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志纯
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开拓者
（1910.11.11——2007.11.14）
童年时的林志纯进入一所由父亲生前故友办的私塾学校就读，在此，他熟读《诗经》、《论语》、《左  林志纯传》。此后，他对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日俱增。1922年至1925年，他进入福州工商学校高小，校长亦为其父故友，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其膳食。1925年秋，他入福建华侨中学师范科（现为福州市第二中学）学习，当时林志纯仅十六岁。为承担自己生活及学习所需费用，他在乡间一所小学担任教员兼抄写员。1928年初中毕业后，他进入福州商中师范科，1931年毕业，其间亦半工半读，维持个人及家庭所需。林志纯在贫苦中坚持求学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故多得亲友帮助。商中师范科毕业后，由亲戚介绍在福建法委会任事务员，该会设在福州商会。利用这个机会他又进入商会所协办的商立小学（后改名为福商小学，现为福州市第四中学）任教员，不久任校长，直至1938年春。此时，他虽然立志终生从事小学教育，但因抗战爆发，福州危急，学校必须迁徙，他才决定离职深造。1937年至1938年，林志纯开始学习英文，并从事写作和翻译与历史和国际时事相关的文章，发表于当时福建仅有的一两种杂志上。
1939年，林志纯入上海大夏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师从著名学者王成组教授，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旁听英语。在大学期间，他靠招收补习生、在中学兼课、写稿来支付学费及生活费。194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福州，在当时已筹办的海南银行筹建处任秘书。同年秋，福州再次沦陷，他来到南宁一家难民救济会担任义务秘书。1945年春迁徙到了永安，在省银行的一所福利小学当教员。当年秋冬再次回到福州，在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员。
1946年春至1950年春，林志纯一直在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任教，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同时还兼任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历史系教授，主要教授中国史和外国史。林志纯精通英语，曾多次在《字林西报》等上海著名西文报刊上发表英文文章，并开始在上海俄侨开办的俄语班学习，涉猎拉丁语。1949年新中国诞生，根据国家需要，林志纯于1950年秋离开上海来到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至今，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林志纯教授原为国内公认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几十年来，他以填补学科空白为己任，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和开创性工作。他创办了中国史学界第一本世界古代史专业刊物《古代世界史通讯》及西文版《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杂志》，第一套中外文对照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丛书》，创建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及中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因其在上古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然成绩和多方面奠基性的贡献，林志纯蜚声于国内外史学界。林志纯是国内史学界的泰斗，同时又是一位治学严谨、德高望重、极受学生爱戴的师长。他注重对世界史人才的培养，先后培养出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骨干。
1950年秋，林志纯受教育部的委任，到长春今东北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当时他是带着《史记》、《汉书》、《清史稿》、自编《秦汉史及魏晋南北朝史稿》来任教的。来校后，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服从学校安排，从中国史教学与研究转为世界古代史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林先生在不惑之年之所以有胆量转变科研方向，除了他有炽热的爱国热情及献身祖国史学事业的雄心壮志外，还与他艰难曲折的求学经历所铸造的坚忍不拔的性格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品格有关，同时也源于他多年积累的深厚功底和视科研为第二生命的高尚情操。林志纯“转向”之时，中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称得上是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原。他以拓荒者的姿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进行了多项奠基性的工作。
为开展中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林志纯昼夜不舍，从事翻译和著述。他译出了苏联学者狄雅可诺夫和尼科尔斯基1952年编写的《古代世界史》一书的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三编，于1954年春由中央教育部油印分发各校参考，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铅印刊行。其后林志纯又与史亚民合写《古代世界史》一书，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较早的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世界古代史教科书，其教学和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林志纯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古代史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长文，于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表。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间所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手稿的一部分，内容艰深晦涩，翻译更为困难，中国学术界久闻此稿，渴望一读，苦无合适译者，为之扼腕。而林志纯以一人之力，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其译出，其胆识、功力和贡献都是非凡的。林志纯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对世界历史领域中一些问题展开探讨。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一些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年第一期），《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等。
