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辽代佛教
简介
信奉佛教契丹族原无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个部落主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扩大经略，即有意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据说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始置龙化州（西拉木伦河上流今内蒙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地方）即已有开教寺的创建。到了太祖天显二年（927），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自治区林东），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帝室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佛事，这样，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到了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原来佛教盛行，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见显著。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中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圣宗除增建佛寺，施给寺院以土地和民户以外，还注意加强统制，禁止私度僧尼以及当时盛行的燃指供佛的习俗，这就使辽地佛教更有发展。他又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的事业，并派僧监督。兴宗继位，归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并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优遇他们，位以高官。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人，大大提高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道宗则通梵文，对佛教华严学有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并好建筑佛塔。辽塔在建筑艺术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又曾于咸雍七年（1071）置佛牙舍利于燕都西山的画像千佛塔中。他还重视戒律，  于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又以国家的力量搜集、整理佛典，督励学僧加以注解，刻行流通。他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盘》、《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他重要经典的刻事，对于佛典的校订作出了贡献。经济发展辽代佛教由于帝室权贵的支持、施舍，寺院经济特别发展。如圣宗次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南京（析京府，亦称燕京，今北京市）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后来又施钱十三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大名城）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石，钱二千贯，民户五十家，牛五十头，马四十匹。权贵、功臣、富豪亦多以庄田、民户施给寺院，遂使寺院多领有广大的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原来都以向国家交税数额的一半缴于领主，施给寺院以后，即将这半数税金改交寺院，因此有寺院二税户的特殊制度，更增加了寺院的收入（史载道宗大安三年即公元1087年，海云寺一寺所捐献的济民钱即达十万，可以想见大寺经济的富裕）。民间对于寺院佛事，也时常发起团体性的支持，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社员就是当地居民，分别量力储资于寺库，以供寺用；并依兴办的佛事而有种种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专为安置佛舍利而组织；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则为镌刻石经和修葺寺院而组织等。此外，更有永久性的供塔邓  邑、弥陀邑、兜率邑，以及每年一度纪念佛诞的太子诞邑等组织。寺院印置大藏经，也多组织邑社来举办。这样，寺院由于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佛事愈盛，并且通过邑社的群众支持使佛教信仰更为普遍。当时民间最流行的信仰为期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其次为炽盛光如来信仰（辽东宝严寺阁上有炽圣佛坛），药师如来信仰（燕国长公主舍宅建药师院，民间通称她为药师公主），以及白衣观音信仰（相传太宗移幽州大悲阁观音像于契丹族发祥地木叶山，建庙供奉，尊为民族的守护神）等。他如舍利和佛牙的信仰亦盛，且于释迦佛舍利外，更有定光佛舍利的流传。至于由佛教影响而成的习俗，突出的为妇人喜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人名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等为小字等。培养制度辽代帝室优遇僧人，同时又通常以经律论三门考选僧材，其学业优秀的授以法师称号。更于各州府选有德望的沙门为纲首，指导后进，就讲（讲解）、业（修持）、涌（讽诵）三方面选习专攻，一代名僧即多出于其中。由于有这些培养考选制度，就促进了佛教教学研究的发展。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辽西京大同府所辖的五台山，原为华严教学的中心，这对辽境各地佛学有很大的影响。如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即以专攻《华严》著名，撰《华严悬谈抉择》六卷以阐扬澄观之说。佛教经典辽帝道宗对华严学也有理解，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等。辽代密教学的代表人物有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和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硕。觉苑曾师事印度摩尼三藏，究瑜伽奥旨，有盛名，撰《大日经义释科文》五卷（已佚）、《演秘钞》十卷，发挥一行学说。