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文秋
人物概述
张文秋同志190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青树岭村谢家湾。她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参加了湖北女师学潮，1924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文秋先后担任湖北京山县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县总工会秘书及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任鄂豫边区宣传部部长、暴动分队长及党支部书记，湖北汉川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少共湖北省委机要秘书，上海浦东、沪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委妇女部部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全国第五次劳动代表大会办公厅主任。1932年2月起，她先后在上海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做国际情报工作，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上海浦东区委做机要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后担任延安抗属学校总务工作兼文化教员，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兼《生活星期刊》主编，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后  张文秋方留守处主任、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后方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任中国银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1982年9月离职休养。
生平纪实
求学经历1903年12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青树岭村张家湾一个大户人家。少年时，在孙桥、天门等地读  张文秋和黄乃合影书。
1917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当时，陈潭秋在这所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董必武教国文和历史，在这两位老师的启发教育下，开始投身革命。投身革命1919年，参加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
1923年，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担任女师学校联合会分会副主席，兼武汉土地革命时期工团联合会主任，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工作，并参与组织了学生声援汉阳兵工厂的罢工和汉口纱厂棉花厂及汉口黄包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了武昌粤汉铁路的罢工斗争及京汉铁路的“二七”罢工斗争。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在女师担任教务处秘书及学生联合会主任兼团支部书记，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为迎接国民革命军进入武汉，与武汉共产党人一道，在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并准备好大量的传单、标语和旗帜等宣传品，为北伐军进城大造了声势。 
1926年12月，受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和袁传鉴，刘素珍等人回京山开展革命斗争并成立了中共京山县执行委员会，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由于他们工作出色，京山很快成为当时湖北地区农民运动发屉最快的7个先进县之一。
1927年2月，受中共京山县委委托到武汉为农民自卫队买枪，并代表中共京山县委出席了中国共产党  张文秋和婆家后人侄儿陈世漠合影.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经恽代英介绍，与共产党员、北伐军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刘谦初相识恋爱结婚，并初识毛泽东同志。1927年7月15日，国共两党正式分裂，白色恐怖笼罩着京山县城，许多革命者惨遭杀害。张文秋躺在棺材里被人抬过敌人封锁线，死里逃生。1927年9月25口，与吕醒他等人一齐到河南驻马店组织发动群众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武装暴动，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1928年夏，到湖北省委秘书处作机要秘书，为便于工作，组织决定与当时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假扮夫妻。1928年12月，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被分配到锦章和永安两个纱厂做工人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沪西区委宣传部长。
1929年6月被调任山东，与其爱人刘谦初（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一起工作，任省委妇女部长兼省委机要秘书。1929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与丈夫刘谦初先后被捕。
1930年1月，经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3月2日，生下女儿刘松林(思齐）。1930年4月5日，丈夫刘谦初在狱中牺牲。1930年4月，再次被组织安排与林育南假扮夫妇，参加“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预备委员会筹备处”工作，任“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秘书。大会结束后，“筹备处”改为“中央军委联络处”，张文秋仍住机关工作。1931年9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佐尔格手下工作。在这里，第三次与共产国际第四局负责人之一的吴照高假扮夫妻，做华南情报坫谍报工作。
1933年6月，佐尔格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结束，张文秋被组织上调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1933年12月，华尔顿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再次开展工作，张文秋重返“共产国际”工作，任华北站站长。1935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工作结束后，被调往上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中央联络部情报处工作。抗日战争1937年9月，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抗属学校和鲁迅小学工作。在此期间，与湖南籍老红军陈振亚结为夫妻。
