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周青铜器
基本概念
主要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杂器等。西周是中国古  西周青铜器代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但种类有一个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过程。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且多有长篇铭文,它是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的重要资料。 
迄今所知,西周青铜器的分布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湖南、江西、四川，东起山东半岛，西到甘肃、宁夏，其中以王畿所在的陕西、河南出土最多。王臣铸作的铜器占西周青铜器的很大比例。诸侯国的铜器也有发现,但多属姬、姜两姓的诸侯国，如燕、鲁、卫等，反映了西周社会宗法分封制的特点。边远地区如巴蜀、吴越等古国的西周时期铜器，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其礼器和乐器的形制与制度受中原周器的影响较大，但兵器、工具和杂器等多保留本地土著的传统。
铭文特点
铭文是西周器的重要特征。西周铸铭多具系年记事性质,成为编年分期研究西周铜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又多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字体则直接构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据，故西周铭文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较商代相比字数上有了明显的增加，由之前商代最多的四十几字，增加到几百字的长篇铭文。其中以毛公鼎的497~499字（由于释读不同而导致的）为最多。其内容上包括：族徽、用器者、做器者、重要的事件、祖先的功绩、买卖交易情况、周王的告诫等等。书体上也从早期较为松散自由，到中后期严谨的“玉箸体”。对于了解中国早期历史有重要意义，也对研究早期书法艺术有很大价值，并且对古代文学研究也有一定帮助。
关西周史迹的重要铭文，如武王时期的利簋确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成王时期的何尊留下了武、成两代周王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始记录；小臣单觯、?方鼎有关于周公平三叔叛乱的资料；令簋、过伯簋等记载了昭王南征伐荆楚的事迹。其他如反映厉王时期国人暴动的有??，再现宣王“中兴”的有毛公鼎、兮甲盘，反映西周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有天亡簋、德方鼎和刺鼎等，涉及西周分封的有?司徒?簋、宜侯夨簋，涉及当时礼仪的有静簋，遹簋、长甶盉、令鼎等，涉及西周土地形态的有?鼎、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簋、格伯簋、散氏盘等，曶鼎、?匜、?攸从鼎等则保留了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另有大量的铭文反映了西周王朝与东夷、淮夷、鬼方、荆楚、?狁等战事，如小臣速簋、班簋、小盂鼎令簋、?簋、敔簋、翏生?、师?簋、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另外还有概述西周前期史事的墙盘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征信古史或补苴古书缺佚，具有极高的价值。 
西周铭文的格式也独具特征，早期虽无规范统一的格式，但已明显比商代繁详，且有创制，如册命性质的铭文已经出现。穆王以后，册命记录增多，并渐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册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右者、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其中册命辞记述受封受赐的缘由和内容，成为了解西周封赏礼仪、官制和舆服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1]
发现及研究
汉代曾有零星发现，西汉张敞还对宣帝时在美阳发现的尸臣鼎铭文作过考释。宋代金石学家由于大量的发现，作了正式著录，并就铜器的定名和用途以及铭文的释读等作了不少研究。北宋时代的《考古图》是迄今所知传世最早的金石学和铜器著录文献。清代以来，研究者益众，以研究西周的钟鼎彝器和金文为主的金石学取得进一步发展，晚清及民国初年出现了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开始了对西周铜器的科学发掘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西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窖藏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逐渐了解了西周青铜器的发展序列，建立了编年研究西周青铜器的体系。重要的铜器群有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青铜器、扶风伯?青铜器群、扶风微氏青铜器群、岐山裘卫青铜器群、曲阜西周鲁国青铜器、喀左西周青铜器、长安窖藏铜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葬铜器等。此外，传世的西周贵族克组铜器,据传出自宝鸡斗鸡台的柉禁组器等,都堪称西周社会各级贵族的青铜器物的代表，显示了西周青铜器王畿气象,也显示了诸侯国的地方特色。系统研究西周青铜器的专著有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马承源等的《中国青铜器》等，此外，日本学者白川静的《金文通释》、林已奈夫的《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也是重要著作。其他如铜器的合金成分、铜矿的采冶、铜器铸造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深入的发展。[2]
年代与分期
早期
