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郑君里
生平简介
郑  郑君里君里（1911年—1969年），男，汉族，曾用名郑重，千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籍广东中山，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自幼家境贫寒，进义学念书。因酷爱艺术，读到初中二年级，毅然中途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29年夏，在南国社参加《莎乐美》、《卡门》等剧的演出，与陈白尘等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1931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起草《最近行动纲领——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同时，他还加入摩登剧社、大道剧社，演出《乞丐与国王》、《血衣》、《乱钟》等剧。1932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先后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20部影片中担任主要或重要角色，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娜拉》、《大雷雨》等剧。在银幕和舞台上，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并表达角色的内在情绪，富于艺术魅力而成名。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  郑君里两年，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了《戏剧春秋》、《祖国》等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非凡的禀赋与才华。翌年，他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了该片，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真实地记下了蒋家王朝的“最后罪恶史”。影片在人物刻划、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他对电影特性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影片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50年代后，他的电影导演艺术步入鼎盛时期，影片《宋景诗》（与孙瑜合导）场面宏伟，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鲁西农民起义的真实面貌。他执导的《林则徐》和《聂耳》，被誉为“红烧头尾”，是上影向建国1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1961年导演的《枯木逢春》以  《演员的自我修养》精雕细刻的手法和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画面，动人地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一家人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遭遇。影片较好地借鉴了传统艺术的经验，体现了他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不懈的锐进精  角色的诞生神。长期以来，他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和著述。《论抗战戏剧运动》，在1939年曾以单行本出版。进入40年代后，他即以开始《角色的诞生》的构思和撰稿。在他的艺术道路上，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迄今以出版的论著有《角色的诞生》、《画外音》，译著有杰希.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郑君里是一位擅长驾驭“重头戏”著称，以拍摄人物传记片见长的电影艺术家。1969年4月23日因文革遭受迫害死于监狱。他曾是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影协、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影协常务理事。
获奖情况及主要作品
《侦察兵》；《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乌鸦与麻雀》（1949）《我们夫妇之间》（1951）《宋景诗》（1955）《林则徐》（1957）《聂耳》（1959）《枯木逢春》（1961）《乌鸦与麻雀》：1956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个人一等奖《聂耳》：获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
改行做导演
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1937年，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队三队队长，带领队员辗转沪宁铁路各站，溯江而上，武汉失陷后，他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接着在桂林、宁夏、青海、兰州、西康、西昌，在  阮玲玉，郑君里主演兰州、在缅甸的密支那，在印度加尔各答，都留下他的足迹，《民族万岁》、《野人》等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曾导演过《求婚》、《狂欢之夜》等话剧。在重庆认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戏剧电影运动做了很多工作。
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两年，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
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了《戏剧春秋》、 《祖国》等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
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非凡的禀赋与才华。翌年，他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了该片，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真实地记下了蒋家王朝的“最后罪恶史”。影片在人物刻划、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他对电影特性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影片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中山文化艺术中心郑君里塑像
据说《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郑君里与赵丹、陈鲤庭、陈白尘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兴趣盎然，便说要出一个剧本，由陈白尘执笔，郑君里导演。这部影片的创作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在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影片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郑君里凭借此片当之无愧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之列。
电影理论家
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四川成立，其电化教育专修科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当时郑君里受聘在该校任教，讲授电影表演。当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史东山、焦菊隐、柯灵、许幸之、戴爱莲、盛家伦及梁实秋等人。学生中著名的有汪岁寒、林斤澜、李雨农等。
