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元嘉之治
基本介绍
元嘉之治是指宋武帝至宋文帝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宋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官制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政区方面,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  [1]豫三州.统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制封山占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他的改制,除部分具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宋武帝刘裕吸取东晋灭亡的教训，很注意集权于中央。他重用寒门，压抑豪门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主持“立断”，并省许多侨州郡县，扩大了政府的赋役对象。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因嬉戏失德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宋文，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元嘉之治”衰败。其实，作为一种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败于宋孝武帝时期。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他的改制除少数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建立过程
刘裕改革宋武帝刘裕吸取东晋灭亡的教训，很注意集权于中央。他重用寒门，压抑豪门士族，限制土族地主兼并土地。主持“立断”，并省许多侨州郡县，扩大了政府的赋役对象。宋武帝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枣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枣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枣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整顿赋役制度枣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刘义隆再续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刘宋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评析元嘉之治，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两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所创造的 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2]
历史演变
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追击溃败的刘宋北伐军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扬言进攻宋都建康，后虽退兵北还，但刘宋也耗竭了国力民力，结果导致邑里萧条，版籍大坏，国势衰落，"元嘉之治"从此结束。2年后也即公元453年2月，刘义隆被儿子刘劭杀死，成为刘姓历史上第一个被儿子杀死的皇帝。刘宋政权从此走向衰落。
刘宋统一中国南方的时候，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也在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代。宋武帝刘裕死后，刘宋与北魏之间又发生了多次战争。然而，宋文帝一生数次北伐，皆筹划未足，草草败绩。
公元422年，宋武帝刘裕去世。北魏乘机大举攻宋，攻克虎牢，洛阳等重镇，占领刘宋帝国黄河南岸的大片领土。在宋朝，宋文帝刘义隆继位后，于公元430年3月，乘北魏刚与北方柔然交战、黄河以南屯兵减少之机，命右将军到彦之为总司令，他兄弟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为总政委，出师北伐。宋文帝事先派人出使北魏，告知拓跋焘，此次攻魏只为收复黄河以南失地，不关河北。拓跋焘考虑到在河南诸镇兵少，难以抵御宋军，遂命主动撤离，北渡黄河，以诱敌深入．宋军未经交战，即占领滑台，虎牢，洛阳，金墉等城。到彦之各留兵镇守，并将诸军推至黄河南岸，西至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兵力分散。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欲收复统万城，遂乘刘宋伐魏之机，与刘宋对北魏南北夹击，宋文帝凭空得了支盟军。
刘义隆看到自己在第一阶段用诏书来遥控指挥大获成功，又兴高采烈地派名将檀道济领兵北上增援．谁也没有想到，北魏采取南守北攻，各个击破的战略，迅速灭亡夏国，于当年10月在南线展开全线反攻，抓住宋军兵力分散的漏洞，连克滑台，虎牢，洛阳等重镇，宋军总司令到彦之这个饭桶吓得焚舟弃甲南奔，前线宋军在皇帝的遥控指挥下无法有效组织起来抗敌，于是，全军覆没，国土得而复失。
名将檀道济也只赶得上收拾破烂摊子。第一次北伐惨败！此战，宋文帝不顾及朝内人事未洽，水浅舟行不便，贸然伐魏，导致失败。而所命之统帅缺勇少谋，作战指导失策，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元嘉北伐
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征集六十万大军南下，并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宋悬瓠城（河南汝南），不克而退．宋文帝觉得胡儿军力不过如此，上回失败是由于手下那帮丘八没有正确领会领导意图．此番得悉北魏内部政争，诛杀名臣崔浩，又见河道通畅，柔然遣使远来，誓为犄角，遂不顾多数大臣反对，于元嘉二十七年七月派遣大军讨伐北魏．发兵北伐的另一个原因是宋文帝在文治方面有了元嘉之治"，再“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便想向秦皇汉武看齐了。于是，委任他的亲兄弟江夏王刘义恭为总司令，出驻彭城(今江苏徐州)，节度诸军．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督宁朔将军王玄谟、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胳议参军申坦等水军入黄河西进。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直捣许昌、洛阳。
