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秉铎
生平经历
胡秉铎5岁那年，其父将他过继给叔父胡宗泽作嗣。胡宗泽是清末秀才，曾任榕江商会会长、县参议会副议长、榕江县学校管理员等职，家资甚殷，为榕江首富。胡秉铎兄妹4人，他排行第二。他长相俊秀、天资聪慧。自幼勤奋好学，为全家所宠爱。胡秉铎6岁启蒙读书，8岁进入榕江七年制高级小学，15岁就读于私塾。他立下远大志向，常对同学说：“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吾辈担当。”所以，他读书特别用功刻苦，从不囫囵吞枣，所学课文大都能熟读成诵，并将知识融会贯通，因而成绩优异，深受业师赏识，特安置他与另一学生独享一间书房，以示厚爱。1918年，胡秉铎养父为让他精修学业，特在家办“专馆”，厚金从邻县黎平请来饱学之士陈锡侯，对他精心教授。胡秉铎学识与日俱增，被人视为“神童”。陈锡侯认为胡秉铎“器宇非凡，倘四海游学，精琢可成大器”，建议其父送他到贵阳求学深造。
1919年，胡秉铎赴省求学，报考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经过一年的补习，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取录。他到贵阳不久，北平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受其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上看到社会上有钱人家灯红酒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穷苦人衣不蔽体，沿街乞讨，忍饥挨饿，便萌发了改变旧社会、救国救民于水火的思想。一次寒假回家，他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读书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认清了当今社会，当官的凌辱百姓，鱼肉人民，自己却三妻四妾，挥金如土；种田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们这个家的规矩也森严，房子象衙门，虽有吃穿却不得自由。这些话，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1922年胡秉铎于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1923年2月回家完婚。婚后不久，他为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告别新婚爱妻，北上求学。同年3月，胡秉铎到达北平，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在朝阳大学读书期间，他大量阅读进步书籍，思想激进，并且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在同学中有很大影响，连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贵州青年周逸群等，也对他倾慕不已。
1924年1月，时在上海的周逸群受恽代英、肖楚女主办的共青团刊物《中国青年》的启示，与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人商定创办《贵州青年》，组织贵州青年学生起来进行革命。周逸群想到胡秉铎是贵州不可多得的革命青年，便将自己亲笔起草的《创刊宣言》寄给他，征求其意见，同时寄去二、三十块大洋作为路费，邀请他前往上海共同创办。胡秉铎积极支持创办《贵州青年》，对《创刊宣言》认真提出意见。
不久，胡秉铎南下上海，结识了邓中夏，面见了周逸群、李侠公。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贵州青年》创刊后，胡秉铎负责编辑工作。他常为组稿奔波，通宵达旦地审稿、编排、校对。使第一期《贵州青年》不仅准时出刊，而且质量较高，战斗性强。肖楚女看了《贵州青年》后，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评》栏内热情洋溢地说它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光明而办的”。可是，贵州军阀对《贵州青年》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在给《贵州青年》社的一封信中，画了一支手枪进行威胁、恐吓。胡秉铎、周逸群等没有被反动军阀的恐吓所吓倒，相反，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用犀利的笔，揭露军阀的种种罪行，号召贵州青年团结起来，勇敢地与军阀作斗争，推翻黑暗的社会。胡秉铎用“赤光”笔名，先后在《贵州青年》第二、三、四期上发表了《残废的三个人》、《寂寥的夜》、《恶政府的势力》和《攻战》等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诗歌。
胡秉铎发表在《贵州青年》第四期上的《杂感》，更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军阀政府。他写到：“山国里酋长式的贵州政府……凭借权势，作威作福；就是那些姆指大的科长科员们……竟敢一手遮天，假借公权报复私怨，全不管是非曲直；无怪一般衷苦无告的小百姓，受尽他们的欺凌侮辱，怨声载道”。胡秉铎这些战斗的檄文，揭露了贵州军阀袁祖铭的倒行逆施，它象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反动军阀的心脏，极大地鼓舞了贵州广大青年向恶势力冲杀的勇气。
胡秉铎非常关心青年的成长。当时不少青年学生到《贵州青年》社走访，寻求革命知识。胡秉铎总是热情接待，循循善诱地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的进步。他慷慨无私。《贵州青年》经费十分困难，每期只发行几百份，为使刊物得以维持和扩大，他省吃俭用，将家里给他的生活费节省用于办《贵州青年》，其中一次就拿出大洋50块。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胡秉铎等转入新的战斗岗位，《贵州青年》只出12期。但它对于启发青年的革命斗争觉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8月，胡秉铎经邓中夏推荐，从上海前往广州，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不久，胡秉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秉铎经常写信给家里和家乡好友，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好友投身革命。他在给家中的信中，多次动员父母变卖家中的房屋、田土和山林，救济贫苦农民。他说，不久的将来崭新的社会将会来到人间。由此可见，胡秉铎对革命的胜利和美好社会的到来，充满了信心。