1938年4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9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云阳镇八路军115师留守处，与其丈夫陈振亚（留守处政治处主任）在一起工作，担任《生活星期刊》主编兼机要秘书。1938年10月30日，生下二女儿邵华（张少华）。1938年8月5日，陈振亚等人在准备赴苏联途中遭国民党新疆督办盛世才扣留。
1941年夏，陈振亚因受伤住院遭敌人暗算牺牲。1942年秋，与其他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同志被捕入  三女儿为张文秋祝寿狱。在狱中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女儿张少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张文秋含辛茹苦地带着3个孩子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解放战争1946年夏，经组织营救，与她的l00多位难友出狱回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党校二部老干部班学习，任该班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党小组长。1947年初，随机关转移到太行山的冶陶镇，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土改工作团，任该团第三分队副队长。1947年11月，调任石家庄建设学院任政泊处副主任，并兼作大兴纱厂的建党工作，任大兴纱厂的党支部书记。
1948年春，调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任组织科长兼司法部党支部书记。1949年3月，随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北京)，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的开国大典。解放以后全国解放后，历仟中国银行总行人事室副主任兼全国金融工会办公厅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工作负责人。在此期间，她出访过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等国，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祖国争的了荣誉。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张文秋与毛泽东一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个在牢房里长大的女儿刘松林与邵华先后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结为伉俪，成为毛泽东的“双重儿女亲家”。
张文秋堪称世纪老人，她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全过程，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老人，她一生经历坎坷，曾两次坐过国民党的大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她凭着自己坚强的信念，不屈不饶地活过来了。张文秋对她的家乡京山怀着深厚的故乡之情。解放后，曾3次回京山慰问、探访。
2002年7月11日晚9时，张文秋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特殊婚史
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  张文秋题词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化悲痛为力量，又曾组织过两个临时“家庭”。改名“李丽娟”改名“李丽娟”和刘先源组成了第一个“家” 
1927年，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不久，就从故乡京山躺在棺材里装死人逃到武汉，寻找省委的一个联络点，接头暗号是请她的“表哥”介绍工作。一星期后，她与一个陌生男人对上暗号，那人对她的近况作了仔细询问后，便领她到了汉口，进了三德里一幢三层小洋楼，里面有个30来岁的男人正等着她。她正纳闷，那人却笑道：“你不是要找‘表哥’吗?怎么见了面还不认识?”原来他就是常驻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员唐戈德，代号为“表哥”。他指着领张文秋来的同志说，这位是新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同志。 
“表哥”通知张文秋：“组织已决定，你留在省委机关，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兼机要秘书，受刘先源同志直接领导。从今天起，你与刘同志伪装成一个家庭，以掩护机关工作。你的名字叫李丽娟，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目前没有教课，就在‘家’里当‘太太’。你有什么意见吗?” 
一下子变成李丽娟的张文秋说：“我一直是做公开的群众工作的，现在让我搞地下工作，还要装成‘太太’，恐怕适应不了。” “表哥”说：“让你装成‘太太’，是为了应付环境和对付敌人的。不以家庭名义就租不到房子。对外是‘夫妻’，对内还是同志关系，但公开场合一定要装得像，不能让人看出破绽，这是党交给的任务!” 
“可是我已经结婚，有了爱人呀。” “正因为这一点，才让你装成‘太太’，没结过婚的还不适合呢……组织上知道你有应付敌人的能力和经验，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你。” 
张文秋毅然说：“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于是，他们一起将房间使用、联络办法、文件收藏和警号放置等具体问题一一安排妥当。刘先源让她以女主人身份去置办家具，再雇一名女佣。一个新的“家庭”就这样建立了。 夜里，张文秋正在发愁，这“戏”该怎么演呢?“表哥”进来了，严肃地宣布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因工作需要，以假夫妻名义为掩护，又需同居一起的男女不准谈情说爱，更不得发生男女关系；如一方已有爱人，另一方绝对不准向其求爱；在保持假夫妻关系期间，对外要尽量装得像，保证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结束，就解除“夫妻”关系。“表哥”最后说：“这都是保证党的安全的铁的纪律，任何人都得无条件遵守。如有违反，轻则给予处分，重则开除党籍直至处决。李丽娟同志，你没有做过秘密工作，这些纪律应该牢牢记住并绝对执行。”张文秋庄严地回答：“我都记住了，保证遵照执行!” 
从当晚起，他们在三楼临街窗口挂上两条肥皂作警号，正常时挂在那里，一旦发生险情立即取下。 刘先源送走“表哥”后，又带回一套被褥。张文秋心里总是不太踏实，如今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并且从此每日每夜共居一室，这“戏”可怎么往下演呢? 