道硕通内外学，兼究禅、律，后专弘密教，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两人都据《华严》的圆教思想以融会密义，他们虽祖述善无畏、一行所传的胎藏系，而按其内容，由于会通于《华严》，反而和不空所传的金刚系密教为近。另外，有沙门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陀尼集》三十卷。又关于密典的传译，有中印摩竭陀国慈贤三藏所译《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摧碎陀罗尼经》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一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如意轮莲华心观门仪》一卷。其时民间风行的密法还有《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大宁故城白塔第二层各楞即雕有八大菩萨像）。和《华严》思想及密教义学有关的，为中京报恩传教寺论圆通法大师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燕京归义寺纯慧大师守臻撰《通赞疏》十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已佚）。医巫闾山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撰《通玄钞》四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形成《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辽代弘扬净土的名僧有上京管内都僧录纯慧大师非浊（？—  1063），撰《随愿往生集》二十卷（已佚，他还著有《三宝感应要略录》），他的活动历兴宗、道宗两朝，影响极大。又某师著《汉家类聚往生传》二卷。沙门诠晓撰有《上生经疏会古通今新钞》、《随新钞科文》（现存残卷）。诠晓通唯识学，撰《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科文》四卷，《大科》一卷及其他著作六种（都已佚）。辽代治俱舍学的有燕京左街僧录演法大师琼煦，他校了赵州开州开元寺常真所撰《俱舍论颂疏钞》八卷。治律学的有守道，曾应道宗召于内廷建置戒坛。又有志远，应召主持内廷戒坛。非觉（1006—1077）住蓟州盘山普济寺，以律行闻，任右街僧录判官。其弟子等伟（1051—1107）于寿昌三年（1096）在慧济寺讲律，为三学殿主，名重一时。又有法均，清宁年间（1055—1056）校定诸家章钞。其他律学撰述，有燕京奉福寺国师圆融大师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思孝撰《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都已佚）。思孝博通诸经，据高丽《义天录》所载，他对《华严》、《涅盘》、《法华》、《宝积》、《般若理趣分》、《报恩奉盆》、《八大菩萨曼陀罗》诸经都有注疏和科文，并辑有《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五卷；近世还发现有《法华经普门品三玄圆赞緼E》一卷。此外，在燕京一带，原来有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和五代石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总结性的巨著在流行，影响辽代学僧也欢喜从事于音释的工作。著名的作品有崇仁寺沙门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幽州沙门行均于五台山金河寺所撰《龙龛手镜》（鉴）四卷，都对于辽地经典的写刻校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经典编刻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契丹藏的倡刻，乃由于圣宗太平元年（相当宋代乾兴元年，即公元1022年）得着宋刻蜀版大藏经的印本所引起，实含有和宋版竞胜的政治意义。他和宋版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少的写本，特别是《贞元录》入藏诸经，又在形式上行格加密，并改变卷子式为折本。全藏在燕京刻印，共五百七十九帙。因为它刻版始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完成于道宗清宁八年（1062），这一时期辽代已恢复了契丹国号，因而通称此藏为契丹藏。它的印本未传入南地，但曾送到高丽，给丽藏再雕本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另外，涿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以后相继增刻，到了唐末中绝。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并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更施给多额内币，进行大规模的续刻。道宗复于完成《涅盘》、《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之后，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其底本都和刻本藏经有关，后来大安九、十年间（1093—1094），又有沙门通则和他的弟子善定等，于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募集民间资财，续刻石经四十四帙，约五千片。契丹藏印本现已全部散佚无存，但由于大量续刻石经的遗留，使后代借以考见契丹藏编刻的大概，它的工程和价值，同样值得重视。残存建筑辽代的佛教艺术，残存建筑较多。现辽宁、河北、山西诸省都保蹲有一些遗构。比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系圣宗统和二年（984）再建，建筑样式唐风颇浓。宝坻广济寺的三大殿，圣宗太平五年（1024，一说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华严寺，道宗清宁二年（1056）
建，寺中薄伽教藏殿系重熙七年（1038）建；上华严寺，清宁八年（1062）建；都系辽代的巨型佛教建筑。其他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圣宗开泰九年（1020）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至于佛塔，则有木造和砖造的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传系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八角六层，高达67米，为中国现存唯一古代大木塔。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型。可登的有内蒙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北京房山的云居寺塔等。内部团塞的塔基坛大都有佛龛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更有一种变形的砖塔，如房山云居寺的北塔。此外，辽代亦曾开凿石窟，现可考的有内蒙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
