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沧浪诗话
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沧浪诗话
创作年代：南宋
作者：严羽
作品体裁：评论
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
作品原文
诗辩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1]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2]诗体一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传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
二
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 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二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祐体，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
三
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曹刘体（子建、公干也），陶体（渊明也），谢体（灵运也），徐庾体（徐陵、庾信也），沈宋体（佺，期之问也）陈拾遗体（陈子昂也），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也），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也），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适也），孟浩然体，岑嘉州体（岑参也），王右丞体（王维也），韦苏州体（韦应物也），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苏州与仪曹合言之），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即西昆体也），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微之、乐天其体也），杜牧之体，张藉王建体（谓乐府之体同也），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王荆公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邵康节体，陈简齐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此也），
四
又有所谓选体（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柏梁体（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用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玉台体（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织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有《香奁集》），宫体（梁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其他体制尚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耳）。
五
有古诗，有近体（即律诗也），有绝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日此夜难为情。”），有半五六言（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为法，故不列于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风歌》是也，古华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词，其他古人诗多如此者），有两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诗有青骢白马共戏乐、女儿子之类，皆两包之词也），有一句之歌（汉书“枹鼓不鸣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汉童谣“千乘万骑上北邙”，梁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皆一句也），有口号（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长歌行、短歌行，又有单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有乐府（汉成帝定郊祀，立乐府，采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以其音词可被于弦歌也，乐府俱被众体兼统众名也），有楚辞（屈原以下仿楚辞者，皆谓之“楚辞”），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别鹤操》，高陵牧子所作），有谣（沈炯有《独酌谣》，王昌龄有《箜篌谣》，穆天子之传有《白云谣》也），曰吟（古词有《陇头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头吟》），曰词（选有汉武《秋风词》，乐府有《木兰词》），曰引（古曲有《霹雳引》《走马引》《飞龙引》），曰咏（选有《五君咏》，唐储光羲有《群鸿咏》），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简文有《乌楼曲》），曰篇（选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马篇》），曰唱（魏武帝有《气出唱》），曰弄（古乐府有《江南弄》），曰长调，曰短调，有四声，有八病（四声设于周颙，八病严于沉约，八病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辨，作诗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据也），又有以叹名者（古词有《楚妃叹》《明君叹》），以愁名者（文选有《四愁》，乐府有《独处愁》），以哀名者（选有《七哀》，少陵有《八哀》），以怨名者（古词有《寒夜怨》《玉阶怨》），以思名者（太白有《静夜思》），以乐名者（齐武帝有《估客乐》，宋臧质有《石城乐》），以别名者（子美有《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有全篇双声叠韵者（东坡《经字韵诗》是也），有全篇字皆平声者（天随子《夏日诗》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有全篇字皆仄声者（梅圣俞《酌酒与妇饮》之诗是也），有律诗上下句双用韵者（第一、三、五、七句押一仄韵，第二、四、六、八句押一平韵者，唐章碣有此体，不足为法，谩列于此，以备其体耳；又有四句平入之体、四句仄入之体，无关诗道，今皆不取），有辘轳韵者（双出双入），有进有退韵者（一进一退），有古诗一韵两用者（文选曹子建《美女篇》有两难字，谢康乐述祖德诗有两人字，后多有之），有古诗一韵三用者（文选任彦升《哭范仆射诗》三用情字也），有古诗三韵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诗》是也），有古诗重用二十许韵者（《焦仲卿妻诗》是也），有古诗旁取六七许韵者（韩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欧阳公谓退之“遇宽韵则故旁入他韵”，非也，此乃用古韵耳，于集韵自见之），有古诗全不押韵者（古《采莲曲》是也），有律诗至百五十韵者（少陵有古韵律诗，白乐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黄州有百五十韵五言律），有律诗止三韵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诗《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常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天子圣，不战四方平”是也），有律诗彻首尾对者（少陵多此体，不可概举），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轴轳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标。”