“十月，魏太武帝率大军渡黄河，号称百万。王玄谟恐惧，撤滑台之围逃走，遭魏军追击，死万余人，部众溃散几尽，丢弃军资器械无数。王玄谟差点丢了性命，幸好半路遇上前来接应的名将沈庆之，才保住一条小命．本次北伐，宋文帝继续遥控指挥，将领们出发前，宋文帝不但对行军食宿有严格要求，就连交战日期和时刻，也得等他从皇宫里发诏书来指导工作．前锋王玄谟兵败后，宋文帝下令前敌总指挥萧斌死守碻磝．幸好这次萧斌在名将沈庆之的建议下，没听皇帝的。
否则日后北魏太武帝也不会因害怕萧斌抄他后路而退兵了。魏军乘胜前进，大举南下，拓跋焘攻下悬瓠、项城，越过彭城，渡淮直趋瓜步（江苏六合），扬言要渡江夺取建康。在这种危急局面下，建康城内外戒严。凡户见丁，悉征入伍，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刘宋政府动员了建康附近各州郡的全部丁壮，缘江设防。魏军见宋朝江防巩固，加上粮运不继，且担忧萧斌抄他后路，被迫退军。魏军撤退时，烧杀虏掠，“所过郡县，赤地无余”。魏军经过彭城后，闻有追兵，于是尽杀所俘士民而去。驻于彭城的宋太尉刘义恭因畏惧魏军，不敢追击。元嘉之治"就此结束。此战，宋文帝在连年征战，国力渐衰，兵力不足，缺乏善于统军御将的帅才的情况下，又贸然北伐。而每逢将领出师前，宋文帝又常授以成律，交战中遇到情况变化，也需待朝廷诏令决定，因而宋军被动退缩，常常贻误战机，导致北伐失败。这次进攻，使宋国受到严重损失，国力大削，元嘉之治，自此而衰矣。
历史结局
公元452年11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宗爱谋害于宫中，12岁孙子拓跋睿即位，是为文成帝。此时，宋文帝又想起了"成大事者，不谋于众那句格言，见有机可乘，欲再次伐魏，却不顾国家残破的惨不忍睹和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下令兵分三路进行第三次北伐。东路攻碻磝，中路攻洛阳，西路攻潼关。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若干年之后，中华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宋”为国号的政权赵宋。赵宋的皇帝们跟刘宋的皇帝有着共同的特长和爱好：都擅长于发展经济，都喜欢北伐，都喜欢遥控指挥，都喜欢草率行事。而赵宋的皇帝们在遥控指挥上又有新的发展，以至于中国战争史上出现了“平戎万全图”这么个名词。赵宋的太宗北伐，曹彬北伐，张浚北伐，韩侂胄北伐也都和“元嘉草草，封狼居胥”一样，成了笑料，令辛稼轩扼腕长叹，壮心难酬．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元嘉之世，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官制变革
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元嘉三十年(453)正月，太子刘劭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父皇文帝刘义隆。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首举义旗讨伐刘劭。四月，他在新亭称帝，是为孝武帝。五月，他克定京城建康。六月，“初置殿门及上阁屯兵”。闰六月“置卫尉官”，十二月“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左右积弩将军官。
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孝武帝重设卫尉时，将原来的一丞增加为二丞。《宋书》卷39《百官志上》载：“卫尉，掌宫门屯兵，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旧一丞，世祖增置一丞。”卫尉设置时间《志》与《纪》不同，《志》误。“(刘)义宣并领湘州，转(刘)恢侍中，领卫尉，卫尉之置，自(刘)恢始也”。
义宣任荆、湘二州刺史在元嘉三十年闰六月，刘恢领卫尉亦应在此时。其实卫尉宋武帝刘裕时就有，可能后来废罢。“高祖践阼，(王)镇之以脚患自陈，出为辅国将军、琅邪太守，迁宣训卫尉，领本州大中正”，是其明证。孝武帝登基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警卫，事出有因。
由于对外姓文武大臣的极端猜忌，宋武帝一再加强东宫力量。永初元年(420)九月，设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二十人。二年五月，设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各七人。他还设置了“太子冗从仆射，七人”和“太子旅贲中郎将，十人(按，《通典》卷30《职官十二》《文献通考》卷60《职官十四》和《通志》卷55《职官五》皆误载：刘宋‘旅贲中郎将，一人’)”。文帝进一步增强东宫力量，把本来“为台职”的左右积弩将军改属东宫，其中“太子左积弩将军，十人。太子右积弩将军，二人”。
宗室政变
特别是他“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官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文帝不仅防范异姓文武大臣，而且还猜忌宗室子弟，所以错误地让东宫拥有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结果刘劭正是依靠逮支强大的东宫武装，一举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文帝。文帝加强东宫武装力量，本想为了自卫，结果事与愿违，养虎遗患，自己成了这支武装的牺牲品。因此，孝武帝接受这一惨痛教训，即位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削弱东宫力量，同时加强皇宫禁卫，以避免文帝悲剧的再次重演。
