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禹鲧
禹鲧资料
鲧治水关于“中原”这一地域的认定，关于“禹布土于九州”中的“土”的理解，关于“鲧舜”忠奸的辨别，作者在书中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就这个意义上说，先生的著作，虽然是以章回体“故事”的形式成书，但把它当作学术专著来阅读也未尝不可。太史公司马迁当年所心向往之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在谈老先生及其著作中，得到了体现。
据作者考证，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作为先民集聚生息之所的中原之地，并非现今的以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为界，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大，更不是北起大漠，南跨海疆，西自葱岭，东至台湾那么阔，而是“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语出《史记·殷本纪》引《汤诰》，《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世本》谓涿鹿在彭城，谈嘉德在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的《古代涿鹿徐州说考论》中考证：涿鹿即今徐州地方。）这四围中，东之江，绝非今之长江，而是东夷地方的夷水，即现今沂泗之水。世居当时中原东部今山东至淮河的泗水流域的炎帝族，国都在今徐州之彭城，古称涿鹿，此处正当中原之正中，中国之名即由此而来。
舜，《列子》说他是“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的人人厌弃的孤家寡人；孟子的高足万章说舜是最坏的人：“‘舜到外面大声呼号，说他父母虐待他’，以引起别人对他父母的诅咒，咒骂他父亲瞎了双眼，而夸赞舜是孝子。其实，他根本不孝。”（《庄子·让王》，又《盗跖》）舜的朋友石户之农说他专凭暴力欺人，人人怕他，耕者不敢不让畔，渔者不敢不让泽，携家带口逃往荒野。他以奸诈伎俩骗得尧的任用，为其助手（摄政）。鲧是要派去治水，以便将来接班的人，因此成为舜的政敌。在鲧治水功败垂成之时，舜落井下石，擅自杀鲧于东海羽山（今赣榆县），抛尸海内。舜为了篡位，不断地排除异己：逐炎帝后裔三苗于今湖北，贬老臣驩兜于河南西部，强占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为妃，在逼尧篡位后，又杀二妃于“江、湘之间”。
鲧以年迈之躯，不辞劳苦，应聘出来治水，功绩显著，被黎民称为“圣人”。他根据情况，灵活采用堵与疏的措施：在尧都及居民区筑围栏水，以“堵”洪水对人的侵扰，所以，《吕览·郡守》肯定“夏鲧作城”，“所作当矣”；在其余地方，则以疏导为主，《韩非子·五蠹》说“鲧禹（皆）决渎” 疏河，排除了大面积的洪水，黎民在涸出的土地上“咸播秬黍，莆雚是营”（屈原：《天问》）。秬黍又称鲧麦，讹称稛麦，是灾民们为了感念鲧送给他们麦种而起出来的名字。莆雚又叫符离，是一种既可入药又能充饥的野菜。鲧治水有功反而惨遭杀害的考究，纠正了几千年来关于“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经·海内经》），结果被杀的讹传。即便是息壤之说，作者也认为它是在今洪泽湖西岸不远处今泗洪县境内的拦河大坝。至汉元帝时，临淮徐县地方尚有高堆五六里，高二丈多（《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郭璞注：“汉元帝时，临淮徐县地踊，长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类也。”）。
禹子承父业，治理洪水，发展生产，拨乱反正的新说，撕下了罩在舜头上的“圣贤”的光环，破除了“为尊者讳”的旧习，改写了关于尧舜禹三代“禅让”的历史。
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协助居民把宅基地加土垫高，筑圩防水，备草粮以防灾患，并选派民间贤能之士，建立起自我管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当时叫做“社”，古老的“社”字都写作“土”，所以，古书上多说“禹布土”，后人把“禹布土”误解为禹布土壤以填洪水。屈原反问说：“洪水如此宽广，怎么可能用土来填塞呢？”（《天问》：“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史记·封禅书》说：“自禹兴而修社祀。”《书·禹贡》：“禹敷（布）土。”《左传·襄公四年》：“画为九州。”《淮南子·修务训》：“定千八百国。”谈先生根据这些古籍的记载认为，禹为原始部落进化到国家组织，作了过渡性的形制，从而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为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而创造条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另，舜在逼尧篡位后，又杀二妃于“江、湘之间”的“江湘之间”，作者认为，地在今宿迁至洋河之间，江，乃沂泗合流之水，湘，本相水，从徐州相县东流至相水下游的下相（即宿迁）汇入江水，后人加三点水于相而为湘，犹如耳海加水为洱海，只是相旁加水，便被移到湖南去了。而当时湖北还是三苗盘踞，舜及二妃如何至湖南？显系史家之误。