林志纯还致力于翻译和编辑世界古代史领域的原始史料，以填补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他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又编行《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史料集，两书皆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主编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综上，在五六十年代，林志纯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开拓奠基功不可没：一是正确运用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二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史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50年代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深受苏联学者影响的，但正由于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从60年代开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已显示了跳出苏联窠臼的端倪。这主要表现在1962年他发表的3篇文章中：《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载196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荷马史诗若干问题》（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和《线文B的译读》（载《文史哲》1962年第5期）。在这些文章里，林先生介绍了西方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附注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专著，只有两处提到苏联学者卢里耶的著述。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大学停课闹革命，狠批封、资、修。既洋且古的世界古代史被打入冷宫，林志纯也受到冲击。思想批判、上山下乡等纷至沓来。但是林先生排除干扰，专心治学，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里，认真阅读马恩原著，尽可能注意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新资料和新成果，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进行了深刻的钻研、探索和反思，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超越。
1978年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百废俱兴，气象一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史学界也不例外。林先生意气风发，怀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新的拼搏，实践着振兴中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宏伟蓝图。
1979年，在林志纯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志纯当选为研究会理事长。20余年来，在林志纯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研究会先后开展了6次全国代表会议，两次国际学术会议，5次原始社会史、5次古西亚北非史、5次古希腊罗马史和一次古南亚中亚史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作研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1980年，在林志纯的倡导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所成立以后，以古代文献研究为基础，开始在以古希腊和拉丁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以西亚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以古埃及象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埃及学，以小亚赫梯楔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赫梯学等领域进行艰苦的攻关。在林先生的苦心经营下，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专门藏有世界古代文明史图书及杂志的中西文图书的资料室。他对资料的累积工作，为此后亚述学、埃及学、古典学、考古学、世界文明史新学科在我校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1979—1981年，林志纯主编了《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林志纯  世界上古史纲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对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与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特别对劳动创造人类，原始群落和原始公社，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农业发展与人工灌溉之发展以及文明之起源，奴隶社会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奴隶制城邦与奴隶制帝国，国家起源的三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之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西亚公社等世界上古史研究领域中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专门的探讨。《世界上古史纲》一书的出版，它奠定了林志纯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林志纯还接连发表了《孔子述在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等一系列论文，运用他关于古代城邦制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
