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央台“错播事件”
中央台“错播事件”历史背景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告各族人民书》等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有秩序地进行着。全国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竟会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竟然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知所措。中央电台的领导和职工涌到节目传送室，急切询问“是怎么回事”；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中央电台的“九九”事故。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仍然有听众记忆犹新，询问事故的原因。
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重大差错。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使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惊恐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秩序，还有许多的事要做，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我比喻为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是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谁能不肉颤心惊！当时急切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
刹那之间，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台里许多人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赶紧到广播局局长那里汇报、承担责任和作检讨。当时局长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我然后向台长作了汇报。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家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我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做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尤其是当事人，总要脱几层皮，何况是这样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报又是接连不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电台出了播出差错，都要严肃处理，“四人帮”都不放过，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处理措施，是“四人帮”把他保下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确想过，有的人问过我，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意看到接连出事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耍了政治手腕。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四人帮”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杨正泉谈论中央台“错播事件”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作者简介
注：杨正泉，1940年6月生，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小组组长，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分党组书记。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别津贴。1993年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党的十五大代表，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我与广播》、《书刊外宣散论》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