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掷珓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掷珓”习俗考
（临沂师范学院  曲文军  山东临沂  276005）
[内容提要]  “掷珓”是中国古代占卜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始唐代，盛行于宋元时期。它的特点是器具简单、操作方便、神灵的旨意简洁明了。明清时期，逐渐被祝祷内容更为复杂、神明的旨意更为具体的“求签问卜”所取代。
[关键词]   掷珓  掷杯珓  民俗文化  求签
[中图分类号] H    [文献标示码] A   [文章编号]
中国古代占卜的习俗源远流长。远在上古的周代，官府里就专门设有大卜、卜师、龟人、占人等专管卜筮的官员。几千年来，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卜龟、卜钱、鸡卜、掷珓、掷巧、卜镜等五花八门的占卜形式一直在民间流传。由于尚未见到有人涉猎探索“掷珓”这种占卜形式，故在此作一点粗率的考索。
“掷珓”，又称“掷杯珓”、“掷杯筊”、“掷碑珓”、“卜筊”和“投珓”。它是中国古代占卜术的重要形式之一。“珓”字不见于《尔雅》、《说文解字》等早期的字书，它始见于宋代陈彭年等编订的《广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使用“珓”字，最早记载“掷珓”习俗的是唐代的韩愈。他在《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1,上册P836] 诗中写到：
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
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
窜逐荒蛮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
韩愈的诗歌向人们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掷珓”从产生之日起，就同僧佛寺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和尚们拥有其发明专利权。第二，“云此最吉”是因为“掷珓”产生“吉珓”和“中珓”的概率各占三分之一，而产生“凶珓”的概率只占三分之一。这对于“窜逐荒蛮幸不死”的失意者来说，不求大吉，只求无凶，得到一丝宽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关于“掷珓”的器具和操作规程，《汉语大词典》“杯珓”引宋代程大昌《演繁录·卜教》的记载较为详细：“后世问卜于神有器名杯珓者，以两蚌壳投空掷地，观其俯仰，以断休咎……或以竹，或以木，略斫削使如蚌形，而中分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杯珓。”[2, 4册P812] 此段文字表明，“掷珓”的器具以蚌壳为主，间或运用竹木。前蜀僧人贯休有《咏竹根珓子》诗曰：“节亦因人净，声从掷地彰。但令筋力在，永愿报时昌。”[1,下册P2033] 说明唐末五代已开始运用竹根制珓。此时的“杯珓”是蚌壳、或是用竹木刻成的蚌形器物，而不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杯子”。
宋代的一些正史、野史资料对“掷珓”记载逐渐详细具体起来。
如：宋代费衮《梁溪漫志·乌江项羽神》：“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其神盖项羽也，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下驻军，入致祷，掷珓数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庙，俄大虺见于神座，耸身张口，目光射人，敌骇怖而出。”[3, 4册P1941] 这表明，不仅宋代汉人娴熟“掷珓”，连异族金人也非常迷信“掷珓”这种把戏。
又如《宋史·安丙传》载：“先是，从事郎钱巩之从（吴）曦在河池，尝梦曦祷神祠，以银杯为珓掷之，神起立谓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后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办此。’巩之觉，心异其事，具以语曦。”[4] 该例证表明，在宋代，“掷珓”所用器具已经不再必须是蚌壳、竹木之类的器物，而是可以用“杯”来替代。“以银杯为珓掷之”，表明“掷珓”这种卜筮活动的随意性在逐渐加强，为元代“掷珓”习俗的全面普及奠定了基础。
在元代的文献中，以杂剧和散曲中保存“掷珓”的资料最为丰富。据粗略统计，仅《全金元曲》、《元曲选》和《元曲选续编》中，就有二十几处提到“掷珓”的习俗。
如张国宾的杂剧《合汗衫》第二折：“(邦老云)我那徐州东岳庙至灵至圣,有个玉杯珓儿，掷个上上大吉，便是小厮儿；掷个中平，便是个女儿；掷个不合神道，便是鬼胎。我那里又好做买卖，一倍增十倍利钱。(张孝友云)既是这等，我和你两个掷杯珓儿去来。( 邦老云)我和你去不济事，还得怀身的亲自去掷杯珓儿，便灵感也。(张孝友云)咱与父亲说知去。(邦老云)住、住、住！则除你和我知、嫂嫂知，第四个人知道，就不灵了。(张孝友云)你也说的是。多收拾些金珠财宝，一来掷杯珓，二来就做买卖，走一遭去。” [5,1册P124]
又如马致远的杂剧《荐福碑》第二折：“将碑珓儿咒愿了,香炉上度了几遭。(做掷珓科，云)元来是个下下不合神道。(三科)(唱)可怎生一掷一个不合神道?和这块臭芹泥也折贵攀高。遮莫是角木蛟、氐土貉，大古里是今秋水落。你下下下,淹了我大段田苗。将我些有金银富汉都亡过，我和你无祭享泥神两个厮撞着。(带云)我骂你呵,(唱)那里也雨顺风调。”[5, 2册P584] 
再如刘庭信的套曲《夜行船·青楼咏妓》曰：“上弦怕支愣，井内瓶愁扑井。姻缘山高海深， 倘若卦变了燕莺爻，珓掷下鸳鸯兆，签抽的鸾凤谶。牙缝儿唧与些甜，耳朵儿吹与些任。”[6]
这些文字表明，在元代民间“掷珓”的风习是非常盛行的。男婚女嫁、生儿育女、生产劳动、求财问禄，都需要神灵来预先暗示指导。“掷珓”的结果则有三种，分别是能够实现愿望的“上上大吉”、不吉不凶的“中平”和违背自己心愿的“下下不合神道”。当然，求卜者也不会完全按照神灵的指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实现不了自己心愿的时候，求卜者也会义愤填膺地咒骂“这块臭芹泥也折贵攀高”。