刘先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轻轻地将被褥铺到小套间一张小床上，笑着说：“我睡这儿，你就在大床上安心睡吧。” 一会儿，刘先源就打起呼噜，可张文秋还坐在床边发愣。几个月来，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简直无法安身，如今忽然有了个“家”，还当上了“太太”，只是这位“先生”却不是自己的丈夫，两天前还根本不认识他，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和确切来历。而自己的丈夫刘谦初，也不知身在何方甚至存亡难测……快天亮时，她才和衣倒在床上迷糊了一会。 起床后，他们故意亲亲热热地一起洗漱和用早餐。“丈夫”出去“上班”了，“太太”让许妈上街买菜，自己在“家”收拾新居。 
晚饭前，“先生”和“表哥”又一起回来，还带了两只皮箱。深夜，他们打开箱子，一箱是等待分发或需密码转译、作技术处理的文件，另一箱全是绝密材料。刘先源认真地教张文秋处理文件的技术方法。在“先生”和“表哥”的指导下，张文秋开始了新鲜而神秘的地下工作。他们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省委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只是“先生”和“表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许多重要工作都是张文秋独立完成。 
当年秋天，“表哥”和“先生”奉命调往别处。“表哥”的工作由化名赵正卿的王为宪接替，刘先源  张文秋的继任者叫李振亚（原名却不敢打听），他自称是李丽娟的“堂兄”。张文秋告诉许妈，她家“先生”去上海了，近期不回武汉，只得请“堂兄”来为“先生”代课。 
不久，省委另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发现，新任中央特派员的王为宪不幸被捕。李振亚立即通知“李丽娟”迅速转移，将所有文件带走，又要走得不露声色。张文秋先将挂在三楼窗口的两条肥皂撤掉，又将所有的材料锁进箱子，“家”里的生活用品则一切照旧。她让许妈去叫来黄包车，说今天要送一个表妹去外地，并将她存在这里的两只皮箱带走。说着又给许妈留下一些钱，关照她看好家。 
此时，王为宪之妻褚志元正在医院临产。张文秋化名“陈孟君”带着箱子来到医院，悄悄向褚志元报告了刚刚发生的紧急情况，又故意声称王为宪在上海，托自己为他照顾产妇。几天后，“陈孟君”带着箱子、产妇及婴儿转移到了一个新地点。 
李振亚指示张文秋，马上把文件和褚志元母婴安置好，离开武汉去上海。 原来这次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已有30多位同志被捕且惨遭杀害，王为宪同志也在其中。两天后，张文秋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乘船离开了武汉。改名“张一萍”改名“张一萍”和林育南组成了第二个“家” 
1930年4月，张文秋奉命去指定地点找一位叫“赵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务。到达目的地，见到的却是一位30来岁的身着西装革履架着墨镜的洋阔佬。她正犯嘀咕，那人却取下墨镜，用一口湖北话问：“怎么，认不出啦?”张文秋仔细一看不由得“啊呀”一声：“是你呀!几年不见，怎么在这里冒出来了!这不是做梦吧?”“不是做梦。这下子我们还要天天在一起呢!” 
原来这位“赵玉卿”就是大革命时期张文秋在武汉工作的老乡、战友、领导林育南。他将作为“苏准会”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张文秋工作。 
林育南说，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南洋归侨资本家，张文秋将装成他的“太太”共同主持一个不小的“家庭”，为了掩护，她应改名为“张一平”。张文秋说，自己连年东奔西跑，飘泊不定，不如取个浮萍的“萍”字。林育南点头赞成。 
至此，先后叫李丽娟、陈孟君的张文秋更名为“张一萍”，并且成了一位阔气的“资本家太太”。 30年代初，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中央机构，以统一领导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为此，必须组织一次相关的会议（简称“苏准会”）。于是中共中央便抽调和集中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筹备。化妆成“侨商”及其“太太”的林育南、张文秋就是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 
他们“夫妻”二人，先是寻租合适的房子，他们选中了现在叫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的一处两栋相连的三层楼房，前有院墙和铁门，进门后是一片树木花草遮掩着小楼，更可取的是另有后门和通道，既气派又安全，是一处闹中取静、外人难进的理想之地。 
按照身份和工作需要，“老板”与“太太”住在二楼的豪华卧室，里面有高级钢丝床、红丝绒沙发、大小衣柜和写字台、穿衣镜、梳妆台，还有书橱、衣帽架及茶几等等，又陈列着各种摆设和盆花等欣赏品，下铺进口地毯，墙头挂名人字画，顶上吊着琉璃华灯，好一副富豪气派。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由林育南陪同进行了检查，觉得十分满意。周恩来细心地关照张一萍：在卧室的衣帽架挂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床前再放上男人的拖鞋。使人觉得确是“赵老板”的住处。 
当时，林育南不仅另有住家，还有妻子和女儿。妻子叫李莲贞，孩子已3岁，她们和林育南的秘书李平心夫妇住在愚园路全国总工会机关里。林育南原是“全总”秘书长，调来“苏准会”后，只能在夜间悄悄回去看望妻子和女儿，“赵老板”从来没有在“夫妻”共有的豪华卧室里住过。这套房子实际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秘密交谈和批阅文件的专用地点，晚上则由张一萍独自享受了。 
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赵公馆”秘密召开了，来自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的代表都是当地党和苏区的负责人。开幕时，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为了掩护，周恩来等设计了非常巧妙的伪装办法：由“赵老板”和“太太”对外宣称要为赵家“老太爷”过八十大寿，海内外赵氏子孙、亲友将前来拜寿。他们营造了一个颇有排场的“寿堂”，还特意请了一位老同志扮作“赵老太爷”，全体与会人员都统一了口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口  张文秋咬定是来“庆贺老太爷八秩寿辰”。于是，中华全国第一个最高红色政权的筹备会议，就这样在充满封建色彩的掩护下，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顺利召开了! 