1、 浩浩洪水，民不聊生 大禹治水前，中华大地普遍受到了洪水之灾，大地一片汪洋。人民爬山找洞藏身、树梢上学鸟雀筑巢而居，地面上草木畅茂，飞禽走兽与人争夺地盘，人民一天天减少，只有鸟兽的脚迹布满在洪水暂时退去和还未淹没的全中国的地方。 2、临危受命，治水失败 鲧原是白马，是黄帝的孙儿。尧见洪灾肆虐，忧心如焚，召集四岳和各路诸侯，叫他们举荐治洪水的人。四岳和在朝诸侯却说：“啊，叫鲧去好啦！”尧摇头说那人固执己见，不顾别人的意见，不成。四岳说除鲧之外找不出第二个人。于是，尧只好让鲧去试试。鲧临危受命，一治九年，丝毫没有成绩。 3、偷窃息壤，阻障洪患 鲧治水神力不够，求助诸神。此时，有一只猫头鹰和一只乌龟互相拖拉着走过来，说平息洪水此举不难，要他去偷窃天上的宝物“息壤”。“息壤”是种生长不息的土壤，看上去没有多大一块，但只要弄一点来投向大地，马上就会生长加多，积成山，堆成堤。鲧不怕祖父的酷刑，竟然将息壤偷窃到手。鲧拿到息壤，马上到下方治洪。息壤这东西灵妙，只消少许一点，就可以积山成堤。但鲧性情不好，胡作非为，用错了方法，它用了“阻”和“障”。就是拿泥土来填塞洪水。结果洪水填塞不了，反而愈涨愈高。 4、天帝发怒，杀死伯鲧 当洪水暂时将要平息之时，终于让天帝知道了他的宝物息壤被窃的事，他痛恨天国出了这样的叛徒，毫不犹豫的派火神祝融把鲧在羽山这个地方杀死，夺回了剩余的息壤。
禹鲧治水的成与败近日读到江林昌煌煌八十万字的巨著《中国上古文明考论》，才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合理的猜测。江著引述地质考古学家的观点说，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黄河入海口由苏北平原改为河北平原。鲧禹治水的时期，正是黄河改道的活跃时期。这个复杂的改道不是一蹴而就的，肯定经过了多年的洪水泛滥、反反复复，最后才完成水道的选择和确定。
当水道往北偏移的时候，必须在布满村庄和田园的河北平原上冲开一条新路，给这一带的部落带来巨大的灾难。而淮北平原、苏北平原的老河道，本来就没有居民，让河水沿着老河道汹涌入海，才是最稳妥最经济的办法。看来鲧采取的就是这种治水思路，他在华北平原上筑堤设防，拦截河水，逼着浩浩洪水朝老河道前进。可是洪水不随人愿，一次次冲决鲧所建立的堤防，在河北平原横冲直撞，当地的居民一次次蒙受灭顶之灾。一时怨声载道，部落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部落联盟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候，作为政治家的舜为了挽救部落联盟的凝聚力，只好杀鲧以平息民怨，并修补部落关系。《史记》说“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说明许多部落就等着杀鲧解恨。这与我的猜测颇为相符。
大禹受命于危难之中，立即变更治水思路。他放弃黄河故道，按照滔滔洪水的新趋势，在河北平原上迁徙村庄，安置移民，调集劳力，开沟凿谷，有意引导河水循山入川、直奔大海。黄河终于顺利改道，洪灾于是大大缓解。大禹也在治水过程中建立起了崇高的权威和个人声望，从而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成为夏族政权的奠基者。
鲧禹父子（其实未必是父子，只是同一个氏族的先后酋长，那时候继任的酋长不一定是老酋长的儿子）之不同抉择和不同结局，乃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见证。
夏代的疆域问题
目前大体有以下三种说法：
1、傅斯年的说法：“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目前史学界持此论者较多。
2、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地区。史学界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不少，尤其是考古界持此论者较多。
3、杨向奎的说法：“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目前学界持此论者不多。
关于第一种说法，顾颉刚在对有关夏代的一些地名进行了全面考订后，曾有一段论述，足以否定此说：“总合其一代观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商历年六百，夏族之变化多矣，昔其事迹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辈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矣。”
对于第二种说法，目前的争论比较大，但是说这里是夏文化或者说是夏人的度邑，都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此不赘。
笔者认为，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问题，第三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史学界识之不深者，盖因持此论者如顾颉刚所言“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整体上来探讨一下夏王朝国家疆域之所在。
一、夏朝故国的名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但是，许慎所说的这个“夏”应该是指“诸夏”，也就是周人及其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诸国，《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昵”，杜注：“诸夏，中国也。”周人自称为“夏”或“有夏”，因为他们是夏人同姓分支，把他们势力的中心区域称为“中国”，金文中写作“中或”，《何尊铭》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乂）民。’”是周人称其居为中国也。