又“水国无边际”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有后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赠白马王彪》之诗是也），有四句通义者（如少陵“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是也），有绝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拟古，有连句，有集句，有分题（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或曰“探题”），有分韵，有用韵，有和韵，有借韵（如押七之韵，可借入微，或十二齐韵是也），有协韵（楚辞及选诗多用协韵），有今韵，有古韵（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诗用古韵也盖选诗，如此），有古律（陈子昂及盛唐诸公多此体），有今律，有颔联，有颈联，有发端，有落句（结句也），有十字对（刘虚虚“沧浪千五里，日夜一孤舟”），有十字句（常建“一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等是也），有十四字对（刘长卿“江客不堪频北望，塞鸿何事又南飞”是也），有十四字句（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又太白“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是也），有扇对（又谓之“隔句对”，如郑都官“昔年其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也。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有借对（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太白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是也），有就句对（又曰“当句有对”，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李嘉祐“孤云独鸟川光暮，万里千山海气秋”是也。前辈于文亦多此体，如王勃“龙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乃就对也）。
六
论杂体则有风人（上句述其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续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藁砧古乐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复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僻辞、隐语也），五杂俎（见乐府），两头织织（亦见乐府），盘中（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回文（起于宝滔之妻织锦以寄其夫也），反复（举一字而诵皆成句，无不押韵，反复成文也。李公诗格有此二十一字诗），离合（字相折合成文，孔融《渔父》《屈节》之诗是也。虽不关诗之重轻，其体制亦古），建除（鲍明远有《建除诗》，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诗虽佳，盖鲍本工诗，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如此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又有六甲十属之类，及藏头歇后等体（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诗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脔”最为误人，今此卷有旁参二书者，盖其是处不可易也）。[3]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
有语忌，有语病，语病易除，语忌难除。语病古人亦有之，惟语忌则不可有，须是本色，须是当行。
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诗难处在结尾，譬如番刀须用北人结尾，若南人便非本色，须参活句，勿参死句，词气可颉颃，不可乖戾。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
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呟于旁门小法（禅家有金刚眼睛之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4]诗评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入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大历之诗高者尚未识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随野孤外道鬼窟中。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为最下。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刘沧吕温亦胜诸人。李濒不全是晚唐，间有似刘随州处。陈陶之诗在晚唐人中最无可观，薛逄最浅俗。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濒、李益耳。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藉、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楚辞惟屈宋诸篇当读之外，惟贾谊怀长沙、淮南王招隐操、严夫子哀时命宜熟读，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辈谓大招胜招魂，不然。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撞瓮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唐诗僧有法震、法照、无可、护国灵一清江无本、齐己、贯休也。集句唯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至于刘玄休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耶？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苏子卿诗“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属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令人观之，必以为一篇重复之甚，岂特如兰亭丝竹管弦之语耶！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令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任昉哭范仆射诗一首中凡两用生字韵，三用情字韵，“夫子值狂生，千龄万恨生。”犹是两义，“犹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离情”，三情字皆用一意。天厨禁脔谓平韵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则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见之陋邪！诗话谓东坡两耳韵，两耳义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诗“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元后盖指曹操也，至南乡谓伐刘表之时，丰沛都喻操谯郡也。王仲宣从军诗云“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圣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是欲效伊尹负鼎于汤以伐桀也。是时汉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圣君，正与荀彧比曹操为高光同科。