”，未能参加）。厦大数学系的成绩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张鸣镛的努力得到了承认。1956年，厦大全校提升三名副教授，其中就有张鸣镛，这时他刚30岁。
1946年到1956年，也就是他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他施展出了才能，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在这期间他的家庭负担十分沉重，他还要扶助弟妹们成长。他们先后大学毕业，其中之一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受到迫害正当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几年的刻苦努力得到承认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张鸣镛前进的道路突然中断。“反右”中， 1952年从浙大调到厦大数学系的三位教师都被划成了“右派”。先是其中之一受到批判，这时候张鸣镛非但不起来“揭发批判”，反而公开表示不赞成那种批判的作法．于是斗争矛头很快转到了他的头上。“反右”以后，他在“监督”下劳动了一年，其艰难难以想象。有时候他一天要比一般人多劳动几小时，有时分派他作诸如进山挑炭的重劳动。有一次进山挑炭的路上几次滑倒，很晚没有能挑到，最后别人去找，才把他接回来，有时还要受批斗。他以往一心一意做数学研究或培养学生，现在突然受到这样的对待，这给他的精神和身体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所可庆幸的是，他支撑下来了。经过了这一切，他还是很开朗的。但“反右”给他后半生的工作及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挫折与不幸。
据张鸣镛的学生们回忆：1956年厦大数学系制订“十二年科学研究规划”时，决定把“大范围分析”作为研究的中心课题。其题目与内容同国外在60年代中所提出的非常接近，张鸣镛准备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个打算与他的其他一些大胆的设想一样，全成了泡影。
重返校园1959年秋后，他重新做教学工作，分配他教化学系、物理系的微积分．他努力为他们另编教材，翻新内容。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指导年轻人进行数学研究。尽管这样做往往给他带来麻烦。例如，有一位化学系年轻教师对数学有兴趣，在“反右”前曾听从张呜镛的建议学了实变函数论。“反右”后张鸣镛仍给他指导，结果这位年轻人在1962、1963两年的厦大学报上发表了3篇论文。值得指出，这两年中厦大学报发表的数学论文总共只有9篇。张鸣镛当时就受到指责，说他不该指导化学系的教师等等。在“文革”中他还得为此事写交代材料进行解释。1962年，“反右”、“大跃进”告一段落。在数学系里他的学生和助手在前些年已纷纷调离。张鸣镛也决定离开厦大。当时，一些地方重新建立综合性大学，陈建功教授回到杭州，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52年被解散的浙大数学系在杭州大学得到了部分的恢复，正需要人才。杭州大学竭力要调张鸣镛去，张鸣镛也决心回杭州去。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厦大不予同意，只答应让张鸣镛出去短期讲学。因此，1962年，他曾应邀去安徽大学短期讲学；1963年，应邀去杭州大学短期讲。
当张鸣镛的处境逐步正常时，他针对数学系年轻人在基础训练方面的缺陷，举办助教进修班，给他们讲《现代分析基础》。后来还多次讲解．他写的讲义在他逝世后，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不久他又讲专门化课程《势位论》。后来他也再次讲解，他的讲义改称《位势理论》，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张鸣镛有“右派”的帽子，又有不屈的性格，使他在“文革”中吃了更多的苦头。他曾经因表明自己的观点被毒打成重伤。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到1969年以后，才准他“回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教育”。
1971年后，他可以参加下厂下乡。东奔西走，先后去了五六个地方。由于需要，他写了《自动控制原理》上下两册，分别在1974、1975年油印出版．1975年9月又让他去集美干校劳动。后因肺病复发，1976年8月回到学校。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张鸣镛虽处境艰难，动辄得咎，但他干劲十足。在1957年之后的20年里，他被迫离开了数学界的主流，无法参与学术活动。但他在只发给他生活费的时候仍订阅数学杂志。学生劝他停掉杂志，他说：“饭可以不吃，书不能不看。”只要有可能自己支配时间，他仍然一如既往，日以继夜钻研数学。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再熬夜，他说：“如果事业上没有什么贡献，活得再久又有什么用。” 