不过，“中国”一名似乎唐虞夏之时即有，也是指当时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又《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使禹治之。”又《史记·河渠书》：“《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菑（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时为务。”可见古人把唐虞夏时代人们所居之地也叫作“中国”，所以说夏朝人称为“中国之人”也是有根据的。 
郭沫若认为夏人本来是居于中原的：“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驱逐以后，……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迁徙了。”此说是确凿无可易者，盖夏人本居于中原，汤伐夏桀，夏人战败，被商人驱逐到了今山西、陕西一带，故今所知夏之地名有些在陕晋，是因为夏人逃避于此而将故国的地名带过去的，非其故地，杨向奎说：“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其说得之。但是古代中原范围广大，夏人居于何地呢？
夏人最初的国家叫做“土方”，《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郭沫若云：“余意此‘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殷墟卜辞中恒见“土方”之名，乃殷商之敌国，胡厚宣有专文论证卜辞中之土方即夏民族，认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但是，卜辞中的土方已经是远徙西北之后的夏人，此土方已非其故国之地也。《诗·长发》说汤伐桀“九有有载”，《叔夷钟铭》云：“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是说成唐（即成汤）受天命伐夏，打败了夏的军队，在伊小臣（即伊尹）的辅佐下，完全的占据了九州，居处于“禹之堵”，这里面所说的九有、九州、禹之堵实际上就是夏人之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对夏国的称呼有夏、土方、朔方、驭方、九州、九有、禹迹、禹甸、禹域、禹之堵等等。土方最早应该是在今天的山东历城东北的华不注山一带，《书·尧典》载帝尧“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可知道朔方（即土方）是在幽都附近。幽都是一座山名，就是现在的华不注山，又称华山、金舆山，其下有华泉，华水出之，北注于济水，朔方即在此地。土、朔、驭、夏和华古音都是在鱼部，读音相近，其方国很有可能就是来源于山名。夏人就是在土方的基础上壮大势力，建立了夏王朝。
汤所伐的夏就是夏的故国所在，所以我们要确定夏国的位置，可以从关于汤伐夏桀的记录中找出答案。
二、汤伐夏所反映夏国的位置下面把有关论述的汤伐桀的记载录于下：
《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虚，商汤之都也。’”
《诗·长发》曰：“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达，九有有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墨子·非攻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
《吕氏春秋·慎大》：“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郕，遂禽推移、大犠，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书序·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正义》：“《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
《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集解》：“孔安国曰：三鬷，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商汤在伐夏之前是都于偃师的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师，他伐夏的路线是一路东进的先伐了韦、顾、昆吾，韦即豕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河南范县东南，昆吾在今河南濮阳，都在偃师之东。然后他命令伊尹当间谍，到夏去和被桀抛弃的元妃妹喜交往，探听虚实。妹喜告诉他夏桀做了个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结果汤就出兵了。因为什么？因为从方位上讲，当时商应该是在西，而夏在东，西方日代表商，东方日代表夏，这个梦就预示着商能胜夏，所以汤才出兵。他是“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就是从商国的东方出兵于夏国的西境开始进攻，有人把这句话标点为“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解释说是从东方出兵，然后绕了个180度大弯子掉头向西面的夏进攻，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那样商就成了东方日，而夏是西方日了，所以这个标点和解释是不对的，那个“国”是指夏国。