这次会议开得十分圆满。可惜后来由于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立三路线”而被批判否定，原来决定的活动被取消，有关人员受株连，有的机构、组织也奉命撤销甚至解散，其中也包括了林育南、张一萍主持并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苏准会”。“赵老板”林育南与“太太”张一萍也解除了“夫妻”关系。 
不久，党内又出现了“王明路线”即第三次“左”倾错误，把一大批立场坚定的革命同志当成“异端分子”，受到无情打击。林育南等也不幸被列入其中，结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党内外联手造成的历史悲剧。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党的领导人与杰出活动家在上海龙华遭到秘密杀害，史称“龙华惨案”。 
张文秋和林育南的“夫妻”关系虽然不是真的，但她对失去了林育南这样胜过亲人的生死战友的悲痛并不亚于李莲贞等同志。更没想到，她正关在济南监狱中的丈夫刘谦初，不久也壮烈牺牲了! 
当时叫做张一萍的张文秋，在不足两个月中连续经受了失“夫”又丧夫的心灵苦痛，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和牺牲。她与德籍华人李照高组成了第三个“家”“苏准会”的工作结束后，张文秋调到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联络处。当她去董秋斯家探望女儿思齐时，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后来女作家将张文秋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送到国外发表了。著名情报专家理查德·佐尔格看了张文秋的故事，对她非常感兴趣。一天，周恩来带着张文秋来到佐尔格处说：“从今天起，张文秋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远东四局。”从此，张文秋就在佐尔格的领导下工作了。 
原来佐尔格领导的情报小组是专门搜集各地特别是国民党上层的军政动向和社会情况，整理后报给莫  影视《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斯科，作为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张文秋报到后，又奉命与一同志结为“夫妻”，“丈夫”是德籍华人吴照高，他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吴照高和张文秋在法租界租下了一处三层小楼，置办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还雇了一位老女佣，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男女主人的卧室在二楼。 
这里有严格规定：凡到共产国际机构工作的人员，都得与原来所属党组织切断联系。张文秋等中国同志，不仅不能与中共党内的组织和同志相互往来，也不准与所有亲友私下接触，连上街遇见熟人也不能打招呼，更不准暴露现在的工作地点及其活动情况。 
张文秋的工作是负责搜集和阅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报纸，将其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报道分门别类摘录出来，整理成文字资料，交给佐尔格处理，佐尔格审定之后，译为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陆续发往莫斯科。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又悄悄回到二楼，谁知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一萍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张文秋离开吴照高的第一次任务是去香港传达一项重要指示并取回一批秘密情报。由于这一指示极其机密，不能见诸文字，她反复背熟后记在脑子里，化装成贵妇人去了香港，口头传达了指示，又把情报资  江泽民与李鹏看望张文秋料制成缩微胶卷、缝在贴身衬裤里带了回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执行了几次任务，一再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由于她工作出色，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去国外学习，将她培养成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哪知此时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下了。 
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不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在上海浦东与李耀晶组成了第四个“家”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所需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作为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掌握全  陈振亚和张文秋夫妇合影面的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
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 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  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 