郑君里是明星出身的老师，很受同学崇拜，他与同学关系也十分亲密。郑君里讲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但尔也夹杂着广东口音，有同学向他指出，他会风趣地自我解嘲：“艺术语言的力量还应以情取胜嘛！”他讲课的教材，是自己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成为中国第一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
郑君里翻译整理“斯坦尼体系”是中国电影界的佳话。郑君里很早就辍学，英语基本靠自学，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都是俄文。他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研究的，这就是他所说的笨鸟先飞，这也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
1942年，郑君里开始撰写《角色的诞生》，这是中国表演理论的最早著作之一，但是由于战时生活不稳定，他不可能集中时间写作，这部作品直到1946年才完成。郑君里还写过《世界电影艺术史》，这部书把苏俄电影也融合在世界电影中，这是郑君里对电影理论的重要贡献。
困惑中的奋进
1949年后，郑君里很快创作了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
50年代后，他的电影导演艺术步入鼎盛时期，影片《宋景诗》（与孙瑜合导）场面宏伟，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鲁西农民起义的真实面貌。他执导的《林则徐》和《聂耳》，被誉为“红烧头尾”，是上影向建国1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郑君里
1961年导演的《枯木逢春》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和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画面，动人地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一家人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遭遇。影片较好地借鉴了传统艺术的经验，体现了他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不懈的锐进精神。
长期以来，他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和著述。《论抗战戏剧运动》，在1939年曾以单行本出版。进入40年代后，他即以开始《角色的诞生》的构思和撰稿。在他的艺术道路上，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迄今以出版的论著有《角色的诞生》 、《画外音》，译著有杰希.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郑君里是一位擅长驾驭“重头戏”著称，以拍摄人物传记片见长的电影艺术家。
艺术家之死
郑君里、赵丹和蓝苹(江青)，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演艺圈里的好朋友。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女主角，郑君里与赵丹、舒绣文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的。郑君里与黄晨结婚，伴娘也是蓝苹。蓝苹不辞而别唐纳，后来给唐写信，也是由郑君里转的。
解放后，郑君里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文艺界中，导演郑君里、演员赵丹首当其冲。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被抄家后，郑君里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家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总算有幸地被“解放”出来。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被“解放”。郑君里被隔离审查后，曾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少管所等数处，他的夫人黄晨不能与他见面，只有他17岁的儿子郑大里偶尔前往探视。在看守所，郑君里患上肝癌，而且是晚期，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他的亲属前往道别，只有匆匆10分钟时间。
1984年郑氏族人及家乡父老建亭纪念。该亭位于三乡镇下杨村，亭为六柱四角黄色玻璃瓦攒尖顶，亭额刻“郑君里纪念亭”，由吴作人题额。他曾是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影协、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影协常务理事。
左翼演员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7岁，对他的了解竟是从父亲当年写的那些“认罪书”开始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3点半我把他叫起来，父亲向我口述，我把它们记下来，5点半我再把父亲叫醒，让他把“认罪书”誊清，6点钟父亲再出门去劳动改造。
走上艺术道路，父亲并没什么特别的契机。1911年，父亲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父母是广东中山人，很早到上海谋生。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祖父也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有时到了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祖父要父亲替全家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父亲感觉很受侮辱，所以从小就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意识，思想上也易于接受共产党的宣传。
父亲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艺，初二时就辍学考进了可以免费读书的“南国艺术学院”。“南国艺院”是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解放后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父亲的艺术生涯从表演开始，田汉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上学时，父亲在几部戏里跑龙套，比如《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最后他在话剧舞台已经演到《大雷雨》的主角。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开始注意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父亲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舞台，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在明星电影公司，他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当时电影界有这样的说法：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
可以说，父亲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1930年，父亲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那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就是由他起草的。我后来在家里还看到过这份油印的“纲领”，现在看它充满了激进色彩，比如：“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
郑君里
那时候做艺人穷，演左翼电影更穷——“文革”抄家时，我们家存折上只有1000块钱。当然，这1000块钱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个小数目，但对大导演“郑君里”来说，应该不是个大数目。父亲曾回忆，他们要时常饿肚子，有时花一个铜板买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凑合一顿饭，经常晚上到工厂或学校里演左翼戏剧，演出后又没什么钱，他们一起走回来。后来父亲拍的《聂耳》里有一场戏：几个人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回来后校门已经关闭，他们就从大门跳进去。实际上这也是父亲当年那段生活的写照。