大明元年(457)三月，“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人宫城门”。二年九月，“置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官”。六年(462)正月，“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官”。这是孝武帝为防范大臣宗室和进一步加强皇宫禁卫而采取的措施。因为武威将军复置时“代殿中将军之任”，而后者“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武骑常侍“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中郎将“分掌的三署郎”，“皆掌门户，出充车骑”。他去世后，这些举措都被沿用了下去。后废帝泰豫元年(472)五月，始下令“班剑依旧人殿”。 
废除录尚书事孝武帝即位之初，为笼络宗室，以江夏王刘义恭和南谯王刘义宣为录尚书六条事。孝建元年(454)二月，刘义宣与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发动大规模叛乱。“世祖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于是同年六月，“省录尚书事”。孝武帝废除录尚书事，除了主观上他对宗室的猜忌，还因为客观上录尚书事的确权力太重。“录尚书职无不，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王鸣盛也说：“录尚书事者，宰相之职任，六朝人以此为权要之极品，犹唐之尚书令，故每称录公也”。孝武帝去世后，录尚书事立即被恢复，大明八年五月，“置录尚书事，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
专道制度
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宋孝建二年制，(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如周一良先生所说：“自宋至梁。御史中丞之职迄不受重视”，而御史中丞“掌督司百僚”，因此，孝武帝此举有利于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和加强。突出例证是齐御史中丞江淹，“弹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
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县隆，及诸郡=千担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此制被齐梁陈所继承，而且御史中丞的地位和职权不断提高。萧齐时，“中丞则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萧梁时，“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其尚书令、仆、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因为御史中丞威权的崇高，“自齐梁皆谓中丞为南司”。北朝亦有此制，“魏氏旧制，(御史)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这一制度北朝明显比南朝严厉，说明北朝御史中丞的地位比南朝为高，该制度可能起源于北朝。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北周被废除，“自周隋以来无仪卫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骑匹马从之而已”。 
二吏部尚书的设置与五兵尚书的废除 “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书(按，《通典》卷22《职官四》、《文献通考》卷52《职官六》和《通志》卷53《职官三》俱误载：“又置五兵二尚书”)。孝武帝此举的主观原因是他对大臣的猜忌。他“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客观原因是吏部尚书的关键作用和极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说：“吏部尚书掌铨选，以其权重，江左谓之为大尚书，言其位任与诸曹殊绝也”。二吏部尚书孝武帝在世时改回原来的一吏部尚书，而五兵尚书的恢复则在顺帝舁明元年(477)。 
二吏部尚书的设置与五兵尚书的废除 “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书(按，《通典》卷22《职官四》、《文献通考》卷52《职官六》和《通志》卷53《职官三》俱误载：“又置五兵二尚书”)”(《百官志上》)。孝武帝此举的主观原因是他对大臣的猜忌。他“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客观原因是吏部尚书的关键作用和极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说：“吏部尚书掌铨选，以其权重，江左谓之为大尚书，言其位任与诸曹殊绝也”。二吏部尚书孝武帝在世时改回原来的一吏部尚书，而五兵尚书的恢复则在顺帝舁明元年(477)。
郡县制度
郡县官入仕年限的取消和任期的缩短“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孝建元年，笔者按)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宋之善政”的衰败是孝武帝多种政策措施导致的，不仅仅是这一改制的影响。但官员任期的缩短的确带来巨大消极影响。首先，官员任期短必然产生临时主义思想，不尽心竭力于政务，客观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大展手脚地干出一番事业。故史家对此评论说：“莅民之官，迁变岁属，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其次，官员“迁谢遄速，公私凋弊”。因为魏晋南朝时期，“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
送故迎新是官员合法的发财致富手段，他们可以借此大肆贪污受贿、搜刮民财。任期的缩短意味着他们搜刮聚敛财富的机会增加一倍。特别是官员“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三年任期制度，不仅为齐、梁、陈所沿用，而且官员实际任期又进一步缩短，以致永明元年三月，齐武帝萧赜下诏重申，“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小满指三周即三年。但此诏书仍然是具文，此后任命的刺史很多任期不满一年，从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不到半年时间，江州就三易刺史。 
