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菊芬
著名京剧演员
个人信息杨菊芬（1910—1978），女，京剧文武老生演员。字信陵。
生平经历8岁从善宝臣习河北梆子，后向范廉泉问艺，改学京剧后，开始仅在天桥各戏园演出。1928年迁居天津，从王庾生研习谭派唱腔。1929年拜陈秀华为师深造。
杨菊芬嗓音宽厚无雌音，表演无脂粉气，且戏路宽广。常演剧目有《击鼓骂曹》、《坐楼杀惜》、《失街亭》、《洪羊洞》、《平贵别窑》、《汾河湾》、《战宛城》、《战潼台》、《打侄上坟》、《二进宫》、《除三害》、《武昭关》等，尤其《定军山》，其唱腔工稳，白口有力、做表沉着、靠把娴熟。《战太平》、《胭脂宝褶》、《盗宗卷》、《铁莲花》等亦均享誉。曾于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困曹府》、《搜孤救孤》、《连营寨》、《乌龙院》、《武家坡》、《打严嵩》等唱片。中国戏曲研究所为其家中收藏之唱片进行编辑，于1997年由中华文化音像出版社为其出版了盒式录音带，为名女老生音响系列之一。杨菊芬享名后声望极高，曾有“女叫天”之称号。言菊朋对其深为器重。曾将《击鼓骂曹》的私房大堂鼓赠送与她，惜此鼓失于“文革”。
20世纪30年代末，杨菊芬与清廷旧臣张彪之子张梃成婚，旧时礼教嫌她是戏子，夫妻双双被赶出“张园”宅第。她洁身自爱，随夫暂居日本，虽息影舞台，但抛不掉己之所好，故时有歌唱自我消遣。1947年与其姐菊秋组班“菊社”，侯喜瑞、杨盛春、傅德威、李多奎等均曾搭此班社，琴师为杨宝忠，常演于吉祥、三庆等戏园。1951年经马少波举荐，与杜近芳同时被吸收国家剧团。在当时名为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后改为中国京剧团（院）。曾与雪艳琴、王泉奎合演《二进宫》、与严慧春演《浣纱计》、与景荣庆演《除三害》等，还曾在叶盛兰、杜近芳主演的《牛郎织女》中傍演王母等。1958年到北京市戏曲学校任教，并任戏校艺委会成员。她教学认真，从不马虎，一字一板、一腔一调都严格执教，深受戏校师生爱戴。1971年退休在家，为了京剧艺术事业，仍然课徒授艺，凡有登门问艺者，她不顾年高体弱，仍孜孜不倦地认真传授，而且不取报酬。待学生演出时仍不放心，亲自挤汽车赶往剧场。还积极参加街道文艺宣传队义务演出。
她自幼习诗读史，有一定文学修养，且能书善画。她为人正直，演戏极重戏德，私下急公好义，对贫困同人时常解囊相助，极受同人尊敬。恢复传统戏后，她又应聘授艺，当时心情极为激动，致使心脏病复发，1978年病故于东四七条寓所，享年68年。她生有三男一女均未从艺。其丈夫张梃与其长子以清一起安度晚年。
昆明涉黑案犯
人物简介备受关注的昆明“南窑涉黑案”，“黑老大”蒋家田连同情妇杨菊芬等4人一审被判死刑，宣判后蒋家田等31名被告人提出上诉。8月2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蒋家田、杨菊芬等人上诉，维持原判；对蒋家田的“岳父”量刑过重，死刑改判为死缓。  蒋家田情妇杨菊芬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蒋家田采用家族式贩毒聚敛资金，形成一张以蒋家田为首、情妇杨菊芬等人为主线的贩毒网络。2002年以来，蒋家田以违法犯罪所得投资旅社、饭店、货运部、婚庆公司等经济实体，并以经济实体为支撑和掩护，进行多种违法犯罪活动。招聘茶托，骗至茶室强买强卖；小姐拉客，旅店里“捉奸”赔钱；收银“搓钱”，开饭店假币换真钱……蒋家田的手下还在网吧、游戏室等场所“看场子”收保护费，插手民间纠纷，成为“地下执法队”。
审判结果等待复核的日子 从煎熬到坦然
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
寒风呼啸而过，为杨菊芬的双颊添上了一些潮红，这抹健康的色泽映衬着她满脸的笑容，让人很难将死亡与这个未满三十岁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与其他在押人员相比，目前被羁押在五华区看守所内的杨菊芬，确实有种超乎寻常的坦然，让人能够清楚地分辨出，那份淡定并非出自伪装。“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坐在沙发上的杨菊芬抬眼看着对面的管教民警，示意这种平和心态与对方的工作密不可分。  蒋家田情妇杨菊芬与杨菊芬面对面之前，记者从管教民警处得知，在拿到一审死刑判决的结果后，杨菊芬一度出现剧烈的思想波动，那是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本能反应。其实，管教民警也很难判断，自己、同事以及室友的开导和安慰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总之，在经历一段时日的以泪洗面、夜不能寐和拒绝交流后，杨菊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死刑这个结果。
最难熬的，也许正是现在这段等待死刑复核的日子，因为不知道在哪一天，就要和世界说再见。“两年零两个月了，时间太漫长……”杨菊芬幽幽地说，被羁押在五华区看守所的这段日子，对她来说，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再贴切不过。