作为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林志纯脑海中不仅思考如何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他还考虑应该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做点什么。1986年，林志纯创办西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杂志》（JAC），刊登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交流。1988年，林志纯与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烺等九位著名学者联合发起，由他本人担任主编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投入运作。由林先生撰写的“丛书缘起”这样写到：“为了把西方古典文明引进中国，把中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这套丛书采用中外文对照印本：近东古典文献采用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拉丁音译与中文对照方式，西方古典文献采用希腊文、拉丁文与中文对照方式，中文古典文献则采用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现行文字与英译对照方式。”这是一项浩大的跨世纪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按照丛书设想，单就中国古典文献而言，就须把从甲骨文、金文、先秦直至魏晋南北朝的所有文献全部译成英文。目前丛书已有8部专著面世，其中的两部《古代中国纪年》和《孔子的政治——论语》，是林先生本人编著的。1997年，在中国第二届世界古代史国际研讨会上，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戴丽真诚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倾听到中国学者从你们的角度探讨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声音，并从中学到一些在西方学不到的东西了。”
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志纯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林先生撰写，下篇《城邦史名论》，则由其他专家学者执笔。在此书中，林先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对城邦与城邦的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4个阶段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和独裁者）等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随后，林先生又发表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三期）等多篇论文。1997年，  林志纯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林志纯撰述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在这部力作中，林先生对古代文明世界与中西古代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创始时期和全盛时代展开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讨。
经过20多年的思考和探讨，林志纯构起了关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的史学体系，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深度，可谓贯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其思想著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林志纯教授不仅对古史学研究方面贡献巨大，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专著十几部，可谓著作等身、学贯中西、造诣精深。但他的心血更是在培养高层次人才上。
1950年开始，林志纯在我校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1955年，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华访问讲学，其中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就在我校授课。我校历史系办起了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为期两年，学员来自全国各重点大学从事世界古代史的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合作指导研究班的教师，就是林志纯教授。林志纯不是简单地以苏联专家为主，配合他做些工作，而是胸怀全局，独具慧眼，力图以研究班为基地，培养一批年轻的史学英才，以开垦一片空白的中国世界上古史园地。林先生严格地指导和督促学员，要求他们既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学会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既要听好苏联专家讲课，熟悉一般的教材和讲义，又要钻研和翻译第一手史料及原始文献。他因材施教，根据学员的不同兴趣和条件，鼓励他们不仅要掌握整个世界古代史的总体内容，而且要互相分工合作，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不同时期、地区和方面的专史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通过研究班的培养，林先生在祖国大地各个角落播下了种子，造就出毛昭晰、刘家和等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的人才。
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少，存在大量学术空白，尤其是多种古文字无人精通。林先生即使在古稀之年仍然发宏愿立大志，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困难，扭转这种状态。他联合周谷城（复旦大学）和吴于廑（武汉大学）二老，一再发出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呼吁。1984年，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每年还招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及博士生，自此，他又陆续培养了郝际陶、王乃新、吴宇虹、拱玉书、令狐若明、金寿福、傅永东、张强、黄洋、颜海英、陈旭、李政、王丽英等第二、三代学者。其中比较优秀者，在林先生的奔走及努力下，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有的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使中国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希腊拉丁语的中青年研究者。
林先生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而且对他们关怀爱护，无微不至。仅以80年代后事为例，1982年至1983年，郝际陶赴希腊留学。林先生以70岁的高龄，不辞千里之遥，亲自到北京机场两次送迎。1993年，林先生慷慨解囊，私人资助张立春、刘艳文参加留学生预备班学习，而后赴德深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林志纯教授一生淡泊名利，专心治学，无私无欲，所思所想都是世界古代史研究乃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愧为人师表的典范，学界楷模。
林志纯因病于2007年11月14日在福州去世，享年97岁。
林志纯先生、亚述学
作者：吴宇虹（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能是把最难的语言和专业交给我，让我为祖国学术界攻克难关，至今我感谢老师对我的信任。
