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通志》
简介
作者：郑樵  宋·黄裳·帝王绍运图碑类型：纪传体通史
成书时间：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
内容精要
《通志》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世家3 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 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500多万字。
《通志》为纪传体，在体例上也做了一些修正。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
  天文图碑《通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其记事断限，大抵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他刻意模仿《史记》，讲求会通。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著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他推崇刘知几，自觉实践其史学主张，但反对刘知几尊班固抑司马迁的观点。立志续写一部通史。希望能贯彻“会通”的原则。他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谓成书。”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其实，通史断代史，各有其利弊。正确的态度是彼此并存，互相补充，不可以偏废。其纪传部分也多是袭用旧史， 在史料上没有太多补充。但因为他注重选择史料，融会贯通，也能自成体系。其基本方法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最后把这些综合整理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之中。
“总序” 和“二十略” 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实属珍贵。
《通志·总序》是一篇非同一般的史学论文，是对其史学思想的系统阐发。
《二十略》是《通志》一书的精华，为世所公认。也是郑樵用心之所在。在《通志·总序》中他在二十略部分也是写得最为详尽。他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
天文图碑
《二十略》分别是：《氏族略》5卷、《六书略》5卷、《七音略》2卷、《天文略》2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礼略》4卷、《谥略》1卷、《器服略》2卷、《乐略》2卷、《职官略》7卷、《选举略》2卷、《刑法略》1卷、《食货略》2卷、《艺文略》8卷、《校雠略》1卷、《图谱略》1 卷、《金石略》1卷、《灾祥略》1卷、《昆虫草木略》2 卷。
《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是对刘知几增三志主张的发展。《六书略》、《七音略》是创造。《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对正史《艺文志》有所创新。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也有新意。
金石之学创建于宋，郑樵对此也非常关注，专门设了《金石略》，收集整理宋以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具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图经书纬”的说法，认为书和图是相辅相成的，但后人往往专注于书而忽略了图。郑樵在《图谱略》中， 用《索象》、《原学》、《明用》三个标题，说明了图与书的关系。用《记有》著录了当时尚存的图谱。用《记无》著录了当时已经亡佚的图谱。清儒胡煦认为“古河图”、“古洛书”，以“龙马旋毛”、“龟甲坼文”为做图元素，都是郑樵《通典》所定。
《校雠略》，是他一生访书、求书、著录书的经验总结，是把文献学引向理论探索的开山之作。
在排列次序上，《通典》是以食货为第一，以行政实际为其内在逻辑线索。这种见识都是郑樵所不及的。郑樵并不重视经济，把《食货略》排在14‘位。而且在经济认识上墨守儒家传统观点，认为井田制是最好的，其次是类似井田制的北魏至唐所实行的均田制。他认为废井田，开阡陌是秦的暴政，导致田、赋分离。汉代因秦之弊，没有实行授田的办法，恩惠就不能及于老百姓。对于开创均田制度的北魏孝文帝和均田制度，他热情歌颂：“伟哉后魏孝文帝之为人君也，真英断之主乎。井田废七百年，一旦纳李世安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国则有民，民则有田。周齐不能易，隋唐不能改其贯，故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田。口分世业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遗意。”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但不明白经济发展的规律，缺乏实际操作的实际。均田制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对于那些善于理财的政治家，他认为是“言利之臣”，这是传统的偏见。
他说： “言利之臣，无代无之。有恨少，无恨多；有言加，无言减。”他正是以这种偏见去激烈批评杨炎和他的两税法。但其立论还是从爱民角度思考的：“自两税以来，赋不系于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圆取，或以羡余进，或言献奉，或言假贷，初虽暂时，久为成法。”他感叹：“呜呼，后世之为民也，其难为民也。”他希望恢复井田制。他简单的认为北魏离五代这样的久远， 还能实行均田制度。当时离均田制度破坏的唐代开元年间并不远， 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他说只要现在还有没有田的农民，就没有资格去议论北魏至唐的均田制度。其实均田制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两税法的产生也是历史的必然。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税制和征收办法，影响深远，实行了长达1000年。这也是郑樵一直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了解社会造成的。
郑樵编书的目的也受到时代的局限，是为了维持名教，维护专制统治。在《谥略》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使百代之下为人臣为人子者，知尊君严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轻重之意行乎其间，以伤名教者也。”对于孔子，他认为：“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但是他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认为天人感应的灾异说是“欺天之学”、“妖学”。
评价
因为他一生专心治学，不乐仕进。所以书成之后，虽有人举荐，并得到宋高宗的赞赏。但一直受到排挤。绍兴31年（1161年）书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但马上就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在他死后，也多受讥贬。第一个出来肯定他的是清朝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学诚也是一生致力讲学和著述。
在史学理论方面贡献很大，其《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名著。他写了《申郑》、《答客问》等篇章指出郑樵的主要成就在发凡起例，非一般人所能及。章学诚说：“ 
  图碑插图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他称赞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郑樵也相当看重，做有《郑樵传》与《郑樵著述考》，论述了郑樵的重要学术贡献。顾颉刚还将郑樵的辩《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的《诗辨妄》一书的大部分内容得以恢复。顾颉刚说：“郑樵的真学问，原不在精上，也不在博上，乃在‘部伍’和‘核实’的两个方法上。”“部伍”是指郑樵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核实”是指郑樵逢古人不合适处不肯留一点余地。他提出“诗主于声，不在于意。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其辞意之美哉，只为其声新耳。礼失则求诸野，正为此也。”一向被尊为标准释义的《毛传》、《卫序》、《郑笺》、《孔疏》都被他归结为一个“失”字，可以想象一些道学家对他的怨恨。顾颉刚说“于是他就成了众恶所归了”。
郑樵以一人之力、五十年之学、三年之功，在条件艰苦、资料不能齐备的情况下成就这样一部宏篇巨著，实属不易。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和《通典》一样，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乾隆年间续修了《续通志》和《清朝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
影响与意义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妙语佳句
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
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