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今列女传辨通
作品原文
直辞女童，满洲人[2]，其父为京营四品官，则未知其为参领与[3]？佐领与？咸丰九年冬[4]，选良家女入宫，引见内殿，上亲临视。女童以父官品[5]，例在籍中。
晨入，天寒，上久不出。诸女至阶下，冰冻缩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贫衣薄，不堪其寒，屡欲先出。主者大瞋怪[6]，固留止之，稍相争论，女童大言曰：“吾闻朝延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无见粮[7]，父子不相保。未闻选用将相，召见贤士，今日选妃，明日挑女，吾闻古有无道昏君，今其是邪？”
于是上在屏后微闻之，出则诏问谁言者，诸女恐怖失色，莫能对。女童前跪称：“奴适有言。”上问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对：“奴等当引见，驾久不出[8]，诚不胜寒，欲出不得，而总管以朝廷禁令相责。奴诚死罪，忘其躯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亡见粮，父子不相保。未闻选用将相，召见贤士，今日选妃，明日挑女，窃闻古有无道昏君，窃以论皇上，愿伏其罪。”
于是上嘿然良久[9]，曰：“汝不愿选者，今可出矣。”女童叩头退立，上遂罢选。当女童前后言时，与在旁者，莫不皇亟流汗[10]，舌咋不敢卒听[11]；及得温旨遣出，或犹战悚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闻京师。
君子以为能直辞。《诗》曰：“匪饥匪渴，德音来括[12]。”此之谓也。女童既出，上他日以事降其父一阶，欲令后选时，女可不豫也[13]。君子以为女童以一言而悟主，成文宗之宽明[14]，显名于后世。《诗》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15]。”女童可以炜彤管矣[16]。
注释：
[1]辨通：论说“直”的意思。通，直。[2]满州：清代满族自称。[3]参领：官名，即“甲喇章京”，上隶于都统，下辖牛录章京。牛录章京汉译为“佐领”。与：同“欤”。[4]咸丰九年：1859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时。[5]清制，四品以上官员，其女必须按规定的年龄送入宫中以待选用。[6]瞋（chēn）：睁大眼睛。[7]见：同“现”，现成的，现有的。[8]驾：对人行动的尊称。此称皇帝。[9]嘿：同“默”。[10]皇亟：恐惧着急。[11]咋（zé）舌：咬住舌头，形容极畏缩、害怕。[12]这二句出自《诗经小雅车舝》。诗写燕尔新婚，旧说却认为是“思得贤女以配君子（周幽王）”之意。德音，指贤女的美好言辞。括：会合。[13]豫：通“与”，参与。[14]文宗：即咸丰皇帝。[15]这二句出自《诗经邶风静女》。娈：美好。贻，赠送。彤管：赤管笔。古代女史以彤管记事，规劝主上过失。此处引用彤管的典故，是赞扬女童敢谏，以言辞规主。[26]炜：光耀。
简评
敢于当面违抗皇命、讥讽皇帝为“无道昏主”，真是够胆大了，何况这是一位初出深闺的女孩的行为！作者不惜篇幅，记叙了她前后两次答话，义正辞严，不慌不惧，视死如归，连荒淫皇帝也只得表面听众。文章说皇帝“宽明”是曲笔，说女童直言取谏才是衷心的赞美。
作品注释
[1]辨通：论说“直”的意思。通，直。
[2]满州：清代满族自称。
[3]参领：官名，即“甲喇章京”，上隶于都统，下辖牛录章京。牛录章京汉译为“佐领”。与：同“欤”。
[4]咸丰九年：1859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时。
[5]清制，四品以上官员，其女必须按规定的年龄送入宫中以待选用。
[6]瞋（chēn）：睁大眼睛。
[7]见：同“现”，现成的，现有的。
[8]驾：对人行动的尊称。此称皇帝。
[9]嘿：同“默”。
[10]皇亟：恐惧着急。
[11]咋（zé）舌：咬住舌头，形容极畏缩、害怕。
[12]这二句出自《诗经小雅车舝》。诗写燕尔新婚，旧说却认为是“思得贤女以配君子（周幽王）”之意。德音，指贤女的美好言辞。括：会合。
[13]豫：通“与”，参与。
[14]文宗：即咸丰皇帝。
[15]这二句出自《诗经邶风静女》。娈：美好。贻，赠送。彤管：赤管笔。古代女史以彤管记事，规劝主上过失。此处引用彤管的典故，是赞扬女童敢谏，以言辞规主。
[16]炜：光耀。
作品赏析
敢于当面违抗皇命、讥讽皇帝为“无道昏主”，真是够胆大了，何况这是一位初出深闺的女孩的行为。作者不惜篇幅，记叙了她前后两次答话，义正辞严，不慌不惧，视死如归，连荒淫皇帝也只得表面听众。文章说皇帝“宽明”是曲笔，说女童直言取谏才是衷心的赞美。
作者简介
王闿运，宇壬秋，又字壬父，长沙府属湘潭人。因父亲在长沙经商，所以他出生于长沙，青少年时代也在此渡过。由于他曾题居所为湘绮楼，人们又称他为湘绮先生。他生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卒于1916年（民国五年），基本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始终，是近代卓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和诗文大家。
王闿运幼年聪慧，3岁识字，9岁读完五经，14岁就已“文翰颇翩翩”。他19岁参加县试，取中第一名。后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平索不喜理学，常和李寿蓉、龙汝霖、邓辅纶兄弟以诗歌唱和，结“兰林词社”，人称“湘中五子”。他又注重通经致用，怀抱“帝王之学”。湘军出师后，曾劝说曾国藩割据反清，未被采纳。1857年（咸丰七年），王闿运参加长沙乡试，中举人，以后数次赴京会试不取。但他才气横溢，文名远播，朝廷重臣、协办大学士肃顺与他约为异姓兄弟，请他在家设馆教授。1865年（同治四年），王闿运迁居衡阳石门，开始半隐居式的著述生活。1876年（光绪二年）又迁回长沙，用两年时间撰写《湘军志》。后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到成都主持尊经书院，此后八九年间往返于湘蜀之间，从事讲学著述。1886年（光绪十二年）丁宝桢逝世，他便不再入蜀，留湖南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和衡阳船山书院。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一度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因上书反对改学制，遭到江西士生反对，又辞职归湘。1908年，年近80岁的王闿运被授翰林院检讨，清亡前又特加翰林院侍讲。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为借重他的声望，聘他任国史馆长，但他不久就见机辞职，返乡。1916年以84岁高龄无疾而终。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篙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词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闿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王闿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