以后的事实证明，老师是最希望看到亚述学和埃及学两个空白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的。81年毕业时，老师留我和际陶留东北师大任他的助教，后又招收我们两人为国内首批博士生，希望我的亚述学攻关任务继续进行。在我们之后，81年唯一的硕士生拱玉书（因政治分低，未能成为出国生）被指定为亚述学专业，毕业后他同样被留校任职并读博士，后被老师派往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北大任亚述学教授，成为林老师学生中的佼佼者。82年唯一的学生沈志嘉被老师推荐为赴美公费研究生学习亚述学，但她留美后放弃了亚述学。86年以后，我校德语教师、林老师的硕士生黄瑞芳被公费派往德国学埃及学，学法语的柴晓颖公费派往法国学亚述学，她们都没有完成学位。林老师希望能研究巴比伦数学的由数学系考入历史的马丽自费去荷兰，后在瑞典获得了博士学位，留在哥德堡大学教授纯数学专业。古典所培养的北大本科生、北大东语系教师薛晓枚被派往美国Johns Hopkins 大学学习亚述学，但也放弃了这一偏冷专业。上海外院阿拉伯语专业来古典所学获亚述学的两位硕士赴美留学后回归了阿拉伯语专业，留在美国。这些例子表明，林老师千方百计选拔青年学子攻读国内空白的亚述学学科，希望攻克这一坚固的科学堡垒。虽然这些学生出于各种原因，没能攻下这一难关，老师对她们的培养和帮助是所有受过他谆谆教导的学子们永远感激的。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坚持完成亚述学位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实际上并不喜欢这一科学，之所以报考研究生是为了学位或为了出国或为了找到一个报酬好的工作。我的一个女硕士考GRE，在我推荐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也是不真心喜爱亚述学，又要定居美国，于是就换了计算机专业，后在美国地铁工作。我由工科改文科，她由文科改工科，师生完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人各有志，不能人尽为学者，转向改行无可非议。可是，林老师那种忘我和痴迷于学术、舍弃安逸和名利，不畏艰险和嘲讽、一心前进而百折不回和甘当后继者前进的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和高尚风范永远使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和后学诸生们高山仰止，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
专业选定后，林老师千方百计地提高我们学术水平，争分夺秒地充实我们知识饥渴的大脑。我们学习的方法可以是“拼命学习法”：学外语要到外语系英语本科当一年的旁听生，听所有的外语专业课，专请外语系黄龙教授给我们开英语课。每年暑假和寒假包括春节不能在家休息，记得有一个寒假和春节就是白天在北京社科院图书馆看书，晚上在世界史所的一个办公室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讲英语口语。一次暑假是在北京听北师大马香雪老师的法语课。外语是世界史的工具，除英文外，德文、法文也必须学。专业科则请国内一流学者来长春开课：通辽师院刘文鹏（林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讲埃及史，辽宁大学崔连仲讲印度史，世界史所廖学盛讲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访学时到杭州大学听毛昭析讲原始社会或史前史。博士期间，在美国学习亚述学的杨炽回国休暑假，林老师安排我去北京到她家学阿卡德语。
我觉得林老师好像希望我们和学问结成终身伴侣，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哲人（我在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导师兰伯特教授就是至今未婚，献身学术）。复试时，林老师问我结婚没，我说结了，他有点责怪地说；入学前说没结婚，怎么现在又结婚了，是不是骗我。我只得解释说：考试前的确没结婚，考完后结的婚。据说，拱玉书的结婚也被老师认为过早。为了不因家庭影响学习，除了假期去北京学习或外地查资料不回家外，6年硕士和博士学习期，我基本上每周住在学校晚上看书，只有周六晚上回家休一日，有了孩子也没有时间照顾，三个月时送到个人家，长托喂养，三岁入幼儿园长托，基本没有在家照顾他。
1982年以后，国家开始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林老师先后有两个推荐出国考生名额（沈志嘉获得批准）。81年8月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炽获美国奖学金自费，将去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林老师还在北京西餐厅请周老师、廖老师、我们学生为她送行。杨炽1987年成功地获得亚述学博士学位，林老师代表学校聘请她和丈夫（David Jacobson，中文）夫妻来东北师大工作，她本人任古典所常务副所长，她夫妻对古典所的发展，特别是亚述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郝际陶1983年公费去希腊留学一年，林老师到机场送行、迎接。看到同届和晚届的同学都出了国，我心里很着急，听到84年又有一个指标去希腊，便向林老师提出希望去希腊学习古典学的要求。林老师在家里和我恳谈了三个小时，教导我不能急功近利，为出国而出国，要坚持填补亚述学的重任，国家重视教育和科学，你一定有机会出国学习亚述学的。听了林老师的谆谆教导，心情豁然开朗。当他最后问：：“如果你还想去，还可以去”，我的答案当然是否了，于是去希腊的名额给了中世纪史的青年教师。正如他所说，1984年我通过了教育部的英语考试，1985年被派往英国牛津大学以进修生身份学习亚述学。
到了牛津后，由于我学习努力，我的导师同意，使馆批准我由进修转入亚述学的哲学硕士课程。2年后获得学位后，我向导师提出自费继续攻读博士的申请，她同意了，我也成功申请到一个资助博士的部分奖学金。然而，求学之路出现了一个挫折。这一年，牛津大学中断多年的亚述学终身教职获得资助得以恢复，在伊拉克英国考古学院的J. Black回来参加竞聘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教职，而我的导师没有成功，继续作为临时教师。因此她通知东方学院取消了我的录取。收到东方学院院长的通知后，心里十分失望，但是我并不退却。我立刻给英国也是世界最著名亚述学家之一的伯明翰大学兰伯特教授写信要求去伯明翰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他读了我捎去的硕士论文后，同意接受我。国内方面，林老师收到我写给他和学校的延期回国并希望学校资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后，立即找学校请求批准，郝水校长同意从学校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一定的款项资助我完成博士学位。不久学校换届，新校长考虑到经费困难，希望我按时回国，因此学校的资助一度成了问题。后经林老师和各方面的努力，学校同意资助一年的生活费，再一次解决了难关。然而，在伯明翰，我无法在一年中拿下学位，一读就是六年，于是生活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依靠妻子打工和自己周末和夜间打工，我逐渐地克服了生活和经济困难。6年中克服种种困难的主要力量来自我下定的不能辜负国家和林老师对我的期望的决心。1991年下半年，杨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古典所和亚述学到北京工作，国内的亚述学再度空白，林老师写信问我是否可以早些归国，我回信说论文没有完，还需一两年，于是学习更加努力了。在93年我终于完成了导师和考官都十分满意的500页的博士论文，成功地获得学位。想到国家交给自己填补空白的历史使命和林老师多次催我回校挑起重任，尽管当时多数学子毕业后滞留国外，我义无反顾地立即归国任教。
