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塘沥村
人口数量
2004年底统计，常住人口1853人，外来人口18000人；此外，落户国内外地的人口396人，旅居港澳台同胞1253人，旅居外洋华侨同胞2800多人。
发展历程
塘沥村委会所辖各村自建村以来已有350年至400年历史。建国前，在封建制度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塘沥村一直是个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小山村。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完成了农村的民主革命任务；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伟大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其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塘沥村跟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曾有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和困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朝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大道，实现由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飞跃，逐步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小城镇，一个民主、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 
在这三四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塘沥人为求生存和发展，在艰难创业的道路上，留下了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历史足迹。 
塘沥各村的本籍村民，都是客家人，在明末清初，塘沥人的祖先从我国中原地区几经战乱逃荒，先后辗转来到塘沥村落户定居。他们原在北方历经频繁战乱、家园沦丧、迁徙流亡的艰辛；到了南方又饱受贫瘠山区、艰苦创业、顽强拼搏以求生存和发展的磨炼。在这历史长河中，基因的遗传，村民的相互影响，社会环境的驱动促进，代代传承，形成了这个地区的客家人高尚的民风和气质。表现为：“特别能爱乡爱国，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拼搏进取”。这样的民风和气质，造就了一批批参加革命、勇赴国难的仁人志士和革命烈士，让家乡赢得了“革命老区村庄”的荣誉；一批批不畏艰险、远涉重洋去谋生的华侨，让家乡有了“侨乡”之美称；一批批出外求学、勤奋读书、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人口不足2000人的小小山村的塘沥人，足迹遍布四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塘沥村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4000人以上，相当于本村常住人口的两倍多。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民国初年，就有一批批青壮年飘洋过海到南洋和南美洲等地谋生。他们在海外克勤克俭，顽强拼搏，创造了巨大业绩。他们身在异邦，心怀祖国。在国内经济困难年代，他们送钱送物接济乡里的眷属和亲友；在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或积极投资办企业，或牵线搭桥引进外资办企业，或慷慨解囊兴办家乡社会福利事业。家乡人民对侨胞、港澳台同胞的巨大贡献引以为骄傲和自豪。 
留守乡土的塘沥人，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以其爱乡爱国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实践创造了足以告慰海外侨胞，无愧于后代子孙的业绩和荣誉。
在那“长夜难明”的年代，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并没有征服塘沥人民，反而激起塘沥人民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艰苦战斗。当年，塘沥的端风学校成为凤岗一带推动革命斗争的政治中心。自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先后有中共地下党员梁金生、张里夫、张如、张德生等以及东江纵队的负责同志王作尧、杨康华、蔡子培、何通、张军、张汉良等在这里开展“反蒋抗日”的革命活动，启发和吸收了塘沥村一批青年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出牺牲和贡献。特别是芦竹田村的张官球，他与黄友等抗日英雄一起血洒老虎山，成为塘沥人永远怀念的革命烈士。 
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塘沥人没有辜负“革命老区村庄”的荣誉，一直紧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的前列。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楼厦村首先建立起塘埔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当年东莞县五个试点社之一。楼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互助合作运动的一面旗帜，激励着塘埔乡各村在1953年至1956年的两三年内就实现了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巨大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了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实行改革开放，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为塘沥人开拓了勤劳致富的广阔天地。塘沥人既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又有搞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塘沥圩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是繁荣的圩市，称得上凤岗一带的经济中心，因而塘沥人不乏搞市场经济的热烈追求和聪明才智。