1925年1月25日，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发起的“青年军人社”成立，并决定出版《青年军人》周刊，胡秉铎任该刊总编辑。
1925年2月1日，周恩来同志领导组织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人参加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正式成立，胡秉铎和徐向前、周逸群等被选为负责人。
2月2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决定由黄埔军校学生担任先锋，开赴东江，讨伐陈炯明叛军。东征中，胡秉铎在李春富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内务、宣传工作。他不辞劳苦，边行军边向东江农民作动员宣传，在东江农民大力支援下，东征军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走陈炯明，并恢复了被迫解散近两年之久的海陆丰农民协会。胡秉铎通过参加第一次东征，受到了实际的锻炼。
1925年9月，胡秉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同年10月，他以见习军官的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在攻打惠州城的战役中，胡秉铎和其他将士英勇奋战，取得了“惠州战役”胜利。东征结束后，胡秉铎任第二军军部机要秘书。
1926年3月，两广区委为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把滇、桂军中的青年军人团结起来，决定成立以“青军会”会员为骨干的“西南革命同志会”，并定于3月12日在广州大佛寺召开成立大会。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知道后，扬言“血洗会场”，妄图破坏成立大会的召开。区委得到这一情报后，及时作出对付武装袭击的布置，确定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毛景州和胡秉铎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在会议进行中，孙文学会干将杨引之、王惠生跳出来叫喊：“这个会是共产党操纵的，不要听他们那一套”，“坚决清除共产党”等。王惠生还趁混乱之机，拔出手枪向大会主持人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景州伸出手压住王惠生握枪的手，胡秉铎一个箭步跳到王惠生的身后，一把夺过他的手枪，同时用手枪对准王惠生的胸脯，大喊道：“谁要动手，我就毙了他!”胡秉铎、毛景州将孙文学会的人逼出会场，使大会得以胜利进行。这就是有名的“大佛寺事件”。
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策划，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两广区委认为，胡秉铎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与何应钦又是贵州同乡，私交也好，于是决定胡秉铎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继续留在第一军，进行情报工作。胡秉铎收集了许多情报、资料，直接提供给周恩来。
1926年4月，蒋介石以“精诚团结”为由解散了“青年会”和“孙文主义学会”，5月中旬成立“黄埔同学会”，蒋介石自任会长。6月，胡秉铎调到何应钦东路指挥部任参谋，兼任黄埔同学会潮汕分会秘书。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胡秉铎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上校科长，在进军福州途中，胡秉铎与共产党员、第25师58团3营营长戴文取得联系。以后他俩以同学关系进行单线联系。12日东路军攻占福州，胡秉铎被提任第1师政治部主任。驻福州期间，胡秉铎主持召开了有几十人参加的福州地方共产党秘密会议，由戴文负责秘密警戒。
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为篡夺革命果实，暗中策划军事行动，以排斥打击中共在军队中的力量。胡秉铎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指派戴文速将此情报亲口报告给第2军第6师师长戴岳、党代表肖劲光，并要他们“人不能离队，师部不能驻南京，要驻浦口”。肖劲光、戴岳根据胡秉铎提供的情报将部队开往湖北，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又在广州、南京、杭州、厦门、福建等地发动了“清党”活动。胡秉铎在血雨腥风之中凛然不惧，他置生死于度外，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时而找同志们谈话，时而去党的秘密机关开会。一天，他正在秘密召开共产党员会时，因人向何应钦告密而被南京公安局长温建钢逮捕。他在狱中给父亲写信说：“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儿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塞维克而死，虽死犹生”。
胡秉铎入狱后，何应钦因慕其才华，又是同乡，私交尚好，便软硬兼施，诱其投降。胡秉铎忠于革命，不为利诱，后蒋介石令何应钦派人秘密将其杀害于南京。牺牲时年仅25岁。
生前身后
“我们死，死则死于反革命手里方痛快；我们生，生则生于同志们中间方美善”。
这是胡秉铎生前对同志们说的话，说明他早已作好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的一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胡秉铎之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会刊《牺牲》等刊物，刊载了悼念烈士的文章。《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期刊登的题为《胡秉铎之死》的文章指出：“烈士的死，促进了更多青年的觉醒，我们未死者誓为你报仇，负起仓吁造新人类的责任。”
胡秉铎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壮丽非常。他把整个青春无私的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他的笔、他的血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他的英名不灭，业绩不朽，永远镌嵌在中华民族革命历史的丰碑上，激励后人奋勇前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