与林老师分离8年后重逢，又是校历史学科第一个归国的洋博士，林老师当然十分高兴，十分信任我，1993到1995年中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他家讨论古典所的学科发展和建设问题。1995-1997年，虽然拼命工作学习，我的成长又遇到了挫折。由于长期受到国外竞争意识的影响，回国后在升职为正教授的问题上，和所内的国内所培养的博士展开了激烈竞争。然而，由于我出国时间长，副教授时间短，属于破格提拔，因此，连续三年申请提职，均不能通过，都输给了比自己岁数小的同事。同时，关于古典所学科结构和专业定位的问题在所里展开了大辩论，我由于坚决同意林老师提出的以古代文明领域各学科作为古典所的全部学科的重大提案，和一些不同意这一提案的同事产生了矛盾，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这一时期，在双重打击下，心情十分暗淡，产生了离开东北师范大学的想法了。也曾多次和林老师多次谈到提职失败和调离的问题，林老师总是说：“这和学术事业比，都是小事。我在东北师大几十年，从来没要求过正教授，改革开放后，系里一定要我上，我只好上了。等几年，你会评上的。”我当时并不理解林老师的境界，但是想到如果离开古典所，就离开了林老师、杨炽和自己多少年努力创造下的中国最好的亚述学科基础，别的学校不会有东北师大这样好的亚述学基础了，而且学校王校长和周书记都表示学校要努力解决我的职称问题，于是，我决定在东北师大坚持下去。1997年，所里全体教师都认识到继续摩擦没有好处，都同意了林老师提出的两个专业领域分家的建议，于是学校顺势做出了正确决定。同年底，我的教授职称也终于通过了。第二年，应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参加跨世纪的《苏美尔词典工程》编写工作，我去美国工作了2年。这期间，林老师曾来信希望我早日回国，正好原所长因个人原因调离了东北师大，学校和林老师聘任我担任所长，我理解这是他正式把手中的学术接力棒传给了我。我以加倍的努力工作，公正地协调好三个学科的关系，并培养出一些有能力开展学科建设的优秀青年教师，没有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和信任。如，我校培养的博士、瑞典留学生Widell现在是英国利物浦大学亚述学讲师，曲天夫、李海峰等几位博士在厦门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大开始了亚述学课程或硕士培养。在学术继承方面，对于林老师晚年反复强调的重大的突破性历史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但没有欧洲类型的封建社会，我给予了进一步发展，认为中国历史长期存在一个国民是皇权的奴隶、家人是父权的奴隶，女人是男权的奴隶，人人都可蓄奴的奴隶制、半奴隶制历史阶段（《东北师大学报》2005，3，2006，6）。
现在，林老师高寿离开了我们，大家都万分悲痛。不知为何，我心中常常浮现出他晚年常在的笑容，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总是在为国家发达和学术繁荣而高兴，为自己终身奋斗的填述学、埃及学空白和强化古典学的目标得到实现而自豪。小诗一首，送给老师——照亮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老师，当我是一匹瘦弱但有志向的马，你是伯乐大师，从平庸马群中选中了我，训练了我，然后，为我指出天边远古的亚洲有着如彩虹一样的美丽楔形文字宝藏，让我不畏艰险、不怕挫折，义无反顾地奔驰骋向千里之外的伟大目标。
老师，当我是一艘在大海中行驶的航船，你是照亮我前进方向的灯塔，在黑暗中为我指明正确方向，在风浪中将我引导到平安的港湾。
老师，当我是一个迷惘在红尘中的俗人，你是智慧的高僧和哲人，教导我看淡名利、忘却恩怨，放弃小我世界，在读书写作中发现人生之快乐，在祖国的事业中寻求个人之价值。
林志纯先生著述编年
1934年
“中国人文思想概观”（林志纯），《长城》，1934,1（23）.-456。
1941年 
“西汉经师源流与地理分布”（日知），《大夏校刊》，1941,1（1）.-2-4。
1946年
“中国文化必趋之路”（林志纯），《平论半月刊》，1946,（10）.-7-8 
“解放农民第一”（林志纯），《平论半月刊》，1946,（11）.-5-8
1947年
“沈阳晚意”（林志纯），《大夏周报》，1947,23（6）.-4。
1949年
“China’s Peasant Revolutions”（C. C. Lin），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氏评论报》），January 8,1949,Vol. 112,No. 6,P. 144。
“The Kuo Min Tang And Chinese Dynasties ”（C. C. Lin），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氏评论报》），February 26,1949,Vol. 112,No. 13,P. 315-317。
1952年
“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日知），《文史哲》，1952年三月号（总6期），第20-22页。
“评王译《古代世界史》”（日知），《翻译通报》，1952年第4期，第20-21页。
《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苏联]阿夫其耶夫 著，林志纯 译），东北教育出版社，1952年8月初版。
“古代世界与古典文明”（日知），《大公报》，1952年8月14日，第3版。
“阿甫基耶夫教授及其《古代东方史》”（日知），《光明日报》，1952年11月14日，第6版。
“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分期问题”（日知），《大公报》，1952年11月20日，第3版。
1953年
“奴隶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笔记之一”（日知），《光明日报》，1953年1月25日，第6期。
“奴隶社会之两个阶段与六个时期”（日知），《历史教学》，1953年第3期，第13-17页。
《古代希腊罗马史教学大纲》，（[苏联]马什金 著，林志纯 译），东北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初版。
1954年
“古代东方史序论”，（[苏联]阿夫基耶夫 著，日知 译），《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  中西古典学引论《古代世界史（序言、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及古代希腊部分）》，（[苏联]В. Н. 狄亚可夫，Н. М. 尼科尔斯基 著，日知 译），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11月第1版。
《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苏联]马什金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11月第1版。
“《马克思论印度》一书中关于古代亚洲社会问题注文的商榷”（日知），《光明日报》，1954年11月25日，第3版。
1956年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的一些问题”（日知），《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6年第1期，第39-57页。
“论古代东方与古典世界”（日知），《世界史论文选辑（第1集）》，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编印，1956年，第140页。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马克思 著，日知 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第1版。
《世界古代史》，（合编），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1956年7月出版。
“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著‘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日知），《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页。
1957年
“‘史前’一词可否使用?”（日知），《光明日报》，1957年1月3日，第3版。
“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试答郭沫若先生的质问之一”（日知），《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第7版。