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婚姻家庭
1931年4月5日，张文秋的第一任丈夫年仅34岁的刘谦初被枪杀，女儿刘思齐出生时。 
1937年冬天，张文秋和彭德怀的老部下陈振亚结婚。第二年秋天，张文秋又生一女，取名少华(小名安安)，后来叫邵华。
1941年夏，年仅41岁的陈振亚被毒害致死。张文秋生下第三个女儿少林。
1949年，张文秋的长女刘思齐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
1960年，次女邵华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
主席亲家
在武昌，张文秋初识毛泽东杨开慧夫妇
1927年2月，时任中共京山县委妇女部长的张文秋奉县委委派去武汉找董必武和省委代购枪支弹药。她到武昌时，正赶上毛泽东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各省代表、武汉三镇各 界代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各位教员和来宾数十人，款款登上了主席台，走在前面的两个青年男子，一个全副武装，好不威武；一个布衣长衫，风骨清秀。
张文秋问身边的未婚夫、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刘谦初：“打头的那两位是谁呀？”
刘谦初介绍说：“那个穿军服的是邓演达先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那位穿长衫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典礼结束后，刘谦初把张文秋介绍给了毛泽东：“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文秋，是京山县委的妇女部长。” 
“好一个巾帼英雄！”毛泽东热情地和她握手，笑道：“京山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啊？”
张文秋报告说：“毛委员，我们京山成立了农民协会，给土豪劣绅戴了高帽子，还审判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很高呃！”毛泽东赞扬说：“京山的农运搞得很不错嘛！”1927夏，杨开慧和母亲孙玉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武昌。正怀着身孕的杨开慧帮助毛泽东整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不久，杨开慧在医院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取名毛岸龙。
张文秋先后几次去拜访毛泽东和杨开慧，杨开慧热情地给她沏茶，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围着她，天真地穿来跑去。临别时，毛泽东夫妇把她送到门口。
“思齐。思念齐鲁，思念父母……”
1927年4月26日，张文秋与刘谦初结为伉俪。这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撕下了国民党左派的伪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张文秋被迫转移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自新婚一别，张文秋再也未见到丈夫。从武汉向上海转移途中，听说刘谦初负了伤，张文秋心急如焚。
其实，这时的刘谦初并未负伤。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通知他前往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当他赶到九江时，因为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只好撤回武汉转赴上海。这年冬，中央又调他任山东省委书记。
1929年3月，刘谦初得知张文秋在上海的消息后，当即请示中央，请调妻子到山东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文秋和丈夫团聚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6月，刘谦初再次奉中央指示前往青岛、博山、维县、淄川等地发动罢工斗争。不久，张文秋和刘谦初双双在济南被捕入狱。
8月中旬，张文秋见到了戴着手铐脚镣的丈夫，心如刀戳，泪如雨下。刘谦初鼓励她说：“不要哭。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
张文秋擦干泪水说：“我也准备牺牲。”
“对你，敌人尚无证据。”刘谦初郑重地说：“你腹中还怀着咱俩的爱情结晶，一定要活着出去！”
张文秋默默地点点头。铁窗岁月，风刀霜剑。这年冬天，在山东省委多方营救下，张文秋作为“怀孕的嫌疑犯”获释出狱。离开监狱前，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典狱长答应让她和刘谦初见一面。
刘谦初问妻子：“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张文秋茫然地摇了摇头。刘谦初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是回  革命老人张文秋同志上海‘娘家’吧。”张文秋当然明白丈夫所指的“娘家”是什么，会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谦初，你给咱们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吧。”刘谦初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脱口而出：“不管是男是女，就叫牢生吧！”
“这算小名，你再给起个大号吧。”
刘谦初沉思片刻，说：“思齐。思念齐鲁，思念父母……”出狱后，张文秋辗转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这年冬天，她生下了女儿刘思齐。
