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无奴派
简介
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  无奴学派代表学者张广志教授号，把郭沫若的分期说定为一尊……总的说来，新时期古史分期的讨论实不过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场讨论的延续、延伸，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无大的进展、突破，因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热闹后，便渐渐沉寂下来。这种情况，再加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教授和鲁宽民、尹洁等学者同样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即无奴派）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王长坤、鲁宽民、尹洁：《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载《唐都学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因此，当今学界人士一般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归为“无奴派”。普遍认为：当代“有奴派”领袖公推为郭沫若，代表学者为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即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而“无奴派”领袖公认为黄现璠，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派’五名家）。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承上启下学派，但观点相近、主张类同的学者，一般被视为同一“派”。可见黄现璠先生于新时期史学界率先打破学术禁区的重要意义，它打破了建国后学术研究大多从属“政治范式”一尊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单一线型思维模式，开创了多元化思维的新纪元，体现出一位正直史学家不畏政治压力敢于秉笔直书的壮士风骨。至于黄现璠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以及相继公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我国有否奴隶社会之商权》、《同我国历史学者商榷一个问题——我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等长篇论文以及公开推出的《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所具有的杰出成就，则集中表现在五个“破除”和三个“建立”：一，破除教条主义的局限；二，破除“规律至上论”的主观论；三，破除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由此破旧立新，在这五个“破除”的基础上建立了三个崭新的学术思维体系：一，跳出教条主义思维的陷阱，创建中国古代史新体系思维；二，走出“西方中心观”思维误区；树立学术研究“中国中心观”；三，摆脱“五种形态论”束缚，构建“社会形态发展跳跃论”或“跨越论”体系。
  无奴学派代表学者黄增庆研究员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据他自言：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他最初与师友陶希圣教授观点一致，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后来陶希圣教授改变了观点，又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他亦受影响。特别是他到日本留学后，常访当时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他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了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无人能驳倒。”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1978年夏，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道很好但不敢发表”（翌年2月经本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可见学术自由与求真信念，始终是砥砺黄现璠近40年持续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动力所在。[参见陈吉生撰《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现将黄现璠先生（右上图）小传摘录如下，以利了解其人其事：
无奴派代表人物——黄现璠
黄现璠先生，原名甘锦英，广西扶绥壮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生。幼颖异，性向学，九岁开蒙，年十二，旁听私塾授业，所肄四书五经，皆能倒背如流，塾师惊闻奇之，许以免费就读，自此嗜学如命。然先生少时丧母，家境酷贫，身栖茅屋，箪瓢屡空，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故先生读书，益自刻厉，夜无油灯，则把卷读月下。某日先生放牛在外，夜临牛归人无影，生父遍觅之，方于荒山坡上见先生借月光持卷吟诵兴起，可见先生劬学如此。而生父帮工砍柴，节衣省食，专饷于学。先生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年十七，为能续学，入赘富家黄氏，遵俗改姓换名，历县立高等小学、省立第三师范，凡5年。  无奴学派代表学者胡曲园教授1926年，闻北京师范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整考三日，先生以三夜不睡之功应试，获录。是岁，负笈上京，入北师大预科埋头于学。课余则泛览经史子集，喜阅史部籍，好读《日知录》，尤为顾炎武经世致用学尤所心折，至有先生怀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之志，始终若一。