《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 著，力野、日知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5月第1版。
“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日知），《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第3版。
“敬答范文澜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日知），《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第6版。
“古典作家所记的黑劳士制度”（日知），《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3期，第23-38页。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农民的剥削是什么性质的剥削”（日知），《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第55-56页。
《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世界史资料丛刊初刊）（日知 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8月第1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日知），《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第83-94页。
“谈谈古代东方专制国家”（日知），《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第30-33页。
“古埃及自公元前3200年统一后奴隶制度为什么没有高速发展？境内氏族制度的农村公社化仍旧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日知），《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第54页。
“古代希腊历法简介”（日知），《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第1期，第页。
“几种苏联出版的古代史杂志简介 （古代史通报、苏联考古学、苏联人种学）”（日知），《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第1期，第页。
“几种英美出版的古典杂志简介（希腊研究杂志、美国考古杂志、美国语言学杂志、希腊与罗马、美国东方文学研究公报）”（日知），《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第1期，第页。
1958年
《古代世界史》（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0月第1版。
1959年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下册），（参编并译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59年10月第1版。
《经典著作简介（初稿）》，吉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1959年10月。
《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苏联]В. Н. 狄亚可夫，C. И. 科瓦略夫 著，日知等 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
1961年
“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日知），《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第97-108页。
1962年
“线文b的译读”（日知），《文史哲》，1962年第5期，第45-52页。
“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日知、鸿宾、文鹏），《光明日报》，1962年5月14日，第3版。
“荷马史诗若干问题”（日知），《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第24-32页。
1964年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林志纯 主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第1版。
1973年
《古代世界史纲目（修订稿）》（编），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1973年1月。
“原始群问题编年提纲（学习笔记）”（林志纯），《吉林师大学报》，1973年第2期，第81-92页。
1977年
“原始社会史和奴隶社会史若干问题”（《世界上古史纲》编写小组），《吉林师大学报》，1977年第5－6期，第46-61页。
1978年
“国家发生的三种主要形式”（《世界上古史纲》编写小组），《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第36-38页。
“从零做起”，《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1979年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编）（专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怎样理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志纯、学盛），《世界历史》，1979年2期，第13-19页。
“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世界上古史纲》编写小组），《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第43-53页。
1980年
“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24页。
“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林志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123-132页。
“关于雅典国家产生的年代问题”（日知、际陶），《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第197-204页。
1981年
“《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日知、亭云），《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第45-55页。
“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日知），《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3-17页。
“用敌人头颅用饮器-司马迁、希罗多德同记亚欧北方民族一习俗”（日知），《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7期，第43-44页。
《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编）（专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1982年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国家”（《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39-52页。