1931年4月5日清晨，山东军阀韩复榘将刘谦初、邓恩铭、刘小甫等21位的共产党员杀害。34岁的刘谦初没有机会看上女儿一眼就离开了张文秋和刘思齐。
毛泽东对小思齐说：“你是烈士的后代，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
“西安事变”后，张文秋奉调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介绍她认识了陈振亚，由他护送她们母女到延安。
不久，张文秋到抗大学习，编入第八大队（也称女生大队），女生大队举行成立典礼时，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二十多位领导同志都出席了，毛泽东并作了演讲。张文秋凝视着演讲的毛泽东，一时感慨万千。武昌一别，已有十载。在这十年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留下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没有妈的儿子；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也被杀害了，留下了一个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刘思齐。散会时，她随着人流从毛泽东身边经过，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她：“张文秋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激动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到延安已快一年了。”
“嘿嘿嘿，你不够朋友哪！”毛泽东说话依然是那么幽默：“来延安都一年了，也不来看望老朋友？”半个月后，张文秋特地去杨家岭拜见毛泽东。这次会面，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她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还关切地询问了她个人的生活情况。张文秋在西安与陈振亚相识并结伴同行到了延安后，在抗大第三期学员支援抗大女子大队挖窑洞时，他们又相见了，并燃起了爱情的火焰。经过半年多的接触，1937年冬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了。
193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在延安党校的礼堂里，话剧《弃儿》正在上演。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坐在群众中间观看演出。演到一对革命者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剧情达到了高潮：寒风中，一个六七岁的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惨淡昏暗的街头奔跑哭喊：“妈妈，妈妈！”这孩子演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在场观看的中央领导被深深地打动了。戏演完后，毛泽东派人把小演员叫到身边来，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小女孩高兴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毛泽东回头望了望，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陈振亚：“这是你的孩子吗？”陈振亚赶紧说：“报告主席，这是张文秋和烈士刘谦初的女儿，我只是她的继父。”毛泽东表情严肃，他指着思奇叮嘱陈振亚：“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地教养她。”说到这里，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对思齐说：“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思奇向妈妈爸爸投去了征询的目光，张文秋和陈振亚朝她点了点头。于是，思齐羞羞答答地喊了一声“爸爸”。
1938年冬，张文秋生下了第二个女儿，随母姓叫张少华，后来改名叫邵华。
陈振亚的左腿由于长征途中负伤时弹片和碎骨没有取出来，经常发炎、肿痛，1939年初春，中央军委  张文秋决定让他去苏联治伤，并让张文秋一同前往，同时将思齐和少华送到苏联保育院去。不料，飞机途经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扣留。
1941年5月21日，陈振亚与几个同志结伴去迪化东郊水磨沟郊游。陈振亚在一座桥上刚刚坐下，这座年久失修的小桥就倒塌了，将这位南征北战的独腿将军砸伤在河水之中。同志们急忙把他送进迪化南关医院，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6月13日不幸在医院去世。陈振亚死后半年，张文秋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张少林。
1946年春天，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派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看望了新疆归来的全体同志。他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深情地说：“你回来了，不容易啊！思齐呢？怎么没见到她？”张文秋便把站在身后的刘思齐拉到主席跟前，要她向主席问好。
毛泽东拉着刘思齐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刘思齐点点头，说：“我记得。妈妈常提起您呢！”两天后，毛泽东派人把刘思齐接到家里去玩。当时，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不久。在主席的窑洞里，毛岸英和刘思齐相识了。