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啃表演理论。他先是试着翻译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讲》 ，他是初中肄业，英文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先是对照着英文字典“啃”下来，再拿俄英字典对照原本，发现差错改过来，这样一遍下来英文已经相当好了。父亲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语来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他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话剧表演艺术的著作。
几年前我还发现父亲写过另一本很重要的书——《世界电影艺术史》。当时还没有人把世界电影和苏俄电影融合在一起，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从世界电影的角度来编写世界电影的编年史，这也是父亲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对国外的表演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总结，这对父亲后来转做导演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期。
短暂的辉煌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这些左派导演们也的确是新政权的受益者。解放后，我们家住在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也就是孙道临最后去世前住的房子。当年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的，有些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必须要迁出去。而解放前，父亲一直住在昆仑厂的破楼里。所以内心深处，父亲也是诚心诚意要为这个新政权做点什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一些问题，父亲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一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对《武训传》所遭受的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是他极力推动《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批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片子遭批，对父亲这一代的艺术家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一位人物——宋景诗。宋景诗其实是不安分的一个草莽英雄，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把宋景诗和黑旗军树立起来，为此专门把父亲调过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剧本。
但在创作这部电影时，父亲遇到很痛苦的一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是投降清廷的，但政治需要，又必须要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最终父亲只好处理宋景诗投降清朝是一个策略。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问题，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曾经的“政治错误”，已经是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亲自来扮演宋景诗，这大概也是电影史的一个趣事，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大演员都心甘情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是由于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完成四五年后，只被短暂上映过。这样一部为“赎罪”的片子，还是没通过审查，再次入了库。
郑君里
父亲接下来的两部作品非常成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负罪感”。其中一部是《聂耳》，这个作品父亲驾轻就熟，因为他与聂耳很熟悉，我们家原来还存着聂耳的照片。当年就是父亲和赵丹把聂耳送上去日本的船，后来聂耳在横滨溺水而亡。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5位职员首唱的，父亲是其中一位。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俄国人，这首歌就是一个俄国乐队演奏的，几把提琴，几个小号，乐队极其简单。我后来还在家里听过这首歌的胶木唱片，当时感觉还挺意外：“没想到父亲是最早唱国歌的人之一！”
另一部作品就是家喻户晓的《林则徐》，其实这部电影拍得也挺艰难。真实历史中的林则徐是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然后回眸一望，戏就结束了，父亲想借此体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但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总理找到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大意是平英团曾反抗过英国殖民者，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使英殖民者败退而走。总理指示照这个情节来设计结尾，意思是说林则徐走了，但人民当中的平英团起来了。这部片子是1958年拍的，要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时间紧、费用紧，最后还是照着这个意思改了，结尾还有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了战场。但实际上从电影的理念上讲，这个结尾是断的，是概念性的。
《聂耳》和《林则徐》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来看，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是有很高成就的，它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也是父亲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而这两个人物都是赵丹塑造的，特别是“林则徐”，是赵丹创造的最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
革命风暴
1964年，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在1962年的一部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把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可能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总理说，“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应该是“中国版”的。总理对这个片子显然很重视，让父亲做导演，张瑞芳来演李善子，都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和演员。这部电影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已商谈好的事，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那里进行。父亲说：“我们去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很长的车子，上面还有可以做饭的设备。快到吃饭时候，就把大家拉到上面去。”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据说金日成平时很少说汉语，但那天他非常高兴，又喝酒又说汉语。