或以公干平视美人为不屈，是未为知人之论春秋诛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苏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刘公干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达夫赠王彻云“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金多何足道”又甚于以名位期人者。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4]考证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遁斋闲览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古诗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诗也，行行重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则其他可知矣。（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当以选为正。文选长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园中葵者郭茂倩乐府有两篇，次一首乃仙人骑白鹿者。仙人骑白鹿之篇予疑此词“岹岹山上亭”以下其义不同，当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文选“饮马长城窟古词”无人名，玉台以为蔡邕作。古词之不可读者莫如巾舞歌、文义漫不可解、又古将进酒“芳树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读之茫然、又朱鹭“稚子班艾如”、张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岂非岁久文字舛讹而然耶。木兰歌“促织何唧唧”文苑英华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历历，乐府作“唧唧复唧唧”又作“促织何唧唧”，当从乐府也。“愿驰千里足”郭茂倩乐府作“愿借明佗千里足”，酉阳杂俎作“愿驰千里明佗足”；渔隐不考妄为之辨。木兰歌最古，然“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之类已似太白；必非汉魏人诗也。木兰歌文苑英华直作韦元甫名字，郭茂倩乐府有两篇，其后篇乃元甫所作也。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孔明梁父吟“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乐府解题作“遥望阴阳里”，青州有阴阳里，“田疆古冶子”解题作“田疆固野子”。南北朝人惟张正见诗最多，而最无足省发，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西清诗话载晁文元家所藏陶诗有问来使一篇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藂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予谓此篇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太白逸诗？后人谩取以入陶集尔。文苑英华有太白代寄翁参枢先辈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归吴，其二送友生游峡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长江，集本皆无之，其家数在大历正元间，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后望月一首，对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月归旧山一首，皆晚唐之语；又有“秦楼出佳丽”四句亦不类太白，皆是后人假名也。文苑英华有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峥嵘丞相府，清切凤凰池。羡尔瑶台鹤，高楼琼树枝。归飞晴日好，吟弄惠风吹。正有乘轩乐，初当学舞时。珍禽在罗纲，微命若游丝。愿托周南羽，相衔汉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诗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误入也。“迎旦东风骑蹇驴”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今世俗图画以为少陵诗，渔隐亦辨其非矣，而黄伯思编入杜集非也。少陵有避地逸诗一首云：“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行在仅闻信，此生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题下公自注云：“至德三载丁酉作此”，则真少陵语也，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旧蜀本杜诗并无注释，虽编年而不分古近二体，其间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库本以为翻镇江蜀本，虽分杂注，又分古律，其编年亦且不同。近宝庆间南海漕台开杜集亦以为蜀本，虽删去假坡之注，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赵注比他本最详，皆非旧蜀本也。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伪，渔隐虽尝辨之而人尚疑者，盖无至当之说以指其伪也。今举一端将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注云景差兰亭春望“千峰楚岫碧，万木郢城阴”，且五言始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汉以前五言古诗尚未有之，宁有战国时已有五言律句耶！观此可以一笑而悟矣！虽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杜注中师曰者亦坡曰之类，但其间半伪半真尤为肴乱惑人，此深可叹，然具眼者自默识之耳。崔灏渭城少年行百家选作两首，自“秦川”已下别为一首，郭茂倩乐府止作一首，文苑英华亦止作一首，当从乐府英华为是矣。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诗，荆公百家诗选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悬”以下别为一首，尝从荆公为是。太白诗“斗酒渭城边，垆头耐醉眠”乃岑参之诗误入，太白塞上曲“骝马新夸紫玉鞍”者，乃王昌龄之诗，亦误入。昌龄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时明月汉时关”也。孟浩然有赠孟郊一首，按东野乃贞元元和间人，而浩然终于开元二十八年，时代悬远，其诗亦不似浩然，必误入。杜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搏扶”，太甲之义殆不可晓，得非高太乙耶？乙为甲盖亦相近，以星对风亦从其类也。至于“杳杳东山携汉妓”亦无义理，疑是“携妓去”，盖子美每于绝句喜对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识。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刘希夷、韦述之诗无少增损，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数，储光羲后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读之，尽佳，非其选择之精，盖盛唐人诗无不可观者。至于大历已后，其去取深不满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张燕公，张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子谓“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一联删去，只用八句，尤为浑然，不知识者以为何如？ [5]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见难合固如此，深可叹也！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高意又使回护毋直致褒贬，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著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吾叔诗说其文虽胜，然只是说诗之源流、世变之高下耳，虽取盛唐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其间。