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初海禁
内容
清初严行海禁，将沿海人民内迁50里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断绝东南沿海对郑成功等抗清力量的物质供应。康熙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处设立海关，准许外商来华贸易。康熙晚期，禁止商人前往南洋贸易。1757年，乾隆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乾隆后期拒绝同英通商，嘉庆时继续拒绝通商。
原因
直接原因是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斗争，满清统治者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根本原因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在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且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客观原因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殖民扩张，为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
后果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抵御西方的殖民侵略。却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在近代屡遭列强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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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时期
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才实行海禁，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
康熙时期
由于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阶民矛盾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清廷为维护其统治，对汉人的防范极为森严，这在航海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规定：“出洋商船初造时，先报明海关监督及地方宫，该地方官确访果系殷实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伍保绪，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亲验，梁头并无过限，舵水并无多带，取具船向不得租与匪人甘结，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发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及船户揽载开放时，海关监督将原报船身丈尺验明，取具舵水连环互结。官商必带有资本货物，舵水必询有家口来由，方准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即将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数，载货前往某处情由及开行日期，填入船照。雍正九年〈1731年)，为使“盗匪即无人假冒”，又规定：“嗣后商、渔各船照票内舵工水手各年貌项下，将本人宾斗验明添注，均于进口、出口时按名查验，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严申戒律，正在于害怕中国人民在海外聚众反清。故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当圣祖获悉“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资银而归”时，即下令“其南洋吕宋、噶喇巴（今爪哇）等处，不许前往贸易”。其实，在当时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海外贸易活动中，海商们在南洋留居与辗转经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经过敏。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却视海外经商的华人为异己，在此可以举个例子，乾隆六年（1741年）时，荷兰人在，荷兰人在爪哇岛的马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肆屠杀海外华商与华侨，此事传到国内，朝野鼎沸，而乾隆皇帝居然支持两广总督庆复之流的谬论，认为这些被害的中国商民，乃“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往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王朝这种防海商如同防盗贼的轻商与抑商政策，和同期欧洲国家的重商与助商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如17世纪初期，荷兰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杀了一些英国商民，英国政府随即向荷兰宣战，为商民申雪，并迫使荷兰赔款8.5万英镑并割让一个岛屿。而清政府面对同样性质的事件，却故意示屠杀者以“宽大”，连起码的“惩戒”表示也没有。在这种尽力限制华商出海并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国航海贸易之厄运是不可避免的了。
雍正时期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乾隆时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防范郑成功反攻，清朝实行海禁政策
原来早在明朝败亡后，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矢志反清复明，并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南明政权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1655年6月，在闽浙总督的建议下，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违者按通敌罪论处。如果有人胆敢出洋将违禁货物贩往外国，或“潜通海贼(即郑成功)”，都将交给刑部治罪。人们即使将船只租售给洋人，也属重罪。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认为郑成功能够多次在沿海袭击清军，就是因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济了他。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清廷又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清朝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开放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
南巡目睹洋商纷至，乾隆发布锁国命令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厌恶司法纠纷的清政府不胜其烦。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
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清朝官员发现，结果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乾隆加大锁国力度，外国屡派使团交涉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嘉庆时期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又将深受海外欢迎的茶叶作为禁止出口的货物之一，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偿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掣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若不实力禁止，仍私运出洋，别经发觉，查明系由何处海口偷漏，除将守口员弁严参外，并将该巡抚惩处不贷。”
此外，诸如粮食、铁器、硝磺、金银等亦属禁止出口之列。特别是粮食，清廷控制极严，连船员食用也不准多带，每船只能依照人口多少与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为度。
在17世纪至19世纪世界性市场形成时期，西方经济学者无不认识到“只要输入王国的商品不超过输出，……显然不会使王国丧失什么”。大量的商品输出，不但可以剌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具，而且可以通过航海贸易直接换回大量金属货币，以增加国内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本来是对发展国计民生大有益处的美事，然而，对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洪水猛兽的清王朝来说，却是绝对不可取的。它之所以对出海货种屡颁禁令，其原委盖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