“这一万年——原始史的后半章试论”（日知、亭云），《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第1-6页。
“近三十年来前陶新石器公社的发现”（《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5月第1版），第25-126页。
“新石器革命”（日知），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5月第1版），第234-245页。
“世界古代史研究·前言”，《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I-II页。
1983年
“马克思论三大发明（学习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部分笔记）”（日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第60-63页。
“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日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第页。
“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梭伦以前雅典政治简史”（日知），《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第34-42、18页。
“研究古代，认识当前”（周谷城、吴于厪、林志纯），《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8日，第3版。
1984年
“百年来关于国家起源史研究的实际和理论”（日知），《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48-158页。
“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毛诗·魏风》所见中国古代社会”（日知），《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第36-48页。
“血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起源》是指导史前研究的光辉指南”——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日知），《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第2-3页。
“谈埃及学和亚述学在中国的成长”（日知），《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6日，第3版。
1985年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和恩格斯1884年的一条遗稿”（日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1-8页。
“关于原始社会有没有战争的问题”（），《军事卷通讯》，1985年第5期，第页。
1986年
“天命论与孔子的后期思想”（日知），《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第31-47、69页。
“古典文明研究在中国的空白必须填补”（周谷城、吴于厪、林志纯），《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第1-3页；《新华文摘》（转载），1986年第2期，第63-64页。
“The Void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Country must be Filled”（Zhou gucheng,Wu yujin,Lin zhichun),JAC,1986,Page 3-11.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国外考古”学科编写组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1.“阿尔帕契亚遗址”（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2页。
2.“阿卡得文字”（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3页。
3.“阿苏尔城址”（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8-9页。
4.“巴比伦城址”（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26页。
5.“北非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林志纯、刘文鹏），《考古学》，第36-37页。
6.“杜尔库里加祖城址”（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111页。
7.“汉穆拉比法典碑”（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180页。
8.“洛雷斯坦青铜器”（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294页。
9.“蒙特柳斯，O.”（林志纯），《考古学》，第322-323页。
10.“尼尼微城址”（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351-352页。
11.“苏美尔文字”（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495页。
12.“汤姆森，C. J.”（林志纯），《考古学》，第514页。
13.“铜石并用时代”（林志纯），《考古学》，第533-534页。
14.“乌拉尔图文化”（林志纯、吴宇虹），《考古学》，第546页。
15. “西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林志纯），《考古学》，第562-563页。
16.“西亚中石器时代文化”（林志纯），《考古学》，第563-564页。
1987年
“《汉穆拉比法典》第117、118、119条与所谓古代东方债务奴隶制问题”（日知、才晓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第59-66页。
“《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解”（日知、才晓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第33-36页。
1988年
“孔子与陈王”[日知、方（才）晓颖]，《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第9-16页。
1989年
“周礼中的邦国和国家”（日知），《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第135-139页。
“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制度时代”，（日知、张强）《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第111-122页。
“《水经·洧水注》引《竹书纪年》一条千年来误读悬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第页。
“陈立《公羊义疏》关于郑伯取邻的解说”（日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第98页。
《古代城邦史研究》（编）（专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部分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林志纯），《史学理论丛书——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13页；后以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是政治学、历史学二千多来的误解”为题，收入《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李祖德、陈启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一书，第26-42页。