异户同门之说乃一篇之要领，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谓唐初以来至大历之诗异户同门已不可矣。至於汉魏晋宋齐梁之诗，其品第相去高下悬绝，乃混而称之，谓锱铢而较实有不同处，大率异户而同门，岂其然乎？又谓韩柳不得为盛唐，犹未落晚唐，以其时则可矣。韩退之固当别论，若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岂元白同时诸公所可望耶？高见如此，毋怪来书有甚不喜分诸体制之说，吾叔诚于此未了然也。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来书又谓忽被人捉破发问，何以答之？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不遇盘根安别利器？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杂而不纯。今观盛唐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处，毋乃坐是而然耶？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所论屈原离骚则深得之实，前辈之所未发，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论武帝以前皆好，无可议者。但李陵之诗非虏中感故人还汉而作，恐未深考，故东坡亦惑江汉之语，疑非少卿之诗，而不考其胡中也。妙喜（是径山名僧宗杲也）自谓参禅精子，仆亦自谓参诗精子。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见仆辨析毫芒，每相激赏，因谓之曰：“吾论诗若那查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友山深以为然。当时临川相会匆匆，所惜多顺情放过，盖倾盖执手无暇引惹，恐未能卒竟辨也。鄙见若此，若不以为然，却愿有以相复。幸甚！
（按他本沧浪答吴保义手书，吴陵字景先，表叔行，有诗名。）[6]
作品大意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
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诗的不幸了。
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 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 
唉！正法已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 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作品赏析
严羽的诗歌理论，集中在他所撰写的《沧浪诗话》里。另有《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一文，扼要地说明他  的论诗宗旨，可以作为“诗话”来参看。所以一般刻本常将此文附刊于《诗话》之后，充当作者自序。 
《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合为一卷。“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尔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五个部分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于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1244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刊行的诗话汇编《诗人玉屑》中，曾将它的内容全部采录。历代刊刻《沧浪吟卷》，也大多同时收录《诗话》。另有单行刻本，并被辑入多种丛书中，成为研究中国诗学的基本读物。为它作注释的，有清人胡鉴《沧浪诗话注》、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近人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和今人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以最后一种最为严谨丰富。 
《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它把宋诗的演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已意”，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它对于宋诗的变唐很不以为然，尤其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谓其并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倡导晚唐，它也认为“止入声闻辟支之果”（旁门小道），未进入“大乘正法眼”（均见《诗辨》）。 
根据这样的情况，《诗话》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诗辨》云：“夫诗有别材（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里所说的“别趣”，是指诗歌作品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才”，则是指诗人能够感受以至创作出具有这样审美属性的诗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艺术活动不同于一般读书穷理工夫之所在。“别才”和“别趣”紧密相关。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非关书”“非关理”，或者也叫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基本宗旨。 
严羽所说的“别才”和“别趣”有其具体内涵。“别趣”，《诗话》中也称作“兴趣”，这就是严羽特创的文学批评术语。不同于日常用语中所说的对某某事物发生兴趣。《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段话里讲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的是佛经上的比喻，说羚羊到晚间把自己的双角挂在树上栖息，可以避免猎狗找寻踪迹。参照《诗评》中有关“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说法来看，是指诗歌作品的语言、思想、意念、情趣等各方面要素，组合为一个整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才能给人以“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感觉，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因此，所谓“兴趣”或“别趣”，无非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这是严羽认可的好诗的首要条件。 
必须说明，严羽论诗并不局限于“兴趣”这一点。《诗辨》谈到作诗的法门有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还谈到诗歌的品类、技巧、大致的分界与最高的境界，范围相当广泛。尽管如此，“兴趣”仍然是他衡量诗歌的最基本的标尺。他批评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都是说他们未能将词、理、意、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了那种浑成而又含蓄的美质。作为对立面，他称许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又推崇汉魏古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均见《诗评》），亦皆出于形象整体性与含蓄美的要求。他这样重视诗中“兴趣”，对于救正一部分宋人诗作忽视诗歌审美特点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强调过了头，也容易导致重艺术而轻思想的偏颇。 