越两年，入北师大史学系，受教于陈垣、邓之诚、萧一山(1902—1978，历史学家。早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中央大学讲授史学。后历任北平文史政治学院院长、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河南历史研究所所长，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长，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聘史学三教授<萧一山、陈寅恪、柳诒徵〉之一，于清代史研究造诣精深。——编者注)诸师。时以学资唯坚，先生遂谋职助学，在肖一山先生所办“平中中学”教国文，历史数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卒业时，先生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著鸿章巨制《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文如（即邓之诚，字文如）师撰序渭：“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自晚近世界竞争益烈，空标大同主义之名，而其实民族思想，乃愈趋于窄狭之境域，于是表现之本国史，乃尤重。……盖史学之钻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抬，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钻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矣。”
嗣因学有所成，先生本科卒业后得以免试升人北师大研究所当研究生，师从陈垣治考据学，钱玄同治音韵学。三载深造岁月，终日身浸书海；纂录笔耕不辍，每至废寝忘食，以致有“苦读苦作一书生”(陶希圣评语）之评，钩沉发微之硕果，时所刊之《东北之历史考察》等五篇论文及出版《高中外国史》两册．《元代农民之生活》译著一册、《唐代社会概略》专著一册，皆为先生此期劳作。陶希圣(1899—1988，历史学家。原名汇曾，曾任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日报》总主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于封建社会史研究造诣精深——编者注）先生于书序谓：“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著者黄现璠先生。”
先生于研国史之际，又以余力搜阅西洋典籍，于中服膺美国新史学派开山大师鲁滨逊之说，渐置疑国史研究传统思维，欲以彼国之史学进化观，匡我之所不逮。是时，寇入国破山河碎，历史教育，尤关中华民族存亡，先生始留意调查研究中学通用历史教课本，继而托思干文，于是有《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作、初以文呈钱玄同师，钱氏评曰：“观念进化，议论激昂．持之有理，点评中肯”，遂荐于北师大月刊揭载。而先生平生治学，以“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为其宗旨，盖自此始。
1935年冬，先生告别寒窗苦读近十年之北师大，本欲浮洋赴美，投身美国新史学派门下，无奈学资无着，久闻日本西学盛，遂东渡扶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师事和田清(1890—1963，历史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研究院导师，日本学士院院士，被日本学界誉为日本现代研究中国满蒙史．清史最高权威)与加藤繁(1880—1946，历史学家。曾任日本清国留学生总教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研究院导师，于东洋史学研究造诣精深，成果丰硕)[注1]俩导师磨砺史学。越半年，获广西省政府公费，攻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先生于学，黾勉穷研，昕夕无间。时所刊之《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等五篇论文及出版专著《宋代太学生之救国运动》，即为先生此期矻矻于学之证。同时，又于问学之暇，时常探访在日学者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颇受切磋之益。
1937年，七七事变起，抗日军兴，先生毅然归国，操守志节，返回广西，一生事教，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成为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注2]先后授“中国通史”、“上古史”、“断代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文献”、“历史唯物论”诸课，相继兼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长等职。
抗战期间，先生与雷沛鸿、欧阳予倩等人一道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于该报辟《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栏，以笔代枪，把史为证，匡正时惑，唤醒民志，激昂士气。先生满腔抗日热血，是时尽贯注笔端，书：“明代朝中人有惊倭寇兵刃之利，作战之勇，一如今日政府中主和派之庸俗，畏敌人飞机众多，大炮厉害。而不知彼之杀戮，无论如何惨毒；彼之武器，无论如何先进；彼之作战．无论如何勇猛，结果终将为我所灭。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对外，抗战必将胜利，世若不信，可看不久之将来事实。”其爱国情热，浩浩正气，跃然纸上。而先生此期治学重心，为之一变，始转向社会生活史研究，以师授“说文”功底，周读注疏尽数卷，月撰一文，考证中外古今礼节饮食服饰风俗起源传播，求其演变沿革，务在疏通贯穿，成数十篇。
内战期间，先生冶学，又为一变．专意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于大学假期，带领学生，放迹边区，跋山涉水，不顾安危，深入丛岭万弄、刀耕火种之地，考察民情，博采民风，搜集史料，数度进出，先后达一年之久，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活”之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目睹苗民壮人生活苦不堪言，备受外族歧视压迫之状，先生义愤填膺，秉笔直书，抨击时政，历数国民党当局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之罪。又受西大学生会之邀，登台讲演，痛诋专制，疾声呼曰：“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国天下，今日演变成蒋家王朝党天下，大众要争民天下。”以致有先生身背“左派分子”之名、险遭逮捕从而数次入黑名单之历。