《书序》言他们“升自陑”，这个陑其实就是仍，即“桀为有仍之会”的有仍，也就是《殷本纪》所说的“有娀之虚”，有仍在《韩非子·十过》里是写作“有戎”，娀即从戎声，陑、仍古音同（如乘切），与戎乃双声（日母），故有仍又作有戎，而戎、娀古音同冬部，音近而假也，其地在山东济宁，《殷本纪》言汤败桀于此。此后或言战于郕，或言战于鸣条，或言败桀于历山，郕古有二，一为鲁孟氏邑，在山东宁阳东北；一为国名，在山东汶上县西北的郕城，二地都在鲁西，相去不远。鸣条或以为在山西，非是，《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歧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可知鸣条之地固在东夷。历山当时舜所耕之历山，在河南范县和山东鄄城间。以上地名，除了鸣条不详具体地点外，其它地方都在今山东西部。汤败桀之后，回师的路上又伐灭了三鬷，在山东定陶，也在鲁西，可见汤伐桀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今天的鲁西一带。根据《墨子·非攻下》的记载，除去其神怪的表面，可知汤在夏城里有内应，为了帮助汤攻城，他们破坏了夏邑的西北城墙，并放火给商军信号，让他们从此进攻，因为商军从西攻来，要攻打的正好是夏邑的西城。
在桀这方面，《左传》说他是征伐了有缗之后丧失了国家，有缗在山东菏泽的金乡，也是在鲁西。根据《竹书纪年》，本来桀的都邑是在斟鄩，在今山东的潍坊，而他跑到鲁西的有仍举行方国大会，会上有缗叛了，桀就讨伐有缗，之后不久桀就亡国了，说明桀为有仍之会后，一直没有回到东方的斟鄩，而是在鲁西的某个城邑，这个城邑当是《书·太甲上》里所说的“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的“西邑夏”，盖桀时有两个都邑，一个在斟鄩，还有一个在鲁西，在鲁西的都邑相对于斟鄩来说是在西，故曰“西邑”也，其具体地点待考。桀没有回到东方的原因，可能和他伐岷山得岷山之女有关。《韩非子·难四》说：“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离”，这个“岷山”，《楚辞·天问》作“蒙山”，岷、蒙双声音近而假，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蒙山，当时有个岷山国，其故地当即春秋时为鲁邑的蒙，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也在鲁西南地区。根据《韩非子》的说法是桀索要了岷山之女导致了天下人心离散而亡国，这个在《竹书纪年》里也有明确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这是说桀沉迷于琬、琰二女，抛弃了元妃妹喜，满怀愤恨的妹喜才和伊尹串通，毁灭了夏。正因为夏桀迷惑琬、琰二女，所以长时间地居留于位于鲁西的西邑夏，所以商汤才抓住机会向夏桀发动进攻，在今济宁一带一番激战，夏桀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而走，夏朝随即灭亡。
《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失败后被“逐之至大沙”，这个大沙应该就是古说的流沙，恒见于《山海经》中，乃是一条河川，何幼琦云：“流沙是一条河川，决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现在的泗水”，说良是也。是桀失败后沿着泗水乘舟难逃，逾淮至江，浮江溯流乃可至于南巢氏也。今有云桀都在山西者，则桀非神人，何能跨越商人控制的河南地区浮江至南巢？岂不妄哉？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知道夏王朝国家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三、夏国之范围：四海与九州夏代疆域范围主要就是“四海”和“九州”。
夏之先人大禹的事迹和四海、九州的关系最为密切：
《书·大禹谟》：“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
《书·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
《书·禹贡》：“九州攸同，……四海会同。”
《大戴礼记·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此类的记载很多，同时有不少先秦文献记载，在夏代以前，已经有“四海”之说了，唐、虞时代的帝王已经居于四海之内，盖夏王朝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也是居于四海之内，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土疆域的四周的确有四个海，是他们疆域界限的重要标志，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把四海的具体位置再引述如下：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
西海：即古之巨野泽，又作钜野泽，或称大野泽，宋代称梁山泊，在山东巨野县，今已堙没，东平湖即其遗存。
南海：今江苏省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
在历史地图上一对照就可以知道，东海、北海、河、济、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疆域范围，基本上就是今山东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在陶唐虞夏时期，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的地区。