电影拍完，却又搁浅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但当时的朝鲜是提倡“人情感化”，互相不认同。总理看完片子后对父亲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炉了！”父亲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
“文化大革命”很快不期而至。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是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他们的确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有句话：“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父亲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这个交待要写3份；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他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那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郑君里
父亲年轻时做演员，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等，所以身体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住这种强体力劳动。父亲后来又被送到厂里的牛棚隔离，我们见不到他，只能一周到母亲那里探一次监。父亲在里面吃了不少苦，他饭量很大，但在里面总吃不饱。父亲曾说：“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事，如果真有事，说出来倒简单了，就怕这种没什么事情，让自己漫天瞎猜。”
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即便打了父亲，也不能减轻他们本身的“罪责”。
关于父亲之死，公认的说法是，父亲因为熟知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的底细而死。
父亲、赵丹和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比较好。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父亲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父亲主持、沈钧儒证婚的。即便解放后，父亲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父亲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
这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初。60年代的某一天，我突然听见有人敲门——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打开门一开，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又高又大，一个又瘦又小，从表情和服装看应该是警卫人员之类，站在门前问：“黄晨同志在吗？江青同志要来看她。”我对母亲说：“妈妈，江青阿姨来看你了！”母亲那天生病，正躺在沙发上睡觉，一听我的话，赶紧起身：“哎呀，怎么能让江青同志来看我呢？”
郑君里
江青那天穿着黑披风，戴着呢子帽，穿着毛式制服，挺有风度的。她跟母亲聊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是来上海了解“革命”情况的。江青告辞时，母亲要我送她下去，我们这幢房子是以前赵丹的房子，住在4楼，也没有电梯。可能是不想太招惹人，江青不让我送，一行人悄悄地下楼，江青钻进楼下停着的一辆很大的“吉姆”轿车，很快离去。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那些人把家里抄得乱七八糟，但该拿什么东西、不该拿什么东西，他们显得非常有数。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我们家是最厉害的，足足抄走了两卡车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后，父亲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事后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来抄家的都是空四军的人，但究竟谁是“导演”，现在还是个谜。一种说法是幕后的操控者实际为叶群，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得很详细：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锅炉房里，叶群把江青叫去，当着她的面将之烧毁。据说还有其他的一部分材料，被带到林彪叛逃的飞机上，或者烧毁，或者还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个谜。我曾经托了人想把这批材料找回来，但也没有下文。
父亲去世后，母亲托当年在重庆时的熟人张颖把这个消息带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其实是希望了解父亲历史的人给他一个公正结论，但不知为什么，这封信后来又落到了江青那里。审判“四人帮”时，母亲与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面对母亲的质问，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父亲之事。我现在推测，江青未必不知道父亲被整成这个样子，但也未必想置父亲于死地。父亲是那个失去了一切秩序的年代的牺牲品。
主要作品
演员作品：1932年《共赴国难》 、《火山情血》、《野玫瑰》、《粉红色的梦》、 《奋斗》
1933年《出路》
1934年《新女性》、 《人生》 、《大路》、《骨肉之恩》
1935年《国风》、《天伦》电影海报(11张)
1936年《迷途的羔羊》、《孤城烈女》
1937年《慈母曲》、 《摇钱树》
1940年《东亚之光》
导演作品
1942年《民族万岁》
郑君里
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乌鸦与麻雀》（1957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个人一等奖）
1951年《我们夫妇之间》
1955年《宋景诗》
1958年《林则徐》
1959年《聂耳》（获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
1961年《枯木逢春》
人物评价
郑君里在1932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近20部影片中担任主要或重要角色，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娜拉》、《大雷雨》等剧。在银幕和舞台上，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并表达角色的内在情绪，富于艺术魅力而成名。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非凡的禀赋与才华。翌年，他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了该片，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真实地记下了蒋家王朝的“最后罪恶史”。影片在人物刻划、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他对电影特性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他执导的《林则徐》和《聂耳》，被誉为“红烧头尾”，是上影向建国1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1961年导演的《枯木逢春》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和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画面，动人地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一家人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遭遇。影片较好地借鉴了传统艺术的经验，体现了他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不懈的锐进精神。长期以来，他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和著述。在他的艺术道路上，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