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作品原文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耳。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馀，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1]
作品注解
沈宋：是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同宋之问的并称。二人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律诗形式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
苏李：是指初唐诗人苏味道和李峤。在初唐诗人中，苏李往往与沈宋相提并论。他们都大力创作近体诗，对唐代律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当然，“苏李”有可能指苏武李陵。过去把汉时期的无名氏的诗都附会在他们的笔下。
颜谢：是指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和东晋诗人谢灵运，后者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 
徐庾：是指南朝梁、陈时期文学家徐陵和北周文学家庾信。他们集六朝诗作之大成。
作品评价
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元稹借为杜甫作墓系铭的机会，对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详尽的论述，发表了卓识的见解。元稹特别推崇《诗经》中“风”、“雅”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战斗传统。元稹认为建安文学在反映现实的问题上比汉代有所进步。对宋齐梁陈“吟写性灵，流连光景”、“淫艳刻饰，佻巧小碎”的诗文，诗人断然给予了否定。诗人接着指出初唐承继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诗歌仍然没有成为反映社会现实呼喊民生疾苦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元稹认为只有恢复《诗经》、“汉乐府”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才能挽救诗风，使诗歌沿着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正确道路前进。元稹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杜诗的社会潮流，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对杜甫及其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元稹对杜甫的高度评价为史家所接受，《旧唐书·杜甫传》全文引录了元稹对杜甫的赞誉，并云：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正是在扬李抑杜的时代氛围里，元稹又把杜诗和李诗作了比较，得出与他人并不相同的认知。
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时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其首创之功的；千年以来中国的古代诗歌作者以杜甫为自己创作的楷模，而相当多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诗歌作为自己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杜甫的诗歌今天早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像中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泰戈尔一样，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也都知道中国的杜甫与屈原，熟悉他们的诗歌，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功不可没。还应指出《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理论文献----白居易的《与  杜甫[2]元九书》的写成，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 
当然元稹改变早年“李杜诗篇敌”的看法，转而认为李白不能历杜甫之“藩翰”，是对杜甫的过分偏爱，确有不当和片面之处的。这种偏爱这种不当，是与诗人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紧密相连的。杜甫诗歌中不少作品是对人生的写实是对社会的讽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并不多见，而常常以浪漫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曲折地反映社会的黑暗与个人的不幸。这是两人的区别所在，但各有所长，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扬李抑杜是不合适的，扬杜抑李也是不合适的。但这是古人认识与喜好上的差异，无法强求古人。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自己并无多少文学主张；而元稹不仅说老实话，而且还要提出他们所以说老实话的理由，亦即他们的文学主张。这也是两者的不同，而后者无疑比前者更进了一步。
元稹贬职江陵期间，在诗歌创作方面是丰收的，在文学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这是元稹现实主义诗风成熟的重要时期。[3]
清朝文艺评论家冯班在《钝吟老人杂录》中写道：“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李杜始重，元白学杜者也。” 又云：“大历时，李杜诗格未行，至贞元、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他不但看出了元稹、白居易对杜甫的学习, 而且将其放在文学史变迁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思考评价，肯定其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关于杜甫墓
杜甫墓位于湖南平江县南16公里的天井湖。原墓癸山丁向，花砖结顶，一室二耳，楔形砖砌成，红石墓碑，典型唐墓风格。目前建有官厅、僧舍，僧舍门额上述“阑幽庵”。厅、舍之后是浣花草堂。经历代风雨，杜甫墓及古建筑曾多次修缮、重建。现存杜甫墓为1883年（清光绪九年）重修，合径1丈，高5尺，墓顶复以坚固的厚石块，附以后围，碑换青石，高1丈，宽12尺余，旁附石板，镶以石柱，墓碑中刻 “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墓”，右刻“署平江县市武陵县知县书宗莲题”杜甫墓前的杜公祠、官厅、僧舍亦为1884年重修。1885年祠后又建“铁瓶诗社”。
杜甫墓、祠和铁瓶诗社占地十亩，总建筑面积3865平方米，墓祠合一，独具特色，构成一组极具文物、史学、观赏价值的古建筑。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认定为全国唯一杜甫墓葬，国务院1988年公布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湖南汨罗平江杜甫墓[4]
1956年，杜甫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人民政府198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4月被评为“岳阳十景”之一，命名为“诗圣留踪”。2005年杜甫墓祠修葺完毕，并成功举办了杜甫诗歌与时代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5]
作者简介
元稹(779～831)，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  元稹裔。793年(贞元九年)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贞元十五年，初仕于河中府。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娶名门女韦丛。数年后，妻亡。806(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劾奏不法官吏。为此得罪宦宫权贵。五年后，宦官与元稹争宿驿舍正厅，击伤元稹，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元和六年，当朝宰相去世，元稹在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为时论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为通州司马，转虢州长史。这一时期作诗甚多，与白居易等酬唱频繁。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822年(长庆二年)，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829年(大和三年)，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逝世于镇。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