四海之内的地区禹迹范围内，古代又称为九州，“九”本来是虚数，意为很多，并不是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九个，盖当时四海之内遭洪水，而有许多高起的地方露出水面，可以居人，称之为“州”，《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但是古书记载“九州”的划分实际上在鲧禹之时，《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曰：“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所以后来九州就叫禹迹、禹之堵等等，如《左传·襄公四年》：“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叔夷钟铭》：“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每个州便自然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聚居地，算得上一个方国或部落，所以《广雅·释诂一》曰：“州，国也。”《庄子·天下》云：“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置万国。”《淮南子·修务训》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个“置万国”和“定千八百国”与“均定九州”自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些州国皆禹治水时所定，故称为禹迹、禹绩、禹甸。禹之堵（绪），而整个夏王朝的疆域就是由九州组成，故夏国又称为“九州”。
“九州”本来是虚指，没有具体的九个州，但后来却出现了具体的九个州的名字，那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顾颉刚说：“春秋时有九州说，我们已不否认。但我们敢说：那时人只有这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他共列举了《书·禹贡》、《逸周书·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苑·辨物》等书中的5种关于“九州”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正说明这些具体九州的说法正在形成阶段，说法各异，没有定论，不可尽信。只有一些内容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内容，具有可信度，比如《禹贡》的最后几句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说的就是“九州”的范围。其中“朔南暨”一句文字有缺脱，原文当为“[北至]朔[方]，南暨[交趾]”，即《尧典》中“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和“申命羲叔宅南交”之“朔方”和“南交”。“海”就是东海，流沙就是古泗水（从鲁桥镇南流入海的河段），交趾在今山东省莒南县，朔方、幽都在今山东历城北的华不注山一带，可知《禹贡》作者所知道的九州之域，实际上就是四海之内的范围，这就是夏国的疆域所在，其主体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境，根本没有象他写的那些九州的地域那么广大。《博物志》云：“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这个“中国之域”也是“四海”和“九州”的范围。
四、“四海”、“九州”的考古文化在这个“四海之内”的“九州之域”，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相继相续的考古文化，诞生了灿烂的古代东夷文明。特别是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山东地区的海岱文明蓬勃发展起来，“海岱地区各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陆续进入初期文明社会，分别以大汶口、陵阳河等为中心出现了一些大型遗址群，其中有的明显具有相当于‘都’、‘邑’（上文所谓的‘中心聚落’）、‘聚’（一般聚落）的三级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他们大致就是最初的国家——苏秉琦所说的‘古国’。”之后，“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许多龙山文化聚落群都已是古国，有的可能已发展成方国，龙山文化已是古国时代。”再后的岳石文化的考古系年正与夏代的系年重合，相当于夏代，此时已经是夏王朝建立时期，进入了方国部落联盟的酋帮时代。逄振镐说：“从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同一个族的居民所创造的不同阶段的文化，这同一个族就是东夷族。”而实际上，夏人与东夷人本是同族，也就是说东夷人就是夏人，故“在考古界确认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的同时，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也一直存在，至今为古史界的一些学者所信从。”