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太学生
太学生
选拔学生多由省、府、州、县学生员中选拔，亦有由捐纳而得者，入监就学者有贡生、监生之分，然通谓之国子监生。
仕途监生肄业后经见习可得补官，后科目盛行，出路日塞。捐例一行，挂名监生日多，赴京就学者日少，作用反不及府、州、县学。
国子监清初隶礼部，后由本监自行办理。雍正五年（1727年）始特简大臣总理监事。算学、八旗官学亦隶国子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
朱元璋建立明朝，需要大量人才，以充实官僚队伍。搜罗人才的途径有三：一是荐举，二是科举取士；三是由太学生选官。明初人才急缺，故荐举盛行，“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然而仅行数十年而已。宣德以后，由于科举取士已正常运作，士人也以由科举得官为荣而“厌薄”荐举，致荐举“实应者寡”，而渐至停废。
科举于明初行而暂罢，罢而复行，终明之世成为仕进的主要途径．太学生选官明初与荐举并茂，宣德以后衰而不废，成为科举的附庸而与之并行始终。
太学生地位国子监虽号称国家最高学府，但在科举时代，其毕业生地位却相对较低。其学生来源主要是全国各府州县按名额贡入之生员，有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副贡等名目，号“五贡”。他们只有生员（即秀才）的功名，若想再进一步，仍须参加乡试。惟一的照顾便是无论国子监生之籍贯为何地，皆可应试于顺天府（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市）。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或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因此，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学校课业也就相对宽松懈怠。加之封建时代教学方式之陈旧落后，教学内容之枯燥贫乏，使得学生主要的功课便是背书、写字、作文。“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即是对此辈的生动写照。
另外，国子监还培养了大批外国留学生。明洪武时期，南京国子监就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记载。先是有高丽国学子，后日本亦遣子弟入监读书，国子监增设号舍，专供留学生居住，国子监迁北京后，继续招收。清初近四十年间未接收外国学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礼部奏曰：琉球国“国王尚贞，以本国远被皇仁，倾心向学，恳祈使臣汪楫等转奏，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应准所请，听其遣臣子弟人监读书”。康熙下旨允行。“自后，每遇册封，遂沿为例”。从此，外国留学生尤其是琉球官生，入清国子监读书者络绎不绝。其后，朝鲜、俄罗斯、日本等周边国家也遣员来华，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国子监所具有  光绪的亚洲最高等府的学术地位。
国子监监生身份向不为世人所重，而自明朝景泰皇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即例贡）之例后，国子监门槛愈低。尔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以钱铺路，良莠不齐，益为世人所轻。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下诏，于明年永停科举，各级学校皆改办新式学堂。国子监亦停止招生，祭酒改为国子丞，只负责孔庙祭祀等事务。1912年，清帝退位，国子监亦寿终正寝。
太学生运动
东汉太学生运动请愿东汉时期的太学生运动受到史家比较多的关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比较早的史例。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情形，体现出黑暗政治势力因太学生的议政运动，被迫有所收敛。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汉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汉桓帝延熹五年（一六二），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集会，“诣阙讼之”，使皇甫规得到赦免（《后汉书·皇甫规传》）。太学生以其活动的正义性受到黑暗势力的敌视。汉灵帝熹平元年（一七二），因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查的官员四出逐捕，收系太学生竟多至千余人。永兴元年和延熙五年的太学生运动，翦伯赞称之为“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他在《秦汉史》一书中指出：“由此看来，当时的太学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态，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历史。”“当时的太学，便变成了小所有者政治活动的中心。”翦伯赞还写道：“知识青年，往往出现为革命的先锋，这在中国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的，便是东汉末的太学生。”（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407—408页） 
我们看到，太学生以“先锋”角色表现出“英勇”的史例，更鲜明地表现于窦武之难发生时敢于奋起武装抗争的情节。汉灵帝建宁元年（一六八），知识界的代表太傅陈蕃与大将军窦武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密谋诛杀宦官。宦官集团抢先动作，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窦武率领的军队，窦武终被杀害。《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后汉纪》卷二三说，这支临时组成的武装队伍入承明门后，又直抵尚书门：“到承明门，使者不内，曰：‘未被诏召，何得勒兵入宫？’蕃曰：‘赵鞅专兵向宫，以逐君侧之恶，《春秋》义之。’有使者出开门，蕃到尚书门。”最终“剑士收蕃”，“遂送蕃北寺狱”。这八十余名“拔刃”“入宫”的勇敢的“诸生”们也应当陷于悲剧结局。吕思勉《秦汉史》就此分析说：“则汉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议，并有能奋身以赴国难者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下册，720页）
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为20世纪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青年学生运动史的专著。
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1956年和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作者是名史家黄现璠。
陈吉生《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一文有关此书的学术价值的介绍如下：
《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研究的循环渐进及其历史意义： 
一、通过对汉、唐、宋时代的大量史料阅读和研究，黄现璠发现：“中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尤以宋代太学生开展的一系列对外对内救国运动事迹具有历史意义，于是，决定进行研究予以记述彰显，这是他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的初衷和动机。至此，他完成了“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表层研究，即从全面客观的史料阅读中发现了其中有价值的要素。
二、黄现璠继而对宋代太学生对外对内的一系列救国活动接踵而起的原因（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以及救国运动的过程、方式方法逐一展开了旁征博引言之有据的客观考证和叙述，以达“求实求真”。由于这种考证没有先入为主的穿凿附会，极力避免了失实失真，使得他进而从所表述的历史真实事象中揭示出的宋代太学生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精神和救国运动的历史价值便具有了典范意义。这时，黄现璠完成了“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第二层研究。
三、黄现璠在叙述宋代太学生真人真事和救国运动真相的过程中偶发“潜台词”或“提示句”，例如：“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外。宋……皆以金人喜怒为去取，与今日吾国政府，仰敌人鼻息，如出一辙。”“文天祥起兵庐陵时，太学生闻风归之。此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生多去投军相同”等  李敖等，于求真考证行文之间“画龙点睛”，以“潜台词”或“提示句”昭示读者，以体现论著和他的“致用新史学”的第三层意义。诚如邓之诚于书序谓：“黄生现璠……成宋代太学生一编，予以为可以发聋振聩……”，可说一语道出了黄现璠“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第三层研究价值。正因如此，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皆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经典100部”（见附录）系列丛书之一，无非看重的是本书的开拓创新学术价值以及书中“潜台词”或“提示句”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意义，或许认为它的重大学术价值表现为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以致中国当代学者将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收入“民国丛书经典”第五集之一种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