塘沥村委会、村小组两级干部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和“侨乡”的优势，积极招商引资办厂，带领群众朝着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突飞猛进。农田建厂工业化，农民洗脚上田市民化，至2004年底，塘沥村委会辖区内有大小工厂企业70多家，大小商店500多间，初具工业化、城市化规模，其经济效益在东莞市中居于先进行列。2002年至2004年，东莞市政府对全市570个村委会两级经济集体收入总额进行评比，塘沥村委会2002年排第100名，2003年排第86名，2004年排第83名。2004年，塘沥村委会人均生产总值是14798元，已超过一般的小康水平。到处旧貌变新颜。村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塘沥人具有“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传统。继清朝中期各村办私塾之后，清朝光绪年间（1880年前后）在塘沥圩创建了端风书室，后为端风书院，民国二年（1913年）扩建为端风学校。这是当年凤岗一带第一所完全小学，颇负盛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学生来源已超出塘沥八乡，近的有浸校塘，远至清溪的湖笃尾、宝安的鳌湖、布吉及龙岗的廻龙埔等地都有学生前来就读。加上三四十年代，中共地下组织又以端风学校为活动据点，使当年的塘沥圩不仅是凤岗 一带的经济中心，而且是政治文化中心。20世纪90年代，端风学校建成新校舍，充实了现代化教学设备，于1995年被评为“东莞市一级学校”，是凤岗镇第一所、全市第三所农村小学有此荣誉称号。塘沥村地灵人杰，无论是侨居外洋的塘沥人，还是留守故里的塘沥人，都不断涌现杰出人才。称雄棋坛几十年的特级象棋大师杨官璘，凤凰围美籍华裔核能科学家张斯伦，油甘埔村苏里南总统顾问张丰年，他们少年时代都曾就读于端风学校。是端风良好教育的栽培、塘沥高尚民风的熏陶，为他们奠定了闯荡世界、成名成家的人生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塘沥村委会既抓紧经济领域的物质文明建设，也抓紧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后获得了“先进党支部”、“文明村”、“村民自治示范村”、“计划生育合格村”、“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运转。回顾过去，塘沥人满怀着骄傲与自豪；瞻望未来，塘沥人洋溢着自信与自强的豪情壮志。他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向前进，塘沥人一定能够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历史大事
一、明朝时期
明朝万历十六年（1588年），碧湖村谢姓祖先（原系河南谢国后裔之一支，先于元朝末年迁居广东五华县）最早由五华迁居碧湖。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芦竹田村的一支罗姓祖先（原为北方南迁至兴宁县的客家人后裔）辗转迁芦竹田落居。 
二、清朝时期
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广东南海卫的卫主萧君“疏呈招耕”招募士兵和农民屯垦凤岗一带地区，有十三位屯长积极参与其事，前来黄洞南门山地区垦荒落居，是为凤岗地区客家始祖之一支，后世尊奉为“十三位公”。同十三位公一起或随后响应政府“招耕”号召来凤岗屯田落户的还有大批军士和农民，他们也都是凤岗塘沥一带许多村民的始祖。 
清朝初期，塘沥村隶属东莞县归城乡六都。 
清朝中后期，塘沥村改属南海县第七部，再后又改属东莞戍厅。 
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5年），塘沥圩就有东和店、广益店、杨丁龙、杨正合、仁和堂等十几家商号，成为初具规模的圩市。 
清朝同治年间，塘沥村杨姓始祖杨悦华第七代传人杨廷清分支营建正合村。 
清朝后期（19世纪中叶），塘沥各村先后成立私塾，如塘沥村的养中书室、何屋蒙馆、碧湖村的琼英书室、芦竹田村的乐贤书室、凤凰围村的育莲书室、油甘埔的仕璘书室、凤德岭的文安书室、狮石厦的兰芬书室、上村的纂香书室等。 
清朝光绪初年（1880年前后），八约乡绅协议在议事的会馆中创办端风书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维新之后，端风书室扩建为端风书院。 
清朝光绪末年（1900年前后），塘沥村出了一位秀才－杨喜春。 
三、民国时期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即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属于乱世之年，塘沥村有一批青年杨茂生、杨新喜、杨茂钊等人为逃避饥寒和战乱而出国谋生。他们是塘沥村华侨的先辈。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塘沥八约改为八乡，成立乡公所，委派了乡长，是所谓国民政府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 
民国初年，塘沥高桥建成，塘沥村人罗桐骞主持这一工程，方便一河两岸群众往来，对塘沥圩的繁荣昌盛起了推动作用。 
民国2年（1913年）6月，端风书院经东莞县国民政府核准改名为端风学校。1918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3人。 
民国14年（1925年），孙中山领导的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攻打惠州，讨伐陈炯明叛军，有一支东征军曾路过塘沥村。 
民国21年（1932年），油甘埔村人张仲潜在广州读书毕业回乡任端风学校校长期间，带来一位老师梁金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后来是中共党员。 
民国22年（1933年）10月9日，塘沥端风小学举行2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特放影中日上海战片及国思军《涿州大战》等片。当晚全校员生举行提灯大会，巡行八乡，宣传抗日。 
同年，塘天公路兴建，是塘沥村人罗振鹏（罗天铎之父，时任东莞四区区长）主持规划建造的。还有一节称塘横公路因在规划建造中受阻拦而未建成（仍存有路基残壁在1955年国防公路建造之时毁掉）。 
同年，横跨河沥贯通东西走向的李凤桥建成。 
同年，张里夫来端风学校任教，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派来端风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一位共产党员，曾住过正合村、上村，他与林锦华负责清塘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委员兼清塘区委书记，是年6月，在前往东莞开会路经清溪时不幸被日本飞机炸死。 
民国24年（1935年），凤凰围村一老富婆因夜梦怀疑黄才新、刘官英是偷钱人，这老富婆只凭“夜梦”就仗势告状到国民党东莞县政府，结果将黄、刘二人抓去坐了半年牢。 