服亲相临制度的扩大化与制度化 刘祗“大明中为中书郎。太宰江夏王(刘)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日：‘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例’”。“二王两谢，俱至崇礼”指王彪之为尚书仆射、王劭为吏部尚书，谢景仁为吏部尚书、谢混为尚书左仆射，“俱官于尚书省而不回避也”，“御史、谒者、都水日三台，尚书、中书、门下、秘书、集书日五省”。二王两谢服亲相临，是皇帝法外开恩的特例，且只限于尚书省范围内。孝武帝则将其制度化和扩大化，即由尚书省—个部门扩大到八个部门。亲属任官回避制度是防止官员徇私舞弊的重要措施，孝武帝对它的破坏，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政区变更
文帝时大量合并裁撤州郡县，其中撤消的州级行政单位有兖州、南豫州、湘州和南兖州四个。孝武帝即位后，不仅先后重设以上四州，而且新设立了郢州和东扬州。元嘉三十年六月，“还分南徐立南兖州”，“复立”。京口、广陵为两大军事重镇，且密迩京都建康。因此，南兖州的重设，首先是因为孝武帝对两镇强大军事力量和重要地理位置的防范，其次是他对当时兼任南徐州刺史的太尉、太傅、领大司马、他的叔父刘义恭的猜忌。当时孝武帝任命领军将军沈庆之为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正是用来分义恭的势力和牵制义恭的。刘义宣的叛乱，有荆、江、豫、兖四州参加。荆、江、豫三州特别是实力强大的荆扬二州，成为孝武帝削弱的重点对象。
于是孝建元年四月，孝武帝正式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江州之桂阳立湘州。同时把广州的广兴、临庆和始安三郡划归湘州(按，《宋书》卷37《湘州志》载，这三郡“(元嘉)三十年，复度湘州”。“三十年”应为“孝建元年”，因为元嘉三十年湘州尚在刘义宣的管辖之内，孝武帝断不会把这三个郡割属湘州)，以加强其实力，来防范屡起兵端的荆州。同年六月，他“分扬州立东扬州。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罢南蛮校尉。”。
当时是“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分荆州之江夏、竞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大明三年(459)二月，进而“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按，旧扬州共有十个郡，东扬州划去了五个郡，新扬州还有五个郡，因此“六郡”应为“五郡”；次年四月“以南琅邪隶王畿”，始足“六郡”)”；七月“分淮南北复置二豫州州”。
孝武帝此举的客观原因是刘义宣等人的叛乱，主观原因是他本人以强藩身份夺取皇位，而对富强的荆扬等州和宗室子弟心怀疑忌。“兵强财富”的荆州，更使他心有余悸，成为他分割削弱的重中之重。而且他一反以前任用宗室子弟为荆州刺史的成规，任命非宗室的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并且裁撤了重要的南蛮校尉。他任命义阳王刘昶为东扬州刺史，来削弱和牵制他极为猜忌的竟陵王刘诞的势力。除重设和新设以上六州外，孝武帝还新设和重设了河间、渤海等十六个郡和新阳、阳平等二十七个县，这都增加了行政开支和官员借“迎新送故”搜刮财富的机会。 
以上措施，虽然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带来巨大消极影响。因为“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突出例证是“世祖大明中，一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剂州为之虚敝”。
史又载：“初元嘉中，巴东、建平二郡，军府富实，与江夏、竟陵、武陵并为名郡。世祖于江夏置郢州，郡罢军府，竟陵、武陵亦并残坏，巴东、建平为峡中蛮所破，至是(后废帝元徽四年即476年)民人流散，存者无几”。州郡的凋敝残破，不仅是因为东扬州、郢州和湘州的设立，行政开支增大，经济实力削弱，更主要的是郡级军府和南蛮校尉的撤消，从而使州郡的武装力量被裁撤或减弱，而失去了控制地方、平定叛乱的能力。 
扬州虚耗除了分置东扬州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孝武帝开创了扬州境内食封王国的先河，这也是他改制的一项内容。因为“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树宠子”。大明四年九月，“改封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五年八月，“立第九皇子子仁为永嘉王”。闰九月，“改封历阳王子顼为临海王”。七年八月“立第十六皇子子孟为淮南王”。旧扬州十个郡，孝武帝食封了四个郡的皇子，并且都是土地肥沃之地，扬州的经济实力自然大为削弱。齐明帝建武二年(495)，接受通直常侍庾昙隆的建议，才废除这一制度。但齐末萧衍封梁王、梁末陈霸先封陈国，大都在扬州境内。可见，孝武帝开创的畿内封王之制影响之深远。二，大明五年，把扬州富庶的淮南和宣城两个郡割给了南豫州，直到明帝泰始二年，才“以淮南、宣城还扬州”。
专道制度
孝武帝死后，除淮南和宣称二郡仍属南豫州外，扬州政区的变更“还依元嘉”，大明“八年，罢王畿，复立扬州，扬州还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省东扬州并扬州”(《扬州志》)，但其它州的设立都被沿用了下去。南蛮校尉他去世后也未恢复，而是建元元年(479)九月，“复置南蛮校尉官”(《高帝纪下》)。周一良先生根据《南齐书》卷22《豫章王嶷传》和《资治通鉴》卷135，断定“是萧嶷于建元元年任荆湘二州刺史兼领，非南蛮校尉之官已罢，而于是时复置也”，从而否定了以上记载。周先生的观点有误。南蛮校尉正是孝建元年废除，而于此时复置。 
统治政策
宋武帝由于对外姓文武大臣极端猜忌，开创了重用宗室政策和以宗室子弟镇守州郡重镇的制度。宋文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内外要职大量重用宗室子弟。孝武帝时期，掌握中央与地方大权的宗室诸王对皇权构成一定威胁，并先后出现了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和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的叛乱。孝武帝的皇位是通过讨伐其兄刘劭和刘浚夺取的，与文帝被顾命大臣主动拥立不同；他的猜忌心也甚于其父，于是他开始极力抑制宗室诸王。
录尚书事的废除和郢州、东扬州、湘州等的设置，都是他抑制宗室的表现。为防范地方特别是宗室叛乱，他于太明七年四月下诏，“自非临军战陈，一不得专杀。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昕察。犯者以杀人罪论”。五月又下诏“白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实行。唯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