  无奴学派代表学者王赞源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西大撤销建制，先生改教于新建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院图书馆馆长职。于此执教近三十载，迄至去世，系现代学界终生在职教授之一。此后还相继兼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自1951年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以来，其治学重心转向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凋查和欠带队深入山区，做学术考察，收集史料。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经常走访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民情，他的足迹踏遍区内壮、瑶：苗、侗；远及西南诸省穷乡僻壤。1956年，先生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协助筹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和主持中国有史以来广西首次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先草提纲，续搞试点；继而不顾年高，带领壮族组，一马当先，入壮乡，出瑶寨，过侗地，翻苗岭，访干家万户。搞统计，开座谈．作讲演，探史迹，理材料，撰调查，修报告，先生皆不辞辛劳，亲励躬为，故被学界誉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从事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先驱之一”。
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注3]，先生将多次调查所集史料，整理成《广西壮族简史》一书出版。“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注4]由此先生有“壮族文化历史研究开拓与奠基者”盛名。[注5]是岁，反右运动起，先生以肝胆之心，恪尽全国人大代表之职，四处讲演，号召鸣放，为争取早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呐喊呼吁，从而蒙冤受屈，遭《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注6]以“地方民族主义者”、“两黄（黄现璠、黄绍竑）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史学观反动”等莫须有罪名，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翌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做出决议：“罢免了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注7]接踵而至的“文革”浩难，先生自然在劫难逃。此后，先生讲坛上雍，归读我书，潜心学问，操笔写志，继续殚精竭虑于壮族文化历史研究，穷半生之力，孜孜兀兀，没身而止，成《韦拔群传》初稿三卷、《侬智高》初稿一卷、《壮族通史》提纲和部分书稿以及论文十余篇，又涉研他家，修改前稿，成《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初稿三卷、《古书解读基础知识》初稿一卷，凡二百万余字。其中以《侬智高》、《壮族通史》两稿，最使先生呕心沥血。前著出版后，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对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壮族人物依智高及其起兵反宋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研究，科学地评价了侬智高起义的性质和影响……”。[注8]《侬智高》是目前我国第一部论述壮族历史人物依智高的专著，它澄清了国朝近千年来一直被历代统治阶级诬蔑为“蛮寇”、被正统史家辱骂为“贼寇”的壮族民族英雄依智高的历史污名。《壮族通史》稿经门生整理补充合著成近七十万字宏篇巨著，出版后，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注9]该书荣获1987至1990年度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此先生有“壮学一代宗师”之尊。[注10]
1979年，先生右派冤案，平反昭雪，相继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第一届“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先生时已八十高龄，仍老当益壮，奋争朝夕，拄着拐杖，奔赴各地，投身社会、学术诸活动，在桂主持召开全国性“百越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又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担任校长，亲临授课。并尽全国政协委员之职，竭尽全力，为“反右”和“文革中蒙冤者伸张屈枉，四处奔走，向有关部门以至中央反映，每每为人为彻，使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判“死缓”，在铁窗下已度过二十三个春秋的“政治犯”得以出狱。众多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又获先生一臂之助而得以昭雪者齐称先生为“黄青天”，[注11]盖自有由也。1981年12月18日夜，先生赴市委书记家商谈有关“漓江业大”事宜，返途中，遭寒风，脑血管破裂，被迫入院治疗。翌年1月18日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归，最终圆满实现了其生前所立“为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岁八十三。为表彰其生平业绩，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其骨灰盒安置于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陵园”，昭示后代。
