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
历史沿革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以邓小平《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为标志，政治体制改革曾达到一个“小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了包括邓自己在内的老干部离退休制，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为此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 
中共“十四大”前夕鉴于党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和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在邓小平的坚决主张下，中顾委遂予撤销。从其设置到撤销，可以看出改革初期干部制度改革的演化进程，也体现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渐进改革的政治智慧。
中顾委成立的背景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过两年多的酝酿才决定成立的。
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
过了差不多两年，1982年7月30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
“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  薄一波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由邓小平同志担任。由于小平同志当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因此，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荐，由薄一波同志任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
此前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正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财政、外贸、工业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展开调查研究，进行综合试点。
薄一波回忆说：“就在我主持体改委工作不到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告诉我中央已决定成立中顾委，将由他当主任，为了减轻负担，想要我去协助他主持日常工作，为此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中央的重托，有小平同志压阵，日常的事情可以由我们去办。这将是我继在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之后，又一次直接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协助他工作。”
薄一波深知小平同志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但当他接受这一任务时，并非为所有同志所理解。
薄一波回忆说：“对于退到二线，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开始都那么赞成。觉得我重新出来工作不到三年，精力尚好，耽误的时间还没有得到补偿，还可以在一线多工作一段时间。有位秘书，还特地把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抄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这首诗的后四句是：‘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向他们讲，退下来，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自觉选择，在二线工作，这是党的安排，不应当有别的想法。子女们也有他们的考虑，担心我大半辈子忙惯了，一旦‘赋闲’，享不了‘养颐之福’，反而可能影响健康。我告诉他们，在有生之年，不论在位与否，都会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忙中自得其乐。
中顾委的职能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它的任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条件：“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党章还规定：“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薄老作为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一直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中共“十二大”刚刚结束，薄老就要中顾委办公室的同志对中顾委委员的状况作一全面了解，并分类进行统计。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在172名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74人）几乎占百分之百；全部委员都是正部级以上干部，大多在中央、国务院、军队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在北京的委员119人，超过三分之二；军队系统的委员54人，将近三分之一；有20多位委员仍在第一线担任实职，还有20多位委员在原单位担任顾问等职，工作比较繁忙；有30多位委员年高多病，不能经常参加活动；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74岁。薄老当时也是74岁。
1982年9月13日，小平同志出席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一开头就说：“其实，讲的主要一句话，就是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怎么样做，做些什么事情。建议这个会以后由一波同志主持，所有常委的成员参加，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在京的委员参加（不一定全部，由一波同志酌定），座谈顾问委员会怎么办。先议出若干条，然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以适当的方式通知顾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一波同志主持，因为我想减轻一些负担。请一波同志主持，下边建立几个人的工作机构，我看几个人够了。”（薄一波同志插话说：“有小平同志压阵就行了，具体事情我们来搞。”）接着，小平同志就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注意事项作了全面阐述。小平同志再次强调：“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1]。因为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