孝武帝的前一项规定来源于东晋桓冲，“初，(桓)温执权，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桓)冲既莅事，上疏以为生杀之重，吉今所慎，凡诸死罪，先上，须报”(《桓彝传附子桓冲传》)。魏晋以来地方实力派动辄举兵叛乱甚至称兵向阙，王敦、苏峻和王恭兵变特别是桓玄篡位的历史教训尤为深刻，孝武帝亲身经历的刘义宣等人的反叛更使他心有余悸。所以，他作出如上之规定。对此，王夫之给予了高度赞扬，此“法乃永利而极乎善”。 
江夏王刘义恭为迎合孝武帝削弱宗室的旨意，提出具体措施九条。孝武帝嫌其“犹有未尽”，让有关部门附益为二十四条，对宗室的衣着用具、举止礼仪作出了繁琐细致的严格规定，其中一条是“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江夏王刘义恭传》)。“罢官”二字衍，因为《宋书》卷42《刘穆之传附子刘虑之传》载：“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孝武帝的此项改制也有典可据。曹魏司空陈群就说，“国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谓也，未有实不为臣而名称臣”。
萧梁时“诸王公侯国官，皆称臣”(《百官志上》)。可知孝武帝的此项改制萧粱时恢复。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反叛，刘义恭为了向孝武帝表示忠诚以避免被猜忌，进一步向孝武帝建议“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江夏王义恭传》)。此事宋顺帝回忆说，“及至权臣内侮，蕃屏陵上，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高帝纪上》)。《粱书》卷44《南郡王大连传》载，梁武帝问大连、大临兄弟：“‘汝等习骑不?’对日：‘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周一良先生据此提出：“皇帝之孙辈不得诏令犹不敢擅习骑马，未审是否即宋以后形成之制度”。“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就是这一制度的由来，周先生的疑问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这一制度不是宋以后形成的，而是宋孝武帝时形成的；它不仅限于皇帝之孙辈，而是全部宗室子弟。 
孝武帝抑制宗室的主要措施是用典签来控制诸王。史载：“大明、泰始，长王临蕃，索族出镇，(典签)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闲言，访以方事。莉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典签夏宝期事休若无礼”，巴睦王刘休若杀之，宋明帝“大怒，与休若书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这反映出孝武帝时典签权势尤重。用典签监督藩王有情可原，但典签“权重蕃君”就矫枉过正了，它使诸王的军政大权被削弱或剥夺，他们的军政职能自然不能正常履行，其危害不容忽视。重用典签控制诸王的制度被后世效法，到萧齐时形成了诸王“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可悲局面。 
更严重的是孝武帝残酷杀害宗室子弟。他“以药内食中毒杀”南平王刘铄(《南平穆王刘铄传》)，逼令武昌王刘浑自杀(《武昌王浑传》)。竟陵王刘诞“有殊勋，上性多猜，颇相疑惮”。大明三年四月，孝武帝派兵偷袭刘诞未遂，于是派沈庆之率大军攻杀刘诞，刘诞“同党悉诛，杀城内男为京观，死者数千，女口为军赏”(《竟陵王刘诞传》)。鉴于刘诞被孝武帝猜忌而被杀的教训，五年四月，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在亲信张伯超的蛊惑下起兵反叛。元徽二年(474)五月，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以报“兄弟之仇”为名起兵反。故王夫之说，孝武帝“忍削本支”，“削之制之，不遗余力，而终莫能辑……垂及明帝，杀戮逞而刘宗遂亡”。孝武帝和明帝残酷杀戮宗室子弟，导致“主幼时艰，宗室寡弱”(《晋熙王刘昶传附嗣子燮传》)，皇权被萧道成轻易夺取。 
孝武帝对文武百官和宗室子弟都心怀猜忌，于是重用身边的近臣，这一政策被明帝刘或继承。而近臣专权，致使贿赂之风盛行、政治日益黑暗，加速了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戴)法、兴、(巢)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戴)明宝。”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戴法兴传》)。宋明帝时的近臣“(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阮佃夫“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成”。寿寂之“多纳货贿，请谒无穷”(《阮佃夫传及寿寂之附传》)。王道隆“执权既久，家产丰积”(《王道隆传》)。故王夫之说：“孝武以近臣间大臣而终于乱”。 孝武帝不仅不任大臣，而且“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威加秽辱”…《蔡廓侍附子兴索传》。他还让一昆仑奴子动辄“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王玄谟传》)。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大臣无不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柳)元景虽荷宠遇，互虑及祸。太宰江夏王义恭及诸大臣，莫不重足屏气，未尝敢私往来。世祖崩，义恭、元景等并相谓曰：‘今日始免横死”…(《柳元景传》)。他“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戴发兴传》)。大臣颜竣、周朗和沈怀文都因为“失旨”、“忤意”被杀。他的恐怖统治必然导致众叛亲离。 
经济改革