这年秋天，毛岸英和刘思齐在西柏坡重逢。毛岸英长成了一个粗犷英俊的棒小伙，刘思齐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久别重逢，谈不完的离情别绪，说不完的知心话。他们相爱了。
毛岸英牺牲的噩耗传来，两位老人承受着老年丧子丧婿的巨大悲痛
在西柏坡时，毛泽东派人把张文秋接到他的住所。见面后，毛泽东问起了张文秋的家世和家庭情况，张文秋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事上来，他说：“听岸英讲，他和你的大女儿思齐很要好。他说，他很爱思齐，他们要求订婚，我很同意，现在就看你对这个女婿满不满意。”
张文秋回答说：“他们通了很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订婚，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担心思齐年轻幼稚，配不上岸英。”毛泽东说：“我看思齐比较懂事，她年纪虽轻，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儿，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欢她。”张文秋应道：“将来思齐和岸英能结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儿媳妇，经常在主席身边受教育，会非常幸福的。”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建设者站到了志愿军的队伍里，毛岸英也果断地向组织打了报告，并得到了父亲的批准。临行前的那天晚上，他去协和医院看望结婚只有8个月因病做了手术的爱妻刘思齐。从医院出来，已是晚上11点。毛岸英又骑车来到岳母家辞行：“妈妈，我来告辞，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张文秋关切地问：“去哪里呀？”
“爸爸派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保密咧。”毛岸英担心岳母和爱妻挂念，所以这么说。张文秋有些不放心地说：“希望你保重，早些回来。”毛岸英说：“我就是不放心弟弟，他的身体不好，以往都是我照顾的。我这一走，就只好托付给您了。我俩是供给制，每月才四块钱。您是薪金制，您给点钱，让他买衣服吧。”
“你放心，我养活得了他。”
“我这就放心了。”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毛岸英走了几个月，一封信也没有来。不久，张文秋去协和医院看病时，正好遇到一位刚从朝鲜归来的将军。将军把张文秋悄悄拉到一边，半天才偷偷告诉她：“你那个女婿在朝鲜牺牲了，彭总让保密。”张文秋听后默默地哭了。回到家依然装出高兴的样子，让泪水往心里流。在毛岸英牺牲后的那段时间，张文秋几次去怀仁堂听毛泽东的报告，留心观察他的表情，但什么也看不出。其实毛泽东早已知道毛岸英牺牲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一直瞒着儿媳刘思齐，以便让她安心学习。他格外疼爱刘思齐，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每次通信都称她为“我的大女儿”。
毛泽东握着张文秋的手说：“我们是亲上加亲，双重亲家！”
邵华是在监狱和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的，在战争中一直没有机会上学。新中国刚成立，张文秋特别忙，顾不上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那时，邵华常随姐姐刘思齐和姐夫毛岸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国务缠身，工作很忙，但很关心儿子和儿媳的学习，每次见面都询问得很详细。这引起了小邵华对学习的强烈愿望。一次，邵华突然对毛泽东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泽东转过身来，看着十多岁的邵华，认真地说：“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帮你办。”
邵华问：“真的吗？”
“孩子，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很快会办好的。” 
“谢谢您，毛伯伯！”邵华高兴地笑了。
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交给邵华一封介绍信，她就这样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毛岸英赴朝作战  张文秋后，毛岸青来张家更勤了。他在音乐上很有天赋，每次来张家总要弹上几支曲子，有时兴致好，还会给大家唱一曲俄文版的《喀秋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张文秋努力履行着她对毛岸英的承诺。每次毛岸青来张家，她都要准备足够丰盛的饭菜招待他。毛岸青生活自理能力差，她就让他每星期把脏衣服、被单、枕套拿来，该洗的洗，该缝的缝，周一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拿回去。临走时，张文秋会问毛岸青缺不缺钱花。因为毛岸青回国不久，有些国外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完全改掉，开支难免会大些。对张文秋，他就像对自己的亲妈妈一样，从不见外，需要钱，他会大大方方地开口。张文秋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毛岸青在生活上舒服一些。家里的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三个女儿的衣服几乎没有新的，但毛岸青的零花钱却从没断过。
毛岸英牺牲的噩耗传来，毛岸青一下子被击倒了。他们兄弟俩从小和妈妈一起坐牢，一起在上海街头流浪，一起赴苏，又一起回国，因此他们的手足之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人向毛泽东建议，把毛岸青送到苏联去治病，毕竟那里的医疗条件要好些。毛泽东同意了。当时，刘思齐正在苏联留学。她去疗养院看望毛岸青时，毛岸青要求她向父亲转达他想回国的愿望。回国后，毛岸青就被安排在大连治病疗养。