同年，凤凰围村巡丁队李庆华在一个执勤的晚上，发现有贼佬（盗窃者）进村，在围背树山边与贼佬武装对峙，终于把贼佬赶走，村民盛赞李庆华勇敢负责任。 
同年，芦竹田村人张xx持枪打死其堂兄在田间。 
民国27年（1938年）1月间，塘沥、清溪、塘厦等地成立了由中共党员掌握的抗日自卫队，抗日救亡工作做得相当好。 
同年，春节前夕，塘沥圩开店的何运来去平湖买糖办货品，回程时路经芦竹田村山坳打元坑转弯路段时，被土匪打劫，抢走身上钱物，并被打死。此后村民称打元坑为打人坑。 
同年3月，张广业（张如）为大队长的政治工作队先后到凤岗、塘沥、观兰等到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同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入侵广东。当日军向南扫荡进袭惠东宝地区时，农历十月初三（公历11月24日）塘沥大批村民成群结队向香港大逃亡，芦竹田村张松的亲属盲佬（外号）一家4口逃至深圳晒布岭地带，被日军飞机炸死。 
1939年10月5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日军由天堂围入侵凤岗。当时驻守凤岗一带的是国民党军某师（师长张光琼，师部设在凤德岭阮定中家），一个团布防在清溪的三峰，一个团布防在碧湖的鹅公髻。当日军进犯时，碧湖鹅公髻的国军迎头痛击日军。激战一夜，双方死伤惨重。另据传闻，迎击日军的是国民党军队一个营，死伤180多人，战后残余部队向清溪方向溃退。因此，抗战胜利后，地方国民党政府在鹅地排公路旁建了一座“国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注：此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掉。） 
次日（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日军飞机多架次侦察和追击国军残余部队。塘沥村民为逃避战祸在前一天下午就躲藏在细帐背松山沟，适逢雨过天晴，晾晒衣物于松丫，被日军飞机发现，狂轰滥炸。结果被炸死33人（其中塘沥村31人，碧湖村1人，凤凰围村1人），炸伤几十人。村民称此事件为“细帐背惨案”。 
同年11月的一天，日军经塘沥往凤岗方向行动，碰上国民党军队，在白坟窝、横片岭一带双方对峙开火，激战几小时，结果国民党军队被打死十几个人，日本军队也被打死几个人（即把尸首拉走）及打死一匹马。 
从1938年冬至到1945年夏秋间，塘沥村一带已成了半沦陷区。在此几年间，盘踞在平湖的日军藤本大队，多次到凤岗、塘沥一带进行扫荡。村民终日不得安宁。 
1939年秋天，有一次日军来扫荡，以搜查枪支为名，抓了凤凰围六七十人关进张锦住宅，抓了碧湖村一百多人关进琼英书室教室，分别用毒气弹熏焗。结果，凤凰围村张焕粦第一个儿子被活活焗死。日军收缴了10多支枪支，抓了张锦、李伟良、张宛如三个村民为其背枪离去。 
当年，塘沥村罗生，因生活习惯有一哨子佩带胸前，被日军扫荡时发现，涉嫌是国民党线人之一，被缚至塘沥圩高楼底下处残忍砍头。 
当年，塘沥村、芦竹田村先后共有30多人被日军抓去平湖驻地，严刑拷打，借口清查支持游击队的反日行为，结果查无实据，只好释放。 
民国28年（1939年），塘沥乡抗日自卫联防队建立，大队长是油甘埔村张定雄，副大队长是芦竹田村张唯晋。（现塘沥村委会村志办公室存有该联防队的公章，见 “彩页专栏·历史遗风”照片）。 
同年，以端风学校教师及塘沥乡的社会青年为骨干组织了大路剧团，演出话剧，配合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因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建议不宜公开演剧免得暴露抗日力量而暂停活动。 
民国29年（1940年）10月，芦竹田村张炳能在对面岭蔗地牧牛时，因蔗尾摇摆，招至日军远眺以机枪扫射身亡于蔗地。 
同年，塘沥村青年杨嘉训参加中共抗日游击队。 
同年，上村人张水在塘沥圩开的一间布匹行店名叫新同春，被贼佬用炸弹炸开大门，抢了一批货物。 
同年，土匪蔡伟青（清溪人）及塘沥村人黄XX，黄XX被国民党军抓捕解至塘沥车亭，其中蔡伟青暗中解脱绳子逃跑时被打死在一块蔗地里，其余2人拉去荔果山处决。 
民国30年（1941年），一个日军离群的汉奸在狮石厦村被村民发现逃跑，村民随即追赶不舍，当追赶至油甘埔村时由油甘埔村青年江凯、张友贤等将此汉奸抓获，拉至凤凰围村头田边，用石头等硬物打死。 
1941年冬季某一天，日军飞机在本地空中盘旋，无的放矢乱投炸弹，碧湖村投下3枚，芦竹田村投下2枚，幸无人伤亡。 
同年，龙岗沥厦村有两兄弟来塘沥赶集（投圩），在马栏头被国民党军抓获，怀疑是游击队，被活活打死。 
同年，塘沥村在中共组织的教育下，有一批青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其中有魏汉朋、吕庆铭、张定才、张唯晋等。10月下旬，中共东莞县委为壮大抗日力量指令清塘区委争取当地某些武装人员组建一支灰色武装，廖彪（小塘人）为队长，活动在惠东宝交界地区。 
同年，油甘埔村人张壬秀任国民政府塘沥乡乡长期间，因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曾组织进步青年教师张吉安、魏汉朋、张仲如等开办乡报《大路》报，转抄由香港偷运进来的《华商报》中有关华北地区抗日消息，用腊纸油印成小册子，宣传群众，当时亦颇有影响。 
民国31年（1942年），塘沥村有杨丁桂、杨友才、黄昌、杨运胜、杨华等参加中共抗日游击队。 
同年，凤凰围村有一个土匪头目张康，曾经偷过外地人的耕牛成批拉回村，有一次，在宝安布吉行抢旅客时被国民党新四军某部打死。他是村人的领养子，死时20多岁。 
同年冬，路西后方办事处主任张作铭（油甘埔人）叛变革命，中共党组织迅速疏散免遭破坏。 
民国32年（1943年），凤凰围村李元，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被中共游击队处决，死时20多岁。碧湖村张就，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游击队，因病回乡后，又当了国民党联防队，在一次护送乡长廖传基开会途中被游击队打死。 
同年，碧湖村发生了几件事：有一村民因偷番薯芋仔充饥而被外村人xxx用枪打死在地里；另有一个外村亲戚来探亲，正值荔熟季节，偷摘荔枝，被业主xxx用枪打死在荔枝园；村民张福，因生活困难，饿死在老围门楼内。此外，住在塘沥青学社（杨姓公家屋）的单身汉杨盘生，将一位躺在青学社门边的外地乞食的有病垂危被父母遗弃的小女孩投入河沥活活浸死。 
是年，大闹春旱，连续几个月未下大雨，不能播种插秧，三十六约乡民，男性群众，组成浩大队伍，抬着十三位公灵位、关帝公灵位、三牲祭品游乡（行乡）求雨。是年，广东大部分地区因旱灾闹饥荒，哀鸿遍野，路有饿殍。常有外地逃荒乞食的人饿死在塘沥车亭附近。 
大旱之后几个月，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急促上涨，从塘沥车亭穿坝而过，水深至车亭棚桁高处。塘沥村民杨昆因路过时洪水突袭而急中生智爬上屋背后一棵大树，才幸免于难。 
民国33年（1944年）1月，何通率东纵独立中队（飞鹰队）进入清塘地区，多次战斗，打开了抗日斗争新局面。7月22日，东江纵队飞鹰队黄友小鬼班共6人（其中一位队员是芦竹田村人张官球）在老虎山抗击日军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详见《专文十·抗日游击队的英雄史诗》）。 