先生自少迷书，卷未一日离手，笔无一刻弗辍，兴起欣然忘食，至老依然如故。中岁时，某日与夫人刘丽华上街，先生边走边看书，突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抬头一望，原来撞着路边树干。先生不顾头破血流，赶紧寻书检视，见卷未遭污损，方才破口一笑。好读如此，可谓“书痴”中人，然先生博观书传，读破万卷，则书生之气甚淡，是以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尤为先生平生读书所抱宗旨又力尚躬行使之然也。先生于书，无所不窥，而每以“不通”自谦，尝言：“余平生所读之书，得‘通者’自觉少矣。”此非愚笨，诚为读书有得，又极虚心者，方肯出此语，故有学者评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耻下间’是孔子讲的至理名言，但试问已经成了名，有了地位的名教授真正能按孔子这些话做的人有多少?说实在话，黄现璠教授是真正做到了这几句话的名师。”[注12]
先生冶学，以“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为座右铭，以经世致用为主，以疏通知远为要，以“民为本，君为轻”为主题，根柢于史，旁及诸家，淹贯古今，而法宗考据，生平持论，以为“大民族史观与教条主义是客观研究历史的最大障壁”，于是呼，欲辟奇论以砭庸陋，树新义而昭后学，自拓蹊径，穷探百世不见之论，积数十载苦研之功，推出惊世骇俗之说：“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大都未经历过奴隶社会”，冲破禁区，挑战群贤，提出“中国历史应重新分期”新见。故被学界尊为“无奴派”领袖。古今史家，有此论者（指中华各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先生始也。标新立异乎?实事求是乎?自待历史评说。
先生史论，总不肯蹈袭前人，从不泥显学之说，尤不为权威之见所惑，对风派奉命史观更不以为然，固以为历史研究法优于一切，尝谓：“凡研究一事一物，欲得其完全知识，不外三种方法：第一，科学研究法；第二，哲学研究法；第三，历史研究法。第一为事物‘当然’的研究。第二为事物‘所以然的研究：第三则兼此两者，不独为事物‘当然’的研究，且为事物‘所以然’的追求，以明其演进次序。”故先生将“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辩证统一，当作自己探究学问所欲达之最高境界。又以为所有历史，就其目的与意义而言，都是一部现代史，尝谓：研究历史，实为帮助我们明白自己和同胞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希望。换言之，即为明了现在，所以研究历史，并非崇拜成例，一法古人也。”遂以今务为先。先生也主张继承传统，但他承继的是历史科学之方法论传统，而非历史哲学之认识论传统。
其论上古史，成《中国殷代社会史》、《中国封建社会史》两大卷，尝谓：“后稷非农业发明者”，“周代无井田制”，“殷周农奴，并非奴隶”。殷商为领主封建社会雏形，周代为领主封建社会典型，皆非奴隶社会”。
其论断代史，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讲稿》(经济史观)、《魏晋南北朝通史》、《隋唐五代史》三大卷，尝渭：“历代兴亡，主以经济要素使然，其他诸因，当为次之。”
其论文化史，成《中国文化史讲稿》、《日本汉化史稿》两大卷，尝谓：“国无文化，唯民族有也。”“文化本位主义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温床，而文化专制又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思想武器，互为因果。”“只有认同中华各民族自身拥有的文化平等，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日本神道传说实基于中国道家思想，而日本国之建立则基于吸收中国文化。日本近代史家关此所论，多违事实。”
其论现代史，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稿》两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稿》一卷，尝谓：“世人论中国近百年社会史，一般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说，余以为实则皆非。从历史、经济、文化三方面考察，应为殖民性资本主义社会。”
其论少数民族史，成论文数十篇．尝谓：“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多末经历过奴隶社会。”
其论社会生活史，成《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后改名《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三大卷，尝谓：”古今考据家凡论社会生活史，多以精深显其学，而疏其变迁沿革之究，佘以为偏执一端，必自闭其学，若要推陈出新，尤当重贯穿疏通。”由此推出史无前例的新学问“中国生活学”。
其论语言学，成《古书解读基础知识》一大卷，尝谓：“文字研究，不能割断历史，致意于中华各民族语言文字演变之迹及其相互影响之‘所以然’，尤为要也。”  无奴学派代表学者晁福林教授傲睨古今，议多违俗，见悖显学，物论骇世，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又无嫌鄙屑，是为先生问学释疑之显著特征。士林每赞先生覃精史学与壮学，而寡见其学如此广博，诚为失焉。
中岁以后，先生由博返约，致力壮学，穷积史料，殚研往籍，冥思孤虑，抉精指误，阐幽发微，奋其独见，深筑体系，如是者三十余载，终集大成，开一代风气之先。其所创“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铜鼓文化壮人建立说”，皆为后学宗之。而先生魂系壮族，劳其心力，忍辱负重所欲号壮人者，又志不在此。尝言：“壮族若要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当以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启发壮人民族忧患意识，提高壮民文化素质和凝聚力为要，而此尤需吾辈努力。”故先生曾积极策划成立“广西少数民族联谊会”，倡议建制“壮族大学”，拟定“壮族史研究学会”设立草案，皆为此也。其筚路之功，启蒙之力，奉献之勋，后学又岂可忘哉!