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别才”，在严羽诗论中也称作“妙悟”，这原是佛教禅宗学说的用语，指佛教徒对于佛性的领悟，《诗话》中借以表示人们对诗歌美学特点，亦即诗中“兴趣”的心领神会。在严羽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才能，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两码事。读书穷理固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至”，而艺术活动的根柢则并不依赖读书穷理。《诗辨》中谈到：“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本色。”这就意味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 
至于“妙悟”能力的获得，《诗辨》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字，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依据这段话，“妙悟”的能力是从阅读前人的诗歌作品中培养出来的，而且不是任何诗作都有助于人们的“悟入”，必须是那些本身具有严羽所赞赏的意境浑成、韵趣悠远特点的作品，才能促成人们对这种艺术特点的领悟。同时，这种阅读的方式不是指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而是指熟读、讽咏以至朝夕把玩的工夫，换句话说，是一种直接的感觉和艺术的欣赏活动。《诗评》中说：“读《骚》之久，方识直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还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都是要人们从反复咏叹中去体会诗歌声情的抑扬骀荡，以进入作品的内在境界，领略其独特的韵味。这正是一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悟入”余径。由此看来，严羽心目中的“妙悟”或“别才”，是指人们从长时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所养成的一种审美意识活动和艺术直感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书本知识和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这一观念的提出，表明严羽对于艺术活动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未能科学地阐明思维与直觉的辩证统一关系，反而趋向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致使其“妙悟”说带上了浓重的玄学色彩，招来后人的种种非议与指摘。 
“妙悟”既然来源于对好的诗歌作品的熟读与涵咏，那就需要对诗歌艺术作出正确的鉴别，严羽称之为诗识。《诗辨》中所谓“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就是指的这种从艺术意境、风格上识别诗作的邪正高下深浅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达到“取法乎上”的目的。而诗识的形成，严羽认为，是来自对各类诗歌的“广见”和“熟参”，亦即来自对诗歌体制的细心辨析。《沧浪诗话》中特辟《诗体》一章，广泛介绍诗歌的体裁、风格及其流变，就是要人们通过精心比较以掌握诗歌艺术的“真是非”。《答吴景仙书》中也讲到：“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所以辨别诗体是严羽定下的学诗的第一关，由辨体以立识，再由“识”入“悟”，而后通过“妙悟”导致诗中“兴趣”，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活动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严羽论诗的圆融贯通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最终归趋到师法前人（尤其是盛唐人）的诗歌艺术上来，根本上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推动作用，不免存在着以流代源的缺陷，为明清两代的拟古思潮开了不良的风气。 
尽管如此，《沧浪诗话》仍不失为一部体系完密而具有多方面建树的诗歌理论专著。它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成为读者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枢纽。它鲜明地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问题，触及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某些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方面，把传统的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还全面地展开了关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各部分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这众多方面的贡献，都应予以足够的估价。正由于此，《诗话》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诗论中，不仅“格调”“性灵”“神韵”诸派都从它里面汲取养料，作为立论的根据，就是一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也都借鉴了它的理论思维经验，予以批判的改造，推陈出新。另外，从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直到沈德潜《唐诗别裁》，历来的唐诗选本和唐诗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出其或明或暗的投影。因此，《诗话》几乎笼罩了明清两代的诗学。当然，《诗话》在理论观点上的失误及其对后世所造成的消级影响，也不容回避。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加以科学的总结，是读者应有的态度。[7]
作者简介
严羽是南宋后期著名的诗论家，字仪卿，一字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宁宗和理宗统治期间（公元1195年—1264年）。因为他居于邵武樵川莒溪，与沧浪水合流处，所以自称“沧浪逋客”。 据学者推断，严羽生于宁宗庆元三年（1198），卒于理龄宗淳佑元年（1241）。据宋人黄公绍序《沧浪严先生吟卷》所云，严羽为人“粹温中有奇气，尝问学于克堂包公。为诗宗盛唐，自风骚而下，讲究精到。”他一方面受魏晋以来求仙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又依稀可见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失望。严格来说，严羽与历史上大多数失意、归隐的知识分子一样，并非真心想归隐，中国自古那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决定了他即使隐身布衣，而忧患之心不减，仍然密切关注着处于危亡之际的南宋朝廷。
生平
关于严羽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极少。后世只知道，他一生未曾应举入仕，长年隐居乡里，养成了清高自许、不喜随俗的性格。在他生活的后期，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出游。一次是理宗绍定年间为躲避家乡的变乱而出走，到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浔阳（今江西九江市）以至洞庭潇湘一带。一次是漫游吴越，约在端平初年，历经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扬州、吴中（今江苏苏州市）、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等地。两次出游中间，在家乡结识了老诗人戴复古，成为忘年之交，有过一段朋辈三五相聚一起诗酒酬唱、切磋学艺的快活日子，传为诗坛佳话。其他行踪，则难以考定。所作诗篇，留存下来的共一百四十六首，另词二首，这些作品中，有忧国伤时的作品，也有描述隐逸生活之作，以及赠答的作品。另外，他也作有文学理论著作《沧浪诗话》。他的诗作及文评作品被收辑录为《沧浪吟卷》三篇。又说编为《沧浪先生吟卷》二卷行世，有明清多种刻本，以近人张钧衡辑刊的《适园丛书》本收录较为齐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