在大连疗养的毛岸青，给邵华的来信越来越频繁。渐渐地，字里行间多了一些温情。起初，邵华还以为是自己的敏感。直到有一天，那些爱慕的字明明白白地印在暗色的信笺上，邵华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大连气候宜人，风光旖旎。毛岸青和邵华的爱情之花，也在悄悄绽放。
作为父亲，毛泽东为了小儿子的终身大事又一次征询张文秋的意见。
张文秋说：“只要孩子们幸福，我没意见。”毛泽东握着张文秋的手，笑着说：“你同意就太好了。从前，我们是老亲家。现在，我们是新亲家。老亲家加新亲家，我们是亲上加亲，双重亲家！”
养生之道
老人的身体很健康，除了耳朵有点背外，没什么大毛病。她吃的是一般的家常饭，不爱吃什么补品，但很注意睡眠，睡眠质量很高，每天要午睡两个小时，晚9时喝点酸奶然后就寝，生活很规律。解放前她为革命两度入狱，坐牢8年，老虎凳、竹签、辣椒水都没能使她屈服。在新疆坐监时，腿被打坏了，现在坐轮椅。 
老人家有不少养生之道，比如她的养生秘诀：“夜阑人静万虑抛，谨守丹田封七窍。精神运转搭天桥，身轻如燕通云霄。”她的头脑清楚得很，日常的主要娱乐项目竟然是下象棋，而且胜多负少！老人家的记忆力也让人佩服，她现在不完整地唱出《木兰词》 、 《天仙配》等老歌。 
老人家衣服非常整洁，而且色彩鲜亮，每天都要对着镜子描眉呀什么的。 
从中组部离休后，张文秋仍笔耕不辍。她撰写的长篇回忆录《踏遍青山》已出版。
相关作品
影视：《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
人物评述
邵华将军痛悼母亲张文秋
2002年7月11日晚9时，毛泽东主席的亲家、革命家张文秋老人因病离开人世。近日，笔者作为邵华将军的朋友，前去悼念。将军含泪回忆了张文秋老人平凡的生活片段，为了纪念这位有传奇经历的老人，邵华特整理下文：
我的妈妈张文秋今年100岁，在一个世纪的漫漫征程中，妈妈历经坎坷，她的两位丈夫、两个兄弟和一个女婿都为中国革命献身，妈妈传奇式的一生，以及与开国领袖毛主席双重亲家的特殊身份，国人尽知。但在我的眼里，妈妈只是一位平凡的母亲。 
繁忙的母亲从我识事起，很少看见妈妈有空闲的时候，白天她在办公室忙于工作，晚上回来总是在灯下加班到很晚很晚。妈妈教诲我们三姐妹的一句口头禅是：“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作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三姐妹在妈妈的教育和影响下，从参加工作时起，个个都很认真，尽职尽责。妈妈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她办事细致。年轻时，妈妈受周恩来的派遣，做过国际情报工作，从那时起，她就养成了收集资料的习惯。记得我刚上初中时，学校组织我们观看动画片《七朵红花》 ，老师布置写一篇观后感。由于是第一次看动画片，我确实被其中的情节所打动，并将真实情感写了出来，老师对这篇作文厚爱有加，先是在班里讲评，继而在年级交流，后来上了学校的墙报。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可前不久，我在整理妈妈的资料时，竟然发现了老师对那篇作文写的评语，原来它一直被妈妈收藏着。90年代初，妈妈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中还收集了她儿时的照片。这些年，妈妈由于年事已高，视力不好，但她仍然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坚持看书读报，碰到好的文章，总是拿剪刀剪下来再贴到剪贴本上，年轻的工作人员劝妈妈不要费事，妈妈笑着说：“留着，没准儿哪一天就用上了！”在妈妈的“博物馆”里，我找到了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乐观向上另一点是妈妈乐观向上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在妈妈的一生中，曾两次入狱，在敌人的牢房里度过了  十个春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妈妈孤身一人，把我们三姐妹抚养成才。从小一直跟着妈妈长大的妹妹的女儿李杰，有一次好奇地问姥姥：“您坐在牢里有什么感想？”妈妈用手指着天：“你看那乌云再厚，总也遮挡不住太阳。我们坐在牢里面，想着总有一天会出来的！”妈妈这种乐观向上的性格一直沿袭到晚年。离休后，她一直与我和岸青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了开朗健谈的妈妈，变得更充实。近年来，我业余时间开始搞摄影，妈妈看我挎着相机，也要仿效，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发烧友”。现在，她手不离照相机，遇到什么有意思的就照下来，就是在医院里住院也不闲着，她在病房里拿着相机照电视里的画面，只要看到好的节目，她就按动快门，当然她的相机里十之八九都没上胶卷。妈妈第一次端起相机是一次外出，保姆为其安装了胶卷，心急的妈妈在车内就将一卷胶卷照完了，结果洗出来一片空白。后来，我就让保姆为她装好胶卷不开镜头盖，这样一来，妈妈怎么按相机就是不动。有时候我去看演出也带上妈妈，她坐在轮椅上，对着舞台不停地按动快门，结果冲洗出来的照片一半是舞台上方，一半是舞台下沿，当保姆将她拍的照片与我拍的照片做对比时，妈妈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肯定是相机不好，保姆对她说：“二姨的相机好。” 
妈妈再见到我时果真开口要我的相机，弄得我哭笑不得。 去年12月1日是妈妈的生日，在此之前，她就找我要一台一次成像的相机，妈妈说：“我过生日，你得给我买一件纪念品。”其实，她心里想着，当场照当场出片子，你们总糊弄不了我。妈妈生日那天，我精心为她打扮了一番，真的借了一台一次成像相机，并托人买了两盒胶卷。这一天，来祝寿的人比较多，大家争着和妈妈合影，结果一次成像相机派上了用场，妈妈好开心，好高兴。等客人离去后，清理照片，只留下我和妈妈合影的一张，余者都被人拿走了。一次成像相机没有底片，妈妈嚷着要照片，谁也没办法。到后来，她自己也只好发出无奈的笑声。
这就是我的妈妈，三言两语说不尽的妈妈！