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晋国骊姬之乱
简介
作品名称：晋国骊姬之乱·僖公四、五、六年
作品作者：不详
作品体裁：散文
作品出自：《春秋左传》
创作年代：春秋
原文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1)，卜之(2)，不吉；筮之(3)，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4)，不如从长。且其繇曰(5)：“专之渝(6)，攘公之羭(7)。一薰一莸(8)，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9)。姬谓大子曰(10)：“君梦齐姜(11)，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12)，归胙于公(13)。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14)。公祭之地，地坟(15)；与犬，犬毙；与小臣(16)，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17)。”大子奔新城(18)。公杀其傅杜原款。
或谓大子：“子辞(19)，君必辩焉(20)。”大子日：“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21)，人准纳我(22)？”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23)。
姬遂谮二公于曰(24)：“皆知之。”重耳奔蒲(25)，夷吾奔屈(26)。
（以上僖公四年）
初，晋侯使土为二公子筑蒲与屈(27)，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为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28)，忧必仇焉(29)。无戎而城，仇必保焉(30)。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31)，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敬与忠，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32)。’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33)，焉用慎？”退而赋日：“狐裘尨茸(34)，一国三公，吾谁适从(35)？”
及难(36)，公使寺人披伐蒲(37)。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38)。”乃徇曰(39)：“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40)，遂出奔翟(41)。
（以上僖公五年）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42)。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却芮曰(43)：“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44)。粱近秦而幸焉(45)。”乃之粱。
（以上僖公六年）[1]
注释
(1)骊姬：晋献公的宠妃。
(2)卜：用龟甲占卜。
(3)筮：用蓍草占卜。
(4)短：指不灵验。长：指灵验。
(5)繇（zhou）：记录占卜结果的兆辞。
(6)专之：指专宠骊姬。渝：变。
(7)攘：夺去。羭（yu）：公羊。这里暗指太子申生。
(8)薰：香草。莸（you）：臭草。
(9)中大夫：晋国官名，指里克。成谋：定好计，有预谋。
(10)大子：太子，指申生。
(11)齐姜：申生的亡母。
(12)曲沃：晋国的旧都，在山西闻喜县东。
(13)胙（zuo）：祭祀时用的酒肉。
(14)毒：投毒，放毒药。
(15)祭之地：用酒祭地。坟：土堆。
(16)小臣：在宫中服役的小官。
(17)贼：谋害。
(18)新城：指曲沃。
(19)辞：申辩，辩解。
(20)辩：辩白，追究是非。
(21)被：蒙受，带着。此名：指杀父的罪名。
(22)人谁：谁人。纳：收容，
(23)缢：吊死，
(24)谮（zen）：诬陷，中伤。二公子：指重耳和夷吾。
(25)重耳：晋献公的次子，申生的异母弟，后为晋文公。蒲：重耳的采邑，在今山西限县西北。
(26)夷吾：晋献公之子，申生的异母弟，后为晋惠公。屈：夷吾的采邑，在今山西吉县。
(27)士为：晋国大夫。
(28)戚：忧愁，悲伤。
(29)仇:怨。
(30)仇：仇敌。保：守，
(31)守官：在职的官员。废命：不接受君命。
(32)这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板》。怀德：心存德行，不忘修德。宗子：周姓子弟。
(33)寻师：用兵。
(34)狐裘：大夫的服饰，尨茸（mengrong）：蓬松杂乱的样子。
(35)适：跟从。
(36)及难：等到灾祸发生。
(37)寺人：阉人。披：人名。
(38)校：违抗。
(39)徇：遍告，布告。
(40)祛（qu）：袖口。
(41)翟：同“狄”，古时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
(42)贾华：晋国大夫。
(43)却芮（xirui）：晋国大夫。
(44)之：去，往。梁：诸侯国名，嬴姓，在今陕西韩城县南。
(45)秦：诸侯国名，嬴姓，在今陕西凤翔县。幸：宠信。 [1]
译文
当初，晋献公想把骊姬立为夫人，便用龟甲来占卜，结果不言利；然后用蓍草占卜，结果吉利。晋献公说：“照占筮的结果办。”卜人说：“占筮不灵验，龟卜很灵，不如照灵验的办。再说卜筮的兆辞说：‘专宠过分会生变乱，会夺去您的所爱。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过了十年还会有臭味。’一定不能这么做。”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把骊姬立为夫人。骊姬生了奚齐，她随嫁的妹妹生了卓子。
到了快要把奚齐立为太子时，骊姬早已和中大夫有了预谋。骊姬对太子申生说：“国君梦见了你母亲齐姜，你一定要赶快去祭祀她。”太子到了曲沃去祭祝，把祭祝的酒肉带回来献给晋献公。晋献公在外打猎，骊姬把祭祀的酒肉在宫中放了六天。晋献公打猎回来，骊姬在酒肉中下了毒药献给献公。晋献公洒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给狗吃，狗被毒死；给官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是太子想谋害您。”太子逃到了新城，晋献公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
有人对太子说：“您要申辩。国君一定会辩明是非。”太子说：“君王如果没有了骊姬，会睡不安，吃不饱。我一申辩，骊姬必定会有罪。君王老了，我又不能使他快乐。”那人说：“您想出走吗？”太子说：“君上还没有明察骊姬的罪过，我带着杀父的罪名出走，谁会接纳我呢？”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自尽。
骊姬接着又诬陷重耳和夷吾两个公于说：“他们都知道申生的阴谋。”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以上僖公四年）
当初，晋献公派大夫士为为重耳和夷吾修筑蒲城和屈城，不小心，在城墙里放进了柴草。夷吾把这件事告诉了献公。晋献公反而责备了士芬。士芬叩头回答说：“臣下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必定变为仇怨。没有战事而筑城，仇敌必定来占领。既然仇敌会来占领，又何必那么谨慎呢？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这是不敬，加固仇敌的城池，这是不忠。失去了恭敬和忠诚，拿什么来事奉国君呢？《诗》说：‘心怀德行就是安宁，同宗子弟就是坚城。’国君如果能修德行并巩国宗子的地位，有什么城池比得上呢？三年之后就要用兵，哪里用得着那么谨慎？”士芬退下来后作了首诗说：“狐皮袍于毛蓬松，一个国家有三公，我该跟从哪一个？”