民国34年（1945年），夏秋之交，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失利之后，曾进驻塘沥村，河背黄满(杨春和母亲)家及凤凰围李日昌家等处都驻有日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扎在塘沥的日军顿失往日凶恶的神气，由国民党军队于9月间接受其缴械投降。 
民国35年（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是年，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我清塘地区。7月初在清溪捕杀青塘村刘辉云弟弟等民众2名，殴伤数名，12日又枪杀了民众10多人，烧民房五六间，毁炮楼一座，全村财物被抢去清溪卖。塘沥村民闻讯惊恐万状。6月底，东纵依然执行《双十协定》，北撤山东。从此，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 
民国36年（1947年），楼厦村有一姓曾的渔民因在黄坳背处偷番薯被外村人xxx打死。 
同年1月，中共党员张福友、张尔（油甘埔人），回到清塘区，组织塘凤武工队，恢复武装斗争。 
同年，端风学校纪念堂二楼，当时是国民党的塘沥乡政府办公地方。乡长黄青郁（狮石厦人），调塘凤乡（是塘沥、凤岗两乡合并）任乡长，副乡长罗丁奎（碧湖人）。1948年后取消塘沥乡，合并为塘凤乡，历任塘凤乡乡长有张三仁，廖传基、彭新发、郑范青、廖国汉、黄青郁。 
同年4月，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在官井头成立，大队长关武（张军），副大队长李和，政委欧林（杨培），活动在惠东宝边区。 
民国37年（1948年），原东纵队员黄亦群（宝安人）未有北撤留在村中，之后变成叛徒，组织贼佬队，秋季中的一天做了两件事：一是大白天下午抢了国民党塘沥乡政府20多条枪，二是傍晚又烧了塘沥圩一间铺（即碧湖村张明头之子张井安开的），铺主张井安由瓦面天窗爬走才幸免于难。 
同年，芦竹田村人张木和在塘沥圩李发理发店工作，因住处有游击队人员出入过，一次国民党159师来搜查扫荡时以张木和涉嫌游击队将其抓捕，严刑拷打一晚，于次日被处决在何屋门楼前的路边。 
同年上半年，洋稠尾村彭玉雄是武工队中队长，被国民党军追击打死在黄洞路边的水涵洞内，并被残忍地砍下头颅挂在塘沥圩猪岗厦伯公坛的榕树上示众。 
同年5月，塘沥乡地下党支部恢复后，建立了乡民主政权以及农会、民兵、妇女会。 
民国38年（1949年）3月，国民党军某部以搜查游击队文件名义，抓了村民杨永强带路去端风学校，在带至纪念堂二楼时杨永强被游击队装置的炸弹炸伤。后来杨永强被国民党军安排经石龙到香港辗转去了台湾，成为国民党老兵。 
同年，塘沥村又有张锦、李冠青、李官求、杨运平、张金凤等一批青年先后参加游击队，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 
同年秋天，本地区解放前夕，大路剧团复团，油甘埔人江凯当团长，芦竹田人张仲如当副团长，当年腊月演出《白毛女》话剧，轰动一时，还受邀于次年赴惠阳淡水镇及宝安观澜等地演出。 
20世纪30－40年代，塘沥圩附近有几股土匪：一是宋发为首的，一是袁哈苟为首的，一是李官姐为首的，一是廖安为首的。这些土匪经常打劫塘沥圩店铺，甚至轮流“坐庄”征税勒索。由于利益相争，袁哈苟被李官姐部下打死。 
当时，宋发为首的贼佬队驻在楼厦村，其中楼厦村的李仔、正合村的杨xx在外地行动时被国民党军队打死。后来这支队伍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中共游击队策反收编入伍。 
20世纪40年代，由于治安混乱，劫贼横行。当年国民党政府曾经抓过一批劫贼，其中有姓黄的、姓杨的共7人在塘沥荔枝山被处决。 
当年，碧湖村张官松，年仅17岁，偷鸡摸狗成性，民愤极大，后逃至观澜，被国民党军抓获处决。 
碧湖村张庚友也是惯偷，民愤极大，被东纵部队处决。
四、建国以来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凤岗、塘沥一带，凤岗获得解放。凤岗解放后成立人民政府，设塘凤乡辖36个村，雁田乡辖5个村。 
1950年，塘凤乡开展肃反运动，碧湖村罗丁奎，在1947－1948年间是国民党塘凤乡乡长黄青郁副官，解放后接受黄青郁在香港的指使，在内地发展反共救国军组织，被人民政府抓获在东莞处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塘沥村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捐款捐物，有些妇女把出嫁时的金银首饰也拿出来捐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端风学校女学生制扎纸花，向行人献花募捐支援志愿军作战。 
1950年农历9月4日在塘沥端风学校操场开斗霸大会，斗争地主黄本昌。 
1951年冬，开展“八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凤岗地区划分成5个小乡：雁田、塘埔、岭山、竹排、五堂，隶属塘厦区管辖。 
同年秋季，在塘厦区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塘厦供销合作社，是集体经济组织性质，并以集资形式，村民入股每股股金二万元（旧币），凤岗地区在塘沥圩设立营业网点，地点设在塘沥圩内横头街。供应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并组织货郎担下乡供应。 
1952年，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农村划分为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成份，分田分地，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3年，土改复查。同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三大改造（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塘沥村民积极投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去。 
同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统购统销）。塘沥村民从此根据统购统销政策，按田亩交公粮，按既定产量卖余粮，积极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同年冬季，塘埔信用合作社在乡政府主持下建立，是集体经济组织性质，并以集资形式，村民入股每股股金一万元（旧币），办公地方设在塘沥圩的一间租用的三层桥房。 
1954年，东莞县五个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低级社）试点之一的楼厦村低级社成立，为塘埔乡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树立了榜样。 
1955年，碧湖村建立了塘埔乡第二个低级社。其他各村相继组织了互助组。 
同年2月，中国共产党塘埔乡支部成立，有5个共产党员，张桂生任支部书记。 