“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接着，又讲了中顾委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强调中顾委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小平同志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薄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学习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会议根据薄老的提议，决定用一周时间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党章有关规定；同时成立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萧克等六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研究中顾委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拟出几条，提交中顾委常委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 
薄老带领临时工作小组的同志，很快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其要点是：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顾委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 
二、根据中央对有关问题的咨询要求，在缜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参考意见。 
三、受中央的委托或经过中央的批准，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 
四、确定退居二线尚未离职的中顾委委员，在过渡期间，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协助所在单位把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接交工作认真做好。 
五、中顾委委员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六、中顾委委员要协助中央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现和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对已经选拔到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要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 
七、中顾委委员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在遵守党章和宪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则，并且同各种违法乱纪和败坏党风的行为进行斗争。在同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交往中要谦虚谨慎，密切合作，切不可以老领导自居，发号施令。 
八、中顾委的工作一般说来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工作方式可以松散一些。
九、中顾委的办事机构要精干，秘书、信访、行政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
1982年9月22日，薄老又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二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并于当日上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1982年9月3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暂行规定。至此，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在薄老主持下步入正轨。
在实践中探索不断总结1983年7月初，中顾委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党的老革命家廖承志因病于6月10日逝世，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没有通知某些中顾委常委参加廖承志的追悼会，从而引起强烈反应。他们打电话给中顾委办公室责问此事，还有几位常委家属跑到中南海找薄老，提出中顾委常委在政治上究竟是什么待遇，为什么不通知他们参加，要求薄老向中央反映。薄老从中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并随即要中顾委办公室将常委和家属们的反应整理出一份书面材料。 
7月3日一大早，薄老就给胡耀邦写信，说：“兹送上中顾委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几位中顾委常委对参加廖公追悼会安排不当的意见，请阅。几位老同志特别是家属表示很激动，来电话或派人来中顾委反映。此种不满情绪过去就有，我做了些工作，效果还好，安定下来了。这次如何平息，看来主要问题是把中顾委常委摆在什么地位上，具体是三件事：（1）阅读文件范围；（2）参加会议(列席政治局会议，大家都感到满意)，特别是较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会议，如何摆，以及（3）是否可以见报的问题。请你给个原则指示，会就好开些。” 
当天上午，胡耀邦在薄老的信上批：“一波同志转交习仲勋、胡启立、乔石、陈野苹同志：廖公追悼会对中顾委常委安排不当，责任全在我们。我没有注意把关，也是一次失职。中顾委常委的政治、物质待遇完全按政治局委员同等，这是中央定的，谁也无权独自变更。特别是党和国家的红白喜事，更要安排这些老同志像政治局委员一样地出面，以后谁违反，就追究谁的责任。我们一些部门按老规章、老框框办事的积习太深了，人们说这是‘势利眼’，我看要警惕，思想上认真加以改变和对作法的意义搞牢固些，事情就好办了。” 