即使自称做好了心理准备，杨菊芬还是会选择用“判决结果”来代替谈话中不可避免的“死刑”一词。这个反复强调“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妈”的女人，在自责连累母亲遭遇牢狱之灾的同时，自然也想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对年幼女儿未尽的责任。  蒋家田情妇杨菊芬在人们指责蒋家田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社会带来的危害时，很少有人想过一个问题，一旦蒋家田和杨菊芬双双被执行死刑，他们5岁的女儿将就此成为孤儿。对此，原本已经选择放弃的杨菊芬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希望“得到一个继续照顾女儿的机会”。最后的挣扎显得有些徒劳，今年8月27日，随着一纸判决书的到来，杨菊芬的愿望再无实现的机会。省高院作出终审宣判：驳回蒋家田、杨菊芬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处死刑的判决。
只是这一次，杨菊芬没有显得过于失望，“其实二审开庭时我就有预感，改判是没有可能了。”
执行死刑2011年12月13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昆明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蒋家田、杨菊芬、谢明祥3人被宣判执行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现在宣布将罪犯蒋家田、杨菊芬、谢明祥押出会场，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马豫昆在宣判大会上宣布。 
马豫昆宣布，昆明市中级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以被告人杨菊芬、谢明祥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判决涉案缴获的毒品海洛因、毒资予以没收；缴获的全部假币予以没收；对蒋家田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敛的全部财产及其收益予以追缴；供其犯罪使用的工具予以没收。
经云南省高级人民依法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认为：第一、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蒋家田、杨菊芬、谢明祥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核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蒋家田、杨菊芬、谢明祥判处死刑的刑事判决。[1]
贩毒经历麻雀变凤凰的日子 来自钱的诱惑
决没想过将人生跟“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那是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和当地大多数女孩一样，因生活拮据无力支付学费，出生在保山市龙陵县的杨菊芬  蒋家田情妇杨菊芬读完小学后便辍学在家，平日里，帮母亲蒋满英做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在那些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的农村少女中，她是颇有几分姿色的，这一点杨菊芬很自信。那时候，她对于金钱的概念，只不过是在改善家里的生活水平之余，能有点多余的闲钱为自己置办几件化妆品，满足一个少女展示美貌的小小虚荣心。
她决没想过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跟“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那是只有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但人生如戏。16岁那年，不满足于现状的杨菊芬离家前往瑞丽打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张姓友人。2004年，在昆明开洗脚城的张某邀她到店里帮忙，做些煮饭看门之类的杂活。正是朋友的关照，无意间促成了杨菊芬与蒋家田的相识。
当初蒋家田提出要和她在一起时，杨菊芬大感意外，他们之间确实投缘，但与爱情不沾边。那年，杨菊芬23岁，拿着每月几百块的工资，思忖着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和昆明城里的姑娘一样时髦漂亮。面对蒋家田非同凡响的经济实力和“江湖地位”，杨菊芬很难抵挡住诱惑。很快，她与蒋家田同居，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蒋家田情妇杨菊芬每月从蒋家田处领取充足的生活费后，杨菊芬抽出大部分寄回农村老家。面对这笔与她实际收入天差地别的款项，父母察觉到了女儿生活的变化，追问她究竟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是一个比你们年龄都大的人。”被逼急了，杨菊芬只能用这句话暂时搪塞，丝毫不敢提及蒋家田“黑老大”的身份。但仅仅是与蒋家田28岁的年龄差异，就已经让其父母无法接受。
强压之下，杨菊芬考虑过离开蒋家田，她偷偷从对方每个月支付的上万元家用中攒下一部分，意在为将来无依无靠的生活留后路。蒋家田对此一无所知，也不会知道，一个小生命的悄然而至，会导致两人的关系峰回路转。