同年7月，塘沥村贯彻执行国家对农民养猪实行“购六留四”政策。 
同年，国家实行新版人民币兑换旧版人民币。（新版一元等于旧版一万元。） 
同年秋季，掀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塘沥各村在原互助组基础上纷纷成立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次年塘埔乡农业社分割合并转为规模较大的4个高级农业社，完成了土地所有制由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1956年，塘沥村人杨官璘夺得新中国第一届象棋赛冠军，从此扬威棋坛几十年。 
同年至1965年十年间，塘沥村民先后积极参与修建了正坑水塘、碧湖水塘、官井头水库、雁田水库等一系列农田水利工程。（详见专文五《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 
1957年，塘埔乡4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塘埔大社，社主任由乡长罗宋兼任，下半年社主任是张官祥。 
同年夏收后，塘沥地区第一次出现逃港风，当年政府机关和文教系统正值开展反右派斗争，农村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同年冬，凤岗地区撤5个小乡，并大乡，成立凤岗乡人民政府。 
1958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塘埔大社拆解为五个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碧湖村与芦竹田村为一个大队，塘沥村与楼厦村为一个大队（凤凰围村当时划入黄洞），凤德岭、狮石厦、上村为一个大队，油甘埔为一个大队，虾公潭、南岸村为一个大队。 
同年秋天各个自然村组织民办学校，结合小学教材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各村选派一位民办教师到端风学校学习后回村传授汉语拼音知识，并开展群众性推广普通话活动。 
同年9月下旬起至11月下旬，掀起全民大炼钢铁高潮，全村砍伐原始树山林木烧炭，并把铁门、铁窗枝拆下来，卖给收购部门，用松枝烧熏所谓炼钢，结果炼出的是废品，劳民伤财。 
同年10月，成立由凤岗、清溪、塘厦三个乡合并的人民公社，称塘厦人民公社。 
民国36年（1947年），楼厦村有一姓曾的渔民因在黄坳背处偷番薯被外村人xxx打死。 同年，除老弱病残者及孕妇外，所有青壮年劳力参加官井头水库建设。 
同年，出现了“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异常现象。 
同年11月，塘沥农村掀起了深翻改土高潮，打乱了耕作土层。随后，又搞大兵团作战，放“卫星”意图创造亩产万斤粮的幻想。 
同年11月1日，全体社员集中到各村的集体饭堂吃饭，开头是三餐干饭任人食，后来便闹粮荒、饿肚子。 
1959年秋，庐山会议之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国城市、农村开展。塘沥村也有干部受到冲击。 
同年，糖、油、鱼、肉等副食品类实行凭票供应。 
1959年－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重大失误，全国出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市场商品供应紧张，连肥皂、火柴、火水等日用品也要凭票供应。粮食不足，营养不良，塘沥地区许多人患了水肿病。 
1960年，省委号召大抓养猪事业，规定各级领导机构增设一名养猪书记。塘沥大队有干部专责抓养猪。 
1961年，塘厦人民公社拆解为三个公社，凤岗人民公社成立，实行体制下放，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同年，凤凰围村脱离黄洞体制，独立成为一个凤凰围大队。 
1962年5、6月间，塘沥地区出现了第二次逃港风。传闻边境管制放松，群众蜂拥逃港。 
同年冬季，原塘沥大队用柴油机进行榨糖生产，从此结束了用牛榨蔗产糖历史。 
同年，以修理钟表作掩护、在塘沥村塘水边一民房居住了3年的暗藏特务分子赵连兴（外地人），被东莞公安局抓捕。 
1963年2月，塘沥、凤凰围、碧湖三个大队合并为一个大队，称塘沥生产大队。从此形成了至今塘沥村委会所辖区域。政权建制名称虽几经变易，但所辖区域固定下来。 
同年碰上天旱，合并后的新的塘沥大队购买一台30匹柴油机抽水抗旱。 
1964年春夏间，塘沥大队在上级的领导下实行小“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指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主要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四不清”现象进行清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当年冬季，省办的东深供水工程动工，至1965年竣工，从此东深河水倒流供香港，其中流经凤岗地区有三个抽水站，塘沥的农田和生活用水也大受其益。 
1965年在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倡导反修、防修、斗私、批修，塘沥大队每户人发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 
1966年5月之后，在全国开展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各级领导许多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塘沥大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生产队设文革小组，一些大队干部被指为“走资派”靠边站。 
同年10月，塘沥大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在青学社（即珠江队的杨屋炮楼）召开四员（会计、出纳、保管、记分）以上干部及塘埔小学高年级学生参加的会议，当学生上到楼上由老师整队时木制楼板突然倒塌，有几十人受伤，幸无人死亡。 
1967年，以塘埔小学和凤岗中学为基地组织红卫兵，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华侨中学学生进行全国大串连。塘埔小学以红小兵取代少先队。 
1968年，提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塘埔小学戴帽子办初中班，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管理学校，取消校长负责制。 
同年，农村实行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塘沥大队设卫生站，配赤脚医生。 
同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塘沥大队接收第一批来自广州等地的24位知青。 