7月6日下午，薄老主持召开第五次常委会议，汇报了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传达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与会同志听后非常感动，表示：我们这些老同志都经历了几个时期的中央，像现在的中央，对这样的事，这样负责、严肃、诚恳，一片肺腑之言，使我们很感动，也很不安，中央这样处理问题，是坚决按照党的章程、党的原则、党的政策办事，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通过这件事的处理，既表达了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又提醒老同志要正确对待自己。
中顾委的活动原则中顾委成立一年后，即1983年10月16日，薄老又在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老同志在退居二线、三线以后，生活要求要适可而止，说话做事要慎思而行。不要过于计较生活、政治待遇，不要干预过去领导过的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使新上来的同志为难。中央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老同志是很照顾的。在生活上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党和国家的大事，我们都能参与一份意见，尽一份力量，中央已经给了我们这种机会，使我们能够尽到自己的义务，参加整党工作就是这样。至于慎思而行，就是我们要多做调查研究，多了解些情况，把事情搞得准确一点，把握得好一点。”
在谈到老同志如何看待自己的作用时，薄老强调“要服老，还有用”六个字。他说：“人老了，年纪不饶人，要服老；二是，老而还有用，还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在一些大事上出点主意。我们正走在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上。”薄老的这个讲话真是语重心长。
薄老每年都要抽出时间到一些省、市进行考察，并指导省市顾委的工作。1986年4月，他去湖南考察时，即在湖南省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以《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怎样做工作》为题，发表讲话。
他说：据组织部门统计，中顾委和各省、市顾委委员共有2000多人，如加上全国离退休的老同志，总起来有200多万。退居二线、二线的老干部应该怎样做工作呢？1983年我曾经在黑龙江省顾委讲过三句话，叫做“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宜粗不宜细”。总之，就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又总结了几条，叫做“六要六不要”。
“六要”：
一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这是六要中最根本的一条；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四要拾遗补缺，做各级党委、政府没有精力顾及的事情；五要学习，包括学习政治理论著作、中央的方针政策、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便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开阔我们的思路；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
“六不要”：
第一，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第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第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第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第五，未经中央或省委批准，不要当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第六，不要发牢骚，即不分场合、不看对象，随便议论党的现行政策和人事方面的问题。
薄老对每一条都作了详细解释和举例说明。这“六要六不要”比中顾委成立初期的规定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了。
参与党中央整党领导工作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选举产生了由16人组成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为主任，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万里、余秋里、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第二天（12日），邓小平在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重要讲话，就整党不要走过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两个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随即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全会并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中顾委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中顾委应该在经济工作、整党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干部工作四个方面发挥作用，要求中顾委在整党中“大力担负宣讲、检查、督促、验收的任务”。薄老在会上就整党工作做了报告。中顾委二次全会一结束，薄老就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先后决定选派39位委员参加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报经中央批准，39人有职有权，参加委员会的有关工作。
在长达三年半的整党工作中，薄老担任中顾委、中指委的两个常务副主任，主持两个方面的日常工作，还要负责中顾委自身的整党，这对一个年近80的老人来说，其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关于中顾委自身的整党，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根据薄老的意见，为了更便于对照检查，把119位在京委员的党组织关系临时转到中顾委机关来，成立临时机关党委，领导整党。待整党结束后再将组织关系转回原单位。临时机关党委由伍修权任书记，荣高棠任副书记，薄一波、王首道、刘澜涛、陆定一、黄火青、程子华、刘道生为委员。
