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55年全国代表会议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1954年4月召开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的报告。5月和6月，分别召开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了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广大党员和青年团员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极为愤慨，提高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重要性的认识。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载入了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一届人大的召开，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宪法的制定也结束了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的过渡状态。
  党代会会场在上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总结党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党的各级组织所选出的代表257人。毛泽东主席出席并主持了会议。
  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上致开幕词会上，毛泽东致了开幕词；陈云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对两个报告，除分组讨论外，全体会议讨论8天，会上有100多人发了言。代表们一致同意陈云、邓小平作的两个报告，一致认为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发言的同志进一步揭发高、饶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指出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胜利是党的历史性胜利。3月31日，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为副书记。最后，毛泽东主席作了结论。
会议的两个报告、三个决议、毛泽东的讲话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发言，内容极为丰富，主要集中四个问题：
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问题。陈云在报告中指出，中央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草案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因前面已有，此处省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两个方面。会议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需要不断增长的技术力量。为了培养我国的技术力量，就必须发展高等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做必要的修改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和通过。
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高岗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东北局工作时，他就搞独立王国，进行反党活动，1953年调中央工作后，其反党活动更加猖獗，他自认为应当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饶漱石在华东局工作期间，就犯有错误，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1953年调中央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他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成为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会议通过的这个问题的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惟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会议指出，七届四中全会后，全党的团结统一是进一步巩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被粉碎。这是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和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总结了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的经验，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个人独裁倾向和分散主义倾向作斗争；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同压制党内民主、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大大小小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以及个人崇拜习气作斗争。毛泽东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保持一个距离”。“应当坚持原则”。对犯错误的人“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
三、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问题。会议认为，自从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对违纪案件的处理，对于消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纪律，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执行，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我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针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教训，目前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藉以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除应依法由人民法院审理或政府监察机关惩处外，其应受党纪处分者由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和处理一切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会议强调，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必须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树立严肃负责、实事求是的作风，以身作则地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坚定地对坏人坏事进行斗争，正确地检查和处理案件。
四、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毛泽东在作会议的结论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相互了解更多了，思想更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周恩来在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以前的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1]
1985年全国代表会议
党的十二大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政治上安定团结，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四化”要求。
  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闭幕会上讲话为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任务，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合作的步伐，根据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992人。会议的议题是：1．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
会议上，胡耀邦致了开幕词，赵紫阳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1986年――1990年)计划的建议》，将提请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颁布实行。会议讨论了中央三个委员会的局部调整问题，听取了邓小平、陈云作的重要讲话和李先念致的闭幕词。
  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建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具体化，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它的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七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1)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2)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2．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强调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主要抓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企业活力的增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须互相配套。还必须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积极增加出口创汇能力。要紧紧抓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这两个环节，来提高企业素质。要创造更多的外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必须发展更多的出口商品，采取多样灵活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要增加旅游、劳务等非贸易外汇收入。“七五”期间，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充分重视和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做到：(1)坚决而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3)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3．确定了经济休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前两年要着重控制社会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加强重点建设；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但对建设总规模仍需进行必要的控制。
会议认真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问题。会议认为，为使党的领导机构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已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会议高度评价了请求退出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老同志的高尚风格。会议一致赞同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同意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这次局部调整后，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分别为343人、182人、129人。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确定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实施步骤，对于保证90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顺利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大大加快了新老交替合作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中央委员(56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关根、万绍芬(女)、王涛、王海、王蒙、王忍之、王森浩、尹克升、叶选平、白纪年、邢崇智、朱训、朱厚泽、伍绍祖、刘精松、关广富(满族)、阮崇武、孙维本、芮杏文、李九龙、李际均、李昌安、李贵鲜、李铁映、杨正午(土家族)、杨析综、吴文英(女)、吴蔚然、何竹康、邹家华、宋健、迟浩田、张帼英(女)、陈光毅、陈辉光、周光召、周克玉、赵先顺、胡平、胡锦涛、侯捷、贾春旺、钱李仁、钱其琛、徐惠滋、高狄、黄璜、尉健行、蒋心雄、蒋民宽、傅全有、普朝柱、廖晖、熊清泉、黎明、魏金山
中央候补委员(35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丹增(藏族)、刘国范、丁廷模、全树仁、孙文盛、李德洙(朝鲜族)、杨国梁、宋汉良、郑华、徐世群、丁衡高、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陈明义、袁伟民、戚元靖、路甬祥、王宗春、孙同川、孙家正、李长春、吴邦国、宋德福、张立昌、张仲先、贺国强、杨钟、姜洪泉、艾知生、吴官正、乔宗淮、刘云山、刘荣惠、赵地(女)、王郁昭、金鉴(满族)
增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名单(56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瑞、王谦、王震、王磊、王六生、王从吾、文敏生、白栋材、朱穆之、任仲夷、刘震、刘华清、刘克坚、刘明辉、刘复之、许家屯、孙大光、杜润生、李昌(土家族)、李锐、李化民、李启明、李雪峰、李德生、杨秀山、肖全夫、汪东兴、宋任穷、张震、张廷发、张铚秀、陈伟达、陈国栋、武衡、林乎加、郑维山、赵守一、赵苍璧、荣高棠、饶斌、饶守坤、洪学智、钱信忠、高厚良、郭林祥、黄新廷、梅益、梁必业、蒋南翔、韩宁夫、傅崇碧、鲁大东、谢振华、谭友林、谭启龙、谭善和
增选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31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福、王德瑛、韦成栋(壮族)、白石、刘昆、刘汉桢、李元、李克、李曼村、李德明、肖洪达、肖先进、吴景春(女)、汪文风、张少华、张定鸿、陈作霖、林英海、罗运通(壮族)、周雅光、单印章、赵保星、赵富林、侯福、顾云飞、曹思明、韩双亭、傅杰、曾繁茂、谢勇、强晓初[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