这期间，“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塘沥村民人人胸前挂上毛主席象章，集会时手捧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处出现“忠”字海洋。农村社员每天早上跳忠字舞，叫早请示；饭前三句话，叫晚汇报。全国派性斗争激烈，塘沥大队也有两个派别的农民卷入派性斗争。 
同年秋季，“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塘沥大队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有3人在受隔离审查过程中含冤自杀。 
1969年春季，受上级指示，塘沥大队组织劳工80人参加在企石的东引工程建设。夏季，国防施工埋设地下电缆，塘沥派基干民兵参加。 
同年，“文化大革命”进入 “向走资派夺权”阶段。塘沥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大队管理委员会。 
1970年2月，全国开展一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塘沥干部参加公社在雁田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批斗黄洞神婆及有投机倒把行为等人物。 
同年，塘沥大队受命派5名共青团员参加省建工程的龙门枫树坝水利工程建设。 
1971年9月13日，反革命集团头子林彪乘飞机叛国外逃，坠死于蒙古温都尔汗。11月初，凤岗公社在雁田部队营房4号工地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塘沥干部群众才获悉此事，无不感到意外和惊讶。 
同年冬季，又有一批东莞知青共28人下乡到塘沥，分别安排在各个生产队。 
同年，每个生产队派1人，全凤岗公社87人，参加惠阳地区规划的为排除潼湖地区积水的淡澳工程建设。 
同年夏季，河源发生小地震，塘沥村民惟恐仍有地震发生，纷纷搬到室外露宿一个星期。 
同年，凤岗公社修筑黄洞水库，塘沥派200劳工参加。 
1974年8月，东莞县组织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下乡，塘沥每个生产队进驻1名工作队员。 
1975年，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继续“批林批孔”，在塘沥到处可见，大字报普天盖地。 
1976年，国家主要领导人，周总理1月8日逝世，朱德委员长7月6日逝世，毛主席9月9日逝世，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塘沥村民进行各种悼念活动。 
同年10月，反党集团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垮台。消息传来，塘沥群众纷纷参加庆祝会。 
1977年春季，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自留地作物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同年秋季，第三批知青22人，下乡到塘沥，全部集中住宿在碧湖下围队借住张汉的房屋，并安排在大队的茶场工作。 
同年冬季，在东莞县委的领导下，塘沥村跟全县农村一样开展平田、改土，为方便机械化操作将大小不一的田块合并成方块。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给塘沥村民带来振兴农村经济的新希望。 
1979年10月，塘沥又出现了第三次逃港风。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在塘沥地区尚待落实执行，生活仍较困难，传闻港英当局将于12月1日起停止给偷渡者发身份证，群众抢先逃港。 
1980年晚造季节，塘沥大队在珠江生产队试行分田到户，为凤岗公社召开现场会议提供经验。 
1981年，塘沥大队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所有生产队分田到户管理。同年引进了全大队第一间布朴厂。塘沥大队从此进入 “改革开放”新时期。 
1983年，塘沥大队引进了一间塑胶五金电子厂。 
1984年，塘沥大队又引进了一间较具规模的塑胶综合厂。是年撤社改区，凤岗为区，下设乡政府，塘沥大队称塘沥乡人民政府，并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同年，逐步安装程控电话入户，当时价格昂贵的“大哥大”每部25000元，固定电话每部5000元。 
同年夏季，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作尧将军前来端风学校视察，与当地干部及教师进行座谈，重叙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 
1986年，塘沥乡政府开始颁发居民身份证。 
1987年，芦竹田村引进一间规模较大的塑胶制品厂。其经济发展之快，曾被凤岗区政府称赞为“三块田”（雁田、竹尾田、芦竹田）之一的典范。 
同年，撤区改镇，凤岗为镇，下设管理区，塘沥乡称塘沥管理区，下属各村设村民委员会。 
1989年，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确认端风学校所在地的塘沥村为“革命老区村庄”。 
1991年，正合生产队从塘沥村分离出来，独立为一个自然村。 
1993年初春，塘沥管理区举办首届敬老会联欢活动，从此形成一年一度的敬老会制度，至2004年已是第12届。 
同年，各村开始用校车接送学生。 
1996年，端风学校新校舍落成，并获得 “市一级学校”光荣称号，是当时凤岗镇第一所、东莞市第三所获得“市一级学校”称号的农村小学。 
同年，塘沥各村所属松林发生松材线虫，虫害蔓延，被称为松树的癌症，无药可治。在东莞市林业局的指示下，用二年时间将全部2430亩松林彻底砍光，改种马占相思树。 
同年，塘沥管理区办公大楼建成。 
1998年，塘沥撤消管理区改为村民委员会，下属各村设村民小组。 
2000年，塘沥已有66家工厂和企业，人均生产总值达12983元，已超过一般小康水平。 
2001年至2003年，塘沥村先后被镇、市领导机关评为“先进党支部”、“文明村”、“村民自治示范村”、“计划生育合格村”、“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2002年，塘沥村委会“警民共建安全文明村”挂牌。 
2002年至2004年，东莞市政府对全市570个村委会二级经济集体收入总额进行评比，塘沥村委会2002年排在100名，2003年排在86名，2004年排在83名。2004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达14798元。 
2004年6月15日，塘沥村委会实施《塘沥股份经济联合社与合作社章程》。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将股份量化到人。确定2004年6月15日24时为配股对象界定日，成人和小孩均享受同等配股权利。并从此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的股权制度。