先生终身布衣，一世清贫，极重躬行，经历传奇，轶事无穷，而最堪为人称道处，即其人格。立身处世，光明磊落，屹然雅操。入世时必露锋芒，执言仗义，从“左派”沦为“右派”，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一如既往，每闻世间不义事，即刻奋袂攘襟，拍案而起。出世时则随遇而安，淡泊名利，归我学海，以朝夕神交古人为乐。望之凝重如山岳，近之温和如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有口皆碑，[注13]是为先生生命史上最辉煌可贵之处。其学如海，其德如山，深博高远，盖壮族学人，自古迄今，未之有比者，非过誉也。
（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附录一“黄现璠先生小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以下参考资料为原小传附注）
“无奴派”八家
现在的“无奴派”五家：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他们分别都有见解很高的论文和著作，从理论和史料上对先秦社会形态作了科学的分析，“无奴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之无愧。但我认为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应该再加三位，构成“无奴派”八家：1 吴大琨吴大琨是我国已故的经济学家，但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作了深入研究。在1981年受意大利布雷拉艺术学院社会学教授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的影响，写下了《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文章。在《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认为中国古代原始社会解体后就走上了漫长的“亚细亚”道路。虽然没直接说，但实际上已经否认中国有奴隶社会。因此吴大琨应该成为“无奴派”一家。2 杨宽杨宽是我国已故西周史和战国史专家，曾经支持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到晚年思想大大改变，在新版《西周史》中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同于西欧，既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也没有经过领主封建社会。同时他和其他学者有一点不同，其他学者否认中国经过奴隶社会不但要对史料进行研究，还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自己的中国无奴隶社会观点先找理论依据。杨宽不同，他直接从史料出发，根本不去探讨什么理论问题，这一点值得学习。马克思毕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不可能和中国史实都完全一致，因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主要是以印度为蓝本，并且当时很多关于东方历史的资料马克思没有直接接触，只是对东方社会形态进行大体描绘。但可惜的是杨宽晚年移居美国，他的观点未引起很高的重视，至今还有学者将杨宽列入战国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中去。因此杨宽应该成为“无奴派”一家。3 李修松李修松是安徽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相对于“无奴派”五家都要年轻了些，但他对先秦社会形态有更高的见解。他认为三代是“宗法集约型家国同构社会”。这只是名词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族长役使制”这一概念。黄现璠、张广志、晁福林都认为三代是封建社会，不过正如晁福林多认为当时根本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地主阶级，氏族成员进行剩余劳动还带有自愿成分，“束缚则表现为氏族对于劳动力控制和保护，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于氏族的依赖”。其实这和农奴制有很大区别，而“族长役使制”则就准确表达了这一生产关系的特点。马克思曾经提过“东方普遍奴隶制 ”，法国学者J.谢诺认为普遍奴隶制更好的是说成“普遍奴役制”，而族长役使制则更加准确表达了普遍奴隶制概念比普遍奴役制更好，并和农奴制区分开，同时避免“东方特殊奴隶社会”说，这无疑是对先秦社会形态的更高见解。沈长云在1989年的《关于奴隶制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就已经有了“古代农奴制”和“中世纪农奴制”的区分，后来在2006年沈长云在其最新著作《先秦史》中就用了“族长役使制”来代替“古代农奴制”。同时沈长云对三代社会的看法继承了雷海宗的部民社会这一概念。同时我认为部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族长役使制”，两者特点基本吻合。李修松和沈长云的观点合二为一我个人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先秦社会形态最科学、最精辟的分析。因此李修松应该成为“无奴派”一家。 
这样“无奴派”就有八家了。
“无奴派”代表著作、文章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3期)
胡钟达：《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简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吴大琨：《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张广志、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国无奴隶社会和发展阶段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沈长云：《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形态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沈长云：《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
沈长云：《中国历史·先秦史》（人民出版社，2006）
李修松：《先秦史探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相关学者：
陈垣、钱玄同、郭沫若、陶希圣、邓之诚、肖一山、和田清、加藤繁、费孝通、张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