奠定地位的日子 女儿带来改变
如果没有孩子，或许我早就离开蒋家田了
杨菊芬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的狼狈模样，并没有让女儿亲眼目睹。她只能暗自揣测，在那双清澈无忧的眼中，她的形象依然是温柔慈爱的。从2008年9月15日起，她和女儿再也未曾谋面。女儿留给杨菊芬的最后印象，是蹦跳着跑进幼儿园大门的小小背影。
可以说，女儿在杨菊芬和蒋家田的关系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  蒋家田情妇杨菊芬“如果没有孩子，或许我早就离开蒋家田了。”无论杨菊芬是否真的动过离开蒋家田的念头，她的人生轨迹，因为一个小生命的意外来临而改变。被坊间冠以“黑老大”名头的蒋家田，在孩子面前却是一个慈父形象，就连杨菊芬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对孩子更细心”，甚至发出“他对孩子比对我好”的抱怨。
在女儿满周岁那天，蒋家田在北站某酒楼设下数十桌酒席，为女儿大办生日宴。众所周知，蒋家田已有家室，这场生日宴的意义，被其手下众马仔解读为对杨菊芬母女身份的肯定。而这，正是杨菊芬下定决心追随蒋家田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她此后顺利接管了蒋家田帮派中的经济大权。
编织毒网的日子穷则变变则贪
自己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下场，用“穷”、“贪”二字足以概括
改变主意的还有杨菊芬的父母。眼看着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便也再没对两人的关系提出质疑，甚至先后赶赴昆明照顾怀孕的女儿，并在此过程中与蒋家田逐渐熟悉。对蒋家田而言，与杨家的结合则标志着在其庞大的犯罪网络中，增添了贩卖毒品这一分支。作为帮助蒋家田与缅甸毒品生意人牵线搭桥的关键人物，杨家几乎包揽了毒品从境外运送到境内贩卖的各个环节，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昆明特大涉黑案主犯情妇(4张)和蒋家田在一起后，无需再为生活奔波的杨菊芬沉迷于赌博，平均每天就输掉近4000元——这相当于她当年在瑞丽打工时一个月的工资。2007年，在双方共同筹资购买大客车投入长途客运时，杨菊芬嫌弃每月三万余元的利润太低，主动建议蒋家田利用客车运毒。蒋家田对此予以采纳，将此事交托杨菊芬全权负责。
长途车投入运营头一个月，杨菊芬跟车前往南伞，在缅甸赌场一试身手的她一举输掉了二三十万元，蒋家田不仅毫无苛责，反而将经济大权交由杨菊芬掌控。她也确实没有辜负对方的信任，经过精心策划，让父亲杨国应担起了联系境外货源的“重任”，让大哥杨枝能参与运输，运到昆明的毒品藏匿在母亲蒋满英的住处，再由杨菊芬指使手下寻找买家。如此的全家齐上阵，在疯狂累积财富的同时，也为日后杨家集体获重刑埋下了伏笔。
用杨菊芬的话说，自己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下场，用“穷”、“贪”二字足以概括。年幼时贫困的家境，让她对金钱的渴求上升到极致。穷则思变，杨菊芬对此的解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尽一切手段实现财富最大化。正是这无止境的贪念，将杨家人一步步推入罪恶的深渊。
捐献遗体悔过反思的日子 用捐遗体赎罪
得知终审判决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捐遗体的念头变得清晰
树倒猢狲散。随着“蒋家田案”的宣判，杨菊芬所有直系亲属除女儿外无一幸免。而自她被羁押到五华区看守所后，往日来往密切的朋友中，仅有一位姐妹每隔数月给她送来几件应季的衣物，但“从6月后再也没来过”。
杨菊芬盯着铅灰色的天空，双手机械地反复揉搓着衣角，“天冷了，都不知道有谁能为女儿多添一件衣服……那可是我唯一的女儿呀……”杨菊芬捂住脸，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地从指缝中滑落。在整个聊天过程中，只有在提及女儿的时候，才能触发杨菊芬如此明显的情绪变化。
再次获得女儿的消息，距离杨菊芬被羁押到五华区看守所已过去了两年多，她把这看作是真心悔过换来的回报。“得知终审判决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已经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原谅。”直到那时，此前隐隐萌发的捐献遗体的念头，逐渐变得清晰而坚定。
趁一次所领导探视的机会，不善言辞的杨菊芬尝试着表达了这个意愿，并获得了对方的尊重，希望她以书面形式进一步具体阐述。为避免词不达意造成偏差，自嘲为“文盲”的杨菊芬特意请同一监室最信任的朋友代笔，草拟了一份遗体捐献申请书，几经修改后，这份申请由五华区看守所呈交给了上级监管部门。
杨菊芬相信报应。就在递交申请数日后，2010年10月28日，她意外收到了一封来自蒋家田的书信。蒋在信中嘱托杨菊芬要照顾好自己、调整好心态，可在她看来，这封信最大的价值，在于蒋家田向她透露了女儿的行踪：“孩子现在被蒋家田的大女儿带回四川抚养。”有心无力的杨菊芬，似乎对这个结果倍感欣慰。尽管与蒋家田的大女儿并无交集，但她却愿意相信，同为女人，对方也会用一颗善良柔软的心，对待同父异母的小妹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