《云梦竹简》[I]（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对照）“秦记、南郡守腾文书、语书”，（编著）（合著）（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对照），（主编并序）（专著），东北师大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云梦竹简》[II]（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对照）“秦律十八种”，（编著）（合著）（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外国历史》，第389-391页。
1991年
“‘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日知），《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第30-41、125页。
1992年
“中西古典民主政治”（林志纯），《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21-28页；《新华文摘》（转载），1992年第12期，第70-73.页。
“墨子不知老子：《太平御览》卷三二二‘墨子曰’引书有误”（日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第4-5页。
1993年
“释共和——共伯[和]可以休矣”（日知），《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第61-74页。
“论中西古典学”（周谷城、吴于厪、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林志纯），《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第8-16页。
“The Study of Class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Hu houxuan,Liu jiahe,Ren jiyu,Wu yujin,Zhang zhenglang,Zhang zhongpei,Zhou gucheng,Zhou yiliang,Lin zhichun),JAC,1993,Page 1-24.
1994年
《云梦竹简》[III]（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对照）“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专著）（编著）（合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日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第25-32页 [后被“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1990年8月19-21日）”收录进《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1版）一书，第5-17页]。
《古代中国纪年》（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对照），（专著）（主编并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1995年
“黄帝、共和、孔子、陈王-中国古典时代的古典传统”（林志纯），《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第10期（1995年），第71-81页。
1996年
“再论中西古典学”（日知），《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第265-273页。
“一生堪细微，伏枥期远足”，《世纪寄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日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第24-33页。
1997年
《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6月。
1998年
“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论中国历史上没有欧洲‘黑暗时代’与‘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说是误译”，被“第二届中国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收入《世界古典文明杂志·增刊2——第二届中国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JAC），1998年8月，第26-34页。
“‘仁’为君德”（日知），《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金文研究中心编辑组，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316-326页。
“我们与中西古典学”（林志纯），《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1998年9月，第页。
“‘我们’与中西古典学”（林志纯），《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12月。
1999年
“论中西古典史上‘黑暗时代’问题”（日知），《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第68-74页。
《中西古典学引论》（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2000年
“亲民与新民——古典学的一场争论”（林志纯），《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第18-19页。
附录：书稿（包括手稿及未刊发言稿）：
1.《西方史学史》（书稿） 
2.“亚细亚所有制形态和古代所有制形态——纪念马克思的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写成120周年”，[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组织“‘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讨会”（长春）上的发言稿] 
3.“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上在古代史方面争论的三个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交流会议”大会发言，1980年4月24日） 
4. “《王国春秋》结语”（日知），1984年9月。
5. “明清社会的发展与鸦片战争的影响”（林志纯、姜守鹏），1990年8月。
6. “由徐光启（1562-1633）到林则徐（1785-1850）（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问题）”（林志纯、姜守鹏），1990年8月。
7.“二十世纪中西古典学回顾”，《历史研究》，1996年征文。
8.《论I CHING（BOOK OF CHANGES）关于FEUDAL封建之误译与1999年对JAMES LEGGE李雅各（1815-1897）这部译书（1882序，1964版）名著的世纪订正》，1999，（专著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