到灾祸发生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他通告众人说：“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重耳翻墙逃走，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于是逃亡到了狄国。
（以上僖公五年）
鲁僖公六年的春天，晋献公派贾华去攻打屈城。夷吾坚守不住，与屈人订立盟约后出走。夷吾准备逃往狄国，却芮说：“你在重耳之后逃到狄国去，这证明了你有罪，不如去梁国。梁国靠近秦国，而且得到秦国的信任。”于是夷吾去了粱国。
（以上僖公六年）[1]
读解
太子申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是骊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同时也是他所信奉的观念的牺牲品：既已知道罪魁祸手是谁，却为父亲的“幸福”而不愿揭露；出逃本可以成为一条出路，却以自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种悲剧性的人物多半只能在古代注重孝慈、仁义的氛围中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准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可自己含冤而亡，也不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损于应当忠孝的对象。站在他们的立场之上，绝对不可能想到以牙还牙、以恶报恶，剩下的就只有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人。
这样的行为虽然在今日不足以仿效，但其精神恐怕不应当过时；危难时刻想着他人，甘愿为他人作出牺牲。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付出的牺牲，应当是有价值的，像申生为之牺牲的对象，在我们看来肯定是不值得的。实际上，他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完全可以既避过陷害，使搞阴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又以此来表明对父王的忠诚。
申生的悲剧使我们再次领悟到，心地过分善良纯洁，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之中，往往会成为邪恶的祭品。恶的力量无害，这尚可以理解；而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恶在向我们进攻时，是不应当向它让步和妥协的。有时候，可以正面地、理直气壮地、大胆地反抗恶，有时候则可以凭智慧设法躲开恶，申生的两个兄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正是这样做的。后来，三国时期，诸葛亮劝刘琦屯兵夏口时就曾对他说过“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生”
他们两人比申生聪明的地方，在于明知自己没有过错，就完全没有必要代人受过，没有必要去做替罪羊，更没有必要自动成为阴谋诡计的牺牲品。既然父王的命令不能违抗，逃跑总是可以的。再说，他们俩固执己见，也未执迷不悟，听从了别人善意的劝告，在灾祸临头时注意保护自己。
公子重耳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自然同他善于随机应变，不固守陈腐之见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想到一条最实际的生存法则：适者生存。
为理想、真理、道义献身，固然可敬、高尚，值得赞颂。在没有理想、真理、道义可以献身之时，保存自己，认清身处的环境，从中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的确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在人们为了现实利益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的春秋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在混乱纷争之中如何保护自己，是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霸王”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大概正是认清了时势，并能积极主动地适应时势，从而成为强者。
强者不仅仅是善于适应环境，善于保存自己，同时也善于竞争，善于把握进取和退守的时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这个法则，不仅在春秋诸霸的纷争中得到了证明，恐怕也应当说是由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决定了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中的人都是如此。[1]
出处
《晋国骊姬之乱》选自《春秋左传》[2]
《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是从政治和思想方面去解释《春秋》，而《左传》则从丰富的历史材料去诠释《春秋》。唐刘知几《史通》评论《左传》时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对研究春秋史和远古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左传》叙事敢于直书不讳，揭示事情的真实面貌，全书有关战争的文字较多，这些文字翔实生动，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郩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都有出色的叙述。善于叙事，讲究谋篇布局，章法严谨，都是《左传》的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历代注释《左传》的著作颇多，西晋大学者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把《春秋》与《左传》合为一编。唐孔颖达遵循杜预注而为疏，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注释之作。清洪亮吉撰《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撰《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都是比较重要的注本。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首先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自刘向、裴骃、刘歆、桓谭、班固皆以《左传》出于左丘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亦称：“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人物简介
左丘明，姓左丘，名明(一说姓丘，名明，左乃尊称），春秋末期鲁国人。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3]
相关人物
骊姬（春秋），山西人，本是骊戎首领的女儿，公元前672年，被晋献公虏入晋国成为献公的妃子，她使计离间了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  骊姬之间的感情，并设计杀死了太子申生，制造了“骊姬倾晋”。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