所以夏代的故国本来就是在今山东境内的说法，也具有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总之，夏是一个诞生于山东地区的古国，它的国家联盟和文化是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经历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相当于夏文化的岳石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它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夏代故国的位置应该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笔者认为它的势力还包括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夏亡后，其主要势力迁徙到了北和西北地区，变成了北狄和西戎等族，徐中舒、唐嘉弘云：“特别是 ‘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大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夏族与当地土著大融合的过程”，可谓得其实矣。
禹 之设想
《绎史》卷十一引《遁甲开山图》说：“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仙飞去。后三千六百岁，尧理天下，洪水既甚，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尧帝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赐号禹。”由此看来，中国在以前还有——个大约一万年的史前期，洪水也不只一次，治水的禹也就有了两个，因为历史久远，在长期的民间传说中，就“合二而一”了。
关于禹的出生问题，古书中许多记载，这里不一一引述。但我对《山海经·海内经》的有关记述很感兴趣。因为传言此书为禹的同时代人伯益开始作的，可能较为可信。如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供水，不持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镤注引《开筮》说：“鲧死王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地。”这些，看起来是神话，但属实话。这里，只就几个问题，表明我的观点。第一，黄帝——皇天上帝，这有许多，都是宇宙人，这后一个黄帝，是来到地球后返回“天国”一最发达星球的宇宙人，由于有功于人类，我们视为始祖，他的孙子之一是鲧。据记载，鲧是一个能驾驶龙行飞船之一的“熊”的人和物的综合体。第二，鲧受命治水，为什么采取堵的办法呢？”因为“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是气候太热，冰雪融化，海水上涨，倒贯入江河，他未得到上帝同意，擅自盗用最发达星球上的最先进的化学物质，比现在最好的水泥还好，而又能见风膨胀自固的最先进“息壤”进行阻拦，但劳而无功，所以被上帝派火神祝融将他处死。第三，怎么处死的呢？古书上说：“殛鲧于羽山”，“鲧则殛死”，这殛字，据梁启超解释，是用电致命。这可能是“激光”一类的武器，而“羽效”或“羽山”，可能都是指的宇宙飞行物的起落处，因为“羽”表示有翅膀供飞行之意。第四，“鲧殛死，三岁不腐，副（剖）之以吴刀，是用出禹。“三年不腐烂。不是指的人体，而是指的飞行器，这里的“是用出禹。”与上面引的“鲧复生禹”，并非在通常意义上说的从三年不腐的鲧的肚子把禹引以来，男人生儿子，在古人看来是神话，但现在看并不奇怪，是从鲧的细胞里“克隆”一个“禹”出来。第五，禹被克隆出来以后一段时期“羿射九日”，即能够驾驶两艘宇宙飞船进行对接的宇宙人用火箭一类先进武器将上帝之妻——“羲和生（产）十日”——原为宇宙移民加热——使地球大冰期变热的九个宇宙人造太阳击毁后，气候变化了，这时的洪水，是大雨滂沱，只能采取疏导的办法了，所以“帝乃命禹卒布上以定九州”，治水才能顺利完成。
二
对于神话，古人今人都有许多解说，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神”这个汉字，从“示”从“申”，是给人以“启示”或“展示”的“申”——一种飞行嚣的象征，古写如“电”——电形，可以发光的，由能源驱动的东西。神话可分为根神话、干神话、叶神话、花神话，我认为《山海经》记载的不少是属于根神话一类，故很零散，不完整，它的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一些宇宙点滴史，至少是史前期的一些文明史，从而难于为“愚化”——退化了的地球人所理解。因此，研究古神话，就和预测千万年后的未来一样很困难。但只要有灵犀一点，还是可以通的。
话说回来，《世本·帝系篇》说：“颛项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新语·术事》：“大禹山西羌。”《太平御览》卷四引《遁甲开山图荣氏解》说：（鲧妻）“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出夏禹。“据周发贤先生讲：高密，在古代即为“革命”，按我的意思，所谓“革命”，禹是被“克隆”的，克隆是一种革命性的创举。再者，羌人，是古代藏族的先民之一，羌又称“发羌”，“发”字在古代的音读如“博”（现在广东一带读八如博），而“博”正是藏族人的自称（bo），“西羌”是东部古汉人对古藏人的称呼，而藏人称东方为“夏”，故“夏禹可称为羌人东方的“禹”。这可以从“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后，它的一部分子民，逃亡到西藏，至今在中尼边境，还有一部分人称为：“夏尔巴”——即“东方人”可以得到旁证。而“禹”——“高密”，作为革命性的另一层意思是，他作为宇宙人——鲧的后代，从此再不返回“天国”了——是“克隆”的也好，是宇宙人与宇宙移民后代的杂交也好，都预示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故《蜀王本纪》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圻副而生于涂山，取妻生子，名启。”启，又名开，都是指“开一代先河”，打开了由原始共产主义到阶级社会道路之门，故称“夏传子，家天下”——一种社会到另种社会的质的变化。