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塘沥村委会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侨乡条件，发挥集体智慧，推行优惠政策，贯彻两个轮子齐启动的做法，积极招商引资办厂，于是各类来料加工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应运而生。 
1980年，塘沥大队利用原来农具服务站的旧房子及养猪场办了一间布朴厂，挖了第一桶金。 1982年，塘沥大队自建300平方米的石棉瓦厂房，办了第二间厂──塑胶五金电子厂。在私人住宅刘肖芸家办了一间车衣厂，在大队砖瓦房办了一间胶花厂。1984年，塘沥乡政府自筹资金建了5000多平方米厂房，办了第三间较具规模的塑胶综合厂。1987年，芦竹田村，贷款240万元，自建12000平方米的较大厂房，办了一间塑胶制品厂。碧湖村在对面墩办玩具厂，凤凰围村也自筹资金在相思坳办了一间近2000平方米的五金厂。 1990年，正合村，推平岭背山丘，建了十几间铺位，出售铺位换回一批资金，并向银行贷款，建了一间颇具规模的益宏纸品厂。 
此后，村委会和各自然村小组两级各显神通，自1990年后又陆续办成了一批工厂，如碧湖塑胶玩具厂、佳景成衣厂、合丰纸品厂、金石玩具厂、利达五金厂及凤凰围、正合村的新华工业区、村委会的冠亚皮件厂、全尉陶瓷厂、芦竹田村福民工业区、碧湖村沙径工业区、楼厦村的老虎山、青塘面工业区等等。 
至2004年底，整个塘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工厂企业70多家，其中不少是港商、台商的合资或全资企业。在对外引进的企业产品中，有塑胶、五金、制衣、玩具、鞋业、电子、纸箱、陶瓷工艺、电器、装饰品、手袋、家私等，产品远销香港、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墨西哥、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地。现在的塘沥基本上已形成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中心的繁荣城镇。 
在众多工厂企业基础上，突出抓了大型工业园区的建设： 
一是金凤凰工业区。占地160万平方米，属塘沥村和楼厦村、凤凰围村管辖的土地545333平方米，三村占总股份的21.65%。其中塘沥村小组占10.65%,楼厦村小组占6.46%，凤凰围村小组占0.928%。该工业区地处东深河东岸，原来只有一条狭小的机耕桥接通西岸的东深公路，交通受阻，要开发这块土地，人们只有望河兴叹。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南粤大地，这块未开发的黄金宝地才获得新生。是年，由凤岗镇政府策划，联络塘沥、黄洞、凤德岭三个管理区合办金凤凰工业区。经过十年的努力，已初具规模。而今，一座6车道的金凤大桥横跨东深河东西两岸，以衔接东深公路。大桥东边延伸2公里的金凤大道直抵工业区边缘的南门山下。园区内厂房林立，港商、台商纷纷前来投资设厂；商业一条街，两边五、六层高的商住楼宇对称排列，有200多户铺位，已有不少商户开张营业，一个多功能的园区经济崭露繁华景象。医疗及文娱设施以及金凤凰小学等文化设施也已逐步配套，营造了一个美好的投资创业环境。这个工业区2003年开始有了收益分配，其中塘沥村小组分配所得64万元，楼厦村小组分配所得38万元，凤凰围村小组分配所得5万元。2004年又比上年有所增加。 
其次是宏盈工业区。该工业区地处原来的树板桥、马甲窝、红石桥一带，面积50万平方米，其中属塘沥村70373平方米、正合村141807平方米、芦竹田村130529平方米，三个村管辖的土地一共有35万平方米，占工业区总面积的38%。这块沉睡在龙平公路西北面的处女地，是90年代乘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给惊醒起来的。1993年由凤岗镇府牵头由塘沥村委会与雁田村委会、凤岗居委会合作，共同筹建大型工业区。经过十年努力，现已建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工业城。6个外商集团包揽了全部工业区。2005年实现收益分配。塘沥村分配11万元、正合村分配22万元、芦竹田村分配20万元。 
三是位于芦竹田的福民工业区，占地35万平方米，2000年以来，已有4间工厂投产。2005年在政府支持下十几间工厂拔地而起；四是碧湖生态工业园，占地80万平方米，是2003年镇政府与塘沥村委会共同筹划开发，修筑了3公里6车道公路，东至凤德岭上河，与东深公路相接，西至五联光头岭，2005年底竣工，该园区2005年开始招商引资，协议签约达50000平方米。 
塘沥地区的工业，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到2000年前后，已经发展为“满天星斗”（众多工厂企业）和“两轮明月”（金凤凰工业区与宏盈工业区），基本上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跃。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型，塘沥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质的变化。
著名人物
特级象棋大师杨官璘
1987年12月，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中国象棋比赛，在广东省番禺体育馆举行。年过花甲的中国特级象棋大师杨官璘作为广东代表队的主力，夺关斩将，为广东队夺得本届全运会中国象棋团体赛冠军立下汗马功劳，使已经阔别了广东多年的冠军杯重新回到南粤的怀抱。为此，《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均发表专访，高度评价了杨官璘在本届比赛中作出的贡献。 
杨官璘是东莞市凤岗镇塘沥村人，生于1925年5月。他自幼在乡下生活，四五岁便会下棋，经常与哥哥杨官寿学奕。1933年，杨官璘刚满8周岁，进入端风学校读书。虽然这时他还是个乳毛未脱的儿童，但他已经能够战胜当时端风学校校长黄绍衡。有些外村的棋迷经常到塘沥圩来，在圩内的摊档摆棋坛谋生。8岁的杨官璘放学后常和这些人下棋，而且连连告捷，斩马拉车食炮将军，三下五落，轻易取胜，惊得那些棋迷目瞪口呆，从此再也不敢来塘沥圩摆摊，连自己宗亲长辈也十分惊叹。1939年，杨官璘小学毕业后，在父亲开的瑞合裁缝店当小伙计，协助父亲做生意，有时协助家里耕田种地。当时他能一面裁缝，一面同时和十个人下棋，而且从来不输，百战百胜，故村民赞之为“乡下棋王”。 
1949年开始，他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以表演象棋为生。当时只不过是个二十余岁的青年，早已名噪省港澳，一度在香港天虹娱乐场、上海大新游乐场负责棋坛。1950年在象棋研究会会员赛中首次夺魁，荣登冠军宝座。1951年，又在上海举办的华东、华南名手赛中夺得了冠军。1955年，在广州举办的七雄夺鼎赛又荣获冠军，成为七雄之冠。 