在笔者所发现的资料中，明无名氏《皇明本纪》的记载最为珍贵，它详细地记载“掷珓”的程序步骤和具体内容，兹摘录如下：
“一日，乱兵过寺，寺焚僧散。将晚，上归，祝伽蓝，以珓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祝讫，以珓投之于地，则珓双阴之。如此者三。复祝，谓神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可报乎？无乃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珓如前。’祝既，投珓，如前。神既许之，于心大惊，复祝曰：‘甚恐从雄，愿神复与吉兆而往他方避。’祝毕，投珓于地，一阴覆一卓立，特见神意必从雄而后已，因是固守所居。未旬日，友人以书自乱雄中来，略言从雄大意，览毕，即焚之。又不旬日，有人来告，傍有知书来者，意在觉其事，上心知之……以四境逼近，讹言蜂起，乃决意从诸雄。按：我圣祖起兵之由，万世如见，皇明大一统之业，兆于伽蓝一珓之中矣。”[3, 7册P3]
这段文字显示了丰富的内容：第一，朱元璋在起兵之前犹豫不决，凭借“伽蓝一珓”而决意“从诸雄”，最终实现了明朝一统天下的大业，可见“掷珓”不仅在民间左右着普通百姓们的某些行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关联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第二，首次明确了主管“掷珓”的神灵是佛家的“伽蓝神”。这一点有清代陆次云《湖壖杂记》中的记载可为佐证：“明末，净寺一僧尝昼寝，梦伽蓝语之曰：‘有张姓新贵人至矣，急迎之。’僧惊寤，旋往山门物色，见一书生，倚松太息……场事毕，又为卜筊于伽蓝，得大吉，益喜跃。”[2, 8册P1159] 第三，具体记载了“掷珓”的程式：双珓同时抛掷，其结果只能有三种可能：双阳、双阴、一阳一阴。掷珓之前必须先有一个祝祷的内容，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式分别赋予实际的内容，通过反复抛掷，以此来领悟“神意”。了解了这段文字之后，人们对“掷珓”这种掷卜形式基本上就算是“自学成材”了。
通过对以上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对“掷珓”的认识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它大约萌芽于唐代，盛行于宋元时期，衰败于明清时期，前后持续了一千多年。它的特点是器具简单、操作方便，神灵的“旨意”直接明了，人们既可以郑重其事地、公开到寺庙里恭领神灵的“旨意”，又可以私下里许下一些不便启齿的愿望而不被他人得知，具有高度的保密性。但是，由于“掷珓”的结果只有三种，对于人们的祝祷，神灵的旨意也只是“可以”、“不可以”和“无可无不可”，显得过于单调和简单。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相对提高，随着人们了解未来的欲望逐渐加强，人们对神灵的期望也更高、对神灵的旨意也要求更具加体化，而“掷珓”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这些欲望。于是人们逐渐抛弃了这种相对简单的掷卜方式，转而热中于内容更为复杂、神明的旨意更为具体的求签问卜了。在明代的“三言二拍”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文学作品中已经很少有关于“掷珓”的描写。到了清代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作品中，几乎就看不到关于“掷珓”的描写了。在明清时代的文献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求签问卜的记载。说起来，从“掷珓”到“求签”，神灵的旨意更加具体、更加直接，从卜筮手段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当然，今天的人们利用电脑进行算命，比起“求签”更应该算是一种手段上的进步。
参考文献
① 《全唐诗》上册第9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②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4册第812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年版
③《全唐诗》下册第20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④《中华野史》第4册第1941页， 泰山出版社  2000年版 
⑤《宋史》第35册12189页，中华书局  1997年版 
⑥ 臧晋叔《元曲选》第1册124页，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⑦ 臧晋叔《元曲选》第2册584页，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⑧ 《全元曲》第1292页，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年电子版
⑨《中华野史》第7册第3页， 泰山出版社  2000年版
⑩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8册第115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年版
作者简介
曲文军   1957年生，山东烟台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曾在《文史哲》、《文献》、《红楼梦学刊》、《江海学刊》、《寻根》、《民俗研究》、《理论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部分论文被《文汇报》、《文摘报》、《高校文科学报》、人大复印资料中心转载、摘登、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