我国祖先，自称为“华夏”，华与夏，有什么联系呢？得从遥远的古代和外星说起。我国《列子·黄帝篇》有一个关于某星球早已完全实现了共产主义现想的记载。它是这样描述的：“华胥氏之国，在州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距）国（中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已，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挞无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其视，雷霆不乱其视，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显然，这是一篇伟大的记录，无须我一句句地解释，总的来说，它无疑是某一整个星球已经共产主义化了的象征。这里，我只就它的几个句号来大体说一下。第一段，首先指出这‘华胥氏之国’绝非地球上的某一个国家，因为整个地球一周才8万里（4万公里），而它说几千万里、是说距离极远，不是一般的舟船、车辆或脚力所能达到的，言其在宇宙当中，只能‘神游’——用思想、精神去回忆、去游览。这大概是根据宇宙人的叙述或祖先的经历而世代流传下来的。第二段，强调指出它的社会是没有阶级的，故无‘帅长’一类的统治阶级；还强调指出它的物质财富已最大程度地得到丰富，人民生活的一切包括精神财富，已最大程度地得到满足，故无嗜好。第三段是对第二段的进一步说明，具体阐述没有阶级，社会文明得到高度发展，人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解放后，所出现的现象——连利害、逆顺、爱憎、亲疏这些低级社会的产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甚至连生死问题也处之泰然，人性已经完全自然化了。第四段，最后是分别强调指出“人性归于自然”后，人得到全面发展所产生的“特异功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既具备“特异功能”而又用最新的科技所武装着的人，是不可能视、乱听、滑心、踬步的“万能之主”。看，他们乘着“申”形的宇宙飞船，象“神”一样所向无阻，是谓“神行”，当之无愧。在东方，我们称之为“黄帝”，——宇宙飞行大队总领队的那个“天帝”是从哪里来的；在西方，也许就是称之为“耶和华”的那个“天帝”也是从哪里来的；‘华胥氏’、‘耶和华’、‘黄帝’，正巧，都有hua的音，虽然文字不同，但当不是纯为偶合。大概，生活在“华胥氏之国”这一星球的人，都是(天帝)‘上帝’、‘安拉’、‘帝释天’之类，是他们充分发扬了宇宙人道主义——也就是宇宙共产主义精神，才使得人类在地球上繁衍了起来。正是由于如此，所以在夏代，先民就以“华夏”自喻，一方面表示先民的祖先是因为华胥星球人的救护才得以生存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夏禹”治了洪水，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之故。
但是据《通鉴辑览》记载：“太昊伏羲氏，生于成纪。帝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华胥古圆，《环宇记》（记），蓝田县有华胥氏陵。”这个记录可能是一种附会，至多是先民对华胥氏星球发达社会的某种响往，以其名称命名某一地域罢了。但也可能有真实性的是，说宇宙人太昊的母亲，是华胥星球的人。
三
地球人对华胥星球人都尊之为“天帝”、“上帝”或者“黄帝”甚至是“万能之主”，但他们地球上还有什么可资考证的遗迹呢？我认为是有的。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西次三经》又说：“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郭璞注曰“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穆天子传》卷二说：“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说文（八）》解释说：“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海内南经》说：“有木，其状如牛……其名曰建木，在西弱水上。”《淮南子·地形篇》又说：“建木也广都，众帝所自上下。“历代注家对“开明兽”无法理解，我认为是一种最先进的“机器人”，只不过作为“兽”状罢了，可能就是埃及金字塔旁的“狮身人面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斯芬克斯”、以及南美洲的的喀喀湖的古建筑——“太阳门”上的雕像一类的东西，只不过有些是文字记载，有些是形像建筑而已。周发贤先生也有一个发现，他说：建木，其状如牛，牛应是丘，丘即是金字塔。过去，我曾把“建木”解释为鹏形的宇宙飞船，相当于现在的航天飞机一类，这样一来，昆仑丘是“帝之下都”，也是众帝——百神上下于天的航天器或升降处，就有了线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