在经济制度方面，孝武帝采取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孝建元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二年八月下诏，“诸苑禁制绵远，有妨肄业。可详所开弛，假与贫民”。大明元年(457)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二年十二月，“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余悉断”。(《孝武帝纪》)原来“将士休假，年开三番，纷纭道路”，严重影响农事，孝武帝接受尚书左丞张永的建议改为：“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张茂度传附子张永传》)。“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
孝武帝打击士族势力是正确的，但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孝建三年五月，“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孝武帝纪》)。元嘉二十七年宋魏大战，刘宋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军以骑兵为主，宋军以步兵为主，而骑兵战斗力远胜于步兵。因此。大臣周朗向孝武帝建议，“今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周朗传》)。孝武帝奖励养马之举，无疑是接受战败的教训和周朗的建议，而采取了加强军备的措施。 
宋武帝和文帝不断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并提倡节俭。而孝武帝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这成为他最大的弊政。史载“及世祖承统，制度奢广，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绨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阿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良吏传·序》)。太明三年九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五年闰九月，“初立弛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叉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六年四月，“新作大航门”。五月，“置凌室”。七年十二月，“于博望梁山立双阙”(《孝武帝纪》)。宠姬殷贵妃死后，孝武帝为她建造了新安、中兴、天宝等寺院。 
孝武帝为满足自己和皇室穷奢极欲生活的需要，采用多种方式残酷剥削百姓财物。大明五年十二月，“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东晋的户调“丁男(十六至六十岁为丁)调布绢各二丈”。四丈为一匹，仅调布一项孝武帝比东晋就增加八倍。“时赊市百姓物，不还钱，市道嗟怨”。
“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此。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贫者卖妻儿，甚者或自缢死，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特别是“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孝武帝“末年尤贪财利，刺史、二千石罢还，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他敛财的手段被明帝继承，明帝“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直百金”。 
孝武帝所改制度在他去世后不是史书所说全部废除，“无或存者”，或全部“还依元嘉”，如上所述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世沿用下去。他的奢侈无度更被明帝继承，“太宗继阼，弥笃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孝武帝的奢侈无度导致“国弊民凋”。大明七年至八年“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前废帝纪》)。面对水灾，孝武帝也丝毫不减轻对百姓的租调剥削，反而规定“昕受杂物当租”(《孝武帝纪》)。所以沈约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宋明帝也承认，“自大明积费，国弊民凋”。孝武帝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成为刘宋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孝武帝改制影响巨大而深远，他削弱东宫势力、加强皇宫禁卫，废除录书事等举措无可厚非，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奖励养马，改定军法，推行土断等少数措施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取消郡县官人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分割荆扬，改铸钱币，派遣台使，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特别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等政策措施，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因此，沈约把他划为“尽民命以自养”的桀、纣一类人(《孝武帝纪》)。
南朝一百七十年（420年529年刘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间（424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后人对他的治绩评价较高，有“元嘉之治”的说法。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武帝时，封宜都王，任荆州刺史。武帝死后，长子义符嗣位，徐羡之、傅亮、谢晦辅政。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裕的幕潦。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郑县（今山东郯城北）人，他在刘裕初起时就进了他的幕府，一直是刘穆之的副贰，后来接了穆之的班，负起留守重任。他出身布衣，又没有学问，但办事能力极强，所以受刘裕重用，也为当时人所推重。傅亮字季友，是晋初大臣傅咸的后人，博涉经史，长于文词。刘裕想受晋禅，而难于出口，乃宴请朝臣，只说想奉还爵位，回京师养老。众人都听不出他的用意。傅亮起初也没有听懂，席散出外后，突然领悟，连夜再见刘裕，声称要回建康。两个人都没有说破，但是相互已经了解。傅亮随即就到建康去为“禅位”做筹备工作，叫晋恭帝写禅位诏的就是他。谢晦字宣明，是著名大族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刘裕伐后秦，刘穆之留守，他随从出征，这两人等于刘裕的左右手。少帝义符即位时年十七岁，他守孝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宫，歌唱奏乐。在华林园开店，亲自沽卖。