云岗方面也发现有辽代的石窟。辽代经幢，北方亦有残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胜陀罗尼》，或佛传故事，或刻多数小佛像（名千佛经幢）。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盖。这些辽代佛教建筑，给继起的金代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通常都将辽、金两代的佛教建筑视为一系。
历史背景
东亚佛教文化中心在辽而不在宋
在精神文化领域，辽代契丹王朝最繁荣的是佛学。
辽代密教学的代表人物有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和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大师。觉苑曾师事印度摩尼三藏，究瑜伽奥旨，有盛名，撰《大日经义释科文》五卷（已佚）丶《演秘钞》十卷，发挥一行学说。道 大师通内外学，兼究禅丶律，后专弘密教，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四卷。两人都据《华严》的圆教思想以融会密义，他们虽祖述善无畏丶一行所传的胎藏系 ，而按其内容，由于会通于《华严》，反而和不空所传的金刚系密教为近。其时民间风行的密法还有《准提咒》丶《六字大明咒》丶《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 大宁故城白塔第二层各楞即雕有八大菩萨像）。
唐代高层次的经院佛学在10—12世纪的中原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性，在北部草原及燕云地区却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辽代的佛学继承唐代传统，呈现出中世的特征：教义繁琐的华严宗丶法相宗占主流，精于思辨，高僧学识渊博，佛学著作理论色彩浓厚，具有国际性影响 。这些均超越了同时代的宋丶高丽和日本。辽在东亚佛教文化圈中居于中心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特点
将佛教在辽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归纳为三个特点辽代佛学的教学中心从佛学思想的角度来讲，辽朝继承了唐代的佛学传统，贵族化的义学宗派兴盛，法相宗丶华严宗成为辽代佛学的教学中心。辽国佛学发达，名僧辈出，佛 学着译学术化特征浓厚，在东亚佛教文化圈居于中心地位，并向周边国家辐射，对金丶元丶明丶清的佛学也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宋代经院佛学衰微，平民化 的禅宗丶净土宗盛行。佛学着译虽多，但不被佛学界所重视。10—12世纪，唐代佛学传统在中原地区出现断裂，在北疆地区却得到延续。当时东亚佛教文化中心 在辽而不在宋。草原及燕云地区的佛学直到金代才发生变化，渐渐与宋趋同。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从佛教政策来看，它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综观整个辽代，统治者几乎都从信仰出发，其佛教政策具有明显的非功利化取向。统治者对佛教僧侣及教团势 力采取优容政策。他们为了维护佛教的神圣地位，坚持不卖度牒及紫衣师号，即使在国家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计得失地支持佛教事业。可见，辽朝 在佛教政策上更多地延续中古社会的做法，呈现出明显的中世特征。金朝佛教政策与宋类似，国家完全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充分利用佛教的教化之功，并严 密控制佛教教团，佛教依附于世俗政权，带有明显的近世特征。平民化而不世俗化从佛教信仰上看，辽代社会上至皇帝丶贵族丶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认同和支持佛教，而且他们的信仰非常虔诚，无功利目的，具有平民化而不世 俗化的特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各阶层对佛学教育有强烈的需求。从宗教社会史角度来说，辽代佛教延续了中古社会的特征，但在胡汉交融的社会背景下又 显示出自己的特色。金代社会的佛教信仰与宋一样，世俗化色彩浓厚。以上诸种表现均不能脱离“唐宋变革”这一宏观的历史背景。自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尽管这一问题在 探讨过程中学者们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有不同的理解，但在唐宋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具体表现上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共识。美国学者柯斯莫又提 示学界在讨论　“唐宋社会变迁”　时应考虑北方民族与中原的互动关系。 辽朝所处的10—12世纪在唐宋变革的历史时期之内，辽代佛教在唐宋变革的转折时期的动向是应当被关注的问题。
10—12世纪，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发展轨迹，但不同的地域变迁的节奏相异。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宋丶辽两个不同的文化地理区域经历了不同 的发展路径。唐代佛教在10—12世纪的中原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在北疆地区又显示出较强的延续性。宋辽两国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异是造 成佛教在各自国家发展轨迹相异的基本前提。辽朝无论从佛学丶佛教政策还是整个社会对佛教的信仰，都表现出传统的价值取向。虽然契丹人的佛教信仰普遍丶 强烈，佛教浸润到社会各阶层，但它和唐代佛教一样，义学宗派盛行，学术化色彩浓厚，世俗化特征不强；而同一时代的北宋佛教却呈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和世俗 化特点。契丹政权对佛教的优容远胜于同一时期的北宋，类似于中古社会；宋朝世俗政权凌驾于佛教势力之上，佛教僧侣和教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佛教政策 呈现出近世特征。辽人的佛教信仰相当普及，而且非常虔诚；宋人的佛教信仰则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