张鸣镛有一段时间曾潜心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认为相对论历来是量子力学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原理之一。为了使理论推算的结果更符合实验，量子力学的公式曾一再经受相对论形式的订正。但是他认为那些订正只是形式上的摹拟，并不是从推理得到的，而实际上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可以根据相对论用数学方法建立起来。量子力学可以看作建立在相对论基础上的一种统计力学。因此，微观世界的量子化现象是时间空间的相对论结构的必然产物。他把这个结果在1978年厦门大学的科学讨论会上报告，并简要地在厦大学报上发表。
文革结束1976年，全国的形势出现了转机。但张鸣镛的处境并没有立即好转，1978年的全国数学会大会，本来说要他去参加，但后来还是没有让他去。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张鸣镛异常兴奋。此后，他也能够去外地作一些学术报告了。1979年，他在福建省数学会年会上报告《势位论的发展和影响》。同一年在厦大科学讨论会上报告《势位论方法在保形映射上的应用》，用势位论方法证明平面单联区域条形外半径大于或等于内半径，并讨论了某些应用。1980年在全国函数论会议上报告《对势位论和函数论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1981年在杭州大学陈建功教授纪念会上报告《势位论在函数论上的应用》。同一年在厦大科学讨论会上宣读论文，改进了单叶函数的Landau常数下界的估计。1982年在浙江大学85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宣读论文《微分流形的升级》。1980年《数学年刊》创刊，张鸣镛担任编委。1981年《数学研究与评论》创刊，张鸣镛担任副主编。
1983年他参加了全国数学会大会，并当选为理事。他在会上报告论文《实质极大的Riemann曲面》，给出了Riemann曲面是实质极大的充分必要条件。张鸣镛在1956年曾参加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召开的论文报告会。后来1960年的全国数学会大会，已不准他参加了。现在他才再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数学大会。但27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料两年之后，当中国数学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及理事会时，他又不能参加了。当时他正躺在上海的医院里，癌症已到了晚期。
病重入院1984年他与杨忠道教授合作发表论文。80年代中，张鸣镛的工作、生活已逐步走上正轨，他身边已聚集了一批在科学研究上渐趋成熟的年轻人，这时候最后的打击到来了。过去，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虽然给他带来严重的灾难，但都没有压垮他，他总能从各种打击中很快恢复过来。此时不行了，他的身体终于垮了。1984年秋后，张鸣镛胸部不适。他本来就容易气喘，1983年得过一次“自发气胸”，他顶过去了。他希望这一次也可以顶过去。不料，1985年初，病情越来越险恶，在X光片上有一半肺已看不到，气喘加剧。这时他才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到上海治疗．80高龄的苏步青教授几次来医院探望，并且和金福临、谷超豪等对张鸣镛的医疗，作了许多安排。同时由于厦门大学领导的关心，他的学生得以轮流去上海照料。许多朋友对张鸣镛非常关心。浙大的同志甚至请医生一起特地从杭州到上海来看望。在这最后一刻，他的老师、同学、学生、亲友千方百计地挽救他的生命，使他坎坷的一生得到了一些安慰。他病重时，还一心想同大家再生活些日子。他认为自己身边的这支科学队伍已初步形成，希望能进一步壮大。他几次讲：“不用多，只要再给我5年时间．”但医术已无能为力。
与世长辞1986年5月12日凌晨，张鸣镛在厦大医院与世长辞。几十年来，他做了那么大的努力，可是他无法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二三十年的耽误及损失也无法弥补。在得知生命垂危时，他曾说：“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命运对他冷酷无情．他只有一个女儿，他去世时她才11岁。苏步青教授等发来唁电说：“张鸣镛教授逝世是中国数学界一大损失，我们也失去了一位益友……”朋友们哀悼他：“才华出众，耿直奔放，命运坎坷，令人长叹息。”
张鸣华，张鸣镛胞弟，1930年生，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一直在母校任教，后为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