徐羡之等商议废立，依序应立南豫州（历阳）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但是义真与文士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交好，说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做西豫州（寿阳）都督”的话，徐羡之等要保持权力地位，自然不愿意立他做皇帝。少帝景平二年（424年）他们利用少帝本来和兄弟不和睦，先废义真为庶人。
然后召南兖州（京日）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把废立的计划告诉他们。五月，他们让檀道济领兵在前，自己跟在后面，进入内宫，把少帝“扶”将出来，废为营阳王。六月，他们一面让傅亮到江陵迎接刘义隆，一面令人把义符、义真两人杀掉。这两个纨绔少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只为了事情牵涉到帝王的位子，便送掉了性命。徐羡之等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面对先帝的两个爱子下此毒手，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羡之可能有点担心，他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　
刘义隆的幕僚知道了营阳、庐陵二王的死讯，都为主子担忧，劝他不要到建康去。司马王华却认为绝对没有问题，劝他接见傅亮。他见了傅亮，便问少帝和义真废杀的情况，一面问，一面哭。傅亮紧张得开不出口，浑身大汗，他对自己的前途有点数了。　
八月，刘义隆到建康即位，把景平二年改为元嘉元年。他一即位，便恢复庐陵王的封爵；用荆州旧人王华、王昙首做侍中，到彦之做中领军，主管军政。他没有立即动徐羡之、傅亮，并让谢晦到荆州上任，暂时稳住这三个人。元嘉二年（425年）徐、傅两人上表“归政”，文帝还故作姿态，等他们上了三次表，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亲自处理政事。同时，对徐羡之辞官的请求，仍不同意。这样一来，傅亮大概不会很紧张了，徐羡之一向认为自己“赤心为国”。更加不担心了。一年很快过去，到了年底，建康忽而盛传要出兵打北魏，其实骨子里是在准备西征讨伐谢晦。　
元嘉三年（426年）月，文帝动手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皇帝把参与废立的五个人分为两类：对主谋的徐、傅、谢三人，坚决消灭之；对附从的王弘、檀道济，非但不加追究，而且加以重用。王弘字休元，是王昙首的兄长，拉过来可以扩大亲信的阵容；檀道济是仅存的刘裕旧将，打荆州很需要这个智勇兼备的将军。文帝左右对任用檀道济都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檀道济也的确能够忠直地执行他的命令。文帝顺利地捕杀了徐羡之、傅亮。二月，檀道济、到彦之军击溃荆州兵，擒杀了谢晦。　
解决了徐、傅、谢的问题后，文帝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到各地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三年五月，他亲自到建康华林园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且规定每年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宋文帝初年，宰相不是特定官职，凡是经常与他议论政事，委以机密任务的，都是宰相。侍中本来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也有官居侍中而不是宰相的。大体说来，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在当时都是要职。王弘、王昙首、王华都出于琅邪临沂王氏。他们和殷景仁（殷氏是陈郡长平大族，殷浩也是族中成员，景仁又名铁）、谢弘微（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本名密）、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都是元嘉初年极受信任的大员。这几个都是出身名门的人物，与当年刘裕初起时的一群冒险家大不相同。文帝常与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四个侍中宴饮，宴罢，四人退出，文帝目送良久，叹道：“这四位贤士是一时之秀，同时做我的喉舌，后世恐怕难得再有了。”笔者在前面说过，那些文绉绉的士大夫和能够亲自执刀冲杀的刘裕合不大来。元嘉时情况不同了，文帝本人博涉经史，善于隶书，他自然与文臣有说不完的话了。
治理措施
宋初沿东晋旧制，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弱的到了这年龄，还不能胜任劳役。而且在家里劳动，力气不够时便可以歇息，为国家服劳役，不达到规定的标准不行，碰到好官还能够体谅，碰到苛刻的官吏就惨了。他还指出，有些官吏为了增加服役人数，把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以致造成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这也许是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　
三王都在元嘉初年去世。王华在元嘉四年（427年）王昙首在七年，王弘最迟，也只在九年。王弘死时，政局已有变化，即朝政已经落到了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比文帝小两岁。他做过荆州刺史，颇能称职。元嘉五年，一个七十多岁阅历极深的老人范泰（东晋著名学者范宁的儿子）劝王弘说：“卿兄弟掌权日久，应当考虑退步。彭城王是天子的兄弟，宜征召入朝，共参朝政。”王弘猛然醒悟，便乘大旱疾疫的时机，引咎辞官，文帝不准。五年正月，再次要求让贤，文帝乃以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共同辅政。其时王弘身体不太好，又牢记范泰远离事权的劝告，凡事都请义康作主，从此朝廷大权都在义康的手中了。　