在整党对照检查阶段，委员们和普通党员一样，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于薄老和临时机关党委的正确把握和及时引导，中顾委的整党工作比较顺利，达到了统一思想、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目的。
薄老在上报中央的中顾委整党总结报告中，列举了不少感人的事例。例如，李维汉同志在整党时一直病情危重，却一再表示请临时机关党委安排他对照检查，并为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整党而感到不安。88岁高龄的杨献珍同志检查了1944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中，曾对刘建章同志搞过逼供信。在整党中，杨老表示要登门向刘建章同志道歉。时为中顾委委员的刘建章听说后，主动到杨老家看望，并表示了自己的谅解。随后，杨老还是特地登门去看望刘建章同志，再次表示歉意。这些动人事例，充分表现了老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中顾委的换届选举为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工作的步伐，中央决定1985年9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退出一批年龄较大的同志，增补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为做好这次人事调整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当年5月作出决定，由胡耀邦、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乔石、王鹤寿同志组成工作小组，指导三个委员会的人事调整工作。
整党任务刚刚完成，薄老又挑起了参与中央人事调整的重担。他首先从中顾委的人事调整做起。薄老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研究中顾委的人事调整问题。对哪些同志要退出中顾委，薄老提出：一、85岁（含）以上的同志；二、80岁（含）以上身体不大好的同志；三、身体多病、丧失工作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同志；四、在人大、政协有职务的中顾委委员，只能在一头任职，职务不交叉。与会同志一致赞成薄老的意见。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薄一波牵头，萧克、伍修权、陈野苹、荣高棠参加的五人小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根据薄老提出的四条杠杠，五人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最后拟定了36位老同志退出中顾委的名单。薄老要中顾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分头走访这36位委员（其中有6位在外地），征求本人意见，了解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老革命家，都以党的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和中顾委的规定，并联名致信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京30位老同志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从中顾委退下来以后，希望在中顾委机关单独成立支部，继续在那里过党的组织生活，参加中顾委的学习会、报告会以及参观、文娱等活动。薄老经请示中央后，满足了老同志们的要求。
在这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中顾委退出36人，增补56人，总数182人，比十二大时增加10人。
1986年10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定着手筹备十三大的换届工作。为安排十三大的人事调整，中央常委决定成立七人小组，由薄一波牵头，成员有王震、杨尚昆、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 
在1986年10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也要求“全退”。据薄老说，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同志“全退”的要求，许多同志表示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反复酝酿，才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半退”，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1987年11月10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次换届，退出31人，增补59人，共200人。中顾委主任为陈云，副主任为薄一波、宋任穷。
从中共十三大以后，薄老就吩咐秘书长李力安，要逐步减少中顾委的活动。1989年9月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之后，基本上停止了委员们的参观考察活动。
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在上海看望了陈云。陈云要丕显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穷转达他的意见。陈云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薄老、宋老听了陈云意见后共同商量，一致意见是他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作了报告。陈云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老、宋老的意见也得到中顾委常委会的一致赞同。
中顾委的撤销十四大前夕，薄老要中顾委办公厅起草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报告除总结五年来的工作外，还根据薄老指示，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预期的进展；鉴于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1992年10月7日下午，薄老在中顾委会议室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到会144人,大家对中顾委五年来的工作没有提出异议，但对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则反应强烈。多数委员主张中顾委再保留一段时间。第二天上午继续讨论，意见仍不统一。
10月8日中午，薄老即请宋老、李力安同志和我到他办公室。他说：10月12日十四大就要开幕了，时间只有三天，不能再这样讨论下去了。今天下午就开大会，请宋老主持，我讲话。
