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阳湖派
流派概述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人物张惠言、恽敬都是江苏阳湖人  相关书籍，故而得名“阳湖派”。此外，还有庄述望、庄献可、陈石麟等。这一派古文家，在总体上是以桐城派为宗，和桐城不同的在于，除了取法《六经》、唐宋八大家外，兼取法子、史、杂家，在许多方面有突破。他们对桐城派大家都有批评。恽敬以刘大櫆文“识卑且边幅未化”、“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评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论”；甚至方苞文章也有不足，“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窥。”为矫桐城派卑弱狭窄之陋，主张加强作家的才学修养，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但在理论和创作上，都不及桐城派影响大。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历官浙江富阳、新喻等县知县，为官清正，颇有治绩。有《大云山房文稿》 8卷。尤以碑志写作出色，颇得史法。张惠言又是常州词派创始人。其古文风格骏逸，较桐城派为旷达，也比较讲求词采。
当桐城派散文在文坛影响极盛之际，阳湖文人恽敬、李兆洛，武进文人张惠言（阳湖、武进二县皆属今江苏常州），接受桐城派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世称阳湖派。
流派宗旨
阳湖文派的宗旨是“当事事为第一流”。这个宗旨也是常州文人“  朱光潜谈清中期文学流派仁义精神、至高追求、澹定文风、坚贞操守”精神的核心理念和实践规范。恽敬在 《答方九江》 中说：“人以恽子居（恽敬）为宋学者，固非。汉唐之学者，亦非。要之，男儿必有自立之处，不随人作计，如蚊同声、蝇之同嗜。” 
张惠言在 《送恽子居序》 中说：“……始子居（恽敬）之语余也，曰：‘事事为第一流’。……君子出其言，则思其行。思其行，则务固其志。固其志莫如持情，实行莫如取善。”从桐城派学人鲍桂星对张惠言“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 《茗柯文编·序》 ）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张惠言这样说，也一直是这样做的。阳湖文派与桐城文派
桐城文派是清中期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有“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之说。
阳湖文派脱胎于桐城文派，在桐城文派一统文坛的情况下，别立新宗，开门立派，成为与桐城文派分庭抗礼的文学流派。
朱光潜在谈清中期文学流派时曾指出：“当姚鼐提倡桐城文之时，刘大櫆有弟子钱伯坰，阳湖人，转播其师说於同邑恽敬、张惠言。恽、张初习骈文，转习古文，有意突破骈散界限，恢复骈散不分的魏晋古文，号为‘阳湖文派’，是桐城之修正。”这段话是阳湖文派师承关系及后来开宗立派的准确描述。
文史地位
阳湖文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有各种争议。有论者认为，阳湖文派纠姚鼐之偏，对清中期的文学倾向有正确指导作用。有论者认为，阳湖文派只是桐城派的一个分支。有  《中国文学史》论者以为阳湖文派甚至不能成派，与桐城文派不成敌手。章培恒、骆玉明编的《中国文学史》甚至说：阳湖文派“他们的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收获。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争论呢，最主要的一点是，桐城派的文章学了以后，马上可以派用场，而学阳湖文派的文章，没有多少科场价值。
打个不是很准确的比方：学桐城派的文章作法，有如学时下的高考文章作法、高考作文辅导，学完上考场，马上可以拿分，甚至拿高分。阳湖文派的文章，在高考中没有高分可拿，甚至可能被判“跑题”，但可以到社会上得到认可，在报章杂志上发表。
因此，桐城派在姚鼐手中生徒众多，影响很大，当时天下学子，不谈点“桐城”似乎就不懂文章。
阳湖文派则主要是常州府的学子和一些与之志同道合的学人形成的团体，人数绝不能与桐城派比。另外，由于常州地区的学术传统，一直有宋学的背景，阳湖文派诸人在为文时，强调“探微索隐”，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被他人诟病。俗话说“人多势众”，阳湖派被人称为“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也就不奇怪了。
实事求是地说，桐城派的文章到了姚鼐手中，已演变为时文，其势已从当初的批判转为中和，进而成为科场利器。在这种情况下，本是桐城弟子的恽敬、张惠言，痛感桐城派背离了立派初衷，愤而出走，自立宗派，自作主张，其文章、其理论，已不是桐城一派。举个例子：桐城派不认骈  曾国藩文，而阳湖文派提出“骈散合用”，这在宗派之间已是相背之说了。
事实上，桐城派后期的中兴名人曾国藩，用的是桐城文派的旗号，文章已是与阳湖文派提倡的一样，骈散合用了。这说明当年阳湖文派从桐城派分出，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 
尽管两派真正相持的时间不是很长，但阳湖文派的文学主张，与桐城派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初的师承，并不等于最后的忠诚。因此，把阳派文派认作桐城派的一个分支，是不正确的。说阳湖文派“影响微弱而短暂”也是不公正的。
阳湖文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公正定位应该是：阳湖文派，是清代中期桐城文派一统文坛的情况下，自桐城文派中分出，并进而与桐城文派分庭抗礼的的一个文学流派。清代中后期的文坛，阳湖文派与桐城文派相依而存、平分秋色。
清代古文,以“桐城派”为最大宗,“桐城”而外，可与“桐城”抗衡,自成格局的,必推“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领军的“阳湖派”。
中国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为阳湖人恽敬、李兆洛，武进人张惠言（阳湖、武进二县皆属今江苏常州）。阳湖派接受了桐城派的主张，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又对桐城派不满，因而，张惠言、李兆洛提出文章要合骈、散两体之长；恽敬主张兼学诸子百家，以此来补救桐城派行文单薄和思想上专主孔、孟、程、朱的弊病。阳湖派的主张不像桐城派那样拘谨狭隘；他们的作品与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长，并未能真正超过桐城派。由于恽、张曾受桐城之学，故文学史家也有把阳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张惠言既是阳湖派的中坚，又开创了常州词派。阳湖派对张爱玲有过影响（存疑）。
恽敬本好先秦法家和宋代苏洵的文章，李兆洛、张惠言本治汉赋和骈文。他们接受桐城派的主张，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张、李又主张文章要合骈、散两体之长；恽敬又主张兼学诸子百家。恽敬说：“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其高下远近华质,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强也已。”（ 《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想以此补救桐城派行文单薄和思想上专主孔、孟、程、朱的弊病。他对桐城派作者有不满,如评方苞文“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 《上曹俪生侍郎书》 ），评刘大□文“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大云山房言事》 )，评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论”（同前）等。但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比较驳杂和矜饰的缺点，不如桐城派那样雅洁自然。阳湖派的主张，不象桐城派那样拘谨狭隘；他们的作品，与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长，并不能真正超越桐城派。由于恽敬、张惠言曾受桐城之学，故文学史家也有把阳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