刘义康入朝后，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文帝小六岁，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很节俭，义恭的几个哥哥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讨好吃的东西，讨也讨不到，只有义恭讨什么就给什么。他任荆州刺史时年才十七岁，文帝对他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提出十一条注意事项，要求他随时注意。这封信首先提出“守成不易”的总纲，然后列举礼贤下士、切勿兴修园池堂观、审慎刑狱、生活节俭、经常引见属员等，有一条具体到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三十万钱，少些更好。
这封信，《宋书·武三王传》和《通鉴》都收载了（《通鉴》稍略）。元胡三省注《通鉴》至此写道：“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是评论得很中肯的话。　
元嘉中期，朝政其实有很多问题。但可以称道的是创建四学一事。十五年（438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却是与“元嘉之治”的美称很不协调的。
末期发展
元嘉中期，文帝多病，有时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义康侍候兄长很周到，但是内外大事都独断独行，权势显赫，每天一早，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四方贡献，都把上等货送进王府，把次等货送进皇宫。有一次，文帝吃柑子，嫌形态滋味都差，义康却说：“今年的柑子有很好的”。他派人到自己府里拿来柑子，比皇宫里的大得多。他在这种地方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想不到兄长会有看法。　
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问题使政局更加复杂起来。殷、刘在元嘉初年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外官，因殷景仁的推荐回朝。他见景仁的地位比自己高，又深受文帝倚重，便生出妒意，想靠义康的力量排挤景仁。义康听刘湛的谗言，在文帝面前攻击景仁。文帝不听，对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435年），景仁称病辞职，文帝不准，让他居家养病。刘湛想派人假扮强盗，杀害景仁。文帝风闻有此阴谋，命把护军府（殷景仁任中书令、中护军）移到宫禁附近，刘湛才不敢动手。景仁从此不再上朝，文帝便使后将军司马座炳之与他联系，传达旨意，密件往来，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竟瞒过了刘湛。　
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千古流传。这件事也和刘湛有关。宋文帝猜疑檀道济是事实，但不见得会起杀机。是刘湛见文帝有病，对刘义康说：“如果宫车一日晏驾（皇帝若死），道济不复可制。”恰巧文帝病危，义康便要求召道济入朝。道济到建康后，文帝病势渐轻，就让道济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不料病势转剧，义康便假传诏书，说道济谋反，把他杀了。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一个都不剩了。　
刘湛见文帝多病，与亲信商量，打算一旦文帝病故，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义康。义康不知道有这回事，文帝倒打探到一点消息，义康的地位便动摇了。　
元嘉十七年440年月初三，文帝依照和殷景仁预订的计划，命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当夜，文帝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殷景仁进宫。这天白天，久不出门的殷景仁忽然使左右拂拭衣冠，从人都不懂他的用意。接到命令后，他立即进宫，发布命令，逮捕刘湛，下诏宣布他的罪恶，立即处死，同时杀死他的儿子和党羽。　
刘义康再也不能执政了。他被任为江州刺史，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才获准动身。辞别文帝时，文帝只对他怮哭，什么话都不说。他在江州，政事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实际上等于软禁。二十二年（445年）范晔等谋划拥立义康，事露被杀，义康亦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魏兵南侵，文帝恐有人拥义康起事，竟把他杀掉。　
元嘉十五年以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情了。至于元嘉末期，非但没有较好的治绩，而且局势搞得很糟。二十七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准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充、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惨重，旧史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司马光把称赞元嘉之治的一段话，放在元嘉十五年，想必也是由于元嘉下半期无可称道的缘故。然而其中所说“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户口蕃息”，仍然是溢美之词。最低限度，太平岁月是不满三十年的，“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更不见得。事实是：自从刘裕死后，魏军逐步南侵，宋朝版图日益缩减。它的颓势，绝非起自北伐失利。 [3]　添加了元嘉之治基本介绍，历史背景，历史演变，官制变革，政区变更，专道制度，统治政策，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