于是，在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薄老作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讲话。关于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顾委的问题，薄老说：这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考虑这件事不是现在，而是两年前。当时，他从北戴河回来，请尚昆同志通知我：一波，你要考虑十四大取消中顾委，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我没有意见。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样考虑决定，我就怎样执行。出于遵守纪律，没有对别人讲。我估计，尚昆同志不只对我，也对中央常委讲过小平同志的意见，直到十四大前，小平同志又严肃地讲：中顾委必须撤销。
接着，薄老叙述了陈云同志托陈丕显同志带话给他和宋老以及他们的表态等情况之后说：“小平同志讲了话，陈云同志讲了话，他们两位先后是十二届、十三届的中顾委主任，中央又作了决定。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和任穷同志只有执行，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薄老提出：“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一些，体面一些，我们还是主动提出撤销中顾委为好。”对薄老的讲话，大家鼓掌表示赞同。薄老接着说：“听到大家的掌声，表示大家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会场又一次响起掌声。这充分显示了薄老讲话所起的作用，和老同志们讲党性、顾大局的崇高精神。
1992年10月9日，薄老主持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中顾委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至此，由邓小平、陈云领导，薄一波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经历了两届、10年之后，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组织结构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自1982年成立，到1992年撤销，共产生了两届。
第一届（1982－1987）有委员172名
主任：邓小平
副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平、王首道、邓小平、伍修权、刘澜涛、江华、许世友、李井泉、李维汉、萧克、肖劲光、何长工、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火青、粟裕、程子华、傅钟、谭震林、薄一波。
委员名单：（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万毅（满族）、王平、王一平、王子纲、王世泰、王幼平、王必成、王尚荣、王首道、王新亭、天宝（藏族）、韦杰（壮族）、区梦觉（女）、方强、方志纯、尹林平、孔原、孔石泉、邓小平、甘渭汉、平杰三、帅孟奇（女）、白如冰、冯铉、冯文彬、冯纪新、冯基平、成钧、成仿吾、吕正操、廷懋（蒙古族）、伍修权、任白戈、任质斌、刘杰、刘晓、刘田夫、刘转连、刘建章、刘顺元、刘俊秀、刘道生、刘景范、刘澜涛、江华（瑶族）、江一真、江渭清、许世友、孙冶方、杜平、杜义德、李达、李贞（女）、李强、李一氓、李丰平、李井泉、李任之、李成芳、李志民、李运昌、李坚真（女）、李卓然、李维汉、李葆华、李颉伯、李楚离、李聚奎、杨尚奎、杨献珍、萧克、肖劲光、肖望东、吴德、吴克华、吴亮平、吴富善、旷伏兆、何长工、汪锋、宋黎、宋时轮、宋侃夫、张策、张才千、张平化、张令彬、张达志、张光年、张仲良、张邦英、张秀山、张启龙、张维桢、张稼夫、陆定一 陈再道、陈野苹、陈锡联、陈漫远、武新宇、范式人、林铁、欧阳山、罗玉川、罗贵波、金明、周扬、周里、周林、周仁杰、郑天翔、赵林、赵辛初、赵武成、赵健民、赵毅敏、钟子云、钟汉华、钟期光、段君毅、贺彪、贺晋年、袁升平、袁任远、耿飚、聂凤智、栗又文、夏衍、夏之栩（女）、夏世厚、夏征农、顾卓新、钱之光、徐立清、高扬、高克林、郭峰、郭化若、郭述申、郭洪涛、唐亮、姬鹏飞、黄镇、黄火青、黄欧东、曹瑛、曹里怀、常黎夫、章蕴（女）、阎达开、阎揆要、彭嘉庆、彭德清、韩念龙、惠浴宇、粟裕、程子华、程世才、傅钟、舒同、曾三、曾生、曾志（女）、詹才芳、雍文涛、廖志高、谭震林、薄一波、霍士廉、魏金水
第二届（1987－1992）有委员200名
主任：陈云
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李一氓、李德生、杨得志、萧克、余秋里、宋任穷、宋时轮、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陈云、陈丕显、陈锡联、胡乔木、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华、黄镇、康世恩、程子华、薄一波。
委员名单：（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于明涛、万海峰、马光元、马国瑞、王平、王芳、王林、王谦、王磊、王一平、王子纲、王从吾、王六生、王世泰、王幼平、王诚汉、王首道、王鹤寿、天宝（藏族）、韦纯束（壮族）、尤太忠、邓力群、文敏生、方强、孔石泉、白如冰、白栋材、冯文彬、冯纪新、成钧、吕东、朱云谦、朱穆之、廷懋（蒙古族）、乔晓光、伍修权、任仲夷、任质斌、向守志、刘杰、刘震、刘田夫、刘华清、刘志坚、刘转连、刘明辉、刘建章、刘复之、刘景范、刘道生、刘澜涛、江华（瑶族）、江一真、江拥辉、江渭清、池必卿、安平生、安志文、许家屯、孙大光、严政、苏毅然、杜平、杜义德、杜星垣、杜润生、李昌（土家族）、李锐、李一氓、李力安、李丰平、李化民、李东冶、李庆伟、李运昌、李启明、李葆华、李登瀛、李德生、李耀文、杨易辰、杨秀山、杨得志、萧克、肖全夫、肖望东、吴德、吴富善、旷伏兆、余秋里、汪锋、汪东兴、汪道涵、宋黎、宋任穷、宋时轮、张策、张震、张才千、张邦英、张达志、张光年、张廷发、张秀山、张劲夫、张爱萍、张铚秀、张曙光、陆定一、陈云、陈彬、陈雷、陈仁洪、陈丕显、陈伟达、陈国栋、陈野苹、陈锡联、陈璞如、武衡、林乎加、欧阳山、罗玉川、罗青长、罗贵波、金明、周林、周惠、周子健、周仁杰、周世忠、周建南、郑天翔、郑维山、项南、赵苍璧、赵辛初、赵武成、赵健民、荣高棠、胡立教、胡乔木、钟子云、段君毅、饶守坤、贺彪、贺晋年、袁升平、袁宝华、耿飚、聂凤智、夏世厚、顾卓新、钱信忠、铁瑛、徐信、高扬、高厚良、郭峰、郭洪涛、姬鹏飞、黄华、黄镇、黄罗斌、黄新廷、梅益、曹瑛、曹里怀、常黎夫、崔月犁、康世恩、阎达开、梁必业、彭嘉庆、彭德清、蒋南翔、韩天石、韩宁夫、韩念龙、惠浴宇、覃应机（壮族）、程子华、程世才、傅崇碧、焦若愚、鲁大东、曾生、曾志（女）、谢振华、强晓初、雍文涛、廖志高、谭友林、谭启龙、谭善和、薄一波、霍士廉、穆青（回族）、戴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