1956年，第一届全国象棋赛在北京举行，这是解放后国家体委首次举办的全国性正式比赛，他以广州冠军的身份参加比赛，并夺得了本届象棋赛冠军。自1956年到1982年，他四次夺得全国个人赛冠军。1965年、1974年、1978年三次获全国个人赛亚军，1958年、1960年、1975年先后三次夺得全国个人赛第三名。1980年至1982年，他作为广东的主力，为广东队连续三届蝉联全国中国象棋团体赛冠军作出了贡献。他从1977年开始，先后三次到菲律宾、澳门、新加坡等地参加菲律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选手赛，亚洲团体赛，国际名手赛，均奏凯歌获冠而归，为炎黄子孙争光。他棋风稳健，着法细腻，能攻善守，精于中炮，对屏风马的各种布局变化，对残局攻力深厚，运子得当，用兵如神，出奇制胜。1962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在广东迎宾馆会见优秀运动员，爱好象棋的古大存副省长当即邀请杨官璘对垒，曾生和李嘉人两位副省长当“军师”加入战团。“三省长大战棋王”，遂成羊城棋坛盛事。 
杨官璘从1956年开始，便担任《象棋》月刊主编，一直到“十年浩劫”期间，《象棋》月刊被停刊。“文革”后期，《象棋》月刊复刊，他担任编委会第一编委，并以主要精力从事编刊物工作。他从1959年开始担任省体委工作队象棋教练兼运动员，1973年起任广东省政协委员，1979年被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常委，1980年被授予国家教练员职称，1982年获特级象棋大师称号，同时获国家体育运动成绩荣誉奖。 并历任亚洲象棋联合会副会长、中国象棋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83年，他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一书，负责撰写“中国象棋”部份，此书于1985年问世，被国务院授予集体奖。他还把自己的心得编写成《奕林新编》、《奕林精华》两书，已销售80多万册。最近，他又出版了评注象棋古谱《橘中秘》、《中国象棋谱》等书，为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棋艺而孜孜不倦地探索。 
他对东莞有深厚的乡情，经常回故乡探望亲人，关心故乡的体育事业。1987年5月，他受东莞市体委聘请，兼任东莞市棋类协会顾问。1988年春节，他还偕同儿子杨子平回东莞市工人文化宫，为家乡父老作了精彩的表演。杨官璘是凤岗人民特别是塘沥人民的好儿子，他光辉的象棋事业照跃着凤岗人民的体育事业向前发展，是凤岗人民的荣誉，是凤岗人民的骄傲。凤岗镇人民政府为了发扬全镇的体育精神，于2002年兴建了一座较有规模的体育馆，并在该馆内庄重地另设一间“杨官璘象棋馆”以资激励，流芳千古。
著名景点
万的英才，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端风的历史千古流芳。 
1640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州人做了皇帝，他们吸取了蒙古人的教训，还是尊重汉人文化，让我们读圣贤书，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像以往皇朝那样开科取士。这对我们汉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大家期望着有朝一日，一举成名，“学而优则仕”，“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光宗耀祖。可惜在满清时代，塘沥一带五社中，连七品官儿都没有一个，八约中连秀才也难有几个。不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仍是人们的希望所在。当时，各个村靠一些大姓祖偿出资办起了蒙馆、书房、书室，请来蒙馆老师，让本村的子弟有书可读。可是，塘沥的乡村，人口并不多，大的村五六百人，小的村二三百人，由于多数家庭贫困，大多数小孩又要放牛，兼顾农耕，十多岁就成为家庭劳动主力，以致有的孩子没有进过书室的门。因此，有的村的学子才有五六个，多的也不过二三十个。 
19世纪中叶，各村先后办起了书馆、书室，如上村纂香书室，碧湖琼英书室，凤凰围育莲书室，塘沥养中书室，芦竹田乐贤书室，双石厦兰芬书室，凤德岭文安书室，油甘埔仕璘书室等等。清光绪初年（1880年前后）八约乡绅商议决定，在乡绅议事的会馆中办起了端风书室，让各村上了年纪的孩子到这里读书。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乡中学子越来越多，乡绅黄俊林先生（今狮石厦村黄伯辉祖公）召集八约乡绅商议，将乡社会馆拆除，在原地建起了一座两进式的太平房，以便招收更多学子就读。这时已是清朝光绪维新之后，这种新潮书馆的规模已有点气派，为了有别于各村的书室，遂取名为“端风书院”，在当时的五社中，竟是独一无二的。（参见端风书院旧貌图） 
端风书院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大门的上方是清溪人氏余林芬书写的“端风书院”四个大字，两旁是一副对联：“端正校堂宏教育，风清雅卷植人才”，字体刚劲有力，对联含义深远，反映了当时前辈乡亲热心办学的宗旨。迈进大门是两进厅，中间一个10多平方米的天井，正中有一个约5立方米的金鱼池，两厢分别是二大三小的教室。正厅上面是祭典的灵位，是每年春秋两祭的圣地。平时用屏风挡住后用作学生图画习字贴堂之用。 
后来由于年久失修已成危房，将此建筑物拆除，建了厂房，失去有如此文物价值的古迹颇有遗憾。 
追溯书院年代，早在明末清初的省城、县城的大街大巷已设有书院，小街小巷设书室。那时是科举制，学子除了“四书”、“五经”必读之外，还要学八股文，才能进科场考试，废除科举制后才没有学八股文。 
1840年，鸦片战争，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了五口通商，西方传教士来了，西方文化随之流入中国，从那以后，省城书院已有了新的教科书，例如常识、卫生、英语等。但是塘沥这样偏远的穷山区直到20世纪一十年代还是学“卜卜斋”那一套，可见城乡差别之大。据芦竹田村张仲如先生回忆，1939年，他和上村的张英发先生同在端风任教时，听英发先生说：我很小的时候，已有这所书院了。依此推算，端风书院的成立，应是十九世纪末年的历史了。 
办学是需要经费的，端风学校的办学经费从书室到学校一直都是塘沥圩的秤架（相当于当今的市管会）的收入拨作学校之用。一直维持到建国后的1951年。 
20世纪30年代，东莞县衙前有一间“莲如书室”的老妇说，她在这里已住两代人了，以前五社中的端风书院的学子到莞城考试都在这里出入。广州市中山四路秉正街44号有一间“大同学社”（前身是庆茹书室，成立于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是塘沥一带学子，特别是端风学子去广州读书出入之地。端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桃李满园，由此可证。 
端风学校教学质量优异，有个典型事例： 
20世纪20年代，端风学校学生李缉光（本乡虾公潭村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某年他刚读完五年级就随同六年级毕业的学长前往省城（广州）投考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待学校放榜时，他自卑地从榜尾开始观看，意想不到自己的名字竟名列榜首，独占鳌头。 “李缉光考中学”的故事在塘沥乡一时传为佳话。（注：李缉光学有所成，曾于1944—45年任端风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