西周铜器的早期是商代铜器的继承发展期。此期虽有若干新的因素，但总体上商代铜器的传统仍然极为强烈，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具体断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可确定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时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时代有何尊、保卣、保尊、?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时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史?簋、小臣速簋等,昭王时代有旂尊，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卣、?鼎、小臣宅簋、?尊、?卣等。西周早期常见的青铜礼器、食器有鼎、方鼎、鬲、甗、簋、簠；酒器有觚、爵、觯、角、觥、斝、盉、尊(包括兽禽形尊)、卣方彝、罍、盉、壶；水器有盘、匜等；其他器类有陈器用的禁；乐器有钟等。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周朝青铜器图片(19张)稳定。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铸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观普遍较厚重。到本期中后段，鼎、尊、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刀、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本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总之，本期铜器形制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中期
西周中期穆王时期的重器有长甶盉、遹簋、丰尊、丰卣、刺鼎、班簋、静簋、伯?诸器等，恭、懿之际有裘卫诸器、墙盘、师遽簋、师遽方彝、永盂、曶鼎、?匜、效卣、?壶等。孝夷之际有?钟、师晨簋、克组器群、师兑簋、盠方彝、谏簋、师?簋等。西周中期的铜器种类有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趋势，酒器的觚、爵、角、斝、觯、觥等趋于减少和退化,同时出现了自铭“饮壶”的新型饮酒器。食器有很大的发展，列鼎制度最迟在本期形成。鼎的形制出现蹄形足，鼎腹发展成扁长方形的变化趋势，簋的发展也很快，不仅在制度上与列鼎相配，而且形制也出现敛口有盖,圈足下承三短足的新型式。簠、?、匜等新器种开始出现。编钟也在此期普遍形成。花纹趋于简朴,早期流行的花纹或已淘汰,或变形简化。常见的花纹有兽面纹、花冠顾首龙纹、分尾的鸟纹及新出现的直条纹、波曲纹和鳞带纹等。铭文记事性质更强,篇目更长，内容亦多格式化，早期族徽铭文已罕见，或有也已与记事铭文相配。字体多古朴、端庄，平齐无波磔。
晚期
西周晚期的重器，厉王时期有簋、钟、郑季、簋、攸从鼎、从、散盘、禹鼎、鄂侯驭方鼎、敔簋等，宣王时期有颂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簋、毛公鼎、南宫乎钟、师?簋等。西周晚期的铜礼器，延续了中期形制和纹饰简朴化的变化，淘汰了中期保留的早期因素。常见器种有鼎、簋、鬲、簠、?、壶、尊、盘、匜等,品种明显减少。鼎除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外,还有圜底鼎,都是兽蹄足。纹饰仅流行波曲纹，重环纹,鳞纹，直线纹，绝少见繁缛的动物纹，即如?簋一类的王室重器也是直线纹。铭文多长篇，已知最长的铜器铭文(毛公鼎 497字)即在此期。流于形式的为祖考作器的铭记也很流行。字体笔道圆润，讲究书法之美，但疏放草率的字体也多有发现。[3]
鉴定方法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从铸范种类上看，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从其它看，西周时期青铜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和夏代青铜器的特征相似，如，在听声音上和青铜器的锈蚀上、以及青铜器的重量上，其辨伪的方法基本相同。　
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西周时期的许多纹饰遵循这个规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及其变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就逐渐被淘汰，在西周中后期，兽面纹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龙和鸟纹在西周时期也是少见，基本上弃置不用了，这是因为，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生产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的对手了，人们对许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不再恐惧，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兽至少也对它的习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经不再属于崇拜的对象，这样这些动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说是称之为神了，所以在西周时期真正的兽面纹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因为，只有抽象才是超现实的，才是人们所崇拜的，因为人们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则是新的纹饰，当然，这些纹饰是抽象到了极点，如，重环纹、垂鳞纹、龙纹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于解释的纹饰，比如说波曲纹，在西周时期的青铜豆和青铜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现，对于这种波曲纹有的人认为是一种不知名的兽纹，当然，我们对波曲纹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据我对虢国墓地青铜器上的波曲纹进行观察，总觉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应该和大海有点联系，因为大海在周代是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对于周人来讲还是极神秘的，这样人们就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也许这种波曲纹本身并不是来源于大海，但从外形上看不免会被人们这样理解。　
西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布局方法上还出现了几种纹饰并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饰窃曲纹、中间为三角纹和窃曲纹、腹部为凤鸟纹或龙纹、圈足是窃曲纹，十分复杂，在手法上，主要采用虚实、纵横、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图案变化丰富多彩，但是对称性很强。另外，西周时期纹饰的特点还有一点，这就是主次纹饰的应用，即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般都有几种，但只有一种纹饰是主体，其特点很明显，一般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且面积很大。市场上有很多仿制的西周青铜器，但大多都不得其精髓。
参考书目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北京，1941。
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
马承源等：《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