“阳湖文派”是一个事先没有组织与纲领、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的文学流派。阳湖文派的文学主张、领袖人物、主要成员，都是由后来的学人们来命名、归纳、提炼、总结的。
以提出“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以图解决晚清面对的中西文化碰撞问题，而名  张之洞彰于世的清代名臣、大儒张之洞，在他的学术著作《书目答问》里，列举清代古文学家文集时，立了3个目录：
1．桐城派古文学家：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宗师。
2．阳湖派古文学家：以恽敬、张惠言、李兆洛为宗师。
3．不立宗派古文学家：章学诚、袁枚等。
这是较早的关于“阳湖文派”的提法。
《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中载：“论者谓国朝文气之奇推魏禧，文体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间者推恽敬。苞之文，学者尊为桐城派。至敬出，学者乃别称为阳湖派云。”
《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中载：“是时常州一郡多志节卓荦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间。恽敬、张惠言，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
《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三卷·文苑三·陆继辂传》中载：“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然继辂选七家古文，以为惠言、敬受文法於钱伯坰，伯坰亲业刘大櫆之门；盖其渊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窥史、汉，桐城、阳湖，皆未尝自标异也。”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说：“阳湖文派：指清代阳湖（今江苏武进）人钱伯坰、恽敬、张惠言等，他们研究骈文。李兆洛编《骈体文抄》三十卷，宣扬骈文，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
“当事事为第一流”的恽敬、张惠言从桐城文派中脱身而出，打破古文与骈文的分界，从先秦诸子入手，重提文章注重世用说，自创门户，阳湖文派遂立，并成为与桐城文派分庭抗礼的对等的文学流派。
主要成员

据学者曹虹《阳湖文派研究》所列，择要简介：
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常州府阳湖县人。清散文家。乾隆举人。致力  阳湖派于古文，与张惠言同为“阳湖文派”创始人。 
张惠言（1761—1802），原名一鸣，字皋文，号茗柯。常州府阳湖县人。清经学家、文学家。嘉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与恽敬同为“阳湖文派”之首，又为常州词派的创始人。
张琦（1764—1833），初名翊，又名与权、季鹰，字翰风，又字玉可，号宛邻，又号默成居士。常州府阳湖县人。清诗人、散文家。张惠言弟弟，与哥哥张惠言合称“毗陵二张”，与兄张惠言同创“常州词派”。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常州府阳湖县人。清文学家、地理学家。清嘉庆进士，晚年在江阴暨阳书院讲学20年。曾与魏源交好，思想上相互影响，著《海国集览》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互为印证，为洋务派理论基础。
陆继辂（1772—1834），字祁孙，一字修平。常州府阳湖县人。清诗人、散文家。清嘉庆五年（1800）举人。阳湖文派的中坚成员，是继黄仲则后常州又一个杰出诗人。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苏州府吴县人。近代散文家。林则徐的得意门生。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冯桂芬是近代洋务运动的理论先驱。清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的政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问世。鉴于当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改革主张，成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先声，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他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是当时“常州词派”和古文中“阳湖派”的首领。有《茗柯文编》 、《茗柯词》 ，另编有《词选》 ，代表他的词学观点。其《词选序》中所述主张，最根本一点是提出词和诗一样要讲求比兴、要有寄托，“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从这一种标准来看，他认为宋亡以后“四百余年”的词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这当然也包括了风行一时的浙派词。
《词选》 ，共选唐宋词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称许的，在唐为温庭筠，在宋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这个名单初看很难找到明确的共同点，但张氏自有解说。他最推崇的是温庭筠，而原因是在他看来温词种种美人香草的辞面都只是比兴，内中隐有深微的大义（这实际是经今文学的解释方法）。而宋之八家，都还有缺点，即“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要注意辨别。所以他虽选了苏、辛，但主要是选其含蕴委婉之作。这样，张惠言把词的正格规定为一种通过比兴手法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讲究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这种带有经学气息的词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可以纠正浙派词的某些弊病，其实它所指引的路径更为狭窄，在感情的表现方面也更为收敛和隐晦。但由于张惠言的影响，这种理论一度相当风行。 
张惠言的词作，文字简净，少用华艳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词旨在若隐若显之间。他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前人颇多称颂，下面这首《木兰花慢·杨花》也很有名：
尽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
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