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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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0年受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86年移居北京，1890年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任广学会总干事，至l916年辞职回国，主持广学会事务25年。戊戌维新期间异常活跃，曾提议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更是康党“合邦”计划的鼎力支持者。[1]
本人简介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的传教士。出身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北上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学习中文。1876～1879年华北大旱，他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花1000英镑购买科技书籍及科学仪器，进行自修，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
1886年11月，移居北京，受曾纪泽之托，曾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次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广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有过接触，张之洞曾拨款1000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企图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他主张“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他主持广学会达二十五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四十年间，出版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李提摩太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1916年5月，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
人物事迹
赈灾传教他在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传教。  李提摩太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他在青州积极赈灾，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灾情更重的山西从事赈灾活动，由此在山西太原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区，同时也结交了中国官绅。广学会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广学会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这家出版社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同时广学会也有一点宣教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与文学机构，是在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结交上层结交中国上层人士
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  李提摩太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还结交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李提摩太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开办学堂山西大学堂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聘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之后他一直往来于太原、上海之间。 
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总干事的职务回国。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主要著作李提摩太他一生里面写过很多书，有些是用中文写的，讲到西方的一些思想观念，也包括基督教的教义。所以他在当时宣教士当中是很特别的一位，主要以文字工作为主。
《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来华经历
传教策略李提摩太来华后，最初在山东、山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李提摩太将中下层百姓作为传教对象。李提摩太认为要想“拯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必须先“拯救他们的肉体”。1876 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李提摩太亲眼目睹了山东、山西等地的灾荒，灾区百姓的悲惨境遇震撼着这位“布道者”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百姓“肉体”的决心。为此，他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救助灾民，除向中国各地的传教协会募捐外，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浸礼会拨款，立即“赈济灾民”，“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两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另外，李提摩太还积极向中国地方政府建言，进献救灾良策，提出了向粮价低的地方移民，以工代赈等具体的赈灾措施。他经常与政府官员和士绅合作发放赈灾物资。在李提摩太的倡议下，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要求会见李提摩太。也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改变了自己的传教策略，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思想影响李提摩太力图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演讲，使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给他们指出“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传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 
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朝廷大员，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部分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在与李提摩太会见时也多次重复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认为“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参与变法李提摩太所经历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天崩地裂”的时代，西学东渐之风吹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界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戊戌变法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李提摩太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他还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 
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大批知识分子。张之洞从武昌发电报购买报刊和图书，他还向广学会捐资白银1000两。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集结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由此可见广学会对官员的影响。维新领袖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李提摩太的教友苏惠廉称《万国公报》“行销量最广，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公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然而李提摩太虽然纵横捭阖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康有为、张之洞也都内心里对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终究未能挽救戊戌变法的失败。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为保护维新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
历史贡献
李提摩太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经常参加中国和列强间的斡旋活动，还参与了山西教案的协商调停工作；另外，李提摩太还热心于中国教育事业，他创办了中西大学堂（后与山西大学堂合并，分设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可以说，李提摩太在政治、外交、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晚清政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很多方面是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李提摩太的局限性，他的所有活动毕竟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因此经常是表现出“强势文明”的优越感，其视角也经常是殖民主义的，例如他同李鸿章、张之洞等会见时多次提出“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这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观点。李提摩太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代言人，这也是他的改革方案和倡议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李提摩太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却有意无意被人们淡忘了，甚至大学历史专业教科书中也很少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希望通过李提摩太回忆录的翻译出版，能够唤起学界对李提摩太的关注。 
45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李提摩太救济灾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16年，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李提摩太离开中国，回到了阔别45年的故乡，1919年去世。在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的珍贵历史资料。
李提摩太的神学思想和宣教方式
李氏根据圣经马太福音10：5-42中寻找“好人”的观念，认为“好人”就是指中国民间宗教领导者或社会领袖，“好人”是神为福音工作所预备的。
李氏也认为神的国度“不只建在人的心里，也建在世上的一切机构里，为使人现在或将来得到救恩，包括身体和灵魂...”
李氏的宣教方式可以说是“间接布道”形式。他注重社会服务和赈灾。大力赈济1876年山东的灾荒，发账银3万多两，暂时收养了400多名孤儿。1877年山西又发生严重灾荒，李氏又募集账款12万两。通过账灾，李氏在官绅中建立了美好形像，结交了不少政府官员。
李氏更热心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说：“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曾要求母会等差会在中国18省各设立一高等师范学校，传授西学给中国官绅等。在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担任《天津日报》主笔 藉此提倡中国改革。
李氏后来积极参与西化改革。1892年接任“广学会”会督，更力争“开启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籍《万国公报》(周刊)大力向中国推行各种新知。引起清廷的重视。后来更参与维新运动。李氏认为中国富强，不只要重“西艺”更必重“西政”，并以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改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